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个人
Author: 张新颖
Date: 2018-09-17T16:00:00+00:00
Publisher: 译林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  名　九个人

作  者　张新颖

责任编辑　胡曦露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67842

关注我们的微博：@译林出版社

关注我们的微信：yilinpress

意见反馈：@你好小巴鱼

目录
CONTENTS

题记
沈从文的后半生：这是什么样的故事
一、绝境，和在绝境中创造事业的故事
二、个人和时代关系的故事：超越受害者的身份
三、创造力的故事
四、爱的故事
五、时间胜利的故事
黄永玉先生聊天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路翎晚年的“心脏”
一
二
三
四
五
穆旦在芝加哥大学
一、寻找穆旦的遗迹
二、穆旦的成绩单
三、自译诗和写诗
四、“我们的家总是那么热闹”
穆旦与萧珊
一、“您问起她安葬的地方”
二、“由于有人们的青春，便觉得充满生命和快乐”

三、穆旦的翻译与平明出版社和萧珊：“我们有一种共感，心的互通”

四、“终于使自己变成一个谜”
五、巴先生与穆旦译稿
活下去，并且“在日暮时燃烧咆哮”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能写师友回忆录的人是有福的
一
二
三
四
五
一个年轻艺术家的学习时代
一
二
三
四
五

题记

这本小书写的是这么一些个人，我无意对他们进行概括，唯有一点或可提出：除了沈从文，其他几位大致可以看作一代人——出生在一九一〇年代至二〇年代前几年之间，到三〇、四〇年代已经成长甚或成熟起来。他们不同于开创新文化的一代，也不同于之后的一代或几代。他们区别性的深刻特征，是新文化晨曦之际——这个短暂的历史时段非常重要——的儿女，带着这样的精神血脉和人格底色，去经历时代的动荡和变化，去经历各自曲折跌宕的人生。

这九个人的故事，自然交织进二十世纪中国的大故事；与此同时，却并未泯然其中，他们是那么一些难以抹平的个体，他们的故事不只属于大故事的动人篇章，更是独自成就的各个人的故事。

张新颖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日，复旦大学

沈从文的后半生：这是什么样的故事

《沈从文的后半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四年）这本书，出版几个月了，有时候我自己也会翻翻，不期然地产生出一些新的想法，这是非常奇妙的体验。我在写的时候，没有体会到的东西，慢慢地体会到了；写的时候没有明白的事情，会慢慢明白。也就是说，这本书，其实是大于写这本书的人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状态；如果你写了一本书，它和你一样大，或者比你还要小一点，恐怕不是很好的事情。

也就是说，如果把沈从文的世界，限制在一个研究者或者传记作者个人的世界里面，那就可能非常不妙。所以回过头来，我会有点感谢自己这样一个笨的写法，尽量地呈现沈从文这个人他的后半生是怎么过来的，至少表面上不那么急着用我自己的想法、观念来解释他、判断他。那样做可能写起来会比较痛快，读起来也会比较痛快；但是那样做的话，就存在着把这个人缩小、定型、标签化的危险；限制住了，就丧失了开放性——向更多更深的理解开放。最重要的还是对象本身，要小心翼翼地保护、保存，进而发现、发掘对象本身的丰富性。

话又说回来，如果一个研究者或传记作者没有他自己的感受、他自己的观察、他自己的想法，他又如何能够知道要保护、保存什么？他又如何去发现、发掘？他更如何形塑出一个贯通的形象、一个完整的世界？换句话说，一个研究者或传记作者，怎么可能没有一个内在的自我呢？诚然如此；不过我还是想说，这个内在的自我，还是保持、隐约在内含的状态比较好；同时，这个内在的自我更要自始至终保持其开放性，有自我而能“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不要害怕别人说你没有见解，没有思想。

一部长篇的叙事作品——传记当然是这样的作品，叙述者必然有内在的叙述冲动，并且应该把叙述的动力充实、保持、发展和丰富到最终，否则，一开始就动力不足，或者中途涣散，都会使得作品无精打采；但是，内在的冲动即便很强烈，也应该自觉加以限制，不致酿成感情的泛滥和思想的恣肆，这同样会毁掉作品。有叙述的激情而节制、内敛，甚至隐藏，叙述饱满而不张狂，才有可能使得叙述本身的意蕴不受伤害。叙述本身可以产生出一个多维的立体空间，叙述者内在的自我应该致力于扩充这个空间，而不是让自我表现的冲动把这个空间压扁。

如果我们把沈从文后半生这么漫长时间的经历看成一个故事的话，这个故事不是一条单一的线，它是多向度的，立体的，有很多层次叠加融合在一起，读这个故事的人，领会到一层，就能明白一些东西；过了一段时间，可能还会领会到另外一层。我的脑子比较慢，我领会这个东西，需要过很长的时间才明白那么一点点，没有法子一下全体会到，全明白。虽然这本书是写完了，但是我明白的过程还没有完。

这样的一个故事，有可能包含着哪些含义？就像这本书，是一个开放的文本，它有可能朝哪些方向开放？

一、绝境，和在绝境中创造事业的故事

第一个我想说的是，绝境和在绝境中创造事业，可以把这本书读成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本书一开头，这个人就精神崩溃、自杀，一般来说，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一个故事，不会一开始就这样。一开始就这么一个剧烈的冲突，一个极端的情境，往后怎么写呢？但是他的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九四九年就经历了这个，一个人走到绝境，走到走投无路的地方。这个绝境，我用不着多说，是时代本身压给他的，是时代的转折压给他的，因为到了这个关口，他以前的创作方式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他的事业被摧毁了。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一个人要走到绝境，其实是有他自主选择的成分在。因为时代的巨大转折和压力，不是沈从文一个人所承受的，很多人都在承受，为什么只有这一个人要走到精神崩溃去自杀的程度？当然，沈从文个人当时的现实处境有非常特殊的地方；除此之外，我想这当中，就还有一个勇气的问题，有一个人的大勇敢在。我们人这种动物，本能里面就有自我保护的反应机制，当碰到危险的时候，碰到绝境的时候，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办法避开它，绕开它。一九四九年也不是说没有这种办法，可以稍微妥协一点，可以随波逐流，大家怎么做你就怎么做，顺大流。当然随波逐流是一个不太好听的词，那换成好听的与时俱进就可以了。这样一来，这个绝境就避开了。可是这个人就是不肯、不能稍微圆通一点。他就是要一条道走到黑。这样的结果他是知道的，非常清楚。

一个人敢于把自己的人生走到最底部，和不敢走到这样的境地，是有差别的。差别在于，当我们本能地避开人生最绝望、最可怕的境地之后，在精神和心理上，我们的人生永远会有可怕的东西躲在暗中。可他不是，他死过一次了，当他死过一次再活过来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最可怕的事情已经经历过。避开可怕的绝境一直在活着的人，那个活着的状态，有一种可能是苟活，是在不死不活的状态，而他死过了一次再活过来，那真的是活了，而且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让他再死一次，如果他自己想活的话。在后来的岁月里，比如说在“文革”当中，沈从文的遭遇要惨多了，但是他再也没有像一九四九年那样精神纠结反复，以致崩溃。

所以，这样从死去一次再开始活过来的后半生，有这么一个特殊的起点，糟糕到底的起点，却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起点。我们一般人不会有这样一个最低的起点，可就是这样的一个起点，才奠定了以后的路是往上走的路。

我要讲绝境，要讲在绝境当中活过来，而且活下去，还有一个怎么活法的问题。沈从文自杀，是因为他的文学事业不能继续了，他是一个把生命和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人，所以要活下去，就还得有事业。这个地方就显出这个人特殊的本事，他能在绝境中创造事业，文学不行了，就另辟新路。我们都知道他转身投入了文物研究的事业，并且在这个转过来的领域里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其实往前、往后想想，这也不是他唯一一次面临绝境，只不过这一次非常惨烈。他年轻的时候从湘西的部队跑到北京，生活没有着落，考大学考不上，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但硬是从这样一个低的起点，从无到有，一点一点闯出来，成就了文学上的事业。往后看，比如说“文革”当中，他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好不容易改行创造的第二份事业——文物研究——又到了绝境。没有任何的书、任何的资料，怎么做研究？而且身体的状况特别差。又一次到了人生底部，能不能干点可以干的？所以他再做改行的打算和实验，认真尝试旧体诗的写作。他有一种从绝境当中创造事业的特别性格。

后来我慢慢体会到，这个性格的背后，其实是生命的创造能量在支撑，是创造的能量要求释放，要求落实到具体的事业上去。

沈从文一九四九年的绝境是比较戏剧化的、冲突极端激烈的时刻，但绝境绝不只是那样的时刻；其实可以把他漫长的整个后半生，就看成一个漫长的绝境。整个漫长的后半生就在对抗这样的一个绝境，以创造事业的方式，以日复一日的方式。

毋庸讳言，我们的注意力通常会被更为戏剧化的绝境时刻所吸引，但我想说，比起绝境来，在绝境中以日复一日的努力创造事业，是更有意义的。

二、个人和时代关系的故事：超越受害者的身份

第二点我要讲的，沈从文的后半生，还是一个自我或者个人和时代关系的故事。写这本书，我想写的不是沈从文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普遍的遭遇，我写的不是一代人或者几代人的一个典型，我写的不是一个模式的故事，我写的就是这一个人。这一个人和他同代的很多人不一样，和他后代的很多人不一样，我就是要写出这个“不一样”。他是一个不能被放在一个共同的模式里叙述的人。不一样是因为他有一个自我，这个自我和时代的巨大潮流、压力之间形成一种关系。偏离在社会大潮之外，自己找一个角落做自己的事情，沈从文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反复讲过这本书的封面设计，用了沈从文在一九五七年五一节画的上海外白渡桥上的游行队伍和黄浦江里一只游离的小船的即景图，这幅图的位置关系很有意思，我把它解读成一个隐喻，隐喻他在轰轰烈烈的时代潮流之外，找到很小很小的、特别不起眼的、你会忽略的这样一个角落，来做自己的事情。

一般来说，知识分子是不愿意待在角落里的，知识分子要做时代潮流的引领者，要做弄潮儿，如果不能，至少要跟上，不能落伍不能掉队。可是若干年之后你回过头去看，偏偏是这样和时代潮流隔着距离，在这样一个谁都不会去理睬的角落里的人，才做成了事业。为什么会这样？个人要处在什么样的位置，才能和时代之间形成一种有意义的关系，这个意义不仅仅是对于个人的，而且也是对于时代的？

个人和时代之间还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讲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沈从文以及沈从文的那一代人甚至后面的几代人，他们是剧烈变动时代的受害者，遭受了很大的摧残和屈辱。受害者这样一个身份，是时代强加的，没有人愿意做受害者。所以这是一个完全被动的身份。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况，当那个时代过去以后，比如说“文革”过去以后，很多人会愿意强调自己受害者的身份，突出自己受害者的身份。这是人之常情，容易理解；而事情的另一面是，这样一来，不管是在意识里面还是在无意识里面，等于承认了时代强加给个人的被动的身份，也等于变相地承认了时代的力量。在一个变化非常大的时期，一个人除了是一个受害者，还有没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超越受害者这样一个被动的身份，自己来完成另外一个身份？避免只有一个被动接受的身份，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沈从文的境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他可以出国讲学了。他在美国做演讲，做了二十几场，演讲的内容一是讲文学，二是讲文物。讲文学只讲一个题目，不是讲他自己的作品，也不讲三十年代他盛名时期的事情，而是讲二十年代他刚刚到北平时候的文坛情况。讲文物的题目就很多了，今天在这个学校里讲扇子，明天到那个学校里讲丝绸。他准备了大量的幻灯片，一讲起来就很兴奋。可是他也知道，来听他演讲的人更希望听到的是他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遭遇，他们更希望从这个人口中亲自证明这样一个时代强加给知识分子的各种各样的残害力量，希望听到受害者的证词。在此前前后后很长的时期里，到海外的中国作家演讲，只要讲这个题目，听众的反应一定是非常热烈的。可是沈从文就不讲。

很多人会猜测，他是不是过于谨慎？是不是很胆小，很害怕？我已经说过，他死都死过了，还会害怕什么？他有他自己主动创造的身份，这个身份要比受害者的身份更有意义，对他也更重要。他讲了这么一段话，特别朴素特别诚恳。他说：“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剧烈变动情况中，我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成了古人。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快乐的和各位谈谈这些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作了一个健康的选择，并不是消极的退隐。特别是国家变动大，社会变动过程太激烈了，许多人在运动当中都牺牲后，就更需要有人更顽强坚持工作，才能保留下一些东西。”——他说的是“一个健康的选择”和顽强坚持的工作，这个选择和工作让他超越了单纯受害者的身份。

沈从文后半生的故事是一个人自我拯救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一个人对一个时代救赎的故事。这样说会不会有点夸大？一个人的力量可以补救一个时代的荒芜吗？从数量上，是不可能的；可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一个时代连一个做事情的人都没有，和有许多的个人——沈从文当然不是唯一的这样的个人——来做事情，是不一样的。有这样的个人，证明这个时代还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摧垮，也证明人这个物种不可能被全部摧垮，证明人这个物种还可以存在下去，还有存在的价值。超越受害者的位置，超越时代强加给你的身份，自己创造另外一种身份，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

三、创造力的故事

第三我想讲的，这还是一个关于创造力的故事。沈从文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非常软弱、非常普通，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充满着创造的能量。这个人一辈子为什么要做那么多事情？特别是后半生在历史博物馆，人家其实是不想让你做什么事情的，不做倒还会安稳一些，做了，而且常常是硬要去做，麻烦就出来了。开始的时候我归结为一个人的性格，这个人的性格就是闲不住，忙不完，要做这要做那。后来我多少明白了一点，他这个人的生命里面有丰沛的创造的能量，要把创造的能量发挥出来，不发挥出来，憋在里面，一定很难受。

这个创造力的表现，很重要的一条是，他做的事情是没人做的。他做文物研究，文物研究在他半路改行过来之前早就有很长的历史了，可是为什么他做的事情是别人没有做的呢？《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为什么会是奠基性的著作呢？不仅仅是服饰，他文物研究的“杂货铺”里面，有那么多的东西，都是别人不研究的。他的研究活动不是循规蹈矩的，有他自己的创造性在里面。

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可以有多重的解释，但是最后我把它归结为创造力。一九五三年，历史博物馆开了一个反对浪费的展览，展品就是沈从文给历史博物馆买的各种各样的“废品”，比如说，明代白绵纸手抄两大函有关兵事学的著作，内中有图像，这是敦煌唐代望云气卷子的明代抄本；再比如，一整匹暗花绫子，机头上织有“河间府制造”宋体字，大串枝的花纹，和传世宋代范淳仁诰赦相近。历史博物馆还有意安排沈从文陪同讲解。这个故事，我想至少可以读出三重意思来。第一，沈从文的现实处境、政治处境很糟糕，他们竟然会用这样的方式来侮辱他；第二，除了现实的政治压力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学术同行的压力。这个压力是很要命的，因为这个压力就在你身边，是来自“专家”的，他们觉得你是外行，不懂，让你买文物，结果你买来的是“废品”。但我更想说的是，我们把前面的意思反转过来，从正面看，看出第三重意思，就是沈从文的眼光和别人不一样。他要的东西是别人眼里的破烂儿，他能见别人之未见，看出破烂儿的价值。他后半生的事业，是在这样一个独特的、他自己对于历史和文物的理解的基础上来进行的。

他自己会说，例如绸缎研究，例如工艺美术装饰图案研究，例如从文物制度、衣冠服饰上来研究人物绘画的时代，那么多年没有人好好注意，“军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我于是又成了‘打前站’的什长一类角色，照旧戏说则是‘开路先锋’”。他还说：“一个人能够在许多新的工作中，担当披荆斩棘开荒辟土的任务，也极有意义，能这么作，精力旺盛是条件之一，至少也可证明是生命力还充沛的一种象征！有时不是真正的精力强健，倒是一种学习勇气！”

先锋，打前站，开荒辟土，他的文物研究不是沿着旧有的路子跟在后面走，而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和开创性。这也正是创造力的表现。所以我觉得，沈从文的后半生，又是一个生命的创造能量不断释放、不停地探索着往前走的故事。当然，走得艰难，创造力要得以实现，需要克服各种各样的阻碍，遭遇意想不到的挫折，忍受难以忍受的屈辱。

四、爱的故事

第四，我很喜欢讲，这是一个爱的故事。

沈从文后半生做的那些事情，长年累月在灰扑扑的库房里转悠，和“没有生命”的东西打交道，有什么意思呢？说得简单一点，是对于文物的兴趣，但这个兴趣再追究下去，是对创造文物的人的体贴和认识。他很早的时候曾经说到，看到一个小银匠打银锁银鱼，一边流眼泪一边敲击花纹，制作者的情绪和生命会不知不觉地带到他手里做的这个活里面。看到一只豆彩碗，那么美秀、温雅，他会想到制器彩绘的人，在做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在生活当中会有怎样的挣扎，有怎样的喜怒哀乐，他会从物质的形式上体会一种被压抑的无比柔情的转化。

沈从文关心的文物有一个特点，大多不是我们一说到文物就会想到的东西，而是在普通的日常生活当中应用的、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杂七杂八的东西，是普通人在漫长的历史里面，用劳动和智慧创造出来的东西。长期以来正统的文物界看不上眼，他却很有感情。这种感情其实沟通了他前半生的文学创作和后半生的文物研究。他前半生的文学创作关心的是什么？士兵、农民，甚至妓女，这样一些普通人的生活，他对他们有感情，他爱他们，他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人类生活的庄严和人类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其实是由这些人一代一代延续下去的。到了他的后半生，他真的在做历史研究了，就自然而然地把这种对历史的感受融进研究里面。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如何看待历史，从普通百姓到专家学者，在观念上和兴趣上，都存在着有意识和无意识的选择。现代史学的第一次重大反省发生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以梁启超一九〇二年写的《新史学》为代表，重新厘定什么是历史。梁启超责备中国传统的史学只写帝王将相，大多未将国民的整体活动写进历史；只注意一家一姓的兴亡，而不注意人民、物产、财力等。

沈从文凭借自己生命的经验、体悟和真切的感情，追问什么是“真的历史”，“一本历史书除了告我们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杀以外有些什么？”这个强烈的感受，恰恰呼应了梁启超对旧史学的批判，连文字意象都不约而同：“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而沈从文心之所系，是在这样的历史书写传统之外、被疏忽了若干年代的更广大的平凡人群。在文学写作中，沈从文把满腔的文学热情投射到了绵延如长河的普通人的生死哀乐上；一九四九年正式开始的杂文物研究，已经是非常自觉地把产生物质文化的劳动者群体的大量创造物，置于他研究核心的位置。

沈从文的一生当中有两条河，一条就是汪曾祺所说的，他家乡的那条河，流过他全部的作品；还有一条河，这条河比他家乡的那条河还要长，还要宽，这就是他倾心的历史文化的长河，流过他整个后半生。他爱这条长河。

五、时间胜利的故事

这样讲下去，可以讲很多层次的故事，留待以后吧。最后我想讲，这还是一个时间的故事。

在沈从文漫长的后半生里面，时间是非常难熬，各种各样的烦恼、屈辱、挫折，要一分钟一分钟去挨，一天一天去挨，要一点一点用自己的努力来对付想得到和想不到的事情，一点一点来做自己的事业。所以那个时间过得非常慢，非常煎熬。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都会觉得是透不过气来、压抑到令人窒息、看不到头的磨人过程。有时候我会有这样一种虚幻的想法：快点写完吧，写完了，书里的人就从时间的磨难里解脱出来了。

可是，沈从文是研究历史的人，研究历史的人心里有另外一个时间，这个时间的跨度和度量的单位非常大，面对古人和文物的时候，他自然而然有千载之下百世之后的感叹；对自己的工作，沈从文常用的时间衡量单位是代，不是一天天计算时间，也不是一年年，而是一代代的。一九四九年，他跟丁玲写信说，我也不要写作了，反正写作有很多年轻人，我要做的是工艺美术史的研究，给下一代留个礼物吧。他对自己要做的事情有这样强烈的自信，要留给下一代。

在此之前，沈从文用差不多的方式表达过这样的对自己文学的强烈信心。一九四八年，他十几岁的儿子读《湘行散记》，他跟儿子说，你看这些文章很年青，等到你长大的时候，这些文章还很年青。他的计算单位是一个人长大了，这些文章还有生命力。这个今天已经验证，不但他的儿子长大了，后来好几代人长大了，二十一世纪我们还会读《湘行散记》。

在后半生，他不仅仅对他做的文物研究有这样强烈的自信，对他已经遭受了否定的文学也有这样强烈的自信。这样的自信是建立在对长时段的时间的信心上。在这个时间的故事里面，有两件事，我愿意讲给大家听，这特别地让我震惊。

一九四九年他自杀以前留绝笔，写了两章自传，要把自己是一个什么人交代清楚。这两章自传里面有一章叫《一个人的自白》，第一段有这样一句话：“将来如和我的全部作品同置，或可见出一个‘人’的本来。”那是什么样的时候啊，他还想到将来会有那么一天，“和我的全部作品同置”。

过了许多年，我再一次感受到心里的震惊，是看到文章的手稿。一九七五年，整日埋首于杂文物研究里的沈从文，从残存未毁的手稿中发现《一个人的自白》第一页，他郑重托付给忘年交、后半生最信任的王，说：“这个放在你处。将来收到我全集里。”王用卡片纸做了保护夹，外面写“沈要”二字，里面用铅笔记了一行：“七五年八月十五下午交余：‘这个放在你处……’”省略号隐去的，就是那句让我震惊的话：“将来收到我全集里。”王在衣箱里做了个夹板层，把这页手稿藏在里面。

时间绵延不绝，个体生命从头到尾，在时间的长河中不过是一瞬；但是，一个伟大的个体，却能奋力凿通自己生命的头和尾，既向前延伸也向后延伸，他从在他之前的过去时间里源源不断汲取丰富和支持自己的力量，他把自己的一切安排、托付给在他之后的未来时间。

站在今天的位置，我们会发现，时间的故事，大跨度地计量时间，一代一代地计量时间的这个故事，最终是一个时间胜利的故事。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三日在上海思南读书会·文学之家的演讲

黄永玉先生聊天记

一

二〇一四年七月底，忽然收到李辉邮件：“黄先生八月四日九十岁生日，下午要办一个小范围的自助生日宴，黄先生问我，你有无可能来参加？请回复。”

哪里有不参加的道理！我还没有见过黄先生，这么意外的好机会，怎么会错过。那时候正值暑假，我在山东老家，就从青岛坐高铁到了北京。八月四日下午，先与李辉、应红会合，坐他们的车，去郊区顺义太阳城小区。

黄先生已经坐在小区会所里，西装，领带，烟斗。一见面，我还没来得及贺寿，黄先生就说：“你写的《沈从文的后半生》，事情我大都知道，但还是停不下来，读到天亮，读完了。原先零零碎碎的东西，你完整写出来，就固定下来了。”

我本来带了书送给黄先生，沈朝慧——沈从文当作女儿抚养的侄女，黄永玉的表妹——已经买了一本给他。李辉说，黄先生先读的还不是书，书还没印出来之前，就在《收获》上读了。

所以黄先生接下来说：“也有缺憾，就是没有插图。”

我说：“黄先生，我没有什么图可插啊。您自己画，可我不会画。”《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在《收获》上连载，每期黄先生都画好几幅插图。

我坐在黄先生的右手边，人逐渐来，问候黄先生，我站起来让位置，几次之后，就坐到了黄先生左手边。黄先生发现了，指着右手边的椅子对我说，你还是坐到这边来，我这边的耳朵好一点，说话方便。

我问了一个不少读者问我的问题：“黄先生，沈从文四九年、五〇年已经过得很不好了，为什么还写信让您回来？”

黄先生先是哈哈笑，说起话来就神情严肃：“噢，他，他是很会超脱的，他是很真实的，他已经超脱自己遭遇之外。不止他一个人，还有一个郑可先生，一个老先生，他也是。郑可先生比我早回来一年，从香港，并不等于他自己生活得非常好了，或者怎么样了，就很朦胧，很蒙昧。当时大家都看到好的一方面，个人的遭遇可以忍受，是吧；那么后来就感觉到……比如说住的地方，每一个教授都这么差，可大家都开心，感觉到朴素，大家都应该怎么样，没有想到另外一方面的问题。我一回来就这样。香港的生活当然比这里好，一回来怎么这样呢？连我尊敬的人生活也是这样的，想那一定是有道理的，哈哈。所以说，基本上是很超脱。”

接着，黄先生讲了一个故事：“沈从文有个年轻时候的朋友，是我的干爹，叫做朱早观，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他是沈从文当年的小朋友，而且是我爸爸的亲家，他们的好朋友。这个人，脾气听说很怪，怪到什么程度呢，在延安的时候，让他做贺龙的参谋长，贺龙都不敢要，让他做彭德怀的参谋长，彭德怀不敢要，最后呢，王震要了，做了王震的参谋长，一直做到解放，打仗很厉害的。解放后不久，他跑去看沈从文，抱了个大西瓜，‘你看啊，你要是早帮共产党，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好意，但是军人的那个表达法，粗，直。所以那种气势，压力很大。朱早观的那几句话，给他，也不好受。‘啊，哈哈哈，你要是当时帮着共产党，你今天就不怎样怎样，你看丁玲，啊，你看现在人家怎么怎么样……’”

凤凰旧友、苗族将领朱早观到中老胡同看望沈从文，时间是一九四九年六月，其时沈从文正处在自杀之后的精神恢复过程中。

黑妮过来，请父亲切蛋糕。谁说了一句，昨天这么热，今天这么凉快。黄先生道：“因为我生日嘛，当然天气好了。”大家都笑了。

再坐下来，话题转到《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以下简称《无愁河》），第一部三大本八十万字已经出版了，第二部仍然在《收获》上连载。喜欢的人期待着，每两个月才能看一段，两三万字；也有不喜欢的人，非常发愁，怎么还不完、还不完啊。嘿嘿，早着呢，第二部走出了凤凰，走上了社会，但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我现在写另外一个环境了，不是家乡。那个社会的学问很深奥。你比如说，当时的泉州，泉州的开元寺，有一个剧团，从宋朝传下来，它演的戏呀，佛经故事，还有宋朝的打诨，包括演完戏还有角斗，这都是传统。同泉州其他的戏，高甲戏啊，什么戏，不一样。我能够那么地碰到，真不简单。”

“这个跟您的注意力也有关。也有很多人碰到，不注意就……”

“本地人就都不注意。”

“您的记忆力真好，很多的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

“现在有的人说，我的人名太多了，是个缺点。我说我不写这个人名，事儿就出不来。人是跟着事儿出来的，没有人，就没有事儿。十一月份，我就特别写了一段声明，讲这个问题。我说，现在人名太多，你不要认真去看它，晃过去就行了。几百个上千个人的名字，你记它干吗！你就记事情，这个事情是严肃的。我本来想写当代的文章，开头改了四五次，他们嫌故事太少。这是个大故事。后来我把这几段删掉了。你就往下看。看什么呢？老朋友，天天见面，哪有这么多故事吗？不可能啊。讲啰里啰嗦的事！我就是讲这么啰里啰嗦的那一类事。最后我用‘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那一段，我说，我找‘我’也找了半辈子，就这么写就完了，不写别的。”

黄先生抽了口烟，又说：“还有，对悲剧，不发感叹，就把这个端出来就是了。”

又抽一口烟。“有个老头在乡下，专门研究李卓吾的，泉州的李卓吾，很多的版本他都有，是个小地主一样的人，村子里面非常富裕，我的同学在这个村子，福建南安。他喜欢我，让我到他楼上去，打开柜子，看，不要走近，你远远地看，他介绍，版本什么的。介绍到一半，他说，我累了，腰都酸了，下半部你不用我介绍了，我就不介绍给你了。我说，我是不是可以摸一下？他说，你不能摸。”

黄先生讲得我跟他一起笑起来。

“那是四十年代嘛，我说，现在你不要不好过。我长大了，来陪你，等赶走了日本人，我就来陪你去访书，我们到福州、到哪儿去访书。他就算，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他笑，长大你不可能陪我访书的，你讨老婆，生孩子，哪里有空！我说，我带了老婆孩子一起来陪你访书。他掐着指头算，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那我等你来，你可一定要来’。五十年代他大概就没有了，地主，抄书，肯定没有了。我就不说这个，就只把事情说出来。他在泉州一代是最权威的……这一生碰到很多这一类的人，包括沈从文，不要下结论，他怎么惨啊；就等于‘伤痕文学’，你写‘伤痕’干什么，就写事情嘛。你不要以为人家都不懂，只有你懂，你把它写出来，不用的。”

《无愁河》正写到与这位乡下老人相遇的故事，《收获》的校样刚出来。

我跟黄先生说，《无愁河》第二部，《收获》正连载的这一部分，我看到您跟父亲告别的地方，特别感动。一个小孩劝慰父亲，不停地说话，说了一段，又说一段，还说一段，可是从头到尾，您没写父亲说话，一句没有。第二天父子分别，其实已是生死之别，您这个长篇那么“啰里啰嗦”，可是到这关头，反倒俭省到吝啬，不肯多写一句。控制得这么厉害。

黄先生沉默了一小会儿。

“我父亲是二五年的党员，我妈妈是二三年的党员，现在很难想象。以前，我问我妈妈，你今年多大了？她说，跟润之同年；我说你见过吗？她说见过……”

“您书里用这个姓，张，张序子，沈从文《来的是谁》写您家，说不姓黄，本来姓张，有什么道理吗？”

“我本来姓张的。不晓得祖宗犯了什么法。有种传说是，我们湖南的房子都是板壁，木板墙，隔壁是个国舅，或者国舅的亲戚，我们这边小孩在念书——我们开私塾馆的，几百年都是教书的——他在隔壁那边看，这边的小孩拿着香棍把他眼睛戳瞎了。犯罪了，之后就跑到云南去，跑到云南多少年，再回来，改姓。这是我听说的。”

黄先生又说：“沈从文，可惜，没写下去。”

生日宴开始，自助餐，分散坐；还设一张大圆桌，八九个人，黄先生，沈朝慧和她丈夫、雕塑家刘焕章先生，我也被李辉安排在这一桌。我问刘先生年纪，他说是三〇年生的，八十五，比黄先生小六岁。黄先生高兴，一桌子欢声笑语不断。

宴后兴致更涨上来，几个人又去了黄先生家。黄先生最近找出沈从文的一幅字，才裱好，正好拿来，展开给大家看。

饭厅一面墙上有一幅大画，画面居中，是黄永玉勾勒的屈原，线条简洁疏阔；围着画像，沈从文“秃笔”小字写楚辞，起笔写《九歌》，写完，意犹未尽，又写《九章》，从上到下，从右到左，满满当当，密密麻麻，约五十行，两三千字，止于《涉江》“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时在一九八二年，沈从文已经八十岁，写得这么酣畅淋漓，大有欲罢不能之势。

客厅挂着黄先生祖母的肖像，是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早年的炭笔画，黄先生竟然能在五十年代的北京找到。

黄先生拿出一瓶白酒，九十二度！这怎么喝啊？抿一小口，赶紧跟上几大口矿泉水，还是有马上要烧起来的感觉。一位老兄多喝了几杯，先告辞。半小时后又一位告辞，发现找不到自己的鞋：被前面那位老兄穿走了。打电话过去，已经醉到反复提醒也不觉得鞋有什么不对的程度。后一位只好穿着前一位的鞋离开。大家哄笑，你一言我一语编起故事，设想两位回家后如何向老婆交代。黄先生奇想谐谑，说得自己也大笑不已，眼睛眯成一条线。

十一点始散。李辉周到，让我明天单独和黄先生聊聊天，当晚我就住在小区里的宾馆，黑妮事先已经订好了。

二

八月五日上午十点，我到黄先生家，黑妮说，早就等着你了。在客厅坐下，黄先生先交给我《无愁河》校样，我回上海带给《收获》。校样是李辉昨天留下的，晚上我们散去之后，黄先生看了这两三万字，用红笔改了多处，精力真是让人惊奇。其中一幅插图印得有问题，黄先生标出之后，又特意在装校样的信封背面，再加提醒：“洛阳桥 插图分裂了，不知怎么一回事？请注意。”

“您昨天晚上是几点钟睡觉的？”

“我啊，一点多。”

“平常呢？”

“平常也是一点多，两点。最近看电视，到床上还在看，看摔跤啊，青海台啊，河南台啊。”

“那您一天睡几个小时啊？”

“我随时睡。无所谓的。”

“看电视的时间挺长？”

“有些时候长，看影碟啊。我主要有一点，工作时间是指定的，工作时间之外，随便做什么，不管自己的。”

“上午工作？”

“上午在写小说，下午就是外来的一些人，什么买画呀，买字呀，或者是看看零碎的书，做做笔记，反正这一类的事儿。”

“现在写文章用的时间，比画画用得多了。”

“可不，这样已经五六年了。连载，一催稿，就紧张。别的没有什么，画画很自由。”

“连载这个形式也挺好，没有这个形式逼着，您可能就拖了。”

“我就玩啊，或者什么了，那就不可能写完了……所以李辉是监督员，我的监督员，很好。没有他的敦促，不是很容易写得完的。”

黄先生一边说话，一边抽烟斗，或者雪茄。我说，您一直抽，影响不影响喉咙？黄先生反问道：“你听我说话，觉得有什么影响没有？——也有一点，别人让我现在唱歌，我就唱不好了。”说完，哈哈笑。

我提起他的老朋友黄裳、谢蔚明，两位《文汇报》的老人。我在《文汇报》工作过四年，那时候他们都早已退休。谢蔚明有几年经常见，那也是在我离开报社之后，他就住在复旦附近，碰到就会被他拉住，说很长时间。有一次被他从路上拉到家里说话，那时候，他已经有九十了吧。黄裳只见过几次，印象深的是，他不说话。多年前南方一家报社请客，一顿饭吃下来，他只说了两三句，还都是别人问，他回答的；还有一次，北京一个很有名的刊物在上海开座谈会，黄裳从头坐到尾，未发一言。

黄先生太熟悉老朋友的性情了，他说起黄裳：“这么多朋友，只有我敢冒犯他。有的时候，我就住在他家，就批评他，谈什么问题。但也不是随时，有机会，就把他穷讲一顿。讲完呢，就算了。”

又说起另一个老朋友：“上海还有个朋友，殷振家，我们认识了几十年。四十年代初，在江西赣州，我呢，进了他这个演剧二队，他又是大演员，又是导演，长得特别瘦，特别小，很有才华，跟张乐平他们在一起。我是一个小弟弟嘛，当时。那么，殷振家后来呢，就一直相忘于江湖。我知道他在上海。一直到九十年代，有一个小青年，在《苹果日报》工作的，他要回上海，我说，你回上海呀，你帮我打听一下，有这么一个朋友。他打听回来告诉我，说，还从来没见过有人过这么苦的日子。我说，怎么一回事呢？他的爱人锯了条腿，他所有的钱就都放到这个爱人身上。殷振家一解放，就安排在北京人艺，后来打回上海，先在戏剧学院，后来又弄到杨华生那里，搞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是他编的，从来没有他的名字。老出事，老出事，就这么一个朋友。但是呢，对朋友是很好，在赣州，同张乐平啊，我们关系都很好。所以老想念他。知道他这样的情况，我就赶紧去帮助他。有时给他画，他拿去卖啊，怎么怎么的，所以也买了个房子，儿子啊什么也看得起他了。所以每到上海就看两个人，一个谢蔚明，一个是殷振家。殷振家是先死。谢蔚明告诉我，我就跑到上海，去参加他的悼念会——也无所谓，也没有人开会。”

沉默了一会儿，黄先生又说：“殷振家是真可惜，他这个演戏，演得可真好！就像石挥这样的……他爱人锯了一条腿，我赶快帮忙；缓过来了，又锯了一条腿，癌，然后就死了，是老北京美专的学生。我给他写很多信，回忆当年在赣州的情景，我一边写，一边就画插图：门口是什么样子，小街上突出一块，那个是厕所，上面有个烟囱，墙上用白灰写的‘抗战必胜，建国必胜’，我都画出来了。我告诉李辉，这个信，你要把它找到就好了。”

“您有这个习惯，一边写到什么，在旁边就画起来了，是吧？”

“有的时候画，有的时候没有，不常常这样。”

“那您写这个小说，是写好了画，还是写到想插图的地方，就画？”

“写好了画。”

听黄先生聊天，唤起我非常熟悉的亲切的感觉。这个特别的感觉，是有很多年，在我的导师贾植芳先生的书房兼客厅里，养成的。贾先生去世已经好几年了，这种隐匿在身心里的感觉，初见黄先生，一下子就被激活了，仿佛重温。

“您还记不记得，四十年代在上海认识的贾植芳先生？”

“怎么不记得！好朋友。九十年代我回去，我找他了，找他聊天。他的话，山西话，是吧？有时候聊天，一半他爱人翻译给我听。这个人真是难得。”

我听贾先生谈起，他也在《狱里狱外》中写过，一九四七年他住虹口狄思威路（现在的溧阳路）亭子间，对门住着一群青年艺术家，搞木刻的李桦、麦秆、黄永玉，画漫画的方成、余所亚，贫穷，充实，热闹；他编《时事新报》副刊《青灯》，还发表过李桦、余所亚的木刻。这一群人中只有贾先生有家室，很自然就常常聚在他那里喝酒聊天，遇到没有钱的时候，贾师母任敏悄悄出去当了家里的衣物，买些吃的回来。后来他搬到吴淞路义丰里，还在某天深夜，夫妇二人去他们那里听贝多芬的《暴风雨》，没想到第二天暴风雨就真来了——他被捕了。

由贾先生这个“胡风分子”，谈到胡风，以及胡风周围年轻的朋友们。

“我呢，跟胡风有过几次见面，没有什么关系。你比如说，乔冠华、邵荃麟他们，在香港给他开座谈会，这个是大事。当晚他就来找楼适夷。我跟楼适夷住在一个夹板房楼上，一个很好的洋房，中间隔了板，楼适夷在前头客厅，他们两个讲了一个通宵。我也懂不得这些事儿，那个时候二十多岁，也不关心这个事儿，一天到晚刻木刻，不懂什么政治问题。两个人讲哪，胡风就讲他的委屈。我在最后那个房，中间还隔了另外一个人的房。搞到半夜，楼适夷来向我们要点心，我也拿点心给他。这样一直到天亮。”

黄先生说：“胡风讲‘到处是生活’，是对的，但是你跟他们那些人谈什么！这么真诚地讲文学的规律，他们也不一定看得懂。没有用！这么多的人受牵连迫害，真是可惜，可惜。而且都是有能力的人，像路翎啊，彭燕郊啊，绿原啊，这帮人，好惨好惨，真是。胡风有一句话叫做‘愧对战斗者’，这句话是对的。现在有些人来做节目，我就只说一些事情，不像‘伤痕文学’。我就说，怜悯，这种事情，学上帝的态度，在天上，哎呀，这么残忍，为什么这么残忍，为什么这么幼稚。”

停顿了好一会儿。抽烟，喝茶。

“‘文革’之前的一两个月，方平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说，这么多年，你同共产党到底什么关系？他知道我没有入党。什么关系？我说这样吧，共产党就像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村妇女，去赶社会主义的火车，背着坛坛罐罐，我呢，是一个小孩儿，跟在她后面，天气热，路程这么远，距离越拉越远，这个时候，我忽然要吃冰棍儿，妈妈也不是很有钱，也烦，等我走近了，给了我一巴掌，一巴掌完了之后她照走，我怎么办？我说，我是一边哭一边跟。我不跟她跟谁呀，那个时候，几十年了。方平来信说，‘收到你的信，我是半个月没有睡好’。

“知识分子，党外的知识分子，包括党内的，也是在一边哭一边跟。你怎么办呢，你跟了一辈子了，不跟她你跟谁？

“‘文革’以后就清楚了。我说，‘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找到自己了嘛，你跟谁呢，跟着自己好了。大家都说我幸好没有入党，包括党内的一些朋友都这么说，你没有入党好。入了党，都有集体，党内有派，你到哪一个派里面，有个利益问题，集体利益，帮派利益，那你就跑不掉了。不入党，别人给你麻烦是有的，谁都可以欺负你，踢你，但是关系不大，又不是生死问题。

“现在我就讲，幸好，没有群。没有群呢，想一想孤立，其实你自己去发奋，有群的人就不太发奋，只有嫉妒心，没有发奋。你受到欺负了，受到委屈了，回家发奋用功，用功成为习惯，那就变成物质力量了，很重大的物质力量，也快乐。”

三

一只大狗悄无声息地走过来，趴在黄先生坐的单人沙发旁边，黄先生抚摸着它。

“它几岁了？”

“六岁了。”

“长得好。您写过一幅字，‘我认识的人越多，越喜欢狗’。”

“写过的。现在我的日子里，完全就是这些东西了。朋友也是这类的朋友，聊天，谈文化什么的，没有别的朋友。我酒也不喝，更也谈不上下棋，打牌，我都不会。”

“为什么您就不喝酒呢？”

“我的父亲也不喝酒，我的兄弟都不喝酒。但是我的爷爷是个大酒鬼，大到不得了。他帮熊希龄做事情，与熊希龄有亲戚关系，香山慈幼院是他盖的。他房间里面一墙都是酒坛子，我有个表兄帮他管酒坛子。他七十多岁退休回到湖南来，熊希龄在芷江还有个产业，他又到芷江去帮他管产业，所有的酒熊希龄派人从北京运到芷江。是个大酒鬼。”

“那您父亲不喝酒，跟您爷爷是个酒鬼，有没有关系？”

“我四叔——我父亲弟弟，我父亲是老三——四叔是大酒鬼，遗传给四叔不遗传给我父亲。我爷爷知道四叔是个大酒鬼，有时候回家乡了要骂他，喝醉了，骂不了，等第二天一大早再说吧；第二天一大早呢——他早午晚要喝三顿酒，早上四两——四两一下去就醉了，我四叔就没有机会挨骂，两个人参商之隔。叔叔在蚕业学校，养蚕教书，所以早晚碰不到头。我父亲是一滴酒也不能喝。”

“沈从文也不喝酒。”

“不喝，他家里大哥不喝，弟弟也不喝。”

“噢，他弟弟是军人，也不喝？”

“不喝，应酬可以。我的四叔，后来在沈从文弟弟那里当副官，喝醉酒就骂他，他们表兄弟呀，就骂娘。然后，我这个三表叔呢——就是昨天那个表妹的爸爸——就打他屁股，叫兵打屁股，他骂娘嘛。第二天醒过来，我四叔也不知道屁股怎么这么疼，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人家就告诉他，你骂娘，他就很不好意思。那个部队，都是家乡子弟，就等于是个大家庭，谁打谁啊，干什么，都知道。”

“你们那个地方的人，当兵特别勇敢，也很惨。”

“在嘉善。”

“在嘉善和日本人一仗，沈从文弟弟——您三表叔——带的部队，很惨。”

“前面《无愁河》，我写了不少这个三表叔。”

“那你们家跟熊希龄，到底是一个什么亲戚关系？”

“不知道，我爷爷知道，他们有亲戚关系。”

“那沈从文家也说不大清楚是什么亲戚关系？”

“说不清楚。反正是熊希龄在北京，找我爷爷去。然后呢，来北京找熊希龄，找我爷爷的人，凤凰就没有断过。这个关系就连起来了。这么连连连，就连到我。北京的关系始终没有断。希望我以后还有关系，连着就好。熊希龄能够把凤凰做霉豆腐的叫到北京来，给家里做霉豆腐。做了一段时间回家了，那个霉豆腐担子的地位就非常高了——跟熊希龄到过北京，北京都去过了。”

黄先生问我：“你去过凤凰吗？”

“去过，但是我去得已经比较晚了。后来又建了很多东西。你们那个地方，在清朝其实是湘西的中心。”

“不仅是清朝，民国也是。民国时候，为什么成为一个中心呢？因为陈渠珍在那儿。有十三县，湘西十三县，由陈渠珍管，国民党来打国民党，共产党来打共产党，三十一年的太平。所以呢，经济生活、军事、文化，各方面都是很自高自大的，很了不起的。包括我们有枪工厂，做枪的工厂；皮工厂，包括做军官的皮带啊，驳子炮的壳还是什么的。还自己有湘西十三县的钞票！”

“他这独立王国。对陈渠珍这个人，应该重新认识。”

“就是这么一回事，陈渠珍就是这么一回事。解放后，他算是有功劳嘛，红军长征他借过东西啊，资助过，所以请他当特邀代表，不算他的老账。前几年，他的孩子们就找我，他的遗体、骨头还摆在长沙，老搞工地盖房子啊，一下这里，一下那里，老在搬迁，想回凤凰来。我说回凤凰来好啊，那我就帮他讲话，不光是讲话，也不需要政府出钱嘛。就在南华山，选可以看到凤凰全景的这么一个角落，把骨头盘回来，我给他设计一个陵园。然后呢，他的太太很多，有十一个，写哪一个呢？我说你们认为写哪一个好？他们说，‘我们的妈妈都不用写了，就写西原一个人’。就写西藏的那一个，其他不用写了。我说你们很开明啊。所以我就做了一个铜的西原的像，趴在他的坟墓那里，现在就摆在那儿。那篇墓志铭也是我写的，就写他过去的事，除了党的关系，什么都写了。”

“这个好。他在凤凰，比在长沙好。”

“因为我跟他的关系还是比较近的，小时候老到他那儿去玩儿。为什么我能去玩儿呢？因为他的太太，有一个是我妈妈的同学，而且是同班。”

“在《无愁河》里面写了。你们那个地方，虽然偏僻，却一点都不封闭。很早的时候，像您父亲啊，您母亲啊，就受现代教育，那么早的年代。”

“主要是经济的关系，有钱，没有钱也办不到。我外公是宁波知府，最末一任，清朝末一任宁波知府，是曾国藩的部下。慈禧要分散曾国藩的力量，把他弄到宁波，宁波知府是很大，很权威，所以他的孩子能念大学、念师范啊什么的。而且外婆是宁波人。”

四

谈话如流水，流过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事。

“……一个骂人的人，他骂一骂，你不理他，他慢慢就好了。你去理嘛，这个事儿就不好办。”

“有个英国人说了一句话，说，不要老记仇，你记仇了，影响你以后办事的判断力，影响你未来的判断力。”

“还有一句话是，为自己想，也为别人想。别光为自己想，也为别人，设身处地想一想。权力、欲望、名利，太厉害了，太强烈了，不好。”

“有的人，跟演艺界的人差不多，也怕人家忘记。你画画的……”

……

“萧乾这个人哪，非常有意思。人也很有趣，博学，知识广阔，聊天，玩儿啊，真是太好了！一把雨伞摆在家里，报馆也得摆一把；雨衣，这里一件，那里一件。香港《大公报》晚上开夜班，一看九点钟，抽屉打开，一瓶一瓶的药，开水，吃这个药，吃那个药……落魄了，做右派，穷了，到街边买处理的水果，一半是坏的，买回来，洗干净，把坏的切了，用布摆好，刀、叉、餐巾，一一摆好。‘文革’后，我搬到三里河，知道他也住在附近，我写了个信给他。我说，现在日子好了，太平了，平安了，不再恐惧了，我有吃的好东西，听到好的音乐，我就想到你。他回了封信，‘那你得先来看我’。我说当然要来看你了，就又来往了。然后我就忙去了，毛泽东纪念堂啊，这里那里，忙得不得了。再以后呢，我就到香港去了，我就不想待在这里，在政协里头，在香港可以安心画画。他《尤利西斯》翻译出来了，我打电报祝贺他。他翻译的书，特别好，特别顺。不久就去世了。很好玩儿的一个人，很幽默，懂幽默。哎，很想念他。”

……

“王逊，跟沈从文来往得比较多的，因为我的关系，他才住到我们大四合院来，表叔经常到我们这里来。他是在昆明西南联大的时候，就跟沈从文很亲近，我是在美院之后才认得他的。很有学问，谈吐妙透了。他结婚，我在他窗子的六扇玻璃上面画了热带鱼，彩色的，黑蛮给他画了个灯罩。‘文革’开始，他把玻璃拆下来。那是北窗啊，他有气管炎啊什么的毛病，北京城的北窗，床头没有玻璃啊，多可怕，这么过日子。他什么事儿也没有，但是害怕；加上他自己抽烟啊，肺啊什么都有问题。黑妮那时候小，给他领粮食，在抽屉里找粮本儿，他都不能说话了，看见他脸都绿了，就叫我爱人，赶快给他爱人打电话，送他去抢救，抢救好了再回来，回来又出事儿，再送，半路死了。这个人很好，很多才，小学、中学、大学、做研究生，一直都是，没有什么！他在教书的时候，有留学生给他教，他教来学中国美术史的。留学生嘛，又不是特务。美术学院，我的留学生最多。为什么？我现在研究了，新的艺术思潮，可能我具备得多一点。徐悲鸿他们，没有时间，所以就让我教；还有一个，就是王逊。哪一个外国人到中国学油画呢，你想？就来学版画嘛。他就这么死了，这么有学问的人。”

“可惜，这么多的人才，不会用。”

……

我问：“那个批黑画的事件，对您的影响大吧？”

“很大。”

“当时您感受到的压力……？”

“因为没有这个事儿嘛，基本上不存在这个问题。因此呢，我就不怕。那么，最后两个多月，憋憋憋，我说我不存在这个问题，如果领导人认为我有，那就有吧。是吧？我说我怎么可能，表达一个反社会主义的意思，这么曲扭的意思，画个猫头鹰干什么？到了后来，毛主席讲话了，我还不太相信。不开会了，一天、两天、三天都不开会了。我就找了个理由，说我妈妈病了，要回去看看。要是不批准那就说明有问题，要是批准了就没问题了。批准了，我就回家乡了。回来之后，王炳南就告诉我，头尾他都知道的，他说这个也不是那么简单，周总理在里头起了作用，江青那些问题，同这个运动，周总理清楚。所以，并不一定就是猫头鹰的眼睛一开一闭就怎么……不是这么简单。”

我又问：“您看沈从文和巴金这两个人，性格很不一样，文章的风格也很不一样，但是两个人一直很好。这个怎么解释呢？”

“巴金呢，是一个中心，在精神上，是一个中心，老大，也不算老。什么中心？可能就是人格中心，道德中心。每一个人都找他，写信，谈问题。曹禺，萧乾，包括以前的丽尼，陆蠡啊，那一帮人，他年纪不一定最老，但是很多人都找他，在修身方面做裁判。曹禺，萧乾，写一大堆的信，跟他谈，沈从文也是这样，交谈，是这么一个关系，到后来是越来越成为这么一个中心……他本来是这样，他本身的成就，对文化上的贡献，在朋友中间的影响，还有人格的影响，这样的。他文字，没有沈从文好玩，但就是一讲到巴先生，都很尊敬。沈从文来往的人，像金岳霖、朱光潜、梁思成、杨振声，关系很多，但是在文化上成为中心的人是巴金。”

黄先生又说：“巴金的文字是很不讲究的……这些老人家面前，我最怕巴金，在他面前我没有什么话讲。”

“您这个性格，不应该是这样呀。”

“不是，你讲话，他没有话同你对答，坐着。你想，坐着是不是厌烦我们在那里，咱们走，他又不希望你走。黄裳也有这感觉。黄裳要是写巴金，就很有写头，他同他的关系，又住得很近，可以写很多。黄裳写了一点点，他去世以后。”

“您昨天跟我说，沈从文服饰研究的书，郭沫若作序，是最大的一个侮辱。”

“是不是？你说沈从文怎么能反对。当然不会是他去要求他的嘛。就是沈从文去要求郭沫若，郭沫若能答应吗？是吧。”

“沈从文这个人，也很矛盾。您看他的性格，外表很软弱，但是内心又特别坚强。这个软弱和坚强混合在一起。”

“没有办法。你比如说，第二次文代会，五三年，我回来了，马上就能够参加文代会了。当时基本上天天见面，因为住得近。‘好，你们年轻人多参加活动，好！我们这些老人就不要了，也可以了。’这一类的话，心情是很寂寥的。第二天早上要开会，大清早，他从东堂子胡同跑到大雅宝胡同，走路过来。‘永玉永玉，今天早上收到请柬。’啊，高兴得。老人家嘛，寂寞。后来当了政协委员。”

“其实沈从文的遭遇不是最惨的，不管怎么还是个政协委员。”

“最惨的，邵洵美啊；还有搞法文的梁宗岱，后来流落到广西；还有那个美学理论家，吕荧，多惨呀，没有他的事，上了台讲话，马上变成‘胡风分子’，最后弄到乡下，精神病人一样，等着工人、农民食堂吃完饭，他在外面扶着矮篱笆晒太阳，人家吃完饭才进去扫桌子上的东西吃。我见他的时间很少，本来是很文雅的一个人，很好。”

……

“梁漱溟，这个知识分子了不起。是吧？有人问：‘毛主席、周总理逝世了，你有什么感想？’‘寂寞。’这个气派很大！还有对你，抄你家，烧你的东西，你有什么感觉？都身外之物了，祖宗传下来的，没有什么；有一件事，我对不起，北大有个穷学生，我向他借了一本词典，一起烧了，我没有办法还给别人，我失信于人，这一点我抱歉。就讲这个。还有呢，政协，‘批林批孔’。他那一组，在政协三楼，一圈，包括董竹君，这是董竹君讲给我听的。他故意把一张凳子摆在中间，他坐在中间，老是不说话。大家就批。怎么说呢，‘你应该积极地参加批林批孔。’他说：‘这样，批林还可以，批孔怎么可能。我都不行，你们怎么行！’‘那你应该学习冯友兰同志。’‘友兰呢，是我的学生，我呢，觉得他人格有点问题。’”

……

“楼适夷先生的资历是很老的，在为人啊，道德上，是很好、很好的。我们的李桦，说文艺界的最好的一个人就是楼适夷；楼适夷说，你们美术界，最好的就是李桦。他们两个人都是，老实极了，总帮人家的忙……我将来写到楼适夷先生的时候，我也会这么写。”

“早先的时候，一些优秀的人，没有教条吧？”

“在解放前，共产党同我们的关系，我也不懂，但是这些老人家对我们，真是，不像后来的教条关系，真是非常好的。让我们办一个事，我们那个时候在上海，这么穷，也没有说上面有什么党来送你一点钱，送你一点什么东西，没有。有个任务来了，马上自己解决问题，木刻板啊，赶时间哪，就做出来了，做传单哪，做什么啊，谁提要求！但是，在整个的解放以后的这么伟大的一个动静里头，你那一点算什么！是吧，你想那个算什么！自己对自己，把这个看得很大的。我这一生，我的历程里面有这个东西；但是你摆到这么大的一个里头，就不像东西了。而且马上就灰溜溜地下来了。运动，你就没有勇气提出那些事了。我将来写就写这些东西。”

“就这些东西好，就是要写这些东西。”

“我就不能写那些大题目。你比如说，我现在案台上还有一本《毛主席语录》，我基本上都还能够背得出来。有一点，我也可以对我的同志说说。我没有讲过一句感谢毛主席恩德，我从来没有讲过。为什么呢？我说，你该多谢我啊。我这么远回来，这么少的钱，这么坏的待遇，还这么虐待我。有什么恩呢？我要感谢你？我教书，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放在上面，我这么认真地教书，我还感谢你？你应该感谢我。”

黄先生笑起来。却也不是轻松地笑。

“您下放到河北磁县农场劳动的时候，那段日子还轻松吧？”

“非常不轻松。不轻松。对我呢，比较好，因为到底下，那两派的力量还在那边顶，对我呢，比较放心，我只是写动物那个东西，被人家揭发出来了，别的我没有。我历史一点问题也没有，作风，也没有问题，亲戚，也没有问题，而且教书非常认真——当然后来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教育方法，那没有办法——但是教书，百分之百地投入，非常认真。要不，这么一个资产阶级的教授在这里，老早踢掉了，就是因为你认真，他没有办法那个。而且我脾气又不好，他竟然还要你。所以呢，到了干校，对我这方面，没有派系，觉得可靠，让我送报，各个班由我来送，让我当草药组的组长，采草药给军部上缴，做感冒丸啊，做什么丸。”

“这劳动强度还不算太大。”

“大，大，大。从住的地方到劳动的地方，是十六里，来回是三十二里，每天每天，还不讲干什么活。晚上放工回来，还要唱歌。过一座木桥，很宽的木桥。这边回去，那边赶羊的过来，这边唱，那边羊在叫。这个真好笑啊。不过礼拜天呢，他们要守纪律啊这些，我是在守纪律的夹缝中间，可以找玩乐的。那里是铜雀台，西门豹治邺的地方。那条漳河是很浅的，当年曹操练水军，现在呢，顶多盖过脚背。那么周围呢，有七十二个古代的坟堆，小金字塔一样的，有大的，有小的，六朝的，北齐的，兰陵王啊什么的。所以我就讲这个讲那个给他们听；有空呢，采草药的时候，就往那儿跑。”

“您教书期间，主要是教版画？”

“嗯，教版画。”

“到现在，对版画还有感情吧？是不是对版画的感情，比其他的艺术样式更深一点？”

“那是半辈子。你看看，我的那些木刻板，剩下一点的木刻板，那是一刀一刀地铲。这么多，就是用人手一刀一刀地这么铲。”

“这些板子，还有很多吗？”

“还有一些，很多没有了。所以，我给儿子，最近写个纸条给他，我说老爸是，半辈子是一刀一刀地铲；‘文革’以后呢，一笔一笔地在画；现在这十年间呢，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这一辈子就是这样。以前，是年轻的时候，我有把号，法国出的，就吹。有杆猎枪，所以困难时期解决问题，上海啊，东北啊，广东啊，来了开文代会啊，都没有东西吃。我怎么解决问题呢，到家里要吃饭呀。我就出去打猎，打个大雁啊，打个什么。”

“那个时候北京能够打到？”

“昌平、通县、顺义，这边，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房子，什么都没有。打到就回去开心。孔夫子讲的，吾生也贱，我生得比较贱，故多能鄙事，所以鄙贱的事都能做。有的读书人……”

“只会读书了。”

“李辉，他都不相信，我能做这么多东西，每一次都要去查一查，结果发现是真的。”

黄先生笑了，有些得意。

李辉写黄先生的传记，“每一样事他都要去验证。比如说，我在集美，留级，念到初中，念到二年级，念了三年，留了五次级，这怎么可能呢？”

“这个我们也不太相信。”

“三年是六个学期嘛，我怎么能留五次级呢。我主要的是有一个思想，就是看不起这些东西。比如说国文，我小学念的就是高中的国文哪，是吧。怎么现在初中还在念这个？自然科学，我在凤凰，什么真的东西，见得太多了。历史嘛，讲故事嘛，这有什么呢？英文，我学来干吗？什么代数啊、几何啊这些，哎，我几何好，八十分以上九十分，代数一塌糊涂。老师说你几何需要代数的基础啊，哎，我能够憋出来。”

“几何好，可能跟您木刻、绘画都有关系。”

“大概是这个问题。”

五

到了吃午饭时间，我们移到饭厅。两个人各一碗杂酱面，猪蹄，黄瓜丝，还各一大杯冰水。这一大杯冰水，我一直没动，黄先生却喝光了，我吃惊不小。

边吃边谈：“抗战那个时候，年轻人都没有出路，幸好有那种演剧队。全国很多大大小小的演剧队，把这些失学青年都能够收留。我文化上的成长，除了念书之外，主要是从演剧队里面受到的。演剧队里的导演啊，那些老大哥们，形成一个很好的环境，都谈戏剧啊这些。”

“您那个时候也年轻。”

“小。”

“您这个吃饭的口味，因为到的地方特别多，所以口味也无所谓吧？”

“嗯。都可以。像我的文化一样，都不是正统的，有什么吃什么。医院的饭我都能吃，我跟你说。我一个朋友，我去医院跟他住了几天。我朋友说，这个饭，你怎么也吃得这么欢。我开玩笑，我老说，一个人每天能对得起三顿饭就不容易了。”

……

“《沈从文全集》里面，都没有给您的信。”

“几百封信，‘文革’都抄掉了。”

“都抄掉了，太可惜了。”

“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都有。”

“他这一辈子，写了那么多的信，太孤独了，要跟人说。”

“写小字，毛笔字。”

……

“您最早是给哪个诗人的诗配木刻？”

“你知不知道有个诗人叫黎焚薰？”

“我还真不知道。”

“彭燕郊。”

“我知道。”

“李白凤。”

“李白凤我也知道。还有野曼，你也为他的诗刻插图。都是在江西赣州的时候。”

……

“中国的文化，不光是集中在几个大城市，也不光是集中在几个大城市的老人家与学者身上，在每一个农村，有经济决定权的人，包括地主也好，包括什么也好，多多少少他们都有收藏一些东西。”

“对，现在没有了，过去有。”

“土地改革，整个没有了，连人带书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破坏，等于把农村的整个文化系统给破坏掉了，不仅仅是经济问题。现在农村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不仅仅是穷的问题，它连文化也没有了。”

“多了不起，过去全国每一个县，不管大县、小县，都有孔庙，这个了不起。我这一期里面就写了一个先生，漾景先生，专门研究李卓吾的。”

“您昨天跟我讲的那个故事，他领你去看他的书，不让你摸。”

“我说我长大以后陪你去访书。没有想到，十年以后，他就完了。”

……

六

吃完饭，又坐回客厅。

“您跟我说这么长时间的话，累不？”

“不累。”

九十一岁的老人，看不出一点疲倦的神色。

“我从香港回来，有几个概念弄乱了。说‘出身好’，我以为是门第好，对吧？”

“您回来，当时应该算是一个先进的、积极的形象。”

“不是。徐悲鸿的手下有很多党员，你不要以为党员都是从延安来的，徐悲鸿的底下也有许多地下党，他的学生。”

“您刚才说到概念问题……”

“刚到美院，有个人事处的秘书长谈话，‘欢迎你来，可以一道学习’。我就想，学校教书嘛，还‘学习’？最后讲‘改造’，当然我就知道了，沈从文不是到革大去‘改造’吗？我了解，但是没有以后看得这么懂，这么熟悉。其实不要惊慌，没有关系的，你把它看得太紧张，以为‘改造’可能要把脑子掀开，没有这么紧张。到了‘文革’的时候，‘除四旧’啊什么的，我心里就想，你怎么‘除’呀，我脑子里看了那么多书，你怎么‘除’。后来看了《别了，司徒雷登》，艾奇逊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里面，‘寄希望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这么一段，将来的希望，让人家外国人说出来了，让美国人说出来了，这种可能性怎么能让外国人说出来呢，应该我们自己说出来。我写了一本小说，没有登完，金庸的《明报月刊》把它切断了，叫做《大胖子张老闷儿列传》，你知道吧？”

“我知道这个。”

“我送给谢蔚明，谢蔚明把它送给那个女孩，《文汇报》的那个女孩了。”

“周毅。”

“对，周毅。现在重新出版，印一点，送给朋友。写错一个时间，齐白石已经去世了，把齐白石那个时间调度一下，主要是这个问题，要不然老早周立民给我搞了。”

“这个也不是公开出。”

“对，朋友自己印，看一看。”

“概念弄乱，现在有的时候也会碰到这个问题，当然没有您当年碰到的那么严重。我一九九二年到《文汇报》工作，人事处要填一个表，这个表有一栏——‘何时参加革命’，我说我没参加革命呀。人家说不对，你现在进《文汇报》就是参加革命，今天就是你参加革命的日子。就填了那天的日子。九十年代，已经不叫参加革命了。”

“还有填‘性别’，有的人填‘旺盛’。沈从文填‘学历’，小学毕业，派出所就说他开玩笑，不严肃。”

“您写《无愁河》……”

“我容易紧张，怕人家催。催什么呢？八年可以写短一点，先写解放后，什么什么。我容易有紧迫感。”

“您慢慢写，按照您自己的节奏写就好了。”

“我估计我能写完，有生之年，我能写完。”

“您看多遗憾，沈从文的《长河》，就写了十几万字，太遗憾了。”

“幸好他后来没写，写了可就麻烦了。因为这个左派的生活，是个标准，是个很严格的标准，他要是差一点，他就麻烦了。左派自己也违反标准，你看，像赵树理这么一个值得称赞的人，最后都不行了，真是，死得这么惨。”

“您在香港那时候，其实挺靠近左派。”

“让我入党，在香港让我入党的有一个叫做司马文森，当时的领导，问我有什么‘要求’。我以为他要在《大公报》加我的薪水，提高我的职务。我说不用，没有要求。而且我不是专业的，不是专业在《大公报》的，我是客串的。我说没有，没有。‘想想，我三天后再来。’三天以后，‘想好了没有？’我说，啊呀，你太客气了。他问我的‘要求’，就是入党的问题，我不明白，接不起来。到后来，他在印尼大使馆当文化参赞，又到法国当大使馆文化参赞，回来之后，‘文革’了。有一次，没有‘文革’之前，我碰到他。我说，啊呀，你要老早说一下就好了。他说在香港不能说，要看你自己怎么讲。我说你只要再过一点，我就明白了。他是夏衍系统的，我要是入了党，就是他那个系统的；还有，我就会留在香港。香港左派文人是非常惨，生活过得惨透了。所以，我常说我是在夹缝里面，大雨里头，在雨缝里头没有湿衣服，在绞肉机里绞完了，我还是我。我写了一首诗讲这个。真是运气啊，真是。”

“这一首，《答客问》：‘大雨缝里钻过来，/没有湿。/绞肉机中走出个完整的我。’”

听黄先生讲这件旧事，我不能不想到，奉召回国参加“文革”的司马文森，遭受摧残，一九六八年负屈而死。

……

“我在佛罗伦萨，星期天，小车子可以开进市区，女儿就带着我到了小街上，我就画呀，画一个多少世纪以来卖颜料、美术用品的一条街，什么颜料它现在都可以给你配。我去买颜料，买惯了。所以我换了一个街，是一个大横街的中间一条小胡同，我就坐在那个胡同对面的马路上，支起画架，就在画。那边有个教堂，做完礼拜，一个老太太出来，‘扑通’倒在地上。大家就‘哇’地嚷起来，几十个人。我就放下笔，过去看一看。老太太脸都绿了，躺在那儿。我做过草药组的组长，基本东西还知道，给她进行按摩啊，脑后面揉呀，人中掐呀，后肩胛骨给她按摩，好了。神父也来，拿水给我来弄弄。救护车也来了，大家说不用了，‘中国医生’把她医好了。我女儿回来，看到这个事，就叫他们说不要说‘中国医生’，因为我不是‘中国医生’，说‘中国医生’要涉及‘无牌行医’呀。”

“下放时候做草药组组长，这下用上了。”

“老太太嘛，一大群，乡下的，城郊的，要送钱。我说不要不要，就过去了。我不像雷锋，雷锋做了好事，就写在日记上面。我呢，修养很差，我到处跟人讲，而且还要告诉我的朋友，我这个修养很差。那是快乐，那是高兴哪。”

高兴得现在讲起这件事，还哈哈大笑。

……

我指着墙上挂的沈云麓画的肖像，问：“这个您怎么找到的？”

“这个不是原作，是制版出来的，原作在我家里。我五三年回北京，他当年学画炭像那个地方，那个炭像馆，还在，在那里找到的。”

“五十年代还在。他应该是二十年代学的。”

“这个人呢，一身毛病，鼻子也有毛病，脑门儿上有条缝，身体又很单薄。沈从文的爸爸，密谋刺杀袁世凯，失败了，跑了，就不告诉家里。然后呢，这个大表叔，就这么单独地从北京出发，去东北找爹，就找到了，真不容易。”

“您看了我这个《沈从文的后半生》，您觉得有没有必要再写一本《前半生》？”

“前半生，不要了。”

“不要了？”

“因为很清楚了。实际上他写家里，《从文自传》里面，写的事情并不多，是吧？你怎么可能能写得更详细呢？不可能。有的是他以后想象出来的。你比如说，我有一次同他回家乡。我对表婶说，回去吧。她说，你得问他。那我等于是强迫他回去，他居然同意了。然后回来，他就多谢我。躺在床上不能动的时候，他说多谢，要不然的话，他就不能回家。我说，等你好了以后，咱们再好好地回去一次。我说，咱们找一只民船，你以前在白河游水的那种民船，自下而上往上走，往湘西那边走，到一个码头，你有印象，咱们停下来，过了几天再往前走。他说，没有人做饭哪。我说，做饭很容易啊。他说，让曾祺一起，曾祺会做饭，菜炒得好。我说，嗯，可以找他一下……以后就不行了。唉，真是。”

“您看，他的身体，从五十年代的时候，就开始血压高。”

“流鼻血。四十年代、三十年代、二十年代就流鼻血，晚上写东西就流鼻血。他爱强调两样，一个就是，自己身体经常不好，强调这个。”

“是不是真的不好，我想问问。”

“也有。这种情况呢，是一个弱者的表现，哎呀我身体不好，这样。这个弱者的表现呢，从心理学上来讲，是一种自我发挥，另外一种发挥。他爱强调的另一样，写字，书法，喜欢写，但老是说用五分钱的毛笔啊这些，经常喜欢去做点这个。实际上他字写得好，但又说是‘学书’。这就是湘西人的那种毛病，老人家的那种毛病，把否定当成肯定。像钱钟书就强大。社科院让他参加一次人民大会堂的宴会，通过办公室专门来找他。他说：‘我不去。’‘上级，江青同志让你去的。’‘我不去，我很忙，我现在工作很忙。’‘那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不，我身体很好啊。’这就是强大。沈从文没有这样的强。”

“他比较温和。”

“实际上内心很强大。”

“如果把他的书法收集起来，现在也收集不全了，印一本他的书法集，也挺好。”

“唉，可惜了，好多都毁了。”

“章草现在很少有人会了。”

“他写得多好，写得最好的一个人。”

……

谈话间歇的空当，听得见墙上挂钟走动的声音。屋里屋外，异常安静。

“那个时候，有一些沙龙，像林徽因、梁思成的沙龙，多少的精华啊。恺撒大帝总结他的经验，他不是有三条经验吗，一个是阅读，一个是思考，还有一个是交游。人生文化成长的三个要点，一个是读书，读完了思考，还要交游。交游，在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圈里面，都存在这个问题。比如说，十八世纪末的那个印象派，都住在塞纳河的沿岸、两边，大家汇在一起，形成自己的作风，我免得同你一样，我形成我的作风，你免得同我一样、同他一样，所以有自己的作风。因为交流，大家谈阳光的问题，怎么表现光，大家就研究这个。那么生活也吵架，就是这样的事——在中国，交游，就成了小集团。”

不知怎么就谈到了胡乔木：“我住在三里河的时候，钱钟书也住在三里河，胡乔木有时候就来找找钱钟书聊天，找找我聊天。要看胡乔木的一般的生活，非常没有意思。来我们家谈别的东西，聊玄天，很有意思。他主要的为什么呢，他想摆脱那些，才到我们这个世界来。我呢，有一个注意的地方，就是，不打听事情。他爱说什么，我们听，不提出什么问题。同他来往，哇哇哇的，很好。有时候我送书，他居然会很喜欢我的“动物篇”、《永玉三记》啊那些。他的注解啊，有时候弄得很多，弄了六七张信纸，排字排错了啊，用词用错了啊，什么什么的。”

——我后来看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五年出的《胡乔木书信集》修订本，一九八四年三月一日一封长信，为香港三联版《太阳下的风景》做“义务校对”，顺着书页说“问题”，一条一条，不厌其烦。开头说：“《太阳下的风景》我已看完了。这本小书给了我很多知识、智慧、美的喜悦（当然也给了我悲伤）。为了表示我的感谢，我曾说愿意做一名义务校对，这只是为了希望它再版时能够改去一些误字（当我翻看时就发现了一两处，所以前信这样说），使它更为完美。我想你不至怪我‘好为人师’，因为实际上这只是好为人徒。况且，我太爱你的散文了，爱美的人是不会乐意看到他所爱的对象的外表上有任何斑点的，这想必会得到你的同感。”末尾，又说：“总之，对你写得那么精妙的文章，来这样一个枯燥无味的校勘是太失礼了，投我以琼瑶，报之以砖头。我会不会成为那给主人打去脸上苍蝇的熊呢？”——

“他，也是一个矛盾的人。”

“对，就是矛盾的生活，寂寞。来，大家互相尊重，就好了。”

“当年他把沈从文调到社科院，是他个人的意思，还是上面也有这个意思？”

“不，不，有好多人帮忙。”

黄先生家的司机走进屋里，提醒时间，他要送我去机场。我站起来，告辞，感觉这告辞中断了谈话，突兀得很。

黄先生说：“那有空，我到上海也可以来找你。上次我到上海，你没有来。”

说的是二〇一三年十月份，李辉和《收获》、巴金故居的朋友们为黄先生做了一个展览——“我的文学行当”，在上海图书馆。黄先生出席了展览，在上海待了好几天，那几天，很是热闹，在一个范围内，像过节一样。可惜，我到外地去了。

“您上次到上海，我不在，就特别遗憾。所以这次有机会来，我特别高兴就来了。”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整理完稿

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

——琐记贾植芳先生

一

贾植芳先生有一对闲章：“洪宪生人”“秦坑余民”。“秦坑余民”的意思不用说了，由此可知，这对闲章是先生历经那场大劫难之后所刻；“洪宪”是袁世凯称帝的年号，贾先生出生在一九一六年，也就是所谓的“洪宪”元年。这样一算，就快到先生的九十大寿了。之所以还要算一算，是因为平常确实习惯了先生的“年轻”，不特意去想，不觉得先生已经这样“老”了；再一算，我从入贾先生的门，到现在，也已经十五年了。

我能够成为贾先生的学生，说起来，多少得感谢年少时的任性。一九八九年上半年，我大学就要毕业，获得免试直升研究生的资格，我跟班主任李振声老师说，我要读贾先生的研究生。李老师很是赞同。但过了不久，李老师告诉我，贾先生年纪大了，不招硕士研究生了；接着，李老师又指点我说，你可以跟哪位、还有哪位老师读。我记得那是在东部宿舍的走廊里，我一急，就对李老师说，贾先生不招，我就不读了，我要去工作了。

那时候免试直升研究生的名额很少，我这样的反应，大概李老师也没想到。不过我敢在他面前发这样的坏脾气，也是他四年来纵容和偏爱的结果。这一来，他也和我一样急起来。于是，有一天晚上，他带我去见贾先生。

为什么一定要读贾先生的研究生，到现在，我也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在那之前，我只见过贾先生一次。那次是北京大学的王瑶先生来，在第四教学楼有个讲座，贾先生是主人，陪坐在讲台上。现代文学研究界的这两位山西老乡坐在一起，是很有意思的。王先生抽烟斗，贾先生抽纸烟，我对贾先生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吸烟的频率极快，而且是抽完一支，接着就点上另一支，我注意到，那天贾先生抽的是黄盒子的凤凰烟。后来我常常听到贾先生向人谈“养生”经验，宣扬的是王瑶先生的观点：一不戒烟，二不戒酒，三不锻炼。但那天的讲座上贾先生讲了什么话，王瑶先生谈了些什么，却全忘记了，或者当时就没听清，贾先生的话难懂，王瑶先生的话或许不那么难懂，但在大教室里，人多，就显得声音轻，我坐得不够靠前，听起来吃力。

李老师带我去见贾先生，我心里非常紧张，紧张的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话。等我在贾先生的书房里坐了五分钟之后，这种紧张就没有了。我还是不知道该说什么话，但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先生滔滔不绝，而且妙趣横生，用不着我这样不会说话的人多开口。

从先生家里出来，我的心踏实下来，我甚至注意到第九宿舍里的树、房屋和它们在月光下的投影。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转机，我如愿成了贾先生的学生，而且由贾先生和陈思和老师合带，也因此成了陈老师的第一个研究生。

那年暑假，我带着贾先生推荐给我读的几本比较文学方面的书，回到老家。我坐在小板凳上读一本英文版的厚厚的比较文学早期论文集，母亲问，读得懂吗？其实是读不大懂的，我却含含糊糊地回答母亲。那时候心里有一种奇异的宁静，又有一种对即将展开的世界的宁静的渴望，就这样，在北方夏天凉爽的风中，把这本读不大懂的书一页一页地读了下去。

过完暑假，我才正式成为贾先生的学生。

二

如果按照现在的讲课方式来说，在我全部的读研究生期间，先生就没有给我讲过一次课。先生的方式就是坐在书房兼客厅里聊天。聊什么呢？没有限定。这位瘦小的老人，能够让你充分感受海阔天空和人事沧桑。你在这里学习历史和认识社会，全是通过具体可感的形式。这个房间里常常爆发出笑声，那一定是先生特有的幽默引起的。这里形成了一种特别的氛围，吸引着各不相同的人。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会固定在每个星期五中午到先生家里，称为“星期五聚餐会”，节日一般。这个“我们”，由不同“辈分”的人组成，有老师，有师兄，我是最后的一个，直到又有比我后来的人加入进来。

在贾先生的书房兼客厅里，你不知道会碰上怎样的人和事。有一阵，大概九十年代初的那两三年，我经常碰见高晓声。我常在贾先生家里蹭饭，高晓声呢，印象里也多是在吃饭时候来，背着个包，路过上海，不必事先打招呼，就进家了。有一次中文系请高晓声住在复旦讲课，高晓声不愿吃安排好的公饭，总到贾先生家里喝酒。

贾先生和高晓声是一对奇特的朋友。两人一见面，就有很多话要说，都说得很兴奋；但是他们两个人其实都听不大懂对方的话。贾先生山西音，高晓声常州腔，都没被普通话“驯服”过来。如果还有别人坐在那里，这个人就成了他们两位各自的听众，兼他们之间的翻译。

高晓声见贾先生说得乐不可支，就问我说的是什么。我说，贾先生讲，您好酒，有一天晚上喝多了，回复旦招待所，半夜里同屋的人醒来发现床上人不见了，起来找，才发现躺在洗手间，爬不起来。原来是摔了一跤。连夜送到长海医院，一检查，摔断了两根肋骨。

高晓声急忙否认，说，那是贾先生瞎编的。

见我不信，他就自问自答：贾先生为什么要瞎编呢？因为贾先生自己喜欢酒，有一次喝醉了，走到大街上，结果撞上了自行车，撞断了腿，在长海医院住了好长时间。他不好意思，所以要编我醉酒的故事。

说完，高晓声也乐得大笑起来。

贾先生被自行车撞断腿住院的事我知道，这个原因倒真是高晓声瞎编的。其实是一个青年喝多了酒骑自行车，撞上了贾先生。贾先生被撞得住院，却不追究这个青年的任何责任（先生说因为他并不是有意的），这也就难怪，这个“肇事者”，后来也成了出入贾先生家里的客人。

三

贾先生平易，风趣，就我所见，他的书房是欢声笑语最多的书房；但我所说的特别的氛围，还不仅仅就是这些。有人赞美先生的达观，以为先生历经劫难之后，什么都“想开了”，其实是错的。先生的认真和坚持，是骨子里的东西，八十岁时先生写自寿联，上一句就是“脱胎未换骨”。

就说我们这些学生，在贾先生那里完全可以无拘无束，贾先生自己也不讲究形式，但其实，贾先生是有他的要求的，做人上的要求，学业上的要求。这些要求就在那些随意的聊天中透露出来，就在他自己的日常行为中暗示出来。这些要求，不刻板，不是条条框框，在精神上却不能不说是严格的；同时，又因为是在开阔的境界里，虽然严格，却不死，反而能够激发和唤起人的潜能。

从南区到贾先生家的路太近了，我两三天去一次，有的时候天天去，甚至一天去两次。我好像没有什么问题要向先生请教，但也可以说，那时的我也正经历着精神上的困惑和苦恼，这种困惑和苦恼说不清楚是什么，可它又确实在那里；我甚至想说，这样的困惑和苦恼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跟我差不多年龄和经历的人或多或少都有。大学毕业的夏天，火车站“一场游戏一场梦”的歌哭之后，同学们风流云散；和我一起读研究生的同学，到崇明岛农场去割稻子，要劳动一年以后才回来。我因为读的专业是比较文学，属于外语类，上面说是学外语的不能中断，中断就都忘了，所以不用去劳动。我住在南区空空荡荡的十四号楼里，每天自己读书，一个人吃饭，再就是，去贾先生家。坐在先生书房的沙发上，听先生讲历史和现实，讲他自己的传奇经历，讲他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和奇奇怪怪的事，讲写书编书译书（先生认为，这是一个学者应该具备的基本技能），讲社会新闻，讲潮流风尚，不知不觉中，心就安静下来、坚定起来。我的困惑和苦恼也慢慢地化解于无形之中，又在无形中培育起新的精神力量。

在贾先生的日记里，我看到这样一段话：“下午，张新颖来替我整理堆在地上的旧杂志，作了一些剔除，只保留一些有专业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的东西，剔下来的东西预备作废纸卖掉。他晚饭后别去。和他谈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和生活道路，作为他们青年一代的历史参照。”（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最后这一句的郑重其事，在多年后的今天读到，仍然令我心里一凛。

就这样，去贾先生家成了习惯。最频繁的时期，是在研究生快要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原定的工作突然没了，仓促间要找一个新单位。先生很着急，四处托人。去先生家，不仅是因为这件具体的事情，还因为，在受挫的时候，习惯更加强了。

后来，在《文汇报》工作那四年，离开了学校，却没有从先生身边离开。先生送我一本英文版的德国传记名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人之子》，希望我把它翻译出来。这本书先生年轻的时候读过，对它很有感情。我就在工作的间隙，在一个近二十人共用的大办公室里，断断续续完成了翻译。我把这本书的翻译看成是我自己工作那段时间的一个纪念，更把它看成是受教于先生的一个纪念。

四

我曾经天真地以为，长期的监禁生活没有在贾先生身上留下什么阴影，这是人性光辉没有黯淡的标志和奇迹；而先生身上那种突出的乐观和通透，更容易强化这种印象。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我写过一篇《贾植芳先生的乐观和忧愤》，多少含有这个意思。但就在十二月底，先生住进第一人民医院，一住就是半个多月，期间发生了一件事，却使我改变了看法。

那一天是我在陪先生。先生说，好了就赶快回家，医院这地方不能住，医院就像监狱。这样聊着，我也没太在意，因为每次住院，先生都是这样的态度，说差不多的话。但渐渐地，先生就越说越激动，不太像闲聊了。我请先生不要说话，休息休息，睡一会儿。可是先生自顾自说下去，他说的还是医院，我听着，却越来越像监狱了。到后来，已经分不清说的是医院还是监狱，他高声骂起来。他骂医生，骂护士，骂同病房的人，骂来看望他的人，见谁骂谁。我手足无措，没有办法让先生安静下来，只好赶紧跑到住在近旁的陈思和老师家，把陈老师叫来。陈老师来了，又请来医生，吃了镇定药，先生才安稳下来。

后来先生说，那一刻出现了幻觉，觉得就是在监狱里。

这件事给了我持久的震惊。我反省自己以前的想法，长期的牢狱、监禁、改造，怎么可能不留下巨大的创伤和沉重的阴影？而要压抑这种刻骨铭心的创痛，要阻挡这种噩梦般的阴影的侵扰，又需要怎样非凡的力量？贾植芳先生的幽默、风趣，贾植芳先生的闲话、笑声，底下是怎样的坎坷、苦难、恐怖和永远也无法治愈的伤害？

但先生还就是一个风趣和有爽朗笑声的人。后来谈起他骂人的事，先生问我，新颖，我当时骂你了没有？我说，没有。先生又问，我骂你们陈老师了没有？我说，没有。

先生是明知故问，脸上带着“狡猾”的表情。问完，我回答完，这个时候，先生就笑了起来。

五

在贾先生家里听他谈话，师母常常坐在一旁，插几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师母开始持续地写东西，从卧室开着的门可以看到她伏在靠窗的桌子前，听到人来了，就放下笔，走到书房里招呼。先生就说，老太太在写回忆录呢。师母话不多，等我抄写这部回忆录时，才完整地了解了师母流放青海和山西二十余年的情形。这就是后来发表的《流放手记》。

每想到师母，就一定同时想起先生叫师母的声音。那是在各种不同情形中的声音。譬如一起出去散步，如果还有其他的人分别陪着先生和师母，先生走着走着就到前头去了，他走路快，慢不下来，却会突然停住，转过身来，喊，任敏，任敏；譬如在书房里坐着，喝了一口茶，就说，任敏，任敏，喝茶。同时把杯子递过去。一九九七年十月之后，先生叫任敏任敏，就只能在师母的病床前了。

二〇〇二年那一年，我在韩国。十一月的一天，突然收到师母去世的消息。我想象不出贾先生会怎样承受这一打击，虽然我知道先生的坚毅，但我也同样知道先生和师母相濡以沫、相敬相爱的高贵感情。

我给先生打电话。直到电话拨通，我仍然没有想出什么话来安慰先生。先生听到是我，就说，老太太昨天去了。先生跟我讲师母去世时的情况，我怔怔地说不出话来。先生又跟我说，你一个人在外面，要当心身体，要吃好饭。先生还特意说，今天的《文汇报》上有你一篇文章。

放下电话，我一个人呆呆地在房间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到暮色四起，窗外的灯光亮起来。

六

胡风在漫长的牢狱生涯中想念友人，写《百花赞》——因为没有纸笔，其实不能叫作“写”，只能是“吟”，储存在记忆里。其中《酒醉花赞——怀贾植芳》后来凭记忆写出，共十首，开题句是“酒醉花无忌，常披急义心”，第一首是总括，后面九首从贾先生各个时期的经历和追求刻画他的壮气豪情和丹心赤胆。第一首，贾先生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就跃然而出：

能生师侠盗，敢死学哀兵。

懒测皇天阔，难疑厚土深。

欣夸煤发火，耻赞水成冰。

大笑嗤奸佞，高声论古今。

就从这篇《酒醉花赞》，也可见出有着生死情谊的两个人之间的深刻理解。胡风诗中的贾先生的形象，和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复杂变动联系在一起，突出了一个人大义凛然、能生敢死的勇者气概。我在这些年的平常日子里听贾先生谈话，看他做事，表面上似乎这样的年代没有那种危机时刻的选择和行为了，我却依然感受到胡风诗的真切：贾先生还是那个样子。

只是，我更多地从细小的事情上感受着一个丰富的人格。

两年前的一天晚上，和贾先生一起在外面吃饭，贾先生见了我三岁的儿子，称他为张先生，晚饭后要给张先生买糖吃。这个小家伙本来谁都领不走，一听要买好吃的好玩的，就乖乖地跟着老公公走了。但不巧，因为太晚了，没有买到小家伙想要的那种又好玩又好吃的糖。

第二天，贾先生让家里人打电话，叫我去一趟。我还以为有什么事。原来是先生买好了给张先生的东西。

我说，小孩子没记性，早就忘了有这回事。

先生很认真地说，不，不，答应小孩子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

七

去年，在八十八岁的寿宴上，贾先生很动情地说，我十三岁离家，家庭观念淡，朋友观念深。先生叛离家庭，为追求而东奔西走，浪迹江湖，从精神上讲，是五四新文化的儿子。这条精神血脉形成了贾先生的人格，也影响了他的命运。

“胡风集团案”刚平反不久，有一天陈思和老师去贾先生家，碰上先生的很多朋友聚会，神色庄重。等他们散后，先生问陈老师：今天是什么日子？

原来那天是鲁迅的生日。

先生说，他们一些朋友，在五十年代，每逢鲁迅的生日都会聚在一起。

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灾难，他们刚刚获得自由，首先就恢复了这样一个近似仪式的传统习惯。

贾先生属龙，这个属相和他的性格与命运是否有什么关系，我不清楚；但先生的龙属相使我自然想到新文化英雄陈独秀的两句诗，是他多遭磨难、一九三七年出狱后所写：“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

贾先生的“脱胎未换骨”，不就是一脉相承？

二〇〇四年八月四日

路翎晚年的“心脏”

马的心脏有红色的火焰与白色的闪光外溢，

它自己看见。

——《马》

我的心脏是，

穿着多层火焰衣服的，内核是极强的火焰的、血液盈满的心脏。

——《旅行者》

一

路翎（一九二三—一九九四）晚年的创作，孤独地持续了十多年的时间，贯穿了整个八十年代以至九十年代初，而在这一时间段落，“新时期文学”正成为时代文化和社会生活表述的强音，热点频繁转换，思路和格局不断调整，真可谓是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有几个人会关注到路翎的创作？即使关注到了，又有几个人会不感到巨大的失望和伤痛？因而，路翎的创作不被纳入“新时期文学”的整体构成中，几乎是必然的了。也就是说，对于自觉着本身的构成已经足够丰富的“新时期文学”——或更平实地称之为当代文学——来说，路翎的创作，不管是已经发表的少数篇章，还是大量未能发表的作品，都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

《路翎晚年作品集》（张业松、徐朗编，“二十世纪文学备忘录丛书”的一种，东方出版中心，一九九八年。本文所引路翎作品，皆据此书）的编成和出版，似乎在有意识地反抗着时代的文学意识、文学潮流、文学史叙述的冷漠、残酷、偏见和盲视，编者特别提醒道：这些作品揭开的，“是一个从未向外界充分‘敞开’、近乎置身于‘黑洞’之中的晚年路翎的人生、精神和文学形象”。“由于种种原因的共同作用，晚年路翎是在一种几乎将自己彻底与外界（包括家人和难友）隔绝开来的状况下从事其与时间竞赛、与自我搏战的创作活动的，也许只有这样，他才能够保证在写作过程中将其自我向自己的内宇宙彻底敞开，重温往日的追风逐电、狂飙激荡的激情体验，逼迫自己保持高昂的写作热情。此种大约只能为路翎一人独有的特定情境下的特定写作方式所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便只能是使得所有‘他者’都惟有通过阅读其作品才能对‘晚年路翎’的真实生命状态获得真切的了解，而且，依据我们在前后历时将近一年的本书原始材料清理过程中所获得的‘约翰牛’式的阅读经验，这种对‘晚年路翎’以及由此而通盘照亮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路翎的阅读还必须是仔细而全面的，否则就恐终不免为他的某些外在形象或浅表形象所迷惑，以致随他历经身心两方面的重创之下在所难免的创伤遗痕而左右摇摆，也陷身于某种价值歧义之中不能自拔。”（张业松：《编集说明》，《路翎晚年作品集》，7页）

也许我们还可以把话说得更明白一点。在大部分关于晚年路翎的叙述中，已经形成了某种定见和共识，典型的表述如冀汸的“一生两世”说：“一九五五年那场‘非人化的灾难’，将你一个人变成了一生两世：第一个路翎虽然只活了三十二岁（一九二三——一九五五），却有十五年的艺术生命，是一位挺拔英俊才华超群的作家；第二个路翎尽管活了三十九岁（一九五五——一九九四），但艺术生命已销磨殆尽，几近于零，是一位衰弱苍老神情恍惚的精神分裂患者。”（《哀路翎》，《新文学史料》一九九五年第一期）而钱理群更从这“感到了真正的恐怖”的“事实”中概括出“精神界战士的大悲剧”：路翎以残病之躯写下的大多数作品不能发表，“不仅是因为艺术质量的急剧下降，而且整个写作都仍然纳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钦定的标准模式之中！这就是说，当路翎伏案写作时，他就回到了那个‘时代’：怀着巨大的恐怖（那是千百次施虐的审讯造成的永远不能摆脱的恐惧），手不由己地按照那个‘时代’的命令写作，除了‘遵命’（那也是那个“时代”千百次强迫灌输给包括路翎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作家的）以外，他已经不会写作！但他又似乎在反抗着这一切。于是，在按照既定模式写作的工整的文字旁，又出现了粗笔触的‘混蛋’之类的骂语，到了最后时期他的写作已经陷入了狂乱之中。这样，晚年写作的路翎，实际上只剩下了生命的躯壳，或者说，写作着的，仅是那个被彻底‘改造’了的‘非我化’了的路翎，被‘迫害’的半疯狂的路翎。那个‘才华盖世’的，在思想、艺术天地里自由驰骋的，独一无二的小说家、精神界战士的路翎，哪里去了？他已经永远的消失，已经‘死’了！……这‘精神的死亡’对于一个‘精神界战士’是格外残酷的，而‘精神界战士’的被‘强迫改造’，而且改造得如此‘彻底’，如此‘成功’，这样的‘大悲剧’则更让人悚然而思。”（《精神界战士的大悲剧》，《读书》一九九六年第八期）

这样的叙述基本上遵循的是“时代灾难——对个人精神的摧毁——个人创作才能的完结”的理路，进而唤起和达到对于“时代灾难”的集体性痛恨、深刻的反省和强有力的批判。这种叙述模式的形成有着极大的现实合理性和广泛的心理基础，它所能够探及的深度和产生的批判力度也很难为别的方式更为有效地替代。可是，当叙述模式的力量过于强大，超过了事实给出的可能性限度，或者当叙述醉心于模式的力量和模式急欲达到的目的，而疏忽于对事实的耐心考索和诚心尊重的时候，问题就可能产生了。其实不难发现，这种叙述模式的情节性很强，一般总是环环相扣，因果关系简洁明了，而且包含着戏剧化的倾向。因为这种倾向，所以它能够听到一个充满诱惑的声音：个人所遭受的摧残越彻底，个人的情形越不堪，对于“时代灾难”的批判就越深刻、越强烈。天才作家路翎竟然被彻底摧毁了！——这是一个多么“合理”、又是多么“惊人”的“事件”啊。可是，充满诱惑的声音同时也藏匿着巨大的危险：为了“时代灾难”的充分展示和表现，个人的全部复杂性就得割舍掉一部分甚至全部割舍掉吗？说到这里，也许就触及了上述叙述模式必须面对的一个根本问题：在这种模式中，是什么居于叙述的中心？是达成对于“时代”的反省和批判吗？那么“时代”的受难者——具体个人——的位置何在？如果看起来深刻的反省和有力的批判，不能落实到对于反省和批判过程中出现的个人的全部复杂性的尽力恢复和诚心尊重上，这种反省和批判极有可能是虚妄的。

也许我有点儿言重了，可是读着路翎晚年的作品，特别是他那一首首的长诗和短诗，我由衷地感受到了精神透过重重迷障散发出来的动人光辉。人是经不起摧残的，可是人也绝不就是轻易能够彻底摧毁的——特别是这个人，路翎，“一个对生命的‘原始强力’和生命意志的不甘屈服有着常人罕及的深切了解，在其文学活动中久已习惯于使其生命能量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作出更为猛烈的释放的激情型作家，这样的作家所具有的生命自我救治能力和创造潜力差不多是与生俱来、与身俱在的”（张业松：《编集说明》，《路翎晚年作品集》，6页），所以在上引钱理群的一段话中，我特别注意到“但他又似乎在反抗着这一切”这一句——它透露出路翎内心世界的一点儿信息，而路翎内心世界的信息，应该是更为丰富的。我绝对无意以路翎的未毁来削弱对于“时代灾难”残酷性的认识和记忆，我也绝对无意看轻路翎身心所遭受的巨大创伤，诚如钱理群在同一篇文章中所说：“一切对历史‘血腥气’的消解，都应该受到诅咒，而且是鲁迅所说的‘最黑最黑的诅咒’：他们正是‘强迫忘却’的权势者的帮忙与帮凶。”但我却有意以路翎承受了异常残酷、血腥的遭遇和身心的巨大创痛而未毁，来证明穿透黑暗时代的人性光辉。

二

路翎于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六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一批材料》公布后的第三天被隔离审查，入狱羁押了十八年，直至一九七三年才被宣判二十年徒刑（从一九五五年算起）。这种“不告诉时间的囚禁”对路翎所造成的精神上的压力相当巨大，中间曾有一段时间被移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和“保外就医”。一九七五年六月刑满释放后，在北京做了四年半扫地工，直至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为其在“保外就医”期间“上书攻击党中央”的个人“反革命罪”平反；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他的另一项“反革命罪”即胡风集团案初步平反。

从一九七八年起，路翎过去的朋友们，如牛汉、曾卓、绿原、贾植芳、冀汸、罗飞等，差不多都是怀着劫后重逢的不平静心情来看望过他，可是几乎无一例外地惊异于路翎的冷漠，迟钝，寡言少语，没有交谈的欲望。他甚至跟家人都极少说话。友人和亲人都对他的生活和精神忧心忡忡，特别是对他能否恢复创作能力耿耿于怀——路翎可是二十出头就完成了《财主底儿女们》——胡风称它的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的事件”（《青春底诗——路翎著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序》，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的作家啊。

谁也想不出路翎内心的感受。可是他自己知道，他没有用表情和语言显示给朋友和家人的，用诗表达了出来。请看下面这首完整的《红果树》——

干枯的红果树在昼与夜静默着/别的树都长了树叶了/羞惭的红果树/用它的魂魄在挣扎着/风吹过/用关切的声音喊着：杭唷/泥土屏息着/也在喊着号子：/杭唷

杨树和枣树/长了很茂盛的树叶了/那些树叶似乎是被春风带来/落在树干上的/仿佛是魔法似地/从膨胀的风和膨胀的泥土/膨胀的树浆……/这些树也觉得一种羞惭/红果树沉默着

太阳照耀很欢快/发出金色的箭镞/夜晚有有力的风/红果树听见自己枝干内/有顽强的声音又中断了/它发出痛楚的叹息/周围的树木替它/喊着鼓舞的号子：/杭唷/房屋内睡着的儿童/也似乎在替它喊着号子/而诚实的泥土用很大的/元气充沛的声音喊着/而在夜间发芽的小草也喊着/而在夜间月光下开放的花也喊着/而在夜间幸运地孕育着果实的桃树也喊着/而在夜间未睡着的蜜蜂也喊着/而远处的江流也喊着/而在城市边缘鼓动着的/旋转着的车轮也喊着

红果树被一些亲爱之情围绕/泥土在它的根须下滋滋发响/它的树干内又起了颤动了/它用它的魂魄奋斗着/它的树叶的脉络在树浆里形成了/它的树叶的绿色/又得到泥土的补充了/它的新的树浆灌满树干了/它的花的形态在激动里形成/而果实还连着果核的形态/连着对下一代的预想/含着爱情痉挛着形成/泥土高喊着：杭唷/红果树在一夜之间长出树叶/树木群中/林荫路上/楼房旁侧/不缺红果树

这首诗至少足以造成这样的强烈印象：它突出地显现了对于被“亲爱之情围绕”的敏感和心领身受的系念，一连串的排列并行的诗句使对此的表达相当充沛而深远；这与路翎外表的无动于衷适成鲜明对比。整首诗叙写“红果树”从干枯到复苏的过程，虽然未做任何的渲染，却能够于平静中令人惊心动魄，因为这是“静默的红果树”用“魂魄”“挣扎着”、“奋斗着”，尽了全力才达到的。像“红果树听见自己枝干内/有顽强的声音又中断了/它发出痛楚的叹息”的句子，该包含着怎样深重的精神创痛呢？

然而，奇异的是，灾难过后的路翎并不怎么直接叙说个人身经的灾难和创伤，从《路翎晚年作品集》来考察，他的很多作品都给人一种罕见的宁静、明亮之感。他恢复创作后写的一些散文，“清新、细腻，用一种难得的平静，描述自己对往事的回忆和对市井生活的观察”。特别是写得最多的做扫地工的生活的篇章，“委婉、温馨，并非一种伤痕式的记忆”，类似的心情反映于诗歌创作中，更散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种诗意”（李辉：《灵魂在飞翔》，《路翎晚年作品集》，4页）——

暮春，/扫地工在胡同转角的段落，/吸一支烟，/坐在石头上，/或者，/靠在大树上：/槐树落花满胡同。

扫地工推着铁的独轮车，/黎明以前黑暗中的铁轮/震响，/传得很远，/宁静中弥满/整个胡同。

（《槐树落花》）

而早在路翎八十年代初刚刚恢复创作，发表了五首诗（《诗刊》一九八一年十月号发表《果树林中》《城市和乡村边缘的律动》《刚考取小学一年级的女学生》，《青海湖》一九八二年一月号发表《月芽》《白昼》）之后，曾卓就以诗人的敏感，立即作出反应，他撰文指出：“这里没有任何伤感，他歌唱的是今天的生活。这里没有任何矫揉造作，他朴实地歌唱着生活中的感受。这里没有感情上的浮夸，他的歌声是真挚、诚恳的。”“这里展开了平凡的生活场景……能够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诗，这是需要热爱生活的心灵。能够将平凡的生活提升到诗的境界，这是需要敏锐的感受力和高度的表现力。”（《读路翎的几首诗》，《青海湖》一九八二年第六期）

为什么会是这样？如果我们愿意回顾一下同时期的文学创作，大致不难发现，路翎创作中所“没有”的，差不多却正是被那一时期的文学凸现出来的表征：“伤痕式的记忆”“伤感”“矫揉造作”“感情上的浮夸”，诸如此类。路翎怎么可能避开这些呢？路翎本来是更有资格作这样的表现，而且被认为应该作这样的表现的。

可是真正经历过大苦难的人也许并不需要靠苦难来证明和表现什么，他们甚至对自身非凡的、可以充分夸张和戏剧化的过去说也不愿多说，也许正是因为刚刚摆脱的恐怖经验，他们才会比常人更懂得体会平凡、今天，才会发现和朴素地歌唱平凡中的诗意。牛汉特别注意到，路翎重新回到家里那几年，“固执而焦渴地到阳光下面行走”，他还写了几行诗，记下了路翎的姿态：“三伏天的晌午/路翎独自在阳光里行走//他避开所有的阴影/连草帽都不戴//他不认路早已忘记了路/只认得记忆中的阳光//他的性格孤僻的女儿/远远地跟在他的身后”（《重逢第一篇：路翎》，《随笔》一九八七年第六期）。这种对平常日子的“阳光”的非同寻常的“固执”和“焦渴”，其实可以看作是一种心理和精神状态的隐喻。

呈现在人们眼前的路翎，如同一棵“黑绿色”的“老枣树”，“有着狰狞的外貌/度过峥嵘的岁月”，只是“静静地”“站立着”（《老枣树》），近乎呆滞地面对一切，无感无应；可是他的心灵世界却异常地活跃、丰富，并且相当奇特，他的灵魂“像是要飞翔起来”：在沉静的夜晚，“星斗闪烁像是要飞翔起来”，“刺目的亮光像是要飞翔起来”，“顶端的窗户亮着像是要飞翔起来”，“夜的寂静像是要飞翔起来”，“婴儿的笑像是要飞翔起来”，“深沉的夜像是要飞翔起来”（《像是要飞翔起来》）。

三

路翎内心世界的紧张似乎在灵魂的飞翔中消失了，平常生活中一点点的诗意似乎也可以让精神放松下来。那么，他个人的那些苦难和经历，他未曾激越夸张地述说过、未曾大肆直接描绘过的恐怖经验，是不是在他的思想和感受中处于不那么重要的位置呢？他是不是能够让自己忘记——哪怕是强迫忘记、假装忘记，以使自己活得稍微舒心一点儿呢？

这怎么可能。你看他在一九八四年的“池塘边上”，分明就看到了新旧重叠的影子——

池塘深底里有旧时候的倾诉上浮，/池塘闪光荡漾着/各时候捣衣、洗米的勤勉的农妇的影子，/以及/愤激的殉难者。

（《池塘边上》）

历史的经验和意识使路翎没有沦为一个现实“新时代”的简单的歌颂者，“经过了患难”的人在“新时代”的现实经验往往格外纷繁复杂，要“突破缠绵的痛苦”，哪里是一件容易的事——

每日和恶梦搏斗，/行进于适时的雨、雪、晴朗与工作与想象中，/过去的年代死难了，/过去的年代鬼魂时时显影，/徘徊在现时的雨、雪、晴朗与工作与想象/与对这想象的想象中，/出现着恶魔的战斗精神；/时代也有这种纵深，/阳台上凝望着国家的疆土，/面前的都市有远处的巨大山河的/重叠的影，/与过去流血的纵深，/——高大的幻象里有善良的建设者自己的成就与/死难了的年代恶魔的形影。

（组诗《在阳台上》之十二《经过了患难》）

路翎有长达二十年的徒刑，可是写这种生活的诗只有两首，一首写拉车，一首写种葡萄——

囚徒拉着车子行走，/囚徒用绳圈套在肩上拉着车子前行，/凛冽的冬季的狂风里被陷谋的囚徒拉着车子，/太阳升起在监狱的劳动场上空，/太阳升起在生死场的上空，/太阳黄昏落下去了，红色的、冷的、严峻的。

（《拉车行》）

塞上寒冷/荒凉的黄土里扒出去年的葡萄/冷风和白云一同飞翔/夜晚有寒月和监狱的探照灯照耀/冤案错案里的犯人们种植葡萄/冤案错案的犯人们夜间谛听着/从荒凉的黄土里出来的葡萄/在风里轻微地响着的声音/伸出来的柔嫩的枝/嫩绿的叶子

（《葡萄》）

这种遭遇造成的精神上的根本痛苦是——

我因欠时间的债而心跳恐怖，/我因劳动力被迫丧失/或无人来雇佣而痛苦战栗，/我行走在黑色死亡的空间

（《旅行者》）

这可能是路翎最直接地表达个人恐怖经验的诗句了。在我想来，路翎就是用这些诗句，既泄露着又压抑着的他那最惨烈的嚎叫。曾经被囚禁在路翎隔壁的难友绿原描述道：“每天二十四小时，除了睡眠、吃饭、大小便之外，其余时间都侧耳可闻他一直不停的、频率不变的长嚎；那是一种含蓄着无限悲愤的无言的嚎叫，乍听令人心惊胆颤，听久了则让人几乎变成石头。”（《路翎走了》，《南方周末》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一日）

路翎内心世界的奇迹在于，他把个人这样恐怖、惨烈的经验承担了起来而没有被压倒，没有让这样黑暗的经验把心灵占满、把思路阻塞、把精神的不断生成能力扼杀。他的灵魂还有能力、还有空间飞翔，“劫灰深处拨寒灰”，晚年竟然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造就出巨大的诗性存在。

四

我们在使用诸如“内心”“心灵世界”这一类的词汇的时候，常常会觉得浮泛、模糊、无力，特别是当我试图以它们来描述和揭示路翎埋藏极深的那一面时，更觉得词不达意。就在这时，路翎诗中一个反复出现的词突然灼疼了我的眼睛，这个词就是——“心脏”。我一下子明白过来，“心脏”就是很难抓住的路翎内心世界的核心，而且也就是路翎晚年诗歌的核心。路翎晚年超过五千行的诗，因此而融会贯通。

看看这是什么样的“心脏”吧。路翎写了“老枣树”的“心脏”，写了蜜蜂的“心脏”，还写了蜻蜓的“心脏”——

蜻蜓的心脏是有豪杰的火焰的蜻蜓的，/蜻蜓。

（《蜻蜓》）

还写了马的“心脏”——

马的心脏知觉着经过的空间——危急的空间，/和时间，紧张的时间；/马的心脏有红色的火焰与白色的闪光外溢，/它自己看见。

（《马》）

他写了“丧失者”渴望“心脏的新的繁荣”（《阳台上》之二十《丧失者》），写了“失败者”“火焰熄灭着的心脏痛苦”（《失败者》），写了“经过了患难”的人“夜间的睡眠里有心脏的那时的痛苦的战栗形成的恶梦”，而从患难中复苏的老人“由于心脏跳动/来到阳台上了”（《经过了患难》）。

长达六百行的长诗《旅行者》无疑是路翎晚年诗歌中的重要作品，他反复修改，“可能直至临终都不认为自己已将它改定了”（关于《旅行者》的“编者附记”，《路翎晚年作品集》，139页）。这首诗以“旅行者”第一人称写道——

高耸着的是心灵的渴望/心脏是血液盈满穿着多层火焰衣服的火焰，/我探索和意识和敏感和看见和触摸历史，/于水泵厂的机器震动声的夜，/我的幻想使我进入过去时代和新时代综合的炼狱。

又写道——

我于是从心脏里极深地和黑暗的地狱结成仇恨，/仇恨——刀子是总在我的身边/而有对于黑暗的知识。

他又重复道——

我有旌旗与带着刀刃/我的意识是我的心脏越过炼狱时的凶狠的冷静的火焰

他特别醒目地重复道——

我的心脏是，/穿着多层火焰衣服的，内核是极强的火焰的、血液盈满的心脏。

在上引的诗句里，最突出地显明“心脏”特征的意象是“火焰”，与“心脏”“火焰”发生过最紧张关系的词应该是“炼狱”。这是一颗“越过”了“综合的炼狱”仍然有“极强的火焰”与“闪光”的心脏，只不过别人看不见——这也不要紧，“它自己看见”。

这颗“越过”了“炼狱”的心脏的坚强性、凝聚力、爆发度实在是罕见的，它的诗性表达创造出了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实。从一九九〇年三月一日到十二日，是路翎晚年诗歌创作的巅峰期，在短短的十几天时间里，这位老人写下了两千多行诗，其中包括篇幅巨大的组诗《阳台上》和异常优秀的短制《落雪》《雨中的青蛙》《马》《蜻蜓》《失败者》等。自此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路翎的诗作。仿佛路翎积聚了全部的心力，在这一个巅峰期辉煌地消耗光了。这是多么复杂的消耗啊，要贪婪地体会平常日子的宁静，要时刻与浮到日常生活中的苦难和恐怖的阴影搏斗，要“在幻觉中呆站，又走回去寻找”（《丧失者》），要“做战栗的停空的飞翔”（《蜜蜂》）——而且还要消耗在对于自己和自己的同道们的毕生追求的无力的沮丧上面：忍心看看这颗“穿着多层火焰衣服的，内核是极强的火焰的、血液盈满的心脏”的最后的沮丧吧——

事业失败，生活挫败者沿着朦胧、似乎变异的路归来，

来到阳台上凝望命运了。

（《失败者》）

五

长期受到深重摧残和伤害的人在身体上、在精神上留下伤疤，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路翎没有本领脱胎换骨，却凭借着一己生命所具有的强大的自我救治能力，开始了晚年的创作。他的晚年创作既可以说是他自我救治的结果，同时，在更大的意义上，也是他进行自我救治的方式，而且是最重要的方式，特别是诗歌创作。那么，在路翎的诗中，时常跳出一些刺眼的词汇、句子，表露创伤尚未完全恢复时的意识和思想形态，乃至于呈现已经结了口、定了形的伤疤，这不是很自然的吗？所以对此是一点儿也用不着讳饰的。不但不需要讳饰，而且应该睁大眼睛，看个清楚。然而，另一方面，面对这样的伤疤，如果有谁竟能产生优越感以及因此而起责备心，那还是请他走开吧。要求一个人饱受摧残和伤害却不允许留下伤疤，即使留下伤疤也不允许伤疤太难看，谁有这样的权力？谁可以这样发昏？

路翎从一九八一年到去世，创作了不下于五百五十万言的作品，占总量百分之九十的中长篇小说至今未能发表和出版，《路翎晚年作品集》尽可能全面地囊括了此外的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诗歌。本文所论，基本限于诗歌。钱理群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呼吁：“如果我们真有勇气的话，应该把路翎的著作（包括晚年所写那些难以发表的长篇小说）全部出版，留给后人一个完整的遗产。”（《精神界战士的大悲剧》）

而晚年路翎为了留下这份遗产，他全部的“魂魄”进行了怎样的“挣扎”，他“火焰”般的“心脏”穿越了怎样的“炼狱”：他“死前几天竟然还在服用——冬眠灵。知道吗，这种药为了抑制病人的狂躁，宁可让他变得痴呆”（绿原：《路翎走了》）。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穆旦在芝加哥大学

——成绩单隐含的信息及其他

一、寻找穆旦的遗迹

我的行李里面放着两卷精装的《穆旦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五年），虽然是讲课的需要，但也并不是非带不可。我希望在客居的空闲时间重读穆旦诗文，更希望，我能够趁在芝加哥大学的二〇〇六年秋季学期，找到穆旦的硕士论文。穆旦一生写的文章很少，诗和译诗之外的各类文字，仅编成一册，首篇是小学二年级时候的几句话短文。倘若能够找到穆旦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生毕业时候的论文，一定是很有价值的吧。

刚到没几天，我就去找Jackson公园，因为穆旦和妻子周与良有张在这个公园的照片。走了很多冤枉路，进入公园的Bobolink Meadow。那里人很少，都是黑人。有一个黑人很远从停着的车里下来，向我这边走，跟我打招呼，我只是向他摆手，继续赶路。他见我不理会，就回车里了。走出公园，看到自己是在63街上。原本我打算要租的房子是在60街，几乎所有的人都说不安全，要是他们知道我一个人走进了63街，怕是更要吃惊不小吧。这次“冒险”也让我在心里感慨，当年穆旦晚上出去打工，凌晨三四点钟回家，上下班都路过黑人区；他常买五美分的热狗，只有黑人居住区才有这么便宜的食品。没想到现在，黑人区和不安全联系得这么紧密了。

很容易就找到了61街穆旦和周与良婚后租住的一处公寓，6115 Greenwood Ave；他们在这里没有住多久，就搬到了5634 1/2 Maryland Ave。我从东亚系的办公室走出来，找到后面这个有点奇怪的门牌号，也不过十分钟。正拍照的时候，租住在这里的两个年轻人回来了。我说，你们知道这里曾经住过一个中国诗人吗？这两个美国人一听，非常兴奋，其中一个马上背了几句中国诗，我猜想，那可能是英译的中国古典诗。

接下来找穆旦的毕业论文，却是一无线索。刚开始，图书馆的人告诉我，很简单，电脑上查一下编目就可以了。可是图书馆的编目上没有。图书馆地下A层是放论文的地方，我想，穆旦是英文系的，论文不出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的范围，我就在这两大类里一本一本地翻。翻了一下午，全翻遍了，也没个结果。又到英文系去找，英文系存放学生材料的地方也看过了，根本就没有任何穆旦的信息。

这样找来找去，论文没找到不说，被我打扰的人甚至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你敢肯定这个人是芝加哥大学毕业的吗？

还好，多方周折之后，在图书馆特藏部找到了一本学生住址本Student Directory 1950—1951，上面有穆旦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一年的住址，即我已经看过的5634 1/2Maryland Ave；又找到一本毕业典礼活动安排Convocation Programs 1951—1954，在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三日洛克菲勒纪念教堂举行的毕业典礼的硕士学位授予名单上，写着穆旦的名字。

论文还是一点影子都没有。

一直陪我查找论文的东亚系博士生丁珍珍，有一天对我说：我要送你一份礼物。我曾经跟她说过，如果能找到穆旦的成绩单，也很好。我只是这样说说，心里并不抱有多大希望。哪里想到她真从登记注册处（Office of Registrar）找到了穆旦的成绩单。

二、穆旦的成绩单

这份成绩单解答了为什么费了那么大的精力没有找到学位论文：穆旦没有做论文。成绩单最后标明：Degree of A. M. conferred Jun 13， 1952， without Thesis. 他选择了考试的方式，拿到了硕士学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还标明了授予硕士学位的确切时间：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三日。这个时间，即是上文提到的Convocation Programs所记载的穆旦参加在洛克菲勒纪念教堂举行的毕业典礼的时间。

第一本穆旦纪念文集《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杜运燮、袁可嘉、周与良编，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附有《穆旦小传》，称“一九五一年获硕士学位”；后来李方编《穆旦（查良铮）年谱简编》作为《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的附录，十年后修订为《穆旦（查良铮）年谱》附录于《穆旦诗文集》，都在一九五〇年这一年项下，称“年末，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第一部《穆旦传》（陈伯良著，浙江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历尽艰难回祖国》一节，也持“一九五〇年年末，……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的说法。有了这份成绩单，这些说法就可以纠正了。

根据成绩单，穆旦是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入学的，英文名字是Conway Liang-Cheng Cha。在读期间选修的课程和成绩，依次排列如下：

一九四九年 秋季学期：

T. S. ELIOT　　　　B

SOCA. TH. & ANAL. OF LITERARY FORMS　　B

一九五〇年 冬季学期：

THE HIST. OF LITERARY CRIT’M　　A

“THE CANTERBURY TALES”　　B

ENGLISH DEFICIENCY（w）　　B

一九五〇年 春季学期：

ENG. GRAMMAR， ANAL. & HIST’L　　B

ALEXANDER POPE　　B

BIBLIOG. & LIT’Y HISTORIOG’Y　　B

一九五〇年 秋季学期：

FRENCH FOR READ. REQ’TS　　R

INTERMED. RUSSIAN　　B

INTR. TO RUSSIAN LIT.　　A

一九五一年 冬季学期：

HIST. OF AMERICAN LIT.　　C

PREP. FOR EXAMS.　　P

INTERMED. RUSSIAN　　A

又，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九日通过了法语考试。

一九五一年 春季学期：

CONTEMPORARY POETRY　　B

LIFE & WORKS OF SHAKESPEARE　　B

INTERMED. RUSSIAN　　A

一九五一年 夏季学期：

RESTORATION DRAMA　　B

INFORMAL COURSE　　A

穆旦的成绩并不算好，B居多，有一门“美国文学史”，竟然是C。所以如此，可以做几个方面的推测：穆旦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的时间是一九四〇年，到芝加哥大学英文系读研究生，是在九年之后，中间经历多多，一言难尽，不是从学生到学生的单纯生活。但这一点可能不是重要的；还需要考虑的是，穆旦在四十年代就已经写出了足以奠定他在新诗史上重要位置的作品，虽然他还很年轻；当他来到芝加哥读书的时候，在心理上，有意无意间，不太可能把成绩看得特别重，像一个从大学生直接读到研究生的学子那样去计较A和B。我甚至想，他可能根本就没把成绩当回事。

成绩单上很触目的是，最终学位考试（Final Exam for the Master’s Degree），在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日到二十二日进行，他没有通过，F。三个月之后，五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他不得不再考一次，这一次通过了。

熟悉穆旦的人看穆旦的选课，看到他入学第一个学期就选了T.S.艾略特，不免会心一笑。T.S.艾略特是穆旦在西南联大时期最热衷钻研的诗人之一（另一个是W.H.奥登），他那个时候就在课堂上听燕卜荪（William Empson）讲过，自己的诗歌创作也见出明显的影响。一九五一年春季他又选了当代诗歌，也是西南联大时期兴趣的延续。如果我们再往后看，大概从一九七三年开始，穆旦有选择地翻译英美现代诗歌，主要是艾略特和奥登，留下一部遗稿《英国现代诗选》。周珏良在遗稿的序言中回忆：“我特别记得一九七七年春节时在天津看见他，他向我说他又细读了奥登的诗，自信颇有体会，并且在翻译。”（《穆旦译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五年，332页）穆旦去世是在一九七七年农历正月初九。对英美现代诗，从青年时期的兴奋接触和钻研，到留学时期的继续学习，再到晚年，在“文革”后期的那个环境里一个人偷偷翻译，乃至生命临终的用心体会，不能不说是沉潜往复、源远流长。

这份成绩单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就是这个英文系的学生，却一连三个学期选修俄语课，第一学期是B，后面两个学期都是A，还选修了一门“俄国文学导论”，也是A。穆旦在西南联大时期就跟俄语专家刘泽荣教授学过俄语。芝加哥时期，他对俄语和俄国文学的热情，和对新中国的热情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一个“研究中国问题小组”，参加的人有杨振宁、李政道、邹谠、巫宁坤等，穆旦也在其中。小组关注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穆旦表现激进。芝大的国际公寓（International House）是大家经常聚会的地方，周与良回忆：“许多同学去那儿聊天。良铮总是和一些同学在回国问题上争论。有些同学认为他是共产党员。我说如果真是共产党员，他就不这么直率了。”（《永恒的思念》，《穆旦诗文集》第一卷，5页）

和穆旦同上俄语课的傅乐淑回忆：“我们同选一门课Intensive Russian，这是一门‘恶补’的课，每天六小时，天天有课……选此一门课等于平日上三年俄文的课。……穆旦选此课温习俄文。每逢作练习时，他常得俄文教授的美评。那时他正在翻译普希金的诗。他对我说：选此课可向俄文老师请教自己读不通的字句，译诗将是他贡献给中国的礼物。在芝大选读这门课程的二十来人中，穆旦是班上的冠军。”（《忆穆旦好学不倦的精神》，《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222页）

有了这份成绩单，也就不难理解，穆旦回国以后，何以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翻译了数量超出一般人想象的俄国文学理论和作品。不仅有季摩菲耶夫的《文学概论》《怎样分析文学作品》《文学发展过程》《文学原理》（这四本书由上海平明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出版，其实是一部著作，即《文学原理》，前三本书分别是这部著作的三个部分），更有普希金的《波尔塔瓦》《青铜骑士》《高加索的俘虏》《欧根·奥涅金》《加甫利颂》《普希金抒情诗集》《普希金抒情诗二集》（这些书出版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八年，出版者是上海平明出版社，以及后来平明出版社并入的上海新文艺出版社）。

原来穆旦在芝大选课的时候，就想着他将来要“贡献给中国的礼物”。

三、自译诗和写诗

诗人穆旦在一九四八年之后，创作上出现了一个停滞期，这个停滞期包括在芝加哥留学的几年。但是这几年和诗的关系还是有点特殊，特别是一九五一年前后，他把自己过去的多首作品翻译成英文，还在这一年写了两首诗。

一九五二年，纽约出版了一部《世界名诗库》（A Little Treasury of World Poetry：Translations from the Great Poets of Other Languages， 2600 B. C. to 1950 A. D， New York：C. Scribner’s Sons， 1952），编者是Hubert Creekmore，选了穆旦两首诗：Hungry China（《饥饿的中国》），There Is No Nearer Nearness（《再没有更近的接近》，是《诗八首》的最后一首）。穆旦把自己的诗译成英文，可能源于投稿的动机，翻译了多首，最后选中两首；也可能是先翻译了其中的一部分，选中两首之后受到鼓舞，又翻译了一些。

根据《穆旦诗文集》第一卷，穆旦自译的诗有十二首：

《我》（Myself）、《春》（Spring）、《诗八首》（Poems）、《出发》（Into Battle）、《诗》（Poems）、《成熟》（Maturity）、《旗》（Flag）、《饥饿的中国》（Hungry China）、《隐现》（Revelation）、《暴力》（Violence）、《我歌颂肉体》（I Sing of Flesh）、《甘地之死》（Upon Death of Mahatma Gandhi）。

这十二首诗的写作时间，从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八年，正是穆旦创作成熟和旺盛的时期。他把这些诗挑选出来，精心翻译，这个过程，未尝不可以看作是回头检视自己创作的过程，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回顾和总结的意味。

这个重温和检视、回顾和总结，也隐约含有告别青年时代的写作的意思。此时的穆旦，思想上正发生较大的变化，这个变化非常清楚地表现在一九五一年写的《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感恩节——可耻的债》两首诗中。强烈的社会政治意识不加掩饰地表现在对美国资本主义的批判之中，这与对新中国的憧憬和热情恰是一体两面。

早在一九五〇年，穆旦就开始办理回国手续，因为周与良读的是生物学博士学位，“当时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不允许读理工科博士毕业生回国，文科不限制。良铮为了让我和他一同回国，找了律师，还请我的指导教师写证明信，证明我所学与国防无关”（周与良《永恒的思念》，《穆旦诗文集》第一卷，6页）。直到一九五二年，美国移民局才批准他们回香港。十二月，他们离开美国，一九五三年一月，经深圳到广州，再去上海。二月末到北京，在等待分配期间就投入《文学原理》的翻译。五月，教育部分配穆旦到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

四、“我们的家总是那么热闹”

穆旦长子查英传在二〇〇六年十月十八日给笔者的信中，说：“我父母在芝大的日子是他们一生最快活的时候。”这，无论如何是当年急于回国的穆旦料想不到的。

穆旦和周与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小城结婚，婚后住在芝大校园附近的公寓，来往的朋友很多，周末聚会，打桥牌，跳舞。他们还常去数学系教授陈省身家里玩，美餐。穆旦待人以诚，大家都喜欢他，周与良说：“我们的家总是那么热闹。”（《永恒的思念》，《穆旦诗文集》第一卷，4页）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在南开大学图书馆上班、每天提早半个小时去打扫厕所的穆旦，接到校方通知，在有关人员的“陪同”下，到第一饭店去见了美籍数学家王宪钟。这是二十年来第一位从美国来访的老友，穆旦赠送一册一九五七年出版的《欧根·奥涅金》。一九七五年十月六日，芝加哥大学时期的朋友邹谠、卢懿庄夫妇来天津，穆旦也只能到天津饭店去见他们，日记中记：“下午五时到达，同到鸭子楼晚餐（每人十元餐费），后到旅舍又谈一小时而归。”（《日记手稿（4）》，《穆旦诗文集》第二卷，306页）

我在芝加哥大学东亚系讲穆旦诗的那次课上，注意到学生从图书馆借来的书，其中一本薄薄的《穆旦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扉页上有题签：“母校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留念 周与良赠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另一本《穆旦诗全集》，也有题签，是几年之后查英传赠送的。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穆旦与萧珊

一、“您问起她安葬的地方”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巴金致信穆旦：

良铮先生：

谢谢您的来信。我几次拿起笔想写回信，可是脑子里仿佛一团乱麻，不知道从哪里写起，现在还是如此。想来想去，我只能写上面写的那两个字：谢谢。我想说的许多话都包括在它们里面了。其他的我打算等到我的问题解决以后再写。死者在病中还几次谈到您，还想找两本书寄给您（《李白与杜甫》），后来书没有买到，又想您也许用不着，也就没有再提了。您问起她安葬的地方，我只能告诉您她的骨灰寄存处，那是龙华火葬场（漕溪路二一〇号）二楼六室八排四一七号四格。您将来过上海，去那里，可以见到她的骨灰盒。我本来要把骨灰盒放在家里，孩子们怕会影响大家的情绪，就存放在火葬场，三年后可以接回家来。至于一般的公墓，早已没有了。

再一次谢谢您。祝

好！

李尧棠　十月廿七日

这封信见《巴金全集》第二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243页）。信中的死者，陈蕴珍，即萧珊。萧珊一九一八年出生于浙江鄞县，一九三六年因喜爱巴金小说而开始与巴金通信，从而相识。一九四四年与巴金在贵阳结婚。五十年代萧珊翻译出版了屠格涅夫的《阿西娅》《初恋》、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等作品。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三日因患癌症去世。

巴金从一九七〇年春节后在上海奉贤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萧珊病重时请假回家照料不被批准，直到萧珊住进中山医院，才得到“工宣队”头头允许，在妻子最后的将近二十天里看护陪伴。期间种种不堪，巴金在《怀念萧珊》里有痛切的叙述。

一九七二年二月，穆旦结束了在天津郊区大苏庄五七干校的劳改，回到南开大学图书馆继续接受监督劳动，每天比别人早上班半小时，“自愿”打扫厕所。

一九七一年底，穆旦和萧珊恢复了中断多年的联系。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二日，萧珊已经是重病，还给穆旦写信，感慨万千：“我们真是分别得太久了。是啊，我的儿子已经有二十一岁了。少壮能几时！生老病死就是自然界的现象，对你我也不例外，所以你也不必抱怨时间。但是十七年真是一个大数字，我拿起笔，不知写些什么……”（《穆旦传》，浙江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四年，112页）

二、“由于有人们的青春，便觉得充满生命和快乐”

一九三九年，萧珊考入已经迁至昆明的中山大学外文系，随后转入西南联大，先在外文系就读大约一年时间，后又改入历史系。这个时期的穆旦，已经是显示出卓越才华的联大学生诗人。一九四〇年，穆旦毕业后留在外文系做助教，一九四二年二月参加中国远征军，赴缅甸抗击日军。萧珊也在这一年暑假之后辍学离开昆明，到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办事处协助巴金工作。

西南联大时期穆旦与萧珊初识和交往，此后的抗战岁月里各自颠沛流离，偶有短暂的聚会。因为萧珊，穆旦结识了巴金。一九四八年二月，穆旦的诗集《旗》，列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九集，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一九四八年三月，穆旦的女友周与良从上海起程赴芝加哥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穆旦送行。逗留上海的一段时间，霞飞坊（后来的淮海坊）五十九号，巴金和萧珊的家，成了穆旦度过许多愉快时光的地方。多年之后，一九七三年十月，穆旦给萧珊的朋友杨苡写信，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回想起在上海李家的生活，我在一九四八年有一季是座中常客，那时是多么热闹呵。靳以和蕴珍，经常是互相逗笑，那时屋中很不讲究，厨房是进口，又黑又烟熏，进到客室也是够旧的，可是由于有人们的青春，便觉得充满生命和快乐。汪曾祺，黄裳，王道乾，都到那里去。每天下午好像成了一个沙龙。我还记得巷口卖馄饨，卖到夜晚十二点；下午还有卖油炸臭豆腐，我就曾买上楼，大家一吃。那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可是人呢？想起来不禁惆怅。现在如果黄裳再写出这样一篇文章来，那就更觉亲切了。（《穆旦诗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六年，141页）

多年以后，黄裳悼念巴金，写出同样亲切的回忆：“女主人萧珊好客，五十九号简直成了一处沙龙。文艺界的朋友络绎不断，在他家可以遇到五湖四海不同流派、不同地域的作家，作为小字辈，我认识了不少前辈作家。所谓‘小字辈’，是指萧珊西南联大的一群同学，如穆旦、汪曾祺、刘北汜等。巴金工作忙，总躲在三楼卧室里译作，只在饭时才由萧珊叫他下来。我们当面都称他为‘李先生’或‘巴先生’，背后则叫他‘老巴’。‘小字辈’们有时请萧珊出去看电影，坐DD’S，靳以就说我们是萧珊的卫星。”（黄裳：《伤逝——怀念巴金老人》，《珠还记幸》［修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〇六年，412页）

三、穆旦的翻译与平明出版社和萧珊：“我们有一种共感，心的互通”

穆旦与萧珊的交往，最重要的时期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一九五三年初，穆旦、周与良夫妇从美国学成归来，途经上海，巴金、萧珊在国际饭店宴请他们。巴金自一九四九年九月辞去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社务后，又于十二月主持了一个小型的出版社，平明出版社，以出版世界文学的翻译作品为主，尤其是俄罗斯和苏联文学。巴金自己翻译的屠格涅夫、高尔基等人的作品，很快就由平明社出版了多种。

穆旦在芝加哥大学期间苦读俄语和俄罗斯文学，正准备翻译俄罗斯及苏联文学，与平明出版社的倾向不谋而合，自然受到了巴金、萧珊的热情鼓励。

穆旦翻译的黄金时代，迅速来临了。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文学概论》《怎样分析文学作品》出版；随后又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出版了《文学发展过程》，一九五五年六月出版了《文学原理》。这四种文艺理论著作是苏联季摩菲耶夫所著《文学原理》的四部。

一九五四年四月，普希金的《波尔塔瓦》《青铜骑士》《高加索的俘虏》出版；十月，《欧根·奥涅金》出版；十二月，《普希金抒情诗集》出版；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加甫利颂》出版。诗人穆旦销声匿迹了，隐形之后化身为诗歌翻译家查良铮；诗歌翻译家查良铮，最初出现的时候，带来的是流传广泛的普希金诗歌。

以上这些文艺理论著作和普希金作品，都是由平明出版社出版的。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平明出版社还出版了穆旦翻译的《拜伦抒情诗选》，署名梁真。后来私营归并公营，成立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出版了穆旦翻译的《波尔塔瓦》《欧根·奥涅金》《普希金抒情诗集》《普希金抒情诗二集》《拜伦抒情诗选》，一九五八年出版了《高加索的俘虏》《加甫利颂》《别林斯基论文学》。

那么，在穆旦的翻译活动和翻译作品的出版过程中，萧珊起到了什么作用？

首先要看看萧珊为平明这个小型的出版社所做的工作。事实上，萧珊是平明的义务编辑；而从萧珊和巴金这一时期的通信里，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情形。譬如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的这一封（《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四年，133页），这个时候巴金第二次入朝鲜访问，萧珊告诉他：

我已开始为“平明”拉稿，王佐良有信来，他有意搞一点古典作品，我叫他先译狄更司的Martin Chuzzlewit，姜桂侬也愿意为平明搞一点古典作品，杨周翰、王还夫妇有意Swift，我就叫他们搞Gulliver’s Travels， Tale of a Tub两书，你看如何？只是他们都很忙，都得明年交书了。他们说平明可以出“题目”，来些整套什么，但出题目主要得有人，光出题目，没有人来完成也是徒然，所以我还是让他们自己出题目。你的意思如何？我把平明的出版方针给他们谈过一下。我也叫王佐良拉稿了。

……

关于“平明”，你有什么计划，也请告诉我。

萧珊向西南联大出身的王佐良、杨周翰等拉稿，再自然不过了；而王佐良、杨周翰又都是穆旦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同学。对穆旦，萧珊就不仅仅是“拉稿”这样的关系了。

为了给穆旦翻译的作品配图，萧珊写信问巴金：“我们普希金的好本子有没有？查良铮已译好一部，但没有插图。你能告诉我，我们的放在哪个书架吗？”（《家书》，137页）远在朝鲜的巴金仔细地回复说：“普希金集插图本放在留声机改装的书柜内，盖子底下。”（《家书》，143页）为了保证翻译质量，萧珊还特意请卞之琳看稿，“我请他把查译的《波尔塔瓦》看了一遍，他觉得比得过一般译诗，那末就够了，我想再寄回去给查改一下”（《家书》，140页）。

现在仅存两封穆旦致萧珊信，其中有翻译的讨论。穆旦信里说：

译诗，我或许把握多一点，但能否合乎理想，很难说。我的意思是：自己译完后，再重改抄一遍，然后拿给你先看，不行再交给我改。我对于诗的翻译，有些“偏执”，不愿编辑先生们加以修改。自然，我自己先得郑重其事：这一点我也已意会到。如果我不在这方面“显出本事”，那就完了。你说对我要“苛求”，正可以加重我原有的感觉。我在上信中已和你讨论译什么的问题。我有意把未来一本诗（十月底可以交稿，因为已有一部分早译好的）叫做《波尔塔瓦及其他》，包括《波尔塔瓦》、《青铜骑士》，和其他一两首后期作品，第二本叫做《高加索的囚徒》（也包含别的一些同时期的长诗在内），如果这样，便不先译《高加索的囚徒》这一首。你看怎样？如果名叫《普希金长诗集》分一，二两册，甚至三册四册（这名字单调些），那似乎要分年代顺序才合适，目前则不易办到。

这是一九五三年的一封信（《穆旦诗文集》第二卷，130页），穆旦着手翻译普希金之初，从工作方式到翻译计划，都在与萧珊商量。

但更重要的，是两个老朋友的“共感，心的互通”。这既在译书和出版这样的事业之内，又在这之外，也可以说超乎其上。对于那个时期的穆旦来说，这种“共感，心的互通”的重要性，无论怎么估计都是不过分的。上引那封信的开头，穆旦这样写：

使我感动的是，你居然发牢骚说我的信太冷淡平淡了。可见我们很不错。你应该责备我。我为什么这么无味呢？我自己也在问自己。可是，我的好朋友，你知道不知道，现在唯一和我通信的人，在这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这样，你还觉得我太差吗？我觉得我们有一种共感，心的互通。有些过去的朋友，好像在这条线上切断了。我们虽然表面上这条线也在若有若无，但是你别在意，在心里我却是觉到互通的。尤其是在我感到外界整个很寂寞的时候，但也许是因为我太受到寂寞，于是连对“朋友”，也竟仿佛那么枯索无味。也许是年纪大了，你的上一封信我看了自然心中有些感觉，但不说出也竟然可以，这自然不像年青人。你这么伤心一下，我觉得——请原谅我这么说——很高兴，因为这证明一些东西。现在我也让你知道，你是我心中最好的朋友。（同上，129—130页）

这样的老朋友，自然可以无话不谈。一九五四年的一封信里，穆旦就情绪十分低落地发牢骚道：

我这几天气闷是由于同学乱提意见，开会又要检讨个人主义，一礼拜要开三、四个下午的会。每到学期之末，反倒是特别难受的时候。过得很没有意思，心在想：人生如此，快快结束算了。（同上，132页）

同信谈到平明出版社的前途，以及连在一起的自己的译书的前景，心情更是黯然：

你提到平明要归并到公营里去，也很出我的意外，因为我想也许可以经过公私合营的阶段，这自然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对你，对我。至少由于你的力量，我得到了不少的帮助和便利，一变为公营，这些就要全没有了，令人惋惜。对于巴先生和你来说，多少可以作为自己事业的依据是不是？但这既然是大势所趋，也只好任由它去了。……

关于《奥涅金》，有你和巴先生在为力，我心中又感谢，又不安。还是让事情自己走它的吧，如果非人力所可挽救，我是不会有什么抱怨的。希望你也抱着这种态度：不必希望太高，免得失望太多。（同上，132页）

下面的事，可能是穆旦不知道的。

一九五五年春天，杨苡从南京到上海来，靳以特意约她到家里谈话，除了说到“胡风分子”，又提到杨苡和萧珊共同的朋友和同学，谆谆嘱咐杨苡并让杨苡转告萧珊，以后注意点儿。杨苡和萧珊彻夜长谈，却引起争辩，“特别是为了一个我们共同的好友，一个绝顶聪明、勤奋用功的才从美国回来诚心诚意想为祖国做点贡献的诗人”，杨苡劝萧珊不要忙着为他出书，萧珊拒绝了。天快亮时两个人不欢而散。这还没完，送走杨苡后，萧珊立即去找靳以，指责他的多虑。（杨苡：《淮海路淮海坊五十九号》，《文汇读书周报》二〇〇二年三月一日）

萧珊要不要为穆旦出书的问题，不久也就不再是问题。首先是平明没有了，自一九五六年起，穆旦译著就分散到其他出版社，他信里提到的萧珊“和巴先生在为力”的《欧根·奥涅金》，重新翻译的，一九五六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与袁可嘉等人合译的《布莱克诗选》，一九五七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九五八年，他翻译的《济慈诗选》、雪莱诗集《云雀》《雪莱抒情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再接下来，不论是哪里都不可能出穆旦的译著了：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穆旦成为南开大学“反右”运动放出的“一颗卫星”，法院到校宣布查良铮是“历史反革命”，到学校图书馆实施监督劳动。

四、“终于使自己变成一个谜”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穆旦致信杨苡：

去年年底，我曾向陈蕴珍写去第一封信，不料通信半年，以她的去世而告终……蕴珍是我们的朋友，她是一个心地很好的人，她的去世给我留下不可弥补的损失。我想这种损失，对你说说，你是可以理解的。究竟每个人的终生好友是不多的，死一个，便少一个，终于使自己变成一个谜，没有人能了解你。我感到少了这样一个友人，便是死了自己一部分（拜伦语）；而且也少了许多生之乐趣，因为人活着总有许多新鲜感觉愿意向知己谈一谈，没有这种可谈之人，即生趣自然也减速。（《穆旦诗文集》第二卷，139页）

一九五四年萧珊买过一部《拜伦全集》，她曾经在给巴金的信里还专门提过这本书，版本很好，有T.Moore等人的注解。她后来把这本书送给了穆旦。六十年代初，穆旦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开始偷偷翻译拜伦的《唐璜》，到一九六五年译完这部巨著。“文革”被抄家，这部译稿万幸没有被发现扔进火里。萧珊去世，穆旦为纪念亡友，埋头补译丢失的《唐璜》章节和注释，修改旧译。到一九七三年，《唐璜》全部整理、修改、注释完成，寄往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〇年，译者去世三年之后，这部译著终于出版。

穆旦去世的前一年，一九七六年六月，写了一首题为《友谊》的诗。他告诉同学和诗友杜运燮，诗的第二部分，“着重想到陈蕴珍”：

你永远关闭了，不管多珍贵的记忆

曾经留在你栩栩生动的册页中，

也不管生活这支笔正在写下去，

还有多少思想和感情突然被冰冻；

永远关闭了，我再也无法跨进一步

到这冰冷的石门后漫步和休憩，

去寻觅你温煦的阳光，会心的微笑，

不管我曾多年沟通这一片田园；

呵，永远关闭了，叹息也不能打开它，

我的心灵投资的银行已经关闭，

留下贫穷的我，面对严厉的岁月，

独自回顾那已丧失的财富和自己。

五、巴先生与穆旦译稿

一九七六年夏天，唐山大地震爆发，天津也受灾严重。巴金致信穆旦，同时也给穆旦的友人杜运燮等去信，打听穆旦的情况。“我等着平安的消息。倘使方便，请写几句话来，让我放心。”（《巴金全集》第二十四卷，245页）

穆旦回信告诉巴金地震情况，他们在屋前搭了棚，晚间睡在棚内；又告诉巴金自己一月份骑车摔伤了右腿的股骨颈以至骨折，需用拐杖支撑才能走路。巴金回信，关心他的伤腿和翻译：

得信以前我一直不知道您摔伤的事。前几天杜运燮来信说您告诉他，您的腿要动大手术，而且手术后还得静养半年。我倒没有想到这样严重。希望您安心治病吧。运燮同志来信还说您已经做完了旧译普希金抒情诗五〇〇首的修改工作，这倒是一件可喜的事，“四人帮”垮台之后，普希金的诗有出版的希望了。我是这样相信的。（同上，246页）

十一月二十八日，穆旦回复巴金谈伤腿和翻译：

我的腿是股骨颈骨折，开始是嵌插在一起，生长好，就不必动手术，可惜我耽误了，没有按照规定养，前一个多月照X光，看到又裂一缝，因为这一裂纹，便不能用力，所以现在用拐支撑走路，必须进医院开刀，钉钉子进去。现在又因地震不断，医院不收，必须等地不震才行，今冬明春是天津地震期，过了这个时期，也许可以住院。如果那时还不行，我想移地治疗，也考虑去上海，那时再说了。现在不是卧床，而是在室内外和院内活动，只是变成用双拐的瘸子。

在腿折后，我因有大量空闲，把旧译普希金抒情诗加以修改整理，共弄出五百首，似较以前好一些，也去了些错，韵律更工整些，若是有希望出版，还想再修改其他长诗。经您这样一鼓励，我的劲头也增加了。因为普希金的诗我特别有感情，英国诗念了那么多，不如普希金迷人，越读越有味，虽然是明白易懂的几句话。还有普希金的传记，我也想译一本厚厚的。（《穆旦诗文集》第二卷，137页）

转过年，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准备伤腿手术的穆旦，突发心脏病去世。

巴金从巫宁坤信里得知消息，他回信说：“您告诉我良铮逝世的消息，我觉得突然，也很难过。我只想到他的腿伤，听说他打算今年春天来上海，还以为不久可以见到他。蕴珍去世的时候，他还来信安慰我。我常常想将来见到他，要向他倾吐感激之情。没有想到连这样的机会也没有。”（《巴金全集》第二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473页）

不久，巴金又致信巫宁坤，关心穆旦译稿：“关于良铮译稿的事，我托人去问过北京的朋友，据说出版社可能接受，但出版期当在两三年后。我已对良铮在上海的友人讲过了。也介绍杜运燮同志去信打听过。今后我如有机会去北京，我一定到出版社去催问。目前没有别的办法。”（同上，474页）

在此期间巴金致信杜运燮，谈穆旦译稿事：“他去年来信中讲起他这几年重译和校改了普希金、拜伦、雪莱的许多诗作，我知道他译诗是花了不少功夫的，我也希望它们能早日出版。我还相信将来这些译稿都会出版的，但是目前究竟怎样决定，我一时也打听不出来，不知道人文社管这一部分工作的人是谁，我也想找徐成时去问问。你说今年暑假打算去天津，帮助与良同志整理良铮的遗作，这是很好的事情。你说不认识出版界的人，我建议你必要时去信问问徐成时同志（他仍在新华社），他有朋友在人文社，我知道你过去和徐较熟。”（同上，468—469页）

关心穆旦译稿出版的巴金，他自己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只是有人来谈过，可以说是在动了”（同上，469页）。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复旦光华楼

活下去，并且“在日暮时燃烧咆哮”

一

二〇〇六年秋天，我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特藏部找到一册登记学生住址的Student Directory 1950—1951，查到穆旦和周与良结婚后租住的一处公寓，5634 1/2 Maryland Ave。从我在东亚系的临时办公室走过去，不过十分钟。我试图寻找穆旦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期间的点滴痕迹，近乎执迷；不过这一个我常常路过的住处，还总让我另外想到一个人，巫宁坤。

巫宁坤一九三九年入西南联大外文系，在校园文艺社团冬青社的活动中与穆旦有一面之缘。等到多年后再次在芝加哥大学见面，各自已经历颠沛路程：巫宁坤一九四一年中断学业，志愿为飞虎队担任译员；一九四三年随受训的中国空军飞行员来美，担任翻译；这批飞行员结业不久，战争结束，巫宁坤于一九四六年秋季入曼彻斯特学院攻读英美文学，两年后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一九五〇年开始写博士论文《托·斯·艾略特的文艺批评传统》。穆旦呢，一九四〇年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留校任教；一九四二年参加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抗日战场，从野人山战役的死亡中挣扎出来，撤至印度养伤；一九四三年回国后辗转各地谋生，时陷困顿；一九四九年赴美，入芝加哥大学读英美文学硕士学位。

巫宁坤一九八六年写短文《旗——忆良铮》，回忆一九五〇年穆旦夫妇租了这套房子，“多一间卧室，约我去住，这样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一年之久。穷学生在一起，虽然生活清苦一些，但茶余饭后，谈诗论文，自有一番情趣”（《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148页）。

重续失而复得的学校生活，在他们，该是什么样的心境？长期动荡之后的安稳，总会特别珍惜和留恋吧？

事实却是，他们很快就结束了这种状态，先后回国。

一九四四年，穆旦写下一首《活下去》，第一段是：

活下去，在这片危险的土地上，

活在成群死亡的降临中，

当所有的幻象已变狰狞，所有的力量已经

如同暴露的大海

凶残摧残凶残，

如同你和我都渐渐强壮了却又死去，

那永恒的人。

这一年穆旦才二十六岁，早早经历过生死，早早体会过“活下去”的严峻，也早早地磨砺出“活下去”的意志。即使如此，他也没有料想到，“活下去”将再度成为问题，更为残酷地横亘在后半生一道又一道沟坎上。

我不由自主地想起这首诗，还不是因为穆旦本人的遭遇，而是因为巫宁坤的一部回忆录。这本书讲述“活下去”和怎样“活下去”的个人史，具体而微地见证一个时期民族灾难的残酷历程；尤为动人而冲击人思考的，是这个人在灾难的岁月，从哪里获得支撑，从哪里汲取“活下去”的力量。

二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八日，巫宁坤从三藩市登上邮轮回国。他问为他整理行装和送别的李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

他形容自己的归国旅程，用了“乘风破浪”这样豪迈的词。

从新中国成立到五十年代初期，对海外的留学生来说，回去，还是留下来，确实是一个大问题。这不是一个平常的选择。

另举一个例子作参照，看看当时的几则日记，多少有助于想象和体会。日记的作者熊秉明，西南联大毕业后，一九四七年留学巴黎，学了一年哲学之后转学雕刻。

一九四九年十月三日：“到里昂车站送行。寿观、道乾、文清三人启程同路东返。……最近他们在思想上都有转变，好像是为面临那边的新情况作准备。寿观说只有耕田、锄地、收割是真的劳动，道乾诅咒艺术的无用与虚谎，文清呢，以为在新社会里画家可以尽情快活地创作。”“我自己则觉得学习尚未告一阶段，决意留下。在他们看来无疑是一错误，是怯懦和寡断的表现。我们近来的讨论与争执，当然并不能得什么结论，因为归根结底，这是个人抉择的问题。他们现在离去了，带着奉献的心，热烈的大希望。我呢，目前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充实，我的心情应当静下来。”（《关于罗丹——日记择抄》，文汇出版社，一九九九年，89页）

十月十三日：“多数留法同学回国后，周围突然寂寞起来。每天从城南到城北做雕塑，到大茅舍画院作速写，到罗丹美术馆作素描临摹，有时不免自问究竟在干什么。在这大城市里，挤在人群中，实在是一个荒谬的萨尔特所谓‘多余的人’。而我所做的事和这些人全不相干，我处在一个‘极限的情况’……”“我想我在这里所学的和自己的土地上所需要的可能全不相干。我又想也许要做一些全不相干的事，然后才能知道真正相干的事是什么。”（同上，90页）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六日：“昨晚在大学城和冠中、熙民谈了一整夜。谈艺术创作和回国的问题，这无疑是我们目前最紧要的问题了。”“总之，未来是没有把握的，没有任何既定的可靠的道路可循，只能凭每个人的直觉和预感，勇气和决心去作决。”“他们比我的归心切，我很懂得他们……我将走自己的路去。”“分手的时候，已经早上七点钟。……精神倦极，醒时已正午。”——三十多年后，熊秉明给这天的日记加注：“也许可以说醒来时，已经是一九八二年。……这三十年来的生活就仿佛是这一夜谈话的延续，好像从那一夜起，我们的命运已经判定，无论是回去的人，还是逗留在国外的人，都从此依了各人的才能、气质、机遇扮演不同的角色，以不同的艰辛，取得不同的收获。当时不可知的，预感着的，期冀着的，都或已实现，或已幻灭，或已成定局，有了揭晓。醒来了，此刻，抚今追昔，感到悚然与肃然。”（同上，132—133页）

巫宁坤一九五一年忽然收到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电报，请他回去任教，他丢下写了一半的论文，回到“一个用贫困、悲哀、孤独、屈辱、动荡和战乱充塞我的青少年时代的祖国。投身于一个崭新的世界，去过一种富有意义的生活，这个诱惑力远胜过博士学位和在异国做学问的吸引力”。——“崭新的世界”“富有意义的生活”，这样的“话语”具有奇异的“魔法”，仿佛自带一个碰触点，一旦碰触即刻激发巨大的想象、强烈的渴望和投身的热情，为其“诱惑力”所感召的，岂止是巫宁坤、穆旦、顾寿观、刘文清、王道乾、吴冠中这样的个人，又岂止是他们这样的一代人。

三

燕京大学西语系主任赵萝蕤到前门火车站迎接巫宁坤——约他来任教，是她的主意。赵萝蕤抗战爆发前即翻译出版了艾略特的长诗《荒原》；一九四六年七月九日，艾略特请她在哈佛俱乐部晚餐，为她朗诵《四个四重奏》的片断，希望她以后能翻译这首长诗。赵萝蕤在芝加哥大学专研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以《〈鸽翼〉源流考》为题完成博士论文，一九四八年底归国后，当然不可能继续翻译艾略特，用她自己后来的话说，“此后度过了忙碌的与艾略特的世界毫不相干的三十多年时光”，直到一九七九年修订《荒原》旧译。

初到古城新都，巫宁坤的感觉，是进入一个“陌生世界”，“而不是回到久别的故国”。与赵萝蕤重逢，“别后不过两年多，我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的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皱皱巴巴，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苍老多了”。——“苍老”，这个词用到了三十九岁的赵萝蕤身上；她的丈夫陈梦家，“不过四十多岁年纪，但又瘦又黑，经常皱着眉头，走起路来弓着背，仿佛背负着什么无形的重载，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了。有一天，从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先生一听就火了”。

乍到“崭新的世界”，巫宁坤敏感而讶异，多年后的回忆并未过滤掉这些敏感而讶异的细致观察，这是他的书有别于很多关涉当代历史叙事作品的地方，即便是那些“反思”性的作品。事后的“反思”，并不提供当事之时的个人视角，当事之时大多情况下也没有所谓的个人视角，泯灭于时代统一的大视角中而已。

巫宁坤当然不是先知，也不是英雄，他是被历史和时代卷入的一个普通人，但普通人也有他自己的眼光和感受。巫宁坤坚持他的不理解、不明白、不认同、不合流、不屈从，并把这一差异性的个人视角贯穿始终，因此而有自己的内在核心。

燕东园一座两层小楼，楼上住陈梦家、赵萝蕤，楼下吴兴华和巫宁坤两个单身汉同住，两人一见如故，吴兴华还把他过去写的新诗拿给巫宁坤看，这位英美文学方面造诣有口皆碑的年轻学者还精通意大利文，当时已开始以诗体翻译《神曲》。周末，陆志韦校长来谈谈天，打打桥牌。但是，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巫宁坤就和三千名京津各高校教师去中南海怀仁堂，听了七个小时滔滔不绝的思想改造报告，“我听了一个小时之后，思想就不断开小差”。不久，“三反运动”开始，工作组进驻燕园，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遭受揭发批判。“在最后一次全校批判大会上，吴兴华也登台作了‘大义凛然’的发言，却使我感到震动。兴华是陆校长最为器重的学贯中西的典范，又是他谈天说地、玩桥牌的忘年之交，这是燕园里的一段佳话。怎么也没料到，这位温文尔雅、有知遇之恩的大才子竟然一反常态，在全校师生面前，满口批判八股，不仅痛诉自己如何长期为陆某学者面貌所欺骗，而且讥刺老人家在玩桥牌时好胜的童心。我羞愧得抬不起头来。”——“我羞愧得抬不起头来”，只此一句，即见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何其巨大。

西语系自然是“资产阶级思想”泛滥之地，从赵萝蕤开始逐人检讨，有学生拿着从巫宁坤那里借去的《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质问他从美帝带回这种下流坏书，腐蚀新中国青年，居心何在；人称“燕京摄政王”的翦伯赞教授，约他谈话，让他“坦白交代”回国的真正动机。一九五二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燕京被拆分，人员统一分配，赵萝蕤告知巫宁坤去处是南开大学，“话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燕京大学重点批判对象三个人，校长陆志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哲学系主任张东荪，三人统统迁出燕园，“不难想象她在工作组的政治压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因为她既是赵紫宸的爱女，又是陆志韦的干女儿，她又何从‘划清界限’？长年徜徉于詹姆斯小说中那些女主角的崇高精神世界，她那詹姆斯式的细腻感情与良知，怎禁得起如许粗暴的冲击？同时，陈梦家先生在清华大学也遭受猛烈批判，现在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了”。

四

一九五三年，穆旦和夫人周与良回国，巫宁坤怂恿他们到了南开，分别任教于外语系和生物系。巫宁坤在燕京教过的李天生也调来教英语。“周末往往相聚小饮，放言无忌。良铮常领我们一道骑自行车去逛旧城的南市，欣赏与当前政治宣传无关的民间艺人表演，那是他当年上南开中学时的旧游之地。”此后几年，穆旦以本名查良铮翻译出版一本接一本的普希金诗作，巫宁坤翻译了《莎士比亚在苏联舞台上》和巴金推荐的《白求恩大夫的故事》——而这些个人活动和作为，根本不足以抵御小环境和大社会的侵扰与压力。

“生活中最头疼的事是硬性规定的政治学习，每周两三个下午。”学文件，讨论，“人人都得发言，暴露思想……沉默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沉默就被认为抵制思想改造。不久我就发现，你永远是错的……提高政治觉悟是永无止境的”。

“除此之外，晚上全校教师还得上‘马列主义夜大学’。一位年轻的男教师每周两次从北京来，朗读他在新建的人民大学听苏联专家讲授马列主义的笔记，一字一句，照本宣科。我们得做笔记，因为期终还有考试。”

“我越来越公开地对缺少思想言论自由表示不满。只有良铮和天生与我有同感。”他不知道，祸根就在这里——二〇〇五年，余英时与巫宁坤第一次见面，对他心直口快、表里如一的印象如此强烈：“一席话之后，我便完全懂得：他为什么绝对逃不过劫难。”

一九五四年春的一个下午，在照例的政治学习时间，系主任李霁野宣布会议的议程：“帮助巫宁坤同志认识他来外语系任教一年半以来在思想上和其他方面所犯的错误”——一次突然袭击，众人落井下石。

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文学院大会宣布巫宁坤不仅是南开头号“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目，成员包括查良铮、李天生和周基堃。搜家，审问，批斗，接踵而至。在遭受声色俱厉的谩骂、警告、威胁的过程中，“我脑子里突然冒出莎士比亚的名句：‘这是篇荒唐的故事，是白痴讲的，充满了喧嚣和狂乱，没有一点儿意义。’”——这真是一个书生的反应。

书生的反应迂阔，于实际丝毫无补；然而奇异的是，巫宁坤恰恰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应对出现的各种困境，而且，它起到了无可比拟的作用。这部回忆录里，有许许多多这样动人的时刻——

“肃反”造成南开接连的自杀事件，和巫宁坤结婚才一年多的李怡楷问丈夫：“你不会干出这种事儿来吧？”

“‘但愿永生的天主没有订出严禁自杀的戒律！’我背出了哈姆雷特著名的独白的一行，那些独白是我们在一起百读不厌的。她又一笑，这一次，眼里含着泪水。”

庸众受到恶的鼓励，并不总是平庸的，一些匪夷所思的盘问，就体现出非凡的想象力，比如其中之一：“你为什么在一九五一年夏天回到中国？那正是抗美援朝进入高潮的时候。”这种明示他是特务的提问，让巫宁坤发火，“可是，突然间，我感到如释重负。如果这些年来他们就为这个折腾，我就没有什么可烦心的了。我的一生是一本敞开的书。他们由于猜疑成性就会随意误读，但是文本却是完好无损的。从那以后，我心平气和，对他们刻意的挑衅和侮辱无动于衷”。书、误读、文本——书生的解释；可是，还有什么比这种书生的解释更能让这个书生坦然应对这荒谬的指控？

巴金夫人、大学同学萧珊寄来法文原版司汤达小说《巴尔姆修道院》，软禁在家里的日子，他就着手翻译起来。

五

南开大学外文系停办，巫宁坤夫妇一九五六年夏初调到北京中央外事干部学校（一九五八年改名为国际关系学院）。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副校长两次登门动员，巫宁坤为其诚恳所感，果然就在大会上发言了。紧接着“反右运动”，巫宁坤惊讶地注意到，“革命同志”人手一册油印的“巫宁坤右派言论集，供批判用”。最后，他被正式定为“极右分子”“资产阶级右翼的骨干分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

在等待处分正式批准期间，他在监督下劳动。一天，年轻的监工指着一堆美国出版的新书，问：“这些书你还要吗？”这是运动开始前他通过学校订购的，刚从日内瓦寄到。“你如不要，我就马上盖上图书馆的公章。”

“我捡起薄薄的一本，那是我的老师奥尔逊教授诠释英国诗人狄伦·托马斯诗作的专著，忍痛放弃了其他几本。当我手里拿着书离开他的办公桌往回走时，我听到他劈劈啪啪往我买不起的几本新书上盖上公章的声音，仿佛它们是该消灭的阶级敌人。那天夜晚，我很晚未睡，对照奥尔逊精湛的诠释重读托马斯的一些感人的诗篇。在寂静的深夜，我仿佛可重新听到，在我回国的前一年，在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教堂，诗人用热情澎湃的声音朗诵他自己的诗《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当筋疲腱松时在拉肢刑架上挣扎，/虽然绑在刑车上，他们却一定不会屈服；/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

一九五八年四月，巫宁坤被送进北京市劳教所，即半步桥监狱。六月，与八百名劳教分子一起流放黑龙江小兴凯湖上沼泽遍布的劳改农场。

穆旦谢绝了任何“鸣放”会，没有被打成“右派”，却因参加抗日远征军以及其他问题而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法院到南开大学宣布判决，管制三年，监督劳动。

吴兴华既没有“历史问题”，政治上又“要求进步”，已提升为北大西语系副主任，却因质疑英语教学也要学习苏联，戴上了“右派”帽子。一九六六年，吴兴华惨死于狂乱风暴初期的暴虐中，只有四十五岁。

六

而到一九五八年这个地步，巫宁坤的厄运差不多还只是个开始。接下去漫长的受难，因时因地不同而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创造苦难的才华和能量处于极端活跃的巅峰期，所向披靡，任何个人所遭受的种种不堪，乃至生死存亡的大伤痛，都不过是沧海一泪。这篇文章也不想再复述苦难，展示恶的狰狞伟业。

我有意略过巫宁坤此后更为惨痛的经历不述，却要特别强调，他遭受践踏三十年而未毁——未毁，用余英时序中的话来说是，“经过无数劫难而始终保持住原有的价值系统。他好像庖丁解牛所用的那把刀一样，‘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他也像庄子所描绘的‘真人’：‘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他和大多数同难知识人的分别便在于此”。通俗一点说，他有个人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始终未被摧毁。正是这个未毁，才可以让人有尊严地面对恶的狰狞笑容，并使这种笑容无法维持到最后：“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

不仅仅是他保持住了这个精神世界，更重要的是，在步步紧逼的暴虐威胁之下，他时时需要回到这个精神世界去获得勇气、信心和智慧，来增强自己，抵抗侮辱和残害。

这个柔弱的书生，这个热爱文学的人，通过书本、通过文学连接精神世界的源头；他坚持活下去；而他活过来了，决不只是幸存——巫宁坤归结坎坷生平：“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英文“I came. I suffered. I survived. ”对比两种文字，我会觉得，“survived”，比“幸存”更有力量——活下去，并且活过来了。

在从家里被带走的时刻，他行囊里放进两本书，英文的《哈姆雷特》，冯至编的《杜甫诗选》。这两本书陪伴他走进半步桥，走进北大荒，走进天津和唐山之间的清河劳改农场。在兴凯湖，他竟然有幸重逢沈从文的作品。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中国北方一个沼泽围困的小岛上，有这样的精神活动，有这样与文学相依为命的庄严情形——

《哈姆雷特》是我百读不厌的莎剧。可是，在一座中国劳改营里读来，丹麦王子的悲剧呈现出意想不到的意蕴。当年我手不释卷的那些学院式的分析研究和评论，现在都显得遥远而毫不相干了。哈姆雷特的呐喊“丹麦是一座监狱！”在这片荒原里回荡。……他的苦难是由丹麦王国的现实问题触发的，但是他在感情上、道德上、人生哲学上苦痛不堪的受难，却声振寰宇，使他那些伟大的独白洋溢着令人低徊不已的节奏。休息日，有时在湖边上独自朗诵这些独白，我感到他灵魂深处这种撕心裂肺的受难正是这部悲剧的灵魂。而他承受灵魂深处受难的力量给予这位高贵的丹麦人独一无二的地位，作为一个无愧于受难的悲剧英雄。默想他的生与死，我心里会想：“我不是哈姆雷特王子”，如同艾略特的名篇《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的主人公所说的。我倒常感到好像哈姆雷特所鄙视的一个“在天地之间乱爬的家伙”。我终于明白，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活下去还是不活”，也不是该不该“忍气吞声来容受狂暴的命运的矢石交攻”，而是怎样才能无愧于自己的受难。

……

另一个“右派”难友是小邓，北师大毕业生。他曾受教于沈从文老师，而且囚囊中还带有几本他的小说，我真是喜出望外。从此，在累得直不起腰来的修筑导流堤工程中，在摄氏零下四十度打冰方的工程中，我往往和小邓边干活边谈论沈老师的作品，《边城》啦、《从文自传》啦、《湘行散记》啦，絮絮叨叨，没完没了，有时竟然忘掉了疲劳。

每逢歇“大礼拜”，难友们有的蒙头大睡，有的玩扑克，小邓和我往往带上他那几本又破又黑的宝书，到小兴凯湖畔找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来，朗读一些我们喜爱的章节。小邓操一口地道的京腔，所以总是我选他读。我们俩都偏爱那些有“水气”的段落，比如：

贵生在溪沟边磨他那把镰刀，刀口磨得亮堂堂的。手试一试刀锋后，又向水里随意砍了几下。秋天来溪水清个透亮，活活的流，许多小虾子脚攀着一根草，在水里游荡，有时又躬着个身子一弹，远远的弹去，好像很快乐。贵生看到这个也很快乐。

兴凯湖的水在秋天也清个透亮，并没有因为用作劳改农场而减色，我们在湖边磨刀干活，有时几乎也跟贵生一样快乐了。我们百读不厌的一段是：

望着汤汤的流水，我心中好像忽然彻悟了一点人生……山头一抹淡淡的午后阳光感动我，水底各色圆如棋子的石头也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万汇百物，对拉船人与小小船只，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

我终于明白了他（沈从文老师）那朴实的声音为什么那样动人。此时此刻，他那透明烛照的声音、温存的节奏和音乐，使两个家山万里的囚徒时而乐而忘忧，时而“作横海扬帆的美梦”，时而也免不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我们从他那“涓涓细流”的声音获得了存活的力量，那个声音“柔弱中有强韧”，是千军万马也无法扼杀的。

一九七三年靠近岁末，几经流迁之后，巫宁坤此时已是在安徽农村接受再教育的“荒村牛鬼”，忽然接到沈从文老师的信，惊喜交集。“他用那举世无双的章草密密麻麻写了六张八行书，一个月后又来了一封长达八张的八行书。老师从查良铮处得知我的景况，语重心长勉励我不可因贫病交迫而‘自暴自弃’，并以他自己的一生经历现身说法。我把他的信一字一句读给我受苦受难的妻子和三个小儿女听，那当年令我心醉神迷、透明烛照的声音又在我们风雨飘摇的茅屋中回荡，‘字字化为金’，连十岁的小一村都听哭了。从此以后，他就知道有个‘沈伯伯’，几年之后回到城里就一本一本读起他的书来了。”

这两封信保存下来了，收入三十年后出版的《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第二十三卷，421—423页、468—471页）。

七

一九八六年，在剑桥大学作客期间，巫宁坤应邀写自传长文《从半步桥到剑桥》；几年以后，写成更完整的劫后余生录。他用这本书的写作，来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我是否徒然半生受难，又虚度短暂的余年？”

我读这本书，总想起巫宁坤翻译的狄伦·托马斯的诗，其中一首《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说老年应当如何作为：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一浪高过一浪的运动糟蹋了巫宁坤宝贵的时光，但他依然保持着灵魂的纯净、精神的锐利、生命的充沛能量，“刀刃若新发于硎”；惟其如此，他才能在年过七十之后完成英文回忆录，年过八十之后出版中文版。他无愧于他的归来，受难，幸存。

二〇一七年一月九日

能写师友回忆录的人是有福的

一

用作题目的这句话，出自《西湖雪山故人情》的跋语。李霖灿（一九一三——一九九九）七十岁以后写此书中的文章，计十七篇，一九九一年台湾雄狮美术结集出版，二〇一一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印行简体字版。这个简体字版制作普通，大陆一般读者又未必十分熟悉书的作者，我猜想，这本书大概没有得到特别注意。

从这个题目中的“有福”说起：何谓“有福”？因缘际会，李霖灿从青年时代起就得以与许多非常之人相值相过，是谓有幸，但还不能说“有福”；何以天地独厚于他，让他“有福”，却也不能全归之于偶然。冯至《十四行集》第一首开篇即说：

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

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

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

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

与非常之人有过交往的人也可以说很多，能从中“深深地领受”“奇迹”的，才称得上“有福”；而“有福”的极少数人，他自身的生命状态得长期“准备着”，敞开着，那福分和“奇迹”才有可能进入他的生命中。李霖灿未必读过这几句诗，跟冯至大概也没有交集，却可以说一生似乎都在践行这样的诗。他晚年写师友回忆录，绝非为别人提供一册名人轶事逸闻，也绝不止于再三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这里面从头至尾都满蕴着“领受”的深刻关系，因人成事，不虚此行，成就此生，是谓“有福”。

先举一个小例子，说一个大“奇迹”，明乎什么是“领受”的关系：

一九四一年，李霖灿正在云南丽江玉龙雪山下学习和研究么些（Mo-So）族象形文字，忽然收到李济和董作宾电报，邀请他加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并汇来一笔调查费，嘱咐收集民俗标本。两年后他到四川南溪县的李庄，回院述职，由此得以亲炙李济。李济常说一个找网球的故事：网球打到一堆乱草之中，怎么办呢？如果是美国人，不在乎，再去拿一个新球继续打；中国人呢，漫无头绪，乱翻一通，劳而无功；有意思的是德国人，把草地画上纵横方格，依照上下左右的先后次序，一格一格地找，既不走重复浪费的道路，最终一定得找到那只网球。

到台湾后，“中央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合并，李霖灿故宫看画，做中国美术史研究。台北故宫有幅山水巨轴，《溪山行旅图》，相传为北宋范宽所作——因无名款，只能是历代“相传”；此画既为国宝，不知被多少人看过多少遍，倘有名款藏匿，也早该被发现了。一九五八年某日，李霖灿忽发奇想：何不用德国人找网球的方法，也许能找到原作者的名款？一小格、一小格比划着搜过去，在一列行旅人影之后，夹叶树荫之下，两个字样一闪，“范宽”赫然呈现。决千古之大疑，竟靠如此“笨”法。（《怀念李济之先生》，《西湖雪山故人情》）

李济讲德国人找网球，很容易被概括和提升，不过一旦概括和提升为做学问要有“笨”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这一类的训诫之后，“笨”和“科学”就变得抽象了，通常情况下，也就变得空洞了。这样的概括和提升，是常见的“聪明”，不是“笨”。李霖灿也讲“笨”和“科学”，但他还能把“笨”和“科学”还原到画纵横方格，记着被概括和提升丢掉了的最初的、具体的做法，真是“笨到家了”，因而才能身受其惠，得大受用。

二

一九三八年，李霖灿毕业于杭州艺专，此时学校因抗战迁至湘西沅陵，与北平艺专合并为国立艺专。国立艺专又迁往昆明，李霖灿等七名同学徒步入滇，一九三九年到达昆明后立即成立高原文艺社。沈从文在家中招待高原社友和步行壮士，由此引发李霖灿一生中的大事——他常说平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玉龙观雪，一是故宫看画——这里说的是前一件：沈从文知道他步行走过湘黔苗区，便对他大谈苗瑶服饰图样之美丽；接下来——

他去招呼别的同学的时候，怕我双手空闲，顺手从架上抽出一本洋装书递到我手上，意思是说，你也看一看滇云高原上的丰富。

我大略地看了一眼，只见到一些鸟兽虫鱼的象形文字，很像是在郑颖荪老师那里看到的边民经典。……

是图画文字吗？我从董作宾先生那里已知道甲骨文之前还有一段图画文字的时代，但是时代遥远，已不明其原委详情。如今，就在云南西北隅的金沙江边，还有活生生的图画文字在生长着，何不前往一探究竟？说不定还能相对比较，解中国象形文字演变上的大疑，很值得前往一试。

更重要的是，这册书里有很好的风景图片，玉龙大雪山的皑皑白雪照人眼明。我正在痴心妄想为中国山水画开辟一条新道路，何不由昆明入大理，探点苍，登玉龙，为山水画开一雪山宗派？

告别沈从文老师的时候，我把从骆克博士（Dr. Joseph Rock）这本书中所想到的好梦略为描绘报告。沈老师说，中国西南边疆丰富而辽阔，正待一批批腰腿健壮的年轻人去踏勘开发。（《沈从文老师和我》，《西湖雪山故人情》，65—66页）

李霖灿做了一个么些族艺术调查计划，得到艺专支持，即独身前去探路；回来后又与画家李晨岚结伴，于一九四〇年初夏登上玉龙雪山。他在玉龙雪山周边流连四年，前两年主要靠沈从文开来的稿费支持——沈从文把他的雪山游记连载发表，就连他写来的信，也一一介绍给报刊；后来得到“中央博物院”的聘约，有了薪水，还用调查费组织了一个考察小团队。

这里需要略述李霖灿从董作宾那里得到的启发。他刚到昆明不久，持艺专校长滕固介绍信到“中研院”史语所所在的龙泉镇拜访董作宾，恰逢董作宾刚进家门，说是刚从天文所回来，在那里和高子平教授算对了一个商代的日食。李霖灿不懂，就问了一声，这是怎么回事？董作宾正在兴头上，就讲：“安阳殷墟发掘，得到几万片甲骨，上面有干支纪时的文字。干支纪时上溯到商朝，这传统一直到今天都没变，也没有迷失过一天。但如何在甲骨文片中找出一个定点来，使整个历法系统重新衔接到如今，却非在天文学上找出几个基准点不可。今天我去看高子平教授，请他核对一个武丁日食的正确性。结果天文的科学年月日，和甲骨文的干支纪时，密合无间，为中国的年代学上增了三百年的信史。你看‘书呆子’的工作，是不是也很有趣味？”

岂止是有趣味！对我而言，简直就是一种撼动。（《永忆恩师董彦堂》，《西湖雪山故人情》，149页）

他决定做“金沙玉龙之行”后，董作宾告诉他，那里有么些族象形文字可以研究。几年以后，李霖灿编出《么些象形文字字典》《么些标音文字字典》，翻译么些经典，开拓么些文化研究，获“么些先生”之称誉——回过头来再看董作宾的启发和提示，都有了着落：这是怎样动人的呼应和“领受”。

三

年轻人深入边地创造事业的热情梦想，反过来触发了沈从文的创作，他写小说《虹桥》，以李霖灿、李晨岚、夏明——也是艺专徒步入滇的七人之一，到木里王国办起了教育——为原型，又加上一个虚构的文弱书生，按李霖灿的推测，那是沈从文自己粉墨登场。四人途中遭遇奇幻异景，三个人拿出画具试图捕捉描绘，最后两人彻底放弃，一人似不肯服输。他们讨论美以及如何表现美，其中一种意见，大自然不可思议的壮丽和华美，是为使人沉默而皈依的奇迹，只能产生宗教，不能产生艺术——绘画、文字都无从企及。这似乎正是此一时期沈从文的想法，同时也是他创作上面临的困境。他叙述李粲的变化，也正合乎李霖灿实际的经历：来到大雪山下，本来准备好好作几年风景画；意识到画笔面对自然的壮伟无能为力之后，改用文字代替色彩；见闻经历越多，越觉得文字所能表现的，与绘画一样，都有一定限度；“到承认这两者都还不是理想工具时，才又调换工作方式，由描绘叙述自然的一角，转而来研究在这个自然现象下生存人民的爱恶哀乐，以及这些民族素朴热情表现到宗教信仰上和一般文学艺术上的不同形式。”（《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第十卷，386页）

被写入小说中的年轻人，焦急地等待着下文，很明显这只是个开头。李霖灿到四川李庄后，李晨岚又集合一批人马再探玉龙，回昆明后向沈从文细致报告大雪山之壮伟奇丽，作竟夕之谈。沈从文听完感叹：完了，写不下去了，比我想象的还美上千倍。后来李晨岚面告李霖灿此事，李霖灿跌脚不迭，以为是李晨岚的讲述“扼杀”了小说。

他们有所不知。沈从文未能续写下去，原因复杂。一九四五年，沈从文发表《〈断虹〉引言》，预示将写一个中篇。一九四六年发表的《虹桥》，或许可以推测为《断虹》的开头部分。后来，不知道是后来到什么时候，沈从文在转载《〈断虹〉引言》的报纸边上记下这样的话：

朋友夏明所叙丽江故事引子。

三十四年彼由维西回昆明，因谈及晨岚、霖灿及一鹤庆女子和另一教师恋爱故事，十分悲惨。一共谈三天，极动人。因允为写一中篇，计十一节。已写成三节，为复原而搁置。

此文本为叙述他人历史，使之重现于文字上，不意被时代却弄毁了。不仅毁了这个故事，也毁了写故事的人。

这就是人生，人生多可哀。（《题〈断虹引言〉旁》，《沈从文全集》，第十四卷，449页）

李霖灿当然不会看到沈从文这个沉痛的题识，也无从获悉老师后半生经历的详情，只模糊知道改行做了博物馆馆员，吃了不少苦；直到八十年代初沈从文访美，李霖灿从台湾越洋电话打到美国沈从文亲戚家中，听老师一口气讲了十七分钟——古代服饰纹样！“我也是一名博物馆员，而且继玉龙看雪之后，又故宫看画四十年，正有不少资料可以和老师相印证。能办得到吗？我挂上了听筒，心下一片茫然！”（《沈从文老师和我》，《西湖雪山故人情》，75页）

等到李霖灿再叙师生情缘，写的却是《一封不说哀伤的追悼信》，收在沈从文纪念集《长河不尽流》中。

四

李霖灿初到玉龙山时期，买了两百张明信片做速写之用，勾勒好了即寄回昆明，在学校布告栏公开展出。艺专低两级有个同学，看了说：“李霖灿能，为什么我不能！”

这个同学，是吴冠中。

吴冠中自己多年之后叙述道：“……李霖灿同学给我寄来明信片，一面描写见闻，另一面是用钢笔画的玉龙山速写，并附短文记述感受。我从明信片上的速写爱上了玉龙山，却一直未能瞻仰玉龙真面，单相思，三十年。”直到一九七八年，吴冠中专程访玉龙，在丽江街头遥看，很不过瘾；又想方设法找车进入山麓，“暴雨天我们到达林场，住进伐木者工棚，喝大块木柴火上煮的滚烫的茶，只是雨总不停，一天，两天，三天……似乎没有晴意。玉龙山在哪里？看不见，只在头顶上，云深不知处！……我于是将铺板移到小小的木窗口，无论白天、黑夜、坐着、躺着，时刻侦查雪山是否露面”。一个星期之后，夜半突然云散天开，月光下玉龙呈现，“我哪里等得及，将大幅的纸铺在石板地上，立即挥毫。战斗结束，画成后，我一反平常的习惯，居然在画面上题了诗：崎岖千里访玉龙，不见真形誓不返；趁月三更悄露面，长缨在手缚名山”（《长缨缚玉龙》，《画眼》，文汇出版社，二〇一〇年，131—132页）。

李霖灿八十年代在杂志上见到吴冠中《月下玉龙山》《春雪》等画作，惊叹不已，当年他把画箱埋在白雪深处，如今仿佛被老同学捡回来了，他一直表达不出的东西，老同学渲染点画，似乎比他想象的还要充沛和丰富。他难抑兴奋地写《玉龙上的奇遇》谈吴冠中的画（顺便指出，《春雪》，或即为《巴山春雪》，李霖灿所见杂志这幅作品只题《春雪》，致使他误以为是从玉龙山得来的灵感，其实关键来自大巴山），意犹未尽，后来又连写《文约雪山行》《新雪山盟》，邀约吴冠中和也是杭州艺专出身、久居法国的朱德群，万里赴会，同登玉龙，自告奋勇要给两位大艺术家当向导——老夫聊发少年狂，其情其态，甚为动人。

李霖灿做此设想，倒也不仅仅是重温雪山旧梦，这里面有更进一层的艺术表现问题。吴冠中的系列作品让他激动，却并不能使他十分满意。他向老同学坦言，作品有流畅和皎洁，“却没有惊异和深邃。换言之，少了一部分最重要的宗教情操，这种深奥的崇高是非到白雪深处不能领悟得到的”。朱德群的抽象画“冬雪系列”，在他看来，也还有上出的“崇高去处”。“你们都只看到了‘撒盐空中差可拟’的疏松之雪，还没经历过坚实莹澈如水晶的太古绿雪，更不要说雪中开杜鹃、雪中开牡丹的奇绝景观。”吴冠中到了雪山脚下而未深入其中，在他看来是功败垂成，忍不住要大呼遗憾。（《文约雪山行》，《西湖雪山故人情》，18页、20页）

齐白石画白梅，配一只焦墨大蝴蝶。他预料会遭诘问，就题了几行字：“座有客问：‘梅花开时安有蝶乎？’余曰：‘君曾游罗浮山乎？’客曰：‘未也。’余曰：‘君勿问。’”如果这时问齐白石，您老人家去过罗浮山吧？他会笑说：“我也没有去过！”李霖灿在《铁中铮铮的艺术家李苦禅》中引述过这个故事，但他另有一套说辞，强调的是去过、见过之重要，倘能表现于艺术上，不可“少见多怪”。古人有“夏虫不可语冰”的妙喻，而以他大雪山的亲历来验证，却也未必然。他以实见的“绿雪”名斋，我们多数无缘目睹太古绿雪，却不必“多怪”。

五

在台北，由于同住外双溪，李霖灿常到素书楼与钱穆闲谈。云南是抗战期间两个人都曾生活过的地方，自然也就成了一个亲切的话题。钱穆知道李霖灿曾经登上点苍山绝顶，就说起自己如何失去了看苍山洱海的机会：三个人已经坐在开往大理的车子顶上了——货车司机带客，赚点外快，人就坐在货物上面——其中一位西南联大教授问了一句：车子下面装的是什么？司机漫不经心地回道：开山用的炸药。三人一听，这还了得，赶紧一齐搬行李下了车。

他们改路线南下宜良，因此得观路南石林及大跌水之胜；更称奇的是，就是在那里的一座古寺，钱穆写下了著名的《国史大纲》。

钱穆每周两天到昆明城上课，其余五天回到山中。有趣的是，两天在课堂上不断讲话，之后一连五天，一句话也不说。七日来复循环。饭由窗口递进来，要洗的衣服从窗口递出去。深山埋古寺，沉心作史书，《国史大纲》著述的这种具体情形中，语言的沉寂（不说一句话）与奔涌（沉浸而酣畅的写作）之间，绷紧了相互作用的张力。“宾老对我说，生平再没有遇到这种整整五天不出一言的奇怪遭遇。我亦在想，除了在宗教上有某种隐修教会的特例之外，再也不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我还以为这种语言上的沉默和写作的精神凝聚有某种密切关系的存在，有深沉的静默才有渊博的内涵。在这一点上，我们真还得好好谢谢那位深山古寺的住持人，才合情合理。”——本来是因为这个住持很俗气，钱穆归寺，才不说一句话——“有非常之时，有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事，才有了非常之书。宾老也自云，生平著书之奇趣，以此为最。”（《怀念素书楼主人》，《西湖雪山故人情》，195页）

钱穆一生，令人感佩之事甚多，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震撼力堪与深山古寺著书不说一句话情形相当的，另有一个场景，是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中所述，香港新亚书院初创时期，“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他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他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一九九四年，11页）。

有一年夏天，我去台北双外溪参观素书楼，脑中交替想象上述两个情景，经久不去。

钱穆去世，李霖灿想到的纪念方式，是闭户细心恭读《论语》，因为钱穆曾说他一生读过五十六遍。他重读一遍，果然有新的认识，特意写出两段话的新释，恭呈老师——虽幽明阻隔，却还是能够从这种怀念方式中“领受”。我读新释，有感其中一段原文，自己也常默念，因此抄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一个年轻艺术家的学习时代

一

一九九三年，“罗丹艺术大展”先后在北京、上海举办，接连几个月，展览场地里外，人潮涌动。当年的参观者，如今回想起来，或许不仅能浮现出彼时盛况，也还会依稀忆起不平静的心绪吧？不过，有谁还记得这样一个细节吗：入口处检票的地方，出售一本书，开本不大，页码不多，书名叫《关于罗丹——日记择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定价九块八。出版社印行这本书，和这次大展有什么关系？当时和现在，我都不甚清楚；实际情况是，这本书被不少人当成了罗丹艺术的地图、说明书、导读。这也真值得庆幸，有这么好的导引。

这本书最早是台湾地区雄狮美术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大陆在三联之后又出过几个版本，我常常翻阅的是文汇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熊秉明文集》里的本子。文集共四卷，《关于罗丹》是第一卷，其他三卷是《展览会的观念》《书法与中国文化》《诗与诗论》。

再读《关于罗丹》，看的就不是罗丹如何，而是看这个看罗丹的人，一个年轻的艺术学徒，他的精神世界。

熊秉明（一九二二——二〇〇二）是数学家熊庆来的儿子。熊庆来，现代中国第一代科学家，留学法国八年后，一九二一年回国，南京东南大学创办算学系，他是教授和系主任。一九二六年清华改办大学，创设大算学系，他被聘为教授兼系主任，举家迁往北京。据说全国第一次数学名词审查会，大概是一九二三年，讨论“函数”“积分”等基本译名，是在杭州西湖雇的一条船上进行的——那一代的中国数学家，那些拓荒者，西湖一条小船就可以载得起。

熊秉明出生在南京，到清华园时差不多是上学的年龄。将近二十年前我读浦江清的清华园日记，曾摘录下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一日说及熊秉明的一条：“熊之二公子秉明，自南方来，携来其本乡拓本数十分赠戚友。熊公子方七岁，而言语活泼，且能作铅笔画，聪慧非常。”（《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九九年，34—35页）“本乡”，云南；熊秉明父亲的出生地，是云南弥勒县息宰村，一个有甘蔗田和玉米田的偏远地方。九岁到十一岁期间，熊秉明随父亲在法国生活，父亲写博士论文，他到学校念书。一九三七年，熊庆来为服务桑梓，出任云南大学校长，全家又迁往昆明。一九四四年，熊秉明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

一九四七年，熊秉明考取公费留法，在巴黎大学读了一年哲学，之后转习雕刻。《关于罗丹》是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一年的日记中抄出的与学习雕刻有关的部分，作者打算做这个择抄时曾想：“至少这是一个中国艺术学生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在欧洲学习经过的记录，关心这时代海外中国知识分子精神面貌的人总会发生兴趣的。”最后誊清时，“觉得似乎在试写自传的一章”（《关于罗丹》前言，3页。本文所引熊秉明的文章片段，除特别注明外，皆据此书）。

二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因为借给费小姐的书被弄丢了，回忆起这本书——里尔克的《罗丹》——曾经陪伴的岁月，那是在中国，在抗战的军中：

一九四三年被征调做翻译官，一直在滇南边境上。军中生活相当枯索，周遭只见丛山峡谷，掩覆着密密厚厚的原始森林，觉得离文化遥远极了。有一天丕焯从昆明给我寄来了这本小书：梁宗岱译的里尔克的《罗丹》。那兴奋喜悦真是难以形容。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曾读到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信》，冯至译，受到很大的启发，好像忽然睁开了新的眼睛来看世界。这回见到里尔克的名字，又见到罗丹的名字，还没有翻开，便已经十分激动了，像触了电似的。书很小很薄，纸是当年物资缺乏下所用的一种粗糙而发黄的土纸，印刷很差，字迹模糊不清，有时简直得猜着读，但是文字与内容使人猛然记起还有一个精神世界的存在，还有一个可以期待、可以向往的天地的存在。这之后，辗转调动于军部、师部、团部工作的时候，一直珍藏在箱箧里，近乎一个护符，好像有了它在，我的生命也就有了安全。

我现在能够徘徊在罗丹的雕像之间了，但是那一本讲述罗丹作品的印得寒伧可怜的小书——白天操练战术，演习震耳的迫击炮，晚上在昏暗的颤抖着的蜡烛光下读的小书——竟不能忘怀。（8页）

熊秉明揣摩罗丹作品，从中不断获得提示，这提示不仅是雕刻上，也是生活上的，时间久了，“他的作品混入我思想感情的曲折发展”（《前言》，3页），再要分离出来就不容易了。但在他的学习时代，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清晰的痕迹，看到那是些什么样的“提示”，“混入”了个人的生命和艺术中。

一九四八年八月五日，他记下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是很奇怪的：罗丹在雕刻发展史上起了革新的作用，为现代雕刻开辟了道路，但是他的风格却是很古典的，和他同时代的绘画比起来，便显得古老。这是为什么呢？”譬如与罗丹同时代的莫内、塞尚，都很“现代”。“罗丹曾和莫内联合举行过展览，我想是不甚调和的。”熊秉明探究罗丹雕刻显得古典的原因，谈到其中重要的一点：“他追求表现人生，而多传统沉郁的意境。里尔克说‘这是一个老人’（《罗丹》）。当然在里尔克看到罗丹的时候，罗丹的确已经是个老人，但这句话不止是这意思。罗丹在年轻的时候，制作《青铜时代》《影》《行走的人》的时候，他已经聚集了欧洲多少世纪的思想、情感、梦幻，他的灵魂已经有了重负，他似乎有了菲底亚斯、米开朗琪罗、但丁、林布兰的年龄的总和，已经是个‘老人’了。”紧接着，他又写了一句：

现代风的雕刻家似乎要把这些都忘掉。（49页）

岂止是现代风的雕刻家，现代艺术的哪个门类，不都曾出现过要把过去都忘掉的潮流？文学创作上，也是如此。谁要做一个“老人”？谁不想做一个“原创”的“新人”？

然而，正是罗丹这样的聚集了他之前多少年代的思想、情感、梦幻的“老人”，才使得雕刻的传统另创新境，启示将来：“他把雕刻揉成诗，为未来的雕刻家预备了自由表现的三维语言；他把《行走的人》省略了头，削减了双臂，这是后起的现代艺术家大胆扭曲人体，重塑人体，以及放弃人体的第一步。”（《后记》，176页）

《行走的人》给熊秉明的震撼是持久的，“残破的躯体，然而每一局部都是壮实的、金属性的，肌肉在拉紧、鼓张，绝无屈服与妥协”。这个作品以其悲壮和浩瀚，可以看作是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雕像，熊秉明甚至想到“天行健”！（一九五一年二月十日日记，153页）

罗丹的人体雕刻，还有《夏娃》，是熊秉明到美术馆常常看的，给他的震动也很大。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日记，从朱自清的散文《女人》说起，谈到中国人的女人观念。朱自清文章赞美“处女”是“自然手里创造的艺术”，而“少妇，中年妇人，那些老太太们，为她们的年岁所侵蚀，已上了凋零与枯竭的路途”。熊秉明认为，这种把“女人”的定义和“青春”“鲜美”的观念混淆起来的中国人的意识，在传统仕女画里表现得很充分。“工笔美人都一个类型，一个年纪。朱自清所说的‘自然手里的艺术品’的‘处女’，林妹妹型的，姣好的蛋儿脸，脸上决无一丝生活的纹路。这样的花容当然不可能连接着实实在在的身躯。”中国仕女画里的人物，只有衣服，衣服下面没有人体，“有这样的一种‘无体’的女人观，如何欣赏西方裸体呢？”

《夏娃》则大大不同，“罗丹的《夏娃》，不但不是处女，而且不是少妇，身体不再丰圆，肌肉组织开始松弛，皮层组织开始老化，脂肪开始沉积，然而生命的倔强斗争展开悲壮的场面。在人的肉体上，看见明丽灿烂，看见广阔无穷，也看见苦涩惨淡，苍茫沉郁，看见生，也看见死，读出肉体的历史与神话，照见生命的底蕴和意义”（72页）。

在此之前，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的日记里，熊秉明写道：“为什么爱一个多苦难近于厚实憨肥的躯体呢？罗丹的夏娃决不优美，有的人看来，或者已经老丑，背部大块的肌肉蜿蜒如蟒蛇，如老树根，我爱她的成熟，像爱一个母亲，更像爱一个有孕的妻子：多丰满厚实的母体，我愿在这个世间和她一同生活并且受苦。”（69页）

三

艺术上的感悟，不只是来自艺术作品，更需要切身的生命经验的启迪。哪怕只是对于人体的认识。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九日日记显然隐含着重要的个人经验。“拿出抽屉里的一叠明信片，忽然眼光落在罗丹的一幅《爱神和赛姬》上。那是一对卧着的赤裸男女拥抱的组像。我骤然像触了电似的懂得罗丹在这里所要表现的了。罗丹塑造过许多这样一对一对男体和女体相纠缠的小像，我以前竟然简直没有看见他们，看到时也完全漠然，全不懂得他们的意义。现在才发现这是人的肉体相吸引，相接触，相需要，相祈慕，相占有的种种相。他们在拥抱与媾合中灼烧、振荡、酣醉、绾纽成多样诡奇的难解的结。我怎么一直盲了眼睛看不见呢？”

若不是她，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发现罗丹的这些组像？

这些组像好像给我和她的相遇以意义，以生命的滋味，以美的形式。……我同时也惊异地发现自己的躯体的存在，自己的广阔和沉重。

我惊骇地想：赞美裸体，能不同时赞美肉体的最基本诱惑吗？我同时也惊骇地想：没有这样的对于肉体的神秘经验，也能做雕塑吗？

在《爱神和赛姬》画片的背面写了一行字：“你所使我发现的宇宙”，寄出去。（91页）

这种肉体经验所带来的“惊异”“惊骇”的“骤然”的“发现”，让人想起比熊秉明早几年从西南联大毕业的穆旦在一九四七年所写的《发现》：

在你走过和我们相爱以前，

我不过是水，和水一样无形的沙粒，

你拥抱我才突然凝结成肉体：

流着春天的浆液或擦过冬天的冰霜，

这新奇而紧密的时间和空间；

同一时期，穆旦又写《我歌颂肉体》，说的是：

我歌颂肉体：因为它是岩石

在我们的不肯定中肯定的岛屿。

而对于一个学习雕刻的青年艺术家来说，人体更直接就是艺术的形式。

邓肯在自传里写过和罗丹的相遇：她给他解释她对新舞蹈的理论，可是很快就察觉他并不在听，而是出神地注视着她，进而上前捏她的身体。“这时我的愿望就是把我的整个存在都交给他，如果不是荒谬的教育使我退后，披起衣裳，让他吃惊，我一定会带着欢喜真地做了。怎样的可惜啊！多少次我后悔这幼稚的无知使我失去一个机会把我的童贞献给潘神的化身——有力的罗丹！艺术和生命必定会因而丰富。”熊秉明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的日记里抄了这段话，并且设想：如果蔡元培读到这一段，必定大惊失色。“蔡元培所说的‘净化’是有的，但‘净化’之后，生命并不变成无生命，情欲并不化为无欲。朱光潜曾谈‘距离’，‘距离’也是有的，但现实生活与艺术并非两相隔绝，全不相干。”（96页）

四

新中国成立前后，海外的年轻知识分子，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选择。一九四九年十月三日，熊秉明到里昂车站送行，“寿观、道乾、文清三人启程同路东返”，“带着奉献的心，热烈的大希望”。“我呢，目前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充实，我的心情应当静下来。过几天就要开始下学年的工作，还想到纪蒙那里再做一段时期。”（89页）

实际上却是心情很难静下来。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六日日记，“昨晚在大学城和冠中、熙民谈了一整夜。谈艺术创作和回国的问题，这无疑是我们目前最紧要的问题了”。“当然我们也谈到离开本土能不能创作的问题。”

他们比我的归心切，我很懂得他们，何况他们都有了家室。我自己也感到学习该告一段落了。从纪蒙那里可学到的，我想已经得到，在穰尼俄那里本没有什么可学。查德金和我很远，摩尔也很远，甚至罗丹，在我也非里尔克所说的“是一切”……我将走自己的路去。我想起昆明凤翥街茶店里的马锅头的紫铜色面孔来；我想起母亲的面孔；那土地上各种各样的面孔，……那是属于我的造型世界的。我将带着怎样的恐惧和欢喜去面临他们！

分手的时候，已经早上七点钟。天仍昏暗，但已经有浅蓝的微光渗透在飞着雪霰的空际。地上坚硬的残雪吱吱地响。风很冷，很不友善地窜进雨衣里。在街上跑步，增加体温，乘地道车回来，一进屋子便拉上窗帘，倒头睡去。精神倦极，醒时已正午。（132—133页）

回去的和留下的，各有自己的道路和命运，不过这要等到很多年之后才看得清楚。

刘文清，初到巴黎时，以为画苹果、画山、画土庙、画自己的妻子便能满足自己，也满足别人，因而艺术创作是幸福的；“文革”期间受到冲击，精神失常，自说画家浪费纸张有罪，每天到街上捡马粪预备造纸，屋子的一角堆满用大衣口袋装回来的原料，屋里的气味和马厩一样。“一九七九年我在昆明看到他，精神大致复原，他还清楚记得当时的情形，说是曾经买了若干造纸的书籍，认真地读过。”（26页）

王道乾，喜欢蓝波，写现代诗，与熊秉明同船到法国；时代转折之际他自己也跟着发生了一个大转折，与朋友激烈地论辩：“生活根本不需要艺术”；“我希望我做一个查票员甚于希望做一个‘我’”；“我宣布：我之舍弃艺术完全是我成功的表示。”他是带着这样坚决地要从诗人气质中蜕化出来的思想回国的。一九八五年，熊秉明到上海，两个彼时的年轻朋友隔绝多年之后相见：“我很记得在一间客厅里等他时的迫切心情。然而我们一见面，似乎一切都敷上一层霜。他的面孔上浮起吃力的笑，仍是那一种吃力而并不爽朗的笑，但是终究有了不同。过去的笑是从心灵深处绽现的，遥远而神秘。而那一天我看见的笑疲倦而冷淡。我们就以这冷漠的基调出发说了些无关紧要的客套话，自己也感到别扭。第二天我离开上海，我想我们成为陌生人了。”一九九三年，王道乾去世，熊秉明从王道乾爱人寄来的几篇纪念文字中，发现了冲破“陌生人”感受的信息：晚年王道乾翻译蓝波《地狱一季》，重拾几十年前的旧梦。“道乾又回到蓝波，我怎能不激动？道乾又寻回他曾坚决要抹杀而遗弃的自我！我怎能不俯仰叹息？我好像又看见他青年时代的神态、目光、声调。虽然是译别人的作品，却渗进自己心灵的声音。《地狱一季》！我分明看见诗人的灵魂在灰烬中又跳起天鹅最后的舞。”（《我所认识的王道乾》，《诗与诗论》，167—170页）

回到当年熊秉明留下来的选择。留下来之后，艺术道路怎么走，又是重要的问题。此时的熊秉明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了那“属于我的造型世界”，这不仅仅是艺术的选择，还是文化的选择，精神的选择，根本上，这是血液的选择。当这样的意识逐渐明确起来的时候，学徒的时代就将结束了。

这本以罗丹艺术为中心的日记，快到结尾的时候，有一处大篇幅地谈论梁代墓兽，看起来有些突兀，其实却是精神和艺术的探求已经走到了这个地方，理所必然。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六日，“和贝去周麟家，看到瑞典中国美术史家Siren的《中国雕刻史》，书中的汉代石兽和梁代石狮给我以极大的震动和启发”。沉重庞然的梁代石狮，张开大口向天，“这里储蓄着元气淋漓的生命力，同时又凝聚一个对存在疑惑不安的发问。那时代的宇宙观、恐惧、信仰、怅惘……都从这张大的口中吐出。生存的基本的呼喊，无边的无穷极的呼唤！”一千五百年之后，这狮吼还使我们欢喜、凄怆、憔悴、战栗。“在中国雕刻史上，这‘天问’式的狂歌实在是奇异的一帜。这里不温柔敦厚，不虚寂淡泊，没有低眉的大慈大悲，也没有恐吓信男善女的怒目，这透彻的叫喊是一种抗议，顽强而不安，健康而悲切，是原始的哲学与神话。”

我想到罗丹的《浪子》，那一个跪着，直举双臂，仰天求祁的年轻的细瘦的男躯，那也是“天问”式的呼诉。但无疑，我更倾心于南朝陵墓的守护者，也许我属于那一片土地，从那一片土地涌现出来的呼唤的巨影更令我感到惊心动魄。

熊秉明回忆起一九四七年出国之前，在南京和父亲去看夭折的弟弟的坟墓，经过战乱流离，沧桑隔世之感尤为强烈。一片荒野穷村，满目凄凉。村旁立着一个类似于梁代石狮的巨大的石兽，“在怅惘慽恻的情绪中，这无声的长啸就仿佛在我自己的喉管里、血液里、心房里、肺腑丹田里。我是这石狮子，凝固而化石在苍茫的天地之间。这长啸是一个问题，这问题没有答案”。

这天晚上，熊秉明给朋友写信，其中说：“你说艺术上的国际主义，我不完全否认。诚然，在埃及希腊雕刻之前，在罗丹、布尔代勒之前，我们不能不感动，但是见了汉代的石牛石马、北魏的佛、南朝的墓狮，我觉得灵魂受到另一种激荡，我的根究竟还在中国，那是我的故乡。”（159—161页）

五

二〇〇二年，熊秉明因脑溢血去世。文汇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印行《对人性和智慧的怀念——纪念熊秉明先生》，我在上海，可是并不知道有这么一册纪念集；直到二〇一二年，熊夫人陆丙安托人从巴黎带了一本给我，也许是因为里面收了一篇我谈熊秉明“小诗”的短文。

纪念集篇首是熊秉明的《自己的话》，作于一九九九年，应该是为“远行与回归”巡回展而写，这个包括雕刻、绘画、书法的艺术展，先后在北京、上海、昆明、台北、高雄展出。《自己的话》简约回顾生命历程，于关键处有切要的阐明。

他说当年改学雕刻，一个原因，是和七八个同学去访问巴黎美术学院的纪蒙（Gimond），看到他收藏的各种石雕头像，猛然感受到棒喝的震撼。回过头来读《关于罗丹》中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一日记叙此次访问的情形，更能体会在这种关节口上的感受与重大决定之间的关联，他当时写道：“在一个真的艺术家的面前，非艺术家多少显得单薄、飘忽、胆小而幼稚……”（16页）

他说他必须在老同学顾寿观到巴黎之前做好决定，因为知道，好友到后讨论此事，一定会有彻夜达旦的辩论，而难有结果。这一点，似乎无关紧要，其实正显示性格和认识。后来，他们之间为是否回国辩论，果然没有结果，各走自己选的路。《自己的话》顺带提了这么一笔，没有多做说明，但显然他在做决定的时候，有意避开“语言的纠纷”。这里不妨稍微说开一点，“语言的纠纷”是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说法，在后来写的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中，他强调了一种浑噩的、基本的、难于命名的生命力量，对于这种力量来说，诸如理性与信仰的冲突，传统与革命的对立，中西文化的矛盾，玄学与反玄学的论战，都是“语言的纠纷”，“生命的真实在这一切之上，或者之下，平实而诚笃，刚健而从容，谦逊而磅礴地进行”（《忆父亲》，《诗与诗论》，128页）。

他进入纪蒙教室；之后又进入纪念碑雕塑室。当他感到自己在一个死胡同里找不到出路，苦闷得想要呐喊的时候，做了一只铁焊的《嚎叫的狼》；他开始成为焊铁雕刻家。当时出现了一代焊铁雕刻家，从材料上来讲，战后铜价昂贵，而废铁便宜易得；隐性的原因或许在于，“我们是从战争中活过来的年轻雕刻家，所以对于焊火和废铁有一种特殊感情”。这种特殊的感受性作用于艺术形式，“从石膏人像转为铁片焊接结构在我的创作历程上是一重要的转变”（《对人性和智慧的怀念》，2页）。

他逐渐觉察不适于做一个职业艺术家，于是到大学教中文，而且一教三十年，没有料到职业把他诱引到文字的领域，试验用简单的初级汉语写成《教中文》诗集，用丰富而明晰的语言写复杂的现代诗论，写《看蒙娜丽莎看》这样的文章。

他开了一门书法课，多年后撰写别具建树性的《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吴冠中说此著作该得诺贝尔奖；他的博士论文，以“张旭与狂草”为题；他讲书法和中国文化，大胆地断言“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退休前后几年，竟然不辞烦劳到北京办了三次老年书法班，他试图让更多人明白，老年的写字乃是一种哲学的实践，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应该从容、自在、平静地写自己可以认同的字，在书写中得到人书吻合的喜悦，亲切地感到创造与存在的微妙一致，“人书俱老”也包涵着“生生之机”。

他的工作不专一，雕刻、画画、写字、写文章、教书；他的心思游移在观念和造型之间、哲学与艺术之间。

《自己的话》最后两段：

……我好像在做一个试验。我是一粒中国文化的种子，落在西方的土地上，生了根、冒了芽，但是我不知道会开出什么样的花，红的、紫的、灰的？结出什么样的果，甜的、酸的、涩得像生柿子的？我完全不能预料。这是一个把自己的生命做试验品的试验。……我无骄傲，也不自卑，试验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

用生命做试验品的试验有成功与失败吗？近代爱尔兰作家贝克特（Beckett）说：“成功，对我毫无兴趣；我有兴趣的，是失败。”这句话反映出一些现代艺术家的创作心理，但我不喜欢说得那么极端。我更愿引庄子的说：“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果有成与亏乎哉？果且无成与亏乎哉？”生命的意义还在失败与成功之外。（《对人性和智慧的怀念》，6页）

二〇〇九年四月以此题写过短文，

八年后补充重写，仍未尽意。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