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帝国：爱迪生、特斯拉、威斯汀豪斯三大巨头的世界电力之争
Author: （美）琼斯
Date: 2015-05-31T16:00:00+00:00

光电帝国

——爱迪生、特斯拉、威斯汀豪斯三大巨头的世界电力之争

[美] 吉尔·琼斯 著

吴敏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序
1 “摩根的豪宅昨夜灯火通明”
2 “努力使它有用”
3 托马斯·爱迪生—— “门罗公园的奇才”
4 尼古拉·特斯拉——“我们的巴黎小伙子”
5 乔治·威斯汀豪斯——“他无处不在”
6 爱迪生的宣战
7 “令人不安的猝死”
8 “恐怖的实验”
9 1891年——“惶惶不可终日”
10 世界博览会——“电学家的理想之城”
11 尼亚加拉——“多么碧绿的瀑布啊！”
12 “终于与大瀑布对接了！”
13 后记
致谢
书目摘要
版权页

谨将此书献给我的丈夫克里斯托弗·罗斯

EMPIRES OF LIGHT

EDISON,TESLA,WESTINGHOUSE,AND THE RACE TO ELECTRIFY THE WORLD

电能是伟大的……它造就了百万富翁。它在天空中划出道道魔鬼的踪影，在地球上的湖海中安详地飘动，它隐匿在空中，它潜入每一种生物……昨夜，电能把人们带入了一个灯红酒绿的世界——它依偎在雪利酒里；它溶入莱茵白葡萄酒；它潜藏在波尔多红葡萄酒；它闪烁于香槟酒中；它在燃起激情的冰冷果汁中颤动……其味甘冽，沁人心脾，人们亲身体验了那能量的升华……

活力来源于能量。

——摘自1897年1月13日《布法罗晨报》
贺尼亚加拉电力公司首次为该城供电庆宴的记述

EMPIRES OF LIGHT

EDISON,TESLA,WESTINGHOUSE,AND THE RACE TO ELECTRIFY THE WORLD

序

电的能量的确是伟大的。在19世纪最后的数十年里，美国鎏金时代（Gilded Age）的三个巨人，像普罗米修斯一样为人类“盗取天火”。他们梦想着能够利用这种缥缈的自然力——其令人敬畏的力量仅见于电闪雷鸣的暴风骤雨之中。每一个巨人都决心去掌握和控制这种“神秘的力量”，都争着去缔造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光电帝国，都盼望着自己辉煌的企业驾驭地球、照亮夜空、减轻人类体力劳动的重负。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就是1879年时这方面最著名的梦想者，这位当时美国最伟大的发明家发明了白炽灯泡，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白炽灯照明网的策划大师。而后是高雅执着的电力奇才尼古拉·特斯拉，他对发电和电力输送做出了革命性的贡献。这个塞尔维亚移民预见了可以利用地球自身振荡波来产生无限动力，以及将其用于通讯的可能性。这“三重唱组合”的最后一位是能力超凡的发明家和坚韧不拔的企业家乔治·威斯汀豪斯。他创建了一个又一个公司，是一位勤勉的工业化理想主义者，期待着用丰富而廉价的电力资源来造福世界。在毕生的工作中，他竭尽全力为实现电气化世界而奋斗。

这是一段发生在电力工业和新兴科技初创时期的故事，主要是通过上述三个人物的成功、失败以及彼此间的纷争宿怨展开的。当每一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去实现自己的电力梦想、努力控制那“微妙和活跃的电流”时，就产生了一场美国公司历史上最独特的恶斗——电流之战。这是一场托马斯·爱迪生以通过实验而实现的直流电（DC）与威斯汀豪斯和特斯拉的新的实验性的交流电（AC）之间的技术之争。这是一场典型的公司斗争、一部现代工业的史诗。它使后人看到了美国商业泰斗们曾如何惨烈地竞争，以主导并控制一种正在改变世界的技术，来创建全新的光电帝国。在19世纪的美国，达尔文主义盛行，这些新技术推动着大型综合公司迅速成长，奠定了20世纪社会和物质变革的经济基础。这种资本主义大公司无节制的扩张，又反过来迫使国家重新调整统治体制。

《光电帝国》讲述的是一段在我们这个时代同样能引起强烈共鸣的故事。

在1882年的春末，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这位举世闻名的，发明了电报、电话、留声机和白炽灯的天才，常常步入华尔街23号的摩根公司——一座静静地位于德雷克塞尔（Drexel）的，如文艺复兴时期宫殿般庄严的白色大理石大厦。在那带玻璃墙的密室里，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 Pierpont Morgan）坐在带活动顶板的巨大书桌后面，指挥着他的王国。这位统治者身穿银行家的黑色制服、浆得雪白的衬衣，戴着领圈和精致的银灰色丝绸领带。他那从不离口的、价格不菲的哈瓦那雪茄，不断地冒着烟，显示着主人的身份和权力。摩根的投资公司——是爱迪生在曼哈顿繁华商业区的美国第一家白炽灯生产工厂的投资伙伴。每当爱迪生造访德雷克塞尔的摩根大厦，这位总是把脸刮得干干净净的年轻发明家，经常喜欢讽刺这办公室里的煤气灯，说它们在“制造毒气”。事实上，煤气灯很快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将是爱迪生发明的清洁可爱的电灯。

爱迪生虽然只有35岁，可已经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人们熟悉他那卷边的旧礼帽、鲜艳的围巾以及磨损的艾伯特王子牌大衣。他和同事们连续18个小时灰尘漫天地工作，使珍珠街的发电站按时完工，而且能在夜间连续铺设长达14英里的顺街而下的管道电缆。每日清晨和傍晚，行人如潮涌般地穿梭于这金融地段。身着黑色制服的绅士们炫耀着自己的礼帽，摇晃着手中的拐杖。银行信使的手袋中装满硬币、美钞、汇票、债券和股票，匆匆忙忙、来来往往。一位当时穿梭于华尔街的忙碌者曾这样写道：“双眼紧盯自己手中的文件包，又同时关注着身边经过的那些办公室职员、那些手持来自世界各地邮件的邮差，人群在这里交汇，川流不息。”爱迪生更喜欢晚上工作，他总是和他的爱尔兰同伴们在珍珠街附近满身油污地铺设地沟，或是在二层楼上装配大型的发电机。

那年春夏之交，爱迪生有机会和摩根达成协议，做一件看起来不大但很重要的工作。在办公室里，摩根不可一世，吹胡子瞪眼、乱喊乱叫，无论来客是谁，他都我行我素。与当时流行的夸张的蓬松大胡子相反，45岁的摩根先生留着整齐干净的小胡子。他是地道的金融界绅士——保守、严厉、墨守成规。但是，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正处于大变革的年代，男男女女都做着勇敢的梦，抓住机会，不顾一切地去攫取尽可能多的财富。与摩根大厦仅隔了几条街的南面，罗布林家族设计的雄伟的东河大桥（East River Bridge），经过近13年的艰苦奋斗后才出现的悬挂奇迹，飞跨在纽约的河面上；附近的高架铁路建于曼哈顿乱糟糟的交通之上，小功率蒸汽机车嘎嘎驰过，运送着成千上万的工人，在城市乡村之间南来北往；大西洋的海底电缆开创了电报传送的奇迹，以前从老摩根在伦敦办公室发出的信件，要几个星期才能到达，而如今电报几分钟就将信息传递到目的地；铁路运输使过去的沼泽地和大草原变成了新城市，仅在前一年就铺设了10 000公里长的铁轨。1880年调查报告显示，美国有5 000万人口。摩根不同于其他的金融界巨头，他关注时代新潮流，敬佩像爱迪生那样勇敢、有志、勤勉、自信的人。

那时摩根刚从欧洲旅行回来，他把手头的业务暂时放在一边，向爱迪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将在自己居住的麦迪逊大街富人区的高档住宅中，展示爱迪生的白炽电灯，这样将推动革新的进程。意大利风格的摩根豪宅率先在纽约市使用电灯照明，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摩根要求，到那年的秋天，当他和夫人范妮及3个十几岁的孩子从哈得孙河畔克拉格斯坦的乡村别墅，迁居到市里来时，所有电灯都应安装完毕，并且能够正常使用。爱迪生喜出望外，有摩根先生的鼎力相助，所有视其发明为不安全和不可接受的说法将不堪一击。无论世人如何看待摩根先生，都不得不承认他聪明过人。金融界人士均开始认识到，摩根有主见、有胆量、有头脑，而最重要的是他守信用、说话算数。

所以，当腓鱼即将在哈得孙河里产卵洄游时，爱迪生的工作队伍也马不停蹄地开进了位于36街东北角的麦迪逊219号即将完工的摩根豪宅。他们一锹一铲、费力地在木制马厩下挖了一个地下室。在这臭烘烘的地下室里，他们安装了蒸汽机和锅炉，以带动两台发电机。摩根的马匹只好移到另外的马厩里。他们还挖了一条通道，使新地下室与房子连通。先铺地砖，布好电线，再用砖砌盖好。在室内，装饰师克里斯琴·赫脱（Christian Herter）在监督着工人，沿着装饰精美的墙面下原来已有的煤气线路，再铺设新的、弯弯曲曲的绝缘电线，这些电线通达整个住宅。一些房间里，每隔几步就有线头从高高的天花板顶上小洞中悬吊下来，它们的底端挂着小小的电灯泡。

1882年6月18日，爱迪生电力公司董事长梅杰·舍伯恩·伊顿（Major Sherbourne Eaton）致信爱迪生：“摩根的豪宅昨夜灯火通明。我没在现场，但被告知摩根先生对灯光很满意。控制250个灯的电动机出现火花，需要迅速更换，韦尔负责此事。赫脱一直在现场，一切正常。摩根只是对赫脱的固定装置有些不满。”到了秋天，当纽约的社交季节开始时，这位华尔街金融老板的家中已经装上了385盏灯，它们照亮了房间的每个角落。从仆人房到配膳室，从卧室到日式客厅及大厅，到处柔光四射。在罗马式高高的、带橡木镶板的餐厅里，透过10英尺见方的彩色玻璃天窗，灯光更是发出迷人的、宝石般的光辉。

高级杂志《艺术人家》（Artistic Houses）更是狂热地评论着这所豪宅的装修细节，特别是巨大华丽的赤褐色的客厅，“那里的墙上，有着从意大利古罗马时期留下来的淡淡味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空气中的余香，从中体现出完美的品位。”这些当然让摩根先生高兴异常。他蔑视那些粗俗的新贵族，虽然他的房子体现了金钱和权力，但它同时成功地显示出他独有的欧洲教养、文化水平和超人才智。当然，最夺目和标新立异的则是爱迪生的电灯。“每个房间都装了灯，想照明，就简单地按下开关。摩根先生只需轻轻按下床头的开关，就可以瞬间打开大厅、一层的每个房间以及地下室的灯光——这对防止盗贼入室太有用了。”可是这设想的盗贼从未在午夜前出现。在摩根先生女婿赫伯特·萨特利（Herbert Satterlee）的回忆录中写道：“因为每天下午3点钟有工程师来点燃蒸汽发电机。这样在冬天的下午，4点后就可以开灯照明。工程师每天晚上11点下班，通常这时客人还在，或许牌局未完，而主人往往忘记看时间，而灯光却慢慢地熄灭了。”接着人们就在突然降临的黑暗中，摸索着又点起蜂蜡蜡烛和煤油灯。

但对摩根先生来说，这点小麻烦已不算什么问题。每当冬日的黄昏来临，城市白天的喧嚣和噪音渐渐消失在默里山后，只有偶尔驶过的马蹄声打破这夜色的宁静。当煤气灯点燃时，万籁无声，可是当太阳消失在地平线下，摩根先生的蒸汽机和电动机却开始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这些机器声音如此之大，以至于摩根先生的邻居詹姆斯·布朗太太抱怨，她的整个房子都在跟着发抖。当然还不止如此，那该死的蒸汽机用的是煤，还冒着讨厌的浓烟，布朗太太声称她的银餐具也正在逐渐褪色。摩根先生向愤愤不平的布朗先生保证，爱迪生公司的“一个‘专家’即将亲自来检修机器，解释我们之间由此发生不快的原因。当然这一切都是免费的。”

爱迪生派出了一组人，先在机器下面加固了一层印度橡胶垫，又用毡子垫在马厩里，并且把沙袋垫在机器下面。之后他们还挖了一条沟穿过院子，使煤烟进入宅子的烟囱里去。可是新的噪音又出现了。萨特利这样写道：“冬天，当冰雪在屋顶上开始消融，成群结队的野猫聚集在这条温暖的烟道上，它们的号叫让人更难忍受。”同时，机器短路和故障仍然不时发生。

这一切给摩根家带来不少麻烦，可摩根先生却泰然处之。身为几条铁路的投资者，总要面对不断出现的新科技，这些对他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如果没有无数次艰苦的努力，大西洋的海底电缆又怎么能铺就呢？尽管如此，在1883年秋，摩根还是要求爱迪生公司的总监爱德华·约翰逊（Edward H. Johnson）先生来一趟，希望他检查一下住宅里时间过久、不尽如人意的电路装置。约翰逊并不热衷于此次拜访，但一个羽翼未丰的企业，需要贷款和资金，他别无选择，因为摩根公司是华尔街巨头。在约翰逊的回忆录中，他陈述道，“仔细检查完所有线路后”，他发现摩根住宅的电路系统已经过时了。“当时电气科学发展很迅速，事后摩根先生问我看法如何，我说你想让我实话实说吗？他说是。于是我告诉他‘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把这些讨厌的东西全扔到大街上去’。摩根回答说，‘这正是我夫人所说的。’”第二天，当摩根先生坐在办公室里，叼着雪茄烟、浏览着金融报表时，他请约翰逊先生亲自到他的住宅来一趟，并把电路系统更新一遍。约翰逊先生很不情愿地答应了。

作为摩根住宅的电路改进工程的一部分，约翰逊先生决定“用地下暗线方式，给摩根先生的书房供电。开关安在立于厚厚的、贵重的地毯上的桌腿上”。可安好的第二天一早，约翰逊又收到了摩根的邀请函。当他大步流星地走近36街麦迪逊大道时，他已预感到可能有坏事。一进华丽的镶嵌着马赛克的门厅，他已经从空气味道中嗅出发生了什么。“整个房子弥漫着烧焦了的木头和地毯发出的一股湿味。”仆人领约翰逊先生进了书房，“书房的地板断裂成几块，房子中间放着部分烧坏了的书桌和地毯，其他烧焦的物品摞起一堆……书桌下面的一块地面扭曲断裂——由于电路接触不良，导致这精美房间遭到破坏。当时好在全家人不在，他们都去了剧院。”面对惨不忍睹的一片狼藉，约翰逊心情糟透了。虽然当时摩根先生还没有一统美国金融界，但他急性子、坏脾气，是纽约金融界最权威的人！数年之后，约翰逊先生还对当时发生的情景记忆犹新，“正想着这可怎么办……突然传来了脚步声，摩根先生手持报纸进了房间。他从眼镜上方看着我，问道，‘怎么样？’

我已想好了如何解释和开脱，正当我要张嘴说话的时候，摩根夫人出现在丈夫身后，当我和她四目相视时，她把手指压在嘴唇上，示意我先别张口，然后她悄悄地退了出去。我注视着那一堆碎片和垃圾，沉默不语。

过了大约一分钟，摩根先生开口了，‘好，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我回答道，‘摩根先生，问题出在我身上，和机器材料没关系。我一定重新再做一遍，并且保证绝对安全。’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呢？’他问道。

‘我马上着手进行。’我回答。

‘好，’他答应了，‘那就按你说的办。’”

萨特利后来写道：“岳父对改进后的电路装置非常满意，还在家里举行了大型招待会，邀请了近400人。所有客人都对其简洁方便的电灯赞不绝口。”客人中的两位：加利福尼亚的金矿大亨达里厄斯·奥格登·米尔斯（Darius Ogden Mills）和他的女婿，《纽约每日论坛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的出版商怀特洛·里德（Whitelaw Reid），就立刻和爱迪生电力公司联系，要求将他们的房子也通电。留着一圈独特的白络腮胡子的米尔斯先生，第二天一早就赶到德雷克赛尔的摩根公司，命令他的经纪人立刻购买1 000股爱迪生公司的股票。摩根先生一贯关注他公司里面来来往往的人，他注意到了这位访客，临出门前拦住了米尔斯。他询问这位尊贵的投资者为何光临，当听完米尔斯先生的陈述后，作为爱迪生公司的最大股东，摩根本人也开始和米尔斯先生看齐，购买了同等数额的爱迪生公司的股票。后来萨特利在谈到摩根起的关键作用时，这样说道：“正是由于他对此新兴产业的信任、建议和资金支持，才使这一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否则还不知要耽搁多少年，才能达到现在的水平。”

让摩根先生高兴的是，约翰逊先生安装的新电气装置，取代了曾被爱迪生冷嘲热讽为“散发毒气”的煤气灯。摩根在他的圣乔治教堂安装了相同的新电力装置，包括教堂的体育馆，这样冬天就更方便了。他将一位朋友开的私人幼儿园也安装上了电力设备。萨特利解释道：“摩根把约翰逊的技工和电工派到各处，就像他把自己‘克雷克斯顿’花园里最好的桃子和葡萄摘下，送给没有果树的人们一样。与朋友有福同享，是他平生的乐事。”摩根在他的豪宅里重铺了几次线路。萨特利还写道，“他好像从来不在乎这样做会对房屋有什么损害，他只是要抢在别人前面去享用新科技。”摩根先生开过这样的玩笑，“我希望爱迪生电力公司珍视我们当实验品的价值。”

萨特利在他的书中，生动地描绘了摩根的热情和他曾怎样不惜巨资支持电力技术的发展。但摩根先生还有其另一面，作为一名保守派金融家和资本家，面对日新月异的发展和新兴工业资本主义的挑战，他深感不安。多年以后，摩根先生承认他更喜欢自己的垄断资本。事实上，他的保守还是在很大程度上阻碍和限制了电的发展和应用。爱迪生冒了极大的风险，才建立了曼哈顿区的第一个中心电站。这些都使摩根先生坚定地认为，原始的爱迪生电力公司在该行业的垄断地位应长期存在下去。随着势力的不断扩大，摩根的控制欲导致其在以后的电力争夺战中采用了残酷无情的手段。

电灯照明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还是既时髦又昂贵的东西，有无电灯成了区别贫富的标志。当时纽约首富非纽约中心铁路的总裁和最大股东威廉·范德比尔特（William H. Vanderbilt）莫属。1880年范德比尔特去过爱迪生在门罗公园（Menlo Park）的图书馆，对那新泽西州寒冷夜晚里的柔和灯光十分喜爱。当然让他印象更深的，是爱迪生在第五大道65号新办公室里的灯——那些在无数枝型吊灯架上的绚丽灯光。1882年春，范德比尔特先生来到了65号，被灿烂的白炽灯深深迷住。作为一个务实的商人，他当然希望先对自己要投资的新科技亲自感受一下。在他的豪宅即将竣工之前，范德比尔特先生（确实先于摩根先生）要求成为纽约电灯照明的第一家。不管最后事实如何，人们总愿意当第一名。

走进这座大厦，穿过高耸的意大利式古铜色的雕塑大门，可以看到范德比尔特的豪宅（据说此豪宅耗资600多万美元，而当时美国4/5的人口年收入低于500美元），它包括了无数世界各地的装饰风格，从威尼斯镶宝石的窗帘到日本式的竹木小厅。范德比尔特和他的爱妻占了58个房间中的一半，他们两个女儿的家分别占了一个毗连建筑。这样一来，爱迪生公司可忙坏了。1882年的春天，他们进进出出，为装饰这座豪宅不遗余力。他们为它安装了一个独立的发电机，在这座房子里布满隐藏的线路，也包括那两层带天窗的、有着法式田园风光景色的私人美术馆。

后来一个圣路易斯的记者问及健谈的爱迪生，既然大发明家已预见煤气灯在走下坡路，那范氏豪宅还用煤气灯吗？“他从来没有试过电灯。”爱迪生回答，“第一天夜里像往常一样，电动机在运转时发出了一些声音，范德比尔特夫人因此很抱怨，于是就没再运行下去。”之后爱迪生详细谈道：“她的想法有些不合情理。当我们告诉她在地下室里安了一个锅炉，她坚持认为自己绝不可以住在一个锅炉上边。我们只好把锅炉拆掉。”记者接着追问，那后来电线着火是否属实？“其实事情不过如此：在给范德比尔特先生用临时电线展示时，一根线不小心碰上了警铃线，由于过热，一些墙纸被烧焦了。”由于爱迪生大事化小的风格，并且暗示范德比尔特先生有点“妻管严”和缺乏创新精神，所以生产煤气灯的竞争对手们坚信记者一定隐瞒了事实真相。

正是这次“范德比尔特事件”，成就了摩根豪宅后来成为纽约第一个成功地使用电灯照明的历史纪录。综上所述，无论是摩根的书房也好，范德比尔特的小火灾也好，都是从正反两方面体现了两个人在早期电灯发展阶段中所起的不同作用。摩根被世人称颂，有胆有识、百折不挠，推动和赞助了电力的发展。（虽然你要问爱迪生，他肯定说这还差得太远！）而范德比尔特一遇到挫折，便畏缩不前，尽管后来他成为电力方面主要的、但是被动的投资者。

上面的两个故事告诉了我们，电——如今看来是如此平凡的东西——是怎样取代了家用煤气灯的。有身份有教养的贵妇们，身穿沙沙作响的拖地长裙，手举电灯，高兴地向朋友和客人展示着明亮均匀的白炽灯光。它不会像蜡烛似的熄灭、冒烟；它不会像煤气灯那样有气味、污染空气；它不用修剪灯芯和清洁灯罩，灯泡要起码用几个月才更换。但是电的应用也使人们意识到触电和起火的危险。在19世纪80年代，电是一股带着魔力的、区别身份的、危险的神秘流体。

但是对有眼光的资本家来说，电具有更实用的吸引力。这一无形的“力量”已创造了两种新技术——电报和电话——它们永久地改变了时间和距离的概念。有眼光的人已经在想着如何从中受益获利。谁将用电来照亮全国的街道、所有的工厂和民宅，改变人们固有的白天黑夜的观念？有了电，白昼将延长，人们有更多的时间来工作、来娱乐，那多么美妙啊！在商业中有了电，电可以转动机器，从而节省人力，机械化把人类从繁重的农田耕作和手工劳动中解放出来。谁又不希望开发和利用这一无形动力来创造财富呢？那么，由此展开的电流之战还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

在古希腊鼎盛阶段的早期，那难以分辨又转瞬即逝的神秘之电，成了一种被记载的特殊研究对象。公元前600年，杰出的哲学家和天文学家塞勒斯（Thales）在米利都繁荣的伊奥尼亚港观察到一种罕见的、在硬度和透明度上如宝石一样的橘黄色琥珀。塞勒斯发现，当他用一块布快速地摩擦琥珀时，它似乎变活了，同时有那些轻微的物体，如羽毛、稻草或叶子向它飞来、粘住，然后又轻轻地离开、飘走。琥珀的性质类似磁铁，但它又不是磁石。来自米利都的塞勒斯，年轻时就读于古埃及的孟菲斯（Memphis）和底比斯（Thebes）。也许就是在那里，在灼热的阳光下，这位希腊最早的哲学家，从教士那里了解到珍贵的琥珀，和它身上似乎拥有的灵感。

在有关法厄同（Phaeton）——太阳神阿波罗那个英俊的、注定要死的儿子——的神话里，希腊人讲述了琥珀的魔法。法厄同渴望驾驭着他父亲金光闪闪的战车，独自穿过闪烁的天空，而他的父亲为了证明对他的爱，竟一时冲动地同意了。法厄同抓起缰绳不久，阿波罗的那些马匹就感觉到了这个年轻人的恐慌，并反抗着改变了方向：先是朝着最黑暗的天空跑去，接着又紧贴着地球，将田地烤焦，使整个城市和国家都燃烧起来，将果实累累的利比亚烧成了干枯的荒漠，搅动海潮，撕裂大地。主神朱庇特（Jupiter）被如此骄横与肆虐的破坏激怒了，他向法厄同猛地掷出了一道致命的雷电，法厄同从天空中坠落下来，悲惨地死去。他那燃烧着的头发猛烈地、像流星般地划过漆黑的夜空。他的姐妹们围在死去的兄弟旁，泣不成声，以至于朱庇特最终软下心来，把这些轻柔优雅的姑娘们变成了永远悲泣的白杨树，而她们的眼泪则变成了半透明的琥珀，落进了一条潺潺流过的小溪中。这个悲喜交加的神话，把琥珀解释为上天的神灵赐物。但现在我们知道，那闪光的琥珀只不过是成为化石的树脂，并没有灵感。但是琥珀那罕见的、能产生静电的特性，的确足以激起人们的好奇心，去揭开神秘之电的、哪怕是最微小的线索。

从塞勒斯观察到琥珀的原始特征起，大约过了2 000年，直到1600年，伦敦出现了一位备受尊敬的医生兼哲学家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他是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主治医生。吉尔伯特不仅重复了塞勒斯的琥珀实验，而且远远超过了他。虽然他是一名广受称赞的、保守的皇家医学院的成员，但吉尔伯特也同时积极地从事着科学研究。然而，直到他达到事业的顶峰——成为皇家医学院的院长，并最终成为德高望重的英国女王的私人医生后，才发表了他那篇引起争议的论文——《关于磁》（De Magnete）。文章完整的题目是“磁、磁体本身、地球这个最大的磁球，新的哲学将从众多的争论和实验中诞生”。吉尔伯特赞美他自己有“新的哲学思维模式”、自信、勇敢和“不同寻常的学说”，并特意指出：他一生伟大的工作绝不为那些“一知半解之人、白痴、语法学家、诡辩家、辩论者及刚愎自用的小人”所用。吉尔伯特推论道：“地球的内部，是一个纯净的、不断转动的磁核，它给我们的地球在天空中导向，就像罗盘针指向北方一样。”这就解释了磁体的许多功能，包括它引人注目的“磁力线”。

吉尔伯特学术研究的目的不单单为此，而是因为所面临的巨大商机。英国海域辽阔，是海上强国，十分渴望掠夺其他富裕国家的财富，而伊丽莎白女王也一直在致力于改进航海技术。因此，任何能够阐明磁性本质和指南针导向的理论都是重要的。一张画描写的内容正是吉尔伯特身着白色羽毛和深色天鹅绒装饰的长袍，在他位于伦敦温菲尔德的漂亮住宅里，向至高无上的女王及其一行做着电与磁的现象的展示。一贯喜欢名贵宝石和皮毛礼服的女王，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两位王室最有名的探险家和航海家沃尔特·罗利（Walter Raleigh）和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爵士，也同样十分专注。吉尔伯特站在他们面前，展示了琥珀、磁石和各种物质的奇异吸引力。电力（electric）这个词正是吉尔伯特创造出来的，他套用希腊语中琥珀这个词“elektron”，来描述琥珀对某些物质有吸引力的特性。

任何真正的哲学家和实验家，都致力于准确地观察和解释自然界发生的事物，吉尔伯特也一样，他没有止步于对琥珀的观察，而是用各种材料进行实验，他试了玻璃、水晶石、硫黄、蜂蜡和一些矿石，经过摩擦后它们也带电了。这是吉尔伯特在电学领域的重要突破和贡献：大量坚硬的材料——不只是琥珀——经过摩擦后都能够带电（当然，吉尔伯特还不知道的是：正是摩擦产生了电荷——正的或负的——同性的能相吸，而异性则相斥。当这些电荷沿着导电材料流过时，它们就成了电流）。他用了一根可旋转的（不带磁性）轻巧的镀金小针作为他的测电仪，去研究哪一种材料具有静电吸引力（这根针转向或是离开该材料取决于电荷是正的还是负的）。而且他进一步深入对电的研究，描述了气候、水、橄榄油等是怎样影响那些电的。这位优秀的医生推断，引起大多数相吸或相斥运动的，是一种隐形含水物质，他称之为“电磁素”。1603年，吉尔伯特的庇护人伊丽莎白一世去世了，而这位《关于磁》的作者不久也随之而去。他做出的贡献就是发现了电是能够产生的，而他的忠告是——“哲学家不仅仅是从书本中，更重要是从事物本身寻找知识。”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电的认识和理解进展缓慢。然而所有欧洲的哲学家们，却始终被电弄得神魂颠倒，《关于磁》这本书被仔细研究过，书中所示的实验也被重复做过。而接下来电学研究的重要进展，几乎是不知不觉地（这在科学界是常有的事），被来自马格德堡（Magdeburg）的路德教市长奥托·冯·格里克（Otto Von Guericke）所发现。马格德堡是神圣罗马帝国（今日的德国）的一个自由贸易小城市，1631年被瑞典人夷为平地。冯·格里克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他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致力于重建这一被蹂躏了的城市，并通过缔结条约使之重获自由地位。身肩重任的冯·格里克通过天文学——这扇“安宁之门”找到了缓解压力的慰藉。他决定试着复制一个地球仪，以研究围绕在周围的复杂“功效”体系。他制作了一个婴儿头大小的固体琉磺球，把它放在一个坚固的木制框架上，用一个附带的把柄使其旋转。当这旋转着的黄色球（后来一些球要大得多且含有更多的矿物质）受到摩擦时，就成了一个带电体并能先吸引，然后又排斥许多轻微物体，典型的是羽毛。

这位好交际的市长喜欢和他的客人逗乐，他边走边拿着一个小球，用它来稳稳地推着他前面的一片漂浮的羽毛，直到最后把这羽毛引向客人，粘到他的鼻子上。当这球完全旋转起来并被摩擦时，它还开始发光并喷射出火花。冯·格里克用他的球，无意间证明了人类能够创造相当数量的电，虽然那时他没有提出实际理论依据。在17世纪后期的德国，冯·格里克高兴地将他制作的球分送给别人，但是英国（或其他）的哲学家对这类电实验并不感兴趣。直到1709年，人们才知道，英国皇家学会实验室的主任英国人弗朗西斯·霍克斯比（Francis Hawksbee），那时也制造了一个类似的物体，也具有产生电的功能。他做的是一个中空的玻璃球，能用曲柄转动，达到高速后经摩擦而产生电，并且中间还有隐现的神秘之光，这是一件广受称赞的作品。霍克斯比又加了一块“橡皮”，一段可调节的圆棒，里面塞上紧紧压在玻璃上的碎皮片以产生摩擦。像这样的发电器能够产生相当大的电火花，成为18世纪早期人们用来做实验或消遣的基本电源。

另一个电的真正飞跃来自斯蒂芬·格雷（Stephen Gray），——个住在斯陶尔河边的朴实的坎特伯雷（Canterbury）人，那里现在是英国圣公会大教堂所在地。格雷出生于一个染匠之家，但是他受过充分的拉丁文教育，并与一个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学家成为朋友。虽然他只是一个每日靠当染匠维持生活的人，但是内心却向往着科学和实验。他的天文学报告给剑桥大学的教授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在他41岁时，他被三一学院新的天文台雇用。在学院里，格雷发现了电的神秘乐趣，也发现了他雇主身上“唯利是图”的缺点。他返回到坎特伯雷住了几年，然后迁居到伦敦的卡尔特修道院，那儿是专收贫困儿童的全日制学校，并为穷人提供住所。格雷了解到，英国仍在继续寻求掌握先进航海技术，他向受托人保证，如果允许的话，他要全身心投入“有关天文学和航海术的探索，并有可能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从1729年起，他开始研究能将“电流”送出多远的问题。他用一根带电的玻璃导管测试了多种物质，发现用做普通包装绳的金属丝导电是最好的。不久，他已经能成功地将电传送出52英尺远。1729年的6月间，他经常去一个富有朋友的乡下庄园。那儿场地空旷，他很快就将电传送到765英尺远。他的工作有条不紊，通过各种各样空心或实心的物质，来测定其导电性能。格雷也注意到，如果你悬挂起一根由丝线两端穿过的铁棒，并让它与一根带电玻璃管接触，它会短暂地释放出圆锥形的光，这可是一个令人吃惊和难忘的结果。格雷进一步评论到，强烈的电火花所发出的声音，与雷产生的声音没有什么不同。

在格雷的实验中，最令人难忘、独特新奇、也是人们津津乐道了很多年的，是那个悬挂着的带电男孩。1730年的4月8日，格雷制作了一个牢固的木架，用结实的丝绳悬挂上一个47磅重的男孩，就像挂了一只大鸟。这个男孩大概是一个卡尔特修道院资助的学生，他的全身被不导电的布料厚厚地包裹着，只露出头、手和脚趾。男孩伸出的一只手里握住一根短棍，上面悬挂着一个象牙球。当格雷从后面用一个带电的玻璃管或小瓶，去触及男孩裸露的脚趾和他伸出的双手时，电就传递到了男孩的头部，头发便从根部竖了起来。与此同时，在男孩身子下面，有3堆如羽毛一样轻的铜片，先是升了起来，又降落下去，就像3团美丽的云。有一堆只能上升到象牙球所在之处，这说明电经过传送已越过了手；有一堆则升高到了脸部；而第3堆升高到那只空着的手，它举得要比头部低一些。一遇磁力的变化，这悬挂着的男孩就会伸出手指触及别人。由此证明，如果一个人以这种姿势站在一块导电材料上的话，就会发出明显的电火花并产生电击的感觉。格雷发现，从这个男孩的鼻尖处也能发出火花。“电流”的存在和属性就这样戏剧性地、真实地被展示在人们面前。退休了的格雷，令人震惊地向世界证明了电的可传导性。由于是真人展示，那些哲学家们无法否认带电男孩身上出现的奇妙现象。男人们很快就开始向女人们送上带电的吻（可真是带电击的）。一位爱开玩笑的法国主人将金属丝缚绕在他的餐椅上，于是，他的客人们就会惊讶地发现，在他们的叉子上会出现火花。

为了谈谈电的下一个重要的历史飞跃，我们还是从英吉利海峡跨越到欧洲大陆。

整个英国和欧洲正处于他们自称的启蒙时代，当时的哲人们都开始专心致志地观察着他们周围的自然世界，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理论，来解释那些过去一直被认为是想当然的、未引起重视的或只用神力和魔力去解释的现象。在自然界大量令人困惑的现象中，电是最使人着迷和感兴趣的。直到这时，哲学家们才从皇家内科医生威廉·吉尔伯特那里知道了电的存在，那种被他称为“电磁素”的东西。人们从冯·格里克和霍克斯比那儿，学会了制造和操作更有效产生电的发电机器。退休的格雷告诉了人们，哪些物质是导电的，电能可以传送多远。在那个年代，即使是最富献身精神和最严肃的科学家，也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要做那些既让人敬畏、又让人开心的电实验。

在该阶段，对电能知识的探索被那有限的、能产生电的实验严格束缚住了。最先解决电的储存问题，是在荷兰的莱登（Leyden）偶然发现的。教授彼得·范·马森布勒克（Pieter van Musschenbrock）的一位律师朋友安德烈亚斯·库尼斯（Andreas Cuneus）路过实验室，被那里各种各样电的实验所吸引，从而改变了自己的兴趣。有一个实验是在一个装满水的瓶子里放一根导线，通过将导线与一个有电的玻璃瓶接触来使瓶子充电。库尼斯当时碰到了那根伸出来的导线，受到了严重电击。几天之后，他写信向巴黎的一个学会解释说，这是“一个全新的、但是可怕的实验，我提醒你们千万不要自己去试，我也不会，好在上帝保佑我活了下来。不过为了法兰西王国，再试一次吧！”马森布勒克警告说，当碰到那个从瓶中伸出来的金属导线时，他自己受到了“如此强烈的电击，整个身子就像被闪电击中一样震颤起来……手臂和全身受到如此可怕的影响，简直无法形容。我以为自己被毁掉了。”这个轰动一时的关于莱登电瓶的新闻，像野火一样迅速传播开来，引得其他每个认真研究电的学者，都要去创建一个实验，亲身去体验它那可怕的震击。不久人们就发现，在这瓶子的内外衬上一半的金属薄片保持带电，当几个瓶子被连接起来时，所产生的电击强度足以杀死一只麻雀。这是科学家们第一次能够储存这些令人惊叹的电量。

莱登电瓶（放电）

标准的莱登电瓶包括一个矮胖的薄玻璃容器，从它的瓶高2/3处往下，里外壁上都用金属箔包裹起来，一根顶部装有一个黄铜小球的黄铜丝，从那塞紧了的（不导电的）软木塞瓶盖中伸进去，然后下垂到注满水的罐子中。由静电发生器产生的电，经过小球和金属丝直接被引入玻璃瓶，再向下通过金属丝，后来用的是一根长长的金属链，这样就使金属覆层和水充上电了。当某个哲学家需要电时，他只要接触一下那个球，电就会像一股很大的震击流似地流出来。莱登电瓶最多可以储存几天的电，当然也取决于绝缘和储藏条件。

皇家学会和大学里的哲学家们把对电的观察、测量和思考的结果，发表在声望很高的学术刊物上，同时继续用电来进行魔术般的表演和消遣。随着莱登电瓶的出现，许多街头小贩拿着充了电的钱币，卖给路边有胆量的人以体验一下从电瓶释放出来的火花。在路易十五的凡尔赛宫里，出于对新奇刺激的追求，一个学电能艺术的学生阿贝·诺勒特（Abbé Nollet）安排了一场引人注目的电表演。最使人难忘的，是在格兰德美术馆前，180名宪兵手拉着手围成了一个大圆圈；穿着礼服的诺勒特，脸上抹了粉，头发束了起来，身穿一件带有时髦大袖口的束腰长袍，他希望看到电击火花能到多远。静电发生器被展示出来，它向莱登电瓶充着电。站在最前面的那个宪兵，举着莱登电瓶，当他触到那个铜球时，其他179名宪兵竟几乎同时向空中跳起。阿贝写道：“看到一大群人在受到电击后以不同姿势跳起来，又立刻发出了相同的惊叫声，这是绝对令人耳目一新的。”当国王和他那些疲劳过度的大臣们，看到这些宪兵跳起的情景时，既惊奇又兴奋。这也明显地论证了，电是以光的速度在传播（虽然他们还不知道这点）。由于使朝廷高兴了，诺勒特对他的科学气魄很满意，因为能被要求重复做这个实验，就说明他的实验不只是侥幸。第一次是在巴黎修道院，有200名穿长袍的卡尔特会僧侣参加；接着是在纳瓦尔学院，有600人参加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圈。

电的神秘和新奇，使18世纪早期欧洲许多才华横溢的学者沉浸其中。但电学研究领域的下一个进展，却是来自北美英国殖民地，一个看起来完全不可能的地方。在费城迷人的魁克（Quaker）港，有一位受人尊敬的编辑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写的那本《穷理查德的年鉴》（Poor Richard’ s Almanack）让他收益甚丰，以至于他能够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贡献于哲学研究。在波士顿，富兰克林观看了由一个苏格兰人展示的那时流行的带电男孩。第二年的秋天，住在伦敦的一个魁克商人朋友彼得·科利森（Peter Collinson），给他寄来了各种各样的电力器具和文字说明书，富兰克林立刻着迷了。几个月后，正当欧洲的哲学家们痴迷于莱登电瓶的新潜能，并激烈地辩论着怎么样和为什么能够储存电荷的时候，富兰克林和他的实验室同事得到了一个莱登电瓶。天才的富兰克林这时40岁，留着棕色的披肩长发，穿着平常的马裤和长外衣，把他那所小房子变成了电的展示厅，同时又成了他的印刷厂、图书馆和实验室。

在1747年的春季，富兰克林写信给科利森：“我从未对任何研究如此投入过，最近，我却把全部精力和时间都倾注于正在做的研究中。我可以自己潜心独试，然后向那些为此专程结伴而来的朋友和熟人们，展示我所做的实验。好几个月我都没有空闲时间去干别的事。”好奇的邻居和过路人，挤在人群中观看富兰克林用快速旋转的玻璃圆筒来产生电，捕捉着从莱登电瓶里出现的那些闪烁的电火花，以及接下来演示的好多令人无法理解的电的工作方式。富兰克林给他伦敦的朋友这样写道：“即使电的发现没有其他用途（而这正是许多人所认为的），它也起码可以使自负的人变得自卑。”当然这是无稽之谈。

事实上，富兰克林是凭着他的好奇心和聪明才智来了解电，并进行无数次实验以弄清电的特殊性质的，他将对电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他还发明出许多“消遣之物”，包括那个“仿蜘蛛”——一只黑色的蜘蛛，把它放在电场里时就会转圈跳起舞来，像“活”的一样；还有一本看起来像着了火的书；一条最有趣的电鱼，由一片薄薄的锥形的金叶片做成。“如果你从尾部拿着它，在距离原导体一英尺或更远些的水平处举着，当你松手时，它就会轻快飘摇地飞向那个导体，像一条鳝鱼在水中游过。”也许最能代表未来的，是一幅“魔”画，画中显示的英国国王戴着王冠。如果谁想试图拿走皇冠，都会受到重重的电击。这些创意既十分有趣，又颇有教益。富兰克林第一个宣称：不同类型的电并不存在——如众多的人所相信的那样——只有一种基本的、带有正负极的电流。还是富兰克林，由于他怀着很实用的思维意识，所以“懊恼的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在这方面创造出什么对人类有用的东西。”

富兰克林是矛盾的，徘徊于两种感觉之间：既对所揭示的大自然的秘密感到谦卑和敬畏，又为他新发现的技艺高兴得发晕。已经熟练掌握了产生与储存电的富兰克林，和他实验室的同伴们计划在潮湿闷热的夏季来临之前，在斯库尔基尔河边安排一个盛大宴会。富兰克林高兴地描述了他们的计划，“一只火鸡将被电死，再用电烤叉烧烤来做我们的美餐，在此之前火用电瓶点燃，所有来自英国的、荷兰的、法国的以及德国的著名电学家们，都举起从电池枪里放出来的带电的美酒，为健康干杯。”

像以前的哲学家一样，富兰克林推测，闪电就是大量电的震击。到1750年时，他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个具体的、对生命安全有保障的物体，它也同时可以被用来检测他那“闪电是电”的理论。富兰克林建议在高楼上竖起又高又尖的金属电极，通过它将闪电传送到地下，并消失于土壤之中，由此而避免建筑物起火。因为在实际的实验中，从电极传来的闪电可以被收集到莱登电瓶里。他阐述道：“这些电极的作用真是美妙极了！据我在实验中的观察，我认为，借助这些电极，房屋、船只，甚至高塔和教堂都可以受到有效的保护，避免遭受闪电的袭击。”当然，人们是不愿意去冒犯闪电的，因为他们认为，闪电会引起火灾、烧毁他们的财产。这一年的圣诞节前后，富兰克林由于只想着要用电去杀一只火鸡，结果自己却被电击倒，失去了知觉。富兰克林这样描述道：“电击是全方位的，从里到外，从头到脚，贯穿全身——我的胳膊、膝盖和后背全都麻木了，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见好。”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富兰克林把精力越来越多地花在了推动公共事业上，但他始终都在冥思苦想着电的奥秘。1752年的9月，他完成了一项计划很久的实验。那是一个闷热难熬的下午，一场雷暴雨正蓄势待发，愤怒的乌云在地平线上不祥地翻滚着，富兰克林和他的儿子急匆匆地从闷热的房屋里出来，跑进漫山花朵的田野里。富兰克林带着一个用丝巾加上十字架做成的简单风筝：风筝的顶端，粘连着一根金属丝作为导体；底部，则系上了一根麻绳并连着一根丝带（已知是不导电的）；在麻绳和丝带的连接处，挂了一把金属钥匙。当暴风雨来临时，富兰克林将风筝放开，让它升上空中。随后，他和儿子在倾盆大雨中找到一个小木屋来遮蔽风雨。风筝向上窜进了灰色的云层，邻近的树木在风雨中飘摇；远处，电闪雷鸣，乌云漫天。富兰克林和儿子紧盯着那根麻绳，但是却没有带电的迹象，他们感到无比懊丧，可这时，突然出现了他们所期待的现象——原先松弛的麻绳，好像带了电，向上伸直并不断绷紧——曾经被电击昏过一次的富兰克林，小心翼翼地用他的指关节去触摸那把钥匙，这时，他看到一个清晰的电火花。因为，一旦风筝的绳索被雨打湿，电就从闪电中顺着它流了下来。真是幸运，富兰克林发现雷电没有直接击到他的风筝。也正是这次精彩的实验，使得富兰克林成为了非凡地推进了人类认识这种威力无比、令人费解、隐形的电能进程的电力巨人和哲学家。电气师们不再去胡乱推测了，由于富兰克林的杰出实验，他们现在都清楚地知道，闪电就类似于——或没准就是——电，就像人们用发电机器产生出来的一样。富兰克林被人们奉为18世纪的普罗米修斯，那位为人类盗取天火的神。

当他的风筝在那个炎热夏末的下午，从闪电的天空中摔下时，富兰克林不知道自己所著的《电的实验与观察》（Experiments and Observations on Electricity）已经被翻译成法语，而且其中的部分章节，在更早些时候的那个春天，已在巴黎科学会议上被大声地宣读过了。很多性急的法国科学家，听到这些关于用避雷针和风筝做实验的好主意后，立即着迷地要亲手去尝试。在马里–莱罗伊德郊外的美丽的加利克花园，他们安装起了3个高达40英尺的避雷针，电极竖立在一个装在3个酒瓶中的三角托架的顶部。1752年的5月10日，刚听到雷鸣，看到电闪，一名助手拿着莱登电瓶就冲了出去，他成功地从电极那儿收集到大量的电火花。等到天幕开启，冰雹从天而降，好奇的人群顾不上他们越来越湿的衣服，专心注视着闪电被吸进电瓶中。更让富兰克林吃惊的是，他发现就在自己放飞那个风筝后不久，法国的电气工程师们已经抢在他的前头，完成了他在书里所建议的那些实验。

但是，他们这些戏剧性的成功和狂热的渴望，却使富兰克林迅速声名远扬，成为整个美国和欧洲的名人。因为他的科学成就，法国国王也热情称赞了这位令自己惊讶（但是很高兴的）的殖民地商人。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均授予他荣誉学位，伦敦皇家学会授予他金质勋章，还吸纳他为费城和英国学会的会员，富兰克林一时成为显赫的人物。正如一位意大利科学家所说，“谁曾想到，如何获取电是从北美拓荒者那儿学到的。”关于这些普罗米修斯式奇迹的说法迅速传开了。当时，一位住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瑞典科学家乔治·里奇曼（George Richman），打算重复这一实验。当一场雷阵雨降临之时，他站在高处，举着连接有导线的电极，不幸的是，他受到了闪电的重击，当场死亡，成为1753年中进行电学实验时第一个死去的人，也是这门新兴学科的殉难者。

可以想象，就像那些认真研究将电用于消遣和逗乐一样，电也迅速被用来治病。正如一位意大利科学家在1746年说的，“无须思考就会有很丰富的联想，当人们看到如此耀眼的闪光来自身体、四肢和皮肤的那一刻，就会感受到一阵刺痛；当闪光出现时，疼痛的打击和强烈的刺激几乎渗透到骨头里。”真正的医生（就像他们那个年代能称得上的）和游走的江湖医生都提倡用电来治疗便秘、神经错乱、性病和不孕症、坐骨神经痛、风湿病、流泪、疱疹，还有少数小的疾病。在意大利有3所医学院已对外开放，就是致力于用电来治病的。意大利（当时还是奥地利帝国的一部分）也应是最伟大的近代电力发源地之一，因为两位科学家在那里进行了一场激烈的科学辩论。其中一位是温柔腼腆的路易吉·高尔瓦尼（Luigi Galvani），傅洛尼亚学院受人尊敬的医生和解剖学家，另一位是亚历桑德罗·伏特（Alessandro Volta），古老的帕维亚学院一位声望颇高的物理学教授。正如那个年代的其他科学家一样，几乎每个人都被电深深地迷住了。高尔瓦尼迫切地想知道，电是如何作用于人体的神经和肌肉的，而伏特则更关注电的基本属性和它与化学间的相互作用。

这个著名的科学宿怨源自路易吉·高尔瓦尼完成的一系列实验。高尔瓦尼，44岁，英俊潇洒，穿着时尚——白色假发，带精美花边的饰带，穿黑色长大衣。1781年1月26日，高尔瓦尼和他的助手们正在解剖一只大青蛙的双腿，旁边有一个运转着的静电机器。高尔瓦尼的助手惊讶地注意到，当他的手术刀碰到青蛙的一条腿的某一点时，这条已离开身体的腿会猛然一动，而且所有青蛙都如此。高尔瓦尼后来叙述道，“我立刻重复了这个实验。我用手术刀的刀尖去碰那神经的另一端，同时我的助手从发电机器中收集电火花。每当电火花产生的时刻，青蛙的肌肉就会发生痉挛。”出于对青蛙腿猛然抽动的敏感，高尔瓦尼将准备好的青蛙用黄铜挂钩吊起来，挂到后院的一个铁架子上，当他把铜挂钩推向铁架时，发现青蛙也产生了抽动。高尔瓦尼开始确信，他们看到的正是由这些金属器件完成了一个回路的“动物电”。“动物本身存在电的观点就产生了。”接下来的10年里，高尔瓦尼沉迷于用青蛙腿做着各种实验，并且用拉丁文（当时的科学专用语言）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尤其是1791年的《关于作用于肌肉运动的电的效应》（On the Effect of Electricity on the Motion of the Muscles）一文达到顶峰。就像当年富兰克林的研究被人们所认知时那样，成百上千致力于电研究的哲学家们，又争先恐后地去重复高尔瓦尼的“动物电”实验。

在他们中间，有位帕维亚的物理学家亚历桑德罗·伏特，46岁，面容严峻，胡须修剪得干净利落，有着稀薄散乱的黑发。伏特教授在电学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以至于加入了伦敦声望显赫的皇家学会。伏特是一个没落贵族的儿子，他在科莫湖边长大，很早就在自然科学和数学方面显示出不凡的天资。到那时为止，他最重要的发明是高灵敏度的“积分验电器”，它是用来测量电荷的。伏特最初看到高尔瓦尼的触电发现时，曾称赞它“可以说是一种细微而伟大的动物电的发现”。但当他自己开始在青蛙腿上去重复那个实验时，他却变得越来越怀疑。最终，他确信电不是来自青蛙，而是来自金属，并在1794年向高尔瓦尼提出了质疑，反驳了他的观点。伏特的观点是：这个电实际上是“金属”性的。高尔瓦尼的侄子奥尔丁尼（Aldini）带着许多支持者，又重新用青蛙做实验，证实了即使没有用金属，青蛙腿也存在明显的跳动。总是缄默的高尔瓦尼，却仍然沉浸在1790年失去爱妻的悲哀之中，他的妻子知书达理，同他一起参与了这些实验。高尔瓦尼和伏特之间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以至于伏特在给一位朋友的信里写道，“我知道那些绅士们要我去死，但是如果我撤退的话，我就不是人！”因此这场有关“动物–金属电”的辩论继续进行着。尽管每一位科学家和他的伙伴在欧洲大陆所演示的一系列实验，仍然很难使形势真正明朗，但在当时，这似乎是重要的或是决定性的。

到了1796年，拿破仑带领法国军队横扫了阿尔卑斯山，这些奥地利臣民突然发现，自己已成了新的革命的阿尔卑斯共和国（Cisalpine Republic）的公民。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忠诚的高尔瓦尼拒绝向新政府宣誓效忠，因此在1798年的4月末他被博洛尼亚学院开除了，在那所学院里，他曾愉快地从事解剖学的研究长达35年。同年12月初，高尔瓦尼去世，终年61岁。他惨遭政府排斥，死时身无分文。伏特教授经过反抗以后，从拿破仑政权争取到了居住权，得以继续在帕维亚学院供职。

作为“金属的”电力的领头人，伏特一直有条不紊地对各种不同的金属进行测试，并用他那灵敏度很高的验电器测试它们的电荷，由此确定它们是正的还是负的。他还观察到，当他的手指碰到金属时，电荷会明显增强，他推断这是含盐潮气的作用。1800年3月20日，伏特用法语给伦敦皇家学会的主席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爵士写了封信，“我并不想为自己长时间的沉默而道歉，但我现在很高兴又和您建立联系——我在继续进行那些令人兴奋的电学实验并已经取得了一些惊人的结果，我只不过是让不同种类的金属相互接触，甚至有的是彼此也不相同的其他导体，或者是液体，或者是含有某种液体，它们的导电能力真是令人鼓舞……毫无疑问，您会吃惊的，因为我所提到的这种测试仪器，只不过是大量良好导体的组合。”

根据他仔细观察到的关于材料导电或不导电的知识，伏特将一对一对的一英寸宽的铜极片和锌极片堆集组合起来，再一片铜、一片锌交叉叠放，之间用一片被盐水浸泡过的布或纸板隔离开来。当这些极片都相互连接时，铜极片就会释放出电子到浸泡有盐水的布上，而锌极片则从这同一块湿布上获得电子。当锌溶解时，在铜片表面就生成了氢气，其结果是电荷沿着导线直接以持续不断的电流形式传了出来。这个电化学反应产生的是最早的稳定的人造电流，它来自电池的顶部和底部两根绝缘的导线。

伏特的电堆（或电池）

这就是最原始的电池雏形，它传送的是连续的、稳定的电荷。而发电器或莱登电瓶传送的电只是高压下静电的脉冲或震动。伏特称他的电池可“不停地工作，它的电荷在每次爆发后可自己重新产生。概括来说，它的运行靠的是永不消亡的电荷，是电流中一种永恒的作用力或推动力”。实际上，当伏特的电池的含盐液体干涸或金属全部溶解完后，也会停止产生电。而那时，伏特坚信，它的电池动力仅仅是来自不同金属的接触，而事实上，它是在这些金属与液体之间发生的电化学反应。电池运行时间越长，这些材料消耗得也越多。伏特为他的电池设计了一种交变的形式，他称之为“杯冕”（crown of cups），它的特点是用交替变换的锌棒和银棒与金属导线把那些装满盐水的杯子连接起来。

由于英法战争，伏特的信件被耽搁了一些时间才到达伦敦，皇家学会直到1800年6月26日才读到。伏特杰出的、开拓性的成果，引起了全欧洲和美国的赞叹。一个同时代的人形容这电池“是人类之手制造出来的最了不起的设备，当然还有天文望远镜和蒸汽发动机”。其他科学家很快复制起伏特的“电堆”，体积做得越来越大。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伏特的电池产生出来的稳定电流——稳定的直流电——是被高尔瓦尼认识到的，此刻可以认定，这位伏特的宿敌也是不朽的。而伏特，被人们用Volt（伏特）这个用来度量电压单位的词来永远铭记。

伏特在电学方面划时代的成就，迅速使他获得了大量的荣誉和丰厚的物质奖赏，成为拿破仑政府的一名伯爵。此后，新婚的、著名的、富有的伏特，在进一步改进他的电池或电力哲学领域中再没起到什么重大的作用。

其他的科学家争相去建造更大、更强的伏特电池，为了产生更强、更持久的高尔瓦尼电流。在伦敦阿尔比马尔街上一所新的皇家学院里，已经有了一家“世界上最大的科普展厅”。精力充沛的年轻化学家汉弗莱·戴维（Humphry Davy），在学院地下实验室里，安排建造了更大的改进型的电池。19世纪第1个10年里，戴维将这些大电池用来做他的开创性研究——建立电学基础的电化学反应。皇家学院是于1799年开放的，其目的是推进科研并将科学应用到“普通日常生活的需要中”。它最初的赞助人是著名的英国大公、皇家学会的主席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和颇有争议的发明家兼政治家拉姆斯福特伯爵。正是拉姆斯福特伯爵雇用了戴维这个英俊和多才的年轻化学家，使他在科学和学术界的声誉迅速提升。戴维以前在皇家学院的公开演讲，总是融会了渊博的科学知识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演示技巧，引人入胜。所以几百名衣冠楚楚的要人们，很快就聚集到这大会堂，来观看和聆听这个生气勃勃、有着一头乱发的康沃尔郡人的演讲，他把深奥难懂的电学和化学讲得深入浅出、惟妙惟肖。他的朋友和崇拜者，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也参加了这个挤满人群的科学集会，他崇敬地宣称，假如戴维不是“当代第一位科学家，那他就是第一位诗人”。

从开始起，戴维就认定，电是由伏特的电池从电化学反应中产生出来的。而且在1807年的10月，戴维也曾建造了一个足够大的电池，他反过来证明了真正的化学化合物能被电分解为组成它们的基本元素。戴维用电把强碱分解为碳酸钾和苏打粉，然后进一步得到完全新的元素：钾和钠。戴维是一位谦逊的木雕师的儿子，通过与一位富有女人结婚，使他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得到发扬光大。好运立刻伴随着公众的尊敬和宠爱而来，包括一个爵位，他成了汉弗莱·戴维爵士。汉弗莱爵士的激情、地位和成就，使他进入了上流社会，无论是在公爵和贵族们巨大的乡村庄园里，还是置身于那个时代最杰出的艺术家和思想家中间，其中有名声显赫的诗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和杰出的风景画画家约瑟夫·特纳（Joseph Turner）。到了1808年，已是皇家学院院长的戴维，在地下实验室建造了一个庞大的电池，有2 000对电极片。通过把这巨大的电池产生出来的强劲电能应用到碱性土中，戴维得到了更多的新元素——镁、钙、钡和锶。

但是，戴维在电的研究中，最令人刮目相看的是弧光灯。1809年，他在众多支持者面前做了一次他一生中最精彩的演示。他手举着两根用作导电的细木炭棒，将一根炭棒与强大的伏特电堆连接。当电从第一根炭棒开始流出来时，戴维将它与第二根炭棒的顶端相连，一个耀眼的火花闪现在两点相接处。令在场的人们惊讶不已的是，当戴维将这两根炭棒稍稍拉开时，火花变得更大了，而且电就在两根细长炭棒之间的炫目的弧光中传送着。蓝白色的光直到炭棒耗尽才会消失。戴维惊心动魄的表演对于商业用弧光的产生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要真正来检测这些炭棒则有许多麻烦，而且还没有能够经济有效的、供明亮的弧光运行长久的电池。

然而电的艺术是经久不息的，因为受挫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仍然年复一年地在努力揭示和破译电的众多余下的秘密，特别是对它与磁之间相互关系的许多推测。早先，那些富有献身精神的研究人员，都是独自在家中研究电——像本杰明·富兰克林、奥托·冯·格里克以及斯蒂芬·格雷等人。到了近代，那些学院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就可以使用学院的实验室或特别的研究所。掌握那些大量积累的特殊知识是很花费时间的，所以不可能由个人独立建造更为复杂的设备来进行电的研究，特别是巨大的伏特电堆。而且国家的执政者，对科学技术于国民财富与健康的极其重要的意义已深信不疑。因此，当下一个电学研究的重大突破从欧洲大学传出时，这已不足为奇了。

1820年的春天，43岁的汉斯·克里斯琴·奥斯特（Hans Christian Oersted），哥本哈根大学的物理学教授正给他的快班优秀学生做一个有关电的私人演讲。这位教授身体健壮，长着黑色的卷发和浓密的络腮胡子，穿着长长的黑色大衣、黑马甲、高领白衬衫，系着领带。在他面前放着一张实验室用的木架，木架上放了一个小的伏特电池，他的手里拿着一根带电的导线，打算讲授一个用电流加热铂金丝的问题。但就在他准备用这根导线时，教授突然注意到，那大桌子上的指南针的磁针在胡乱地摇摆。当他把这根导线移到指南针的上方和周围时，指南针反应强烈，就好像有一个磁体在电流附近一样。奥斯特像汉弗莱·戴维爵士一样，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成功的。他本是一个乡村的普通小男孩，靠对知识的热爱和自身的睿智挣得了奖学金，并最终取得了大学的职位。精通几种语言的奥斯特，学过制药（许多化学家都是由此上路的），他常外出与其他科学家广泛交流，也是许多致力于确立磁与电之间联系的研究者之一。他在一本1813年的书中写道，“应该去做的一个尝试，是要搞清楚电是否在其潜伏期就有对磁体的作用。”而7年以后，在这里，奥斯特教授以他对摇摆着的指南针敏锐的观察力，终于在不经意间找到了长期寻觅的线索。在后来的实验中，奥斯特发现这指南针总是在一个与带电导线成直角的方位上摆动。如果他让电流反方向流动，指南针也转向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电流产生了自己的磁场，并且借这个磁场产生了一个力。

1820年7月21日，奥斯特在用拉丁文书写的论文中宣布了对电磁的发现，文章的标题是“关于磁针上电流碰撞的实验”。他把他专题报告的复印件寄给了欧洲的每个重要学院、研究会和电学家。奥斯特希望人们彻底相信他这一历史性的发现，因为它进一步揭示了这看不见却强有力的电的奥秘。他这一伟大的突破，在还没有电报、电话和火车的时代里，是慢慢地被传播开的——等汉弗莱爵士知道时已是10月以后了。于是奥斯特作为一名电学天才到处受到欢呼和款待，就像他之前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和亚历桑德罗·伏特一样，奥斯特获得了皇家学会的科普利金质勋章，并成为许多科学学会的会员。

当时，巴黎的数学教授安德烈·马里·安培（André Marie Ampère）对奥斯特的实验持非常怀疑的态度。安培笃信宗教，他的个人生活由于灾难性的婚姻和孩子的失足而痛苦不堪，因此他只能从数学、化学和自然科学中去寻找安慰。安培认真地重复了奥斯特的工作，然后证明了磁场的强度随着电流强度的提高而加强。安培还证明：电流沿着同一方向平行流过时彼此会相吸，而以相反方向流过时则会彼此相斥。又过了十年，带电导线在其周围会产生一个磁场——这一新的认识促使人们可以制造更为强大的电磁体。在纽约州的奥尔巴尼，美国工程师和发明家约瑟夫·亨利（Joseph Henry）就是开拓者之一。他用妻子一件旧的绸衣来给导线绝缘，这能使他将一根铁丝缠上好几圈。缠的层数越多，这电磁力就越强大。这一研究成果使他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教授职位。亨利后来成为华盛顿特区新史密森尼（Smithsonian）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他将几百英尺长的绝缘电线，缠绕在一块很大的马蹄形铁做的巨大电磁体周围，就用这些看似奇形怪状的设备进行表演，却让观众们激动得喘不过气来，因为这些电磁体竟能够提起大约一吨重的东西。当然，尽管对电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多进展，但是对电的实际应用还很少。

奥斯特发现了电磁，安培又深入扩展了这一研究，它们所产生的影响是：电学方面新的研究接踵而至，新的科学文章的发表蜂拥而来。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于1813年被汉弗莱·戴维爵士以助手的身份雇用到皮卡迪利杂技场附近的皇家学院。这时戴维已经是英国最著名的分析化学家，他的出名是由于自身的才华、创造力、勤勉、温和的性格和纯粹的科学成就（后来有许多人这样说：戴维爵士对科学最伟大的贡献是雇用了当时还不为人所知的法拉第）。然而法拉第对电的兴趣并不多，直到1821年的春天，《哲学年刊》（Annals of Philosophy）的编辑建议，法拉第应运用他那超人的才智来创作一篇有关新兴电磁科学的调研文章，这才吸引了这位30岁的科学家进入了令人着迷又困惑的电学研究领域。

法拉第看起来更像一位学校的浪漫诗人，而不像科学家，因为他有着极其英俊、漂亮、温和的面孔，高高的额头，深色聪慧的眼睛，满头厚厚的、波浪般的中分卷发。法拉第是从学院走进科学领地的。实际上，他的早期教育在12岁就结束了，后来他给一个书本装订工当了7年学徒。一位好心的顾客赠给他令人眼红的听课证，可以参加戴维爵士的非常受欢迎的“化学研究的要素”系列讲座，从此他结束了佣工生活并真正开始了职业生涯。法拉第是那么迷恋于他在皇家学院里听到的和看到的一切，他认真记录下了所有活动和小组讨论的内容，加上插图和例证，还编纂了索引目录，之后把它们装订成一个可爱的小册子。他把这本小册子送给自己新的偶像汉弗莱·戴维爵士。后来法拉第写道，“我要从贸易中挣脱出来，因为我认为它是邪恶和自私的，而愿服务于科学……这个强烈的愿望最终使我鼓起勇气，并做出大胆和天真的举动，给汉弗莱戴维爵士写信。”这时的戴维爵士，已经从最初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变为显赫的明星，他被这位出身铁匠家的22岁小伙子的抱负志向、聪明才智和热情（以及他那珍爱的笔记本）深深地打动了，他决定雇用法拉第做他的助手。法拉第的年薪为100英镑，并得到学院楼上的两个房间，还有日用的煤和蜡烛。这样，当法拉第还不是大学职员时，他已经被安顿在一个声望很高、资金充足的研究机构里。

法拉第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卓越才华，体现在他发现了苯，以及为使重要的苯胺染料工业化而倡导的化学方法，甚至在气体液化方面他也有成绩。到了1824年，他已是皇家协会的会员。第二年，在法拉第33岁时，他被任命为皇家学院实验室的负责人。

一旦他钻研起大量有关电的书籍和文章时，他总是努力从查阅的文章中整理出对他要创作的调研文章最有用的东西，法拉第完全被电这种看不见的能量迷住了。到了1822年，法拉第在他实验室的笔记本中写道：“磁转变成了电。”他在10年内努力实验过4次，尽管当时他在化学领域中取得了令人震惊的突破，指出了一些将磁转变为电的方法，但他仍然是困惑的。1831年8月29日，法拉第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反应，它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电的线索。

法拉第有一个铁环，他在它的一边用绝缘导线绕了一组线圈，并与一个电池连接。另一边也是一个用绝缘导线绕成的第二组线圈，而与它连接的是一块检流计，用来测量低度电流的。法拉第接通电池给第一组线圈通电，他期待着想看到第二组线圈有激活的迹象，但是却没有。引起他注意的是当电池被接通或断开时，检流计显示有微小的和瞬间即逝的电流。这里就有了第一个提示：充电线圈磁场的一个变化——通过电池的接通或断开引起磁场的启动或停止——在第二组线圈中短暂地产生了电流。法拉第的朋友和同事约翰·廷德尔（John Tyndall）后来在评价法拉第的创造能力时，这样描述，“他将坚强的意志力和完美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他的驱动力就像一条河，它把力量和方向结合起来，并兼有适应弯曲河床的能力。虽然他的洞察力专注在某一方面，但并没有减少他对其他方面的了解和领悟；如果他主攻一个课题、等待结果，他绝对有能力保持自己的头脑清醒，为的是一旦结果有别于他所期望的，不会因为偏见而遗漏。”法拉第记录下了在检流计上那微小的摆动。

法拉第演示变化着的磁场产生电流

接着几个月过去了，当秋天又把阴雨带给伦敦时，法拉第花了一整天去追踪检流计上那奇怪的显示的原因。在第一个实验中，他把线圈绕在一个平直的铁芯上。他拿了两根长的磁铁棒，将它们摆成一个“V”字，并用缠好了的铁芯作为这个三角形的第三个边。当磁铁棒的“V”字被分开时，磁场的回路断开了，线圈里的电流被引发出来。法拉第在他的实验室日志中记叙道，“从这里明显看到了磁到电的转变”。当进一步做实验时，他拿来一根铅笔状的磁铁并简单地移动它，从线圈中进去又出来。这移动的磁场在线圈中产生了一个短暂的电流。但是法拉第感兴趣的是要产生一个连续持久的电流，而不只是短暂的突发。

这样，他将一个简易的12英寸的铜制圆盘安装在一个轴上，使它可在一块有两个相反磁极的永久磁铁之间旋转。铜盘的一侧有一根导线从那根轴连接到一块检流计上，同时另一根导线从检流计连接到一个金属导体上，这导体对着铜盘的边缘并被其支撑着。当这铜盘旋转时，扰乱并因而改变了磁铁的磁场，检流计就显示出一个连续的电流。法拉第在他那详细的实验室日志中写道，“因此在这里证明了通过普通的磁铁产生了一个持久的电流”。法拉第的电磁感应定律可以简单表述为：“通过一个变化的磁场，可以在一个封闭的回路中产生电流。”

法拉第通过运动磁体产生电流

法拉第在1831年11月24日发给皇家学会的一篇论文中，谦虚地形容他那划时代的发明——世界上第一台发电机是“一个新的发电机器”。奥斯特证明了怎样用电来产生磁，而法拉第则展现了电磁效应的另一面，甚至是更为神秘和重要的一面——怎样用磁来产生电。就像法拉第对电的进一步译解一样，不可思议的是，那时候谁也没能预见到它那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没有谁能想到这就是现代电气工业的基石!伏特在发明了电池后就停滞不前了，而法拉第在接下来的15年里，“对许多自然奥秘都有直觉的洞察力”，驱使他去阐述有关电磁感应的磁力线和电流、磁场以及穿过磁场的运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证明：只要简单地改变电流的大小，就可引起磁场的改变，并且反过来使磁场中的任何导体产生电流。法拉第也阐明了电的电化学本质，确定了许多材料的特殊的感应能力，建立了电与磁之间的关系，解决了长期有争议的问题，即由闪电、电站、电池以及发电机产生的电是否都具有相同的属性，结论是肯定的，它们确实相同。当时一位传记作家写道：“他的多才多艺、独创性、聪慧、想象力和充足的耐力，实在令人敬佩。”

法拉第的电流发生器

法拉第自己的生活、工作及其形象，给好几代成功的科学家们带来鼓舞，成为他们的典范。法拉第意识到戴维爵士因为财富和显赫的地位分散了追求科学的注意力，便婉言谢绝了那些耗费时间的头衔、挣钱的机会以及所有随着荣誉和财富而来的社交活动。作为一名基督教的虔诚教徒，他同他相爱的妻子在皇家学院的楼上朴素、宁静、幸福地生活着。但是一旦来到地下实验室，法拉第就变成了一头名副其实的狮子，一位具有罕见才能的、热情而又卓越的科学家。他有超凡的能力，能精选出一些要集中注意力的，最富有意义，最难以辨别的问题。他的科学成就在许多领域都是巨大的、影响深远的。他所做的实验室日志树立了一个关注细节、组织整理、真实记录的笔记样板。他丰富作品的魅力，和愿意承认在实验成功路上所犯错误的勇气，使他赢得了广泛而忠诚的支持者。他那三卷本的《电和磁的实验性研究》（Experimental Researches in Electricity and Magnetism）是一部不朽的杰作，流芳百世。

1829年，52岁的汉弗莱·戴维英年早逝。从1830年起，法拉第正式接管了皇家学院。他最初的举措之一，就是开创了星期五的晚间论坛，还有特意在圣诞节给儿童举办的演讲。法拉第恰恰由于参加了戴维爵士的令人着迷的演讲，而被彻底地、幸运地改变了，他坚信这些为公众服务的事业是非常重要和高尚的。试想，某个孩子参加了圣诞演讲后就会去一生拥抱科学，或者在星期五晚间的听众中就有受到影响的热心人，会决定去皇家学院捐献大量金币，这有什么不可能呢？在那个实验室科学真正开始崭露头角的年代，法拉第就是它最伟大的圣人和预言家，他也是学院最出色的、才华横溢和令人着迷的演讲人。当他在挤满听众的会场前面，来回走动并演示他的实验时，他那英俊的脸庞充满激情，头发富有诗意地飞扬。星期五的演讲在晚上9点准时开始，在此之前，文质彬彬的听众们穿着正式礼服，就像是来听歌剧一样。一个法拉第的追随者这样回忆道，“他的听众同他一样怀着火热的激情，每个人的脸上都闪闪发光。”法拉第的朋友这样写道，“他不得不对听众说谎，劝说他们可以走了，因为他们已经全部理解了所讲的论题，但他知道他们实际上根本没有真正明白。”当演讲在晚上10点准时结束后，兴奋不已的听众游逛到学院那华丽的二层图书馆，在那儿吃些小点心，观看一个与晚间演讲题目有关的展览，惊叹着科学的神奇。法拉第在1849年时给儿童做的圣诞演讲“一根蜡烛的化学史”，至今仍被孩子们阅读着。

在法拉第的热心领导下，皇家学院成为当时英国最重要的社交和科学的活动中心之一，那时候国家强大，蒸蒸日上，吸引了许多著名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杰出人物，其中包括查尔斯·狄更斯、查尔斯·达尔文和赫胥黎。一位法拉第传记的作者这样写道，“正是他慷慨的创作和丰富的技艺，使得近代化学家、物理学家、工程师和材料学家，都把他尊为它们学科的创始人，甚至把有些科学技术的存在都归功于他的研究。他馈赠给后代的科学成果的数量，比其他任何物理学家都要大得多，而他的发明的实际效果，对人类文明生活起了本质上的深远影响。”法拉第对花时间做那些特别实用的事不感兴趣，他解释说：“一个哲学家应该能听取和接受任何建议，但自己要做出最后的判断和决定。哲学家不应因为任何表面现象而产生偏见，不应存在任何带有个人喜好的假设，不应有学派之分，不应有教旨上的大师……真理原本是客观的。如果再加上勤奋，那他就真有希望在大自然神庙的幕幔下散步了。”因此，随着真理的不断召唤，法拉第对其实用价值就越来越没耐心了。当他证明了一个新的化学过程，或者揭开了一个新的电磁学领域以后，那不可避免的问题就随之而来——它的用途是什么？法拉第喜欢引用富兰克林的名言，“‘一个婴儿有什么用呢？’科学实验者的回答是‘努力使它有用’。”

在随后的几年里，英国、比利时、法国、德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科学家和发明家们，都在尽最大的努力让电变得实用。他们紧跟在法拉第的权威研究之后，竭尽全力地发挥着自身的智慧。这时出现的电镀，就是将电实际应用于工业和商业的例证。而且，电池改进工作也在稳步开展。因此，到了19世纪40年代，电完成了它的第一次奇迹般的革命，成了制造实用的电报机的基础。在19世纪中叶的几十年里，可以看到科学技术在突飞猛进地发展，蒸汽发动机、铁路和电报的出现，推翻了所有关于能量、空间和时间的传统概念。同样在这些年中，煤气灯取代鲸油和蜡烛而成为都市住宅、办公室和一些工厂的廉价方便的室内照明设备。经由地下管线，从中心气站输送到大楼和人行道——同水管原理一样——煤气灯迅速在大城市里普及。在漆黑的夜晚，在主要大城市的街道上，煤气灯也已取代了鲸油灯来照明。

煤气灯的到来，就像铁路和电报的到来一样，明显地改变了亿万年来时间和空间的一贯节奏。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在赞誉煤气灯时这样写道：“一个社会性和公众性享乐的新时代开始了……普罗米修斯的工作又被大大地推进了——步，人类的晚宴不再任凭几英里的海雾所摆布，日落后人行道上也不再空旷无人，白天随着人们的意愿而延长了。城里人有了他们自己的星星，听话的、家庭化的星星。说实在的，这些煤气灯不像原先的灯那么稳定，也不那么干净，它们的光彩也确实比不上用最好的蜂蜡制成的蜡烛。但是，这些煤气灯星星，比起朱庇特来，离我们更近，也更实用……每晚的点灯人都是带着愉快的心情离开的。看到人们如此与日月争辉，真是让人高兴。”煤气灯在美国就像在多雾的伦敦一样流行，到1875年时，美国已经有了400多家煤气灯公司。

当煤气灯取代了由来已久的油灯和蜡烛，并第一次给许多阴暗的城市街道带来夜晚的灯光时，发明家和企业家们也在努力寻找，如戴维爵士在1809年就已经演示过并博得喝彩一样的，使明亮的弧光灯可实际应用的方式。英国人用大电池建造了几个独立的、偏僻遥远的弧光灯照明房，而与此同时，仍不服输的几个法国精英、勇敢的激进派成员则在他们的国土上做着相同的实验。当工程师们在里昂附近的一个葡萄种植园建起了实验用的弧光灯时，当地的报纸这样报道，“事实上人们已经相信，太阳出来了。这个错觉是那样逼真，以至于小鸟从沉睡中醒过来后，开始在人造光中欢唱。”弧光的光谱确实与日光很相近，它柔和、稳定，与煤气灯、油灯或是蜡烛所产生的闪烁摇曳的灯光有着根本的不同。但是要使弧光灯应用于商业，它必须具有更简单、更完美的设计和一个实用的发电机。如果电池的容量足以满足电报、电话最低功率的要求，那么电池比起由蒸汽发动机发的电，价格要贵20倍，因此它就是一种太不经济的电能，也根本无法与普及的煤气灯竞争。

制造一个更好的发电机是一项极为不易的工作。从法拉第划时代演示他的“发电器”到一个真正实用的发电机的成功出现，用了几乎35年的时间。许多努力花费在发电机上，但是最终让“使它有用”的信念成功的人，是比利时的工程师泽诺布·西奥菲勒·格拉默（Zéobe–Théophile Gramme）。他为巴黎的一个电气设备制造商工作。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格拉默不仅设计出了更加强大的直流发电机，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他又发明了电动机，所显示的恰恰是一个电机或发电机的反向运行。沃纳·冯·西门子（Werner von Siemens）这样介绍格拉默的主要成就：他的发电机领先于其他所有人的根本点是，利用了电磁体而不是普通的磁体。格拉默电机的特点是，一个被线圈缠绕的铁环在两个电磁体之间的磁力线的平面中间旋转。

有了格拉默电机，弧光灯的时机也就成熟了。1876年，俄国军事工程师保罗·雅布罗科夫（Paul Jablochkoff）（当时也住在巴黎）做出了一个商用灯具——称为雅布罗科夫“蜡烛”。它发射出来的弧光比早期那强烈的光柔和多了。这个“蜡烛”配有两根高高的被一层陶瓷隔离开来的细炭棒，它们既绝缘又相连。“不用机械操作；一旦开始，炭棒就会连续燃烧直到烧尽，大约可持续2小时。一串‘蜡烛’被放好，以便一个烧尽时另一个就会自动点燃。”雅布罗科夫的灯不像早先的弧光灯，它能运行16小时之久，因为当一对炭棒熄灭时，另一对就接上来了。

然而，格拉默原先的电机设计有一个被称为“整流器”的部件，它导出的电流酷似由电池产生出来的直流电，结果造成一根炭棒烧得比另一根快两倍，这是个严重的缺陷。这时的格拉默已经有了自己的公司，他通过重新设计发电机解决了这个问题，使发电机产生出一个交替变化的电流，从而使那一对“蜡烛”可以以相同的速度燃烧。与直流电的电子在沿着导体直接流过时均匀分配不同，交流电则是电子聚集成束，并且间断地前进和后退。尽管有许多优点，早期的弧光灯用起来仍然比煤气灯要困难得多，而且它那刺眼的强光限制了它只适用于大的场所——主要是广场和大道、百货商场、火车站、马戏场、建筑工地、码头和工厂，它们需要竖立起特别的塔形电极，以便光线不会影响正常的视觉，刺伤人们的眼睛。

一位访问巴黎的游客为弧光灯那“富丽堂皇的明亮色彩”而喝彩，他惊呼：“整个街道，连最高的屋顶，都被一片光柱照得通明，这街道就像歌剧中某个壮丽的演出场地。”但是，史蒂文森第一次看到巴黎的弧光灯时震惊了，他谴责它们是“荒谬的、不可思议的、对人的眼睛是有害的，是一个制造噩梦的灯！像这样的灯，只能照亮谋杀或公开犯罪的场地，或者精神病院的走廊，这是一个制造更大恐怖的灯。看它一眼就会转而爱上煤气灯，因为煤气灯给人们温暖如家的感觉。”法国政界人士和许多商界人士则持不同看法，所以到1878年时，长达半英里的最高贵的剧院大道也被弧光灯照亮了，同样还有巴黎其他的主要场地，包括卢浮宫和夏特莱剧院。

美国的科学家和商人们对弧光灯的兴趣，就像他们在欧洲大陆的对立派一样，当他们听到了巴黎雅布罗科夫的“蜡烛”发明后，在美国推出某种可与之相媲美的东西的竞赛就开始了。北方的商人们首先想出了可使用的弧光灯系统，也许能和范德比尔特一样，因为照亮了美国的夜晚而获得名誉和财富。1876年在费城举办的百年展览会上，最著名的有1 400马力的科利斯蒸汽发动机和爱迪生的多种形式的电报机，电气发明家摩西·法默（Moses G.Farmer）展示了他自己的3种弧光装置。它们的电能是由美国人设计的第一台发电机提供的，这是法默和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的作品，后者是法默的合伙人，也是美国在康涅狄格州安索尼亚市最著名的黄铜和紫铜铸造厂的老板。在这一年里，一位弧光灯的主要竞争者出现在克利夫兰市，他是一位年轻的化学家，名叫查尔斯·布拉什（Charles F.Brush）。他抢在华莱士和法默之前占领了市场，到1878年秋，他已经在波士顿百货公司的欧洲服装商店里安装上他那嘶嘶作响的、耀眼的弧光灯。

爱迪生的老朋友，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乔治·巴克（George Barker）教授确信，这对爱迪生来说肯定是个再好不过的出成果的领域，他试图通过给爱迪生送去大量有关这种人造光源的最新报告，来激发他的兴趣。当发现这样做没有什么效果时，在9月8日，一个星期天，巴克陪着爱迪生来到华莱士的大型黄铜铸造厂。天气很阴冷，爱迪生、巴克和一名《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记者一起下了火车。这是爱迪生第一次有机会亲眼看到并检测华莱士和法默的8马力蒸汽发电机，他们给它起的绰号是“telemachon”。这台机器能同时点亮8个弧光灯。那个记者报道说，“爱迪生欣喜若狂，对此非常痴迷……他从机器到灯、又从灯到机器来回跑着，他四脚朝天躺在桌上，像个天真的孩子，并做着各种各样的计算。他估算了机器和灯的功率，传输过程中可能的损耗，用这设备分别在一天、一星期、一月、一年里能节省的煤的数量，以及批量生产可节省的煤的数量。”这实实在在摆在面前的机器和炽烈的灯光正是巴克教授所期望的，爱迪生也兴奋不已。爱迪生转向华莱士——他的竞争对手——说，“我相信，我会在电灯制造上击败你。我觉得你的研究方向不正确。”华莱士对弧光灯的研究已经有很多年了，并且一切顺利，是个讨人喜欢的人。他伸出手来，和爱迪生握了一下，表示接受了这场打赌。

爱迪生回到安静的、田园般的门罗公园，在他新泽西的工作室里，全身心地投入研究，以创造一个更好、更实用的电灯。他工作热情极高，为在这新的领域可能发生的事而激动不已。“这就是摆在我面前的一切，我看见的东西并未走得很远，我还有机会。我看到的已经做完的那些东西，从来没有过实际效益。因为这强烈的灯光没有被再细分，所以也不适于私人住宅家用。”爱迪生总是喜欢追求“大事情”。在测试华莱士的灯时，他已经领悟到，这发电机既有巨大的潜能，但又限制了弧光灯的亮度。谁能造出最好的电弧灯系统，谁就有机会从煤气灯那儿抢走10%的生意——指的是街灯。但是如果有人能够细分这种灯——让它进入室内并变成柔和的光，而且只用一个发电机带动，那么这个人就是真正的普罗米修斯，燃烧着的电之先驱，深受爱戴的为人类造福（除此之外还会很富有）。一场用电照亮家庭和办公室，以及给新工业社会的机器寻找动力的竞赛，已经在美国，不，是在全世界开始了。

1878年9月的一天，风和日丽，一个《纽约太阳报》的记者走在去码头的路上。他穿过满载的马车队，顺着沿街的牡蛎小摊，来到宾夕法尼亚火车站摆渡终点，从那儿，他可以登上开往新泽西的摆渡船。

站在二层的甲板上，人们立刻可以感觉到码头的繁忙。来来往往的商轮穿梭在哈得孙河面上，各种各样的机帆船破浪驶向大海，不时还有从伊利运河开来的驳船，好像整个世界全汇集在曼哈顿。每年大约有50万移民涌进美国，当然他们是流动人口，大部分最终落脚在农场和矿山，但还是有1/10的人留在了纽约市。他们住在破旧的民房或救济院里，拥挤不堪。这样，市中心的贫民窟就成了霍乱、伤寒和许多疾病的滋发之地。到了夜晚，身无分文、无家可归的贫民只得挤在门洞下。当天气渐冷的时候，这些可怜的人就只能蜷缩在潮湿的地下室里了。与此同时，有钱人也在涌进这座城市。汽艇游船开进开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华尔街上巍峨耸立的高楼大厦和繁华的商业区都折射出这里繁荣的经济。人们普遍认为，1873年经济危机造成的恐慌已经过去了。

在河对面的新泽西，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乘从宾夕法尼亚开来的火车，在这里等待换乘去喧嚣热闹的纽约的摆渡轮。乘往南的火车，不到20英里就是门罗公园。两年前，爱迪生从纽瓦克迁居到这里，并且建立了美国第一家发明工厂。在他的新工厂里，爱迪生计划“十天一小发明，半年一大发明”。门罗公园其实没有一个真正的车站，只有一个小小的木站台。到站客人爬上陡峭的台阶就会发现，自己已置身在纽约和宾夕法尼亚之间的最高点上。一派田园风光般的美丽景色：树木成林、牛羊成群、头顶上一片蓝天白云。爱迪生迁居到这里不久，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门罗公园，西区，米德尔塞克斯县，离拉维不到6公里，新泽西最美的地方，在宾州、铁路旁、山顶上。”

从车站沿着泥泞的小路走出来，人们听到的是小鸟轻盈的歌唱，和从那白篱笆围起的简易平房中传出的敲敲打打的工作声。那儿的一座灰白色二层房子，就是众所周知的爱迪生实验室。电线从房顶上伸出，固定在高高的电线杆上，电流通到曼哈顿。实验室是这个小王国的中心，爱迪生就像太阳。早在1869年，爱迪生就宣布自己是全职发明家。前6年，他主要把时间花在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组织西方联合公司（Western Union）上，他是一个出色的组织者。在这过程中，他不断改进发明创造，攻读有关电报学和电学的书籍，不断进行研究发明，并很快发明了复写笔。但最大的成功是在1874年底，他把四路多工电报系统的专利，卖给西方联合公司的对手、华尔街老板杰伊·古尔德，赚得第一桶金30 000美元。

这个来自密歇根州休伦港小镇的孩子，他的父亲没有固定职业，当过售货员、干过房地产、进过卡车工厂；母亲在家，靠寄膳养家。小爱迪生没有得到什么正规教育，只是曾当过教师的妈妈教他有限的知识。他从小就爱别出心裁，不是摆弄机械东西，就是琢磨化学实验，直到一次爆炸毁坏了房子，烧了他自己和别的孩子。爱迪生13岁的时候，当上了大卡车铁路公司的报童。他的老板评价他工作努力、向上有为、不断进取。他用2美元（当时他两天的工资收入）缴了底特律公共图书馆的阅览费用，从此开始苦读，挑战人生。

正是从铁路运输时代起，爱迪生耳朵变得半聋了。有一天，他夹着报纸，拼命想登上一辆启动的火车，一个列车员过来帮助他。“这列车员揪着我耳朵并提起我来，我只觉得脑袋里像被突然扯了一下，从此以后耳朵就聋了。”不过爱迪生认为，耳聋实在是幸事。这一内在缺陷使他不再受外界的诱惑，做什么事都可以精力集中。他强烈的求知欲驱使他无论在何处都热心帮助当地的电报员。当他在1863年满16岁时，天资充分显现出来。在刻苦练习了18个小时以后，他得到了摩尔斯电码证书。那年美国内战开始了，电报需求飞速发展。于是爱迪生一路向前：电报、发明、金钱、光明前途。

爱迪生投身于电报、电话和留声机的工作，成为了当时最杰出的掌握了电气知识的巨人。由此西方联合公司每月给他400美元的酬金。他尽可能地把钱投资到他的门罗公园，随时随地解决他认为应该解决的实际问题，力争使自己处于领先地位。有人在采访他之后这样写道，“最关键的是爱迪生追求实用和经济效益。每当一个新想法出现，他总是自问，‘这对工业是有价值的吗？它是否比现有的更好？’”从1878年的秋天开始，爱迪生继华莱士和法默的弧光灯后，开始运用他的全部才智开发电灯。也是那年的春天，来自《纽约每日画报》（New York Daily Graphic）的艺术家朝拜了门罗公园，“为了一睹爱迪生和此圣地的风采”。当他们步入爱迪生的实验室时，他们看到是一片繁忙景象，“第一层的一边坐满了抄写员和记录员，另一边是十几个熟练工人，他们叮当敲打，在为人类的发明家准备模具。满地散放着未加工的各种不同形状的铁模，屋里充满了削磨金属的噪音。”

“二楼只有一个大房间，两边有大约20个窗户。沿墙的架子上，放的全是瓶子，各种规格和颜色的瓶子，像药房似的。在屋角，有一台旧式风琴。凳子和桌子上，到处都散放着不同型号规格的电池，还有显微镜、放大镜、熔锅、曲颈瓶、锻铁炉等化学家要用的东西。”

门罗公园地价适中，环境优美安静，爱迪生的得力助手和工人们都随着他从纽瓦克迁居过来。1870年，爱迪生曾在纽瓦克建立过实验室和车间。他出色的助手有查尔斯·巴彻勒（Charles Batchelor），一个留着小黑胡的英国机械师，曾在曼彻斯特的纺织厂里工作过，有着超人的耐性和操作机械的本领；约翰·克鲁奇（John Kruesi），瑞士高级机械师，长着一圈又厚又黑的胡子，善于将爱迪生的理念传达下去，变成高质量的可行模式。每当遇到问题，爱迪生总是不分昼夜地工作，关于这一点，他的被冷落的夫人和两个孩子都知道得很清楚。虽然家离实验室只有几百米远，他却很少回家吃饭，只是胡乱地塞些食物，多数是苹果馅饼。而他公司大多数的工作人员，都住在对面的宿舍公寓里。

近40年来，世界上众多科学家和发明家，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俄国的和比利时的，都竭尽全力地想开发出一种实用的室内用灯，一种玻璃罩形式的、又亮又安全的照明灯。1877年，爱迪生造出弧光白炽灯，但不是很成功。他后来回忆，“当时的炭精棒及硼和硅的实验都不令人满意，达不到期待的商业价值，我们只好暂且放在一边。”但在这一年的秋天，一个星期六，当爱迪生从华莱士商店回来后的短短一周后，他自豪地对专程赶到门罗公园的《纽约太阳报》记者宣布，他的电灯发明成功了（其实远不止如此）！他把别人都甩在了后面。爱迪生像普罗米修斯一样，盗取了天火，找到了解密的法宝，从此以后电灯的光明将照亮美国和全世界！他在充满灵感的一周内，发明了第一个实用的白炽灯泡。

于是，1878年9月16日，《纽约太阳报》正式宣告：爱迪生的最新奇迹——给人类带来了照明取暖和动力的电！在没有确定是否具有专利权时，爱迪生没有透露这一历史突破的细节，而只是说：“我取得了成功，是通过与别的科学家走的完全不同的研究途径取得的。他们都没有创新，只是墨守成规。我想他们一定在后悔为什么没有采纳这条思路……我可以在一台机器上生产出成千上万个灯泡来。”关于爱迪生伟大而未公开的重要突破，他的学生、传记作家保罗·以色列（Paul Israel）这样评论说，“一个热度调节器防止了他灯泡里的白炽元素融化。”爱迪生宣称的突破点——一个可使用的灯泡加上一个电力照明网络，有很大的炫耀成分，目的是为了吸引投资者并击败竞争者。

爱迪生还向《纽约太阳报》记者宣称：“我可以只用500马力的发动机就照亮半个纽约市。我提议应在拿骚街建立一个中心电站，线路从那儿可以通到库柏学院，再延伸到巴特里，还可以穿过两条河……同一条电线，既传送了光明也传送了动力和热力，你还可以用它做饭。”爱迪生的视角已远远超越了灯泡的发明，他着眼的是整个电力工业发展的远大前景：不仅是白炽灯（虽然当时是紧俏商品，它彻底让人们放弃了煤气灯），而且他要创造一个电力系统。当时《纽约太阳报》的著名编辑查尔斯·戴纳（Charles Dana）只做了简短的、讽刺性的报道，“如果爱迪生不是在自欺欺人，那我们就在奇迹发生的前夜。”但是戴纳太自负了，贫乏的阅历妨碍了他的判断，他并没有把爱迪生的发明放在他报纸的头版头条。

由于爱迪生断然宣布，在几个月内提供又好又便宜的电力供应，他的代理人格罗夫纳·劳里（Grosvenor P.Lowrey）先生立即开始工作。几天之后，他通知爱迪生他为其新的冒险事业找到了投资者。从事如此巨大的电力工程，要耗资无数，这是发明家自己的经济实力达不到的。1878年10月3日，爱迪生给他的律师写道：“劳里，按你的计划接着干下去吧。从我这儿，你得不到什么赞同和承诺。我要的就是能迅速推进电力网实施的资金。”随后，当记者们涌到门罗公园采访时，爱迪生宣称曼哈顿将被他照亮。劳里已于10月16日为他注册了爱迪生电灯公司，全部股份为3 000股。其中2 500股（计25万美元）是他电灯的专利。剩下的500股，计5万美元留待将来使用。这些股票被原始股东认购，包括劳里和他的3个律师伙伴，西方联合公司总裁诺文·格林，摩根的伙伴埃金斯顿·法布里，资本家特雷西·埃德森和詹姆斯·班克，金融家罗伯特·小卡廷，最后还有大富豪威廉·范德比尔特的女婿汉密尔顿·通布利。

劳里忙于筹措资金的同时，门罗公园的发明奇才则忙于接见记者，到了10月中旬，他已在示范他的新电灯了。那位《纽约太阳报》的记者再次返回门罗公园，面对现实，他恭敬地写道，“新的灯问世了。清洁、宜人、漂亮；没有强光，不再刺眼；工艺简单完美，作为燃点的铂丝，自身并不燃烧。这就是白炽灯。它发出的光又亮又匀。它立于一个支架上，发着像牛郎星般的磷光……美极了。”爱迪生也这样称赞刚刚问世的白炽灯：“光线柔和、舒适，灯光不再摇曳闪烁，既没有跳跃的火花，也没有令人头疼的热浪。它不会产生令人不快的味道，不会熏黑天花板和家具，它是一种稳定和更明亮的灯。”当然，爱迪生没有提到，那时白炽灯的寿命只有不到两个小时，经济效益还很低。

在那循规蹈矩的年代，按照传统习惯，公众场合下男人们是要穿礼服大衣、衬衫，配领带和礼帽的。可爱迪生恰恰相反，他宁可当个在门罗公园里看起来没受过教育的乡巴佬。他穿着皱皱巴巴的法兰绒工作服，围着丝围巾，戴一顶布帽子，穿一双大靴子。可读起书来，爱迪生如饥似渴、理解力超强、具有惊人的记忆力，耳聋使他看书更加专注。当他21岁还在西方联合公司当电报员时，就读完了英国科学家迈克尔·法拉第的《电的实验研究》（Experimental Researches in Electricity）和《磁学》（Magnetism）。法拉第凭着自己的才智和努力，从一个伦敦穷孩子，很快跻身于著名科学家之列。他使爱迪生清楚地看到，只要不懈地奋斗和进取，自己就能同样出类拔萃。

整个11月，爱迪生都在研读关于煤气灯的文献和书籍，以武装自己来挑战这一当时的照明系统。自1840年以来，1/4居住在大中城市的美国人，都在使用煤气灯。在其他大部分农村边远地区，人们仍使用蜡烛、鲸油或煤油照明。只有在相对大些的城市里，铺设地下管路后，传送从煤里提炼的煤气才经济合算。因为这样一来不仅照亮了道路，而且同时受益的还有沿途商店、剧院、工厂和住宅。它就像水管一样，只不过传送的是气体，以立方米计算。但是，每个煤气灯都必须单独点燃、熄灭，还得清洁灯罩。而且煤气灯的灯光不稳定，燃烧过程中会产生微量的氨和硫，还有二氧化碳。时间长了，这些有害物质不仅明显地熏黑了灯罩，也损害了室内的环境。如果房间狭小、人多拥挤，空气很快就会变得混浊缺氧。而电灯绝没有这些弊病。

爱迪生的孤傲自信和非凡的成就，赢得了无数普通人的崇拜和尊敬，也激怒了科学界和发明界的对手们，尤其是那些来自院校的学者们。当媒体喋喋不休、众口一词地赞颂着爱迪生发明的电灯泡时，这些学者们却不屑一顾，根本不相信。英国教授西尔维纳斯·汤普森（Silvanus Thompson）在他的讲座上就轻蔑地说：“最近，我们都听说了很多关于爱迪生先生的电灯发明报道。我不知道，他到底怎么发明了这个东西。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那就是任何依赖于白炽灯的系统都会失败。”另一位著名的英国电学家约翰·斯普拉格（John T.Sprague）也宣称：“没有任何人，包括爱迪生先生，能超越自然规律。如果他说电线不仅带来光明，同时也能带来动力和热，那就像乱夸海口而根本实现不了的谎话一样。用电来做饭简直是荒谬、不可思议的。”紧跟着，英国的电气工程师威廉·普利斯（William Preece）嘲笑说：“将电分流绝对是虚幻的梦想。”他用拉丁语词“鬼火”来形容电，带有明显的侮辱。

但爱迪生迅速在世界闻名，美国和英国的煤气股票价格一路下跌。英国国会不得不向投资者做出保证，组织一个委员会重新评价爱迪生的发明。结论是：爱迪生的不合规范的梦想“对美国人来说是件大好事”，但对“实用的和学院派的人们来说就不足挂齿了”。

让我们再回到门罗公园，这里仍然是世外桃源，只有宾州的来往火车偶尔打扰一下这田园的寂静。爱迪生正开始做一件比他预想的难得多的事情。他为了实现普罗米修斯般为人类创造光明的梦想，在实验室里夜以继日地工作，在电池和瓶子中间寻找理想的、持续时间长的灯丝，还有合适的灯罩玻璃及玻璃罩里面的准确气压。因为他不光是在发明一个灯泡，他需要解决的是适合整个电力网线路的灯泡群，而且他必须从经济的角度考虑这个发明的意义。

和一般对电的常识相反，他得出的结论是：要减少输电用铜线的昂贵成本，只能用细铜线来传送低电流，最终可以解决电网的成本问题。根据欧姆定律—1827年一个德国物理学家首先用公式表示：流过一个导体的电流量的大小（安培）等于电场力（即电压或伏特）除以电阻，爱迪生计算，如果为了节约，用细铜线传送一个（1或2安培）的低电流，他就必须研制一个高电阻的电灯泡（200欧姆）对应一个低的工作电压（110伏特）。他在10月中旬给新闻界展示他研制的突破性的新白炽灯泡，灯丝是一段弯曲的细铂，置于橘型玻璃罩中，顶部有一个脖状的细灯口，可惜它的寿命只有一个多小时。

事实是，爱迪生一直在寻找结实的灯丝材料。他慢慢地对铂感到失望，它承热度虽然高，但太脆弱，并且燃烧时间太短，所以他决定放弃，改选其他更好的材料。也就是在他意识到材料的结实程度是问题的关键时，他发现灯泡内的真空度越高，灯丝燃烧得就越长越亮。于是他不得不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来研究真空气筒。直到1879年2月，爱迪生都一直在潜心研究完美耐用的材料和理想的真空。本来他想用威廉·华莱士的直流发电机来带动电灯，但是他决定，为了减少铜的费用，他需要低压电流经过电线和高电阻的灯丝，所以必须有更多的大功率发电机，产生足够的马力，以点亮那些数以千计的曼哈顿阴暗办公室和豪宅里柔和的白炽灯。按照他一贯办事有条理的方式，爱迪生订了当时最好的发电机，以改进他的工作。他力图找出正确的答案：转子是怎么缠绕的，最重要的磁体的尺寸和形状。

格罗夫纳·劳里一再要求爱迪生同意自己的建议，陪同华尔街的投资者们参观门罗公园，亲眼看看研究实验进展到什么程度。毕竟爱迪生已告诉新闻记者，他的研究正处于突破阶段，当然这些投资者也知道他已花掉了他们投资的很大一部分钱了。1月，爱迪生给朋友写信时说，“我很快花掉了许多钱，因为实验费用太高了。上星期光买铜条我就花了3 000美元，而要再买6倍的铜条才能照亮门罗公园1/2英里半径范围内的地方。”与此同时，谣言四起，说爱迪生已陷于困境。于是，在3月26日，一个阴冷的晚上，爱迪生请来所有的投资者。劳里陪同着这些金融界人士，成群结队地走下火车，来到一所新建筑里。爱迪生在豪华的办公室里会见了他们，并欢迎他们参观二楼的图书馆，在劳里的执意坚持下，这里置办了最高级的樱桃木家具。华尔街百万富翁们和重要贵宾怎么能待在陋室里呢！

爱迪生用半个小时的时间汇报了各方面的进展情况——灯丝、更好的真空、改进的直流发电机等。然后，他带着所有客人，顶着风来到了附近的实验室。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对爱迪生来说，在同样漆黑一团的实验室里，展示他的灯泡是再理想不过了。《纽约先驱报》记者这样报道说，12个白炽灯的亮度相当于18个煤气灯的亮度，“灯光清晰、明亮、稳定、非常柔和”。这样一来，金融界的巨头们相信了爱迪生的实验正处于进行之中，而《纽约先驱报》的记者及时地报道说，“结局比预想的好得多。”然而残酷的事实是，虽然爱迪生断言他改进过的灯泡即将面世，但是实际离这一步仍有一段距离，他还没有改进直流发电机。这一切只为了让人们看到，爱迪生正在接近他的理想——在曼哈顿建中心电站并把整个纽约照亮。他实在还有太多的工作要做。

1879年4月底，门罗公园传来了让人欣喜的消息，他们终于研制出了一台巨大发电机，并给它起了一个绰号“长腿玛利安”。爱迪生的这台机器有3根立柱（“长腿”由此而来）。爱迪生的新创造，就是将这台机器的电枢置于超强的磁极中间。按照法拉第的磁力换能原理，它大大提高了发电效率，这绝对是个惊人的创举。他这样做使内部电阻比外部荷载小很多，而不是内外电阻相同的方式，打破了当时的惯例。那灯泡呢？尽管爱迪生在电阻和真空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但灯丝材料始终没有解决。那年的整个春天和夏天，门罗公园的人们都在不停地忙碌，实验了数不清的铂丝灯泡。8月，从德国来的年轻的吹玻璃工人路德维希·贝姆（Ludwig Boehm）加入了团队，偷偷地建造起自己的风箱和玻璃加工桌。他是一个时髦的小伙子，戴着金丝边眼镜，喜欢向人夸耀自己曾跟德国著名的仪器制造家海因里希·盖斯勒（Heinrich Geissler）学习过。有一段时间，当连续几个月的失败使门罗公园陷入消沉和悲哀的气氛之中时，贝姆动听的齐特琴声却在夜晚带给大家一份轻松和愉悦。

秋高气爽，实验室外高大的桉树开始落叶。爱迪生和颇具天赋、心灵手巧的实验助手查尔斯·巴彻勒开始做炭丝实验，最开始将炭丝拉成细条，卷起来，小心地碳化处理。做这些实验时，合作者弗朗西斯·杰尔（Francis Jehl）负责实验过程的电池供应。杰尔还得花10小时之久的时间，用自制的抽气机尽量抽空灯泡里的空气。巴彻勒在10月22日的门罗实验室日志上，这样详细地记录着，“我们用棉线做的炭丝做了非常有趣的实验。”一根普通棉线经过特殊炭炉的熏烤后，被小心翼翼地置于灯丝口上，再放入贝姆人工吹制的梨形灯泡里，封好后，杰尔慢慢地把灯泡里的空气抽空。当他们把这灯泡通上电并打开之后，显示的电阻是100欧姆。这个棉线制的灯丝持续了两三个小时后才熄灭，大大超越了铂制的灯丝。巴彻勒再接再厉，又继续实验了11种不同的材料：“涂上焦煤烟的线”“软纸”“6股拧在一起的细棉线”“在沥青中浸过的棉花”，等等。

凌晨，爱迪生、巴彻勒和杰尔一道，开始了对第9根灯丝的实验。他们将一根碳化过的普通棉线弯成马蹄形，放进抽空空气的玻璃灯泡中。他们通电之后，这个白炽灯泡照亮了黑暗中的实验室，架子上的瓶子都反射着微光。又经过多次调试，灯泡越来越亮，一直亮了个通宵。当清晨来临时，这只灯泡还在亮着，午饭时间又过了，它还在亮着，直到下午4点，灯泡破裂，灯光熄灭了。它整整工作了14个半小时！于是，弗朗西斯·厄普顿（Francis Upton），这位有着一对深邃眼睛、受过数学和物理学高等教育的爱迪生助手，开始计算这成功了的灯泡的各种数值。11月4日，爱迪生申请了这一灯泡的专利权，他的声誉一下子又抬高了。一根马蹄形的碳化棉线——做成灯丝——被放进梨形玻璃灯罩——抽空空气：这就是他的白炽灯。

爱迪生坐下来，叼着雪茄烟，在铜绿色的显微镜前开始系统研究其他数百种可做灯丝的纤维材料。他把他认为可行的材料挑出来，交给巴彻勒。巴彻勒则对这些不同的材料，中国和意大利的生丝、马鬃、柚木、云杉、黄杨木、软木塞、赛璐珞、羊皮纸、新西兰亚麻等等，有条不紊地逐个进行分析研究。但最让人难忘和有趣的实验材料却来自他的两个同事，瑞士技师约翰·克鲁齐和来自密执安的苏格兰人雷克斯·杰尔（Recalls Jehl），他们都长着“浓密的胡须”。他们主动贡献了很多胡须做实验，大家围绕谁的胡子更有竞争力而争执不下。用碳化过的克鲁齐的胡子做的灯丝先熄灭了，他成了纤维大战的失败者，不过，他开玩笑地抱怨电压不稳。最后，碳化卡纸被证明是最好的灯丝材料，甚至比碳化棉还好。于是他们开始生产。

11月到12月间，门罗公园的工作节奏加快了，因为他们将于年底向公众正式展示实验成果。他们已有了灯泡，有了“长腿玛利安”，他们还买了用来发电的蒸汽机。有了这些大部件后，爱迪生又开始着手研发其他配套部件，如开关、保险丝、分线器、调节器及固定装置等。西方联合公司同意派人来帮助铺设电线，当然一贯靠得住的劳里也被及时通知了（爱迪生当电报员时，总是嗒嗒地发电报到劳里的办公室去）。胜利在即，爱迪生加快步伐，准备公众电气展览，用实物来反击在学术上和他唱反调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必须让华尔街老板们为下一阶段创建纽约电站样板继续投资。纽约报刊界纷纷出现谣言，但那些乘宾州铁路火车的乘客每天晚上经过门罗公园时，都看到大厦里闪烁着明亮的灯光，事实说明了一切。那年的12月，爱迪生的同事弗朗西斯·厄普顿在给父亲的信中喜气洋洋地写道：“电灯是足够用的。门罗公园的房子里有6个灯头，上个星期灯光帮助我好好招待了来自纽约的朋友。展览也是成功的。只有爱迪生家和我家是一直有灯的。灯光带给人类的欢乐将远远超过人们对它的期望。”

一贯不拒绝采访的爱迪生，这时将所有的记者拒之门外。只有他最喜欢的马歇尔·福克斯（Marshall Fox）办的《纽约先驱报》是个例外，他认为这是一份重要并有影响力的报纸。他请来了福克斯，但条件是如果福克斯想要发表他的消息，必须与厄普顿共同编辑，并且他本人必须先审阅。但福克斯还是按照新闻惯例，尽快地发表了门罗公园的报道。于是，1879年12月21日，星期日，《纽约先驱报》的读者们一打开当天的报纸，就看到一条整版的消息，题目是：爱迪生之灯——伟大发明家在电力照明方面取得的胜利——仅一张纸片——就光芒四射，不用煤气，不出火焰，价格比油低廉——棉线的成功。福克斯还写道：“真令人不可思议，一张一口气可吹飞的小纸片，就可以造出电灯！这张小纸片还可导电，由此产生了带来光明的电灯，它们如此美丽温馨，就像意大利之秋的醉人黄昏……当然，发明家宣称，这一切的成本都比用最便宜的油还低。”

爱迪生的资助者却小心谨慎。还在福克斯撰写他的文章之时，摩根的合伙人埃金顿·法布里就来到了门罗公园考察。他看到爱迪生和厄普顿的木屋“都被灯光照亮”，实验室也一样，但他仍对一贯过分乐观、有时言过其实的爱迪生心存戒备。直到纽约各大报纸布满了关于电灯的报道，新年前夜电灯展示在即，法布里才于12月26日致信爱迪生，“出于明智和商业的需要，在对公众发出邀请之前，我建议你应把无论室内还是室外的全套照明设备，先日日夜夜地试运行一个星期……任何意外带来的破坏，对你这样的科学家都是不可挽回的。”

事实上，《纽约先驱报》的报道已广泛传播了信息。接下来的几天，从早到晚，络绎不绝的观光者或搭乘宾夕法尼亚铁路设置的专线，或搭乘各种各样的车辆，熙熙攘攘地赶来。当时正值严冬，新泽西乡村白雪皑皑。在12月31日新年前夜，这天也是1970年的最后一天，实验室正式对公众开放，大约有3 000多人冒着风雪严寒，涌进了门罗公园，只为一睹神灯的光彩。

虽然法布里忧心忡忡，生怕第一次展示会出现让爱迪生丢面子的事，但这次展览毫无疑问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位《纽约先驱报》的记者激动地报道，“实验室被25只灯泡照得通明，办公室和会计室里有8只，另外20余只照亮了街道、仓库和连接的房屋。爱迪生和他的助手们详尽地给客人解释问题，并做着各种电的实验……许多人以为爱迪生是一位穿着讲究、傲气的先生，但此刻惊讶地发现，他朴素和蔼，用着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大家解释着他的伟大发明。”在实验室里，那些身穿晚礼服的绅士们、穿着华丽长裙的太太们和乡下来的孩子们，都前拥后挤、目瞪口呆地注视着那藏在梨形玻璃灯泡里发出的迷人光芒。

这次成功的展示，使纽约的投资商们对新的电灯发展充满信心，同意支付给爱迪生57 568美元，作为下一阶段的费用。这时候，爱迪生必须想办法，把门罗公园临时配备的、让几周来众多参观者震惊的系统，真正形成有商业价值的、实用的电力网，满足繁华的纽约市的用电需求，同时在价格上要比油价低。爱迪生计划先在他实验室旁边一块还封冻的土地上，建一座微型电力网站进行实验，从中心电站发电，然后通过预埋在城市地铁下面、街道地面下的绝缘铜线传输电力。一旦绝缘电线连接到一座建筑物，它们就将和已有的煤气管道连通，继而再连接到煤气灯线路，这样只需更换电灯泡即可。

新年前的热闹一过，如何完成下一年初的艰巨任务，就严峻地摆在了门罗公园面前，因为任何一个小的元件都亟待改进。因此，爱迪生加强了实验室的人手，发展成为有60人的队伍。

爱迪生的助手保罗·以色列曾提到，当爱迪生建立门罗公园实验室时，它是“美国最大的私人实验室，而且最大限度地用于发明创造”。爱迪生融资有术——先是和西方联合公司签署合同，之后又是华尔街大亨给的电灯款——使他的财源优势远远超过了竞争对手。以色列说，爱迪生实际是一个既保守又坦率的发明家，总是和两三个助手及几个做实验的技师共同奋斗……1880年初，当他从过去的单纯个体研究发展到商业系统的研究……爱迪生开始变得更像一个研发领导。而作为一个带头人，他明白必须依赖财团资金的支持，单枪匹马是干不成大事的。爱迪生的任务已不再是单纯地发明一个电灯泡了，他挑战的是一种新的合作关系——财团资金和科学发展的结合。

爱迪生第一阶段的成功，虽然由碳化卡纸丝做成的灯泡带来了光明，让男女老少惊叹不已，但他清楚地知道这阶段的成品还经不住时间的考验。灯泡有效寿命最多300小时左右，比最初已大大前进了一步，但远远不够实用的要求。更有甚者，另一个电灯发明家威廉·索耶（William Sawyer）在看到爱迪生申请了碳化灯的专利后，立刻对此发明专利提出起诉，说自己在此之前已经申请过该项专利。爱迪生必须尽快研制出更好的灯泡来。据说爱迪生这样反应：“我相信全能的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找到一种原料！开始行动吧。纸是人造的，不适合当灯丝。”又一次重新开始，他的助手巴彻勒坐到了实验室的桌子前，日复一日，仔细实验各种不同类型的纤维天然物。几个月过去了，毫无突破。

1880年4月21日，铺设电“地铁”开始了。美丽的新泽西乡下，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工人们开始挖掘一条条窄长的沟，这些沟从直流发电站以扇面形状铺开，顺着门罗公园的几条泥泞的街道，通往周围的地里。为了下一次对公众的展示，爱迪生计划将门罗公园沿途近8英里的路用400盏灯点亮（他解决了在弧光照明中电灯以串联方式排列所存在的问题——如果一个灯烧坏了就会破坏整个电路。他将电灯重新排列成梯级状的并联电路，这就意味着电可以沿着一个个梯级被送到环绕着的一个个照明灯泡，直到灯泡被关掉或烧坏）。

铺设地线用的绝缘铜线置于木制的细长导线盒内，盒外面涂上沥青保护层，防潮防霉，再将顶部盖上。一旦线路铺设于地下，导线盒就被封死，壕沟也被填上。每天工人们就这样不停地忙碌，直到熬过那炎热的5月，幸好6月凉爽了下来。到7月中旬，工人们完成了近5英里的线路。

弧光灯照明，串联电路

白炽灯照明，并联电路

这时，弗朗西斯·厄普顿开始检查所铺线路，结果发现“一些电路绝缘做得很差，很多已经损坏”。一位实验室新来的同事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些工作全由“毫无经验”的工人来干，“并且整个工程过程中始终没有检测质量，直到完成”。这会儿，所有的沟又被重新挖开，先解决绝缘问题。后来的几个月，新的绝缘重做了两次，线路也被填埋了两次。然后爱迪生的同事只能静等到第二年的夏天过后，看地面被雨浸透后的情况如何了。结果，情况不妙，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努力都失败了，绝缘还不成功。即使如此，爱迪生还是一点都不悲观，总是边走边叼着雪茄烟，穿着扣了一半扣子的马甲，解决完这个问题又忙下一个，和巴彻勒、厄普顿商量完，又马上通知律师劳里。他睡眠很少，每天只睡几小时，随时随地都能入睡。他的目标就是到圣诞节时向公众展示他的曼哈顿样板。

让爱迪生最头疼的是铜材料的价格太贵，占了他建中心电站预算的很大部分。正是铜的高昂价格，驱使爱迪生努力研发高电阻的灯泡。但即使这样，节省下来的资金还是有限，和煤气价格比起来绝对不占优势。在1880年的夏天，虽然“地下管线”被铺了一遍又一遍，爱迪生还是取得了一个意义深远的突破，他想出了“支线和干线”的分配系统——与地下线路铺设相似——这样新的并联电路就可以用于每座独立的大楼里。这一极为聪明的新方法能将铜线的成本降低到原本预算的1/8。

爱迪生的支线电网

与依靠一或两条非常粗的（也非常贵的）铜干线来向每座独立大楼输送电力的方法有着根本的不同，爱迪生建议使用电力网，通过中央电站直流发电机，用比铜干线细得多的铜支线来输送电流，这些支线与很多点燃了大串灯泡的小干线交汇，这样就减少了用铜量。这个高明又简单的方案既解决了费用问题也保持了电压。当他们在英国展示时，有人问来自格拉斯哥的著名物理学家威廉·汤姆逊（他在成功铺设大西洋海底电缆的工程中，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世上怎么没有其他的人想到这点呢？”汤姆逊答道：“我唯一可以说的就是，世上只有一个爱迪生。”

爱迪生的支线电网

与此同时，寻找理想灯丝的努力有了一些突破。在那年奇热无比的春天里，整个实验室都忙于实验各种植物的韧性纤维，亚麻或是大麻的表皮。爱迪生则忙于在铁轨另一侧的旧仓库里建立灯泡生产工厂，因为到圣诞节时灯泡的需求量将是很大的。而且，不远的将来，整个曼哈顿的消费需求就更大了。根据爱迪生的传记，7月10日那天，当工人们紧张地工作时，爱迪生悠闲地坐在实验室里，拿着一把竹扇，扇风纳凉。他看了看扇子，砍下一条做灯丝实验，结果挺理想。于是，他寻找质量更好的竹子，进行碳化，不断地实验。直到那年的8月2日，实验室的原料都是竹子。爱迪生做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和充分的准备，绝不是因为炎热才使他开始了竹子的实验。

1880年后，爱迪生的发明实验室已经稳步发展成为了一个生产灯泡、发电机、导线和绝缘材料的工厂。任何一个用于新电力网的部件都经过设计、检测、再设计、再检测的过程。爱迪生说：“万事开头难，在实验制作发电机、灯和导体的过程中，我必须经历的上千个细节恐怕全世界都没有人听说过。”事实上，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面对如此高新的技术，何时能掌握它和将花费多大精力和财力。又到了9月，在门罗公园外，天空中聚集盘旋着成群的候鸟，准备飞往南方。第4次铺设线路开始了。此刻的绝缘层是先用几层薄纱，然后“涂上石蜡、焦油、亚麻油、沥青混合物”。这次的线路经受住了雨水的考验。

11月1日星期一，一个寒冷的晚上，门罗公园的路灯第一次被点亮了。爱迪生的中心电站里的“长腿玛利安”发电机在工作着，通过地下铺设的铜线将电力输送照明。不久，爱迪生和厄普顿房子的线路也和中心电站连通，这时沿着哈姆雷特的中心街已有数英里的灯被点亮了，街灯一直蜿蜒至金秋的田野。

第二天是选举日，当晚传出共和党的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Garfield）险胜当选的消息后，爱迪生为庆祝自己党派的胜利，点亮了临近铁路的整条街的街灯。当选新总统的加菲尔德，和爱迪生一样，出身贫寒，完全依靠个人奋斗。加菲尔德身材高大、英俊魁梧，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学者。他曾任俄亥俄州海勒姆大学的校长，南北战争爆发时，他是一名国会议员。他为联军迅速组建了一支突击队，在奇克莫加战斗中成了一名英雄。当他被俄亥俄州立法机关选为美国参议员后，加菲尔德在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的请求下辞去了军队职务。1880年时，加菲尔德是个有权力和威望的参议员，此刻他正准备进入世界舞台，其实爱迪生也有一样的心愿。他们都是想为自己日益强大的国家做出重要贡献。

尽管两年来爱迪生面对众多的冷嘲热讽，被抨击为自己的工作远远落后于宣布的时间进度，但他始终保持乐观镇静。1880年10月，他给欧洲商业合伙人西奥多·普斯卡斯（Theodore Puskas）写道——不管门罗公园的系统工程什么时候完工并正常运转——他都“确信美国爱迪生电灯公司会有一个电站建立起来，并且在1881年5月1日前开始给纽约曼哈顿南区供电”。

爱迪生的名望依旧，很多人仍争相求见这位伟人。美丽的法国艺术家萨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女士在美国纽约演出期间，表示非常想见“爱迪生先生”。爱迪生的投资人罗伯特·卡廷（Robert L.Cutting），决定陪伴这位迷人的女士参观门罗公园。他特地安排了火车专列，于晚上演出结束后开往门罗公园。12月5日深夜两点钟，当伯恩哈特从私人轿车上下来，立刻被沿街柔和的白炽灯光惊呆了。爱迪生，这位从不关心女人的男人（包括对他的夫人也一样），却被这位活泼可爱、穿着沙沙作响的拖地长裙的女人迷住了。他后来回忆道，“她喋喋不休地问着问题，跳上所有的机器，我只好派一人专门照顾她的长裙。她什么都想知道。她说法语，卡廷翻成英语。她总共待了一个半小时。”在舒适的图书馆里，爱迪生给她解释留声机的原理。她背诵了一段拉辛的诗，在听到自己被录下的声音时，她惊叹不已。当伟大的发明家在漆黑的凌晨，为她将几百个室外灯一开一关时，她快乐得晕倒了。当她不得不回纽约的时候，她用那举世闻名的声音喊着：“这太伟大，这太好啦！”

伯恩哈特不是那个月里爱迪生招待的唯一贵宾。离征服这座帝国城市的时刻越近，爱迪生越明显地预感到可能发生的延误。在他能在拥挤、喧闹、肮脏的曼哈顿建立一个完整的电力系统之前，一些政治问题必须先解决。他们知道挖掘曼哈顿的大街需要市政府的批准，但面对掌权的臭名昭著的坦慕尼协会（纽约市民主党组织），没人能预测会发生什么。一贯善于外交的劳里先生，立刻在门罗公园组织了一流的晚会，邀请了纽约市政府的权贵们，希望他们今后能给予快捷的帮助和友好的合作。德尔莫尼克饭店的精美晚餐，加上各种的香槟酒，不少记者蜂拥而至。《纽约时报》报道说，当“被邀请的一行人走下火车，来到了爱迪生家的所在地——一个并不热闹的地方，沿路几百只电灯发出温暖柔和的光芒，通往实验室和周围的地方”。爱迪生戴着一顶海豹皮帽子，恭候在办公砖楼前，“微笑地握着每个客人的手，透出一种清纯男孩的气质”。他简短地说了几句话后，就领着来客，冒着冬日的寒冷，在无数灯光的照射下来到了他的实验室。在那儿，他自豪地给大家介绍着新发明的竹灯丝的电灯泡。他宣称，这种灯泡寿命可达半年之久。然后他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展示了很多灯光排列组合。随着一个方向盘的转动，他关上了290个街灯。然后，转动一个把手，刚熄灭的290盏灯又大放光明。当时，人们知道煤气灯只能一个一个地被点着和熄灭，而此刻看到的情景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这个展示之后，劳里和爱迪生又陪着坦慕尼协会一行人回到了宏伟的砖楼，在爱迪生二楼的图书馆里就座。爱迪生开始解释为什么他的电灯一旦应用，就将连接东河、斯普鲁斯街、华尔街和拿骚街的51层大楼，而且为什么比煤气便宜。他借机炫耀了自己在电方面的250余项注册专利权的发明。之后，为了烘托气氛，他展示了著名的留声机。《纽约真理报》（New York Truth）记者注意到，“这时的市政府老爷们看起来又烦又饿。听了这么一大堆科学发明创造后，对他们来说，此刻没有比吃的东西更让他们提神了。”也许是一听又要回实验室，他们的心都沉下来了，可那里实际上放了一个大长桌，摆满了德尔莫尼克饭店的丰盛佳肴——火鸡、鸭子、鸡肉沙拉，还有火腿。佳肴伴着美酒，一股脑儿吞下肚，很快，这些官老爷们就吃饱喝足，高兴起来了。市里负责煤气的主管在给爱迪生祝酒时说：“煤气是危险的。对住饭店的人来说，很容易发生煤气中毒的情况。但是，睡前关灯根本没有危险。”

《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关于这次市政官员访问门罗公园的报道说：“现在共有6家不同的公司在向纽约市推销他们的电灯，这些公司是布拉什、马克西姆、爱迪生、贾巴洛赫科夫、索耶和富勒（格拉默专利）灯。”其中大部分是弧光灯公司，但是海勒姆·马克西姆（Hiram Maxim）大胆地拿到了爱迪生的白炽灯泡，并且已经走在了前面，将自己的白炽灯系统在商业储蓄公司保管库和阅读室里进行了展示。马克西姆系统已经建立并展示了两个月，如此针锋相对的竞争使得爱迪生的资助者不再镇定自若，他们想知道爱迪生为电灯都干了些什么。

就在市政官员成群结队地从门罗公园出来的那天晚上，布拉什电力公司在纽约首次登场了。下午5点25分，中心电站的发电机就开始了转动，点亮了17盏又新又大的电弧灯，照亮了百老汇，包括从联合广场到26街的德尔莫尼克餐馆快1英里的地方。《纽约晚邮报》形容这新的电弧灯“有着明亮、耀眼、蓝色的、月亮般的灯光”。当这电弧灯把纽约的寒冷冬日照得灯火辉煌时，那些追求时尚的逛街购物者们兴奋得欢呼鼓掌。一瞬间，平常在阴暗的煤气灯下依稀可见的马车、有轨电车、小公共汽车，都清晰地暴露在明亮的电弧灯下。一个记者被这新式电灯的“艺术效果”震惊了，“一对白马拉的华丽马车被灯光照亮，在黑暗背景的衬托下，简直就是一幅绝美的图画。那纯白大理石商店的轮廓，头顶上的电线，众多移动着的车辆……”

在市政官员们来访之前，劳里已组建了一个新的公司——爱迪生电灯照明公司（The Edison Electric Illuminating Company）——和爱迪生电灯公司几乎同样的领导班子：西方联合公司和摩根集团。这几个月来，爱迪生不断地告诉劳里和他的合伙人，他现在需要的已不是几千美元了，而是几百万美元，是能照亮整个曼哈顿的资金。可是华尔街的阔佬们不愿再为爱迪生的无底洞扔钱了，到哪儿找现成的、赚钱的电力照明系统呢？

几年以后，爱迪生这样解释道：“我们面临巨大的难关。我们得不到任何材料和物质的支持来进行研发，爱迪生电灯公司无法投入批量生产。被逼无奈，我决定自己开始批量生产。”爱迪生曾对一位纽约投资者说：“既然资金短缺，我只能自己集资弥补。在我们面前，要么开工厂，要么就是死亡。”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在说着玩，爱迪生在门罗公园外建立了生产电灯泡的工厂，到年底，这个工厂的日产量已是几百个了。这回，爱迪生亲自管理工厂的财务，他卖掉了电力股票，又四处借款。这崭新的和还未家喻户晓的电力科学以及它广阔的开拓前景，又一次为后人展示了摸索阶段的合作管理方式。

1881年2月，爱迪生和他的同事们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搬迁，搬到曼哈顿，加入到这个已十分喧闹的帝国城市。本地区导游书这样写道，“充满生机、熙熙攘攘、嘈杂忙乱，所有可看见、可听到的街道生活情景。各种不同类型的车辆开过石子路的街道，路人行走的速度快得争分夺秒，目光专注急切，人行道上拥挤不堪，根本没有肩挑手提的行人的过往空间。一句话，这里充分显示出纽约作为商业中心的重要特点，那就是它的人，充满生机活力、永不安定的纽约人。”到2月底时，爱迪生签署了租赁合同，他租下了第五大道65号，原先的主教宅第。这是一座漂亮的、四层楼高的褐色沙石建筑物，与第14街相邻，地处纽约最繁华的地段。

在这新的高耸醒目的爱迪生电力照明公司总部里，爱迪生迅速组装了一个蒸汽机和发电机。到4月中旬，他已经在高高的天花板上安装了无数盏吊灯和其他灯饰。每天晚上，灯火通明直到午夜过后，第五大街65号壮观无比、光芒四射，成了电的真实舞台。爱迪生每日工作到深夜，客厅后部是他的“作战中心”，一张满墙大的曼哈顿地图和通电灯的首选地区图。早在搬进纽约之前，爱迪生就详细检查过了他预期的“第一区”中心电站的客户，而且决定为1 500个曾用煤气的客户提供电流。所有这些都标明在地图上，还有计划建造的地铁线、电闸开关等等。爱迪生现在的角色是商人了，他脱下了旧法兰绒外套，换上了结实的艾伯特王子牌的礼服大衣。他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我们现在已冲进世界。我始终记得10年前——当我刚从波士顿来——我只能整夜地走在街头，因为没有住的地方。现在想想看！我在第五大道有了整栋房子！”

爱迪生当然喜欢提起这个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式的故事。自己当年闯纽约时是个不名一文的穷小子，但才智过人，又具有无线技术和机械方面的天赋。据他说，他很快就在黄金情报公司找到一份普通电工的工作，这家公司通过自动收发报机给华尔街提供快速变化的黄金交易情报。有一天，发报机突然发生停机事故，办公室里一片混乱，爱迪生检查了机器，发现问题出在一个弹簧断裂上。在众人束手无策时，他却动手修理，使机器迅速重新运转，所以他立刻被提升为技师。这也是他后来从事电报机改进和成为发明家的起点。实际上，保罗·以色列认为，尽管爱迪生起步时没有太多优势，但他刚到纽约曼哈顿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关系和一个——并不是低级的工程师的工作了，所以钱的问题很好解决。

这回迁到纽约，爱迪生带来了许多门罗公园的同事，每个人都被委以新重任。在2月中旬，爱迪生信任的瑞士技师约翰·克鲁齐，在华盛顿大街65号建立了爱迪生电子管公司。克鲁齐担负着最艰巨的任务——生产和安装（有时在曼哈顿最繁忙、最污秽通道的地下）近14英里的地下配电线路。他带领一队瑞士工人，将和城市中的许多流浪者、成群地拉着小木车的捡垃圾的人共同在街上度过黑夜。克鲁齐在门罗公园的长期工作助手查尔斯·迪安（Charles Dean），被任命负责爱迪生的机械厂。这个厂坐落在戈尔大街104号一座旧铁工厂里，离东河船坞码头不远，在又挤又吵的东岸。就在这脏乱的环境里，将生产出爱迪生的动力装置——发电机。在门罗公园也一样，科学家弗朗西斯·厄普顿管理着爱迪生的灯泡工厂，那时已每天批量生产一千余个灯泡。这3个企业全由爱迪生和他的亲信们管理和运作。

当爱迪生在曼哈顿落脚后，他的主要助手查尔斯·巴彻勒被派遣出国，到巴黎去开拓爱迪生欧洲分公司。爱迪生的商务经理爱德华·约翰逊飞到英国，去推销爱迪生的灯以打入英国市场。两人都在做着建立爱迪生电力帝国的基础建设。爱迪生作为生意人已名声大振，他以前的多项发明已占据了不少欧洲市场。他有专利并一直保持着业务联系，现在巴彻勒和约翰逊致力于建立老板最大的企业——中心电站，为个体企业和建筑供电。爱迪生欧洲电灯公司已于1880年1月建立了。所以，即使爱迪生远在纽约，巴彻勒仍始终如一地，为爱迪生的重要系统能顺利地在那年夏天巴黎国际电子展览上展出，而努力工作着。另一边，约翰逊则开始建一座中心电站，以给霍尔邦高架桥周围地区供电。

回头看纽约华尔街，爱迪生的投资者又开始反复争论：是否有必要如此耗资把电线埋于地下？而这正是爱迪生从一开始坚持的。到了19世纪80年代，任何人在美国的商业城市里，看到的都是杂乱无章的、挂在木电线杆上的电线。这些电线或是横在街道上方飞来飞去，或是挂在屋檐窗外，看起来像只乱爬的大蜘蛛。现在越来越多的、迅速发展的工业在他们的工业活动中依赖电（当时很多还是靠电池）——电报、电话、股票行情自动收录机、火警和匪警报警器，还有许多小工厂。无论哪个城市，无数公司都在竞争着提供各种不同类型的服务，一旦找到了客户，他们立刻架起几百米高的电线杆。工厂可以搬迁，但电线却留下了。它们变质、磨损、老化，互相缠绕在一起，还会短路。但好在初期的电力都是用大电池产生的低伏特的直流电，这些电线会产生电击，但不会电死倒霉的过路人。

但这所有的一切，都随着19世纪80年代的新式户外电弧灯而改变了。这些灯需要高压电——高达3 500伏——因此它们的户外电线就是一种潜在的危险物。1880年底，布拉什公司在14街和34街之间的百老汇竖起了第一批灯。那些耀眼的蓝白色灯光，使百老汇迅速被赋予绰号为“白色大道”。纽约市立刻和布拉什公司签订了合同，要把百老汇和其他几个广场照得更亮。饭店、剧院，还有其他公共场所都安装了电弧灯。布拉什公司建立了3个中心电站，输送强大电流——通常是2 000到3 000伏特通过那些和原有低压线捆绑在一起的电线输送。爱迪生可不愿意做这样自找麻烦的蠢事，他坚持宣称，爱迪生系统就是不怕麻烦，铺设地下线路是安全和可靠的。新的爱迪生系统用的是低伏直流电，在发电机半公里的范围内，它既高效又经济。超出这个范围，铜线成本就太高了，而且电能也太浪费了。爱迪生很为自己的低伏系统自豪，他也坚信，埋线付出的努力将使公众和他的客户产生更大程度的安全感。

1881年4月底，爱迪生电力照明公司得到了市政府的批准铺设地下线路。截至那时，他们公司已经给第一区的大约50家住户和办公楼铺设了线路，而且通知他们秋天可以送电，在阴暗的冬天来临之前一定让他们使用上明亮的电灯。在市政府批准的同时，还有一份让人深深忧虑的通知书：5个城市的视察员将监察整个进程，爱迪生得付每人每星期25美元。爱迪生估计，他们制造所有这些麻烦主要是为了受贿。实际上，这些官老爷们是懒于工作的，他们只在每周六下午出现，收取那25美元。克鲁齐带着他的兄弟们总是在夜里工作，快速地挖开地面。与他们同时在夜晚工作的还有城市清洁工人，他们得清理走二三百万磅的马粪。克鲁齐很快意识到，挖地两米实在是太费时了，而且难度也很大。最倒霉的是，铜线和铁管的供应商停止了供货（后来用原来的木盒代替了）。6月就这样慢慢地过去了，10天里有9天在下雨。之后，7月2日，上夜班铺设线路的工人们听到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总统加菲尔德在巴尔的摩等火车去新泽西海边时，被一个无业的亡命歹徒从背后开了两枪。总统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被小心翼翼地送回了白宫。整个美国都在祈祷，希望加菲尔德总统能平安无事。

与此同时，爱迪生在搜索着第一区里最穷的街道，他需要一座又便宜又宽敞的建筑物来安放他系统的心脏和灵魂——中心发电机组。最终爱迪生以65 000美元的价格买下了珍珠街255至257号。正是从这个肮脏不堪的地方，爱迪生的电向各方向直径半英里的范围内传输出去，为华尔街的重要商业区和许多报纸媒体所在地带去光明。爱迪生后来这样说道：“珍珠街电站是我接手过的最庞大、最需负责任的事情了。它很大，有着许多细节……我们所有的机械设备、工具、部件全是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我们的人都是新手，没有中心电站的知识。为纽约街道开灯合闸、输送电流的那一瞬间将发生什么，谁也不敢预见。”爱迪生的发电机——动力来自烧煤的蒸汽机——它产生的先是交流电，然后经过整流器和电刷进行集流转变成直流电。伴随这些早期发电机的常见问题是，整流器和电刷不断接触摩擦，意味着需要定期更换。这种发电方式每一步骤都会出现许多必须解决的技术问题。一次又一次，开始送电的日期不得不被推迟。

夏天过去了，加菲尔德总统一息尚存，那颗子弹打进了他的脊柱侧面。从一开始，《纽约每日先驱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就报道说，总统的医生告诉记者“总统只有1%的机会活下来。‘而他会利用这百分之一的机会’。所有临死的人都会抓住任何微小的机会。他始终没有丧失勇气……79个日夜里他和死亡做着极度痛苦的斗争。”9月6日，总统被移至新泽西的埃尔布朗，是他在遭枪击前要去的地方。到9月19日的夜晚，当教堂的钟声敲响了庄重悲凉的哀悼曲时，纽约人知道加菲尔德总统逝世了。副总统切斯特·阿瑟（Chester A.Arthur）在他的曼哈顿别墅匆匆宣布就任总统。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英国女士艾萨·哈迪（Iza Hardy）写道，“举国上下，一片哀痛，人们要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总统死了。’”之后全国举哀一周。“从上到下，无论是第5大道还是贫民窟，致哀的挽联比比皆是……不同尺寸、不同材料、带着黑纱的星条旗在无数的窗户外面悬挂出来，沿街到处可见纸旗和庄严的旗帜。”行刺加菲尔德的凶手查尔斯·吉托，于10月14日被传讯。一个月后审判开始，直到年底，审判还在拖延。根据《纽约先驱报》报道，这“纯属一场愚蠢的表演”，因为吉托声称自己精神错乱，应判无罪，“整个审判被他的肆意辱骂和恶毒攻击搅得乱七八糟”。报纸编辑气愤地说这是对“整个国家的侮辱”，竟允许“一个没有骨气的人当法官”。

爱迪生还在兢兢业业地干着自己的事业，他在努力奋斗，使所有用于中心电站的部件备齐待用。《纽约时报》已变得不太友好。1881年12月2日，该报在一版上登了8篇文章，说“爱迪生的公司虽然铺设了很多线路，但到目前为止，就给市中心送电计划而言，还没有看到他们真正做出了什么”。严冬、积雪、冰冻的地面，这一切使挖掘铺设工作停了下来。数月已过，成效甚微。一篇《纽约时报》刊登的，题目为“爱迪生黑暗的信号灯”的文章这样写道：“拿骚街、华尔街、南街和斯普鲁斯街的商人和居民都开始抱怨，因为看不出任何迹象，如爱迪生电灯公司保证的那样——于11月前给他们通电。”一个爱迪生公司职员承认，迄今为止只有一半的线路铺设完毕，一部分原因是铁和铜材料的供应商经常供货不及时，另一部分原因是地面冻结无法施工。当春回大地时，他们加快了施工的进度。面对不断加压的完工期限要求，爱迪生的发言人答道，“如果我们能说什么的话，我们将竭尽全力，尽快铺设完线路。一旦线路完毕，我们就能保证立刻通电。”当然，也就是在这个月里，皮尔庞特·摩根在麦迪逊大街的意大利式的豪宅，首次灯火通明，他很满意爱迪生的工作。当然，爱迪生用的是一个独立的电厂，不属于中心电站。因为摩根的住所地处北部，离中心电站太远。6月30日，卑鄙的行刺者吉托被绞死。到1882年8月底，在夏日的热浪中，克鲁齐带着他的人马，终于完成了铺设14英里线路的全部任务。

爱迪生电力照明公司开始悄悄地检测整个系统。虽然没有任何正式声明，但爱迪生开始启动他的发电机和配电器，和不同客户取得联系，并实验电灯照明。爱迪生真的不愿再开吹牛皮的玩笑了。4年来他从没有像做这个项目一样卖力，当然可以理解，他的紧张来自他对自己能否信守承诺的怀疑。当时爱迪生35岁了，虽然他看起来仍很年轻，但一头浓密的棕发已于几年前就开始变白，尤其是自从他潇洒地宣称——用他的铂丝灯泡和华莱士的发电机来点亮曼哈顿——之后。纽约新闻界还是发现了爱迪生在实验他的电力网，当马车经过拿骚街时，“突然间来了一下电，跳跃了一下之后就很快消失了”。最开始，爱迪生一班人不能相信他们的系统是可以信赖的。因为一家蒸汽热力公司在挖管道时曾碰断了他们的铁管、截断了线路。这些小的电力灾难很让人讨厌，爱迪生知道，当电流从珍珠街传送出来时，谁都说不准会发生什么。他们当然不希望经常为那些疏忽大意而受到惊吓。

1882年9月4日，在一个温暖宜人的日子里，爱迪生穿着礼服大衣、戴着白色的圆顶礼帽，花了一天的时间，反复仔细检查了珍珠街系统运作的方方面面。就在他要起身去华尔街，正式宣布爱迪生电灯公司的服务前，这位伟大的发明家和他在珍珠街的同事约翰·利布（John Lieb）校对了各自的手表。

在盼望已久的壮举即将发生之前，爱迪生和爱德华·约翰逊、约翰·克鲁齐，还有其他几个同事，一起步入了摩根的办公室。皮尔庞特·摩根和其他许多董事会成员都聚集在摩根公司德雷克塞尔的办公室里。4年的艰辛、重重的困难、50万美元的花销，才盼到今天这一关键时刻。爱迪生很长时间里都在怀疑者的阴影下工作，在场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清楚，可能会有多少微小的差错在珍珠街或地下电路发生，而这将会使他们公司的首场“战役”败北。为了打破这显而易见的紧张气氛，约翰逊和爱迪生开着玩笑：“不亮就输100美元！”

“好吧，打赌！”爱迪生回答说。他看了下手表，下午3点整，胜负一瞬间就能见分晓。在珍珠街那边，约翰·利布踮着脚尖，推动了主电闸。几座楼距离外的摩根办公室里，爱迪生合上了靠近他的开关。

“灯亮了！”董事们惊呼道。这才是最杰出的证明。在他们四周有近100盏灯，还有旁边的办公室里的300多个白炽灯泡，一起发着柔和的光芒，体现出超越煤气灯的显而易见的优越性。还没有等到夜幕降临，那天也通了爱迪生电灯的《纽约时报》报道说，“灯光柔和稳定……灯泡产生一些热量，但是比煤气灯的要少……灯的光线柔和舒适、一点不刺眼睛……没有使人头痛的摇曳不定的亮光……和煤气灯相比，爱迪生的电灯得到了所有的赞成票。”接下来的几个月，另外2 000多盏灯安装在其他的大楼里。所以，爱迪生电灯公司的第一批客户包括有影响力的德雷克塞尔财团、摩根公司、帕克银行，还有《纽约时报》，就不是偶然的了。

当然可以想象，爱迪生为自己成功地建立了第一个真正的发电照明网有多么自豪。那天他对一位《纽约太阳报》记者说：“我说到做到了。”他确实把白炽灯光带给了纽约市。但他认为，这只是纽约的起点，他已经做好了继续开拓的准备。在他的眼里，这位伟大的发明家看到的是更多的成功和更辉煌的未来。用爱迪生的话说，作为一个发明家，就是有绝对的自由加上绝对的天赋。他这样解释道，“我的一个愿望就是，不用考虑资金的问题……我不稀罕富人的玩具，我不需要马和游艇，我根本无暇一顾。我只需要一个装备齐全的车间。”当然只有那些目光敏锐、了解电能潜力和有远见的资本家才会放眼将来，如果电力取代煤气的话，仅在美国就有4亿美元的收益。爱迪生的电灯将跨越世界，他和他的银行家们将变得更加著名和富裕。珍珠街仅仅是伟大的、光芒四射的光电帝国迈出的第一步。

1882年4月，一个来自塞尔维亚的26岁的年轻工程师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从一辆停在东1站的火车上下来，随后就融入了繁华的巴黎。这个充满幻想的浪漫年轻人立刻被19世纪末富丽堂皇的巴黎迷住了。在特斯拉初到巴黎的几天里，他信步在宽阔、奢华的林荫大道上，道路两旁时髦的咖啡店笼罩在满树香花开放的栗树下。他非常喜欢那美丽的城市公园，它有着水花飞溅的喷泉和呈几何图案的斜草坪。他悄悄地探视了那古老可爱的、掩藏在居民区里的小教堂和沿街那充满浓浓鱼香和奶酪味的市场。他闲荡在塞纳河边，欣赏着横跨河面的一座座小桥，流连忘返。

他还发现，夜晚的巴黎更迷人。沿着几公里长、点着煤气灯的大道，幽暗中无数小店和百货商场鳞次栉比。入夜以后，兴高采烈的人群像蠕动的蛾虫。巴黎剧院在那温和的春天夜晚，像个发着金光的希腊吐火女神，它的电灯光芒，照亮了太太小姐的珠宝首饰和先生老爷们的晚礼服，也仿佛照出了他们的财富和地位。此时城市里原有的煤气灯设施，正慢慢地被新型的电弧灯取代。这种混合的照明形式更使巴黎具有现代城市气息，一种让人喜爱的夜生活的气氛。“我永远忘不了这座美丽城市给我的震撼。”几十年后特斯拉这样说道。但是，特斯拉绝不是到这座传奇城市来闲逛的傻小子，他受聘于查尔斯·巴彻勒领导的爱迪生工业公司当见习工程师。巴彻勒是门罗公园的老将，现在被爱迪生委以重任，担任其欧洲跨国公司的工程师。

最初阶段对五光十色的巴黎的迷恋，迅速被艰巨繁忙的工作代替。对特斯拉而言，尽管他极富幻想，有很多怪癖，但是他只对一种东西感兴趣——电和所有与电有关系的东西。他在古老美丽的拉丁广场附近租了屋子，与许多学生和教授住在一起，并给自己定了严格的时间表。“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无论天气如何，从圣–马塞尔大道走到塞纳河上一个游泳馆，游27圈，然后走一个小时去伊夫里，我的工厂。在那儿七点半时，吃顿伐木者般的早餐，之后又开始盼着午餐，同时还得给工厂头儿——巴彻勒先生敲些干果吃。他是爱迪生的挚友和助手。”

对这个全部心思都在想揭开鲜为人知的、神秘无比的电的年轻人来说，到这儿来为扩大爱迪生的帝国服务真是太中意了。因为爱迪生是这个领域里最伟大的实干家，用实际行动向那些持怀疑论的科学家们显示：电是可以分流入户的。特斯拉的老板巴彻勒参与了创造白炽灯、开创电力照明新纪元的全过程。巴彻勒在纽瓦克多年，然后去了门罗公园，太清楚艰苦奋斗的含义了。他从到巴黎起就决心征服欧洲，使整个欧洲电气化。这绝对是个宏伟的目标，巴彻勒深感肩上的重任。在他给爱迪生的一个便函中这样写道，“我在这儿的工作可不是可以糊弄的事，每天都是灯啊、发电机啊、枝型吊灯、众多杂事等等。我实在承受不了更多。此外出于责任心，我还得做许多额外的事情，还需要花费那么多钱，我的脑袋已经比在纽约的时候大三倍了。”

年轻的特斯拉恰恰相反，他初出茅庐，在工厂里是个见习工程师。但也是一个迅速脱颖而出、让人刮目相看的高手，能处理最复杂的电力故障问题。特斯拉的英文不错，同时还能说其他很多种语言，特别是法语和德语。但是有些爱观察的同事认为，特斯拉虽是个聪明过人的工程师，也无疑是一个有怪癖的人。他对仪表十分挑剔，他的黑头发向后梳得很齐，胡须十分整洁。身材修长的特斯拉深受自己怪癖的折磨，他每天早上（默默地）数着去工厂的脚步数；认为任何如意的事都应能被3整除（所以每天游泳27圈）；吃喝之前，必须先计算立方体积；他对和人握手深恶痛绝，对“女人的耳环极度反感”，尤其是珍珠耳环。“我永远不会去碰别人的头发，除非在左轮手枪威逼下。”而且他看一眼桃子就会发烧。更神的是，特斯拉常常背诵塞尔维亚的长诗。

在喧嚣的伊夫里工厂，特斯拉这样的人已经使人感受到新兴现代工业的模式，正在取代往日的传统形式。他塞尔维亚家族的所有成员都是保守的，注定长大后要服务于宗教界或军队，这在他们那儿，地处衰落的土耳其帝国和已崩溃瓦解的欧洲君主国之间的小世界里，已是让人肃然起敬的职业了。特斯拉承认，“我刚一出生就已经被认定当牧师，这个想法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他的父亲是位著名的东正教教士。他很有发明头脑的母亲，设计和制作了许多家用物品和工具，她还是个纺织能手，许多线都是自己纺出来的。“即使在她花甲之年，她的手指还是那么灵活，能在一瞬间系3个结。”但特斯拉好像只对电感兴趣，他一辈子都忘不了3岁时发生在他和他的宠物猫麦卡之间，对他的人生产生决定影响的事。“那是一个黄昏，我就是特别想抚摸我的麦卡的后背。麦卡的后背一道亮光，而我手掌产生很多噼啪乱响的火花，声音很大，到处都能听到。”这是怎么回事？特斯拉跑去问爸爸。爸爸回答他，“这是电。就和打雷时你见到树的电击是一回事。”但妈妈警觉起来，“别再和那猫玩啦。它带电，会引起火灾的。”特斯拉开始抽象地思考着：那大自然也像一只大猫？如果是，那谁来抚摸它呢？结论是——那只有上帝了。很长时间他都在自己问着自己都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到底什么是电？

在中学时，特斯拉是数学和物理两门学科的神童，也更加深深地、不可抗拒地迷住了当时的新科学——电学。“对我来说，我无法形容当我看着物理老师展示那些神奇的物理现象时的感觉。每个印象都在我的脑海里引起共鸣。我想了解这种神奇力量的更多东西。我期待着实验和进一步研究。”他的老师们都被他如饥似渴的求知精神所感动，但犹豫不决始终是这个宗教家庭的弱点。直到少年的特斯拉被霍乱击倒，病得奄奄一息时，他焦急的父亲才终于同意让他去学习电学，将来当个电力工程师。于是，他唯一的儿子病愈之后，就如愿地开始了在奥地利格拉兹的学习。

1887年，他在格拉兹的第二年的一天，特斯拉走进他最喜欢的物理教室，看见教室地上放着一台迷人的机器，一件磁和铁的材料装配成的艺术品，据说是刚从巴黎运来的。它的特点是，一个巨大的、站立着的、由马蹄形薄片叠加而成的场磁铁，架在一个被导线紧紧缠绕的空心圆桶的上方和周围——即转子。这就是比利时人泽诺布·西奥费尔·格拉默新发明的发电机。它的问世震惊了整个西欧和美国。发电机在蒸汽机的带动下产生动力，点亮工厂和街道上明亮的电弧灯。同样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当这机器倒转时它可以用来当马达。这样一来，如果机器能被电带动，这新动力的深远意义将是巨大的。

当他全神贯注地观看着他的老师演示这台由两种早已熟知的材料——磁和铁——混合造成的机器时，特斯拉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台出众的机器会改变他的生活轨迹。特斯拉注意到，当格拉默机器作为马达转起来，它的整流器电刷（即铜的整流器片，它随着转子旋转并使发生的电流只按一个方向流动）即“开始出现火花，而我观察到不用这些东西也一样可以转动马达。但是我的老师宣称这做不到，因此他为了我还专门就这一题目做了一个讲座。最后，他下结论说，‘特斯拉先生可能会做成大事，但他绝不会在这件事上成功。就像把一种固定牵拉力量，例如地球引力，转变为旋转力，这是虚幻的永动定义，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被当众训斥一顿固然十分难堪，但特斯拉仍在不断地琢磨着那毫无意义的带火花的整流器。事实上，这也正是新制造出来的电马达的弱点。为了获得未经处理的交流电，并把它以一个适当的直流电方式送回到发动机，这些与整流器相摩擦的网状电刷是必不可少的。

同时，因为明显的原因——每当马达转动，整流器电刷就受磨损，电机就闪火花——整流器的维修保养费用很高。于是，年轻的特斯拉每天冥思苦想，沉湎于电的思考之中，他的蓝灰色的眼睛闪闪发光，大脑不停地转动，考虑着各种不同类型的、可以不用火花电刷的马达，一遍又一遍地研究着怎样才能使发电机和电动机结合起来。“这些理念对我来说是实在和可行的。”

1880年的秋天，当爱迪生正在门罗公园为第二次新年前夜的中心电站网展示做着准备工作时，大洋彼岸的特斯拉却因赌博被其所在的高中开除了，于是他开始了年轻人的游荡。他进入了波希米亚古老城市布拉格的一所大学，当时他24岁。他只在布拉格待了一年，由于父亲病故不得不找个工作。他搬到奥匈帝国繁荣的商业之都布达佩斯。在那儿他为一家新的电话公司工作，这家公司的头儿是费伦克·普斯卡斯（Ferenc Puskas），爱迪生的欧洲代表西奥多·普斯卡斯的兄弟。尽管在这些年中有着不断的麻烦和搬迁，可特斯拉一直惦记着怎么能设计出一个马达——它不用整流器和电刷就可以输送电流。

在电话公司工作期间，特斯拉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以至于到了极限，他的身体出了问题。“我可以听到离我3个房间距离的钟声，甚至报时。我可以听到一个苍蝇落在房间里的桌上，并发出巨大的声音。几公里外过路的马车使我浑身震颤。二三十公里外火车的鸣笛能让我坐的椅子剧烈震动，我简直无法忍受它带来的疼痛。”医生迷惑不解、无计可施，说不出什么治疗办法。纵然看起来整个世界都在天塌地陷，特斯拉还是慢慢地意识到，他的这种高度神经过敏，是来自于潜意识，因为自己一直在寻觅马达的设计。

一个名叫安东尼·西格帝（Anthony Szigety）的大学密友，这时候也搬到了布达佩斯，在一家新的电话公司工作。他建议当时虚弱不堪的特斯拉开始锻炼身体，以恢复健康。结果，随着锻炼和呼吸新鲜空气，特斯拉身体状况开始有所改变。在1882年2月的一个寒冷的下午，西格帝劝特斯拉去城市公园，因为阳光是那么明媚。特斯拉又按照往日习惯，开始背诵歌德的《浮士德》，感谢着宜人的天气。

热情消歇，一天的辛劳结束；

匆匆忙忙，新的生活领域开拓；

啊，没有羽翼能够使我飞离大地，

翱翔着去追寻，追寻着它的踪迹……

“当我正在喃喃地吟诵着那鼓舞人的诗句，一道闪电滑过我的脑海，一瞬间真理出现了，一切都明白了。”特斯拉张开双臂，像要飞向天空。被病魔折磨得十分消瘦的他，凝立不动了。西格帝开始担心他的朋友又受了一次打击，想努力将他拉到椅子上去。但是相反，特斯拉猛扑在地，抓住一根树枝，“让我给你在地上画出来……出现在我脑海里的形象是那样清晰，是金属和石头的实体，我只能说这这么多，‘看我的电动机，看我如何操作’。我激动得不知如何表达了。”几十年以后，当特斯拉和他的第一位传记撰写者，《纽约先驱论坛报》科学版编辑约翰·奥尼尔（John J.O’Neill）谈到这件事时，仍满怀激情地回忆起这一可称为像耶稣显灵般的电学突破。他，特斯拉，欣喜若狂地在地上向西格帝表述他的简单设计。“它难道不漂亮、不雄伟、不简洁吗？我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死而无憾了。但我必须活下去，我必须重返原来的工作岗位，造出这电动机来献给世界。从此以后人类不再是重体力劳动的奴役。我的机器将解放他们，全世界都将如此。”

特斯拉出身于有教养的家族，他成长周围有着许多农民和工人。他知道人类社会一直（现在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人在终日做着辛劳的苦工。如果一块地需要翻犁、播种、收获，人们就只能做累弯了腰的劳动来完成这艰辛的农田耕作，能帮他们的恐怕只有牛马牲畜了；如果要打一口井，人们只能一米一米地用铁锨挖掘；如果要放倒一棵大树，人们只能一点点用锯；如果需要用水，妇女儿童，则用桶肩挑手提；如果衣物脏了，人们只能用手来搓洗。

蒸汽机已给交通和生产带来了伟大的革命。它给新工厂提供动力，使纺织厂纺出卷纱，火车横跨大陆，使过去几个月的旅程缩短至几天。此刻，特斯拉仿佛预感到他的感应电动机也将同样在很多方面发挥作用，实现轻松的生活。

西格帝也是一个电力工程师。他渐渐领悟到，特斯拉令人意想不到地最终完成了困扰其5年的发电机设想。有了概念，特斯拉最终从饱受折磨的电之幻想中解脱出来。他认为不用整流器和电刷，只用神奇的旋转磁场同样可以发电。在布达佩斯公园里，特斯拉终于知道怎么设计一种发电机，它是依靠交流电这一波动的电周期性来工作的。交流电在沿着它们的导体前进时，快速地来回换向（与只能固定向前进的直流电相比），这其实已证明，在特斯拉众多的科学发明中它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在布达佩斯，特斯拉只知道自己发明了交流发电机。特斯拉和西格帝彻夜地为这卓越和全新的马达设计而欣喜若狂。奥尼尔这样解释道，“至今尝试制造交流发电机的每个人，都用的是一个回路，而特斯拉用的是两个回路，每一个回路传送的是一样频率的交流电，但是其中的电波脉冲却彼此不同步。这就相当于一个发动机又加上了一个辅助发动机——这些电流产生了一个旋转磁场——它通过空间传输，不需要导线，凭借的是力和能。”

简而言之，特斯拉计划这样布置他的电路：当第一个回路的电流变小时，第二个回路的电流就插进来，这就产生了一个无形的旋转磁场，也就是一个漂亮简单的交流电发动机，没有任何易磨损的部件，后来有人称之为“电轮”。无论如何，这些只是牢牢地印在特斯拉的脑子里——清晰到每一个细节，因为他是一个从来不用绘制蓝图、只靠自己大脑数据库的人。当然，那时除了特斯拉和西格帝以外，还没有人知晓他这一非凡创举的意义。如后来特斯拉发现的一样，也没有人——甚至他的电力同行们——在19世纪80年代时理解和欣赏他这一卓越的发明。因为毫不奇怪，当巨擘爱迪生在用中心电站和直流发电机征服世界的当时，又有谁去关注和电弧灯原理一样的交流感应发电机呢？爱迪生有足够的马达提供给他的客户生产用电，而特斯拉只是刚刚进入这一领域，他即将面临众多的风险和挫折。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充满幻想的特斯拉陷入了沉思。“一时间我彻底放弃了仅仅勾画出的机器图形……对我而言，我设想的东西在自己眼里成了一件实实在在、包括所有细节的物品……不到两个月，我从根本上改进了所有类型的发电机和它们的系统。”与此同时，费伦克·普斯卡斯卖掉了他的电话公司，回到了巴黎。特斯拉满脑子里转的都是发电机，也迅速跟着他回到了法国。普斯卡斯的兄弟西奥多同意将特斯拉介绍给查尔斯·巴彻勒——爱迪生的得力助手和欧洲支柱。西奥多·普斯卡斯成功地代理了爱迪生的电话和电报在欧洲的专利，所以，爱迪生自始至终地让他及时了解白炽灯和中心电站的全部信息和情况。

这一时期，也就是1884年特斯拉在巴黎的时候，他每天早晨起来去游泳池里游27圈，数着步数到塞纳河边巴彻勒建立的大型工厂，那里生产电机、独立电站和中心电站需要的相应配套组件。像特斯拉一样的年轻工程师们在那里了解了爱迪生不同类型的、错综复杂的机器和分配系统，准备以巴黎为中心成扇面状散开，将电灯和电力通向这个有着更悠久历史的大陆。忠实可靠的巴彻勒被委以重任：一到巴黎就和普斯卡斯共同努力，筹划在巴黎举行的1881年电力展览会上的爱迪生系统的全方位展示。果不其然，在展览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成群参观者，都对巨大展馆中的一个工作灯塔赞叹不已，那是由爱迪生的功率强大的新型发电机点亮的500个（每个相当于16支蜡烛的亮度）白炽灯组成的。

即使是最见多识广的人，也被这神秘的电迷住了。和蒸汽机不同，它的动力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个法国人这样写道，“我们还没习惯一个机器靠不是显而易见的物体带动。它们如玄学一样让人费解。它们的秘密，我们一时琢磨不出来。”爱迪生电力战的胜利，使他大获全胜，广受赞誉。他的成功展示将竞争对手们——英国的约瑟夫·斯旺（Joseph Swan）、莱恩·福克斯（Lane Fox）和美国人海勒姆·马克西姆，远远地甩到后面。对爱迪生来说，此时杀回纽约，将他的中心电站运作起来，是莫大的安慰。

也许更让爱迪生高兴的是，英国科学家威廉·普利斯公开并彻底地承认了错误，他长期以来都在抨击爱迪生，并曾经嘲笑爱迪生对分割电流问题的判断。在参观完巴黎展览会后，普利斯写道，“爱迪生的整个系统，直至细节，都是精心设计、无懈可击的。对爱迪生和爱迪生的承诺，许多人都有过不友好的表示，在这方面，可能我是最苛刻的人了。现在我可以欣喜地宣布，他终于解决了他所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好像还嫌爱迪生的胜利不够辉煌，法国又授予他荣誉勋章，加上其他众多的盛赞，这一切都抬高了爱迪生新建的巴黎公司的声望和信誉。

在伊夫里工厂里，特斯拉见到了第一批美国人，他们“因为我娴熟的台球技艺而喜欢上我了”。当然，热情单纯的特斯拉，很快就开始给新同事和老板们解释他那奇妙的交流感应电动机和全部系统，他天真地认为，大家都会对此感兴趣。在当时，对电的理解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多相交流电是一种善变而且根本抓不住的东西。特斯拉的那种急切的、充满理想的、解放全世界生产力的美好愿望，甚至在他工作的工厂里都得不到认可。大家知道和理解的只是直流电，电子只往一个方向流并制造小小的磁场，没有办法可以增加电伏（或电压）。唯一增加通往爱迪生电网直流电电量的方法，就是使用更粗（或更贵）的铜线，才有能力完成大电流的输送任务。电流越强，铜导线就越热，所以就需要更结实和更低电阻的铜线。然而，当这些强电流通过这些铜线时，它们也因发热消耗了一些自身能量。由于传送电流功率的数值是电压乘以电流的函数，直流电系统——以它们的低电压——需要的是高电流系统。正是这个永恒的电的欧姆定律和铜的高成本，使爱迪生系统只能限制在很小、很近距离的范围内。同时也意味着，无论在哪儿，人体接触到爱迪生的直流电，都不会遭受很重的电击，因为它的电流功率太小了。

一个从爱迪生公司到巴黎来的人叫坎宁翰（D.Cunningham），是技术部门的工头，对特斯拉提议他们成立一个公司，并上市卖股票，来支持特斯拉的伟大发明创造。特斯拉后来这样写道：“那个建议当时对我来说可笑到了极点。我对他提出的理念一无所知，只觉得那是美国方式，结果什么也没进行下去。因为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不得不从法国到德国，一个又一个城市地奔走，解决电站出现的问题。”

直流电输出

那年秋天，当爱迪生电力照明公司在纽约正式开始珍珠街中心电网项目时，特斯拉又回到了巴黎。他向老板提议，对那些标准的电机进行一些改进。“我胜利了。我的老板很高兴，给我特权以改进急需解决的自动调节器。”

虽然特斯拉可以自由设想他的全新的交流感应发电机，却没有一个爱迪生公司的经理对此感兴趣。他们已经有了直流发电系统，他们有很好的马达给客户提供服务，为什么要换成交流系统和交流电机呢？他们还有其他很多事情要做。建立欧洲爱迪生公司充满着可以预见的困难，因为万事开头难，而且公司营业范围和发展规划也决定了难度，不成熟的产品、无经验的管理等因素都将阻碍发展。有一个电力经理曾解释说，“通常人们对电的需求和价值根本不感兴趣。他们必须经过培训才能认识这一点……合适的生产方式和恰当的分配形式都需要事先计划好……没有客户在等你，而是你去开发客户。”尽管巴黎展览取得了辉煌胜利，但巴黎人对中心电站没有丝毫兴趣。巴彻勒每日与纽约联系，诉说资金短缺、交货期需调整、独立电站客户存在不稳定性、机器常出故障以及供货不及时等问题。许多问题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也有些问题很棘手，因为它们会产生影响财政的后果。例如在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地区，主要商业城市斯特拉斯堡新火车站一带的爱迪生照明公司就是一个难办的例子，这个地区自1870年战争后就归属德国。

1883年年初，斯特拉斯堡的市政府举办了一个落成典礼，来展示新火车站的照明系统。年迈但权力显赫的德国皇帝威廉一世的光临，给这一仪式增添了很多光辉。车站总共安装了1 200多个爱迪生公司的灯泡和无数弧光灯。当把电开关合上时，灯没有亮，反而产生了爆炸，炸毁了一面墙。已经签了订单的德国政府对这一恶性事故十分气愤，拒绝接受那个电厂，或者只付很少的钱。特斯拉后来写道：“因为我会德语又有经验，所以被委以重任去摆平这一困难局面。1883年年初，我肩负此任去了斯特拉斯堡……那些具体工作，包括和政府官员进行联络、举行会议，使我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到夏天，火车站工厂进行大修，和德国官方机构就付款问题的谈判也已开始。这时，特斯拉才有时间去做自己拖延许久的事情——做一台交流感应发电机样机。特斯拉已经掌握了交流电机在哪些方面比直流电机优越，他在脑子里设计了一个可以开始操作的电机工作系统。“当我刚刚着手做这件事，我就开始在火车站对面一个维修站里组装了一台简易马达，我从巴黎带去了所需的材料……那个夏天，我终于高兴地看到不同相的交流电引起的旋转，并且没有滑动接触和整流器，正如我一年前设想的一样。真是让人兴高采烈，但远远比不了第一次发明时的那种狂喜。”

对美国股份公司和运作资本有了进一步了解后，特斯拉努力通过他在斯特拉斯堡结交的有影响力的朋友，包括前市长，来劝说当地有钱人投资他新发明的发电机。让他极度失望的是，即使他可以展示样机，也没有一个人对此有丝毫兴趣。是啊，如果已经有电提供给火车站、工厂和富人豪宅，如果举世瞩目的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已经在大洋彼岸建立了电站，谁又会相信一个来自塞尔维亚、年轻古怪的工程师未经实践验证的突发奇想呢？谁又会投资给一个不认识的人呢？在斯拉斯堡融资没有成功，特斯拉只好返回繁华的巴黎，去实现他的理念，这时他已有了自己的工作模型。但是德国人办事效率太低，要经过一大堆繁文缛节的程序和备案，火车站的项目不断拖延，使他不得不在斯特拉斯堡一直逗留至1884年的新年。1884年的春天，德国人才最后付清了斯特拉斯堡霍夫巴恩工厂的欠款。

特斯拉随后返回巴黎（这时他已离开巴黎一年了），因为巴黎沙龙要在工业宫举办。几年来，那儿的大厅夜晚都用的是弧光灯照明。这个决定对某些艺术家来说是有悖其意愿的，但是，却使晚上出来闲逛的艺术爱好者的数量增加了4倍，达到7万人，因为毕竟晚上有时间的人多。只这一点就已显示出电在社交生活中的作用。于是，特斯拉就尽情地享受着巴黎的魅力和动感。他去塞纳河边的伊夫里，高兴地为他的发电机改进工作和斯特拉斯堡的任职拉些“慷慨的酬报”。有了一大笔法郎，他终于可以来运作并完成交流系统的工作模型，包括他钟爱的马达和必要的交流电机样机。然后他试图吸引一些法国富有的风险资本家。但此时，年纪渐长并有些经验的特斯拉发现，当他询问自己的红包时，爱迪生公司的老板们全推来推去。他开始意识到，“拿奖金将是白日做梦”。

鉴于爱迪生公司仍处于四处融资的境地，还有相当不稳定的、仍处于初级阶段的美国和欧洲业务发展状况，当然不会有经理愿意发奖金了。在1883年的年报中，爱迪生电灯公司就是全年亏损。并且，在爱迪生的大量商业档案中显示，特斯拉的巴黎上司并没有对他做出的卓越贡献给予正确评价。他们看到特斯拉积极进取、充满活力，就让他去纽约和大师爱迪生一起工作。巴彻勒在监督完成了在欧洲建立电站的任务后，已返回自己的家乡。他在欧洲的纺织厂、工厂、饭店、剧场、商店、轮船、码头和火车站建立了一百多个独立电站，但只有3个中心电站，分别在米兰、鹿特丹和圣彼得堡。

特斯拉年轻生命中有一系列戏剧性的事件——几次生命危险，特别是这几年在巴黎，他沉浸在一种痴迷的幻想中，主要是围绕着灯光。特斯拉后来这样说道：“这是一种奇怪而不可言喻的经历。因为，感觉总是出现在当我发现自己面临危险或压力时，或极度兴奋的时候。有几次我能看到我周围的空气中有燃烧的火舌。它们是那样强烈，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我25岁时达到了高潮。”（特斯拉也喜欢讲述，他的出生时刻是午夜，随着一道急光电闪他降临了人间，这好像是一种暗示：他的一生都将和电连在一起）特斯拉离开欧洲来到新世界（他称之为“金色未来之国”）的经历又是戏剧性的。当他抵达巴黎火车站时，“我发现我的钱和车票都被偷走了”，但他没提及他的背包是否还在。当火车冒着烟启动的时候，气愤的特斯拉决定还是继续自己的行程。他跑下站台，抓住车门，登上了列车。轮船运输公司允许他在最后一分钟上船，则是因为到那时还没有人确认他的座位。“就这样，只有剩下的一点东西：几首我写的诗和文章，一摞有关悬而未决的积分题的计算资料，我从巴黎到了纽约。在旅途中，大部分时间我都坐在船尾，准备营救落水的人。”

特斯拉于1884年6月6日在纽约港登陆。那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星期五，无数德国人、爱尔兰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意大利人、俄罗斯犹太人，都和这个年轻的电学家一样，做着美国的淘金梦，各归所属——农民渴望农场；年轻人奔向矿区、作坊、工厂；丈夫和父亲希望迅速攒到以后回到故土买房开业的钱；妻子和母亲期望着自己、全家及其后代未来更加幸福和富裕的生活。在曼哈顿的城堡花园移民站，那里曾是阴暗的堡垒要塞，一度也曾是在一大堆岩石上靠近巴特利公园的剧场，各个国家的人混杂在一起，操着嘈杂的、如天书般的多种语言，快速越过移民线，进入美国——这迅速发展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也就是在从南北战争结束到20世纪开始的时间里，美国变得非常城市化、工业化，突然间富裕起来。它的国民生产总值从91亿美元猛增到371亿美元，人均收入增长了2倍。而导致这种迅速增长有3个让人信服的因素，看看城堡花园（移民站）就一目了然了。第一个因素是快速增长的人口。从1885年到1890年间，当埃利斯岛开放成为纽约联邦移民局港口后，光是通过城堡花园入境的就有700万人。这些外国移民乘着海轮登陆美国，又坐着四通八达的铁路火车进入各个城市、边疆地区和新建立的州。第二个因素是美国致富方式——靠着极发达的交通和通信系统。迅速扩大的美国铁路运输网连通了全国各地，促进了商业发展，当然还有电报电话的功劳。

这两个因素：人和交通，结合在一起则有效地开发了国家大自然资源——煤炭和矿石、亿万亩粮田和森林。随着美国工业和城市兴起，巨大的财富和巨大的企业也随之结合起来。像威廉·范德比尔特等大资本家，实际上比英国女皇还有钱。成千上万的人通过铁路、钢铁、石油、木材、煤炭、金银、糖、百货商店，或是新的消费产品，如香烟、成衣、肥皂、饼干以及可口可乐发了财。但是那些1884年夏初入境的移民，无论如何，没有人会和尼古拉·特斯拉一样，从踏上纷乱肮脏的曼哈顿街道的一刻起，就得意扬扬地梦想着给全世界创造出便宜和充裕的电力和灯光。

就这样，特斯拉充满信心地来到了纽约，兜里有4美分、一个朋友的地址和一封给爱迪生的工作介绍信。19世纪80年代的纽约可不是巴黎。巴特利公园有一大片绿地、宽阔的道路和遮天的大树。但是如果有人从那儿往北面走，他就立刻会被这座城市狂乱的商业步伐和浓重的金钱味道击倒。那里没有一览无余的林荫大道、雄伟的宫殿和正规的城市花园。市中心地区是各种仓库的大杂烩，加上商业大厦、简易住房、南北方向分行四路的高架铁路、吵闹的蒸汽机带起的漫天灰尘，一片繁忙的景象。到了夏天，街道炎热、肮脏、充满马粪味，因为街上有着各种各样的马车，还有花里胡哨的旧式城市公交车、新型的有轨电车、各种不同类型的货车，如果有承受能力的人，也能雇用私人马车。华尔街附近的街道虽然拥挤不堪，但是很漂亮，给人深刻的印象，路边都是高档住宅和昂贵的10层楼房。报童们到处兜售着《纽约太阳报》《纽约先驱报》，还有当时时髦起来的《纽约世界报》。但高高地立在闹哄哄街道上的，是森林般的木头电线杆和各种角度悬挂的电线，从木杆顶端到屋顶，再到窗户，再从窗户伸到另一根电线杆上。在一些商业区里，横七竖八的电线已到了遮天蔽日的地步。

特斯拉往北走着，目睹着这些杂乱的景象。这时，他看到了一个店老板站在商店前的电动机旁，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当特斯拉走进店门，那先生告诉他机器出了故障。特斯拉很快把机器修好了，店主立刻就要雇他。他拒绝了，说自己已有了工作。店老板给了他20美元作为报酬，在人们每日平均工资才1美元时，这可是太慷慨了。一个有技术、受过教育、有经验的、像特斯拉一样的工程师当时的周薪是18美元。特斯拉第一次尝到了这崭新世界里富人的味道。他继续往前走，留宿在朋友家，保证了这一晚的充分休息。第二天一早，特斯拉就去了第5大道，他听一个向导说：“这条街是富人和贵族的汇聚地……所有富人住宅都宽大得像宫殿……有着很大的俱乐部、奢华的图书馆、高雅的艺术馆，还有代表商业骄子阶层的装饰华丽的会客厅。”每天傍晚，人们可以随着来往于中心公园的那些世界上最精美的马车和最豪华的车辆，更惊奇地体会到什么叫财富。在公园为马车行驶而修建的专用道上，时髦的纽约人炫耀着他们的马和马车（当然实际是在炫耀他们自己）。

特斯拉完全符合第5大道的形象要求：衣着得体、很吸引人。他所受的教育和在巴黎的几年经历，使他很自信地走进了位于第5大道65号的爱迪生公司总部。那座辉煌的大厦布满了美丽的电弧灯，释放着显示富有的光芒。大厦的上层留做住宅，有些单身的雇员住在那儿。在另一层，爱德华·约翰逊建立了一个培训夜校，为工厂提供合格的人员。穿着破旧的艾伯特王子牌大衣的爱迪生，不是在四处耐心地给客户讲解，就是在他的舒适办公室里开会或抽雪茄。特斯拉后来说：“和爱迪生见面是我人生中一件难忘的事情。我很佩服这位伟人，他幼时贫苦、没有受过科学教育，却如此成功。我学了十几种语言，钻研了文学和艺术，花费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待在图书馆里读了所有能读到的书，从牛顿的《原理》（Principia）到保罗·科克（Paul de Kock）的小说。那时总觉得自己是在浪费生命，但是不久，我就意识到其实那是我能做得最棒的事了。”

爱迪生成了纽约人之后，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不修边幅了，但他仍然保持注重实效、言简意赅的风格。他闻名于世，是个很会开玩笑的人。在37岁的时候，他已经是能熟练地处理大洋两岸公司杂乱无章的业务的高手。这时，他面前出现了特斯拉这样一个小他一轮的年轻人：博学多才、默默无闻、高大修长、衣着举止规矩得体、谈吐不俗、口音很重，并且还很单纯。爱迪生很快就给特斯拉起了一个“我们的巴黎小伙子”的绰号。特斯拉后来回忆道，“见到爱迪生让我激动万分，他是我美国教育的老师。我愿意自己动手做事情，但我觉得有失尊严。爱迪生对我说，‘你会喜欢上自己管理照顾自己的。’他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于是我放下了架子，我照着做了，而且很高兴。”

特斯拉迅速就证明了自己的价值。由于爱迪生船上的照明设备出了故障，客轮俄勒冈号在东河上搁浅。他回忆说：“当时的困境是严峻的，爱迪生很恼火。晚上我带着必需的工具登上了搁浅船。船的发电机坏了，有几处短路和漏电。在船员的帮助下，我顺利地修好了客轮。次日清晨5点时，当我沿着第五大道去车间时，遇到了爱迪生、巴彻勒和其他几个人，他们正在回家的路上。爱迪生说，‘这是我们的巴黎小伙子，夜里还在满街跑。’当我告诉他我从俄勒冈号客轮来，并已把两部坏掉的机器修理好的时候，他静静地看着我，一声不响地走开了。但走了一段距离后，我听见他跟巴彻勒说，‘这是个很有用的人。’”

1884年的夏天，爱迪生电力照明公司仍在不断地扩大，有了越来越多的客户并提供越来越好的服务。他们现在负责很多重要的大厦和建筑的照明，如纽约股票市场、《纽约商业广告报》报社、新港口轮船公司的办公楼和大码头、华尔街上的布朗兄弟公司以及在威廉街上的北英商业保险公司。曼哈顿的珍珠街和新泽西的门罗公园都是中心电站的所在地。

但是，爱迪生的直流电中心电站系统，只能向各方向伸出半英里的直径，在不是很拥挤的城镇就没有什么市场。毕竟，要说服成千上万的需要电灯照明的商业部门都有自己的电站，是很难的，除非人人都像摩根一样有私人豪宅或是一个独立的工厂企业。到1884年底，在美国只建立了18个独立中心电站。相反，互不相连并自己发电的独立车间却很普及，因为它只需自身工厂主和饭店老板的支持。截至那年秋天，全国类似发电车间有378个。特斯拉在巴黎时就致力于发电马达的改进，随着时间推移，他变得“越来越焦急于交流感应发电机的改进速度，并且下决心一定要走在爱迪生前面”。

爱迪生对华尔街老板们控制着他主要公司的管理权非常不满。那年秋天和冬天，他都忙于收权并重建爱迪生公司，以推动中心电站和产品的发展。8月9日那天，他那被忽略了的夫人在病了几年之后，于门罗公园撒手人寰，留下了3个年幼的孩子，爱迪生则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中。但是有时候在夜宵之时或其他的机会里，他和特斯拉就这年轻雇员提议的交流电系统做过讨论。特斯拉指明，如果一个中心电站改为交流发电机，它将解放一大批用直流电机的车间。而且，如果他的感应发电机得到完善发展，就可以填补交流电机的空白，使电不仅仅用于照明。此外，他的交流感应发电机肯定远远胜过直流发电机。特斯拉说，“爱迪生生硬地告诉我他对交流电机不感兴趣，它没有前途可言。无论是谁身陷其中，都是在浪费时间，而且，相比之下，交流电有危险系数，而直流电是安全的。”

那些电弧灯用的都是高伏特的交流电，所以肯定会经常发生事故。有些电工在工作时由于不慎碰上机器某部位而被电击，甚至电死。爱迪生宣称交流电不适于民用，并立刻被同行权威人士，格拉斯哥的威廉·汤姆逊公爵，一个德高望重、说话很有分量的科学家肯定。也许正因为自己的观点，爱迪生和他的公司并没有研究和开发交流电发动机，以给电弧灯提供电力。爱迪生非常引以为豪的是——诚然很多方面是在他的助手帮助之下完成的——他发明了低压电系统。一个人触及爱迪生直流电的任何部位——从发电机到电线直到灯泡——都只能受到微弱的电击。他根本不想与交流电有任何关系。

特斯拉到美国时，正好赶上美国4年一次的竞选大战。腐败，这个玷污了地方和国家多方面生活的现象，是万恶之源。议员詹姆斯·布莱恩（James G.Blaine），共和党候选人，被不受欢迎和霸道的铁路公司所收买。民主党候选人是纽约州长（前布法罗城市长）、改良主义者格鲁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人称“好人格鲁弗”，因为他竭力反对坦慕尼的腐败。民主党描述他们的这位候选人，是在世风不正、盛行政治和经济的肮脏交易时出现的少有的诚实代表。结果在7月12日的《布法罗晚邮报》（Buffalo Evening Telegraph）中共和党披露：未婚的克利夫兰有一个私生子！

又高又胖、气质温和的克利夫兰和灰色胡须的布莱恩之间的竞选大战，越来越激烈。直到10月底，布莱恩——新工业巨头的候选人，转战到曼哈顿。纽约，因为是富人和许多全国主要报纸的聚集地，所以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10月29日晚，180位美国富豪和显要人士聚会，盛宴款待他们的候选人布莱恩——他的竞选纲领是通过提高进口关税削减进口，以促进本土工业占据广袤的国内市场和满足国内消费需要。

但不幸的是，好战的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于年前把势头渐弱的《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买下，并努力把它办成一份人人必读的、充满活力的报纸，使那些每日关注时事的人们，从中及时了解某个财团是否要垄断经济、资本和推行强权政治。普利策大胆改革，摒弃古板的报道方式，用全版篇幅引人注目地报道新闻，做醒目标题，配巨幅插图。

出于对义愤填膺的民主党富人的支持，10月30日的《纽约世界报》用头版头条报道了共和党的晚宴，并用了醒目的头号标题：布莱恩和金钱皇帝的圣餐。被喂饱了的富翁们，如威廉·范德比尔特、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杰伊·古尔德（Jay Gould）等等，啜饮着垄断汤，吃着游说布丁，完全无视那些在乞讨残羹剩饭的穷人。布莱恩最终在竞选中败北。格鲁弗·克利夫兰成为自美国内战以来民主党第——个取胜的竞选人，他的地位上升也代表着国家反对垄断政治的趋势。

在无休止的政治斗争的同时，特斯拉认真地为爱迪生做着工作。“这期间，我设计出了24种不同类型的带短芯和统一标准的机器，取代了旧机型。我的经理许诺，在完成这项工作之后，我可以得到5万美元。”1885年春天，特斯拉要求领取这笔奖金。他告诉他的传记撰写人约翰·奥尼尔：“爱迪生对我说，你不懂我们美国的幽默。”意思是，这实在不能想象，爱迪生的公司自己还极度缺乏资金，怎么能将这样一笔巨额奖金——几乎相当于他们公司建立时的启动资金——给一个雇员呢！最近特斯拉的传记作家马克·塞非（Marc Seifer）指出，特斯拉当时连每周薪水增加7美元都没有争取到（特斯拉自己相信他的付出应得到这7美元，即从周薪18美元涨到25美元）。当一个同事代表他向巴彻勒提出要求时，巴彻勒断然拒绝。“森林里有很多像特斯拉这样的人，我可以找到很多只要求周薪18美元的人。”不管是开玩笑也好，还是不守信用也好，特斯拉最终忍无可忍，决定辞职。

作为爱迪生雇员的特斯拉在纽约工作了不到一年。事实上，他与爱迪生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人，他们彼此感兴趣，又彼此感到厌烦。特斯拉生来是个少爷，心高气傲、追求时尚，十分讨厌爱迪生的不修边幅和邋遢。他认为，“如果不是后来爱迪生和一个格外聪明能干的女人结了婚，并且妻子把他当成自己生活的全部来呵护的话，他早就会在很多年前死去，而且被彻底忽略掉。”更糟的是，特斯拉认为，爱迪生对科学入门的方式是，“如果爱迪生要在一个干草堆里寻找一根针，他会立刻像蜜蜂一样勤劳，会一根草一根草地寻找，直到找到为止……他的方式是最没效率的了，就像大海捞针，全靠碰运气。作为一个目击者，我不得不说，只要用一点理论和计算，就可以节省他90%的劳动。”反之，爱迪生解雇特斯拉是因为他认为特斯拉只是一个“科学的诗人”，特斯拉的想法“十分重要但是绝对不实际可行”。

特斯拉也慢慢地学会了美国的运作模式，他现在完全采取非常实际的步骤。他需要有以他自己的名字来运转的实业，用还处于研发阶段的交流感应发电机吸引投资。于是他给自己下达了一个直截了当、再清楚不过的任务——研究改进弧光灯的闪烁和不稳定，以及其配套的发电机。在1885年3月中旬，专利权律师莱缪尔·瑟雷尔（Lemuel Serrell），指导了特斯拉怎样准备和提交他的第一份弧光灯的专利。瑟雷尔还把特斯拉介绍给两位新泽西拉赫维（Rahway）的商人，他们期待着资助支持特斯拉的电灯生产公司。这个公司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在拉赫维——投资者故乡——的弧光灯项目。第二年，特斯拉开始生产和安装他的系统，这个系统照亮了该市的主要街道和沿街的几个工厂。特斯拉这样做就是为了表示他的诚心诚意。《电子评论杂志》（Electrical Review）对他的进度深感惊讶，在1886年8月6日头版上介绍了他的新系统，在后来的同一杂志上，特斯拉的电灯生产公司宣布，“现在准备安装即将生产的最先进的、自动调节的电弧灯系统。”从此将没有“摇晃不定和嘶嘶乱响的灯”，人们将工作在“全新的绝对安全和节约的系统下”。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在新泽西的拉赫维，特斯拉的新公司成功地完成了在该城市里安装白弧光灯的任务。在这创业的过程中，特斯拉得到了他在美国的第一个专利—1886年2月6日的发电机电力机械的整流器。接着就是2月9日的电弧灯和3月2日的电动机稳流器。特斯拉又一次提议，着眼于未来（而不是总停留在改进已有的电弧灯），他们应该积极发展先锋产品。他开始开发他那改变世界的交流电发电机和电力系统。“推迟我钟爱的计划是十分痛苦的。”特斯拉在日后回忆时说。不幸的是，这些短见的新泽西绅士们不但对他的计划不感兴趣，而且他们决定要欺骗特斯拉这个生意场上的新手，骗取他的专利，掠走他仅有的刚建立起来的公司。于是，在那年的秋天，可怜的特斯拉，这个浪漫主义的科学家，震怒于迄今为止人生中最重的打击。他后来说道，“在地方势力的压迫下，我被挤出了公司，失去了我所有的利益，也失去了我作为一个工程师和发明家的尊严与名誉。”如他后来记述道，“我自由了，但除了一个镌刻精美却毫无价值的股票证明外，我一无所有。”这位高雅的、博学多才的电学家和移民，突然发现他的境地和两年前登上美国大陆时又一样了。更糟的是，他当时没有出路，又实在不愿折腰去求爱迪生公司的同事帮助。

毫无疑问，特斯拉可能没有想过在曼哈顿会无立足之地。特斯拉曾经工作过的爱迪生机械厂，建在纽约最肮脏的贫民区里，都是无窗的棚户厂房。当夏日炎炎时，窗外弥漫着从厕所阴沟里发出的恶臭，冬天冷风刺骨，破旧不堪的墙壁毫无遮拦。所以毫不奇怪，那里怎能不充满着疾病、死亡、邪恶和犯罪呢？1886年的冬天是寒冷和萧条的，更多的家庭面临去乞讨，劳工冲突恶性升级，迅速膨胀的工会组织挑战着苛刻的新工业制度，雇主则坚持不让步。《纽约每日先驱报》评论道，“组织起来的工人展示了自己的政治权力，举国震惊。参与的人从设障的铁路工人、到罢工的制革工、鞣皮匠、地毯工、煤矿工人、芝加哥的肉制品包装工人。在曼哈顿，有15 000个公交车司售人员在街上和警察发生了冲突，最后争取到每日12小时的工作报酬提高到2美元。整个1886年，全国上下的经济都受到这些动乱的冲击。”那年5月4日，7名警察被炸弹炸死，十几个芝加哥的游行示威工人在广场受伤，全国上下陷入一片恐惧之中。暴力行为更加深了上层社会本来就不热衷于支持劳工运动的念头。

就在这样一种艰难的经济环境下，失业的特斯拉在寻求着生存。他发现自己超群的电学才能一无是处。“我所受到的机械、文学和其他理科高等教育，现在看起来对我来说像是一种嘲弄。”报纸上充斥着寻找工作的启事——当家教、男管家、私人侍者、贴身男仆和所有诸如此类的职位。相反的是，需求栏里却寥寥无几，有一家人寻找一个帮工照料他们的牛、马和花园；还有一家需要一个锅炉工，并清洁窗户和干杂事。特斯拉游荡在曼哈顿大街上，他的钱越花越少，家里人又离得那么遥远，那些豪华的餐馆和商店都仿佛在提示，他正面临贫穷。“当时有好多天，我都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顿饭。但是我从来没有惧怕过工作，我看到别人在挖沟……于是也上前要求工作。那工头看了看我质地高档的衣服和雪白的双手，冲着我笑了起来……但他还是说，‘好，吐口唾沫在手掌上，就跳进沟来吧!’我也确实比别人更努力地干着，一天下来我拿到了2美元的工钱。”

这一年的局势动荡不安，虽然与煤矿和钢铁厂的恶劣工作条件相比，电力工业是太舒服了，既没有爆炸危险，也没有什么生命危险，但是新兴电力工业也有着自己的灾难。爱迪生的企业发展飞快，以至于他已认识不过来自己的全部雇员了。在新泽西的电灯厂，80个技术娴熟的灯丝封口工组成自己的工会，并“变得与外界十分脱离”。爱迪生说：“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没有他们，你就不能生产出灯来。”当他们集体抗议其中一人被解雇时，爱迪生赶快发明创造出30台机器，来取代他们的工作，然后他才能如愿解雇原来计划解雇的人。“工会不复存在了，”爱迪生说，“从此永远没有了。”

1886年3月，在爱迪生机械厂，一个工人委员会和他们的老板查尔斯·巴彻勒展开了谈判，要求成立工会组织，增加工资并改善工作条件。爱迪生机械厂的领导层将工作时间从10个小时减少至9小时，但他们决定不和工会打交道。工厂“就必须是经理管理制，不能有任何干预”。巴彻勒对记者说，“如果一个工人磨洋工或酗酒，他失去的是他自己的时间，而不是我们的。”

5月19日那天，爱迪生机械厂的工人开始罢工。不久，爱迪生就把他的机械厂迁至远离大城市的安静小城谢南克塔迪，在纽约中心铁路的西北方。他说：“我想要逃离罢工引起的尴尬处境和共党的干扰，到一个我们的人自己有归属的地方。”

对特斯拉而言，这一年他是在心脏疼痛和苦涩眼泪中度过的。他被生活所迫，受尽煎熬。在寒冷冬天的日子里，特斯拉很长时间都是纽约劳工队伍中的一员。真正使他痛苦的是，当他挥锹挖土卖苦力时，别人已在向前研发交流电系统了。随着天气转暖，白天渐渐变长时，这个科学家又时来运转了。1887年的春天，特斯拉的一个工头发现，这个认真工作的塞尔维亚人不是一名普通工人。他把这位不走运的电学家，设法介绍给一个在西方联合电报公司担任高级工程师的阿尔弗雷德·布朗（Alfred S.Brown）。这工程师对特斯拉的可以运转全世界的交流电发动机的激情介绍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又把特斯拉介绍给著名律师和发明家查尔斯·佩克（Charles F.Pech）。佩克早知道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设计出一种商业–工业交流发电机并投入使用，那他为什么要信任这个丢失工厂的年轻工程师呢？他甚至拒绝观察特斯拉的几个实验。

特斯拉绞尽脑汁，想着怎样才能引起这个无动于衷的律师的注意。“我灵机一动，”多年以后他回忆说，他问佩克，“你记得探险家哥伦布的鸡蛋吗？”特斯拉指的是一个宴会上，哥伦布邀请客人中的怀疑者参加比赛，看看他们怎么把一个鸡蛋竖起来。他们都试过并失败后，哥伦布拿起一个鸡蛋，轻轻地敲了一下鸡蛋皮，然后蛋就立起来了。这个小小的绝技导致观众中的西班牙伊莎贝拉王后决定支持他。佩克这时开始感兴趣了，特斯拉是否也要竖鸡蛋呢？“好，如果我能让鸡蛋立于指定点又不打破它的皮呢？”特斯拉看到已引起佩克的注意时说道。佩克答道，“如果你真能做到，我们将认为你比哥伦布还棒。”特斯拉希望能让佩克成为未来赞助人，“我没有钻石皇冠来典当，但我还有几块钱在裤兜里。”佩克退让说，“那我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帮助。”

听完他的话，特斯拉急匆匆地穿过喧闹堵塞的市中心大街，千方百计地找到一个煮熟了的鸡蛋和一位锻工。展示在第二天开始了，“一个旋转的场磁铁被固定在木桌的下面，特斯拉先生拿出一个镀铜的鸡蛋、几个黄铜球以及一个带转动枢轴的铁盘等辅助物件。他把鸡蛋放在桌上，让人惊奇的是它立刻竖起来。但当发现它飞快地旋转时，观众全看糊涂了。铜球和放在枢轴上的铁盘依次随着旋转磁场飞转，观众惊诧不已。但当他们明白过来后，立刻提出了让特斯拉欣喜的问题：“你需要钱吗？”

经过了同事的背叛、终日的贫穷、艰苦的奔波，特斯拉的生命又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特斯拉又一次可以重温他延误许久的电子梦了。很快，特斯拉、佩克和西方联合公司工程师阿尔弗雷德·布朗组建了特斯拉电力公司，而且特斯拉高兴地在自由街89号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实验室。自由街是一条繁忙的大道，过几条街就是哈得孙河码头，北边是华尔街的金融楼群。当喧闹的卡车运输队从夏到冬、进进出出经过特斯拉的窗下时，他正在写他的设计，以便申请专利。现在他终于有能力来完成梦想已久的交流电系统，特别是他的那些感应马达。最终他将解放全世界的生产力。

1883年和1884年的大部分时间，勇敢的、精力充沛的匹兹堡发明家、企业家乔治·威斯汀豪斯（George Westinghouse）都是在纽约度过的。他密切注视着纽约逐渐成为一个充满电能活力的地方，一座灯光闪耀的不夜城。每当冬日，漆黑的夜晚笼罩城市，主要街道都沉浸在令人目眩的弧光灯发出的美丽幽蓝的光芒里。百老汇成了新的夜生活场所，时髦人群在那里散步、购物，男士们圆顶礼帽的曲线，在灯光的照耀下折射出一道柔和的光彩，衬托着女士的皮边绒斗篷、乌黑的珍珠饰物和羽毛帽。再往南，音乐堂和剧院灯火辉煌，爱迪生的白炽灯点亮了报社办公室、最高级的饭店和许多华尔街金融大厦。第5大道旁的麦迪逊街上的商业豪宅和新兴产业都用电灯迎接黑暗的来临。电力时代正在悄悄地到来。

当时的工业泰斗乔治·威斯汀豪斯，是一个观察细致的人。他性格坚毅、身材伟岸、仪表堂堂，有着浓密的栗色头发和络腮胡子。1884年，只有37岁的他，已建立了铁路业的强大帝国，是当时美国最重要和竞争最激烈的产业。他第一个和铁路有关的发明是“汽车的替代物”，它可以使出轨的火车迅速返回轨道，和一个结实的铁“青蛙”保护列车不在轨道连接处出轨。威斯汀豪斯运气不佳，“汽车的替代物”被铁路公司借口能迅速“改进”而注册生产了。这样一来铁路公司就能申请专利。其实早在1869年威斯汀豪斯仅仅24岁时，就给世界带来了至今仍视为重大贡献的发明——革命性的空气制动器，它可以使客运车的发动机迅速有效的制动。威斯汀豪斯进行了极为艰苦的奋斗，希望找到什么人来资助这一新发明。而且，他太有先见之明了，当他最终介绍他的空气制动装置发明时，断然拒绝给予铁路公司生产许可证，声明只有他的小小的匹兹堡工厂有权生产。

当威斯汀豪斯又改进了他的制动器并办妥了他的专利权，铁路公司则竭力阻挠和排挤这个年轻发明家。一个铁路经理给另一个经理写道，“你用威斯汀豪斯的东西了吗？你是否能不用得到他的同意和合作就进行相应改进？”当威斯汀豪斯感觉到铁路公司在践踏他的土地时，不管铁路公司多么有权有势，他都全力反击，而且通常是亲自出马，警告要进行法律诉讼。“威斯汀豪斯来过办公室。”那位铁路经理谈道，“他警告我们，一旦我们打真空（空气制动）的主意，即使是实验性的，他就将起诉。”因为有过他的第一次专利被铁路公司巧取豪夺，第一家公司化为乌有的惨痛教训，威斯汀豪斯一生都对侵犯他人产品和专利的人毫不留情，绝不手软。

就在爱迪生通过电报对电力越来越熟悉之时，威斯汀豪斯也通过铁路信号的使用了解了电。他迅速建立的威斯汀豪斯空气制动公司在美国历史上是杰出的，威斯汀豪斯改变了人们对艰苦驾驶的望而生畏之感，使它变得轻松、愉快，不再是沉重的负担。他开始出发去征服英国，同行的还有他新婚的妻子，文雅而有教养的玛格丽特·厄斯金（Marguerite Erskine）。他们相识在火车上，经过旋风般的恋爱，迅速在她的家乡布鲁克林结了婚。在英国，他最终还是卖掉了他的空气制动，但他又发现了铁路信号。1881年，他开始购买有潜在价值的专利，最重要的一个是由火车控制的电路并被激活的信号系统。在此基础上威斯汀豪斯加以改进和创新，于是他不久就通过他另一个公司实体—1882年成立的联合开关和信号公司，在这一领域独占鳌头。

在信号系统里一贯使用的油灯总是问题百出，可是现有的电力公司却一点忙都帮不上。威斯汀豪斯的兄弟海尔曼，一个极具商业头脑的机械专家，“认识了一个生龙活虎的人威廉·斯坦利（William Stanley），通过他，电力公司才开始得以发展。”对威斯汀豪斯来说，一旦介入电力，他就会像一贯做事那样，做的规模很大。这点对威廉·斯坦利来说很适合，这个高高的、修长身材的人，中间分开的头发一丝不乱，他的胡子式样奇特，留成长长的一小缕。斯坦利绝对是个“活跃人物”，在耶鲁大学上了一年规规矩矩的课程之后，他放弃了学业，开始工作，做些机械方面的事情。他给父母写道，“我真是受够了，我要到纽约去。”1884年，在他拜访了斯万（Swan）白炽电灯公司和海勒姆·马克西姆及两个成功的美国侨民开的小企业之后，斯坦利决定为苛刻的威斯汀豪斯工作，进行更大的商业冒险。

事实是，当威斯汀豪斯纵览了由爱迪生和他的竞争者创造的电力学后，除了确保能发展成大企业，他对其并不感兴趣。爱迪生的直流中心电站的物理局限是显而易见的：小型直流中心电站供电区域仅限于一英里方圆内和独立工厂，如已灯火通明的摩根豪宅和其他许多工厂、办公楼，而这对将来的用电需求是远远不够的。那么乔治·威斯汀豪斯有什么理由不和爱迪生等一样也建立自己的中心电站呢？世界上充满了野心勃勃地等待应聘的年轻电学家。威斯汀豪斯要想从爱迪生手里挖走年轻有为的人才，如拜勒斯贝（H.M.Byllesby），只要开出高薪报酬，绝对没有任何困难。

为进入电力领域做准备，他先从斯万白炽灯电灯公司，花5万美元买回他的新雇员威廉·斯坦利的两项专利权，这两项专利包括一个自动调节发电机和一个碳化灯丝灯泡。斯坦利1884年3月所签的合同中的薪酬是不菲的年薪5 000美元，约定公司有权拥有对他任何注册专利的发明进行生产，而斯坦利从其利润中提成10%。这个年轻发明家和其他电学家一起，致力于在匹兹堡建立商业电灯泡基地，来发展威斯汀豪斯的一个直流电系统。威斯汀豪斯新电力系统在1884年费城电子展览上崭露头角。《电子世界》（Electrical World）杂志那年9月报道说，“该公司进入营业状态了。他们的展示也包括了电马达。他们巧妙地展示了一组灯，当一个灭了，另一个则自动接通电路，并且还有铃声可以显示出所通的位置。”

威斯汀豪斯血液里仿佛与生俱来就有机械细胞。他的幼年成长于纽约的谢内克塔迪，一个富庶的伊利运河的小村庄里。在他的家乡，小威斯汀豪斯工作于震耳欲聋的家庭机械作坊里，他爸爸自己设计的打谷机在那里生产出来。当内战爆发时，小乔治才15岁，他立刻要随着两个哥哥去当兵，爸爸把他揪了回来。两年以后，当战争越发激烈，血腥味越来越浓时，他也17岁了。这时他被允许入伍，先是当骑兵，后当水兵。内战结束后，威斯汀豪斯先在联合学院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高兴地回到他家的家庭机械作坊。他19岁时，取得了第一个发明专利——转缸式发动机。多少年后，威斯汀豪斯是这样说的，“我早年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受惠于命运给予我的经验和技能。我从小就有机会操作各种各样的机械，之后又有机会在军队里受益于军人必须遵守纪律的原则性锻炼。”

1885年初，威斯汀豪斯作为一个匹兹堡的工业企业家，完全有资格为自己在美国和全球已拥有4个成功的工厂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与爱迪生只倾向于用自己的专利不同，威斯汀豪斯令自己满意的经验是，买下其他发明家更好的理念，然后加以实践改进，变成自己的。当然，在1885年时，威斯汀豪斯的名气根本无法与爱迪生相比。那时候，爱迪生是个众星捧月般的名流，一个头发蓬乱、酷爱苹果派的天才，从不装腔作势，年轻有为，敢想敢做。对媒体来说，威斯汀豪斯只不过是一个成功的匹兹堡发明家和企业家，而且更糟的是，他从来都拒绝接受采访。他解释道，“如果我这张脸变得众人皆识的话，任何胆大妄为和有心计的人都会缠住我不放的。”即使接受采访，威斯汀豪斯也很少会令记者满意，因为他不是一个活跃的被采访者。

但在私下里，威斯汀豪斯却是个固执己见、直截了当、言简意赅并有着领袖魅力的人。一位威斯汀豪斯传记的撰写人这样写道，“他温柔的声音、和善的眼光和绅士的笑容，简直可以把鸟从树上引下来。听说，在一次棘手的谈判中，有人提醒大银行家雅各布·希夫（Jacob H.Schiff），应先见见威斯汀豪斯。‘不。’这精明的老犹太人回答道，‘我不希望见到威斯汀豪斯，他会说服我的。’”这就是威斯汀豪斯魅力十足的一面。当受到攻击时，他也可以变得很尖刻。但总的说来，威斯汀豪斯对外的个性是含蓄和严肃的。由于他脚踏实地地进行着科技工作，所以享有极高的声誉。他的主要发明创造——铁路空气制动和自动化信号系统，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安全性和国家最主要的工业生产力，虽然看起来没有爱迪生发明的留声机和白炽灯那样抢眼和有魅力，也没有让迷人的法国明星萨拉·伯恩哈特来求见“伟大的威斯汀豪斯”。

和爱迪生一样，威斯汀豪斯也深受工人的爱戴。一个年轻的学徒工，会永远记着下面这段在威斯汀豪斯电力公司加里森车间里的情节，“一天，我们几个人回‘铸铁’车间时，走在一条未经铺设的泥泞小路上。一个年轻的外国人正给货车卸车，滚动着铸铜块到小路的另一边。他用一块铁板来给手推车当垫板好让其通过。但不幸的是他的轮子一侧滑出去，并陷进了泥里。我们这帮人观望着他的困境，只是给这无所适从的可怜人一些口头提示。这时候，穿着长尾大衣和戴着高礼帽的威斯汀豪斯出现了。他摘掉手套，立刻滚动轮子帮那个人把车移回到垫板上去。他一句话也没说，可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他身为老板，第一个本能就是帮助别人并解决问题，与此同时也无声地给他的职工们上了生动的一课。他们从此同心同德地工作在一起。

乔治·威斯汀豪斯和爱迪生观点一样，视金钱为重要的“储备基金”，用于他的工作和扩大再生产。他对是不是富人不感兴趣，他只是想为人类做些益事，执着地为生产更好更信得过的产品而努力奋斗。但是他还有另一个目标，“我的愿望就是给更多有能力的人提供就业机会，通过努力工作来自食其力。”他曾解释道，“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建立的工厂都很大，并且雇用很多工人，工资普遍高于其他工厂和劳工市场的水平。”在他从英国回来后，从1871年6月起，他开始实施每星期六下午半天休息的制度，这是当地企业的首创。威斯汀豪斯公司还是开创工人安全保障、伤残福利和退休金的先驱。

1885年春天，威斯汀豪斯阅读英文杂志《工程学》（Engineering）时，突然来了灵感，取得了他第一个电力突破。威斯汀豪斯对正在读着的关于在伦敦发明创造展览会上展示的交流电系统的报道十分感兴趣。此交流电系统有着全新的概念：一个“次级的发电机”（也就是变压器），变换高交流电压至足够启动每个电灯的低压电。当其他人认为这一变压器的应用极为有限时，威斯汀豪斯却立刻意识到它将是一场潜在的电力革命，一种新的、更经济有效的输送电流方式，不光是到每个单一电灯，而是远距离输送。截至到那时为止，直流电站都是建在其服务区域的中心。但如果我们能放弃用煤、蒸汽和遥远瀑布的水力来发电的发电机，用高压交流电来输送远距离的用电呢？但这个变压器必须先保证能安全地降低电压，才能进入工厂、办公楼和民宅。

凑巧，一个叫吉多·潘塔莱奥尼（Guido Pantaleoni）的年轻工程师回到意大利，因为他的生父去世了。威斯汀豪斯给他打电报，让他找到“次级发电机”的发明者——卢西恩·高拉德（Lucien Gaulard）和约翰·吉布斯（John Gibbs），看看他们的工作情况。潘塔莱奥尼没有跑多少路就发现，高拉德在都灵（Turin），正展示交流电系统怎样远距离输送电流：先用水利发电机发电，之后降低电压到每个独立电灯。事实上，他们两人发展和展示直流电系统已经有好几年了，直到1885年春天才被威斯汀豪斯慧眼发现。

远在欧洲的年轻工程师潘塔莱奥尼，为如何完成令人敬畏的老板交代的任务——对他亲眼见到的商业可行性做出评价，而感到巨大的压力，“15英里长的线路照亮了展览馆、都灵火车站、韦纳里亚–雷亚勒和兰佐的火车站，一个在阿尔卑斯山萨沃伊的小村庄。”于是这个年轻人寻求更老道的德国西门子公司和霍尔斯克公司（Halske）的咨询帮助。好多年之后，潘塔莱奥尼讲述道，“我认识的沃纳·冯·西门子先生肯定地告诉我，根本没有什么交流电的存在，那纯属是骗人的鬼话。”但当他知道威斯汀豪斯听后很激动时，就开始寻求从布达佩斯的甘兹（Ganz）公司得到咨询，他们坚持劝告这个年轻人继续追踪高拉德–吉布斯系统，因为这是他们自己正在改进的东西（有人可能会说是对其专利的侵犯）。威斯汀豪斯购买了对美国专利权的买卖特权并安排运送了上述二人系统中的一个变压器，同时运送的还有交流电电灯用的西门子发电机。

随着闷热的春季进入夏季，整个美国都被勇敢的、德高望重的内战英雄尤利西斯·圣·格兰特（Ulysses.S.Grant）的去世所震动了。由于致命的喉癌，这位曾经驰骋沙场的名将被困在纽约东66街家里的病床上。从6月到7月，忍受着酷热，他坚持完成了自己的回忆录。虽然他本人是正直、诚实的，但他连任了两届不光彩的美国总统职位，他的政府腐败无能。离任后，这位前总统发现他不经意间陷入一笔1 400万美元的华尔街银行诈骗案，后来国家首富威廉·范德比尔特大发慈悲，出钱将此事摆平。格兰特希望他的回忆录能卖足够的钱来洗刷自己丢人的债务。在缓慢并痛苦地走下坡路的时刻中，他表现出的自尊和挽回自己荣誉的决心，充分表明了他诚实的人格，这一切都赢得了国民的爱戴。到7月间酷暑降临之时，格兰特家人将虚弱的他移至凉爽些的、远离大城市的萨拉托加山里。在那里，他裹着毛毯，在他的回忆录编辑和出版人塞缪尔·克莱门斯（Samuel Clemens）的帮助下，进行着最后的校对工作。7月23日，在全书即将完成之时，格兰特安详地离开了人世。在纽约市，千百座教堂敲响了悲哀的钟声，夹杂着报童的叫卖声：“号外！号外！”无数加了黑框的悼文歌颂赞扬着这位英勇善战的共和国将军，拯救了美利坚合众国的人。几个小时内，全国下半旗，墙体挂黑纱。同爱迪生和威斯汀豪斯一样，格兰特也是个来自小城的孩子，在普通的环境下长大，最后成长为时代伟人。

在纽约举行的格兰特的葬礼庄严肃穆，万民哀悼，所有参与者都永生不会忘怀。8月8日拂晓，天气晴朗温暖，近50万人如潮水一般涌进曼哈顿市政厅，长达6英里的队伍从市政厅往北一直排到河岸公园，格兰特将被安葬在那里。到场的人们都怀着同一信念：向格兰特致以最后的敬意，同时也向当时健在的国家元老们致敬。“9点整，平台、窗口、大门，到处全是观望的人群，房顶、屋檐上都挤满了人。”《纽约时报》报道，“人们爬上电线杆，悬在电线上，小孩子们爬到树上，马车和推车拥挤在警察不允许通过的十字路口上……广场黑压压的全是人。”10点整时，随着空气变得闷热，市长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Winfield Scott Hancock）骑着黑马，和随从带队，后面跟着缓慢移动的送丧行列。人们看到，在汉考克将军后面还有一个军事表演大队，“大群军团士兵身穿威武军装，肩上的枪在阳光下发光，军旗随着哀乐的旋律，缓缓地向前移动着。”几个小时过去了，天气也变得越来越热，一队队的陆海空军士兵，身着威武的军服走过。随后就是来自各个州的志愿军和后备军，甚至有从南部联邦来的老兵，随着哀乐和鼓点，一步步地向前，向前。最后，经过的是伟大英雄尤利西斯·圣·格兰特的紫色灵柩，放在一辆24匹马拉的黑色灵车上，每匹马都披着紫色的华丽马衣和鞍辔，每个牵马的人都是身穿绒面呢衣和戴丝绸礼帽的年轻黑人。

当车队通过肃穆的哀悼人群时，男人们都默哀致脱帽礼，女人们则轻揉着双眼，任泪水静静淌下。接下来辘辘驶过的是一长列漂亮的车队，车上是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和国家的政治、外交精英人士。这伟大的国葬进行了4小时，但直到最后才出现了极为动人的景象：一群上了年纪的、齐步前进的、经过内战的老兵——达18 000人——走过，他们亲历了20年前战争的全过程，无论是属于南方还是北方，在那天都心想一处。整个老兵队伍笼罩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之中，与这个城市的风格大相径庭。格兰特的葬礼也给人们一个启示，即旧的、田园的、工业革命前的美国不复存在了，北方倚仗铁路和通讯已经胜出，地主不再是最有钱有势的了，现在东海岸的金融家和企业家正呈上升趋势，也将主宰这个国家。

当潘塔莱奥尼从欧洲大陆乘船返回曼哈顿后，他回到的是一个刚刚摆脱哀痛的国家。随他之后乘另一艘海轮到达的，是一个叫雷金纳德·贝尔菲尔德（Reginald Belfield）的英国人，他受雇于高拉德和吉布斯，带来了他们的“次级变压器”。贝尔菲尔德写道，“我于1885年11月22日到达美国。我立刻就见到了乔治·威斯汀豪斯先生和海尔曼·威斯汀豪斯先生。”谁都不难想象，一旦在匹兹堡安顿下来，和其他所有初来乍到的人一样，贝尔菲尔德惊奇地发现这个新兴工业城市是如此让人沮丧。它位于离宾夕法尼亚很远的西部山区，在那里，湍急的阿勒格尼河和莫农加希拉河交汇在一起汇入宽阔的俄亥俄河，匹兹堡自然而然就成了中枢港口。匹兹堡同时还是宾夕法尼亚铁路的主要终点站（铁路公司对当地居民的傲慢态度导致了1877年劳工肇事者焚烧并抢劫了铁路的仓库、调车场和列车）。同样重要的是周围的山谷里蕴藏着一些世界最大的产煤区，廉价地给城市的肮脏工厂和作坊提供着能源。当英国作家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1862年路过这座勤勉的城市时，他发现它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黑的地方。”大约6年以后，乔治·威斯汀豪斯决定将公司迁至匹兹堡，因为当地的煤源降低了铸铁成本。作家詹姆斯·帕顿（James Parton）诋毁这个城市多么肮脏，充满污垢，“每条街看起来都像伸进黑云里……其实那是烟、烟、还是烟——到处都是烟。”简而言之，就像“掀开盖儿的地狱”。

1882年，一个非常傲慢的叫安德鲁·卡内基的人，带着他的偶像、达尔文主义者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来观看钢铁业的人热爱的匹兹堡乌托邦主义。当他的火车冒着浓烟开走时，斯宾塞断言，“住这儿6个月就等于自杀。”同年，一个观察家和贝尔菲尔德同时到达匹兹堡时写道，“匹兹堡从远处看就像一座大火山，不断冒着烟雾火焰。白天像盖了一层雾罩，遮天蔽日；夜晚无数布满山谷的铁工厂火光冲天，照的天空火红。伟大的西克罗普现代工厂是国家最重要的生产中心之一，体现了人类对钢铁生产的兴趣……虽然城市郊区很美丽，有着许多典雅的居民区，尽管还有许多宏伟壮观的商业大厦和开阔空旷的街道，这城市的外貌还是太肮脏。”

那些和威斯汀豪斯一样的有钱人，都住在沿宾夕法尼亚铁路线、离市中心6英里、绿草茵茵、花朵锦簇的郊区霍姆伍德一带。那白色砖石的威斯汀豪斯别墅，是1871年乔治给爱妻玛格丽特的生日礼物，房屋呈圆塔形，有着时髦的复式屋顶和近20英亩的草坪和花园。它还有私家铁路专线，为威斯汀豪斯私人所用。但当贝尔菲尔德那年11月下旬来时，盛开的鲜花已被第一次秋霜打蔫。别墅被称为“隐居”，因为威斯汀豪斯经常要在此举行聚会。威斯汀豪斯酷爱款待宾客，喜欢总有人在身边。他的一本传记上这样写道，“好客是威斯汀豪斯的一大消遣和嗜好，他的夫人也十分乐意相助。通常他们总有几个客人在家，而且每天晚上必有宴会。嘉宾都是来自各国家地区公司的贵客。”

以豪爽亲切而闻名的威斯汀豪斯，白天在办公室时，经常给他夫人打电话说，他可能带两个、4个甚至10个客人回家吃晚饭。通常客人是和公司业务有关的人和太太，匹兹堡当地人们就经常会看到极为尊贵的科学家、铁路执行长官和国外贵族来访。《社会明镜》（Social Mirror）杂志报道他的夫人玛格丽特时这样写道，“她的生活方式比众人高雅得多，款待起客人来极其到位，穿着打扮非常华丽，戴着比匹兹堡任何女人都更多更好的钻石首饰。”桌面上摆满了漂亮的餐巾纸，用的是德累斯登瓷器，水晶玻璃的、纯银和镀金餐具，但是端上桌来的食品却非常简单健康。威斯汀豪斯经常自己动手做沙拉汁，并且整个吃饭过程中往往一言不发。当饭间的讨论涉及一些技术话题，他的膳食男仆黑人艾萨克·沃森，就会周到地给他递上一张纸和一支笔。如果威斯汀豪斯在纸上记下了什么东西，沃森马上就把它放到主人的书房里。威斯汀豪斯过后可能会和别人修改，就在他的台球室里，他们在绿色台面上铺开纸张，画图研究。

雷金纳德·贝尔菲尔德从离“隐居”只几百米远的宾夕法尼亚火车站出来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在那可爱的别墅后面有一个塔形木制建筑物。着实让人有些奇怪，它竟然是个巨大的天然气井。几年前威斯汀豪斯就开始对天然气感兴趣，而且挖掘了一个原始井。但是潘塔莱奥尼后来详细叙述道，当地天然气公司总裁轻蔑地说这井太小了。“如果有什么东西让威斯汀豪斯为之奋斗的话，他无论事情大小都会全力以赴。一两天之内一个新的钻台安装进去……随着机器震耳欲聋的轰鸣，工具被震出，打碎了炎热的房子，全因最宝贵的天然气正在‘其中’。数日来人们根本无法在这一地区听到自己的声音，因为太吵了……只有威斯汀豪斯一人笑容满面，而消防队在给房屋喷洒水，以防被燃烧的天然气点燃。宾夕法尼亚（天然气）公司由此诞生。”

恰恰当威斯汀豪斯开始被电深深吸引的时候，他同时开始了新的天然气冒险事业，并且投资了整个运输系统（为此他获得了36个专利）。这个有专利保护的系统依赖于自然高压排气通过几英里的细管道，在此过程中，天然气逐渐变成适合安全应用于家庭和工厂的气压，再经过逐渐加宽的天然气管道输送进工厂和民宅。因此，历史学家史蒂文·尤塞尔曼（Steven W.Usselman）指出，在威斯汀豪斯的早期企业中有一个固定规律，“首先，他们运用远程传输。”有了空气制动，压缩空气被传输出去；有了铁路信号，电被传输出去；有了天然气，而天然气自身必经管道。尤塞尔曼的第二个注意点是，“很多威斯汀豪斯追求的工艺技术都有一个关键的机械装置，用于远距离传输线与系统其他部分的连接。通常这些装置都与调节系统的反馈机械合并工作。”毫不奇怪，威斯汀豪斯发觉自己已深深地置身于电力领域之中，因此可以结合运用他长期以来的意愿和经验。

在1885年的秋天，威斯汀豪斯焦急地等待着贝尔菲尔德和高拉德–吉布斯的仪器装置的到来，他的电力领域台柱人物——威廉·斯坦利却病得不轻。斯坦利早在春天时就开始抱怨身体不适，他曾写信给新婚的妻子，“我想我实在应该起来，并且永远离开匹兹堡。”斯坦利在给威斯汀豪斯工作之前，已经有许多工作经历。他的前任老板，发明家海勒姆·马克西姆评论斯坦利时说，“他又高又瘦，在需要体积的时候他用速度来代替。”此刻，斯坦利又开始焦躁起来，他情愿独自搞发明创造。到夏天，斯坦利决定和妻子迁居到更健康的和更具田园生活的马萨诸塞州的伯克希尔丘陵，但是他将继续为威斯汀豪斯工作。“我筋疲力尽了。”斯坦利后来说，“对我来说，能否承受匹兹堡这儿的工作，看起来已经成了很严重的问题。”

在11月底前，贝尔菲尔德到了匹兹堡，而且立刻着手在威斯汀豪斯的肮脏的加里森工厂里，拆开他带来的木箱子。那情景让人看起来着实有些扫兴，从英国运过来的“高拉德–吉布斯的样机状态十分不理想。”贝尔菲尔德后来写道，“好多部件的工艺都有错；很大一部分都没有正确的焊接，只是用焊剂黏在一起而已。这最初的印象太次了，以至于潘塔里奥尼要给伦敦发电报取消这一订单。这时候威斯汀豪斯先生介入了，凭着他一贯对新发明所持的同情心，他又给了我一次机会，为此我十分感激。于是我就动手组装一遍整个机械设备，几乎完全是重做的。工作进程十分艰苦，但效果很令人满意，这都是因为威斯汀豪斯坚决要这台机器。在此期间我一直待在他的别墅，有机会和他在晚间商谈事情和有关这个系统将来发展的前景。”

第一个变压器事实上是由迈克尔·法拉第创造的，也就是在第一个发电机问世的时候。在变压器中，“初级”（线圈）是输入电流、产生一个磁场的铜丝线圈，“次级”（线圈）是切割初级（线圈产生）磁场的铜丝线圈。两者交互自身感应电压。在一个有效的变压器中，这两个铜丝线圈必须完全配合以产生高的自身感应（即电压）。但是，早在1831年时还没有任何人真正理解法拉第的原始变压器的全部含义。到1885年时，电学家们对变压器的理解已大大加深了。法拉第在一根软铁棍上绕了很多圈的绝缘线，又用第二根在第一根上绕一圈。当交变电流通过第一根线圈时，第二根线圈也跟着发电。绝缘线的电压数就是绕铁棍的圈数。线圈数目越多，电压就越高。发送同样的交流电到另一线圈少些的铁棍上时，电压也会相应降低。这就是最初形态的变压器。

威廉·斯坦利后来说道，“我个人对变压器有着一种偏爱。它是如此全面又简单地将一个复杂的东西简单化了。”简单到都没人感兴趣，但威斯汀豪斯和他的工程师们还是着实欣赏这一发明。“令人难忘的是，”斯坦利后来说，“因为在那个时候，就是1885年时，美国还没有用交流电的机器（有的只是从欧洲进口的）。那仅有的三四个或更多，我知道的，是变压器或电感线圈，基本都是用高拉德原理的，也是从英国进口的。”而且，这些变压器只能用交流电——因为交流电的电子在向前流动时，它们的快速振荡会在周围产生一个磁场，这就是变压器感应现象的关键所在。如果要想将电力输送很远的距离，就必须使用交流电。

贝尔菲尔德在威斯汀豪斯工厂里重组了高拉德–吉布斯的变压器，他解释道，“它是由形成磁环路的一大束铁丝组成的，铁丝被大量中间带孔的铜盘所包围，这些铜盘按顺序排为一个初级的、一个次级的，而且每个相邻的铜盘都被焊接在一起，结果这众多的焊接缝都将是故障隐患，同时制造过程既不可行又不经济。”据历史学家哈罗德·帕瑟（Harold C.Passer）的记载，当时一本英国科技杂志根本就不考虑高拉德–吉布斯变压器，因为当时在这一领域里，成名的电学家们不会“允许本来有可能成功的研究课题化为乌有。”这两位发明家自己也没有真正理解这系统的意义，因为他们只着眼于将变压器用于给每个独立灯泡减电压。

威斯汀豪斯特别高兴地检查了高拉德–吉布斯的装置，并且又重新组装了一遍。他和贝尔菲尔德在12月期间，详细地讨论了这一装置。贝尔菲尔德后来回忆说，“那些真正了解威斯汀豪斯的人，就会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他投入了多少精力……在短短的时间内（截至年底前），那个绝对不经济的（高拉德–吉布斯式）二等变压器被转换成一个完全新式的机器。”新设计使这装置能用机器经济地生产出来：H形的铁板，可以用机器压模出来当盘心。那H的水平（线）部分穿过铜线圈，它们可用机器绕制并作为初级和次级用，端部则用I形的板子封闭。瞧吧，乔治·威斯汀豪斯发明创造了新式变压器！他最伟大的创造是将变压器平行排列，随着并联变压器数量的增加，电压也随之加大。尽管如此，潘塔里奥尼汇报说，在威斯汀豪斯公司的同事们还是坚决反对高压交流电和用新的变压器来加大电压，他们让发电机运转并且在进入建筑物时减低电压。“在公司里，只有威斯汀豪斯一个人持不同观点，坚持要将新变压器付诸实施。”威廉·斯坦利整个秋天都在忙着安装他的第一个威斯汀豪斯直流电系统，看起来只有他一人是老板的支持者。除了威斯汀豪斯，没有一个人理解交流变压器展示出的惊人的突破——一种机器，它能接受经过远距离输送的高压电，然后减至安全电压，供工厂和家庭使用。

不顾任何来自公司反对派的阻挠，威斯汀豪斯重新和威廉·斯坦利签订了工作合同，斯坦利将开始在美因街上的、为交流电系统需要而新建的大巴灵顿（Great Barrington）实验室里的工作。贝尔菲尔德将迁至白雪皑皑的北方参加协助工作。为此，贝尔菲尔德特地在圣诞节前，在匹兹堡的百货商场里买了防寒的“美式成衣”，买衣服时赠送了一块沃特伯里牌手表。当威斯汀豪斯看见它时，这位好奇的商业巨头立刻就将这块表拆开了。贝尔菲尔德后来回忆说，“威斯汀豪斯先生不满意只拆卸一次，他拆装了数次，然后以他的机械天赋说明这块表根本经受不了如此处理。”

现在乔治·威斯汀豪斯有了自己的变压器，远远超过直流电灯的历史作用，它真正开拓了令人激动的引领电力革命的前景。1886年1月8日，威斯汀豪斯为组建他的第5家公司——威斯汀豪斯电力公司（即，西屋电力公司），用了100万美元的股本。这位匹兹堡的工业巨头想担任总裁，最初持20 000股中的18 000股，每股值50美元。在此后的几个月中，威斯汀豪斯卖掉了8 400股来支持他的新冒险事业。威廉·斯坦利分到了威斯汀豪斯电力公司的2 000股，年薪4 000美元，每月实验室费用600美元。斯坦利任何为公司商业发展而进行的发明创造都归公司所有。下一个任务就是派遣潘塔里奥尼和一位威斯汀豪斯的律师去欧洲，花50 000美元去购买高拉德–吉布斯变压器的美国专利权。潘塔里奥尼发现欧洲其他人也正热衷于这一技术项目。

一直到1886年年初，贝尔菲尔德都在大巴灵顿，忙于建造H形的变压器。一旦这些领导商业先驱的变压器完成，贝尔菲尔德要冒着2月的寒冷，将沉重的用到陶制导体上的4 000英尺铜电线，挂到巴灵顿主要大街的高大、光秃的榆树上去。考虑到不让竞争者看到这6台变压器，斯坦利将它们放进有灯光照明的楼房的地下室里，每台各装进一个木箱里。一台蒸汽机已备好给发电机提供电力。之后，他离开了这座城市，开始两个星期的休假。

3月初休假归来，斯坦利懊悔地发现，爱迪生的人已经抢到他前面，成为了第一家用神奇白炽灯照亮大巴灵顿的人。爱迪生的灯光展示在一个当地的大厦里，在那儿该公司建立了惯常的直流电独立电站。1886年3月10日，《伯克郡快递报》（Berkshire Courier）以一篇题目为“一个光辉灿烂的景象”的文章，热情洋溢地报道了爱迪生的电灯。

一个星期之后，28岁的威廉·斯坦利，在美因街图书馆旁的一个旧牲口棚里点燃了25马力的、以煤为燃料的蒸汽机。当西门子直流发电机问世以后，它开始输送500伏特的交流电至线索状的铜丝，通过这些埋在高高的榆树下的铜丝进入他的一个侄子泰勒拥有的地下储蓄室，在那儿经过变压器降低至100伏特，再经过内部线路输送至电灯泡。3月17日，《伯克郡快递报》报道，“昨天夜里，泰勒的储藏室从里到外被斯坦利系统的3盏相当于150支蜡烛的电灯照亮。其中的两盏灯一直持续亮到第二天中午。一大批商人聚集在现场观看效果，到场者一致称赞认可。”同一天，斯坦利向威斯汀豪斯报告，他已经完成了成功的实验。“所有的转换器（变压器）都加锁和钥匙，所以没有任何人能知道其具体细节……我本想给这系统说更多更好的话，但长话短说，目前一切都好。”在一个星期之内，斯坦利就给一家药店、一家杂货店和一个医生的诊所接通了交流电。数百名当地居民在参加星期六晚会后，在清爽宜人的3月夜晚，闲逛到那些刚刚发芽的榆树下，亲眼观看这些被大吹大擂的电灯。斯坦利说道，“这些市民们虽然心怀恐惧，怕离电灯太近有危险，但还是和我共同欢庆。”报纸用惊叹的口气报道了储藏间里的灯光，“那么强那么亮，绿色和蓝色被分辨得清清楚楚，这对煤气灯来说是根本做不到的。”到那个月底，斯坦利已经有了几十个新客户，包括一大批当地医院、台球室、邮电局、锅炉商店、鞋店和饭馆。爱迪生的工人们并没有休息，但他们只有有限的几个客户，因为他们受到距离的限制，而斯坦利则不然。很少有这样重大的科技成就——对将来的电力发展将有巨大影响的突破——却被如此低调地宣传报道，这的确不公平。

当然，斯坦利对新交流电系统的特性闭口不谈。所以，当地报纸杂志无法将他的公司和竞争对手爱迪生安装的装置，做具体分析和比较。只有不多的美国人赞赏这一新电灯系统的技术开拓，他们之中的一些匹兹堡人于4月底乘火车来参观，乔治·威斯汀豪斯立刻带着他的兄弟亨利、潘塔里奥尼以及发明工程师富兰克林·波普（Franklin Pope），赶来一同观看威廉·斯坦利和雷金纳德·贝尔菲尔德的伟大电力成就。这里，高压电在美国历史性地第一次产生、输送，然后经过新设计的变压器减压至适合民用的电压标准。那些以煤为燃料的、制造噪音和烟雾的、必须建立在近距离内的城市中心发电站，将不复存在。现在发电厂可以设立在离城市很远、但离燃料基地近的地方，而它们发出的电通过广袤的电力网，经过大地、穿越河流，静悄悄地为人类服务。几个星期以后，威斯汀豪斯一群人又返回来，重新欣赏和研究扩大的交流电系统的工作状况。斯坦利又设计了一个新的发电机，取代了原先的西门子机，因为它只适用于电弧灯。此时，这全新理念的机器将经过严格精密的测试和改进，为占据市场和改变世界做好了充分准备。威斯汀豪斯下令，将这新式斯坦利交流系统搬迁至匹兹堡的联合开关信号公司，并架设一条3英里长的电线至东自由区。变压器固定安置在各个点，整个夏天将系统持续不断地运转并反复检测。到秋天时，威斯汀豪斯已经做好准备在未来的电力太空中占据自己的一席地位——他向世界开价出售他的新商业交流电等系统。和爱迪生不同，威斯汀豪斯从不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的新发明创造，只是很平静地介绍了他的照明革命。没有媒体报道预言了这一交流电的巨大突破，以及直流电束缚装置的垮台。交流电的革命无声无息地，几乎在无形之中就开始了。

交流电输出

在低调的电力革命中，乔治·威斯汀豪斯的最初客户有布法罗的亚当–梅尔德伦–安德森商业中心，一座巨大的4层意大利式的宫殿，有着各种各样顾客喜爱的商品，坐落在远离纽约市的美因街上。布法罗日渐富足是因为地处交通枢纽，从西边坐火车来的移民和各种各样的粮食和货物——著名的中西部粮食和巨大的畜群——都经这里向东去。那宽阔的布法罗滨水区排列着许多巨大的仓库，谷物将从这里运往纽约和其他海外市场。这是一个富庶的大湖港，是伊利运河的终点站和国家铁路交汇点。布法罗成为商业繁荣的中枢。

1886年11月27日，刚过感恩节，《布法罗商业广告》（Buffalo Commercial Advertiser）在头版登出广告：亚当–梅尔德伦–安德森商场将展示独家经销的黑色开司米毛衣、地毯、服装布饰、床上用品、钟表、围巾、儿童玩具等，全部由威斯汀豪斯系统的498盏斯坦利电灯做灯光背景。“那里没有臭气、没有高温、没有火柴、没有危险。我们是城里第一家采用电灯来照明的商店……所有的效果好极了。灯光稳定柔和，极易相配色彩。敬请光临，一睹这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创造吧。”

两天之后，星期一，这个巨大商场开张了——不为销售珠宝首饰、手套、丝绸雨伞、精美黑丝绸和羽绒被，只为了展示威斯汀豪斯的电灯。“没卖任何货物，”商业广告报报道说，“但商店里人山人海，根本走不动。”衣冠楚楚的顾客们像潮水般涌进这4层大厦，都对电灯照明赞叹不已，惊呼其如太阳光一样明亮，任何印度围巾和服装服饰上的颜色都能清楚分辨。亚当–梅尔德伦–安德森商店在布法罗占据了很大面积，现在它全部由电灯点亮，也包括电弧灯和白炽灯。结果是，“最后一天晚上，这个商店里来了许多对城里不同电力公司感兴趣的先生们，当然还有别的来客。但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称赞威斯汀豪斯的电灯。”这次和在大巴灵顿一样，报界并没有提到（或并不知道）这个新系统标志着商业供电形式意义深远的重大改革，威斯汀豪斯本人也没有做任何大型公开说明。但交流电的优势，迅速就被那些无法被提供直流电的人们所认可。威斯汀豪斯迅速在不同地区又发展了27家新客户。

再回头看看曼哈顿的第65大道，托马斯·爱迪生抽着雪茄，烦恼不堪，深深地被威斯汀豪斯电力公司抢夺他这个先驱者的地盘，侵入电灯照明领域的做法而感到愤怒。布拉什电力公司专门制造弧光灯，但是爱迪生对此不屑一顾，认为这个产品只是一个过渡而不能长久的产品。爱德华·韦斯顿（Edward Weston）开发了一种白炽灯，但爱迪生认为他只是剽窃了自己的灯泡，而不是开发，不过用了更初级的直流电而已，并没有什么威胁。但威斯汀豪斯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完全是一个难对付的、有无数成就和财力雄厚的竞争者。他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嘲弄蔑视的对手。匹兹堡的实业家们素有真正斗士的盛誉，他们一旦下了决心，就将全力以赴。而且威斯汀豪斯正处于事业发展的黄金阶段，他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在这样一个充满贪污腐败的年代里，他始终是个崇高的理想主义者、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一心想通过工程和机械来改变世界。无论什么新的项目启动，他都要做到最好。和爱迪生一样，他也喜欢在吵闹肮脏的车间里同工人一起工作，了解项目进行情况，用他的风趣给他人鼓励。

可以理解，当爱迪生听到一个像威斯汀豪斯这样的人正与他在电力王国里抗衡，他自然会忧心忡忡了。更可怕的是，这个匹兹堡的巨头是有备而来的，他手里有新技术、新产品，有潜在的革命性的东西。爱迪生对这个对手深深感到不安。他给约翰逊写信时，不高兴地说道，“我敢肯定，不管该死的威斯汀豪斯投入任何尺寸的交流电系统，6个月内，他就能夺走一批客户。因为他已经有了新产品，并经过了实践的多次检验。我们永远不能掉以轻心。”爱迪生不知如何解释交流电系统的实用性，他在同一报告中这样写道，“我一生也看不到能有什么办法对交流高压电网——在大城市里不停地运行——进行检修。而直流电网，一旦触电，则不会置人于死地。”这是双方产生敌意而导致一场光电大战的前奏曲，一场即将开始的、在两个强大的并正在改变世界的时代巨人之间的战争。

1888年3月12日星期一，当大部分曼哈顿人还都在睡梦中时，一场暴风雪席卷了这座城市。到拂晓时，时速60英里的狂风把雪花卷至二层楼高。当纽约的中产阶级在星期二早上醒来之后，他们愤怒地发现在充满积雪的家门前找不到报纸，也没有每日的新鲜牛奶，更谈不上刚出炉的新鲜面包。相反，只有冷风卷过的白色街道。温度刺骨的寒冷，降至华氏5度。到处可见倾斜倒塌的蜘蛛网般的电线，它们都被太重的冰雪压断了。

《纽约时报》报道说，“在白天到来之前，这个城市里所有的马车和高架火车全停止了；街道由于过厚的积雪几乎无法行走；电报和电话线，凡是在室外安装的通讯装置全部被破坏；一整天没有进出的火车；邮递停止了；商业活动陷于停滞……可能如果没有这场暴风雪，这个城市里的人还要无限期地忍受着各种悬挂在电线杆上的电线呢。”报纸急呼，电线都被埋起来啦！会导致特别的危险！“这个城市有可能陷入黑暗和随之带来的生命危险。也会有因消防警报装置不能工作而造成的危险。”但是没提及人们有因触电身亡的可能。1888年，暴风雪带来22英寸厚的积雪，是这个城市60年来遭遇过的最大风雪。

大约在一个月以后，人们的“触电身亡”恐惧症就开始了。在1888年4月15日，一个寒冷但晴朗的星期六晚上，一个小孩兴高采烈地沿着东百老汇往凯瑟琳街蹦蹦跳跳地走着。雪早已融化了，但大多数粗的电线网并没有被遮盖起来，却又一次被拉直挂在雪松杆上。在那个清新凉爽的晚上，马车在他身边隆隆而过，它们发亮的车厢和健壮的马匹，在电弧灯光的照射下闪着光芒。过路人注意到，那活泼的孩子抓住了一根头顶上方悬挂下来的电线。他把电线抓在手里，蹦来跳去，围着电线杆打转。但随着一阵突然的火花，那个孩子先是趔趄了一下，继而蹒跚了两步，就倒在了马路的便道上。一大群人在围观，急救车把他送到议员街医院，但他还是死了。

《纽约每日先驱报》发表评论说，“这真是一件憾事，要是一个百万富翁或者什么社会名流在星期日早上被电击死亡，整个社会将引起轰动，随之而来的愤怒会把电线砸进地里。但死去的只是一个叫摩西·施特雷夫的普通的孩子，一个15岁的少年，一个罗马尼亚移民，一个不属于这城市的外来人，靠着卖领扣和放在口袋里的小梳子，来帮助母亲养活其他8个兄弟姐妹。据警察说，这根电线已经在离孩子站立的不远处悬挂了好几个月，他碰巧接触了它，遭到‘致命一击’，于是他死了。”负责铺设这条大道高压电线的美国照明公司，由此被控玩忽职守，任由危险的高压电线随便悬挂，造成死亡事故。

1888年春，“电线致死”的消息首次成了纽约报纸的头条新闻。“头顶上的电线突然成了引人注目的东西，不光刺眼还没有安全保证。”威斯汀豪斯的传记撰写家弗朗西斯·洛伊普（Francis Leupp）写道，“主要报纸一直以来都限制发表关于煤气灯强于电灯的文章，现在突然一致调转笔锋，竭力煽动公众对交流（高压）电的憎恨。”报界不断高涨的义愤反映了纽约媒体长期以来的宠儿托马斯·爱迪生的心声。突然间，每一个因高压电线引起的伤亡事故都立刻引起关注，而报界也倾尽全力，密切关注着曼哈顿人们头顶上的令人不安的高压电线。

在那个叫施特雷夫的男孩死后一个月，又发生了一起触电身亡事故。5月11日星期五，春光明媚，一个布拉什电力公司的工人爬上百老汇616–618号屋脊，去清除在二层檐口的旧电线。这座楼里的一个雇员看见“从窗户里冒出一股浓烟并听到一阵噼啪声。他发现，默里（Murray）已经死了，电线被剪开一半，剪口处的绝缘材料烧焦了。”这个电力公司的工人没有戴绝缘手套，以致遭到电击。救援者在努力将他的尸体从窗口中拉进来时，也被电击了一下。最后，他们找到一块橡胶布，把死者尸体包起来，拖下屋檐，送到第十区警察分局。6年来，电弧灯和它的电线在曼哈顿都被视为刺眼的东西。但现在，市民开始将高压电和危险、死亡联系起来了。爱迪生亦如此。

自从乔治·威斯汀豪斯在布法罗的亚当–梅尔德伦–安德森大商场点亮了他的灯之后，爱迪生就被接二连三的电力坏消息闹得心烦。但在1886年底，爱迪生洋洋得意地将他的竞争对手乔治·威斯汀豪斯一笔勾掉，声称，“他的任何计划都不再让我担心。”尽管他还是承认，“唯一让我不安的是威斯汀豪斯有能力在全国各地设立代理和流动的代理人。他无处不在，在我们知晓之前他就已经建立了一大堆公司。”事实上，随着时间推移，威斯汀豪斯也确实对爱迪生在电力领域的一统天下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

充足了电的威斯汀豪斯，在涉足电力生意仅仅一年后，已经建立或筹备建立68座交流电中心电站。他赫然出现，逼近爱迪生，成了爱迪生最强的一个竞争对手。汤姆森–休斯顿，这家著名的电弧灯公司，也从那年春天开始安装交流电中心站，用的是威斯汀豪斯的变压器。他们已经有了或已签署了合同，共22家交流电中心电站。1887年底，爱迪生从伯明翰、阿拉巴马到密执安，建立或筹备建立共121个直流电中心电站，稳坐了8年的曼哈顿帝国宝座。爱迪生电灯公司的主管们，在10月底公布的1887年的年度报告中，摆出一副挑战的面孔，谴责交流电“从商业角度来看，没有任何优势，而且它本身是高压……众所周知它对生命和财产带来毁灭性的危害。”

爱迪生特别对威斯汀豪斯在新奥尔良建立了一个大交流电中心电站，感到十分烦恼。因为爱迪生在多雾的路易斯安那港建了一个工厂，认为这是他独家的白炽灯领地。1887年，爱迪生的年报里嘲笑了威斯汀豪斯在那个地方的许多不幸——机械经常出事故；变压器在点亮灯时被毁坏；除了照明，如要做其他的事情，还没有相应的交流电发动机。报告书摘录了爱迪生的当地经理莫特拉姆（W.T.Mottram）的话：“坚信爱迪生系统是无懈可击的……他们无法和我们相比，也无法诋毁我们，一个稳定的保守方针是会赢得这场斗争的。”豪言壮语对公众舆论是不错，但与此同时，爱德华·约翰逊（Edward Johnson）却在尖锐地批评爱迪生，如果没有交流电，“我们就没有了小城市的生意，甚至不可能在稍小些的城市里发展。”如果市政府的权贵们要求给距离直流电中心电站超过半英里以外的住宅和工厂送电时，爱迪生的销售经理又如何回答呢?

在漫长的中心电站市场之战中，爱迪生阵营不断遭受着痛苦的挫折。如果一个城市买了直流电厂，它只能给一半需要电灯的人服务。那些住在离电站半英里外的人就必须考虑买一个独立电厂或一个独立电站的问题。与此相反，交流电站可以给全地区提供服务，如果需要，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再扩大。所以爱迪生与威斯汀豪斯的积怨，随着1887年的时光推移，越来越深。

爱迪生并不是没有着手自己的交流电系统。早在威斯汀豪斯1886年下半年建第一个交流电厂的时候，爱迪生班子里的人已经在认真考虑购买欧洲研发的、在欧洲大陆引起轰动的交流电系统。弗朗西斯·杰尔，一个爱迪生公司长期的雇员，早从1885年就受命去欧洲，到布达佩斯的甘兹公司观看他们的新交流电系统。这个系统命名为ZBD，是3个匈牙利发明家的名字缩写（Zipernowsky、Blathy、Deri）。杰尔后来记述道，在布达佩斯“参观展览馆时，我发现有1 000只或更多的电灯由一台交流发电机送电点亮，电压是1 300伏特。这可真是‘大开眼界’，因为电压通过感应线圈降低至电灯需要的电压。匈牙利的发明家们又称之为变压器。”杰尔，这个曾在门罗公园将空气从早期白炽灯泡里抽出来的人，描述道，所有欧洲的年轻电学家都对此感兴趣。

第一个ZBD的客户不是别人，正是爱迪生的米兰公司，公司由约翰·利布经营，他为爱迪生工作了很多时间。早在珍珠街电站时，就是他踮着脚尖，合上了珍珠街中心电站的电闸，现在又成功地开办了米兰分公司。他希望给一个新客户——弗姆剧院输送照明用电，但是它并不处于爱迪生的直流电站能输送的范围内。这样一来，利布只能用ZBD系统。所以整个1886年，利布都在唱着交流电的赞歌，并请求爱迪生购买ZBD的专利权。ZBD的发明家之一，任职于甘兹公司的奥托·泰特斯·布拉第（Otto Titus Blathy）博士，同样急切地想和爱迪生拉上关系。因为爱迪生的首肯就如同授予最高电力爵位，是成功的保证。当爱迪生搪塞拖延时，这位匈牙利的博士亲自出马，于1886年9月远航到了纽约，游说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爱迪生还是什么也不同意，他只是把弗朗西斯·厄普顿派去了巴黎。厄普顿现在经营一个灯厂，在门罗公园时期曾经是数学和物理领域的台柱子。当威斯汀豪斯正在布法罗大商场里安装和运行第一个交流电系统时，厄普顿也同时到达巴黎去检测ZBD系统，并且强烈要求爱迪生花2万美元购买其在美国的经营权。

但当爱迪生向柏林的西门子和霍尔斯克咨询时，他们均批评ZBD系统太贵、爱出毛病而且危险。自然而然，他们提供的咨询，和他们当初给潘塔里奥尼就购买高拉德–吉布斯装置时的意见大同小异。鉴于来自公司内部高层的压力，再加上清楚地知道威斯汀豪斯已经走在了前面，爱迪生勉强同意购买ZBD专利的买卖特权，但他仍固执地拒绝使用这个交流电系统。历史学家伯纳德·卡尔森（W.Bernarld Carlson）和米勒德（A.J.Millard）相信，这是因为爱迪生“害怕这设计简单和易于安装的交流电系统阻碍了广泛的电力应用”。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他作为元老的顽固自大。爱迪生的直流电系统是他和同事们白手起家创造出来的。这样一来，就可以理解他为何拼命阻挠与他人发明的合作，特别是当他认为别人的技术是不安全的时候。

1887年是爱迪生努力奋斗的一年。不仅有威斯汀豪斯的交流电系统的挑战，还有铜价的突然提高。这对所有电学家们都是个十分令人焦虑不安的问题。铜，作为原材料，它的质量上乘，柔韧性和导电性无可匹敌，是电力工作不可缺少的原料。1887年12月，《工程矿业期刊》（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Mining）解释大幅提价的原因——从每磅10美分提高到每磅16美分——“是由于欧洲强有力的组织联合将整个市场玩于股掌之中。”事实上，跨过冬日的大西洋，在巴黎的商业区，可以找到铜垄断的策划人：一个叫海厄森斯·塞克雷坦（Hyacinth Secretan）的秃头小个子。他建立的金属协会是欧洲最大的铜制品生产基地。塞克雷坦时刻关注着铜价的波动趋势，密切追踪着金属价的涨跌。1886年的后期，当签订的许多合同中的铜锭价很快升高时，塞克雷坦先生吸取以往操纵锡交易时的教训，知道垄断铜市场的合适时机到了。

于是塞可雷坦开始和世界主要的铜矿签订合同，以13美分/磅的价格买下他们的所有产品，对矿主来说，这已是一笔不小的利润。然后他又转身向世界铜市场以逐步上升的趋势报价，1887年底达到16至17美分/磅，对塞克雷坦来说这利润不菲。塞克雷坦先生的铜业集团有一大群欧洲财团撑腰，看到周围与铜有关的电灯、电车和电报行业呈现的激增的需求，这些金融家们期待着趁铜垄断之机发笔横财。

没有人比爱迪生对铜价的关键性更清楚的了。在对华莱士电弧灯公司的一次意义重大的访问之后，他看到他们怀着强大的野心，叫着“超过别人，用电灯照亮世界”的口号，就明白别人都盲目发展了。大幅度降低铜的用量将是建立一个实际的电灯照明系统的关键所在，这样才能从财政上把美国那些用煤气灯照明的城市拉过来。于是，爱迪生运用他的天赋，将铜的用量从原来估计的数量降到最低限度。但在1887年的冬天，铜的问题又一次让他头疼不已。如《电力工程师》（Electrical Engineer）于1888年2月记载的，“如果铜价的优势能证明比现在产生更大影响的话，它的结果之一就是严重打击了低压送电系统（爱迪生的直流电），使它无法在商业上与高压送电系统（威斯汀豪斯的交流电）竞争。”

1888年3月，《工程矿业期刊》报道，“现在这个国家所有电力用铜全掌握在垄断财团手中。很明显，价格全在于垄断财团如何决定。”这个不幸的变化对爱迪生电力照明公司来说，确实是个沉重的打击。例如，1887年的春天，公司已经投标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中心电站，给21 700盏灯送电。他们预算支线用25 400磅铜材，干线要用51 680磅铜材。如果铜价是17美分/磅的话，铜材总共将花费51 965美元。每1美分的涨价就将增加3 056美元的费用。如果涨价3美分——因为铜价一直都在上涨——就将增加9 000美元的预算。更痛苦的比较是，威斯汀豪斯的新中心电站只需要1/3的用铜量。

就在爱迪生受威斯汀豪斯和铜价上涨两面夹击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报复他的新敌人。1887年11月初，爱迪生，这个美国最受尊敬的电力学家，收到了一封艾尔弗雷德·索斯威克（Alfred Southwick）博士寄来的亲笔信，他是一个严厉的布法罗牙医，也是纽约市政府死刑委员会三人成员之一。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就是为将受绞刑的死囚寻找另一种文明处死的方式。委员会的主席是富有的纽约律师和慈善家埃尔布里奇·格里（Elbridge T.Gerry），以积极保护动物不受虐待而闻名。第三个成员是马修·黑尔（Matthew Hale），一个阿尔巴尼亚政治家。在一系列令人反感的绞刑之后，纽约市长大卫·希尔（David Hill）感到困惑，这种“黑暗时代”制度是否可以让步给“少些残暴”的方式。所有的报纸全都以令人作呕的细节来描述，那些执行绞刑者的丑恶、可耻和渎职，临死的罪犯们如何痛苦地摇晃在过松的绳套上，奄奄一息直到被勒死。或者是同样让人厌恶但是相反的问题：绞索套得过紧，以致在众目睽睽之下，把罪犯的头切下。索斯威克博士在给爱迪生的信里，征求发明家的意见，如何用电刑来处死罪犯，而且想知道他是否可以建议“有必要加强电流，以保证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电刑的致死效果。”爱迪生回信说，他谢绝参与此事，因为自己反对死刑。

但是索斯威克博士和他的故乡——布法罗城一样有着坚强的意志。他坚持认为，干净利落和现代化的电刑应该得到普及（他曾经目睹一个人遭电击身亡时的情景）。“科学和文明需要比绳子更有人性的方法。绳子是野蛮人的遗留物，应该成为历史。”这个死刑三人委员会——索斯威克博士、政治家黑尔以及慈善家格里——认真研究了死刑的历史，调查了国家法官、警官、检察官和这方面的专科医生之后，索斯威克博士高兴地报告说，200人中有86个赞成电刑。现在这布法罗的牙医需要的是爱迪生以他“作为一个电学家”的极高声誉，来说服立法机关。

1887年12月9日，托马斯·爱迪生改变了主意，给索斯威克博士写了回信。世界闻名的电力奇才的信中充满了非常肯定和颠覆性的观点。他宣称，最快捷和无痛苦的死亡，“可以用电来完成，而为达到此目的，最适合的工具就是可以输送周期电的发电机。最有效的机器为已知的‘交流电机’，在这个国家里主要由乔治·威斯汀豪斯生产……这个机器输送的电流通过人体时，即使是很轻微的接触，也足以使人瞬间死亡。”是因为不断上涨的铜价？还是威斯汀豪斯签署了合同，又从爱迪生地盘中抢走了一个客户？要么是因为煤气公司正用降低价格、改进煤气灯罩的方式来抢占市场？我们不得而知，无论什么原因使得爱迪生采取了如此的敌对行动，他的提议完全是阴谋诡计。到1888年中期，纽约市立法机关颁布了电刑——从1889年1月1日起成为新的死刑执行方式。这引起电力界其他人士的公愤，爱迪生悄悄地（或者说秘密地）借立法手段给他的交流电对手一个沉重的打击。

1888年2月，托马斯·爱迪生对只是不公开地发泄积怨感到不满意了。以爱迪生电灯公司为载体，他公开痛斥对手，发表了美国历史上篇幅最长、敌对公司之间最恶劣的中伤声明。84页的谩骂讽刺，加上鲜红的包装、醒目的警告标题，爱迪生在这场不多见的、无情的美国公司之争中使出了所有能够用到的公开手段。

爱迪生以他的直流电，与威斯汀豪斯的交流电，正式开始了一场电流大战。

托马斯·爱迪生，很长（也有理由的）时间以来就确信电的将来是属于他的——它带来光荣和财富——现在突然出现了强硬的、不顾一切地、勤勉富裕的威斯汀豪斯，从匹兹堡横扫过来抢夺他辛辛苦苦挣来的东西。爱迪生是不会坐以待毙的，不会让一个危险的系统来危害他的公司，甚至危害整个辉煌的电力系统。

是什么驱使门罗公园的奇才如此恶语攻击？他又为什么发动了这场电流大战？爱迪生从来没有说出来。我们知道，直到1885年，爱迪生都很忙（对市场稳操胜券），甚至顾不上追究许多小工厂侵犯他1879年的电灯泡专利权。他根本不在乎他的竞争对手，说他们是无耻的伪造者，是“专利的海盗”，只能偷窃他的想法，却构不成威胁。但是到了1885年，当别的公司开始损害他的生意时，他终于开始动用第一流的律师。对所有篡夺专利者的愤怒使他对匹兹堡巨头越发不满，因为威斯汀豪斯就在随便地用着爱迪生式的灯泡。可是历史学家哈罗德·帕瑟解释道，爱迪生的竞争者“对爱迪生灯泡专利的合法性提出了强烈质疑。美国公司（在威斯汀豪斯的控制下）认为自己的专利权比爱迪生更让人信服，因为它拥有法默、马克西姆、韦斯顿几位的白炽灯专利。而法默和马克西姆两个人开始研究白炽灯要比爱迪生早得多。”威斯汀豪斯也是一位不懈的斗士，他就灯泡专利权的问题进行了反诉讼，更激怒了爱迪生。所以，不管爱迪生的律师如何在法庭上强词夺理，在这一点上，帕瑟说道，“有理由怀疑爱迪生的基础专利仍持续有效。或许没有几家生产工厂和用户意识到，没有爱迪生的许可而生产和使用这些灯会冒严重的商业风险。”

固然爱迪生对威斯汀豪斯的灯泡侵权表示愤慨，但威斯汀豪斯最大的责任，还是因为他未经许可就进入了爱迪生的电力领地。当爱迪生第一次听说匹兹堡的工业家正进军电力领域，便急匆匆地说，“告诉他，好好做他的空气制动。”现在威斯汀豪斯不但在向爱迪生挑战，而且在卖自己原始创造的东西，一个新型电站，而不只是抄袭爱迪生。所以前一半的警告是为了指责威斯汀豪斯对电灯专利的侵权，而后一半的警告就是攻击他了。爱迪生的人坚持认为，整个交流电系统“是给公众提供的最不经济实惠的东西”。而直流电不同，一旦你掌握了更有效率的直流电要素，它是有可靠记录和经得起检测的系统。而交流电没有计量单位，没有任何发动机。直流电发动机是爱迪生的一张王牌。那些倾向于交流电的人被斥为“贪便宜的受骗者”和“小气的信徒”，是奸诈的人在蒙骗轻信的人接受他们的低档设备。而对交流电的优势，诸如传送范围广，爱迪生则显得毫无兴趣。

但是爱迪生始终对交流电的危险性怀有极大的恐惧。《警告》小册子规定：“事实上，任何系统使用高压电，例如500到2 000伏特，都会使生命受到危害。”爱迪生的阵营警告说，一旦变压器出故障，不能正常降低电压，那被送电的楼房就将成为一座高压电死亡炉。爱迪生一直为他系统的安全性而骄傲，“我的系统，只要是由爱迪生的发电机输送的电流，都是安全、健康和人性化的”，即使“不戴手套，人抓住任何部位的电线，甚至电机的支柱和把手，都不会受到丝毫伤害。”没有其他任何电力公司像爱迪生公司那样，投入了如此多时间和精力来设计安全绝缘的电线并小心的置于远离公众的地下。相反，爱迪生在《警告》小册子里详细记载了在高压交流电事故中悲惨死亡的工人的情况。直流电是温和友好的，交流电则是个冷血杀手。爱迪生提出，交流电派无视安全，是在犯罪，他们只为了省钱和沽名钓誉。

爱迪生对威斯汀豪斯公司肆意谩骂，在他呼吁建立同盟以反对交流电时达到了顶点。“所有对未来充满信心的电力学家们，都应该联合起来，进行一场杜绝只追求低廉价格的斗争，不让未合格和危险的电流出现!”爱迪生志愿担当这场圣战的道德领袖。那些如乔治·威斯汀豪斯一样的人，谁胆敢继续向前走交流电的道路，无论前途多么光明，都将是公开的敌人，是对神圣大道的玷污。他们嘲笑乔治·威斯汀豪斯是“自吹自擂的传送系统的发明家，今日已为任何一个阅历丰富的电学家所不齿。追随他，匹兹堡公司每走一步都将陷入更深的失望泥潭。”这是电流大战中第一发公开地射向匹兹堡的子弹。

1888年春，甚至连报纸都开始追踪每一个“触电事故”，爱迪生的电灯公司对交流电的敌对态度也众所周知，此时，并不大的纽约电学界却散布出关于原来曾给爱迪生工作过的尼古拉·特斯拉的谣言来。据说他又复出，在做着什么自由街的大项目，正在把一系列和交流电有关的专利呈请备案报批。事实上，特斯拉确实是非常有创造力地、艰苦地做出一个又一个的交流电机器。为了应付众多的工作，他把当年的学友及合作伙伴安东尼·西格帝工程师从欧洲招来，他于1887年的5月10日乘船驶进纽约港，见到了奥古斯特·巴托尔帝（Auguste Bantholdi）创作的令人神往的自由女神像。6个月以来，这个不朽的女神像迎来了每天的朝霞，她手中的火炬被内置的绚丽灯光照亮，她那古铜色的长裙和黯淡的脸庞被脚下几千只烛样灯光映照。《纽约世界报》的工人阶级读者参与了一分一角的捐款，向全国显示出：是普通的老百姓——而不是百万富翁——最后把这座威严的雕塑竖立在贝德罗岛的基座上。

这样，从城堡花园出来到巴特利花园的草地，在绿树成荫的沙砾小道上穿来走去，享受着海港的凉爽清风，西格帝和他的老朋友特斯拉又再次相聚了。他们两人迅速投入工作，夜以继日地组建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部件，为完成当年特斯拉曾在布达佩斯公园的沙地上画出的交流电感应电动机而努力。

很多年后，特斯拉的第一个传记作家约翰·奥尼尔始终记得，特斯拉对自己幻想之物的完整性有多自豪。“当机器被全部组装完毕并开始运行时，没有一个部件不是按照他的期望在工作……从他构思设计到那时已是多年时光逝去。他并没有在纸上写下任何记录，可他仍清楚地记得任何细节。”1887年的余下时间就是匆忙的创造和秘密的组装，特斯拉和他的助手用3个完整的交流系统——单相、双相、三相交流电制造出了所有必需的部件。他为每一个系统分别设计和安装了铜和铁的模型——一个产生电流的发电机（但不带整流器），一个用它的旋转磁芯产生电力的感应马达，然后是升高或降低电压的变压器。经过了旋风般的6个月时间，特斯拉在他的实验室里有了一整套多相交流系统。1887年10月12日，特斯拉提出了一项公共汽车的专利申请，但专利办公室要求他进一步分成细目。于是在11月和12月间，特斯拉申请了总共40个专利，概括了他的整个交流电系统，包括它的革命性的感应发电机。在他以前的老板爱迪生正向全世界痛斥交流电的同时，他却在完善它的系统。

年轻、朝气蓬勃的《电子世界》（Electrical World）编辑托马斯·康默伏德·马丁（Thomas Commerford Martin），一个风度翩翩、雄心勃勃、蓄着大胡子的光头英国移民，顺便访问了特斯拉的实验室。他立刻意识到这个默默无闻但极有魅力的塞尔维亚人将成为下一个电力巨人，他光辉灿烂的梦想将与爱迪生媲美。作为一个记者，马丁让特斯拉与闻名世界的爱迪生之间的冲突——交流电对直流电的报道更加有戏剧性色彩。特斯拉当时才31岁，是个实在的人文主义者，追求的理想是通过他的感应发电机和交流电系统，使全世界从重体力劳动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迄今为止，交流电缺少的就是一个工作电力的马达（虽然已有很多著名的发明家一直在努力夺取这一桂冠）。而现在鲜为人知的特斯拉出现了，拿走了奖杯。

马丁十分欣赏特斯拉的交流发电机和多相系统，这一开辟新纪元的机器，他开始认真思考，怎样可以让这位新天才名利双收。幸运的是，马丁恰恰在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地位上。既因为他是美国电力界权威杂志的编辑，也因为他还身兼有声望的美国电力工程师学会（一个已有4年历史的组织）的主席一职。所以他熟知怎样绕过电力界内的你争我斗，让这颗巨大灿烂的明星升上天空。马丁离开特斯拉在自由街的实验室时，信心百倍地要准备一场推出尼古拉·特斯拉的战役。这位英国编辑此刻的首要任务，就是让大家都被特斯拉的系统吸引住。

首先，特斯拉的多相交流机器需要经过测试，它们的革命性质必须被权威人士认定。马丁安排了康奈尔大学电力工程系的著名教授威廉·安东尼（William Anthony），前往自由街去见特斯拉并检查他的机器。然后将机器运送到安东尼处以做进一步检测。1888年3月，安东尼教授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兴奋地提道，“因为特斯拉的专利申请还在专利办公室，我在发誓保密后，被允许检测那些机器……我看到一个重12磅的转子，当其中一路电流（交流）突然反向流动时，它反转那么迅速以至我根本看不出来它是怎么做到的。但全过程没有整流器。转子和其他任何外界的东西都没有联系……这个结果对我来说太棒了……马达的外形完全和整流器不同，两路电流彼此追赶着围绕磁场旋转，除了两个轴承以外没有其他磨损的东西。”于是，如马丁所愿，特斯拉的名字和吸引人的发明在相关人士中流传开来。安东尼教授，一个无利害关系的人员，判定特斯拉的发电机和现存的直流发电机具有同等效能。

这时，马丁向特斯拉建议，他应该准备一个讲座，建立起自己在电力界的地位，特斯拉没有同意。当特斯拉14个基础专利中的7个在1888年5月被批准时，马丁又一次催促这位塞尔维亚发明家——展示自己，让他的电力同行知道和了解他的伟大突破。特斯拉也又一次礼貌地道歉，说由于努力准备设计和尽快组建整个系统，他感到十分劳累。安东尼教授和马丁一道劝说特斯拉尽快举行讲座。富兰克林·波普（Franklin Pope），《电力工程师》杂志的编辑，威斯汀豪斯的工程师和专利律师，也被邀请到自由街，加入了劝说的队伍。很多年以后，马丁记叙道，他“劝说特斯拉给学会递交书面材料实在是太困难。特斯拉加班加点工作，已经病了，很不情愿展示自己的发电机，好在最后他终于不再坚持己见。在学会会议前一天，特斯拉用铅笔急匆匆地写完他的讲稿。”因为特斯拉还没有得到专利批准，他不愿意就他的系统进行学术交流。马丁不顾特斯拉的这些顾虑，认为，他急需在这个领域里成为杰出人物。所以在5月1日那个凉爽的星期二晚上，特斯拉就去了在麦迪逊第47街的哥伦比亚学院，美国电力工程师学会将在那里举行会议。

那天晚上的会议，先是用了很长时间赞颂马丁在这届学会主席任期间所做的杰出贡献，之后，瘦高修长的特斯拉站在了聚集起来的电学家们面前。他面对着头戴高耸礼帽、身着礼服大衣的男性海洋（偶尔也会出现少许感兴趣的女士）。特斯拉有着高高的颧骨，总喜欢穿的燕尾服多少显示出他的贵族气息。他说着一口极流利但有口音的英语。他首先诚挚地感谢他的恩人安东尼教授、马丁和波普先生，说任何有雄心壮志的电力学家得到他们这样的恩人相助，都是三生有幸。然后他请大家原谅自己身体状况不佳，准备不充分。他提高声音说道，“我得到通知时已太晚了，没有充裕的时间如我希望的那样，作详尽的专题报告。希望我所做的能得到在座各位的认可，如果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敬请各位原谅。”

在特斯拉后面放着他的感应发电机，他一边讲，一边不时启动和关闭机器；同时加进他的草图和图解。“我很荣幸有机会和大家探讨这一新的配电和输送系统，它的动力是交流电，有着特殊的优越性，尤其是应用在发动机上。为此我确信，同时将证实这些电流对电力传输的超级适应能力。那些到目前为止达不到的效果，通过运用这个系统就可以实现，这是人们在实际运作中预期的效果，是使用直流电达不到的效果。”特斯拉继续告诉在座的各位，他们想当然的——在现有马达上面安置了整流器和电刷，可将自然产生的交流电，在进入机器时改变成直流电——从此不再必要。他发明了一个不同于其他的马达，那是在一个系统里运行并由他特意设计的，因此，从那时候起，“交流电被誉为电能的一个更为直接的应用。”

特斯拉的传记作者罗伯特·洛马斯（Robert Lomas）记述道，在特斯拉之前的那些人发现，由交流电产生的磁场进入马达后，“只能搅动，而不是转动马达。特斯拉所做的是，让两条交流电路彼此不同步（多相电流），就像一条蜈蚣向前移动，推进着相位波向前，这些磁场共同作用，推动着环绕马达的旋转轴。如果用超过一组的电流，他敢保证总有足够的电力来带动马达。当一组电流减弱，另一组继续带动马达转动。磁场旋转并带着马达一起转，而确实没用任何电来连接旋转轴。”

在特斯拉完成了讲座之后，马丁走到前台，提议让尊敬的安东尼教授讲几句话。轮到教授时，他对才华出众的塞尔维亚人的新电机大加赞誉，“我承认，当我第一眼看到这个发动机运转时，它就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他简短地谈论了机器的技术先进性——少量的易损部件——及马达的效率。然后是著名的电力发明家伊莱休·汤姆森（Elihu Thomson），他的迅速发展的汤姆森–休斯顿公司已在6个月以前开展了交流电中心电站的业务。汤姆森身材高大，眼睛深陷，长着厚厚的胡子，他不像爱迪生、威斯汀豪斯或者特斯拉，都是有自己原创和开辟新路的发明家。但他极其善于帮助业内有建树的人才站稳脚跟并进行商业运作。汤姆森–休斯顿公司看到对威斯汀豪斯交流系统的需求量，便主动提出用他们的中心电站，并帮助乔治·威斯汀豪斯进行反诉讼，以保护他们的高拉德–吉布斯专利。几个月内，两家公司达成协议，汤姆斯–休斯顿公司同意支付变压器生产的每一功率电两美元的专利权税（与此同时，马克西姆的老公司——国家电力公司，也开始推销交流电中心系统。威斯汀豪斯对此采取了异常强硬的手段，以致国家电力最终选择将自己出售给蒸蒸日上的威斯汀豪斯电力帝国）。

在哥伦比亚学院的交流电会议结束后，汤姆森教授站起来，向特斯拉祝贺“他精巧的令人钦佩的发电机”。实际上，汤姆森更希望是他自己也完成了这样的发电机。“我已经，没准你已知道，在做着同一方向的研究，几乎到了同一步。但是我做的实验是用的单一交流电路——而不是像你一样用的是双向电路——单一的电流给一个马达提供交流和产生旋转。”无论如何，汤姆森的发电机也依靠——和其他做相似努力的人士一样——那制造麻烦的整流器。特斯拉绝对知道汤姆森在努力实现什么——抢占第一。他极有风度地回谢他的竞争者，说能受到像汤姆森教授这样德高望重、“走在本行业最前列”的人的夸奖真是不胜荣幸。特斯拉非常恭敬地承认，“我的发电机和汤姆森教授的机器在理念上大同小异，但只是我比他抢先了一步。”

但是他还是诚恳地对汤姆森教授说，要申请同一种相同的东西或改变顺序是不容易的。特斯拉指出汤姆森教授的“特殊形式的发动机显示了它的弱点，必须使用那一对电刷会使电枢绕组短路。”特斯拉曾经顺着汤姆森的思路，但是现在已经远远超越过去了，去掉这些整流器，而用他完全自创的解决方案——磁场会不停地推转马达的磁心。当特斯拉谈到他的优越性时，马丁巧妙地打断了讨论，但是这个明争暗斗的公开交流已经预示了今后长期相互厌恶的开始。当特斯拉回到座位，聚集在此的电学家们已经不安地，或者说不满地意识到，一个新的电力巨人将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他使他们的所有成就都黯然失色，使他们许多辛勤工作都变得那么不入流。他的名字是尼古拉·特斯拉，而野心勃勃、富有影响力的托马斯·康默伏德·马丁是他的预言家。

特斯拉的第一个讲座——《交流电发动机和变压器的一个新系统》，正是马丁一直期望着的。它一下子把特斯拉的地位和声誉在工程师界抬高起来。他的讲座论文转印在所有第一流的工程杂志上，由于它清晰地说明了一种全新的而又非常简单的“感应”电动机，很快就成为了电力史的里程碑。工程师们和新闻界惊诧于他的交流电设计的创造力、简洁性和光明前景。爱迪生却把它看成是科技的变种，是不安全和不适于人类应用的。

乔治·威斯汀豪斯似乎在这塞尔维亚人于5月中旬的那场精彩的讲演之前，就已经听说了特斯拉的革命性的旋转马达和交流系统。最终，富兰克林·波普和一个威斯汀豪斯的雇员，在马丁的安排下参观了自由街实验室。但是在威斯汀豪斯没有读到特斯拉的里程碑的论文之前，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很快就派拜勒斯贝，一个曾给爱迪生当过工程师、现又身为威斯汀豪斯公司副总裁的人，去访问在曼哈顿的特斯拉，看看这个名声大振的马达是否真的如人们称道的那样。1888年5月21日，拜勒斯贝向他的老板汇报，他已经会见了特斯拉的支持者，工程师艾尔弗雷德·布朗和律师查尔斯·佩克，然后跟他们一同去了自由街。在那儿他见到特斯拉并目睹了展示，所有的一切，他承认自己都不理解。“特斯拉的描述不是一种自然的东西，实在超越我的理解能力。但是我发现有几点是有趣的地方。首先，据我近距离观察，这个马达的基本原理，和沙伦伯格先生现在工作的那个原理是一样的。特斯拉的马达是成功的，但经过检查，我认为我也可以制造出来。它们从静止状态开始，而且旋转方向的转换可以突然完成，没有任何短路现象。”

展示之后，拜勒斯贝和他的随从人员回到艾尔弗雷德·布朗的办公室继续谈生意。这位威斯汀豪斯的执行人询问到是否有可能购买其专利权。他得知，专利属特斯拉电力公司所有，而且，佩克和布朗已经得到了一份从旧金山的资本家出资的20万美元、加上所有设备的每一马力2.5美元的报价。据说康奈尔的威廉·安东尼正在加入这个财团。如果威斯汀豪斯确实想竞争并准备提高报价的话，他们的最后期限不能迟于星期五。拜勒斯贝吓呆了，他写给公司总部说，“他们的条件荒谬得可怕；但我告诉他们……我说，我们没法考虑这件事的可能性，但我们一定在星期五前给他们回复……我为了不给他们留下大惊小怪的印象，便匆匆忙忙地离开了。”

谁也不清楚佩克和布朗是否真的得到了这么赚钱的报价。一个星期后，他们同意给拜勒斯贝一份5 000美元、6个星期的买卖特权。乔治·威斯汀豪斯开始认真地咨询自己公司内的工程师和专利专家们。特斯拉和他的同伙不知道的是，威斯汀豪斯的代表——到处游走的潘塔里奥尼——为交流电任务又一次来到了欧洲，这次他计划从意大利工程教授加利莱奥·费拉里斯（Galileo Ferraris）手里购买一个交流马达的专利。早于特斯拉在美国电力工程师学会里的报告一个月之前，甚至就在特斯拉的专利申请还在美国专利办公室的时候，都灵的费拉里斯教授就已经做了讲座，展示自己的交流电马达了。但是，在特斯拉和费拉里斯之间有着极大的不同：意大利电力学家只是在努力做着一件让人赏心悦目的玩具；而特斯拉则是在为商业工作设计一部机器和一个系统。马丁可能有些性急了，特斯拉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宣布他的伟大发明，而其他人却走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随着交流系统在欧洲和美国的普及，一个能工作的马达势在必行。但对工程师来说，交流马达如空中楼阁。在特斯拉的讲座仅仅几个星期前，威斯汀豪斯的工程师奥利弗·沙伦伯格（Oliver Shallenberger）弥补了公司一个交流电灯系统的漏洞——缺少一个电度表。而这电度表也是基于异相电流的旋转作用，沙伦伯格已经开始在马达上做实验。因为威斯汀豪斯已经开始测定交流电马达的全部状况了，他指示潘塔里奥尼只用1 000美元买下费拉里斯的专利。

瘦长结实的威廉·斯坦利日后抱怨说（当威斯汀豪斯已离开人世），威斯汀豪斯其实从来也没有真正认清最初阶段交流电的发展潜力，也从没有公正地给过他报酬。现在，面对特斯拉的成功，斯坦利向他的老板声称：他，斯坦利，已经发明过一个交流发电机。“我已经建成一个同样原理的交流系统。”但是和伊莱休·汤姆森忽略的一样，他没有注意到自己的交流发电机仍有使用整流器和电刷的不便因素。只有尼古拉·特斯拉的交流电机才真正摆脱了这些惹麻烦和发火花的东西。

1888年7月5日，威斯汀豪斯在他的买卖特权过期时，写信给律师和合作伙伴，“我一直在认真考虑着这个发电机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如果特斯拉还有很多申请压在专利办公室里，其中一定包括沙伦伯格正在实验的机器和斯坦利认为是自己发明的东西。他也能将发明日期大大提前，来严重干扰费拉里斯，这样我们在后者身上的投资就是很不明智的。”

“如果特斯拉的专利概括性很强，能控制整个交流发电机马达市场的话，那我们威斯汀豪斯电力公司就不能让别人拥有这个专利。”最早的想用费拉里斯专利当杠杆作用的希望，现在看来是彻底破灭了，威斯汀豪斯公司不得不按照布朗和佩克所要求的那样去做，当然报价肯定比20万美元低多了。特斯拉公司收到2万美元现金和5万美元的期票（3次分期付款），加上特斯拉的交流发电机每马力2.5美元的专利权税，第1年的专利权税至少5 000美元，第2年10 000美元，第3年15 000美元。威斯汀豪斯还是和往常一样不动感情地、重实效地说，“就特斯拉马达的专利来说，加上其他的条款和条件，看起来价格是相当高的，但是如果那将是仅有的、实用的交流电马达，或者如果它可以适用于街上的汽车，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从机器使用者手里收回由发明家加上的税钱。”

即使旧金山的报价是真实的，特斯拉电力公司的伙伴还是愿意卖给威斯汀豪斯。在那个强权资本家横行的年代里，威斯汀豪斯赢得了很好的名声，他公正、不气馁，是个说话算数的商人，他誓死维护自己的专利权。他已经诉讼汤姆森–休斯顿公司侵权而强迫他们交一笔专利权税。而且当美国电力公司冒犯他的时候，他轻而易举地将其收购。在尔虞我诈的资本主义世界，特斯拉和他的伙伴们清楚地知道，如果要收回3年的专利权税，他们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无畏的斗士。特斯拉十分崇拜威斯汀豪斯作为一个商人的品质，他曾这样忆述，“当被激怒时，没有谁比威斯汀豪斯更厉害了。他是日常生活中的运动员，可是一旦遇到不可逾越的困难时，他就变成了一个巨人。当别人绝望而放弃时，他则会胜利。即使将他送到万物反对他的另一个星球，他也会找到福音。”

当考虑到专利买卖特权时，特斯拉和他的伙伴们也没有忽视托马斯·爱迪生对交流电的公开敌意。电流之战就像奖金竞赛，在逐步升级，而特斯拉需要用交流发电机将自己四平八稳地放在敌人的阵营里。这也是为什么特斯拉后来说，“依我的看法，乔治·威斯汀豪斯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人，能够在现存的环境下采用我的交流电系统，来战胜偏见和金钱的势力。他是一个具有光辉形象的开拓者，是世界级的贵族。”特斯拉当时已经预见到，全世界迅速就将使用无数的交流电力，而且觉得他的专利交易公平合理，即使他必须将5/9的收益给他的合作者。和爱迪生一样，特斯拉希望富裕，不只是为了自己，他只是希望不用再为生计操心，可以自由地思考、发明和开拓思维。作为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把为世界做贡献当作自己的责任。好多年前，当他刚构想出旋转磁场时，他就对持怀疑态度的西格帝宣称，“世界上将没有人再做重体力劳动的奴隶。我的马达将解放人类，造福世界。”

1888年的7月底，尼古拉·特斯拉离开了炎热的曼哈顿，乘摆渡穿过了繁忙的哈得孙运河，登上了宾夕法尼亚到匹兹堡的火车。在那儿，他同意加盟威斯汀豪斯公司，做一名顾问。随着他的无比重要的交流感应发电机加入威斯汀豪斯迅速扩大的电力帝国，特斯拉开始与曾有巨大优势的爱迪生直流电系统相抗衡。

这时，电流大战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1888年6月5日，星期二，一个炎热的傍晚，报童们在沿街叫卖充斥着暗杀、暴力、政治八卦等新闻的报纸，疲倦的、来来往往的纽约上班族在市中心高架铁路枢纽站换乘着通往各方向的火车。只有那些买了《纽约晚邮报》（New York Evening Post）的乘车人，才可以在回家的路上阅读到一封长长的、情绪激动的给编辑的信，题目是“触电而亡”。信是这样开头的：“一个叫斯特雷福的可怜孩子，他4月15日在东百老汇街碰了一根电报电线，立即触电身亡，与此相类似的事情接着又发生了，威特先生在鲍厄里街200号前以及威廉姆·默里5月11日在百老汇616号，每天都可能有新的遇难者。”

写信的人叫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他谴责成千上万条蜘蛛网状的电线，杂乱无章地悬挂在城市最繁忙的大街上空。但布朗先生不是意在批评官方对这众所周知的危险电线置之不理，而是对交流电进行猛烈抨击，“公司只顾赚钱，不顾民众的死活，采用交流电来照明。如果弧光电是危险的，那么交流电就没有比形容词‘该死的’更合适的了。”布朗声称，“唯一可以解释的原因就是，使用致命的交流电，公司可以节省一大笔购买铜线的资金，而只有使用铜线的照明系统才是安全的。所以公众必须起诉这令人不安的猝死，这样一来该公司才有可能付多一点的赔款。”他要求宣布所有超过300伏特的交流电是非法的，为“防止人类生命遭受更大的危险。”《纽约晚邮报》属于爱迪生长期以来的投资者亨利·维拉德（Henry Villard），他甚至马上就将担任爱迪生公司的总裁，电流之战骤然发展到更艰难、更具风险的地步。布朗要达到的目的不是劝阻未来的客户，而是要从法律上彻底消灭交流电。

那么这个哈罗德·布朗先生又是何许人呢？直到发表文章的那个星期二，他都只是个无名的纽约工程师和电力顾问，一个彻底的小人物。在他给《纽约晚邮报》的谴责信中，他介绍自己的职业为电力工程师，同时又是弧光灯发电机安全装置的创始人。而现在，6月5日，他突然向交流电宣战。尽管很多历史学家做了大量研究，但促使布朗如此怒气冲冲地进攻的原因始终是个谜。他那时和爱迪生阵营既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他本人也没有和交流电有什么已知的个人或职业上的积怨，或者嫉妒交流电系统里的什么人，包括威斯汀豪斯本人。可能这个默默无闻的纽约电力界的成员，看到从讨伐交流电的愤怒之声中，可以有沽名钓誉的极佳机会。直至那时，爱迪生阵营一直都在忙于攻击交流电系统，一方面撰写大量谩骂侮辱性的文章，一方面利用上流社会的沙龙扩大影响，比如芝加哥电力俱乐部。突然间出现的这个哈罗德·布朗，为他们提供了打前站的人，引导公众加入到反交流电的圣战中去。

但布朗也不是一个吹牛者。他刺耳的立法要求——“禁止使用超过300伏特的交流电”——肯定会使交流电失去市场。他很快抓住了新的战略方针，而一贯拖拉的纽约市电力控制委员会竟然要召见他。几天以后的星期五，6月8日，一个晴朗的暮春之日，布朗出现在委员会。他是个年轻面善的小伙子，整齐的黑发梳向一侧，柔顺的胡须衬托着高高的鼻梁。但当他一开口，却火气冲天，他坚持他那篇众所周知的信要被逐字逐行地记录在案。他提议的安全规定在几分钟内公布于众，并且将其意见以问卷形式发送至各个著名电力公司和电学家，包括乔治·威斯汀豪斯。事件现在升级到不再只说斗气话，而是要以经济制裁和法律手段强行把交流电挤下台。

在遥远的匹兹堡，夏日的炎热和潮湿与城市出名的尘埃混合在一起，在天空上方形成了一个黑色的污染巨伞，布朗的主要攻击对象——威斯汀豪斯正在这里等待时机。他拒绝回答纽约市电力控制委员会的问卷。6月7日，他坐在宽阔豪华的办公室里，给在西橙郡的爱迪生写了一封私信，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两个公司要合并的谣言，但主要目的是提议和平。“我相信，一定是有些人在有计划地企图离间爱迪生公司和威斯汀豪斯公司，我们之间的事情应该是完全不同的情形。我还清楚地记得，您多么辛苦地带我参观门罗公园，和后来在伯格曼工厂与您的又一次会见。我将不胜荣幸地邀请您，在任何方便的时候来访问匹兹堡，我将很高兴地回报您对我的热情款待。”6月12日，爱迪生在以非商业规范的方式回信时写道，“实验室的工作占据了我全部的时间……谢谢您发出的访问匹兹堡的友好邀请。”全信就此而已。不久以后，爱迪生的销售班子开始指责他们的敌人威斯汀豪斯就交流电的先进性撒了谎。这可是一个激怒威斯汀豪斯的战术，他迅速考虑起诉。

伸出的橄榄枝被拒绝了。乔治·威斯汀豪斯第一次公开收到纽约市电力控制委员会发出的于7月16日在沃勒克剧场会面的通知。托马斯·爱迪生如果遇到这种事，肯定是在幕后悄悄指挥，乔治·威斯汀豪斯则正相反，他直面人生。其实，到1888年末，他已不再抱任何幻想。托马斯·爱迪生和他的公司反对交流电的圣战不是在开玩笑，是该反击的时候了。于是，威斯汀豪斯提笔给纽约市电力控制委员会回了一封信，一封富有技巧的重磅公关信。首先，他表示抱歉，由于公司大量业务的压力耽搁以致迟复了对方的来信。在过去的不到两年时间里，他的公司和他授权的汤姆森－休斯顿公司一共建立了127个交流电厂，其中98个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在这98个交流电厂中，已有三分之一扩大了规模。在匹兹堡的厂“是世界上最大的白炽电灯厂”。有了这么多的业务，威斯汀豪斯解释道，“起码到目前为止，对批评者和来自对立公司的攻击给予重视，或做出回答，我认为还不是时候。”

威斯汀豪斯在这鎏金时代里最残酷的商业之战中镇定自若，他认为，“攻击是我经历过的竞争之中，最没有男人气概、最丢脸和最不诚实的。”如果他们想打一场肮脏的战争，威斯汀豪斯会慢慢地放出自己的燃烧弹。既然焦点集中在安全上，那么好了，没有一个威斯汀豪斯的中心电站遭受过“因使用交流电系统而引起的火灾。而所谓处于领先地位的125个直流电公司（指爱迪生）的中心电站，发生过无数次的火灾，其中有3个被彻底烧毁了。最近的一次发生在波士顿，但在无数次由于使用该系统而造成的火灾中，最大的破坏是费城的大剧院。”

一份有8人投交流电赞成票的宣誓书，在几星期前悄然送到了电力管制委员会的办公室，而这份文件将在沃勒克大剧院里按时宣读。所有的几个人都和一个来自费城的叫赖特的电力工人步调一致。他讲述了自己与“致命的”交流电打交道的经历。一次，他在潮湿的地下室里做电线工作，光顾读说明书，忘了自己正在1 000伏特的电压下工作，“我站在潮湿的地面上去抓插座，被电击了一下，我脸朝下跌倒，手里还抓着插座……当我恢复了知觉，两个人正扶着我坐在地下室，同时叫来了一辆救护车。我后来去了电站领钱，等了大约15到20分钟，因为那天是发薪的日子，之后我就回家了。公司坚持让我去看医生，他包扎了我的手。烧伤愈合得很慢，但是我一点没有感觉到任何电击的后遗症，不像平时从直流高压线感觉到的电击……我敢肯定，如果我这样的电击发生在任何一种普通直流发电机上……我死定了。”

哈罗德·布朗没有参加沃勒克剧院的会议，他正好去弗吉尼亚出差。他的缺席导致了敌对方非常不友善的态度。他们质疑哈罗德·布朗先生的心智是否健康，以及作为一个电学家这样做的动机等。他们想知道，就算他的批评是合情合理的，难道布朗可以自己鉴定对与错吗？他有什么权力下令取缔使用交流电的电力企业？

在短短的两星期内，布朗被美国最受人尊敬的偶像之一——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从完全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一下子抬高为一个自己信任的、充满激情的斗士。不知爱迪生在读到布朗激烈反对自己宿敌的言辞时，又做何感想呢？但是遭到围攻而气愤无比的布朗决心证实他的理由，于是他求见爱迪生，“我从来没见过他，要求借用他的仪器……让我惊讶的是，爱迪生先生立刻邀请了我去他的私人实验室做实验，提供所有我必须的仪器。”（布朗可能是唯一惊诧于爱迪生对他由衷接受的纽约电学家）从这时候起，爱迪生就急切地帮助和唆使这个自封的讨伐战士，这个宣称自己的目标就是从法律角度打倒爱迪生最大的竞争对手——交流电公司的人，去反对那“该死的电流”。布朗需要证明他的观点。爱迪生不光提供给他新的实验室，还让他最信任的干将查尔斯·巴彻勒和新雇用的英国科学家亚瑟·肯内利（Arthur Kennelly），孟买港务长的儿子和未来麻省理工学院及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给予他帮助。

爱迪生的新实验室建在新泽西，占地10亩，在他的格莱蒙特新居半英里远的地方，位于安静的西橙郡山谷中。爱迪生一直独居，不久前才和美丽可爱的明娜·米勒（Mina Miller）订婚并迁到了新居——格莱蒙特别墅。查尔斯·巴彻勒后来监督购买了这座房子附近的一块地，建造了爱迪生新的实验室。爱迪生最新式的发明工厂比门罗公园大了10倍，包括了一个60 000平方米面积的雄伟的主楼、一个金工车间、一个玻璃吹制车间、化学部、照相部、电子检测室、储藏室等。这里，爱迪生有非常气派的、木头嵌镶墙的办公室和图书室，他的宽大的可伸展的写字台正好在一个双层陈列架下方，那里收藏有10 000册左右的科学文献。脱离了乡巴佬，爱迪生现在很重视自己给各方来客留下的印象。实验室里存有“8 000种化学品，各种不同类型的螺丝，各种尺寸的针头，各种规格的绳索和电线，人的、马的、猪的、牛的、兔子的、羊的、顽皮姑娘的和骆驼的毛发。”爱迪生永远像个孩子，他告诉记者说自己“订购的东西，包括从大象的皮革到一位美国参议员的眼球。”

爱迪生很早就不满足于仅仅当个发明家，这一夙愿已经有望实现。他梦想着成为一个工业巨头。而他意识到，必须利用商业储备量充足和资金充裕的实验室，来发展他的电力网。他知道，这样就能快速成功地将理念转化为产品。而在这离充满铜臭味的曼哈顿仅一个小时车程的、安静的西橙郡，精力充沛又心急如焚的布朗，正夜以继日地利用爱迪生第一流的设备做着各种实验，来证明交流电确实是“该死的”电流，是不合法的。

到7月底时，哈罗德·布朗觉得已经准备就绪，掌握了确凿的科学证据来平息一直吵吵嚷嚷的争论。精美印制的邀请信发给了纽约市电力控制委员会成员、各个电力公司的代表以及其他电力界的同行们，邀请他们于7月30日，星期一，到麦迪逊大道第50街的哥伦比亚学院钱德勒教授演讲室。那天天气很热，但是共有75位电力界人士和记者兴奋地聚集在宽敞凉爽的学院讲演室里，大家感到布朗是个活跃的小伙子，不像是爱冒犯别人的人。“没有任何通知这是个什么性质的展示。”一个记者这样记叙道。布朗将会做什么呢？

布朗，头发干净光滑，留着整齐的大胡子，开场白说“出于正义感，他陷进了一场争议之中。他不代表任何公司、财团和商业利益。”然后就交流电和直流电的不同进行了分析，并且宣称他可以证明，“通过反复实验，一个生命可以更安全地承受直流电。”这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带一个有许多铜线交叉在木棒上的大木笼。说到这儿，布朗进了一个侧屋，回来时带来一只黑牧羊犬。给狗戴上口罩后，他把它用皮带扣上放进笼子里，并锁上了笼门。与会者举着草帽和浅色的礼帽，走动着，嘟囔着，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布朗说这只狗身体健康，性情凶猛，体重76磅。在布朗给它戴口罩的时候，这只狗一直在低吠。

亚瑟·肯内利，这位爱迪生的总工程师，现在成了布朗的助手，同样还有弗雷德雷克·彼得森（Frederic Peterson）医生，他主治受了电击的病人，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帮助拽住挣扎着的狗，因为电线绕住了狗的右后腿和左前腿，腿上已经捆绑着浸过水的材料。狗应该有15 300欧姆。哈罗德·布朗开始启动300伏特的直流电，那只狗看起来有些惊慌和不安；当直流电加到400伏特时，这只大黑狗开始挣扎并在笼子里尖叫。观看的人群随之开始坐立不安，已经可以听见不满声，加上演讲厅里不断升高的气温和夏日的炎热，这一切都交杂在一起。当直流电流加到700伏特时，狗拼命挣断了皮带，实验者们又不得不重新将它绑紧。

布朗无视观众对他残酷展示的不满，将电流加大到1 000伏特。“许多观众离开了房间，”一个记者这样记叙道，“观众不能容忍这让人反感的展示。”那可怜的狗因疼痛而蜷曲着，一部分观众开始大喊停下来。在这个时候，布朗将直流电关掉了。他对骚动的观众说，“如果我们试试交流电的话，它就不会受这么多折磨了。用你们绅士的话来说，就是让他少些痛苦。”一个西门子的交流发电机被挂上了启动档，330伏特的交流电给了这只已经发抖的狗致命一击，它迅速瘫倒在地上，死去了。这时，《纽约世界报》的记者站了起来，他强烈反对这种虐待狗的演示再继续下去，他要去找美国保护动物协会（ASPCA）进行干涉，禁止布朗再继续电死其他的狗。看到观众不但没有受到启发，反而群情激愤，布朗不得不停止了。

那些浑身颤抖的电学家们站了起来，戴上帽子离开演讲厅。尽管布朗宣称他现在已经提供了必要的证明，但是没有几个观众表示赞同，因为很明显，那只黑猎犬是在受尽了直流电的折磨，奄奄一息后，再加上交流电给予的最后一击才死亡的。布朗对被阻挠而没能直接用交流电杀死狗感到很恼火，抱怨这是交流电力学家的“诡计”。他还向离去的观众保证，他还有更多其他的狗，他已在过去的几个月做过大量实验，足以证明交流电的超级杀伤力。哈罗德·布朗在演示结束时说，“交流电的应用之处只能是狗收容所、屠宰场和监狱。”

这个将狗电死的展示，就是布朗在那些阴冷的7月夜晚，在西橙郡河边精心准备的。他从当地小孩子手里收购狗，通常每只花25美分。肯内利和查尔斯·巴彻勒是他的帮手，每当接过一只幼犬时，他们都惊诧不已，觉得“身体和灵魂在被撕碎……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渗透进全身每一个细胞。”布朗知道，用交流电使一只狗致死只需要300伏特，而直流电要1 000伏特。

在第一次演示的4天之后，闷热8月的星期五，布朗又去了城里，带了3个大笼子的狗出现在哥伦比亚学院。热烘烘的演讲厅里，这次只有几个助手、公共健康部的官员和报社记者们出席。很快地，他们就用低于300伏特的交流电迅速结束了一只61磅重的杂交狗的生命，之后用8秒钟电死了另一只91磅的纽芬兰犬，最后一只53磅的赛特–纽芬兰混血犬经过了4分钟的痛苦折磨后，也伸着舌头死去。在窒息闷热的大厅，充斥着死狗被解剖时发出的血腥味，布朗感到非常满意。他说，“所有的医生们都在场，也认同狗是比人更有活力的动物，所以，如果这个电流能杀死狗，也就充分证明它对人是致命的。”

在华尔街闷热的办公室里，街上的噪音穿过开着的窗户传进屋来，哈罗德·布朗第二天就得意扬扬地给西橙郡的亚瑟·肯内利写报告，“昨天我们又成功地做了一次演示，您可以从以下的报告中看到，我请所有的与会者在程序报告上签了名，再发送给全国相关的媒体。可惜您没在场，不过交流电方无人到场，所以爱迪生的人也不应该在那儿……无论电力控制委员会采取什么措施，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就是昨天的工作会使立法机关在秋天颁布一条法律，将交流电限制在300伏特以内。”在这封用打字机打出的信的底部，布朗亲笔写道，“这场斗争让我掉了12磅的体重，我累坏了，今天去山里休息一下。”爱迪生阵营一定对哈罗德·布朗的这种极高的效率和天生的宣传资质感到满意，但是他那充满自信的，认为那年秋天国家将限制电流在300伏特以内的法律要出台的预见，实在是过于乐观了。

经过一段在山林里的休息，哈罗德·布朗又回到了不断升级的电流之战的战场，并发动了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以死亡为主题的战役。

纽约立法机关已经确定电刑将作为国家正式的死刑方式，现在正从纽约医学–法律协会寻求技术支持。什么电流是电刑最好的选择呢？这个新组织的主席恰巧是弗雷德里克·彼得森医生——哈罗德·布朗在哥伦比亚学院两次残忍的杀狗演示的得力助手。布朗现在拼命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将交流电确定为执行电刑的理想方式。

哈罗德·布朗和彼得森医生回到爱迪生的西橙郡实验室，开始令人震惊的、如何更有效的电死生物的实验。拿到结果之后，他们两人参加了11月15日在医生–法律协会的会议。在那里，彼得森医生说直流电和交流电都可以完成电刑，“但是后者更合适。”协会将于12月12日的会议上宣布电刑选择的决定。不满足于静等协会的决定，哈罗德·布朗立刻回来采取行动，特地安排了一个新的演示，可以让那些嘲笑说杀狗与杀人不能相提并论的人闭嘴。他需要一个和成人大小相似的生物。

爱迪生的人又一次高兴地为布朗提供他们著名的西橙郡实验室，供他做“极为重要的事情”。在寒冷的12月5日，布朗和彼得森医生被请进了西橙郡的爱迪生公司总部。聚集在一间明亮房间后半部的是一大群记者和爱迪生公司的人，几个重要的医学–法律协会的医生，还有两位纽约死刑委员会成员：布法罗的牙医索斯维克，他首先将爱迪生拉入这个争论，以及协会主席埃尔布里奇·格里，他长期以来活跃在纽约反残害儿童协会和保护动物协会。格里是国家电刑议案的创始人。布朗那天最大的妙计，毫无疑问就是威严的托马斯·爱迪生的到场，他到那时为止一直都是缄口不言、藏于幕后的直流电派的圣人。举世闻名的国家偶像——爱迪生即刻能使致死程序具有极大的合法性和不可抗拒的力量。此刻，在爱迪生驰名的实验室里，这些德高望重的客人们将亲眼看到交流电的杀伤力有多大。

首先是一头从当地屠夫那儿买来的小牛。它驯顺地走到一块放在实验室地面的锡板上，蹄子在金属上发出很大的声音。然后，它被绑在附近的柱子上，这124磅重的小牛的前额和脊柱上方各被切了一刀，实验者将纱布包好的金属片放在切口处。锡“地毯”缚有电线连接到交流发电机上，这一切都是爱迪生第一流的设备。这时，交流电被快速地加到700伏特，30秒钟之后，小牛倒地而亡。第二只小牛重145磅，通电5秒后就死了。最后，一只抵抗能力很强的动物被带进来：它是一匹高大健壮的马，有1 230磅重。这是一个比任何犯人都高大和强壮的动物。因为铜线绕着它的前腿，马发出低微和缓的嘶鸣。人们都往后退让，因为谁也不愿意马蹄子飞到自己身上来。当电流加到700伏特时，这匹马双膝跪倒而死。交流电致命的展示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以及爱迪生的出席，都是布朗最希望的。

第二天一早，《纽约时报》严肃地报道，“实验证明，交流电是目前科学中最致命的力量，只要用该体系在本城市给电灯照明一半电压（1 500到2 000伏特）的话，就足以迅速致人死亡。明年1月1日以后，交流电将无疑地让纽约的绞刑执行者失去饭碗。”12月2日医学–法律协会在西24街的帕利特俱乐部召开的会议上，一致通过电刑委员会用“交流电致死”，以及被处死的犯人应“采取侧卧姿势，在一个铺有橡胶的桌子上，或是坐在一个专为此用途设计的椅子上的提议。”纽约州正在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实施电刑的政府。

在远处的匹兹堡，那轰鸣的钢铁熔炉一如既往地吐出污染的烟雾，乔治·威斯汀豪斯正在读着报纸上关于布朗最近进行的电力大屠杀。他拼命控制着自己的怒气，以不影响正在写的一封措辞严谨、有理有力的回信。这封长信于医学–法律委员会通过交流电为电刑方式的第二天，在纽约各大报纸上登载出来。乔治·威斯汀豪斯指出，即使布朗先生断言，他已经证明任何超过300伏特的交流电都具有致死的杀伤力，“那么，还有另外很多人可以出来作证，他们受到了1 000伏特交流电的电击仍安然无恙。”威斯汀豪斯又一次强调了他的公司所取得的巨大成就，1888年爱迪生公司的年度报告中显示全年一共只被订购了4.4万个电灯，他提醒人们注意，自己的公司仅在10月份就有5.8万个电灯的订单。

如他一贯做事的方式，威斯汀豪斯保持缄默，以静制动，只是嘲笑说，“如果没有哈罗德·布朗先生和他的爱迪生联盟对他们所做的危险展示断然公布的话，我们的生意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我们坚持认为，这些实验对象不是为了科学与安全的利益的。”堪称有史以来最异乎寻常的反驳之一，极不明智的布朗写信给各报纸，竟要和他的匹兹堡强敌进行电力决斗！就像一个中世纪武士决斗前脱下护手，布朗开始诬陷威斯汀豪斯，说他这个工业巨头感兴趣的只是“出自金钱利益的……不顾死活的交流电买卖”，而这交易“已经使很多人致残、瘫痪或丧生”。然后布朗摆出这一超常的决斗的本意——“我向威斯汀豪斯先生提出挑战，在有法定资格的电力专家到场的情况下，他将交流电通过他的身体，而我同时将用直流电……我们从100伏特开始，逐步增加，每次加压50伏特，我每次先加，直到一方或另一方忍不住大声叫喊，在公众面前认错。”当然，威斯汀豪斯根本不屑于回应。

当1888年快过去时，爱迪生阵营又在这场电力大战中取得了一些引人瞩目的重要胜利。首先最主要的是哈罗德·布朗的胜利，那就是纽约州政府立法颁布：交流电为电刑的执行电流。从直流电角度来看，同样重要的是，现在民众对电的讨论焦点，已经变成电的安全性，而爱迪生的直流电系统有着杰出典范的安全电流——低电压和暗埋设的电线。但实际上，爱迪生的中心电站造价昂贵，并且除了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以外，在其他地方根本用不上。

1889年的春天，爱迪生阵营又取得了更令人鼓舞的胜利。布朗被纽约市监狱雇为电力专家。他将设计执行电刑的器具，确保威斯汀豪斯的机器能立刻投入使用，并留下永远洗不净的刽子手的气味。整个3月，法国铜价在经过了18个月的居高不下之后，出现了戏剧性的下跌。历史学家肯尼斯·罗斯·图尔（Kenneth Ross Toole）这样解释道，“首先，塞克雷坦先生忘掉了收破烂的人。他的计划是控制全世界的铜供应。但如果铜的价格在17美分的话，废金属回收者短期内就扔进市场7万吨的铜（大约为世界年消费量的1/4）……塞克雷坦的第二个计算错误是，就消费量而言，当铜价剧增时，许多消费者就停止购买了。”铜垄断财阀们发现，他们现在坐在10万吨发着红光的金属上，却入不敷出，根本卖不出他们当初所付的买价。法国银行和世界主要生产厂家迅速达成协议，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将铜价定在12美分/磅。与此同时，爱迪生在电灯泡专利案件中胜诉。秋天对直流电一方是彻底的胜利。

当尼古拉·特斯拉来到匹兹堡，协助开发他的交流感应发电机和多相系统时，他见到了当时41岁的威斯汀豪斯。他立刻产生了无比钦佩之情，特斯拉记叙说，“即使仅从表面观察，威斯汀豪斯的潜在能力也是显而易见的。身材魁梧、体型匀称、浑身散发着工作的朝气，一双眼睛清澈明亮，行动敏捷，步伐轻快——他身上显现出少有的健康和力量。像丛林中的雄狮一样，他每一次深呼吸都兴奋地闻到他的工厂的气息。”特斯拉参观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威氏车间，会见了工程师们，之后匆匆地回了一趟纽约，安排妥当后又返回匹兹堡，担任威斯汀豪斯电力公司的顾问。

经历了1888年的突然被认可和一夜之间的暴富，特斯拉在匹兹堡工作的几年，是一段从发明创造到商业成功的艰苦历程。首先，尼古拉·特斯拉那大肆宣传的感应发电机，结果并不像威斯汀豪斯希望的那样对公共运输业起重要的作用，它不适用于快速增长的公交电车。其次，如在哥伦比亚学院展示的那样，人们担心的是，特斯拉的多相感应机不能与威斯汀豪斯的单相交流中心电站相契合。特斯拉很早就决定理想的频率是60转，他的交流感应发电机都是按此设计的。但威斯汀豪斯的工程师们设计的中心电站全是用的两倍以上的转速，即133转。特斯拉坚持中心电站必须做相应改变，否则交流发电机永远不会工作，这个意见并没有得到他的新同事们的首肯。

威斯汀豪斯工程师们不愿认可特斯拉的观点并进行如此大的改动。像历来很多未成功的电力先驱一样，威斯汀豪斯的工程师们，对这个才华横溢的家伙声称他们所知所做的东西是过时的、没有必要的，而深感不满；对他骤然间获得的荣华富贵以及被知识界奉为和爱迪生一样，甚至超过爱迪生的为人也颇有微词。享誉世界的作家马克·吐温在1888年11月的日记中这样悄悄透露，“我刚刚看到了一台由特斯拉先生最近取得专利权的电机图纸说明，它刚刚卖给了威斯汀豪斯公司，这将给电力工业世界带来一场革命性的进步。它将是自电话发明以来最有意义的专利。”马克·吐温这回说的可是真话，但是他的话极大激怒了威斯汀豪斯的工程师们。几个月过后，他们和几家电力期刊报纸得到满意的结果：特斯拉是个吹牛大王。

在匹兹堡又受挫的特斯拉很沮丧，决定返回曼哈顿。“在乔治·威斯汀豪斯的匹兹堡工厂里工作了一年，”他后来记叙道，“我体验了那种要恢复自己曾中断的研究的极度渴望，尽管这里有诱人的工作，我还是要回到纽约做我的实验室工作。”1889年的秋天，特斯拉迅速把自己安置在格兰特街的新实验室里。特斯拉的朋友和传记作者约翰·奥尼尔这样写道，“他厌烦透了……因为感觉到有关他发明的提议没被采纳。”他还告诉奥尼尔说，“我在匹兹堡不能自由开展工作，必须依赖别人。做创造性的工作我必须是不受约束的。一旦处于那种无拘无束的境地，我的思维和创造力就像尼亚加拉瀑布一样从大脑中涌出。”有人猜想，那些固守自己地盘的电力同行中的许多人，会产生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快感，因为特斯拉从威斯汀豪斯那里离开了，并没有做到生产出一个可以供公司200个中心电站商用的交流感应发电机。

当秋高气爽的天气随着10月来到了吵吵嚷嚷的曼哈顿，整个社会正高速运转着，在德尔莫尼克饭店举行主教宴会时，让爱迪生高兴的是铜价的下跌、他的灯泡专利胜诉和特斯拉在工作中的退缩。当然也出现了新的和有力量的竞争对手。在大众的眼里，电流之战的两派——爱迪生和威斯汀豪斯，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还在继续争斗着。但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这场战役的还有其他主要电力公司，如马萨诸塞州的汤姆森–休斯顿公司，它已从生产电弧灯发展成建造交流电中心电站。汤姆森–休斯顿公司的查尔斯·科芬（Charles Coffi n），一个永不安分的人，正向往着参加战斗。

1889年3月29日，星期五的黎明，当天空中出现了第一道灰色条纹，约翰·霍特（John Hort）醉醺醺地从布法罗滨水区的一个闷热吵闹的酒吧走出来。他28岁，长着深色大胡子，眼皮浮肿，是个不错的果菜贩子。霍特是许多下等酒吧的常客，星期四晚上，他又是一夜狂饮，灌了4个小时的啤酒及威士忌。随着酒吧间里闹哄哄的气氛，霍特的话变得多起来，喋喋不休地向周围的人谈论着他的妻子蒂莉，说她是个无耻的荡妇。

不到8点时，霍特回到了戴文森街526号的家中，那是一个跃层的小屋，他把大门猛地推开，进了阴暗的房间。在小厨房里站着31岁的蒂莉，这个风韵犹存的女人还穿着便服，身边是4岁的小女儿埃拉。霍特用醉眼凝视着站在炉边、手里拿着煎锅的蒂莉，冲着她狂吼，说她是个妓女，然后摇摇晃晃地走到牲口棚，在那里，他的6个工人正在装水果和蔬菜。霍特的年轻雇员都知道，当他们的老板发酒疯时不要惹他。其中的一个人注意到，霍特走进一个铺着草的马厩，抓住一把挂在墙上的斧子，又回头去了家里。很快，寒冷的清晨里传出搏斗的尖叫、桌子嘎嘎乱响的声音和有节奏的重击，之后安静下来，只有轻微的呻吟。

房东玛丽·里德夫人急忙冲到霍特的房门前，高声喊着，“霍特夫人！”但她只听见微弱的呻吟。然后，她立刻跑到房子的侧面，看见霍特从后门出来，手上、胳膊上、胡子上到处都是血迹。“霍特先生，”她疯了似的问道，“你都干了些什么？”

“我把她杀了。”

里德夫人恐惧地看着他，“不，你没有。”

他冷冷地答道，“是的，我把她杀了，我将被绞死。”

当里德夫人跑去求救时，霍特又一次回到了房子里。一个到附近探望父亲的人，听到里德夫人悲痛求救的叫声时，赶快戴上帽子跑了过来。后来，他这样描述道，“我打开厨房的门往里一看，一位妇女趴在地上，手和膝盖向下，满身是血，头发披散开，她痛苦的身躯扭来扭去。我关上了门。”他镇定了一下后，又打开了门，“一个男人站在我面前，在用什么东西擦着双手。他双手沾满了鲜血，迈步跨过倒在地上的女人。”那吓坏了的过路人对要走的霍特说，“这是残忍的暴行，先生，我们得去叫医生。”

但是霍特继续走向后面的马厩。他的一个年轻雇工看到浑身是血的老板，吓得一动不动。“去叫警察，”霍特命令他，“我杀了我妻子。”看那男孩还在迟疑，他又说道，“我已经干了，我将被绞死。”然后霍特又晃悠悠地去了酒吧。当警察逮捕他时，他正在要着威士忌。“给我根绳子，”茫然的霍特要求说，“越快越好。”

一辆急救马车冲进了院子，头部被砍伤、失去知觉的霍特夫人被抬上了急救车，送进了菲奇医院。在医院里，外科医生们也回天无术，她在午夜去世。实际上霍特不是约翰·霍特，而是威廉·凯姆勒（William Kemmler），蒂莉也不是他真正的老婆，只是他的情妇，她姓齐格勒。他们两人各自扔下已看不上眼的配偶，带着４岁的女儿埃拉离开了费城，想到繁荣的布法罗开始新生活。现在不但再没有什么新生活，他反而被当地报纸起了个绰号：“南戴文森街的斧头杀手”，而且将由于被新死刑方式处死而臭名昭著。在蒂莉被杀后不到一星期，《布法罗晚报》就大肆宣扬说一种可怕的命运在等待着这个杀人犯：电刑。如果罪名成立，杀人凶手凯姆勒就将被处以电刑——这一恐怖的实验。

布法罗警察局的电工提出非常有道理和令人疑惑的问题：“那些所谓的专家说，他们能立刻将人电死。我倒要明白他们怎么能够做到……有的时候人会被电死，但那只是意外事故。但现在他们怎么计算电的致死强度呢？……他们可以让犯人坐在一把金属椅子上，但通上电之后也许只能将他电成瘫痪。这将是多么可怕的刑罚！如果电击未能致死，该怎么办呢？”

5月初，对威廉·凯姆勒的审讯进行了整整4天，这个“斧头杀手”一直弓着腰，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5月10日，陪审团裁定他犯有杀人罪。5月13日，在雷电交加的暴风雨天气中，法官宣判他死刑，并处以电刑，同时将有当地媒体到场。这个案件吸引全国上下很多人关注的主要原因是凯姆勒将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被处死。在纽约市，哈罗德·布朗，此刻是纽约州官方电刑专家，提请他的盟友们注意，“一个新法令下的判决上周五到了布法罗——一个畜生用斧子砍死了一名妇女。”布朗很久以来就把交流电看作“执行电刑的电流”。仿佛是个巧合，第一个电椅的受刑者来自布法罗，也是死亡学者阿尔弗雷德·索斯威克医生的家乡，在用电刑取代绞刑上起了关键作用的人；同时也是威斯汀豪斯建立交流电中心电站的第一个城市，在那里，亚当－梅尔德伦－安德森高级百货商场的４层楼都被照亮。

1889年的春天，爱迪生和布朗有了合法的真人牺牲品。由此，电流之战进入了最残忍、最令人毛骨悚然的阶段。在直流电阵营里的，当然是布朗和托马斯·爱迪生，两个人都为能有一个活人来合法地、与众不同地被“杀人的”威斯汀豪斯发电机执行电刑而欣喜若狂。这可是了不起的公关成就，人们会永久地将交流电与死亡、犯罪联系在一起。另一阵营自然就是威斯汀豪斯，他决心沉着应战，挫败那些诋毁他机器的卑鄙行为，他的全部心愿——就是带给人类社会日常生活的光明和纯洁。

当威廉·凯姆勒在布法罗受审时，这个杀人犯的所有财产，包括卖掉他所有的菜车和马匹，总共大约有500美元。但是凯姆勒坚持，他绝不会花钱请律师，因为他一是要用这笔钱给蒂莉安葬，将她放进一个有银把手的棺材里去；二是将剩下的钱给他的小女儿埃拉，供她成长之用。但是，当凯姆勒被宣判死刑之后，一个叫伯克·科克兰（W.Bourke Cockran）的法律界当红明星，前纽约国会议员，突然站出来为凯姆勒说话。他有力地争辩说，判定电刑是违反联邦宪法和州法中关于禁止施行酷刑的规定的。他的高额辩护费是不是出自威斯汀豪斯呢？虽然众说纷纭，但是没有确凿证据。

在这最冷血的交流电与直流电的战斗中，不是威斯汀豪斯，而是科克兰领导着公众进行反击。35岁的科克兰作为一位成名的鎏金时代的演说家，当时已确定将返回国会再工作一个任期，他深悉斗争中的政治性和法律。这个纽约坦慕尼组织的高层大亨，是个爱尔兰移民，17岁时来到曼哈顿，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良好法语教育背景。他身材高大威严，长着狮子般的脑袋，深深的眼睛，有着一张刮得干干净净、富有表情的脸庞，他总是那些被击垮了的人的朋友。同时他也是被高薪聘请的企业律师，例如，他给约瑟夫·普利策，这个拥有著名的《纽约世界报》的人担任执行律师。科克兰后来的法律客户还有当时许多著名公司——铁路局、公共事业机构、航运公司等。但在此刻，他的律师事业正飞黄腾达之时，作为这件重要判决案的反对方，这位声音清晰流利（仍然带着爱尔兰语调）的律师将为一个杀人犯辩护。

科克兰正在忙着为凯姆勒的电刑上诉，哈罗德·布朗却在拼命加快可怕的电刑器具的工作准备。每一步骤和进展，他都能得到托马斯·爱迪生的鼎力相助。首先在3月初，当布朗必须为纽约州监狱当局做新的演示时，帮助布朗的一个爱迪生公司职员急切地写信恳求他的老板，“在过去的几个星期内我都在努力买、借，甚至偷一个威斯汀豪斯的发电机，但是迄今为止尚未成功。恐怕我们不得不打扰您……是否可以重新缠绕您的西门子交流发电机的电阻，以使我们能得到起码1 000伏特？”于是，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州政府说应该为奥本（Auburn）、辛辛（Sing Sing）和丹内莫拉（Dannemora）监狱购买3台发电机，而且应该通过布朗购买，但条件非常苛刻：只有在“第一次电刑后证明这个工厂能够达到目的时”，州政府才支付大约7 000美元。用他那新的华尔街地址，布朗在3月27日给爱迪生写了一封诈骗性质的信，声称他需要5 000美元才能继续进行下去，“但布罗德街16号（爱迪生公司总部）的人们不接受，除非得到您的批准。如果我能够通过健康署将全国的交流电全部停掉，您认为值不值得?”

在这个关键时刻，汤姆森－休斯顿公司机灵的查尔斯·科芬却悄悄地走在了前面。乍看上去，这个公司偷偷摸摸地加入这场冲突的决定有些蹊跷，因为汤姆森－休斯顿公司一直是交流电的支持者，而且两年以来都向威斯汀豪斯交许可证费。但是自从前一年，威斯汀豪斯输掉了高拉德－吉布斯变压器的专利官司以后，一切就都结束了。摆脱了与威斯汀豪斯的许可证联盟关系后，汤姆森－休斯顿公司开始积极与爱迪生公司对话，寻求合并的机会。科芬开始秘密地帮助布朗，为3个监狱购买威斯汀豪斯的二手交流发电机。这是个关键性的胜利。现在直流电阵营得到了他们的“杀人”交流电机——威斯汀豪斯生产的发电机。在7月4日那天，当别人都在忙着听爱国演讲和观看内战老兵游行时，布朗却潜心于电刑，他告诉科芬，“我经受了巨大的压力和诱人的报价，但我无论如何还是坚守了信中的协议，没有试图改用其他机器以达到目的。”

5月23日，当完全清醒的凯姆勒在奥本火车站下车后，他就被立即押到奥本监狱。奥本监狱，一座灰色的砖石的堡垒，环绕着20英尺高的厚围墙以及看守塔。监狱恐怖不祥的外表，已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茂盛的绿色常青藤和欢快地叫着的棕色麻雀衬托下，变得柔和多了。奥本监狱建于1817年，地处和监狱同名的小镇，在布法罗和奥尔巴尼之间的繁忙的伊利运河上，是纽约州的第二所监狱。虽然监狱内关押有1 200个犯人，但除了那叽叽喳喳的麻雀声外，这里死一般的寂静。全部犯人都穿着著名的黑白道的狱服，而且所有人都得遵守监狱的严格管理制度。“犯人之间绝对不允许有任何交流。”监狱看守说，“他们的眼皮必须是永远下垂的。当他们每日进行‘奥本’走步时必须前后紧挨着，无论到哪儿都必须将一只手搭在前面人的肩上。”在这1 000多个犯人中，你只听见压低的一步接一步前移的脚步声。奇怪的是，凯姆勒这个被判死刑的人，却被监狱的固定看押模式排除在外。他有一个干净的单人牢房，被允许穿普通衣服，日夜看守着他的卫兵给他大声念《圣经》和小说。

1889年7月，科克兰律师不断地上诉，使阻止凯姆勒的电刑判决取得了进展。卡尤加县法官埃德温·戴（Edwin Day)授权布法罗的律师特雷西·贝克（Tracy Becker）担任仲裁人，根据证据决定，到底电刑比传统的绞刑更少一些痛苦，还是更残忍、非常规而违反宪法。哈罗德·布朗被安排出席听证会，当然这在爱迪生阵营里引起骚动。在听证开始前的两个星期，爱迪生的电力总工程师英国人亚瑟·肯内利，与布朗取得了联系。“爱迪生先生提醒，”肯内利说，他们希望布朗意识到“唯一有影响的、反对电刑的争论点在于，电刑是否是酷刑。罪犯身上与电极相连的地方可能会被烧焦，而避免这种现象的合适电流量还不确定。”

听证会的第一天是在星期一，7月9日，在雄伟的正义大厦里科克兰约定的办公室举行。从敞开的窗户，传来楼下各种不和谐的嘈杂的声音：报童呼喊着当日新闻的大标题，小贩拼命叫卖筐里的玉米，还有驾车人催马向前的吆喝声。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科克兰兴奋地重复论及两个基本问题：各种不同领域的电力专家是否对此议题涉及的专业电有所了解，了解到什么程度？如何才能保证迅速和无痛地致死，使电刑不成为对威廉·凯姆勒残忍的和非人性的刑罚，而又怎么看待确实有很多人受到电击后仍安然无恙的实例？和所有杰出的辩护律师一样，伯克·科克兰的法律策略的一个主要部分，就是制造一个流水线的人群，这些人本身就经常受到灯和电线的电击而安然无恙，让他们来质疑电刑快速无痛致死的可能性。他还将介绍一个令人惊奇的证人（作为一个喜剧插曲），一条名叫达什的狗。

第一个证人就是哈罗德·布朗。刚一站上台，他就受到科克兰的盘问。科克兰从布朗确认自己的职业为电力工程师问起，说他并没有受过这个领域的正规教育并得到认可。布朗承认，他不是美国电力工程师学会的成员，也没有受过中学以上的教育。但他坚持认为，他在西方联合电力公司和布鲁斯电力公司工作了13年的资历，与任何学历相当。“我目前特定的工作是应客户要求设计机器，或作为电力机械买卖的中间人……或以专家身份给有关电力方面的问题当顾问。”他宣称，“我现在不代表任何公司。”

当科克兰把问题转到奥本监狱的发电机上时，布朗看起来挺高兴。“那机器真的在那儿吗?”布朗沾沾自喜地问道，当然了，那是个威斯汀豪斯的交流发电机。两天的询问下来，布朗没有承认什么。但他不得不承认确实有一条狗，埃杰克斯，它在布朗的杀狗实验中，经受了无数次电击而没有死，活了下来。不过布朗强硬地说，他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凯姆勒电刑中的实际操作，保证他将迅速、无痛苦地死亡。总的来讲，《纽约时报》报道说他“经受了品质和忍耐力”的考验，“没有显现出不安和慌乱”。有一点确定无疑，就是从布朗自愿担当反交流电的先锋起，他的财富就有了明显的增长。他的办公室从不时髦的西54街的荒野搬到了45街的黄金地段，而且，他现在是个为美国最著名的发明家和电学家熟知的同盟者。

星期一，听证会重新在科克兰的办公室里开始。那天的证人对科克兰极为有利。丹尼尔·吉本斯（Daniel Gibbens），一个无精打采的纽约市电力控制委员会的特派员，目睹了布朗的杀狗实验，因此对能否有快速和无痛的电刑持怀疑态度。他一副苦相地说，只记得狗实验“是我经历过的最可怕的情景之一。那些狗因痛苦而翻滚扭动，只能用嚎叫和让人可怜的哀吠来发泄它们的愤怒。”就电力本身而言，吉本斯说，在不同的人和动物身上是很难估计出它的效力的，“就和威士忌对不同的人起不同的作用一样”。

然后科克兰带上来一位古怪的先生，亚历山大·麦卡迪（Alexander McAdie），哈佛大学毕业生，现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信号服务实验室工作，在那儿他全心地研究着电灯。科克兰问这个年轻人，他是否认为电椅致死可行。他停顿了一下，回答道，“它的致死效果取决于对象的抵抗力和电流通过身体的路线……它可能只会使一半身体瘫痪，而另一半仍正常……它可能可以杀死人，但一旦没有立刻杀死的话，他就将被炭化——被烧焦……是的，我想会把他的皮烧焦。”这位奇怪的麦卡迪先生，一个曾经搞气象研究的人，告诉大家，他曾在暴风雨中站在华盛顿纪念碑的顶上，任凭闪电通过了全身——而他此刻还在这里讲故事。可以想象科克兰对这一颠覆性的证词有多高兴。“把凯姆勒炭化烧焦”——这难道不残忍和无人性吗！

为了保持上午会议形成的怀疑气氛，午饭以后科克兰带上来了一个他寄予厚望的名叫达什的狗，“它长得真壮……个头很大，是苏格兰长毛牧羊犬和圣伯纳犬杂交的后代。”据说达什曾被西方联合电力公司摇曳的交流电线击中，甩到4英尺高的空中，完全失去知觉，大家都担心它会死，但几小时后它又活了下来。达什就是一个活犬证据，一个这么大的哺乳动物可以被电击后，失去知觉，然后又逐渐恢复生命。那是否可以预言凯姆勒也会如此呢？这个信息让政府不安，因为他们希望凯姆勒的生命随着电刑永远地逝去。将人二次致死难道能不被认为是残忍和不人道的吗？这天是以埃尔布里奇·格里，纽约州死刑立法委员会（New York State Death Commission）的会长带来的好消息而结束的，他说，他将放弃乘游艇的夏日旅游，而参加第二天的听证会。

用将死亡的问题引向无痛苦结局的方法，科克兰已经引起了人们许多反对意见和怀疑，足以让州政府和布朗担心不已。7月17日，在达什成功出现的第二天，哈罗德·布朗焦急地要求得到对电流之战的最有力支援：世界著名的电力奇才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的出场。如果爱迪生说电椅是可行的，谁还会考虑其他人的意见？一年多以前，爱迪生写给索斯威克先生的那封信已经认定，总的来说，电——特别是威斯汀豪斯的机器——是可用来执行电刑后，这位大师还从未在任何公共场合露面或就这一问题发表过任何意见，只是允许别人替他作战。现在他第一次从幕后走出来，没有他的影响力，布朗和州政府可能就输给了雄辩家科克兰。

7月23日，一个不太常有的阴雨凉爽的天气，第一次公开作为直流电阵营领袖的爱迪生出发了，他来到科克兰的律师事务所。那里已挤满了急切的旁观者，想亲眼看见这位举世闻名的发明家作证。哈罗德·布朗作为他的随从参谋。由于爱迪生的耳聋，就产生了叫喊式的询问和爱迪生大声的回答，“可能大街上都能听到”，《纽约时报》这样报道说。在一个问题上，微笑的爱迪生把椅子拉到科克兰旁边，这样一来他可以用那只好点的耳朵听清。又是一次大声的争论，是关于人的平均承受力是多少欧姆的问题，既然承受力是个整体的概念，有的人承受了大的电击而活下来，而有的人却倒地死去，人们怎么能确切地知道呢？但是爱迪生知道。他说在来之前，他已用他实验室里的250个人就承受力做了实验。这位让人敬畏的科学家和发明家，这位把电灯带给世界的伟人，在回答科克兰的问题时是毫不含糊的。科克兰用爱尔兰语调问道，“根据您的判断，有人工电流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致人死亡吗?”

“是的。”爱迪生说，用手指抚摸着他抽了一半的雪茄。

“立刻死亡吗?”科克兰问道。

“是的。”爱迪生仅有的说明就是，“犯人的双手（被放进）一个有水的罐子里，水经过碳酸钾稀释，再与电极相连接。”

“那您认为用多大的电流可以烧死一个人呢？”科克兰大声问。《纽约时报》记者记录了以下的对话。

爱迪生想了一会儿，然后回答，可能“‘几千马力吧……你就可能把他烧掉了。’

‘只是小小烧一下，是吗？’

‘喔，不是，’爱迪生说，‘是炭化了。’

‘那么，爱迪生先生，用这个极其邪恶的威斯汀豪斯发电机，’科克兰用尽他的讽刺之功来引导这个问题——‘如果它开始邪恶的运作，那您估计需要多长时间来烧死一个人呢？’

‘这个人的体温会比平常提高3到4摄氏度，过一会儿他就成木乃伊了。’

‘木乃伊，’科克兰先生兴奋地叫道，‘现在我们抓住电力科学的本质了。可如何做呢?’‘高温蒸发掉他全身的水分，于是就剩下个木乃伊了。’”

自然而然地，科克兰询问到爱迪生和布朗的真正关系，后者官方的职务是州电刑专家。是否爱迪生曾经给过他什么推荐信？从来没有，爱迪生一口否认。可能他忘记或是忽略了—1889年3月22日，他在布朗紧急要求下写的证明书，以证实布朗对斯克兰顿市长的诚意。爱迪生说，他和布朗之间的交往，严格限制在只允许布朗使用他在西橙郡的新实验室，一个同样提供给其他无数工程师和科学家的优待。又问了几个问题后，科克兰先给爱迪生点上吸了一半的雪茄，请他退席了。第二天报纸的头条新闻都是关于哈罗德·布朗和爱迪生公司的：爱迪生说电可以致死，电力奇才在凯姆勒案子中以专家身份作证，他认为人工电流可以将人迅速无痛地电死—1 000伏特的交流电就够了。

科克兰像勇士般努力着，想证明伟大的爱迪生不幸忽略了电的特殊方面——对人体的效力和它迅速无痛致死的能力。但是爱迪生一贯趾高气扬的态度和斩钉截铁地断言主导了那一天。历史学家特里·雷诺斯（Terry Reynolds）和西奥多·伯恩斯坦（Thedroe Bernstein）争论道，“爱迪生的声望可能压倒了科克兰的关于（爱迪生）忽略了电在活生物上产生效力的阐述。”当然有些报纸认为他的证词是关键性的。例如《奥尔巴尼期刊》（Albany Journal）记述道，“凯姆勒案件终于有一个懂电的专家。爱迪生先生可能是全美国最懂电流和它的破坏力的权威人士了。”

科克兰又不辞辛劳地开了几个会议，从一些目睹人被电死或听说过人被电击后而又幸存的医生们那儿取证。科克兰煞费苦心地设计了关于生命力的基本议题，但是苦于他们这方没有人可以与爱迪生的声誉和地位媲美。试想，如果世界闻名的伟人爱迪生都倾向于用电椅，交流电阵营在这场电流之战中几乎必败无疑了。

当纽约人被8月的炎热折磨得发昏时，电学家们来到了凉爽的尼亚加拉瀑布，对爱迪生、布朗和计划中的电刑大发不满。一个人气愤地对国家电力电灯协会的同事说，“我们到这儿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电力应用的，使世界恢复活力，使它成为一个文明的载体，而不是一个折磨人的工具……我的意思是，让我们一起谴责这种行为……不能让那受电刑的罪犯临死发出的最后呻吟弥漫在这个国家。”与会者一致同意，迅速派代表去见纽约市长，尽快撤销电刑法令。

这令威斯汀豪斯阵营欢欣鼓舞。在1889年8月底，又有了一个微小但辉煌的胜利。《纽约太阳报》周日版上出现了一篇针对哈罗德·布朗的文章，题目是“真丢脸，布朗!”和小标题“受贿于一个电力公司而去伤害另一个。”有人溜进布朗在华尔街的办公室，偷了他锁在办公桌里的45封信件。这些信件说明他确实被爱迪生公司和汤姆森－休斯顿公司资助、唆使和贿赂过，这两家显然都是威斯汀豪斯的对手。《纽约太阳报》报道，“大家都知道布朗不是个有钱人，但他能抽得出所有时间，逍遥自在地只为人类社会的利益，而不顾他自己，这对认识他的人来说是个谜。”但是形势变化不大。布朗请地区律师协助调查，并给提供小偷线索的人悬赏500美元。对其他的媒体，布朗依然口出狂言，“我揭露威斯汀豪斯系统完全出自一个正直人的做法，就像揭露一个骗子和杂货商明明卖的是毒物，而他非说卖的是糖一样。”

9月11日，仲裁人特雷西·贝克给法官埃德温·戴提供了一份1 025页的完整证词记录文件，详细描述了各种不同类型电的接近死亡和实际死亡的例子，都是反驳凯姆勒的电刑将快速而无痛苦的观点的。但一个月后，10月12日，也就是在爱迪生从欧洲胜利归来几天之后，法官戴否决了科克兰，他立刻将案件上诉至纽约高级法院。

尽管凯姆勒的案子一再拖延，但是突然间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对爱迪生有利的事件：迄今为止最公开的高压电致死。这是一次骇人听闻的、公开化、如此多人亲眼目睹的死亡——发生在午饭时间，离市政府几条街的地方，高压电安全与否的争论又被重新激起。简直难以置信，在曼哈顿南部，这已是3天之内的第二起公开烧烤铺线工人的事件了。第一个是在10月9日，死的家伙是个放荡、野蛮的人，很大可能是这个人工作时已喝醉了。但是两天之后的星期五，10月11日，又发生了一件更糟糕的事，简直是糟糕透顶。

这次是在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几个西方联合公司的铺线工人正在中心街上，离宏伟的特威德法院一条街距离，高达40英尺的巨大木柱上工作，他们剪掉那些缠绕在柱子上和建筑物上废弃的电线。在他们的下面，一大群午间休息的人拥挤地穿过马路，交织在马车和卡车群之中。一个叫约翰·菲克斯（John Feeks）的工人跨在杆上，穿过悬挂着的电线，伸出手要去剪掉一段坏线，“突然他开始发抖和震颤，像触了电一样。他松开右手，想抓住一根电线稳住自己的身子，顷刻他手中就产生一道火光。之后在他手的周围出现明亮的火花和蓝色的火舌，空中腾起一缕烟。他的右手从电线滑开，仰面朝下倒在电线网上，电线横过他的喉咙和脸，把他吊在离地面40英尺的高空。他全身起火，蓝色火苗从他的嘴巴和鼻孔里冒出，火花流过他的双脚。然后鲜血开始滴下来，先是滴落到杆上，然后在便道上形成一大摊……一大群人聚集在下面，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可怕的情景。”随后有人狂呼救命，不断被吸引的旁观者们已经挤满了便道和马路，阻塞了所有来往的车辆。菲克斯的身体被众多交织的电线缠裹住，只是倾斜摇摆着但没有落下来。尸体就这样在桅杆上高高地吊挂了45分钟，直到电流被掐断，才被放到地面街道上。

公众在经过了这次最近的电击致死事故以后，群情激愤。菲克斯是个老实的公民和丈夫，长期被该公司雇用。库甘酒吧将一个锡制的饼干桶，钉在电线杆上当募捐盒，为菲克斯怀孕的妻子和孩子筹款。《时代周刊》（Times）报道说，“穿得破破烂烂的男人和女人们，排成长队往罐里扔钱。报童、擦皮鞋的和卖意大利水果的小贩都带来了几分的零钱硬币。麦迪逊街车的司机停在路边，跑到盒子那儿扔进一角硬币。”10个小时内竟收集了822.23美元。3天之后，这个数目增长到1873.5美元（菲克斯的周薪也不会超过12美元）。

市长休·格兰特（Hugh Grant）从病床上爬起，来到了市政厅，下令关闭曼哈顿所有高压电弧灯，并强制所有公司清除、修理和改造乱挂的电线。这里的居民几十年来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漆黑一团的情景，全都气得发狂，在没有了人造电灯之后，到处都是人们大呼小叫的抱怨之声。“昨天夜晚，这个城市又像在为丧失光明默哀一样。”《纽约时报》悲叹地报道，“到处都是黑暗和阴郁。”几个不愉快的事件发生了：纽约市电力控制委员会根据法律授权应为城市所有的电线修建的地下管道进展很慢；3个坦慕尼协会的专员拿着惊人的5 000美元的年薪，却几乎没有做一天的工作。媒体又一次发泄着愤怒：无视公共利益的电力控制委员会不站在公众一边，他们阻碍市长加速地下线路建设工作的努力——城市陷入一片黑暗。

菲克斯事件终于推动了托马斯·爱迪生走到幕前。不再在幕后指挥哈罗德·布朗，爱迪生神采奕奕地站在前方，成了真正的直流电阵营的统帅。在这场反对“刽子手电流”的圣战中，爱迪生本人第一次发出了响亮的战争口号：让交流电灭亡！在11月的《北美观察》（North American Review）杂志中，爱迪生吼叫着，“殉难”的菲克斯提供了可怕又真实的证明——电压必须根据法律规定受到限制。爱迪生已经听到了要求埋设地下电线和重建城市街道安全的“民声”。但是他坚持认为，这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交流电线“只能给人工修理口、房屋、商店、办公室、代理电话、低压系统和高压电流机器本身带来死亡。”直流电从来不能高过700伏特。就交流电安全电压而言，“我亲自看见一只健康的大狗，被168伏特的交流电迅速电死……我很难说出多少是安全的电压。”然后他提到他自己的公司已经购买了ZBD专利，“至今我一直劝阻他们不要把这个系统公布于众，起码没有我的同意，他们绝不能这样做。我个人的愿望是彻底清除交流电的应用。它们是多余和危险的。”

随着电流之战愈演愈烈，乔治·威斯汀豪斯决定从1889年秋天起，雇用一个叫欧内斯特·海因里希斯（Ernest Hethrichs）的匹兹堡报社记者，利用媒体宣传自己的公司。海因里希斯第一天上班时，威斯汀豪斯特地路过向他致意，并解释了自己的目的，“我希望看到的是，报纸上印出的东西是精确无误的。事实是不伤人的。”不久以后的一个清晨，海因里希斯坐在威斯汀豪斯的棕色塔楼里的办公桌旁，浏览着一篇攻击交流电和威斯汀豪斯的文章时，这年轻人被激怒了，他跳起来，连门都忘了敲，就冲进了老板的办公室。威斯汀豪斯坐在他那宽大的布面椅子里，正镇定地读着一样的报纸。当他看到海因里希斯被自己也在读的文章搅得如此不安的时候，这位匹兹堡工业家抬了下头，问海因里希斯，“好啦，为什么那么急?”

“您不认为我们应该说些什么来反击这些诽谤和谎言吗?”

海因里希斯永远不会忘记威斯汀豪斯看他那几秒钟的眼神。这时，只有壁炉台上方的木钟在寂静中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威斯汀豪斯笑了，“海因里希斯，他们告诉我，你是个玩惠斯特（Whist，类似桥牌的一种游戏）的高手啊，对吗?”

他承认了。

“好，那你明白这个说法的含义吧？不要人云亦云。”

海因里希斯听后很困惑，惠斯特纸牌与爱迪生的诽谤又有什么关系？

威斯汀豪斯解释道：“现在说正经的，所有这些交流电的敌人都在帮我们大忙。我们正在获得许多免费广告……就实用性和商业性来说，交流电系统比直流电领先多了，是无法相比的……这种对‘致命的交流电’的宣传，是他们在帮我们的忙，我们在以巧拨千斤。他们希望依仗他们的势力、他们的影响力，就能达到阻止事物前进的目的。这在自然法则中是根本做不到的……至于那些对我个人的攻击，当然很无耻，但是我的尊严和良心是不会让我用与之相同的武器去反击的。此外，我觉得自己的道德品质和商业声望已经很好，不会不堪一击。但是我将准备一篇文章给《北美观察》杂志，回答爱迪生先生对交流电的指责，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让你发表的……让别人畅所欲言，结果是，如果我们不把自己的人格降低到和恶意攻击者一样的水平，反而会得到更多的朋友。”

《北美观察》第12期根本没有改变爱迪生对威斯汀豪斯的敌意，因为威斯汀豪斯对手写了一篇直率强硬的文章《答爱迪生先生》。电流之战进入了长期的“为控制电灯生意的阶段，其激烈程度超过了以往历史上任何商业之争。数以千计的人与此有金钱利益的利害关系，而且可以想象，许多人完全是站在个人利益角度上来看这场战争。”威斯汀豪斯做了如下归纳：1888年，纽约市有64个人死于机动车事故，55人死于其他交通事故，23人死于煤气中毒，而总共只有5人死于触电。勇敢的威斯汀豪斯这样描述爱迪生珍爱的直流电中心电站，“许多有能力的电力工程师认为，它在许多方面都是有根本缺陷的；事实上，它的缺陷只有用交流电才可以弥补。它注定将被更科学和无论在哪方面（取决于用户或建筑物的占有人）都更安全的感应系统取代。”

迄今为止的争论都被铜价的涨跌影响着，因为铜价决定着变压器的造价，但是威斯汀豪斯以两记重拳结束了对爱迪生的反击。第一个是爱迪生阵营中痛苦的内讧。威斯汀豪斯说，8月在尼亚加拉瀑布召开的爱迪生公司年会上，底特律爱迪生电站的经理提出的一项决议被通过了。它要求母公司提供“一种灵活的方法使他们电站扩大经营规模，为此应有比三相系统高些的电压和相应少些的铜耗。”爱迪生自己的阵营在分裂，在要求交流电！威斯汀豪斯最有力的重磅炸弹就是“三年来购买电灯照明机器的客户，他们有充分的自由从任何公司购买产品，但其中大部分倾向于用交流电系统，所以如今交流电系统中心电站电灯照明的规模起码是直流电的5倍。”

走到幕前之后，爱迪生就再没有退缩。他现在要充分利用他的卓越声誉和威望来劝说公众和政治家们：世上有一种安全的电流，那就是他的低压直流电，它的送电线被安全地铺埋在地下；而危险的电流——高压的交流电，它只是用明线送电。他的目标是，如此引起公众恐慌的交流电应该在美国被法律规定禁止使用。这样他就可以将威斯汀豪斯赶出阵地，恢复自己公司已经不稳的最高地位。可以预言，正在逐步升级的电流之战的下一个战场将在州立法机关，在那儿，爱迪生和布朗希望用政府禁令来消灭威斯汀豪斯的高压电。

第一个回合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Richmond），原南方联邦的首都。威斯汀豪斯聘请了有力的律师和一个长期以来的爱迪生敌人，史蒂文斯科技学院的亨利·莫顿（Henry Morton）教授当专家。1890年2月12日，爱迪生自己在弗吉尼亚州参议院出场做第一证人。会议厅里挤满了人，想一睹这位美国最受爱戴的发明家的风采，爱迪生日渐加重的耳聋使他几乎什么也听不见，也无法回答委员会的问题。这位曾经妙语连珠的伟人并没有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能言善辩。爱迪生被动地跟随着莫顿教授，他早就因当众蔑视爱迪生灯泡而出名。此刻，莫顿拼命诋毁他的宿敌。他声称交流电与爱迪生危言耸听的看法正相反，如果操作规范，是一种绝对温和的电流。

但是最引人注目的证人是当地使用电弧灯的居民，他们急切地想保护这一蒸蒸日上的事业，不受那些好战的北方佬们伤害。有些人甚至是当年南部联邦士兵的儿子，因此立刻引起公众同情。“第一个被叫上去的人只有一条腿，架着双拐……他言谈流畅有力……最后，他嘲笑那关于3 000伏特是危险电压的建议，他大声疾呼，‘先生们，为什么？费尔法克斯县的公牛比那电流更危险!’”威斯汀豪斯一班人立刻发现这里有它们最好的同盟军，对政府代表来说，他们比德高望重的北方人爱迪生或莫顿教授都更有说服力。爱迪生忽略了这股有力的电弧灯的游说力量，现在在美国任何规模的城市都有一些电弧灯站。如果禁止高压电，这些当地的公司也将倒闭。爱迪生阵营会在弗吉尼亚失利，但这并没有动摇爱迪生和布朗的决心，他们继续展示他们的证据——布朗残忍的杀狗实验。在其他州和加拿大，他们坚持要通过立法机关来消灭交流电。

1889年年底到1890年年初，纽约高等法院的法官德怀特（Dwight）驳回了凯姆勒和科克兰的上诉，认为看不出电刑有什么残忍和不人道的地方。他的观点是残酷的惩罚只包括“火刑、车裂、炮轰烧死、吊在铁索上饿死、剖腹和在十字架上钉死。”当科克兰听到让人失望（但是预料之中）的裁决后，他立刻宣布，“将继续上诉。”1890年春天，科克兰又一次失败了。这次法院指出，关于残忍的问题，纽约州死刑委员会已经在决定用电刑取代绞刑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4月底，报纸开辟论坛日，竭力杜撰出一些为即将到来的电刑做准备的事情，比如描述凯姆勒的遗嘱，他的低落情绪和他的“带条纹的”原松木棺材。

当科克兰的上诉落空之后，监狱发表了凯姆勒的声明:“我已做好准备接受电刑。我是有罪的，必须得到惩罚。我已准备去死。我很高兴自己将不被绞死，我更倾向于用电刑，它将不给我任何痛苦。我很高兴是德斯顿先生为我合上电闸开关，他是稳当和可靠的。如果是个虚弱的人来做这件事，我将会害怕。我的信念十分坚定，是不可动摇的。他们说我没有皈依宗教，我不在乎他们怎么去想，我知道我得到了什么。我很高兴能死。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高兴。”立刻谣言四起，说凯姆勒因在监狱等待太久，以至有些神经错乱。报纸不得不出来辟谣，说凯姆勒神智健全，只不过是听天由命而已。

什么是“新的电刑器具”呢？在《北美观察》的1889年11月号上，发表了托马斯·爱迪生的开战声明，敦促法律制裁交流电，哈罗德·布朗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电椅将如何工作。他形象化地描述了即将到来的情景:“处决犯人的小屋里挤满了监狱长官们，他的手和脚浸泡在能迅速透过皮肤保护层的碳酸钾溶液里，在这一阶段，将测量电阻……罪犯脚穿湿毛毡拖鞋，走到椅子那儿就位，他的手和脚又一次被浸在碳酸钾溶液里，脚盆一头接着电极，洗手盆另一头接通另一电极。有了这样完备的联结，将不会有烧焦皮肉的可能，也可以降低电流对人体的破坏。

电器的控制调节盘将显示机械是否运作正常并记录下电压的每一波动。副监狱长将启动电闸开关。犯人的呼吸和心跳将立刻停止，而电流将结束他的生命……接着会出现肌肉僵硬，但5秒钟之后就会消失，没有挣扎或呼喊。崇高的法律得以维护，但没有导致人身痛苦。”

4月底，25名当初担任了州第一次电刑实验的证人又聚集在奥本县。哈罗德·布朗令人奇怪地没有出现。几乎可以肯定，他一年前被《纽约太阳报》揭露是爱迪生和汤姆森–休斯顿公司的走狗后，他的利用价值就大大削弱了。当他担任州电刑专家的合同在5月1日到期时，也没有再续约，也许是监狱方排斥他。他曾急切地、不屈不挠地追求着用威斯汀豪斯的交流电来执行电刑，此刻态度却来了180度的大转弯，对记者声明道，“您可以放心，我很高兴能摆脱这不愉快的职责。”阿尔弗雷德·索斯威克博士，布法罗的牙医和电刑的主要倡导者，自然在奥本出现。这个高大的、留着一圈白胡子的博士，和其他到场的人一样，都对电椅的丑恶外表大吃一惊——杀气十足的超大橡木座椅，有着宽宽的扁平扶手，带一个粗制的脚踏和带孔的木座。椅子上有很多厚厚的皮制固定带，而最让人看不下去的是，一个硕大的皮脸罩套住犯人的面孔，拉到后面像个项链，中间有个浸湿的海绵块。索斯威克解释道，“我是反对这种装置的，但现在的安排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不能失败。全世界都在关注着这次实验的结果，如果我们稍不小心，就会有闪失，整个系统将受到破坏。我信心十足，凯姆勒将会立即死去……我想根本不会有什么毁容发生。”

当所有的准备就绪，一个法律书记员到了奥本，说凯姆勒的案件又一次上诉了！一个新的律师，上诉专家罗杰·舍曼（Roger Sherman）替他辩护。他到监狱去看凯姆勒，但是被拒绝，于是留下了不少法律文件就匆匆返回曼哈顿。舍曼拒绝承认他是被威斯汀豪斯雇用的。当索斯威克博士和其他的证人，包括从布法罗来的仲裁人特雷西·贝克听说电刑暂停后都十分懊恼。为了平息这种情绪并为电刑做些预备练习，德斯顿指示，用这电椅先电死一头小牛。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由于舍曼又一次争辩用高压电刑是残忍和不人道的，凯姆勒的案子被送到了美国高等法院。但是在8月初，交流电阵营的请求又一次被拒绝了。主法官梅尔维尔·富勒（Melville Fuller）说，死刑就应该是“没有人性和野蛮的——不仅仅是消灭生命。”同时，在爱迪生的总部，人们得意地关注着事态发展，“既然威斯汀豪斯的发电机要用于处死罪犯，为什么不给这个事实一点公众印象呢？从此以后，我们就说罪犯被‘威斯汀豪斯’了或被宣判威斯汀豪斯了，与在法国一样，吉勒提（Guillotine）博士的名字与断头台永世长存！”爱迪生的部下尝到了在电流之战中，这最重要却最荒谬的胜利滋味。

在最难受的8月酷暑中，奥本镇最好的奥斯本饭店开始住进许多记者，主要来自纽约。肮脏的铁路货运站在监狱对面，为西方联合公司特设了一个办公室，有14条电话线路通往纽约。每辆到达的火车都下来很多人，人流涌进肮脏的、城堡般的奥本监狱。

8月5日那天，闷热潮湿的空气中浮动着一种激动的气氛。一整天，挡不住的人群都聚集在监狱墙的外面，前拥后挤地想走近大门的铁栅栏前。年轻人爬到电线杆和高高的树上，越过24英尺高的监狱围墙，窥视着藤蔓覆盖着的监狱大楼。在附近的房顶上和窗户里全是严肃的旁观者和记者。晚上7点整，当天气开始有了凉意，许多州官方的证明人，严肃的法医和律师，穿戴整齐地从奥斯本饭店里出来，穿过沉默的人群，走进那厚厚的大铁门里。于是，在8月5日晚上，为了这推迟已久的死刑，所有证人又一次聚集在这里。虽然仍是个实验，但有一个法医自愿坐在电椅上并经受了一次低压电击。这些官方证人兴奋地回到饭店里，要服务员明天一早就叫醒他们。

8月6日，天刚蒙蒙亮，凉风习习地掠过奥本的街道，那天一定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早上6点刚过，就可以看见那些官方证人三三两两地穿过寂静的街道，走进了城堡式的监狱。他们拼命挤过上百个当地好奇的旁观者，快步穿过聚集在大铁门外的报社记者们。威廉姆·凯姆勒——“南戴文森街的斧头杀手”，今天终于成了历史上第一个死于法定电刑的人。每个证人出示了入场证，然后走进监狱院子里。在监狱里面，沃登·查尔斯·德斯顿看起来心烦意乱、坐立不安。凯姆勒厚密的胡须被剃得干干净净，坐在了小牢房的长凳上，为电刑穿着一条深灰色的宽腿裤、马甲和外衣，还有吊裤带、白衬衣和一条时髦的黑白相间的领带。他花了很长时间梳理自己的头发，在前额处小心翼翼地整出一个夸张的卷来。德斯顿，这个对自己担当电刑监督非常不满的人，此刻已是当天第二次走进了凯姆勒的牢房。他宣读了州死刑判决书。“好的，”凯姆勒说，“我准备就绪。”

然后，布法罗的监狱看守与他说再见，并被邀请与这将死的人共进早餐。两分钟后，进来了两位经常造访凯姆勒的神父，他们跪在地上开始静静地祈祷。吃完早餐，在离开小牢房之前，布法罗的看守还有一个令凯姆勒尴尬的任务，从他裤子上剪掉屁股部分的那块布，这样一来他坐在电椅上时接触得就会更好。为了同一个原因，看守紧张地剃掉了犯人头顶上的一片头发。在看守剃头时，凯姆勒对他说:“他们说我惧怕死亡，现在他们将发现我并不是。我希望你待在我身边，看着这一切过去，我保证不会制造任何麻烦。”

头发剃好后，德斯顿同凯姆勒一起走到电刑室，这时是6点32分。不知什么原因，前一天德斯顿将原来放在楼上的沉重木椅搬到了楼下的一个地下室单间里。现在，发电机在远离这里的监狱大理石车间，所有的操作员只能依靠铃来进行联络。

德斯顿领着凯姆勒进了这个和周围气氛不协调的、充满阳光的死刑室里。从7英尺高的两个窗户里射进两道宜人的阳光，照在房间的地板上。这个小地下室曾是犯人洗澡的地方。几个月以前，这个房间的墙被刷成淡灰色，两个煤气灯的双头支架从天花板上悬挂下来。此时，25位证人、著名的法医、律师和两名被选记者，都心神不安地静坐着。

“先生们，”德斯顿说道，“这是威廉·凯姆勒。我已经警告过他，他将要死去，如果他还有什么要说的可以说出来。”

这已定死罪的人向证人们鞠了一个躬，证人们列成一排坐在马蹄形的椅子上，面对着看起来很凶恶的巨大电椅。凯姆勒说道:“先生们，我祝你们好运。我相信我将要去一个美好的地方，我也已做好准备去那里。我现在只想说，所有关于我的评论都是不真实的。我是个坏人。如果让我再坏下去是更残酷的。”这个矮小好斗的人闭上双眼，向证人们再次鞠躬，转过身脱下他的灰外衣。他先坐在了一个普通椅子上，然后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马上坐进电椅。德斯顿想起来，他必须检查凯姆勒的衣服，他衣服上剪开的口子是否正对着他后背下方，以连通电极。衬衣不符合要求，于是德斯顿摸出一把剪刀来，开始笨手笨脚地剪掉塞在那儿的衬衣下摆。“你的吊裤带还好吗?”当放下剪刀时，他问道。

“是的，没问题。”凯姆勒回答。

“那么，你最好坐在这儿。”

凯姆勒照他说的坐到了电椅中去，这位监督者开始用吸盘连接后面的电极和湿海绵。“别着急，做对了，监督官。”凯姆勒指挥道，他十分冷静。证人们全看得目瞪口呆。“请慢点儿，”他又说道，“你知道，我可不想利用这个机会。”

“好的，威廉姆。”德斯顿严厉地说。他双手颤抖着，开始把像面罩一样的、带有吸盘和湿海绵的皮头套给他罩上。

当德斯顿退后时，凯姆勒摇晃了一下面罩，用被捂住的声音说道，“监督官，请稍微弄紧些。你知道，我们要把所有的事情做好。”

德斯顿照着做了，然后用皮带束住他的胳膊和腿，当他合上一个个皮带扣时，他的手直打战。“好啦，”他退回到死刑室的门口，“准备好了吗?”他又确认了一次，然后转向凯姆勒，现在只看见不祥的皮面罩和厚厚的皮带，还有被太阳晒热的电线。外面，清风吹过常青藤和绿草坪，沙沙作响，小鸟欢快地吱吱歌唱。

两个法医上前来检查皮带。一个法医说道，“上帝保佑你，凯姆勒。”在那一刻，布法罗地区律师从椅子上站起来，脸色发绿。他抱歉着走到关着的通向走廊的门，打开它，走了出去。后来，人们得知他昏倒在门厅里。

再回到死刑室，监督官迅速地和已坐回原位的两个医生交换了一下意见。德斯顿环视了一下紧张的24位证人和两位记者后说道，“很好，先生们。”然后走到给发电机发信号的房间里。那里的电灯已亮，意味着发电机已开始运转。凯姆勒的手可以看见正紧紧抓着宽宽的电椅扶手。在明亮的阳光下，空中飘浮的尘埃依稀可见，常青藤上的麻雀吵闹地唱着，屋里一片紧张的寂静。

“再见，威廉姆。”德斯顿说。可以听到低低的咔嗒一声，在远处发电机房间里的开关被推动。然后，根据《纽约时报》的记载：凯姆勒的身体先是挺直，然后可怕地拉紧。他变得“如一尊铜像般僵硬，右手除了食指，全攥得紧紧的，以致指甲深深地抠进第一个关节处的肉里，血顺着流到了电椅的扶手上。”当凯姆勒的脸开始变成死灰色时，监狱医生从座椅上向前微微移动，看了一眼说，“他死了。”让监督长发信号关闭发电机。17秒过去了，那时的时间是早上6点43分。那些聚集的证人们全深深地松了一口气，这可怕的过程终于结束了，当德斯顿把电极从他头顶移开时，他们赶快把自己的目光从凯姆勒身上移开。法医探着身子检查凯姆勒，另一些法医围成一圈，检查死亡状况。索斯威克博士离开尸体时，他向一小群已悄然退到死刑室另一角的证人们解释道，“这是十年工作和研究的结果。从今以后我们将生活在更高水平的文明里。”

但是鲜血依然从凯姆勒受伤的小指上渗出来，他的心脏也还在跳动。其中一人突然恐慌地叫嚷起来:“上帝啊！他还活着呢！”周围的法医们全吓得蹦了起来。另一人马上命令道:“赶快通电流！”，“看，他还在呼吸。”又有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当索斯威克博士和其他人听到喊声快步走回来时，看见凯姆勒的身体仍是弯曲的，但他的胸口一起一伏，似乎在拼命呼吸，从面罩上的孔里渗出白沫来。“看在上帝的面子上，杀死他，结束这一切吧！”一个证人尖声地叫起来。那个协会记者昏倒在木地板上，几个人把他抬到一条长凳上给他扇着扇子。德斯顿的脸变得惨白，他笨拙地接通头皮顶上的电极。当电流再一次通过时，凯姆勒的身体又一次变得僵直，“有一种恐怖气味开始弥漫在屋里。”可以明显看见凯姆勒的头发和皮肤被烧焦了，一个蓝色火团在他背后跳跃。他的衣服起了火，但一个医生迅速扑灭了它。“恶臭，”《时代周刊》报道说，“不可忍受。”几分钟后，电流被停止。凯姆勒的手上、胳膊上、脖子上全是紫斑，医生又一次宣布他死了。那些恶心得要吐的证人们给德斯顿签了死亡判定书，然后静静地走到大理石的过道里，一言不发地颤抖着，几个人开始觉得不舒服。有个伊利县的警察竟然痛哭流涕。

3个小时后，当法医们最终定下神来，进行尸体解剖时，他们发现凯姆勒死后僵直的尸体已成了永久的坐式。尸体检查时可以看到，只要是通了电极或者和皮带扣接触的地方，都留下了烧焦的紫色痕迹。索斯维克请求原谅，由于是第一次，电刑进行得不尽如人意。但总的来说，他还是很得意的，“我告诉你们，这是件很重大的事情，电刑注定要成为全世界的法定死刑执行手段。”

第二天，纽约报纸连篇累牍地刊登了世界上首次官方电刑的恐怖细节。《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指责电刑比绞刑更残酷：凯姆勒的电刑是一次令人恐怖的展示。《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副标题是“失误和无知使电刑让人们备受煎熬。”

如托马斯·爱迪生所说，“我大概浏览了一下凯姆勒死刑的报道，读起来可不让人舒服。”他抱怨法医没有将电极联结正确——电极应该与掌心相连接——整个“搞砸了”。

科克兰说，“对我来说，这像是一种可怕的胜利。反对我的专家们，知道发生这样让人震惊的事情是不应该的，可还是发生了……在凯姆勒之后，相信其他任何州都不会再采纳电刑了。”

至于乔治·威斯汀豪斯，他说，“我不喜欢谈及它，这是件野蛮的事。用斧子行刑甚至会做得更好些。我的预言被证实了，公众将谴责这件事情而不是谴责我们。我认为，这种杀人方式是我们最好的辩护。”

几乎40年后，尼古拉·特斯拉仍然十分憎恨电椅，称它为“一个极其荒谬不可行的器具，使那个可怜的人没能被仁慈地、迅速地了结生命，反而被电活活地烧死……在这种情况下的人，已经彻底丧失了意识，只剩下刺痛的感觉。那一分钟的极度痛苦，相当于他一生中的所有痛苦。”

而众多怀疑者认为，是威斯汀豪斯设法策划了这次拙劣的电刑。

在电流之战中最好斗的哈罗德·布朗，却在这件事情之后销声匿迹了。

1890年11月5日，曼哈顿的黎明，秋高气爽，万里无云，这是一个星期日。金融界的巨头们坐在第五大道麦迪逊街的早餐桌旁，所有国家的商业活动和宏观经济，尽在他们掌握之中。不变的移民人潮通过城堡花园涌进来，又散布到全国各地，推动着美国人口的增长。根据最近的统计资料，美国总人口已达到6 300万。政治家们开始自我吹嘘说，美国现在是“10亿美元”国家。事实上，它更富有，这要归功于像爱迪生和威斯汀豪斯这样的伟人，他们为了实现理想，坚忍不拔，不屈不挠，无所畏惧。内战后，美国国有资产总值达到650亿美元，比英国、德国和苏联的贵族及有产阶级的累计总资产还多。1890年时的美国，将近有400亿美元投资于土地和建筑，90亿美元用于建设四通八达的铁路运输网，40亿美元用来生产和采矿。

但是，当纽约的金融家们在那年11月的某天早上打开报纸时，感到了揪心的恐惧。几个星期以来，关于一个伦敦大投资公司濒临破产的传言在纽约股票交易所里悄然漫延，它带来更多的奇谈怪论，一种世界末日的不祥之兆搅乱了本来就不稳定的气氛。此刻，传言被证实了。在《纽约世界报》的首页用醒目的字体印出：令人沮丧的传言成真，来自伦敦的报告令华尔街不安，据说巴林兄弟银行（The Baring Brothers）最近遇到了麻烦。如《纽约世界报》所言，“当伦敦发抖时，全世界都感觉得到颤动，到了纽约就是地震。”英国的投资者对美国的银本位政策一直持警觉态度，反而热衷债券，急切地想从这遥远的南美国家赚取财富，但是一场革命使他们的投资变得一文不值。

在那个秋天晴好的早晨，当银行家们聚集在华尔街高雅的办公室里，这令人担心的传言变成了可怕的事实。如《纽约时报》周日版的头条新闻报道的那样，星期六早晨传来了悲惨的、令人不知所措的消息，巴林兄弟银行，“这个世界最大的银行，已存在和经营了一个多世纪，甚至更长……（它的）签字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意味着绝对可靠的信誉保证”，现在却摇摇欲坠、濒临破产。“这种公开声明对华尔街来说，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象过的耸人听闻的消息。”一位《纽约时报》的经济专栏编辑，详尽阐述了这个噩梦般的新闻。如果英国银行的偿付能力被提出质疑的话，它就会崩溃了。“保证期对挽救巴林兄弟银行和它的重组，以及缓解整个美国经济体系的紧张情况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巴林兄弟银行倒闭所产生的阴影，是不会迅即消除的。鎏金时代的美国银行就像普拓金村（Potemkin Village）：一座拜金主义的隐秘圣堂。表面雄伟威严、结实坚固，但是在这呆头呆脑而又奢华的建筑物后面，隐藏着不堪一击的财政体系，经不起一点点微弱的经济风波。而巴林的大变动，对依赖外国投资的美国金融界是一个极大的提示。尽管报纸摆出笑脸，但每个生意人都从内心知道巴林垮台是要付出代价的。几家小银行没有逃过此劫，每个人都“惶惶不可终日”。在银行立法之前的放任主义时代，在联邦银行和个人存款保险的严格规则建立前的几十年，没有政府机构或相应制度来支持银行，所以可以理解，金融界稍有风吹草动，储户们就围住银行提取当时能到手的现金。这种恐慌不可避免地引起一连串混乱。甚至在储户排队之前，有些银行就开始停止借贷，知道只有一大堆美钞才能够稳定住他们的客户。因此，经济灾难横扫每一个受影响的银行，恐惧植入了美国金融的灵魂之中。

当乔治·威斯汀豪斯刚到马萨诸塞州的新宅，去解决一些房地产问题时，匹兹堡办公室给他发去关于巴林灾难的紧急预告电报。仅仅10天前，威斯汀豪斯为了妻子玛格丽特的健康，搬进了他们在伯克郡的“小草屋”别墅。那里有宽阔的草地、古老的林木和终年常绿的景色。威斯汀豪斯夫妇和他们的小儿子，以及很多亲戚和客人，可以坐在新的、宽敞的、乡村风格的走廊里，眺望着不断变化起伏的伯克郡山川。两年前，瓦尔特·厄普特格拉圭（Walter Uptegraff）当了他们的管家，并担任全职秘书、家庭会计，成为威斯汀豪斯的心腹。已经81岁高龄的老威斯汀豪斯夫人，也搬来同儿子一家住在一起。正式晚餐在伯克郡是每日惯例，和以前在匹兹堡一样。“当客人们离去，家人开始休息，”厄普特格拉夫回忆道，这时候，威斯汀豪斯“就会去他的书房，忙他的发明工作，直到清晨一两点。在这段安静的时间里，他总是喜欢有人陪伴着他（指我自己），他就会毫无顾虑地敞开心扉；解释他的努力目标，用图纸来展示他正在做的事；鼓励听者提出建议。他只需要四五个小时的睡眠，每天一清早就下楼来吃早餐，之后又充满了活力，开始了一天新的工作。”1890年的秋天，威斯汀豪斯完全可以好好享受一下他的乡村生活，并为他的公司稳定增长的业绩而感到自豪，特别是最新式的和他最钟爱的——发展迅速的电力公司，正在实现着他神圣的梦想。

在一个月前，《电力工程师》杂志写道，“从全国各地的报告中看出，今年将是电力工业最辉煌的年景……威斯汀豪斯公司正夜以继日地全速工作着。”尽管爱迪生还在反对交流电，但1890年的9月，就在威廉·凯姆勒被电刑致死后不久，威斯汀豪斯的中心电站（电灯）就创下了极好的销售业绩。10月，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就订购了6 000个灯的交流系统，纽约州的埃尔迈拉（Elmira）增加了1 500个灯，同样还有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首都林肯（Lincoln）。这些只是很多订单中的3个。威斯汀豪斯也发展了弧光灯和街道电车，没有那些百货商场，它们的生意依然兴隆。自1886年初建立了第5个威斯汀豪斯工业公司起，在短短的4年里，威斯汀豪斯电力公司总的年销售额从原来的15万美元猛增至400万美元。

电报传来的巴林破产消息，使他觉得这些令人满意的成果突然变得毫无意义。威斯汀豪斯赶快收拾行装，和厄普特格拉夫一起，坐上一辆轻便马车去了火车站，乘上他的私人专列回到了匹兹堡。所有的大电力公司都受到了动摇，因为它们发展太快，在那个很难搞到资金的年代，这是个耗资巨大的买卖。1890年前，纽约股票交易所像全国其他交易所一样，上市股票只有铁路股，所以筹集足够的长期资金是件让人头痛的事。许多地方的电力公司和一些城市的首期付款都是部分现金支付，同时给爱迪生或威斯汀豪斯当地新照明公司的股份。前一年的3月，爱迪生公司总裁亨利·维拉德（Henry Villard）就向德雷克塞尔的摩根拼命抱怨，说爱迪生公司发展这么快，它的工作资金却“严重短缺。不是100万，而是急切需要700万才能满足几个部门的需要。”威斯汀豪斯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而且没有人比他对负债的难处了解得更清楚了，因为他的火车刚刚经过了宾夕法尼亚的受罢工暴力困扰的煤矿，和还没有从去年的洪水灾难中复苏过来的穷乡僻壤。

第二天一早，威斯汀豪斯走进了位于匹兹堡宾州街9层的威斯汀豪斯大厦，他穿着暗色上衣，手里提着永不离身的雨伞。此刻他急需起码50万美元现金去支付他的直接债权人。公司现在的流动资金有250万美元，它的短期负债是300万美元。在巴林破产之前，不可以不动声色地把这差额补上。和爱迪生不同，爱迪生从一开始就抱住了华尔街金融大亨摩根的粗腿（虽然通常他们太粗心大意和吝啬小气），威斯汀豪斯却是从私人渠道，通过朋友和现有的股东来融资。传记家亨利·普劳特（Henry Prout）解释说，“他极有人缘和魅力，所以他总是能成功地从手里有钱的人那里拿到大笔投资而发财，这些不屈不挠的工业企业家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公司。

在1890年11月的那些可怕的日子里，经济形势迅速恶化，甚至连威斯汀豪斯也得直面缺钱的问题。他和他的董事会呼吁他们自己的股东，用电力公司资金股值加倍和以20%的优惠卖股份有限公司的方式，筹集最急需的50万美元的资金。但恐慌还在，因为匹兹堡正成为美国最大的钢铁制造基地，再加上“总的商业状况如此萧条，所以得到的反馈远不是他们所期待的。”一队从原先威斯汀豪斯电力公司来的雇员代表团出现了，主动提出愿意全日工作，但只拿一半工资，直到危机过去。他们的老板深受感动，但是他谢绝了他们的请求。下一步，威斯汀豪斯将召集匹兹堡的主要银行家，那些“从这座城市所建企业的生意中受了益”的人，举行非正式会议。

和往日一样，威斯汀豪斯既坚强有力又和蔼可亲地站在他们面前，信心十足地对这些潜在的救援者讲评着他的其他7个公司的良好状况，更切主题的是现在正面临危机的电力公司的前景展望。他告诉他们，他的8个公司价值2 300万美元，收入1 650万美元，这其中有420万美元利润，超过100万的契约债券，超过600万的应收款项，在手头的非生产性材料大约250万美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威斯汀豪斯的电力公司当时正处在最好的年景。他坚信，“尽管现在有暂时的困扰，我们的事业注定要兴旺发达。”毕竟威斯汀豪斯已经开始给全世界提供光明和能源。每天都收到全国各地许多城市的订单，不光是为了电灯，也有为了街道电车。一旦威斯汀豪斯电力公司开始使用交流电感应发电机，它的销售能力将更惊人。那时还有世界的其他市场，没准威斯汀豪斯以后会在古巴哈瓦那安装750个电灯，或者在中国广州打开市场。

现在，威斯汀豪斯的海象般的胡子竖了起来，他认为，谁真正是通过他的8个公司致富，谁就应该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刻相信他。他对公司的稳定增长和电力公司的将来是持肯定态度的，他宣称自己准备拿出他最心爱的“隐居”豪宅以及其他邻近的郊区土地，为他急需的50万美元做担保。这些与会的银行家们窃窃私语了一阵，同意委任一个委员会来查阅一下账目。

12月10日，威斯汀豪斯电力公司公开声明，由于“集资有困难……银根吃紧，”董事会将用增加和卖掉优先股来筹集需要的50万美元。在以后的两周内，40位匹兹堡的实业家和17位银行家，许多都是几周前出现过的友好人士，每人认购从2 000到5 000股不等，以期能凑够需要的50万美元，威斯汀豪斯电力公司的股份其原始股值是50美元，现已骤然跌落至每股13美元。圣诞节前一天，《电力工程师》报道了鼓舞人心的消息，“成交之前解决了一些细节问题。这将使电力公司——如果管理得当，绝对是赢利企业——站住了脚，而且看来今天的股市反映了情况的改善。”

“管理得当”这一词其实反映了事件的一个不祥之兆。知道威斯汀豪斯被逼到墙角后，有一个银行家发现有机会可以攫取这一高价值的工业财产。他对同事说，“威斯汀豪斯先生花费了这么多钱做实验，而且他对服务和购买专利都出手大方，这太冒险了。如果我们让他放手处理从我们这儿筹集到的50万美元，我们起码应该知道，他将用这笔钱去干什么。”当这些银行家们要求管理权时，威斯汀豪斯亲切和蔼地解释说这是做不到的。他从来都是自主经营公司，他的公司繁荣兴旺——但目前是为了急需支付电力债权人——他不希望被人猜疑或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双方僵持不下，直到威斯汀豪斯说他必须得到答案：要么他们提供贷款，没有任何附加条件；要么他们就出去。银行家们面面相觑，最后还是坚持要指定一个总经理。

“认识到这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全屏住呼吸静观结果。”弗朗西斯·洛普记述道，“让他们大吃一惊的是，威斯汀豪斯没有任何动摇。他站起来，笑了笑说，‘好吧，感谢上帝，我知道什么是最坏的了！’”这时的威斯汀豪斯，像往常一样沉着冷静，不是他，而是那些想欺诈的银行家们开始颤抖。威斯汀豪斯说了几个笑话，和那些银行家们道了再见，就离开了房间。他们这才真正领教了威斯汀豪斯的勇气。他的老朋友和传记撰写人亨利·普劳特解释说，威斯汀豪斯是个愿意虚心请教别人的人，“可一旦他自己下了决心之后，即使地震也改变不了他的主意。我们已看见，他坐在那儿纹丝不动。他是接受意见还是固执己见，都取决于你是什么观点。”当他认为由于懦弱而导致错误的时候，威斯汀豪斯的判断通常总是正确的。既然这样，他为什么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呢？

当天晚上，一场暴风雪席卷了东海岸，乔治·威斯汀豪斯又一次坐上了他的私人专列，专列设备完善，有卧室、餐厅、厨房和办公室。当皑皑白雪覆盖大地的时候，他坐着专列前往纽约——这个外强中干的美国金融系统的心脏。当第二天清晨，专列开过新泽西州的宾夕法尼亚火车渡轮码头时，暴风雪停了，哈得孙河上漂浮着大片的冰，这个城市看上去一派欢乐景象，到处是假日喧闹的声音。但是美丽的冬景却使赶车人烦恼不已，因为运货的马车车夫和马车队走到了他们的道上——那积雪的街道上唯一剩下的可行部分。只有几条大街和侧街可通行，甚至连街旁商店的人都在扫雪。可是，住宅区里的气氛就欢快多了，在那里，漂亮的马拉着五颜六色的雪橇，铃儿响叮当地向前滑动，全涌在住宅区大街上和中心公园的路上。一个花花公子似的人有着3匹高大的栗色马，他拉着他的精美马车，每匹马都装饰得很漂亮，正向前奔跑着。但是不管纽约人是否高兴，威斯汀豪斯只知道自己肩负的艰巨任务——从纽约拿到钱。这将是他今后无数次远足到美国的金融中心、华尔街高楼大厦中的第一次。威斯汀豪斯以前并没有见过许多美国大财东，但是他们却肯定知道他。同行的还有他年轻有为的纽约律师，保罗·克雷瓦斯（Paul D.Cravath）。威斯汀豪斯深爱着他的极有发展前途的电力公司，这个公司的命运和他倾心竭力要实现的电力梦想，全在此一举了，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时刻。

在匹兹堡，当白雪被无数烟囱放出的烟灰染成可怜的灰色时，那些银行家们还得意扬扬地想着，威斯汀豪斯还会回来和他们再谈，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威斯汀豪斯不到1月中旬就从曼哈顿发回电报，告知他的进展“一片光明”。这些匹兹堡的银行家和企业家醒悟过来，开始用不可兑取现金的保险支票退回那52万美元，但他们没有分享到威斯汀豪斯经过艰辛努力才取得的乐观进展。《纽约时报》报道说威斯汀豪斯公司总部所在地，“银行家们和股东们现在赞成为威斯汀豪斯电力公司指定一个收款人。”与此同时，第一批债权人提出法律上诉——一个小银行追讨2 000美元，另一个是当地的钢铁公司追讨800美元。见利忘义的人轮番登场了。

在曼哈顿，威斯汀豪斯找到救星奥古斯托·贝尔蒙特（August Belmont），一个据说是华尔街最有声誉的投资公司创始人的儿子。奥古斯托·贝尔蒙特公司有很大实力，是传奇式的罗思柴尔德银行（Rothschild Bank）在美国的分部。贝尔蒙特是铁杆民主党人，著名的骑手。1891年1月，《电子世界》（Electrical World）登载了一篇来自威斯汀豪斯电力公司的声明，描述了它的新的拯救计划（还没有提及纽约的银行家），他们需要出售一批优先股，现有的股东交回40%的旧股，并接受价值低些的新股，尽力用新优先股支付尽可能多的债权人。它还列出为恢复财政状况而采取的步骤，包括“撤销任何专利权中受质疑的价值和账面价值”。乔治·威斯汀豪斯“正全力使股金到位，这一招看起来希望很大。”

下面这个故事只是从侧面反映了威斯汀豪斯恢复计划中的症结之一：特斯拉的交流电发电机专利权税交易。众所周知，乔治·威斯汀豪斯在对待发明家方面过于温和，他总忘不了自己早期卖空气制动器的经历。总的感觉就是他太大方。纽约银行家们认为，威斯汀豪斯所提倡的还未投入使用的特斯拉交流电发动机，是引起公司灾难的主要因素。工业巨头指的是威斯汀豪斯给了特斯拉2万美元现金，5万美元期票。他还计划了更大的投资来开发特斯拉的感应发电机和系统的其他部分，同时付给这位塞尔维亚发明家一笔很高的咨询费。而所有付出的这一切都没有见到什么回报。威斯汀豪斯的高级工程师们不喜欢特斯拉及他的系统。他们在特斯拉工作的时候，到处给他设障碍，并阻止他把系统转速设计为他认为必要的60转频率。这个工业虽然处于初级阶段，但是电力机械已经有了固定的转速频率，而60转这个数据不是常用的。特斯拉的问题在于，他的系统不太合常规、用得不顺手、开发费用比较高，这些都阻碍了机器的改进。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威斯汀豪斯在特斯拉身上花了太多的钱，而没有看到他的系统产生商业效益。威斯汀豪斯同时还交付了很高的法律费用，来保护特斯拉的专利，不受其他发明家与工程师的侵权。威斯汀豪斯的确在特斯拉身上花费巨大，而现在他的公司因缺钱而陷入困境。

1889年秋天，尼古拉·特斯拉失望地离开了匹兹堡。大约在曼哈顿短暂地待了不到一年，他就乘船去了法国，参观巴黎博览会的电力展场。从这迷人的灯光之城离开后，他继续向东旅行到了奥地利、匈牙利一带，短暂地和他的姐姐姐夫们团聚，还看望了快去世的母亲。特斯拉是个成功的移民，由于有了交流电专利权，他使自己跻身于鎏金时代的富人阶层。他这次回欧洲的海上旅行和5年前身无分文乘船过海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在巴黎，人们的谈论中心都是埃菲尔铁塔和美国天才爱迪生，他的多语言留声机令所有光临爱迪生巨大展台的参观者眼花缭乱。爱迪生与特斯拉一样，当时也在巴黎，情绪极好，每当他出现在公共场合时，都受到人们热烈欢迎。在欢呼声中，他津津乐道于自己跻身美国百万富翁之列的成功。

那年夏天，爱迪生高兴地允许爱迪生电力公司的总裁亨利·维拉德——曾是第一流的内战记者，太平洋联合公司（Union Pacific）的创立者，又是德国银行的美国代表，还是爱迪生长期的投资者——重组了爱迪生的电灯公司及其他生产各种不同类型产品的实体，合并为爱迪生通用电气（Edison General Electric），注册资本1 200万美元。德雷克塞尔的摩根投资者们已经得到了相当可观的回报——当年100万美元的原始投资，现在的爱迪生通用电气股已涨到270万美元。爱迪生用175万美元的股票和现金用于创建新的生产部门。爱迪生在给维拉德的信中感激地写道，“我被金钱的压力折磨了22年，当我卖掉之后，我最关注的就是能收回多少现金，这样才能摆脱财政压力，也才能使我在科学领域里不断前进。”爱迪生通用电气的总裁约翰逊激励爱迪生时说，“我们应该迅速建立最大的爱迪生组织，拥有足够的资金，和威斯汀豪斯说再见。”到1889年，爱迪生通用电气已经成为了美国最大的公司，有3 000名雇员在3个主要工厂里工作，每年创收700万美元，有近70万美元的利润。在重组过程中，维拉德卖掉了近400万美元的新爱迪生电力股票，主要买家是他的有德国背景的北美公司和摩根集团。所以，爱迪生完全有理由在成功的巴黎之行中保持轻松和愉快。

特斯拉自己的欧洲旅居之行，包括了与许多著名电学家的会见，他于1889年的晚秋回到了纽约，心里憧憬着新的电力项目和计划。他在第五大道南（现在是西百老汇）33–35号的4层楼上建立了一个使用方便和设备齐全的实验室。爱迪生回到了乡下，他雄伟的西橙郡实验室里，而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办公室搬到离华尔街更近的布罗德街16号，而第五大道65号被精心设计为时尚的展示厅，展示电灯的奇迹。

当特斯拉返回曼哈顿，他整个就是一个欧洲人的样子，瘦高挺拔，处于生活中的顶峰阶段，穿着无可挑剔的服装，最精细手工制作的巴黎款式，直到手杖、鞋罩和软皮皮鞋。他可以毫不在意地把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手套和丝制手绢扔掉。许多遇见他的人，都被他蔚蓝色的眼睛、宽大的手及特别长的大拇指所吸引。在匹兹堡时，特斯拉养成了一种住高级饭店的习惯。在搜寻了曼哈顿的饭店信息后，他选择了阿斯特酒店，纽约最老的高级酒店，地处百老汇的维西大街，到他的实验室去非常方便。他开始在德尔莫尼克，这个美国最贵的饭馆里吃晚饭，这个美食餐馆60年来提供着优质的法式菜肴和葡萄酒。特斯拉更喜欢在第5大道26街的德尔莫尼克分店，那里更安静幽雅，面对着优美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远离了曼哈顿的喧哗，只有成片的榆树林、沙砾小路、雕塑和喷泉。

作为德尔莫尼克的长期单身顾客，那里受过良好培训的服务生已经知道，这位有礼貌和谦和的发明家，喜欢18张本色的餐巾纸叠放在桌子上。在就餐之前，特斯拉总是很仔细地用它们擦拭一遍每支沉重的银餐具、瓷器和它们的水晶柄。特斯拉的恐细菌症，是从一个同事让他在显微镜下观看了在未煮开的水里的生物后产生的。特斯拉后来自己解释道，“只要你看过几分钟那些可怕的生物之后，那么多毛，是能见过的最难看的东西，在水里随着液体慢慢分裂开——你就再也不会喝一滴没有煮过或消毒过的水了。”于是，特斯拉总是对这些在显微镜下见过的恶心生物充满着戒心。

特斯拉现有的这种富裕奢华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影响他对电力的痴迷和专注。整个1890年，尽管他为自己精心定做了时髦服装并每日在德尔莫尼克享受美食，但是他每周始终在实验室里工作7天，通宵地工作，仅回到酒店休息短短的5个小时——据说实际用来睡觉只是2至3个小时。白天在实验室里，特斯拉可以听到隆隆的高架铁路声音，不平的路基带出火花和碎石粒，同时下面的肮脏街道布满了垃圾桶和成堆的废物，引来了卡车司机的叫骂，还有繁忙的马车来往于码头。特斯拉有一两个助手，有时是和同事艾尔弗雷德·布朗一起工作。可惜，他的老朋友和同事西格帝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尽管在威斯汀豪斯公司的经历很不愉快，但是特斯拉始终和该公司保持着诚挚的联系，并希望他的交流电系统和感应发电机的问题最终能得到解决。一旦威斯汀豪斯公司的工程师们有什么问题，他愿意提供任何可能的帮助。他也经常在去实验室取工具的路上顺便拜访一下工作过的公司，而且他尽力给他们介绍一些客户。但最使他气馁的是，在1890年年末他听到的关于发电机研究停止的消息。

特斯拉其实可以在1891年初时就意识到，和整个电力界的形势一样，威斯汀豪斯电力公司已陷入财政困境。这样一来，他就不会在威斯汀豪斯突然出现在自己的实验室里时感到吃惊了，当时他正在做着高频率的实验。那个月巴林银行的倒闭，引发了整个威斯汀豪斯公司的危机。特斯拉设法用周围的静电波来点亮他自己发明的荧光灯，这些奇特的灯没有灯丝，只有对强充电有感应的气体，而且不用与电线连接。当威斯汀豪斯穿着他通常穿的带马甲的正式西服套装，走进特斯拉的实验室时，立刻开始不得已地谈起他的任务来。一向率直亲和的威斯汀豪斯，向特斯拉详细解释了危机形势，并要求特斯拉中止彼此间的合同，放弃专利权税。特斯拉后来对他的第一个传记撰写人讲述这个危机事件时，回忆了他和威斯汀豪斯的一段对话，

“‘你的选择，’匹兹堡巨头说，‘决定着威斯汀豪斯公司的命运。’

‘假如我拒绝放弃我的合同，你又怎么办呢？’

‘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就只能和银行家们打交道了，我就不再具有任何权力了。’威斯汀豪斯回答说。

‘那么如果我放弃了我的合同，你保存了你的公司并控制了形势，你是否继续你原来的计划，将我的多相系统推向世界？’

‘我坚信你的多相系统是电力领域里最伟大的发明。’威斯汀豪斯解释道，‘我也真心想把它带给世界，这也是导致目前麻烦的原因，但是无论发生什么，我都要继续下去，按照我原来的计划，让全国都用上交流电。’

‘威斯汀豪斯先生，’特斯拉说，挺起了他那6英尺2英寸的身子，微笑着对这位匹兹堡的巨人，他眼里的伟人，说道，‘你一直是我的朋友，当别人不相信我时，你信任我；当别人没有胆量……你勇敢地向前走，付钱给我；当你的工程师们目光短浅，看不到未来，而只有你我共知，是你支持了我；你和我像朋友一样站在一起。我的多相系统能给文明社会带来好处，对我来说，这比金钱重要得多。威斯汀豪斯先生，你将拯救你的公司，这样你就可以继续发展我的发明。这是你的合同，也是我的合同——我将撕毁它们，你就永远不会有专利权税的问题了。这样行吗？’”特斯拉为了威斯汀豪斯能幸免于这场电力危机，慷慨地牺牲了自己巨大的经济利益。

特斯拉是威斯汀豪斯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吗？可能并不是。众所周知，威斯汀豪斯对各种类型的发明家都很大方。主要原因在于他经常热衷于各方面的诉讼，特别是专利侵权方面，而他与爱迪生关于白炽灯泡之间的战争，就耗费了巨额法律费用。特斯拉是个原因，但只是许多应该节省开支的原因之一。此外，特斯拉正处在事业上升时期，他觉得自己不会辜负威斯汀豪斯，一定会成就威氏的电力帝国。这位塞尔维亚发明家自己对高频率电的研究刚刚开始，而其吸引人的秘密正在逐步被揭开。特斯拉和他热情忠实的崇拜者们，包括编辑康默福德·马丁和威廉·安东尼教授，都坚信他的交流系统和马达会大放光彩，只不过正在起步阶段，像许多伟大的和赚钱的发明初登舞台时一样：电能还是个幼童，特斯拉决意要做它的开发者，向全世界揭开宇宙内部之隐形能量的秘密。

随着特斯拉在越来越多的边缘电力领域处于领先地位——那还无人知晓的极高频率的交流电——马丁催促他将他的发明公之于众，然后再为此举行一次讲座。在电力界里，关于特斯拉研究的传言四起：难以置信的无线电灯在特斯拉的实验室里彻夜通明，这位怪异的年轻发明家，将数以万计伏特的电流通过他的身体，仍站在那儿微笑并安然无恙，任凭噼啪响的电火花将他的身体吞没，环绕在银蓝色光辉之中。特斯拉仿佛回到了很早以前的悬挂带电男孩的时期。

马丁一直是电力领域里非常重要和有影响力的人，由于与出版商的争执，他在1890年初从《电力世界》里跳出来，开始办《电力工程师》，很快就成了权威的杂志。马丁留着把手形的胡子，总是彬彬有礼、风度翩翩，他不断地劝说犹豫不决的特斯拉，从彻夜工作的实验室里走出来，和世界一起分享他的独特珍贵的发明。终于，在1891年5月20日，特斯拉同意那天在美国电机工程学会的晚间会议上发表演说，当初就是这个有声望的论坛，使他在同行中脱颖而出。

这个会议还是在麦迪逊大道的哥伦比亚学院的校办电力车间举行。特斯拉站在讲台上，他的仪器放在他前面的一个木桌上。国内当时许多重要的电学家们都赶过来，好奇地想知道特斯拉最近做了些什么，又有什么新奇的东西展示给世界，整个会场充满着活跃的气氛。马丁的编辑同事约瑟夫·韦兹（Joseph Wetzler）也是急切人群中的一个，他写给《哈珀周刊》（Harper’s Weekly）的文章说，“特斯拉先生让他的听众保持了长达3个小时的高度注意力，并让人对他无比钦佩。”特斯拉向全神贯注的听众解释说，他花了很多时间来探明，从广义上，如何释放“在宇宙中自然存在”的无限能量。他在市中心的实验室里，已经“建立了可以在一分钟内转换200万次电流的交流电机器”，并且用这些机器在研究一系列问题。但是在哥伦比亚学院，他只将自己限制在一个题目上，“生产一种实用和有效的电光源。”特斯拉已经发明了一系列能输送大量静电波的机器，可以产生各种怪异的、夜光般的电光，组成最精美的旋转彩色焰火，它发出的光辉散布在机器上，像一种超自然的电晕。

特斯拉用他有些紧张但准确的英语，展示了多种不同的静电机器，并且解释了由此制造出来的不同类型的特殊电光。特斯拉也在探索一种新的灯泡，它有着完全不同于以前的工作原理。“不可否认，现今的（照明）方法虽然很先进了，但很浪费。”他解释道，“新的方法必须发明出来，更先进的机器将会被制造出来。”然后，他向惊愕不已的听众展示了只有一圈灯丝的电灯泡。他在灯泡还亮着的时候，就使灯丝旋转。但是他精彩绝伦以至被观众打断的表演本身，也是惊人的奇迹，就是长期盛传的无线灯泡，它没有灯丝并且不用与任何电线或机器联结，但和其他灯一样亮。修长瘦高、脸色苍白的特斯拉，身穿燕尾服，手里举着闪闪发光的灯泡，大有自由女神的风采。他解释道，他的整个实验室都用这种神奇的灯，原始荧光灯。“我在离天花板有些距离的地方，吊一块铁板在绝缘线圈上，将它一端连接到感应线圈的一个终端，另一端正确地连接到地上。一个排出气的真空管或用手拿着，或放在板上，或任何位置甚至低于它的地方；它始终是亮的。”托马斯·爱迪生最自豪的就是他的白炽灯，而且，确实如他承诺一样，照亮了世界。现在尼古拉·特斯拉公开宣称他已超越了前辈，认为爱迪生的技术已过时，需要被取代了。

窗外的晚春之夜，天色已经变黑很久了，整整用了3个小时，特斯拉向那些知识渊博的电力学者们，用机器和灯泡展示了他全部的新研究成果。他在结束讲座时说，“在众多观察中，我只选了我认为可以使大家感兴趣的东西。电力领域是广袤的，有着无穷的开发空间，每一步都会有新的真理被探明，一个新奇的事实被发现。多长时间以后，这里讨论的结果能够实际应用，全取决于未来。谈到电灯生产，许多已经有了的成果令人鼓舞，使我有信心断言，继续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法……研究的可能性太大了，即使是最保守的人也会对未来抱乐观态度。”

特斯拉知道许多人给他冠以“幻想家”的称号，因为他坚信总有一天，能源将会从宇宙中轻易得到。但是他指出，“我们处在一个飞速旋转的太空中，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在旋转，都在运动，到处都是能源。我们一定会发现得到能源的捷径。那时，利用从这些传导体得到的光，取得的能，毫不费力的各种形式的能，永远不会枯竭的能，人类社会就会大步前进。对这些伟大可能性的冥思苦想使我们的思路开阔，使我们充满希望，使我们内心欣喜若狂。”

特斯拉向大家鞠躬致谢，兴奋地站在那里。听众们全站起来，热烈地为他们听到和看到的精彩演说鼓起掌来。《电力世界》声称，这是“一次有幸参加过的最精彩和最令人难忘的讲座。”约瑟夫·韦兹勒，无限崇拜和充满敬意地在《哈珀周刊》中写道，在他工作生涯的第二次讲座中，尼古拉·特斯拉“使自己脱颖而出，与爱迪生、布鲁斯、伊莱休·汤姆森、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一道立于世界伟人之列”。那么，特斯拉慷慨地放弃了他的交流发电机的专利特许权，而如他和他的崇拜者相信的那样，开始走上了寻求从整个宇宙里为人类社会找到无穷能源的道路，这还有什么奇怪的呢？因此，10年以后，交流电也可能也会像直流电一样过时。

那年5月到6月间，威斯汀豪斯继续在努力寻找着资金。而在西橙郡，托马斯·爱迪生可能为威斯汀豪斯遭受财政危机，而自己得以幸免正暗自高兴着。在1889年，爱迪生写信给爱迪生电气公司的总裁亨利·维拉德，说前一年夏天的公司重组（他为此成了百万富翁）终归不是一个很好的协定。他写道，以前自己的“收入是年薪25万美元，我有足够的钱来支付我的实验室。这个年薪数目在重组以后减至8 5000美元，它根本不够养活实验室的……我处在现在的地位，为照明生意我花了一半的时间……而且使我感到极大的失望。”

维拉德在努力合并爱迪生和他的对手公司时，就曾听到爱迪生有过类似怨言。这位发明家曾生气地驳斥了合并（也应保证分享专利共有权）能解决任何问题的看法。他曾这样宣称，“拥有最好而且最便宜的机器的公司才能赚钱，无论它有没有专利。事实是，维拉德先生所有的电力机械现在的价格都很高。而如此高的价格是破坏性的。”和汤姆森–休斯顿公司合并，纯属是一个败笔。爱迪生愤愤不平地指责这一公司的人员“明目张胆地盗用和侵犯我们的专利。”

爱迪生和威斯汀豪斯之间展开的电流大战，使匹兹堡工业巨头和他的公司不再可能成为合并对象。而且，爱迪生坚信一旦他和任何他憎恨的对头联手，他的创造力将枯竭。“如果你要联盟，那我就不可能再是发明家了，我的贡献将一文不值，我的发明灵感只出现在强力刺激下。没有竞争就没有发明。”

维拉德主管的德国出资的北美银行，同时是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的资金来源，在巴林突然垮台的浪潮中也倒闭了。此外，爱迪生只持有他公司10%的股份。也正是这时候，威斯汀豪斯在竭力寻求华尔街的资金，维拉德又一次开始私下和查尔斯·科芬秘密会谈。这个科芬以前是做鞋业生意的，凭借自身的商业智慧把汤姆森–休斯顿公司锻造成了一个著名的电力公司。维拉德始终有合并两家公司的想法，一方面结束不断耗资和昂贵的专利战（在不同法庭有着60项昂贵的法律诉讼），另一方面取得通往汤姆森–休斯顿发展成熟的交流电灯系统（曾有一时，爱迪生的销售部吵吵嚷嚷地要采用交流电）的使用权。此时白炽电灯泡专利还在法院上诉，但爱迪生的赢面很大。汤姆森–休斯顿非常需要那至关重要的灯泡权，而且，爱迪生公司有着明显的规模优势。

可是，没有摩根的保佑是做不成事的，他已经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发展成华尔街甚至美国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当摩根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抽着那巨大的哈瓦那雪茄，忙碌而有效率地，正将他那花销巨大但有竞争力的铁路转成“信托物”时，他刺激了那些对一个傲慢的富豪财团控制大笔金钱而产生厌恶感的人们。但是在1891年的2月，摩根没有看到，由科芬等波士顿金融家们提议的，爱迪生与汤姆森–休斯顿合并的目的。“爱迪生系统，”摩根给他们回信写道，“已经产生了足够高的效率和利润。如果非那样不可，我控制着汤姆森–休斯顿公司，我们需要看哪家出更好的成果。我个人不认为这两家可以合并在一起，起码肯定不是在一年前或更早些谈起的基础之上。”维拉德兴致勃勃地和科芬取得联系，但一时没有什么希望。

查尔斯·科芬利用一切机会恳求威斯汀豪斯和他的公司合并。克拉伦斯·巴伦（Clarence W. Barron），一个才华横溢的金融记者，偶然路过威斯汀豪斯的工厂，这位巨头正在气头上，当一提到科芬，立刻引出了他率直的讽刺之语，“科芬先生头脑发胀。他谈到让（他的）……公司比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大……科芬可以在十分钟内变十次脸。我已经观察了他很久，我想你可能知道，他能把人带进他的房间内，然后又把门在人面前锁上，以便不被打扰。

在我们一次会面中，我记得是在纽约，他问我是否愿意和其他的电力公司合并，但我不是首领。我断然告诉他，我绝不会进一个我不是领导的电力合并企业……也绝不会进一个他当领导的企业。他曾告诉我，他如何降低他的股票值导致汤姆森–休斯顿失去一次股票增值的受益机会。

我对科芬说，‘你告诉我你欺骗了别人，为什么我在听了之后还信任你呢？’

另一次……我们在纽约的一家酒店里，科芬提议，我忘了当时的细节，总之就是我们应该组织一次合并。这样一来，无论该公司成功还是失败，我们总是可以赚钱。我对科芬说……我没有习惯抢劫我的股东。他没有话了。”

巴伦听到的，只是威斯汀豪斯对他这位成功对手的蔑视。

1891年上半年，威斯汀豪斯在纽约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努力挽救他的公司。威斯汀豪斯通常厌恶报界吹捧这一套，此刻却与《纽约时报》合作，允许他们发表阿谀奉承的文章，赞美他是“有创造力的奇才……有魄力以及正在扩大生意范围，”他的能力“是即席的，能够说出他公司的每个人的情况，甚至具体到某些项目在资产负债表上的显示。他工作勤奋，经常在办公室里工作到深夜。”然而，从1月到2月，威斯汀豪斯电力公司的消息始终不好：“波士顿人在集中股票以控制公司。”永远乐观的威斯汀豪斯和科芬的汤姆森–休斯顿公司达成共享一些专利的协议，来消除谣言。但是即使是乔治·威斯汀豪斯也无法否认，出售优先股的最后期限不得不推延到1891年3月1日，后来又再次推延至3月20日。然而，当威斯汀豪斯倾尽全力去集聚难以得到的投资时，他却发现自己和他的董事会突然被他其中的一个公司，开关信号联合公司，剥夺了权利。这些工业走狗们，一有可乘之机，就开始去攫取能到手的横财。最终，这些败类被击退，威斯汀豪斯又掌了权，但这是一个攻击的警告。

5月4日，股东年会在匹兹堡庄严的威斯汀豪斯大楼里举行。50位焦急的投资者聚集于此，要听听威斯汀豪斯说些什么。威斯汀豪斯看起来和往常一样矍铄健壮，一点也不像一个4个月以来东奔西走，拼命拯救他公司的人。在会议开始前，每个股东都得到了一份通知，获悉了广受欢迎的消息：一个大财团，由纽约的奥古斯丁、贝尔蒙特公司、波士顿的希金森公司和布雷顿·艾韦斯（Brayton Ives），西国家银行的总裁组成，提议重组威斯汀豪斯电力公司和它的相关利益。但是，当威斯汀豪斯宣布会议开始时，他礼貌并清楚地告诉大家，谈判还没结束，所以董事会提议会议暂停，两个星期后继续进行。

贝尔蒙特的计划是非常直截了当的：电力公司继续下去，拥有资金1 000万美元。700万美元股值的股东被要求牺牲他们40%的股份，交付纽约商业信托公司。另外300万美元的股票发行但没有卖出，将与被放弃的股票值合在一起，创造600万美元的共同资金。其中的400万美元将被变换成7%的股份，而其中的300万美元将直接偿还债款，余额部分留做再扩展。另外的50万美元留做储备基金。余款被用于购买威斯汀豪斯控制的两个公司——美国电力电灯公司和联合电力电灯公司。威斯汀豪斯已经因为白炽灯泡专利——这在当时的专利权战中的决定性武器，获得了这两个公司的大部分。他们将成为更大的、资金更雄厚的威斯汀豪斯电力生产公司的股东。现在取决于这些股东，他们能否放弃足够的股份来救公司吗？两个星期后，推迟的年会没有如期举行，又被推后，这是一个很不好的预兆。

动荡不安的1891年夏天，恰恰在乔治·威斯汀豪斯奋力维持对他电力公司的控制的时候，整个电力界都在关注着，一个迥然不同——但同样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7年以来的白炽灯泡战，现在到了一个必须决定的最后阶段，结局应有分晓了。早在1889年，当爱迪生在匹兹堡的巡回法庭胜诉时，不少电力公司和他们的律师们就希望能推翻布拉德利（Bradley）法官的明辨是非的判决，即是爱迪生独立创造了一个实用的电灯泡，是他新颖的、长寿命的、高电阻的灯丝安在排空了气的玻璃罩里。威斯汀豪斯和美国电灯公司立刻对此判决提出上诉，决心把这整个过程尽可能地拖延下去。因为事情很清楚，一旦爱迪生通用电气最终赢了这个电灯泡案子，该公司就将切断灯泡的一切供货，以保护它独有的生产许可。整个电力界长期以来一直告诫着爱迪生公司人员，应寻求正确方法，改变可怕的报价，“初装一个灯25美元；再换一个灯2.5美元，事实上这种做法只会使公司变得不合法。”

爱迪生的灯泡专利权确实在1894年就要到期，但对众多的电力商人来说就不是什么高兴的事了，没有爱迪生灯泡，他们的生意就倒闭了。所以当纽约南区的联邦法官威廉·华莱士于1891年7月14日，确认前一个决定时，它缓解了电力界下层的恐慌。当然，威斯汀豪斯会上诉，但华莱士法官以“驳回上诉”而著称，所以不会有成功的希望，只有耗时间。同样，那些爱迪生律师们的预言也没有彻底实现。此日的《纽约时报》报道说，“他们说，迄今为止，全国有一半的电灯是其他公司生产出来的。”爱迪生的法律班子曾预期每年200万新专利权税款将流入公司的金库里。报应即将出现。

所有这些似乎对托马斯·爱迪生都是好兆头，他为这等待已久的法律判决而得意至极，它驳斥了那些认为他的电灯泡仅是把别人的发明加以修补的说法。更重要的是，爱迪生希望这个称心的决定，将可以永远阻止住维拉德的关于与偷窃专利的对手合并的废话。爱迪生的官员和律师梅杰·舍伯恩·伊顿（Major Sherbourne Eaton）所做的陈述，对耳聋的爱迪生来说，真可谓是动听的音乐：现在爱迪生公司合法的灯泡垄断权被再一次确定。伊顿说道，“合并的理念将比以前更不适用，因为那样做公司什么都不会得到，而只有损失。”

而且谁又不是饶有滋味地看着那个法官华莱士在品头论足地指责爱迪生长期的敌人莫顿·史密斯教授，说他在作为专家鉴定时，胆敢“贬低爱迪生的成就”呢？事实上，爱迪生自己对专利的话题也感到厌烦极了。到目前为止，他的公司已经提出了数百次法律诉讼，收效甚微（除了让律师发财致富外）。烦躁的发明家举出无数荒谬的索赔和反对他的决定来，如“外国发明家失败是因为设在那个国家的专利办公室会发现，几乎相同的东西已经在公元前2000年就在埃及被使用了——不是完全一样，但是一样的程度足够来打败我的专利。”

当法官华莱士刚刚发表出自己的意见，《电力工程师》杂志就登出了一篇号外，把他的决定全版印出。1万本杂志被立刻一抢而光。编辑康默福德·马丁显然希望使那些受惊了的电学家们安静下来，在随后为爱迪生的电灯写社论时，他用一种很平和的笔调写道，“如果谈到对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的态度，我们只能希望并相信该公司实现现代化，这一通常最好的证明能力的方式。”马丁也正确地指出，除了法律审判的未知沉浮，永远变化的科学技术将主导未来。康默福德是尼古拉·特斯拉的最积极的支持者，他提议说这位伟大的塞尔维亚人的“工作才是最引人注目的，是应该展示在我们面前的东西。特斯拉先生曾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带整流器的发电机；如果现在他给我们一个不带灯丝的灯，那又有什么奇怪呢？”

尽管电学家们也接受了爱迪生的胜利，但是直率的乔治·威斯汀豪斯又一次证实了，他的所有反对派认为以下的事是不可能的想法是错的：他拯救了自己缺少现金的电力公司，通过合并使其更加强大，而且自己始终大权在握。1891年7月15日，在匹兹堡，股东们终于同意放弃他们的部分股份来还清公司的债款。一个更有权力的董事会组成了，包括银行家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和奥古斯托·贝尔蒙特。《电力工程师》杂志在发表对爱迪生专利胜利评论的同一期上，也刊登了对威斯汀豪斯突然一击的祝贺，尤其可贵的是，他刚刚经历了灯泡专利权之战中的失利。“唯一可能的原因是，”该杂志记者说，“所有涉及事件的人们……看来都满意。我们则倾向于把威斯汀豪斯公司看成这个领域里最有实力和最强大的，他们会有生意可做，并且比在通货膨胀和盲目扩张时更有效益。”威斯汀豪斯的律师，保罗·克拉瓦斯，数年之后仍然对这次成功的重组而惊讶不已。他说道，威斯汀豪斯“发觉与银行家一起工作很困难。让他烦恼的是，他所认可的事，银行家们根本不认可，根本不信任他……在起码两次财政危机中，当银行家们因无望而放弃时，是威斯汀豪斯先生用自己的坚定信念、坚持不懈的毅力和巨大的权力来影响那些人，因为他们可以在金融风暴中呼风唤雨，找来一大笔资金，使威斯汀豪斯的公司重整旗鼓。终于度过了危机，而之前，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批评家们，都认为他必将全军覆没。”又一次，威斯汀豪斯合并成功，度过了危机。

灯泡的胜利并不像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期望得那样彻底。最后判决仍旧拖延着，华尔街的投资大老板们看到爱迪生的股值从120美元降到90美元时，它们又一次变得焦躁不安起来。到1891年的12月中旬，《纽约时报》报道说，亨利·维拉德在爱迪生通用电气总裁的职位上待不了几天了。“他是个极善言谈和颇有魅力的人，”该报这样记载，“可皮尔庞特·摩根绝对不是容易受迷惑的。”于是，谣言四起。生性开朗的阿尔弗雷德·泰特（Alfred O. Tate）从1883年5月起，一直是爱迪生的私人助理，他已经听到过许多次谣言，从来没有在意。但是在1892年2月5日那天，泰特坐在爱迪生大厦的办公室里，他的一个老朋友，记者赫伯特·辛克莱（Herbert Sinclair）走进来，他抢先发表新闻的对象是华尔街。泰特向他讲述了他的会议纪要：

“‘阿尔夫，’他一边就座一边说，‘你知道爱迪生的通用和汤姆森–休斯顿将要合并吗？’

‘赫比，’我回答道，‘这已是一个老故事了，早就没人再提了。你是从哪儿又挖出它来的？’

‘现在你听我说，’他答道，‘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查理·科芬和维拉德此刻正在摩根的办公室里，我们全都在等结果。我们被告知三点以后可以透露消息。’”

泰特蹦起来，说他必须赶快离开，好赶上去西橙郡的轮渡，“我必须立刻去见爱迪生。他还什么都不知道。”

那是个冷风刺骨的冬天，泰特快步穿过衣着华丽的华尔街人群，绕过拥挤的马车和装满货物的卡车，经过卖牡蛎的小摊和咖啡棚，直奔霍伯肯轮渡站。码头上停满了船，桅杆上飘着各式各样的旗子。天气是那么寒冷，冰帆全在结冰的河道上划行。泰特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说道，“我经常后悔出其不意地告诉爱迪生一些消息，但是我不敢肯定，如果用一个比较缓和的方式或不是那么鲁莽地告诉他，是否可以减少对他的打击。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变脸的颜色。他的脸色通常是白的，一种明净健康的白，但是在听完我的消息之后，他的脸色变得异常惨白，让人不忍目睹。

‘快叫英萨尔。’当他离开我之前就说了这句话。英萨尔是他的财务主管，被叫来了。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就不知道了。除了一次高层的聚会，爱迪生再也没有提及过这个话题。”

再回到哈得孙河的另一边，摩根在他的充满烟雾的办公室里，决定支持爱迪生通用和汤姆森–休斯顿合并，主要是为了显而易见的和不得不服从的商业原因：盈亏线。在1891年，爱迪生通用电气销售额是1 100万美元，利润额140万美元，即11%的利润率。汤姆森–休斯顿销售额1 000万美元，利润额270万美元，26%的利润率。查尔斯·科芬对投资商们吹嘘说，合并会“全线挫败他们（爱迪生）的傲气。”这两个公司的生意都很兴隆，但是爱迪生通用又一次堆积了400万美元的当地电力股票，那纸不能兑换成现金。与其形成鲜明的对比是，波士顿的为汤姆森–休斯顿工作的银行家们，则谨慎地开发市场并顺利地卖出了这些证券，所以他们可以偿还这笔资金。当然，这里也有爱迪生灯泡专利的诱惑。

无论如何，科芬开始考虑，既然汤姆森–休斯顿公司业务开展得这么好，为什么他们要把公司卖给爱迪生？在摩根及范德比尔特家族成员哈密尔顿·麦基·通布利共有的波士顿大厦，一个汤姆森–休斯顿的总经理说了以下让摩根吃惊的话，“我们认为爱迪生公司的管理方式不怎么样。”当他们这种不热心的态度让在曼哈顿的摩根知道了以后，他命令道，“好，把他们叫到这里来和我谈。”科芬，长着一脸的大胡子，一副精打细算的样子，按照要求去会见摩根。科芬进行了商业调研，他展示的两个公司的资金平衡表给摩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人生产了两倍于爱迪生的利润。摩根认为，此时寻求一个更好的经理班子——汤姆森–休斯顿的班子——买断爱迪生的通用公司会更有意义。

科芬犹豫了一下，然后就提出建议合并，但是得让他领导，并且合并后的总资金达到5 000万美元。这在1892年时是全国第二大规模的资金合并。爱迪生的股票可以按1∶1比例兑换，汤姆森–休斯顿的则按3∶5的比例，因为这个比例比较慷慨，事实是小型的和不知名的公司受益了。和汤姆森–休斯顿的1 800万美元相比较，爱迪生的股东在新公司里只占了1 500万美元的份额。剩下的1 700万留作库存基金以为将来之用。爱迪生班子只得到了不多的钱。最让人伤心的是，新公司的名称——通用电气——包括了两个原公司名字的词，但爱迪生，电力之父的光辉名字却被忽略了。摩根也是一样，十几年前，他的豪宅曾是纽约第一家由爱迪生安装电灯照明的，现在新公司组合中除去了爱迪生的名字，他竟然都没给这位伟大的发明家打个电话或发个电报。爱迪生的传记作者马修·约瑟夫森记述说，“对摩根而言，只要结果是能组成大托拉斯，并且他是老板，用谁都无所谓。”辉煌的历史已成过眼云烟，爱迪生已经在时间的词汇表中，摩根化了。

《纽约每日论坛报》两个星期后报道说，“爱迪生对所有发生的这一切非常恼火，他已提议自己全部退出——他对公司的管理不善并牺牲他的利益感到愤愤不平。”这些当然完全是事实，但是爱迪生恨别人把他看成傻瓜，所以事件发生的当天，他立刻摆出一副惯有的趾高气扬的样子。他不希望全世界和他的敌人知道他的公司在自己手里被卖掉了，而银行家口中却没有对他透露一个字。面对众多的记者，爱迪生表现出他最好的绅士风度，解释他已经着手做更大、更好的事情。“我不能在电力照明上浪费时间，因为它们已经年代久远了。我十年前就停止了对此事的担心，我有很多更新的材料可以使用。电灯对我来说真是太老了，我只希望我持有的股份能得到尽可能多的分红。我不是纯粹的生意人，不会去为这些浪费宝贵时间的。我想我曾是第一个主张合并的人。”他坚持认为，新的公司将占领3/4的电力市场，但既不是托拉斯，也不是垄断企业。

那颇具影响力的《电力工程师》编辑康默福德·马丁，曾在门罗公园为爱迪生短期工作过，写了一篇编者论，题目是“爱迪生先生的错误”。他深思了导致爱迪生通用电气垮掉的原因。毫无疑问，可以抱怨“间断的、经常的变化，爱迪生公司重组和管理。”他说道。但是这还不是深层次的原因，他提出，“那爱迪生对交流电的态度和他的坚决阻挠呢？他可以无视其价值，但是随着这个系统的出现，它的能量立刻被别人所察觉到……自从6年前这个系统提供了远距离服务，就已经从实用价值上把直流电从中心电站送电的生意中挤了出去，爱迪生先生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毫不妥协地反对它，而且利用他自己的名人效应，利用所有可能的机会诋毁对方。但是潮流是不会改变方向的。”在这第一次，也是最猛烈的一次战斗中，把一个新型现代技术斗来斗去，这卓越的技术也因而获得普及。尽管爱迪生顽固地站在交流电的对立面，但是马丁认为爱迪生的代价是他的公司，他也相信爱迪生的伟人形象将受影响，“他在全世界的声誉太高了，以至于不能承受任何由于改变生意或方式引起的危险。”

爱迪生在1892年秋天时，对他的白炽灯经过了7年之后赢得的最后胜利，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喜悦。这只给受了伤的、已退至新泽西的巨擘一点安慰。爱迪生的秘书阿尔弗雷德·泰德，在专利权判决宣布的几个月后，去看望他，希望得到关于电池项目的一些技术信息支持。他发现，爱迪生独自站在他那巨大的布满了藏书的二层图书馆里。他那张可折叠的大书桌上是雕塑家奥雷利厄·博丁格（Aurelio Bordigo）的小鬼怪，高高举着一盏灯。爱迪生在1889年巴黎展览会期间那段快乐的日子里，购买了《电力奇才》（Genius of Electricity）。但当泰德向电力大师提出技术问题时，爱迪生却激动地说，“泰德，如果你要想知道关于电的问题，你就去电流计室找肯内利。他知道的比我多得多。实际上，我发觉自己对电从来都不懂。我现在要去干一些完全不同的、更大更新的事情，人们将永远忘掉我的名字，忘掉我和电之间的任何联系。”

泰德目瞪口呆地看着痛苦的爱迪生，“我意识到爱迪生的心已经死去了。它将不会被任何他刚提到的更大更有意义的事情所代替。他的自尊受到了伤害。在他的性格中没有丝毫虚荣，但是有着根深蒂固、永存不朽的自尊。而现在他的名誉被践踏了，被自己多年精心研究和不懈努力创造的伟大工业践踏得粉碎。”

是不是同样的命运也在不远的将来等待着乔治·威斯汀豪斯呢？他面对这少见和未预料的困难，成功地保证了贷款和新电力公司的储备基金。然而，1892年2月17日的《电力工程师》记载道，“看起来，许多人有所期待是有道理的。和传言所说的一样，新的（通用电气）公司将吞并威斯汀豪斯公司，这马上就会成为事实。共有1 660万美元的股份——其中600万是优先股——余下的，除去承兑爱迪生和汤姆森–休斯顿股票后，作为库存资金，很多人想到用一个恰当的比例在方便的时候接收威斯汀豪斯公司；但是这个计划并未公布于众。”当方便的时候，甚至像威斯汀豪斯般强硬的人读起这个词来，也带着一丝颤抖。因为他还没有将特斯拉的交流电系统付诸使用，虽然没有人怀疑他会做到。在通用电气公司内掌握了3/4的国家电力生意的人，毫无疑问，也将会希望得到交流电系统专利权。而摩根，通用电气的后台老板，是一个只热衷大垄断集团，而不是其他任何形式的人。

1892年的5月中旬，乔治·威斯汀豪斯坐在他的私人列车上，穿过春意盎然、野花盛开的印第安纳大草原，向前疾驰。前方是向四处延伸的大都市芝加哥，一个欣欣向荣的城市，火车行李员羡慕地称之为“美国的老板城”。宾州火车的机车头开始紧急地拉响了汽笛，因为它正快速驶进“一个工业竞技场，它比匹兹堡还大，天空比匹兹堡还黑，一片无边无际的工厂、铁路编组车场、屠宰场、谷仓，还有铁工厂、煤渣堆和像小山一样的煤堆。烟灰覆盖的缆车和长列的货车停在交叉路口，等待着火车横穿而过，到处覆盖着的都是黑灰色的烟雾。”随着火车速度降下来，传说中的芝加哥24座摩天大楼渐渐映入眼帘，现代化的建筑圣堂显示着这座城市的活力和想象力。这个变化迅速的商业新世界有着纵横交错的几十条铁路线，造就了200多个百万富翁。现在，这个城市的野心是举办下一届的世界博览会。而乔治·威斯汀豪斯希望拿到它最大的电力合同。

乔治·威斯汀豪斯从1892年春天起就成了芝加哥报界的宠儿，他们拥戴他为白色电力卫士，勇敢地在最后一刻从遥远的匹兹堡赶来，参加与汤姆森–休斯顿公司无赖们和爱迪生的“电力托拉斯”的竞争。那些傲慢的东海岸商业巨子们，为芝加哥即将举行的世界博览会的照明工程，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欺诈性竞标价格。新通用电气公司的查尔斯·科芬，错误地估计了眼光敏锐的芝加哥梦想家们，这个城市的商业精英，不顾一切地把他们虽不成熟但很迷人的大都市放进国际地图中去，一个英国记者乔治·沃灵顿·斯蒂文森（George Warrington Steevens）称，“芝加哥，皇后和流浪汉的大都市，世人赞美和藏垢纳污的世界！不是我有100根舌头，而是每个人都操着不同音调，说着不同语言，我实在对这喧闹的城市做不出公正的评断。”现在这个城市的伟人们正以闪电般的速度筹建着壮观的世博会——哥伦比亚博览会，预计在1893年5月1日开幕（比每4年的总统竞选晚一年），来庆祝发现美洲新大陆400周年纪念日。博览会将展示奇迹般的芝加哥，以及美利坚合众国、德国、巴西、埃及和萨摩亚群岛等很多国家的工业和文化。

芝加哥博览会组织者可不会被乡巴佬和无赖科芬所蒙骗。科芬看到威斯汀豪斯没有参加招标，于是漫天要价。在3月中旬，通用电气公司给展会送去竞标报价，共6 000盏灯，每盏白炽灯报价38.5美元。可前一年的10月，世博会给芝加哥爱迪生公司（以前是摩根的“心腹企业”）只付了三分之一的价钱，每个灯单价才11美元，而且是为整个建筑工地夜间照明。博览会委员会不愿被欺骗，立刻回绝了他，做出了选择更低报价的决定——每盏灯20美元——用了几个小时，没有参加新“电力合并”的公司。当地报纸幸灾乐祸的注释着，“不能抢劫博览会；只用了二分之一的报价；‘电力照明合并’威信丧失殆尽；智胜托拉斯；博览会总经理向前迈进。”但是，科芬毫不理会，下一个发电机项目报出了更令人不能容忍的价格——每一马力15.78美元。这又一次激怒了博览会总经理，他立刻决定绕过科芬，和一个当地小型公司以每马力2.5美元的价格签了合同。

到4月初，委员会准备签订博览会最重要的电力合同—92 000个展场室外照明灯，为期6个月。所有的照明灯公司，除了威斯汀豪斯之外，大都对此没有信心。于是，在4月2日，当博览会组织者打开那个大铁招标箱时，那里只有两份标书——通用电气报价每盏灯18.5美元，共计172万美元；小公司南方机械金属工厂，报价每盏灯6.8美元，总计62.56万美元。南方公司的业主是个不知名的芝加哥商人，叫查尔斯·洛克斯特德（Charles F. Locksteadt）。“大企业都被吓呆了，”威斯汀豪斯的传记作家弗朗西斯·洛普记叙道，“这匹黑马是谁？有什么人可以为他的责任承担后果吗？谁又来给他生产需要的设备装置呢？”很快就有了消息，“洛克斯特德先生找到了威斯汀豪斯，希望他有兴趣参与，威斯汀豪斯电力生产公司将通知展委会，该公司将承担责任完成洛克斯特德的投标。”展委会看到能节省几乎100万美元，当然欢迎威斯汀豪斯加入进来。

于是，以迁回的方式，又一场伟大的电流战爆发了。从最开始起，威斯汀豪斯就着眼于全国，最终全世界的动力都来自经济廉价的交流电。托马斯·爱迪生，除了导致他自己公司解体并将心爱的电力公司输给了伶牙俐齿的鞋商查尔斯·科芬之外，他恶意中伤以排斥交流电的企图全部落空。在过去的一年多来，威斯汀豪斯花费太多精力来保护自己的公司，以至忽视了博览会的投标。现在金融风暴过去了，他的金库里装满了波士顿和纽约的资金，又有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商业提议送到门前——和激动的洛克斯特德联手合作，为那据说将是美国历史上最壮观的博览会提供92 000盏照明灯。这笔生意不是为了立刻赚钱，而是为了这个前所未有的难得机会，可以向全世界彻底地展示电力的无比辉煌和能量，特别是交流电。但竞争对手将不再是托马斯·爱迪生，而是查尔斯·科芬和通用电气。

在匹兹堡加里森大道肮脏的工厂里，制图员麦克莱伦（E. S. McClelland）说，“威斯汀豪斯先生令人吃惊地通知我们，他要去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去拿一个1893年在该城市举行的哥伦比亚博览会中的电力合同。谁都没有对他这次旅行有多在意，没有人认为他会胜利完成使命。”但是，威斯汀豪斯可是十分严肃的。之后，他回到他的市中心大厦，召集公关人员欧内斯特·海因里希斯到他的办公室去。像往常一样，威斯汀豪斯坐在他那宽大的办公桌边。6把精美带垫的椅子围放在桌旁，一张珍贵的波斯地毯铺在地上。在屋子的一角，有一个书架，放满了专利局公报和各种各样的工程杂志会刊。一个纯木的挂钟在壁炉上方报告着时间，威斯汀豪斯抬头看了一眼海因里希斯，以前匹兹堡《电话纪事报》（Chronicle Telegraph）的工业记者，问道，“你和芝加哥报界的人很熟吗？”海因里希斯回答说没有，但威斯汀豪斯告诉他必须去趟芝加哥，与当地新闻界建立联系，来为自己报道。

海因里希斯认真考虑了之后，给匹兹堡联合通讯社的老朋友科洛奈尔·康奈利（Colonel W. C. Connelly）打了一个电话。他的朋友正好要去芝加哥旅行。他们俩一起坐火车去了这座日益扩大的中心城市。“余下的3天我们都在一起。”海因里希斯写道，“朋友带我去了一个又一个报社，把我介绍给合适的人并参加会议……与此同时，威斯汀豪斯先生自己也到了芝加哥的饭店，他一分钟也不浪费，立刻安排去见报界记者。他的伟人风度、和蔼可亲的面容、高雅坦然的气质和诚挚率直的个性，完全征服了整个新闻界。于是，芝加哥的记者们，怀着对那蛮横霸道的“电力托拉斯”的深恶痛绝，转而拥戴威斯汀豪斯，称颂他为城市最优秀的卫士和胜利者。

在威斯汀豪斯开始为世界博览会准备低报价的时候，通用电气也重返竞标名单，厚着脸皮把他们原先的报价，大刀阔斧地从一盏灯18.5美元降到6美元。科芬总是派他授权的代理人出面，而那代理人郁郁寡欢的举止，只能让已经怀有敌意的芝加哥新闻界更加恼火。这特殊的电力竞赛牵涉了无数回合的打拼，持续了几个星期，卷进了很多大吵大嚷和对不公平竞争的抱怨。展委会主席哈洛·希金博特姆（Harlow Higinbotham），既为他自己的诚实，又为自己会讨价还价做买卖而自豪。他做出决定，在5月初进行一次全新的、也是最后一轮的投标。《芝加哥时报》（Chicago Times）为此欣喜若狂，宣称，“竞标价将低于托拉斯：威斯汀豪斯先生保证将引起电力界的轰动。”

于是就在5月中旬，在一段持续的好天气期间，威斯汀豪斯又一次来到了烟雾弥漫、喧闹骚乱的芝加哥。威严高大的威斯汀豪斯，穿着他一贯的黑色带马甲的礼服套装，拿着永不离手的雨伞，山羊胡子和末端下垂的小胡须直立着，走下了他的私人专列，步入了声音嘈杂的带拱形钢玻璃屋顶的芝加哥车站。那里电弧灯闪耀，亮晶晶的火车头喷着滚滚的蒸汽，搬运工人推动着旅行箱，卖报的孩子叫卖着几个城市的报纸。威斯汀豪斯和他的老朋友及辩护人查尔斯·特里（Charles Terry）从车站挤出来到街上。他们接到通知来芝加哥讨论新的投标，即为展会提供场外照明用的92 000盏灯。通用电气也将到场去争夺此项目，但是芝加哥媒体都在嘲笑着他们的愚蠢和反复无常。

当博览会组织者经过千难万险，包括签订重要和昂贵的电力合同，开始筹办这个世界博览会之时，已经有7 000个人在荒芜的杰克逊公园的博览会场地，芝加哥城南7英里的光秃秃的、沼泽地般的一块泥塘上工作了一年。经过冬天的刺骨寒风和夏日的炎热灰沙，伟大的劳动者和骡子组成的军队已经使这块600英亩的沼泽地，发生了一个神话般的转变——一片令人难以置信的，幽雅的威尼斯式的，有着水道和湖泊的美丽风景呈现在人们眼前，著名的风景设计师弗雷德里克·劳·乌姆斯特（Frederick Law Olmsted）竟然预计要耗资1 500万美元，在那最平静和美丽的水路中心，沿着长方形的大盆地建起一座新古典主义的白色城市，一个绝对出色的、巨大的、充满梦想荣誉的、圣堂般的宫殿群，每个宫殿都将成为展示现代奇迹的最好展场。游客们乘坐密歇根湖的渡轮经过时，无不惊叹于他们的所见，这些从沙石中拔地而起的梦幻般超现实的宫殿，看起来像切开一半的最古老的奶色大理石，散发着神话般的高贵气质，它们通过普通屋顶山墙的简单设备连接起来，融为和谐的一体。

可是这些有着爱奥尼亚立柱、细长的拱门、庄严的圆顶大厦，塔状、六角型和尖顶建筑形式的古老建筑群只是梦想和幻觉，“大理石”的外表只是“纤维灰浆”而已。这巴黎绿色石膏和大麻纤维的巧妙结合物结实地覆盖在庞大的钢铁结构的建筑上，显得那么漂亮，其外表装饰工艺都达到最高超的建筑水平。芝加哥居民为这宏伟的景观而震撼，每天都有很多人不顾艰难地赶到这里来，无论是踩着冬天寒冷的泥泞，还是冒着夏日酷热的灰尘，只是为了一睹这些拔地而起的古老宫殿风格的建筑群的风采。精明的展委会经理们立刻将其列为旅游生意——开始收取门票。

如果只有一个芝加哥人，应该从这个怪异缥缈的古老梦幻建筑中索取回报的话，恐怕非丹尼尔·伯纳姆（Daniel H. Burnham）莫属了。他是该市杰出的建筑师和设计师。伯纳姆当时44岁，是个帅气、朝气蓬勃的人，和他的合作伙伴约翰·韦尔伯恩·鲁特（John Wellbom Root）一道设计和建筑了几座芝加哥最让人艳羡的摩天大楼。伯纳姆是博览会的工作经理，他就像一台张牙舞爪、有着钢铁意志的发电机器，推动着别人都认为干不成的事情。1891年的2月，伯纳姆在杰克逊公园荒地上为自己建立了一个简朴的小木屋指挥所，里面有一个宽大的石头壁炉，小屋里储藏着许多红葡萄酒及陈年马德拉白葡萄酒，作为抵抗那横扫湖面的狂风暴雨的镇静剂。在建筑现场，他被人称为“总指挥”，每周都花费很长时间待在那里。

大部分的工程师和工人都住在简陋的棚屋里。整个建筑工地由带刺的铁丝网墙围起，防止劳工组织的人入内，门口有守卫。气候变化异常，不论严寒或酷暑，伯纳姆都给大家和他自己加压到极限——每周工作7天。一个观察家说道，“那经理和他的人员就像战场上的士兵一样，从来不分白天黑夜。”从前一年的10月起，又增加了一班人在寒冷的冬天上夜班，因为爱迪生的电厂现在可以送电给电弧灯照明了。爱迪生电力公司也有50台马达在加速运转为重型屋梁和构架用的起重机，当然还有能使“纤维喷浆”看起来酷似珍珠般的大理石用的电喷枪。

5月16日，星期一，乔治·威斯汀豪斯和查尔斯·特里到了位于拉萨拉大街的世界博览会大厦的伯纳姆办公室，在那里聚集了20多个人。有些人开始紧张地抽起雪茄烟来。伯纳姆和其他主管地面建筑的委员会成员们，已经落座在长桌旁，桌上放着封好的铁投标箱。坐在另一个椅子上的是尤金·格里芬（Eugene Griffin），通用电气的第二副总裁，也是公司的两个地区经理之一。等威斯汀豪斯和特里也坐下后，所有人都期待地等着打开投标箱。雪茄烟伴着低声细语，这最后的电力之战就要开始了。和上次一样，箱里只有两份投标。通用电气的竞标被第一个大声宣读。他们新的直流电报价是577 485美元，新的交流电报价是480 694美元。每个坐在办公室里的人都很清楚地知道，这个通用电气的新报价有多么厚颜无耻，只是他们当初报价172万美元的三分之一。人们开始窃窃私语，互相张望着。之后是威斯汀豪斯的竞标，人们静下来，只有街上噪音透窗而入。威斯汀豪斯的报价，如直流电和交流电混用将是499 559美元。通用电气的人看起来已坐立不安，情绪有些低落。威斯汀豪斯打败了通用电气。威斯汀豪斯为92 000盏灯的总报价是399 000美元，比托拉斯的最低报价还少了80 000美元。展会工地建设总指挥伯纳姆，一个有权做决定的人，立刻表示将合同给威斯汀豪斯，但委员会其他成员却犹豫不决。后来的回忆录声称，他们有些人是“通用的股东”，一直坚信科芬会中标。委员会退回到一间锁上门的房间里，一个又一个小时过去了，周围大楼的灯光已经熄灭，筋疲力尽的委员会成员们同意休会，第二天再继续。当他们全离开了之后，威斯汀豪斯对《海间日报》（Daily Interocean）记者说，“我的数字计算工作并没有花很多钱，但我会花很多钱做广告宣传，我需要这样。”

于是，星期二早上，仍然是个春光明媚的日子，争执不下的双方重新坐到了一起。通用电气的格里芬绷着脸坚持说，威斯汀豪斯不可能执行合同，因为，根据《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报道，“他的专利……还在诉讼之中。通用电气已经命令对威斯汀豪斯要安装所用的灯提出法律诉讼。”威斯汀豪斯听后，和气地笑了笑，回答说，他“对自己的安装能力没有任何疑问”。另一个展会委员恼怒地向《海间日报》抱怨道，“许多年来爱迪生公司总是自鸣得意，在全国到处通告，不遗余力在嘲弄威斯汀豪斯系统。某一天早上醒来，突然出现了一个竞争者。现在又说，如果合同给了威斯汀豪斯，他们要鱼死网破……一刹那间的想法则显示出讹诈欺骗的本质。”

尽管威斯汀豪斯很乐观，但是爱迪生灯泡专利权的争论仍是个严重的问题。那场关键的法律战进入了最后诉讼阶段，所有的，包括威斯汀豪斯在内的电学家们，全都期待着通用电气赢得这场官司。但谁也不知道的是，通用是否将被法院判定只能把灯泡卖给他们自己的客户。伯纳姆同意推迟几天定标，他们应该先咨询一下博览会的法律顾问。

在这场芝加哥的电流战中，威斯汀豪斯的动力不光来自他长期的电力之梦，也来自他对通用总裁查尔斯·科芬的厌恶，一种彼此都有的敌意。可以想象，先是世界博览会合同上否定了查尔斯·科芬和通用电气，又是在正进行着的报价竞争中取胜，威斯汀豪斯将会有多么高兴。总而言之，如果科芬不是那样贪婪和欺诈的话，这个巨大的合同按理应该早在4月初时就属于通用电气的了。

5月22日，委员会又一次电报邀请威斯汀豪斯，于是他坐着他的专列火车格伦艾尔号，旅行了12个小时，穿越俄亥俄和印第安纳州，往芝加哥赶去。他的许多朋友都劝他不要接受这项庞大而危险的工作，一旦失误将成为众矢之的。但是永远乐观和有着永恒电力梦想的威斯汀豪斯，还是如期而至。律师们站在威斯汀豪斯一方，但是此刻，委员会提议将这个合同一分为二。威斯汀豪斯争辩说，他是“最低的竞标者”。《芝加哥论坛报》也报道，“威斯汀豪斯有着一流的设备，应该得到整个合同。”他可不是一个只做一半事的人。当怀有恶意的格里芬又一次提及灯泡专利的争论时，委员会问威斯汀豪斯，为了使他们放心，是否可以提供一百万美元的契约金作为合同保证金。威斯汀豪斯温和地回答说，当然可以。

于是，委员会又一次退回房间里去讨论。

几个小时过去了。外面天又黑了，街上也变得静悄悄。屋里被雪茄熏得烟雾缭绕。终于，委员会在晚上七点半时达成协议，进行投票。很快毫无异议地，他们把这个辉煌的项目给了威斯汀豪斯和威斯汀豪斯电力生产公司。败局已定，格里芬气急败坏，他威胁说如果灯泡专利裁决有利于他们的话，威斯汀豪斯就会“在他们的掌握和控制之下。因为他不能自己制造灯泡，就只能从他们那里购买。我们不会阻碍博览会，但我们不会让他的合同继续下去。”

而威斯汀豪斯没有幸灾乐祸，只是拿起他的黑雨伞准备离开，并留下了下面的话给记者，“我将安装10或12台能给12 000个灯输送电源的发电机，而且我将提供一个整洁完美的第一流电力系统。我有大约10万个灯在车间里，完全或是部分完成了，那么我就不会有安装材料问题。要求我在10月1日前安装5 000到10 000个灯，这太容易了。在博览会开幕之前，装备整个展场将完全没有问题。”一个容易完成的任务，威斯汀豪斯用他轻松的语调说道。《电力工程师》可不知道，威斯汀豪斯是否能渡过这重重难关。毕竟，他首先需要凑齐100万美元契约金中的50万美元。“威斯汀豪斯先生可能并不在乎如此多的契约金，他可不是一个半途而废的人。”上帝保佑他！

在威斯汀豪斯从芝加哥返回来的那天早上，这个“老人”，如他的同事们这么叫他，直接去了公司的机械车间，叫总制图师麦克莱伦到前面的办公室里。这位已为他工作了12年的雇员，胳膊下夹着本和笔赶来。当初麦克莱伦听到他的老板坐着私人火车去芝加哥争取拿到电力大合同时，就惊讶不已，现在第一次知道，他的老板——让所有人大吃一惊——赢得了这个大合同。并开始了解在这次规模宏大的博览会上，他们的合同将要做些什么。

“威斯汀豪斯先生：‘我需要一个发动机。’

回答：‘是的，先生。’

‘1 200马力。’

‘是的，先生。’有一丝惊惶。

‘每分钟200转。’（这个尺寸的发动机通常运转75转。）

‘是的，先生。’有一些惊恐。

‘150磅/平方英寸锅炉压力，非浓缩（凝结）。’

‘是的，先生。’

‘飞溅润滑。’

‘是的，先生。’

‘必须放得进这个或那个尺寸。’

‘是的，先生。’

‘我在两点钟时再回来，看你都有了些什么。’”

“威斯汀豪斯说完就走了，”麦克莱伦记述，“留下茫然的我。很难形容对他要求的惊愕程度。我们只制造250马力发动机……现在是一个1 200马力的发动机，每分钟转速200，对我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这就是他给我们的任务。威斯汀豪斯先生需要这样的发动机。”事实上，他需要的不是一台，而是很多。制图部门的主管对威斯汀豪斯要求的回答是“不可能的要求，他根本得不到”。可是，所有那个部门的人都知道，他们必须在那天下午做出这类的发动机设计图来，于是他们全都埋头开始工作。下午两点时，威斯汀豪斯打电话告诉他们，他第二天早上才会去。麦克莱伦和另一个同事在办公室忙到夜里两点钟，努力设计出威斯汀豪斯希望看到的东西。第二天拂晓时，他们就全聚集在办公室里观看设计图，他们向一侧转动设计图时，可以看得更清楚。“把这块板向这一端置放，看起来有点怪，可是给了我们解决问题的答案……如果是竖立式发动机就有足够的空间了。当答案在脑子里闪过，主要发动机设计图就像被充了电，变得活灵活现。”

不久，威斯汀豪斯就大踏步地走了进来，“带着他惯有的警觉和期待”。看过之后，他认可了，问道，“多久我能得到4台这样的机器呢？”于是，“新式的、未经实验的机器和全新设计的蒸汽发动机”的准备工作就开始了。

在整个芝加哥的招标过程中，乔治·威斯汀豪斯都在当面嘲笑格里芬，在竞标现场，这位通用电气的副总裁就预言，威斯汀豪斯将没有足够的92 000个灯泡去点亮那神话般的白色城市。但是这是太可能发生的事了。真实的情况是，“事情是严峻的，但不是危险的。”传记作家亨利·普劳特说道，“威斯汀豪斯公司根据合同必须承担义务，将芝加哥的世界博览会照亮。他已经给许多工厂安装了电灯，这些工厂的电灯可以留做备用。同时，公司必须生产供安装的无专利侵权的灯泡。对这种灯的需求是急切的、刻不容缓的。”

威斯汀豪斯和通用电气的人一样，知道他自己需要一个无专利侵权的灯泡。但通用不知道的是，他已经在解决这一关键问题上迈出了扎实的一步。回到他那烟雾弥漫的匹兹堡工厂，威斯汀豪斯为他的专利——一种老的锯木人“塞子”灯，亲自出马工作了好几个月，努力寻找一个突破点，使他可以大批量生产来满足巨大数额的需求。与爱迪生的单面灯不同，威斯汀豪斯的灯是两面一起，共有一个低电阻的灯丝，安在一个钢化玻璃的塞子上，像一个瓶塞正好放进充了氮气的玻璃球，然后密封起来。那个塞子可以移动，烧坏了的灯丝可以更换。随着世界博览会的日益临近和通用电气显而易见的敌意，威斯汀豪斯现在建立了一个玻璃厂，这个厂是阿勒格尼（Allegheny）的威斯汀豪斯空气制动公司的一部分。威斯汀豪斯每天到那里去，教操作员们使用磨床机器，加工出与灯泡密合的塞子。他的世博会项目经理凯勒，对威斯汀豪斯钦佩极了，“他有着克服任何困难的决心和热情。他咯咯笑起来像个孩子。他解释磨床的工作原理，而我看见人们全津津乐道地学着。他对工人有一种磁性的感染力……能意识到这点已是很令人高兴的事，尽管形势看起来还不很明朗，‘老板’将要安装不用纳贡的灯。他使我不再担心。”

当爱迪生的灯泡专利于1892年10月4日在联邦法院得到支持时，威斯汀豪斯冷静地向《纽约时报》公开声称，尽管他，这个案件的原告，觉得法院判决明显错误，但是这对他来说影响不大。“既然已经预见它的结果，我们就不会受其影响。”他说，“我们的生意已经按着现在发生的情况来计划和安排了。那法庭认可的专利其实马上就要过期，况且，随着这一两年间电力行业的飞跃发展，这个决定的效力也将会由此发生变化。”

紧接着，下一期的《电力工程师》杂志就刊登了威斯汀豪斯的第一个“塞子”灯的广告，而且在杂志上，编者加了按语，说明因为这种新型灯几乎全部是机器加工制造的，所以它的成本比爱迪生的灯要低多了。这可是件好事，虽然“塞子”灯的耐力没有爱迪生的灯泡长，但正好可以为爱迪生的专利到期前的这段时间填补空白。与此同时，威斯汀豪斯的电灯厂继续生产着爱迪生式的灯泡，爱迪生的案子现已上诉到美国高级法院。

通用电气不愿意静等胜利的到来，在11月中旬时，他们又开始纠缠，要求联邦法院禁止威斯汀豪斯生产爱迪生式灯泡。当乔治·威斯汀豪斯清楚地看到，公众意识中已有一种逐渐形成的对新垄断集团的厌烦，一些团体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形成后，就开始了有力的反击。在给法院的文件上，他指责通用电气是“一个最腐败的托拉斯”，用尽恶毒伎俩，拼命要把像他这样的诚实商人挤垮。他敦促通用电气应该研究一下已经问世两年的舍曼反托拉斯法令（Sherman Anti-Trust Act）。威斯汀豪斯要求法院强制通用电气出售灯泡给竞争者。但法官拒绝给双方做任何事情。

12月15日，美国高级法院判决支持长期讼争的爱迪生专利方。于是7年之久的电灯专利战结束了。通用电气肯定会对一些法律强加的节制行动感到气愤，但整个电力界共同松了一口气。只是，那些生产侵权灯泡的厂家均被强行停业。

但这并不是公司交战的结束。威斯汀豪斯以及妻儿在1892年圣诞节时去了曼哈顿。12月23日下午，威斯汀豪斯和他的朋友及法律顾问查尔斯·特里谈完了一桩生意刚坐上开往住宅区的高架铁路火车，就遇上了长期担任爱迪生电力电灯公司的首席律师的格罗夫纳·劳里（Grosvenor Lowrey）。尽管有着公司之间的长期法律之争，他们始终还是朋友。于是这两个匹兹堡人就和爱迪生的律师同坐在了一节摇摇晃晃的车厢里。在他们谈话的过程中，劳里愉快地提到，他的一个副手弗雷德里克·菲什（Frederick Fish）去了匹兹堡。威斯汀豪斯的耳朵立刻竖了起来，但他只能用不经意的方式去查明。劳里似乎也发现他可能多嘴了。到下一站的时候，威斯汀豪斯对劳里说他们该下车了。当火车的门刚一关上，开出站台，威斯汀豪斯就问道，“特里，你说菲什在此时去匹兹堡干什么？”

当他们从车站走出，融入人群和马车队时，威斯汀豪斯说，“我觉得除了给咱们找麻烦，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原因让菲什到匹兹堡来。我们必须尽快行动，无论如何要阻止他。”

他们对匹兹堡威斯汀豪斯的律师发来的电报警觉起来，电报说第二天，也就是平安夜那天的早上，他们必须去大联邦法院出庭。而第二天一早，通用电气的菲什先生，果然衣冠楚楚地站在那里。但他看见，威斯汀豪斯的律师沉着镇静，而且手里准备了许多文件。现在高级法院的最后判决已经下来，通用电气又在暗中捣乱。但是这回，他们希望得到强制令，不是对旧的灯泡，而是对新的威斯汀豪斯的“塞子”灯泡，宣称这个新灯泡同样侵犯了他们坚如磐石的专利权。通用知道，如果他们能关闭威斯汀豪斯的“塞子”灯泡工厂，哪怕只几个星期，他们也可能破坏威斯汀豪斯的整个世界博览会的合同。但是由于威斯汀豪斯的律师在场，法官艾奇逊不倾向于严厉裁定。元旦之后，法官迅速断定，“塞子”灯泡“没有侵犯爱迪生灯的专利权”。威斯汀豪斯的传记作者弗朗西斯·洛普写道，“这略微添乱的战事已经平息，而这出乎意料的判决反倒给威斯汀豪斯扫平了道路，他可以继续生产他的灯泡并完成芝加哥的伟大任务了。”

威斯汀豪斯的工程师们，现在开始根据草图建造一个迄今为止美国最大的交流中心电站，一个能给16万只灯和许多马达送电的电站。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交流电站也只能给1万只灯送电，还没有把马达包括在内。但是，电力公司终于取得了真正的突破并准备将特斯拉的整个交流系统在展会上展示，包括交流发电机。穿着时髦的尼古拉·特斯拉从曼哈顿的实验室赶来，在那里，这位古怪的发明家正稳步地进入还未有图纸的高频电领域。他现在来到匹兹堡，给威斯汀豪斯的工程师们当顾问。威斯汀豪斯着眼于展示即将问世的特斯拉感应发电机，希望发展双相交流电。威斯汀豪斯工程师本杰明·拉米（Benjamin Lamme）做了许多发动机方面的工作，他回忆道，“根据威斯汀豪斯的建议，为芝加哥电厂服务的机器，每台都有两个单相的交流发电机，并排放置，它们的转子绕组交错成90度角。”两个这样的机器就产生出特斯拉的双相电流。这样的一对组合可以将3万只“塞子”灯照亮。威斯汀豪斯为了保险，制作了许多台发电机。如果一个发电机停止工作，而展会人员也根本注意不到，这时另一个机器就会自动切入进行工作。它们将由一个功率很大的、有2 000马力的阿利斯–查默斯发动机，和许多其他的1 000马力的发动机带动，烧的都是标准油而不是煤。这样城市在冬天就不会有烟雾了。

1893年的1月下旬，《电力工程师》报道，许多电学家去了匹兹堡，参观那12台快完工的、75吨重的塔形发电机。仅那旋转的转子就重达21吨。“用这12台1 000马力的发动机可以发动任何展会的机械，它可能是展会中的最大展品。”任凭威斯汀豪斯如何轻松地说是“容易的任务”，这些庞大的机器还是只在展会开幕前几星期才运到。他们被安在内部钢铁结构的机械馆里，位于南侧中部，是荣誉宫殿中的一个，安装完毕是4月底，而开幕式是5月1日。

在开幕的前一天下午，星期日，非常严肃的英国牧师赫伯特·斯特德（F. Herbert Stead）鼓着勇气去参观还没开幕的展场，然后汇报给权威的《观察评论》（Review of Reviews）杂志。因为外面风雨交加，他乘有轨电车出发。在杰克逊公园，他不得不支起雨伞挡风遮雨，他的高靴也陷进冰冷的泥水。斯特德说，“我发现世博会杂乱……在门里面的路还不如外面的……到处都是展委会乱放的东西……戴着头盔的脑袋、赤裸的胳膊、古代武士的胫甲腿……大群的工人同样给人以不堪重任的感觉。”

但是这一印象迅速消失了。就如芝加哥的噪声和肮脏让旅游者大吃一惊一样，白色城市也一样，但是和芝加哥截然相反。站在一个宏伟的金色圆顶行政大楼的平台上，赫伯特·斯特德忘掉了自己冰凉湿透的衣服，透过流线的雨柱和薄雾，目不转睛地望着下面的景色。他看到在大盆地周围的荣誉宫殿，那平静的水面被瓢泼大雨画成各种图案，在更远处，有蜿蜒的水道及正在工作的队伍。像其他很多人一样，严肃的斯特德深受感动，突然诗兴大发：“这是一首建在神话仙境里的诗……这是一个美丽无比的梦，梦里充满了阿尔卑斯山巅白雪般古典美的回忆……这是一种进入理想世界的幻觉。”雨停了，缕缕白云环绕着雪花石的宫殿和闪闪发光的湖水，形成了一幅更安静的天上人间画卷。

说来也奇怪，开幕那天，铅灰色的云层消散，到正午之时，明媚的阳光穿过云层，普照大地。斯特德牧师，这愉快的英国人，同许多从拥挤不堪的电车、火车和密歇根湖摆渡船下来的人群一起，来到了荣誉宫殿，与那些坐立不安、大汗淋漓的记者们一起，坐在了主持人讲台下面的长凳上。很快，这里成了一片黑色礼帽、女式帽及头饰的海洋，偶尔出现展会警察制服的浅蓝色。在金顶行政大楼的平台上，有75个印第安人全身画着出征的颜色和发型，观看着这一纪念征服了他们土地的庆典。随着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的出现，欢呼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克利夫兰总统足足有300磅体重，身后跟随着高级随从，升到高台上。斯特德赞许总统克利夫兰的“普通老百姓的普通晨装，没有彩带和徽章”。而且他的讲话，“仅他一个人的讲话是全场观众都能清楚地听到的。他本人有着博大的感召力，强烈地吸引着他周围人的注意力，他运筹帷幄地指挥着，他的声音永存。”然后，响起了高亢的“哈利路亚”合唱，接着，克利夫兰总统巨大的手指坚定地按下了一个金子和象牙混制的电源开关。

1 000英尺远的地方以外，在宽阔的机械展厅里，一群威斯汀豪斯的工程师们正围在木地板上，屏住呼吸，看着那台2 000马力的阿利斯–查尔默蒸汽发动机，随着总统的手指按下开关钮后慢慢地启动。这台伟大的机器给威斯汀豪斯的发电机提供动力，使它们现在可以开始向展场输送电流。当工程师们听到人群发出喜悦的欢呼声时，知道一切运转正常——那3个在荣誉宫殿的各国巨大喷泉，向天空喷射出几百英尺高的羽毛状的水柱。一面巨大的星条旗徐徐展开，随着一阵清风，出现了彩虹般的迎风飘扬的各国国旗和各式各样的彩旗。随之而来的是水花飞溅，人群沸腾，礼炮齐鸣，船笛高唱，悦耳的雾钟伴着一片欢腾，穿过热浪，荡漾湖上。

芝加哥的世界博览会正式开幕了！2 700万参观者（美国人和外国人各一半）每人将付50美分才能入场体验奇观。除此之外，人们更多看到的是电的奇观。正如乔治·威斯汀豪斯所期望的那样，这次展会展示了前所未有的新一代电能，它创造的奇迹，既让人震惊又让人赏心悦目。

在1893年世界博览会的第一个星期里，每一天的天气都让人扫兴，既寒冷又有暴雨。同时，尽管伯纳姆尽了最大努力，600英亩的场地还是有很大一部分没有完工。虽然唱反调的人幸灾乐祸于不利的开始和预期的失误，可是后来天公作美，气候变暖，展品迅速到位。燥热的春风飘荡进密歇根湖，茂密的树木、灌木丛、花草都非常艺术地沿着环礁湖和蜿蜒的水道栽种，含苞欲放。人们相继到达后，第一感觉肯定是目瞪口呆。这里，任何博览会的东西都是最巨大、最精彩、最刺激和最壮丽的。在那可爱的普莱桑斯中间通道，展会一段供骑马的清静之地，耸立着威斯汀豪斯建造的高达250英尺的转轮车，伯纳姆曾希望这个工程奇迹可以在1889年的巴黎世博会上使埃菲尔铁塔相形见绌。晚上，这些转轮在夜空中发着光，它们缓慢地（电为动力）转动着，外圈上的3 000个灯泡形成美丽的光环。至少有超过100万的观众交了50美分，就为了坐一坐那有36个小客舱的发光的普尔门式车，转两周可以看见附近烟雾弥漫的芝加哥和博览会多姿多彩的场地。当他们在空中慢悠悠地旋转时，转轮上的乘客可以俯瞰下面异国情调的土尔其村、喜气洋洋的德国啤酒花园、开罗街道及骆驼、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和埃及金字塔。

把这一切编织起来的全是电。在众多导游手册中的一本中，总电力工程师这样自鸣得意地说，“哥伦比亚博览会是我们这一代驾驭电的超级胜利……所有展厅里的所有展品都是由电来带动的。展会内部的铁路线，环礁湖上来回送客的游艇，几千码高的滑动火车，巨大的转轮，利比玻璃公司在中间通道上的机械，全是电力输出能源来运转的……每个脉动都是在复杂而有力的电流的影响下。”甚至还有电的厨房！当普通的男男女女还生活在乡村世界，从未领略过电的魅力时，他们在芝加哥的杰克逊公园，在这个经过设计的、短暂的人间天堂里，就可以第一次感受到电能是怎样存在于现代日常生活之中，一个无形但强有力的现象，起到最宜人的、令人吃惊的和有益的作用。“世界博览会几乎可能成为地球上最接近电学家理想之城的地方了。”《观察评论》宣称道。作家哈梅林·加兰（Hamlin Garland）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如果需要的话，就卖掉做饭的炉子。你必须来看看这个展览会。”整个展览会的用电量是芝加哥城的3倍。但是这白色之城，不像美国其他大城市那样，到处悬挂着网状的电线。伯纳姆已经挖了数英里的电线“地下通道”，足够人在里面穿行，中间留了1 560个人工检查口。所有的电线全部整齐安全地排列，容易检查，根本不可能电击（或电死）任何无辜的人。仅在4年前，巴黎世界博览会用了1 150个电弧灯和10 000个白炽灯；而芝加哥在厅内场外用的电灯是巴黎的10倍。巴黎总共输送电力3 000马力，而芝加哥是29 000马力。

白色之城的夜间照明是一个光芒四射的景象，谁见过它都不会遗忘，这是世界展会中有过的最绚丽多姿的景观。在星期一晚上，5月8日，黄昏降临，牧师赫伯特·斯特德又一次置身在荣誉宫殿的人群中。湖边天色已暗下来，空气中出现了一丝凉意。突然间，那金顶的行政大楼被电灯照亮，引起人们一声长长的惊叹。接下来，那连绵延伸的古老周柱式建筑群，在黄昏暮光中浮现在远处大盆地上。建筑群的檐口和山墙，都被威斯汀豪斯数以万计的光线柔和的“塞子”灯泡照亮，几百个雕塑变得格外突出和亮丽。面对这如此神奇的电能奏响的华丽雄壮的乐曲，人们疯狂地鼓起掌来。然后，所有的白色宫殿都成了电光世界，快速闪现的灯光环绕有着深深水潭的大盆地，整个湖面微光闪烁，美得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数百只沿着人行小道安装的电弧灯也点亮了，散发着清晰的、蓝白色的电晕，人们又开始欢呼叫好。鬼怪型的威尼斯平底船加上长长的电飞船，看起来就像是神话中的舰队。之后，从最高的屋顶上，4个巨大的探照灯开始晃动着划过夜空，并且不断改变着颜色，先是白，又是红，接下来是绿，再是蓝。参观的人群，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激动人心、美丽绝伦的电光，情不自禁地发着“噢”、“啊”的惊呼声。

骤然间，灯光全都戏剧性地暗了下来，白色城市突然变成了隐隐约约的幻觉奇观。人们悄声低语，清冷春风静静地掠过湖面。突然一声惊叫打破了黑暗，“电喷泉流出了发光的水柱。有两个这样的喷泉，各在麦克马纳斯喷泉的两侧，它们喷出的水柱千变万化，每个都和另一个交替配合，形成不同的颜色和图案。”这喷涌的水柱变换着形状和色彩，持续到晚上九点半。终于，灯光熄灭，眼花缭乱、心满意足的人们依依不舍地踏上了回家的路，满怀着对把黑暗变成如此光明的神奇力量的无比钦佩。

尽管此前的头版狂热地报道了白色城市第一天夜晚的奇观，但是5月9日的《芝加哥论坛报》上当地最大的新闻并不是期待展会成功，而是当地国家化工银行的突然关闭，这是1893年大恐慌快速扩大的第一道波纹。在庆祝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开幕式的48小时之后，国家迅速发展但外强中干的经济开始可怕地、缓慢地滑坡。其实在那年的春天，欧洲国家资本的抽逃已经造成了日渐增长的不安。然后就是费城和雷丁铁路停止运行，紧接着是膨胀的国家赊购，引发了5月5日华尔街称之为“工业黑色星期五”的恐慌。3天之后，芝加哥国家化工银行的副总裁无奈地说，“是的，那些传言是真实的。今天发现我们的现金不足，我们决定关闭退出。”他宣称储户将没有任何损失。1893年的恐慌开始有了不祥的征兆。《观察评论》指出，“从1873年以来还没有过这样的危急时刻。关于银行停业和新老金融商业企业破产的报道挤满了报纸。这些破产好像是因为企业太多，它们根本就没必要存在似的……如果人们认为什么都是正确的话，那19世纪20年代的问题就会立刻消失。”该杂志敦促总统克利夫兰将原定9月召开的国会会议提前到8月。

在魅力无穷的白色城市内的第一个月中，观众清楚地意识到在他们的周围，是电的工作才带来大量闪耀的灯光、各种机器轰鸣和最吸引人的游戏：一个沿着渡轮码头的长长的“活动人行道”，游人可以随意地蹦上跳下，这是因为靠交流电才如此轻易地传输了这样大的功率，也是本次芝加哥展览的不同之处。在世博会上，哈罗德·布朗说的“死刑的电流”，彻底摆脱了它那令人恐怖的绰号，而变成了“难以捉摸和生机勃勃的电流”。乔治·威斯汀豪斯也如他曾保证的那样，把他所有的交流电庞然大物都安装在了机械厅南侧，那里充满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和数百台飞快旋转的巨型机器，还有令人难闻的烟气和机油的味道。在威斯汀豪斯展区的巨大发电机，被更大的发动机带动，反过来这些发电机通过特斯拉的那些机器组，经地下缆线，输送2 000伏特的交流电。一旦这些电流进了公园，这些高压电通过换流器（变压器）进入室外的防火防水的坑道里，而第二条线连接到建筑物里的玻璃瓦管道中去。所使用的最大的变压器可以供200个灯照明，而且多数都是同样大小的。

威斯汀豪斯的原始合同签订的是92 000个白炽灯，但是谁也不清楚，到底需要多少数量的灯，包括马达。所以，从一开始，他就安装了有富余功率、灵活机动的加强型交流电系统，输送额外的电力不是什么大问题。到展览会全部开始并安装和运行后，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安装了几乎3倍于合同数量的灯—25万只“塞子”灯泡。但是每晚只有18万只被点亮，留下7万只做替换用（有些威斯汀豪斯的雇员在整个展期，除了爬到高处换掉坏灯泡外什么也没干）。还有很多马达也是一样。这个最大的交流中心电站的中枢，就是在机械展厅里，那显而易见的威斯汀豪斯配电盘，这个控制板将15 000马力的电能输送到展会各处。配电盘的材料是大理石（非易燃物），大约有100英尺长，10英尺高，分为3部分。通过螺旋铁楼梯和走道可以来到它旁边，配电盘有许多插头、控制杆和管理40条电路的电线，如果一个坏了，另一个会自动并立刻取而代之。

“最让观众惊叹的是，”威斯汀豪斯的传记作者弗朗西斯·洛普说，“看到这如此精密的机械装置只是由一个人操作，他不断接到所有来自地面和各个角落的电话和信息，而他对所有请求的回答就仅仅是动一下开关。”而那个年轻人则始终保持着冷静而轻松自如的动作，似乎这一切都非常简单。在这里，在世界博览会，乔治·威斯汀豪斯和尼古拉·特斯拉有机会让美国公众共享他们那廉价电能的伟大梦想，勾画出即将形成的光辉灿烂的电力世界的草图，那时，电能将是便宜和万能的，永远在变化——变化方式太大以至无法想象——人们如何驾驭物理世界，怎样度过每日的夜晚，如何工作和休闲，都在这里得以呈现。在这里，成千上万的人可以亲眼看到，发电机怎样让人们以及他们的牲畜伙伴摆脱了长期以来沉重的体力劳动，还有电灯是怎样照亮了他们的房屋。

当电力大厦最后在6月1日那个雨天的晚上开放时，又有20家国家银行破产，报纸上连篇累牍的全是关于商业败绩的故事，均由于“银根紧缺”原因所致。这白色城市，在艰苦时刻即将来临时，就成了一个让人心仪的临时避难所。对那些在夜晚冒着蒙蒙细雨，赶去参观电力大厦的人们来说，他们的心被可爱无比的、充满想象力的、新文艺复兴式的白色宫殿光辉所照亮了。一个身穿美国初期的礼服大衣和过膝马裤，手提风筝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巨型雕像，欢迎着所有的来宾。走进3英亩的纪念展览馆，人们立刻发觉他们的眼睛应接不暇，面前是电力精品的辉煌展示：3 000盏白炽灯和电弧灯的组合。当人们的眼睛适应了这耀眼的灯光后，他们可以看到灰色的夜光柔和地渗透过高高在上的拱形屋顶，很多旗帜和三色装饰布悬挂在二层平台上。当然不会错过通用电气公司的最显眼的巨大标志。一眼就可以看见的是，在前方和中间有一个哥伦比亚塔形圆柱，在顶上有一个很漂亮的希腊亭子，它的顶部盖着一块隐蔽的织物。如果观众走近塔基，就可以看见在底柱的中央，有一个极其招人喜爱的有柱廊的庙宇，挂着几百个可爱的、有高度民主艺术价值的爱迪生的电灯装置。

通用电气的查尔斯·科芬，认为托马斯·爱迪生作为商务伙伴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用的，但他清楚地知道，公众仍然把新通用电气和这位伟大的发明家以及他闻名世界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所以，他给爱迪生做了全力和甚至过分的演示：爱迪生最新和最令人惊异的发明——活动电影放映机，电影的前身，并放映了一段英国首相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在下议院发表讲话的影像。对观众而言，在放映机屏幕上，他就像真人一样，仿佛正透过窗户看着他们。

一个极为雅致的展厅，展示了2 500种不同类型的爱迪生白炽灯泡。许多展品都带着怀旧风格，纪念爱迪生电灯照明的历史性突破，由此建立了他的一系列发明的卓越地位。可惜，爱迪生的划时代的直流中心电站几乎成为了过时的科技。未来的一切属于，也是这位奇才永远不会在他的展示中支持的——交流电中心电站。但是由于科芬现在主管通用公司，所以通用展示了自行研制的各种类型的交流电装置。

有人猜想威斯汀豪斯——他通常避免参加这种庆典——也会高兴地看到那个潮湿的6月夜晚，洞穴状的电力大厦终于开幕的场面。当侧廊里挤满了观众，而时钟在晚上8点15分敲响时，乐队开始奏响悠扬的“骑兵进行曲”。所有的眼光都好奇地转向塔顶用布遮盖着的通用电气的支柱。缓慢地，隆重地，那盖着的织物被揭开。立刻，表示不满的大声呼喊、笑声、突然爆发的鼓掌喝彩声，震耳欲聋，直冲天穹。因为在那坚实的支柱上面放置着一个8英尺高、半吨重的爱迪生白炽灯泡，嵌在上面的5千个小棱镜发出极其美丽和奢华的微光。这完全是在纪念通用电气取得长达7年之久的电灯泡之战的胜利，公司胜利者的这一显而易见和刻意制造的超级灯泡就是在宣称，这是他们唯一的所有（为了配合这个庆贺的主题，通用展示了整整7 000页、共7份的“灯丝案例”证明，是所有律师的可读之物）。不管巨大的爱迪生灯泡多么可爱和合法，威斯汀豪斯更欣赏这种命运的讽刺：整个展场看不见几个爱迪生的灯泡，而到处都是他的“塞子”灯点亮夜空。

爱迪生灯泡的支柱变得几乎活了起来，它还可以跳舞！观众们屏住呼吸，看着那8英尺高的支柱有节奏地跳动着。《芝加哥每日论坛报》记载，“电跳来跳去，准确地伴着音乐的节奏。首先是紫色的细长火花直上直下，下一个音乐节拍时，出现了深红色的火焰波，然后，几何数字在中间插进，从上到下环绕着圆柱。一片清晰耀眼的白色。”一个人充满敬意地喊道，“爱迪生！”其他人也跟着呼应，于是，整个大厦都回响着欢快的唱歌般的呼声，“爱–迪–生，爱–迪–生，爱–迪–生。”演出完毕后，人群回到走廊和凉亭漫步游逛。在主层上展示的是重要的发明家，如爱迪生、特斯拉、伊莱沙·格雷。楼上都是普通人制造的各种小电器，很多暧昧的东西——有助于性生活的充电腰带、健身器具、电梳子等。

有了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东西在手，对少数真正懂得它们的人来说，自然而然地认为展品是逐渐展开电力革命的关键。当然，这也正是尼古拉·特斯拉在电力大厦北端的威斯汀豪斯展台上展出交流电系统的目的。只有那些真正的内行才能理解这立在长木架上的并不显眼的工作模型的非凡意义。在世博会发的许多公开宣传册中几乎都没有提到它，但是，这里展出的才是很快改变世界的科学技术。它包括“一个发电站，一个大约30英尺长的高压传送电路和一个接受传送电站。发电站包括一个500马力的双相交流发电机，一个5马力的直流励磁机，一个大理石的控制板和必要的升压变压器。按惯例，发电机和励磁机的能源应该是水力，但这里两个发电机和轮子都被特斯拉的500马力双相机代替。他的多相电流马达有一个旋转场，那励磁机用的是同样原理的5马力马达，两个机器的动力都来自机械厅里巨大的双相交流机输送的电流”。这些机械的汇集，对行内鉴赏家有着特殊意义。在这里电能体现了其多方面的用途：一个独立的电光源可以远距离的送电，并点亮白炽灯或电弧灯，运转公交有轨电车和工厂的马达。

只有极少数专业的电学家，才能够理解特斯拉展示的这个小小的交流系统工作模型的真正重要性，而绝大多数的参观展会的观众全聚集在威斯汀豪斯展台，屏着呼吸观看着让大众开心的展品。那里展示着哥伦布的旋转鸡蛋（这里是一个驼鸟蛋大的铜鸡蛋），就像6年前曾把佩克先生迷住了一样，那个铜蛋随着由多相电流驱动的旋转场飞快地转动。这个世博会也包括了许多铜的“行星”，它们全都在快速地旋转直至其速度减慢，但它们肯定还在围绕着小的带电区域的外圈旋转。成群结队的观众出神地注视着，这铜球像被一股不知来自何处的力量推动着，永不停止地转动。但是更让人惊奇和同样不可思议的是，特斯拉的奇特或者说玄妙的小黑屋，一个幽闭恐怖的地方。在它的入口上方，威斯汀豪斯公司的标志散发着灿烂夺目的光彩，旁边有许多微型的噼啪作响的灯，随后一声打雷般的隆隆声在整个吵闹的大厅里回响。在小屋里，人们在自己的头顶上会看见“两块吊着的用锡箔包住的硬橡胶片。它们之间相距大约15英尺，是用来作为从变压器引出的电线的终端。当电流接通后，真空的灯泡和管子（在屋子四周摆放着），它们并没有与任何电线连接……将会发光……两年前特斯拉先生在伦敦展示过……它们可以带来很多奇迹和惊喜。”玻璃管子组成著名电学家的名字，全都发着让人难以忘怀的红光。当高频电流闪着火花经过展品时，美丽细长的白色电花在铝面的屋子里飞舞跳跃，像是天堂的神话，天上那小小的闪电终于被人类抓住并加以驯服。

在芝加哥的一个星期五晚上，近千名电力工程师们和科学家们正蜂拥挤进闷热的农业大厦的集会厅，他们只对一个人感兴趣：那就是尼古拉·特斯拉。“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来到这里，”《芝加哥论坛报》记载道，“就是期待着看到特斯拉将25万伏特的电流通过他自己的身体，这一绝技曾让巴黎疯狂。”那些没有座位的人，吵吵嚷嚷地聚在入口处，急切地想出10美元让别人将入场券卖给自己。当然，那些懂得电的人现在已经明白，致死的关键不取决于多少伏特，而是安培。

在城里为参加电学会议的电学家们，冒着酷暑等着特斯拉，他们可以看见在上面的一个平台上，一些钢制的小圆筒焊在钢支架上，全有绝缘的木底座。在右边，一个木桌上堆放着奇怪的机械工具。即使是最杰出的人也承认不知道这些物件的用途。当人群坐定下来，白发的伊莱沙·格雷随着一阵掌声，陪着特斯拉走了进来，他说，“我给你们带来了这位物理奇才！”

虽然特斯拉（通常工作太长时间）看起来消瘦和疲惫不堪，他的下颚凹陷，眼窝深黑，但是他还是开玩笑地说，有很多电学家都要演讲，但是“当节目单经过筛选后，只剩下我一个健康的人”。于是，他在那儿给大家做题目为“机械和电力的振荡器”的演讲。这个枯燥的题目包含着许多惊人之处。特斯拉穿着一件华丽的灰褐色燕尾服，那些细心观察的人看到，他的鞋子是特殊的——后跟看起来像个瓶塞。他展示说，振荡器可以产生非常“精确的频率，可以用来传送信息或电子能。如果振荡器脉动时与灯的频率同步，他也可以证明它们能发光。从机械原理方面，他能做到通过铁板或管子产生脉动，用来检查谐波和驻波”。他还设计了小型蒸汽发电机，它们可以放进小丑的礼帽里。特斯拉将物体旋转起来，发出巨大的火花，点亮了各种类型和形状的原始荧光灯，最后，他点亮了自己，直到他被一连串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灯光吞没。当电流光熄灭之后，特斯拉安然无恙——这真是一个对爱迪生诽谤他钟爱的交流电的活生生的驳斥——他的褐色外衣仍然放射着“微弱的闪光和裂成碎片的光晕”。看呆了的观众开始猛烈地鼓起掌来。特斯拉来了！他胜利了！

尽管在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神奇境域里有如此超自然的时刻，但在外面那有着刺眼和宁静的灯光的真实世界里，1893年的恐慌已经发展成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灾难。展览会肯定感觉到了资金紧缺，所以他们这些总经理们倍加感谢威斯汀豪斯，是他所预付的5万美元救了他们。他们保证，先于其他的债权人，会第一个还款给他。弗朗西斯·洛普记述道，“当恐慌正经历最艰苦的阶段时，银行拒绝支付现金支票，因为他们没有现金，展览会财务……给威斯汀豪斯电气生产公司大量美元，0.5美元和25美分硬币被立刻转去匹兹堡，支付他工厂车间的工人，在当时货币拥有5%的溢价。”让每个人都非常惊奇和高兴的是，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实际上从展览会的合同中赚取了小小的19 000美元的利润。而交流电的公众效益，如威斯汀豪斯所预期的，是无法估算出来的。

上百万的展会观众如潮水般地涌进芝加哥城，掩盖了那年从夏天到早秋发生的恐慌中最严重的打击。但是到了11月，芝加哥记者雷·斯坦纳德·贝克（Ray Stannard Baker）这样写道，“多么奇怪的景象！多么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了宏伟奇妙的世博会……上个月还是：高度的辉煌、骄傲、得意扬扬；下一个月则是：极度的不幸、痛苦、饥寒交迫。”在展会的最后一天，这个城市深受拥戴的，已经度过4个任期的市长卡特·亨利·哈里森（Carter Henry Harrrison）来到他家乡的展厅，问候一个因找不到工作而苦恼的年轻人，但他却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致命的枪击。紧跟着的是，恐慌悲剧导致的不断增长的失业大军，这个队伍里有许多参加了建设和管理过世博会的人们。芝加哥的历史学家唐纳德·米勒（Donald Miller）写道，“千百人在街上游荡，有些夜晚，他们连10美分一夜、只有尿湿的垫子的廉价住所都住不起。”一天晚上，当记者贝克路过市政厅时，他无限感慨地看到这样的一幕：在那冰冷的石头地上，每一英尺都睡满了人，他们将报纸垫在身下，用潮湿破旧的鞋当枕头。

到那年年底，整个鎏金时代的美国，总共有500家银行、150家铁路公司和16 000家企业宣告破产。在芝加哥，人们曾有过最好的时光。但现在，和整个美国的现状一样，每一个人面临的都是最严峻的时刻。

直到19世纪末时，尼亚加拉大瀑布（Niagara Cataract）仍然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自然风景圣地之一，是那些自我修养很高的旅游者希望去的地方。游客们无不惊叹于那160英尺的大瀑布急流直下的壮观景象，只觉得大地随之颤动，只听到震耳的涛声，只看见当空飞舞的彩虹。早先的旅游者们，无不为这里的美景所震撼，对美丽的瀑布赞不绝口。查尔斯·狄更斯于1842年4月雨季中的一天清晨，乘坐火车从布法罗来到了这里。从位于加拿大这方的角度看去，狄更斯“惊诧得一句话说不出来，实在没有想到竟如此的浩瀚无边……天哪！多么碧绿的瀑布啊！……现在我觉得离造物主是那么近……平和的心情，宁静，深情地追忆死去的人们，期待着幸福的永生……尼亚加拉的美丽立刻铭记在我的心上”。他在那里住了10天，凝视着那大湖里的晶莹碧绿的水波冲下瀑布，一路流向安大略湖。一个人静静地沉浸在水世界的大自然无限空间中：轻颤的大地，轻飘的薄雾，轻弯的彩虹。

15年后，美国风景艺术家弗雷德里克·丘奇（Frederic Church）画了一幅瀑布的风景画，描绘的角度仿佛是冒险登上加拿大那边的瀑布最高点所取。在阳光灿烂的晴朗天空下，丘奇画出了那湍急的巨大绿色瀑布奔腾而下，吼叫着冲向深壑的峡谷。它将真实和雄伟气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评论家和观众都为之着迷。当丘奇的画《尼亚加拉》1857年5月在纽约市展出时，两个星期内有10万人耐心地排队，就为了一睹这幅画的风采。

丘奇在他的油画里生动地抓住了一种将早期观众迷住的感觉，一种茫茫一片中透出神圣的感觉，可到内战的那几年，这感觉的大部分在尼亚加拉已不复存在了。铁路使得去那里旅游变得非常方便，于是，旅馆、博物馆、马厩、冰激凌店、洗浴中心、洗衣房、迎合旅游者需要的古玩店相继建了起来，不断扩大的商业主义侵袭了大瀑布的两岸——花哨俗气的茶坊、古玩店，不舒适的旅店、菜馆和观望塔等。那些只为赚钱的尼亚加拉出租马车的赶车人拼命地讨价还价，迅速破坏了朝圣者们的愉快心情。当年查尔斯·狄更斯仅仅为了身在尼亚加拉，为了实实在在地体会那神圣的气氛，而这时的人只是为了实用的虚荣。最引人注目的要算那些被称为“走钢索的演员”了，在1859年，伟大的布隆丁（Blondin）身穿粉色裤子，吸引了25 000名观众——他们不是因日益兴旺发达的大瀑布，而仅仅是为看他走过一条横系在咆哮着的瀑布下方的绷索而来。每走过一次，他都添加一些让人揪心的绝技——将他的经纪人背在背上；之后是一个小炉子，他若无其事地在上面做着煎蛋，而且不止一个，是两个，在100英尺深渊之上！最后是一个桌子，上面放着香槟酒和蛋糕，他一面漫不经心地喝着酒、吃着蛋糕，一面保持着自己在绷索上的平衡。

第二年的夏天，当游客成群地涌到北方来避暑和享受宜人的尼亚加拉时，布隆丁的绷索表演受到了法里尼（Farini）先生的挑战——他可以头朝下，下面是大峡谷咆哮的水流，他用脚趾钩挂在绷索上，气喘吁吁地看着下面的游船，正满载着乘客穿过宽阔的峡谷；或是拿一个洗衣盆，降下来取水，然后认真地洗起手帕来！最后，布隆丁做了甚至连法里尼都不敢做的：在高高的峡谷上方，他侧身上了绷索，在高跷上保持平衡——有人怀疑，肯定是威尔士王子的到场激励了他。当布隆丁回到岸边，优美地跳下来时，尊贵的王子紧张地喘着气说：“谢天谢地，终于完了！”随后替身杂技演员和胆大的人全跟着效仿，大瀑布则成了舞台背景。就这样，因为游客们有了被强迫观看的感觉，尼亚加拉的声望就遭到了破坏，真希望重新回到那纯粹的对伟大的水的敬畏中去!

然后就是那些很实际的商人们，虽然在开始时对大瀑布赞不绝口，但实际上令他们发愁的是，所有这些可筑坝拦水的水力资源将被浪费，这些水只是从160英尺高的悬崖峭壁奔流直下而已。一份1857年的早期计划书叹息道，“一个不可估量的能源，总是被浪费掉，可又从来没有被缩减——经常不断的努力，从不疲倦——只是关注着，惊叹着，但迄今为止没有得到控制。”一个当地的企业家曾使尼亚加拉瀑布水改道至沟渠，到1882年时，作为涡轮机的客户，他已拥有7个小企业，包括纸浆和面粉厂以及一个欧奈达镀银工厂。这个启蒙式的工业活动促成了1885年建立尼亚加拉水库，纽约州政府为保护尼亚加拉瀑布，规定在周围的400英亩州属（四分之三是被水浸没的）土地上，禁止所有人为的赘生物。

新尼亚加拉水库制定的苛刻限制激励了伊利运河工程师托马斯·埃弗谢德（Thomas Evershed），他在1886年的冬天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治理尼亚加拉瀑布的设想：建立一个运河涡轮机动力系统，它的进水口将在瀑布上方1英里的地方，视线看不见。在那里尼亚加拉河水将被吸起来，排到又长又宽的运河里，之后在工厂和储水池被分开注入200个涡轮机。尼亚加拉水同时转动每个涡轮机，然后水流直接输送到100英尺以下的一个2.5英里长的斜泄水渠，那水渠在仓促建成的尼亚加拉旅游城深深的地下。所有的涡轮机水流都将通过这个在瀑布下面的泄水渠返回河里。到那年的6月，十几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曾保证认购20万美元的尼亚加拉水力隧道、动力和下水道公司的股份以及必要时以抵押国家契约做担保。9月初，尼亚加拉瀑布周围的村庄同意，允许泄水沟渠从它的街道底下通过。在以后的几年里，埃弗谢德一班人从来没有筹集到他们的股本金，试了许多不同的投资者，但是都没能说服任何人实际地赞助他们的宏伟计划。

但是尼亚加拉人没有放弃。他们找到了纽约律师威廉·兰金（William Rankine），在曼哈顿法律圈成名之前，他在当地学习法律。1889年的7月5日，英俊斯文的兰金传来消息，他要给北方的尼亚加拉水库带来两位有高度影响力的纽约投资者。第一个人是爱德华·威克斯，一个胖乎乎的范德比尔特的代表。第二个不是别人，正是弗朗西斯·林德·斯特森（Francis Lynde Stetson），当时美国最有权威的律师之一。他是一个纽约法律和政治世家的后裔，是当时纽约市长格罗弗·克利夫兰的政治亲信，而克利夫兰以旋风般的速度冲上了总统职位。在任了一届总统之后，这个“大人物”成为斯特森的法律伙伴之一。由于斯特森成功地维护了范德比尔特的铁路利益，于是，从1887年起，摩根就开始聘用斯特森当他公司的长期律师。这样一来，弗朗西斯·林德·斯特森就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

1889年9月，随着夏天过去，由于斯特森和威克斯在考虑资助埃弗谢德的计划时，一次次地要求推延和让步，于是勇敢的威廉·兰金自己去见摩根。尼亚加拉项目需要注入很巨大的一笔资金。这时距离爱迪生第一次给摩根在华尔街的办公室安装白炽灯，已经过了十几年。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摩根开始聚富发财。在办公室里，他仍和过去一样凶，他出了名的怒目注视使来客大为感慨，红红的酒糟鼻子随着发火涨得更厉害。但是摩根喜欢在唯美主义的氛围中工作，特别喜欢雇用年轻力壮、长得漂亮、又能玩命工作的年轻人。兰金来到了摩根的办公室尽力——但徒劳地——去劝说华尔街的财东参加到这个“挣扎着的动力企业”中来。兰金是不会被困难所吓倒的。第二天，他又出现在摩根的办公室里，竭力争取其成为合作伙伴。“摩根先生，在我们邀请您之前，您看起来对我们的项目都是感兴趣的。有什么方面我们可以改进以使您更满意吗?”

摩根说，“你们的方案还行，只是缺乏来执行的人。”

兰金回答，“那您有什么可推荐的人吗？”

“当然有，是亚当斯。如果你们能得到他，我就加入。”

这就是为什么爱德华·迪安·亚当斯（Edward Dean Adams）到了尼亚加拉。

亚当斯是个低调的纽约投资银行家，以有能力使失去元气的铁路公司再复苏和重整旗鼓而著称。自然，摩根的长处即在于此，他认定了亚当斯这个最难得的人选。亚当斯个子不高，看起来像长着两只凸眼的聪明大青蛙，疲软的下巴，嘴巴被黑色茂密的胡子盖住，下颚处留着奇怪的一小撮。他的相貌实在不能恭维，但亚当斯出身于波士顿的名门望族。他在诺威奇学院（Norwich College）受过科学和军事教育，然后加入了麻省理工学院。1878年成为纽约温斯洛–拉尼尔公司唯一的合作伙伴，在那里他是个名声很好、效率极高的行政官和律师，是个知道要做什么和怎么做的人。在那年底，美国棉花石油托拉斯的股东们感激不尽地赠给他一个纯金花瓶，因为他将他们从公司倒闭的危难中解救出来。

亚当斯从1884年起就是爱迪生公司的主要股东，而且他确实对兰金提议的处于困境的尼亚加拉水力项目感兴趣。他和其他人一样，也对新科技的电力是否能持续起重要作用不确定。亚当斯和妻子孩子们住在离摩根不远的麦迪逊大街455号，他迅速去咨询一个美国最有权威的机械工程师，费城的科尔曼·塞勒斯（Coleman Sellers）。在1889年9月底的一天，亚当斯给塞勒斯写道，既然他知道电力“以全速”向前发展，他不确定它是否可以保障“大笔投资”，所以“殷切地等待着你的回复”。他把埃弗谢德的计划书一并给塞勒斯寄去。10月5日，塞勒斯回信说，基于这个巨大工程要给上百个历史悠久的涡轮机提供能源，它从财政角度讲看起来是可行的，他请亚当斯再向各方面的工程师专家多咨询一下。就电力而言，塞勒斯遗憾地说，由于缺乏对远距离送电的经验和知识，“在两三英里内的大量送电是经济便宜的，但远距离小量送电还在研究之中。”但是绝不像尼亚加拉工程设想的那样，10万马力的送电量，从尼亚加拉（人口5 000）到布法罗（人口256 000）这样的距离—26英里。如果计划可行的话，布法罗繁荣兴旺的工业将无疑成为尼亚加拉水力发电的客户。

到12月，这位62岁的，有一大把雪白胡子的，精力充沛的塞勒斯先生亲自到了尼亚加拉瀑布来考察，以便与尼亚加拉方面共同研究开发问题。他特别强调对瀑布附近的岩石质量加以注意，它将是在城里的地下长隧道的第一要点。在1889年12月17日，他给亚当斯一份17页的报告书，包括了确切的数据和各种削减费用的提议，肯定了这个项目的可行性。他在报告的结尾说，“这是一个迄今为止对我来说最有兴趣的工程问题。”塞勒斯的热情说服了亚当斯，同时又带动了其他纽约的金融家们。一个103人组成的财团问世了，“一个最强大的纽约融资联合体成立了”，共投资了263万美元组成瀑布建设公司。这个实力雄厚的公司将使最雄伟的尼亚加拉的湍急水流转变成巨大有益的电力。因为尼亚加拉当地人的投资甚少，于是除了当地政要外，全部权力都赋予了瀑布建设公司。

亚当斯出任了瀑布建设公司的总裁，开始有组织和有系统的工作。首先，需要研究出一个方案来解决核心问题：“怎样最大限度地利用尼亚加拉的动力？”亚当斯雇用了生性活泼又头脑冷静的塞勒斯当总工程师，同时还有一些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提供专业咨询。之后，1890年时，亚当斯和塞勒斯两人乘船去了欧洲，寻求欧洲已经有的启示，因为水力发电在瑞士、法国、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脉已经是很常见的事情。1890年5月时，这两个美国人跨越了英吉利海峡，去了许多偏远和多山的地区，考察涡轮机和动力输送。一回到英国，爱德华·迪安·亚当斯，作为国际尼亚加拉委员会委员长，开始说服有威望的威廉·汤姆逊公爵，这个脸部棱角鲜明、有乱蓬蓬大胡子的苏格兰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为他们的探索定型。汤姆逊因在几十年前将海底电缆付诸实践而荣获骑士勋章，并且因担任巴西的潜水艇电缆工程师积聚了一大笔财富。整个尼亚加拉委员会存在的理由是，邀请世界各地的工程师们畅所欲言，帮助治理尼亚加拉，并充分利用它的自然能源。最好的方法就是颁发奖金，这是一个汇集科学精英们的睿智和知识的最佳方式。

亚当斯这只聪明能干的老青蛙，还有塞勒斯，这温和多才的总工程师，在伦敦多弗街优雅的布朗饭店开了一次会议。就是在那儿，那年6月，威斯汀豪斯的年轻工程师刘易斯·史迪威（Lewis B. Stillwell）第一次幸运地见到了亚当斯和塞勒斯，当时陪同他的还有雷金纳德·贝尔菲尔德，曾是威廉·斯坦利在大巴灵顿的助手，现任威斯汀豪斯英国公司的总电气师，他们二人正在欧洲做电力学科的调研。就在这次电力沙龙上，他们燃起加入尼亚加拉竞争的渴望。当史迪威1890年秋天返回匹兹堡努力说服他的老板时，乔治·威斯汀豪斯冲他大叫道，“这些人为了得到信息出10万美元做奖金，而最有价值的信息也不过3 000美元。如果他们已经准备就绪，那我们就让他们看看应该如何去干。”委员会一共收到14份提议书并分发了各种奖金，但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决议。塞勒斯努力掩饰着当时的形势，让失去信心的亚当斯放心，说，“会议已经带给世界一个规划，它的权威性是不能用美元来计算的……而且在管理理念上是绝对胜出的，是由睿智和有远见的企业家，而不是一些抄袭者和跟屁虫所做的。”

正当亚当斯和塞勒斯以及他们的国际尼亚加拉委员会择选欧洲精英的方案时，瀑布建设公司却大胆地向前推进了他们的计划，开始挖掘那条伟大的隧道。1890年10月4日，那个秋天的早晨，瀑布秘书长兰金，穿着做工精致的黑色礼服，高领的衬衣，胡须修剪整齐，回到了尼亚加拉瀑布，参加在福尔斯街和伊利街的纽约中心铁路调车场举行的剪彩仪式。当第一锹土挖出时，温暖的秋风与周围教堂的钟声、涡轮机发出的吱吱声混成一片，汇成一曲。伟大的尼亚加拉工程，终于开始破土动工了。

那个10月的早上标志着无间歇工作的开始，共有1 300名工人在隧道工地上实施爆炸、敲击、挖掘等工作，夜以继日地工作着，骡子们拼命地拉着成车的岩石和碎石砾。爱德华·迪安·亚当斯和科尔曼·塞勒斯大胆地取消了原计划，原计划是依赖沿着运河一线排列开的238个涡轮机，来提供几乎12万马力的能量，但现在人们开始挖掘的隧道并不和原设计最终要建的一样。1891年7月，他们二人重新制定了一个彻底不同的计划，这计划去掉了河边沿着运河入口处的两个巨大的水力发电中心电站。水流仍然从瀑布上方抽取，再通过城市地下的隧道返回，但现在只有1英里长，只是埃弗谢德计划中的三分之一。亚当斯和塞勒斯是受了瑞士出生的英国人查尔斯·布朗（Charles E. L. Brown）的影响才做出这个决定的。布朗当时为瑞士奥尔林柯公司工作，但马上就要离开，成立自己的布朗－博伟里公司。1891年2月9日，布朗在法兰克福举办了一个题为“高压电”的讲座，讲述了他的成功经验，如何用3万伏特输送100马力的电流至几英里外的距离。有着圆圆突出前额并戴着无框眼镜的布朗，非常自信地宣称，“通过高压，如3万伏特，输送电流是可行的，通过电力方式分电至远距离则是事实。”

在此之后不久，那年12月中旬，亚当斯和塞勒斯热烈欢迎当时电力界的6个公司参加招标，包括布朗－博伟里公司在内的3家瑞士公司，和3家美国公司——威斯汀豪斯公司、爱迪生通用电气和汤姆森－休斯顿公司。瀑布公司现在计划在两个中心电站安装10台5 000马力的涡轮机，每个水力发电的涡轮机再带动一个电力发电机。两个尼亚加拉电站将发出令人震惊的10万马力，相当于整个美国的中心电站的电量总和，从来没有过如此大规模的电量。最开始，只需要建立一个电站，安装3台涡轮机和3台发电机。当电力需求超过15 000马力时，再加装更多的涡轮机和发电机。在瀑布公司新的计划下，尼亚加拉绿绿的水将先被改道至发电站，变窄进入8英尺宽的引水管道（巨型管道），笔直冲下140英尺，急速绕过一个弯道“拐脖儿”，然后再咆哮地流进巨大的、29吨重的双轮涡轮机里——世界上最大的涡轮机。这些不停转动的涡轮机安在中心电站最下面的地下层里，将带动连接的垂直钢轴，使在主层的发电机快速旋转起来，涡轮机被带动后，尼亚加拉的水就开始它们返回河流的3分钟流程，以20英里/小时的速度冲进6 800英尺长的斜隧道。这项新的计划非常简单。

在尼亚加拉瀑布城市下面100多英尺的地方，有1 300名工人与机械忙碌地工作着，日日夜夜地在那阴湿狭小的空间里挖掘。隧道本身是很宽阔和了不起的，有21英尺高，18英尺宽，有曲线式的屋顶。但是在某些部位，可以明显看见水从没完工的隧道切口处喷流出来。8个月的决定命运的工作开始了，塞勒斯命令用结实的管道和橡木支撑隧道。隧道的墙壁——和最初的设定相反——必须加上一层衬里。于是有经验的砖瓦工人出现了，开始给隧道铺衬里，用了4层烧得很结实的布法罗砖加上波特兰水泥。到1892年12月20日，6 800英尺长的隧道胜利完工的时候，60万吨的岩石被运走，使用了共1 600万块砖铺设隧道的里衬，还有28名工人牺牲了。一旦巨大的发电机开始工作，这一切就将永远被淹没在水中。随着步步接近湍急咆哮的美国大瀑布，最后的200英尺弯曲的砖墙使用了铁质的材料。这个巨大的输水隧道是世界之最。

亚当斯、兰金和纽约金融家们，按照他们井井有条的方法，开始全盘考虑问题。为了保证他们的水力发电有足够的客户，他们已悄悄地买下了河边两平方英里的土地和内陆的一块1 500亩的L型地盘，计划在上面建立几十个工厂，使用他们无烟的水力发电。而且为了给将来的部分工人安家置业，纽约的股东们已经计划建造一座模范工人城，完全使用在当时还视为奢侈的电。亚当斯甚至为它起好了名字——厄科阿塔（Echoata），意思类似于“避难”。

冬去春来，当这隧道在尼亚加拉瀑布的村庄下面不断向前推进时，亚当斯和塞勒斯继续系统地思考着发电站目前的工艺水平。一有进展的消息，大瀑布那边就派专家回来报告。与此同时，交流电与直流电之争仍旧年复一年地持续着。没有一方——除了他们的对手自己——能像亚当斯、塞勒斯以及他们的专家那样对这场痛苦的电流之战更感兴趣的了。因为除了他们，还有谁能够投入几百万美元去开拓电力的未来、特别是电力传输的未来呢？当花费无情地上升时，那最初的260万美元的资金在不断地被追加。在大瀑布工程团队的内部，交流电与直流电之间的辩论也一直在持续着。威廉·汤姆逊先生仍然是交流电的强烈反对者，他很坚定。因此到了1891年的1月，大部分专家出席国际尼亚加拉委员会会议时，塞勒斯形容他们“对交流电传输的抗争是水火不相容”。然而他们知道，尽管有这些争论和谴责，交流电却正在照明市场上赢得胜利。《电力世界》1891年2月刊的统计结果显示：爱迪生的中心电站，当然都是直流电的，只有202座；而由威斯汀豪斯和汤姆森–休斯顿建立的交流电中心电站几乎达到1 000座。塞勒斯公开表露了自己对交流电的偏爱。事实上，塞勒斯于1891年7月在富兰克林学院演讲时就曾说过，“发明的进展是如此迅猛，以至于我们都不知道该选择哪条路线。”

1892年4月，由于未能劝说查尔斯·布朗加入尼亚加拉瀑布项目，亚当斯和塞勒斯聘用了一位比较傲慢的苏格兰电气工程师乔治·福布斯（George Forbes）。正是他，这个参加最初的国际尼亚加拉委员会竞争的人，明智地建议使用交流电。福布斯教授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撤销了两项爱迪生通用电气和汤姆森–休斯顿公司为尼亚加拉工程提交的直流电设计。在他1个月以后的工作报告中，福布斯写道，“我并不认为这些设计有足够的优点来说服我接受，而我们在这方面已有希望得到更完美的方案。”

当然，反对交流电的意见中声势最大的焦点是还没有一个实用的交流电动机。1892年2月，威廉·斯坦利，早在6年前就在马萨诸塞的大巴灵顿建起了第一个交流电运行系统的人，信誓旦旦地提醒着他人，“一个商业化的交流电动机……这对实事求是的工程师来说是陌生的东西。”或者正如亚当斯评价它时说的，在这个关头，“特斯拉电动机仍然只是一个预言，还不是一个可以展示的实体。”那么大瀑布怎样实现它的动力传输电站的方案呢？这个最大的绊脚石即将被搬掉了。非常平静并出人意料地，特斯拉的单相交流电动机终于以一个商业实体显示出了自己的特色。

验证了特斯拉的交流电动机的过程是十分曲折的：在崎岖的科罗拉多州特柳赖德的圣胡安（San Juan）山脉，金王矿的主人们面临财务危机，要么找到廉价的能源，要么就得倒闭。他们打听到特斯拉和他的交流电系统后，在1891年4月向威斯汀豪斯公司询问，距离他们那儿峡谷下方3英里有一处320英尺高的瀑布，是否可以带动涡轮机来水力发电。如果水力发电机真能将电力传输到12 000英尺高的山上，去驱动一个粉碎矿石厂在树上的马达，那么这个矿就可能存活下来。因为附近的木材已快耗尽，而进口的煤又太贵。

那个初夏，威斯汀豪斯卖给金王矿一个单相交流发电机（这个词当时指的是交流发电机），到了6月，它被安置在一个临近瀑布和新涡轮机的木制的栅房里。于是，从这个栅房里，3 000伏的电能通过价值700美元的、高高挂着并穿越3英里悬崖绝壁的铜线传输出去。在这山上的矿里，电被逐步降压至带动100马力的单相特斯拉电动机。问题是，它运行可靠吗？结果，整个夏天、秋天和冬天，甚至整个1892年，威斯汀豪斯的工程师们都高兴地看到，这个简单的动力系统和结实的电动机一直稳定忙碌地工作着，经历了高山顶上通常的雷击、飓风、暴风雪和雪崩而安然无恙。特斯拉的交流电系统大获全胜，通过了它的第一次真正的运行考验。

1892年6月，作为特斯拉助手的查尔斯·斯科特，也是威斯汀豪斯的一名年轻工程师，第一次来到匹兹堡时，在《电力工程师》杂志上得意扬扬地宣布了整个特斯拉系统，包括长期以来未解决的感应发电机，第一次在商业领域的成功应用。“通过实际计算，在9个月的运行期间，累计停机的时间不超过48小时……这个成功是被工厂规模扩大这一事实证明的。一个50马力的电动机，现在被安装在距离金王矿几英里的一个工厂里……这个领域的工作很快从实验室研究进入到实际的电气工程阶段。”特斯拉设计的发电机工作了很久，直到马达运到才停下来。在这同样成功的文章中，斯科特也描述了两年来，一个位于威拉米特河上的40英尺高瀑布是怎样驱动一台大型的特斯拉多相交流发电机，并将电流传送到13英里外俄勒冈州波特兰的一个电力照明中心站的。在这里，特斯拉多相交流系统开始以最小的规模实现它早已许下的承诺。最重要的是，虽然只是单相的，但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可工作的特斯拉交流感应电动机了！最大的交流电障碍终于被排除了。

当瀑布建设公司在尼亚加拉瀑布稳步推进着它的项目时，曼哈顿的纽约人却沉迷于发生在这个城市耸人听闻的肮脏丑闻中。一切始于一个月前，有着浓密连鬓胡子的雷维雷德·查尔斯·帕克霍斯特（Reverend Charles Parkhurst）站在麦迪逊广场的长老会教堂的讲台前，谴责纽约的市政府和警察局正成为“公务行政犯罪的一部分，它扰乱了我们整个城市生活，使纽约成了一个道德败坏和罪恶滋生的温床”。但当一个地方检察官要他在大陪审团前提供出指控警察犯罪的证据时，帕尔霍斯特不得不承认他什么证据也提供不了。这位老实的好人在公众面前丢尽了脸，但他没有放弃，决定要去搜集必要的证据。他雇用了一名私人侦探查尔斯·加德纳（Charles Gardner），他答应带帕克霍斯特和另外两个人去曼哈顿最黑暗的下层社会看一看。

这4人装扮成“无赖”，在第三大道乘高架铁路列车，从18街到富兰克林广场，开始了他们在曼哈顿下层社会的体验之行。他们先是到了唐人街的一个威士忌酒吧、一个鸦片馆，接着是意大利区的下等啤酒屋，还有其他恐怖的地方——在一个牛排店，5个姑娘表演着脱衣舞……之后是在西三街的苏格兰娱乐场……他们发现那里被隔板分成了许多小隔间，里面坐着一个化了妆的男孩。”当被吓坏了的帕克霍斯特和两名同伴参观了各式各样的啤酒舞厅、廉价酒吧、肮脏妓院以后，他们震惊了，这些绅士们亲眼见证了使这个庞大混乱的地下社会昌盛不衰的非法赌博、廉价啤酒以及有组织的、商业化的、迎合各种要求的性服务。加德纳也为他自己作为侦探搜集了证据。仅仅一个月以后，1892年3月13日，一个星期日，当帕克霍斯特登上讲台时，他已拥有了确凿的证据，证明市政机关“腐烂到难以形容的地步”。他有证据证明有254个酒吧和30个妓院在前一个星期天“生意兴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大陪审团宣布了几项平息事态的起诉书，但是立刻改变是不可能的。都市的穷人（也有相当一部分富有的人）需要找乐和酗酒，去淫秽下流的舞厅发泄，或者是廉价快捷的性交易，因为他们生活贫困无靠，今朝有酒今朝醉。正如政府所显示的，还有大量有组织的犯罪发生着。虽然当时只有少数市民受害，但终归是让人烦恼的事。

当帕克霍斯特搅动曼哈顿地下世界的黑水而毫无成效时，乔治·威斯汀豪斯通知亚当斯，他要参加尼亚加拉工程的竞标。然后，威斯汀豪斯就将注意力转到他正在进行的，与通用电气之间的十字军东征般的战役，只为了拿到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照明合同，“那迄今为止最大的电气项目”。在帕克霍斯特取得了微小却是令人灰心的成绩时，威斯汀豪斯却用手中的低价合同在5月的竞争中胜出。于是威斯汀豪斯集中精力，在1892年整个下半年全力以赴建立世博会系统，他知道如果这个系统成功了，他就可以继续争取尼亚加拉合同。既然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大部分电力用于照明，年轻的查尔斯·斯科特建议他们就把经过考验的单相交流电用于数以万计的白炽“塞子”灯。但是威斯汀豪斯说:“不，他们告诉我双相是合适的系统，而我要了解是否是那样。”于是威斯汀豪斯的工程师们努力创建商业上可行的双相系统，这是因为，他们最终承认了尼古拉·特斯拉曾在1888年所坚持主张的——如果频率太高的话，交流感应电动机将不能发挥功用的观点。那时查尔斯·斯科特评论道，“商业电路是频率为133周的单相电。为适合特斯拉的马达做出的改动是徒劳的，这个小电动机坚持做着它要做的。低频多相发电机在1 000个中心电站排斥了它们的前身产品——这就是特斯拉马达的潜能。”如果没有新交流发电机，威斯汀豪斯的客户也不会选择这新的马达。

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现在以每秒60周频率的交流电用于照明，每秒30周频率用于电动机为标准频率。尼古拉·特斯拉又一次参与了威斯汀豪斯的队伍。在1892年9月下旬，他紧急向匹兹堡订购了各种设备，“为了对我的电动机进行某些改进”，他意识到“时间是非常宝贵的”。他要求货物运送到位于第5大道南部的4层实验室里。到1892年12月，威斯汀豪斯已经向瀑布建设公司提交了尼亚加拉项目的双相交流设计。此后不久，通用电气也参与进来，它的设计有很多相似之处，只是用的是三相交流电。

在尼亚加拉现场，庞大的瀑布工程建设项目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1892年12月时，泄水隧道完工了。到1893年1月，福布斯教授发表在《电力工程师》杂志的文章中写道，巨大的进水河道“大约在高于美国大瀑布一英里半的地方……已经挖了500英尺宽，1 500英尺长，12英尺深。沿着这条河道的边缘轮槽有160英尺深，在它的底部将安装涡轮机。水流顺着横向管道（或引水道）流进可以关上阀门的水渠”。1月间，尼亚加拉瀑布的重要事件还有自1855年起近30年以来“最宏大和壮观的”冰桥。据《纽约时报》报道，“过去一周持续零度以下的低温，使河面聚满了冰，并以排山倒海之势倾然而下，这些冰随着时间越积越多，堵塞成一座‘桥’……漫天大雪和瀑布的雾云，如湍急攀布般的速度在水面上冻结成冰，形成天然水泥。”

1月里的日日夜夜，河面的冰顺着瀑布撞击而下，直至下面的峡谷，简直是一道北极风光奇景，一块巨大的移动冰层，平坦的冰原，在冬天的阳光照耀下华丽得让人眩晕，高耸的白色冰山美不胜收。数百名旅游者身穿黑色大衣或斗篷，女人们戴着时尚的皮帽和皮手套，潮涌般地来到冰桥隆起的宽脊上，细小的身影在笑着叫着，凝视着瀑布冻成几百根巨大陡峭的冰柱那美丽如诗的画面。福布斯教授惊叹道，“峭壁隐藏在60英尺长的冰柱后。在这条河里的每一块岩石都是150英尺高的圆形冰花的中心核。”在冬天寒冷的日子里，河边所有的树和灌木都覆盖着一层晶莹的冰霜，旅游者都像身临仙境。但是河里的冰也有浪漫和严肃的两面，置身于发电厂机械之外，它们将在冬天里见证一场血腥的斗争。

当尼亚加拉冰桥和那移动着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奇景刺激着冬天旅游者的同时，瀑布公司顾问团在访问匹兹堡的威斯汀豪斯电力工厂。从1893年1月9日到13日，科尔曼·塞勒斯和霍普金斯大学的物理教授亨利·罗兰（Henry Rowland），另一位大瀑布的顾问，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对威斯汀豪斯的交流发电机和变压器的测验，来评估它们是否适合这项如此巨大的电力工程。他们观看了新旋转变频器怎样将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对街道电车很重要），测量了安全系统和开关阀门，仔细观看了电频如何影响灯的亮度，并全面检测了马达系统。塞勒斯离开时对他所看到的一切都非常满意，他在报告中这样写道，“我们对这个工厂做了周密和认真的检查，检查了全部机器和设备，在那里有完善的工艺流程和正确的工程设计……他们的工艺质量无可非议。”在罗兰教授的报告里，他得出结论，威斯汀豪斯“有着实际运用交流电系统的最出色的经验，他们看起来掌握着所有重要的专利”。

到2月时，他们两人又造访了在马萨诸塞州林恩的通用电气工厂，塞勒斯注意到那里的情形和威斯汀豪斯工厂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绝不是相同——指的就是通用的机器和威斯汀豪斯设备相比而言。他记述道，“从机械性能上看这里还需进行大幅度的改进。”此外，他对通用提出的三相交流有质疑，他说，“从更简捷方便和更多的应用性来考虑，我更倾向于双相交流。”得知福布斯教授倾向于瑞士的布朗–博韦尼公司，塞勒斯在他费城的办公室发出的25页报告中强调指出，“如果美国制造的机器可以产生同样电力效益的话，那么我坚决反对购买任何外国制造的设备，尽管这样做最初的费用可能稍高一些。”除了爱国情结外，塞勒斯作为工程师，不可能相信一个外国公司可以及时地安装并维护其设备。

毫无疑问，交流专利问题越来越突出了。当塞勒斯直率地告诉亚当斯，“直到法院判决，威斯汀豪斯才能保证持有目前美国能达到我们目的最重要的设备。我不知道，在我们国家是否就此权利提出要求来阻止特斯拉专利的拥有者进军市场……我现在的看法是，没有任何外国公司可以担保大瀑布建设公司由于专利权诉讼而产生的全部损失。”还是在前一个月时，亚当斯就在他那庄严的米尔斯大厦4层办公室里，开始了和特斯拉的私下接触，与他探讨各种电力问题，通常是围绕着呈交给他的技术报告中的技术难点。在其他时间，他就抓紧研究以更好地理解新交流电的技术，例如特斯拉的同步多相的电动机。特斯拉清楚地知道，威斯汀豪斯正在努力得到尼亚加拉工程的电力合同，在他给亚当斯的私人信件中，他一遍又一遍切中要害地提及他的交流专利的广泛性。发明家的信息是明确的：如果任何一个其他公司声称能够提供多相交流发电机，更重要的是能够给工厂传输电力的话，他们肯定侵犯了威斯汀豪斯专利权。在2月的两封信中，特斯拉写道，“我还没有德国的消息，但我绝不怀疑，除了赫利亚斯公司，那个从我的公司得到了权利的公司外，其他所有公司将必须停止生产相位马达，赫利亚斯公司对侵犯专利权者的起诉正在激烈进行。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对手被逼得采用单相系统并迅速改变了主意。”

谦逊中肯在特斯拉这封充满自信的信中毫不存在，一个金融家将具有影响力地和绝对关键地决定，特斯拉是否能实现他最早的和最珍视的电力梦想。当他还在中学的时候，特斯拉后来记述道，“我被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描述迷住了，我仔细阅读并在脑海中画出了一个被瀑布转动的大轮子。我告诉叔叔，我要去美国，去实现这个方案。”事实上，特斯拉设想出了比涡轮机更新颖的东西，现在合同的决策人在权衡利弊，他不能失去为其优势自吹自擂的机会。当亚当斯询问汤姆森–休斯顿专利是否可以与特斯拉的相比较时，他在3月12日的信中声明，这个专利“和我的旋转磁场的发明没有任何关系，也和我在1888年基础专利中具有绝对新颖特点的动力输送系统没有任何关系。所有在汤姆森专利中的要素已经早为人知并用过多次了”。当亚当斯问到他对于直流电系统的看法时，特斯拉在3月23日的信中怒不可遏地写道，“对你们的企业来说这太落后了，甚至可以用致命来形容，但是我不认为你们的工程师会有这种想法。”

1893年5月6日，尼亚加拉电力公司明确指出多相交流电将是他们的选择。在当时，这可是个非常大胆和有争议的表态。德高望重的威廉·汤姆逊公爵，国际尼亚加拉委员会的主席，刚刚被维多利亚女王授予开尔文勋爵的荣誉，他于5月1日给亚当斯拍电报。他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直流计划，催促道，“相信你会避免选择交流电的极大错误。”亚当斯在他的尼亚加拉电力公司史中，记述了那重要决策是如何建立在对“电力工程师们寄予的希望和信任上，他们可以制造出前所未有的巨大设备和新型的万无一失的产品上”。总而言之，是什么促使他们能充满信任，去花掉成千上万的现金呢？是因为“在特柳赖德获得成功的动力输送”，那个金矿捣矿厂已经开业了两年，很轻易地带动陡峭山上的一个小型马达。那里有的是成功的实例，而不是实验结果！

然后就是刚刚开幕的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胜利，那荣誉宫殿的夜晚之光留下了永不熄灭的光芒。亚当斯写道，“建造12台交流发电机，每台1 000马力，并将白色城市照亮是历史上第一次的重大事件，但是掩盖了一个更重要展品的真正意义。”那当然就是尼古拉·特斯拉的工作型的多用交流电系统，以及交流电机、变压器、传输线、运转感应马达、同步马达和威斯汀豪斯发明的为铁路马达提供直流电的旋转变换器。威斯汀豪斯和特斯拉终于使尼亚加拉的工程师和银行家们信服，交流电是未来时代创造和输送电流的理想动力，虽然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仍然持怀疑态度，有些甚至彻底反对。于是在1893年的春天，随着芝加哥世博会的开幕，威斯汀豪斯和特斯拉几乎获得了电力的完胜，抓住伟大的尼亚加拉梦想的念头撩动着他们的心弦。

他们主要的竞争对手，拥有着雄厚的电力实力，当然是通用电气这个恶狠狠的电力托拉斯了。有一阵，乔治·威斯汀豪斯甚至强烈怀疑通用盗窃了他公司来之不易的机械和电力知识。即使所有提交的材料都是绝对保密的，他还是发现令人难以置信的，在他和通用之间的极其相似之处，塞勒斯给亚当斯的报告中提及到了这点（通用只是将设计改为三相）。在5月初，一个威斯汀豪斯工程师听说威斯汀豪斯公司的许多蓝图和涉及价格、劳动成本以及其他特殊信息的文件确实在通用的林恩工厂。乔治·威斯汀豪斯立刻申请搜查令，通用被抓个正着。威斯汀豪斯公司有一个制图员因偷偷地以数千美元的价格将世博会和尼亚加拉蓝图卖给通用的两个职员而被捕，其中一个是通用铁路部门的主管。通用坚持说他们只是看看，以确定威斯汀豪斯是否侵犯了他们的专利权。匹兹堡地区律师于5月9日高兴地宣布发现了这个“阴谋”，他的意图是为了让大陪审团起诉，不是起诉双方的小喽啰，而是不可一世的查尔斯·科芬，通用电气的总裁和最高执行官。

科芬气急败坏，立刻写了一封缓和信给他的金融家们，告诉范德比尔特的女婿通布利，“我不想打扰你……这都是因为他们的一些蓝图被发现在我们手里，可是我绝对不知情，对此从未认可……如果在尼亚加拉项目计划上他们和我们有共同之处……那也是巧合。即使是那样的话，也应该起诉尼亚加拉公司（没有为每份提交文件保密），而不应该听信威斯汀豪斯公司的陈述……这是威斯汀豪斯的人惯常做的讽刺挖苦别人的工作……（他们）由于在此事中的恶劣态度，显然将会失去声誉和生意。”

但是对威斯汀豪斯来说，密探事件所引起的恼怒，和后来背信弃义的行为相比就微不足道了。5月11日，亚当斯和瀑布建设公司投下了一颗没有预料到的、令人不能容忍的炸弹。亚当斯给4家正竞标的公司写了一份一页纸的公函——美国的通用电气、威斯汀豪斯公司、欧洲的布朗–博韦里公司和约里肯机械设备厂——平静地告诉他们不再需要他们的服务了。尼亚加拉发电合同，这个金光闪闪和令人垂涎的电力奖金，将不会授予他们中的任何一方。相反，瀑布公司已经捷足先登，查阅了他们４家公司的所有电力设计细节，受益于这些公司最优秀和最先进的技术精英的经验，现在瀑布公司委任自己的电力顾问福布斯教授，设计一个发电机来适应5 000马力的水力涡轮机。

最让人不可容忍的是，据亚当斯说，福布斯教授的设计“相当先进”，这意味着通用电气、威斯汀豪斯公司、约里肯和布朗–博韦里4家公司的工程师们，在为尼亚加拉项目排除困难，并与塞勒斯、罗兰以及福布斯教授讨论这些问题时，瀑布公司已经清楚地知道福布斯教授开始着手发电机的工作了。亚当斯居然大言不惭地通知被拒绝的美国竞标者说，“我们期待着通知你们，同时通知其他公司，为我们近期将要开工的建设提出建议。我们诚挚地感谢你们对我们招标所做出的努力。”世界上最著名的电力学家西尔维纳斯·汤普森（Silvanus Thompson），后来表示了他们同行的集体愤慨，谴责瀑布公司“无耻地窃取别人的脑力劳动”。他认为这是“卑鄙的强盗计划……这段令人羞耻的插曲将永远损害着企业的声誉”。

亚当斯真不愧是个商人，即使在做了如此无耻的事之后，仍然给特斯拉写信说福布斯教授将设计的发电机，既不是威斯汀豪斯的，也不是通用电气的，还表示他自己对通用–威斯汀豪斯密探案件感到气愤。特斯拉，这位永远的绅士，当天就回复道，通用电气的密探“是在浪费时间，根本不值得我去注意”。高雅的塞尔维亚发明家有着真诚的心灵，他在西27街的格拉克饭店的舒适公寓里写道，“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你的决定不会让我有丝毫的同情和诚挚的祝愿，即使你的卓越公司将取得应有的成功。”

但是在这些气话之后，特斯拉开始认真起来。他提醒亚当斯“不能不想到将面临的困难”。最明显的问题，就是瀑布公司已经有了“评价颇高”的威斯汀豪斯公司计划，该计划是在“长期的实践中产生的，而不是来自任何工程论文的纸上谈兵”。特斯拉暗示，这个让人不愉快的事实是，福布斯教授将很难设计出一个不侵犯别人专利的交流电系统。这已足够让亚当斯焦虑了，于是他转告在费城的塞勒斯。塞勒斯建议他让特斯拉知道，这是瀑布公司的意图，重新设计发电机以更好匹配涡轮机。然后转回到“竞争者，期待他们利用他们的优势来帮助我们取得进展”。于是这个问题暂停下来，留下了一个充满敌意的结局。

在整个多事的1893年夏季，福布斯教授都住在尼亚加拉，致力于大瀑布的发电机设计工作。“我住的房子在一块美丽的土地上……在一段急流上游的平静河岸旁。”他后来这样记述道，“我每晚都很早上床睡觉，早上五六点钟就起来，我永远不会忘记那让人非常愉快的夏天和整个美丽无比的居住环境。”有时，福布斯教授殷勤地陪同路过来访或是从世界博览会来的电学家们，他们都希望有幸目睹大瀑布的奇观和瀑布巨大电力项目的进展状况。在1号电机房的轮凹坑井的工程进展迅速，很快，那3台庞大的涡轮机就在深层就位。受到特殊优待的参观者们，被允许穿过已完工的1.25英里长的，从电机房到咆哮的河流峡谷的泄水隧道，进入潮湿、阴森森的通道。

福布斯教授身材高大，一头金发，是个目空一切的苏格兰人。他长着一个大鼻子和一脸络腮胡子，经常批评他的大瀑布工程的同事们。他对事物的态度，用美国人的标准总结，就是：清高孤傲。他更喜欢住在大瀑布的加拿大那一边，并且蔑视尼亚加拉周围的城市，因为它们“肮脏……太多的廉价饭店、游乐场、流动摄影师，以及印度博物馆和其他所谓的古玩店”。福布斯为他的引人注目、令人垂涎的大瀑布电力工程顾问的职位深感得意，在这个职位上，他处在当时世界上最雄心勃勃、造价最高、最被密切关注的电力工程的中心。整个夏天，他都在肆意地抱怨着尼亚加拉发电机的设计和有关技术方面的问题，由于“政治”原因都变得太困难，他描述为，“欺骗、私下交易和营私舞弊。”目中无人的福布斯，迅速就把本来是大家共同合作的集体成果，划到他自己的功劳簿上。

当1893年8月的酷热降临东海岸时，科尔曼·塞勒斯和爱德华·迪安·亚当斯感到压力，必须加快工程进展。大瀑布的投资者们迄今已经为这庞大企业融资了400万美元，所有这些都将取决于一个可使用的交流发电机。尼亚加拉是个纯粹的私人投资项目，一个让人清楚地意识到美国经济体制正在逐渐地和灾难性地走向崩溃的实例。那个美好的夏天里，每天都充斥着可怕的消息——一个又一个地区银行破产倒闭，大西部农民因缺乏资金而无法运输他们收获的粮食作物，铁路线处于破产监管状态，甚至连亿万富翁也不得不精打细算。一位有关人士这样描述道，“当摩根在纽约时，兰金先生每天早上都向他提交一份结算报表，清楚地显示出瀑布建设公司、尼亚加拉电力发电公司、尼亚加拉水力工程公司、尼亚加拉发展公司和尼亚加拉铁路联轨公司等各个公司精确的银行结余。当他在大瀑布时，同样的结算报表就会邮寄给他。”摩根在那年的7月下旬，给他一个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这里的一切还在筹划阶段，我们希望能迅速有所突破，因为这一切太令人沮丧和筋疲力尽了。”随着金融市场摇摇欲坠和濒临绝境，美国国会于8月7日紧急召开会议，唯一的一位重返总统宝座的格罗弗·克利夫兰，紧急呼吁立法机关撤销银与金的等价。

几天后的8月10日，科尔曼·塞勒斯，现在是尼亚加拉电力发电公司的总裁和总工程师，给通用电器和威斯汀豪斯公司写信通知说，福布斯教授已经设计出了可使用的发动机和变压器，所以瀑布公司又一次在寻找生产和安装发电设备的公司。乔治·威斯汀豪斯还未从上次的被打发的恼怒中平息下来，一周后他从匹兹堡给塞勒斯回了一封生硬的复函，提醒这位似乎十分偏爱他公司的和蔼工程师，“我们已经用了许多年时间来发展电力输送，并花费无数资金研发各种计划，我们坚信自己完全具备所有法律要求的商业先决条件……我们不认为贵公司可以要求我们将自己的所有资源听任你们支配，而你们反过来再使我们处于不利地位。”然而，威斯汀豪斯还是发了慈悲。毕竟这是伟大的尼亚加拉瀑布电力项目，是他魂牵梦绕的电力梦，他一心要将交流电展示于世界的平台。他曾经从最艰难的处境中熬出来，此刻，当每个工厂都注视着订单落入谁手的严峻时刻，他当然应该保证自己的人马获得机会。

于是，在8月21日时，威斯汀豪斯派出了他的两个高级工程师，去尼亚加拉瀑布视察一下福布斯教授的进展情况，其中一位是刘易斯·史迪威。当他们下了火车时，发现当地全是兴高采烈的度假旅游者，尽情地在游乐场玩耍着，不是奋力攀登着大瀑布的风穴，就是乘坐飞旋的转轮。可是他俩的心情一点都激动不起来。他们做出判断——那苏格兰人设计的发电机毛病太多，根本无法组装。在他们仔细审阅了设计蓝图之后，他们告诉科尔曼·塞勒斯，“从机械角度来看，这个发电机的设计理念很好……但是从电的角度来看的话，有太多缺陷，如果照图组装的话，它是不会运行的。”历史学家哈罗德·帕瑟总结了福布斯设计的发电机的缺点：过低的转速——每秒16又2/3周——这将会导致灯光明显摇曳不定；更严重的是——如果一个项目其目的是提供工业用电——它将“因为频率太低，使大部分多相动力设备无法令人满意地运转（尤其是最重要地将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的旋转变流器）。威斯汀豪斯的工程师们也尖锐地批评了发电电压（从没听说过的22 000伏特），绝缘问题根本无法解决”。

傲慢的福布斯教授在夏日愉快地旅居大瀑布期间，似乎完全忘记了交流电的要点，于是他们写了一份否定的报告给威斯汀豪斯老板。然后，9月15日，两个威斯汀豪斯的高级工程师，其中之一仍是刘易斯·史迪威，又一次来到尼亚加拉，那里逗留的旅游者在早秋的凉爽中仍然嬉闹着。这两位工程师先会见了塞勒斯和其他大瀑布工程的专家们，然后又开始讨论福布斯教授设计的发电机的不足之处。之后，他们一同去了福布斯教授的办公室。在那里，塞勒斯后来记述道，“福布斯教授讨论了就他的设计提出的问题，完全拒绝了别人的建议，声明他已经全面考虑了这个设计，始终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科尔曼·塞勒斯和爱德华·迪安·亚当斯清楚地知道，没有威斯汀豪斯公司的专利及技术特长，他们根本无法前进（亚当斯浏览通用电气的标书只是为了将价格平衡下来而已）。此刻，威斯汀豪斯的高级工程师再一次来到尼亚加拉，审查福布斯教授的发电机蓝图。息事宁人是亚当斯的长处之一，在他当律师时，就因为使气愤的铁路投资方和铁路官方双方怒火平息，并接受劝说而化敌为友，共同自救得以扬名。于是，他提议在10月初，双方在一个高雅幽僻的单间共进晚餐，地点选在历史悠久的协会联盟俱乐部——曼哈顿最尊贵的男士俱乐部，它在内战期间为支持北方而成立。那天晚上，百万富翁和工程师们身着晚礼服，济济一堂，享尽多道美食佳肴，并与威斯汀豪斯一起审阅了大瀑布发电机设计提案合同中每个有争议的细节。

当雪茄烟和香槟酒送上饭桌来时，双方已就除了周率以外的所有款项达成了协议。瀑布公司一方还坚持福布斯的极慢的每秒16又2/3周的频率，威斯汀豪斯一方则强调如果转速低于30周/秒，任何发电机都会没有保证。几十年后，威斯汀豪斯的工程师本杰明·拉米写道，“就周率来说，这多多少少已是个僵局……我们出于运作角度考虑，存在全盘失败的可能，所以不想制造这样的机器。”当晚餐结束时，亚当斯把威斯汀豪斯的总工程师刘易斯·史迪威叫到一边，问他是否能妥协到25周／秒。史迪威最终答应了。1893年10月27日，在芝加哥世界博览会胜利闭幕前3天时，威斯汀豪斯终于将渴望已久、去年早春曾失之交臂的合同书拿到了手。他和特斯拉终于有机会向全世界展示什么是真正的电能了。

到1893年年底时，整个威斯汀豪斯阵营都在倾力于两件事：改进尼亚加拉1号电站的发电机以及发自内心地讨厌并怀疑福布斯教授。由于福布斯糟糕的发电机设计，他们开始质疑他的电学能力，视其为工作中的障碍，当然他们也不喜欢他的清高孤傲。而永远和蔼可亲的塞勒斯发现自己夹在中间很不舒服。所以，在1893年12月，威斯汀豪斯如他往常的办事风格一样，明确并肯定地宣布，他和他的人员将不愿和即将从英国圣诞节度假后返回的福布斯教授合作下去。威斯汀豪斯在听了福布斯教授的讲座后，视其为“在发电机设计上的一个潜在敌人”，他没有任何兴趣为教授提供自己的技术。圣诞节刚过，塞勒斯就这个“棘手的问题”给亚当斯写了一个极度苦恼的私人便函，抱怨福布斯在“决定最重要措施的时刻”缺席。他希望亚当斯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威斯汀豪斯和福布斯打交道的“绝对不情愿”。

1894年2月6日，在曼哈顿与威斯汀豪斯及他的两个工程师会见之后，爱德华·维克斯（Edward Wickes）向亚当斯汇报说，威斯汀豪斯这个匹兹堡巨头不会向福布斯低头。他承认产生了“很大的困难，我们必须选择一条最好的路”。结果是，从那时起，塞勒斯就抛开福布斯而继续工作。福布斯教授的发电机设计在不同的工程师研讨会上展示时，都受到了美国工程师们的严厉攻击，认为他的设计损害了大瀑布的形象。（查尔斯·布朗——瑞士布朗–博韦里公司的总裁，则正式指控，这个苏格兰人在抄袭他于1892年年底向大瀑布工程提交的独特的伞形发电机设计。）

作为在大瀑布项目中无谓的临别赠言，福布斯教授在第二年给英国杂志《黑森林》（Blackwood’s）写了一篇关于尼亚加拉工程的隐晦的恶意文章。可想而知，他把自己描述成在这伟大工程项目背后的天才负责人，而美国人大部分都是无知的笨蛋。福布斯以复仇的笔调写道，“我有时很难将总裁和副总裁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他们大多数人都开始认为自己了解那个项目……总的来说，这一切都很可笑，如果没有我，当整个工程造成危险时，一切就会成了悲剧。在这种关键时刻，我就写信给百万富翁们，告诉他们，如果不按照着我说的去做，在以后发生灾难时，他们就要自己去面对董事会和股东。”

整个1894年，威斯汀豪斯电力生产公司的工程师们，都致力于那既庞大无比又十分精细的微调设计工作，并开始着手组建最初的两个5 000马力的发电机——比在上届世界博览会的大5倍的全新机器，因为通常在1 000马力时，发电机已经被视为巨兽般的庞然大物了。第3台只有在前两台工作正常后再开始组装。在执行合同的报告中，威斯汀豪斯强调了几乎所有机器上的新式物件，“开关、指示仪、测量工具、工艺导线，还有其他附加装置，都采用和我们以往实践中完全不同的设计工艺。于是问题就出现了，特别是将要应付的电能数量，迄今为止还没有这么多新设备的先例……几乎每一个装置都和我们一贯的标准制式大相径庭。”原计划的发电机尺寸不得不缩小，才能被放进铁路平板货车，从而安全运到尼亚加拉。

当全国经济危机愈演愈烈时，无数失业者听信有工作的谣传，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寄希望于组成“工业大军”，给政府施加压力以增加就业岗位。没有工作，他们怎么生存？但每个人都发现到处都是失业人群。整个春天，全国煤矿的17 000名气愤的煤矿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工资被降低到接近沥青矿的水平。当一些州的国民军强行进入煤矿时，发生了流血冲突，最终罢工失败。当那些矿工愤怒地返回坑道，拿得仍旧是原来的低工资时，芝加哥开始了动荡不安。庞大的普尔曼豪华车公司，其生产所有的铁路卧车车厢，它解雇了一半的工人并削减了四分之一的工资。但是该公司没有削减定价过高的房屋租金，因为所有技工需要在那里住。当3个加入工会组织的工人提出抗议时，乔治·普尔曼解雇了他们，让所有工人停止工作并关闭了整个工厂。之后两个月时间里，普尔曼拒绝任何仲裁。直到6月底，他的雇员工会，美国铁路工会组织，让它的所有会员宣誓，谁也不会再在任何装有普尔曼卧车车厢的火车上工作，这样才使公司接受仲裁。随着形势的恶化，罢工像野火一样遍地燃起。在几个星期内，美国心脏地带的铁路系统在震颤中全部瘫痪。工厂因为缺少煤而漆黑一片。这使本来就已十分困难的经济，又遭受到沉重的打击。

克利夫兰总统憎恶任何带有“社会主义”味道的东西，一直抵制任何针对全国需求和苦难的国家改革措施，反而毫不犹豫地调动国民军来镇压罢工。在7月5日那天，当士兵们往城里开进时，一年前还是世界博览会东道主的芝加哥市，立刻陷入极度骚乱和失控的状态，到处充斥着暴力行动。由于这些，即使是最民主的人士对罢工者也没有丝毫同情了。舍曼反托拉斯条例的实施，使工会领导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和其他闹事的人被抓进监狱，这才慢慢平息了动乱，但这绝不意味着胜利。许多美国人开始意识到，国家为自己的生存而陷入苦斗，从而使贪婪的富人和普通老百姓相争。《北美观察》杂志强烈抗议这新的“富豪统治……他们的章鱼爪已经延伸至工业的任何角落；富豪控制着我们所吃的面包和糖的价格……也控制着我们照亮道路所用的油价，甚至我们死后被埋葬用的棺材的价格”。那真是严酷无情的一年。

尽管国内劳工争斗和糟透了的经济状况还在持续，亚当斯依然稳步坚定地向前推动着尼亚加拉电力基础建设，做好场地准备，等待着电流最终流通。但这个日期一再被推延。大瀑布这一阶段的工程不仅仅是未完工的电机房和小型变压器建筑，还包括为大湖船只卸货用的船坞和一大块夷为平地后再用隧道瓦砾铺设的改造地带，这一切都和公司7英里的铁路相连。然后还有大瀑布的工人村，有67座带整齐草坪的半独立式别墅，由纽约著名建筑师斯坦福·怀特（Stanford White）设计。亚当斯给怀特施加压力，希望他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设计大瀑布1号电机房——庞大又简单的“电力教堂”，镶嵌着和工人村建筑一样的方形石灰岩砖。电机房有200英尺长，64英尺宽，40英尺高，屋顶用的是石板瓦和钢，这个建筑简洁的外表令亚当斯很满意。高大雅致的窗户使电机房内充满了柔和的自然光。在深深的地下室，3台巨大的涡轮机被固定到位，只等威斯汀豪斯的发电机和尼亚加拉的湍急河水的到来。同在世界博览会一样，开关板是一块巨大的大理石板，安装在一块带有栏杆的台子上。

乔治·威斯汀豪斯在尼亚加拉取得的胜利以及工业间谍的案件，使得他与通用电气之间本来就尖锐的矛盾更加激化了。包括历史学家哈罗德·帕瑟在内的许多人都奇怪，为什么通用背后势力强大的摩根集团，没有对大瀑布施加他们的影响，来使通用电气赢得这份他们早已垂涎的发电机合同？（早先，爱德华·迪安·亚当斯曾放弃了他所有的通用电气的股份，来避免可能的冲突。）帕瑟的结论是因为赌注太高，“那些财阀们听取了他们的工程顾问的意见。”通用电气也确实赢得了一个变压器和变速器的合同。但是通用电气非常难对付的是陷入恐慌后萧条的形势，因此华尔街的后台财阀们决定收购威斯汀豪斯公司。这样一来，通用电气将不光牢牢地控制住大瀑布项目，也包括90%的电力市场，从而建立摩根喜爱的工业秩序，接近或全部垄断。但是还存在最关键的问题：谁拥有至关重要的特斯拉的专利权？这个问题已经阻止了通用电气赢得大瀑布的发电机合同。据统计，威斯汀豪斯和通用电气在300个专利法律纠纷中打得难解难分，很多都是关于交流电设计的，而一个“合并”，将会为双方各节省100万美元的法律诉讼费用。所以市场和谣言都在蠢蠢欲动。

“通用电气最希望将自己仓促拼成的框架，强加在威斯汀豪斯坚实的企业上。”托马斯·劳森（Thomas Lawson）在他杰出的著作《疯狂金融》（Frenzied Finance）中这样写道。他调查了华尔街的强盗巨头是怎样通过掺水的股票而操纵和垄断市场，而后轻而易举地成为百万富翁的。“突然间，金融上空出现乌云。股市日渐恐慌……华尔街都在谈论着通用电气并购威斯汀豪斯的可能……这是个信号。所有股票地下室都爬行着那些蠕动黏滑的令人生厌的造谣蛇，看起来好像无爹无娘，实际上是它们的父母怀着魔鬼般的企图生下它们……谣言……从波士顿、费城和纽约的金融巢穴中渗出，与美国和欧洲金融市场都保持着热线联系，以期平息这场经济危机。威斯汀豪斯公司股值迅速下跌。”在那个时代，还没有证券交易所这样的调节机构，威斯汀豪斯用时间当武器来反击。他雇用了劳森，这个操纵股票市场的专家，而劳森策划了一场以牙还牙的对通用电气股票的报复，反击力度是带有毁灭性的，以至摩根不得不退缩了。威斯汀豪斯股票得以恢复，他继续着他的尼亚加拉电力合同。最终，更明智的威斯汀豪斯在1896年时与通用电气达成共享协议，允许通过电气使用最重要的特斯拉专利，结束了通用要接管自己公司的企图。

随着乔治·威斯汀豪斯稳步推进庞大的尼亚加拉瀑布动力公司的项目，尼古拉·特斯拉的名气越来越大。托马斯·康默福德·马丁，这个永远雄心勃勃的《电力工程师》杂志编辑，从1888年特斯拉就交流电感应马达在哥伦比亚学院做的精彩无比的讲座起，就一直在忠实地帮助着他的朋友。1893年底，马丁和特斯拉共同出版了一本厚厚的书，书名是“尼古拉·特斯拉的发明、研究和写作”，它包括了特斯拉的主要演讲，马丁的介绍以及很多特斯拉的早期专利。马丁是个曼哈顿社交圈里的特殊人物，他有着漂亮的秃头，深情的双眼，短而硬的胡须和充满活力的性格。他决定超越世界电力科学的范围，广泛地宣传特斯拉。于是，康默福德（他的朋友们通常这样称呼他）在寒冷的12月，来到了联合广场时髦和中产阶级趣味的《世纪》（Century）杂志社。置身于堆成小山的手稿和书籍之中，他对副主编罗伯特·安德伍德·约翰逊（Robert Underwood Johnson）说，特斯拉是下一个奇才，一个可以与爱迪生媲美的人。康默德福提议写一篇关于这个塞尔维亚人的介绍性文章。约翰逊很感兴趣，让他带特斯拉来参加在莱克辛顿大道豪宅举行的晚会，在他们的豪宅里，副主编和他活泼的妻子凯瑟琳，建立了一个范围很广、十分活跃的名人和学者圈，如作家马克·吐温、不修边幅的自然学家约翰·缪尔（John Muir）、音乐家伊格纳斯·佩德莱文斯基以及其他当时活跃在纽约舞台上的明星演员们。在圣诞节前不久，特斯拉恭敬地随着康默福德参加了晚会，这高大修长的发明家穿着一件做工精致的晚礼服。约翰逊夫妇都被这个富有魅力和优雅地特斯拉所打动。约翰逊和众多有成就的名人打过交道，很了解他们通常具有的那种与真才实学融在一起的自高自大。可是他们发现，特斯拉，是个不落俗套的人，是一个对最深奥的电力科学极有造诣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博览了意大利、德国、法国经典文学作品，在斯拉夫语系国家中少数几个会说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人。他酷爱诗歌，经常引用利奥帕迪（Leopardi）或是歌德，或是匈牙利与苏联的诗句。我很少见到过有着如此丰富知识的人”。同时，这位电力和文学奇才又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普通人。约翰逊在描述他新朋友的个性时这样说，“一个格外迷人、真诚谦逊、考究细腻、慷慨大方和有精神魅力的人。”于是，在那天晚会上，他们建立了长期友好的朋友关系。康默福德当然也达到了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目的，约翰逊夫妇余兴未了，坚持邀请特斯拉再次出席几天后的圣诞节宴会。

圣诞节那天的拂晓像春天般的宜人，对住在寒冷的简易住房里的穷人们来说仿佛是一个祝福。随着大面积经济危机逐渐过去，许多人又开始像《纽约时报》描述的那样，乞求一个安静的假日。每个教堂都在收集衣物和食物捐献给穷困人家，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上千的报童——多半是被遗弃的孩子，总是靠卖报勉强糊口——在杜安大街的报童棚屋里狼吞虎咽地吃着一年到头才能得到的火鸡、火腿和肉饼。在格拉克饭店，完全是另一番景象，特斯拉穿上高雅礼服，加入正走在百老汇大街上的衣着时髦的圣诞节人群，浏览着商店橱窗里的美丽装饰。很多人都涌向中心公园，但是特斯拉往东走向莱克辛顿大道。

特斯拉十分喜欢约翰逊夫妇。那是一个温馨的夜晚，晚餐之后，他邀请他们去市中心参观他的实验室，这只是以后很多次访问的开始。很久以后，罗伯特·约翰逊仍然记得去第5大道，再爬上特斯拉顶楼上的实验室，做奇特的短暂访问的那些夜晚。这样的访问也包括其他受到欢迎的客人，如马克·吐温和建筑师斯坦福·怀特，在怀特的1号发电机房里，甚至将放置特斯拉的3台30英尺高的交流电发动机。约翰逊曾这样叙述那些访问，“15英尺长的闪电是每日发生的事，他的管状电灯通常带有朋友的照片，作为访问的纪念品。他是第一个将磷光灯用于照相的——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发明。”

通过约翰逊和怀特，特斯拉成了社会的宠儿，一个受到众人盛邀的嘉宾，无论是曼哈顿最奢华的住宅、私人沙龙还是高级饭店，都有他的身影。作为答谢，特斯拉通常都在美味的德尔莫尼克饭店的单间里举行晚餐宴会。但特斯拉始终在勤奋地工作，并且不断地回绝纷至沓来的邀请。但是当他被怀特说服在11月末去航行时，这建筑师后来兴奋地写道，“你能离开实验室令我太高兴了！我将立刻像迎接德国皇帝和英国女王一样接你上船。”对特斯拉来说，相亲是很古怪的事情，他像神职人员一样全身心地投入电的研究，加上对细菌的恐惧，所以他对女人和性一点都不感兴趣。而怀特却是个好色之徒，他总是疯狂地追逐年轻女子，直到后来被一个义愤填膺的丈夫枪杀。

1894年2月，康默福德给《世纪》杂志写的关于特斯拉的文章刊登出来，结尾附有漂亮的萨罗尼（Sarony）照片雕刻像。这篇文章辞藻华丽，洋洋洒洒地说道，“特斯拉先生一直有一个梦想，那是受一个流星瞬间闪光所引起的启示；但是他的同行们对他日益增长的敬佩，是因为他看得更远并最早看到那些在科学新大陆上微微闪现的光芒。”这篇赞美的文章刊登在国家主要杂志上，自然而然地引起了相当的轰动，也立刻引起纽约报界的兴趣。在几个月后的一个星期日，7月22日，约瑟夫·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曼哈顿销量最大的日报，登出一个醒目的长篇报道，出自知名的专栏作家亚瑟·布里斯班（Arthur Brisbane）之手，题目和小标题为“最杰出的电学家”、“比爱迪生更伟大”、“电力的未来”等等。布里斯班和康默福德不同，他对电一无所知，也不想不懂装懂。“每个科学家都是自己专业的行家，”布里斯班这样描写特斯拉，“每个纽约社会里的人，即使是笨蛋也认识他那张脸。他每天在德尔莫尼克饭店就餐。他每晚都坐在靠窗口的那张桌子……埋头看着晚报。”

布里斯班的文章带有一张全版的尼古拉·特斯拉喜气洋洋的素描像，“他穿着正式的燕尾服，这位与电融为一体的发明家在光辉灿烂的电火的衬托中。”这当然指的是特斯拉那次最著名的即席表演，让几千伏的电流通过他的身体，直至火焰吞没他全身。他向布里斯班承认，“我让电流通过全身的主意，只是为了扭转大家长期以来对交流电的愚蠢看法。这实验对科学家来说没有任何价值。关于交流电的‘伏特’，存在着一大堆胡说八道的理论，现在你看到伏特和电流能量毫无关系。”像其他大多数遇到特斯拉的人一样，布里斯班也发现他很有魅力。结果在那个炎热寂静的夜晚，他们两人坐在德尔莫尼克饭店里一直聊到东方破晓，直到清洁女工来打扫饭店的大理石地面。布里斯班告诉《纽约世界报》的28万读者说，“每当谈到正在研究的电力问题时，特斯拉就变得神魂颠倒。他所说的，没有一个字可以让人听懂。他把一秒钟分成几千万份，达到的能量显然是任何其他东西都无法提供的。他坚信电力可以解决劳动力问题。这应该是（尤金）德布斯先生在地牢受苦时思考的事情。根据特斯拉的理论，未来的艰苦工作将肯定成为启动电力开关的推动力。”

那年秋天，1894年的9月30日，《纽约时报》用了几个整版登出文章《尼古拉·特斯拉和他的工作》，副标题为“确信无疑地走向伟大胜利”。与布里斯班轻松愉快的叙述相反，《纽约时报》竭尽全力阐释特斯拉的高频研究和在他无线电灯背后的科学。可是令人奇怪的是，文章只字未提尼亚加拉。事实是，不管威斯汀豪斯发电机的工作进展是否顺利，特斯拉已全身心地将自己投入到一个崭新的、更深奥的电学前沿领域。每天他都在实验室里埋头工作，完全不顾及楼下商业街道传来的噪声。特斯拉沉浸在他崭新的电力梦中，他在与亚瑟·布里斯班的长谈时承认，“我绝对自信地期待着从地球上将无线信息传输出去。我也对用同样的方式高效地传输电力充满希望。”

无线传输能量。当特斯拉公开谈到他的工作时，他对自己正在研究的细节，也就是现在众所周知的无线电收音机，守口如瓶。到1894年时，特斯拉已经组装了一个小型手提式收音机转播站，整个一年他都在不断地检测并改进它。很多下午和晚上，他都和一个制图员一起爬上实验室的宽阔屋顶，竖立起无线接收器。然后他拿上他的接收机，再到更高更远的地方，去检测他的无线电收音机的信号如何。到冬天的时候，特斯拉已经在他住的格拉克饭店房顶安好装置，这个饭店有30层高，离他的实验室有1英里半的距离。在格拉克饭店的屋顶，比下面百老汇时髦的高级专卖店要高出10层楼的地方，特斯拉小心翼翼地放飞用绳系缚的氦气、热气或氢气球。气球和绳子一直升高到极限，直入天穹。同时一条电线连接饭店的总水管。特斯拉则将他的接收器调节至与收音机同一频率，就能成功地听到制图员从市中心实验室屋顶上发出的广播信号。整个冬天，特斯拉都在将他处于雏形的收音机调至最佳效果。等到春天来临，冰雪消融之时，他将乘坐汽船沿哈得孙河北上，去看看如果继续向阿尔巴尼行驶，是否还能收到传送信号。所以，那年年底时，特斯拉身体和精神状态都非常好，可谓胜券在握。

1895年看来对特斯拉是更好的一年，他已将新收音机调适到最佳状态，而且期待着尼亚加拉大瀑布送电的开始。在他将专利卖给威斯汀豪斯7年之后，也是为拯救公司而放弃他的专利权税4年之后，特斯拉的威斯汀豪斯发电机终于将安装在斯坦福·怀特的电力大教堂。那伟大的时刻即将来临，当那大瀑布入口的闸门被打开之时，尼亚加拉碧绿的河水将奔腾着流入3个巨大的水管，冰凉的湖水咆哮着直落向水涡轮机。随着那些涡轮机开始旋转，水花飞溅，水雾蒙蒙，每根钢轴也越转越急。在飞旋钢轴上方的电力发电机房里，特斯拉的3台黑黝黝的巨大发电机组也在旋转，制造着电力磁场。从这些热气腾腾的发电机组将流出无形的电河，静悄悄地穿过电桥流入变压器，在那里转换成高伏特的巨大电流涌向世界，之后再由许多独立的变压器将其降压成无形无声的电流，去照亮千家万户的灯泡，为巨大的工业提供能源、运转布法罗的电车、驱散夜晚的黑暗并减轻人类的重负。人们称他为梦想家，但这一切梦想都将成为现实。

如此辉煌的荣誉将只属于特斯拉。由于交流电马达和多相发电机的难题一直悬而未决，许多研究者都望而却步，但是特斯拉成为占据这历史地位的第一人。这不光是他所追求的荣誉，也更出自财政上的原因，因为这样一来他将可以有充足的资金来更自如地工作。他认为，与他正在研究着的更尖端但又简单得多的动力系统——无线传输相比，交流电只是刚起步。对人、金钱和机遇都颇有眼光的爱德华·迪安·亚当斯，希望立刻成为特斯拉的经济赞助人。后来才知道，亚当斯其实已经追踪了特斯拉很久。这只聪明的老青蛙，比其他任何华尔街的财阀都更了解特斯拉交流电专利的价值。而特斯拉也直率地宣称，这只是他革命性的发明创造进行开发和商业化的开端。1895年2月，在《电力工程师》杂志上出现一篇短文，宣告尼古拉·特斯拉公司的成立，经营范围为“生产和销售机械、发电机、马达、电力设备等等”。该公司有着一大批一流的董事——爱德华·迪安·亚当斯和他的儿子欧内斯特、勤勉工作又雄心勃勃的威廉·兰金、特斯拉很久以前的资助者阿尔弗雷德·布朗、新泽西的查尔斯。科尼（Charles Coaney）以及特斯拉本人。据说公司资本为5000美元，这听起来实在令人可笑。后来特斯拉提到，其实仅亚当斯一人就投资了10万美元。所以到1895年春天时，作为一个发明家，特斯拉已经十分让人嫉妒了。

然而灾难突然降临了。1895年3月13日清晨2点30分，特斯拉的实验室被一场大火焚毁殆尽。整个建筑物从内部爆炸，实验室的一层变成了燃烧的地狱，所有电力实验设备都不复存在。《纽约太阳报》报道说，当东方天边出现了第一线黎明光芒时，在南5街可以看到的景象是，“两道摇摇欲塌的墙和像打哈欠般敞开的大洞，向外流着黑水和油。”查尔斯·戴纳，一个当时非常受尊敬的报界编辑这样写道，“尼古拉·特斯拉的工作实验室和其中宝贵的设备都被破坏，这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灾难，而是整个世界的巨大损失。如果用手指头来比喻这个年轻人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那么说他是大拇指绝对不为过。”幸运的是，特斯拉那天晚上没有辛苦地工作，否则他很有可能葬身火海。

第二天上午10点，当特斯拉像往常一样去工作时，他完全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这不可能是真的，”他盯着一片片烧焦的废墟，不断地这样喃喃自语着。他的15个雇员比他来得稍早一些，都闷闷不乐地站在那里。他们不忍心将特斯拉从格拉克饭店喊来面对如此的悲惨情景。当《纽约太阳报》记者想采访他时，特斯拉拒绝了，说，“我太悲伤了，让我说什么呢？这差不多是我半生的心血，所有的机械设备和科研用具，都经过了多年的调试，而在一个小时内就被大火吞没了。这根本不是能用美元来估算的损失。所有的都没有了，我必须从头开始。”他双眼噙满了泪水。他精心设计的发电机、振荡器、马达和真空灯泡，珍贵的记录、文件和来往信件，还有他在世界博览会的展品、最近研制的无线电收音机的发射和接收器，所有这些多年来的工作成果，全都在大火中付之一炬。

人们怀疑在他实验室里的火灾，是源于那些被称为电力奇迹的东西。大楼看门人报告说，大火从一层燃起。另一家租户是个蒸汽装配厂，加班时曾经洒在楼面上许多油，它“燃烧时像个引火盒。”看门人的水桶简直就是杯水车薪。消防员与大火奋战了3个小时，他们能做到的，只是防止火势蔓延到相邻的工厂以及附近的高架铁路而已。在沮丧中，特斯拉悄悄地走了出去，徘徊在大街上。约翰逊夫妇到处找他，希望在他遭受“无可挽回的损失”的时候可以给他一些安慰。他的设备在别的地方有备用——如发电机、振荡器和马达——但是他的收音机是独一无二的，必须重新组装。他的实验室全都没有上保险，经济损失是惨重而彻底的。特斯拉最近几年挣了不少钱，但他几乎将收入全都用来弥补这次随烟而去的损失。

除了东山再起，别无出路。在康默福德、约翰逊夫妇及许多曼哈顿的朋友和熟人的鼓励下，特斯拉重整旗鼓，又在东休斯顿街46号找到一个新实验室。后来他告诉记者，“我灰心丧气到了极点，如果没有我自己做的规律性的电疗，我简直不相信还能振作起精神来。你看，电流进入疲惫不堪的身体，也正是它最需要的——生命力、控制力。电是一个伟大的医生，依我看，它是最好的医生。”到3月22日，特斯拉基本康复，他给威斯汀豪斯的一个高级工程师写信，要求订购新设备。他写道，“我敢肯定，您一定从报纸上听说了，那不幸的事故几乎夺去了我全部的设备，进而影响了我当前的工作。我现在必须重建实验室。”在一个月内，他的新设备就陆续运到了。特斯拉也给曾监理特柳赖德金王矿交流电工程的查尔斯·斯科特写信，请求他帮助促成他的全都订购合同。“这种工作对我的健康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这样解释道。在此期间，特斯拉在最不可能的地方找到了应急之所——托马斯·爱迪生在西橙郡的巨大实验室。在那里，哈罗德·布朗曾经电死过狗、小牛和马。新闻界长期以来都将爱迪生和特斯拉，这一对美国最伟大的奇才，形容为势不两立的对手，但是在这危难关头，爱迪生非常大度地放弃了竞争，为悲痛的特斯拉提供了临时的工作场所。

当爱德华·迪安·亚当斯最初考虑尼亚加拉瀑布水电站的财政方案时，他（和其他所有人）设想，将电传输到繁荣兴旺的大城市布法罗将是成功的关键。但现在，当第一个85吨重的发电机安置在庞大的涡轮机的厚钢轴旁时，瀑布公司的官员们发现，整个新工业都将移至瀑布公司工业地域，从而可以得到更大量的廉价电力。第一个工业家是切斯特·马丁·霍尔（Chester Martin Hall），在1893年他就宣布要将他的匹兹堡提炼工厂搬到大瀑布去。那时，这位富于进取和精力充沛的工业家意识到，铝作为一种硬而结实的金属，有着很高的需求量，但它的价格居高不下——达一磅15美元——限制了它的广泛应用。在1880年，当霍尔还是个奥柏林学院的学生时，他的教授就告诉他们，谁能生产出便宜又耐用的金属，谁就能发财。霍尔当时曾向他的一个同学嘀咕道，“我会努力去找到这金属的。”从那时起直到1884年，他始终不渝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着。

在他的木料间改装的实验室里，霍尔经历了无数次实验和失败，终于发现双氟化物可以从黏土里提炼出铝。当他用电流增能时，他得到了纯铝。很快，霍尔的匹兹堡工厂就生产出价格为1美元1磅的铝。但是如果再大幅度降低成本的话，他需要大量廉价的电，所以他希望从尼亚加拉得到。

霍尔对还未生产出来的廉价电力的坚定信心，和爱德华·古德里奇·艾奇逊（Edward Goodrish Acheson）极其相似。后者是一个化学天才，曾在爱迪生的门罗公园和欧洲受过电力培训。他是一个颇有天赋的发明家，乔治·威斯汀豪斯曾购买过他的一些专利。艾奇逊判定新兴的工业世界需要的是一种便宜的磨料，一种替代每磅1 000美元以上的金刚砂的物质。他终于设计出一种电化工艺以生产出的、他称为（人造）金刚砂的，一种硬度可以切割玻璃的物质。在他离匹兹堡不远的莫农加希拉工厂里，他已经以576美元/磅的价格出售，每天销售大约20磅左右，但如果他的价格更有吸引力的话，销量还可以翻番。同霍尔一样，他也需要大量的廉价电能。对他来说，电能可以点燃新的电弧炉，使之达到前所未有的温度。因此，他也在寻求大瀑布的电力。当艾奇逊通知董事会，说他已经与尼亚加拉瀑布电力公司签订了购买每日1 000马力电能（可以选择至10 000马力以上）合同的时候，尼亚加拉还没有输送出一个马力的电能，董事会一致同意。霍尔为了铝，艾奇逊为了金刚砂，紧跟着还会有更多的企业家建立或扩大它们的电厂或是电冶金工厂，生产“乙炔、碱、钠、漂白剂、腐蚀剂、苏打、氯。”这就是亚当斯和兰金发现的商机，当他们的基本建设尚未结束，而发电机还没开始工作时，他们却可以在当地销售掉第一批全部15 000马力的电能。

1895年8月26日，几乎在工程记者们预计的一年以后，尼亚加拉电力开始用于商业生产。近9个月的时间，工程师们都忙于反复检测整个系统的各个细节，特别是庞然大物般的威斯汀豪斯发电机。总工程师拉米描述，在匹兹堡对一个庞大发电机进行首次检测时，无数小的临时钢螺栓“由于震颤而松动，相互接触在一起导致短路……那一瞬间，在整个机器旋转结束时出现了巨大的电弧……第一眼看起来，好像整个地狱之门打开了。每个人都赶快掩蔽。”一个人设法关掉了机器，渐渐地，那极大的吞没了发电机的电弧光才平息下来。从各自的掩蔽物下出来后，工程师们赶快跑回机器旁，“有的人爬到机器下面去看在里面的人怎么样了……猜想他一定被烧焦了……但他说，火只在他四周燃烧，根本没有碰到他。”在场的人谁也没有过如此的经历。

但是现在，第一台发电机终于就绪了。在那夏末的清晨7点30分时，运河进水口打开了，河水流进了其中的一个水管，涡轮机开始旋转，于是2号发电机迅速向匹兹堡的提炼厂输送交流电。首批客户大胃口的电力需求成了既有趣又有讽刺意味的事。这可以从《纽约时报》第九版上的一篇小文章上看出来，“从电机房输送出来的电力通过铜线装置系统流到铝厂。送出的电流是交流电，在其被用于制造铝之前将转换成直流电。这是经由4台已经建好的大型旋转变压器完成的。每台机器2 100马力，共有3台。每道程序都进展顺利，所有的官员都表示十分满意。”尼亚加拉电力公司付出了几年的努力，花费了巨额资金，坚定不移地用最好的方式输送大量电流到布法罗市。亚当斯和塞勒斯大胆地选择了交流电，可现在他们所有的客户，身边的直流电触手可及，而他们向尼亚加拉要的竟然还是直流电！

布法罗市，这个曾自豪地宣称是光明之城的繁华大都市，却在授予电力特许经营权上一个月又一个月地拖延着。它的议会和公共事务委员会对相关的事宜争论不休。该由城市自己来管理电力吗？威廉·兰金主持了谈判，6年来辛苦的工作已经使他患了严重的心脏病，他作为尼亚加拉瀑布电力发电公司的秘书，早在1894年就第一次与布法罗市议员们接触，谈到要保证他们必要的特许经营权。他解释说，他的公司愿意在尼亚加拉开始挖掘新的轮井，订购更多的发电机和安装26英里长的输电线之前，就承诺10 000马力的电能。整整一年以后，布法罗的议会和公共事务委员会仍然犹豫不决，而尼亚加拉电力公司还是没有特许经营权。他们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产生分歧，布法罗市希望是在10天通知期内有权撤销特许经营权或有权随时订购所有地下电线。

但是在尼亚加拉大瀑布，1号电机房终于完工并开始运转，它已经向匹兹堡提炼厂成功地输送了一个月的电。现在两台威斯汀豪斯发电机顺利运行，这意味着尼亚加拉电力公司终于开始赢利。瀑布建筑公司的总裁亚当斯，觉得已经到了合适的时机来安排一次大规模的正式旅行，考察400万美元投资的成果，并举办一次非公开的小型活动，来庆祝他们所进行的伟大工作。于是，在1895年的9月30日，亚当斯与董事会全体成员聚集在1号发电机房，他们（除了威廉·兰金外）全都是知名的曼哈顿百万富翁，长期以来都因雄厚的金融实力受人景仰，但他们在经济危机时期，将华尔街和政府当成他们私人俱乐部一样玩弄的行径招致了人们越来越强烈的反感。

当这些董事们站在明亮的发电机房里准备拍集体照时，他们全都穿着正式的鎏金时代的礼服，黑色的外衣，高雅的圆顶黑礼帽，手里拿着黑色雨伞，这些财大气粗的富豪们被庞然大物般的发电机反衬得那么矮小。高大修长的约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年纪还不到30岁，是纽约最大的房地产商的后裔，也是一个有着许多专利的发明家，他对所有独特和冒险的策划都感兴趣。达赖厄斯·奥格登·米尔斯（Darius Ogden Mills）于纽约安家前，在加利福尼亚最疯狂的淘金热中发了第一笔大财，由此被人称为精明的投资者。他最初购买爱迪生股票，曾促使摩根对爱迪生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投资。他在布罗德街的9层米尔斯大厦云集了各方的股票经纪人和律师，也是城里第一个自主发电的办公大楼，所以，瀑布建筑公司总部设在那里就不是偶然的了。爱德华·威克斯（Edward Wickers）代表了范德比尔特，范氏是纽约中心的主要股东，是美国首富之一和地位最显赫的家族。威克斯和弗朗西斯·兰德·斯特森一道，同是瀑布建筑公司的副总裁；查尔斯·拉尼尔（Ghales Lanier），摩根家族华尔街投资公司（亚当斯是这个公司的合作伙伴）的老朋友，专长于铁路金融业；乔治·鲍登（George S. Bowdoin），是个贵族出身的摩根合伙人，经常参加摩根豪华游艇的聚会；约翰·克罗斯比·布朗（John Crosby Brown），是华尔街布朗兄弟公司的一个合伙人。

最后，也是相当重要的，是弗朗西斯·兰德·斯特森，他现在被摩根起了一个绰号“律师将军”。那年早些时候，在2月时，他和摩根一同乘私人专列赶去白宫会见总统克利夫兰，因为当时美国财政部大量流失黄金，政府处在摇摇欲坠的破产边缘。斯特森发现有些法律空子可以钻，这样一来，尽管有来自共和党国会的反对，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和摩根仍可以安排发行大量债券，让美国政府的钱袋里重新填满黄金。全国的共和党人、平民主义者和新闻界都义愤填膺，特别是知道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可以从中渔利之后。但是由于没有完善的联邦银行系统，只有像摩根这样在财政上有影响力的人才能够稳定市场。摩根认为自己是个忠诚的爱国者，这样写道，“危机如此严重，以至于没有人敢面对它。”于是，弗朗西斯·兰德·斯特森权力的光环就更加夺目了。作为一个凭自己本事发家的百万富翁，斯特森又是一名精明而实际的法律顾问。据说，摩根每年付他5万美元律师聘金，只为了有事时请他帮忙。

瀑布公司董事会如何评价这次旅行集会，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他们就像所有富人旅行一样，乘私人专列，根本无视那些乱七八糟的小买卖和招揽生意的廉价旅店。反之，我们得到的关于尼亚加拉新电能的有力见证，是来自英国科幻小说家和社会观察家的韦尔斯（H. G. Wells）：

“这些尼亚加拉电力公司的发电机和涡轮机，给我留下了远远大于风穴的深刻印象。确实，对我来说，这比倾盆大雨前偶然出现的旋涡要伟大和美丽多了。它们仿佛造出来就是为了展示的，我想是用另一种形式在表达简洁又威严的东西。它们是那么干净、无声无息而强大有力。所有早期机械发出的噪音在这里已成了过去时，这里没有烟、没有煤渣，更没有灰尘。降在凹轮坑里的涡轮机，静悄悄地像修女般安静地工作着。这些堪称贵族的巨大机器，庞大的黑色怪兽，它们伟大的睡姿超越了那些工程师所能有的工作能力……安静地走在那又长又干净的发电机房厅里，没有叮当的声音，没有喧嚷……所有这些机器都制造得如此安静和完美，就像是一个生物的心脏，可是更牢固和结实……我像在白日做梦，梦见即将到来的人之能力，以及人们将怎样使用这能力。”

人们可以推测，当这些作为瀑布公司董事的纽约百万富翁们，在首次看到上述情景时，也会陷入对这些从未有过的庞大发电机能力的幻想。两个月以后，杰出的钢铁制造商安德鲁·卡内基也来观看这最新的工业奇迹。他在贵宾留言簿上这样写道，“这壮景奇观将无疑地给所有参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毫无疑问，这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会取得巨大成功。”摩根在那年秋天，也带着他的妻子弗朗西斯和其他几个女人，到大瀑布做了一次朝圣旅行。如他一贯的作风，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只有一个人还未来到尼亚加拉大瀑布，没有看过这举世闻名的奔流瀑布和1号发电机房了，那就是尼古拉·特斯拉，是他的交流系统（最重要的是感应电动机）使这一切都变成现实。这位发明家一遍又一遍地接到游览瀑布并体验两大奇观的邀请：一是那奔腾而下的瀑布以及它的云雾和彩虹；二是那大力神般的、正在建设的电力工业，在地面下的马蹄形隧道和在斯坦福·怀特电力教堂地下室里的庞大涡轮机。可是4年来，特斯拉总是拒绝邀请。直到1896年的夏天，他终于同意来访。在此之前，他将在匹兹堡逗留一天和乔治·威斯汀豪斯见面，他们两人要一同去参观公司在特特尔谷的一座占地20英亩的新电力工厂。那天晚上，亚当斯等人将和他们汇合，然后共同乘坐威斯汀豪斯的豪华私人专列格伦艾尔号，于当天夜里上路。

第二天一早，正值旅游旺季，特斯拉第一次来到了尼亚加拉大瀑布，和其他的来访者一起，于1896年7月19日上午9时到达了小小的、但总是繁忙的宾夕法尼亚铁路火车站。在那可爱的星期日，同时出现在这重要和有历史意义时刻的，还有乔治·威斯汀豪斯——这位以坚定信念、惊人勇气和迷人魅力在电流大战中占据优势的电力巨头。同行的还有作为瀑布公司总裁的亚当斯，他大胆果断地选择采用了交流系统；威廉·兰金，这位纽约的著名律师为这个大项目而坚持不懈地奉献，并英明地指导了它的具体建设；威斯汀豪斯的律师保罗·克雷万斯（Paul Cravath）带领着他的朋友和客户们跨过了众多法律和财政上的险滩；还有威斯汀豪斯13岁的儿子，小乔治。这一行人穿过了度假人群，登上了有轨电车，沿伊利街往东南方向前行了1英里，到了城市边上。那里茂盛的树林，沿着灰尘覆盖的小路，远远显现出了庄严的石灰岩结构的1号发电机房，它的前面有一片宽阔的草坪。这个有着很多窗户的电力教堂，坐落在宽阔的运河入口处的一侧，在那里，改道的河水在太阳照射下闪闪发光，缓缓地流进电机房。

在运河的另一侧是石灰岩结构的变压器机房，也是怀特所造，是一个小得多的，与电力机房共鸣的姐妹建筑。一条石灰岩造的桥跨越运河，等待运载从发电机房到变压机房的电力导线管。当他们刚从有轨电车上下来，立刻显现在面前的是尼亚加拉河那宽阔的水面、奔腾咆哮的急流和凉爽的微风。他们终于看到了河流、运河、电力教堂，看到了隐藏着巨大成就的这静静又庄严的一切。在发电机房里，清晨明亮的光辉透过天花板高的窗户射进来，一切都出乎意料，完全不像任何其他的工业基地，这里是那么安静，那么质朴。但是那深色的金属发电机实在是高大无比，俯卧般地静坐在那儿，巨大的电流无声地被开关控制着。那个安静的星期日早晨，只有一台发电机在工作，但是特斯拉和其他人都费劲地登上去，沿着特殊的走道，极有兴趣地观看着所有的附属设备。然后他们顺着漂亮的楼梯走下去到地下凹轮井，那静得如修道院一样的地方，在那儿可以听见河水从水管中流过，然后听到并看到涡轮机在旋转。当这些人上来之后，他们走出巨大的发电机房，越过运河，来到了变压器房，当时在那里还没有变压器，通用电气的机器还在生产过程中。特斯拉特别仔细地观察所有复杂的机器，兴奋地问了许多问题。接近中午时，兰金陪同大家回到他喜欢的饭店——大瀑布饭店，这里可以俯瞰瀑布，他们在那里共进午餐。

当威斯汀豪斯和特斯拉一行人在午餐后又出现时，已经有一大群记者在等待着他们。先是犹豫了一下，特斯拉还是同意回答几个问题。“我来到尼亚加拉大瀑布，”他说道，“来考察这个伟大的电力工程，因为我想这次旅行会带给需要休息的我一些不同的东西。我最近一段时间身体不太好，可以说是筋疲力尽。”那么他怎么看待这个电力工程呢？特斯拉抬了抬头，“这一切比我设想的要好很多，完全和承诺的一样。这绝对是本世纪的奇迹……一个建设得完美无缺、独领风骚的奇迹……它和未来相联系，电力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电力的进一步普及，这些都是我的理想。它们是我一直期望和为之奋斗的，终会在默默的工作中实现。”那么怎么看待尼亚加拉大瀑布呢？当地记者焦急地问道。特斯拉毫不迟疑地回答说，“这个伟大电力项目发展的结果，将使大瀑布与布法罗联起手来，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伟大的城市。一旦实现这种统一，它们将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这就是你第一次造访这世界闻名的大瀑布和电力教堂的真正意义吗？另一个记者问道。“是的。”他说，“我特意来看它（指发电厂）。但是也因为我很好奇。我不能在一个大机器周围待得太久，它对我影响太大。机械的震动奇怪地影响着我的脊椎，以致我无法站直。”

当然，尼亚加拉电力公司最大的挑战还在后面——将交流电长途输送到布法罗。记者问特斯拉对此如何看，这是不是一个有保证的工程？确实是有很充分的理由来怀疑。在6个月之前，1896年的12月16日，在经过了14个月的犹豫和权衡后，布法罗市最终与威廉·兰金达成了特许经营权协议，责成尼亚加拉电力公司在1897年6月1日或之前，向新成立的布法罗实体——瀑布电力导线公司输送10 000马力的电能。第一个表明要签订合同的公司是布法罗有轨电车公司，该公司签了1 000马力（当然是直流电）。导线公司谨慎得不再签订合同，直到一切进展顺利再继续进行下去。当回答输送问题时，特斯拉的眼睛眨了一下说，“成功是肯定的。输送电流是整个计划中最简单的环节。它明确的和被承认的应用规定，就像空气存在一样是不可更改的事实。”当他有些激动时，他瘦长的手在脸周围比画，明显地在颤抖。

在特斯拉唱着主角戏的同时，记者们也想知道威斯汀豪斯，这个美国杰出的企业家，这个支持了特斯拉的交流电发明创造和使之成为商业事实的伟人，对目前的一切有什么想法。威斯汀豪斯非常愉快，“怀着极大兴趣和喜悦的心情”听着特斯拉激情四溢的回答。那他相信尼亚加拉电力公司真能卖掉总共10万马力的电能吗？很多人认为需求量永远达不到那么多。“这是无稽之谈。”威斯汀豪斯回答道，他的海象式的胡须竖立起来，“当你想想，单是一艘海洋汽轮就需要25 000马力的电能，这样就可以推断，根本就没有什么剩余了。这里所有的电能都可以也将肯定会被用掉。”那么电力能做什么呢？最大的好处就是使尼亚加拉大瀑布地区受益无穷，因为大瀑布地区还有1 500英亩的土地即将得到工业开发。“但是布法罗的开发可能性也将同样是十分惊人的。”他这样说道。

首先，电力得先被输送到布法罗。在电源被成功地从1号发电机房输送到伊利湖的王后城之前，整个尼亚加拉电力公司的努力，都还没有被证明是否经受住了挑战和考验。毕竟，爱德华·迪安·亚当斯、科尔曼·塞勒斯、威廉·兰金、尼古拉·特斯拉、乔治·威斯汀豪斯，以及所有杰出的工程师团队，这些年以来都没有下力气去给当地工厂提供直流电。那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他们的电力梦，是他们为之奋斗，要向全世界展示的电力梦，是向全部城市和地区革命性地输送电能，是从一个地点输出便宜和充裕的电能。从这个地点，电能流向四面八方，去满足不同的需求——照亮办公室和住宅的白炽灯、街道照明用的电弧灯、用于街道有轨电车的直流电以及用于工厂的动力。而这只是刚刚开始，一旦电能变得便宜可靠，谁又知道什么发明创造将利用这一动力呢？于是，人们展示出的利用庞大的涡轮机和发电机进行水力发电的能力，平息了怀疑者的质疑。而且，事实也正如那天威廉·兰金和特斯拉告诉记者的那样，尼亚加拉电力公司已经在竖立高耸的木制输送杆，像电报公司一样。但是直到11月初，等待许久的通用电气的变压器才运到并安装在变压器机房。它们是不断迅速改进的电力技术的最好证明：发电机的双相交流电被升压到功效更大的三相交流电后输送。到1896年11月中旬，尼亚加拉电力公司终于全部准备就绪。

11月15日那个星期日的整个上午，威廉·兰金和几个工程师都在1号发电机房里监测那输送到变压器的1 000马力的情况。无论如何，兰金向他的父亲，一个美国新教圣公会的会长，保证说实际的输送不会在休息日开始。所以在星期日夜间他才返回了电机房，不是在白天，而是在明亮的、嘶嘶作响的电弧灯光下。在里面，庞大的电机发出蜂鸣声。在外面，尼亚加拉河水急速流过，光秃秃的树上只有几片枯黄的树叶沙沙响着。兰金和一个威斯汀豪斯的工程师安好开关板。在对面变压器机房，一个通用电气的工程师一整天都在监督和检测着。他们在等待着午夜的来临。当星期一刚到，即0点1分时，威廉·兰金拉下了3个开关；在26英里外的布法罗，一小队人聚在布法罗铁路公司西南角的电机房里。一个人的眼睛紧盯着手表，当0点1分时，他拉下了两个旋转变压器上的3个刀片状开关。“大约两秒钟过去了，”一个布法罗调查员报告说，“电力专家们说时间是不能计算的。它是上帝自己的闪电旅行，而不受制于人。”尼亚加拉电力公司的交流电发出时的压力是2 200伏特，迅速被通用电气的变压器升压至10 700伏特，经由26英里长的电缆送到瀑布动力导线公司的变压器，又被降压至440伏特——输送和检测全在同一天——又被变成550伏特的直流电。布法罗的有轨电车很快就将依靠尼亚加拉的水力发电来运行，成为对这令人惊叹又崭新的无形现实的证明——远距离输送交流电能。

终于与大瀑布对接了！那天的《布法罗调查报》（Buffalo Enquirer）这样宣布道，用的副标题为“尼亚加拉的动力已经做好准备推动布法罗伟大工业的巨轮——昨日午夜电能成功传送”以及“放眼布法罗更加繁荣的明天”。实际上，电流输送一小时后就被停止了，所有相关人员都去参加庆祝盛会。布法罗现在真正成了一个有着灿烂前景的城市。它已经是世界第六大商业中心，在它的52个粮仓里囤积着成山的谷物等待运到世界各地。每年500万头牲畜从这里运输经过。布法罗有号称世界上最大的煤架桥；26条铁路线有700英里的轨道；每天有250辆客运列车从这里进出；每年大约有6000艘船只在这里的码头停泊。在不远的将来，布法罗又可以骄傲地宣称，它有着世界上最充裕和便宜的电能。

亚当斯采纳了特斯拉的意见，当电力教堂在尼亚加拉瀑布开始它伟大的工作时，没举行任何正式典礼。但是布法罗人可不是那么有节制的，尽管只是微不足道的1 000马力输送，那些瀑布动力导线公司的主管们还是决定以大型宴会来庆贺。他们把日期定在1897年的1月中旬，并且邀请了尼古拉·特斯拉，他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于是，在6个月之内，特斯拉第二次赶赴尼亚加拉大瀑布。他同爱德华·迪安·亚当斯、弗朗西斯·林德·斯特森、爱德华·威克斯以及其他几位百万富翁董事，还有威斯汀豪斯的两位首席工程师，其中一位是路易斯·史迪威，一起连夜乘坐专列赶来。1月12日，星期二，上午九点钟时，这一行人在尼亚加拉大瀑布的纽约中心车站下了火车，那天特别冷，而且一直下着小雪。小城一反常态，在飘舞的雪花和树上的冰柱衬托下显得非常可爱。这些先生们坐进等候的马车里，很快就到了豪华的观景台饭店。在那里他们见到了威廉·兰金，和他共进早餐，温和的冬日阳光透过圆顶天花彩色玻璃射下来。早餐结束后，一行人拒绝了记者的采访，登上马车直奔1号发电机房。这一次，尼古拉·特斯拉观看了变压器如何工作以及其他几个由尼亚加拉送电的工厂。下午，他们游览了大瀑布。

那天晚上，特斯拉和其他人都换上正式晚装，乘火车返回布法罗，去参加在埃利科特广场大厦举行的盛大电力宴会。这座由建筑师丹尼尔·伯纳姆——芝加哥世界博览会总策划人——设计的10层高的、有着精美玻璃天窗的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巨大建筑，被誉为世界最大的办公楼，共有600个套间。顶层是埃利科特俱乐部，挤满了闹哄哄的已到场的几百位嘉宾。每个人都得到一份尼亚加拉电力公司制作的，铝封面的菜单和标明桌号的座次表。在俱乐部黑色的窗户外面，大雪漫天；大厅内，人们嘈杂的谈话声越来越大。尼古拉·特斯拉和纽约来宾们静静地在一间小办公室里等待，远离那些当地的社会名流，直到有人来领他们入座。

300位布法罗的达官贵人，从市长到主要商贾，都出席了这次盛宴，共庆这等待已久的首次来自尼亚加拉的1 000马力的电力，那充满活力的令人惊叹的能量。大约有50位著名的科学家和电学家也来到这里以示敬意，其中包括重量级的人物，如通用电气的查尔斯·科芬和伊莱休·汤姆森、著名的电弧灯专家查尔斯·布鲁斯和《电力工程师》杂志的康默福德·马丁。乔治·威斯汀豪斯从来不参加任何庆典和宴会，派了他的总工程师路易斯·史迪威和长期以来的朋友查尔斯·特里律师参加。当然，还有不可一世的曼哈顿精英—50位富有的资本家，他们手中拥有的美元可以吞并一切。

在晚上8时，熙熙攘攘的人群涌进了灯火辉煌的金色宴会大厅。在长长的、升高了的讲台上，一个巨大海王星形的银花瓶里插满了深红色的玫瑰花，并用三色电光彩带装饰着。全体人员分别就坐在8张宴会桌旁，每一张宴会桌上都布置着一串味道芳香的菝葜，它那常青的绿色被浆过的雪白亚麻台布衬托得更加鲜亮，桌面上摆放着颜色柔和的瓷器，水晶高脚酒杯和银器。大厅里暖意融融，人们谈笑自若，温室栽培的玫瑰、康乃馨、棕榈枝和蕨类植物的清香弥漫大厅。熟练的侍者们为这喜庆的电力晚宴奉上一道道佳肴：鲜美多汁的牡蛎、龙虾、嫩水龟和半熟的牛排，伴随着加冰的雪利酒、莱茵葡萄酒和香槟酒，全部吞进肚里。《布法罗早邮报》（Buffalo Morning Express）主编自以为是地评论道，“布法罗从来没有一家公司像这样庆祝过，因为这样的事件从来没有在世界历史上被庆祝过。”

在长达3个小时的时间里，400名嘉宾尽情欢乐，布法罗的上层人物利用这难得的机会，热情地与纽约权力无上的钱商们交杯畅饮，“他们的名字几乎每日都出现在国内的报纸上。他们不光掌控一切，还创造了更多神话”。到晚上10点，随着甜点餐碟上花色小蛋糕一扫而光，雪茄的缕缕青烟开始飘动。浅棕色头发的弗朗西斯·林德·斯特森，6位祝酒嘉宾中的第一位，开始宣读给公司的“祝词”。他站起来，直截了当地发出了一大堆抱怨：自从1889年来，纽约投资者已经给尼亚加拉电力工厂和输送设备投入了600多万美元，“至今未收到一分的利润、分红或是利息”。更有甚者是，斯特森接着向突然鸦雀无声的听众提议，这新电力最有效益的方式，就是将它产生的动力用于自己的工业园区。同时，斯特森还宣称，尼亚加拉瀑布电力公司打算以低利润的方式向布法罗提供电力，但是不会准时。截至1897年6月应该提供给布法罗的9 000马力，不一定会如期实现。斯特森扫兴的祝酒词让人大吃一惊，大厅内只有敷衍了事的掌声。像斯特森这种强硬的、玩弄权术、一意孤行的人，胆敢在喜庆的宴会上宣布如此冷酷的消息，第二天当地报纸纷纷谴责了他。

市长和审计官在雪茄烟雾中，兴致勃勃地发表着他们陈词滥调般的祝酒词。轮到尼古拉·特斯拉这位奇才时，所有的眼睛都转向他，这个发明家长相不凡，他身材修长，有着一头黑色的卷发、宽阔的前额、发光的眼睛，神情略显拘束和紧张。当他一被介绍给大家，全场起立，人们挥舞着亚麻餐巾，向这位著名的科学家欢呼致意。他们仿佛要让斯特森知道，谁是世界上更值得尊敬的人。特斯拉站在那儿，谦逊地微笑着，全场沉浸在欢呼声中。当他准备致辞时，听众开始用餐刀和叉子敲着葡萄酒杯，掀起更大的声浪。慢慢地，喧闹终于平静下来。欢笑的人群各自落座。

这时，特斯拉开始用自己高亢的声调祝酒，他是谦逊的楷模，说他“几乎没有勇气向他们讲话”。然后，等到大厅里彻底静下来，特斯拉这个理想主义者强烈要求他的听众们，要尊敬“使人类在任何场合和地位都工作的精神，不是为了物质利益和酬金，而是为了成功，为了取得成功的乐趣和为了所做的事有益于他的同胞。”终于，人们等来了与这次重要的晚宴最匹配的祝词。人们疯狂地鼓掌，烟雾飞腾，有些人甚至没听见特斯拉说的“有种人……被他们的研究所激励，他们的主要目的和兴趣就是汲取和传播知识，那些人能超越世俗，那些人的口号就是精益求精！”特斯拉和听众在这电力辉煌的一刻，都很陶醉，因为这位伟大的尼亚加拉电力的发明家，使晚宴的境界超越了那些钱商冷酷庸俗的层次。就尼亚加拉本身而言，如果不是特斯拉当初毅然放弃了那将近5万美元的专利权税，结果会怎样呢？

永远实际的斯特森丝毫不为特斯拉的高尚祝词所动，他看了看手表，站起身来，大声耳语道，“特斯拉先生，我们必须在3分钟内离开。”纽约百万富翁的私人专列，已经挂在了一辆即将开出的火车头上。总是一副好脾气的特斯拉说了最后让人难忘的话，“让我祝愿你们的城市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伟大的、有着迷人自然奇迹的大瀑布的尊贵邻居。”说完这句话，他向大家鞠了一躬。所有参加晚宴的人都一起站起来，欢送特斯拉离开那激情洋溢的大厅。

那些没走的人一直庆祝到凌晨，许多人都激动万分。《布法罗早邮报》的记者描述了他们的喜悦之情，“电能是伟大的……它造就了百万富翁。它在天空中划出道道魔鬼的踪影，在地球上的湖海中安详地飘动。它隐匿在空中，它潜入每一种生物……昨夜，电能把人们带入了一个灯红酒绿的世界：它依偎在雪利酒里；它溶入莱茵白葡萄酒；它潜藏在波尔多红葡萄酒；它闪烁于香槟酒中；它在燃起激情的冰冷果汁中颤动……其味甘冽，沁人心脾，人们亲身体验了那能量的升华……活力来源于能量。”当他们在1月寒冷的凌晨，离开那世界最大的办公大楼，来到白雪覆盖的街道时，所有的人都充满着活力。“每个人在回家之后，都感到商业的车轮在大脑里飞转，都听见那庞大的发电机在耳边轰鸣，都努力排除其他一切杂念，不再有其他打算，只愿永远沉浸在对那场电力盛宴的美好回忆中。”

电流大战到此结束。乔治·威斯汀豪斯、尼古拉·特斯拉和交流电取得了最终胜利。世界也因此而永远地改变了。

电能确实是伟大的。

乔治·威斯汀豪斯

美国鎏金时代的三位巨人——托马斯·爱迪生，尼古拉·特斯拉和乔治·威斯汀豪斯——梦想着把超凡的电能传输到全世界。但是电流之战以后，三位普罗米修斯般的巨人中只剩下乔治·威斯汀豪斯一人继续留在电力发展进程中。三人中，他独自彻底地掌控了有着巨大资本、快速而危险的变化以及大型公司企业形式的新工业秩序。作为勇敢的开拓者和帝国的建造者，乔治·威斯汀豪斯继续在交流电的技术和容量方面争取更大的突破，决心让交流电成为便宜、充足、多功能的能源，以至它能带动任何东西，包括最沉重的机车。他毫不怀疑，一旦做到了这点，整个世界将是电的世界。也正是这美国工业新秩序，使乔治·威斯汀豪斯不得不与比他强大得多的竞争对手——通用电气——共同去分享他在交流电上取得的丰硕成果。这一巨大的让步，也使威斯汀豪斯开始在法国、意大利和俄国建立起海外附属机构，作为威斯汀豪斯发送“超凡流体”跨越全球的第一条纽带。

吉多·潘塔里奥尼，一位有教养的年轻意大利工程师，他曾在交流电时代为威斯汀豪斯工作过，时不时回到匹兹堡。他发现虽然他以前的老板“仍然很会招待人，机智异常，妙语连珠，但真正让他时刻惦念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机器运转得怎么样？”潘塔里奥尼发现威斯汀豪斯现在对此类问题更加专注，“生意越来越多……在商业上他真是个奇才；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的人，面对纷至沓来的众多业务，还能保持清醒头脑，指挥若定；他的远见卓识让我钦佩不已；当一个新主意出现时，你还没有意识到他是怎么想的，他已经将其解释清楚并付诸实施。”在那难熬的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萧条时期，当成千上万的企业面临破产或难以生存时，乔治·威斯汀豪斯却在尼亚加拉以他的发电机大获成功，使他的电力事业蓬勃发展。他以自己喜爱的方式，义无反顾地向前奋斗——大胆无畏、无所顾忌，去建立更宏伟的事业，制造出更庞大的机器，生产出更便宜、更有效的动力。他为能自由地掌控这一电力帝国而感到欣慰。

在尼亚加拉工厂开始运行后不久，威斯汀豪斯就着手对英国人查尔斯·阿尔杰农·帕森斯（Charles Algernon Parsons）的一种更好的革新式蒸汽涡轮机进行了研发，对美国来说这还是一种全新的技术。这些机器比蒸汽发动机功率强大得多，但体积却比较小，因而立刻成为电厂和工厂运行发电机的标准设备。威斯汀豪斯的传记作家亨利·普劳特写道，“交流电机式样的过时十分令人遗憾。作为重型工程的一部分，这是需要花费巨大成本和多年经验积累支撑起来的。涡轮发电机出现以后，这些经验大部分被抛弃了，对于工程来说……设计者不得不重新开始……又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和多年的努力。”其他工业家或许早已吓得脸色苍白，但威斯汀豪斯却连眼睛都没眨一下。正如普劳特所说，他总是先发展后赢利。

尽管业务繁忙，威斯汀豪斯始终保持着爱惜人才、寻觅优秀的发明家和工程师的习惯。他总是先买下他们的专利，然后同他们合作去创建更好的工业模式。一位法国物理学家莫里斯·勒布朗（Maurice Leblanc）发明了一种空气泵，它能够明显提高蒸汽涡轮机的效率。通用电气设法得到这项发明，勒布朗立刻提出了诉讼。正好乔治·威斯汀豪斯1901年时在巴黎，一个朋友找到勒布朗，并把他带到威斯汀豪斯居住的饭店。威斯汀豪斯和蔼地询问了情况，说：“那么就是你发誓要让美国所有的律师发财了？我们可以来谈谈条件吗？”接着他就着手安排购买勒布朗的专利，这样他就可以和通用电气共享它。他还雇用了勒布朗作为法国威斯汀豪斯协会的顾问。勒布朗成为一个热心的合作者，因为他崇拜威斯汀豪斯，“在所有事情面前他都是一位完美的绅士和慷慨的人，他自己就是一个超群的机械师……他的工作精力和能力也是同样的出众。”

管理着威斯汀豪斯法国公司的莫里斯·科斯特（Maurice Coster），经过了“在哈夫雷非常紧张忙碌的一天，正同老板坐在回巴黎的火车上，我们每人有个单间，我对他说，‘威斯汀豪斯先生，在如此繁忙的一天之后你能睡着吗？’他回答说，‘科斯特，我从来不想已经过去的事，我去休息只是为了更好地考虑明天要做什么事情。’”威斯汀豪斯就是秉承着这种坚定向前的理念，从不把精力浪费在已经过去的事情上，而是永远向前看。结果，在他一生的事业中，大约每6周就能获得一项新的专利，共计大约400项专利。这些并不是投机的发明，而是经过商业实践验证了的发明。威斯汀豪斯已经认识到，越是能掌握专利权在新工业秩序中的决定性作用，就越应该把坚决保护他公司的专利权，作为公司运作的基本策略。

威斯汀豪斯急切地希望将电力的优势应用到最重要的基础设施——火车和有轨电车中去，它们由于他的空气制动器和自动信号发生器的发明，已经得到大大的改进。在1896年，他开始同鲍德温机车厂合作，把电力应用到火车中去。以前威斯汀豪斯给曼哈顿高架铁路和纽约地铁提供动力时，设计的交流系统的电机是那么庞大，以至他们不得不在东匹兹堡工厂的特殊车间里进行组装。然而那个交流动力系统仍然需要转换成直流电，才能带动火车的发动机，这是一个威斯汀豪斯要积极设法解决的难题。

在芝加哥的白色城市和尼亚加拉瀑布工程之后，1905年时，威斯汀豪斯以最引人注目的形式展示了他崭新的交流电机车项目。在1905年5月的头两周里，48个国家的铁路负责人参加了在华盛顿区每5年举办一次的国际铁路联合会议，与会者有1 000多人。威斯汀豪斯勉强同意担任主席，因为他实在不喜欢公开演讲。两周来，代表们沿着设立在华盛顿纪念碑周围的100个帐篷式展台漫步，考察了大量的技术展品。他们聚会交流，还访问了白宫，受到了极高规格的款待。

5月16日，国际铁路联合会议结束后，威斯汀豪斯陪同300名铁路官员乘专列回到匹兹堡，去参观他最新成果中的一件实物展品：一辆全部以交流电为动力的巨大机车。一到匹兹堡，这些戴着丝绸礼帽的铁路界绅士们，就集中到了积满灰尘的铁路车场，那里为这次活动还特别装饰了红白蓝三色飘带。在他们的面前是两辆机车，一辆是已经为人熟知的强大蒸汽机车，另一辆则是一个奇怪的厢体庞然大物，平坦的厢顶上带有架空的电缆线相连接并可折叠的导线。威斯汀豪斯的工程师们竭尽全力使它就位，可还没有来得及给这新的机车进行测试。“这就是第一辆如此大尺寸的电动机车，第一辆交流电动机车，也是第一辆真正的铁路干线电动机车。”

这次展示非常成功。与威斯汀豪斯一贯的做事方式一样，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毅力，他接受了纽约、纽黑文以及哈特福德的铁路线，并将它们改为用单相交流系统。到1907年6月，改装工作完成，车辆定期检修工作开始。公司的历史学者们视这个项目为：在铁路和交流电发展中，“威斯汀豪斯伟大成就的顶点，因为它与他革命性的贡献结合在一起，成为了一件无可比拟的作品。”

在20世纪早期，威斯汀豪斯电力制造公司稳步发展着，每一年的繁荣都带来更多的销售额和更高的红利。从1901年到1907年，销售额从1 600万美元翻番到了3 300万美元。到1907年，公司的股票产生了非常可观的10%的红利。威斯汀豪斯大胆地涉入金融市场，为他飞速扩张和不断更新改进的企业提供保证，首先是增大股票量，然后发行抵押物托管契约和信用债券。1907年的春夏之交，国外金融市场的脆弱和动荡又一次开始影响纽约证券市场。到了8月10日，这种紧张不安逐渐扩大为彻底的恐慌，经济开始直线下滑，国家又一次紧张地担心起它的银行系统。“美国陈旧的银行系统就像一堆干柴，点火即着。”琼·施特劳斯（Jean Strouse）在她的摩根传记里这样写道，“1907年时，全国的21 000家州立或国家银行，都没有统一的协调管理或公共储备基金。它们中间的大多数银行都把多余的资金贷给了在纽约的代理银行、国家货币中心，而纽约人又把这些钱贷给那些证券交易所、个人以及商业机构。在哈得孙河上游的银行可以即刻通知收回贷款。”整个9月，美国人警惕地盯着市场和他们脆弱的金融机构，准备经历更大的灾难。两个美国投机商选择了极不好的时机，企图在10月初垄断铜市场，结果引发了一连串的破产——包括一个采矿公司，两个中间商和一个银行。接着有传言说，其中一个中间商是曼哈顿荷兰移民后裔信托公司的受托管理人。在还没有储蓄保险制度的年代，那些在该公司存款的储户意识到其状况的不稳定，就开始在第五大道的公司办公室外，排队将他们的美元取出来。

在那些令人焦虑的10月的日子里，乔治·威斯汀豪斯在曼哈顿百老汇165号的办公室里，自己努力筹集资金。最近一次，威斯汀豪斯突然对电气公司增加了750万美元的股票数量，从而产生了几乎200万美元的利润。随着公司的成功，乔治·威斯汀豪斯允许公司债务数目达到4 400万美元，其中3 000万美元为债券，另外1 400万美元为即刻或限期兑付的借据。许多神经紧张的银行又一次收回贷款。10月18日，一个寒冷但晴朗的星期五，威斯汀豪斯打电报给财政主管瓦尔特·厄普特格拉夫，让他马上来曼哈顿。威斯汀豪斯和他的忠实助手星期六一天都在核对账目。作为实现威斯汀豪斯宏伟的、让交流电普及全球的电气梦的一部分而开办的海外公司，在财务上出现了很大的漏洞。匹兹堡巨头即刻需要400万美元现金，当然，这笔款项不是能在当前的华尔街找到的。所以他们先乘渡船到新泽西，接着登上他的专列回到匹兹堡。第二天，威斯汀豪斯将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他得在空气制动和电气公司立即解雇1 500人，同时通过解释这只不过是暂时的权宜之计来缓和工人的情绪。

威斯汀豪斯的公关经理欧内斯特·海因里希斯，于10月21日星期一的早晨来到威斯汀豪斯大楼时，他立刻感到有点不对劲，仿佛有“一种不祥和压抑的气氛正蔓延在办公室里。人们只是悄悄地交头接耳，每个人似乎都有一种恐惧的期待，似乎某种可怕的危险即将来临。可是谁都又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

到星期二没有发生什么大问题，但是“打给威斯汀豪斯先生办公室的电报迅速增多。除了用了一小时的午餐外，老板整天坐在他的椅子上。除了忙碌的电报，还有许多陌生的访客出现，一个接一个地被领到这间大办公室里，房门在他们的身后不断地被推开又关上”。威斯汀豪斯花费了星期一整天和星期二大部分的时间，试图在匹兹堡筹集到他急需的几百万美元资金。直到下午两点前他还一直心存希望，这时有消息传来，在曼哈顿的东南区，那个荷兰移民后裔信托公司已经将仅剩的美元都付给了绝望的储户，之后把它那位于第五大道第34大街的华丽大门永远关上了。随着这个消息的传播，恐慌开始蔓延。当海因里希斯准备下班时，威斯汀豪斯步入他的办公室并对他说，“你今天晚上最好守在电话机旁。我可能有些东西给你，以便你写文件。”之后威斯汀豪斯就走了。连这位公司的副总裁都没有得到更多的关于即将发生的事情的暗示。那天下午的5点半，当他和威斯汀豪斯正要结束关于一些常规事务的讨论时，他的老板高兴地对他说，“明天我将有一项新的工作交给你。”

“那是什么？”

“接手电气公司。”在他们谈话时，那些准备破产的文件正在草拟中。

第二天早晨，当海因里希斯回到办公室时，他发现一位来自《匹兹堡电话纪事报》（Pittsburgh Chronicle Telegraph）的朋友正在等他。这位记者需要得到一份有关威斯汀豪斯电气制造公司、威斯汀豪斯机械公司以及证券投资公司全部面临破产，并且都将处于财产监管这一惊人新闻的声明。海因里希斯震惊了，当他仍然保持着镇静，说道，“噢，好的，你要威斯汀豪斯的声明。”当他走过老板的办公室时，海因里希斯发现宾夕法尼亚的美国参议员乔治·奥利弗（George T. Oliver）和匹兹堡的执政长官克里斯·玛吉（Chris Magee）都沮丧地坐在那里。威斯汀豪斯看起来倒像平时一样冷静，并微笑地说他马上会拿出一份报告。当这报告拿来时，它强调了这些公司的非凡业绩并描述了这次破产是临时性的，虽然遗憾但却是有效的，直到当期“资金紧张”的情况得到缓解。

经过那些令人惊慌的日子，星期三，10月23日，朋友们和带着良好祝愿的人们，川流不息地来到威斯汀豪斯的办公室看望他。威斯汀豪斯显得并不焦虑，他愉快地对一位助手说：“顺便说一句，麦克法兰（MacFarland），等我们把我们的涡轮机造出来，肯定会轰动的。”威斯汀豪斯与办公室的职员们共进了午餐，他们吃着三明治，而老板用力地嚼着苹果。在交谈时，他转向海因里希斯，催促他说当他和报界朋友见面时，“不要忘记对他们强调这次接收并不是公司的结束——公司基本上像过去一样完好和坚固，而且它将从这次不幸的局面中胜出，成为更大和更繁荣的企业。”这次破产对内部和外部都是一个很大的震动，但是由于资金紧缺，威斯汀豪斯别无选择。他实际地处理了这次危机，“‘说实话，这不是件高兴的事。’他对一位朋友说，‘但是在这世界上它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所有大的事业都有高峰和低谷，我们所度过的这个危机仅仅是我们日常工作中的一部分。’”

回到曼哈顿，当这次1907年的恐慌显现出来的时候，世界又一次转向摩根，他已经70岁了，有钱有势，挺着一个富豪的大肚子，一双传奇式的凶猛的眼睛，还有一个极大的鼻子，由于长满粉刺而变得红红的。在1893年的危机之后，摩根的公司使许多几乎破产的铁路得到了重建，他现在已经掌握了全国铁路的一半线路，也掌握着美国国民经济的命脉。1901年，他将来自卡内基公司的美国钢铁公司和其他较小的竞争对手组合到一起，创建了美国第一个10亿美元资产的公司。因此，只有摩根才有声望和能力来稳定这飘摇挣扎着的美国经济。这位伟大的金融资本家从里士满的教派聚会返回时，正是荷兰移民后裔信托公司事件开始的时候。坐在他豪华的麦迪逊大道图书馆里，抽着大号的古巴雪茄，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同这个国家最强大的银行家和富翁们在一起讨论，帮他认为值得去努力的人摆脱困境，他们准备筹集数百万美元以备急用。他和他的同盟让一些弱小的银行、信托公司和厂商破产。摩根和他的盟友们同美国财政部部长一起，在后来的几周里共同拯救了时局。他的一位合伙人后来说道，“在1907年黑暗的日子里，他不知道害怕，他坚信他的国家、坚信他自己，会给其他人勇气和信心，给比他年轻得多的人注入力量和希望。如果他退却了，那么整个金融大厦就会倒塌。”

有人怀疑摩根趁火打劫，获取了巨大利益。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就是其中之一，他特别气愤的是华尔街触犯了国家牢固的权力体系，荷兰移民后裔投资公司关闭那天，罗斯福刚从15天狩猎的假期中回来。在第二天的谈话中，他承认许多金融家们对自己就华尔街灾难采取的政策不满。但是他坚定地表明决心，就是要惩罚那些富有的操纵者和骗子中间的“成功的欺诈者”。罗斯福在一封私信中写道，“某些巨富的犯罪分子”没有能把水搅混到他们预期达到的阴险目的，“所以现在看来他们得自食其果了。”

至于乔治·威斯汀豪斯，这个永远乐观的人已经平安地度过了他早已预见到的财政难关，他未雨绸缪的远见是最英明的。他的5 000名雇员通过买进“一致认可的股票”，聚集了60万美元，以帮助公司的重组，这可是比欠款数额贵重得多的股值。但是到电气公司重新开张一年多后的1908年12月，威斯汀豪斯已不再是最高统治者。最后是纽约和波士顿的银行家们获得了这个他们早已垂涎的公司的大部分控制权。他们随即选出了冷酷的罗伯特·马瑟（Robert Mather）作为董事会的主席，他是一位毫无重大成就的铁路律师，由他驾驭威斯汀豪斯充满生气的公司，人们深感有苦难言。

那些曾经让威斯汀豪斯扬名的举动现在却受到了谴责——他对发明人的慷慨大方，他在研究上的大量付出，他对员工的宽宏大度以及他对新的实验性机器付出的昂贵投资。总而言之，都是金融家们通常的抱怨（卡内基的钢铁公司就是以它的极好效益和极坏的劳资关系而闻名，理论依据就来源于这些金融家，他们形容威斯汀豪斯是“一个好人和伟大的奇才，但实在不是一个好的商人”。这些批评使创建了一个又一个领先公司的威斯汀豪斯大为愤慨）。无论如何，威斯汀豪斯和新总裁马瑟的关系水火不容，日趋恶化。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在匹兹堡的一个会议结束了，马瑟先生收拾他的公文包时，一贯慷慨的威斯汀豪斯主动说，“如果你今天晚上要去纽约的话，我将很高兴用我的车带你去。我自己正要去东部。”

先是一阵不自在的沉默，马瑟只是有条不紊地整理着他的文件，并放进公文包里，然后说，“我喜欢自己一个人去纽约，自己付车费。”

到了1910年后期，罗伯特·马瑟和其他新经理们将威斯汀豪斯彻底挤出了董事会。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想把这位伟大的工业家带回日常的管理中来，但是他根本不赞成他们整个的经营理念。他知道自己感兴趣的是进步和效益，以及员工的福利，而他们的兴趣只是利润。可以预见，董事会认为威斯汀豪斯的做法完全是肆意浪费。威斯汀豪斯也反对新董事会违背对“一致认可的股票”的承诺，即向这些以高价购买、为使公司摆脱困境的股票支付红利。威斯汀豪斯感到自己对这些持股人有着特别的责任，因为他们是在危难时刻鼎力相助，从而让他渡过难关的。所以，当电气公司现在生意兴隆起来，而董事会拒绝支付这些红利时，威斯汀豪斯做了最后一次努力，想夺回他那被窃取的公司。

一个短暂的、历时两周的“政变”，一场双方代表权的争夺战开始了，当时致命的热浪正席卷东海岸的城市，这场斗争使1911年本来就炎热的7月变得更加刺激。那些厌倦华尔街贪婪富翁的人们都全力支持威斯汀豪斯。从他匹兹堡的办公室，他集结起支持者，向国家的各个报纸宣布，他们正蜂拥而至，将罢免现在的董事会。然而到最后摊牌时，这位伟大的电力家只能筹集到20万张选票，远远低于董事会压倒性的49万张。他的公关经理欧内斯特·海因里希斯悲伤地看着这令人痛心的结果。“失去电气公司，对威斯汀豪斯先生来说，是一件无比沮丧的事，从此他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毫无疑问，它摧垮了他的精神。”这个老板曾经自豪地告诉一个下属：“在我的词汇中，没有‘不可能’这个词。”现在他发现要收回自己钟爱的公司，一辆要把电向全宇宙传播的战车，真的是不可能了。它已不可改变地落到了敌人的手里。

失去电气公司是一个残酷的打击，但是威斯汀豪斯内心深处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一个实干家和一个创造者。他还有其他4个重要的公司，以及对改进世界的永不满足的愿望。虽然威斯汀豪斯一贯回避媒体和拒绝公开演讲，但在进步团体的支持下，他开始利用他的名望和威信公开游说。在1910年的1月21日，作为美国工程学会波士顿会议的演讲人，他谴责了“强大的铁路和工业联合体”的“罪恶行径”，以及它们的“自私自利和通过明显错误的方法来压制竞争的愚蠢行为”。他力劝工程师同行们支持政府的管理，因为它将勒住那条主宰着美国商业界的无情的、尔虞我诈的资本主义缰绳。虽然威斯汀豪斯从不提及他自己的公司，但它的确是一个让人寒心的例子，从中可以看到，波士顿和纽约的“财团力量”如何利用一个不规范的股票市场和脆弱的银行系统去掠夺别人的财富和资产。

到了这时，许多美国人已经看清工业家和金融家们的嘴脸，他们比强盗和骗子好不了多少，威斯汀豪斯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特例：他是一位诚实的工业家，以最适当的价格销售最好的产品，他喜爱竞争并尊重他的工人，他的财富都是理所当然的劳动所得。他晚年受到的来自华尔街的打击，给后人一个对垄断的“财团力量”的警戒性提示。在1912年的国会听证会上，这长久以来颇有争议的对金钱和资本进行垄断的细节得以透露出来：纽约市最大的5家银行的官员们，同时占据着112个美国主要公司的341个领导职位。摩根的合伙人总共在72个董事会里占有席位。威斯汀豪斯一直把这种明目张胆的勾结和强取豪夺视为非正义的做法。

威斯汀豪斯的健康状况明显恶化了，最终他于两年后的1914年去世。许多人认为，这都是因为他失去了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威斯汀豪斯电气制造公司。1912年的6月，美国电气工程师协会因为他“在发展交流电系统方面的卓越功绩”，而授予他爱迪生勋章。他和其他许多人都深感这项荣誉的莫大讽刺，它居然被授予给了威斯汀豪斯，这位曾经深深遭受爱迪生诋毁的交流电战士。来自许多其他工程组织和外国政府的大量荣誉，都如雨点般地降临到了他身上。

经历了一生的奋斗和成功，威斯汀豪斯和50岁的妻子仍然彼此深深相爱着，还有他们的儿子。10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他们在伯克郡的别墅举行了乔治·威斯汀豪斯66岁生日的庆祝会，来宾们纷纷向他敬酒，大家开怀畅饮。然后威斯汀豪斯站了起来，“他手里拿着一杯香槟，微笑地穿过桌子来到妻子面前，声音是那么柔和，那么深情，那么充满爱意，在场人全都细心地聆听着。他说道：‘如果说我的一生中有什么成就的话，那都归功于我的妻子。’”所有人都站起来，举起香槟，为这对相伴一生的恩爱夫妻干杯，祝福他们美满的婚姻，也呈上对这位改变世界的巨人的由衷崇敬。

在1907年威斯汀豪斯电气制造公司破产以后，《纽约时报》向威斯汀豪斯表达了最好的祝愿，称他是“美国人的楷模，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爱国者的崇高精神。”但是威斯汀豪斯从未真正从那次失败中恢复过来，就好像他的部分心脏和崇高的精神被切除了。1914年3月12日，乔治·威斯汀豪斯逝世于曼哈顿的兰厄姆饭店，那是他和妻子在回华盛顿特区的家时，中途停留的地方。在他去世时，他所创建的公司里有50 000名工人在工作着。公司总值达2亿美元，而威斯汀豪斯自己身价也有5 000万美元。在那强盗式的工业巨头横行的时期，威斯汀豪斯向世人证明，一个诚实的、受人尊敬的企业家也能够成功，能够建立让人敬佩和有价值的公司。这位匹兹堡巨头如愿为他的雇员队伍提供了良好而实用的工作岗位。对他来说，也许更重要的是他把电的奇迹带给了这个世界。随着一年年地过去，更多的企业、城镇、乡村和家庭实现了电气化。尽管他有过众多强大的竞争对手，但他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一位传记作家写道，“威斯汀豪斯总是为理想而工作——他的精神通过威斯汀豪斯公司流传下来，留下的是永恒的爱心，忠诚和热情。这证明公司也会有自己的灵魂。”金钱对于乔治·威斯汀豪斯个人来说毫无意义，但对使他周围的世界得到发展却至关重要。在走到生命尽头前的一天，他正乘坐一列火车，空气制动器使火车在被水冲毁的铁路上避免了一次出轨事故。他向一位助手说：“如果某一天人们谈起我和我的工作时，认为我的确给同胞们带来了一些幸福和欢乐，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托马斯·爱迪生

1892年通用电气公司组建以后，托马斯·爱迪生就很少参与电力发电领域的研究了。在那最难受的几个月过去之后，当爱迪生的秘书阿尔弗雷德·泰特，从华尔街来到西橙郡的实验室，想同爱迪生商讨一个电池项目时，生性快乐的泰特发现他的老板独自在那华丽的木制嵌板结构的实验室里。“‘泰特，’爱迪生说，我还从未听他如此激动地说话，‘我已经得出结论，其实我对电从未真正地了解。现在我要做的事和我以前曾经做过的任何事相比，将是截然不同而且重要得多。人们将要忘记我的名字曾经同电有过任何联系。’”

如他所述，爱迪生盲目地把他自己和他200万美元的资产（他合并进通用的部分）全部投入到某件“重要得多”的事情中去：一种集中分布在19 000英亩的新泽西荒野的铁矿石。几年来，同其他许多人一样，爱迪生相信美国的铁矿石已经快用光了，他推断从已经废弃的东海岸矿区，通过强力磁铁采铁可以赚钱。其实早在1889年，他就已经做好了规划并充满着对铁的梦想。他写给一位同事的信中说，“如果我能在宾夕法尼亚的磁铁矿床上得到所有权，我就独自拥有了美国自然界财富中最有价值的资源的垄断权。”在所有这些夸张的计划中，需要小心的是必须有相当可观的资金来投资，用于购买将含铁的矿石研磨成粉的巨大破碎机，然后由巨大磁体来提取铁。有经验的矿山工程师们怀疑如此巨大的机械（当时还没有）是否有可行性。爱迪生的传记作家马修·约瑟夫森（Matthew Josephson）说，那“正是托马斯·爱迪生需要听的一切”。虽然爱迪生仍然喜欢去做这件“大事情”，当时他对华尔街理所当然的不信任（他们对他的评价是一个可怜的商人）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他的手脚，因为在19世纪90年代，做“大事情”通常是需要大量资金的。

爱迪生仍然继续努力着，他花了75万美元（是他和其他投资人的钱）在新泽西奥格登一个老铁矿遗址的偏僻高地上，设计并建造了一个大型的矿石粉碎厂。到1891年春天，这些大机器轰隆隆地开动起来，它那庞大的轧轮压碎了从炸毁的小山斜坡上开凿出来的几百磅重的鹅卵石。轧碎了的矿石粉粒被磁铁石吸移走，接着铁粉被压成铁饼。但是爱迪生花了很长时间来寻找钢铁厂的客户，因为这铁饼中含有太多的磷。其间，在巨大噪音、粉尘和不断需要移动的作业中，机械故障问题也不断地暴露出来，还有潮湿矿石的流出也是常常使人头痛的问题。这个大型工厂轰隆隆地投产以后没几个月，就因为一次彻底大修而不得不关闭了。爱迪生把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大得多的事情”中去，从1894年到1897年，他经常是每周有6天时间花费在那里。这些年间，他的工厂开开关关，经常忙于大规模的修补工作，最终目标是每年能生产出30万吨的铁饼。在1895年，当爱迪生了解到他的员工计划要罢工时，他关闭了这个不赚钱的企业，关闭时间长达几个月之久。

经过一年又一年的挫折和昂贵的花费，爱迪生仍是他平时快快乐乐的老样子，为这采矿公司的艰辛生活而自豪。他穿着一件肮脏的旧大衣，戴一顶破帽子和一个防尘面罩。他要经常把防尘面罩揿上去以便吐出嚼着的烟草。星期天他就清洗干净，回到他位于格莱蒙特的豪宅。虽然到了1898年爱迪生终于有了一个完全自动化的工厂，它不再需要人工操作——这使新闻界和他的好朋友亨利·福特大为吃惊——但是由于没完没了的机械问题和故障，需要差不多200人来维持这自动化的怪物良好运行。工厂现在能够一次压碎4至5吨岩石，而资金投入已达到200万美元，大部分是爱迪生的钱。他早先的投资者们由于被国家严重的经济萧条所困扰，早就拒绝为这个被许多人开始称为“爱迪生的荒唐”的项目追加任何资金了。

1897年8月，爱迪生卖掉了他在纽约爱迪生电气照明公司的股票，他说，“我真的需要这笔钱。华尔街的朋友们认为我不会再成功，并且我是个已过时的人，因此我从他们那里甚至连1 000美元都筹集不到，但是我要证明他们是非常错误的。我仍然精力充沛，尽管我不得不因天公不太保佑这个计划而忍受痛苦。”经济并没有复苏的希望，爱迪生必须以每吨6美元或7美元的价钱卖掉他那些砸碎了的矿石才能赢利，而他预料这矿石的价格——徘徊在每吨4美元上下——会有提高。但是到了1899年，长期的助手查尔斯·巴彻勒已经拒绝被拖入爱迪生天真地称之为“奥格登宝贝”的采矿工程。他走进了布满灰尘、并伴随有那庞大的发出刺耳声音的机器的工地，去给爱迪生看一篇报纸上的一个新闻故事。当然，这可怕的喧嚣根本不打搅爱迪生，因为他的耳朵比以前更聋了。这文章讲道，约翰·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的计划是要开采明尼苏达州的梅萨比岭那广袤的高等级铁的矿藏。

当爱迪生读到报纸提到铁矿石的价格已经落到3美元以下时，大声地笑了起来，说：“好，我们也许也可以吹着口哨去关闭商店了。”事实上，他又拖延了一年，因为履行合同而赔钱。但是他没有丝毫后悔，“在我的生活中，我从未感到有比在这里工作的５年时间更好的了。艰苦的工作没有改变我的思维，清爽的空气、简单的饮食使这里的生活非常愉快。”有人认为在边远地区用他的“宝贝孩子机器”粉碎岩石，这是自从电流大战和华尔街阴谋诡计以后爱迪生的一个良好变化。于是在放弃了粉碎岩石后，爱迪生回到了他西橙郡的实验室。（他把造成惨重损失的“奥格登宝贝”又用到一个生产极好的波特兰水泥工厂中时，但经常状况依然不理想）

托马斯·爱迪生从未完全离开过西橙郡实验室。在采矿厂的那段漫长的日子里，他也回来兴奋地研究各种各样的课题。那些年间，他雏形阶段的留声机得到了戏剧性的改进，当它能播放音乐时，就给爱迪生带来了一大笔收入。

爱迪生的活动电影放映机使参观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观众看得眼花缭乱，整个电影界发展非常迅速，必须努力奋斗完善技术。到了1896年4月23日，托马斯·爱迪生的电影放映机在哈罗德广场的科斯特–比亚高音质音乐厅首次放映时，戴着精致丝帽的大批剧场赞助人和商界人士看到这奇怪的大屏幕在一片惊讶之中快速变幻，充满了色彩，“跳芭蕾的姑娘带着雨伞舞动着，滑稽夸张的拳击手，轻歌曼舞的人群，而最后是真实的场景：波涛冲击着海滩和石头栈桥，使得前排的一些观众害怕得直向后退缩。”放映结束时，观众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向坐在楼厅包厢中已头发灰白的爱迪生欢呼致意。具有良好品德的他并没从楼上走下来，因为他知道他不是这个机器的发明者，而只是电影放映机的赞助人。不过，爱迪生从来都不愿意承认他长期以来的助手威廉姆·狄更森（William K.L.Dickson）对此的重要贡献，同样也不愿接近对电影放映机具有专利权的真正发明人托马斯·阿马特（Thomas Armat），那天他就坐在楼上放映室里，平稳地操纵着他的电影放映机器。

爱迪生在西橙郡的外面建立了一个原始电影摄影棚，一间酷热的建筑，从1893年起，他的拍片人在那里制作出短小的、过度可笑的但粗糙的无声电影——职业拳击赛、滑稽短剧等等。只是到了1904年，爱迪生摄影棚制作的电影《火车大劫案》（The Great Train Robbery）才使早期的电影从短剧转成了真正的故事。这一次展示立刻促成了新的生意。这部“影片”大约只播放了14分钟，其中有壮观的火车出事的场面，女士们从歹徒手中被救出的情景以及各种灾难中的英雄行为。观众还不满足，到1909年，单是放电影的剧场就有8 000个，而这个数字迅速就翻了一番。他的实验室继续在改进电影技术，爱迪生又一次派出他训练有素的律师团队投入长期的专利战，终于在1907年胜出，取得关键的电影专利权。像威斯汀豪斯一样，爱迪生懂得拥有技术的极端重要性。

一年以后，爱迪生所有的主要竞争对手们，都聚集在爱迪生西橙郡的图书馆里，参加12月的秘密午餐会。在那里他们表面上是庆祝电影专利公司的成立，这个公司实质上是一个电影托拉斯，它每年付给那天在集体照上笑容可掬的爱迪生保证金100万美元。当一个早先的同事对爱迪生的资金状况表示关心时，他愉快地回信说：“我的3个公司，留声机厂、国家留声机公司和爱迪生制造公司（制造电影放映机和胶片）正在挣很多钱，我有很多收入。”因此，当他到了60岁时，他还是非常富有的。在威斯汀豪斯成为一位伟大的工业家、建造前所未有的更大更重的机器时，爱迪生则不知不觉地发展了美国经济的另外一个部分，一个不用集中资金和更有魅力的娱乐行业。

接下来的一个重大项目又把他带回了电学领域——开发一种更好的蓄电池。和灯泡一样，永远乐观的爱迪生完全低估了它的技术难度。1900年他开始认真地研究，到1903年介绍这种电池时，他以平常的语调夸张地宣传：“我确信这个（电池的使用寿命）最终将比４辆或５辆汽车使用的更长。”不幸的是，这种电池有两个致命弱点——它开始漏电，也不能按要求重复充电。爱迪生马上从市场上把它撤了下来，又不屈不挠地继续研究下去。他将自己的150万美元投给这个项目。最终在1909年时，他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镍铁碱性电池，它被证明具有多种用途。开始它的最大市场是电动车辆，在燃气发动机问世之前，有一半美国运输卡车用的是这种爱迪生电池。当这种销路没有了以后，爱迪生又开发了蓄电池许多其他的工业用途。这个爱迪生蓄电池公司慢慢地收回了巨额的投资。正如爱迪生曾说过的，“我总是先发明以获得资金，然后再用于继续发明创造。”

爱迪生热衷于指挥他为数众多的公司，因而保持着对外人攫取权力的高度警惕。1912年，这位开始衰老的发明家在一封信中对亨利·福特解释说：“直到现在，我扩大电池厂的经费都是用做别的事得来的利润，但这将是有限的。当然我可以去华尔街，并得到更多的钱，但是我在那儿的经验就像听肖邦的‘葬礼进行曲’一样悲伤。我还是远离他们的好。”由于他自己身边几乎没有股东，所以爱迪生从来不用担心那些钱商会再次出卖他，使他坠入深渊，也不必去听别人的吹毛求疵。但是，当他没有足够资金时，这又束缚了他。他那传奇式的顽固性格同时给他带来了好处和坏处。当别人可能因绝望而要放弃时，他的性格驱使他向前直至成功；但这也阻碍了他去认可那些不是他发明的重要技术。就像他在19世纪80年代拒绝了解交流电的重要性和20世纪20年代诋毁商用收音机一样。爱迪生不喜欢这样的创意：收音机的听众竟兴奋地去收听别人创作的音乐曲目。然而，收音机的优势迅速导致留声机的销售停滞不前继而下降——而爱迪生却没有让他的公司（表面上是由他的儿子管理）去设计和销售收音机，等到要去竞争时已经太晚了。

在作为发明家和企业家的爱迪生步入他那长期多产生涯的最后十年时，他发现自己是美国最受钦佩的人，一个真正的国家英雄，他的巨大成就由于他的平民风范更受爱戴。新闻界仍然喜欢他，他也很少使他们失望，常以坦率和幽默的评论使记者们高兴。1914年，在他的西橙郡实验室遭受一场毁灭性的大火以后，除了爱迪生还有谁能这样说，“噢，怎么能有这种事！那也好。我们正好可以扔掉大量的旧垃圾。”他的生日成为一年一度发表赞美他的文章的机会。爱迪生越来越喜欢他在佛罗里达湿地塞米诺尔风景区的海边别墅，在那里他尽情地享受着热带风光。那是他晚年的朋友亨利·福特和哈维·费尔斯通（Harvey Firestone）签名支付的。在那里，年迈的爱迪生愉快地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4年时光，他仍然为实现找到工业用橡胶这一战时资源的神圣目标，而不断努力着。

公众把爱迪生看作一个可爱的人，因为他把许多深深改变了世界的极为美好的东西带给了他们——电影成为国人的财富，而留声机无疑又给日常生活平添了许多惊喜。荣誉和勋章都归到他的名下。爱迪生和所有的工作狂一样，并没有给予他那年轻的第2位妻子充分的关爱。他两次婚姻所生的6个孩子，在他们的成长期间很少能见到父亲，他们因而认为他很令人失望，导致彼此间有些疏远。当然，其中两个儿子管理着他的公司。最终他自己公司的资产大约是1 200万美元，仅仅是威斯汀豪斯的工业公司资产的一小部分。

直至今日，托马斯·爱迪生依然是美国拥有专利最多的发明人：共1 093项。他那门罗公园的工厂被看作是早期高产的工业实验室的原型。综上所述，爱迪生在20世纪20年代被视为隐形能量的守护神，这点燃能量的电灯使生活变得如此方便、如此美好。虽然他已经长期离开电力工业，但是爱迪生的名字依然同许多当地的照明公司联系在一起，而他也高兴地沉醉于这旧日荣耀之中。1931年，爱迪生逝世，享年84岁，《纽约时报》高度赞扬这位发明家用他的天赋“魔术般地改变了世界的每一天。在那些为人类造福者的花名册中，没有谁比他为使生活变得轻松舒适而做得更多了。”

尼古拉·特斯拉

尼古拉·特斯拉，比他最初的支持者乔治·威斯汀豪斯和早先的竞争对手托马斯·爱迪生都活得长。在尼亚加拉电力公司成功之后，特斯拉把他对电的研究集中到产生非常高的电压和频率上，他最终的目的是实现可用于通信和动力输送的无限传播。他的梦想是宏伟的，远远超出同时代人的想象，当然代价也是高昂的。到1897年年底时他遇到了财务困难，这是他在给欧内斯特·海因里希斯的一封恳求信中透露的。威斯汀豪斯的这位公关经理回信写道，“我非常高兴听到你身体和精神都很好，但我深感遗憾地得知你正在患所谓的‘资金贫血’症……我会告知匹兹堡的男孩们你的愿望，并相信他们中会有人给你送去一份圣诞节纪念品。”

慷慨放弃交流电专利权税的往事，开始经常萦绕在特斯拉的心头。由于现在是威斯汀豪斯公司与通用电气共同分享着特斯拉的专利权和所造的感应马达，这些收入本来应该很容易地维持他那耗费巨大的实验室研究，而且他也应该受之无愧地成为富人。约翰·奥尼尔，他的第一个传记作者和老朋友，曾在1905年时估算，到特斯拉的交流电马达专利权有效期终止时，单是美国的感应马达就能产生700万马力的功率。按1马力2.5美元计算，特斯拉曾经像富豪般地放弃了丰厚的1 750万美元专利权税款。既然现在公司如此兴旺，为什么乔治·威斯汀豪斯不以某种方式来回报特斯拉当初的牺牲呢？我们实在是无法明白。爱德华·迪安·亚当斯在某种程度上给过特斯拉资助，但如果与特斯拉在专利权税上应有的收入相比，那真是微不足道。

幸运的是，特斯拉显示出的超级电学天才的资质，终于说服他的几个富有的纽约朋友融资数万美元以供他去完成最新的惊人发明。到了1898年5月初，美国向西班牙疯狂宣战时，在巨大的摩尔人风格的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了一个电气展览会。特斯拉焦虑地要在经过挑选而邀来的听众——都是些富有的潜在的投资人——面前展示他的新研究。人们对特斯拉的演讲总是期待着某些不寻常的、使人迷惑和不可思议的东西，能够射出巨大闪光和闪电的怪异的小机械和电气新玩意儿，但是走进这个私人演讲厅的百万富翁们，这一次发现只有一个装水的大容器，看起来就像每个小孩梦想中的一个巨大的5英尺长、3英尺宽的玩具船。尼古拉·特斯拉解释说所看到之物是个能遥控的机器人船，他把它称作“电子自动机”。他用一个能拿在手里的转换器来操纵他的船向前、转向，打开或关闭它的照明灯。作为已牢固地建立了自己声望的奇才来说，这次展示完全混合了两项重大科技成果——多频道广播系统和电子遥控技术——都具体包含在这个看起来过大的玩具里。特斯拉宣称：“在这里你们见到了第一次出现的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将为人类承担繁重的劳动。”但这些百万富翁根本没有被说服，带着他们的支票簿离开了。

由于他的自动装置没有商业价值，特斯拉回到他早先的爱好——巨大的无线电能传输，当然这也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才能向前推进。他瞄准了他的熟人，拥有惊人财富的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力劝他赞助这宏伟庞大的电力梦想。“你将看到在这新颖的原理上能够建立起来多少企业，上校，这就是我经常受到恶毒攻击的一个原因，因为我的发明对现有的工业构成了威胁。”阿斯特聪明地把特斯拉带回到了现实中，他写道，“让我们接着做振荡器和冷光，在你用一个完全不同的发明拯救世界以前，先让我看到这两个企业在市场上取得成功，到那时我将提供超出我意愿很多的资金。”尽管碰到了软钉子，特斯拉仍然坚持他的追求，继续劝说阿斯特，“我可能让一条电线上的一只白炽灯比我自己的1 000只灯泡都亮，提供5 000倍的亮光。让我来问你，上校，如果你将亿万美元投资在灯泡上，那么这单单一只灯泡的价值又是多少呢？”到了1898年底，阿斯特被说服并购买了特斯拉公司价值3万美元的股票。

住进了他的新赞助人的著名饭店，这似乎是交易的一部分，尼古拉·特斯拉把原来舒适的格拉克酒店渐渐忘在脑后，取而代之的是奢华尊贵的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大饭店。这个大饭店坐落在第5大道34街，是一座德国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11层宫殿式建筑。有着数量众多、格调高雅的公共房间，这个饭店在世纪之交时是纽约精英们的时尚巢穴，也是王室贵族愿意停留的地方。无论是欢乐的舞会或是亲密的私下谈心，在这里人们都能看到时髦漂亮的上流贵妇，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大饭店显示的是豪华、优越和炫耀。尼古拉·特斯拉满意地居住下来。

尽管特斯拉关于新的、更好的电灯泡的想法传遍世界，可他一拿到阿斯特的钱，这位举止高雅的发明家就立刻把那乏味的事情置于一旁，转回去开发他那深爱的电力前沿领域。当他建造出更大和更有力的振荡器和发电机，并能持续发出更亮的电力流光时，特斯拉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安稳地继续坐在实验室里了。他的一个朋友和专利代理人伦纳德·柯蒂斯（Leonard Curtis），刚刚从纽约返回到边远的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一个坐落在落基山脉脚下环境优美的胜地。在那里他管理着电力公司，现在已是当地采矿工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在城外向特斯拉提供免费的土地来建一个临时的实验室，还有免费的电。特斯拉开始提前送去自己的电气设备——铜棒、大捆的电线、巨大的发电机和马达，而且在春天到了那里。

1899年5月19日，又高又瘦的特斯拉来到这干燥的、气候寒冷的斯普林斯时，就好像到了自己从未去过的遥远西部。在他面前呈现的是积雪覆盖的落基山脉，而抬头看那晴朗的蔚蓝色天空，它好像高无止境。这个可爱的城镇坐落在如此壮丽的景色之中，到处是绿草野花，又因其有益于健康的矿泉水而闻名于世。特斯拉的老朋友柯蒂斯和城镇的显要人物热情地欢迎这位纽约奇才，为能有如此闻名于世、为小镇增光添彩的杰出人物而异常高兴。他们陪同他到阿尔塔–维斯塔饭店，然后盛宴款待。尼古拉·特斯拉住进了207号房间（被分隔成3间），从他的窗户里可以远眺群山，18条干净的毛巾每天早晨准时被送来。特斯拉告诉当地的记者，他计划要“从派克斯峰给巴黎发去一个信息（给巴黎博览会）——我将调查地球中电波的运行情况，一定要找到它的规律和它的原理，从而加以控制。”

这时阿斯特正在欧洲旅游，他毫不怀疑地以为特斯拉在专心于以“冷”光征服世界的实际细节，结果相反，这位伟大的发明家正为在海拔6 000英尺的高度建造他的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实验室而冥思苦想。他的第一个担忧是怎样设计并建造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电力传导器。然后是一旦它建成并运转，特斯拉将寻求使能量个体化并隔离那些被他的超级传导器传送到大气层中的能量部分。最后，他要确定地球和大气层是否——如他所期待的那样——共振于某个特定频率。这样的能量波究竟怎样传播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特斯拉在一片远远超出了城镇边缘的草原牧场上建造了一个巨大的类似谷仓的木屋，它带有可收缩的屋顶，支撑在三边的木支柱上。从屋顶伸上去一个木塔，竖着一根200英尺高的铜极，顶部有个大约3英尺直径的铜球。这个铜极是从最大的特斯拉线圈伸上去的，发明家称其为他的“放大变压器”，它能产生1 000万伏的电压。谷仓内部看起来像个跑马圈，四周都是木栅栏围墙。普通的木地板上放满了电气设备，实际是特斯拉的传导器，他想将它与当地发电站的交流电结合使用。屋子外面设置了特斯拉的接收站，外行人看起来像是一些巨大的容器。特斯拉有一个从纽约带来的助手，是个发誓要严守秘密的年轻人。为了使那些要来参观电站的人们不接近这里，特斯拉设置了高高的栅栏并张贴了许多“禁止入内，非常危险”的警示牌。一名冒险进入了这个圈地，通过窗户窥视里面情况的记者，忽然发现特斯拉的助手已站在自己身旁，他说，“你的生命有危险，只有从附近离开才能安全。”

让尼古拉·特斯拉高兴的是，斯普林斯经常有猛烈的、来势凶猛的雷雨。1899年7月3日，特斯拉正在安装他的实验室，突然注意到西方乌云密布，随即一场强烈的雷电暴雨降临，掠过大平原，在远方销声匿迹。就在那一刻，“我获得了第一个对人类进步极其重要、真实而决定性的实验证据。”他后来这样写道。在他的仪器上，特斯拉看到雷雨记录下的“又重又长的连续（电）弧”。暴风雨来了又走，然而这设备上却连续记录下电的有规律活动的痕迹，这些就是标准的电波。“留下的记录无可置疑：我正在观察驻波……这个事实的重要意义，对传输能量的系统来说已经相当清楚。正如我早就认识的那样，它不仅可以不需要导线就将电报信息传送到任何距离，而且也能将人的微弱声音在全球留下印记，再远也可以，毫无损失地传输任何能量至任何距离。”特斯拉现在坚信可以不用导线来传送能量。

他继续建造那强大的变压器，终于，实地实验的那个夜晚来临了。当黑暗将它那冰冷的天鹅绒般的地幔覆盖在落基山脉时，特斯拉站在一个看得见铜电极的地方。为这一刻，他穿上最好的礼服，戴着圆顶礼帽，穿一双厚橡胶底的鞋，他向屋里的助手发出启动开关的信号。他看到一个10英尺的蓝色火花从那个铜球中迸发出来，接着是另一个，又一个，一个比一个长，一个比一个蓝，直到它们向外爆裂成巨大的40英尺、50英尺、60英尺，然后是100英尺长的闪电，每一个都发出了巨大的隆隆雷声。

在谷仓实验室里，蓝色的光辉和飞舞的火花使发明家变得喜气洋洋。特斯拉高兴地看到，在那个铜球的上方，一道130英尺长的光芒迸发出来，一道耀眼的闪光引发了一个巨大的惊雷。接着是万籁俱寂，弥漫着臭氧的气味。周围变得那么安静，以至能够听到风吹草地沙沙响的声音。特斯拉冲进去要叱责他的助手，然后所有的电能已经失去了。当他们扫了一眼斯普林斯，那里也已漆黑一片。特斯拉吹灭了这个城镇的发电站。

整个夏季、秋季和冬季，特斯拉高兴地探索着这个未在地图上标出的高电压的地域、地球的共振和电波。他有一张场面壮观的相片，显示的是他坐在实验室里看报，而在他周围是巨大的闪电。事实上，这些是经过两次曝光成型的，但是后来发表时，报纸只是强调了他的名望，一个不同寻常的电学奇才，一个可以制造雷电与愤怒的老天爷抗衡的人。最终，在1900年的1月末，特斯拉不得不停止那些令他着迷的实验，回到纽约。

当尼古拉·特斯拉陷入纽约的光环中时，他发现这个随着时代而跳动的城市，正处在一种比以前更疯狂赚钱的状态之中。经过漫长的时间，美国的经济终于从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萧条中复苏。曼哈顿的街上依然车水马龙，但是现在和马车争道的是有轨电车和有钱人的小汽车。特斯拉愉快地搬回了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悠然自得地漫步在孔雀大道上，穿着他定做的华丽的阿尔伯特牌长外衣、活结领带、白色丝绸衬衫、受人喜爱的绿色羊皮高筒马靴、银饰手杖、小山羊皮的手套，当然还有他那双极讨人喜欢的闪烁的眼睛。尼古拉·特斯拉恢复了他在纽约的地位，开始参加社交界没完没了的宴会和歌剧晚会，同时他总是密切注视着潜在的投资人。他在斯普林斯的实验室已经成了一个费用昂贵的烧钱机器，他的钱袋又一次空了。此外，他也没有为财务进账而进行新的商业冒险。当然，他还是和阿斯特联系，只是发现这位上校的态度因为自己言而无信的做法而大为冷漠。

为了保持良好形象并吸引新赞助人，特斯拉对他最好的朋友罗伯特·安德伍德·约翰逊提出要写一篇文章。约翰逊是《世纪》（Centry）杂志的主编，他开始愉快地答应，可后来被特斯拉递交过来的标题为“人类能量增长的问题”（The Problem of Increasing Human Energy）的一篇冗长的、将哲学与科学结合在一起的文章吓坏了。特斯拉拒绝对文章进行任何修改，因此杂志社只好让步，在1900年6月发表了这篇杂乱无章的文章。文章最令人难忘的是一张特斯拉在斯普林斯实验室里拍的惊人照片。它引起了一场轰动，但更多的是消极评价。因为这些年来，特斯拉对他的工程师同伴们保持着高高在上的态度，对别人的工作不屑一顾，浮夸地描述着他那些始终未实现的项目。早在10年前，他就批评爱迪生的白炽灯泡太贵也太浪费，并预言它必然败在特斯拉优越得多的“冷”光手下。可是直到现在，这如此大吹大擂的灯又在何处？特斯拉做的和说的都太过分了。他在电学研究方面的同行们，做好了充分准备去攻击他那篇奇怪的、充满自夸的文章。他随后声称，自己在科罗拉多通过接受太空中的广播信号，从而与火星人建立了联系，但这丝毫没有减少人们对他的嘲讽。和往常一样，他又是身无分文，在1900年12月初，特斯拉请威斯汀豪斯延长早先3 000美元贷款的限期，因为他不能马上归还。

就在这最让人气馁的时候，正是皮尔庞特·摩根将尼古拉·特斯拉从绝望中解救出来，此刻他是华尔街最令人恐惧的金融家。当周旋于纽约富人社交圈时，特斯拉成了最受摩根28岁的女儿安妮喜爱的人。一天晚宴后，在摩根家意大利风格的、布满了欧洲绘画和古董珍品的大厅里，特斯拉设法说服这位伟大的银行家支持他新的冒险，因为特斯拉正渴望实现宏伟的电气梦想——电力传播的“全球系统”。然而，就和阿斯特为“冷”光投资一样，摩根感兴趣的只是——全球电报。他知道特斯拉的交流电专利已经战胜了尼亚加拉工程中的其他所有人。那又为什么要怀疑，他的无线专利在这场运用隐形的电子语言跨越海空的竞赛中不会再胜出呢？

摩根似乎减轻了特斯拉近来资金短缺的压力，因为在12月12日，特斯拉写了一封字迹潦草的、几乎是哀婉动人的感谢信：“我怎样开始说感谢呢……我的研究将向全世界大声地读出您的名字！”可没过几个月，起初还认为自己能行的特斯拉卖掉了一个公司的价值15万美元的股份给了摩根，他发现自己完全被逼入绝境了，因为这个残忍的金融家在最后一分钟加上了（作为达成这笔交易的条件）对特斯拉专利51%的所有权，不仅仅是无线电的，同样还有阿斯特认为其有可观效益的“冷”光。为了使批评家们针对他电力的“全球系统”和即时信息传播而日益上升的争议平息下来，特斯拉只好默许了。到了1901年3月初，他终于有了找到资金的希望，然而摩根和阿斯特都不会相信这能够填满电力冒险事业的无底洞。因为给世界博览会照明是个50万美元的合同，而尼亚加拉一分钱没赚之前就花费了600万美元。

大概特斯拉所能考虑的一切就是至少要让新的工作启动起来。他在长岛的肖勒姆买了200英亩的一块地，并在1901年的7月开始建造他伟大的梦想——沃登克利非塔，一个形状怪异的巨大竖型建筑，它升起来有187英尺，顶部有一个大的圆形屋顶。在塔的下面，一根120英尺的柱子穿进地下，还有16根铁管压到地下更深的300英尺处，“牢牢地抓住这地球”。在这田野上，建立起一座他的朋友斯坦福·怀特设计的引人瞩目的实验室建筑。但是就在特斯拉忙着创建他的神秘之塔时，马可尼（Marconi）在1901年12月12日成功地穿越大西洋传送了字母S，这让全世界大吃一惊。特斯拉有段时间确信马可尼侵犯了他的多项专利，但是就像爱迪生在电灯泡发明的早先日子里一样，他首先不能被品德低下的“专利掠夺者”所打搅。而当他看到马可尼对他有实际威胁时，他又不可能承担得起——就像爱迪生和威斯汀豪斯那样——昂贵的费用去打官司。他几乎已经支付不起自己在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的生活费用了。

特斯拉如果要完成他的电塔，就需要更多的钱，1902年1月2日，他给摩根施加压力，“摩根先生，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资金困难中，我需要大笔的钱，否则我将丧失这伟大的成果和一个极好的发财机会。”但是摩根却不明白，为什么马可尼以少得多的钱取得成功以后，他还要为无线传播投入更多的钱。特斯拉解释了自己那个庞大得多的计划——这个几乎已完成的塔，远不是为了那小小的穿越大西洋的电报，而是一个巨大的发射机，它能利用无线传播技术和廉价的电力来产生跨越地球的1 000万马力能量。“你是要帮助我呢，还是让我那——几乎要完成了的——伟大的研究工作完蛋呢？”他这样问道。

摩根没有被打动，而是被深深地刺激了，因为特斯拉已经骗了他很多钱，都浪费在空中楼阁式的方案上。他不仅断然表示“现在没打算给予任何进一步的贷款”，而且他也不愿意向特斯拉归还专利，从而阻止了特斯拉去寻找其他赞助人。1904年1月，特斯拉低三下四地出现在摩根的华尔街办公室，为了“向你证明我已经把我能做的做得最好了，而你对我发火和吼叫就像对待一个办公室的侍童，6条街以外都能听到。你没给一分钱。这已经传遍了整个城市，我的名誉受到了损害，让我的敌人心满意足。”（我们不知道特斯拉是否曾经为了用于沃登克利非的钱向威斯汀豪斯求援过，但是看来他是做过，而且在那里也被断然拒绝了）

特斯拉的传记作家都很奇怪，摩根是否由于他在通用电气的巨大投资，而故意要破坏特斯拉实现发展一个超级的无线能量系统的梦想呢？摩根肯定有巨大的资金用于正在整个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不断扩大的电力系统。他极力讨价还价，从而得到了一个来之不易的控制特斯拉专利权的协议，他绝不会放弃而留待别人来发展的。摩根也许有充足的理由去阻挠一个新的、未经考验的而且可能是革命性的技术，这可能使摩根自己的努力和巨大投资前功尽弃。但是这一次，永远理想化的、天真的特斯拉也有了一个太糟糕的记录——除了他和威斯汀豪斯的交流电良好合作以外——从未将他非凡的理念和发明转变成可行的商业产品。所以强硬的摩根也许就是感觉到他已经付出了那么多钱，但是专利还没有证明能产生什么价值。

绝望的特斯拉给摩根写了一封很长的失意信，令人同情地列举了一页又一页的理由，来恳求这位华尔街巨头重新恢复他们短暂的、没有结束的合作关系。特斯拉似乎还是没有明白，一个像摩根这样铁石心肠的巨头是绝不会被这种辞藻过于华丽的表白所感动的，诸如“几乎没有一个晚上我的枕头不被泪水浸湿，但你不要以为这是软弱所致，我完全能保证完成你交给我的任何任务。”这封信得到了来自摩根私人秘书的答复，“摩根先生让我通知你，他不会在这件事上再做任何更多的事了。”特斯拉通过给冷淡的摩根写了下面的话而聊以自慰，金融资本家的工作是“过去时态，我的才是流芳百世。”

直到今天，沃登克利非仍然是一个科学上的难解之谜。特斯拉究竟想怎样实现他那令人难以相信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呢？他已具有了他声称要做的技术了吗？为了使特斯拉的交流电马达真正在世界上运转起来，需要大量的实际工作和巨额投资，而这些实际工作恰恰是被他忽视的。特斯拉不仅不能推动他那几乎要完成了的电塔继续向前，甚至不能为自己急需保护的许多专利提供足够的律师费用，导致他丢失了全部的专利权税。由于性格上的孤僻，不愿去依附一个有声望的大学或大公司，特斯拉完全处于不利的地位。到1905年，他已经无法承受远在沃登克利非的实验室开支。又过了10年，他将自己的才能倾注到涡轮发动机上，但是由于缺少资金，同行人的怀疑，这些机器从未变成实用的商业产品。在1913年摩根去世之后，特斯拉立刻开始恳求这位金融巨头的儿子。就在那年圣诞节之前，他写道：“我急需钱，但在这可怕的年代里我得不到它。”小摩根表示了同情，给住在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的特斯拉送去5 000美元。

4年以后，当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将1917年的爱迪生勋章授予特斯拉时，主持人指出：“如果从我们的工业世界中剔除特斯拉先生的研究成果，那么工业的巨轮将停止转动，我们的电车和火车将停止行驶，城镇将陷入黑暗，工厂将关闭。是的，这一研究的影响是那样深远，它已经成了工业的经纬线。”但就在前一年，这位使他的交流电发明成为现代世界动力的人不得不宣告破产。由于支付不起账单，特斯拉最终不得不放弃抵押物，将他深爱的（但从未完成的）沃登克利非实验场给了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那是他从1898年起一直居住的地方，但账单上还有2万美元的欠款，为了使这块地更容易出售，这个饭店费力地将电塔炸毁了。

乔治·威斯汀豪斯在1914年已经去世，但是特斯拉继续造访这个电气公司，错误地认为他们还能发展他的发明，特别是当他们进入了新的无线电领域。在1920年，特斯拉仍然愿意提供服务，但“取决于你们公司愿意通过了解，和我达成比30年前获得我的动力传送系统的人更慷慨的协议。”一次又一次，这个公司客气地告诉他不需要。特斯拉在给《纽约世界报》的一封信中抱怨道，“如果威斯汀豪斯的公司没有采用我的发明，那么它们在现实中已经消失了；而对我的劳动，它们之中的任何人都没表示过丝毫的感谢，这是显而易见的不公平和忘恩负义。”这个骄傲的、极有才华的怪人继续以顾问身份偶尔去争取酬金，但是他在集体环境中做得并不好。他不时地写着文章，常常是些叙述自己往日辉煌的怀旧文章。

但尼古拉·特斯拉的早期贡献确实是非常伟大的，而他的许多“古怪的”预言在几年或几十年后显现时，更证实了他的先见之明。这位年迈的发明家总有一群固定的、忠诚地追随他的人，受他的研究和作品所鼓舞的那些年轻科学家们，如科学作家约翰·奥尼尔，以及来自威斯汀豪斯年代的老朋友们，如著名的工程学教授查尔斯·斯科特。他们设法使他获得了一些荣誉，在1931年特斯拉75岁生日庆典时，他们安排了一份生日贺词来赞美他的伟大贡献。《时代周刊》将特斯拉放在封面，祝贺他的寿辰并称他为时代的奇才。“我一直在过着隐居的生活，一种可以不被打断而能集中思考和苦思冥想的生活。”他说过的话被引用，“当然，我积累了很多想法和主意。问题是我的才智是否足以使它们被认知并造福整个世界。”

威斯汀豪斯电气制造公司——担心这个年老而贫困的特斯拉造成不利的公众影响——决定从1934年开始支付他的新居，纽约人饭店3327号房间的账单。对于一个很久以前为这个公司放弃了好几百万美元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目——每月125美元。与之相比，通用电气支付给另一位年迈的发明家威廉·斯坦利每月1 000美元津贴。前南斯拉夫政府也开始捐助给特斯拉一小笔养老金。特斯拉继续从事发明，当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宣布取得了一项新的“死亡射线”武器的专利时，新闻界对此给予了广泛报道。据说，特斯拉总共有111项美国专利，显然他还有许多其他发明因嫌麻烦而从未去注册。但是由于缺少赞助人，他的大多数发明要么只是停留在纯理论阶段，要么就是从来没有真正发展成为有商业价值的产品。

特斯拉越来越多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就像以前一样浪漫，也一样的古怪。饭店的厨师长专门为他烹制素食餐，他还坚决要求对自己的帮助不能近于一英尺的距离，部分原因是他对病菌的恐惧。他最终放弃了那过时的长礼服和小山羊皮手套，而改穿正规的合身的商务制服。尼古拉·特斯拉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对鸽子产生了奇怪的强烈感情。他从没结过婚，又因为所有亲戚都在欧洲，他只能从这些咕咕叫唤的、摇摇摆摆行走的动物中去寻找亲情和安慰。他比他大多数的老朋友都活得长，如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斯坦福·怀特、马克·吐温。他常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和帕特里克大教堂外面喂鸽子，同它们聊天来消磨时间，经常待到很晚。如果他发现一只鸽子生病或是受了伤，他就会把它偷偷带回到饭店的房间里护理，直到它恢复健康。他对一只举止特别优雅的白鸽极为宠爱。

一天晚上，年迈又憔悴的尼古拉·特斯拉和奥尼尔坐在饭店大堂里聊天时，他讲述了这只白鸽的故事，“我爱那只鸽子。是的，我爱它就像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她也爱我……有了她，我的生活才有了目标。一天晚上，夜色已黑，我躺在床上，像往常一样思考着问题，像平时一样，她从开着的窗户飞了进来，站在我的书桌上……当我注视着她时，我知道她想告诉我——她就要死了……当那只鸽子死了以后，我的生命之魂也随之而去。直到那时我才确切地知道，不管我的计划多么艰巨，我都能努力完成。但当我失去生命之魂以后，我知道自己一生的工作已然结束了。”

1943年1月7日，当雪花飘过纽约人饭店第33层的房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在全世界蔓延时，尼古拉·特斯拉逝世，享年86岁，临终之时的他孤独而又贫困。虽然特斯拉长期以来是一个美国公民，但南斯拉夫政府将他的葬礼安排在壮丽辉煌的纽约圣约翰大教堂。有2 000多人在1月12日前来送别这位电力天才。考虑到潜在的重要科学价值，美国政府秘密地将特斯拉的一些著作和论文窃为己有。

可悲的是，特斯拉死得太早了一些，没有看到最后一次为他的辩护。全世界都认为马可尼是无线电之父，然而当马可尼以美国政府侵犯了他的无线电专利而提出起诉时，美国的高等法院裁定，记录显示是马可尼侵犯了特斯拉的专利！尽管这也像特斯拉的其他大多数发明一样，没有产生商业效益。

直至今天，尼古拉·特斯拉留给世人的印象仍然是，极其聪明而又捉摸不透，一个科学家、发明家、梦想家和理想主义者，他对尼亚加拉瀑布工程的贡献至今仍是人们争论的话题。他是退化成了一个怪人，还是领先于他的时代几十年？电造就了成千上万个百万富翁，然而特斯拉，这个使电气时代成为可能的人，却从来不在他们之列。可他毕竟还活着看到了交流电系统跨越了全球，照亮了一个又一个国家，带动了数以百万计的马达。从当年踏上纽约港以来，特斯拉做了近60年的将世界电气化的伟大梦想，这梦想最终还是实现了。

电力

电究竟是什么，是那种“微妙、活跃的流体”吗？当电力变得更普遍、更可靠、更实用时，这些由那三位普罗米修斯式的创始人——爱迪生、威斯汀豪斯和特斯拉最早提出的梦想已经实现了。尼亚加拉发电站建成之后，发电机数量不断增加，仅在1902年它就提供了美国全部电量的五分之一。正如历史学家戴维·奈（David E.Nye）写的《充电的美国》（Electrifying America）一书中所陈述的，1910年时，美国的工商业还热切地期望着将电融入他们的日常工作中，以迅速地提高生产力。到1940年时，电力已在社会中普及，美国的生产力提高了300%。爱迪生的传记作家马修·约瑟夫森计算过，像汽车制造商亨利·福特的那些流水线生产的工厂，效率明显地提高了50%。而且，电绝不仅仅应用于唯一的领域，它在确保极大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上起着重要的作用。电的成本也由于发电效率的提高而稳步下降。在1902年，一个中心电站产生1度电需要7.3磅的煤；而到1932年，煤用量下降到1.5磅。

然而，住宅电力服务系统的发展却要慢得多，因为电力公司首先关注的是能得到更大利润的商业用户。此外也由于早些年用电还是一种奢侈的做法，因为它比煤气贵得多，而且不够安全。1907年，全国范围内仅有8%的美国人住在有供电的房子里。到了1920年，这个数字有所增加，但也仅仅是35%。随着供电系统的改进，成本下降，美国人对家庭电力需求的呼声也像商界一样高涨起来。到了20世纪20年代，在主要的大城市，如芝加哥，已有95%的家庭用上了电。

到了1930年，美国的都市家庭都已普遍认识到电普及的意义，即使在中西部的中等城市，如曼西、印第安纳等地，95%的家庭已用上了电。同样有说服力的是，那些节省体力的现代化设施都离不开电，比如电熨斗、吸尘器（1919年销售了75万台）、洗衣机、烤面包机和热水加热器。在爱迪生盘算着怎样建立第一个输电网之后的仅仅30年，电已经变成整个美国都市生活的日常用品。许多妻子愉快地辞掉了女佣，自己做起了容易得多的家务活。

尽管电灯和洗衣机很方便，也没有能像20世纪20年代初收音机进入家庭时带来的巨大变化和喜悦，但这是第一次，正如特斯拉曾经断言的，人们能够接通世界上相距遥远的地方，从一个大木盒子里收听到生疏的声音和音响。现在，当他们的球队到城外去比赛，总统要发表演讲，或是一位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要在纽约演唱，美国人都能跟踪这些事件。广播剧使他们着迷，笑话让他们的日子轻松。在10年之内，几乎每个（用电的）美国家庭都有了一部无线电收音机，这难道不令人吃惊吗？如果说无线电对国家的团结和激励少年的成长有重大的影响，这也许是言过其实，但是电的力量确实使重要的与轻微的、高尚的与卑劣的事物得以区分。

由于在早先几十年中，电被纯粹当作一件商品，所以内陆地区的居民使用电的机会很少。例如截止到1934年，全国只有十分之一的农场有电，因为电的服务是由利润率多少来决定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首先提出这样的观念，那就是远离城市的农民们也应该和住在城市和乡镇的美国人一样，享受用电的优惠。由于长期以来，电完全被看作是一个谋取经济利益的商品，所以民用电力设施建设停滞不前。新的安排随着政府支持的乡村电气化项目而向前进展，但是，由于带电的高压线要横跨高山和草原进入遥远的农庄，政府花费了25年的时间才最终结束了内陆居民长期依靠蜡烛和煤油灯照明的历史。在这几十年当中，当电成为现代文明的生命血脉时，它的价格几乎下降了一半。农场主们很快就和商人以及家庭主妇一样，用电来做各种繁重的劳动。

虽然，电给我们带来极大益处，赐予了我们众多神奇的礼物，但它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弊端，当然仅仅是很少量的。我们的世界被各种各样的机器带动着，变得比以前吵闹得多。到处是马达和发电机的嗡嗡声、隆隆声和引擎的轰鸣声，持久用电带来了噪音，充斥在空气里。自然界的声音，如草原的宁静，都被人造的嘈杂声淹没了。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发展，曾经完全是群星闪烁的美国夜空，已经逐渐被人造电灯所代替。如今，当夕阳西下、夜幕降临，世界已不再是一片漆黑，而是呈现出一片黄灰色，尤其是沿着地平线上方。因此，天上的群星，就很难而且经常看不到了。在《充电的美国》一书中，有人哀叹道，“处于机器时代的我们给我们自己带来了夜间的敌人，现在夜晚也不再像它原先的样子……今天的文明社会里充满了这样的人，他们对有着诗情话意般情调的夜晚丝毫没有概念，他们甚至没有见到过真正的夜晚。”电给人们管理生活提供了更多的方便，但同时也打破了大自然时间和季节的节拍和韵律。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宁静，就像消失了的自然光线一样，不复存在，也不再有那种家人围聚在壁炉前取暖和照明的情景了。男人、女人和孩子越来越多地退缩到他们那又舒适又方便的居所里，或越来越多地被迫在照明良好的办公室或工厂里辛苦地工作。

那些电气设备的兴起，如无线电收音机、电影、电视、纪录片、计算机和互联网，也意味着这一阶段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过，人们通过屏幕被动地感受着生活，看到的和观察到的活动都是由别人组织和出席的。而在过去，欣赏或参与音乐、喜剧、舞蹈、政治活动、演讲或者运动会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是作为实际参加者或是观众出席的。19世纪，人类的经验是第一手的、亲身的、直接的、真实可靠的，除了那些书面文字和图像，包括绘画和照片。电给我们带来的丰富多彩的新经验，但是它们之中更多的是间接经验。

尼古拉·特斯拉活着看到了他的伟大发明、他送给人类的伟大礼物传遍了整个大地，正像他所期望的那样，照亮了家庭、活跃了社会、振兴了整个国家。尽管晚年生活是艰辛而失望的，但永远是理想主义者的特斯拉说：“我不断体验着一种无法用文字来表达的内心满足，那就是我的多相（交流电）系统已被全世界所使用，减轻了人类的束缚并带去了舒适和幸福。”铁路和电报的发展改变了旧时代长期以来对距离和时间的观念，蒸汽发动机已经显示了机器创造能量的潜力。电解开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缰绳，赐予人类难以置信的财富：由于黑暗，我们曾经损失了数不清的时间；由于繁重辛苦的劳动，我们失去了更多的时间。没有了这些损失，人类认识周围世界的能力和想象力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和发挥。如今，即使我们承认失去了19世纪的亲密和真实，反而遭受着不间断的噪声侵扰以及机械化对现代生活的冲击，但是，电的到来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时间、能量和可能性的感知力。

电的力量确实是伟大的。

EMPIRES OF LIGHT

EDISON,TESLA,WESTINGHOUSE,AND THE RACE TO ELECTRIFY THE WORLD

致谢

在本书搜集资料和写作的过程中，本人一直得到许多人士的帮助。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经纪人简克劳/内斯比特公司的埃里克·西蒙诺夫，他在我工作的每一步都提供了极好的建议；还有我的兰登书屋的编辑凯蒂·霍尔，她自始至终热情洋溢、精明干练、给予了我最好的编辑校改的指导。

拉特格斯大学从事托马斯·爱迪生资料研究的保罗·伊斯雷尔回答了我许多问题，帮助我和兰登书屋的萨拉·麦肯尼查阅到大量令人惊奇的在线档案资料。他还仔细阅读了我的手稿并做出了评议。无论是伊斯雷尔的出色传记《发明的一生》（A Life of Invention），还是他与罗伯特·弗里德尔、伯纳德·芬恩的动人之作《爱迪生的电灯：一项发明之传》（Edison’s Electric Light：Biography of an Invention）都是本书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在新泽西西橙郡的国家爱迪生史迹馆的道格·塔尔提供的照片非常有价值。在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美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伯纳德·芬恩和哈罗德·华莱士为我解答了大量问题，并慷慨地展示了他们收藏的早期电气设备。

美国公共事业公司（USA Service Company）的罗伯特·迪什诺博士对本项目表现出极大热情并给予了不懈的支持。他是锡拉丘兹人，在布法罗和尼亚加拉担任导游。他把我介绍给尼亚加拉瀑布城公共图书馆地方历史研究室的主管莫琳·芬妮。在我拜访该机构期间，布法罗和伊利县历史学会的图书馆员们也对我帮助极大。迪什诺给予了我可贵的帮助，使我能够参阅尼亚加拉电力公司的原始档案以及爱德华·迪恩·亚当斯的文稿。美国国家电网公司的档案管理员约瑟夫·桑托雷做了长期细致的工作，他为我提供了有关档案、信函和照片。

在匹兹堡，乔治·威斯汀豪斯博物馆的馆长爱德华·雷斯安排我查阅他们的档案，使我获得许多珍贵资料。在那里，我女儿希拉里是我的头号助手。匹兹堡布拉德福德大学的蒂姆·齐奥卡斯教授给了我一路方便，让我享受他自己在威斯汀豪斯档案中发现的成果。而后，他又细心地审阅了我的手稿。西宾夕法尼亚历史学会的理查德·普赖斯在当地为我进行了有益的查寻。在波士顿，戴比·芬克豪斯仔细翻阅了哈佛商学院贝克图书馆和马萨诸塞历史学会的历史档案，以寻找威斯汀豪斯的有关资料。在纽约，兰登书屋的萨拉·麦肯尼花了好几个小时搜集有关电力公司董事会席位之争的新闻报道，而且利用在线的爱迪生档案寻找各种重要文献。还是在纽约，摩根图书馆的克里斯蒂娜·纳尔逊从该馆的档案中为我提供必要的手稿。在费城，美国哲学学会的安·卢兹则送来了与尼亚加拉瀑布城有关的科尔曼·塞勒斯的文稿。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城外的哈格莱博物馆的克里斯托弗·拜尔，迅速为我解答了与宾夕法尼亚铁路局有关的所有疑问。在兰登书屋，丹妮尔·德金在本书最后阶段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在华盛顿特区，国会图书馆手稿部的管理员们十分友好地向我提供了特斯拉的文稿。电影制片人罗伯特·尤思有两部关于特斯拉的纪录片在公共广播公司（PBS）播放，他在我寻找照片时，帮助我与贝尔格莱德的尼古拉·特斯拉博物馆以及其他特斯拉团体取得联系。伯纳德·卡尔隆教授一直在撰写一部特斯拉传；在我刚刚开始写作本书时，他慷慨地给我看了一篇文章的草稿并进行了多次有益的讨论。在巴尔的摩，我必须再次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艾森豪威尔图书馆的管理员表示感谢，因为他们做出了卓越的努力，尤其是馆际借阅处的那些工作人员。没有他们和善而广泛的帮助，我是不会写出此拙作来的。还是在巴尔的摩这里，我有幸参观了无与伦比的灯泡博物馆，在那里人们可以见到原始的爱迪生灯泡和威斯汀豪斯的控制灯。

我还要衷心地感谢那些阅读我的手稿并做出评价的众多人士。他们是：保罗·伊斯雷尔；罗伯特·迪什诺；蒂姆·齐奥卡斯；我的丈夫克利斯托弗·罗斯；我的叔叔，发明家和企业家纳尔逊·琼斯；IBM主管维克托·罗米塔；纽约市史学爱好者罗伯特·萨林。他们都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帮助我修改手稿。我还非常感谢克利斯托弗·巴克，是他早先对这个故事的热情激发了我写作的欲望；我还要感谢德波拉·巴克对我的款待。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公公，艺术家约翰·罗斯（John Ross），是他绘制出如此精彩而适用的图表，阐明了电的奥秘。

EMPIRES OF LIGHT

EDISON,TESLA,WESTINGHOUSE,AND THE RACE TO ELECTRIFY THE WORLD

书目摘要

我深切地感激那些把早期的电写得如此精彩的众多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无论他们写的主题是科学家、发明家，还是电力工业本身。

有许多传记是关于托马斯·爱迪生的，但最近的和对我最有用的是保罗·伊斯雷尔写的《爱迪生：发明的一生》（Edison: A Life of Invention）（1998），此书关注重点是科学和商业。保罗·伊斯雷尔还和罗伯特·弗里德尔及伯纳德·S·芬恩合作写了《爱迪生的电灯：一项发明之传》（1986），此书提供了关于灯泡这一重大而艰难的发明过程中引人入胜的情节。弗朗西斯·杰尔的三卷集《门罗公园日记》（Menlo Park Diaries）（1937），描写了大量难以置信的动人细节，但并非全部可信。马修·约瑟夫森的《爱迪生传》（Edison: A Biography）（1959），是第一部利用大量爱迪生的档案资料写成的著作，读来令人愉快，而且富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大约在我开始酝酿此书的时候，拉特格斯大学几乎一半的爱迪生档案——大量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都已经可以在网上查到。

至于尼古拉·特斯拉，约翰·J·奥尼尔的传记《慷慨的天才》（Prodigal Genius），是一部伟大的入门书，是一位熟知特斯拉的作家所写的。它出版于特斯拉逝世后不久的1944年。马克·赛弗的1996年版传记《奇才：尼古拉·特斯拉的生平与时代》（Wizard: The Life and Times of Nikola Tesla）使用了许多奥尼尔还无法得到的资料。其他重要的资料有国会图书馆的特斯拉信件和尼亚加拉莫霍克（Niagara Mohawk）档案。还有大量已经发表的、可以利用的特斯拉讲演集、著作和专利申请书，以及有关部门保存的他的论文，这些论文通常是特斯拉的许多热心崇拜者的心爱之作。玛格丽特·切尼和电影制片人罗伯特·尤斯合著的《特斯拉：闪电大师》（Tesla: Master of Lightning）（1999），是一部有大量插图的优秀休闲读物，是与尤斯的公共广播公司纪录片同名的配套书。

遗憾的是，自从亨利·普劳特受威斯汀豪斯公司委托，写了《乔治·威斯汀豪斯生平》（A Life of George Westinghouse）（1926）以来，还没有关于威斯汀豪斯的新传问世。此书明显地令人感到，弗朗西斯·勒普的《乔治·威斯汀豪斯：生平与成就》（George Westinghouse: His Life and Achievements）（1918）是有很多缺陷的。无论谁想要写出一部这位匹兹堡伟大的工业巨头的新传，他都会立即为原始资料难以置信的匮乏而心灰意冷。这是一个甚至连普劳特和勒普都会为之抱怨的问题。威斯汀豪斯不像爱迪生和特斯拉那样保存其个人信函和文件，也不希望让自己曝光于新闻界。然而，当商业历史学者哈罗德·帕瑟撰写其权威巨著《电气制造商们：1875–1900》（The Electrical Manufacturers 1875–1900）（1953）时，已经能够利用公司在匹兹堡总部的、他称之为“威斯汀豪斯历史档案”的资料，他对许多极令人感兴趣的威斯汀豪斯的个人经历，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显然，哈佛商学院学者帕瑟似乎是唯一可以随意阅读这些档案的历史学家。此后，所有接触这些档案的人都要经过严格审查。不幸的是，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于20世纪90年代末解散威斯汀豪斯公司时，这些历史档案好像都不见了。但是，还有少量的档案保存在匹兹堡郊外威尔默登的乔治·威斯汀豪斯博物馆里。在那里，人们可以找到20世纪30年代搜集和整理出来的关于乔治·威斯汀豪斯的大量完整的回忆录。

戴维·奈的《充电的美国：一项新技术的社会意义》（Electrifying America: Social Meanings of a New Technology）（1990）是在全国体验到电灯和动力普及时的最富有启发性的著作，而安德里亚斯·布卢姆和路易斯·利平柯特的《电灯！1750–1900的工业时代》（Light！The Industrial Age 1750–1900）（2000），则展现出艺术家们如何吸收这些新技术的动人景象。

当写到纽约市时，我发现埃德温·伯罗斯和迈克·华莱士写的精彩的《哥特姆》（Gotham）（1999）和肯尼斯·杰克逊令人信服的《纽约市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is of New York City）（1995）都是极其珍贵的。至于匹兹堡，我有幸找到了斯蒂芬·洛伦特的巨著《匹兹堡》（Pittsburgh）（1964）。而芝加哥，我则参考了唐纳德·米勒出色的《世纪城》（City of the Century）（1996）。还有尼亚加拉瀑布，则参考了皮尔·伯顿的《尼亚加拉》（Niagara）（1992）和查尔斯·梅森·道编纂的《尼亚加拉瀑布文集与著作目录》（Anthology and Bibliography of Niagara Frontier）（1921）。尼亚加拉的其他重要资料还有罗伯特·贝尔菲尔德1981年的博士论文《尼亚加拉边境》（Niagara Frontier）以及爱德华·迪安·亚当斯仔细汇编的记录建设尼亚加拉水电站的档案。这些档案都被尼亚加拉莫霍克电力公司保存在锡拉丘兹（Syracuse），成为爱德华·迪安·亚当斯撰写的两卷本正史《尼亚加拉动力》（Niagara Power）（1927）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此书虽然气势磅礴，但仍然让人感到杂乱无章；不过尽管如此，它还是可以帮助读者了解甚至解决一切的困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光电帝国 ：爱迪生、特斯拉、威斯汀豪斯三大巨头的世界电力之争 /（美）琼斯著；吴敏译. —2版.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5.6

书名原文：Empires of Light：Edison,Tesla,Westinghouse,and the Race to Electrify the World

ISBN 978–7–5086–5246–7

I. ①光… II. ①琼… ②吴… III. ①电力工业－工业史－世界IV. ①F41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805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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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帝国
著者：[美]吉尔·琼斯
译者：吴敏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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