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的应酬和交往

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 增订本

白谦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 序

- 上篇 傅山与魏一鳌——清初明遗民与仕清汉族官员关系的个案研究

- 一、魏一鳌的家世和早年生活

- 二、魏一鳌在山西任官期间和傅山的交往

- 三、魏一鳌在“朱衣道人案”中的作用

- 四、魏一鳌辞官后的生活

- 五、余论

- 附录 《丹崖墨翰》简介及释文

- 下篇 从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论及中国书法中的应酬和修辞问题

- 一、戴廷栻生平及其与傅山的交往

- 二、关于傅山书法中的应酬作品问题

- 三、中国书法中的修辞问题

- 四、余论

- 附录 “畏人甚畏虎”——傅山晚年生活的一个侧面

- 外篇 文化资本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

- 一、建立文化声望：傅山在晚明的生活

- 二、日常生活中的书法：傅山书法的各种用途

- 三、傅山的交往圈

- 四、应酬策略

- 五、应酬和社会精英之间的互动

- 六、结论

- 后记

序

本书由我的三篇长文组成，它们是《傅山与魏一鳌——清初明遗民与仕清汉族官员关系的个案研究》、 [1] 《从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论及中国书法中的应酬和修辞问题》、 [2] 《日常生活中的书法——以傅山为例》。 [3] 它们发表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早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的英文版（2003）和中文繁体字版（2005）。2003年，这三篇论文中的前两篇结成《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一书，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由于售罄多年，读者仍有需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决定发行增订新版，书名依旧，但增加了在第三篇论文基础上改写的外篇。三篇论文本有重复，此次增订，尽量删改。但依然有部分内容重复，敬请读者谅解。

2005年《傅山的世界》中文版问世，这三篇论文的部分内容被纳入了《傅山的世界》，但《傅山的世界》和本书依然有诸多不同。《傅山的世界》旨在描述和分析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为叙事流畅，它在吸收我的一些单篇论文的研究成果时，有所取舍。因此，上述三篇论文虽和《傅山的世界》有所重合，但关注的重心不同，也更为具体深入。这是我愿意将本书修订增补再版的主要原因。

本书的上篇利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发现的一些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钩沉辑佚，对傅山和魏一鳌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清政府官员之间的密切交往进行细致的描述，并进而分析清初明遗民和仕清汉族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篇论文和谢正光先生差不多同时发表的一些论文， [4] 是最早关注清初明遗民和仕清汉官交往的研究。近十余年来，明遗民和仕清汉官的研究，有了长足进步，赵园女士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心态的分析、 [5] 薛龙春先生关于王铎等仕清汉官在清初的生活状态的研究等， [6] 都推进了我们对那个时代的知识。由于魏一鳌是研究清初北方文化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本书采用了大部分可以查找到的资料。此次修订，增加了魏一鳌和河北籍官员梁清标交往的内容。

傅山交往多，应酬也多，他的书法常用于应酬，所以下篇转向应酬书法的讨论。在中国书法的创作和收藏中，应酬书法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在现存的中国古代书法作品、特别是明清以后的作品中，除去书家们的信札、手稿和日课作品，为应酬而书写的作品在数量上多于为适情自娱而创作的作品。傅山一生书写了数量极多的应酬书法并留下许多议论应酬书法的文字，而许多这样的作品和文字又多和他的挚友、清初北方著名收藏家戴廷栻直接有关。下篇即从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入手，引出并探讨中国书法艺术中应酬作品这个艺术社会史的问题。

在中文发表的学术著作中，本文是最早从“应酬”的角度讨论艺术的创作、周转、使用的个案研究。 [7] 此后柯律格《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 [8] 何炎泉《张瑞图（1570—1641）行草书风之形成与书法应酬》， [9] 吴国豪《足下负书名，安能负书乎？——王铎书法应酬研究》、 [10] 柳扬《应酬——社会史视角下的清代士人书法》， [11] 薛龙春《应酬与表演：关于王铎书法创作情境的一项研究》， [12] 都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中国书画中的应酬现象。值得注意的是，柯律格和柳杨的研究引进人类学的礼品理论，何炎泉和薛龙春的研究注重应酬活动和书法技法、创作情景之间的关系。何炎泉认为，张瑞图迅捷而又独特的用笔和书写量剧增有关。薛龙春则指出，某些应酬场景和当众表演更能激发王铎的创作热情，写出精品。这些都说明，“应酬”作为中国书画中一个普遍而又独特（相对于西方艺术）的现象，已经日益引起关注。不过，目前关于应酬书法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明清两代。出现这一情况有三种可能：一，明清时期的资料相对比较多，个案研究成为可能；二，明清社会的变革使得文人艺术中的应酬现象变多，成为一个更为显著的文化现象；三，明清之际的人们更愿意在文字叙述中来记录应酬。不管情况如何，对宋元乃至更早的应酬现象的观察，将推进我们对明清时期应酬书法的理解。这就使我们格外期待研究其他朝代的相关成果。

在对应酬书法现象的描述和分析之上，我进一步提出这些问题：如果说中国书法中的许多作品是为应酬而作的话，我们还能不能把这些作品看成书法家的“心画”？我们还能不能理解他们的创作动机？这些问题又把我们引向对中国书法艺术中修辞现象的关注。在使用“修辞”这一词时，本篇偏重的是一种说词的字面意义和事实不相一致的一面。当一件书作的主要文本、作者的题跋、他人的题跋、后世的评论都可能存在着言不由衷的“修辞”或是陈陈相因的“套话”时，我们怎样才能理解一个作者真实的“创作意图”？特别是当中国书法和实用书写常常难以剖离时，所有能够进入收藏的名人字迹是否都能算是“创作”、这些书写是否具有“创作意图”都成为必须先要厘清的问题。自从我提出书法中的“修辞”这一问题后，艺术史界做出的回应并不多，少数古典文学界的学者予以重视，并讨论了文学史上存在的类似问题。 [13] 若要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实际困难比较大，因为它除了要求我们掌握充分的资料，对研究对象的创作情景、所处时代惯用的语言都相当熟悉外，还需要努力跳出已有的思维习惯所划下的条条框框。虽说研究难度大，但这又是把书法史研究推向深入必须跨越的一个障碍。

本书的外篇是这次增补的主要部分。它最早是1999年3月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主办的一个学术讨论会的发言，后来发表在著名的英文汉学杂志Asia Major 上。这篇文章和《从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论及中国书法中的应酬和修辞问题》虽然在内容上有一些重复，但侧重点却不同。后者着重讨论应酬书法和修辞的问题，而这篇文章虽然也涉及应酬书法，理论关怀却指向文人艺术家文化资本的建立、积累和运用。

在将《日常生活中的书法》一文改为本书的外篇《文化资本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时，笔者尽量删去了和下篇重复的部分，并增加了一些新的论述和最近几年出现的新资料。从1992年开始研究傅山，至今已有二十三年。虽说自从2007年为纪念傅山先生诞生四百周年撰写过一篇论文后，这八年来我没有写过关于傅山的论文。但是，对相关的研究、出版动态和新发现的资料，我一直予以关注。

2003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傅山的交往和应酬》时，汪世清先生刚在北京去世，我在后记中表达了对他的纪念。当1990年我由政治学转入艺术史后不久，就在耶鲁大学举办的八大山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认识了汪先生，从此在收集资料方面得到他的指导。在处理古代文献方面，先贤和前辈（特别是乾嘉时期以来的历代学者）早已发展出了行之有效的方法，这是中国的艺术史学者应该珍视和继承的学术传统。尽最大的努力收集和考订原始资料，是实实在在地推进我们这个领域走向成熟的最基本要求。正因为如此，2013年7月我在接受《南方都市报》的访谈时，专门指出“中国艺术史的研究需要继承传统的治学方法”，记者把这句话作为访谈的标题，因为它代表了我对艺术史研究的基本态度。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是有针对性，在我看来，尚有不少国内的艺术史研究者和在海外工作的华人学者，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但是，在同一篇访谈中，我还谈到了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希望中国学者能够比较和借鉴西方理论，通过深入的个案研究来发展中国的艺术史理论。本书便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一部抛砖引玉之作。

2015年7月28日于杭州

[1] 最初发表于《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3期（1996年），95—139页。

[2] 最初发表于《故宮学术季刊》第16卷第4期（1999年夏季），95—133页；第17卷第1期（1999年秋季），137—156页。

[3] “Calligraphy for Negotiating Everyday Life：The Case of Fu Shan（ 1607-1684），”Asia Major ，New Series 3，vol. 12，no. 1（ 1999）：67-125. 中译本最初发表于范景中、曹意强主编《美术史与观念史》第4辑，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10—149页。后又收入《白谦慎书法论文选》（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10）。胡晓真、王鸿泰主编的《日常生活的论述和实践》（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也收入了本文。

[4] 参见谢正光《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所收有关论文。

[5]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6] 参见薛龙春《论清初贰臣的自我开脱与相互回护——以书家王铎降清为中心》，《艺术学研究》第3辑（2009），252—276页。

[7] 几乎和笔者1999年发表《从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论及中国书法中的应酬和修辞问题》同时，台湾大学石守谦（Shih Shou-ch’ien）教授发表了英文论文“Calligraphy as Gift：Wen Cheng-ming’s （1470-1559） Calligraphy and the Formation of Soochow Literati Culture，”in Cary Y. Liu，Dora C.Y. Ching，and Judith G. Smith eds.，Character and Content in Chinese Calligraphy , Princeton:The Art Museum，Princeton University，1999，pp.254-283。

[8] Craig Clunas，Elegant Debts：The Social Art of Wen Zhengming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3）.

[9] 见《美术史研究集刊》第19期（2005年9月），134—136页。

[10] 收入邱振中主编《书法与中国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305—319页。

[11] 载莫家良、陈雅飞编，《书海观澜（二）：楹联、帖学、书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香港大学中文大学文物馆，2008年，97—127页。

[12] 见《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29期（2010），157—216页。

[13] 张澜《中国古代类书的文学观念——〈事文类聚翰墨全书〉与〈古今图书集成〉》，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187页。

上篇 傅山与魏一鳌

——清初明遗民与仕清汉族官员关系的个案研究

1654年（顺治甲午），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书法家傅山（字公它、青主，1607—1684/85）因涉嫌参与组织反清活动被捕入狱。在几经刑讯、身陷囹圄近一年后，终以无罪获释。这一事件史称“朱衣道人案”（因傅山为道士，衣朱衣，戴黄冠）。以往史家在解释这一历史事件时，多把傅山的安全获释归结于傅山的友人和弟子的斡旋，以及当时清政府中同情明遗民的汉族官僚如龚鼎孳（1616—1673）等的鼎力相助。 [1] 近年来，由于收藏在北京清史档案馆的顺治朝有关“朱衣道人案”的三个题本的披露，使得人们对这一案件的过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2] 根据顺治朝刑部的两个题本记载，傅山在生死关头，绝口否认参与反清活动，并请当时山西省布政司经历魏一鳌（约1616—1692）为其作证。显然，魏一鳌这个人物对于傅山的安然获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笔者在研究傅山的生平与艺术时，收集到不少有关傅山与魏一鳌交往的资料，从中发现，在满清入主中原最初的那些年中，魏一鳌曾给困境中的傅山及其友人极大的帮助。傅山和以清初儒学大家孙奇逢（1584—1675）为首的河北学者的交往，也是通过魏一鳌建立的，而傅山和这位友人也保持着终生的友谊。由于傅山的生平事迹已有许多学者做过研究， [3] 魏一鳌却鲜为人知，我这里将着重介绍魏一鳌生平，并从他和傅山的交往来观察傅山在清初的生活和思想状况及明遗民和仕清汉族官僚的关系。

一、魏一鳌的家世和早年生活

魏一鳌，字莲陆，别号海翁，由于好饮，自号酒道人。魏一鳌在山西平定州居官时，生活节俭，“每晨进水菜，惟豆腐、白菜、豆芽三种，尝自称三白居士”。 [4] 又因其在河南夏峰从孙奇逢问学时曾扫雪亭以居，人又称其雪亭先生。

魏一鳌的祖上本居住在直隶滨州，自七世祖魏得春时，由滨州迁保定。曾祖魏陞时迁新安（即今河北安新县）。魏一鳌的祖父魏朝官是魏陞第三子，父亲魏梁栋为朝官次子，魏一鳌则为梁栋次子。 [5]

关于魏一鳌的生年，由于目前《雪亭先生年谱》尚下落不明， [6] 而无法确知，仅能根据已有的材料来进行一些推测。魏一鳌二十岁中秀才，崇祯壬午（1642）成举人。他与容城李氏三兄弟为友。仲名承光，字恺蕃，崇祯丙子（1636）举人，生于万历庚戌（1610），卒于顺治丙子（1646）。魏一鳌与叔季“幼同砚席”，年纪应相近。 [7] 由此可知，魏一鳌的二十岁必在壬午以前，他出生应在庚戌以后，因此，他的生年当在万历辛亥（1611）与天启壬戌（1622）这十二年中。魏一鳌的老师孙奇逢在所撰的《广居轩说》一文中说：“魏子莲陆方强仕之年即以病乞归，名其读书之室曰倦飞，取彭泽知还之意，奉母课子而外无他嗜也。” [8] “强仕之年”即四十岁的代称，魏一鳌是在1657年辞去忻州太守返回保定的，如果那时他已经四十岁的话，他应该生于1616年左右。

魏一鳌“总角时即端方向学，出入悫谨，不知有嬉戏之事。为文冠其侪，塾师甚重之。童子试，太守李公录取第一，大加称赏。弱冠游泮，壬午举于乡”。 [9] 乡试通过后，魏一鳌入京拜谢房师。大宦官王德化差人传话给魏一鳌，若魏能约同榜举人往贺，可得重金。但遭到魏一鳌的严词拒绝。 [9] 次年，参加会试，由于策论中有批评时政的文字而落第：

癸未会试，初场已入。至三场五策，有刑赏一题。是日正值思宗平台视鞫吴昌时一案，面加夹责。公感激形于册内云：“平台非行法之地，天子岂问刑之人。”又语多讥刺中官。试官惧，不敢呈，以此下第。 [9]

这些都说明，魏一鳌自年轻时起，就极有正义感。

魏一鳌的祖上以武功显，父魏梁栋则“生而朴直，不喜读，而竭力田作”。 [10] 魏梁栋虽以田作为业，但与乡贤、容城著名的理学家孙奇逢为好友，并共结耆逸社以广交游。 [11] 由于这层关系，魏一鳌在顺治二年乙酉（1645）就成为孙奇逢的入室弟子。 [12]

二、魏一鳌在山西任官期间和傅山的交往

1644年，满清入主中原。当时南方战事未定，南明政权对南中国仍具有统治权。清政府为了巩固它在北方的统治，急需网罗汉族读书人为新政权効力。1645年（顺治乙酉），清政府下令，直隶省的举人必须赴京参加吏部的考试，合格者授以政府官职，或参加下一年的进士考试。魏一鳌被迫在同年参加了吏部的考试。魏一鳌的好友王余佑（字申之，又字介祺，别号五公山人，1615—1684）在《魏海翁传略》中记述了魏一鳌的这段经历：

乙酉蒙清檄督催赴选铨部，行文备直省抚按，有举人抗违不应试者，指名拿问，抚按并参等语。抚按严檄府州县，差人护送入京。至六月赴部试一等，应授知州，至八月除授山西平定州……九月初九日莅任。 [9]

魏一鳌在平定州任知州期间，为地方上做了不少好事。据《山西通志》记载，他在任期间，“抚凋残，表忠义，立物本社，课文造士。既，士民思其德，祀涌泉亭”。 [13]

对于魏一鳌出任清政府地方官这一事，他的明遗民老师孙奇逢深予理解。魏一鳌赴任前，孙奇逢曾以“洁己奉公，爱民礼士”八字相赠。魏一鳌在平定知州任上受诬被贬时，孙奇逢还专门去信予以安慰，并对他的政绩多所称许：

昔人云，不得为官犹得为人。盖为官之日短，为人之日长。况一年平定，百年徇声，岂以今日去官而减价乎？张日葵、苗九符诸公此际定有月旦也。 [14]

信中提到的张日葵、苗九符都是曾任明朝官员的平定人，入清后拒不仕新朝。 [15] 孙奇逢认为他们对魏一鳌任平定知州时的所作所为是一定会赞许的。在魏一鳌“一年平定，百年徇声”的治绩中，值得注意的是“抚凋残，表忠义”的举动。在明末的战争中，中国北方诸省士绅阶层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因此，“抚凋残”成为战后稳定士绅阶层进而恢复地方秩序的一项重要措施。所谓“表忠义”，即指表彰那些在明末战争中誓死忠于明王朝的人士，特别是那些死于战争的明朝官员。孙奇逢和傅山都曾程度不同地参与抵抗清军和李自成农民军的活动，并在甲申后多次撰写纪念死于战争中的明朝官员的墓志与传记。 [16] 在这方面，魏一鳌和他们的立场完全一致。收在孙奇逢《夏峰先生集》中《题真先帝臣册》一文，就是孙奇逢应魏一鳌的请求，书写在一本纪念明陕西省蒲城县令朱一统的册页中的一篇题记：

魏子一鳌自平定归，为余道蒲城令朱公一统殉城状。一统盖平定人，而宦于蒲者也。 [17]

继而出一册，乃蒲人单君允昌所立传，常君若祯所著始末，暨屈君必昌等所为祭文，备述死难义烈，行间字里生气犹存……公殉义在癸未十月，先帝嘉公死，赠按察司佥事。因题其册曰：“真先帝臣”。称忠烈，从众议也。 [18]

魏一鳌本人也曾写过一篇追悼朱一统的文章。文章虽已佚不传，但从傅山写给魏一鳌的信中可以得知，傅山及其友人对魏的这篇文章十分称赞。 [19] 在清初的政治情势下，明遗民和清政府中同情遗民的汉族官员通过表忠义来曲折地表达深隐于心而又难以直言的故国情思。而这一点，也正是魏一鳌能够成为傅山的生死之交的最重要的思想情感基础，难怪乎傅山在写给魏一鳌的第一封信中就对魏一鳌悼念朱一统的文章表示钦佩。

魏一鳌在平定州任知州刚满一年，就因意外事件被谪。由于史料缺乏，我们无法确知这一意外事件的因果。大概因为魏一鳌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为官期间得罪了一些人，遭到诬陷打击。魏一鳌罢官后，曾回过保定探望老师孙奇逢。同年冬，补为山西省布政司参军（布政使下属低级官吏），再次来到山西，官署在太原。 [20] 三年后，“复以贤能为当事荐拔”，升为布政司经历。 [21] 由于傅山在明末就已经是山西省最有影响的文人之一，并在崇祯九年（1636）和同学薛宗周成功地领导山西三立书院的学生进京请愿，使蒙冤入狱的山西提学袁继咸得以昭雪获释，被士林目为山右义士， [22] 魏一鳌在平定州任知州时就应已知道傅山。不过，直接的交往则很可能是通过傅山的好友白孕彩的介绍开始的。白孕彩，字居实，山西平定州人，是傅山在三立书院时的同学，明亡后，和傅山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魏一鳌和白孕彩的交往当始于前者在平定任官时。傅山在给魏一鳌的信中曾提到白孕彩，从中可以知道，白孕彩也是魏一鳌的友人（参见第九札）。

从1644年至1650年代初，傅山一直过着漂泊无定的旅居生活。在战争前，傅山的经济景况优裕。傅氏家族不但在老家忻州有土地，在太原一带也有地产多处。 [23] 战后，傅山的家境一落千丈。有的学者根据傅山的一些诗文推测，傅山曾在甲申、乙酉年间典卖家产来筹资从事反清复明的秘密活动。 [24] 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也使得傅山家原有的经济来源（如地租收入）受到严重影响。 [25] 在这一时期，傅山主要以行医和卖字为生，困难时，也常需朋友们接济。从傅山和魏一鳌的通信中可以看出，傅山曾多次请魏一鳌给予经济上的帮助。收在《丹崖墨翰》中的第一通信札，大约写于1647、1648年之间（附图1）。在慨叹自己“栖栖三年，以口腹累人”后，傅山这样写道：

老亲亦长年念佛人，日需盐米，尚优胼胝。果见知容，即求以清净活命乞食之优婆夷（笔者按：优婆夷即未出家女佛徒）及一比丘（笔者按：比丘为男出家人）为顾，同作莲花眷属。即见波罗那须顿施朱题之宝（笔者按：朱题即朱提，银子之别称），令出家人怀璧开罪也。（参见第一札）

附图1

困境中的傅山以母亲和本人（出家人）的名义，坦言请求魏一鳌在经济上给予他们接济。

傅山喜欢喝酒，魏一鳌还常送酒给他。《丹崖墨翰》的第六通信札有这样一段文字：

侨汾而汾之名酒不可常得。间一沽之，村䣸而已。良酝远至，深快旧肠。酒道人者以酒遗人，真不啻佛之舍身也。

傅山在入清最初的七八年中，一直居无定所，侨寓在盂县、平定、汾阳等地的友人家中。当政治情势稍稳定后，魏一鳌于顺治十年（1653），用三十金为傅山在太原郊外的土塘村购置了房屋。 [26]

傅山不但本人常得到魏一鳌的照顾，当他的朋友遇到困难时，他也介绍他们去找魏一鳌帮助。如在《丹崖墨翰》的第七札中，傅山就请魏一鳌帮助他的好友宗璜（字黄玉，太原人）。

傅山的书画和医术在明末清初就已享有很高的声誉，对于魏一鳌的帮助，贫困中的傅山能够给予的回报，便是为魏一鳌及其家人和友人作书画或看病。 [27] 在《丹崖墨翰》的第二札中，傅山写道：“下弟素仰台范，久拟一登龙，取贫道字为款。”在第三札中他提及为魏一鳌画竹。在第八札中傅山又提及为魏一鳌书写条屏。在第十八札中，傅山谈到为魏一鳌的友人淄川作字一事。

魏一鳌不仅在经济上给予傅山及其友人慷慨的帮助，更重要的是他还利用自己的职权与关系，为傅山等山西的明遗民提供政治上的庇护。傅山和他的不少朋友是明朝官员的子孙，如傅山的好友、三立书院的同学杨方生（字尔桢，生于1601），戴廷栻（字枫仲，1618—1692）等。傅山的父亲虽执教乡里，未曾出仕，但他的祖父和叔祖都是明朝的进士和官员，岳父与妻兄也都是明朝的官员。傅山本人在明末已是山西省有名的社会贤达，因此和当地的政府官员有相当深的关系。苏州博物馆藏有一件傅山写于甲申年末的小楷诗册，其中的诗多是写于崇祯壬午（1642）六月十九日傅山生日那天的旧作。傅山在诗的注中提到，他生日的那天，太原府同知与阳曲县县令皆欲前往他家为他祝寿。 [28] 这说明，在明末，傅山是不需为获得地方政府的庇护而操心的。满清入主中原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过去的政治依托已不复存在，许多明朝官员的子弟在地方上受到敌对势力的挑战。这种挑战或缘于旧隙，或为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所引发。在傅山的著作中，我们不难找到有关前朝官宦子弟受到地方势力欺凌的慨叹。 [29] 在这种情况下，傅山及其友人也就不得不向清政府中那些同情明遗民的汉族官员寻求政治保护。《丹崖墨翰》的一些信札记录了下述一件惊心动魄的事件。

大约在1652年，傅山寄居在他的好友阳曲杨方生家。 [30] 一天，朋友们到傅山的住处聚会。在这次聚会中，傅山内侄张仲（字孺子）的女婿朱四突然死亡。 [31] 围绕着朱四之死，傅山及其友人和当地的地方势力的冲突表面化和尖锐化。根据傅山致魏一鳌的信札，事件的缘起如下：

无端怪事奉闻：昨州友过村侨小集，孺子之婿朱四适来贪嬉。邻舍有秋千，朱四见而嬉之，下即死于架下。山所侨实为尔桢杨长兄之庄。庄乡约与桢兄不善，恐从兹生葛藤。若事到台下总捕衙门，求即为多人主张，一批之……凡道府县衙门，统渎门下鼎容力持之。（参见第十札）

《丹崖墨翰》中的第九札至第十七札都与这一命案有关。在这些信札中傅山反复请求魏一鳌为他和友人疏通各级官府以平息争端。由于历史材料的缺乏，我们对这一命案的真相已无从了解，不过傅山在信中向魏一鳌表示，“若有他缘而恃爱粉饰，当唾弃我于非人”（同上）。本篇的附录全文刊出傅山的这些信，此处不拟就这一案子的发展过程再作详述。不过，这里想要强调的是，这一案件本身，似可被视为清初北方新崛起的地方势力利用改朝换代之际向失去政治依托的前朝官宦子弟们争夺政治经济利益的一个例子。傅山在信中提到，他们的对手“恃与满人狎昵，谋必遂欲，深可恨也”（参见第十四札）。他在信中例举了受欺凌的状况（参见第十七札），并慨叹：“此时弟等居乡实难”（参见第十一札），“高情远志，不能少遂。而置身丛棘中，动辄有碍。隐非隐，见非见，反之魂亭，但有嗔愧。此等心曲，焉得语诸不知我者”（参见第十六札）。而在这种情况下，魏一鳌成为傅山和他的友人新的政治靠山。正如傅山在给魏一鳌的信中所言：“弟辈所恃惟在台下。”（参见第十一札）

在魏一鳌的弹压下，朱四命案终于被平息下去了（参见第十七札）。但是，前朝官宦子弟和地方敌对势力之间的冲突，却并未因这一案件的了结而告终。如前所述，在傅山的著作和信札中，我们经常可以读到他和邻里发生冲突的文字。 [32] 他在阳曲县、汾阳县、祁县的友人都曾有过这种经历。傅山本人的后半生也从未彻底摆脱过这种困扰。他在临终前写信给几位清政府的官员向他们托孤时，就一再写道：“罗叉外侮，良繁有徒，群凌沓至，实难支御。” [33]

明朝旧王孙们和地方势力的冲突，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研究明清史的学者Hilary J. Beattie在研究桐城的士绅阶层在明清鼎革之际的行为时指出，在清初，桐城地方士绅中对新朝采取合作态度的比以退隐来消极抵抗的要更为普遍，大多数地方精英把自己的实际政治经济利益置于理想中的民族利益之上，一般民众也渴望能尽快地恢复地方的政治经济秩序。这就使得那些坚持效忠旧王朝的明遗民在地方上颇为孤立。 [34] 傅山等山西遗民的处境，与此类似。傅山在为他的好友戴廷栻的父亲、原明户部员外戴运昌（1579—1667）撰写的传中，称赞他是少数几个在甲申国变后能保持气节的山西籍明政府官员，传云：

余传先生，特取甲申以来居鹿台二十三四年，风概有类汉管幼安也。先生同年友蒲坂杨公蕙芳亦不出，先先生数年卒。呜呼！丁丑榜山西凡十九人。甲申以来，孝义张公元辅举义死城头外，出处之际，为山西养廉耻者，二人而已。 [35]

“出处之际，为山西养廉耻者，二人而已”，道出了明遗民们令人寒心的孤独处境。

傅山还曾为纪念1649年死于反清军事起义中的两位友人薛宗周（字文伯）和王如金（字子坚），写过《汾二子传》（两人都是汾州人）。在描述了薛、王起义的失败过程后，傅山写道：“而汾之人皆益笑之。” [36] 傅山在此婉转地道出，薛、王不顾身家性命以军事手段反抗满清统治，不但没能被汾州的一般人士所理解，反受到他们的讥讽。同样的情形在傅山的另一篇文字中表述得更为清楚：

贫道侨西河（笔者按：即汾州），则薛子文伯、王子子坚与游，而西河之人谓薛、王被贫道从而废。侨艾（笔者按：艾指平定州），则白子居实、范子垂云与游，而艾之人亦谓白、范被贫道从而废。今戴仲数数自昭余来征书问字，则昭余之人无亦谓仲被贫道从而废耶！仲劝题此册，因感今世之从贫道游者，多招诟詈，仲若独行独断，天下之奇人难得者，尚当归仲，况纸上书画哉！ [37]

这些文字告诉我们，清初明遗民在地方上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傅山会在给魏一鳌的信中发出“隐非隐，见非见”的悲叹。

傅山在他的文字中常说的“恶里”，亦即我们所说的地方势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仅能根据极为有限的材料来做一些分析。从《丹崖墨翰》中所收傅山给魏一鳌的信札来看，当傅山侨居杨方生之庄时，和他们作对的可能是在改朝换代之际新崛起的地方势力，傅山称他们是“恃与满人狎昵”（第十四札）的“凶狠棍宗”（第十四札）或“毒虿”（第九札）。但在有的地方，则是地方望族和明遗民为敌。傅山在一篇文字中记述了他的友人戴廷栻在祁县的这种境遇：

枫郎记不甘心帖括之不一识也，而为祁诸生。崖翁曰：“是当贺耶！”枫蹙恧然曰：“强子弟为今日之诸生，罪且不胜诛，何贺之云？贺之过于诛之！”崖翁顾知其语之非伪也。司农公不仕于今，而得萧然为林下完人，亦由枫之以诸生为弥缝也。且祁俗薄肺腑之交，四五望族莫不窥其隙而中之。诸生两字，殆如临阵衵铠然，故不敢不为。枫唯郎，而益觉不为诸生之不可处祁也，是诚不足贺。 [38]

戴廷栻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明朝的进士和官员（其祖父官至布政使，详细介绍见下篇），在祁县本应有相当的政治影响。但入清后，在一些地方望族的压力下，他的儿子却不得不违背父意去当诸生。

正因为上述这种政治情势，决定了明遗民和清政府中汉族官员错综复杂的关系。傅山及其友人和清政府中一些同情明遗民的官员不仅交往甚密，并且还一直主动地维持着这种关系。如曾在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出任山西按察使的杨思圣（1621—1663，字犹龙。河北人，顺治三年进士。杨当也是魏一鳌的友人）于次年迁河南右布政使后，傅山还计划和戴廷栻打点文玩前往河南看望杨思圣。 [39] 后来杨思圣患痼疾住在河南清化，戴廷栻专门将一张有傅山题跋的北宋燕文贵的名画《江山楼观》寄赠杨思圣玩赏。 [40] 杨思圣病危时，傅山赶去为他看病。 [41] 这种交往固然有情趣相投的因素，但似也不应完全排除明遗民出于借助这些清政府官员的权力来寻求政治保护的考虑来维持这种关系的可能性。

在傅山交往的清政府官员中，有一些是通过魏一鳌的介绍而认识的。在魏一鳌任山西省布政司经历期间，通过他的介绍，傅山和当时的山西省左布政使孙茂兰成为友人。 [42] 孙茂兰为汉旗人，在满清入主中原最初的那些年，曾为清政府高官。《山西通志》记载他是一个清廉正直的官员：

孙茂兰，辽阳左卫人。顺治四年以生员任山西布政使。时朝议以太原重地，特令满兵驻防。所圈民地胥以废藩土地给之。而屯兵多抗不予租，民莫敢谁何。茂兰痛绳以法，始获安本业。满兵间与民争，所司率分左右袒。茂兰用情理讯之，俾各厌其意以去，兵民咸安。莅任六年，擢宁夏巡抚。去之日，攀辕泣送者不绝。 [43]

傅山和孙茂兰之间交往的详情，已无法确知。在清三法司关于“朱衣道人案”题本所载的傅山本人的供词中，傅山曾提到，宁夏孙都堂（笔者按：即孙茂兰，都堂为巡抚之别称）在山西作布政使时，曾请他看病一事。 [44] 不过从笔者掌握的材料来看，傅山和孙茂兰的儿子孙公子却无疑是至交。在傅山致魏一鳌的信中，曾数次提到孙氏父子（傅山称他们为孙长君、孙长公或孙公子）。其中的一信这样写道：

孙长君谓且无行期。而弟自县上来，乃知既西矣。别意未展，殊怅。倘复有往来，正须一知耳也。（参见第三札）

孙茂兰是在顺治九年壬辰（1652）二月由山西左布政使赴宁夏任巡抚的， [45] 傅山写给魏一鳌的这封信也应在此时。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对于孙氏父子西去宁夏，以及临别未能面致依依之意，傅山深感遗憾。他特地嘱咐魏一鳌，如果魏一鳌和孙还有联系，请告诉他。傅山还曾托魏一鳌转信给孙公子（参见第六札）。1654年傅山被捕入狱，孙公子曾鼎力相救。和傅山的孙子傅莲苏相识的王又朴在《诗礼堂杂纂》中有如下的记载：

先生（笔者按：指傅山）性好奇，博学，通释道典，师郭还阳真人，学导引术，别号朱衣，盖取道书“黄庭中人衣朱衣”句也。忌之者诬为志欲复明祚，于顺治甲午夏收禁太原狱，并禁其子眉。时金陵纪伯子参抚幕，与孙公子并力救之。孙公子者，方伯孙茂兰之子也。先生故善医，尝遇公子于古寺，时公子无恙，先生视其神色谓曰：长公来年当大病失血，宜早治之。公子不谓然。届期果病，几殆，迎先生疗之得愈。感先生德，故营救甚力。……方狱严时，先生九日不得食，而先生意气自若。交游袁小陆、杨尔桢乞为通食，郡守边公大绶听之。 [46]

“朱衣道人案”发生时，孙公子尚年轻，他对傅山的营救，应主要依靠其父孙茂兰的权力和影响。这说明，在孙茂兰1652年离开山西任宁夏巡抚后，傅山和孙家还保持着联系。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清政府开博学鸿词科，傅山被征入京，在那里见到了孙茂兰的孙子孙川。 [47] 傅山称病拒不参加考试，次年被准放归。离开京城时，孙川送至城外，并有《送傅青主先生归里》一诗纪其事：

先生晋阳人也，声誉著海内，与余家有世好。戊午，六科李宗孔、刘沛先诸公荐举博学弘词，召入都，称病不应试。旋归里，余送至都门外。临别执手哽咽，有“此去脱然无累矣”之语，余亦怆然不忍言别，赋此志感。（三韩孙川昆支）

春色皇都盛，萧然物外身。

难禁双眼泪，不染一丝尘。

侧席劳明主，还山老逸民。

蒲轮从此去，书札莫辞繁。 [48]

这首诗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孙川在小序中提到，傅山和他家有世好，这说明傅山和孙茂兰一家祖孙三代人的交往。其二，从诗的内容来看，傅山和孙家的感情极深，绝非一般泛泛之交。其三，“书札莫辞繁”一句告诉我们，傅山和孙家一直有着书信往还，也就是说，数十年来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也正因为这种不同寻常的关系，傅山在1684年（甲子）安排自己的后事时，专门致书孙川，请他在自己去世后照顾两位尚年轻的孙子。在信中傅山写道：“一段高义，会足千古也。篝灯草托，笔自此绝。” [49]

毫无疑问，在研究傅山的生平时，孙茂兰父子是不可忽视的人物。而傅山和孙氏父子的交往，正是通过曾在孙茂兰属下任职的魏一鳌介绍开始的。

在近年的清史研究中，有些学者注意到，在清初，满清政权“出于军事、政治战略的全局考虑，辽沈、华北士绅集团被列为首要的争取对象”，“华北、辽东士绅在清初汉官阶层中具有绝对的政治优势”。 [50] 而孙茂兰和魏一鳌恰恰分别属于辽东和华北这两个士绅集团。虽然，清初错综复杂的政治，也并非地域政治的概念所能涵括，但研究傅山和他们的关系时，考虑地域的因素，也能帮助我们加深对清初政治中的明遗民的了解。

1653年，魏一鳌在山西省布政司任满，转授泗州知州。尚未赴任，胞弟魏一鲲去世。魏一鲲刚去世，傅山就给魏一鳌写了一札：

贤仲之戚，正拟遣家弟代申一奠。行另勒致缄。家弟适入城，先此言怀。所命挽章，不得卒办，少需数日，定有报也。 [51]

从这通信札也可看出两人的密切关系。

魏一鲲去世的同年，魏一鳌的父亲亦在当年冬天因悲痛过度病故。 [52] 魏一鳌未赴泗州任，侨寓平定州守丧。也就在他的丁忧期间，“朱衣道人案”发生。

三、魏一鳌在“朱衣道人案”中的作用

“朱衣道人案”的大致情况如下：

顺治十一年（1654）五月，湖广黄州府蓟州生员宋谦（原名李谦）在山西、河南一带组织反清复明活动，事泄被捕。他在供词中称傅山为知情人。六月傅山被捕下太原府狱。在太原府受审讯时，傅山拒不承认和宋谦有过任何往来。根据顺治十一年十月刑部尚书任濬的题本记录，傅山供词如下：

玖年，有个姓宋的从宁夏来，在汾州拜了山几次，欲求见面。山闻得人说他在汾州打吓人，不是好人，因拒绝他，不曾见面。后十年十月十三日，又拿个书来送礼，说宁夏孙都堂公子有病，请山看病。山说：“孙都堂在山西作官，我曾与他治过病。他岂无家人，因何使你来请？”书也不曾拆，礼单也不曾看，又拒绝了他。他骂的走了。彼时布政司魏经历正来求药方，在坐亲见。 [53]

在顺治十二年七月刑部尚书图海等人的题本中，所引傅山的供词与上述供词大同小异。值得注意的是，傅山在供词中提到了孙茂兰和魏一鳌，并特别指出，当宋谦求见被傅山拒绝时，魏一鳌正好因为患病的父亲求药方在场。傅山当然明白，若有清政府官员出面为他作证，对他的案情将很有利。傅山是在太原府受审，魏一鳌此时正在平定州守丧，两地相距并不为远，太原府要找魏一鳌来核对很容易。因此，魏一鳌成了傅山能否摆脱危境的关键。过去由于一些重要史料未被发现，学者们在解释“朱衣道人案”时，都忽略了魏一鳌的作用。王余佑《魏海翁传略》简略地记载了魏一鳌为傅山作证的经过：

[魏一鳌]于癸巳岁丁封翁之忧，侨寓平定。值青主遭意外之祸，受刑下狱，昏惑中，夜梦有“魏生”二字，醒告其弟与其子，俱不解。及再审问，官诘其有无证人。青主忽及公，强指以为证。两司因命李王御六传公至。询的否？公不顾利害，极以青主之言为然。抚军遂据之密疏以闻。后竟得白以出者，“魏生”之梦始验也。 [9]

王余佑是魏一鳌和傅山的共同好友，他的这段记载当极为可信。傅山被控谋反，出面为他作证必须冒极大的风险。况且傅山是“强指以为证”，若不是傅山对魏一鳌的人品和他们之间的友谊有足够的信任，他断断不会在如此危急的时刻，以性命相托。而魏一鳌确实不负重托，他“不顾利害，极以青主之言为然”。

“朱衣道人案”牵动着山西遗民们的心弦。当魏一鳌出庭为傅山作证后，案情迅速得到缓解。此时傅山的一些友人（如白孕彩、陈谧等）在太原府狱陪伴傅山，为他看病，另一些友人则为营救他出狱四处奔波。参与营救傅山的人，除了王又朴《诗礼堂杂纂》中提到的孙公子、杨方生（尔桢）、袁小陆等，还有另一位不应忽视的友人胡款。胡款，字子丹，山西汾阳人，其父胡遇三为崇祯戊辰进士，官户部主事。胡款是傅山在三立书院时的好友曹良直（卒于1643年）的儿女亲家，也是傅山的至交薛宗周的好友。甲申后，傅山曾寓居汾阳经年，经薛宗周介绍得识胡款。胡款的两位弟弟胡庭（字季子）和胡同（字于野）也因此成为傅山的学生和忘年交。 [54] 在“朱衣道人案”发生前，胡子丹就曾为傅山和魏一鳌之间的联系多次传递书信。 [55] 清代史学家全祖望在《阳曲傅先生事略》中曾说：“（先生）甲午以连染遭刑戮，抗词不屈，绝粒九日，几死。门人有以奇计救之者，得免。” [56] 所谓以奇计救傅山的“门人”，大概就包括胡氏兄弟。《明清两朝画苑尺牍》中有傅山致戴廷栻的一札，札中提到了胡款等为营救傅山而奔走一事：

友谊如吾兄那容俗口千称。囗黄可谓无今无古矣， [57] 但有至心念佛耳。前事闻又驳下，至今亦不知的确何如。承存即以所闻为复。今早正得丹、陆两兄燕中书，似无他虞者。来书亦不的言如何，亦以所传笼统语奉闻，用慰悬心也。小儿不及别，复临书嘱笔附兹。枫兄德履不尽。弟山顿首！ [58]

此信应写于顺治甲午（1654）十月后不久，因十月七日三法司（即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上书顺治帝为傅山开脱，同时按惯例将此案驳回再审。 [58] 傅山信中所提“前事闻又驳下”，应指驳回再审一事。信中所言“小儿不及别”或指傅眉（1628—1684）于甲午除夕获释出狱一事。果如此，则此札应书于顺治乙未（1655）初。信中所言“无今无古”，“但有至心念佛”，正是傅山在狱中等候最后判决时悬心未定的真实写照。至于“丹、陆两兄”云云，应指胡款（子丹）和另一位友人正在燕中（即北京）为傅山打探消息和疏通关节。 [60] 胡子丹的进京对打通上层汉族官僚的关系当起了一些作用，因为以后证明在中央政府这一层营救傅山最力的，是都察院的左都御史龚鼎孳，而龚鼎孳也是崇祯戊辰进士，和胡款的父亲胡遇春有同年之谊，胡款出面请这位年伯帮忙，是很自然的事。胡款和龚鼎孳还有着另一层关系。崇祯年间，胡款的亲家曹良直曾和龚鼎孳同时任言官，当时两人都以吴甡（1589—1644年后）为政治靠山，关系密切。 [61] 而吴甡任山西巡抚时，和傅山的关系也相当好。和胡子丹一同进京的另一位“陆兄”可能是袁小陆。袁小陆（小陆为其字，其名不详），阳曲人，是明朝的国甥，京师中或有一些故旧。另一种可能是，这位“陆兄”就是魏一鳌（莲陆）。由于顺治初年清政府尚未把它的统治扩展至全中国，参加顺治三年会试的都是北方诸省的读书人，和魏一鳌乡试同年登榜成为举人的几位直隶省的进士在“朱衣道人案”发生时，已在清政府中担任了相当重要的官职，如他的友人魏裔介（1616—1686）、杨思圣、梁清标（1620—1691）等。魏一鳌和直隶省籍的汉族官僚应有较深的关系，所以他进京为营救傅山奔走也是完全可能的。

在清中央政府中营救傅山最力者是龚鼎孳。他虽以明臣降清，但在任清政府的都察院左都御史时，曾保护过一些明遗民。也正因为如此，顺治十二年（1655）十月，龚鼎孳被指控在都察院对三法司审拟各案，“往往倡为另议，若事系满洲则同满议，附会重律，事涉汉人则多出两议，曲引宽条”，在执法中偏向汉人，“不思尽心报国”， [62] 遭到降八级调用的处置。所幸的是，由龚鼎孳参加签署的以无罪释放傅山的三法司判决已在七月发出，傅山也在同月出狱。

在营救傅山的过程中，山西地方政府中的汉族官员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当时的太原府知府边大绶。“朱衣道人案”发生时，边大绶成为此案会审中的主审。从顺治十一年十月七日刑部尚书任濬等关于“朱衣道人案”的题本中的“据太原府申”的语句和其内容来看，刑部的这一题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太原府呈报的案情审讯记录为蓝本的。细究题本中的文辞，可知太原府在申报审案结果时，是相当地袒护傅山的。如刑部题本记载，山西巡抚的奏疏称傅山与宋谦一案“情似无干”，而太原府则直截了当地认为傅山完全是受诬陷：

该府亦称：“其云游访道，审未交结匪类，与宋姓始终未面，雠口诬扳。” [63]

根据刑部尚书图海等人顺治十二年七月四日的题本，我们知道这一案子在顺治十一年十月被驳回再审后，太原府所作的几次判决皆认为傅山“的属无辜，应行宽释”。 [64] 边大绶在其中的作用，当不可忽视。同时我们也看到，此时，山西省按察使和巡抚的判词亦都认为傅山无罪。 [65] 而这一层官员在此案中对傅山的态度，很可能是前面提到过的曾任山西省左布政使和宁夏巡抚的孙茂兰的儿子孙公子从中斡旋的结果。

边大绶在“朱衣道人案”中对傅山的袒护还可由下列两件事说明。其一，傅山之子傅眉在案发后，也受牵连入狱。入狱后，他曾写过一信请友人在边大绶面前说情，以照顾年迈的祖母为由，请求假释。 [66] 而甲午除夕，傅眉果得释。其二，傅山和边大绶一直有所交往。傅山致戴廷栻一札中提到了这一交往：

前月杪出门，拟自汾过府，展积冲寒，入宁乡。不谓遂稽世评，日出山则。边府尊有信将发，督以文事，匆匆北矣。 [67]

札中所言“边府尊”为边大绶无疑，“督以文事”则很可能指边大绶请傅山作书画。

傅山的最终获释，固然和许多人的帮助分不开，但毫无疑问，魏一鳌在关键时刻出面作证，是“朱衣道人案”能够向着有利于傅山的方向发展的转折点，也正因为有了魏一鳌的证词，清政府中那些同情明遗民的官员才便于为傅山的获释进行斡旋。

四、魏一鳌辞官后的生活

1656年，魏一鳌丁忧期满，举家返回保定，期望能从此退隐，过平静的读书生活。但在当事者的胁迫下，他不得不再次赴吏部听命，并在同年被任命为山西省忻州知州。魏一鳌在十月上任，两个月后便告病辞去官职，北还保定。 [68] 傅山在得知魏一鳌将致仕的消息后，曾给魏一鳌去了一信，信中提到：“酒道人游戏宰官，荆棘林中亦可作胡旋之舞，何径欲以小恙为遁法脱去？” [69] 从傅山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魏一鳌周旋复杂的官场游刃有余，但是退隐之意已决，遂以小恙为由辞归。魏一鳌在山西前后生活了十年，居官期间，为政清廉，并曾慷慨地帮助过傅山这样的明遗民，因此，去官之日，身边仅有“匹马双僮而已”。 [70]

在魏一鳌北还之际，傅山代表山西的遗民朋友们，为这位在艰难之际给予他们极大帮助并曾冒着危险拯救过他生命的友人书写了《莲老道兄北发，真率之言饯之》十二条屏（附图2）。值得庆幸的是，这一研究傅山思想与书法的重要作品至今尚存人间，为美国纽约收藏家路思客先生（Mr. H. Christopher Luce）所藏。十二条屏的全文如下：

附图2

莲老道兄北发，真率之言饯之。

当己丑、庚寅间，有上谷酒人以闲散官游晋，不其官而其酒，竟而酒其官，辄自号酒道人，似乎其放于酒者之言也。而酒人先刺平定，曾闻诸州人士道酒人自述者曰：“家世耕读，称礼法士，当壬午举于乡。”椒山先生亦上谷人，讲学主许衡而不主静修。吾固皆不主之，然而椒山之所不主又异诸其吾之所不主者也。道人其无寒真醇之盟，宁得罪于静修可也。宗生璜嘱笔曰“：道人毕竟官也，胡不言官？”侨黄之人曰“：彼不官之，而我官之，则我不但得罪道人，亦得罪酒矣。”但属道人考最麹部时，须以其酕醄之神一询诸竹林之贤。当魏晋之际，果何见而逃诸也。又有辞复静修矣。然时尚择地而蹈，择言而言，以其乡之先民刘静修因为典刑。既而乃慕竹林诸贤之为人，乃始饮，继而大饮，无日无时不饮矣。吾诚不知其安所见而舍静修远从嵇阮也。颜生咏叔夜曰“：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咏嗣宗曰：“长啸似怀人，越礼自惊众。”顾颜生之自寓也。亦几几乎其中之。至于以“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之加伯伦也，则又鏖糟龌龊为酒人开解。 [71] 吾知伯伦之不受也。伯伦且曰，吾既同为龙鸾越礼惊众之人，何必不荒宴矣。故敢为酒人，必不屑屑求辞荒宴之名。酒道人其敢为荒宴者矣。吾虞静修之以礼法绳道人，然道人勿顾也。静修无志用世者也，讲学吟诗而已矣。道人方将似尚有志用世，世难用而酒以用之。然又近于韬精。谁知之言则亦可以谢罪于静修矣，然而得罪于酒。酒也者，真醇之液也。真不容伪，醇不容糅。即静修恶沉湎，岂得并真醇而斥之。吾既取静修始末而论辨之，颇发先贤之蒙。静修金人也，非宋人也。先贤区区于《渡江》一赋求之，即静修亦当笑之。静修之诗多惊道人之酒。道人亦学诗，当诵之。侨黄之人真山书。

在这篇文章中，傅山提出了“官”和“酒”这两个对应的概念。“官”代表的是权力结构，森严的梯层制度，一种需要强权和理性来维持的秩序。而“酒”则正相反，它象征着人们发自心底的真率之情，尽管它可以是非理性的。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它表现为对现存秩序的一种反抗。在魏一鳌去官之日，以官与酒为题作文赠别，寓意深长。傅山是想通过这篇赠别文字，对魏一鳌的十年仕清作一个基本评价。文章一开头，便点出魏一鳌在为官期间，“不其官而其酒，竟而酒其官”。接着，傅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魏一鳌自号酒道人，这看起来是一个贪杯的酒徒的自白，但魏一鳌“家世耕读，称礼法士”，并习举子业，在崇祯壬午成为举人，他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变化呢？关键在于魏一鳌并不愿成为清政府的官员。傅山写道，当他受朋友们的嘱托准备为魏一鳌撰文书写十二条屏赠别时，有朋友建议他在文中谈谈魏一鳌在山西为官时的政绩，傅山拒绝了，他认为这样做有违魏一鳌的初衷：“彼不官之，而我官之，则我不但得罪道人，亦得罪酒矣。”魏一鳌是在壬午（1642）举于乡的。当时还是明朝的天下，故其“尚有志用世”，但由于满清入主中原，“世难用而酒以用之”。正因为魏一鳌不愿却又身不由己地做了清朝的官，他才逃诸酒，在酒中寄托自己的真情。傅山是一位有强烈的“夷夏之辨”意识的明遗民， [72] 他当然了解魏一鳌在山西为官时的政绩，魏一鳌不但给地方上办过许多好事，还帮助过困境中的傅山及其友人，并拯救过傅山的生命。但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是，他是一个仕异族新朝的汉人。这是一个想来多少会令人遗憾和难堪的事实。傅山十分了解魏一鳌的心曲，因此，他在这篇赠别文字中，绝口不谈魏一鳌在山西为官期间的政绩，而以“酒其官”来为友人开解。

以上的分析，只是就文章可能包含的政治意义的一种尝试性的解读，并不能涵盖这篇文字的丰富性。傅山在文章中多次提到刘因（1249—1293）。刘因，字梦吉，号静修，宋元之际著名理学家，家上谷（容城），是魏一鳌的乡先贤。 [73] 傅山当然知道魏一鳌对这位先贤十分景仰， [74] 也知道魏一鳌是容城理学家孙奇逢的弟子，辞官后将追随老师弘扬理学。因此，傅山也就在离别之际，婉转地表述了自己对理学的意见。傅山写道：

椒山先生亦上谷人，讲学主许衡而不静修。吾固皆不主之，然而椒山之所不主又异诸其吾之所不主者也。

椒山即杨继盛（1516—1555），明代著名理学家，也是容城人。傅山在这篇文章中虽未具体指出他在哪一方面和杨继盛不同，但从他别的著作中，我们不难找出他和杨的区别。杨在学术思想上虽没有继承乡先贤刘因的传统，但他却私淑元代另一位理学家许衡（1209—1281，字仲平，号鲁斋，河内人，今河南沁阳），而傅山则对理学基本持批评的态度。 [75] 傅山崇尚老庄，认为理学教条中有相当虚伪的成分。因此，他在文中写道：“吾虞静修之以理法绳道人（魏一鳌）。”又写道：“酒者也，真醇之液也。真不容伪，醇不容糅。即静修恶沉湎，岂得并真醇而斥之？”

在这十二条屏中，还有一段文字值得玩味：“静修金人也，非宋人也。先贤区区于《渡江》一赋求之，即静修亦当笑之。”刘因曾作《渡江赋》，赋中描述了金兵准备大举渡江进攻南宋之际，一位立场站在金方的北燕处士和一位立场站在宋方的淮南剑客之间展开的一场关于金能否灭宋、宋能否拒金的辩论。北燕处士认为，金将以无坚不摧之势，一举渡江灭宋。而淮南剑客则力辩，南宋可倚长江天险，抵御金的进攻。在双方几个回合的论辩后，刘因以下述文字结束了他的《渡江赋》：

[处士曰：]“……今天将启，宋将危，我中国将合，我信使将归，应天顺人，有征无战。……孰谓宋之不可图耶？”客于是怗然失气，循墙匍匐，口怯心碎，不知所以对矣。 [76]

《渡江赋》在后世学者中引起了很大争议。有的学者指责刘因站在金的立场上“幸宋之亡”。为之辩护者则以为刘因作此赋乃“欲存宋”。魏一鳌的老师孙奇逢极力赞成后一种意见。 [77] 因此，傅山才特地指出，刘因是金人而非宋人，先贤以《渡江赋》来指责刘因，刘本人也会不以为然。这看起来多少是在为魏一鳌所景仰的乡贤开脱。不过，把这个问题提出，本身就有深意。尽管人们可以以刘因是金朝人而不是宋朝人来为他的《渡江赋》和他以后的仕元来开脱。但他毕竟是汉人，他是站在一个异族政权的立场上来反对宋这样一个汉族政权的。从这点来说，他并没有强烈的“华夷之辨”的意识，而这又恰恰是傅山对包括刘因和许衡在内的宋元理学家批评得最尖锐的一面。傅山曾这样写道：

自宋入元百年间，无一个出头地人。号为贤者，不过依傍程朱皮毛蒙袂，侈口居为道学先生，以自位置。至于华夷君臣之辨，一切置之不论，尚便便言圣人《春秋》之义，真令人齿冷。独罗教授开理举义死节，而合门三百灶，耻仕胡元。此才是真道学，圣贤之泽。 [78]

因此，傅山不但批评理学具有虚伪的一面，还指斥宋元之际的理学虽口口声声以道德为任，但却弃“华夷君臣之辨”这一最重要的道德原则于不顾。所以傅山才在魏一鳌这位好饮而又信奉理学的好友离开山西之际，以“真率之言饯之”。其实，魏一鳌和清初其他一些仕清的汉族官员未尝就毫无“华夷之辨”的思想，只是他们出仕异族政权的处境，已使他们不可能具备宣扬这种思想的身份。具有反讽意义的是，受到他们保护的明遗民们却能够做到这点。清初不少明遗民虽和仕清的汉族官员关系密切，但在交往中，“华夷之辨”的大原则并未放弃。这也正是我们把他们称为遗民的原因。清初明遗民和清政府中的一些汉族官员之间的复杂关系，也由此可略见一斑。

十分凑巧的是，《丹崖墨翰》中的最后一札，正是傅山在写了上述赠别文字后写给魏一鳌的，札中提到了他为魏一鳌书写条屏赠别一事：

酒道人滨行，宗生黄玉与家弟止约我辈三五人为屏材，而属笔侨黄。弟素不能抽黄对白之伎，且以素辱向方外游，遂尔走笔，幸持之无人之境，一喷其饭，决不可令一俗人见也。既写复念静修为上谷先儒，恐道人之芥蒂于其乡人也。然既为儒先，天下之所得共闻共论者。况道人特达士，岂得隙诸其孟浪之口。久而复知侨黄之非好诋毁人者也。此中郁郁不得肆展，幸鉴之言外。（参见第十八札，附图3）

信札最后一句，道出傅山作此文赠别是别有一番深意的。

魏一鳌辞官离开山西后，追随老师孙奇逢，致力于理学的研究。根据魏一鳌参加编订的《孙夏峰先生年谱》记载，魏一鳌曾四次到河南夏峰从孙奇逢问学。 [79] 康熙九年庚戌（1670）“魏莲陆三过夏峰，睠念衰迟，未忍言别，为扫一茅以居之”。 [80] 康熙十一年壬子十一月，魏一鳌四至夏峰，孙奇逢命与孙博雅编辑《北学编》，次年正月告成。 [81]

附图3

魏一鳌壮年辞官，把家人留在保定城中，只身赴苏门向孙奇逢问学并协助老师整理著作，这一“千里亲师”之举颇得当时士林的赞誉。赵宾（顺治丙戌进士）有《寄魏雪亭苏门寓舍》一诗称颂：“黑头刺史早悬车，千里亲师筑草庐。上谷城中留八口，兼山堂畔度三馀。删诗夜醉墙头酒，饭客晨薅雨后蔬。路倍由旬频策马，可能分席共居诸。” [82]

在孙奇逢众多的入室弟子中，魏一鳌和汤斌（1627—1687）、王余佑等是最重要的弟子。清初北方著名的理学家魏裔介在《四书偶录序》中曾这样评价魏一鳌：“魏子莲陆中年从征君（笔者注：指孙奇逢）于夏峰，尽得其平生之学。而征君亦以为传吾之道者，莲陆也。” [83] 汤斌在《〈雪亭梦语〉序》中也描述了魏一鳌追随孙奇逢研究理学的情形：

雪亭者，莲陆魏君侍征君先生于夏峰自名其所居之室也。梦语者，记其所闻于师与夫读书有得之言以自考也。莲陆受业先生之门三十年中，频遭变乱，患难与共。及先生迁夏峰，莲陆自山右辞官而归，率间岁一至，每至必留数月。后构屋以居，为先生订年谱。白雪盈山，孤灯午夜，上下古今，视千秋如旦暮。故及门问答之语，莲陆为多。 [84]

根据笔者目前已掌握的材料，魏一鳌编著刊行或参与编著校订刊行的著作有以下数种：《夏峰先生年谱》（魏一鳌参与编订）、《容城三贤集》（魏一鳌校刊）、《岁寒居文集》（孙奇逢著，魏一鳌等捐资刊行）、《紫峰集》（杜樾撰，魏一鳌倡举梓行）、《读礼偶见》（许三礼著，孙奇逢鉴定，魏一鳌校）、《四书偶录》（魏一鳌著）、《诗经偶录》（魏一鳌著）、《北学编》（魏一鳌编著）、《雪亭梦语》（魏一鳌著）、《雪亭文稿》（魏一鳌著）、《雪亭诗稿》（魏一鳌著）等。此外，由于魏一鳌追随孙奇逢最久，孙氏许多著作，如孙奇逢的《岁寒居问答》的许多内容，乃是和魏一鳌的对话，大概也是由魏一鳌记录整理的。在孙奇逢、汤斌、王余佑等人的文集中，我们不难找到他们和魏一鳌讨论理学的文字。因此，研究孙奇逢及清初北方理学，魏一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 [85]

除了在夏峰追随老师孙奇逢从事理学的研究外，魏一鳌大多数时间在保定过着平静的隐居读书生活。王余佑曾有《过魏莲陆斋步韵》一诗，描述魏一鳌辞官归隐后的生活：

使君高卧处，门巷少逢迎。

得食雀无语，遮窗竹有名。

酎泉思水味，对石忆山盟。

何日白云里，垂萝面百城。 [86]

魏一鳌住在河北首府保定，过往的官僚和文人墨客也常常拜访他。1670年，河北正定籍官员、大收藏家梁清标在保定拜访魏一鳌，并应魏一鳌之嘱，在一本册页上抄录了自己的五首词。其中一首为魏一鳌祝寿，一首庆贺魏一鳌得孙之喜。爰录于下：

纸窗茆屋，有先生，抱膝小门回折。荒径全萦书带草，床上凝尘满席。五马归来，三间高卧，独耐袁安雪。萧然环堵，猪肝肯使轻说。　　闻道初度佳辰，墙头过酒，剪烛招狂客。万事何如杯在手，莫问新来华发。栗里琴尊，庞公夫妇，岁岁娱泉石。故人寒邸，梦留斋畔凉月。

右调寄念奴娇，寿莲陆年兄。（附图4）

附图4

附图5

鹊噪高檐，弧悬绮户，谢庭树发新枝。充闾佳庆，汤饼趁芳时。春动门前五柳，祥烟绕香径疏篱。开颜笑，兰徵不爽，词客咏蠡斯。　　提携，看异日，饴含暖阁，斑舞重闱。更韦氏经传，万石名齐。憔悴故人旅舍，听然喜，蹔放双眉。茅堂畔，灯青酒绿，莫放掌中卮。

满庭芳·贺莲翁举孙。（附图5）

册尾有梁清标自跋云：“山中多暇，初学为小词。偶过上谷，晤莲陆年兄，则词家老手也。间一效颦，莲翁辄命录之。羊枣之嗜，自昔云然，余愧汗不禁淫淫矣。康熙庚戌春日，东垣弟梁清标志。” [87] 梁清标与魏一鳌同为崇祯十五年举人，次年梁成进士。满族入关后仕清，宦途顺畅，历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刑部尚书、户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等职。这也从侧面说明了魏一鳌与河北官僚集团的深厚关系。

1675年，孙奇逢在河南夏峰病逝，魏一鳌成为主持孙门事务的核心人物。王余佑《寄魏莲陆》一札颇能说明这一点：

老师辞世，我辈如天倾矣。深恨向来委顿，未遂兼山之游，此心焚灼，如何可言！昨赴容城，一哭故庐之前，遗像依依如生时，安能再一聆笑语耶？足下迩来追随颇密，吾道在躬，我辈当崇西河之席矣。秋后会葬之期，不知同人几能往苏门也。北方学者岂可少一公帐列名以将乎？足下作何料理，惟冀示我。 [88]

魏一鳌离开山西后，依然和傅山保持着联系。《雪亭文稿》中收有魏一鳌《与傅青主书》：

卢敖浪游，年年作客。庚子冬杪归上谷，晤申之（笔者按：申之即王余佑），知老伯母仙逝。五内悲悼，为人子者，应自难堪。维思道兄清风大节，足以显亲扬名。为其母者，可以无憾。惟冀毁不灭性，加餐自珍。兼闻欲求征君老师作墓志，嘱弟等为之先容。弟于辛丑夏过苏门，切致仁人孝子之请。老师谓当世无不知伯淳者，岂以衰年辞？俟备实录，即图命管。晋卫，一太行之隔，把臂入林，自当有日。道兄岂无意乎？鸡絮来将，此中跼蹐难喻，俟容另布。不宣。令弟、公子、令侄统此致意。 [89]

傅山于康熙癸卯（1663）四月经清化访孙奇逢于河南百泉，并请孙为母亲贞髦君作墓志铭，此为傅山研究学者所熟悉。 [90] 但傅山与孙奇逢的交往，始于魏一鳌的介绍，则鲜为人知。孙奇逢《日谱录存》康熙癸卯（1663）四月初六日记载：“青主信宿言别，口占留之。有引莲陆、申之为予言青主其人其诗甚悉，予向之二十年矣。不谓青主亦向予，不远千余里过视，信宿言别，似于千余里二十年相向之意太恝也。因占此：‘平生性命托朋友，老至形衰心更痴。二十年来求识面，相逢恨晚愿归迟。’” [91] 惺惺相惜之意溢于词语之间。这也说明，傅山和孙奇逢这两位清初的北方大儒的相知相识，是以魏一鳌为中介的。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傅山的友人虽遍及大江南北，但其中北方人明显地多于南方人。除了山西本省的友人外，外省的友人中以直隶省籍的为多，如王余佑、申涵光（1619—1677）、殷岳（1603—1670）等。这些友人又多少和孙奇逢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其中多为孙奇逢的弟子），而傅山和以孙奇逢为领袖的河北学者圈的密切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魏一鳌建立的。

在上引致傅山的信中，魏一鳌深情地写道：“晋卫，一太行之隔，把臂入林，自当有日。道兄岂无意乎？”对于与这位在困境中结识的莫逆之交的重逢，傅山当然是极其向往的。在1666年左右或1670年代初，这两位友人曾有一次重逢，并一起出游。《霜红龛集》收有五律《老足》一首：

老足秋能健，朋游崄亦豪。

眼当孤阁放，身已百杯高。

霜壁摇朱杞，风檐落白蒿。

生平望东海，一钓有连鳌。 [92]

这首诗写的是傅山和友人的出游。也可能是在傅山于1660年代或1670年代初登泰山、谒孔林后，继续东进观沧海时写的作品。 [93] 《霜红龛集》中的《与邯郸任尹四首》中就有“却喜游山左，还要过海滨。岱宗愁一揽，花眼决东秦”。 [94] 和傅山一起出游的友人，极可能就是魏一鳌。陈寅恪先生曾指出：“明末人作诗词，往往喜用本人或对方，或有关之他人姓氏，明着或暗藏于字句之中。斯殆当时之风气如此，后来不甚多见者也。” [95] 这一风气应也沿至清初。在《老足》这首诗中，最后两句把魏一鳌的名、字、号全都包括进去了。“一钓有连鳌”句中，“一鳌”为魏之名，“连”则与魏的字相关。魏一鳌字莲陆，有时写作莲六，或连陆。傅山有时即称魏一鳌为“连翁”。 [96] 魏一鳌别号海翁，所以“生平望东海”一句不但提及魏一鳌的别号，并且表达了对这位友人的人品和才学的倾慕。

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傅山被征入京参加博学鸿词特科考试。他在北京可能再次见到了魏一鳌。傅山当时称病拒不参加博学鸿词试，阳曲县令派人送牛车将傅山拉到北京，时在七月。 [97] 而魏一鳌这年也在北京，忙于编辑出版《容城三贤集》（即刘因、杨继盛、孙奇逢三人合集）。魏一鳌《容城三贤集》跋云：

《两贤集》梓于容邑旧令蒋君如苹。岁久原版模糊不可辨识。忠愍公（笔者按：即杨继盛）孙重刻家集于南都，称善本矣。《静修集》则残缺如故。戊午春杪余客都门，容城裁之张公、清远杨公欲重梓《静修集》，谋之余。余曰：《两贤集》传世已久，孙征君先生与两贤同产于容，今续其集于后，则三贤接踵，辉映后先，不为千秋快举乎？二公鼓掌称善，遂纠工于清远舍傍，两阅月而告成，约费数百金，俱出自俸橐。两公可谓见义勇为，有功名教者也。余任校正之役……爰纪其颠末如左。 [98]

根据魏一鳌的跋，《容城三贤集》的成书时间大约在五六月间。傅山七月入京。由于博学鸿词的征举在年初就已开始，魏一鳌在京城中当已知老友傅山也在征举之列，所以极可能在京与傅山见面。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夏（1684），傅山去世。魏一鳌曾作《挽石道人》一诗来追悼这位相交近四十年的老友：

义侠当年发指冠，龙髯难挽壮心寒。

烂衣清节郭文举，皂帽高风管幼安。

甲子诗编双眼白，坎离鼎练寸心丹。

归时好忆来时路，认取龙华旧讲坛。 [99]

盖棺论定，魏一鳌用晋代游于方外的高士郭文举和汉魏之际渊雅高尚的管幼安来赞誉傅山的高风亮节。

魏一鳌晚年除继续致力于弘扬理学外，在地方上还举办了一些和理学相关的公益事业，如捐资修建上谷五贤祠、阳明王先生祠、上谷忠烈祠等。 [100]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九月，魏一鳌以疾卒，当地人士为了纪念这位乡贤，将他配享上谷五贤祠。 [101]

五、余论

清代史学家全祖望曾这样评价傅山在清初北方学术界的地位：“先生之家学，大河以北莫能窥其藩者。” [102] 笔者在研究傅山与魏一鳌的交往时，虽笔墨较多地放在魏一鳌这个不太为人所知的人物身上，但用意却依然是研究傅山这位清初北方重要的思想家和艺术家的生平，特别是他和仕清汉官的关系。

在以往的傅山研究中，傅山作为明遗民反清的一面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肯定，但傅山和清朝官员的交往却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其中原因固然和一些重要的历史文献（如本篇所附傅山致魏一鳌的十八札）未被发现有关，但人们倾向于从傅山是坚定的明遗民的角度来思考他的言行，也是妨碍比较客观地研究傅山和清朝官员交往的重要原因。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傅山研究中，也普遍存在于对其他明遗民和明遗民艺术的研究中。

从清初至去世，傅山始终都和一些仕清汉族官员（包括由明降清的“贰臣”和入清后才走上仕途的官员和汉旗人）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并得到他们的照顾和保护。和傅山过从甚密的官员，除了上文提到的以外，在顺治年间有朱之俊（1596—1671）、周令树（1655年进士）、王显祚、魏象枢（1617—1687）等， [103] 在康熙年间则有曹溶（1612—1683）、陈上年（卒于1677）、郭九芝、戴梦熊（卒于1680）、储方庆（1633—1683）、李振藻等。魏一鳌在这些汉族官僚中给予傅山的帮助最多。没有那些仕清汉族官员的帮助和保护，傅山能否度过清初那最艰难的时期都成为问题。对一些仕清汉族官员来说，保护明遗民，多少补偿了他们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出仕一个异族政权而造成的愧疚。帮助困境中的明遗民，成全他们的气节，是多数良心未泯、善意尚存的汉族官僚的愿望，特别是当汉人在政治军事方面的抗争显得不力和无望时，傅山、顾炎武（1613—1682）、孙奇逢这些学识渊博的明遗民学者，更被人们（包括仕清汉族官员）奉为文化精神上的领袖。顾炎武在山西、陕西和孙奇逢在河南都曾受到当地汉族官员的照顾，他们的学术活动也都不同程度上得到他们的赞助。

在《雪亭诗稿》中，有魏一鳌《题傅青主画》诗一首，这首诗不仅可以看作魏一鳌对傅山艺术的评价，也是对他的政治立场的论定：

朱衣道士客君家，肝肠块垒思槎牙。

醉后突兀兴不已，洒作粉壁石倾斜。

沉冥烟雨连天暗，生辣硬瘦堆残霞。

昂藏偃蹇龙虎赊，斑斑驳驳苔藓花。

众人争看声啧啧，我亦素有元章癖。

黄冠心鄙渭水翁，不觉写出首阳石。 [104]

诗的最后一句，以首阳石引出伯夷、叔齐宁死不食周粟这个典故来赞扬傅山。魏一鳌当然知道，傅山和不少清朝官员有过密切的交往，并曾得到过他们的帮助。但在他看来，傅山能够不去做清朝的官，也就是他那个时代的伯夷和叔齐了，他自然会为自己曾帮助和营救过傅山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105]

附录 《丹崖墨翰》简介及释文

《丹崖墨翰》是由傅山致魏一鳌的十八通信札裱成的一个手卷。卷首有魏一鳌的友人魏裔介所题行书引首《丹崖墨翰》，署款为：“柏乡魏裔介为莲陆题”（附图6）。魏裔介，直隶省柏乡人，崇祯壬午举人，顺治三年进士。魏裔介在顺治朝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在康熙朝曾任吏部尚书、内秘书院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也为清初北方著名理学家之一。从魏裔介所题引首可以断定，这一手卷是在魏一鳌在世时就已付装池。魏一鳌如此郑重其事，既反映出他对傅山书法的喜爱，也说明了他对自己与傅山之间那份友谊的珍视。

大概由于过手的收藏家极少，这一手卷上并无任何收藏印章。这可能是由于这些信札所谈都是傅山向魏一鳌请求帮助或感谢他帮助的事，不便为外人所知（其中一通直接写明请魏一鳌阅后烧掉），所以魏一鳌嘱咐后人毋将此卷轻易示人。《霜红龛集》中收有傅山致魏一鳌的一通信札， [106] 写信的时间也与《丹崖墨翰》所收大部分信札的时间相近，该信所言不及傅山求魏一鳌帮忙诸事，所以魏一鳌的后人让它编入傅山的文集。上海图书馆藏有傅山致魏一鳌十五通信札的册页， [107] 其内容虽也有傅山请求魏一鳌帮忙之事，但皆可公之于众而不致傅山难堪。所以，魏一鳌似乎有意将傅山致他的信札分类裱成一卷一册。如果这一推测合理的话，则此事足见魏一鳌为人的厚道。1988年冬年，佳士得文物拍卖公司纽约分部拍卖了这件手卷，为一英国文物商购得。两年后，香港收藏家叶承耀医师购得这一手卷，并珍藏至今。叶医师曾请大陆著名书画鉴定家杨仁恺先生题签并作跋。经叶医师的友人、已故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刘九庵先生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前馆长高美庆博士的引荐，笔者得以于1992、1993年两度在叶医师的办公室和住宅观摩和研究这一手卷。叶医师是香港收藏家组织敏求精舍的成员，《丹崖墨翰》曾发表于敏求精舍会员藏品集中。

附图6

《丹崖墨翰》无疑是一件研究傅山生平与艺术的极其珍贵的作品。对这件作品的研究，对我们了解傅山在满清入主中原最初十余年中的生活极有帮助。由于傅山是清初著名的明遗民，手卷中的信又都是写给当时正在清政府中任职的一位汉族官员的，因此这件作品也是研究明遗民和仕清汉族官员之间复杂关系的重要历史文献。对于研究傅山的书法来说，这一手卷中的第一札和最后一札的时间跨度近十年，两札的书风也有了相当大的差异，这可以使我们对傅山书风在清初的变化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由于本篇并非以傅山书法为题，故不在此详述。

《丹崖墨翰》中的信札都未写明写信的时间，因此我们只能根据其内容来判断它们大致的年代。在第一札中，傅山提到“栖栖三年，以口腹累人”。甲申后，傅山一直过着流寓的生活，开始可能还有一些旅资，而后则多靠友人接济。这样推算的话，第一札大约写于1647、1648年之间。可以大致判断这件手卷中较早的信札书写年代的另一事件是傅眉的婚事。在第四札中，傅山写道：“老亲拟有平定孙妇之娶。而适丁郊垒闭之，太原县城戒严不能出。谓翁台可代为山谋而引手也。”傅眉的妻子是平定人，信中所言当指傅山的母亲为准备傅眉的婚事前往平定。 [108] 戊子冬，大同总兵姜瓖兵变，太原县城戒严大概也由于这次兵变所致。因此，傅山的母亲为傅眉的婚事前往平定的时间可能在戊子末或己丑初（1649）。在第八札中傅山又写道：

此中原无可羁留，但为刑尊写屏子一事未完，了此即东矣。儿辈或当先往，若及台下在彼，尚欲一烦庇护耳，以婚姻皆在彼方矣。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在傅山的母亲前往平定后，傅眉、傅仁（傅仁是傅山的哥哥傅庚的儿子，傅庚去世后，傅仁由傅山抚养）也去了平定。然后，傅山也前往平定参加傅眉的婚礼。从《霜红龛集》的一些诗文来看，己丑秋傅山和傅仁都在平定州。 [109] 傅山很可能是在傅眉的婚事后，又在平定逗留了相当一段时间。傅眉的婚事应在己丑年（1649）二月二十六日。康熙乙卯（1675），傅眉的妻子朱氏病逝。傅眉在纪念朱氏的铭文中写道：“二月二十六，其归我之年月日。” [110] “二月”前脱指明年份的二字，可能为“己丑”。甲午“朱衣道人案”时，傅眉受牵连入狱受审，供词中提到，自婚后即和父亲分开住，丁亥年就已分开，至今已七年。 [111] 己丑至甲午（1654），算头算尾的话，共为六年。傅眉的供词，可能略有夸大。傅眉的妻子生于丁丑（1637）， [112] 以丁亥嫁傅眉的话，仅十一岁，似太早。

不过，在1667年赠魏一鳌的行草书十二条屏中，傅山却提到，魏一鳌在“己丑、庚寅间……以闲散官游晋”。傅山此处所记，应是魏一鳌由山西省布政司的低级僚佐参军升为山西省布政司经历的时间。至于魏一鳌开始到山西任官的时间，则早于己丑。这在正文已有说明。所以，傅山写给魏一鳌的最初几通信札早于己丑，是完全可能的。

魏一鳌将傅山写给他的十八通信札装裱成手卷的时间，大概不会早于1663年。因魏裔介在所题的引首上钤了一方印文为“宫保大学士”的白文印。魏裔介在康熙二年三月加太子太保，次年十一月（1663年初）升为内秘书院大学士。 [113] 1667年，魏裔介曾专门到魏一鳌家中与其论学，并颜其居为“广居轩”， [114] 魏一鳌很可能在此时请魏裔介题引首。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魏一鳌多年前就已将这些信札装裱成手卷，然后再请魏裔介题引首的可能性。但即使如此，装裱这些信札时，距当年收到这些信札已相隔多年，所以部分信札的前后次序有颠倒。最明显的例子便是第九札和第十札的次序。从信的内容来看，第九、第十两札虽写在同一天，但第十札应写在第九札之前。第三札的书写时间应较晚，约在1652年，因信中提到孙茂兰西去宁夏一事（孙茂兰任宁夏巡抚在1652年）。此札的书法风格也比较接近那些稍晚的信札。

《丹崖墨翰》的第十七札大约写于1652年，因傅山在信中请魏一鳌借清政府查荒之际，设法帮他免去忻州老家一些土地税。《清史稿》卷五记载，清政府曾在顺治九年壬辰（1652）十一月乙未，免忻州、乐平等州县灾赋。

《丹崖墨翰》的第十八札亦即最后一札的书写时间，笔者订为1657年。傅山在信中提到他代表友人为魏一鳌书写条屏赠别，所撰文字唐突上谷先贤刘静修一事，正好和美国收藏家路思客先生所藏傅山书《莲老道兄北发，真率之言饯之》十二条屏的内容吻合，书法的风格也相近。河北保定在太原的东北方，傅山在文中又多次提到上谷先贤，是知此乃魏一鳌辞官返保定时傅山的赠别之作。王余佑的《魏海翁传略》告诉我们，魏一鳌是在顺治十三年丙申冬（1657年初）辞官返回保定的。第十七札和第十八札的书写时间相距四年的原因大概由于魏一鳌丁忧居丧三年，其中又发生了“朱衣道人案”，傅魏之间通信较少，一些信札收入了上海图书馆藏册页而未裱入这一手卷所致。傅山在甲申后，行踪一直未定。学者们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编纂的傅山年谱，在纪录傅山这一时期的活动时，也都比较粗疏。笔者对《丹崖墨翰》书写时间的推测，很可能不够准确。希望今后能发现更多的资料，特别是《雪亭先生年谱》，来进一步考订傅山和魏一鳌的交往。

《丹崖墨翰》释文：

第一札：

天生一无用人，诸凡靠他不得，已自可笑；一身一口亦靠不得，栖栖三年，以口腹累人。一臆闵安道，辄汗浃背。有待为烦，腼以待尽，乃复谬辱高谊贲宠侨庵，益笑卖药朽翁之浪得名。闻天地间诸事，有马扁固如此。道人虽戴黄冠，实自少严秉僧律，一切供养，不敢妄贪肉边之菜。权因热灶，岂复无知，忍以土木冒饕檀惠。润溢生死，增长无明。老亲亦长年念佛人，日需盐米，尚优胼胝，果见知容，即求以清净活命乞食之优婆夷及一比丘为顾，同作莲花眷属。即见波罗那须顿施朱题之宝，令出家人怀璧开罪也。对使稽首谢德，代手完函，不敢㳄睨。曾闻之一二石交诵《吊朱莆城》大章，佩雅无既矣。草草附展宿私，余不敢噪。伏惟台照。不宣。真山稽首。慎！

第二札：

周山人迹贫道于山兰冰径，殷殷道雅。黄母唐突衙斋，在官长可鸣下交在，方外士终觉有违羯磨耳。下弟素仰台范，久拟一登龙，取贫道字为款，因勒此奉候。尚有道人一友宗生黄玉，其人者亦欲因道人而受教于门下。他日或一趋谒，并求惠赐芝宇。出家人蒙面为人作曹丘，殊为没傝㒎，然无他秽肠也。且无缘颜面。草兴展不尽。山再稽首。慎！

第三札：

坐寂经年，长日何事，正须大哆谢藩口耳。家季敦意画竹，雨中手懒，一两笔不能得志。姑道之行，缀成再报。旅人不能风化群从，令餐松饮泉，不嫌交偏。一事相商，令家季面致，大都因侄仁为资也。可得果遄示一音。孙长君谓且无行期。而弟自县上来，乃知既西矣。别意未展，殊怅。倘复有往来，正须一知耳也。家季口中事，亦半系故人，不然不莽为关白。幸裁教。不尽。弟山顿首。

第四札：

切事奉：老亲拟有平定孙妇之娶。而适丁郊垒闭之，太原县城戒严不能出。谓翁台可代为山谋而引手也。专劳黄玉兄躬叩请教。机非在我，倘妙有筹略，求与黄玉面议之。缕缕不尽，并在黄兄口致。山但有手额，不宣，连翁先生大护法。道弟山稽首。慎！

第五札：

黄玉兄还，道勤恳，极感，极感。拟复造司请前命，太原县村力侵星至传，老亲亦获清之县令出东村矣。前命可已之。然不匮之雅，真真铭之心髓矣。非复常言，非复常言。稍宁，图晤未央，专遣力奉闻。黄兄嘱笔。道弟山稽首。慎！

第六札：

侨汾而汾之名酒不可常得。间一沽之，村䣸而已。良酝远至，深快旧肠。酒道人者以酒遗人，真不啻佛之舍身也。中山不知醉，此感如何？辱问近作，一年来九回枯矣。然此中多有而无相发者，故终茹之耳。溽蒸作暍，宿疾正发，力疾草复，幸惟台照。淄川之信无足疑。孙公子字一缄，寓中无红笺，并须道之。弟山顿首。慎！

第七札：

数数承雅，无可将意，但有此中。顷见黄玉日就萧瑟，门下侠肠何不一为引手。若有可乘，须烦注存也。家弟久怀仰止，未得勤接芝宇，行因黄玉修候，亮属道人之弟，翁未甚吐弃也。临书真切。道弟山稽首。慎！

第八札：

辱惠肝膈，日真一日，山顾方外人哉，何日忘之，笃于方内者千倍矣。此中原无可羁留，但为刑尊写屏子一事未完，了此即东矣。儿辈或当先往，若及台下在彼，尚欲一烦庇护耳，以婚姻皆在彼方也。所云其中相公之礼，已一一送进，尚浮于前数矣。临时又当有以图之。不知平定之行当在几时，若刑尊且不来，还须丐一言于县也。何如？余当面倾，不一。弟山顿首。

第九札：

酒德远至，那胜饮醇。昨集州友一意外事，早修一字，已托紫、古两兄代弟申恳。而所云乡约地方果尔得意，报官司矣。万恳速为镇结。此村乡约素称毒虿，若非仗台下了此，一伙穷项乞儿友弟拖累无日矣。草草言谢，再陈前衷。心绪如焚，翘首望命。弟山顿首。慎！

居实字到，不知寄书人去未？书中言想当悉。

第十札：

无端怪事奉闻：昨州友过村侨小集，孺子之婿朱四适来贪嬉。邻舍有秋千，朱四见而戏之，下即死于架下。山所侨实为尔桢杨长兄之庄。庄乡约与桢兄不善，恐从兹生葛藤。若事到台下总捕衙门，求即为多人主张，一批之。事虽无他，而乡约既欲修却，朱四之兄则无赖凶顽人也。万一有言，凡道府县衙门，统渎门下鼎容力持之。且县衙无人可依，不知门下曾与交否？即交，厚否？须仗台力一为细心周旋，省一时穷友乱忙也。详不能写，即浼古、镇二兄亲谒口致之。若有他缘而恃爱粉饰，当唾弃我于非人。真切真切。弟山顿首。余慎！

纸笔村劣，求宥。

第十一札：

弟之蹇厄而累多人，屡承大力深心。而凶顽党羽一时嗾射打吓，且恃其衙门中有谁有谁（此须孺子口道），势必餍饕而后止。适间尊票押乡约之说到村，其兄云“必不干休”，以人命告两院臬司为主，想当明日有词矣。孺子深虑将先呈其打吓于上司。此时，渠辈无赖闻有王舍亲在中，莫不欲捻指其中，良繁有徒为之怂恿。而弟辈所恃惟在台下，若台下还用大法力杜此凶计，亦不须别用弟辈委曲。倘此辈吞诈之心不已，孺子袖中已具有呈文，将先发制之。或抚或司道，总求指示而先容之，并为审处宜如何如何，期于镇压惩创此辈。此时弟等居乡实难，无妄之愆，幸遇台下在此，定当能为我二三弟兄一挥宝杵也。匆匆纸上不悉，孺子面领德教可也。数数渎听，实非得已。此时世法，台下岂不知哉！岂不知哉！恃爱又恳幸照原。不一。弟山顿首。慎！

第十二札：

前事两次启矣。闻台即有接按君之行，恐亦出门延蔓无日矣。令弟辈焦劳，将安所图？即求诒阳曲令君一字，真切真切，求速埋葬耳。且其岳丈孺子及其兄皆到作主张矣。县差一出，便有多少刁难。穷途之人无许多物力打发。恳求命一役至村，押勘施行。若县役可以不出，方免目下须索。感德不既，再此陈情，万惟台照。弟山又顿首。慎！

第十三札：

即此三两夜累人极矣。万一台下有接按君之行，此事诚不知几时才有结局。若孺子说行，须得借鼎一到上司讲请之，仍烦威旌一临村中，先相之，付乡约地方看守便也。不然天热一坏，口尚有既耶？再请尊命？弟山顿首。

第十四札：

孺子至村，道台意。即骨肉自为未必至此。但所云红谿者，毒计当益炽，恃与满人狎昵，谋必遂欲，深可恨也。尚有凶党亦镇宇者，续将从他县至。此物素称凶狠棍宗，闻已唤去，当来。痛求台下惩创之。且彼已有词。阳曲前票既蒙台命已撤，若再一准，仍中彼计，郡辈立见齑粉矣。还求一查询之，恐彼朦胧其词，但希见准，而阳曲令君亦不细阅其词，遂差人耳。千万千万。不知臬司呈子能如前所云批下否？若未批下，则其中仍有红谿之说中之矣。又当奈何？为人为彻，统求裁酌施行。死者之弟慎五已到尸所，无他词。而红谿唆之使去，亦至今不来。若台台下临时，亦须及之。弟山顿首。慎！

第十五札：

昨事极承台爱。其兄顽劣，既已买棺装殓矣，而忽变无赖，为多人唆起，谋告。所告者以王舍亲鹏起为尤。事既如此，不得不先鸣之台下。村人与杨兄作敌者，又群起而图之。若非鼎力弹压，妙为区处，累舍弟不浅。且令弟无以谢舍弟矣。事本无他，而时势至此，不良之人实多。台下至此为令，弟辈无所为护庇，此非弟之耻也。台下以为何如？弟处此中，万难于友朋兄弟之间，千祈为我善谋之。数数字达尊衙，似乎唐突，然恃知爱，故不避嫌乃尔。莲翁老先生。弟山顿首。

第十六札：

无妄之愆，劳莲、迂两台台深心大力，而不得促见一快，奈何哉！终须宝杵降魔，护诸孱懦耳。家弟道及前日促膝时语，尤属无妄之无妄者。然亦不暇与解，仍幸台下就中调护，或当消弭耶？且须时时有闻，令弟当何方待之为善。不知台下能委曲于中否？亦须裁夺见示。高情远志，不能少遂。而置身丛棘中，动辄有碍。隐非隐，见非见，反之魂亭，但有嗔愧。此等心曲，焉得语诸不知我者。因前论及之，亦知台下念我之蒙袂人间也。昨词闻又到案下，未知果否？果尔，亦求速一验看。昨才知朱二已于隐处割破图诬，临时大荷包老之镜。此中机宜，要刻刻虑及。阳曲闻县差欲夺而逮之，先厅一审。又闻洪溪特状将告弟及家弟于臬司，此猰狗必至穷势也。统求镇杜之。洪今在逃未获。即终不获，亦须作案听获正罪，庶可惩于将来。既恃爱有年，而此时不切切结此无端之局，复将谁赖耶？又渎求鉴。弟山顿首。慎！

第十七札：

前事似结耶？终始荷鼎，杨、王舍亲诵义，梦寐不忘，无由自达，俾山恳恳致之。大都此事，彼此蔓萦，使一无是非之乞士即离离即于其间。非莲盟累劫之，旧适游戏人间，何以得此痛快？然凶狡百端，加以此辈素习无良，复令乡党自好者不忍太下惨毒，自居忠厚。彼安得知两舍亲真实为彼哉？后须有言，当出自死者之父。然已铸铁案于兹矣。或当无奈何耶？可恨此辈，贤淑者皆离祸不留，而纷纷禽兽尚率而食人，使君子不欲以平常仇雠较之。诚不知当何以处此。向亦有一王孙为宦者，无端一舍亲以素恨告之，径坐站徒，窃尝懊责之。乃今复有此鞶带之锡，又徒一王孙，使人心恧。至今杨、王舍亲怜而慰之，不似当钧两造时也。然又不无惎计老猾之意。台下谓何以处此后也？今遣舍弟入城，躬叩道意。其中前后，俾口缕之。村乡约十五之责，复几以老命拼。今尚未起，其实时刻不忘情于杨舍亲昆玉及舍弟，而谋吞饕之也。弟止细道，万须一听。不欲台下以事既结，而置后端。知为我忠谋，故一一商之耳。

寒家原忻人，今忻尚有薄地数亩。万历年间曾有告除粮十余石，其人其地皆不知所从来，花户名字下书不开征例已八十年矣。今为奸胥蒙开实在粮石下，累族人之催比，累两家弟包陪，苦不可言。今欲具呈于有司，求批下本州，查依免例。不知可否？即可，亦不知当如何作用？统求面示弟止。弟甘心作一丝不挂人矣，而此等事葛藤家口，不得了了。适有粮道查荒之言，或可就其机会一行之耶？其中关键，弟亦说梦耳。恃爱刺之。黄玉亦当躬谒。此子茕茕感贷，得襄其事，尝不置口。家弟世之椎鲁无用人，多所受侮于外，今始图什一。暇中恳为一计之。不知何日能花边立马，一晤图倾耶？草草不尽，但有感激。伏惟台照。弟山顿首顿首。

村市纸简可笑，览竟即火之无留。嘱嘱。

第十八札：

酒道人滨行，宗生黄玉与家弟止约我辈三五人为屏材，而属笔侨黄。弟素不能抽黄对白之伎，且以素辱为方外游，遂尔走笔，幸持之无人之境，一喷其饭，决不可令一俗人见也。既写复念静修为上谷先儒，恐道人之芥蒂于其乡人也。然既为儒先，天下之所得共闻共论者。况道人特达士，岂得隙诸其孟浪之口。久而复知侨黄之非好诋毁人者也。此中郁郁不得肆展，幸鉴之言外。新诗日进，弟煮饭折脚铛人耳，安所敢低昂大官府珍错也。但有推服，有推服。与淄川作字即奉命，但题后须及尊意，不知当如何书，又不谙此君性情何如。尚求一教。弟山顿首。

一二日有事过州，文旆东发，或当图晤。

[1] 全祖望《阳曲傅先生事略》载《鲒埼亭集》（同治年间刊本），卷二六；瞿源洙《傅寿毛先生传》云：“金陵纪伯紫，合淝尚书龚公救之力，事白得释。”载《傅山全书》第7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5061—5062页。

[2] 这三个题本分别是：《河南巡抚亢得时题本》、《刑部尚书任濬等人题本》和《刑部尚书图海等人题本》，见《傅山全书》第7册，5159—5197页。

[3] 关于傅山的生平，参见郝树侯《傅山传》，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85年；魏宗禹《傅山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林鹏《丹崖书论》，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林鹏、姚国瑾编，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第63册《清代：傅山》，北京：荣宝斋出版社，1996年；白谦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4] 王余佑《魏海翁传略》，载魏一鳌《雪亭文稿》（国家图书馆藏稿本）。

[5] 孙奇逢《新安耆逸魏公墓志铭》，载《雪亭文稿》。

[6] 根据孙殿起先生《贩书偶记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53页）记载，孙先生曾见过陈鋐撰《雪亭先生年谱》稿本。此谱很可能仍存世，然笔者至今尚未访得。

[7] 参见魏一鳌《华萼集序》及《临江府司理李公恺蕃暨元配王孺人继阴孺人行状》，见《雪亭文稿》。

[8] 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三，清道光二十五年大梁书院刻本。

[9] 王余佑《魏海翁传略》。

[10] 孙奇逢《新安耆逸魏公墓志铭》。

[11] 傅山《魏封君传》，《傅山全书》第1册，360—361页。

[12] 参见魏一鳌、汤斌等编著、方苞订正《孙夏峰先生年谱》（《畿辅丛书》本）卷上。

[13] 《山西通志》（雍正年间刊本），卷十九。

[14] 孙奇逢《夏峰先生集》（《畿辅丛书》本），卷一。

[15] 张日葵即张三谟，日葵为其字，平定人，曾任明朝大理寺卿。明亡后，拒绝清政府的征聘，隐居不仕。张也是傅山的好友。苗九符，即苗蕃，九符为其字，“平定人。明天启甲子举于乡。性耽山水，博雅闳达。工诗文及书法。宰南城，爱匡庐之胜，筑室东林寺，遂隐焉。著有《江帘》、《吟天》、《香吟》诸集”。《山西通志》（光绪年刊本）卷一五六《文学录下》。苗蕃与魏梁栋、魏一鳌父子情谊甚笃，魏梁栋去世，曾为撰墓志铭。见《雪亭文稿》。

[16] 参见《夏峰先生集》及《傅山全书》中所收有关文字。

[17] “朱一统，平定人。举于乡。崇祯中补为蒲城知县。十六年十月西属邑迎贼，独谋拒守。曰：‘吾家七世衣冠，安可臣贼。’或言甲榜多纳款。一统曰：‘此事宁论资格耶？’以体肥，令家人扩井口以待。会卫兵叛，夺印趣迎降。一统瞋目叱之曰：‘吾一日未死，印不可得。’日暮左右散尽，从容赴井死。”《山西通志》（雍正年间刊本），卷一二七。

[18] 《夏峰先生集》卷九，页11b—11a。

[19] 参见《丹崖墨翰》第一札。《丹崖墨翰》即裱成手卷的傅山致魏一鳌的十八通信札，香港叶承耀医师收藏。本篇《附录》录出十八札全文。

[20] 王余佑《魏海翁传略》：“甫期年，以意外被谪，闻命甚喜，每多设醇醪于座隅，有人劝以婉转，或以服官为美事者，辄以酒灌之，务至酩酊以塞其口。未几，新守到，而公竟飘然归矣……里居渥水，日侍征君（笔者按：指孙奇逢）之门。是年，补晋藩参军。”

[21] 《祝魏母杨太夫人七秩寿序并诗》：“无何，莲陆以诖诬镌级，居处藩司僚佐，复以贤能为当事荐拔，玉光剑气，难以掩没。”此序撰者不详，载《雪亭文稿》。根据傅山甲午“朱衣道人案”的供词，我们知道，魏一鳌在顺治十年癸巳时，为布政使下属中最高的官员经历。魏一鳌从参军升为经历的时间应在1649—1650年之间。魏一鳌《考满北上偕烨蕃兄弟游净业寺》一诗有“薄宦三年今一回，故乡风景不胜哀”句，见《雪亭诗稿》。魏一鳌当是任布政使司参军三年，考满后升任经历的。荐拔魏一鳌的“当事”应为是时担任左布政使的孙茂兰。详后。

[22] 参见傅山《因人私记》，《傅山全书》第1册，571—580页。

[23] 丁宝铨《傅青主先生年谱》，《霜红龛集》下册（影印丁宝铨宣统年间刊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1353页。

[24] 侯文正等《傅山年谱》，见《傅山诗文选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616页。

[25] 参见本篇附录中《丹崖墨翰》第十一札释文。

[26] 王余佑《魏海翁传略》云：“谪藩幕者数年，与傅君青主称方外交，捐资三十金，代买土塌村居。”傅山九月搬进魏为其购买的新居。见尹协理编《新编傅山年谱》，《傅山全书》第7册，5289—5290页。

[27] 在上海图书馆藏傅山致魏一鳌的信札中，就有提及为魏一鳌和他的妻子、弟弟魏一鲲等看病的内容。土塘村又作土堂村、土塌村。

[28]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6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74页。

[29] 参见傅山《长歌寿杨尔桢老友》、《明户部员外止庵戴先生传》等，《傅山全书》第1册，111—112、347—349页。

[30] 关于傅山何时寄居杨尔桢之庄，笔者仅能根据《丹崖墨翰》中的一些信件来大约地定一个时间。参见本编附录。

[31] 傅山《即事》一诗中有“张仲于今在，还为写孝经”句。注曰：“思孝曰：张仲字孺子，先生内侄。”张仲应为傅山妻兄明定远将军张宏业之子。《霜红龛集》上册，207页。

[32] 如上海图书馆藏傅山致魏一鳌信札册中有一通云：“弟连日复受外侮，无法御之，正在苦恼中，复闻旧游仳离之信，益深悒悒。”此札约写于1655年。

[33] 《傅山全书》第1册，504—505页。

[34] See Hilary J. Beattie，“The Alternative to Resistance：The Case of T'ung-ch'eng，Anhwei，”in Jonathan Spence and Jone Wills，eds.，From Ming to Ch'ing：Conquest，Region，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pp. 241-275.

[35] 《傅山全书》第1册，348—349页。

[36] 《傅山全书》第1册，355页。

[37] 傅山《题宋元名人绘迹》，《傅山全书》第1册，407页。

[38] 傅山《贺枫仲得孙》，《傅山全书》第1册，532页。

[39] 杨思圣在山西任按察使时，曾登门拜访傅山。事见杨思圣好友申涵光撰《杨方伯传》，载申涵光《聪山集》（《畿辅丛书》本），卷二。杨思圣于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十月由国史读学授山西按察使，顺治十三年丙申十月迁河南右布政使，顺治十四年丁酉十一月改四川左布政使。参见钱实甫编《清代职官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983、1984、1776页。杨思圣离开山西后，仍和傅山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傅山还曾约戴廷栻一起去河南看望杨思圣。《傅山全书》中收有傅山致戴廷栻两札，记录了他和杨思圣之间的交往。爰录于下：（一）“前月十五日得自中州来书，索铜章，书末嘱致意台兄，以人行急，不及专候为辞。但不知蜀中之行当在何日。”（499页）（二）“……若必图晤面，且不能豫中之行，弟意亦决，但不知杨公在彼尚能留多少时日也。期当在十月中，须兄高兴同往。弟盘费今已备得，礼物那须过多，除文房赏鉴之外，无可将者，兄量储之。”（475页）这两封信札当都写于顺治十四年（1657）杨思圣改任四川左布政使之前。

[40] 燕文贵的手卷《溪山楼观》明末曾由傅山的友人韩霖收藏。甲申后流入兵市，为戴廷栻购得。傅山为这一手卷书写了篆书引首和题跋。1663年左右，戴廷栻把这一手卷送给了杨思圣。详见该手卷上傅山和殷岳的题跋。此卷现为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所藏。

[41] 杨思圣在河南清化病危时，傅山赶去为他看病，事见申涵光《杨方伯传》，见《聪山集》卷二；及魏裔介撰《四川布政使巨鹿杨公犹龙墓志铭》，见《兼济堂文集》（四库全书珍本），卷十二。

[42] 傅山和孙茂兰的相识，当通过魏一鳌。魏一鳌是孙茂兰的下属，傅山写给孙氏父子的有些书信也是由魏一鳌转的。

[43] 《山西通志》（雍正十二年刊本）卷八六《名宦》。不过，清张承燮修、法伟堂纂《（光绪）益都县图志》（清光绪三十三年刻本）却记载，该县的房可壮（1578—1653）于“顺治九年晋左都御史，参闽抚张学圣贪秽启寇、宁廵抚孙茂兰贪婪刚愎。皆下部察议”（见益都县人物志十六）。实情及后续如何，皆因缺乏史料不得而知。

[44] 参见《傅山全书》第7册，5175—5176页。

[45] 参见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1760—1765页。

[46] 王又朴《诗礼堂杂纂》（光绪元年重印嘉庆间辅仁书院刊本），卷下。王又朴不但和傅山的长孙傅莲苏认识，而且和傅莲苏的两个学生、傅山诗文集的编辑者张亦堪、张耀先相熟。《诗礼堂杂纂》中所记傅山事迹颇可信。

[47] 法式善《八旗诗话》（稿本，第6页）云：“孙川，字方至，一字澄菴。汉军人，官延安知府。有《竹圃诗草》。澄菴祖茂兰巡抚宁夏时，脱傅青主山人于难。山人试鸿博学至京，尝主其家。澄菴犹得以诗文就正。山人归里，澄菴作诗饯之，今载在集首。”孙川是在康熙四十三年出任延安知府的。所谓傅山在博学鸿词科期间住在孙川家，可能是很短暂的，因为有当时不少同时参加考试的文人的诗文证明，傅山主要住在寺庙中。

[48] 孙川此诗收在丁宝铨刊《霜红龛集》下册附二，1211—1212页，以及《傅山全书》第7册，5013—5014页。丁本孙川序文有删节，但注明孙川为三韩人。《傅山全书》将孙川序文全文刊出，但将孙川的籍贯“三韩”二字删去。此处孙川序文引自《傅山全书》。

[49] 傅山《遗孙长公》，《傅山全书》第1册，505页。

[50] 赵刚《康熙博学鸿词科与清初政治变迁》，《故宫博物院院刊》1993年第1期，90—96页。

[51] 上海图书馆藏傅山致魏一鳌信札册页。

[52] 苗蕃《清故侍赠明桢魏公墓志铭》，见《雪亭文稿》。

[53] 《傅山全书》第7册，5175—5176页。

[54] 关于汾阳胡氏兄弟和傅山的交往，参见傅山《明户部主事汾阳胡公传》，见《傅山全书》第1册，333—335页。在傅山和他的友人的诗文中，有不少提及胡庭，所以在以往的傅山研究中，学者们注意到了傅山和胡庭之间的密切关系。但对胡庭的兄长胡款，则不见有人予以注意。这大概是由于人们不详胡款即胡子丹。《霜红龛集》收有傅山作乐府《旁刚》，有小序云：“数数闻西河子丹世讲道兹氏注虚。君肝膈意气，山中人为之太息。今兹乃有斯人邪？为之赋《旁刚》之篇。”小序后有注：“汾阳胡宽，字子丹。”（上册，43—44页）胡宽应为胡款。《傅山全书》中有《寄胡子丹》一札云：“尊太翁懿绩，当得巨公铺叙之。承谬属，亦以辱知妄诺。既揣知非分，迟迟数年。今年老，疾顿剧，一切勉强不去。复恐旦暮就溘，深负良朋求野之责。草成一稿，未足万一之儗，然亦不敢不兢兢于三事之范，惜炉锤不工耳。真行原册，敬致记室，幸恕疏漏。子丹三仁丈昆玉。弟山顿首。”（第1册，487页）信中所谈，当是胡氏兄弟请傅山为其父作传一事。“子丹三仁丈昆玉”当指胡款、胡庭、胡同三兄弟。傅山在《明户部主事汾阳胡公传》中也有“余老病”、“及余未死，先附公传末而稍论次之”云云。《傅山全书》中尚有傅山《寄于野》（于野即胡同）数札，其中一札云：“丹兄病渐渐可虑，不知此时心脉复如何耳。棘人胡乱揣摸一方塞责，实不知所要领，当从何处拏把也。四哥斟酌报之。山拭泪属笔。”（《傅山全书》第7册，489页）傅山有时称胡庭为三哥，胡同为四哥。札中所言丹兄，当指胡同之兄胡款。

[55] 胡子丹为傅山和魏一鳌之间传递书信一事，见《傅山全书》中所收傅山致魏一鳌的信札。其中提到：“托胡子丹诒一函至州，即得答云，酒旗复指大卤也。”（第1册，493—494页）

[56] 全祖望：《阳曲傅先生事略》，载《鲒埼亭集》卷二六。

[57] 信中“黄”前一字不识，这两字当指傅山自己。傅山以黄冠自放，自称侨黄、侨黄老人，对人称自己的母亲为黄母。见《丹崖书翰》第一札。

[58] 潘承厚影印《明清两朝画苑尺牍》卷二。

[59] 参见尹协理编著《新编傅山年谱》，载《傅山全书》第7册，5296页。

[60] 上海图书馆藏傅山致魏一鳌书札册中，收有一通傅山在刚出狱后写给魏一鳌的信札，其中也提及“子丹入燕”一事。

[61] 参见何龄修《龚鼎孳》，载何龄修、张捷夫编《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241页。

[62] 龚鼎孳《龚端毅公奏疏》卷三，《明白回话疏》。转引自上引何文，243页。

[63] 《刑部尚书任濬等人题本》，《傅山全书》第7册，5181页。

[64] 《刑部尚书任濬等人题本》，《傅山全书》第7册，5182—5197页。

[65] 《刑部尚书任濬等人题本》，《傅山全书》第7册，5182—5197页。

[66] 傅眉《与古度》，载《傅山全书》第7册，4900—4901页。

[67] 傅山《致戴枫仲札》，《傅山全书》第1册，480页。

[68] 王余佑《魏海翁传略》：“丙申释封翁服，携家旋上谷，即有林泉之志，不欲赴部。会有当事者以危言悚之。不得已谒铨曹，得太原之忻州，终非其志也。于丙申之十月廿七日上任。甫匝月，即告病而归。”关于魏一鳌在忻州为官的时间，王余佑在另一篇文字《魏母杨太夫人挽章引》中所言略有不同：“方莲陆牧定襄（笔者按：定襄为忻州古称），甫两月翩然拂袖，人人噪八十日陶彭泽耳。而所以促其归者，母不荣禄养而安德养，毅然将子妇先还，以示决当解组意。”见《五公山人集》（康熙年间刊本），卷十五。

[69] 见上海图书馆藏傅山致魏一鳌信札册。

[70] 汤斌《送魏莲陆归保定序》，《汤文正公全集》（同治年间刊本），卷一。

[71] 颜生即南朝宋颜延之（384—456）。颜有《五君咏》，傅山文中所引即《五君咏》中诗句。叔夜即嵇康（224—263），嗣宗即阮籍（210—263），伯伦即刘伶（西晋人）。

[72] 参见《傅山全书》第1册，778页。

[73] 关于刘因的生平事迹，参见《元史》卷一七一《刘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4007—4010页。

[74] 魏一鳌在《〈容城三贤集〉跋》中，对刘因推崇备至，见徐世昌《大清畿辅书征》（天津徐氏刊本）卷九《保定府三》。

[75] 魏宗禹、尹协理《论傅山对理学的批判精神》，载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编《傅山研究文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135—157页。

[76] 刘因《刘静修先生文集》（《畿辅丛书》本），卷五。

[77] 参见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九十一《静修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3019—3026页。

[78] 《傅山全书》第1册，778页。傅山对许衡的批评，可参见其《明百家诗选序》一文。在文中傅山写道：“申酉之间[1664、1665之间]，乃俶闻一搢绅先生之言，敦侨黄当卤字避也。吾谓其时不知当有如何如何之论，而乃且及是耶？是姑教我慎祸之道耶？既与共论许衡事者，乃极赞其劝元行汉法，而首肯之。我力辨其非，而者顾倦不欲闻，且幽遏之于我也。既复闻者益课励其门生子弟，修旧进士业，且曰：‘此事须共鼓舞以为进取，无用听一妄人败兴。’……习为一奴者，东家主亡而复入奴于西家，惟恐其迸之奴之善计也。”《傅山全书》第1册，378—379页。

[79] 《孙夏峰先生年谱》卷上。

[80] 《孙夏峰先生年谱》卷下，32页。

[81] 《孙夏峰先生年谱》卷下，36页。

[82] 赵宾《学易菴诗集》（康熙二十四年劉植等刻本）卷四下，七言律。

[83] 魏裔介《〈四书偶录〉序》，《兼济堂文集》（四库全书珍本）卷三。

[84] 汤斌《〈雪亭梦语〉序》，《潜庵先生全集》卷一，35a。

[85] 康熙五年，孙奇逢完成《理学宗传》一书。“以《理学宗传》为滥觞，魏裔介的《圣学知统录》，汤斌的《洛学编》，魏一鳌的《北学编》，费密的《中传正纪》，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张夏的《洛闽渊源录》，熊赐履的《学统》，范鄗鼎的《理学备考》等接踵而起，形成兴盛一时的学术史编纂之风。”见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辨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15页。魏一鳌对清初学术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

[86] 王余佑《五公山人集》卷二。

[87] 此册现藏台北何创时书法文教基金会。册中的另三首词是为高珩（1612—1697）所作。

[88] 王余佑《五公山人集》卷十二。

[89] 魏一鳌《雪亭文稿》上册。

[90] 《孙夏峰先生年谱》卷下。

[91] 孙奇逢《孙征君日谱录存》（光绪十一年刻本），卷十九。

[92] 《霜红龛集》上册，200页。

[93] 关于傅山登泰山、谒孔林的时间，学者们一般都根据随傅山出游的孙子傅莲苏的年龄来推定在康熙十年辛亥（1671）。曹溶有《送傅青主恭谒孔林》一诗，其中有“筮日辞三晋，初无剑佩装。北穿河柳细，东眺岱云长”句，应是曹在山西为官时所作，见《静惕堂诗集》（雍正二十五年刊本）卷二十八。根据汪世清先生的考证，曹溶在康熙六年就已在山西卸职，离开大同，九月在河北大名，冬经河南南下，次年秋在扬州与程邃相见，见汪世清《程邃生卒辨证》，载香港《大公报》副刊《艺林》新108期，1979年2月7日。曹溶在离开山西后，不曾有重游的记录，因此，傅山究竟何时东游，曾经几次东游，仍待进一步考证。

[94] 《霜红龛集》上册，202页。

[95]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7页。

[96] 参见《夏峰先生集》卷二；《丹崖墨翰》第四札。

[97] 参见尹协理编著《新编傅山年谱》，见《傅山全书》第7册，5341页。

[98] 魏一鳌《〈容城三贤集〉跋》，见徐世昌《大清畿辅书征》（天津徐氏刊本）卷九《保定府三》，页26ab。

[99] 《霜红龛集》下册，1214—1215页。

[100] 参见《清苑县志》（同治年间刊本），卷十五。

[101] 徐世昌《大清畿辅书征》卷十一《保定府五》。

[102] 全祖望《阳曲傅先生事略》，载《鲒埼亭集》（同治年间刊本），卷二十六。

[103] 傅山和魏象枢的交往，可能始于顺治末年。参见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二卷，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303页。从傅山晚年向魏象枢托孤一事来看，两人交往甚深。

[104] 《雪亭诗稿》下册。

[105] 成功地营救傅山是魏一鳌一生引为自豪的事，这也是为什么好友王余佑在为他所作的传记中，专门记述了他在朱衣道人案中的关键作用。

[106] 编者误将信中的“酒道人”当作傅山。参见《霜红龛集》上册，640—641页。

[107] 上海图书馆藏傅山致魏一鳌信札册页已有上图的梁颖先生和山西的尹协理先生分别进行了整理，将在凤凰出版社出版的尺牍书籍和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傅山全书》增订版中发表。

[108] 傅山的侄子傅仁娶白孕彩之女为妻，白亦为平定人。然傅仁生于崇祯十一年戊寅（1638），所谓“老亲拟有平定孙妇之娶”云云，似应指傅眉而非傅仁的婚事。

[109] 参见尹协理编著《新编傅山年谱》，《傅山全书》第7册，5285页。

[110] 傅眉《铭朱氏》，见《傅山全书》第7册，4904—4905页。

[111] 参见《傅山全书》第7册，5176页。

[112] 参见尹协理编著《新编傅山年谱》，《傅山全书》第7册，5285页。

[113] 王政尧《魏裔介》，见王思治编《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168页。

[114] 参见孙奇逢《广居轩说》，《夏峰先生集》卷八。

下篇 从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论及中国书法中的应酬和修辞问题

本书的上篇多次提到傅山的至交戴廷栻。我曾说过，研究明末山西文化，有三个人物值得特别的注意，即朱之俊、韩霖（约1600—约1649）、傅山。 [1] 而在研究清初山西文化时，戴廷栻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不但傅山的著作经常提到戴廷栻，清初山西的许多文献（包括傅山的一些著作）亦都赖戴氏的努力而传世。在甲申国变之初那些艰难的岁月中，戴廷栻在经济上给予傅山最多的帮助，他也是清初北方最重要的艺术收藏家之一，但至今鲜有专著对这一清初北方重要的文化人物予以讨论。 [2] 本篇即以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为题，探讨中国书法中的应酬与修辞问题。

一、戴廷栻生平及其与傅山的交往

戴廷栻生于万历戊午年（1618）， [3] 比傅山小十一岁。戴廷栻祖上本为山西代州人。“洪武初年，栻始祖成忠自代迁祁，田于县东北三十里，成聚，因名其乡为戴家堡。” [4] 祁县“处太原南……南接太行……北注汾水。历汉唐宋代多伟人”。 [5] 在明朝，戴家是祁县有影响的世宦家族。戴廷栻的曾祖父戴宾以大名别驾晋阶奉训大夫。祖父戴光启，字仲升，隆庆辛未（1571）进士，官至布政使。致仕后“构适自园，偏日与所善游燕咏，间为诗及小词，俱清绮有致。又采形家言，葺学宫，立书院，建文昌阁，祁文人以故日盛”。 [6] 父戴运昌，字震存，号止庵，光启次子。崇祯丁丑（1637）进士，官至户部员外郎。崇祯末，以诬入狱。事白出狱后不久，遭国变， [7] “即归里，入鹿台山，不再入邑城，不与时官往来。凡御侮弭衅者，子廷栻一任之。……鹿台山者，去祁邑六七十里，荒瘠而多虎。先生创筑小砦居之，垦山而田，岁颇有获，山民因之，稍稍成聚”。 [8] 崇祯丁丑榜，山西全省成进士者共十九人，除一人死于战乱外，国变后仅戴运昌和杨蕙芳两人拒绝仕清。对于戴运昌这位能坚持遗民立场的前辈，傅山是深怀敬意的，他称戴运昌和杨蕙芳两位前辈是“出处之际，为山西养廉耻者”。 [9]

戴廷栻和傅山的友谊始于三立书院时。傅山在为戴廷栻文集《枫林一枝》所作序中，曾对两人的交往有如下描述：

枫仲髫年，受知于袁袁山先生，许以气节文章名世。丙子，吴中丞鹿友与袁师同志，拔晋才士三立书院课艺。枫仲声噪社中，少所许可，独虚心向余问字。余因其蚤慧，规劝之。甲申后，仲敛华就实，古道相勖，竟成岁寒之友矣。 [10]

作为官宦子弟的戴廷栻在三立书院时，以应制文章颇得明末文坛领袖马世奇（1584—1644）、张溥（1602—1641）等人的赏识。但由于傅山在明末不仅被山西文人目为祭酒，在全国士林也享有很高的声誉，踌躇满志的少年戴廷栻，对这位博学而又多才多艺且年长十一岁的学长，深怀钦佩，凡为文、为诗常请教傅山，在书画艺术方面也从傅山游。戴廷栻与傅山之间这种亦友亦师的关系一直持续到傅山去世。

甲申国变后，社会政治的变迁给昔日的官宦世家带来巨大影响。在山西，那些在政治上对满清采取不合作立场的明遗民的处境往往十分困难。出身明朝官宦世家的傅山，家境本殷实，但在战争中财产受到严重损失。国变后，他也失去了许多以往的政治和经济特权。为了生计，傅山不得不行医卖字。他在太原市内开了一家药店。在1650年代初，还似乎曾经和一些朋友计划盘下一家旧酒店。 [11] 但大概由于清初北方缺粮， [12] 清政府对酿酒和开酒店有严格控制而未果。 [13] 入清后，贫困一直伴随着傅山。傅山的许多文字都提到为养家糊口所做的种种艰难努力。不过，也有少数的山西世家大族，由于地域或其他原因，在战争中未受严重损失，或是由于善于经营，在战后重新聚集财富。戴廷栻即为一例。傅山曾称赞戴廷栻“力学而明于古今是非，有心计，为人在儒侠之间”。 [14] 称戴廷栻有儒风，是因为国变后，戴廷栻和傅山一样“穷极著书”， [15] 不仕新朝；说戴廷栻有侠气，是因为他好交游，为人慷慨；称他有心计，是因为他精明而有干才。明清两朝，山西商人闻名天下，尽管并无具体的存世文字证明戴廷栻曾经商，但从戴廷栻在清初战乱之后仍能购买在战争中流散出的私人收藏书画，并且傅山多次请他代办一些经济事务来看，他很可能经商并有相当可观的收入。

经济实力使戴廷栻成为清初北方重要的收藏家。明清之际，山西的文化在全国范围虽说不算发达，但山西的书画收藏却颇为可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明初分藩时，朱元璋曾把许多艺术品分赠给皇子们，分藩太原的朱棡就藏有大量的书画。至明末，许多官家藏品已流入私人收藏家手中。改朝换代之际，总是艺术品易手最为频繁的时期。清初，私家艺术收藏又有新的变动。自从明末山西最大的收藏家韩霖死于战乱后，戴廷栻在清初成为山西最重要的艺术收藏家。戴廷栻曾撰《画记》一文，自述其绘画收藏的经历：

太祖高皇帝平定海内，收元之图书珍玩藏诸御府。诸王分藩，各有所赐。久遂散逸民间。经乱后，纷然四出矣。余笃好书画，二十年勤求不遗余力。 [16]

在戴廷栻的绘画收藏中，最精彩的便是一批宋元画。当时陕西著名的收藏家王弘撰（1622—1702）在跋戴廷栻所藏宋元画册后曾这样写道：

戊申[1668]秋七月，余将有事于燕赵，道经昭余，与戴子枫仲为倾盖交。酒间出所藏宋元人画册属题。闻初收无虑数百幅，积十有余年，而择之以存者廑如此，亦不易矣。夫画书之流而艺之微者也，昔人以之澄怀观道。戴子博学好古，又与傅青主先生及寿毛（笔者按：傅眉）辈游，故鉴赏之精，有如然犀，非他好事者比也。天下倜傥高妙之士，不得于时，其志郁而莫申，类有所寓。戴子其然乎！ [17]

附图7

根据戴廷栻本人的记载，他的藏画中有马远、马麟、刘松年、苏汉臣，以及宋画院无名画工所绘宋画。 [18]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有曾由韩霖收藏的北宋著名画家燕文贵的《江山楼观》山水卷（附图7），上有傅山长跋，备述这一手卷在明末清初的种种遭际：

此偏关万金吾家藏而转之太原潘氏。董太史曾向潘借致京邸临七八日，今董太史容台杂著载之甚详，所云燕文贵画借自潘氏云云，即此卷也。旧有董太史亲题一段于后。先帝癸未，绛孝廉韩雨公来太原，潘氏见之。韩既精鉴赏，而一生书画之契又莫逆于董，见而爱之，遂重构于潘氏，收之行笥中，以为宝。笥寄之省城，遭乱散失。谁何俗人见有董字，遂割去，独遗前画纸挼搓无人顾。道士王清虚者过市，认得是雨公笥中物，易而庋之东瓮城靖以待价。祁戴仲过靖见之，讶其笔奇古，清虚告其来历。戴中征诸贫道，贫道曰然。戴仲遂以雨公之爱爱之，重装寓目。此卷既不得于韩，而终能遇戴，可谓良会。戴仲好古画法书器皿，见之若得，不惜削划田舍而有之，今之奇人也。余曾见雨公一旧紫端砚，随用之有年矣。乱后亦归于王清虚，坚润无比。戴仲既用白镪五十钱易归文房，可谓笃好。如此高韵，岂得一世。侨黄山题。

燕文贵的画迹在清初已极为罕见，虽正值战乱后，画价会低些，但其价格比起其他画作，当更昂贵。戴廷栻能“以雨公之爱爱之”，不遗余力地收藏战后流落各处的韩霖旧藏， [19] 既说明了韩霖在明末清初山西文化人心目中所享有的文化声誉，也显示了戴廷栻雄厚的财力。

戴廷栻的藏书楼为“丹枫阁”，其藏书在战后的山西大概是最富的。战乱后，傅山的藏书大多散失，所以他常向戴廷栻借书来读。傅山在致戴廷栻一札中言及借书事：

弟往日所看过《国语》、《公》《谷》二传，皆遗失矣，偶一臆之如梦。求兄所藏此三书便中付弟，特为一点，不难也。《唐诗汇纪》邺架可有否？若有，亦愿借考数月。 [20]

由于傅山学问好，明末清初又尚批点，所以傅山常在戴廷栻借他的书上批点，戴的藏书亦因此增值。此事也说明，傅山的学术活动得益于戴廷栻的帮助甚多。

除了收藏书画和书籍外，戴廷栻还收藏古代器物。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祯（1634—1711）曾作《戴氏鼎》一诗咏戴氏所藏铜器，注云：“为枫仲作，同山长教授，愚山侍读。多父敦亦戴氏物。” [21]

由于戴廷栻富于书画收藏，傅山及其友人在和其他地区的文人或官宦交往时，对喜欢收藏书画文玩的官僚的馈赠，也多由戴廷栻来应付。戴廷栻曾有《题傅公它画寿杨犹龙》等诗。 [22] 杨犹龙即杨思圣，上篇谈到他在山西任按察使期间，曾折节访傅山。傅山和戴廷栻与杨思圣过从甚密，曾多次为杨思圣作书画。傅山《与戴枫仲书》云：

臬司画册，不得不应，恐画成促裱，则无边材，求兄先为之地，不必宫绫，但淡月白绢即可耳。 [22]

臬司乃按察使别称，此处当指杨思圣。画虽是傅山所作，但装裱等则由戴廷栻操办。

由于傅山和戴廷栻关系极深，有时戴廷栻寄存在傅家的古画，未征得戴廷栻的同意，径自借与他人。傅眉致戴廷栻一札就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

计翁先生觅李将军画，即借留寓中者送入街矣。然亦知其为先生物也。 [23]

此处所言计翁，乃太原知府周令树（字计百，1633—1688）。周令树在山西任官期间，和傅山和戴廷栻也有很深的交往。

有感于山西文化在清初的凋零，戴廷栻在1662年出资刊刻《晋四人诗》，收傅山、傅眉父子和傅山的挚友白孕彩、傅山的弟子胡庭四人作品。戴廷栻本人的叙和凡例，把刊行此书的动机交代得很清楚：

丙申春，与公它先生徘徊崇兰老柏下，倦念晋之文人才士凋谢殆尽，幸先生与居实在，今寿毛、季子（笔者按：胡庭）继起，皆一时高才，而淹留草野。欲稍梓篇章，以备晋人一种。 [24]

在凡例中，戴廷栻进一步写道：

余但念夫晋之淹留林草荒芜贫贱之诗人，不惟篇集失遗，抑亦姓名湮没，行当搜梓，以各备晋人一种，此但以四人为先驱耳。愿晋人之同志者，有所秘藏，悉以诲我。 [25]

从目前存世的清初山西文献来看，戴廷栻无疑是当时山西最重要的文化与学术赞助人。傅山晚年的书法汇刻《太原段帖》也是在戴廷栻的赞助下完成的。 [26]

作为至交，戴廷栻还在经济上给予困境中的傅山种种帮助。存世的二百多通傅山书札，大半是写给戴廷栻的。 [27] 其中许多言及日常生活的实际问题，为我们了解傅山在清初的生活留下了珍贵的史料。节录数通于下：

元仲以贫不能出门，遂迟迟至今，始得来省。欲至昭余（笔者按：即祁县）乞米，所望不奢，三头两石即足。 [28]

薏米瓜干情至，谢谢。 [29]

为兄作画一幅，金笺写诗十幅，前高丽大字四幅，粗能复约，今并付伻到记室。……老亲一年来病多，幸稍调全矣。前六七日，偶尔失足，卧床呻苦重甚。正欲走力求兄台，先为我问贵县粗布六十疋，但尺头长者。弟素无经干之能，心胆荒乱，不得不谋之良友。盂中有少资斧，促忙取不到手，到即专奉，且先问之。 [30]

傅山托戴廷栻买布一札大约写于1660年。是时，傅山的母亲已病重，傅山开始为料理后事做准备。 [31] 所谓“盂中有少资斧”，大概是指在盂县的朋友处，尚有些卖字所得还未收到。类似涉及生活琐事的文字在傅山致戴廷栻的书札中屡见不鲜：

闻祁县米麦价颇贱于省城，欲烦兄量米八两、麦六两者，为冬春之备。 [32]

付许管银一十六两，求买米八两，麦六两，余二两尽买香油可也。尚须麻油百斤，价再补来。 [33] （附图8）

……弟欲理前约，为嵩、少之游，称此老病未死，略结此案。求兄一脚力度我，临时并欲求劳一得力使者帮之也。……盘费欲以一二字画卖而凑之，不知贵县能有此迂人否？先此问之。 [34]

东省李吉老适有信要弟东游，弟即趋其约，似且不果。嵩、少之行，吾兄亦复省此勿遽也。弟拟初三日发，但借一好牲口、一仆力扶掖老四大上下耳。资斧不劳经纪，极能宽吾兄连日不訾之费。弟复何忍，何忍？《枫阁记》即拟书之，送牲口人到即付之。 [35]

附图8

从买米、买麦、买布、买油，到提供出游时所用的脚力和牲口，戴廷栻简直就像是傅山的经济代理人。同时我们看到，傅山的许多书画作品也由戴廷栻经营出手的。如上引信札所示，傅山为出游筹措盘缠时，就写信给戴廷栻，请他在祁县帮助卖一些字画。

如同我在上篇描述的傅山对魏一鳌的报答方式一样，傅山也以为戴廷栻作书画、刻印章、为他及家人看病来回报。在上引文字中，傅山提到为戴廷栻撰写《丹枫阁记》，此记现尚存世，文与字皆精，是傅山为老友所写的一件精心之作（附图9）。由于戴廷栻富收藏，傅山还常为他题画。在致戴廷栻一札中，傅山说：

画倶题过，付来力。《千字文》捉工亦得草完，今始报命。 [36]

由于傅山的名声大，经他品题后，艺术品的价值自然增加。傅山和其子傅眉还擅长篆刻，傅氏父子曾为戴廷栻及其友人刻印。傅山在致戴廷拭一札中这样说：

慎虚诗石章，少待儿眉勒就，便复报之。 [37]

附图9

傅山还常为戴廷栻的艺术收藏活动提供咨询，如戴廷栻准备购买燕文贵的山水卷时，就曾征求傅山的意见。有时傅山则直接替戴廷栻购买文物。在傅山留下的文字中，这类的记载也不少，如：

宣炉看住一个，价只三两，亦颇廉矣。到手即寄记室。 [38]

由于戴廷栻为人豪爽，交游广泛，他在当时全国的文人圈内也享有相当的声誉，过境士子，咸拜访之，以致有人这样说：“海内名流，南方多聚于水绘园，北方则丹枫阁，称极盛焉。” [39] 水绘园为当时南方著名文人冒襄（1611—1693）的庭园，人们把戴廷栻的丹枫阁与处于文化中心的水绘园相比，足见戴廷栻在清初文化人心目中的地位。傅山不但曾为丹枫阁撰写过题记，还画过丹枫阁图。清初诗坛领袖王士祯也曾作诗咏王岱（别号山长）所绘戴氏丹枫阁图。 [40] 清初大儒顾炎武旅居北方时，常馆戴廷栻家。戴廷栻还曾专门在祁县南山为顾炎武建造书堂，提供学术研究的物质条件。 [41]

康熙初年，旅居和过访山西的外地学者甚众，包括顾炎武、朱彝尊（1629—1709）、阎若璩（1636—1704）、李因笃（1631—1692）、潘耒（1646—1708）等。戴廷栻和这些学者也交往甚密。《昭代名人尺牍》中收有清初著名学者李因笃和阎若璩致戴廷栻的信札两通，李因笃致戴廷栻信札云：

拙著三种请正大方。前奉三书不识俱彻掌记否？夙好落落如对晨星，每一念之，胸怀菀结。附候潭禧。枫翁先生词宗，同学弟李因笃顿首。 [42]

阎若璩致戴札云：

王山长先生画卷、诗扇何日有将？有人归故山，欲付之耳。行期何日？须确在三日前来说声，好作黑松庄札子，并订不既，枫翁先生。弟阎若璩顿首。 [43]

两通信札所云皆与学术和艺术有关。

戴廷栻有一子，名记，字经倩；孙一，名茂实，字文甫。戴记习举子业，企望通过科举步入仕途。为此，作为明遗民的父亲戴廷栻，虽非十分情愿，但也无奈。明清鼎革之际，各地豪绅借政治权力的转换时机，重新瓜分地方政治和经济利益。戴记之为诸生，固然有祁县几个大家族之间纷争的因素， [44] 压力也可能来自戴家内部。戴廷栻的伯父戴濬昌之子戴廷柟、之孙戴上在清顺治年间就都已成为举人。 [45] 毫无疑问，子弟们通过科举走向仕途，会加强一个家族在地方上的竞争实力。实际上在清初，各地遗民子弟习举子业已相当普遍。清初学者戴名世（1653—1713）曾说：

自明之亡，东南旧臣，多义不仕宦，而其家子弟，仍习举业，举科第，多不以为非。 [46]

山西虽非东南，也有类似情况。戴廷栻之子戴记急切地要在清政府中谋得一官半职还可由另一件事说明。顾炎武曾在写给亲戚的信中提到，他从山西迁至陕西后，急需金钱购买房屋土地，但“山右行囊五百金寄戴枫仲者，为其子窃去，纳教谕之职。以此捉襟见肘，尚未有就”。 [47] 此事以后如何了结，不详，大概总由戴廷栻来偿还。 [48] 它说明了明遗民下一代对清政府的态度和父辈已很不相同，不少明遗民对此也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49]

1678年，傅山被荐参加博学鸿词特科考试。虽几经推辞，但最终被迫入京。戴廷栻牵念千里之外的老友，专程赶到北京，看望病中的老友。此事在京师一时传为美谈。 [50] 在北京期间，作为收藏家的戴廷栻很可能也购买了一些书画。 [51] 同时，戴廷栻在京期间，还请人为他的收藏题跋。如他在戊午冬曾请当时也应试在京的陕西学者、收藏家王弘撰为其题丹枫阁册子。 [52] 这些都说明，戴廷栻在清初的文化圈子内十分活跃。

1684年，傅山及其子傅眉相继去世，两孙莲苏（1657—1737年后）、莲宝尚未能立足，戴廷栻从祁县赶到太原，为这位交往了五十年的老友操办丧事，并请傅山在陕西的好友李因笃撰写传记。康熙二十四年（1685），李因笃曾有长信寄戴廷栻，述及此事：

公他先生桥梓欻而相继蒿京，人之云亡，瞻乌爰止。此郭林宗所为饮泣中野，固难一二与世俗言也。伏承足下古道深情，庇其棺敛，又骏奔御侮，以抚遗孤。岂惟老友在天，永怀名德。凡叨交党，能不倾心。至勒石之篇，责诸后死，弟虽谫陋，谊无所辞。俟足下撰状西颁，即勉图报塞，并走一介，薄展絮鸡。他时晤足下汾水之涯，当携素车白马，往哭其墓。临风洒酒，竟日悲歌，终不使孺子生刍独行千古也。 [53]

戴廷栻在其晚年出任山西闻喜县训学， [54] 1691年去世。 [55] 他的逝世使山西文化失去了最为重要的文化赞助人。而他和傅山数十年的交往，不但是我们研究清初明遗民生活的课题，也是研究中国书法中赞助人问题的极好题材。

二、关于傅山书法中的应酬作品问题

近三十余年来，西方艺术史的研究已从六七十年代对形式特征的分析逐渐转向对艺术社会史的关怀。在这一大的风气之下，研究社会机制（social institutions）和艺术的关系、赞助人和艺术创作的关系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问题，这点在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中也有所反映。 [56] 研究艺术赞助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在艺术家的艺术风格和赞助人的艺术趣味之间建立起一种对应的关系，否则的话，这一研究很可能就流于泛泛的交游考。在西方艺术史中，由于有悠久的签订文字合同的传统，艺术品订单对画作的艺术特点、使用的材料、交货的时间、价格的要求也常有具体的文字记载，研究赞助人和艺术创作的关系有可供征引的可靠历史文献。相比之下，中国古代文人书画史却没有为我们留下很多这方面的文献资料。

在研究中国文人艺术的赞助人时，我们遇到的最大挑战是，在赞助人和艺术家之间，究竟是谁影响谁。我们不妨再以戴廷栻和傅山的关系为例来讨论这一问题。如果我们根据西方艺术史研究的标准，把那些在经济上对艺术家提供帮助的人称为艺术赞助人的话， [57] 那么，戴廷栻无疑称得上是傅山的赞助人，他曾给予傅山种种经济上的帮助。但我们在前面亦曾指出，戴廷栻和傅山之间存在着亦友亦师的关系。戴廷栻在请傅山创作书画时，有时会对作品的材料，是纸还是绫，是扇面还是条幅，文字内容（是写《千字文》还是杜甫的《秋兴》）提出要求，但对艺术风格不会有太多的要求。同时，中国文人艺术的赞助人自己也常是文人或艺术家，比如说戴廷栻就是一位诗人，他也工书法；而作为艺术家的傅山也收藏艺术品，社会角色的分离并不明显。艺术赞助人有时候还直接从受到他们经济赞助的艺术家那里学艺术，他们对自己所赞助的艺术家，常执弟子礼，他们对艺术家的赞助，是弟子对老师的敬意。戴廷栻在收藏书法、绘画时，常咨询傅山，傅山的意见也经常起决定作用。从这点来说，是艺术家的趣味影响收藏家，而非收藏家的趣味影响艺术家。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密歇根大学美术馆藏有傅山、傅眉父子山水合册（附图10、11）。此册为戴廷栻旧藏，前有戴廷栻的小篆题签，很像傅山的篆书。后有戴廷栻的题跋，其行书更是酷似傅氏（附图12、13）。所用白文名章，似也出自傅山或傅眉刀下。傅山的艺术趣味对戴廷拭的影响，可见一斑。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清初其他的文化领域里。傅山的友人杨思圣、魏一鳌、魏裔介、汤斌等皆为仕清官员，但对清初北方的理学大师孙奇逢执弟子礼，追随侍奉，既恭且谨，不敢有丝毫怠慢。而一些新朝的官宦，和傅山虽没有师生之谊，但对傅山也十分礼遇。在日常的交往中，当收藏家向傅山咨询时，他对当时的艺术趣味予以积极的影响。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就能说明这一点。由于在研究中国文人艺术时，我们常不能在赞助人的趣味和受赞助者的艺术风格中建立起前者影响后者的对应关系，与西方艺术史中对赞助人问题的研究相比，这一研究视角在运用到中国文人艺术上时，困难很多，意义也相对小些。

附图10

附图11

附图12（戴廷栻）

附图13（傅山）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可以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文人书法史。近年来，一些学者在中国书画的社会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在中文论著中，单国霖《明代文人书画交易方式初探》一文，对明代书画作品的经营、周转、流传方式作了讨论。单文指出，当时书画周转流传有这样几种方式：人情酬酢方式、间接卖画方式、金钱交易方式。 [58] 在西文著作中，高居翰（James Cahill）《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最富开拓性。 [59] 在此书中，高居翰对绘画在各种场合的应用，买画人或求画人通过何种方式得到绘画，酬谢方式是现款、礼物还是提供服务，绘画的制作过程，都有相当全面的概括和论述。但正如高居翰所坦言，他的这一著作更多的是对中国绘画中的一些基本模式的探讨，而非艺术史的个案研究。 [60] 正因为如此，他所讨论的画家和画作，时间跨度从唐代到近现代。在单国霖和高居翰所列举的中国书画中的交易方式中，我以为人情酬酢与间接的买卖最能反映中国社会文化的特点。龚继遂在他的关于中国绘画中酬酢现象的硕士论文中，把“应酬画”作为中国绘画中的一个画种和文化现象，全面地讨论了应酬画的起源、种类、受画人、社会功能。 [61] 我在一篇谈论中国书法史研究方法的短文中指出，龚继遂关于应酬画的研究对中国文人艺术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的研究实际上开启了一条不落西方学术窠臼的思路。 [62] 但龚继遂的论文偏重的是对应酬画做理论上的阐释，征引的文献和画作在时间的跨度上也是从宋代到当代，而且这些文献也以第三者的笔记中的轶事居多，因此也算不上是严格的艺术史个案分析。由于傅山在和戴廷栻及其他友人的交往中留下了大量的应酬书法和相关的文字，本篇将以傅山为例，详细讨论清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的应酬书法。

在为应酬画作定义时，龚继遂把作为赠送品的画作统称为应酬画，并指出，在中国，应酬是一个能涵盖相当广泛的社会现象的概念。我在同意并沿袭龚继遂为应酬艺术品所下的定义的同时，进一步认为，在艺术品买卖中，由于有人情介入，很可能是半买半送，或是象征性地收一点钱。因此，在讨论中国书法史上的应酬现象时，我以为，凡创作时不是为抒情写意、旨在应付各种外在的社会关系，或出于维系友情、人情的往还、物品的交换，甚至买卖，而书写的作品，广义地来说，都可以视为应酬作品。

和应酬作品相对应的，便是那些为抒情写意而创作的作品。中国文人艺术家声称他们的艺术是为了“适情自娱”，如倪瓒所称：“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 [63] 笔者以为，尽管我们不应漠视文人艺术中具有的实用因素，在中国文人艺术创作中，以自娱、抒情为主要动机的创作一直存在。而且自娱和应酬在书法创作中的比例，也常依时代的变更而有所不同。为了讨论的方便，我在这里把应酬书法和为自娱抒情作书做了区分，而在实际生活中，在师友的求索下进行的创作，也完全可以是一个愉快的过程，达到自娱和抒情的效果。龚继遂先生在讨论应酬画时指出，应酬作品的艺术质量和应酬对象及场合有关。他的这一看法也基本适用于应酬书法。为自己尊敬的师友悉心书写“应酬”书法，也可能很精到。

在为应酬书法下定义时，我们还要注意到这种现象，即一些原本不是用来应酬的作品，以后也可能被用作应酬。这种情况在傅山身上常发生。如傅山在1653年曾作小楷《曾子问》，并非为了应酬，在保藏了三十年后，1684年傅山在向老友魏象枢托孤时，将这一作品赠给了魏象枢。 [64] 一些书家平时的日课习作和尝试性的作品，因名气大了，也常有人索要，一些信札、笔记、药方，兴致所至挥毫自娱的作品，也都会被用作应酬。但这些书法和为应酬而创作的作品不同，这是我们在讨论应酬书法时应予以注意的。简言之，笔者在此把“适情自娱”以外的作品都统称为应酬作品。因此，“应酬书法”是以创作动机为定义基础、为讨论问题方便起见而使用的一个不是特别严格周全的操作性概念。而如此界定这一概念也和我们下面将讨论的修辞（rhetoric）问题有直接的关系。

在对应酬书法作了基本界定后，让我们接着上一节，讨论傅山和应酬书法。我在上节已指出，甲申国变后，傅山失去了以往的政治经济特权，家庭的财富又受到战争毁灭性的摧损，不得不以行医和鬻书为生。正因为经济困难，很大的生活来源得自书法，傅山在甲申后书写了数量极多的应酬书法。又由于傅山一生好做笔记，他留下了比任何书法家都多的谈论应酬书法的文字。他的一些和日常生活琐事相关的信札，也因他的书法名声被收信人保存下来。傅山有致友人荃老一札，言及以书换米：

庽中偶尔无米，父子叔侄相对长笑，颇近清虚，未免有待，而此面亦得空易卦也。偶有小金笺十余幅在破案，因忆唐伯虎不使人间造业钱伎俩，作小楷《孝经》十八章，较彼犹似不造业矣。令儿持入记室，换米二三斗，救月日之枵，若能慨然留而发之，又复为大陵一场话柄矣，真切真切。 [65]

此处所言“留而发之”，应该就是托友人卖字，来还那二三斗米钱。傅山大概在太原、汾州、祁县、盂县等地都有友人为其代理书法。从我们在本篇第一节所引的文字来看，戴廷栻就多次在祁县为傅山卖字。

但并不是所有的应酬作品都直接涉及金钱和物质交易。在许多情况下，应酬书法的创作是为了人情的交换。这就如傅山在和戴廷栻的交往中，有时是涉及金钱的（如他请戴廷栻为他在祁县买米和油时，付给了戴廷栻银子），但戴廷栻却为傅山提供了许多非金钱交易的服务，比如说，把米和油运到太原，为傅山的出游提供脚力，而傅山回报的方式便是为戴廷栻写字作画题跋。

应酬书法适用的范围极广，从他人请去小住，到给予各种方便，都可以用书法表示感谢。傅山有许多作品便是这种情景下的产物。他有一首诗及小序这样写道：

辛酉冬寓石艾张植元培兄峪里花园，壬戌三月旋里，书扇谢之。

长公与余善，今复识公孙。

花竹缘溪水，亭池借小园。

黄冠累月住，绿酒不时存。

所喜仍荒径，犹然若敝村。 [66]

石艾在平定州。此处所说的张植，很可能是傅山的老友、曾任明朝大理寺卿的张三谟（日葵）的孙子。从诗中可以看出，傅山在老友的孙子家住了三四个月，主人款待得十分周到。傅山无以相报，乃“书扇谢之”。 [67]

1651—1652年左右，因清初动荡的局势而避难山西各地的傅山，曾侨居在阳曲县的友人杨方生家中。台北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藏有傅山此时为杨方生的两个弟弟书写的杂书长卷，当是为了感谢杨家的救助所作（附图14）。

傅山喜欢喝酒，有时朋友备下酒席，并预备了笔墨，酒酣耳热之时，请傅山作书，傅山也就乘兴挥毫。傅山有首诗的小序云：

轶老词宗以醉索书，书得《村房即事》一章，发笑，兼请教政。 [68]

傅山不光要应酬官僚、文人、乡绅，他有时也为乡里的人写字。乡里人没钱买傅山的字，也不能如有权势者，可为傅山提供保护和种种方便，但他们能在日常生活中提供一些帮助，在乡里的纠纷中，表示自己的同情，通风报信，使这位旧王孙感到亲情，不觉得孤独无助。在傅山的诗文中，我们也能多少找到傅山为贫穷汉作书的记录。傅山有一组五言律诗记载有人欲用媳妇为他做的鞋来换他的书法，甚是有趣，爰录二首于下：

庞内施鞋，漫为四首鸣谢。荩郎原言欲换字也。说与黄冠做，心防俗样分。

绣烟针脚隐，香粉笏头熏。

仿佛女冠子，庄严老道君。

鲁风休没尽，添个兖州云。

懒漫伸教度，殷勤制得来。

何斯野老足，当彼美重台？

泽雉从容步，仙凫戢翼回。

暖深瓜径曳，寒尽葛霜猜。 [69]

附图14

庞内、荩郎为谁，不详。傅山在甲申后，居住在土堂村、松庄等地，都在太原郊外。平日接触的以庄中的百姓为多。此处的做鞋和送鞋人不似文人，而像是庄里的乡亲。来人直言欲以鞋换字，丝毫不加掩饰，俗是俗了些，倒也诚实得可爱。如此殷勤、坦诚，又是好鞋，傅山看了很高兴，兴致一来，欣然命笔，写了四首诗，大概又把诗写成书法作品。荩郎不但得了字，还得了诗，自然喜出望外。认识傅山，在家里挂一张青主先生的字，对那些粗通文墨或根本不识字的乡亲来说，不啻为极大的荣耀。至于懂或不懂诗中用典，关系不大，关键是，字与诗都是“傅先生为我写的”。

傅山也曾为救贫而作书。他曾多次抄写自作《点污》绝句，诗的小注或跋中常提到这类事，如“有索书为救贫计者随草”， [70] “或要老字救贫，若果少济，不枉坏绢素也”。 [71]

选择何种书体、何种文字内容来书写应酬书法，在应酬书法中都有些规律可循。以书体而论，明末清初的应酬作品中行草书最多，这是因为行草书的书写速度快，可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比较多又不需要十分经意的应酬作品。存世的傅山的狂放行草书作品中，有许多尺幅很大，其中相当一部分质量甚粗糙，不明细故者常以粗头乱服、狂放超逸誉之。正因为傅山留下了不少质量不高的应酬作品，他的书法也常为后人诟病。 [72]

傅山的应酬作品中小楷最少，这是因为小楷耗时最多。从现存的书作和文献来看，傅山常以小楷为一些高官和文坛的好友作书。 [73] 1650年代，傅山曾为魏一鳌书写过小楷《金刚经》。 [74] 1667年，清初著名金石书法收藏家、当时任山西按察副使的曹溶要离开山西时，傅山书《金刚经》赠别。 [75] 存世的傅山写经作品，除一件为篆书作品外，都是小楷。《金刚经》为佛教经典，字数极多。傅山为曹溶所书《金刚经》，也应为小楷。 [76]

傅山于1681年（庚申）十二月为已致仕的康熙朝刑部左侍郎高珩（1612—1697）书小楷《孝经》册，册页现藏南京博物院（附图15）。此时傅山已是七十四岁高龄，依然以小楷抄录《孝经》，可见他把这作为不同一般的应酬。

傅山还很可能为曾任山西布政使和宁夏巡抚的孙茂兰写过小楷。刘䬠编《尊颉堂帖》中，收有傅山小楷数行，后有傅山题跋一段：

附图15

久不作楷，承羛兄督复尔。棘手朽腕，行老颤不能自持，兼以器非犀利，未免有马捕鼠之丑。若以楷求，开罪钟、王，其何能逭！或遇草浅兽肥、手柔弓燥之际，无心而作，冀有可观。然亦自解，其实技止此耳。 [77]

信中“羛”即为“义”之异体字。所以“羛公”亦即“义公”。此处“义公”很可能是我们在上篇提到的曾任山西左布政使和宁夏巡抚的孙茂兰。 [78] 孙茂兰雅好文艺，并曾1654年的“朱衣道人案”中为营救傅山出过大力，为其作书，傅山自然不会马虎。“开罪钟、王”可能是客套话，但应酬时，也并非总是可以发挥出最佳水平。所以傅山说，“或遇草浅兽肥、手柔弓燥之际，无心而作，冀有可观”。言下之意，在纸笔精良、心手双畅之际，我或可写出更为可观的作品。

1684年，傅山临终前因独子傅眉已先其病逝，两孙尚幼，致信曾任清政府吏部尚书的老友魏象枢，向其托孤：

愚父子学《庄》、《列》，而一旦决痈溃疽矣。两孙孱少，内外眷属无可缓急者。罗叉外侮，寔繁有徒。特遗此书，求加护持。人心险毒，转眼莫必。环翁（笔者按：即魏象枢）知我为我，使此两两孱少得安畎亩间，隔世拜惠，乃庄子所谓“死生同贯”者也。三十年前手书《曾子问》一卷，赍奉为贽。 [79]

傅山言词恳切地向魏象枢托孤，并赠魏象枢自己珍藏多年的旧作，极为郑重。这件旧作，很可能是小楷。日本二玄社曾印日本某私人藏《曾子问》小楷册页，书于1653年底或1654年初（癸巳冬）（附图16）。此册有傅山的题跋：

癸巳冬教眉、仁为小楷，书此。于今十二年矣。眼花废书来近二年，客冬右臂作痛，不敢捉笔又七八月矣。偶简敝簏，自览字无足存，然写时敬谨之意固在行间。儿辈知之。

学者们一般认为傅山是在康熙甲子（1684）夏去世的，托孤也应在1684年。倒推三十年，正在1654年左右，和赠魏象枢小楷的书写时间相符。但傅山致魏象枢札中说是“卷”，日本所藏为册。这大概因《曾子问》为《礼记》之卷十九，故傅山在致魏象枢札中称之为《曾子问》一卷。赠给魏象枢的，很可能就是这件傅家自己珍藏了三十年的小楷册。此时年迈体衰的傅山大概已不能再捉管为魏象枢作小楷，便将珍藏了三十年的旧作郑重地赠送给魏象枢。此件作品虽不是为应酬所作，但傅山在托孤时将它作为送给老友的礼物，也足见其对小楷作品的珍视。

附图16

尽管傅山在跋中声称“字无足存”，但傅山本人在这件作品上盖了数方不同的名章，足见他实际上是颇看重这一作品的。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这件作品上，还有傅山子侄傅眉、傅仁的名章和“傅氏家藏”一印。从目前存世的傅山作品来看，钤有“傅氏家藏”一印的都是傅山比较精到的作品。不管日本二玄社所印册页是否傅山赠魏象枢的那卷《曾子问》，毫无疑问的是，傅山托孤时赠给魏象枢的书法一定相当精到，而且应为小楷。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傅山从1646年旅居汾州至1653年底定居太原近郊土堂村后这段时间的作品，我们会发现，这一时期的作品总体上来说写得比较精致。钤有傅山、傅眉、傅仁名章的又一件傅氏家藏的傅山作品是小楷《庄子·逍遥游》（现藏山西省博物馆），也书于1653年底或1654年初。全篇用颜体端楷抄录，写得十分用心（附图17）。篇后有傅山短跋：

癸巳之冬，自汾州迻寓土堂，行李只有《南华经》，时时目在，遂写此数篇。有《养生主》一篇，字更小于此，为人取去。

附图17

而这件傅氏家藏的小楷《逍遥游》册页，傅山在晚年也可能送人了。傅山在临终前向魏象枢托孤时，还有一札给魏象枢的弟子、曾任刑部山西司郎中的李振藻（字天葩，号约斋），札云：

当世盛德忠厚，孰有如代郡李先生者哉！私心向往者，十余年矣。愚父子怛焉长逝，特以两孙为托，孱弱无依，穷鸟不能不投长者之怀也。诒环翁一字，并求转致。手写《寓言》一册奉贽。

此处《寓言》即指《庄子》中之一篇。傅山送李振藻的册页，应为小楷，很可能和《曾子问》册页一样，为傅氏家藏多年的《逍遥游》册页。 [80]

孙茂兰、曹溶、魏象枢、高珩为高官，他们有社会地位，文化水准和艺术鉴赏力相对也高。为他们作书，当非一般应酬。

傅山通常不轻易以隶书应酬。他曾说：“汉隶一法，[吾家]三世皆能造奥，每秘而不肯见诸人，妙在人不知此法之丑拙古朴也。” [81] 这段话进一步说明，字体的选择常要根据应酬的对象来决定。选择何种字体来应酬，也颇能反映出一个时代对某种字体的珍重。在傅山那个时代，碑学尚在萌芽时期，能欣赏傅山那种“丑拙古朴”的人还不多，傅山也不便多作解释，所以不常用隶书来应酬。但到了清代中期后，由于碑学的兴起，以篆隶来书写应酬作品的情况明显增加。

如前所述，明末清初应酬书法中，以行草书居多。傅山也不例外。在傅山的行草书中，精品多是为老友书写的赠别和寿序条屏，这些条屏的文字多为傅山亲自所作。我在本书的上篇中，已从政治思想的角度，分析了傅山在1657年魏一鳌离开山西之际，为魏书写的行草十二条屏。条屏文字为傅山自撰，完全是对魏一鳌仕途的选择、思想、爱好发的议论。就艺术质量而言，这件作品在傅山的书法中并不算最精，但这并不意味着傅山在书写这件作品时很不经意。对这样一位至交的临别作品，傅山当然不会草率从事，但认真并非就一定会创作出得意之作，由于作品的文字内容是专门为受书者所作，弥补了作品艺术上的一些不足。作品悬挂在厅堂中，那篇意味深长的散文向人们展示着主人和一位清初著名学者和书家之间特殊的关系。在傅山的作品中，类似的还有为友人曹伟等所作的寿序，也以十二条屏的形式写出，质量也比较精。 [82]

深谙应酬书法三昧的傅山对文字内容的重要性当然是十分明了的。戴廷栻五十岁生日时，傅山专门作诗为贺。傅山致戴廷栻一札谈及此事：

文诞不欲外构世俗，草草以村老所能之技，为台丈作今年九囗诗二十四韵，亦不能漫移之他人者，幸教我。 [83]

话说得很平淡寻常，“草草以村老所能之技”为友祝寿，但笔锋一转，“不能漫移之他人者”，寥寥数字，点明这是专门为老友作的。老友的盛情，呼之欲出。

除了书写文字的选择外（这可分为自撰和选录他人的文字），题款在应酬书法中也十分重要。对题款的重视，在傅山致魏一鳌的一通信札中表露得极为清楚。1656年左右，魏一鳌曾托傅山为他的朋友淄川写字。对魏一鳌的这一请托，傅山极为慎重。他曾在给魏一鳌的一通信札中，专门询问那人的性情，以使自己的题款有针对性，而不是泛泛地可移用他人。傅山这样写道：

与淄川作字即奉命，但题后须及尊意，不知当如何书，又不谙此君性情何如。尚求一教。 [84]

傅山如此慎重，实在是因为他欠了魏一鳌的许多人情。为一位并不认识的人作书，要兼顾到作为中间人的友人情面。魏一鳌为友人求傅山的字，傅山不但要写，还须认真。草草应付，受书人若不满意，会认为傅山不给面子，令魏一鳌难堪，求不若不求。在事关重要的应酬中，分寸感很重要，所以傅山要仔细向魏一鳌询问一位自己并不熟悉的求字者的性情、背景，以便把题款写好，令求字者欢喜。特别是当正文内容是古人的作品又比较正式的话（如《千字文》等），题款就成了可以表现私人交往性质的唯一机会了。个人化或私人化是应酬的一种重要技巧。在这里，傅山对题款的重视甚至超过了占据作品主要空间的正文，因为他希望自己的题款能让求字者因得到一件展示自己和傅山之间关系的作品而感到高兴，尽管这个求字者也许只是知道傅山的名气大而已。

对于比较重要的人物和场合，傅山不但书写时要郑重其事，有时连如何装裱都得亲自过问。 [85]

傅山的书法在他那个时代享有盛名。戴廷栻云：“黄先生石斋与马先生君常论书，晋唐后首推公它，次李燧臣，次王觉斯。” [86] 李因笃云：“太原征君草隶绝世，有索靖、王羲之风。” [87] 王余佑云：“青主翰墨，追钟王，得其一字即比兼金也。” [88] 名声大了，应酬必多，应酬多了，就忙，整日为还不尽的人情奔波忙碌。无可奈何之中，傅山常会发一些坦白得有些玩世不恭的感叹：

西村住一无用老人，人络绎来不了，不是要药方，即是要写字者。老人不知治杀多少人，污坏多少绫绢扇子，此辈可谓不爱命、不惜财，亦愚矣。 [89]

疲惫烦恼中，傅山也会发出如下忿忿之言：

因无贷之难，遂令老夫役人之役。凡人来，不忠厚者多。 [90]

他一方面抱怨那些趁他贫穷而迫使他低价鬻书的人，一方面又为一技所累而慨叹。懊丧之极时，看到儿孙书法有进步也喜忧参半：

昨见莲和尚（笔者按：即傅山长孙傅莲苏）临右军七八帖，甚可喜。吾且几为此事死，尔复欲造此三味耶？万万不可开此门户。传语后人，勿复学书，老夫痛惩之矣。 [91]

他实在不希望子孙步自己的后尘。可是他又不希望他们通过科举途径到满族政府中去谋个一官半职。因此“传语后人，勿复学书”，只不过是一时的忿忿之言。书法是傅家重要的经济来源，怎么可能自断生路呢？！因此，傅山在致友人魏一鳌的一札中哀叹“隐非隐、现非现”的尴尬处境。 [92] 在清初的困境中，傅山为了坚持遗民立场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

傅山名气大，各地慕名前来拜访的人也就多了。来的人也必杂，各怀目的。不胜烦恼之中，对名声大的弊病一面就格外有体会。傅山在一段笔记中曾这样写道：

交游一道，不如不交游好。真可与交，不见面亦交。若匪人，日夕倾倒，何益于我？徒陪却好工夫耳！ [93]

傅山当然不是没有感情、不讲情义的人，但名气大、交游广，应酬也自然会多。应酬多了，“徒陪却好工夫”，多少有价值的事情（如著述）想做也做不成，令人抱憾。读一些傅山后半生写给朋友的信札，我们多少能感觉到他对一些友人又爱又怨的矛盾心情。酬应一二知交本不成问题，可知交们也有知交，有亲友，这样的关系网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人托人、人欠人的人情，往复循环，没完没了。在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中，亲疏的关系到了哪一层傅山可以忽略不计，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当应酬越来越多，来不及应付时，便自然而然地出现代笔。傅眉和傅仁（1638—1674）都为他代笔。但代笔也带来了新问题：其一，求字者为了避免拿到代笔作品，常要求傅山当面书写，于是便出现了“俗物面逼”的现象。但这在他人来说，也是很在情理的事，既然送了礼或付了钱，为何不得张真的。其二，代笔的名声传出后，便容易引起人们种种猜测：何为真迹，何为代笔。傅山在一条笔记中这样写道：

强作解人，又辄云能辨吾父子书法，吾犹为之掩口。大概以重墨笔放、满黑桠杈者为父，以墨轻笔韶、行间明婳者为子。每闻其论，正詅痴耳。三二年来，代吾笔者，实多出侄仁，人辄云真我书。人但知子，不知侄，往往为吾省劳。 [94]

傅山承认他晚年的作品中有不少是傅仁的代笔。但他在另一条笔记中又指出，那些面逼他作书的人，得到的即使是真迹，也不足为贵：

使拙书不足观，即真者安足贵邪！ [90]

从存世的作品来看，傅眉和傅仁的书法都很像傅山的书法，真假本难辨。在种种自命不凡的猜测下，真的会被当成假的，假的也可能当成真的。最通常的问题是，因为傅山书名已大，凡是有傅山名款但质量又不太高的作品，很容易被认为是傅眉或傅仁所作。不过，对是否代笔，一般人并不计较。有时知道可能是代笔，也睁只眼闭只眼，因为东西确实出自傅家，款印也是真的，傅家也认这个账，要就要那个名气，字好些坏些，是不是代笔，问题都不大。若偏偏碰上了自负有眼力而又有点脾气的人，事情就不太好办了。人不但会骂街，还会到处传话。曾于康熙七年至十二年（1668—1673）任山西交城县令的赵吉士（1628—1706）在给戴廷栻的一札中尖锐地批评傅山的代笔问题：

徐、卢狂薄士耳。裴闻喜有云，当先器识而后文艺。使青主先生竟欲与徐、卢二公较品格，予且薄之矣。“四知堂”三字确非此翁手笔，当出伊令嗣捉刀耶。生于书甚拙，然于笔墨蹊径之外，颇有微解。虽镌而悬之，适为傅公贬声价也。 [95]

赵吉士把傅山的代笔看得极为严重，直把它视为道德上的问题。具体的详情我们已无法得知，大概是赵吉士慕傅山书法之名，托戴廷栻转请傅山为其书匾。戴遵嘱办了此事。赵不满，认为是傅眉代笔。戴作了解释。赵不信，坚持认为“‘四知堂’三字确非此翁手笔”。遇到这种事，很难办。你解释，他不信。重写也行不得，因为这等于承认那先前写的确实为代笔，所以也只能让它悬在那里，任赵吉士在他人面前贬傅山的声价了。

赵吉士所执意要贬低和损坏的，就是“傅山”这个名字和与之联系在一起的声誉。在傅山生活的那个时代，他的名字已成为了一种具有文化影响力和社会功能的象征符号。不但书写人需要这个名字，中间人（如戴廷栻）和受书人也需要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便在不同的场合（文化品生产的、周转的、消费的场合）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在许多场合，这个名字已不必和艺术质量挂钩。艺术质量的重要性已让位于这个名字所具有的多重象征意义。在家中挂一张傅山先生的字，对那些真正喜欢书法的人们而言，它自然会成为欣赏品评的对象；对那些喜欢附庸风雅而被傅山视为“俗物”的人来说，它向来人昭示着自己的“高雅情趣”；对一个山西文化圈的人来说，它不但意味着主人和这位山西文化界祭酒的特殊关系，还代表着山西和全国士林的关系，因为在清初，凡过境太原的文人骚客，几乎没有不拜访傅山的；对那些研究学术的人来说，不但这张字本身就代表着渊博的学问，它还和这样一系列的名字相联系：孙奇逢、顾炎武、朱彝尊、阎若璩等；对那些清政府中的汉族官员来说，它展示的是他们和明遗民之间割舍不断的关系，出仕异族政权的愧疚，也因为有了这层关系而获得某种程度的补偿。

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应酬书法发挥得理想不理想，是不是代笔，已没有多大关系，只要有傅山的名款，是从傅家拿出来的就行。傅山书法的社会功能已超出了人们对艺术品质量好坏的关心，是那个社会需要名人，需要那可以代表名人的作品，而傅山也同样地需要这个社会，他在他的子侄的帮助下，扮演着、完成着他的社会角色。

应酬中最难对付的就是老朋友的请托。对老友、至交本人求的东西，因为关系深，不宜由子、侄捉刀，否则不但于朋友的面上说不过去，而且容易被辨认出。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文债傅山迟迟未还，因为他要亲自书写。在致戴廷栻的一札中，傅山说：

伯岩册子，属写者三年，今付丈所，若过平干时，可致之。 [96]

伯岩即殷岳，河北鸡泽人，杨思圣、申涵光的挚友，也为清初北方著名诗人。通过杨思圣的关系，殷岳亦成为傅山的好友。他嘱傅山写册页，傅山不便推辞，但一拖就拖了三年。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戴廷栻的身上。在存世一件为戴廷栻所书的草书《千字文》后，有傅山的题跋（附图18）：

枫仲要书《千文》，实三四年矣。老我两腕如铁，岂复能矜庄应之。兼以眼花，下笔，皆属猜拟。今春既杪，鞴驴将入管岑深处，而使适来，勒理前约。败笔一枝，是村侨终日握之以刷土墙者，雅与老腕相宜。枒楂其豪迈，然支离实尝厥真，振懒终之。再一徊眸，欲不自辨。本不良书，而谬膺知声，良可笑也！若复迈山，便须嗔我管城大不边幅，是非所望于枫者耶？山附记。 [97]

如果不是戴廷栻派人来催促，也不知道傅山会拖到何时。拖得长的，竟有八九年，时间太长了，竟忘了谁是嘱书人。傅山《黎娃从石生序》册页是这样开头的：

小册子置砚北八九年，忘其所属为谁。日岸伯敦小册子写否，始忆其为岸伯物。岸伯有奇遇，尝驻野人之家，辄为书黎娃事云。 [98]

附图18

从册页上的文章可以得知，岸伯姓石，名峋，为盂县一穷秀才，和傅山为贫贱之交。拖了一位穷朋友的字八九年，傅山大概多少有点歉疚，专门为其爱妻、一位从良的妓女黎娃作了这篇序书于册子。

在应酬中，要是不那么熟的人来求字倒也好办些，一是好推辞，二是开口讲条件要钱也不用不好意思，甚至可以把价钱开到对方不能接受的地步来推辞掉一些不那么重要的、可写可不写的索求请托。对老朋友便不能这样了。老友要是知趣还好，不知趣也就麻烦了。对老友自己要的东西，拖固然是一招，但有时老友是代别人求字，他就可能要督催。因此，不但有“俗物面逼”作书的情形发生， [99] 朋友也常代友人催促：

秬兄要书，老臂痛风，实实不堪画鹜矣。浑丈面督，胡乱塞责。一笑。松侨老人真山。 [100]

此处所说浑丈，乃傅山的老朋友朱慎（伯浑）。朱为明宗室，汾州人，和傅山关系极深，傅山的诗文中常提到他。当他出面为朋友督促傅山动笔时，傅山不得不遵命，但在款中以“浑丈面督，胡乱塞责”和他调侃一下。在傅山的生活中，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傅山在为友人书写了一件唐诗的书法后，这样题道：

老夫野鹜，原知不足重。嗜痂者每索之不已。今人多恧，而居实亦然。试观之，好处何在？松侨山。 [101]

居实即上篇提到的傅山挚友白孕彩。他请傅山作字，傅山不能不写，但在题后中依然不忘和老友开个玩笑：“别人不懂，看我名气大，不断索求。可你白兄为什么也来凑这个热闹呢？”玩笑之辞中，也透露出他的弦外之音。但老友督促也常有其原因，有时是因为已答应了他人，不能失信；若是为寿礼、婚礼而求书，有时间限制，不得不催。

所以，对老友求的字，写还是要写的，但傅山有时也通过种种方法，向老友们表示自己的苦衷。傅山有一札向戴廷栻诉说写字之苦：

老人听着写字，生头痛矣。勉强写后，两眼角如火烧，少选胶膏餬之，径不能开一缝，其苦如此，非诳言也。即以字论，尚成半个字耶！有命即书坏扇二柄，非弟罪也，若有人非，请分任之。 [102]

最后这两句译成白话就是：“写得不好，若有人批评，请老兄帮我解释吧！”

老朋友们又何尝不知傅山应酬的负担很重，但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他们也有亲友，也有应酬。代他人求字，是他们的社会责任和应酬的一部分。人们若知道你是一个著名书法家的老友，托你代求字，你若不求，人家不是说你架子大，就说你没本事。人托人的事时常发生，实际上，傅山的很多作品，都是应朋友的请托为他人书写的。 [103] 况且，也正是上面提到的这几位最亲近的朋友，在傅山困难的时候，鼎力相助。对他们的请托，傅山焉能等闲视之！

有的时候，朋友也比较知趣，并非没有节制地索求。傅山有位河北朋友申涵光，是著名诗人，他到山西去拜访傅山时，大概傅山已为他写过字了，他不便不断地索求，就请戴廷栻为他代购傅山的作品。戴廷栻因藏有比较多的傅山作品，就将自己藏的一件傅山傅眉父子合作的画册送给了申涵光。 [104] 这一例子说明，对友人的叨扰程度，要看交情的深浅和自己能给予多少回报。相比之下，作为老朋友的戴廷栻求傅山的字就容易些。申涵光和傅山虽很投机，但相交时间较短，就难些，他自己不太好意思多索求，这属于知趣者。

为了减少应酬，拖是一招，傅山有时甚至以“焚砚”来做为借口。在《祝锡予六十寿十二条屏》的题款中，傅山写道：

老臂作痛，焚研久矣。喜好友子弟见过，数道高谊如云，感叹无喻，遂不觉欲枯之臂顿轻。 [105]

所谓“焚研”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封笔”。即使在当代，我们有时也能听到一些老书家“封笔”的消息，这常不过是对外界的托词。当应酬太多时，艺术家们就必须想出种种办法来减轻应酬的负担。家人挡驾，抬高润格，都是招数。“封笔”也是一种借口。所谓“封笔”会减少些应酬，但这应以不给家庭的政治、经济利益带来严重损失为前提。因此，封是不会彻底封的，除非真的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封笔”云云又有双重功能：一，可挡去一些可以挡去的应酬；二，对挡不住的应酬“破例”开封，更能提高这一应酬的价值。同时，它也对索书人发出“下不为例”的讯息，希望其知趣。

有时傅山不说封笔，而是说很久未写字了。在台湾某私人所藏的一草书手卷后，傅山有如下的题后：

老病不理笔砚已一年余。如此涂抹徒坏佳绫，于古人临池可曾梦见。不但以右军影子或可自恕，观者亦不必苛其似与不似，见其颤掣便知其老。傅山时年七十四岁。

傅山晚年患眼疾和痔疮，常为疾病所苦。但为应酬事，他常不得不带病作书。他存世的不少作品的题款中都说自己是带病作书。傅山曾有《题书自笑八韵》，说他从驴上堕地、腰受伤后，朋友还请他写字。诗中有“腕原罗骛拙，腰复坠驴痛，不谓中书管，犹如雍夫舂”的诗句。诗后有小跋云：“郝旧甫持绫子索书，书已自顾，径似正一家治鬼符一张，不觉失笑，遂有此作。” [106] 这首诗傅山不止写了一次，其中一件后有小跋：

老病逃书，真如蒙童之逃学。鉴盘词兄出此绫索书，勉而应之，殆不成字，一笑而已。 [106]

他又曾说过：“老惫手战，唐突右军，坏此素绫，但增恶业。” [107] 这些都告诉我们，兴致高时要写，不高时也要写。健康时要写，生病时也要写。写得好时要写，写得不好时也要写。总之，任务要完成。“书法”本是雅事，但本来可以是充满情趣的艺术活动，却常被这种没完没了的应酬弄得麻木不仁。尽管傅山本人对这类作品常不满意，但奇怪的是，作品一旦出手，就有了自己的生命，由一个收藏家转入另一个收藏家，被著录，被品评，被悬挂，被买卖，被装裱和再装裱，由不得创作者左右。但傅山知道，他的大多数应酬作品，是草率应付的结果，并不理想。他曾有如下的自评：

文章小技，于道未尊，况兹书写，于道何有！吾家为此者，一连六七代矣，然皆不为人役，至我始苦应接。俗物每逼面书，以为得真。其实对人作者，无一可观。且先有忿懑于中，大违心手造适之妙，真正外人那得知也！ [108]

他直以“无一可观”四字来评价自己的许多应酬书法，无奈激愤之情跃于纸上。

傅山深谙书法三昧，并且确实创作过足以传世的佳作。他也知道，“佳书须慧眼，俗病枉精思”， [109] 大多数求书者不过是“乱让吾书好”，但并不知“吾书好在那”的外行， [110] 本不需对他们的索求太认真。但毕竟有内行在，好坏精粗高下，想要瞒过内行的眼睛是很难的，这多少使傅山感到不安。这也就是为什么傅山要在给朋友的字中一而再、再而三地为自己开脱，他在那半是调侃半是认真的题跋中请求那些内行们体谅自己的苦衷。

傅山也常强调客观原因，或是纸笔不佳，或是身体不好。在台北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收藏的傅山为杨氏兄弟所作杂书卷中，傅山写道：

杨五哥、七哥持此卷子要书。村侨无笔久矣，秃颖老腕，尽者结构。

在致魏一鳌的一札中，他也写道：“纸笔村劣，求宥。”天津文物商店藏有傅山一杂书册，其中一页有傅山的小注云：“软笔大败人意。”但这件作品上盖了好几个印章，其中尚有傅眉的印章，不能说完全不经意。把这样的作品放在家中，人们读后知道傅山自认为若笔好，他能写出更好的作品。

因此，对付外界批评的另一种办法便是在家中保存一些质量比较好的作品，这样一方面可以保留傅山各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品，同时，接待慕名而来的同道时，也可展示一些比较能代表自己水平的东西，不致因一些质量粗糙的应酬作品让内行们得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印象。从存世钤有傅氏父子印章的文稿，如小楷《傅史》（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小楷《石鼓文考释》（附图19）等来看，傅山是有意识地保存自己一些比较精的作品的。这样做可一举两得，即保存了自己的著作，同时也有些让人看的书法。前面提到的《曾子问》、《逍遥游》册页也属这类藏在家中的精品。古代没有照相印刷术，古人不能像今人那样印作品集，刻帖又相当昂贵，所以保存一定数量的精品，方可向行家展示自己的真实水准。傅山知道，有人是能够鉴别出他的书法高下的，而出于应酬的一些质量粗糙的作品无疑会损害自己的名声。三是为了将这些好作品传之后人，子子孙孙永宝之。傅山曾在一条笔记中写道：“人生在世，期着一二不朽以传后祀，洵可尚也。” [111] 这条笔记表明，傅山对传之不朽十分在意。虽然他相信自己的书法造诣足以传之后世，他心里也明白，自己实际上只有很少的字可以称得上是“杰作”。他曾说：“即高手人，亦未必尽得意，如文字，代不数人，人不数篇也。” [112] 为了维持家庭生活，傅山书写了大量应酬书法并通过书画市场以及他在山西和直隶的友人来交易书画，但他不认为他的许多作品能够作为杰作传之后世。出于这些原因，傅山自存了一些精品。

附图19

但这样做也有个问题，见过傅山精品的友人，能知道他们得到的傅山作品是否达到他的比较高的水平。为此，傅山为老友作书，写得不满意，就得解释。对外行人，傅山不需考虑这么多。我们研究应酬作品的意义之一在于，这些应酬作品常说明了书法家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他们最为粗糙的作品出手。

如前所述，很多应酬作品是用来进行人情交换、维系关系的，并无当下直接的经济动机。这种使用艺术品的方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礼尚往来、人情酬酢存在于各种文化中，只不过在中国，诚如杨联陞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高度的自觉性，并应用于各种社会制度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13] 古代的经典和先哲于此多有论述，把它提高到一个社会能否和谐地运作的高度来认识。最早的、也经常为人们所引用的便是《礼记》中的那段论述：

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 [114]

以报为交往基础的应酬书法固然有其实用的一面，如它可被视为一种长期的人情投资，但如果我们过于执著于功利性的解释，将会忽略应酬艺术中许多复杂的层面。我们以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为例，在两人互相依存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种非常微妙的、基于默契的交往方式。他们之间的交换并非以直接的讨价还价进行，所以很难将它们计量化。而在傅山与戴廷栻生活的社会文化中，是不需要斤斤计较于某些细节的，因为一方的举动应会得到另一方合乎礼数的回报，尽管这种回报并不见得是当即的。这是维持这一社会关系的基本规则，虽然责任与利益之间的相对平衡很少被提及，但它事实上却存在于中国文人圈的交往中。况且，友谊和功利的结果并不相悖。如果我们过多地把它看成功利的行为，则无法解释傅山为何宁愿过贫困的日子而不出仕。同样，即使是建立在道德信念基础上的友谊，有时也可以是带有一定功利性的交往。

中国书法中的应酬和中国社会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密切关联。在传统的家族之内，亲疏内外有具体的规定，也因此有相应的交往和应酬方式。宋元以后的书仪、日用类书等对此常有极为详细的叙述。由家族而扩大至社会，在中国人的朋友圈子里，也有一种类似的编码（coding）方式。它的社会编码系统（coding system）虽不如家族血亲之间的关系与义务的规定那样严格清晰，但也有内在的逻辑可循。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人们，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学习和熟悉与这编码相关的行为方式。我在研究十七世纪另一位收藏家周亮工（1612—1672）的《印人传》和《读画录》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在这两个著作中，周亮工花了大量笔墨来描述他和所谈艺术家的关系，如交往始于何时，通过何人，除了普通关系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关系。周亮工对人际关系的描述是如此的细致，以至于一篇艺术家的传记中描述两者交往的文字经常长于对那位艺术家的艺术的评论。周亮工这样做绝非偶然，它充分反映了人际关系在艺术品的周转经营中的重要性。 [115] 周亮工在这两个文本中，还经常使用一些描述朋侪关系的成语，如“方外之交”等。在中国成语中，描写各种各样的友谊的成语格外多，在《汉语成语辞典》中，以“交”字为词尾、关于人际关系的成语多达二十余个，如“总角之交”、“再世之交”、“患难之交”等。这些成语反映出中国人对朋侪关系的高度敏感，以及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用语言来将各种社会关系加以分类（classification），并对相应的行为方式所抱有的期待。

中国书法中的应酬基本上是以杨联陞先生所指出的“报”为原则，但在基本模式的大致规定下，具体的运作则有相当的灵活性。如何书写应酬作品，傅山除了在大的方面如基本礼节的考虑外， [116] 还有其他许多因素制约着他最后完成一件作品。如彼时心境如何，交往时间的长短，介绍人为谁，手边现成的材料，是否有求于对方当下的回报，对方的书法鉴赏水平，一般大众对他的期待等等，都会给应酬作品的创作以影响。一件应酬书法的完成，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它的创作是在基本的文化行为模式的规定下，遵循具体情景中产生的特殊“情景逻辑”而展开的。

在清初，傅山有高士、奇士之誉。清初大儒顾炎武曾在《广师》一文中说：“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 [117] 傅山的另一位友人毕振姬称他是“来历奇，行事奇，诗文书画奇”。 [118] 但奇士也要应付俗事，傅山曾在《如何先生传》一文中，以对话的方式表述了自己的世界观，其中有一段如下：

“先生玄乎？”曰：“我不能无情而长生。”……“先生高尚耶？”“我卑卑。” [119]

傅山坦白地承认，他对世俗世界依然有着种种牵挂。他在许多诗中谈到，为了生存、为了那难以割断的世情，他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来书写应酬书法：

鹜书有何好？此谬由诸君。

作意见不见，制心闻不闻。

所希在斗米，岂敢望鹅群？

自笑悭贪甚，吾能去几分？ [120]

无端笔砚业缘多，不敢胡涂说换鹅。

这为世情难决绝，鹜书终日替奔波。 [121]

人本质上的社会性，使其需要关系网，有求于人而又被求于人，烦固然是烦，忙也确实是忙，累也肯定很累，但人们在忙碌于这种关系网中谋得生存所需物品的同时，也获得安全感、温暖和存在的意义。尘世的庸俗只不过是它的一面，有时还并不是主要的一面。这也难怪傅山在书写了大量的应酬书法后慨叹道：“这为世情难决绝。”

以上，我以傅山为例，讨论了应酬书法的问题。在传统中国，由于文人书画的商品化程度不高，又缺乏现代的画廊机制，艺术品的生产条件、流通方式都呈现出与西方艺术品生产颇不相同的种种特点。对于书法史学来说，研究应酬作品的意义在于，我们能借此了解相当大的一部分书法作为文化物品在实际生活中是怎样被创作和使用的。而我们对这些作品合乎历史的解读和阐释，也必须首先建立在对它们的生产、周转、消费的基本情况比较细致的了解之上。

三、中国书法中的修辞问题

对应酬书法现象的关注把我们引向中国书法中另一个重要但却尚未引起重视的理论问题：修辞问题。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先就“修辞”在本篇中的使用作一简略的交代。本篇所用的修辞，和语文学中修辞手法或文学中的辞章之学有相关处，又不尽相同。在本篇的上下文中，它更多的指在不同的社会场合运用语言的技巧，一种对他人的说词。它可以指创作和使用一种说词的技巧，也可以指这种技巧运用的结果，即说词本身。在我们所关心的修辞现象中，说词的字面意义，可以和它所要说的那件事情一致，也可以有所差别，或完全背离。因此，它可以是真话，也可以是套话、空话，乃至假话，或是几者的混合。而我们在关心修辞问题时，注重的不仅仅是词语技巧的部分，还关注它的社会功能和效应。比如说，人们为什么要使用某种修辞，谁得益于这种修辞。由于本篇提出修辞问题的目的，是为了加深理解书法艺术创作中的意图（intention），因此，在使用“修辞”这一词时，本篇偏重的是一种说词的字面意义和事实不相一致的一面。

自古以来，人们常把书法视为创作者用以抒情达意的一种艺术（至少在理论层面上这样认识）。尽管扬雄《方言》中所言“书，心画也”的“书”并不特指书法，但后代的书法评论者在引用它时，常把这句话中的“书”作为书法来理解。“书为心画”不但是中国历代书法的最高信条，它也成了传统书论最基本的阐释模式。这一书法思想在唐代由孙过庭对书圣王羲之作品的讨论而被进一步地具体化了。孙过庭《书谱》云：

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 [122]

简言之，“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 [123]

但是，本篇前两节的讨论已表明，书法史上留传下来的许多作品是出于应酬目的而创作的，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书法是否总是“心画”？如果我们认为书法是心画的话，我们又如何来重建书写环境和理解创作的意图，亦即如何来理解心画呢？我们能否纯粹地依靠书法的视觉特征来理解和还原书法家创作时的心态呢？我们不妨再从上引孙过庭的文字出发来讨论这个问题。

在说明书法为心画时，孙过庭所谈王羲之书法作品的文字内容都带有明显的情绪倾向。比如，他认为书写有滑稽之雄称号的东方朔的画赞时，意涉瑰奇；在书写描述兰亭雅集的文字时，则思逸神超。这两件作品的文字，已为我们了解书法家创作时的心态提供了文字上的依据（这种依据是否可靠还需进一步研究）。今人对于中国古代一些书法杰作的分析，亦多采取这种方法，如韩玉涛对王羲之《丧乱帖》（附图20）、邱振中对苏轼《寒食帖》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作品本身的文字内容来重建书写环境，进而讨论这些作品的书法风格和由文字内容所提示的心态之间的关系的。 [124]

但这里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麻烦的问题：如果一件书法作品的文字内容并无明显的情感倾向，我们是否还能讨论书法家创作时的心境呢？台北故宫藏唐摹本王羲之《奉橘帖》，其文字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附图21）对这种文字内容无明显情感色彩、笔墨又比较平和的作品，我们能否了解王羲之书写它时的心境？有人可能会这样说，《奉橘帖》的书写并不像《丧乱帖》和《寒食帖》那样，是作者在感情极为浓郁的状态下所创作出来的。 [125] 但是，书法家有时也会以表现色彩很强的笔墨来书写一些文字本身并无什么情感倾向的作品。宋代书法家米芾有《惠柑帖》存世，帖云：

附图20

附图21

附图22

芾皇恐。蒙惠柑珍，感感！长茂者适用水煮起，甜甚，幸便试之。余卜面谢。不具。芾顿首。司谏台坐。（附图22）

根据曹宝麟的考订，米芾于崇宁五年（1106）在京师任书画博士时作此札。虽说文字内容为感谢陈瓘赠黄柑，看不出什么情感倾向，但米芾此札的书法（特别是最后三行）却写得极为生动飞扬。曹先生有如下评论：“元章晚年得“司笔砚”，踌躇满志。观其落笔骞翥，益显气干云霓矣。” [126] 请注意，论者在这里不是从米芾书写此作当下的情绪来解释此帖昂扬的气象，而是从米芾在某一时期的总体情绪来作为分析书法的依据。至于米芾书写此札的当下心境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再来进一步分析书法作品的文字内容。上引孙过庭论书文字所谈王羲之作品，可分为两类，一类为自作文字（如《兰亭序》等），另一类为书录他人的文字。如果我们以自作文字来重构创作的心境，还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自作文字果真都是作者的心声吗？很多书法作品的文字内容本身就是应酬的产物：一种修辞。再以傅山为例。傅山曾在1657年左右为他老友曹伟的六十寿辰书十二条屏称觞，文字内容为傅山所作《奉祝硕公曹先生六十岁序》。寿序中颇多赞誉之辞，书法质量在傅山作品中也算较精者。 [127] 但傅山在为纪念两位在1649年反清战斗中牺牲的友人薛宗周、王如金所撰写的《汾二子传》中，对曹伟却有如下微词：

[己丑五月，薛、王二子率兵北上，]二子过雷家堡，曹举人伟饯之。语间，劝且无北。薛大声曰：“见明旗号尚观望，非夫也！”曹语塞。薛徐顾王：“尔有老母，可不往。”王曰：“顾请之老母，老母许之，不敢绝裾也。” [128]

薛、王二子为反清复明，义无反顾，置生死于度之外，而曹伟非但没有参加他们的反清活动，反而予以劝阻。对此，作为明遗民的傅山很不以为然。即便如此，作寿序时，傅山依然对曹大加称赞。

文字内容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在傅山的应酬文字中并不罕见。戴廷栻得孙时，傅山撰文为贺，称戴廷栻之子戴记“敦厚而寡言”。 [129] 但如前所述，就是这位戴记，把顾炎武寄存在戴廷栻处的钱窃去纳官， [130] 这种行为有何“敦厚”可言。应酬作品的文字内容在此已成一种并不完全表述作者真实情感的修辞，基于此上的应酬书法又有何“心画”可言？！

即使被人们认为自由挥洒、最能见人性情的书札，也常有类似的情况。早在汉代，中国就已有教人如何书写信札的《书仪》，书圣王羲之也曾作《书仪》，专论书札写作。而书仪的编纂和出版，从汉代至清代，从未间断过。 [131] 许多书仪提供了应付各种场合的书信范本及种种套话，如朋友结婚得子，如何写信祝贺，有人去世，如何表示哀伤。经过历代的修改编订，有些书仪已相当的成熟，其中提供人们参考所用的文辞也常显得“情真辞切”，十分动人。 [132] 我们在研究信札书法时，也必须考虑这其中的修辞因素，不能因为写信人说他很悲伤，我们就认为他一定很悲伤，写信人说他很高兴，我们就认为他很高兴，并以此来建立文字内容和书法风格之间的对应关系。

书法家在创作时，也常书写他人撰写的文字。如孙过庭在《书谱》中提到的王羲之书写的《乐毅论》和《东方朔画像赞》。在讨论创作者当时的心境时，我们要考虑，究竟是心情苦闷时选择忧郁的文字、心情舒畅时选择愉快的文字来书写呢，还是先接触到了一篇文章或诗歌后，作者被所读文字感染，突然有了挥毫的兴致？甚至在忧郁时选择愉快的文字来排遣调适自己，或是在心情快乐时偏偏选择一篇苦涩的文字来“强说愁”呢？

但在应酬书法中，对书写内容的选择常为其他的客观条件所制约。比如说为信佛的人抄佛经，抄者不见得是佛教徒。为友人新居的厅堂作四屏条，很可能就以正草篆隶书写《千字文》。上节所引山西省博物馆藏傅山书于1653年底或1654年初的《逍遥游》册页，后有其跋语云：“癸巳之冬自汾州移寓土堂村，行李只有《南华经》。时时目在，遂写此数篇。”这段跋告诉我们，当时傅山刚搬家，手边只有《庄子》一书，所以就抄录了《逍遥游》。

受限于应酬的需求，文字的选择并不是绝对自由的产物。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傅山书章草杜甫《秋兴》诗册页，其中傅山的一段小记颇耐人寻味：

此八首（笔者按：指杜甫《秋兴八首》）老夫不知写过几百过矣。又要写之，亦知《秋兴》也厌我抄誊矣。或曰：此八首人还多见之，省得若别写杜诗，则人或以不见四九人心不成山伯访洗凌侵也。

傅山这段题跋告诉我们，他在书写应酬作品时，曾多次书写杜甫的《秋兴》诗。他选《秋兴》为文字内容，出于这样两个原因：（一）他确实喜爱这一组诗，百读不厌。（二）正如他自己所说，选择这组几乎人人皆知的诗为书写内容，不必再费口舌，向那些文学水准不高但又喜欢附庸风雅的人们解释自己的书写内容，这样可省去许多麻烦。简言之，这是为了应酬上的方便。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代许多书法家喜欢写“朝辞白帝彩云间……”，“月落乌啼霜满天……”。

傅山关于书写杜甫《秋兴八首》的描述，又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怎样根据文字内容来重建书写者的创作环境与动机的问题。让我们先来看一下《秋兴八首》之四：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

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

直北关山金鼓振，征西车马羽书驰。

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傅山在明清改朝换代之际书写此诗，很容易让人们不假思索地把傅山明遗民的背景和杜甫在诗中对世事的感叹联系在一起，作具有政治意义的解读。作品的笔墨若有残破，也极可能被认作是悲伤的象征。但是，前引傅山的自述告诉我们，他书写《秋兴》常是为了应酬的需要，笔墨若有残破，也极可能是心情烦躁不安、草草应付的结果，和政治倾向无关。

傅山频繁地书写杜诗又和杜诗在明末清初文坛的地位有关。杜诗在明末就已成为文坛最流行的古典诗作，金圣叹（1608—1661）称杜甫之律诗和《庄子》、《史记》、《水浒》、《西厢记》等为“才子之书”。 [133] 明末的书家张瑞图（1570—1641）爱书唐诗，尤以写杜诗为多，其中包括《秋兴八首》。 [134] 王铎（1592—1652）也写了大量的杜诗。 [135] 自诗坛祭酒钱谦益（1582—1664）注杜诗后，批注杜诗在明末清初翕然成风。 [136] 王铎批点过杜诗，傅山的许多友人如戴廷栻、顾炎武、王弘撰、潘耒（1646—1708）、王士祯、阎若璩、杜濬（1611—1687）、李因笃、朱彝尊、申涵光等也都批注过杜诗。傅山本人也曾批点过杜诗，他的孙子傅莲苏也曾书写过《秋兴八首》。 [137] 1667年后，傅山曾以一万二千余句杜诗来批注《广韵》， [138] 对杜诗可谓烂熟于心。人们可以这样说，杜诗所抒发的忧国忧民情怀在清初引起了人们的共鸣。这当然完全可能。杜诗数量极多，一位熟读杜诗的书家可以选择与自己当时心境相近的杜诗来创作书法作品，以抒发一时情怀。但清初坚定的明遗民吕留良（1629—1683）曾深诋宋儒对杜诗政治性的解读。他在批点杜甫《北征》诗时这样写道：“取杜诗以忠义，自是宋人一病，词家谁不可忠义？要看手段，即《离骚》亦然，且如丈夫经天纬地事业，岂只忠义云乎哉！” [139] 以上这些，都是我们在分析书法家创作书法的心理动机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我们在上节讨论傅山为人作书题写上款时已指出，傅山有时根本就不认识受书人，而是通过中间人来了解受书人的情况，然后再来题款。有些题款写得似乎作书者和受书者认识并有交往，其实并非如此。如果我们不搞清楚他和受书人的关系，仅仅根据题款的文字内容来判断他的创作原意，就很可能出现理解上的偏差。总之，文字内容对书法创作时的当下心理产生多少影响，如果影响存在的话，在多大程度上会表现在书迹上，而这种书迹又在多大程度上能为观赏者所感知，都是值得仔细思考的问题。

以上所谈都是文字内容中的修辞问题。其实，在书法风格中也有一个类似“修辞”的问题。在许多情况下，傅山不必太在乎作品的质量，因为求书人最在乎的是他的名气。笔者以为许多无上款的狂放的巨幅屏条多是写给一些不谙此道的人们，它们是傅山为了迅速地打发来人草率应付的产物。在多数的情况下，这样的应酬作品写得不好，但照样有人要。因此，作者又何必太在乎作品的质量呢？怎样能最有效地打发索书者，就怎样写，不必太认真。有的时候傅山把自己的一些应酬作品就称为“死字”：

凡字画、诗文，皆天机浩气所发。一犯酬酢请祝，编派催勒，机之远矣。无机无气，死字、死画、死诗文也。徒苦人耳。 [140]

傅山告诉我们他写过死字，画过死画，作过死诗文，而傅山的许多被他自己认为“一无可观”的死字，却因傅山的名声留传在世。 [141]

但有时傅山就必须比较认真地来对待应酬作品。采取怎样的书风来书写一件作品，是庄重还是豪放，是谨严还是潇洒，常和作书人对应酬场合、受书人趣味的判断以及外界对书法家的期待有关，傅山是要斟酌一番才能下笔的。正因为对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写法，所以我们在傅山存世的作品中见到过一些文字内容完全相同的作品，书风上却差异很大。书家有时用不同的字体书写同一文本。比如说，有时用楷书抄《离骚》，有时用草书写。这恰恰说明，在很多情况下，文字内容对书法风格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其他因素，诸如时间（是紧促还是悠闲），材料（是绢还是纸），装裱形式（是屏条还是手卷、册页），场合（是当众表演还是独自挥毫），都会影响书法家对某种书风的选择。而这种对书法风格自觉的选择，而非性情自然的流露，都可以被视为中国书法风格中的一种“修辞”。

虽说在很多情况下，是傅山对文词和书风作出选择，看起来他有独立的选择权，但这些选择，在很大的情况下又受制于外在条件。因此，被后人称为个性书家的傅山，已不完全是一个不受外界规范制约、有绝对的自由支配力量的主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也是传统、规则和文化环境的产物。 [142] 正因为傅山在创作应酬书法时，已经受制于先前已经存在的社会规范，他的这类作品在多大程度上还可以被认为是创造、是表达、是抒发，就值得我们思考了。

从文字内容来判断创作者彼时的心态还将不可避免地遇到由文字本身产生的障碍。孙过庭《书谱》所说的“涉乐方笑，言哀已叹”，基本没错。人高兴时会欢笑，悲伤时会哀叹，这是常态。但是，我们不能反过来说，笑者必乐，叹者定哀。文字的书写，在书写者和读者之间造成了一种空间，读者已经不能在真实的情境之中，直接地看到和听到书写者的笑容和哀叹。我们所获得的只是由文字描述的欢乐和哀愁。由文字造成的这种空间，使我们有时很难判断作品所表达的情感是真实的流露，还是“修辞”，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以上的分析表明，把“书为心画”作为一种阐释理论，并用作品的文字内容来印证“心画”，在解释中国书法的许多现象时，都可能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143] 但尽管如此，“书为心画”依然是中国传统书学源远流长的理论，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仰，一种难以释怀的向往，同时它本身也可以是一种广泛使用的修辞。 [144]

应该指出的是，傅山本人是相信“书为心画”的。他有诗云：“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诚悬有至论，笔力不专主。” [145] “心正笔正”是他的信仰，但此处所谈，皆为人的基本品质，和当下的感受无关。 [146] 在没有其他的阐释框架时，傅山不这样认为的话，他又能作何解释呢？但“心画”作为高悬的理想，自有它的历史效应。傅山在清初，大量地临习颜真卿的书法，就和他当时用颜真卿来激励自己坚持遗民立场有关。但作为一种信仰，它对书法的创作有多大的牵制力，人的基本政治道德立场和书法创作之间到底有多少关系，都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尽管傅山依然把“书为心画”作为理想和信仰，但他和明末清初的不少书法家都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书法中有相当一大部分是为应酬而书写的（至少在他们那个时代是如此）。董其昌（1555—1636）曾说：

吾书无所不临仿，最得意在小楷书，而懒于拈笔，但以行草行世，亦都非作意书，第率尔酬应耳。 [147]

王铎在为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书册页后曾这样题写道：

书画事，须深山中松涛云影中挥洒乃为愉快。安可得乎？ [148]

傅山也曾慨叹：

笔墨事本游戏自适一著，而径为人役苦恼，乃知亦是恶因缘也。 [90]

即此尺素，莫非茧丝，坏自老腕，忏悔奚及！书绢了，复得此米盐买卖十六字了事。 [90]

这些都说明，在十七世纪，中国书法家依然怀抱着在深山松涛云影中以作书为自适游戏的理想，但他们也十分明白，出了名后，这样的机缘实在不多。

和应酬书法的普遍存在成反比的是，在比较有系统的、正式的书论中（如孙过庭之《书谱》、姜夔之《续书谱》、项穆之《书法雅言》等），我们很难找到讨论应酬书法的文字。这类的书法著作所谈的是书法和伦理的关系、纯技法，讲的是如何进入理想状态下进行创作，使书法成为“心画”。古人具体的创作过程，被这些文本“净化”了，而在我们今天所能接触到的古人书作中，许多并不是理想状态下的产物。净化的创作观由这些正统的书学文本所传播，而对应酬书法的零星记载和描述，则散见于笔记、题跋、信札之中。王铎在书法作品的题跋中，颇留下些谈论应酬的文字，但《拟山园集》并未收入。《傅山全书》中有不少涉及应酬的文字，但那是后人收集和编辑的。

我们在接触一位古代书法家的书论时，也经常可以发现一些相互抵牾的现象。究竟是这位书家的前后观点不一致呢，改变了呢，还是他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说不同的话呢？我们今天能接触到的书论，有些是笔记，有些是信札，也有不少书论是写在应酬书法上的。人们在应他人之请写作时，常会说客套话、作违心语。即使一位艺术家在同一时期所发表的言论，也时有抵牾，因为他要应付不同的场合，特别是应他人的邀请作题跋，书法家要根据具体的情景来调整自己的修辞方式。但在文集编选时，一些本有一定针对性的题跋被作了“净化”的处理，如删去原作上的上款、日期，这些本有专指的言论，就成了这位书法家的一般性美学观念，又被人们当做研究这位书法家的书法观念的依据。这些本写于不同时期和场合的言论又被人们放到了一个时空框架中阅读了，并把今天的理论模式投射到这些零散的书论上，做一般概括性的论述。

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对书法发表言论时，一时一地的看法和深思熟虑的理论建构很不相同。 [149] 很多书论（特别是笔记式的议论）常有其特殊的针对性，有时它们代表的仅是论者一时一地的看法。但在正式撰文论书时（如项穆之作《书法雅言》），作者又常会有意识地把自己从具体环境中抽出，讨论具有一般意义的问题。而在此时，一些作者也常会不加批判地承袭前人的一些旧说，采用一些冠冕堂皇的套话。“书为心画”就常常会被不假思索和批判地写进这样的论著中。书法若不是心画，那又会是什么呢？中国古代正统的文艺观，面对这个问题束手无策，在这点上只能因袭这一看法。当代书法创作心理的研究深受表现主义美学的影响，关心的也同样是在何种情况下好的作品能被创作出来，关注的是如何能创作出最伟大的作品的心理，因此忽略了应酬的问题。书法在表现主义理论中成了书法家这一创作主体夜深人静时第一人称真实的独白。尽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接受应酬书法，但一般的书法教科书都不会教人们如何应酬，因为那实在不雅。应酬书法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更多的是在传统书学理论所不关注的日常生活经验中通过社会化（socialization）的过程习得的。书法史和书法理论的研究者并不曾把它作为一种重要的书法现象去研究。由于“书为心画”本身已成为一种正统的话语，一种普遍流行的修辞，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一味地把书法作为谋干进和利禄的鄙俗钻营之徒，也会在一些正式的场合和论著中，振振有词，大谈书法为“心画”。传统书论和现代书学研究都在“净化”着中国书法，关于应酬的讨论本身就是受到压制的话语，中国书法中的应酬问题也因此成了众人皆知但又极少予以认真关注的现象。

我们对应酬书法的关注，除了为揭示其不同于自娱性创作的一些特点和逻辑外，还期望通过对应酬书法的研究来说明，存世的古代书法作品都是创作者在具体情境下完成的，我们在研究书法史时，应努力根据可能的条件来重构当时的情境，力图了解一个书法家在创作中遇到了哪些社会的、文化的、审美的、技术的问题，而哪些因素制约着他采取何种方法来解决他遇到的问题。书法的创作又是在哪些因素的互相作用下，遵循其特有的逻辑展开的。生活在明清鼎革之际的傅山在困难时期书写了很多应酬书法，他留下的关于应酬书法的文字也格外多。这就为我们对中国书法中的应酬问题进行个案式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我由傅山的应酬书法进而论及中国书法中的修辞问题，是想说明，无论是对前人书法作品还是书论的解读，都要考虑有哪些因素可能会阻碍我们得到比较接近作者初衷的理解。简言之，我希望，应酬与修辞问题的提出，能引起人们对书法艺术背景化研究（contextualization）的足够重视。

四、余论

本篇从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入手，对中国书法中的应酬和修辞现象作了讨论。这两个问题涉及的现象很广，超出书法领域的、潜在的文化史的理论意义也很大。上面偏重对现象的描述，未能对它们的理论意义予以充分阐发，下面再就这两个现象所涉及的理论性问题略作补充。

（一）对应酬和修辞问题的研究，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书法作为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物品和既有的理论教条之间存在的不和谐乃至冲突。今人从思想史角度出发论书法艺术，多从儒道释和中国文化精神的层面来进行阐释。笔者无意否认哲学宗教思想对作为社会文化精英的艺术——书法的影响，而且笔者本人也曾从清初学术思想的变化讨论过傅山的书法，但艺术史研究中对学术思想史的关注应结合日常运作层面上的考虑，注重体制性因素的作用。对艺术史研究者来说，更富有挑战性的任务将是，如何细致地观察一般的哲学、宗教、文化理念和具体创作的关系，研究它们是怎样在日常生活中被灌输、被接受、被曲解、被改造，以适应于人们实际生活中制作文化物品的需要。

（二）关于十七世纪是一个艺术话语的突变或断裂期的问题。至迟从宋代以来，中国书法创作中的应酬现象就已相当普遍。但总的来说，中国传统书法论著是回避或掩饰应酬问题的。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明末清初谈论应酬的文字格外多，傅山就常在自己的应酬作品上，不加掩饰地表述自己书写应酬作品时的思想情感。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上述应酬语言的使用，无疑和那个时代的文人们使用语言，亦即哪些问题可以并如何在书写语言中公开予以表述这一问题有关。我们是否可以说，十七世纪是中国艺术话语发生突变或断裂的时期呢？这一问题很大也很复杂，已超出本篇所讨论的范围，但它却值得进一步深思和探究。

（三）关于文化资本的问题。我在本篇第二节开始时指出，明清鼎革是政治上的改朝换代，而不是一场对社会结构进行根本性变更的社会革命。因此，傅山虽丧失了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但依然在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具有很大的文化号召力。这种文化上的象征意义使得傅山能够自觉地利用自己的文化资本应对已然改变的政治经济环境提出的种种挑战。本书的外篇便通过傅山这一个案来讨论文化资本的生成、积累、维护，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

[1] 白谦慎《傅山的友人韩霖事迹补遗》，《山西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38页。

[2] 笔者所见艺术史学者的论著中涉及戴廷栻者，仅傅申先生《王铎及清初北方的鉴藏家》一文，见《朵云》1991年第1期，73—86页。傅先生在文中将戴列为清初北方重要的收藏家之一。

[3] 张英撰《平阳府闻喜县儒学思训兼暑曲沃县教谕戴公暨文孺人合葬墓志铭》云：“公生于万历戊午九月初九日，卒于康熙辛未四月初六日，受春秋七十有四。”光绪甲午云文斋印本，页4a。

[4] 戴廷栻《半可集》（刘䬠编辑本，1853），卷三。

[5] 《祁县志》（乾隆四十三年修刊本）卷三《山川》，页8a。

[6] 李维祯《河南右布政使戴光启墓志铭》，《祁县志》卷十四《艺文》，页13a。

[7] 此事傅山在为戴运昌所作传记中所记甚略，见《傅山全书》第1册，348页。傅山在致戴廷栻一札中云：“闯贼破京师，枫仲在围城中，见闻必确”（李维祯《河南右布政使戴光启墓志铭》，《祁县志》卷十四《艺文》，481页），当是甲申国变时，戴廷栻为父亲的狱事羁留在京。

[8] 傅山《明户部员外郎止庵戴先生传》，（李维祯《河南右布政使戴光启墓志铭》，《祁县志》卷十四《艺文》，384页。

[9] 傅山《明户部员外郎止庵戴先生传》，（李维祯《河南右布政使戴光启墓志铭》，《祁县志》卷十四《艺文》，349页。

[10] 傅山《明户部员外郎止庵戴先生传》，（李维祯《河南右布政使戴光启墓志铭》，《祁县志》卷十四《艺文》，367页。

[11] 刘九庵先生曾示余傅山致友人书札照片，札云：“正拟一纸问酒馆。此□即旧馆新开之。所须酒人觞政下有法令，馆人必肯承下。”

[12] 清政府在清初曾在山西多次因灾荒免税，证明当时山西十分缺粮。参见《清史稿》卷三至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1978年。

[13] 虽然顺治年间的资料尚未发现，但康熙朝多次下令禁止北方缺粮地区酿酒。参见范金民《清代禁酒禁麹的初步研究》，载《九州学刊》第1卷第3期（1991年10月），81—113页。

[14] 《傅山全书》第1册，384页。

[15] 《傅山全书》第1册，367页。

[16] 戴廷栻《画记》，《半可集》卷三。

[17] 王弘撰《书宋元人画册后》，《砥斋集》（康熙年间刊本）卷二。

[18] 戴廷栻《画记》。

[19] 韩霖旧藏元代女画家、赵孟頫之妻管道昇所画山水小轴在战后也归戴所有。见戴廷栻《管夫人小画记》，《半可集》卷三。

[20] 《傅山全书》第1册，475页。

[21] 王士祯《带经堂集》卷三十七，页4a—5b。《带经堂集》卷十三中尚有《题戴枫仲丹枫阁图，图山长作》（7a—8a）及《又题冯仙湜画赠戴枫仲》（页8a）。

[22] 《傅山全书》第7册，5119页。

[23] 《傅山全书》第7册，4902页。

[24] 戴廷栻《叙〈晋四人诗〉》，载《傅山全书》第7册，5069页。

[25] 戴廷栻《〈晋四人诗〉凡例》，载《傅山全书》第7册，5071页。

[26] 傅眉《即事为叔玉兄劝酒》一诗有“昭余戴晋人，闻之生禅喜。以我之啬庐，盆盎贫如洗。饥寒不自顾，分半为此事。”是知，段叔玉所刻《太原段帖》有部分是戴廷栻出资。见《傅山全书》第7册，4827页。

[27] 大部分傅山致戴廷栻的信札已收在《傅山全书》和《傅山全书补编》中。最近山西学者又对《傅山全书》做了增补和修订，新收了不少傅山的信札。

[28] 大部分傅山致戴廷栻的信札已收在《傅山全书》和《傅山全书补编》中。最近山西学者又对《傅山全书》做了增补和修订，新收了不少傅山的信札。，470页。

[29] 大部分傅山致戴廷栻的信札已收在《傅山全书》和《傅山全书补编》中。最近山西学者又对《傅山全书》做了增补和修订，新收了不少傅山的信札。471页。

[30] 《傅山全书》第1册，472页。

[31] 傅山的母亲在1660年去世，傅山在致戴廷栻的下一札中云：“弟以新惨，心绪不能即定。”《傅山全书》第1册，472页。

[32] 傅山的母亲在1660年去世，傅山在致戴廷栻的下一札中云：“弟以新惨，心绪不能即定。”《傅山全书》第1册，476页。

[33] 傅山的母亲在1660年去世，傅山在致戴廷栻的下一札中云：“弟以新惨，心绪不能即定。”《傅山全书》第1册，474页。

[34] 傅山的母亲在1660年去世，傅山在致戴廷栻的下一札中云：“弟以新惨，心绪不能即定。”《傅山全书》第1册，477页。

[35] 《傅山全山》第1册，480页。

[36] 《傅山全山》第1册，478页。

[37] 《傅山全山》第1册，472页。在致戴廷栻的另一札中，傅山也写道：“图书亦许再报。”（《傅山全山》第1册，483页）“图书”此处也指印章。傅山以印章为人应酬者不多，因有种种不便：（1）耗时（有时刻铜印），不似书法可迅速完成；（2）不像书画那样可悬挂展示。

[38] 《傅山全山》第1册，471页。

[39] 丁宝铨《傅青主先生年谱》，载《霜红龛集》下册，1286页。

[40] 王士祯《题戴枫仲丹枫阁图，图山长作》，《带经堂集》卷十三，页7a—8a。

[41] 李因笃《答戴枫仲见怀诗兼申别绪五首》之三自注云：“顾亭林将起山堂祁之南山，戴力任之。”《受祺堂诗集》（康熙三十八年田少华刊本），卷十八，页4a。

[42] 吴修审定、冯瑜等刻《昭代名人尺牍》（道光六年），第九。

[43] 吴修审定、冯瑜等刻《昭代名人尺牍》（道光六年），第十。

[44] 傅山《贺枫仲得孙》，见《傅山全书》第1册，532页。

[45] 《祁县志》卷六《选举》。

[46] 戴名世《南山文集》（光绪二十六年刊本）卷八，13页。

[47] 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87页。

[48] 顾炎武《与原一公肃两甥》云：“久滞山右，因行囊为人所窃，待其吐偿。”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214页。

[49] 傅山的友人、明遗民王弘撰的儿子也走了和戴记相同的道路。其友李因笃还为此撰写了《王山史先生次子仲和补博士弟子员序》，见《续刻受祺堂文集》（道光七年刊本）卷八，页55a—55b。顾炎武的三个外甥皆为清朝高官。关于明遗民子弟习举子业、出仕的论述，见何冠彪《论明遗民子弟的出仕》，载《明末清初学术思想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125—168页。

[50] 储方庆《太原傅先生病卧燕京，其友戴君不远千里来视之。余高戴君之义，亦知先生能择友也，赋诗纪其事》，载《傅山全书》第7册，5008页。

[51] 上海博物馆藏戴本孝、傅山书画合册有戴本孝山水十二开和傅山的对题。傅山落款云：“旧作忆书，不复计戴晋人之笑我。七十三岁病夫傅山。”笔者以为戴廷栻很可能是在北京期间得到戴本孝的画的。戴本孝是年不在北京，画很可能是他人携至北京求售，戴廷栻购买后请傅山在京作对题，因傅山在京期间，对外称病，故有“病夫”二字。

[52] 见王弘撰《书戴枫仲丹枫阁册子》，载《北行日札》（康熙年间刊本），页16b—17a。王弘撰此时也把自己的收藏带到北京。见王士祯《带经堂集》，“戊午稿”，《同施愚山、陈蔼公集山史从兄昊天寺寓，观唐子华水仙图》，页15a—15b。

[53] 李因笃《复戴枫仲》，载《受祺堂文集》（道光七年都村拜石轩冯氏刊本）卷三，9—10页。

[54] 《祁县志》卷六《选举》，页35b。

[55] 张英撰《平阳府闻喜县儒学司训兼暑曲沃县教谕戴公暨文孺人合葬墓志铭》，页4a。王士祯《王渔洋遗书》中有《祁县访戴枫仲，见其子永丰令记，知以壬申岁逝矣。挽之一首》，见《雍葱集》，页4b，所记有一年之误。

[56] 关于这方面研究状况的综述文章，见傅立萃《有关中国绘画赞助的研究》，载“中央大学”文学院《人文学报》第十五期（1998年6月），55—79页。

[57] 由李铸晋先生编辑的《中国画家与赞助人》（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是最早探讨中国艺术中的赞助人问题的著作（英文版发表于1989年），具有开拓之功，但是论文作者们在使用“赞助”和“赞助者”这些概念时，并没有做清晰的界定，以致其中讨论的有些“赞助”活动在我看来只不过是友朋之间的普通交往而已。

[58] 载《上海博物馆馆刊》第6期，24—31页。

[59] James Cahill, The Painter's Practice:How Artists Lived and Worked in Traditional Chin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60] 载《上海博物馆馆刊》第6期，33页。

[61] 龚继遂《论应酬画》（“Yingchouhua:A Study of Chinese Gift Painting”），1991年华盛顿大学硕士论文。

[62] 白谦慎《书法研究方法刍议》，载《中国书法》1995年第3期，7页。

[63] 倪瓒《答张藻仲书》，载《清閟阁全集》卷十，台北：“中央图书馆”，1970年，页7a—7b。

[64] 关于这件作品，下文还将讨论。

[65] 《傅山全书》第1册，496—497页。

[66] 《傅山全书》第1册，199页。

[67] 高居翰教授在《画家生涯》中用“Hospitality—the Artist-in-Residence”来讨论暂寓他人之家的画家以画来酬谢主人的现象（见65—67页）。但高教授的观点依然未能摆脱赞助人—艺术家这一思维模式。如果笔者关于张植为张日葵的孙子的推测不误，那么，傅山和张植的关系绝非赞助人—艺术家这种关系可以涵括。张日葵作为明末山西籍的高官，和山西文坛领袖傅山的关系极深。傅山有诗证明，张日葵到他居住的村中去拜访他（见傅山《葵老惠访，病不能晤，期霜红再理前约四首》，《傅山全书》第1册，133页）。按照西方美术史的观点，魏一鳌无疑是傅山的赞助人，但就是这位为官的朋友，也曾到傅山家中拜访。傅山有致魏一鳌一札云：“托胡子丹诒一函至州，即得答云：‘酒旗复指大卤也。’果耳，不以官之迁否为定，经历厅事，何不可坐步兵校尉也？高兴见访，浊论一晤，只愁吕徽之不堪修主人耳。萧寺下榻可可，未免清斋数日，当令酒道人作茶博士耶！然此示元夜之约安所来，弟无闻也。当且不出村门，此盼以待。”（见《傅山全书》第1册，493—494页）大概傅山家的居住条件较差，傅山安排魏一鳌在附近的寺庙（萧寺）下榻。魏一鳌到访期间，食宿均由傅山安排。

[68] 《傅山全书》第1册，288页。

[69] 《傅山全书》第1册，196页。

[70] 《傅山全书》第1册，273页。

[71] 《傅山全书》第1册，274页。

[72] 关于后人对傅山书法的批评及其原因，读者可参见白谦慎《傅山为陈谧书草书诗册研究》，《故宫文物月刊》16卷第4期（1998年7月），74—83页。

[73] 这里说的是总的情况。前面引用的傅山致荃老的信中，就提到了用小楷来换米。

[74] 上海图书馆藏傅山致魏一鳌书札册有一通信札提及：“弟连日复受外侮，无法御之，正在苦恼中，复闻旧游仳离之信，益深悒悒。《金刚经》写就久矣，嘱裱未就，当留数日，当能取到手边复约也。”

[75] 曹溶《留别傅青主》一诗中有小注曰：“青主以所书《金刚经》赠我。”载《静惕堂诗集》（雍正三年刊本）卷三十四。

[76] 傅山之子傅眉也曾为陕西学者收藏家王弘撰书小楷《金刚经》，见王弘撰《北行日札》。

[77] 《傅山全书》第1册，493页。

[78] 孙茂兰很可能号“义轩”。详细考证见白谦慎《傅山研究札记》，72—73页。

[79] 《傅山全书》第1册，504页。

[80] 《逍遥游》册页上尚有收藏印“雁门冯氏珍藏”。这可能是李振藻后将这一作品转让给雁门冯氏了。雁门冯氏在清初有两人为显宦，一为冯如京，曾任广东布政使，应和傅山认识。另一为冯云骕，此人也认识傅山。

[81] 《傅山全书》第1册，862页。

[82] 傅山为曹伟所撰、书寿序十二条屏，现藏上海博物馆。

[83] 《傅山全书》第1册，482—483页。

[84] 此札为香港叶承耀医师藏傅山致魏一鳌信札手卷中第十八札。见本书上编附录。

[85] 《傅山全书》第1册，478页。

[86] 戴廷栻《跋家藏傅道翁三世墨迹》，《傅山全书》第7册，5118页。戴廷栻这段题跋所言，不可遽信。因为黄道周（石斋）在1646年就去世了。如果傅山曾和他见过面的话，那就是在傅山1636年进京营救袁继咸期间。但那时傅山仅21岁，书法并未完全成熟，黄道周怎么可能会说“晋唐后首推公它”呢？这只能视为宣扬傅山书法的一种修辞。类似的修辞在中国文人的传记和题跋中屡见不鲜。

[87] 李因笃《为美原镇居民寿邑大夫郭公九芝序》，《受祺堂文集》卷二，5—6页。

[88] 王余佑《简孔公翔》，《五公山人集》（康熙年间刊本）卷十二。

[89] 《傅山全书》第1册，900页。

[90] 《傅山全书》第1册，866页。

[91] 《傅山全书》第1册，863页。

[92] 见本书上篇附录中所收傅山致魏一鳌第十六札。

[93] 《傅山全书》第1册，892页，傅山还有一些交友的议论，见892、893页。

[94] 《傅山全书》第1册，864页。署款傅山的大字有多少是他本人写的值得研究。傅山曾说：“老人右肋滞气，实因少年抄书而得，至今握笔即动，放笔半日，徐徐乃安。大字便得三两日将息，所以不作大字，避苦耳，人不知也。”《傅山全书》第1册，865页。

[95] 赵吉士《牧爱堂编》（康熙间山西刻本）卷四《书》。

[96] 《傅山全书》第1册，474页。

[97] 《傅山全书》第1册，400页。此处引文根据原作影印件作部分改动。

[98] 《傅山全书》第1册，400页，372页。

[99] 《傅山全书》第1册，864页。

[100] 《傅山全书》第1册，287页。

[101] 傅山《卢照邻〈长安古意〉书后》，《傅山全书》第1册，400页。

[102] 傅山《卢照邻〈长安古意〉书后》，《傅山全书》第1册，479页。

[103] 关于这种请托方式，清初人文字中屡有记载。在台北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的收藏中，有傅山的友人殷岳写给他的亲戚的数札。其中一札谈及为人求申涵光字一事。但殷岳在信中和友人讲明，他将尽力而为，能否成功，并无把握。

[104] 此册现藏美国密歇根大学美术馆，册后有戴廷栻跋云：“……癸卯[1663]季夏，晤凫盟太原侨中，纵谈今古，留连累日，属余购之。因出素藏者以赠，是十年前得之西河道蘧者。知凫盟社翁先生之不以为兰即以为马，画者，购者，赠者，指之非指，漆园之叟得之。”

[105] 《傅山全书》第1册，247页。

[106] 《傅山全书》第1册，242页。

[107] 傅山《临王羲之诗文书后》，《傅山全书》第1册，399页。

[108] 《傅山全山》第1册，863—864页。

[109] 《傅山全山》第1册，190页。

[110] 《傅山全山》第1册，119页。

[111] 《傅山全书》第1册，889页。

[112] 《傅山全书》第1册，859页。

[113] 杨联陞《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载费正清编、段国昌等译《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修订版，350页。

[114] 《礼记正义》，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231页。

[115] 见白谦慎于美国高校艺术协会1998年年会上提交的论文，“Social Network and Art Transaction:Collector Zhou Lianggong（1612—1672）and His Relationships with Contemporary Artists，”1998年2月25日，多伦多。

[116] 傅山多次谈到应酬作品和礼节的关系。如他在致戴廷栻的信中，多次提及如何以书画为礼品，如何送礼才比较妥当。爰录一则：“所言与唐采老送画，不必多。此将去数幅，止可选三二幅（莲花、雪景二幅差可）。并前年里两可行世。小儿仓忙，无好绢好纸。此中矾绢，皆是急作，如南来画灯才料，不足存也，必不可轻用送人取笑。”《傅山全书》第1册，483页。

[117] 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134页。

[118] 毕振姬跋戴廷栻著《石道人别传》，载《傅山全书》第7册，5026页。

[119] 《傅山全书》第1册，362—363页。

[120] 傅山《起用杜句戏作》之三，《傅山全书》第1册，174页。

[121] 傅山《村居杂诗》之十，《傅山全山》第1册，272页。

[122] 《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28页。

[123] 《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28—129页。

[124] 韩玉涛《王羲之〈丧乱帖〉考评》，载刘涛编著《中国书法全集》（王羲之卷）（1），北京：荣宝斋出版社，1991年，31—34页。邱振中《题材·意境·生活—— 〈黄州寒食诗帖〉的一点启示》，载邱振中著《书法的形态与阐释》，重庆出版社，1993年，173—184页。

[125] 请注意：感情的浓郁与否也是作品的文字告诉我们的。傅山许多狂放的草书作品并不是在情绪激动时书写的。他写得快，是为了迅速地完成应酬作品。

[126] 曹宝麟编著《中国书法全集》（米芾卷）（2），北京：荣宝斋出版社，1992年，521页。

[127] 《傅山全书》第1册，423—424页。

[128] 《傅山全书》第1册，353页。条屏现藏上海博物馆。

[129] 傅山《贺枫仲得孙》，《傅山全书》第1册，532页。

[130] 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87页。

[131] 关于书仪的历史，见周一良《书仪源流考》，载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94—108页。

[132] 关于这点，读者可以参见元代书仪《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的有关内容。

[133] 见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金圣叹与茂清丈信札上后人小记。

[134] 见刘恒编著《中国书法全集》（张瑞图卷），北京：荣宝斋出版社，1992年，228页。

[135] 见刘正成、高文龙编著《中国书法全集》（王铎卷）（2）中作品考释部分，北京：荣宝斋出版社，1993年。

[136] 详见周采泉著《杜诗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37] 傅山《书傅莲苏书杜甫秋兴八首后》，《傅山全书》第1册，400页。傅山批注杜诗的文字，详见周采泉著《杜诗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519—523页。傅山另有《重刊千家注杜诗批注》，《傅山全书》第4册，2649—2780页。

[138] 傅山手批《广韵》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汪世清先生整理本见《傅山全书补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

[139] 见周采泉《杜诗书录》，531页。

[140] 《傅山全书》第1册，819页。

[141] 傅山的一些作品常因此受到尖刻批评。稍晚于傅山的清代学者何焯（1661—1722）曾这样评价傅山的书法：“景州了无旧帖，仅得见傅青主临王大令字一手卷，又楷书杜诗一册页。王帖极熟，乃是其皮毛，工夫虽多，犯冯先生楷字之病，不及慈溪先生远甚。楷书专使退笔，求古而适得风沙气。”（见何焯：《与友人书》，《义门先生集》卷四，宣统元年吴氏刊本，页6b）何焯称傅山的作品有风沙气，绝非妄言。傅山有相当部分的作品十分粗糙。这说明，长期频繁地书写应酬书法，直接影响了艺术家的艺术水准。

[142] 相关的哲学讨论，可参见杨大春《文本的世界》第6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143] 近年来，颇有些对“书为心画”和表现主义的书学理论的质疑和批评。较早的有张天弓《书法学习心理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年。概述性的文章有毛万宝《书能表现一般情感论我见》，《书法研究》1998年第3期，50—58页。从古代书法批评理论角度来评论的有丛文俊《字如其人与传统书法批评伦理推阐法的应用》，《书法》1996年5月，2—3页。从美学角度批评最有力者为沈语冰的《一个批判性的回顾——当代书法思潮及其外部走向》，《书法研究》1997年第5期，1—32页。

[144] 由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消失、儒家思想影响力的衰退、现代美术教育制度的引进等因素，“书为心画”的观念在近些年来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145] 傅山《作字示儿孙》，《傅山全书》第1册，50页。

[146] 傅山说他在写应酬作品时，由于有俗物面逼，“先有忿懑于中”，写出的字“一无可观”（《傅山全书》第1册，863—864页）。这也可以被视为“书为心画”的另一种表现方式。

[147]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载卢辅圣等编《中国书画全书》第3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1003页。但董其昌在另一条笔记中还这样说：“作书不能不拣择，或闲窗游戏，都有着精神处，惟应酬作答皆率易苟完，此最是病。今后遇笔研便当起矜庄想。古人无一笔不怕千载后指摘，故能成名。”《傅山全书》第1册，页1001。中国书法的应酬现象应也有个历史变化的过程。东晋时门阀制度森严，士族书家的应酬书法应少些。这本身就是个值得研究的题目。《傅山全书》第1册，819页。

[148] 见刘正成、高文龙编著《中国书法全集》（王铎卷）（1），220页。

[149] 早在1989年9月的董其昌学术讨论会上，张子宁先生在发言中就指出：“现在有人认为董其昌理论中这也有矛盾，那也有矛盾，那都是从一个设想的前提出发的，就是以为董其昌的理论是一种周全的理论。其实董其昌自己也并没有认为他的理论已经很周全，不然他至少有一篇完整的文章，但至今为止我们看到的都只是些语录条条，没有一个逻辑的顺序。在这点上他不像石涛，有一篇完整的东西。事实上董其昌的论点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有演变发展的。”见舒士俊整理《董其昌学术研讨会综述》，载《朵云》编辑部编《中国绘画研究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961页。

附录 “畏人甚畏虎”

——傅山晚年生活的一个侧面

陆心源《穰梨馆过眼续录》录有傅山一书札手卷，其中第一札是傅山写给他的老朋友戴廷栻的。全札如下：

弟老矣。遭此小阮之痛，筋骨衰惫十倍于前。楖栗一肩，无复远意。欲结茅丹崖之下，送此残年，而苦无芟苍凿翠之资，未免有待于我辈。而我辈之可烦者，莫过我兄。而吾兄此时之囊政复羞涩，可当奈何！自过河西分单破梵，外景内情，逐处不堪，无聊排遣，作得绢画数副，烦枫仲道丈为我作一风流头陀，代为韵募。然不敢卦面白抄，即以缣素作缘疏，解衣盘礡，当偏袒礼拜也。其蕴藉之厚薄，亦任其愿力之大小。若得皴墨之余，不减米泔之河，安见丹青之财施便逊于柰园之金耶？庵成之日，当日日于佛前颂水墨功德，摩诃萨以谢风韵檀那。以吾兄之知交多豪慨文雅之大士，故造次谋之。如开缘得人，画当奉上。时时寄语，以慰离索。不尽。期服弟山顿首。 [1]

如同傅山其他存世的书札一样，此札无年月日。但札中所谓“小阮之痛”使我们可以把此札书写日期订为1674年后，即傅山的侄子傅仁去世后不久，落款中的“期服弟”说明此时尚在服丧期间。

傅仁少年失怙，由傅山抚养长大。傅山教其读书识字，为其娶亲，待其如同亲生骨肉。傅仁自幼体弱多病，但天资很高，写得一笔好字（附图23），傅山有段笔记说明，他晚年时，傅仁常为他代笔：

三二年来，代吾笔者，实多出侄仁，人辄云真我书。人但知子，不知侄，往往为吾省劳。悲哉！仁径舍我去一年矣。每受属抚笔，酸然痛心，如何赎此小阮也？乙卯五月偶记。 [2]

傅仁的去世，对傅山的打击很大，如他在前引给戴的书札中所云，“遭此小阮之痛，筋骨衰惫十倍于前”。

附图23

1675年秋，即傅仁去世一年后，清初山西著名理学家范鄗鼎晤傅山于太原，范鄗鼎在其所编《三晋诗选》中收傅山《题自画兰》诗后有段小跋记其事：

乙卯[1675]秋晤先生于大卤山庙，黄冠破衲，门外蒿草成林。言及著作，便云搁笔已久，旧有一二，亦付之断崖深谷中矣。归而索诸枫仲，乃得诗章一百一十张，皆从断崖深谷中掇出。今虽寿木，出于枫仲之手，图藏名山，非传海内也。余恐来世无传，谨采其可解者，以见大略。附识。 [3]

这段小跋说明，1675年秋傅山见范鄗鼎时，还未从傅仁去世的打击中振作起来。其实，傅山低落的情绪持续得相当久。宜兴储方庆在山西清源县任县令时，慕傅山大名，派门人牛兆捷持信访傅山，表达对傅山的仰慕。储氏《遯盦文集》所收致傅札后有小注云：

门人牛兆捷曰：丁巳冬十一月[1677年底或1678年初]，捷奉师命走阳曲访傅先生。先生居荒村败屋中，初拥瓦炉作颓老状。授书毕辗然曰：“此海内骏才也，一启封决矣。”因侍先生入清源署，纵谈三日夜乃辞去。 [4]

在致另一友人的信中，储方庆又写道：

仆在山右三年，得一傅青主。而其人已老，无所用，仅可与之谈老、庄，论世外事而已。 [5]

在上引致戴廷栻的信中，傅山请戴为其筹款，以在山中建房隐居。此事是否办成不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傅山晚年常住在山中。洪洞范氏刻《五经堂合集》中收有范鄗鼎长子范翼《敬天斋诗稿》，其中有《谒傅公他先生归，赋此就正》一诗：

传云险绝处，高士隐其中。

断峡愁飞鸟，梵堂爱老翁。

畏人甚畏虎，常色亦常空。

不意桃源路，偶然为我通。（原注：先生居东山古庙） [6]

范翼的诗很可能作于1670年代的下半期， [7] “不意桃源路，偶然为我通”两句说明，显贵者如范家子弟，此时要见傅山也不那么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傅山“畏人甚畏虎”！

傅山在1660年代已在当时的全国享有相当高的文化声誉，来拜访的人越来越多，加之战后的经济也在逐渐复苏，前来求字的人也越来越多。傅山在1660年代末，已对知名度大这点带来的麻烦，有所感慨。他在为友人作的一个册页上这样写道：“‘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何人不识君’，常笑此两句。知己遍天下，尚有已哉！何人不识，与鸦噪鲍佐何异！” [8]

“知己遍天下”，那还了得？！

傅山名气大，应酬就多。傅仁去世后，傅山少了为他省劳的一只主要臂膀，自然要更辛苦。于是，这里便出现了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矛盾：当一个文化人年事越来越高，身体越来越弱时，他的名气却随着年龄“与日俱增”，越来越大，应酬也自然越来越多，越来越令人不堪。难怪年迈的傅山要“畏人甚畏虎”。

范翼另有一首关于傅山的诗也很有意思。诗的标题为《闻有访公他先生者，先生辞以疾》，第一句便是“客来病即发”。 [9] 看来傅山晚年的“畏人症”确实不轻，否则他又为何会这样避人如避虎呢？！

[1] 陆心源《穰梨馆过眼续录》卷十一，载卢辅圣等编《中国书画全书》第13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329页。

[2] 《傅山全书》第1册，864页。

[3] 范鄗鼎编《三晋诗选》（康熙年间刊本），卷九。

[4] 储方庆《与傅青主书》，《遯盦文集》（光绪二年重刊本），卷一，页17a。

[5] 储方庆《与王璞庵书》，《遯盦文集》卷一。

[6] 见范鄗鼎等《五经堂合集》（康熙五十三年五经堂刊本）。

[7] 范鄗鼎初次结识傅山在1672年。见《五经堂合集》中载范翷编撰《先子类记》壬子年条。

[8] 傅山为古古书杂书册，《书法丛刊》1997年第1期，56页。

[9] 见范鄗鼎等《五经堂合集》。

外篇 文化资本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

自从艺术史研究的重点在西方由美学、时代风格、个人面貌、鉴赏转向了社会史后，不仅原有的成果重新受到检讨，一些原来被忽略的问题也被纳入到学术研究的视野中。此前，中国画史的研究深受中国文人艺术理论的影响，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常集中在精英艺术上，而较少去关注那些社会地位较低、被称为“职业画家”的艺术家。然而，当艺术史学者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来重新审视中国绘画史，那些职业画家的艺术成就、生活经历和历史贡献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1] 与此同时，对宋代以来就一直掌握着话语权的文人艺术家，学者们也带着批判性的目光，重新予以审视。持这一研究方法的学者关注艺术家和鉴藏家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的社会地位与艺术品创作和交换之间的关系。 [2] 与过去的艺术史研究将文人艺术理想化，把它看作纯粹的自娱自乐和自我表现所不同的是，艺术社会史力求揭示文人艺术背后的现实与经济的动因，以消除传统的“偏见和谬误”，建构更为真实的中国艺术的图景。 [3]

本书的下篇在讨论傅山的应酬书法时，已经揭示了一个文人艺术家在改朝换代之际，应对尘世俗务的艰辛，讨论了政治经济环境、社会规范对傅山的制约。本篇将换个角度，着重讨论在无法根本改变大环境的条件下，傅山如何运用文化资本和种种策略来拓展生存空间，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独立和尊严，并借此来说明，文化资本如何使得文人艺术家有别于非文人艺术家。虽然傅山集书法家、画家和篆刻家于一身，本篇将主要讨论傅山的书法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这样做出于以下两个考虑：首先，在传统中国，书法主要由文化精英们所创作、收藏和欣赏，被艺术史家称为“精英的艺术”， [4] 大多数书法家（包括傅山）可以说是文人艺术家；其次，当代的文化史学者们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描述和探索十分热诚。 [5] 其实，文化精英日常生活的种种实践细节也值得我们关注。

本篇通过对傅山的考察，来审视他怎样利用书法来应付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但审视的目的并不在于高居翰先生所说的“调整我们对中国艺术家的印象”， [6] 而是通过傅山的个案，来探讨文人艺术的一些特点。傅山的祖上为官宦和士绅，傅家在明代时家境殷实，在1644年明亡之前，傅山一直过着富庶的生活。明清鼎革使傅山陷入经济困境，他不得不依靠行医和鬻书卖画为生。由于书法是其主要经济来源之一，傅山的生活和创作因此有类似于职业艺术家之处。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事实不应该被忽视，即傅山在明末时就已经是山西省最有影响的文人之一，借用布迪厄的术语，傅山是大量“文化资本”的持有者。 [7] 有意思的是，当傅山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由于满清入主中原而受到严重侵害时，他的文化声望却一直在上升。由此我们认为，文化资本除了有自身的积累和运作逻辑，在某种程度上，它还独立于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之外。

傅山个案的意义在于两方面：首先，傅山的文化地位和名望给予他大量的文化资本，他对于使用这些资源去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具有清醒的意识；其次，文化资本使得傅山在其交往圈中扮演了一个活跃的、甚至可以说是主导性的角色。这一主导性的角色直接挑战了艺术社会史研究中的“艺术家——赞助人”模式。这一理论模式往往假定赞助人在艺术创作中占有主导地位并给予艺术家极大的影响。傅山个案提供了一个与之恰恰相反的例证：文人艺术家才是艺术趣味的真正仲裁者。

本篇同样属于艺术社会史的研究，因此也着力分析了傅山在日常生活中书写和使用书法的世俗因素。但需要指出的是，傅山的友人、清初大儒顾炎武曾这样评价傅山：“萧然物外，自得天机。”也就是说，现实中的傅山有相当超脱的一面。像许多中国古代的文人艺术家一样，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傅山会努力营造和维持一个比较纯粹的艺术空间。古代中国文人艺术家虽然也食人间烟火，但是，他们的生活和艺术确实有高雅和充满诗意的一面，如果说在这个尘世中还有某些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高雅和诗意的话。

一、建立文化声望：傅山在晚明的生活

傅山的文化资本首先来自他的家庭和教育背景。傅家世代书香，祖父傅霖1562年中进士，将傅氏家族在科场上的成功推至高峰。傅霖的两位兄弟亦得意于科场，傅震1561年中举人，傅霈则于1577年得进士。明代的山西在文化上相对落后，有明一代的进士，仅有5.6%来自山西，远远落后于发达地区， [8] 然而傅氏家族中竟有三人科场得意，这必然为这一家族在地方上带来极大的声望和势力。

崇祯甲戌（1634）七月，复社成员袁继咸出任山西提学，两年后，他修复了山西最重要的教育机构三立书院，邀请当地有名望的学者讲学。傅山和来自山西各地的三百余名生员入学。傅山和本省的优秀学子朝夕相处，很快便以出众的才华成为祭酒式的人物，并被袁继咸认为是其最得意的门生。1636年十月，袁继咸受诬被捕，送至北京受审。为营救袁继咸，傅山变卖家产筹措资金，和挚友薛宗周率领山西学子赴京向朝廷请愿，为身陷囹圄的袁氏申冤。次年四月，袁继咸被判无罪获释。山西学子这次勇敢且成功的请愿行动，博得士林一片喝彩，年仅三十岁的傅山自此被目为山西文人的领袖。

1642年，傅山在傅眉的协助下完成了《两汉书姓名韵》的编纂。这是一本研究汉代历史的工具书，书中按韵部罗列《汉书》与《后汉书》中提及的人物，在每一人名之下附有简短的小传。此书迄今仍为研究汉代历史的参考书。傅山完成此书时三十六岁。终其一生，傅山一直坚持学术追求，他相信自己的著作能够名留青史。 [9]

在明亡之前，傅山就已经是公认的书画名家，其书画鉴赏之精，也为人赞叹。 [10] 总而言之，虽然傅山既无很高的功名，也无官阶，但在明亡之前，他已经是山西文化界的领袖。在明清鼎革的动荡年代，傅山的文化名望成为他赖以生存的重要社会资源。

二、日常生活中的书法：傅山书法的各种用途

满族入主中原后，傅山的经济情况一落千丈。为了维持家计，傅山行医和鬻书卖画。鬻书卖画让出身官宦世家而又心气高傲的傅山深感遗憾。在中国文人的理想中，辅佐明君建功立业，是真正的事业。《旧唐书·阎立本传》中“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这段话，提到唐朝高宗李治（650—683在位）朝的两个宰相：左相姜恪在疆场上屡建战功，右相阎立本却以画名世，为后人所讥诮。 [11] 虽说在传统的观念中，“文章止能润身，政事足以及物”， [12] 但在中国古代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中， [13] 毕竟有“立言”一项，况且科举考试也有诗文的内容。书画则被视为小技，这不仅是根深蒂固的观念，它还和社会实践直接相关。在传统中国，虽然也有一些职业艺术家以自己的艺术才华博得皇室和官员的宠幸，但他们的社会地位终究不高。这也是为什么傅山在一些文字中，提及以书画谋生，常表现出深深的无奈、懊恼、怨恨。他曾说：

文章小技，于道未尊，况兹书写，于道何有！吾家为此者，一连六七代矣，然皆不为人役，至我始苦应接。 [14]

傅山的祖上为官宦和士绅，傅家在明代，家境殷实，自然不必鬻书为生。到了傅山，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个官宦世家子弟如今要靠写字来维持生计，这能不令傅山遗憾吗？！

虽说这一遗憾是发自肺腑的真实感受，但在一个举步维艰的年代，能将一种艺术爱好顺利地转换成谋生手段，无疑是幸运的。鬻书卖画虽非傅山所愿，但由于社会名望，许多人希望收藏他的作品。傅山有时为了金钱而作书画，但更多的时候，他把书画用于各种场合礼尚往来的应酬，或换取种种服务。他的书法在日常生活中有多种用途，如换取食物等生活用品、维持社会关系网络、解决法律纠纷等，对此本书下篇已有不少讨论，这里再略作补充。

作为享有盛名的文人，傅山常应友人之请，为特殊的喜庆场合赋诗作书。友人王大令（字毓青）多年来没有子嗣，1667年，当王大令五十二岁时，他终于有了弄璋之喜。高兴之余，王大令写信请傅山为此写点东西。傅山作长诗并系以长跋，写成一手卷相贺（附图24）。 [15] 以当时的社会习俗而论，如果傅山不是此前就和王大令交情甚深，有责任为老友的大喜事写诗庆贺的话，那么，王大令在请傅山为其撰诗文时，当会呈上厚礼为润笔。

顺治戊子（1649）十二月，由明仕清的大同总兵姜瓖发动兵变，并很快占领了太原附近的忻州。太原城戒严，城门关闭。正巧傅山的母亲在这时要前往平定州筹备傅眉的婚事，傅山写信向魏一鳌求助：

老亲拟有平定孙妇之娶，而适丁郊垒闭之，太原城戒严不得出。谓翁台可代为山谋而引手也。专劳黄玉兄躬叩请教。 [16]

附图24

稍后，傅山又为傅眉在平定州的婚事写信给魏一鳌请求帮助，并在信中提及他正在为魏一鳌写书法条屏：

此中原无可羁留，但为刑尊写屏子一事未完，了此即东矣。儿辈或当先往，若及台下在彼，尚欲一烦庇护耳，以婚姻皆在彼方也。所云其中相公之礼，已一一送进，尚浮于前数矣。临时又当有以图之。不知平定之行当在几时？若刑尊且不来，还须丐一言于县也。何如？余当面倾，不一。弟山顿首。 [17] （附图25）

当傅山书写这些书札时，魏一鳌正在山西省布政司任经历一职。前此，魏一鳌曾任平定州知州，在平定当有不少熟人，也会因公务到平定去。因此，魏一鳌能够为傅家提供很多方便。傅眉的婚事是在平定举办的，如前任知州魏一鳌能出席婚宴，无疑会为傅家及其亲家带来极大的荣耀。

附图25

在明代，在地方上有政治权势的富庶之家能够比较轻易地减免税赋和劳役。不过，1644年鼎革后，前朝官宦子弟丧失了许多特权和利益。傅山不得不寻找新的途径来减少他的损失。1652年左右，傅山曾致书魏一鳌，请他帮助免去在老家忻州的一些土地的赋税。原文如下：

寒家原忻人，今忻尚有薄地数亩。万历年间曾有告除粮十余石，其人其地皆不知所从来，花户名字下书不开征例已八十年矣。今为奸胥蒙开实在粮石下，累族人之催比，累两家弟包陪，苦不可言。今欲具呈于有司，求批下本州，查依免例。不知可否？即可，亦不知当如何作用？……适有粮道查荒之言，或可就其机会一行之耶？ [18]

虽然傅山觉得自己有责任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但对一位明遗民来说，向清政府请求减免赋税依然是件令人难堪的事情。因此，他在信的末尾特别叮嘱魏一鳌：“览竟即火之无留。嘱嘱。”（附图26）不过，出于对傅山书法的珍视，魏一鳌没有遵从傅山的叮嘱，而是把这一信札保留了下来。在清初，傅山的书札和处方已经成为人们珍视的艺术品，对于友人来说，与傅山通信成为收藏其书法的绝好机会。不管是写张便条还是开张处方，傅山随时随地都在为仰慕他的人们提供收藏品。

附图26

书法所能涉及的场合，有时比上面提到的还更不寻常。最奇特的作书场合是在傅山身陷囹圄之时，这种非常状态或许更能揭示书法的特殊功用。1654年夏，傅山因涉嫌参与反清活动被捕，下太原府狱。由于魏一鳌为傅山作证，各级审案官员为傅山开脱，友人多方奔走营救，同年秋，案情有所缓解，傅山被监禁在晋祠，等待三法司的裁决。由于没有人知道案件的最终结果将会怎样，友人、各级官员甚至可能狱卒都不失时机地向傅山索书，狱中的文房用具也由友人提供。上海图书馆藏有一件傅山的作品，写在徽州出版商胡正言（1580—1671）的十竹斋制做的笺纸上。十竹斋笺纸在明末清初享有盛名，即使在当时也觅之不易。字是写给戴廷栻的，由于是上好的笺纸，又是在狱中所书，所以傅山一上来就写道：“枫兄数数顾我狱祠……偶得此笺为仲作楷，不敢写空言。”（附图27）

同样有意思的是，目前存世为数不多的傅山写经作品，也多书于这一情境中。上海图书馆藏有傅山致魏一鳌信札一册，其中有一通写于狱中：

故人如此念我，真令人心脾受德，不可言说。多多少少衷曲，不知尚能得一面晤否？谢之不既。弟事绝无消息，不知竟当何如？亦属没奈何事，只得听之而已。近来唯颂经外写经，向来口业，並欲一概讖悔，永不复作，何尚以此见问耶？间有小诗，亦非昔日口语，容录得数章奉笑。莲翁老兄台。弟山顿首。

附图27

傅山所云在狱中“唯颂经外写经”的心境，也可从一件书于狱中的《金刚经》册页得到印证。此册页共56开，每开高15厘米，宽6.5厘米，尺幅很小，字小如蝇头，写得却极为恭谨，全篇无一懈笔（附图28）。款识为：“乙未二月，书与慈明居士，不夜山。”乙未二月傅山正在狱中。册页最后有傅山长跋：

慈明罹难，发心持诵，金刚般若，日凡五遍。山为写之，愿借佛力，开我愚昧，少分慧光。山窃自知，三业实深，自已瞎眼，不敢妒人。双目朗朗，四通八达，但愿明人，作我导师，不至终瞎，堕落坑堑。慈明慈明，狱中诵经，本为怖死，而求佛庇。即使今日，佛救不死，六七十岁，以至百岁，终有死日，佛不救者。从今坚固，心莫退转，时时刻刻，如命终时，金刚摄受，直入佛域。一切狱中，无妄众生，统仗持诵，而为消脱。写经之人，静听佛恩。山记。”（附图29）

虽说此经是为慈明居士所书，但长跋说明，在悬心未定、等待判决之际，傅山通过抄经为狱友也为自己祈求神灵的护佑。

附图28

附图29

1655年秋，傅山被无罪释放。涉案的其他三个人，一位被处以绞刑，另外二人则被流放于千里之外，傅山是涉案人员中唯一免予处罚的人。作为山西文化名人的声望，使他比那些没有背景的人得到了更多的政治庇护。那么，傅山到底参与了反清活动没有？应该是参加了，只是我们不知道参与的程度多深。我在上篇曾引用王余佑下面这段描述：

值青主遭意外之祸，受刑下狱，昏惑中，夜梦有“魏生”二字，醒告其弟与其子，俱不解。及再审问，官诘其有无证人。青主忽及公，强指以为证。两司因命李王御六传公至。询的否？公不顾利害，极以青主之言为然。抚军遂据之密疏以闻。后竟得白以出者，“魏生”之梦始验也。

傅山“强指以为证”，魏一鳌“不顾利害，极以青主之言为然”，王余佑的描述似乎在暗示着傅山很可能参与了反清活动。傅山出狱后，给魏一鳌写了封信，信中说：

至七月廿二扶病出狱。今荏苒沉弥，不能自支，不知当如何理。总是无耻丈夫，那堪自对，是有出狱口占之句，曰“有头朝老母，无面对神州”也。

傅山为自己不能赴义而深感惭愧，无以自对。

也正因为傅山是因参与反清活动被捕入狱，他才会被认为是英雄，他的这段经历才能进一步提高他在明遗民、仕清汉官、文人圈中的声望。 [19] 政治上的声望无疑提升了他在文化圈中的地位。毫无疑问，傅山的名气越大，就有更多的人希望得到他的书法。

傅山的个案让我们见识了书法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为了更加深入地考察傅山的书法是怎样被创作出来的，又是怎样在日常生活中被使用的，我们需要知道哪些人是傅山书法的受书人。上面已经讨论了像戴廷栻、魏一鳌那样重要的受书人，以下将讨论更多的例子。因为只有当一定数量的受书人被研究和比较之后，才能更为细致地勾勒出傅山及其受书人之间交往的图景。

三、傅山的交往圈

要想比较全面地描述傅山的交游圈并非易事。目前，通过研究傅山及其友人的著作，并参考其他的历史文献（如地方史志等），学者们已经确认了大约一百五十多位和傅山有交往的人。 [20] 在傅山传世的数以百计的书作中，有部分作品题有上款。尽管这些有价值的资料数量并不多，但结合其他一些零星的材料，我们大致可以根据社会身份与区域，将与傅山交往的人分为五类：明清政府官员、山西文人、外省文人、僧侣、地方士绅和商人。 [21]

（一）明清政府官员

傅山与明清政府的官员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由于他大多数时候生活在山西境内而很少外出，所以与他交往的官员主要是山西籍或在山西任职的官吏。

作为山西文化名人，傅山与山西籍官员之间的渊源深厚。这些官员中有些是傅山在三立书院时的同学，他们通过了科举考试而获得官职，而其他的一些则是傅山通过不同的渠道所结识的。

汾州朱之俊（1622年进士）是晚明著名文人陈继儒（1558—1639）的学生，曾任国子监司业，并由于老师陈继儒的原因，和江南文人有广泛的交往。明亡后朱之俊仕清，致仕后返回故里。他与傅山友善，傅山曾专门为他的生日作了四帧山水册页，并题诗为其祝寿。傅山在致戴廷栻的一封信札里谈到了这四帧山水，请戴代为装裱。 [22] 朱之俊收到礼物后非常高兴，作五言排律《傅青主惠阳泉四景图，各题诗于左，时称三绝，援笔答谢，辄成二十四韵》。 [23] “惠”字说明，傅山是主动赠给朱之俊自己的画，而且还配诗于左，使此作成为集诗书画于一册的“三绝”。朱之俊在一首题为《春夕怀傅青主，观壁上书如或见之》的诗中表达了对傅山的思念。 [24] 如题所示，朱之俊家中壁上悬挂的就是傅山的书法。傅山在上层精英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与傅山交往的官员，从省级要员、州县知府，到低级官吏，各个层级都有。这些人的籍贯、功名、家庭背景虽各不相同，但都以得到傅山书法为荣。1677年，王余佑的朋友孔宪翼（字公翔）将要赴山西忻州担任一小官，王余佑写信告诉他说：傅青主的翰墨直追钟王，“得其一字即比兼金”。他嘱咐孔宪翼到山西后，带着酒和他的绍介信函，像刘抑携酒造访陶渊明那样去拜访傅山。 [25]

（二）山西文人

遍布山西各地的文人是收藏傅山书法的主要人群。这些人中，有的来自明代官宦世家，有的是明代藩王的后代，有的出身地方士绅家庭。他们中有的像戴廷栻那样，是傅山在三立书院的同窗，有的则是情趣相投的同道。上篇和下篇提到的傅山的山西友人，都可以归入这类。

山西各地文人把傅山尊为文化界祭酒，傅山在山西各地游历时，都会得到他们的款待，而对这些文士来讲，能邀请到傅山出席某些场合，是极大的荣耀。与傅山的交游能够提升他们在当地的文化地位。同时，他们在山西建立起了一个收藏、交换、传播傅山书法的网络。傅山的很多书法就是写给这些友人及这些友人的亲友的。

（三）外省文人

由于傅山在全国士林的声望，凡是过访山西的外省文人，多会慕名前往拜访傅山。在十七世纪六七十年代，来到山西的外地文人相当多，在山西境内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学术文化圈。 [26] 这个学术文化圈汇聚了许多当时最优秀的学者、诗人，如江南昆山的顾炎武、顾炎武的学生吴江潘耒、江南山阳（原籍山西）的阎若璩、浙江秀水的曹溶和朱彝尊、陕西富平的李因笃、华阴的收藏家王弘撰、广东番禺的诗人屈大均（1630—1696）等人。傅山和来自各地的著名学者和文人的交往，一方面进一步提高了他在全国范围内的文化声望；另一方面，也刺激了傅山的学术热情，他在晚年投入了金石学、音韵学、古文字的研究。这批学者文人无疑是傅山交游圈中最有文化修养的部分。

（四）僧侣

明亡以后，傅山出家为道士，并终生精研佛典，留下不少关于宗教的著作。他还常为寺庙道观和僧侣们作书。 [27] 在中国艺术的传统中，无偿为方外士作书绘画，一直被认为是高雅的行为。一些艺术家的传记常会提到，权贵富商欲购某画家的画，屡遭拒绝，但高僧来则有求必应， [28] 以此来说明这位艺术家的高逸脱俗。虽然傅山为僧侣作字不会收取任何报酬，但当他外出游历时，常寓居当地的寺庙。一些庙宇环境幽雅，傅山还常常借作文人雅集的场所，如他就曾多次在太原崇善寺和友人聚会。 [29] 有时，友人来访，傅家简陋不便留宿，傅山也安排友人住在佛寺。 [30]

（五）佚名的地方士绅和商人

傅山的许多书作没有上款，但在考察傅山的交游圈时，有必要把这些作品考虑进去。这类无款的作品可能是在三种情况下被创作出来的：一是在闲暇时为自娱所书。如在一件杂书册中傅山写道：“秋晴眼明，信手乱书，以收放心。” [31] 虽然这样的作品以后也可能被出售，但书写时傅山确实没有特定的用途。第二种情况是写出来交给代理人去进行交易，因为不知道谁将是购买者，所以也没有上款。第三种情况是傅山不愿意题写上款。傅山曾经在笔记中提到他常为“俗物”作字。 [32] 何谓“俗物”呢？很可能是那些有钱但缺乏文化修养的地主和商人。其中有些口袋里富得流油，却还要与傅山讨价还价。担心拿到代笔作品，他们有时还会要求傅山当场挥毫，这就出现了傅山所说的“俗物面逼”的情况。傅山为此叫苦不迭。我们可以推测，大部分没有上款的傅山书作很可能就是为这群“俗物”所写的。 [33]

然而那些佚名的“俗物”却不应该被忽略。傅山那些数量众多的无上款书法，是他平日里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的。更重要的是，为“俗物”作字正是傅山重要的收入来源，使他能够以有限的经济收入来维持某种程度的独立。对于“俗物”来说，能有上款固然很好。可无法得到有上款的字，能退而求其次也行。当他们知道朱之俊这些上层精英的家里挂着的书法和他们自己家中挂的出于同一书家之手时，这样的附庸风雅让他们感觉自己已能跻身上层精英社会。

四、应酬策略

完成一件书法并不是仅仅把字写出来就行了，在不同的场合，傅山会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以达到提高书写效率、增加作品价值、令受书人愉快、维护艺术家尊严的目的。这些策略虽各不相同，但通常不会单独使用。一件书作的完成常常是运用多种策略的结果。 [34] 本书的下篇对此已有所讨论，这里再做简略的概括和补充。

（一）选择书写内容

以书写内容而言，一件书法作品通常由这几部分组成：正文，可以是一两字的短语，也可以是较长的诗文；题款或跋文；带有受书人姓名的上款；书法家的落款和印章。

有的人在向傅山索书时可能会指定内容，但大多数的时候，求字者会遵从艺术家本人的意见。这并不意味着书法家在为友人或求字者写应酬书法时，有绝对自由发挥的空间。在为特殊场合作字时，书法家通常会考虑受书人和场合的具体情境，选择与之适合的文字内容。文字内容可以由书法家自撰，可以由受书人所作，也可能选自古代文艺作品。

傅山是优秀的诗人和散文家，他在作字的时候经常抄录自己的旧作。在更为正式的场合，他还会专门赋诗撰文，用自己的诗文和书法来为受书者带来荣耀，如他为庆贺王大令五十二岁得子而书写的手卷。

自东晋以来，书法创作就常常以古代诗文为内容。优美的辞章和精妙的点画结合，赏心悦目。傅山自然也常书写古代诗文。令人感兴趣的是，当书写任务繁重时，傅山会把书写某些古代诗文作为提高书写效率的一种策略。比如说傅山常常抄录唐代诗人杜甫的《秋兴》八首。选择这组广为人知的诗为内容，不必再费口舌，向那些文学水准不高但又喜欢附庸风雅的人们解释自己所写的内容。一件青主先生所书的《秋兴》诗屏挂在客厅显眼的地方，主人可以高声吟哦，向客人解释诗作的内容，显示自己的文学修养，客人也频频点头，附和主人。如果一件内容生僻的书法挂在那里，主客双方都懵懵懂懂，难免会有几丝尴尬。在这种情形中，艺术的欣赏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收藏者的文化水准。选择广为人知的古代诗文为书写内容，能够使书作拥有更广泛的欣赏者。

在极少数情况下，傅山会书写由受书人撰写的文字，这是傅山给予受书人的最高礼遇。1669年，顾炎武和李因笃前往京师附近的昌平拜祭明十三陵，李因笃特地为此写了十三首诗。 [35] 顾李拜祭明皇陵和李因笃的诗文，深深打动了傅山。傅山和顾炎武都非常赏识李因笃的文才，认为他是钱谦益（1582—1664）后最优秀的诗人。傅山曾答应李因笃，用小楷抄录李因笃的十三首诗，并为每首诗配上画作，送给李因笃。 [36]

（二）小序与题款

在研究书法时，绝不能忽略小序和题款。傅山像许多书法家一样，对于序和款都非常重视。1670年代，傅山曾经应邀为王锡予的六十大寿书写十二条屏。他在小序中写道：

王季子用予将冲寒破浪寿贤仲六十于海陵，属友兄令器征字老夫。瞠乎村侨，抄誊无策。感天伦之盛事，叹友谊之无穷。即事漫书，得四十韵。（附图30）

这篇小序告诉我们，作品是应王用予之请为其兄长王锡予六十大寿所写（王锡予的名字出现在最后一幅上的长款中）。内容是傅山为赞颂王氏兄弟的友情所作的“四十韵”。从诗文中可以了解到，王锡予是一位从山西到南方的盐业城市海陵（今江苏泰州）做盐生意的商人，此人有文化修养，是个儒商，情况有点类似戴廷栻。这一书法作品的创作、周转和使用牵涉到四个人：书法家傅山、索书人王用予、受书人王锡予、中间人令器。

附图30

在书作的最后，傅山题款如下：

老臂作痛，焚砚久矣。喜好友子弟见过，数道高谊如云，感叹无喻，遂不觉欲枯之臂顿轻。篇中用事，皆用予为龙门文子之雅，不能忘之，遂并三致意焉。是足为锡予词丈发噱满引者耶？ [37] （附图31）

老年的傅山常有疾病，但似乎并没有长时间地中断过作书，所谓“焚砚久矣”多少有些夸张，但此话实有多重涵义：一是“焚研久矣”，为老友子弟破例；二是“老臂作痛”，带病作书，实属不易；三是“好友子弟见过，数道高谊如云，感叹无喻”后，方才动笔，因此殊为珍贵。这段题跋让所有的人，不管是向傅山求字为兄长祝寿的王用予，极力劝说傅山提笔的令器，还是受书人王锡予，都会感到很有面子。而傅山在题款中还保持着一位文人的尊严，因为“焚砚久矣”说明傅山并不轻易应人所求，他是在被感动后才破例带病动笔的。这十二条屏的小序和题款不但显示了傅山的修辞天赋，也透露了艺术品创作和周转中蕴涵的许多微妙消息。

傅山在诗中说王锡予“高才赋积雪，投笔鬻蜚霜”，由此可知是由文人而成为盐商的。王猷定（1598—1662）在《贺王锡予令郎入学序》一文中对王锡予的身世有简略描述：

附图31

锡予先生以太原世阀，其读书，取青紫如拾芥，弃而不为。而教其子朝夕诗书之业，今乃入学为诸生矣。……錫予先生克自砥砺，以孝弟闻于宗族乡党。而又轻才好施，以来四方之誉。苟极其才之所至侯王将相，安往而不可得，乃弃其功名，致身禺筴之间。……吾闻锡予客岁寓广陵，复生子。噫嘻！吾向者之說殆验矣。王氏之业又岂独在太原也哉！ [38]

从王猷定的描述可知，王锡予出身太原世家，有文学教养，但无意功名，弃文经商，居扬州。王猷定卒于1662年，此文当作于此前。傅山的寿屏作于1670年代，此时王居扬州地区已十余年，应是一位相当有经济实力的盐商。 [39] 由于其通诗文，所以是位儒商。

（三）上款与印章的功用

不管是为亲朋好友、师长同窗、还是他人作书，题写上款也是一个惯例。上款显示的是书法家与受书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这里说的“私人关系”并不带有隐私性，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书作是被悬挂在显眼之处，除了受书人及其家人外，还有很多人都能看到作品，上款也就具有一定的公众性。因此，通过对作品的展示，上款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书法家与受书人，还关涉到其他的人。

上款中的称谓甚是重要。称谓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重要性可以在《称谓录》这类专门介绍古今各种称谓的书籍中反映出来。在许多写作指南之类的书中（如书仪等），也有如何在不同场合正确使用称谓的内容。上款中使用的称谓常能显示书写者与受书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比如两人之间由于有世交而互称“世兄”。

有些称谓则表达了书写者对受书人的尊敬。比如在为王锡予祝寿的十二条屏里，由于王锡予是一位有文化的商人，山西文坛领袖傅山就通过称其为“词丈”来凸显他的儒商形象，并在诗文中强调了王猷定文中所说的“以孝弟闻于宗族乡党”的道德品质。

是否题有上款也很重要。Anne Burkus-Chasson在一篇研究陈洪绶“祝寿画”的论文中曾讨论过这一问题。她指出，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陈洪绶的《女仙图轴》是一件“祝寿画”。由于该作没有上款，Burkus-Chasson认为：“陈洪绶没有题写上款，说明此画并非直接为某人祝寿而作。陈洪绶在画作的左侧落了名款并钤印，只是证明这件作品确实出自其手。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陈洪绶与该作持有者之间比较疏远的关系。” [40] 这个观察基本正确。我们还是可以进一步推测，这件作品很可能是陈洪绶在平日里画好后，交给代理人出售，所以根本就没有确定的受画人。傅山也曾为他的代理人写过和画过许多没有上款的书画作品，比如前面提到的戴廷栻赠送给申涵光的傅氏父子合作的画册。无上款作品的便利之处是任何人都可以购买，用作送人的礼物。不过，Burkus-Chasson关于陈洪绶画作的讨论提示我们要注意上款的功用。书法家可以通过有无上款和上款的文字来显示与接受者之间关系的亲疏程度。此外，如果购字者要求书法家题上款的话，可能还会加收额外的润笔费用。所以，前面提到的傅山专门为魏一鳌的朋友淄川书写表现私人关系的题款，是很给魏一鳌面子的事情。

从南宋、元代以来，为作品钤印也是书画创作的常规。除非是日课、书札、手稿，一般说来，一件完整的书法作品都会有书法家的印章。不过，书法家也可能出于两种原因不加盖印章：一种情况是因为对作品不满意而不愿意盖上印章，另外一种情况则是书法家为了表示和接受者之间并无亲密的关系而故意不盖印章。 [41] 傅山在致一位老友的信札中写道：

弟自疮发来，两手两臂肿痛，于已九十日许不见消散。不理论笔研事，亦百日余矣。违教久，不欲负来命，满纸败笔，先报联命。扇求稍宽三两日，且弟处实无书扇之笔耳。弟无印丹，故不用名章。 [42]

此处所说无印丹而不用名章似为托词，大概是因为“满纸败笔”，又不欲重写（重写要贴绫绢纸墨），所以才不愿盖印，匆匆塞责拉倒。

上面的讨论显示，一位书法家诸多作品之间的重要程度其实有很大的差异。排除尺幅、材料质地等其他因素，我们根据以下因素来划分作品的档次：

1.为受书人专门撰写文字内容的书作（常有书家的长款和印章）；

2.有提到受书人姓名的长款的书作（有书家的名款和印章）；

3.有上款的书作（有书家的名款和印章）；

4.穷款并钤印的书作；

5.穷款未钤印的书作；

6.无款但钤印的书作。

由于有这样的档次意识（至少在潜意识里是如此），傅山会根据不同场合和受书者来书写作品。因此基本可以断定，那些没有上款的傅山书作，绝大多数是写给最无足轻重的受书人的。

（四）选择字体

在书法创作时时存在着理性的考量中，书法家还会对字体进行选择。有时求字者会向书法家提出用特定的字体来书写。不过，如果傅山不予理睬的话，求字者可能也会放弃这些要求，毕竟傅山是备受尊重的大师。

傅山擅长小楷。小楷要求既严，费时也多，但质量比较容易在训练有素的书家的掌控中。虽然质量的高低在明眼人那里还是一清二楚，但只要认真书写，结构、笔划精到些，不致会有大纰漏。即使发挥得不是最理想，时间的大量投入和一丝不苟的认真程度，也多少能博得受书者的欢心。由于费时费事，所以用小楷为人作书，显得郑重。此外，不像悬挂在墙上的行草书作品那样尺幅巨大，小楷书作一般以手卷或册页的形式为之。这些手卷或册页被缓缓展开细加品味，更能显示出书法家与受书人之间的密切关系。

隶书是傅山甚为喜爱却很少为他人书写的字体。清代初期，书法发生了重要的范式转移，碑学开始萌芽，隶书的复兴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转变和清初学术风气的转变有关。当时的学者以碑版铭文考证经史，金石学因此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种风气之下，古代的金石文字也被当时一些重要的书法家作为欣赏和仿效的典范。傅山极力鼓吹汉碑，认为汉隶是书法革新的重要资源，并自以为深得汉隶三昧。 [43] 但他通常只为那些具有较高艺术鉴赏能力的人作隶书。1667年，戴廷栻请傅山为其父戴运昌的墓碑书丹。该墓碑由李因笃撰文，顾炎武篆盖，铭文则由傅山以标准的汉隶书风为之。

（五）拖延

当应酬太多的时候，傅山便要按照亲疏缓急为这些要求排个先后顺序。有些需求，比如为祝寿或赠别而作的字，因为有时限要求，得先完成。用于换取米粮以维持生活的作品，也得优先书写。但对于那些并不是很急但又必须亲自书写的应酬作品，傅山往往会放在后面完成。大量的书札和题跋证明，傅山常常拖延朋友托写的作品。前面提到的傅山为戴廷栻所作草书《千字文》，拖了三四年；为岸伯书写的小册子，甚至拖了八九年了。

傅山能够采用拖延策略，既说明了应酬任务的繁重，也说明了求书人对他的容忍。这种拖延有时是出于不得已，而实际效果则可以减少索求，当前一个索求还没有完成，如果没有特殊原因，索书人难以再提出新的要求。而这种拖延有时还反映出文化上的矜持，它告诉人们，艺术家并非呼之即来。

以上对应酬策略的讨论引出这样的问题：在上面提到的傅山的交往圈中，收到傅山书法精品和粗糙之作的那些人分别是谁？

很显然，所谓的“俗物”最可能收到质量较差的作品。即使给了润笔，“俗物”也不一定能拿到好字。因为傅山知道这些人虽然富有，但文化艺术的鉴赏力很差，看不出字的好坏。仅仅有钱可不是万能。

一般说来，受过良好教育的政府官员和文人朋友会拿到傅山的好字，而且好字是送的，不是买的。不过我们如果将作品质量与其接受者的社会地位来对比，会发现有时二者也并非完全匹配。比如下篇提到的山西交城县令赵吉士，很可能就没有得到傅山的好作品。

五、应酬和社会精英之间的互动

以上讨论的应酬策略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傅山能够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获得更多的掌控权。当然，这些策略不可能根本改变限定傅山交往空间的大环境。换言之，傅山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为生存而写字，他并不能改变这一基本事实。不过，通过对应酬策略的熟练使用，他能够超乎寻常地扩大那受制于政治社会环境的交往空间，而这种能力的获得则和他的文化声望有关。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文化资本越多，扩展游弋空间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虽然傅山迫于生计而鬻书卖画，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他还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行事。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傅山的文化声望来自他的家庭背景和个人才华，以及他在1636年请愿活动中的领袖作用，那次请愿使他在全国士林获得了“义士”的美誉。通过这些活动以及在明清易鼎之际保持气节和参与清初重大的学术文化活动，傅山成为领袖群伦的人物。

清初发生的两个事件使傅山名垂青史：一件是甲午“朱衣道人案”，它树立了傅山的遗民英雄形象；另一事件是他在康熙十八年（1679）拒绝参加康熙皇帝主持的博学鸿儒特科考试。 [44] 当时，傅山几经推辞后仍被地方官员派车拉到北京，但他最终仍然称病拒绝参加考试。这一极有象征意义的事件进一步提升了傅山的文化声望。当傅山即将由北京返回太原时，博学鸿儒科的主考官冯溥（1609—1692）写了两首诗赠别，在诗中将傅山喻为当代陶渊明。 [45]

傅山的文化声望在清初的持续上升，还和他在学术风气发生重要转变之际直接地参与了学术前沿的活动有关。当时最具有文化名望的人物是像孙奇逢、方以智（1611—1671）、顾炎武、王夫之（1619—1692）、黄宗羲（1610—1695）这样的前明遗老。明亡之后，他们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哲学、音韵学、历史学、金石学等领域，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改变了当时的思想文化景观。傅山是上述明遗民学者群中的一位，他存世的学术著作显示了他在上述领域的学术研究能力。由于学术风气的转变，在清初仅仅具有文艺才能已经不能使一位文人在文化圈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书法上的才能并不能使傅山成为全国最著名的文化人物之一，他首先是一位恪守了政治节操的著名学者，其次才是书法家。傅山在政治和学术上的声望提升了他在书法上的名气。在那个时代，仅仅具有艺术才能不可能获得最多的文化资本。

本篇花了很多笔墨讨论傅山的世俗生活及其书法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然而，这些世俗生活中的琐屑细节并不为常人所知，在当时也并未损害傅山的文化名人形象，因为当条件允许时，傅山会努力摆脱世俗的束缚，过着相对独立而超脱的生活。朱之俊曾在他《赠傅青主》一诗中这样写道：

云客不惯城市步，要入千峰万峰住。

啸声散作满林风，鹤语时坠青天路。

乘兴偶来汾山侧，挈壶怀刺人争识。

一见开襟胜所闻，樽前顿长青松色。

星冠鹤氅何岁始，云经离乱才尔尔。

书著一部晋春秋，诗记三年新甲子。

满腔肝胆不尽吐，霜夕哦成月卓午。

儿问题诗赠阿谁，太原高士傅青主。 [46]

朱之俊对傅山的赞颂不应被视为一种言不符实的修辞。傅山在他的文字中经常用“俗”字讥讽他所看不起的人和事，而他也确实有不同世俗的行为方式。朱之俊的诗，写于1650年代。至迟在1650—1660年代，他已经被世人目为“高士”、“奇士”，这个形象一直维持到他去世。 [47]

在傅山晚年，他更成为了一个文化神话。“傅山”这个名字在清初的象征意义，颇可从清初显宦、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1631—1694）为傅山的友人刘体仁（字公勇，1617—1676，顺治十二年进士，官吏部郎中）的《七颂堂诗集》所作的序中窥见一斑。序云：

颖川刘公勇先生，天下骏雄秀杰之士也。……尝游苏门见孙钟元先生，愿弃官为弟子。居弥月，筑堂留琴而去。经太原特访傅青主于松庄，坐牛屋下，相对赋诗移日，其高寄如此。故无纤尘集其笔端，而一往奇迈之气时时溢于篇幅。 [48]

弹琴、赋诗、研讨理学，为了追随孙奇逢，刘体仁甚至愿“弃官为弟子”，徐乾学这一修辞性很强的语言凸显了掌握政治权力的官员们对文化资本的认可和尊重。

作为一种无形资本，“文化资本”的成立首先建筑在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文化、社会精英之间共同认知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行为规范之上。像魏一鳌那样的仕清汉官对傅山等明遗民的尊崇，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经济资助和政治庇护，不仅仅可以改善贰臣的历史形象，还通过彼此的默契和共同努力，让行之久远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得以维持。从这个角度来观察问题，我们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一些看似矛盾的现象：即使接受过许多汉官的慷慨帮助，并积极主动地维持和这些汉官的关系，傅山仍然保持着独立人格。 [49] 我们不妨再以傅山和杨思圣的关系为例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

上篇曾谈到仕清汉官杨思圣（犹龙）在山西任按察使期间，曾和傅山有交往。杨思圣离开山西后，傅山和戴廷栻还曾计划前往河南拜访他。杨思圣病重时，傅山还专程赶去为其看病。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傅山等人书札卷》中有傅山致申涵光信札两通， [50] 其中一通谈到申涵光为杨思圣撰写传记一事，爰录于下：

犹老官晋时，弟适之淮上。善政实未多到方外耳目。又似所际大有棘手之人，不尽展才也。只一事大好，临发中州时匆遽不能终之。然亦不堪入状中。须晤语留之凫兄胸中可耳。枫仲函闻命。山。（扇一柄少展凉意）

此札后有申涵光的跋，对我们了解傅山书写此札的背景甚有帮助。现录于下：

予为杨犹龙作传，不能得其仕宦中一二事迹，故以问青主方外之士。亦因远游不知也。遂撮大概传之。至今肰肰未慊。辛亥六月又识。

根据《清代职官表》，杨思圣是在顺治乙未（1655）十月十四日被任命为山西按察使的。次年（顺治十三年丙申（1656）十月六日迁河南右布政使。申涵光撰《杨方伯传》（即杨思圣传）有这样的描述：“青主者，傅山字，太原高士也。博学，兼通医。其人素难致。而公在晋臬时，曾折节式其庐。” [51] 但上引致申涵光信札告诉我们，傅山在杨思圣在山西任官的一年时间内，大部分时间在江南旅行。这也印证了尹协理先生关于傅山在1656年春出游江南的推断。 [52] 申涵光本人在那年春天抵达太原，住月余。 [53] 他在太原见到傅山，则傅山出游在仲春或暮春。傅山和杨思圣的交往应在1655年的冬天和1656初春之间，时间确实不长。不过，傅山婉言拒绝为杨思圣的传记提供杨在山西为官时政绩的材料，或许还有其他隐情，出游江南不过是一个借口。因为，从在太原的友人和戴廷栻处了解杨思圣在山西的活动并不难。傅山很清楚，如果提供了素材，申涵光很可能在传记里引用时指明出自傅山，以此来为杨思圣的传记增光。但是，傅山并不愿意对杨思圣的政事作评论。

傅山在为人作传记时相当慎重。收在《雪亭诗文稿》中的《魏海翁传记》是王余佑写的。王余佑撰写这一传略时，傅山还健在。而傅山在学林的声望远远高于王余佑。魏一鳌没有请傅山这位挚友为自己撰写传记，似乎知道傅山的脾气。因为傅山在为魏一鳌饯行所撰的十二条屏时，也绝口不谈他在山西的政绩。在《傅山全书》所收傅山所撰的传记中，只见傅山为明代的官员撰写的传记，而不见为仕清官员撰写的传记。

傅山并非孤例。清初大儒顾炎武在涉及仕清汉官的文字时，也格外慎重。在仕清汉官曹溶的《静惕堂诗集》中，可以读到曹溶和顾炎武交往的诗歌。但是在《顾亭林诗文集》中却见不到顾炎武写给曹溶的诗。坚定的明遗民的独立性，由此可见一斑。

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体现的是另一种类型。从艺术社会史的一般观点来看，戴廷栻是标准的艺术赞助人，亦即在经济上给予傅山赞助的收藏家。但是，如果我们套用西方艺术社会史的模式，简单地将傅戴关系视为“艺术家——赞助人”，那将会忽视许多重要的历史现象。除了是三立书院的同窗，傅山和戴廷栻还是遗民同志和姻亲。 [54] 戴廷栻的儿子戴记娶太原举人李天馥的女儿为妻，而李天馥不但是傅山的好友，李家有好几个人与傅家通婚。一方面，戴廷栻向傅山提供经济上的帮助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傅山的经纪人；另一方面，傅山自己也收藏金石书画，偶尔从事书画买卖交换， [55] 并在戴廷栻的艺术收藏活动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顾问角色。傅山还为戴家的人看病，傅山和戴廷栻之间还存在一种“医生——患者”的关系。

所有这些都说明，傅山和戴廷栻之间的关系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虽然戴廷栻在经济上富有，但傅山拥有巨大的“文化资本”。在两人的交往中，各自在某些方面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而最终的状况是交往双方的基本平等，没有谁比对方更高人一等。即便如此，我们也还是应该注意到傅山和戴廷栻亦友亦师的关系。无论是傅山致戴廷栻的书札还是戴廷栻本人的诗文，都显示出两人的关系在师友之间。

从事艺术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常倾向于将赞助人看作“艺术家——赞助人”关系中的主导角色，甚至将所谓的赞助人称为“艺术趣味的仲裁者”，但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却在许多方面向我们提出了反例。像傅山这样的文人，不仅仅只是一位艺术家，还是收藏家、鉴赏家和批评家。在与戴廷栻等人的交往中，傅山对艺术是极有发言权的。是傅山本人，而非他的赞助人或求书者，在书法的创作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傅山固然不会完全置赞助人或求书者及社会惯例于不顾，但他总会在外部环境对他的限制中，寻找应对的办法以巩固和提升自己的主导地位。 [56] 西方社会艺术史学者提出的“艺术家——赞助人”模式无法有效地分析中国文人艺术史上的艺术家——收藏者、书法家——求书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国文人艺术呈现的这种错综复杂的辩证关系，已远远超出了“艺术家——赞助人”模式所具有的解释能力。

关于傅山与他交往圈中的佚名地方士绅和商人的关系，我们缺乏具体的信息。我们所能推测的是，虽然这部分人文化修养不高，但他们却能从傅山的书法中获得某些满足。“书为心画”和“字如其人”是根深蒂固的信仰，请到了名人的书迹就好像把他本人请到了家里一样。所以，对这些人来讲，是谁写的字往往比字本身的好坏更加重要。傅山深知不少求书者根本不懂书法的优劣，只是看重他的名气而已，给他们写的字，不少是些平庸之作。有时候在给求书者写完字后，他也会揶揄对方几句。在一首题为《即事戏题》的诗中，傅山写道：

乱嚷吾书好，吾书好在何？

点波人应侭，分数自知多。

汉隶中郎想，唐真鲁国科。

相如颂布濩，老腕一双摩。 [57]

大多数情况下，傅山会在应酬的时候酌情开这种玩笑。人们往往也会认为这正是艺术家的特立独行之处，付之一笑，不去计较。但有时傅山的这些玩笑也会得罪人，有不少人就认为傅山“好骂人”。 [58]

不管傅山的受书者是谁，他们对于傅山的书法品味的形成实际上并没有实质上的影响。在当时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下，傅山形成了自己的美学理念。傅山的书法在清初经历了两次重要转变。1640年代后期至1650年代初期，他的书法受到颜真卿的极大影响，其1653年左右所书小楷《逍遥游》，端庄谨严，是学习颜真卿《麻姑仙坛记》的明证。终其一生，他对于这位唐代书法大师的热爱从未减退。傅山晚年的书法、特别是读书时所做的小行草批注，颜书的影响依然非常明显（附图32）。而驱使傅山在鼎革之初转向颜真卿这位历史上著名忠臣的书法的动力，是一个明遗民忠于前朝的情怀。 [59]

附图32

傅山书法的第二次重要转变，发生在1660年代。前面已经提及，受清初金石考据风尚的影响，傅山对汉代隶书的兴趣与日俱增，他极力鼓吹汉隶书法是书法学习和创造的不二法门。这两次书法风格的转变都没有直接受到求书人的影响。

六、结论

通过对日常生活中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的考察，本篇描述了傅山是怎样生活和创作的。作为一个文人艺术家，傅山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文化名人地位和拥有的文化资本。这些文化资本使他能够成功地应付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实际问题。如果没有这些文化资本，他的生活将是另一番景象。

当我们观察“文化资本”在清初艺术中的运用时，可以发现，政治权力和财富会随着朝代的更替而大大减少甚至全部丧失， [60] 但文化资本却不会轻易地流失掉。傅山的文化名望在清初不但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并且还在不断地提高。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代更替并未改变国家的精英选择机制。1645年，科举先在北方重开，以后又在南方恢复，大大改变了当时的政治局势。满族作为少数民族统治阶层，为了有效地治理国家，必须依赖汉族精英。汉族政治精英是经过与前朝同样的选拔程序和标准、从拥有同样的文化资本的人们中挑选出来而进入政府的。明清鼎革是改朝换代而非社会革命，它并未对旧有的社会文化结构予以本质上的改革，许多政治与文化的游戏规则并未改变。傅山在文化领域中的领袖地位也因此保留下来了。对于当时的汉族精英来说，傅山是一位“文化贵族”（借用布迪厄的术语）， [61] 尊重傅山，珍视傅山的艺术，其实也就是尊重和珍视他们自己的文化。这也是为什么当魏一鳌动身前往山西赴任之前，孙奇逢以“洁己奉公，爱民礼士”八字相赠。“礼士”自然是尊崇傅山那样的文人。

为了阐明文化资本如何运作，本篇选择了对于自身文化资本具有清醒认识并在日常生活中灵活运用它的傅山作为个案分析的对象。这一研究显示出文化资本是怎样形成、维持、积累、转换、使用。不过，读者或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文化资本”的概念是否适用于清初的其他文人艺术家？

答案是肯定的。傅山和戴廷栻的关系，普遍存在于当时的文人艺术家和收藏家之间。例如，明宗室八大山人（1626—1705）在入清之后以鬻书卖画为生。他在南昌的年轻朋友方士琯（1650—约1711），是一位对书画艺术很有兴趣的徽州商人，两人的交往类似于傅山和戴廷栻的关系。 [62] 八大山人备受方士琯的崇拜，常得到方的经济赞助。方士琯有两句诗表达了对八大山人的崇敬之情：“幸有典型今在望（原注：谓八大山人），不教寰宇似深秋。” [63]

文人篆刻家程邃（1607—1692）与仕清汉官、著名收藏家周亮工（1612—1672）的交往是又一个例证。 [64] 周亮工在其《印人传》中写道：

黄山程穆倩邃，以诗文书画奔走天下。偶然作印，乃力变文、何旧习，世翕然称之。穆倩于此道实具苦心，又高自矜许，不轻为人作印。人索其一印经月始得，或经岁始得，或竟不得。以是颇为不知者诟厉。然穆倩方抱其诗文傲昵一

世，不为意也。予交穆倩垂三十年，得其印不满三十方。 [65]

程邃和傅山一样，在应付他的索印者时也采取了拖延的策略。 [66] 值得玩味的是，周亮工在这里专门指出，程邃是因抱其诗文而傲昵一世，并非因其篆刻才能而自负。正是对于自己的诗文（传统中国社会里衡量文人成就的重要尺度）的自信，程邃才不在乎因拖延甚至拒绝某些索印者的请求而得罪人。即便像周亮工这样有权势的收藏家，也不能如其所愿得到程邃更多的印章。尽管如此，周亮工依然将程邃视为当代最优秀的篆刻家，并为他们的交往而感到自豪。 [67]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当“文化资本”概念被引入清初文人艺术的研究中后，我们会发现，傅山个案并非孤例。当然，像傅山那样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艺术家很少。不过，在各省和地方上有许多具有一定声望的文人艺术家，他们拥有的文化资本多少各异，也不一定像傅山那样能够娴熟地运用种种策略来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但是，他们无疑会通过自己的方式，在所处环境中运用着文化资本。这正是本篇试图说明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否拥有艺术才华之外的文化资本，是文人艺术家和职业艺术家之间的主要区别。

因此，傅山对于文化资本的运用绝不是什么稀罕的特例。稀罕的是，傅山留下如此多的信札和笔记，使我们能够比较具体地重构他的日常生活情境，以及他运用文化资本和日常应酬策略的种种细节。而这些信札正好因为书法的价值和傅山的名气而被幸运地保存下来了。清初许多文人艺术家（包括文人画家）的生活经历、艺术创作和交换方式与傅山相似，只是他们没有留下那么多的材料可供我们研究而已。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在傅山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一般性的结论。

关于傅山的个案研究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由于有了文化资本的介入，清初文人艺术家与索求、购买、收藏、使用他们作品的人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远比以往赞助人研究模式设想的要丰富。这些复杂的情形促使我们为清初艺术社会史、乃至整个中国文人艺术的社会史研究寻找出新的理论模式。

[1] 参见班宗华（Richard Barnhart）《大明画家：院体画家与浙派》（Painters of the Great Ming：The Imperial Court and the Zhe School ），Dallas：Dallas Art Museum，1993。

[2] Art Bulletin 前些年刊载的两篇论文显示出这种趋向：Anne Burkus-Chasson《是雅还是俗？陈洪绶的祝寿画及其职业画家的地位》（Elegant or Common? Chen Hongshou’s Birthday Presentation Pictures and His Professional Status，Art Bulletin 76.2 （1994），pp. 279-300；Kathlyn Maurean Liscomb《社会地位和艺术收藏：沈周和王镇的收藏比较》（Social Status and Art Collecting：The Collections of Shen Zhou and Wang Zhen）, Art Bulletin 78. 1 （1996），pp. 111-136。

[3] 高居翰《画家生涯》，p.2。请读者注意，由于本文最初是用英文发表的，所以此处的书名虽用中译，页码却是英文版的。

[4] 雷德侯 （Lothar Ledderose）《中国书法：精英的艺术》（Chinese Calligraphy ：Art of the Elite），见Irving Lavin 编《世界艺术：多样中的统一》（World Art：Theme of Unity in Diversity，Acts of the 25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History of Art ），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9，2，pp. 291-294。

[5] 参见Michel de Certeau《日常生活实践》（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Steven Rendall英译本，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 IX。

[6] 这是高居翰《画家生涯》第一章的标题。

[7] 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差异：关于趣味判断的社会学批判》（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Richard Nice 英译本，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p. 12。

[8] 王尚义、徐宏平《宋元明清时期山西文人的地理分布及文化发展特点》，《山西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49页。

[9] 傅山在1984写给他的两个孙子的遗嘱中，要求孙子们收集他和傅眉的著作，无论长章大篇、一言半句，编辑成山右傅氏文献。傅山写道：“人无百年不死之人，所留在天地间，可以增光岳之气，表五行之灵者，只此文章耳。”《傅山全书》第1册，522页。

[10] 傅山《题宋元名人绘迹》，《傅山全书》第1册，406页。

[11] 见欧阳修等撰《旧唐书》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2680页。

[12] 语出北宋文人欧阳修，见脱脱等撰《宋史》第3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1986年，18301页。

[13]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

[14] 《傅山全书》第1册，863—864页。

[15] 傅山的诗与长跋见《傅山全书补编》，2—4页。虽然傅山的诗没有系年，但是傅山的友人李因笃在其《受祺堂诗集》（卷二，页4a—b）也有祝贺王大令（字毓青）得子的诗，系于1667年。傅山的贺诗应作于同一时期。

[16] 此为香港叶承耀医师收藏的《丹崖墨翰》手卷中的第四札。

[17] 此为《丹崖墨翰》手卷中的第八札。此札中所说儿辈应指傅眉和傅仁。

[18] 像手卷中的其他信札一样，这通信札也没有系年。根据《清史稿》记载，1652年，由于严重的饥荒，迫使清廷多次免除山西灾区的赋税。见赵尔巽等编《清史稿》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76—1977年，130—131页。因此我将这通信札系于1652年。

[19] 傅山的朋友在谈到此案的诗中都把傅山称为英雄。见《傅山全书》，第7册，4990页。以后的历史学家在研究傅山的生平时也都会提及这一案件。见《傅山全书》第7册，5032、5040、5054页。

[20] 关于傅山的交游，侯文正著《傅山诗文选注》所附傅山年谱中有一个较完备的名单（567－569页）。关于傅山与清初文人学者的交往，参见尹协理《傅山与学者名士交游考》，三晋文化研究会学术部编《三晋文化研究论丛》，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106—150页；姚国瑾《傅山与顾炎武——清初遗民书家交游考论之一》，见于《明清书法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220—232页；姚国瑾《傅山与清初官员之关系》，载于《书法导报》2007年第24、25期（9月）。

[21] 在已知的与傅山有交往的一百五十余人中，明朝官员不足十人，清朝官员大约三十人，外省文人约三十人，其余的八十多人为山西文人和有深厚学养的佛教僧侣。当然，这一统计受限于现有的资料，并不完整。

[22] 《傅山全书》第1册，472页。

[23] 朱之俊《排青楼诗》（《四库未收丛书》影印清代刻本），页42b—43b。

[24] 朱之俊《峪园近草》（《四库未收丛书》影印清代刻本），页34a。

[25] 参见白谦慎《十七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山西的学术圈对傅山学术与书法的影响》，载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5期（1998），183—210页；《傅山的世界》第3章。

[26] 王余佑《五公山人集》卷十二，页3b—4a。关于此札的系年，参见白谦慎《傅山年谱补正》，《书法研究》1996年第1期，97—98页。携酒造访陶渊明者，似为颜延之。

[27] 《傅山全书》第1册，80—81、123、166、189、230、237、240、272、443—468页。

[28] 参见高居翰《画家生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9页。

[29] 如傅山曾在1664年崇善寺和李因笃等聚会，1671年和阎尔梅等聚会。参见尹协理编《傅山年谱新编》，见《傅山全书》，5319、5328页。

[30] 上海图书馆藏傅山致魏一鳌书札册页的第一通即提到：“岑寂萧寺，弟不能略为主人，会须见亮旅人也。”

[31] 此杂书册原为台北定远斋藏。

[32] 《傅山全书》第1册，864页。

[33] Kathlyn Maurean Liscomb 在《社会地位和艺术收藏：沈周和王镇的收藏比较》（pp. 111—136）一文中比较了文人画家沈周与商人王镇的收藏，她指出：“王镇收藏的所有画作都没有上款，这说明他的收藏是通过其他人转手得到的，明确地显示出王镇本人并不属于精英文人的圈子。”（见p. 133）当缺乏文化修养的商人想购买傅山的书法时，他们大概也很难请傅山为其题写上款或作题跋。

[34] 关于中国画中应酬策略的讨论，参见徐澄琪（Ginger Cheng-Chi Hsu）的论文《十八世纪扬州画派的商业赞助》（Merchant Patronage of Eighteenth Century Yangzhou Painting），见李铸晋（Chu-tsing Li）等编《艺术家与赞助人：中国画的社会和经济层面》（ Artists and Patrons ：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Chinese Painting ），The Kress Foundation and 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University of Kansas （Kansas City and Seattle：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9），pp. 215-225；高居翰《画家生涯》；龚继遂《论应酬画》。

[35] 顾炎武关于此次拜祭明皇陵的文章见于《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120页；李因笃的诗已佚，但他曾将这些诗抄给了傅山，见李因笃《受祺堂文集》（1823），卷三，13页。

[36] 李因笃《受祺堂文集》，卷三，13页。李因笃曾提及傅山喜欢为其书写李本人的诗，见《受祺堂文集》卷二，5—6页。

[37] 关于这件作品更多的讨论，参见林鹏、姚国瑾编《中国书法全集》63册《清代：傅山》，382—383页。

[38] 王猷定《四照堂诗文集》（康熙二十二年刻本），文集卷一。

[39] 明清时期，山西人到他省做生意的甚多。傅山的友人、清初大儒阎若璩也祖籍太原，先人到江苏山阳经商。一般认为，王定猷卒于1662年，但王的文章中提到王锡予得子一事，所以他的卒年或王锡予生子的年份尚待进一步分析。

[40] Anne Burkus-Chasson 《是雅还是俗？》，p. 294。

[41] 董其昌有一些书画作品没有盖印章，其中有些极为重要，如董其昌为其老友陈继儒所作《婉娈草堂图》。据云，董其昌的一些家藏佳品也常不盖印。总之，有无印章的涵义需视具体情况而定。此处讨论的是一般常情。

[42] 《傅山全书》第1册，486页。

[43] 参见白谦慎《傅山的世界》第三章。

[44] 详见白谦慎《傅山的世界》，276—284页。

[45] 冯溥《赠傅青主征君二首》，见《佳山堂集》（康熙年间刊本）卷六，页20a—b。

[46] 朱之俊《峪园近草》，页14b—15a。

[47] 朱之俊在作于1650年代的诗中已将傅山称为“高士”。见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下册，273页。1664年至1665年间，江南著名文人纪映钟在致傅山的信中写道：“仆闻太行之右，有傅青主先生，奇士也。为文磊落峭峻如其人，如其地，怀相未之见也。”纪映钟《寄傅青主》，见周亮工编《尺牍新钞》第3册，上海杂志公司，1935—1936年，170—171页。

[48] 见刘体仁《七颂堂诗集》（1868）。

[49] 这就是为什么曾给予傅山最多帮助的魏一鳌以伯夷和叔齐的典故来赞誉傅山。参见本书上篇。

[50] 此卷有傅增湘题引首“北学津梁”，收顾炎武、孙奇逢、傅山等信札。

[51] 申涵光《聪山集》（《畿辅丛书》本）。

[52] 尹协理《新编傅山年谱》，5302页。

[53] 尹协理《新编傅山年谱》，5306页。

[54] 傅山称戴廷栻为“岁寒之友”（见《傅山全书》第1册，367页），这意味着傅山也将戴廷栻看作是一位遗民。在傅山去世后，戴廷栻出任过山西闻喜县的训学。

[55] 据戴廷栻记载，傅山曾从其友人陈谧手中购得赵孟頫之妻管道昇的画作。后来傅山将此作售与盂县高某，十五年后，高某又将此作售与戴廷栻。见戴廷栻《管夫人画小记》，戴廷栻《半可集》卷三。

[56] 傅立萃在关于中国绘画赞助问题研究的综述文章中指出，以往的研究过分强调赞助人的地位而忽视了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的能动作用。见傅立萃《有关中国绘画赞助的研究》，《人文学报》15（1997年6月），71页。

[57] 《傅山全书》第1册，119页。

[58] 傅山曾说自己谬膺“好骂人”之名。见《傅山全书》第1册，891页。

[59] 参见白谦慎《傅山的世界》第二章。

[60] 史景迁（Joanthan Spence）指出：“明、清的中国几乎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贵族。不论过去的一些王朝曾经是多么辉煌伟大，一旦一个王朝覆灭，统治者的后裔也无法保留他们旧时的头衔和特权。……1644年后，明代的贵族阶级也没能保留住头衔和特权。”见史景迁（Joanthan Spence），《追寻现代中国》（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W.W. Norton ＆ Co.，1990），p.45。

[61] 布迪厄《差异》，p.2。

[62] 关于八大山人的生平，见王方宇和班宗华《荷园主人：八大山人的生平和艺术（1662—1705）》（The Master of Lotus Garden：The Life and Art of Bada Shanren [1626—1675] ），Judith Smith 编，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1990），特别是关于八大山人与方士琯的关系的讨论，见p.59。另外，可参看汪世清《清初四大画僧合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5（1984），199—200页。

[63] 方士琯《话别之作》，见《鹿村诗集》（康熙年间刊本）。关于地方官员对于八大山人的尊崇，见汪世清《清初四大画僧合考》，198—199页。

[64] 关于程邃的生平，见李志纲《程邃（1607—1692）绘画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1995）；关于周亮工的生平，见Hongnam Kim《赞助人生涯：周亮工（1612—1672）和十七世纪的中国画家》。

[65] 周亮工《印人传》（重印本题为《明清印人传》）卷一，香港：博雅斋，1977年，页10b。

[66] 仔细阅读清初艺术家的书札、笔记、题跋，我们不难发现，傅山所使用的那些应酬策略，其他人同样在使用。比如，在上海图书馆所藏的一组八大山人的信札中，第七札写道：“山人一不足比数之人耳，年翁至今以笔墨属之，而又不得时时报命，此其所以开罪也。”见王朝闻主编，《八大山人全集》卷二，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0年，260页。

[67] 周亮工《印人传》，见《明清印人传》卷一，页10b。当然，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即周亮工为程邃写的传记就有修辞的成分。

后记

本书的写作和编辑，得到了许多师友的帮助。在文献收集方面，已故学者汪世清先生对我的指导和帮助最多，本书上篇所引魏一鳌的部分著作，就是汪先生最早为我在国家图书馆抄录的，它们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在准备2003年的上海书画出版社版本时，得到了方德桢、华人德、胡传海、沈培方诸位先生的帮助。本书的外篇原本为一篇英文论文，贺宏亮先生将其译成中文，发表于范景中先生主编的《美术史和观念史》。准备这个修订本，得到了吴建卫、姚国瑾、尹协理、李雪松、梁颖、薛龙春、吴国豪、陈斐蓉、刘鹏等的帮助。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的马希哲先生，为改进本书，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白谦慎

2015年11月20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傅山的应酬和交往 : 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白谦慎著. —增订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3

ISBN 978-7-5495-7382-0

Ⅰ. ①傅… Ⅱ. ①白… Ⅲ. ①傅山（1607～1684）－人物研究Ⅳ.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0564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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