全球帝国史
Author: 约翰·达尔文
Date: 2015-04-30T16:00:00+00:00
Publisher: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帝国史 ： 帖木儿之后帝国的兴与衰 ： 1400 ~

2000 / （英）达尔文（Darwin,J.）著； 陆伟芳， 高芳英

译．— 郑州 ： 大象出版社， 2015. 4

ISBN978-7-5347-7582-6

Ⅰ． ①全… Ⅱ．①达… ②陆… ③高… Ⅲ． ①世界史

—研究—1400~2000 Ⅳ. ①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2114号

Copyright John Darwin，2007

First published by Allen Lane，the Penguin Press，2007

Copyright licensed by Penguin Group (UK)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5 by Elephant Press,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豫著许可备字-2015-A-00000229

此中文简体字版由Penguin Group(UK)授权大象出版社出版，未经大象出版社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内容。

全球帝国史——帖木儿之后帝国的兴与衰（1400—2000）

［英］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 著

陆伟芳 高芳英 译

出  版  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刘东蓬

责任校对 婧 路 杨 华

书籍设计 张 帆

出版发行 （郑州市开元路16号邮政编码450044）

发行科0371-63863551总编室0371-65597936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1092mm1/16

印  张 28.75

字  数 438千字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12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351

全球帝国史—帖木儿之后帝国的兴与衰

1.定位

2.欧亚大陆与大发现时代

3.现代早期均势

4.欧亚大陆革命

5.与时间赛跑

6.帝国的界限

7.世界危机之路（1914—1942）

8.被否定的帝国

9.帖木儿的阴影

阅读材料

索引

译后记

前言

1405年帖木儿（Tamerlane）之死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帖木儿是阿提拉（Attila）和成吉思汗（Genghis Khan）式的一系列“世界征服者”中的最后一位，他艰苦卓绝地把整个欧亚大陆——“世界岛”——置于一个大帝国的统治下。在他死后半个世纪内，欧亚大陆西端以葡萄牙为先锋的海洋国家，开始探索通向海洋帝国必经之路的海上新航路。这就是接下来要发生的故事。

在我们仔细考察前，这似乎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帝国之路的开辟和经济上的杰出成就，使西方崛起为全球的主宰，这是最基本的历史知识之一。它有助于形成我们的历史观。在许多标准的评论里，这似乎是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康庄大道，而其他的选择都是羊肠小道或死胡同。当欧洲的帝国解体，为新的后殖民国家所取代，欧洲自己又成为“西方”的一部分——美国领导下的世界范围的同盟。本书的目标在于展示从帖木儿时代到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比传奇故事中竞争更为激烈、混乱和贻误时机的时代——尽管这是一个很难表述清楚的观点。但我们在这么做的时候，把欧洲放到了更为广阔的背景中，即欧亚大陆其他部分的帝国、国家和文化建构工程里。只有这样，才能适当地把握欧洲扩张的进程、性质、规模和限度，使我们当代世界的一团乱麻的渊源变得清晰一些。

如果没有过去20年里的大量新著，本书的写作是不可能的。这些著作既有“全球”史，也有中东史、印度史、东南亚史、中国史和日本史。当然，并不是最近历史学家们才坚持全球史观：这个传统可追溯到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大多数历史著述中隐藏着对世界其他地方发生之事的一系列猜想。然而，系统地考察世界不同地方之间的联结则是相对新近的事。弗雷德里克·特加特（Frederick Teggart）在他的《罗马与中国》（Rome and China,Berkeley，1939）中说道，“只有充分认识到所有人民都有其历史，认识到这些历史是在同一个世界同时发生的，认识到比较它们是知识的起点”，“对过去的研究才是卓有成效的”。Frederick Teggart，Rome and China (Berkeley，1939)，p.245.麦克尼尔（W. H. McNeill）在《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Chicago，1964）中以顽强的精神迎接了这种挑战，其书名精明地隐含着他对研究范围的理解。不过，近年来，全球的和非西方史的资料大幅增长，其重要原因来自-全球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但是，大迁徙和移民（创造了一个流动的、-反民族-历史传统）的影响，曾经把“历史”当作统治者私有财产的许多王朝的解放（中国就是个绝好的例子）也许同样重要。读者阅读更为自由的新观点和重新诠释历史的著作的渴望，推动了历史著述的大量出版。这一切似乎对只能用欧洲扩张故事的途径进入历史研究开启了新的远景。考察欧洲进入现代世界的轨道与欧亚大陆其他地方的社会文化变迁有许多共同特点，如何理解欧洲得以主宰世界，我们这一代比上一代人更容易、更有资格。

我对其他历史学家的著作的感激之情在每章末尾的注释（已改为脚注——译者注）中一目了然。在我作为具有无穷的历史想象力的已故杰克·加拉格尔（Jack Gallagher）的学生时，他的引人入胜的著作，第一次把世界作为联结的整体进行介绍。我从牛津的同事——朱迪思·布朗（Judith Brown）、戴维·沃什布鲁克（David Washbrook）、格奥尔格·多伊奇（Georg Deutsch）和彼得·卡雷（Peter Carey）那里，学到了大量的帝国史和全球史知识，我也得益于校园内外的许多其他同事的专业知识，铭记着他们充满智慧的言辞。关于经济问题的理解则通过与全球经济史网络（Global Economic History Network）的联系而不断完善，该网络由帕特里克·奥布莱恩（Patrick O’Brien）创立，成为讨论世界不同部分经济变迁多样化途径的平台。本书中的有些思想受到詹姆斯·别利奇（James Belich）和菲立浦·巴克纳（Phillip Buckner）的“旅行研讨会”中某些观点的激励。教授这么多天才学生的刺激是必不可少的，我的历史学教育通过在过去20多年里对博士生的指导而得到极大的扩展。我特别感谢那些评论本书初稿的朋友和同事：理查德·邦尼（Richard Bonney）、伊恩·菲米斯特（Ian Phimister）、罗伯特·霍兰（Robert Holland）、马丁·恰德尔（Martin Ceadel）和安德鲁·赫里尔（Andrew Hurrell）。本书的错误和疏忽遗漏由我负责。

我用科林斯·巴塞罗缪（Collins Bartholomew）出版的“地理信息系统”项目作为我书中地图的基础。没有博德莱安（Bodleian）地图系的奈杰尔·詹姆斯（Nigel James）的指导、劝告和不厌其烦的帮助，这是不可能完成的，我愉快地对他的帮助表示感谢。

没有企鹅出版社的西蒙·温德尔（Simon Winder）的关注和鼓励，本书的写作任务会难得多。面对西蒙的热心，没有作者会让他的努力付诸东流：我对他的关怀以及他在某些关键时刻的精明与适时的劝告极为感谢。

最后，我之所以能在许多杂务中长期坚持写作，主要是因为牛津大学图书馆异常丰富的资料，以及纳菲尔德学院（Nuffield College）给研究人员随时随地提供的无可比拟的研究和写作设施。

人名与地名注释

写一本覆盖面广、时间跨度大的书，必然涉及某些相关人名、地名在语言上的尴尬。不仅名字改变，而且这种改变往往反映了看法、地位以及统治的变化。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改变城市、城镇和街道——甚至国家的名字——作为象征旧秩序（通常是殖民地的）的结束和一种本土文化身份的确认。

我的做法是使用最可能为西方和英语读者熟悉的名字，同时适当注意其他的版本。有时，这意味着使用对特定地方有着特殊的当代意义的名称。由此，我使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而非“伊斯坦布尔”（Istanbul）来表示奥斯曼（Ottoman）帝国的首都。这是该市在1453年被土耳其征服后西方长期的标准用法。我保留它表明其作为帝国首都的角色（与现代伊斯坦布尔相当不同），也表明其作为一个有朝一日“被解放”的被占基督教城市的地位（在许多欧洲人的眼中）。这种信念一直持续到1923年的《洛桑条约》（Treaty of Lausanne）为止。

有三个问题值得特别注意。第一，伊斯兰名字的拉丁化总是有点主观臆断——也许这样是不可避免的。当欧洲人试图翻译伊斯兰名字的读音时，好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拼写出了无穷无尽的多样性，在今天看来有些似乎是奇异的。使事情更复杂的是，有些变化反映了在欧亚中部三个主要伊斯兰语言——阿拉伯、波斯和土耳其口语间的差异。最为熟识的伊斯兰名字如Mahomet、Mehmet、Mohamed和Muhammad。Feisal会拼成Faisal或Faysal。我希望我使用了熟悉的容易理解的拼法，而不是那些学术上更“准确”的拼法。

第二，关于伊朗的例子。直到1935年，伊朗被正式称为波斯，这在西方是普遍为人所知的国名。然而，“伊朗”在该地区和区域更为常用，为了简化，在本书覆盖范围内，我选择了使用它作为这个地域单元及其人民的标准术语。但重要的应该记住，“波斯”（一个从波斯语Farsi来的词）是占支配地位的语言和文化，也是描述同一片土地上种族划分中占支配地位的最大的同种同文化的民族。

第三，关于中国。现在广泛使用的拼音体系是用罗马字母给中文注音。然而，本书关于中国人名和地名的大多数参考书，我依照旧WadeGiles体系，保留了最可能为西方读者熟悉的形式。最显明的例子如下：

清朝用Ch’ing而不用Qing；

北京用Peking而不用Beijing；

南京用Nanking而不用Nanjing；

广州用Canton而不用Guangzhou；

江南用Kianggan而不用Jiangnan；

新疆用Sinkiang而不用Xinjiang；

乾隆用Ch’ien-lung而不用Qianlong；

国民党用Kuomintang而不用Guomindang；

蒋介石用Chiang Kai-shek而不用Jiang Jieshi；

毛泽东用Mao Tse-tung而不用Mao Zedong；

周恩来用Chou En-lai而不用Zhou Enlai。

1.定位

贴木儿之后

1401年，大马士革（Damascus）受到了强大的帖木儿的围攻。伊本·哈尔敦（Ibn Khaldun，1332—1406）是生活在大马士革的伟大的伊斯兰历史学家，他急于想见到贴木儿这个在当时最负盛名的征服者，于是他乘坐在一个篮子里，叫人把他从城墙上缒出城外，之后他在营帐里见到帖木儿并且与这个统治者进行一系列的谈话。（在他的自传里）哈尔敦把帖木儿描述为“是最威严的伟大国王之一……致力于争辩他所知道的与不知道的东西”[1]。伊本·哈尔敦可能从帖木儿身上看到了岌岌可危的阿拉伯—穆斯林文明的救星。不过，4年后，在计划中的征服中国的路途中，帖木儿去世了。

帖木儿（有时写作Timur或Timurlenk，“跛子帖木儿”——从此成了他在欧洲的名字）是一个传奇式的非凡人物。大约14世纪30年代，他出生于突厥-蒙古（Turkic-Mongol）部落联盟察合台（Chagatai）汗国的小氏族家庭。1127年成吉思汗去世后，蒙古帝国分裂成四大汗国，察合台汗国即是之一。到1370年，帖木儿成为察合台汗国的主人。在1380—1390年期间，他着手征服伊朗、美索不达米亚（现伊拉克）、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1390年，他入侵俄罗斯，几年后他再度进犯，摧毁了现代俄罗斯南部的蒙古金帐汗国（Golden Horde）的首都。1398年，他率大军劫掠北印度，降服穆斯林统治者，摧毁德里（Delhi）。然后，在1400年，他折返中东去占领阿勒颇（Aleppo）和大马士革（伊本·哈尔敦逃脱了大屠杀），1402年在安卡拉战役中打败和抓获了奥斯曼苏丹巴亚泽特（Bayazet）。此后，他才转向东方，进行其最后的侵略战役。

尽管有着嗜血暴君以及掠夺性征服的无可置疑的野蛮人的名声，但是，在欧亚大陆历史上，帖木儿只是一个过渡性人物。[2]他的征服，是成吉思汗父子打造大蒙古帝国征服的一种回声，该帝国从现代伊朗一直伸展到中国，北至莫斯科。沿着欧亚大陆中部巨大的杂草丛生的大草原走廊，它鼓励了其间人员、贸易和思想的非凡流动，在一个经济普遍扩张时代，蒙古统治也许充当了商业和知识变迁的催化剂。[3]参见网址：http://www.silkroadfoundation.org/newsletter/volumeone numberone/mongols.html。蒙古人甚至允许西欧特使的访问，他盼望着建立一个反穆斯林联盟，赢得基督教徒皈依。但是，到14世纪初，维持一个大帝国联盟的努力几乎失败了。伊朗、金帐汗国和察合台汗国“可汗”（Ilkhanate）统治者之间的毁灭性战争，及中国元朝的灭亡（到1368年），标志着统治欧亚大陆帝国的蒙古人试验的终结。

帖木儿的征服从某方面来说是努力恢复这个失去的帝国。但他的方法不同。他的大多数战争似乎主要旨在摧毁任何对手，控制巨大的欧亚大陆商路，他的帝国建立在这个利润的基础上。而且，他的权力围绕掌握“熟地”多于控制大草原：他的军队不仅由骑马的弓兵（典型的蒙古惯例）组成，而且有步兵、炮兵、重骑兵甚至大象兵团。他的统治制度是一种专制主义，其部落追随者的忠诚与城乡臣民的忠诚相制衡。帖木儿也宣称是“上帝的影子”（他的许多称号之一），对伊斯兰信仰的背叛者和不信奉者进行复仇。帖木儿进入他挑选的帝国首都、靠近其出生地的撒马尔罕（Samarkand），他倾倒出征服战利品，来装饰宣扬其帝国辉煌的纪念建筑物。“帖木儿模式”对横跨整个欧亚大陆中部的帝国思想有持久的影响。

尽管他的凶猛、他的军事天才和精明使部落政治适应其帝国目标，但是，帖木儿的体制在他死后便瓦解了。犹如他自己可能直觉地感受到的，不再可能从大草原来统治熟地，不再可能在蒙古军事力量的旧根基上建立一个欧亚大陆帝国。奥斯曼帝国、在埃及（Egypt）和叙利亚（Syria）的马穆鲁克（Mamluk）国家、北印度的穆斯林苏丹，以及最重要的中国，都太富于弹性，不能被他的雷霆之军所扫除。确实，在以下几个方面，帖木儿之死标志着全球史中的一个长时段的终结。第一，他的帝国是挑战欧亚大陆在远西（Far West）、欧亚中部和儒家的（Confucian）东亚国家之间分割的最后一次真正尝试。第二，他的政治试验及其最终失败，揭示权力开始从游牧帝国向定居国家的决定性转变。第三，帖木儿对欧亚大陆中部的附带破坏，以及部落社会继续对那儿施加不相称的影响，有助于（但愿逐渐地）旧大陆（Old World）牺牲中心地区向远西和远东（Far East）的倾斜。最后，他的死亡与他争取控制的东西方通道、现存的远距离贸易模式转变的第一个迹象相吻合。在他去世后几十年内，从撒马尔罕统治一个世界帝国成了天方夜谭。海上大发现改变了帝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学，为全球提供从海洋进入世界各地的新途径。新的世界秩序变得清晰可见需要三个世纪的时间。但帖木儿之后，没有新的世界征服者崛起主宰欧亚大陆，帖木儿的欧亚大陆不再包含几乎所有已知世界。

全球史

在本书中，我们在辽阔的历史场景中探究三个议题：第一是全球“联结”增长到了我们称之为“全球化”的强化形式。第二是欧洲力量（后来是“西方”）和帝国途径在这个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第三是欧亚大陆许多其他国家和文化面对欧洲扩张表现出的韧性。每一个因素都在塑造世界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20世纪，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半统一的经济政治体系，一个共同活动场所，没有哪个国家、社会、经济或文化能完全超然物外。

不管主题怎么详尽或论题怎么模糊，人们书写历史来帮助解释我们现在的状况。当然，历史学家常常各说各的理，一个原因是对历史的终端产品——“现在”本质的不同看法。使事情更难的是，我们持续不断地改变我们对现在的看法，随着事情的展开“更新”我们的看法——我们以此来修正我们过去探讨过的问题。不过，至少目前人们已经广泛认识到，在许多重要方面，我们生活在一个与一代人以前相比——1980年前的世界完全不同的时代。直白地说，我们用总揽一切的术语总结最有影响的特点：“全球化”。全球化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听起来它像一种进程，但是我们常常用它来描述一种状态——经过一段变化后的终点站。所有的迹象表明，至少在经济关系方面，世界（在不同区域和大陆的财富和生产活动的分布）的变化速度很可能加快。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能用可辨别的形式描述“全球化世界”（现在全球化已经达到的阶段）的一般特征。无法意料的“现在”制造历史就是本书试图解释的东西。

现将这些特征简要总结如下：

1.单一全球市场的出现——不是为全部产品而是为最畅销的产品服务，也为提供资本、信贷和金融服务；

2.国家间日益增强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它们在地理上可能非常遥远，但其利益（甚至非常小的国家的情况）变得全球化而非区域化；

3.通过具有全球性组织的媒体深入渗透到大多数文化，它们的商业和文化信息（尤其是通过“品牌”语言）几乎密不可分；

4.移民和大迁徙（被迫的或自由的）的巨大规模，创造着关系网与联结，它们挑战了19世纪的欧洲海外移民或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影响；

5.从“两极时代”（1945—1989）废墟中产生的单一“超级大国”，与所有其他国家关系上，其经济和军事力量在世界现代史上无出其右者；

6.中国和印度戏剧性地重现为制造业大国。巨大增长的世界产出和世界经济均势的转移，它们庞大人口（分别为13亿和10亿）的经济动员被比作19世纪巨大新土地的开辟。

这份单子会引出一串问题。在一个全球化了的世界里，一个国家为什么能获得如此卓尔不凡的权力？中印的经济复兴为什么是如此新近的事？为什么直到最近，西方国家（现在包括日本）在技术技艺和生活水平方面享有长期的领导地位？为什么西方化文化的产品（科学、医疗、文学、艺术）仍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享有崇高声誉？为什么国际上的国家体制及其法律和规范反映了欧洲政治统治的概念和实践？为什么领土形式是欧洲模式？20世纪晚期的全球化世界并不是全球自由市场的可预料结果，我们也不能从5个世纪前的世界状态推导出来。它是长期的、混乱的、接连不断暴力史的产品，是财富的突然逆转和意外失败的产品。其根源追溯到（广为相信的）“大发现时代”——确实，追溯到帖木儿之死。

当然，世界历史的进程有着数不清和解释与争论不清的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全球化的历史（和史前史）总是具有争议性的。既然全球化的大多数特征似乎与欧洲（后来是西方）优势的增长密切相关，那么它几乎不可能是别的。战斗阵线早就划定了。想象全球化世界的第一批人当中，包括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英国自由贸易者，他们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身上得到灵感。他们辩论道，全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会使战争变得不可能。如果每个国家都依赖外国的供应商和顾客，那么相互依赖的网络将会牢不可破。在冲突环境中兴旺发达的战士贵族变得过时。通过商人的商业传播，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政府思想会变成全世界的思想。这种开明的利己主义使得全世界得益的乐观评论，受到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针砭。马克思坚持，或迟或早（他指望它是早些）工业资本主义会用商品淹没其市场。通过降低成本、把工资降到生存成本以下，它会挣扎一段时间。但是，当工人反抗——他们必须反抗——资本主义会内部崩溃，无产阶级起而统治。在斗争中，欧洲外的世界追赶上来。在他们对市场的渴望中，欧洲资本家注定要入侵亚洲（马克思的例子是印度），摧毁其前现代经济。印度织工为了兰开夏的利润只能破产，印度的村庄体系和社会秩序“与其说通过英国收税人的……战士的残酷干预而消失，不如说通过英国蒸汽机和英国的自由贸易而消失”。[4]这种摧毁工作的可取之处是其并非计划中的后果。它会给亚洲带来社会革命，没有这个革命（马克思如此暗示），世界其他地方不会达到其社会主义命运。

马克思认为，一个全球经济会从欧洲的需求中成长起来。列宁（Lenin）认为，资本主义依赖于经济帝国主义，并预料其在全球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中垮台。[5]马克思和列宁的说法，半是历史半是预言，似乎是世界历史的钥匙。从20世纪20年代起，它发挥了巨大的思想影响。它把欧洲经济扩张视为统治其余世界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但是，它没有创立起一个英国自由贸易者承诺的资产阶级乌托邦，反而分化了世界。以欧洲（及其美洲后裔）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工业地带越来越富裕，但是地球其余地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等依附地带却越来越贫困。资本家的财富和欧洲帝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强制实行不平等贸易。在非西方世界已经使用了“自由”贸易来摧毁老手工业，阻挡了工业增长，锁定当地经济来生产廉价原材料。确实，因为那些原材料比他们要支付的（争论这么继续说）工业商品廉价得多，所以除非用暴力摧毁“世界体系”这个源头，否则依附地带的贫穷和依赖只会变得更糟。[6]

对于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来说，这种全球化（尽管没有使用这个术语）的动机和意义的悲观主义观点，有时与对革命结果的惊人信念一起，超过了乐观主义者宣称的“现代化”（也就是说，西方社会结构的复制）为完全全球化经济的结果的命题。两种态度一致假设欧洲（或西方）是历史变迁的唯一真正源泉。双方都使用了德国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惊人洞察力（甚至更惊人的勤勉）。韦伯着迷于欧洲走过的不同于印度与中国的道路。马克思强调用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取代欧洲封建社会的社会革命，而韦伯则探索使欧洲“与众不同”的制度和信仰模式。资本主义在欧亚大陆的其他部分发展起来，但只有欧洲实现了向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世界支配地位。韦伯解释的中心思想是，现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是需要一个实干家的理性心态。中国儒家（理性的但不活跃的）、伊斯兰教（活跃的但非理性的）和印度教（不活跃且非理性的）全都阻挡关键的联结。“亚洲非知识阶级的神秘的笃信迷信，没有通向一条理性的有条理的生命道路。”[7]但欧洲新教主义已经创造了（偶然的）产生突破的重要心理（以及制度陷阱）。

韦伯之坚持欧洲特殊性的原因，必须从鲜明的社会文化根据来解释。从20世纪20年代及以后，他的著作一经广为流传（及翻译），就激发了大量的著述。它对那些拒绝粗糙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有特别的吸引力，马克思主义认为欧洲的财富和成功有赖于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抢劫和掠夺。它鼓励探索那些使欧洲平衡木倒向生产投资和持续技术变迁的关键要素。它似乎证实这个信念（比韦伯古老得多），即欧洲社会有独一无二的活力，其他伟大文化无论多么宏大，都缺乏物质进步的重要因素。确实，在这个中心议题上，韦伯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体系”的拥护者们想当然的观点并没有真正的差异。不论好歹，糟糕的动机或没有动机，欧洲激活了一个静止不动的世界。

非常容易明白，为什么近几年来欧洲中心论的世界现代史受到了攻击。1945年以后，欧洲殖民帝国迅速崩溃，大量新民族国家产生了。每一个国家都需要置自身的进步于历史中心的历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英雄，他们面对欧洲文化自负进行他们的民族斗争。新的“民族主义”历史把欧洲的统治（或影响）描述成不公正和压抑的。欧洲的干涉不是把进步带到世界上停滞不前的地区，而是阻挡了当地已经在进行中的社会文化的进步。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亚”历史挖掘出许多前殖民地社会的结构，它揭示了强烈抵抗外来者控制的复杂的农民社区，他们的生活被施加殖民“秩序”的企图所打断，这种企图不是残酷的也是笨拙的。[8]“非殖民化史”鼓励了许多不同的社会、种族、宗教或文化团体从阴影中显露出来。在老的殖民记述中，欧洲人卓然而立，反对当地黑暗势力，现在看起来像卡通片：一幅多变现实的未完的粗略草图。非殖民化史描写和记录殖民地人民——教师、作家、商人、农民、移民和少数民族——的雄心壮志和计划。曾被自视为唯一“有活力”的欧洲人认作是“死气沉沉的世界”，现在被视为生机勃勃的世界。而且，（在这种新视野中）远非欧洲人施加自信的统治，而是忙于自己事务的当地人常常智胜和利用欧洲人，或只是漠视欧洲人。

这并不是历史学家的第一次争论，甚至殖民化的人民也有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自治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年轻的荷兰历史学家J.C.范里乐（J.C.van Leur，1908—1942）谴责了以欧洲人的目光（“从船的甲板上、堡垒的土墙、贸易据点的高高的回廊”）来描述印度尼西亚历史的著作，好像没有一个欧洲人的存在或他的煽动，那儿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似的。[9]范里乐在战争中被杀，他的思想只是在20世纪50年代才传到国际读者中。但他的著作对抨击欧洲中心论世界史的历史加上了一个关键的新尺度。它放弃了16世纪从海洋来的欧洲人改变了亚洲商业经济的看法。相反，亚洲人是巨大的海洋商业活动的先驱，连接了中国、日本、东南亚、印度、波斯湾、红海和东非，欧洲人是后来者。远非等待欧洲商人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an）的触摸，一个“全球”经济早已存在了。[10]如果全球经济的会合是世界现代史的支配议题，那么亚洲人起的作用（及其他非欧洲人）不容忽视。确实，“全球化”——在其更广泛的意义上——不能再被视为只是欧洲人的方案。

在最近20年里，范里乐原创的真知灼见更是得到了大大的拓展。全球流动的规模、大迁徙的增长、边疆的容易渗透的性质、大多数国家的有限力量、工业力量的新分布（尤其在亚洲），急剧地改变了我们的历史感和领悟力。至少目前来说，民族和国家历史著述，似乎不如追溯我们世界流动的渊源重要，包括商品与思想的狂热交流、其混合文化和易变的身份的追溯。作为回应，一种新全球史已经成长起来，其研究单元是区域或海洋、远程贸易、商人网络、漂泊学者的足迹、在文化与大陆间的迷信与信仰的传播。从这个层面看，旧世界历史的中心假设——欧亚间的强烈差异似乎不那么突出。取而代之，就在（老的著作中）欧洲与亚洲分流具有决定性的时候，一个商业和文化的“联结”链连接了现代早期欧亚大陆的大部分。世界帝国的观念、一种新“文化之旅”、千年的谣言和梦想，在西班牙（Spain）和孟加拉湾（Bay of Bengal）间的大片土地上流传。[11]较之一个横跨欧亚大陆贸易通道的位置，或在一个远程旅行者无需再穿越森林、丛林或沼泽的干旱地带的位置，在亚洲或欧洲的地理位置对文化变迁开始看起来不那么重要了。[12]

一个类似的重点变迁可以在写作新“物质进步全球史”的历史学家的著作中看到。像范里乐认为以下肤浅的结论是歪曲事实：1498年达·伽马（Vasco da Gama）到达印度，欧洲激醒了一个似睡非睡的亚洲。稠密的贸易网早就联结了东非沿海和南中国海的港口和生产者。亚洲商人并不是欧洲接管的被动牺牲品。不管亚洲政府有什么缺陷，他们不只是欧洲传说中的掠夺成性的暴君，用严厉的税收和任意没收来摧毁贸易和农业。在亚洲不同地区存在市场经济，那儿的劳动分工、专门贸易和城市发展（如亚当·斯密描述过的增长特征）与欧洲发现的那些非常类似。尤其在中国，商业交换的规模、信贷的精细、技术的运用、生产额（特别是纺织业）揭示了其前工业经济至少与当代欧洲的一样有生机。确实，1800年前真正引人注目的并不是欧亚间鲜明的经济对照，而是正相反，一个“惊人相似的”欧亚大陆世界——包括欧洲地区和亚洲地区——至少在理论上能大跃进到工业时代。[13]

同时，欧洲想当然的世界史中心论，受到来自不同地方的抨击。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起，一场由美籍巴勒斯坦人（Palestinian American）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激发的思想运动，谴责欧洲的亚洲（扩展到其他地方）历史、民族志、文化经典著作是“东方学家的”梦想。根据赛义德所说，因刻板教条的天然属性，欧洲人的描述显得极为逊色，几乎总是贬损人格，并且顽固不化地试图把亚洲社会描述成懒散的、腐败的或堕落的，来作为一个积极的、出色的、进步欧洲的对立面。[14]数量巨大的著作印刷发行了，它们以精心设计的各种通俗画般的语言和内容，向欧洲读者传达了非西方（东方）世界的形象，含义一目了然。如果欧洲人的实地报道（不管是事实还是虚构）意在服务于别有用心的扩展欧洲霸权的目的，或即使无意识这么做的，那么除了反映欧洲人自己的恐惧和着迷外，并没有什么历史价值。欧洲与非欧洲的比较研究被无望地放弃了。甚至可以争论说（并且有些作家确实这么做了），历史自身是一项异化的事业，它强迫把过去的知识塞进（并服务于）欧洲发明的概念和范畴里。

极少明智的人接受这种极端后现代主义的逻辑结论——没有什么能被了解、所有的探究都没有希望。但是更广的观点站住了脚：欧洲人对世界其他部分的描述需要非常小心地译解。赛义德的批语是世界海上巨变的组成部分，一次有意识的“去欧洲中心论”或甚至“地方化”的尝试。欧洲对其他文化和人民的评论不应该再被视为“权威版本”对待，不管它们有多么全面或多有说服力。欧洲不应该被当作变迁的中心，或当作施加到非西方世界消极文明的代理人。也许最重要的是，不应该视欧洲的现代世界之路为自然的或“正常的”，这种标准总是被用于衡量世界其他地方的历史变迁。欧洲人塑造了他们自己类型的现代性，但是有其他的现代性——确实，有许多现代性。[15]

欧洲扩张史再思考

“非殖民化史”缩小了欧洲的规模。它使不假思索地假设欧洲社会是内在进步的或它们必然比欧亚大陆——或其他大陆——的人民更有效率要困难得多。如欧洲人对其余世界的观察一样，欧洲人对“进步”的定义失去了那种他们曾经拥有的无可置疑的权威。确实，一些现代作家拒绝不同文化间的任何比较的有效性（因为没有人能谙熟多种文化），奇怪地相信一个相当混乱的世界实际上是由明显的和原创的文化组成的。后殖民史对欧洲的影响持怀疑看法，对殖民统治曾经宣称的“改善”持更怀疑的看法。它视“殖民化的”历史为近视的、有偏见的，也许甚至是有欺骗性的历史，这种宣传主要是针对国内的观点。

确实，更仔细的研究讽刺性地逆转了殖民主义者提出的事实和论据。远非拉着落后的人民走向欧洲型的现代性，殖民统治更像施加一种“反现代性”形态。印度的种姓制度标志着印度的落后。不过，英国统治者为了自己人的便利，与上层人士婆罗门（Brahmins）达成妥协，把种姓制度坚固地纳入一种行政体系（在人口普查中定型）。[16]在非洲殖民地，随着把家族和追随者重新发明为“部落”，主要把统治者作为他们祖传的领袖，而发生了类似进程。[17]这里，犹如在印度，一个政治交易被仔细包装为对当地传统的一种尊敬举措。在殖民历史版本中，种姓和部落被写成印度和非洲历史的无法追忆的特征。在帝国主义的宣传中，它们成了基因缺陷，使印度和非洲不可能自治。但是在“非殖民化史”中，欧洲的扩张似乎作为一个用虚伪传统方法重组非西方世界的巨大的阴谋，因此最好拿来仔细研究和利用其资源——无限地。

在这些与其他基础上，世界在世界史中的位置现在看起来相当不同于几十年前写下的常见评论。但是，旨在“地方化”的欧洲历史仍留下许多东西要解释。欧洲国家是创造19世纪晚期“全球化”世界的主要力量。它们是把19世纪80年代与20世纪40年代的“现代世界”拧在一起的两大转变的主要力量。第一个转变是世界经济的形成，这并不仅仅是高价奢侈品的远程贸易，而且是产品、原材料和食物，伴随着人民和金钱的大批量全球交流。这是一场经济革命，主要由欧洲人操纵（并不总是很好），使其适合他们自己的专门利益。第二个转变与之紧密相连。欧洲统治的扩展通过公开的和隐蔽的方式，穿越非欧洲世界的巨大地带。这种扩展进程早在1800年前就在进行中，但在19世纪急剧加速。这些扩展中格外醒目的是，在非洲、东南亚、南太平洋及（此后）中东的殖民地分割；在北亚（由俄国）和南亚（由英国）建立帝国的大冒险；在中国，大部分沿海为外国所控制；以及在欧洲人占领的（通过人口帝国主义）美洲、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和部分中非南部。在非洲、中东、东南亚大部分、太平洋、澳大拉西亚以及美洲，它创造了当代世界国家结构的领土单元。

由此，欧洲从事着双重扩张。第一个外在迹象是铁路和蒸汽船的普及，建设比原先的交通快得多和确定得多的巨大的联结网，能够把巨大的蒸汽产品倾销到曾经难以进入的地方。港口、火车站、电报线、仓库、银行、保险公司、商店、旅馆（像在开罗的谢拉顿饭店［Shepheard］和新加坡的莱佛士酒店［Raffles’］）、俱乐部甚至教堂，构成了欧洲商业帝国的全球网络，成为欧洲商人和贸易的自由通道，方便他们接近大批新消费者。第二个模式是领土扩张。它意味着需要堡垒和基地，以便能送战士和军舰去强制或征服。它意味着控制穿越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的海洋商路的关键地带：埃及是典型的例证，1882年被英国占领。它意味着一种统治模式，由此，就可能随心所欲地把殖民区域的产品和收益转向为帝国服务。一旦他们的统治（Raj）就位，英国人向印度人征税以支付他们在亚洲保持军事力量（英国军队中的印度兵部队）的费用。欧洲的商业帝国及其领土帝国并非完全重合。但是，关于这种双重扩张的要点是其相互依赖性。领土帝国主义是一把大锤，它能砸开抵制自由贸易的市场，或（如在印度）征用当地资源来建筑欧洲商人需要的铁路和公路。它能承诺保护欧洲企业家，或（像在非洲常常发生的）把当地的土地和人力当作免费礼物送给他们。但是，它也依赖于欧洲能部署的技术的、工业的和金融的有利条件。当进入战争时这些可能是决定性的——蒸汽推动的军舰和上等军备，帮助英国打赢了1839—1842年在中国的第一场战役——尽管不是一成不变的或快捷的。[18]工业帝国主义的真正优势在于规模和速度。工业技术和资本供给允许欧洲人发动一系列闪电征服。他们能以极快的速度铺设铁路，跨越几百英里，从海上运来军队。他们能在一个新区域充满欧洲定居者，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其人口统计结果，使本地人一片迷茫，使其抵抗不能奏效。他们能把外国的环境完美无缺地改造为一个熟悉的欧洲风格的居住地：引进野生动物、鸟类、鱼、树木和花卉，以及作物和家畜。最重要的是，他们甚至能把全球最遥远的角落变成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地，如曾经只能在当地家里生产的奶油、肉类或乳酪。1880年以后，新西兰（New Zealand）沿海出现的有着污秽烟囱的偏僻的冷藏工厂就是工业殖民地的面貌。

认为欧洲人缺少同盟和助手的支持可能是错误的；相反，他们在重塑世界中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但是，到1914年似乎完成了从一个欧亚大陆的“联结”世界到一个全球的帝国主义世界的变化。我们怎样解释这种异常变迁？尽管有大量藏书研究这个问题，但是还有许多不解之谜。1492年（当哥伦布穿越大西洋）和1498年（当达·伽马到达印度）的神奇日子可能标志着欧洲新时代的开始。但是前进的步伐充其量是不可持续的。在哥伦布（Columbus）初见陆地后3个世纪，北美大陆大部分地区仍然没有被欧洲人占领和实际探索。使达·伽马登陆的印度角落陷于欧洲统治下用了近300年（1792年英国吞并卡里卡特［Calicut］）。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了殖民热潮。不仅仅是欧洲扩张的时间，而且其形式和方向也需要更多的解释。为什么奥斯曼帝国和伊朗在印度之后还长久地保持自治，且印度在空间距离上还要遥远得多？为什么印度从属于殖民统治而中国尽管被束缚住了手脚但能保持其主权地位，并且日本到1914年成了殖民势力？如果工业资本主义是欧洲势力扩张的关键，那么为什么感觉其影响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跨越这么大世界、有着这么多样的后果？为什么欧洲自己的分化，如此毁灭性影响的周期性宣泄，对帝国主义的野心并不更具摧毁性？究竟什么应该被视为“欧洲”？为什么某些“非欧洲”部分比其他部分更成功地阻止欧洲接近，或更快地摆脱其控制？一旦欧洲帝国垮台，“欧洲制造的世界”还有多少东西留存下来？

要回答这些问题，采用某种不同于以前历史学家的方法似乎是明智的。四种基本假设构成了本书论点。第一是我们应该拒绝世界现代史进程中的线性变化思想，其间欧洲日益进步地上升到显著地位，然后作为“西方”的一部分衰落和再度兴起。用“共生期”来思考更有成效，那个时期世界不同部分的某些一般条件巧合，促进（或阻碍）贸易的扩大、帝国的扩展、思想的交流或人口的流动。其方式可能打破了世界不同地区的优势均衡，至少是暂时的。仅仅一个条件极少是决定性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或许想做生意，但政府和统治者也还得同意允许自由的贸易——或任何贸易。政治和地缘政治是均衡的重要部分。战争的爆发及其无法预知的进程会粉碎一种均衡，实施另一种均衡。由此，19世纪晚期的贸易大扩展和它帮助促进的那种全球化，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戛然而止。1929年后，“反全球化”开始，带来灾难性后果。欧洲最初突破到一个在全球关系中的首要地位，被视为欧亚大陆革命的未料到的结果，而好过被视为沿着哥伦布足迹稳步前进的结果。地震和洪水是适当的比喻，而非河流或潮汐。

第二个假设是我们必须把欧洲的扩张时代坚定地放在其欧亚大陆的背景中。这意味着承认欧洲在与亚洲、北美洲和中东的其他旧大陆文明和国家的联结中的中心作用。当然，欧洲强制进入它在美洲、澳大拉西亚和南非创立的“外围世界（Outer World）”（这是从欧洲中心的立场所见的世界，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论色彩的术语——译者注）和“新欧洲”（neo-Europes）的故事是关键篇章。没有美洲资源的开发、没有东北美洲和西北欧洲的商业整合构筑一个“大西洋”经济，那么根本不可能会在19世纪晚期创立一个最终的全球经济。但是美洲财富的难以置信的规模——一个多世纪的世界奇迹——不应该让我们分心。世界现代史的重心在欧亚大陆——在其伟大文化和国家之间的困难重重的、冲突不止的、联结的和亲密的关系中，在从欧洲人的“远西”到亚洲人的“远东”一线。

也许令人惊讶，这种“欧亚大陆”观的最强力的声明是一个世纪前由英国地理学家、帝国主义者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1861—1947）做出的。[19]当欧洲海军力量似乎主宰了世界之时，麦金德敏锐地提醒他的读者，“哥伦布时代”只是一个插曲。海洋对陆地作为旅行途径的优势是暂时的，不是永久的，铁路的发明保证了这点。不久，世界事务中的支配势力，会转回到掌握欧亚大陆（麦金德所称的“世界岛”）、控制其“心脏地带”的国家手中。从这种中心位置，有着铁路网动员大量资源，一个欧亚大陆帝国能够把任何对手驱逐到世界的海洋边缘——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东南亚的岛屿和大洋洲（Oceania）的外围世界——甚至在那儿挑战它。无须追随麦金德的地缘政治观到其逻辑终点（毕竟他的目的是针砭爱德华时代英国的自满），尽管“心脏地带”的超级帝国的梦魇情景在纳粹和苏维埃帝国主义时代变得不那么牵强。今天我们也许比他更清晰地看到的，是在欧亚大陆的主要国家间的财富和权力的转移，以及这些国家进入全球经济和现代“世界体系”的不同条件，形成世界现代史的铁锤和铁砧。

甚至可以争辩说，欧洲吞并外围世界只是这种欧亚大陆史的一个部分，严重依赖于欧亚大陆的发展。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南亚，欧洲人发现自己处于与其他旧大陆帝国及其附属国的竞争中。大约从1870年以后，对中国人和日本人定居者的“和平入侵”的担忧，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北美洲的太平洋沿海的“白人”世界引起了种族恐慌。但是欧洲人在外围世界区域建立可行殖民地的成就，有赖于吸取或没收非欧洲的欧亚大陆的资源也是真的。印度的税收、士兵、商人和人力（常常是契约劳工的形式）帮助打开了东非、东南亚大陆的部分，以及对欧洲（在这个例子中是英国）企业来说远至斐济（Fiji）的太平洋岛屿。中国商人、矿工、手艺人在英属马来亚（Malaya）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现代印度尼西亚）变得一样重要。重要的事实是中国人和印度人并不是作为中国和印度扩张的代理人，而是作为欧洲的扩张的辅助者和协从者。

第三点是我们需要非常仔细地想明白什么是“欧洲”。当欧洲最多不过是一个松散的争吵不休的“共同体”时，很显然不能把它当作一个单元看待。由此，当我们谈论关于“欧洲主导”时，我们的真正含义是欧洲国家的集体主导，尤其是那些在海外贸易和海外帝国中最为活跃的国家的集体主导。部分困难是“欧洲”一词获得了至少三个不同的含义：一个地理空间，一个社会政治社区，以及一个文化项目。[20]写作欧洲的全球扩张，一个简单的方案是把大陆的西北角作为权力中心。英国、低地国家、法国北部、德国西部成为欧洲的“精华”，定下“欧洲的”经济文化现代性标准。解释欧洲的成功就是一件直截了当的事，就是研究代表性“核心国家”的力量与效率。

任何对欧洲在欧亚大陆上（或在全球史中）地位的长期考察，这种还原方法是非常迷惑人的——有四个不同理由。第一，西北部国家并不是能不管欧洲大陆其他地方事务的自由代理人——甚至在它们成为欧洲最富裕的部分以后。它们的财富和安全总是有赖于欧洲“国家体系”的普遍稳定。在中欧和东欧的骚动或整体权力均势的大混乱，会威胁它们的主权或带给它们飞来横财——在欧洲或欧洲以外。事实上，在本书覆盖的这个时期，欧洲没有一个部分取得对所有其他部分的持久优势。西北国家的商业繁荣，与远东帝国的军事和人口分量保持平衡。民族欧洲（在西方）可能鄙视帝国欧洲（在东方），但不得不忍受它。共存常常是爆炸性的。欧洲国家的争吵和冲突，在20世纪达到了可怕的顶点。在欧洲对世界其他地方施加主宰的集体能力上，这是一个持久的限制因素。

第二，过于狭窄的欧洲界定，是忽视俄国问题。长期的自由传统对俄国的欧洲证书持怀疑看法，视沙俄为一个“亚洲专制主义”国家，认为它太粗野、太贫穷，不能成为“我们的一员”。一些俄国思想家回赠这种“恭维”，坚持俄国是一个不同的（并且优越的）文明、一个未被不道德的欧洲工业主义污染的文明。一种现实主义的观点会把俄国视为在欧洲扩张中起开路先锋作用的边疆国家之一，犹如西班牙或哈布斯堡（Habsburg）帝国一样。[21]1815年以后，西欧国家在南亚大部分地区的最终支配权，是在与俄国的反复无常的不情愿的合作中实现的。俄国这个巨大内陆帝国，以内亚（Inner Asia，内亚原指欧亚大陆的内流河区域，属于地质水文学科的范畴。本书主要指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古代巴比伦、古代埃及四大文明古国及古希腊、古罗马的中间地带，亦是丝绸之路的枢纽——译者注）为中心，逐渐吸收了北亚的大片土地。奥斯曼人、伊朗人、中国人和日本人面对英国人和法国人，以及后面紧跟着的俄国人。欧洲对亚洲的巨大（但是不完全）包围，是19世纪世界的伟大地缘政治事实。但是，对自由主义者和亲斯拉夫人（Slavophil）的伪学术观点来说，俄国扩张背后的“权力供给”事实上是其欧洲人的翻版：欧洲国家体系一流成员国的影响力；从俄国流出的经济能源整合进欧洲经济；俄国人从16世纪起享有的欧洲思想文化的一般源泉的知识通道。像其他欧洲人一样，俄国人宣称他们的征服是一种“文明使命”。

第三，有着强有力的论据和事实把我们的“欧洲”观念拓展到西方及东方。早已提到了大西洋经济的重要性。1500年以后，一个巨大的经济空间被商业性地并入欧洲，包括西非沿海、加勒比岛屿、北美沿海地区、墨西哥、秘鲁和滨海的巴西。这个主要的奴隶劳工地带，对欧洲后来工业化的确切贡献仍是有争议的，但可能并不大。[22]但重要一点是，到19世纪早期，可能甚至以前，这个大西洋世界的相当一部分不能再被视为欧洲的依附边缘。美国以纽约为龙头的“老东北”（Old Northeast），功能上是欧洲顶尖商业区域的组成部分。在开发其美国南部和中西部农业区的内陆帝国中，它是一个活跃的伙伴，并且成为主导伙伴。到19世纪70年代，它在金融和工业上与欧洲最富裕的国家旗鼓相当。尽管美国的不同身份为其政治家和作家所大声宣告，而且害怕卷入欧洲争吵支配着其外交，但是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并不是冷淡或疏离的。在老东北和西北欧之间，商品、技术、思想、人员的交流极为频繁。在文化和技术层面，这是一种双向流动，有着强烈的相互影响。走走停停，进进退退，老欧洲与新欧洲被纳入一个更大的构建物——“西方”。这是一个反复无常的进程，美国资本主义的特别轨道——及其巨大的公司规模和进攻性的保护主义——有着强大影响。但它是对欧洲在欧亚大陆的地位以及对欧洲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的持久和变化的关键之一。

第四是关于我们对帝国的理解。帝国常常被视为欧洲人的原罪，欧洲人腐化了一个清白无瑕的世界。当然，帝国真正的起源要古老得多，存在于人类社会几乎普遍的进程中。“做生意、物物交换和交流”是一种人类的特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年）中说。[23]斯密考虑的是物质商品：正是交换的习惯产生劳动分工——经济生活的真正基础。但他大可以把他的哲学真知灼见扩展到信息和思想的并行世界里去。信息、知识、信仰和思想的交流——有时跨越空前的距离——正是人类社会特有的，如同通过购买或物物交换获得有用的、有名的或富于异国情调的商品的渴望一样。两种交流都给它们带来后果。在一个快速武器稀缺或不知快速武器的社会里，廉价枪支的供给（用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能改变权力平衡，并解除针对人类或自然的庞大暴力圈的束缚。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改变了其皈依者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概念，改变了他们对邻居和统治者的忠诚概念。这些例子说明，在所有的历史时期中，商品和思想交流更大地搅乱了某些社会较其他社会的凝聚力，让他们觉得更易于在内部崩溃、为外人所接管。所以人类社会的第二习性，是在更广泛的规模上积聚权力：建立帝国。确实，在种族基础上形成自治国家的困难、抗拒文化或经济吸引的拉力（及军事力量的不同）是如此强大，帝国（这里不同的种族处在一个共同统治者下）是贯穿大多数历史的政治组织的默认模式。帝国权力通常是这条路的规则。

但是，若帝国是“正常的”，那么为什么欧洲人的实践引起了这样强烈的敌意，那种在大多数该主题的著作中仍然强烈反映出来的敌意？部分答案是这么多后殖民地国家政治合法性的需要，自然把帝国视为一种异国的、丑恶的和暴虐的力量。大约40年来，这种传统前所未有地强大。部分理由是对欧洲人缔造的帝国更为广泛的披露，远多于揭露内亚的（例如）蒙古人、奥斯曼土耳其人或中国人的帝国缔造，由此，受侵害的对象要大得多。但是，感觉强度也反映了这种信念（在大多数历史著述中表达的），欧洲人缔造的帝国与之有着质的区别。与传统的农业帝国仅仅聚敛土地和人民不同，欧洲帝国主义的首要特征是没收。没收土地来满足从事远程贸易的种植园和矿井的需要。被抓来的奴隶劳工服务同样的目的，把他们运送到万里之遥的地方。迫使当地人离开，他们的财产权被废弃，理由是他们没有好好地利用其土地。当地人和奴隶都（通过不同形式的安置）遭遇了其文化和身份的有效剥夺：使它们成为碎片，没有恢复他们对失去了的世界的希望，他们成为没有历史的人民。并且，在通过征服来剥夺被证明还不够的地方，欧洲殖民者转向他们的最后的补救：排斥、驱逐或清洗。“如果我们较真世界上发生了什么，”1835年，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在访问美国后写道，“我们几乎应该说，欧洲人之与人类其他种族，如同他自己之与低等动物：使他们充当下手为他所用，当他们不为他所用就毁灭他们。”[24]

这种欧洲版帝国（在欧洲以外实践着）的令人寒心的评论，似乎为美洲新大陆发生的事所充分确认，那儿的欧洲人（为在第2章讨论的原因）比在其他地方更自由地施行他们的意志。直到大约1800年，看起来好像一系列因素会阻止世界其他地方的类似模式。距离、疾病和人口统计会支撑更坚决的抵抗。甚至当欧洲人建立了他们的桥头堡，他们会被迫“克里奥尔化”，并与非洲-亚洲人保持社会文化和平共处。但这并没有发生。在19世纪，欧洲的扩张受到技术和文化变迁的强化。欧洲侵入和干预的能力在两个层面被改变了。欧洲人获得了在世界更多地方坚持其意志的手段——如果需要就使用武力。更惊人的事情发生在印度，他们把他们的统治直接加到被征服人民身上，收税、维持治安、制定法律。同时，欧洲中心的国际经济的增长，欧洲中心的拥有自己法律和规范的国际体系的扩展，通过欧洲拥有的媒介（像电报、邮件和蒸汽船服务）的欧洲思想的传播，在“宏观”层面创造了一个新环境。似乎是欧洲人控制了所有的交流渠道。在当地层面上，直到适应他们的方式，否则什么也流动不了。陷入这种困境之中，亚洲和非洲被殖民的民族将他们的处境比作在美洲的首批欧洲牺牲品的处境，几乎一点都不令人惊讶。

稍后，我们将明白为什么这太悲观，至少在某些实例中。甚至超负荷运行的欧洲也需要当地的合作，并且付出代价。它所提供的某些东西迅速适应当地的“自强”，加强当地建设国家和文化的能力。有些与当地改革者的目标一致。有些殖民主义的最强烈的反对者的主张现在看起来不那么爱国，更像被取代的特权呐喊。不过，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似乎不大可能会对欧洲帝国缔造漠然处之，或采取一种非政治的看法。在世界上太多的地方，其影响太过新近而不能滑到“过去”——到那个我们会把事件当作对我们自己的事务只有间接影响的时间段。这或许是一个时代，一个在我们更冷静地把它作为世界历史中的一个阶段以前的时代——也许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而不是作为世界的一个部分的道德文化侵略的结果。

我们可能需要弄清楚最后一个困难。谈论“现代”世界、描述使之像“现代化”的变化、把“现代性”当作在一个国家和社区的历史中的重大变化司空见惯。既然“现代”社会比他们的“前现代”社会大概更强烈地相互影响，那么我们称为全球化的相互交错进程常常被视为现代性的组成部分。由此现代化与欧洲扩张有着紧密且不安的亲密关系。

但是，现代性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命题，需要小心对待。它的普通含义是基于成就大小。在政治上，其重要属性是一个有着明确边界的有组织的民族国家，一个有忠实官僚执行命令的井井有条的政府，一条代表公共舆论的有效途径，以及一部保护普通公民和鼓励“市民社会”成长的权利法典。在经济上，它意味着经由工业资本主义（及其社会和技术基础设施）的快速、渐增的经济增长的成就；个人财产权（作为一种必需的前提条件）的确立；科学知识的系统利用。在文化上，它隐含宗教和超自然与主流思想（通过世俗化和知识“围攻”）和社会行为的分离；知识的普及（通常通过一种本地语言而不是古典语言）；在一个“民族的”社区内的一种共同起源和身份的意识（常常基于语言）。在一个下决心趋向更高层面的“社会效率”的重大变化的社会中，现代性的基本原则成为秩序、纪律、等级和控制。

人们容易明白，这些准则大多数其实是在欧洲应该发生之事的描述。欧洲变得现代；非欧洲仍是前现代——直到被欧洲现代化。结果常常是粗糙的两分法，把欧洲人视为与“传统”黏在一起的世界其他地方进步的一成不变的媒介。我们早已看到，这种观点难以辩护。还有三个其他难题：第一，现代性要素（如上面列出的）极少在一个社会内全部存在。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直到新近几乎都看不到它们。即使那些我们认为是现代性先驱者的国家也有着强烈的前现代特征。直到1863年，奴隶制在美国是合法的。维多利亚（Victorian）时代英国的统治阶级大体上是按出身挑选的，宗教仍是社会抱负和身份的中心。20世纪的美国是一个等级制社会，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或其后，其等级标志是肤色，把许多社会成员排斥于公民权和政治权之外。革命以后的法国把人权局限于男性，直到1945年女性获得选举权为止。从这个角度看，现代性的起点变得非常靠不住。纳粹德国是现代？或苏联是？有没有对现代性的客观检验标准？或“现代”只是针对我们偏爱的社会制度的标签？第二，普通现代性的一些关键特征，也能在远离欧洲的欧亚大陆的地方找到。中国是经典例子，中国发展出一个用美德挑选的“现代”官僚、一个商业化经济以及一个远在欧洲人之前的技术文化。中国是不是一个带着某些前现代遗存的现代国家？或反过来？在非西方世界终于采用西方风格的现代性也不是没有许多因地制宜的调整。如何看这些？是否有一种现代性，或是否有“许多现代性”？[25]第三，情况可能是这样，如中国的例子表明的，其他种类的现代性并没有因为它们的内在缺陷而注定失败。相反，似乎可能是（有些会说是显而易见的）欧洲的扩张部分地相当于有意地攻击了其他人民和国家的现代化冒险事业。也许并不是欧洲的现代性获得成功，而是其有组织的暴力的卓越能力获得成功。现代性是一个太有用的思想以至于无法抛开。但是，接受它作为模糊不清的抽象概念可能是明智的——作为一个社会文化模式的马马虎虎的核对表，支持在特定时刻的财富和权力的生产。然而，为了使这术语有用，应该阐明在更大的区域和全球联结中赶上的不同社区的相对成功，这在18世纪中期后急剧加速。现代并不是一种绝对状态，而是相对状态——甚至是一种竞争性状态。现代性的最好检验标准可能是在任何一个给定社会里，为了工作而能够动员资源和民众的程度，以及随着出现新需求或感到新压力而持续不断地调整的程度。原则上，许多不同的社会拥有这种能力。实际上，为着我们远没有完全明白的理由，在1750年后的几乎两个世纪，西北欧社会（以及它们的跨过大西洋的后代）动员最快，而且对动员产生的社会政治张力处理得最好。根据它们的利益塑造的遥远的帝国和一个全球经济是对它们的奖赏。

中世纪的欧亚大陆

1409年前，对欧亚大陆的哪一个主要文明会最终取得全世界的主导地位，一位放眼世界的观察员可能罕有准确的线索。中国、欧亚大陆中部的伊斯兰王国、欧洲都达到了高度的社会政治组织和物质文化。它们都展示了领土扩张的显著能力。但每个都受内部分裂和缺点（以及后勤供应的距离）的抑制，无法实现对其他国家的控制。

在这三大文明区域中，15世纪的欧洲在许多方面是新贵。自古典时期起（公元前300年到公元300年）以及更早时候，欧亚大陆西部的文化和财富群集于地中海（Mediterranean）东部和近东（Near East）的沿海、河谷地带。这是城邦国家和帝国的温床，那儿的农业和贸易最为先进、最为赚钱。越过阿尔卑斯山（Alps）的“外欧洲”（Outer Europe）的辽阔内陆腹地属未开化区域，是被南方和东方的文明国家探索、征服和殖民的区域。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的高卢（Gallic）战役（前58—前50）是重要阶段，是被在罗马（Rome）霸权统治下的联合了东地中海和近东大部分（不是全部）的新权力所吞并的阶段。尽管他们渴望金银财宝、日常用品和奴隶人力，但是罗马人不能把整个欧洲纳入他们的帝国。他们反而分割了它，把“蛮族”挡在边疆防御工事外面，它从哈德良（Hadrian）长城延伸出去，沿着莱茵河（Rhine）和多瑙河（Danube）到巴尔干（Balkan）的伊利里亚（Illyria）。在防线以外的区域太遥远、太难控制、太贫穷，对帝国的征服努力得不偿失，他们的重心仍然牢牢地稳定在地中海东部。

到公元5世纪，面临着来自欧洲东北边疆的连续不断的移民潮压力，罗马在西方的统治崩溃了。“文明世界”的中心向东南撤到拜占庭（Byzantium）（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来捍卫欧亚大陆西部的最富庶的区域。[26]在外欧洲，城镇萎缩到旧罗马大道的交叉点；社会和经济由农业主导，人们挣扎在生存水平上。只有在教士集会和统治者建立其商业中心的地方——远程奢侈品贸易的有许可证的仓库——才有任何都市生活的残余幸存下来。[27]在公元500—1000年之间的大部分时间，甚至欧洲曾经罗马化的部分也变得太贫穷、太难进入，以致地中海和近东的商人和统治者对此都没有太大的兴趣。公元600年以后，在欧亚大陆西部的帝国心脏自身受到伊斯兰崛起及其惊人速度的激烈震动，穆斯林军队以这样的速度横行于近东大部（包括伊朗）、埃及、北非和西班牙大部分地区。拜占庭帝国、罗马的遗产受赠人退缩到其生存都可疑的地方。有一段时间，它看起来犹如整个地中海欧洲会被兼并成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查理曼（Charlemagne）在西方建立一个新罗马体制的企图，到843年失败。9世纪拜占庭帝国的令人惊讶的复兴，以及11世纪西欧封建秩序的逐渐巩固，标志着欧洲成为一个可行的、不同的世界文明的起点。

中世纪欧洲的双头性质有着深切的重要性。历史学家常常写道，好像现代欧洲起源于拜占庭帝国。事实上，它是由这些因素塑造的：欧洲东部（像马扎尔人［Magyars］和保加尔人［Bulgars］）的移民影响、文化进口（像近东的隐修制度）以及伊斯兰近东对皮毛和其他北方商品贪得无厌的商业刺激。[28]当那个需求受近东的干扰而减少时，感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参见R.Hodges and D.Whitehouse，Mahomet，Charlemane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 (London，1983)。但是，在公元1000年之前的伊斯兰扩张顶峰，在保留一个基督教欧洲和界定其领域上，拜占庭帝国（罗马尼亚）及其伟大的堡垒首都起着最重要的作用。拜占庭的海军力量有助于阻挡穆斯林入侵意大利（西西里在9世纪初陷落），否则可能会把中世纪的西方赶过阿尔卑斯山。拜占庭的集权专制政府模式、军队和海军组织模式，激发了西欧的后罗马国家。[29]威尼斯（Venice）崛起为西方与东方贸易的巨大商业中心，与拜占庭的复兴密切相关；从文化上说，威尼斯实际上是君士坦丁堡大都市的一个前哨——如其建筑艺术揭示的那样。当然，到1400年，拜占庭帝国几乎破碎得一无所有：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到奥斯曼手里，是其长期衰退的戏剧性终曲。欧洲内部的均势很久以前移向拉丁语的西方，但是拜占庭的影响持续着。从奥斯曼统治下解放帝国的前臣民（基督教徒）成为一种欧洲狂热。一份甚至更强大的遗产是拜占庭与俄国的纽带，对俄国的中世纪国家来说，它充当了一块宗教和文化磁铁。[30]俄国向东向陆地的扩张（拜占庭帝国主义的终极表达），与西方向西向海洋的扩张一样深远地影响了欧亚大陆的历史。

在拉丁语西方，不像在希腊的拜占庭，罗马帝国的持续性决定性地丧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鲜明的“法兰克人的”（Frankish）文化，部分来源于从拜占庭留传下来的罗马帝国的先例。但是，法兰克人世界的真正特别之处是封建的社会政治制度。最简单的，它意味着以劳动换取贵族骑士阶级及其扈从的物质保护。它可能起源于大地主控制他们地区的自由，一旦帝国政府认输，税收也失去了，铸币经济急剧缩小。跟着查理曼短暂帝国的垮台的入侵时代（由匈牙利人［Hungarian］、北欧人［Norsemen］和穆斯林），可能增强了这种趋势。到公元1000年，领主体系硬化成一种义务和领主的复杂的结构，成为了剥削土地和劳工以产生军事力量的强大引擎——以骑士为典型形式。由此产生的领主单元及其重骑兵和加强要塞，成为从公元1000年开始的新一轮国家建设的建筑群。这并不是偶然的。在中欧和北欧复制的封建王国，是法兰克贵族及其助手征服和殖民化扩张进程的工具。这是针对穆斯林在西西里、希腊、塞浦路斯（Cyprus）、西班牙和巴勒斯坦（外籍的十字军王国）扩张边疆的大铁锤。易北河（Elbe）以东，则为农民移民潮、城镇和贸易的增长所巩固。[31]

在拜占庭和法兰克人的西方，正是世俗与宗教势力的融合，创立了一个有足够凝聚力的社会来抵挡帝国崩溃、蛮族入侵以及伊斯兰扩张的余震。在西方，教士是罗马崩溃后的政治传统中的主要宝库，他们向任何大型政府提供智囊。对统治者来说，他们提供了一个君权神授合法性的无价资源，以及君主般野心的广阔视野。教会提供了把新封建国家粘在一起所需要的大多数思想黏合剂：基督教化是公元1000年以后所有北欧东欧国家构建的基础。[32]每个地方，体制化的基督教强化巩固了团结和责任的联系。通过牧师、教区和各级主教，宗教认可与政治秩序紧密结合，远较在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强烈得多。教会当局与国家间的亲密认同——中世纪欧洲最惹人注目的特性——给了其统治精英在欧亚大陆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社会控制深度。随着王朝国家的逐渐发展——一个到15世纪大为推进的进程，这些社会权力资源变得更有价值。

经济复兴加强了社会和政治凝聚力成就的基础。到14世纪，在广泛的经济和技术方面，欧洲与中国和伊斯兰近东达到了势均力敌。在公元1000年到大约1350年期间，有着长期的经济增长。人口增加了，荒地被拓殖，像铸犁（它能深耕）和水力磨粉机的技术进步提高了生产力。城镇扩展为商业和政府中心反映了经济生活日趋复杂：手工业和商业区的专门化；银行与信贷的扩展；合伙公司和会计学的新商业技术的运用。现在，商业客户网把北欧、东欧和巴尔干欧洲，与大西洋沿海和地中海的贸易联结起来了。[33]一个伟大的“双峡通道”从北意大利直抵低地国家：一条通道经过南部德意志并南下莱茵河；另一条北上罗纳河（Rhne）穿越法国北部到佛兰德斯（Flanders）。沿着这些通道，群集在两端的是中世纪西方的商业城市，而峡谷通道本身是一个提醒物，商业的惯性仍在交换产品，用北欧商品交换来自亚洲、近东和地中海的商品。正是这解释了威尼斯和热那亚（Genoa）的过早增长，以及位于阿尔卑斯山北麓的德国港口城市的发展。

经济扩张在14世纪中叶的人口灾难中陷于停顿，一种叫作黑死病（Black Death）的欧亚大陆流行病使40%的人口丧命。直到15世纪缓慢地恢复，到这时，欧洲肯定不再是伊斯兰近东的落后内陆腹地。虽然欧洲人对欧亚大陆的其他部分并没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将要在近东贸易中起更大的作用。他们利用埃及和叙利亚（Syrian）的衰落，越来越多地出售自己的制造品（通常是棉布），为购买亚洲奢侈品、伊朗丝绸或叙利亚棉花筹集资金。[34]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的贸易仓库（fondachi）充满了从北非到克里米亚（Crimea）的海岸线。同时，向西去，开辟了新的海洋边疆。到13世纪中叶从穆斯林统治者手中重新征服西班牙，鼓励了在地中海与英吉利海峡（English Channel）和北海之间固定航路的开辟。里斯本（Lisbon）、塞维尔（Seville）以及后来的加的斯（Cadiz）成了连接大西洋和地中海体系间的纽带。在哥伦布前很久，大西洋伊比利亚（Iberia）半岛成为一个海洋探险的出发点，一所先进的航海技术学校，以及航海先驱和热那亚的商人及有赖其信用的银行家之间最可能的会合点。

到1400年，新欧洲已经成形：一个基督教国家的松散联盟，有着共同高度的文化、大致类似的社会和政治体制，以及一个发达的区域内经济。在一个层面上是罗马与法兰克文化的巧妙融合，而在1400年以后政治上湮没无闻的拜占庭部分，确保了俄罗斯的持续归属（有时不管怎样脆弱）。但是，欧洲也由其与伊斯兰世界的紧张关系所塑造。在拉丁西方不少熟知的关于古典世界的智力生活，是西班牙的穆斯林学者遗传给它的。[35]穆斯林世界的商业生活比大多数欧洲的商业生活进步得多。名牌商品和豪华器皿及金银，向西流入欧洲，不是相反。没有这个富裕的邻居，西欧从向内破裂的经济中恢复会慢得多。但是这种依赖关系受到来自穆斯林侵略（尤其是在南欧）即将来临的危险感以及对穆斯林控制基督教圣地的刻骨仇恨所抵消——在十字军背后的情感燃料。把从穆斯林手中收复的土地再基督教化是一项费力的任务。无中生有的威胁和对内部敌人（通常是犹太人或异教徒）的普遍恐惧，创造了一种不安全和好斗的而非平静优越的外来文化观。被包围在伊斯兰、黑暗无边的大海以及北方的森林和冻土带之间，欧洲人不能假装住在一个祥和的“中央之国”，为附庸国所环绕，为城墙所保卫。尽管法兰克政治体系很成功，但是在东南欧不能向前推进防备14世纪穆斯林的进攻。通过与蒙古“世界征服者”的联盟而从侧翼包围伊斯兰的希望在1350年后破灭了。

在老欧亚大陆世界的中心是伊斯兰王国。1400年，它从西方的安达卢西亚（Andalusia）和摩洛哥（Morocco）伸展到北印度平原和东南亚的岛屿、今天的印度尼西亚。连接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的肥沃的新月带（Fertile Crescent）和伊朗高原，是其双心脏地带。7世纪，正是在近东和伊朗，在拜占庭和萨珊王朝（Sassanid）统治的废墟上，穆罕默德（Muhammad）的阿拉伯军队建立了伊斯兰教。到公元750年，中亚（Central Asia）大部分是穆斯林国家。公元1000年后，受到印度的金银财宝——“黄金热”的吸引，突厥穆斯林入侵北印度，创立了一系列征服国家。[36]到13世纪，伊斯兰教到达孟加拉和马六甲海峡（Malacca Strait）的贸易城镇——进入马来（Malay）群岛的跳板。撒哈拉以南的苏丹人（Sudanic）的土地到11世纪也穆斯林化了。

中世纪欧洲人对伊斯兰世界的惊人财富和思想精巧惊叹不已。这有着极好的理由。远非“殖民地化”西方，伊斯兰近东是古代世界的思想遗产，是思想文化的家园，这在西方“黑暗时代”（Dark Ages）几乎崩溃。近东的财富和城市传统亦非偶然。这里，在最早的大河文明成长起来的地方，经济生活享受着双重刺激。在尼罗河-幼发拉底河走廊，散落在伊朗高地的是异常丰产的农业区域。一场农业革命引进了新作物；[37]水力技术克服了干旱的咒语。一份农业剩余供养了城镇精英及其精致的高雅文化。在城镇里，有着传奇技术的手工艺人阶级已经出现，来服务于这些精英的物质需求。但是，近东也是世界的大商业交汇点：在中国、欧洲、非洲和印度之间的陆桥、印度洋海洋贸易的转运点。穿过山脉和沙漠的商队道路，运送中国商品越过中亚，运送从波斯湾（Persian Gulf）北上的印度商品：商路在叙利亚的内陆港口城市（大马士革是最大的）结束，或更向西的布尔萨（Bursa）和君士坦丁堡结束。穿过苏伊士地峡有着另一条商路，连接地中海和红海（那儿，罗马人曾经维持了海军船队）及其与印度的连接。

这些与他们当地附庸国的大陆间贸易的大商路，构成了帝国体系开辟的财富流，帝国体系在穆罕默德征服后的7世纪起起落落。近东统治者充分意识到它的价值。尽管帖木儿有恶魔般残酷的暴君名声，但是，他明白商业观点以及军事策略。摧毁里海（Caspian Sea）北岸的商业城镇，旨在巩固他对通到其南方的跨欧亚大陆贸易的垄断权。其他近东统治者仔细维持着主要商路，保护商人免除部落或游牧者的劫掠，建立商队旅店（大的设防旅店）降低远程贸易的“护卫代价”。这一轻而易举地获取收入的方式，被几乎所有最绝望或最为目光短浅的立国者称赞为商业的金鹅（传说中下金蛋的鹅——译者注）。

帖木儿是伟大的蒙古-突厥“世界征服者”的最后一个，在10世纪到15世纪间，他们从内亚横扫到中东。他们的游牧兵是由骑马弓箭手组成的部队，高度组织化，纪律严明。他们享受着非同寻常的流动性和火力优势。[38]对这些帝国建立者来说，从满洲（Manchuria）（这是一个被西方广泛使用的术语，根据上下文，既可指中国东北部的广袤土地，也可指满族。——译者注）到匈牙利的跨越欧亚大陆的辽阔的绿色大草原，是一条通向商业财富的大道，是一条通往几乎无尽权力的宽广道路。近东和中东的贸易城市是一个天然目标。每次征服都留下了移民大军，重塑了政治文化景观——如大河的周期性洪水一样。它们是戏剧性的，这些来自东方的入侵可以被视为中东政治的更一般化模式。已经建立国家的尼罗河和奥可斯（Oxus）之间的定居地，遭受他们自己的沙漠边民的分裂，挤压着他们的“熟地”和城镇的财力。在他伟大的哲学传记《历史学导论》（Muqadimmah）中，伊本·哈尔敦解释了“熟地”的居民如何逐渐地丧失他们反击外来蹂躏、奋起自卫的意志，直到最后他们成了入侵的游牧军队可攻击的对象，沙漠生活与狩猎、战争的辉煌成就使这些游牧民变得冷酷无情。他们残忍且技术精湛，为“熟地”人早已失去的团结联结起来，形成一个新统治阶级，直到他们也被文明生活的腐败所压垮，轮到他们被推到一边。[39]

伊本·哈尔敦所描述的是一个政治世界，在7世纪为阿拉伯所征服的不可磨灭的标志。伊斯兰在近东的成功，开始了追随穆罕默德的阿拉伯部落对其城镇和城市的占领。早期哈里发（Khalifas）的伊斯兰统治，依靠部落驻军监督着不可靠的城镇人民，这并非长久之计。在城镇状态下，部落纽带削弱了。没有封建贵族来起补救作用，政府的困难是控制城镇。这个问题在雇用主要来自中亚突厥社区的军事奴隶中找到了答案。[40]他们是奴隶士兵马穆鲁克（Mamluks），吃苦耐劳，没有被他们捍卫的城市社会所污染。由于奴隶没有亲属或其他支持网，他们对埃米尔或统治者完全忠诚。不像后罗马时代的西方，因为伊斯兰的近东有着商业经济及用以购买他们的金钱手段，能够如期偿付他们的成本。在北非马格里布（Maghrib）、中亚、北印度、埃及、叙利亚、撒哈拉以南非洲苏丹和伊朗土地上，马穆鲁克统治，有时“奴隶国王”统治，变成伊斯兰政体的典型形式。[41]从11世纪起直到帖木儿死后，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史大体上转向了突厥部落领袖的国家缔造（或帝国缔造）的周期性变化：建立王朝、构建奴隶军队巩固王朝、颠覆王朝。

中亚塞尔柱（Seljuk）突厥人、成吉思汗的蒙古游牧民族以及帖木儿的追随者，对近东的大入侵必须置于这个背景下。每一个大入侵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其规模难以估计，犹如我们早先注意到的贸易和宗教动乱的规模一样。对成吉思汗和帖木儿来说，目的是把伊斯兰近东的不同区域团结在一个中亚统治者下，作为塑造一个跨越整个欧亚大陆的“世界帝国”的序曲。两者都被在一个区域建造帝国的后勤所挫败，这里的种植和贸易中心远隔万水千山，距离分解了统治者的权威。循环往复的大军入侵、大规模毁灭、短暂的统一和帝国崩溃，给了伊斯兰世界一个迥然不同于欧洲或中国的“中世纪”历史。在欧洲，大迁徙的结束让领土国家逐渐巩固，其人民屈从于封建领主、王朝统治者及其教士盟友的更严密的控制。在伊斯兰世界，则是创立“世界帝国”与碎化成更小部落或王朝政体间的激烈动荡的模式，其统治者通常来自大草原，并非当地精英的“文明的”领袖。

就自身而言，如此显著不稳定的政治传统或许会产生经济文化混乱：一块庸庸碌碌的沙漠，并不会是一个其文学、科学、哲学、技术和艺术成就远超过中世纪西方的文明。稳定、持续、认同和文化凝聚力的重要因素是由伊斯兰教提供的，它是一种宗教、法律和高度书面文化的微妙融合。[42]像拉丁基督教或儒家一样，伊斯兰教提供了一种共同仪式、一本共同的“书”、一种共同的知识语言。但是，伊斯兰文明有着三个方面的显著差异。第一，也许由于近东和中东的特殊生态，那儿的农业社会对远距离贸易扮演着第二小提琴手的角色，伊斯兰教徒是惹人注目的世界主义者。穆斯林首先是伟大的伊斯兰教的忠诚实体乌玛公社（umma）的成员，其次才是领土统治者的臣民。伊斯兰教高度适应外国文化，能与异教徒的信仰和实践友好共存。通常（并不总是）比中世纪的基督教更能容忍其他信仰，尽管没有到平等对待其追随者的程度。第二，因为没有授权神职人员充当信徒与真主间的中间人，伊斯兰教并没有把个体紧紧地绑入整齐划一的宗教社区。其神职精英乌拉马（ulama）是教师、法官和学者，并不是牧师。苏非（sufis）和辟尔（pirs）[43]，或圣人，发挥精神领袖作用，而不是宗教权威的作用。结果，伊斯兰社会并没有演化出基督教最重要、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强有力的教会等级制度，在他们的眼皮下，个体领受圣餐者牢牢地固定在领土单元体系中：教区、主教辖区、国家。

第三，由此出发，在伊斯兰世界，宗教和国家的关系与在欧洲或中国发现的背道而驰。一个领土统治者能宣称的最多是信仰的卫士，或最多哈里发，继续穆罕默德的工作，团结乌玛、传播信仰。与中世纪欧洲的君主不一样——他们的君权神授证书在加冕典礼上依据仪式授予，他们则不享有特殊的半神圣地位，没有上帝的祝福。埃米尔可能赢得乌拉马的顺从。但这总是有条件的，因为他们最终的忠诚是给《古兰经》的法律（他们解释的）的，教会与国家同盟在伊斯兰教中毫无意义。反之，伊斯兰国家通常以统治者与奴隶军队及农业贵族（ayan）、乌拉马和商人团体间的分离为特征，他们构成了市民精英。既然没有领地贵族分享权力，集会或议会就是多余的。伊斯兰统治者也不授予欧洲君主给予的地方自治权，通常是收税权。还需要考察，15世纪“火药帝国”的崛起在多大程度上会制止伊本·哈尔敦描述的周期性不稳定，封锁大草原和沙漠的入侵道路，促进欧洲和中国模式的王朝国家的创立。

如果伊斯兰教不合适担当国家宗教的角色，那么伊斯兰教的教义和伊斯兰的神学，以及埃及、伊朗和肥沃的新月带统治者的文化抱负，促进了伊斯兰文学、艺术（尤其是建筑）、科学和哲学的高度繁荣。伊斯兰教的世界主义的个人主义及其法律传统的广泛传播也偏爱远程商业经济的增长——1400年前伊斯兰世界的显著特点。穆斯林商人是世界贸易的中间人。在阿曼（Oman）、霍尔木兹（Hormuz）、巴林（Bahrein）、亚丁（Aden）和吉达（Jeddah）的阿拉伯航海家，开辟了到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Gujarat）、印度尼西亚群岛和中国南方广东的商路。[44]穆斯林在商业体制方面是先驱：商业信贷或像公司（commenda）的合伙形式需要的法律手段，商人们通过它以利润分成借用资金。他们贸易的巨大触角帮助近东的港口城市成为高档纺织品和金属商品的制造业中心，以及消费、信息和知识的大中心。14世纪，开罗有着60万人——比西欧任何城市都多。

1400年后，数不清的迹象表明，前两个世纪的商业活力开始衰退。伊斯兰圈中最富裕的经济体埃及和叙利亚的马穆鲁克帝国，受到帖木儿入侵的严重破坏，大马士革和阿勒颇被洗劫。[45]紧接着黑死病使人口急剧下降。威尼斯商人紧紧抓住东地中海的海上贸易。欧洲纺织品开始取代当地棉布。[46]黄金短缺加剧了商业衰退的窘况。但是，从这些经济变化迹象得出结论，说伊斯兰世界将要把骄傲之地让给混乱的欧洲过于草率。对那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来说，欧洲贸易无足轻重。其巨大的地理规模使欧亚大陆的远西相形见绌。其商人是皈依的杰出代理人。在马六甲（到1425年伊斯兰化）的新企业帝国的基础，是伊斯兰在东南亚海洋扩展的前奏。不过，也许伊斯兰的持续动力的最惊人的证据，是奥斯曼权力在东南欧的前进运动。在中亚最有活力的土耳其公国奥斯曼国家，已经在14世纪50年代跨过达达尼尔海峡（Darsanelles）进入欧洲。1389年，独立的塞尔维亚（Serbia）在科索沃（Kosovo）被摧毁；1394年，保加利亚（Bulgaria）落入奥斯曼之手。在尼古博鲁斯（Nicopolis）之役中，一支想要成为十字军的泛欧军队被击溃。奥斯曼的权力有足够的韧性，能在1402年帖木儿败绩中生存下来。1453年奥斯曼占领君士坦丁堡标志着新王朝国家的巩固，其军事上比欧洲人迄今为止在东方面临的都更令人畏惧。1481年征服者穆罕默德去世，整个巴尔干半岛、贝尔格莱德（Belgrade）以南和多瑙河河口都在奥斯曼统治下。“火药时代”似乎表示伊斯兰猛烈扩张的新阶段。

*

大约1400年，伊斯兰社会仍是欧亚大陆最有生机和最有扩张性的元素。但是中国的财富和力量卓尔不凡。尽管受周期性的王朝起义和外部入侵的中断，但是中国展示了欧洲或伊斯兰世界无法比拟的政治和文化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一直受到严重的考验。中国也感受到了蒙古帝国主义的影响，一个蒙古王朝（元朝）统治了从1260年起的大半个世纪。蒙古入侵的毁灭性余波意味着贸易的混乱，疾病的影响（黑死病）可能把人口从1000万减少到600万，也可能从更积极的角度把元代视为以前的宋朝商业扩张的继续，向欧亚大陆中部更完全地开放中国。1370年后，在新的明朝（其缔造者是汉人，或中国当地人）统治下，中华世界的统一得到恢复和加强。

那种统一的重要因素也许能在中国的社会文化渊源中找到。中国从西北起步的集约农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那儿的肥沃粮田特别适合精耕细作。农业殖民的持续进程带着这种“中华”文化穿越华北平原，然后到长江流域，进入南方。这里，农业的基础从干燥北方的小麦和小米变成了湿地稻米的种植。这种吸收新土地和人民进入中华世界的南向大扩展，是中华“形成”的重要阶段。它把丰产稻谷种植区域（那儿双季稻或三季稻是可能的）增加到农业经济中。它带来亚热带南方的新作物和商品，刺激了国内贸易的增长。一位当代作家宣布，“历史上的北方”从枣子和小米获利，这两样在南方从来没有过。今天，南方从香料和茶叶中享有丰厚利润，这两样在北方也从来没有存在过。北方从野兔赚钱，南方从鱼类获利。这些东西从来没有为南方和北方共同拥有过。[47]引文来自13世纪的作家。向南扩展也鼓励了商业经济在公元900年到1300年间相对快速出现，其地理区域在空间上由水路相连。这样，专门化加速了（因为必需品能从远处带来），精细的信贷体系成长起来，纸币的使用方便了生意的扩展。在更大规模上，中国比欧亚大陆任何其他部分更早地会聚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成分。它从内部区域交流得到报偿，得到促进技术变迁的推动力。1300年前，在农业和制造业（到那时棉织品业在长江流域完全确立）的一系列革新已经广为采用，一种发明文化有助于新技术的扩散。

这非凡的增长道路，与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非常不同的轨迹，塑造了中国政治及经济史。第一，在比欧亚大陆的任何其他地方更大的程度上，使中国如此富裕的商业经济需要公共当局的积极支持，主要是建设和维持水路交通。中国的交通以及对其脆弱环境的管理——有赖于水，又受到洪水威胁——需要在中央、行省和地区间官僚的非同寻常程度的合作。第二，非常明显，没有南北方的结合，推动商业经济的区域交流模式在最好的状况下会运行糟糕。那意味着王朝的长治久安，对比欧亚大陆的任何其他国家更大的土地区域施加有效控制。第三，正是华北获得了辽阔富裕的伸展到中国南海的内陆腹地，使它能迎接主要地缘政治的挑战——虽然不是一直如此。有着高度进化的农业文化的中华帝国，遭遇了在内亚大草原上火山般喷发的游牧帝国。确实，华北大部分地区危险地靠近游牧民能量的中心——它常常在大草原和“熟地”毗邻地带形成。中国皇帝的头等大事是保卫边疆，抗击游牧民闯入，因为那会破坏（物质地和政治地）其复杂的农业世界。支付抵抗内亚入侵者的劳民伤财的外部战争的资源，极大地依赖南方的食物和贸易的贡献。由此，尽管中国像欧亚大陆中部大多数地区一样，感觉到蒙古帝国主义野心的猛烈影响，但是，打击已经变弱了。大草原入侵者迅速认识到，如果他们希望利用中国农业的财富，他们得供养帝国统治机构。他们必须“汉化”，这么做会腐蚀部落忠诚，而这是其权力建立的基础。动员南方抗击外来征服者使得维持稳定成为可能。持续政府比欧亚大陆中部更为完全，那儿的突厥部落和军事奴隶是政治变化的主要受益者。

但是，中国的凝聚力并不单纯是商业上、策略上利己主义的后果。它在于杰出的“高端文化”的成就，一个古典的、文字的文明，其道德和哲学外观来源于儒家经典。也许与南北交融一样重要来塑造中华的，是文化精英中的儒家学说的确立，以及构筑一个帝国官僚政治的科举考试。一旦儒家学识和文字技巧（为科举考试要求撰写“八股文”）成为进入帝国官僚队伍的敲门砖，它们就在中华大地受到士大夫的热爱。有文学理想（以及官僚政治的抱负）的各省士绅学子对儒家学说的选择，是中国从一个半封建社会——权力由大地主行使——转变到一个农业帝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使之可能的是一个帝国体制，这个体制极少依赖于帝国中央的强制权力（这在如此巨大的一个国家里是一个不便的昂贵的选项），更多依赖于地方精英对帝国思想的文化上的忠诚，他们自己的声誉现在与帝国紧紧地捆在一起。作为一个在极大范围施行有效权力的准则，它令人惊讶地精巧和惊人地成功。

中国给人深刻印象的巨大规模、其城市的财富、其技师和手艺人的技巧、其消费品的质量（如丝、茶和瓷器）、其艺术和文化的精美以及儒家学说的思想感染力，在东亚和东南亚广受赞誉几乎一点都不奇怪。在朝鲜、日本和越南（直到公元939年的1000多年，它有一部分被当作中国的一个省统治），中国被当作文化成就和政治秩序的模范。中国商人也发展了广泛的贸易，把他们的商品带到东南亚。[48]中国船员的航海业和航行技术——包括首先使用磁铁指南针——堪与阿拉伯或欧洲的对手相比，若不是优于他们的话。

大约1400年，对任何消息灵通的观察员来说，中国在旧大陆的杰出地位似乎不仅安全，而且可能变得更强。在明朝统治下，中国的附属于蒙古人及其横贯欧亚大陆的帝国野心决定性地破产了。明朝政府加强了皇帝对行省官僚的权威，在皇宫里用宦官来增强皇帝对抗士大夫官僚的阴谋诡计（以及保护其妃子的贞操），做出巨大努力来改善农业经济及水路系统。由此，在1405—1431年间，皇帝派遣宦官郑和大将军，进行七次到印度洋的惊人航海活动，来显示中国的海上力量。带着一支2000多人的威风凛凛的船队，郑和缓缓地航行，远到红海的吉达（Jeddah）和东非沿海，斯里兰卡（Sri Lanka）感受到中国人的存在，其不听话的统治者被带到北京。在欧洲人获得需要的航海诀窍发现进入南大西洋（及回来）的方法以前，中国做出姿态来显示其在东方海洋中的海上优势。

这个耀眼的未来并没有成为现实。反之，15世纪早期将表明，尽管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它达到了海洋抱负的极限。直到清朝在18世纪中叶征服内亚，在东亚圈外并没有进展。在15世纪20年代突然放弃郑和的海洋冒险（1432年远航是一次事后想起的航行），标志着部分困境。明朝已经把蒙古驱逐出去，但不能消除他们造成的威胁。他们被迫贡献越来越多的资源到北部边疆——一份地理策略重负，其可见的部分是完成所谓的长城的欲望。背弃海上未来可能是对他们的士大夫官僚的让步（他们不喜欢宦官势力），但也是屈服于财政上的限制，屈服于王朝生存的至高无上的优先权。明朝的决定也许反映了一种更深的约束。明朝的原则是猛烈地拒绝蒙古元朝施加的内亚影响。它团结中华抵抗文化上的外来人，它确立中国文化的独占性。一个汉人和非汉人的“大中华”是与明朝的儒家君主梦想相抵触的。无限期防卫的宏大策略带来了文化封闭的逻辑结果。[49]

中国还有着更进一步的变化，其影响还没有当代观察员能完全把握。中国历史的最大谜团是，为什么创立了世界上最大、最富庶商业经济的异常动力在1400年后似乎流走了？市场经济所需的中国在技术独创性和社会革新上的领导地位失去了。并不是中国而是西方加速走向并经历了工业革命。人们一直在激烈地讨论中国的经济轨迹问题。但是30多年前马克·埃尔文（Mark Elvin）提出的假说还没有被推翻。[50]埃尔文强调，中国在宋代取得了“中世纪经济革命”进步，但是他强烈主张当中国从明朝初年的经济衰退中（部分是大瘟疫的产品）恢复时，一种技术停滞形式已经开始。生产更多的产品，耕种更多土地，人口增长。但是早期的技术和组织革新背后的推动力消失了，并没有恢复。中国是量而非质的增长。埃尔文认为，部分理由是我们早已注意到的，即中国转向内陆；随着明朝放弃海洋，中国的外部接触减少。思想上，从对自然世界的系统调查转移开。并且从某方面说，这是耗竭新鲜土地的储备的事，以至于在满足生存需要后，越来越少的土地用在工业作物种植上（如棉花）。一股微妙的势力也在起作用。中国是其自身成功的牺牲品。正是其前工业经济的效率挫败了生产技术（甚至在19世纪，巨大的水路网使铁路似乎是多余的）的任何激进变革。本来可能推动其前进的地方性的短缺、瓶颈和障碍，可以从其他地区的资源得到解决，把中国巨大的内地市场联结起来。前工业中国达到了一种“高水平均衡”，一种经济成功的稳定水平。其不幸是没有刺激力来攀登得更高：高水平均衡成为一个陷阱。[51]

我们不应该预测得太多。它在任何人注意到以前还有3个多世纪。

[1]关于伊本·哈尔敦，参见Y.Lacoste，Ibn Khaldun (Paris，1969);Encylopaedia of Islam (Leiden，1999)。

[2]权威性的研究见B.F.Manz，The Rise and Rule of Tamerlane (Cambridge，1989)。

[3]关于强调横穿蒙古欧亚大陆的交流的最近研究，参见Thomas T.Allsen，Culture and Conquest in Mongol Eurasia (Cambridge，2001)；也可参见John Masson Smith，‘The Mongols and the Silk Road’，Silk Road Foundation Newsletter vol.1，no.1。

[4]Karl Marx，‘The British Rule in India’ (1853)，重印于E.Kamenka (ed.)，The Portable Karl Marx (Harmondsworth，1983)，pp.334–335。

[5]列宁的Imperialism：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出版于1916年的Zurich。

[6]关于这种思想流派的杰出概述，参见I.Wallerstein，Historical Capitalism (London，1983)。

[7]M.Weber，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1922;英文版，London，1965)，p.270。韦伯也强调了种姓制度的影响和佛教知识界对革新的敌意。参见H.H.Girth and C.Wright Mills (eds.)，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 (pbk edn，London，1974)，第16、17章。

[8]对“亚”历史的杰出研究，参见V.Chaturvedi (ed.)，Mapping Subaltern Studies and the Postcolonial (London，2000)，导言。

[9]J.C.van Leur，Indonesian Trade and Society：Essays in Asia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The Hague，1955)，p.261。

[10]对范里乐的评论，参见J.Vogel，‘A Short Life in History’，in L.Blusse and F.Haastra (eds.)，The Eighteenth Century as a Category in Asian History：van Leur in Retrospect (Aldershot，1998)。

[11]S.Subrahmanyam，‘Connected Histories：Notes towards a Reconfiguration of Early Modern Eurasia’，Modern Asian Studies 31,3 (1997)，pp.734–762。

[12]关于“季风”和“干燥”亚洲的讨论，参见J.Gommans，‘Burma at the Frontier of South，East and Southeast Asia：A Geographic Perspective’，以及J.Gommans and J.Lerder (eds.)，The Maritime Frontier of Burma：Exploring Political，Cultural and Commercial Interac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World (Leiden，2002)，pp.1–7。

[13]这种观点的强有力的评述参见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2000),“惊人相似的”术语就是由此而来。（p.29）

[14]E.Said，Orientalism (London，1978)。

[15]S.L.Eisenstadt，‘Multiple Modernites’，Daedalus 129，1 (2000)，pp.1–29。

[16]有些作者宣称，种姓只是英国人强加的；一种更稳妥的观点把主要作用归因于印度本地人。至于极端的观点，参见N.Dirks，Caste of Mind (Princeton，2001)。

[17]T.Spearm，‘Neo-Tradtionalism and the Limits of Invention in British Colonial Africa’，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44 (2003)，pp.2–27。

[18]参见下文第5章，并参见J.Belich，The New Zealand Wars (Auckland，1986)。

[19]最初在他为皇家地理学会写作的文章里，题为‘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Geographical Journal 23，4 (1904)，pp.421–437。

[20]最好的讲论仍然是D.Hay，Europe：The Emergence of an Idea (Edinburgh，1957)。

[21]在欧洲“文化梯度”中的俄罗斯的位置，参见Catherine Evtubov and S.Kotkin (eds.)，The Cultural Gradient：The Transmission of Ideas in Europe 1788–1991 (Oxford，2003)。

[22]对辩论的最新述评，参见P.K.O’Brien，‘Metanarratives in Global Histories of Material Progress’，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2,2 (2001)，pp.345–367。

[23]参见《国富论》第一篇，第2章。

[24]A.de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 (1835;Everyman edn，London，1994)，vol.1，p.332.

[25]参见Eisenstadt，‘ Multiple Modernities’。

[26]D.Obolensky，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London，1971)和M.Whittow，The Making of Orthodox Byzantium 600–1025 (London，1996)提供了最好的一般评论。

[27]经典的评论G.Duby，The Early Growth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1973;英文版翻译 Ithaca，NY,1974)。现在应该与下面书籍相对照：C.Wickham，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Oxford，2005)。

[28]参见M.Lombard，‘La Chasse et les produits de chasse dans le monde musulman VIIle–XIe siecles’，in M.Lombard，Espaces et reseaux du hai Moyen Age (Paris，1972)，pp.176–204。

[29]参见A.Lewis，The Sea and Mediaeval Civilisation (London，1978)，第14章；K.Leyser，‘ Theophanus divine gratia imperatrix Augusta’，见Timothy Reuter（ed.）,Communications and Power in Medieval Europe：The Carolingian and Ottoman Centuries (London，1994)。

[30]对公元10世纪80年代基辅向基督教皈依，参见S.Franklin and J.Shepard，The Emergence of Rus 750–1200 (London，1996)，第4章。

[31]R.Bartlett，The Making of Europe：Conquest，Colonis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s (London，1980)，有着精辟的讨论。

[32]参见R.Fletcher，The Conversion of Europe (London，1997);E.Christiansen，The Northern Crusades (London，1980)。

[33]Duby，Early Growth，pp.257–262.

[34]参见E.Ashtor，Levant Trade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Princeton，1983)，pp.462，469，512。

[35]R.Fletcher，Moorish Spain (London，1992)，第7章。

[36]A.Wink，Al-Hind：The Making of the Indo-Islamic World，vol.1：Early Mediaeval India and the Expansion of Islam，7th–11th Centuries (Leiden，1996)，p.23.

[37]参见A.M.Watson，Agricultural Innovation in the Early Islamic World：The Diffusion of Crops and Farming Techniques 700–1100 (Cambridge，1975)。

[38]参见P.Ratchnebsky，Genghis Khan：His Life and Legacy (1983;英译本，Oxford，1991)。

[39]Ibn Khaldun，The Muqadimmah：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F.Rosenthal英译本（London，1967）。Muqadimmah在19世纪60年代被译成法语。英文的全译本出现在1958年，本卷是一个节本。

[40]经典分析见P.Crone，Slaves on Horses：The Evolution of the Islamic Polity (Cambridge，1980)。

[41]参见D.Pipes，Slaves Soldiers and Islam (New Haven and London，1981)。

[42]M.G.S.Hodgson，The Venture of Islam (3 vols.，Chicago，1974)是一份精彩分析概述。

[43]伊斯兰教苏非派教职称谓。波斯语音译，意为“导师”“领导者”。波斯和印度的苏非派对其导师的尊称。

[44]R.R.Di Miglio，‘Egypt and China：Trade and Imitation’，in D.S.Richards (eds.)，Islam and the Trade of Asia (Oxford，1970)，pp.106–122.

[45]I.M.Lapidus，Muslim Cities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Cambridge，1967)，p.9.

[46]参见J.Abu-Lughod，Before European Hegemony：The World System 1250–1350 (New York，1989)，pp.230ff.;C.Cahen，‘Quelques mots sur le decline commercial du monde musulman a la fin du moyen age’，in C.Cahen，Les Peoples musulmans dans l’histoire medievale (Damascus，1977)，pp.361–365。

[47]M.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London，1973)，p.205。

[48]C.P.Fitzerald，The Southern Expans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London，1972)，第7章。

[49] 关于这建设性的概述，参见A.Waldron，The Great Wall：From History to Myth (Cambridge，1990)，pp.190–192。

[50]关于埃尔文论文的近来的权威性评论，参见R.von Glahn，‘Imagining Pre-Modern China’，in P.J.Smith and R.von Gladhn (eds.)，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Mass.，2003)，pp.35–70。

[51]埃尔文的主要思想可以在下列书中追溯到，他的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London，1973)的第14、17章；以及在‘The High Level Equilibrium Trap’，in Another History：Essays on China from a European Perspective (Sydney，1996)的第2章。

2.欧亚大陆与大发现时代

回首往昔，我们能够看到，旧大陆三大块之间存在的大致平衡，最终被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早期的事件所打破——即使它们的意义大体上还不为当代人所知晓。在15世纪80年代以后，以令人惊异的速度，葡萄牙（Portugal）和西班牙的欧洲航海改变了西方（Occident）和旧大陆余下部分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欧洲不再是欧亚大陆面向“黑暗海洋”（Sea of Darkness）的远西。到16世纪中叶，它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全世界海洋贸易的进出口贸易中心，当时从中国伸展到秘鲁（Peru）的航海业的司令部，一个新的跨大西洋带贸易的启程点。

不过，正确地看待这种巨变也是很重要的。“地理大发现”并不是必然走向欧洲的全球优势。我们不应该夸大欧洲为他们的航海和征服所动员的资源，也不应该弄错让他们在亚洲和美洲建立立足点的手段，我们更不应该被诱导把航海家和征服者的冒险理解为世界范围帝国的有意设计——即使赫南多·科尔特斯（Hernando Cortés）试图迎合查理五世国王（Charles V），宣称西属美洲殖民地相当于哈布斯堡（Habsburgs）的欧洲领地。就长期来说，对所有它的戏剧性、西方“突破”漫长16世纪（1480—1620）只有有限的影响。它极大地依赖于当地情势以及所接触与征服的特殊亚文化的逐渐演进。它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经济命运（如某些历史学家争论的）的结果，或技术优势的不可避免的产物。

必须抵制另一个诱惑。欧洲的“殖民化”历史常常被视为辉煌地孤立于世界历史的大背景外。自从大约1500年起，似乎唯有欧洲富有活力和扩张性;世界其余地区则搁浅停顿。记住这些颇有益处，与达·伽马或亚柏克尔克（Albuquerque）在印度洋的胜利或科尔特斯和皮萨罗（Pizarro）在美洲的胜利同时发生的，是明朝专制主义的巩固，是奥斯曼帝国新世界大国的出现，是萨非王朝（Safavid）统治下的伊朗重新统一，是伊斯兰教迅速扩张到西南亚，以及1515年后在北印度一个新伊斯兰大帝国的创立。地理大发现的重要性必须对照这个欧亚大陆扩张主义的巨大图景来看：把旧大陆带进来，以平衡新大陆。

西方的突破

葡萄牙人是欧洲扩张的海洋边疆人。葡萄牙王国是一个坐落在大西洋边缘的弱小国家。但是，到大约1400年，其统治者和商人充分利用了它的一笔重要财富——里斯本港口。欧洲的大西洋沿岸已经变成地中海和西北欧之间的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里斯本就是欧洲两大航海经济——地中海和大西洋经济——相遇和相交的地方。[1]它是贸易和商业信息的集散地，是航运和水手信息的交换中心。[2]它是大西洋岛屿（1426年占领马德拉群岛［Madeira］，15世纪30年代拓殖亚速尔群岛［Azores］）殖民的起点，是海盗入侵运动的起点，它导致了1415年占领摩洛哥（Morocco）。由此，早在1434年他们越过非洲西海岸博哈多尔角（Cape Bojador）的冒险前，葡萄牙人早就试验了不同种类的帝国缔造。他们的地理思想不仅被亚洲贸易大商路塑造，它的西端的终点在地中海，而且被十字军思想意识的影响塑造。[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十字军的推动者认为，葡萄牙位于已知世界的西部边缘，其目标是向东驱向位于圣地（Holy Land）的中心。也许就是这一点以及在1415年后葡萄牙人早先突袭北非（在那儿，它听说了西非摩洛哥的黄金供应），拉着葡萄牙人先向南和向东，而非西向穿过大西洋。与祭司王约翰的基督教帝国（据称在埃及南边的什么地方）联盟的强烈诱惑，激励着航海家、商人、投资人和统治者的希望，通过转变北非伊斯兰国家的海上侧翼，基督教将会收获一份丰厚的奖品。[4]祭司王约翰只是一个传说，他的帝国也是传说。无论如何，到15世纪60年代，葡萄牙人更向南推进，寻找会把他们带到印度的通道——该目标在1498年由达·伽马胜利地实现了。[5]

但是，把葡萄牙的海军力量带入印度洋的不只是航海技术。两个至关重要的非洲因素使他们进入亚洲的海上事业成为可能。第一是西非黄金贸易的存在，它从森林带向北伸展到地中海和近东。到15世纪70年代，葡萄牙人已经设法使其某些贸易转向他们的新大西洋海上商路。在1482—1484年，他们运来石材建筑大米纳（San Jorge da Mina）要塞（现在加纳［Ghana］的埃尔米纳［Elmina］）作为黄金贸易的“工厂”。（一个“工厂”有时是一座设防的、带围墙的建筑群，外国商人居住和做生意的地方。）它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大米纳的利润巨大。在1480—1500年期间，它们几乎使葡萄牙君主国的财政收入翻番。J[6]在15世纪70—80年代，他们提供了进一步南下到风暴角（Cape of Storms，后来更名为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的耗资巨大且危机四伏的航行途径，1488年由迪亚士（Bartolomeu Dias）绕过好望角。第二大因素是在非洲大西洋的茫茫大海上缺少当地的抵抗。摩洛哥以南，没有重要的国家有意志或手段来质疑葡萄牙对非洲海岸水域的使用。大多数非洲国家瞩目内陆，把大海当作一片水上大沙漠，并且（在西非）把撒哈拉沙漠视为到遥远市场的真正通道。

在这些有利条件下，葡萄牙人穿越空荡荡的海洋，然后从开普角（Cape）北上，直到靠近赞比西（Zambesi）河口的印度-非洲商路的南端。从那里，他们能依赖当地知识，以及一个能引导他们到印度的当地领航员。一旦到达赞比西河的北面，达·伽马便重新进入了已知世界，犹如从人迹罕至的荒野中一条漫长的绕道中露出头来。当他到达印度马拉巴尔（Malabar）沿海的卡里卡特（Calicut），他经由旅行者和商人使用的熟悉的中东商路，与欧洲重新建立了联系。这是海员的英雄业绩，但在其他方面，他的到访并不是完全幸运的。当他被当地婆罗门（Brahmins）带到一座庙宇时，达·伽马以为他们是久已失去联系的基督教徒，他在圣母玛利亚的塑像前跪下来，其实那是印度女神帕尔瓦蒂（Parvati）。而港口的穆斯林商人无疑是不友好的，在一场混战后，达·伽马决定尽早撤退，扬帆回家。

但是，葡萄牙人已经找到了他们急于保密的到印度的大西洋商路，现在他们该怎么办呢？即使考虑到海上运输的低廉成本，但是印度洋的几条葡萄牙商船，不大可能会把许多贸易转移到绕过非洲的空荡荡的漫长海上小道上去。事实上，葡萄牙人不久就露了一手。马拉巴尔沿海是一个完美的靶子，因为那里有许多沿海小王公（rajas），还有它对贸易的依赖（西南亚和中东间的主要通道通过其沿海）。在达·伽马航行到卡里卡特后的4年内，他们就带着全副武装的舰队回来了。在费尔南多·亚柏克尔克（Fernando Albuquerque）领导下，他们开始建筑从科钦（Cochin，1503年）到坎纳诺尔（Cannanore，1505年）和果阿（Goa，1510年）的设防基地网，借此控制印度洋的海上贸易活动。1511年，经过早先的断然拒绝后，他们占领了东南亚的首要贸易国家马六甲（Malacca）。到16世纪50年代，从莫桑比克（Mozambique）的索法拉（Sofala）到中国南方的澳门（Macao），他们有了大约50个堡垒，“金果阿”已经成为他们的印度殖民地（Estado da India）首府。

印度殖民地是一个既非领土的亦非商业的帝国。部分地，它是对香料贸易的强制独占权的一种尝试，胡椒粉是出口欧洲的最赚钱的香料。但是葡萄牙人缺少垄断的力量，大部分的香料贸易仍在他们控制以外。[7]确实，殖民地成为一种体系，来保护在东南亚、印度西部、波斯湾和红海间的海上贸易赚的钱。亚洲商人得从葡萄牙人“工厂”——果阿、第乌（Diu）和霍尔木兹（Hormuz）——之一里购买一份安全指南，否则便有被印度殖民地的海上船长抢劫的风险。在印度洋，在第乌对埃及海军取得压倒性胜利后，印度殖民地再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尽管它没有强大到封锁巴布“厄耳”曼德海峡（Bab-el-Mandeb，红海通往印度洋的出口），统治红海。没有一个印度洋滨海国家发展出海军技术，这使葡萄牙人的轻快帆船成为海上战争的致命武器。除了马六甲，也许没有哪一个国家认为海上贸易足够重要，因而来建设一艘巨大的战舰。南亚主要国家大多数瞩目内陆，海上贸易则留给社会声誉和政治影响无足轻重的沿海商人社区。[8]因而葡萄牙人能够相当轻松地在印度洋行使其海军优势。马来半岛东部则是一个不同的故事。在南中国海或靠近日本，葡萄牙人则谨慎得多。这里，他们为远程贸易商人——便利的中间人——找到了一个小生态环境，明帝国不喜欢自己臣民的海外活动，拒绝与日本的直接商业往来。

结果，葡萄牙殖民地逐渐从一个圣战掠夺者调整为一个松散的葡萄牙社区，这个社区大体上由移居者以及与之通婚的当地人组成。这些葡萄牙人不是开拓内陆大帝国的征服者。他们没有这种力量，并且也许没有这种动机。16世纪40年代，在索法拉和澳门之间只有六七千个葡萄牙人，50年后也许增加了两倍。[9]他们也不是刺激亚洲昏昏欲睡的贸易的富有生机的商业力量。恰恰相反，葡萄牙人运用他们在北大西洋学到的驾船技术打进亚洲贸易世界。但是，他们的利润大体上来自“挤压”现有活跃的滨海贸易，直到1550年后巴西（Brazil）发展起来为止。[10]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正是到美洲的近乎同时期的冒险事业，让西方人牢牢地扎根于亚洲贸易经济中。同时，对印度洋和西南亚的本地商人和承运人来说，葡萄牙人的存在是一个焦虑之源，对于马六甲它是一场灾难。但是对于葡萄牙人接触的大一些的国家来说，他们最坏不过是惹些麻烦，最好不过是提供些便利。

令人疑惑的问题是，相距遥远的堡垒和“工厂”链如何能抵挡其周围社会的吸引力。更令人惊讶的是，到16世纪晚期，在亚洲港口间的本地“国家贸易”比绕过好望角贸易的涓涓细流赚钱得多。并不是卓越的权力或进步的技术把葡萄牙“帝国”团结在一起，而是商人大迁居的更普通的优势。葡萄牙人“帝国”是通过宗教和语言团结起来的一张网，在远程贸易上比纯亚洲对手有更好的市场信息资源。[11]葡萄牙语成为海上亚洲的混合语言。正是葡萄牙语的那种陌生的海上亚文化的边缘性，有助于使它们为不信任自己商业团体的政府所接受。甚至，许多葡萄牙人当自由职业者谋生。在现代加尔各答市（Calcutta）北面的胡格里（Hugli），一个大商人从莫卧儿（Mughal）皇帝阿克巴（Akbar）那里获得许可，来建立贸易点，运输中国奢侈品逆流而上到达其宫廷。不远处，一帮人在阿克巴王国（现在是缅甸北部的沿海地区）的保护下，靠当奴隶商人和海盗谋生，阿克巴正努力不让莫卧儿人进入孟加拉。当葡萄牙奴隶商人带走一位上流社会的穆斯林女士（那时她“改变了信仰”并且嫁给了一个葡萄牙船长）时，胡格里商人不得不支付罚款。在亚洲世界的海上边缘占据着一席之地的“海上人民”可能是后来西方优势的先驱，这肯定会使大多数亚洲统治者觉得滑稽可笑而且不大可能。

乍看之下是一种惊人的巧合，但是能够合理解释1490年以后欧洲人几乎同时从海上进入亚洲和美洲的原因。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南角是热那亚银行、商业和航海专家与当地海员、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合作的唯一海洋边疆。哥伦布自己是一个热那亚人，在里斯本学习贸易，并且像葡萄牙航海家和他们的赞助人一样，明白国际政治和地理探险是一种从异教徒的统治下解放世界中央的圣战。[12]他没有能赢得葡萄牙人、英国人或法国人支持其跨大西洋航行，原因可能是怀疑他的地理假设（哥伦布认为中国在欧洲西面约2500英里处），或可能相信非洲航路更为安全。他最终成功赢得卡斯蒂尔（Castile）对其事业的支持（新西班牙王国的“另一半”阿拉贡［Aragon］几乎一点都不感兴趣），这可能由于卡斯蒂尔人对葡萄牙的大西洋野心及可能带来财富的妒忌，由于哥伦布带再征服气质的圣战言辞对西班牙宫廷的感染。1492年，穆斯林的格拉纳达（Granada，为“摩尔人”［Moors］统治的最后一个西班牙角落）被占领带来了一波热情高潮，帮助把哥伦布带向西方。

与葡萄牙探险家一样，哥伦布从有关风向和水流的知识中获益，这些知识是在大西洋岛屿的殖民过程中积累起来的。1492年下半年，他从欧洲世界的最西端加纳利群岛（Canaries）的圣·塞巴斯蒂安·戈美拉岛（San Sebastian de la Gomera）起航，10月12日在巴哈马群岛（Bahamas）登陆。在侦察了古巴和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即海地）后，他经由亚速尔群岛扬帆回家。怀有惊世的航海技术，他建立的西班牙与加勒比海（Caribbean）之间的海上航道，使用了3个世纪，他的帆船时代有150多年几乎没有什么改进。然而，作为寻找到中国去的海上通道的探险，哥伦布的航海是一次彻底的失败。相反，他的第二次航行是一次殖民冒险，带着大约1500个欧洲人到伊斯帕尼奥拉岛定居，犹如以前在亚速尔群岛和加纳利岛定居一样。[13]在1498—1499年和1502—1504年的进一步航行中，哥伦布探索了铁拉菲尔马（Tierra Firme，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沿海和中美洲。

迄今为止，可以把西班牙人的美洲冒险视为伊比利亚大西洋岛屿定居点的一个大胆补充：欧洲世界的边疆扩张。但是，在哥伦布首次登陆美洲30年内，与欧洲海洋边缘的和平殖民或葡萄牙人抢劫亚洲贸易相比，科尔特斯及冒险家同伙对阿斯特克（Aztec）帝国的征服标志着欧洲人侵入美洲有着不同的意义。很容易认为征服中美洲大陆是哥伦布“使命”的逻辑继续，阿斯特克皇帝蒙特祖玛（Montezuma）的倒台是欧洲技术优势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对尝试性的海上侦察转变为对辽阔内陆高原的最高统治的动机和手段的仔细考查，则显示另外一种情况：只有独特的地理的、文化的和人口状况凑在一起，才让这个欧亚大陆国家完成对外围世界的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太平洋的第一次大征服。

在很大程度上，西班牙转变成一个大殖民国家的关键在于加勒比海。大西洋季风和洋流的性情使加勒比群岛——美洲朝向欧洲的地理凸出物——成为西班牙或葡萄牙水手的第一个可能的登陆地。不像格陵兰（Greenland）和纽芬兰（Newfoundland）的大片陆地，这些岛屿是好客的、可殖民的、对海上入侵者不设防的。殖民者在迅速得到欧洲增援后，一个个地征服这些岛屿。本地人缺乏足够的军事组织，对旧大陆的疾病悲剧性地难以防卫。重要的是，这些岛屿地处强大的玛雅（Maya）和阿斯特克大陆帝国的触角和控制之外，使它们得不到外来入侵的预先警告。相反，他们提供了一块至关重要的跳板，西班牙人可以适应，从那儿他们能侦察中美洲沿海。针对伊斯帕尼奥拉岛和其他岛屿的阿拉瓦人（Arawak），他们可以试验后来在更广阔范围内使用的战争、控制和剥削技术。对几个加勒比岛屿的占领（到1510年，古巴成了西班牙活动的主要焦点）也鼓励了对次帝国突然袭击（对大陆的武装突袭）的分权模式，而不是一次单一的也许是灾难性的大陆远征。他们有着尝试和错误的奢侈品。最重要的是，加勒比海带来了黄金。

先在伊斯帕尼奥拉岛发现的冲积黄金是至关重要的。到1502年，随之而来的黄金热给伊斯帕尼奥拉岛带来大约1500个西班牙人，激发了他们在岛屿和大陆上进一步冒险的胃口。正是从美洲印第安人（Amerindians）那里攫取的或从奴隶劳工身上抽取的黄金，而不是西班牙来的黄金，资助1508年以后在本地组织起来的突然袭击。到美洲大陆的进一步前进不是欧洲老家的王公或资本家的工作，而是快速耗竭岛屿资源的渴望黄金的边疆人的事。没有在加勒比岛屿和附近的铁拉菲尔马的短暂黄金热，对大陆领土征服的刺激可能被无限期地推迟，或者一定超过了征服者能利用突然袭击和惊慌失措因素的那个点，这在对阿斯特克胜利中起了如此重要的作用。由此，加勒比桥头堡提供了这次征服的大部分动机和某些手段。

在1519年和他在1521年的最后胜利之间，第一个大征服者科尔特斯，将要占领一个精密的帝国政权，这个帝国有着1100多万人，富于贵金属，以种植玉米为主。科尔特斯的冒险带给他的殖民头彩，与通常应保持的谨慎形成鲜明的对照，后者使欧洲人保持在亚、非海洋边缘并且对必然会遭受惩罚的征服计划发出警告。科尔特斯成功的部分解释可能源于墨西哥高原上的阿斯特克霸权的相对新奇性以及其臣民对他们的敌意，他们给科尔特斯提供了同盟者和帮手；部分源于西班牙战争方式的技术优势。[14]但是，在亚非其他地区，似乎不难找到偏向外国征服的类似状况。

西班牙闪电战的真正秘密是文化上的和生态上的。人们争论道，使阿斯特克帝国如此难以防守西班牙的进攻，是高级统帅无力把握欧洲敌人的来源、目的和动机，或者无力想象其突然出现的缘由。结果是麻痹的精神迷惘，它摧毁了阿斯特克皇帝的抵抗能力。[15]与旧大陆没有任何接触，没有与把消息和谣言带到遥远的角落的旅行者、小贩、商人和雇佣兵的任何接触，阿斯特克文明受到一个“超自然的”事件的阻挡，这个事件不能指望仪式、祭祀或祈祷来施展影响。由此，军事失败是绝对的和不可避免的。但是，西班牙军事征服的迅速与彻底，以及任何大众抵抗意志的瓦解，也是一个生态现象。经过难以理解的胜利的文化冲击，来了人口灾难的生态冲击，这是缺少对旧大陆疾病的免疫力导致的。在科尔特斯抵达后和16世纪末之间，墨西哥的人口下降了90%，从大约1200万下降到100多万。[16]这对当地人的心理影响是难以想象的。在物质层面，随着统治者对被统治者以及移民对当地人的比率蹒跚着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以一种在热带非洲、印度或中国无法想象的方式，行政控制的基本前提急剧变化。

正是在这些异乎寻常的境况下——更像科幻小说而非历史——西班牙在中美洲的统治迅速地扩展到整个中央高原（阿斯特克心脏地带）、玛雅人尤卡坦（Mayan Yucatan）和成为新墨西哥所在的干燥高原。这是西班牙帝国主义的北向或古巴突进，由来自西班牙海洋力量的本地加勒比中心的移居者和冒险家驱使。同时，一个更向南的运动把西班牙淘金者带到了南美洲大陆的铁拉菲尔马——现代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带到了以卡斯蒂利亚·奥罗（Castilla del Oro）著称的峡谷区。正是从这里以及16世纪20年代早期在巴拿马（Panama）建立的殖民地，西班牙发动了对第二大前美洲帝国的另一次闪电征服（正如其最后结果）。

在许多方面，西班牙征服南美安第斯山脉的（Andean）高地的印加（Inca）帝国，甚至比对阿斯特克的大获全胜更为令人震惊。印加领土位于远离加勒比桥头堡的地方。它们从海上不大容易进入，领土更为辽阔——从现代厄瓜多尔（Ecuador）深入现代玻利维亚（Bolivia）的北部。西班牙人称为阿蒂普拉诺高原（Antiplano）的辽阔的内陆高原构成了帝国的核心。它有丰富的矿物，并且生态上比阿斯特克墨西哥（Aztec Mexcio）更为多样化。[17]印加人已经成功地把所有安第斯高原的可靠农民耕地纳入他们的帝国里。他们设计来积聚大量农产品和贵金属的税收体系维持了一支常备军，奖励当地精英和军事精英，比墨西哥见到的任何东西更复杂、更有效。它产生的财富和在米塔（mit’a）体制下的劳工征用，使印加帝国构建起一个道路、要塞、弹药库、桥梁、梯田和灌溉工程组成的惊人网络，以及一个有着10万—30万人口的宏伟的帝国首都库斯科（Cuzco）。[18]这就是弗兰西斯科·皮萨罗在1532年带着167个追随者——“卡哈马卡（Cajamarca）人”——闯入的帝国。

像某些进入中美洲的后来的突然袭击一样，皮萨罗的探险一直是由劫掠美洲人的财富来支付的。这就是皮萨罗的主要资助人加斯帕尔·埃斯皮诺萨（Gaspar Espinosa）如何发财并成为巴拿马移民首富的。[19]与科尔特斯一样，皮萨罗有着突然袭击的优势，有着其美洲对手闻所未闻的武器。这两个因素在无情的政变中起着关键作用，西班牙人几乎一出击就把整个印加体系扔进政治混乱中。1532年11月16日，皮萨罗在秘鲁北部的卡哈马卡会见印加统治者。阿塔华尔帕（Atahualpa）可能相信，他庞大的扈从能够轻易逮住这么一小伙陌生人，或者他们只不过是能用金银财宝收买的雇佣兵而己。他对他们野心的规模完全没有防备。他进入卡哈马卡广场几小时内就成了皮萨罗的俘虏，他的政治亲信或已经死了或正在死去，他的大约几千人的军队已经被西班牙骑兵砍倒。这场毁灭性的屠杀实际上把帝国斩首。随着印加反击的失败，直到秘鲁最终被遥远的马德里（Madrid）的西班牙当局有效控制以前，征服者为了胜利的果实而陷入自相残杀的战争中。

与墨西哥的征服一样，秘鲁帝国体制的易碎性，部分地解释了西班牙人的成功征服。与阿斯特克帝国一样，印加统治依赖于许多小型少数民族单元的合作，他们只是最近才被征服或有着可疑的忠诚。也可能真实的是，在西班牙人入侵的时刻，两个帝国都达到了他们帝国扩张的危急阶段，不利的后勤和缩减的回报已经开始驱使其统治者征收新的苛捐杂税，进行不得人心的改革。前哥伦布时代的墨西哥毁灭的预言，以及前哥伦布时代的秘鲁实际上存在的内战，是危险的内部压力的症状。[20]侵略者在大陆其他地方的掠夺性突击胜败难分或完全不成功，但这些帝国对这一小伙海上入侵者的侵略如此不堪一击，还不止是这些情况。使这两个前哥伦布时代的大帝国卓尔不凡的是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的精密，取决于一个全能的、神一样的皇帝，他的突然被俘使整个帝国机构失去了能力。更糟糕的是文化孤立，剥夺了这些全能的君主对外来入侵者的足够知识。没有事先的警告，他们没有能应用治国才能和自我防卫的谨慎统治。西班牙的武器和策略，尤其是火器和战马，给予致命一击（coup de grace）。旧大陆疾病的生态冲击——一场无意的细菌战——在两个例子中都证明是防止随后抵抗的致命手段。否则，随着开始感受到外国征服的后果，可能会出现这种抵抗。正是这些不同要素的联合影响把西班牙遭遇两大陆地文明，变成了付出几乎微不足道代价的闪电征服。也许，任何一个欧亚大陆的大国会享有类似的成功：帖木儿会很快征服蒙特祖玛（Montezuma）。这是西方的好运气，其地理位置——更靠近前哥伦布时代的帝国加勒比前沿——给了它在征服外围世界的新大陆的一个决定性优势。

还需要看一看，征服者能不能把摧毁了阿斯特克和印加国家的庞大的劫掠性远征，变成一种更为持久的西班牙财富和权力的扩张？他们能不能把多得难以置信的意外的金银财宝变成一种经济体制，并在美洲建立起新欧洲？用经济术语，至少新西班牙（墨西哥）和利马（秘鲁）的两个大总督辖地似乎是一个惊人的成功。短期黄金热的周期在墨西哥和秘鲁没有重复，其耗竭驱使了西班牙人越过伊斯帕尼奥拉岛和古巴。早期的黄金储藏使第一批征服者暴富，超过了他们最疯狂的梦想，而且很快为16世纪40年代发现的大银矿所补充，即墨西哥萨卡特卡斯（Zacatecas）和现代玻利维亚的波托西（Potosi）大山的储藏。到16世纪后期，两个总督府都在印度殖民地（Carrera das Indias）的周年大庆中送了大量的白银回西班牙。这条矿藏财富之流有着重要的作用：它吸收了从西班牙来的新移民，并且资助了从非洲的奴隶进口。它支付了殖民地行政管理和司法体系费用，它们比早期征服的半封建体制复杂得多。它帮助建立了大量的天主教堂，它们的大教堂、教堂、墓地、遍地开花的塑像和公共仪式是征服的最明显的迹象。[21]仅在墨西哥，虽然印第安人人口急剧下降，到世纪末大约只有100万人，但教会还雇用了约3000个教士。到1622年，在西属美洲有34个主教辖区。简言之，正是黄金白银把残酷的征服事实变成一种殖民统治结构。

不过，到1620年，把新大陆的经济和文化整合进一个“大西班牙”中，这个矿产红利的作用不应夸大。巨大的“西班牙”美洲处于西班牙有效占领区的飞地之外——委内瑞拉大草原，中美洲的热带低地，墨西哥北部沙漠，安第斯山脉以东的茂密森林，伸展到拉普拉塔河（Rio de la Plata）河口的草地。在那儿，没有矿产资源的支持，西班牙人的势力就不坚实或不存在。美洲白银也不是一个把欧洲经济和美洲绑在一起的完全可靠的手段。供应与需求上下波动。到17世纪早期，墨西哥向欧洲（尽管不是墨西哥人的银矿出产）白银的运输在衰落。墨西哥与东亚的商业联系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有很大一部分比例的白银输出到了东亚。1620年以后，随着欧洲人口的增长和商业活动减慢，对西属美洲白银的渴望降低了：宗主国与殖民地彼此疏远。[22]文化上，征服的后果也是错综复杂的。在墨西哥和秘鲁，西班牙人的突然袭击狂飙（物质上和生态上）迅速解构了征服前的宗教机构。到1531年，仅在墨西哥，西班牙人就拆毁了600所庙宇，捣毁了2000尊偶像。[23]旧神职精英权威尽失，殖民地臣民受到广泛的宗教同化，他们几乎不加抵抗就接受了基督教崇拜与节庆。[24]在某种程度上，印第安贵族被同化到行政机构中去。在更形而下的层面，西班牙人的服装取代了让教会皱眉头的传统服装。[25]

不过，西班牙的文化影响被现实状况削弱。西班牙人的移民数量有限，集中在大城镇，与内陆腹地的印第安人只有偶尔的接触。[26]这个趋势被西班牙政府的决定强化。它决定美洲印第安人社区与移民实行分离，与管理者和教士视为移民堕落的剥削行为分开。与大多数内地（尤其是在安第斯高原）的遥远和难进相结合，这有助于确保其景观为本地人保留着旧教和神秘意义。甚至在更直接处于西班牙殖民影响下的美洲印第安人的地方，结果通常是含混不清的。在更大程度上，新西班牙行政区划重新创立了前哥伦布时代的旧“城邦”，在当地统治精英中有着相当的连续性。摧毁征服前的宗教机构并不意味着传统医治者、预言家和占卜者的终结，他们在农村继续享有很高的声誉。[27]当然，西班牙语也不能取代征服前的语言。一份新近的研究认为，直到17世纪，在西班牙语开始影响美洲印第安人的语法结构以前，其影响局限在使用某些借用的名词。[28]

如果说西属美洲顽强地保持残余的印第安人特性，那么它也变得更为民族多样化。在墨西哥和秘鲁有足够的西班牙人来到——吸引着男女两性和广泛的职业——以创立“完全的”社会，能够以旧大陆的方式保存和再生产西班牙人的社区，这确实是真的。[29]但是，从征服早期起，西班牙男性就与本地人通婚，生产“混血儿”（mestizo）。为了补充日益减少和不情愿的当地劳动力，他们在16世纪中叶进口了非洲奴隶，并也与他们通婚，形成一个黑白混血儿（mulatto）社区。到17世纪中叶，新西班牙的人口组成是：大约15万西班牙白人，15万黄白混血儿，13万黑白混血儿，8万非洲奴隶，以及大约100万印第安人。秘鲁有着类似的模式。到17世纪40年代，整个西属美洲大约有33万非洲奴隶。[30]结果是一个复杂的人种分层社会的诞生，在这个社会，职业和地位反映了种族渊源，政治和经济权力大体上操纵在白人手中，不管他们是西班牙出生的还是当地出生的“克里奥尔人（Criollos）”。

在某种程度上，在欧亚大陆的旧大陆无法想象的是，西班牙带来了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最大的社会的解体及某些弱者的实际毁灭。它创造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一个新的后征服社会能够被建立，它潜在地易于接受西班牙的需要和思想。但是，到17世纪中叶，在美洲150多年后，它完成了征服，而不是其美洲占领地的合并。新西班牙不会是另一个西班牙王国，一个卡斯蒂尔的复制品。取而代之，征服的结果像是一个新奇的不规则几何形状的拼接物，一个与众不同的亦或是仍是千变万化的西属美洲文化，一个新的克里奥尔社会。

在15—16世纪，葡萄牙航海家和西班牙征服者是西方突破的最生动的代理人。对未来欧亚大陆的权力平衡毫不逊色的，是莫斯科公国（Muscovy）在一个多世纪内的转型。直到1480年，它还是蒙古“金帐汗国”的一个附庸国。随后，它越过大草原推进到里海（Caspian），并建立巨大的毛皮贸易帝国。1639年这个贸易帝国经过西伯利亚森林直抵太平洋。在随后的一连串猛烈扩张中，在中国人或日本人影响占优势前，俄国人夺得了北亚的绝大部分土地。他们关闭了中亚的大草原人民常常横扫北欧的北大门，并在奥斯曼或伊朗的新萨非（Safavid）统治者能够把破碎的金帐汗国吸收进他们的新帝国体系前，占领了伏尔加河（Volga）下游。

不只是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俄国人一直是一个与中世纪欧洲的一流国家隔绝的边疆人。一位西班牙作家说，“俄国和西班牙”“（是）欧洲大对角线的两端”。[31]所引用。俄罗斯（Rus）的渊源在于斯拉夫人（Slav）向东移民到森林带的边缘，在那儿他们与大草原及其游牧战士（如俄罗斯人称呼他们的，叫鞑靼人［Tatars］）相遇。第一个俄罗斯国家一直以基辅（Kiev）为中心，其维京人（Viking）或瓦兰吉亚人（Varangian）统治阶级建立了一个商业中心，来利用从拜占庭和近东到波罗的海（Baltic）欧洲的水上商路。随着希腊正教在公元9世纪的抵达，基辅罗斯（Kievan Rus’）成了一个拜占庭西方的伟大文化楔子，嵌在东方的大草原人民（波洛夫齐人［Polovtsy］、哈札尔人［Khazars］和佩切涅格人［Pechenegs］）与西方的异教立陶宛人（Lithuanian，或西俄罗斯人）之间。基辅成了一个巨大的教会企业的司令部，它在远至白海（White Sea）的北方森林建造了修道院。在13世纪，它被如诺夫哥罗德（Novgorod）和斯摩棱斯克（Smolensk）的其他俄罗斯国家对手削弱，在蒙古入侵的灾难中被征服。在1240年，该城市被夷为平地。森林带的俄罗斯国家成了金帐汗国的附庸，金帐汗国是1259年成吉思汗的世界帝国崩溃后的四大汗国之一。俄罗斯的统治者，尤其是易受攻击的难以防守的莫斯科公国——为舒适太靠近开敞的大草原——的统治者，发现自己在遥远的里海的瑟赖（Sarai）充当了汗国统治者的代理人和顾客。然而，重要的是，通过东正教会的文化影响，他们留住了鲜明的西方身份，保持了与拜占庭教长的纤弱的联系。[32]确实，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容易宽容东正教及其教义。莫斯科公国在几个俄罗斯国家中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公爵的投机主义，他们把自己变成了大草原可汗的同盟者和合作者。[33]1331年后，蒙古的支持为他们弄到了大公（grand prince）的头衔；蒙古的势力驱赶了竞争的立陶宛大公（Grand Duchy）。立陶宛是西俄罗斯的强国，在14世纪70年代天主教化，并且与天主教波兰（Poland）结成联盟。莫斯科公国得到了东正教会的支持——一个重要的宗教和文化同盟——通过其对蒙古的影响和其领袖地位抗击天主教立陶宛。[34]在14世纪80年代，莫斯科利用了汗国的分裂，在库里科夫波（Kulikovo Pole）战役后确保短暂的独立。但是，对其命运的决定性影响是帖木儿从中亚老家的征服的巨大地缘政治的冲击，中亚在14世纪晚期仍是世界历史的中枢。尽管帖木儿最终没有建立一个像成吉思汗那样辽阔的新帝国，但是他粉碎了蒙古体系的残余，包括金帐汗国，它逐渐分解为独立的克里米亚（Crimea）汗国、阿斯特拉罕（Astrakhan）汗国、喀山（Kazan）汗国和失必儿（Sibir）汗国等。到15世纪40年代，莫斯科的华西里（Vasily）享有有效的独立。在1480年，他的继任者伊凡三世（Ivan III，1462—1505），击退了中亚大草原再度强加附庸地位的最后一次尝试。

1480年以后的100年是莫斯科公国扩张的重要阶段，构成了西方入侵欧亚大陆中部和北部的整个进程。有着在伏尔加河上游的领土核心，莫斯科公国成了枢纽。那伸展到北方、东方（最终到达亚洲太平洋）的巨大森林帝国，里海和南乌拉尔（Urals）筋疲力尽的大草原帝国莫斯科公国把它们绞在一起。[35]但是，假若他们只是统治了一个小小的东俄罗斯公国，受天主教波兰-立陶宛的牵制，还受到富裕的北俄罗斯对手的挑战，如有着毛皮帝国和汉希替克（Hanseatic）贸易的诺夫哥罗德（Novgorod）的挑战，那么莫斯科公国的统治者几乎无法维持这些帝国雄心壮志。俄罗斯在欧亚大陆北部的崛起，需要莫斯科公国对俄罗斯东正教国家统治的巩固，以及防止被波兰-立陶宛的充满活力的联合君主国吸收的扩张运动。到1504年，这个君主国从黑海（Black Sea）伸展到波罗的海（Baltic）。无论喜欢与否，莫斯科大公只能依靠进入欧洲外交体系（寻找反对波兰的同盟）生存，依靠（并非不那么重要）在文化思想条件上与15世纪欧洲的新君主相竞争而生存。后来的俄罗斯历史大部分会是保持独特的拜占庭遗产和欧洲文化之间的微妙平衡，前者体现在俄罗斯东正教中，后者为政治经济情势所需从中欧和西欧借鉴。

在波兰-立陶宛，到15世纪晚期，一场文化“现代化”的迅速进程已在进行中（1423年在克拉科夫［Cracow］印刷了第一本书），[36]与它进行政治文化竞争的逻辑是把伊凡三世征服的俄罗斯土地转变成一个王朝国家。“大诺夫哥罗德”的寡头政治传统被彻底根除。伊凡把自己想象成欧洲模式的大君主，把拜占庭和西方风格的王朝统治混合起来。在1492年，他自称为“莫斯科和全俄罗斯人的大公”。他与拜占庭公主索菲亚（Sophia Palaeologus）的婚姻，是在罗马教皇的支持下商谈的。他的使节在全欧洲呈扇形散开，四处出击。意大利艺术家、建筑商和建筑师被带到莫斯科。他的行政管理围绕着“大法官法庭”体制重新组织，有着详尽的档案记录和官僚等级。[37]伊凡四世（Ivan IV，“恐怖”雷帝）的登基仪式，以规模空前的加冕典礼为标志，是从拜占庭皇帝的逝去的老规矩中仔细改造而来。也许为了与天主教反改革相竞争，伊凡四世促进了修道院生活的复兴。[38]对“拉丁斯托夫”——“拉丁语世界”，主要指波兰——的敌意，与俄国向德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的开放相平衡，这些人作为战士、移民、机械师和商人来到俄国。在16世纪打了漫长的战争来牵制波兰在俄罗斯西部土地的势力，阻止它引诱莫斯科公国的躁动不安的特权贵族及好战男爵，大公下定决心要摧毁他们的独立。[39]

由莫斯科-波兰对阵激起的内部变迁，有助于解释俄国人在保住森林和大草原获得的惊人领土方面的成功。在北方森林的毛皮贸易帝国的基础，远在1478年诺夫哥罗德共和政体被莫斯科公国兼并前就由它奠定。1483年莫斯科公国派遣对乌拉尔外的第一次远征。到16世纪50年代，充满活力的商人斯特罗加诺夫家族（Stroganov）在西伯利亚建立了一个生意帝国，以运出当地森林居民提供的毛皮。这使他们与失必儿汗国产生冲突，这个汗国也依赖于毛皮贸易和控制供给。在1582年，一个受斯特罗加诺夫家雇用的哥萨克（Cossack）冒险家叶尔马克（Ermak），成功地占领了失必儿汗国的首都。1585年，随着斯特罗加诺夫的死去，他的私人帝国垮台。取而代之的正是俄罗斯国家，在鲍里斯·戈多诺夫（Boris Godunov）的指点下，到世纪末进行了西伯利亚西部的军事征服。[40]这样，就为横穿大陆的私人毛皮贸易商的狂潮肃清了道路，在1609年抵达叶尼塞河（Yenisei），1632年到勒拿河（Lena），1639年到太平洋，1643年到中国满洲边境的阿穆尔河（Amur，即黑龙江）。到1645年，有大约7万俄罗斯人穿过乌拉尔河。[41]鲍里斯·戈多诺夫果断干预的遗产，可以在行政控制中找到，改组的莫斯科公国据此拴住其遥远的森林殖民地。

俄国人征服北亚森林的相对容易，部分是俄罗斯人遭遇的森林居民的政治组织和技术能力低下的结果，他们还没有自己的国家。俄罗斯人的武器则赋予了一份重要的技术优势。但是，正如斯特罗加诺夫家已经发现的，只是在摧毁失必儿汗国的权力后，俄罗斯才能放开手脚去交易和征服。这是在森林和大草原间的重要链接。到16世纪90年代，俄罗斯人已经巩固了他们对邻国喀山和阿斯特拉罕的占领，它们分别于1552年和1556年被并入莫斯科公国。没有奥斯曼的支撑，没有支持克里米亚汗国（它逃脱了兼并）的贸易网络，在西伯利亚的最后一个金帐汗国幸存者全然无法抵抗俄罗斯人的推进。

初看之下，俄罗斯征服大草原汗国，可与科尔特斯和皮萨罗的功勋相比：几乎一次突然袭击，一个迄今无法征服大草原的辽阔领域——果戈里（Gogol）的似乎无限希望的“黄金绿色海洋”[42]——就落到莫斯科公国的手中。不过，俄罗斯人极少有西班牙征服者的优势。他们被敌人所熟悉，并不会被误当成上帝。他们几乎不能指望在开敞的大草原上享有决定性的战术上或策略上的优势——尽管伊凡四世携带150门大炮及其新的步兵火枪手（strel’tsy）到喀山。整整一个世纪以后，俄罗斯人对克里米亚汗国的攻打陷入混乱，为大草原战争的后勤所击败。[43]

俄国成功的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可以在16世纪伏尔加河大草原的社会和政治危机中找到。汗国不是王朝君主国，并且从来没有向君主制国家转变，而莫斯科公国正在转变中。汗国类似于松散联结的部落联盟，可汗依赖于部落酋长的支持。他们的经济依赖于贸易（尤其是与中亚的贸易），依赖于定居人民的税收，依赖于游牧民向南向西对有人定居的俄罗斯大地的劫掠。然而，到16世纪，这种政治经济处于混乱中。帖木儿已经摧毁了大草原依仗的大贸易城市亚速（Azov）、阿斯特拉罕和乌尔穆奇（Urgench）。[44]随之而来的贫困可能加速了定居化进程，由此，鞑靼游牧部落的旧平等主义秩序突变成地主和无地农民的分化世界。[45]随着缩减的军力（结果）以及内部团结更差，汗国之间的政治冲突变得更加棘手。而且，作为金帐汗国的继承国家，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克里米亚汗国和失必儿汗国也进行控制大草原的相互竞争。莫斯科公国（第五个“继承国家”）利用这点在大草原外交中起了积极作用，并且，当它于15世纪70年代征服北方时，在难以防守的大草原边疆维持着和平关系。[46]结果，到16世纪初，莫斯科公国发展得比喀山和阿斯特拉罕强大得多：确实，它在1552年前在多个时期对喀山汗国施加一种保护国形式，并且用有防卫的新定居地一点点地蚕食其领土。到1552年，喀山汗国阿里汗（Shah Ali）成了俄国人的傀儡。许多鞑靼“王公”早就投向俄国人（并且有些皈依了基督教），有些像诺盖人（Nogai）的关键部落与莫斯科公国秘谋以晋升一个新可汗。恐怖伊凡是否有意于1552年吞并喀山汗国并不肯定。但是城市的抵抗及其残暴的征服确保了这样的结果。正是在诺盖人的帮助下，邻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在第二次闪电战中被制服和兼并。

虽然有这个大草原帝国主义的戏剧，但是夸大其直接意义会是不明智的。并没有金银财宝来赞助一个超级大帝国的缔造，尽管莫斯科公国商人（以及莫斯科公国）可能更容易从与伊朗和中亚的贸易中获益。[47]伏尔加河的土地开放给俄罗斯农民拓殖。但是，越过河流走廊，俄罗斯人的控制则没有保证，伏尔加河仍是一个蛮荒的边疆地区。鞑靼人继续从克里米亚抢劫。甚至迟至1592年莫斯科还遭到劫掠，其郊区被焚烧。俄罗斯人需要巨大的努力来建筑防线，以阻止入侵者或提高预警能力。其中一条别尔哥罗德（Belgorod）防线超过500英里长。在17世纪初，俄罗斯人不得不与大批抵达里海北部大草原的卡尔梅克人（Kalmyks）和平共处。[48]再往南去，在高加索（Caucasus），俄罗斯的影响受到新兴的萨非国家的抑制。[49]征服克里米亚汗国和伏尔加大草原边疆的最后封闭（在乌拉尔河和里海间的所谓“乌拉尔大门”），必须等到18世纪晚期。

无论如何，莫斯科公国力争把自己变成一种王朝体制，标志着俄国最终成为欧洲扩入欧亚大陆北部发动机的一个决定性阶段，这种王朝体制能够吸收北俄罗斯的公国、抵抗波兰-立陶宛并吓住伏尔加河汗国。尽管到1600年，远非脱离了波兰-立陶宛力图驱向北方和东方的乌拉尔河的努力，莫斯科公国已经做出了重要行动，把自己与欧洲国家体系联系起来（在瑞典的帮助下击退波兰17世纪初的进攻），并且用需要支撑帝国扩张3个世纪的机构武装自己。建立在蒙古遗产和东正教支持的基础上，莫斯科公国统治者实现了双重革命。他们把特权贵族扈从的军事体系转变成为火枪手和大炮的炮兵部队，他们通过领地册封（pomestia）[50]集中控制土地，由此，贵族以军事或行政服务交换持有庄园。扈从过去一向自由选择任何忠诚对象。现在，他们被绑进严格的忠诚与责任义务的结构中，而新人——被称为“国家侍从”——则奖励给被征服和没收的土地。随之而来的是第二次革命。在一个贫困的农业经济中，只要地主阶级享有密切控制迄今为止流动的、自由的并常常反叛的农民社会，那么维持莫斯科公国军事工作的税负和服务是能够忍受的。[51]扈从的忠诚通过农奴制束缚农奴劳动力实现，并由国家权威、贵族权力和教会势力的无情结合来强制实行。作为欧洲扩张的东方先锋（而不是波兰和大草原之间的弱小缓冲国），俄罗斯成为一个欧亚大陆的斯巴达（Sparta），到世纪末部署了10多万人的大军。[52]但是，在西方受到世界上最富裕的欧洲国家的威胁，在南方仍然开敞的大草原边疆不断遭受骚扰，莫斯科公国之转变成“俄国”或“大俄罗斯”（Rossiya，Greater Russia）充满了艰难险阻。其进程是以内部恐怖主义（恐怖伊凡的特辖制［Oprichnina］）和“艰难时世”（在1613年罗曼诺夫［Romanov］登基为沙皇之前的无政府状态）为标志的。1605年和1610年，莫斯科两度遭受波兰军队窜犯。[53]在美洲，欧洲海上帝国主义的人员成本，大体上是由当地印第安人和进口奴隶来承担。在旧大陆，陆地扩张面临更顽强的抵抗和更严酷的环境。所以在这里，西方突破的代价是一个更深的社会和政治压迫的国内社会制度，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最终会感受到其影响。

伊斯兰的平衡力

在欧洲海上扩张的戏剧性事件中，容易忽视在伊斯兰世界同时发生的深远变革。在16世纪两股强有力趋势会合起来，加剧了伊斯兰对欧洲安全的挑战，并与西方推进到欧亚大陆外的外围世界相称。第一个趋势是更强更有凝聚力的伊斯兰国家的巩固。随着火器革命化了战争艺术，来自内亚的游牧民族大入侵减退了。第二个趋势是扩张性驱动把伊斯兰深深地带入东南欧、撒哈拉以南非洲、南印度和东南亚。如果说西方从大发现时代更强更富地显现出来，那么伊斯兰世界从其扩张时代也显现出来同样的东西。

奥斯曼帝国构成了伊斯兰扩张的西方先锋。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在南巴尔干的优势获得了占领该地区大帝国首都的报酬，及其控制爱琴海（Aegean）和黑海的海上商业。直到奥斯曼帝国在1922—1924年最终解体，君士坦丁堡（对土耳其人来说，伊斯坦布尔）一直是它的首都。在1453年后的几十年里，对南至希腊（Greece，摩雷阿［Morea］，1458年）、塞尔维亚（Serbia，1459年）、波斯尼亚（Bosnia，1463年）、阿尔巴尼亚（Albania，1479年）和黑塞哥维那（Herzegovina，1483年）的地方，征服者穆罕默德（Mehmet the Conqueror）确保奥斯曼的直接统治。穆罕默德的继承人保证了摩尔达维亚（Moldavia）和瓦拉吉亚（Wallachia，包括现代罗马尼亚大部分地区）正式接受其附庸地位（1504年），在1520年占领贝尔格莱德，并且在苏莱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统治下，把匈牙利加到他们北方保护国里。只有随着1529年对维也纳的袭击失败，奥斯曼才达到了向中欧推进的极限，那种后见之明才能看到的势不可挡的推进的极限。对于哈布斯堡（Habsburg）外交家乌吉埃·德布斯贝克（Ghiselin de Busbecq）来说，甚至在16世纪60年代，中欧的前景也是极度暗淡的。他直接观察过奥斯曼的军事组织，认为只是奥斯曼受到伊朗的分心，才推迟了土耳其的最后攻势。“我们能怀疑结果会怎么样呢？”[54]

在1450年后的80年里，奥斯曼人的欧洲帝国扩大了两倍多。他们在非洲和亚洲的领土征服也同样惊人。在加强了他们对南安那托利亚（Anatolia）的控制后，在1516—1517年他们发动了闪电战，动摇了马穆鲁克帝国，该帝国从首都开罗统治着埃及、圣地麦地那和麦加以及大部分肥沃新月带。[55]在把伊朗萨非统治者赶出东安那托利亚后，到1534年，奥斯曼人在巴格达，到16世纪40年代末在波斯湾牢牢确立了统治。用苏伊士的海军基地，他们占领和控制了也门。到16世纪70年代，从利比亚到摩洛哥的几乎整个北非沿海，都处在他们的控制之下或宗主权之下。尽管地中海西端的西班牙在美洲建立了支配地位，但是奥斯曼人面对更强悍的对手，并在大得多的规模上，开拓了一个横跨三大洲的庞大帝国，用德布斯贝克的敬畏的评语说，集中了“整个东方的力量”。[56]

在相当程度上，这些胜利可以用奥斯曼的这些东西来解释：维持一支强大的常备军的能力，[57]纪律严明的步兵（土耳其士兵）的使用，海军力量的熟练部署，[58]以及一种无情的外交。奥斯曼人的运气在于欧洲和亚非对手之软弱和分裂，欧洲对手熟练地玩弄王朝对抗和天主教-东正教对立。他们的两个伊斯兰对手——埃及的马穆鲁克和萨非的伊朗没有联手，马穆鲁克对葡萄牙海军力量的忧虑可能严重地加剧了其策略上的优柔寡断。但是，奥斯曼帝国主义更多地基于军事和外交机会主义。向西，对欧洲，奥斯曼苏丹可以利用圣战（ghazi）传统（征服和皈依异教徒的宗教战争）来鼓励其追随者。似乎更可能他们的普遍目的是恢复拜占庭帝国（他们的模范和敌人）权力顶峰时期的境界。确实，他们的拜占庭“遗传”提出了它自己的要求。与其他古往今来的大帝国主义者一样，奥斯曼帝国发现自己受到帝国“逻辑”的驱使。需要推进政策来威吓其不计其数的附庸国和合作者；避开敌对联合；对间接统治失败的地方施加直接统治；牢固地掌握策略通道和堡垒来保护重要的农业和商业区。奥斯曼统治者对商业目标也不是无动于衷的。他们的海军扩展到红海和波斯湾，他们努力维护在印度洋的海军力量，可能一直想要从贸易网中获利，犹如葡萄牙、西班牙和后来的荷兰的海上事业一样。[59]

这些措施和动机可能有助于解释奥斯曼征服的模式，但是不能解释奥斯曼统治的成功移植或其惊人的持久性。奥斯曼力量的内在秘密是由统治精英的世界主义权术所塑造的，伊斯兰教、法律和文化体制的一面与富有活力的专制主义另一面之间小心的和谐一致。共同信仰、对伊斯兰教教法（Sharia）或伊斯兰法的共同认知，有助于使奥斯曼的统治为肥沃新月带、埃及和北非所接受，而苏丹作为伊斯兰反对基督教异教斗士的角色，给予其信徒强烈的忠诚力。在奥斯曼欧洲，土耳其穆斯林和当地皈依者构成了政治和行政精英的核心，是奥斯曼当局终极依赖之所在。一种提升统一价值观的共同的伊斯兰高端文化，在把辽阔帝国的当地和区域精英与帝国中心绑在一起中起了重要作用。奥斯曼的天才在于，用几个精明的创新重新强化这种伊斯兰团结。在欧洲和小亚细亚（Asia Minor）的军事采邑制——蒂马尔制（Timar），把农村地产的税收控制权交给当地的精英，精英们则对奥斯曼国家提供军事和行政服务。米勒特（millet）制则用一种社区自治安抚宗教少数派——基督教、犹太教，由神职人员或宗教领袖管理，但是与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大牧首一样，他们由苏丹任命。在被征服人民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由此牢固地系于帝国体系。奥斯曼使无情执法和常规税收（作为反对任意的苛捐杂税）成为其统治的标志，至少在其前奥斯曼强权下的安定和平（Pax Ottomanica）的最初阶段一直如此。[60]对许多欧洲基督教臣民来说，奥斯曼的统治提供了秩序及可预见的帝国优点，这是英国后来宣称的印度农民的忠诚所系。帝国首都是一个世界性城市，那儿的外国人可以指望享受合理的待遇。[61]

奥斯曼体制的真正创新是定额壮丁制度——古兰制度（devshirme）。直到17世纪，奥斯曼苏丹统治在政治和军事上依赖土耳其贵族服务，并用雇用一支穆斯林皈依者的奴隶军队来保持平衡，这些壮丁（也许每年七八千人）在孩提时代就与他们的基督教父母分开来。定额壮丁制度消灭了前现代统治者十分恐惧的亲属和地域纽带。它为驻防在帝国各地的禁卫军力量（一支有25,000人的常备军）提供士兵，给苏丹提供办事员和官员，其最高级官员即从中产生。[62]它创造了一个有教养的、高级的“土耳其的”（Osmanli）统治阶级阿斯凯里（askeri，军事封建主——译者注），他们的前景是帝国的而非本地、种族或宗教的，他们的忠诚主要是王朝的而非领土的。在布斯贝克眼里，奥斯曼精英领导的挑选大大优越于其同时期的欧洲国家。奥斯曼体制似乎是一个帝国的宗教和政治的巧妙结合体，其力量震惊和吓坏了欧洲同时代人。1560年，布斯贝克咕哝道：“在他们那一边……持久的辛苦、团结一致、秩序、纪律、节俭和警觉。在我们这边，则是公共穷困、私人奢侈、减弱的力量、崩溃的精神。”[63]

不过，16世纪60年代常常被视为奥斯曼力量的顶峰，把苏莱曼统治（1520—1566）当作奥斯曼帝国走向“落后”的迅速衰落的前奏。许多标准评论提供了一种道德剧。奥斯曼的“式微”与现代早期欧洲的进取精神、冒险精神形成对照，并被归因于软弱的领导阶层、腐败增长、奥斯曼君主制的体制缺陷、内部反叛、中央权威的侵蚀、缺乏商业和技术创新以及没有采用创造财富的国家政策。[64] 对这个问题的适当讨论必须等待后面的章节，但是，衰落的诊断在最好情况下也是早熟的。到16世纪中叶，奥斯曼体系开始变化了当然属实，奥斯曼已经停止向欧洲扩张。他们的封建骑兵（sipahi）被“火炮”军队所取代，奥斯曼军事力量日益不再依赖于军事采邑制，而是依赖于收税人的税收，他们似乎以牺牲中央的代价日益增加对外省的控制。也许在土耳其精英的压力下，17世纪定额壮丁制衰落，以及禁卫军作为世袭的社会等级的确立——只是他们不应该是——也可能削弱了15世纪打造的专制主义。16世纪末在安那托利亚的宗教和社会反抗，也许是一种奥斯曼“艰难时世”的症状，并非不像几乎同时伴随的俄国的极度扩张。但是，这些变化的影响不应该被夸大。可以更明智地把它们视为适应新的领土稳定、地方管理的更精细（且更花钱）形式以及对外省贵族阶级有益的一种经济增长模式的迹象。[65]所谓中央的“衰落”或许只是见仁见智的把戏。[66]与大多数前现代国家一样，奥斯曼帝国缺乏对其臣民施加严密管理的途径，经历了中央权力集中和下放的变迁阶段。在16世纪，其真正的成就是为了一个分权但有惊人凝聚力的奥斯曼“共同体”创造基础，这个共同体从马格里布（Maghrib）伸展到波斯湾，从哈布斯堡边疆伸展到萨非帝国。苏莱曼大帝及其继承者的真正遗产，并非一个专制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奥斯曼化”精英统治的伊斯兰共同体网络，他们享有行省自治，但却忠于并且依赖于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赋予的权威、威望和合法性。在欧洲人眼里，比富有进取精神的早期苏丹专制主义更少令人生畏，奥斯曼“共同体”被证明是显著地持久。在18世纪中叶前，其生存几乎不是问题。

如果奥斯曼人在东南欧和地中海没有取得对基督教国家决定性胜利，那么这至少部分是因为在东方对萨非伊朗的百年战争而资源吃紧——这是折磨现代早期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宗教战争”的伊斯兰对应事件。[67]从奥斯曼观点看，这场斗争对帝国的稳定比在匈牙利和克罗地亚寻求领土扩张重要得多。东安纳托利亚和阿塞拜疆易变的国境构成了突厥部落之间的桥梁，突厥人有些在奥斯曼国家中心地带，有些控制了伊朗高原大部。奥斯曼在小亚细亚的统治、奥斯曼在肥沃新月带的优势，有赖于这个反复无常地区的部落的忠诚。对萨非王朝在突厥政治和文化的支柱区域的崛起，无怪乎奥斯曼苏丹反应如此强烈。[68]

萨非帝国的缔造者伊斯迈尔一世（Ismail I），是一个以阿尔达比勒（Ardabil）为基地的军事什叶派领导人之子。该教派因其独特的头饰，以基泽勒巴什（Qizilbash）或“红头军”著称。[69]什叶派对伊斯兰教多数派逊尼派（Sunni，正统的）的敌意，源于对穆罕默德的早期伊斯兰哈里发的继承顺序的争议，从圣徒侯赛因（Hussein）获得大部分强烈情感。他是伟大的什叶派领袖，被逊尼派打败和杀死。什叶派每年在伊斯兰教的第一个月（Muharram）纪念侯赛因。什叶派伊斯兰教有自己的学说和理论传统，有自己的圣城和朝圣中心纳杰夫（Najaf）和卡尔巴拉（Kerbela，在今天的伊拉克）。什叶派教义也有着强烈的千禧年偏爱，信仰“隐遁伊玛目（Hidden Imam）”（祈祷者祈求时的称呼），指望对逊尼派世界的最终胜利。结果，对世俗统治者的权威，什叶派伊斯兰教也许比逊尼派的恭敬少一些，代之以指望毛拉（mullah）或宗教导师。[70]伊斯迈尔的天才在于增强一个部落联盟（自帖木儿死后西部伊朗缔造国家的常规手段），以及对作为圣战中宗教兄弟的王朝领袖自身及继承人的个人忠诚。[71]运用这种强有力规则，他取得惊人的成功。1501年，他成为伊朗西北最大城市大不里士（Tabriz）的主人。到1510年，他的军队已经征服了阿塞拜疆、里海的吉兰（Gilan）和马赞德兰（Mazanderan）、哈马丹（Hamadan）、伊斯法罕（Isfahan）、雅兹德（Yazd）、科曼（Kirman）、法尔斯（Fars）、现代伊朗大部、西至迪亚巴克尔（Diarbekir，深入现代土耳其境内）的安纳托利亚。同年，他还在呼罗珊（Khorasan）的马伏城（Merv，又称木鹿）打败了乌兹别克人（Uzbek），并吸收了有着伊朗文化的现代阿富汗（Afghanistan）的大部分，为萨非帝国奠定了基础。但是，4年后，在东安纳托利亚的卡尔迪兰（Caldiran）战役中，伊斯迈尔被奥斯曼军队的炮火优势打得大败。尽管在东安纳托利亚、高加索和伊拉克，萨非王朝继续挑战奥斯曼优势又一个世纪（萨非在1508年到1534年间和1623年到1638年间两度统治巴格达），但是在把萨非权力中心从安纳托利亚推到伊朗高原中，卡尔迪兰的失败将被证明是决定性的。1530年，首都从难防守的大不里士迁移到加兹温（Kasvin），并且在1598年最终确立在伊斯法罕。

到那时，萨非统治的原有基础有了相当的变化。在伊斯迈尔及儿子太美斯普（Tahmasp）统治下，土耳其部落征兵额提供了军事力量和土耳其部落酋长——埃米尔（amirs），他们是军事和行政精英，正是通过他们统治了不断扩展的帝国。被征服地的分配是保持部落对皇家忠诚的手段。代价是派系斗争以及部落间偶尔的公开冲突，他们的游牧生活方式与稳定的领土管理针锋相对。然而，萨非王朝的第5位沙阿（shah，伊朗国王的称呼）阿拔斯一世（Abbas I）的登基，标志着政治革命的开始。阿拔斯通过非常类似于奥斯曼的定额壮丁制度的设计，从危险地依赖突厥部落支持中解脱出来。从格鲁吉亚和跨高加索的基督教社区，他雇用一支奴隶的军队和行政官僚（qullars或gholamani），这些奴隶皈依者会全心全意忠诚于他。[72]到1637年，他统治的末年，一半多的萨非行省是由奴隶（qullars）统治的。阿拔斯也创立了皇家火枪手（在种族上是伊朗人而非突厥人），创立了奴隶骑兵和炮兵部队，用来自直接管理的“权贵者（Khassa）”行省的数量日益增多的税收来支付。[73]

这种政体代表了故意稀释萨非旧突厥特征，以及对少数民族伊朗人和外国奴隶的日益依赖，这些人采用的是波斯文化而非土耳其文化。选择伊斯法罕为帝国首都、使城市焕然一新的辉煌建筑工程、对装饰的皇家庇护以及特别的伊斯法罕哲学流派的发展，标志着一个新的波斯高端文化的出现，它会获得帝国多样化少数民族精英的尊敬和钦佩（以及影响思想和语言），该帝国顶峰时从大不里士伸展到坎大哈（Kandahar，1622年为阿拔斯征服）。

萨非重新统一“大伊朗”大部，以及（相对的）内部和平与秩序，也有助于皇家倡导的商业的旺盛复兴。萨非使用其日益增长的税收来改善商路和建设客栈。在阿拔斯统治下，伊朗原丝的主要出口由皇家垄断（用亚美尼亚商人为代理人），[74]伊斯法罕及其孪生城市新祖法（New Julfa）成为大商业中心，到17世纪末有着一个大约2万人的印度商人区。[75]1677年，当约翰·弗赖尔（John Fryer）到那儿作商务旅行时（为免招人注意身穿波斯服饰在街上闲逛），他发现一个比伦敦著名的布莱克韦尔市场（Blackwell Hall）更大的棉布市场，以及4座天主教堂。1598年，沙阿允许圣奥古斯丁修会的（Augustinian）僧侣建立一座教堂，甚至为其装潢付费。[76]阿拔斯足够强大来摧毁葡萄牙在霍尔木兹的定居地，偏向其在巴卜达·阿巴斯（Babdar Abbas）的商业中心。最终，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萨非的大农业帝国计划，在皇家控制下有着繁荣的商业和统一的高端文化，遭受没有完全制服突厥部落的挫折——也许是伊朗高原上定居农业与牧民放牧间不平衡的一种反映。[77]无论如何，通过什叶派伊斯兰教的强制，通过体制化它为“国家宗教”，[78]以及恢复波斯语作为官方语言和高端文化，萨非王朝在其辽阔的领土上达到一种惊人程度的文化统一。他们的统治与宗教统一和笃信宗教的认同程度，与奥斯曼模式形成显著对照，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萨非王朝的最终领土遗产被证明比他们以前的奥斯曼对手的更大。

帖木儿在1380—1405年去世前构建了一个短命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伊朗萨非王朝都是其后继国家。帖木儿的主权在15世纪分裂了，但其老帝国中心图兰（Turan，河间地带［Transoxiana］或西土耳其斯坦［West Turkestan］）仍然是伊斯兰世界的伟大文化中心。图兰仍是可能的帝国缔造者的跳板，他们由此向东、向南到伊朗高原和近东，或由此到北印度平原。其突厥-蒙古精英是一个寻找帝国的统治阶级，他们有着卓有声誉的高端文化，有着君主的伟大概念，有着对商业和外交网络的控制。

然而，到1500年，也许因为帖木儿统治的残余不再能捍卫图兰绿洲抗击大草原游牧士兵的进攻，图兰语系心脏地带的帖木儿的权力被乌兹别克人打破。在战败的从撒马尔罕被驱逐的帖木儿的王公中，有一个叫巴布尔（Babur）的在喀布尔（Kabul）避难。[79]但是，帖木儿式的本能是强大的。在1519年，巴布尔带着一支约1500人的军队向北印度平原冲来，像一个亚洲皮萨罗一样来塑造一个新帖木儿王国。他进入印度斯坦（Hindustan），不是作为来自中亚大草原的劫掠的野蛮人，而是作为伊斯兰世界最先进、最有教养的社会的代表。在德里（Delhi）附近进行的帕尼帕特（Panipat）战役中，巴布尔打败了洛迪（Lodi）苏丹，即统治德里的穆斯林王朝，自己成了北印度的主人。在这个胜利背后，是个人的勇气、军事技巧和中亚战争技术的非凡能力。[80]但是，征服者体制的成功，也是建立在他的帖木儿式的名声基础上，建立在其对北印度和中亚间的商路的控制基础上，也许有一半以上的印度最贵重的出口物通过这条商路。[81]巴布尔尽管喜爱将在印度斯坦赢得的财富，但是视之为缺乏文明的舒适，蔑视其殖民地的落后。当他抵达阿格拉（Agra），他厌恶地表的状况，他想在这儿创建一个适当的花园（char-bagh）——一个带流水和花卉的伊朗风格的花园。于是，这项工作开始了：“然后，在那个毫无魅力乱七八糟的印度，一块块的花园……井井有条地按几何状地布置出来……在每一个路边花坛，完美地栽种着玫瑰和水仙花”。[82]巴布尔的真正意图似乎很可能是使用北印度的资源来恢复帖木儿在撒马尔罕首都的统治。正是他的早逝（意味深长的是，按他自己的命令，他被埋葬在喀布尔）及其子胡马雍（Humayun）的政策，保证了帖木儿的事业转而集中于统治北印度。

巴布尔的继承人统治的北印度世界，自11世纪起就一直被有突厥或阿富汗渊源的穆斯林战士精英控制。到1500年，征服大国割据了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德里、孟加拉、古加拉（Gujara）、德干（Deccan，到1500年分裂成5个后继国家）、肯地斯（Khandesh）、木尔坦（Multan）和克什米尔（Kashmir）苏丹国家。只有在美哇（Mewa，一个北印度的拉贾普特人［Rajput］国家）和在维查耶那加尔（Vijayanagar）的印度国家抵挡住了这股洪水。穆斯林殖民地精英阿什拉夫（ashraf）急于捍卫他们自己团体的团结一致。他们坚持一种神学家、牧师和法官的思想“体制”作为保存其独特文化的方式，以抵御被印度社会文化背景吸收的危险。[83]为确保其永久统治，他们建设清真寺、大学、圣陵和引人注目的纪念物，如在孟加拉的川塔·潘多（Chhota Pandua）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灯塔（minar）。[84]在苏丹国内，他们的权力基于一种半封建的土地授予交换军事服役的体系，最终有赖于印度耕作者的剩余农产品，尤其是北印度的大中央平原（Indo-Gangetic）的“肥沃新月带”的剩余农产品。

巴布尔的戏剧性入场（entrada）是一个错误的开端。逃往东印度的德里统治者在谢尔沙阿（Sher Shah）统治下复兴，在1539—1540年，他把胡马雍赶出印度。但是事实表明谢尔沙阿的后继者不能建设一个富有凝聚力的北印度帝国，帖木儿帝国在1555年重返德里。正是在巴布尔的孙子阿克巴（Akbar，1555—1605）统治下，才看到了帖木儿式的莫卧儿帝国的真正基础。阿克巴着手一系列的领土征服，到17世纪初几乎把除最南端外的整个次大陆置于其统治下。这并不是一个转瞬即逝的专制主义帝国，不是一个缔造与解体同样迅速的自由抢劫者帝国。反之，阿克巴汲取帖木儿的传统来塑造一个更宏大、更持久的帝国体系，超过印度以前穆斯林统治者创立的帝国。

在阿克巴帝国的核心，是帝国世家贵族的良好服务（他们大多数有中亚或伊朗渊源），[85]1595年，阿克巴有2/3的贵族是土耳其或伊朗出身。参见Eator，Bengal Frontier，p.165。他们构成了埃米尔——军事和行政管理的精英。这些人获得（他们的忠诚保证的）来自土地的大量税收。阿克巴体制的独创性在于，在附属于加戈（Jagir）（一种地产，拥有这种地产的精英就是加戈达［jagirdars］）的土地税收与对民众行使行政管理或司法权之间的细心分离。在任何一个给定的地方，一个加戈达行使税收权但并不行使政治控制，这个权力保留给帕夏（padshah）或皇帝的官方代表。[86]由此，帝国中心阻止了分权的封建体系的出现。通过行使一种普遍存在的常规税收评估新规则，它确保国家接受加戈达征收的最大份额的税收。尽管他们有时受政治权宜之计的迫使，对当地强大的土地所有者做出让步（那些太根深蒂固不能轻易拔除），阿克巴的大臣能在全国各地惊人一致地[87]运用其税收体系，用现金收集也许大约一半价值的农业产出[88]

这一税收洪流是莫卧儿帝国权力的真正基础。它支付了军队，支付了一项据帖木儿撒马尔罕实践制定的文化项目。在由帖木儿追随的突厥-伊朗传统中，阿克巴不把自己当成一个穆斯林的尚武国王，而是作为一个有着多样化臣民的绝对君主。[89]他的官方家谱宣称他有帖木儿和成吉思汗的血统，[90]由此继承他们的“世界征服者”事业。莫卧儿宫廷仪式——尤其是阿克巴每天在一个阳台（jaroka）上公开露面（darshan）——强调了帕夏对甚至最伟大、最富裕的臣民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宫廷是慷慨大方的文学恩赐的中心。它提升穆斯林“理性科学”的研究和诗歌的写作，这是伊斯兰世界主要文学媒介。但是莫卧儿宫廷文化的艺术和文学师法波斯或中亚模式。波斯语是思想生活和政府的语言。波斯的生活与景观（并不是印度的）激发了莫卧儿诗人，他们呼唤一个远离“臣民的污染影响”的世界。[91]与帖木儿一样，阿克巴也从事伟大的建设计划，其中在法塔赫布尔·西格里（Fatehpur Sikri）短命的帝国首都就是最为令人震惊的产品。阿克巴的社会制度是世界主义的和兼收并蓄的，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化中心对中亚影响做出一份贡献。甚至可能他在16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实施更集权政府（这导致了1580年到1582年的大叛乱）的流产的尝试，也是受遥远的通过帖木儿撒马尔罕反映出来的中国精英官僚制度的启发。[92]闻名遐迩的是，阿克巴拒绝了在伊斯兰信徒（乌玛）和不信教者之间的经典伊斯兰区分。1579年，他放弃了吉兹亚（jizya，对非穆斯林征收的人头税），并且考虑传播一种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新宗教综合体。

阿克巴权力的财富与魅力反映了莫卧儿经济的规模与生产力。莫卧儿拥有6,000万到1亿人口，有着富饶冲积平原“肥沃新月带”，管辖着一个比奥斯曼或萨非更大更富裕的经济体。[93]莫卧儿印度是一个重要的贸易国家，出口大量的食物、棉纺织品、烟草、蔗糖和靛蓝，尤其是向奥斯曼、伊朗和乌兹别克邻邦出口这些物品。印度商人有着一个四通八达的贸易网络，与布哈拉（Bukhara）、伊斯法罕以及甚至在俄罗斯的莫斯科公国的阿斯特拉罕（Astrakhan）进行贸易。手工业，尤其是纺织业在乡村广为扩散，有些估计认为，在现代早期，印度的制造业能力使欧洲相形见绌。对国内外贸易，莫卧儿帝国都是兴奋剂。他们的税收体系的高效创造了一个充裕的盈余，让富人花费在奢侈品或工业品上，包括掌握税收的特权阶级曼沙达（mansahdars）和加戈达以及他们维持的巨大的扈从队伍。区域内部贸易因为莫卧儿控制下的和平而更廉价、更容易，国内旅行的便捷和安全被欧洲访问者注意。[94]事实上，莫卧儿统治者带给他们保护和促进贸易的中亚传统（中亚统治者是丝绸之路的保护人）。他们建立堡垒和设防旅店，建造新的城镇，扩展旧贸易中心。当然，若与伊斯兰世界的突厥-伊朗心脏地带、中国和西方的文明相比，在某些方面莫卧儿印度展示了“落后”或“殖民地的”特征是真的。它在技术方面并不先进——印度手工艺人的难以置信的灵巧熟练弥补了工具的欠缺。尽管国家是积极的，但是几乎很少表明收取税收的特权精英把其财富贡献给农业产出的增加，或来改善其他事业的生产。[95]一个严酷的不稳定的环境可能打击了他们。[96]但是，在阿克巴死时，几乎没有理由怀疑，莫卧儿权力的经济基础会证明不能胜任维持一个大帝国的任务，不能胜任维持它所代表的伊斯兰文化的任务。

东亚漫长的16世纪

漫长的16世纪也是东亚特别富于活力的时期，东亚中国、日本、朝鲜和内亚大草原占据着辽阔的区域。在1368年（当王朝开始）到15世纪30年代之间的中国明朝统治的初期阶段，经过在蒙古元朝少数民族统治的漫长插曲后，强力重申独特的中国政治和文化传统。早期明朝皇帝重新激活了官僚政治国家及其基础的科举制度。他们清除了元朝的主要大臣，建立个人专制统治。他们宣称忠于儒家正统，促进儒家经典的收集与出版。1420年，当大运河完工，确保粮食从长江流域正常供应后，北京重新成为帝国首都。[97]用所有这些方法，明朝是政府制度的真正奠基者，这种制度在中国一直持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他们重申儒家文化优势几乎持续同样长的时间。

明朝的统治反映出其支持者强烈反对蒙古元朝的腐败、压迫和过度征税。[98]在谈到儒家信仰时，明朝皇帝信奉一种农本思想，认为土地是真正的财富，财富是社会上下责任之所在。帝国稳定的重要状态——社会秩序和文化凝聚力——体现在农业生产体系里，王朝权威依赖于他们的食物支付和土地税收。对元朝被推翻造成混乱的恐惧，对农村安宁的警惕，使明朝政府不愿征收重税，尽管有着边防的重负。到16世纪，他们逐渐地实行官员少、薪水低和不充分的官僚政治。[99]过窄的税收基础和不让政府机构从事贸易，产生了财政危机。到16世纪晚期，让一支用军屯自足的军队提供防卫的尝试已经完全崩溃。[100]到那时，农村动荡的水平也开始急剧飙升，这在明朝大部分时间相对较少。

明朝的外交旨在为内部稳定确保外部安全。从这种观点出发，由永乐皇帝派遣郑和大将军领导的著名的印度洋远航是一次脱离常规的行动，也许受到被帖木儿及其继承人攻击的担忧所激发。“第二奠基人”永乐皇帝的统治从1403年到1424年，他是一个特别有决断力和富有进取性的君主。他的海洋帝国主义，把越南融入其帝国的长期努力，以及他的针对内亚游牧民的军事行动，可能都是确认中国在东亚优势的早产策略的一部分。[101]但是，压力太大了。他的继任者采用了极端的另类选择，迅速放弃海军力量的冒险，禁止私人海上旅行和贸易。为使中国北方免遭来自大草原的入侵，或不欢迎与游牧民的接触，他们宁愿依赖长城，而非军事远征。长城大体上是1470年后建筑并在下一个世纪完工用来扩展或加强早期边疆防御。1644年，当明朝灭亡时，长城还在建筑中。[102]

由此，为了支撑中国在东亚的地位，明朝后期的统治者选择了强调其文化一致、拒绝外国商业关系。这意味着有意撤出元朝发挥了一定影响的内亚政治。它需要果敢的行动把海上和内亚贸易强制纳入到官方朝贡的死板框架里去。到16世纪初，这种状况变得不可持续。大草原游牧民对中原的粮食和棉布需求，超过了官方贸易渠道的供给力。边境战争强化了。[103]中国的游牧邻居抢劫和掠夺获取中原拒绝或禁止贸易的商品。在海边，随着中国感受到欧洲商业侵入的早期后果，并且更重要的是，感受到日本政治经济转型的影响，同样的限制政策滋生了走私泛滥和海盗猖獗。

自从12世纪晚期起，日本一直通过一种折中办法来统治，其正统权威归天皇，但实际权力掌握在将军手里，他被帝国宫廷正式承认为总督或摄政。将军或“征夷大将军”是——或试图是——一个世袭的军事独裁者，通常从天皇的将军行列中升迁而来。然而，将军力量的真正基础是他与封建领主及他们的武士（bushi）（即战士阶级）同盟的结合。但是在足利（Ashikaga）将军统治下，这种制度在战国“封建无政府”中崩溃，它从15世纪60年代一直持续到16世纪中叶。大约同时，15世纪的日本经历了一个显著的商业扩张阶段。日本种植新作物，出口新商品，包括铜、硫黄和剑。明朝控制贸易意味着商品通过走私贩、海盗渠道进入日本主要市场。但是，将军的垮台和诸侯大名（daimyo）的崛起，鼓励日本海洋贸易的喷发，将军对非官方走私贸易也不满，许多当地“地产”领主大名对贸易有着直接的兴趣。到16世纪50年代，日本商人、海盗和倭寇（wako）海盗漫游远到泰国、缅甸和印度。日本的白银生产使之成为亚洲的“墨西哥”，成为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太平洋的重要贸易伙伴。[104]1567年，明朝皇帝放弃了与非法贸易的较量，开放了中国的港口——尽管并不是对日本开放。[105]1578年，广东向外国商人开放。1571年，日本允许葡萄牙商人安顿在长崎（Nagasaki）。

东亚的这些变动与基督教传教士活动的非凡阶段相吻合。传教活动的总部在果阿，即葡萄牙印度殖民地政府（Portugal’s Estado da India）的所在地。教皇批准葡萄牙拥有欧洲对亚洲探险和贸易的垄断权，作为把基督教信仰带到未开化人民的任务的组成部分。果阿是一个通道，通过它几十个传教士进入了亚洲。耶稣会的共同缔造者圣方济·沙威（St.Francis Xavier，1506—1552）在1542年登岸，他赤着双脚，衣衫褴褛。10年后，他在中国南方沿海去世。他的遗体被带回果阿安葬，每年展览一回（供信徒瞻仰），其遗体奇迹般地没有腐烂。其宗教名声如此之大，教皇坚持至少要把他的一只胳膊送回到罗马。其他耶稣会传教士到了莫卧儿宫廷，其中一个叫罗伯托·迪诺比利（Roberto di Nobili，1577—1656）的在南印度待了许多年，徒劳地想调和印度教和天主教，使婆罗门满意。但是，最非凡的耶稣会传教士也许要算利玛窦（Matteo Ricci）。他在16世纪80年代来到中国，经过多年的耐心外交以后，在1601年获准去北京。到了那里之后，他的机智和学识适应了儒家风格，成了他的宫廷入场券。利玛窦在中国绘制了描述美洲的第一幅地图。他的书法、医疗、天文学技巧成为耶稣会传教团的标志和声望的主要源泉。利玛窦的真正目标——劝说儒家知识分子他们的天的概念其实与他的上帝思想是一样的——则证明要难以捉摸得多。但是，在他死后很久，直到约1750年欧洲商人大量来到中国南方为止，传教士仍是欧洲人关于中国事务知识的最可靠来源。

然而，对明朝来说，商业特许权和他们绥靖边疆游牧民敌意的尝试都没能带来长久缓和。在日本，1570年以后的岁月目睹了重新统一的剧烈斗争。在毛瑟枪和枪炮新火器技术帮助下，先是织田信长（Nobunaga）后是丰臣秀吉（Hideyoshi）对战国大名（daimyo）施加一种无情的个人最高主宰。丰臣秀吉决心赢得日本与中国经朝鲜沿海的贸易通道的控制权。受明朝推三阻四的挫折，他想出了先征服朝鲜然后征服中国本身的惊天动地的计划。1592年，他率20万大军入侵朝鲜，当明朝干涉时，他提出在朝鲜的某种权力，与中国的自由贸易讨价还价。当明朝拒绝后，他在1597年再度入侵朝鲜，但他的突然死去使入侵行动迅速流产。丰臣秀吉的野心超出了其军事实力，也不能无视明朝的存在。但是朝鲜战争的真正伤亡是明朝的财政以及明朝的体制。

明朝送别了日本的威胁，但仍然面临着来自长城边蒙古游牧民的持续压力，他们最危险的敌人正在建立一个边疆帝国，这个帝国1620年以后完全压倒他们。在16世纪90年代，一位成吉思汗式的游牧总司令努尔哈赤（Nurhaci）建立了满洲政府，它结合了游牧部落与定居的农业社区，结合了森林和草原地带与北京的东北边疆地区。随着财政危机与日益增多的内部动荡，明朝的力量日益萎缩，努尔哈赤增强了对边疆蒙古人和汉人的控制，对这些人来说，他的控制比游牧封建主的控制更为真实。1601年，他用“旗”制组成一支常备军，在这个制度里对满洲少数民族特性的强调与把军事“旗兵”作为重要的社会和行政单元相结合。1615年，他向北京派出了他的最后一个朝贡使团。3年后，他发表谴责明朝的宣言，宣布要推翻明朝。到1636年，在军事上征服强大的汉人，赢得汉人的心，努尔哈赤的继承人实现了这个宏伟理想——尽管他们作为满洲或清朝（拼音写作Qing）的登基被推迟到攻克北京以后，并且通常从1644年算起。

这种“天命”变化有什么意义？1590年后日本的重新统一有什么意义？它们一起缩短了1550年以后东亚展开的“开放”实验。在16世纪晚期，日本的商业与海上扩张，中国的开放，欧洲贸易的涓涓细流，一起刺激了人口、商品和思想的流动。[106]华人和日本人迁移到东南亚；欧洲人抵达日本和中国。在中国，瓷器和丝绸的新海外市场促进了城镇发展。日本和美洲银元的流入铸造了其经济及财政制度，这在一个没有贵金属的国家里是一项重要的收益。[107]日本有着大约1200万的庞大人口（是同时期英国人口的3倍），其力量及金银储量可能一直是这种开放的重要代理人。1580年以后当耶稣会士抵达后，基督教正是在日本西南的贸易港建立了立足点。他们熟练地利用基督教作为动乱年代里的社会凝聚力的载体。[108]但是，秀吉的最高权力，被德川幕府（Tokugawa）的第一位征夷大将军家康（Ieyasu，1524—1616）接替，他系统地压制大名（daimyo）自治权，书写着日本“基督教世纪”的逐渐终结，意味着海外贸易的短暂开放时代的终结。人们谴责基督教，认为它应为诸侯反叛负责，尤其是在九州（Kyushu）（在1638—1639年主要的反叛地点）。许多基督教徒被杀，1640年基督教完全被禁止。德川家康试图控制国外贸易，而他的继任者更喜欢完全驱逐欧洲人。1624年西班牙人被驱逐，英国商人早就离开了，葡萄牙人被限制在长崎（Nagasaki）的出岛港（Deshima），然后于1639年被迫离开。1635年以后，禁止日本人出国。中国商人和手艺人继续往来日本：长崎有自己的“中国城”，中国的文化影响仍然强劲。但是对于世界其他地方，闭关锁国政策（sakoku）几乎是全方位的。

它与新的以江户（现代东京）为基地的德川幕府系统重申儒家思想并行不悖。德川幕府在大名领地维持了封建主义的外在形式，但是改变了其本质。给予村庄自治权、把武士阶级从一个本地战士阶级转变成更像支薪服役、领取禄米来管理领地的绅士，从而削弱了封建领主的权力。为了使这种新统治合法化，早期德川将军资助儒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们宣传孔子的四民等级思想（士、农、工、商），宣扬在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里追求社会与自然和谐的需要。[109]中国清朝有着类似的故事。改朝换代并不意味着儒家思想的终结，而是有意作为新满洲政权的官方意识形态。对外国商业接触，满洲统治者比明朝先辈本能上少些敌意。但是在政治意义上，他们对长江以南的沿海地区不那么信任，这里在地理上是遥远的、难以控制的，还有只能慢慢被打败的明朝遗老遗少们。[110]但是，清王朝的最大成就是逆转了明朝灾难性的内向边疆政策。清朝娴熟的大草原外交有助于把内蒙古变成一个缓冲地带，把中华帝国权力驱入内亚。来自北方内陆的对中国稳定的威胁被有效地抵消。随着一度具有破坏性的日本现在安全地退缩到新儒家的孤立中去，以及儒家思想在朝鲜和越南的牢固地位，清朝建立宣告了东亚世界秩序的惊人恢复。以遥远的爪哇（Java）为基地的欧洲人的影响，被限制在其钥匙孔里。早期荷兰在直接贸易和外交上的利益受到相互冷漠情绪的左右：到169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已经停止派船到中国。[111]同时，中华帝国达到了其权力的顶峰。

与欧洲比较

把15、16世纪的欧洲与世界其他部分进行比较，需要（对欧洲读者来说）一定的思想调整。我们的欧洲知识是如此详尽，因此容易把它视为一个与“东方”社会的“冬眠”形成鲜明对照的文化和政治蚁冢。这么多有着自己的统治者、军队、法律和财政制度的互不相属的实体，都争相生存下来，增强了一个忙碌、精力充沛的文明的印象。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这些活动（及其产生的大量文献）当作证据，以此证明欧洲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发现了确认它们世界主导地位的手段。

恰恰相反，在欧洲现代早期文化中最有活力的因素，作为一种具有破坏性不稳定的综合征，并没有保证一次伟大的转型。知识界反抗中世纪晚期经院哲学、“重新发现”古典文学的大部，这些构成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主要成分。罗马共和国的历史、政治和雄辩，对北意大利和佛兰德斯的城市、官僚和阶级的意识有着特别的吸引力。[112]但是，他们也倡导了世俗国家的新概念，削弱了神职人员特权。他们塑造了一种宗教和知识氛围，使天主教会的教义和机构受到比个别异端分子或社会反叛者更系统的攻击。新教改革的惊人成功，在于它迅速上升到受知识界的尊重，在于它求助于世俗统治者（如萨克森选侯［Elector of Saxony］，他的保护对路德［Luther］的影响至关重要），在于保护城镇的或王侯的自治，抵制王朝和帝国缔造者咄咄逼人的要求。

事实上，在一个人口增多和物价飞涨加剧了社会冲突的时代，可以轻易地把宗教的异议视为一种对社会、政治和道德秩序的破坏性威胁。担忧其扩展激起了教皇的教会改革计划，它在1545—1563年期间的特伦特（Trent）会议上被制定，其紧迫性激起了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在英格兰实施国教的中庸之道。但是，在1560年以后，天主教和新教间猛烈的思想战争并没有减弱，这在法国宗教战争及荷兰新教徒对天主教哈布斯堡统治者的反叛中泄露出来。如果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已经创造了一种新社会类型——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想象的自我意识的、竞争性的、计算的个人主义者[113]——已经把一个习俗国家转变成一个“艺术品”国家，[114]那么宗教改革注入了一种反叛的、不宽容的和教条主义的精神，它们有使西方的竞争中的政体变得难以统治的危险。

也许因为这个，这个时代的最富于吸引力的政治思想是王朝主义。王朝是一个理想的立法者，通过继承享有合法性（与白手起家专制君主相对照），赢得臣民的无限忠诚。当与世俗官僚制的新概念融合起来，与君主作为学问与艺术的迷人保护人的新概念融合起来，那么王朝统治是一个动员社会资源和实施政治秩序的强大工具。实践中，欧洲的状况大大减弱了王朝主义的潜能。地方权力仍然基本控制在世家贵族及其委托人的网络中。他们的雄心和对抗行为通常比皇家命令更有效，他们能唤起当地的爱国主义及其对习惯的归属，来对抗王朝的集权计划，并能号召宗教不同政见者的支持（或对一个改革家政权的守旧抵制）。查理五世的普遍帝国的计划是最宏大的王朝项目，即把德意志、西班牙和低地国家的哈布斯堡土地团结到一个单一统治者——其子菲立普（Philip）旗下，这个计划为德意志诸侯与新教改革者的联盟所摧毁。

在一个不同政治实体蜂集的大陆，王朝主义也是一股动荡的势力。王朝的前途和政策有赖生死偶然，这是一种永无止境的争权夺利之源。王朝的“逻辑”不管地方自治或文化身份，漠视权力平衡。它挑起剧烈的冲突，在16世纪上半叶，瓦卢瓦王朝（Valois）和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就是一个缩影。在东南欧或地中海，它也排除了抗击奥斯曼帝国主义的任何联合行动。1551年，德意志王公们宣布，他们宁愿与土耳其人讲和，也不愿接受未来的菲立普二世为他们的统治者。[115]对异教徒的恐惧并没有排除1536年的反哈布斯堡的法国-土耳其协议。1580年以后，它也没有说服菲立普放弃镇压荷兰反叛的斗争，并集中西班牙力量反对地中海的土耳其人。[116]完全没有构想对欧亚大陆其他地方的共同支配，欧洲政治沉迷在内部相互冲突中。新大陆的财富象征性地被用来资助王朝在旧大陆的野心。1580年后美洲银矿收益的巨大增长，让菲立普二世有足够多的金钱支付其王朝霸权战争，尽管这种意外之财并没有挽救其在1596年破产。[117]

由此，16世纪的宗教冲突和王朝战争消耗了欧洲的许多思想和政治能量，它们折磨着欧洲大陆，直到世纪末精疲力竭的和平为止。面对这种背景，容易看到欧洲的扩张为什么对伊斯兰帝国或东亚大国几乎没有威胁。欧洲的思想和学术似乎主要为灿烂的思想论争所吸收，科学研究还没有从最有学问的人所赞同的巫术和星相的信仰中解放出来。这种知识和政治的内向性状态的最大例外，是海洋亚文化的茁壮成长。

几乎不奇怪，一个被无数“内海”——地中海、波罗的海、北海、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所包围的“半岛之半岛”（描述欧洲的一种方式）应该发展出一种稠密的海上交流体系。更不奇怪的是，海洋的千变万化，尤其是在大西洋欧洲，应该培育出广泛多样的船只类型和技艺。与通达的内陆、生态的多样性和人口的稠密相结合，欧洲的禀赋要强于像西印度洋（联结东非、波斯湾和西印度）或东南亚岛屿那样的其他海洋地区。结果是早在1400年前就出现了一些强大的“海洋国家”：地中海的威尼斯、热那亚、拉古沙（Ragusa）、阿拉贡；西南欧的葡萄牙；北欧的丹麦、挪威、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英格兰和荷兰。在这些海洋国家中，渔业、贸易和海盗（当他们的对手运用武力将他们从商业中排除出去后，商人转而从事海盗生意）有利可图，海上事业生意兴隆。[118]它赢得了政府的支持，政府需要海上贸易创造的财富。制图和航海工具是科学实验最迅速转变为技术实验的主要领域，这并非偶然。到16世纪70年代，托勒玫（Ptolemy）的世界地图（在15世纪的欧洲被“重新发现”）已经被亚伯拉罕·奥特里斯（Abraham Ortelius）的更精确的地图所取代，它是以欧洲旅行家和航海家的报告为基础的。到世纪末，大量关于美洲和亚洲的知识以印刷品的形式出现，旅行记的流行——朴素的、科学的或单纯感觉的——早就在进行中。[119]

到16世纪，非常清楚，欧洲对欧亚大陆的其他文明的比较优势，在于其早熟的海上活动的开发。与美洲和印度的远程贸易的同时增长是这种迹象之一，另一个迹象是北大西洋鳕鱼业的巨大增长，到16世纪70年代已经有约350艘船（西班牙的、法国的、葡萄牙的和英国的船只）被雇用了。[120]欧洲水手对在海上使用武力特别在行，把它作为贸易的一种替代选择，或作为贸易的一种辅助物。最惊人的例子是葡萄牙的印度殖民地（Estado da India）。到17世纪初，欧洲人准备着在深海贸易和运输中确认世界主宰地位，在远程贸易中占据着（有着许多内部争端）有利地位。但是，除了他们美洲征服的惊人例外，几乎没有表明他们能超越他们通常活动的沿海浅滩立足点。在他们将要接触的其他欧亚大陆社会中，这样移居海外的“海洋人民”的习惯和气质也没有拥有任何特别的声誉。只有在俄罗斯大草原边疆（在某种特别状况下），欧洲人成功地扩展到另一个欧亚大陆社会的心脏。在东南欧则相反，优势完全在另一边。

在西班牙统治下的领土聚合物中，欧洲人最接近于建立一个世界帝国。西班牙幅员辽阔，势力穿越大西洋，从智利（Chile）一直延伸到新墨西哥。它越过太平洋到菲律宾群岛，到1565年后墨西哥白银被输送到中国，以换取奢侈品。在1565—1815年间，马尼拉（Manila）西班牙大帆船的漫长孤独的航程，每年为期6个月的到阿卡普尔科航程（Acapulco，墨西哥南部濒临太平洋的一个港口城市）（在至少一次航行中，所有旅客和船员死于疾病或饥饿，而船只则像幽灵船玛丽·赛勒斯特号［Marie Celeste］一样继续行驶），是联结这个帝国遥远前哨的经线。[121]不过，尽管规模惊人，这个帝国仍然小于其属地之和。它是一个横空出世的帝国，为欧洲和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呼唤而来。它为加强对美洲白银的全球垄断权（从1494—1850年占据全球白银供应的80%以上）而生，但是它缺乏推动欧洲贸易深入亚洲市场的途径或意愿。没有帝国的“宏大策略”来使西班牙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确实，这样的计划会是徒劳无益的。相反，菲立普二世奉献“皇家的五分之一”——君主的白银份额，用来在欧洲打击对手和反叛者，用来提升西班牙的显要地位。美洲的资源以及西班牙本身的资源并不用于实现其全球主导的美好图景，而是用来满足国王“救世主帝国主义”的贪得无厌的需求——他的捍卫天主教信仰反对新教敌人的使命。[122]

结论

对美洲的征服，欧洲与亚洲南部海滨的海洋贸易，俄罗斯向北亚大草原的推进，都大大扩展了欧洲人的视野，极大地刺激了欧洲人的野心。[123]但是，到漫长的16世纪结束时（大约1620年），几乎没有迹象显示他们已经触发了世界经济的出现，或削弱了欧亚大陆其他部分的旧文明的文化自主权。欧洲人编织了一张新商业网，联结了美洲与欧亚大陆。美洲白银的供应给了他们进入亚洲市场的入场券，那儿对纯欧洲生产的产品几乎没有需求。它影响了奥斯曼、明朝和欧洲的物价和货币供应。但是在这个全球交流中流通的商品并不是日常生活必需品而是奢侈品；它们的量很小。在16世纪，平均每年有50—70艘船从里斯本出发到东方去；[124]像瓷器或纺织品的制造品主要向西流向欧洲，并不是相反。

也没有很多迹象显示，技术或文化优势的平衡已经极大地转移了。在16世纪，也许最广泛输出的技术是火器作战，其中欧洲人充当了技术先导。奥斯曼的炮兵任用欧洲专家，日本的“封建”战争被欧洲炮火的进口改变。但是，既非日本也非伊朗或莫卧儿印度的社会和政治体制不能适应军事革新，在欧洲国家的军事能力与欧亚大陆其他地方的军事能力之间，也不是技术“落后”创造了真正的差异。相反，直到17世纪90年代，奥斯曼进一步扩张的威胁一直高悬在欧洲上空。在印度和东亚，欧洲的遥远使其陆地战争的模式几乎毫不相干。几乎同样的是，在欧亚大陆其他地方的消费模式、社会礼仪规范和等级观念，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受到欧洲人行为的影响。在旧大陆与新大陆自然物产间的“美洲大交流”，使欧亚大陆的农业多样化，有着新奇的植物如玉米和土豆，但并没有形成对欧洲供应者的依赖。[125]欧洲人在美洲的活动没有引起欧亚大陆国家多大兴趣，或许会有一点。[126]面对欧洲学问，或者欧洲宗教和礼仪的激烈动荡，伊斯兰和东亚宇宙观并未显示丧失信心。

在帖木儿死后的两个世纪里，欧亚大陆仍处于分割中，在我们迄今为止探讨的三个文明世界与我们静静地略过的一系列其他文明——佛教、印度教——间的分割中，没有迹象显示其文化差异在缩小。若有什么的话，那是横穿欧亚大陆发生的生机勃勃的国家缔造，以及知识的广泛传播（通过欧洲和东亚的印刷书籍）使他们中的边界制造者麻木不仁，提高着文化认同的风险。当然，有时候文化相遇产生一种错综复杂的情感。佛祖牙齿的奇怪故事，展示了从漫不经心的冷漠变成宗教狂热的情绪变化有多快。1560年，果阿的总督领导了对贾夫纳（Jafna）的佛教王国（在现代的斯里兰卡[Sir Lanka]）的劫掠。在劫掠物中（事实证明）有佛教世界的佛骨之一，即佛祖的牙齿。佛齿的命运很快在孟加拉湾佛教国家为人所知，缅甸国王提出用巨款赎回，总督答应了。但是在交易完成前，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介入了。果阿的宗教裁判所是一个非常有势力的机构，对（非基督教的）迷信和异端进行持续不断的讨伐。几年后，它迫使在印度的葡萄牙飞地的印度教仪式为非法。宗教裁判所不是视佛骨为有利可图的生意（唉，对其他人而言），而是视佛骨落入基督教手里为上帝的胜利——一个摧毁敌人的最强大武器之一的机会（因为教会毫不怀疑圣骨的威力）。总督被迫让步，移交佛齿。他们将佛齿粘满泥土，烧成灰烬。这儿与其他地方一样，欧亚大陆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带来了更大的物质接触，而并不是精神共鸣。在随后的“商业时代”里是否会有一个不同的故事，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

[1]参见F.Fernandez-Armesto，Before Columbus (London，1987)，pp.216–220。

[2]参见P.Chaumu，European Expansion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1969;英译本，London，1979)，pp.95–97。

[3]参见A.Hamdani，‘An Islamic Background to the Voyage of Discovery’，in S.K.Jayyusi (ed.)，The Legacy of Muslim Spain (Leiden，1994)，pp.286–287。

[4] J.Phillips，The Mediaeval Expansion of Europe (Oxford，1988)，pp.251ff.

[5]关于最近的研究，见S.Subrahmanyam，Vasco da Gama (Cambridge，1997)。

[6].Vogt，Portuguese Rule on the Gold Coast 1469–1682 (Athensm Ga.，1979)，p.89.

[7]M.N.Pearson，The Portuguese in India (Cambridge，1987)，p.43.

[8]A.Das Gupta，Merchants of Maritime India (Aldershot，1994)：‘The Maritime Merchant of Medieval India’，p.8;Pearson，Portuguese in India，p.56.

[9]S.Subrahmanyam and L.F.F.R.Thomaz，‘Evolution of Empire：The Portuguese in the India Ocea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in J.D.Tracy (e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rchant Empires：State Power and World Trade 1350–1750 (Cambridge，1991)，p.318.

[10]关于美洲贸易的意义，见J.C.Boyajian，Portuguese Trade in Asia under the Habsburgs (Baltimore and London，1993)。

[11]G.B.Souza，The Survival of EmpireL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s，1630–1754 (Cambridge，1986)，p.229.

[12]Hamdani，‘Islamic background’.

[13]Chaunu，European Expansion，p.170.

[14]R.Hassig，Mexico and the Spanish Conquest (London，1994)，p.146.

[15]T.Todorov，La Conquete de l’Amerique (Paris，1982).

[16]对这些数据历史学家一直争论了几十年。关于近来的概述，见Linda A.Newson，‘The Demographic Collapse of Native Peoples in the Americas，1491–1650’，in W.Bray (ed.)，The Meeting of Two Worlds：Europe and the Americas，1492–1650，发表于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81 (1993)，pp.249–277。关于秘鲁的90%的死亡估计数，见D.N.Cook，Demographic Collapse：Indian Peru 1520–1620 (Cambridge，1981)，p.116。

[17]P.Calvasco，‘The Political Economy if the Aztec and Inca States’，in G.Collier，R.Rosaldo and J.D.Wirth (eds.)，The Inca and Aztez States，1400–1800：Anthropology and History (New York,1982).

[18]B.A.Tenenbaum (ed.)，Encyclopedia of Lati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New York，1996)，vol.4，p.435.

[19]关于以巴拿马为基地的商人加斯帕尔·埃斯皮诺萨，参见G.L.Villena，Les Espinosa (Paris，1968)。

[20]G.W.Conrad and A.A.Demarest，Religion and Empire：The Dynamics of Aztec and Inca Expansionism (Cambridge，1984).

[21]这是本书的主题。S.Gruzinski，The Conquest of Mexico (1988;英译本 London，1993)。

[22]H.S.Klein and J.J.TePaske，‘The Seventeenth-Century Crisis in New Spain：Myth or Reality?’，Past and Present 91 (1981)，pp.116–135.

[23]J.I.Israel，Race and Class in Colonial Mexico 1610–1670 (Oxford，1975)，p.8.

[24]Gruzinski，Conquest，p.152.

[25] F.F.Berdan，‘Trauma and Transition in Sixteenth-Century Central Mexico’，in Bray(ed.)，The Meeting of Two World，p.187.

[26]A.Hennessy，‘The Nature of the Conquest and the Conquistadors’，in Bray(ed.)，The Meeting of Two World，p.23.

[27]Gruzinski，Conquest，pp.176–187.

[28] Berdan，‘Trauma and Transition’，p.190.

[29]J.Lockhart，Spanish Peru 1532–1560：A Colonial Society (Madison，1968).

[30]Hennessy，‘Nature of the Conquest’，p.19.

[31]Ortega y Gasset，为R.H.Billington，The Icon and the Axe：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Russian Culture (pbk edn，New York,1970)，p.71

[32]H.Birnbaum，‘The Balkan Slavic Component of Medieval Russian Culture ’，in H.Birnbaum and M.S.Flier (eds.)，Medieval Russian Culture (London，1984)，pp.3–30.

[33]R.O.Crummey，The Formation of Muscovy 1301–1617 (London，1987)，pp.36，41.

[34]Ibid.，p.36ff.

[35]关于莫斯科的地位，参见W.H.Parker，An Historiacal Geography of Russia (London，1968)。

[36]关于波兰文艺复兴，参见N.Davies，God’s Playground：A History of Poland，vol.1：The Origins to 1795 (Oxford，1981)，pp.148–152。

[37]D.Obolensky，‘Russia’s Byzantine Heritage’，见他编的Byzantium and the Slavs：Collected Studies (London，1971)，p.99;N.Andreyev，Studies in Musscovy：Western Influence and Byzantine Inheritance (London，1970)，pp.14，21;R.Wortman，Scenarios of Power：Myth and Ceremony in Russian Monarchy，vol.1：From Peter the Great to the Death of Nicholas I (Princeton，1995)，p.24。

[38]Billington，Icon，p.64.

[39]Ibid.，p.90.

[40]G.V.Lantzeff and R.A.Pierce，Eastward to Empire (Montreal and London，1973)，pp.72，107，109.

[41]J.L.Wieczynski，The Russian Frontier：The Impact of Borderllands upon the Course of Early Russian History (Charlottesville，Va.，1976)，p.77.

[42]在Nikolai Gogol的故事中了解大草原抒情诗般的描述，‘Taras Bulba’ (1835)，in N.Gogol，Village Evenings near Dikanka and Mirgorod (英译本，Oxford，1994)，p.257。

[43]对俄国向南方大草原军事推进困难的解释，参见W.C.Fuller，Strategy and Power in Russia，1600–1914 (New York，1992)。

[44]对俄国大草原扩张的一般评述，参见E.Keenan，‘Muscovy and Kazan：Some Introduction Remarks on the Pattern of Steppe Diplomacy’，Slavic Review 26，4 (1967)，p.553，以及A.S.Donnelly，The Russian Conquest of Bashkiria 1552–1740 (New Haven and London，1968)。

[45]关于有益的参照，F.Barth，Nomands of South Persia (Oslo，1964)，pp.106–111。

[46]Keenan，‘Muscovy and Kazan’，p.555.

[47]参见谨慎的结论，P.Bushkovitch，The Merchants of Muscovy 1580–1650 (Cambridge，1980)，pp.93–101。

[48]M.Khodarkovsky，Where Two Worlds Meet (Ithaca，NY，1992)，第3章。

[49]参见W.D.Allen (ed.)，Russian Embassies to the Georgian Kings (1589–1605)，Hakluyt Society，2nd Series，138 (2 vols.，Cambridge，1970)，vol.1，pp.69–71。

[50]沙皇通过册封土地或庄园换取贵族的服务。

[51]对此的解释，参见R.Hellie，Enserfment and Military Change in Muscovy (Chicago and London,1971) and J.H.L.Keep，Soldiers of the Tsar (Oxford，1985)，pp.47–48。

[52]Hellie，Enserfiment，p.164.

[53]Billington，Icon，pp.102–104.

[54]E.S.Forster (ed.)，The Turkish Letters of Ogier Ghiselin de Busbecq (Oxford，1927)，pp.111–112.

[55]关于这场冲突的背景，参见Shai Har-El，The Struggle for Domination in the Middle East：The Ottoman-Mamluk War 1485–1491 (Leiden，1995)。

[56]Foster，Turkish Letters，p.112.

[57]到1528年，奥斯曼帝国拥有一支约87,000人的常备军。参见H.Inalcik，‘The Ottoman State：Economy and Society 1300–1600’，in H.Inalcik with D.Quataert (eds.)，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914 (Cambridge，1994)，p.88。

[58]关于奥斯曼帝国的海上权力，参见P.Brummett，Ottoman Sea Power and Levantine Diplomacy in the Age of Discovery (Albany，NY,1994)。

[59]Ibid.，p.174;A.Hess，‘The Evolution of the Ottoman Seaborne Empire in the Age of Oceanic Discoveries，1453–1525’，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5，7(1970)，pp.201–222.

[60]P.F.Sugar，Southeastern Europe under Ottoman Rule 1354–1804 (London，1977)，p.109.

[61] P.Mantran，La Vie quotidienne à Constantinople au temps de Soleiman le Magnifique et ses seccesseurs (Paris，1965)，p.295.

[62]C.Kafadar，Between Two Worlds：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State (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1995)，p.153.

[63]Forster，Turkish Letters，pp.111–112.

[64]对奥斯曼帝国经济的相对成功一直有许多争论。悲观派观点有D.Goffman，Izmir and the Levantine World，1550–1650 (Seattle，1990) and B.Masters，The Origins of Western Economic Dominance in the Middle East：Mercantilism and the Islamic Economy in Aleppo (New York，1988)，并与下列这些相比照：S.Faroqui，‘In Search of Ottoman History’，in H.Berktay and S.Faroqui (eds.)，New Approaches to State and Peasant in Ottoman History (London，1992)，以及在S.Faroqui，‘Crisis and Change，1590–1699’，in Inalcik with Quataert (eds.)，Ottoman Empire，pp.474–531中的讨论。

[65]在包税与商业化之间的关联，请参见H.Islamoglu-Inan，State and Peasant in the Ottoman Empire (Leiden，1994)。

[66]Rifa’at Ali Abou El-Haj，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State：The Ottoman Empire，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Albany，NY，1991)，p.10.

[67]这些冲突在W.D.Allen，Problems of Turkish Power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1963)中得到精辟的概述。

[68]关于一般环境情况，参见W.Barthold，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Iran (Princeton，1984)。

[69]因每个士兵头戴深红色帽，上有12个黑色流苏或折角，以纪念什叶派的十二位伊玛目——译者注。萨非体制的重要特征是部落联盟的团结，它们把共同的忠诚奉献给伊斯兰什叶派宗教领袖，什叶派在伊朗高原占有支配地位。P.Jackson and W.Lockhart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vol.6：The Timurid and Safavid Periods (Cambridge，1986)，pp.227–228.

[70]关于伊朗的什叶派穆斯林，H.Jalm.Shiism (Edinburgh，1991)，pp.91ff。

[71]参见J.J.Reid，‘Tribalism and Society in Islamic Iran，1500–1629’，博士论文，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1978年。

[72]Jackson ad Lockhart，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pp.246，263。也请参考同一卷R.M.Savory撰写的关于萨非行政管理的章节。

[73]D.Navridi，‘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afavid Iran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博士论文，范德比尔特大学，1977年，pp.71ff。

[74]J.B.Tacernier，Voyage en Perse (Paris，1970)，pp.251–252。Tavernier在1639年进行他的第一次访问，他的旅行记于1670年首次出版。

[75]Navridi，‘Safavid Iran’，p.168.

[76]J.Fryer，A New Account of East India and Persia，Being Nine Years’ Travels，1672–1681，ed.W.Crooke (3 vols.，London，1909–1915)，vol.2，pp.246–250.

[77]在19世纪，伊朗人中约有1/3到一半是游牧人口和部落人口。A.Wink，AL-Hind：The Making of the Indo-Islamic World.vol.2：Slave Kings and the Islamic Conquest，11th–13th Centuries (Leiden，1997)，p.15。

[78]Halm，Shiism，pp.94–98.

[79]对巴布尔的起源和早年生涯，参见S.A.M.Adshead，Central Asia in World History (London，1993)，pp.131ff。

[80]J.F.Richards，The Mughal Empire (Cambridge，1993)，p.6.

[81]S.F.Dale，Indian Merchants and Eurasian Trade 1600–1750 (Cambridge，1994)，pp.6–7.

[82]Baburnama（纪念巴布尔），英译本，A.S.Beveridge (Delhi，1921，1989)，pp.531–532。

[83]Richards，Mughal Empire，p.2.

[84]R.M.Eaton，The Rise of Islam and the Bengal Frontier 1204–1760 (London，1993)，p.36.

[85]关于埃米尔，参见Richards，Mughal Empire，p.19。

[86]T.Raychaudhuri and I.Habib (eds.)，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vol.1：c.1200–1750 (Cambridge，1982)，p.184;Richards，Mughal Empire，p.66.

[87]D.Streusand，The Formation of the Mughal Empire (Delhi，1989)，p.71.

[88]Raychaudhuri and Habib (eds.)，Economic History，vol.1，p.266.。

[89]Ibid.，p.130.

[90]Ibid.，p.131.

[91]F.C.R.Robinson，‘Perso-Islamic Culture in India from the 17th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ies’，R.L.Canfield (ed.)，Turko-Persia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1991)，pp.110–111.

[92]Adshead，Central Asia，p.131.

[93]参见Dale，Indian Merchants，pp.15，21;Raychaudhuri and Habib (eds.)，Economic History，vol.1对莫卧儿经济的概述。

[94]Tavernier注意到的至于法国或意大利的安全，参见Raychaudhuri and Habib (eds.)，Economic History，vol.1。

[95]关于这些方面，参见Ibid.，pp.288–301。

[96]我把这种看法归功于David Washbrook的未发表的论文。

[97]E.L.Farmer，Early Ming Government：The Evolution of Dual Capitals (Cambridge，Mass.，1976)，p.19.

[98]J.Dardess，‘The End of Yuan Rule in China’，in H.Franke and D.Twitchett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6：Alien Regimes and Boarder States，907–1368 (Cambridge，1994)，pp.581–582.

[99]R.Huang，Taxation and Gov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 (Cambridge，1974)，p.55.

[100]Huang，Taxation and Finance，p.310.

[101]关于明朝与帖木儿及其继承人的关系，见Joseph E.Fletcher，‘China and Central Asia，1368–1884’，in J.K.Fairbank (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Mass.，1968)。

[102]A.Waldron，The Great Wall：From History to Myth (Cambridge，1990)提供了对明晚期时皇帝的策略争论的精辟评论。

[103]S.Jagchid and V.J.Symons，Peace，War and Trade along the Great Wall (Bloomington，Ind.，1989)，p.86.

[104]D.O.Flynn，‘Comparing the Tokugawa Shogunate and Hapsburg Spain’，in J.D.Tracy (ed.)，The Rise of Merchant Empire (Cambridge，1990).

[105]J.E.Wills，‘Maritime China from Wang Chih to Shih Lang’，in J.Spence and J.E.Wills (eds.)，From Ming to Ch’ing (New Haven，1979)，p.211.

[106]参见A.Reid，‘An Age of Commerce in Southeast Asian History’，Modern Asian Studies，24，1 (1990)，pp.9–10。

[107]参见R.von Glahn，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 (Berkeley，1997);F.W.Mote and D.Twitxhett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7：Ming Dynasty 1368–1644，pt 1 (Cambridge，1988)，pp.587–588;Reid，‘Age of Commence’，pp.10，21–23。

[108]J.W.Hall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vol.4：Early Modern Japan (Cambridge，1991)，p.321.

[109]参见M.Jansen，China in the Tokugawa World (Cambridge，Mass.，1992)。

[110]参见Wills，‘Maritime China’。

[111]Ibid.，p.244.

[112]P.Burke，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Resaissance Italy (pbk edn，London，1974)，p.306.

[113]见他的出版于1860年Basle的有着巨大影响的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on Italy。然而，该书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广为人知。

[114]Jacob Burckhard，The Civilis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Eng.trans.London，1944)，pt 1.

[115]F.Braudel，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on the Age of Philip II (1966;英译本，2 vols.，London，1972–1973)，vol.2，p.913.

[116]参见G.Parker，The Grand Strategy of Philip II (London，1998)。

[117]参见G.Muto，‘The Spanish System’，in R.J.Bonney (ed.)，Economic Systems and Sate Finance (Oxford，1995)，pp.246，248。

[118]参见A.Peroton-Dumon，‘The Pirate and the Emperor’，in Tracy (ed.)，Political Economy of Merchant Empires，pp.196–227。

[119]D.F.Lach，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vol.1：The Century of Discovery (Chicago，1964)，第4章。

[120]A.R.Mitchell，‘The European Fisheries in Early Modern History’，in E.E.Rich and C.H.Wilson (eds.)，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vol.5：The Economic Organisation of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1977)，pp.157–158.

[121]W.L.Schurz，The Manila Galleon (New York，1939);H.Kamen，Spain’s Road to Empire：The Making of a World Power (London，2002).

[122]关于菲立普的“救世主帝国主义”，参见G.Parker，Grand Strategy，第3章。

[123]关于美洲的影响，参见J.H.Elliott，‘Final Reflection’，in K.O.Kupperman (ed.)，America in European Consciousness 1493–1750 (Chapel Hill.NC，and London，1995)，p.406。

[124]参见J.de Veries，The European Economy in the Age of Crisis 1600–1750 (pbk edn，Cambridge，1976)，p.130。

[125]参见A.W.Crosby，The Columbian Exchange (Westport，Conn.，1972);A.J.R.Russell-Wood，A World on the Move (New York，1992)。

[126]关于奥斯曼帝国对美洲的无动于衷，参见B.Lewis，Cultures in Conflict (Oxford，1995)。

3.现代早期均势

北美洲北部英法殖民地的建立，英国人和荷兰人抵达东印度的贸易世界，标志着漫长16世纪的欧洲扩张达到顶点。但是，在17世纪20年代和18世纪40年代之间，欧洲人扩张的冲力大势已去，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现代早期欧洲的“优势大进军”在许多方面是一个视觉假象，是后见之明的骗人产物。即使在欧洲人闯入新大陆、入侵印度洋的时候，他们还在严阵以待对付得意洋洋的伊斯兰，他们在政治、军事和商业组织上的成就，与奥斯曼、萨非、莫卧儿、明朝或德川幕府的成就相当或相形见绌。国家缔造和文化创新，不仅仅是现代早期欧洲历史的显著特征，而且是欧亚大陆历史的显著特征。

当然，正是欧洲人对外围世界进行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推进，抓住了美洲的巨大新资源，打开了联结东南亚、印度、西非和美洲的远程贸易新通道。但是，我们不应该认为通过这些途径，他们已经创立了全球优势的基础，或准备包围、孤立和征服欧亚大陆的其他社会和文化。例如，完全不清楚的是：他们已经摆脱了对亚洲奢侈品的长期依赖；他们的组织技能——市民的或军事的——给了他们比其他欧亚大陆国家任何特别优势；他们的高雅文化比其他高雅文化产生了更大的物质收益，或给人智力上的优势；或自罗马时代晚期以来把他们囚禁于欧亚大陆远西的地理弱点，已经为海上运输和战争中的革新所决定性地克服。通过把旧欧洲扩大到一个新的欧洲-大西洋“世界”，西方已经获得了与伊斯兰世界或东亚一样多元和广阔的内陆腹地。在现代早期时代的后期，这种领土规模的巨大扩展也会带来内部转型，其证据要少得多。欧洲随后的优势通常归因于这种转型。

确实，与大发现和征服的戏剧性事件相比——直到17世纪初欧洲人都几乎没法接受其后果，该世纪或以后世纪是一个欧洲与欧洲以外世界间的关系更为缓慢变化的阶段。“地理大发现”的意外收获是不可重复的。在欧洲-大西洋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状况限制了进一步扩张的余地。欧洲海洋大国忙于大西洋的竞争，对亚洲的帝国缔造几乎毫无兴趣。同时，与许多后来评论的欧洲生机勃勃和亚洲停滞不前相比，伊斯兰世界和东亚国家表现得更为强劲有力。伊斯兰化文明的范围继续扩展。中华帝国权力的范围在18世纪上半叶达到顶峰。印度和中国制造品在西方的声誉达到极盛时期。从这个角度看，1757年后英国征服孟加拉前的一个半世纪，不仅仅是一个欧洲压倒了旧大陆的其余地方的“欧亚革命”的漫长前奏，而且是一个在欧亚主导社会与外围世界之间近乎均衡的阶段，在入侵的欧洲人与当地社会之间的几乎均衡的阶段。有疑问的是，这种竞争、合作和共存的全球模式会持续多久？它们是由旧大陆的地理扩张和紧密的经济依存所创造的；若有的话，那么是哪个社会能克服技术上、组织上和文化上的障碍达到一个更普遍的优势？

抱负的限度：在蛮荒世界的欧洲人

在这个阶段的大部分，欧洲人更专注于巩固他们对大西洋世界的占领，而非占有巨大的新领土。尽管有个别人不屈不挠，但是地理探险的范围总体上相对适度。地球的大片领土在欧洲人的地图上仍是空白——甚至在美洲，在那儿欧洲人之间的国际性竞争最为激烈。尽管哈德逊湾（Hudson’s Bay）的位置在1610年就为人所知，但只是到1682年，热内-罗贝·拉塞尔（Rene-Robert La Salle）才从蒙特利尔（Montreal）沿河全程航行到密西西比（Mississipi）河口。[1]直到1700年左右，人们还普遍认为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是个巨大的岛屿。[2]只是到18世纪40年代晚期，白令（Bering）的亚洲与美洲之间没有陆桥相通的确凿证据才为人所知。直到1750年以后人们还普遍认为，在哈德逊湾边缘的陆地顶端外有一块巨大的内陆“西海”（Western Sea）。[3]南美洲的地理更为人所知，但是直到19世纪，更遥远内陆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亚马孙古陆（Amazonia）和巴塔哥尼亚（Patagonia）仍是一个未被发现的地域。[4]在太平洋，直到18世纪60—70年代库克（Cook）的大航行，欧洲的地理思想仍然被一个大“南方大陆”——特拉澳斯特拉利斯（Terra Australis）——的奇迹所支配。[5]除奴隶商和其他商人光顾的沿海地带外，欧洲人对西非、东非和中非南部（South Central Africa）几乎没有直接知识。因此，1750年，人们仍然相信尼日尔河（Niger）从东非向西流经冈比亚和塞内加尔的河流抵达大西洋——赋予后两者不配享有的重要性——的一种错觉。

这种巨大的地理盲点，把欧洲在外围世界的活动减少到定居地、矿井和贸易据点，它们由费力贯通的一连串的通道相联结。更广泛的探险部分地被种种技术困难所阻挡：内陆旅行的巨额成本；以惊人的速度摧毁人力资本的气候与疾病；当地统治者不愿让间谍和外人进入，唯恐他们会侵害其毛皮或奴隶的重要独占权。在西非，欧洲商人小心翼翼地不冒犯当地统治者，这些统治者乐意用行为不端惩罚他们。他们也不能与统治者掌握的军队相抗衡——达荷美（Dahomey）的例子尤其如此，其战士配备了进口火炮。[6]除了极有限的国家资助外，通常是商业收益或新定居地的期望资助探险活动——一个使人误解的术语，它通常标志着通过当地线人给现存的贸易通道“绘制地图”。但是，经济或人口需求的推动力至多不过是间歇性的。17世纪90年代巴西的黄金热吸收了移民，鼓励圣保罗（Sao Paulo）的拓荒者到处漫游搜寻新发现。[7]但是，在西属美洲，欧洲移民的流入在1625年以后急剧减少。[8]北美的英国殖民化缓慢，直到17世纪70年代——科尔特斯在墨西哥登陆后一个半世纪——才在抵抗经济失败和印第安人的反攻中确保了大陆殖民地的安全。[9]到英属加勒比殖民地的移民生意兴旺，因为那儿的经济前景似乎更好。一份最近的研究说，在牙买加（Jamaica）的白人比英属北美大陆殖民地的白人要富裕10倍。但是亚热带的气候和疾病，当地的疾病和进口的疾病，索取了令人可怕的人头税。在1700—1750年期间，有3万到5万的欧洲移民到达牙买加，但是1752年，那儿的白人人口仅有1万。[10]1700年，在英属北美和加勒比殖民地也许有25万白人居民。[11]在大陆上推进的速度是缓慢的：直到18世纪50年代，无所不在的殖民地土地投机者及其在政府里的朋友们，才开始把他们的网撒过阿巴拉契亚山脉（Appalachians）。在新法兰西（魁北克）、阿卡迪亚（Acadia，今新斯科舍［Nova Scotia］）、路易斯安那（Louisiana），法国定居者的数量微不足道：到18世纪50年代也许有6万人。

到18世纪中叶，在西属、法属、英属和葡属美洲殖民地的欧洲裔居民总共在300万到400万之间，也许占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居民的5%。但是，跨大西洋到美洲的移民的绝大部分，当然并非生而自由的欧洲人，而是被奴役的非洲人。一份权威的估计认为，迟至1820年，4倍于欧洲人的非洲人到达了美洲——800万人左右，比较而言欧洲人是200万。[12]在亚热带的加勒比的死亡率也是空前的。像巴巴多斯（Barbados）一样的殖民地，最初依赖从英国来的契约劳工，在1670年以后迅速转变成奴隶制。[13]奴隶制对欧洲移民有着两个重大影响。奴隶制一旦引入，就窒息了种植园经济对欧洲体力劳动者的需求，并且通过非洲疾病的传播，也许增加了那些已经来到这里的欧洲人的死亡率。[14]但是，悖论在于通过促进那些种植园经济的发展，它最终创造了当地市场（食物、建筑材料和轻工产品），那些后来的欧洲人能赚钱的市场。因为只有集中在奴隶生产的少数亚热带商品上，新大陆的农业殖民地才能赚钱。从17世纪60年代开始，蔗糖生产位居第一，烟草远远地跟着，可可和巧克力位于第三。[15]但是，与秘鲁（越来越少）和墨西哥（越来越多）的银矿的重要性相比，即使蔗糖生产也显得苍白无力。白银仍是主要的美洲出口物，尽管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产量在下降，在1750年以后急剧逆转。[16]

加勒比的蔗糖殖民地是欧洲扩张的奇异产物。赚钱的每一样东西——除了土地本身——是从外面带来的：资本、“管理”（欧洲种植园主和工头）、劳工（非洲奴隶）以及蔗糖植物本身，都是从加纳利群岛带到加勒比的。主人和奴隶一样，担忧无处不在：害怕受到欧洲对手的攻击；害怕奴隶起义；害怕遭受报复的或坏脾气白人的惩罚；害怕疾病；害怕风暴和台风的气候。在英属殖民地，如巴巴多斯、背风群岛（Leewards）和牙买加，种植园主假装还生活在英国。他们佩戴假发，身穿毛料，食用许多面包和肉类（大多数是在美洲腌制和运来的）；他们开怀畅饮，可能是口渴难耐，也可能为了忘却。直到18世纪，英属西印度群岛是真正的蛮荒西部。有个总督剪掉了一个抗拒其求欢的女性的头发；另一个总督谴责种植园主的“不自然和怪异的性欲”，在街头夜巡来约束他们的习惯。也许毫不奇怪的是，最后他被包围在他的宫殿里，在一场使用大炮的战斗中，被暴怒的市民杀死。他的继任者因偷窃教会银子而坐了牢。几乎不奇怪的是，当牙买加的首都皇家港（Port Royal）被1692年的地震和洪水所摧毁时，人们把这场灾难归咎于神的不满。

白银、黄金（来自巴西）、蔗糖和烟草——能忍受远程运输成本的高价商品——是跨大西洋贸易的命脉。但是对提高欧洲经济的效率和生产率，它们的贡献仅是有限的和间接的。蔗糖和烟草是消费品，欧洲对其的需求迅速增长（就蔗糖而言，在1750年后增长得更为迅速）。[17]白银和黄金扩展了欧洲经济的货币化。然而，很多白银再出口到东方，以支付亚洲的纺织品、瓷器、丝、茶和香料费用：该时期荷兰和英国向印度出口的商品主要由“金银财宝”组成——白银和黄金。[18]美洲产品并没有为新工业或新技术提供基础：它们刺激了亚洲进口的需求。除了几个有利的场所和行业外，在这个具有商业法规的重商主义时代，美洲经济也不能提供一个有足够活力的出口市场，来催化欧洲的商业和制造业。在金银、蔗糖和烟草繁荣的美洲社区是一个重要的市场，18世纪英国对其出口惹人注目地摇摆不定。[19]但是加勒比种植园主不得不把他们的许多收入用于购买奴隶，[20]相当数量的美洲人口是由奴隶或挣扎在生存边缘的半奴隶劳工组成的。美洲土著印第安人人口的大部分是微不足道的或被边缘化的。在加勒比，货主、委托代理人和债权人的费用，以及向国内业主的汇款，蚕食着种植园的利润，减少本地需求。重商主义官僚机构的昂贵成本以及一大群贵族官吏和特权商人寡头，可能是这部分美洲意外之财的主要受益者。殖民地产品是欧洲内部贸易的有益补充：因为是一般必需品，它们有助于消除区域不平衡。[21]至少直到1750年，可能更为明智的做法是，把大西洋贸易世界视为商业旧体制的重要支柱，而不是视为最先进的欧洲经济的工业转型的一个强大因素。

实际上，欧洲与亚洲、美洲的海外贸易的模式，反映在“危机时代（Age of Crisis）”欧洲自身经济表现的不平衡。贯穿整个时期的根本问题是人口：人口停滞，并在17世纪因战争影响而恶化；在1700年后人口缓慢扩展。被剥夺了增长着的人口产生的额外需求，贸易失去活力。在欧洲大陆西部和南部的东欧粮食市场凋零，并且随着采用玉米和稻米作为自产替代品而更为减少。几乎没有证据显示农业生产率的任何普遍增长，直到19世纪饥馑仍是周期性威胁。离开河流和运河的内陆交通仍是不确定、缓慢和昂贵的。大约1750年前，也没有很多通过系统使用技术革新的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迹象——对于欧洲内外的消费者而言，这种规模当然不能显著降低商品的成本。大量的欧洲人，也许越来越多的欧洲人陷入农村的农奴体制的非流动性，这在东欧与俄罗斯普遍存在。

在这个经济缓慢增长的漫长岁月里，要数北欧的海洋国家位置最好，增进其繁荣。廉价海上运输有助于使专业化和提高效率成为可能。[22]获得广泛多样的贸易商品，包括殖民地商品，让这些国家稠密的贸易网络的利益最大化——商品便捷交易和具有最大目的地数量的票据信用。结果，这个时期的显著特征是这些优势集中所在地的大型港口城市的崛起——伦敦、汉堡（Hamburg）和阿姆斯特丹（Armsterdam）。在1660—1690年期间，英国的商船队规模增长了2倍。[23]总体上，随着大城市——首都和大港口——以更小城市为代价而扩展，城市化加速。正是在新财富和新生活方式成长起来的地方，消费模式变化最快，对进口食物、药品、饮料、纺织品和日用品最为热衷。[24]也正是在这里，社会生活、劳工和休闲的商业化最为明显。[25]

部分由于这些原因，把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变化视为一群商业的、海洋国家崛起而构成一个被欧洲和殖民地的“边缘”环绕的先进“中心”是颇为诱人的，权力、财富和技术专门知识的不同日益塑造了“边缘”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在“中心”国家之中，为商业和帝国的完全霸权正进行着进一步的斗争。[26]然而，尽管“海军强国”更成功地应付了这个时期的经济状况，但是，它们的力量和重要性不应该被后见之明夸大。它们的许多海外商业活动是有风险的和无利可图的，[27]如同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 Company）、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和荷兰西印度和东印度公司（Dutch West India and East India Company）所揭示的灾难一样。[28]欧洲外的商业竞争，以及堡垒、护航和重商主义规章相伴随的基础设施，加重了它们巨大的、有时是毁灭性的交易成本。[29]远程商业活动和军事行动是危险的，并且常常是无效的：尽管有海洋和财政优势，但英国和荷兰都不能完全轰开西班牙的美洲体系。海洋国家的财政设施极易受战争和政治动荡的影响：迟至1745—1746年，索要英国王位的斯图亚特（Stuart）入侵，查理亲王（Bonnie Prince Charlie）在伦敦创造了一场金融恐慌。尽管它们相对老练，有着制造业、商业网络和国家干预、控制的“重商主义”思想，但西北欧的海洋经济也没有享有对大陆腹地经济的明显优势。强调欧洲内陆国家成功抵抗“海洋国家”的支配会更好。在欧亚大陆或全球经济竞争的大舞台上，尽管成功地发展跨大西洋贸易，尽管成功地在美洲的不同欧洲人中找到消费者，但是，欧洲经济的海洋部分只是太过微小，在经济和人口能力上束缚太多，以至于不会在一个前工业时代渴望全球经济霸权。

需要这种缓慢增长的欧洲经济，来支撑一个精巧的宫廷、官僚、教会和贵族的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经过17世纪初到中叶的大战和内部动荡后，该阶段后期是一个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社会和政治权威逐渐巩固的时期。农民起义和地区性叛乱事件减少。随着政治秩序发掘得更深，行使更有效的控制，国家开支和税负稳步上涨[30]——尤其是间接税上涨，它大部分落在穷人身上。但是，这种走向更职业化、更有系统的管辖趋势，只是以牢固的贵族权力的根本妥协的代价获得的。在法国，这意味着与外省贵族代理人网络的小心合作。®[31]在英国，贵族拥抱议会政府是建立在身份地位、年金和牺牲公众的选举腐败基础上的。在哈布斯堡君主国，贵族向君主制效忠的代价，是几个世家大族的寡头政治的统治，是国家保证把农村农奴制作为社会秩序的中心。[32]

欧洲大地一个更有秩序的旧体制的逐渐出现，并不隐含着一个工整划分的统一民族国家。“德意志”仍是一个由300多个国家、大多数是巴掌大的小国的拼凑物。由现代比利时（1713年后）、北意大利、匈牙利（1683年后）、中欧和北部巴尔干的领土构成的哈布斯堡君主国，几乎只是不同王国的松散联盟，靠不住地联合在皇帝个人名下。甚至在法国，通过婚姻、外交和征服获得的外省的整合是一场艰巨的斗争：迟至1720年，巴黎必须粉碎被经济困苦和财政负担所激怒的布列塔尼（Breton）贵族分裂主义者的阴谋。[33]危险地以共同君主为基础的不列颠群岛的统一，在1707年以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合并而试验性地开始，受到两次苏格兰叛乱的严峻考验，并饱受爱尔兰背叛的威胁。对欧洲远西海洋国家和东欧的“内陆帝国”来说，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仍有赖于边缘省份的忠诚。

主要旧制度国家取得的政治整合的有限度产生了两个重要后果。第一，对他们在欧洲以外世界的臣民和公民的活动，他们通常缺乏行使真正控制的途径。他们的殖民地政策是一个战场，是商人游说者、贵族圈和宫廷难分难解的较量场所：结果常常是用“有益的漠视”形式，把殖民者或商业前哨留给他们自己处置。[34]第二，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缺乏任何民族强制感意味着王朝忠诚是政治生活的唯一现实基础。实际上，王朝的特权被捍卫自由与特权的顾问机构或代表机构所削弱。但是，没有旧制度的意识形态或政治模式能出口到其他地方，或容易转换到一个异国情调的海外环境里。每个国家（每个单元）的权利与特权的平衡，依赖于被当地利益所继承和捍卫的当地习俗和先例。这种思考方式为到美洲殖民地的西班牙和英国移民者所采用，并有助于解释每一个尝试确认帝国中心权威所面临的困难。[35]结果，人们难以明白任何欧洲国家如何能急剧地扩大海外领土而无须危害国内稳定依仗的微妙的政治机制。不奇怪的老生常谈是，政治评论员强调保留领土紧凑的重要性，以便皇家特权与贵族的、商业的、宗教的、市政的和地区特权间的平衡不会变得完全失控。[36]

确实，尽管它代表了一种惊人的欧洲范围的扩张，但是美洲也提供了旧体制国家扩张极限的证据。在英属和西属美洲，帝国扩张的代价是事实上的殖民地自治。[37]当一个富裕的弗吉尼亚种植园主纳撒尼尔·培根（Nathaniel Bacon）在1676年领导反抗总督的起义（谴责他对帕门基人[Pamunkey people]过于软弱）并烧毁詹姆斯顿（Jamestown）的殖民地首都时，伦敦几乎无计可施。也许幸运的是，培根在建立起反叛体制前就死于“痢疾”（Bloody flux）。[38]对他们而言，国内的帝国政府表现为普遍不愿意派遣稀缺的军事和海军资源来保卫或扩展殖民地占领，殖民地领导人得与众多的喧嚷着吸引君主和大臣注意的国内院外游说团、派系和利益集团相竞争（带着距离带来的所有不利因素）。当然，如果伦敦、巴黎和马德里的政府深为关注保卫海外贸易带来的财富的话，那么便愿意使用武力来阻止敌对国家的干扰：这类紧张导致了1739年的詹金斯之耳战争（War of Jenkin’s Ear），一场加勒比的海岸巡逻队虐待一个英国远洋船长的漫长争端引发的战争。但是，他们通常几乎没有把领土扩张置于宏观策略中心的意向，[39]可能把他们的殖民地更多地视为其恩赐制度的便利扩展，而不是视为对民族力量的一份贡献。[40]

尽管有这些理由，旧制度欧洲国家对大胆地向欧洲以外世界征服的推进，在政治上是装备不良的。除了俄罗斯的显著例外，他们的贵族几乎没有承受领土征服重任的动机。不过，有时人们认为，欧洲国家制度的竞争性和分化成多国和敌对大国的多元本质，成为战争的温床，必然扩展到世界的其他部分，并引起军事战术和组织的进步——所以欧洲获得了支配几乎除他们自己外的世界的动机和手段。

旧制度欧洲当然在陆军与海军上花费甚巨，在18世纪的欧洲君主国家，战争的开支占了约54%的公共开支。[41]1660年后，欧洲军队规模急剧扩大。[42]法国军队在17世纪90年代达到了约40万人的顶点。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War of Spanish Succession，1702—1713）期间，英国和荷兰（有着少得多的人口）豢养了一支达10万人的大军。随着统一制服、操练和一支常规军官部队的引入，军事组织也变得日益职业化。[43]经常性的战斗和广泛使用外国人做军官和普通士兵，有助于新技术在全欧洲的迅速散播。但是，在18世纪50年代前，甚至此后，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战争技能的早熟发展，赋予欧洲在世界大多数其他地方的显著优势。这有几种理由。欧洲军队已经发展成高度专业化的机器来相互打仗——但不是与“策略思想”完全不同的军事力量打仗。这在18世纪50年代的英国军队与美洲土著的遭遇中特别明显。[44]当英军在布雷多克（Braddock）将军（是棋盘上而非实战老手）领导下齐步进入森林，在现代匹茨堡附近打仗时，他们密集的队列和鲜艳的制服（在欧洲战斗中秩序与纪律的秘密）变成了他们的死亡令。欧洲冲突的围城和谋略战争特征，在地缘政治状况相当不同的其他地方不能复制——即使有可能调动了所需要的人数。欧洲风格的战争逐渐依赖于精细的供应基础设施，缺少供应便迅速陷于停顿。甚至在欧洲大陆，欧洲军队在像多瑙河流域（Danubia）[45]或黑海北面的庞蒂克大草原（Pontic Stepples）的边缘地带表现不佳。[46]热带疾病的恐怖影响也非微不足道，它比任何军事抵抗更有效地摧毁了欧洲海外军队。1742年，当英国人派遣一支探险队到西属加勒比占领卡塔赫纳（Cartagena），不久，超过3/4的部队失去了战斗力。“一种肝胆热病……猛烈肆虐”，一位由海军外科医生转而成为作家的托拜厄斯·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t，1721—1771）写道：“那3/4患病的人死于悲惨的方式；由于高度腐烂化脓，他们的皮肤变成了烟灰色。”[47]甚至海军力量也屈从于某些同样的局限。海军舰队是极度昂贵的资本装备物品，在恶劣状况下其价值迅速降低。海军战争也为谨慎与谋略所支配。海上航行的风险很高，彻底的失败也许意味着入侵或商船队的毁灭。由此，海军舰队通常紧靠家门。自1550年起加勒比航行的危险状况一直为人所知，甚至偶尔到那儿的短暂访问也冒着气候不宜和传染病的极度风险，而北方季风在10月开始后，对飓风或逆风的担心使得在印度沿海的逗留危机四伏。[48]当然，与他们欧洲以外世界的对手相比，欧洲军舰在武器和装备方面通常享有显著优势，有时在速度和操作方面也是。但是它们很少被大批使用，欧亚大陆其他地方的内陆帝国或陆地国家大体上免受海军骚扰，而海上骚扰在欧洲战争中起着如此巨大的作用。

所有这些限制了欧洲冲突溢出到尚未被殖民地化的世界区域的程度。实际上，欧洲的国际政治通常太过内向，对欧亚大陆其他部分不能产生多大威胁。既然欧洲外交是由两个猛烈地相互攻讦的生机勃勃的力量所支配，它们也是强制性地不稳定的。第一是维持欧洲国家体系中的无数不平等成员国之间大致均衡的斗争。[49]第二是王朝要素——一种王朝野心与出身和个性偶然因素的不可预料的混合物。有争议的王朝权利解除了1702—1713年间大规模战争的束缚，随后爆发了俄罗斯和瑞典间的北方大战（Great Northern War，1700—1721），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Frederick）占领奥地利西里西亚（Silesia）激起了奥地利帝位继承战争（War of Austrian Succession，1740—1748）。并且，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王朝政治的混乱为欧洲主要大国构建保守的外交“体系”（直到17世纪80年代是西班牙的“体系”，随后是法国的“体系”）的倾向所抵消，[50]任何确立的模式不断受到大的不稳定区域事件的威胁：摇摇欲坠的哈布斯堡帝国；东南欧的边疆土地；无政府的波兰和波罗的海；（在17世纪晚期）动荡的不列颠岛屿。但是均势时代的重要事实是，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强大到能完全支配其他国家，或安然避开其欧洲对手的挑战，进行海外征服建功立业。

这种地方性动荡的成本不菲，它引起的战争心态代价高昂。不管战争可能有什么技术上和商业上的刺激，但是毁灭性的影响、稀缺资源的挥霍及经济不稳很可能更重要——在前现代状况下，经济不稳对投资和企业早就是一个巨大障碍。[51]欧洲的竞争也有益于欧洲以外世界的优势：跨阿巴拉契亚山内陆的美洲土著；也许最重要的是奥斯曼人，他们娴熟地利用欧洲人的冲突，直到18世纪60年代保卫他们的帝国边疆。正是调军对付路易十四（Louis XIV）的紧迫需要，迫使了哈布斯堡皇帝在1699年与苏丹缔结《卡洛维茨和约》（Peace of Carlowitz）。西方的技术上的和商业上的专门知识，被其侵略和竞争大多用在他们自己身上的事实所抵消。

对欧洲能力和野心的这些限制，显著地反映在欧洲的思想及其更广泛的文化中。大多数同时代人在欧洲与美洲的关系、欧洲与非洲和亚洲——其余已知世界的关系之间画出了一条根本的界线。即使一股科学思潮把这“新”大陆视为一个严酷恶劣的环境，人类的体质会表现强烈的退化倾向，但是美洲对欧洲人的想象力有着巨大的魅力。[52]使欧洲人激动不已的是，他们坚信有权利和手段用欧洲的想象“制造”或重塑美洲，甚至作为一个旧大陆的改善版。这种思想的帝国主义部分源于欧洲统治确立的轻而易举，以及当地人崩溃的完全彻底。但是，它也建立在约翰·洛克（John Rocke）出色表达的一系列社会和文化思想上。洛克争辩道，正是美洲印第安人没有发展出欧洲人能够辨识的财产体系，为欧洲人的殖民地土地攫取提供了正当理由。[53]但是，尽管洛克显然把奥斯曼帝国视为一个可憎的专制国家，并期待被征服的基督教徒的反叛，但他对欧洲征服和占领亚非的任何权利并没有展示任何类似的言之凿凿——即使这是有办法的。这里，作为那时博览地理和旅行群书的作家，[54]洛克也许反映了关于奥斯曼、萨非、莫卧儿和中华帝国的最有影响力的同时代著作的恭敬腔调。雷考特（Rycaut）、德·夏凡纳（de Chavannes）、贝尼耶（Bernier）和杜赫德（Du Halde）描述了欧洲可能不喜欢或甚至鄙视的国家和文明；但是，他们几乎没有证明欧洲的征服在道德上是正当的，更不用说实际上是可行的了。耶稣会（Jesuits）实际垄断了关于中国人的信息资源，传达了由士大夫官僚主持的井然有序的优良体制的形象。[55]18世纪的批评家把萨非伊朗和清朝中国树立为一面镜子，来暴露欧洲的偏执、黩武和恶政。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波斯人信札》（1721年）中表达过关于美洲殖民地的流行的异议——帝国就像树木的枝丫，从树干逐渐消耗其所有的力量[56]——在《论法的精神》（1748年）中，把中国描绘成一个高效强大的专制主义国家，其宗教信仰和社会秩序浑然一体，以至于外在势力（包括基督教）无法成功渗透。[57]确实，孟德斯鸠的许多争论体现了那种有影响力的观点，即地形和气候对社会和政治秩序有决定性影响——一种含蓄地强调欧洲闯入非欧洲世界的危险与不自然的教条。他认为，“那些在［美洲］站稳的人，并不遵从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气候的习惯方式；他们被迫从母国获得所有的生活便利”。[58]其他人说得更简单。1773年，牙买加的一位英国海军军官写道：“在这种气候中的邪恶是与生俱来的。”[59]同时，早期文艺复兴的普遍基督教文化可能性的乐观主义信念，很久以前就被对宗教和文明多样性的强调所取代。[60]

内陆帝国主义：从莫斯科公国到俄国

由此，这个时期西欧的主要成就是他们的欧-美海洋经济的充分发展。但是，欧洲的扩张有着两面性：面向海洋和面向大陆。在17世纪20年代到18世纪40年代期间，欧洲人的最富有生机的陆上扩张是沿着俄罗斯边疆。

在欧洲扩张的全部历史中，俄罗斯的作用一直充满争议。对19世纪晚期的像索洛维约夫（Solov’ev）和克柳切夫斯基（Kliuchevskii）[61]那样的俄罗斯历史学家来说，整个俄罗斯的历史是与其殖民努力联系在一起的，与成为中欧或西欧列强对等大帝国的英勇转型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对许多西欧观察家来说，俄罗斯常常似乎是一个半野蛮的“亚洲”国家，“西化”的薄薄外饰难以掩饰沙皇专制政治的东方根基，完全没能隐藏农村生活的落后状态。[62]在更近的时代，在欧洲的世界统治的计划中，俄罗斯一直起着含糊不清的作用。“现代世界体系”起源的一个重要评论认为，在17—18世纪，俄罗斯从一个自主的经济区变成欧洲资本主义的“半边缘”的组成部分：被欧洲“中心”支配驱使的合作者、工具和牺牲品，并且最终（1917年以后）起而反抗。[63]称俄罗斯为一个“半边缘国家”，有效突出了沿着西方路线的非常局部的经济和社会转型，突出了其持久稳固的差异感，突出了在“西方派”和“现代化派”为一方与斯拉夫派（Slavophiles）和乡村运动的社会主义者（narodniks，民粹派［populists］）的“旧信仰者”为另一方间的独特斗争，民粹派不时地谴责俄罗斯屈从于一种异国（西方的）文化。但是，它也把人深深地引入歧途。不论其“现代化”多么片面，但俄罗斯总是——也许1700年以后，确实从1862年以后——能够成为组成争吵不休的大陆事务管理委员会的欧洲五六个大国的一员。它仅次于英国，成为在亚洲的第二大帝国主义势力，一个庞大的殖民主义者。其官方文化宣扬着与英国或法国一样强烈的帝国文明使命感——英法也有不同政见的运动，拒绝侵略的扩张主义的帝国主义的现代性信息。毕竟，毫无疑问，在西方海洋国家确保19世纪欧洲的优势方面，帝国主义的俄罗斯起着重要作用：帮助包围伊斯兰领土，削弱主要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结构，并帮助拆除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旧世界秩序。作为欧洲在亚洲扩张的陆地先锋，到1900年，在创建“现代世界体系”中，俄罗斯的作用堪称独一无二。

有着进一步的理由来抵挡这种世界历史观，它把俄罗斯归入次要角色，作为在欧洲“中心”首都策划的资本主义世界主宰的半代理人和半牺牲品角色。欧洲——甚至作为相对于必须包括奥斯曼巴尔干“地理欧洲”的“政治欧洲”——在任何时期都不能被降低到资本主义“顶尖大国”及它们的依附“边缘”和“半边缘”的等级制度中。欧洲几乎总是文化相似国家的一个松散编织的“联盟”，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经济力量只是几个重要变量中的一个。宗教联系、王朝忠诚、意识形态和民族凝聚力，与经济力量不可预料地相互影响，保证某些政治和文化单元的生存，保证其他单元的合并或消失。结果是迥然不同的国家模式，它们的竞争和冲突并不仅仅受到做“顶尖国家”或主导“中心”的冲动所驱使，而且受到其王朝的、宗教的、策略的和领土的以及商业的、利益的周期性（也许地方性的）不相容所驱使。事实反复证明这种差异太过深刻，以至于不能被逼入大陆同质性——甚至天才的拿破仑（Napoleon）也不行。时不时地，它成为欧洲在欧洲以外世界的集体影响的有力抑制。也许，最终，影响欧洲以外世界的最持久的一股欧洲内部冲突，是在内陆大帝国主义及其海上对手之间的冲突。由此，俄罗斯不仅具体化了欧洲在欧亚大陆的优势，而且在关键时刻用关键的方式破坏了欧洲可能的世界优势。

承认欧洲的多样性，意味着拒绝这种观点：俄罗斯是（如某些欧洲人和俄罗斯人一直相信的）一个单独的、独特的和相异的文明——某种原欧洲社会（proto-European Community），因而“真正的”欧洲成为北意大利、法国、西德、低地国家和英国。实际上，像中世纪晚期的西班牙一样，中世纪晚期的俄罗斯一直是基督教欧洲的重要文化省份。与西班牙一样，16世纪的俄罗斯进行大规模的殖民化进程。与西班牙君主一样，莫斯科公国的统治者为了个人或王朝的利益，而急于把征服的猎物抓在自己手里。然而，它们之间有着重要差异。第一，俄罗斯的宗教特色和俄国东正教对天主教的极度厌恶，意味着联结西班牙与其他天主教欧洲的互利重要渠道在俄罗斯几乎没用：在那儿，欧洲天主教思想直到17世纪晚期才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力量。[64]第二，俄国的殖民化没有产生那种资助西班牙哈布斯堡雄心的耀眼财富。然而，商业隔绝确实意味着，俄罗斯在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河下游的殖民地收获物，不容易被欧洲海洋国家侵吞或渗透。沙皇也更容易把帝国的商人和领土利润紧紧抓在手里。文化和商业的相对孤立强化了俄国扩张道路的个性特征。

17—18世纪扩张的规模巨大。据一份估计，俄罗斯的领土面积从1600年的210万平方英里（约543.9万平方公里）增长到一个世纪后的590万平方英里（约1528.1万平方公里）左右。[65]到1600年，在乌拉尔（Urals）外站住脚跟后，俄罗斯的皮毛商控制了水路，到1620年转运到叶尼塞河（Yenisei）流域，在随后的10年里抵达勒拿河（Lena）。1639年，他们的推进前哨到达了鄂霍次克海（Sea of Okhotsk）和太平洋。[66]同时，1643年，其他商人抵达了贝加尔湖（Lake Baihal，在1643年“发现”）和黑龙江以外的区域。黑龙江流经满洲注入黄海，俄国人抵达那儿，与满洲征服中国相吻合。在40年里，俄国人对北亚产生了一连串的影响。但是它们几乎仅仅是一个脆弱的贸易通道网。即使在西伯利亚西部，俄国的占领局限于北部森林：大草原仍是吉尔吉斯（Kirghiz）牧民的地盘。定居者需要俄国的食物供应，封闭在他们的堡垒里，其人口扩展得非常缓慢，直到17世纪60年代加强的军事占领，才使开阔平原逐渐殖民化成为可能。即使如此，迟至1760年，俄国西伯利亚的男性人口总计不超过40万。[67]更向南是类似的故事：俄国地主和农奴从旧的或耗竭的土地向东迁移，逐渐占领莽莽大草原。1725年奥伦堡（Orenburg）的奠基标志着这个军事殖民进程的重要阶段。[68]随着动用大量人力构筑的防御工事阻断牧民的贸易和掠夺的通道，大草原的老社会逐渐被窒息。即使如此，在俄罗斯方面，交通糟糕和人力短缺使得农村定居点的发展异常缓慢。在欧洲的内亚边疆，与直到18世纪50年代的北美大陆一样，人口扩展似乎蹒跚不前。

对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1689—1725）及其沙皇祖先而言，战略性大问题在于西部和北部人口稀少的乌克兰（Ukraine，“边境”）。在1598年到1613年期间的艰难时世（Times of Troubles）里的一次亲密接触中，波兰-立陶宛大共同体威胁着压垮莫斯科公国。1613年以后，罗曼诺夫王朝（Romanov）沙皇既面临波兰的领土竞争，又面临瑞典铜王国产生的新威胁，瑞典现在已经开拓了一个辽阔的波罗的海帝国。同波兰人（Poles）一样，瑞典的崛起威胁着把俄罗斯公国驱逐出欧洲，摧毁其“重新统一”俄罗斯人民的权利，并且在与贪得无厌的哥萨克（Cossack）的投机取巧的结盟中，根除了莫斯科公国在乌克兰的影响。彼得的伟大成就是要摧毁这种瑞典帝国主义。他占领了富庶的波罗的海的爱沙尼亚（Estland），这是一个重要的粮仓，是帝国新首都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的一个战略防御前哨，俄国于1716年迁都到圣彼得堡。北方大战（Great Northern War）结束时签订的《尼斯塔德和约》（Treaty of Nystad，1721年），标志着俄国决定性地进入欧洲大国的行列，消除了瑞典和波兰竞争的严重威胁。彼得自己放弃了“莫斯科公国”的旧称，采用了“俄罗斯帝国”的华丽称号。在杜马的一次演说中，他宣称俄罗斯“已经加入了政治民族共同体”。[69]

在乌克兰的胜利对俄罗斯东向帝国主义特别重要。在1654年的《佩列斯拉夫尔条约》（Treaty of Pereslavl）签订后，沙皇享有与自治的“哥萨克领地”（Hetmanate）——位于波兰控制区边境外的半殖民区的乌克兰部分领土——的特殊关系。在哥萨克领地突然出现的拥有土地阶级——贵族（starshyna）阶级，担心波兰的进一步扩张，忧虑向南的动荡的哥萨克边疆，把莫斯科公国作为最有前途的社会秩序的模范。[70]面对剧烈分化的精英，像颇有魅力的哥萨克首领马日帕（Mazeppa）的乌克兰领导人，致力于通过与奥斯曼人、波兰人或瑞典人结盟来维持其自治地位注定是一件冒险之事。彼得对马日帕的决定性胜利，以及在1709年的波尔塔瓦战役（Battle of Poltava）中重创瑞典国王查理十二（Charles XII），标志着把乌克兰东部有效地吸收进帝国体系。它为殖民贵族提供了新鲜的土地，以及（在哥萨克人口中）有用的军事人力储备。作为俄罗斯向欧亚大陆帝国推进的一个阶段，获得乌克兰等于打开了通向黑海的道路，堪比英国在1757年后征服孟加拉（Bengal）。

什么隐藏在庞大的帝国主义崛起背后？这个帝国主义现在已经在欧洲东翼创造了一个领土扩张的强大发动机——正如哲学家莱布尼茨（Leibniz）提心吊胆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北方的土耳其人”？俄国的扩大受到罗曼诺夫沙皇的担忧与野心的推动，他们娴熟地利用了对入侵的恐惧，利用了东正教会和贵族官僚中的混乱。1650年以后，沙皇体制增强了对教会和贵族的控制，废除了东正教的统治地位。根据欧洲模式和彼得“职官表”（Table of Ranks）（它正式规定了贵族地位与军事、官职等级的关联）的新常备军强调了君主的权力与权利。领土扩张和经济增长被成功地应用于中央集权。贵族的顺从部分是受到获得征服区的土地前景的保障，这是许多贵族财富的源泉，也是俄国乌克兰的哥萨克长期不满的一个原因。通过哥斯特（gosto）或官方商人，沙皇也控制和利用了内外贸易的有利可图的部分，包括食盐贸易，[71]同时彼得也建设了国家工厂和兵工厂来供应军队。最后，领土获得使帝国的可征税资源增长，使彼得财政收入增长3倍，而爱沙尼亚和乌克兰并入莫斯科公国，则使生产能力几乎翻番。[72]由此，与西班牙对新大陆的征服一样，俄国的扩张自足有余，而且为征服的横财所刺激。

即使如此，这只能是部分答案。17世纪的莫斯科公国也接受了欧洲其他地方的文化和思想影响。彼得在荷兰造船厂著名的隐姓埋名之旅，也是被早先沙皇采用欧洲大君主国官僚政治与外交方法的热情所促发的。俄国的统治者和教会从中欧的巴洛克式艺术和建筑汲取华丽的灵性思想，使它们适应本地传统。[73]东正教对天主教影响的担忧也引起了对希腊和拜占庭礼拜仪式的新兴趣，鼓励礼拜的更精致更严格控制形式。正是17世纪50—60年代的“俄国改革”（俄国逐步接受西方的启蒙思想——译者注），激起了与旧信仰者的分裂。这些变化的重要性在于赋予崛起的俄国（相对于老莫斯科公国）文化声誉、文学资源和思想复杂性，来保持爱沙尼亚的德意志男爵、乌克兰的半波兰化贵族以及自己贵族的忠诚。另外的选择——退回到农村公社和习惯崇拜（旧信仰者的标志）的古俄罗斯传统——是与领土扩张、其他文化的吸收以及欧洲大国权利不相容的，对上面这些来说，存在着巨大的既得利益。

最后，与以前的沙皇一样，彼得大帝明白，沙皇政权的生存依赖欧洲国家体系的成员资格，依赖能用来保护的外交手段——犹如他同丹麦反对瑞典的有用的联盟。被波兰或瑞典逐出“政治欧洲”会是一场大灾难。这种担忧是强烈期盼采用西欧的行政、技术甚至男式服装的初衷：在地缘政治生存斗争中胜过欧洲邻邦。彼得的“象征性改革”意为给俄国带来政治改革极度紧迫的推动力。在1698年的欧洲之旅后，他强行禁止蓄胡须，亲自剪掉了贵族头面人物的大胡子。俄国的传统服装——宽松的长袍或土耳其长袍——也被禁止，强制推行“德国服装”。他指示宫廷侍女采用他在旅途中欣赏到的袒胸露背的衣服，尽管把女性牙齿涂黑的老习惯似乎比旧式女装的朴素存在得更长久一些。即使死了，彼得也指出了前进的方向。他躺在棺材里，按西方的风格，身穿深红色上衣，脚穿靴子和靴刺，胸前佩戴奖章，腰间佩带宝剑。

彼得有着组织者和战略家的伟大天才，但他也得益于波兰政治体系的没有条理，得益于瑞典1700年左右资源的耗尽，得益于奥斯曼不愿在关键时刻介入反对他。B.H.Sumner，Peter the Great and the Emergence of Russia (London，1951)，pp.55,72.确实，支持俄国扩张的动力并不能在任何单一因素中找到，而是在1613年以后的岁月里有利境况的惊人组合中找到：社会秩序的巩固，其严酷的纪律反映了“军营”精神；[74]其对欧洲其他地方的文化创新的接受性；俄国处于欧洲与中东的进出口贸易中心之间的有利角色；[75]其开放的陆地边疆帮助了扩张和满足了贵族权力的崛起；其在“大草原外交”中的中心作用；以及地理战略财富，它在1710年以后把欧洲对手排除在黑海以北的整个欧亚大陆外。

东亚恢复活力

在西方看来，东亚史的最惊人特征是，在震撼了17世纪上半叶的动乱后退回到隔绝状态。在中国和日本，新政治秩序的确立导致了对内寻找政治巩固和文化巩固，导致了对外有意缩减外交和商业接触。乍看起来，东亚与欧洲之间显示了鲜明的对照，东亚在仇外外交的政治屏障背后是进入文化停滞和经济衰退，而欧洲则是文化开放、生机勃勃的海外贸易和竞争政治。人们容易得出结论，说1620年以后的漫长经济衰落对欧洲扩张的抑制只是一个“满载暂停”，它隐藏了在富有活力的西方和停滞不前的东方间扩大的差距，东方陷在其保守主义和内向性的困境里。

在做出这样的判断前，我们需要仔细考察德川幕府和满洲（或清）王朝带来的巨变后果。两者都创立了持续250年左右的政治体制，两者都领导了这样一个阶段：快速的人口增长、广泛的农业拓殖、扩展的国内商业和新兴的书本的需求。我们应该质疑停滞和衰退的宏大叙述。我们也不应该急于假设，约1690年后中国非常有限地参与国际贸易，标志着融入一个欧洲“世界体系”的从属“边缘”。[76]确实，更仔细的观察可能显示，约1620年后东亚的重组，在强化东亚文明反对欧洲扩张的全部影响中起着重要作用。在1750年以后，这种欧洲扩张在欧洲以外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感受得到。

明朝在华北的逐渐崩溃，体现在1644年满洲人占领帝国的首都，名义上是一个新王朝的开始，正如满洲人自称的清王朝的开始。[77]不过，清帝国的真正缔造者是康熙（生于1654年，1662—1722年在位），他的长期统治对巩固清朝的统治，与阿克巴（Akbar）巩固莫卧儿人（Mughals）在印度的统治同样重要。在康熙登基时，一个稳定帝国统治的前景不妙。作为统治精英的满洲人，还没有从草原游牧社会的部落制度特征转型。[78]王朝继承的思想——对帝国统治的继续至关重要——对他们来说仍是天方夜谭。部落政治意味着对权力和势力的持续竞争，以及在主要部落和领导人之间分配（及再分配）掠夺来的财富和土地。它与儒家的帝国制度根本相左，这种制度在汉朝（前206—220）得到巩固，在明朝达到专制的顶点。部分由于这个原因，华南大部以及大部分的知识精英，仍然不肯与满洲统治者和解。正是这种状况以及他们原先依赖少数民族同盟来推翻明朝的抵抗，才迫使满洲统治者给予征服南部和西南省份的汉人将军广泛权力。确实，到17世纪70年代，这些将军中的三个——所谓“三藩”（Three Feudatories）——享有着实际上独立于北京的完全自治，并有着建立自己的王朝的诱人前景。雪上加霜的是，在内亚，满洲人面临着对他们权威的新威胁：卡尔梅克人（Kalmyks）、西藏（Tibet）达赖喇嘛（Dalai Lama）的神权帝国，以及在贝加尔湖（baikal）以东以南地区的沙皇官员和俄国毛皮商。同时，在远眺中国南海的海上边疆，明朝统治的崩溃及海上贸易创造的机会，已经造成了海盗郑成功的贸易和私营状态，他似乎在难以攻克的台湾岛安然建立了基地。[79]

对满洲生存最直接的威胁是缺乏对华南的真正控制。预见到康熙削藩的决心，各藩在1673—1674年间公开反叛。“三藩”中最强大的吴三桂将军，轻蔑地提出与满洲人平分天下，只给清朝留下满洲与朝鲜（Korea）。[80]更真实的可能性是划长江而治，剥夺华北和帝国政府的重要粮仓，把北京政府降低到一个残缺国家的层次，战战兢兢地挣扎在内亚的侧翼地带。经过漫长的斗争，到17世纪80年代早期，康熙占了上风，部分是因为吴三桂在1678年去世（死于痢疾），[81]也许部分是因为藩王对南方的明朝忠臣和士大夫几乎没有吸引力，这些人宁要即使在满洲统治下的帝国延续性，也不要军阀统治。到1683年，康熙也成功地征服了郑成功的反叛国家，实施了20多年的清空沿海地带的政策[82]（剥夺反叛者的资源）现在能够被逆转了。同理，被严密限制的外国贸易再次放开。[83]在17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华南多多少少被平定，康熙得以转向内亚。

没有哪一个清朝皇帝会低估新的大草原挑战者重复满洲成功的第一步棋的危险：建立一个基于大草原与农业经济融合的边疆国家，而且强大到破坏少数民族的忠诚。在17世纪70年代，卡尔梅克统治者噶尔丹（Galdan）聚集起一个具有威胁的大草原帝国。他以其蒙古西面的发源地准噶尔（Dzungaria）为基地，征服了东土耳其斯坦（Turkestan）的绿洲与贸易城市。1688年，他侵入外蒙古（Outer Mongolia），端掉了到北京的交叉火力网。[84]同时，在蒙古北部边境和阿穆利亚（Amuria，满洲北部）的俄国人现身，对中国境内这些闯入者的有用联盟投下阴影。也许康熙是幸运的，这种内亚的双重挑战来得太晚了，以至于与中国内地的斗争错开了。但是，没有哪一个中国皇帝会对边境战争的身心压力有更好的准备。康熙是一个热情洋溢的猎手，宣称杀死了100多只老虎、几十只熊和豹子、近百只狼。他把追逐当作战争演习，他经常远巡边疆地区寻找娱乐和访问军队，这些给了他有关冲突战场的第一手知识，以及中国胜利所需要的策略和后勤的第一手知识。[85]

俄国人和满洲人最初都没有关于彼此力量或目标的多少知识。在17世纪50年代中期，莫斯科公国开始明白，神秘的东方君主“博格达汗”（Prince Bogdoy，指清朝皇帝——译者注）并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统治者，必须像尊敬奥斯曼、伊朗或莫卧儿皇帝一样对待他。[86]俄国人一直指望满洲人会接受外交关系和贸易开放。通过在伏尔加河河口的阿斯特拉罕（Astrakhan），俄国与中亚和印度的商业早已在增长。从17世纪30年代开始，俄国人一直与卡尔梅克人和蒙古人定期交换大使。康熙乐意回避指导中国外交关系的死板礼节，非正式地召见俄国的使节，但他也决心从东亚驱逐俄国势力。1684年，他要求蒙古人停止与俄国人的贸易，1685年，他的军队占领了雅克萨（Albazin）这个黑龙江流域的俄国前哨。俄国人回来了，1688年噶尔丹征服外蒙古，用漫长的精疲力竭的边境战争威胁着北京。但是俄国-卡尔梅克联盟没有形成。1689年，在西伯利亚东南部的尼布楚（Nerchinsk），康熙的大军包围了俄国谈判者，迫使他们声明放弃满洲北面大片土地，这是俄国扩张的一次失败，直到1860年才逆转过来。1690年，清军在战斗中用大炮打败了噶尔丹。[87]6年后，在又一场令人震惊的败绩后，噶尔丹自杀了。虽然中国对内部完全统治的最终巩固以及对新疆或东土耳其斯坦的征服，在60年左右的时间中都没有全部完成，但是康熙在东亚大陆恢复了北京的权威。这个伟大胜利及随后的雍正（1723—1735年在位）和乾隆（1736—1795年在位）两朝统治的国内成就，从长期来说对其顽强地抵抗19世纪的欧洲外交和商业需求，都是至关重要的地缘政治前提。

确实，这种伟大的策略性胜利，为中国历史上特别富有生机的时代打开了道路。雍正朝完成了从满洲带来的部落体制到明朝的生龙活虎的强化版专制主义的转变。由王侯控制的满洲“八旗”军在夺取政权中起了关键作用，现在归于皇帝控制或发给退休金，从而剥夺了王公贵族的指挥权。[88]这避免了在王朝继承时发生战争的危险。一个新的更灵活的军机处（Grand Council）取代议政王大臣会议（Grand Secretariat）和内阁机构成为决策中心。[89]第三个创新是“密折”（palace memorial）制度，鼓励收集外省总督行为不端的秘密信息。细心更新科举考试是康熙与汉人士绅和解的组成部分，这是帝国中心、行省官僚、士大夫和县令（知县）之间的重要纽带。衙门（或官府）是帝国政府的耳目。只要士绅渴望通过儒家经典科目的科举考试获取官职，同时中国被有城墙的城市统治着，有着极度忠诚的军队，那么叛乱便不可能扩散或持久。早期的皇帝也厉行节约，减轻税负，有着大量的税收盈余，并打败、恐吓或绥靖敌人。由此，清朝皇帝找到了使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宁的办法。

这是对经济进步和文化复兴有利的环境。据某些估计，在康熙的继承人统治下的1723—1796年期间，中国人口增长了三成。可耕地大量增加，在1650—1800年期间也许增加了一倍。Adshead，China，p.253.汉族定居者开拓了南方和西南的森林地带，国家修复了毁损的河道，开挖了新河道。[90]玉米（葡萄牙人带来）和山芋（在18世纪引进到福建）等新粮食作物补充了稻米；种植像茶叶、蓝靛和蔗糖的经济作物出口，在福建和广东等沿海省份尤其普遍。长江上游的边远省份湖南的政府官吏，用劝说、税收奖励和供应种子来推广两季作物。[91]18世纪的中国见证了农奴制的终结——它是由雍正皇帝废除的[92]——及买卖土地的新自由。商业城镇的数量稳步增长。长江下游江南地区的水路运输有利于大型商业城市的增长，乡村手艺人大规模地制造棉布。上海向远至800英里（约1287千米）外的内地输出纺织品，铁制品、丝和瓷器贸易额扩大。[93]这是一个复杂的商人经济，由私人钱庄发行纸币，信用是建立在由政府特许的食盐专卖品的基础上的。中国在国际商业中的份额也许相对微不足道，但是其内部贸易也许与当时欧洲的贸易一样大，若不是更大的话。[94]

但是，也许清朝统治的最显著特征，是它倡导了一个特别生机勃勃的文化复兴。康熙自己喜欢与耶稣会传教士在宫廷里交谈（他们的使命在王朝动荡中仍然生存下来），他甚至学习如何弹钢琴。但是，他拒绝中国与欧洲间的定期交往的想法。“中国与西方没有共同关注的事”是其干净利落的结论。[95]欢迎像耶稣会的西方人来，但是他们得留下来并学习儒家思想：他们不能指望随心所欲来去自由。当教皇写信要他送回罗马怀疑是异端的欧洲人时，康熙拒绝了——讽刺地加上一句，他乐意砍下他们的脑袋送回，好让教皇能够看到他们已经被“改造了”。[96]教皇的反应无人知晓。康熙主要关注的是中国文化。他和他的继承人赞助古典文献的收集与出版；康熙亲自主持了一部百科全书（康熙主持编纂过《康熙字典》和《古今图书集成》——译者注）的编纂。文化水平提高了，印刷品的数量不断增长以满足需要。[97]出版了小说、诗歌、历史、传记、地名词典、百科全书、文选和文物研究著作。这是一种上流社会的文化，宣扬儒家经典的价值观和传统：寻求社会内部及其与自然的和谐；等级制度和保持社会秩序与凝聚力的行为礼仪或规范的重要性（特别是代际间）；自我控制的需要和个人欲望的从属性。通过文献和艺术，通过对作为当地大众宗教焦点的官方“崇拜”和献祭的国家规定，儒家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前所未有地广泛深入。[98]由此，中国的政治经济整合与日益增长的文化统一同步发展，这是在与西方的关系更紧张而后发生武力交锋前的最后时代实现的。

但是，清朝的成就是有限度的。在其伟大的水路体系之外，中国许多地方仍封闭在地方主义中，也许并不比当时欧洲大部分情况好多少。更为严重的是恢复约3个世纪前放弃的水师的努力失败。东南亚的中国商人和定居者无权得到帝国的保护，西属菲律宾（Philippine）残酷屠杀华人并没有得到北京政府的回应。[99]欧洲之着迷于中国——不论如何无知，如何消息不灵通——在中国的知识界没有任何对应的努力，这也许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他们沉迷于中国传统是一种包罗万象而又绵延不绝的虚骄之中。在某些方面，18世纪的中国甚至更显著地内向：1727年，雍正皇帝逆转了从蒙古时代起对基督教传教士的有限宽容。Peng Yoke，‘China and Europe：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xchange’，in T.H.C.Lee，(ed.)，China and Europe：Images and Influence in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Hong Kong，1991)，p.196.甚至当欧洲的思想输入时，它们似乎在中国背景中显得毫无用处或毫不相干。[100]绘画中的透视法理论就是一个极佳的例子。中国的艺术理论并非“没有”发明透视法：它排斥其为无用的单一固定透视图，而强调一个物体或景观可能观赏的多样化视角。[101]但是，也许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从科学技术变迁的观点看），是清朝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它把巨大的社会权力赋予官僚以及行会、家族或部落的共同体，它们在维持一个等级社会的纪律上起着关键作用。清朝统治也许给一个封闭的社会带来了额外的转折。毕竟，尽管它支持儒家文化，但它实际上还是“满洲统治”——“外来”家族以及少数追随者的帝国统治，他们通过居住地和婚姻法与汉族隔离开来。像世界历史上的其他殖民政体，清朝发现稳定的代价是与那些享有地方支配权的人结盟，小心规避社会或政治风险。因此，在1680年到1750年之间，清朝抓住统治的时机极为重要。在与西方紧密接触的前夜，中国特殊的政治轨道（仍然以与内亚的象征性关系为主导）推动它不是向一个大权独揽的东方专制主义（欧洲人想象的）——面对外部挑战可能会有急剧性变化，相反进一步走向一种“有限统治”，其中中央政府把几乎所有主动权都给予了地方势力（并且通常是保守的）。当18世纪中国的“经济奇迹”不再景气时，政治变革的幅度也就相应狭窄。[102]

像中国一样，在17和18世纪，日本经历了一个政治巩固和经济增长的非凡时期。幕府将军或摄政政府在德川将军家庭中世袭。被降低到象征性价值的帝国朝廷仍在旧首都京都，将军在京都也有一座辉煌的宫殿作定期访问之用。政治稳定的关键，是德川幕府对分治的日本各藩及对统治各藩的大名或贵族行使权力。军事统治为恶名昭彰的参觐交代（sankin kotai）制度所补充，它要求大名的妻子和孩子留住江户（Edo），并且大名自己每隔一年居住在那里。在江户时，大名被迫每月两次上将军府朝见，在城市内外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同时，世袭战士阶级武士（samurai）聚居在像姬路（Himeji）和名古屋（Nagoya）一样的领地城堡城市里，或到江户作为居住在那儿的大名的侍从。他们逐渐地转变为上流社会的侍从阶级，依赖于他们的家庭津贴，并日益受到儒家宣扬的君子思想的吸引，儒家的社会秩序的梦想对他们的新地位是一个有用的支撑。

内部和平伴随着人口快速的增长，它从1600年的1200万增长到1721年的约3100万——一个有西欧人口大国法国的人口半数的数字。[103]日本有着相当的城市化，江户（约100万人）、京都（35万人）和大阪（36万人）用世界标准看都是大城市。1700年，江户的面积是伦敦的2倍。[104]在1600—1720年期间，耕地面积扩大了1倍。[105]日本有着大型精密的纺织业、五金业、陶器业和出版业的手工生产基地。[106]区域经济专门化增长，促进着国内贸易。大型商业企业家管理这种以大阪为中心的国内贸易。这是“日本的厨房”，有着良好的稻米市场，富饶的内陆腹地，与京都咫尺之遥，京都仍是日本的文化首都和制造业特别是丝织业的中心。与西欧相比，近代早期日本仍是一个“木质世界”，也许因为在一个地震区，木质建筑便于廉价迅速重建。日本的城市是铺天盖地的巨大低层木建筑。但是，来访的欧洲人毫不怀疑日本是一个发达的富裕的文明国度，他们急于与之展开贸易。[107]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1540—1640年期间，日本在东亚和东南亚贸易扩张中起着能动作用，这与欧洲人抵达该区域不谋而合。日本商人和海盗倭寇（wako）利用了日本、中国和东南亚间的三角贸易的新商业机会，而日本巨量的白银繁荣帮助了其商业扩张和支付外国进口商品。[108]根据某些估计，到1600年，日本出产世界白银的1/3[109].——这是欧洲为什么如此急于在那儿做生意的一个原因。日本的西南港口，尤其是长崎（Nagasaki）迅速发展，冒出了中国手艺人和生意人定居的“中国城”[110]——到1618年仅在长崎就有200个左右中国人。[111]然而，非常突出的是，幕府（在江户的德川政府）对这种扩展的对外贸易的态度是深为矛盾的。德川幕府是政权，它对遥远藩地的控制，很可能被无常的外部接触所危及。尤其是天主教被认为支持反叛与破坏力量遭到严厉迫害。在17世纪30—40年代，中国和荷兰贸易（荷兰是唯一准许的欧洲国家）被限制到长崎以及建造在港口里的人工岛出岛港上。中国漫长的动乱以及1661年以后关闭港口的合法贸易帮助扼杀了东亚的对外贸易。但是，1685年以后外贸复兴时，幕府对日本白银外流日益恐惧，并且在1688年禁止白银输出。在1698年后，日本在长崎的控制体系加强，更严密地监视商业和情报的动向。[112]

日本的“闭关锁国”，部分是由欧洲政府非常熟悉的“金银通货主义”恐惧所激发的，部分是由对地区超级大国中国的关系的不安所激发的。中国的东亚“世界体系”是对日本独立的一种否定。孤立主义是希望以断绝中日关系的办法，阻止清朝统治者入侵，这类入侵在4个世纪前（中国元朝——译者注）曾发生过，并在极危险的情况下被挫败了。但是，闭关锁国并不彻底，中国的思想和文化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并为德川幕府有意推动。中国是一个定居的、稳定的和君主国家的好榜样。中国文学艺术为上流社会定了调子：掌握汉语和中国画得到高度重视，[113]做出巨大努力来改造儒家学说适应日本的状况。由此，与其说长崎是一扇关闭的大门，不如说是一条狭窄的门户和一个收听站，好让幕府从到访的船只（要求船长书写“新闻报告”送到江户）收集情报，并通过它进口书籍。“兰学”（Dutch Knowledge）在日本武士、教师和专家学者中缓慢地渗透。

政治锁国体制并不意味着经济停滞。1600年以后，日本经济增长受到显著的双重革命的驱动。首先，随着大名和武士在城堡城镇的定居，政治体系创造了一个新的大型城市经济。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江户本身。参觐交代制给江户带来了几百个大名和家属，以及大批武士扈从。[114]到1700年，江户的100万人中有一半是武士扈从，居住在藩主大名的大宅里，它们几乎占了城市的3/4的区域。大名和武士一起构成了一个巨大精英集中地，消费着城市商人、手艺人和计日劳工的服务与制品。他们的购买力源于他们的领地收益，有时按类交纳并保存在沿着江户河边的大仓库里；并且有时一经禄米在大阪市场出售便汇寄现金，江户大多数食物都是从大阪来的。这种体系对国内贸易和银行业是一种强大的刺激，促进了一个为中心市场生产食物和制造品的大型整合经济。依次，都市精英消费者对他们领地收益的需要，是对农村领地生产力的一个鼓励。与大名在江户居住对应的是他们与外藩家园的定期来往。有时多达2000人的大名队伍，鼓励了客栈以及海陆定期交通网的发展。

其次，这种精英消费模式并不依赖于外贸（在欧洲它依赖于外贸）。一旦外贸利润变得不那么丰厚，日本人便能够非常成功地实行重商主义的自足政策。例如，与英国不同，日本人有着自己的白银供应，无须通过贸易来获得通货根基——这个难题困扰着现代早期欧洲的经济学家。日本人也以高度原创的方式回应国内对奢侈品和新食物的需求。朝鲜制陶业在日本一直享有盛誉，在16世纪90年代丰臣秀吉侵朝后，朝鲜手艺人被带回日本，建立了一个本土制陶业。日本多样化的气候条件让新经济作物棉花、丝、烟草和蔗糖本土化。京都和大阪制造了丝绸和棉布，实现了蔗糖自给自足。渔业在17世纪也更为重要。在所有这些方面，日本人成功地利用了一个特别富庶和多样的自然环境，发展出一个富庶商业经济，这种商业经济堪与欧洲相比，但没有殖民主义的成本与风险。即使1720年以后，当经济增长受资源耗尽的制约，受到缺乏新土地的抑制，且人口停止增长，部分地由国家推动的一个更集约的农业“勤勉革命”（通过实验农场和进口中国植物），帮助保住了上个世纪的经济成就，捍卫了德川幕府将军所缔造的政治和社会统一。[115]

现代早期日本的经济活力及其随之转向“重商锁国”，两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在东亚世界秩序中的地位的结果。中国力量的恢复和中国老外交传统的复苏，没有为日本在大陆的影响提供多少余地，而大陆不论从何种角度看都相对遥远（用欧洲标准）。对一个占优势的大陆文明的敬畏，与对其文化产品和社会价值观的强烈兴趣相结合：这是一个难以成功处理的关系。一旦日本白银短缺，一旦外国农产品的驯化切实可行，便有充分的理由在一个孤立的商业政策中寻找经济和社会稳定，而不是冒着海上扩张的极端风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人与英国人同时实行限制外国纺织品进口，但日本要成功得多。对日本稳定和独立的真正威胁，与其说在于外国思想或技术的渗透——它们都能被逐渐消化和本土化——不如说在于某些环境的或外部的冲击。经过一个世纪后，饥馑于18世纪20年代卷土重来，或许会摧毁经济体系或促进急剧变革。同样，在16世纪曾吞没了外来人的东亚世界秩序再度不稳，或许会打乱细心保卫的日本世界的完整。但是，在18世纪50年代，几乎没有什么这种不祥前景的迹象。相反，在1759—1760年，随着清朝更深入地征服内亚，日本特别的地缘政治位置带来的优势似乎空前地大。

压力下的伊斯兰帝国

在现代早期的后半段（17世纪20年代到18世纪40年代），与东亚国家和文明相比，伊斯兰世界更多地暴露在欧洲的影响和竞争下。既然在15—17世纪之间，伊斯兰世界和欧洲都随着远程贸易的增长而扩展，因此在东南亚和非洲大西洋沿岸之间的不计其数的地方，欧洲士兵、水手、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官都遭遇穆斯林对手。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看到的，在欧洲历史上被赞美为“地理大发现时代”，也目睹了三个伟大的穆斯林帝国的巩固：奥斯曼帝国、萨非帝国、莫卧儿帝国。1500年以后，随着该地区与印度和中东的商业联结的强化，它目睹了东南亚快速强劲的伊斯兰化浪潮，以及伊斯兰教作为贸易国家的宗教及其更为扩展的家族形式的吸引力。[116]自11世纪以来西非又一个巨大的伊斯兰势力范围，显示了从伊斯兰腹地流向南部和西部的宗教、文化和政治思想的持续活力：1468年后在尼日尔河中部的桑海（Songhay）帝国的崛起，在更东的像卡齐纳（Katsina）和卡诺（Kano）的豪萨（Hausa）国家[117]的伊斯兰的加强，以及在伊德里斯·阿娄马（Mai Idris Alawma，大约1571—1603年在位）[118]统治下的博尔努（Bornu）的巩固。

相形之下，现代早期的后半段（约1620年以后）常常被视为一个伊斯兰帝国和伊斯兰文化停滞和即将衰落的时代，其内向性和保守性无法与欧洲思想中的革新潮流相比。[119]因此非常容易匆忙得出结论，认为欧洲社会采用了物质进步所需的科学思想，把穆斯林邻居留在宗教泥潭里。事实上，相对于卑贱的手艺人，在欧洲的技术和商业生活中，在18世纪晚期前科学家的重要性最多是边缘性的。[120]无论如何，在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某些迹象表明他们支持的伊斯兰大国和伊斯兰文化已经失去了前一个阶段的活力。商业衰落和1660年后荷兰征服东南亚的主要伊斯兰国家（孟加锡［Makassar］、万丹［Banten］和马他兰［Mataram］）是一个重要的挫折。在西非撒赫勒（Sahel），1591年桑海的陷落（具有讽刺性的是，落入摩洛哥人手中）开始了一个尼日尔河中游政治解体的漫长阶段，不利于伊斯兰的影响深入。[121]三个穆斯林大国中的每一个都经历了强劲的离心倾向，其后果将削弱抗击外部进攻的内在团结。但是，尽管如此，在18世纪中叶前，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在伊斯兰和欧洲社会的相对力量中，这些变化达到了一个不可逆的转变，而是达到了一个更微妙的全球均势的调整。

初看之下，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即伊斯兰国家和文化注定不可避免地倒退和日渐衰落。在1683年（当他们引人注目地没有占领维也纳）和1739年期间，奥斯曼遭受了重大领土丧失，逆转了16世纪把它们带到欧洲心脏的扩张进程。经过16年的战争后，在1699年的《卡洛维茨和约》上，苏丹被迫把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交给哈布斯堡皇帝。1716—1718年这两个帝国间战争再起，使奥斯曼为1718年的《帕萨洛维茨和约》（Peace of Passarowitz）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把瓦拉吉亚（Wallachhia）西部、腾斯法（Temesvar，现代罗马尼亚的蒂米什瓦拉［Timisoara］）的巴纳特（Banat，或“边疆地带”）和塞尔维亚交给维也纳，还有控制到多瑙河流域下游的门户的贝尔格莱德的边疆大堡。在上个世纪给土耳其士兵带来这么多胜利的军事锐气和高超的作战技巧，在对阵由新式操练法和由像蒙特库科利（Montecuccoli）将军或萨伏伊的尤金（Eugene of Savoy）王子率领的哈布斯堡军队时，似乎不那么奏效。从奥斯曼的观点来看，也许更糟的是1700年以后，他们在巴尔干-黑海地区不是面对一个敌人，而是面对两个敌人。面对着哈布斯堡和罗曼诺夫扩张的双重威胁，奥斯曼帝国失去了作为一个东南欧现代早期“超级大国”享有的特权地位，失去了享受着的超然于欧洲外交关系网的光荣孤立。到1740年，奥斯曼帝国生存的代价是更全面地参与欧洲国家体系，带着注定要承担的全部损失、风险和妥协。[122]

战场上和会议厅的失败，可以视为一个战败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模糊缺陷的表征。也许并不令人惊讶的是，1600年以后奥斯曼政治的“衰落”服从于一种热切的对历史的审察。领导阶层、政策和体系的弱点被随心所欲地归于一系列因素：苏丹及其继承人危险地退隐在后宫以及遮遮掩掩的充满阴谋的宫廷政治的增长；定额壮丁制度的放弃，该制度给苏丹政府和军队提供不受地方影响的忠诚的奴隶依附者官僚；穆斯林贵族对土耳其士兵军队和官僚的接管，这些贵族们对苏丹的权威满怀敌意，更关注重要官职任命权的利润；税收征集与行省政府的增长着的地方分权，给予地方贵族（ayan）和包税人越来越多的控制权。人们进而争论道，随着中央权威的衰退，地方的动乱和危险增加：岱（dey，外省总督）、马穆鲁克和反叛的代雷贝伊（derebey，“山谷贵族”）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武装扈从，并为外省权力的利益而厮杀。

政治离散是由深深的经济倦怠促成的（继续这个主题）。尽管中转贸易对在地中海或近地中海的奥斯曼城市仍是重要的，但是海上贸易几乎完全转到了欧洲商人手里。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日益调整到生产原材料和欧洲市场需要的商品方面，尤其是棉花。对于欧洲制造业（如纺织业）依赖的趋势越来越强，手工业衰落了。更糟的是，奥斯曼帝国政府给了欧洲商人贸易特权，豁免其税收和关税，这种豁免权被广泛滥用。不再追求一种“重商主义”政策保护自己的生产者和商人，奥斯曼帝国似乎倔强地偏袒外国人的利益。[123]结果是把帝国暴露在越来越深的欧洲经济渗透中，侵蚀了手工业及其支持的城镇社区，并把帝国巴尔干化为一个经济单元。

可以预见的是，这些“边缘化”的经典特征，一直被视为普遍的文化不适的组成部分。思想失败紧挨政治失利和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受强烈的经文保守主义的控制，这种保守主义被日益增长的穆斯林受教育阶级的政治优势所强化，学术活动对实验研究或外国思想系统研究几乎没有什么兴趣。对欧洲的好奇仍是审慎的——据说是一种低端文化价值观的遗迹，它是欧洲人在奥斯曼帝国扩张时代所持有的价值观；也是语言困境的遗迹，它是欧洲多语言的文化加到奥斯曼学者身上的负担。[124]对欧洲地理的官方无知是可怕的：迟至18世纪70年代，奥斯曼帝国政府想象，俄国舰队已经通过中欧水路到达地中海。[125]没有手段或意愿让教育适应有实验精神和技术导向的新教学大纲，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文化已经变成了一种幻想的逆水行舟。

所有这些构成了对奥斯曼失败的声声控诉。不过，它是建立在两个含糊其辞的假设上的。第一，奥斯曼生活的“落后”与欧洲的秩序与进步隐含的对照。但是，欧洲并不是一个一模一样的诗情画意的乡村和生机勃勃的城镇的景观，东欧和南欧是一个农奴制区域，有着周期性的饥馑，对农村叛乱的残酷镇压。在西班牙内陆、意大利南部或苏格兰高地的旅行，总是困难重重，常常充满危险。农村盗匪猖獗，尤其在受17世纪战争影响的地区。〖PS141.EPS;S-*3;Y-2*2,Y〗甚至在西欧，在巴黎100英里（约161千米）内的外省经济，仍是在活命与饥馑间听人摆布，其农业技术自中世纪以来几乎完全没有变化。[126]法国和英国政府对宗教的不宽容（以两个西欧国家为例），与奥斯曼帝国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第二，如奥斯曼历史学家最近指出的，奥斯曼帝国衰落的许多争论假设，奥斯曼帝国在扩张时代享有着集权高效统治，被后来岁月里的治理不善所毁坏。[127]

甚至当用战争利器测试来判断，到1740年，把奥斯曼帝国写成一个晚期衰退的例子也非显而易见。奥斯曼帝国失去了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但是在1793年的《贝尔格莱德条约》里，他们收复了他们在1718年的《帕萨洛维茨和约》中失去的东西，包括贝尔格莱德本身。奥斯曼军队展示了惊人的恢复能力，正如蒙特库科利——哈布斯堡将军中最有见识的一位——所警告过的。1711年，他们在（现代）罗马尼亚边境的普拉特（Pruth）战役中，迎头痛击彼得大帝领导的俄军。面对供应良好的、有着更多大炮和铺天盖地的骑兵队的奥斯曼军队，俄国入侵者（数量上劣势、迫切需要饲料和粮食）完全不知所措。他们交还亚速（Azov），彼得从战争中突然撤退。[128]在君士坦丁堡的苏丹政府（常常被称作土耳其宫廷［Porte］，以大臣办公室所在地的大门命名），继续管辖一个辽阔的地跨三大洲的帝国，它的欧洲“前沿”只是其地理政治上的包袱之一。但是，奥斯曼大体上成功守卫领土完整表明，与“衰落主义”历史想让我们相信的不同，奥斯曼社会更灵活、更有弹性和更有凝聚力。

其弹性部分地在于一个强有力的地理政治位置，其大多数持续到18世纪60年代。随着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丧失，奥斯曼帝国转而依靠喀尔巴阡山（Carpathian）的物理屏障。收复贝尔格莱德（在1739年）恢复了他们在哈布斯堡欧洲和奥斯曼的巴尔干地区间的策略漏斗的控制。因为控制着黑海作为海上通道，奥斯曼帝国及其附属国克里米亚格来汗国（Crimean Girays），能够挫败俄国向黑海的推进——尽管沙皇死命地想占领皮里可普（Perekop）和亚速。一支横穿乌克兰大草原的大军的后勤供应的噩梦，意味着黑海仍是一个魔鬼奥斯曼世界——一笔无价之宝。总的来说，贝尔格莱德的堡垒、喀尔巴阡山的长城和黑海提供的内陆防线，成为确保奥斯曼帝国反击西方的柱石。强烈的文化防护进一步构筑了鸿沟。除了在巴尔干找到穆斯林社区外，奥斯曼帝国也能仰仗希腊东正教的忠诚，它们从天主教的奥地利的胜利中什么也得不到。在帝国的最为遥远最难防守的海上边疆北非，对天主教西班牙的恐惧与憎恨和经济上对海盗的依赖，保证了马格里布（Mahrib）省份对遥远的首都的忠贞不二。[129]

正是地缘政治的安全，才在1600年后真正容许政府的地方分权。城镇贵族在外省统治和收取税收（作为官方包税人）中起更大作用，现在显得不大像帝国瓦解为广泛的盗贼统治，更像是对外省新精英的适时承认，需要他们的合作来维持社会秩序和征收税款。[130]在阿拉伯省份和埃及，一个类似的发展模式把许多地方权力传递到开罗（Cairo）的世袭禁卫军和马穆鲁克手里。[131]从君士坦丁堡富裕的基督教精英中抽取的希腊“头领”（Phanariots）统治着罗马尼亚领土。在马格里布，享有广泛自治权的本地王朝在摩洛哥、阿尔及尔（Algiers）、突尼斯（Tunis）和的黎波里（Tripolis）建立。但是，直到1750年以后，几乎没有证据说明在君士坦丁堡的帝国中央已经失去了对这些地方集团的控制，它们的权威和合法性仍然依赖于对奥斯曼体制的忠诚。奥斯曼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抵抗外国干预和避免军事失败，维护至高无上的苏丹（daulat，苏丹的权威）的声誉。

经济景观也不是一片无法缓解的愁云惨雾的场景。在欧洲的竞争下手工业衰退了，但是君士坦丁堡、伊兹密尔（Izmir）和开罗仍是商业大城市——就开罗来说，这是来自也门的新的巨额咖啡贸易的结果。[132]像棉花、羊毛和烟草的商品生产，至少给某些地区带来了新的繁荣昌盛，这在一大批宏伟建筑拔地而起中反映出来。[133]供应大多数消费者需要的国内贸易控制在当地人手中。[134]到1740年，在手工业生产或农业改进方面，奥斯曼帝国很明显比不上欧洲最繁荣昌盛的国家。它也缺乏把它变成一种沿着欧洲重商主义经典路线的民族国家或民族经济的途径。无论如何，出于偶然或有意，奥斯曼政府设计了一个惊人的成功方案，使帝国从17世纪中叶起面临的更为复杂的处境中生存下来。1739年以后，他们针对西方的策略性防御比前几十年看起来更为安全。他们学会了玩欧洲式的外交游戏，利用法国对哈布斯堡的反感来重获贝尔格莱德，“郁金香（Tulip）时代”的改革政策也许以辛辣的讽刺告终，但是奥斯曼统治者仍然能购买欧洲成熟的军事知识和技术，无须冒着一个更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可能招致的文化和社会动乱的风险。在“协定条约”（Capitulation）体系下他们给予外国商人的商业特权也不是一种纯粹的单方面优惠。他们鼓励对外贸易，他们分离外国商人，降低西方对穆斯林社会的拉力。它们的主权毫发未损，作为圣地（在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保护者、开罗的最高统治者、伊斯兰的文化和思想首都的毋庸置疑的地位，奥斯曼帝国能够在其异乎寻常体制的不同要素间保持微妙的平衡：一个坐落在欧洲侧翼的多民族帝国，在近东腹地的正统穆斯林的政治体现。

在17世纪中叶，伊斯兰世界的最富裕最活跃的部分处于莫卧儿统治下。莫卧儿帝国的核心是北印度的“肥沃新月带”：从遥远的西北部伸展到孟加拉的中央平原和恒河（Genges）三角洲。其战略中心是德里“三角”，它控制着两条大河之间的通道，以及在喜马拉雅山麓（Himalayan）和德干高地间的100英里宽的“走廊”。1648年，莫卧儿帝国把首都从阿格拉（Agra）迁到沙贾汉纳巴德禁城（Shahjahanabad），这是在德里有意建筑的宫城，[135]反映了这个平原统治者能够攫取的巨额财富的一个丰功伟绩。到17世纪50年代，不计其数的贵族家庭聚集在帝国宫廷周围，这个新的帝国都市与巴黎一样大。

在现代早期世界史上，莫卧儿国家的崛起是一个关键因素。莫卧儿的统治统一和安定了北印度，它把印度的陆地贸易扩展到中亚内外，莫卧儿征服孟加拉加速了丛林和沼泽的农业开垦，[136]纺织品贸易沿恒河直达印度斯坦的内陆平原。[137]与“莫高（Mogor）”（葡萄牙人对莫卧儿统治区的称呼）的贸易，把欧洲商人吸引到印度西部的港口大城市苏拉特（Surat），从那儿的贸易商路北通德里东到阿格拉。阿克巴把中亚的武士贵族、伊朗的穆斯林经文抄写者和办事员（仍是伊斯兰世界的文化磁铁）、印度拉其普特（Rajput）武士和婆罗门学者融合成一个稳定的政治体系的技巧，有利于帝国的经济扩张。随着当地“王朝”土地所有者巩固其控制，榨取农业财富，他们增加了工业品和奢侈品的消费，鼓励了城镇或市场的建设。由于其庞大的人口（印度次大陆至少与同时代欧洲一样人口众多）、肥沃的农田和可得的原材料，印度成为世界最大的纺织品生产中心，向中东、西非及欧洲出口棉布。印度棉布的等级和质量及其相对廉价（据一份同时代报告估计，印度劳工成本是欧洲的1/7）[138]在欧洲市场上有着巨大的优势。到17世纪头10年中的后几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早就放弃了买卖东方香料的旧迷恋，专事印度纺织品的进口和再销售[139]——来自孟加拉的纺织品日益增长，它将成为纺织业的主要中心和印度最富有活力的地区。

这样，印度商人和手艺人在国际贸易的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那是现代早期世纪里的一个重要特征。尽管缺乏详细的记录，除了那些由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公司保留的记录以外，似乎可能是印度与中东海上贸易的大部分——其最重要的市场——掌握在印度商人和船主的手里。[140]没有印度生产者的强劲回应，欧洲人获利如此丰厚的稠密海上贸易会是纤弱的。[141]这种积极参与扩展的国际贸易网的结果，是次大陆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接纳外国影响。确实，南印度的沿海地区是莫卧儿权威仅部分确立或从未完全确立的地区，但是北印度是莫卧儿帝国权力中心所在也是事实。在17世纪，在帝国的所有大城市里，都可以找到欧洲的商人、医生和手工业者。[142]欧洲炮兵在莫卧儿帝国军队服役。耶稣会传教士获准布道和使信徒皈依——尽管他们的努力似乎主要是指导漫游的欧洲人，[143]他们的少数信徒来自穷人或贱民。莫卧儿的趣味，尤其是文学方面，仍然珍视伊朗风格甚于其他。但是耶稣会士引进的宗教偶像和塑像，对莫卧儿艺术有着显著的影响。[144]

印度对伊朗和中亚的商业和文化的开放，对其辽阔半岛的海上势力的开放，与德干的崎岖难入相结合，可能是任何单个政权统一南亚失败的关键，没能行使像中国明朝实现的文化行政统一，甚至像莫卧儿帝国那样娴熟和世故的政权也不行。1565年，印度维查耶那加尔（Vijayanagar）崩溃后，穆斯林精英统治了南部的主要国家。但是降服德干的印度贵族的斗争及实行莫卧儿土地授予制度交换行政和军事服务的斗争，却激发了以马拉特（Maratha）地区为中心的萨塔拉（Satara）和普纳（Poona）一带的集中反抗。它由一位富裕的印度战士思佤吉（Sivaji）领导，据一位英国观察员约翰·莱斯卡利奥特牧师（Revd John L’Escaliot）判断，他是一个“中等身高……身材匀称……多疑的、神秘的、狡猾的、残酷的、背信弃义的”人。[145]167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孟买（Bombay）派遣了一个使节，去出席思佤吉在其赖里（Rairy）城堡的加冕典礼，在那里，他作为贵宾受到了印度国王的礼遇。[146]确实，到17世纪70年代，莫卧儿帝国对思佤吉的反叛足够恐惧，使奥朗则布（Aurangzeb）皇帝放弃在沙贾汉纳巴德的禁城，把他漫长的统治（1658—1707）的余下时间花在征服马拉特人（Marathas）的无穷无尽的流动战役中。奥朗则布在1690年取得了短暂的胜利（思佤吉死于1689年）。但是，到他1707年去世时，莫卧儿的权力已经被驱逐出印度西部[147]——一场最终在1719年的帝国布告中正式宣布的失败。奥朗则布的统治被后世的历史学家视为莫卧儿时代的顶点，把他的去世视为帝国瓦解的新的黑暗时代的标志，1765年后，印度的瓦解被英国的干涉所挽救。被马拉特人羞辱，不能制止统治权扩展到外省总督或萨巴达斯（subahdars），并受到在旁遮普（Punjab）崛起的锡克教（Sikhism）的挑战，莫卧儿的声誉最终被伊朗统治者纳迪尔汗（Nadir Shah）入侵所粉碎。确实，1739年纳迪尔的胜利是混乱的信号弹。马拉特人、阿富汗山区人（Rohilla）和平达里（Pindary）雇佣军以及小军阀的军队，蹂躏了北印度。在这种掠夺成性的风气中，贸易和农业一起衰落，经济衰退应和着政治解体。那么，1750年以后，在欧亚大陆大国中，莫卧儿印度第一个陷入欧洲控制就不足为奇了。

近年来，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印度前殖民史的过分简单的“黑色”版本已经被重写。莫卧儿晚期作为殖民统治的混乱序曲不再讲得通。印度的征服是一件更复杂的事，而非一个过度伸展帝国的注定的瓦解，不是有着高超政治技巧的欧洲统治者平定战乱的破碎山河。对于以1757年普拉西（Plassey）战役（英国殖民征服的开战借口）为结束的半个世纪的现实主义的评价，会强调印度人在建立新贸易网和新区域国家中的作用。正是这帮助引爆了在18世纪50年代出其不意地战胜他们的危机。

当然，在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初期的许多变化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扩展的贸易、增长的人口和发展的农业经济的影响。城市的繁荣和农村精英增多的财富，使地方势力不怎么乐意忍受来自德里的指示。马拉特人的叛乱就是这种征兆。马拉特联盟长久被当作一个掠夺成性的群体，他们把北部印度降到无政府状态。但是，在其崛起背后可以看见比一个掠夺者联盟更有趣的东西。马拉特的领土征服不是以烧焦地皮为标志的，而是以他们复杂的税收体系为标志的，税收量的记录被保存在普纳（现代普尼［Pune］）。[148]马拉特领导人的目标并不是普遍蹂躏，而是把莫卧儿的领土吸收到他们的“主权”范围内。他们的目标与其说是完全颠覆莫卧儿的权力，倒不如说是强迫移交，由此，他们急切寻求使他们的统治披上莫卧儿特许和命令的权威外衣。[149]一份最近的研究认为，马拉特冒险事业最好被视为崛起的印度新贵的抗争，在他们的首领领导下分享莫卧儿主权和税收，这些反映了新地主阶层的日益增加的重要性。[150]在莫卧儿领土的其他部分，我们看到一个类似模式，萨巴达斯试图放松对德里的控制作为他们处理当地权贵需求的部分努力。在孟加拉、阿瓦德（Awadh，今天的奥都［Oudh］）、海得拉巴（Hyderabad）和旁遮普（那儿衰退的贸易增强着锡克教），削弱德里的控制与其说意味着不知不觉地陷入混乱，不如说作为一个当地统治者建立国家的新阶段，他们急于表现为旧帝国体制的合法代表。[151]

可以理解，随着莫卧儿体制适应不同区域势力的需求，这种趋势或许会导致一个更分权的莫卧儿“共同体”。基于杰出军事权力的马拉特势力，或许会变成如莫卧儿帝国那样幅员辽阔。确实，两大颠覆势力相互作用使莫卧儿从“衰落”序曲步入革命。第一个是来自中亚的新一轮入侵的影响，这是印度新霸权的传统源头。1739年，一支庞大的莫卧儿军队在靠近德里的卡纳（Karnal）缴械投降。“莫卧儿帝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从灾难中逃脱的马拉特大使悲叹说，“伊朗帝国开始了。”[152]伊朗统治者纳迪尔汗随后占领德里（他骑着华丽的高头大马进入城市，而羞愧的皇帝则龟缩在封闭的轿子里），接着18世纪50年代的阿富汗人入侵，摧毁了莫卧儿的声誉，蹂躏了孟加拉与上印度（Upper India）之间的旧商路。印度河西部和喀布尔一带的莫卧儿心脏的重要部分被战败折磨。[153]1761年在巴尼伯特（Panipat）另一场战斗中，阿富汗人摧毁了马拉特军，杀死了联盟的首相。

次大陆变迁的第二大来源，是海洋印度迅速整合进国际贸易中。在孟加拉，极快地把沼泽和森林变成粮田以及大量的棉纺织工人（也许100万人或更多），创造了一个特别富有活力的经济，其发展受到欧洲人用来支付购买棉布和丝的白银的滋养。在现代的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马德拉斯（Madras）以南的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沿海，在一个也是孟加拉湾和印度洋贸易活动交汇的地区，一个农业成功和纺织生产的类似模式创造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商业经济。[154]这里，与海滨印度的其他地方一样，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类型的商业资本主义，来赞助和管理纺织品和其他商品的生产、销售和分配。[155]

从16世纪头10年末起，许多欧洲人到印度来，在宫廷里和商业上碰运气。然而，印度海上贸易才是主要吸引力。到18世纪，欧洲的仓库（或“货栈”）和“代理处”（factories）星罗棋布于从苏拉特（Surat）到加尔各答的半岛沿海地带。有些如“钻石”皮特（Thomas Pitt）的欧洲人，作为“闯入者”来到印度，公然反抗特许公司的独占权。有些像“暹罗人（Siamese）”的怀特（Samuel White）变成了自由职业者。怀特于1676年抵达马德拉斯，但是不久他便穿过孟加拉湾，成功到了阿瑜陀（Ayudhya），然后到了暹罗（泰国）首都。他先在大象贸易中赚了钱——在成为国王的主要商业代理人前，从事通过海运把大象运过孟加拉湾到印度的危险生意。[156]但是大多数欧洲商人是公司的人。远程贸易、大型武装船只（“东印度人”）、滨海建筑群（有着武装守卫抗击其他欧洲人或骚动的本地人）的高昂成本，以及需要与地区统治者和莫卧儿帝国宫廷打交道的外交机构，早就使欧洲商人组织成联合股份公司。这些是现代公司的先驱（有股份持有人、董事会和管理机构），享有本国与印度间的直接贸易独占权。但是当然，它们外表的现代性并不意味着欧洲商人是开放经济和市场规则的先驱者。确实，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可卖，他们被迫大量进口金银支付他们要购买的印度商品。他们的商业政策是压低价格、增加印度纺织品的数量，欧洲对此有着永不满足的需求。由此，竞争的欧洲公司（在1720年以后主要是英国和法国东印度公司）从事不间断的工作，诱使印度织工进入贸易城镇（如马德拉斯或本地治里［Pondicherry］），公司在这里建有自己的“代理处”，对织工和商人进行控制，以便调节棉布生产的价格、品种和质量。®[157]这把他们引入与当地统治者亲密的但常常是麻烦的关系中，当地统治者的财富与权力也依赖贸易的利润，依赖在商业与信贷之间变换的税收收益。到18世纪初，联合抵制或堵塞港口的威胁成了公司强大的外交筹码。不过，他们发现对定期造访的莫卧儿的特使谨慎有礼是明智的，他们小心翼翼地穿戴起莫卧儿长袍——因为穿戴起统治者赐予的长袍是象征性肯定他们的顺从与忠诚。[158]莫卧儿在1739年的失败对南亚送出了一轮冲击波。但是，1744年，当年轻的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在马德拉斯登陆时，任何一个欧洲公司（更不用说英国公司以及在马德拉斯的荒芜堡垒）会成为印度的领土势力的想法几乎是荒谬绝伦、毫不可能的，更不用说成为整个次大陆的统治者。

在18世纪上半叶，南亚不应该被视为从停滞不前转向混乱的地区。在北部内陆地带，在马拉特人、莫卧儿人和异邦入侵者间的三方冲突，也是“士绅”群体与“战士”群体间的斗争，“士绅”努力在城镇、市场和定居农业区建立一个稳定持久的秩序，而“战士”是联结北印度和中亚的高原游牧民田园牧歌旧传统的组成部分。[159]漫长的莫卧儿和平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变化使这种冲突表面化。同样，在海上印度，商业扩张迅速地改变着经济和社会秩序，改变着印度内陆和外部世界的经济和社会关系。那么这里正在形成一个双重革命：把南亚猛烈地扔进现代和殖民时代的一场“巧合”。但是，在1740年，只有最富于想象力的预言家会预言，那场革命的结果会是整个次大陆只被那些欧洲贸易者中的一个公司征服，那些商人似乎发现在印度气候中仅仅生存下来就常常是一个致命挑战。这就是死亡与疾病的赌博，以至于从欧洲到印度的一半人会在到达后的头一年死亡。

1739年纳迪尔汗入侵北印度，18世纪50年代他以前的亲信艾哈迈德·沙赫·杜兰尼（Ahmad Shah Durrani，纳迪尔在1747年被谋杀）入侵北印度，并不仅仅是那类困扰印度平原几个世纪的随意的部落入侵。他们一起形成了帖木儿传统的帝国缔造的最后一次辉煌努力，在该进程中摧毁了莫卧儿帝国和萨非国家。萨非帝国是第一个牺牲品，它挤在西边奥斯曼主宰的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和安那托里亚及向东向南伸展到现代阿富汗的赫拉特（Herat）和坎大哈（Kandahar）巨大的部落腹地之间，萨非伊朗一直代表一种艰巨的斗争，把城市和定居世界的权威强加到大草原和沙漠地区。奴隶军和官僚的主要雇用地格鲁吉亚面对奥斯曼和俄国的压力尤其脆弱不堪。[160]政治上，萨非帝国体系是一个突厥部落联盟与伊朗文人学者的危险混合物，但没有真正的融合发生。到1700年，这种不稳定的联盟逐渐处于日益增长的内外压力之下。

在实现有固定领土边疆的帝国方面，伊斯法罕（Isfahan）的萨非统治者并不比莫卧儿帝国更成功。他们赢得又失去了巴格达，他们对呼罗珊、赫拉特和坎大哈的城市及地区的占领从来没有稳当过。坎大哈在1629年被乌兹别克人（Uzbeks）征服，1634年被莫卧儿帝国占领，1650年被阿拔斯汗二世（Shah Abbas II）收复。在1709—1711年，萨非帝国把它丢给了南阿富汗领土上的主要部落吉尔扎伊人（Ghilzais）。1718—1719年，赫拉特和呼罗珊失守。1722年，吉尔扎伊人领袖默罕默德（Mahmud）在古尔纳巴德（Gulnabad）粉碎了萨非军队，占领伊斯法罕，夺取了被国王抛弃的孔雀宝座。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也许相互恐惧，匆忙去利用萨非的崩溃。彼得大帝占领了沿里海的德尔本特（Derbent）、拉什特（Resht）和巴库（Baku）。奥斯曼帝国攫取了第比利斯（Tiflis，1723年）、哈马丹（Hamadan）、埃里温（Erivan）、大不里士和大半个伊朗西部。在混乱的10年里，阿拔斯一世（Abbas I）的帝国遗产立刻土崩瓦解。

但是，在瓦解时刻，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出现来驱逐奥斯曼人、俄国人和吉尔扎伊人。要求继承萨非帝国的太美斯普（Tahmasp）为了自己的事业，雇用了一个出身低贱的呼罗珊军阀（一个前牧羊人）纳迪尔·库利（Nadir Kuli，1688—1747）。纳迪尔是一个有着拿破仑式才干和野心的将军。[161]他是个小心谨慎的战略家，但能熟练运用冲击策略和轻骑兵，对轻型大炮、操练和步枪的价值都很警觉。[162]到1730年，他重新征服了麦什特（Meshed）和赫拉特等城市，在默罕默多斯特（Mehmandost）摧毁了阿富汗部落，重占伊斯法罕和设拉子（Shiraz），给予一度获胜的吉尔扎伊人毁灭性的打击。到1735年，他从奥斯曼帝国手中收复了第比利斯和埃里温，迫使俄国人交出马赞达兰（Mazanderan）、阿斯特拉巴（Astrabad）、吉兰（Gilan）、德尔本特和巴库。他于1736年自称“沙阿”。在1737—1738年，他占领坎大哈，次年占领莫卧儿的德里。喀布尔和印度河右岸被合并到他的新伊朗帝国里。1740年，纳迪尔把注意力转向布哈拉（Bukhara）和希瓦（Khiva）的乌兹别克人。然而，这种辉煌生涯被疯狂和残酷过早断送（也许被疾病影响而恶化），他在1747年被刺杀。但是，一个酷似纳迪尔的新帝国主义者出现了。其阿富汗佐僚之一的艾哈迈德·沙赫·杜兰尼（Ahmad Shah Durrani）从纳迪尔的印度和阿富汗征服中创造了一笔遗产。在其最强盛时，杜兰尼帝国从呼罗珊伸展到恒河，从阿姆河（Amu-Darya）伸展到阿曼海（Sea of Oman）。[163]直到在木尔坦（Multan，1818年）、克什米尔（Kashmir，1819年）和白沙瓦（Peshawar，1834年）败给英国，它才被压缩回阿富汗高地。

它们主宰广阔的印度-伊朗边境半个世纪，对整个次大陆的政治有着这样地动山摇的影响，是什么支撑着这建立帝国的两大冒险？一个解释或许是，它们是反抗官僚定居国家——俄国人、萨非人和莫卧儿人——侵蚀的一种“部落反叛”的征兆。不过，冒险事业的持久和领袖们的帝国野心显示某些更深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争论道：纳迪尔和艾哈迈德·沙赫的生涯与商业走廊经济重要性的戏剧性上升相一致，这条走廊从北印度伸展到俄国以及更遥远地向西伸展到麦什特和伊朗。[164]南至现代卡拉奇（Karachi）的北印度，是刚刚由俄国白银购买力激活的贸易体系的组成部分。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种新一轮的帝国缔造旨在控制该地区的商业财富，并受到进一步利用它的希望的刺激。人口过剩的长期趋势带来的游牧经济的社会紧张为它准备了前提条件。军事上，它利用了战术速度和策略移动的旧游牧优势，在骑兵战争中采用手枪，[165]在纳迪尔统治下，也用了大炮甚至海军力量。[166]从这种观点看，既不是纳迪尔也不是艾哈迈德·沙赫能够被描述成一个退回到野蛮时代的人。确实，他们是寻找新形式的国家缔造者。他们把帝国风格与部落政治的野蛮原则结合起来。甚至可以想象他们可能梦想的场景：一个走满洲道路的大伊朗帝国，其中游牧战士精英被转变成农业国家的世袭行政官员。

事实并非如此。帝国项目失败了——也许因为其农业基础太过狭窄不能支持其规模；也许因为它仍然依赖的部落联盟内在的不稳定；也许因为外部的压力（并不只是英国在印度的推进）[167]给予向一个更稳定政府的重大转变的时间太少。无论如何，一份重要的遗产留下来了：1747年由艾哈迈德·沙赫首先组织的阿富汗国家以及卡扎尔的（Qajars）的阿夫沙尔（Afshar）王朝（一般称卡扎尔王朝，又称恺加王朝，1794—1925）统治下的伊朗的最终重组，这个王朝的统治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

欧洲在欧亚大陆的地位

历史学家常常倾向于把现代早期后半部分视为欧洲优势的宏大序曲，并去想象西北欧商业先进的“中心”国家支配全球经济的巨大胜利。事实上，对一个时期采取如此有决定论的观点几乎没有什么根据，这个时期的最显著的特征，是欧洲国家对大多数欧亚大陆国家施展有限的影响。从欧洲视野看，最有意义的变化并不是在欧洲与印度-伊斯兰世界或与东亚文明的关系中找到，而是在欧洲-大西洋的定居地、贸易和奴隶制的巨大区域的巩固中找到的：西非、巴西、秘鲁、墨西哥、加勒比海、北美洲东部的英法殖民地。尽管欧洲定居地的扩展相对缓慢，但是大约1650年以后建立的新的奴隶制种植园经济，为欧洲出口品和船运创造了珍贵的新市场。美洲的异国情调的产品刺激了欧洲消费者的胃口，美洲的神奇壮观对欧洲的想象力有着类似的影响。很难夸大突然支配一个全“新大陆”在社会思想和文化上对迄今为止争战不休的次大陆的影响。作为一个知识、革新和经验的源泉，作为一个金银的珍贵储藏所，作为一个商业资本的雇用者，作为一个巨大通航区，到18世纪早期，其跨大西洋省份已经帮助欧洲成为旧大陆文明中最富庶和最有活力的部分。

但是，我们应该对这种假设小心谨慎：这种财富和活力足以把欧洲国家更深地驱入欧亚大陆。正如我们看到的，除了在近东的部分地区，欧洲人在塑造亚洲新市场方面进展很小，除了少数有利地点外，其地理控制更小。欧洲国家在亚洲的伟大先锋、强大的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在1720年以后陷于行政管理和军事成本的重负中摇摇欲坠，蹒跚地进入赤字和“无利润增长”。相反，印度纺织品出口量威胁着淹没英国的棉纺织业，英国寻求保护关税的商业安全。欧洲的消费而非欧洲的生产，调节着欧洲、印度和中国的贸易。而且，如果印度人和中国人被欧洲的艺术和技术激起了兴趣，那么反方向的交流一样厚重。

我们仍然可能会被这样的说法左右，说到1740年，在经济和社会机构的“现代性”方面，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相比，欧洲最繁荣的地区已经建立起了一种不可战胜的先导地位——一种迟早会转变成全球霸权形式的先导。毕竟，荷兰人开辟了“现代经济”，英国和法国跟随着它的足迹。这里应该可以看到经济现代性的一般特征：对商品和生产要素（包括土地与劳动力）“理性的自由和普遍的”市场；一种能够支持复杂的劳动分工的农业生产规模；一个促进财产权和流动与契约自由的状态；技术水平和能支撑可持续发展的商业组织，丰富的物质文化和市场导向的消费行为的扩散。[168]不过，这些中没有任何一项能够把荷兰从18世纪的经济衰退中挽救出来。迅速发展没能预见到影响水质和农业的环境后果。城市化和人口流动打乱了婚姻模式，抑制了人口增长。随着贸易对手提高关税，高昂的生产成本和出口市场的丧失摧毁了制造业，驱使资本转向海内外的公共借贷——一种在世纪末被政治和外交危机毁灭的策略。总之，前工业现代性的荷兰试验夭折了，被现代早期欧洲的三个地方性因素摧折：趋向封闭市场和商业闭关自守的“重商主义”趋势——被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批驳的贸易抑制政策；前工业制造业的高昂成本，并与对农业增长的环境限制相结合；欧洲国家间财政体系冲突的严重后果。荷兰的经验显示，前工业现代性的局限不久也会被英国和法国感受到，在欧洲的经济类型能成功地开辟欧亚大陆其他地方及世界前，它需要一场技术的、政治的和地缘政治学的革命。

[1]J.B.Brebner，The Explorers of North America (pbk edn，New York，1955)，p.255.

[2]Ibid.，p.255.

[3]Ibid.，p.299.

[4]经典的研究，参见J.Baker，History of Geographical Exploration (London，1931)。

[5]参见J.C.Beaglehole，The Life of Captain James Cook (London，1974)。

[6]参见R.Law，“‘Here is no resisting the country”：The Realities of Power in Afro-European Relations on the West African Slave Coast’，Itinerario.17，2 (1994)，pp.56–64。

[7]关于bandeirantes，参见C.R.Boxer，The Golden Age of Brazil 1695–1750 (London，1962)，pp.31–32。

[8]N.Canny，Europeans on the Move (Oxford，1994)，p.265.

[9]F.Jennings，The Invasion of America (pbk edn，London，1976)，pp.30，178–179，300.

[10]T.Burnard，‘European Migration to Jamaica，1655–1780’，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3rd Series.52，4 (1996)，pp.769–796.

[11]B.Bailyn，Voyagers to the West (London，1986)，p.24.

[12]D.Eltis，‘Free and Coerced Transatlantic Migration：Some Comparisons’，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8，2 (1983)，pp.252–255.

[13]R.S.Dunn，Sugar and Slaves：The Rise of the Planter Class in the English West Indies 1624–1713 (Chapel Hill.NC，1972).

[14]P.R.P.Coelho and R.A.McGuire，‘African and European Bound Labour：The Bi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and Choice’，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7，1 (1997)，p.108.

[15]B.Solow，‘Slavery and Colonization’，in B.Solow (ed.)，Slavery and the Rise of the Atlantic System (Cambridge，1991)，p.29.

[16]I.Blanchard，Russia’s Age of Silver (London，1989).

[17]关于欧洲的蔗糖消费，S.Mintz，Sweetness and Power (pbk edn，London，1986)，p.67。

[18]K.N.Chaudhuri，The Trading World of Asia and the East India Company 1660–1750 (Cambridge，1978)，pp.7–10;L.Dermigny，La Chine et l’Occident：Le Commerce a Canton 1719–1833 (3 vols.，Paris，1964)，vol.2，p.691.

[19]参见R.Davis，‘English Foreign Trade 1660–1700’，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7，2(1954)，pp.150–166;R.Davis，‘English Foreign Trade，1700–1774’，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15，2 (1962)，pp.285–303。

[20]N.Zahedieh，‘Trade，Plunder na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rly English Jamaica，1655–1689’，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39，2 (1986)，pp.205–222;K.Glamann，‘The Changing Pattern of Trade’，in E.E.Rich and C.H.Wilson (eds.)，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vol.5：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1977)，p.191.

[21]参见J.de Vries，The European Economy in the Age of Crisis 1600–1750 (pbk edn，Cambridge，1976)。

[22]Ibid.，p.116.

[23]Ibid.，p.125.

[24]Ibid.，p.181.

[25]J.H.Plumb，‘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Leisure’，in Neil McKendrick，John Brewer and J.H.Plumb，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1982).

[26]关于这个争论，见I.Wallerstein，The Modern World System (2 vols.London，1974，1980)。

[27]De Veries，Crisis，p.142.

[28]关于皇家非洲公司，见K.G.Davies，The Royal Africa Company (London，1962)。关于南海公司，见J.Carswell，The South Sea Bubble (Stanford.1960)。关于荷兰东印度公司下降的利润，和两家荷兰西印度公司失败的讨论，见J.de Veries and Ad van der Would，The First Modern Economy：Success，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1500–1815 (Cambridge，1997)，pp.463–464，468。

[29]参见Holden Furber，Rival Empires of Trade in the Orient 1600–1800 (Minneapolis，1976;repr.New Delhi.2004)，pp.334–422。

[30]参见M.Korner，‘Expenditure’，in R.J.Bonney (ed.)，Economic Systems and State Finance (Oxford，1995)，pp.393–422。

[31]参见N.Henshall，The Myth of Absolutism (London，1992)。

[32]参见J.Berenger，Finances et asolutisme autrichiens la seconde moitie du xvii,e soecle (2 vols.，Paris,1975)，vols.2，p.662;R.J.W.Evans,The Making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Oxford，1979)，pp.96–99。

[33]E.Le Roy Ladurie，L’Ancient Regime (2 vols，Paris，1991)，vols.2，p.26.

[34]该术语来源于J.Henretta，‘Salutary Neglect’ (Princeton，1972)。

[35]J.H.Parry，The Spanish Seaborne Empire (London，1966)，第14章。

[36] D.Ogg，Europe of the Ancient Regime 1715–1783 (London，1965)，pp.41–44，引用J.H.Bielefeld的Institutions politiques (1760).

[37]Parry，Empire，pp.202–205.

[38]E.S.Morgan，American Slavery，American Freedom：The Ordeal of Colonial Virginia (New York，1975)，第13章。

[39]D.Baugh，‘Maritime Strength and Atlantic Commerce’，in L.Stone (ed.)，An Imperial State at War (London，1994).

[40]B.Bailyn，The Origins of American Politics (pbk edn，New York，1968)，pp.72–74.

[41]Korner，‘Expenditure’，p.416.

[42]R.J.Bonney，‘The Eighteenth Century II：The Struggle for Great Power Status and the End of the Old Fiscal Regime’，in Bonney (ed.)，Economic Systems，pp.322ff.

[43]M.Anderson，The 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 1740–1748 (London，1995)，pp.25ff.

[44]参见B.Lenman，Britain’s Colonial Wars，1688–1783 (London，2001)。

[45]关于在“多瑙河流域”的战役，见J.Stoye，Marsigli’s Europe (London，1994)。

[46]参见W.C.Fuller，Stragey and Power in Russia，1600–1914 (New York，1992)。

[47]T.Smollett，The Adventures of Roderick Random (1748;Everyman edn，London，1927)，第34章，p.191。

[48]G.W.Forrest，The Life of Lord Clive (2 vols.，London，1918),vol.1，pp.26–30.

[49]A.Osiander，The States System of Europe 1640–1990 (Oxford，1994)，pp.78–81.

[50]关于西班牙“体系”，见R.A.Stradling，Europe and the Decline of Spain (London，1981)。

[51]Anderson，Austrian Succession，p.58.

[52]W.Goetzmann，New Lands，New Men：America and the Second Great Age of Discovery (pbk edn，London，1987)，pp.62–64.

[53]J.Tully，An Approach to Political Philosophy：Locke in Contexts (Cambridge，1993)，第5章。

[54]J.Harrison and P.Laslett，The Liberty of John Locke (Oxford.1965).

[55]Dermigny，La Chine，vol.1，pp.19–22.

[56]Montesquieu，Letters persanes (1721)，第121封信。

[57]Montesquieu，The Spirit of the Laws (1748;Eng.trans.New York，1949)，vol.1，pp.301–304.

[58]Ibid.，p.368.

[59]引自N.A.M.Rodger，The Command of the Ocean：A Naval History of Britain 1649–1815 (London，2004)，p.235.

[60]J.-P.Rubiès，‘New Worlds and Renaissance Ethnology’，History and Anthrology 6，2–3 (London，1993)，pp.157–197.

[61]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1853—1900），俄国著名的宗教哲学家、诗人、政论作家。克柳切夫斯基（1841—1911），俄国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的史学观点受到С.М.索洛维约夫的影响。重视地理殖民化在俄国历史上的作用。他不局限于政治史的研究，注意分析历史过程中的社会和经济因素，以人们参加经济生活的种类不同，作为区分各个社会集团的基础。他认为，由于地理条件和游牧民族的侵袭，俄国历史和西欧各国的历史有很大区别，俄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没有封建主义。他对俄国历史的观点集中反映在他的5卷本《俄国历史教程》中。——译者注

[62]M.J.Anderson，Britain’s Discovery of Russia 1553–1815 (London，1958)，p.98.

[63]参见Wallerstein，Modern World System，vol.2。

[64]J.Billington，The Icon and the Axe：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Russian Culture (London，1970)，pp.146，154，166.

[65]J.M.Letiche and B.Dmytryshyn，Russian Statecraft：The Polotika of Iurii Krizhanich (Oxford，1985)，p.xlvii.

[66]G.V.Lantzeff and R.A.Pierce，Eastward to Empire (Montreal and London，1973)，pp.139ff.

[67]Blanchard，Russia’s Age of Silver，p.90.

[68]关于这个进程，参见A.S.Donnelly，The Russian Conquest of Bashkiria 1552–1740 (New Haven and London，1968)。

[69]现在，对彼得的政策的最好论述见L.Hughes，Russia in the Age of Peter the Great (London，1998)。关于立法机构的宣布，p.296。

[70]O.Subtelny，Ukraine：A History (Toronto，1988)，p.182.

[71]S.H.Baron，‘Who were the Gosti?’，in S.H.Baron，Muscovite Russia：Collected Essays (London，1980).

[72]Blanchard，Russia’s Age of Silver，pp.218ff。到1710年，税负等于粮食收成的64%，大致接近国民产量。参见R.Hellie，‘Russia’，in R.J.Bonney (ed.)，The Rise of the Fiscal State in Europe c.1200–1815 (Oxford，1999)，p.497。

[73]Hughes，Russia，第7章、第9章。

[74]Kliuchevskii引用在‘The Weber Thesis and Early Modern Russia’，p.333，in Baron，Muscovite Russia。

[75]Letiche and Dmytryshyn，Russian Statecraft，pp.lxiii–lix.

[76]S.A.M.Adshhead，China in World History (3rd edn，London，1995)，p.243.

[77]“清”的意思是“纯”。

[78]L.D.Kessler，K’ang-hsi and the Condolidation of Ch’ing Rule 1661–1684 (Chicago，1976)，p.10.

[79]J.E.Wills，‘Maritime China from Wang Chih to Shih Lang’，in J.Spence and J.E.Wills (eds.)，From Ming to Ch’ing (New Haven，1979)，p.226.

[80]Kessler，K’ang-Hsi，p.86.

[81]V.S.Miasmikov，The Ch’ing Empire and the Russian State in the 17th Century (1980;Eng.tran.London，1985)，p.183.

[82]Wills，‘Maritime China’，p.228.

[83]J.E.Wills，‘Ch’ing Relations with the Dutch 1662–1690’，in J.K.Fairbank (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Mass.，1968)，p.245.

[84]Joseph E.Fletcher，‘China and Central Asia，1368–1884’，in Fairbank (ed.)，Chinese World History.

[85]J.Spence，Emperor of China：Self-portrait of K’ang-hsi (New York，1974)，p.9.

[86]Miasnikov，Ch’ing Empire，p.94.

[87]Ibid.，p.286.

[88]Pei Huang，Aristocracy at Work：A Study of the Yung-Cheng Period (Bloomingtot，Ind.，1974)，p.181.

[89]Huang，Aristocracy，p.160;总体上见B.Bartlett，Monarchs and Ministers (Berkeley and Los Angles，1991).

[90]P.C.Perdue，Exhausting the Earth：State and Peasant in Human 1500–1850 (Cambridge，Mass.，1987)，p.10.

[91]Ibid.，p.22.

[92]M.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London，1973)，p.248.

[93]关于江南地区及棉花贸易，见M.Elvin，‘Market Towns and Waterways：The Country of Shanghai from 1480 to 1910’，in M.Elvin，Another History：Essays on China from a European Perspective (Sydney，1996)，p.109。

[94]关于中国和欧洲的现代早期经济的比较，见K.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2000)，pp.106–107。

[95]Spence，Emperor of China，p.78.

[96]Ibid.，p.83.

[97]R.J.Smith，China’s Cultural Heritage：The Ch’ing Dynasty 1644–1911 (Boulder，Col.，and London，1983)，pp.190ff.

[98]Ibid.，p.108.

[99]C.P.Fitzgerald，The Southern Expans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London，1972)，pp.152–155.

[100]F.H.Bray，‘Som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Transfer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Knowledge’，in Lee (ed.)，China and Europe，p.16.

[101]Smith，Cultural Heritage，pp.185–187.

[102]关于中国政治组织的长期趋势的两种非常有用的看法，参见J.A.Fogel，Politics and Sinology：The Case of Naito Konan，1866–1934 (Cambridge，Mass.，1984)以及J.Schrecker，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1991)。

[103]C.Totman，Early Modern Japan (London，1993)，p.140.

[104]江户是第一个人口达到100万的城市，参见H.Jinnai，‘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Edo’，in C.Nakane and S.Oishi (eds.)，Tokugawa Japan：The Social and Economic Antecedents of Modern Japan (Tokyo，1990)。

[105]Totman，Early Modern Europe，p.149.

[106]S.Nakamura，‘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y’，in Nakane and Oishi (eds.)，Tokugawa Japan，pp.81–85.

[107] E.Kato，‘The Early Shogunate and Dutch Trade Policies’，in L.Blusse and F.Gaastra (ed.)，Companies and Trade (Leiden，1981).

[108]A.Reid，‘An Age of Commerce in Southeast Asian History’，Modern Asian Studies 24，1 (1990)，pp.10,21.

[109]M.Jansen，China in the Tokugawa World (Cambridge，Mass.，1992)，p.16

[110]Ibid.，p.7.

[111]Ibid.，p.8.

[112] Totman，Early Modern Japan，p.138;Jansen，Tokugawa World，p.35.

[113]Y.Yonezawa and C.Yoshizawa，Japanese Painting in the Literati Style (Eng.trans.New York，1974).

[114]Jinnai，‘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Edo’，p.148.

[115] Totman，Early Modern Japan，p.261.

[116]A.Reid，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1450–1680 (2 vols.，New Haven，1988，1993)，vol.2，第3章。

[117]J.S.Trimingham，A History of Islam in West Africa (pbk edn，Oxford，1970)，pp.131–136.

[118]Ibid.，p.122.

[119]B.Lewis，The Muslim Discovery of Europe (London，1982)，p.237;H.A.R.Gibb and H.Bowen，Islamic Society and the West：A Study of the Impact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on Moslem Culture in the Near East，vol.1：Islamic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第1部分，（London，1950），p.214.

[120]参见J.Mokyr，The Lever of Riches：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and Economic Progress (Oxford，1990)，第4章。

[121]Trimingham，Islam，pp.141–142.

[122]关于这个阶段的最近研究，见I.Parvev，Habsburgs and Ottomans Between Vienna and Belgrade (1683–1739)(New York，1995)。B。

[123]B.Masters，The Origins of Western Economic Dominance in the Middle East：Mercantilism and the Islamic Economy in Aleppo (New York，1988);D.Goffman，Izmir and the Levantine World，1550–1650 (Seattle，1990).

[124]Lewis，Discovery，p.296.

[125]Memoirs of the Baron de Tott on the Turks and the Tartars (Eng.trans.2 vols.，1785)，vol.2，p.15;Lewis，Discovery，p.153.

[126]P.Goubert，Cent mile provinciaux au XVIle siede：Beaucais at les Beauvaisis de 1600 a 1750 (pbk edn，Paris，1968)，pp.172–173.

[127] Rifa’at Ali Abou El-Haj，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States：The Ottoman Empire，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Albany，NY，1991)，p.10.

[128]Carol B.Stevens，‘Modernising the Military：Peter the Great and Military Reform’，in J.Kotilaine and M.Poe (eds.)，Modernising Muscovy：Reform and Social Changes in Seventeenth-Century Russia (London，2004)，pp.247–262，esp.pp.258–259.

[129]参见L.Valensi，Le Maghreb acant la prise d’Algrs (1800–1830) (Paris，1969);A.C.Hess，‘The Forgotten Frontier：The Ottoman North African Provinces’，in T.Naff and R.Owen (eds.)，Studiews in Eighteenth-Century Islamic History (Carbindale，Ill.，1977)，pp.71–83。

[130]H.Inalcik，‘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in Ottoman Administration’，in Naff and Owen (eds.)，Islamic History，pp.38–46.

[131]参见B.McGowan，‘The Age of the Ayans，1699–1812’，in H.Inalcik with D.Quataert (eds.)，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914 (Cambridge，1994)，pp.664–676。

[132]关于开罗的咖啡贸易，A.Raymond，Artisans el commercants au Caire an XVIIle siecle (Deamascus，1972)，p.144。关于伊斯迈尔的迅速崛起，见S.Faroqhi，Towns and Townsmen of Ottoman Anatolia (Cambridge，1984)，p.6。

[133]J.Carswell，‘From the Tulip to the Rose’，in Naff and Owen (eds.)，Islamic History，pp.328–329.

[134]参见S.Faroqhi，‘Crisis and Change，1590-1699’，in H.Inalcik with D.Quataert (eds.)，Ottoman Empire，p.526，以及B.McGowan，‘The Age of the Ayans’，p.724。

[135]S.Blake，Shahjahanabad：The Sovereign City in Mughal India 1639–1739 (Cambridge，1991).

[136]R.M.Eaton，The Rise of Islam and the Bengal Frontier 1204–1760 (pbk edn，London，1996)，pp.288ff.

[137]C.A.Bayly，Rulers，Townsmen nad Bazaars：North India Society in the Age of British Expansion 1770–1870 (Cambridge，1983)，p.155.

[138]T.Raychaudhuri and I.Habib (eds.)，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vol.1：c.1200–1750 (Cambridge，1982)，p.396;J.R.McLane，Land and Local Kingship in Eighteenth Century Bengal (Cambridge，1993)，p.31.

[139]T.Raychaudhuri and I.Habib (eds.)，Economic History，vol.1，pp.400–402.

[140]Ibid.，p.417.

[141]参见下面的出色文章，见F.Perlin，‘Commercial Manufacture and the Modity，Category，Sign and Identiry：Their Production as Myth and Knowledge’ (Aldershot，1994)，尤其是pp.81–82。

[142]E.Maclagan，The Jusuits and the Great Moghul (London，1932)，p.268.

[143]Ibid.，p.269.

[144] Ibid.，pp.243ff.

[145]L’Escaliot致Sir T.Browne的信，1664年1月28日，见N.C.Kellar and D.V.Apte (eds.)，English Records on Shivaji (Poona，1931)，p.73。

[146]Ibid.，p.374.

[147]S.Gordon，Marathas，Marauder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18th Century India (New Delhi，1994)，p.28.

[148]Ibid.，第2章。

[149]A.Wink，Land nad Sovereignty in India：Agrarian Society and Politics under the Eighteenth-Century Maratha Svarajya (Cambridge，1986)，p.40.

[150]Ibid.，pp.7，34.

[151] M.Alam，The Crisis of Empire in Mughal North India：Awadh and the Punjab 1707–1748 (Delhi，1986)，p.241.

[152]W.Irvine，The Later Mughals，vol.2：1719–1739 (Calcutta，1922)，p.360.

[153]关于莫卧儿帝国的“核心区”，见Jos Gommans，Mughal Warfare：Indian Frontiers and the Highroads to Empire 1500–1700 (London，2002)，p.18。

[154]D.Ludden，Peasant History on South India (New Delhi，1989)，p.74.

[155] Perlin，‘Commercial Manufacture’.

[156]关于怀特的生涯，见M.Collos.Siamese White (London，1936)。

[157]Forrest，Lord Clive，vol.1，p.26.

[158]G.R.G.Hamblu，‘The Emperor’s Clothes’，in S.Gordon (ed.)，Robes of Honour (New Delhi.2003)，pp.31–49，尤其是p.43。

[159]出色的研究见J.J.L.Gommans，The Rise of the Indo-Alghan Empire，c.1710–1780 (Leiden，1995)。

[160]关于格鲁吉亚的引人入胜的真知灼见，W.E.D.Allen，Russian Embassies to the Georgian Kings (1589–1605)，Hakluyt Society，2nd Series.138 (2 vols.，Cambridge，1970)，vol.1，‘Introduction’。

[161]L.Lockhart，Nadir Shah (London，1938)，p.268.

[162]Ibid.，p.268;P.Sykes，A History of Persia (3rd edn，2 vols.，London，1951)，vol.2，pp.241ff.

[163]Gommans，Indo-Afghan Empire，pp.55ff.

[164]Ibid.，pp.26–27.

[165]R.L.Canfield，Turko-Persia in Historical Perspetive (Cambridge，1991)，p.22.

[166]Lockjart，Nadir Shah，pp.212ff.

[167]Gommans，Indo-Afghan Empire，p.177.

[168]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The First Modern Economy，p.693.

4.欧亚大陆革命

在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期间，文化和大陆的长期均衡被欧亚大陆革命冲得无影无踪。在这些年里，欧洲国家第一次获得了对欧亚大陆其他部分的领导权，获得了把它们的权力深入亚洲大帝国心脏地带而并不只是海洋边缘的手段。回顾这种变化，通常历史学家留下最重要的印象就是经济潜能大转型，欧洲人从这种转型获益。在技术和经济组织中的“工业革命”似乎是欧洲新力量的明显源泉。事实上，这并不是欧洲扩张的唯一或充分解释。欧亚大陆革命事实是三重革命：地缘政治革命、文化革命和经济革命。它并没有导致一个普遍欧洲主导的时代。在19世纪30年代，欧洲的世界优势仍是片面的、有限的，抵制的范围似乎仍然是广泛的。在亚非内陆腹地，这几乎并非什么无稽之谈。但是它为一种帝国主义秩序打开了道路，由此欧洲对全球其他地区的控制得到了巩固。

这种三重革命密切联系、相互依存，每一重革命都增强了其他革命的影响，扩展了它们的幅度并增强了其力量。商业扩张加剧了欧洲海洋国家的竞争。它增强了欧洲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尤其是与印度贸易的重要性，但也使欧洲更易受到贸易意外崩溃的伤害。通过增加进口到欧洲的亚洲商品量（尤其是棉布、丝和瓷器），可能也会有助于扩展“工业的”方法，欧洲制造商为了竞争与生存，希望能仿制这种富有魅力的产品。但是欧洲的海外贸易自顾不暇。欧洲商人的优势在于他们的信贷体系，在于他们对海上商路的控制，但是在1750年前，他们在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地位一点儿也不稳固。没有“工业”商品，他们的竞争地位是不牢固的。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吸引亚洲消费者，被迫用黄金或白银支付他们需要的商品，这种做法引起国内政府的不满。更糟的是，主要因为欧洲国家间的对抗，他们的一般费用（主要是舰队和堡垒）的成本高得吓人。还有，欧洲贸易的两个最大市场——印度和中国，商业的准入依赖于统治者的首肯，这些统治者或许把它当作政治危险（如在英国发生的）而选择拒绝它，或干脆限制它（中国的“洋行体制”）。

结果，在欧洲人能够逆转亚洲贸易的不平衡前，需要一场伟大的地缘政治变革。随之，机器技术扩大和深化了欧洲强制和征服的影响，机器技术使交通和纺织品生产革命化。与此类似，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的明显益处加强了文化变革的影响，这些文化变革让欧洲人对他们的道德、知识及物质优势进行猜想、解释和辩护。但是地图的制作、海岸线的绘制、民族地理数据的积累、植物的收集、历史遗迹的考察以及奇珍异玩的购买——全球性思想世界的重要前提——所有这些都要求获得信息和场所，使用处理所收集信息的设备，拥有做出这种努力必需的直接动机。没有“地缘政治”，这些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是，没有那些1760年以后英国人在印度享有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那么英国的印度知识会少得多，种类上也不同得多。如果库克被迫依赖毛里人（Maori）和土著居民的合作，或遭遇非欧洲国家的海军力量，那么他的三次太平洋之旅会进行得慢得多。这里，如在印度一样，正是地缘政治力量塑造了知识的生产以及贸易的扩大。

这种观点构成了本章的大部分。解开一个我们关注的如此复杂的剧变线索是一件冒险的事。但是，既然工业革命在世纪之交前几乎还没有到来，那么在欧洲与欧亚大陆其他地方间关系的革命性变革的直接原因，并不是更高的经济效率，也不是源于比亚洲人更巧妙地使用科学技术。在蒸汽机到来前，欧洲人的技术优势极少，甚至在战场上也是，犹如英国人在印度所发现的那样。欧洲人突然获得欧亚大陆优势，并不是商业成功或科学声誉的结果，而是一系列强制进入或暴力颠覆的结果。每个例子都能追溯到闯入者和当地人之间的争端。他们一起构成了从克里米亚到广东的广阔欧亚大陆的边境摩擦。但是，这也必须放到更大的背景中去。因为这个革命时代的真正令人震惊的特点是地缘政治地震，它不仅发生在欧亚大陆，而且发生在全世界。它们在欧洲本身达到了白热化程度（从1750—1830年的整个时期里，有近一半的时间在打仗），但是有些是由与欧洲活动无关的压力触发的。它们的累积影响会利于欧洲利益也并不显而易见。在1790年以后欧洲冲突最为猛烈的阶段，这种逆转似乎更为可能。但是，到19世纪30年代该模式出现时（如许多当代人相信的），它比任何东西揭示得更明显的是欧洲的势力范围、占领区和统治区的惊人扩大。这并不只是欧洲在欧亚大陆的地位的事情：整个全球均势也改变了。

这为什么会发生？是如何发生的？

地缘政治革命

在18世纪中叶，一种令人不安的均衡仍然是欧洲、伊斯兰和东亚世界国家和帝国间关系的特征。在所有欧亚国家为一方，以外围世界（Outer World）的土著社会——在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东南亚和太平洋——为另一方之间的优势的平衡也是真实的。这并不是说这种状态是静止的，从世纪初开始，在欧洲国家和奥斯曼帝国间的边境就在来回拉锯。然而，尽管从17世纪80年代最后一次欧洲大入侵以后，奥斯曼就被迫撤退，但是它在18世纪30年代前收复了丧失的领土，稳固了抗击奥地利在巴尔干推进的防御。在北方，它面临着俄国的扩张，俄国向黑海——仍是一个奥斯曼帝国的内湖和北方行省的战略防地——的靠近仍然在它的穆斯林附属国克里米亚汗国手里。在北非和黎凡特（Levant）沿海，欧洲海洋国家无意（或缺乏途径）去打扰仍然存在的奥斯曼帝国最高权威。再向东，围绕着里海，尽管有强有力的商业流把俄国城镇与伊朗、中亚和北印度联结起来，但是俄国从伏尔加三角洲向南的移动进展甚微。[1]

在印度，18世纪40年代是一个动荡时期，伊朗人、阿富汗人和马拉特人入侵直击莫卧儿帝国的心脏地带，而其沿海的老附庸国——尤其是孟加拉——确立了日增的自治。英国、荷兰和法国特许公司有着堡垒和“代理处”散落在南亚沿海，在18世纪40年代开始相互攻讦。但是，在1750年，预言北印度平原的帝国斗争会以一个欧洲国家获胜而不是一个亚洲帝国主义国家获胜似乎会显得荒谬可笑。一个更可能的结果是阿富汗和马拉特帝国缔造者之间彼此争夺，而海洋印度则走上一条不同的更世界主义的轨道。在这个最大的帝国里，地缘政治的动荡威胁比以往更不可能。清朝君主准备着对内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军事力量的最后摧毁，这种军事力量是对东亚“世界秩序”的最古老最致命的威胁。[2]当完成这个任务后（新疆或东土耳其斯坦到50年代末被征服），天朝帝国更坚定地不受外部干扰的影响，当讨厌的访问者敲响其海上后门时，中国比以前更不愿意做出任何让步。事情大约就是这样发生的。

在外围世界，也没有什么暗示欧洲霸权的决定性转变将要发生。在北美的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平衡（某种程度上是它们欧洲关系的表现），以及法国与内陆美洲土著的同盟，使欧洲人的定居地停留在阿巴拉契亚山的东麓。来自墨西哥基地的西班牙人的推进也熄火了。半酸性的大平原及其流动、好战的人民阻挡了一条扩张之路；加利福尼亚沿海地带的遥远和荒凉阻挡了另一条扩张之路（西班牙人直到18世纪70年代才占领了旧金山）。在南美洲，森林和彭巴斯大草原的辽阔区域——在智利、阿根廷和亚马孙流域——抵制了克里奥尔人（Creoles）和（西班牙出生的）半岛人（peninsulares）有气无力的袭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穆斯林势力扩散到西部的热带大草原，逆尼罗河而上到埃塞俄比亚的埃及土人（Coptic）防御工事。[3]它把东非海岸拉向波斯湾和印度。但是欧洲人很少冒险越过大西洋非洲奴隶贸易的据点。在更南方，好望角（the Cape）内陆的荷裔南非人（Afrikaner）“特雷克人”（trekkers）处于南部和西部的森人（旧为布希曼人，Bushmen）和东部的恩古尼人（Nguni）社区的包围中。[4]更惊人的是，在1750年时，人们对太平洋地理所知甚少，尽管它被欧洲航海家多次横渡。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的形状与生态、太平洋岛屿的位置与文化以及今天加拿大的太平洋海岸，在欧洲地图上都是空白或空想的产物。迟至1774年，一份权威地图宣布阿拉斯加（Alaska）是一个岛屿。[5]里的边疆还有待于发现。

欧亚均衡并不意味着和平。在1700—1750年期间，在欧洲国家间、欧洲人与土耳其人间、土耳其人与伊朗人之间发生了重大战争，还有在伊朗、阿富汗、马拉特和莫卧儿之间的战争。但是1750年以后，地缘政治场景发生了双重变革。欧亚大陆冲突的规模和强度变得大得多，它们对外围世界以外的“撞击”影响更为令人烦恼。原因仍是一个谜，但是部分答案也许可以在两个长期趋势的爆炸性聚合中找到。两者都与18世纪中叶的商业经济的加速相关。第一是确保和扩展价值日增的市场和贸易，并使其免于竞争对手或掠夺成性的侵入者伤害的压力。这种压力被亚洲商人和统治者感受到，被美洲商人和定居者感受到，也被欧洲君主大臣感受到。结果或许会是争夺土地和贸易的一阵短兵相接的战争。但是商业增长引发了一个更多在暗中发展的趋势的重要阶段。在18世纪的欧亚大陆，是财政力量和稳定决定了国家军事力量的规模。这并不仅仅是庞大的财政基础和收税的事。它也预先假定了公共官员与管理金融市场的集团间的密切（且互利的）关系，在金融市场上国家通常是最大的主顾。拥有很发达的金融体系，能够多快好省地动用资金，是维持一支忠诚和装备精良军队的关键。贸易的扩展由此直接贡献给制造战争的能力，并且金融财政资源成为军事财富的最终仲裁者。“一个金融体系……不断地改进，能够改变一个政府的地位，”对这两样都略知皮毛的弗雷德里克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声称，“从最初的穷困，导致政府如此富裕，以至于能把其收入放在欧洲大国间的天平上。”[6]到1815年，伦敦政府的财政收入是他们100年前的先任的10倍。“财政军事国家”并不是自己创造了冲突与危机，但是通过改变统治成功的规则，它打开了新型国家的道路。

在18世纪中叶欧亚大陆有两个地缘政治动荡中心。第一个在欧洲。欧洲紧张的直接原因似乎非常明显，大多数欧洲国家是天生的扩张主义者。在前工业时代，权力等于拥有土地及人口，或等于热带产品的贸易垄断及其光彩夺目的金银盈余的前景。王朝野心和相互怀疑增加了领土风险。在西欧，上个世纪的法国、西班牙、英国和荷兰的四方较量，已经提出了英国或法国是否会是大西洋欧洲的支配力量，有效控制了欧洲在美洲大西洋扩张的海上通道。欧洲对抗的另一大极是一个“内陆美洲”：东欧的辽阔边疆。[7]这个地区名义上由四个主权国家分享：俄国、奥地利、波兰和奥斯曼帝国。但是波兰和奥斯曼软弱的印象，加重了其强邻的土地渴望，滋生了它们的相互怀疑。直到18世纪50年代中叶，争吵不休的大陆的摇摇欲坠的稳定，主要是由欧洲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法国的优势来维持的。法国不再拥有路易十四（Louis XIV）统治下的全部霸权，但它仍是欧洲外交的仲裁者，它有最多的人口、最大的公共财政和欧洲最强大的军队。[8]与其伟大的文化声誉一起，一个发达的商业、一支威严的海军和最复杂的外交与知识机构，法国即使不能支配欧洲，也能指望它以保证其显著地位的方式斡旋大陆事务。

这个目的是通过抑制和平衡的谨慎外交进行的。法国支持波兰的一个党派，来削弱俄国起初的优势以及罗曼诺夫沙皇的欧洲野心。法国联合普鲁士对奥地利施压，联合奥斯曼帝国挫败奥地利和俄国的扩张。在法国和西班牙（两国的君主都是波旁[Bourbon]家族的）之间的波旁“同盟”旨在捍卫在地中海和意大利的现状。既然法国和西班牙两国的舰队总和常常超过了英国舰队，它也用来限制英国在大西洋海湾的海上前景。由此，法国的“保守”优势无意之中支撑了欧亚大陆和外围世界的更大规模的平衡。它有助于捍卫奥斯曼帝国抗击欧洲敌人的势不可当的联合，它抑制南亚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影响，它用由魁北克坚不可摧的堡垒控制的“印第安”外交，阻挡了从英国沿海定居殖民地进入北美内陆的道路。

法国体系范围广泛，但其负担也是沉重的。法国不得不做欧洲最大的军事国家，维持一支常备军，随时准备介入德意志事务，对抗奥地利或普鲁士。它不得不与英国海军竞争，保持大西洋的“平衡”，保护其在加勒比的殖民帝国，那儿宝贵的蔗糖殖民地挑战英国殖民地。法国也必须是一个地中海国家，在土伦（Toulon）有一支舰队来保护其在意大利的利益，保持奥斯曼帝国和奥地利在中东的平衡——奥地利是法国在欧洲的主要对手。维持这个海军、陆军和殖民权力的庞大设施，对波旁的君主政体以及它塑造的国家是一种持久的压力。1713年以后，路易十四部署的大军（40多万人）不得不削减到半数以下。到世纪中叶，问题成了法国的真正未来是在于大西洋贸易及其殖民地的增长（如港口南特［Nantes］、波尔多［Bordeaux］和拉罗舍尔［La Rochelle］的生计），还是在于保留和增强其大陆的地位——以及波旁国家的税收能否承受两者的重负。

在18世纪50年代中叶，法国势力承诺的靠不住的稳定开始瓦解。法国“体系”在东西两面同时受到挑战。当法国军事力量达到旧制度的实用极限时，崛起的英国和俄国力量成为分裂性力量。俄国不能再被排除出欧洲；而英国的财政力量足够资助一支赢得战争的海军、两支美洲军队及其欧洲盟友要求的经济援助。结果是大陆和海洋战争，折断了波旁外交的脊梁。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摧毁了法国的优势，但没有什么东西取而代之。相反，它触发了一场地缘政治爆炸。随后的革命与战争年代持续了50多年，直到在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出现了一个新的实验性的五强“协商体制”（英国、法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

不和谐的声音首先在法国的大西洋防御中出现。在奥地利帝位继承战争（1740—1748）中，法国维持了整体地位，但是，在北美有明显的衰弱迹象。法国到美洲内陆的主要入口、守卫到圣劳伦斯（St Lawrence）海上通道的法国大堡路易斯堡（Louisburg），在英国海军的帮助下，被英属美洲殖民地军队占领。在战争结束时，英国人（他们被迫交还堡垒）在新斯科舍（Nova Scotia）的哈利法克斯（Halifax）构筑了一个新基地。再往南，英国13个殖民地的商人为内陆美洲土著贸易而激烈竞争。较短的供应线（与法国对手的联结俄亥俄河流域与蒙特利尔和魁北克的弯弯曲曲的河流迷宫相比）、廉价的信贷和商品给了他们优势。到18世纪50年代早期，法国人十分担心，所以构筑了杜魁斯尼堡（Fort Duquesne，在现代匹茨堡所在地），确保对俄亥俄河流域部落的影响，把英国商人拒之门外。但是，来自英国殖民地边疆的压力也在增长。地图之战早已爆发，一份1755年的英国地图要求西至密西西比河的领土主权。商人、拓殖者、土地投机商甚至传教士都决心对法国的内陆主权展开竞争，[9]法国依靠与美洲土著表面上脆弱的同盟，以及依靠战士、牧师和法属加拿大丛林人的基本力量。在英国殖民地，那儿的民选殖民地议会和地方集团极为强大，[10]向西扩张似乎是逃避经济停滞的唯一出路，这是许多伦敦任命的总督共有的观点。刺探法国防卫较差的薄弱点成为一个无法抵御的诱惑。正是这些探险中的一个，年轻的弗吉尼亚测量员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点燃了一场大西洋战争的战火。

华盛顿的冒险以灾难宣告结束。他的探险小队被法国及其美洲土著联盟包围，他的一些随员被杀，他被遣返弗吉尼亚。英法两国对这起边疆事件反应都很强烈。对法国人来说，它似乎证明英国打算重开对他们的内陆帝国及其在魁北克的司令部的战端，所以在次年（1755）法国人派遣了增援力量。但是，法国人加紧他们对内陆通道控制的尝试、构筑杜魁斯尼堡以及对华盛顿的处理，在伦敦眼里则被视为挑衅和威胁：对英国在北美大陆殖民地未来的一场直接挑战。结果，英国的“美洲”利益集团及其政治盟友发生了强烈的抗议。于是英国派遣了一支舰队，想赶在法国援军横渡大西洋之前拦截，但这个使命失败了。但随后的海军交火开启了一场新的大西洋战争。

这样一场战争本身可能不会危及法国的总体地位。英国试图占领魁北克——法属北美的宏大堡垒——很可能像以前常发生的那样被挫败，并且英国人很可能因为对他们欧洲利益的威胁而仓皇失措。但是美洲的英法争端在东欧激起了第二场激变。1757年弗雷德里克大帝写道：“欧洲的骚动始于美洲……感谢我们这个世纪的治国才能，现在的世界上没有什么冲突，不管可能多么微不足道，它……不会威胁吞没整个基督教世界的。”[11]

问题的核心是政治肢解波兰，这个从波罗的海伸展到黑海的幅员辽阔、组织差劲的贵族共和国。波兰是法国东欧外交的钥匙，它的存在构成对普鲁士的限制，在法国的善意下巩固其独立，它抑制了奥地利，限制了俄国介入欧洲的能力。然而，到18世纪50年代，波兰选王成为俄国的傀儡——一种鼓励波兰贵族日增的反叛趋势。卷入波兰内讧纷争、重启其作为德意志大国的对奥地利的挑战，对普鲁士国王来说变成几乎无法抵御的诱惑。[12]他或许指望依赖其大盟友法国。但是，波旁政府决心保持东方现状，尤其是急于防止奥地利加入英法之争的老同盟英国一方。[13]这是18世纪的“外交革命”，一个与1939年8月的《苏德协定》（Nazi-Soviet pact）一样令同时代人震惊的事件。法奥同盟把欧洲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带到一起。它本该能够保障一个“保守的”和平，促进法国解决与英国的殖民地争端。相反，通过顽强抵抗和一系列漂亮的胜仗，弗雷德里克大帝使其敌对大国丢尽了脸。他所创立的军事官僚体制，被证明与疏远的法国和组织不良的奥地利相匹敌。弗雷德里克没能彻底获胜，但是，有着英国经济援助和英国对法国大西洋利益造成的损失，他坚持了足够长的时间，迫使敌人坐到谈判桌前。

现在，法国的首要地位真正地被分拆了。弗雷德里克在欧洲有自己的首要地位，而英国已经逐渐地集结起了它征服美洲的新法兰西的力量。在“胜利之年”的1759年，它赢得了大西洋的制海权，切断了加拿大的法军增援部队。9月——就在冬季来临、圣路易斯堡结冰、英国舰队不得不撤出前夕——沃尔夫（Wolf）将军占领了魁北克，这个法国在美洲大陆力量的要害。这（对法国来说）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打击。因为（尽管在1759—1760年的一次法军反攻中几乎失守）英国现在可以包抄美洲内陆的法国势力。并且，随着法国在大西洋势力危在旦夕，英国开始威胁其小伙伴西班牙，西属美洲帝国痛苦地暴露于英国的海军和陆军火力下。1782年是决定性的年份：英国占领了西属加勒比的直布罗陀（Gibraltar）——哈瓦那（Havana）。西班牙绝望地期盼和平，法国接近破产的边缘——确实，它从1759年开始拖欠贷款时就已经技术上破产了。俄国更换了阵营，一个新沙皇慑于弗雷德里克的阵势，放弃了对普鲁士的战争。

随着1763年而来的和平其实是精疲力竭的休战。法国人被从美洲大陆赶走，只保留了他们盛产蔗糖的加勒比岛屿以及靠近纽芬兰（Newfoundland）的渔业基地（圣皮埃尔［St Pierre］和密克隆［Miquelon］）。路易斯安那（Louisiana）归西班牙，西班牙的佛罗里达（Florida）归英国。但是，《巴黎和约》的真正决定是法国不再是欧洲的仲裁者，法国“体系”已经被打破。随后的30年见证了在欧亚大陆和外围世界旧地缘政治均衡的逐渐破坏，英国的强大不再受到抑制，在东欧和欧亚大陆中部，法国衰落的主要受益者是凯瑟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1762—1796年在位）的俄国帝国主义。没有了旧有保护者的庇护，波兰共和国被分阶段地瓜分。第一次瓜分是1772年，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每个吞了一口。俄国的份额是东部的边境区。剩余的波兰现在事实上是傀儡国王史坦尼勒斯·波尼雅托夫斯基（Stanislaus Poniatowski，凯瑟琳大帝的情夫之一）统治下的俄国保护国。《波兰协定》使俄国放手完成其对奥斯曼的战争（1768—1774），获得了它梦寐以求的目标：在1774年，根据《库楚克—凯纳尔吉和约》（Treaty of Kuchuk Kainardji），获得黑海的稳固根据地赫尔松（Kherson）。1783年，它兼并了克里米亚半岛，使自己成为黑海北岸的主人。格里高利·波坦金（Grigori Potemkin，凯瑟琳大帝的宠臣和情人）作为“新俄国”的总督释放了强烈的能量。[14]对奥斯曼帝国的另一场战争（土耳其人徒然地想扭转其败局）带来了新一轮的奖赏。1793年敖德萨市（Odessa）奠基，行将成为这个新南方帝国的大都市。征服高加索，也许甚至征服君士坦丁堡的道路已经打开。这是俄国提升为一个全球大国的重要阶段。

英国扩张的进程则不那么英勇。英国人已经感受到战争压力，和解的压力很强。在金融紧缩的状态中，一个新美洲帝国的负担几乎是一件让人为难的事。承担那儿新义务的想法令人害怕，所以英国大臣急于安定他们的新征服地区，而不是发展它们。他们安抚了新魁北克省的法属加拿大人，拒绝成立由13个殖民地居民的有产者决定的民选议会。魁北克将要被当作一个军事殖民地来统治，以监督美洲中西部的法国旧领土。使美洲殖民者愤怒的是，沿着阿巴拉契亚山划了一条“公告线”。内陆远非美洲胜利的战利品，仍是“印第安”地区，它靠近美洲的殖民者，由为了和平以及财政经济利益的帝国官员管辖。好像这还不够似的，英国还决定迫使美洲殖民地居民支付帝国防卫的一些成本。殖民地居民将要支付帝国税——像臭名昭著的印花税。殖民地贸易受到更严密的控制，实施航海法禁止规避英国港口的外国贸易，并镇压广泛的走私贸易活动。

结局众所周知，殖民地人民反抗了。英国有着横穿大西洋的漫长不稳定的供应线，对一场无论如何困难重重的战争处置失当。[15]当英国殖民者没有能解决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时，他们的1763年的大西洋胜利变得日益脆弱。急于恢复大西洋均势的海上对手抓紧机会复仇，1778年，在殖民地战争开始后5年，法国、西班牙和荷兰参与其中。英国人孤立无援、海上力量悬殊、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失去了大西洋控制权，这决定了他们在美洲的命运。1781年，他们在殖民地的主要军队在约克镇（Yorktown）缴械投降。尽管他们的海军失败被逆转——挫败了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希望——但是在1783年的《凡尔赛和约》（Peace of Versailles）中，英国被迫接受北美独立——尽管英国仍然控制着加拿大。

表面看来，1763年英国的伟大胜利在仅仅20年的时间里就几乎完全逆转。但是，如果从全球范围看，我们能够发现英国白人殖民地居民社会成功反抗帝国主义控制，才真正是1763年“临时性”胜利的最终确认。现在，美洲内陆终于向大西洋海边的“新欧洲人”敞开了大门。战争一结束——甚至当它还在进行时——殖民地居民就开始竞相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美国”的最早的法令之一是1787年的《西北法令》（Northwest Ordinance），制定了领土扩张的计划。随着定居潮涌过俄亥俄河流域和老西南（今天的阿拉巴马[Alabama]和密西西比[Mississippi]），与当地土著的不可避免的摩擦触发了一系列的边疆战争。美洲土著四分五裂、没有枪炮、人数变少，被一步步赶向西部，他们留下的土地则被白人居民及其奴隶占领。到1830年，白人定居潮已经抵达和越过密西西比河。[16]50年后，在美洲大陆上一个“新欧洲”从均衡时代的挣扎着的殖民地中诞生了。

在北美洲，外围世界的最富裕地区现在已经门户洞开，被欧洲人占领。但是1750年后，外围世界的最激烈的入侵发生在地球的另一边。在胜利的闪光中，带着其（全世界）优势的新奇感，英国海军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来绘制海洋图、风力图和洋流图：在大航海时代海洋权力的重要信息。其中一个被挑选来进行绘图探险的是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他在1759年攻克魁北克中作为一个熟练的航海家确立了名声。10年后，他领导了三次太平洋探险中的第一次航行，来观察金星（Venus）的运行，以及证明是否“可能在太平洋西南找到一块大陆或幅员辽阔的大片土地”。[17]随后，在他与夏威夷岛屿居民的冲突中死去前又进行了10年的探险。库克的报告（以及那些科学游客，如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的报告）引起了轰动。它揭示了一个浩瀚的太平洋世界，一个欧洲人对此几乎一无所知的世界。作为一个热带伊甸园、一个休闲与天真无邪的天堂，这个大西洋岛屿的社会和文化冲击着欧洲公众。但是，库克的揭示不只是一种文化意义，他到现代加拿大的太平洋海边的航行，暗示了在北美皮毛产区与中国的奢侈品市场之间开辟新的贸易航线。然而，他的最伟大的发现在于南太平洋，库克戳穿了深入到世界之底的南方大陆的神话。反之，他精确地绘制了大陆岛屿澳大利亚的地图，在1770年8月22日，他宣告了其东部半壁山河的英国主权。他已经环航了新西兰。库克死后10年内，英国政府就已经在澳大利亚东部建立了第一个罪犯殖民地，也许部分地为了加紧对印度洋和中国之间的南海通道的控制。到18世纪90年代，欧洲和美洲捕鲸者、狩猎海豹者、商人、传教士、海滨流浪者开始大批抵达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太平洋岛屿。在一个对欧洲来说遥远的地区定居是缓慢的，受制于“距离暴君”和法国干涉的威胁。但是到19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的殖民化大势在漫游的羊群身上实现。1840年，英国移民抵达新西兰。第二个“新欧洲”（也许挑战美洲）正在形成中。

1763年以后的30年是欧洲对世界领土资源的巨大扩展时期，尽管“新领土”的财富还更是期望中的而不是实际的。使这更有意义的是，它与欧亚旧大陆均势的同样重要的戏剧性变迁相一致，构成了19世纪欧洲优势的双重基础。这种变迁可以在伊斯兰世界、印度并且到19世纪30年代在东亚也能看到。在18世纪70—80年代的黑海北岸，俄国的到来（兵力）标志着一个重要阶段，一个向欧洲政治商业势力打开伊斯兰近东的重要阶段。

虽然在感受到全部后果以前有一段时间，但是失去克里米亚对奥斯曼帝国来说是一场战略上的灾难。直到那时黑海一直是一个土耳其内湖，奥斯曼帝国运输的组成部分。有着对其水域的垄断权，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守卫其帝国的北方通道。如彼得大帝早就发现的，没有了海上运输供应，俄国入侵奥斯曼巴尔干若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困难重重的。在黑海的另一边，没有海上支援，沿山脉西麓向高加索的推进甚至更为艰难。黑海是奥斯曼体系的海上盾牌，它缩短了奥斯曼帝国必须守卫抗击欧洲敌人的战略上的边疆。入侵准是通过西巴尔干——一片荒凉的地区，那儿的全部优势在于防御。它有效地把它们的大国对手减少到一个——哈布斯堡帝国，那个有着共同边境线的国家。它让奥斯曼帝国海军集中在地中海东部，能够守卫君士坦丁堡的通道爱琴海群岛（Aegean Islands），守卫埃及和黎凡特的海岸，无须担心遥远的欧洲海军力量——英国、法国、荷兰和西班牙。也许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感受到黑海的战略优势。它给予的安全感让奥斯曼帝国把权力向地方分散，这是18世纪其稳定团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海上北大门被关闭，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帝国政府经受住了18世纪早期的风暴。奥斯曼人作为帝国统治者的声誉受到猛烈冲击，但并没有崩溃。其作为欧洲外交的不择手段的（Machiavellian）游戏的同盟者的价值一直是真的。但是，18世纪80年代奥斯曼权力的基础被拔掉，后果被法国的衰落放大。在希腊和巴尔干北部的基督教社区开始了新的复苏。几乎不知不觉地，帝国开始从一个众所周知的军事大国（如果是被痛恨的），变成一片争议之地，一块巨大的领土猎物，全欧洲掠夺者开始虎视眈眈围着它。

然而，这种成为“欧洲病夫”的转变，主要是1790年以后地缘政治革命第二个阶段的特征。但是，在此之前很久，在18世纪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动荡的伟大中心就察觉到这种影响。在上一章，我们看到18世纪50年代早期，一种“双重革命”如何在印度进行。莫卧儿帝国的旧壳正在噼啪作响，它曾为次大陆大部分地区提供了政治统一的框架。在帝国的内陆心脏，莫卧儿受到两面夹击。伊朗冒险家、随后阿富汗冒险家追随缔造帝国的内亚老传统，用内亚的“部落”人力资源来对农业平原进行其统治——正如此前莫卧儿人所做的那样（或清政府在中国所做的）。他们的目标可能会是控制北印度和中亚之间的商业活动，它仍是世界最大的贸易通道之一。他们的进攻与马拉特在印度东部的决定性推进同时发生：它是一个印度“绅士”国家的联盟，旨在把其统治和土地税收制度扩展到北印度平原的莫卧儿心脏地带。[18]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变迁的压力下，莫卧儿帝国解体（或变化）为松散的政体，与抢夺领土、贸易和税收的新“亚帝国”共处。在海洋印度有着类似的威胁。这里，变革的代理人是商业经济和海外贸易的急剧扩展。新财富和新税收使这个地区的亚统治者从莫卧儿统治中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使他们越来越不愿意支付他们的贡金。但是这种日益增长的自治是有代价的。可能的建国者得密切监督提供资金的商人和银行家——需要对欧洲集团十分警觉，他们已经加紧对印度海外贸易的控制。当欧洲人表现出要把他们的争端引进印度次大陆时，这就变得更为至关重要。他们相互厮杀的准备，把英国人和法国人变成本地军事力量，给一个反复无常的政治场景增加了一种爆炸性新要素。

冲突的主要剧场在孟加拉找到，这里是最有生机的、最繁荣的沿海经济。这里，已经出现了大批量的棉纺织品生产来满足飙升的世界市场的需求。恒河及其三角洲的河边网络、在新近开垦的森林地带生长的食物，是对这种出口经济的重要补充。政治权力掌握在太守（subahdar）——以前的莫卧儿皇帝的总督——及其伙伴穆斯林权贵的手中：莫卧儿衰落的预期遗产受赠人。但是在这个新贵的世界里稳定是难以捉摸的。在1756年，太守或纳瓦比（nawab，地方行政长官）苏拉吉·道拉（Suraj ud-Daula）是一个神经过敏的人，他有着政治对手。如著名的贾加特·塞特（Jagat Seth）那样的印度商人和银行家的金融力量抑制了他的行动自由：他们管理租金和税收赖以生存的贸易。他们与欧洲商人密切联系，尤其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其在加尔各答设防的“代理处”密切相联——当时人的描述是“一座比德普特福德（Deptfort）和罗瑟希德（Rotherhithe）大的庞大的不规则建筑”[19]——及其不受纳瓦比控制的理论上的自由（有着皇帝的诏书）。当纳瓦比怀疑公司庇护那些反对他的人时，孟加拉的紧张不安的政治就陷入危机。东印度公司拒绝屈服带来了一场较量。[20]1756年6月，纳瓦比占领加尔各答，那些没有逃走的公司职员被投入监狱（著名的“黑洞事件”）。有一阵子，似乎这个行动发出了新南亚重商主义国家崛起的信号——一个能够自立的东方荷兰的崛起。

苏拉吉·道拉的不幸在于公司有着报复的手段。它有一个强大的报复动机：加尔各答的失败使它付出了200多万英镑。6个月后，一支海军分遣舰队抵达恒河，带来罗伯特·克莱武率领的来自马德拉斯（Madras）的部队。克莱武迅速占领加尔各答，与急于推翻纳瓦比的持不同政见的权贵接触。在1757年6月克莱武在孟加拉首都附近的普拉西展示力量后，纳瓦比的军队崩溃，他的统治垮台。克莱武现在是造王之人，克莱武告诉他父亲：“一场几乎史无前例……的革命已经实现。”克莱武致父亲的信，1757年8月19日，in Ibid.，p.360。但是，克莱武不愿意确认公司在孟加拉的统治。他认为，“没有国家的帮助……如此巨大的统治权对一个商业公司来说可能是太过宏大的一个目标”。[21]反之，安排一个穆斯林贵族做新的纳瓦比似乎更为明智。这个试验失败了。公司雇员追求自己的私人贸易，拒绝承认纳瓦比的权威或支付他们应付的关税。到1764年，摩擦发展成武装冲突。在布克夏尔（Buxar）战役中，东印度公司的军队打败了纳瓦比及其同盟者阿瓦德（Awadh）的统治者。次年，公司掌握了孟加拉、比哈尔（Bihar）和奥里萨（Orissa）的行政权：现在，不是纳瓦比而是公司控制了税收和财政——“没有什么留给［纳瓦比］，只剩下名称和权威的影子”。[22]

这些事件令人目瞪口呆，但是在印度的革命远没有完成。克莱武自己担心公司力量已被使用到极限，抵制进军德里的想法。英国人并不是印度变化的唯一受益者，在次大陆的西部和中央，马拉特权力的坚持不懈的崛起似乎是一样令人难忘。1784年，正是马拉特人占领了德里。在南印度，海德拉巴和迈索尔展示了可以在莫卧儿衰落的残骸上建立新的国家。尤其是在迈索尔，一位走运的穆斯林战士海德尔·阿里（Haidar Ali）在1761年以后开始构建一个新型财政军事国家，其财政和军队远超过马德拉斯的公司。在他的儿子提普苏丹（Tipu Sultan，1783—1799年在位）统治下，这些变化还要大大地深化。国家实行贸易、资助造船、为一支有着炮兵和步兵的庞大常备军提供资金，他们的训练和战术与公司的军队一样“现代”。[23]海德尔和提普打着反击公司势力的摩擦战，几乎把它逼到财政崩溃的边缘。没有了它在孟加拉占领的资源，用这些资源把它的军队从1763年的18,000人增加到世纪末的15万多人，[24]没有了来自英国的海军和陆军援助，没有了印度银行家预支的贷款，公司会不会保留其在南印度的权力很值得怀疑。并且，尽管他们于1799年打败（并杀死了）提普，同样值得怀疑的是，如果并没有在第二阶段的欧洲冲突中取胜的话——关于这我们一会儿再说，英国是不是能迫使马拉特人承认他们的统治同样值得怀疑。确实，到18世纪90年代，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动荡的两个主要剧场几乎融为一体。

然而，克莱武的孟加拉革命已经开始撬动欧亚大陆关系中一个更为惊人的转变。远在欧洲人进入印度洋之前，海上印度已经作为东亚贸易与中东和西方贸易之间的枢纽。在18世纪，欧洲人增加了他们与中国的贸易，尽管它被严格限制在对广东港口的短暂访问中。英国东印度公司控制对华贸易，主要携带贵金属到中国交换（主要是）茶叶，茶叶是英国消费者日益增长的狂热消费品。但是，它缺乏扩大贸易、扩展更慷慨的信贷或以更诱人的商品吸引中国消费者的手段。孟加拉的征服解决了所有这三个问题。有着新的财政流量，公司能够支付中国消费者需要的印度产品——原棉、棉纺织品和鸦片——无须求诸白银和送更多的出口品到印度。但是，公司的手段只是故事的一个部分。越来越重要的是“私下贸易”，因对其有利而为公司容忍。一小支欧洲军队——在印度的公司雇用的战士和平民——利用这一机会从抢劫或特权贸易中发财（那些是“在东方发横财的欧洲人”，他们回到英国激起了许多敌意的评论）。他们获取收益的最赚钱的方式是投资运到中国的货物中。当货物被出售，挣的钱给公司（它掌握着购买茶叶的独占权），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伦敦换取现钱。既然禁止公司本身从事鸦片买卖，那么私下贸易也是鸦片销售的中介。用这种绕圈子的方式，孟加拉的征服打开了有着巨大的地缘政治后果的商业革命的道路。[25]随着其出口非常迅速地增长，中国华南的经济被越来越深地拖入到与英国和印度的三角贸易中，鱼中之王就要上钩了。

由此，欧洲和南亚的地缘政治变迁，为欧亚大陆不同地区之间、欧亚大陆与外围世界之间关系的巨大变革开辟了道路。在1790年后的第二个阶段，这种变革变得日益清晰，在18世纪晚期还模糊不清的全球秩序的新轮廓，取得了确切的形态。但是，这只是在欧洲政治的第二次喷发后才发生，一场新的全球战争解决了哪个大国会支配欧洲的问题，以及哪个会自由地走上世界大国的道路。

这个危机是法国的革命促发的。波旁王朝变得日益脆弱。它缺乏大众支持；它的贵族和中产阶级同盟越来越不满；它的思想和文化声誉被哲学小册子的狂轰滥炸和早先流行作家的猛烈攻击所削弱。这在一个18世纪的王朝国家中并不是异乎寻常的弱点。“目前每个国家都处于一种危机状态中”，1780年女沙皇凯瑟琳大帝写道。[26]导致波旁统治如此危险的，是法国在欧洲和世界上作为大保护人历史角色的同时崩溃。到18世纪80年代晚期，欧洲“大民族”已经丧失了其支配地位。对君主制的声誉来说，这真是糟透了。但是直接的危险是财政崩溃。经过一段短暂的和平后，1778年，法国联合英国的反叛的殖民地再次步入战争，以恢复其大西洋的地位，并扭转1763年的败绩。这是一场费钱的赌博，收获甚少，代价是债务的进一步累积。法国公共债务少于英国确凿无疑，但重要事实是它更难处理、更为昂贵。在法国革命前夕，仅仅支付利息就占据了国家一半的支出。[27]1789年，法国的声誉跌到最低点，其财政破产，君主制陷入了宪政改革的大旋涡，把有效的政治权力交给了自称的“第三等级”（Third Estate）的领袖，这个等级在6月份重组为“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随着财政混乱加深、社会秩序破坏，在奥地利领导下的外国保守国家的干涉危险日益逼近。对国王串通外国撕毁1891年宪法的担心，使法国的政治激进化。到1792年春，法国与奥地利交战。军事灾难与对入侵的普遍担心，摧毁了更为温和的改革者势力，并在1792年9月废除了君主制。[28]随着路易十六（Louis XVI）和玛丽·安东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在1793年1月被处决，法国的变革完成了。欧洲旧制度的柱石、王朝国家的原型，已经成为一个军事革命共和国，下决心输出其“人权”（Rights of Man）的颠覆性信条。

法国政治动荡的直接后果，是进一步削弱在其欧洲及欧洲以外世界的影响力。在东欧，法国的衰弱使瓜分波兰变得轻而易举，它在1793—1795年被彻底瓜分。1792年，当普鲁士和奥地利联军开进法国时，俄军开进波兰。[29]胜利的果实包括西乌克兰、俄国黑海帝国的一块幅员辽阔的新领土。但是，到18世纪90年代中叶，革命的法国已经发展出特别的动员力，以一种死板君主无法相比的规模动员人力、物力进行战争。其公民部队的爱国主义热忱、选择将军的天赋，帮助法国再度成为一个军事大国。领土征服支付了部分账单。[30]在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统治下，以非凡的魅力和才智圆满完成了这种转变。他在意大利的胜利使他成为军事英雄。作为第一执政（1799—1804）和皇帝（1804—1814），他是法国的独裁者。他的部分目标是恢复革命消解的社会规范和行政秩序，但是，他也决心恢复和扩展波旁王室丧失的欧洲优势。这对欧洲与外围世界——在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甚至太平洋——的关系注定有巨大影响。欧亚大陆在近东、中亚和印度（以及中国）的含义几乎同样如此。

这第一轮斗争是在埃及进行的。1798年，拿破仑和法国外长塔列朗（Talleyrand）异想天开，构想了征服埃及的计划。对把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作为军事偶像的拿破仑来说，埃及的吸引力显而易见。“欧洲是一个鼹鼠丘，”据说他这么宣称，“所有的伟大声誉来自亚洲。”[31]但他和塔列朗的推论显示，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把握了自18世纪中叶以来的地缘政治变革的幅度。[32]控制埃及会让法国恢复欧洲和印度之间的苏伊士（Suez）商路，对抗日益增长的大西洋贸易的优势。一个埃及帝国会补偿法国在美洲殖民地的损失——1763年失去的魁北克和路易斯安那。它会抑制俄国向其终极目标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帝国的推进——一个似乎正在迅速加速的运动。并且它会在一个重要时刻增加英国在印度的危险。随着法军驻扎在苏伊士和红海的前哨，以及法国向海湾和伊朗的辐射影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外交和军事地位会急剧削弱。征服锡克教徒、马拉特人、海德拉巴和迈索尔会变得难得多，也许甚至不可能。若其代价和风险变得太大的话，英国的东方帝国主义实验或许会彻底失败。

1798年7月，拿破仑带着40,000人的部队在埃及登陆——一支庞大的部队。他也带着一支165人的强大队伍，包括天文学家、数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机械师、建造师、土木工程师、勘测员、设计师、动物学家、艺术家、作曲家、经济学家、考古学家、印刷师、外科医生、内科医生和药剂师。他们的任务是记录历史，规划拿破仑之埃及的未来。7月21日，在金字塔战役中，马穆鲁克统治被摧毁。拿破仑坚持法国人是来把人民从马穆鲁克的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许诺尊重伊斯兰教，甚至与乌拉马（ulama）领袖讨论其大军可能考虑的改宗的条件（事实证明割礼是一块绊脚石）。他向沿北非海岸远至摩洛哥的穆斯林统治者、向达夫（Darfur）苏丹、向印度的提普苏丹发送友好信息。英国怀疑海湾的马斯喀特（Muscat）处于法国的影响下。拿破仑制定了进军叙利亚的计划，以便法国能控制整个黎凡特沿海地带以及肥沃新月带的西半部。拿破仑目标的终极范围仍然不清楚。他准是认为他的闪电入侵的地缘政治冲击会使政治天平偏向法国，把奥斯曼帝国吸引回反俄奥的旧联盟中去。但是可能性是在另一边。在他抵达开罗后几天，纳尔逊（Nelson）在阿布基尔湾（Aboukir Bay）的胜利摧毁了法国舰队，切断了拿破仑与欧洲的联系。埃及太贫困、太虚弱、太脆弱，以致不能承受法国统治的重负，不能支撑一支没有海外援助的军队。反叛与抵抗增加了，奥斯曼帝国对法国宣战，法军远征叙利亚失败，“穆斯林”外交一无所获。到1799年8月拿破仑秘密离开赴法国的时候，提普苏丹已经死了，在5月份被英国人打败并杀死。法国军队坚持着，但是巴黎没有办法前来援助。1801年6月，从英国和印度派来的英国军队占领开罗，拿破仑的东方计划失败了。

这并不是斗争的终结，虽然不久就打破了拿破仑在海上挑战英国力量的希望。1805年10月，在西班牙海岸外的特拉法加海角（Cape Trafalgar）的决定性战役中，他的复仇者纳尔逊彻底摧毁了法国和西班牙舰队。拿破仑早已放弃了美洲大陆：在1800年从西班牙手中收复的路易斯安那，为现金卖给了美国。法国最富裕的殖民地圣多明各（St Domingue，现代海地），在1804年的黑人反叛中丧失。制海权让英国人封锁了他们在亚洲的帝国。1806年他们占领好望角，1810年占领法属法兰西区（French Ile de France，现代毛里求斯）。印度洋成了英国湖。1811年，英国人占领了拿破仑的附属国荷兰的印度尼西亚帝国。

拿破仑也许梦想过恢复法国领导的与奥斯曼帝国和伊朗的同盟，部分地想使俄国在欧洲中立化，[33]但是都没有什么成效。他的主要目标仍是欧洲霸

权。在特拉法加海战的同一个月，他在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的胜利使这个前景更近了。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被击垮。拿破仑为一个新附属国莱茵同盟（Confederation of the Rhine）重画了德意志地图，把波兰改头换面为华沙大公国（Grand Duchy of Warsaw）。1807年，在提尔西特（Tilsit），他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木筏上相见，保证法俄友好。随着对欧洲的征服，拿破仑转向与英国较量。1806年的《柏林敕令》和次年的《米兰敕令》关闭整个欧洲大陆与英国的贸易。法国宣布了对英国的封锁，以摧毁英国经济、抽出其金银，迫使伦敦和谈。拿破仑似乎在说，如果英国人想做海上的主人，他会把他们淹死在自己的海洋里。

如果他成功的话，他或许会收复法国自埃及失败后丢失的领土。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太迟了。旨在排除英国贸易的“大陆体系”像筛子一样渗漏，它也摧毁了欧洲可能接受拿破仑式帝国的任何机会。“为了确保其成功，”他的前秘书刻薄地写道，“必须征服和占领每一个国家，而且不从任何一个撤军。”[34]尽管对那些不满欧洲王朝制度的人来说，他的名字有磁铁般的吸引力，但是拿破仑的帝国变成了无法忍受的负担。俄国拒绝商业枷锁，要求波兰人承诺永不重建王国。到1812年，拿破仑得出结论，只有征服俄国才能保护和平。灾难随之而来。在1813年10月莱比锡（Leipzig）的“民族之战”中，受到莫斯科寒冬蹂躏而撤退的拿破仑大军，被奥地利人、俄国人和普鲁士人决定性地打败。随着法国本土受到从东部和南部（从西班牙来的一支英国军队）的入侵，他遭到流放（在厄尔巴岛［Elba］上），他的帝国崩溃。他保卫其权力的最后努力在滑铁卢战场上一失败（1815年的“百日王朝”），维也纳和平会议就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事实上，它做出的决定是欧亚大陆——若不是全球的话——范围的。和平缔造者决定，不会回到王朝的无规则旧制度。25年的革命和战争使得这个前景难以想象。相反，他们进行了领土安排，保持五个大国间——奥地利、普鲁士、俄国、法国和英国——的力量平衡，设计来确保没有一个国家能支配其他国家。他们发明了“欧洲一致”（Concert of Europe）程序，一道通过它五国将调解纷争并保存新权力分配的程序。[35]事实证明维也纳决议是惊人地持久：欧洲近一个世纪避免了一场总体战。部分结果，它确保了两个“侧翼”国家英国和俄国在不威胁欧洲和平的前提下，自由地追逐他们的除欧洲以外世界的野心。维也纳会议打开了从南方和北方包围亚洲的大门。

拿破仑及其帝国规划的失败有着广泛的意义。这是伟大的地缘政治变迁的真正顶点，我们已经追溯了其进程以及他没能使之转向的激进影响。英国一旦摆脱了他造成的威胁，就迅速成为了印度次大陆的主人。在1800年前早已进行的对中国的商业渗透开始加速。尽管他们把印度尼西亚群岛交还新的荷兰王国（设计为法国在欧洲扩张的屏障），但是英国保留了新加坡岛（Singapore），使之成为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进出口中心。在西方，西班牙在1805年的海军失败，导致其放松对美洲西班牙帝国的控制，其贸易被打开，主要向英国开放。由此，拿破仑失败和英国成功的累积影响，在于摧毁重商主义旧体系的残余。贸易敌对国家以及它们的舰队和堡垒、它们的特许公司和商业独占权，被英国的“制海权”淘汰。甚至英国东印度公司也被迫在1813年向非公司商人开放印度——尽管直到1833年它保持中国贸易的独占权。对贸易扩张的最强有力的抑制——是敌对商业帝国的巨大经常性费用的代价——已经消失了。还需要考察的是私人贸易——“自由贸易”——会有多快来利用这场大变革带来的新机会。

大分流

地缘政治革命有三个主要影响。第一，通过外围世界地区的占领与定居，它打破了欧洲地理扩张的障碍。随着西北欧人口扩展，北美内陆和南太平洋不久会被兼并：它们会成为“新欧洲”。第二，在1803年后的重要阶段（当欧洲战争在短暂的休战后重启时），英国海军力量摧毁了重商主义所依赖的海军力量——西班牙、法国和荷兰舰队的联合力量——的平衡，从而拆除了把世界贸易划分成独占区的重商主义区。远程贸易的经常费用（和风险）、商业独占的借口（在过去以高昂的保护费来辩护）以及对新进入者的限制全部消失了。第三，在1757—1817年阶段性实行的（当马拉特势力被攻破）南亚剧变，给英国提供了巨额的飞来横财。通过控制印度最富裕的地区孟加拉的财政与贸易，英国一下子获得了他们需要撬开进入中国南方经济大门的杠杆。有印度作为他们船只与信贷的基地，跟亚洲与欧洲间的远程贸易相比，东亚与东南亚的区域贸易更容易接洽妥当。东亚世界的商业隔绝终于受到挑战。

然而，如果欧洲国家和欧亚大陆其他地方间的经济关系没有进一步的伟大变革，那么这种惊人的进步不大可能会产生多于临时收获的东西。对欧洲与欧亚大陆大多数地方的商业交换的巨大局限性，一直使贸易规模小得可怜。它几乎完全局限于奢侈品，数量稀少，市场狭窄。对亚洲的年出口量（詹·德·弗雷斯［Jan de Vries］如此估计）几乎装不满一艘现代集装箱船。部分的问题一直在于，欧洲人除了金银没有什么可卖给印度或中国消费者的：这就是为什么对东印度公司在广东购买茶叶的代理人来说，印度的棉布和鸦片是如此的一种恩惠。使亚洲消费者敞开大门的唯一有把握的方式，是找到普遍需要的欧洲商品，并发现广泛分销它们的途径。除非他们这么做，否则增长的贸易量和贸易额很快就会停滞：他们强行推开的大门会被更果敢的统治者关上，印度的飞来横财不久会被征服和统治的代价耗尽。

实际上，这意味着地缘政治已经使欧亚贸易成为可能，假若这个贸易要避开停滞而扩大和重组的话，就必须由技术变革来充电。在欧洲生产者能战胜他们的亚洲竞争者的历史优势之前，将会需要一个技术变革：因为在亚洲的手工业中生产成本要低得多。如果交换的程度并没有被偏僻的内陆地带的运输成本挫伤，那么亚洲（及其他地方）的交通技术需要类似的变革。最后的但并非不重要的是，不管是亚洲、非洲甚至拉丁美洲的统治者，如果要这些本地统治者在若干平等的条件下承认外国商人的利益，克服或“挫败”其对贸易的天然抵触，就需要找到计划更为长远、成本更为合理的能力。既然欧洲人迄今为止除了在公海，并没享有对其他欧亚大陆（或非洲）国家的明显军事优势，那么这也隐含着一种技术出路。

当然，我们知道，这些“出路”会找到——尽管并不是立即找到，也不是普遍成功。尽管历史学家对其开始出现的确切时间看法不一（更不用说如何出现的了），但是很明显的是，从大约1800年起，在欧洲-大西洋世界与欧亚大陆及非洲的余下大部分地区的经济轨迹之间被优雅地称为“大分流”[36]的东西开始出现。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在某些情况下要长一些），财富的不平等越来越广泛（除了在特权地区），理由似乎是欧洲经济工业化的独特能力，实现的产出增长远高于那些前工业化或非工业化经济的产出增长。欧洲人把源源不断的技术进步运用到机械化生产的第一次革新中，增加了技术变革的速度，稳步扩大了他们与非工业化竞争者之间的生产率鸿沟。为了增强使欧洲比世界其他地方富得多的影响，新工业技术带来了另外两个极其重要的益处。他们在以前似乎毫无希望的地方，为欧洲主导提供了（以相对低的成本）技术手段，并用前工业时代无法想象的规模获得优势。武器装备的进步（连发来复枪、机关枪、远程大炮、蒸汽军舰）扩展了半径距离，使欧洲的或欧洲领导的军队和海军的影响翻番。海陆机械化运输把军事力量投放到遥远的距离并且（用前工业化术语）以几乎闪电般的速度进行，它部署或调动相对少量的战士到也许相距几千英里的战斗中去。英国军队可以在南非、印度、中国甚至新西兰之间穿梭运输。蒸汽引擎的军舰和“战略”铁路，像那些在1860年以后在印度建造的，节约了需要防卫外国控制地的驻地规模。电报和海底电缆起了类似的作用，能够在几个小时而非几个星期内送达指令、发布警告、呼唤援助。信息成为欧洲军械库看不见的武器，值几千部队和几百万英镑。工业主义贡献的另一大益处也是一个速度产品。入侵者出现、匆匆而来的移民、探查出来的新商路、新港口城市异常快捷的建设——都被工业技术以各种方式加快——让欧洲进入非洲-欧亚大陆世界（从某种观点看来缓慢而犹豫不决）的扩张具有闪电般的特质。几乎没有时间反应，常常对他们的意图消息不灵，所以毫不奇怪有时欧洲人的不情不愿的主人发现难以遏制他们。

当然，如大分流思想所表示的，尽管变化的特征会是突如其来和猛烈的，但是在经济变革成形前要花几十年。无论如何，到我们的时期结束时（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的，是迥然不同于大约1750年存在的一系列经济关系。欧洲的工业化并不是一件私人事务：它根本改变了它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交换，改变了远程贸易的数量与内容，改变了全球的商品和人员流动。从中出现了一种新劳动分工，部分欧洲获得了一系列市场专门化功能，这个市场至少潜在地是全球性的。事实上，欧洲早已有一个实际上的欧亚海洋贸易独占权。当这个贸易扩大时，它的“指挥与控制”——船只所有权、保险、进出口和信贷——容易集中到欧洲人手里，并被欧洲人在商业“才智”——内行的知识——上的比较优势进一步强化。但是真正的革命在于欧洲总体上作为世界制造业的源泉的新角色，主要以机械化带来的产量的巨额增长和真实成本的急剧下降为基础。到1810年，保尔·拜奇（Paul Bairoch）估计，一个英国工人使用纺纱机每小时生产出的棉纱，是印度同行使用传统方法生产量的10—14倍，这个数字上升至生产400倍的优质棉纱。[37]既然纺织品占了非工业化经济制造业产出的巨大比例（也许80%），就容易明白为什么在几乎每一个社会里，工业欧洲成为全球最广泛消费的工业品的供应者。到19世纪中叶，这种工业先导也可能在欧洲能够提供的其他多种多样的消费品（尤其是金属制品）中看到，以及在机器制造和工业加工的巨大扩展中看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在1800年前是无法想象的，欧洲工业区域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工场、工厂和技术实验室。

这也许隐含着，但还（在1830年）几乎看不见的，是欧洲的第三个全球功能。工业欧洲（并且最重要的英国）成为世界的主要资本供应者。当积蓄达到充裕水平时，贸易与商业信贷网、工业利润以及通过构筑工业基础设施（诸如铁路和港口）来增加贸易量的收益，使之成为一个自然的发展。一旦这么做了，欧洲在远程贸易、工业生产和资本输出中的领导地位与重塑全球交换的整个模式系统地相结合，成为一种几乎无法抵挡的力量。所以似乎是，工业欧洲拥有创造一个新全球经济的变革能力，它把世界的大部分变成了原料供应者、工业品消费者和资本的借贷者。在这种大重组中，亚洲出口手工业品（最重要的是棉布）的生产者会被推到一边。确实，欧洲以外地方的未来明显会是农业的：勤劳的农民种植出口原材料，购买（例如）棉布相交换。许多种商品的商业生产——棉布、丝、茶、蔗糖、咖啡、烟草、鸦片、可可、稻米、金鸡纳树皮、黄麻、橡胶、马来树胶、棕榈油、水溶性阿拉伯胶、胡椒、香草、靛蓝、藤黄、象牙、虫胶、鸟粪、皮革、黑儿茶——大量运到欧洲加工，会成为他们的财富动力、改善的手段及社会秩序和纪律的重要刺激力。该理论是这么推理的。在1830年，这些大多还在未来。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其推进受到抵制，常常是缓慢的、不稳定的。但是牌已发出，一切已成定局。

正是“大分流”改变了欧亚最富裕社会的相对财富。但是这怎么解释？是什么让欧洲最富裕的部分远远地站到了亚洲最富裕国家的前头？西方历史学家中的最受欢迎的答案一直乞求于“工业革命”。正是某些欧洲社区的发明和应用技术的独特能力给了他们突破。作为一个简单的陈述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问题几乎立即成堆。什么使欧洲人技术上如此早熟？毕竟就发明能力而言（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常常跟在中国的后面。也不是欧洲的技术变革的体制环境比其他地方——如中国的更为有利。而且，欧洲的工业转变并不是一次“巨大轰响”的结果。英国经济的增长相对缓慢，显示了一条积聚变化之路，并不是技术彩票中累积大奖。[38]一份部分从韦伯（Weber）处得到灵感的有影响力的评论，强调无法预测的、几乎是任意的重要因素的汇合，使欧洲避免了迄今为止的收益减少和资源耗竭的铁律。构成“欧洲奇迹”的要素是独一无二的和无法复制的：国家间的竞争（允许不同政见和自由思想）；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使财产安全）；一个高效的市场经济；一个有着充足食物和燃料储备的良性自然环境；一笔能够抽取的巨额意外之财（在美洲）。[39]另一种观点急剧地改变了争论的平衡点。这里，直到1800年，在西北欧和欧亚大陆其他地方的最先进的经济之间没有什么可供选择的。欧洲优势并不在于其社会或政治结构，或甚至并不在于其科学思想的进步，相反它来源于其煤炭（地质变迁的结果）和殖民地（掠夺的果实）的天资：只有它们让其逃脱了前工业增长的不变命运。[40]第三种观点并不把欧洲的“分流”视为其特别的天资（资源、思想或体制）的结果，而是对全球力量和趋势的一种反应。从这种视角看，欧洲的工业化甚至可以被视为是一个有着独特的无意后果的防御策略。[41]

我们可能从承认在18世纪晚期欧亚大陆两个地区脱颖而出开始。一个在欧洲，当然并不是所有欧洲国家，既然大陆南部和东部的许多地方，即使用当时的标准来看也是贫穷和落后的。原始的农业技术、缺乏“改良”（像圈占和排干）、糟糕的道路或没有道路、手工业技术的缺乏、非常低的识字率、没有金融机构提供信贷或资本、个人与财产的不安全、农奴制的坚韧：在欧洲农村内陆的很大部分地区仍可以看到这些状况。最繁荣的地区可以在法国、不列颠岛、低地国家、莱茵河畔、北意大利、加泰隆尼亚（Catalonia，西班牙东北）部分、德意志南部和东部的商业城镇以及奥地利帝国找到。这些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描述的那类先进商业经济已经牢牢扎根的地方。经济发展为增长的专门化和劳动分工所推动，让生产率增长，让市场以良性循环发展。制造业技术和土地使用的增值改良指向同一个方向。还有从欧洲国家间及大陆间的贸易得来的利润也一样。尽管它们难以衡量，远程贸易的影响也许加快了向大众消费社会（通过提高对热带商品如蔗糖、咖啡和茶叶的消费）的进程，并刺激了市场、管理和商业信息的收集利用的革新进程。然而，这些有利条件也能够在中国找到（如果不是大多数，也是许多）。江南（长江三角洲）是一个大制造业地区，生产棉布“输出”到中国其他地区。有着超过3,000万的稠密人口（每平方英里1,000人）[42]不计其数的城市、稠密的水路运输网与长江中上游（一个巨大的内陆腹地）以及中国其他地方（通过大运河）联结起来，江南可与欧洲商业心脏地带相比，一个与西北欧一样富饶和丰产的市场经济的良好例证。纺织品生产也差不多，[43]尽管像蔗糖和茶叶一样的消费品的生产可能一直要高得多。技术独创性广为传播。而且，中国得益于其法律使买卖土地要比在欧洲容易得多，也得益于一个农奴制实际上消失了的劳动力市场（不像在欧洲）。在一个井井有条、治理良好的社会里，在一个有着低额税收、积极提供更好工作（通常是农业）的状态的社会里，似乎并没有明显的理由为什么不应该无限期地继续下去，用与欧洲相当的规模沿着亚当·斯密的物质进步（经济学家称为“斯密增长”）道路继续下去。在欧亚大陆其他地方，对物质进步的障碍更大。在奥斯曼帝国和伊朗，没有按照江南路线的“中心”区域出现。除了埃及（那儿，尼罗河三角洲大部分地区仍需要被排干），稠密和丰产耕作的地区是分散和稀有的。大片土地仍是安纳托利亚和伊朗游牧民的居留地。在相对严酷的环境中，人口稀疏，像世纪中叶的伊朗一样，有时遭受猛烈瓦解的影响。除了在海洋区域，大宗商品的运输是极为艰难的，这有助于保护当地制造商免遭外来竞争。但是，到18世纪中叶，欧洲的接近早已开始推动奥斯曼帝国用农业商品交换进口制造品。[44]伊朗的丝绸出口已经消失：它极少出口商品，更不用说工业品。[45]在印度的情况则不同。印度的制造业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也许18世纪60%全球制造业出口品是印度——世界的纺织品工场——生产的。在当时的欧洲，印度平纹细布和印度棉布作为奢侈品需求巨大，而其廉价棉布则转销西非换取奴隶。[46]18世纪早期印度棉花“完全控制了”西非市场。古吉拉特（Gujarat）、马拉巴尔（Malabar）、科罗曼德（Coromandel）和孟加拉是有着强烈国际纽带的商业地区。可耕地充裕，但是，与中国和欧洲不同，建立一个大一统经济的范围是极度有限的。在次大陆的很多地方，内陆交通受制于缺少能通航的水道。在北印度的商路被莫卧儿帝国的衰落严重干扰。当然，贸易和商人生存下来了，并且可能甚至繁荣了，但是政治权力的不稳定地理——各地精英的要求和保护多变——阻碍了一个稳定“中心”的出现。[47]技术的扩散——在技术进步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受制于一个以职业为基础的种姓等级制度。一个无情的生态阻挡长期投资，一般从1750年开始的政治动荡也一样。也可能真实的是在农民和织工层面的印度社会太难驾驭、太流动，以至于不能接受施加给例如英国工厂工人的“劳工纪律”。

问题就是：江南（及中国）为什么没有能敌过欧洲的经济扩张、没有能抑制欧洲中心的世界经济的出现？我们的最好答案是它不能越过前工业增长的经典束缚。[48]到18世纪晚期，它面临食物、燃料和原材料价格的急剧上涨。日益增长的人口和扩大的产出竞争着或多或少固定的土地生产。对食物的需要压制了原棉生产的增长，在1750—1800年期间，长江三角洲原棉价格可能翻了一番。[49]对燃料的需求（以木材的形式）带来了砍伐森林和环境退化。逃脱这个陷阱的道路只存在于理论中。江南本应该从更远的地方获取材料供应，它本应该用机械化降低生产成本、扩大市场以及供应资源，它本应该转向煤炭来满足燃料的需求。实际上，它几乎没有机会按照这样的路线变革。它面临内陆中心的竞争，那儿的食物和原材料更廉价，它也能够利用中国发达的水路运输系统。中国商业经济的完美让有同样技术水平的新生产者进入市场相对容易。在这些条件下，机械化——即使技术上实用的——可能被扼杀在萌芽状态。而且，尽管中国有煤炭，但却远离江南，并不能廉价地运到那儿。由此，总体上对中国来说，走工业“阳关道”的刺激力和途径不足或不存在。

欧洲最发达的地区并没有面临这些约束。即使我们排除讨论颇多的问题，关于是否商业体制、信贷与资本的供应以及有用知识的扩散比在中国组织得更有效（使技术进步更可能发生），似乎明显的是，对食物、燃料和原材料的上涨的需求更容易满足。欧洲的“资源边疆”还没有被关闭。有新的土地供应（例如在俄国南部），新的农业改良提高了现有农场的生产率。在对燃料需求最旺盛的地方，有丰裕的可用煤炭供应来满足需要。欧洲也享有殖民地贸易的额外益处，其利润部分地依赖于奴隶劳动力的果实。它有其“自由”土地的意外之财，尤其是在北美洲。两者可能都为逃脱江南的命运做出了贡献（尽管不是决定性的）。总体结果是欧洲“中心”有着更多时间利用技术进步的机会，以及一个更好的机会来使技术跃进，利用依赖煤炭的蒸汽力。

如证据所显示的，如果这种分流的方式从1800年左右就已经开始出现，那么一场伟大的革命确实在形成中。故事实际上更为戏剧性。欧洲的部分国家经历了增强版的经济变革，这就是在英国，其经济轨道比欧洲大陆相对繁荣地区的要陡得多。这里，三个特点至关重要。第一，在1760年以后的80年里，就业率有一个从农业到制造业的巨大转移。在这个时期开始时，工业雇用大约24%的男性劳动力；到1840年，数字是47%。这种没有抬高农业产品成本的重新部署，是工业扩张的一个重要条件。相反，1760年，一个农业工人能养活一个工厂工人，而80年后，他能养活近3个人。[50]第二，尽管工业劳动力的大幅增长而非任何总体生产率的任何急剧上升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显著特征，但是纺织生产，尤其是棉纺织生产的巨大集中同样是其显著特征。生产率增长高度集中在纺织业。利用阿克莱特（Arkwright）的“水力纺纱机”（roller，1769年）和克隆普顿（Brompton）的“骡机”（Mule，1779年）的机器帮助的生产，采用水力，生产出比旧的手工纺纱机更为廉价、更牢固、更优质的纱线，[51]工厂逐渐从使用熟练工人到使用非熟练工人。纱线出口，但它也是生产棉布的原材料，而且成本降低了。到1801年，仅棉纺织品就占英国出口的几乎40%；30年后，超过了50%。这在国外开拓了一个巨大的新市场。

第三，英国开创了在工业规模上使用蒸汽力和煤炭。当然，蒸汽能源的原理早就为人所知，自从18世纪初起，蒸汽发动机就一直在使用着，但是整体笨重、耗煤量大。直到1775年波尔顿（Boulton）和瓦特（Watt）制作他们的模型时，一种更高效率的蒸汽机形式才出现。蒸汽力和煤炭形成了一种重要的合作关系。蒸汽机从矿井里抽出水，没有它们，英国的煤炭生产会停留在1700年的水平上。[52]有了它们，到1800年煤炭生产增加到年产1100万吨——相当于使用英国半壁江山面积年产的木材。蒸汽释放了英国的燃料束缚，它（如我们看到的）已经折磨了中国，蒸汽打开了需要大量能源的工业生产道路。煤炭与焦炭是增加生铁供应的必不可少的手段，生铁在1788—1806年间增长了三成以上。[53]蒸汽与生铁一道比木材能生产更耐用的工具、人工制品和机器。它们帮助创立了一种新“机械文化”，其增值进步帮助改变了1800年后的物质世界。到18世纪90年代，蒸汽力也应用到纺织业、应用到纺纱，有助于进一步降低成本。到19世纪20年代，它开始应用到水陆运输中去——一种不久就给予了其使用者巨大的商业优势和战略优势的革新。

蒸汽力和煤炭的这些收益意味着英国经济能力的异常增长，它超越了欧亚大陆任何竞争者的增长。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甚至到1830年，这些收益中的多数还有待实现。以蒸汽和煤炭为基础的经济的优越性只有到19世纪50年代可能才变得普遍。[54]但是，早在1830年以前，英国工业化的第一大阶段早已改变了欧亚间最重要的商业关系。欧洲对印度棉布的永不满足的胃口以及印度棉布在其他第三市场的竞争力，从17世纪开始一直是东西方贸易的中心事实。但是，到1800年，英国制造商已经在国内自己的市场上大体取代了印度商品，在白棉布的出口上超过了印度，不久他们把他们的廉价商品卖到国外其他市场上。更惊人的是，到1817年，印度织工以日益增长的规模进口英国制造的棉纱。到19世纪20年代，印度已经成为棉纱净进口国。[55]随着1830年后动力织布机的到来，英国的棉纱优势扩展到棉布。到19世纪30年代中叶，棉纱占了英国向印度出口商品的一半以上，印度已经成为英国棉纱制品的第二大市场。[56]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逆转。通过摧毁印度在世界纺织品市场中的长期优势，英国就能把它们的贸易推进到能够撬开大门的亚洲任何市场。印度的大门是被英国帝国主义的力量打开的，还需要看这种力量是否也能用在其他市场上。

在殖民化北美洲、在扩展奴隶贸易以及确认欧洲对印度的控制中，起着最积极作用的欧洲国家，也应该充当工业化的先锋也许并不仅仅是巧合。在18世纪，英国人已经能够以空前规模扩展其海外贸易——多达5倍。[57]对加勒比蔗糖的旺盛需求，使得西印度群岛成了英国制造业的越来越重要的消费者，成了北美殖民地其他商品的越来越重要的消费者。美洲收入也花在英国，加大了大西洋贸易量。在1700—1774年期间，英国向美洲和非洲的出口额增长了九成，超过了出口到欧洲大陆的商品价值。[58]加勒比也是——并且臭名昭著的——一个巨大的奴隶劳动力市场，在其18世纪80年代的顶峰时期，也许英国棉织品出口的1/4是送到非洲换取奴隶的。[59]所有这些的重要性，部分地在于它给予英国信贷与金融网络的刺激，特别是利物浦（Liverpool）已经成为美洲和西非贸易的主要港口。它创造了一个新贸易增长的现成网络，这个网络以工业进程为基础：首先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原棉供应，接着棉制品分销到固定下来的市场。没有障碍或瓶颈阻止新出口工业品的迅速扩展，或阻碍它们需要的进口原材料的供应。甚至工业革命前，英国对外贸易的绝对规模有着其他重要后果。没有哪一个欧洲政府更关注贸易和制造业的需求，对捍卫反对信用失败的金融体系的必要性更敏感，或更愿意为商业利益而动用海军力量。除了荷兰之外，没有其他国家的统治阶级如此深入地卷入商业投资，或者如此依赖商业扩张的收入。最后，还有印度的关系。

早先，我们看到可能用来解释欧洲工业转型的一种有趣的可能性，即其根源在于对亚洲制造业出口在全球优势的防御性反应。到1700年，印度印花棉布和白棉布早已畅销于英国消费者中。1708年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说：“我们看到我们的上流人士身披印度披肩。”[60]英国曾多次禁止从印度进口印花棉布以保护毛纺织业，但是对棉布的需求永不满足。作为扩大国产商品市场的努力，英国的棉织业开始进口印度白布进行染色设计。这是“东印度贸易的产儿”，[61]其产品取的是印度名字。[62]1770年后，纺纱的新机器使得兰开夏的白棉布和平纹细布有了竞争力。“他们（纺织厂主）的目标，”塞缪尔·奥尔诺（Samuel Oldknow）（平纹细布的顶尖制造商）的伦敦代理人告诉政府调查员，“是……建立英国制造业，在某些方面应该能与孟加拉的产品相匹敌。”[63]但是英国征服印度（尤其是孟加拉）的结果之一，是东印度公司进口棉布的大量泛滥，降低了价格，使国内的新兴工业面临着被摧毁的威胁。[64]印度（以及苏格兰廉价劳动力）的竞争，奥尔诺自传说，给了“采用工厂制度一个更强大的推动，不仅仅在纺纱和终端加工方面，而且在织布方面”。[65]为了排挤印度商品，关税大大提高，从18世纪90年代的三成上升到1802—1819年的九成：[66]当然，1802年后，印度进口商品急剧下降。由此，模仿、保护和机械化被迫一起前进，成为欧洲渗透亚洲市场的急先锋。尽管为英国出口品强制打开大门，但是假如无力排除竞争的印度商品，那也可能会是一个不同的故事。

文化的较量

领土征服和工业技术是欧洲对欧亚大陆其他地方新自信的最明显特征。但是，新的不均衡还有着第三个方面。就是在这个阶段欧洲人首次宣称，他们的文明和文化优于所有其他的——不是理论上（那是旧帽子）而是思想上和物质上。这种宣称真实与否我们不必较真，更重要的是欧洲人愿意装得像真的一样。这在他们急于汇集和分类他们从世界其他部分点点滴滴搜集来的知识中表现出来，在他们把这种知识装入以他们为中心的思想结构的自信中表现出来。在对非欧洲的欧亚大陆的实体支配之前，就先有一个思想上的侵略。这在我们阶段的末尾（如果我们把法国入侵包括在内的话早一些）像“塑造了”“新大陆”一样“重塑”亚非部分的野心中表达出来。并且这最终依靠异乎寻常的信念，即只有欧洲会穿越历史前进，把世界其他部分留在“停滞状态”，等待欧洲的普罗米修斯的触摸。我们随后将更仔细地考察这个“思想革命”。但是，在欧亚大陆其他部分正在发生什么事？

18世纪50年代和19世纪20年代之间，中国的文化方向没有大变化，中国在更大的世界中的地位没有大起大落，当然没有对文化历史的拒绝。也没有为什么应该有这些的任何理由。这是一个富裕的、成功的和成熟的儒雅社会。[67]乾隆统治（1735—1796）是一个政治稳定、繁荣及（在中国本身）和平的统治。用当时的口号，它是“盛世”（Flourishing Age）。他们对动荡大草原的最后胜利——对内亚的征服使清朝的成就圆满，它平定、统一、巩固和保卫中国领土。异族入侵使王朝崩溃的永久威胁——在中国大一统的漫长历史中重要的不变的事情——终于被解除了：如果需要的话，在中国最重要的地方确认了中国的文化和技术优势。毕竟它是一场胜利，它在地理规模和地缘政治重要性上（若非经济价值）与欧洲在美洲的胜利相匹敌。

当然有社会和文化压力。对缅甸（Burma）和越南（Vietnam）的军事失利，增长的官僚腐败现象，像白莲教（White Lotus）起义的大众动乱，所有都暗示了帝国衰落的开始，“天命”的逐渐衰败，天命应该是王朝合法性的基础。[68]但是儒家传统仍然空前强大。其中心思想浸透着孔子的家长主义和等级制度思想，即在官僚士大夫统治下社会幸福最大化。带着道家因素（这教导简单的物质需求和与自然的和谐）的儒家思想，并没有面对重大的思想挑战。宗教在中国起着非常不同于其欧洲伙伴的宗教的作用。尽管“纯”道家有着某些思想影响，其神秘的信仰吸引着大众追随，但是，它没有公共地位，被儒家官僚怀疑，传道者的信仰为官方所不齿。[69]佛教主要在西藏和蒙古受到追捧。皇帝小心翼翼地表示尊敬它，作为对佛教徒精英增补到他们的统治体系中去的让步。在中国本土，它是边缘化的。和尚与道士一样，被视为分裂性的和讨厌的。[70]

由此士大夫官僚以及从中招徕官僚的受教育的绅士阶级，没有面临有组织的僧侣的竞争。社会精英内部也没有狂热的宗教殉难者的挑战。官僚古典思想也没有受到新形式的“科学”知识的威胁。原因是什么？历史学家争论不休，也许早在1400年，科学实验的传统消失了。部分理由也许在于儒家“天国立法者”——指定自然法则的一位神——思想的显著缺失。[71]在欧洲，信仰这样一个上帝的神、寻求“他的”目的和伟大设计，一直是（也许就是）科学研究的一个核心动机。但是，中国没有宇宙是由能够被验证的自然法则体系支配的根本假设。甚至18世纪的考据运动（乾嘉学派）也拒绝“合法的、始终如一的、数学上可预见的宇宙的观念”，考据运动强调收集广泛的科学和技术领域的经验数据。[72]因此，它应该被视为“古典”考据老传统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对其假设的攻击。

所有这些并不是说中国缺乏学术辩论。文人学者精英以著书立说安身立命，官僚体系依赖于对大量奏章、呈文和密折的批复、传达和存档运行。士大夫就公众事务撰写策论，吸引权贵的庇荫以求飞黄腾达。在富饶和城镇化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儒家学者群集，这里长期被视为反清意识的一个温床。从这里发出了批评皇帝在18世纪50年代征服突厥斯坦的昂贵战役的声音。但是，争论受到中国政治体系本质的约束。不像欧洲，清朝在政治棋盘上没有“自由空间”可以让不同政见的文人指望找到避难所。公开反对皇帝权威是危险的，一位被怀疑激发动乱的文人得不到赦免。[73]毕竟这是满洲统治，军政大权被小心翼翼地留给满洲的少数民族。满洲人居住在城市里的特别部分；不鼓励他们与汉族人相互通婚；做出积极努力来保留他们的语言和文学。18世纪中叶，帝国的伟大胜利用来增强王朝体制的“满洲性”。他的辽阔内亚领土使得皇帝不只是一个儒家统治者：他宣称现在是一个宇宙君主。[74]结果可能会是强化儒家文化的保守主义。不管他们抱怨什么，对经典传统的标准承受者士大夫来说，清朝似乎是比以前的任何朝代都更安全。“高水平均衡陷阱”（事情太完美了不值得变革）有着其文化伙伴，它如此貌似有理地解释了经济生活的技术保守主义。并没有排除外在影响。但是，如宫廷的耶稣会地图绘制者的例子一样，他们被干净利落地改造为单一中心的世界观。耶稣会地图的官方版本抹去了经度线和纬度线，保留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形象。[75]1800年后，欧洲地理的官方知识仍是出奇地不精确。[76]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悖论，在欧洲人大量抵达东亚海岸的前夕，中国知识界找不到什么理由用自己的文化影响外部世界，或预测其对自己的道德世界的影响。当1793年马嘎尔尼（Macartney）爵士访问中国，希望劝说乾隆皇帝建立与英国的外交关系时，这位皇帝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的建议。希望以英国的独创性给宫廷留下深刻印象，他带来的礼物和小玩意儿被当作奇技淫巧。皇帝对乔治三世的回信称：“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77]

1750年后，伊斯兰世界没有多少文化自信的理由。政治上，伊斯兰似乎处于围攻中。奥斯曼帝国和伊朗帝国都遭到军事失败和领土损失，主要败在俄国手里。埃及在1798年被法国占领，直到法国人被英国人赶出去。莫卧儿帝国在1760年后成为一个空壳，穆斯林孟加拉成为一个英国省份，穆斯林统治的迈索尔在1799年被英国摧毁。在中亚，中国的统治注意着在新疆的穆斯林。在东南亚，1811年英国入侵爪哇（Java），为后来荷兰重新确立对爪哇内陆的穆斯林国家的殖民权力铺平了道路。伊斯兰世界似乎在欧亚大陆两端承受着帝国主义的冲击。

最伟大的伊斯兰国家也最多地暴露于欧洲帝国缔造、商业扩张和文化影响中。奥斯曼官员和乌拉马——包括伊玛目或祈祷领导人以及伊斯兰法和神学的博学解释者的学者阶级——被1768—1774年的俄土战争的失败所揭示的帝国崩溃迹象震惊。[78]如军械师杜托特男爵（Baron Du Tott，有趣的《回忆录》的作者）的欧洲专家，早已被雇用来加强奥斯曼的防御，并用欧洲方法指导军队。奥斯曼学者开始更多地注意欧洲政治和欧洲国家的军事资源，欧洲有些地理和军事书籍被翻译过来。出现了一小批穆斯林旅行家，其中有些人为奥斯曼政府写下旅行记录，也不知道这产生了多大影响。极少穆斯林学者熟悉欧洲语言——也许在18世纪前一个也没有。[79]几乎没有最新的有关欧洲事务的知识。[80]事实上，18世纪晚期的奥斯曼穆斯林的文化生活，似乎大体上没有受西方当时动乱的影响。经典伊斯兰的思想遗产仍是极为强大的，并且仍然是知识阶级、神学和法律的中心议题。这对知识文化来说尤其如此，并且也反映在建筑和设计的本地主题的继续上。[81]

这会被贬低为一种“衰退”的迹象：曾经充满生机的传统回应欧洲入侵引起的思想挑战的失败。这会是一个肤浅评判，欧洲地缘政治的攻击是突如其来充满暴力的。但是，欧洲“威胁”的更深本质只是初露端倪，其“意义”几乎不能被同时代欧洲“内中人”把握，更不用说从外面凝视的穆斯林观察员了。历史学家有着后见之明的益处，常常抱怨奥斯曼帝国与其他穆斯林社会一样，非常缓慢地采用欧洲对手的文化模式：民族国家的外观和精神实质；自由主义伦理；一个工业化经济的“技术主义的”精神。事实上，欣然接受这样的教条——在欧洲人中深深地争论不休的——本来会打击穆斯林思想家，不仅仅是在黑暗中乱蹦，而是作为必定的自毁之路，从内部崩溃会加快毁灭的进程。似乎更明智的是继续存在已久的做法，点点滴滴从欧洲专家借用，让外国的技术适用于奥斯曼或伊朗的需要——如萨非或莫卧儿统治者曾经做的那样。

容易明白为什么应该是这样的，伊斯兰有着显著的世界主义文化生活（在奥斯曼帝国以及以外）。一个有教养的人可能在巴尔干和孟加拉之间的任何地方创业。出生在波斯湾口舒斯特（Shustar）的历史学家阿卜杜勒·莱兑弗（‘Abd al-Latif，1758—1806），师从伊朗学者获得其学问，但是对进步的渴望把他带到印度，他的哥哥早就是阿瓦德的一个医生了。他成了海德拉巴统治者驻加尔各答公司政府的代理人，他的印度史观是伊斯兰的并不是“印度的”。[82]对伊斯兰知识界来说，一个奥斯曼、伊朗或莫卧儿“祖国”的领土爱国主义概念是极为异己的，民族国家作为忠诚的唯一焦点简直是毫无意义的。在奥斯曼帝国，穆斯林（与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一样）从经典和宗教获得认同，并不从语言或民族概念获得认同。[83]在一个混合帝国里，穆斯林作为其战士、官员、律师和地主享有头等地位。一个穆斯林民族国家，一块只有或主要由奥斯曼穆斯林继承的领土，会意味着帝国的末日——确实，只有随着1918年帝国结束，这才成为可能。文化守护人也不同情旨在增加统治者权力的强国思想。在一个伊斯兰政体中，在乌拉马的法律阐述者角色与统治者施行和维护它的职责中一直有一种紧张。改变了统治者权重方向的“改革”注定会受到怀疑。从这个观点来看，新军（nizam-I jaded）——苏丹谢里姆三世（Selim III，1789—1807年在位）按欧洲模式创造的“新军”——看起来更像反对国内反对者而不是反对外部侵略者的武器。由首席乌拉马（sheikh ul-Islam）谴责苏丹的新军颁发的判决（fetwa，伊斯兰教裁判所的判决），是谢里姆三世1807年被推翻的信号。在伊朗，乌拉马回顾他们在萨非帝国（1501—1722）的法律主导地位，把大约1790年后的卡扎尔王朝视为非法的暴发户，这种情绪仍然很强大。[84]也建立了一支新军的王储阿巴斯·米尔札（Abbas Mirza）被迫秘密学习军事操练。他的乌拉马反对派说，他不适合继承王位，“因为他已经成为一个外国人［也就是说，法兰克人或基督教徒］并穿着外国的靴子”。[85]

即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了欧洲“分流”的本质，“改革家”精英已经施加了更多的影响，但是，根本的变革仍有着多重障碍。没有可以动员的世俗“公共舆论”支持。知识与文化广泛分散在不计其数的穆斯林学校（传授伊斯兰教义及戒律的寺院建筑）里，这里仅供学者们聚会研讨。除学者阶级外，其他人识字水平很低。在18世纪20年代，出版社（阿拉伯文）被引进到奥斯曼帝国，但旋即遭到镇压，直到18世纪80年代为止。直到1828年才刊行了帝国的第一张报纸，它在那时的自治附属国首都开罗出版。因为极少穆斯林在欧洲旅行过或掌握欧洲语言，所以奥斯曼和伊朗统治者常常依赖他们的基督教少数民族希腊人或亚美尼亚人（Armenian）代理来与欧洲国家打交道。由于这些社区似乎更得益于欧洲影响及更广泛使用欧洲方法，所以这些代理人的忠诚不可能不受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对时事惊恐的穆斯林更乐意在伊斯兰传统内部寻找出路。那些前去朝圣者（到麦加的朝圣）回家敦促更严格认定其地方性，或分发他们遇到的学者的著作。[86]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Wahhabi）运动（其追随者在1803—1805年占领了麦加和麦地那），是一种狂热拒绝所有非《古兰经》影响的运动，它视改革为腐败与邪恶之源。瓦哈比运动的追随者活跃在远至爪哇的地方。有着神秘的礼仪、守护神徒、遗物和护身符/咒语的苏非派信徒（Sufi），是大众宗教的主要表达。尽管他们受到乌拉马精英的嫉妒，但是作为大众不满变化方向的潜在载体不能忽视他们。[87]甚至对于穆斯林败于欧洲之手的圆滑观察员，像18世纪晚期印度的学院派历史学家一样，大体上把它解释为腐败统治者的道德的滑坡，但是恢复一个基于伊斯兰教法的时代仍是他们的共同理想。[88]这无助于穆斯林在入侵的打击中体验欧洲的方法。奥斯曼埃及晚期的大历史学家杰巴尔迪（al-Jabarti，1753/4—1825）对法国占领体制的速度和效率印象深刻，但反抗其残酷和无神论。他写道，它“建立了……一个无神的基础，一个不公正的堡垒和罪恶革新的所有方式”。[89]愤怒而非好奇成为主导情感。

当然，我们不应该完全低估穆斯林社会重组他们的防卫以抵抗欧洲入侵或采用新思想的能力。1826年，在希腊反抗的高峰，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Mahmud II）清算了传统部队禁卫军，它与乌拉马的联盟摧毁了他的前任。在大多数高级乌拉马的默许而非祝福下，随后开始一系列的改革，包括禁止包头巾、赞同土耳其毡帽。但是，在1840年前，在文化和思想变革背后的动力相对弱小——也许因为滞后，看到了欧洲现在造成的激烈挑战。我们也不应该想象伊斯兰自身处于普遍引退中。例如，在西非，18世纪晚期是一个巨大推进的时代，穆斯林战士和苏非兄弟扩展了统治与宗教的边疆，时机至关重要。在1786—1817年间，当奥斯曼·丹·弗迪奥（Uthman dan Fodio）缔造他的圣战国家索科托（Sokoto，在现代尼日利亚）时，他和他在苏丹西部（今天的马里）的对手伙伴构筑了一道屏障，抵制不久将到达的基督教传教士，以及随后的西方殖民主义。[90]

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文化界，尽管有差异却有着几个共同点。它们不是静止的或“衰退的”：学者们争论，建筑师设计，艺术家绘画，诗人写作，城里人寻欢作乐，学生寻求知识，律师与医生受到训练，富人盼望奢侈消费品。社会或经济命运的改变激起了道德或宗教焦虑，神启或千年预言挑战思想正统。苏非主义、瓦哈比运动或白莲教运动兴旺的世界并不是停滞不前的。但是三个重要的不变事物似乎构成了这个场景。第一，在伊斯兰世界和中国，古典文字的文明占优势，与他们的审美和伦理箴言相一致仍是文化生活的基础。解释天人感应是思想独创性的真正检验。第二，在他们两者中，文化和思想权威集中于识字精英中，他们的特权地位是由政治权力有效确认的。公开的思想或宗教不同政见者相对有限。第三，除了极少例外，两者都对欧洲（及相互）大体上无动于衷，并不怎么对欧亚大陆外的外围世界感兴趣。

不应该过于夸大欧洲特殊性，欧洲人也是文化内向的、埋头于他们自己的宗教和思想问题。他们大多还受宗教信仰的奴役，强烈不容忍其他人的信仰。宗教组织（教会）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并控制了教育。教会和国家像连体双胞胎。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似乎非常明显，两者谁也离不开谁。神的贵族精英与世俗贵族共同统治，君主因神的加冕而合法化。科学与宗教还不是到20世纪时的你死我活的敌人。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的物理学横扫思想界，他认为自然世界是由上帝控制的，上帝的干预校正了自然的不完美。对大多数欧洲思想家来说，自然秩序是固定的：适应（在查尔斯·达尔文的意义上）是不可想象的或不需要的。对社会经济体制也差不多。技术和工业变革的影响只在启蒙运动的伟大头脑中模糊可见。如相信进步进程一样，他们倾向于相信进步与衰退的循环进程。毕竟他们生活在一个农奴制仍然流行于欧洲不少地区的世界，生活在一个严格限制政治权力的世界，生活在一个最富裕的国家是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最热切实施者的世界。

无论如何，到18世纪50年代，欧洲开始一条与欧亚大陆其他地方迥然不同的文化道路。在思想精英中，宗教怀疑可以公开说出来。皮埃尔·贝勒（Pierre Bayle，1647—1706）的“腐蚀性怀疑论”[91]和大卫·休谟（David Hume）论及的基督教信仰奇迹的揶揄对大众态度的影响甚小。信奉基督教（有着各式各样的形式）仍是社会认可的条件，但是，宗教信仰逐渐成为一种观点，通过论争维持，而非用规则来实施。1750年以后，大量出版物揭示了教会人士对不信奉挑战的严重关注。仅在法国，一年内（1770）就出版了90本书来捍卫基督教。[92]

这种对怀疑论的宽容反映了文化思想的深刻变化。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e Understanding，1690）在西欧的巨大思想影响，标志其个人主义心理和哲学的诉求。洛克极好地否决了人类通过上帝灌输的“与生俱来的思想”理解自然世界的观念，反之，人类依赖“感觉印象”来建构世界形象，依赖理性来把它们的印象整理成前后一致的模式。[93]人类的责任，洛克说，在于不同意与理性和经验相矛盾的真理——一种教育应该培养的思想习惯。[94]他们不应该相信过去传下来的信仰，他们能够经由经验与实验发现新的真理。洛克相信“理性和常规实验”的价值，这个他贡献了毕生大部分时间的思维活动的方法。到18世纪中叶，这种方法成为欧洲文化的中心活动。仔细观察自然世界来实验验证“自然法则”成为文化人的一种思维习惯和时尚习惯。这并不是说宗教的创世说已经失去了全部力量，许多科学研究是预言神圣的创造者角色和阐明上帝计划的需要。但是即使创世者的理论也需要持续不断地更新以便与观察的结果相一致。“古典”知识的似神谕的地位被永远地摧毁。

对怀疑论和实验，我们能够加上第三个特点：欧洲对待时间与空间的态度。自中世纪晚期起，对世界其余地方的强烈好奇一直是欧洲文化的良好传统。这可能源于欧洲位于世界的边缘而非中心的普遍感觉。1400年以后的远洋航行以及由此产生的报告，促进了反映这种好奇心的文献的巨大增长。商人和拓殖者的实际利益壮大了对地理数据的需求，而商业争议（例如，对金银出口知识的争议）给了亚非贸易主题价值的确凿信息。地图与地图制作在思想上、商业上以及战略上日益重要。到18世纪中叶，系统收集地理知识是欧洲思想的主要事务，仔细观察人文和自然现象的“科学”旅行获得了巨大声誉。由库克的南太平洋报告引起的轰动，促进内陆探险的非洲研究院（African Institution，1788年）的成立，拿破仑“描述埃及”项目的宏大规模（1798年），以及冯·洪堡（von Humboldt）对其南美旅行（1799—1804）描述的思想影响，展示了一个“全球”世界形成图景如何深深地植根于欧洲的想象力中。正如我们行将看到的，这种空间的迷恋可能有助于产生一种新的时间观。

由此，到18世纪中叶，在欧洲文化和欧亚大陆其他大部分地区的一个“大分流”在形成中。常常被称作欧洲的“启蒙运动”的，是一场一直追根溯源到17世纪的思想运动。[95]其重要特征是“古典”知识学术垄断地位的逐渐崩溃，“古典”知识在伊斯兰世界和儒家文化中仍然保持着如此巨大的力量。为什么这应该在欧洲发生是一个千头万绪的历史之谜。欧洲分化为主权国家、本国语言印刷品的增多、持久的宗教分裂、欧洲文艺复兴的“迟”到以及“识字公众”的增长（其自身部分地也是宗教论争的产物）也许创造了一种环境，一种统一知识精英的思想主导成为可能的环境。对此，我们可能要加上欧洲历史中的其他大差异。欧洲人独自获得了一块“新大陆”，这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欧洲经济发展的方向仍是有争议的。但是美洲对欧洲思想的影响决非夸大其词，它们提供了一种巨大的思想挑战，这并不仅仅是获得和组织大量知识作为商业和统治前提的事。正是在美洲，欧洲人发现了他们对其他社会实施激进变革的能力——通过奴役、征收、改变信仰、移民及经济剥削。正是在美洲，他们看到了一种文化或民族能够对另一种文化或民族的毁灭性影响——在欧亚大陆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一种影响。毕竟正是在美洲，他们发现那里的民族生活在似乎更早的时代，遵循着一种据猜测可能曾经在欧洲流行的生活模式。洛克说：“起初，所有世界都是美洲。”[96]结果是对历史的向后追溯（远远超过对《圣经·创世记》的限度）和新的探索研究模式：欧洲社会应该也经历过这样的形态，并且达到当今形式的阶段。[97]

美洲彻底改变了欧洲人的时间感。它鼓励了欧洲人设计一种历史框架，以便把世界其他地方的国家和人民放进去。它有助于提倡一种假设的进步史，其中欧洲已经到达了最高阶段。在18世纪下半叶，这种欧洲在全球秩序中的首要地位的意识，受到了三种影响超凡的思想的强化。第一是商业美德作为文明的代理人，对此休谟和苏格兰启蒙运动坚持不懈。[98]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把商业自由作为物质进步的必由之路，把自由贸易思想作为全球和谐手段，这些思想被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论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1798）采用。[99]争论（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贸易者）欧洲应该领导其余世界进入普遍自由贸易，把世界自身视为一个巨大的单一市场，这只是小小的一步。第二是启蒙运动思想家展示的异乎寻常的信心，即人类机构甚至人类行为能够按“理性”路线重建。没有人比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走得更远，他的功利主义的公式（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提供了一种衡量标准，可以依此标准检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法律与机构。[100]运用这个公式，开明的立法者（来自欧洲）能比愚昧的当地人起草更好的法律，当地人陷于迷信和古老偏见的困境中。对他的追随者詹姆士·穆勒（James Mill）来说，印度历史揭示了“印度人的举止、机构和成就已经停滞了许多年”（他认为从约公元前300年起），[101]他把这种野蛮控告扩展到中国。[102]欧洲的普罗米修斯触摸提供了进步的唯一希望。第三点同样令人吃惊。到世纪末，人们日益坚信，在全世界传播他们的福音是欧洲社会的紧迫责任。特别有意义的是福音运动的力量在新教英国，这个欧洲海洋国家中最富庶最强大的国家，到1815年是整个南亚的海军强国。

由此，在18世纪下半叶，人们对欧洲在世界上的地位新的和值得关注的观点具体化了。作为均衡时代特征的欧洲文明的局限与特异感，已经被欧洲信仰与体制有着普遍效用的信念所代替。这种自信从领土、贸易和影响的扩展中汲取力量，它们在印度的征服中惊人地体现出来。它在于坚信欧洲思想已经解释了历史阶段，并且欧洲科学能够提供——系统地——整体理解全球需要的所有数据。对于全球优势的新意识至关重要的因素现在已经聚集起来。

透视

现在，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估量欧亚大陆革命。我们可以看到它开启了国家关系的大重组，它最终导向帝国时代，一个日不落的时代，一个显然天下无敌的欧洲霸权时代，这个时代到1830年还没有出现。但是欧洲人与新欧洲人建立的巨大的新桥头堡以及他们的战斗与征服的出乎意料的模式，早已结出了两个重要果实。第一个是北美洲内陆腹地的爆炸式开放，它们被（新）欧洲人及奴隶迅速占领，这到19世纪中叶带来了欧洲经济的巨大发展。第二个源自与欧洲战争和南亚战争结果的密切关联。其影响动摇了老商业帝国体制，这种体制抬高了成本、削平了欧亚贸易的增长。一旦英国掌握了到印度、东南亚和中国的海上商路，结束了印度洋的长期海上纷争阶段，一大批野心勃勃的人便会在促进苏伊士以东世界的商业、基督教和殖民中碰运气。“自由贸易”的时代行将开始。

部分原因是欧洲经济，尤其是英国经济的神秘活力，由此给予他们商业和技术优势。在他们的出口市场上，然后在他们的大门口（当英国在印度出售棉纱时）取代亚洲生产者，把以前的制造业对手推向原材料供应者的卑微地位——尽管并不是马上并且从来不是完全地取代。技术变革，尤其是在蒸汽动力和高能源生产中的技术变革开始赋予了一整套的优势：容易进入内陆腹地（剥夺了非滨海国家旧有的安全）；移动的速度（尤其是军队）；以及传输信息。到19世纪40年代，没有一个缺乏这种新通信技术的国家能指望跟得上拥有这些技术的国家远程行使权力。结果是它们处于长期的守势：战略上包围它们，犹如新的商业模式早已开始在经济上打击它们。

确实，正在进行的转变几乎可以便捷地归纳为：欧洲逐渐地占有了想象中的“中心地位”，世界其余地方在外交和商业的刺激下，以简便的形式塑造成新的“中心”。国际交流（商品、思想和人民）的高速通道落入欧洲代理人的监督下——如英国海军。在这最后一部分，我们看到这种处于世界中心的陶醉感——文化能量的主要源泉、知识的司令部、世界贸易的集散中心以及（对福音主义者来说）真理的储藏处——到世纪末怎样成为欧洲思想中几乎是一种假定的事实。甚至中国也不能再保持其神秘感，“中华帝国，”马嘎尔尼爵士在1794年失败的使命结束时写道，“是一艘破旧的一流战舰，一个个幸运、能干、警惕的军官继承人在过去的150年里努力使之漂浮在海上，仅仅凭其庞大和外表吓唬其邻居。”但是，随着才干稍逊者掌舵，其命运会是被吹到海岸撞得粉碎。[103]

欧亚大陆平衡的这种巨变——从此世界的巨变——如何来解释？是不是某些中心要素决定了欧亚大陆西部（及其北美洲附属地）和“世界岛”其他部分的命运？一个貌似有理的证据似乎是把贸易增长视为关键因素。并不仅仅是远程贸易，而且由于劳动分工、专业化和市场的拓宽，及跨越18世纪欧亚大陆的商业活动的增长。商业化是一种政治和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经济现象。它动摇旧的习惯、提倡新的趣味、创造新的不满、剥夺老统治者的权力、提升新的集团，它拉伸和收紧社会结构。最重要地，也许在最富裕的国家里它是惊恐和满足的源头。不喜欢暴富及其暧昧由来在汉诺威晚期的英国创造了一种新道德氛围，其中奴隶贸易（在18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受到了来自保守党和激进阵营的猛烈攻击。[104]

根据这种观点，真正重要的是，在适应商业化需要和利用其优势方面，欧亚大陆某些部分比另一些更成功。事实上，对国家和社会的生存和凝聚力的重要问题，能够描述得更精确些，就是他们的统治者能否控制新财富流来增强国力抵抗外来进攻。四个不同的例子可能说明了这如何运作。在西北欧，通过调度海军力量和使用商业条规，英国政府能够在大西洋贸易的竞争中遏制荷兰，向英国新富收税来支撑全球性战争的费用。在欧亚大陆中部，奥斯曼帝国抵制了英国赞同的重商主义思想，让航运和贸易（以及它们带来的收入）落入外国商人和基督教“黎凡特人”的手中，它们获得了外国的“保护”。由此，到18世纪80年代，用以支撑强国的财政资源欠缺。在印度，有两个不同的地方重商主义国家可能繁荣。第一个地方是孟加拉，但它在1756—1757年的危机中垮台了，成为东印度公司的经济殖民地。第二个地方是迈索尔，其政治领袖更为精明，它的破败花费了英国人30年和3场战争。最后一个例子是东亚，直到19世纪30年代晚期还没有定论。因为这里比欧洲外其他地方更为成功，（中国的和日本的）统治者保留了他们对外国贸易的控制。更为不确定的是，他们对国内财富资源的控制是否会让江户和北京的宫廷保持对西方侵略的警惕。

不过，不应该认为非欧洲国家已经失去了所有策略空间。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30年代经历了一个可怕的危机，在1833年和1839年濒临崩溃。每次都主要被欧洲国家的干预拯救，西方默认其生存（作为海峡的守卫者和巴尔干大部、安纳托利亚和阿拉伯世界的统治者）成为欧洲战后均势的必要支柱。马哈茂德二世（Mahmud II，1808—1839年在位）和阿卜杜勒·马吉德一世（Abdul Mejid，1839—1861年在位）利用外部的压力强行改革，试图增强对帝国体系的控制，并对一个已经分权的帝国再集权。[105]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奥斯曼帝国的最大威胁并非来自欧洲人，而是一个叛乱的奴隶下属——埃及的帕夏。穆罕默德·阿里（Mehemet Ali，一个阿尔巴尼亚的马穆鲁克，他在1805年作为奥斯曼总督抵达埃及）利用栽在拿破仑手中的旧体制废墟，摧毁了马穆鲁克的残余势力，从包税人手中收回土地税，把埃及的出口（棉花和粮食）变成国家垄断。1816年，他开办纺织厂。R.Owen，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 (London，1981)，pp.65–72.与迈索尔的提普苏丹一样，其目标是建立能控制该地区的财政军事国家。1820年，他入侵上尼罗河流域（现代苏丹），建造喀土穆（Khartoum）搜寻黑人奴隶充实新军。[106]到19世纪30年代，他拥有一支庞大的埃及农民征召部队，迫使苏丹承认他的大埃及自治。大埃及包括叙利亚、克里特岛（Crete）、苏丹以及埃及自身。没有欧洲国家在1839—1840年的干预，这种不屈不挠的冒险及其军事体制国家，很可能已经吸收了亚洲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107]尽管受到抑制，但是他把埃及变成了一个王朝国家，有着该地区最有活力的经济。

伊朗也从1747年纳迪尔汗去世后的混乱中惊人地复兴了。在赞德（Zand）部落领袖卡里姆汗（Karim Khan）的领导下，出现一个统治国家西部的残余国家，他是作为一个萨非总督统治（至少名义上）的。[108]北方和东方（呼罗珊）不在他控制范围内。他死后出现了新的动荡阶段，但是到18世纪90年代中，另一支北方突厥民族光复了萨非曾经统治地区的大部分。第一个卡扎尔王（Qajar）阿迦·穆罕默德（Agha Mohammed）沙阿于1796年加冕。其继承人法塔赫·阿里沙阿（Fath Ali Shah，1797—1834年在位）被迫向咄咄逼人的俄罗斯的帝国主义交出高加索的格鲁吉亚和部分阿塞拜疆的宗主权。抵抗的努力以1813年和1828年的屈辱和约告终。但是，通过与疑心重重的乌拉马的谨慎的友好关系，细心整修古老的帝国传统，防备控制伊朗大部的不听话部落的权术，[109]以及日益熟练地玩弄英国抗击俄罗斯的技巧，卡扎尔王朝的沙阿逆转了走向内部崩溃的趋势，为改革赢得了时间。[110]

在东南亚大陆，欧洲主宰的时代似乎仍然遥遥无期。缅甸帝国（Burmese Empire）及其在伊洛瓦底河（Irrawaddy）上游阿瓦（Ava）的首都，因其臣民孟族人（Mon）和掸族人（Shan）的反叛而在18世纪中叶陷入危机中（与普拉西战役大约同时）。但是，不是陷于分裂中，它在贡榜王朝（Kon-baung）国王的统治下获得了惊人的复兴。[111]它向北方喜马拉雅山的扩张而非英国的侵略成为1824—1825年第一次英缅战争的起因。在暹罗，1750年以后可以看到类似的巩固模式。与缅甸国王一样，查克里王朝（Chakri）君主从印度与中国的“国家贸易”中提取利润，来滋养其权力和文化声誉。最惊人的是，长期分裂的越南在1802年的阮氏王朝（Nguyen）皇帝的统治下重新统一。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在欧洲人中经常发生的地方分裂和冲突，在海上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群岛则引人注目地缺失。[112]

当然，欧洲的进步也并不总是非欧洲的扩张的障碍。欧洲的市场和商人能够被转化为优势，欧洲的政治也一样。马斯喀特的伊玛目就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他的阿曼领土守卫着波斯湾入口。阿曼水手和商人与非洲东海岸有着传统交往，到19世纪20年代，他们已经从莫桑比克（Mozambique）的葡萄牙人手中窃取了奴隶贸易，把桑给巴尔（Zanzibar）变成一个吸引英国人、德国人和美洲人航运的磁场。对奴隶（在中东）和象牙（在欧洲）增长的需求，哺育了东非内陆商业帝国的急剧扩大。到19世纪40年代，桑给巴尔变得如此繁荣，以至于伊玛目把首都迁到了那里。[113]但是，为什么英国人——自1807年起致力于摧毁海上奴隶贸易——把伊玛目排除在普遍禁令以外？因为在他们的海湾海军力量中，他是作用很大的同盟，是对伊朗沙阿影响的主要源泉。印度总督警告道，过于唐突压制其有利可图的贸易，可能会引起“甚至我们古老的、忠诚的同盟马斯喀特的伊玛目……与我们失和”。[114]随着他仔细考虑其季风带帝国的发展，伊玛目或许会认识到，这是一股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的恶风。

最后，我们应该看一看最为复杂的例子。有一个欧亚大陆的大国几乎没有受到欧洲扩张的触动。幕府将军比清朝的中国统治者更为严格地维持了日本的闭关锁国。他们让一小撮荷兰人到长崎的出岛港，允许他们偶尔到江户访问，部分原因似乎是为了观赏野蛮人特别的言谈举止。他们也允许与中国的某些贸易（在长崎有一个中国城）。尽管他们对基督教的影响极为反感，但是他们允许“荷兰（也就是说欧洲的）知识”（即兰学）在知识阶层中的有限传播。但是，他们仍然偏执地警惕着“间谍”活动。有一个被抓住的科学家访问者，因为在包里有一幅日本地图而坐了一年牢，他的日本友人则遭到严厉处罚。

在闭关锁国下，日本变得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外贸微不足道。国内经济被分为不同的藩（han）或王侯领地，尽管江户的需求（其百万人口也许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创造了巨大的国内贸易，尤其是食物贸易。在18世纪，一个稳定的人口（不像中国的巨大增长）和一个“勤勉革命”——更集约的农业和使用家庭劳动力纺织——产生了适度的繁荣。但是有迹象警示农业生产现在接近极限。糟糕的气候带来了18世纪80年代的饥馑，经过短暂的缓解后，在19世纪30年代卷土重来。农业的艰辛激发了更大规模的农村骚动。武士的贫困和将军收入的下降（因为农民的反抗，他们提高土地税收有困难），激起了对社会政治秩序的争论。更糟的是，从18世纪90年代起，一系列的警报表明日本长期以来对欧洲干预的免疫力行将结束。1792年，一支俄罗斯探险队出现在北海道岛（Hokkaido），10年后，俄国人回来要求进入长崎做生意。更吓人的是，1808年一艘英国军舰出其不意地抵达长崎港，它只是在对补给品的威胁性需求得到满足后才离去。这是18世纪80年代以来将军得到的欧洲大西洋世界变化的第一份警告。其他的非正式访问，寻求淡水和食物的捕鲸船，是不受欢迎的提醒者，提醒西方船只已经到了北太平洋，提醒日本正处于美洲与中国海上的主要商路中。然而，直到19世纪40年代，所有这些的影响令人惊讶地有限。日本学者中的主流观点，强烈地确认了“神圣王国”对西方野蛮人及其隐藏的思想的内在优越性。甚至更为严格地实施禁止外国人登陆的禁令。[115]并且，结果是，在离欧洲国家最远的地方，在中国的庇护下（欧洲注意的首要目标），日本的地缘政治堡垒又使日本的闭关锁国延续了20年（也许关键的）。但是，与时间赛跑也来到了日本。

[1]S.F.Dale，Indian Merchants and Eurasian Trade 1600–1750 (Cambridge，1994).

[2]P.C.Perdue，China Marches West (Cambridge，Mass.，2005).

[3]关于18世纪中叶上尼罗河的政治，参见J.J.Ewald，Soldiers，Traders and Slaves：State Formation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the Greater Nile Valley 1700–1885 (Madison，1990)。

[4]经典研究，见P.J.van der Merwe，The Migrant Farm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Cape Colonym 1657–1842 (1938;英译本，Atensm，O.，1995)。

[5]W.P.Cumming，S.Hillier，D.B.Quinn，G.Williams，The Exploration of North American 1630–1776 (London，1974)，pp.233–234.这

[6]引用于R.J.Bonney，‘The Eighteenth Century II：The Struggle for Great Power Status and the End of the Old Fiscal Regime’，in J.Bonney (ed.)，Economic Systems and State Finance (Oxford，1995)，p.315。

[7]对该地区的最好介绍见W.H.McNeill，Europe’s Steppe Frontier (London，1974)。

[8]根据1763年法国后项调查，法国的3.21亿利弗尔财政收入远超过英国的2.24亿，而占第三位的尼德兰为1.2亿，第四位的奥地利为9200万。参见Bonney，‘The Struggle for Great Power Status’，p.336。

[9]W.Goetzmann，New Lands，New Men：America and the Second Great Age of Discovery (New York，1986)，pp.69–73.

[10]关于会议的权力，见B.Bailyn，The Origins of American Politics (pbk edn，New York，1968)。

[11] T.Schieder，Frederick the Great (1983;Eng.trans.London，2000)，pp.116–117.

[12]关于弗雷德里克对俄国扩张的担心，见Ibid.，pp.151–158。

[13]主要收复西里西亚，它在1740年败给了普鲁士。在一场历史对抗的令人震惊的倒转中，波旁君主和哈布斯堡君主捐弃前嫌，联合起来压制叛乱的普鲁士。

[14]参见S.Sebag-Montefiore，Potemkin (London，2000);N.K.Gvosdev，Imperial Politics and Perspectives towards Georgia，1760–1819 (London，2000)，第4章。

[15]P.Mackesy，The War for America (London，1964)仍然是标准叙述。

[16]关于最近的概述，见G.Nobles，American Frontiers：Cultural Encounters and Constitutional Conquest (London，1997)，第2、3章。

[17]库克的指示，引用于J.C.Beaglehole (ed.)，The Journals of Captain James Cook.The Voyage of the Endeavour，1768–1771 (Cambridge，1957)，p.cclxxxii。

[18]A.Wink，Land and Sovereignty in India：Agrarian Society and Politics under the Eighteenth-Century Maratha Svarajya (Cambridge，1986).

[19]这个描述见发表于1957年7月的London Chronicle上的信件，S.C.Hill (ed.)，Indian Records Series：Bengal in 1756–1757 (3 vols.，London，1905)，vol.3，p.85。

[20]当时的人对这次危机的生动的描述，见Ibid.，附录2、3。

[21]克莱武致威廉·皮特的信，1759年1月7日。见W.K.Firninger (ed.)，Fifth Report…on the Affair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1812 (1917;重印于New York，1969)，p.clvi。

[22]克莱武致东印度公司的信，1787年1月16日，见Ibid.，p.clix。

[23]见B.Stein，‘State Formation and Economy Reconsidered’，Modern Asian Studies 19，3 (1985)，pp.387–413;K.Brittlebank，‘Assertion’，in P.Marshall (ed.)，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Indian History：Evolution or Revolution (New Delhi，2003)，pp.269–292。

[24]R.Callahan，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Army Reform (Cambridge，Mass.，1972)，p.6.

[25]关于这个贸易的评论，见E.H.Pritchard，The Crucial Years of Anglo-Chinese Relations 1750–1800 (Pullman，Wash.，1936);Holden Furber，Rival Empires of Trade in the Orient 1600–1800 (Minneapolis，1976;重印于New Delhi，2004)。

[26]A.Sorel，Europ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The Political Traditions of the Old Regime (1885;Eng.trans.London，1969)，p.119.

[27]R.J.Bonney，‘France 1494–1815’，in R.J.Bonney (ed.)，The Rise of te Fiscal State in Europe c.1200–1815 (Oxford，1999)，pp.148–150.

[28]关于最近的研究，见M.Price，The Fall of the French Monarchy (London，2002)。

[29]A.Sorel，L’Europe et la Revolution Francaise：La chute de la royaute (10th edn，Paris，1906)，p.458.

[30]Bonney，‘The Struggle for Great Power Status’，p.360.

[31]F.de Bourrienne，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836;Eng.trans.London，1937)，p.2.

[32]F.Charles-Roux，Bonaparte：Governor of Egypt (1936;Eng.trans.London，1937)，p.2.

[33]参见J.B.Kelly，Britain and the Persian Gulf 1795–1880 (Oxford，1968)，第2章。

[34]Bourrienne，Bonaparte，p.328.

[35]现在对协议的最好的叙述是P.W.Schroeder，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Oxford，1994)，第12章。同时也参见E.V.Gulick，Europe’s Classical Balance of Power (London，1955)，第2部分，是一个杰出的研究。

[36]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2000).

[37]P.Bairoch，Victoires et deboires：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nde du xvi siecle a nos jours (3 vols.，Paris，1997)，vol.2，p.852。关于英国棉纱和棉布价格的急剧下降，见C.Knick Harley，‘Cotton Textible Prices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51，1 (1998)，pp.49–83。

[38]N.F.R.Crafts，British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xford，1985).

[39]E.L.Jones，The European Miracle：Environments，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 (Canbridge，1981).

[40]这是彭慕兰《大分流》的中心观点。

[41]参见D.Washbrook，‘From Comparative Sociology to Global History：Britain and India in the Pre-History of Modernity’，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40，4 (1997)的看法。

[42]Pomeranz，Great Divergence，p.85.，

[43]Ibid.，p.138.

[44]关于奥斯曼帝国的经济，见B.McGowan，‘The Age of the Ayans，1699–1812’，in H.Inalcik with D.Quataert (eds.)，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914 (Cambridge，1994)，pp.703，724，727。

[45]W.Floor，The Economy of Safavid Persia (Wiesbaden，2000)，pp.161，331.

[46]J.E.Inikori，Africans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2002)，p.443。

[47]C.A.Bayly，Rulers，Townsmen and Bazaars：North Indian Society in the Age of British Expansion 1770–1870 (Cambridge，1983)，p.194.

[48]参见Pomeranz，Great Divergence随后的分析。

[49]Ibid.，pp.290，325.

[50]Crafts，British Economic Growth，p.138，Strictly，2.7.

[51]Harley，‘Cotton Textile Prices’，pp.50ff.

[52]M.W.Flinn，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vol.2：1700–1830：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xford，1984)，p.114.

[53]从6.8万吨到24万吨。T.S.Ashton，Iron and Steel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nchester，1924)，p.99。

[54]参见G.N.von Tunzelman，Steam Power and British Industrialization to 1860 (Oxford，1978)，pp.46，224，295。

[55]D.A.Farnie，The English Cotton Industry and the World Market 1815–1896 (Oxford，1979)，pp.96–97.

[56]J.A.Mann，The Cotton Trade of Great Britain (1860;repr.edn London，1968)，table 25。1840年以后，印度占了第一位。

[57]P.Hudson，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1992)，p.183.

[58]R.Davis，‘English Foreign Trade，1700–1774’，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15，2 (1962)，pp.285–303.

[59]Hudson，Industrial Revolution，pp.197–198.

[60]P.Mantoux，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rev.edn，London，1961)，p.199.

[61]Ibid.，p.203.

[62]G.Unwin，Samuel Oldknow and the Arkwrights：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Stockport and Marple (Manchester，1924)，p.44.

[63]Ibid.，p.62.

[64]人们谴责公司廉价出售印度商品，来抵消国内的费用。A.Redford，Manchester and Foreign Trade 1794–1858 (London，1934)，pp.122–123。

[65]Unwin，Samuel Oldknow，p.98.

[66]Farnie，English Cotton Industry，p.96.

[67]A.Feuerwerker，State and Society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a (Ann Arbor，1976)，p.111.

[68]J.Spence，In Search of Modern China (Lodnon，1990)，pp.112–114.

[69]M.L.Cohen，‘Souls and Salvation’，in J.L.Watson and E.Rawski (eds.)，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1988)，pp.200–201.

[70] P.Kuhn，Soulstealers：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Cambridge，Mass.，1990)，pp.43–44.

[71]C.A.Ronan (ed.)，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An Abridgement of Joseph Needham’s Original Text (Cambridge，1978)，vol.1，p.305.

[72]R.J.Smith，‘Mapping China’s World：Cultural Cartography in Late Imperial Times’，in Wen-hsin Yeh(ed.)，Landscape，Culture and Power in Chinese Society (Berkeley，1998)，p.75.

[73]J.Spence，Treason by the Book (London，2001).

[74]E.Rawski，‘The Qing Formation and the Early Modern Period’，in L.Struve (ed.)，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 Historical Time (Cambridge，Mass.，2004)，p.234.

[75]Perdue，China Marches West，p.456.

[76]Smith，‘Mapping China’s World’，pp.85ff.

[77]引自A.Singer，The Lion and the Dragon (London，1992)，p.99。

[78]一种远至Mosul都感受到的焦虑。A.Hourani，Islam in European Thought (Cambridge，1991)，p.138。

[79]B.Lewis，The Muslim Discovery of Europe (London，1982)，pp.81–83.

[80]Ibid.，p.157.

[81]G.Goodwin，Islamic Architecture：Ottoman Turkey (London，1977)，pp.21，161–178.

[82]关于他的生涯与思想，见Gulfishman Khan，Indian Muslim Perceptions of the Wes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1998)，pp.100ff。

[83]由此在安纳托利亚的许多“希腊”基督教徒用土耳其语记载希腊文献，参见B.Lewis，Multiple Identities 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London，1998)，p.8。

[84]H.Algarm Religion and State n Iran 1785–1996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69)，ch.1.

[85] Ibid.，p.78.

[86]R.M.Eaton，The Rise of Islam and the Bengal Frontier 1204–1760 (London，1993)，p.282;M.Laffan，Islamic Nationhood and Colonial Indonesia (London，2003)，pp.20，23–24.

[87]苏非的作用讨论见H.A.R.Gibb and H.Bowen，Islamic Society and the West：A Study of the Impact of Western Civilisation on Moslem Culture in the Near East，vol.1：Islamic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pt 2 (London，1957)，pp.187–197，并且见Hournai，Islam in European Thought，pp.156–163。奥斯曼行省老板阿里帕夏小心翼翼地庇护奴隶禁卫军增强其权力，参见F.W.Hasluck，Christianity and Islam under the Sultans (2 vols.，Oxford，1929)，vol.2，p.537。

[88]Khan，Indian Muslim Perceptions，p.375.

[89]参见Abd al-Rahman al-Jabarti，Chrinicle of the First Seven Months of the French Occupation of Egypt，ed.And trans，S.Moreh (Leiden，1975);S.Moren，‘Napoleon and the French Impact on Egyptian Society in the Eyes of al-Jabarti’，in I.Bierman (ed.)，Napopeon in Egypt (Reading，2003).

[90]J.S.Trimingham，A Histroy of Islam in West Africa (Oxford，1962)，ch.5;G.Robinson，Muslim Societies in African History (Cambridge，2004)，ch.10.

[91]J.Israel，The Radical Enlightenment：Philosoph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ity 1650–1750 (Oxford，2001)，p.10。这个研究的主要负担是由Spinoza的唯物主义哲学施加的激进思想影响。

[92]N.Hampson，The Rnlightenment (London，1968)，p.131.

[93]关于洛克的思想，见M.Cranston，John Locke (London，1957)，ch.20;Hampson，Enlightenment，pp.38–39。

[94]J.Tully，An Approach to Political Philosophy：Locke in Contexts (Cambridge，1993)，pp.200–201.

[95]最近的研究见Israel，Radical Enlightenment。

[96]J.Locke，Two Treatises on Civil Government (1690)，ed.J.W.Gough (Oxford，1946)，sect.49.

[97]关于最近的研究，参见A.Pagden，European Encounters with the New World (London，1993)。

[98]关于休谟，见N.Phillipson，Hume (London，1989)，pp.32–34。

[99]参见H.Reiss (ed.)，Kant’s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1970)，p.106。

[100]J.W.Burrow，Evolution and Society (Cambridge，1970)，p.39.

[101]Ibid.，p.47.

[102]E.Stokes，The English Utilitarians and India (Oxford，1959)，p.53.

[103]引自Spence，In Search of Modern China，p.123。

[104] S.Drescher，Capitalism and Anti-Slavery：British Mobiliz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ondon，1986).

[105]U.Heyd，‘Ottoman ‘Ulema and Westernization in the Time of Selim III and Mahmud II’，in A.Hourani，P.S.Khoury and M.C.Wilson (eds.)，The Modern Middle East (London，1993)，pp.29–59.

[106]Ewald，Soldiers，Traders and Slaves，pp.152–165.

[107]关于对穆罕默德·阿里国家的最近的分析，见K.Fahmy，All the Pasha’s Men：Mehmed Ali，his Arm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Egypt (Cairo，2002)。

[108]J.R.Perry，Karim Khan Zand (Chicago，1979).

[109]在19世纪40年代Tehran处理伊朗西南的Bakhtiari事务的娱乐性描述，见H.Layard，Early Adventures in Persia，Susiana and Bbylonia (2 vols.，London，1887)，第2卷第11—16章。

[110] Algar，Religion and State，pp.45–47.

[111]V.Lieberman，‘Reinterpreting Burmese History’，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9，1 (1987)，p.179.Thant Myint-U，The Making of Modern Burma (Cambridge，2001)，第1、2章。

[112]关于这个模式，见V.Lieberman，‘Local Integration and Eurasian Analogies：Struccturing Southeast Asian History，c.1350–c.1830’，Modern Asian Studies 27，3 (1993)，pp.475–572；以及V.Lieberman，Strange Parallels：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800–1830，vol.1：Integration on the Mainland (Cambridge，2003)，第2—4章。

[113]关于Zanzabar的崛起，见M.V.Jackson Haight，The European Powers and Southeast Africa (rev，edn，London，1967)，pp.99–141。

[114]1842年2月28日奥克兰爵士的派遣，见Kelly，Britain and the Persian Gulf.p.449。

[115]关于这个评论，见C.Totman，Early Modern Japan (London，1993)，第15—21章；以及M.Jansen，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Cambridge，Mass.，2000)，第8—9章。

5.与时间赛跑

欧亚大陆的重要时刻

欧亚大陆革命标志着大陆和文明关系剧变的开端，它改变了现代早期世界的地缘政治。当俄罗斯人控制克里米亚时，他们像打开牡蛎一样打开了奥斯曼帝国的防御体系，为1804年罗曼诺夫王朝兼并格鲁吉亚赢得了一块跳板。格鲁吉亚是通向伊朗里海省份的大门，不久就通过《古丽斯坦条约》（Treaty of Gulistan，1813年）和《土库曼恰伊条约》（Treaty of Turkmanchai，1828年），从卡扎尔王朝控制中攫取过来。随着防御的失衡，奥斯曼帝国目睹埃及先后被法国、英国占领，又在他们反叛的总督穆罕默德·阿里领导下变为事实上的独立。这种近东地缘政治的急剧变迁，使得奥斯曼帝国和伊朗帝国在面对欧洲国家竞争野心时比以前更为脆弱。但是它们的命运并不特别。在南亚发生了类似的革命，那儿的一个主要以孟加拉为基地的英国“公司国家”，经过半个世纪的战争，到19世纪30年代已经成为主导军事力量。从港口城市孟买出发，英国现在可以把势力推进到波斯湾，跨越印度洋进入南阿拉伯（1839年占领亚丁［Aden］）、桑给巴尔和东非。正是从印度东部和其东南亚的前哨（“海峡协议［Straits Settlements］”），他们派遣大军打破了中华帝国的历史隔绝状态，强迫清朝在1842年开放港口。

欧洲人入侵亚洲国家、他们突破北美洲内陆（定居者曾经在1783年冲破英帝国的控制）、在南太平洋的桥头堡以及向西非、南非的断断续续的推进，表明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现代早期世界的束缚。我们已经看到，他们的机会主义如何受到欧洲对大西洋商品和亚洲奢侈品需求的刺激。欧洲宗教文化和思想文化的不断增加的普世性的主张，为这些征服提供了一份辩解、一个他们成功的解释以及一个推进的计划。技术革新使（某些）欧洲人比亚洲人更富有成效，使他们摆脱依赖亚洲进口奢侈品尤其是纺织品和瓷器之忧。到19世纪30年代，欧洲人在60年前力不能及的地区，获得了物质的、商业的和文化优势的手段，对位于欧亚大陆一端边缘的欧洲社会来说，他们的文明曾经是令人敬畏和坚不可摧的。

不过，甚至在19世纪30年代，这样一种欧洲主导并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如果欧洲社会并没有改造以最大化他们在非欧洲世界的影响力，那么第二轮的大发现和入侵以及在欧洲商业、军事扩张背后的技术革新或许并没有多大意义。并不难想象另一个场景，其中欧洲新一轮的扩张减速或完全受阻，最可能的障碍是欧洲自身内部再起争端。1815年的和平给拿破仑帝国主义的败局盖棺定论。但是，需要一个大陆联盟打败它的一个躁动不安的超级大国、暴力革命的思想遗产、华而不实的国家（像荷兰）、被埋没的民族（像波兰）和横跨中欧、南欧的脆弱王朝机构（哈布斯堡帝国），一起为大陆和平开出了一张没有希望的处方。新一轮的战争，或甚至一种武装的和平（一种冷战），会有着更为广泛的后果。它会阻塞贸易通道，激励普遍回归到经济学家罗伯特·马尔萨斯（Robert Malthus）预言的重商主义的自给自足，从而扼杀英国工业主义的试验（“在现代，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已知商业和制造业大国……”马尔萨斯说，“能够赚取比欧洲其他国家平均数更高的利润。”）。[1]它会推迟资本和技术的扩散，这种技术开始了1830年以后的欧洲铁路时代。[2]它会阻挡欧洲移民流，这种移民只有当海路安全、少量征兵时才可行。确实，欧洲的任何普遍战争会改变19世纪世界的面貌。如在早期的冲突中，欧洲国家会把争吵带到其他大陆。在亚洲大国中寻找同盟的诱惑会是不可抵御的。甚至当它们和平相处时，英国、法国和俄国为争得奥斯曼人、埃及人、伊朗人和中国人的恩宠而激烈较量。对亚洲统治者来说，事实表明有着欧洲同盟的帮助，现代化其军队和驾驭政治变革的步伐可能会容易得多。同时，随着他们依赖的贸易、资本和人力的流动被堵住或冻结，在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海外“新欧洲”的发展会陷于停滞。在1750—1830年的起义后，世界会走向新的均衡。被欧洲分裂的痛苦所庇护，欧亚大陆其他部分和外围世界的许多本地人会获得一个喘息的空间：来侦察、改善装备和改革。

反之，他们发现自己在与时间赛跑：一场在欧洲国家和财富能摧毁他们的防御以前的“自强”（self-strengthen）赛跑。欧洲社会不是重演自相残杀的争端，而是相反地从战争中退却，在小心翼翼的、有限的和竞争的自由主义的思想旗帜下，从事政治经济合作的不稳定试验。一个“大欧洲”（Greater Europe）出现了，包括了俄国和美国在内的辽阔区域，面对不驯服的自然、敌对的当地人或“亚洲的”竞争者，内部的政治文化差异被共享的“欧洲性”感觉中和（美洲性只是外省变体）。“大欧洲”的出现是一个重要且出乎意料的演进，它是一股巨型增长的世界力量，巩固了物质世界的能量。因为如果欧洲想要超越其欧亚大陆老局限，主宰世界的中心，它不得不更上一层楼。它不得不重新发明为“西方”。

发明西方

讨论在横跨美洲西部到俄国东部的北方广袤世界里，一种一个大国控制下的和平形式在19世纪中叶盛行似乎是奇谈怪论。至少有6种例外会进入脑海。在欧洲国家间有战争：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其间英国、法国和奥斯曼帝国与俄国交战；意大利战争（1859—1860）和德国统一战争（1866年）中，法国、皮埃蒙特-萨丁（Piedmint-Sardinia）、拿不勒斯（Naples）、奥地利和普鲁士卷入；丹麦公爵之战（1864年）；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还有边界战争，如1877—1878年欧洲的俄国与奥斯曼帝国战争，在北非的法国和穆斯林间的战争，1882年英埃战争。其中最漫长、最血腥的冲突是发生在美洲大陆的南北战争（1861—1865）。然而，这些冲突虽然不计其数和充满血腥，但是没有一个导致大欧洲的国家与社会间的普遍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涉及三个大国，险些涉及第四个（奥地利），但实际上是一个在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地方性战争。意大利、丹麦、德国统一以及普法战争是短暂的、相对有限的战役，其中并不直接相关的大国拒绝参与。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在欧洲国家间并没有流血冲突就结束了。美国内战没有涉及其他国家，尽管北方封锁南方几乎引起英国的干涉。

更重要的是，这些战争的结果并没有激起一场对欧洲大陆或西半球主导的更广泛的战争。在意大利、德国和美国，其主要影响是摧毁区域壁垒，它们阻拦更有凝聚力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尽管它们对战士和平民造成了破坏性影响，但是这些“西方战争”的有限性或许对这种广泛信仰做出了贡献，那就是武装冲突是解决国际纠纷和“建立民族”的一种可接受的途径，也许是必需的途径。但是，是什么力量抑制了欧洲人相互摧毁的无限战争？他们在1815年前参与过这种战争，1914年后他们发动了甚至更具灾难性的毁灭性战争。

最重要的影响是大战的记忆，自1792年以来横扫欧洲一代人的记忆。无休止的战役与冲突循环不止，任何持久和平之表面不可能性，革命动荡和军事专制主义的经历，战争揭示的民族社会结构的可怕的脆弱性，给欧洲舆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它败坏了旧体制的名声，它如此令人不齿地没有保持和平。它败坏了旧外交的名声，现在看起来它是那么具有讽刺性、机会主义和不可靠的。它展示了迫切需要集体行动，反对可能危及普遍和平的任何大国。它突出了为地缘政治稳定而重建欧洲的重要性。1815年的维也纳协议和意在维持它的“协调机制”（concert system）是政治家们的杰作，他们的口号是“永不重演”。[3]

反对违反《维也纳和约》的集体制裁行动不久就崩溃了。但是协调机制的主要原则有着更久的生命力。它们禁止任何可能打翻欧洲五大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和俄国，即公共事务的“管理委员会”）的总体势力平衡的单边行动。对二流国家控制的变动或其王朝帝国行省的变动，需要与会国家集体同意。当然，当这些大国争吵不休时甚至这种条款也形同虚设：它们的不和被法国和皮埃蒙特在1859年利用来反对奥地利，又被俾斯麦（Bismarck）利用来反对奥地利，后来又反对法国。但是其基础协定又是惊人地坚韧。甚至常常被视为欧洲外交的不文明者、对控制海峡有着贪得无厌的胃口的俄国，也顺从协调思想，其巴尔干外交比英法批评家揭示的冒险要少得多。[4]

协调体制的力量来自利己主义：并不只是害怕战争，而是对地缘政治变化的担忧。英国领导人有时倾向于在国内哗众取宠，在外谴责欧洲邻国的政治。奥地利镇压北意大利和匈牙利就是一个特受钟情的靶子。但是甚至与帕麦斯顿（Palmerston）一样好战的大臣，通常更倾向于言辞而非行动。[5]一种比协调原则更强有力的纽带把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团结在保守同盟中。所有三国都蔑视任何民族原则，统治着辽阔的东欧领土。所有三国都有理由担心（尤其是1848年革命后）它们中的任何疏漏会触动一场普遍爆炸，其中被肢解的波兰（它们中每个都有份儿）会吹响第一声和最嘹亮的号角（1863年波兰起义只是个及时的提醒）。这就是为什么俾斯麦（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容克［Junker］地主）尽管有谈论“血与铁”和权力政治（Machtpolitik）的声誉，但却中止了对欧洲版图的一切激烈重组。他的1871年“德意志帝国”仔细保护了德意志联邦的老国家和君主，拒绝了把所有德意志民族（包括那些在哈布斯堡统治下的德意志人）团结到单一国家的思想。确实，直到1870年，对维也纳秩序的主要挑战并不是普鲁士而是法国。这是波拿巴的侄子路易·拿破仑（Louis Napoleon），他在1851年宣布自己为皇帝，他策划瓦解了奥地利在意大利半岛的霸权，但是甚至法国人（更不要说路易·拿破仑依靠其选票当选的农民）对革命战争也没有胃口，他们干预的矛盾结果，并不是他们所要的北意大利附庸国，而是一个全意大利人的地中海对手。10年后的1870年，法国大陆主权说的空洞在色当（Sedan）残酷地暴露出来。由此可见，宣称从19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和平弥漫“西方世界”似乎言过其实，但是得出一种宽泛的地缘政治稳定——一种大国主导下的和平局势——维持着的结论则会是合情合理的。这种稳定有着几个重要后果。第一，尽管英国的海上优势从不完全，[6]但是大欧洲内（尤其是北大西洋）以及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海上通道在整个时期一直是敞开和安全的。[7]这对大陆与大陆间交通的廉价、可靠和速度，以及以欧洲为中心的贸易逐渐扩展有着莫大关联。从19世纪40年代起对新的蒸汽舰队的巨额投资，在海上混乱的状况下会是不可想象的。第二，大陆国家保持的微妙平衡与英国的海上力量相结合，排除了对北美洲和南美洲的干预，让美国像真正孤立地、没有外部防御需要的负担似的发展。这个空前的优势容许它们专心致志地追求经济增长，让直到1865年最终解决的一直威胁瓦解联邦政府的暴力冲突在地方得到处理。第三，欧洲外交结构确认了俄国、法国和英国追求大陆外利益的广泛自由，但同时限制它们的帝国主义的自由竞赛。1815年以后在东南亚荷兰殖民帝国的小心保留以及1842年以后大多数欧洲国家在中国享有的同等贸易和领事权（主要由英国军队保障的），是大国政府避免在亚洲或外围世界利益的激烈冲突的表现。第四，在大欧洲的地缘政治稳定认可一种“有限自由主义”些许共同意识形态的增长（逐渐的、不稳定的和竞争的）。

这似乎也是对一批国家作出一个强烈断言，其体制范围从大众民主（在美国）到有限选举权的议会制政府，直到政治阶梯另一端的准神权的沙皇专制制度。欧洲政治思想家进行意识形态小册子轰炸，谴责（或颂扬）君主政体、共和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帝国主义等当然是真的。这个时期的欧洲历史生动地表达了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面对根深蒂固的国王、皇帝、贵族和农民的保守主义的挫折。在失败的1848年革命中，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被它们的保守主义敌人打败，保守主义有着战士、官僚和神职人员的支持。但是，到19世纪70年代，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并不排除俄国）都出现了自由主义国体的雏形。

欧洲自由主义有着漫长的家世。但是作为一个实际计划，其感染力归功于1789—1815年间的欧洲政治大危机。这个阶段的激烈动荡包含了一种双重警告，它们表明甚至最强大的旧体制国家也会被下层运动推翻。旧式专制主义是一条抵御大众骚动的薄弱防波堤，社会和政治稳定不只是需要单纯的“正统王朝主义”——对过去的回归。第二个警示同样可怕，法国的革命暴力被控制住——但是被拿破仑·波拿巴的专制主义控制。拿破仑的遗产是错综复杂的。在法国和意大利，人们特别钦佩拿破仑缔造国家的创造性天才——法典；行政管理的匀称；教育改革；一幅秩序与改善国家的美景；最重要的向有才干的人开放的职业。但对欧洲其他地方来说，甚至对法国来说，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正是拿破仑野心的可怖力量，正是残酷地消灭（以及残酷地创造）统治者、国家和机构，正是自我加冕的皇帝摧毁了敌人，获得了大陆的支配权。[8]若旧制度欧洲面对欧洲的大众骚动不堪一击，那么反对一个“现代”专制主义似乎实际上并无裨益。

19世纪中叶的自由主义核心信仰，来源于对欧洲历史的这个可怕阶段的深思熟虑。需要政治机构来逃脱战争与革命的循环，来保卫国家避免受到大众骚动和专制新贵的影响。统治者必须更“正统”，他们需要更广泛的社区和集团的忠诚，他们的仆人和官员必须受到监督，最好受一个代表机构的监督。这就提出了谁应该代表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它提出了一个政府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居民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问题。自由主义的回答是这种观点的关键，是其政治理论的根本前提。

这是瑞士出生的法国人本杰明·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天才地描述的，其政治著作是对革命暴力和拿破仑暴政的强烈摒弃。贡斯当认为，普通人注定要抵御对他们私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干预，国家的专制行为摧毁了个人的任何信任，而这是所有社会和商业关系的基础。他区分了适当的（和狭窄的）权威领域和广泛的领域（现在会被称作“市民社会”），私人利益的自我控制应该普遍。他认为，第一，现代社会太复杂以至于政治上不能用旧式城邦国家的风格统治——许多早期作家（包括卢梭［Rousseau］）热衷的模式。多样性、多元化和地方主义是稳定和自由的秘密。第二，与行政者相应的立法者，应该从最不可能赞同专制权力扩大或受野心家煽动的人中招徕。政治应该是有产者的专利，他们会对“贫穷劳工”施加有益（并且受教育的）影响，有产者是公共利益的真正守护人。第三，让财产权和其他公民自由被大家接受的规则保护是必需的——这种思想隐含着法典编纂以及机构设置。[9]

贡斯当对他的自由主义体系做了进一步的重要调整：它本身与社会进步相一致。任何形式的专制政府迟早要一刀切。不过，没有思想自由，所有社会注定停滞不前，因为思想的表达和交流是每个领域进步的途径。确实，没有思想的自由交流，政府自己几乎不知道走什么样的路。既不是贡斯当也不是追随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想提倡一种无政府思想。他们真正关注的是有教养的、开明的和有产者的思想自由。因为（或者他们这么假定的）正是那些人才是真正的政治民族、自由的捍卫者和改革的机械师。在这些人的监护下，公民社会将是自由而富有生机的。

当然，围绕着这些信念引发了一片争议声。作为国家元首，世袭君主能否被信任，或者共和制是代议制政府的唯一安全形式？女性能不能成为国家政治的一部分，或她们“身体上的脆弱性”是一个决定性的障碍？难道商业和工业财富可被用于确认其所有者的政治德行，或者说这种德行只源于土地上的财富？宗教是自由思想的敌人还是社会道德的重要支柱？法律应该体现“国家的习俗”（并且成为历史研究的主题），还是（如杰里米·边沁的功利主义信徒相信的）把社会从过去的“死胡同”中解放出来？接着也许有着比其他任何东西都困扰自由主义的问题：“民族国家”的实现——共同的民族、语言和（有时）宗教身份——是不是自由机构运行良好的必要前提？那么，若是民族的追求与自由主义计划的中心原则相冲突——思想自由与政府权力的严格限制——又怎么样？民族主义是一个向前看的思想，或者是（除了在一些有利和“进步的”地方）一种落后和愚昧的信条？

作为这种吵吵嚷嚷的伴随物，在19世纪30—80年代间，这种自由主义计划的主要思想在大欧洲广泛传播。这并不是说它们被普遍一致地接受了。代议制政府主要在英国和法国扎下根来，尽管前者并非没有一种贵族特权的印度式全盛期，后者有革命和拿破仑热情的发作。在德意志国家普鲁士和奥地利，自由主义思想帮助其在1848年清扫了农奴制残余，在1866年和1870—1871年的战争中出现的两个中欧大国确立了代议制政府：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Austro-Hungarian Empire）。缔造于1860年的意大利新民族国家，有着民选的议会、有限君主制和世俗精神，代表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希望。对其批评者来说，19世纪40—60年代的新欧洲似乎是沉闷的、自私的、商业头脑的和大致物质主义的。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和卡尔·马克思谴责资产阶级对待无产阶级劳工的无情。对其他作家来说，他们的观点都是完美地自由主义的，“公共舆论”崛起成为国家生活中的构成势力，预示着将个人镇压在大众偏见的重压下。[10]巴塞尔（Basle）大学的精英之一、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痛惜“旧欧洲”的消失，谴责新欧洲的不反思、拘泥事实和官僚体制的精神，过于迷信必然的进步。[11]

在许多欧洲自由主义者的眼中，俄国是自由主义幸福发展中的例外，沙皇君主制的专制主义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其影响所及的欧洲都是自由的敌人。但是甚至俄国也不能免除自由主义思想。对一个贵族中的势力团体来说，对拿破仑战争暴露了专制主义的缺陷，暴露了把帝国主义国家奠基在农民大众的忠诚上的紧迫性，农民的忠诚在1812年的可怕危机中拯救了国家。他们设想一个体制，其贵族阶级中有教养者和文明者会引导政府并把下属的农奴大众改造成一个忠诚的民族。当一个早熟改革尝试随着1825年“十二月党人”（Decembrist）起义失败（一个十二月党人领袖谢尔盖·沃尔孔斯基[Sergei Volkonsky]，一度曾是本杰明·贡斯当在巴黎沙龙的成员）而失败后，[12]新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开始了一个30年的反动体制时期。十二月党人的同情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退隐到俄国有悠久传统的礼教和隐喻文学中去，上流社会的检查和监督强化了，激进或革命团体的成员受到严厉惩罚。因属于一个社会主义团体，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在1849年被判处死刑——但在最后一刻改为西伯利亚流放监禁。但是，在政治表层下，把俄国改组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有着自己的民族文学、音乐和艺术的压力——取代旧等级社会，其中有教养的人说法语或德语，俄语是农民的土语——飞速地增长。其伟大的文学灵感是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1799—1837），其作品代表了用欧洲方式构想俄国的渴望，但这个俄国又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特性。同样的抱负处于托尔斯泰（Tolstoy）的《战争与和平》背后，该书原题为“十二月党人”，最终在1865年出版。[13]当俄国在克里米亚战败，新沙皇（尼古拉在1855年死去）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推行了改革进程。

改革的中心是1861年2月颁令废除农奴制。农奴制已经成为落后的象征，受到了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失败的惩罚。农奴获得解放，将其主人庄园里的土地给予他们，但村社（mir）有着公共保有权。作为重组农村社会的部分，一个选举的机构或地方自治组织（zemstvo）被创建起来，通过它让绅士阶层在当地起着活跃的和“改善的”作用。司法改革带来一个“现代欧洲司法体系”，[14]引进了陪审制，以及在农村引进治安法官（Justices of Peace）来宣传现代法律观念。[15]1863年的大学法令给了俄国教授与美国教授一样的自由。[16]检查制度松弛了，对个人自由的更严格的束缚解除了。1865年以后，在大街上抽烟甚至也合法了。在文学、音乐、自然科学、法律和政治理论上，俄国与欧洲其他地方越来越趋同，即使——用欧洲的风尚——许多俄国作家和艺术家强调他们本国传统的（也是一种英国习惯）审美特殊性和道德优越性。甚至驳斥“西化派”对欧洲思想和行为方式的“卑躬屈膝”为疏离和不敬神的所谓的“斯拉夫派”（Slavophiles），把俄国想象为一个基督教斯拉夫民族，其改革的精英会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对农民大众满怀同情。随着自由主义改革，有了报纸的发行、城市识字阶层的兴起（到19世纪60年代，圣彼得堡的识字率超过了55%）、[17]俄国文学的繁荣、俄国文化声誉鹊起以及在俄国与欧洲其他地方间的思想交流的急剧增长。

当然，用许多标准来看，俄国仍是一个严重不自由的社会。它仍是一个独裁的官僚国家，收回批评的自由会与给予得一样快。但是19世纪60年代的改革标志着沙皇认识到，如果俄国不想落到其他大国的后面，不想放弃自彼得大帝以来罗曼诺夫（Romanov）王朝关注的欧洲化目标，部分模仿欧洲自由主义者颂扬的自由是必要的。沙皇改革者和十二月党人自由主义再度确认俄国具有作为一个欧洲国家的权利，其历史作用是殖民化和文明化其巨大的“亚洲”腹地——俄国19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Vassilii Kliuchevskii）的宏大主题。[18]当亚历山大二世在国内“解放”农奴，其战士和外交官在东亚的黑龙江流域拓展帝国的边疆，进入到跨里海的中亚并非偶然。这是一个成功中的悖论。在欧洲扩张的俄国部分（这是非常大的一部分）是由欧洲自由主义富有活力的社会视野激活和促进的：其持续的进步感；其对经济自由的强调；它从西方自由和东方的“呆板划一”中得到的鲜明对照。不过，俄国的多民族本质、其社会纽带的脆弱与其薄弱的基础设施，持续不断地提醒我们，没有专制的“钢架结构（steel frame）”，宏大的帝国大厦在问题一露头时便可能会崩塌。似乎是，俄国会是一个自由主义模式的民族国家，或一个帝国，但不会是两者兼而有之。

美国是这个自由世界的西翼，犹如俄国是其东翼。在普通的（和美国的）美洲史版本里，被强调的是美国对欧洲的孤立和疏离：不同的政治传统的打造；美洲“例外论”的形成。欧洲人陷在自己的历史里，注定要陷在王朝的、阶级的和民族斗争的后果中精疲力竭，直到痛苦混乱的终点。而美国人将自由创造他们自己的未来，没有旧大陆的不平等和对抗的锁链，放开手脚追求自由。在故事的后面，只是定居者神话的宏大版本：其版本可以在19世纪的大多数定居社会中找到，在20世纪的大多数“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中找到。美洲的现实更为平凡，美洲是大欧洲的西翼。

当然，在理论上，美国有着某些特殊性。其宪法是1789—1815年大动荡前设计的，这场动荡是如此难以磨灭地标志着欧洲自由主义。对美洲行政权的广泛质疑，更多归功于18世纪英国的“乡间政党”传统，而不是贡斯当的自由主义。在欧洲人的眼中，美国几乎不是一个国家，它有着庞大的规模（甚至在兼并得克萨斯和1846—1848年的墨西哥战争带来的领土的巨大扩张前）以及极度的地方分权。它没有外交政策，没有值得一提的军队和海军（在1815年和内战期间），实际上也没有政府。英国人在1783年以后几乎控制了半个北美洲，它并不担心欧洲其他殖民者故意侵袭其占领的美洲领土。欧洲人对美国的平民主义有所困惑和惊慌——非常广泛的选举权（对白人）和普遍倾向民选官员，甚至是民选司法官员和审判官员。英国的激进派爱德华·吉本·威克菲尔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谴责美国社会无根的流动性，它缺乏任何地方感、传统感或历史感，最重要的是粗俗化，（他认为）这在缺乏一个有闲的、有教养的精英来定调的社会里是不可避免的。“我看到一个民族没有纪念碑、没有历史、没有地方归属感……没有对出生地的任何热爱、没有爱国主义……”[19]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19世纪30年代访问过美国，他钦佩美国自治政府的惊人活力，但怀疑其平民主义是否最终与思想独立相配。[20]但是，美国民主的最自相矛盾的特征是对黑人奴隶制的容忍。这是1863年（当奴隶制被废除）前英美关系紧张的主要根源。它滋养了大西洋另一边的怀疑，即美国平民主义是欧洲自由主义的粗糙退化版：暴力、种族主义和不稳定。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T.B.Macaulay）认为，美国西部就像17世纪英国的荒蛮之地，其正义是由枪支和匕首支配的。

当然，平民主义的缺陷也被美国人广泛注意。“辉格派”（Whig）政治家谴责“杰克逊主义”（Jacksonism）的躁动不安的扩张主义、不尊重与美洲土著的条约，其粗糙的田地均分、土地改革以及老东北的商业和金融机构的敌意。[21]在19世纪50年代，废奴主义的兴起和奴隶州与自由州之间为控制西部的竞争（这场斗争的爆发点在堪萨斯），创造了“自由土地”与“自由劳工”的新大众意识形态。在内战前夕，由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锻造的“共和党”同盟联合了东北和中西部抗击南部同盟，并摧毁了杰克逊主义的残余。随着北方在1865年的胜利，美国政治不再如此鲜明地不同于欧洲自由主义国家的模式。摧毁南部奴隶制，确认了作为工业和金融美国的心脏的老东北以及纽约这个巨大港口城市的卓尔不凡。华尔街（Wall Street）银行的崛起和金融权力向托拉斯（trust）和卡特尔（cartel）的集中，创造了有着巨大的政治社会影响的新大亨阶层。财阀政治——贵族的暴发户表兄——已经实现。在1865年以后的“镀金时代”（Gilded Age），美国政治的腐败成了传奇。马克·吐温（Mark Twain）用讽刺的腔调说：“我们有着世界上最为昂贵的立法者。”同时，工业雇佣劳动的规模、大城市的迅速崛起、可辨别的工人阶级出现以及“自由”土地老边疆的逼近终点——迄今为止工业东部的社会张力的安全阀（在理论上）——达到了这个临界点，即尽管美国仍然不同于欧洲——更自由、更富裕、更安全——但是它面临的政治、社会问题若非类似也是堪可类比的。这种观点的回声，可以从美国对欧洲国家的帝国主义扩张的态度的逐渐改变中看出。美国“反帝国主义”根植于定居社区对帝国主义权威的普遍敌意中，根植于受中心都市的商人、银行家、船主和供应者剥削的担忧中。直到19世纪60年代，南方不满意英国的反奴隶制，因老东北与英国对美国大陆的商业和金融优势的激烈竞争，使得这一状况更加恶化。但是，到19世纪80年代，老东北已经赢得了这场斗争，其精英培养着帝国主义态度，培养着一种他们的英国伙伴更赞成的社会精神特质。“大和解（great rapprochement）”的基础正在准备之中。

1830—1880年的50年里，广泛的差异分出了美国与俄国、英国与法国、德国与意大利的政治态度，否认这点会是鲁莽的。但是这些差异必须正确保持。尽管有源自地方传统和各自历史的变量，但是这个时期的惊人特征是大欧洲所有部分趋向一种“一般自由主义”的稳定聚合。益处是巨大的。1815年以后，19世纪欧洲逃脱了17世纪撕裂了欧洲的激烈的宗教纷争，逃脱了18世纪冲突迭起的宏伟的王朝美梦，以及20世纪种族灭绝的意识形态战争的恐怖命运。思想的聚合（迟疑、偏袒、吝啬）让大欧洲国家——一个到19世纪60年代扩展了北半球的“原西方”（proto-West）——的命运与欧亚大陆其他地方和外围世界的命运形成鲜明的对照。它证实了它们的进步和活力意识——一般自由主义着力强调的——并突出了与亚洲的“停滞国家”的差距。它充满活力地给扩张主义大欧洲的全部无以计数的集团装备了一张“道路图”，几乎可以普遍地用这张图来解释、组织和为它们与非欧洲人民的关系辩护。“文明使命”（并不是皈依异教徒的使命）是一种自由主义信条，它迎合了（不管如何粗糙的形式）俄国的帝国官员，如同迎合了美国西部的边疆人一样。不同于欧洲扩张主义者以前传播的思想意识——十字军的帝国主义、重商主义、王朝专制主义——惊人地证明了一般自由主义对某些最少殖民化者的吸引力。其价值是或似乎是普世的：它们迎合了印度人、中国人、非洲人和阿拉伯精英分子，几乎与迎合了欧洲人一样。这是欧洲人的扩张性权力的一个令人震惊的、史无前例的第三个维度。它授予他们（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政治的更熟练的操作者）在非西方世界寻找同盟的更灵活的新武器，它有助于打开其他鼓吹关闭国门的社会，它是——或后来似乎使之愁眉不展的敌人——欧洲帝国主义的特洛伊木马（Trojan Horse）。

走向世界经济

关于在19世纪中叶横扫世界的最强大的变化力量是欧洲前所未有地渗透亚洲、非洲、南美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能力的观点还可以说很多。对更多地交换、寻找新市场、发现“新”产品和商品以及把世界商业吸引到一个以西方大港口城市——伦敦、利物浦、汉堡（Hamburg）、波尔多、马赛（Marseilles）和纽约——为中心的巨大网络的推动力，是19世纪60—80年代之间“世界经济”的逐渐形成背后的主要动力——一个单一的全球贸易体系。这是一个物价稳步上涨的时代，一个对原材料需求增长的时代，处于19世纪40年代萧条以后直到19世纪70年代中叶的主要衰退之间。当然，世界广阔的领土仍然处于国际商业的拉力之外，因为它们太难进入、太贫穷或太隔绝，以至于不受外部世界的政治或宗教控制。“世界经济”的标志并不是国际贸易的无所不在，而是更古老的区域交换体系、价格与信贷的区域体系以及重商国家（就像给予东非海岸阿拉伯商人的如此财富与权力的重商主义国家）的区域等级体系被摧毁的方式。这不再仅仅是一个奢侈品问题了，到1880年，基本商品的成本（像粮食产品）是由世界市场的价格决定的。[22]信贷和商业投资的供应反映了国际需求，并不仅仅是地方需求的水平——这种变化可以从西方风格的商业银行扩展到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中看到。以西方为基地的船主、商人、银行家和保险家，在国际贸易中会取代当地的商人精英或使他们处于依附地位。[23]

普遍和平和思想意识聚合的重要程度，是崛起的西方确认其经济优势并改造世界经济以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重要因素。但是第三个重要因素是欧洲国家间向经济整合的推进。没有这一点，就不再可能有国际贸易量和贸易额的巨幅增长。在1820—1913年间，贸易量增长了25倍，其中1840—1870年间有着最快的增长率。国际市场的更广泛整合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可能，是因为西方自身已经成为单一经济空间。[24]

在这种说法背后的理由，我们稍后进行探讨。但是，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即使在世界贸易神速增长的阶段，正是西方国家的贸易量才是国际舞台的显著特征。在1876—1880年，欧洲和北美供应了国际贸易的76%的出口和77%的进口。®[25]在19世纪英国是一个更大的贸易国。在1850年、1860年和1880年，60%以上的英国贸易是与欧洲大陆和北美进行的，剩余的是在亚洲、非洲、南美洲和太平洋地区。[26]仅英美贸易一项就比与整个亚洲的贸易多20%：1880年，其从美国进口的价值等于英国与亚洲的整个贸易额。[27]这个模式一点也不令人吃惊。它部分可以由地理上的邻近来解释：如果英国人不与更近的邻国贸易会是奇怪的。不过，英国与隔海3000英里（约4828千米）远的美国贸易，比与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加起来的贸易还要多，尽管它们的人口和商业发展旗鼓相当。促进贸易和塑造商业关系模式的是专门化。最有利可图的部门的最大化生产是财富的发动机，但它需要贸易伙伴间的高度的相互依赖。使专门化可能的积极引擎是交流的速度、可靠和廉价。正是如此，大欧洲国家建立起对欧亚大陆其他地方和外围世界的决定性的优势。

从19世纪30—40年代起，电报（携带着商业信息，尤其是价格）和蒸汽船（起初主要是运送邮件和旅客）的迅速普及，有助于使从密西西比河流域到乌拉尔山的广阔地区联成一体。通讯社随着电报崛起：从1835年起的哈佛斯社（Haves，以巴黎为基地）；1848年起纽约的联合社（Associated Press）；1851年起的伦敦路透社（Reuters）。[28]但是经济交往的最强有力的代理人无疑是铁路。随着铁路效率提高，它们刺激了其进入的区域。它们能降低多达80%的内陆运输成本（在没有水路的地方）。在那些因为陆上的大宗运输约20英里（约32千米）就消耗了所有利润、自给自足成习惯的地区，现在可以把产品运到更遥远的市场。相互依赖与专门化（经济增长的连体双胞胎）切实可行。由此，铁路里程成为经济整合及优势的真实指数。这里，西方和亚洲、非洲间的对照鲜明，悬殊巨大。1850年，当西方国家有2.4万英里（约3.86万千米）铁路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加起来只有不足250英里（约402千米）。[29]1860年，相应的铁路里程上升到6.5万英里（约10.46万千米）对1800英里（约2897千米）。甚至在1880年，当铁路建筑在英属印度势头正盛时，西方国家铁路仍然是（21万英里[约33.8万千米]）世界其他地方加起来的10倍多。大欧洲中最不发达的大国俄国，1870年（并且到1890年）有着比印度更长的铁路，而印度人口是俄国的3倍。1890年，在中国实际上没有铁路。

在西方国家间快速廉价运输货物的能力，堪与金融机构的创立相比拟。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出现，为远程贸易提供所需资金。在伦敦提供的信贷（“伦敦票”）成为国际贸易的一般通货。在伦敦与巴黎的银行（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s］在两地开设）成为提取外国贷款的中介——起初主要为欧洲和美国的政府，但是，到大约1860年日益成为私人企业的中介，尤其是铁路的中介。1856年以后，俄国政府转向外国投资者（主要是法国人）来资助改革者要求的现代化。开设了一个股票交易所，出现了商业银行。[30]在欧洲和北美洲外，这类金融关系似乎只能在某些有利的飞地出现，其商业关系特别强大；或像印度一样的殖民地，其金融体系是由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监督的。

运输和金融的早熟发展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么多的世界贸易是在西方国家间进行的。但是还有第三个因素有助于使大欧洲成为世界最有商业生机的部分：对人力资本的回报。1830年以后，迁离欧洲的移民从涓涓细流逐渐增大，直到19世纪50年代成为汹涌的洪水。在1850—1880年期间，有800多万人离开了欧洲，几乎所有人都去了美国。这种大移民有着双重后果。其一，它释放了旧大陆的最糟糕的农业人口过剩，把其剩余人口转移到一个贫穷移民成为大规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区域。其二，把欧洲手工艺技术人才（既然不是所有的移民都是穷人）转移到一个特别有利的环境中，到19世纪80年代这里增长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正是美国经济增长的特殊模式，使它成为欧洲世界的如此宝贵的延伸部分。美国的最惊人的事实是其巨大的“自由”土地储备，等待着白人拓殖者和（在南方直到1865年）他们的黑人奴隶的流动大军开发。从其他主人手中（法国、墨西哥、美洲土著）用武力或购买获得这片土地的成本惊人低廉。对有着万世“粮仓”之称和需要极少投入和劳作（按欧亚大陆标准）来使之丰产的农业土地的收益如此之高，甚至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农业生产率比英国（资本密集型农业之乡）高50%、比欧洲大陆高3倍。[31]迅速占有这种土地战利品使大西洋喷涌出大批出口物，并支付了同样数量的进口物。1840年以后，美国出口的70%是对欧洲出口，60%的进口来自欧洲。[32]该贸易在欧洲最富裕区域——大西洋边缘的日益繁荣中起着重要作用。1860年，欧洲最富裕的国家英国与美国的贸易额，比英国与北欧或西欧最富裕的国家的贸易额都大。[33]正是从“大西洋欧洲”（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荷兰），资本与技术，尤其是在工程技术方面的资本与技术，向东向南辐射到大陆其他地方。[34]但是，使美国的“意外之财”如此特别地眷顾欧洲的，是美国人自身能够对自己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做出贡献。

理论上，如此巨大的农业边疆（土地成本以外）的开发，需要巨额投资（交通运输）、大批量工业品的供应（工具和消费品两者）以及精密的商业网，把信贷带给农夫，把商品带给市场。直到19世纪80年代的拉美经济史展示了一个“新国家”的发展会如何缓慢不确定。但是美国的故事全然不同。从独立初期起（确实，甚至在此之前），美国的商业生活——以费城、波士顿、纽约和查尔斯顿（Charleston）港口为中心——在复杂性和效率方面可与西欧对手相应数量的港口相比。革命以后，犹如革命前，美国商人维持了与英国贸易伙伴的非常密切的接触。在借贷方面他们与英国对手一样内行，新共和国的投机气氛可能传播了比在旧大陆更广的金融冒险习惯。结果，在需要建立一个现代经济的大量资本中（在1790—1850年间土地区域增长了3倍）有90%以上也许95%是由美国人自己提供的，尽管外国资本（主要是英国）在资助铁路中起着重要作用。[35]占据了（到1860年）2/3的进口和1/3的出口量的纽约发展为国家的第一大港，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商业都市，也创造了一个市场精英和（与银行的）金融权力的中心。到内战前夕，其人口已经增长到80多万人，开始挑战伦敦的规模。拥有自信的商人精英（包括像奥古斯特·贝尔蒙特［August Belmont］的移民，他有着极好的海外关系），拥有伸入内陆腹地的运河和铁路，以及遍布大西洋的航线，纽约有着专家、信息和资源，来使国内投资最优化，从海外信贷获得最大效益。纽约城的崛起意味着一个庞大而活跃经济的商业金融需求大部分可以从内部提供。[36]

第二，尽管其经济是农业主导，但是美国并不是完全依赖欧洲制造业。一开始，它有着强大的工业能力，尽管直到19世纪60年代其大部分是工场而非工厂组织。甚至在1830年，美国制造业产出位居第二（与比利时和瑞士一道），低于英国但高于法国。[37]到185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约22%来自制造业和矿业（英国相应的数据是34%）。[38]包括新英格兰（New England）、纽约和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的老东北，成了一个美国的兰开夏（Lancashire）、约克夏（Yorkshire）和米德兰（Midlands）。它越来越多地服务于巨大的农业部分的需要（到1851年[39]在他的芝加哥工厂每年生产1000台收割机）[40]，并且服务于激增的人口的需要，这一数字从19世纪30年代的1500万增长到70年代的4400多万，相对越来越少地服务于英国和欧洲的工业能力。尽管英国从美国的进口从1854年的7700万英镑增长到1880年的1.07亿英镑，但对美国的出口增长缓慢，从2100万英镑增长到3100万英镑。[41]

现在应该可以看到美国对欧洲崛起为欧亚大陆主导、“大欧洲”向全球优势推进的宏大故事的重要性。传统上，美国一直不在19世纪欧洲帝国主义叙事内，只是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才进入这个舞台。事实上，美国的特殊发展道路极具影响力。尽管其农业边疆规模巨大，但美国的工业和金融能力使它成为大西洋“中心”的组成部分，这个中心推动着欧洲的扩张与整合。其贸易帮助大西洋伙伴致富，并没有消耗太多的可用资本。它的农业、矿业、水力和铁路技术的革新，容易传播到欧洲扩张的其他边疆去。电报是一项美国发明，其他三项在欧洲征服亚洲、非洲中起着并非不重要作用的设计也是美国的发明：左轮手枪（由塞缪尔·柯尔特［Samuel Colt］发明）、加特林机枪（Gatling）和马克沁重机枪（Maxim）。在通信与武器方面，美国的独创性对欧洲殖民技术的军械库增加甚多。但也许美国经济史的一个关键方面甚至更有决定性。

对几乎整个19世纪，原棉是美国的最大宗出口品，从1830年到1860年占了出口量的一半，迟至1913年仍占1/3以上。[42]1830年以后，随着佐治亚（Georgia）、阿拉巴马、密西西比“棉花王国”的形成，奴隶制种植园的产量惊人增长。棉花贸易是美国经济的润滑油、纽约商业崛起的秘密。棉花作物的最大市场是英国，是兰开夏的工厂。廉价、可靠和充沛的棉花供应和动力织布机的发明，使兰开夏成了世界的纺织厂，其产品在几乎每一个不受保护的市场有着高度的竞争力。棉纺织业是一把破城大槌，英国人用它首次攻克了亚洲市场——尽管在中国用鸦片作为其钢尖。一旦掠夺时代消退了，棉布商品的需求会把印度变成一笔巨大的经济财产。这是一个必须控制其自治倾向的市场，否则税收的流失也将伴随政治自治接踵而至。把印度控制在手，英国成了一个从苏伊士运河到上海的环绕整个印度洋边缘的最大的军事大国。“棉花王国”及其奴隶制、兰开夏工业和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由此被非同寻常的共生关系紧紧绑到一起。在这方面，如同在许多其他方面，不管他们的政治观点怎样“反殖民”，美国是欧洲扩张入亚洲和非洲的不可否认的隐姓埋名的合伙人。

大欧洲的边疆

在1830年以后，在比以前的世纪更大规模上，其地缘政治、思想和经济的特征，有助于使大欧洲成为一个宏大的扩张主义者集合体。大发现的航行一直是轰动社会的，欧洲介入印度洋贸易是海军和军事技术的胜利，对前哥伦布美洲的富矿国家的占领，是对胆大妄为的冒险家的奖赏。以奴隶、金银和庶糖为基础的大西洋经济的建立，展示了欧洲的大西洋远程贸易和长期信贷早熟的发展，会为欧洲经济创造一个高利润附属品。但是，直到1750年以后的欧亚大陆革命，这里没有一项对欧洲人在整个世界的影响有着决定性的差异，更不用说在欧亚大陆其他地方。在亚洲海洋，他们塑造了一个“商人战士”阶层，沿着亚洲国家的海洋边缘虎视眈眈。在大陆上，他们猛烈攻击奥斯曼帝国和伊朗帝国的大门。在几乎整个非洲，他们的直接出现仍可视而不见，即使其奴隶贸易的商业和人文影响在西非内陆、安哥拉（Angola）和刚果河（Congo）流域都能感受到。

在1750年以后的动荡年代，对欧洲扩张的许多物质约束和某些商业约束开始让路。巨大的机会新远景在印度、中国、太平洋地区以及甚至热带非洲闪烁，由芒哥·帕克（Mungo Park）的西非旅行展示给英国观众。在外观上熟悉但细节上仍是神秘的美洲，被亚历山大·麦肯齐（Alexander Mackenzie，1764—1820，他横穿了今天的加拿大）、梅里韦瑟·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1774—1809）和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1770—1838）在1803年到1806年从现代匹茨堡到太平洋的探索之旅，[43]以及德国大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在南美洲系统地穿越考察。由此产生了巨大的思想震动，贪欲之梦成倍增长。但是直到1830年以后，并不是此前，欧洲人才开始加强他们对其他大陆的攫取，为到19世纪80年代似乎是他们获得的全球优势铺平道路。

这种大扩张主义推动力受到三个源泉的滋养：文化的、商业的和人口的。正如我们在第4章看到的，欧亚革命的时代已经目睹了惊人的全盛期，与其说是欧洲人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好奇，不如说是对他们的信息收集以及新知识可以输入的思想框架更好奇。由（只以英国为例）大卫·休谟（David Hume）、亚当·斯密、杰里米·边沁和詹姆士·穆勒（其《印度史》出版于1817年）提供的社会、商业和文化进步的普遍新模式的花言巧语，去除了原先对欧洲快速重塑异国社会能力（及权利）的怀疑，这个异国社会是被他们摧毁的，或是蹑手蹑足地进来的。即使在18世纪晚期，在印度的英国早期征服者仍然被次大陆文化的漫长和精细吓倒。1800年以后，这种态度被一种约翰牛的自信代替，认为他们支持的印度思想体系和社会实践是衰退的或过时的，只要情况许可就可以忽视它或拔除它。欧洲人倾向于谴责非欧洲人的信仰，在这种新思想热忱背后是一种力量——传教士和基督教徒，如果这在欧洲历史上不是一个新现象，那么就是处在宗教复兴的剧痛中。

到1830年，传教士已经成为一个活跃的（若非普遍存在的）欧洲势力代理人，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矛盾的代理人。欧洲的传教事业被情感的保守主义重新点燃，这种保守主义反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反对革命战争的可怕经历，反对（在英国最为显著）被剧烈的社会经济变革惊醒的道德不安。在用直接行动或通过传教士的努力拯救异教徒的福音职责中，宗教焦虑得到升华。但是，与作为宗教特使一道，在非洲腹地、在中国沿海（那儿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是福音主义先驱者）、在遥远的新西兰，传教士是欧洲的耳目。他们的信息、报告、求助信、筹款巡游、传教“报纸”以及宣传备忘录，刺激国内的舆论变成行动：筹集更多的资金、向政客施压去干预或甚至去兼并。常常是，如在新西兰，其动机是保护一批新信徒或前途无量的皈依者免除退化的欧洲人的掠夺活动——出售朗姆酒或购买性服务——或者（如在东非）反击阿拉伯奴隶商。在所有的传教士宣传员中最伟大的是戴维·利文斯敦（David Livingstone）。他在维多利亚英国的英雄地位展示了这种具体化的笃信宗教的巨大吸引力。

甚至传教士也利用了商业变革的浪潮，没有了它，他们的影响、活动和资源会小得多。确实，像郭士立或亨利·威廉姆斯（Henry Williams，在新西兰）乐意把他们的宗教活动与生意结合起来，郭士立一边贩卖鸦片一边布道。欧洲的——尤其是英国的——商人和他们的工业供应商要求进入曾经关闭的非洲、亚洲和美洲市场，如果必要的话就对他们的政府施加压力，强制那些市场打开大门。一个商人院外游说集团于1813年推翻了东印度公司与印度的老的贸易独占权，在1833年推翻了与中国的贸易独占权。商人的压力驱使伦敦进入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并且通过1842年的《南京条约》，确保了中国贸易第一次真正向欧洲商业的开放。用工业化欧洲的产品武装起来，尤其是用机器制造的纺织品武装起来，欧洲商人终于有了一种近乎普遍需要的商品，既然廉价棉布是一种可以在任何地方销售的消费品，甚至可以针对当地手工业的竞争。一个必需条件是一个“开放的”市场，欧洲商品能够没有关税壁垒或自由销售。对欧洲商人来说，“自由贸易”是重要的，而非征服或政治统治。

这种商业优先权有助于解释1830年以后西方扩张的独特模式。横跨世界大部，欧洲的“全球化”市场、出售其工业品、装满回家货物的船只的渴望，创造了一种没有殖民统治的新形式的商业最高权力。通常是，通过与当地统治者和精英达成互利或似乎互利的协议，商人及其政府获得商业进入权。毕竟，商人只有他也购买的时候才能销售。他给那些控制土地的人提供了一个市场，生产不能在附近销售的东西——因为土地丰裕而产品廉价。地主，一度被宣布为仅能维持生存的经济体，现在可以成为消费者——衣服、家具、铁制品、杂货（像茶叶或咖啡）和工具的消费者——如果他们能生产欧洲人会购买的作物。在这种商业理念最盛行的地方，像在拉丁美洲地区，对欧洲国家来说没有动机来策划征服。在没有本地合作和统治者决心排除外国贸易或紧密地控制它的地方（最著名的例子是中国），商人的计划需要政府的行动。但是甚至在中国（英国政府强制实行）这种暴力干预——在1839—1842年和1856—1860年的鸦片战争中——在中国沿海和长江的一系列“条约港口”中只是创造了海洋主权大厦，这里欧洲人享有特许的贸易自由。但是，在19世纪70年代渗透中国内陆似乎仍然是很困难的。

事实上，在非西方世界的许多地方，欧洲商人被迫接受粗略现成的劳动分工。在他们被禁止进入的内陆——被当地商人排挤，或被复杂的通货、信贷和销售阻挡——如在中国和非洲内陆常发生的一样，他们唯有依赖当地中间人。欧洲商人待在海边自己的“仓库”（或货栈），或沿着它漫游——在西非就是一种常见现象。[44]在印度，1850年前，那儿的殖民统治迅速地扩展，细节不同但模式类似。住在他们的“代理大宅”里，英国商人（1855年在加尔各答有47个）集中在主要港口城市的进出口贸易中，满足内陆的少量外国人的需要。但是他们很少努力渗透进内陆贸易和庞大的农业经济中。在几乎任何地方，商业失败的风险度极高。恶劣的气候、不可靠的信息、变化无常的货币、海上失事或政治动荡，增加了远程贸易的一般风险，所以印度和中国的欧洲公司的“死亡率”很高。这是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故事里出色地唤起人们的记忆的重商主义先驱的时代，他们往返于东方的海洋，寻找商品和运气。

即使如此，欧洲的贸易边疆在1830年之后的50年里向亚非内陆稳步推进。在东亚，商人的第一次伟大推进是向香港，它是英国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占领的，作为其中国沿海的安全港。到1860年，受鸦片贸易中的快速利润所吸引，这里成立了40多家英国公司。[45]从孟买来的祆教徒（Parsi）商人和稀稀落落的其他欧洲人和美国人也在那儿。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数量急剧增多，在（或靠近）中国主要城市内建立起飞地（租界），就是有着公园、草地、广场、银行和办公室的欧洲风格城镇。到那时，上海早已成为一个真正的对华贸易的进出口中心、欧美来华的主要港口。它位于迅速形成中的欧亚大贸易干道的终点，这个干道是通过孟买、科伦坡（Colombo）、仰光（Rangoon，迅速发展为稻米和木材贸易的中心），经过新加坡的海上要道。新加坡迟至1819年才建立，但到19世纪70年代人口超过了10万。[46]

这种商业增长的标志，是1840年以后出现的欧亚间多多少少定期和迅速联通的通信网络。那一年，半岛和东方蒸汽航行公司（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P&A”）获得皇家特许状，获得伦敦与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之间的邮件垄断权。两年后，它获得了经营苏伊士、斯里兰卡（Sri Lanka）、马德里和加尔各答间邮件的权利；到1845年，其服务扩展到新加坡与中国。在19世纪60—70年代，印度和中国与欧洲电报相通。但最大的变化是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通航，它把到印度的航程缩短了几周，加速了邮件与旅客的运输，打破了一度分开欧洲与“东方世界”的屏障（心理的与地理的）。1902年，康拉德写道：“苏伊士地峡的穿透，像大坝的攻破，给东方洪水般的新船只、新人、新的贸易方法。”[47]欧洲的便捷惊醒了商人对主要海上商路外的荒郊野外的兴趣。一度是阿拉伯商人保留地的波斯湾和东非沿海，开始吸引以孟买为基地的英国商人的注意。[48]一个新的商业前线被打开了。

不过，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种繁华的经济活动会意味着欧洲在亚非统治的任何大扩张。以英国人为先导的欧洲人，需要租界、基地、防御据点和商业中心来进行贸易——诸如亚丁、新加坡、西贡市（Saigon）、香港、拉各斯（Lagos）或塞内加尔（Senegal）的圣路易斯（St Louis）。他们的商业活动和政治势力从这里和其他桥头堡扩散开去。条约被签订了——或被强加——来禁止奴隶贸易或消灭海盗。准护国主扶持顺从的统治者——常常有着模棱两可的或令人不满的结果。但是，直到19世纪80年代，没有什么帝国主义瓜分的一般策划似乎是值得向往的、必要或现实的。主要的例外可以在印度（那儿适用特殊条件）、靠近俄国里海省份的中亚地区、在非洲远西北和南端以及在东南亚找到。在东南亚，英国、法国和荷兰艰难地推进到马来亚半岛、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外围岛屿”。正是在19世纪80年代全球新状况中，这些“不确定帝国”的巨大扩张，触发了在1914年大战爆发前的西方优势的最高阶段。

在世界许多地方，大欧洲的边疆是模糊和不精确的——与非洲人和亚洲人相互影响的区域，而不是有意识合并的区域。不管是追求上帝还是财神，传教士和商人的边疆有赖于当地人的合作。但是它们并不是欧洲扩张的唯一或最重要的剧场。直到1880年以及此后很久，欧洲最有活力的边疆是人口统计意义上的——其殖民地边疆。这儿推进的规模惊人，1830年，在美国的白人定居者一直定居到密西西比河流域。到1880年，他们已经征服了或占据了几乎成为48个州的整个地区（除了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在加拿大他们已经充满了东部的农田，考虑（证明是作了相当的推迟）推向大草原。在澳大利亚，到19世纪80年代，225万定居者已经占有了大多数能用于农业或养羊的土地，只留下一片巨大干燥的空荡荡的内陆。在1840年，在新西兰的定居几乎还没有开始，到1880年，除了北岛的毛里王国（Maoridom），大多数可用土地已经被占领。在所有这些地方，白人定居者的潮水驱赶了所有它之前的东西：移去或排除当地人口，把他们圈入“保留地”，常常摧毁他们的生计，使他们依靠白人的施舍。1880年后，只剩下4个地区留待欧洲人的大规模殖民：加拿大草原、阿根廷大草原、巴西南部的温暖地带以及西伯利亚。在第5个区域南部非洲被主要力量转变为一个“白人国家”，白人能够主导，但人太少不能排除黑人，或不能没有黑人劳动而生活。在第6个地中海非洲，欧洲定居地从头至尾（1830年到1962年）是法国军事力量的副产品。

这种大推进运动永久地改变了全球的经济地理、文化地理和政治地理。到世纪末，即使悲观的评论家也会认为世界的未来是欧洲人的。英国杰出的数据家罗伯特·吉芬爵士（Sir Robert Giffen）估计，1800年的“新”和“旧”欧洲的人口是1.7亿。到1880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4亿。相形之下，除了印度，“非欧洲种族已经停滞不前……文明的力量，作为反对那些黑人和黄种人种族的文明力量，事实上已经变得无法抵御”。[49]他认为，到2000年，“欧洲人”会达到15亿，而华人仅仅为4亿。吉芬太过夸张，但是大欧洲的人口爆炸真实不虚。不过，到1800年，除了北美洲东部的部分，大欧洲人土地占领几乎只是一系列空洞的权利，其实际定居只是一个梦想。这种定居为什么和怎么样发生？为什么这么快？

欧洲人口帝国主义的前提是，那么多欧洲人想离开家乡而且有自由这么做。直到1880年，大多数移民来自容易进入大西洋港口的地区并非偶然。但是，既然直到世纪晚期，极少移民来自法国或甚至来自西班牙，所以这并不是全部解释。推动人口迁徙的是他们在国内的生活预期以及国外的想象的机会。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不列颠岛一直是移民的主要来源，直到1914年是最大的来源。它们也是被工业化的社会经济变革影响的第一批和最重要的欧洲部分。在土地使用上的变化（像苏格兰边缘农场转变成羊群放牧场）驱使人们离开农业进入城镇——或国外。在英格兰一些地区，旧乡村工业的衰落有着类似的影响。没有小农场（如在法国）的巨大内陆腹地能够吸收失业者或就业不足者。极端的例子是爱尔兰，在那儿1845年可怕的生存危机杀死了大约200万人，驱使几百万人移民，有些到了英国本土。对那些迁徙的人来说，跨过城市英国继续他们的航程，到美洲（大多数）或澳大利亚（少数）相对容易些。海洋航线是平静的，没有法律障碍阻止移民。而且现在有了运输体系，能运载大量旅客来港口，快速廉价地把他们运过大西洋。

这样，工业主义的物质后果推动人们迁徙，然后帮助他们这么做。工业主义的社会文化后果也起着作用。许多被连根拔起的人先在英国城市停留，如果城市状况不同，并且安全网更为坚韧，那么可能更多人会留下来。相反，从中成长起来的是一种流动的文化，受移民代理人、船运航线、移民会、土地公司和宗教热忱者的急切宣传所滋养，以及受印刷品的廉价散播的影响——工业主义的另一个后果。源于贫困和经济担忧的迁徙冲动，受到相信移民作为一种追求更好生活的手段刺激。受到一批移民“经纪人”（移民是一项生意）的巧妙夸大，这一美好的信念在社会想象中以惊人的速度扎下根来。

但是，移民并不仅仅是一件愿望和梦想之事，甚至也不是单程船票的廉价之事。许多移民的费用是由“先遣队”寄回国的汇款支付的。“移民链”对大量穷困移民旅行来说是（像现在的第三世界移民一样）唯一现实的道路。但是“移民链”也对选择的目的地、对那些先旅行的人的经济成功作出有利的报告。对1840年以后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对那些接受社会来说，接受移民并使其经济能够吸收他们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经济状况不利，国内的贫困会被国外的赤贫所代替（那儿的安全网更小），那么移民链就会断裂。一群降低工资拥入劳动市场的勤奋的移民的前途，不久就会把“老居民”转变为反对向新来者敞开大门。大迁徙可能会慢慢地停止。

美国是大多数移民的目的地，美国惊人的经济历史解释了大迁徙为什么成功。什么使美洲如此有吸引力？更要紧的是，什么使其经济有如此的吸收能力？其惊人的自然财富构成了解释的显而易见部分：巨大的肥沃土地储藏；大片的木材；铁、煤、铅、银、金的矿藏；通往内陆并运送它的产品的内河体系。但是，使美国有如此接受能力的并不是逐渐利用这些自然财富，而是他们维系一个市场经济的惊人速度。正是至关重要的速度，使美国人口的增长如此迅速，容纳了这么多欧洲人，而没有更多社会紧张迹象。使美国人口增加（通过自然增殖及移民）这么迅速，使大欧洲的这个边疆如此生机勃勃，是（再一次）工业主义的影响：美洲自身移植的工业主义。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看到这一点在起作用。如果定居者不是保持孤立无援、无知以及挣扎在生存边缘的农民的话，那么大规模农业定居需要农具、社会组织和多种服务（至少金融服务）。如果这些需求是合适地“顾主化的”并且不是过于昂贵的话，那么这些需要必须在当地得到满足。犹如战斗的军队需要一支庞大的“后勤部队”用供给、才智和方向来为之服务，那么一批庞大的定居者需要一个附近的城镇“后备军”，提供农业装备、市场信息和文化舒适。没有这些，它就会迅速陷入停滞的泥潭。美国边疆的显著特征，与其说是向西移民的农民洪流，不如说是城镇如何迅速地追随着其足迹成长。总体上说，城镇规模发展的速度比人口增长的速度快。[50]城镇吸引着有工业技术的手艺人。在19世纪20—30年代，在西部新城市可以找到铸造厂、磨坊和精炼厂，它们忙于服务本地内陆地区。蒸汽动力仍处于早期阶段。远在1830年前，成百的蒸汽机就在西部装备起来，许多用于定期往返于俄亥俄和密西西比河的蒸汽船上。有着机械和工业技术在手，无怪乎铁路扩展迅速，把工业运输的手段直接带到边疆地区。铁路和蒸汽船不仅把人带来，而且把人带向新的机遇，从而加速了工业化定居所依靠的人口流动。

这个成功故事的更深根源——持续增长的良性循环——可以在美洲享有的良好条件中找到（作为更大欧洲的一部分）。没有外部威胁就是一项，它使分权的“企业”文化而非一种规约官僚经济更容易维持。[51]跨大西洋贸易的殖民地遗产是另一项。两者一起使老东北成为一个欧洲规模的商业和工业区，并且在从大西洋欧洲最为先进地区引进与重新配置技术与熟练工人方面极度高效（部分是语言的原因）。由此，美洲边疆并不仅仅是旧大陆的纯依附者，它只需要（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少量的欧洲资本，它提高了进口商品和资本的国内技术、产出和机构的“附加值”，它是奠定其成功的新、旧欧洲的富有生机的融合。在欧洲定居地的最遥远的边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可以看到同样的刺激力起作用，不过是在更为适度的规模上。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不那么丰富，两者都比美洲遥远得多，而距离成本很高。[52]它们缺乏1800年前美洲享有的先导，它们更多依赖欧洲的进口。但是在其他方面，它们利用同样的工业工具箱来驯服其陌生的居住环境。他们用无情的力量（常常通过火烧）来满足他们的需要，引进动植物，改造大地景观。人们嘲讽地说，一盒火柴就是先驱者最有用的工具。他们让环境适应欧洲社会甚至超过让他们自己适应欧洲社会。如果没有工业文明的物质和知识的装备，那么殖民活动进行得这么多这么快，在离开“国内”如此遥远的距离并以跟得上定居进程的规模的条件下，这是不可想象的。[53]

边疆故事中还有另一个重大相似性。边疆通常是一个稳步的、磨人的经济推进的场所，但它也常常是一个“热潮”的所在地：黄金热、白银热以及土地热。这是一个狂热的、追逐金钱投机的地方，更多是狂热而非经济估计的结果。这是工业流动文化的疯狂倾向，它有着重要的后果。狂热改变了定居扩张的方向和速度，创造了全新的出乎意料的推进线。人口影响会是令人震惊的。黄金的发现，使19世纪50年代的澳大利亚和60年代的新西兰的人口增加一倍。在美国，当1849年在加利福尼亚的中央山谷发现黄金时，向大西洋挺进的农夫先驱者的西进汇成一股洪流，旧金山作为远西部的矿业都市繁荣昌盛。[54]其商业、金融和技术影响随后向太平洋沿海和远至内华达（Nevade）、犹他（Utah）、爱达荷（Idaho）的内陆辐射。[55]加利福尼亚的新财富加速了电报在1861年以及联合太平洋铁路（到1869年）的到来。当1858年在距拓殖边疆以西600英里（约966千米）的洛基山脉（Rockies）发现黄金时，在一年多时光有10万人拥入科罗拉多（Colorado）的土地。[56]当1863年在弗吉尼亚市发现黄金时，另一股满怀希望的大军向北奔向蒙大拿（Montana）：一年内就来了3万人。后果并不仅仅是经济的。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漠视了这些边疆史的一个重要影响：土著居民对迁徙或征服的抵抗。尽管有着细微的差别，但是到19世纪80年代，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当地人的反抗大多被推到一边。1876年在小巨角（Little Big Horn）战役中的拉科他人（Lakota）对卡斯特（Custer）史诗般的胜利，或一年后在巨洞（Big Hole）的内兹佩尔塞（Nez Perce）的胜利并不重要。但是，为什么美洲土著、澳大利亚土著和新西兰毛里人的抵抗在40年或不到40年的时光里如此彻底地屈服？武器是部分答案，[57]尽管精细的军火也被当地人获得并产生良好的效果——在反抗卡斯特的军队中显然如此。在美洲大草原上，突然的环境变化（被商业偷猎者和来复枪摧毁的北美野牛群）摧毁了当地人生计和文化的大部分基础。但是，根本的基础是白人推进运动的疯狂速度：当地人几乎没有时间进行政治重组、社会的重新部署、形成广泛的联盟，或发展更有效的军事策略。这就是狂热如此重要的地方。白人并不是以稳定的速度推进，他们出其不意地蜂拥而来，为追求黄金、白银或土地而横跨千里。正是达科他（Dakota）的黄金热，把美洲土著从条约规定的土地上驱走，导致了卡斯特失败为标志的戏剧性前奏的最后一决雌雄。其他地方，投机性的狂热持续不断地剥夺当地人或使他们与无法抵抗的敌人发生冲突，这个敌人的数量、组织、资源、装备和运输体现了工业主义的标志。到19世纪70年代，在定居的温暖地带，欧洲人决定性地赢得了与时间的赛跑。

不确定的帝国

其他地方，证据就不那么清晰了。欧亚革命让欧洲人得以强制进入亚非世界，在1750年前他们在那儿至多有一个据点或一个“货栈”。随着新的技术、更多诱人的商品以及更好的信息日益展现，他们能够更自信地闯入内陆腹地。在合适的条件下，碍手的统治者及其军队能够被晾到一边、被买通或发给退休金——一个在印度次大陆走得最远的进程（理由下面讨论）。到19世纪30—40年代，欧洲人敲打着中国的大门，强制进入奥斯曼帝国做生意，渗透进伊朗的里海和波斯湾领域，在印度尼西亚推行基督教，甚至侦察日本。有计划地殖民化尼日尔河流域，一支入侵伊斯兰阿尔及尔（Algiers，一个辽阔的北非帝国的部分）的法国军队，以及英国冒险家詹姆士·布鲁克（James Brooke）赢得的婆罗洲（Borneo）上的一个私人帝国。1839年，英国占领了亚丁的无矿岩。

然而，尽管有这种商业、政治和博爱行动主义的狂热，但是，直到19世纪80年代，有效的欧洲帝国主义对亚非国家和人民控制的强加，仍是例外而不是常规。在亚非大部分地区，1830—1880年间的岁月是一个“负荷停顿”，在（大多数）亚非人和欧洲人之间的权力、财富、武器、流动性和信息的日益增长的差异达到顶点。只是那时，一种新的“世界经济”形式和一种新的“世界政治”体系结合起来，产生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正式、非正式），还有殖民主义的近乎普遍的扩展。

同时，欧洲控制的推进运动展示了犹豫的和不确定的周期性迹象。它有着充足的压力来进行更深的和更广的推进，来扩展欧洲势力的桥头堡。商人抱怨对贸易的束缚，传教士想拯救更多的灵魂，或拯救他们早已赢得的灵魂，战士要一个战备山头，水手期盼一个更深的锚地，殖民地总督声称一个更大的殖民地会意味着更廉价的统治。这些群体的每一个都指望国内的院外游说集团游说其政府干预或征服。每个都能应用自由贸易的诱人言辞、“文明的使命”、宗教职责、“帝国防御”或叛乱的威胁，来向媒体、议会或向公众舆论呼吁。有时，欧洲政府发现容易向这些要求屈服而非抵制它们。但是，如果一次军事失利或财政困难削弱了对推进政策的支持，他们也乐意收回成命。用事后诸葛亮的后见之明来看，这看起来像19世纪80年代的帝国主义全盛前的等待游戏。但是，对同时代人来说，亚非帝国的边界、规模、稳定性甚至触角似乎是投机的、可疑的和不确定的。

对此，最重要的理由是，这样的帝国成本会不会用其收益证明其合法性存在广泛怀疑。代价或许来自需要防备欧洲的对手。但是怀疑的直接因素，通常来自把欧洲的权威施加到决心抵抗的统治者和人民身上的困难。横跨亚非大部，负荷停顿的阶段是一个抵抗的时代。在北非马格里布（Maghrib），法国人努力征服阿尔及尔外的内陆腹地持续了几十年，尽管阿尔及尔本身被彻底改造为一个欧洲城市。在西非，总督费代尔布（Faidherbe）把法国人的势力推进到塞内加尔河流域和沿海地区。但是，1860年以后，扩张停止了，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恢复。[58]在黄金海岸（Gold Coast，现代的加纳），束手无策的英国沿海殖民地受到内陆阿散蒂（Ashanti）王国的威胁，以至于在19世纪60年代就设想过放弃。甚至在南非，那儿的布尔人（Boers）在1840年以后征服了高地草原内陆，一个真正的白人优势被推迟到19世纪80年代。德兰士瓦（Transvaal）共和国因1876年反佩迪人（Pedi）战争失败而崩溃，直到1879年的英国-祖鲁人战争，祖鲁人（Zulu）的“威胁”逼近英国纳塔尔（Natal）殖民地。

在亚洲许多地方，试图确认欧洲统治遭到了类似的遏制。在北高加索（现代切克尼亚［Chechnya］），在1864年“索卡西亚人”（Circassian）的抵抗被打败前，俄国人打了一场漫长而血腥的战争。只有那时，他们到中亚的路才打开。直到19世纪70—80年代，俄国的统治才逐渐到那儿。英国两度入侵阿富汗（Afghanistan）（1838—1842，1879—1880）夭折。缅甸王国在1826年和1852年把沿海省份输给了英国，但是其内陆国家幸存下来，直到1885年被推翻。在印度支那（Indochina），1858年法国介入来保护东京（Tonkin）[59]天主教，却以占领科钦支那（Cochin China，又称交趾支那，越南南部的旧称——译者注）（在湄公河［Mekong］三角洲）以及成为邻国柬埔寨（Cambodia）的名义保护者而告终。但是，对越南其他地区、老挝、柬埔寨的真正法国主权直到19世纪80—90年代才实现。在东南亚岛屿是一个类似的故事。荷兰人已经控制了爪哇和苏门答腊（Sumatra）大部。但是，在亚齐（Acheh，在苏门答腊北部）、巴厘（Bali）、东部婆罗洲、苏拉威西（Sulawesi）和伸向新几内亚（New Guinea）的岛屿链，他们的统治推迟到世纪末或甚至以后。

是什么使这种抵抗如此有效？通常不能排除所有欧洲势力（或试图这么做），但是它确实赶走了欧洲统治。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少许反对欧洲闯入者的抵抗获得成功，这些闯入者缺乏手段、人力和动机坚持下去。在面对欧洲入侵或进攻时，路途遥远和贫困可能是最好的防御，但是通常抵抗需要亚非国家和社会维持隔绝和凝聚的必要高度。事实上，许多国家在反对欧洲风格的殖民战争中装备惊人地好。殖民军队——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俄国人、美国人——有着某些优势。他们（或多或少）是职业军人。他们通常有着更强的火力，在可能从海上进入的地方，他们能够从天而降（像法国人1858年在越南的岘港［Da Nang］）出其不意地成功。有时，他们能利用他们的海军火力摧毁防御，如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对中国所做的那样。但是殖民战争受制于回报缩减律，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能够负担得起永无止境地让大量战士待在边疆地区。第一是成本太高，到处都需要他们。第二，在国外待得越久，越难确保他们的供应、保持他们的战斗力。贯穿19世纪，疾病继续报复在热带的欧洲部队的健康。第三，出其不意的缺陷通常是缺乏必要的聪明才智。亚非也许不知道欧洲要来，但是欧洲对将要遇到的事也所知甚少。对将要遇到的当地统治者、其力量、弱点、供应和人力计划所知甚少，一支入侵部队通常会变成盲人摸象。由此，这就是那么多殖民战役的模式：上演象征性的胜利——摧毁一座宫殿或焚烧首都——在虚张声势地撤退到沿海之前。约瑟夫·康拉德对法国征服的描述（在《黑暗的中心》［The Heart of Darkness］），漫无目标地“向大陆开火”[60]是对这种无目标暴力的讽刺评论。

殖民入侵的失败或封锁，突出了如果一个亚非国家想抵抗欧洲的统治所需要的东西。真正的关键是或多或少完整地保持国家自己的交通网，让人员、商品、思想和信息得以流动。只有最为原始贫困的社会并不需要或没有发展出这样的体系。如果统治者、精英和他们的城镇有食物和税收供应，如果不只是最地方化的政府要维持，如果经济提高到生存水平以上，那么这种体系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是必需的。最为重要的是，富裕强大的亚非国家（以及许多其他国家），依靠精巧的网络来收集和分配税收、食物、奢侈品和像食盐的生活必需品。统治者的声誉和统治的程度通常不怎么关乎领土之事，更关乎对贸易、税收和（有时）朝圣道路的控制之事。商品和金钱的流通支持了一个富裕的商人阶级，他们的自私的忠诚帮助支撑了政治体制。重要的是这种网络应该保留其内陆地带，一个“安全区”，在那儿无须面临外部竞争或冒混乱的风险。

在1840年以后能阻挡欧洲人的国家，是那些能够维持一个安全区的国家——一个足够大的内陆腹地来支撑政治统治的上层建筑。当然，大多数国家有着其他资源来增强他们的隔绝以反对欧洲外来人，拒绝他们几乎总是要依靠的合作者。也许最重要的是宗教。19世纪60年代，在湄公河，忠于儒家君主政体的官僚士大夫联合越南百姓抗击法国人。R.Ileto，‘Religion and Anti-Colonial Movements’，in N.Tarling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wast Asia，vol.2，pt I：From c.1800 to the 1930s (pbk edn，Cambridge，1999)，p.216.大众佛教帮助缅甸帝国打败了英国人的控制。在苏门答腊北方，亚齐抗击荷兰人的斗争，陷入了鼓励泛伊斯兰圣战的领导人手里，他们反对基督教入侵。伊斯兰信仰的有魅力的形式维持了对法国在北非和西非穆斯林土地上推进的抵抗。科普特（Coptic）基督教给予了埃塞俄比亚（Ethiopian）帝国一种牢固性抗击外来进攻，这显示出它的行政管理结构并非摇摇欲坠。在严酷的环境中，几乎任何形式的外部接触都会对社会凝聚力产生严重的威胁，合作的动机可能更弱了。按其本性来说，这样的地方通常对欧洲利益是边缘性的，除非他们处于到更富裕地区的道路上。[61]

如果一个安全区和一个网络是生存的两个必需品，那么它们也（潜在地）是财富的两大抵押品。如果欧洲人能够瓦解这个网络，他们就能够拆散这个国家，瓦解其最大部分的忠诚。如果他们能调动其蒸汽机运输的军火、工业消费品和廉价的信贷来打破把当地经济团结在一起的关联，那么其后果会像电线短路一样是爆炸性的。但是，在本地人国家，需要无情的行动来修复损害，不过，其“治愈”或许是如此迅速，以至于会颠覆政体和改变抵抗本身的性质。我们可能看到在1830—1880年的“中期”，这种进程在起作用。随着欧洲定居、商业和宗教范围日益广泛，与亚非国家的摩擦点注定要增加。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许多情况下，紧随其后的干涉并不是决定性的。但是通常，不管是意外还是有意，欧洲人能够用间接手段搞乱他们目标的政体。这在马来亚世界的海洋国家政体最为明显，其海上贸易（其财富和税收的首要资源）为西方竞争者横扫一空。对欧洲帝国主义来说，结局并非轻易取得的胜利。当统治者的权力瓦解时，他们一直压制的那些势力变得更为强大。如果统治者的网络有了漏洞，当地人或那些被挡在外面的社会掠夺者迅速移入。宗教狂热——像缅甸的佛教解放者——走私、海盗或猎奴（如在东非）可能变成新社会秩序的基础。它也许比旧制度更分权，它通常更仇外、更暴力。它使欧洲人面临不同种类的抵抗。它确认了他们对于亚非大部分地区是危险的和野蛮的怀疑。但最后，它只是太支离破碎太不稳定，以至于不能团结起来，抵制欧洲人把地区与地区、地方与地方联结起来加强控制，或者不能挫败欧洲人缔结的地方同盟。最后，一个纯本地化的抵抗能在细节上战胜它，或把它留在殖民地边缘腐烂。

然而，1880年以后或甚至1900年以后，横跨亚非大部分地区，这种“尾声”才逐渐变得显而易见。同时，在所有那些欧洲人还没有办法打破当地网络取而代之的地方，帝国的前景看起来不妙。哲学家、旅行家温伍德·瑞德（Winwood Reade，1838—1875，英国历史学家、探险家、哲学家——译者注）认为，在西非大部分地区，某种形式的伊斯兰主权比欧洲统治更有可能。他写道：“如果土耳其人被驱逐出欧洲，他们可能会成为非洲的皇帝，这就文明利益而言会是一件幸运的事。”[62]探索湄公河的法国海军军官痛苦地写道，法国舆论对他所揭示的帝国美景“根本无动于衷”。[63]对神出鬼没的敌人进行无休止的“当地人战争”，而没有速胜的手段或对永久统治的本地支持，这对欧洲政府没有什么吸引力。他们可能特许从已经建立的桥头堡小幅推进，在击倒对手的打击中小试牛刀。但是，横跨亚非大部分地区，他们听凭土著大国幸存下来，被迫容忍小国的抵抗。

印度是最大的例外，也许是现代史上帝国主义的最为惊人的例子。到1820年，英国人已经成为次大陆的支配力量。到1856年，在叛乱前夕，他们已经征服了信德（Sind）、旁遮普，吞并了阿瓦德。他们似乎倾向于直接控制印度的每一个部分，包括那些王公承认其最高权威的土邦。不过，对印度的征服既不是迅速的也不是没有争议的。它是在一个萧条时代以沉重的代价获得的，其萧条部分是由对新殖民地臣民的税收重担引起的。它在伦敦不受欢迎，东印度公司（仍是英国权力在印度的体现）在压力下会破产的风险，唤醒了人们对18世纪80年代那种级别的议会危机的担忧。它在印度社会挑起的紧张最终在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Great Mutiny，大叛乱）中爆发出来。对许多英国激进派来说，印度是一个专制拖累，它腐蚀了英国政治，似乎注定会把英国拉到没完没了的亚洲战争中去。

不过，尽管所有的反对存在，但扩张的气势几乎并没有动摇。伦敦咕哝几句，但是不敢否认活动过度的殖民地总督。当起义被镇压后，东印度公司丢了脸，英国政府取得了印度最高统治者的角色。这种心甘情愿的态度更为令人震惊，因为保卫印度反对北方和西方的对手的策略重负早已成为英国外交的摆脱不了的主要事务。在起义之后需要的军事重组使事情更糟糕。为了使起义“永不重演”，多达7万名英国士兵将永久驻扎在印度：每1名英国士兵还配2名印度士兵。这是英国军队的1/3到1/2——也许是起义前的士兵的3倍，对帝国其他地方进行军事防御也是一个巨大的压力。所以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为什么印度比几乎任何亚非地区都征服得更早更彻底？为什么英国愿意和能够承担其统治的极大风险和沉重代价？

回答第一个问题要回到印度的形势，印度经历一个双重革命和英国力量先在恒河下游建立起来时的形势。在那个双重革命中，北印度和中印度的名义上的统治者莫卧儿人，在内陆被先是由伊朗的“拿破仑”——纳迪尔沙领导、然后由其阿富汗遗产受赠人艾哈迈德·沙·杜兰尼（Ahmad Shah Durrani）领导的入侵而失去统治能力。几乎同时，沿海地区——最重要的是孟加拉最有活力的纺织经济——已经更依赖他们的外贸，与外国商人发生更多龃龉。当东印度公司伙同当地同盟者把孟加拉纳瓦比苏里加·乌德·杜拉（Suraj ud-Daula）甩到一边，并扶植一个傀儡统治者时，它不久就发现德里的旧帝国统治几乎崩溃了。到19世纪初，公司强制开辟了北上恒河的道路，占领德里，把莫卧儿人自己变成傀儡。既然对贸易的控制创造了各式费用，以及日益庞大的官僚创造的无数工作，像被称为公司仆人的官员，从权力的扩展中捞取了许多个人好处。公司国家摧毁了任何威胁其利益的统治者。这种言论不久就已司空见惯，把胜利归因于英国意志对印度本土的混乱和沉睡的胜利。事实上，英国权力的关键不是在印度的落后和懒散中找到，而是在其开放和便捷中找到的，以及在金融和商业生活的老练中找到的。

印度的开放在几个方面帮助了英国。这是双重革命的部分原因。与中国不同，没有长城来阻挡中亚对印度斯坦平原的接近，外国商人也不能被限制在像广东一样的锁孔港口。对欧洲人来说，收集印度的知识要比获得中国的知识容易得多。对欧洲商人来说，应付印度对手的困难要少得多。印度的商业经济——18世纪世界纺织品贸易的中心——比中国的要更为外向型，其银行家和商人更少受其统治者的控制。在海洋印度，英国遇到的贸易状况，并不是一个向遥远的皇帝负责的敌意官僚体系。当他们的利益受到威胁，他们发现容易与海洋统治者的不服的臣民联合起来。他们有限的组织力量储备影响了当地人的大量投资，对他们来说，公司的贸易太有价值不能失去。

但是，这本身几乎解释不了英国步入次大陆内陆的相对容易性。这里他们能利用印度现代早期“现代性”的三个其他益处。第一，印度大部分早就被一个信贷体系连贯起来了，它改变了次大陆的平衡。在他们的多场战争中，英国人能够把其贸易利润与印度银行家的金融服务结合起来，在军事失败的挫折中活下来，并比他们的敌人活得久。[64]第二，从孟加拉开始——最繁荣的地区——他们能够从历史悠久的土地税收体系中获得收入——“土地税”。他们能够支付扩充的军队的薪水，然后获得新税收来资助新的战争。这是一种自我推动的殖民主义，这在亚非的不发达地区几乎没用，在没有税收体系的非货币化的经济中毫无用处。第三，部分由于印度低地早已发展出职业种姓和职业雇佣军（相对照的是家族基础的忠诚和封建制度），它使公司容易雇用（犹如可能支付）一支忠诚于其外国主人的职业雇佣军。到1835年，孟加拉军队有着约64个“土兵”分队，公司的印度军队比整个英国国内外的军队还多得多。[65]有着这支常备军作为破城槌，公司能够推翻几乎最果敢的对手。

由此，印度给欧洲入侵者提供了能够用于征服任务的资源。[66]由此，公司令人震惊地迅速创造自己的“安全区”，使自身成为一个印度的或“国家的”权力，用印度的条件与印度对手相争。它能使印度社会的流动为其所用。印度西部早就向外国商人精英敞开了大门，尤其是印度拜火教教徒，他们起源于伊朗并逐渐支配了孟买的西部港口城市。他们是公司“企业”的天然伙伴。在孟加拉，一个新的印度精英“受人尊敬的人”（bhadralok）迅速崛起，取代了穆斯林旧守卫，提供了公司统治者依仗的有教养的合作者。有着这样的同盟者，公司能够集合它所需要的本地网络来排挤——以及最终窒息——任何印度对手的贸易和税收。后果是把成本和风险平衡从英国——印度帝国的最终受益人——移开，移向合成的“英印”政体，这种政体首先在孟加拉的“桥头堡”出现。这是英印政府而非英国资助的征服战争。当伦敦派军来帮助时，公司付钱雇用他们——这是为什么与派到新西兰和南非的贫困殖民地的小部队相比，他们的使用价值在威斯敏斯特受到较少吝惜的一个理由。

公司国的规模和财富有着另一种后果。从早期开始，对英国（尤其是苏格兰）那些能够赢得商业和行政或军队军官任务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机会黄金国。到19世纪30年代，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庭成为一支可怕的既得利益者，从公司的崛起中获益甚多。他们的著作和回忆录构成了英印神话的基础，其中印度对英国权力的向心性成为流行主题。最为惊人的是，一度被爱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痛责的印度征服的戏剧性奇迹，现在被功利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用来作为理性改革的宏大例证辩护。愚昧和迷信残骸被文明的现代性清扫一空。印度是一项工程，并不是一个弊端。确实，维多利亚中期英国的两个最强有力的作家急于敲响英国鼓，两人都领取公司的薪水，历史学家T.B.麦考莱（T.B.Macaulay）曾是公司印度政府的法律顾问，他的论克莱武（1840年）和沃伦·赫斯廷斯（Warren Hastings，1841年）的文章，把他们描述成罗马传统的富有进取心的帝国缔造者。自由个人主义的预言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是公司伦敦总部的官员，在他的《代议制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1861年）里，强烈地捍卫英国统治为社会进步的唯一道路。

这些势力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伦敦对公司的帝国主义如此宽容。也许犹如诉说一个事实，到19世纪40年代，印度已经成为贸易帝国的一笔主要财产。到1850年，近1.2万英国人居住在加尔各答和孟买的大港口城市。[67]1830年以后，英国对印度的出口继续超出对英属西印度群岛——帝国贸易的珍宝——的出口。用印度士兵来强制打开中国的港口，保护在东南亚的英国贸易。随着金蛋堆积，容易忘记鹅的健康。但是，1857年，在这个速度堆积的帝国缔造的张力爆发为一次大起义。

反抗开始于德里东北约40英里（约64千米）的密拉特（Meerut）印度士兵的反叛，士兵反对使用动物油脂玷污的子弹。在这次起义后面的是孟加拉军队的印度军官中的广泛密谋。低薪、白人军官的低素质、掠夺的衰退、对高种姓军队被低种姓雇佣兵稀释的严重不满，把他们推向反叛。他们的目标是推翻英国统治，回归到印度统治者下服役。[68]但是起义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因为更大的不满从英国军事力量明显崩溃中受到鼓励。广泛的起义有着三种不同的抱怨。在旧莫卧儿帝国心脏地带的穆斯林精英中，莫卧儿皇帝下降的声誉——自1803年后是一个傀儡统治者——被广泛解释为对印度穆斯林的一种威胁，于是起义部分地成为穆斯林反抗异教的最高主权。当起义者在1857年5月挺进德里时，他们许诺莫卧儿的复兴。第二，对一些地方中心来说，英国在恒河流域统治的突然崩溃提供了一个重获他们输给了——或预期会输给——公司之手的权力的机会。在中印度高原的本地统治者中，阿瓦德邦特别真实，它在前一年被公司吞并。在康普耳邦（Kanpur），权力被那纳·萨希布（Nana Sahib）掌握，他梦想着恢复1818年被公司摧毁的马拉特人联盟。第三，公司土地税的分量及其调节土地所有权和头衔的努力，是对某些本地集团有利，但是使许多其他人痛苦不堪。结果是一场力量悬殊且出乎预料的农民起义。穿越整个北印度，这三个因素在合作反殖民的前线交织在一起。

这对英国统治是一个极为紧急的事件。公司面临漫长而费钱的再征服战争，并因外部危险和国内愤怒的政治批评而复杂化。大起义显示了在剩余的土邦王公中传播的危险迹象，他们的部队也起而反对他们的欧洲军官。实际上，尽管直到1859年，大起义在边远的山区和森林扰人不安，但是在心脏地带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被摧毁了。1858年7月，阿瓦德已经被重新征服，到那年4月，英军已经有约9万名白人部队以及同样多的忠实的印度士兵，反击至多6万人的起义力量。[69]尽管他们起义的规模巨大，但是起义被四个重要弱点阻挠。第一，起义局限于北印度：它并没有传到（尽管有一些迹象）英国统治的中心地区孟加拉、孟买和马德拉斯。英国能够从这些“忠诚”地区抽调部队和供应，从国内获得支援。第二，英国人紧紧抓住起义区内的某些重要据点，包括阿格拉（Agra）和贝拿勒斯（Benares，现代瓦拉那西［Varanasi］），保持对他们的新省份旁遮普的控制（他们及时得到了电报警告）。旁遮普是至关重要的，从这儿来了（主要是印度的）于1857年9月再度占领德里的军队，摧毁了起义的唯一可信中心。第三，一旦英军大量回来，起义者之间的分裂，缺乏共同目标、意识形态或领导层，让一个区又一个区的抵抗崩溃。第四，起义军在英国人反攻前时间太少，不能摧毁公司的网络，代之以自己的网络。没有新莫卧儿国家能在北印度崛起：德里和勒克瑙（Lucknow）的起义部队甚至付不了印度兵的薪水。尽管当英国人消失时，许多印度显贵把宝押在起义者身上，当英国人再现时，他们有太多东西失去以至于不能艰苦奋斗。英国再征服的坚定残暴没有留下政治妥协的余地，这在对德里的洗劫和对穆斯林的驱逐中一目了然。[70]

不过，起义的震动无疑深深地影响了英国人的印度帝国观。他们完全大吃一惊。起义闪电般扩展，几百个白人丧命，包括不少妇女儿童（在康普耳大屠杀中有200多人）。尽管有不计其数的印度人的忠诚和人性行动，一种不信任必然腐蚀着英印关系，种族感情变得更充满敌意，许多英国人相信，起义的根源是一种穆斯林阴谋：“印度兵仅仅是穆斯林手中的工具。”[71]英国统治依仗刀剑的看法成为时尚。[72]由此，起义恐慌从来没有离开过官员的头脑。英国统治变得更谨慎更保守，保卫印度反对来自内外进攻的帝国重任似乎更重了。不过，那有着巨额的补偿。1860年以后，随着铁路的普及，作为一个原材料的产地和英国最大出口品——棉纺织品的最大市场，印度发展快得多。如果说保卫印度的负担是沉重的，那么它没有花费英国纳税人一分钱。确实，1860年以后，英帝国2/3的常备军（总共约33万英军和印度兵）费用落在印度而非英国身上，印度的部队能够（并且是）被用于从马尔他（Malta）到上海的任何地方。随着1880年后亚非瓜分的速度加快，印度的地缘政治的及其经济的价值变成英国政策的一个原则，一个不确定的帝国变成必需。

与时间赛跑

如果需要警告在欧亚大陆和非洲其他地方接着什么会发生的话，在印度发生的事就是一个警告——欧洲人会带着他们的（商业的、文化的和军事的）新式武器到达其家园。亚非世界的统治者和精英们或多或少有意识地发现自己处于竞赛中。他们得找到把他们松散的国家团结起来的办法；得增强文化凝聚力的情感；得鼓励更多贸易，抽取更多税收；而且他们得及时这么做。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面临一种两难处境。如果他们尝试用“欧洲的”方法“自强”——欧洲模式的军队、官僚、学校和技术——那么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他们极度需要的社会凝聚力或许会在与旧文化捍卫者——教师、僧侣、文人学者——的争议中土崩瓦解。政治统一的推动或许与现存大权在握的人相冲突，他们喜爱他们的外省自治。更多控制贸易或许激怒商人及其主顾。如果他们让更多的欧洲人作为商人、顾问和专家进入，他们也许遭遇一种强烈反冲，带来软弱甚至背叛的罪名。他们也不肯定这些被准许的入侵者不会伤害他们或成为分裂的源头。但是，如果他们试图排除他们，那么自强运动就会失去动力。更糟的是，他们或许在准备停当前就挑起一场进攻，带来一场大灾难。他们得立即进行两场比赛：一场在欧洲人大批到达前的自强比赛；一场在内部不同政见者毁灭所有成功希望前“改革”的竞赛。

在欧洲以外的欧亚大国中，中国（最重要的）和日本一直是最富裕、最强大、欧洲势力最不容易进入的国家。直到19世纪30年代，他们似乎对欧洲的进攻几乎刀枪不入。到1840年，中国的旧免疫力一去不复返，而日本的免疫力则正在消失。相反，两个国家都受到来自欧洲人的日益增长的压力，英国、俄国和美国领了头。他们要求自由进入东亚港口、自由与中国和日本商人做生意、结束旧外交礼节，在这种礼节下，西方人形同野蛮人，在文化上和政治上低于中国和日本。伴随这些要求的，有军事力量的展示和使用，有领土要求——海洋英国要沿海的适量的（尽管不是微不足道的）领土、陆地俄国要更大的领土。毫不奇怪，这种国际地位的创伤性改变对中国和日本有着深远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影响。到1880年，两国都经历了一系列的内部变革，被其改革者描述为“中兴”：中国的同治（共同统治）中兴，日本的明治（开明统治）维新。[73]两者都是内部压力和外部威胁的聚合结果。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它们的轨迹殊异，它们转变的规模也是如此。

中国第一个感受到欧洲不满的分量。其诱因是中国与欧洲贸易的“广东制度”（洋行）的崩溃。在这种制度下，广东是唯一的港口，通过它的贸易——局限于紧密控制的中国商人（行）——是合法的。欧洲人（允许他们在码头上维持货栈——“洋行”）被禁止在城市里永久居住，在贸易季节结束时迁居澳门。1833年东印度公司垄断英国贸易体制结束，出售鸦片的“自由”英国商人的数量迅速增长——除了白银外，鸦片几乎是中国人唯一接受用来交换茶叶的商品——带来了一场危机。当中国当局为鸦片大量进入和支付它们的白银（中国货币的基础）外流所震惊，以及为受到所有外国商品必须经过广东规则的广泛嘲笑所震惊，中国当局试图重新加强控制，驱逐监督贸易的英国官员，没收走私鸦片，伦敦的喧嚣导致军事行动。1841年2月，皇家海军抵达广东海面，中国战船被摧毁，一支侵略军登陆广州。当中国人支吾其词时，另一支部队进入长江三角洲，占领上海，摧毁一支清朝部队，封锁了长江和大运河（中国内陆航运的大动脉）。到1842年8月，英军已经抵达帝国的南都南京，准备进攻。皇帝屈从了，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74]

在1842年《南京条约》中，5个“通商口岸”向西方贸易打开大门，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允许欧洲人在开放港口派驻领事，旧的广东体制被自由贸易取代，以及允诺对外国进口商品征收不超过5%的关税。这是一个中国与西方间交往的旧关系的难以置信的逆转。但其重要性（在这个阶段）不应该被过分强调。对中国当局来说，条约是令人恼怒的，但它有着某些长处。外国人远离北京、不能自由旅行并且在领事裁判权下，在行政上与中国人仔细分开。[75]对一个有辽阔内陆的农业帝国来说，在遥远海滨的野蛮人的撕咬是一件麻烦事，能够被熟练的外交抵消。

但是条约并不是事情的结束，中国与欧洲间的不断摩擦接踵而来。到1854年，英国强烈要求修改条约，开放更多港口，让欧洲人自由进入内陆及拓宽贸易范围。1856年，中国人扣住一艘飘扬着英国国旗的船只“亚罗号”（Arrow），该事件成为第二轮军事行动的借口。当中国停止实施1858年同意的新条约时，一支英法远征军抵达天津，进军北京，焚烧了皇帝的夏宫（圆明园），为其损失报仇雪恨。第二个条约《北京条约》，开放更多港口，北至天津，深入长江，给了欧洲人（包括传教士）在中国内陆活动的权利。而且，中国外交优势的古老想象，因迫使皇帝允许欧洲外交官住在北京而伤痕累累。似乎是以羞辱的条件和至多作为二流国家，中国被迫整合进了欧洲的国际体系。

对有思想的中国官僚士大夫和学者来说（中国官员是从最能干的古典学者中雇用来的），这些惊人的事件需要解释。他们的结论是坚定的。他们的方法失败了：需要急切的改革。得找到更好的方式来应付野蛮人，需要系统地翻译和传播西方的知识，交通运输和通信必须改善。最重要的是，中国必须获得所需要的现代武器，来阻止西方几乎随心所欲进攻帝国战略要地的能力。士大夫改革家冯桂芬（1809—1874）抱怨道：“顾然屈于四国［俄、美、法和英］之下者，则非天时、地利、物产之不如也，人实不如耳！……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76]但是，当冯桂芬写这个的时候，帝国受到内部危机的打击，它似乎比欧洲人强加的不时发作的压力远为危险。在19世纪50—60年代，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大片领土、一些最富庶最丰产的地区，处于起义者手中，贸易瘫痪了，切断了帝国的财政，预示着王朝合法性的源泉“天命”的收回。

这些起义中最为严重的是太平天国起义。它始于有着千年预言家所憧憬的中国西南部，其说教结合了基督教的说教，把从传教士那里捡拾来的说教与受经济灾难压迫的农民的痛苦呐喊结合起来。洪秀全宣布自己是耶稣基督（Jesus Christ）的小弟，并于1851年宣布成立一个新王朝太平天国（Heavenly Kingdom of Great Peace），自立为天王。他发起运动并以惊人的速度招兵买马，成立一支农民军队，消灭清政府的孤立部队，横扫进帝国的长江腹地。到1853年初，义军已经占领了南京。然而，洪秀全的目标是取代清王朝。到1855年，他的部队已经抵达天津，似乎意在夺取帝国首都的最终奖赏。这是它的顶点。从此，他的军队被迫逐渐退回到长江流域，但其最终失败一直推迟到1864年，到洪秀全去世及南京陷落到清帝国部队手中。[77]

太平天国起义、横扫长江以北广大地区的直到1868年的捻军大起义、[78]在西部的回民起义（1862—1871），是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急剧崩溃的征兆。这或许扎根于农业经济的困境，它受到1830年后一连串灾难的连续打击。18世纪，中国在农业生产上取得了惊人的增长。开垦新土地、更集约耕作旧农田，保持了食物供应与飞涨的人口的齐头并进，到1850年人口已达约4.3亿。商业化和内部商业的崛起使农民通过专门化和交换增加产出，白银供应的增长（随着外贸扩张）用大量金钱润滑了这种繁荣的前工业经济。[79]但是，远在1850年前，这些经济扩张的资源已经枯竭。随着鸦片进口扶摇直上，白银流入被大量外流代替：[80]也许自1700年以来的白银积累的一半在1820年后的几年内流失。[81]货币供应的急剧收缩迫使价格下降、榨干商业，新土地的供应不能再满足人口的压力。从旧土地上获得更多粮食的斗争达到了极限，可能触发了一种生态后冲力，导致森林退化、土壤侵蚀、河流淤塞和肥力下降。在华北中部，1855年黄河的改道是一场大规模的环境灾难。随着这多种挫折，社会紧张上升：在收税人和纳税人之间；在地主与佃农之间；原先繁华之地的本地人与新来者之间；在民族和宗教——少数民族与汉族人之间，汉族人在上个世纪的开垦运动中拥入了西部土地。努力维持秩序、收集田税、维护水路和管理粮仓的国家官员，面临不满的民众的日益增长的抵抗。在一个商业扩张时代，随着特许商人更多控制收税、保护水源和粮食朝贡制度——一种容易等同于官僚腐败的增长的变化——他们的权威和声誉早已被“私有化”削弱。太平天国为农民要求更多的土地，回到更节俭自足的年代并不偶然。它谴责鸦片使用也不偶然——一种招致西方商人及其政府强烈敌意的立场。

然后，到1860年，统治清帝国的官僚士大夫灾难临头。他们的声誉和自信心受到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和俄国人（它在1858年的《瑷珲条约》［Treaty of Aigun］中占领了辽阔的黑龙江流域）要求的当头棒喝。他们国内的权威、支撑帝国统治整个上层建筑的财政收入，随着起义遍及中国的18个行省本身及边远省份而崩溃了。在这种绝望的处境下，他们的成就是惊人的，像曾国藩（1811—1872）、李鸿章（1823—1901）一样的新将军遏制、挤压并且最终窒息了大起义。他们在外省招募了新型军队，装备了西式武器。他们动员了外省士绅充当这些新的地区力量的军官，他们对商业和外贸征收新税（通过西方管理的海关）。随着起义被镇压，曾国藩和李鸿章寻找“自强”中国的途径。他们鼓励科学技术的进口，建立两家大军火工厂生产现代武器，用补助金和独占权鼓励中国商人投资现代企业，尤其是造船业和开矿业。甚至有一次在西方购买一支现代海军、雇用欧洲军官的流产的尝试。在农村，与这些“现代化”努力相伴的，是推动在被起义破坏的土地上重新定居，修复水路，恢复官僚士大夫的权威。[82]

这种艰苦努力不能实现的（也不是想要实现的）是把中国转变成一个西方模式的现代国家。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洋务运动”的局限性在1884年8月的奇耻大辱中被揭示出来，在对越南的争议中，法国战舰把中国新军舰（只是木质外壳的）炸得粉碎。[83]尽管国商合作或许能找到促进工业企业的途径，但是这远不是使其经济更普遍工业化的呐喊。19世纪中叶的农业危机与政治动荡相结合使得这个任务更为艰难。例如，没有希望围绕长江三角洲这个最繁荣的地区中心——其18世纪商业经济的心脏——建立一个新中国。它在太平天国起义中遭到严重破坏，太容易被西方渗透、为其所用。甚至人们或许可能争论道，“复兴”的真正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儒学国家的权威、节俭精神和社会准则，并非打破儒家模式。[84]但是，如果工业转变难倒了士大夫改革者，那么他们建立国家的重要性就不应该被低估。19世纪中叶的改革必须把相当的权力转移到行省和行省士绅手里。农村的复兴计划是帮助农民与乡绅统治者之间的不成文的协定恢复生机。但是，通过汉人渐渐取代满洲高官，士绅与帝国也绑得更紧：有着一个更统一的精英，中国逐渐变成更完全的汉人国家——尽管最近的研究表明，满洲的主导仍是争论的中心。[85]中国或许比不上欧洲国家的工业产出或现代火力，但是其文化和社会团结一直在增强，正好及时应对1890年后的危机。

同时，欧洲国家也没能把中国变成一个仅仅半殖民地的边缘国家。通商口岸一直意味着作为进入中国经济的桥头堡，像印度模式一样对西方制造业打开大门。不过，尽管外贸扩展（对农业经济相当有益），但是中国商人抵制外国生意进入内陆经济。外国人被迫通过一个中间人买办来与中国顾客打交道。[86]在一个激烈竞争和不稳定的市场上，几乎没有易得的额外收入。转变很神速。到19世纪70年代，除了两个最大的外国商行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旧译渣甸洋行）[87]和太古洋行（Butterfield Swire）[88]外，其他的都歇业了，或为新进入者让了路。[89]与印度相比，中国（有着两倍的人口）是一个小得多和难得多的市场，消费着印度进口水平一半的商品。当19世纪80年代初冲突到来时，欧洲想象的商业黄金国好像几乎完全消失了。[90]但是，中国政治经济独立的真正检验还没有到来。

在19世纪50—60年代，日本以种种原因被认为会以甚至更极端的形式遭遇中国的命运。自从19世纪初，北太平洋的逐渐开放给围绕日本的海洋带来越来越多的俄国（其“蛮荒东方”只在日本以北几百英里）、英国和美国的船只。1853年，日本幕府将军提心吊胆地欢迎美国将军佩里（Commodore Perry），承认隔绝时代结束了。5年后，在1858年的“不平等条约”里，主要西方大国被授予类似的特权，那些1842年从中国敲诈勒索的特权。外国人在一系列“通商港口”（最重要的是横滨，靠近东京）自由往来和贸易，享有领事裁判权。这里，留出土地建设他们的办公室、仓库和居住区。除非以适度的税率，否则不允许日本征收关税，以鼓励“自由贸易”和西方制造品的扩散。旧有的闭关锁国一经打破，日本似乎比亚洲大陆上的庞大的大陆邻国更易受西方优势的伤害。其人口（约3200万）要少得多，尽管以欧洲条件远非可忽视的。其主要城市极度暴露在西方海军力量面前（日本没有海军）。俄国人已经入侵库页岛（Sakhalin，1806年他们第一次登陆），威胁人烟稀少的北海道岛——日本群岛的第二大岛。在19世纪60年代早期，随着内战在日本幕府将军和南部、西部的最强大的封臣间爆发，日本政治体系处于崩溃边缘。

欧美大国大批到达（作为1856年联合强制中国的侧面表演），与自17世纪初起统治日本的幕府体制的危机相一致，并严重加深了危机。总是从最大最强的德川家族中挑选的将军，是天皇的总督，天皇尊严而无权地生活在京都宫廷里，离江户的政府所在地几天的行程。实际上，将军的权力是建立在无以计数的封臣形式的半自治“领地”（藩）及其家族统治者对他的权威的屈从上。藩需要对幕府支付税贡，他们的统治精英被迫每隔一年居住在江户的大名府里，作为人质以保证大名行为规规矩矩。最终，将军的控制依赖德川家族的忠诚和他的其他（防备外样大名）世袭封臣的支持上。[91]但是，幕府制度也从在武士阶层中流行的强调对皇帝忠诚的儒家特性中汲取力量，以及从广泛的商业整合中吸取力量，它把领地结合到一个以长崎和江户为中心的单一市场中。

在19世纪20—30年代，这种旧体制进入了一个特别紧张的阶段。其潜在原因可能是农业生产现在达到了环境的极限。清除森林和更集约的耕作不再能产生重要的收益：边缘农田极易受环境变化的伤害。[92]19世纪30年代的“天宝”（Tenpo）饥荒，在东北最为严重，影响了整个日本。藩的统治者被挤压在他们对江户的责任与他们的本地负担中，尤其是对武士精英的“禄米”，现在武士阶层已经大体上市民化为官僚阶层。在几个大藩，统治集团采取有力措施，恢复其债务偿付能力，废除债务，攻击垄断，鼓励新作物和制造业，屯积金银。[93]这些团体也展示了对外贸的日益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在萨摩藩（Satsuma，它在琉球［Ryukyus］的长长岛屿的尾巴，远远地伸向台湾，早就是与中国贸易的通道），在更系统地研究“兰学”——关于西方和西方文明的信息，它们通过出岛港的“钥匙孔”渗透进来，出岛港是长崎港内的荷兰人贸易地。同时，在西南的领导藩，长州藩（Choshu）和萨摩藩，敏锐地意识到西方干涉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对这种威胁它们接触得最多。到19世纪50年代，两者都购买现代枪支、大炮和蒸汽军舰，杂七杂八地试验西方冶金术以制造它们自己的武器。

这些变化注定了使它们与江户的幕府发生冲突。在幕府体系中的力量平衡变化着。面对外国压力，1858年的条约和将军的绥靖分裂和削弱了幕府，并使它面对“锁国”的仇外要求。幕府自身重新武装的努力是胆怯和优柔寡断的，但是它反对某些改革家敦促的向西方的全面开放，担心其思想意识声誉的崩溃。随着西方势力显得更加突出，其政治情绪变得焦虑和极端。长州和萨摩两藩在1863—1864年与西方交火，直接发现了其力量和弱点。随后的3年，内战加剧，长州藩和萨摩藩及其他藩联盟试图赢得天皇的支持反德川家族，而幕府反过来发动了讨伐长州的战争。[94]在藩的更大自治权要求与将军的决心重申其控制之间，不可能达成妥协。1866年，日本西南的重要家族形成了一个反将军联盟。到1868年1月，更好武装和更好领导的长州-萨摩军队，已经战胜了德川家族，把将军逼得“大政奉还”。为了填补真空，合法化他们的反抗，反叛领袖宣布恢复帝国统治。

至此，日本危机追随着一个非常类似的模式。与一个外来大国保持密切联系，引人注目地求助其贸易和技术，使本地政治动荡，颠覆了统治者。随着新人争夺权力，老体制陷于崩溃，外国干涉的时机成熟了：吞并、成为保护国或更麻烦的“不平等条约”。日本从这个命运中获得拯救，部分原因是几个西方国家不愿意干涉其内战[95]——也许是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肯定从其不确定的结果中得益——但更多地因为新体制着手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速度与果敢。[96]变革的速度与规模令人惊叹。天皇的五条誓文（1868年4月6日）答应政府公议（一个被长期推迟的允诺）以及求知识“于世界”。西方模式的政府部门建立起来，包括一个外交部。更重要的是封臣制度的终结，把世袭领地统治者改造为可解职的统治者，1871年更进一步直接“废藩置县”。1869年江户改称东京，封建聚集物被一个以东京为单一首都的统一的国家代替。1872年，旧贡金制度被用现金支付的统一的土地税扫除，1873年，引进普遍兵役制取代武士和封建征集。用现金而非禄米付给武士年金。在1870—1873年的改革风暴中，法律平等、职业自由、土地买卖自由甚至西方日历改变了德川幕府时代的社会景观。1868年以前沿着西方道路改变的停顿，已经让位于向欧洲模式“现代性”的猛烈冲刺。在与时间的赛跑中，日本已经成为冠军选手。

两个问题出现了。为什么新政府追随这样一种戏剧性的道路?它如何能在一个深深保守的更不要说仇外的社会实行如此急剧改革？第一，似乎很可能反叛的藩主会仅仅寻求用自己中某一人取代德川将军。事实上，他们不能这么做。没有一个反叛家族强大到能用自身来取代德川氏，这种尝试会一直无限期地拖延内战。取消藩政是政治和平的唯一保证。第二，反叛阵营的领袖人物决心“自强”以反抗西方，他们的领地，是那些被广泛认可具有对外贸易、传播外国知识和外国方法优势的地方。最急迫的需要是欧洲路线的单一军队。为了支付所需的费用，意味着统一的税收和财政体系。第三，以一种部分仍是模糊的方式，领导新政府的改革家武士同情商人阶级的要求，结束对经济生活和身份的严厉规定。但是，从事这么雄心勃勃的改革是一回事，施之于怀疑者和不同政见者身上是另一回事。特别是巨大的武士等级（100多万人）或许会抵制废除其世袭地位和军事功能。担负着从未有过的沉重税负的大多数农民，更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西方大国张开翅膀等着，决心惩罚任何对其国家或贸易的处置不当。

事实上，转变远不是平和的。许多新体制的领袖成为武士仇杀的牺牲品。福泽谕吉（Yukichi Fukuzawa）回忆说，有许多年，作为西学的最著名人物，他太担心被刺杀而不敢在晚上外出。[97]1877年的武士叛乱，在被东京新军摧毁前，把3万名武士及其随从带到战场。有着不计其数的农民起义。但是日本改革家比他们的中华帝国同伴享有更有利的条件。第一，新政府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占日本土地的1/4以上的德川的领地，这是金钱和人员的重要储备。第二，如此危险的武士等级的巨大社会力量，转变为政府的优势。这对成功比任何事都重要。像西乡隆盛（Saigo Takamori）和山县有朋（Yamagata Aritomo）[98]的领袖的名声解除了武士的担忧，武士大量服务于明治政府，做战士、官僚、警察和职员。他们传统上担当保持社会纪律的角色，在农村帮助抑制农民动荡，这如此接近让北京的清政府焦头烂额的农民起义。第三，在一个比中国更大可能的程度上，长期封闭的天皇能够被改头换面为一个新体制的强大象征、公民宗教的聚焦点，这种公民宗教拥有神社和国家司祭。[99]最后，日本民族团结的惊人程度抵消了潜在的内部分裂源，并使新国家团结起来反对外部势力。

如果改革家在第二阵线失败了，那么这种政治力量将会毫无价值。经济自强与政治自强一样至关重要。经济失败会成为特洛伊木马，外国势力会通过它变成外国控制。这可能以几种方式发生。西方商人可能要求更好的通道和游说其政府更多干涉。更为不知不觉地，一个在东京的现代化着的政府可能会举借大量外债，变得在财政金融上依赖西方债主。更糟的是，国际贸易的反复无常、世界的难以进入，带着财政破产的沉重风险，而一个破产的体制，在国内威信扫地，在国外难以防守，没有多少抵御外国干涉的屏障。日本以惊人的成功避免了这些危险。当然，他们的成就不应该夸大，工业化相对缓慢。1880年，2/3的日本出口是由原丝和茶叶构成。1887年，也许90%的日本海外贸易是由外国商人经营的。[100]迟至1890年，在西方容易把日本视为一个诗情画意般的东方国家，其债务偿还能力依赖小范围的商品输出。事实上，日本早已奠定了经济独立和工业进步的主要基础。在棉纺织的主要工业中，到1880年，国内产出与进口持平，1883年开始出口。[101]商业和工业成功的重要机构——专门化的外贸银行、把商业与制造结合起来的大型贸易货栈以及政府补贴制度——全部就绪。19世纪70年代的疯狂通货膨胀（太多纸币的结果）在19世纪80年代的银根紧缩中受到严厉制约，一个稳定的通货建立起来了。在关键的转变阶段，日本几乎没有举借外债。现代化的合恩角（Cape Horn）——财政崩溃和社会动荡——被绕过。

表面上看，日本追随了与清朝改革家一样的方案。国家鼓励商人投资工业和造船，向他们发放补助金，它高度优先发展现代武器。它承认外国商人会要求合理的准入、商业安全和温和税收。但是，到19世纪80年代，日本早已比中国更为成功，到1914年已经表现出显著差异。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明治日本从德川历史继承的有益遗产的结果。“传统的”日本一直是一个有着高度文化和手工艺技术的社会，它也有着以大阪和江户为中心的惊人的中央化经济。日本有着大银行家-商人的漫长传统，像著名的三井（Mitsui）家族，它可以一直追溯到17世纪初，从中演化出了财阀（Zaibatsu）。某些大藩远在维新前就追求外国贸易和西方技术。但是，这些争议可能做得过火。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并不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其收入水平“远低于”那些在19世纪成功工业化的其他国家的起始水平。[102]经济变革的阵痛很可能轻易强迫退却或导致混乱。对一个像日本的后来者，进入国际经济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和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正是这一点使日本与众不同，武士等级的领袖进行了维新，武士支配了新国家，武士领导的政府从大银行家-商人手中借钱，将政府出资的企业以最低价偿还他们。[103]这是反对两大敌人的必要联盟：西方的威胁和国内动荡的威胁。输家是农民。凭借着新的“国民”军队和警察，明治国家能够镇压农村不满，前所未有地向农民征税并把乡村经济权力集中到地主手中。[104]当19世纪80年代的严厉的紧缩通货压低价格时，正是农民付出了代价。日本对于西方的思想、规则和制度的接纳是完全真实的。但是在“武士资本主义”的中心，是无情地剥削农民，来补助争取工业独立和商业独立的斗争。

日本转变的这些特征使之独树一帜。一个先进的前工业经济、维新时打造的特别强大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距西方及其火力的相对遥远以及1890年以后亚洲太平洋感受到西方国家的全部分量前让“自强”开始的幸运时机，是其成功与时间赛跑的重要决定因素。在第三个奥斯曼帝国的例子中，这些特征显著缺乏或起负面作用。到19世纪80年代晚期，其结果是屈从于一种经济保护的形式，以及在西方国家间的大规模瓜分和崩溃的深远前景，西方对“欧洲病夫”的争吵有时似乎是其存在的主要理由。当然，奥斯曼政府比中国和日本有着大为不利的地理遗产是真的。奥斯曼帝国既不像日本一样紧凑，也没有中国拥有的辽阔富饶的农业腹地。它横跨三洲，（到19世纪30年代）有许多地点暴露于欧洲的海军力量面前。与其在欧洲巴尔干的“外部”边疆一样，它不得不保卫一系列的“内部”边疆，反击部落的、游牧的和沙漠居民：在安纳托利亚（反击库尔德人［Kurds］）、在杰齐拉（Jezireh，现代伊拉克，与什叶派多数派）、在叙利亚（沙漠阿拉伯人对农耕边缘的压力越来越强烈）以及帝国的南端遥远的也门（Yemen）。可争议的是，到19世纪30年代，其地缘政治均衡已经遭到了不可逆转的破坏。[105]但是，奥斯曼领导人比中国人和日本人更早更彻底地认识到，帝国的生存有赖于把西方的技术巧妙地嫁接到伊斯兰帝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上。

随着过于强大的禁卫军被清洗和被更欧洲式的军队逐渐替代，这个进程在19世纪20年代早已开始。正是19世纪30年代的可怕危机使剧烈的变革似乎迫在眉睫，俄国从北方入侵和法国支持的埃及奥斯曼总督试图接管帝国，这两者结合起来差点推翻帝国。为了安抚英国——一个重要的同盟者——1838年君士坦丁堡同意向外国贸易开放其市场。然后，1839年，苏丹宣布了后来以坦齐马特（Tanzimat）或“改组”著称的广泛改革——无疑，部分是改善帝国在国外的形象，赢得欧洲国家的支持。在《花厅御诏》（Edict of Gulhane）下，所有奥斯曼臣民权利平等（结束穆斯林与不信奉者间的旧的区分），保证保护个人及财产，多多少少按一个“先进的”欧洲国家（像法国）的模式进行税收、军队和司法体系管理的全面改革。在随后的从1839年到1876年的“坦齐马特时代”，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马吉德［Abdul Mejid，1839—1861年在位］，阿卜杜勒-阿齐兹［Abdul Aziz，1861—1876年在位］）似乎承诺一个系统的“自强运动”会保卫帝国，反抗发源于欧洲的经济、政治和思想压力。四位政治改革家雷希德（Reshid）帕夏、福阿德（Fuad）帕夏、阿里（Ali）帕夏和米德哈特（Midhat）帕夏决心给予中央政府及其官员对日益分权的难以驾驭的领土更多的控制。他们改组了军队，并且（通过征兵）极大地扩大了其规模（从1837年的约2.4万人到超过12万人）。[106]通过1864年的《行省法》（Vilayet），他们实施更统一的行省统治体系，削减当地显贵的权力。他们提倡世俗教育，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法律方法训练新一代官僚和军官，减少穆斯林神职人员的影响。他们设立一个财政部和预算体系，设立奥斯曼帝国银行，服务于中央银行的某些目标。最重要的是，他们努力提倡一个奥斯曼公民的新概念，取代非穆斯林米勒特制（millets）或宗教社区的旧体制，这种旧体制把非穆斯林分类为低于穆斯林“核心”人口，苏丹的权力一直依赖穆斯林的忠诚。这是一个英雄的改革项目。

到1880年，这种伟大改革努力的益处似乎并不明显，而其代价过高。1878年，帝国遭受了毁灭性的一系列的领土损失。有相当数量基督教徒的所有欧洲行省几乎被夺走。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的自治的瓦拉吉亚（Wallachia）和摩尔达维亚（Moldavia）成了独立的罗马尼亚（Romania），尼士（Nish）行省给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Bulgaria）自治，几年后并被允许与其南方老三——所谓的东鲁梅利亚（Roumelia）合并。极小的黑山（Montenegro）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即使有着许多穆斯林的波斯尼亚（Bosnia）和黑塞哥维那（Herzgovina），也置于哈布斯堡保护下。更使这些伤害雪上加霜的是，奥斯曼帝国自1571年以来拥有的塞浦路斯（Cyprus）岛被英国人占领，尽管没有正式合并，作为他们支持反俄的代价，俄国占领了东安纳托利亚的卡尔斯（Kars）和阿尔达罕（Ardahan）地区。在这个领土灾难以前，奥斯曼政府早已被迫承认了在黎巴嫩（Lebanon，山脉）和克里特岛（Crete）的在外国监督下的特殊政体，在克里特岛讲希腊语的基督教徒于1866—1869年间进行过一次起义。不久以后，技术上都处于奥斯曼统治下的埃及和突尼斯（Tunis）两者，被英国（1882年占领埃及）和法国占领。19世纪70年代的大危机也不是纯政治的。其后果一直被财政灾难恶化。1875年，奥斯曼政府因拖欠外国贷款而破产，其回归财政体面的代价是接受一种监督和控制的严酷政治方式。1881年以后，配备欧洲人银行家和官员的由欧洲人监督的奥斯曼帝国公共债务管理署，首次宣称用奥斯曼税收向债权人付款，只给苏丹政府残羹冷炙。似乎是物质上的和象征性的，帝国已经减弱到一个实际的依附国。

对此，坦齐马特并没有走向自强，而是走向自毁或更糟。事实上，坦齐马特改革者面临着比他们的东亚伙伴更为令人气馁的内外压力。在战略上，奥斯曼帝国对俄国的军事力量极难防守——除非沙皇能受到欧洲对手的束缚——它们的地位因其海军力量的急剧衰落而更显糟糕。[107]正是1877年俄国的入侵导致了1878年柏林会议上的领土丧失。但是根本的弱点是基督教少数民族拒绝奥斯曼的统治，并且敦促欧洲国家代表他们干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民族思想”在欧洲的传播注定要影响奥斯曼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与帝国外的民族兄弟保持着亲密的接触。希腊商人（例如）比他们的穆斯林同胞获益更多的经济变化，则为政治权利创造了一个更大、更连贯的选举区，削弱了高级阿訇的地位，苏丹通过阿訇统治基督教米勒特。这些新“民族主义者”说，身份必须在领土主权中寻找，而不是在教会成员资格中寻找。坦齐马特改革本身带来了对有教养的基督教徒的更大依赖。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者希望基督教徒会接受共享的奥斯曼或“土耳其的”公民身份、在共同忠诚于苏丹中消除差异是不可能实现的。确实，19世纪60年代，当米德哈特帕夏在保加利亚试验这个计划时，他发现四面受敌。[108]对许多穆斯林来说，帝国伊斯兰特性的稀释深为令人讨厌。它意味着与乌拉马、当地学者阶层、法律宝库和神学家保持疏离。它意味着把帝国的基础从穆斯林忠诚的根基转移到基督教徒合作的流沙上去。对坦齐马特的官僚集权化的不满、对成千上万穆斯林难民被俄国人驱逐出高加索的命运的愤怒，加重了反改革情绪。[109]确实，这些难民在奥斯曼帝国省份的定居，似乎很可能把种族和宗教对抗的温度提高至19世纪70年代的狂热。

可以想象，一个强有力资金雄厚的行政管理可能赢得地方控制的战斗，更有效地吓住外敌。但是，在这个前线，改革家也失败了。他们迫于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的巨大代价而举借外债，然后在贷款使用上管理糟糕。到19世纪70年代，这些贷款的年支出达到大约国家财政收入的2/3，有些借款的年利息高达30%。[110]尽管他们增加了约50%的收入，但是他们没有放弃包税旧习而直接控制税收。他们把赌注下在用贸易增长来填充国库上，但是奥斯曼帝国贸易的增长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11]而政治动荡破坏奥斯曼的商业和帝国的信誉。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努力失败了，原材料出口促进了港口周围的飞地的发展——一个被糟糕的内陆交通所强化的趋势。[112]几乎没有任何政府借款进入像铁路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明治日本的鲜明对照几乎不会更令人震惊。种族多样化和缺失类似武士的阶层来维持社会政治秩序，被一种外国控制变得“势不可当”的经济发展模式恶化。[113]

不过，尽管奥斯曼帝国连遭轰击，但并没有分崩离析，或软弱地陷于欧洲统治下。大批欧洲省份的丧失使得帝国成为更完全的土耳其、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在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1876—1909年在位）统治下，奥斯曼统治者变得更同情泛伊斯兰运动，更意识到其作为圣地守卫者的国际角色，从印度和东南亚来的日益增长的伊斯兰朝圣者通过汽船和铁路来到圣地。同时，坦齐马特的老计划被推向前进。国家机器逐渐现代化，铁路网扩大了，军事和行政控制被深深推向阿拉伯省份。奥斯曼帝国不再努力控制这个16世纪建立起来的多民族大帝国。1880年以后，他们进入了一个新赛跑，在与欧洲人的进一步冲突，或阿拉伯民族主义增长能够把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帝国撕成碎片前巩固他们剩余的领土。

*

另两个中东国家也被拉入了与时间赛跑中，它们的命运会各自不同。第一个是埃及，仍是奥斯曼帝国的正式组成部分。在其奥斯曼总督穆罕默德·阿里的统治下，他是驱逐法国入侵者后由苏丹派遣的，马穆鲁克时代的实际自治变得更确定。穆罕默德·阿里围绕其新军构筑了一个独裁国家。[114]他的真正雄心是建设一个从苏丹（Sudan）到叙利亚的埃及帝国，使自己成为阿拉伯领土的主人。他有两次接近推翻苏丹；他两次被欧洲国家挫败。反之，他被迫向欧洲贸易开放边界，放弃他的昂贵的国立工厂试验。1849年，穆罕默德·阿里去世，但在他的继承人赛义德（Said，1854—1863年在位）和伊斯梅尔（Ismail，1863—1879年在位）统治下，至少其宏伟规划的部分稳步推进。

对这两国的统治者来说，最终目标是为其王朝赢得与奥斯曼苏丹的正式平等以及主权独立，摆脱奥斯曼政府控制外交关系、决定军队规模或（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这在1879年发生）把他们开除出政府。两者想的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君主国家，统治者的权力至高无上。“土耳其-高加索”（Turko-Circassian）精英（旧马穆鲁克统治阶级和穆罕默德·阿里的土耳其和阿尔巴尼亚追随者的混合物）会为在一个压倒性的“阿拉伯”社会中的特权地位付出对其保护人和保护者支持的代价。两国统治者都明白他们的机会在于农业财富的迅速增长。

预兆很有利。工业欧洲对埃及长绒棉的需求似乎几乎是无穷的，但是要满足它需要一场农业革命。在1813年到1877年间，可耕地面积增长了60%。[115]在开罗下游的泥泞三角洲被排干和清理，运河和阻塞网提供的长期灌溉取代了对一年一度的洪水的依赖，使产量翻番。到19世纪60年代中叶，外国投资在增加，外资银行遍地开花，服务于新地主阶层。亚历山大作为出口经济的地中海港口城市繁荣昌盛。铁路建筑起来，在开罗沿着尼罗河建设起欧洲风格的建筑，一座新皇宫、一个股票交易所、一座歌剧院、一条巴黎风格的林荫道。[116]集权化的官僚制度、地主精英、自由财产法律以及大型外国社区（到19世纪70年代有10万之众；比较而言，在伊朗的数字则要少于1000），使埃及似乎是一个“发展”国家的模式，一个改革的胜利，一个伊斯兰日本。它吸引了爱冒险的欧洲人的服务——像“中国人”查尔斯·戈登（后来的喀土穆戈登）被送来统治苏丹消灭奴隶制（还有什么统治者现代性的更好证据？）。到19世纪70年代，完全独立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也许在奥斯曼的命运中的下一个大危机中它会默认地到来，同时，伊斯梅尔（在1867年获得了更为尊严的“赫迪夫”称呼）在一份国家权威性指南中被阿谀奉承为：“殿下像巴黎人一样讲法语……不管你是机械师、商人、记者、政治家、农业家，或几乎无论什么，你不久就会感受到，你已经遇到旗鼓相当的人。”[117]

对赛义德和伊斯梅尔来说，苏伊士运河意在颂扬其成就。[118]代价会是很高的，但是收益也是巨大的。其收入会给他们带来新的源源不断的财富。其尼罗河连接（淡水运河）将会把大量土地变成集约耕种。最重要的是，它给人一个巨大的地缘政治红利。一旦埃及统治者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水路的守护人，欧洲大国会认识到需要保护他反对任何侵略威胁，会看到其独立的意义。毫不奇怪，人们劝说赛义德占了由德·雷赛布（de Lesseps）发起的开挖运河公司的大股份。当棉花价格在19世纪60年代飚升的时候（当美国南方被封锁切断，然后被入侵摧毁时），伊斯梅尔轻易从欧洲举借外债，直到国家债务达到1亿英镑。但是，随着棉花价格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下降，在运河（1869年通航）带来利润前，投机性繁荣带来了财政破产。1875年，伊斯梅尔不得不以400万英镑把他的运河股份卖给英国政府——也许是其价值的1/4。一年后，他——以及埃及——破产了。

现在，与时间赛跑的全部代价开始得到回报。埃及社会秩序的疯狂变化积聚了不满。地主阶级急于抑制统治的独裁风格。乌拉马（其总部在开罗的爱资哈尔［al-Azhar］——半是清真寺半是大学——是伊斯兰世界的声誉最为卓著的研究中心）不喜欢统治者拥抱外国信仰、腐败网络及其奢侈的生活方式。在军队和官僚中，受阿拉伯教育的阶层憎恨土耳其-高加索精英持续的支配地位，希望恢复一种更“阿拉伯”化的政策，赛义德没有认真对待这一政策，其后的伊斯梅尔却支持它。所有这些未解决的冲突表现为一种社会不安：害怕与怀疑欧洲政客；剥夺农民阶级（农业耕作者）——农业变迁的主要牺牲品——的道德不安。[119]现在反抗的情绪在行将出现的新闻记者和报纸上有新的声音，由此对外债的外部威胁（以及欧洲需要有效控制埃及财政）在国内很快变成一场危机，关于谁会承受外国需求的真正负担。苏伊士运河——向完全独立的推进器火箭——成为外国控制的特洛伊木马，并且（相当真实地）成为外国统治的入侵之路。

伊朗则更幸运，其统治者没有那么大胆。他们有着小得多的机动余地。穆罕默德·阿里把他的国家建立在其军队的力量和棉花出口获得的财富基础上。几乎同时建立起权力的卡扎尔王朝（Qajar）统治者却缺乏这些资源。缔造一支镇压外部侵略者和内部不满的军队要困难得多：确实，他们得满足于一支4000人的帝国卫队。[120]沙阿面临神职精英的不满——什叶派的乌拉马——其社会权力比埃及的乌拉马权力要大得多。[121]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把他们的权威建立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草原游牧民占了总人口的1/3以上（也许甚至一半），并成为现有大军的大部。他们没有“新”土地银行来奖赏一支精英或赞助一支官僚大军。而且，尽管伊朗经济从18世纪晚期的混乱中获得了巨大恢复，但是没有棉花来吸引外国投资或支付灌溉、铁路或公路的公共改善的项目。国家仍然处于尖锐的地方化阶段，其中的部落和氏族、农村社区、手工业行会、城市区位或行政区、派系、宗教或语言，仍是身份的主要来源，是分化的主要源泉。简言之，依埃及模式建立一个强大王朝国家的途径几乎完全缺失。

不过，卡扎尔王朝受到外部危险的威胁，至少与奥斯曼帝国遭遇的一样尖锐。俄国向高加索的扩张使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通过《古里斯坦条约》和《土库曼恰伊条约》，他们被迫放弃了对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权利，交出阿塞拜疆大部。英国在波斯湾的海军力量的增长注定使他们不安。它鼓励了南方部落的难以驾驭，可能突然中断像穆罕默拉（Mohammerah）沿海社区的忠诚，其大统治者是阿拉伯民族。毕竟，甚至在世纪后期，从波斯湾乘船经由黑海和里海然后再向首都，比直接从陆路到达德黑兰（Tehran）要快得多。1856年，当纳塞尔丁（Nasir al Din）占领赫拉特（Heart，在现代阿富汗，但却是萨非王的最有价值的占领地），英国人通过炮击布什尔（Bushire），向穆罕默拉派遣军队，迫使他放弃。没有沙阿会忽视这种风险，即外交失败或丢失一个省份会摧毁其声誉和破坏把其多民族帝国绑在一起的纽带。

在纳塞尔丁（1848—1896年在位）统治下，做出某些努力来增强沙阿的权力。奥斯曼帝国的坦齐马特改革模式有着影响力。[122]他建设一所学院来传播西方知识和培养新型行政管理阶层。但是，这场短暂的“改革”阶段，与穆斯林不同政见者巴布教徒（Babis）的崛起相一致，他们中的有些人谴责统治的腐败。当其中一人企图谋杀国王时，运动被镇压：伊朗国王沙阿和乌拉马结束了新型行政管理阶层的培养。主张改革的大臣在政治上受到处置但肉体上得到赦免。但是，尽管沙阿的权威仍是注定要依赖对社区和利益的熟练操纵，但是更统一的政治的征兆逐渐显露。1847年，与奥斯曼帝国的边界终于解决；德黑兰对锡斯坦（Sistan）和俾路支斯坦（Baluchistan）的控制在1866年得到确认；在1872年达成伊朗、阿富汗边界协议。[123]什叶派穆斯林的势力——文化身份的主要源泉——得到增强，部分是与巴布教斗争的结果。[124]官僚的触角逐渐变长，在财产权问题上国家法律取代伊斯兰教法。[125]电报把德黑兰与某些省份联结起来，鸦片出口给国家西部带来极大的繁荣。然而，到19世纪70年代，一些预兆显示一场危机行将到来。

俄国的推进是明显的警告。到1859—1860年，沙皇的军队到了土耳其斯坦，1866年，塔什干（Tashkent）被吞并。到1873年，俄国人来到希瓦（Khiva）。他们面对着沙阿领土的东北部以及圣城麦什德（Meshed）。纳塞尔丁没有多少抵抗的手段，他的财政收入在下降，而各种价格陷于恶性通货膨胀中，他出发去欧洲寻找全新的支持。对现金的需求驱使他做出轰动社会的“路透特权”（Reuter’s Concession）交易。在其条款中，授予一个外国企业家（裘利斯·路透［Julius Reuter］，新闻社的建立者）对国家任何地方任何新企业的利润权力——铁路、矿山、灌溉工程、工厂——以交换4万英镑现金。由此引起的轰动、急速提款，显示沙阿离及时巩固伊朗的防御有多远。反之，他推向了后来逐渐被视为一个若非不可避免的冒险道路：让外国商业利益进入本国。也许，他估计他们会相互制衡，英俄对立是两国都不能主宰伊朗的最佳保障——事实确实如此。波斯地缘政治地位和分权的政治以及宗教精英的力量，使之成为一个难破的硬核也是真的。但是，在一个很少见到西方人的土地上，[126]卡扎尔王朝、伊朗的独立能否承受外国入侵的压力活下来，不久将会展示给大家。

在19世纪中叶，许多其他亚非国家面临着与中国、日本和奥斯曼帝国同样的挑战，包括阿比西尼亚（现埃塞俄比亚）和暹罗（现泰国）。它们担忧入侵和丧失松散统治的用令状管理的边界地区。它们不相信欧洲商人的动机，它们急于现代化其军队和（必要地）它们的财政。它们希望玩弄欧洲人，使他们相互为敌，从而通过间接手段保留其自由。它们随随便便对待国家领导的发展道路，有时通过给欧洲特许经销商颁发特许状，或者鼓励移民。所有国家都面临着这种困境，在中央权力软弱的国家，急剧变化冒着动乱和反叛的危险，彰显了外部干涉的危险。所有国家面临着这样的现实，到19世纪80年代，在欧洲和亚非国家间的技术、财政和人口资源鸿沟似乎急剧扩大。1880年以后，与时间的赛跑已经进入最后冲刺。

[1]T.R.Malthus，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20)，Variorum edn，ed.，J.Pullen (Cambridge,1989)，p.234.

[2]参见R.E.Cameron，France and t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urope 1800–1914 (Princeton，1961)。

[3]关于这个争论，其论点的中心要点见P.W.Schroeder，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Oxford，1994)。

[4]参见P.E.Moseley，Russian Diplomacy and the Opening of the Eastern Question in 1838–1839 (Cambridge，Mass.，1934);B.H.Sumner，Russia and the Balkans，1870–1880 (Oxford，1937);R.W.Seton-Watson，Disraeli.Gladstone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 (London，1935)，esp.pp.194–195。

[5]关于帕麦斯顿的外交的国内压力，参见E.D.Steele，Palmerston and Liberalism 1855–1865 (Cambridge，1991)。

[6]参见C.J.Bartlett，Great Britain and Seapower 1815–1853 (Oxford，1963);G.S.Graham，The Politics of Naval Supremacy (Cambridge，1965);P.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 (London，1976)，第6章。

[7]在美国内战期间，例外的是北方对南方的4年封锁。

[8]对拿破仑声誉和遗产的长期争论的精彩研究的主题，见P.Geyl，Napoleon：For and Against (London，1949)。

[9]贡斯当（1767—1830）的思想可以在他的著作中寻找：De Pesprit de conquete et de l’usurpation (1814)，principes de politique (1815),以及 Melanges de literature et depolitique (1829) in Benjamin Constant，Ecrits politiques，ed.M.Gauchet (Paris，1997)。

[10]关于托克维尔、J.S.穆勒和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的研究，见A.S.Kahan，Aristocratic Liberalism (London，1992)。

[11]关于雅各布·布克哈特的研究，见L.Gossman，Basel in the Age of Burckhardt (Chicago，2000)，第5、10、11章。

[12]O.Figes，Natasha’s Dance：A Cultural History of Russia (London,2002)，p.76.

[13]Ibid.，第2章。

[14]H.Seton-Watson，The Russian Empire 1801–1917 (Oxford，1967)，p.355.

[15]B.Eklof，J.Bushnell and L.Zakharova (eds.)，Russia’s Great Reforms 1855–1881 (Bloomington，Ind.，1994)，pp.214，233.

[16]Ibid.，p.249.

[17]G.Hosking，Russia：People and Empire 1552–1917 (London，1997)，p.333.

[18]关于Kliuchevskii，见N.V.Riasonovsky，The Image of Peter the Great in Russian History and Though (Oxford，1985)。

[19]E.G.Wakefield，A Letter form Sydney (1829;Everyman edn，London，1929)，p.47.

[20]大约19世纪30年代以后法国对美国日益不安的看法，见R.Remond，Les Etats-Unis devant l’opinion francaise 1815–1852 (Paris，1962)，pp.675，731，740，863。

[21]参见D.Potter，The Impending Struggle (New York，1976)，p.244;D.W.Howe，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American Whigs (Chicagp，1974)。1828—1836年，安德罗·杰克逊是美国总统。

[22]A.J.H.Latham and L.Neal.‘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in Rice and Wheat，1868–1914’，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36，2(1983)，pp.260–275.

[23] C.Jones，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righton，1987);Merchants to Multinationals：British Trading Companies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Oxford，2000);D.R.SarDesai，British Trade and Expansion in Southeast Asia，1830–1914 (New Delhi，1977).

[24]A.G.Kenwood and A.L.Lougheed，The Growth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1820–1980 (London，1983)，pp.90–91。关于大西洋经济整合——一个一直伸展到远达澳大利亚的领域，参看K.H.O’Rourke and J.G.Williamson，Globalization and History：The Evolution of a Nineteenth-Century Atlantic Economy (Cambridge，Mass.，1999)。

[25]Kenwood and Lougheed，International Economy，p.93.

[26]W.Schlote，British Overseas Trade from 1700 to the 1930s (Oxford，1952)，pp.156–158.

[27]B.R.Mitchell，Arstract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 (Cambridge，1962)，p.317.

[28]P.Bairoch，Victoires et deboires：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de monde du xvi siecle a nos jours (3 vols.，Paris，1997)，vol.2，p.34.

[29]Ibid.，p.18.

[30]B.H.Sumner，A Survey of Russian History (London，1944)，p.356–357.

[31]Bairoch，Victoires et deboires，vol.I，p.467.

[32]S.L.Engerman and R.E.Gallman (eds.)，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vol.2：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2000)，p.713.

[33]Mitchell，Abstract，pp.315，318。北方=俄国、瑞典、挪威、丹麦。西方=法国、比利时、荷兰。

[34]参见Cameron，Franc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urope。

[35]Engerman and Gallman (eds.)，Economic History，vol.2，p.696;L.E.Davis and R.J.Cull.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820–1914 (Cambridge，1994)，p.111。1860年以后，澳大利亚的数字是接近50%，首都的一半需要从英国供应，参见N.J.Butlin，Austral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1861–1900 (Cambridge，1964)，pp.28–30。

[36] R.G.Albion，The Rise of New York Port 1815–1860 (New York，1939);S.Becker，The Monied Metropolis：New York City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American Bourgeoisie (Cambridge，2001).

[37]Bairoch，Victoires et deboires，vol.1，p.410.

[38]Engerman and Gallman (eds.)，Economic History，vol.2，p.50;P.Mathias，The First Industrial Nation (London，1969)，p.243.

[39]赛勒斯·麦考密克赛勒斯·麦考密克（Cyrus McCormick，1809—1884），美国工业家、发明家，1831年发明收割机，因建厂生产收割机而致富，在1902年组建世界最大的国际收割机公司。

[40]S.Bruchey，Enterprise：The Dynamic Economy of a Free People (London，1990)，p.237.

[41]Mitchell，Abstract，p.318.

[42]Engerman and Gallman，Economic History，vol.1，p.700.

[43]参见S.Ambrose，Undaunted Courage (New York，1996)。

[44]John Langdon，‘Three Voyages to the West Coast of Africa 1881–1884’，ed.M.Lynn，in B.Wood and M.Lynn (eds.)，Travel，Trade and Power in the Atlantic 1765–1884 (Cambridge，2002).

[45]参见S.Bard，Traders of Hong Kong：Some Foreign Merchant Houses 1841–1899 (Hong Kong，1993)。

[46] B.S.A.Yeoh，Contesting Space-Power Relations and the Urban Built-Environment in Colonial Singapore (Kuala Lumpur，1996)，p.35.

[47]J.Conrad，The End of the Tether (London，1902)，p.168.

[48]J.Forbes Munro，Maritime Enterprise and Empire：Sir William Mackinnon and his Business Network (Woodbridge，2003)，第5—8章。

[49]R.Giffen，‘The Statistical Century’，in R.Giffen，Economic Inquiries and Studies (2 vols.，London，1904)，vol.2，pp.270，273.

[50]R.C.Wade，The Urban Frontier：Pioneer Life in Early Pittsburgh，Cincinnati，Lexington，Louisville and St Louis (Chicago，1959)，p.341.

[51]关于在一个“企业”经济与国家起着重大作用的经济的鲜明对照的讨论（美国和加拿大的情况），见W.T.Easterbrook，North American Patterns of Growth and Development：The Continental Context (Toronto，1990)。

[52]G.Blainey，The Tyranny of Distance (Melbourne，1966).

[53]关于这个的出色讨论，见G.Raby，Making Rural Australia (Oxford，1996)。

[54]G.Brechin，Imperial San Francisco：Urban Power，Earthly Ruin (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1999).

[55]W.Issel and R.W.Cherny，San Francisco 1865–1932 (London，1986)，ch.2.

[56]Elliott West，The Contested Plains：Indians，Goldseekers and the Rush to Colorado (Lawrence，Kan.，1998).

[57]关于左轮手枪让美洲白人征服平原的印第安人的意义，见Walter Prescott Webb，The Great Plains (New York，1936)，pp.167–179：‘It enabled the white man to fight the Plains Indians on horseback’。

[58]D.Robinson，Paths of Accommodation：Muslin Societies and French Colonial Authorities in Senegal and Mauretania，1880–1920 (Athens，O.，and Oxford，2000)，p.59.

[59]越南北方的旧称，为汉语名称，意即“东方的首都”，它最初仅指河内，后来被用作整个国家的名称，1802年以前，东京一直为中国的附属国，后来沦为法国的保护国，1950年成为越南的一部分。——译者注

[60]《黑暗的中心》（The Heart of Darkness）于1902年出版。该资料来自Everyman版本（London，1974），p.62。

[61]关于Embu的研究，参见C.H.Ambler，Kenyan Communities in the Age of Imperialism (New Haven，1988)。

[62]Winwood Reade，The Martydom of Man (London，1872)，p.242。在到20世纪20年代成为广为阅读的（以及特别原创的）书中，Reade的目标是坚持非洲并不存在于世界历史之外，而是在其中起了中心作用。

[63]M.Osborne，The River Road to China (London，1975)，p.186.

[64]L.Subramanian，‘Banias and the British：The Role of Indigenous Credit in … Imperial Expansion in Western India’，Modern Asian Studies 21 (1987)，pp.473–510.

[65]20年后，英属印度的三个“领地”孟加拉（包括印度北部大部）、孟买和马德拉斯的军队，总计超过27万人。M.K.Pasha，Recruit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the Punjab (Karachi，1998)，p.32。

[66]公司统治时代的最佳简短研究，见D.A.Washbrook，‘India，1818–1860：The Two Faces of Colonialism’，in A.Porter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3：The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1999)，pp.395–421。也参考他的‘Economic Depression and the Mak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in Colonial India 1820–1855’，Tr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6th Series，3 (1993)，pp.237–263。

[67]Thornton’s Gazeteer of India 1857 (London，1857)，pp.136，175.

[68]S.David，The Indian Mutiny (London，2002)，p.397.

[69]Ibid.，p.346.

[70]关于起义及其原因，见R.C.Majumdar，The Sepoy Mutiny and the Revolt of 1857 (Calcutta，1968);C.A.Bayly，Empire and Information (Cambridge，1996)，ch.9;E.T.Stokes，The Peasant and the Raj (Cambridge，1978);C.A.Bayly，‘Two Colonial Revolts：The Java War and the Indian “Mutiny” of 1857–1859’，in C.A.Bayly and D.A.Kolff (eds.)，Two Colonial Empires (Dordrecht，1986);F.Robinson，‘The Muslims of Upper India and the Shock of the Mutiny’，in his Islam and Muslim History in South Asia (New Delhi，2000)，pp.138–155。

[71]Stokes，Peasant，p.150，脚注。

[72]参见Stokes，The English Utilitarians and India (Oxford，1959)。

[73]“同治”是1862—1874年的中国皇帝的年号；“明治”是1868—1912年日本天皇的年号。

[74]经典评述仍是M.Greenberg，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Cambridge，1951)。

[75]参见J.K.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Cambridge，Mass.，1953)。

[76]冯桂芬写于1860—1861年的论文，被送给他的保护人曾国藩，这个清朝中兴的关键人物。参见S.Teng and J.K.Fairbank (eds.)，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Cambridge，Mass.，1979)，pp.50–53。

[77]参见J.Spence，God’s Chinese Son：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 (New York，1996)的最好的近现代历史。

[78]在1853—1863年期间，捻军控制的地区大于英国。参见S.Y.Teng，The Nien Army and their Guerilla Warfare (The Hague，1961)，pp.219ff。

[79]关于最近的研究，见J.Lee，‘Trade and Economy in Pre-Industrial East Asia c.1500–c.1800：East Asia in the Age of Global Integration’，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8，1 (1999)，pp.2–26。

[80]在19世纪10年代和50年代期间，鸦片消费增长了七成。参见Y.P.Hao，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The Rise of Sino-Western Mercantile Capitalism (Berkeley and London，1986)，p.69。

[81]P.Richardson，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c.1800–1950 (London，1999)，p.21.

[82]参见Mary C.Wright，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Standford，1957)。

[83]关于这个事件，见H.B.Morse and H.F.MacNair，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al Relations (2nd edn，Cambridge，Mass.，1931)，p.352。

[84]Wright，Last Stand，p.195.

[85]Ibid.，pp.52，55;E.J.Rhoads，Manchus and Han (Seattle，2000)争议说，直到1900年以后还一直有种族和文化差异。

[86]Y.P.Hao，The Comprador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Mass.，1970)是标准著作。

[87]怡和洋行是最著名的一家老牌英资洋行，远东最大的英资财团，清朝时即从事与中国的贸易。渣甸洋行对香港早年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首家在上海开设的欧洲公司，也是首家在日本成立的外国公司。今天的怡和是一家业务多元化的国际公司，公司的母公司怡和控股有限公司在百慕大注册，股份在新加坡及伦敦两地上市。

[88]太古洋行是一家老牌英资洋行，清朝时即从事与中国的贸易。今天的太古是一个植根于亚洲的跨国公司。其在大中华区的业务多用太古名称。

[89]Hao，Commercial Revolution，p.340;关于商人的困境，见F.E.Hyde，Far Eastern Trade 1860–1914 (London，1973)，第5章。

[90]Hao，Commercial Revolution，pp.338–339.

[91]一份出色的研究，见Albert M.Craig，Choshu in the Meiji Restoration (Cambridge，Mass.，1961)，pp.17ff。

[92]参见C.Totman，Early Modern Japan (London，1993)，pp.242–245。

[93]Craig，Choshu，pp.26，53–70;C.L.Yates，Saigo Takamori (London，1995)，p.19.

[94]关于这些事件，见Craig，Choshu，第8—9章。

[95]关于列强的中立宣言，见E.Satow，A Diplomat in Japan (London，1921)，p.303;Morse and MacNair，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325。

[96]关于该进程的最好介绍，仍然是E.H.Norman，Japan’s Emergence as a Modern State (New York，1940),一份在今天的专业文献中奇怪地被忽略的出色研究，它大体上预言了其论点和思想。

[97]The Autobiography of Fukuzawa Aristomo in the Rise of Modern Japan (Cambridge，Mass.，1971).

[98]参见Rodger F.Hackett，Yamagata Aristomo in the Rise of Modern Japan (Cambridge，Mass.，1971)。

[99]关于这个进程，见T.Fujitani，Splendid Monarchy：Power and Pegeantry in Modern Japan (Lodnon，1998)。

[100]G.C.Allen and A.Donnithorne，Western Enterprise in Far Ea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China and Japan (London，1954)，p.202.

[101]C.Howe，The Origins of Japanese Trade Supremacy (London，1996)，p.250.

[102]E.S.Crawcour，‘Economic Chang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 M.B.Jansen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vol.5：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1989)，p.616.

[103]这或许部分是由财政需要诱导的，参见T.Suzuki-Morris，A History of Japanese Economic Thought (London，1989)，p.57。

[104]参见Herbert P.Bix，Peasant Protest in Japan 1590–1884 (New Havebm 1986)，pp.210–212;G.Roznan，‘Social Change’，in Jansen (ed.)，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vol.5，p.525。

[105]参见第4章。

[106]D.Quataert，‘The Age of Reforms，1812–1914’，in H.Inalcik with D.Quataert (eds.)，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914 (Cambridge，1994)，p.881.

[107]Xavier de Plamhol，L’Islamet la mer：La mosque et le matelot (Paris，2000)，pp.270–271。事实上，土耳其海军在欧洲位居第三，但是表现极差。

[108]M.Todorova，‘Midhat Pasha’s Governmentship of the Danubian Provinces’，in C.E.Farah (ed.)，Decision-Making and Change in the Ottoman Empire (Kirksville，Mo.，1993)，pp.115–123.

[109]参见J.McCarthy，Death and Exile：The Ethnic Cleansing of Ottoman Muslims 1821–1922 (Princeton，1995)，pp.37ff。

[110]C.Clay，‘The Financial Collapse of the Ottoman State’，in D.Panzac (ed.)，Histoire economique de l’Empire Ottoman et de la Turcquie (1326–1960) (Aix，1992)，pp.119，124.

[111]C.Issawi，‘Middle East Economic Development 1815–1914’，in A.Hourani，P.S.Khoury and M.C.Wilson (eds.)，The Modern Middle East (London，1993)，p.183.

[112]由此Izmir (Smyrna)与欧洲和美洲的连接比与安纳托利亚内陆的连接要容易。参见A.J.Toynbee，The Western Question in Greece and Turkey (London，1922)，p.125。

[113] Issawi，‘Middle East Economic Development’，p.190.

[114]K.Fahmy，All the Pasha’s Men：MEHMED Ali，his Arm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Egypt (Cairo，2002).

[115]C.Issawi，Egypt：An Economic and Social Analysis (London，1947)，p.14.

[116]参见J.Berque，Egypt：Imperialism and Revolution (London，1972)，pp.88–94。

[117] J.R.McCoan，Egypt (New York，1876)，p.91.

[118]最好的现代研究见D.A.Farnie，East and West of Suez：The Suez Canal in History，1854–1956 (Oxford，1969)。

[119]关于埃及的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最好研究，见A.Scholch，‘Egypt for the Egyptians’：The Social-Political Crisis in Egypt，1878–1882 (London，1981)。

[120]E.Albrahamian，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 (Princeston，1982)，p.28.

[121]参见H.Algar，Religion and State in Iran 1795–1906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69)，第1章。

[122]H.Algar，Mirza Malkum Kha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73) ，pp.24ff.

[123]A.K.S.Lambton，Qajar Persia (London，1987)，pp.20，21，44.

[124]P.Avery，G.R.G.Hambly and C.Melville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vol.7：From Nadir Shah to the Islamic Republic (Cambridge，1991)，p.726.

[125]Lambton，Qajar Persia，p.292.

[126]19世纪中叶，可能有150个欧洲人住在伊朗；1890年仍然只有800人。Ibid.，p.207。

6.帝国的界限

1880年后，大欧洲的边疆如巨浪般向前推进，仿佛非西方世界的最后征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种边疆征服最明显的标记，就是快速瓜分全球那些尚未被欧洲殖民者占领的国家和地区。其中最著名的是1884年后，欧洲英、法、意、葡、西、德和比利时国王（它占据了作为私人采邑的大片领土）对非洲的一连串讨价还价。欧洲除了瓜分非洲外，还对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进行了瓜分。大欧洲的征服不仅仅是领土占领，还包括国际贸易的巨大扩展、对以前被认为太冒险的和无利可图的地区资本输入量的急剧增长（从微量开始）。大欧洲的征服进程与欧洲日益上升的移民潮是一致的，这时期的欧洲移民大多数是前往北美或南美的，但也有相当数量的移民成为热带非洲和亚洲的首批定居者，还有一些移到了北亚，成为欧洲在俄罗斯的桥头堡。显然，大欧洲的征服的驱动力比早期欧洲文化使团所产生的作用更加猛烈，它成为世界物质进步、宗教和哲学真理传播的火车头。欧洲人因其物质水平、社会或宗教的发展形成的进步，被称为是独特的，他们有“人种优越”的印记。很大程度上，大欧洲早期向亚非地区的扩展，虽然路途遥远，或者还遇到抵抗，但首要的似乎是对亚非地区科学技术方面的贡献。在19世纪末，欧洲人和世界上大多数人之间的“知识鸿沟”是比较大的，在非西方世界开发煤和蒸汽之前，欧洲已经进入了以电力和化学发明为主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

欧洲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第一个成为全球性物质、经济、文化的动力。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的全球性动力一直是通过一整套制度、实践和传统信念的不断完善来运行的。在某种程度上简直难以相信，晚至1860—1900年，世界成为一个全球的帝国：一个领土扩至全球大部分地区的帝国，一个没有正式全球贸易的帝国，一个拥有不平等条约和欧洲人治外法权的帝国——一个用军队和炮舰加强对欧洲以外大多数地区控制的帝国。由欧洲人发明的国际法原则，解除了被控制国家和地区的主权要求（证明国外干涉是正当的），除非这些国家或地区符合欧洲承认的“文明标准”。从经济理论和不断实践的角度看，全球帝国的形成意味着全球范围劳动力的分配。全球帝国的权力（在不同程度上）也是工业的权力。欧洲人提供（或者试图提供）制造业商品、资本投资、技术秘诀和熟练职员，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如中国和阿根廷）的角色，主要生产欧洲工业世界所需的食品、原材料和日用品等初级产品——一种经济法则就是加强自由贸易，反对地方利益和地方市场的保护。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看，全球帝国是一个白人的世界，因为欧洲人是自由的，至少或多或少是自由的，他们（因战争和萧条的原因）可以迁移到他们想去的地方，或者他们认为能够生存的地方。帝国的统治者（指欧洲人——译者注）移民亚非，发展了帝国的殖民地，获得并保持了他们对土地的要求。从文化理论的角度看，全球帝国也许是最具普遍深刻特征的。欧洲人确信自己，也使别人相信：非欧洲文明和文化是奇异的、迷人的、浪漫的或者美丽的，但它们没有发展前景。只有欧洲文明和欧洲文化已被证明是“道德和物质的进步”——英联邦印度政府发布的年度报告以此为题。

当然，我们知道欧洲统治的强权体制绝不是完善的和持久的。诞生于1890年最强大的大英帝国已经衰落。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发生，是现代世界历史中的中心问题之一，许多答案可以从1914—1945年的世界大危机中找到。但是我们也能够从这个时期之前找到一些线索。“全球殖民主义”是一种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构建，它飞速耸立，但根基不深。也许更多需要指出的是它保持平衡的能力依赖的是一系列不能维持稳定的条件。帝国主义的外交，如同它的经济学和意识形态一样，也包含了不能治愈的“胎里毛病”。

帝国的景象

1880年后，人们普遍认为世界距离缩小了，部分原因是快速发展的交通和通信把人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从19世纪30—40年代，欧洲和北美已经广泛采用了汽船、铁路运输和电报。到19世纪70年代，欧洲和北美正在世界各地拓展新的殖民地，范围已经扩展到了难以到达（但有价值的）的边远地区和偏僻、通信不畅的地区。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凿，意味着航运路线向东延伸，它为欧洲向东拓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苏伊士运河的通航，打通了欧洲前往中国上海和日本横滨的商船之路。通信革命的发展，使海底电缆和陆上电报可以在几天甚至几小时内把商业和政治新闻从东亚传到欧洲。另外，更重要的是铁路建设直接缩短了世界的距离。19世纪后期是铁路帝国主义最伟大的时代。英国和法国在西方、东方和南非修建了殖民地铁路，为控制那些穷乡僻壤又不顺从的殖民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在铁路延伸之处，纷纷建立了殖民地宗主国的桥头堡。在铁路帝国主义建设的项目中，最宏大的是横贯里海的铁路（1880—1888），它的建成意味着把荒野的俄国东部纳入了欧洲的范围。还有一些铁路建设项目虽然非常壮观，但都没有完成。如，连接汉堡（Hamburg）和巴士拉（Basra）（和波斯湾）的巴格达铁路；横贯波斯连接欧洲和印度的铁路；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梦想建设的从开罗环绕英国在非洲所有殖民地的铁路。大英帝国的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认为，铁路将改变世界历史。“哥伦布时代”，那时海军力量就是一切，将要让位于一个新的大陆帝国的新时代，这个大陆帝国可以支配广阔的资源而坚不可摧。[1]

到19世纪末，通信信息革命带来的变化已经影响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它的战略性质和经济关系方面看，世界已经变为——或者正在快速地变成——一个整体。距离的消失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已经显现，欧洲人过去习惯竞争的舞台是他们自己拥挤的欧洲大陆，现在竞争的舞台已经扩至全球范围。欧洲人一直热衷于竞争——贸易竞争，外交摩擦和文化冲突——在欧洲大陆内是解决不了的，这种竞争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解决。欧洲人的原则是国际社会必须被拓宽到能够包容所有非欧洲国家，并且与所有非欧洲国家建立经常和正常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时代的趋势应该是朝着普遍的相互依赖方向发展。19世纪中期的自由贸易论者（如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2]把这种趋势视为世界全面进步与和平的最好保证。但是实现“世界性”未来（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被深深地吸引）的捷径是一个相反的趋势（换句话来说，实现世界全面进步与和平的未来是道路漫漫无捷径——译者注），我们通过回顾历史可以确定时代的这个特点。

我们已经在前面几章谈到欧美国家在世界上是如何蚕食亚非国家，来快速增长自己财富和权力的。世界上一些国家被征服，一些国家被瓦解，还有一些国家因没有快速革新失去了成为自治国家的机会。但是，直到19世纪70年代，世界上这种变化的范围和速度还不够惊人。欧洲的资源是有限的，在它们控制的领地有时出现了抵制和反抗，使欧洲政府犹豫是否继续对这些领地承担新的义务。1875年《时报》（The Times）评论说，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我们的行为有利于“中国人理解我们没有心情去承担另一个印度的责任”。[3]亚非国家的权力恢复还不确定，19世纪70年代是海洋变化的时代。到70年代末，辽阔的地理政治危机正在改变欧亚和非洲独立国家，如，北非的马格里布地区、亚萨哈兰非洲地区、土耳其人地区、埃及和伊朗中东地区、中亚可汗领地、东南亚大陆和中国。最明显失败的国家被当代政治家称为“垂死的国家”和“没有生机的东方国家”。东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似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它们国内的秩序正在垮塌，经济秩序也是一片混乱。它们无力防御自己的边境，也无意保护外国人在本国的财富和人身安全。暴力、贼党和宗教狂热威胁了它们古老的社会秩序，这些东方国家将变成什么？

处于“全球化”的欧洲国家和软弱或衰弱的非欧洲国家的结合，激发了当代人思考关于世界人种和文化的问题。该问题有助于解释欧洲政治家、外交家、商人、移居者和传教士对他们“帝国”未来论题的讨论。欧洲人对他们帝国的未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认识。第一，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已被有形的铁路和无形的金融与商业联结得更加紧密，帝国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景象。欧洲宗教的世界影响是很大的，欧洲的贸易发展、对外投资、商业生产范围，也有相称的发展。毋庸置疑，投机事业的爆发和特殊利益的需要，出现了筹集现金和公开要求政府的资助。在新世界的经济中，有源源不断的财富追逐。第二，帝国的安全得不到保证而令人担忧。世界已是一个充满敏感的世界，不再有城壕的保护，不安全的恐惧感遍地充斥。1893年美国年轻的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发表了著名的论断，宣称美国开放的边疆已经结束，随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现了相同的警告。[4]世界再无“空闲之地”去吸收欧洲各国的能量，欧洲人已完全控制了热带非洲和“垂死国家”的领土和商业。[5]这些被控制的亚非国家，地方统治虚弱，外国势力强大。一个条约、一条铁路、一家银行或者一个基地，就能创造一个事实上的保护国，一个外交委托人，一个贸易独立圈。机会主义和相互警惕是防止这个即将到来的世界秩序混乱的代价。但是，欧洲列强之间更加激烈的竞争不可避免，它们面临突然打击的危险也日益增长。

第三，欧洲人的一系列焦虑。观察日本、中国、印度、中东和非洲，它们的傲慢，随着欧洲的干涉已不存在，欧洲的干涉破坏了它们社会的凝聚力和文化的自信心。它们的国家受欧洲思想传播和欧洲贸易影响越多，它们的国防越容易被冲垮，地方权威越容易被推翻。在东亚，可以想象一个无国家距离的未来是什么样：西方贸易、海军力量、海上基地、条约开放口岸和传教士已经分割了该地区，破坏了它的文化，把它作为征服地包围起来。日本的历史学家和汉学家内藤湖南（Naito Konan）说，世界变小了。欧洲和美国已经包围了东亚，一场人种的冲突正在来临。[6]在欧美国家当中，与广泛的亚非国家发展紧密的社会经济关系，产生了许多焦虑。欧洲人可能是世界的主宰。但是，曾经是历史学家的政治家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指出，欧洲人猛烈地侵犯和侵蚀更落后的人民已经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危机”。[7]他认为，经济目的使人类正在快速变成一种人，“落后的国家”缩减成一个低能的无产阶级。“种族对抗性”不易避免，因为白人是不喜欢联姻的（其实联姻是最好的治疗方法）。[8]本杰明·基德（Benjamin Kidd）1894年出版了很有影响的书《社会演变》（Social Evolution），在书中，他结合自己收税员的经历对社会进行研究并发出警告，欧洲能维持它们的统治地位仅仅依靠的是对“社会效力”的辛苦追逐，而不是依靠肤色血统，也不是依靠智力能力。在新的全球经济中，劳动力的流动是另一个令人焦虑的问题。日本、中国、印度和非洲的廉价劳动力，如洪水般地涌入加拿大、美国太平洋沿岸各州、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把不安的因素也带进了这些移民的国家。

欧洲全球霸权必胜主义者的预言产生了许多令人沮丧的问题。如，种族隔离被用来防止持久的种族摩擦；体系的排外（“白澳”政策）确定了非白人在“白人国度里”的地位；严厉地控制新隶属的种族，以免出现弱势煽动反抗的征兆。虽然如此，查尔斯·皮尔逊（Charles Pearson）在他1893年发表的《民族生活和特性》（National Life and Character）中表示，一种财运的逆转依然在纸牌上（不确定性——译者注）。他认为，当所有的土地被瓜分完毕，欧洲剩余人口的未来就没有出路，经济停滞一定会到来。“劣等民族”人口大量快速地增加，欧洲“优等民族”胜利的时间必定是短暂的。“经济停滞的一天一定会来到，也许这一天并不遥远。”接着他警示他的读者：

当欧洲观察者仔细察看发现，被全球觊觎的黑、黄种族圈，不再虚弱而易于进攻或易于监护，它们的独立，或事实上的独立，已经使政府在它们自己的地区垄断贸易，限制欧洲的工业；中国、中南美国家、印度、非洲国家的刚果、非洲南部赞比西河国家的外国统治者，应邀召开了国际会议，欢迎这些国家在文明世界的冲突中作为同盟国。我们醒悟地发现，我们在世界上急速的拓殖活动，也许会被我们鄙视为奴隶、应该服从我们的人强烈反对。我们将成为孤独的人，这种改变已经不可避免。[9]

瓜分非洲和地缘政治学

1880年后，欧洲干涉的力度越来越大是一种世界范围的现象。但是，帝国的扩张没有哪里能比得上它们在“黑色大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那样，以如此令人炫目的速度，彻底地瓜分了这块欧洲人觊觎已久的大陆。这是为什么非洲问题引起众多历史学家着迷的关键。一个多世纪以后，世界对19世纪80年代在非洲的争夺和“瓜分”，直至最后的“征服”，引起了带有情感和不安的激烈争论。这是因为人们意识到，当时的征服者违反了当代种族公平的原则；另外，非洲的后殖民地条件，已经使它的殖民地历史比其他地区更加痛苦。欧洲瓜分非洲和接管非洲的一幕，形成了一种观念，认为它是欧洲帝国主义的“经典”事例。事实上，瓜分非洲并不比欧洲的其他扩张行为更典型，如，欧洲在拉美和中国的商业帝国主义扩张行为、欧洲在北美和澳大利亚的移民帝国主义扩张行为、英国在印度次大陆的殖民统治行为等。与列强在欧亚大陆广大地区的争夺相比，非洲的争夺并不是最主要的。但是瓜分非洲的事件确实让我们承认，1870年后欧洲强权的地缘政治条件在非洲要比在其他地区更清楚明显。它促使我们思考，为什么非洲国家在面对外来破坏（欧洲造成的）时，显得比亚洲国家更加脆弱?

是什么推动了欧洲对非洲的瓜分？其实它的起源早在其他方面逐渐显露。汽船和铁路犹如重锤，为欧洲商人撞开了由非洲沿海的精锐和国内联盟垄断的商业贸易区。19世纪70年代，欧洲人就计划向非洲西部、东部和南部推进。除了欧洲人以外，埃及人（在现代苏丹的南部）和桑给巴尔布人（在大湖地区）也希望开拓新的商业帝国。在非洲的冒险，其实际和潜在的利润，并不仅仅依靠便捷的运输新技术，还有另外三个决定性的因素。第一，非洲海岸的商业“干线”正在变得越来越繁忙——使连接全球商业贸易的成本降低。这方面东非特别明显，由于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和许多欧亚之间交通线的形成，引发了印度洋和东非沿岸的商业革命。[10]非洲西部和南部情况也类似。第二，资金流动供应充足。到19世纪70年代，欧洲金融机器的高速运转（特别是伦敦的金融机构），使得资金的流动比以前更加容易。在欧洲有产阶级中间，对外投资的习惯正变得更加深入彻底和更加广泛熟练。支持黑色艺术者（投资非洲——译者注）——通过商业宣传、公司发展和内部交易——享受着畅谈想象中非洲黄金国的繁荣和如何欺诈那些既贪婪又无知的人。第三，所有追逐财富的梦想都因非洲许多地区丰富矿产资源的发现而变为现实。19世纪70年代，钻石和黄金在南非的发现，拉开了19世纪80年代黄金潮的序幕。黄金潮吸引了大批投机资本的流入，这些资本用于进一步向非洲北部寻找金矿。当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和他的朋友一起，为他们新的综合公司——德比尔斯附属公司（De Beers Consolidated）——控制了南非金伯利（Kimberley）钻石矿区时，用其利润投资于更大的探险，把近代津巴布韦（Zimbabwe）和赞比亚（Zambia）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私人帝国，即“英国南非公司”的领地，[11]以至于英国国内的企业家都渴望能够融入罗兹的私人帝国。

但是，大企业对非洲的控制仅仅是历史的一个部分。另外，欧洲带点商业性和博爱性的私人资本，还有在殖民地一心想发迹的官员和士兵的资本，都零零碎碎地流入了非洲，这也许已经缓慢地拓宽了欧洲人在非洲的边疆，虽然这个过程也许比较凌乱。欧洲人在非洲的激烈竞争、冒险、破产、遭遇非洲本地人的抵抗、与非洲的局部战争等，可能已经延缓了欧洲占领非洲的进程，使欧洲对非洲的占领远远迟于对北美的征服，其主要原因是欧洲进入非洲地区的人口数量要远远少于到达北美的人口数量。虽然欧洲征服非洲比征服北美晚，但对非洲大陆征服的过程异常迅速，在短期内（如绘图勾勒般）把这块大陆完全彻底瓜分了。在整个瓜分过程中，欧洲各国政府是积极的——通过瓜分协议，在所属地加强它们的统治。欧洲靠近未开发地带居民的局部开发活动突然受到大量的外交活动安排而活跃起来。这是为什么？

答案从许多事件的影响中可以发现。19世纪70年代是许多非欧洲国家扩张欧亚大陆的混乱年代，我们已经注意到原来十分强大的奥斯曼帝国的问题。在1875—1881年间，奥斯曼帝国处于十分混乱之中，濒临崩溃。它的疆域在柏林会议上被削减，随后几年，帝国更是岌岌可危。帝国的衰落已使其独立名存实亡。埃及总督大量向欧洲举借外债，试图通过修建苏伊士运河来推进国家的近代化。但是，当19世纪70年代中期埃及的财政濒临绝境时，欧洲拒绝了埃及更多的借贷要求，并不再借贷一分钱给开罗政府。[12]

埃及总督伊斯梅尔依然想依靠欧洲这个债主，他非常担心欧洲政府由此干涉埃及内政。但是他别无他法，埃及的近代化是迟早要实现的。所以，伊斯梅尔同意英法两国作为保护者来指导埃及的财政以便偿还债务。这是一个冒险的举措，它必定会削弱埃及部长大臣们的权力而惹恼这些埃及官员，也会削弱伊斯梅尔本人的权威。同时，它将引起穆斯林国家对异教势力夺取其政权的怀疑。毫不奇怪，英法两国马上发现它们在埃及的“改革”并没有受到重视，伦敦和巴黎要求建立更加强硬的政权制度，埃及的财政管理完全被置于英法的“双重控制”之下，英法紧紧地盯住了埃及。英法的行为激起了埃及广泛的民族运动，埃及人纷纷反对外国干涉和反对伊斯梅尔的独裁统治。当英法企图削减埃及武装力量时，1881年埃及爆发了由陆军上校阿拉比（Arabi）领导的反抗运动。

伦敦和巴黎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埃及总督被迫任命阿拉比为陆军部长，显然是要支持他对抗英法的“双重控制”。《时报》对1881—1882年埃及的“危机”发表了700篇文章，英法面对着舆论的压力。阿拉比领导了一个狂热的埃及政权。外国财产流失；贷款无法收回。基督教民族被穆斯林暴徒迫害（或者更糟）。伦敦部长官员们预见到两种后果：第一，苏伊士运河处于直接的危险之中，它的战略价值已是不可估量的，如果发生兵变，英国军队瞬间可以输送到印度（记忆犹新）。第二，在印度任职的英国官员，他们把伊斯兰狂热分子视为对英-印统治最危险的威胁，因为反抗欧洲的成功会影响英国在印度的重要权威，可能会带给英国更大的灾难。[13]

政治、财政、战略方面的混合因素，推动了英国首相格莱斯顿（Gladstone）自由政府炮轰亚历山大（胁迫阿拉比），1882年9月彻底入侵埃及（法国决定不再参与）。阿拉比被击败，被捕流放。埃及总督的羽翼被修剪，统治权威还是得到了维护。英国官员被安置，新宪法在英国的建议下被起草。1883年英国银行业世家伊夫林·巴林（Evelyn Baring）到达埃及，检查一旦埃及状况稳定，英国立即撤走。但是到19世纪80年代末，英国还在考虑是否继续留在埃及，巴林自己在埃及一待就是24年。埃及已经成为一个“保护国”，可英国谎称它的占领是暂时的，仅仅是为了给埃及政府统治提供一些建议。事实上，英国对埃及的控制是通过驻扎在开罗的英军和在东地中海的英国海军来保证的。

在埃及的英国政权是一种危险的财富质押——这是为什么英国在埃及滞留、拖延了这么长时间的主要原因。其他的列强强烈地抱怨英国抓住了奥斯曼帝国最大的地区之一（指埃及的技术地位）。控制埃及间接地损害了英国在其他地区的利益，早撤离埃及也不易解决已经损害的利益。英国需要欧洲列强之间坐下来协商埃及修建苏伊士运河欠下的债务。不进行迅速的财政改革，埃及的危机无法解决。伦敦面临着困难的选择：是否放弃埃及（等于放弃英国在埃及的利益），或者无视列强的不满继续渗入埃及事务。英国最终选择了让步的缓和道路。在非洲的西部、东部和南部，它不占非正式的优势，它接受法国和德国利益的声明。它也同意列强的瓜分，建立一个新的统治秩序。在1885年柏林西非会议上（会议地点十分有意义），规定了分割非洲的“有效占领”原则，化解了商业冲突的危机，并宣布在尼日尔和刚果盆地，是各国的自由贸易区。[14]

非洲的“交易”足以改变在外交上埃及问题是非洲首要问题的看法，英国对此的批评也因此发生分化——虽然占领依然是解决英国困境的一种资源，但直到1904年法国完成了对摩洛哥的控制，英国才意识到了法国在摩洛哥的优势。这似乎是非常不可能的，列强希望在非洲有激烈争夺的结果。它们认为欧洲通过“有效占领”，将长期扩大对非洲大陆的统治。事实上，它们的规则是武力瓜分非洲大陆。一切都是欧洲帝国为了财富、地位、名声。唯一的例外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的“刚果自由邦”，是属于他的私人帝国。在非洲其他地方，“柏林规则”成为欧洲冒险家得到政府公开支持在非洲扩展其领土雄心的依据。冒险家的逻辑是简单的，一旦排斥了其他欧洲人，他们早已垂涎的非洲土地、劳工、贸易就更容易控制，而令人惊讶的是本国政府非常容易签署他们在非洲权益的要求。

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前后，“蚕食”（scramble）——这一术语是1884年9月《时报》创造的——突然被高频运用。穿过辽阔的西非，在沙漠和丛林之间，一群法国水兵军官在司令官路易·阿希纳尔（Louis Archinard）的领导下，创建了一个拥有采邑的军事团体，他们的采邑就是通过打败某些非洲国家，蚕食其领地形成的。[15]这个军事团体称为苏丹军官（officiers soudanais），他们不顾巴黎的反对，先强行占领，然后请求允许占领。[16]他们向不承认他们获得的财富的巴黎政治家进行挑战。大众新闻报道了他们的事迹，国民大会（National Assembly）一些人的软弱足以让他们保住财富和荣誉。同时，在尼日尔河流域下游，一个粗暴的英军士兵、后来成为商人的乔治·戈尔迪（George Goldie），把一个失败的家族公司改变成一个新型的企业。随着激烈的竞争（随着蒸汽船的到达）和西非出口价格的剧烈下降，棕榈油（19世纪80年代其价格下降了1/3）的价格因供应充足得以维持。[17]1886年，经过激烈的游说，戈尔迪从伦敦政府那里赢得了皇家承租运输的许可——特许在南尼日利亚（Nigeria）从事贸易。但是戈尔迪把他的“皇家尼日尔公司”（Royal Niger Company）变成了一个地方政权，拥有私人军队，还有从英国运来的枪炮。[18]他能够征收非洲贸易竞争对手的税，能够巩固在棕榈油贸易中的实际垄断，棕榈油是当地贸易的主要部分。公司的军队组建不久，在另一个有丰富非洲实践的前任官员弗雷德里克·卢格德（Frederick Lugard）的领导下，开始与苏丹军官组织争夺现代尼日利亚的西北地区。

在西非，欧洲入侵者能够聚集足够的火力从沿海向内推进，他们打败了当地的反抗者，有时通过狭窄的边缘突破。戈尔迪告诫他的军队，他们的非洲敌人非常擅长在战斗中使用大火，如果有机会就烧死他们。[19]面对3万人的非洲军队，“12磅和9磅重的枪就可以抵御”，戈尔迪在战争发生几周后向伦敦报告。[20]在东非（1870年比较荒凉的地区），欧洲人开拓桑给巴尔伊斯兰君主的领地（阿拉伯王朝）比较顺利和容易，一方面因为该地区自身处于政治动乱危机之中，另一方面苏伊士运河也使开拓该地区的成本降低。英国的探险家、传教士戴维·利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宣扬非洲的旅行，甚至宣扬在非洲的屠杀，把人道主义的目光聚集在东非的奴隶贸易和阿拉伯开拓者上。桑给巴尔苏丹（伊斯兰最高统治者的称号——译者注）被强迫宣布为非法。特别在苏格兰，把利文斯顿探险现代的乌干达（Uganda）和马拉维（Malawi）的回忆录誉为“基督教、商业和文明”的回忆录。英国孟买基地（Bombay-based）的商人威廉·麦金农（William Mackinnon），1888年建立了一个特许公司。然而，当地桑给巴尔苏丹的权力缩小，给了德国商人机会，如卡尔·彼得斯（Carl Peters）获得俾斯麦的支持，在非洲建立“保护圈”——1884—1885年获得英国同意。麦金农的公司试图在乌干达牟利，但最终失败了。因为乌干达发生了穆斯林皈依者和基督教徒之间的内战。随后，英国担忧桑给巴尔帝国失去德法保护的两大地区：包括现代的乌干达和肯尼亚（Kenya），1895年宣布桑给巴尔为英国领地，东非被瓜分了。

蚕食南非和中非的，是两个不停劫掠的大企业。在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刚果自由邦”里，一群通晓数种语言的比利时官员在这块如西欧般大的广阔土地上推行利奥波德的统治。利奥波德为了给他的政权一种令人尊敬的外表，试图雇用维多利亚时代的另一个名人——新教徒查尔斯·戈登（Charles Gordon）作为“刚果自由邦”的统治者，他选择去苏丹喀土穆。利奥波德的真正目标是强迫公众收购象牙和橡胶（两者都有很高的利润）。在刚果自由邦存在20年中，为了象牙和橡胶利润，出现了大量灭绝人种的残酷屠杀（也许直接或间接死于其中的刚果人达1000万之多）。[21]由于利奥波德对当地居民进行残酷的屠杀，结束了他私人占有刚果的历史，把刚果转给比利时政府作为殖民地。[22]新政权保留了利奥波德在刚果给特许公司的分配。

对占领非洲更具野心的是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他采用的掠夺方式更加赤裸裸。罗兹以欺骗和现金购买的手段与非洲人订约，用武力威胁当地人民的反对。罗兹的公司击败了今天津巴布韦的土著人，为英国夺得了该地（英国用这种手段获得了近代津巴布韦的大多数地区）。[23]罗兹的目标不仅仅是土地占有或者个人致富，他希望在南非建立一个“英属南非帝国”，这不是简单地讨好伦敦政府，主要是他企图让大量英国人移民南非，在南非建立一个由英国人控制的“白人国家”，类似于早期英属的加拿大或者美国。但这个目标没有伦敦的帮助是不可能实现的，罗兹缺少实力来对付当地人民的抵抗：当地布尔人的两个共和国（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译者注）为争取自由摆脱殖民进行了抵抗。

争夺非洲的激烈过程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欧洲政府认为它们有权力大量盗占非洲的领地？事实上欧洲掠夺非洲的行为与它们在中东、中国和拉美的行为都不同。究竟为什么？大部分答案认为因为欧洲人敌视非洲和非洲文化。其实很少欧洲人能真正认识非洲和非洲文化，欧洲人对非洲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有非洲经历的传教士、探险家和商人获得的，而这些人大多对非洲存在偏见。例如旅游者把非洲描述成“黑色的大陆”，那里愚昧、落后，但充满梦想。[24]没有一个非洲统治者（除了埃塞俄比亚国王）被认为有统治能力，欧洲人普遍认为非洲内陆地区是非常野蛮混乱的，那里奴隶制盛行，远离文明。在“柏林会议协议”下，欧洲列强声称要一个一个征服非洲国家。但这并不能够解释为什么欧洲政府允许商人和士兵参与政府冒险扩大领地的事务。

其实答案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第一，要占领非洲，从边境向内地扩展是必然的，所以边境的利益非常重要，这些利益已经由英国国内的支持者反复游说深入人心。他们的游说在流行出版物（如拥有100万读者的Le Petit Journal）上完全公开，[25]从宗教和人道主义、爱国主义、贪婪的商业性等方面向大众灌输殖民非洲的思想，因为19世纪90年代欧洲遇到了价格持续下跌的经济问题。由于商人和边界士兵通常控制了非洲所有的信息，他们对事件的解读一般是比较权威的。在罗兹这样的重要人物控制下，他公司所有在非洲的一切活动都与其指派的人物有关，也与分享他公司利益的人有关。第二，资金问题。商人和士兵巧妙的游说可以获得英国政府的财力资助。边界的扩展需要大量资金，意味着纳税人的费用要增加，它的回报可能是个问题，政治家对此忧虑而更加保守。然而，非洲的占领证明是非常廉价的——这就是为什么公众对掠夺非洲的热情在19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大的原因。利奥波德和罗兹的私人帝国并不需要花费纳税人一分钱，苏丹军官占领西非把将近2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并入法兰西帝国，价值相当于500万英镑。[26]第三，战争同样可以获利。虽然口头侵略会引起人们的争议，但是对真正的冲突并没有什么压力。法英争夺埃及的长期冲突被认为是外交问题：德国支持利用国际会议“解决”埃及人的问题。[27]法国的考察队在1898年对上尼罗河考察时，在法绍达（Fashoda）遇到了英国基奇纳（Kitchener）的军队，几乎爆发战争。最后法国对英国做出了让步。[28]

上述论点需要进一步研究。为什么占领非洲内地非常廉价？为什么非洲统治者不把他们的独立卖个好价钱呢？我们依然不清楚殖民前的非洲。但是历史学家普遍同意一个关键的事实：几乎所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是资源短缺的，有大量无人居住和未开发的土地。这可能归因于一种不同寻常的荒芜环境，奴隶贸易的影响和疾病的影响。其结果是残酷的。在殖民前的非洲建国异常地艰辛，对居民强行征税无论在哪里都非常困难。但是，反抗只是意味着离开，然后寻找一小块地方，这种不稳定自然是一种负面影响。除非有好的地方（如西非地区），统治者能够紧紧控制贸易，但根据欧亚的标准西非各国还是很小很弱。他们处于被国际商业开发的地位，无力购买任何现代武器或者建立一支强有力的武装队伍，无力击退欧洲人的进攻。最糟糕的是缺乏政治和文化上的团结，暴露了非洲统治者的致命弱点。在每次殖民斗争中，欧洲入侵者非常容易取胜，似乎根本没有非洲联盟存在。在法属西非，苏丹军官用支付奴隶的成本武装了一群黑人士兵，这就是为什么用如此低廉的代价就可以占领非洲的原因。在英属东非，正是马塞人（Maasai）帮助控制肯尼亚的基库尤（Kikuyu）和埃姆布（Embu），作为交换，他们在既得利益中分得一杯羹。[29]对非洲的统治者来说，最有利的出路是寻找一些地方自治，如果他们能够保持对欧洲殖民者的忠诚，这种机会就会多一些。尼日利亚北部、西部和布干达（Buganda，现在的乌干达）的统治者，在这方面获得了显著的成功。

但是，为什么欧洲列强不愿意为了它们的非洲帝国相互开战呢？欧洲对非洲的瓜分是在充分和平的形式下完成的（至少对欧洲而言是和平的）。虽然欧洲列强在商讨分割非洲时，外交上有摩擦和冲突，但是相互之间绝不因此开战。各国政府在国内的竞争非常激烈，它们不愿冒犯海外殖民主义或者被指责在殖民竞争中的弱势，总有许多政治家希望通过挥舞帝国主义战旗来发展他们的仕途。有一些人相信，如果不是充分地分享，欧洲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所有欧洲政府来说，没有比保持欧洲大陆的势力平衡更重要了，没有必要为任何殖民冒险去相互厮杀。它们对欧洲的看法是非常保守的，它们相信如果欧洲冒险开发非洲、建立非洲帝国意味着一场危机的到来，没有人认为它们从中可以获得什么。它们愿意考虑在非洲的殖民势力范围，但前提是必须保证他们在欧洲的安全不受威胁。它们决定只要有可能，在欧洲范围内它们对非洲领土的争执使用和平方式解决，绝不诉诸武力。因此瓜分非洲的成功都依靠外交舆论和斡旋，除了苏伊士运河（英国准备使用武力来夺得）之外。所以，非洲各国的边界线大约都是方形的。[30]由于欧洲人利用战争来瓜分美洲，为争夺中东引发周期性威胁，所以在瓜分非洲问题上他们令人吃惊地达成了和平均分的共识。和平瓜分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其一，减少了非洲领导人利用欧洲的争论和分歧进行自卫的可能，所以拖延了他们的独立自由进程；其二，一旦他们被划分，殖民地的边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毫无防御欧洲入侵的功能的。

掠夺非洲是欧洲实现世界霸权欲望最明显的事件，这股不可抵抗的力量导致了瓜分非洲的完成。但是，它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第一，欧洲各国政府并没有多少热情在非洲内部扩大自己的统治，它们不愿在非洲兴师动众。第二，当它们的势力范围一划定，它们就满足于在属于自己条约规定的版图上实行有名无实的控制。它们并不急于赢得非洲人的忠诚或者树立殖民爱国精神。殖民地各国依然保持原样，由少数外国人统治，更多地依靠地方的“合作”，如果发现地方政府滥用权力，也很少被制止。第三，“促使非洲文明的任务”（意识形态的旗帜在被瓜分的土地上飘扬）带有双重色彩。一方面它的欧洲精神可能很强，但另一方面它的非洲实质是弱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全球殖民中对非洲的瓜分格外地残忍。争夺刚果的事例可能是一个极端的事例，但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欧洲人愿意用暴力，愿意在谈判中威胁非洲的财产。种族和文化的蔑视是一个因素，但还有一个因素是欧洲政府的愿望是非洲的商业利益和殖民利益。在缺少人口、自然环境恶劣的条件下，欧洲的企业如果没有非洲的劳动力是无法生存的。在造成非洲首先如此容易被占领，之后又成为欧洲在世界上设计得最粗糙的政体模式的原因中，存在着可怕的对称性。

在瓜分的时代，非洲有一个地方欧洲人的统治被中断。1899—1902年的南非战争，是白人对付白人。成千上万的白人，包括妇女和儿童，死于暴力冲突或者疾病，或者被关押致死。一部分白人破坏了另一部分白人的财产，焚毁了他们的农庄，偷盗了他们的牲畜。黑人也卷入了这场白人的战争，遭遇几乎相同。[31]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历史上，南非（长期以来）的历史有点特别。欧洲人早在19世纪后期以前就在南非建立了永久殖民地。大约1700年，说荷语的农民（布尔人）从海角搬来，慢慢地对他们遇到的非洲人施加影响。到19世纪30年代后期，他们蜂拥至现代南非的北半部，海拔4000英尺的高原地区。1870年以后，欧洲殖民主义在南非的地方化突然烙上了追逐矿产资源财富的印记——首先是钻石，然后是黄金。对英国政府——1815年来好望角的霸主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英国希望南非像加拿大一样，纳入英联邦体系。英国的贸易是繁荣的，好望角保证了英国和印度的交通安全。这也是罗兹操纵的目标，也就是为什么伦敦愿意支持他对现代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的领土要求。一位津巴布韦首都索尔兹伯里（Salisbury）的领主说：“他（罗兹）已经为辉煌的帝国打下了基础。”[32]但是分离北部布尔人有其他的意图。从19世纪50年代起，布尔人几乎享有完全的独立，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南非的德兰士瓦（Transvaal）人已经击败了英国把他们摇摇欲坠的“共和国”变成殖民政权的企图。到19世纪90年代，随着黄金的高收入，曾经破产的德兰士瓦正在成为整个南非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南非总统保罗·克鲁格（Paul Kruger）反对罗兹的计谋，在1895年粉碎了罗兹试图策动臭名昭著的詹姆森·雷德（Jameson Raid）在南非发动的政变，充分显示了他区分移民人群和满足伦敦给与政治权力要求的能力。但是，在1899年，他公开迫切要求充分独立遇挫。英布战争爆发，在几周之内，布尔人的两个首都和一些重要城市相继被攻占。3年以后，布尔人的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被迫承认受英国管辖。最终在整个南非依然是白人统治黑人。

列强在竞争中共存

非洲的瓜分最清楚不过地表明欧美控制了远离本土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除了非洲被瓜分以外，世界上其他被瓜分的地区还有东南亚和南太平洋，法国、英国、荷兰、德国和1898年后的美国，纷纷穿过欧亚大陆海岸线，把势力延伸到了东南亚和南太平洋。1900年后，全球大部分地区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已成为欧洲的范围，其他剩余的部分，尤其是东亚大陆和中东地区，似乎迟早也将纳入欧洲的势力范围。显然，有许多迹象显示，进一步瓜分世界的狂潮即将来临——只要列强达成瓜分共识。

瓜分改变了19世纪末期的国际政治面貌。1880年后形成的四大或五大世界强国，都期望分享控制全球。两个是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最著名的是美国（另一个是德国），它们与老牌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发展得越来越紧密。由于欧洲有大量移民涌入美国，欧洲的意大利人、波兰人、俄国人、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的移民都与他们欧洲本民族的人，建立了大西洋彼岸的联系，在美国社会和美国文化中加倍地和多样化地产生了欧洲情结和欧洲影响。到了1900年，除了俄国之外，美国是欧裔人口最多的国家（欧裔人口超过8200万，包括非裔达9200万人）。美国也成为世界上工业经济最强的国家，1910年生铁和钢产量超过了英国、法国和德国产量的总和。托马斯·杰弗逊时期的独立自耕农已经成为大工业企业家，采煤、纺织、钢铁、火车头制造、汽船、汽车、食品等行业都已成为大工业主体。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阶级，但他们的生活条件十分糟糕。社会问题调查者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对此十分反感。经过调查，他向公众揭露，工人栖身的贫民窟，其条件类似于欧洲的贫民窟。[33]美国的居住标准差距较大，贫富悬殊越来越明显，人口流动性也大大超过欧洲。到19世纪末，美国的上流社会已经形成，那些上流社会的精英学派，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影响到了欧洲，这同时也显示了一种趋势，英美关系的紧密，它预示着从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婴儿时期就开始了英美合作关系的友好。

美国依然存在其独特的民主的人民党主义和实行种族隔离政策，但在其他方面，与欧洲国家越来越相似。到1890年，美国的西部拓殖已经结束，国内有限的自然资源刺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增长，更对帝国未来的命运加以关注。由于美国与西班牙矛盾引起的冲突，有人把在太平洋沿岸（与中国和日本有联系的地方）的加利福尼亚视为美国争夺东亚的基地，把旧金山湾视为美帝国到达东亚的跳板。[34]美国利用一个假设的借口挑起了美西战争，反对西班牙霸占古巴和菲律宾群岛，美西战争在政治上拓宽了美国国家利益的原则。在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担任总统期间（1901—1909），美国进一步向外扩展，在加勒比海获得了显著的利益。对加勒比海和附近地区的反抗活动，美国宣称采取外交途径解决，实际上就是直接干涉。在罗斯福的催促下，美国最终成为一个主要的海上强国（伟大的海上实力论倡导者是美国上将艾尔弗雷德·T.马汉［Alfred T.Mahan］）。到1907年美国海军的“大白舰队”（舰船颜色为白色）因巡航于太平洋周围而名声大显。[35]

从许多方面看，美国是一个主要的世界强国，与欧洲强国相等。作为一个殖民强国，尤其是1898年后取得了中国治外法权的特权后，它的利益和发展前景似乎与欧洲的相同。美国著名史学家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宣称，美国是“一个帝国式的共和国……是一个新的世界强国”。[36]1910年爆发的墨西哥革命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的帝国精神，迫使墨西哥的独裁者韦尔塔（Huerta）离职，墨西哥的主要港口在1914年被占领了8个月。[37]美国对欧洲的全球殖民主义的态度依然是有距离的，美国虽然出席了柏林的非洲会议，但美国没有分享非洲的瓜分。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美国在亚洲也没有利益，殖民帝国的角色在1898年激起了一场激烈的政治上的争论，罗斯福的海军计划在国会中受到怀疑论者的攻击。[38]罗斯福本人把美国新式的海军视为盎格鲁-撒克逊海上强国联盟中的后进者，他指出，英国是海上优势国家，“是世界和平的伟大捍卫者”。[39]从经济方面看，美国和欧洲还有很大的不同，美国资本几乎没有在海外投资，最多也只是对墨西哥有海外投资。美国工业主要提供国内的需求和发展广大的农村经济。美国只有5％的出口属于海外出口（英国的海外出口达到25％）。美国的经济殖民地只是建立在美国本土的西部和南部而非海外，没有像世界其他强国对海外扩张有激进的行为与军事准备。但是随着美国工业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实力的增强，美国的观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担忧被排挤在世界市场之外。由于美国在瓜分世界狂潮中所占份额与自己实力增长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到1913年，美国领导人越来越把全球的瓜分视为对美国利益的损害。

俄国在1880年后的30年发展成了一个世界大国。沙皇时代后期的传统史学家喜欢强调旧政权的衰败。农民的不满、中产阶级的软弱、过于草率的工业化和陈旧的独裁统治等因素，常常被认为是俄国衰落的原因。沙皇独裁统治是将等待着发生革命，但是过多地强调衰落和崩溃导致了对现代俄国的历史缺乏远见。尽管1917—1921年之间的战争和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俄帝国并没有分裂，而且在20世纪中期得到令人惊奇的恢复，达到了强国的顶点。

非常惊奇的是俄国欧亚帝国的大部分与1880年前在外形上没什么区别。俄帝国占领穆斯林中亚地区还在进行之中，俄国在东北亚的势力范围通过1858—1860年的中俄《瑷珲条约》在中国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但是俄国拥有的广大地区和概念上的俄国相差不大，19世纪60年代俄国的改革并没有立即改变俄国的经济实力：实际上1877—1878年俄国在海外遭受了挫折（俄国希望快速获得对奥斯曼帝国的军事胜利受阻），在国内又因为政见不同出现政治对立，俄国的农奴经济很难实现经济现代化。随着世界其他地区现代化速度的不断加快——海外投资的涌入、贸易的增加、科技的推动，使俄国成为列强中最不稳固的国家。大多数外国观察家对沙皇体制的统治特点比较困惑。英国未来的印度总督乔治·寇松（George Curzon）说，俄国的政策就是“虚张声势和摇摆不停”的选择。[40]

俄国的发展也和其他列强一样，工业化虽然缓慢，但到19世纪90年代其发展速度就加快了。到19世纪末，俄国的煤产量已达到60年代的50倍之多，钢产量是60年代的2000倍之多，[41]到1913年煤和钢产量又翻了一番。俄国的出口快速上升——从1901年的5500万英镑到1906年的1亿英镑。[42]乌克兰发展成小麦生产地，敖德萨成为新的粮食贸易商业中心。1894年俄法联盟协定正式形成，法国借款大量注入俄国，加快了俄国的现代化。[43]连接俄国心脏地带与亚洲中央（奥伦堡－塔什干［Orenburg-Tashkent］铁路）和太平洋（横贯西伯利亚［Trans-Siberian］）的大铁路工程顺利完成。当铁路线延伸后，随之而来的是军队的驻扎，大批追求土地的农民从拥挤的乡村搬迁过来。这些俄国的殖民者、农民和铁路建设者，扩散到南部和东部形成了俄国成为亚洲强国的重要因素。[44]到1914年，超过500万的俄国人已经越过乌拉尔山脉进入西伯利亚，成千上万的俄国人在俄国中亚地区的老穆斯林可汗领地上定居下来。[45]

凡此种种，沙皇统治已经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现代帝国体系中的关键，它已经掌控了难以对付的波兰，使波兰成为防护俄国的堡垒和影响强权外交的杠杆。乌克兰已经成为家禽奶牛基地，创造了巨大财富，成为俄国在黑海地区扩大商业影响的主要动力，形成了新的小麦出口经济。乌克兰的繁荣，铁路体系的完善，使俄国在高加索边界巩固了势力，有了通往中东之路，也有利于伏尔加河流域——俄国的密西西比河的防御。1914年前，在里海巴库发现的油田又增加了高加索新的战略价值。随着铁路、移民、新的棉花经济和强大军队的驻扎，中亚地区成为俄国的殖民地，为俄国的欧亚帝国看守着东南门户，它的贸易被谨慎地封锁起来，形成了俄国垄断。[46]俄国控制了西伯利亚地区，西伯利亚的交通得到改善，俄国在太平洋沿岸的势力得到了巩固。[47]当俄国计划在朝鲜和满洲拓展时（俄国已经有计划用伪装成伐木工人的士兵进入朝鲜），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使俄国成为太平洋强国的愿望受挫，战争阻止了它进一步向东北亚的扩展。[48]日俄战争暴露了俄国所有的弱点：科技上的落后、经济上的脆弱、文化上的弱势，[49]这些弱点使俄国与世界上其他竞争对手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走上了全球殖民主义的道路。

1880年英国已经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英国是唯一在世界各地都拥有财产和利益的国家，它巨大的殖民帝国范围，包括从加拿大西部到南非，从苏伊士到香港。英帝国的大部分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就快速建成，许多地方人口稀少刚刚开始发展。在英国许多殖民地范围内，英国的影响得到默认自然就存在了，因为当时还没有其他列强涉足。但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当瓜分世界的狂潮掀起时，仅靠默认已经行不通了。英国的占领声明越来越正式，有时还利用武力来达到它占领的目的。在进一步瓜分世界的过程中，英国在新的殖民地遇到了棘手的竞争者，需要新的防御和警惕，其结果是荒谬的。虽然英帝国变得越来越大，外交家和战略家竭尽全力维护，但是英帝国的忧虑也越来越多。因为英帝国有如此多的殖民地分散在世界各地，它们似乎总是与各地发生矛盾、争执不休。英帝国如同一个巨人，一个年长的有病痛的呻吟者，“它患有痛风的手指和脚趾伸向四面八方”，片刻就被其他人逼近触痛，害怕得浑身疼痛尖叫。[50]这是一幅英国与他国外交的图画，战略家们非常拘谨，他们神经质地把美国的海军力量和少量专业军队视为过度危险的扩展。一些最敏锐的观察者想知道，美国完成了铁路的扩建是否已把精力转到了扩充强大的海军力量上。可能现在需要保持的优势在于谁具有不可战胜的陆地力量，像俄国在内陆的专横和强大，可以免受英国的责难。

南非战争期间，英国像这样的恐惧达到了很高的程度，暴露了英国军事实力的尴尬。更令英国担忧的是英国的强劲对手将抓住这一黄金时机挤榨英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利益：在中东、中国，甚至可能穿过西北边界用侵略印度的方式来威胁英国。这个可怕的前景引发了英国军事计划的混乱，其结果之一就是英国军队需要购买亚洲的每一匹骆驼来支援前线。由于我们已经考虑到的一些原因——害怕打破欧洲均势——另外一股强大的力量决定反对反英联盟。这种危机感在伦敦已经存在了。它使英国重新考虑把重点放在了海军策略上，并决定建立一支新的现代化舰队。英国与美国、日本（在1902年）建立了联盟，帮助维护了英国在东亚的利益。[51]1904—1907年，英国首先和法国，然后与俄国建立了友好关系，签订了协议，这些协议让英国成为欧洲大国政治中的一个非正式盟友。[52]

1880年后，“世界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英国似乎经历了相对的倒退（其他列强的崛起——译者注）。但从某种程度上讲，英国在全球的地位仍然很高，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独立的力量可以严重地损害它的利益（因为美国入侵加拿大不再可能）。但有一例外，就是俄国入侵阿富汗，这成为对英国在印度势力的威胁。其他国家绝对不可能在对付英国方面耗费多大费用，即使它们冒险尝试也不可能损害英国。而且，从其他方面来说，英国本身也在日益强大富有。英国已经从大规模的国际贸易扩展中获取了高于其他国家的利益。1900—1913年间，英国在国外的投资仅仅在规模上就成倍地增加，英国从无形的出口中获取了大量的国际收支顺差，能够轻易地支付建立一个大规模新海军的庞大开支。英国的殖民地定居者——是一个巨大的人力资源储蓄库，它拥有超过100万的人口已到了从军的年龄，这部分人数正在快速增加。印度也是这样，它是英帝国在亚洲的军营和战争中心。英国在银行、保险、海运、铁路、电信、矿业方面，其海外企业的绝对商业优势使英国所有的竞争对手望尘莫及。在遭遇任何攻击时，英国有足够的经济储备资源可以实行海上封锁，击垮敌人。至少英国的计划是这样的。

1904年后，对英国主要的威胁是德国。正如美国一样，德国在强权外交上是个新手，1870年后，随着法国的失败及德国的统一，使德国进入了普鲁士式君主制下的半联盟制“帝国”。德国从两方面来实现它的帝国目标：其一，1900年后操纵国际事务的雄心目标就是让德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国家。实现这个计划的条件是德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873—1913年间增长了3倍。[53]它的工业出口在新的化学和电子产品生产部门尤为兴盛。到1900年，德国已拥有非常好的铁路系统，拥有除俄国外欧洲最多的人口。[54]其二，发达的通信、大工业基地、众多的人口，使德国征募的军队成为欧洲最强悍的军队，使德国拥有了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19世纪80年代中期，俾斯麦已经运用增长的资产获得了一些非洲的殖民地（南太平洋有一个或两个）。俾斯麦认为这些殖民地都毫无价值。[55]但1890年后俾斯麦的继任者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如果中国被瓜分（似乎有可能），太平洋成为海事领域，奥斯曼帝国解体（19世纪90年代中期另一个可能的事件），然后德国就应该要求分享能反映其地位和经济潜力的份额。如果未来世界不再演绎达尔文主义，在一个世界体系中不再为生存和霸权竞争，那么任何其他社会进程都将毫无意义。

德国人运用激进方式追求“太阳下的地盘”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性的陈词滥调，真正引人注目的是关于他们从19世纪90年代后期如何追逐国际事务。[56]德国已经卷入了一系列的殖民纷争之中——如萨摩亚群岛、摩洛哥（两次）、西非、巴格达铁路到波斯湾——德国在这些纷争中受挫或者接受妥协。有充足的理由说明，虽然德国的海外贸易日益活跃（如在拉丁美洲），[57]它的经济收益仍主要来源于欧洲（德国的国外投资）。德国的军事力量是一个欧洲现象，由于德国没有称霸海上的海军，不得不维持陆地军事强国的方式。然而，当柏林开始建立一支远洋舰队时，德国立即开始与英国抗衡，以至于1909年后英国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在海军建设上一定要超过德国，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英国的海军可以从奥克尼群岛（Orkneys）最大的基地封锁或防止德国海军从北海港口逃窜。

德国的立场有残酷的逻辑，就是德国在欧洲奠定实力基础，有百万德裔人越过国界渗入欧洲其他国家，因此德国在东部和中部欧洲的商业和金融成就一直保持传统的优势，奥匈帝国在技术方面依然是欧洲的强国。殖民宣传者卡尔·彼得斯（Carl Peters）说：“如果穿越海洋的世界应该在英国霸权下巩固自己，那么只有美国式的欧洲可以维持欧洲世界的霸权。”[58]彼得斯的意思很明显，德国在欧洲的霸权（以俄国、法国和英国为代价）将超过英帝国。这也瓦解了目前为止全球殖民主义已经建立的地缘政治的支柱，它开创了在德国意愿下为新的全球性分配所采用的方法。但通过强迫（战争——译者注）获得霸权的方法是个非常危险的计划，不被轻易地采纳，甚至制定那些政策的人也不会公开争论这个问题（这就是关于历史学家对德国战争的罪行没有结论的原因之一）。直到1914年，战争仍然是偶然情况下突发的。

表面上，法国有着和四个世界强国相媲美的资源和能力。法国仍然是欧洲大陆上的强国，它也拥有强大的海军力量（虽然有倒退的趋势），它的对外投资仅次于英国（英国占了欧洲的一半），主要的投资均在欧洲，尤其是对俄国的投资较多。法国的观念和文化在全球的影响以及法国作家在世界上的声望、法国艺术在世界上的地位均和以前一样了不起。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法国的强势地位在它建立非亚殖民帝国中显露无遗。1880—1910年间，法国的海外殖民地领土扩大了不止12倍（从35万平方英里增长到460万平方英里），人口增长超过了16倍（从300万增长到5000万）。[59]法国控制的有非洲的北部、西部和赤道非洲地区，还有马达加斯加、印度支那和南太平洋的部分地区。法国依然宣称希望在全球瓜分中得到更多的份额，再多也不满足。

作为一个有野心的世界强国，法国有三大弱势：第一，从国内而言，它的人口数量增长停滞不前，工业发展落后于德国，与英国相差更大。第二，尽管法国是拥有众多殖民地的殖民帝国，它的经济潜力十分薄弱。英国有帮忙支付巨额账单的殖民地印度，法国没有；德国有成为其贸易伙伴和战争同盟的殖民地，法国也没有。更加糟糕的是，法国拥有的殖民帝国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战略需要，而防卫这个帝国的海军力量也逐渐弱化了。[60]以外交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塞（Theophile Delcasse，1898—1905）为代表的思想流派认为，应该放弃实质上没有价值的法属印度支那，建立一个以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Algeria）为基础的非洲地中海帝国。[61]第三，法国在欧洲的版图（1871年失去了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使它比任何欧洲国家都难以防守：在面对边境入侵时，政府中心和工业中心没有海洋或者陆地的任何屏障加以保护。毫不惊讶，法国的政治倾向很难在与英国加深友谊和与德国调和之间做出选择。第三共和国的覆灭和宗教信仰的不同（引发的德雷福斯案）加重了法国外交政策的不确定因素。

在传统的历史文献中提到猖獗的帝国主义瓜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奏。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没有任何关于世界强国计划以战争夺取世界霸权地位的征兆。列强采取的是一种在“竞争中共存”的形式，并且认识到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它们的势力基本维持均衡。虽然它们的相互关系也存在排挤和摩擦，但是在对待非欧洲人方面它们是一致的。为了支持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运动，或者拥护民族自主的激进原则，也许会不利于列强自己瓜分世界的企图。列强认为它们的文化是至高无上的，它们的“文明标准”[62]证明在“文明程度较低”的土地上进行干预或者殖民化是完全正确的。在现代条件下，一个世界被分割而形成的殖民帝国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实现殖民地完全自治的社会进程将是非常缓慢的。同时，国际和平的最大威胁可能来自从没被分割过的“衰亡中的帝国”，如奥斯曼帝国、伊朗帝国和中国王朝，这些帝国的威胁更大，因为它们达成共存协议的概率更低。世界大国的力量可能会削弱，但这样更多的危险将接踵而至。外交失控是有风险的。一个恐慌的统治者、一个机会主义的顾问、一种压力下的冲动，或者一个简单的错误，可能会颠覆世界和平和战争之间的平衡。由于全球殖民主义的不稳定性，真正的世界和平依赖于欧洲主要国家的相互制约，依赖于它们对自己欧洲大陆势力不平衡的认可。如果改变这些，帝国的地缘政治将陷于一片混乱。

全球经济

殖民主义全球化并不单单是欧洲国家统治地域扩大的问题，经济改变和地缘政治的变化是并行不悖的。从19世纪70年代起，现代世界经济开始崭露头角。[63]当然，大陆间的贸易是一贯存在的，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所涉及的：欧洲人通过得到美洲的白银而在16世纪创立了一套全球贸易体系，然而这一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大宗金银和奢侈品的交易。18世纪经历了海运贸易的大扩张，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茶叶和来自印度的棉织品被进口至遥远的美洲和西非，但是最大量的洲际贸易还是跨越大西洋进行的，通过19世纪上半叶西北欧、不列颠岛以及东北美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19世纪后期的世界经济主体是以北大西洋海港为基地向全球新的部分扩张形成的商业网，包括南美、非洲的部分地区、印度、东南亚、澳洲以及东亚。它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西方的势力遍及全球，不但奢侈品而且非常普通的商品（例如：谷物类食物）的价格也不仅受本地或地区因素影响，而且为全球市场左右。[64]虽然其价值和数量继续增长，但已不仅仅是贸易扩大的问题。在1880年，商品贸易的价值达到了30亿英镑，1900年已达到40亿英镑，其后，从1900年到1913年又翻了一番。在战前，这一数值达到80亿英镑。[65]贸易额的激增伴随着——或者说是依赖于——西方新的市场与西方世界经济关系的紧密化和商业活动的重大改变。首先，国际结算模式的形成有助于任何国家都能参与进出口贸易。各国间的贸易不再需要与每一个贸易伙伴平衡订单，无论什么地方有差额，都可以用国际结算方式结算。[66]这就突破了阻碍贸易活动的一个重要瓶颈。

其次，1870年后，欧洲的资本输出增长到了一个更大的规模，扩展到更加宽广的领域。欧洲的资本输出主要输往美洲和欧洲的其他地区，也有少数输往亚洲和非洲（1913年，约30%左右的英国海外投资投向了非洲和亚洲），世界变成了单一的资本市场。商业信息迅速而精确的传递（电报的主要功能），在那个年代是个额外的收获，促使金融和财产变动的行为更加一致。事实上，殖民主义全球化在其贸易层面的意思，是将世界其他部分纳入以欧洲和西方扩展的范围——美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中，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劳动力在制造业、资本和工业帝国主义国家的全球扩张中的分布，被用来交换初级产品以及其他商品。

当然，这个新的全球市场形成绝非纯粹贸易活动的结果，还包括其他因素。第一，暴力：帝国主义的直接或间接的扩张是重要的成分。例如，在东亚，自由贸易通过使用武力或者是武力外交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强加给这一地区的。在印度，一切听命于伦敦政府的坚决主张。第二，这种以英镑为中心的国际支付模式有时可能不太顺利——如果它都发挥作用——也会让英国不太高兴与帝国的殖民地印度之间有一种平衡的结算。[67]第三，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西部以及拉美和非洲的边缘地区，全球市场被欧洲的人口帝国、欧洲定居者的土地占领、土著人的迁移（通过协议或武力和欺诈被迫迁移）扩大了。当贸易和投资的潮流出现时，全球市场就是最重要的经济动力。第四，在欧洲的殖民地和其他投资国家中，欧洲政府进行财产管理以保护自己在国外的企业利益。[68]如果可能的话，通过当地的法律；如果需要的话，通过治外法权（如在奥斯曼帝国、埃及、伊朗、朝鲜、中国、日本），持续稳步扩大全球市场机构的规模。

新的全球经济的主要推动力是交通运输的巨大进步，由此导致了世界范围的扩大。在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和1914年巴拿马运河完工之间，很多地区被纳入已存在的错综复杂的欧美体系之中。汽船、铁路、电报、海底电缆等已环绕全球。1900年后，这个网络将扩张到包括人类所开发的所有地区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一个规模不断增长的产品交换市场刺激了专门化和经济的相互依赖。随着贸易额的扩大，人们对获取更多的异域产品的欲望更加强烈。美国和欧洲工业品的交换需求就证明了这一点。除了棉花、羊毛、谷子、木材、糖、茶以及咖啡等传统商品外，橡胶、铜、金属材料以及燃料油也加入了国际贸易的行列。从19世纪80年代起，新的冷冻技术可以把容易腐烂的产品送到欧洲消费者手中，即使从遥远的地方如阿根廷和新西兰到欧洲，路途运输需要几周也没有问题。再没有任何事例可以比英国在基本食物方面更加依赖远途海运更好地展示世界贸易的惊人发展了。

新型贸易的增长以及传统贸易的扩大，在世界港口城市的发展上清楚地反映出来。除了大量的北大西洋沿岸的港口外，在19世纪后期，新的（更大的）港口城市出现在其他大陆。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新征服的南美大草原的商业中心的人口从1880年的30万上升至130万，只用了短短的30年时间。[69]开普敦因服务于内陆黄金国迅速崛起，孟买利用苏伊士运河控制了印度的西线贸易并将它的影响力扩展到了波斯湾。[70]新加坡因为是进入南中国海的西大门，又是东南亚大的贸易中心，发展依然迅速。[71]上海作为中国的主要港口以及中国在长江流域最富饶地区的出海口而更强化了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墨尔本（Melbourne）和悉尼（Sydney），更远的新西兰达尼丁（Dunedin）则联系着澳洲内陆和世界另半球的贸易商和贸易市场。

作为一个成功的港口城市意味着有极大的活力来建设港口和码头，建设大型火车站及铁路线（或者相应的河运线）到达内地。[72]海关、火车站、银行、旅馆的快速建设，豪华俱乐部和新兴商人阶层的住宅建设是商业发达的外在表现。孟买火车站、新加坡的拉弗尔斯（Raffles）旅馆、巴黎式壮丽的新布宜诺斯艾利斯、卡普顿的标准银行（罗德斯有此银行账户）、上海的码头、墨尔本的科林斯（Collins）大街，以及悉尼最主要的银行非凡的建筑（环绕马丁宫［Martin Place］）等显示了世界的商业繁荣与自信。由日益增长的码头工人、搬运工人、铁路工人、打包工人、仓库员工、办事员等队伍为这个商业世界提供服务，它的管理者是一群流动性的全球范围内的各国精英，他们远距离频繁的联系，重点反映了其商业上的成功并提升了他们的商业信誉。不列颠，特别是苏格兰的商人遍布世界各地，但另外很多人也富有创业精神，如活跃在近东和黑海的希腊人。孟买最大的商人是波斯人（源于伊朗）而不是印度人。波斯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如萨松人［Sassoons］）跟随贸易发展的路线东行。[73]他们的商行在新加坡（那里还有亚美尼亚的教堂）、香港和上海都能看到。19世纪末新加坡最大的船主之一是阿拉伯人的后代，是一个建立很久的位于马来亚群岛的商人和海员社团的成员。其他的是中国人，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的祖父就拥有一支往来于新加坡和巴达维亚（Batavia，印尼首都雅加达的旧称）之间的蒸汽船队。

在19世纪末，各国之间尽管有着文化上的差异，但贸易网络的成员有很多共同点，这是可以想象的。他们在本能上是经济自由主义者，他们希望能够轻松地超越管辖权和边界，他们不喜欢官僚和政府机构的介入，他们想有一个能推动发展（在最具体的方面）的招人喜欢的政府，他们对保护通信和财产权给予高度的评价；他们需要有可以依赖的货币和值得信任的银行。总之，他们的利益在于：反对将世界封闭在帝国国家集团中而导致割裂全球。他们不希望殖民政权忽视商业影响和实行种族隔离。在种族隔离问题上的怨恨已经使得孟买的帕西人（Parsis，印度拜火教徒）反对英国的统治。另一方面，如果世界的商业活动被分割得零零碎碎，充满怨恨国家的统治者也不可能把自己国家的商业发展与那些大的港口城市的商业发展相协调，那么那些非欧洲商人根本不能获益。

商人的利益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开放的经济”，没有贸易障碍，借贷、资本以及人员（尤其是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这就是英国人从19世纪40年代竭力将这些强加给拉美、中东以及中国和印度所追求的“自由贸易帝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它需要新的交通运输技术将世界其他地区拉入欧美商贸圈。但这并不是全部，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其中一个主要的障碍就是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市场是不平衡的，相互的买卖结算会形成障碍。解决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多边的外汇体系，允许一个国家购买外国产品不需要直接支付。这种多边外汇体系的实施，需要一种共同流通的货币形式，而这种货币得到大多数贸易国家的认可，符合不同国家的货币储备。另外，需要建立一种汇率，不同国家可以兑换它们的货币，以实现在国际贸易中使用的货币价值相等。

为了迎合这种复杂的国际贸易需要，伦敦成了世界经济的中心。自由交换的金本位制使英镑成为世界最坚挺的流通货币，以英镑结算成为国际贸易结算中最值得信赖的模式。伦敦作为一个自由贸易的港口，处于欧美世界的中心地带，是英-印体系大帝国的首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云集伦敦的商人和银行家都能毫不困难地交换各种货币，寻找合适的消费对象，并买到可以销往任何地方的货物。伦敦成了在广阔范围内为货物交易提供商业服务的龙头。英国的海外银行、保险公司、航运公司拥有各大洲之间国际贸易的最大份额，英国的航运机构和汽船几乎无处不在。1870年后，伦敦增加了武力侵略之外的海外投资，以此应对英国本土经济远比“新的”海外经济增长缓慢这一现实。1870—1914年，伦敦投向欧洲以外的资本超过其海外投资总额的一半。许多资金投入到为开拓新市场和联系新产品的交通运输体系之中。到1913年，40%以上的英国海外资本进入铁路领域——无论是国有的（如在澳大利亚和印度）还是私有的。[74]英镑的流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抑制了商业领域的波动，支持了货币稳定。[75]这就强化了伦敦对欧洲以外地区的商业资本的控制，使这些地区的繁荣依赖（很容易被相信）于世界庞大信贷者英国，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加速了采用“金本位制”的进程，用黄金来确定其通货的价值，扩大对外贸易，鼓励对内投资。[76]

随着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伦敦的规模和财富均在扩张。[77]在伦敦的商人和银行家中，有利于伦敦就是有利于世界成为一种信念，自由贸易和开放型经济的观念在19世纪40—50年代的英国不仅是一项政策，而且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是一种坚定不移的激情所推崇的意识形态。他们想象中的世界是一个人们通过汇入自由贸易的洪流，从而拜托奴役他们的统治者而获得自由的世界，个人自由和国际自由贸易将并肩前进。自由贸易被认为是英国经济成功的关键，也是世界其他地区必经的经济发展进程（1914年前，英国抵制贸易保护政策，支持贸易保护的人也因何者应受保护而分裂）。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坚持认为让市场决定产品是最有效率的使用经济资源的方法。没有资本或者工业基础的国家应该将力量集中在“初级产品”的生产上：原材料或者世界需求的食品生产上。它们应该销售其初级产品而获得收入来购买所需要的工业制成品，偿还其借贷的利息。只有铁路和港口才能将货物输入市场，初级产品的生产才能扩大，其他的任何政策——如建立关税壁垒以加大工业生产——不仅没有效率而且没有价值（因为这些工业产品可以在海外更便宜地买到），它意味着消费者要支持那些从关税保护中获利者而被迫纳税，其政治流程（如自由贸易所暗示的）绝对是腐败的。开明的殖民统治应该强化自由贸易（像英国在印度所为），正如一种明智的外交应该一贯鼓励自由贸易一样。19世纪末，包括印度以及（1890年后）中国等国家的出口激增，似乎进一步证明了这种经济处方的普适性。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伦敦在新的世界经济中的中心角色不仅有利自身，而且惠及他国，甚至资本输出也被认为是为世界繁荣提供一项重要的服务。精明的银行家罗伯特·布兰德（Robert Brand）写道：“加拿大（或许是1900—1914年英国资本最主要的吸收者）拥有源源不断地来自英国的资本，就如一个城市拥有充足的水资源绝不害怕供水出现问题一样。”[78]

自由贸易理论将商业化的农业视为对全世界农民的解放，在人们的想象中，印度人和中国人成了令人满意的消费者，他们都身穿英国兰开夏郡的棉织品。自由贸易理论还赞扬经济间的相互交流对促进和平的益处。著名的爱德华七世著文宣称：战争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可能挑起战争的强国会因战争导致的贸易阻塞而大受损失。[79]但是这种喋喋不休的谈论只看到了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带来的相互间利益的关联，而低估了相互间的分歧，忽视了它的不稳定性。很显然，世界经济俱乐部的新成员不得不使用与过去相同的手段，去强占那些尚未被占领的地盘；它们不得不开发其过去的竞争者忽视的商品；它们不得不降低产品的价格以弥补它们商业机构的缺陷；它们的劳动力必须非常廉价。更加糟糕的是，常常发生因转向经济作物生产而导致社会危机的情况，这是导致殖民者将目光转向空旷地区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是在人口稠密的地方种植经济作物出口，经济作物的种植和需求会引起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的变化，减少剩余劳动力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可引发社会革命。如此令人害怕的结果使得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者（从19世纪70年代起）愈益限制土地从传统的社会阶层手中转移到城市商人手中。在非洲，是经常缺少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力过剩，所以就延迟了自由贸易进程的发展。采矿公司和当地殖民者都抱怨“土著人懒惰”，他们不会为极少的工钱——那份殖民者在资本主义边缘地带能够支付的价码而工作。在非洲没有互利的概念，为了让非洲人“工作”成了殖民统治把他们变为农奴的借口。强制性的税收（强制性地针对领取工资的劳动者）、苛刻的工作纪律、[80]禁止任何形式的劳动者组织、征用有商业价值的土地等是殖民资本主义在非洲采取的一部分政策。在非洲以及别的地方将商业利益和白人特权联系在一起并不为奇。

在依赖地方精英的殖民统治区域，那些精英像阿根廷的农场主们，希望能够从土地升值和新的城市繁荣中获得利益，较之自由贸易者的期望而言，他们对殖民统治的支持附有更多的条件。要保证借贷资金的周转，吸引更多的资本，更充分利用农业的繁荣和商品市场，就意味着要接受殖民统治者制定的令人痛苦的规则。为了保持通货稳定，必须限制支出；为了鼓励贸易，必须降低关税，让本土产业做出牺牲；为了吸引国外投资，必须讨好和让利给国外的铁路公司和银行。其实欧洲以外的国家普遍认为，自由贸易经济是一边倒的交易，应该抵制伦敦行使其特权。在印度和西非，当地的商人倾向于支持自由贸易，但也憎恶欧洲商人的特权地位。当贸易的利益处于上升的曲线时，这种憎恶减弱了。但没有人可以保证一种动态的、影响新的国际经济商业环境的力量能够稳定或持续，如果商业繁荣破灭了，如果世界市场因某种巨大的权力冲突而破坏了，如果伦敦不能够满足其作为借贷和资本中心这一角色的要求，自由贸易的障碍将增多。另外，欧美作为一个大的经济体，曾经坚持贸易保护的主张，世界贸易的快速发展已经压制了这种观点，但如果扩张被制止，以伦敦为中心的自由贸易区域萎缩，财富积累下降，最可能取而代之的是形成一系列相互敌对的国家集团。世界大国间的敌意将变得更加激烈，因为联结着它们共同利益的“开放区域”不复存在，为强化殖民主义全球化而创建的经济秩序即会与之背道而驰。

的确，一些令人忧虑的现象在1914年以前已经出现，贸易的疯狂扩张开始减速，谷物出口的快速增长难以为继。工业化国家中，美国经济凸现出非同寻常的增长态势。美国这个工业化的庞然大物是否会动摇以欧洲为中心，特别是以伦敦为中心的新的“世界经济”？美国成为一个伟大的工业化国家，它的原材料和食物大部分是自给的，它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主要是立足于国内的，因此美国从不鼓励自由贸易，并且美国的关税水平比除俄国以外的欧洲工业化国家要高得多。[81]美国拥有巨大的黄金储备（几乎占1910年世界总供应量的1/3），[82]所以美国财富份额的增长（如果黄金供应量激增）就会造成其他金本位制国家的经济危机，因为这些国家的货币供应量会收缩。然而，如果危机出现，规模巨大的美国经济以及能量不断上升的华尔街将使得位于伦敦的世界银行家们的“意见”变得微不足道。如果工业化的世界两大半球开始发生裂缝，则刚刚开始成形的世界经济格局将被证明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文化战争

全球殖民主义带来了帝国主义列强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政治分化。综观这个世界，新的商业经济创造了一个主宰工业资本主义世界的欧洲，而非欧洲国家对国际经济和国际需求的变化，其适应能力是较弱的。全球殖民主义是一个三维的结构，文化维度是建立在强大武力和普遍影响上面的。在这一时期，欧洲文化的主流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宣扬激进的扩张主义。1880年后，欧洲的实际势力范围横贯亚洲、非洲和太平洋，这意味着欧洲文化影响的扩散范围比早期更加广泛，也更具权威性。如，欧洲的各种思潮、科学研究方法、对历史的解释、社会秩序的理念、公共道德的模式、邪恶与正义的概念、文学表述方式，甚至欧洲人对健康、休闲观念和着装款式的处理方式，都成为衡量其他文化是否文明的“标准”。对于因欧洲政治权威逐步扩大而造成的欧洲与欧洲以外国家的文化不平等，那些非欧洲国家的文化精英们是难以接受的。尤其对穆斯林思想家来说，这种不平等是特别危险的。但是，他们如何挑战欧洲文化的扩张呢？完全抵制欧洲现代化的文明是不利于自身文化发展的。如果完全抵制欧洲文化的影响，有可能加速自身文化的弱势。但是如果采用欧洲的方式——用新欧洲的引擎去驾驭他们文化的复苏——似乎是一种冒险，这将会使本土的文化和传统处于混乱和分裂的状态之中，为欧洲扩张的最终胜利铺平道路。

欧洲人意识到在世界进步的长河中发展的各大洲和各国文化中，欧洲文化突然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只有欧洲文明突破了其他从属文明由盛到衰的周期，只有欧洲人发现了国家富强的秘密。欧洲人已经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技术优势，他们突破了迷信和神话的旧式樊篱创立了知识型的理性生活。欧洲人的胜利通过遵循四项主要法则获得了成功。第一，鼓励思想理念的自由交流，制止某些有可能限制自由交流的权力（如僧侣的权力）；第二，保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第三，构筑一个维护道德，特别是性行为和劳动纪律的社会秩序，因为正确对待妇女的权益成为检验发达社会的标准；第四，提升欧洲人的精神和勇气，包括那种统治海外的军事威力和政治统治力的“男人”气质。但是在欧洲社会中如何和为什么这些法则被采用，如何保证它们相互交融，依然值得深层次的讨论。

欧洲人通常对其他民族的文化表现出令人困惑的傲慢自大，这种傲慢可以解释为统治世界进步的独特信念。东方文化的落后，对欧洲进步的自我形象是重要的参照物。只有坚持东方的失败（实际指所有非西方人），才能使欧洲人确信他们自己的进步，这肯定夸大了欧洲文化的重要性。像大多数文明一样，欧洲文明被自己所困惑，欧洲人研究自己的历史，虽然对历史并没有一致的看法，但是他们从曾经取得进步的经验教训中去研究历史。他们意识到，在欧洲有些地区进步是缓慢的。在欧洲思想界，最激烈的争论不是关于非欧洲问题，而是关于放弃欧洲前工业化历史的信念和价值多少是安全的。欧洲知识分子间最尖锐的争论是现代社会中的宗教地位问题、“传统的”道德问题、“乡村”文化和语言问题、前现代社会关系（社会家长式的作风）问题。[83]人们普遍认为进步是脆弱的，它受到宗教形式的自由思想反应的威胁。下层民众反抗资本主义经济纪律的严厉性（这种严厉的纪律对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威胁），有可能阻止进步的速度。这种反抗有可能导致实际和道德上的“堕落”，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时期的生活。它可能通过抹杀个性，用纯物质代替精神来破坏进步。社会恐慌的感觉灌输到了这些带有情绪的争论之中。[84]在争论的问题中，欧洲人对非西方世界是无知的和不关心的，在欧洲瓜分世界的斗争中，欧洲民众是旁观者，理解非西方世界的只是少数人。多数人认为，只有欧洲（或者包括欧洲扩展的地区）摆脱了停滞不前的历史，它的文化自然占统治地位。

许多非欧洲国家希望欧洲人了解自己的愿望加强了。当然，通过大众文学让欧洲读者了解亚非世界是非常好的途径。但是，大多数文学作品反映的是欧洲人到达亚非的特别活动，例如在士兵、探险者和传教士的报告中，他们特别关注的是亚非国家如何充满暴力、如何荒蛮遥远和如何落后迷信。在殖民地（最好的例子是印度），欧洲官方进行了人种调查。[85]俄国的例子见A.Jersild，Orientalism and Empire (Montreal，2002)。毫不奇怪，他们展开流行的人种和心理学理论（如头骨学），解释殖民地人与欧洲人的不同，[86]证明殖民地人民缺乏“进步”的特征，为欧洲殖民寻找了合理的依据。跟随着欧洲看殖民地人的思维，大多数印度和非洲人被认为受传统的束缚，让他们自治是不可思议的。这种观点过了一定的时期才可能有所改变。在新殖民的统治区域里，欧洲人侵扰造成的混乱很容易被证明是殖民统治前殖民地本身的混乱。如果让非西方国家自己走向现代化这个遥远的目标，它们可能会向下螺旋式地衰落。在面对欧洲人直接竞争的地方，非西方人的命运可能是一起灭亡——这样的结果通常被用来预言新西兰的毛利人和澳大利亚的土著人。

在19世纪末，欧洲的评论员逐渐倾向把非欧洲国家的“停滞不前”视为有遗传性的。无论它们的起源是什么，文化差异就是“种族”差异，文化习惯是种族本能的产品。[87]粗暴的干涉、匆忙的改革、不负责任的开发（官方对商业和殖民开拓行为的观点）可能形成殖民地的混乱，破坏殖民地对宗主国的依赖。稳定是迫切需要的，维持稳定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支持殖民地本地的习俗法规（而不是直接引进西方的法律法规）；通过支持新的具有本地传统的人担任统治者（那些接受被殖民统治的当地权贵），而不是西方的殖民精英（不是像担任印度总督那样的少数殖民精英）直接担任统治者。[88]在有些情况下，通过实行种族隔离政策来维持稳定是比较安全的，有问题通过官方任命的南非本土事务机构讨论解决。[89]这样欧洲人在处理他们与非西方国家的关系时没有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并没有明确揭示出帝国主义扩张的信息：的确，许多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激烈反对文化和种族融合，他们认为文化和种族的融合会冲淡西方先进文化和优秀种族的纯度。[90]在讨论欧洲具有特殊活力的原因之时，欧洲人决不认同非西方国家“停滞不前”的原因是其殖民侵略导致的结果。印度从多种角度被描述成一个由自给自足村落组成的发展缓慢的社会，是一具中世纪的残骸，或者是印度原本的雅利安（Aryan）统治者和土著德拉威尔人混合结成的苦果。[91]一些对工业化深感失望的欧洲思想家，极为推崇东方的精神与文化：东方精美的手工艺品、没有等级冲突、闭关自守。[92]欧洲人竭尽全力想弄懂东方文化的多样性，他们武断地认为维持东方的统治结构，需要依赖西方的殖民武力，在尼日利亚和北印度则需要依赖伊斯兰精英，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和勇气来实现他们的文化蓝图（即使他们有蓝图）。西方殖民统治者需要依赖地方提供多种信息，如官方历史、手册、法典、人文地理汇编数据等。毫不奇怪，在印度的西方官员明确承认印度传统的婆罗门社会等级制度是无比优越的，确信印度的社会等级制度是印度社会的基础：他们从印度婆罗门学者和梵学家那里获取了丰富的关于印度历史的知识。[93]

在大多数被欧洲殖民者统治的国家和地区，本土的精英依然能够发现进行文化抵抗的空间。我们知道他们开展了三种不同的文化“战争”。第一，大量汲取欧洲的文化进化模式，以孟加拉为例，那些具有新知识并进入英国殖民统治部门的精英，迅速接受了“英式”教育，但他们仍积极地在英国模式上掺入孟加拉本土文化的元素。孟加拉语甚至成为一种文学语言，用孟加拉语撰写的诗歌、小说、历史以及报刊将形成一种新的孟加拉语文化。[94]教师和记者将成为现代化的孟加拉人，开始形成的殖民统治机构将演变成印度第一个议会，如同英国威斯敏斯特议会（Westminster，英国议会所在地）。政治精英像未加冕的孟加拉国王苏伦特拉纳特·班纳吉（Surendranath Banerjea），打算构建一种新的欧洲式的国家自治框架。[95]相似的模式在西印度的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也能看到，在那里用本国语言写成的西方模式的历史被有意识地用来构建本土政治和文化意识。[96]这种雄心成为印度早期民族主义推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策略，他们需要一批强势的文化精英，并扮演殖民统治者和当地社会调停人的角色。

第二，平民的文化抵制是以宗教信仰的形式出现。一如既往，欧洲人倾向将伊斯兰教或印度教视为基督教的巨大竞争者，是没落的。伊斯兰教的教义是一种陈旧的经院哲学，在过去有它辉煌的历史，可没有未来的价值。伊斯兰学者被束缚在其古典的教科书上，认识不到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思想已经陷入了经验主义的泥潭。这是正统学派——乌拉马（穆斯林的学者或宗教、法律的权威）的失败，他们曾经给伊斯兰的苏非派兄弟会和他们超凡的领袖、教长、修道士很大的空间。它为旨在同异教徒及堕落的穆斯林进行圣战的“原教旨主义”运动打开了空间。他们认为：欧洲人对穆斯林的宗教“狂热”和伊斯兰的迅速扩张持有一种特殊的憎恶（一种特殊的恐惧）。在非洲，苏丹马赫迪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斗争成为发生在19世纪末最著名的抵抗运动，1885年起义军包围喀土穆，击毙英国殖民将领戈登，反抗运动达到顶点。[97]13年后英国人在乌姆杜尔曼（Omdurman）击败了马赫迪，重新进入喀土穆，基奇纳（Kitchener）命令将首任马赫迪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uhammad Ahmad，1844—1885）的遗骸扔进尼罗河以泄愤，后因维多利亚女皇反对而作罢。

第三，一般的穆斯林对欧洲文化扩张的反应是持续的淡漠。马赫迪是伊斯兰世界的一位具有神授能力的布道者，穆斯林的长老们深刻地意识到他们的古典文化已经落伍了，不得不寻找使传统文化适应现代思想的方法。19世纪末两位伟大的穆斯林学者贾迈勒·奥尔丁·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l-Afghani，1839—1897）和穆罕默德·阿卜杜（Muhammad Abduh，1849—1905）为此做出了贡献。他们俩都就学于巴黎并尽其所能学习欧洲文化，他们都坚定地提倡穆斯林团结一致应对西方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尤其是应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在英国占领埃及时，穆斯林文化首先与西方文化在伊斯兰最伟大的文化生活中心开罗的爱资哈尔（al-Azhar）相遇。穆斯林的最终目的就是让穆斯林宗教获得新生，使穆斯林信徒遍布世界，重新让穆斯林宗教具有权威。这意味着消除穆斯林的迷信和非正统信念的成分，从不同文化中汲取有利成分达到传播伊斯兰的目的。对于伊斯兰文化来说，不仅是一种净化过程，而且是一种现代化的提升。经过改革的穆斯林宗教，将更接近主流文化的中心，教徒将接受穆斯林神学和历史的训练，更好地武装自己，用伊斯兰的思想应对欧洲的观念。他们充满信心地以更有效的方式把伊斯兰教的思想传递给穆斯林信仰者。如利用新的传媒（廉价的报纸和书籍）、新的教育方法（西式的学校）、旅行途中的布道等形式来教授和传播伊斯兰宗教思想，轮船和铁路的发展让更多的穆斯林去麦加朝圣，亲临麦加圣地可以了解把握伊斯兰世界的全貌。全体伊斯兰教徒的团结，日益成熟的精英团体，更规范的宗教原则，以及伊斯兰教在现代世界中拥有愈益特定的地位，将是伊斯兰教发展的必然结果。[98]

到1914年，许多遵守和信奉穆斯林的人对于伊斯兰教发展的理念推进不多，他们深感任务艰巨，因为动员大量分散无知贫困的人是非常棘手的。伊斯兰世界被政治、部落、语言所分割，现代化的阿拉伯对穆斯林文化的传统语言、法律以及技术都有巨大的挑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主要的穆斯林国家均被西方击败而饱受屈辱。事实上，在一些穆斯林社会中，同整个伊斯兰世界团结的远大理想相比，出于种族主义和保卫领土的原因，他们更注重对殖民主义的反抗。总的来说，那些认为伊斯兰教同西方科学和政治并无冲突的人，与那些认为西方影响将导致堕落的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同时，毫无疑问，阿富汗尼和阿卜杜所热心提倡的伊斯兰团结一致的激进思想，也给更多的伊斯兰社会注入了活力。在西非，穆斯林的精英们通过强化他们对社会信仰的控制以加强其对法国当局的抵抗。[99]在埃及这个伊斯兰现代主义的中心，穆斯林通过关注道德改革和强化社会风纪，扩大了民族主义意识对受过现代教育阶层的吸引力。[100]在印度，强调西方现代化知识价值的穆斯林阿里格尔（Aligarh）大学（英国东方学院）建立，该校成为培养1914年后登上政治顶峰的“青年穆斯林”领袖的温床。[101]在东南亚殖民地，改革运动和新的印刷媒介帮助了伊斯兰思想的传播，在荷兰统治下的东印度，伊斯兰同盟萨拉卡特回教会（Sarekat Islam）的活动形成了政治运动。[102]

印度教有相似的清洁宗教的行为和将宗教活动编成法典的趋势。如印度教改革运动雅利安社（Arya Samaj），清楚认识到强调个人与神之间关系的基督崇拜精神的感召力。大众层面上宗教复苏的希望，建立在“母牛保护”运动、鼓励印度教神祇祭拜、放弃各地多神崇拜方面。旅行是一种良好的方式，可以鼓励更多的朝拜者前往印度北部的贝拿勒斯（Benares）和母亲河恒河（Mother Ganges），以及其他印度教朝拜中心去朝拜，用印度本土语言印刷的文字，有助于扩大印度教精神在受过教育的人士中的影响。1914年以前，如1909年出版的甘地（Gandhi）名著《印度自治》（印度语Hind Swaraj，英语Indian self-rule），是抵抗运动标志性的产物。[103]《印度自治》（甘地1893—1915年在南非生活和工作，经常坐船往返于伦敦和南非）综合反映了甘地杰出的宗教思想、印度文化和政治主张。书中展示了印度文化复兴的三个重要战略，确认了纯洁的印度教作为社会道德基石的价值，吸收了西方将印度社会视为一个由乡村社会构成的巨大拼图的观点。甘地的目的不是重视“停滞”的状态，他坚持认为自给自足的乡村自治，比西方强加的人为的、剥削性的、造成分裂的文明在道德上要优越得多。但是，印度自治根本不为英国殖民政府所接受，甘地精彩地将其表述为：老虎依然保持着老虎的野性，老虎摆脱不了老虎的本性。意思是批判西方殖民统治在印度实施的法律、医药、铁路、电报控制。甘地改革模式是，宗教改革演变成道德改革，道德改革演变成社会改革，社会改革演变成政治斗争。道德解放将产生政治自由，因为印度人一旦抛弃了英国统治所依赖的精神霸权（允许英国人统治），他们将中止协作，这是建立英国统治的基础。甘地用文笔清楚地表述了文化运动能够避免和殖民统治直接冲突直到取得胜利的观点。当精神解放完成时，最后的一击是简短而不流血的。

毫不奇怪，《印度自治》立即被印度殖民政府以破坏性的书籍禁止，到了1918年，甘地在印度还是默默无闻，他提出的一些思想，特别是文化回归和经济自给自足的号召，已经在1905年以后孟加拉的抵制英国货的运动（swadeshi）中发挥了作用，被国会政治家巴尔·甘加达·蒂拉克（Bal Gangadar Tilak）在国会辩论中引用，但是他们缺乏对甘地倡导的政治原则深入的了解。甘地的政治和文化抗争模式，充分考虑了西方帝国主义扩张的高潮，为印度民族主义在战争期间确定了非暴力的群众运动模式。

无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低估西方思想的影响都是错误的。几乎每个民族的思想都受到欧美的影响，其结果就导致非西方民族（和欧洲人一起）片面地用西方人的思维和偏见来认识自己，同样错误的是否认来自西方的吸引力和同情。个人自由、代议制政府、民族国家的理想、实证主义科学、基督教学说等，都对非西方国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种文化影响既不能简单地为殖民统治利用，也不能为完全维护帝国主义统治利益被有效使用。这种文化影响的内容是多元化的，甚至有时是矛盾的；它导致的结果是不可预知且多变的；它在触及到根深蒂固的本土文化时，与该地文化态度及宗教认同性密切相关。几乎没有殖民统治能够或者愿意取代本土的社会文化，殖民者和殖民地人民的合作不得不以一种文化契约形式进行交易，确切地说，西方思想通过报刊书籍的印刷、旅游的廉价推广、殖民地教育机构的建立等，深入渗透到殖民地，殖民地的抵抗运动开始转化为以文化复兴和文化抵制为使命。

这一点依然可以在“种族”观念形成的过程中看到，通常思想是作为欧洲文化的重要武器的。虽然文化差异具有遗传性已成为基本共识，但西方的种族主义是一种松散的文化并无明确的宣言，它使文化特征和身体特征的差异变得模糊起来，尽管其“科学的”实践者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他们通过一些模式化的描述，来阐释欧洲内部的差异和非西方地区在文化和种族方面的巨大差别，但它是通俗的种族主义，而不是在理智上表明的差异，这种差异影响不容低估。生活在亚洲和非洲的西方人，完全明白他们的地位和收入与其宣扬的种族优势论有着密切的关系，当西方人种族优越的论调广为宣扬时，人们将其作为改变自己，争取文明和进步的媒介就不难理解了。对安全的需要、对疾病的恐惧和普遍的怀疑允许欧洲人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些相互独立的欧洲人将会完全“本土化”（推翻现有的社会和文化秩序），这鼓励了隔离和区别的多样的程度。这样，西方的种族主义相比一种文化理论而言，更像生硬地展现出一种粗鲁的富有侵略性的社会态度。

但是种族主义并不是欧洲（或欧美）独有的，它极具扩散性。如果说“种族”是西方强大的秘密的话，那么它的吸引力也是很明显的。本世纪末，中国的孙中山就富有成效地利用了汉族优越的观念，倡导民族主义思想，形成了完全意义上的新的中华民族。在孟加拉殖民地，印度受尊敬的人们（Hindu Bhadralok）由于不满被排斥在政权之外，发表对殖民统治者贬损性的话语，民族主义的过度夸饰被端上了种族斗争的餐桌。“印度种族”是最文明的，它的雅利安人与欧洲人有一定渊源，它有一个伟大的种族使命——不是政治上的伟大和军事上的强大，而是行使“精神的力量”。孟加拉人通过有意识地强调文化差异（穿本土的服装）、强健体魄、崇拜勇气、重新认识历史英雄，具备了一个“种族”的所有优良特征，尽管它与欧洲种族形式不同但同欧洲的一样优秀。[104]“一个种族拥有过去，也必须拥有未来”，1904年杂志《巴拉蒂》（Bharati）有这样的评论。[105]

也许最令人着迷的是爱德华·威尔莫特·布莱登（Edward Wilmot Blyden）的种族主义学说。[106]布莱登出生在西印度，他早年去了美国，在1850年作为获得自由的奴隶回到了西非的利比里亚（Liberia），成为一名长老会的长老。布莱登的种族界限及不断增强的信仰，使他认为非洲黑人需要的是一种更加强烈的种族认同意识。他认为：“我们需要几个能够凝聚我们身体和精神力量的非洲强权，几个非洲黑人种族的伟大中心。”布莱登希望建立一个西非国家，这个国家必须是真正的非洲人国家。非洲人不应穿西式服装，[107]而应穿着本土服饰，同时他也反对种族间的通婚。[108]（布莱登认为只有“纯正的”黑人才能促进非洲的民族主义，他反对“种族混合”的观念。）[109]在1887年出版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和黑人种族》（Christianity,Islam and the Negro Race）一书中，他强调伊斯兰教比基督教更适合非洲。有趣的是，布莱登在塞拉利昂（Sierra Leone）的殖民政府中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发现他的种族思想与他在英帝国强权支持下建立一个西非国家的目标没有冲突。但是，基于自己的利益，1914年前，他的种族意识更多地被用来反对西非的殖民统治已经十分明显了。

未完成的殖民：东亚和中东（1880—1914）

19世纪80年代，欧洲人和美国人已经涉足东亚商业贸易长达一个多世纪，他们将商业作为桥头堡（通商口岸）强加给中国和日本，然后强迫这两个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给予外国人在居住和财产等方面的一系列特权。他们强行推行低关税制度有利于他们的贸易利益，又通过对中国的两次战争获得并扩大了这些特权。他们强迫清朝皇帝同意与西方诸国进行平等外交，并接受了（1876年）欧洲人建立常驻使馆的行为。[110]1880年，尽管西方势力已经非常强大，但距离将整个中国（更不要提日本）变成像非洲和亚洲其他地方那样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还相距甚远。其原因之一在于东亚距离欧洲相对较远，欧洲对华对日的贸易规模比印度（更不要提美国）要小得多。另外，欧洲人的谨慎也反映出中国作为一个拥有统一文化和一种运转灵活的政治体制的巨大残余力量。那些曾深入非洲，依靠少数雇佣兵建立私人帝国的探险者和海盗，在中国却受到了冷遇。非洲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分裂使得欧洲入侵者可以很容易在当地找到同盟者，没有什么竞争对手。在商业方面，也有着相似的情况。欧洲的商人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卸货却无法控制中国内陆的贸易，他们面对的是有着发达商业组织的社会，它被语言的障碍和中国复杂的货币保护着。他们为了商业利益被迫同许多在西方企业中扮演“买办”角色的中国商人打交道。[111]迟至1893年，西方人在中国的这种商业关系仍旧被描述为互惠互利的关系，而不是外国的剥削。[112]在这个世纪中叶，经过一系列艰苦的努力，从1870—19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帝国主义的政治秩序仍然为改革主义者李鸿章这位最有权力的政府官员所控制。大部分汉人的民族意识已经被完全唤醒，他们反对掌握着清王朝主要权力的满族人的统治特权。[113]特别是有着节俭传统的清帝国政府竭力避免举借外债，以免特洛伊木马式的里应外合干涉。通过满足外国愿望和利益的互惠性条约——同意侨民在具有影响力的沿海地区经商（在中国的管理下）——北京希望抢在暴力对抗前使中国“自强”。

然而，满族的威望和清朝统治的稳定也有赖于中国东亚“世界秩序”中心的位置。清朝最伟大的成就是将辽阔的亚洲内陆地区：西藏、西康、蒙古和满洲同亚洲中心地带的中国部分联系在一起。外国对清帝国边缘的进入试图威胁撕开清王朝这个辽阔的权力网。在19世纪80年代，欧洲人不断蚕食中国，俄罗斯人从中亚推进，英国人占领了缅甸，法国人强迫北京放弃其对安南（Annam，大部分是现在的越南）的宗主权。朝鲜的命运陷入了危机，该国易受来自俄国（俄国垂涎朝鲜的不冻港）和日本的影响，其儒家政体受到本国的敌对势力的严重动摇，其中一些是基督徒。然而，清政府不能冒朝鲜可能会切断和中国长期联系而倒向另一个强国的风险，这个“封闭的王国”是进入亚洲内陆的海上大门，是进入空旷的满洲的跳板，失去朝鲜可能会动摇中国草原外交的稳定，使亚洲内陆变成充满敌意的边疆。所以1894年当一场具有日本背景的旨在推翻朝鲜的亲中国政府的行动发生时，北京拒绝让步，但是随后发生的从1894年7月到1895年3月的短期战争，使中国遭受了耻辱性的失败。

《马关条约》（1895年4月）导致了一个仓促而巨大的改革，条约强迫中国确认朝鲜的独立，满洲的一部分、台湾及澎湖列岛被割让给日本，中国不得不支付相当于其一年财政收入的赔款。清政府的声望在中国士大夫（清政府依赖的忠诚学者）、绅士中一落千丈。更加糟糕的是，清政府不得不向外国借款来支付赔款和补缀其支离破碎的军事力量。欧洲列强，面对中国即将崩溃的征兆，引发了一场向中国借贷的竞赛，以领土和商业特权作担保。俄国首开对华贷款的先例，清王朝许诺修筑穿越满洲到达俄国新建的东方城市海参崴（Vladivostok）的铁路，并给予80年内开发铁路沿线经济资源的权利作回报。[114]1898年，德、俄、英均获得了在中国北部临近北京城的海军基地。列强间达成协议互相承认在它们的势力范围内控制清政府准备修建的铁路。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气氛中，清政府突然宣布了一长串的类似日本明治维新的法令，改革教育、军事和官僚系统。在这些法令实施之前，臭名昭著的皇太后（慈禧）发动了一场政变，免除了改革者的职务。清帝国进入更加恶劣的政治斗争之中，1898—1900年反基督教的义和团运动爆发，他们的支持者占领了北京，切断了城市的交通，包围了外国使馆。虽然义和团的目的在于得到盲目排外的大众支持，来保卫朝廷（义和团的口号是“扶清灭洋”），但结果却完全事与愿违。列强（欧洲各国、美国和日本）派遣了一支大规模的军队（45,000人）保卫他们的使馆，镇压了义和团。中国的统治者犹豫不决不知所措，错误地打算与所有世界强国发生冲突，其结果是不可避免地遭受更大的耻辱。

慈禧和她的清政府一起逃离了北京，中国被迫接受另一笔巨额赔款。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国政府也被迫同意有利于对外贸易的改革关税。在“外交团”——外国使馆的共同威吓下，北京再度屈服，承认外国加深了对中国内地的控制。与此同时，列强发布的信息也表明，镇压了义和团的侵略军将逐步撤离。可是两年多后，尽管俄国答应撤军，但满洲仍然被近15万俄军士兵占领。[115]其他列强似乎无法停止俄国的对外扩张、经济掠夺、领土强占。

中国避免列强的瓜分和经济监护已经有望获益，其原因是复杂的。首先，列强没有机会达成类似其在非洲进行瓜分的协议，如俄国人希望在中国北部建立帝国，但英国在中国有着巨大的商业利益，英国不希望中国分裂，另外伦敦的力量不足以保护和控制印度之外更辽阔的亚洲殖民地，还要避免俄国军队在其门口建立“第二个印度”。[116]义和团危机与英布战争恰在同时发生，引发了英国国内的反战意识，对英国政府来说，战争的深入无疑等于政治自杀，所以一个未分裂的中国和一个顺从英国的政府，更符合其贸易和投资利益，因此英国和美国（它们的观点相似）鼓励日本反对俄国的扩张行动。1902年，英国希望利用日本牵制殖民对手俄国，决定与日本签订英日同盟，承诺如果日本遭遇一个以上的强国攻击，英国将提供军事（特别是海军的）援助。[117]不论是法国还是德国，还有其他对中国感兴趣的强国，均有足够的手段去强化针对伦敦和华盛顿的殖民瓜分行为。

但是，瓜分中国的问题不是帝国主义列强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的问题，因为中国人表现出来的顽强抗争，使瓦解中国政府是困难的。另外，由于自身利益，士大夫阶级对给予其职位的王朝统治保持忠诚。1894—1895年甲午战争的灾难性后果削弱了清政府的“天朝”威信，中日之间的冲突是新的政治环境对国外干涉的反映。19世纪90年代见证了处于王朝统治的古老中国的政治运动快速发展，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坚持认为，中国是一个汉族的国家，只能由汉人选出的领袖进行管理，[118]清政府或满族王朝是外族专制。[119]并不仅仅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反映出中国政治的斗争精神，围绕通商口岸城镇的新式商业活动创造了新的社会结构，随之崛起的新的城市中产阶级自觉地创造了一个现代化的中国社会。[120]通商口岸的工业化形成了中国工人阶级，这是一群足以威胁外国利益和租界的普通大众。地方绅士从太平天国起义后享有与日俱增的自治权，他们扮演了反抗外国威胁和保卫中国的角色，他们逐渐认识到朝廷的腐败和无能。当北京在暴乱后重新走上改革之路的时候，政权落入了地方士大夫的手中。新军（以欧洲和日本为模板）、新的官僚、新的学校，以及以儒学为教学大纲的古老考试体系的废除，切断了士大夫阶级联结清帝国古老的忠诚纽带。在地方，正如《时报》记者对外国编辑所说“铁路并没有使中国进步”，因为士大夫竭尽所能利用铁路特许权的让步扩大了外国在华的影响。[121]对于英国的金融家，像拥有香港银行和上海银行的查尔斯·阿迪斯（Charles Addis）来说，中国要求“收回路权”意味着，他们外国人可以投资铁路修筑，但不能奢望控制铁路。[122]当清政府孤注一掷地为重塑政府权威和支撑财政而计划将新的铁路从地方政府收回（1911年5月颁发的将所有干线“国有化”的法令）[123]时，引发了一场推翻朝廷的起义。1911年，清朝统治结束，中国开始了长达40年的混乱，但也宣告了中国被征服纳入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之中的可能性的终结。

日本是1890年后验证欧洲在东亚影响提升的最好的例证。有点讽刺意味的是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引发了欧洲列强之间争夺世界的竞赛，日本不愿充当西方帝国主义“小兄弟”的角色，日本对欧洲的意图深表怀疑，害怕欧美联合破坏日本还不稳定的自治。伊藤博文（Ito Hirobumi）在1882年考察西方政体后评论道，欧洲人“帮助并爱护他们的亲戚朋友，试图逐渐消灭边远和无关的人……东方的情况像一座建在鸡蛋上的塔一样脆弱……我们不得不尽最大努力去增强和扩大我们的武力”。[124]在“脱亚入欧”（Datsua-ron，1885年）中，福泽喻吉（Yukichi Fukuzawa），日本现代化的伟大倡导者，提出脱亚论。但脱亚论并不是说日本应该和西方列强结盟，恰恰与其相反，日本明确的目的是要担当亚洲的领导者并保护亚洲的自由。确实，日本人对中国的想法反映出矛盾的情感：鄙视中国的“落后”；垂涎中国的资源；担忧在自己行动之前，中国大部分地区落入欧洲人的手中；也有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深切同情，故而接受了成千上万的中国留日学生。接着，日本在政府改革方面的巨大成功和保持自身独立的模式，在中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当然，日本的作为比树立一个榜样多得多。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执行了一套针对俄国在亚洲东北部扩张保持警惕的防御政策，到19世纪90年代，这种彼此间的怀疑聚焦在朝鲜问题上——朝鲜是日本神话中插在日本心脏的匕首。1895年后，俄国坚决反对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上升，1898年以俄国在满洲的权益交换日本在朝鲜的权益协商，随着俄军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大规模集结而失败。当俄国人拒绝从满洲撤军或者让步时，日本宣称其在朝鲜（东京在这里的控制并不稳定）具有特殊地位时，日俄战争不可避免。结果令人吃惊，当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绕过大洋前来碾碎日本新的海军时，在朝鲜和日本之间狭窄海域的对马战役（1905年5月）中，被日本海军一举全歼。此后不久，一支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的日本军队，在满洲心脏地带的奉天（Mukden）战役中，击败了俄国。在随后签订的停战条约中，日本接管了俄国在辽东半岛的基地和在南满的商业特权，还得到了位于北海道北部具有战略意义的库页岛（Sakhalin）南半部，日本通往“保护”朝鲜的路被清理干净了。1910年，日本完成了对朝鲜的完全吞并。从表面上看，日本已经成为该地区最强大的海陆军强国，任何外来强国对该地区的武力干涉都需要它的同意。

事实上不应该夸大日本的强大。日俄战争测试了东京财政资源的极限，日本的政策制定者害怕西方针对日本帝国扩张做出强烈的反响。富有经验的政治家伊藤博文警告说“满洲不是日本的领土”，[125]西方国家中美国的对抗更为明显。[126]然而，日本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日本成了东亚的殖民强国，拥有了现代化的陆军和海军（很多军舰是美国造的），并且在战争中击败了一个强大的欧洲国家。日本废除（通过谈判）了根据不平等条约授予西方的治外法权（中国直到1943年才做到），重新得到了完全的关税自主（1911年），至此日本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国，拥有自己的利益范围。日本因远离主要敌对者欧洲中心是安全的。西方商业利益在中国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日本的妒忌和警觉。[127]在欧洲国家的势力正处于顶峰的时候，日本是如何极其有效地成功应对了这种挑战呢？

主要原因是西方长期低估了日本的力量。更明确地说，欧洲报刊没有准确地报道日本，连经验丰富的旁观者也觉得日本的政治非常难以解释。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只对日本离奇古怪的事情感兴趣，认为日本只是一个由天皇统治的“矮人国”。[128]对日本军事力量和技术的严重误判导致了1905年俄国海军的灭顶之灾。当然日本也有一个能保护其利益的独一无二的地缘政治的有利位置，占据着欧亚大陆和外部世界中间的边缘区域。日本距离欧洲的海洋强国英国和俄国都十分遥远，几乎难以到达这些地方（甚至在汽船时代，从英国港口出发，需经32天的航行才能到达东京，日本距离英国在香港的海军基地有1,600海里）。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就充分地利用了这种条件，强化了日本群岛与沿海地区和内陆的联系，1875年日本与俄国签订条约，日本放弃了库页岛（1855年日俄签约共享库页岛的统治权——译者注）获得了千岛群岛（Kurile Islands）。几年以后，延伸到台湾南部的琉球群岛（Ryukyu Islands）被日本吞并。[129]台湾本身是一个边境社会，中国从来没有完全控制过台湾，它成为1894—1895年中日战争中日本获得的战利品之一。对朝鲜的占领和完全吞并，控制了关东（Kwantung）半岛，恢复控制了南库页岛，完成了防护本土岛屿的包围圈，自古以来日本政府担心遭遇入侵的危险，现已不复存在了。

但是，日本的地缘政治对于改变日本内部的政治不稳定状态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也威胁着外国人在日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这给欧洲列强的干涉倒提供了机会。法国、德国、俄国先后限制日本在1895年从中国获得的利益，这表明日本面临的威胁不能忽视。在此评论一下日本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如前面章节谈到，到19世纪80年代，日本的国际贸易已经很有竞争力了：本土特产的丝绸原料、棉质服装，都成为日本最主要的外贸商品。关键是日本实现工业化，并没有依赖对民族工业不利的外来资本。到1913年，日本已有400万工人在工厂就业，每个工厂雇用四五个工人，很少或者不使用机器。[130]非常廉价的劳动力（尤其是妇女）和非机械化，是日本进入全球经济的门票。[131]日本对引进的技术加以改进和简化，这样可以降低成本，减少对外国专家的依赖。在工业化的先头部队身后，仍留下了数量庞大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直到1903年，日本的城市人口仍不到8%。[132]

日本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不仅造就了一个国外影响较小的社会（不仅仅是因为有语言的障碍），而且其社会变化受到严格限制，特别是在农村，古老的乡村等级制度（要求社会的下层等级不许超越上层并表示夸张的尊敬），仍然十分顽固。在更多的知识分子圈内，既支持政治和文化的改革，又深深怀疑西方那种公开主张物质追求、社会分化和文化傲慢。日本官方对基督教的态度依然是敌视的，一成不变地不信任外国。有一个著名的事件足以证明这一点：俄国未来的沙皇尼古拉斯（Nicholas）1891年访日，一名日本警察以为俄国人入侵了，立即追赶尼古拉斯，并打伤了他。在这种敌视的气氛下，不难理解为什么明治时代的武士能够在现代国家发挥专横的作用。1889年日本宪法规定日本在仿效西方模式时，仍保留君主的绝对权力和元老们支持的寡头政治，日本仅有1%的人口拥有选举权，所以议会无法控制政府，可军部享有独立于内阁之外的军权。日本“贵族院”（上议院——译者注）的议员名额主要分配给了萨摩和长州两地。为了使这种权力分配显得更为巧妙且富有神圣的光环，议员名额的分配就是“皇权”的忠实运用。在崇尚西方知识的学校里，日本的爱国者把天皇和“崇拜天皇”作为向学生灌输知识的焦点。

通过这些方式，日本领导人设计出一种独特的道路使日本进入西方控制的世界。但日本也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同俄国的战争迫使它成为了外国的借贷方，爱国热情在本土的兴起也威胁到政治上寡头统治的发展方向。因为新的债务负担，日本经济赤字增加，日本冒着同其他半工业化国家在这一时期相同的风险：货币紧缩（日本是金本位制国家）；国内制造业需求下降；出口原材料的依赖性增大。[133]1905年的胜利并不能使日本高枕无忧，俄国正在加倍修建横贯西伯利亚铁路，这是俄国东部帝国的钢铁动脉。与此同时，李鸿章的门生、日本人的对手——中国的袁世凯（Yuan Shih-k’ai），从1844年（历史事实应为1884年——译者注）任中国在朝鲜的使者起发迹，最终到达大总统的位置。到1913年，袁世凯得到了西方强国的支持而成为一个强权统治者，西方诸国同袁世凯政府加强了经济往来。袁世凯的地位是日本不愿接受的。[134]但是时间就是一切，当袁世凯的势力还没有破坏日本在东亚地区的优势之前，欧洲战争爆发了。

东亚不是唯一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殖民主义全球化中“尚未完成被殖民的地区”，中东的奥斯曼帝国表现出惊人的恢复力，尽管1875—1878年发生了灾难性的动乱，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仍坚决继续推进奥斯曼帝国的自强，为开发自己国家的潜能，他冒着政府被摧毁的风险，同意分割，使国家力量渐渐增强，吸引了不少本地精英。[135]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地区的统治逐渐取得成效，[136]从阿勒颇（Aleppo，叙利亚境内）到麦地那（Medina，沙特阿拉伯西部）修筑了汉志（Hejaz）铁路，加强了奥斯曼对红海沿岸和伟大的朝圣中心的控制，沿着波斯湾的“阿拉伯之滨”，奥斯曼的军队驻扎在位于科威特（Kuwait）和巴林（Bahrein）之间的埃尔哈萨（El Hasa）地区（英国在该地区的势力也在增强）。与此同时，1896年后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得益于原材料贸易的繁盛。[137]虽然现代化机器的工厂很少还相隔很远，但棉花地毯制造业发展稳步上升。[138]

作为一个纯亚洲国家，奥斯曼帝国有可能综合利用了其外交影响和文化凝聚力，为建设强大的国家和强大的经济赢得了时间。但奥斯曼帝国的西半部则十分危险地处于欧洲民族主义的不断压力之下，直接的表现是宗教和种族冲突。1878年后，奥斯曼人紧紧抓住帝国在欧洲的部分，包括阿尔巴尼亚（Albania）、科索沃（Kosova）、马其顿（Macedonia）、鲁米利亚（Rumelia）、色雷斯（Thrace），这里有超过一半的人口是穆斯林。[139]但是每一个企图控制奥斯曼地区的殖民强国，都会增强它们种族和宗教分离的趋势，使它们统治下的民众反抗的趋势更趋激烈。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都是如此。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进行激烈反抗并威胁取消地方自治，19世纪90年代末，克里特（Crete）种族暴力事件使奥斯曼卷入了同希腊的战争，在大国介入后，奥斯曼在这个岛屿的统治结束了。到1908年，本地的反抗和外国的干涉似乎导致马其顿重要地区（奥斯曼欧洲的战略重点）处于独立的边缘，对于奥斯曼军队和官僚机构中好战的“青年土耳其”而言，“马其顿的独立意味着失去半个奥斯曼帝国，乃至奥斯曼帝国的彻底毁灭”。奥斯曼帝国的边疆最终退回到了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帝国的首都被迫迁出欧洲。“马其顿问题是关系到土耳其人生存的问题。”[140]1908年并非偶然的一场政变，废黜了苏丹，从萨洛尼卡（Salonica，希腊中部）以土耳其族为核心重建了帝国，但在短期内帝国没有起色。次年，波斯尼亚（Bosnia，理论上依然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被奥匈帝国兼并。1911年，为保持对利比亚（Libya）的控制，奥斯曼同意大利进行了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次年，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蒙特内格鲁（Montenegro，南斯拉夫西南部）趁机清算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残余领土。战胜国之间经过再一次战争争夺，确立了巴尔干半岛脆弱的和平，奥斯曼帝国保持对海峡（Straits，帝国首都所在地）的控制，但它在阿拉伯范围内对土耳其化（Turkification）毫无威望又充满抵抗，如果要想避免被分割，必须更加依赖大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外交。

到1914年，伊朗（通常还称波斯）仍处于危机的边缘。即使在强势的伊朗国王纳塞尔丁的统治下，虽然他善于治理部落、语言、宗教和社会分裂，但伊朗强国的目的还是难以琢磨的。对为了增加国家收入认可外国通商特权的做法，伊朗的大小商人和宗教人士都持不赞成态度。1896年纳塞尔丁被谋杀，继任伊朗王穆扎法尔·厄丁（Muzaffar alDin）把寻找新的资金来源作为重要的举措，指派一个比利时人负责海关，保证国家主要的税收来源。以里海港口的关税收入作担保，从俄国获得了一大笔贷款，允许英国勘探者在海湾顶头位置勘探石油，达成了《达西协议》（D’Arcy concession），建立其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即BP公司的前身。但伊朗国王的统治正陷入危机之中，外国势力在伊逐渐增强，国外对伊的影响也在增加，更多的伊朗人出国旅游，与欧洲的联系日益增多，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甚至社会主义思想在伊朗精英人士中间传播，一种特别成熟的政治活动在俱乐部和社会上开始形成。当俄国爆发1905年革命时，堵死了伊朗主要的贸易出口并造成了商业的衰落，引起了伊朗资产阶级的不满，1906年，他们与商人、教士和巴赫蒂亚里（Bakhtiari）部落的可汗联合，开展立宪革命，推翻了伊朗王朝的统治。[141]

伊朗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并非令人满意。虽然伊朗国王被迫接受了新的宪法（该宪法把伊斯兰什叶教定为国教，创立了议会），但它仅仅是在表面上同意接受宪法。当国王通过政变恢复了权力后，虽然保留了宪法，但宪法的作用已经被破坏了。为争夺政府的控制权，多种势力不断斗争，中央权力开始削弱。拥有私人武装的地方政客和部落首领成为真正的权威。一个盖什加（Qashqai）部落的人对英国领事说：“在近代波斯，武力就是君主的权力……每一个拥有武力的人就是伊朗君王。”[142]需求强国保护仅仅是伊朗的开端，1907年后，俄英两国达成了协议，在伊朗划分势力范围：北部归俄国，东南部归英国，中部作为两国的“缓冲区”，这样寻求强国保护的趋势就更为严重了。俄国军队在北部围剿了伊朗国王的支持者和反对者。1911年，英俄要求解雇来自美国帮助整顿伊朗财政制度的顾问，伊朗政府并没有同意。在俄国支持下，地方势力得到保护。到一次大战前夕，北部伊朗驻扎着俄国17,000人的军队，俨然已成俄国的“政治保护区”，英国大使抱怨说：“伊朗北部已经成为俄国的一个省份。”[143]圣彼得堡对此说法不予理睬。伊朗德黑兰政府是由煽动性政治家组成，他们“带有的极端民族主义观点，与当地和其他半球的文化和民族发展水平是不和谐的”。[144]

伊朗的正常发展被扼杀了？正如那位离开伊朗的美国顾问断言的那样？[145]也许如此，但也不完全是。尽管资产阶级革命造成国王权力下移，且得到外国势力的支持，但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在知识分子和教士当中，对伊朗国家的认同感似乎在事实上得到了加强。但是，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有俄英操纵的分裂事实，为何竟成为其避免沦为殖民地的原因？除非一些事件的发生恰巧打乱了地缘政治的设置，使列强放缓了殖民的步伐，伊朗正是发生这些事件的国家。

近东（欧洲为这一包括伊朗的广大地区命名）和东亚的这些情况清楚地表明，世界秩序是在欧洲列强控制下的，是欧洲为服务它们帝国利益设计的，这种世界秩序处于最佳的发展状态。欧洲各国兴高采烈地瓜分了欧亚以外的世界，通过强迫合作，把经济和工商业欠发达的北大西洋盆地连接起来，这已经证明并不困难。西方列强将其统治和流行的“新大陆”的地理概念，强加给诸多民族。但是，在被视为“旧大陆”的欧亚地区，要把亚洲国家及其文化并入西方体系，或者达成一个殖民瓜分方案，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欧洲的全球殖民主义范围也是难以划分的。如果欧洲自己垮了，它们的“世界经济”就失去吸引力了，他们可能面临丧失世界经济优势的危险，这种考验即将来临。

[1] 参见H.J.Mackinder，“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Geographical Journal 23，4 (1904)，pp.421–437。

[2]理查德·科布登（1804—1865）是英国的工业家、商人、经济学家、政治家。自由贸易主义也称科布登主义。——译者注

[3]The Times，15 Sept.1875，引自N.Pelcovits，Old China Hands and the Foreign Office (New York，1948)，p.101。

[4]Frederick Jackson Turner，“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1893)，再版见Turner,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1920)。

[5]一个典型的陈述，见B.Kidd，The Control of the Tropics (London，1898)。

[6]1888年内藤湖南（Naito Konan）发表了《小世界》（‘Shosekai’［‘Small World’］）的文章，关于该观点的研究，参见J.Fogel，Politics and Sinology：The Case of Naito Konan 1866–1934 (Cambridge，Mass.，1984)，pp.41，50。

[7]J.Bryce，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Advanced and Backward Peoples (Oxford，1902)，pp.6–7.

[8]Ibid.，p.13.

[9] C.N.Pearson，National Life and Character (London，1893)，pp.89–90.

[10]参见J.Forbes Munro，Maritime Enterprise and Empire：Sir William Mackinnon and his Business Network，1823–1893 (Woodbredge，2003)，第7章。

[11]罗兹的商业帝国，见C.W.Newbury，The Diamond Ring (Oxford，1989)。

[12]关于埃及危机，见R.E.Robinson and J.A.Gallagher，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London，1961)，第4、5章；A.Schlch，‘Egypt for the Egyptians’：The Socio-Political Crisis in Egypt，1879–1882 (London，1981);J.R.I.Cole，Colonialism and Revolution in the Middle East：The Social and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Urabi Movement (Princeton，1993)。

[13]持这一观点的是前总督和英国内阁大臣，见B.Mallett，Thomas George，Earl of Northbrook：A Memoir (London，1908)，pp.169–170。

[14]柏林会议和它的重要性的观点，见J.-L.Vellut，Un centenaire 1885–1985：Les relations Europe-Afrique au crible d’une commemoration (Leiden，1992)。

[15]M.Klein，Slavery and Colonial Rule in French West Africa (Cambridge，1998)，pp.78–93.

[16]参见A.S.Kanya-Forstner，The Conquest of the Western Sudan (Cambridge，1969)。

[17]参见J.F.Munro，Africa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1880–1960 (London，1976)，p.67。

[18]关于戈尔迪的生涯和皇家尼日尔公司，参见J.Flint，Sir George Goldie and the Making of Nigeria (London，1960);D.Wellesley，Sir George Goldie：A Memoir (London，1934)。

[19]戈尔迪笔记，1897年1月1日，Rhodes House Library，Oxford，MSS Afr.S.88，Scarbrough MSS 4。

[20]同上，1897年2月6日，戈尔迪给皇家尼日尔公司委员会的报告。

[21]A.Hochshild，King Leopold’s Ghost (London，1998)，p.23，提供这种计算和依据。

[22]S.H.Nelson，Colonialism in the Congo Basin，1880–1940 (Athens，O.，1994)，pp.112–116。

[23]D.Beach，War and Politics in Zimbabwe 1840–1900 (Harare，1986);A.Keppel-Jones，Rhodes and Rhodesia：The White Conquest of Zimbabwe (Nontreal，1983).

[24]因为欧洲人对非洲之行的影响产生迷惑进行了一次特别的讨论，见J.Fabian，Out of our Minds：Reason and Madness in the Exploration of Central Africa (London，2000)。

[25]William H.Schneider，An Empire for the Masses：The French Popular Image of Africa，1870–1900 (Westport，Conn.，and London，1982)，pp.6–7.

[26]Kanya-Forstner，Conquest，p.263。25法国法郎等于1英镑。

[27]C.M.Andrew，Theophile Delcasse and the Making of the Entente Cordiale (London，1968)，pp.94–98.

[28] Ibid.，p.92.

[29]R.Waller，‘The Maasai and the British：The Origins of an Alliance，1895–1905’，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17，4 (1976)，pp.529–553.

[30]非洲的版图由帝国主义在地图上划成，因此比较规则。——译者注

[31]Bill Nasson，The South African War 1899–1902 (London，1999)，另见Abram Esau’s War：A Black South African War in the Cape 1899–1902 (Cambridge，1991);P.Warwick，Black People and the South African War 1899–1902 (Cambridge，1983)。

[32]Parliamentary Debates，Lords，4th Series，vol.30，p.701.

[33]J.Riis，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New York，1890).

[34]G.Brechin，Imperial San Francisco：Urban Power，Earthly Ruin (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1999)，第3章。

[35]参见N.Harper，A Great and Powerful Friend (St Lucia，1987)，第1章。

[36]特纳在1910年作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发言，见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6，2 (1911)，pp.217–233。

[37]R.E Quirk，An Affair of Honor：Woodrow Wilson and the Occupation of Vera Cruz (New York，1962).

[38]H.and M.Sprout，Towards a New Order of Sea Power (Princeton，1940)，p.288.

[39]W.Tilchin，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British Empire (New York，1997)，p.236.

[40] G.N.Curzon，Russia in Central Asia in 1889 (London，1889)，p.316.

[41]B.H.Sumner，A Survey of Russian History (London，1944)，p.362.

[42]G.Chisholm，Handbook of Commercial Geography (4th edn，London，1908)，pp.583，609.

[43]到1914年，法国对俄国的投资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25％。R.E.Cameron，Franc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urope 1800–1914 (Princeton，1961)，p.486。

[44]D.Moon，‘Peasant Migration and the Settlement of Russia’s Frontiers，1550–1917’，Historical Journal 40，4 (1997)，pp.859–893，esp.pp.867–868.

[45]D.W.Treadhold，The Great Siberian Migration (Princeton，1957)，p.13.到1917年人数达到了700万。

[46]M.Joffe，‘Diamond in the Rough：The State，Entrepreneurs and Turkestan’s Hidden Resources in Late Imperial Russia’，in M.Siefert (ed.)，Extending the Borders of Russian History (London，2003)，p.185.

[47]俄国在远东的人口1860年时1万，1900年达到30万，见D.Dallin，The Rise of Russia in Asia (London，1949)，p.14。

[48]参见J.J.Stephan，The Russian Far East：A History (Stanford，1996)。

[49]精彩的讨论见A.Rieber，‘Persistent Factors in Russian Foreign Policy’，in Ragsdale (ed.) ，Imperial Russian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1993)。

[50]根据1907年2月21日Lord Sanderson的观察，见G.P.Gooch and H.Temperley (eds.)，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1898–1914 (12 vols.，London，1927–1938)，vol.3，p.430。

[51]I.H.Nish，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London，1966).

[52] G.Monger，The End of Isolation (London，1963).

[53]P.Mathias and M.M.Postan (eds.)，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vol.7：The Industrial Economics：Capital，Labour and Enterprise，pt I：Britain，France，Germany and Scandinavia (Cambridge，1978)，p.555.

[54]1911年德国的人口是6,500万，欧洲境内俄国的人口是13,600万。

[55]关于俾斯麦殖民扩张的观点，见O.Pflanze，Bismarck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y，vol.3：The Period of Fortification，1880–1898 (Princeton，1990)，第5章。

[56]因为官方不确定德国的世界兴趣究竟是什么，参见W.Mommsen，Imperial Germany 1867–1918 (1990，Eng.Trans.London，1995)，p.82。

[57]参见I.L.D.Forbes，‘German Informal Imperialism in South America before 1914’，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31，3 (1978)，pp.396–398。

[58]C.Peters，England and the English (Eng.Trans.London，1904)，p.388.

[59]J.Marseille，Empire colonial et capitalism francaise (Paris，1984)，p.40.

[60]E.H.Jenkin，A History of the French Navy (London，1973)，pp.307–309.

[61]Andrew，Delcassé，pp.105ff.

[62]参见W.Gong，The ‘Standard of Civilis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1984)。

[63]参见W.Fischer and R.M.McInnis（eds.），The Emergence of a World Economy 1500–1914，pt 2：1850–1914 (Wiesbaden，1986)。

[64]A.J.H.Latham and L.Neal,‘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in Wheat and Rice，1868–1914’，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36，2(1983)，pp.260–275.

[65]W.Woodruff，The Impact of Western Man：A Study of Europe’s Role in the World Economy 1750–1960 (London，1966)，p.313.

[66]明晰的解释参见S.B.Saul，Studies in British Overseas Trade 1870–1914 (Liverpool，1960)，第3章，‘The Pattern of Settlements’。

[67]同上书，第203—207页。

[68]C.Lipson，Standing Guard：Protecting Foreign Capital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London，1985)，第2章。

[69]J.R.Scobie，‘Buenos Aires as a Commercial-Bureaucratic Cit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7，4 (1972)，p.1045.

[70]R.Chandarvarkar，The Origin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India (Cambridge，1994)，p.23.

[71]C.Trocki，Singapore：Wealth，Power and the Culture of Control (London，2006)，第1、2章。

[72]O.Ruhen，Port of Melbourne 1835–1876 （North Melbourne，1976）;F.Broeze，Island Nation (London，1998).

[73]参见S.Jackson，The Sassoons (London，1968)。

[74]参见I.Stone，The Global Export of Capital from Great Britain，1865–1914：A Statistical Survey (Basingstoke，1999)。

[75]League of Nations，The Network of World Trade (Geneva，1942)，p.84.

[76]参见M.de Cecco，Money and Empire (Oxford，1974)。

[77]最好的描述见R.Michie，The City of London：Continuity and Change，1850–1990 (Basingstoke，1992);D.Kynaston，The City of London：Golden Years 1890–1914 (London，1995).

[78]Speech in Canada (?1913).Bodleian Library，Robert Brand Papers，box 26.

[79]N.Angell，The Great Illusion (London，1911).

[80]参见I.Phimister，Wangi Kolia (Johannesburg，1994) for a graphic account of labour conditions on the Wankie coalfield in Southern Rhodesia (Zimbabwe)。

[81]来自进口税的税收等于1900年美国进口值的27.6%。英国、法国和德国在5%到8.8%之间，参见A.Stein，‘The Hegemon’s Dilemma：Great Britain，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8，2 (1984)，pp.355–386。

[82]R.Lindert，Key Currencies and Gold，1900–1930 (Princeton，1969)，p.121.

[83]参见J.W.Burrow，The Crisis of Reason (London，2000)，第3章。

[84]同上书，第96页。

[85]相关例子参见H.H.Risley，The People of India (London,1908)。Risley是当时印度政府中的高级官员。

[86]Burrow，Crisis，p.103.

[87]G.W.Stocking，Victorian Anthropology (New York，1987)，p.136.

[88]英国官方使用的表达方式，参见A.Seal，The Emergence of Indian Nationalism (Cambridge，1968)，p.15。

[89]S.Dubow，Racial Segreg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Apartheid in South Africa 1919–1936 (London，1989) pp.22–23.

[90]Greta Jones，Social Darwinism and English Thought (London，1980)，p.150.

[91]参见T.Metcalf，Ideologies of the Raj (Cambridge，1995)，第3章。

[92]参见J.MacKenzie，Orientalism：History，Theory and the Arts (Manchester，1995)。

[93]S.Bayly，Caste，Society and Politics in India (Cambridge，1999)，p.101.一种相反的观点见N.Dirks，Castes of Mind (Princeton，2001)。

[94]参见T.Raychaudhuri，Europe Reconsidered：Perceptions of the West in Nineteenth Century Bengal (Oxford，1989)。

[95]一份自传资料，见S.Banerjea，A Nation in Making (London，1925)。

[96]关键的著作有M.G.Ranade，The Rise of the Maratha Power (Eng.Trans.Bombay，1900)。

[97]参见P.M.Holt，The Mahdist State in the Sudan 1881–1898 (Oxford，1958)。

[98]这些问题的讨论参见A.Hourani，Arabic Thought in the Liberal Age 1798–1939 (London，1962;repr.Cambridge，1983);F.Robinson，Islam and Muslim History in South Asia (New Delhi，2000)，pp.59–78及第2章;M.F.Laffan，Islamic Nationhood and Colonicl Indonesia (London，2003)。

[99]D.Robinson，Paths of Accommodation Muslim Societies and French Colonial Authorities in Senegal and Mauretania，1880–1920  (Athens，O.，and Oxford，2000)，pp.231–233.

[100]Hourani，Arabic Thought，pp.200–203.

[101]参见D.Lelyveld，Aligarh’s First Generation：Muslim Solidarity in British India (Princeton，1978)。

[102]参见Laffan，Islamic Nationhood第7章。

[103]最初的英译本已被再版，见A.J.Parel (ed.)，Gandhi：‘Hind Swaraj’ and other Writings (Cambridge，1997)。

[104]A.Chowdhury，The Frail Hero and Virile History：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Colonial Bengal (New Delhi，2001)，pp.14，17，40，44–45.

[105] Ibid.，p.152.

[106]关于布莱登的生平见H.R.Lynch，Edward Wilmot Blyden：Pan-Negro Patriot (Oxford，1967)。

[107]Ibid.，p.219.

[108]Ibid.，p.216.

[109]For Blyden’s rejection of Booker T.Washington as a ‘race amalgamator’，L.R.Harlan (ed.)，The Booker T.Washington Papers，vol.3：1889–1895 (London,1974)，p.497.

[110]参见J.D.Frodsham (ed.)，The Frist Chinese Embassy to the West：The Journals of Kuo Sung-T’ao，Lin His-Hung and Chan Te-yi (Oxford，1974)，p.xxvi。

[111]Y.P.Hao，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The Rise of Sino-Western Mercantile Capitalism (Berkeley and London，1986)，p.355.

[112]参见the fascinating account of the Shanghai ‘jubilee’ procession in B.Goodman，‘Improvisations on a Semi-Colonial Theme，or How to Read a Celebration of Transnational Urban Communit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9，4 (2000)，pp.889–926。

[113]For Manchu-Han relations，E.J.Rhoads，Manchus and Han (Seattle，2000).

[114]R.K.I.Quested，‘Matey’ Imperialists：The Tsarist Russian in Manchuria，1895–1917 (Hong Kong，1982)，pp.21–22.

[115]同上书，第59页。

[116]参见L.K.Young，British Policy in China，1895–1902 (Oxford，1970)。

[117]Nish，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118]For Sun’s career，H.Z.Schiffrin，Sun Yat-sen：Reluctant Revolutionary (Boston，1980).

[119]参见E.Rawski，‘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Sin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4 (1996)，p.839。

[120]R.Bin Wong，China Transfo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NY，1997)，p.163.

[121]George Morrison to Valentine Chirol，8 Sept.1906，in Lo Hui-min (ed.)，The Correspindence of G.E.Morrison (2 vols.，Cambridge，1976)，vol.I，p.375;J.O.P.Bland，Recent Events and Present Policies in China (London，1912).

[122]F.H.H.King，The Hong Kong Bank in the Period of Imperialism and War，1875–1918 (Cambridge，1988)，p.348.

[123]C.-K.Leung，China：Railway Patterns and National Goals (Hong Kong，1980)，p.39.

[124]C.Tsuzuki，The Pursuit of Power in Modern Japan 1825–1995 (Oxford，2000)，p.104.

[125]P.Duus，R.Myers and M.Peattie (eds.)，Japanese Informal Empire in China，1895–1937 (Princeton，1989)，p.xxxiii.

[126]A.Iriye，Pacific Estrangement：Japanese and American Expansion，1897–1911 (Cambridge，Mass.，1972)，p.221.

[127]J.O.P.Bland to C.Addis，23 Sept.1907，Thomas Fisher Library，University of Toronto，J.O.P.Bland MSS，box 23.

[128]T.Yokoyama，Japan in the Victorian Mind (Basingstoke，1987)，第8章。

[129]A.Iriye，‘Japan’s Drive to Great Power Status’，in M.B.Jansen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vol.5：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1989)，pp.738ff.

[130]A.Waswo，Modern Japanese Society，1868–1994 (Oxford，1996)，p.60.

[131]参见K.Sugihara，‘Patterns of Asia’s Integration into the World Economy，1888–1913’，in Fischer and McInnis (eds.)，World Economy，第二部分。

[132] Tsuzuki，Pursuit of Power，p.195.

[133]C.Howe，The Origins of Japanese Trade Supremacy (London，1996)，pp.148，157，197–199，for Japan’s Pre-war difficulties.

[134]J.Ch’en，Yuan Shih-kai，1859–1916  (London，1961)，第9章。

[135]M.E.Meeker，A Nation of Empire：The Ottoman Legacy of Turkish Modernity (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2002)，pp.276–277.

[136]参见Eugene Rogan，Frontiers of the State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Transjordan 1850–1921 (Cambridge，1999)。

[137]参见D.Quataert，‘The Age of Reforms，1812–1914’，in H.Inalcik with D.Quataert (des.)，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914 (Cambridge,1994)，p.872。

[138] Ibid.，pp.910–928.

[139]J.McCarthy，Death and Exile：The Ethnic Cleansing of Ottoman Muslims，1821–1922  (Princeton，1995)，pp.135–136.

[140]引用于M.S.Hanioglu，Preparations for a Revolution：The Young Turks，1902–1908 (Oxford，2001)，p.65。

[141]这种评论基于E.Abrahamian，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rinceton，1982)，pp.57–111。

[142]A.T.Wilson，South West Persia：Letters and Diary of a Young Political Officer，1907–1914 (London，1942)，p.189.

[143]Sir E.Grey致俄国大使备忘录，1914年6月10日。见Gooch and Temperley (eds.)，British Documents，vol.10，pp.798–800;Buchanan to Grey，21 June 1914，ibid.，pp，804–805。

[144]Sazonov的备忘录，ibid.，pp.816–820。

[145]W.M.Shuster，The Strangling of Persia：A Record of European Diplomacy and Oriental Intrigue (London,1912).

7.世界危机之路（1914—1942）

混乱的年代

1914年之前，世界上存在着不祥的征兆，那就是一个全球性帝国的秩序无法担保普遍的和平与繁荣。处于西方势力范围的东亚，其未来命运充满着未知的因素。欧洲列强之间为在北非和中东的领土瓜分及势力影响争执不休。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增长规模给美国带来了新的问题，即在一个以伦敦为中心的并且被欧洲殖民列强分割得四分五裂的全球经济中，美国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攫取相应的利益。原先处于疯狂增长之中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其步伐似乎戛然而止了。欧洲工业国的社会动荡，构成了剪断大国政府羽翼和限制他们全球野心与战略的威胁。但是，在这些风云变幻所造成的影响力被国际社会感知之前，一次火山爆发式的战争改变了世界政局。战争发生在欧洲却迅速蔓延到整个欧亚大陆的每一个重要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六大列强（英、俄、德、法、美、日）之间的帝国主义合作彻底的终结。这场战争的原因是1914年前全球分裂的问题一半得以解决，一半悬而未决，战争提出了一个有关国际社会的新理念，理论上（如果不是实际上）包括前所未有的广泛的殖民地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这场战争在一个古老的帝国——俄国与其他大国之间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意识形态上的缺口；在国际经济中打进了一个巨大的楔子：它关闭了贸易渠道，封锁了现金流通与支付，制造了人为的短缺与封闭型的经济体。这场战争促使包括人力在内的殖民地资源的流动，这在殖民地人民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应，即对打破旧殖民体系边疆的新的压迫与统治的极大愤慨。这场战争还影响了人们对欧洲独特的进步文化的判断，模糊了欧洲文化先贤精英所倡导的理念。

战后的世界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正常状态”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在国际统治秩序方面没有达成广泛的共识。继承沙俄帝国的布尔什维克激烈反对战后形成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殖民体系和半殖民体系。美国反对新成立的国际联盟——战胜国维持战后格局的俱乐部。由于对战争赔款问题争论不休，欧洲经济的重建工作被严重耽搁，导致欧洲的社会与政治稳定大大削弱。在欧亚大陆的一些地区——高加索、中亚、中东以及部分东亚地区，谁统治哪块地盘，更多的是靠武力威胁而非外交手段得以解决。在殖民帝国里（特别是大英帝国），民族主义者对争取独立或自由表现出了空前的顽强。爱尔兰的新芬党（Sinn Fein）、埃及的华夫脱（Wafd）运动和印度（以及它最大的穆斯林组成部分）甘地领导的伟大的“不合作”运动（1920—1922），这一切对英国当局构成了莫大的威胁，并且暴露出高压作为一种统治手段的弱点。反抗的情绪并不仅仅局限于政治上，在其他领域（尤其在中国）它还表现在对新文化的诉求，它们的领导者和人民完全是自发的而不是有目的地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去反对帝国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强烈余震造成了一连串的效应。它标志着欧亚大陆旧制度的垮台。这场战争已经成为欧亚众多帝国的坟墓。霍亨索伦王朝（Hohenzollerns）、哈布斯堡王朝以及诺曼诺夫王朝倒台，它们的统治土崩瓦解。奥斯曼帝国开始衰落。在中国，一位新崛起的王室成员领导发起的注定要失败的企图复辟清帝国统治的尝试，在1916年寿终正寝。巨大的世界中心成了一个政治控制室，在这个控制室里各种运动、意识形态、各种国籍和各种利益交织在一起，共同构建了一种新的国家体系。而那些帝国（或残存的帝国）竭力想维护它们的权利与特权。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战后的停战协定尽管解决了很多冲突，但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太久。伴随着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政治余波，战后暂时稳定的国际秩序不复存在了。到30年代中期，战后国际秩序首先被凶恶的新帝国主义国家——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所搅乱，这三个国家与他们19世纪80—90年代的欧洲先驱们相比，具有更强的攻击性而缺少克制能力。从1937—1942年，他们在欧亚制造了大量的危机。于是，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地悄然而至，无论谁参与其中，胜利者别无选择，唯有建立一套新的世界秩序。

战争没有结束？

欧洲诸强国取得世界强势地位之后，在处理同欧亚其他国家以及彼此间的国际事务时，最关键的原则就是达成不再相互残杀的共识。这种共识以及欧洲与美洲国家之间的大西洋和平带来了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也带来了欧洲影响力和统治的平稳延伸和充满讽刺意味的对非洲的瓜分。欧洲各国政府不愿打破大陆均势，不愿冒社会与政治动荡的风险去引发一场全面战争。所以它们在追逐民族与帝国利益方面保持着克制，即使它们的利益相重叠（比如在奥斯曼帝国），或者经济机遇看上去很有前景（比如在中国），它们也会默许用暂时的让步来延长已形成的局部的统治方式，而避免用瓜分或征服的方式去取得“最终解决”。当然，在很多观察家看来，无论当时还是以后，这种无准则的解决方式有着内在的不稳定。早晚一场局部的危机会由于使用这种捉襟见肘的方法处理而变得不可收拾。敌对大国之间力量平衡的改变，足以削弱相互之间的牵制力，造成一种对世界已被瓜分完毕的无法容忍的感觉。议员游说的影响被乔装成“公众意见”通过报纸得以公布，并且用它贵族式的对纯“商业”利益的鄙视来威胁全球传统的外交。中欧和东欧的君主制帝国君王们不安稳地统治着多民族的帝国（即使是德意志帝国也包括了几百万波兰人）。这很可能危险地把王朝的威严（而不是物质利益）视为战争的借口，这对具有军国主义风气的王朝和军队太有刺激作用了。[1]即使是用列强惯用的手段来阻止彼此间的冲突，军备的增长也许自然会触发战争，因为它们担心如果处于劣势，就会招致他国先发制人的攻击。

但是直到1914年，只有微弱的迹象表明欧洲列强在非洲、太平洋、东亚和中东（包括奥斯曼和伊朗帝国的亚洲部分）的角逐会引发一场失控的军事冲突。相反，这种角逐扮演了一种在将来遏制日本在东北亚进行扩张而牺牲中国或俄国的强大威慑力。大国关系的破裂不会终止大国在欧洲以外的野心，但是会打破它们在欧洲后院巴尔干的平衡。当然，事实上巴尔干半岛国家命运多舛的政局直接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失败，从而防止了它的基督教臣民军事民族主义的蔓延。在1911—1913年可怕的危机中，奥斯曼人首先遭到意大利人（占据了现在的利比亚和希腊的多德卡尼斯群岛［Dodecanese］的部分领土），随后是塞尔维亚、希腊和保加利亚组成的联盟的攻击。后者几乎把奥斯曼帝国排挤出欧洲，以至于土耳其人只占据了色雷斯的一小部分。和以往的危机不同，列强们没能妥善处理奥斯曼在欧洲统治时留下的遗产，结果导致了该地区的政局不稳。而巴尔干国家为了争夺战利品又迅速投入了第二次内战，造成了比过去外部势力统治该地区时更为明显的问题。因为没人会相信巴尔干各国政府能够为它们边疆的荣誉而战，去镇压内部民族冲突或者抵制利用大国阴谋来谋取当地利益的诱惑。

回顾这令人震惊的现状，其实是列强惯用的在欧洲以外和平瓜分世界的外交政策的失败。但是，间接控制一块充满局部种族暴力传统的不可接近的地区绝非易事。在这块土地上武器泛滥，政府是弱小的。这是为何巴尔干的地缘利益关系高于其他欧亚大陆地区的原因。显然，这是一道障碍，它会对俄国或奥匈帝国以及部分欧洲联盟的长远战略利益造成无法挽回的破坏。如果巴尔干各国合并成哈布斯堡君主和它强大的北方盟友的实际保护国，那么奥德影响力就能迅速扩展到土耳其海峡。1913年土耳其的一场政变，使其加强了同柏林的关系。德国和奥匈将会赢得一场兵不血刃的大捷。它们的一大批附庸国会围住俄国，紧紧扼住它在黑海与地中海之间的商业渠道，并且使俄国人永远无法统治梦寐以求的君士坦丁堡。诺曼诺夫王朝的威严像石头一样风化，如果在已扩张到西伯利亚的俄国庇护下，鼓动君主国的南斯拉夫反对哈布斯堡民族主义，那么奥匈的政治三角几何（德国人、匈牙利的马扎尔人［Mag-yars］和斯拉夫人［Slavs］之间的敌对情绪）就会在混乱中分崩离析。[2]东欧和中欧广大地区的衰弱将会摧毁力量的平衡，并且把一个实力削弱的德国暴露在战略包围的最黑暗的梦魇之中，其影响不容低估。1911—1913年在欧洲核心地带发生的异常事件，把大国在巴尔干半岛传统外交的错误路线扩展到欧洲中心地带，也将弱小的亚洲拖入了地震区域。

因此，阻止一个塞尔维亚暗杀者在波斯尼亚谋杀哈布斯堡继承人，从而避免引发大国间的武装冲突需要高超的技巧和善意。1914年6月危机源于奥地利人要求塞尔维亚人对纵容暗杀者的秘密结社予以道歉，并要求塞尔维亚人接受奥地利人对其内部安全的监督。塞尔维亚则依靠俄国的外交支持，拒绝这种半殖民地位。1908—1909年，在应对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Bosnia）时，俄国人被迫做出了一次有失尊严的让步。但是，1914年俄国在没有经历巨大的地缘政治上的失败，是不能让步的，即使国内出现了动荡不安也不能让步。当俄国和奥地利开始动员它们的军队以显示自己的决心时，其他欧洲大国仍坚持通过会谈方式解决争端是否显得极为急迫了。这是危机的关键时期，现在轮到德国人摊牌了。没有他们全力以赴的援助，维也纳政府将陷入对塞尔维亚和俄国的两线作战之中，从而迫使维也纳让步而使塞尔维亚得逞。俄国很快恢复了它在巴尔干的影响力。德国的参谋们高度注视着俄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俄国的“庞大计划”预计到1917年要将其军队数量扩充到德军的3倍），[3]这将会进一步打破大国在巴尔干势力的平衡。为了坚定它虚弱的伙伴的信心，德国给予维也纳全权、高效的议会否决权。但是这种方式只会加剧危机，降低和平的几率。因为如果德国被迫与俄国交战，它必须首先打败俄国的盟友法国或迫使其迅速中立，唯有这样，德国的军事力量才能全力以赴投入东部的消耗战中。为了恐吓法国，孤立俄国，德国威胁英国保持中立，承诺不支持俄国。一个月内，奥地利试图威胁一个处于无序状态的巴尔干，发展成为德国对全欧洲范围内霸权的要求。但是其前提是以丰富的想象力预料到法俄联盟破裂（法国不可避免的中立），英法友好关系走入僵局。随着英国拒绝德国的要求，一场席卷欧洲的战争实际上已成定局。[4]

六月危机反映出欧洲争坐全球首位的弱点是欧洲国家体系并不发达。这次危机是欧洲贸然扩张到巴尔干的结果。脆弱的多民族帝国和欧洲最小国家混乱的政局把一场政治谋杀变成了一场全面战争。欧洲力量的均势不足以应付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统治瓦解所造成的后果。战前，在一个敏锐的知情者看来，国际和平必须依靠公正和政治家与外交官的技巧。库尔特·里茨德（Kurt Riezler，德国大臣贝特曼·霍利维格［Bethmann-Hollyweg］的私人秘书）声称：“在一个紧密相联的世界里，战争的代价总是非常高昂的。”但是他又认为这些国家一定要表现出自信，因为它们的利益变得如此纠缠不清（漠然视之不再是一种选择），必须不断增加军备以显示它们的信心。在国家间的竞争中，也需要经常虚张声势：这种“过分吹嘘”导致了爆发战争的危险。[5]里茨德的理论是对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大国外交的一种有说服力的诠释。他的理论没有预测一场欧洲的“超级危机”，在这场危机里敌对双方都认为妥协意味着重大的失败，（更糟糕的是）当时双方都认为它们有取胜的机会，更不用说这场危机是目光短浅的结果：决策者们没有预计到一场全面战争的所有后果。

确实，在俄、法、英三个协约国与同盟国（德国、奥匈）之间的欧洲战争迅速演变为世界大战。到1914年10月底，奥斯曼帝国（出于对协约国胜利的恐惧）加入了同盟国，战争范围扩展到了高加索，英属埃及西奈半岛（Sinai）以及波斯湾——一个被海军称为英国湖的地方。在东亚，日本以英国盟友的身份加入战争，但是明显是带着占领德国在中国胶州湾基地，夺取德国在山东省的商业权益的动机。在西非、东非和西南非洲，以英、法、比为一方和以德国为另一方之间爆发了殖民地战争。这场战争是在海上进行的。德国的水面舰艇和（不断增加的）潜艇沿着以英国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航线发动攻击，以掐断英国用以维持战争所需的食物、原材料和军需品供应。英国也反过来发动旨在封锁德国经济、阻断其食品和战略物资在内的海外资源的海战。有证据表明，在世界经济已经形成和世界政治单极体系中，无论战争在哪里开始，谁都无法幸免于这场战争。

但是如果欧洲的战争演变为世界大战，最终还得由欧洲自己收场。到1915年底，任何一方要取得绝对胜利看来是不可能了。在西线战场，德国迅速占领了比利时和法国的部分领土。1915年的几场非决定性战役表明，一种以战壕对抗的作战形式导致了僵局的出现。法军和英军无法赶走德军；而德军也无法迫使法军和英军就范。东部战线的战争形式很简单。到1915年9月，德军和奥军已经迫使俄军退守到深入帝国内部的防线里（从里加［Riga］到切尔诺维茨［Czernowitz］），并且占领了他们称之为“Ober-Ost”（为德文Oberbefehlshaber der gesamten Deutschen Streitkrfte im Osten的缩写，意为东线指挥——译者注）的广大区域。[6]在保加利亚的协助下，德奥联军吞并了塞尔维亚，控制了一条宽广的通往奥斯曼帝国的走廊地带。但是没有西线战场的胜利，他们无法征集所有的人力、物力去征服俄国。因为俄国有无穷无尽的军事人力资源。在协约国阵线上，奥斯曼军队迅速恢复了在安纳托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的元气。更糟的是，协约国在加里波利遭受了惨重的打击。这块同盟国的软肋被证明像钉子一样硬。但是没有一方认为战争已经证明双方军事力量是平衡的，没有一方接受必须以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的提议。相反，双方都把希望寄托在寻找新的机会方面：动员更多的人和资源来取得突破或通过一场消耗战来摧毁敌人的意志。双方都默认战争期间的决裂已经表明战前秩序的瓦解。

结果，1916年标志着战争新阶段的开始。同时，它也是世界历史的新篇章。为胜利承担义务，无论怎样其代价都是建立在可怕的屠杀之上的。在凡尔登、在索姆河、在东线布鲁西洛夫（Brusilov）的进攻中，俄国人损失了100万人。随着损失的加剧，争取战后和平的前提条件变得愈加严峻。英、法和俄国同意瓜分奥斯曼帝国，把奥匈帝国分裂为民族国家，重建德国则以摧毁它的“军国主义”作为“永不再战”的最好保证。在德国方面看来，俄国的“威胁”是所有麻烦的根源。沙皇俄国的最终毁灭与战后安全的关系不大。在德国、法国和英国，1916—1917年新领导执掌了权力，承诺结束战争。但不久之后，有关和平的问题重新被搁置，通过打一场全面战争以改变力量对比的局面重又形成。为缩短战争进程而垂死挣扎，德国采取了无限制潜艇战。这成了美国在1917年4月加入战争的催化剂。现在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使欧洲列强的领土要求，与美国提出的贸易“门户开放”和美国人对国内和国外欧洲式帝国产生的敌意相一致。但是最令人震惊的是俄国君主制的突然垮台。

在所有大国中，俄国是对打一场全面战争准备最不充分的。它缺乏工业实力去保障它庞大的军队，需要西方盟友的援助。但这就带来了问题：随着土耳其封锁土耳其海峡，俄国能接受援助的港口仅剩下其遥远北方的阿尔汉格尔（Archangel）和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而它们都不是理想的港口。很多援助物资毫无价值地堆积在一起，即使有更多的物资送达，也很难说是否会对战局产生影响。俄国的铁路系统无法满足繁重的支援前线或运输食物和燃料以维持其战争经济运转的需求。战时所有的交战国，都纠集着艰难、焦虑和领导人不能带来胜利的不满，这一切导致了各国政治上的压力。俄国军事上的失败——人员的巨大损失、大片领土的丢失——是灾难性的。主要工业城市尤其是帝国首都彼得堡，物资的极度短缺摧毁了市民的道德和工厂的秩序。这种大规模的倒退将会动摇任何一个政府，而沙皇政权又格外脆弱。这个政权没有出现能引导政府去获得任何一点民众支持的政治领袖。对沙皇负责的部长都是官僚主义者，官僚多得人浮于事。选举产生的杜马有提名和废止权但没有能力赶走这些无能官僚。沙皇的法庭遭到包括失败者或背叛者在内的广泛质疑。随着不满的加剧，唯一可行的手段就是镇压。沙皇当局依靠警察控制人群和（基本上）军队的忠诚。1917年春，在彼得堡的一次群众骚乱中，警察和军队都垮了。这场骚乱仅仅持续一周就迫使沙皇退位，千年的沙皇君主制终结了。对这次起义，一位战争期间在俄国的英国历史学家说道：“它是无组织的和猛烈的。如果一具尸体倒下去，后继者被从它后面的一股推动力推着向前。这具尸体仍在人流中翻滚。”[7]

似乎首先是对杜马负责的领导人构成的新俄国，可能会获得爱国动力、公众的支持和政治力量去恢复战前力量，以继续战争。但是俄国的战争经济破坏得太严重了，不满已经在有组织的工人中深深扎根。因此经济无法迅速得以恢复。也许只有德国的崩溃才能挽救这个后沙皇时代的自由国家。6个多月之后，俄国面临着同样的群众骚乱、经济灾难和军事失败。但不同的是，没有沙皇所依靠的暴力机器来镇压。农民的艰辛与对土地的渴望瓦解了旧的统治秩序，绅士阶层被驱逐（或被谋杀），他们的房产被分割重新分配（到1914年，农民社区与个人已经占有3/4的可耕种土地，富农财产的增加又加剧了土地缺乏的情形）。[8]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0月发动政变，将政权交到一个革命政府手中。这个政府深知革命意味着俄国正退出战争，这是他们做出的对和平和支持农民反抗的承诺，以确保在争夺政权中夺取稳固的胜利。

1918年3月在布列斯特（Brest-Litovst）镇，俄国为和平付出了代价，在这里签署的和平条约，为从德国人那里换取和平，布尔什维克被迫做出了惊人的让步。布尔什维克要交出多数俄国西部领土，包括波兰、波罗的海各省和现在的白俄罗斯。俄国成为欧洲大国的显著特征迅即消失了。这就如丢失乌克兰一样令人震惊。入侵的德国人扶持了一个分离者的政权——拉达。俄国巨大的菜篮子（战前大量出口收入的资源），主要的玉米资源和主要的工业中心，被控制在德国的手中。《布列斯特和约》似乎是一个更大的戏剧性场面的序幕，德国把军事力量投送到沿黑海的所有地区，去“解放”俄国控制的高加索和甚至里海以外更远的殖民领土。并且，随着内战在俄国剩余土地上酝酿，俄国看来注定将失去对旧帝国以中亚和远东各省为中心的外围领土的控制。将欧亚地区铆在一起的巨大铆钉裂为两半。

事实上，俄国的内部分裂开创了欧亚大陆重新排列秩序的先河。它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是使德国人能在美国的援助成为决定性因素之前，从东线运送部队去击败法国和英国。在1918年3月至6月的大进攻中，德国人来势汹汹。当协约国军队为处于下风感到震惊时，英国似乎感觉到战争即将出现灾难性转折。法国和意大利（在1917年10月的卡波雷托［Caporetto］灾难之后，意大利军队从奥地利撤军）处于失败的边缘，这意味着英国（和美国）将从欧洲大陆撤退，欧洲大陆将被德国完全占领。俄国剩余的领土也不会存在，如果德国赢得战争，布尔什维克政权也不会持续太久。在奥斯曼盟友以及新的乌克兰和高加索朋友的协助下，德国将成为近东和中东的统治力量。它们将通过伊朗这个代理人，伸入海湾，使英属印度出现在德国人的视野里。伦敦无法确保在这种令人惊恐的局势下，日本不会以保护战争时期在东北亚的既得利益而倒戈。即使迎来和平，在这种背景下也是通过一场残酷的帝国主义战争取得的。欧洲充分暴露的险情使英国将愈发依赖它的美国盟友。不可预见的政治前景将使非洲的“南部英国世界”（一个形容英国重大战略的当代术语）、印度和澳大拉西亚（一般指澳大利亚、新西兰及附近南太平洋诸岛——译者注）可能不得不在某个时段成为一个巨大的武装军营。[9]

英国领导人推断，唯一能抵御德国全球影响的办法就是加强对中东的欧亚大陆十字路口的控制。从1918年3月起，小股英军被派去召集前俄国在高加索和中亚的附属国来抵抗德国—奥斯曼帝国联盟。另一支英国的“北方军”（Norperforce）被派往“北波斯”，去维护德黑兰的亲英政权。一旦人员从西线撤下、在印度增加军队，英军就将策划一场针对在巴勒斯坦的奥斯曼军队的新攻势。必须打碎奥斯曼帝国，强化英国在阿富汗和希腊之间大片领地的绝对权威，成了英国外交政策新的基本要素。这在1914年之前是不可想象的。[10]英国控制下的中东将和被欧洲瓜分的非洲一起，成为欧洲的依靠——虽然欧洲已经在大陆霸权和海上实力之间分裂（就像后来的1918年6月那样）。但是，在这次惊人的计划被妥善地付诸实施之前，军队开始向西线开进。

德国人试图发动一次倾其全力的进攻来打破堑壕战的僵局。但是，就像英法在1916—1917年那样，德国人发现维持战争的攻势已很困难，不得不选择了防御。除了早期的突破几乎将英法联军一分为二之外，到6月中旬，德国人的攻势已是强弩之末了。一次组织完善的反攻将德军赶了回来。在美军介入之前，德国人感到该撤军了。在8月初遭受重大损失和“德军的黑色之日”后，兴登堡（Hindenburg）和鲁登道夫（Ludendorff）的“沉默独裁”开始失去它的胆量。国内社会动荡的迹象，以及巴尔干和巴勒斯坦前线（在以色列北部古镇美厉多［Megiddo］，艾伦比［Allenby］打败了奥斯曼军队）不断恶化的战况迫使德国谋求停战。协约国方面，法国和英国深感美国由于持续的战争而影响力不断增长所带来的后果，因此并不谋求德国的彻底投降。当11月11日停战来临之际，德国的前线仍旧横贯比利时，把战争带入了下一年，这样就能解释这个交战年一个普遍谜团的原因：德军还没被打败，但是已经被国内政坛里的社会主义背叛者“从背后捅了一刀”，这说明和平决不是靠军事平衡取得的，也不是德国作为一个欧洲大国遭到残酷的不公平对待的根源。因此，德军在西线的全力挣扎已变得徒劳无益。确切地说，停战更像是第二次欧洲三十年战争的临时停战。

和平会议于1919年1月在巴黎召开，首次把解决德国与打败德国的四大列强联盟之间的和约条款列入首要议题。这些条款包括德国的边界、对战争的赔偿，以及德国对挑起战争的责任问题，但这是一项极为艰难的议程。最头疼的议案是在东欧、中欧和东南欧建立一套新国家制度，取代分裂的诺曼诺夫王朝、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伦王朝的帝国秩序。前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前景，旧沙皇在高加索和中亚的疆界，该地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混居问题也很急迫。在东亚，中国于1917年以加入协约国的方式参战，调解人面临着日本对德国在山东权利的索要（中国坚决反对）。可怕的现实是日本在东北亚大陆上的力量正不断增长，它已于1918年4月占领了海参崴，表面上作为协约国为防止俄国向德国屈服的干涉行为的一部分。四大国与日本，更关注的问题是是否允许日本统治后帝国时代的中国。将这些问题综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对几乎所有亚欧大陆国家进行政治重建的方案。与此相比，决定由哪个战胜国取代德国来管理太平洋和非洲的殖民地，更是件令人头疼的事。确实，这是一件棘手的事。[11]

在更重大的问题上，反对的几率出奇地高。除了战胜国的较量之外，和平是由巨大的不确定性组成的：俄国正激烈辩论红军与白军谁将赢得内战；俄国的革命政权会扩散到欧洲的其他部分吗？欧洲会同意预想中的新民族主义国家的边界吗？土耳其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种族声明能够互相融合吗？战时达成的英、法、意三国对奥斯曼帝国的瓜分能协调好吗？如果它们无法协调后果将如何？谁有理由控制俄国的前亚洲帝国？战胜国已经拥有绝对的军事力量实施它们期望的解决方式（它们可能已经同意这些方式）。结果是不同的。解除动员是迅速的，战争疲劳是强烈的，国内繁杂的意见很难制定出连贯的政策。一场政治纷争几乎引发动乱。一方面，当地领导人用各种激励方法来招募当地军队，并通过当地的方式来达到目的。给遥远的调停人及他们缺乏动力的机制造成一个既成事实。另一方面，民族自决的新意识形态被英国和美国当作法宝广为宣扬，并作为巴黎和会的主题加以维护，这对任何有说服力的民族主义而言，有多少认同感是难以确定的。多方面的证据充分表明，亚欧大陆旧帝国秩序已经被战争带来的变化冲走，革命的征兆几乎在每个地方表现出来就不足为奇了。

革命与帝国

到1919年3月欧洲统治的一场普遍危机正席卷亚洲的多数地方。3月10日，埃及的英国官员报告，因逮捕一个为首的民族主义分子萨阿德·扎格卢勒（Saad Zaghlul），引发了开罗的暴乱。几天内暴乱波及到三角洲各镇和上埃及。在暴乱镇压前，已经有1,000个埃及人死亡；政治动荡更难以平抑。四月初，在英国统治的印度发生了暴力动乱。在旁遮普省（印度军队的主要征募地），英国人面临着一次有组织的旨在推翻其统治的叛乱。英国人残暴的血腥反应在4月13日印度北部城市阿姆利则（Amritsar）事件中达到了高潮。将近有400个反抗者被军队射杀。在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部分地区被巴黎的调解人划给奉行扩张主义的希腊。因此，5月，爆发了在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一名战前“青年土耳其”成员和战时奥斯曼帝国将军）领导下的民族起义。在东南安纳托利亚，库尔德人（Kurdish）的反抗威胁到英国人在摩苏尔（Mosul）省不稳定的统治。在中东阿拉伯地区，大马士革（Damascus）是政治运动的震中地区，随着疑虑的增加，它正不耐烦地等待着大国对成立一个自由的阿拉伯国家的允诺。在旧沙皇帝国的中亚地区，巴什基尔人（Bashkirs）、鞑靼人（Tatars）、哈萨克人（Kazakhs）、阿塞拜疆人（Azerbaijanis）和穆斯林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在1917年俄国革命的影响下也开始了。最重要的是1919年五四运动，表明中国自1911年陷入停顿的革命重新开始了。北京的五四游行示威，其矛头直指巴黎做出的关于日本应保持在山东的势力的决定，标志着民族觉醒运动正在向更深层次发展。中国必须建立共和国而非王朝帝国的观点，已为所有受过教育的人接受。恢复中国的全部主权，终止外国（尤其是英国）的租界和特权以及接纳中国作为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成为新的中国民族主义的目标。这一切必然对在东亚和中国扩展领地或在中国拥有少量殖民地的国家产生重大影响。

这些运动以及其他类似的运动在1918—1919年无处不在。在多数情况下，这些运动要求对国家自治的权利，或者至少要求建立民族社会。对战时强迫动员（作为士兵或供应者），战争造成的种种困难和损失，激起了不满，扩大了民族主义力量的支持者。当战争结束或（就像俄国的事例）帝国的统治崩溃时，政治气候迅即达到狂热。这种狂热被恐惧和希望的复杂情绪所激发：对战时镇压和丧失自由的恐惧仍在持续；欧洲帝国秩序的垮台以及1918年协约国对自治的广泛宣传，使人们期望这是一个新的“民族的”时代开始的标志。为使他们的要求在巴黎获得认可，说服调解人纠正历史错误，以争取独立，是埃及、土耳其、阿拉伯国家、伊朗和中国民族主义领导人的主要目标，当丧失了希望之后，他们就会采用更直接的斗争手段。

其结果是复杂的。在埃及，短暂的群众暴动留下了一个政治动荡的乱摊子。一份英国调查将群众暴动的怒火归结于对战争的愤恨：通货膨胀、物资匮乏以及为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而征募劳工和牲畜。埃及的精英们则深深地疑虑英国打算在战争末期更全面地将埃及吞并进其帝国制度中去（埃及还没有正式吞并）。埃及国民党——华夫脱（或“代表团”）党被授权带着埃及的提案到巴黎和会，以赢得国际社会对这个国家在1882年前拥有的完全独立（或更好的形式）的支持。沉默而无礼的英国政府拒绝这次上诉，监禁了华夫脱党领导人以防止群众游行。罢工、游行示威和谣言的影响造成的恐慌，与社会分化造成的尖锐的社会矛盾相结合，引发了1919年3月秩序的失控。当这场暴乱逐渐平息后，它在政治上被一种更严重的愤怒情绪取代。英国通过埃及的部长和埃及君主（1917年更名为苏丹）控制埃及。它倾向于这种间接的统治作为减少冲突的方式，维护其既得利益，垄断对埃及的影响，绝对保证苏伊士运河——这条英帝国在东方的生命线的安全。因此，英国否认埃及获得“真正的”独立。但是1919年3月之后，没有埃及的部长会呆在办公室，除非英国承诺答应其要求。如果没有埃及的部长，英国会面临来自当地舆论各方面的完全反对：官员不合作；教师和神职人员公开进行谴责；在运输业和公用事业的关键部位工人罢工；甚至也许有他们最害怕的“爱尔兰式”方法——暗杀和恐怖活动。1919年3月到1922年2月之间，英国人竭力寻找一种能安抚埃及领导人的“温和”派，瓦解民族主义联盟的方法。只有当英国承认埃及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时候（但注定要在国防和外交政策上听从英国的“建议”），强烈的反英情绪才会逐渐平息。[12]

在阿拉伯地区，局势更加复杂。支持成立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力量是费萨尔（Feisal）和阿拉伯哈桑王族（Hashemite）成员（在奥斯曼时代神圣地方的世袭统治者）和叙利亚贵族之间组成的联盟。作为麦加哈里发（Sharif）之子，费萨尔1916年之后在英国的帮助和鼓励下，领导阿拉伯反抗奥斯曼帝国，他还希望在战争结束后成立一个阿拉伯国家。在1914年之前，叙利亚的贵族们已经领导了一场主张阿拉伯觉醒的运动，反对奥斯曼的统治。叙利亚从1860年起就被认为是阿拉伯人的故乡。[13]有理由认为费萨尔和叙利亚人都是可怕的，他们知道巴勒斯坦地区会被分割统治，部分区域要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他们还知道在1916年英法已经同意瓜分阿拉伯地区，将现在的叙利亚和黎巴嫩置于法国的监控下，将现在伊拉克的大部分地方置于英国监控下。更糟糕的是，有一点很快清楚了，在巴格达建立的新英国政权显然认为阿拉伯国家这个主意，往好处说其实是无关紧要的，往坏处说更是荒唐的。这个政权无意让巴格达的贵族们和他们在大马士革的朋友们建立共同的事业。费萨尔希望的是英国重心的改变：拒绝在一种松散保护的框架下建立一个或几个阿拉伯国家。英国允许在其完全控制之下由费萨尔在大马士革领导一个临时政府。费萨尔试图收买法国人，让犹太领导人相信他们的“民族家园”在阿拉伯政府领导下会很安全。但他的希望和外交都是徒劳无益的。到1919年底，英国人已答应撤出他们在叙利亚的部队，为法国人让道。在接下来的春季里，欧洲战胜国（美国除外）仲裁决定（以国际联盟最高法院名义），阿拉伯地区将被分割并被授予“委任统治权”，直到每个部分被认为适合自治。巴勒斯坦和约旦将归属英国。因此伊拉克的新国家将由三个迥然不同的省勉强地组合在一起。这三个省是：以库尔德人为主的摩苏尔；由逊尼派穆斯林精英统治的巴格达；南部什叶派穆斯林占主导的巴士拉。但是叙利亚将归属法国而且面积要缩小，会丢失黎巴嫩（单独被法国托管）以及南部英国托管地。在一场最后的反抗行动中，一个“叙利亚国会”聚集在大马士革谴责这种托管地，号召阿拉伯在作为国王的费萨尔领导下实现统一和独立。费萨尔临时组建的军队试图抵抗法国的占领，在1920年7月一场绝望的战役后，他迅速出逃流亡了。

如果作为一个自由的阿拉伯国家的“大叙利亚”梦想被从地图上抹掉，那么英法分治更不可靠。在叙利亚的反抗已经扩展到了伊拉克。一些巴格达的贵族们通过一个秘密社团与费萨尔的支持者保持联系。他们强烈反对战争结束后英国殖民地类型的统治。1920年6月，他们的政治不满产生了广泛的反响。在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山谷的乡村社区里，积压已久的对外国统治和征税的不满引发了一场暴乱。当英国努力遏止这场暴乱，调动越来越多的部队，花费越来越多金钱时，组建一个合适的阿拉伯人的政府变得越来越紧迫。温斯顿·丘吉尔认为（丘吉尔当时是殖民地大臣，负责阿拉伯中东地区，但不包括埃及），正在流亡的费萨尔是担任领导的最佳人选，看起来他有手腕和威望去把英国人行将瓦解的创造物归于统一。但是即使他能做到，那么以何种方式尚难以确定，因为伊拉克的命运是一个较大问题。1920年底，一个越发敌对的和好战的新土耳其国家似乎正从奥斯曼帝国的灰烬里崛起，并且在政治领域索取从前的地位。1921—1922年，穆斯塔法·凯末尔强行将他的土耳其共和国统治横跨了亚细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击碎了英国的双重希望，即一个弱小苏丹统治下的土耳其代理国和大希腊计划中将诸多西安纳托利亚变成“大希腊”的“爱奥尼亚”（Ionian）延伸部分。[14]1922年9月，凯末尔夺取了土耳其西部士麦那（Smyrna），随后在向旧帝国的首都康斯坦丁堡行进时遭遇到了一小支驻防在沙内克（Chanak）保卫达达尼尔海峡的英国卫戍部队。现在一场剧烈的危机迫在眉睫了。如果一场新的战争在英国和土耳其之间爆发，那么整个中东的政治前景将会陷入战火的熔炉里。[15]

数月之后，经过紧张交涉，于1923年6月在洛桑达成一项和平条约。条约承认土耳其是独立的国家，恢复康斯坦丁堡作为一个完全的土耳其城市（这座城市在1930年更名为“伊斯坦布尔”）。这项条约废除了欧洲势力对土耳其安纳托利亚核心地区的拥有权，也废除了外国治外法权的旧体系（the “Capitulations”），并使土耳其摆脱了战前债务政权的控制。该条约造成了人口交换，清除了土耳其的“希腊”基督教徒和希腊的“土耳其”穆斯林：预示着一种凶兆来临。[16]土耳其接受了土耳其海峡的非军事化，接受失去阿拉伯帝国，并且同意仲裁他们对摩苏尔的特权。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妥协。它反映出英国和土耳其双方都不愿继续武装冲突，俄国对这片区域的渴望在1920年之后不太明显（看下文），凯末尔对沿着战前改革者所钟爱的欧洲线上建立他的新土耳其国家十分渴望。这是巩固英法对他们新的阿拉伯托管地控制的关键时期，该条约使得法国腾出手来收拾叙利亚，挫败1925—1927年叙利亚的反抗，也使英国在伊拉克不受欢迎的存在成为可能。英国在此出售空军武器（帮助费萨尔），为的是保卫海湾出口和飞往印度基地的航线。然而，战后抵抗的规模在中东的历史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痕迹。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宣布自治被粗暴地驳回了。但是在埃及和伊拉克，英国被迫同意扩大当地的自治权并承认两国的独立声明（1922年埃及独立，10年后费萨尔的伊拉克独立），把这作为对英国控制战略区域——尤其是苏伊士运河控制的补偿，甚至外约旦也被迫交出它自己的哈桑王族的国王。除了分治的创伤外，阿拉伯中东地区还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战争中觉醒的泛阿拉伯意识还没有消逝，还有许多让这种意识成长的空间。欧洲的统治（主要是英国）只是浅显地根植于这里的社会和文化领域里。这种统治严重依赖地缘政治的偶发事件：随着德国的失势和俄国的孤立，大国间的竞争暂时中止。在一个萧条的年代里，欧洲的统治从贸易扩张或中东融入国际经济中获得了少许帮助。石油工业的增长被耽搁得太久（中东在1920年只占世界石油生产的1%，1939年只占5%，几乎所有的石油都来自伊朗西南部），以至于无法伺候一匹具有真正的欧洲帝国影响力的特洛伊木马。一旦帝国主义战争的短暂兴奋过去，英国或法国对一个阿拉伯帝国只剩一丁点儿热情了——特别是一个国家还要准备掏钱。[17]如果中东的分治是帝国的高潮，那么这股潮流扭转得最快，帝国时代是最短暂的。

土耳其和伊朗在1918—1923年之间骚乱最多、损失最多。两国面临着受辱沦为保护国的地步，土耳其沦为奥斯曼帝国占领下无足轻重的地方，伊朗沦为战胜国英国的附属国。两国必定会从骤然停止的外部压力中受益，这种外部压力在1914年之前几乎是无法忍受的。俄国和英国都无法在1923年之后积极介入土耳其和伊朗的内部事务；而是为国内的麻烦忧心忡忡。两位非凡的国家缔造者抓住了时机并抓住改革者在1914年之前梦想的时机来予以驱动。穆斯塔法·凯末尔（后来被尊称为“国父”[“Ataturk”]）在被摧毁的奥斯曼帝国安纳托利亚的核心建立了一个土耳其共和国，很大程度上“清除”了土耳其的基督教少数派。在凯末尔的共和国，保守的伊斯兰教是主要的宿敌。对一个现代国家而言，主要的任务是应对有企图的大国。关于服装（禁止戴让穆斯林虔诚地将头触地的无边红圆帽）、字母表（用拉丁形式的字母代替阿拉伯字母表）、教育（宣布在伊斯兰宗教学校［madrasas］的宗教教育非法）和姓氏（土耳其人被要求取得西方式的姓）的新法律，戏剧性地表现出穆斯林的认同感与世俗国家对国家公民所要求的忠诚之间的冲突。

凯末尔成功开展“民族的”运动赢得了对希腊人的战争，维护了土耳其的独立。凯末尔命令现役军队（和预备役）虔诚地忠于民族计划。他还继承了一种易于明白的现代行政结构，这种结构源于1914年之前奥斯曼的改革。在伊朗这种改革进程必然比较艰难，战争及其后果加剧了伊朗社会的冲突，几乎摧毁了德黑兰的中央政府。外国的占领（英国、俄国，随后是苏联的武装力量），独立的政府，民族运动，社会动荡和部落自主令这个国家陷于失控的状态。在这种绝望的情势下，1921年2月由礼萨汗（Reza Khan），一个哥萨克（Cossack）旅的军官（唯一由德黑兰象征性控制的正规军队）发动的军事政变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使礼萨有可能通过谈判让苏联与英国撤军。建立政权之后，他迅速采取了类似于凯末尔土耳其式的激进变革计划。如建立一支庞大的军队，粉碎首都以外的反叛和反对部落的目无法纪；兴建铁路和公路以扩大政府的影响范围。关于头饰（要求戴帽子和礼帽）、采用姓氏（礼萨采用“Pahlevi”的名字）、妇女废除面纱等，表明了礼萨的主要目标：恢复毛拉（伊斯兰国家对学者的尊称）的影响。面对抵抗，礼萨实际上成了一个独裁者。1926年4月，他加冕自己为伊朗国王。巨额的王朝资产及广泛的宫廷赞助都被军队和官僚用于加强他们的实力。礼萨已经把一个新帝国塑造得无比强大，这正是卡扎尔王朝（Qajars）希望的。做这些事情，礼萨能够不依靠外国资金或优惠条件，他明白外国资金或优惠条件会招来卡加改革的敌人。关键是财富的新源头，虽然礼萨（谨慎决定）不再控制海湾北部的英伊石油公司（Anglo-Persian，该公司英国政府持有51%的股份），但从他们公司在1913年之后百倍增长的收入中仍可获取大量财政收入。但是对他而言，正如凯末尔（1938年逝世）建立的共和国一样，经过他们非常娴熟的运作形成的地缘政治平静局面，遭到真正的考验是在1939年二战爆发以后。[18]

在这段诸多西南亚洲动乱的时期里，“伊斯兰”政治是一个显著的缺席者。毫无疑问，穆斯林认同感在巩固反抗外来控制的过程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民族主义运动在土耳其、伊朗、埃及和阿拉伯地区是非常世俗的。尤其是在叙利亚，从宗教层面看，基督教徒成了阿拉伯民族主义最热情的支持者。在远东和印度，伊斯兰的影响力扮演了一个更广泛的角色。印度的穆斯林，对他们在广大伊斯兰世界中地位的认同感在1914年之前急剧上升。英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由战争所引发的震动全面升级，因为奥斯曼苏丹（如果仅从名字看）也是哈里发，“（穆斯林）忠实的指挥官”。随着大量穆斯林士兵进入印度军队（很多人被派去同奥斯曼军队作战），英属印度政府迅速打击了通过穆斯林政治家、报纸以及一些大部分在战争期间待在监狱的印度穆斯林领袖表现的最温和的泛伊斯兰情绪。特别是从这个地区，当英国改革的承诺（在省内的事务中当选的印度领导人享有更大的权力）与威胁中止特殊战时权力和无限期阻止所谓的《罗拉特法案》（Rowlatt Act）继续生效相结合时，引发了强烈的愤怒。[19]这次反对镇压的抗议是甘地精心策划的。在首次领导的伟大运动中，甘地成为代表全体印度人的领导人。这次运动引发了1919年的暴力冲突，并间接导致了阿姆利则大屠杀——英国的戴尔（Dyer）将军因为城里的欧洲人被杀害而进行的凶残报复。[20]

甘地起初并不想联合印度的伊斯兰教徒。他是一个印度教徒改革家，他想利用一个更简单和有更多印度教精神的形式来制定一个旨在使社会改良和道德改善的计划。忍耐、贞洁、自我克制和谦逊都是甘地的思想。但是，正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在战前宣言《印度自治》里，甘地将这些美德与印度人的自治相联系。这些思想只能在自给自足的农村社区得以实践，印度一度是由这些社区组成的。因此甘地的理论站不住脚。这是一幕奇特的情景，即印度人的过去源于由英国官员们杜撰的历史。这对后来托尔斯泰（1910年去世）的写作和他理想的俄国农奴社区的景象，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力。但是在一个农村占绝大部分的国家里其感染力是巨大的。但是甘地坚持只有当英国的统治终结时，才能重塑印度的道德。这使得他的思想非常激进。英国的统治是一种工具，通过这个工具，西方的异域文化侵蚀着印度。推翻英国的统治是紧迫的——不过是通过道德压力，而非暴力。甘地想以一场广大的心理解放运动来结束印度人的反抗意志。因为印度人接纳英国人的统治，遵从他们的司法体制，采纳他们关于经济和政治的意见，照搬他们的教育和文化的形式。打破这种精神上的奴役，以印度的而非英国的方式重申自由，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Satyagraha，“真理的力量”）反对暴力是最明确的，是唯一一条能够迅速为印度赢得真正独立的道路。

这些思想脱离了印度民族主义政治主流的领域。印度国民大会党已经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争取到了自治。但是其领导人只是想接管英属印度，而不想破坏英国在农村社会的管辖权或是建立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乌托邦。他们羡慕英国的政体，如代议制政府和行政机构，并且将它们视为组成新印度政府的构件块——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国大党领导人绝不想完全与英国决裂，他们的目标是成为一个自治领（像加拿大），效忠于英国女王和大英帝国。他们视甘地的思想（甘地是卓越的受过英式教育的律师，他在英国和南非度过了人生中的20年。当他1915年回到印度时，已经46岁了）为奇思怪想，只有尝试后才知道它是无害的或有危险的。国大党领导人希望印度在战争中的忠诚能为其赢得政治上的回报。但是他们1918年的“改革”是极为令人失望的。他们几乎没有对国大党提出的有印度人部长在中央政府的议会制（按照“白人自治领”模式）做出让步。相反，他们鼓吹印度区域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目的（许多国大党领导人所认为的），用堵塞通往一个真正民族国家道路的手段，使行省成为主要的政治舞台。沮丧的改革令甘地的政治行为比直接方式看起来更具吸引力，这些方式的名声直到1919年被暴力和混乱破坏（多数国大党政治家是可敬的财产拥有者）。但是在1920年甘地发现了一条不同的赢得国大党支持的道路。[21]

其奥秘在于激起穆斯林首领在战胜国强加于奥斯曼帝国头上的和平问题上的愤怒。印度的穆斯林已经被奥斯曼的失败和这个最后的伊斯兰大帝国的分裂所震惊。他们关注着对伊斯兰圣地的监护：实际上，在耶路撒冷（Jerusalem）的圣地已经陷入英国的控制。他们被否认土耳其在康斯坦丁堡的统治计划激怒。在他们看来，这是对苏丹/哈里发蓄意羞辱和对伊斯兰教作为一个世界性宗教权威的直接攻击。为给英国政府施加压力，这些计划的主要制定者发起了一场运动以调动起印度人的愤怒，反对基督教攻击伊斯兰教国王的权威和领地，攻击苏丹世袭信徒首领的办公室。甘地的反应是令人鼓舞的，他联系“旁遮普的错误”和“哈里发的错误”，号召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支持大规模民众反抗以便取得“在一年之内的自治”。穆斯林被鼓励进入国大党和选举代表去参加国大党的年度会议，结果是一场政变。有了穆斯林的强大支持，甘地迫使国大党保守派收回直接行动。他在一次群众运动中缴纳一笔象征性的会员费，成为一名精英政治俱乐部成员，并成为一名真正的平民百姓的代表。他将政治谈判转变为一部战斗的机器，对统治政府施压。

从1920年末到1922年初，随着印度国大党成为甘地的工具，他发动了一场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温和形式的战争。游行示威、抵制政府的法庭和学校、拒绝购买进口英国货和反对政府已提出的改革（包括在省一级分享权力），组织了“不合作”运动，旨在取消英国的管理权。与到处都是骚乱以及逐渐陷入大规模混乱的威胁巧合的是，不合作运动对英国统治者来说是警报。但是他们最害怕的是在某地运动中的伊斯兰因素。哈里发的宗教吸引力造成了穆斯林的云集，伊斯兰阿訇影响力增加，以及伊斯兰狂热的陡然剧增会无法控制地扩散到警察和军队里——两者都有太多的穆斯林。[22]事实上，甘地的运动达到了沉重打击的高潮。1921年部分印度南部贫穷的伊斯兰教佃户掀起反封建的骚乱——莫普拉起义（Moplah，印度马拉巴尔伊斯兰教徒别称莫普拉——译者注），以10,000条人命的代价烧毁了北部印度警察局，杀死警察22个人。鉴于不合作运动失控的迹象，甘地取消了1922年3月的斗争，不久他被投入监狱。数年里，大规模参加国大党的行为逐渐减少，哈里发运动遭到了相似的命运。1924年，哈里发的办公室被穆斯塔法·凯末尔的世俗土耳其共和国而不是英国给废除了。穆斯林-印度教徒联盟为了赢得印度自治，却失去了它的正当理由。伟大的甘地实验似乎以一阵抽泣而告终。

英国人当然希望如此。但是革命时期在印度的政治中留下了一笔巨大的遗产。首先，它表明英国统治可以被一次有组织的跨越次大陆的大规模运动挑战。不合作运动的失败沉重地打击了甘地的亲密门徒。这意味着控制这样一场运动和保持它的势头是多么艰难。但是，在他们看来，英国现在绝无把握面对新一轮大规模行动，侵蚀他们的威望，瓦解属于其统治系统的印度士兵、警察、公务员和当地贵族的忠诚度。的确，在接下来的25年里，对重复事件的恐惧左右着他们的政策。其次，甘地对英国统治的打击已经成为一次意识形态上的胜利。许多印度的民族主义者还被英国人创造的代议制度深深吸引。甘地的成就在于说服了一大批人成为他的民族主义形式的新的潜在支持者。民族主义的社会和道德内容将迎合印度广大农村群众的需要和愿望。并且印度的问题要求用印度的答案来解决。简言之，他创造了一种印度而非“英属印度”的民族主义。最后，（部分结果）甘地使民族主义和国大党——一场大众阶层运动吸引了农民、妇女、工人、森林和山中的“部落”人民以及不可接触者（贱民）。当然，大众利益的多少和国大党成员的规模可以上升和下降（正如他们1922年后所做的那样）。但是甘地信徒的骨干追求“乡村提升”或促进甘地的教育和卫生计划，形成了一张摩拳擦掌的积极分子的关系网，并等待着下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们关注着机会的到来。[23]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是赋予埃及的那种象征性的自治仍旧是遥远的展望。甘地已经严重动摇了英国的自信。但是英国统治的“钢架”——军队、警察和官僚机构——以及它的数万忠诚的印度仆人，还未动摇。甘地十分忧虑地去弥合宗教和社会分化，造成了一个广泛的民族主义联合阵线去反对外国的控制，这成为不久之后政治行动的实际基础。中国则不同。1919年到1922年之间，中国反对所有不平等条约。中国领导人成功地重申了在1890年之后遭到掠夺的全部主权。他们在新国联法庭，国联的程序委员会上为中国赢得了一席之地。通过拒签《凡尔赛和约》（由于山东条款），他们最终在1921—1922年《华盛顿条约》中促成一份有关东亚的新协议的签订。他们甚至实现了在1914年之前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一项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计划——赢得关税自由权，废除治外法权，（逐渐地）关闭在中国土地上数量众多的外国租界。中国反抗一个全球的秩序，在这个秩序里帝国是比几乎非洲-亚洲的任何地方都要完整得多的典范。[24]

当然，部分的原因是虽然西方在19世纪侵犯了中国的独立（一些西方国家拥有治外法权，包括美国、巴西、秘鲁和玻利维亚），但中国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以减少在1914年之前关键的10年里的半殖民地程度。相反，必须把中国转变为一个民族国家（不是一个王朝帝国），建立一个表达人民意志的共和政府，以令人震惊的高速度被受教育的阶级所接受。1919年5月当时中国对山东的声明在巴黎被驳回时，中国人情绪的爆发表明这种新型的爱国主义还在增长。五四运动开始于北京的学生中间，但它迅速变成一场更广泛的反抗，争取商人和工匠加入游行示威和抵制的运动，并且扩大到首都以外。这生动地表明外国商业利益可以被群众的愤怒严重破坏，并且愤怒的人群会从新兴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华丽言辞中取得行动暗示。但是这种新的群众情绪并没有传递到一个强大的民族政府那里。1919—1922年之间，中国在广东有一个和北京一样的政府。北京政府是各个派系操纵的工具，它的命令难以越过这个城市的城墙。[25]在中国的很多地方，真正掌握统治权的是各省的督军，即军事指挥官或（用一个充满敌意的翻译）“军阀”。[26]到1922年，这些充满敌意的省老板和他们的派系小集团挑起了内战。这场内战始终左右着中国的政局直到1928年蒋介石占领北京。对中国独立主权国家地位的热情支持和庄严承诺，在《华盛顿条约》里变得有些令人疑惑。如果有变故，后帝国时代中国的内乱看来要引起众多外国列强的干涉，比1914年前干涉中国的列强还要多。

外国列强的干涉似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必然要发生的。1915年1月，当欧洲陷入巨大规模的冲突时，日本人向中国政府提出了著名的“二十一条要求”，在日本军部的文件上压有“机关枪和无畏级战舰”的标记。[27]“二十一条”的提出是日后日本进一步提出不平等条约的母本。中国被迫同意日本人取代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扩大日本这个世纪在满洲的特权和租期，在没有征得日本同意的情况下不借贷外国资金开发福建，采纳日本“在政治、财政和军事事务上”的建议。[28]日本人的条件，几乎把中国变成了它完全的保护国。中国政府没有盟国和武装力量，只能屈服并签订了条约。这项条约为日本打开了迅速侵入华北和增加北京政府对东京贷款依赖的道路。沙皇的倒台及其帝国的分崩离析更证明了日本的优势，英国和美国都不愿在这个战争时期去挑战东京。当它们同意干涉西伯利亚事务以阻止俄国陷入德国的控制时（1918年3月《布列斯特和约》期待的结果），日本提供了最大的武装力量，并期待着获取最大利益：深入扩大它在亚洲腹地的影响。这就是1919年随着战时东亚力量巨大消长而形成的山东决议。随着中国分裂（1917年出现对抗的广东政府），以及各省的头目得到日本的支持，中国似乎成为一个广大的非正式帝国的一部分，它的中心在东京。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的政局与东亚大国冲突关系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一致性。事实上北京无法将它的意志强加于各省督军头上。不过在“权力恢复”问题上存在着一些怀疑，智力精英（以北京的新大学为中心）[29]的民族主义计划博得了中国沿海港口城市的广泛支持。这就是五四运动的意义。到1920年底，北京已经废除它战时敌人德国和奥匈的治外法权。布尔什维克政府已经宣布放弃俄国的权益。接下来，北京很可能会继续谴责条约大国的特权，包括英国、日本和美国。[30]可以预见运动在上海和其他地方一样造成轰动效应，要防止外国人在华的利益和财产免遭随后肯定出现的大众示威和抵制外国货引起的损失是非常困难的。到目前为止，争取北京对渐进改革的支持是较安全的。英国和美国以一个附加条件同北京达成协议。它们已经惊恐地关注日本实力的增长，不相信引导日本政策的“军国主义集团”。[31]整个1920年它们迫使日本政府在一个国际财团里集中它的商业特权，并反对它“越过长城”在满洲攫取特殊地位和权益。[32]东京惧怕和愤恨英美的压力，但是日本领导人也不得不改变在东亚的路线。日本人面临着国内的动荡，这是战时经济紧张的结果。[33]对西伯利亚的远征有得有失，极不得人心。[34]没有了旧俄国的威胁，日本甚至更难以调节其行动。在朝鲜，1919年一场独立运动虽然被残酷地粉碎了，却迫使它更需要政治上的稳定。[35]日本人同样有西方人的惊恐，中国反对外国的情绪也许要失控，他们的商业利益蒙受重大损失，特别是中国人对他们纺织品出口产品进行抵制。[36]安抚已经是压倒性的需求。

其结果明显体现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条约》的主旨上。西方列强和日本保证中华民国的独立和完善。平等条约修改了某些条款。没有大国（在中国）寻求任何特殊权益和特殊待遇。中国似乎已从陷入混乱的19世纪90年代的痛苦中恢复了民族尊严。但是改变国家地位的革命并未终结。从1922年开始，外国在中国的利益面临规模不断增长的激昂的民族主义的挑战。二次革命从社会和政治上使华盛顿条约国缓慢地为恢复中国的全部主权制定时间表。革命的中心是广东，华南的大都会。广东曾经是反对清朝的政治中心。广东人，被称为中国的顽固分子，是“中国的爱尔兰人”（这不意味着赞扬）。[37]广东离香港不足80英里，香港为广东提供它的外港和一个在帝国时代持不同政见者的天堂。这里是孙中山在1911年之前艰难地创建他的革命政党，即后来的国民党（KMT）的地方。[38]但是若没有广大的支持者，孙中山很难利用商人和工匠不断增长的对新的军阀（他们很多是军人）榨取和压迫人民的敌对情绪，这些军阀将旧帝国体制下的官员、学者推到一边。孙中山也无法求助于知识分子阶级（包括青年毛泽东在内的一类人），因为他们强烈地怨恨被军阀和士兵取代了权力。1922年，孙中山被一个军阀集团驱逐出广东。但接下来的3年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这是因为1923年孙中山与一个从布尔什维克俄国派来的代表团定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协定。他接受了苏俄提供的军援和一批苏联顾问，[39]按照列宁主义模式重建国民党，并且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CCP）合作。国共开始联络农民和城市工人，建立广泛的基础。[40]有了党的军队，国民党至少有了对抗军阀和建立新国家的手段。[41]

1925年是中国革命年。这年开端对国民党很不利，它丢失了对广东的控制（暂时地）并且其领导人孙中山过早地逝世了。但是5月30日的上海紧张的劳资关系引爆了暴力冲突，英国警察在国际协管区对一队游行示威的中国人开枪，射杀了12人。一场巨大的反抗浪潮席卷长江流域，并沿着海岸线到达香港。6月23日，更严重的枪杀在广东广州的欧租界里发生了。香港组织了一场广泛的罢工和抵制英货的行动，直接挑战英国统治当局。国民党现在以自身实力高效地领导运动从而获得了新的信任。苏联的支持，反对外国的大规模运动和北方军阀的混乱，陡然打开了在一个发誓驱赶所有侵略者的民族政府领导下重新统一中国的道路。[42]1926年6月中国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发开始“北伐”，目标直指北京。到当年年底，国民革命军已经到达武汉这个华中重要的十字路口。南京和上海在国民革命军的掌控之下。中国有名无实的主权（在华盛顿会议上被盛赞）已经成为令人注目的事实，对英国而言，它的利益在旧秩序中是最大的，面对新的竞赛，在成为靶子前从最易受攻击的地区撤退。[43]外国（日本和西方）在上海（条约中最大的港口城市）的存在的前景如何？引起广泛的猜测。

对这场革命的故事和战争之后的帝国有一个奇怪但重要的结尾。对于很多北部亚欧国家而言，俄罗斯帝国的命运是最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其在1918年骚乱中的瓦解。随着沙皇统治的垮台，以人民为目标的、被列宁称为“民族监狱”的地方有了一丝希望。在乌克兰、高加索和中亚，俄国完全独立的区域里，各少数民族相互争权夺利。在利益面前，他们掌握了有利的机会。1918—1919年，布尔什维克正为了生存在内战中挣扎，加之布尔什维克的主张迎合了以俄国解放为目标的民族主义者的口味，他们视布尔什维克为反对沙皇独裁统治的同盟军。列宁自己在他的战时宣言《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Imperialism: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1916年）中声称，殖民地的自由是摧毁欧洲核心地带资本主义的关键的第一步。1917年之后，布尔什维克发现在他们占领的国家里，革命的原则居然与自身利益相一致。他们非常希望避免高加索和中亚穆斯林泛伊斯兰情绪的威胁。还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日本扩张的恐惧以及抵制英美在东亚前线的影响，成为1922—1923年莫斯科干预的原因。首先在华北，然后在更有利可图的民族主义的华南。[44]

然而，就像他们之前的诺曼诺夫王朝一样，布尔什维克很快明白了如果不控制欧亚国家和俄国的战略疆界，俄国就没有安全可言。为了在内战中打败白军，他们动员了超过500万人的军队。[45]红军将革命斗争带入中欧的尝试在1920年被波兰人阻止了。但是莫斯科重新获得了对大部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控制。这些地区曾经在《布列斯特和约》中被夺走。在伏尔加地区，莫斯科对巴什基尔人和鞑靼人的独立感到欣慰。中央的权力在1920年被强有力地恢复了。[46]在中亚俄罗斯人聚居区里，许多人是铁路工人。他们试图反抗当地的穆斯林上层集团以恢复40年前失去的自由。但是决定性的因素是红军在1920年2月和9月分别占领了希瓦（Khiva）和布哈拉（Bukhara）。尽管“巴士马奇（Basmachi）”斗士于1921年发起了一场游击战，但他们还是失败了。在高加索，莫斯科起初小心翼翼地行事，它不希望疏远土耳其或伊朗，两国都是反对英国在中东影响力的潜在联盟。莫斯科缺乏军事力量去征服一个分裂的地区，并且面对一个不幸的格鲁吉亚政府。莫斯科1920年才承认格鲁吉亚的独立。但是到当年底俄国的战略变得更加有利。战争末期英国的势力正逐渐从它的高水位线消退。[47]由于担心土耳其的复兴，亚美尼亚人放弃了独立而赞同俄国的保护。接下来的一年，出于类似的缘故，格鲁吉亚人做出了同样的决定。到1921年底，莫斯科成了沙皇的旧高加索各省的主人。然后在1922年随着日本从西伯利亚撤退，俄国恢复了对1860年之后从中国抢来的太平洋沿岸领土的控制。俄罗斯帝国又回来了。[48]

这个惊人的恢复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托洛茨基的红军高超的军事技能。同样关键的是，在组成欧亚内陆地区的广大地理区域内，没有竞争对手可以与莫斯科能动员其欧洲部分的人力和资源相匹敌。但是，为了赢得所有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缺乏能力和意志去恢复战前俄罗斯帝国的力量。在1918—1923年的政治挫折中，内战、外国干涉、经济崩溃、农民反抗、军事灾难以及实际上的国家机构腐败，糟糕无比。列宁坚持认为在旧沙皇帝国，非俄罗斯人的忠诚，必定会被政治上的特权和展现他们民族志向的同情所战胜。运用此种政策的人就是各民族的代表——一名格鲁吉亚侨民约瑟夫·斯大林。斯大林是参加过边疆战争的元老以及“草原政治”的大师。[49]在他强有力的手腕下，民族政策成为结束较大纷争的手段。“在四年内战中，”他后来告诉列宁，“因为外国干预，我们被指责表现出莫斯科在民族问题上的自由主义。”[50]莫斯科限制像在中亚俄罗斯聚居区所发生的沙文主义。[51]随着边疆各省（如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结束了它们短暂的独立，它们在自己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领导之下，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新形式出现。较小的臣民民族也被允许他们成立单独的共和国和自治区域的承诺所安抚。他们的领导人是当地人。他们拥有“文化上的自治”，以促进他们自己的语言、教育和文化发展。他们自由建立国家。当然，斯大林提供这种自由的意图是削弱主权。自治的共和国不能有外交关系。“民族共产主义者”要高度服从布尔什维克的事业。事实上，当苏联各民族人最终融合为一个单一的苏联人时，布尔什维克党的国家将成为一个新的“帝国党”。1922年末，斯大林发出了严重警告，即边疆共产党“拒绝理解独立的游戏是一场游戏”并试图把游戏变为现实（英国抱怨埃及的回声）。[52]边疆共产党甚至想拥有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斯大林迫使所有新的苏维埃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列宁予以拒绝。1924年苏联新宪法保留了由各平等的国家所组成的苏维埃“联盟”。莫斯科驾驭各成员共和国之上的权威是共产党一只看不见的手。但是民族原则，危机的产物，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了苏联制度上。

世界秩序的断裂

到20世纪20年代中叶，在经历了巨大的动乱后，看上去似乎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朝着更加稳定的政权迈进。而部分反对一战前“国际无政府”状态以及深受西方殖民者殖民统治的国家，把国家联盟视为新的开始。殖民帝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已经具有世界意义。国际盟约能够约束其成员国，反对侵略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长期的殖民争夺战争结束了。德国失去的殖民地和奥斯曼失去的部分省份被国际联盟委任统治，受联盟监督，经济上对各国平等开放。对于它们来讲至少有部分希望实现早期自治。联盟本身也有其伟大的梦想：整个世界都能分享自由价值观念，并且法制的国家模式能够不可阻挡地从欧洲传播到欧洲附属地（如拉丁美洲）乃至欧洲以外的世界。[53]

很多人期望联盟能够像欧洲古老音乐会一样步调和谐，从全球范围来看自由民主已经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就如同音乐会一样，处于主宰地位的永远是那些较大的国家。拥护者认为，国际政治比战前更加全球化是国际联盟存在的关键。国家之间关系应该更加密切，不再侵略他国，价值观念（尤其是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可以更加广泛地传播。对于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联盟来讲有一件事情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所有的君主政体必须加入联盟并且遵守联盟规则，当然这种做法是史无前例的。

事实上，战后世界在20年代已经被划分成四个地缘政治区域，其中最大的当属由英国和法国主导的松散的国家联盟，其成员国主要是欧洲和拉美国家，当然也接纳了中国和日本（1933年退出）。起初俄罗斯和德国均没有被邀请加入，但随后两国亦都相继加入了（德国1933年退出，俄国1934年加入），美国则未加入国际联盟。除欧洲之外，国际联盟也扩展到英国和法国的附属国以及少数殖民地国家，如荷属、葡属殖民地等，而拉丁美洲仍然处于半脱离的状态。联盟凭借英、法强大的海军和陆军对维持和平，防止侵略发挥着作用，但是它们仍然需要欧洲的稳定，关键要保证法德友好和平才能实现。根据1925年《洛迦诺条约》，法德达成了互相尊重边界划分的协议。看上去欧洲进入了一个由英、法、德、意主导的和平处理欧洲事务的新时代。一个受到支持的同盟应该把恢复战前的繁荣作为首要的任务，但是在近十几年的时间里四个利益集团摩擦不断，甚至为剧变埋下了隐患。英法出于对德国的恐惧，没有阻止意大利占领同样是成员国的阿比西尼亚（Abyssinia），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标志着以欧洲为中心控制的世界秩序的崩溃。

在第二个地缘政治区域的美国，拒绝加入国联初看令人费解，因为国联宗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观点。美国早在1914年就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力量了，它已经建设或者正在建设一支强大，至少和英国相媲美的海军，同时美国的海外经济利益范围也迅速扩大。1914年，美国海外投资达到48.2亿美元（大约10亿英镑），略少于其海外借款（海外借款大约50亿美元）。到1919年的时候，美国财政收入出现大逆转，实现收支顺差100亿美元。10年之后，美国对外借出350亿美元，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54]其中绝大部分是借给了欧洲国家。1921—1922年，美国已经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在东亚地区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对于威尔逊的后继者来讲，美国的力量通过国联才能创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可以预期，在美国主导的新秩序下，欧洲帝制瓦解，贸易自由，联盟威胁美国利益的行为将被禁止。但是美国被一种恐惧感打败了，他们担心加入国联会破坏美国的自由甚至削弱美国的力量。参议员博拉（Borah）说，国联作为维护英帝国利益的工具，是英国外交政策的最大胜利；参议员诺克斯（Knox）认为，联盟盟约可以将未来战争卷向世界大战，到那时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卷入欧洲的政治旋涡中去。威尔逊政府评论家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警告说：“到时美国的海军和陆军将可不避免地被其他国家拖入战争。”[55]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像卡伯特·洛奇那些希望美国成为世界强者的人，反对美国加入国联，还有像博拉那样认为外国的纠缠是对民主威胁的人，也反对美国加入国联。对“强权”学派而言，国联是一副阻止美国扩张的镣铐，并能够将美国困在以英国为主导的欧洲体系之中。也有许多专家宣称：美国在国联之外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经济力量可以取代领土控制。当测试世界实力的时候，美国未来真正的优势是靠华尔街的银行家，而不是靠日内瓦的外交家。[56]因此不加入国联并不意味着美国走向孤立。美国人的生意遍及欧洲、南美甚至亚洲，好莱坞领导的美国文化传播得更广。[57]美国领导者倡导世界和平的思想，希望通过同英国合作遏制海洋的军备竞赛。但美国的想法实际上是一厢情愿的，它期望变革现在的世界秩序，而不是有助于其保存下去。因此，它拒绝将美国等同于世界强国中的普通一员。这反映出美国中产阶级的疑虑，外国的承诺是有风险的，外国往往是不怀好意的。结果，美国像对待敌对的，有时又是友好的势力一样对待国联。第一个危险的信号是1922年为建立商业壁垒通过了《福德尼-麦坎伯关税》（Fordency-McCumber Tariff）。在1931—1932年中国满洲的危机中，美国本能地反对大国集体行动。[58]因此，交战的年代并没有成为“美国世纪”的前奏，而是造就了一个僵局的时代。美国领袖对这个世界不满意，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开始，他们更加不满了。但是他们对如何重塑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实际的想法，也不考虑与其他列强合作，连英国也不在合作的考虑范围。[59]

第三个地缘政治区域中实力强大的是俄国。到1922—1923年，除了波兰、芬兰及波罗的海地区，布尔什维克政府已恢复了沙皇时期在欧亚内陆的控制。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新苏联保持着对所有外交关系的严密控制，莫斯科通过共产国际这一名义上自主，实际上是苏联政府的一个机构，竭力推进“世界革命”。基于战略原因，这些努力在20世纪20年代集中在中国。与此同时，为了恢复经济，苏联对西方进行开放。在斯大林的统治下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实现了工业化，这意味着高度依赖进口机械，外债膨胀程度达到了战前水平。但是苏联和国联间没有任何和睦可言，苏联领导人总是把伟大的联盟国家作为意识形态的敌人，并认为其注定要灭亡。与此同时他们扮演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实验的角色。斯大林的五年计划并不打算扩大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而是放弃其份额，其目的是创造一个苏联党和国家得以确立的基础——无产阶级，并提供革命手段推进革命。事实上，1932年苏联已后退到一个极端专制的社会。国外贸易骤降至其1913年价值的1/5。[60]

斯大林推行的基本上是一种妄想而偏执的防御型外交政策。其最高的目标是确保苏联领土安全。他在1937年的一个晚宴上说：沙皇俄国过去做过许多坏事，“但他们做了一件好事，创造了一个从莫斯科到勘察加（Kamchatka）半岛的巨大国家。我们继承了这个国家，我们，布尔什维克人第一次使这个国家团结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61]而斯大林清楚地知道，俄国的凝聚力是不足以引为自豪的，他充满焦虑地封锁了苏联的边境。1930年后，边境人口无任何借口被粗暴赶走。[62]斯大林担忧来自日本的袭击，当他重建陆、海军力量时，竭力安抚日本（将满洲的铁路卖给日本）。[63]但他更担心来自西方的袭击，失去西面的波兰及波罗的海，急剧削弱了俄国的战略地位。更不用说同不可靠的邻居乌克兰的关系。苏联的政策最重要的是保持同德国良好的关系。与德国的经济和军事合作在20世纪20年代是比较密切的，希特勒力量的扩张迫使斯大林对其重新定位。斯大林参加了国联（1934年）并同法国签订协约，然而，他优先考虑的仍然是避免同德国破裂以维护苏联的安全。斯大林不信任联盟的动机，并没有同国联结盟的紧迫意图。在欧洲（通过变相地介入西班牙1936—1939年内战），在东亚（通过武力帮助国民党），斯大林都在单方面活动。

第四个地缘政治区域是东亚，东亚在战后被英国、日本、美国分成三部分。东亚的命运相当明朗，这是一个争夺激烈的地区，在这里既不是国联也不是任何强国可以实行切实的统治。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英国（尤其在东亚拥有最多的利益）处于防守地位。英国担心民族主义的反抗会把他们从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地赶走，甚至使香港成为一个沉重的包袱。他们在1927年向上海派了一支军队，但又担心同国民党发生冲突。美国在中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利益（1931年美国在华的投资仅占海外投资总额的6%，远远低于英国的37%，日本的35%，甚至俄国的8.4%），[64]它更希望建立同国民党的良好关系，而国民党的一些领导人同美国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人热切地要把国民党从与苏联的交往中拉开，尽管美国对苏联反感，但为了国民党美国情愿去对抗苏联在北亚的主要敌人——日本。当日本于1931年占领满洲时，美国表达了强烈的反对，但没有诉诸武力而是希望东京的政客们制止他们的军队。[65]1931年英美关系的冷淡——部分是经济摩擦的结果，削弱了“华盛顿体系”在东亚的支持率。

1931年后，以南京为基地的国民党政府和苏联、日本帝国形成了三角对抗。南京政府在1928—1931年的内战中胜出，这一内战连同饥荒夺取了600万人的生命。[66]但国民党并未能以武力控制全中国（这是测试其统治是否有效的主要指标）。当中国人将满洲被占领的愤怒倾注到对日本扩大在华利益的暴力反抗时，1932年国民党武力抵抗了日本对上海的野蛮侵略。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国民党领导层于1928年（1927年——译者注）同共产党决裂，并将其驱逐出国民党。虽然国民党军猛烈进攻江西“苏区”，迫使共产党及其追随者进行了悲壮的撤退，但通过1934—1935年的长征，他们在中国西北部找到了新的根据地，共产党人在苏联的支持下生存下来，并开创了另一个天地。苏联在东亚行动的目的是：确保莫斯科的影响，避免中国共产党的崩溃，防止日本侵入亚洲的内陆或苏联控制下的中国地区。但是它受军事和后勤供应弱点的束缚，既仇视国民党，又（正如我们所看见的）害怕引起两线作战。

东亚的主动权掌握在日本手中，日本的强大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被西方列强所轻视，英国驻日大使在1924年说：“日本是一个弱国而不是一个强国。”[67]事实上，华盛顿体系禁止在西太平洋（包括英国在香港的基地）扩张海军力量（规定五国海军比例——译者注），这使得日本比1914年以前更难以受到海上攻击。东京的政策是避免同英美冲突，通过对中国军阀统治的控制，巩固其在满洲的地位。[68]满洲是日本朝思暮想的，它迷恋武力，靠武力建树自己的荣誉（军国主义——译者注）。满洲是它反对俄国整个地区的强大堡垒，并且其辽阔的边疆地区在经济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日本在满洲的非法地位，1928年后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因为南满铁路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摩擦——既有日本的商业株式会社，又有守护铁路的关东军。当关东军于1931年9月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满洲的首府沈阳，东京赞同这一结果。严重的经济萧条，同陆海军联合反对日本政府接受1930年伦敦海军大会规定的海军裁军条款，在日本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模式。[69]日本于1933年退出国联，通过炮制傀儡政权“满洲国”撕毁了《华盛顿条约》，因为国民党政府准备反抗，日本加快了侵入中国华北地区的步伐。[70]不确定的是战争何时开始，还有谁将参战，战争如何结束，它将对已经混乱的世界秩序产生何种作用。

战后建立一个国际体系，并通过这一体系列强能够处理它们的纷争，共同反对违反规则的国家，遭到了失败。但失败造成的影响可能被20年代经济的繁荣减轻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经济恢复了快速的发展，甚至比预期的更好。生气勃勃的世界经济使美国与欧洲的联系密切，美国鼓励德国自由主义的发展，消除日本的担心，在西方和俄国之间门户开放。到1930年，经济萧条出现的贸易剧烈收缩产生了相反的作用，受到冲击最大的是那些以初级产品作为主要资源的国家。因为进口的收缩，它们的采购减少了。由于市场衰退价格下降（下降幅度高达50%），主要商业国家不得不采取措施维护自己的利益。美国的关税本来已经很高，在1930年又提高了15%。为了维护英镑的价值，英国放弃了一开始主张的自由贸易在英帝国范围建立了关税壁垒。[71]苏联差不多同时从世界贸易中退出，这种非自由贸易最明显受害者（除去那些贫困的原材料和食品生产者）是日本和德国的工业经济。1933年后，德国的恢复是建立在拉动内需上，同时严格控制进出口，最大程度缩小出口规模。但它也依赖与其东欧邻居的贸易。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优先得到东欧的原料（事实上存在着德国的商业控制），成为纳粹恢复世界强国地位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72]在日本方面，其困境更为突出。日本不得不进口原材料和燃料（棉花来自印度，石油来自美国），以出口工业产品尤其是纺织品作为补偿，进口额占国内产量的比例为美国的3倍。[73]日本的主要优势在于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大型商业公司的高效率，以及巨大的服装生产能力。[74]这一切使得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其他工业国均面临严重困难时，仍保持工业增长，但它依旧对贸易障碍的威胁反应敏感（例如，作为其第二大市场的印度可能在1933—1934年向其关上了大门），价格下滑（如美国市场的丝绸价格），抵制日货（经常发生在中国的威胁）以及由于令人恐惧的社会和政治革命引发的整个经济突然混乱。急剧的货币贬值（将近50%）抑制了进口，作为一项富有侵略性的外交手段，日本努力为海外市场赢得出口限额。东京的目的在于在东亚建立一个“日元集团”，这是一个新的全球秩序形成的征兆。可以看到，在19世纪后期形成的“全球化”特点出现了明显的倒退，因为贸易有了政治色彩，国际贸易和生产量日益下降的悲观信念有所扩大，对重要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政治控制有了紧迫感。[75]

因地缘政治和经济分裂会产生巨大的文化回应是毫不令人吃惊的，甚至1941年之前西方创立现代化的自由主义运动，也不是未曾遇到过挑战。宗教思想家（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和受过教育的精英们（在世界的部分地区）都将其主张视为对现代化的挑战。有关技术革新、个人选择和公共范畴的西方思想，与新的传媒方式相结合而向内传播，成为同现代主要国家“上层文化”做斗争，以摆脱古老传统的文化方式。第一次大战是分水岭，它对失去自由的理解在思想和形象上产生了猛烈的扭曲。俄国是最极端的例子，布尔什维克主义新的统治方式，要求文化仅仅是政治革命的附庸，新的苏维埃文化意味着通过集体的无产阶级努力而非资产阶级自我主义，来实现技术的现代化，这是宏大的“非农民化”运动的一部分。[76]新的苏联人将以资本主义社会正在走向毁灭的坚定信念来欢迎科学和社会主义。1918年后，德国的自由主义文化在巨大的压力下出现了，这不是偶然的。左派和右派对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对社会凝聚力的腐蚀作用的憎恶，都是长期存在的。德国人主导的中欧产生吸引力的部分原因在于其提供了一条介于落后东方和过度商业化西方之间而到达胜利的道路。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被永久性地从新德国中分离出去，来自外界的破坏性经济危机催生了强烈的社会和文化危机。唯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才能挽救德国民族被国家资本主义的车轮碾碎，国家资本主义的冷酷漠视其真实性和归属感。这些看法在1929年以前广泛流传，并成为希特勒在1933年1月获得权力的机会。[77]

苏联和纳粹文化一致提出现代化是可选择的看法，它们都坚持因工业化而引发的活力，宣称技术是被用来服务于公共社会目的的，极力主张文化自给自足，排除外国的影响，都将西方描述为堕落、颓废，正在走下坡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失败，甚至不能达成一致计划来挽救国际贸易体系，更不用说发挥其作用，似乎是从左和右两方面验证了这些批判。当然，文化批判并不局限在欧洲。日本的工业化在20世纪30年代急剧加速（带着对女性劳动力的严重依赖），仓促的城镇化是来自乡村的生活压力。新的传媒影响（特别是美国电影）以及担心传统社会风气遭到破坏产生了极深的文化焦虑症状。[78]1930年后的事件似乎验证了西方的一厢情愿与东亚格格不入，国际秩序正遭到破坏。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希望得到西方支持的愿望，由于国联对日本侵占满洲的软弱回应，遭到沉重打击。在这里，同共产主义的斗争受到高度关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新文化”运动之后，更强调社会风纪，并恢复了对儒家思想研究。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国大党是主要的民族主义的传播者。到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对大英帝国的效忠在甘地主义经济独立的理想主义和甘地门生尼赫鲁提倡的苏维埃社会主义之间有了划分。宗教复兴主义（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中都有）和流行的甘地主义都提倡质朴、乡村式和神圣的理念，这种理念构成了对英帝国统治的冲突，因为它谴责外国侵犯了印度的道德秩序。出于同样的目的，非洲殖民地的基库尤人（Kikuyu），也明显表示担心殖民者破坏他们的社会和种族体系。[79]肯尼亚的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曾经在伦敦在伟大的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指导下学习人类学），在《面对肯尼亚》（Facing Mount Kenya，1938）一书中将殖民统治比拟为摧毁文化艺术的人，摧毁了肯尼亚文化的物质基础，破坏了唯物的欧洲人难以理解的自由和责任意识的进程。[80]

明白了这种艰辛的处境，再来理解欧洲海外帝国的命运就不难了，最多是不确定而已。马克思主义者，顽固的帝国主义者，甚至激进的自由主义者都从不同角度很早就预言了欧洲帝国主义的灭亡。[81]不需猛烈的打击，它不久将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崩溃。在左派兴奋的标志和右派忧郁的标志中间，帝国统治者们展现出周期性的信任危机。与此同时，预期的崩溃激怒了一些人，他们的脆弱，承受不了它产生的直接冲击——如居住在南非和中非的少数白人，或移居在上海通商口岸的外国侨民。[82]然而，“失去的统治”和“世界在反抗欧洲”这些热心的推测像汤姆·索亚（Tom Sawyer）的讣告一样为时过早。欧洲主要殖民大国——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以及比利时——的殖民体制显得出乎意料地牢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它们的帝国领土仍然保持完整。尽管那里的民族主义赢得了广泛支持，但要实现自由的突破是异常艰难的。1938年，在经过两年的战斗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几乎对印度的政治前景绝望。[83]真正的自由似乎依然遥不可期。

帝国得以存在，一部分原因是它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措施。殖民主义者不再采用代价高、不灵活且易产生反作用的高压政策，战后殖民地的暴动使他们尝够了苦头。与地方势力联合意味着产生更多的地方势力。1920年以后，英国便积极推行这一策略。他们放弃直接干涉伊拉克和埃及的内政，而是选择根据协约的条款来确定他们所谓的出色统治。[84]当然这不应被误解为是帝国默认其殖民统治的结束。英国的这种统治在印度尤为突出，英国人逐渐给予印度人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利，与此同时，他们认真修改宪法，将地方而不是国家作为人们政治活动的中心。当各地方的统治者专注于地方事务时，选民期望他们将精力集中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福利，而不是徒劳地寻求“立刻独立”。另外，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宗教和语言系统。他们的新任治理者不可能全力支持印度国大党，国大党由信奉印度教的北印度人掌控，是英国统治的主要反对者。在印度的两个重要省份孟加拉和旁遮普，地方自治政府由穆斯林掌权。1935年英国人将他们充满权术的自由主义发挥到更高的水平，允诺印度自治政府支配联邦统治。确保在政府中为穆斯林和贵族（联邦将“英国”和“君主般”的印度联合起来）留有大量席位的宪法规则，必定会抑制国大党势力的发展，甚至导致其最终解散。[85]

夸大殖民手段隐藏的阴谋是不正确的。殖民统治者冷静地期待殖民地的政治“运作”能确保帝国关键利益的安全：对当地资源的战略性使用以及对外交事务的排他性控制。这是理智的做法。直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法国与荷兰可以断定没有任何大国敢于冒险干涉其帝国内政。即使存在这样的大国，地方民族主义领袖也不会与宗主国一起与另一大国进行战斗，他们不会提高忠诚的代价。更糟糕的是，外来威胁的不存在导致殖民统治者随心所欲地采取高压政策镇压“极端主义者”的反抗。由于殖民政权拥有比1914年前更先进的情报系统，它们可以严厉打击“破坏分子”的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它们轻而易举地镇压了法属印度支那与荷属东印度的共产主义反抗运动。[86]殖民主义者可以运用的另一手段是分裂大多数殖民地社会。

殖民地政治中一个重要的悖论是其社会和文化变迁对民族主义的产生有着相生相克的作用。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殖民地疆界是人为划分的。殖民主义者将完全不同的地方和区域联在一起。帝国边疆的确定及其划分是由统治的便利、征服的方式或者分离的外交政策决定的，而不是为了保存种族——语言的统一或旧的贸易交换联系。当然，殖民帝国一旦开始成形，并宣称对其领土的统治权时，它开始倾向于与其宗主国同步发展。当甚至偏僻的地区也开始感受到远方政府的需求，并意识到殖民地首都的“政策”产生的效果时，它们的领导者和著名人士便有着强烈的动机来建立超越地方的联盟。只有遍及殖民地的运动才能给殖民地官员造成压力，并给在殖民地中心的决策者施加地方势力的影响。这种民族主义被两种重要的趋势推动。第一种趋势是在交通的迅捷、知识的传播（经常通过报纸）以及新式教育（欧式的大学和学校）的推动下产生的殖民地不同区域联系的不断加强。第二种趋势是接受当地的“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的政治观念，他们的政治观念不是殖民统治者的观念而是诞生于远在欧洲的宗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言论自由以及自治的权利成为印度国大党的这些民族主义运动最初最伟大的战斗口号之一（并且成为其他许多民族的模范）。原则上，殖民中心中灵活、老练并有广泛社会关系的精英以及地方名士，迫切地想在财政、教育、教徒或农业方面影响政府的决策，这意味着大众民族主义起步时刻的来临。当民族精英们一点一滴不断地从殖民统治者那获取政治力量时，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控制住地方民怨，不使其爆发。

这仅仅是理论，实践往往与理论有差别。殖民统治者将打击民族主义领袖的主张作为他们的任务，民族主义领袖的动机和权威性与传统权势如君主、地主、酋长以及首领相比，对殖民主义者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在战争年代，“间接统治”遍布英国控制的大部分非洲地区，“间接统治”是指将当地事务移交给首领及其追随者（“部落”）而不是选举出来的机构。[87]通过赋予有限的征税权和推广使用习惯法（将当地的惯例编成法典），间接统治将殖民地变成由不同种族联合体组成的松散联盟，殖民地官员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都能轻易地监视这些不同种族联合体。[88]这是民族主义政治发展的一大挑战，但还不是最危险的。更为严重的是“亚民族主义”的兴起，“亚民族主义”是在语言、宗教、种族或地位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团结，否认作为文化或政治统一体的殖民国家的统治现实。“亚民族主义”的产生是易于理解的。文化教育与印刷制品的不均衡散播，经济变化带来的不同冲击以及宗教信仰与信条间的尖锐对立，产生了一批经常反抗本土民族主义的“新”团体。印度就是其中的典范。诗人和哲学家穆罕默德·伊克巴尔（Muhammad Iqbal）在1930年12月对穆斯林联盟做主席演说时声明：“存在于……或大英帝国之外的自治政府，统一的北部和西部印度穆斯林国家的形成，在我看来是穆斯林，至少是北部和西部印度人的最终归宿。”[89]V.D.萨瓦卡尔（V.D.Savarkar）在他的小册子《印度教徒主义：谁是印度教徒？》（Hindutva:Who is a Hindu?）声称：“我们印度人不仅因爱……我们共同的祖先而紧密团结……而且因为我们都尊敬我们伟大的文明——我们的印度教文明。”[90]他驳斥了非宗教的印度民族主义的说法。“英国有一个帝国，”贱民的首领B.R.安贝德卡（B.R.Ambedkar）惊呼，“印度也有帝国。印度教不是帝国主义吗？效忠和服从于印度统治者的贱民不是受支配的种姓吗？”[91]甘地认为国大党是全印度的唯一代表的主张到20世纪30年代失去了可信度。在其他的殖民区，政治和文化觉醒预示着与本土传统统治势力分道扬镳，表达了保护自己免受传统势力压迫的强烈要求，人们抱怨传统势力过去的剥削，害怕它东山再起。对于缅甸的山地族人和法属印度支那的老挝人和谷美尔人来说，殖民统治者的威胁远不及当地的缅甸人或越南人。没有理由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土生的民族主义运动会在新的亚民族主义中保持其领先地位，努力不被镇压或遏制。人们害怕国大党会屈从于诱人的地方、阶级或宗教利益，这让尼赫鲁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感到非常沮丧。如果独立的机会被错过了，很可能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了，否则也是非常渺茫以至于不会变成现实。

因此，很难想象欧洲帝国的崩溃。事实上，拥有最大殖民地的英国开始倾向于加强殖民体系的巩固，有些殖民地越来越依赖英国市场（如阿根廷），或前所未有地感到需要英国的战略保护（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帝国在非洲、亚洲和中东大片地区的统治依赖于当地联盟的勉强默许，这导致僵局产生。殖民帝国失去了动力（在许多地方从来都没有强大过），力量的源泉也减弱了，目标变得不再清晰。但是殖民主义仍然“继续受到关注”。殖民地人民还没有找到走出由殖民者建造的迷宫的方法。通道的开辟将求助于巨大的外部冲击。

战争中的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是指通过同化其他民族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体系而把这些民族置于帝国统治之下。正如我们所知的，这不是欧洲特有的现象，尽管欧洲有时试图将其向前推进，它也不仅仅只有一种模式。有时它借助对广阔地区的政治控制，通过扶持一个傀儡政权来掩饰统治，有时通过对外移民进行统治。但是在欧洲向亚非推进的时候，这种方式却弱化了，通常它们会在势力范围内划分经济独占区，区内只保留与帝国相关的贸易和投资，但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一直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这种模式通常基于一种推行意识形态统治（文化开化任务）和文化统治的观念。统治者的物质和文化水平是远远高于被统治者的，然而这种傲慢和自大，这种文化帝国主义得到了生物学上种族优越论的无耻确认。对于19世纪晚期的殖民者来说，他们不太信任由人种血统建立的智力或者道德的发展观念，但这并非普遍如此。在法国和英国（与美国相反），所有民族平等的可能性在法律和官方意见中有正式的地位。

因此，帝国主义的统治目标和手段是经常变化的。在现代著名的理论阐述中，一位著名英国殖民主义历史学家指出，各地区不同的扩张模式，主要是由殖民者与当地精英的合作范围决定的。当英国殖民者利益需求超出当地精英可以提供的合作，就会出现正式统治而不会出现其他方式。[92]这种视野还可以拓展。怀有帝国主义侵略野心的国家，由于其扩张能力、自身利益扩大权益的机会不同而相差甚远。短缺的资本和有限的地缘政治影响刺激了帝国主义的扩张野心，但也缩小了其获得更大殖民地的可能性。争夺战的迟到者可能意味着在宣布占有之前到嘴的肥肉已被抢走了。在一个特定时期扩张的花销和承担的风险可能比任何利润都大。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19世纪80年代以后，除了欧洲国家间的无理冲突外，帝国主义的出现已经过时了。瓜分外交也反映出这个事实：利益最大的地方，如中东和中国，现存的殖民统治秩序不得不打破，没有哪一个国家有能力将其强行垄断。

历史学家对于19世纪末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感到迷惑不解，但是新型帝国主义的诞生并不是温文尔雅的，尽管它与20世纪30—40年代的野蛮扩张完全不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一战的爆发，使野蛮争夺达到了顶峰。在其后几十年中，未来的帝国主义之间的争斗显得比1914年更加激烈，它对国家秩序的威胁再也不像早期那样，通常把影响转移到控制比较薄弱的外部世界。下列三种现实加剧了武力争夺的倾向，减少了妥协的可能性。第一种是1930年后的经济危机的深度和由此引起的心理恐惧。第二种是各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共产主义、法西斯与自由主义之间不信任的鸿沟变得更宽。第三种是即将被包围的忧虑——经济的、种族的或者地缘政治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分化为彼此对立的两个集团不久即将变为现实。更为糟糕的是，对这种危机感觉最为强烈的德国和日本，最不可能支持各国势力均衡、维持旧的社会秩序，也不可能在1914年前停止殖民冒险活动。当然也不可能签订条约划分它们认为合理划分的现存世界。20世纪30年代的新殖民主义是忧虑的、无序的、缺乏安全感的世界的产物。

殖民主义以何种形式开始新的行动？最早行动的是德国。从希特勒掌权开始，德国反抗“国联”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通过公开违背《凡尔赛和约》的非军事化原则，将莱茵地区军事化，与奥地利合并，强迫捷克斯洛伐克割让领土。希特勒羞辱和迷惑了国际秩序的担保人——英国和法国。他鼓动英法的盟友意大利，成为现在联盟秩序的反对者。希特勒的帝国主义，既然要求生存空间，必然将目标指向东欧、乌克兰和俄罗斯。他试图破坏俄罗斯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相反，他对英法殖民帝国主义不感兴趣，并且认为德国1914年对英国的排挤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93]但在1939年他发现除了战争，这些国家是不会让他成为东欧帝国主义霸主的。为了赢得战争，作为对斯大林发动战争的序幕，希特勒于1939年8月提前签署了苏德条约，为双方赢得了时间：既为德国在西欧获得霸主地位赢得时间，也给了斯大林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的时间。对双方来说，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好像希特勒的投机更大。毕竟，如果一战的过程可以仿照，希特勒也不可能在整场战争中打败英国和法国。尤其是如果他不得不回头盯着一个敌对的苏联。当战争的第一个阶段过去后，波兰被野蛮的邻国分割占领，一次非正式的武装休战——虚假战争——在西线成为主要战争形式。如果德国不能快速取胜，普遍认为德国经济将早在英国和法国与它们的投资崩溃前崩溃了。[94]6个月的战争后，德国人也许已经失去了勇气，1940年4月英国首相张伯伦说“希特勒已错失了机会”。[95]

但是在1940年5—6月的闪电战中，出乎意料之外，希特勒控制了欧洲大部分陆地。他可以通过潜艇成功地让流血地带从法国大西洋沿海岸到英国的海域。迟早他会发动对苏联政府的战争，以确保德国对从大西洋到乌拉尔河的统治。同时，他戏剧性地战胜西方强国，标志着一战后世界秩序的瓦解，而且这种瓦解不仅仅是在欧洲。法国沦陷，意大利加入这场战争以谋取地中海地区霸权，进攻希腊和埃及，而这两地是英国在中东地区势力的战略根据地。如果英国丧失开罗——帝国的交通枢纽和苏伊士运河，那么轴心国通往波斯湾地区和印度边界的道路将会洞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对于希特勒来说，意大利进入希腊和埃及是一个毁灭性的心怀二意的行动，它推迟了德国对苏联的代号为“巴巴罗萨”的进攻。这次进攻1941年6月开始，伴随着德国军队攻入俄罗斯，穿越乌克兰，一场规模空前的地缘政治革命正在进行。每项迹象表明，一年时间德国人将会控制乌拉尔河西部的大片领土和高加索丰富的石油储备。他们将会建立最大规模的帝国。他们将会掌管麦金德（Mackinder）所称的心脏地区，并且成为欧亚大陆的统治者，驱逐英国和美国到他们的领海边界之外。一位美国教授宣称“我们将成为被封锁的部分”，[96]如果此种情况发生，那么亚洲、非洲或中东地区旧的殖民主义秩序的大部分将不可能继续。的确，截至1941年，在最大的殖民地发生的一场危机证明了这一论断。面对德国对欧洲大陆和新中东地区的威胁，英国被迫（背离了它的原计划）转移印度资源。现在它不得不支付印度民族主义者和穆斯林民族主义者要求的代价，否则将会面临一场政治起义，1942年中期，英国开始了艰难的让步，最后承诺战争结束后印度独立。

在欧亚大陆的东边，第二次大规模的巨变已经开始。日本在征服满洲后，继续对中国北部慢慢渗透，到1936年已把内蒙古划入它的势力范围。1937年7月，日军与国民党军队发生直接冲突，开始了一场全面战争。东京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其东亚体系的一部分，切断它与西方及俄国的联系。日本的帝国主义夹杂着一系列文化的因素，提出“泛亚主义”反对西方的殖民主义，[97]随着泛亚思想的传播，欧洲在亚洲的实力急剧下降。[98]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发展迅速，但是它重要的海外市场却需依赖英国（因英国统治印度）与美国。在所有的列强中，日本的工业最容易受外部的影响，而它的商业帝国则能够较好地抵御灾难的打击。确实，由东京控制的军队高层认为，战争将很快把世界分成几个区域，并割断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在未来的战争中，苏联和英国将被逐出亚洲。同时，日本势力在中国的逐步延伸，不会因此与美国发生战争，因为美苏之间争夺的加剧，使美国无暇顾及日本“大东亚帝国”的建立。[99]英美对日本侵华的反应没有达成一致，1938年美国国会决定不建造新的战舰，美国太平洋上的防御也肯定了这种自信的判断。[100]

这种自信是错误的。英国与美国没有放弃原来的主张：它们都继续支持蒋介石，即使当蒋介石从南京被赶到重庆后继续支持他。但是伦敦和华盛顿都失误了，它们轻视了日本的军事实力。在1940年6月法国沦陷后，日本的力量更加强大了。在9月23日，希特勒在法国的政府同意日军进入法国所属的印度支那，几天以后（也就是27日）日本同德国和意大利签署了三国同盟条约，阻止英美进一步支持国民党政府。次年4月，它们又签订了另一个协约。1939年8月日军已经和苏军在蒙古发生军事战斗，苏联红军获得了胜利。双方至少暂时认为，从道义上讲进一步战争是毫无意义的。双方也不想两线作战。在1941年4月的中立合约中强化了这一点。这使苏联军队主力能用于西线；日本军队在南方策划新的战争。1941年7月，日本进入印度支那南部，使用贮存的大量石油作后备，发动对泰国、马来半岛（Malaya）、荷属东印度的军事行动。华盛顿当时正在酝酿石油禁运（日本80%的石油从美国进口），日本却抢在了前面。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新加坡又被占领。两个多月后希特勒在西线取得了惊人的胜利。日本变成在亚太地区的主宰。东南亚殖民地已经沦陷，对印度的入侵看来只是时间问题。到1942年中期，苏联帝国正在蹒跚向前，英国也悬于一线。一个世界“新秩序”即将到来。

这些令人震惊的事件标志着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正在垮塌，而这个世界秩序在1914年前看起来是非常安全的。这也揭示了“自由世界”令人恐怖的脆弱，这不正是自由贸易的终结吗？20世纪30年代欧洲和东亚都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暴力冲突，思想控制、宣传和物质实力成为独裁政府维系统治的要素。意识形态的战争异常激烈，人类的情感处在紧张压抑之中。最可怕的是激昂的种族主义，它在1942年达到了顶点，也是现代世界历史上最值得评判的一年。在柏林附近万塞（Wannsee）举行的政府会议上，宣告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成为德国政府的政策。[101]1942年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惊骇、屠杀人类最残忍的一年。[102]从1942年3月到1943年3月，几乎一半的犹太人都被德国法西斯刽子手杀害。从这场大屠杀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世界末日，究竟是什么让人类跌入此道德深渊？

20世纪30—40年代是一个疯狂的时代，无须为此辩解。这个时代的进程是复杂的，但是主要线束还是很清楚的。暴力、憎恨、屠杀、文化隔离、经济封锁是1890年后形成的两大集团冲突的结果。首先，全球化的滚滚浪潮在广泛的范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文化、经济、政治体系方面开始展现。毫不奇怪，全球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面对全球化的到来，许多国家有多种悲痛和惊慌的征兆，包括广泛的文化和种族“净化”运动。其次，是民族国家的建设。多种促进全球化的因素推动着民族国家的建设，这些因素包括改善交通通信、大规模工业的崛起、新乡村的发展。全球化推动民族国家创立新的权威和对新技术的控制。民族国家的建设者发现，他们可以利用外国人担心的爱国主义。直到1914年，全球化和民族国家的建设在不稳定的平衡中提前相遇了。20世纪早期的双重危机破坏了这种不稳定的平静。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它的结果破坏了国际秩序和依托全球化的政治架构的合理性。欧洲最大的国家俄国和德国的冲突，破坏了经济和文化的开放。1930年后的贸易大收缩形成了人类情感的扭曲。全球化的实验是场大灾难，它最后的灭亡也为时不远了——共产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日本泛亚洲主义者共同确信这一点。在即将来临的权力争斗中，真正的问题是民族国家的实力和凝聚力，是扩展民族国家区域的范围。在一个没有集体意愿支离破碎的世界中，人们几乎不会克制自己的情感。到1942年中期，欧亚大范围充满敌意的战争就是这个世界的危机。

[1]这一著名的论断由奥地利经济学家J.A.Schumpeter在其论文‘Sociology of Imperialism’ (1919)中表述，参见英文版F.M.Sweezy (ed.),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 (London，1951)。

[2]H.Wickham Steed，The Hapsburg Monarchy (London，1913)中发表了当代最权威的观点，他在奥匈帝国的The Times担任了10年的通讯记者，后来成为该报的外国编辑。

[3]H.Strachan，The First World War：To Arms (Oxford，2001)，p.62.

[4]关于大战爆发的文献汗牛充栋。大国政府的盘算可以在下列著作中看到 V.Berghahn，Germany and the Approach of War in 1914 (London，1974);J.keiger，Franc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1983);D.Lieven，Russi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1983);S.Williamason，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1991);Z.Steiner，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1977)。而I.Geiss，The July Crisis：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Selected Documents (London，1967)则提供了走向战争的最后步骤的详细评论。Strachan，The First World War提供了超凡的分析。

[5]Riezler的Grundzuge der Weltpolitik in der Gegenwart是1914年在慕尼黑出版的。

[6]参见V.G.Liulevicius，War Land on the Eastern Front：Culture，National Identity and German Occupation in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2000);A.Zweig，The Case of Sergeant Grischa (Eng.Trans.New York，1928)是关于‘Ober Ost’的引人入胜的半虚构传记。关于东线战争的一般评论，见N.Stone，The Eastern Front 1914–1917 (London，1975)。

[7] B.Pares，The Fall of the Russian Monarchy：A Study of the Evidence (New York，1939)，p.476.

[8]H.Seton-Watson，The Russian Empire 1801–1917 (Oxford，1967)，p.653.

[9]关于那些恐惧如何真实，可以从Lord Milner的通讯中看到，他是那时英国宏观战略的主要指导人。与Halford Mackinder（战后在他的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London，1919]中表达出来）的“核心”思想的相似性并不是偶然的：Mackinder 正是Milner圈的成员。

[10]关于战时内阁东方委员会的研究参见J.Darwin，Britain，Egypt and the Middle East：Imperial Policy in the Aftermath of War (London，1981)，第6章。

[11]详细资料见W.R.Louis，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s Lost Colonies (Oxford，1967)。

[12]关于埃及的危机及结果，见E.Kedourie，‘Saad Zaghloul and the British’，in his The Chatham House Version (London，1970);Darwin，Britain，Egypt and the Middle East，chs.3，4，5;J.Beinin and Z.Lockman，‘1919：Labour Upsurge and National Revolution’，in A.Hourani，P.S.Khoury and M.C.Wilson (eds.)，The Modern Middle East (London，1993)，pp.395–428。

[13]A.Hourani，Arabic Thought in the Liberal Age 1789–1939 (London，1962;repr.Cambridge，1983)，p.276.

[14]参见M.Llewellyn Smith，Ionian Vision：Greece in Asia Minor 1919–1922  (London，1973)。

[15]关于危机的评论，见D.Walder，The Chanak Affair (London，1969)。

[16]关于战争的人文后果及条约的讨论见J.McCarthy，Death and Exile：The Ethnic Cleansing of Ottoman Muslims 1821–1922 (Princeton，1995)，第7章。

[17]英国从伊拉克完全撤军在1923年的内阁会议上激烈辩论过。当时的首相Andrew Bonar Law赞成前去。

[18]关于国父的建国活动，见B.Lewis，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London，1961);A.Mango，Ataturk (London，1999);M.E.Meeker，A Nation of Empire：The Ottoman Legacy of Turkish Modernity (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2002)。关于Reza Shah重建伊朗，见E.Abrahamian，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rinceton，1982)，pp.118–165。关于石油出口的巨大价值，参见A.T.Wilson，Persia (London，1932)，p.307。M.E.Yapp，The Near East since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1991)是一份出色的一般性讨论。

[19]关于印度穆斯林不满情绪的增强，见F.C.R.Robinson，Separatism among Indian Muslims：The Politics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Muslims，1860–1923 (Cambridge，1974);Jacob M.Landau，The Politics of Pan-Islam：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Oxford，1990)，pp.182–215;M.Hasan，Mahomed Ali：Ideology and Politics (Delhi，1981)。直到1919年，Mahomed Ali因为煽动闹事而被英国政府拘留。

[20]现在，关于Amritsar的最好作品是N.Collet，The Butcher of Amritsar (London，2006)，尽管其有色的标题，但却是一份敏锐的和学术的研究。

[21]关于甘地早期的政治生涯以及1919年的运动，见J.M.Brown，Gandhi’s Rise to Power (Cambridge，1972);R.Kumar (de.)，Essays in Gandhian Politics (Oxford，1917)。

[22]D.A.Low，‘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nd the First Non-Cooperation Campaign，1920–1922’，in Kumar (ed.)，Gandhian Politics;D.Page，Prelude to Partition：The Indian Muslims and the Imperial System of Control 1920–1932 (Delhi，1982).

[23]这些神经质的手腕可以在下列书中找到B.T.Tomlinson，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and the Raj (London，1976)。

[24]参见Zhang Yongjin，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1918–1920：The Middle Kingdom at the Periphery (London,1991)。

[25]A.j.Nathan，Peking Politics 1918–1923 (London，1976).

[26]A.Waldron，“The Warlord：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Understandings of Violence，Militarism and Imperialism”，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6，4 (1991)，pp.1073–1100;概况参见His-Sheng Ch’I，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Stanford，1976);关于一个省份的个案研究，见Angus W.McDonald，The Urban Origins of Rural Revolution：Elites and the Masses in Hunan Province，China，1911–1927 (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1978)。

[27]H.B.Morse and H.F MacNair，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nd edn，Cambridge，Mass.，1931)，p.581.

[28]Ibid.，pp.581–583.

[29]参见Jerome B.Grieder，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1981)，pp.214–226。

[30]Yongjin，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p.184.

[31]关于这种观点的经典表达，见Sir B.Alston (British minister in Peking)1920年8月1日的回忆录，in R.Butler，J.P.T.Bury and M.Lambert (eds.)，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1st Series，vol.14 (London，1966)，pp.81–86。

[32]Y.T.Matsusaka，The Making of Japanese Manchuria 1904–1932  (Cambridge，Mass.，2001)，pp.242ff.

[33]C.Tsuzuki，The pursuit of Power in Modern Japan 1825–1995  (Oxford，2000)，pp.210，210，217.

[34]Matsusaka，Japanese Manchuria，p.206.

[35]Tsuzuki，Pursuit of Power，pp.206，236–237.

[36]关于中国对日本纺织品出口的联合抵制的后果，参见C.Howe，The Origins of Japanese Trade Supremacy (London，1996)，p.381。

[37]J.O.P.Bland，China：The Pity of It (London，1931)，p.40.

[38]关于Sun的生涯，见H.Z.Schiffrin，Sun Yat-sen：Reluctant Revolutionary (Boston，1980)。

[39]关于这400个苏联专家的危险生活，见D.N.Jacobs，Borodin：Stalin’s Man in China (Cambridge，Mass.，1981)。

[40]关于强调了共产党的有限影响的评论，见Ming K.Chan，‘The Realpolitik and Legacy of Labour Activism and Popular Mobilisation in 1920s Greater Canton’，in M.Leutner，R.Felber，M.L.Titarenko and A.M.Grigoriev (eds.)，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1920s:Between Triumph and Disaster (London，2002),pp.187–221。

[41]关于这个进程的杰出研究，见Hans van der Ven，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London，2003)，第2章。

[42]Ch’i，Warlord Politics，pp.223–224;Waldron，‘The Warlord’，pp.1075ff.

[43]关于英国对中国民族主义挑战的政策，见Lan Kit-Ching，China，Britain and Hong Kong 1895–1945 (Hong Kong，1991)。在香港的殖民地总督和在北京、伦敦的外交界同僚间存在着摩擦，这并不是最后一次。

[44]Van der Ven，War and Nationalism，第2章。

[45]R.Overy，The Dictators：Hitler’s Germany，Stalin’s Russia (London，2004)，p.445.

[46]Jeremy Smith，The Bolshevik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1917–1923  (London，1999)，p.98.

[47]参见R.Ullman，The Anglo-Soviet Accord (London，1972)，第10、11章。

[48]这个进程的经典评论有R.Pipes，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1917–1923 (rev.edn，Cambridge，Mass.，1964)。

[49]关于他生涯中的这个阶段的描述，见R.Service，Stalin (London，2004)。

[50]Stalin to Lenin，22 Sept.1922，in J.Smith，Bolshevik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p.183.

[51]Iibd.，pp.93–94.

[52]Stalin to Lenin，22 Sept.1922.

[53]关于国联的一般评语，参见F.P.Walters，The History of the Leagre of Nations (London，1952)。

[54]B.Eichengreen，‘Twentieth-Century US Foreign Financial Relations’，in S.L.Engerman and R.E.Gallman (eds.)，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vol.3：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2000)，pp.476–477.

[55]参见D.F.Fleming，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1918–1920  (New York，1932)，pp.122–143。

[56]关于权高势大的政治地理学家Isaiah Bowman的观点，见N.Smith，American Empire：Roosevelt’s Geographer and the Prelude to Globalization (London，2003)，pp.184–188。

[57]参见A.Iriye，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vol.3：The Globalising of America (Cambridge，1995)。

[58]参见C.Thorne，The Limits of Power：The West，the League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13–1933 (London，1972)。

[59]参见B.McKercher，Transition of Power：Britain’s Loss of Global Preeminence to the United States 1930–1945 (Cambridge，1999)。

[60]Overy，Dictators，p.398.

[61]Service，Stalin，p.325.。

[62]Overy，Dictators，p.561.

[63]J.Haslam，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Threat from the East (London，1992)，p.28：the USSR had 200,000 troops in eastern Siberia by 1993.

[64]J.Spence，In Search of Modern China (London，1990)，p.382.

[65]美国的政策可以参见S.K.Hornbeck，The Diplomacy of Frustration：The Manchurian Crisis of 1931–1933 as Revealed in the Papers of Stanley K.Hornbeck (Stanford，1981)。

[66]Van der Ven，War and Nationalism，p.131.

[67]A.Best，British Intelligence and the Japanese Challenge in Asia 1914–1941 (Basingstoke，2002)，p.89.

[68]参见Matsusaka，Japanese Munchuria，pp.281–288。

[69]最近的分析，见Ibid.，pp.378–379。

[70]参见Van der Ven，War and Nationalism，pp.188ff。

[71]参见Tim Rooth，British Protection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Overseas 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1930s (Cambridge，2002)。

[72]关于1934年后，德国在东欧的Grossraumwirtschaft ，参见A.Basch，The Danube Basin and the German Economic Sphere (London，1944)，chs.11，16;E.A.Radice， ‘The German Economic Programme in Eastern Europe’，in M.Kaiser (ed.)，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1919–1975 (Oxford，1986)，vol.2，pp.300–301。

[73]棉花和丝织品占了日本出口的一半以上，见Howe，Trade Supremacy，p.121。

[74]Ibid.，pp.215–218;I.Inkster，Japanese Industrialisation：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London，2001)，pp.97–116.

[75]关于一般性研究，见H.James，The End of Globalisation (London，2001)。

[76]参见L.Viola，Peasant Rebels under Stalin：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Culture of Peasant Rerspectives (New York，1996)。

[77]关于社会主义者Hans Freyer的思想历程，参见J.Z.Muller，The Other God that Failed (Princeton，1987);H.Lehmann and J.J.Sheehan (eds.)，An Interrupted Past：German-Speaking Refugee Histor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1933 (Cambridge，1991);关于历史学家中对纳粹的同情，见H.Lehmann and J.van H.Melron，Paths of Continuity：Central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50s (Cambridge，1994);M.Malia，Russia under Western Eyes (Cambridge，Mass.，1999)，pp.325ff。

[78]关于些焦虑的引人入胜的研究，参见H.Harootunian，Overcome by Modernity：History，Culture and Community in Inter-war Japan (Princeton，2000)。

[79]这些思想是John Lonsdate的文章‘The Moral Economy of Mau Mau：Wealth，Poverty and Civic Virtue in Kikuyu Political Thought’的主题，此文见B.Berman and J.Lonsdale，Unhappy Valley：Conflict in Kenya and Africa，book 2：Etbnicity and Violence (London，1992)。

[80]J.Kenytta，Facing Mount Kenya (London，1938)，p.318.

[81]例如，见M.J.Bonn，The Crumbling of Empire：The Disintegration of World Economy (London，1938)。

[82]关于‘Shanghailanders’的情绪，见R.Bickers，Empire Made Me：An Englishman Adrift in Shanghai (London，2003)，第7、9章。

[83]见他的致Gandhi的信，28 Apr.1938，in J.Nehru，A Bunch of Old Letters (Bombay，1958)，pp.276–277。

[84]1936年，最终签订了关于这些思路的英埃协定。

[85]英国政策和印度政治的曲折运动可见于Page，Prelude to Partition；Tomlinson，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and the Raj。

[86]N.Tarling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vol.2，pt 1：From c.1800  to the 1930s (pbk edn，Cambridge，1999)，pp.269–270，276。关于在印度的“政治”政策，见D.Arnold，Police Power and Colonial Rule：Madras 1859–1947 (Delhi，1986)，第6章。

[87]A.D.Roberts，‘The Imperial Mind’，in A.D.Roberts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vol.7：From 1905 to 1940 (Cambridge，1986)，pp.24–76.

[88]关于两次大战间Nigeria这种方法起作用，参见其总督Sir Bernard Bourdillon的1939年9月的备忘录。见A.F.Madden and J.Darwin (eds.)，The Dependent Empire 1900–1948，vol.7：Colonies，Protectorates and Mandates：Select Documents on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 (Westport，Conn.，1994)，pp.705–709。

[89]L.A.Sherwani，Speeches，Writings and Statements of Iqbal (Lahore，1944)，pp.3–26.

[90]1923年出版。1937年，Savarkar成为印度Mahasabha的主席。

[91]S.Bayly，Caste，Society and Politics in India (Cambridge,1999)，p.262，n.65.

[92]这种思想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由J.Gallagher and R.Robinson，‘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6，1 (1953)，pp.1–15。

[93]这种观点在Mein Kampf显得一清二楚。

[94]这种判断是在美国的商业的权威期刊上作出的。见Fortune，July 1940，p.136。

[95]引用于G.L.Weinberg，A World an War：A Global History of World War Two (Cambridge，994)，p.118。

[96]E.Staley，‘The Myth of the Continents’，published in Foreign Affairs，Apr.1941;repr.In H.Weigert and V.Stefansson (eds.)，The Compass of the World (London，1943).

[97]参见A.Iriye，China and Japan in the Global Setting (Cambridge，Mass.1992)，pp.78–80。

[98]Y.Kibata，Anglo-Japanese Relations in the 1930s and 1940s (London，1982).

[99]A Iriye，‘The Failure of Military Expansionism’，in S.Large (ed.)，Showa Japan：Political，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1926–1989，vol.1：1936–1941 (London，1998)，pp.213–215，223，226–227.

[100]I.Cowman，Dominion or Decline：Anglo-American Naval Relations in the Pacific 1937–1941 (Oxford，1996)，pp.85，88，93–94.

[101]M.Roseman，The Villa，the Lake，the Meeting：Wannsee and the Final Solution (London，2004)，p.107.

[102]Ibid.，p.101.

8.被否定的帝国

对于那些被噩梦惊醒、惊魂未定的人们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的末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自1918年以来已破裂且脆弱的国际社会结构，破坏了各国机制的正常运行。同时，也阻碍了各国间的贸易通道，创造了经济间相互依赖的新形式。它给各国人民和政府带来了无论在财力上还是体力上都难以承受的巨大的压力；它通过宣传、管制以及错综复杂的经济控制等手段制造出强权统治的新形式；它将意识形态升级为激励和动员人们斗争的方式；它将极端的混乱远远传播到战区或军队之外。战争驱逐、奴役或屠杀了大量的人口，尤其是在欧洲、东南亚和中国。不管战争如何结束，却必然给战后的和平投下阴影。已经筋疲力尽、无所适从的各国人民和政府将担负起繁重的重建任务。[1]战后，人们把社会和政治凝聚力或纪律的构建放在首要的地位。那些在战时生产能力能继续保持甚至得到提高的国家，将在国际权利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使重新回到20世纪30年代，一切也都不可能恢复原样。正如1914年以前的世界一样，1939年以前的世界永远逝去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世界像月球表面一样让人感觉全然一新。尽管战争冲突造成了极度的紧张与压力，在全球大部分地区——美洲和非洲——依然保留着它们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在其余的地区，普通民众最强烈的愿望是（几乎无疑是）不受权威的控制和渐渐恢复正常的家庭生活。他们会对新的规则、新的劳动要求或新的物质困苦感到不满。战胜国将用以前的目标和假想来换取和平的到来，不论这些目标和假想在战争离奇的过程中被如何修改。无论在哪里，它们将会利用战争遗留下来的力量来建立一个符合它们利益的新秩序——如果它们能决定这是什么样的秩序。战胜国对争取和平的详细方案（战争年代的另一遗产）取得一致意见，或者以共同的决心和手段将和平强加于全世界，这在现实中几乎不会发生。因此战后的世界（不管预言家和策划者的梦想如何）不是新的开始，它也不能治愈战争带来的创伤。战后世界就像一座被炸毁的城市，它最紧迫的需求是重建在战争中幸存的建筑物以及在竞争的签约国中间分配剩余的东西。但是由于在何地重建或拆除什么建筑方面很难达成一致，再加上它们竞相索取其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废墟遗址，重建工作进展缓慢，充满争议并令人痛苦。1949年后，这种糟糕的气氛变得更加剧烈，因为两个超级大国现在都拥有原子弹这样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就是旧帝国解体、新帝国产生的背景。

欧亚大陆的分割

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出现在1942—1943年。在1942年6月的中途岛海战中，美国在西太平洋摧毁了日本海军的进攻力量。10—11月在阿拉曼（Alamein），德意联军试图攻占埃及和将大英帝国一分为二的努力遭受了致命性的打击。最重要的是，德国打败苏联的希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Kursk）坦克战中被有力地粉碎了。不管轴心国取得过怎样的成功，1943年中期以后，它们已不能继续保持攻势，东京和柏林也不能再诞生出新的世界秩序。战争将何时结束？怎样结束？战后世界的状态如何？怎样平衡战火停熄后战胜国之间的力量？这些都仍然留给人们巨大的不确定性。不论是同盟军1944年6月在诺曼底遭遇的灾难，还是几乎同一时期日军在印度的边境英帕尔（Imphal）的胜利，都将对战争总体进程产生巨大的影响。

同时，在“联合国家”一方（反轴心国联盟开始这样称呼它们自己），消灭旧的殖民体系是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最强大同盟国的共同目标。莫斯科对帝国（除了苏联的民族多样性外）的敌视是不言自明的。殖民体系的毁灭将宣示资本主义的必然崩溃。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毫不掩饰他对欧洲殖民秩序的厌恶，出于对丘吉尔的尊重，他将怒火更多地指向法国殖民主义的罪恶而不是英国。但是美国政策决策者普遍认为，尽管英国人英勇地保卫岛国的安全，但英帝国已经走上无法挽回的衰落之路了。英国人自己也确实认同这一观点。新加坡的陷落，马来亚和缅甸（Burma）的沦陷，英国军队的虚弱表现，帝国对亚洲尤其是印度缺乏进一步热情，这一切都显示英国主导南亚和东南亚的世纪已接近尾声。固守旧式的帝国主义统治将是无用而危险的。在《殖民地上的苏维埃曙光》（Soviet Light on the Colonies，1944年一份《企鹅特刊》［Penguin Special］）中，一位专业评论家将英国的殖民政策与苏联在中亚共和国的实践进行了反面比较。[2]英国政府担忧美国敌对的公众舆论，于是发动了一场富有吸引力的攻势，以展示殖民统治是促进“落后”民族的民主和发展的一种仁慈的伙伴合作方式。[3]它允许殖民地政府扩大政治生活的范围和举行更多的选举活动。殖民地的政治家们没有错过这些机会。不管战争的结果如何，战前呈僵持状态的殖民地政治局势将毫无疑问地被打破。体现这一变化的重要标志是在1943年，英国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其他特权，中国遗留下的不平等条约最终被废除。

然而战争的进程并不能确保世界帝国平稳过渡为民族国家。盟国首先要确保安全的地区是中东，英国立即要求恢复它自1918年以来在中东享有的优先权。的确，胜利让它们得以攫取更多的权益。它们不仅让开罗成为中东地区的活动中心，而且成为地中海大片行动领域的中心。1936年英埃条约中被划分出来的“苏伊士运河区”变成了巨大的军事领地，除了可以建立兵工厂、商店、训练场和机场，还可以驻扎成千上万的军队。作为英国的军事基地，它可以派遣军队在各地作战。事实上，没有迹象表明英国要放弃对中东地区的统治权。它担心苏联的复兴，怀疑斯大林对伊朗北部（战争期间被苏联军队占领）和土耳其海峡的野心。它决心保护在伊朗西南部获取的石油开采优惠权以及海湾阿巴丹（Abadan）的炼油厂。它将中东地区视为控制东半球的重要平台，其目的不是施行20年前已不适用的旧式殖民统治，而是通过便捷的方式重建殖民地的政治。它认为通过交换保证当地不受外来攻击的承诺和一揽子慷慨的经济援助方式，埃及、伊朗和阿拉伯国家的“温和”民族主义者会接受一个更加“谨慎”的英国。它没能预料到二战结束后如潮般涌入的犹太难民使巴勒斯坦（国际托管英国委任统治）的阿以冲突迅速加剧，阿拉伯人认为以色列（Israel）的建立（以及1948年英国撤出后阿拉伯在巴勒斯坦战争中被打败）是英国的一种背叛行为，这给英国在阿拉伯国家中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帝国势力在中东地区的终结决不是向民族国家时代的自然转变。

巴勒斯坦问题、英苏对抗的风险以及石油储备的日益重要性将中东地区的未来与欧洲战争的后果紧密联系在一起。欧洲理想的解决方式是重振战后国家体制，恢复民主自治政府管理和加速经济复兴。如果有这样一个“新欧洲”的出现来抗衡美苏两大势力，那么战后世界的总体格局将大为不同。但是战争的过程使这样的结果不可能出现。同盟国对“无条件投降”（部分出于对纳粹体制的憎恶，部分出于担心谈判将使它们分裂）的坚持和希特勒战斗到底的决心，使几乎整个欧洲在1944—1945年变成了巨大的战场。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已被庞大的纳粹帝国动员起来投入战争，它要消灭战前的国家和社区，清除战前的少数民族。纳粹帝国主义在东欧、西欧和中欧造成的死亡般的剧痛和暴力，种族和意识形态差异以及是否被界定为通敌的耻辱，这些都构成重大的遗留问题。在恐惧、报复和仇恨的氛围中，重新恢复民主自治政府活力的任务在社会或种族冲突以及外来压力下显得极为艰巨。欧洲在世界的地位不会很快得到恢复。代之出现的情形是战胜国及其在当地盟国为赢得对已消亡的纳粹帝国的控制权而进行的一系列斗争。

欧洲的分裂没有立即出现。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最初期望似乎是对利益的大致分配，承认苏联在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统治，但是留下广泛的“中间地带”——包括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它们的未来将取决于欧洲的和平。然而只有解决了德国问题，一个真正和平的欧洲才能实现。对德国重新崛起，在东欧和中欧的废墟上建立新的德国霸权或第二个纳粹帝国的担忧支配着同盟国的外交。显而易见，这也是苏联外交考虑的首要因素。因此欧洲在重建过程中要防范德国的再次进攻以确保大陆的安全。四国委员会（法国加入了“三巨头”）打算永久性地破除德国帝国主义机器的运转并根除滋生帝国主义的土壤。没有武器装备，没有纳粹体制，没有工业基础，德国将不再有能力建立帝国。但是这一方案制定后，同盟国之间出现了分歧。战后恢复经济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它们担心拖延经济复兴将使西欧出现大规模骚乱，拒绝推迟在德国势力范围内经济的正常运行。它们不顾斯大林的反对执意而为。1948年柏林封锁以后（斯大林的快速反应），对德国的共同监管被事实上的分区占领取代。在东欧和中欧，苏联帮助那里的共产党建立政府使之从属于莫斯科的统治（南斯拉夫除外）。在西欧，美国通过提供经济援助（通过马歇尔计划）和承诺保护它们不受苏联的压迫来帮助它们建立混合经济和民主政治。

欧洲的分裂是战后世界格局的一个重要事实。它标志着战时同盟国团结一致的最终瓦解。它坚定了斯大林认为苏联面临着美国进攻[4]的信念——因为资本主义是不能容忍苏联存在的。当苏联控制了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后，它继续向伊朗、土耳其和希腊推进势力范围，这时华盛顿的舆论开始发生了快速转变。因为这似乎证实了美国著名的苏联政策研究专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提出的观点，他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著名的“长电报”（Long telegram）中指出苏联将专心致志于扩张。凯南论证了苏联的扩张既是意识形态的驱动又是沙皇扩张主义在新政府管理下的延续。[5]在美国，遏制苏联的威胁、保卫西欧的政治进程的承诺，被共产主义阴谋破坏美国自由而产生的强烈的恐惧不断推动——梦魇最终演化为麦卡锡主义。它加剧了国家对抗中的意识形态斗争，并且为美国干涉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理论基础。当1950年6月北朝鲜（1945年日本被逐出朝鲜半岛后，在苏联势力范围控制下成立的国家）攻打南朝鲜时，美国坚信发动对抗苏联扩张的全球性冷战应成为美国政策的首要准则。同时，欧洲的分裂使西欧大大加深了对美国的依赖，在苏联控制的东欧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这是人们在战争结束时不曾料想到的。欧洲分裂给欧洲以外的世界带来了更为出人意料的影响。

我们已经知道美国领导者对欧洲统治下的殖民帝国感到非常厌恶。在他们看来，这些殖民帝国是特权阶层和民主反动的堡垒，运行效率低下、落后和笨拙，它们是封建的残余势力。更为糟糕的是，它们制造经济孤立，关闭向美国开放贸易的大门，阻碍美国出口的增长。太平洋战争带来的积极影响是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和英国统治下的马来亚和缅甸这些帝国的纷纷瓦解以及英国即将从印度撤军。美国在解除日军武装和对日本进行短暂占领后，它有充分的理由来强调快速解决殖民统治问题。殖民地国家因此再生为前殖民地国家，它们可以向世界上最伟大的前殖民地寻求帮助和建议。欧洲殖民势力因为自身国家的日益衰落以及对国内事务的更加关注，它们也持同样的观点。帝国大概被认为是它们难以承受的奢侈品。

我们可以从一个关键的事例中看到正在发生的事实。英国为了使自己免于希特勒的统治而参加战争。然而丘吉尔主张英国参战也是为了保持其帝国实力。丘吉尔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声明：“我还不会成为国王的第一任首相来主持大英帝国的清算事务。”但是在1942年令人绝望的危机中，甚至连丘吉尔也不得不被迫承认战后印度的独立。日本投降18个月后，英国工党努力寻求政治方式给予印度自由但同时保持它的统一。它抵制穆斯林分裂印度的要求，一方面是印度大多数国大党成员拒绝分裂印度，另一方面是英国人希望统一的印度在战后亚洲成为他们忠实的伙伴。但是到了1947年早期，由于英国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潭，他们害怕陷入印度内战的困境，于是便放弃了统一印度的努力。一年后英国派去的新总督结束在印度的主权统治。蒙巴顿伯爵（Lord Mountbatten）不仅仅照章办事，还奉劝国大党要快速获取独立就要以分裂为代价，他在1947年8月即上任6个月以后，发动了闪电式的撤军以防止局势陷入进一步的混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锡兰（斯里兰卡）和缅甸也取得了独立。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次从殖民帝国的撤军并没有引起普遍的响应。英国人也确实放弃了他们在巴勒斯坦的统治。但这主要是因为卷入阿以冲突将会削弱他们在中东极力维护的主导权。英、法、荷以及比利时疲弱的经济和失败的战略使它们的海外殖民地成为无利可收的负担，但是它们远远没有吸取教训。相反，它们认为，要重建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它们需要廉价的原材料和热带商品来换取美元——帮助它们支付从美国进口的必需品。殖民地就是最佳的来源：殖民地可以接受低于世界价格的付款，而且欧洲是软通货，美国是硬通货。西非的可可，刚果的铜，马来亚的锡和橡胶，荷属东印度的糖、咖啡和石油能够使欧洲人民勉强度日直到城市经济复兴。荷兰有句谚语：“如果没有了印度尼西亚，一切将变成废墟。”1947年4月，荷兰发动“警察行动”以获取爪哇的重要经济资产。[6]不久，荷兰财政部长说：“我们正处于深渊的边缘。”不用说，英国在伊朗西南部获得的石油开采权因而变得更有价值。

关于帝国的争论不单单停留在经济层面。英国固守它在中东的势力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战略家认为制止苏联入侵中欧的最好办法是采用空军力量——英国与纳粹德国作战时部署的巨大轰炸机。英国无法在本国机场轰炸苏联的工业城市，但是它的飞机可以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起飞。英国在中东的统治可以弥补它在欧洲已趋明显的衰落。法国的战后领导者也确信需要他们的殖民帝国——即使版图没有原来大。法国在1940年6月被攻占后，正是其非洲的殖民地发起了“自由法国”的集会。法国若要恢复战前作为世界大国之一的地位，只有保持帝国的完整，更重要的是，帝国能提供足够的军事人力。

但是要继续保持帝国的现状并不容易。它必然要消耗财力，转移用于国内重建的宝贵资源。在东南亚，这意味着要在日本占领时兴起的民族反抗运动下重建殖民势力。在美国的经济援助下，顽固的帝国主义分子将很少敢违逆华盛顿的否决。其实他们不必害怕。因为当杜鲁门和他的政策顾问领会到苏联的挑战带来的问题时，他们完全颠覆了对欧洲殖民主义的态度，他们意识到迫使欧洲朋友放弃殖民地资产不再是明智之举。当英国为土耳其和希腊向美国寻求军事援助时，美国的杜鲁门主义（Truman Doctrine）应运而生，同意在地中海和中东与英国一起遏制苏联。美国的参谋长力陈“要尽一切可能在政治上、经济上，必要时在军事上……支持大英帝国和加强英联邦国家之间的联系”。[7]美国承诺一年花10亿美元来保护英国的海外帝国，并默许英国保持在中东地区的势力。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大笔的援助被用来维持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控制。战争给欧洲带来的令人惊讶的结果是美国变成了欧洲帝国的赞助商和守护者——即使其最终目的是使帝国的殖民经济向美国开放门户。

当然，欧洲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不足以导致这样的结果。纳粹帝国不仅在欧洲大陆崩溃了，在东亚也瓦解了。但是，亚洲战争的结束正如欧洲一样出现了无法预测的转折和出乎意料的结果。苏联在对日作战中保持中立。大部分日军（多于100万士兵）被安置在中国以保卫日本的傀儡政府和镇压国民党军队的反抗。美国对日本的袭击是逐个歼灭岛屿的缓慢而血腥的过程，最终（按原计划）在日本的本土展开诺曼底登陆（D-Day）式的大规模登陆。华盛顿对中国在对日作战中所起作用的评价以及对和平年代新的国际秩序的设想，在战争最后一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蒋介石军队在“豫湘桂”（Ichigo）战役中的惨败，使罗斯福和丘吉尔坚信国民党在对日作战中已没什么希望了。欧洲战争一结束他们就转向劝说苏联参加对日作战。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Yalta Conference）上，他们同意苏俄收回1905年失去的领土（库页岛和库页岛北部），恢复原来在满洲修筑铁路的权利，以及（最令人吃惊的）在亚瑟港（Port Arthur，现称旅顺港）保卫北中国海上安全的海军基地的租借权。按先前的设想，国民党执政下的中国在战后将成为“四大警察”（随从美国、苏联和英联邦）之一，并成为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现在已悄悄地被人们淡忘了。迫使日本投降的急切感，美国人为即将进行的对日海战付出的惨痛代价，使请求苏联援助的至关重要性成为了人们优先关注的新重点。

结果日本的战败不是靠苏联的援助，而是靠美国在广岛（Hiroshima）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但是日本帝国的崩溃以及“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深远主张的破灭，并没有给国民党的形势带来任何好处。在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希望如果打败日本，一个崭新的民族主义中国将在东亚秩序中赢得主导地位。新生的中国将争回失去的权力，重新收回清政府统治下的大片领土：新疆、西藏、蒙古、满洲、韩国、越南甚至可能还有缅甸。[8]战争结束后的几个月里，国民党政府似乎依然是一支不可抵抗的力量：甚至苏联都认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追随者机会渺茫。[9]事实上八年长期抗战（1937—1945）已消耗了国民党的大部分实力。它仅仅依靠少量的国外援助（美国《租借法案》中只有3%的援助是直接给予中国的），是不可能在占领区以外的中国大部分地区发展战时经济的。出口无创收，通过交换不同地区的农产品而发展起来的国内商品经济被战争破坏并瓦解。当中国经济陷入只能勉强维持生存时，国民党的货币疯狂贬值，已无可救药。向农民征税的手段变得越来越残忍，征税越来越困难。[10]因此，当国民党政府在战争结束时试图消灭毛泽东领导的共产主义政府时，遇到了坚决的反抗。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思想吸引着敌视地主与城镇的农民——征税政府的统治基础。毛泽东承诺通过农村自助和重新分配土地立刻缓解农民阶层的极度贫穷。[11]毛泽东的共产党军队在苏联迅速出兵满洲后获得了决定性的援助，并缴获了日军储备的武器。当蒋介石北上欲夺取对满洲工业的控制时——南满洲是中国最富裕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12]——他过度消耗了日益衰弱的政权资源。1949年国民党的反抗被打败。是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

这些事情具有震撼性的寓意。欧亚大陆发生的每一次战争的结果都是缔造了一个分裂的次大陆。正如欧洲没有达成关于战后欧洲秩序的协议，东亚也没有出现结束战争的和平协定。华盛顿在对国民党的溃败作评估的时候，共产主义浪潮在从朝鲜到印尼（日本也包括在内）这些饱受战争摧残的社会里掀起，并越演越烈。然而美国不可能对亚洲大陆国家做出承诺，因为这会加重它保卫欧洲的负担。正是这样的困境迫使美国转变其外交政策。它减少对荷属印尼殖民统治力量的支持，以加强对英法在越南和马来亚殖民统治的支持来对抗当地的共产主义运动。令美国感到高兴的是，荷兰在1948年镇压了印尼民族主义者的共产主义起义。它抛弃了为了中国的利益而中立日本（麦克阿瑟将军预测日本将变成“亚洲的瑞士”）的计划。相反，日本将成为美国在亚洲的盟国，为其提供无条件的领土使用权作为回报。在一些观察家看来，这些引人注目的交易似乎是继承了亚洲不平等条约的主要传统。

1949年1月，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对一群亚洲领导人说：“我们正生活在转型的革命年代。”[13]这是精辟的分析。战争的影响及其带来的混乱打破了世界大部分地区顺从的习惯。历史学家通常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的3—4年视为冷战的序幕，冷战先是出现在欧洲，然后扩展到亚洲。结果确实如此。但是向冷战过渡的这三四年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并且在世界大多数地方还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同时这三四年发生的事情对所有二战带来的其他动乱造成的影响也不明显。在欧亚大陆点燃的冲突将在全世界引发一系列的爆炸。在其冲击下，已确立的秩序——通常是短暂的和脆弱的——被变形、扭曲或在一些地方解体。那些战争爆发前被排斥的力量——不管是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伊斯兰主义者或是分裂主义者——都积极地寻求打破政治框架的机会。当地的政党和利益集团争先恐后地影响地方主要势力，猛烈地进行动员以增强自己的势力。但是他们每一步行动都导致形势的极度不确定性。战胜国会通过一系列集体决定吗——正如毛泽东在1946年所期待的？[14]他们会争吵不休吗？美国会再次像1919年那样滑向孤立主义吗？全球经济会再度陷入萧条吗？战争带来的毁坏性会不会隔绝世界间的大部分贸易？国家控制下的自给自足是恢复经济的唯一可行性措施吗？对战时财产的损害（通过课税、没收或破坏）和对个人权利的普遍逃避会扫除旧的社会差别，永远消除社会不公吗？新的大众文化必定会战胜前工业时代的“高雅”文化和民间文化吗？即将到来的时代是一个由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大陆联合体组成的世界，还是一个由自由国家组成的松散的联邦呢？

在和平时代的最初5年里，显示的迹象是相互冲突的。许多小国对1945年成立的更有力的组织——联合国（其前任是国联）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是联合国将成为主要大国力量的制衡者还是只是它们竞争和冲突的场所？1944—1945年的《布雷顿森林协议》（The Bretton Woods Agreements）制定了新的机制来防止经济再次出现灾难性的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允许国家在面临暂时的支付危机时，无须求助于曾使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陷于枯竭的贸易和外汇管制。在新皈依者的热情驱使下，美国人要求消除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然而，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在生产能力方面存在的巨大不平衡以及用于购买美国货的美元的短缺，使自由贸易的新时代成了一纸空文。英镑集团（包括英国、英国殖民地、独立的英联邦国家、印度，当然还有像埃及和伊朗这样的中东国家）形成了单独的贸易和货币区，将严格控制使用美元。西欧能以多快的速度恢复生产和市场秩序——即使在美国的马歇尔经济援助下——这一点也不清晰。苏联集团重新回到了自给自足的状态。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很难想象一个发展与繁荣以及有广阔私人选择权的时代会来临。首先要做的是不惜任何代价扩大生产，这与政治自由的快速发展是否相容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小国游离于较大的集团（或帝国）之外，缺乏急需的资金，是否能生存下去似乎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对新世界秩序可能实现的蓝图没有达成共识是不足为奇的。在旧的殖民帝国时代，见多识广的人认为只要形势允许就要维持帝国的运行，这是最安全的选择——即使这是放宽殖民统治的最好办法。在无序的世界，帝国可以以假乱真地证明自己维护殖民地人民的物质利益的正当性。反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者应该从英国突然撤出其南亚的殖民统治一事中获取勇气，振作起来。但是认为殖民帝国的普遍衰落或被迅速取代是没有理由的。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殖民统治者将很可能在美国的支持下恢复勇气并重建其殖民帝国（以一种被更改的方式）。尼赫鲁的革命年代仍然在酝酿中。

非殖民地化

当然，我们知道，殖民地的振兴是有限而且短命的。相反，非殖民地化成为跨越亚洲大部分地区、非洲和中东的不可阻挡的政治事实，也得到了拉丁美洲意识形态上的响应。非殖民地化经常被认为等同于殖民统治的终结，但这种看法太狭隘了。一种更为有益的看法是非殖民地化打碎了由拥有治外法权的区域性帝国组成并以欧洲为中心的殖民体系。杂乱分布在亚非世界的基地、被包围的领土、驻军、炮舰、通商口岸以及不平等条约，在旧的帝国分布图上涂着红色、蓝色、黄色或绿色的殖民地和被保护国的标志，也同样描绘着欧洲的帝国统治。有人假定这种殖民干涉是合理的，因为非欧洲国家普遍没有达到欧洲人期望的文明标准。这种帝国“秩序”勾勒出积极进取的西欧人和北欧人（以及欧洲籍美国人），与被认为是固守非西方文化（有时具有独特性）的“停滞国家”的人们形成了鲜明的等级文化。殖民主义者还希望，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会将工业化帝国的资本、制造业和技术能力与非西方国家的原材料和粮食进行交换和劳动分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里，大多数殖民“政权”迅速解体。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难以维系。实际上，正是英法力图维护殖民统治和势力范围的努力唤起了殖民地驱使它们离开的反抗运动。它们在美国势力的庇护下原本可以延长统治时间，但是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它们这个跨越大西洋的保护者不再信任它们的统治方式。政治气候风云变幻，帝国和殖民统治在国际事务中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合法性。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长期以来一直谴责帝国和殖民统治。推翻殖民统治是一大批前殖民地国家（印度是最显著的）最紧迫的事，它们希望和支持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联合国——超级大国之间争夺势力范围的主要竞技场——的机构和宪章的理想和准则都是为了实现由自由国家组成的世界。这一进程受解放殖民地运动的推动。

非殖民地化的结果非常惊人。主权国家的数量呈爆炸式增长，几乎比战时数量翻两番。它打破了在一些非欧洲国家的欧洲人的特权机构，这些非欧洲国家都曾经在理论上独立自主。它粉碎了帝国统治的合法性，嘲笑帝国“仆人”的社会思潮。它为后帝国时代成立的政府没收外国财产、控制与外国的贸易以及与跨国公司达成（有时是有利可图的）妥协扫清障碍。它有力推动了文化价值观的重新确立并且抵制——或质疑——那些被认为是起源于欧洲的价值观。以欧洲为中心的帝国秩序的崩溃是否意味着向“由国家组成的世界”的真正过渡，还远不为人所知（我们还将拭目以待）。同样，欧亚的分裂（非殖民地化出现的重要背景）是否会助长新式帝国的崛起也不为人所知。所谓新式帝国，就是它依靠多种有效方式来施加影响而不再靠传统的殖民统治。

1947年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结束连同两年后欧洲海军从中国的撤退，标志着亚洲历史上“瓦斯克·达·伽马时代”的终结。欧洲统治的时代结束了，这是几年后一位印度历史学家的论断。[15]当然欧洲的影响不能被夸大。欧洲人尤其在南亚创建了庞大的殖民帝国：马来群岛、印度支那以及最重要的印度。他们要求东亚在1840年后允许海上航行，并且牢牢把守中国沿海直至19世纪60年代。但是日本坚决不屈服于欧洲，闭关自守的程度比中国更甚。1890年后，欧洲列强很少再深入入侵中国社会，攫取其经济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地缘政治变化使欧洲停止了对中国的侵略。欧洲对亚洲的殖民统治是分散的，只是在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19世纪90年代前殖民者只获得有限的购买权）留下浅短的印迹。近海国家的殖民统治要比内陆国家的殖民统治更引人注目。这部分解释了殖民体系在1941—1942年迅速解体，1945年后只出现了短暂复苏的原因。

然而1945年后发生的变化是再真实不过的了。不到10年，南亚、东亚以及东南亚的殖民统治差不多消失殆尽。即使在那些还存在殖民统治的地方，独立也被提上议事日程，或者它们被占领的领土无关紧要。香港是个例外。但是承蒙中国政府的恩惠，也是出于方便考虑，[16]香港依然是殖民地。面对因战争而变得支离破碎的欧洲，新一代亚洲政治领袖惊异于短短几年的变化，这是不足为奇的。同时发生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解体以及亚洲大部分独立国家的快速复兴预示着新的开端。亚洲人现在可以表达他们的种族观与文化观，对欧洲同族互相争吵、残杀表示冷漠，亚洲数百万穷困潦倒的人们可以追求并维护自己的利益。

这就是1955年5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Bandung）举行的“亚非”会议的精神。主持会议的是印尼总统及反殖民主义运动英雄苏加诺（Sukarno）。超过25个国家的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包括黄金海岸和塞浦路斯，当时它们仍是殖民地。[17]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代表埃及出席了会议。印度总理尼赫鲁和中国总理周恩来对会议的顺利进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会议没有正式的议程，但是它隐含的目标是坚决主张建立非西方世界的国际政治新秩序。会议通过决议要求让更多的亚非国家担任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明确宣布殖民主义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周恩来在一次著名的调和性的发言中强调中国没有扩张的野心，并且随时愿意与美国谈判。尼赫鲁谴责与西方联盟“对亚非国家来说是不可容忍的耻辱”，并谴责北约是“殖民主义最强大的保护者之一”。非洲和亚洲在东西方冲突中应保持中立：“为什么要把我们拖进他们的争吵和战争中呢？”[18]

尼赫鲁和周恩来演说的背后隐藏着一种远见，即不受殖民势力影响的国家要忍辱负重地生存。这是对没有丝毫后帝国时代情结的非殖民地化的一种宏伟的见解。亚洲国家会为继续解放殖民地人民而奋勇抗争。亚非国家的文化合作将取代它们原来对欧洲文化的顺从。这些思想仍然很强大。一个独立于东方和西方并且不结盟的“第三世界”的理念，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团结的第三世界国家与殖民主义国家的斗争在联合国得到了有力的展示，这有助于1960年后加速欧洲结束在非洲的殖民统治。但是，尽管万隆会议取得了很多成就，事实上，后殖民时代的到来从会议一开始就被注定。非殖民地化不是推翻殖民统治或消除欧洲的影响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即使在万隆会议上，亚非国家也不是铁板一块的，赞成尼赫鲁“中立主义”路线的中间派和相当多的亲西方派之间出现了隔阂。分歧的出现部分原因是对中苏企图的怀疑和憎恨（即使周恩来做过多次保证），但是更深层的原因是亚洲国家间摆脱殖民帝国控制后产生的复杂冲突。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不完全脱胎于亚洲的古老体制。当帝国投降或被推翻后，随之而起的是竞争对手之间对继承权的争夺。由于殖民统治经常将不同的种族群体联合起来，任意蹂躏旧的种族-文化疆界，所以不管是新的民族认同还是他们拥有的领土权利都不被承认。如果这只是欧洲殖民帝国制造的也许会变得简单些。但是到20世纪50年代，亚洲到处是其他帝国蹂躏的痕迹。英国、法国、俄国、荷兰和葡萄牙帝国对清王朝时建立的庞大的内陆中国、日本在朝鲜和台湾遗弃的殖民地以及东南亚帝国都怀有野心，东南亚帝国中泰国、缅甸、越南的首领在殖民年代被软禁。克什米尔、西藏、朝鲜、台湾海峡、越南、苏门答腊以及缅甸的山地族是从帝国向国家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创伤，这明显表示后帝国时期形成的国家并不是在双方愿意的情况下形成的。亚洲沉浸在冷战扩大所掩盖的这些地区和区域冲突的严酷现实中。

中国在欧亚历史上的作用像往常一样重要。到1950年末，中国内地在共产党统治下得到统一。毛泽东取得的非凡胜利不仅取决于共产党成功的土地政策，还应当归功于中国农村大众的“农民民族主义”（被憎恨日本占领的怒火点燃）。[19]两者发挥的作用孰轻孰重仍有争议。[20]但是，毋庸置疑，中国凭借一支历经战争考验的强大军队再次在东亚获得主导地位。这在特定条件下将可能导致中国致力于国内改革而采取向内的政策，从而置其亚洲邻国于不顾。但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政治氛围下，这种结果是不可能产生的。相反，新政权领导者接受了共和国前任以及清政府的观点，即只有牢固掌握了近陆统治，他们的政权才能安全而有保障。他们强有力地坚持北京在西藏的统治。当北朝鲜似乎要落入非共产主义统治者之手时，他们大规模干涉了朝鲜战争。中国派出200万志愿军支援朝鲜，其中超过15万志愿军牺牲了。[21]毛泽东对于中国的南部边疆也采取了同样的看法。在越南独立同盟会和法国在北越斗争的关键时期，中国的军事援助和战略性的“建议”，发挥了重要作用，导致了1954年5月法国在奠边府（Dien Bien Phu）的大溃败，奠边府战役揭开了法国在印度支那殖民统治结束的序幕。[22]北京害怕被再次包围，因为（在台湾）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在美国的援助下很可能继续政治战斗。尽管取得了广泛的胜利，但毛泽东及其同事深知完全的胜利还没有实现。他们面临在农业国基础上建设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挑战。他们不得不在新的社会秩序中巩固新政权，他们必须保卫革命成果。

内外忧患意识使中国不可能退回到以前新朝代偏爱的孤立状态。显著的表现是在美国的策划下，中国最初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到1971年才得以恢复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中国一开始采取谨慎与观望的混合政策。建设工业国的紧迫性以及为平衡美国对国民党的帮助，促使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结盟。在1953—1954年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北京接受了以分裂为代价的妥协性和平。法国在第一次越南战争中被打败后，周恩来通过放低中国的外交姿态以消除亚洲地区对中国的恐惧（并且抑制美国的势力）。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认为有必要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他对莫斯科的与资本主义共存的号召表示怀疑，认为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的高端外交政策背叛了中国。中苏同盟只维持了10年时间。面对美国对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强大支持，毛泽东不惜冒军事风险炮击国民党统治下的近海岛屿——金门（Quemoy）。由于推动国内转型的动力不足，毛泽东因而发动了激进的农村集体化运动，即所谓的“大跃进”（农村集体化运动并不等于“大跃进”——译者注）。将地主的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和苏联的做法一样）的结果只是国家控制的开端。1960年毛泽东同意河内为获取南越共产主义胜利而继续军事斗争（自1954年中止）的请求。[23]毛泽东的新路线是支持与殖民帝国或与资本主义相勾结的继任政权进行革命斗争的国家。他要传达的信息是简单的，推翻帝国主义的事业远没有完成。非殖民地化的到来——如果这将成为现实——必须依靠广大贫困农民的反抗：发动一场反对世界资产阶级的全球“人民战争”。[24]

毛泽东对于后帝国时代世界的计划受到了知识界、政治界的广泛关注，也受到了希望从友好的角度评价战争胜利的人们的广泛关注。在20世纪60—70年代，它给失败和妥协的后殖民地国家带来了希望。它吸引着仍希望推翻资本主义谋求战后复兴的人们。它在特殊条件下的东南亚国家获得了最显著的胜利。但是从更广泛的角度看，中国的遏制政策和毛泽东的反帝国主义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一方面由于对毛泽东的政治教条的盲目崇拜导致了破坏性的后果——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一场规模浩大的清洗运动——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另一方面反映在中国与北部最大的邻国的再次紧张对峙。阻碍毛泽东雄心实现的最严重的因素是东亚两个大国存在的巨大分歧。

如果中国转向共产主义（战时纷纷预测），那么日本准备好“接受失败”（约翰·道尔［John Dower］的惊人一语）也就不足为奇了。[25]战争结束时，日本被美国驻军、士兵以及美国平民近100万人口占领。[26]在以后6年多的时间里，美国总督（大部分时间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执掌权力，许多重大决策要经由他的准许。日本暂时失去了主权；禁止日本人出国旅行；禁止任何对占领体制的批评。美国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来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的根源。妇女享有选举权，并且拥有选举权的年龄下降，选民数量是原来的两倍多。由占领者制定的新宪法将军政分开，并且摒弃将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念头。他们解散家族商业集团或财阀。土地改革削弱了地主阶级的力量，将拥有土地自耕权的人民数量提高到大约60%。[27]占领者鼓励贸易联合体的出现。他们重新修订教科书，将教学大纲民主化。[28]对战前秩序如此强烈的冲击很可能激起敌对的反应，因为美国人要对付的平民精英仍然是相当保守的。但事实上他们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契约关系。当平民精英害怕中国将他们引向“倒退路线”时，美国人帮助日本建立一个工业化强国。他们与日本强大的官僚政治和平共处。他们从日本天皇那得到默许，天皇作为傀儡的制度被小心保留下来。东亚内陆的日益混乱以及1950年6月朝鲜半岛的战争使日本的保守派领袖没有任何机会再次发动战争。他们希望尽快结束美国的占领，恢复日本的主权。但是对华盛顿政策的公开挑战会惹怒美国公众并延迟独立的时间。这可能助长了要求获得日本1/3选票的左翼势力的强大并导致更极端的变化。

其结果是在建设和引导新的日本国家中美国发挥了非同寻常的作用。1951年在美国旧金山签订的和约将主权归还日本，尽管苏联和中国都拒绝签约。美国的措辞是强硬的。和约要求日本接受互保条款，即允许美国驻军在日本任何地方行动并且美国人享有日本的司法豁免权。太平洋战争中，日美展开激烈战斗的冲绳岛（1897年成为日本的附属岛屿），现在成了美国巨大的军事基地，不再属日本管辖。日本的经济通过固定汇率与美国经济相联，并且出于美国贸易禁运的威慑，关闭了原来在中国占有的市场。在战后东亚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日本成为美国维护其东亚地区势力不可或缺的堡垒，成为美国海外监控的平台，运用其经济和军事力量阻止中国的振兴。日本的大众文化也强烈感受到美国的影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摆脱殖民地统治的东亚，西方（不仅仅是欧洲）势力的影响比二战前更强大了。

印度是亚洲的第三大国，享有亚洲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声誉。在尼赫鲁的领导下，印度有望在后殖民地的亚洲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发挥显著作用。[29]的确，尼赫鲁很希望与北京一起消除东亚政治中的外部影响——正如他在万隆倡导的。但是形势对他不利。印度摆脱殖民统治后留下的遗产削弱了它的影响。它的独立伴随着印巴分治的创伤，印巴两国关系因冲突不断而恶化。接下来更不幸的是克什米尔（Kashmir）问题（巴基斯坦声称拥有主权但大部分领土被印度占有）很快与西藏的自治问题相联系。中国1950年后通过切断与喜马拉雅山的联系，无情镇压了西藏传统政府。印度与西藏之间的两条主要路线是经过锡金的南线和途经克什米尔列城的西线。[30]在没有明确划定的边界上发动的军事行动是中印冲突最终走向战争的原因之一。[31]印度的战败（在1962年）适当地反映了尼赫鲁宏伟志向的失败。印度的政治体制（将大量的权利和资源分配给国家级政府），与巴基斯坦爆发战争的“国内”威胁，以及印度经济的缓慢增长（20世纪50—60年代印度的世界贸易份额下降了2/3），[32]共同造成印度成为亚洲“大国”主张的落空。

就最广泛的意义而言，东亚非殖民地化的过程与东亚大国的局限和软弱有很大关系。它们不管是各自还是联合起来，都无法解决过去亚洲帝国的冲突或现在革命时的意识形态冲突遗留下的争议。这就为尼赫鲁希望消除的外部势力的介入敞开了大门。正是中国的恭顺才使斯大林在1950年6月发动解放北朝鲜的袭击。[33]正是对日本的控制才使美国得以部署大量军队保卫南韩。但是外部势力发挥关键作用的主要冲突聚焦地是在东南亚。

这不是什么巧合。东南亚殖民统治的结束比南亚（英国统治在那里瓦解）和东亚（日本帝国统治被战争打碎）的情形更为混乱。这部分归因于美国对英国和法国的援助（尽管没有给荷兰援助），但同时也是因为东南亚有着不同的民族和宗教信仰，民族地理分布不集中以及在殖民地统治年代没有形成强大的国家。乍看似乎日本的战时统治破坏了欧洲殖民统治的支柱，但它只是给当地的政治首领足够的自由（以及足够的时间）来建立新的政治忠诚和打碎旧的殖民统治机器。新的“国家的”政府在缅甸、印度支那以及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产生。当联军（主要是英国人和印度人）在日本战败后撤出东南亚时，它们要求适当的权利，结果是双方僵持不下。殖民统治者的策略是给予补选的新领导者以权力而不是真正的独立。但是地方政治和国际局势的极不稳定使任何交易都无法形成。由于重新控制得不偿失，英国殖民力量很快从缅甸撤出。[34]在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和英国的马来亚，双方的斗争更为持久。

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主义只在群岛的大部分地区获得有限的支持。在那里，对日本占领的恐惧与（在一些情况下）反伊斯兰教的情绪使荷兰的殖民统治显得不那么邪恶。但事实是，荷兰的整体统治，即使在荷兰-印尼“联邦”统治下，如果没有爪哇岛的支持是无法维持的，爪哇是群岛上最发达的岛屿，拥有群岛5/8的人口。荷兰并未控制爪哇，美国拒绝支持苏门答腊和爪哇的持久游击战（可能破坏印尼的经济并扩大共产主义的范围），游击战在1949—1950年将荷兰殖民统治者赶跑了。[35]

在印度支那结局是不一样的。法国将它的势力重新安插在北部（东京湾）和南部（交趾支那）。它面临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会发起的可怕的运动。越南独立同盟会得到了来自北部和交趾支那种植园农民的支持。有利的形势使得法国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统治，越南社会的许多阶层都不喜欢胡志明式的越南民族主义（胡本身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多年的共产国际成员）。这些社会阶层包括有产阶级、大多数城市人口、天主教徒（主要由越南北部20%的人口组成）以及高台教（Cao Dai）与和好教（Hoa Hao）的追随者，还有一些山地少数民族。[36]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然不坚定，或者支持越南君主保大皇帝（Bao Dai）在“法国联盟”下获取越南自治。这为法军打败越南独立同盟会，或者为美国帮助越南摆脱（用美国国务卿生动的话说）“共匪（Chi commie）及其武装部队”的控制提供了平台。[37]然而，到1953年中期，保大皇帝的可信度完全依靠法国军队的声誉。当法军在第二年奠边府战役中被打败后，他和法国在越南已无法立足，这样的结果对胡志明来说是来之不易的。

第一个原因是美国急于对付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由于中国是胡志明的主要支持者，华盛顿因此考虑在1954年发动对华全面战争。第二个关键因素是著名的天主教徒、社交广泛的吴庭艳（Ngo Dinh Diem）在南方建立了强大的关系网络，掌握了大部分南方权力。吴庭艳是民族主义者。他非常精明，博得了美国的同情，并且拒绝法国提出的半独立。〖PS452.EPS;S-*3;Y-2*2,Y〗他后来被人们辱骂为美国的走狗，但他的最初目标是削弱胡志明的势力，建立一个他设计下的越南国家。[38]第三个原因是，越南独立同盟会被它的中国盟友束缚着——部分出于害怕美国的战火，部分是因为中国不想把老挝和柬埔寨拖入美国的战争（作为回报，老挝和柬埔寨保持中立；泰国已经加入了西方国家签署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即《马尼拉条约》）。在东南亚本土，主要的冲突集中在缅甸人、泰国人、越南人、老挝人以及古美尔人建立独立国家的计划中：它们之间的冲突使外部力量乘虚而入，使得他们难以拒绝外国提供的帮助。马来亚的情况也相似。马来人的政治领袖视1948年后的共产主义叛乱为中国对马来亚未来的挑战，威胁到英国的殖民统治。为与他们的“老大哥”——苏加诺的印度尼西亚保持距离并防止过于亲密——他们采取与英国结盟的方式获取独立，而不是不结盟或保持中立。[39]

1945—1960年处于关键时期的亚洲非殖民地化所走的路线与万隆会议宣扬的希望与梦想是完全不同的。许多亚洲领袖没有鄙视冷战外交游戏的无用——如尼赫鲁主张的，而是接受了一个“两极”世界的事实。他们希望把冷战变为地方优势而不仅仅维持令人自豪的独立。在现实中他们可能无法选择。他们国家经济和军事上的脆弱，内部的分裂，社会的骚乱以及走与亚洲不同的现代化道路的思维习惯都注定要改变亚洲后殖民地的轨迹。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将大陆纳入新帝国的体系，人们将拭目以待。

中东的非殖民地化进程同样是曲折的、令人痛苦和充满冲突的。那里的人们像东亚的殖民地国家一样把二战的结束视为一个新的开端。随着和平的到来，英国结束了在境内建立的庞大的军事机器——超帝国主义——将阿拉伯国家和伊朗（一部分领土被苏联军队占领）变成帝国战争辅助产品。一旦英国殖民统治结束，人们将重新开始政治生活。更好的是，英国人打算（为了他们自己的方便着想）将法国势力逐出法国战前托管的叙利亚和黎巴嫩，使它们取得独立（1946年），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他们还鼓励在1944—1945年成立阿拉伯联盟。英国想把该联盟作为自己施加影响的途径，使阿拉伯国家在英国的庇护下联合起来。但联盟也可能成为阿拉伯国家联合排除、遏制外部势力影响的载体。苏联、美国与英国平分天下（如果没有一方在势力上超出）的新地缘政治格局很可能回到1939年前的状态。许多年轻的阿拉伯人似乎都希望战后世界将是一个新的“民族时代”。1918年后从土耳其赢得自由的虚假曙光——英国统治取而代之——可能最终会向生机勃勃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让步。

在中东，英国的障碍堆积了很多。英国拒绝撤军的“逻辑”反而使其陷得更深。[40]关于战略（我们目睹的）和严重依赖石油的争论使撤退不可思议。伴随着战略上的软弱与经济上的脆弱开始的和平（伦敦希望只是短暂的），排除了帝国放弃统治的可能性，除非帝国统治已无法立足。英国仍然相信它在中东有强大的权力，它与当地最发达的国家埃及联盟，埃及拥有1900万人口，占中东地区3500万人口的一半以上。[41]埃及君主与地主阶级之间长期的冲突给英国的政治体制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如果需要“劝阻”，它在几小时内就可以将在运河地带驻扎的军队调往开罗。它现在想通过减少军队的数量来改善激烈战争后与埃及的关系。它认为华夫脱党与国王迟早会达成妥协，因为埃及的区域影响如国内稳定一样需要英国的支持。因此当谈判停滞不前时，英国按兵不动等待“风平浪静”时刻的到来。它有实力按它的想法来行动。因为它还可以指望伊拉克和约旦的政治伙伴哈桑王朝（Hashemite）。伊朗和约旦（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被英国划分界线）深信国家的凝聚力以及王室的残存离不开英国的内外帮助。波斯湾分别位于两国的南面和东面，依然被视为“英国湖”。沿着波斯湾海岸林立着从科威特到阿曼的一些小国，它们对英国负有义务，因为英国承诺保护它们免受潜在邻国的蹂躏。在阿拉伯半岛的南端是英国在亚丁的旧基地，是一个英国统治松散的沿海条状地带。似乎所有的这些还不够，英国还打算从意大利手中接管利比亚，建立基地，由英国扶持的国王自治。毋庸置疑，英国通过施加惯用的权力来控制整个中东地区的政治。进行控制的常用手段有外交干预国家间的争端、提供援助以及拒绝与“不友好”国家做生意。英国人玩这种游戏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要摆脱它的统治注定是困难的，会引起分裂甚至可能是血腥的。

更激进的阿拉伯人有明确的解决办法。只要依靠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集体力量就可以打倒帝国主义的强大势力。阿拉伯共有的民族主义理念使英国与阿拉伯国家统治者及“上层人物”的讨价还价失去信用。它将挑战地方精英的自满感，并提高社会的发展水平使阿拉伯人的预期寿命与印度人相当。然而阿拉伯的团结还是一个遥远的梦。种族、宗教信仰与社会阶层的不同——土耳其和欧洲统治遗留下的部分遗产——深深植根于阿拉伯社会。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不得不战胜地区精英统治者间的敌对意识。埃及的民族主义者极少认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民族主义（萨阿德·扎格鲁勒［Saad Zaghlul］在20世纪20年代嘲笑他们是“一群废物”）。[42]他们流连于古埃及法老王的荣耀中（20世纪20年代图坦卡蒙［Tutenkhamun］法老的木乃伊被发现后更甚），将自己视为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文化的最佳继承人。埃及人不认为伊拉克和约旦的哈桑王朝是傀儡和暴发户，也不认为他们欲领导阿拉伯世界的想法是荒谬和卑鄙的。哈桑国王们同样确信他们引领阿拉伯民族的历史使命：毕竟是他们在1916年后发动起义并且宣告阿拉伯国家的成立。他们坚定不移地追求一个叙利亚（1920年落入法国之手）、巴勒斯坦、伊拉克和约旦统一下的伟大的哈桑王族国家。他们对沙特王族怀有强烈的仇恨。沙特王朝从哈桑王朝手中夺取了圣地麦加和麦地那，并将哈桑王朝的汉志（Hejaz）变为“沙特”阿拉伯的一个省。埃及、哈桑王朝与沙特王朝之间的敌对聚焦于叙利亚，宗教和地区冲突使叙利亚成为滋生外部势力的沃土。[43]

中东地区政治力量的这种大致平衡很快受到了巴勒斯坦问题产生的火山爆发般的冲击。英国人计划通过平稳过渡政权来维持帝国的地区统治。阿拉伯所有国家都将获得独立：一些国家将通过与英国签订条约获取独立，另外一些国家将承认英国是中东地区唯一具有真正实力的大国。巴勒斯坦发生的变化总是最难解决的，巴勒斯坦自一战后被英国直接控制下的国联托管。20世纪20年代协调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之家”的犹太人与保卫家园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人之间的矛盾是相当困难的。20世纪30年代犹太难民为逃脱纳粹暴行纷纷涌入巴勒斯坦，使问题更是难以解决。二战前，伦敦想通过限制迁移的人数来平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对激增的犹太人的不满，以确保阿拉伯人的永久主导权。巴勒斯坦可以先争取自治以便为以后成为一个阿拉伯国家做准备。这一独创性的办法于1945年后化为硝烟。驱逐犹太难民遭遇的现实困难与政治尴尬、美国支持犹太人的外交压力，以及犹太定居者发动的大规模狂暴的恐怖主义运动都撕毁了截至1948年中期英国当权的伪善面具。[44]结局是所有殖民地世界中最糟糕的：难以控制且充满争议的领土，似乎使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的矛盾永远无法和解；外部刺激使双方的矛盾不断激化；加之缺乏强有力的决策手段与方法。联合国建议下的巴以分治没能实行。犹太人在接下来与阿拉伯人（包括当地的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国家派来的分遣队）的战争中获得了胜利。新成立的以色列国强大得足以获得其他对自己有利的领土分配，但是它没有强大到把它作为永久性结果让阿拉伯国家接受。

阿拉伯的大灾难是中东地区帝国统治结束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它激起了阿拉伯地区的泛民族主义情绪，并给它们提供了发泄不满行动的契机。这对阿拉伯一些主要国家的统治者来说是极大的耻辱，这些国家战后的通货膨胀以及艰难的生存条件使广大民众感到不满，1948年1月在巴格达的沃西巴（Wathbah）暴力示威游行阻止了《英伊同盟条约》（Anglo-Iraqi treaty）的续签。[45]军队中因此也怨声载道，士兵们把战败怪罪于他们的平民领袖。其中埃及受到的冲击是最大的。埃及国王坚决要求派出一支军队来提高他在国内的声望，强调埃及在阿拉伯国家中的首要地位。[46]失败的冲击给人们带来的失落感越来越强。但更糟糕的是，埃及国王在将英国势力驱逐出广阔的运河区方面没什么作为，运河区是埃及从属地位的伟大见证。他的老对手华夫脱党首领也一筹莫展。直接行动在外交不成功之后介入，与英国的斗争变得越来越暴力。英国对埃及劳动力的依赖以及英国落后的设施和低效的人事机构为罢工、暗杀以及其他恐怖行动提供了机会。报复与复仇的行动遍布埃及的主要城市。由于社会秩序不复存在，国王打算发动政变来整治军队。“自由军官”运动抢先一步，在1952年6月夺取了政权，国王被迫流亡。

影响起初并不彻底。新政权开始重整社会秩序，它征服了拥有广泛社会基础的伊斯兰主义运动——穆斯林兄弟会。当承认英国统治下的苏丹独立为单独的国家时（英国拒绝开罗要求尊重“统一尼罗河河谷”的请求），埃及在上尼罗区的势力已丧失。最重要的是，它允许英国为击退中东地区的外来袭击（苏联入侵的代号）时使用运河区基地，以此为条件获得英国同意离开运河区基地。英国推断在可以用无线电传播核威慑的情况下，基地的存在不仅是政治上的浪费也是形式上的多余。[47]它很希望新的纳赛尔政权能将精力集中于国内改革。它认为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将是有限的。[48]同时它通过与哈桑王族国家进一步联盟以及签订军事条约来转变帝国统治的模式。在苏伊士运河协定中发挥作用的美国势力向英国倾斜，埃及被孤立并允许向好的方面发展。然而纳赛尔却不服从安排，他对英国“体制”的惊人反抗之举成为中东非殖民地化进程中的中心事件。

作为一个埃及民族主义者（新政府成立之初就将拉美西斯二世［Ramses II］接回开罗），纳赛尔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英国并密谋将英国逐出整个中东地区，泛阿拉伯主义情绪和巴勒斯坦战争对他也有影响。他希望革命的洪流能冲刷掉中东殖民年代遗留下的地主和国王的旧体制。他也担心形势对他不利，换作其他的领导人都会面临同样的困境。苏丹沦丧了，与以色列的冲突不断升级。阿拉伯东部（迈什利克［Mashreq］）不再受埃及势力的影响甚至与之中断贸易联系。没有了国外市场和石油供应，纳赛尔面临国内经济滞胀和日益扩大的社会骚乱。它将不得不依赖西方的经济援助，这是非常危险的。他的政权经不起考验，人们对他的批评将与日俱增。所以当英国组成“巴格达条约组织”（与土耳其、伊拉克以及——它希望的——约旦：下一个目标是叙利亚）时，[49]纳赛尔进行了反击，他拥护泛阿拉伯主义。在沙特阿拉伯的支持下，他强烈支持叙利亚政治中的反伊拉克小派系。他鼓励约旦反抗加入条约组织。1955年9月一场惊人的政变突如其来，纳赛尔冲破西方的军备封锁，计划接受苏联的供应。埃及现在是一个真正的军事大国。到1956年早期，他向中东地区的英国势力公开政治宣战。他控制住了与以色列边界爆发的不断升级的冲突，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但他在地区政治中掌握着主动权。他使埃及成为泛阿拉伯事业的推动者，并把泛阿拉伯情感转化为有力的行动。伦敦的反应是恐慌和愤怒。

埃及与英国的对抗直接导致了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华盛顿不再给埃及阿斯旺水坝提供贷款。纳赛尔收回了被英法共同占有的苏伊士运河主权。这似乎是虚张声势。但也许纳赛尔估计英国要打败他是很困难的。英国撤出了在苏伊士的驻军，它深知公开的挑衅将激怒所有阿拉伯人。来自国际的压力（以联合国为媒介）不可能带来它真正想要的结果：纳赛尔的倒台。纳赛尔也感觉到华盛顿并不完全赞同伦敦发动残酷的报复。纳赛尔迅速的反击反映了英国的政治衰弱。英法干涉埃及与以色列（英法蓄意联合入侵）的冲突，共同占领苏伊士运河意在羞辱纳赛尔，促使他倒台。纳赛尔政权得以幸存的关键是广大人民要求纳赛尔不要顾及阿拉伯的爱国言论而采取行动。这使艾森豪威尔总统相信英国的胜利将引起阿拉伯世界对整个西方世界的一致反抗，阿拉伯世界将向苏联开放更多门户，这样将损害美国的利益。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出于经济上的原因与纳赛尔战斗——担心纳赛尔的统治会损害石油的供应——但现在英国经济的脆弱是必然无疑的。没有华盛顿的支持，它将面临金融的崩溃。英国最终撤军并赔礼道歉。纳赛尔保留了运河主权。[50]使政治陷阱落空的不是纳赛尔，而是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51]

苏伊士运河危机标志着英国控制整个阿拉伯世界野心的破灭。它驱逐了大国势力，成了真空地带。这是建立新的中东秩序的时机。纳赛尔是代表阿拉伯世界的拿破仑。他的声誉是无人可敌的：他就是头（rais，俚语“老大”）。庞大的中产阶级、城市和海港、文学和电影、新闻传媒与教育，使埃及成为阿拉伯现代化的象征。纳赛尔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被正式写入埃及的新宪法中）使许多中东国家社会发生剧变。对于城市工人、不断增加的学生、不断扩大的官僚机构和年轻的官员阶层，它提供了政治纲领和文化工程。巴勒斯坦人民结束抱怨，集体努力使国家复兴。在苏伊士运河取得胜利不到两年内，纳赛尔将叙利亚纳入政治联盟，成立了统一阿拉伯共和国。同年（1958年）哈希姆王朝统治在伊拉克结束。纳赛尔仍然要认真对付美国势力（美英共同干涉以阻止约旦和黎巴嫩的统治被亲纳赛尔派推翻）。然而美国惧怕苏联势力的崛起与纳赛尔反对共产主义，为两国关系的修好提供了机会。纳赛尔似乎真正取得了绝妙的双赢。他让更松散宽容的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地方势力。任何觊觎中东利益的国家，都不得不与他和埃及打交道。埃及领导下的泛阿拉伯团结（亲共产主义的新伊拉克政权被孤立）开辟了远景，它可以与外来势力谈条件，它可以将石油作为武器（20世纪50年代石油的产量大大增加），它甚至有能力“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然而中东地区的非殖民地化现状离泛阿拉伯主义的理想还很遥远。第一，纳赛尔希望波斯湾的石油富产国阿联酋（特别是科威特）能接受他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推翻它们的王朝统治。但是英国在波斯湾阴魂不散，支持当地统治者反对纳赛尔的政治主张。第二，纳赛尔仰赖的泛阿拉伯情感遇到了强大的对手。战后早期，新成立的阿拉伯国家似乎是人为创造的。受过教育的阿拉伯精英可以自由穿梭于国家之间，所以他们的思想也可以自由传播。国家结构脆弱，外部势力能轻易渗透。到1960年开始有了变化。新的“地方”精英开始成为国家的主人。每个政权都有自己的穆卡巴拉——秘密警察。民族差异感在阿拉伯国家之间越来越清晰和强烈：纳赛尔曾经充满魅力的泛阿拉伯主义面临艰难的挣扎。三年后他与叙利亚的联盟解散。[52]第三，以色列国的复兴比预期的还要快，美国对它的同情使它没有失败的迹象：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它在20世纪60年代变得越来越强大。[53]第四（同时很大程度上是结局性的），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帮助，泛阿拉伯理想是实现不了的。寻找军备、援助以及抗衡以色列（以及它们当地的对手）使阿拉伯国家陷入冷战外交的困境。最后，地质优势赋予国家的石油财富使它们不用选择追随埃及的意识形态：如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英国的波斯湾保护国。石油也没有成为（煤曾经成为英国的动力）社会和工业变革的动力。事实上，阿拉伯的经济繁荣（或经济前景）严重依赖于能源消耗大的工业，而这些工业却被外国人牢牢控制——经营世界石油的“七姐妹”（跨国公司）。[54]1967年的第二大灾难是以色列对埃及、约旦和叙利亚发动的“六天战争”，它通过野蛮的方式暗示矿物财富与权势不能相提并论，石油美元也不能代表强大的工业实力。到1970年，纳赛尔早逝。后帝国时代追求的自由成为“阿拉伯的困境”。[55]

埃及、土耳其和伊朗是中东地区的三个大国（各国人口在2001年已达到6600万）。由于纳赛尔没能使埃及成为阿拉伯革命的中心，其继任者安瓦尔·萨达特转而与西方妥协（像穆罕默德·阿里在19世纪80年代那样）。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埃及已成为接受美国援助的第二大国（仅次于以色列）。

土耳其在阿塔土克精明的前中尉伊斯麦特·伊诺努的领导下在二战期间保持谨慎的中立。但是战争结束时苏联势力日益挺进，斯大林公开声明他对海峡的计划——“俄国的命运不能被土耳其扼制”，这是他在雅尔塔会议上宣称的——促使安卡拉坚定地加入西方阵营。土耳其在杜鲁门主义下被纳入美国援助和保护的领域，尽管当时形势未明朗化。1955年土耳其成为北约成员。凯末尔·阿塔土克万万没有想到冷战的对峙为土耳其成为西方的一员敞开大门，西方认可土耳其在世纪末时加入欧盟。与希腊的紧张局势以及塞浦路斯的未来问题使得它们之间的关系时常起伏波动。1945年后半个世纪，土耳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阿塔土克在现代工业和世俗文化基础上建立官僚国家的伟大事业如何与代议制民主（阿塔土克时期是一党制国家）和开放的（非国家控制的）经济共处。

伊朗发生的事是最吸引人的。1941年伊朗被苏联和英国共同占领，局部意在阻止巴列维国王接近德国，主要是为严阵以待的俄国开通英国的供给线。巴列维放弃王位并被流放。结果是与他相关的权势都纷纷解体。愤怒的贵族（强大的地主阶级）、城镇的激进分子（像人民党［Tudeh］）、部落首领和少数民族挑战年轻国王的权威并纷纷争取占领国的偏爱。战争结束时，这种动乱与日俱增。苏联红军直到1946年才撤离伊朗人居住的阿塞拜疆。战时的通货膨胀使经济破败不堪。国王的支持者与激进分子和贵族争夺对国会的控制。政府不断受到来自部落、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反抗。然而到1949年，国王再次宣布对国家的控制，也许如果不这样做，国家将陷入更深的分裂，社会动乱将恶性循环。

在这之前，爆发了巨大的危机。国王为巩固他的地位，急于想通过其财富的主要来源——国家西北部巨大的油田来增加国家收入，油田掌握在英国控股的英伊石油公司手中（现在的BP）。1949年6月的“补充协议”建议将公司的税收从15%提高到20%，以后还要增加。但是协议与两大障碍相冲突。一大障碍是国王的反对者害怕这一新开发的财富会保证国王战后权势的恢复；另一大障碍是伊朗舆论引导的国内反对外国继续控制国家关键资源的看法，反对相信该石油公司已经尽力的影响。更糟糕的是，当国会对此事进行辩论时，得知阿-美石油公司（Aramco）将公司利润的50%给它在沙特阿拉伯的东道主政府。随着英伊协商的进行，局势变得紧张，1955年3月国会通过将公司收归国有的法案。几天后，国王及其父亲的老对手穆罕默德·摩萨德出任首相。[56]

结果是陷入僵持状态。华盛顿否决了英国军事干涉的打算，认为这是鲁莽和倒退之举。[57]结果大批英国官员从占领地和阿巴丹炼油厂撤出。主要的石油公司担心其他公司会跟随伊朗的做法，于是联合发动石油罢工，其结果是非常有效的。摩萨德发动的法制革命似乎快要成功，但是他的支持力量（从来都不团结）现在开始瓦解。在西方，他被视为危险的煽动者，为共产主义的统治扫清障碍。1953年8月，他在一场由英美机构援助的军事政变中下台，他的位置被效忠于国王的总理取代。在一些新的石油协定下，伊朗的石油经由美英的联合公司出售。国王的石油收入出现了惊人的增长：1954—1955年及1960—1961年间增长了10倍，增长到3.58亿美元；1973—1974年间进一步增长了15倍。其军事和政治力量也取得了惊人的增长。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他成为西方坚定的同盟，由于担心他对波斯湾的控制将引发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西方将伊朗视为阻止苏联南进堡垒的观念发生了动摇。

从冷战的角度看，国王的胜利意味着西方的胜利。实际上他的胜利要归功于其对手的不团结与失误，地主主导型社会顽固的保守主义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设计的阴谋。[58]从另一个角度看，国王和摩萨德之间在伊朗总体地位方面精心策划了一场变革。甚至连伊朗国王巴列维（Pahlvai，Mohammad Reza Shah）都无法摆脱半殖民地地位，公司如国中之国，英国通过伊朗官员和各省盟友施加的普遍影响在耻辱性的被迫撤退中一扫而光。在某种程度上，中东地区没有其他统治者能成为伊朗的对手，国王不仅坚持伊朗的独立，而且在中东地区谋求大国地位。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最终继承了他建立的国家的人是这个国家强加给伊朗社会的种种变化的不共戴天的敌人。

发生在东亚、南亚和中东的事件打破了欧洲战后复兴殖民帝国的幻想。至少非洲暂时出现了不同的情况。甚至消息灵通的观察家也怀疑非洲会跟随亚洲而觉醒，或者非洲不用艰难的抗争就会独立。法国的殖民势力依然深入马格里布国家（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马格里布国家在法国发挥世界大国的作用中扮演至为关键的角色，法国的地中海“命运”观不允许该国的真正分离。100万法国人（他们在法国议会中都有发言权）定居在阿尔及利亚，以及非洲军团（Armee d’Afrique，主要驻扎在北非）在军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使战后法国政府在北非更不愿再次受到在印度支那被迫撤军的耻辱。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英国、法国、葡萄牙和比利时更没有准备撤军的理由。

殖民地的非洲间接感受到了战争带来的影响：通货膨胀、物资短缺、征募新兵、地方工业化的开展、刺耳的宣传。但是非洲没有爆发真正的战争（除了埃塞俄比亚短暂的爆发），殖民体系也没有被任何入侵行动打破。语言、种族和宗教信仰的差异排除了非洲产生像泛阿拉伯主义那样强大的民族主义的危险，泛阿拉伯主义动员了殖民地边界的广大力量（更不用说跨境的力量）。同样的道理，非洲领袖发动印度民族主义模式的政治运动的可能性非常小。甘地组织的强大的次大陆联盟与非洲殖民政治的本土化、单一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的确，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殖民国家远没有发展为独立的非洲国家，而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部落”非洲仍然不断产生，至少部分是对欧洲“间接统治”方式的回应。非洲的精英依然把“部落”（像约鲁巴部落，规模相当大）视为他们施加影响和建立权力的最优方式。最后，在“白色的南部”，正是白人定居者的民族主义而不是非洲黑人的民族主义在1945年后开始激进地行动。20世纪50年代殖民地国家在南非的政治目标是实行种族隔离和强化白人至上的政治权。建立和巩固白人统治的中非国家是罗得西亚北部和南部（现代赞比亚和津巴布韦）[59]定居者的目标。白人势力的渗透有着更深的因素。随着奥利弗拉独裁的葡萄牙（Salazarist Portugal）在1945年后重新发现了他的殖民使命，就开始对其在安哥拉（Angola）和莫桑比克的两大占领地进行系统的殖民化。[60]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老牌殖民势力正挣扎着在亚洲持续下去的时候，它们以为有时间在非洲玩弄权势。殖民规划者经过一系列的阶段后（像一个劣等生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取得的进步一样），描绘出了在不确定的将来权力转换的官僚政治蓝图。现实的责任是使殖民地生产急迫需要的产品，这些产品包括可可、植物油、棉花、剑麻、烟草、铜、金、铀、钴、石棉以及铝。美元短缺和冷战形势使非洲从交战时期的遗弃物转变为欧洲的阿拉丁洞穴（Aladdin’s cave，《一千零一夜》中获得神灯和魔指环的阿拉丁）。“守夜人”（俄国作家谢尔盖·鲁基扬年科的小说中的人物——译者注）的状态（这种状态使昏昏欲睡的狗躺下）不得不转变为四处干涉的“忙忙碌碌”状态。在非洲的东部和中部，白人移民者社区——通常被战前殖民官员视为多余的讨厌的人，现在得到宠爱，而且他们的扩张也得到鼓励。在没有白人移民者的非洲西部殖民地，殖民管理者们向沿海城镇受过教育的精英们寻求支持。他们战前被淡忘，现在则成为推动发展的力量。伦敦和巴黎的政策制定者们充满乐观主义，他们认为给予最终自治的承诺将会缓和殖民地被入侵带来的骚扰，同时为殖民统治最终结束时的“欧非”合作奠定基础，这其实是不现实的。

他们没有考虑到的是殖民地国家的糟糕形势。大多数非洲地区一直都是贫弱的。在1914年以前的分裂和征服时代，它随意地寻求殖民地朋友并依靠定居者和妥协者创造税收。在战争年代，间接统治理念的普遍传播（基于对“传统”非洲社会不稳定的担忧）以及经济萧条下创造的收益使殖民者更倾向于建立耗资少的小政体，将权力委任给所谓的“地方权威”。更多有远见的殖民统治者意识到，如果不采取这样的变化，殖民地人民的聚合力将越来越弱，任何重要行动需要的支持将越来越少。[61]只有战争（需要更多的行动和开支）及其后果才使这种改革变得紧迫。但是政策制定者使非洲有更大的发言权并成为更为积极主动的国家的意图没有得到非洲舆论的认同。为应对战后的严峻形势，殖民地政府不得不进行价格管制，降低工资，镇压罢工，以及限制地方消费。它们不得不改进农业措施——如为牛群灭虫，反侵蚀措施，以及焚烧病害的可可树，这引起了人们的憎恨而不得不强制施行。随着外国专家和新定居者的涌入，殖民地非洲经历了一些历史学家所谓的“第二次殖民占领”。[62]殖民地政府这一突如其来之举引起人们的怀疑和反抗是不足为奇的。殖民地政府要在短时间内在两条路线中做出选择。它们要么将权力尽快移交给非洲领袖并试图赢得更多的支持（1948年加纳动乱后英国人选择的方式）；要么选择镇压，希望强有力的行动可以使“极端分子”（改变的称呼专指拒绝与殖民地政府合作的人）气馁，并壮大（被称为“温和派”）队伍——那些愿意接受缓慢的政治变革和非洲多数决定原则时期之前不屈不挠人的队伍。[63]

在伦敦和巴黎（甚至在布鲁塞尔），一旦非洲人有明显的憎恨行为，政府倾向于首先避免与非洲领导人面对面的冲突并与之进行新的谈判。但是在肯尼亚和中非，这种解决方式受到白人移民社区的阻挠。当移民者在肯尼亚成为非洲人攻击的目标（尽管其实很少人证实被谋杀）时，对于“紧急情况”采取措施的要求势不可当。结果是暴力循环愈演愈烈。在肯尼亚，对基库尤人的怨恨和对移居者的仇恨加剧了基库尤人中的“矛矛党人”叛乱。经济变革使许多基库尤贵族及其追随者以损害穷人（没有土地或者没有广泛社会关系的人）的利益为代价增加他们的财富。“道德经济”和社会互惠的老观念被打破。[64]移民者的恐慌促使殖民地采取镇压措施，它使紧张形势转变成社会战争，如“忠诚的”首领不断袭扰那些可疑的“矛矛党人”同情者，他们逃入森林——游击战的阵地。1956年矛矛党人支持势力被摧垮。但是，即使是在肯尼亚，持久安全保障的花费，集合非洲民间力量支持政府的需要，以及镇压机器（尤其对那些“原形再现”的矛矛党人嫌疑人组成的阵营）[65]的暴行和残忍带来的困窘使1960年的权力委任不可避免。从那时起，除了葡萄牙以外，独立建立由非洲人选择和领导的政府，为所有殖民地国家所接受。但是他们期望控制变革的时间进程，建立真诚共处的“温和性”政体，严密监控前殖民地国家的对外关系和国内发展。由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国际上看起来仍是闭塞落后的地区，远离冷战前线，他们以为自己有充裕的时间进行后殖民地的转型与交接。

刚果的危机打破了这种错觉。比利时政府1960年6月同意刚果独立，但以最低限度改变它在刚果事务中的角色和影响为前提。[66]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判断。数天以内，军队兵变，惊慌和恐怖在大量国外逃亡者之间蔓延。有魅力的刚果新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拒绝紧密的后殖民合作关系。卡塞南部和加丹加的矿产丰富的省份单方面退出新刚果共和国。加丹加省的退出得到了布鲁塞尔的默许，这也许是为了击垮卢蒙巴。在1960年8月，卢蒙巴向苏联求助，苏联的军队和人员开始进入。联合国派出1万人的部队来维护国家的统一。但是，随着新的分裂主义政体的增加，军队之间为争夺控制权发生的暴力升级，卢蒙巴被扎伊尔沙巴区的加丹加（也可能是比利时）士兵谋杀，[67]以及对联合国派军动机的国际争议，使新刚果共和国只维持了3年就由殖民地的典范变为“刚果灾难”。[68]尽管1964—1965年国家恢复到往常的秩序，但是刚果的悲剧改变了非洲的非殖民地化意义。它揭示了东、西方阵营不惜冒惊人的风险为争夺非洲而进行冷战。也证实了英国及早撤出已成为帝国负担的东非和中非殖民地是明智的选择，而东非和中非在此之前一直受着动乱蔓延的折磨。同时，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它使津巴布韦南部的白人更加怀疑无政府状态和暴行是向非洲民族主义妥协的必然产物。随着非洲其他地区（甚至在阿尔及利亚，尽管其白人移居者1962年推翻了法国的统治）独立运动的进程愈演愈烈，在有“南方第三”之称的地方，白人握紧手中的权力组成一个牢固的集团，也包括了葡萄牙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殖民地。这是非洲新的和特殊的“分治”模式。

与中东和亚洲其他地区一样，非殖民地化既没有使非洲完全摆脱帝国势力，也没有为非洲进入“国家组成的世界”提供入场券。新的非洲国家继承了前殖民地的贫弱——在短暂的转型后步其后尘。地区种族意识比民族主义更强烈。缺乏共同语言体系的民族认同的建立面临巨大的挑战。殖民统治时期的“部落”遗产深深植根于非洲国家，确实，在非洲大部分地区，划分新的“部落”种族意味着重新适应经济和社会生活。同时扩大非洲国家在社会服务和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的要求是紧迫的。任何新政体最需要解决的是在拥有忠实的追随者之前寻求经济外援和通常的军事援助。[69]这为培植后殖民地的外部势力提供了土壤。如果世界上的大国有意图这样做，那么新的帝国势力将无处不到。

未宣战的帝国

非殖民地化最好被理解为独特的全球秩序的解体——从地缘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和人口统计学角度理解——这种独特的秩序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在19世纪90年代得到加强，进入20世纪40—50年代，仍旧盘踞在支持它存在的一些地方。在1945年以后，维持这种旧帝国体系幸存下来的殖民帝国的能力迅速衰退了。正如历史进程演示的，新的战后国际环境是一个关键因素。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纳粹和日本军事帝国的迅速垮台。几乎同时，这两种帝国体制——旧的殖民帝国和新的帝国主义者——的衰落，为新世界帝国的出现腾出了空间。这个新帝国有着新的思想意识、新的方式、新的目标和对象。

虽然如此，美国势力的迅速膨胀仍令人吃惊。在美国，参与北美或中美以外的事务一直存在着争议，对外国纠纷的担忧向来很深。美国的自由被广泛认为来自对衰落的欧洲旧世界传统保守精神和好战精神的反叛，并受到与旧世界太多联系的威胁。美国的政治制度似乎很少对外国政策的规划和行为做出规定，这种制度的连续性很容易被国内争论的隐伏危险所破坏。美国人的态度似乎倾向于一种强烈的单边主义，轻视作为积极外交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的联合与妥协。他们把外在关系当作被公平决议和正式签订的条约所调整的最好的东西，这一传统被墨守成规者大大加强了。[70]相比之下，欧洲模式的外交手段——投机取巧地追逐国家利益——表现出怀疑的、自我破坏性的和无益的特点。这些特点在1939年之前导致了众所周知的美国人对加入国际联盟和与纳粹扩张协作的拒绝。然而在1945年以后，美国政府承担了全世界大量的新义务，并建立了一个联盟作为载体。美国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

改变美国人观念的因素有两个。首先是其他国家与美国在物质力量上的巨大差距。二战5年以后的1950年，美国经济总量相当于英国、法国、德国三国经济总和的两倍还多（与1913年相比大致相等）。[71]这种经济优势更戏剧性地因拥有核技术及独一无二的使用核武器的能力而得到增强。与战时相比，也许这些新的力量源可能已经更大地加深了孤立主义情绪。但为了避免战后经济衰退，这种情绪与另外一种意识联系在了一起，即美国的安全防御边缘已经被航空运输的进步和管理国际经济的需求大大扩展了。“美国堡垒”不再是无懈可击了。而且，美国现在的领导人喜欢在权力的真空处以保护美国的首要地位为条件结盟。对重犯1941—1942年的错误的恐惧也给了他们这样做的动力。

结果，除了名称之外，一个美国“体系”的帝国在所有方面都做了创新。在1946年，美国计划在地中海安排一支海军舰队。在1947年，“杜鲁门主义”承诺援助土耳其和希腊反对苏联的压力，“马歇尔援助”保证恢复被战争破坏的西欧经济。在1948年初，华盛顿发出了准备签订一个大西洋公约的信号，这个公约将承担西欧的防御，《范登堡决议案》（the Vandenberg Resolution）是美国重要的决策。1949年春，美国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两年后，美国军队被部署在西欧大陆。在加拿大（有到苏联最短的空中航线）和东亚，也有类似的承诺。1951年又与日本签署了《日美安全条约》。事实上，到该年止，这一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已经完成。这一体系是不对称的，它包括了与英国建立密切联盟和与其他西欧国家建立的防御伙伴关系，其中，英国是北约的主要欧洲成员。西德（其军队在美国的有效控制下）和日本（美国在此享有广泛的治外法权）是半保护国。菲律宾（1946年技术性地独立）准予美国控制大约23个基地，并保证没有美国的同意不把这些权力授予其他任何人；菲律宾是一个真正的（如果不是名义上的）保护国。[72]西太平洋群岛密克罗尼西亚（Micronesia）由于是美国的基地，被保留在华盛顿的直接控制下，特别是关岛（Guam），它是美国在西太平洋保护其通向日本和菲律宾的要塞。[73]我们还要加上在拉丁美洲美国“非正式帝国”的广阔范围，在那里，战争已使英国的商业势力荡然无存了。1947年美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签订了《里约条约》（The Rio treaty，又称《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由美国提供军事援助，支持拉美国家镇压叛乱和其他形式的侵略（共产主义“颠覆”的代码）。在20世纪50年代，仅有3个拉美国家政府与苏联保持着外交关系。

这个庞大的帝国有着空前的范围。以前没有哪一个世界大国曾在欧亚大陆两侧确立它的统治，或者有权力这样做。美国能确立这样的统治，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由于人们对美国友谊的渴望，并欢迎美国扮演领导角色。英美联盟就是一个在衰落大国和它最明显的继任者之间成功合作的非凡的例子。在关键的时刻，双方实现了平等并建立了联合统治的形式。在西欧，按照吉尔·伦德斯塔（Geir Lundestad）绝妙的说法：美国应邀建立了一个帝国。[74]在日本，如我们所知，政治特权阶层宁愿接受安全条约的复杂条款，也不愿冒民众信念向共产主义倾斜的风险。无论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对共产主义和苏联扩张的恐惧是海外合作的催化剂，并促使美国准备承担大国的责任。第二，美国新的世界角色使美国赢得了广泛的认同。

第三，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美国势力被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大大加强了。随着欧洲和日本经济的逐渐恢复、美国马歇尔援助的促进影响、朝鲜战争军事开支的进一步提高，国际贸易从1913—1950年的长期停滞中走了出来。在1953—1963年间，世界出口商品在价值上翻了一番，在总量上也翻了一番。[75]美国在为这次经济增长创造条件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没有美国的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促进货币的稳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促进自由贸易）将一事无成。首先，美元与黄金可以自由兑换，美元成了世界性可接受的储备货币，依靠它贸易得以扩大。当然，美国最多地收获了新的商业经济的报酬。在1939—1950年间，美国的海外投资额已翻了一番多。美国工业在50年代达到了它最有竞争力的巅峰。在像航空运输这样的动力工业部门和大众娱乐方面，美国产品几乎是无人匹敌的。其次，经济和文化影响的“软实力”保证了战略强权的“硬实力”。依靠这种贸易货币的国家，没有哪个敢惹华盛顿生气，唯恐哪一刻美元支持退出造成紧张状况。

美国提供或强加于人的广大的战略保护区域（到1955年美国在36个国家有450个基地），与美国作为轴心的国际经济是相重叠的。它们一起构成了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在20世纪50年代，虽然并非没有矛盾，但它迅速得以强化了。1956年是重要的一年。华盛顿拒绝了对匈牙利反抗苏联霸权的援助，表明它对1945年8月欧洲分裂的默认。几乎同时，通过迫使英、法（通过金融压力）放弃对纳赛尔政权的破坏，华盛顿通告，它的欧洲盟国必须遵照它设计的方式去管理帝国区域的其余部分。在1958年，签署条约结束了“紧急经济状态”，全球贸易实现正常化，西方大多数国家的货币恢复了浮动汇兑。[76]在中东和东南亚，似乎有限的介入就足以阻止苏联势力的扩张，稳定其超级大国势力范围的界线。随着“封锁”线密不通风地穿过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阻止苏联对西欧及全球平衡的战略意图的突破（通过原子弹的突袭），美国稳稳地坐上了头把交椅。

事实上，欧亚大陆划分的全球效果不是那么容易确定的。其主要原因在于苏维埃势力惊人的发展轨迹。在1942—1945年的3年战争中，苏联从惨败的边缘恢复了，并成为战胜德国的主要力量。对这一事件的报酬是，苏联力量在中欧和东欧的大大扩展，首先是对德国统一的否认。苏联在西方的这个巨大胜利是苏联霸权的重要基础。也许，苏联的地缘政治优势是成就苏维埃战后帝国体系的关键因素。苏联在东德突出的军事力量威胁到了西欧的心脏地带，使美国在高科技武器的领导上失去效力。苏联在东南欧的附庸国保护着通往乌克兰和南俄罗斯的道路，这一地区在1941—1942年间，曾受到了许多破坏性进攻。但古罗马边境的城墙（limes）残留于此，保护着苏联在普通的常规战争中免受伤害。苏联能轻易地在1945年8月控制那么多欧洲战区的因素有两个。第一，与1941年前的日本进攻相比，苏联在战后没有受到任何来自遥远的东亚的严重威胁。毛泽东在中国内战中的真正胜利是一个未曾料到的回报。莫斯科的整个力量能够转向西方。第二，是纳粹德国的遗产。在不惜任何代价也要阻止敌人进攻的战争严重时期，社会、宗教、种族集团之间出现了分裂，斯大林事实上已经把战前东欧的政治精英铲除了（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的任务——斯大林的秘密政策——格杀勿论）。

虽然如此，苏维埃进入东欧和在中欧扩大的范围，戏剧性地扩展成它的一个巨大负担，特别表现在人力匮乏上。战争削弱了这个国家，使它丧失了14%的人口（达2700万人——美国仅丧失大约40万人）和大约1/4的物质财富。[77]1946年，收成不好又造成了大范围的饥荒。经济恢复是斯大林重建工业秩序的决定性成就。征召的劳动力靠严格的工作纪律从事着奴隶或半奴隶式的劳动，被征召的劳动力要比战前胆小的、饥馑的、精疲力竭的人口还要广泛。[78]也许，10%的工业产量来自俄国古格拉集中营。[79]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战时破坏已经恢复，苏联达到的经济增长水平仅次于创造经济“奇迹”的德国和日本。[80]这是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赫鲁晓夫会进一步扩张苏联的势力。

赫鲁晓夫提高了新的苏联能与西方以平等条件竞争的自信心，不只是在欧洲——斯大林时代的“智力舱”也有惊人的变化。苏联空间科学家在1957年率先发射了一颗轨道运行宇宙飞船，一位权威人士断言，苏联已经超过了它的西方竞争者。赫鲁晓夫决定在威严的海军上将戈尔什科夫（Admiral Gorshkov）指挥下，扩展海军力量。到20世纪50年代晚期，苏联巨大的潜艇部队使苏联海军成为世界第二海上主力，[81]并准备建造超过美国的舰队，否决美国的“海洋霸权”，毫无挑战地控制世界的航线。赫鲁晓夫也决定迫使西方国家同意永久地分裂德国，这是1961年柏林危机的起因。柏林墙（在西方拒绝后建立）显示了苏联在长远的未来管理并控制欧洲的决心。但赫鲁晓夫追求的最主要的特征是他精明地估计非殖民化会提供给它什么样的报酬。英国中东霸权的垮台、非洲殖民地独立的迫切要求以及拉美社会不稳定的信号给了苏联从欧亚大陆的封锁中逃脱出来进入外部世界的途径。苏联在经济上缺乏吸引力，它希望用“苏维埃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来弥补。在许多新国家，苏联模式的工业发展、苏维埃党国的力量和效率（苏联似乎是这样的）、炼金术般令人目眩的权力规则，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宣扬的人人平等的价值观，都有很强的吸引力。这条通往现代世界的路线（尝试和试验的），不用继续屈从于殖民时代以前宗主国的商业利益。

赫鲁晓夫的目标（我们猜测）是剥削那些新的在全球政治中具有不稳定性的国家，在这些后殖民世界里的国家，美国势力和以西方为中心的经济可能未占统治地位。像1914年以前的德意志帝国，苏联寻找着“太阳底下的地盘”，以及即将形成的世界秩序的权力。到1960年，这种敌对的信号更频繁地出现了。当华盛顿试图通过禁止古巴向美国出售食糖（对古巴实行禁运策略）来粉碎卡斯特罗（Castro）的古巴革命时，赫鲁晓夫承诺买下这些糖。当刚果爆发革命时，赫鲁晓夫公开指责不支持卢蒙巴政府，并将联合国说成只是需要剧烈改革的西方国家的工具，引起了伦敦和华盛顿的极大恐慌。[82]在1961年胡志明发动战斗反对南越吴庭艳时，一条新的战线在东南亚展开。1962年的也门革命及随之而来的也门内战，使也门似乎也有可能会像纳赛尔（他站在革命者一边大规模干预）一样变得更加依赖苏联。同时，也门战争也使沙特阿拉伯感到不安。伴随着激烈的反抗，美国承诺帮助沙特阿拉伯反对任何来自纳赛尔的也门代理人的攻击。[83]这些事件中最激烈的是苏联向赫鲁晓夫在拉美的新盟国运送导弹一事。发生在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以苏联撤回武器而告终，作为回报，准备在土耳其部署导弹一事上美国做出了让步，同时，美国（也许）承诺不去侵略古巴。尽管结果似乎是苏联屈服了，但这个危机开始了更大范围的苏美对抗。肯尼迪政府认为，必须采取更多的方法来阻止苏联势力在广大亚非拉“第三世界”的扩张，这一观点得到了证实。在那个时代氛围下，继续控制南越比支持吴庭艳南越政权更为重要，美国决定撤换吴庭艳似乎具有更大的意义。

在接下来的20年中，超级大国间的权力斗争成为全球政治的主要特征。争夺的战利品不是（像在19世纪90年代）巨大的领土领域，而是通过武器供应、军事使命、发展援助和商业信用，以委托和联盟形式结合在一起的非正式帝国。导致这一竞争经常波动起伏的原因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1962年后两国的对抗在对方的“后院”引发了直接的挑战，到60年代末，这一对抗因双方同样拥有原子武器而进一步加剧了。1965年，美国占领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同样，3年后苏联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均没有遭到迅速反对。70年代外交的缓和承认了欧洲分裂的永久性：1975年签署的《赫尔辛基最后法案》（the Helsinki ‘Final Act’）实际上是一个欧洲和平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欧洲国家（包括苏联）被迫接受了现存边界。第二，两个竞争者在经济力量上相对地不匹配。尽管苏联的军事-工业复合体取得了成功，但与它的对手美国相比，苏联经济仍旧是弱小的。从1960—1975年苏联在世界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从来没有达到4%。[84]国在1976年世界制造业出口中所占的份额是13%。[85]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的中心，美国分享了国际商业的最大份额。第三，在广大不稳定的“边界”地区，两个世界大国针锋相对地宣布它们的主张。这种混乱来源于前殖民地国家建设的艰辛、非洲的反殖民斗争及70年代经济的骤变（1973年的石油危机和燃料价格的突然上升）。这种混乱导致了自己的统治政体和其竞争对手都渴望武力和经济的援助，促使它们不断要求超级大国的援助，形成了超级大国战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种无序也使得超级大国在大国之外的广阔领域通过其代理人发动战争。到70年代中期，苏联的军事援助和政治势力深入到了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及非洲大陆南部1/3的地区。第四，这种不稳定的结果：两个超级大国的命运出现了巨大的反转。美国为保持南越的非共产主义政权的努力失败是最具说服力的例子。但在随后的一年（1976年），埃及政府突然否认与苏联的盟国关系，并从军队中驱逐了苏联顾问。从全球战略来看，这一事件无疑具有重大意义。[86]第五，也是最后一点，由此我们推断出，由于军事实力的局限性，任何一方都不能完全操纵其贪婪、蛮横和一厢情愿的代理人。结果，双方都冒着对盟国承诺过多的风险，不情愿地被拖进了公然的对抗之中。当进入20世纪晚期的时候，中国拒绝加入任何一个帝国主义体系。

根据许多当代的分析，似乎找不出超级大国衰落和变动的清晰原因。在美国的“衰退学者”（the ‘declinologist’）看来，越南教训是盟国势力过度扩张的表现。在1970年后，由越南引起的财政紧张和石油价格的突然上涨（部分阿拉伯国家试图对以色列施加间接压力）制止了市场经济的快速增长，强大的美元不得不与黄金脱钩。马克思主义者怀着资本主义垮台和“世界革命”的梦想，计划着规划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方案是把技术和资金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西方恐惧的是前殖民世界发生的根本性转变。随着全球力量变得越来越均衡，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更大的要求，区域竞争无疑将变得日益激烈。在安哥拉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派别和反马克思主义派别间引发了一场内战，显示出“代理人战争”能使整个次大陆卷入纠纷的速度是多么快。[87]在非洲之角，苏联把大量的援助给了埃塞俄比亚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作为反击，美国帮助了它的邻国——索马里，[88]但直接的行动是更多的警告。苏联1979年底入侵阿富汗在西方被视为一场“新”的冷战开始的炮声，一个新鲜出炉的“邪恶帝国”（美国总统里根备忘录的措辞）由莫斯科操纵。美国国务卿1983年6月在美国参议院说，遏制政策已经失败。自从突破想当然的地缘政治的教条主义界限以来，“苏联的雄心和能力已经使势力远伸”。[89]一个“世界帝国”来临的预言离现实越来越远，非殖民化难以预料的进程似乎已经设计了新型帝国的图景。实际上，20世纪末帝国主义间接的损害已经被论证——暗地干涉的失稳效应、提供给官方统治者的经济援助、通过大量武器交易的政治军事化的怂恿[90]——至少是和19世纪末的状况一样巨大。当然，这种“竞争共存”（在原子武器交易中伴随着可怕的“互相确保的毁灭”）危险的不确定性是两极世界不可避免的代价，但形势并没有像预料的那样变化。

形势的逆转是令人震惊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野心的范围比以往都大。从设在南越金兰湾（Camranh Bay）的前部基地，苏联海军把触角扩展到了东南亚和印度洋的主要航线，而印度洋直到20世纪50年代一直是“英国湖”。[91]苏联以提高对抗美国的能力为目的，建造了像“勃列日涅夫”号（the Leonid Brezbnev）那样新的巨大的航空母舰，莫斯科开始干预全球事务。但随后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这个统治力量横跨亚欧大陆南部的巨大帝国完全成了碎片。到1991年，苏联解体了。没有“白银时代”或衰落时期：只是一个灾难性的倾覆。

对此事件的解释可能是国内改革和招致不幸的计划所积聚的压力，在这一计划中，苏联领导人企图从封闭他们的那种邪恶中逃脱出来。苏联体系主要败在经济上。在1970年后，苏联没有能够保持住前10年的快速增长。为提高生活水平过度的生产和为武器装备过度的投资超出了改革者的计划。没有恐怖的制裁，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指令性经济失去了它对劳动力的控制。[92]指导投资和选择革新的价格机制的缺乏造成越来越严重的损失。使事情更糟的是，70年代影响市场经济的挫折证明是很短暂的。在构成资本主义世界核心的西方七国（德、意、法、英、加、日、美）中，80年代特有的贸易全球化形式有了非常快速的发展：如出口和贸易中长期互相依赖；跨国银行的活动；进入国外投资的资金流动；货币的大规模进出。[93]美国的法人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恢复。[94]所谓“新工业化国家”，像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台湾（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地区——译者注）等，迅速崛起。韩国（在1989年是世界第十大钢铁生产国）也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增长，它们中的大部分国家躲避在美国的战略保护下，消除了被马克思主义自由运动渗透的恐惧。在东南亚，是走向工业繁荣的“韩国”道路，而不是走向农民革命的“越南”道路，前者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当东欧共产主义的经济附庸国越来越向西方国家寻求投资和贸易的时候，苏联帝国的军事支出负担变得越来越糟糕了。

戈尔巴乔夫改革是新的苏联领导人进行的帝国改革的最后一次努力。[95]改革的主要目标是苏联国内经济的“西化”和苏联帝国外延地区的“西化”：更多地满足消费需求和技术革新。这种改革的逻辑是有深远意义的。它意味着要提拔“新人”，削弱党的官僚主义对指令性经济的控制。它意味着放松了莫斯科强加给东欧附庸国的“原则”，允许进行“现代”改革，顺利获得西方投资和西方的新技术。如果不减轻“新冷战”的压力，没有一项是可以成功的，所以它还意味着收缩苏联军事势力的范围：在东欧和中欧，在亚、非地区，首先是阿富汗。然而最不可思议的是戈尔巴乔夫打算放弃苏联是一个全球大国（实际上是第二大国）的地位。他追求的是一个呼吸的空间，他的缓和外交政策计划保护东欧国家的微妙变化，即从一个苏联控制的区域，变成一个具有兄弟般影响的“非正式帝国”。苏联帝国将在西方眼皮底下，在一个“合作共存”的适宜氛围中进行现代化。待它复苏和恢复活力后，苏联依然可以与西方并驾齐驱。

但戈尔巴乔夫发现（像在他之前的旧殖民帝国一样）非正式的帝国主义并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选择。放弃控制和强制性的威胁将要冒很大的风险，没有什么方法能保持和过去忠诚的代理人一样的关系，甚至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致命的。莫斯科通过经济手段能提供的东西与西方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的：这种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苏联放松对波兰的控制中已经看到。因此，以令人目眩的速度，东欧改革变成了东欧的暴动。在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了，苏维埃政府垮台了，东欧的“外延帝国”消失了。这个灾难打破了官僚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指令性经济在国内垮塌了。1990年，暴动在苏联帝国内部迅速蔓延。苏维埃共和国——包括俄罗斯自己，在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带领下——要求获得自由。失败的戈尔巴乔夫的同僚试图通过突然的军事行动和紧急状态来阻止政治潮流的发展，这是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1991年11月的《阿拉木图宣言》（The Treaty of Alma Ata）解散苏联，独立国家联合体由15个新的独立国家组成。叶利钦承认苏联在波罗的海、外高加索和中亚统治的终结。所有这一切中，也许最重要的是，自1650年以来就成为俄罗斯帝国生死攸关的附属者乌克兰，也投票要求完全独立。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Post-Soviet Russia）仍旧是一个拥有巨大领地的殖民大国。但经济的严重衰退，以及美国势力在欧亚大陆内部的增长，使俄罗斯的前景可能日益暗淡。

无约束的帝国？

两极时代帝国的建立已经成为非殖民化的另一面。两个巨大的帝国体系已经努力去容纳各自的扩张（真的或想象的），并以各自的优势使后殖民时代不稳定的广大地区安定下来。事实上，稳定的结果只是一个幻影。竞争者就全球的势力划分达成共识（如果他们这样做），强制推行的机会甚至比1914年以前更少。第一，写在《联合国宪章》中的新的主权原则排除了公开的领土控制——正如两个竞争大国国内的意识形态一样。第二，除欧洲之外，美苏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承认永久失去在世界的任何地区保留政治改变的希望。正是在这一点上，国内的意识形态都是坚决的。第三，后殖民世界帝国的遗产，只是生活中一个平静的开始。在继承国间地缘政治的冲突，未解决的宗教和伦理冲突，运用国家权力积聚私人财富，弱国对付外来经济震荡的脆弱性，这些痛苦包含在殖民地获取自由的成果中。不管愿意不愿意，巨变的风险和外在的干预程度都极大地增加了。第四，虽然两个超级大国已经对它们的帝国范围设立了限制，但它们仍面临着互相排斥的不可调和的仇恨。不论同意不同意，中国是超级大国政治中的一张王牌，任何一方都不能确信它何时或怎样改变游戏。实际上，中国在70年代末转向了资本主义（作者的观点——译者注），它迄今仍不开放的经济的巨大增长，给超级大国对抗的最后10年注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

但是，一旦苏联垮台导致竞争结束，会发生什么后果马上就会明朗。美国不会退回到西半球的孤立中去。在1945年，美国势力和影响的扩张趋势不会被扭转。冷战已经成了美国扩张的伟大时代。美国新的大规模的贸易和投资，美国对进口产品（特别是石油）的依赖，使美国在此后制定经济规则中必须占优势的呼声像二战结束后一样强大。通过空军、卫星技术和更强大的原子武器，全球战略革命营造了美国的安全，事实上是全球的安全。因而，美国对冷战结束的回应，不是把它当作放下帝国负担的机会，而是把它当作塑造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历史性的机会。[96]这是完成全球经济永久转换的时刻，这一行动在70—80年代已在进行中。封闭的经济制度应该开放；国家垄断应被瓦解；国门应该开放；私有财产——特别是外国的私有财产——应被安全保护。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国际和平观点——长期被马克思列宁主义、纳粹主义和旧形式的欧洲殖民主义所阻止——最终能够在全世界被正确执行了。政治差异、民族主义的疤痕、阶级斗争的创伤，甚至种族仇恨的恐怖，将被自由经济交流及其文化副产品的潮流扫除。因为市场经济会把对民主不可抗拒的需求带进快车道。从指令性经济的暴政和意识形态的精神压迫中解放出来，至今仍受约束的人将会自然地选择自由经济。当代这个重大的任务是全球的战略。不允许任何国家运用暴力阻挠它的成功。任何国家不能威胁它的邻国，以及建立地区“帝国”，排斥全球经济和自由文化。美国在冷战结束时已经建立的巨大的军事领导现在必须使凝固的势力均衡活动，它承担着巨大的责任。对伟大的资源战略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来说，这个逻辑是显而易见的。美国的政策在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中，除了扮演一个管理者的角色，别无选择。[97]

不足为奇的是，表面上毫无限制的美国雄心会引起混合反应。不再受交接朋友的约束，不再需要冷战时的盟友，骑在意识形态胜利的浪尖上，美国似乎可以对所有的反抗及反对者自由使用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谈到美“帝国”，先前对左派赞美的限制，日益变得平常。一个世界帝国，把自己国内的法律强加给所有其他国家，这与自17世纪以来在欧洲已经形成的国际法传统是背道而驰的。在原来的传统中，构建国际行为准则需要不断强调尊重主权国家，寻找所有国家（在19世纪已经建立的“文明”国家）共同的目标。[98]对左派的不安与对许多后殖民时代国家的怀疑融合在一起（它们怀疑将要失去在两极条件下已经享有的那些自由），还与广泛的抱怨融合在一起（它们抱怨建设非殖民化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西方“标准”不再被采用——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因为要面对美国主持的“全球化”）。

这些担忧在20世纪末被强化了。因为人们很容易推测，冷战后的世界开始分散了。在中东、东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依然有冷战时代的冲突和不稳定，这表明了冷战思维的顽固，表明了历史的连续性。非殖民化，从更大的意义上说，仍旧没有完成。美国的回应更坦率，它的势力应该用于保护1989年后新的世界秩序规划的成就和进步。美国是一个帝国，还是一个包含帝国权力的角色？继而发生的争论使这一问题更加明确了。评论家认为，对世界的两种根深蒂固的态度会导致好战性的复兴。首先是单边主义，它给其他国家制定的规则一定是强制性的。单边主义起源于美国“例外”思想，即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在暴君或者欧洲贵族的封建残余统治下的世界里是一个例外。其次是普遍主义，对美国有利的就是对世界有利的。美国模式的民主制度、美国型的市场经济以及大众消费型的商业文化是对财产和安全的最好保证。拒绝采用这些就是对进步与和平的敌对行为。单边主义和普遍主义在一个孤立主义的国家里是一种无害的瑕疵。在仅存一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这些就变成了帝国观念的主要元素，固执地运用强制外交和武装干预进行推行，就走上了通往帝国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国外的长期战争会破坏国内的民主制度。[99]

对美国是否应该被视为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事实已经表明在它的行动中了。在1990年后，美国变成了仅存的世界帝国。这个帝国，在方式上，几乎强行干预世界的任何一部分；在军事实力上，拥有超过任何一个潜在对手的巨大优势；在经济的发达程度上，是仅次于它的竞争对手的两倍多。美国没有殖民地财富，这一财富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英国的全球显赫地位，它对美国来说是无足轻重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与公元1世纪的罗马帝国虽然在公众思想、经济目标和政治方式上有很大的不同，但两者都是统治帝国。帝国存在的基础在于广阔范围上的集权，帝国的形成反映了占优势的条件，而不是未加思考地坚持一个陈旧的模式。关于美帝国非常有趣的问题不是指它的存在（我们可以这么说），而是限制其扩展（像所有以前的帝国一样）也许是最主要的。

美帝国的组成部分可以做这样简短的列举。第一，在2003年，美国在130个国家拥有700多个基地（和234个军用大基地），大量的临时的装置不计算在内。25万多名在海外服役的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在美国控制的广大区域工作，这些区域就是划分世界的太平洋、南部、中心区域。美国用54艘核潜艇、12艘航空母舰、12艘直升机母舰和一个巨大的保障舰队，控制着海洋指挥权。在太空、空中和陆地上的现代战争中，美国的优越性几乎是无可挑战的。第二，在经济上，美国的财富规模也是令人震惊的。据统计，美国在1999年几乎生产了世界总产值的1/3；[100]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中国的5倍。作为一个大规模的买主和卖主，作为控制世界贸易和金融组织的最有发言权者，作为许多世界大公司的母公司，美国能运用大量的“软实力”。第三，经济的成功和美国式民主的声望及吸引力，已经结合在一起在全世界创造了新的桥头堡的影响。经过与外国的合作和友谊，美国获得了巨额回报，美国通过教育联系和最富有的定居美国的移民建立了社会网络，给美国势力更广泛和更深入的扩展提供了方便。美帝国（像以前的英国一样）不是官方政府的保护者和各国政策的制定者，所以加速美国扩张的许多能量是非政府的和私人的因素。

但是，可能关于被高估的帝国资产存在争议会导致逐渐收缩，也容易浪费。一个精明的观察家建议：美国的军事力量，能轻易地控制全球的共同空间。但这种军事力量无法在密集的占领地、庞大的综合性城市或地形不适合使用机械化火力的不规则战争中发挥作用。在这些地区使用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可能代价更高，自然损失更重。[101]以建立亲善政权和强制镇压为支柱，证明将来未必比在越南更容易。军事失败会降低威望和道德水准，刺激更进一步的反抗。随着东亚和南亚变成世界最具经济活力的区域，美国的经济实力很可能面临同样的消耗。美元的价值已经依靠日本和中国储蓄的流入，只要这些储蓄改变流动方向，美国将经历严重的打击。随着美国商业贸易在世界范围的扩散，它曾经拥有的竞争优势现在被其他经济发达国家广泛地分享。[102]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美国已不能（即使付出沉重的代价）通过大量的原则、规定、惯例和公约，承担起统治全球事务的重任，因为这需要取得全球的一致同意。在美国的大众文化中，一种驯服的顺从不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当本地文化的保护者对他们的文化影响感到担忧时，文化抵制可能会更迅速地蔓延，这一点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尤为突出。随着文化影响的代价上升，美国的利益下降了，美国的纳税人可能会怨恨帝国的负担，并对努力保护美国力量的一枝独秀失去信心。变革的周期会再一次开始。

在理论上，这样做能纠正单极世界的不平衡，他们确实这样做了，但很难有把握做好。第一，美国的军事力量可能缺少在“竞争激烈的区域”赢得非常规战争的威力，因为往往在那些区域发生的战斗不含高科技军事武器，伤亡特别大。但美国发现有盟国可能愿意（为钱）去打这样“恶劣的战争”而付出代价。第二，美国工业可能失去竞争力，美国的贸易失衡甚至更无法扭转。但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的金融中心角色，以及美元价值和美国军事势力间的复杂联结，使美国能收取其他国家付出的巨额“租金”，直到将来有一天替代美国的国家出现。第三，文化抵制前景不明朗——除了有限的形式——随着美国媒体产品、教育规定和研究活动对美国文化的大量输出，很多国家将会限制美国“盎格鲁文化”的传播。在21世纪早期，大多数证据却与此相反。第四，虽然世界不同地区政治集团的合作无疑会有些变动，但抵制美国势力很可能会变得日益困难。国家边界（特别是弱国）将变得越来越开放，在跨国公司（不管是商业公司还是非政府组织）内部的跨国利益，从某种意义上看仍在增长。集结“民族主义”力量来反对外来的压迫者可能变得更不容易。其他形式的抵制就像抵制美国自己一样直接抵制它的盟国。没有另一个赞助商承诺国际的支持，因为这样的代价比本地抵抗的高代价还要多。第五，在所有对将要出现的新的对手预测中（中国可能是通常的嫌疑对象），社会政治改革的内在压力将会挫败它们向超级大国地位前进的步伐，这种可能性至少是存在的。最后，国内反感美帝国负担的可能性，主要依赖于美国征税的多少。以上所有的原因都非常难以预知。

这并不是说美国的霸权会无限地存在下去。而是从任何一个标准来看，今天的美国在势力上超出了我们已经看到的自15世纪早期以来任何帝国的限度。那些把美国的霸权地位比作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的作家，暴露出对两国历史的令人震惊的忽视。美国霸权会使世界更安全呢，还是通过不良管理的干预激化了世界的冲突？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没有哪一种预言是可靠的。正如所有前人一样，我们面临的未来，没有猜测，只有制订我们的计划。经济一体化的狂乱步伐（我们称为“全球化”）会大幅度地放慢，还是反转？先前的评论将会失去它的大多数效力，我们对将来的看法，也和对过去一样，将会不断地改变。

[1]这种迷惑引起了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的关注,详情参见他的著作The Captive Mind (1953;pbk edn Harmondsworth，1980)，pp.26–27。

[2]L.Barnes (Harmondsworth，1944).

[3]这是W.K.汉考克（W.K.Hancock）提出来的，参见他的著作Argument of Empire，published as a paperback in both Britain and America in 1942.For the wider scene，Suke Wolton，Lord Hailey，the Colonial Office and the Politics of Race and Empir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The Loss of White Prestige (London，2000)。

[4]参见 O.A Westad，Cold War and Revolution：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New York，1933)，pp.177–178。

[5]参见D.C.Engerman，Modernization from the Other Shore (Cambridge，Mass.，2003)，pp.262–269。

[6]参见H.W.van den Doel，Het Rijk van Insulinde (Amsterdam，1996)，pp.284，286。

[7]引自Wm Roger Louis and Ronald Robinson，‘The Imperialism of Decolonisation’，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22，3 (1994)，p.468。

[8]一份印度官方备忘录的题目：英国忧虑现代亚洲帝国——中国的前景，详情参见Lanxin Xiang，Recasting the Imperial Far East：Britain and America in China 1945–1950 (Armonk，NY，1995)，p.32。

[9]Westad，Cold War and Revolution，pp.173–174.

[10]对这一问题最好的讨论参见Hans van der Ven，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London，2003)，ch.7。

[11]在1946年“五月四日指示”下，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详情参见Selected Military Writings of Mao Tse-Tung (Peking，1963)，pp.322–324。

[12]C.Howe，The Origins of Japanese Trade Supremacy (London，1996)，p.403.

[13]D.Norman (ed.)，Nehru：The First Sixty Years (2 vols.，London，1965)，vol.2，p.452.

[14]Westad，Cold War and Revolution，p.167.

[15]“瓦斯克·达·伽马时代”的提法是潘尼卡（K.M.Pannikar）首创，详情参见他的著作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London，1953)，pp.13–17。

[16]参见R.Foot and J.Brown (eds.)，Hong Kong’s Transitions (London，1997)。

[17]关于全部目录，见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1955，p.14181。

[18]关于这些讲演的文本，见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1955，nesia，April 1955 (Ithaca，NY，1956)。

[19]Chalmers Johnson的有影响力的文章，见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Stanford，1962)。

[20]参见S.Pepper，‘The Political Odyssey of an Intellectual Construct:Reasant Nationalism and the Study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History – a Review Essa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3，1 (2004)，pp.105–125。

[21]O.A.Westad，Decisive Encounters：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6–1950 (Stanford，2003)，p.323.

[22]Qiang Zhai，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 1950–1975 (Chapel Hill，NC，2000)，pp.20，43–49.

[23]Ibid.，pp.82–83.

[24]阿姆斯特朗（J.D.Armstrong）研究了毛泽东的思想，详情参见他的著作Revolutionary Diplomacy：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the United Front Doctrine (Berkeley and London，1977)，ch.3。

[25]John Dower，Embracing Defeat：Japan in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Two (Harmondsworth，1999).

[26]Ibid.，p.206.

[27]C.Tsuzuki，The Pursuit of Power in Modern Japan 1825–1995  (Oxford，2000)，p.357.

[28]Dower，Embracing Defeat，pp.249，560.

[29]近来新的研究参见J.M.Brown，Nehru (London，2004)。

[30]参见J.Rizvi，Trans-Himalayan Caravans：Merchant Princes and Peasant Traders in Ladakh (New Dlhi，1999)，ch.1。

[31]标准的计算参见N.Maxwell，India’s China War (London，1970)。

[32]D.Kumar (ed.)，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vol.2：c.1757– c.1970 (Cambridge，1982)，pp.972–973.

[33]Westad，Decisive Encounters，p.320.

[34]英国政策路线详情参见H.Tinker (ed.)，Constitu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Britain and Burma：The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1944–1948 (2 vols.，London，1983–1984)。

[35]美国对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的政策参见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48，vol.6：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 (Washington，1974)，尤其是莫斯科在美国大使馆的执行秘书，1948年12月30日，pp.613ff;and FRUS 1949，vol.7：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 (Washington，1975)，尤其是美国的执行秘书与荷兰大使的谈话，1949年1月11日（美国经济援助的威胁性结局），p.139。

[36]参见S.Tonnesson，‘National Divisions in Indochina’s Decolonization’，in P.Duara (ed.)，Decolonization：Perspectives from Now and Then (London，2004)，p.262;E.Miller，‘Vision，Power and Agency：The Ascent of Ngo Dinh Diem，1945–1954’，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35，3 (2004)，pp.437–440。

[37]1949年5月20日Dean Acheson的笔记，in FRUS 1949，vol.7，p.29。

[38]关于Diem的分析见Miller，‘Vision，Power and Agency’;Tonnesson，‘Indochina’s Decolonization’;D.Duncanson，Government and Revolution in Vietnam (London，1968)，第5章。

[39]关于马来-印尼在独立后的压力参见Joseph Chinyong Liow，‘Tunku Abdul Rahman and Malaya’s Relations with Indonesia 1957–1960’，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36，1 (2005)，pp.87–109。

[40]关于英国的政策参见W.R.Louis，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1945–1951：Arab Nationalism，the United States，and Postwar Imperialism (Oxford，1984)。

[41]关于这个估计参见W.B.Fisher，The Middle East：A Physical，Social and Regional Geography (London，1950)，p.249。

[42]Ghada Hashem Talhani，Palestine and Egyptian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1992)，p.9.

[43]P.Seale，The Struggle for Syria：A Study of Post-War Arab Politics 1945–1958 (London，1966);A.Rathmell，Secret War in the Middle East：The Covert Struggle for Syria 1949–1961 (London 1995);P.Seale，‘Syria’，in Y.Sadiqh and A.Shlaim (eds.)，The Cold War and the Middle East (Oxford，1997);M.Ma’oz，Middle East Politics and Ideas：The History from Within (London，1997).

[44]M.J.Cohen，Palestine and the Great Powers 1945–1948 (Princeton，1982)是标准评论。

[45]H.Batatu，The Old Social Classes and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of Iraq (Princeton，1978)，pp.470–472，545–566，680.

[46]Talhani，Palestine，pp.48–50.

[47]关于最近的讨论参见R.McNamara，Britain，Nasser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 1952–1967 (London，2003)第3章。

[48]这是英国1954年7月驻开罗大使的判断，参见James Jankowski，Nasser’s Egypt，Arab Nationalism and the United Arab Republic (Boulder，Col.，2002)，p.56。

[49]Rathmell，Secret War，第4章。

[50]标准的统计参见K.Kyle，Suez (London，1991)。

[51]关于艾登的政治命运参见D.Carlton，Anthony Eden (London，1981)。

[52]参见Rathmell，Secret War，pp.160–162;Abdulaziz A.al-Sudairi，A Vision of the Middle East：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of Albert Hourani (London，1999)，pp.98–100;Fouad Ajami，‘The End of Pan-Arabism’，Foreign Affairs，winter 1978/9。

[53]关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与以色列关系的白热化，参见D.Little，‘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1957–1968’，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25，4 (1993)，pp.563–585;G.M.Steinberg，‘Israel and the United States：Can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Survive the New Strategic Environment?’，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4 (1998)。

[54]参见A.Sampson，The Seven Sisters：The Great Oil Companies and the World They Made (London，1975)。

[55]The title of the influential study by Fouad Ajami (London，1981).

[56]关于危机的开始参见E.Abrahamian，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rinceton，1982)，ch 5.For Anglo-Iranian，J.Bamberg，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Petroleum Company，vol.2：The Anglo-Iranian Years 1928–1954 (Cambridge，1994)。

[57]美国有关的观点参见Rowntree to McGhee，20 Dec.1950，in FRUS 1950，vol.5：The Near East，South Asia and Africa (Washington，1978)，p.634.For British policy，Louis，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pp.632–689。

[58]关于1953年政变的最近研究参见M.J.Gasiorowski and M.J.Byrne (eds.)，Mohame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 (Syracuse，NY，2004)，‘Conclusion’.For landlord dominance and its impact，Abrahamian，Iran，pp.378–382。

[59]J.R.T.Wood，The Welensky Papers (Durban，1982)仍是最好的著作。

[60]葡萄牙在非洲领土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白人数量从1940年的6.7万增加到1960年的30万，详情参见A.J.Telo，Economia e Imperio no Portugal Contemporanea (Lisbon，1994)，p.267。

[61]参见the memo.By the governor of Nigeria in September 1939，CO 583/244/30453，printed in A.F.Madden and J.Darwin (eds.)，The Dependent Empire 1900–1948，vol.7：Colonies，Protectorates and Mandates：Select Documents on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 (Westport，Conn.，1994)，pp.705ff。

[62]关于这一观点的起源参见D.A.Low and J.Lonsdale，‘Towards the New Order’ ，in D.A.Low and A.Smith (eds.)，History of East Africa，vol.3 (Oxford，1976)，pp.1–63。

[63]关于对殖民政府策略的公开参见J.Darwin，‘The Central African Emergency，1959’，in R.F.Holland (ed.)，Emergencies and Disorders in the European Colonial Empires after 1945(London，1994)。

[64]参见J.Lonsdale，‘The Moral Economy of Mau Mau：Wealth，Poverty and Civic Virtue in Kikuyu Political Thought’，in B.Berman and J.Lonsdale，Unhappy Valley：Conflict in Kenya and Africa，book 2：Ethnicity and Violence (London，1992)，pp.265–504。

[65]关于肯尼亚突发事件的最新研究参见D.Anderson，Histories of the Hanged (London，2005)，提供了更热烈的评论。

[66]关于这一问题的最好说明参见Crawford Young，Politics in the Congo：Decolonization and Independence (Princeton，1965)。

[67]详情参见Ludo de Witte，The Assassination of Lumumba (Eng.Trans.London，2001)。

[68]参见Colin Legum，Congo Disaster (published as a Penguin Special,Harmondsworth，1961)。

[69]面对非洲后殖民政府的两难选择，最近有两位作者的研究引人注目，参见P.Chabal and J.-P.Daloz，Africa Works：Disorder as Political Instrument (Oxford，1999);J.-F.Bayart，S.Ellis，and B.Hibou，The Criminalization of the State in Africa (Oxford，1999)。

[70]参见J.Zasloff，‘Law and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From the Gilded Age to the New Era’，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78，30 (2003)，pp.101–288.I owe this reference to Andrew Hurrell。

[71]D.Lake，Entangling Relations：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its Century (Princeton，1999)，p.102.

[72]关于这个分析参见同上著作第193页。

[73]不控制密克罗尼西亚的其他部分，关岛就毫无价值。详情参见W.Price，Japan’s Islands of Mystery (London，1944)，pp.46–54。

[74]参见G.Lundestad，The American ‘Empire’ (London，1990)。

[75]H.van der Wee，Prosperity and Upheaval：The World Economy 1945–1980 (London，1986)，table 30.

[76]Ibid.，p.451.

[77]关于这方面的估计参见D.Filtzer，Soviet Workers and Late Stalinism：Labour an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Stalinist System after World War Two (Cambridge，2002)，p.13。

[78]Ibid.，p.246.

[79]Ibid.，p.25.

[80]参见P.Gregory，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talinism：Evidence from the Soviet Secret Archives (Cambridge，2004)，pp.243–244。

[81]L.Sondhaus，Navies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2004)，p.242.

[82]参见memo By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for President Kennedy，1 Feb.1961，in FRUS 1961–1963，vol.20：The Conge Crisis (Washington，1994)。

[83]D.Holden and R.Johns，The House of Saud (London，1981)，pp.232–241.

[84]B.Pockney，‘Soviet Trade with the Third World’，in E.J.Feuchtwanger and P.Nailor (eds.)，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Third World (London，1981)，pp.70，72–73.美

[85]S.Bruchey，Enterprise：The Dynamic Economy of a Free People (London，1990)，p.509.

[86]关于这方面的说明参见K.Dawisha，‘The Soviet Union in the Middle East’，in Feuchtwanger and Nailor (eds.)，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Third World，pp.123–126。

[87]参见C.Legum，After Angola：The War over Southern Africa (London，1976)。

[88]The Times，10 October 1989.

[89]P.Lettow，Ronald Reagan and his Quest to Abolish Nuclear Weapons (New York，2005)，p.127。发言人是George Shultz，是1982—1988年美国的国务卿。

[90]1960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军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7%，但是到了1990年增长了5倍。参见《时报》 (The Times，28 June 1993，p.42)。关于这一问题的全面讨论参见W.J.Foltz and H.Bienen，Arms and the African：Military Influences on Afric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Haven，1985)。

[91]参见‘Britain joins SE Asia Exercise as Fears of Soviet Naval Power Grow’，The Times，7 May 1985;Sondhaus，Navies in the Modern World，p.262。

[92]参见G.I.Khanin，‘The 1950s—the Triumph of the Soviet Economy’，Europe – Asia Studies 55，8 (2003)，pp.1187–1218;H.Ticktin，‘Soviet Studies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In Defence of Marxism’，in M.Cox (ed.)，Rethinking the Soviet Collapse (London，1998)，p.89。

[93]参见Robert J.Art，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London，2003)，pp.20–26。

[94]S.L.Engerman and R.E.Gallman (eds.)，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vol.3：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2000)，pp.959–960.

[95]戈尔巴乔夫改革计划的一系列演说发表在俄国《改革》（Perestroika）上，见英译本(English trans.London，1987)。

[96]一种带情感的表达参见F.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1993)，其核心部分在1989年文章中发表了。

[97]参见Z.Brzezinski，The Grand Chessboard：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lications (New York，1997)。早期作家的影响，尤其是英国地理家Halford Mackinder的影响享有专利权。

[98]参见Martin Koskenniemi，The Gentle Civiliser of Nations：The Rise and Fall of International Law 1870–1960 (Cambridge，2002)。

[99]关于反帝国文学的典范作品参见Chalmers Johnson，The Sorrows of Empire：Militarism，Secrecy and the End of the Republic (New York，2004)。

[100]实际上是29.5%，日本是14%，中国是3.4%，参见B.Posen，‘Command of the Commons：The Military Foundations of RS Hegemony’，International Security 28，1(2003)，p.10，n.14。

[101]主要的争论见Posen ‘Command of the Commons’。

[102]参见V.De Grazia，Irresistible Empire：America’s Advance through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Cambridge，Mass.，2005)。

9.帖木儿的阴影

在本书的开始，我们讨论了今天世界的形成不能简单视作全球经济、政治及文化副作用的产物。在财富和权力变化的背后，制度和价值观的分歧及文化和宗教的不同，在21世纪仍然是如此地明显。21世纪的世界处在一个帝国、民族国家、民族文化建设之间充满竞争的更加复杂的历史时期。历史并不是很容易追溯，因为它存在着很多的争议。历史有时被描绘成帝国主义野蛮掠夺的传奇，西方国家侵略不幸的非西方国家。但有时历史学家的观点则相反，显得更加赤裸裸的，他们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漫长的以西方模板和导向进行的现代化长途行军。地理决定论的吸引力也依然存在。但是，即便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解释：因为被排除在外的落后世界拥有丰富的资源，所以西方国家要征服它们，[1]也不能解决本书所关注的问题：最近500年欧亚之间权力和财富的平衡是如何变化的。

本书明显的特点是通过大量叙述竞争“开发”和“现代化”，把西方作为向导的价值限定在对欧亚的历史发展中。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能找到足够表面和内在的证据来更详细地分析这段帝国历史，也不是说我们不能胜任撰写这段历史。在书中，我们涉及了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文化，以及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相互交织的影响。在国际风云中国家往往会为了赢得同盟或换取代理权而被迫让步，因为没有妥协自身也会受到伤害。在世界的不同地方，强弱双方都因为赞同还是阻挠帝国的野心、商业扩张、文化辐射等条件而发生变化。强弱双方的历史都被充分地挖掘出来。涉及在帝国扩张中，是征服还是妥协、抵制还是适应等问题。帝国的兴衰不是简单的一张年表，不是单纯地欧洲人在地理上掌控欧亚大陆。西方“帝国”也没有在殖民篝火的摇曳中走到尽头，非殖民化也没有真正来临。

概括地说，我们需要对争议的历史有更现实的看法，从而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不要把历史视为永恒的“现在”，而应视其为一个历史“时期”，不要像所有人一样去谴责社会的变化和衰落。在本书的前几章，重点着墨于当代世界开始形成的曲折道路。我们展示的这些道路都不是简单地在历史地图上勾勒的直线，而是大量有关历史的核心问题，为读者提供了关于欧亚命运的真知灼见，这就是世界历史。

帝国的历史

世界历史，通俗地说就是一部王朝的历史、帝国的历史。从许多历史文献中我们很容易认为帝国是反常的：在一个非帝国的世界里是不欢迎入侵者的。帝国的崛起归于具有独特个性、狂躁精神的民族在特殊的环境下所为，它们的衰落是可预见的，因为使它们崛起的特殊环境的生命是有限的。这个观点虽然吸引人，但不应赞同。扫描世界历史进程的反面，在大多数时间里，帝国的势力只要经过政治运作就会得到认可。帝国是一个影响或统治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种族的、文化的或生态范围是重叠的或被忽略的：它们的普遍存在可以从事实中看到，在一个地域范围内，或是全球范围内，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天赋资源不是平均分配的。这不是一个仅仅涉及可以耕种的草原或者可以航行的河流问题，而是社会和文化的综合利用，以及国家从容调配人力和资源的问题。在公元前200年，中华帝国产生于这种“现代性”。对抗一个帝国的文化吸引力或物质力量，是很困难的，除非被地理距离的遥远或不寻常的内聚力所强化，才能产生抗力。那些逃避被征服的国家不得不结合多国的力量以避免被践踏在帝国如大象般巨大的象脚之下。

如果帝国是普遍的，那么它们也是多种多样的。历史上的许多帝国，今天已成为人口很少、范围有限的中等国家，让我们感到震惊。即使我们的注意力局限于本书所讨论的比较硕大的帝国，我们也会发现很多的变化。有时被称作“古典”帝国的都是伟大的农业官僚帝国。它们的本质特征是控制土地和卖掉土地所产的剩余产品。依靠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组建强大的军队以加强皇帝对地方利益集团或土地豪强的控制，征收赋税，公平地分配。皇帝的威望是重要的资源，他们往往小心翼翼地闭关自守，恪守着自己的宗教礼仪。西方罗马帝国衰落之后，中国就是一个先进帝国运行的最好模式。在其他方面，条件常常并不那么有利，如宗教、生态或地缘政治背景，难以让皇帝的统治沿着中国的路线向前。在欧亚中部，统治者转向更换军事奴隶的设备，马穆鲁克从帝国的边缘地区招募新兵。像外国人依赖的埃米尔恩惠（穆斯林国家元首）或直接皈依伊斯兰教，他们没有地方联系，没有宗族或亲戚来动摇他们的忠诚。他们在当地的城镇、部落和乡村绅士的团结中形成平衡。以上两类帝国确实不同于欧洲人在15世纪后期开始建立的海外帝国。

当然，这些“殖民”帝国有多种版本。它们通常不是由政府创立的，而是通过私人冒险家，在从国内政府那里获取许可证后创建的。有些冒险家依靠使用其捕获或征服的劳动力，有些通过奴隶贸易，从非洲购买奴隶劳动力，有些试图在征服地复制欧洲模式，或者改造这些落后于欧洲的民族。这是真正的移民社会，奴隶和本土人民被大量驱逐。毋庸置疑，这些殖民模式在亚洲没取得多大进展。在几乎200年的时间里，欧洲入侵亚洲，因为受到基地、补给站、立足点的限制，必须面向沿海而不是向内陆拓殖，如孟买、果阿、本地治理（Pondicherry）、马德拉斯、加尔各答、巴达维亚（Batavia）、澳门，这些都是海上帝国环绕亚洲大国边缘建立的经商地。亚洲大国的实力常伸展到海上荒芜人迹的地方，当欧洲人开始从18世纪晚期（主要是在南亚）侵占领土建立统治权时，他们喜欢占据先前亚洲统治者的统辖范围，而不是时髦地建立一个“欧洲”全新的据点。例如莫卧儿帝国的税收制度，通过紧缩和降低成本，给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757年与印度孟加拉王公在普拉西战役后确立对次亚大陆的统治以财政支持。

把“欧洲”和“亚洲”模式之间的区别描绘得过于对立可能是个错误。但是在漫长的19世纪（1815—1914），这个变化是由工业革命的力量转化的。工业技术使欧洲人在一个比原来预想的更宽大的范围里加快了殖民步伐；工业技术意味着让欧洲人渗透到新市场并增加压垮老对手的能量；工业技术扩大了欧洲人收集信息和高效开发的能力。总之，工业技术提高了欧洲人在更远的距离中以较低的代价发挥其物质力量的能力。在汽船时代和稍后的火车时代，战略上的遥远失去了许多意义。当欧洲军队能提前到达南京（像英国人在1839—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所做的），亚洲没有一个地方看起来是安全的。结果是出现了许多“小印度”：殖民统治开始在亚洲和亚非之间扩散，非洲1880年后被瓜分完毕。另外是建立第三种类型的帝国：“无形帝国”，[2]无形帝国系统地强化其主导地位，使这些地区和国家仅保留着名义上的主权。在那里，欧洲银行家、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享有特权地位，管理着海外贸易，控制着国外投资，而且在他们的利益受到挑战时就对这些国家进行威胁、封锁或武力攻击，劳动力的支配显得多余或者徒劳。无形帝国也称“非正式帝国”，如果代价和利益成为它的标准，无形帝国就是帝国主义的最高阶段。

在理论上，所有类型的帝国都不可避免地面对压力、危机和最后的衰落。这是历史的真实，没有哪个帝国是永久的。帝国的倒塌是由很多原因引发的。帝国往往依靠归附国的精英的合作和忠诚，他们在处于困境时造反或反抗，能对帝国的威望和权威造成不可挽回的毁灭性损失。为了缓和与反抗者联盟的关系，会引起缓慢的但也许是致命的控制方式的改换。如果使用帝国的力量需要得到宗主国公众的同意，或者是给他们在人力或财力上增加新的负担，引起不是在殖民地而是在本土的反抗，也许会对帝国的衰落起决定性的作用。新的意识形态（或宗教）也许会毁了一个帝国建立在它们合法性基础上的道德和政治信誉——它们是帝国自然法则的组成部分。一种平常的危险变得难以处理了：当承诺太多而开始无法兑现，痛苦太多而无法承受，帝国的臃肿显示出力量的虚弱时，就会诱使对手进行反抗。帝国也暴露在经济和环境变化的危险中。它们建立在资源和科技基础上的实力也许开始枯竭或衰落，物质财富和技术威力会逐渐消失，或转移到利益更大的领域。更可怕的是，帝国会引发相互破坏的战争，引起不管愿意与否的世界性剧变。即使不是世界末日，潜在的危险仍潜伏在许多帝国体系的内部。他们的控制权不可避免地会落到有广泛联系的精英们手中。依靠权位，他们也许会把帝国的结构转化成半私人的领地，扩大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会谋取分化别的小集团以合并组成更大的集团，保卫他们从帝国统治者那里获得的利益。但是拒绝变革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帝国的义务就是在国内、殖民地和外部的压力下不断调整统治方式，并迅速在文化或经济活动上创新开发。[3]

在19世纪晚期，似乎看起来导致帝国衰退和崩溃的若干原因会改变这个世界。对于许多西方的观察者来说，这个结论是很明确的。亚洲和非洲本土的帝国，无论大小，都不能长期维持。它们与欧洲帝国共存的艰难时期已经结束了。经济停滞、文化衰退和体系腐败已经毁灭了亚非帝国的政治前景。亚非帝国的统治者缺少保卫国土的办法，还面对部分少数民族的反抗。帝国经济的失败加剧了社会冲突，帝国文化的停滞激发了其对外国文化的渴求，但随之却带来了强烈的反作用——恐惧憎恨外国人或盲目迷信外国人。在混乱和等待中毁灭：这些是“垂死的民族”，已倒闭的帝国。英国著名作家鲁·吉卜林（R.Kipling）狂妄宣称，通过对比，欧洲的殖民列强和它们北美的兄弟已经发现了永恒进步和不朽帝国的秘密。[4]欧美帝国已经打破帝国衰落的周期。欧美的工业化，无机燃料（煤）、分布很广的资源基地建设、远距离调运产品的能力，均使原有的地理局限变得无关紧要。欧美的商业和文化吸引了大量新的追随者，即殖民地的精英上层，他们对欧美的忠诚（或协作）会减少帝国殖民的代价。这种情况使“宗主国”处于优越的地位。欧美帝国“廉价地”依靠遥远的市场，为推动“帝国的”理念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国内“民族国家”势力的增长正在强化“民族社会”的理念，而乐于支撑帝国在海外的发展。也许最有效的是采用“自由主义”的政策——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鼓励自由竞争——反对政治私有化中的腐败，提倡改革。这种进步精神或许植根于“种族气质”——一种类似于自然汞合金的不一致特性，一种社会和文化特征的反映。这就是为什么欧洲人——或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发现了社会进步的秘密。他们设想，对他们的发现，最好的奖赏也许就是永久地掌控整个世界。

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出现一个权力集中在少数“世界型国家”手中的新的全球秩序。非西方世界的其他民族国家和帝国都被排除出去，如果让其存在，它们必须转变成受严密监督的半保护国。西方世界支持半保护国的“改革者”“进步者”，镇压反抗者。保护国获得西方支持的代价是自愿接受欧洲的规则：打开国门开放贸易，接受外来文明，订立保护外国人及其财产的立法准则。这种监护的时代预期会很长，虽有挫折和反复，但也许是无限期的。可事实并非如此。

部分原因是地缘政治。欧洲进入亚洲的主要前提条件是欧洲的和平，避免战争。欧洲帝国在19世纪中期和晚期的竞争看起来很激烈，实际上只不过是被巧妙约束的争吵取代了实际的厮杀。但是1914年，这种长期竞争共存的状态被利益驱使打破了：战后复兴的努力并无多大成果。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几乎在它开始前就失败了。欧亚的主要利益把西方牵制在一个危急的状态之中，地缘政治是唯一可以解释的。

持久的模式

18世纪中期以后的许多帝国历史都有一个共同点：欧洲人的殖民帝国是唯一真正的帝国——直到日本在20世纪初开始采用殖民方式建立殖民帝国为止。瓜分非洲已经形成了对帝国主义残暴行径无法阻止的扭曲印象。如果我们近距离看帝国在亚洲的行为，会得到一个不同的印象。所有的列强都啮咬着亚洲的沿海地区，到世纪末才蹒跚地向内陆进展，除了广大的印度之外，欧洲人对亚洲的控制最多只是局部的。真正的情况是在漫长的19世纪里，亚洲的坚持，而不是亚洲的战胜。最好的例子是中国。尽管经历了朝代更替、内战和革命的破坏，中国在1914年前一直令人吃惊地保持着统一。中国的传统理念在经历了1911年君主政体的结束和随之而来的40年混乱、外国的占领和战争后，依然保持着。更令人吃惊的，也许是这个巨大的亚洲帝国仍保持着对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的控制。除了20世纪30—40年代的极为严重的危机（指日本侵华战争——译者注），所有疆土都保持下来（除了外蒙古）。欧洲列强于19世纪30年代起开始侵扰中国，但今天的中国依然拥有和大清帝国差不多大的领土。日本在面对欧洲挑战时表现出的坚定不移更加惊人。日本君主政体经过彻底改造在意识形态上符合一个新的政治秩序。结果日本以足够强大的力量，拒绝对西方开放，而且很快开辟自己帝国的事业。

在欧亚中部能看到与以上相似的模式。当面对欧洲列强的商业和物质力量侵袭时，西亚主要的穆斯林国家并没有屈从于殖民主义。经过1913年欧洲的掠夺，到1918年西亚被交出其对阿拉伯的统治权，奥斯曼帝国的中心安娜托利亚避免了调解者想要的瓜分，组成了一个新的“土耳其”国家。伊朗帝国在萨非王朝和卡扎尔王朝统治时已显衰落。但是该地区现在由伊斯兰共和国统治，伊斯兰共和国包括伊朗西部的大不里士、伊斯法罕、德黑兰和迈含德（Mashad）。欧亚中部，如埃及或印度，其政治形态被欧洲的干涉彻底改变了，确立了独特的超越殖民文化限制的特征。

是什么形成了这种可能性？部分答案，就像我们在前章看到的一样，是欧洲人缺乏资源，欧洲想建立全球性殖民帝国。1914年前，西方帝国的外交并没有在瓜分中国、伊朗和土耳其过程中获得成功。1918年后，它们的瓜分胃口更大，难度也增加了。但这只是事物错综复杂的一方面，就像在伟大的亚洲国家中，顽强的政治、文化自治的传统如同一堵无形的墙把殖民帝国围堵在胜利之门的外面。这些传统在欧亚现代化早期民族国家建设中被强化和加深，认识到这一点的不仅是欧洲，也有穿越“旧世界”（欧洲大陆）的其他地区。中国主张革新的明朝，日本相对和平的德川幕府，伊朗实行妥协的萨非王朝，一个尚武的奥斯曼帝国变成一个地跨亚、非、欧的大帝国，都取得成就建立了欧洲流行的现代君主政体国家。它们创造的政体结构，证明了甚至在遭受压力的条件下，也能保持政权稳固。中国从明到清的朝代更迭和18世纪充满麻烦的伊朗时代，也许用语言区别和大部落联盟的方式更新了没有防御的政治体系。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早期现代化重建都有持续的重点。在它们面临来自欧洲压力加大的时期，它们维护了持续治国的实践。欧洲面对的这些国家都是需要更新的古老的政权体制，而不是已经衰落的国家。其统治者通常意识到自己的衰落，也要求“改革”，但他们需要的是把新的政治模式嫁接到原来的树干上，而不是把完全不同的蓝图强加给一个无人拥戴的国家。这有本质的区别。土耳其的凯末尔共和国是建立在奥斯曼帝国改革的基础上，而不是从虚无缥缈中求来的。土耳其“官方”的历史文献表明土耳其没有从属于欧洲，对土耳其人民来说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意义。[5]土耳其的政治教父（后被否认了）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他的统治下国家充满朝气奋力向前。[6]伊朗国王礼萨·巴列维（Reza Shah Pahlevi，1921—1941年在位）能依据伊朗古老的君主政体传统去维护他在叛乱地区和叛乱部落中的权威，从而加强了国家政权。在日本明治时期，天皇的誓言是加强中央集权的保证，是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在中国，清朝的灭亡标志着与过去更完全的决裂，新民族主义主张在亚洲内部保留清朝的遗产，复兴帝国古老的传统，在混乱的20世纪20年代里恢复对社会秩序的控制。

持续性是文化和政治共同的特征。人们非常了解宗教角色、语言文学在欧洲确立民族认同上的作用。这可以解释为什么1914年以前，欧洲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发展比欧亚其他地区更强烈，不仅仅是受1789—1815年间猛烈地冲击了欧洲大陆的革命和战争的影响。欧亚的大部分（包括东欧的大部），在文化和国家之间的联系上，并没有追随西欧模式。对国家主权和其统治者的绝对忠诚与伊斯兰教的信仰——穆斯林宗教的权威——发生冲突，这能够解释朝鲜自治政府的权威和伊斯兰教教法的权威。中华帝国和它外围稍小的、稍弱的，或者有依赖性的国家，都缺乏欧洲民族主义塑造的民族国家认同感。在日本，两个世纪的闭关自守强化了对外部世界的怀疑程度，不能把日本视为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如果欧洲作为一个文化和政治结合的民族国家遇到困扰，并不意味着别的地方也有这种困扰，用相同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从饮食、衣着一直到历史和世界观），竭力把不同的社会联结在一起是很困难的。在欧亚的其他部分，或者就在欧洲，传统的文化通过教师和教材来传承和传播。在他们周围聚集着教育精英，他们拥有社会威望和文化权威。在伊朗和中国，这个阶层与国家理念被视为一体。从萨非王朝时代向前，穆斯林宗教权威的宣言声称，伊朗国家的第一职责是保护伊斯兰什叶派免受敌人攻击。在伊斯兰世界什叶派属少数派的地位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在中国，学者和绅士们形成了行政官僚阶层，充当着朝廷文化精英的角色，他们继续维系、支撑着随之而来的“民族主义”时代。在印度，虽然英国的统治从18世纪中期逐渐加强，但前殖民地传统仍存活下来，因为它们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本国充满活力的文化之中。地区的爱国主义、政府的理念、历史的选择不容易与殖民统治的文化工具相共存。[7]在19世纪晚期，印度本土的语言转化成规则的文学语言，因为民族情结需要一个有力的新的方式去表达对社会和政治的关注。没有这个基础，这个由甘地发起的运动不可能使印度民族主义开始流行起来，也不可能在1914年如此快地集结力量。

应当引起重视的是，当欧洲文化冲击世界其他地区达到最高峰时，在19世纪晚期，它面对的是有组织的反抗。对于其他欧亚文化的守护者和“看门人”来说，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看起来更接近于战斗式的竞争。他们担心在西方现代化的汹涌潮流中，他们的文化传统被彻底地破坏。他们害怕自己的权威会被比他们自己更低的阶层所取代。为了维护自己的道德、文化、财富，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承担起责任。他们认识到欧洲技术领先的重要性，决定用社会和文化革新来维护它。但是却与道德、社会及其影响产生了极大的矛盾。因此他们被西方的现代化强烈吸引，然而在西方框架中，他们的道德和社会传统却与自由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殖民统治的要求相矛盾。甘地运动唤醒了民众对托尔斯泰关于自给自足的农业乌托邦理想的向往。马克思和恩格斯主义在工业发展的许诺中提出没有阶级差别的方案，但社会矛盾是资本主义固有的。两个方案都为有限制的现代化提供了道路。1918年以后的伊朗、土耳其、民族主义中国政体，1947年以后的印度领导阶层，1949年以后共产党统治的中国，严格控制外国文化的输入，本质上就是为反对外国工业力量的进入设置了重要的障碍。国家通过教育、广播、宣传和审查制度加大了控制力度。如果说这类似于文化上的“精神包围”，并不会令人感到惊讶。意识形态猛烈碰撞形成的风暴席卷了20世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使一个开放的世界前途未卜。

合流的条件

这种政治和文化的持续性于其本身的意义不大。也许很难解释为什么在欧亚不同地区的统治者及上层精英，在追求他们的目标时不计物质利益条件。保持文化自治和政治自由的前景部分依赖经济的成功。欧亚的统治者及上层精英一定会受外部贸易的磁力影响，被国外经济往来的吸引力吸引。在世界历史的整个时期中（包括今天），打开国门接受外国的产品和交易，从商业贸易中获取利益，也伴随着与文化和政治的危机相同的危机。被商贸强国控制和吸纳的恐惧，被外资企业和外国在当地的合作者无形殖民的恐惧都表露无遗，担忧产品的新品种和消费的新方式会增加对社会的危害和对文化的干扰。因此在经济关系上的游戏规则——进入全球经济的条件——常常是最关键的。

实际上16世纪全球化经济已经存在。[8]一旦美洲与欧亚、非洲联结在一起，一种新型的交易就开始发展了。美洲的金银帮助欧洲人从南亚和东亚购买大批量的纺织品、陶器和茶叶。美洲的糖用来支付购买（最后）数百万的非洲奴隶，而且直接增加了通过奴隶贸易换来的非洲商品的消费量。美洲的粮食，像木薯、玉米、大豆和土豆，（适当地）转变成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农业潜力。一个有利可图的长距离的海上航线网络，使欧洲成为一个巨大的海上贸易中心，统治着海洋。但是早期现代化的世界经济（1500—1750）并没有成为欧洲决定性超越欧亚其他地区的有利条件，相反它增加了欧洲对亚洲产品的依赖，对扩大欧洲分享亚洲的消费量方面也无意义。[9]

1750年以后，这个模式戏剧性地改变了，当然并不是立即改变的。控制孟加拉的经济给英国一个改变它与中国贸易结构的机会。印度供给的鸦片资源和以此建立的军事基础使它强行进入东亚贸易中。但是，最关键的变化是欧洲机械产品的出现。在几十年间，亚洲在纺织品市场上的竞争已经输给了欧洲，欧洲的布料甚至进入纺织品的竞争对手——印度和中国。世界贸易量开始快速增长——在漫长的19世纪增长了25倍。但是现在的亚欧贸易政策调整的空间不大。欧洲人控制了长线远距离的商业网络，提供它最重要的产品。为进入这个市场和购买欧洲产品，亚洲的经济被迫依赖出口原材料和粮食。更糟的是，从亚洲的立场来看，亚洲国家不仅要与来自大西洋的商品竞争，而且它们之间还要互相竞争。美国的棉布和小麦可与印度的匹敌；印度茶叶在英国市场代替了中国茶叶。西方指挥和控制着亚洲的海运贸易，它们新发现了进入亚洲消费领域的大门（通过征服印度，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依据领先的大工业生产，欧洲在其实力与亚洲相差最悬殊的时刻，把亚洲经济拉进了全球化市场。从数据可见，1820年印度和中国平均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是西欧的一半水平，到1913年已经只剩1/7了。[10]

这个黑暗和苦恼的情景并不是历史的全部。亚洲成为新的全球经济的一部分，它贸易的商品数量比1750年以前大为增加。欧洲对亚洲的经济控制形势已经不在对等的竞争状态下，其原因在于：欧洲只有很少的资金去征服亚洲的生产者；欧洲在更深地进入到亚洲最大经济体时受到阻碍，中国的语言、货币和国内的商业网络把它们阻隔开来，不仅地利不在西方一边，天时也不在它们一边。中世纪之后铁路建设之前，苏伊士运河、汽船和电报使沿海的亚洲国家同样接近了在欧洲很早就接近的大西洋彼岸的经济。在日本的问题上，时间选择特别重要。日本的工业化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顺利进行。日本原来并非东亚强国，只是个次等小国，它对西方的出口贸易和收入，触动了它快速地在亚洲内部扩大贸易。随后日本的工业家（常常与中国商人合伙）和印度的工厂主，注意到本地区对更多消费品的需求。到1914年，亚洲之间的贸易比它与西方的贸易增长得更快。[11]

1814—1914年的100年可以描述成一个“半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可以看到一个提供初级产品和工业产品以及提供资金和财政服务的独立的世界市场出现。在一些国家（虽然不是大多数）贸易额比国内生产总值还要高。当然，这个水平远远低于20世纪末所达到的水平。[12]除了东亚，制造业大量集中在大西洋彼岸的欧洲和美国的老东北地区。世界其他地区都不能和这些市场的工业品竞争。半全球化几乎就在欧洲爆发战争的时候停止了。在以后中断的时期里，1914年以前的世界综合经济转向了反面。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经过短暂的复兴之后，全球经济开始萎缩。主要贸易中心英国，放弃了平衡英国贸易的政策，取消金本位，实行自由贸易。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陷入孤立主义。世界其他国家分为两种集团：一种是在美国的霸权下只与美国贸易；另一种是缩小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苏联撤退到一个虚拟的孤立中。小国为减少它们对外的依赖而挣扎。主要生产者的收入在减少。在东亚，正在迅速工业化的中国，停止了工业化的步伐，首先是因为受“日元集团”的影响，其次是被1937年日本的侵略打断了。这时，世界正在为一个新的全面战争紧急动员，上世纪的贸易扩大的辉煌再也看不到了。封闭的经济、自给自足和国内的发展——不是贸易的促进——已经成为在这个分裂的世界生存的代价。

这种看法在二战以后也没有彻底改变。当战后的复兴最终来临的时候，再度面临和平时期遗留的没有解决的殖民地问题。面对全球冷战的事实，全球自由贸易的视线，已经集中到由官方授意创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上来。经济独立的苏联帝国在东欧和中欧快速扩大势力，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使得中国经济比东亚经济被瓜分前更封闭。中国像斯大林主义的俄国一样，把自己孤立起来。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追随日本的脚步，成为日本的贸易伙伴。欧盟，作为西欧复兴的工具，形成了一个保护主义者的集团。欧盟经济安排反映出它的主要目的：确保法德对立的永久性结束，而不是推动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经济。当欧洲的海外帝国强行进入一系列新的国家时，大多数人赞成闭关，国家控制、驱动经济，建立工业基地、利用外交杠杆结盟，反对超级大国的援助和投资。但是在这个复兴时代，最重要的特征是美国霸权的规模。二战不仅使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国，也使它更加强大。全球冷战使它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些都是美国在世纪末进入“全球化”世界的资本。

也许为了使观点明确我已经说得够多了。我们在20世纪最后15年的经济统治代表着在全球经济混乱的历史中的一个特殊时刻。它在世界现代史中像是一场地震。它需要结合地缘政治变革来理解苏联的突然解体和中国决定发展市场经济，以及在通信和交通方面发生的技术革命。中国和前苏联集团转向市场经济带来了生产力的猛烈扩大和巨大的新市场。这和更经济的航空业和运载货物的“集装箱革命”以及最重要的因特网技术应用的增长相一致。在全球范围内，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西方国家之间金融服务和资本流动有更大的自由——比限制贸易增长和经济活动急剧集中的一战前期更艰难。在欧美与欧亚大部分地区之间，财富和经济行为的“大分流”已经让位给了“大合流”“大集中”，如果继续下去，在下一个50年中将恢复类似500年前相对的平衡。

今天的“全球化”虽然其进程与以往的相似，但形成的条件差异是很大的。在本书所叙述的许多时期中，世界不同地区的经济联系已经很少能阻碍（而且是相当多地去鼓励）帝国的建立。尽管每个国家和文化都具有独特的价值观、社会态度、政治机构和意识形态，但经济的相互依赖越来越大，而文化差异却越来越小。这个漫长的时代正在结束：本国的文化和民族国家不能抵抗在信息、人力和贸易上的全球化、自由化的影响。迄今为止，我们将看到自由运动的道路就在眼前。

帖木儿的阴影

帖木儿的阴影也许才是重点。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伟大转型期的边缘——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转变的边缘——至少像18世纪晚期的欧亚改革一样意义深远。如果是这样，毋庸置疑，它对世界不同地区的影响将会非常大。欧亚历史表明，新的战争和政府运行的方式、新的生产技术、新的文化实践和新的宗教信仰，从旧世界（欧洲大陆）的一个末端扩散到别的地方（从每一个方向），它们形成一个对现代化或者什么是“现代”的共同看法。以前的贸易和征服模式、犹太人的离散和移民的模式，已经把遥远的地区联系到了一起，形成各民族特别复杂的文化和政治。各民族的努力不是将世界均质化，而是保持世界的多样性。对比一下，全球经济的吸引力迄今还不稳定，而且能隐约感觉到，为加强合作行为和文化融合，人们期待自由贸易的理论。我们今天说的全球化也许应该被公正地视为一些是默契、一些是正式协议中引发的，这些协议是由当代世界四大经济“帝国”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签订的。对于它们，以及所有其他国家和社会，这个挑战会调和它们国内被自由竞争打乱的秩序。这种张力会很大；结果却是不能肯定的。如果我们可以从过去总结出持续性的东西，那就是欧亚反对统一的体系、单极统治或者是单一的规则。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仍然活在帖木儿的阴影之中，或者也许更确切地说是活在他失败的阴影之中。

[1]该问题的讨论可参见J.Diamond，Guns，Germs and Steel (London，1997)。

[2]“无形帝国”的提法是加拉格尔（J.Gallagher）和鲁宾逊（R.Robinson）在其著名论文《帝国主义的自由贸易》中首次使用，参见‘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6，1 (1953)，pp.1–15。

[3]关于特权阶层的角色参见奥尔森著作。M.Olson，The Rise and Fall of Nations：Economic Growth，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New Haven，1982)。

[4]R.Kipling，‘Recessional’ (1897).

[5]参见B.Ersanli，‘ The Emire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Kemalist Era’，in F.Adanir and S.Faroqhi (eds.)，The Ottomans and the Balkans：A Discussion of Historiography (Leiden，2002)，pp.115–154。

[6]参见S.Deringil，The Well-Protected Domains：Ideology and the Legitimation of Power in the Ottoman Empire，1876–1909 (London，1999)。

[7]C.A.Bayly，Origins of Nationality in South Asia：Patriotism and Ethical Government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India (New Delhi，1998)，chs.1–4.

[8]此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费林（D.O.Flynn）和吉拉尔德斯（A.Giraldez），参见其论文‘Path Dependence，Time Lags and the Birth of Globalisation’，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8 (2004)，pp.81–108。

[9]坚持全球化起源于19世纪观点的是奥罗克（K.H.O’Rourke）和威廉森（J.G.Williamson），参见其论文‘Once More：When Did Globalisation Begin?’，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8 (2004)，pp.109–117。

[10]参见‘Growth and Development Trends 1960–2005’，in United Nations World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2006，p.5，consulted at http://www.Un.Org/esa/policy/wess/wess 2006 files/chap1.pdf。

[11]参见K.Sugihara (ed.)，Japan，China，and the Growth of the Asian International Economy，1850–1949 (Oxford，2005)，‘Introduction’，p.5。

[12]参见R.Findlay K.H.O’Rourke，Commodity Market Integration,1500–2000，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Boston，2001)，table 3。

阅读材料

这并不是旨在提供本书中使用材料的完整书目，这些细节能够在每章的脚注和参考资料中找到。这里提供的是我选择的文章和书目，我认为特别有用的或有趣的，会让感兴趣的读者进一步追寻我讨论得太过简要的思想和论题。

1 一般著作

W.H.McNeill的The Rise of the West （Chicago,1964）迄今为止仍然是书写一部一卷本世界历史的最宏大的尝试。其中大部分讲述1500年前的世界。它富于内在洞察力，其结论仍然在思想上引人深思。McNeill的一些关键思想可以在他的Europe’s Steppe Frontier （London,1974）和Plagues and Peoples （London,1976）中找到，后者分析了瘟疫疾病作为一种历史力量的重要性。Fernand Braudel的三卷本的Civilis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 to 18th Century （英译本，London，1981-1984）一书，是现代早期世界的经济社会模式全景式看法。E.L.Jones的The European Miracle:Environments,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 （Cambridge,1981）和Kenneth Pomeranz的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2000）提出了（部分地）欧洲经济优势的相互矛盾的解释。Marshall G.S.Hodgson的The Venture of Islam （3 vols.,Chicago,1974）以及他的Rethinking World History:Essays in Europe,Islam and World History （Cambridge,1993），两者都幽默地出版了，提供了以伊斯兰世界，而非欧洲作为中心的世界史视角。

Owen Latimore的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New York,1940）用一种强调内亚驱动力的观点代替了一种中国历史的海洋的和西方的观点。与Hodgson和McNeill一样，Latimore强调定居民和游牧民的相互影响，这个被伊斯兰历史学家Ibn Khaldun（1332—1406）最为出色地分析的主题，他的Muqadimmah: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于1377年出版，并于1958年译成英文（此前被译成法语）。P.S.Khoury和J.Kostiner（eds.）的Tribes and States 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1990）把Khaldun式的思想运用到现代中东历史中。

在一大堆欧洲扩张对其他文化和人民的影响的著作中，Eric Wolf的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London,1982）占有显著地位，部分是他提供的人类学洞察力。寻找欧洲帝国主义一般性论述的读者会发现，没有什么堪与J.Gallagher和R.Robinson的文章中所包含的思想相比拟，‘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刊载于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6,1 （1953）,pp.1-15。

2 中世纪欧亚大陆

P.Brown的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London,1971）是关于欧亚大陆渊源的眼花缭乱的著作。R.W.Southern的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Ages （London,1953）仍是中世纪早期欧洲历史的最为令人陶醉的入门书。G.Duby的The Early Growth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1973;英译本，Ithaca,NY,1974）现在应该堪与C.Wickham的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Oxford,2005）相比美。R.Bartlett的The Making of Europe:Conquest,Coloniz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950–1350 （London,1993）和R.Fletcher的The Conversion of Europe （London,1997）描述了基督教欧洲的形成。J.Abulughod的Before European Hegemony:The World System 1250–1350 （New York,1989）和Marshall G.S.Hodgson的The Venture of Islam （3 vols.,Chicago,1974）提供了非欧洲中心论的中世纪欧亚大陆观点。A.Wink的Al-Hind:The Making of the Indo-Islamic World,vol.1:Early Mediaeval India and the Expansion of Islam,7th–11th Centuries （Leiden,1996）、A.Hourani的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 （London,1991）和D.Pipes的Slaves Soldiers and Islam （New Haven and London,1981）研究了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M.Elvin的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London,1973）、A.Waldron的The Great Wall:From History to Myth （Cambridge,1990）和J.A.Fogel的Politics and Sinology:The Case of Naito Konan,1866–1934 （Cambridge,Mass.,1984）提供了关键洞察力。E.O.Reischauer和J.K.Fairbank的East Asia:The Great Tradition（Boston,1958）仍是一个很好的起点。V.Lieberman的Strange Parallels: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800–1830 （Cambridge,2003）在比较史学中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尝试。

3 欧亚大陆与大发现时代

F.Braudel的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1966;英译本，2 vols.,London,1972–1973）是一部有着令人震惊的艺术性的著作，一部历史能够怎么书写的展示。C.Cipolla的European Culture and Overseas Expansion （London,1970）研究了关键主题。J.D.Tracy编辑的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rchant Empires:State Power and World Trade 1350–1750 （Cambridge,1991）包含了一系列引人入胜的篇章。关于葡萄牙的扩张有S.Subrahmanyam的Vasco da Gama （London,1997）和The Portuguese Empire in Asia 1500–1700 （London,1993）。关于西班牙的扩张有H.Kamen的Spain’s Road to Empire:The Making of a World Power （London,2002）。关于俄国扩张的不那么熟悉的故事，可以在下列著作中找到：G.V.Lantzeff和R.A.Pierce的Eastward to Empire （Montreal and London,1973）、W.C.Fuller的Strategy and Power in Russia,1600–1914 （New York,1992）、M.Khodarkovsky的Russia’s Steppe Frontier:The Making of a Colonial Empire 1500–1800 （Bloomington,Ind.,2002）和A.S.Dommelly的The Russian Conquest of Bashkiria 1552–1740 （New Haven and London,1968）。

关于“欧亚大陆中部”的伊斯兰世界有：H.Inalcik与D.Quataert编辑的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914 （Cambridge,1994）、H.Inalcik的The Ottoman Empire:The Classical Age,1300–1600 （London,1973）、C.Kafadar的Between Two World: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State （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1995）、M.Kunt和C.Woodhead的Suleiman the Magnificent and his Age （London,1995）、P.Jackson与W.Lockhart编辑的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vol.6:The Timurid and Safavid Periods （Cambridge,1986）、J.F.Richards的The Mughal Empire（Cambridge,1993）以及S.A.M.Adshead,Central Asia in World History （London,1993）。

A.Reid的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1450–1680 （2 vols.,New Haven,1988,1993）用某种布罗代尔（Braudel）的精神把环境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历史整合起来了。D.Twitchett和F.Mote编辑的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8:The Ming Dynasty,1368–1644,第二部分，（Cambridge,1998）和P.J.Smith与R.von Glahn编辑的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Mass.,2003）提供了论中国的新近研究。

4 现代早期欧亚大陆

R.J.Bonney编辑的Economic Systems and State Finance （Oxford,1995）处理旧体制欧洲的根本方面。A.Sorel的Europe and the Franch Revolution:The Political Transitions of the Old Regime（1885;英译本，London,1969）对18世纪的欧洲外交提供了一份精彩的、若讽刺的介绍文字。J.de Vries和Ad van der Woude的The First Modern Economy:Success,Failure and Perspective of the Dutch Economy,1500–1815 （Cambridge,1997）解释了欧洲最成功的前工业经济的极限。L.Hughes的Russia in the Age of Peter the Great （London,1998）评价了彼得改革的影响。

欧洲在亚洲的商业活动的内容，可以在Holden Furber的Rival Empires of Trade in the Orient 1600–1800 （Minneapolis,1976;重印于New Delhi,2004）中找到。J.E.Wills的‘Maritime Asia,1500–1800:The Interactive Emergence of European Domination’，载于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8,1 （1993）,pp.83–105，对最近的研究是一份有用的概述。S.F.Dale的Indian Merchants and Eurasian Trade 1600–1750 （Cambridge,1994）是陆上贸易的持续重要性的一个提醒。对奥斯曼帝国变迁的经典研究是H.A.R.Gibb与H.Bowen的Islamic Society and the West:A Study of the Impact of Western Civilisation on Moslem Culture in the Near East,vol.1:Islamic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2部，London,1950,1957）。萨非伊朗崩溃后的混乱，在J.R.Perry的Karim Khan Zand （Chicago,1979）中描述。关于莫卧儿权力的发展有J.F.Richards的The Mughal Empire （Cambridge,1993）、Jos Gommans的Mughal Warfare:Indian Frontiers and the Highroads to Empire 1500–1700 （London,2002）和R.M.Easton的The Rise of Islam and the Bengal Frontier 1204–1760 （London,1993）。

J.Spence 的Treason by the Book （London,2001）与P.C.Perdue的China Marches West （Cambridge,Mass.,2003）研究了中国成功的伟大年代的不同侧面。L.Struve编辑的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 Historical Time（Cambridge,Mass.,2004），尽管是一个令人难以亲近的题目，却包含了中国历史的富有价值的近著选要。

关于日本有C.Totman的Early Modern Japan （London,1993）和M.Jansen的China in the Tokugawa World （Cambridge,Mass.,1992）。

5 欧亚大陆革命

P.W.Schroeder的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Oxford,1994）与C.A.Bayly的Imperial Meridian （London,1988）有助于观察地理政治场景。R.J.Bonney编辑的The Rise of the Fiscal State in Europe c.1200–1815 （Oxford,1999）探讨了欧洲投射其权力能力的重要因素。

P.Bairoch的Victoires et deboires: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te du monde du xvi siecle a nos jours （3 vols.,Paris,1997）对经济变迁提供了一个全景式描述，不过还没有译成英文。对英国的经济变迁的争论有P.Hudson的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London,1992）、J.Mokyr的The Lever of Riches: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and Economic Progress（Oxford,1990）、E.A.Wrigley的Continuity Chance and Change: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Cambridge,1988）、N.F.R.Crafts的British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xford,1985）和J.E.Inikori的Africans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2002）。基于数据证据，对欧亚经济表现的重要重新评价有R.C.Allen,‘Real Wages in Europe and Asia:A First Look at the Long-Term Patterns’，见R.C.Allen、T.Bengtsson和M.Dribe编辑的Living Standards in the Past:New Perspective on Well-Being in Asia and Europe（Oxford,2005）。

R.Owen的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 （London,1981）、Kenneth Pomeranz的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2000）和C.A.Bayly Rulers的Townsmen and Bazaars:North Indian Society in the Age of British Expansion 1770–1870 （Cambridge,1983）研究了中东、中国和印度各自的经济史。

P.Marshall编辑的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Indian History:Evolution or Revolution （New Delhi,2003）收集了许多对英国扩张阶段的印度历史研究。J.J.L.Gommans的The Rise of the Indo-Afghan Empire,c.1710–1780（Leiden,1995）对北印度的政治变迁历史增添了一个重要的衡量尺度。P.Kuhn的Soulstealers: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Cambridge,Mass.,1990）和J.M.Polachek的The Innerr Opium War （Cambridge,Mass.,1991）揭示了中国的政治和文化方面。关于文化和思想生活有A.Hourany的Islam in European Thoughts （Cambridge,1991）、B.Lewis的The Muslim Discovery of Europe （London,1993）、N.Hampson的The Enlightenment （London,1968）、Gulfishan Khan的Indian Muslim Perespections of the Wes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Oxford,1998）和R.Drayton的Nature’s Government:Science,Imperial Britai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World （London,2000）。

6 漫长的19世纪

R.E.Robinson与J.A.Gallagher的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London,1961）是一部从心理学角度探讨扩张时代英帝国政策的杰作。D.K.Fieldhouse的Economics and Empire 1830–1914 （London,1973）无可挑剔地评论了欧洲帝国缔造的经济和非经济影响。W.Woodruff的The Impact of Western Man:A Study of Europe’s Role in the World Economy 1750–1960 （London,1966）提供了许多可靠的信息。C.A.Nayly的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1914:Global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Oxford,2004）强调了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变迁的对照。D.Abernethy的The Dynamics of Global Dominance:European Overseas Empires 1415–1980 （New Haven,2000）覆盖了更长的阶段，充满了分析性的思想。K.H.O’Rourke和J.G.Williamson的Globalization and History:The Evolution of a Nineteenth-Century Atlantic Economy （Cambridge,Mass.,1999）全面解释了19世纪出现的世界经济。强调东亚贸易重要性的有K.Sugihara编辑的Japan,China,and the Growth of the Asian International Economy,1850–1949 （Oxford,2005）。欧洲的思想扫描有J.W.Burrow的The Crisis of Reason （London,2000）。在J.MacKenzie的Orientalism:History,Theory and the Arts （Manchester,1995）中，令人信服地强调了欧洲对“东方”反映的正反两面性。

关于俄国，没有什么可以与M.Malia的Russia under Western Eyes （Cambridge,Mass.,1999）相比的了，但是，D.Lieven的Russia’s Rulers under the Old Regime （London,1989）透过沙皇体制的实质来揭示该体制实际上运作的优点——或者缺点。对非洲历史介绍最好的书是J.Iliffe的Africans:The History of a Continent （Cambridge,1995）；对非洲地区历史最好的评论是A.G.Hopkins的An Economic History of West Africa （London,1973）。关于奥斯曼中东史有S.Deringil的The Well-Protected Domains:Ideology and the Legitimation of Power in the Ottoman Empire,1876–1909 （London,1962;再版于Cambridge,1983）和A.Hourani,‘Ottoman Reform and the Politics if Notables’，刊于A.Hourany、P.S.Khoury和N.C.Wilson编辑的The Modern Middle East （London,1993）,pp.83–109。关于伊朗H.Algar的Relition and State in Iran 1785–1906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69）是基础性著作。K.Fahmy的All the Pasha’s Men:Mehmed Ali,his Arm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Egypt （Cairo,2002）逆转了许多将19世纪埃及神秘化的趋势。刊载于J.Gallagher、G.Johnson A.Seal 编辑的Locality,Province and Nation （Cambridge,1973）的A.Seal的文章‘Imperi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India’依然是对殖民统治如何引起一种民族主义反应的最有说服力的描述。R.Bin Wong的China Transfo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Ithaca,NY,1997）是对中国经历的特别有刺激性的评述。J.Hevia的English Lessons: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London,2003）研究了欧洲强制把中国纳入殖民模式的努力。E.H.Norman的Japan’s Emergence as a Modern State （New York,1940）是一部被人忽视的经典著作。

许多美国历史学家固执地反对与外部的比较研究，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及其他19世纪的世界）一直没有受到美国史学界的重视。但是D.W.Meinig论‘The Shaping of America: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on 500 Years of History’的丛书，特别是他的Continental America,1800–1867 （New Haven,1993），是对比较研究的精彩推动。所有美国历史学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Frederick Jackson Turner，他的‘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初版于1893年，他继续倡导比较研究。参见M.Bassin的‘Turner,Solov’ev and the “Frontier Hypothesis”:The Nationalist Significance of Open Spaces’，刊载于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5,（1993）,pp.473–511。J.C.Malin是一个堪萨斯不同政见者，他的‘Mobility and History:Reflections on the Agricultural Polic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Relation to a Mechanised World’,Agricultural History 17,4 （1943）,pp.177–191，揭开了美国边疆的许多神秘面纱。

7 危机年代

H.Strachan的The First World War:To Arms (Oxford,2001)是三卷本中的第一本。它在论走向大战、论中东和非洲战场上以及论战争的经济和金融方面尤其出色。Z.Steiner的The Lights That Failed:European International History,1919–1933 (Oxford,2005)对战后外交提供了一份权威性的评论。M.Mazower的The Dark Continent:Europe’s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2000)对欧洲的现代“黑暗时代”带来了清新的视野。H.James的The End of Globalisation (London,2001)讨论了世界经济的崩溃。Robert Skidelsky撰写的John Maynard Keynes的三卷本传记——John Maynard Keynes:Hopes Betrayed 1883–1920 (London,1983)，John Maynard Keynes:The  Economist as Saviour 1920–1937 (London,1992)以及John Maynard Keynes:Fighting for Britain 1937–1946 (London,2000)——是20世纪上半叶经济史的上乘介绍。

美国的态度和政策的讨论，见A.Iriye的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vol.3:The Globalising of America (Cambridge,1995)，N.G.Levin的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America’s Response to War and Revolution (Oxford,1968)和M.J.Hogan的Informal Enterte:The Private Structure of Cooperation in Anglo-American Economic Diplomacy (Columbia,Mo.,1977)。关于苏联，参见R.Overy的The Dictators:Hitler’s Germany,Stalin’s Russia (London,2004)，R.Pipes的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Communism 1917–1923 (rev.edn,Cambridge,Mass.,1964),M.Malia的Russia under Western Eyes (Cambridge,Mass.,1999)，以及L.Viola的Peasant Rebels under Stalin: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Culture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York,1996)。

关于中东，B.Lewis的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London,1961)，A.Mango的Ataturk (London,1999)和M.E.Meeker的A Nation of Empire:The Ottoman Legacy of Turkish Modernity (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2002)解释了土耳其后帝国的转型。E.Abrahamian的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rinceton,1982)是伊朗现代史必不可少的著作。M.E.Yapp的The Near East Since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1991)是一流的综合研究。

关于殖民统治最后阶段的印度政治，D.Hardiman的Peasant Nationalists of Gujarat (Delhi,1981)提供了一份引人入胜的特写。S.Bose和A.Jalal的Modern South Asia:History,Culture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1998)是一本生动活泼的著作。甘地的自传可以与J.M.Brown的现代传记Gandhi:Prisoner of Hope (London,1991)一起阅读。B.Parekh的Colonialism,Tradition and Reform (London,1989)解释了甘地的思想。关于穆斯林政治的发展，见D.Page的Prelude to Partition:The Indian Muslims and the Imperial System of Control 1920–1932 (Delhi,1982)。

关于日本本土史与其扩张的历史间的关联，参见P.Duus、R.Myers和M.Peattie主编的Japanese Informal Empire in China,1895–1937 (Princeton,1989)，W.G.Beasley的Japanese Imperialism 1894–1945 (Oxford,1991)以及H.Harootunian的Overcome by Modernity:History,Culture and Community in Inter-war Japan (Princeton,2000)。Hans van der Ven的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London,2003)，是当今理解中国历史上最暴力阶段的必读书。从R.Mitter的A Bitter Revolution:China’s Struggle with the Modern World (Oxford,2004)可了解到五四运动的重要意义。

B.Berman和J.Lonsdale的Unhappy Valley:Conflict in Kenya and Africa,book2:Ethnicity and Violence (London,1992)出色地探索了殖民化非洲社会内部的紧张状况。G.L.Weinberg的A World at War:A Global History of World War Two (Cambridge,1994)是最好的现代一卷本研究著作。

8 被否定的帝国

关于在欧洲及世界的冷战环境，见J.L.Gaddist的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Oxford,1997)，O.A.Westad的Cold War and Revolution: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New York,1993)以及O.A.Westad的The Global Cold War (Cambridge,2005)。关于非殖民化的一般文献，见R.F.Holland的European Decolonisation 1918–1981 (London,1985)和R.Darwin的Britain and Decolonisation:The Retreat From Empire in the Post-War World (London,1988)。殖民国家权力交接转移后面的基本策略在Wm Rodger Louis 和Ronald Robinson的‘The Imperialism of Decolonisation’,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22,3 (1994)中揭露出来。关于中国革命和革命后的情况，见Westad的Cold War and Revolution,Chalmers Johnson的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Stanford,1962)以及S.Schram的两本书Mao Tse-tung (London,1967)和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London,1971)。“文化大革命”是R.MacFarquhar的三部曲的主题，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vol.1: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London,1974)；vol.2: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7–1960 (London,1983)；vol.3: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London,1999)。关于日本的必读书是John Dower的Embracing Defeat:Japan in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Two (Harmondsworth,1999)。

关于中东，W.R.Louis的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1945–1951:Arab Nationalism,the United States,and Postwar Imperialism (Oxford,1984)是一部对卷入该地区最深的两个西方大国的政策与计划的最为详尽的研究著作。M.J.Cohen的Palestine and the Great Powers 1945–1948 (Princeton,1982)解释了以色列形成的地缘政治状况。R.McNamara的Britain,Nasser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 1952–1967 (London,2003)以及K.Kyle的Suez (London,1991)研究了纳赛尔及他领导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衰。E.Abrahamian的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rinceton,1982)分析了战后伊朗的动荡和20世纪50—60年代沙阿权力的巩固。Y.E.Yapp的The Near East Since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1991)仍然是无价之宝。A.Sampson的The Seven Sisters:The Great Oil Companies and the World They Made〖PS567.EPS;S+4.5mm;Z-2*2,Z〗 (London,1975)是国际石油业的可读书籍。

D.Anderson的Histories of the Hanged (London,2005)是探讨肯尼亚矛矛危机背后的现实的著作，并揭露了运动中帮助摧毁前殖民国家的压力。P.Chabal和J.P.Daloz的Africa Works:Disorder as Political Instrument (Oxford,1999)和J.F.Bayart、S.Ellis和B.Hibou的The Criminalisation of the State in Africa (Oxford,1999)是后殖民国家的迷人著作。关于美“帝国”的崛起，见D.Lake的Entangling Relations: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its Century (Princeton,1999)和G.Lundestad的The American ‘Empire’ (London,1990)。

苏联经济力量的资源，在D.Filtzer的Soviet Workers and Late Stalinism:Labour an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Stalinist System after World War Two (Cambridge,2002)中得到解释。“前全球化”阶段的国际经济描述于H.van der Wee的Prosperity and Upheaval:The World Economy 1945–1980 (London,1986)。关于美国力量的使用和滥用的某些争论，见Robert J.Art的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London,2003)和Chalmers Johnson的The Sorrows if Empire:Militarism,Secrecy and the End of the Republic (New York,2004)。

索引

（条目后的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阿巴丹  Abadan  432,461

阿巴拉契亚山脉  Appalachians  107,163,172

阿拔斯沙阿  Abbas  Shah 80–81

阿比西尼亚，参看埃塞俄比亚  Abyssinia,see Ethiopia

阿卜杜勒·莱兑弗，历史学家  ‘Abd al-Latif,historian  203

阿道夫·希特勒  Hitler,Adolf  406,417–419

阿尔及尔  Algiers  257

阿尔及利亚  Algeria  251,467

阿富汗  Afghanistan  153,258,292,478

阿富汗人  Afghans  148

阿格拉  Agra  144

阿根廷  Argentina  251,299

阿迦·穆罕默德  Agha Mohammed Shah  214

阿克巴，莫卧儿皇帝 Akbar,Mughal emperor 56,83–87,144

阿拉比上校  Arabi,Colonel  308–309

阿拉伯  Arabs  36,384–387,459

阿拉伯联盟  Arab League  453

阿拉贡  Aragon  57

阿拉曼  Alamein  429

《阿拉木图条约》  Alma Ata,Treaty of  479

阿曼  Oman  215,454

阿塞拜疆  Azerbaijan  214,261

阿斯特克  Aztecs  57,59–60

阿斯特拉罕  Astrakhan  70,128

阿塔华尔帕，印加皇帝  Atahualpa,Inca emperor  61

埃尔米纳  Elmina  52

埃及  Egypt  16,32,74,192,214,288–291,305,307–310,345,383–384,453–454,456–459

埃塞俄比亚  Ethiopia  260

艾哈迈德·沙赫·杜兰尼  Ahmad Shah Durrani  151–153,263

爱德华·布雷多克将军  Braddock,General Edward  114

爱德华·赛义德  Said,Edward  13

爱德华·威尔莫特·布莱登  Blyden,Edward Wilmot  349

安哥拉  Angola  464

安卡拉战役  Ankara,Battle of  4

敖德萨市  Odessa  172

奥朗则布，莫卧儿皇帝  Aurangzeb,Mughal emperor  146

奥斯曼帝国  Ottoman Empire  39,73–78,83–87,98,138–143,162–163,175,192,202–204,213–214,360–361,371

澳大利亚  Australia  174,224,254,255

澳门  Macao  53,54

巴巴多斯  Barbados  108

巴布尔  Babur,Timurid prince  82–83

巴布教徒  Babis  292

巴格达  Baghdad  74,385

巴勒斯坦  Palestine  30,432,435,455–456

巴西  Brazil  54

巴亚泽特，奥斯曼苏丹 Bayazet I,Ottoman Sultan  4

白莲教运动  White Lotus movement  206

白令海峡  Bering Strait  106

白银  silver  62–63,95,108–109,136

拜占庭  Byzantium  28–30

拜占庭帝国  Byzantine Empire  75–76

《北大西洋公约》  North Atlantic Treaty  469

北海道岛  Hokkaido  216

北京  Peking  87,352

贝尔格莱德  Belgrade  39,141

本杰明·贡斯当  Constant,Benjamin  229–230

本杰明·基德  Kidd,Benjamin  303

彼得大帝  Peter the Great,tsar  121–125,141,151

俾斯麦  Bismarck,Otto von  226,236

波尔塔瓦战役  Poltava,Battle of  122

波兰  Poland  67,124,165,169,171,479

波斯，参看伊朗  Persia,see Iran

波斯湾  Persian Gulf  222,249,293,454

查尔斯·皮尔逊  Pearson,Charles  303–304

查理曼  Charlemagne  29

查理十二，瑞典国王  Charles XII,King of Sweden  122

查理五世国王，哈布斯堡皇帝  Charles V,Habsburg emperor (Charles I of Spain)  50,94

长城  Great Wall  44,88

长江  Yangtze river  40

三角洲（江南）  delta (Kiangnan)  130,192–193,200,275

长崎  Nagasaki  92,134,216

长州藩  Choshu  278–279

朝鲜/韩国  Korea  90,136,323,351,434,446,478

成吉思汗  Genghis Khan  4,36,66

冲绳岛  Okinawa  449

出岛港  Deshima  92,134,278

传教士  missionaries  246–247

瓷器  porcelain  160,223

达·伽马  da Gama,Vasco  17,52–53

大阪  Osaka  133–135

大马士革  Damascus  35,39,385

大卫·休谟  Hume,David  207,246

大西洋经济  Atlantic economy  19,21–22,245

丹尼尔·笛福  Defoe,Daniel  197

道家  Taoism  199

德川幕府  Tokugawa shogunate  92,125,277

德国  Germany  326–328,372–373,417–419

德里  Delhi  266–268

地图制作  map-making  208

奠边府战役  Dien Bien Phu,Battle of  451

东京，参看京都  Tokyo,see Edo

杜鲁门  Truman,Harry S.436

杜鲁门主义  Truman Doctrine  469

杜托特男爵  Tott,Baron Francis de  202

多瑙河  Danube  28,39

俄国，也可参看苏联  Russia  21,65–73,118–125,127–128,171,232–234,250,300,321–323,376–378,399–402,405–406;see also Soviet Union

法国  France 112,114,166–167,180–181,328–329,463

法塔赫·阿里沙阿  Fath Ali Shah  214

范里乐 Leur,J.C.van 11–12

纺织品/业，参看棉布  textiles  189;see also cotton

非殖民地化  decolonization  441–443,464–468

非洲  Africa  52,106,261,304–318,310–312,317–318,463–467

瓜分  partition of  304–318

菲立普二世  Philip II,king of Spain  95

菲律宾  Philippines  470

费萨尔  Feisal,Arab statesman  384–385

丰臣秀吉  Hideyoshi,Japanese ruler  90

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  Turner,Frederick Jackson  302,320

弗雷德里克大帝，普鲁士国王  Frederick the Great,King of Prussia  116,165,169–170

伏尔加  Volga  65,70,120,128,323

富兰克林·罗斯福  Roosevelt,Franklin Delano  432–437

噶尔丹，卡尔梅克统治者  Galdan,Kalmyk ruler  127–128

甘地  Gandhi,Mahatma  346–347,391–394,463

刚果  Congo  310,312,314,316,466–467

戈尔巴乔夫  Gorbachev,Mikhail  478–479

哥伦布  Columbus,Christopher  56–57

格里高利·波坦金  Potemkin,Gregori  171

格鲁吉亚  Georgia  400

古巴  Cuba  57–58,320,474

古吉拉特  Gujarat  38,193

《古丽斯坦条约》  Gulistan,Treaty of  222

广东  Canton  89,161,179,270

国际联盟  League of Nations  402–404

国民党  Kuomintang (KMT)  395–399,438–439,446

哈布斯堡帝国  Habsburg Empire  94,369,372

哈尔福德·麦金德  Mackinder,Halford  19,300,419

哈佛斯社  Havas  239

哈瓦那  Havana  170

海德尔·阿里  Haidar Ali  178

海地  Haiti  183

海军力量/海军强国  sea power  4,51,54,74,95–96,100,111,115,153,160,166–167,174,211,259,324–325

荷兰  Netherlands  223

荷兰东印度公司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111,154

赫拉特  Herat  152

赫鲁晓夫  Khrushchev,Nikita  473–474

赫南多·科尔特斯  Cortés,Hernando  50,51,57,59

黑海  Black Sea  115,139,141–142,163,175,225,292

黑死病  Black Death  31,39

洪堡  Humboldt,Alexander von  208,245

呼罗珊  Khorasan  151

胡志明  Ho Chi Minh  451,474

《华盛顿条约》  Washington,treaties  397–398

滑铁卢之战  Waterloo,Battle of  184

黄金  gold  58–59,108–109,255–256

霍尔木兹  Hormuz  38,53

基辅  Kiev  66

吉达  Jeddah  38

祭司王约翰  Prester John  51–52

加尔各答  Calcutta  149,177,248–249,265

加勒比海  Caribbean,57–59,107–108,197,320

加利福尼亚  California  106,255

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  Nasser,Gamal Abdel  444,456–460

加纳利群岛  Canary Islands  57

贾迈勒·奥尔丁·阿富汗尼  al-Afghani,Jamal al-Din  344–345

江户  Edo  133,135,279

蒋介石  Chiang Kai-shek  396,407,437–438

杰巴尔迪  al-Jabarti,‘Abd al-Rahman  205

杰里米·边沁  Bentham,Jeremy  210,230

金帐汗国  Golden Horde  4–5,65

津巴布韦  Zimbabwe  306,464

禁卫军  janissaries  142,205

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73,142,372

喀布尔  Kabul  82–83

喀山  Kazan  70–71

喀土穆  Khartoum  214

卡里卡特  Calicut  17,52

卡里姆汗，赞德  Karim Khan Zand  214

卡扎尔王朝  Qajars  214,293–295,390

开罗  Cairo  16,142,204,431,453

凯瑟琳大帝，俄国女沙皇  Catherine the Great,empress of Russia  171,180

坎大哈  Kandahar  151

康德  Kant,Immanuel  210

康熙皇帝  K’ang-hsi,Ch’ing emperor  126–131

考据运动  kaozheng movement  200

克里米亚  Crimea  70,163,225

克柳切夫斯基  Kliuchevskii,Vassilii  118,233

肯尼亚  Kenya  466

库克  Cook,James  106,161,173–174,208

魁北克  Quebec  107,170,172

兰开夏  Lancashire  244

雷考特  Rycaut,Paul  117

黎巴嫩  Lebanon  285

李鸿章  Li Hung-chang  275,359

里海  Caspian Sea  152

里斯本  Lisbon  32,51

礼萨汗  Reza Shah  389–390,461–462

利奥波德二世，比利时国王  Leopold II,king of Belgium  310

联合国  United Nations  429,440

列宁  Lenin,Vladimir Ilich  9,399–402

琉球群岛  Ryukyu Islands  356

刘易斯和克拉克探险  Lewis and Clark expedition  245

卢梭  Rousseau,Jean-Jacques  229

路透社  Reuters  239

路易十六，法国国王  Louis XVI,king of France  181

路易十四，法国国王  Louis XIV,king of France  116

路易·阿希纳尔  Archinard,Louis  310–311

路易斯安娜  Louisiana  107,183

伦敦  London  110,237,334–336

罗伯特·克莱武  Clive,Robert  150,177–180

罗伯托·迪诺比利  Nobili,Roberto di  90

罗马帝国  Roman Empire  28

罗曼诺夫  Romanovs  123,369

马德拉群岛  Madeira  51

马德拉斯  Madras  149–150

马尔萨斯  Malthus,Thomas Robert  223

马克思  Marx,Karl  8–9,231

马拉特  Marathas  145–148,178–179

马六甲  Malacca  53–54

马尼拉西班牙大帆船  Manila galleon  97

迈索尔  Mysore  178,202,213

麦加  Mecca  74,455

麦什特  Meshed  152,293

满洲（清）  Manchus (Ch’ing)  91–92,129,210,350–352

满洲里  Manchuria  121,323,351,439

毛里求斯  Mauritius  183

毛泽东  Mao Tse-tung  407,438,446–447,472

贸易增长  trade,growth of  31–32,38–39,86,109–110,144–146,154,186–198,237–240,330–338,408–409

煤炭  coal  191,195–196

美国  United States  22,227–228,234–236,240–244,250,253–256,318–321,338,369,403–405,435–436,468–472,480–485

美洲  America  22,56–65,97,98,106,107,163–164,173,209,224,240–249

蒙巴顿伯爵  Mountbatten,Lord  435

蒙古  Mongols  4–5,36

蒙特祖玛，阿斯特克皇帝  Montezuma  57,62

孟德斯鸠  Montesquieu,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117–118

孟加拉  Bengal 148,176–178,193,264

孟买  Bombay  222,332

秘鲁  Peru  61–65

密西西比  Mississippi  168,173

棉花/布  cotton  136,193,196,224

缅甸  Burma  215,258,431,434

明朝  Ming dynasty  40–44,87–88

明治维新  Meiji restoration  270

摩洛哥  Morocco  51,310

莫斯科  Moscow  70–71

莫斯科公国，参看俄国  Muscovy,see Russia

莫卧儿  Mughals  82–87,143–151,176

墨西哥  Mexico  59–65,234,320–321

穆罕默德·阿卜杜  Abduh,Muhammad  344

穆罕默德·阿里  Mehemet Ali  214,222,288

穆罕默德·摩萨德  Mossadeq,Mohamed  462

穆斯塔法·凯末尔  Kemal,Mustafa  386,389

拿破仑  Napoleon,French statesman  181–185,228–229

纳粹  Nazis  410–411

纳粹德国  Nazi empire  432–433

纳迪尔汗  Nadir Shah  146,148,151–153,214

纳撒尼尔·培根  Bacon,Nathaniel  113

纳塞尔丁  Nasir al-Din Shah  292

南非  South Africa  164,258,317–318,464

《南京条约》  Nanking,Treaty of  247,271

《尼布楚条约》  Nerchinsk treaty  128

尼赫鲁  Nehru,Jawaharlal  439,449

尼罗河  Nile  33,35

尼日尔  Niger  256

牛顿  Newton,Isaac  206

纽约  New York  237,243

农奴制  serfdom  72,110,130,232

奴隶  qullars  80

奴隶制度  slavery  107,109,197

努尔哈赤  Nurhaci,nomad warlord  91

欧洲  Europe:

含义  meaning  20–22

思想  thought in  32,93–94,99,117–118,154,161,198–199,206–210,229–231,339–343

旁遮普  Punjab  268

《佩列斯拉夫尔条约》  Pereslavl,Treaty of  122

皮萨罗  Pizarro,Francisco  51,61

葡萄牙  Portugal  51–56,96

乾隆皇帝  Ch’ien-lung emperor  128,199,201

乔莫·肯雅塔  Kenyatta,Jomo  411

乔治·华盛顿  Washington,George  168–169

乔治·凯南  Kennan,George  434

清朝，参看满洲  Ch’ing dynasty,see Manchus

丘吉尔  Churchill,Winston  433,435,437

全球化  globalization  477–478,480,482,485,501–505

含义  meaning 8–11

争论  debate 7–8

热那亚  Genoa  31,56,96

日本  Japan  89,91,132–135,215–217,270–283,351,354–359,381,396–397,406–408,411,419–421,447–479

儒家  Confucianism  43,87,89–90,92,131,135,199–201,354

瑞典  Sweden  122

撒马尔罕  Samarkand  5,6,8

萨非王朝，参看伊朗  Safavids 79–82;see also Iran

萨摩藩  Satsuma  278

塞尔维亚  Serbia  73,138,372–373

塞内加尔  Senegal  258

塞浦路斯  Cyprus  30,285,461

塞西尔·罗兹  Rhodes,Cecil  300,306,312–313,317–318

桑给巴尔  Zanzibar  215,222,305,311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Alexander II,tsar  233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Alexander I,tsar  184

沙特阿拉伯  Saudi Arabia  455

上海  Shanghai  130,332,398,406

社会达尔文主义  Social Darwinism  342

什叶派  Shi’ism  79,292

圣彼得堡  St Petersburg  122

圣方济·沙威  Xavier,St Francis  89–90

石油  oil  387

丝  silk  81,136

思佤吉  Sivaji,Indian king  145–146

斯大林  Stalin,Joseph  401,405–406,433

苏拉吉·道拉  Suraj ud-Daula  177

苏联  Soviet Union  405–406,410–411,472–474,477–479

苏伊士  Suez  35,249

苏伊士运河危机  Suez Crisis  458

苏伊士运河  Suez Canal  289,309,332

苏伊士运河区  Suez Canal Zone  431,453

孙中山  Sun Yat-sen  353,398

索科托  Sokoto  205

索马里  Somalia  476

台湾  Taiwan  126,358,446–447

太平天国起义  Taiping Rebellion  272–275

太平洋  Pacific Ocean  68,106,164

坦齐马特  Tanzimat  284–286

提普苏丹  Tipu Sultan  178,214

天主教会  Catholic Church  63–64,68,94,120

帖木儿  Tamerlane,Turkic conqueror  4–6,35–36,39,66,70,82,85

铁路  railways  239,269,300,302,322

土耳其  Turkey  386–387

托克维尔  Tocqueville,Alexis de  24

托洛茨基  Trotsky,Leon  400

瓦哈比运动  Wahhabism  204,206

瓦拉吉亚  Wallachia  285

瓦兰吉亚人  Varangians  66

万隆会议  Bandung,conference  444

王朝主义  dynasticism  94,113,116

威尼斯  Venice  29,31,96

韦伯  Weber,Max  10–11

维京人  Vikings  66

维也纳  Vienna  138

会议与协议  Congress and Treaty  184–185,226

“文化大革命”  Cultural Revolution  447

沃尔夫将军  Wolfe,General James  170

沃西巴  Wathbah  456

乌克兰  Ukraine  121–122,124,181,322,378,479

吴三桂将军  Wu,General  127

西奥多·罗斯福  Roosevelt,Theodore  320

西班牙  Spain  56–65,95,97,107,164,185

西伯利亚  Siberia  120–121,322

西藏  Tibet  126,449

西印度群岛，参看加勒比  West Indies,see Caribbean

“暹罗人”塞缪尔·怀特  White,Samuel ‘Siamese’  149

现代性，定义  modernity,defined  25–27

香港  Hong Kong  249,444

新加坡  Singapore  16,249,250,332,431,478

新疆  Sinkiang  128,163

新教革命  Protestant Reformation  93–94

新西兰  New Zealand  17,174,250,255

叙利亚  Syria  384–385,455,459

鳕鱼业  cod fishery  96

鸦片  opium  180,245,270–271

牙买加  Jamaica  107–108

雅尔塔会议  Yalta Conference  437–438

亚柏克尔克  Albuquerque,Afonso  51,53

亚当·斯密  Smith,Adam  8,22,155,191,209

亚丁  Aden  38,222,256,454

亚非会议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1955)  444

亚美尼亚人  Armenians  204,400

亚速尔群岛  Azores  51,57

烟草  tobacco  108

耶稣会士  Jesuits  117,131,145,201

也门  Yemen  142,474

伊本·哈尔敦  Ibn Khaldun,historian  4,35–36,38

伊凡三世，沙皇  Ivan III,tsar  67

伊凡四世，沙皇  Ivan IV,tsar  68

伊拉克  Iraq  6,385–386,454–455

伊朗  Iran  79–82,151–153,192,214,222,291–293,361–362,389–390,461–463

伊斯法罕  Isfahan  80

伊斯兰  Islam  28,33–39,137,138,199–205,344–346,393–394

伊斯梅尔  Ismail Shah  79–80

伊斯帕尼奥拉岛  Hispaniola  57

移民  migration  252–253

以色列  Israel  432,459–460

义和团运动  Boxer Rebellion  352

印度  India  82–83,143–151,163,177–179,186,213,262–269,327,391–394,412–415,449–450

印度民族大起义  Mutiny,Indian  262,266–268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138,258,434,436,450

印度支那  Indochina  250,256,258,450–452

印加  Incas  60–61

英国  Britain  167–169,170,172,185,194–198,251–252,262,323–326,415–416,431–432,436

英国东印度公司  East India Company (British)  149–150,177–180

尤利乌斯·恺撒  Caesar,Julius  28

元朝  Yuan dynasty  40

约翰·洛克  Locke,John  117,207–209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Mill,John Stuart  265

越南  Vietnam  215,258,446–447,474,477

赞比西  Zambezi  52

赞比亚  Zambia  306,464

詹姆士·穆勒  Mill,James  210,246

詹姆斯·布赖斯  Bryce,James  303

战争  wars:

奥地利帝位继承战争  Austrian Succession  116,167

克里米亚战争  Crimean  225

第一次世界大战  First World  368–382

詹金斯之耳战争  Jenkins’s Ear  113

拿破仑战争  Napoleonic  184–185

鸦片战争  Opium  247–249,260,271

日俄战争  Russo-Japanese  323

俄土战争  Russo-Turkish  141,171

第二次世界大战  Second World  418–423,428–431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Spanish Succession  114

爪哇  Java  93,202,436

蔗糖  sugar  108–109,136

蒸汽  steam  195–196

蒸汽船  steamships  300

郑成功，自由劫掠  Koxinga (Cheng Ch’eng-kung),freebooter  126–127

郑和  Cheng-ho,admiral  44,88

织田信长  Nobunaga,Japanese ruler  90

中国  China  40–45,87–91,92–93,130–132,193–194,199–201,270–276,349–354,383,395–399,406–408,411,419–421,438–439,445–447

种族主义  racism  348–349

周恩来  Chou En-lai  444,446

自由主义  liberalism  228–231

“钻石”皮特  Pitt,Thomas ‘Diamond’  149

译后记

——用全球史视野书写的帝国史牛津大学约翰·达尔文先生的《全球帝国史——帖木儿之后帝国的兴与衰（1400—2000）》是一部运用全球史理念并用全球史新视角研究帝国的著作，出版以来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普遍的好评。英国《每日电讯报》称它“是一部学术巨著，其广度、深度和视野都令人惊叹……是一部异常厚重和富于原创性的著作”。[1]

一

该书共506页，按世界帝国出现时间的先后顺序分为9章：定位；欧亚大陆与大发现时代；现代早期均势；欧亚大陆革命；与时间赛跑；帝国的界限；世界危机之路（1914—1942）；被否定的帝国；帖木儿的阴影。无论是这部书的章节安排还是行文风格，都充分体现了全球史的视野与研究手法。在第1章里，作者就明白无误地指出：“全球化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它听起来像一种进程，但是我们常常用它来描述一种状态——经过一段变化后的终点站。”John Darwin,After Tamerlane,p.7.这正是达尔文在本书中使用的全球化或全球史的意义。在他看来，与其说全球化是一个进程，不如说是世界历史发展到全球化时代的状态，是某种终点，即“我们能用可辨别的形式——‘全球化世界’的一般特征——描述全球化已经达到的阶段”。也就是说，“全球史”是世界史在全球化时代的新发展，也可被称为“新世界史”。

在这个阶段，全球化有着下列鲜明的特征：

1.单一全球市场的出现——不是为全部产品而是为最畅销的产品服务，也为提供资本、信贷和金融服务；

2.国家间的日益增强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它们在地理上可能非常遥远，但其利益（甚至非常小的国家的情况）变得全球化而非区域化；

3.通过具有全球性组织的媒体深入渗透到大多数文化，它们的商业和文化信息（尤其是通过“品牌”语言）几乎密不可分；

4.移民和大迁徙（被迫的或自由的）的巨大规模，创造着关系网与联结，它们挑战了19世纪的欧洲海外移民或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影响；

5.从“两极时代”（1945—1989）废墟中产生的单一“超级大国”，与所有其他国家关系上，其经济和军事力量在世界现代史上无出其右者；

6.中国和印度戏剧性地重现为制造业大国。巨大增长的世界产出和世界经济均势的转移，它们庞大人口（分别为13亿和10亿）的经济动员被比作19世纪巨大新土地的开辟。[2]

达尔文的全球史观体现在更注重各帝国间的碰撞与互动。他明确指出欧亚大陆而非海洋是世界历史的轴心。在全球帝国中，绝大多数集中在欧亚大陆；谁控制了这块地方，谁就主宰了世界。因此必须把欧亚大陆的“世界岛”（麦金德的术语）视为世界（以及全球）历史的中心点及其决定性竞技场。与传统的帝国史不同的是，达尔文不是把1405年以来的世界帝国逐个罗列，也非研究各个帝国的兴衰史，而是从横向研究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的历史进程，从纵向研究帝国的演变。

作者自称，他探究了三个议题：第一是全球“联结”增长到了我们称为“全球化”的强化形式。第二是欧洲力量（后来是“西方”）和帝国途径在这个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第三是欧亚大陆许多其他国家和文化面对欧洲扩张表现出的韧性。每一个因素都在塑造世界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20世纪，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半统一的经济政治体系，一个共同活动场所，没有哪个国家、社会、经济或文化能完全超然物外。[3]

达尔文的去“欧洲中心论”的做法也体现了其全球视野。他认为，欧洲对其他文化和人民的评论不应该再被当作“权威版本”对待，欧洲不应该被当作变迁的中心，不应该视欧洲的现代世界之路为自然的或“正常的”。事实上，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欧亚大陆的中国、伊斯兰王国、欧洲都形成了高度的社会政治组织和物质文化，都展示了领土扩张的显著能力。在达尔文的视野里，地理大发现不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在欧亚大陆有着同样重大历史进程：如明朝专制主义的巩固，奥斯曼帝国新世界大国的出现，萨非王朝统治下的伊朗重新统一，伊斯兰教迅速扩张到西南亚，以及1515年后在北印度一个巨大的新伊斯兰帝国的创立。

在他看来，1405年帖木儿之死才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世界历史的一个时代的终结。帖木儿是最后一个大帝国的缔造者，一个试图统治一个以大草原的军事力量为基础、囊括欧亚的单一王国的统治者。不管他的观点是否正确，他在著作中的去欧洲中心论的尝试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

二

达尔文不仅用全球史视野来书写历史，而且认为所有的世界历史就是帝国史。他说，世界历史的常态就是帝国，帝国是默认的模式。“世界历史，通俗地说就是一部王朝的历史、帝国的历史。”[4]

达尔文认为，帝国一直是大多数有记载历史的政治组织的“默认模式”，民族国家模式倒是一个新近也许只是无常的试验。达尔文把帝国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古典帝国。“古典”帝国都是伟大的农业官僚帝国。它们的本质特征是控制土地和卖掉土地所产的剩余产品。它们依靠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组建强大的军队以加强皇帝对地方利益集团或土地豪强的控制，征收赋税，公平地分配。皇帝的威望是重要的资源，他们往往小心翼翼地闭关自守，恪守着自己的宗教礼仪。

第二类帝国算是军事帝国。在欧亚中部，统治者转向更换军事奴隶的装备，从帝国的边缘地区招募新兵马穆鲁克。像外国人依赖的埃米尔（穆斯林国家元首）恩惠或直接皈依伊斯兰教，他们与地方没有联系，没有宗族或亲戚来动摇他们的忠诚。他们在当地的城镇、部落和乡村绅士的团结中形成平衡。

第三种类型的帝国是“无形帝国”。[5]无形帝国系统地强化其主导地位，使这些地区和国家仅保留着名义上的主权。在那里，欧洲银行家、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享有特权地位，管理着海外贸易，控制着国外投资，而且在他们的利益受到挑战时就对这些国家进行威胁、封锁或武力攻击，对劳动力的支配显得多余或者徒劳。无形帝国也称“非正式帝国”，如果代价和利益成为它的标准，无形帝国就是帝国主义的最高阶段。[6]

三

达尔文运用全球史视野来研究帝国历史，得出了四个新颖但可能充满争议的结论。

第一，拒绝把所谓“地理大发现时代”作为欧洲与欧亚大陆其他地方之间关系变化的决定性时刻。他认为，直到1750年左右的现代早期阶段里，根据其经济自主（但不一定是它们的长期能力）、政治独立和文化自信来看，欧亚大陆的所有主要文明在广泛意义上仍然是平等的。

第二，应该从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相互作用以及从欧洲人与亚洲人的首创精神的互动去寻找变革的原因。除了18世纪欧亚大陆的“大商业化”，还有1755—1815年间欧洲和南亚的一系列不可预料的地缘政治动荡一起创造了一个“新世界”。

第三，直到19世纪中叶人们才感受到欧洲崛起的全部后果。达尔文认为，欧洲的重要性被夸大了。他认为1400年以来的全球史与其说是西方崛起的经历，不如说是欧亚大陆坚忍不拔的故事。

第四，欧洲帝国的影响有限。在最后一章里，达尔文认为，美国享受着自帖木儿时代以来无可比拟的帝国权力，这种权力是建立在其巨大的自然资源、生产力、技术活力和军事力量可及之处。他认为，帝国并不是宪法或殖民地，而是一件权力和影响之事。按这些标准，美国确实是一个帝国，一个有着无与伦比范围的帝国。

总而言之，达尔文运用全球史的研究方法与视野，探索了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导致今日所知的全球化的全球联结的发展；在这一进程中欧洲及后来的西方所起的作用；欧亚大陆其他国家和文化面对欧洲扩张表现出的韧性。帖木儿之后，帝国的历史成了一个全球史。作者为推翻欧洲中心论，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但作为一个英国历史学家，达尔文客观上仍然难以摆脱其影响，有时还只能借用西方学者熟悉的词汇和术语，比如“世界岛”“外围世界”等西方文化圈中几乎耳熟能详的术语。

在翻译本书过程中，我们订正了作者原书中的个别史实错误，如原书把袁世凯在朝鲜任职的时间提到其出生之前的年份，如康熙编辑的是《古今图书集成》和《康熙字典》，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百科全书，我们在翻译中进行纠正或作出了说明等。另外，我们对不少欧式句子进行了梳理，使之尽量符合中文的写作习惯。

感谢译者之一高芳英老师对全部译稿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使译文更加准确和流畅。然而，由于时间相对短暂，也由于译者水平有限，因此译文肯定还有不少有待改善的地方，我们非常诚恳地请求读者提供修改意见，从而进一步提高翻译质量。（联系方式：陆伟芳：xila8888@shnu.edu.cn，高芳英：gfycsu@hotmail.com）

陆伟芳

2014年7月8日于上海

[1]http://www.telegraph.co.uk/culture/books/3665483/The-struggle-for-supremacy.html.

[2]John Darwin,After Tamerlane,pp.7–8.

[3] John Darwin,After Tamerlane,p.6.

[4]John Darwin,After Tamerlane,p.491.

[5]“非正式的帝国”的提法是加拉格尔（J.Gallagher）和鲁宾逊（R.Robinson）在其著名论文《帝国主义的自由贸易》中首次使用，参见‘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6,1(1953),pp.1–15.

[6]John Darwin,After Tamerlane,p.4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