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义和团研究／戴玄之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9

（历史与社会·经典重刊）

ISBN　978-7-301-17702-0

Ⅰ.义…　Ⅱ.戴…　Ⅲ.义和团运动—研究　Ⅳ.K256.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67302号

书　　　名：义和团研究

著作责任者：戴玄之　著

责 任 编 辑：岳秀坤

封 面 设 计：奇文云海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301-17702-0/K·0708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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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北京山润国际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13印张　2插页　173千字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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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玄之先生，时为国立西北大学三年级学生

（1946，陕西西安）

戴玄之先生，国立西北大学毕业照

（1947，陕西西安）

戴玄之夫妇新婚后第四日与恩师蓝文徵教授、师母林立雍女士合影

（1953年4月16日，台中市台中公园）

戴玄之先生，时任台湾师范学院讲师

（1954年，台北）

戴玄之先生，时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

（1963年，台北，适逢《义和团研究》

初版问世）

目录

戴玄之教授行述

路遥序

蓝文徵序

自　序

第一章　义和团的源流

第一节　劳乃宣“义和拳乃白莲教之支流”之说不足信

第二节　义和团的起源

第二章　义和团的本质

第一节　义和团的本质与降神附体的真相

第二节　义和团与白莲教无关

第三节　释疑

第三章　义和团大起的因素

第一节　列强侵略压迫的刺激

第二节　教士教民的欺凌

第三节　天灾的影响

第四节　政府的鼓励

第四章　义和团的变质与仇外

第一节　义和团的变质

第二节　会党的活动

第三节　义和团的仇外

第五章　旧派态度与战争之引起

第一节　新旧两派的态度

第二节　下诏宣战

第三节　围攻使馆及北堂

第六章　东南互保及排外的蔓延

第一节　首倡东南互保者的异说

第二节　盛宣怀与东南互保

第三节　互保范围的扩大

第四节　排外运动的蔓延

第七章　联军的行动

第一节　大沽天津的攻夺战

第二节　向北京进军

第三节　联军的暴行

第八章　中外和议

第一节　帝后西奔与义和团的瓦解

第二节　中外和议的进行

第三节　辛丑条约的签订

附录一　许袁三疏真伪辨

附录二　董福祥上荣中堂禀辨伪

再版后记

戴玄之教授行述

玄之先生于1922年农历十月十日生于河南省新蔡县之戴湾。先代耕读传家，积资业中富。幼承庭训，获诗书熏陶，以乡中教育落后，幼少即负笈求学外地，遍历豫东各县镇。嗣值日军侵华事起，乡土沦陷，先在战地就读豫东游击区槐店联中高中部，继而转至陕西城固，考入西北联合大学历史系。抗战胜利后，在西安毕业，离校未久，即于1948年进入台湾师范学院（师大前身）史地系，担任助教，在校二十年，由助教递升至教授及系主任等职。1969年，受聘于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初任客座教授，继而留任，并兼系主任，服务十年之久。于1979年返台定居，继而受聘为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在校九年，于1988年正式退休。由于香港珠海书院梁永燊校长惇恳之礼聘，力挽出山，遂再任为珠海文史研究所长兼文学院长。而教学、研究、行政、人事百务丛集，夙夜无懈，终于积劳卧病竟，至不起，不幸于1990年2月16日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九岁。学界友朋门人故知，无不悲悼伤惜。

先生自抗战后期起从事史学研究殆已四十余年，分在师大、南洋、政大、珠海任史学讲席，可谓毕生献身史学及教育工作。其治学，攻中国近代史及中国社会史，特别专长于近代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之研究，凡关白莲教、天理教、老官斋教、义和团、红枪会、天地会、洪门、清帮等会社帮派，均各有专题研究论著问世，考证精细，论点新颖，足能阐微发覆，为国内外学者崇重。

玄之教授重要著作有《义和团研究》、《红枪会》、《董福祥上荣中堂禀辨伪》、《盛宣怀与东南互保》、《义和团源流考》、《义和团的本质》、《义和团与白莲教无关考》、《义和团的变质》、《许袁三疏真伪辨》、《红枪会的法术》、《白莲教的本质》、《天地会的源流》、《天地会名称的演变》、《白莲社与白莲教无关考》、《天地会与道教论》、《清帮与洪门的起源》、《清帮的源流》、《十九世纪白莲教乱之剖析》、《朱三太子案》、《1835年山西赵城之先天教乱》、《老官斋教》、《嘓噜子》、《咸丰大钱》、《天理教联合天地会起兵之分析》、《明末的秘密宗教》、《白莲教的反元运动》、《清代的奴婢》、《明末的白莲教乱》、《滦州石佛口王姓白莲教世家族谱之研究》等，细目不及备载。戴教授生前尚有未刊论著多种，有者已在学术会议中宣读，有者尚未杀青，将于日后整理妥善一并出版。

王尔敏

1992年11月15日

路遥序

戴玄之教授（1922—1990）是中国近代秘密宗教和秘密会社研究卓有成就的著名学者。他所著的《义和团研究》是其成名之作，1963年出版于台湾。

我的学术研究基本与他同道，我于1951年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而任教至今，一直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国近代史这门学科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兴盛起来的，大陆史学界以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并列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三大高潮，曾取得了学界共识。1960年是义和团运动的60周年，新中国史学会决定这一年在山东济南召开纪念讨论会，曾函示山东史学会要投入人力弄清义和团运动是如何在山东发生及其地点、时间、组织、政治思想、各阶级态度等诸问题。可是以往文献对这些内容的记述基本无徵，这就得靠田野调查来解决，于是我就被推向田野调查第一线，走上了义和团研究的道路。后来我得悉台湾曾出版戴先生这本大作，曾多方设法觅购，但直至1978年中美建交后才在海外学者来访时获得此书。拜读之后，发现我与戴先生对义和团起源所持观点迥异，于是我便以对立观点为指引，逐步扩大了研究视野，戴著成为我加深义和团研究的主要动力，取得了初步成果。

义和团研究一直得到中国史学界的重视，上一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会曾推出一项重要学术措施，提出要总结建国以来史学研究在各方面的成果，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全面资料，决定由巴蜀书社出版一套大型史学研究丛书——《中国历史专题研究丛书》。这套丛书在中国史学会指导下编辑，由编委会审定后再交给巴蜀书社陆续出版，其中每一种选题均在40万字左右。编委会规定这套丛书的每一种均约请国内研究有素的学者担任，第一批选题共有30种，而《义和团运动》便被定为首选题目，由我来编撰。我欣然接受这一任务，将它分为几个子目来编选。有关义和团源流这一子目，我听取一些专家意见，将戴玄之与李世瑜的论文作为首选列入。这套丛书原规定所收论文只限于在大陆发表的，但我认为戴李二位先生所持观点正好相反，收录在一起才能全面反映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有利于义和团起源研究的深入发展。由于我的坚持，编委会终于同意了。这套丛书后因经费拮据出了若干种后就停止了，但在已出版的各种中，只有我编的《义和团运动》这一本选录了唯一来自海外的一篇，其他各题未有此举。该书出版（1985年）后由《人民日报》广为宣传，曾有过两次报道：一次是在1986年4月18日第5版，题为《<义和团运动>的出版》，另一次是1988年3月21日第5版，题为《评<中国历史专题研究丛书>》。

现在我要谈的是戴著《义和团研究》一书在义和团研究史上所占有的学术地位，趁该书将要再版之际略予赘言，主要从义和团研究史的回顾这一角度加以考察。众所周知，义和团运动自爆发之日起就以十分浓厚的神秘主义特征映世，早期的义和团研究无论海内外论著几乎都论及义和团的起源，并以之为研究义和团的攻坚战。这里只能举几部代表作加以简述。美国周锡瑞( Joseph W. Esheriek) 和德国狄德满 (R. G. Tiedemann) 都曾对此有过评述。撰写义和团的最早一本著作，应该算是美国传教士明恩溥 (Arthur H. Smith) 的《动乱中的中国》 (China in Convulsion, F. H. Revell Co., 1901) 。他是美国基督教公理会牧师，1872年被遣来华，先是在天津、继而于1880—1905年转山东恩县庞庄传教。他认为义和团的源流与秘密会社有关，但不是白莲教；其所驻的山东恩县庞庄四邻就是朱红灯活动的中心地区，该村周围盛行一种叫做“六时教”的秘密会社。“六时教”并非真名，实是属于青阳教的一种民间秘密教派。明恩溥自认其所著书以“见证者”姿态出现，而对义和团真正进行学术研究的当始于美国学者施达格 (George N. Steiger) 《中国与西方——义和团的起源与发展》 (China and the Occident: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oxer Movement) 一书。他是一位历史学家，1906年来中国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1919年回国任西蒙士学院历史系教授，1927年撰此书由耶鲁大学出版。这部书在西方很有影响，对义和团起源的论述是其一大亮点。施达格否定了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撰于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即1899年10月）中引嘉庆年间直隶总督那彦成奏折中的说法，即所谓“义和拳一门乃白莲教之支流”、“离卦教之子孙徒党”。而戴玄之则认为义和团与白莲教无关，义和团的最初组成乃是华北的民团。在此之前，西方学者更多的是接受了劳乃宣的说法。这样就形成了“秘密宗教说”（包括白莲教与非白莲教之别）与“民团说”（包括官团与非官团之分）相互对立的观点，且都传承下来，一直争论不休。

施达格的观点遭到了很多研究者的质疑，这里我只是举1970年代以前的代表作来说，如美国谭春霖《义和团的灾难》 (Chester Tan, The Boxer Catastroph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5) 、英国珀赛尔《义和团起义：背景的研究》 (Victor Purcell，The Boxer Uprising: A Background Stu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和加拿大华裔学者陈志让 (Jerome Chen) 、日本市古宙三、村松祐次等所发表的一些论文。尤其是珀赛尔所著书对施达格“民团说”的批驳很有力。他认为嘉庆年间的义和拳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又重新出现了，也就是说两者是有所传承联系的；并依据1899年4月至11月所颁布的上谕中列举出的“大刀会”、“拳民”、“红拳”、“义和拳”、“义和拳会”与“义和拳匪”等等词汇加以评析；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利用了山东巡抚张汝梅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三日（5月22日）发给朝廷的一封电报，说拳民已自称为“义和团”，在直隶东明交界新立了“义民会”名目，次日军机处寄旨覆令王文韶、张汝梅、刘树堂应派员前往密查，于是又有了五月十二日张汝梅的奏覆中提到，拳民称的是“团”而不是“拳”，并有“改拳勇为民团”的想法。珀赛尔对义和团名称起源的分析，应该说是比较详尽的。与珀赛尔所著书出版的同年，在台湾也出版了戴玄之《义和团研究》，这两本书同为海外研究者所关注，都是很有学术分量的著述，但戴著则坚定地支持了施达格的民团说，尽管他在书中并没有说明这一点。

戴著《义和团研究》的创新点何在？我认为有如下几点值得关注：

一、关于义和团的起源。该书当属于综合研究义和团运动的一本专著，但作者在自序中明确点出其撰此书“旨在探讨义和团的源流”。作为义和团起源来说，不少研究者认为不能仅限于组织起源的探讨，还应包括地点起源与时间起源。程歗就表示过这样看法，我很同意。对于这几点，施达格都说得很模糊，他曾提到依据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赵席珍 (P. Remy Isoresi) 在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一日（1898年10月25日）日记中的记载，说这一天义和拳已经起事，地点何处未有言明。在另一处，他又引河北献县耶稣会传教士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1898年6月15日）发出的信，指出拳民出现在直隶东南部及其邻近的山东各县，具体而言就是在离大名府往北180里的魏村附近之基督徒村舍。其实这里不是义和拳起事的地点，在书中又谈到美国基督教驻山东恩县庞庄与明恩溥一起传教的牧师博恒理 (H. D. Porter) 1899年10月14日的信件里已有了义和拳侵入该庄的记载等。前后说法不一，无法给人以清晰概念。戴著则与之不同，它以山东巡抚张汝梅两封奏折与冠县地方志记载为据，指明义和团之起是由山东冠县梨园屯教案发展而来，而此教案又是因该村拆毁玉皇庙而盖建天主教堂引起；还进一步详述了该教案之激化始于同治八年（1869年），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先是由本村文武生员起而抗议，继有十八魁号召民众抗拒，终于在光绪二十四年二月（1898年3月）推出拳民赵三多为首领。这样就把义和团起源的地点、时间、组织以及领袖脉络等清晰地体现出来，同我们后来的调查大致吻合。但就义和团的组织起源看是否即如戴氏所说的乡团呢？据我的研究，乡团在初期阶段与拳民有过与乡团融合，档案中就有“拳民、团众势颇固结”的记载，但后来就不是如此了。义和团运动自爆发之日起，就不仅限于某一地方、哪一地区是最主要的？戴著紧紧盯住山东冠县梨园屯，确有其独到眼光。现在已有更多研究者都把“义和团起于山东说”改为“义和团起于直东交界说”，戴氏之起于梨园屯说功不可没。

二、对义和团的起因，戴著指出它既起于具体教案，亦因于德占胶州湾之刺激，并联系当时历史大背景来考察。对义和团如何评价，他认为义和团不图名、不为利，因慈禧之鼓励由保家而变为保国。对义和团组织内部的复杂情况如何区分，他没有划为“拳”与“匪”，而是区别为“真团”与“伪团”；不同意因有伪团而概称义和团为“拳匪”，认为义和团一词是包括真团在内的，所以义和团只有真团和伪团之分而无真团与拳匪之别。这都是很有见地的看法，为他著所未述及。他又通过庙堂之争反映出中外宗教信仰之差异，谴责了西方基督宗教之征服性；而另在书中还列举了拳民之种种神灵信仰：一神仙，二忠义之士，三除暴安良之侠客，四英勇武将，至于奸臣、叛逆、流寇之人物，拳民是不信奉的；继而指出，拳民所奉玉皇大帝实“为中国人民所崇奉的万神之神，是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而教民竟将玉皇庙拆毁改建教堂，实为人神所共愤、天地所不容”。这同以往西方义和团研究论著中对义和团、义和拳诬为“拳匪”、“匪徒”、“叛乱”、“迷信”、“愚昧”等种种污蔑之词有根本不同，并正面肯定了义和团民之热爱家园与保卫国家的意志。他认为，“庚子事变，实外人启之，少数愚昧权贵煽之，……忠君爱国的拳民无辜，祸国殃民之责，慈禧不能辞其咎”。这种一反过去西方对义和团的评价，亦可见其所坚持的民族立场。

三、对“东南互保”问题的分析与评价，是戴著的另一亮点。在这个问题上，大陆史学界于1980年代以前不存在有什么分歧意见，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接受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一书中的观点，一致指明东南互保乃是帝国主义导演下的东南地方大吏对朝廷的分裂行为。但西方论著则表示了异议，如谭春霖所著书肯定了东南督抚的做法，特别突出了盛宣怀在东南互保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一观点亦同时体现在台湾戴玄之和王尔敏的著作中。戴著充分肯定盛宣怀对东南互保之倡导与策划，而对盛之致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电文中提出挽救时局之方案更钦佩有加；还举出盛的另一个功劳是最先提出了“矫诏说”，认为此举“其卓识硕画远超东南疆吏之上，用特表而出之”。这样的赞美是否过誉，当然还值得讨论；但他对东南互保之肯定，至今已得到不少研究者的支持。

四、该书还有两份附录。一是《许袁三疏真伪辨》，三疏即《请亟图补救之法以弭巨患疏》、《请速谋保护使馆以维大局疏》与《严劾大臣崇信邪术请旨惩办疏》。戴著经缜密分析，指出第一疏为真，而二、三疏属伪。二是《董福祥上中堂禀辨伪》，亦详揭其伪撰，充分体现出他的学术功底之深厚。

总之，戴著《义和团研究》此书在义和团研究史上是一部具有开拓性并有影响力作，至今仍有不少值得参考、借鉴之处，特叙此以为序。

2010年春于山东大学

蓝文徵序

庚子拳变，为我国近代史上最创巨痛深之大事，其凋伤国运，销蚀民气，何可胜言。惜中外载笔之士，惑于当时之错误传说，震于事后之歪曲指谪，对义和团之记述，多有误解。非诬为白莲教之支派，即斥为八卦教之徒裔，流传既久，殆成定说，深入人心，积重难返。致一般人提及义和团时，辄嗤为邪教，目为乱民者，比比皆是；真能钩稽史实，客观分析，辨其真相者，曾有几人。

顷承戴玄之教授以所著《义和团研究》相示，籀读既竟，甚佩其观点正，叙事核，立论公，举证确，新发现颇多，为研究近代史者辟一新境界。如述义和团源流，谓嘉庆时之义和拳，与光绪时之义和拳，并非同源。又指出义和团乃起于咸、同间之乡团，初起时之目的，在保乡防盗，构成之分子，皆系淳朴善良之乡民。光绪十三年以后，转变为仇教团体。后因受官府剿压，又被清室利用，再变而为扶清灭洋云云，实为客观公平之论。其分析义和团之本质，则从信仰、结社、仪式、宗旨及无总首领各方面，证明其与白莲教、八卦教，不但源流不同，毫无关系，且对白莲、八卦持反对态度，斥之为邪教。自称不是邪教，尤足辟劳乃宣氏之说。似此钩稽沉潜，拨去云翳，使史事真相粲然大明，岂非快事。

至其述义和团大起的原因，变质及仇外，旧派态度与战争之引起，东南互保及排外的蔓延，联军的行动及中外和议各章，并识见明敏，析辨精辟，叙事允当，时有新义。非好学深思者，何可臻此！

余若：首倡东南互保者，世多归美刘坤一、张之洞，此则指为盛宣怀；拳民久攻使馆不下，世以为使馆防守坚固，此则谓由于荣禄苦心调护之力；慈禧杀许景澄、袁昶后，历时许久，而恨犹弗释，世莫解其故，此则指出因廷议和战时，清德宗与许、袁团聚而泣，慈禧疑许、袁必有何密语，故事后犹怒谓其“语多离间”也。诸如此类，具见史识。附录中，辨许景澄、袁昶三疏，以种种确证，断定第一疏为真，二、三疏为赝，尤为定谳，无可易移。治史在求真，即以汉唐还汉唐，以宋明还宋明，各还其本来面目，而后史实始明。此书据旧有之资料，钩久沉之史事，客观析辨，悉心斠论，抉诬正误，将义和团之真相，大明于世，使治近代史者，对此事重新估价，则斯书诚不可不作。昔章实斋谓善著述者，能将“臭朽复化为神奇”，若斯书者，洵足当之而无愧矣。

1963年12月蓝文徵序于大度山

自序

从1959年起，我在《大陆杂志》发表几篇有关义和团的论文，竟蒙史学先辈和友朋给予奖藉及鼓励，遂更潜心斯事。后得“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补助，继续研究，遂于1962年完成此稿。旨在探讨义和团的源流，兼辟劳乃宣氏“义和拳乃白莲教之支流”，为“离卦教之子孙徒党”，是“反政府的秘密结社”的说法之误。并阐明义和团起于咸、同年间之乡团，与白莲教、八卦教无关。更将若干疑案加以分析解释。此完全由于搜集各家之书，比较参证之所得，遂记述所信，以求心之所安，非敢故意标奇立异。这只是个人读书札记，非敢云著作。由于书籍缺乏，学植浅陋，误漏在所难免，至祈方家多赐教正。

本书幸蒙“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资助出版，并赠予奖金；复蒙蓝孟博先生赐序，衷心至感，而出版日期巧逢玄之四十初度，忆童年过庭，家严（讳文蔚号彩臣）时以勤学立言相训诲，及游西雍，又承师长谆谆以治史述学相循诱。毕业后，辗转避地，业植益落，致年届不惑，一无所成，上负国家培植与双亲教养师长诲迪之恩，旁辜朋好及从游诸子殷切之望，午夜梦回，愧悚交集，诚无地自容。此皆资质驽钝，怠惰偷安，以致四十虚度，对学术毫无贡献。这一浅薄研究，实系未定稿，特将其问世，借以志吾过，并励来兹。同时更向“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及蓝孟博先生致最深的谢忱。

1963年11月28日戴玄之序于台北师范大学

第一章　义和团的源流

第一节　劳乃宣“义和拳乃白莲教之支流”之说不足信

翻开各种记载，凡有关义和团的源流，千篇一律，完全根据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的解释，认为义和拳“乃白莲教之支流”，“为离卦教之子孙徒党”，是带革命性，秘密结社的邪教。劳氏之说系根据嘉庆十三年（1808）七月戊寅上谕，及嘉庆二十年（1815）十一月初三“那彦成奏疏”。前者说：

给事中周廷森奏请严惩聚众匪徒一折，据称近日江南之颖州府、毫州、徐州府，河南之归德府，山东之曹州府、沂州府、兖州府一带地方，多有无赖棍徒，拽刀聚众，设立顺刀会、虎尾鞭、义和拳、八卦教名目，横行乡曲，欺压良善。其滋事之由，先由赌博而起，遇会场市集，公然搭设长棚，押宝聚赌，勾通胥吏为之耳目。请饬下三省督抚，认真踹缉，清查保甲，密访为首棍徒姓名，聚赌械斗之案，拿获尽法惩治，并责成地方官，严定黜陟等语。江南、安徽、河南、山东毗连各州县，既有此等匪徒，自应严行惩办，以靖闾阎，不可养痈贻患。(1)

后者说：

奏为遵旨查办，并将先已讯出端倪，奏明密拿事。……谨据臣等所知，略为陈叙。当日据获到教匪，各供滑县闹事之人，俱系震卦教。凡有在教者，均称为东方震宫王老爷门下。其王老爷，系首先传教之山东菏泽县人王中，已于乾隆三十七年犯案正法。林清徒党多系坎卦教，凡有在教者，均称为北方元上坎宫孔老爷门下。其孔老爷系首先传教之山东宁阳人孔万林，亦已于王中案内正法。至大乘教、金丹八卦教、义和门、如意门等教，凡有在教者，均称为南方离宫头殿真人郜老爷门下。其郜老爷，系首先传教之河南商邱县人郜生文，已于乾隆三十六年犯案正法。……其离卦一教，仍未改悔之案，如所获安平县传习离卦教之杨俊等，究出首先传教吴二瓦罐之子，仍称少当家之吴洛云，并其徒大头目路运等一案。交河县传习一炷香离卦教之齐闻章等，搜出违背十王经卷一案。沧州吴久治、路老等传习佛门教一案。青县季八、叶幅明等传习义和门教一案。又青县边二从习白阳教预知逆情一案。景州葛锡华等从习离卦教预知逆情一案。祁州邢士魁等传习如意教，搜获妄造表名卦号总册一案。故城县葛立业传习义和门拳棒预知逆情一案。均经讯明，教名虽别，俱系离卦教之子孙徒党，逐起奏明，分别凌迟斩遣在案。现又访获青县尤明等传习义和门离卦教一案。束鹿县马杨氏传习红阳教，搜获飘高老祖经一案。亦经奏明，从严究办。

在嘉庆上谕里，仅有“义和拳”的名称。在那彦成奏疏里才说到义和门为“离卦教之子孙徒党”。另据沈宝麟撰《吴堦传》，详述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乱，直、鲁、豫交界各县多陷，惟金乡知县吴堦得义和拳之力，城得不破。可证义和拳原与八卦教为敌。因此，那彦成奏疏的真实性如何是问题。纵然言必有据，而嘉庆年间的“义和拳”、“义和门离卦教”，与光绪年间的“义和拳”是否同源又是问题。因后者有几种特点：第一降神附体，第二吃符念咒，第三自称刀枪不入。但我们从未发现嘉庆年间的义和拳或八卦教有以上三种特点。

或谓林清党徒刘玉漋会“金钟罩拳符咒”。可见八卦教“吃符念咒，刀枪不入”。按白莲、八卦画符念咒者有之，但从未发现有“吃符喝符，刀枪不入”的记载。至于刘玉漋，于嘉庆十一年（1806）从张广学武技，得金钟罩符咒山神册，十三年冬始入坎卦教。(2)足证刘玉漋先学金钟罩符咒，然后入八卦教，不是入八卦教后才学习金钟罩符咒。嘉庆十八年（1813）林清谋起事，刘说：“吾能画符念咒，行走如飞。”(3)可见别人是不能画符念咒，行走如飞的。同时，林清与李文成的徒党，于起事时，并无“降神附体，吃符念咒，刀枪不入”的记载。

劳氏在《义和拳教门源流考》里说：“按义和拳一门，乃白莲教之支流，其教以练习拳棒为由，托言神灵附体，讲道教拳，诡称念诵咒语，能御枪炮，有祖师及大师兄、二师兄等名目，其为邪教，形迹显然。”所谓“托言神灵附体”，“念诵咒语，能御枪炮”，是指拳变时期的义和拳而言，而嘉庆年间的义和拳无“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的史实根据。劳氏见嘉庆年间的义和拳与光绪年间义和拳名称完全雷同，于是说后者渊源于前者，不足征信。因名称雷同绝不能证明其源流相同。如咸丰十一年（1861）山东白莲教、八卦教乱，旗分绿、红、白、黑、黄、蓝、花各色。宋景诗部旗色黑，故称“黑旗军”(4)。而同治五年（1866）刘永福部也称“黑旗军”。宋景诗的“黑旗军”与刘永福的“黑旗军”，名称虽同，但实质殊异，如果说后者源于前者，那是错误的。同理，嘉庆年间的“义和拳”与光绪年间的“义和拳”，也是名同而质异（详第二章第二节“义和拳与白莲教无关”）。

劳乃宣氏仅根据那彦成一纸不太详实的报告，认为义和团是由白莲、八卦演变而来的说法，不可轻信，因其身为父母官，其写《义和拳教门源流考》的动机，吾人有加以研究的必要。按劳氏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任直隶吴桥县令，吴桥与山东毗邻，时值义和团在山东蔓延日甚，劳氏恐其流入吴桥，为预防计，诬为白莲余孽，因白莲教是以“反抗政府，夺取政权”为目的的秘密结社，为政府所严禁，犯者凌迟。拟借此引起清廷注意，加以禁止，故以白莲称之，乃刊刻《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一书。他说：“岁己亥，余承乏吴桥，时义和拳党芽孽于山东，骎骎及于畿辅。余惧其遂滋蔓也，刻《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一编，证其为白莲教遗孽，布诸境内，陈诸上官，觊为曲突徒薪之谋。顾当道不甚措意，未几而故城、景州、阜城、东光等处变作，余复累牍力争，腾书远近，冀悠悠之一悟。而一二知交外，多漫不加省，又未几而吴桥变作，幸图之于豫，未为所乘。”(5)其写该书是为了宣传义和拳是邪教，非义民，不可听信。他说：“义和拳一门，实系邪教，并非义民，久奉严纶查拏惩办。父诏其子，兄勉其弟，彼此相戒，不得听信其党妄言，误从其教，致蹈刑章。则于黜邪崇正之方，除莠安良之道，裨益实非浅鲜。”其动机旨在宣传义和拳系邪教，应严惩而著书，不是为学术而研究，因此不作学理探讨，只作官样文章，仅根据那彦成一纸报告，牵强附会，以圆其说，因其身为县令，保境安民有责，指鹿为马，情尚可原，不意数十年来，中国史学家几乎一致视同信史，从无驳斥者，此实非劳氏始料所及。

第二节　义和团的起源

劳氏学说既不足信，那么，义和拳起源于何时？我认为拳变时期的义和团，是由光绪十三年（1887）山东冠县梨园屯教案演变而来。因教民拆毁是村玉皇庙，改建教堂，村人大哗，群起抗拒，控于官，官府畏外人势力，左袒教民，村民愈愤，有十八魁等积不能平，号召民众联络党徒，诉之武力，拆毁教堂。官府派兵往剿，十八魁等前仆后起，与之顽抗，其后改名为义和团，自诩得有神助，能避炮火，声势大振。《冠县县志》说：

光绪十三年，德国郎神父来冠，在河北梨园屯传教，宣传数年，信教者日众，拆毁是村玉皇庙，改建教堂，村人大哗，群起抗拒，文生王世昌、武生阎德胜纠合绅民联名控至县署，继而府、道、抚院。官府畏外人势力，皆为左袒，遂致所有庙基未能收回，村民愈愤。时有阎书琴、高小麻等十八人，绰号十八魁，积不能平，号召民众，联络党徒，拟诉之武力，拆毁教堂。事上闻，迭经上宪派兵弹压，防其暴动，军门夏辛酉、标统方致祥、东昌知府洪用舟率兵往剿，十八魁等前仆后起，迄与顽抗，其后改名义和团。自诩得有神助，能避炮火，有红灯照、蓝灯照等法术，煽惑愚氓，举赵三多为统领，啸聚数千人，蔓延十余县，声势大振，风鹤频惊。教徒拆庙修堂，村民则拆堂修庙，更迭拆修，相持不下。……(6)

按梨园屯教案始于同治八年（1869），该村教民分得公产玉皇庙地基三亩余，后献于传教士梁司铎，修盖教堂十余间，村民反对，屡经涉讼。光绪十三年（1887）四月，教士费若瑟、教民王三歪等复将教堂拆修，扩充地基，村民忿怒，拟拆毁教堂，索地修庙，监生刘长安等联名控告，案屡结屡翻。至光绪十七年（1891）十二月，由东昌府知府洪用舟讯明，断令将庙宇让予教民改建教堂，恐民心不服，由冠县知县何式箴捐银二百两，京钱一千串，听民另购地基建盖新庙，俟新庙工竣，再拆毁旧庙，移置神像，取结完案。十八年春，教民在庙基兴建教堂，恐村民拦阻，遂以梅花拳队阻工谋叛为词，向冠县投递信函，因此，群情不服，前往教堂理辩，教民见人多势众，闭门不纳，并抛掷砖石，开放洋枪，致激众怒，群起相攻，互有受伤。梅拳遂请临清道士魏合意来庙主持，并将昔年办团枪械移存玉皇庙(7)，与天主堂教民相抗，是为梨园屯教案乡团（即梅花拳队）使用武力之始。教民力不能抗，纷纷逃避。官府派兵剿办弹压，将玉皇庙拆毁，交教士张通士验明查收。梅拳愈愤，十八魁等前仆后继，纷起抗拒，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山东、直隶毗连各州县，“地方拳民、民团众势颇固结”(8)，推直隶威县沙而寨拳民赵洛珠（即赵三多）为首，屡发生毁教堂、杀教民事件。官府恐激生他变，不敢操之过蹙，劝令解散，此后，拳民遂改梅花拳为义和团。(9)其时，地方拳民、民团已合而为一，众势团结之因，乃玉皇庙之被毁。玉皇庙供奉玉皇大帝，为中国人民所崇奉的万神之神，是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而教民竟将玉皇庙拆毁，改建教堂，实人神所共愤，天地所不容。庚子三月，北京义和团告示说：“神明震怒之原因，系玉皇庙之被毁。”并说玉皇大帝率领群圣群神，亲自下凡，助拳民消灭洋鬼，告示文曰：

在北京某街巷，有义和团民若干人，于中夜突见一神明，由天空下降。神明初静默若干时，于是众团民咸下跪而祷焉。旋闻神明出巨声曰：

“我乃玉皇大帝下凡，知尔等之心甚诚。我适已决心告知尔等，此乃大祸将临之时，尔等惟有听天由命。患祸之来，实自洋鬼。伊等到处传教，设置电线，修筑铁道，不信神圣之教，而污读神明。其罪恶之多，一如须发之不可以细数。故我大为震怒，而发霹雳之声！我日夜皆思及此事，设我遣天兵下界，谅彼小丑，亦难逃此厄运。职是之故，我乃颁行谕命，谓我将率领群圣群神，亲自下凡。凡义和拳所在之区，必有神明暗助。我更将俾尔等知晓，凡三界正直之人，务须同心合力，共习义和拳之仪式，以期平定天怒。

“义和拳成熟之日，即洋鬼灭亡之时，天神之意，以为电线宜割断，铁路宜拆毁，洋鬼宜斩首。当彼之时，洋鬼之厄运临头，降霖之期尚远，一切皆对待洋鬼也。

“我此时命尔等正直之团民，尔等宜万众一心，歼灭洋鬼，以平天怒。此将为尔等有利之举。功成之日，需风需雨，均听尔便。

“我故令尔等广为传播，俾众周知。”

此事为吾亲目所见，故直书其经过如此。信仰者必获福；不信者，必获天谴。神明震怒之原因，系玉皇庙之被毁。并知义和拳民，均为虔诚之徒，而为彼祈祷也。

吾若诳语，天诛地灭。

因玉皇庙被毁，故有“玉皇大帝十大恨”、“玉皇十大愁”(10)等谣传。在庚子三月以前，玉皇庙被毁见于记载者，只有山东冠县梨园屯的玉皇庙，可作为义和团起于山东冠县梨园屯教案的旁证。

至于义和团之源流，是由梅花拳演变而来，梅花拳是由义和拳演变而来。其名称演变的经过，山东巡抚张汝梅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1898年6月17日）致总署文里说得很清楚，内称：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日，本部院行次曹州，接据东昌府知府洪用舟禀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四、初八等日按奉排札，以访闻冠县与直省接壤之区，近有新立义民会名目，传单直隶、江苏、河南各省勾结党羽，欲与洋教为难，并承准总署电开钦奉谕旨，饬令豫为之防……至新立义民会名目虽系传讹，亦属有因，盖梅花拳本名义和拳，直东交界各州县地处边疆，民强好武，平居多习为拳技，各保身家，守望相助，传习既众，流播遂远，豫、晋、江苏等省亦即转相传授，声气广通，历年春二三月民间立有买卖会场，习拳之辈，亦每趁会期传单聚会，比较技勇，名曰“亮拳”。乡间遂目为梅花拳会。上年梨园屯民教构衅，牵涉梅拳。本年正二月间，谣言来有洋兵，梅拳遂又麕集，以致远近惊惶，民教震恐，当经卑府传到拳首赵三多剀切开导，晓以利害，即将梅拳解散，并令再传单聚会，自罗法网。自是以后，各路拳民间或聚会亮拳，遂讳言梅拳，仍旧立义和名目，道路传闻异词，即因义和之名，讹为义民会。(11)

可见义和团由梅花拳而来，梅花拳由义和拳而来。至于义和拳，则源于咸、同年间的乡团。咸丰三年（1853）正月，由于太平军的革命，变乱四起，清廷采用大学士德楞泰的条陈，命各省举办团练。二月，山东巡抚李僡令通省举办团练。清廷复命山东在籍前漕运总督李湘棻、前台湾镇总兵吕恒安、前湖南巡抚冯德馨、礼部郎中丁守存、侍卫田在田等督办民团。其后又命礼科给事中毛鸿宾、前河南江运同知彭以竺、前山西盂县知县李鸿畴分路督办。李僡分别办理联庄与团练，责令练习技勇。毛鸿宾设局教民技艺。十月，巡抚张亮基刊发并村结寨团练章程，命州县官办理。(12)一县区分若干团，团长管一村寨或附近三四村寨。其呈报官方为官方所承认者为官团，否则为私团，亦称黑团。(13)乡团的目的在“保卫身家，防御盗贼，守望相助”，为民间自卫团体组织。为了自卫，于是练习技艺，“拳脚第一”，袭“义勇须禀三气，一正气，二义气，三和气”(14)。故名义和拳，亦称义和团。此外尚有尚义团、效忠团(15)、义胜团(16)、忠和团(17)、安胜义团(18)，及咸、同、光三朝御贼护乡里，迭立战功的忠精团(19)等等，名称之多，不可胜记。乡团对外则以县名团，如泰安县称“泰安团”，东平县称“东平团”。(20)义和团之名，首见于疆吏奏折者，始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1898年6月30日）山东巡抚张汝梅。在此折里，张汝梅将义和团的源流、宗旨，及其本人对义和团的办法等等，都曾述及，为研究义和团极为重要的文献，折云：

头品顶戴，山东巡抚臣张汝梅跪奏，为遵旨查明义民会即义和团，并未滋事，及妥筹办法，恭折覆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访闻直隶、山东交界地方，有创立义民会名目，恐与洋教构成衅端，曾经分咨邻近各督抚臣派员会同弹压，并严饬地方官剀切谕禁，认真防范，一面将筹办情形电咨总理衙门。四月初五日，承准总理衙门电开，奉旨：据张汝梅电，山东、直隶交界，有新立义民会名目，传单直、豫、苏，欲与洋教为难等语。直隶东明、山东冠县，其民多习拳勇，现既讹言繁多，出有传单宣播，难保匪徒不闻风滋事。著王文韶、张汝梅、刘树堂各派妥员严密往查，并饬地方官预为之防，毋任煽动等因，钦此。当即行司委派题补济宁直隶州知州李恩祥，驰赴冠县一带，会同地方官密查去后，旋据该委员暨东昌府知府洪用舟，署冠县知县曹倜先后查明禀覆：据称直隶、山东交界各州县，人民多习拳勇，创立乡团，名日义和，继改称梅花拳，近年复沿用义和名目。远近传讹，以义和为义民，遂指为新立之会，实则立于咸、同年间未有教堂以前，原为保卫身家，防御盗贼起见，并非故与洋教为难。现在冠县境内民教相安，梨园屯教民眷属亦已回家安业，实无出具传单揭帖，约期闹教各情形。所云传单，系起自直隶之沧州，三四月间，大名府城闻亦出具揭帖，然皆愚民与洋教嫌怨日深，故造讹言，借以泄忿，其出传单出揭帖者，亦未能实指为此项拳民。惟直隶、山东交界之区，拳民年多一年，往往趁商贾墟市之场，约期聚会，比较拳勇，名曰亮拳。如与冠县北界毗连之南宫、曲周、清河、威县，凡有拳民之处，皆不免时有讹言。如任其自立私会，官不为理，不但外人有所借口，并恐日久别酿事端。查北方民俗刚强，好勇斗狠是其故习。此项拳民所习各种技勇，互有师承，以之捍卫乡间，缉治盗贼，颇著成效。应请责成地方官，谕饬绅众，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既顺舆情亦易铃束，似于民教两有裨益各等情。禀由藩司张国正、臬司毓贤会详请奏前来。

臣查直隶、山东及江苏、河南各邻近州县，凡有教堂之处，与民人多有积怨。始犹怵于法令，仅以讹言快其愤激之私，久则益起猜嫌，恐因细故而酿纷争之祸。臣上次查办曹属大刀会匪折内，曾经详晰具陈，总以惩治奸莠，保全良善，使民教互相辑睦，为第一要图。此次查办义民会，即义和团，名目不同，而情事则一。臣现正檄行各属，办理保甲团防，谨当督饬地方官吏剀切劝谕，严密禁察，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不准怀挟私忿稍滋事端，以杜流弊而消乱萌。

除分咨直隶、江苏、河南各督抚臣派员不时弹压巡防外，所有查明义民会即义和团，并未滋事及妥筹办法各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21)

上折所述义和团的源流，是起于“直隶、山东交界各州县，人民多习拳勇，创立乡团，名曰义和，继改称梅花拳，近年复沿用义和名目”，“实则立于咸、同年间未有教堂以前，原为保卫身家，防御盗贼起见”，是可信的。因拳变时期的义和团，仍是以村、镇为单位的乡团组织。胡思敬说：“五六月间，京师贼势盛时，其来自京东者，曰武清团、香河团；来自京南者，曰固安团、永清团。或竖旗曰某庄村、某镇集，金鼓喧阗，如乡社赛神之状，殆不可以数纪。”(22)所称武清团、香河团、固安团、永清团，乃沿袭咸、同年间乡团对外以县名团之旧称。同时在官私记载里，也一再称义和团是“乡团”。至于团民，则自称“保甲义和团练”(23)。义和团是由咸同年间的乡团演变而来，当无疑义。既是乡团，其最初之目的在“保卫身家，防御盗贼，守望相助”也无疑义。直到庚子年间，义和团还因其传统，说他们的目的在“保护身家”(24)，“守望相助”(25)。至于张汝梅说“并非故与洋教为难”，是错误的。义和拳自光绪十三年（1887）以后，因民教互仇，拳民大起，变为“仇教”团体，“以仇天主、耶稣教为宗旨”(26)。视奉教之人如杀父深仇(27)，于是，仅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28)义和团也不隐讳其为“仇教”团体，《团匪莠言》说：

团匪之言曰：其初祖曰忧世先师，深忧西教之害国家，思其扑灭之法不置，窃诣江右张真人求助，真人谢不应；固请之，真人告以咨某洞之地仙师。即往见地仙，诉其志，地仙感其尽心为国，且悯其志之切，使其弟子十人助之，且授以金丹之秘法与拳法，此金丹者，服之则入水不溺，入火不毁，刀枪不能伤，此拳法者，熟习之则身不带寸铁，惟挥手动指即能破坚，能仆人。师受二法归乡里，渐纠同志成此义和团。(29)

所谓“其初祖曰忧世先师，窃诣江右张真人求助”等等是假，拳民深忧西教之害国家，思索扑灭之法，利用神权思想纠合同志成此义和团是真。张汝梅说，“并非故与洋教为难”，“实无出具传单揭帖，约期闹教各情形”，是被愚。当张汝梅奉旨“派妥员严密往查”后，当即委派题补济宁直隶州知州李恩祥，驰赴冠县一带，会同地方官密查。张折是根据东昌府知府洪用舟、署冠县知县曹倜的密查报告。冠县属东昌府，在视外人如虎狼的情形下，洪、曹决不敢将其辖境内产生专以“仇教”为事的团体的真相泄露，否则，非但丢官，且有永不录用的可能。为利禄计，为推卸责任计，于是诡称义和团“并非故与洋教为难”，“实无出具传单揭帖，约期闹教各情形”，故不可信。否则，何以毁教堂，杀教民？梨园屯教民何以逃居他处，不敢回家？官府又何以派兵进剿团民？洪用舟、曹倜不但对义和团使用武力，而且躬亲督剿，直到将团民击溃为止。(30)可见洪、曹一面诡称义和团“并非故与洋教为难，实无出具传单揭帖，约期闹教各情形”，以推卸责任；一面使用武力将团民击散，以免在其辖境内再生事端。但义和团不但没有瓦解，反而势力向四方扩张愈大，传播愈速，各处的义和团，都是由冠县传播去的。柴萼说：“自冠县及于东昌各属，再自东昌、曹州、济宁、兖州、沂州、济南等处，潜滋暗长。”(31)蒋楷说：“恩县四境盛行义和拳，或云：自冠县十八团。或云：自东昌曹州，莫详其底细。”(32)劳乃宣说：“卑前署县王牧，接教士任德芬函送揭获匿名帖一纸，内有东昌府十八团来信，传知搜杀教民之语。”(33)冠县属东昌府，所谓东昌府十八团，实即冠县十八团，冠县十八团系由十八魁而来，据东昌知府洪用舟说：“十八魁之名系因当日十八村习拳，故有十八魁之名，其实仅有数人，并非有罪魁十八名。”(34)义和团是以村为单位的团体，因十八村习拳，故称十八团。义和团由冠县十八团传往附近各县，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东昌十属教民尽遭荼毒，再由东昌各属外传，蔓延数十州县”(35)。由于义和团从冠县传往附近各县，再传他处来看，也可证明义和团起于山东冠县梨园屯教案是可信的。各种记载里所称的“山东老团”，就是指冠县十八团而言。

总之，义和团起于咸、同年间的乡团，初起之目的在“保卫身家，防御盗贼，守望相助。”其构成分子皆系淳朴善良的乡民。历年梅花季节到处亮拳，故乡民遂称之为梅花拳。因山东冠县梨园屯教案，于光绪十三年（1887）以后转变为“仇教团体”，专以仇教为事。因受官府剿压，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三月间改梅花拳为义和团。时山东巡抚为张汝梅，毓贤升任鲁抚始于二十五年二月，一般书籍及《清史稿·毓贤传》皆云鲁抚毓贤改“拳”字为“团”字，始名义和团，实误。或称义合团(36)，取朋友以“义合”之意。自诩得有神助，能避炮火，故又称“神拳”或“神团”。提出“扶清灭洋”口号，借以号召仇外。其构成分子亦日趋复杂（详义和团的变质）。其宗旨亦由“保卫身家”一变而为“扶清灭洋”。

有人说义和团原是反清的，景廷宾高揭“扫清灭洋”旗帜，即恢复其反清的本来面目。此说系不明了义和团之源流，及误解景廷宾为乱的性质所致。按义和团之源流已见前述；至于景廷宾之乱，起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广宗县志》记述颇详，是因“贪诈性成”的知县魏祖德借端派捐，乡民不明时局，目为洋差，推东召村武举人景廷宾为首抗拒所引起。直督袁世凯恐事态扩大，派兵痛剿，兵无纪律，焚掠极惨，故乡民仇教而外，继以仇兵。《广宗县志》说：“推原祸始，皆由于知县魏祖德所激成。”(37)袁世凯说：“景廷宾始则传帖聚众，抗官系兵，继则竖旗造反，僭称伪号。”(38)可见为乡里所敬服的武举景廷宾之乱，乃“官逼民反”，故自称大元帅，其“扫清”是被迫，非本心，不得谓为“恢复其反清的本来面目”，更不能以义和团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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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仁宗睿皇帝圣训》，卷九十九。

(2) 《兰簃外史靖逆记》，卷五。

(3) 同上。

(4) 《山东军兴纪略》，卷十二“邱萃教匪”。

(5) 见劳乃宣：《拳案杂存》序。

(6) 《冠县县志》，卷十。

(7) 《冠县梨园屯教案》。

(8) 同上。

(9) 同上。

(10) 侨析生：《拳匪纪略》，卷一。

(11) 《冠县梨园屯教案》。

(12) 《山东军兴纪略》，卷二十二。

(13) 《十朝圣训》穆宗卷一百三十五“靖奸宄”，同治二年十一月庚申上谕云：“各属黑团，并著设法晓谕解散。”又卷一百三十七“靖奸宄”，同治七年三月乙丑上谕云：“据崇厚奏称，直隶乡团良莠不齐，往往私行集团制备器械，并有枭匪即充团长等语。现在剿散匪徒，难保不溷迹私团，潜行诡计，著官文等饬令各该地方官将所属团练，悉心访查，务须遴派公正绅士作为练长，不安分者概行斥退，其所募人数所制器械，均先禀知地方官编造清册，由查办团练之员，亲加点验，给予印谕，方准举办。”

(14) 《山东金乡县志》，卷六“兵防”。

(15) 《山东军兴纪略》，卷二十二。

(16) 《山东曹县志》，卷十四“行谊”。

(17) 《直隶东明县志》，卷十一“乡贤”。

(18) 黄体芳：《钱虏爱书》。

(19) 《直隶东明县志》，卷十一“乡贤”。

(20) 《山东军兴纪略》，卷二十二。

(21) 见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山东巡抚张汝梅折。

(22) 胡思敬：《驴背集》，卷二。

(23) 佐原笃介：《拳乱纪闻》及《八国联军志》。

(24) 祝芾：《庚子教案函牍》。

(25) 高枬：《高枬日记》（八月十九日记）。

(26)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卷上。

(27) 仲芳氏：《庚子记事》。

(28) 同上。

(29) 佐原笃介：《拳事杂记》。

(30) 《冠县县志》，卷十。

(31) 柴蕚：《庚辛纪事》。

(32) 见蒋楷：《平原拳匪纪事》。又《曹县志》卷十四“行谊”云：“张金琳字次玉，附贡保举训导，赏戴蓝翎，咸丰戊午（八年）豫寇突至，倡义筑寨练勇会团，共会十八团，与贼战于城武南关，力擒贼首批毛狗等送县正法。城武刘景山倡乱，至本邑东方焚掠，合邑骚动，又率团进剿三次，擒刘景山父子送县正法。僧邸帅至单邑，会集众团禀送粮草一百七十余车。同治元年奉抚宪文谕帖办捐绵衣二百套送邱帅营，急公见称乡里。”由以上记载可知曹州十八团在咸、同年间御贼护乡里极负盛名。冠县十八团可能因袭曹州十八团之名。（确证待考）故蒋楷说：“或云自冠县十八团，或云自东昌、曹州，莫详其底细。”

(33) 劳乃宣：《拳案杂存》。

(34) 《冠县梨园屯教案》。

(35) 李秋：《增补拳匪祸教记》，页四二二。

(36) 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

(37) 《广宗县志》，卷一“大事记”。

(38) 见《广宗县志》，卷一“大事记”，直隶总督袁世凯折。

第二章　义和团的本质

第一节　义和团的本质与降神附体的真相

（一）思想与信仰

义和拳的组成分子，皆系无知乡民，思想简单。初起仅借练习拳棒，保护身家，别无他图。光绪十三年（1887）以后，因民教互仇，变为仇教团体，专以仇教为事，辄思杀戮洋人，在神权思想数千年熏陶下的愚民心目中，神能支配一切，主宰一切。只要有神灵相助，洋鬼当可消灭，遂假神灵作为排外工具。其思想多出自神怪、武侠小说，如《封神榜》、《西游记》、《三国演义》、《七侠五义》、《施公案》之类。纯系受民间娱乐如戏剧、说书、评词一类的影响，就其平日耳闻目睹（指在戏剧上）的前朝人物，神而化之。加以山东道教流行，拳民于崇信神灵之际，附会道家“符箓咒乩”之说，并杂以儒、佛思想，故拳民思想为多元的，而非单元的。

因其思想出自通俗的神怪、武侠小说，所以其所信仰的神灵多系神怪、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如姜太公、诸葛亮、张天师、关圣、周仓、孙行者、黄天霸、马武(1)、赵顺平侯、梨山老母、西楚霸王、梅山七弟兄、二排风、九天玄女、托塔天王、纪小唐(2)、杨戬、哪吒、洪钧老祖(3)之类。但有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民间家喻户晓的水浒传里的人物宋江、卢俊义、吴用、李逵等未在义和团里出现，艾声在《拳匪纪略》里虽曾有拳民敬奉宋江的记载，然系道听途说，不足征信。拳民仅偶有敬武松者，此与武松打虎的英勇故事有关。拳民所以不信奉水浒人物，我以为是受正统思想的影响，认为水浒人物为叛逆，为反政府的集团，与自称忠臣扶助政府抗外的拳民宗旨相左之故。拳民所信仰的神灵，约略可分为四种类形：第一种类形为神仙，如玉皇大帝、八仙之类。第二种类形为忠义之士，如关羽、孔明之类，拳民最重关羽，奉为主神，呼之为关圣帝君，关圣附体，大有诸神退位之势。(4)拳民所以最重关公，实因关羽忠义之故。第三种类形为除暴安良的侠客，如黄三太、黄天霸之流。第四种类形为英勇的武将，如西楚霸王、托塔天王之类。拳民中也偶有敬奉杨香武者，其因，一是三尺童子皆知杨香武盗九龙杯的故事；二是杨香武为义盗，专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来救济贫苦人民，所谓“盗亦有道”，故敬之。至于奸臣、叛逆、汉奸、流寇之类的人物，拳民是不信奉的。

（二）组织与结社

义和团不是秘密结社，而是以村、镇为单位的公开组织。同治时称“团练保甲”(5)或“保甲村团”(6)。光绪时称“保甲团练”(7)或“保甲义和团练”，实皆一也。每一村或一镇为一团，亦偶有联合数村而为一团者。人数多寡不定，或数百人，或数十人。(8)《拳事杂记》谓：“每传拳法一处，必须招集二十五人，是谓一团”，实误。团有团首，或称会首，其学拳者，称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其管事者称大先生、二先生、三先生。(9)团与团间，彼此独立，各不相属(10)，仅彼此拜会，其柬书曰：“某县某村义和团大师兄大师姐同胜”(11)。每一团均设有神坛，其设神坛是公开的，乡民人团是公开的，习拳弄棒也是公开的。所谓“夜练义和拳”(12)，是因拳众皆系农民（变质后的义和团例外），白天忙于工作，趁夜晚闲暇之际，聚会练习，我们没有发现拳民关起门来练习拳棒的史料。他们不但公开练拳，而且唯恐大家不知，趁商贾墟市之场，约期聚会，在大庭广众之前，公开此赛表演，名曰“亮拳”(13)。足证不是秘密结社，实为公开团体，所以“明目张胆，不畏人知”(14)。这种团体，名曰“乡团”。山东巡抚张汝梅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十二日奏折称之为“乡团”于前(15)，鲁籍御史郑炳麟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四月初三奏折称之为“乡团”于后(16)。张汝梅与郑炳麟，一居官山东，一籍隶山东，其奏折一是奉皇帝密旨派要员及地方官密查的报告；一是目睹拳民情形而念及桑梓的奏言，最为确实可靠。就时间言，一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一在光绪二十六年四月，相距两载，竟异口同声说义和团是保卫身家的“乡团”，足为义和团是乡团组织的铁证。义和拳既为保卫身家、防御盗贼的“乡团”，当然是公开组织而非秘密结社。不过这种“乡团”平时不为官府所注意，听其自生自灭罢了。直至光绪二十四年，上谕一再令改组并推进地方民团，乡团才得到政府的承认与鼓励，于是义和团大盛，高揭“奉旨团练”、“替天行道”、“助清灭洋”等旗号。(17)后因驻华公使团一再使用压力，清廷恐引起衅端，遂命各省督抚严饬地方官剀切晓谕，庚子三月庚申（十八日）上谕：

各省乡民设团自卫，保护身家，本古人守望相助之理，果能安分守法，原可听其自便。但恐其间良莠不齐，或借端与教民为难，不知朝廷一视同仁，本无畛域，该民人等当仰体此意，无得怀私逞忿，致起衅端，自干咎戾。著各省督抚严饬地方官，随时剀切晓谕，务使各循本业，永久相安，庶无负谆谆诰诫之意。(18)

可见这种保护身家的乡团，政府本来听其自便，但“恐其良莠不齐”，或“借端与教民为难”，“致起衅端”，才“著各省督抚严饬地方官，随时剀切晓谕”。待拳民排外狂潮暴发，义和团的组织依然是传统的“乡团”方式，故称某县某村义和团，或某集镇义和团。(19)在拳民中颇负盛名的曹福田亦不例外。(20)这种民间乡团组织，一脉相承，历久未变，直到民国时代的红枪会（另专文论述）依然如此。所以义和团不是劳乃宣氏所说为带革命性秘密结社的邪教，而是地方公开组织的乡团。

（三）降神附体的真相

义和举自光绪十三年（1887）以后，变为仇教团体，专以仇教为事，官府为防其暴动，派兵进剿，拳民前仆后起，迄与顽抗，为鼓励人民对抗官府与洋人计，遂借神灵保护，以消除恐惧心理。于是“自诩得有神助，能避炮火，有红灯照、蓝灯照等法术”。所谓“得有神助，能避炮火”，是指“降神附体，刀枪不入”而言。义和团降神附体，起于光绪十八年（1892），在此以前的梅花拳，只有“亮拳”的记载，尚未发现有降神附体的事。关于“降神附体”，一般书籍报导颇多而详实，但其真相如何？始终没有正确的解答，愚详加研究，发现所谓“降神附体”，就是“催眠术”。

按降神附体是“凡子弟到坛，焚香叩头设誓，则大师兄与以符箓。自备巾带扎起，大师兄为说咒上身，名曰上法。其人先倒地如卧状，少时便起，向东南叩头，次目瞪口吹，气力俱提于上身，执刀兵乱舞，气力最大，一日练三次，法尽力完，则曰卸法，便委顿不堪，怯弱甚于常时”。(21)所谓“上法”，实即催眠，其咒语也就是催眠咒（拳民多集体催眠，也有自我催眠者）。当拳民入神坛时，已经接受暗示，在催眠时（即降神）使其认为本身已不是人而是神，因为神已附入我的身体，所以义和拳称“降神”为“附体”。附体后（即催眠后），“面红眼直视，口喷白沫”(22)。唯大师兄的命令是听，令之进则进，令之退则退。“面红眼直视”，是吃“朱砂”所致，据《名医别录》记载，朱砂能“通血脉，止烦满消渴，益精神，悦泽人面”。口吐白沫，据佐原笃介《拳事杂记》解释为“合齿呼吸，白沫自至”，侨析生《拳匪纪略》（卷五）解释为“闭口则必积沫”。愚以为尚有加以补充说明的必要。盖拳民念咒时，闭嘴由鼻呼吸（《拳事杂记》谓由口呼吸误），口中念念有词，两腮震动不止，自然分泌出大量唾液来，唾液在口腔里因受两腮击动而变成泡沫，神降后（即催眠后）始由口呼吸，白沫自然外流，因而口吐白沫。拳民除催眠外，还有“符”的作用，符是用朱砂（中药色赤）画在黄表（一种黄色极薄的细纸，专为敬神鬼之用）上，有顶在头上的，有佩在身上的，有连表吃下去的，称“吃符”，也有将符焚烧将纸灰溶于水（朱砂在内）喝的，称“喝符”。符有两种作用，一是心理的，即神力（即催眠术里的暗示），深信神已附入了我的身体，我就是神，既然是神，当然刀枪不入，因此不会产生任何恐惧心理；一是肉体的，即药力，据《神农本草经》记载，朱砂能“养精神，安魂魄，益气明目，杀精魅邪恶鬼（即邪念）”。据《本草备要》记载，朱砂能“镇心、定惊、泻热、多服令人痴呆”。实具“变质作用”(23)，所以拳民吃符后，“登时形色改变，拧眉登目”(24)，“其形如疯”(25)。但其药力的功效小，心理（即精神）的作用大，由于催眠及朱砂的两种作用，能使拳民变质，消失其正常的各种意念，也就是说能使拳民失去思考力，失去知觉，唯有催眠者的暗示存在。暗示他是孙悟空，他就形同孙悟空爬树、翻跟斗；暗示他是猪八戒，他就形同猪八戒在地上爬、用嘴巴啃草根；暗示他是武将，他就形同英雄豪杰耍枪弄刀，勇不可当。因为失去正常意念，于是发挥出潜在精力，这种精力是在正常时期所无法表现出来的。故附体后（即催眠后）有惊人的气力，能做出平常根本做不到的事。纵令身体孱弱，也会力大数倍，勇不可当。等到法尽力完，则曰“卸法”，便委顿不堪，怯弱甚于常时，是由于妄跳妄舞将体力及潜在精力消耗净尽的必然现象，所谓“卸法”，就是催眠的“觉醒”。一般乡愚不懂其中奥妙，视为有神附体，深信不疑。被催眠者，唯催眠者的命令是听，在枪林弹雨下，前仆后继，毫无惧色，如果受伤，因失去知觉，竟不自知，仍勇往直前，至死不悟。至于刀枪不入，拳民功夫好者，确能如此。然所谓枪，是指红缨枪而言，并非铳枪。刀枪不入，乃气功使然。因拳众皆乡民，头脑简单，易为所愚，知识分子，思虑周密，难于被惑，拳民中少知识分子其故在此。因愚民无知，而知识分子又不屑加以详细研究，以致数十年来，真相始终没有大白，中外学者只知道“降神附体”是邪术，不可信。到底怎样邪法，怎么不可信法，大家都说不出道理。

为了证实“降神附体”即“催眠术”，兹举例说明于后。

催眠术家将不会唱歌跳舞的人催眠，让他唱歌，他就会唱歌；让他跳舞，他就会跳舞。文雅须眉，亦能扭动腰肢臀部，大跳其草裙舞，在万目共睹之下，怡然自得；用两张凳子，一张放头，一张放脚，他会凭空睡在那里，体若僵尸。将目不识丁者催眠，暗示他是读书知礼的人，他能文质彬彬，出言成章。此皆催眠前所不能做到者。与降神附体（即催眠）同为失去平时意念，发挥出潜在精力（拳民谓之神术）所致。

催眠时，身体虚弱或神经过敏者，因感性低而无法催眠。拳民中同样也有些人不能降神附体（即催眠）。《拳事杂记》说：“练拳法时，教师先画一圈于地上，欲受教者，命其入圈，先作三揖毕，闭目立；教师附其耳念咒语……不久，翻身仆地者，教之，不然者，为不可教，斥之。有时使欲受教者直立，教师以己之手摩彼之首，自两眼至前额，此时亦有应手仆地者；不仆者，亦以为不可教，而斥之。”(26)画圈、作揖、闭目，即催眠的暗示，“教师附其耳念咒语”，即催眠咒。不仆地者，即感性低，无法催眠，所以教师认为不可教而“斥之”。至于，“教师以己之手摩彼（拳民）之首，自两眼至前额”，是采“触动催眠法”。欧阳礼编《最新催眠术速成法》二十四“触动催眠法”说：

施术者伸两手指触被术者的前额，就按摩而分向左右，到耳边为止，再集两手指于前额，分左右向后轻摩……又用两手指轻抚两眼盖，或将他的头部和足端轻摩之，便能速于催眠。

关于拳民降神附体后，自称孙悟空的爬树，翻跟斗；自称猪八戒的在地上爬，用嘴巴啃草根；自称武将的耍枪弄刀等等的现象，在催眠术里称之为“人格变化”。男变女，女变男，幼童变老翁，老翁变幼童，少女变桃花，小孩变飞机，人变牛，人变狗等等，是极为平常的，毫不足奇。兹以人变牛为例，前书说：

华盛顿中学有一位学生强逊，身躯硕大如牛。某日，该校举行同乐会，由史密斯博士表演催眠术，该生被选为受术人时，有人请求将该生变为牛，博士即如所请，略施暗示后，只见该生匍匐于地，并引颈作牛鸣，旋又变为拉车状，一举一动，无不形容毕肖。强逊醒觉后，有同学问他牛的生活如何？该生不知道人格变化为牛的事。(27)

强逊的牛鸣（《拳事杂记》亦有“或喘气不休，并作牛吼”的记载），作拉车状，与所谓降神附体后的孙悟空爬树、翻跟斗，猪八戒在地上爬、用嘴巴啃草根的情形完全雷同。

再者，催眠“感性最高的是由十二岁到十五岁的少年”(28)，所以拳民“年纪大都十二三岁”(29)，或“皆十三四岁小儿”(30)，“大仅弱冠，小十龄”(31)。亦可说明“降神附体”即“催眠”是正确的。余为证明此说的可信，曾数访名医兼催眠术家陈家璧先生，示以拳民“降神附体”的一段话：

又闻练拳之时，聚无知童子数人，立向东南，传教者手提童子右耳，令童子自行念咒三遍，其咒言为：“我求西方圣母阿弥陀佛”数字。咒毕，童子即仰身倒地，气几不续。迟即促令起舞，或授以棍棒当刀矛，两两对战，如临大敌，实则如醉如梦。久之，师向该童子背心用手一拍，唤童本名，即豁然醒，立若木鸡，拳法亦尽忘，与战斗时判若两人。(32)

及《庸扰录》所载的一段话：

匪徒惑人之术甚多，其教童子之法尤奇，有人知之甚详。据称其法以指画地作三圈，中圈书一主字，上下两圈书两王字，以人立主字上，向西北一揖，复向东南三揖，口念咒语，即刻倒地如死。少顷，即起，闭目练各种击刺之法，自能娴熟，力大无穷，人不能近，逾时，有人以手击额者三，其眼即开，仍如常人，无复前此勇猛矣。据云，七日后，自能开眼，则不须人击而自醒。其咒语仅八字曰：“一迷乞代南无老祖。”其教壮者有十六句，仅记其末句曰：“我请老爷”，词句鄙俚，殊不可解。

陈先生阅后说，毫无疑义的是催眠，他可以采用同样方法，用催眠术使孙悟空、猪八戒降神附体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身上，只要这孩子不是感性低的话。

不过，有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降神附体”不一定全是催眠术，也有狡猾之徒，别有用心，伪装降神附体以达其私欲者。佐原笃介说：“设坛之初，其有无人来学者，往往由坛中匪徒二三人，伪为神降之状，持刀出巡于附近各街居人之家，见有童稚，径入牵之，家人与争，匪即口作神语，以此子有缘为辞，家人以神所命，不敢违背，迫不得已，乃使入坛，于是日聚日多，而附近之童稚皆为所罗致矣。”又说：“得法之人，以后无论何时何地，若欲请神，但如前法演习待流沫喘气，即自谓神降矣。其中又有所谓明体者，谓神降之后，尚有知觉，不致昏迷也。有所谓缘体者，谓神与有缘，不劳更请但一顿足存想，其神即降也……明体、缘体亦皆作伪粉饰之言，为自便之地耳。”(33)刘孟扬说：“又有人传云：某关帝庙神像，忽满脸流汗，由是一传十，十传百，各关帝庙香火，为之一盛，皆谓为关公助战云。细查其故，盖该庙僧人，因庙中香火冷落，糊口无资，乃用冰块暗置神像冠内，冰化水流，如出汗然，遂遍散谣言，以显其神异，得借此以获香资也。自关公助战之谣出，于是拳匪有托名为关公附体者。旋有大觉庵地方拳匪某甲，与某处拳匪某乙，因此争执，各不相下。甲谓乙曰，汝系冒充关公；乙谓甲曰，汝系冒充关公。相争不能决，乃求断于某匪首，某匪首曰，吾乃是真关公附体，汝等狼崽子，胆敢冒名欺人，该杀！乃挥刀作斩首状，甲乙乃不复辩。”(34)因此，“降神附体”分两种，一催眠，一伪装。

（四）宗旨

义和团为乡团组织，没有政治色彩，其练习拳棒，原为“保卫身家，防御盗贼，守望相助”。因之，捍卫乡闾，缉治盗匪，颇著成效。(35)后因受教士教民欺压，以及旱灾与爱国心的驱使，纷起与洋人为难，变为仇教团体，以扶助政府反抗外人为宗旨。(36)

第二节　义和团与白莲教无关

秘密结社多以反政府、夺取政权为目的，近代两大革命主流白莲教与天地会皆然，其名称虽因时制宜，屡有改变，但其本质则一脉相承，无大差异。义和团与白莲教、八卦教在实质上毫无关联，兹就其信仰、组织结社、仪式、宗旨的不同，说明于后。

（一）信仰不同

白莲教信奉弥勒佛，谓弥勒佛下生即可“丰乐安稳”，借弥勒佛煽惑群众。元末白莲教首领韩山童谋起事，“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37)。明时湖广罗田县白莲教首领王佛儿，“自称弥勒佛降生，传写佛教惑人，欲举众为乱，官军捕斩之”(38)。清时天理教（即八卦教）首领林清谋起事，“言弥勒佛有青洋、红洋、白洋三劫，清乃太白金星下降，故旗帜皆尚白”(39)。白莲教、八卦教信奉弥勒佛历数百年未变。

义和拳则信奉神怪武侠小说中的人物（见前），其所崇奉的神灵虽多至不可胜数，但绝找不出“弥勒佛”三字。而白莲教、八卦教也绝不信奉神怪武侠小说中的人物，足见白莲、八卦与义和拳的信仰根本不同。

（二）组织结社不同

白莲、八卦为“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的秘密结社，组织严密，大权统一，纵隔千里，亦可遥制，教主首倡起事，各地党徒纷起响应，如以身使臂，以臂使指然。凡举兵，皆称王建号，如韩林儿“僭称皇帝，又号小明王，建国曰‘宋’，建元‘龙凤’”(40)。徐寿辉“称皇帝，国号‘天完’，建元‘治平’”(41)。徐鸿儒“自号‘中兴福烈帝’，称‘大成兴胜元年’”(42)。八卦教首领林清“僭号天皇、冯克善僭号地皇、李文成僭号人皇”(43)。除称王建号外，复封官赐爵，有公、伯、军师、元帅、将军、先行、总兵等名号。(44)

义和拳非秘密结社，实公开团体。是以村、镇为单位的乡民结合，各自独立，彼此不相统属，既不称王建号，又不封官赐爵，只有大师兄、二师兄之别，绝无公、伯、元帅、将军之分。由其组织结社来看，也丝毫找不出义和团与白莲教或八卦教有何渊源关系。

（三）仪式不同

白莲教以“烧香惑众”(45)，“妖言惑众”(46)，或以“佛法惑众”(47)，其经典以“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为真言，书于白绢，暗室供之。八卦教为白莲教的支流余裔，仍以“真空家乡，无生父母”为八字真诀(48)，其源流同，经典亦同。而义和拳以“降神附体”惑众，有符咒，无经典，其符咒虽多，但绝找不出“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白莲、八卦亦无“降神附体”之事。同时，白莲教自称能“役鬼神，剪纸作人马相战斗”(49)；“或为蝴蝶样，人以刀仗击之，则反击多伤”(50)。义和拳恰与白莲教相反，则为神鬼所役，盖拳民非有所谓神仙附体，是不能有所谓“神术”的。所谓“神术”，是指刀枪不入，未发现像白莲教自称能“呼风喊雨，撒豆成兵”的巫术，是其仪式不同。

（四）宗旨不同

白莲教、八卦教是具有政治野心的革命团体，借宗教迷信煽惑群众，以达其称王建号的政治目的。在元时假称“宋”后以反元，如刘福通起事，诡称“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51)。明时，亦有假称“宋”后，或影射“宋”以反明者，如赵玉山“自称‘宋’后”(52)，赵一平（古元）“妄称‘宋’后”(53)，赵景隆“自称宋王”(54)。及清入主中原，遂假称“明”后以反清，嘉庆五年（1800）八月乙丑上谕说：

上谕内阁：豫省刘之协解京后，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连日审讯，业据将起意谋反各情节供认确凿，昨廷讯后即将该犯凌迟处死，然办理刘之协之故，并非因该犯系白莲教总教首遽加以极刑也。刘之协假白莲教传徒，以根基钱打丹银为名，其初原不过敛财起见，迨行之日久，不能哄诱愚民，遂买王双喜托名牛八，指称朱姓后代，又将刘松之子刘四儿，托名弥勒佛转世，可以辅助牛八，希图耸动众人，谋为不轨，其罪在此，我朝列祖列宗厚泽深仁，凡在编氓，无不沦肌浃髓，乃刘之协捏称明代后裔，诱惑愚民，有心谋逆，实属罪大恶极。(55)

拳变起，白莲教徒曾乘机大肆活动，“以弑君杀官篡位为主义”(56)。总之，无论其假称宋后反元、反明，或借明反清，但其最终目的在夺取政权。因而称王建号，封官赐爵。故白莲、八卦以“反对政府，夺取政权”为目的。义和拳以“扶助政府，反对外人”为宗旨，是其宗旨不同。

由以上各点来看，可见义和拳与白莲教、八卦教的实质完全不同。由白莲教演变为闻香教、八卦教、红阳教、白阳教、红莲教、青莲教、黄莲教、天理教等数十种，名称虽异，本质无殊。由义和拳演变为梅花拳、义民会、神拳、神团、义合团、义和团等，其实质依然墨守成规。实质既不同，其源流自异，故归根结底，义和拳与白莲教、八卦教无关。

此外，白莲教与义和拳尚有大不同处。

第一，白莲教的教主是世袭的。白莲教分南北两大派，北派以直隶为中心，南派以湖北为中心。这两大派虽屡经政府破获，动辄凌迟，但仍一脉相承，世代传袭。如北派直隶滦州石佛口王姓，世传白莲教，由明至清历二百余年，嘉庆二十年（1815)十二月丙寅上谕云：

上谕军机大臣等，那彦成奏查明石佛口王姓实系邪教总匪恶根，已将传教之人拏获审讯大概情形一折，所办甚好，已另有旨加恩矣！滦州石佛口王姓，其先世自前明以来，倡立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流传至今二百余年，已阅十辈，屡经破案，其子孙仍怙恶不悛，改教名为清茶门，种种悖逆情形，罪同林、李二逆，必应照大逆办理，著该督将为首者照大逆律，问拟凌迟，派钱臻解交刑部覆审，正法枭示，该逆亲属照例缘坐。(57)

南派白莲教，同样以父传子，故有小主名号，嘉庆二十四年（1819)三月甲寅上谕云：

上谕内阁，前因河南省拏获湖北复兴白莲教匪犯王柯，供出黑龙江遣犯王举相貌体面，教中人常敛银送往接济……兹据嘉保等奏，向现获案犯李添振究出伊于四年曾往黑龙江送银，见过王举，有每日礼拜三次，呼为小主之供，王举一犯，本系邪教后裔，彼时年甫四岁，即有同教匪犯向其礼拜，呼为小主，此等逆孽，岂可复留，著松宁即将王举一犯先于黑龙江斩决，其余案犯，俟庆保等将全案拟结时再行办理。(58)

义和拳无世袭之事，因其无共同组织，无总首领，无从世袭。

第二，白莲教、八卦教聚众敛钱。(59)“各头目分掌教旗，或管百人，或数百人，一经掌旗，数口之家可得饱暖。”(60)如系教主，纵因犯案，充军边塞，而教徒们依然敛钱不远万里送往供其使用，嘉庆二十二年(1817）八月己卯上谕云：

上谕军机大臣等：陈预奏拏获习教匪犯侯位南并究出先经敛银送交乌鲁木齐习教遣犯刘佐臣子孙刘成林等收用之刘元善、夏洪章，讯据供称，嘉庆七年刘元善与徒夏洪章及王曰鲁、魏尚存、冯青云、宋相贵等敛钱换银送往乌鲁木齐，给刘佐臣子孙刘廷献使用，侯位南之父侯绳武出银五十两，托张贯九转交魏尚存寄送。刘元善等六人，共带银四百余两，前赴乌鲁木齐济木萨地方，问知刘廷献已故，经刘元善将银交刘廷献之子刘成林、刘成器收受等语。教匪侯位南等敛钱换银不远万里送至乌鲁木齐交邪匪子孙刘成林、刘成器收用，可见伊等邪党相沿固结不解，实属暋不畏法，著传祥庆群接奉此旨即兼程前往，将刘成林、刘成器提案严讯，先将七年刘元善等送银数目及同行姓名，令其逐一供明，再诘以同教之人，既远来资助想未必只刘元善一次，令其据实供吐，毋稍隐匿。(61)

义和拳不但无聚众敛钱情事，且自备资斧，既不图名，又不为利。(62)因其欲图报效，不受国恩，慈禧太后尝赏银十万两，拳民不受，说：“某等自备资斧，欲图报效，不受国恩，而以此银作为团费之用。”(63)等到日长月久，自备资斧用罄，无从得食，始向政府索取供给。(64)但其索取实为糊口而非聚敛，因其志在保国卫民，以身许国，能置性命于不顾，不能终日不食。纵令索取摊派，亦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于情于法，均未可厚非。至于诈财敛钱之徒，乃托名拳民之伪团，常为真团所捕杀（详“真团与伪团”）。由以上两点来看，可见白莲、八卦与义和拳除实质迥异外，其传统又大不相同。

义和拳与白莲教、八卦教不但源流不同，毫无关系，而且对白莲、八卦所作所为极力反对，有如水火，称白莲教为邪教，自称不是邪白莲。(65)捕杀白莲教徒，或诬人为白莲教而杀之。(66)同时命人民用红布书写“义和团众神之位”钉于门头之上，说是可以避白莲教邪术伤人。(67)进而诬称“白莲教约同天主教等，将于八月十五日起事谋叛”(68)。拳民所诬及所捕杀者是否为真的白莲教徒，暂且勿论，但其反对白莲教，称白莲教为邪教，有妖术，屠杀白莲教徒，则是铁的事实。由于拳民痛恨仇视白莲教的程度几乎与天主教相同来看，也足以说明义和拳不是白莲教的支流余裔，或有关徒党，却毫无可疑。

第三节　释疑

义和拳既与白莲、八卦或宗教无关，何以拳民中有佛教徒，而庙宇又为他们集会设坛之所，用乾、坎，带八卦肚兜，执八卦旗，以红巾为号？我的看法如下。

（一）拳民中有佛教徒问题

义和团中有佛教徒，是因中国农村人民多信仰佛教之故，但我们不能因义和团中有佛教徒，便说义和团就是白莲教或宗教团体。至于少数拳民提出“佛门义和拳”的口号，是针对天主教、耶稣教而言。因人民受教士教民欺凌至无法忍受，纷起报复（详后），遂以国人所信奉的佛教来对抗天主教、耶稣教，所以有“佛教当兴”，“收灭邪教”之说。义和团揭帖说：“关圣帝君曰：‘乩语降坛警世，佛教当兴……只因邪教不敬神佛，不焚香，不遵佛法，欺压我大清太甚，传邪教曰耶稣、曰天主，种种无伦常之事，不必赘。怒恼天庭，降下赵云带领八百万神兵，收灭邪教，不久刀兵滚滚，军民有灾。佛门义和拳上能保国，下能救民。’……”佛教虽来自印度，但经过一千八百余年（自汉明帝永平十年，至清德宗光绪二十六年，公元67—1900年）的吸收消化，已成为中国固有的宗教。彼所谓“佛教当兴”、“收灭邪教”，是提出本国固有宗教，来对抗在中国的天主、耶稣教徒以及所有洋人。这种少数拳民提出佛门义和团的口号，其目标是对外的；白莲教与八卦教假借佛教以起事，其目标是对内的；所以拳民中的佛教徒与白莲教、八卦教无关。

（二）庙宇设坛集会问题

拳民以庙宇为设坛聚会之所，是因庙宇宽敞，且系公共场所。在晚清，农村、集镇的平民，皆屋少人多，饮食工作会客于一室之中，父母儿女三四人共睡一床，贫者家人共卧一室。大都数代同堂，人畜共处，哪有空房巨室供拳民数十人或百余人设坛、聚会、练拳之用？就是一般城市亦无人民公共会场，以致集会无处。而庙宇多甚宽大，房舍多而僧侣少，正是拳众设坛、聚会、练拳的理想所在，所以凡拳民势力蔓延地区，无论是乡村、集镇、城市，不仅佛寺、道观遍设神坛，就是宽大民宅，家庙祠堂、各种会馆，亦设有坛场，故拳民在庙宇设坛集会，是必然现象，与佛教、白莲教、八卦教无关。

（三）乾、坎、坤、震问题

义和团分乾、坎、坤、震，以“乾字拳”、“坎字拳”为主，“震字拳偶见于永定河南岸某村，又坤字拳一见于京西村落，皆不甚著”(69)。其用乾、坎、坤、震，我以为像用甲、乙、丙、丁一样为表征而已。而咸、同年间，山东八卦教乱，“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方色为营名”(70)。义和团既与八卦教无关，故不用甲、乙、丙、丁，而用乾、坎、坤、震。如果说八卦教有“乾卦教”、“坎卦教”，而义和团有“乾字拳”、“坎字拳”，所以义和拳就是八卦教的支派党徒，那是不合逻辑且无根据的。

（四）八卦肚兜与八卦旗问题

拳民带八卦肚兜、执八卦旗是因愚民崇信五行八卦之故。拳民打了败仗，竟让人民取黄纸书“快马神骑，八卦来吉”八字贴于门首。(71)他们认为那样就可大吉大利。若身披八卦，即可会推会算，无往而不利。采用八卦乃一般人民的通常心理，如天地会、三合会也采用八卦为旗帜为图式。又如宣统三年九月九日（1911年10月30日）山西军政府门前亦飘扬着八卦太极图国旗。所以，我们只能说愚昧的拳民们迷信八卦，不能说带八卦肚兜、执八卦旗就是八卦教。再者，八卦教的屡次起事，尚未发现教徒们有带八卦肚兜的记载。

（五）红巾问题

有人以为义和团以红巾为号，足证与白莲教有关。白莲教虽号称“红巾”，并不足以证明凡用“红巾”者都是白莲教，如天地会会员也以“红巾”为号。(72)又如咸丰三年小刀会（即三合会）刘丽川占领上海，“其党悉以红巾为号，因称为红头贼”。坎字拳尚红一般解释为托南方火色，我以为是因红在五色之中最鲜艳醒目之故。乾字拳尚黄，是因“乾”为“天”，而历代天子皆尚黄，愚民遂以黄色为天的表征，不是“黄天当立”(73)的意思。除红、黄二色外，尚有蓝色(74)、白色(75)、黑色(76)、花色(77)，足证拳民头巾是取五色，作为标帜，以资区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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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佐原笃介：《拳匪纪事》，卷六。

(2) 侨析生：《拳匪纪略》，卷五。

(3) 胡思敬：《驴背集》。

(4)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二。

(5) 《山东金乡县志》，卷六“兵防”。

(6) 见《十朝圣训》，穆宗卷一百三十六“靖奸宄”（同治四年八月己酉上谕）。

(7) 祝芾：《庚子教案函牍》。

(8) 佚名：《天津一月记》。

(9) 艾声：《拳匪纪略》。

(10) 佐原笃介：《拳匪纪事》，卷六。

(11) 侨析生：《拳匪纪略》，卷二。（同胜为同拜，拳民讳败，故云同胜。）

(12) 蒋楷：《平原拳匪纪事》。

(13) 见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山东巡抚张汝梅折。

(14) 劳乃宣：《拳案杂存》，“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书后”。

(15) 见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山东巡抚张汝梅折。

(16) 见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初三日，御史郑炳麟折。

(17)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说：“义和团者，至今不知其祸首所在底处，其祖师称曰老团，余者分散各处，技术深者名曰大师兄，到处教人入夥，初起自山东曹州某县，乡间曰义士党……目前年平白要办积谷团练，乃以为兵食等事责之民间，自然充足，于是办团令下，便树旗曰义合团，或又曰义和团。有奉旨团练之旗，有替天行道之旗，有助清灭洋之旗。”

(18) 清《德宗实录》。

(19) 见侨析生：《拳匪纪略》，卷三，及恒谦：《手札残稿》，胡思敬：《驴背集》，卷二。

(20) 侨析生：《拳匪纪略》，卷二说：“曹（福田）于来津之次日，整队赴马家口下前敌，以马口铁造军中鼓，又吹大螺丝作战篥音，红旗风飐大书一曹字，侧书扶清灭洋天兵天将，及某县某村义和神团字样。”

(21)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

(22) 佐原笃介：《拳事杂记》。

(23) 刘达志：《中国药物图说》，页二一七。

(24) 仲芳氏：《庚子记事》。

(25)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卷上。

(26) 佐原笃介：《拳事杂记》，“团匪莠言”。

(27) 欧阳礼：《最新催眠术速成法》，页十九。

(28) 欧阳礼：《最新催眠术速成法》，页十。

(29) 唐晏：《庚子西行记事》。

(30) 佐原笃介：《拳事杂记》。

(31) 艾声：《拳匪纪略》。

(32) 佐原笃介：《拳事杂记》，“义和团起源”。

(33) 佐原笃介：《拳事杂记》，“续记北京事”。

(34)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卷上。

(35) 见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山东巡抚张汝梅折。

(36) 侨析生：《拳匪纪略》，卷三“租界守御”云：“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升黄表，焚香请下八洞各神仙，神出洞，仙下山，扶助大清来练拳，不用兵，只用团，要杀鬼子不费难，烧铁道，拔电杆，海中去翻大轮船，大法国心瞻寒，英美俄德哭连连，一概鬼子都杀尽，我大清一统太平年。”

(37) 《元史》，卷四十二“顺帝纪五”。

(38) 《明太祖实录》，卷八十一。

(39) 《兰簃外史靖逆记》，卷一。

(40) 《明史》，卷一百二十二“韩林儿传”。

(41) 《明史》，卷一百二十三“陈友谅传”。

(42) 《明史》，卷二百五十七“赵彦传”。

(43) 《兰簃外史靖逆记》，卷五。

(44) 《明史》，卷二百七十“张可大传”云：“崇祯……二年多，白莲贼余党围莱阳，可大击破之，焚其六砦，斩伪国公二人，围遂解。”戚学标《纪事》云：“王伦者，白莲教遗孽也……伦自称真紫微星，伪置元师、先行、国公等官。”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八年三月甲辰凤阳抚臣李三才疏奏云：“赵古元自以宋朝后代，生有异姿，久蓄不轨之念……伪帖总兵……自称国王，邂逅群小，辄授将军。”《兰簃外史靖逆记》，卷三云：“伪将兑宫伯徐安国守道口……伪军帅牛亮臣，伪大元帅宋元成分理军事。”

(45) 《元史》，卷四十二“顺帝纪五”。

(46) 《明实录》，卷十五。

(47) 《明太宗实录》，永乐七年七月戊戌。

(48) 《兰簃外史靖逆记》，卷五。

(49) 《明史》，卷一百七十五“卫青传”。

(50) 《罪惟录》，卷三十一“叛逆传”。

(51) 《元史》，卷四十二“顺帝纪五”。

(52) 《明实录》，景泰六年四月戊寅。

(53) 《明史》，卷二百三十二“李三才传”。

(54) 《明史》，卷一百八十五“丛兰传”。

(55) 《十朝圣训》，仁宗卷九十八“靖奸宄”。

(56) 侨析生：《拳匪纪略》，卷上后编“公使密信”。

(57) 《十朝圣训》，仁宗卷一百一“靖奸宄”。

(58) 同前书卷一百二“靖奸宄”。

(59) 请参看《十朝圣训》，仁宗卷九十八“靖奸宄”，嘉庆五年八月乙丑上谕。及卷一百，嘉庆十七年五月戊子上谕。与《兰簃外史靖逆记》，卷五。

(60) 《十朝圣训》，宣宗卷八十五“靖奸宄”，道光十七年正月甲辰上谕。

(61) 《十朝圣训》，仁宗卷一百二“靖奸宄”，嘉庆二十二年八月己卯上谕。

(62) 仲芳氏：《庚子记事》。

(63) 洪寿山：《时事志略》，第六段“义和团挂号”注。

(64) 请参看侨析生：《拳匪纪略》，卷二“分坛招匪”。

(65) 侨析生：《拳匪纪略》，卷三“租界守御”说：“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真欺天，不敬神佛忘祖先。女无节义男不贤，鬼子不是人所添。如不信，请细观，鬼子眼珠都发蓝。不下雨，麦苗干，教堂恨民阻老天。神发怒，佛发愤，派我下山把法传，我不是邪白莲，一篇咒语是真言，升黄表，焚香请下八洞各神仙，神出洞，仙下山，扶助大清来练拳，不用兵，只用团，要杀鬼子不费难……”

(66)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说：“拳匪既不得志，无以塞后意，乃噪而出永定门，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饬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胡思敬撰《驴背集》卷一说：“拳匪既不得志于使馆，乃日于城外掠村民。一日虏执大小男妇百余，诬为白莲教，男者曰皇帝、曰丞相、曰大将军；女者曰皇后、曰妃殡；其老而妪者曰皇太后；幼而姣者曰公主，言于诸妖人宅中，得纸人纸马无算，将图不轨，刑部鞠之，呈其反据，则滦州影城戏物也。谳曹皆知其冤，莫敢白，悉驱入西市斩之。”叶昌炽撰《缘督庐日记钞》也说：“（六月）十九日午后，闻市口决囚男妇六七十人，皆白莲教，搜出藁人纸马，并册籍一本，姓名乡贯，所授伪职，详载无遗，按图索之，尚有漏网，亦团民所为也。与所仇之教，未知宗旨同异，何以不先不后，同时并发，昔闻屠伯，圣明之世，不应有此。”仲芳氏《庚子记事》说：“（七月）初六日，菜市口杀白莲教男女老幼三十余人，大半皆乡间愚民，临刑时呼儿唤父，觅子寻妻，嚎痛之声，惨不忍言。其中恐不无冤屈，诚义和团之大孽也。”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二说：“怀城西北隅，有一白衣庵，乃古刹也。地殊幽静，住持某僧，亦颇有戒行……闻拳匪数千人，围绕该寺，将某僧捆曳而出，无可加罪，则曰：‘此白莲教徒党也。’竟积薪焚死之，厥状甚惨。”当时，被诬杀的善良人民甚多，大都未经审讯，率而杀头，也有良民被诬遇正直法官而审为平反的，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说：“（六月）二十八日，又有白莲教党三十余口须斩首者，乃日晡而事寝。既知刑部凡交人犯，十七司轮流收禁发落，故白莲教案送到时，是日某司当日，即由某司审讯。前两次所谓白莲教者，送到即押赴市口处斩，并不审情实。本日一起白莲教，归江苏司发落，该司印稿回堂，以人命至重，若不严究解情，率尔处斩，则请改派别司可也。堂官纳其言，该印稿提犯会审，全是冤枉诬陷，并非真是白莲党；于是回堂释放，而责义和团之诬罔。然以前所斩之百余口，岂不冤哉。该团以勒索不遂，故入人罪，杀戮平民，波及妇穉，亦罗大辟，良可伤也。”

(67) 仲芳氏《庚子记事》说：“（六月二十四日）今日义和团又获白莲教党三十余人，送交提督衙门归案审讯……无论铺户住户，均须用红布书写‘义和团众神之位’钉于门头之上，可避白莲教邪术伤人。”

(68)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说：“（六月十九日）今日刑人于市，计男妇老幼七十八名。先是据义和团云，烧某教堂时，搜出纸人纸马，密访得白莲教约同天主教等，将于八月十五日起事谋叛。并得白莲教花名册，按册搜索，有为君者，有皇后文武官吏之目，率皆居于得胜门内外一带。捕获七十八名，送提督衙门，问官不录口供，迳送刑部，该部亦不讯究实情，率尔点名；有言得罪于义和团；有言勒捐不遂，致受诬陷者；皆泣下喊冤。”

(69) 侨析生：《拳匪纪略》，卷五。

(70) 《山东军兴纪略》卷十二，“邱莘教匪”一。

(71) 侨析生：《拳匪纪略》，卷一“毁堂启衅”。

(72) 《十朝圣训》，仁宗卷九十八“靖奸宄”，嘉庆六年九月癸酉上谕云：“胆敢紏结会匪（天地会）一万余人，以红巾包头，潜出抢掳。”又《天地会文献录》页十，天地会包头诗说：“红巾一条在手中，包在头中访英雄；招集五湖并四海，杀灭清朝一扫光。”

(73) 侨析生：《拳匪纪略》，卷五。

(74) 洪寿山《时事志略》说：“蓝团，而用蓝者。”

(75) 佐原笃介《拳匪纪事》卷六云：“其蒙首围腰之布，分红、黄、黑、白四色。”

(76)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云：“间有红披挂而黑巾者，名曰黑团。”艾声《拳匪纪略》云：“又有城南二十里高桥村巽字团黑色。”《拳乱纪闻》云：“溃兵以黑布緾头，自称黑义和团。”洪寿山《时事志略》云：“亦有黑团，而用青者。”

(77)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卷上云：“亦有花头巾者。”又洪寿山《时事志略》说：“花团，而用花者。”

第三章　义和团大起的因素

第一节　列强侵略压迫的刺激

鸦片战争，开中国三千年来一大变局，外在环境变化尤大，列强的侵略压迫与时俱增，尤以甲午战后为甚。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七日(1897年11月1日）德传教士能方济 (Nies) 、韩理 (Henle) 二人在山东巨野县被杀。德遂作为借口，命海军于十月二十日（11月14日）由胶州登陆，实行强占胶州湾的计划，经数月之交涉，于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1898年3月6日）迫订租借胶州湾条约，“山东全省利权形势拱手让之腥羶”(1)。俄人用同一高压手段，于三月六日（3月27日）取得租借旅大。三月十二日（4月2日）总理衙门接受英国最后通牒，允待日军撤退后将威海卫租界予英。三月十九日（4月19日），法使吕班 (Dubail) 以照会三端致总理衙门，总署以“事机所迫，终难峻拒”，允将法海军强占的广州湾租借予法。各国不但强迫租借我港湾，并获得筑路权、采矿权。凡此种种，当然引起中国朝野的愤慨，人民尤感切肤之痛。三月七日（1898年4月27日）直隶大名府四壁已贴有杀戮外人的告白，文曰：“各省爱国志士，睹西人无法无天之行为，已决于四月十五日集合，屠戮西人，焚毁其居。其不与我同心一致者，男盗女娼。阅此告示，而不为传播者，亦如之，完了。”四月初，山东巡抚张汝梅已接到“直隶东明交界有新立义民会名目，四出传单，于直、豫、苏各省，欲与洋教为难”的报告。义民会即义和团，其组成分子皆淳朴善良的农民。在农民心目中，传教士为“洋鬼子”侵略欺压中国的代表，因此而有“打洋学”（洋学即教堂）(2)之举。因“天主教并耶稣堂，毁谤神圣，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神人共怒，人皆缄默。以致吾等俱练习义和神拳，保护中原，驱逐洋寇，截杀教民，以免生灵涂炭”(3)。到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反外空气，弥漫全国，及至庚子，乃一发不可收拾。

第二节　教士教民的欺凌

自教士获得自由出入我内地传教，并建筑教堂的特权后，外国教士大量入我内地传教。在我国人民心目中，那些黄发碧眼的教士们，远涉重洋，携带着大量金钱，到中国来的目的，绝不是仅仅为了劝人向善，而是别具用心。否则，教士果真悲天悯人，救济穷困，收养孤儿，医治病人，何不在其本国而来中国？所以教士窃取婴儿眼珠点银子、造红丸的传说依然盛行于民间，加以愈是偏僻不开通的地方，教士愈是活跃，更加深人民的疑惑。教士们不避困苦的传教精神虽值得钦佩，但中国人民数千年来受儒、佛、道三种传统思想的熏陶，对不敬祖先、不拜神佛的西教道理格格不入，最初入教者“寥若晨星”。部分教士为发展其教务，不惜利用金钱收买穷困人民，入教者如欲经商，教士给以资本，“亏折许复领，至三次则不复给，仍詹之终身”(4)。无赖分子见吃教人有利可图，纷纷入教，教士不加选择，“来者不拒”(5)，于是“抢劫之犯入教者有之，命案之犯入教者有之，负欠避债因而入教者有之，自揣理屈恐人控告因而入教者有之，甚至有父送忤逆子投入教。遂不服传讯者有之”(6)。彼辈入教各有目的，并非真心向善，所以耶稣伟大的牺牲精神，不能感动其为非作歹之心，反变本加厉，恃教士为护符，更加大胆妄为，“作奸犯科，无所不至，或乡愚被其讹诈，或孤弱受其欺凌，或强占人妻，或横侵人产，或租项应交业主延不清偿，或钱银应交公廷抗不完纳，或因公事而借端推诿，或因小忿而殴毙平民，种种妄为，几难尽述”(7)。教士不察，反倚为心腹，恃作爪牙，多方袒护，从无教士责罚教民之事(8)，而各国主教，遇有教案，只听教民一面之词，并不问开衅之由，小则勒索赔偿，大则多端要挟，必使我委曲迁就而后已。(9)不宁唯是，教案一起，外人便借端勒索，“重则割地，轻亦输金”(10)。不法教民，有恃无恐，横行乡里，鱼肉良民，无法无天，被欺凌至无法容忍的良民，只有诉之于官，但地方官畏外人如虎，办理教案偶有不慎，即将丢官。于是，遇有民教冲突，不能持平办理，“每多迁就了结”(11)。一般道府不明了教案情形，多抱定“宁可把咱们百姓亏一亏，以了此事，而全大局”(12)，甚至有不论是非，不顾曲直之地方官，“遇民教争讼之案，待教民则如奉骄子，遇良民则摧折之，凌辱之。重以官房之锁押，胥役之需索。甚者，罚令出钱赔礼。又甚者，枷打冤民，死而后已。若此之类，不可枚举。”(13)百姓申冤无处，控诉无门，保全无术，不得已自为团练，借以捍卫身家。(14)待势力强大，纷起报复。庚子四月十五日，涞水县高洛村教民三十余家被杀害，即为该村首事阎老福受教民欺凌侮辱，积忿太深，乃借习拳以压教，图雪其耻的报复行动。艾声记其事说：

此事起衅，在同治末年，该村有习摩尼教者六家，其村首事阎老福，恶其淫邪，禀请县令于子坚笞辱之。六家挟仇，遂入天主教以图报复，久之始与安家庄席教士说明复仇之事，教士迟迟始诺，因于光绪己亥正月，搭盖灯棚寻衅，诬阎老福毁教堂。省城窦教士挟清河道、涞水令高拙园押阎老福等六人以酒筵款教民张姓，乞怜罢讼，而教民索赔万金修教堂，并令老福等跪门筵酒陪礼，上宪日以函牍数四，催令结案，不问是非，不准稍延。高公计无所出，幸赖该县商人，有与京城总教士熟识者，极力排解，令老福赔银二百五十两，设席二十余筵，并赴安家庄总教堂叩头陪礼始了，高公因此获咎，教民益横。未半年，入教者增至二十余家。

自正月义和拳流传至涞，老福意在借习拳以压教，图雪其耻；不意教民不服，以枪炮自卫，说和不了，拳民积忿太深，一日之间，飞帖啸聚定、新、涿、易、涞各州县拳民，烧毁至如此之惨，亦奇劫也。(15)

此次烧杀事件，归咎于教士教民的欺凌。因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高洛村绅民按旧俗合街搭棚庆贺神明时，教民张才等“找至棚内辱骂不休，撕毁神像，并要烧棚”。已是无理至极，欺人太甚。不意教士杜保禄反诬乡绅阎洛福等毁教堂，辱之为“土匪”，请易州道“提传亲结，严加训责”。其致易州道函云：

仰慕夙深，徒抱识荆，素愿光仪不隔，益殷御李私忱。敬维贵道，绩著恩威，泽涵中外，德辉引企，私祷弥殷。启者：涞水县高洛村，向有教民，素成性善，故十余年间，被村中土匪欺压，至再至三，均经含忍。至二十四年十二月底，地保阎洛奉，香头阎洛计，管事阎凤、单九经、阎五章、阎洛福倚仗势豪，强占教民地方，起搭迎神会棚。因在教民地方迎神赛会，大碍教规，故教民婉言商与伊等迁移别处。伊等好言不听，反恣意辱骂，闯入礼拜公所，祭物等俱摔毁一空，仍凶心不息，后同公禀控教民为邪教在案各节。均由敝查明函请涞水县尊究办。正月十六日，旋荷来信，言差查各件无真，业已完结。显系敝诬不实，故复函祈究办。该县尊竟被土匪胥役欺弄，至今月余，案仍冰搁，教民益被欺压，殊非贵国除暴安良之意。今即请贵道提传亲结，严加训责。专此布达，并候升安。(16)

该函说涞水县知县祝芾“竟被土匪胥役欺弄”，实则所云各节，多系诬陷，与事实相反。祝芾呈报事实真相说：

涞水县为详请转请销案事：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初七日，据卑县高洛村，民人单久经、阎凤、阎喜、阎五章、张献玉、阎印玺禀称，窃身等系住高洛村西街，每逢正月内，身等合街搭棚庆贺神明。不料有张才等，崇信邪教，嗔身等不遵伊教，找至棚内辱骂不休，撕毁神像，并要烧棚，请传讯等情。卑职当查此案，牵涉民教，必须妥慎办理，未便据该原告一面之词，遽准传讯，致累教民，当即批示申斥，一面选派晓事绅士刘坊、方开格前往查明劝谕。即于月之十一日据该绅面禀，已经完结，请免传讯等情。卑职因查案经绅士妥理完结，但愿民教相安无事，未便深究。旋接杜教士来函，以毁坏祭物等词，属即严办等因。卑职细思，如果毁坏祭物，教民何以未请勘验？况该绅查明，仅止教民撕毁灯棚神像，及口角言语，遂函覆杜教士而去。及卑职奉藩宪举办大计，檄调验看，于正月二十八日赴省。三十日在省垣寓次，接卑署送到宪札，以奉道宪因杜教士函诉札，委宪台亲临下县讯结等因，并奉道宪传谕卑职速回。即于二月初一日，乘火车驰归。先至高洛村，勘明张才住处，在该村十字街旁。该村向搭灯棚，均跨十字街。张才供称，街旁是伊住家。当经卑职谕以后灯棚，移搭他处，两造均允遵断。复勘明礼拜公所，有北土房一间，并无桌几铺陈，东首有土案一座，约半张方桌高大，外系白灰，查明案边有损坏形迹，长二尺六寸，宽三四寸，至寸余不等。据教民蔡洛正指称，东墙上原挂画幅，有损坏形迹，地上放有纸花一对。讯据教民蔡洛正供称：礼拜公所土台，系阎洛福喝令打毁。据原告人等供称：伊等并未入公所，且原告六人中，并无阎洛福之名。今蔡洛正说要罚钱，伊等情愿认罚等语。卑职当查该原告等，以搭棚细故，来县渎控，致教民有所借口，亦不无过失，当将阎洛奉六人，及教民续指之阎洛福暂押。一面出示晓谕居民，保护教民。并派绅士刘坊、耿温润等遵照宪谕，持清苑陈令代求杜教士函，往安庄候席教士酌定赔款数目；凡二往，均为席教士门下阻格。正在设法办理间，蒙宪台亲临下县，提审阎洛奉等，供仍无异。旋据阎洛福之子文生阎肇修，央求京城樊教士，函知保定杜教士，安肃席教士，议定六条。随查六条内开：一、立永不滋事字二张，一存敝堂，一存案卷。二、安庄席教士前设席一桌。三、车接安庄、石柱、汝河三处教友至高洛村，设席两桌。四、另设二桌为本高洛村教民。五、损坏物件等赔补纹银二百五十两。六、高洛村教民，在本村还有当空一段，内有树木，因此常起事端，今在京议定，树木全归教民锯去。设席日期，席教士处定夺。各节齐办完备，到安庄席教士前求名片，外带立那二张字据，至敞堂设席一桌，等因；并由该生取席教士名片，恳将在押之阎洛福等开释，前来，当经如数筹银二百五十两、交原绅等当面交明，一面将阎洛福等释回，谕令照约办理。该原告等均无异词。随于月之廿三日，在高洛村设席，两造见面，和好如初。至约内所称空地一段，是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卑前县于令任内事，当时于令断归村民掌管，村民卖树得钱数十千生息，为该村公用。今教民并索此项本利钱一百二十千，在六条之外，该村民等亦皆允从。其灯棚仍照前断，此后不准在张才家门外搭盖。原被告等均已遵断完结，应毋庸议。至诬教为邪，虽系乡愚无知，惟究有不合，业已从严责押示惩，请免置议。除将办理情形，先后禀明，不复赘叙，并照约取具永不滋事字据，存案备查外，所有讯结缘由，拟合详覆宪台查核；俯赐转请销案，实为公便。为此备由另册具呈，伏乞照详施行。(17)

这篇报告，将事实真相分析极详。教民非但阻挠合街搭棚庆祝神明的传统惯例，又将公产十余年所生之本利全部霸占。乡绅阎洛福无故被诬坐牢，赔银二百五十两，设筵多席谢罪，并逼令赴安家庄总教堂叩头陪礼，在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观念下，“素爱体面”的士绅阎洛福(18)所遭受的侮辱，较之杀头尤为难堪。及拳民起，遂不顾一切，招拳报复，于是发生高洛村烧杀事件，为庚子拳变大烧杀的开端，若水之溃堤，一发不可遏阻矣。

第三节　天灾的影响

山东、河北人口密度大，水旱灾荒多。而乡民因人口多，耕地少，风调雨顺，衣食尚可勉强维持，然无甚储蓄。每逢天灾人祸，就发生严重民生问题。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1895—1898），连年河决，甚或一年数报。如光绪二十一年三月癸酉，济阳高家纸坊河决；七月乙巳，荥泽河决；七月己酉，寿张、济东河决。二十二年六月丁卯，河决利津。二十三年二月庚午，河决历城、章邱；十二月甲子，利津河决。二十四年七月丁巳，河决山东，上中游济阳等六县同时并溢。(19)“当夫决口之时，水高数十丈，壁立而行，瞬息千里，田园村舍，当之者立变泽国，浮尸蔽水，顺流而下，或挂树杪，或触寨楼，其有幸逢渔舟、货艇他乡遇救者，百无一二。田庐漂没，今年之糊口无资，文契荡然，后日之生理亦尽。”(20)由于连年水灾之创痛未复，民气不靖，过事生风者在所难免。二十五年秋，直隶、山西、山东一带大旱，直至次年春未下大雨，不能耕种，由津至京，“一望赤土，不见寸草”(21)。山西更“涓滴无之”(22)，河南的旱灾也相当严重，因而民情浮动。(23)因旱灾不能耕作，农夫仰屋兴嗟，束手无策。(24)饥民遂附从义和拳仇教，乘机焚毁教堂，抢掠教民财物。(25)北方数省大旱，愚民认为是由于洋人在中国传教、造铁路、设电线，触怒天神所致。若杀尽洋人，以平天怒，自然风调雨顺。拳民告示说：“患祸之来，实自洋鬼。伊等到处传教，设置电线，修筑铁道，不信神圣之教，而污渎神明。天神之意，以为电线宜割断，铁路宜拆毁，洋鬼宜斩首。当彼之时，洋鬼之厄运临头，降霖之期尚远，一切皆对待洋鬼也。我（玉皇大帝）此时命令尔等正直之团民，尔等宜万众一心，歼灭洋鬼，以平天怒。此将为尔等有利之举。功成之日，需风需雨，均听尔便。”又说：“兹因天主、耶稣之教，欺神灭圣，不信佛法，怒灾积结，降下神兵八百万，扫除洋人。甘雨不降，不久刀兵滚滚，军民有灾，佛传如不传，必受刀头之灾，传一张，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可保一村之灾，灭洋人，甘雨速降。”(26)当时有“杀了洋鬼头，猛雨往下流”之谚。(27)政府非但不加禁止，反而鼓励，那些望雨若渴的愚民，几乎都变成拳民，特别是直隶境内。

第四节　政府的鼓励

义和团虽不是政府所承认的合法团体，但因其为“捍卫乡闾，缉治盗匪”的民间组织，颇著成效，所以甚得地方官的赞许。山东巡抚张汝梅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1898年6月30日）奏请：“责成地方官，谕饬绅众，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28)清廷不置可否，朱批：“知道了。钦此。”(29)但其已获得政府的默许，是无可置疑的。待戊戌政变发生，各国偏袒光绪（俄例外），英日保护康康，慈禧仇外心切，谋求报复，遂有利用拳民以对外之心，于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1898年11月5日）谕令近畿直隶、山东、山西、奉天四省兴办团练，守望相助。同年十一月十九日（12月31日），及翌年二月六日（1899年3月17日）谕令充实并改良地方民团(30)，义和团遂成为政府承认而鼓励的合法团体，参加愈众。加以鲁抚毓贤揣摩慈禧意旨，暗中鼓励，拳民“设坛至遍城内外”(31)。二十五年九月，平原拳民不听安抚解散，聚众数百与官军战，为官军击毙数十人，毓贤大怒，于十月初六（11月8日）上奏，谓知县蒋楷“昏聩糊涂，几酿大祸”，请“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又以统带袁世敦“此次弹压查办，实属猛浪”为辞，“应即撤去统带”(32)。清廷悉如所请。由于毓贤袒护拳民，东省各属拳团大起，纷与教士教民为难，教士认为毓贤鼓励排外，群请公使使用压力，迫清廷惩罚有关人员。清廷迫不得已，于十一月四日（12月6日）命毓贤来京陛见，以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山东巡抚。袁世凯为一新人物，颇为各国所重，认为满意。但袁于到任之后，引起亲拳民者的恐惧，十一月二十五日（12月27日）御史黄桂鋆奏谓：

窃维山东教案迭兴，民情嚣动，朝廷欲遏乱萌，特命袁世凯往权巡抚事……惟山东当多事之秋，讹言四起，人心惶惑，操之稍急，患不胜言。比闻袁军陆续调扎山东，外间谣传，谓将剿办刀会、拳会。治乱之机，即在眉睫。虽镇慑自不可少，而拊循尤所当先。

若袁世凯此次到任，开诚布公，持平办理，民心既服，教案自迎刃而解。万一稍涉张皇，激之生变，铤而走险，势所必然。迨至揭竿群起，不得不剿，剿而不胜，固损国威，剿而立平，多伤民命。我国家岁费数千万金钱，豢养战士，不以御外夷，而以残百姓，岂练兵之本意哉！况乎，仇教者既被夷诛，从教者益行恣肆，一日不入其教，一日不安其生，势必驱中国之人胥归彼教而后已。天下皆教民，国将谁与立乎！载舟覆舟之喻，不可不深长思也。

臣亦知袁世凯素有谋略，岂肯草率从事。惟被议者回护前非，必将流言四布。且袁世敦为袁世凯昆弟，其说尤易动摇。一着如差，全局必震。纵即治以殃民之罪，已无补于时事之危。相应请即电旨，饬令袁世凯妥筹办法，速即出示，剀切晓谕。务期情势俱协，庶几民教相安。固不可袒纵吾民，致启外衅；尤不可激成众怒，致生内乱。即或事多棘手，亦必计出万全。山东幸甚，天下幸甚。(33)

慈禧一面要应付外人，一面要笼络拳民，于是这封奏折很快发生效力，第三日即二十七日上谕：

袁世凯电悉。前因屡有人奏陈山东民教不和，亟宜持平办理等语。当于二十四日详切寄谕该署抚遵照矣。拳民聚众滋事，自无宽纵酿祸之理。惟目前办法，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如果寻击官兵，始终抗拒，不得已而示以兵威，亦应详查案情，分别办理，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著袁世凯相机设法，慎之又慎；严饬吉灿升、马金叙等随机因应，各了各案，毋轻听谣传，任令营员贪功喜事，稍涉操切，傥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34)

这道上谕里面大有文章，拳民“如果寻击官兵，始终抗拒”，才能“示以兵威”。但仍“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傥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显系警告袁世凯，纵然拳民攻击官兵，亦不可进剿。廷旨如此，善观风色的言官，遂对袁世凯实行围攻，十二月初三（1900年1月3日）御史熙麟奏说：

窃自侍郎袁世凯奉命署理山东巡抚，东省士民，因该侍郎为袁世敦之弟，人心即甚惶惑。乃该侍郎初到署任，即有必将义和团匪类尽行剿绝之言，传播于外。且闻到任次日，即有主剿电奏。幸朝廷远虑，切戒不得妄动。而所部将弁营勇，恃其声望，复哗传于外，以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举有灭此朝食之势。于是讹言四起，人心惶惑愈甚。其强悍者，则思纠众附团，劫洋目以抗官兵。其懦弱者，则思质地保险，避官兵以从洋教。势甚岌岌，不可终日，夫劫洋目以抗官兵，此于蛮之故智，袁军诚强，自无难制以兵力。若争从洋教，至不得已典质粮地，以为身家保险之计，则东省全境，不属于团，即属于教。属于团，已难猝办；属于教，何计挽回。是山东一省，将不复为国家有矣。奴才赋性迂拘，闻之不胜恐惧。为此亟亟上陈。

至东省民教争哄，自非兵力不能弹压。可否于四军中如马玉昆、董福祥、聂士成，简派一员以为袁世凯之代。庶主将既无袁世敦昆弟之嫌，而所部晓然于替代袁军之故，亦不致妄播流言。流言既息，即民心稍定，民惑可解，然后徐筹开解镇抚之方。山东全境无恙，亦大局无虑矣。(35)

接着御史高熙喆于初五日（1月5日）上奏：

风闻袁世凯到东之后，立议先剿后抚，以为上策。殊不知会民虽不相安，犹是朝廷赤子。若教民者，寄其身家妻子于教堂者久矣，一旦有事，将为我御敌乎？抑为敌图我乎？不待智者而后知之。乃必欲剿会民以快教民之心。然则教民若挟教堂之势，以肆其报复，勒令该抚尽杀良民而后快，试问该抚又将何以处之耶？且朝廷纵不为民情计，独不为息事计乎？日者戕毙良民，袁世敦已激变于前矣。今都下汹汹，皆谓袁世凯先行痛剿，然后奏报。虽属传闻，未必无因。万一百姓遍传谣言，互相煽动，以至祸起燎原，不可收拾。该抚自问，能当此重咎否耶？(36)

紧跟着，御史许佑身于次日（初六）上奏：

闻已革山东候补道员袁世敦，因民教构衅，带兵弹压，误伤民命。署理抚臣袁世凯职任封疆，办理此案，自不至有心袒护。而在山东人民观之，则袁世凯为袁世敦之弟，不免妄生揣测。况闻袁世凯长于治军，而情性太刚，杀戮过重，似于办理教案，不甚相宜。(37)

第四天即十二月初九（1月9日），御史熙麟又上一折，认为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99年12月30日）山东肥城杀死英教士卜克斯，是“该抚有心激成”，以实行“其主剿之言”(38)。因此他建议撤换袁世凯。(39)同一天，给事中王培佑也上一折，亦认为“激之杀教士者则该署抚也”(40)，建议与熙麟同。

慈禧虽未即将袁世凯撤换，但心意所趋，岂能逃过聪明机敏的袁世凯之锐目。其屡受言官的攻击，固非为慈禧授意，然为慈禧所默许已见诸上谕。其对拳民态度，不能不慎重将事，一方面要遵奉慈禧太后意旨，笼络拳民；一方面也要平息其辖境内民教之争，以免外人遭受损害而引起严重交涉。于是，除派遣军队保护教士、教民、教堂外，并广刻劳乃宣著《义和拳教门源流考》，散播民间，并编就诗歌，布告各处，说明义和拳为白莲邪教的旁支，久列严禁，劝导乡民不可听信拳民邪说，以为釜底抽薪之计。同时，张贴告示，说明传教士不可自由来往。除非紧要事件，不得出外行路。如果必须旅行，应请求地方官，派军队护送，以保安全。袁世凯深知拳民邪术误国，必须痛剿。但又不能违背慈禧意旨，而外人利益又须顾及。处此必剿而不能剿，反外而不能不抚外的错综复杂情势下，乃采暗施压力、明不言剿之策略，颇具成效，拳民竟无法在山东活动，转向直隶发展。

慈禧极力袒护拳民，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1900年1月11日）有“会亦有别”，办理教案，“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的上谕，略谓：

近来各省盗风日炽，教案迭出，言者多指为会匪，请严拏惩办，因念会亦有别。彼不逞之徒，结党联盟，恃众滋事，固属法所难宥。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地方官遇案不加分别，误听谣言，概目为会匪，株连滥杀，以致良莠不分，民心惶惑；是直添薪止沸，为渊驱鱼。非民气之不靖，实办理之不善也。……各省督抚受恩深重，共济时艰，必能仰体朝廷子惠元元、一视同仁至意，严饬地方官，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吾民亦当以保卫桑梓身家为念，勿听煽惑以构祸兴戎，勿挟威势以欺侮乡里，庶闾阎安谧，借释宵盱忧勤，是所至望。(41)

这道上谕，只责备地方官办理不善，未言及义和团仇教之非。对拳民及反外的守旧分子来说，自是莫大的鼓励。慈禧久谋废立，（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立端郡王载漪子溥儁为大阿哥，借以试探各国态度。如反应良好，进一步即实行废帝，因讽各公使入贺。不意各公使非但不贺，反有违言。慈禧大为愤慨，认为各国干涉内政，实不可忍，非给洋人点颜色看看不可，滔天之祸，种因于斯。

由于慈禧鼓励，拳民遂由保家一变而为保国，在扶清灭洋的号召下，其势大张，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初，拳民已浸入直隶南部各属。直隶总督裕禄派提督梅东益等带队“督同地方官妥为弹压解散；并于有教堂之所，拨队保护”。(42)谁知三月十八日（4月17日）上谕有“各省乡民设团自卫，保护身家，本古人守望相助之谊，果能安分守法，原可听其自便”(43)等语。拳民遂不服晓谕，公然抗命，“视焚戮抢掳为无罪，抗官拒敌为分内”(44)。到了二十二日（4月21日），清苑姜家庄教民房屋已被焚毁。四月十五日（5月13日）涞水高洛村教民数十人为拳民所杀。接着定兴仓巨村教民房屋焚烧罄尽。裕禄认为拳民无真实本领，所演拳棒毫无门路，而其教习之人又皆匪类，尤反对将义和团筹办团练之说。(45)遂派兵拿获滋事匪徒，分别惩办，闹教之风，渐次止息。(46)但由于慈禧的屡次制止，裕禄不得不改变态度，拳众知总督莫奈我何，因此才发生四月二十四日（5月22日）练军分统杨福同为拳民所杀之事。裕禄认为拳民“胆敢恃众戕官，实属穷凶极恶，法所难容”，应“严行剿捕，以免致成巨患”。其四月二十五日（5月23日）致总理衙门电报说：

本月十五日涞水之高洛村、定兴之仓巨村拳匪滋事，伤毙教民，焚烧房屋，当派道员张莲芬、练军分统杨福同带领兵队前往查办，旋在高洛村拿获拳民二十名，起获布袋及黄纸牌位器械等件，曾将办理情形电达钧署在案。连日该道等查拏捕缉，并搜获教民尸身数具，高洛、仓巨村匪徒渐已解散。复又闻定兴县属之石亭地方有匪徒聚众设立拳厂之事。二十三日分统杨福同前往劝解查禁，该匪抗拒，当经拿获二名，余众均散。二十四日又散而复聚，杨福同带队七十人复往劝导，讵该匪等均聚村外，于杨福同甫抵村外，匪聚数百人突起围住，持械猛扑，用长矛将杨福同连扎致伤堕马，旋即殒命。该匪等仍复进村，负隅抗拒。查该拳匪等聚众设厂，借仇教民为名，烧杀抢掠，扰害地方，并胆敢恃众戕官，实属穷凶极恶，法所难容，若不予以惩罚，必致顽梗者益肆强梁，被胁者难于解散。现在匪徒肆行无忌，亟应添调营队，分布涞水、定兴、安肃、涿州一带，查拿首要，解散胁从，如敢再行抗拒，即严行剿捕，以免致成巨患。至分统杨福同劝谕聚众拳民，遽致被匪戕害，实堪悯恻。除饬查明该员死事详细情形奏请恩恤外，所有涞、定拳匪滋事情形，谨请代奏。(47)

慈禧于二十七日（5月25日）命军机处寄裕禄电旨一道，文曰：

奉旨：裕禄电悉。查拿首要，解散胁从，办法均是。此事，各处情形不同，迁就适足养奸，操切亦恐滋变。该督务当饬派出文武，相机操纵，勿稍大意。是为至要。余依议。钦此。(48)

这道电旨避重就轻，先说“查拿首要，解散胁从，办法均是”，后说“务当严饬派出文武，相机操纵，勿稍大意”。对被拳民戕杀奉命劝谕解散的分统杨福同，则只字不提。这无疑是承认拳众残杀教士教民，焚烧教堂教民房舍，戕杀劝谕解散的武员等等是合法的行为。拳众得此鼓励，于是，大肆烧杀起来，两日后即四月二十九日（5月27日）夜，开始拆铁路、砍电线、杀洋人。裕禄将拳民行动及其措施，于五月一日（5月28日）电告总署，文曰：

顷据卢保铁路委员知府夏人杰面称：二十九夜先闻涿州至琉璃河一带猝被拳匪将铁路焚毁，讵今早由琉璃河至长辛店一百余里沿途铁道车站桥梁并局所洋房，均有拳匪蜂起焚烧，三河店所住洋人二十余人现尚不知下落，丰台黄村势甚危急，等语。裕禄现急由津先拨步队一营，今日坐火车赶往丰台黄村一带保护铁道。惟匪势甚众，恐兵单不敷弹压捕击，而天津除拨赴涞、定、河间等处外，营数无多，尚须留防租界，拟即商令聂士成亲带所部马步数营至丰台、长辛店一带相机查办，以免滋蔓难图。谨请代奏。(49)

直到五月三日，才接到“近日拳匪滋事，琉璃河至长辛店一带车站局厂，均被焚毁，亟应惩前毖后，认真弹压。著裕禄饬令聂士成将卢保、津卢两路电线铁道专派队伍妥为保护，毋任再有疏虞，是为至要”的上谕。慈禧对政府数百万巨款所修的铁路，任令焚毁，只说弹压保护，并无剿办字样。初七又发一上谕：

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拳匪滋事，地方官办理不善，请旨惩处，并陈管见一折。据称：直隶涞水县拳匪滋事，该县祝芾，既未能消患未形，迨事起仓卒，又复张大其词，遽请调兵，怂恿带兵官杨福同诱杀十余人，以致匪徒反噬，咎无可辞，等语。著裕禄确切查明，从严参办，现在畿辅一带拳匪蔓延日广，亟应妥速解散，以靖地方。该督务当通饬各州县亲历各乡，谆切劝导，不可操切从事。至带兵员弁，亦当严行申诫，毋得轻伤民命，启衅邀功。并著荣禄严饬在事各营一体遵照。(50)

此谕对涞水戕官，归咎于该县祝芾怂恿杨福同诱杀拳民所致，认为祝芾“咎无可辞”，“著裕禄确切查明，从严参办”。对京畿一带拳民蔓延，谕令“谆切劝导，不可操切从事”。唯恐各军剿办拳民，同日谕令北洋军统帅荣禄，“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谕曰：

电寄荣禄：近畿一带，拳匪聚众滋事，并有拆毁铁路等事，迭次谕令派队前往保护弹压。此等拳民，虽属良莠不齐，究系朝廷赤子，总宜设法弹压解散；该大学士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变端，是为至要。(51)

由于慈禧命令不准剿办拳民，于是“各军均袖视”(52)。唯有忠勇性成、赤心为国的直隶提督聂士成，以职责有关，不计利害，率军赴卢沟桥一带保护铁路，被迫剿击拳民。招致慈禧的痛恨，以“此次办理防剿，种种失宜”为借口，“革职留任，以观后效”(53)。其后联军攻津，聂士成督军猛抗，身先士卒，血战多日，终因敌众我寡，后援无继，战死于八里台。其作战的英勇，战斗力的坚强，为国牺牲的壮烈，深为各国联军所钦服，而慈禧太后竟说：“多年讲求洋操，原期杀敌致果，乃竟不堪一试，言之殊堪痛恨！”(54)可见慈禧对聂士成仇恨之深。慈禧为袒护拳民，将拆铁路、焚教堂的罪过，委之于“奸民会匪”，五月十日（6月6日）上谕谓：

拳民以仇教为名，倡立团会。再有奸民会匪，附入其中，借端滋扰，拆铁路，焚烧教堂。至铁路原系国家所造，教堂亦系教士教民所居，岂得任意焚毁。是该团等直与国家为难，实出情理之外。昨已简派顺天府兼尹、军机大臣赵舒翘，前往宣布晓谕。该团员等应即尊奉，一齐解散，各安生业。倘有奸民会匪从中怂恿煽惑，希图扰害地方，该团即行交出首要，按律惩办。若再执迷不悟，即系叛民，一经大兵剿捕，势必父母妻子离散，家败身亡，仍负不忠不义之名，后悔何及。朝廷深为吾民惜也。

经此次宣谕之后，如仍不悛改，即著大学士荣禄，分饬董福祥、宋庆、马玉昆等，各率所部，实力剿捕。仍以分别首从，解散胁从，为要。至派出队伍，原所以卫民。近闻直隶所派之军，不但未能保护弹压，且有骚扰地方情事。即著直隶总督裕禄，严行查办。并著荣禄派员查访，倘有不肯营哨各官，不能严束兵丁，即以军法从事，决不宽贷。(55)

慈禧这道上谕分明是说拆铁路、烧教堂的不是拳民，而是奸民会匪。假若“仍不悛改”，才“实力剿捕”。但是“仍以分别首从，解散胁从，为要”。若有营哨各官约束兵丁不严，即以“军法从事，决不宽贷”。换句话说，拳众拆铁路、斫电线、杀人、放火可以无罪。官员约束不严，兵丁扰民，定要杀头。真个官兵不如拳民了。

慈禧态度如此，裕禄为功名利禄计，不能不逢迎意旨，而改变态度，由反对拳民一变而为保护拳民。

总之，义和团的大起，因素复杂巧凑。倘没有列强要瓜分中国的刺激，人民也不会仇外；纵有仇外之心，若无教士教民的欺凌，也不会产生群起排外的事件；纵有仇外之心，排外之事，若无天灾频仍，人民也不会有那样疯狂的行动；纵然人民疯狂反外，若无慈禧的奖励，也不会促成千古未有的奇变。如果没有列强要瓜分之祸的刺激、教士教民的欺凌、连年的天灾，纵令慈禧想尽方法来鼓动人民排外，也未必能达到目的，更不会那样波澜壮阔。因中国人民向来是四海一家，对外人和平相处，非等遭受到不能忍受的迫害时，是不会揭竿而起，一致对外的。若慈禧不纵容拳民，事态绝不会扩大到无法收拾。中国以农立国，靠天吃饭，水旱灾荒，时常发生，何以已往发生天灾而无排外之事？至于民教不和，由来已久，教案迭起，历有年所，依然是因案了案，随起随平。拳民起于山东，何以袁世凯代毓贤而鲁境无拳祸？若慈禧最初一意主剿，端、庄辈何敢猖狂乃尔！杀一儆百，拳民乌合，定作鸟兽散。宋庆下令杀团，天津拳民皆散，所余无几，杨柳青“镇中初有团十三处，闻宋宫保杀团之令，各团皆散，地方静谧”(56)，可为明证。故归根结底，庚子拳变，实外人启之，少数愚昧权贵煽之，而其主要因素，实由于慈禧鼓励拳民排外所致，否则不会发生。因此，庚子拳祸，万方有罪，罪在慈禧，因逢迎而获罪诸臣冤枉，忠君爱国的拳民无辜，祸国殃民之责，慈禧实不能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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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翁文恭日记》。

(2) 见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山东巡抚张汝梅折。

(3) 见《义和拳告白》。

(4) 魏源：《海国图志》。

(5) 罗得克夫：《义和团记》。

(6) 见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八日山东巡抚张汝梅折。

(7) 李东沅：《传教论》。

(8) 《清季外交史料》一二〇。

(9) 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山东巡抚毓贤片。

(10)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折。

(11)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山东巡抚李秉衡片。

(12) 《高枬日记》。

(13)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五日御史高熙喆折。

(14)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御史黄桂鋆折。

(15) 艾声：《拳匪纪略》。

(16) 祝芾：《庚子教案函牍》。

(17) 祝芾：《庚子教案函牍》。

(18) 同上。

(19) 《清史稿》德宗本纪二。

(20) 《光绪东华续录》一三五。

(21) 唐晏：《庚子西行记事》。

(22) 佐原笃介：《拳事杂记》。

(23)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河南巡抚裕长片。

(24) 佐原笃介：《八国联军志》。

(25) 《直隶广宗县志》卷一，大事记。

(26) 见《山西省庚子年教难前后记事》。

(27) 李杕：《增补拳匪祸教记》，页四四七。

(28) 见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山东巡抚张汝梅折。

(29) 同上。

(30) 清《德宗实录》。

(31) 蒋楷：《平原拳匪纪事》。

(32) 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初六日山东巡抚毓贤折。

(33) 见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御史黄桂鋆折。

(34) 见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军机处寄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电旨。

(35) 见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御史熙麟折。

(36) 见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五日御史高熙喆折。

(37) 见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六日御史许祐身折。

(38) 见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日御史熙麟折。

(39) 同上。

(40) 见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日给事中王培佑折。

(41) 侨析生：《拳匪纪略》，卷上前编。

(42) 见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初十日直隶总督裕禄片。

(43) 清《德宗实录》，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上谕。

(44) 见侨析生：《拳匪纪略》，卷上后编“杨协戎禀”。

(45) 见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十九日直隶总督裕禄折。

(46) 同上。

(47) 见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直隶总督裕禄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报。

(48) 见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军机处寄直隶总督裕禄电旨。

(49) 见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直隶总督裕禄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报。

(50) 清《德宗实录》。

(51) 清《德宗实录》。

(52) 见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督办铁路事务盛宣怀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报。

(53) 清《德宗实录》六月乙酉上谕。

(54) 清《德宗实录》。

(55) 清《德宗实录》。

(56) 见《天津一月记》。

第四章　义和团的变质与仇外

第一节　义和团的变质

义和团本是非常单纯的乡团组织，其构成分子，皆系淳朴善良的农家子弟，设有如曾、左、胡、李者，予以组织训练，小之可以成为地方武力，保境安民；大之可以变为国家军队，抵抗外侮；绝不至酿成庚子之祸。惜领导不得其人，初为各乡镇自然结合，继为白莲八卦所渗入，最后为顽固的王公大臣所利用，遂决隄横溃，贻害邦国。溯其祸始，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起，就变了质，走了样。就其本身的宗旨说，由防御盗贼变为抵抗教士教民的欺凌，进而屠杀教士教民。再由保身保家一变而为保国，高唱“扶清灭洋”。就其分子说，原均乡村农民，尚无不法情事。但因其无组织，无领袖，任何人只要用红布或黄布一方包头，即为团民，变质后的义和团，其构成分子，复杂万分，除真团均系乡村农民外，在男性方面，有被义和团呼为大师兄，而短衣窄袖，头包红巾，腰系红带的王公卿相(1)；有学习拳棒的太监(2)；有以保国家为名，乘机牟利，希图分惠的无业游民(3)；有横行无忌的无赖(4)；有分党称雄，藐视法纪的土棍(5)；有土匪、琉璃球、优伶之瘟猪子、窑子之捞毛(6)；也有营混、人贩、、马贼(7)；更有肆行抢劫的游勇会匪(8)；及借张势焰的亡命之徒(9)；有恐遭团民欺讹，自立坛场而谓保家的富豪(10)；有文生(11)；有武生(12)；有旗人(13)；有铺清真团的回回(14)；有所谓“沙锅照”的乞丐(15)。在女性方面，有红灯照的少女，花灯照的少妇，蓝灯照的老太婆，黑灯照的寡妇(16)；“自称仙姑”的流娼(17)；被尊为“黄莲圣母”的鸨母(18)；还有不甘寂寞的“年老宫女”(19)等等。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这些冒牌的复杂分子，吾人名之曰“伪团”，与“真团”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所谓“真团”，是指乡团组织以村镇为单位的义和团，其构成分子甚为单纯，多系乡间善良农民。所谓“伪团”，是指变质后的义和团里的复杂分子而言，彼辈各有目的，既不是为保卫身家，防御盗贼。更不是为仇教反外，保国卫民。仅托名团民，以资掩护，乘机为非作歹，达其私欲。于是抢劫者有之(20)；杀人放火者有之(21)；勒索者有之(22)；讹诈者有之(23)；聚敛者有之(24)，种种不法情事，层出不穷。一般人也不加以分别，总称之曰义和团所为，因此反对者称拳民为“拳匪”。事实上那些抢劫杀人放火的行为，确系土匪所为，不过假借义和团的名号罢了。那些冒充拳民的匪类，我们称之为“伪义和团”可，但称义和团为“拳匪”则不可，因义和团是包括真团在内的。其团自备资斧，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并不伤害良民。仲芳氏说：

看其连日由各处所来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仅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25)

像这种自备火食，不为名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的人，赞成者誉之为“义士”，朝廷奖之为“义民”，他们信足以当之而无愧。但我们不能说“义和团”就是义士义民，因变质后的义和团包括伪团在内，结论是真团是义士义民，伪团是匪类。至于真伪如何分法，并非易事，因拳民无组织，无首领，只要红布包头，即为团民，很难分出谁真谁假来，所以慈禧太后说：“那时他们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着红布，进的进，出的出，也认不定谁是匪，谁不是匪，一些也没有考究。”(26)因分不出是真是假，是拳是匪，所以“真团”对“伪团”的不法行为是无法预防，或事先加以阻止的。但发现有不法情事的伪团时，真团则加以捕杀，如“涞水三成当耆观察被讹万余竿。后忽有涿州老团至涞水南关团中，责其讹诈之罪，杀师兄二人，管事二人”(27)。因此伪团怕真团，管鹤说：

连日津匪肆行无忌，万民敢怒而不敢言。忽传独流张老师带两万人至，声言天津假团太多特来查拿。此说一播，次日津匪居然敛迹。盖津匪皆土棍，自充拳民，故以为张德成真有神术而惧之；有曹老师，亦津匪所畏惧，是日亦至，故街巷间无复向日之纷扰矣。(28)

虽然如此，但伪团的抢劫、杀人、放火、勒索、讹诈等等不法行为仍层出不穷，清廷不得不屡次谕令禁止(29)，同时地方官亦布告严禁。不法情事虽然减少，但仍时有所闻。政令尚有所不逮，真团更无法阻止矣。

第二节　会党的活动

所谓会党，主要是指白莲教、八卦教而言，因大刀会早已渗入义和团，以致很多人将大刀会与义和团混为一谈，团民中有大刀会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白莲、八卦曾在各处散布大量匿名揭帖，学者不察，说是拳民所为，从无驳斥者，使拳民蒙不白之冤。按义和团不但是政府公开承认的合法团体，而且奖之为“义士”、“义民”，其发布揭帖，大可光明堂皇的具名，并无匿名的必要，兹举数例于后。

例一，告白：

各团诸位师兄：今为西什库洋楼无法可破，特请金刀圣母、梨山老母每日发疏三次大功即可告成。再者，每日家家夜晚挂红灯一个时辰。京城内可遍为传晓。

新城板家窝本周拱手同胜

西四牌楼砖塔胡同口袋底粮台

板存琉璃厂西门内路南梓文斋刻字铺(30)

例二，《庸扰录》云：

（五月三十日）匪徒张布揭帖，宣言将于某日焚烧东交民巷，下书“瑞王府老团公具”字样。(31)

例三，告白：

中原各省集市村庄人等知悉：兹因天主教并耶稣堂，毁谤神圣，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神人共怒，人皆缄默。以致吾等俱练习义和神拳，保护中原，驱逐洋寇，截杀教民，以免生灵涂炭。自示之后，晓谕村庄人等，无论尔等谁庄，如有教民，急速驱逐，自逞将教堂乃伊等房屋，俱各延烧毋留。谁若招留，抗违隐匿信主之人，吾等到处一例问罪，用火焚化，以致掣肘。尤恐不谕而诛，吾等不忍无故干受其累，勿违特示。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一日　　　　　义和拳具(32)

例四，京都顺天府宛邑齐家司马兰村义和团晓谕：

京都顺天府宛邑齐家司马兰村，虔诚设立义和神团，为此晓谕严规村坊事：窃有天主教，由咸丰年间，串结外洋人，祸乱中华，耗费国帑，拆庙宇，毁佛像，占民坟，万恶痛恨，以及民之树木禾苗，无一岁不遭虫旱之灾。国不太而民不安，怒恼天庭。今以上天大帝垂恩。诸神下降，赴垣设立坛场，神传教习子弟，扶清灭洋，替天行道，出力于国家而安于社稷，佑民于农夫而护村坊，否极泰来之兆也。而恐愚庶无赖之徒，仗势横行，依强凌弱，报与村首团长，以公为公，按法办理，不准徇私为己。如有私情，神目如电，察示无私，轻罚重法，绝不宽宥。因以外教邪术迷人，上天恼怒，差众圣下界，赴坛传教子弟。义和团，义者仁也，和者礼也，仁礼和睦乡党，道德为本，务农为业，而遵依佛教，不准公报私仇，以富压贫，依强凌弱，以是为非。

齐堂川齐家司马兰村坎字团具(33)

白莲、八卦素有张帖匿名揭帖的惯例(34)，拳变期间，人心浮动，时局混乱，正是会党活动的千载良机。但白莲、八卦由于政府的例禁与团民的仇杀，不敢公开出面，于是散布匿名揭帖，以达其煽动群众的目的。兹举数例，并加以简单说明于后。

例一，深州邓家窑碑文：

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满街红灯照，那时才算苦。庚时远方去，紧防黑风口，电线不长久，江山问老臾。二四八中一群猴，大街小巷任他游，西北出了真男子，只见男子不见猴。(35)

此碑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芦汉铁路修至涿州掘出的，这显然是白莲教玩的花样，预先将此碑埋于铁路必经之处。所谓“二四加一五”即八月十五，暗示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意思。所谓“猴”，即“猢孙”，“猢”、“胡”同音，清为胡人，故以“猴”代表满人。“大街小巷任他游”，意即中国受满人统治，满人可以任意到处胡作乱为。所谓“西北出了真男子”，意即中国将出现真龙天子。“只见男子不见猴”意即真龙天子将满人逐出中国之意。“八月十五杀鞑子”，“真龙天子”，都是白莲教的口头禅，义和团无此一说，故此揭帖显系白莲教所为，与义和团无关。

例二，永定门碑文：

一戈止在心，八牛不安忍，白鼠江边乱，大闹西落村，该当无言亥，两羊一口吞，大道改沙岭，小道一条金，两陕东西乱，若惹真灵怒，四斗下山林，八八至五五，方来有福人，日月从头起，文武拜圣君。

注：此碑文谓天下修筑铁路致召棼乱，而陕西被兵尤深，人民最惨。真主奋行崛起，其众皆云集纠合，交战攻袭文武互济，迨至甲子年秋，则过河进逼燕京，爱新东走，而人心久乱思定，日月之旗飘展于京都矣。天下人民始获庆生而享新主之福。(36)

所谓“八牛”是白莲教、八卦教称“朱”字的专有名词，像天地会称“三八二十一”为“洪”字一样，是其他会党所不采用的。“八八至五五”是暗示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事。“方来有福人”是指待八月十五杀“鞑子”后才有真主出现。“日月从头起”是指“明朝”再兴起之意，即称他们的皇帝是“八牛”（即朱姓托为明朝后裔），朝代是日月（即明），足证是白莲八卦所为，而不是义和团的揭帖。

例三，南苑三台山神字三百六十：

西来如来倒念弥陀佛。

北来恶佛，关圣帝君作了难，统领众神面奉玉皇。

南来善佛观世音菩萨办的好。

东来日佛就是三太爷了，全神下了界，律办十五年。

不使金银钱了，不使铜铁钱了，不使当十钱了，神仙制造十五年了，北斗星该值了，七爷南苑三台山烧股香了，真龙出现了，神仙助一帮之力了。拆了神仙庙，免不了神仙了，路上没有草草名之人，贴出票来了。乾坎刀兵滚滚了，人走一个字，钱走七个字了，烧的扛天红，神仙救不了。碑文天书全献了，僧人南来了，草名之人一个跑不了，作官为宦测音了，南极子办的好了，有仇报仇有冤的报冤了。西北真主当值了，神仙发了难，全现天书了。东方明星出现了，饥荒年来了，要过太平年了，露出绿豆了，大笔写出了，神仙制造圣人传了，可好可好可也就完了，神气呵成南极了降生四道口了。

注：此文于光绪二十五年春遍贴京城，余在阜城门洞见之，曾念一遍，谓其无稽。望洋而去。后有友人王姓者谓其中隐语太多，不可不记。厥后又遇于壁，抄录遗漏数句，亦一遗憾也，谓世道不久必变，而变幻莫测；兴废之情形殊异，刀兵鬼火凶灾然兆将来。又谓必有真主出来御世。又云有圣贤复作，则中土气运回春于寒谷幸也。呜呼！此狐仙竟能吐天地之奇，亦神也与。(37)

所谓“真龙”是指白莲教或八卦教所奉的皇帝。“神仙助一帮之力了”，是指义和团称神仙附体可以刀枪不入，由于义和团的反外，造成大混乱局面，对白莲八卦的反清是极大的助力，所以说“神仙助一帮之力了”。“草名之人”是指满人而言，“路上没有草名之人”，是满人将被赶出中国之意。“乾坎刀兵滚滚了”，是指义和团分乾字拳、坎字拳，由于团民的仇洋反外，天下大乱，因此“刀兵滚滚”。“神仙救不了”是指义和团神术救不了中国，暗示只有白莲、八卦才能救中国。“僧人”是指白莲教或八卦教教徒。“僧人南来了”是说白莲（或八卦）教反清要成功了，满人将全被杀，所以说“草名之人一个跑不了”。“作官为宦测音了”，是说作官为宦的人都完了。等到消灭清廷，白莲教所奉的皇帝继位，那时，就可“有仇报仇有冤的报冤了”。“西北真主当值了”，是说他们所拥护的皇帝要登九五之尊。“东方明星出现了”，是指明朝再建之意。“南极子降生四道口了”，是说弥勒佛已降生人间，天下行将太平，所以有“要过太平年了”。此揭帖一再说真龙出现，满人遭殃，全是白莲八卦的隐语暗号，实系白莲、八卦所为，而非高唱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揭帖。

例四，静海县七里庄挖井献（现）出石碑一块，长有一丈，宽有二尺，上垂国号“贞观十七年造”，下有袁、李二人所作碑文十四句：

总是一千年，九百九十三，释迦出（《庚子荓蜂录》“出”作“去”）了世，不日改天年。三元李靖造，应在庚子年，暗有九宫门，明有八卦图（《庚子荓蜂录》“图”作“团”），继起红灯照，段（断）了（《庚子荓蜂录》“段了”作“化生”）小煤烟。乾坤一扫净，取出叶底千（《庚子荓蜂录》此句作“明主定中原”）。按（《庚子荓蜂录》作“安”）下八二六，还等一四三。下边又有一句不敢漏了天机。如问者，自己去到静海县碑上去看为要。(38)

其中公然提出“九宫”、“八卦”及“不日改天年”的反清论调，不消说，这是八卦教散布的揭帖，与义和拳无关。

预埋石碑，煽惑作乱，乃白莲教的惯技，元末白莲教徒刘福通，奉教首韩山童谋起事，闻贾鲁开河，为煽惑人心，“乃预埋一石人，镌其背曰：‘休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开河者掘得之，转相告语，人心益摇”。(39)庚子前后各处掘出之石碑谶语，皆此种手法。以上所举匿名揭帖四例，明明是白莲教八卦教所为，纵然具名为义和团，我们也不能信以为真，因任何人都可用红布包头，冒充团民，又何以不能散布揭帖冒具义和团之名呢？至于白莲、八卦的匿名揭帖不冒具义和团的原因，是为了自我宣传，因此不能假冒义和团名号，这才匿名散布揭帖，借以煽动反清，凡白莲八卦教徒一看内容，就知道是自己人所为。由于史学家张冠李戴，将白莲教、八卦教的揭帖，记在义和团的账上，所以才产生“义和团最初为反清团体”的错误观念，直到现在还将这种错误观念视同定论。

白莲八卦除有声有色的宣传攻势外，复有冒称拳民而因其传统，自称皇帝，封授丞相、尚书、军师、元帅等官职者(40)；有谋在京师起事者(41)；有施放纸人，剪人辫发及骡牛马尾者(42)。但终因义和团的反对、屠杀，及其势力薄弱，而未产生大的作用。

那些匿名揭帖，除白莲教、八卦教所散布者外，还有天地会的揭帖，在大混乱中，趁机活动，扩大事件，以达其“反清复明”的政治目的。所以我以为，匿名揭帖中有天地会所散布的在内。

例如：

北方洞门开，洞中请出铁佛来，铁神铁庙铁莲台、铁人铁衣铁避塞，止住风火不能来。天地玄我，日月照我。(43)

这段文字多认为是拳民避枪炮咒，我怀疑是天地会散布的匿名揭帖。因为义和拳上体咒语“弟子在红尘，闭住枪炮门，枪炮一齐响，沙子两边分”才是避枪炮咒。天地会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拜日为兄，拜月为嫂，日月为明，其目的在“反清复明”，其活动的主要地区是南方，所谓“北方洞门开”，是指清廷所统治的直隶已无法控制，现出大漏洞。所谓“铁佛、铁神、铁人”等，是指义和团的“降神附体”刀枪不入而言。“止住风火不能来”，是指清廷统治因义和团的大起而动摇，自顾不暇，无力来对付天地会党，正是他们起事的良机，因此“天地玄我，日月照我”。另《拳匪纪略》所载略异，文曰：

又因洋人枪炮齐作，与伊等能闭火门之言相谬，乃于街市遍贴闭火门神咒，令人念诵，其咒曰：“北方洞门开，洞中请出铁佛来，铁佛坐在铁莲台，铁盔铁甲铁壁塞，闭住炮火不能来。”后有六梵字如吔叭之类，旁有音注。(44)

内除咒语略有出入外，少“天地玄我，日月照我”。我以为此揭帖是从广东天地会所传出，后为无知拳民所引用。

其次，在匿名揭帖里面，也有一部分是义和团发布的，拳民为了煽动仇外，制造谣言，不便具名，遂出此策。

例一，庆王爷于四月初九日夜间子时连得三梦：

玉皇大帝点化他，改天主，归大清正道，你既吃了中国俸禄，反与外洋助力，此如不改，悔之晚矣。因天主爷，耶稣爷不遵佛法，大悖圣道，与大清黎民，大街小巷任伊自便。今上帝大怒免去雨雪，降下八万神兵，教传义和团神会。特借人力扶保中华，逐去外洋，扫除别邦鬼像之流。不久刀兵就动，军民难齐，惟此秉正公心，终能保全一家之福。见而广传，即免灾殃。玉皇大帝发慈悲之心，救世救民，先行通知。由四月十八日起，莫坐火车贪快，惟恐死在铁轨之中。至于五月十八日，遍方铁道俱都毁拆，切嘱尔曹，届期千万不可安坐火车耳。传一张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一方之灾难，倘见而不传，必有大祸临身，梦毕醒而录之以救世。(45)

例二：

关圣帝君曰：乩语降坛警世，佛教当兴。初一日十五日等沐浴向东南焚香，三跪九叩。只因邪教不敬神佛，不焚香，不遵佛法，欺压我大清太甚，传邪教曰耶稣、曰天主，种种无伦常之事，不必赘。怒恼天庭，降下赵云带领八百万神兵，收灭邪教，不久刀兵滚滚。军民有灾，佛门义和拳上能保国，下能救民。见名帖得传三张，免一家，传十张，免此方四邻之灾，如见不传，必受刀头之罪。今有外国人井内暗下毒药，用：

乌梅七个，杜仲五钱，毛草五钱，用水煎服可解。(46)

总之，如将各种匿名揭帖加以分析研究，发现团民所发布的多带有“神拳”、“义和团”、“天兵天将”、“神兵”、“洋鬼”、“扶清灭洋”等字样，辞句明显。而白莲教、八卦教所散布的多带“某某佛”、“二四加一五”、“真主”、“真龙天子”、“八牛”、“牛八”、“日月”等字样，辞句隐讳。就其思想、隐语、暗号等来看，是很容易区别的。至于其他分子或会党，因无线索可寻，就不易分别某种揭帖是某种人所散布的了。

第三节　义和团的仇外

（一）杀教士教民

由于教士教民的欺凌压榨，而地方官一味崇教抑民，以致受害人民控告无门，申冤无处，忍无可忍，相继人团。加以天灾严重，拳民认为系洋人传习邪教，不信神灵，触恼上天所致，其痛苦、灾害全由洋人引起，于是纷起报复，到处焚教堂及教民房屋，称外人为大毛子，教民为二毛子，间接与洋人有关者谓之三毛子。(47)此外尚有四毛、五毛乃至十毛等名目。凡属毛子必杀无赦，弃尸道旁，无人敢为掩埋，竟为猪犬所食。(48)平民被诬为奉教之人，到坛焚表不起，觅保不得，而被冤死者甚多。(49)其杀人备极惨酷，锉春、烧磨、活埋、炮烹、肢解、腰斩，无所不为。(50)甚至有将教民妇女“挖坑倒栽填土，而裸其下体，入一蜡烛，取火燃之，以为笑乐”者。(51)拳民视奉教之人，如杀父深仇(52)，必杀之而后快，因此，对作古教士也不放过，竟将天主堂坟墓掘毁，如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诸人遗骸，无一幸免。(53)拳民所杀者，洋人少，华人多，其杀人手段惨酷毒辣，并非拳民野蛮成性，实为积愤遏抑日久，一旦爆发，遂形成不可遏止的报复行动。此时理智消失，行动疯狂，不择手段，殆因其失去人性，非但毫无怜悯之心，反以为乐，此乃变态心理作祟，与本质无关。

（二）焚铁路、毁电线

拳民烧铁路、砍电线，始于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1900年5月27日）的涿州至琉璃河一带。五月一日（5月28日），由琉璃河至长辛店一百余里之铁路、车站、桥梁、洋房等均被烧毁。(54)次日，由津至京铁路亦加毁坏。(55)从此，拳民“聚精会神，日日思烧铁道”(56)，直至将其势力范围内的铁路、电线全部毁坏净尽为止。拳众焚铁路，一般解释为“自铁路成，水手不得作奸，遂恨铁路欲拆之”(57)。铁路成，部分水手失业，固是事实。但受其害者为数极少，不足以构成蜂起焚烧铁路的主因。其主因是拳民将铁路视为洋人之物，破坏风水，挖掘坟墓，最为不祥，实人神所共愤，天地所不容。在拳民心目中，洋人设电线、修铁路的罪恶，仅次于传教。拳民告示说：“伊等到处传教，设置电线，修筑铁道，不信神圣之教，而污渎神明。其罪恶之多，一如须发之不可细数。”所以说：“天神之意，以为电线宜割断，铁路宜拆毁，洋鬼宜斩首。”绝不是为了替区区失业水手而从事报复的拳民们才疯狂地到处毁电线、拆铁路。纵无水手失业，拳民还是非拆铁路不可的。

（三）仇视洋物

拳民焚教堂、杀教士教民、拆铁路、毁电线，并未能平息其多年积愤，迁怒所及，痛恨洋物，犯者必无生理。除吸纸烟、戴眼镜、拿洋伞、穿洋袜之类处以极刑外，曾有学生六人，随带铅笔一枝，洋纸一张，皆死非命。(58)更有一家因洋火（火柴）一枚，而八口同戮。(59)拳民如行市中，见到洋货，即怒不可遏，必毁物杀人，如存留洋货，无论巨细，一经搜出，与二毛子一样治罪。(60)其藏洋书者，悉将书付之一炬。(61)商人将洋货铺改为广货铺，车夫将东洋车改为太平车。(62)足证其仇恨外人之深，与排外心理之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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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枬日记》说：“义和团呼刚、徐、端、澜皆曰大师兄，以下尚不闻以师兄呼之。”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四上，慈禧对吴永说：“就是载澜等一班人，也都学了他们的装束，短衣窄袖，腰里束上红巾，其势汹汹，呼呼跳跳，好像狂醉一般，全改了平日间的样子。”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说：“六月初七日，有人见刚中堂头包红巾，腰系红带，督率团民以攻西什库教堂，所以今晨炮声隆隆，来自北首，知有事于北堂也。”

(2) 佐原笃介《拳乱纪闻》说：“闻宫中内侍等，现在学习拳棒，附入义和拳会者，业已不少。”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四上说：“这时太监们连着护卫的兵士，都真正同他们混在一起了。”

(3) 仲芳氏《庚子记事》说：“六月初一日，昨因皇太后颁赏义和团银十万两，京城内外游手好闲之人希图分惠，均在各庙宇安坛设团，聚集无业莠民，以保国家为名，乘机牟利。”

(4) 管鹤《拳匪闻见录》说：“无赖之徒，购铁刀一柄，红布数尺，即可横行无忌。”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说：“自去年秋间始，京师无赖子弟，传染不少。”

(5) 管鹤《拳匪闻见录》说：“津地土棍，俗称‘混混’，分党称雄，藐视法纪，多有十二三龄童子，即能与人角。河东、河北、往往白昼持刀而行，以人命为草菅，以敢死为能事，械斗之际，途无行人；保甲委员，不敢弹压；工局巡兵，望而远避；浇风恶俗，久已习为故然，迨拳术播传，遂相率入党，故恶焰较他处弥甚。”

(6) 《高枬日记》：“拳匪初仅二千人在涿，刚相亲往鼓励，乃凑成六七千来京，则土匪，琉璃球，优伶之瘟猪子，窑子之捞毛者皆入其中，自多亦不过三万人。”

(7) 柳堂《宰惠纪略》说：“孙玉龙、梅鸿文营混也，王惟仔、王两仔、赵长命仔，人贩也，盐枭也。王之才杀其幼女以祸人者也；张黑小，马贼也；皆盛世所不容也。”

(8) 《德宗实录》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上谕：“况现经察访，拳民结党，实有游勇会匪羼杂其间，肆行抢劫。”

(9) 仲芳氏《庚子记事》说：“更有亡命之徒，混入团坛，借张势焰。”

(10) 仲芳氏《庚子记事》说：“有富豪之人，恐遭团民欺讹，自立坛场而谓保家者。”

(11) 艾声《拳匪纪略》说：“新城城关共五团，南关文生董某，北关文生朱某……沈各庄老团宋某，郭某，东马营文生黄某，甄家马头刘某，皆称强悍。”

(12) 蒋楷《平原拳匪纪事》说：“天主教士高凤仪来函，言武生张泽殴张安业事……凤仪复自禹城来见，言张泽与魏奉宣等聚隄上不逞子弟，夜练义和拳，已扰小魏庄两教堂，小屯武生王治邦实为之首。”

(13) 桂丰《张家口庚子年拳匪日记》云：“六月间，新营房内，有教义和团孔姓，聚了百十多人，内有旗人有七八十，一同学习，亦红巾包头，红带子，手使腰刀。”

(14) 艾声《拳匪纪略》说：“城内回民铺清真团，意与拳匪树敌，恐其被害也，余甚重之。”

(15) 侨析生《拳匪纪略》卷一：“又有所谓沙锅照者，红灯照所以护神团，沙锅照所以飨神团也。沙锅照者自成一队，人挟沙锅一具，遇拳民战事，辄淅米热薪炊饭既熟，沙锅仅如巨钵，可使百人饱餐而不尽，京师乞丐皆挟有沙锅，信如是也。号召无数乞丐列队而前。”

(16) 侨析生《拳匪纪略》卷五：“习红灯照皆十余龄女子，着红衣裤，一手持巾，一手提灯……又有花灯照，蓝灯照，黑灯照，则皆少妇，老妪及孀妇也。”

(17) 佚名《庸扰录》说：“天津匪党中有自称仙姑者，皆妇女所为。某日忽有数人直入督署求见。进署时，以红毡铺地而入，见时与总督分庭抗礼，其从人皆跪而白事。总督亲送而出，索供给军械，皆如求以去，事后侦之，始知皆流娼也，奇哉。”

(18) 佚名《天津一月记》说：“天津侯家后，为勾栏中人所萃处。有鸨母忽自称黄莲圣母，坐一大船，船外用红绉绸遮蔽，圣母盘膝坐方桌上，喧言能医病，能医伤，清水一洒即愈，阵亡者圣母手摩其体即复活，求圣母者亦颇众云。”

(19) 佐原笃介《拳乱纪闻》说：“虽宫中内侍，暨年老宫女等，亦习学其术，不时操练拳棒。”

(20) 仲芳氏《庚子记事》说：“有因土匪假扮营勇团民，借端抢掳者。”

(21) 《山西省庚子年教难前后记事》说：“竟有匪徒假托义拳，百十成群，以民教相仇为名，擅自杀人放火，抢人财物，残害无辜，行同土匪，实为神人所共愤，国法所不容。”

(22) 仲芳氏《庚子记事》说：“近观各州县之义和团民，粗食布衣，尚有朴实耐劳之气象。京城内各坛之团民，立坛愈多，勒财之法愈奇。凡有与人稍有微嫌，被人暗告于团中。或家资小康，略有名望者，即指为在奉教之人，聚集团民三五十人，声言焚烧房屋，捉杀教匪，轻则搜劫洋货，勒捐巨款；重则拆毁房屋，掳掠人口。”

(23) 艾声《拳匪纪略》说：“涞水三成当耆观察被讹万余竿（串）。”

(24) 侨析生《拳匪纪略》卷一说：“群不逞之徒互相煽惑，藉端苛敛，干没入己。”

(25) 仲芳氏：《庚子记事》。

(26)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四上。

(27) 艾声：《拳匪纪略》。

(28) 管鹤：《拳匪闻见录》。

(29) 侨析生：《拳匪纪略》，卷上前编载六月二十二日上谕。

(30) 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

(31) 见《庸扰录》。

(32) 见《义和团杂录》。

(33) 同上。

(34) 《十朝圣训》宣宗卷八十三“靖奸宄”。道光十二年正月丙寅上谕云：“军机大臣等，本日据军机大臣等奏，讯据王老头子供称，伊听从河南涉县人申老叙为白阳教，会十字经……并据张老庆亦称稔知萧老尤素有张贴匿名揭帖之事等语。上年六七月间，河南、山东查获匿名揭帖叙述尹老须父子聚众谋叛，语多狂悖，恐即系萧老尤编造。”

(35) 孙敬：《义和团揭帖》。

(36) 孙敬：《义和团揭帖》。

(37) 孙敬：《义和团揭帖》。

(38) 王火选：《义和团杂记》。

(39) 《新元史》，列传第一二二《韩林儿传》。

(40) 侨析生《拳匪纪略》卷四说：“又某县某村拳匪立有伪太上皇，伪皇帝、伪皇后、伪附马、伪丞相、伪军师、伪元帅，经该县知县及绅民捕逐之，曾见报纸。”又《义和团档案史料》页二九三至二九五，山西布政使李廷箫折云：“各处匪徒，或更假冒拳民，乘机滋扰。近据太原县禀称，该县南城角地方，奸民张心元胆敢冒充拳会，聚众数百人，拥立一幼童为伪主，妖妇某氏为杨娘娘，且有兵部尚书，镇殿将军各伪号。”

(41) 侨析生《拳匪纪略》卷上后编云：“城之内外有白莲教匪，曩居永定门附近饭店之内，近增至二千，以弑君杀官篡位为主义，其名簿为官搜获，杀其七十名，其匪闻拟九月举事，人心更觉惶惶，该匪胆敢以纸扎成天子及显要肖像至菜市杀之。”

(42) 佚名《庸扰录》说：“大同府一带，白莲教匪盛行，其术多施放纸人，剪人辫及骡牛马尾，居民皆置符发中以压之。地方官出示查拏，十不获一。”又说：“七月初一日，余夜宿平阳府客店，深夜，闻拳匪聚众持械，呼啸过市，声言追寻白莲教中人，居民闭户息火，惊惧异常。官兵犹施放洋枪以助之。”

(43) 王火选：《义和团杂记》。

(44) 侨析生：《拳匪纪略》，卷二。

(45) 见《义和团杂录》。

(46) 见《义和团杂录》。

(47) 柴蕚：《庚辛纪事》。

(48) 仲芳氏：《庚子记事》。

(49)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

(50) 佐原笃介：《拳事杂记》，“手书照录”。

(51) 柴蕚：《庚辛纪事》。

(52) 仲芳氏：《庚子记事》。

(53) 柴蕚：《庚辛纪事》。

(54) 见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直隶总督裕禄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报。

(55) 佐原笃介：《拳乱纪闻》。

(56) 杨慕时：《庚子剿办拳匪电文录》。

(57) 艾声：《拳匪纪略》。

(58) 佐原笃介：《拳事杂记》。

(59) 柴蕚：《庚辛纪事》。

(60) 仲芳氏：《庚子纪事》。

(61)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

(62)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记事》卷上。

第五章　旧派态度与战争之引起

第一节　新旧两派的态度

庚子三月，京师已有拳民演习，每天下午必有一二十孩童及少年人若干，在煤山对面宫墙下操演。(1)到了四月中，大街小巷亦纷纷传习，各处张贴揭帖，内言某日焚毁北堂，某日焚毁使馆。(2)而慈禧太后对于这一类的报告，仅批一“览”字。(3)这不是明明鼓励拳民吗？因此，不久各处设坛演习符咒，日以砍刀炫惑市人。(4)拳民大队集中在涿州一带，时慈禧意尚未定，于五月九日（6月5日）命刑部尚书兼军机大臣赵舒翘前往晓谕。次日，再派大学士刚毅往保定一带，名为安抚解散，实则令二人看验拳民神术是否可靠。(5)赵舒翘起家科第，学问淹通，本甚明白，见义和团降神附体是邪术，不可信，但夙因刚毅援引，相处亲密，不敢立异。十三日（6月9日）返京，慈禧问他“义和团是否可靠？”他只装出拳匪样子，道是“两眼如何直视的，面目如何发赤的，手足如何抚弄的”，絮絮叨叨说了一大篇，到底没有一个正经主意回覆。赵的覆奏是转捩的关键，如此时能将真情实状，剀切陈奏，使太后得有明白证据，拿定主意，一纸严诏，立时可以消弭。(6)由于他的含混陈奏，慈禧遂误认为拳民神术可靠，定能消灭洋人，正可大张挞伐，一决雌雄。次日即谕令载漪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礼部尚书启秀、工部右侍郎溥兴等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上行走，主办外交的总理衙门遂为极端主战派所掌握，大局乃急转直下。十五日（6月11日）日本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为董福祥军所杀。是日义和团纷纷进城(7)，大烧杀随之而起，次晨焚海岱门教堂。(8)从此，京师城内城外所有教堂及教民房产等焚毁殆尽(9)，教民死者极多。慈禧虽会再三谕令“弹压解散”(10)乃掩耳盗铃，愈禁愈多，因自刚毅回京覆命，未及数日，即有拳民数万到京，旗书“奉旨义和团练”、“助清灭洋”、“替天行道”、“义和神拳”等字样。(11)五月二十日（6月16日）拳民烧大栅栏老德记药房，不准救火，以致延烧四处，东尽前门大街，西尽煤市街，南河沿，又逾河而至月墙，两荷包巷，正阳门城楼亦被延及。(12)珠宝市一带数千家付之一炬，火光烛天，三日不熄。(13)数百年精华荟萃之区为之荡然，九城同日闭市，交易不通(14)，拳民杀人放火，横行无忌(15)，人心惶惶，京师陷于疯狂混乱中。

由五月二十至二十四日（6月16—20日），慈禧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筹议和战。时朝廷分新旧两派，新派皆通达时务之士，对内主剿，对外主和；旧派皆昏庸颟顸之徒，对内主抚，对外主战。新派以光绪为首，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内阁学士联元、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等为中坚；旧派以慈禧为首，端郡王载漪、协办大学士刚毅，及守旧的王公大臣为中坚。新派视义和团为“拳匪”、为“乱民”，反对对外开战，他们认为义和团万不可恃，纵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16)因此，力言奸民不可纵，外衅不可启。(17)即令对外开战，也只能对一国开战，而不能对各国开战，否则，将有灭亡之虑。所以联元说：“法兰西为传教国，衅亦启自法，即战，只能仇法，断无结怨十一国之理，果若是，国危矣。”(18)又说：“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胜，况八强国乎？傥战而败，如宗庙何？”(19)袁昶说：“即使洗剿东交民巷，战胜外兵，然开衅十一国，众怒难犯，恐坏全局。”又说：“以一孱国，当八强国，为孤注之一掷，此宗社存亡之机所系，不仅胜负之数，乃危道也。”(20)所以他们主剿，以为只要捕杀为首要匪数十人，乱党乌合之众，必可望风解散(21)，以弭衅端而消祸变。

新派主和、主剿，反对对外开战，更反对围攻使馆，认为中外无此前例，且背公法。许景澄说：“中国与外洋交数十年矣，民教相仇之事，无岁无之，然不过赔偿而止。惟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22)又说：“春秋之义，不杀行人，围攻使馆，实背公法。”(23)袁旭说：“洋人诚然非我族类，然乱民如此猖獗，内不自治，而欲将各行人聚而歼，古今从无此办法。”(24)若杀使臣，各国定联合报复，伪许袁第三疏说：“春秋之义，两国构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仍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死报复，在京之洋兵有限，续来之洋兵无穷，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为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此疏虽系赝品（详附录一：许袁三疏真伪辫），但足以代表当时的新派思想与主张。

战争既起，他们仍然主张送各使臣出京，既可杜各国责备之口，又可留作他日转圜之机。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祖谋折说：

窃惟此次用兵，各国协以谋我，仰赖皇太后、皇上宸谟默运，大沽告捷，目前巨祸稍纾。然臣窃闻师直为壮。又闻春秋之义，不戮行人，故日：兵交，使在其间可也。今官军围攻使馆，数日不解。聚而歼之，既乖古谊，亦未足以示国威。徒使彼国之师，见而切齿，其致死于我，必十倍于寻常。彼若杀我使臣以相报复，是朝廷自杀无罪之臣也。若阑入边境，肆其屠戮，是朝廷自杀无罪之民也。设彼置我使臣不杀，入我边境不扰，而专据理以相话责，则彼辞甚直，而我将何以自解？

臣愚以为战事不可不备，而使臣不可不保。应请饬下枢臣，设法照会各使臣，告以今日战衅，实由各国兵弃不守保护常例，逢人开枪，以致军民激而为此，并非朝廷之意。现拟约定时刻，彼此停攻。一面派兵护送使臣出京。其洋兵亦勒令尽数遣出。彼既自分菹醢，而忽有更生之庆，宜无不感戴皇仁，就我约束。后虽胜负无定，而曲直已分。可以示天朝不杀之恩，可以杜万国责备之口，可以灭敌人裂眥之愤，可以留他日转圜之机。近闻各督抚电奏，多有保全使臣尚可挽回之语。而驻英公使罗丰禄所述英外部之言，以为保护使臣，即不算我国开衅。是使臣之保全与否，其关系于大局者甚重。臣所谓筹全局以纾后患者此也。(25)

新派思想主张均极正确合理，慈禧如能采行，剿办拳民，绝不致引起庚子之祸，惜不幸遭到旧派疯狂的反对而不果行。

旧派极端仇外，其仇外思想，种因于甲午战争，促成于戊戌变法，爆发于己亥建储。及至庚子，乃利用拳民反外，因此主抚、主战。视拳民为“义士”、“义民”(26)，认为拳民有神术，故称之为“神拳”。既有神术，定能“保清灭洋”，此乃天助中国，所以载漪说：“夷兵所恃者火器，神拳复能制之，此天赞我也，必收用之。”(27)后来载漪竟在总理衙门设立神坛(28)，要利用“神仙”来对付“洋鬼”，真是异想天开。欲“以洋鬼子之皮衬其轿，以洋女人充其下陈”的大学士徐桐(29)也说：“此天意也，异种自此绝矣。”(30)王公贝勒咸奉其言为圭臬。(31)有言“山东老团一扫光、金钟罩、九龙灯之属，能役鬼神，烧海中船尽坏，居一室斩首百里外，不以兵”者(32)；有言“洋人进京四十年，气运已尽，天意该绝，故天遣诸神下界，借附团民之体，烧尽洋楼使馆，灭尽洋人教民，以兴清朝”者(33)；有言“夷狄无君父殆二千年，天将假手义民尽灭之，时不可失”者(34)。因此，端王、澜公、滢贝勒、濂贝子主战愈力。(35)载漪、刚毅合疏言：“义民可恃，其术甚神，可以报仇雪耻。”(36)退一步说，即令神术不可信，而人心是始终可恃的。所以慈禧说：“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37)因此，绝不能剿拳民而失众心，否则，民心涣散于内，敌衅猖獗于外，那时候，大局就不堪设想了。五月二十日（6月16）贝勒载濂奏折说：

本月十九日钦奉谕旨，派奴才会同奕劻、载漪、荣禄，督率各该员弁，严拿拳匪。闻命之下，再四思维，管见所及，敢为皇太后、皇上敬陈之：十七、十八两日，辇毂重地，杀害教民多名，焚毁教堂多处，实属骇人听闻。然推其发泄太骤之情，端由积怨太深之故。朝廷即大加惩治，恐复溃甚防川。若果断绝根株，将来赔款巨万，偿命多人，实有非今日力所能给者。彼类愿或不遂，仍多责言。彼时民心涣散于内，敌衅猖撅于外，大局何堪设想！

窃查拳民能避火器，虽无确据，其勇猛之气，不顾生死，实为敌人所惮。不扰良善，则系众口一词。惟漫无纪律，以致奸民乘势扰乱。傥饬统兵大员忠信素孚如董福祥者，妥为招抚，练为前队，可以资敌忾而壮军声。就大势言之，拳民总宜善抚，不宜遽剿。洋人总宜力拒，不可姑容。剿拳民则失众心，拒洋人则坚众志。人心之所同，即天心之所系，转移之机，即在于此。伏祈宸衷立断，以快人心。国家幸甚。(38)

此折足以代表旧派的思想主张，慈禧遂抱定“现在民心已变，总以顺民心为最要”的政策(39)，于是急招义勇，固结民心，认为“民心既固，兵气亦扬”(40)。所以宣战诏也说，彼凭悍力，我恃人心。

旧派既主战，更主围攻使馆。候补知府曾廉、翰林院编修王龙文献三策，乞载漪代奏：“攻交民巷，尽杀使臣，上策也；废旧约，令夷人就我范围，中策也；若始战终和，与含璧舆梓何异？则下策矣。”启秀说：“使臣不除，必为后患。”刚毅说：“使馆破，夷人无种矣！天下自是当太平。”(41)因此，他们认为凡反对攻使馆者，是“通夷”，是“汉奸”，必杀之而后快。许、袁被杀时，徐桐说：“此等二毛子，多杀几个甚好。”(42)兵部尚书徐用仪被捕时，荣禄欲往约徐桐请入谏，徐说：“此等背国向外之人，杀一人少一汉奸，吾不惟不能偕同入谏，并劝公不必为请命也。”(43)立山、联元之死，所加的罪名是“通夷”。(44)就这样昏耄不通之老臣决策于前，柔媚取荣之大臣诡随于后，仇洋特甚的慈禧，中经希旨诸臣的鼓惑，一意主战(45)，战争遂不能避免了。

第二节　下诏宣战

载漪既主战，为激怒慈禧太后，乃伪造照会，由江苏粮道罗嘉杰遣其子于五月二十日（6月16日）夜三鼓密呈荣禄(46)，荣素持重，此次竟为所惑，入宫呈奏，太后“既惧且愤”(47)。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记二十一日（6月17日）御前会议情形说：“未刻，复传急诏入见。申刻召对仪鸾殿……太后随宣谕：‘顷得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群臣咸顿首曰：‘臣等愿效死力。’有泣下者。（惟既云照会有四条，而所述只得其三，退班后，询之荣相，其一勒令皇太后归政，太后讳言之也。）其时载漪及侍郎溥良力主战，语尤激昂，太后复高声谕曰：‘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太后悲且愤，遂开战端。”二十三日（6月19日）适直隶总督裕禄奏报抵京，略谓：“本月二十一日接法国总领事杜士兰照会：各国现驻大沽口外水师提督、统领等，托由本总领事转致公文一件，限至明日（即二十一日）早两点钟时，将大沽口各炮台交给伊等收管，逾此时刻，不愿善交，则各国水师提督、统尔即当以力占据。”(48)慈禧以各国欺压太甚，乃决定宣战，照会各国公使，请于二十四点钟之内，带同护馆弁兵等，妥为约束，速即起行前赴天津，以免疏虞。(49)公使皆有忧色，会议于西班牙使馆，至是日晚七时，始书就一联合照会，略谓：“公使团应允出京，但所限二十四点钟，为期太迫，不及收检行装，且京津一带，交通久已断绝，群盗如毛，九十哩之长途，难以安达，须中国政府担保必无危险始可。”(50)并请于二十四日（6月20日）九点钟回复。届时中国政府并无回文，各公使又会议于西班牙使馆，扰攘半时许，毫无所决。德公使克林德（Freiherr von Ketteler）以事先同总理衙门有约，定于十一点钟聚会，各使皆劝其勿往，具有日耳曼不甘示弱血性的克林德，雅不愿中国政府讥其因恐惧而失约，“少顷即坐其绿红呢官轿以出，通事西君亦坐轿同行”(51)，至东单牌楼时，为神机营军官恩海所杀，翻译官伤股逃免。

德公使既被杀，局势更紧急，慈禧谕令各省督抚，“各就本省情形，通盘筹划，于选将、练兵、筹饷三大端，如何保守疆土，不使外人逞志，如何接济京师，不使朝廷坐困，事事均求实际。”(52)二十五日（6月21日）慈禧接获裕禄连日接仗获胜奏折，喜出望外，认为“所有助战之义和团人民不用国家一兵，不糜国家一饷，甚且髫龄童子，亦复执干戈以卫社稷，此皆仰托祖宗之昭鉴，神圣之护持，使该团民万众一心，有此义勇”(53)。遂正式下诏对外宣战，诏曰：

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遵我约束。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彼乃益肆枭张，欺凌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躪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肯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吾人民耳。故一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卹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吾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夙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公然有杜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吓，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所无。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剪彼凶焰，张我国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懋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朕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实有厚望焉！(54)

同时谕令各省督抚说：“现在中外已开战衅，直隶天津地方义和团会同官军助剿获胜，业经降旨嘉奖。此等义民，所在皆有，各省督抚如能招集成团，借御外侮，必能得力。如何办法？迅速覆奏。沿江沿海各省尤宜急办。”(55)并派左翼总兵英年、署右翼总兵载澜会同刚毅，办理义和团事宜。(56)后以京津一带团民无所统属，于二十七日（6月23日）派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统率，派英年、载澜会同办理。谕曰：“该团众努力王家，同仇敌忾，总期众志成城，始终毋懈。”(57)庄王府遂设总坛挂号，已挂号者，名官团，则书“奉旨义和神团”字样；未挂号者，为私团，则无“奉旨”字样。(58)无论为官团、私团，慈禧等都视如神明，宠若骄子。与其说义和团是时代的产婴，不如说是中国数千年神权传统思想的麟儿。

第三节　围攻使馆及北堂

当拳变初起时，各公使即一再对清廷使用压力。及涿州一带拆铁路、砍电线的消息传至北京，外交团一致决议，立刻召集卫兵进京。五月四日（5月31日）总署照会英法意俄四国公使，对于派兵进京的请求，表示同意，各国第一次派遣的军队，计有美英法意日俄六国，共三百三十七人，于是日下午七时，乘专车安然抵京。三天后德奥又增派海军七十五人，乘火车进京。此举引起拳民的激愤，京津铁路遂被拆毁，北京至海口的铁路交通，完全断绝。各公使于五月八日（6月4日）得此消息，分电本国政府，允许他们在电线被割时，可以用任何必要手段，来保卫使馆。其后，使馆卫兵屡有枪杀拳民事件发生，有时竟把中国军队看作拳众，也加以枪击。局势险恶，外人不得不在使馆街（即东交民巷）布署防御工事。时使馆中除原有男妇五百余人外，尚有逃难之教士教民两千余人。及克林德被杀，众皆聚集粮食，坚守不出。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下午四时，清军及拳民奉慈禧之命，开始围攻使馆。

时防守使馆的卫兵仅四百余人，皆各自独立，不相联络，各国官员互相嫉视，几无防御之可言。(59)其使用之武器，总共不过四百五十枝枪(60)，及一二威力极小的炮，然竟固守将近两月之久。中外人氏多以使馆久攻不下，足见中国兵力之弱，实属大误。盖使馆之所以未破，乃荣禄暗中左右之力，非使馆防守之功。参与防守使馆的朴笛南姆威尔 (B. L. Putnam Weale)说：“欧人皆谓观于一千九百年之事，中国以大军围攻区区之使馆，而不能克，可见兵力之弱；众口一辞，其意坚不可拔，不知此亦大误，观于此书即可知之。盖中国人乃在能杀之时而制其刃，非其力之不能也。当时中国之政府，意见不一，其主持和平者，当事势决裂之后，犹暗中极力挽回，以拖延之政策，减轻其事之结果，而使凶暴者自败，此亦不可不知者也。”(61)所谓主持和平者，犹暗中竭力挽回，即指荣禄而言。按荣禄为人虽极奸险，然聪明机智，识力过人，拳变中，始终反对开战及围攻使馆，惜慈禧胸有成竹，不纳其谏。(62)当其奉命围攻使馆时，虽不敢抗旨，但阳奉阴违，暗中实左右之，致隆隆者皆空炮。(63)在荣禄极力维持之下，使馆才得保全，并非中国兵力不足。当时围攻使馆的甘军及武卫中军确实数目虽不详，但通常最少都在数千人以上，炮九尊或十尊。(64)以数千之众，围攻面积大而守军少的使馆，诚如朴笛南姆威尔所说：“如有勇猛之敌，只十分钟，便可攻破也。”又说：“予等之防御线，缺口甚大，如有勇猛之敌，不过五分钟，即可冲入，无能阻止。”(65)华军所以未攻入，不是不勇猛，而是无意攻破之故，所以他又说：“中国军队所以来攻，不过受政府特别之命令，彼等似但欲围困监禁予等，非定有杀戮之意。彼等以砖石建筑防线，环绕于四周，有时以九尊或十尊之炮来攻，但时断时续，未尝接连攻击，虽或有一炮攻击甚猛，而全体不相连络，似无决意攻破之志者。若有一事使敌人急起决心，但以千人齐力冲来，则扫去予等之防御，如扫落叶之易耳。”(66)当六月二十一日（7月17日）停战时，外人跨过防线，到中国防线上去参观，据朴笛南姆威尔记载：“中国兵力之厚，真令人惊恐不已。彼等不独以前面砖工及壕沟，将予等圈围于中，其旁翼亦有平行之防线，专备予等袭击时自旁面抄攻者。沿防线与临时之炮台，总计不下数千人……予等见其内部之详情，愈增恐惧之意。”(67)足见荣禄包围使馆兵力的雄厚。

荣禄曾对外人说他的部下士兵，可以保护使馆，朴笛南姆威尔记载称：“有一法国志愿兵，胆量甚大，忽跨过防线，欲至中国军中一视，众皆阻之，然彼略一迟疑，仍决意前进，愈行愈远，渐渐不见其影，无一人谓其可以生还者，或谓此人真疯癫矣。二点钟之后，忽自此志愿兵处来一通告，言彼在荣禄军中，待遇甚好，至晚间遂归。……此青年法志愿兵至中国军中后，中国人出糕点食之，并饮以佳茗，又引之至荣禄处，荣禄详问予等现在之情形何如？粮食足否？死伤之人几何？此人答言予等甚好，但在此炎热之时，所缺者冰果之类耳。荣禄即取桃子置于此人之袋中，又送西瓜令其带回，并言其部下之兵，可以保护使馆，但此事甚难，因人人皆顾惜自己之性命，不敢十分照顾洋人也。”(68)荣禄虽不敢十分照顾洋人，但暗中多方调护，与其说荣禄围攻使馆，不如说荣禄保卫使馆，以免拳民及他军攻入，来得恰当。所以围攻使馆时，董福祥军其西，武卫中军（荣禄军）军其东，四面扎住，不许义和团帮打，遇义和团亦用枪打(69)，义和团东城遂少。同时荣禄极力给外人方便，并准许为外人传递消息的间谍平安出入。(70)荣虽极力保护使馆，但因围攻使馆的甘军董福祥不听节制(71)，恐使馆破，尽杀外人，因此严令诸将，攻破使馆之后，不准杀戮洋人。王彦威说：“一日旨令派武卫军攻使馆，荣召统兵官到军机处，命之曰：‘奉旨攻东交民巷，诚不敢违旨。但攻破使馆之后，万万不可杀戮洋人，违我令者军法从事。’盖调护之心甚苦，各使亦略闻之。”(72)由于荣禄苦心调护，致使馆终未攻下，及联军抵达京师城外，亦即七月二十日（8月14日）清晨，荣禄以使馆已无被攻破的危险，武卫中军乃撤围。(73)是日下午三时，联军未遇任何抵抗进入使馆。

北堂即西什库教堂，为天主教在北京最大最堂皇的教堂，也是主教樊国梁的住堂。拳变起，逃至北堂避难的教士教民三千余人，法公使派水兵三十人，意公使派水兵十人，前往保护，在围攻使馆的前五天，拳民已猛攻北堂。及对外开战，清军及拳民数以万计，竟日猛攻，炮弹火箭齐飞，隧道地雷并作。总共四十水兵防守的北堂，弹药不继，粮食不足，竟坚守两月不下，如此奇迹，非上帝“显灵助战”之力，乃荣禄“暗中保护”之功。攻打北堂竟以圆木充炮弹(74)，致五月二十七（6月23日），一日之间，“放炮五六百响，堂中未伤一人。”(75)所以洪寿山说：“昼夜炮打洋楼，一月有余无功，奸臣用计不实行，可惜国帑枉用！”(76)朴笛南姆威尔也说：“然尚有人较予境遇更坏者，城中极北有樊国梁君之教堂，住有教民千余，所恃以为守者，只有水手四五十人。远闻隆隆之炮声，有时顺风，亦可闻其枪声。闻人言荣禄与法教士友谊甚好，暗中维持，命军队不必猛攻，实有一种延缓之政策，与其所施于使馆者同。”(77)直至七月二十二日（8月16）北堂始解围。因荣禄保护使馆教堂，时人目为汉奸。(78)由于荣禄之保全，各国公使始免于难，否则，如公使被杀，后果将益不堪设想，所以荣氏对国家的贡献实不可没。而一般史家不察，多惑于李剑农氏荣禄“依违取巧”之说，认荣“是最不可恕的一人”(79)。实则，李氏为伪《董福祥上荣中堂禀》所愚(80)，致产生如此错误观念，使荣禄蒙受不白之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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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佐原笃介：《拳乱纪闻》。

(2) 见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总理衙门翻译官联芳与俄国使臣格尔思问答。

(3) 同上。

(4) 见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御史吴鸿甲折。

(5) 请参看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四上。

(6)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四上。

(7) 仲芳氏：《庚子记事》。

(8) 高枬：《高枬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

(9)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

(10) 《德宗实录》五月十七、十八、十九日上谕。

(11) 柴蕚：《庚辛纪事》。

(12) 《西巡回銮始末纪》，卷二，“兵匪焚掠京师记”。

(13)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14) 胡思敬：《驴背集》。

(15) 见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巡视中城御史文瑮等折。

(16)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17) 《清史稿》，列传二五三“徐用仪传”。

(18)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19) 《清史稿》，列传二五三“联元传”。

(20)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

(21) 同上。

(22)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23) 《清史稿》，列传二五三“徐景澄传”。

(24)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

(25) 见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祖谋折。

(26) 刘孟扬《拳匪变乱纪事》卷上说：“刚毅信匪特甚，其闻杨云峰副戎被害之信，乃曰：‘不合先伤义士’，盖称拳匪为义士也。”又胡思敬《驴背集》说：“乃莹受刚毅指驰抵涿州，传集贼中渠魁言：‘尔等皆义民，当努力自爱，毋伤害百姓。异日朝廷征服东西洋，必用汝为先驱。’皆抚掌大笑而散。”

(27) 胡思敬：《驴背集》。

(28) 恒谦《恒谦手札残稿》第二信说：“总理衙门设坛，有八百余人，吃一回切面，须八百余斤，终久将京中吃穷为止。”

(29)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上卷，第十三章。

(30) 胡思敬：《驴背集》。

(31)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首，页八。

(32)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33) 仲芳氏：《庚子记事》。

(34)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35)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

(36)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37)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38) 见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贝勒载濂折。

(39)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

(40)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上谕。（见“夏季档”，实录未载。）

(41)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42) 陆树德：《救济日记》说：“（十月）初二日……午后汪兰楣来，谈及许袁被害时，同人往求崇宫保、徐中堂保救，因二公圣眷甚隆，尊为国老，或能挽回天心。祟宫保尚允为商议，徐中堂云：‘此等二毛子，多杀几个甚好……’”

(43)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首，页十五。

(44)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45) 柴蕚：《庚辛纪事》。

(46)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47)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四上。

(48) 见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直隶总督裕禄折。

(49) 见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总理衙门照会。

(50)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上卷第十四章。

(51) 同前书，第十五章。

(52) 清《德宗实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上谕。

(53) 见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上谕。（见“夏季档”，实录未载。）

(54) 侨析生：《拳匪纪略》，卷上前编（文出军机章京连文冲之笔）。

(55) 见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军机处寄各省督抚上谕。（见“夏季档”，实录未载。）

(56) 见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谕旨。（见“夏季档”，实录未载。）

(57) 见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上谕。（见“夏季档”，实录未载。）

(58) 洪寿山：《时事志略》。（第六段义和团挂号）

(59)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中卷，第一章。

(60) 同前书，中卷第十四章。

(61) 同前书，原序。

(62) 详附录二：《董福祥上荣中堂禀辨伪》。

(63)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64)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中卷，第十章。

(65) 同前书，中卷第一章。

(66)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中卷第十一章。

(67) 同前书，中卷第十五章。

(68) 同上。

(69)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

(70)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中卷，第十八章。

(71) 详附录二：《董福祥上荣中堂禀辨伪》。

(72)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首页八。

(73)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中卷第三十章。

(74) 洪寿山：《时事志略》。第七段“炮打西什库”注说：“西什库之南惜薪司口内，以杉木作架，设炮向北而击之。皇城外西北角，亦以杉木作架，设炮向南而击之。弘仁寺前，亦以杉木作架，设炝向西而击之。西安门外，北城根，亦以杉木作架，设抬枪向内而击之。然四面攻击，月余而未溃。余风闻之，乃药力未足数耳。余复询之，亦有用圆木而充炮丸者。”

(75) 李杕：《拳祸记》，页十二。

(76) 洪寿山：《时事志略》。

(77) 《庚子使馆被围记》，中卷第十四章。

(78) 柴萼《庚辛纪事》说：“荣相声名甚劣，新者目为逆臣，旧者指为汉奸。”

(79)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页二〇八。

(80) 详附录二：《董福祥上荣中堂禀辨伪》

第六章　东南互保及排外的蔓延

第一节　首倡东南互保者的异说

拳变起，东南督抚多半主剿，而以声势煊赫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尤力。五月四日（5月31日）张之洞致电总署说：“此乃借闹教而作乱，专为国家挑衅，且铁路与教堂何涉，可见实系会匪，断非良民。”他认为“此等匪徒，抗拒官兵，戕杀武职大员，扰近都门，毁坏国家所设铁路，法所当诛。”(1)五月十二日（6月8日）刘坤一致电总署也说：“匪势如此猖獗，毁路踞涿，种种不法，名为忠义，实即叛徒。”因此，他主张“应一意主剿，痛剿一二股则余股自灭”(2)。及载漪掌管总理衙门，杉山彬被杀，局势险恶，五月十九日（6月15日）刘坤一会同张之洞电总署说：“如再迟疑不自速剿，各国兵队大至，越俎代谋，祸在眉睫，此实宗社安危所系，不敢不披沥上陈，拟恳明降谕旨，定计主剿，先剿后抚，兵威既加，胁从乃散，或可转危为安。”(3)及清廷对外宣战，命各省集义民御侮，刘、张以“东南各省若再遭蹂躏，无一片干净土，饷源立绝，全局瓦解，不可收拾矣。惟有稳住各国，或可保存疆土。”(4)因此，非但不奉诏旨对外开战，反与外人签订互保条约。由于东南互保，才使风雨飘摇的中国，幸免瓜分之祸。糜烂仅限大河以北，南方诸省未睹烽烟，“鸡犬无惊”(5)，“东南晏然”(6)。及慈禧挟德宗狼狈出奔西安，中枢供应全仰仗于东南，诚如张謇所说：“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7)足证东南互保影响之大。而首倡东南互保者究为何人？则异说纷纭，最少有四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谓首倡于李鸿章。李希圣说：“自宣战之诏出，长江多盗，盗稍稍起矣。……坤一、之洞之初得诏也，意犹豫，不知所为，李鸿章首倡不奉诏之议，坤一、之洞和之，遂遣沈瑜庆、陶森甲至上海，与各国领事议互保长江，各不相犯，立约而还，虽用以自全，而国亦蒙其利矣……当是时，微李鸿章，东南且乱，而袁世凯亦有应和之功焉？”(8)罗惇曧也说：“当伪诏命各省焚教堂杀教民，诸疆臣失措，李鸿章久废居京师，方起为粤督，乃各电商鸿章请所向。鸿章毅然复电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各省乃决划保东南之策。”(9)

第二种说法谓首倡于刘坤一。陈捷说：“于是刘坤一创议，与西人互立相保之约。张之洞首先赞成，李鸿章、袁世凯及南省各督抚亦表同意。乃由江、鄂两督，命上海道余联沅与各国领事议订东南保护约款九条，沿江各省，赖此以安。”(10)《清史稿》也说：“二十六年，拳匪乱起，坤一偕李鸿章、张之洞创议会东南疆吏与各国领事订约，互为保护，人心始定。”(11)

第三种说法谓首倡于张之洞。申报有如下的报导：“武昌访事友来函，云自北省拳匪滋事，警报迭传，中外商民咸怀疑惧。湖广总督张香涛制军，思患预防，电商两江总督刘岘庄制军，筹定保护长江之策。制军遂于某日电饬苏松太兵备道余晋珊观察，与各国驻沪领事订立章程，嗣后上海租界人民仍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则概归督抚保护，以保全中外商民性命财产为主，若有损失，一律照赔，自此次订约后，彼此各尽保卫之责，两不相扰。其详细条款，仍由苏松太道与各领事和衷商榷，听候通饬遵行。硕画谟，虑周藻密，东南半壁何幸，而得此长城也。”(12)

第四种说法谓张之洞、刘坤一共同首倡。《西巡回銮始末记》说：“鄂督张、江督刘，以南省若再有兵事，势必糜烂其民，且西人多疑，设或彼此猜忌，难保不肇事端。时适西人有联合保卫之请，于是一再电商。特派干员某观察，合同江督所派某大员及上海道余观察等，与驻沪各领事彼此申明原委，各不相犯，并订立约章，以互相保卫。凡长江及苏杭等通商各口岸，均照约办理，南省遂赖以安。此非两制军之识力坚卓，曷足以臻此。”(13)

以上诸说，皆似是而非，细考保护东南章程之发端与订定，是均由于盛宣怀的策划。

第二节　盛宣怀与东南互保

拳势方张，英政府于五月十九日（6月15日）电令上海总领事华伦 (Pelham Warren) 通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英欲派海军入江，帮助弹压土匪。(14)时盛宣怀在沪，知英人名为帮助弹压，实则欲达其出兵长江的诡计。果尔，则各国效尤，大局将不堪问。补救之法，唯自任保护，勿任干预。遂于二十四日（6月20日）致电刘坤一说：“各领事并无占吴淞之意，英领事要我请其保护，是其伪术，若为所愚，各国必不服。”因此他建议：“自吴淞以迄长江内地，公应饬沪道告知各国领事，自认保护，勿任干预。”(15)刘深以为然，覆电说：“英允保淞，确系诡计，已电沪道密阻，就目前惟有稳住各国，方可保全长江。”(16)未几，慈禧命沿江沿海各省招拳民御外的诏旨传达上海，盛宣怀见大局势将糜烂，唯一补救之法，只有东南三帅共扶危局，由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会同电饬沪道火速与上海各国领事签订东南互保条约，中外互保，两不相犯。否则，不但东南不守，挽回全局亦不可得。乃于五月二十八日（6月24日）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说：“济沁电万勿声张，沪各领事接津电，津租界炮毁，洋人死甚众，英提带兵千余殁于路，已各处催兵，看来俄、日陆军必先集，指顾必糜烂，如欲图补救，须趁未奉旨之先，岘帅、香帅会同电饬地方官上海道与各领事订约，上海租界准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商民人命产业为主；一面责成文武弹压地方，不准滋事，有犯必惩，以靖人心，北事不久必坏，留东南三大帅以救社稷苍生，似非从权不可，若一拘泥，不仅东南同毁，挽回全局亦难。”(17)刘接电后，颇犹豫，张謇为陈说利害，意始决(18)，立电张之洞征询意见，是否可行。(19)张接电立表赞同，主由盛宣怀与各领事订互保条约，并誉盛“思虑周密”，请其帮同沪道与议，并派道员陶森甲为鄂代表，赴沪参加会议。同时电上海领袖大西洋总领事说：“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各国商民产业，均归督抚保护，本部堂与两江刘制台意见相同，合力任之，已饬上海道与各国领事迅速妥议办法矣，请尊处转致各国领事为祷。”(20)由此可知首倡东南互保者实为盛宣怀，刘坤一、张之洞仅采其建议，出名行事而已。至于粤督李鸿章，并未参与东南互保条约。当盛宣怀获悉总署令各国公使出京消息，已洞悉朝廷为拳党把持，首倡伪诏之说，于五月二十九日（6月25日）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说：“初十以后朝政皆为拳党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自出者，将来必如咸丰十一年故事乃能了事。今为疆臣计，如各省集义和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东南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仍不背二十四日各督抚连络一气以保疆土之旨。”(21)李深以为然，覆电说：“二十五诏粤断不奉，所谓矫诏也。”(22)

在盛宣怀倡导策划与夫刘、张合作支持之下，盛宣怀会同上海道余联沅，于五月三十日（6月26日）下午三时，与各国领事举行会议于上海会审公廨。开会时美国总领事古纳 (Goodnow) 因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上谕伤令全国与外人启衅，开口就说：“今日订约，倘贵国大皇帝又有旨来杀洋人，遵旨否？”盛告沪道答以：“今日订约系奏明办理。”古纳说：“已荷俞允，即签约。”(23)乃就盛宣怀拟就的互保约稿商订保护东南章程九款：

一、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

二、上海租界公同保护章程，已另立条款。(24)

三、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两湖督宪张，允任切实保护。并移知各省督抚，及严饬各该文武官员，一体认真保护。现已出示禁止谣言，严拿匪徒。

四、长江内地中国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静，各口岸已有各国兵轮者，仍照常停泊，惟须约束水手人等不可登岸。

五、各国以后如不待中国督抚商允，竟至多派兵轮驶入长江等处，以致百姓怀疑，借端启衅，毁坏洋商教士人命产业事后中国不认赔偿。

六、吴淞及长江各炮台各国兵轮切不可近台停泊，及紧对炮台之处，兵轮水手亦不可在炮台附近地方操练，彼此免致误犯。

七、上海制造局、火药局一带，各国允兵轮勿往游弋驻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扰，此局军火专为防剿长江内地土匪，保护中外商民之用，设有督抚提用，各国毋庸惊疑。

八、内地如有各国洋教士及游历各洋人，遇偏僻未经设防地方，切勿冒险前往。

九、凡租界内一切设法防护之事，均须安静办理，切勿张皇以摇人心。(25)

领事团并致上海道余联沅公函一件，保证在中国督抚励行东南互保条约时，不在长江流域采取仇视行动，不派兵登陆，函说：

我受各领事的嘱托，在接到您盛大人和张之洞、刘坤一两总督的保证后，表示我们的愉快，他们担任保持和平及保护生命财产，对于在这些省份里，因掠夺及作乱所生的任何损害，他们自己负有责任，我们对贵大人致谢，并表示对于他们的雅意致以最高的赞美。

我愿意把塘沽的联军舰队司令官们的通告(26)，报告给贵大人，他们是对拳民及阻止他们救援危险中的北京及其他地区里外国人的人们而作战，我愿意您向贵大人保证，我们的政府以前及现在都没有企图，无论是个别的或集体的，在扬子江流域采取任何仇视的行动，或者是派兵登陆，以直到贵大人按照中国政府所订的条约上能够而且做到在他们省份内维持外人的权利时为止。(27)

东南互保章程的墨迹未干，而清廷对外宣战诏于六月初二（6月28日）传达上海，与所议保护章程诸多窒碍，盛宣怀恐互保破裂，立与沪道电刘坤一、张之洞，请坚定意志，取信外人。(28)刘接电后，立即电张愿共同一力担承，仍照原议办理，断不更易。(29)上海各国领事获悉刘、张两督力任保护，乃照会沪道余联沅说：“倘两制府能于所管各省之内，按照中外和约实力保护外国人民产业，各国政府前时现今均无意在长江一带进兵。”(30)东南互保遂奠不拔之基。

盛宣怀识力过人，当宣战诏抵达上海后，曾建议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三督联络一气，致电我出使各国大臣，告诉各国外部，说明衅端并非出自朝廷，乃迫于内变，李鸿章将航海北上，请饬各提督会商剿匪定乱之策。借此先安各国之心，然后李鸿章迅速北上议和。并主张袁世凯率兵合各省勤王之师，直趋北京，以清君侧，护两宫。刘坤一、张之洞坐镇东南，以镇民心，保疆土，各督抚同心定乱，尚可挽回。他认为不避险而后能出险，唯有如此，才能弭滔天大祸，救亿万生灵。各督抚果能同心协力，共赴国难，或可挽狂澜于既倒，支大厦之将倾。筹划至密，惜李、刘、张、袁诸人无此魄力，不敢接纳盛氏意见，以致大局糜烂不可收拾，真是不幸。

第三节　互保范围的扩大

东南互保本来仅限刘、张所辖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五省。浙江布政使恽祖翼亦颇通达时务，于六月三日（6月29日）致电盛宣怀说：“闻长江苏杭一带，我公及三帅议明，中外互相保护，勿启兵端，各国已经签字，此保全性命产业无数，第一等识力功德。无论北路胜败如何，总应占此稳着也。乞示知大略为盼。杭垣租界已派营保护，并宣布德意，俾可相安，同一办法，安危呼吸，不敢不努力为之。”(31)当他接到互保约款九条，对盛更加倾服，立即去电说：“此等通天彻地手段，无人能为，公与新宁南皮同不朽矣。何日签字，乞电示。拟将九条刊刻通行各府县各防营炮台，庶可人人遵守，先达倾倒之忱。”(32)六月六日（7月2日）盛宣怀致电浙江巡抚刘树棠及恽祖翼，说明即将签押保约，请他们表明态度。刘、恽回电谓愿意随同画押，派驻上海道员杨彝卿为代表，参加会议，同时宣布力任保护，悉照江南办法。浙江正式加入互保条约，其后衢州教案虽引起严重交涉，但终因浙省参加互保，未形成兵燹之祸。

两广并未参加东南互保条约，当上海商订互保条约时，刘坤一于五月三十日（6月26日）电李鸿章说：“北直已经糜烂，南方必须图全，所有长江一带地方，坤与香帅力任严办匪徒，保护商教，并饬上海余道与各领事妥善保护租界之法，立约为凭，以期彼此相安。尊处情形相同，计已布置周密，此外有无方略，尚祈电示为荷。”(33)李对互保极为赞同，覆电说：“长江一带公与香帅必须严办匪徒，保护商教，庶免外人攘夺。鸿在粤当力任保护疆土，群匪凯觎窃发，一动即危矣。”(34)李声望高，深得各国信任，虽未立约，而各国并无异议。及李奉命离粤北上，遗缺由广东巡抚德寿署理，各国领事对两广安全信心动摇，幸德寿遵守鸿章政策，力任保护，并于六月二十三日（7月19日）致电盛宣怀，询问上海所议保约是否有粤省在内，同时请盛酌量附入，保证尽力维持地方安全。盛宣怀依此保证向各领事交涉，以安各国之心，两广遂列入互保范围之内。

福建方面，单独与外人订有互保条约。初盛宣怀以互保约成，粤督李鸿章也力保疆土，如闽浙采一致行动，东南半壁才能完整，遂于六月四日（6月30日）致电闽浙总督许应骙说：“北事日亟，傅相岘帅香帅已遵旨联络一气，力保东南，与各领事议明允其保护长江口岸内地各国人命产业，彼亦允不派兵相扰，并达各外部均照允。闽浙海疆同在东南，如钧处同此办法，即电商三帅联络，共保大局。”(35)许覆电说，保护办法与江鄂不谋而合，早已会商过各国领事。六月十日（7月6日）许应骙与福州将军善联致函各国领事，邀请商议订约，同时并附送约稿。六月十八日（7月14日）上午九时，许、善及福州布政使、按察使、福州道、洋务局总办等，与各国领事会议于福州广东会馆，议决章程八条：

一、现在两江、两湖、两广、安徽各督抚，与驻扎上海各国领事，商定彼此互相保护办法，业经各国领事电达外部照允，立约签字。今福建省亦照此议，与两江等省一律办理。

二、寄寓福建各国官商以及传教洋人所有身命财产，中国地方官情愿竭力保护，不使有损。厦门一体照办。

三、福建地方倘有匪徒造谣任意伤害洋人，中国地方官即行认真拿办，决不纵容。

四、此次立约系为互相保护中外人民商务产业各无相扰起见，应声明不论他处如何变乱，彼此均当遵守。

五、福州地方甚为安静，中国地方官力任保护，所有各国兵船现在均不必进口，以免人民惊疑，滋生事端。

六、所议各款，应请各国领事电达本国外部存案，以昭慎重。

七、此次约款，应缮华文、法文各两纸，本将军、本部堂与各国领事签字后，总领事署存一份，洋务局存一份。

八、约款字义如有未明晰之处，应以华文为准。(36)

福建订约虽是单独行动，然系仿照两江之例，故与上海保约相辅而行，就东南而言，等于联合自保。及厦门事件发生，日军登陆示威游行，意在寻衅，一时形势紧张。各国驻厦领事对日军此举，深为不满，除纷纷调舰以防不测外，并电责日本谓：“各国领事既与两江、两湖、两广各总督同立和约，各抚宪所保护各国商务财产性命，各国亦不攻南方各省，今贵国此举，似有不合，各国与各督抚所立和约已属不废而自废。”(37)由于各国抗议，日本政府不得不自行撤兵，厦门事件如此轻易解决，完全归功于互保条约。

四川地大人众，教堂也多，当北方消息传来，谣言四起，川督奎俊思想开明，与刘坤一、张之洞意见极为一致，曾向张之洞表示，“凡有关大局事，意见相同”(38)。因其极力保护，颇得外人好感，与参加互保无大区别。邛州、平阳、蒲江、大邑、犍为、叙州各处教堂虽有被焚之事，始终未能酿成大祸。但外人以四川远处西部，且“山川阻隔，兵船不易上驰，一旦有乱，接济不灵”(39)，乃纷纷向长江下游退避。奎俊深以为奇，曾致书询问，各领事答覆说“川省保护极力，甚为感激，惟本国总领事饬令官商教士，一概同行。”(40)到了七月初八（8月2日），在四川的外人，只有驻重庆的法国领事但褅 (M. Bow d'Anty) 与天主教的教士。但褅对川省官吏的保护，非常满意。他说，使他在重庆的地位，能够发生危险之唯一的情况，就是外国的军队在扬子江流域示威。

山东原为拳民发祥地，袁世凯继任巡抚后，一面派兵保护教士教堂，严防不幸事件的发生；一面采行釜底抽薪之计，极力压制拳民，刊发《严禁拳匪暂行章程》八条：

一、禁止拳匪，旨在各州县勤加访查，认真缉办，以遏乱萌。嗣后倘在该境内有拳匪设厂教习者，即将该管州县照纵匪例从严参办。

二、禁止拳匪，并须责成庄长首事地保，令其随时禀报。如有拳匪设厂教习，庄长地保徇隐不报，经官查明，即将该庄长首事拿获监禁一年，地保监禁三年。倘地保与匪相通，及在官人役与匪通气，查获讯明，即行正法。

三、父兄纵听子弟学习邪拳，除将其子弟正法外，该父兄拿获监禁三年。

四、拳匪设厂聚众教练之处，经官查出，即将该厂毁平。如在人家聚设，除将该厂毁平外，勿论何人家产，仍将其家产充公具报。

五、如有人告发设厂之家，经官查获后，验讯明确，即将该犯家产提出，一半赏给告发之人，一半充公。其有拿获设厂匪首，即送案者，将该犯家产全数赏给。

六、村内设有拳厂之邻人，如虑拳匪报复，不敢出名告发，应即通知庄长首事地保，密报到官，以凭拿办，倘知而不报，致酿成焚杀重案，定将该邻右提案严办。窝留者与匪犯同罪。

七、此项禁章，系为嗣后习拳者而设，其从前拳匪除著名匪首及曾犯焚抢重案者，仍应查拿外，其余被胁之愚民，如无案犯，但能悔过自新，一概从宽免究，亦不准差役地保借端扰累株连。

八、倘有挟仇诬告，希图分赏者，查讯毫无实据，即行反坐科罪，决不宽贷。(41)

当六月初八（7月4日）上海各国总领事行将签约时，也曾问到山东办法，由盛宣怀转知，袁世凯答覆说：“现饬烟道与各领事商，主在烟仿照南省出示，派兵保护口岸，至内地各洋人均派兵妥护，送烟暂避，教堂仍饬属保护，并言明倘有猝不及防，照数认赔。”(42)由于袁氏布置周密，在拳势最盛时，山东竟安然无事，且为直省人民官吏避难之所。与直交界鲁人，大书“山东地界”字样，诚如李鸿章所说：“幽蓟云扰，而齐鲁风澄。”袁的识力、魄力、精明干练，深得各国的敬服，其后能代李合肥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即种因于此。山东虽未参加东南互保条约，但仍属于互保的范围。

第四节　排外运动的蔓延

拳变期中，糜烂最厉害的是直隶，其次是山西，素有极端排外恶名的毓贤，于二十六年二月十四日（1900年3月14日）调为山西巡抚，是月底，到任接篆。但拳众并未随毓贤入山西，当四月直隶混乱时，尚未发现山西有义和团的任何证据。山西拳民非毓贤所倡导，因此发生甚晚，也不甚多。当毓贤接五月二十五日令各省督抚将义民“招集成团，借御外侮，必能得力”的上谕后，于二十八日（6月24日）奏谓：“查山西地方亦有拳民，但不甚多，现于募队时，招集入伍，如来之者众，即招集成团，以备缓急之用。”(43)虽经毓贤派员各处招集，至七月初，始得“神勇队”五百人。(44)山西省城有拳民始于五月三十日（6月26日），乃毓贤奉旨招集而来，已是慈禧下诏对外宣战及令各省招集义民御外之后的第五天。足见毓贤将山东拳民带入山西传说之误。至于山西外人的遇害，始于六月一日（6月27日），毓贤于六月初三奏称：“六月初一日戌时，省城内东夹巷英国教堂一所，忽然火起，黑烟环绕，火焰烛天，一夜之间，尽成灰烬。……洋人亦有焚毙者。”(45)关于杀戮教士教民及焚教堂事，太原教士傅司铎信函叙述更为详尽，略谓：

五月二十日左右，迭奉上谕，着令保护教士。毓置若罔闻。二十四日，大同府匪人毁堂劫物。二十七日，主教修函告急，毓不答。三十日，北方义和拳结队入城，在抚院前设拳场，传拳术。六月初一日，毓召令入署。是日午后四下钟时，富主教亲往告急，毓托故不见，只令材官传言勿惧。主教回，毓往满城，饬备硫黄、火把、煤油等引火之物。至晚八下钟时，英教堂火起。毓袖手不救，有三营官欲设法救灭，毓坚阻之。以致军民任意杀人劫物。英教士惶急，对众曰：“光绪初年晋省大祲，我侪集银五六万，活人无算，今竟如此待我侪耶？”一英妇抱幼孩出，声言：“予医生也，岁活三四百人，今竟不能留一命乎！”乱兵用木棒击之，推入火中；妇出，再推之入，遂被火椽压毙，孩亦如之。其余带伤而逃者，不知凡几。

初九日，白县主向主教曰：“兵丁守护，大为不便，不如尔等暂住一处，改日后再回。”主教从之，遂中其计，白县主随将堂中各人姓名抄录一纸，迫令主教、司铎、修士、贞女等共三十余人同赴猪头巷。随将堂门封锁，骡马一律牵去。次日，英教士家属七口下之于狱，十三日午后，白县主佯为慰藉。去后，毓微服骑马带队而来，将猪头巷围住，饬兵拘诸人到辕。时被拘者约七十余人。毓问主教曰：“你来中国，害人有几多了？”答曰：“从不害人只知济世救人。”毓曰：“你们当知，余今不怕你们了！”随叱令动刑。拳匪营兵咸不敢下手，毓怒亲掣佩剑飞马将二主教砍死。兵匪遂挥刀乱砍，当日共毙艾、富二主教，雷、德二司铎，西修士一，华修士五，西贞女七，英教堂中男女大小三十余人，佣人二十余名。随将西人枭首、剖心，暴尸数日。(46)

毓贤杀戮洋人教士教民，完全是奉命而行，当清廷闻悉直隶献县黑风口教堂聚集教民甚多时，竟命毓贤出省剿办，六月五日（7月1日）上谕令毓贤率兵“星夜前往，纠合义和团民，相机剿办”(47)。六月十日（7月6日）上谕又说：“各教民勾结麕聚，胆敢抗拒官兵，即著毓贤、李廷箫督率将士，相机剿捕，毋任蔓延为患。”(48)毓贤既屡奉剿办上谕，这才大肆杀戮洋人，于六月十四日（7月10日）奏称：“奴才恐其一旦作乱，滋蔓难图，遂设法令中军参将，首府县，将省中洋人诱令迁住一处。……奴才于六月十三日，不动声色，带领兵勇，前赴洋人聚居之处，亲自兜拿。该洋人等犹敢并力抗拒。奴才麾令勇敢数人，冒死突进，遂将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名口，及同恶相济之教民十七名，一齐擒获，立即绑赴市曹，同时正法，以彰国典而靖人心。又据寿阳县知县秦锡圭拿获滋事之洋人七名口，押解前来，奴才亦一并将其立正典刑。是晚北门教堂亦为拳民焚烧，省城洋人教堂已无遗类。然省外教堂尚有洋人，教民尤众。奴才仍当督饬各属，随时相机办理，以免患生不测。”(49)慈禧对此举，似甚满意，朱批：“知道了。随时相机办理。”(50)毓贤虽奉旨杀教士教民，但仍认定“教民乃系中国民，百姓不可妄行诛戮”，一面札饬司道各县遵办；一面屡次告示，劝导教民改过自新，如果出教，便是平民，由官保护，不准义和团妄杀，倘仍执迷不悟，则严拿惩办，后悔莫及。(51)然暴力终不能摧毁宗教信仰，村妇稚子，虽白刃加颈，亦毫无动摇，反教者绝少。那些伟大的殉道者，宁进天国，不愿被保护，俯首就戮，被惨杀者极众。受害最惨重的除太原外，为大同、朔州、五台、徐沟、榆次、汾州、平定诸县。(52)

东三省在四月间已有人教练拳法(53)，五月十九日（6月15日），辽阳幼童始有习拳者，五月二十日以后奉天才有练习的人。(54)时盛京将军增祺反对拳民，严饬所属查拿，吉林将军长顺、黑龙江将军寿山也都反对，唯奉天副都统晋昌极端排外，派兵毁教堂，拆铁路，拳民随声附和，增祺曾会多方阻止。及宣战诏下，慈禧谕令增祺、长顺、寿山分练义和团民，以资战守，并令增祺先设法拆毁关外锦州铁路，以遏敌人来路(55)，晋昌遂派兵四出毁铁路、焚教堂。六月五日（7月1日），晋昌亲率兵拳攻打沈阳各教堂，杀主教纪隆及西教士数人，教民数百人。一时“锦州、宁远、新民、广宁沿边一带，时有拳民出没，勾结土著良民之曾受教民欺凌者，一唱百和，妇孺皆起，天主堂、耶稣堂、俄人之铁路公司，煤矿公司、凡涉洋人者，无论何国，拳民皆立与毁坏”。(56)排外之风很快蔓延到吉林、黑龙江，大小教堂四十余处，焚毁殆尽，教民因匿迹山谷，致死难者不多。

内蒙方面，托克托城二十四顷地方，天主教堂聚集教民千余人，绥远将军永德，派委德克吉克率领马队，会同练军及义和团民，于六月二十三日围攻杀入，焚毁净尽，杀教士教民九百余人。(57)其余各处教堂，有被焚者，有被劫者，教士教民也多被杀。热河一带，杀教士多人，教民数百人，焚掠教堂、教民房屋多处。中蒙后坝杀神父三人，教民五百余人。(58)

陕西由于天旱，人心浮动，“谣言四起，哥老拳团红灯，联为一气，技痒欲试”(59)。护理巡抚端方是北京旗下三才子之一(60)，极力压制拳民，参撤庇拳高陵令徐锡瓛、三原县令欧炳琳、临潼县令施邵。及奉旨杀戮外人，反出示饬通属一体保护，致函教士说：“一日有我，即一日无事。”将军司道以及佐贰虽有“抗旨不臣”之谏，及拳民揭帖：“端不端，方不方，八月十五杀端方”之语，但端方终不为所动。告示人民说：“旱魃之虐，迄无已时，未始非尔百姓造谣生事，居心不靖，有以上干天和。若安静自持，各循本分，揆之作善降祥之理，自必立迓和甘。”(61)他认为拳民练习身技，不畏枪炮，乃是呓语，决不足信。而“与国为敌者，在边海入犯之洋兵，不在内地寄居之教士”。中外开战，教士无辜，因此，他帮助逃难的教士教民，并严厉劝戒军民说：“尔等须知谣传之说，万不可凭！恍惚之术，万不可恃！官长之诫，万不可违！兵祸之烈，万不可肇！明理君子，从今绝口不谈，安分良民，亦复束身自爱。父禁其子，兄戒其弟，士农工商，各安各业。如有驰心谬说，听信讹言，聚徒拜师，借端起衅，则国法具在，宽典难邀。祸集厥身，孽由自作，不得谓本护部院不教而诛也！懔之！慎之！”(62)由于端方先事预防，仅华县焚毁阳峪教堂，宁羌州杀士一人、教民十余人，吴堡县杀教民武安国一家数口，他处则平静无事。

河南毗邻直隶、山东，光绪二十五年（1899）发生荒歉，二十六年夏，仍甚亢旱，民情浮动，但除永城、夏邑等边区地带偶有练拳者外，别处尚无团会名目。(63)初巡抚裕长曾饬地方官妥为弹压，及慈禧谕令招义民御外，“世受朝廷豢养之恩”的奴才裕长，立饬各属办理团练保甲，并请山东拳民高志忠充当豫正营教习，令其教练兵勇神术，他认为“人人皆精此技，则军心益固，以之折冲御侮而无难”(64)。各地闻风兴起，乘机抢掠教士教民财产，毁教堂四分之三(65)，虐杀教民数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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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收电档）湖广总督张之洞电报。

(2) 见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收电档）两江总督刘坤一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报。

(3) 《刘忠诚公遗集电奏》，卷二。

(4) 《张文襄公全集》，卷八十。

(5) 《清华集》，卷上。

(6) 《石遗先生年谱》，卷四。

(7) 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卷下。

(8)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9) 罗惇曧：《庚子国变记》。（按罗著《庚子国变记》及《拳变余闻》，皆系杂抄而成，非但毫无价值，且误谬百出，史家不察，多引用之，遗害甚大。）

(10) 陈捷：《义和团运动史》，页七三。

(11) 柯劭忞：《清史稿》，列传二百“刘坤一传”。

(12)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六（1900年7月2日）申报。

(13) 《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三“东南保卫记”。

(14) 英国蓝皮书第一三五号萨利斯布里侯爵致代总领事华仑电。

(15) 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三十五。

(16) 同上。

(17) 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三十六。

(18) 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卷下云：“二十六年庚子……五月，北京拳匪事起……与眉孙、爱苍、蛰先，伯严、施理卿炳燮议合刘、张二督保卫东南。余诣刘陈说后，其幕客有阻者，刘犹豫，复引余问：‘两宫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余曰：‘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刘蹶然曰：‘吾决矣。’告某客曰：‘头是姓刘物。’即定议电鄂约张，张应。”（见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年谱》，页四九一五〇）

(19) 《张文襄公全集》，卷一六〇。

(20) 同上。

(21) 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三十六。

(22) 同上。

(23) 赵凤昌：《惜阴堂笔记》。许同萃：《张文襄公年谱》，页一三四。

(24) 中西官议定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一、租界内华人以及产业，应由各国巡防保护，租界外洋人教堂教民，应由中国官妥为巡防保护，遇有警急之事，互相知照妥办。二、地方流氓土棍、遇有聚众滋事、或抢劫伤人，无论华洋地界均须一体严拿，交地方官从重严办。三、现因各处商货停滞，各项小工佣趋较难，拟请租界工程局添办新扩各路工程，城内则令疏通河道，并由道台挑选精壮充当勇丁，务使闲民有事，可致消患无形。四、添办各项工程及添募勇丁口粮，中外官商公议捐助章程。五、沪市以钱业为大宗，而钱业须赖银行零拆转输，若银行不照常零拆或到期收银迫促，钱市一有挤倒，各行生意必皆窒碍，市面一坏，人心即震动不安，应请中外各银行东及钱业董事，互相通融缓急，务使钱行可以支持。六、钞票应照旧行用，只须道台会同各领事出示晓谕，声明各行票本收银搭几成钞票，由各钱业照付。七、租界内大小各戏馆，应令照常开演，不可停歇，以惑人听。八、租界内救火章程甚备，租界外浦东亦应仿照，多备救火器具，若有火警，附近居民不可乱动，一面由火会分驰往救，一面分派巡捕兵丁分班巡护，认真弹压，应请先行出示晓谕。九、租界巡捕应请添募，昼夜轮流梭巡，大小街路均有巡捕，城厢内外及浦东南市，亦应添募巡捕，多派员弁，分班轮流巡查。十、查明租界四至出入总散路径，租界内边地，则由工部局于各要路多派巡捕，每处若干人建造捕房常川驻守，瞭望界外，倘有成群来界乱人，即鸣警钟，知会局中派捕抵拦；租界外边地，则由华官派兵搭盖棚帐，常川驻守，勿令成群乱人闯入租界以内。

(25)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二三，《光绪东华续录》，一六〇。

(26) “联军在中国的司令官及高级官吏们愿意中国沿江沿海各城市的总督及当局们知道他们的企图，是用他们的武力，仅对义和团及阻止他们为援救他们的国民而向北京进攻的那些人来作战的。”（见《美国外交文件·对外关系》，页二五二）

(27) 见《美国外交文件·对外关系》，页二四九一二五〇，美总领事古纳致克雷特三等国务卿的报告。

(28) 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三十六。

(29) 《张文襄公全集》，卷一六〇。

(30) 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三十六。

(31) 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三十六。

(32) 同上。

(33)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二二。

(34) 同上。

(35) 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三十六。

(36)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三卷别册一《北清事变》上，页五一五一五一六。

(37) 《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五“厦事本末记”。

(38) 《张文襄公全集》，卷一六二。

(39)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三卷别册一《北清事变》上，页五一五一五一六。

(40) 《张文襄公全集》，卷一六三。

(41) 《西巡回銮始末记》，卷四。

(42) 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三十七。

(43) 见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山西巡抚毓贤折。

(44) 见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二日山西巡抚毓贤折。

(45) 见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三日山西巡抚毓贤折。

(46) 《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二，“毓贤戕教记”。

(47) 见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军机处寄山西巡抚毓贤上谕。（见“夏季档”，实录未载。）

(48) 见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十日军机处寄山西巡抚毓贤等上谕。（见“夏季档”，实录未载。）

(49) 见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四日山西巡抚毓贤折。

(50) 同上。

(51) 《山西省庚子年教难前后记事》载毓贤于六月十八日（7月14日）给阳高县札说：“照得义和团与洋教为仇，此次在天津助战获胜，虽经禀旨嘉奖，系因洋人先行开炮起衅，专与起衅之洋人攻打，并非准其擅杀教民。良以教民，乃系中国民，百姓岂可妄行诛戮。是以本部示谕教民，但能悔悟出教，即属平民，由官保护，不准义和团妄杀。至于教民，尤不准演放洋枪，自招祸度，其有教堂洋人，应即由官查明妥为办理。教民既已出教，洋人安静守法，则义和团自可相安无事，地方可称为安，除行司道外，合亟通饬等因，蒙此除分行外，合就札饬，札到该县，刻即遵照办理，毋违。”又毓贤告示说：“洋人传教，邪术迷人。毒害中土，灭绝五伦。现敢谋乱，亲往捕擒。按名正法，以除祸根。凡尔教民，亟宜自新。如果出教，便是平民，由官保护，一视同仁。合行示谕，诲尔谆谆。倘仍不改，后悔无因。严拿惩办，各宜懔遵！”

(52) 《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二，“毓贤戕教记”。

(53) 李杕：《增补拳匪祸教记》，页二二九，“盛京教难”。

(54) 见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二日盛京将军增祺折。

(55) 见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二日盛京将军增祺折。

(56) 程德全：《庚子交涉隅录》。

(57) 见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二日山西巡抚毓贤折。

(58) 李杕：《增补拳匪祸教记》，页三一一，“中蒙古教难”。

(59) 李杕：《增补拳匪祸教记》，页四八九。

(60) 北京旗下三才子是大荣（荣庆）、小那（那桐）、端老四（端方）。

(61) 《西巡回銮始末记》，卷四，“端中丞劝戒秦民告示”。

(62) 同上。

(63) 见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河南巡抚裕长折。

(64) 同上。

(65) 李杕：《增补拳匪祸教记》，页四三九。

第七章　联军的行动

第一节　大沽天津的攻夺战

第一批外兵抵达使馆后，各公使以防御力单薄，电令大沽将领续派进京。五月十四日（6月10日）英国海军司令西摩 (Seymour) 率英、德、俄、法、美、日、意、奥八国联军2064人(1)，由天津分批出发，沿途修理铁路前进，次日抵落垡附近，遇拳民阻击，发生小战。十七日（6月13日）抵廊坊车站。第二天，拳民数百人进攻廊坊车站，为联军所败，被杀约两百人。十九日（6月15日）联军前后两端的铁路均为拳民破坏，进退维谷，音讯断绝，遂被围困于杨村、廊坊间。是日大沽与天津通路亦被截断。各国海军司令共商进取之策，决计占领大沽与塘沽车站，以免天津至海口交通被阻。当晚派日军300人登陆。二十日（6月16日）上午，致最后通牒于大沽守将罗荣光，限定二十一日（6月17日）晨二时以前，将炮台交给联军收管。是日下午又派俄军180人，英军250人，德军150人，以及他国各小支队，相继登陆，联合日军，由德国水师统兵官保赫统带，占塘沽车站，完成对大沽炮台进攻之准备。时大沽外舰三十余艘，因大沽湾纡回水浅，大舰停泊湾外，以炮舰驰入白河，接近炮台，与登陆军互为声援，守军并未阻止。至二十一日（6月17日）午前一时，双方发生炮战。谁先开炮，说法不一。一般书籍多根据外人报导，谓炮台守兵忽向外舰开炮攻击，外舰随即还击。据守将罗荣光致裕禄函报则称：“洋人因至丑刻未让炮台，竟先开炮攻取。”(2)另一目睹华人记载称：“入晚兵舰用电光镜照耀炮台，至夜半各舰开炮，攻东炮台，连放数十门，炮台始开炮还击，自后每逢各舰放十余炮，台上始还一炮。”(3)由于联军在致最后通牒前夕，已派日军登陆，并议决占领大沽，及其后双方军事行动来看，首先开炮实系联军。炮台守兵约三千人，使用新式大口径炮甚多，“所开之炮，甚有准的，致各船受伤甚重”(4)。终以弹药库爆炸，华军弹药渐少，登陆联军在“星稀月朗”之下，向炮台进攻，晨五时，北岸第一炮台为日军占领。六时，第二炮台为英军占领，联军全力回攻南炮台，至七时，各炮台全为联军所有。我巡洋舰“海容”及鱼雷艇四艘被俘，大沽遂告陷落，罗荣光逃往天津，后被迫自杀。(5)

大沽开战消息，当天下午三时传至天津，裕禄以“衅自彼开”，命军队及拳民围攻天津紫竹林租界，“自二十一日起，至二十五日天晓止，此五日五夜中，枪炮声无一刻断绝”(6)。时大沽联军集合2800余人，由俄国西伯利亚炮兵旅司令司戴赛 (Stessel) 统领，于二十五日（6月21日）增援天津，途遇德军一队与之联合，与华军发生数战，至二十七日（6月23日）下午进入天津租界。次日，以西摩乞援甚急，派军两千赴援。西摩自五月十九日（6月15日）被围，及大沽战起，二十二日（6月18日）甘军进攻廊坊，西摩以粮械将尽，被迫于二十四日（6月20日）率领各军向天津撤退，沿途遭华军及拳民迎头截击，伤亡惨重，二十六日（6月22日）进入西沽军械火药局死守。聂士成派军猛攻，至二十九日（6月25日）救兵到达。次日，西摩率军退回天津租界。时联军以机器东局华兵炮攻租界及车站，为防护津沽通路，决定夺取，六月一日（6月27日）攻下机器东局，获军械粮饷甚多。

时登陆联军约一万四千人，在津华军计聂士成部不足万人，马玉昆六七千人，拳民约三四万人。聂、马两军终日与联军互战，拳民“始犹出阵，继以数受创，乃不敢往，常作壁上观，反四处焚掠”(7)。当大敌者聂军、马军，聂军战尤力。士成治军，多效西法，战斗力极强，联军谓：“自与中国交战以来，从未遇此勇悍之兵。”(8)一有战事，士成辄赴各营亲授机宜，抚慰将弁，激励士卒，往往泣下。曾对裕禄说：“士成在一日，天津有一日，天津如失，士成不见大帅。”(9)盖以上不见谅于朝廷，下，复见侮于拳民(10)，欲“亡身殉国，以杜谗口”(11)。六月十三日（7月9日）与联军血战于八里台桥外，督军躬冒炮火猛进，部下死伤惨重，营官宋占标哭求士成暂退，自以死守桥，不许。士成身受重伤，连伤坐骑四匹，仍屹立不动。联军猛扑，士成身中数炮，洞穿胸际，腹裂肠出，血肉糜烂，死事至为壮烈。士成阵亡影响极大，在此以前，“华兵在各阵地，防守极为奋勇，致联军欲退至大沽，已非一次”。(12)此后战力大减，士气低落，帮办军务四川提督宋庆至津亦无能为力。时各国援军抵达天津租界，俄海军司令亚来克西叶甫 (Alexeieff) 自任指挥，招集各国军事首领会议，决定攻取天津城垣，议定由俄军2600人进攻白河左岸，以德法军3000人为救援。另由费尔德马恩率日、英、美、法军4500人进攻白河右岸。十七日（7月13日）晨，各军攻向天津城垣，守军猛烈抵抗，次晨四时，日军携带炸药炸毁南门，一拥而进，守军溃退，天津遂陷。居民纷纷逃亡，拥满街巷，联军枪炮并作，死伤众多，自城内鼓楼迄北门外水阁，积尸数里，高数尺(13)，北门外护城河内死尸，尽皆填满。(14)联军入城后，由中央两大道，分为四面正角，东北方归日军管理，西南方归法军管理，西北方归英军管理，东南方归美军管理。

天津拳民，真团先逃者多为宋军追杀；未逃者，失城后，半为联军所杀，半为宋军所杀。(15)至于伪团，或饱其私囊早作鸟兽散，或摇身一变而为汉奸洋奴。(16)红灯照之黄莲圣母及三仙姑，“腾云驾雾”乏术，都被擒获，在天津都统衙门讯问时，浑身战抖，供称：“前在督署，裕制军曾朝服跪接，礼极隆重，故敢肆行无忌。”讯毕扣押，洋兵随便奸污，后不知所终。(17)与裕禄分庭抗礼，而被裕禄奏奖为“志趣向上”(18)的张德成，“均尚可用”的曹福田、韩以礼等，都易装而逃。七月初一（7月26日），张德成至杨柳青之王家口村勒索，为村民捕获，张叩头求饶，众试其“神术”，乱刀齐下，“立成血酱”(19)。曹福田于次年正月潜回故里，为乡人捉缚送官，磔于静海。(20)

第二节　向北京进军

天津失陷后，联军抵津日多，六月二十二日（7月18日），“一日之间，联军之集合于天津者，约有三万数千人。内计俄军步兵八大队，骑兵四中队，炮兵七中队，共有兵丁一万人；日军步兵七大队，骑兵三中队，炮兵四中队，共有兵丁九千人；英军步兵六大队，骑兵四中队，炮兵三中队，共有兵丁六千人；法军步兵三大队，炮兵三中队，共有兵丁二千六百人：美军步兵五大队，炮兵一中队，共有兵丁二千五百人；又有德军四千人；奥军意军各一百五十人；统计三万四千三百人。至七月（西历）下旬，所有之增兵，均行抵大沽，内以日军增兵之数为最巨；乃立向天津进发，与该处之兵相集合。”(21)联军占领天津三周之后，始向北京进攻。联军之所以迟迟不进攻北京，拯救使臣，不是兵力不足，而是彼此猜忌，各怀鬼胎，稻叶君山说：“列国之救援军，尚迟迟不到者，何哉？则以彼等之主张，宁牺牲京津间被围之少数同胞，而借此以逞其国家的野心也。”(22)真是一语道破。朴笛南姆威尔也说：“予耐烦检阅一过，亦可略知各国之计划，及援军所以迟缓之故。最妨碍者，为南非之战，其次则各国欲举德将瓦德西为统帅，率领大军占据北京，执中国之老太后，扫定中国之北方而瓜分之，然后措置一切，此皆在欧洲所议定者。”(23)后各国恐野心未逞而阴谋败露，才不得不作进攻北京的准备。七月九日（8月3日）决议进攻北京，动员18300人，计日军9000人，俄军3500人，英军2500人，美军2000人，法军1000人，德军200人，奥意军100人。(24)七月十日（8月4日）由天津出发，分左右两路向前进攻。时裕禄及宋庆、马玉昆布防于北仓杨村一带，十一日（8月5日）发生大战，守军不支溃败，北仓失守。次日联军续占杨村，裕禄兵败自杀。(25)帮办武卫军事务李秉衡，节制张春发、陈泽霖、万本华、夏辛酉各军，于七月十二日（8月6日）出京，十四日（8月8日）抵河西务西北之羊房。第二天与联军相遇，各军未战即溃，李秉衡退扎马头。十七日（8月11日）退至通州，“军队数万充塞道途，闻敌辄溃，实未一战，所过村镇则焚掠一空”(26)。李秉衡以“上负朝廷，下负斯民，无可逃罪”(27)，仰药自杀。次日联军进入通州，获军械粮饷甚多。时值天气酷热，联军疲惫不堪，公同约定二十日（8月14日）各军休息一天，二十一日（8月15日）会攻北京。十九日（8月13日）俄军直抵至东便门外，乃贪功背约，骤然进攻，因华军守护极严，未能得手。日军见俄军攻城，亦于二十日（8月14日）晨八时猛攻齐化门，以城守坚固，攻势被阻。英美军见俄日军已与华军交战，急向外城推进，于午后二时进入广渠门，英军未遇抵抗进入使馆，日俄军于是晚九时亦攻入内城。二十一日（8月15日）华军仍坚守皇城及内城大半，与联军巷战。次日，日军占领皇宫，法军统领福来 (Frey) 解北堂之围。北京遂全为联军占有，分区治理，由朝阳门画一横线，其北部归日军管辖，南部以正阳门为中心，以东归俄法管辖，以西归英美管辖，德意亦划定防区，设官治理。

初各国因利害不同，彼此疑忌，产生一最高指挥官，殊非易事。德皇威廉，一开始就想促成列强在华的共同行动，各国亦渐觉悟，认为非共设一联军总司令，不能达到最大的胜利，但由哪一国来出任，则是问题。奥、意因在华军力小，利益微，不会提出此项要求。“日本或美国担任总司令一职之事，自始即认为万不可能。”(28)参加角逐者，只有英俄德法四国。英俄仇视，彼此不愿相让，俄陆军大臣库洛巴特金 (Kuropatkin) 本人，虽欲谋得斯职，但英国方面绝不承认。(29)法为俄之同盟国，如出任斯职，英国亦可能出来反对。威廉以德公使被杀，要求由德国名将瓦德西 (Waldersee) 出任联军统帅，首得俄皇同意，接着各国也都赞成，瓦德西率德国远征军两万人，战舰十五艘，于闰八月初二（9月25日）抵达大沽，二十四日（10月17日）至北京，入居慈禧所居西苑之仪鸾殿。联军以剿义和团为名，派兵四出，东至山海关，北至张家口，南至正定、德州，西至固关，皆在联军势力范围之内，大肆烧杀淫掠，极尽暴行之能事。

第三节　联军的暴行

联军来华，名为“拯救公使”，实则“奉命复仇”。当德皇威廉刚刚听到扬子江一带的拳乱消息时，在五月二十三日（6月19日）就主张“大规模的普遍性的军事行动”，以“痛痛快快地”把“北京踏为平地”。(30)及闻使臣被杀，立誓报复斯仇。(31)德军起程前，威廉训令他的军队说：“中国现在仇视洋人，甚至将我德使杀戮，实与野蛮无异，此仇必当报复，尔曹其各勉之，联须视德国国徽暨他国旗帜均高悬于北京城上，于心始安耳。”(32)因此，联军统帅瓦德西对华政策是“对待亚细亚人，只能行使威权，只能毫无顾忌的行使威权，方足以使其感动；此种信念，仍将为余以后一切行动之指南。”(33)在以上两种信念下，那些“奉命复仇”的欧洲武士们，将中国京师变成了“强盗世界”，毫无顾忌与疯狂的从事于公开抢劫、强奸妇女、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的强盗行为。兹简述于后。

（一）抢劫

联军占领北京，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天，于是各国无不彻底共同抢劫。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瓦德西记各国抢劫的情形说：“在英国方面，关于此类行军特长，却曾被以一种特别方式，即所抢之物，均须缴出，一齐堆在使馆大屋之内，加以正式拍卖；如是者累月。由此所得之款，按照官级高低，加以分派，共性质略如战时掠获金。因此之故，无一英人对于抢劫之事，视为非法行动。在日本方面，则对于此种掠夺之物，照例归于国家。由此所得之款，其数至为不少，据日本某将军之报告，只天津一处抢劫所得者，即有二百万两之多。至于美国方面，对于抢劫之事，本来禁止；但美国军队颇具精明巧识，能破此种禁令，为其欲为。俄国军队抢劫之方法，似乎颇称粗野，而且同时尽将各物毫无计划地打成粉碎。此外法国军队，对于各国军队之抢劫行为，亦复绝对不会落居人后。”(34)又说：“英俄法三国军士尝各自对余互相诋谤他国军士为窃贼，为强盗，为放火者。但该三国军士却无不同声指摘意大利军队，谓其备具上述三种罪恶。”(35)瓦氏对于代国雪耻，为钦使报仇的德军抢劫，不便记述。据朴笛南姆威尔的记载，德军不但不肯后人，而且最横，他说：“至于北京，则势已渐定，情形较前安静，各事亦渐有进步，信用稍稍恢复，但仍时有新兵入城，其中以德兵为最横，天甫黑，彼等即从事于劫掠。自谓其恺撒训词中，命彼等如此为之，彼等不过遵奉命令而已。此等新兵队之军官，亦公然为之，不过其为之之状，不同于兵丁耳。”(36)又说：“有德国兵骑马而行，鞍上满系巨包，前面驱有牛马等兽，皆于路上掠得者，其人兴致极佳，一路互相玩笑，或嘲骂，蹄声得得，风驰而过，灰尘大起，一转遂不见。”(37)当时公认为纪律最好的日军，曾将户部秘密地下室存银几千万两抢劫一空。印度兵更是抢红了眼，竟连被使馆保护的教民妇女也不放过，女人头上所戴之首饰，即一小银簪亦抢之。(38)

除兵士军官公开大肆抢劫外，各国公使也“好自为之”，或自己不为，使其夫人为之，朴笛南姆威尔说：“予知各公使中，有数人已极丰富。予之首领，外面若极严正，有一日责予，谓人人皆言予为强盗领袖，曾杀数百人，又旁及他事。予俟其数说已毕，乃问以‘无主之财’，此四字果为何义？盖在今日，此四字已成伪善者之口头禅，奉为金科玉律矣。……盖使馆中有数位大人，心极贪鄙，而又欲掩其迹，自己不为，使其夫人为之，其不堪至此。”(39)此外，被围在北堂九死一生的教士教民，也奉“上帝助自助者”的格言，大肆抢劫起来，朴笛南姆威尔说：“予等急鞭其马，至于有名之大教堂……其尖塔上悬各国之旗，所见只此，未过一人，皆出外征收捐银，以期修理残破，恢复原状，故此处极为静寂，恍如坟墓，教士、教民、水手，记得上帝助自助者之格言，均出门各行其事，以偿其损失也。予等所寻见者，唯教民数人，方堆其元宝而已。此已变为教会之产业，由劫夺之神权而得之，似亦均不以为奇矣。”(40)

抢到后来，演变成“强盗”抢“强盗”，被视为强盗领袖的朴笛南姆威尔，有详实的描述。他说：“忽闻一巨响，见有法国兵一队，已破门而入，身穿军服，手执毛瑟，向予等而来，尚未见予，先以枪打予等捉得之车夫，发粗厉之声曰，跟我走，跟我走，即欲驱车而去。予见之，亦变为拼命之状，盖已受彼等之传染矣。予亦执枪冲出，大呼曰：‘跟我走，跟我走！’予之从人亦随出，横立于彼强盗之前，此时心中无思想，无算计，非让开即放枪耳。彼强盗见予等忽然冲出，欲夺彼等之侵占，皆大声鼓噪，有二次几欲开枪击予。中有一人，言彼等之意在劫掠，不在战争，此数车不值什么。余人从其言，遂退去，行至门口，有骂予者，予见门外有车有骡，满载包裹，尚有醉兵，观其现象，即知其均已大醉，将无所不至也。”(41)又说：“忽闻有叩门之声，似极近者，其后继以枪声，予谛听之，知此攻击，乃对此屋而来。立即起床，取枪于手，见一从人奔至，大呼有马兵已冲入，举枪向空而放，欲将牲口车辆赶去。予闻之，且行且装予之枪，决意痛惩之。见来者为哥萨克之强盗，共四人。见予出故为猛厉之状，欲将予等惊走。予乃先发制人，立向为首之人开枪，击其马。马既受枪，马上之人遂倒于地，彼等未及逃，予已命人将门关闭，将彼等自马上拖下，然久之不得办法。其后乃深恐吓之，放令逃走，落马之人，毫不羞愧，亦手携鞍镫，随其同伴走出，至大门即飞奔而去，似恐予等自后以枪击之者。”强盗竟抢劫强盗，其抢劫之彻底可知。在那些欧洲强盗勇敢而疯狂的抢劫下，北京“所余者不过皮与骨而已”(42)。于是，每家墙上贴有各种文字“严禁抢劫，予等已尽取之”的告白。(43)后来的军队，则破屋掘地，以寻埋藏之银，天津“有人将家财重宝，藏匿棺中掩埋，被人暗通消息，洋兵大得利市，于是四郊之外，及各省会馆义园，几于无棺不破，抛尸道左，野犬邨彘不嫌臭腐。及尸亲来认，业已肢骸不全。前天津府李少云太守，其棺被斫者三次。”(44)强盗抢强盗已是中外少有，抢劫及尸骨更是古今奇闻。

（二）烧杀

继抢劫的是烧杀，联军所经之处，都成颓垣废墟，瓦砾之场，瓦德西说：“从大沽到天津之间，以及天津重要部分，已成一种不可描写之荒芜破碎。据余在津沽路上所见，所有沿途村舍，皆成颓垣废址，塘沽系五万居民之地方，已无华人足迹。”(45)从天津至北京，“所有沿途行经之路，一直至于北京城下，只是一片荒凉毁掠之景而已。沿途房屋未经被毁者极为罕见。大都早已变成瓦砾之场。”(46)据瓦氏估计，从大沽至北京沿线，至少有五十万众无家可归，大半都在露天之下。天津繁华之区，变为瓦砾纵横之场。(47)北京城内地安门及西四牌楼一带，均成焦土。(48)凡戕教之处，拳民村镇，一律焚毁。同时瓦德西命令各军，所到之处，尽力搜捕拳民，捕到之后，立即枪毙(49)，被杀多少，已难估计。连把中国人当作“好靶子”，而以“杀人为乐”的朴笛南姆威尔也认为此等报复，似觉太过，他说：“法国步兵之前队，路遇中国人一团，其内拳匪兵丁平民，相与搀杂，急遽逃生，法国兵以机关枪向之，逼至一不通之小巷，机关枪即轰击于陷阱之中，约击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予疯癫之同伴所最欲观者，即此等事也。此事人人皆闻，或谓此等报复，似觉太过，但时至今日，各事均听其太过矣。……予等直走入穿巷弯曲之处，尚未探得其故，马忽受惊而逸，视地上遍卧死尸，极其难看。且其死法有十一二种之不同，令人憎恶，均变成极丑之像，身体消缩，被蓝色之衣，其中似无物者。予等骑受惊之马，欲急驰而过，以逃其状于目中，然竟不能。慌乱急行，无意中忽至军队报复之地。彼欲入宫发财，未偿其欲，乃于此地泄其怨气。愈走愈见毁坏，地上死尸亦愈丑，除此之外，不见别物，但为一荒凉残破之区而已。其后至一地方，尸首堆积如山。”(50)被拳民称为大毛子的“洋鬼子”，一变而为“洋大人”，洋大人无法无天，不但尽性杀戮善良的人民，竟连率所属各官出郊迎降的布政使廷雍，也加以杀害。与廷雍同时被杀的还有守城尉奎恒、参将王占魁。他如青县知县沈正初，以洋人需索甚苛，力难支持，为洋兵所杀，分割其肉，尸无完肤。(51)永清县知县高绍陈，虽被残虐至遍体重伤，一息奄奄(52)，亦属不幸中之大幸矣。

（三）奸淫

联军入京后，“将其所获妇女，不分良贱老少，尽驱诸表背衙衕，使列屋而居，作为官妓。其衙衕西头，当经设法堵塞，以防逃逸，惟留东头为出入之路，使人监管，任联军人等入内游玩，随意奸宿。”(53)很多妇女唯恐被辱，一闻枪声，就投井而死，朴笛南姆威尔说：“许多妇女一闻枪声，就投井而死。现在他们将死尸捞出，免得井中有毒。我见一个井中捞出五六个死尸……现在每分钟均有人自己寻死。”(54)又说：“昨日有予素识之数中国人，前来视予，及见众人散去，忽倒地痛哭，甚为凄惨。……久之，始言当此骚乱之时，彼等所有，一切失亡，或为拳匪所取，或为洋兵所劫，但此等物件尚不在意，所最痛心者，即其家人之被污辱是也。彼等眷属，不分老幼，无得免者。”(55)北京如此，凡联军所到之处，莫不皆然，“丰润一大家，为洋兵所据，聚诸妇女于其中，日夜淫之”(56)。联军驻扎后，每至夜间，必闯入人家，奸淫妇女。(57)

（四）偷窃

联军入京后，先由俄军占领皇宫，后由各国共同占领，除颐和园被俄军抢劫一空外，皇宫因各国碍于情面，不便公开抢劫，但暗中偷窃之风甚炽。各国高级官吏皆以“入宫参观”为名，顺手牵羊，各饱所欲，致宫中珍宝多入彼等荷包，无资格“入宫参观”之下级官兵，乃趁黑夜“入宫窃取”。朴笛南姆威尔记述英兵入宫偷窃的情形说：“每当日入之后，即为彼等之世界，法兵常监视之，然彼等监视法兵更密。外间情形，业已宽松，故夜间不须防守，得以为所欲为，一至天明，则彼等之事即毕。其入宫方法，乃于换班之时，将衣服脱下，由洞中匍匐而进，如一蛇然，亦不带火，彼讲至此处，不觉自笑，略带破裂之声。又接言谓依此方法，瀛台中之物，不久即已取尽，今已不能再于此间得一物矣。距离法人不过十五步远，有时法人亦动疑，欲来察看。但彼等下级军官已先预备，见法人来，即以枪尖止之。有两次法军官行至瀛台门口，欲监视一夜，时彼等已偷入其中，法人甚为疑心，但彼等皆鲁莽斥之去。现在珍物已尽，彼等又搬取大件之物，于瓷瓶瓷缸雕刻之物等类，或以大衣包之，或藏于袋中，运至他处。又言全宫各处皆有似此之行为，如花旗人、如俄罗斯人、如他国之人，皆是一样，每至夜间，即越墙而入，偷取其中之物。若再过六个月，则宫中将无一物之留存矣。”(58)“入宫参观”与“入宫窃取”，名称虽异而实质无殊。等到联军统帅瓦德西抵北京时，他所看到的皇宫情形是，宫中最大部分可以移动的贵重物件，皆被窃去，只有难于运输之物，始获留存宫中。(59)故宫三殿前所陈设之八大金缸，因形巨体重，联军无法窃走，竟将外部之金刮去，刮痕宛然，至今游故宫者，皆见及之。

由以上各种情形来看，自认为文明先进国家的联军，到了被视为野蛮落后的中国，都变成强盗、窃贼、强奸妇女者、随意杀人者、无故放火者，最后还要加上一项“贩卖商人”的光荣头衔。(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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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佛甫爱加来撰：《庚子中外战纪》，“西摩提督进兵情形”。

(2) 见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直隶总督裕禄折。

(3) 佐原笃介：《八国联军志》。（见《拳匪纪事》卷四）

(4) 《庚子中外战纪》“夺据大沽炮合情形”。

(5)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卷上。

(6) 《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二“津城失陷记”。

(7) 《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二，“直隶提督聂车门死事记”。

(8) 同上。

(9) 杨慕时：《庚子剿办拳匪电文录》。

(10)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卷上说：“又一日，聂军门骑马行至河东兴隆街，适有拳匪百余人，结队而来，一见军门，挥刀即追，大呼曰：‘吾等正在寻你，今竟遇见，非杀你不可。’军门大恐，下马绕路而逃。盖因聂军门曾带武卫军攻打拳匪，故拳匪一见该军，即欲加杀戮以泄忿。该军等虽不服，然因上游纵信之故，不敢私与相斗，只得引避，即军门亦只得隐忍受其侮辱，无可如何。”

(11) 《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二，“直隶提督聂军门死事记”。

(12) 佛甫爱加来撰：《庚子中外战纪》，“攻克天津城垣情形”。

(13) 佚名：《天津一月记》。

(14)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卷上。

(15) 佚名：《天津一月记》。

(16) 管鹤《拳匪闻见录》说：“津地土棍，俗称‘混混’，分党称雄，藐祖法纪……迨拳术播传，遂相率入党，故恶焰较他处弥甚。及至洋兵破城，遂变红巾而为洋仆，借势掳掠，人皆挟赁。观其衣服丽都，日徜徉于妓寮茶肆者，不料其为昔日之拳匪，今日之汉奸也。当初议和之际，天津稍稍成市，官商仍未敢去，其熙来攘往者，皆此辈耳。”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卷下说：“天津所设华巡捕，内有曾充拳匪者甚多，从前仇视洋人，此刻又乐为之用，殊属可笑。”佚名《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三“津门战后记”说：“刻北省创痍满地，然受害烈者，大抵良善之民，饶衍之家，而前之头裹红巾，手执钢刀者，胜前则膺忠义之奖，临败则有劫夺之饶，既败又有厚佣之获。盖今日津地小工，每日皆有六七角工钱，拉人力车者每次亦两三角，终日所获不止一元，若辈什八九皆义和团也。”

(17)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卷下“津城陷后闻见录”。

(18) 见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直隶总督裕禄奏片。

(19) 侨析生：《拳匪纪略》，“巨匪结局”。

(20) 同上。

(21) 佛甫爱加来撰：《庚子中外战记》，“联军预备增兵情形”。

(22) 稻叶君山：《清朝全史》，卷四下。

(23)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下卷，第十三章。

(24) 《庚子中外战记》，“联军预备增兵情形”。

(25) 管鹤《拳匪闻见录》说：“郑镇军时在裕公左右不离，恐其以身殉也。而公每以小枪佩身。一日，报敌人来攻，官兵已退矣。公命郑出视确否，郑甫及外室，即闻小枪声发，急人观，公已自击倒地，须臾而终。是时，其公子虽在侧，然迫切之际，薄材麄服，草草成敛而已。”又《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三“裕李两帅死难记”说：“裕帅，宋祝帅，亦驻扎杨村。十三日，洋兵进攻杨村，马景山军门督队抵御。正酣战间，忽开花炮飞人裕帅行辕，炮伤裕帅前胸，戈什哈等扶上坐车，拟送通州养伤，甫出村外，即因伤而死。”兹从前说。

(26) 见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帮办武卫军事务李秉衡折。

(27) 李杕：《拳祸记》，页十一“奸臣祸国”。

(28) 瓦德西：《瓦德西拳乱笔记》。

(29) 同上。

(30)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页二八三，注四七。

(31) 瓦德西：《拳乱笔记》。

(32) 佐原笃介：《八国联军志》。

(33) 瓦德西：《拳乱笔记》，十月九日之报告。

(34) 同前书十月二十二日之报告。

(35) 同前书十一月九日之报告。

(36)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下卷第十二章。

(37) 同前书下卷第二章。

(38) 《庚子使馆被围记》，下卷第二章。

(39) 同前书第七章。

(40) 同前书第三章。

(41)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下卷第二章。

(42) 同前书下卷第八章。

(43) 同前书下卷第三章。

(44) 柴蕚：《庚辛纪事》。佐原笃介：《拳事杂记》，“手书照录”。

(45) 瓦德西：《拳乱笔记》，九月十九日之报告。

(46) 同前书十月十七日之报告。

(47) 《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二“津城失陷记”。

(48) 陆树德：《救济日记》，九月三十日记。

(49) 瓦德西十月十三日之报告。

(50)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下卷第三章。

(51) 陆树德：《救济日记》，九月二十一日记。

(52) 高绍陈：《永清庚辛纪略》。

(53) 佐原笃介：《拳事杂记》，“记北京事”。

(54)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下卷第三章。

(55) 同前书，卷下第九章。

(56) 柴蕚：《庚辛纪事》。

(57) 陈守谦：《燕晋弭兵记》。

(58)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下卷第八章。

(59) 瓦德西：《拳乱笔记》，“十月二十二日之报告”。

(60) 朴笛南姆威尔说：“予等之援军，本挟有最大之目的而来，今则仅变为贩卖之商人矣。”（见《庚子使馆被围记》下卷第九章）又说：“今四方之路已通，乘机之人，皆来北京，以廉价收得其欲购之物。军队都变为商家，专从事于交易估价转运装货诸事，人人所急欲知者，则收古瓷是否可发大财，黑龙江出产之貂皮长袍，是否在伦敦市场可得数百金磅，最关心者，均此等事耳。军队之拍卖场，到处皆是，若绸缎、若皮货、若其他各物，无所不备，但最佳最珍之物，则未曾拍卖，绝迹不见，有一通行之话，即欲见珍贵之物，须往寻统领是也。各物虽日日拍卖，毫不见少，盖时有新得之货。”（见下卷第八章）

第八章　中外和议

第一节　帝后西奔与义和团的瓦解

廷议开战时，慈禧相信义和团法术可恃，待围攻使馆教堂不下，始知其非，屡有停攻使馆及令各省督抚保护教士的上谕。(1)由于载漪等势力已大，“连皇帝都担着很大的危险”，慈禧“已作不得十分主意”(2)，再攻使馆。从此时攻时停。慈禧一面多方委曲，稍稍迁就拳党，稳住众心；一面屡赐使馆蔬果食物(3)，以图转圜，始终无正确主意。

当天津失陷消息抵京，慈禧准备命怀塔布护送，先幸颐和园，然后西走，因荣禄三次谏阻而止。(4)后惑于李秉衡“能战而后能和”之言(5)，遂杀许景澄、袁昶以泄积愤并儆外臣（详附录一）。同时，命秉衡出兵迎战。及裕禄自杀，秉衡兵败，联军进向通州，京师义和团纷纷逃窜(6)，七月十六日（8月10日）又有出走之意，因车辆不齐，未能成行。时溃兵涌入京师，人心惊乱，义和团拔旗拆棚，掩门潜逃。为树立威信，以整饬朝纲为词，十七日杀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及通州失守，再谕令往各使馆商议停战，并谕宋庆迅即来京，商办守城事宜。谕马玉昆极力奋击，当从优破格奖赏。(7)惜重赏之下已无勇夫，宋、马溃不成军，无力再战。荣禄虽握兵符，以大势所趋，欲京师早陷，以免攻破使馆，杀戮使臣，中国将遭受更大损失。因此，李秉衡奉旨督师迎战，荣不给军械，迫不得已，给军械而号码不合，“必使之自败而后心快”(8)。自统精兵，却未一战(9)，联军一经攻城，其军即于午后退出安定门。(10)“当联军夺据京城之际，最称奋勇者，为董福祥一军”(11)，力战而败，大掠而西。二十日（8月14日）京师失陷，慈禧携光绪仓促易服，狼狈出奔。临行，命太监崔玉贵将珍妃坠井。皇后及大阿哥随行，妃殡从者甚少。慈禧述其出走情形说：

洋兵已进了城，宫里完全没有知道，只听着枪弹飞过，这声音全像猫儿叫，“喵”，我正疑心那里有许多的猫儿，那时正在梳妆，又听着“喵”一声，一个枪弹，从窗格子飞进来，那弹子落地跳滚，仔细认着明白，方才骇异，才要向外边查问，一眼瞧见载澜跪在帘子外，颤着声气奏道：“洋兵已进了城，老佛爷还不快走。”我才慌忙起身，急问：“皇帝何在？”说：“在某殿上行礼。”我叫赶速通报。原来这一天，刚刚碰着祭祀，皇帝正在那里拈香，听着叫唤，急忙前来，头上还戴着红缨帽子，身上穿的是补服，我道：“洋兵已到，咱们只得立刻走避，再作计较。”皇帝更着了慌，仓猝就要跟着我跑，我道：“你瞧这样服色，那里好走出去。”才千手百脚的把朝珠缨帽，一起儿胡乱抛弃，一面扯卸了外褂，换了长袍，我也改换了下人的装束，咱娘儿两个，就此一同出走，那时一切衣服物事，都已顾不得携带，单单走了一个光身。一路踉跄步行，一直到了后门外，才瞧着一乘骡车，问了骡夫，知道是载澜的车子，我就带着皇帝，急急上车，赶叫向前快走，他们都是沿途找雇，到了德胜门外，大伙儿才得稍稍聚集。又怕洋兵追赶，不便屯留，便一气直前上道，昼夜趱行，头一日顿宿贯市，多方设法，好容易才觅到几乘驮轿，由贯市赶到岔道，都宿在破店中，要求一碗粗米饭，一杯菜豆汤，总不得找处，此较逃荒的老百姓，更为苦恼。(12)

由京至怀来，沿途溃兵抢劫一空，人民四处逃命，连日历行数百里，未见百姓，饥寒交迫，苦不堪言。慈禧对吴永诉沿途苦况说：“连日奔走，又不得饮食，既冷且饿，途中口渴，命太监取水，有井矣而无汲器，或井内浮有人头，不得已，采秫楷杆，与皇帝共嚼，略得浆汁，即以解渴。昨夜我与皇帝仅得一板凳，相与贴背共坐，仰望达旦，晓间寒气凛冽，森森入毛发，殊不可耐，尔试看我已完全成一乡姥姥，即皇帝亦甚辛苦，今至此已两日不得食，腹馁殊甚。”(13)二十三日（8月17日）抵怀来，始得饱暖。留住二日，于二十五日（8月19日）由怀来西行，翌日途次宣化之鸡鸣驿，下诏罪己，诏曰：

我朝以忠厚开基，二百数十年，厚泽深仁，沦浃宇内，薄海臣民，各有尊君亲上效死无贰之义，是以荡平逆乱，海宇安。皆赖我列祖列宗文谟武烈超越前古，亦以累朝亲贤夹辅，用能宏济艰难。迨道光、咸丰以后，渐滋外患，然庙谟默运，卒能转危为安。朕以冲龄入承大统，仰禀圣母皇太后懿训，于祖宗家法恭俭仁恤诸大端，未敢稍有偭越。亦薄海臣民所共见共闻。不谓近日衅起团教不和，变生仓猝，竟致震惊九庙，慈舆播迁。自顾藐躬，负罪实甚。然祸乱之萌，匪伊朝夕。果使大小臣工有公忠体国之忱，无泄沓偷安之习，何至一旦败坏若此！尔中外文武大小臣工，天良具在，试念平日之受恩遇者何若？其自许忠义者安在？今见国家阽危若此，其将何以为心乎？知人不明，皆朕一人之罪。小民何辜，遭此涂炭。联尚何所施其责备耶！肤为天下之主，不能为民捍患，即身殉社稷，亦复何所顾惜。敬念圣母春秋已高，岂敢有亏孝养，是以恭奉銮舆暂行巡幸太原。所幸就道以来，慈躬安健无恙，尚可为天下臣民告慰。自今以往，斡旋危局，我君臣责无旁贷。其部院堂司各官，著分班速赴行在，以便整理庶务。各直省督抚，更宜整顿边防，力固疆圉。前据刘坤一、张之洞等奏，沿海沿江各口商务照常，如约保护。今仍应照议施行，以昭大信。其各省教民，良莠不齐，苟无聚众作乱情形，即属朝廷赤子，地方官仍宜一体抚绥，毋得歧视。要之，国家设官各有职守，不论大小京外文武，咸宜上念祖宗养士之恩，深维主辱臣死之义，卧薪尝胆，勿托空言，于一切用人、行政、筹饷、练兵，在在出以精心，视国事如家事，毋怙非而贻误公家，毋专己而轻排群议，涤虑洗心，匡予不逮。朕虽不德，庶几不远而复，天心之悔祸可期矣。(14)

此诏名为罪己，实责臣下，认为大局败坏如此，由于“大小臣工无公忠体国之忱，有泄沓偷安之习”所致。八月初六（8月30日）驻跸大同，十七日（9月10日）抵太原，以抚署为行宫，堂皇壮丽，略有宫廷气象。(15)

西逃途中，慈禧备尝饥寒之苦，已成惊弓之鸟，恐太原亦非久安之地，有意西走长安，七月二十九日（8月23日）曾谕令陕西巡抚端方说：“朕恭奉慈舆暂行巡幸太原，本非久计，长安为自古帝王州，山川四塞，雄据上游。著端方审度形势，于西安府城，酌备驻跸之所。”(16)抵太原后，李鸿章、奕劻等屡次吁恳回銮，以固根本，而系人心，各国公使亦纷请回銮。(17)慈禧以身为罪魁，为中外所痛恨难容，深恐光绪复辟流言成为事实，不允所请。又怕联军西上，而关中“山川四塞”，易守难攻，以“山西荒歉，电报不适”为辞，于闰八月初六（9月29日）谕择闰八月八日（10月1日）启銮，西幸长安。(18)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合护理江苏巡抚聂缉椝、浙江巡抚刘树棠、湖北巡抚于荫霖、署两广总督德寿、闽浙总督许应骙、湖广总督张之涧、杭州将军常恩、成都将军绰哈布、广州将军寿荫、署福州将军善联、四川总督奎俊、陕甘总督魏光涛、山东巡抚袁世凯、湖南巡抚俞廉三、安徽巡抚王之春、大理寺少卿盛宣怀等，以“偏安必不可成，京师必不可弃”，于闰八月十七日（10月10日）奏请“明旨事定回京，以定人心而安大局”。他们认为“陕西地方，自宋、金、元、明至同治以来，屡经兵燹，商稀民瘠。古称天府，今非雄都。又与甘肃为邻，素为回薮。较之京师，难云完善。即就目前言之，各国方以新胜之师联合图进，我能往寇亦能往，不畏数万里之海，岂畏二千里之陆，盖山川之险未可漫恃，即偏安之局不可幸成也。且京师根本重地，四方所拱极而朝宗者也，宗庙宫阙列祖列宗之神灵所式凭者也。二百余年来邦基固矣，一旦弃之，不特失臣民之望，度亦非圣心所安。……夫以偏僻凋敝之秦陇，供万乘百官之资粮，久将不给，以屡次挫失之兵械，抗合从连横之强国，势必难支，存亡关键，实在于此。”因此，他们请求“伏祈皇太后、皇上追念列祖列宗创垂之艰难，俯恤满洲八旗生齿之蕃衍，外顺各国迎驾之情，内慰臣庶恋阙之心，拟请睿裁，收回幸陕成命。”(19)岂奈慈禧上不念列祖列宗创垂之艰难，下不恤满洲八旗生齿之蕃衍，外不顺各国迎驾之情，内不慰臣庶恋阙之心。于同月二十日（10月13日）答覆说：“刘坤一等合词吁恳事定回銮，先行宣示，各折片。览奏均悉。此次拳教纷争，剿抚两难，以致衅启邻邦，震惊宫阙。朕恭奉慈舆于枪林弹雨之中仓皇西幸……原期和议速定，早日回銮，以安宗社而定人心；岂有甘就偏安，轻弃京师之理。惟现在奕劻、李鸿章在京与各国使臣尚未开议。洋兵在京分段据守，即来往官民尚难自便。若遽议回銮，试问是何景象？但使各国与中国真心和好，不夺我自主之权，勿强以所必不能行之事，一有成议，自当即日降旨，定期回銮。至目前巡幸长安，原系暂行驻跸，前降谕旨，意甚明晰。凡此不得已之苦衷，当为天下臣民所共谅。”(20)仍一意西行，九月四日（1月26日）至西安，改巡抚署为行宫，仪制略备。

时义和团除“雨后归农”(21)及部分瓦解外，直隶各地团民纷起保卫身家，与联军炮火抗。前仆后继，毫无惧色，拳民声势一度大张，后因慈禧屡令剿办，气焰始低。慈禧真是狡猾之极，当她利用拳民时，奖之为“义民”，半月之内偿银三十万两，说什么“所有助战之义和团人民，不用国家一兵，不糜国家一饷，甚且髫龄童子，亦复执干戈以卫社稷，此皆仰托祖宗之昭鉴，神圣之护持，使该团民万众一心，有此义勇，著先行传旨嘉奖，将来事定后，再行加恩。尔团民等，惟当同心戮力，御侮效忠，始终勿懈，有厚望焉”。(22)待京师陷敌，社稷不保，见风转舵，诬“义民”为“拳匪”，屡诏诸军杀戮剿除，说什么“此次祸端，肇自拳匪，非从严剿办，不足以惩凶顽”(23)。“推其致祸之由，实非朝廷本意，昔因诸王大臣等纵庇拳匪，启衅友邦，以致贻忧宗社，乘舆播迁。”(24)“追思肇祸之始，实由诸王大臣等昏谬无知，嚣张跋扈，深信邪术，挟制朝廷，于剿办拳匪之谕，抗不遵行，反纵信拳匪，妄行攻战，以致邪焰大张，聚数万匪徒于肘腋之下，势不可遏，复主令卤莽将卒，围攻使馆，竟至数月之间，酿成奇祸，社稷阽危，陵庙震惊，地方蹂躏，民生涂炭，朕与皇太后危险情形，不堪言状，至今痛心疾首，悲愤交深。是诸王大臣等，信邪从匪，上危宗社，下祸黎元，自问当得何罪。”(25)将祸国殃民之责，推脱净尽，其无耻反覆言行，虽不能蒙蔽世人耳目，而赤心为国之义民，非但血肉横飞，家破人亡，反加以“拳匪”罪名。他们还忠心耿耿地说：“如有上谕不用义和拳，我们即撤坛，大家星散。”(26)岂知慈禧已“恨义和拳刺骨”(27)，屡令军队及地方官痛剿。“闻洋兵一至，如狼遇虎，如鼠遇猫也”的清军(28)，虽不能抵抗敌人侵略，但对杀戮爱国的拳民甚为英勇，并将拳民首领头颅高挂各城镇入口之处，以欢迎联军(29)，取媚外人。由于慈禧屡次谕令剿办，及联军、清军、地方官的大肆屠杀，团民不得不放下武器，任令宰割，至辛丑，乃烟消云散，全部瓦解。

第二节　中外和议的进行

初慈禧主意不定，五月十九日（6月15日）命李鸿章迅速来京，以广东巡抚德寿兼署两广总督。李于五月二十九日（6月25日）奏请勿让董福祥轻举妄动，只要能保住使馆，可徐图挽回，否则，大局不堪设想，纵只身赴难，亦毫无补益，迟迟其行。次日，李致电俄财相微德 (witte)，征求“高明的意见”。微德覆电谓，只要满洲的中国官厅维持地方秩序，并能保护俄使馆及侨民，则俄绝不对华宣战，俄国政府与军队并可全力帮助。(30)及慈禧命沿江沿海各省招集拳民御外的上谕抵粤，鸿章声明粤不奉诏，力任保护疆土。后慈禧见围攻使馆教堂不下，有意和谈，六月初七（7月3日）分别致国书于俄、日、英，请三国大皇帝排难解纷，设法维持。六月十二日（7月8日）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六月二十一日（7月7日），再致国书于法、德、美，请求排难解纷，设法维持，执牛耳以挽回时局。(31)次日谕令李鸿章即迅速兼程北上，勿再刻延。李鸿章在朝廷及东南大吏一再催促之下，于六月二十一日离粤北上，二十五日（7月21日）抵沪，以大局日趋糜烂，滞留不前。时天津失陷，北京危急，刘坤一、张之洞认为非授李鸿章为全权与各国电商不为功，乃联合东南各省将军督抚，以李鸿章“周知四国，体用兼通，办理交涉有年，为各国所信服”为由，于七月一日（7月26日）奏请授李以全权，示以机宜，饬令就近在上海与各国电商(32)，得旨留中。及裕禄败死，联军攻向北京，慈禧始于七月十三日（8月7日）授李为全权大臣，令即日电商各国外部，先行停战。(33)李与各国接洽，不得要领，借口生病，逗留上海，以观风色。北京失陷后，留京宗室大学士昆冈等会晤总税务司赫德 (Hart)，请求“设法斡旋”。时各国疑李与俄勾结，不承认全权资格。因此，赫德告昆冈等说，必须庆王急速回京，李鸿章来与不来均可。庆王在总署办事多年，谨慎和平，为各国所钦佩，是以各国均愿与庆王早日商议和局大事，如若稍迟，恐宗社陵寝难以保全。(34)实则各国恐李俄勾结不利于己，希望奕劻出面交涉。昆冈等奏请慈禧命奕劻兼程回京。时朝廷命李便宜行事，不为遥制。李知各国彼此疑忌，遽难承认其全权，如能加派奕劻及亲英日之刘坤一、张之洞参与和议，各国当可开议。随于八月一日（8月25日）奏请派奕劻、荣禄、刘坤一、张之洞等为和议代表。并附片请明降谕旨，声明拳匪罪恶，饬令直隶总督督饬文武及各路援兵认真剿办，并令各直省将军督抚遇有会匪滋生事端，尽力痛剿，以靖地方而快人心，于议和之局尤有关系。(35)昆冈等折于八月三日（8月27日）送达行在，慈禧立命奕劻即日驰回京城，便宜行事。(36)李折于八月七日（8月31日）达行在，慈禧立谕遵旨迅速来京，会同奕劻力挽危局，并派刘坤一、张之洞等随时函电会商。(37)奕劻于八月十日（9月3日）抵京，名为钦差，实同囚犯，各公使拒与会谈。李于八月二十一日（9月14日）由沪乘招商局轮船北上，二十五日（9月18日）抵津，闰八月八日（10月1日）接直督关防视事，十八日（10月11日）抵达北京，寓贤良寺。翌日渴奕劻，拜会各国公使，然后照会各使，定二十七日（10月20日）开议和局。各使以德、俄两使在津为词，拒绝和议。

时各国因利害不同，意见分歧，诚心合作，犹如缘木求鱼。其唯一相同者为“各国均不希望过于急速议和”，主张先行平定乱事，恢复秩序，要求保证将来的权利。(38)准俄例外，俄皇尼古拉 (Nicholas II) 认为“俄国在远东之任务全异于欧洲各国之政策”，无论如何不愿受“行动之自由”的束缚，不管列强态度如何，俄国愿意迅速地恢复对清政府之“友好的关系”(39)，希望以中国“救命恩人”姿态出现，博取好感，承认其在东北所获利益。八月一日（8月25日）俄皇召集御前会议，决定：（一）关于满洲撤兵问题，满洲之秩序一旦恢复，即应采取必要的方法，以防卫东清铁路，并撤退满洲之俄兵，“如果其他列强的行动不阻碍此事”；（二）俄国使馆及俄国军队应立即离开北京，退往天津，并准备于中国之合法政府“恢复其统治常轨”之后，立即与之进行交涉。(40)同时将以上两点照会各国，认为对华军事行动业已终了，提议列强军队退出北京。各国立即联合反对，怀疑俄李成立某种协定，不惜出卖欧人，俄不顾列强反对，将公使及军队，一律撤至天津，以作“榜样”，表示俄国友好之真意。

俄欲独占满洲，并望将直隶划入势力范围，陆军大臣库洛巴特金 (Kuropatkin) 曾声明，俄国不愿在直隶省为他人“采取火中的栗子”。俄皇子 (Engalitschew) 曾对瓦德西表示：“俄国甚愿直隶一省能划入俄国之永久的独有的势力范围，俄德之间，对于该地势力范围问题，当不难协商谅解；盖从前彼此曾结条约，以黄河为两国势力范围之天然界限故也。”他坦白建议，“倘若德国对于中国欲施以有力压迫，最好是遣派大批军队，直向长江流域而进，必能如愿以偿”。(41)欲引起德英冲突，从中渔利。德皇威廉 (William II) 虽然常有“瓜分中国”之笼统思想，但其本意，仅欲在世界政治舞台占一席之地，除了“惩罚华人”外，未有特别目的。其“惩罚华人”是为发展东亚商业，要求中国赔款到最高限度，并望将山东置诸势力之下，对于俄国阴谋诡计，了如指掌，威廉在闰八月十八日（10月11日）给瓦德西亲笔信中批评俄国说：“自满洲以及彼所最爱之铁路，一时攫入荷包以后，所有其他在华事件，彼对之皆不再感丝毫兴趣。现在彼只欲尽力设法使吾人之最后胜利，饱受无数阻碍而已。彼等虽曾为焚烧、抢劫、刺杀、以及‘创办博物馆’诸事，然而彼等却欲装作中国之友，不惜以损害欧人为其代价。”(42)威廉当然不愿尼古拉饱其所欲，为制止俄人野心，于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三日（1900年10月16日），与英签订协定四条：

一、将中国之江河及沿海各口岸各国贸易及其他各种正当经济活动，自由开放，毫无差别，此为列强之共同永久利益；两国政府相约，凡其势力所能及，对于一切中国领土，均应遵守此原则。

二、英国政府及德国政府不得利用现时之纷扰，在中国获得任何领土利益，其政策应以维持中国领土不使变更为指归。

三、若他国利用中国现时之纷扰，无论用何方式，欲获得领土利益时，两缔约国关于保护本国在华利益所采之步骤，应保留初步之谅解。

四、两国政府应将本协定通知其他关系列强，如奥、法、意、日、俄、美等国，并请其接受协定所采之原则。

旋得各国承认。俄内部由于维特与库洛巴特金意见分歧，对华政策形成“空前的模稜”，“一面怕瓜分中国，一面却又想保有满洲”。英俄意见尤相背而驰，故直到十月下旬（12月中旬），和议尚未着手。美日极感不满，俄为缓和世局，不得不隐匿其固有主张，与列强采表面的一致行动，各公使乃就法政府所提出之议和条款六项原则(43)为基础，互相磋商，议决和议大纲十二条：

一、原任德国克大臣被害一事，务须钦派亲王专使前赴德京，代表中国皇帝国家悲悔至意，遇害处所树之铭志之碑，与克大臣品位相配。列叙皇帝惋惜此等凶事之旨，标以拉丁、德、法各文。

二、西历九月二十五日，即华历闰八月初二日上谕内所指之王大臣等，及日后诸国大臣指出者，皆须尽法从重分别惩治，以蔽其辜。诸国人民遇害被虐之境，五年内概不得举行文武各等考试。

三、因日本书记生被害，中国国家必应从优荣之典，以谢日本政府。

四、中国国家必在各国人民坟茔曾遭侮蔑发掘之处，建立涤垢雪侮之碑。

五、禁运中华军火，暨专为制造军火各种器料之章，照诸国所议仍不开弛。

六、凡有各国各会名人等，当肇乱时被害亏累，中国咸宜从公赔偿，华人员从事他国之故身躯家产殃及者同。

七、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境界，自行防守，界内不宜扎华人。

八、京师至海面，须留出来往畅行通道，故与其有碍之大沽等炮台，皆须一律削平。

九、京师至海之通道，不使有断绝之处，由诺国分应主办酌定数处，留兵驻守。

十、两年之中，中国国家务须在各府厅州县，宣示谕旨一道，载明后开之端，永禁或设或入与诸国仇敌之会，违者无论首从皆斩，犯罪之人如何惩治，文武考试如何停止，一并列述。中国皇帝须颁上谕一道，通行布告以各省督抚，文武大吏及有司官。于所属境内，皆有保平安之责，如复滋伤害他国人民之乱，再有违约之行，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该管之员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亦不得借端开脱，别给奖叙。

十一、条约、船章及另有关系通商事宜，各归诸大国裁视，有失全应更改使其妥善简易之处，中国国家允行照办。

十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必须革故鼎新，暨诸国钦差大臣觐见中国皇帝礼节，亦应一体更改，其如何变通之处，由诸大国酌定，中国照允施行。(44)

由首席公使西班牙代表葛络干 (Cologan) 于十一月三日（12月24日）面交奕劻。奕、李电达行在，初六（12月27日）奉上谕：“览所奏各条，曷胜感慨，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惟其中利害轻重，详细节目，著照昨日荣禄等电信各节，设法婉商磋磨，尚冀稍资补救，该王大臣等勉为其难，惟力是视可耳！”(45)

和议原则既定，所商酌的仅是细节，其中争执最甚者为惩凶与赔款问题。关于惩凶，各国痛恨肇祸诸王大臣，多主先严办祸首，然后开议。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盛宣怀等先后奏请自办肇祸诸臣。时驻德公使吕海寰、驻英公使罗丰禄、驻俄公使杨儒、驻美公使伍廷芳、驻法公使裕庚、驻日公使李盛铎，以“时事危迫宜速筹和议以挽危局而杜后患”为由，合折奏请诛戮祸首。慈禧以身为罪魁，极力袒护诸人，久经交涉，未获协意。直至十二月二十三日（1901年2月11日），由西班牙公使葛络干领衔、将各国公使议定惩办祸首办法照会奕劻、李鸿章，略谓：

庄亲王载勋令其自尽，诸大臣照允。至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诸大臣核定均必应斩监候，如蒙上裁，即应即行加恩贷其一死，极轻当发新疆极边永远监禁，不得再行递减。英年必当斩立决，刚毅亦当定以斩立决，既系已死，其干系地步，例应与生罹罪者同。赵舒翘应斩立决。至所称毓贤一犯，必当斩立决，诸大臣意见相同。至董福祥一犯，日后如何定罪，贵王大臣所许各节，诸大臣已经记录存案，照贵王大臣主见，莫若从速先夺其兵柄，则照许施行岂不较易。李秉衡、徐桐均当定以斩立决，既系已死，其干系地步，应与生罹罪者同。徐承煜、启秀均应以斩立决，颁发此次核定罪犯案由之上谕，应立即宣示其处决之日，从速指定，惟无论京外诸大臣，特行留派员监视管理行刑之权。(46)

另照会一件略谓：

肇乱时有极其痛恨违背公法各状大员，惨罹大辟，兹公同核定，徐用仪、许景澄、袁昶、联元、立山等五员，皆应立时开复原官，以示昭雪抵偿之意，而垂仁义大公之道，此举量中国国家未必不欣然允服也。如外省有被害之大员，情节与以上同，日后由诸国全权大臣指出，亦当一律请为公允昭雪，拟请贵王大臣于奏请颁发前文所指各罪名之谕旨时，即将以上五员开复原官之上谕一并宣示。(47)

奕、李电达行在，慈禧迫不得已，于十二月二十五日（2月13日）明谕加重处分祸首诸臣，同时开复徐用仪等五人原官，各国以惩办董福祥、英年、赵舒翘三人未能达到要求，促联军西攻。瓦德西于十二月二十七日（2月15日）命联军准备进攻山西，故将消息泄予李鸿章。奕、李急电慈禧说：“姑息数人，坐令宗社危亡，殊为不值。……伏祈圣慈俯念直晋秦豫完善之区，洋兵一至，蹂躏殆尽，设法挽救，实宗社生民之幸。”(48)慈禧被迫屈服，全部接受各国要求，使团对惩办祸魁一事，始认为完全满意。

至于赔款，德为达到扩张海军目的，希望中国赔款二十万万马克，合银七万万两，英、美、日以中国财力所限，认为最高赔款额不过三万万，他国主不超过五万万。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二月，各国组织委员会，由德法英日四国公使负责调查中国财源，结果确定赔款总额为六千五百万磅，合中国海关银四万万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自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十六日（1901年7月1日）起息，1902年1月付款，1940年付清。奕劻、李鸿章以赔款过巨，要求酌减，希望增加关税，各国不允。奕、李电奏行在，旋奉旨批准。至于担保之财源，经各国公使磋商数月，始决议：（一）海关税、内地关税、及监税三项，充偿金之来源。（二）海关税增定为五厘。（三）海关税从前之从价税一律改为从量税，赔款问题始告解决。各国都感满意，认为此次对华战争，为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战争”(49)。

第三节　辛丑条约的签订

自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1900年9月14日）北京失陷，至辛丑和约签字，为时逾年，和议所以拖延如此之久，乃各国公使故采“蜗牛进行式”谈判，对于不关重要问题，每每拖宕许多星期之久，尤以英使萨道义 (Sir Ernest Satow) 为甚。“中国议和各大使对于迁延一事，实无过错之可言；而且彼等其希望从速议结和约。”(50)及惩凶、赔款两大难题解决，各国意见渐趋一致，中外遂于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签订《辛丑条约》十二款，全文如下（附件十九件略）：

订约：

大清钦命全权大臣，便宜行事，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硕庆亲王；

大清钦差全权大臣，便宜行事，太子太传，文华殿大学士，北洋

大臣，直隶总督部堂一等肃毅伯，李鸿章；

大德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穆默；

大奥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齐干；

大比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姚士登；

大日钦差驻扎中华、全权大臣，葛络干；（大日即西班牙。）

大美国钦差特办议和事宜、全权大臣，柔克义；

大法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便宜行事，

鲍渥；

大英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萨道义；

大义钦差驻扎中华大臣，世袭侯爵，萨尔瓦葛；

大日本钦差全权大臣，小村寿太郎；

大和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克罗伯；

大俄钦命全权大臣，内庭大夫，格尔思；

今日会同声明核定，大清国按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文内各款，当经大清国大皇帝于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降旨全行照允，足适诸国之意妥办。（附件一）

第一款（一）大德国钦差男爵大臣克林德被戕害一事，前于西历本年六月九日，即中历四月二十三日，奉谕旨（附件二）钦派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赴大德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暨国家惋惜之意；载沣已遵旨于西历本年七月十二日，即中历五月二十七日，自北京起程。

第一款（二）大清国国家业已声明，在过害处所竖立铭志之碑，与克大臣品位相配，列叙大清国大皇帝惋惜凶事之旨，书以拉丁、德、汉各文。前于西历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六月初七日，经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致文大德国钦差全权大臣（附件三），现于遇害处所，建立碑坊一座，足满街衢，已于西历本年六月二十五日，即中历五月初十日兴工。

第二款（一）惩办伤害诸国国家及人民之首祸诸臣将。西历本年二月十三日、二十一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本年正月初三等日，先后降旨，所定罪名开列于后（附件四、五、六）：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均定斩监候罪名；又约定如皇上以为应加恩贷其一死，即发往新疆永远监禁、永不减免。庄亲王载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均定为赐令自尽。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均定为即行正法。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均已身故，追夺原官，即行革职。又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联元、太常寺卿袁昶，因上年力驳殊悖诸国义法极恶之罪被害；于西历本年二月十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上谕开复原官，以示昭雪。（附件七）庄亲王载勋，已于西历本年二月二十一日，即中历正月初三日，英年、赵舒翘已于二十四日，即初六日，均自尽。毓贤已于二十二日，即初四日，启秀、徐承煜已于二十六日，即初八日，均正法。又西历本年二月十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谕，将甘肃提督董福祥革职，俟应得罪名定谳惩办。西历本年四月二十九、六月初三、八月十九等日，即中历三月十一、四月十七、七月初六等日，先后降旨，将上年夏间凶惨案内，所有承认获咎之各外省官员，分别惩办。

第二款（二）西历本年八月十九日，即中历二十七年七月初六日上谕，将诸国人民遇害被虐之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附件八）

第三款因大日本国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害，大清国大皇帝从优荣之典，已于西历本年六月十八日，即中历五月初三日降旨，简派户部侍郎那桐为专使大臣，赴大日本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及国家惋惜之意。（附件九）

第四款大清国国家允定，在于诸国被污读及挖掘各坟茔，建立涤垢雪侮之碑；已与诸国全权大臣会同商定，其碑由各该国使馆督建，并由中国国家付给估算各费银两，京师一带每处一万两，外省每处五千两，此项银两业已付清，兹将建碑之坟茔开列清单附后。（附件十）

第五款大清国国家允定，不准将军火，暨专为制造军火各种器料、运入中国境内，已于西历本年八月二十五日，即中历二十七年七月十二日降旨，禁止进口二年，嗣后如诸国以为有仍应续禁之处，亦可降旨将二年之限续展。（附件十一）

第六款按照西历本年五月二十九日，即中历四月十二日上谕，大清国大皇帝允定付诸国偿款、海关银四百五十兆两；此款系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条款内、第二款所载之各国各会各人及中国人民之赔偿总数。（附件十二）

（甲）此四百五十兆系照海关银两市价易为金款。此市价按诸国各金钱之价易金如左：海关银一两、即德国三马克零五五，即奥国三克勒尼五九五，即美国圆零七四二，即法国三佛郎克七五，即英国三先零，即日本国一圆四零七，即荷兰国一弗乐林七九六，即俄国一鲁布四一二，俄国鲁布按金平算、即十七多理亚四二四。此四百五十兆按年息四厘，正本由中国分三十九年、按后附之表各章清还。（附件十三）本息用金付给，或按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还本于一千九百零二年正月初一日起，一千九百四十年终止；还本各款应按每届一年付还，初次定于一千九百零三年正月初一日付还。利息由一千九百零一年七月初一日起算，惟中国国家亦可将所欠首六个月、至一千九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年之息，展在自一千九百零二年正月初一日起，于三年内付还；但所展息款之利，亦应按年四厘付清，又利息每届六个月付给，初次定于一千九百零二年七月初一日付给。

（乙）此欠款一切事宜均在上海办理如后，诸国务派银行董事一名，会同将所有由该管之中国官员付给之本利总数收存，分给有干涉者，该银行出付回执。

（丙）由中国国家将全数保票一纸，交付驻京诸国钦差领衔大臣手内；此保票以后分作零票，每票上各由中国特派之官员画押。此节以及发票一切事宜，应由以上所述之银行董事，各遵本国饬令而行。

（丁）付还保票财源各进款，应每月给银行董事收存。

（戊）所定承担保票之财源开列于后：

一、新关各进款俟前已作为担保之借款、各本利付给之后余剩者，又进口货税增至切实值百抽五，将所增之数加之。所有向例进口免税各货，除外国运来之米，及各杂色粮面、并金银以及金银各钱外，均应列入切实值百抽五货内。

二、所有常开各进款，在各通商口岸之常关，均归新关管理。

三、所有监政各进项，除归还前泰西借款一宗外，余剩一并归入至进口货税，增至切实值百抽五。

诸国现允可行，惟须二端：

一、将现在照估价抽收进口各税，凡能改者，皆当急速改为按件抽税几何，定办改税一层如后，为估算货价之基，应以一千八百九十七、八、九三年卸货时、各货牵算价值，乃开除进口税及杂费总数之市价。其未改以前，各该税仍照估价征收。

二、北河黄浦两水路均应改善，中国国家即应拨款相助，增税一层、俟此条款画押日两个月后，即行开办；除此画押日期后至迟十日，已在途间之货外，概不得免抽。

第七款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使馆界线于附件之图上标明如后（附件十四）：东面之线，系崇文门大街，图上十、十一、十二等字；北面图上，系五、六、七、八、九、十等字之线；西面图上，系一、二、三、四、五等字之线；南面图上，系十二、一等字之线；此线循城墙南址随城垛而画。按照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后附之条款，中国国家应允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

第八款大清国国家应允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现已设法照办。

第九款按照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后附之条款，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应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今诸国驻守之处，系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王岛、山海关。

第十款大清国国家允定两年之久，在各府、厅、州、县将以后所述之上谕颁行布告。

一、西历本年二月初一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十三日上谕，以永禁或设或入与诸国仇敌之会，违者皆斩。（附件十五）

二、西历本年二月十三、二十一、四月二十九、八月十九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本年正月初三、三月十一、七月初六等日上谕，一道犯罪之人，如何惩办之处，均一一载明。

三、西历本年八月十九日，即中历七月初六日上谕，以诸国人民遇害被虐各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

四、西历本年二月初一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十三日上谕，以各省督抚文武大吏暨有司各官，于所属境内，均有保平安之责，如复滋伤害诸国人民之事，或再有违约之行，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该管之员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亦不得开脱，别给奖叙。（附件十六）

以上谕旨，现于中国全境渐次张贴。

第十一款大清国国家允定将通商、行船各条约内，诸国视为应行商改之处，及有关通商各地事宜均行议商，以期妥善简易。现按照第六款赔偿事宜约定，中国国家应允襄办改善北河黄浦两水路，其襄办各节如左：

一、北河改善河道，在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会同中国国家所兴各工，近由诸国派员重修，一俟治理天津事务交还之后，即可由中国国家派昌、与诸国所派之员会办。中国国家应付海关银每年六万两，以养其工。

二、现设立黄浦河道局，经管、整理、改善水道各工；所派该局各员，均代中国暨诸国保守在沪所有通商之利益，预估后二十年，该局各工及经管各费，应每年支用海关银四十六万两；此数平分，半由中国国家付给，半由外国各干涉者出资。该局员差、并权责、及进款之详细各节，皆于后附文件内列明。（附件十七）

第十二款西历本年七月二十四日，即中历六月初九日降旨，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按照诸国酌定，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此上谕内，已简派外务部各王大臣矣。（附件十八）且变通诸国钦差大臣观见礼节，均已商定，由中国全权大臣屡次照会在案，此照会在后附之节略内述明。（附件十九）

兹特为议明，以上所述各语，及后附诸国全权大臣所发之文牍，均系以法文为凭。

大清国国家既如此，按以上所述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文内各款，足适诸国之意妥办，则中国愿将一千九百年夏间变乱所生之局势完结，诸国亦照允随行。是以诸国全权大臣，现奉各本国政府之命代为声明，除第七款所述之防守使馆兵队外，诸国兵队即于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九月十七日，即中历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五日，全由京城撤退，并除第九款所述各处外，亦于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十日，由直隶省撤退。

今将以上条款，缮定同文十二分，均由国全权大臣画押，诸国全权大臣各存一分，中国全权大臣收存一分。

一千九百零一年九月初七日在北京定立光

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当辛丑五月，北京和议已有眉目时，慈禧认为和约不久即可签字。由于各方恳求回銮，遂于五月二十一日（7月6日）降旨，定于七月十九日（9月1日）取道河南回京。六月十八日（8月2日）河南巡抚松寿以“豫省夏令雨多河涨，山水时发，跸路施工不易”为辞，奏请将回銮日期，改至秋高气爽之八月节后。(51)接着陕西巡抚升允于六月二十七日（8月11日）以“早秋尚热”为辞，奏请展缓回銮日期，至中秋前后启跸东行，“则气爽秋清，虽有行路之劳，而无蚊热之苦，天气已凉未寒，多晴少雨，圣怀和畅，跸路平安”(52)。由于升允六月初四（7月19日）在“为恭办皇差据情陈明报效经费”折里说：“现奉谕旨，回銮有期，此后供给所需，不过三四万金”等情形看(53)，可知升允奏请延期回銮折，当为慈禧所授意，因和约未订，联军未撤，慈禧观望，不敢遽然回京。乃以升允、松寿折为借口，于七月一日（8月14日）降旨略谓：“前择七月十九日回銮，早经降旨宣示。朕侍奉圣母皇太后，无日不腃怀宗社，北望思归，方拟依期启銮，早纡慈念。乃昨据升允奏称，关中秋热，较伏暑尤甚，大雨之后，泥淖弥旬，恳请展期回銮。……复据松寿奏称，本年夏令，积雨连旬，河水骤发，跸路多被冲毁。……惟山沟险窄，积潦未退，势难畅行。且秋阳正炽，溼热薰蒸，圣母高年，方资卫摄，值此忧劳靡暇，尤宜保重起居，若长途跋涉，逐暑遄行，揆诸敬养之遗，朕心万不能安。即天下臣民之心，亦必不安。再四筹维，只得吁恳慈恩，勉从该抚等所请，准改于八月二十四日恭奉慈舆启跸回京。所迟不过月余，一切较为妥慎。”(54)

辛丑和约签字后，除使馆卫兵外，联军于八月五日（9月17日）一律自北京撤退。其他各地联军，除条约规定驻兵地点外，亦于八月十日（9月22日）一齐撤退。联军既撤，慈禧心安，乃携德宗于八月二十四日（10月6日）由西安启銮，取道河南回京。十月二日（11月12日）抵开封，二十日（11月30日）废大阿哥，命即出宫。(55)十一月初四（12月14日）由开封北上，于二十八日（1902年1月7日）抵京。“沿途千官车马，万乘旌旗，气象极为严肃。”(56)太后行李车达三千辆，而金银、绸缎、古董、玩器尚不胜载。(57)地方官沿途供应，竞求华侈(58)，洛阳临时行宫，工程费达三万余两。(59)豫省大差磁器一项费三万金，尚不足用。(60)御用之水，皆用细白布过净，用黄布封固备用。(61)较西逃途中，井有人头，室无床褥，饥交迫的狼狈情形，不啻天壤。然经此空前打击，而毫无觉悟，抵京后，因循如故，腐败如故，虽有改革之名，而无改革之实。以苟延为再造，以半主为中兴，坐卧漏舟之中，而谈笑自如，筑巢危幕之上，尤呢喃自得，故不十年而清祚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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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德宗实录》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上谕。

(2)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四上。慈禧对吴永说：“载澜有一次，居然同我抬杠，险些儿把御案都掀翻过来，这时我一个人，已作不得十分主意，所以闹到如此田地，我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面稍稍的迁就他们，稳住了众心，一方又大段的制住他们，使他们对着我，还有几分瞻顾，那时纸老虎穿破了，更不知道闹出什么大乱子，连皇帝却担着很大的危险。”

(3) 清《德宗实录》光绪二十六年六月戊戌（二十八）上谕。

(4)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

(5)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6) 仲芳氏：《庚子记事》。

(7) 见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八日军机处寄直隶提督马玉昆上谕。

(8) 唐晏：《庚子西行记事》。

(9) 同上。

(10) 洪寿山：《时事志略》，第十七段“兵将逃散”。

(11) 佛甫爱加来：《庚子中外战纪》，“联军夺据北京情形”。

(12)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四上。

(13)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三。

(14)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一。

(15)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三。

(16) 见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陕西巡抚端方折。

(17) 见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庆亲王奕劻等折附香国使臣来函。

(18) 清《德宗实录》二十六年闰八月初六上谕。

(19)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二。

(20) 清《德宗实录》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上谕。

(21) 佚名《天津一月记》说：“六月初八日，雷雨交作，大雨倾盆。团喧言出战……练军曰：真能打仗，我军常助尔三炮，团许之。练军乃开三炮，洋人果出，仅三人。各执枪向团，团即反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次日即散去大半。”袁昶《乱中日记残稿》也说：“以前日天津失守，在津张、曹老师所带之义团，间多撤去巾带，雨后归农矣。”

(22)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上谕。（见“夏季档”，实录未载。）

(23) 清《德宗实录》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廿一日上谕。

(24) 清《德宗实录》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二上谕。

(25) 清《德宗实录》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谕。

(26) 高绍陈：《水清庚辛记略》。

(27) 胡思敬：《驴背集》卷三。

(28) 洪寿山：《时事志略》，第十三段“兵勇如狼鼠”。

(29) 瓦德西：《拳乱笔记》，十月十七日之报告。

(30)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页二一〇一二一一。

(31) 见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致法、德、美国书。（见“夏季档”，实录未载。）

(32) 见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一日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折。

(33) 清《德宗实录》。

(34) 见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大学士昆冈等折，照录与总税务司赫德问答节略。

(35) 见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一日调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片。

(36) 清《德宗实录》，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三（壬申）上谕。

(37) 清《德宗实录》，光绪二十六年八日初七（丙子）上谕。

(38) 瓦德西：《拳乱笔记》，“八月二十五日威廉致瓦德西电”。

(39)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页二〇九一二一〇。

(40)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页二一六一二一七。

(41) 瓦德西：《拳乱笔记》，十月十七日之报告。

(42) 瓦德西：《拳乱笔记》，十一月十一日威廉致瓦氏函。

(43) 法政府提出之议和条款六项：（一）由北京各国公使提出祸首，加以适当处罚。（二）禁止中国输入军械。（三）中国对各国政府及私人付出相当赔款。（四）各国使馆驻扎卫兵。（五）拆毁大沽炮台。（六）天津大沽间，择二三处驻外兵，保障大沽至北京间之交通安全。

(44)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四。

(45)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四。

(46) 光绪《东华续录》，一六四。

(47) 同上。

(48) 光绪《东华续录》，一六四。

(49)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页二一八。

(50) 瓦德西：《拳乱笔记》，1901年3月23日上德皇之电奏。

(51) 见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河南巡抚松寿折。

(52) 见光绪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陕西巡抚升允折。

(53) 见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四日陕西巡抚升允折。

(54) 清《德宗实录》，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初一（甲子）上谕。

(55) 清《德宗实录》，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壬子（二十）上谕。

(56)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四上。

(57) 长谷川雄太郎：《回銮日记》。（见《回銮大事记》卷二）

(58)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四下。

(59)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四上。

(60) 长谷川雄太郎：《回銮杂记》。（见《回銮大事记》卷四）

(61) 长谷川雄太郎：《回銮杂记》。

附录一　许袁三疏真伪辨

一

世传义和团事起，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曾会衔上奏三疏，即一“请亟图补救之法以弭巨患疏”，二“请速谋保护使馆维持大局疏”，三“严劾大臣崇信邪术请旨惩办疏”。上呈日期为五月二十二（六月十八），六月十六（七月十二），六月二十七（七月二十三）。第一疏即“请图补救之法以弭巨患疏”云：

奏为密陈目前局势危迫，亟图补救之法，以弭将来巨患，披沥直陈，仰祈圣鉴事。窃见自本月十六七日，拳匪倡乱京师，连日召见王、贝勒、内外廷臣工，圣躬焦劳，为宗庙社稷深维至计，广谘下问，臣等不能弭患事先，纾君父之忧劳，负罪无状，内愧且愤。

伏查嘉庆十三年七月上谕，即有山东河南一带匪徒，设立八卦教、义和拳等名目之事，此项实系白莲教余孽，曾奉仁宗睿皇帝严旨密拏惩办。去年，吴桥县知县劳乃宣说帖考之最详。前月，东抚袁世凯遵旨覆陈一折，言万无招抚编为营伍之理，言之最为切实明白。前东抚毓贤办理平原县邪匪一案，称匪首朱红灯，自称明裔，妖言煽乱，各处响应，幸被官兵掩捕擒获，就地正法，绝无能避枪炮、刀斧之妖术，此其明证。上年臣询提督程文炳，该提督乙未年驻军近畿，有山东义和拳、又自称金钟罩、红灯照名目四五十人投效，以火枪利刀、试其技俩，立时见血伤毙，是妖术全不可信，确凿无疑。而其匪首广树党羽，久蓄逆谋，妄称明裔煽乱，其为邪教乱民，实已明白昭著。

臣于上年十月十三日，蒙恩召见，其时东省拳匪，借仇教为名滋事。臣曾面奏系邪教倡乱，应预为扑灭各情，旋经东抚袁世凯实力禁止，扑灭十余巨股，东省晏然。始而山东士绅，误信左道腾谤，谓该抚不应用剿，此皆不学无识之徒，以邪为正，近舆论亦渐帖服，以该抚办理为是，臣去年冬曾以劳乃宣说帖，商之总署诸臣，奏明请旨饬下东抚办理，旋因东抚办有头绪，遂寝未奏。不意东省渐次肃清，流入直隶，直隶督臣观望迁延，养痈贻患，听其蔓延，始谋不臧，咎实难辞。及涞水戕官，督臣裕禄见该邪匪借仇教为名，叛迹昭著，乃电奏力请剿办。而内外议有异同，迟延未决，涿州踞城不已，延及永清、覇州各处。涞水戕官，尚未痛办，遂致匪胆愈张，甚且焚毁芦保铁路，京津铁路、电杆，又毁京津至张家口电线。此皆国家派员，出内帑、借洋款、集数十年之物力所经营，一旦焚毁，千数百万巨资，深堪惋惜。又焚杀教民数百处，将来议偿亦不赀。

伏以民教互仇，积成愤毒，地方官禀承国家律令，自有平心谳狱办法，但凭案情曲直，不分是民是教，断不容匪徒自行报复。乃自本月十六、七日，该匪胆敢潜入京师，盗兵辇毂之下，焚毁教堂，攻击各使馆，纵横恣肆，放火杀人，震惊宫阙，实属罪大恶极，万不可赦。二十日，焚烧前门外千余家，甚至灾及正阳门城楼，拳匪喝禁水会，不准救火。北城乃财产精华所聚，焚掠一空，官民搬徙，十室九逃，商贾尽行闭歇失业，饷项亦艰于汇兑给发。京都为万国所瞻仰，气象萧索，一至于此，自有乱民不治，任其焚杀叫喊，实贻邻国之耻笑。

各洋公使因匪仇教，畏其凶锋，情急自卫，现兵只有四百十余人，各保性命，是其实情。十五日，臣偕许景澄晤俄、英、法、美四公使。十六日，枢臣启秀等，传懿旨慰问各公使馆，并及公使之妻，该公使等，感戴圣慈，沦肌入体，口称调洋兵为卫馆保命起见，绝不敢干预中国国家公事，匪平无事，即行撤回，指天誓日，其词决非虚伪。为今之计，惟有先清城内之匪，以抚定民心，慰安洋情，乃可阻其续调之兵，必中国自剿，乃可免洋兵助剿，情势显然。

臣伏思兵事最忌多立统帅，意见参差，事权不一，以致互相观望，转误事机。现在历奉严旨，饬令步军统领武卫中军与神机营、虎神营，严拏首要各犯，刻即解散胁从，将城内外设立坛棚，尽行拆去。等因钦此。乃官兵观望，拳匪横行如故，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前遵旨所拟十条章程，实止虚文搪塞，何曾实力做到。且拳匪所到之处，先喊令人磕头烧香，官兵竟随同礼拜，兵气衰疲不可用，一至如此；皆由无将统率，毫无赏罚，军律不严，此事权不一之故也。

拳匪麕聚京城，现闻城外添设无数拳坛，久且煽惑愈多，致生巨变。伏乞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恭行天讨，上安九庙，下靖兆民。宜专责成大学士荣禄，兼用且剿且抚之法，得以便宜从事，俾一事权。先肃清内城地面，遵旨立即出示，遍谕军民人等，凡遇头扎红巾，身系红带，持刀放火杀人之匪，准其格杀勿论。并悬重赏之格，缚献匪首，所谓老祖师、大师兄者，赏银二万两，立即超擢官阶，擒斩该匪团长一名，赏银五百两，余匪计首一级，赏银一百两，均准报名候予奏奖。该大学士忠勇性成，见几明决，为国重臣，应扼要坐镇，不宜过劳细事，尤须差委得人襄助，乃可分理机宜。伏见武卫军幕僚，记名道府樊增祥，素有谋略，内阁学士桂春，忠勇明决，编修王廷相，御史黄桂鋆，皆素有清操，通达事理，府丞兼署府尹陈夔龙，勇于任事，请旨交大学士荣禄差遣，专办此事，参赞方略。遴派武卫中军得力将弁，挑选劲兵，分为十余队，队长如得力，每队止枪手刀斧手二三百人已足。请旨暂闭前三门，严禁游民，只准出不准进，分路搜捕匪徒，务令各空庙废祠根株净尽。官兵有退缩不前者，立即正法。命提督衙门刑部遴派明干司员多人，分驻各汛段官厅，随将所拏匪徒略讯口供，禀明统帅即行就地正法，以儆凶顽，余者悉行解散，驱逐出外城之外，递解回籍。事平再行将正法若干匪，造册奏报。

或谓该匪人多势众，不可轻剿。不知只匪首倡乱，余多愚蠢村农，幼壮不一，随声附和，斩一悍匪，懦者必悔惧立散。或谓匪有邪术。臣愚以为汉末张角黄巾，元末破头潘关先生，皆有妖术，卒归擒斩。该匪昼伏夜动，动言请神，口出妖言，面带阴气，此乃假托符咒，扶鸾请仙，五鬼搬运之邪术，一遇声光并见之物，阳气炽烈如枪炮等物，立即破法轰毙。若云匪术能避枪炮，何以十七八等日，该匪连攻东交民巷使馆，洋兵放枪，立毙数匪。昨又击毙帅府胡同拳匪四十余名，拆毁其坛，毫无能避之验。

或谓民心因旱饥骤变。臣料京师军民数百万，受朝廷深仁厚泽，实无一谋叛者，叛逆只拳匪首要数人耳。一经擒斩，申国法，儆人心，匪胆即寒，民志亦大定。外五城御史街道厅，督同绿营、练勇、水会，一体归荣禄节制办理，不使稍有掣肘；御营则专宿卫禁城，以防不虞。各办各事，城匪既清，各公使馆蒙天恩保护，感激再生之恩，则续调之洋兵，自可阻其来京。即来，亦可以城匪既清，无庸自行保护折之，令其撤回，我有词矣。总之，周礼称治乱国用重典，康浩称用其义刑义杀，内匪事在必剿，无可游移。若因循不剿，招抚之亦必不受命，各国势大怨深，并举报复，祸败不可胜言。与其外兵干预，代行剿办，必至拳匪洋兵，互相斗哄，喋血辇毂之下，转致玉石不分，杀害无数良民，大局糜烂不可收拾。不如我自行剿办，尚可示以形势，杜彼族之口实，以维持大局，庙社不惊，万民幸甚。大学士荣禄公忠体国，如特奉明旨，责成既专，收效乃速。至交涉之艰，亦可审机因应。所有密筹目前急图补救之法，务一事权以弭巨患缘由，披沥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明裁断，谨奏。

第二疏即“请速谋保护使馆维持大局疏”云：

奏为密陈内讧外侮，祸乱日亟，速谋保护使馆，维持大局，披沥愚忱，仰祈圣鉴事。窃自上月二十四日，德国使臣克林德途遇枪毙之后，该匪遂攻击各国使舘，提督董福样所统甘军，尤与之声势相倚，狼狈为虐。使馆附近居民，遭池鱼之殃者不可胜计，东城一带，京官私宅，劫掠殆尽。该匪既以仇教为名，波及使馆，复以攻使馆之故，波及官民，辇毂之下，任令乱军乱民，纵横荡决，伊古伊今，实为罕见。

当匪徒初攻使馆时，莫不谓旦夕间便可铲除，董福祥且屡以使馆尽毁告矣。今已二十余日，洋兵死者寥寥，而匪徒骸骼狼藉，遍于东交民巷口，平日妖言惑众，自飘能避枪炮之术，而今安在。夫以数万匪徒，攻四百余洋兵所守之使馆，至二十余日之久，犹未能破，则其伎俩，亦可概见。倚得恃血气之勇，收御侮之效哉。若云真义和团确能为国宣力，其寻衅焚杀皆依附其间之伪义和团所为。一类之中，既分真伪，扰乱已极，且既容附入之伪者无恶不作，则真者亦非善类可知。况历奉严旨禁止，持械寻仇，焚毁劫掠，并令解散出城，该匪竟置若罔闻，横行如故，无论真伪，总之藐视王法，均为冥顽不灵，罪在不赦，愈抚则愈众，愈纵则愈骄。臣等前次奏讲专责成大学土荣禄，用且剿且抚之法，未蒙俞允施行。今祸乱日亟，愚妄之见，尤不敢不冒死渎陈于圣明之前。

伏以春秋之义，两国构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任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死报复，在京之洋兵有限，续来之洋兵无穷，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我国家与泰西各国通商垂六十年，准其各省传教，平日教民倚势鱼肉乡里，以洋教士为护符。地方官或者希图了事，抑制平民，亦所不免。民心怨忿，仇视教民，是皆臣等办理不善，贻害至今，负罪实甚。臣等何敢谓民教相仇，其曲全在于民，特任令自相报复，殊失国体。譬如乡里之间，两家有隙，而子弟憧仆，肆行斗狠，毁邻居之室，而杀其阍人，为家主者不能禁止，而邻居之诘问，必不向子弟憧仆，而向家主。为家主者，又安得以子弟憧仆不守约束而置身事外，以小喻大，其理相同。

且泰西各国之教，有宗天主者，有宗耶稣者，传天主教者曰神父，传耶稣教者曰牧师，该匪亦不辨所传何教，统以洋教呼之。而俄国向宗希腊，日本向宗佛教，该国从无入内地传教之事。该匪更不知何国有传教之人，何国无传教之人，见异服异言，统呼之为毛子，锐以狝薙为快。无论势有所不能，理有所不直，且我出洋各使臣，非衔命而出者乎！若各国以我杀其使臣而不胜忿忿，先杀我使臣以偿之，是直易刃而自杀其使臣也。朝廷方赐各使馆蔬果米麦，以示怀柔，该匪乃倚骄将为护符，肆行攻击，外人转疑朝廷阳款阴袒，谓非纵令恣意凌轹，其谁信之。

夫使馆无恙，将来与各国复归于好，各使臣受皇太后皇上厚恩，自当激发天良，剖言祸之肇自拳匪，碎不及防，非朝廷姑息所致，释其本国疑忌之心，事半功倍，转圜较易。若使馆尽毁，使臣尽戮，则我皇太后皇上此时怀柔之恩，外人乌从而知之，欲释于各国，虽百喙亦无从解免。今各国纷纷调兵，以代剿匪为词，疑之者谓乘机窥窃，信之者谓其心无他，臣愚莫测其究竟，而拳匪种种无法，早当痛剿，已不待外人谆请，更何待外人代庖。臣愚请保全使馆，为将来转圜地步。一面严旨切责董福祥，饬令甘军悉行退扎城外，不许重至东交民巷，比暱匪徒，向各使馆攻击，违者即行正法。使兵匪相离，匪势较弱，则剿除亦较易。一面仍请责成大学士荣禄，克期将拳匪一律驱逐出城，以救燃眉之急，再图剿洗，永杜后患。臣亦知飞蝗蔽天，言出祸随，顾念存亡呼吸，区区蝼蚁微忱，不忍言亦不忍不言，是用冒死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第三疏即“严劾大臣崇信邪术请旨惩办疏”云：

奏为密陈大臣信崇邪术，误国殃民，请旨严惩祸首，以遏乱源而救危局，仰祈圣鉴事。窃自拳匪肇乱，甫经月余，神京震动，四海响应，兵连祸结，牵掣全球，为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酿成千古未有之奇灾。昔咸丰年间之发匪、捻匪，负隅十余年，蹂躏十数省，上溯嘉庆年间之川陕教匪，沦陷三四省，窃据三四载，考之方略，见当时兴师振旅，竭中原全力，仅乃克之。至今视之，则前数者皆手足之疾，未若拳匪为腹心之疾也。盖发匪、捻匪、教匪之乱，上自朝廷，下至闾阎，莫不知其为匪，而今之拳匪，竟有身为大员，谬视为义民，不肯以匪目之者，亦有知其为匪，不敢以匪加之者，无识至此，不特为各国所仇，且为各国所笑。

查拳匪揭竿之始，非有枪炮之坚利，战阵之训练，徒以“扶清灭洋”四字号召群不逞之徒，乌合肇事。若得一牧令将弁之能者，荡平之而有余。前山东抚臣毓贤养痈于先，直隶总督裕禄礼迎于后，给以战具，附虎以翼。夫“扶清灭洋”四字，试问从何解说？谓我国家二百余年深恩厚泽，浃于人心，食毛践土者，思效力驰驱，以答载覆之德，斯可矣。若谓际兹国家多事，时局维艰，草野之民，具有大力能扶危而为安，扶者倾之对，能扶之，即能倾之，其心不可问，其言尤可诛。

臣等虽不肖，亦知洋人窟穴内地，诚非中国之利，然必修明内政，慎重邦交，观衅而动，择各国中之易与者，一震威稜，用雪积愤。设当外寇入犯时，有能奋发忠义，为灭此朝食之谋，臣等无论其力量何如，要不敢不服其气概。今朝庭方与各国讲信修睦，忽创灭洋之说，是谓横挑边衅，以天下为儿戏。且所灭之洋，指在中国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各国之洋人而言。仅灭在中国之洋人，不能禁其续至，若尽灭五洲各国之洋人，则洋人之多于华人，奚啻十倍，其能尽灭与否，不待智者知之。不料毓贤、裕禄为封疆大吏，识不及此。裕禄且招揽拳匪头目，待如上宾，乡里无赖棍徒，聚千百人，持义和拳三字名帖，即可身入衙署，与该督分庭抗礼，不亦轻朝廷，而羞当世之士耶。

静海县之拳匪张德成、曹福田、韩以礼，文覇之王德成等，皆平日武断乡曲，蔑视官长，聚众滋事之棍徒，为地方巨害，其名久著，土人莫不知之，即京师之人，亦莫不知之。该督公然入诸奏报，加以考语为录用地步，欺罔君上，莫此为甚。

又裕禄奏称：五月二十夜戌刻，洋人索取大沽炮台，屯兵提督罗荣光坚却不允，相持至丑刻，洋人竟先开炮攻取，该提督竭力抵御，击坏洋人停泊轮船二艘。二十二日紫竹林洋兵分路出战，我军随处截堵，义和团分起助战，合力痛击，焚毁租界洋房不少。臣询由津来京避难之人，金谓击沉洋船，焚毁洋房，实属并无其事，而我军及拳匪被洋兵击毙者不下数万人，异口同声，决非谣传之讹。甚有谓二十日洋人攻击大沽炮台，系裕禄令拳匪攻紫竹林，先行挑衅等语。此说或者众怨攸归，未可尽信，而诳报军情，竟与提督董福祥诈称使馆洋人焚杀净尽，如出一辙。

黄福祥本系甘肃土匪，穷迫投诚，随营效力，积有微劳，蒙朝廷不次之擢，得有今职，应何等来身自爱，仰答高厚鸿慈。乃比匪为奸，形同寇贼，迹其狂悖之状，不但辜负天恩，益恐狼子野心，或生他患。裕禄屡任疆圻，非董福祥武员可此，而竟愦愦乃尔，令人不可思议。要皆希合在廷诸臣谬见，误为我皇太后皇上圣意所在，遂各倒行逆施，肆无忌惮，是皆在廷诸臣，欺饰锢蔽有以召之也。

大学士徐桐，素性糊涂，罔识利害。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比奸阿匪，顽固性成。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启秀，谬执己见，愚而自用。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舒翘，居心狡狯，工于逢迎。当拳匪甫入京师之时，仰蒙召见王公以下内外臣工，垂询剿抚之策。臣等有以团民非义民，不可恃以御敌，无故不可轻与各国开衅之说进者，徐桐、刚毅等竟敢于皇太后皇上之前，面斥为逆说。夫使十万横磨剑，果足制敌，臣等凡有血气，何尝不欲聚彼族而歼旃，否则自误以误国、其逆恐不在臣等也。

五月间，刚毅、赵舒翘奉旨前往涿州解散拳匪，该匪勒令跪香，语多诬罔。赵舒翘明知其妄，语其随员人等，则太息痛恨。终以刚毅信有神术，不敢立异，仅出告示数百纸，含糊了事，以业经解散覆命。既解散矣，何以群匪如毛，不胜狝薙，似此任意妄奏，朝廷盖一诘责之乎。

近日天津被陷，洋兵节节进逼，曾无拳匪，能以邪术阻令前进，诚恐旬日之间，势将直扑京师，万一九庙震惊，兆民涂炭，尔时作何景象。臣等设想及之，悲来填膺，而徐桐、刚毅等，谈笑漏舟之中，晏然自得，一若仍以拳匪可作长城之恃。盈廷惘惘，如醉如痴，亲而天潢贵胄，尊而师保枢密，大半尊奉拳匪，神而明之，甚至王公府第，闻亦设有拳坛。拳匪愚矣，更以愚徐桐、刚毅等。徐桐、刚毅等愚矣，更以愚王公。是徐桐、刚毅等实为酿祸之枢纽。若非皇太后、皇上，立将首先袒护拳匪之大臣，明正其罪，上伸国法，恐廷臣佥为拳匪所惑，疆臣之希合者，接踵而起，又不止毓贤、裕禄数人。国家数百年宗社，将任谬妄诸臣，轻信拳匪，为孤注之一掷，何以仰答列祖列宗在天之灵。

臣等愚谓时至今日，间不容发，非痛剿拳匪，无词以止洋兵。非诛袒护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剿拳匪。方匪初起时，何尝敢抗旨辱官，毁坏官物；亦何敢持械焚刦，杀戮平民。自徐桐、刚毅等称为义民，拳匪之势益张，愚民之惑滋甚，无赖之众愈众。使去岁毓贤能力剿，该匪断不致蔓延直隶。使今春裕禄能认真防堵，该匪亦不致入京师。使徐桐、刚毅等不加以义民之称，该匪尚不敢大肆焚掠杀戮之惨。推原祸首，罪有攸归，应请旨将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裕禄、毓贤、董福样先治以重典。其余袒护拳匪，与徐桐、刚毅等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应得之罪，不得援议亲议贵为之末减。庶各国恍然于从前纵匪肇衅，皆谬妄诸臣所为，并非国家本意，弃仇寻好，宗社无恙。然后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无任流涕具陈，不胜痛愤惶迫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三疏《太常袁公行略》（袁允橚等编）、《许文肃公遗集》皆载之，学者多引证而据为信史。有谓疏虽草而实未上者，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云：“或云疏虽草，为侪辈所阻，实未上。”沈惟贤撰《记袁磢秋先生轶事》亦云：“许袁联衔三疏，因仓猝俱未及上”（见《人文月刊》三卷九期）。亦有疑其伪者，程明洲氏著所谓“景善日记”者，力称三疏之伪，如何伪法，语焉不详。以上诸说皆与史实不符，其实三疏有真有伪，兹分辨于后。

二

细读三疏，知其思想不同，笔调迥异，语气悬殊，再参照袁昶《乱中日记残稿》，及公私记载，可立辨三疏真伪。我以为第一疏为真，其证如下。

一、此疏建议责成荣禄，“兼用且剿且抚之法”，“先清城内之匪”，“慰安洋情，乃可阻其续调之兵”。《日记残稿》也是此种思想，如：

五月十八日晨，诣筼老，同函致身云主人（樊云兄），速请荣相举办，先清城匪再图外匪，急救之法，不识能俯采刍未否。

（五月）二十日……冒暑（偕筼兄）往西苑。申初，随班召见，慈圣再三谕示尔等各抒所见。臣昶力言莫急于先自治乱民，示各夷使以形势，俾折服其心，然后可以商阻夷使，添调外兵。

此疏又说“必中国自剿，乃可免洋兵助剿”，“若因循不剿”，“各国势大怨深，并举报复”，“必至拳匪洋兵，互相斗哄，喋血辇毂之下”，“大局糜烂不可收拾。”《日记残稿》也是这种思想与看法，其五月二十日（6月16日）的日记说：

臣复奏：“变者但左道惑人心之拳匪耳，以辟止辟，捕杀为首要匪数十人，乱党乌合之众，必可望风解散，我自办乱民，免致夷人调兵代办，交哄辇毂之下，则大局糜烂不可收拾。”佛不纳。

此疏与日记思想相同，主张一致，其笔调辞句也处处吻合，可证第一疏为真。

二、《日记残稿》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的日记说：

昨拟急救目前危局折，即约竹筼于今晨同上之。

可知此疏出于袁昶手笔，会同许景澄于五月二十二日同上，与世传上呈日期吻合，则第一疏为真，当毫无可疑。

三、袁京卿请剿拳匪奏疏遗墨，为袁昶第一疏奏稿之原稿墨迹，是石印本，文辞的修润与删改处皆可看出。其时，袁昶诸友无疑其伪者，也可证明第一疏确系真品。

四、三疏真伪，当时士大夫已引为谈话资料，如高枬在十一月初七日（12月28日）日记里说：

……夜茂来……石生知茂在，赶来。讲袁二三折，皆上海好事人伪作，窃好事人之笔墨，博览者零杂，清真者浅快，求所谓拗折绉透者，未尝多见，至于文法更不讲求，况持论通达正大乎。石生又以为徐氏言，袁一日曾在伊门求见九次，既求见之，必不刻之，今年徐生期，袁又亲往。余以为一日晷刻无多，焉有一连九次之理，或去二三次，欲为讲说分明耳。生期亲往，礼之常仪。子谦常曰：“京城应酬，苟非大混账之人，皆可来往。”况近数月，所闻徐氏言语多矣，他言皆不可信，独一日九次之言，可据为典要乎？石生又谓叫大起（五月二十一起），徐皆未上，只末后一次乃上（七月二十），余记不清。以理论，有崇必有徐，且同叫之人尚多，可一一考证也。上海说京城事多影响（予见五六两月中外日报），即以南城而说，东江（交）民巷一带，亦断不能清切，况董土匪谁报铲平使馆，与覇昌道、口北道、察哈尔都统之言全相似何也。伊等采于庄府，凯歌即报于庄府，此岂上海能知者。

按石生（荪）即黄曾源是汉军正黄旗人，任职翰林院编修，仅称二三折皆上海好事人伪作，可知当时人谈论三疏，未称第一疏之伪，亦可证其为真。

三

第二、三疏与《乱中日记残稿》则大异其趣，其思想语气不类一人，实系痛恨徐、刚者流，托名许袁，借兹发泄积愤，以快宿怨、并非出于许袁手笔，其证如下。

一、设第二、三疏为真，则许袁久已置生死于度外，绝不再顾忌“人言可畏”。但当荣禄命袁昶往东交民巷慰问各国公使时，袁昶竟以“人言可畏”辞谢，另派章京文瑞前往。其六月二十二日（7月18日）日记里说：

（六月）二十二日，六钟入景运门，晤荣相，命往东交民巷慰问各公使。予辞以战乍停，初次宣慰，问答关系甚重，此如州县初供为后来张本，非奉旨不敢独任。且恐主战诸公，目为受洋人赂出与议和，私贷各使一死，弹射丛至，人言可畏，恐致害事。相亦谓然，商榷久之，乃派文章京瑞往。

时使馆被围行将一月，政府政策转变，派员前往慰问各国公使，实乃危局一大转机，关系大局至重，处此紧要关头，袁氏果以身许国，如此重任，当义不容辞，岂能以“人言可畏”辞谢？既有“恐主战诸公，目为受洋人赂出与议和，私贷各使一死，弹射丛至，人言可畏”之言，必无奏请“保护使馆”、“严办祸首”自取杀头之疏。由此来看，可证二、三疏之伪。

二、第二、三疏思想积极，言辞激烈，力主和议。果为许袁手笔，则二人绝不主战主守，而主战最力的端王载漪，也不会征询二人意见。但日记残稿竟有端王问袁昶“计将安出？”及袁昶主张“守为主，战为奇，和为辅”的记载，日记云：

见端邸，问计将安出，予力赞现公使无权，且无电邮可通，不若从各疆臣之议，以合肥为全权大臣（驻沪亦可），电商各外部，或面商各水师提督较灵活，一面厚集兵力，防守由津（已失陷）通犯京之路，张春发、陈泽霖初成军，未必得力，侯李监老旦夕至议之。津榆节节防务吃紧，勿稍松懈。津军锋挫，宜持重坚守，所谓守为主，战为奇，和为辅也。邸颇谓然，又与荣相夔老言之。

这段日记未注明日期，内载“俟李监老旦夕至议之”。按李监老即李秉衡（字监堂）。李于七月一日（7月26日）抵京，由此推算，可知这段日记当为六月底所记无疑，实在世传上第三疏（六月二十七）之后，但其语气、思想、主张与二三疏有天壤之别，可证二、三疏实系赝品。

三、许同萃辑《庚辛史料》载许、袁致张之洞一电，文曰：

卦电敬悉。荣相足疾已愈，董军尚在都中，团就抚，不甚受约束，现奉明谕，除战事外，被害洋人教士及损失物产，查明核办。土匪乱民，督抚统兵大员相机剿办等因，各使均尚存，闻现筹保护使出京，未悉办法。赫德消息不知。澄、昶叩。

许、袁皆香涛门人，关系亲密，此电系二人电覆其师，报告京中情形，无须顾忌，非普通应酬函电可此。电于六月二十八日（7月24日）发出，亦即世传上第三疏的第二天，然语气和平，与二、三疏之激烈恰成对比，也可证二、三疏之伪。

四、第三疏说：

今之拳匪，竟有身为大员，谬视为义民，不肯以匪目之者，亦有知其为匪不敢以匪加之者，无识至此，不特为各国所仇，且为各国所笑。

按慈禧于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上谕已称拳民为“义民”（见“夏季档”，实录未载），其后“义民”二字，屡见诸上谕，是慈禧早已公布天下，称拳民为“义民”矣！许、袁忠谨，岂敢犯上？影射辱骂太后“无识至此，不特为各国所仇，且为各国所笑”。是不可能的，仅这一点就可证明此疏之伪。

五、第三疏又说：

甚至王公府第，闻亦设有拳坛。

按端王府设团甚早，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说：“自去年秋开始，京师无赖子弟，传染不少，即早晚在城内外僻静处街衢练之，动辄数十人，到处遍是，而无巾带形迹。端王府所统虎神营兵，有设团于端府空地练者，庄府澜府等皆有练者，亦无巾带形迹。自铁路烧，而洋兵至，顺属遂无不巾带者。”烧铁路始于四月二十九日（5月27日），也就是说，最早在二十五年秋，最迟在二十六年四月底以前端王府已经设团。及对外宣战，慈禧于五月二十七日（6月23日）谕令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统率京师及天津一带义和团，义和团大本营就设在庄王府，不但庄王府、端王府设有拳坛，就是慈禧也在“宫中立过团”（见《高枬日记》八月初八日记）。此京城士民尽人皆知者，袁昶日记中有记述，许景澄身为大臣，办理交涉，焉有不知之理？“甚至王公府第，闻亦设有拳坛”之说，绝非出于许袁之口。仅一“闻”字，足证其伪。显系不明京师情形者所为，高枬日记称“袁二、三折皆上海好事人伪作”，当有所据。

六、第三疏称徐桐“素性糊涂，罔识利害”，刚毅“比奸阿匪，顽固性成”，启秀“谬执己见，愚而自用”，赵舒翘“居心狡猞，工于逢迎”，董福祥“本系甘肃士匪，比匪为奸，形同寇贼，迹其狂悖之状，不但辜负天恩，益恐狼子野心，或生他患”，请诛诸人以谢各国。对诸人攻击之烈，责骂之深，实出情理之外，是疏奏所不可能有者，与袁昶思想尤相背而驰。按袁昶日记所载凡有关诸人，多礼敬之。记徐桐、刚毅都尊称其官衔，从无攻讦、辱骂字句，如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日记说：“决战之机，由罗粮道嘉杰上略园相书，称夷人要挟四条，致触宫闱之怒，端邸、徐相、刚相、启秀等，又力主惩治外人，推抨之几遂决。”

记启秀除上面所引直书其名外，则称之为启宗伯。六月二十一日（7月17日）日记说：

西圣昨拟西巡，派怀塔布护送，先幸颐和园，乃西发，幸仗荣相三次召见，谏止挽回。刚相近亦逡巡无计，惟启宗伯秀，尚拟延五台山僧人，运甚深法力与洋人接仗。

记赵舒翘称之为赵尚书，日记：

自铁路烧，而洋兵至，顺属遂无不巾带者，上命刚相、赵尚书、何府尹往解散之。

记董福祥仅有“董骄蹇已极，不受节制，素持联拳灭洋为说，近端邸极袒右之”的记载（见五月二十日日记），并无称之为土匪的字眼。按日记系私藏，记事论人，皆可畅所欲言，毋庸顾忌，所载乃真情之流露，最能代表个人思想言论的真实性，与公开的奏折文件诸多顾忌言不由衷者异撰。如高枬日记凡称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等皆直书其名。对董福祥则称之为“董土匪”（见十一月初七日记）。反观袁昶日记所载，凡有关徐、刚、启、赵诸人，皆礼敬之，尊称其官衔而不名，从无攻讦、谩骂字句。二、三疏洋洋数千言，忠愤激发，欲以死报国，其思想的酝酿、疏稿的润修，绝非一日一时之功，何以日记中只字未提？且毫无线索可寻？如称为真，其谁能信？

七、二、三疏言辞激烈，为当道所不容，言出祸随，皆在意中，如第二疏谓：“臣亦知飞蝗蔽天，言出祸随，顾念存亡呼吸，区区蝼蚁微忱，不忍言亦不忍不言，是用冒死具奏。”第三疏谓：“推原祸首，罪有攸归，应请旨将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裕禄、毓贤、董福祥先治以重典……然后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无任流涕具陈，不胜痛愤惶迫之至。”疏果为真，则二人久已置生死于度外，深知随时皆有杀头之祸。但许景澄被捕时竟大出意料之外？濮兰德《清室外纪》载许被捕时的情形说：

许景澄有一最亲密之友，当许尚未通籍前，即相友善，曾随许至欧洲，直至许死，未尝一日相离。据其友言许被执之日，其先毫无风声，是日午饭后许在书房中闲谈，命下人套车，将至总理衙门，甫更衣竟，见管门者持一名片入，言有人来拜。许视其名片，并不认识，吩咐挡驾。管门者出而又入，言来者为一军官，云系庆王吩咐来请者，谓庆王端王皆在总理衙门坐候，有要紧事相商。许出见后，转身谓其友曰：“予昨日在衙门，未闻有何要紧之事，何以今日二王皆在衙门，此事甚怪。”其友曰：“一定是有事，予亦欲往南城探问消息。”其友甫出，又归，谓许曰：“来人尚在门首，其神气甚为可疑，衙门中人予皆认识，此人从未见过，汝今日多带数人去，如有何事，可叫一人回来送信。”许微笑，亦不以为意，径上车而去。至胡同口，见有步军统领衙门中数人，至车旁与前来之人打话，命车赶至步军衙门，许问其故。答曰：“今日会议在步军衙门。”既至，来人扶许下车，即吩咐许之下人曰：“你们先回去，此处有人招呼。”即引许至一小房内，随手将门反锁，闻隔室有叹息之声，乃袁昶也。

许景澄曾出使德、法、俄、奥、荷、比诸国多年，阅历颇广，对诱捕时的种种可疑情形，何以竟毫无所觉？至于袁昶，在其五月二十日（6月16日）日记里说：

或怪我言太激，仆升沉祸福，久置度外，亦不过为甲申年三月十八日之张篑斋耳。

按张篑斋即张佩纶，甲申（光绪十年）三月五日（1884年3月31日）有旨令军机大臣勿兼总署大臣，另委总署大臣。时张佩纶方在总署任事，乃于三月十八日（4月13日）上奏“枢臣不兼总署窒碍难行”疏。此疏甚触当局之忌，但张佩纶并未因此获罪，后受命为海防大臣，督办闽防，乃有马江之败。袁昶虽言辞太激，自认亦不过像张佩纶奏疏遭当局之忌而已。及被捕后对许景澄说：“死本不足惜，所不解者吾辈究何以致死耳？”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四上记其事说：

……盖李公（端棻）在戊戌政变，以赞成新政入狱，庚子拳乱时，尚未出狱也。公言许袁两公入狱，即指定分系南北所，当在狱中分道时，袁忠节执文肃手曰：“人生百年，终须有一死，死本不足惜，所不解者，吾辈究何以致死耳？”文肃笑曰：“死后自当知之，爽秋何不达也。”忠节固亦负气磊落男子，然文肃益旷达矣。

当许、袁被杀时，袁曾问监斩官徐承煜，究竟所获何罪而受大辟？佚名《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三“忠良受戮记”说：

袁爽秋京卿，许竹筼侍郎，于七月初三日奉旨处斩于菜市口……是日，监斩官为徐荫轩相国桐之公子徐承煜侍郎……袁问曰：“吾二人死固无恨，况君要臣死，不死则不忠，然究竟所获何罪而受大辟？请即见告！”徐怒叱之曰：“此岂容尔分辩之地，尚敢哓哓耶！尔所获罪，尔当自知，何烦吾言。”……于是二人遂从容就刑。

由许景澄的被捕大出意外，袁昶的被杀不知何罪来看，也足以证明二、三疏之伪。

八、许袁三疏分载于庚子十月底至十一月初的《直报》及《北京新闻汇报》，清廷斥为报馆捏造蜚语，耸人听闻，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二（1902年3月2日）上谕：

徐用仪等五员亦并无力驳攻使馆之奏，何从钞发？近来各处报馆往往捏造蜚语，耸人听闻。（清《德宗实录》）

此上谕只说徐用仪五员无力驳攻使馆之奏，未言许袁无疏请兼用剿抚以弭巨患之疏，可见清廷有则默认，无则否认，亦可证二、三疏之伪。

四

许袁被杀，一般的解释是种因三疏痛诋执政诸臣，致犯端刚之忌，矫旨杀之，实属大误。按二人被杀的罪名是“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七月四日（7月29日）上谕：

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多存私心，每逢召对，任意妄奏，且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若不从严惩办，何以整饬群僚，许景澄、袁昶均著即行正法，以昭炯戒，钦此！

所谓“语多离间”，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说：“袁太常诋拳匪最力，致书庆亲王奕劻，请其劝载漪勿为祸首，有云：‘端郡王所居势位，与醇贤亲王相同，尤当善处嫌疑之地。’书为载漪所得，遽上闻，谕旨所谓离间，指此也。”此说不足信。按许、袁被杀是由于慈禧误会二人与光绪结为一团所致。及慈禧逃抵西安，痛定思痛，对其祸国殃民之责，深为自咎，但提及许、袁二人，竟仍怒不可遏。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四上述其事说：

一日入见，奏事毕，太后与皇上同坐倚窗匟上，予见太后意尚闲暇，因乘闲奏言：“徐用仪、许景澄、袁昶三臣，皆忠实为国，当时身罗法典，当然必有应得之罪，顾论其心迹，似在可原，据臣所闻外间舆论，颇皆为之痛惜，可否谅予昭雪？”方言至此处，意尚未尽，突见太后脸色一沉，目光直注，两腮进突，额间筋脉悉偾起，露齿作噤断状，厉声曰：“吴永，连你也这样说耶？”予从来未见太后发怒，猝见此态，惶悚万状，当即叩头谢曰：“臣冒昧不知轻重。”太后神色略定，忽将怒容尽敛，仍从容霁颜曰：“想你是不知道此中情节，皇帝在此，你但问皇帝，当日叫大起，王公大臣，都在廷上，尚未说着话，他数人叨叨切切，不知说些什么？哄着皇帝，至赚得皇帝下位，牵着许景澄衣袖，叫许景澄你救我，彼此居然结着一团，放声纵哭，你想还有一毫体统么？你且问皇帝，是否实在？”皇上默无一语，予只得叩头，谓：“臣实不明白当日情形。”太后复霁语曰：“这难怪你，咱们宫廷里的事，外间那里知道？你当日尚是外官，自然益发不明白了。”予见太后意解，始逡巡起立。

至于“语多离间”，吴永解释得最真切，同前书说：

后有耆旧某公，为述当时真状，谓此番叫起情形，实误于上下隔膜。先是有浙人罗某，常奔走荣文忠门下，一日不知从何处捕得风影，急投荣处密报，谓：“各国已分头调兵来华，决定攻打北京，与中国宣战云云。”荣素持重，此次竟为所惑，迳自缮密折，入宫呈奏，太后得奏，当然着慌，既惧且愤，端庄正喜师出有名，益乘间极力蛊煽，且哄且激，太后遂亦主张开战，因此乃宣叫大起。故太后一到场莅坐时，开首即言：“现在洋人已决计与我宣战，明知众寡不敌，但战亦亡，不战亦亡，同一灭亡，若不战而亡，未免太对不起列祖列宗，故无论如何，不得不为背城借一之图。今当宣告大众，诸臣有何意见，不妨陈奏云云。”当时似有数人发言，不甚清晰……皇上望见许文肃，即下坐执其手曰：“许景澄，你是出过外洋的，又在总理衙门办事多年，外间情势，你通知道，这能战与否，你须明白告我。”许奏言：“闹教堂伤害教士的交涉，向来都有办过的，如若伤害使臣，毁灭使馆，则情节异常重大，即国际交涉上，亦罕有此种成案，不能不格外审慎。”等语。皇上固知万不能战，而劫于端庄，不敢迳宣己意，以文肃久习洋务，特欲倚以为重，闻徐言，深中其意，因持其手而泣，文肃亦泣，袁忠节班次与文肃相近，亦从旁矢口陈奏，一时忠义奋发，不免同有激昂悲戚之态度，许奏语本极平正，太后似亦未甚注听，第见皇上与之相持，三人团聚共泣，疑二公必有何等密语，刺激皇上，不觉大触其怒，即注目厉声曰：“这算什么体统？”德宗乃始释手，故上谕中有“语多离间”之词，当时颇疑此谕，出于端刚矫旨，其实二公之死，即由于此云云。证以太后所言，谓皇帝当日曾叫许景澄救我，则其致怒之由，可以揣想，殆以疑心而生误听也。究其症结，盖太后已入荣言，以为各国业经决定宣战，故开此会议以谋应战之方略，是战与不战，已无复拟议之余地，而廷臣中多半不知就里，或以为尚是片面商议和战问题，或则以为政府已得有宣战实据，因之彼此陈奏，针锋均不相对，以至愈激愈偏……盖荣相上此密折，外间固决无人知道也。若当时明白内容，只须将洋人并无宣战事实，委曲开释，未尝不可消解，乃彼此均走入岔道中，夫洋人已决战而尚主张不战，则惟有降之一法，宜其不能相入也。

自戊戌政变，康梁亡命海外，六君子被杀，新党充军、监禁、削职者累累，帝党剪除净尽，慈禧对光绪犹严加监视，处处防闲，惟恐新党秘密活动，死灰复燃。拳变起，新派思想主张与光绪一致，已使慈禧大为不悦，及见许袁与帝携手痛哭，疑忌二人与光绪结做一团，此乃慈禧所最不能容忍者，必杀之而后快。适李秉衡抵京，有“不诛一二统兵大臣，不足震中国之势，而外人决不能除”（见《高枬日记》九月初九日记）的奏言。时值天津失陷，猛攻区区使馆月余不下，威严扫地，慈禧恼羞成怒，无处发泄，惑于李秉衡之谗言，于是乃选定其素所痛恨的许、袁二人开刀，借泄私愤，以快宿怨，并儆外臣。故李于七月一日抵京，次日许、袁被捕，三日弃市。及事过境迁，偶一提及二人，慈禧还咬牙切齿，怒不可遏，可见慈禧对二人印象之劣，痛恨之深。是二公之死，种因于廷争，慈禧疑二人与皇帝相结，触杀机于李秉衡的谗言。《西巡回銮始末记》载李秉衡语：“许与袁违背廷意，擅改电谕，致南北异局，非斩之不足以震惕疆臣，尽其罪戾。”虽不足信，但二人之死与李秉衡确有密切关系，并非由于二三疏痛诋执政诸臣所致。“端刚矫旨”之说，也不攻自破了。

附录二　董福祥上荣中堂禀辨伪

一

董福祥致荣禄函，一向被视为研究庚子事变的重要史料，撰述中国近代史者，多引证之。甚至并认为董福祥围攻使馆，系奉荣禄之命；荣纵非祸首，亦系帮凶，其罪实不可恕。博雅如李剑农氏，于所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竟根据董函，认定荣罪“实万倍于刚、漪诸人”，“是最不可恕的一人”。他说：

在这一幕反动活剧的当中……最不可原恕的，要算是荣禄。（刚漪诸人不足责。）李鸿章电某督抚说：“荣拥兵数万，当无坐视群小把持慈意之理。”原来北洋的军权，完全在他手里。他既在军机，又是西太后所亲信的人；又知道拳匪不可利用，外衅不可妄开，假使当拳匪蔓延到直境的时候，便和袁世凯一样的力剿，老早可以消泯。只因“依违取宠”的一个念头，把他制住了。直到祸延肘腋，还是用依违的手段。我们看后来董福祥骂他的书便知，书中说：“祥负罪无状，仅获免官，手书慰问，感愧交并。然私怀无诉，能不愤极而痛哭也。祥辱隶麾旌，忝总戎行，军事听公指挥，固部将之分；亦敬公忠诚谋国，故竭驽力，排众谤，以效驰驱。戊戌八月，公有非常之举；七月二十日电命祥总所部入京师，实卫公也。拳民之变，屡奉钧谕，嘱抚李来中，命攻使馆。祥以兹事体大，犹尚迟疑。以公驱策，敢不承命。叠承面谕，围攻使馆，不妨开炮；群犹以杀使臣为疑；公谓戮力攘夷，祸福同之。祥一武夫，本无知识，恃公在上。故效犬马之奔走耳。今公巍然执政，而祥被罪，窃大惑焉。……”但是荣禄向江督刘坤一电告，却又说：“……以一弱国而抵各数强国，危亡立见，两国相战，不罪使臣，自古皆然。祖宗创业艰难，一旦为邪匪所惑，轻于一掷，可乎？……”一面命董福祥向使馆开炮，一面向人说“两国相战，不罪使臣”。这种依违取巧的罪恶，实万倍于刚漪诸人。所以这一回的乱事，他是最不可恕的一人。(1)

李氏所引董致荣函，系录自罗惇曧著的《拳变余闻》。《拳变余闻》所载之董函，似就署名日本横滨吉田良太郎口译大清吴郡咏楼主人笔述之《西巡回銮始末记》(2)中“董福祥上荣中堂禀”，加以润饰而成者。除修辞文雅，将中堂一律改称公外，尚微有出入。《西巡回銮始末记》所载之“董福祥上荣中堂禀”云：

中堂阁下：谨禀者，祥负罪无状，仅获免官，承手书慰问，感愧交并。然私怀无诉，不能不愤极仰天而痛哭也！祥辱隶麾旌，忝总戎任，一切举动，皆仰奉中堂指挥，无一敢专擅者，此固部将之分而亦敬中堂舍身体国；故敢竭驽力，犯众怒，冒不韪而效驰驱。戊戌八月时，中堂为非常之举，七月二十九日电饬祥统兵入京，祥立即奉行。去年拳民之事，累奉钧谕，嘱抚李来中，嘱攻使馆。祥以事关重大，犹尚迟疑，承中堂驱策，故不敢不奉命。后又承钧谕及面嘱，累次围攻使馆，不妨开炮。祥始尚虑得罪各国，杀戮其使，恐兵力不敌，祥任此重咎。又承中堂谕谓：“戮力攘夷，祸福同之。”祥是武夫，无所知识，但恃中堂而为犬马之奔走耳。今中堂巍然执政，而祥被罪，祥虽愚驽，窃不解其故。夫祥于中堂，其效力不可谓不尽矣！中堂命行非常之事，则祥冒险从之；中堂欲抚拳民，则祥荐李来中；中堂欲攻外国；则祥拼命死斗。而今独归罪于祥！麾下士卒解散，咸不甘心；且有议中堂之反覆者。祥以报国为心，自拼一死。将士咸怨，祥不能弹压！惟中堂图之。

按此禀所云各节，纯系捏造，与史实相悖，殊难往信。然半世纪以来，诸近代史家，辗转引证，以讹传讹，积非成是，罕有辨其伪者。是以不揣谫陋，谨蒐罗佐证，以明其赝。兹分述于后，以求教于方家。

二

（一）董致荣函（下皆从略）云：“祥辱隶麾旌，忝总戎任，一切举动，皆仰奉中堂指挥，无一敢专擅者。”按董福祥甘军虽属荣禄所统之武卫军后军。但由于董得太后倚信，及大学士徐桐等之推崇(3)，骄蹇跋扈异常。佐原笃介辑《拳事杂记》云：

五月十五日，董军杀日本书记生杉山君于永定门外，确奉董福祥之命。次日太后召见董福祥询之，福祥抵赖。言甘军无之。即有此事，如杀奴才以偿之则可，欲杀甘军一人，必有他变。太后无如何，因即以御侮任之。福样退，传令部下拔营，由南苑驻马家堡，一夕而营垒成。荣相闻之大惊，召福祥不至，面斥之，则云奉有密旨。荣相入对太后，力陈不可，太后少晤，荣因请旨至军，福祥仍不肯行，荣怒拔令箭，将以军法从事，乃回南苑。福祥跋扈情形，略见于斯。

叶昌炽撰《缘督庐日记钞》亦云：

（五月）十七日……又闻董福祥召对后，即统全军驻永定门，摩拳擦掌，预备与洋兵开仗。荣相檄令调驻南苑。董云：“从前受中堂节制，此时我面奉谕旨，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荣相已退值，再递膳牌请独对，以太后朱谕出示之，始允撤兵。

董福祥从此即骄蹇跋扈，不听荣禄节制。袁昶《乱中日记残稿》云：

（五月）二十日……竹筼(4)致身云(5)函云：“今日叫大起儿，王、贝勒等，谓：须派员迎挡洋兵，商令勿入城。挡不住，则令董军挡之。……略园相(6)私谓，明料挡不住，然令董军出手，则结了！（用北音读。董骄蹇已极，不受节制，素持联拳灭洋之说，近端邸极袒右之。）弟言我等自必竭力商挡，至董军一层，还请中堂通筹，揣略相亦有说不出的苦。”

胡思敬撰《驴背集》云：

董福祥拥兵二十营入见，请围攻使馆，幽杀各国使臣，以报历朝失地丧师之耻，太后不许。福祥怏怏，浸骄横不受节制。

李希圣撰《庚子国变记》云：

方是时，董军武卫中军，因缘劫杀，贝子溥伦、大学士孙家鼐、徐桐、工部尚书陈学棻(7)、内阁学士贻糓、副都御史曾广銮、太常寺卿陈邦瑞，皆仅以身免，其家人多死者，以告荣禄，荣禄不能制。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云：

侍郎陈学棻朝回，马惊而驰，甘军枪击之，弹穿车中过，舆夫立毙。荣相遣材官持令箭弹压，兵以枪拟之跳而免。(8)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云：

窃维此次肇衅误国之由，董福祥不能辞咎，平日大言欺人，自谓足以敌洋人。五月间首戕洋官，六月以后专攻使馆，其军半与拳匪勾通，拳匪焚杀，董军劫掠，狼狈相倚，残毒京城。既不听大学士荣禄节制，并不遵旨调遣。(9)

董既骄蹇跋扈，不听荣禄节制，则其函中，所谓“一切举动，皆仰中堂指挥，无一敢专擅者”，皆系虚构，绝不足信。

（二）“戊戌八月时，中堂为非常之举，七月二十九日，电饬祥统兵入京，祥立即奉行。”按戊戌政变前，慈禧与荣禄本计划于九月天津阅兵时实行废立。德宗早有所闻，至七月初突向奕劻表明誓死不去天津，废立密谋因此不逞。怀塔布、立山等人，遂奔走于北京天津间，另谋废立之策。至七月底，荣禄乃调聂士成军驻天津，调董福祥率甘军移驻长辛店。粱任公《戊戌政变记》云：

至七月初间，皇上忽语庆亲王云：“肤誓死不往天津！”七月中旬，天津罢行之说，已宣传于道路。当时适值革礼部六堂官，擢军机四京卿之时，守旧党侧目相视。七月二十间，满大臣怀塔布、立山等七人，同往天津谒荣禄；越数日御史杨崇伊等数人，又往天津谒荣禄，皆不知所商何事。而荣禄遂调聂士成之军五千人驻天津，又命董福祥之军移驻长陛店（距北京彰义门四十里）。七月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杨锐，是日有旨命袁世凯入京，八月初一日召见袁世凯，即日超擢为侍郎。初二日复召见袁世凯，是日又召见林旭，而御史杨崇伊、张仲炘等亦于是日诣颐和园上封事于太后云。初三日荣禄忽有电报达北京，言英俄已在海参崴开战，现各国有兵船十数艘在塘沽，请即遣袁世凯回天津防堵。袁世凯即于初四日请训出京，而皇上命其初五乃行，于初五日复召见袁世凯，至初六日而遂有西后垂帘，志士被捕之事。(10)

据任公先生所记，荣禄命董福祥移驻长辛店当在七月二十九日以前，至八月初六发生政变，董福祥未入京师。长辛店(11)（《戊戌政变记》误为长陛店）属直隶良乡县(12)，位北京西南方，距北京四十里。董福祥移驻该地，并未入京，所谓“七月二十九日，电伤祥统兵入京，祥立即奉行”。纯系捏造，故时日不符。

（三）“去年拳民之事，累奉钧谕，嘱抚李来中，嘱攻使馆，祥以事关重大，犹尚迟疑，承中堂驱策，故不敢不奉命。”按董福祥围攻使馆，本非荣禄所命，实受慈禧直接指使。慈禧专恃董福祥对付洋人，《崇陵传信录》云：

毓鼎与光禄卿曾广汉、大理少卿张亨嘉、侍读学士朱祖谋见太后意仍右拳匪。今日之议未得要领，乱且未已也。乃行稍后留身复跪曰：“臣等尚有言。”亨嘉力言：拳匪之当剿，但诛数人大事即定。张闽人，语多土音，又气急，不尽可辨。祖谋言：“皇太后信乱民敌西洋，不知欲倚何人办此大事？”太后曰：“我恃董福祥。”祖谋率然对曰：“董福祥第一即不可恃！”太后大怒，色变厉声曰：“汝何姓名？”对曰：“臣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祖谋。”太后怒曰：“汝言福祥不足恃，汝保人来！”祖谋碎不能对。(13)

太常寺卿袁昶《乱中日记残稿》云：

粤督，李中堂电奏……乞勅董军万勿妄动，力认保护使馆。若使馆糜烂，鸿虽只身赴难，毫无补益云云。岂知廷臣方一意主借拳剿洋，并专仗董军助团仇洋，不顾巨患在后乎！

时董军宣称：剿灭洋人系奉太后之命，也保实事。佐原笃介辑《拳乱纪闻》云：

是日（五月十三日）董军入都。先是董军屯南苑，端邸、刚相以城内空虚，请调董入都。初四召见董，是日董军入都，其先锋差弁，持令箭入城，宣言现已奉太后命，剿灭洋人，命义和团为先锋，我军为接应，闻者骇然。

时外国报纸亦载有甘军围攻使馆，系奉太后懿旨之说，佐原笃介辑《拳事杂记》云：

美人某当北京使馆被围时，远悬白旗，出界与董福祥将官某接谈。该兵官与其亦旧相识，告之云：“吾等向各使馆开炮，实非出于本心，只以太后有旨，不得不遵耳！”

慈禧命董福祥围攻使馆之同时，也曾另派武卫中军攻打使馆。罗惇曧《庚子国变记》云：

太后旋命董福祥及武卫中军攻东交民巷，炮声日夜不绝，拳匪助之。

董福祥虽与武卫中军同攻使馆，但董不受荣禄节制，而受慈禧直接指挥。《德宗实录》丁卯（五月二十七日）上谕：

谕军机大臣等：董福样现在所办之事，著赶紧办理，腾出兵力，前赴天津防堵。并迅饬姚旺，先往天津援助。

所谓“董福祥现在所办之事”，即是指攻打使馆而言。“著赶紧办理”是令董福祥赶快攻破使馆之谓。待使馆攻破，腹心之患除，然后才能腾出兵力赴天津抵抗洋人。这一条上谕，足证董攻使馆确与荣禄无关，实受慈禧直接指挥。事后慈禧亦承认董攻使馆系奉朝廷之命，庚子闰八月二十四日上谕：

电奕劻、李鸿章……董福祥但听朝廷调度，战事非所得专，碍难加罪。一时亦未便撤其兵权，著该大学士与各使极力磋磨为要！(14)

同年九月十六日旨：

电奕劻、李鸿章……董福样系统兵大员，开衅以后，战事一切非其所得自主，碍难重议处分，一时亦未便撤其兵柄，须与各使极力磋磨为要。(15)

先说：“董福祥但听朝廷调度，战事非所得专。”又云：“董福祥系统兵大员，开衅以后，战事一切非其所得自主。”可见董攻使馆系奉慈禧之命甚明，所以“碍难重议处分”。经奕劻、李鸿章迭与各使交涉，各使臣对董难重办，皆不谓然。且各国公认董为祸首，围攻使馆，尤系渠魁。王彦威《西巡大事记》云：

惩办各节昨已照阳电奉准者，分别入告。惟董难重办情形，已迭与各使言及，皆不谓然。各国公论，此次祸首，端一、董二、庄次。盖日本书记生实系董兵戕杀，围攻使馆，尤系渠魁。至文电条款总目第二项内，遵奉内廷谕旨一语，请删除，查各使围困日久，但借此空文泄愤……(16)

若董攻使馆系奉荣禄之命，则外人经详细调查所得，制定之元凶名簿，上自王公，下至微吏，无不应有尽有。所列无凶有正法者(17)、有斩立决者(18)、有赐令自尽者(19)、有夺官者(20)、有革爵者(21)、有监禁者(22)、有发往极边充军永不释回者(23)、有革职者(24)、有革职永不录用者(25)、有申饬者(26)。何独荣禄能逃其罪？非但逍遥法外，尚且巍然执政，宠礼有加，而外人竟未提出异议乎？！外人又何以公认董为祸首，围攻使馆董系渠魁，并有“遵奉内廷谕旨”之言焉？再者，各国使臣一致坚持定董死罪，而清廷以播迁西安，董“久绾兵符，为陕甘两省汉回兵民所响。办理若稍涉操切，董福祥一人不足虑，而两省愚民悍卒，罔顾大局，深恐一时哄动，骤成巨祸。”(27)因此不允所请，磋商数月，未获协意。其后各国以清廷确有碍难之处，始行让步，允将董革职，禁锢于家。是董罪实万倍于荣甚明。则“累奉钧谕，嘱攻使馆”之说，显系捏造，别具用心耳。

（四）“后又承钧谕及面属，累次围攻使馆，不妨开炮。”按董福祥围攻使馆，系奉慈禧之命，且素骄蹇，不听荣禄节制，已如上述。彼奉懿旨之后，力攻使馆。欲尽杀洋人，开炮轰击，势在必行；荣禄实无再嘱不妨开炮之必要。征诸史实，亦无荣令董军开炮攻打使馆之记载。反之，《景善日记》(28)有董向荣屡借大炮不果(29)之说。恽毓鼎谓武卫军攻使馆，所以未克者，荣禄实左右之。隆隆者皆空炮，留作他日议和之余地。《崇陵传信录》云：

使馆皆在东交民巷，南迫城墙，北临长安街，武卫军环攻之，竟不能克。或云荣相实左右之，隆隆者皆空炮，且阴致粟米瓜果，为他日议和地也。(30)

陈捷撰《义和团运动史》摘录法国主教樊国梁等之日记云：

（五月）二十七日，拳攻猛烈，放炮五六百响，未伤一人，西兵毙匪甚多。(31)

以西什库一教堂，内困中外人士三千余人。(32)打五六百炮竟未伤一人，而西兵毙匪甚多，可证“隆隆者皆空炮”之说颇为可信。甚至竟有以圆木充炮弹者。洪寿山撰《时事志略》云：

昼夜炮打洋楼，一月有余无功，奸臣用计不实行，可惜国帑枉用！(33)

注云：

各处洋楼教堂，俱已焚毁，惟西什库与交民巷各处未烧。其从教者，皆隐于其内，约有数万人也。西什库之南，惜薪司口内，以杉木作架，设炮向北而击之。皇城外西北角，亦以杉木作架，设炮向南而击之。弘仁寺前，亦以杉木作架，设炮向西而击之。西安门外、北城根，亦以杉木作架，设抬枪向内而击之。然四面攻击，月余而未溃。余风闻之，乃药力未足数耳。余复询之，亦有用圆木而充炮丸者。可惜数万国帑，尽皆糜费，其奸臣之心，尚可问耶！

炮轰西什库教堂之士兵，竟以圆木充当炮弹，此举系受命暗中保护教堂，不可力攻之故。否则仅四十外兵(34)防守之西什库一教堂，焉有大军与拳民围攻两月(35)不下之理。此暗中命令军队保护教堂者，时人目为奸臣，故有“奸臣用计不实行”之说。所谓奸臣，即系指荣禄而言。英人朴笛南姆威尔著《庚子使馆被围记》(36)云：

然尚有人较予境遇更坏者。城中极北有樊国梁君之教堂，住有教民千余人(37)，所恃以为守者，只有水手四五十人。远闻隆隆之炮声，有时顺风，亦可闻其枪声。闻人言荣禄与法教士友谊甚好，暗中维持，命军队不必猛攻。实有一种延缓之政策，与其所施于使馆者同。(38)

荣禄虽暗中保护使馆，但因围攻使馆之甘军董福祥不听节制，恐使馆破、尽杀外人，因此严令诸将，攻破使馆之后，不准杀戮洋人。《西巡大事记》云：

一日旨令派武卫军攻使馆，荣召统兵官到军机处，命之曰：“奉旨攻东交民巷，诚不敢违旨。但攻破使馆之后，万万不可杀戮洋人，违我令者军法从事。”盖调护之心甚苦，各使臣亦略闻之。合肥复为之辟诬甚力，幸不在被议之列。否则武卫军为荣相所统，各国咸知之，岂能免于祸乎？(39)

荣禄奉命攻使馆，虽不敢违旨，但阳奉阴违，乃暗中极力保护，颇费苦心，故隆隆者皆空炮。又严令诸将攻破使馆不准杀戮洋人，多方保卫之不暇，焉有谕令及面嘱董福祥不妨开炮之理。则“后又承钧谕及面嘱，累次围攻使馆，不妨开炮”之说，不攻自破矣！

（五）“祥始尚虑得罪各国，杀戮其使，恐兵力不敌，祥任此重咎。又承中堂谕谓戮力攘夷，祸福同之。”按董福祥向以能杀洋人自命，罗惇曧《拳变余闻》云：

董福祥以回中枭杰，降于左宗棠，历保至提督。召对时，孝钦后奖之。福祥对曰：“臣无他能，惟能杀洋人耳。”荣禄、刚毅等皆极重之。(40)

又云：

董福祥以杀洋人自任，刚毅力誉于后前，恩宠日渥。(41)

罗著《庚子国变记》云：

董福祥之攻使馆也，太后问几日可克，福祥曰：“五日必歼之”。既而言不验。(42)

一个出身草泽“自谓足以敌洋人”(43)，骄蹇无知，“素持联拳灭洋之说”(44)，焉有“始尚虑得罪各国，杀戮其使，恐兵力不敌”之可能。否则亦不会以杀洋人自任矣！至所云“戮力攘夷，祸福同之”，语尤无稽，因荣禄系反对利用拳民对外开战者，使馆之未能攻破，实荣禄暗中保护之故。不然，以荣禄所统北洋数万之师(45)，攻一仅数百外兵(46)防守之区区使馆，当指日可下，焉有久攻不克之理。外人亦有深知使馆之所以未破，绝非中国兵力不足，实为主持和平者暗中回护之功。《庚子使馆被围记》云：

欧人皆谓观于一千九百年之事，中国以大军围攻区区之使馆而不能克，可见兵力之弱；众口一辞，其意坚不可拔。不知此亦大误，观于此书即可知之。盖中国人乃在能杀之时而掣其刃，非其力之不能也。当时中国之政府，意见不一，其主持和平者，当事势决裂之后，犹暗中竭力挽回，以拖延之政策，减轻其事之结果，而使凶暴者自败，此亦不可不知也。(47)

又云：

中国军队，所以来攻，不过受政府特别之命令。彼等似但欲围困监禁予等，非定有杀戮之意。彼等以砖石建筑防线，环绕于四周，有时以九尊或十尊之炮来攻，但时断时续，未尝接连攻击。虽或有一炮攻击甚猛，而全体不相连络，似无决意攻破之志者。予等全防线之建筑，固不甚坚固，而防守之人，甚为勇敢，每遇紧急之时，均随机以应，未尝畏馁。但此等情形，可以长久乎？若有一事，使敌人忽起决心，但以千人齐力冲来，则扫去予等之防御，如扫落叶之易耳。(48)

所谓主持和平者，亦即指荣禄而言。(49)荣禄既暗中极力保卫使馆，焉能有“戮力攘夷”之谕。荣先主剿办拳民，慈禧不纳。及五月二十一日第二次御前会议后，知慈禧已决心对外开战，无法挽回。北京终恐难守，大祸将作。次日，急遣眷属于大雨中出京避难。唐晏撰《庚子西行记》事云：

先是有友人为余推毂主宣化府怀安县文昌书院讲席，余以其地之可以避乱也，拟往就之。于（五月）二十二日启行。是日大雨，冒雨出德胜门……于路遇家眷车殆五十辆，有兵队护之，盖荣相家属出城也。

待慈禧下令围攻使馆，乃暗中保护洋人，留作他日议和之余地。(50)荣在未攻使馆之前，已知大祸将临，急遣眷属出京，变姓名避难于昌平。(51)及战衅已己开，祸在燃眉，安能有“祸福同之”之语。准此，则“祥始尚虑得罪各国，杀戮其使，恐兵力不敌，祥任此重咎，又承中堂谕谓戮力攘夷，祸福同之”云云，殊与史实相悖。

（六）“中堂命行非常之事，则祥冒险从之。”按所云“非常之事”，乃指荣禄密谋发动政变而言。(52)在发动政变过程中，董福祥仅奉统帅(53)之命，驻兵距北京四十里的长辛店(54)，并未围城逼宫，迫皇帝退位，奉太后垂帘。“长辛店为近畿往来冲要，旧有把总驻守”(55)，驻兵于此，本属常事。董奉命移驻，虽系荣禄为发动政变之部署，但对董福祥而言，算不得行非常之事，何来“中堂命行非常之事”？纵令荣禄命董参与政变密谋，以身为直隶总督，掌握北洋三军(56)的荣禄，与慈禧共同来对付一个名为皇帝，实同傀儡的德宗，不啻探囊取物，唾手可得。何险可冒之有？准此，“中堂命行非常之事，则祥冒险从之”之语，不但与情理不合，亦且与史实不符。

（七）“中堂欲抚拳民，则祥荐李来中；中堂欲攻外国，则祥拼命死斗。”按荣禄始终主剿拳民而不主抚(57)，对拳民情形早有了解。庚子四月下旬即派员秘密查访拳民事。艾声撰《拳匪纪略》云：

（五月）初二日，驻涞各营接京都电报云：“不准开仗”，官兵解体，拳民窜回深州，益肆行无忌，势如瓦解。县公云：“荣相派吴太守某赴涞、定，密查拳民事，今日查毕回京，亦无善策。”……

荣禄明知拳民邪术惑众，虽欲主剿，其奈慈禧不准剿办何？《德宗实录》五月丁未（初七）上谕：

现在畿辅一带拳匪，蔓延日广，亟应妥速解散，以靖地方。该督等务当通饬各州县，亲历各乡，谆切劝导，不可操切从事。至带兵员弁，亦当严行申诫，毋得轻伤民命，启衅邀功，并著荣禄，严饬在事各营，一体遵照。

又谕：

电寄荣禄：近畿一带，拳匪聚众滋事，并有拆毁铁路等事，迭次谕令派队前往保护弹压。此等拳民，虽属良莠不齐，究系朝廷赤子，总宜设法弹压解散；该大学士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变端，是为至要。

荣禄所统之武卫前军聂士成，身为直隶提督，以职责有关，被迫剿办拳民，而朝廷降旨申斥。《拳乱纪闻》云：

（五月初九）聂功亭军门，督武卫前军中路左营、暨后路右营步队，全数合于亲军马队一营，驰赴黄村及芦沟桥等处剿办拳匪。清晨乘坐火车前赴芦，发见有一队手执军械之人，将铁路占住，不任前进。军门谕令远退，不听。因令各兵一冲上前，一面又谕之曰：“铁路乃国家产业，岂可作践？”该乱民等即破口罟骂，谓尔等得有洋人贿赂，故将我等虐待，实与仇人无异。并将砖石抛掷，又复开放枪弹；甚至骂各兵为洋人，当被击毙兵士二人。军门以若辈无知，仍约束各兵不得卤莽动手。一面令一哨官前去解散，不料复为匪目枪伤。军门知不可以理喻，即令开放洋枪，毙其十余人。该匪等四散，开放洋枪，向士兵轰击，致又被击毙兵士六七人。军门乃令机器快炮兵上前攻打……毙匪四百八十人。兵士则损失十二人，并守备一人，由是始得安静，至四十八点钟后，上谕到来，将军门申斥，不应擅自攻打，着饬退往芦台。

由于聂士成攻打拳民，致招慈禧之痛恨，其后竟将聂革职留任。及联军攻津，聂拒敌于八里台，血战多日，为国捐躯。慈禧还说：“乃竟不堪一试，言之殊堪痛恨。”《德宗实录》乙酉（六月十五）上谕：

统带武卫前军，直隶提督聂士成，从前著有战功，训练士卒，亦尚有方。乃此次办理防剿，种种失宜，屡被参劾，实属有负委任。昨降谕旨，将该提督革职留任，以观后效。朝廷曲予矜全，望其力图振作，借赎前愆。讵意竟于本月十三日，督战阵亡。多年讲求洋操，原期杀敌致果，乃竟不堪一试，言之殊堪痛恨！

荣禄虽深知慈禧袒护拳民，但在枢臣中，还是立意主剿者。《拳事杂记》载京友来函云：

现在枢臣中，惟荣中堂尚立意主剿。

荣虽立意主剿，但慈禧胸有成竹，而诸王大臣等正拟利用拳民抵御洋人，荣禄势力不及彼等，故不能为力。《拳乱纪闻》载庚子五月十一日北京访事来电云：

皇太后昨晚在宫内召集各大臣，密议团匪乱事为时极久。旋即议定，决计不将义和团匪剿除。因该团实皆忠心于国之人。如与上等军械，好为操演，即可成为有用劲旅；以之抵御洋人，颇为有用。当定议时，只荣相、礼王不以为然。又因势力不及他人，故不能为功。余如庆王、端王、刚相、启、赵二尚书等，俱同声附和，谓断不可剿办团匪，王中堂默然无语。皇太后胸中业已早有成竹，故即照其本意办事。……故目前事势，已极危迫。如皇太后再不依照荣相所言，将团匪立行剿办，则国中将无太平之时矣。

当拳民入京之后，荣禄曾奏请调武卫中军入城弹压。王彦威《西巡大事记》云：

五月……十八日予与甘郎中大璋值班，上堂为荣相国力陈之。谓：“此时拳势未盛，如调大兵入城，诛其渠魁，散其党羽，祸或可不至燎原。”荣相韪其说，奏请调武卫中军入城弹压，旨意一下，都人欢然，拳民咸闭户，瑟缩不敢逞。翌日载澜上封事谓：“朝廷受洋人欺侮，送命四十余人。今拳民肯为国家报仇雪耻，不宜摧抑之，以长敌焰。”于是事机遂中变矣。(58)

荣见拳势日大，深忧之，曾主召袁世凯剿团。《拳事杂记》载山东友函汇录云：

团匪初起时，荣相颇深忧之。五月十九日，建议召李传相以议和，召袁慰帅以剿团，擘画周详，颇足钦佩。

《崇陵传信录》云：

太后怒曰：“汝言董福祥不足恃，汝保人来。”祖谋猝不能对，毓鼎应声曰：“山东巡抚袁世凯忠勇有胆识，可调入京镇压乱民。”曾广汉曰：“两江总督刘坤一亦可。”军机大臣荣禄在旁，应曰：“刘坤一太远，袁世凯将往调矣。”……(59)

荣禄除主张召袁世凯剿团外，并曾派军保护教堂。鹿完天撰《庚子北京事变纪略》云：

（五月）二十一日八点钟，望楼报到，东角楼、泡子河一带，驻兵数千，旗帜鲜明，不知何故。总办传令，命本院派人打探。即派中哨哨长王诚培前往；临行嘱以小心谨慎。诚培忠勇性成，遇事果敢。至则旗牌官引见统领孙大人，据云：“本统领系武卫中军，奉荣中堂札饬，特来驻扎此地，保护贵堂者。”即时回报，人心稍安。

荣禄虽主剿办拳民，但因与慈禧意见相左，不能做主。袁昶《乱中日记残稿》云：

（五月）二十日……臣昶力言莫急于先自治乱民，示各夷使以形势，俾折服其心，然后可以商阻夷使添调外兵。办法须有次第。佛谕：“现在民心已变，总以顺民心为最要，汝所奏不合。”臣复奏：“变者但左道惑人心之拳匪耳，以辟止辟，捕杀为首要匪数十人，乱党乌合之众，必可望风解散。我自办乱民，免致夷人调兵代办，交哄辇毂之下，则大局糜烂不可收拾！”佛不纳。退复言于两邸、荣相，若招抚拳会，与董军合势，即使洗剿东交民巷，战胜外兵，然开衅十一国，众怒难犯，恐坏全局。庆神色沮丧，无所言，荣韪之云：“非我所能做主”，端甚怒。或怪我言太激，仆升沉祸福，久置度外。……

荣复屡次“极陈举匪不足信，几冒不测”。《西巡大事记》云：

拳事之烈，不惟兵戎机密大事，不由枢密制，并不由中制。荣相调护其间，亦不见用。屡次入对，极陈拳匪之不足信，几冒不测。(60)

由于上列诸记裁证之，足见荣禄自始至终，均力主剿办拳民。唯力单势弱，而慈禧胸有成竹，不予采纳，故不能弭祸于事先。然则“中堂欲抚拳民，欲攻外国”之说，纯属子虚矣！

三

拳乱起，廷臣分主战主和两派。主战者以端郡王载漪、协办大学士刚毅、大学士徐桐、贝勒载濂等为最力。主和者则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主战者皆昏庸颟顸之徒，对董福祥赞佩备至，协力推举，倚若长城。“端王毫无知识，类于疯狂”(61)，谓“夷兵所恃者火器，神拳复能制之，此天赞我也”。（《驴背集》卷一）“既倚拳匪及董福祥，尤骄横。”(62)对董赞佩备至。《西巡回銮始末》云：“董至端王府，端抚其背，并伸拇指而赞美之曰：‘汝真好汉！各大帅能尽如尔胆量，洋人不足平矣！’董大喜，益自夸不已。”廷议和战，漪云：“董福祥善战，剿回大著劳绩，夷虏不足僇也。”(63)刚毅“赋性粗卤，不学无术，极信妖法。盖自幼习闻神怪之语，皆信以为真，故深信拳匪不疑。”(64)对董福祥誉之尤力，《拳变余闻》云：“董福祥以杀洋人自任，，刚毅力誉于后前，恩宠日渥。”徐桐“平日持论，嫉洋人如仇，然不知为国家安内攘外之策，与夫民教相安之计。自团民起事，首先赞为忠义，目为良民，王公贝勒咸奉其言为圭臬。”(65)及义和团入都，桐谓“中国当自此强矣！”(66)袁昶、许景澄之死，举国称冤，而桐则曰：“是死且有余辜！”(67)桐极重董福祥，《拳变余闻》云：“徐桐逢人誉福祥，谓他日强中国者必福祥也。”漪兄载濂，昏庸糊涂不亚乃弟，朝廷命其严拿拳民，反荐饬董福祥招抚资敌。其奏折云：“窃查拳民能避火器，虽无确据，其勇猛之气，不顾生死，实为敌人所惮。……傥饬统兵大员忠信素孚如董福祥者，妥为招抚，练为前队，可以资敌忾而壮军声。就大势言之，拳民总宜善抚，不宜遽剿。洋人总宜力拒，不可姑容。剿拳民则失众心，拒洋人则坚众志。”疆臣中主战最力者为山西巡抚毓贤，毓贤极推崇董福祥。其光绪廿六年五月廿八日奏片云：“现在将才难得，其最足恃者惟董福祥一军。查董福祥有谋有勇，忠义过人，晓畅戎机，威望素著。如与义和团民联络声势，相机办理，必能克建大功，如留卫京都，缓急尤为可恃。”“素持联拳灭洋为说”(68)的董福祥，既与漪、刚诸人沉瀣一气，狼狈相倚，非但属主战派，且为主战派及慈禧所依恃，视为剿灭洋人唯一之柱石。董福祥性既愚，又和主战派相与，慨然以灭洋自任，而其致荣函所云，恰与平素言行相反，则此函之真伪，衡以当时情势，不问可知。

反观荣禄，则与主和派极为亲近，主和者皆通达时务的英明之士。“各国兵舰至津沽，诏廷臣议和战，用仪、景澄、昶及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并言奸民不可纵，外衅不可启。”(69)许景澄于召见时“历陈兵衅不可启。春秋之义，不杀行人，围攻使馆实背公法。”(70)又云：“中国与外国结约数十年，民教相仇之事，无岁无之，然不过赔偿而止。惟攻杀外国使臣，必召各国之兵；合而谋我，何以御之？主攻使馆者，将置宗社生灵于何地？”(71)袁昶力言“拳匪不可恃，外衅不可开，杀使臣，悖公法。”(72)联元谓：“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胜，况八强国乎？傥战而败，如宗庙何？”(73)又云：“倘使臣不保，他日洋兵入城，鸡犬皆尽矣。”(74)徐用仪、许景澄、袁昶、立山、联元因主和，先后弃市，袁许等被杀时，荣禄极谏，慈禧不许，复力争之，终不能得。《西巡大事记》云：

袁许之被逮也，朝旨召刑部满汉尚书入，受命即日正法，赵舒翘出而军机大臣适入，遇于门，告之故。荣相与同事约，请力争之。比入对，助荣极谏者，惟王协揆一人，余皆默默不发。太后不许，令退班。荣请独对，复力争之。太后曰：“荣禄！汝敢违诏旨乎？”荣乃不敢复言。退曰：“吾负两公矣！”徐尚书之被逮，荣相欲往约徐桐请入谏。徐曰：“此等背国向外之人，杀一人少一汉奸，吾不惟不能偕同入谏，并劝公不必为请命也。”荣与王协揆力争之，亦不能得。

荣禄与主和派亲近，意亦主和。《庚子义和团运动始末》云：“端王等守旧派到总理衙门以后，稳健派的势力，并没有完全消失。老臣庆亲王，和袁昶、联元、许景澄三人，此时仍然主和。就是荣禄、立山，也主张维持和平。”《清室外纪》云：“赵舒翘本已答应荣禄，助其主持和议，后窥知太后之意，乃以游移之辞对……”当大沽陷落，朝廷震动，慈禧召见荣禄，荣答曰：“若继续开战，恐有覆亡之祸……”(75)开战后，荣禄暗中保护使馆，不遗余力，主战派忌之。杀五大臣后，又欲杀“奕劻、荣禄、王文昭……会城破而免”(76)。由是言之，荣禄主和，当无疑义。董主战，荣主和，参商若是。则董致荣函，非好事者故意为董福祥洗刷而作，即是阿董恶荣者之所为，自可无疑。

四

综上所述，可知董上荣禀与史实相悖，显系赝品，当为好事者流所伪造，借以嫁罪荣禄而为董洗刷者。荣禄虽奸险，然聪敏机智，识力过人。拳乱中，始终主剿，反对与外人开衅。而慈禧胸有成竹，不纳其谏，对荣氏言，实属不幸。盖自戊戌以还，朝野仇外日烈，尤以慈禧为最；清廷亦似早有迁都对外作战之意愿。《同文沪报》综论当日之时势云：“自义和团之事起，咎政府之失策者万喙齐声，而不知政府固筹之久矣。何以知之？戊戌以来，诏修山西陕西行宫，诏河南巡抚，查洛阳汉唐设都之旧址，此非深知燕京之近海口，易为列国所攻，故以此为退步耶？燕京东北接俄，东南滨海，俄得旅顺，英得威海，于燕京皆可朝发夕至，故必不可都。若忽然迁徙，叉恐违众意而招外侮，而适有义和团起，故不妨姑试一战。战而捷，则威海、旅顺复为我有，而燕京有磐石之安。战而不捷，则委而去之，如弃敝屣，而暂住太原，建都长安，唐尧周汉之故乡，形势巍然可恃也。此政府所规划，亦自以为谋定后动，而非猝然举大事也。”所论虽不免小人之见，然亦不无理由。

光绪二十五年十月癸巳上谕：

……现在时势日艰，各国虎视耽耽，争先入我堂奥。以中国目下财力兵力而论，断无衅自我开之理。惟是事变之来，实逼处此，万一强敌凭陵，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亦惟有理直气壮，敌忾同仇，胜败情形，非所逆计也。近来各省督抚，每遇中外交涉重大事件，往往豫梗一和字于胸中，遂至临时毫无准备。此等锢习，实为辜恩负国之尤。兹特严行申谕，嗣后傥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万无即行议和之理。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克敌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诸口，并且不可存诸心。以中国地大物博，幅员数万里，人丁数万万，苟能矢忠君爱国之诚，又何强敌之可惧，正不必化干戈为玉帛，专恃折冲尊俎也。……

可知慈禧当时已储对外开战之决心，并强调宣战后万无即行议和之理，力斥“豫梗一和字于胸中”之非。光绪廿六年六月初七上谕“……现在中外业经开战，断无即行议和之势。各直省将军督抚平日受恩深重，际此时艰，惟当戮力同心，共扶大局。谨守封圻，惟尔之功；坐失事机，惟尔之罪。功多有厚赏，不迪有显戮。各将军督抚等，务将和之一字先行扫除于胸中，胆气自为之一壮。所有一切战守事宜，即著一面妥为布置，一面迅即奏报。务各联络一气，以慑彼族之骄横，以示人心之固结。朕于尔将军督抚不得不严其责成，加以厚望也。……”（见夏季档，实录未载。）再次强调“务将和之一字先行扫除于胸中”；此两道上谕，虽相距八月，实一脉相承，一贯相生。可证慈禧之对外开战，深思熟虑，筹之已久。“谋定后动，而非碎然举事。”慈禧既决心仇杀洋人，以雪积恨，“胜败情形，非所逆计”(77)。庚子五月十四日，俄使格尔思呈云：

……本使臣所以敢沥陈者，深知义和团不但在外省，即在畿辅重地，猖獗作乱，中国必遭不料大患。窃维此乱害及洋人者，不能不使欧洲各邦想贵国政府或偏庇义和团，抑或无力弹压。其欧洲各国能容无约束匪党，肆虐各国属民，况在各国钦差一节。谅此皇太后、大皇帝自然片刻不能存此意也。欧洲各邦必当设以绝计，以救其民。此计仅能亏及中国国家，而其后患极为可忧。然本使臣深知皇太后、大皇帝如肯降一果决之谕，在下认真遵奉，足可一气净绝义和团之乱，而预杜以上所陈极危大患。本使臣固信皇太后、大皇帝圣明，且专以睦谊为念，故敢具此烦渎圣听，沥陈于皇太后、大皇帝。为救中国，必须片刻不缓，极切极严，谕令净绝义和团毫无意图之不法所为……

俄使此呈曾严重警告慈禧，如不剿平义和团，中国必遭不料大患。为救中国，剿团已刻不容缓。慈禧非但不纳，翌日竟有惨杀日本书记生之事。是慈禧对外开衅之心早决，永难动摇矣。荣禄虽属慈禧亲信，并无转移慈禧意向之力。亲暱如立山，不免骈诛；荣禄何人，焉能回天。其致刘坤一、张之洞等电云：“……以一弱国而抵十数强国，危亡立见；两国相战，不罪使臣，自古皆然，祖宗创业艰难，一旦为邪匪所惑，轻于一掷，可乎？此均不待智者而后知也。上至九重，下至臣庶，均以受外欺凌至于极处，今既出此义和团，皆以天之所使为词，区区力陈利害，竟不能挽回一二……”实坦诚肺腑之言，不能视作虚妄饰词。然则使馆之所以未破，清廷之所以未覆，荣有力焉。慈禧回銮后，痛定思痛，始深感之，畀以重寄，“宠礼有加，赏黄马褂，赐双眼花翎、紫缰，随扈还京，加太子太保，转文华殿大学士”(78)等等，良有以也。故董福祥致荣中堂禀之异伪，关系中国近代史者甚巨，实不可不辨。

（原载《大陆杂志》第十九卷第十二期，195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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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册，页二〇七一二〇八。

(2) 《西巡回銮始末记》，于光绪二十八年出版，系辑录当时的邸报及各种文件而成者。

(3) 罗惇曧：《拳变余闻》云：“徐桐逢人誉福祥，谓他日强中国必福祥也。福祥益自负，遂浸骄。”（见左舜生辑《中国近百年史资料初编》，以下皆简称“左辑初编”，页五五三）

(4) 许景澄字竹筼。

(5) 身云即樊增祥，字云门，号樊山，为荣禄幕僚。

(6) 略园相即荣禄。略园或为荣禄居处（待考），当时以园名人者，不一而足。如沈涛园即沈瑜庆，叶泊园即叶德辉。

(7) 误，陈学棻于庚子时任吏部右侍郎。

(8) 左辑初编，页四七二。

(9)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二，页二六。

(10)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二，“戊戌废立详记”。

(11) 长辛店在京兆宛平县西南，接房山县界，为近畿往来冲要，旧有把总驻守。一作长新店（见《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

(12) 柯劭忞纂修：《清史稿·地理志一》。

(13) 左辑初编，页四六八一四六九。

(14)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二，页四七。

(15) 同上，卷三，页十四。

(16)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四，页十四——十五。

(17) 山西巡抚毓贤奉令正法。（见《德宗实录》光绪二十七年正月癸酉上谕。）

(18) 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山西归绥道郑文钦、浙江衢州府守营都司周之德、山西前阳曲县知县白昶等均著斩立决。（见《德宗实录》光绪廿七年三月丁丑上谕）。

(19) 庄亲王载勋、刑部尚书赵舒祥翘，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等赐令自尽。（见《德宗实录》光绪二十七年正月癸酉上谕。）

(20) 已故直隶总督裕禄、驻藏办事大臣庆善等多人，均著追夺官职。（见《德宗实录》光绪廿七年三月丁丑上谕。）

(21) 塔拉善王革爵查办。（同上。）

(22) 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发往新疆极边永远监禁。（见《德宗实录》光绪廿七年正月癸酉上谕。）

(23) 盛京副都统晋昌、巴彦稣稣统领鄂英、湖南衡水郴桂道隆文等数十人发往极边充军，永不释回。（见《德宗实录》光绪廿七年八月丙申上谕。）

(24) 河南河北道岑春荣、武安县知县陈世炜、江西吉南赣宁道涂椿年、山西临县知县孔繁昌、四川名山县知县卢鼎智等，多人均著革职。（见《德宗实录》光绪廿七年三月丁丑上谕。）

(25) 浙江巡抚刘树堂、仓场侍郎长萃、呼兰城副都统倭克津恭、直隶大名镇总兵王连三等数十人均著革职，永不叙用。（见《德宗实录》光绪廿七年八月丙申上谕。）

(26) 阿拉善王、中喀尔王均著传旨申饬。（见《德宗实录》光绪廿七年三月丁丑上谕。）

(27) 见《德宗实录》光绪廿六年十一月乙巳上谕。

(28) 《景善日记》系赝品（请参看《燕京学报》第廿七期，程明洲著《所谓景善日记者》）。

(29) 《景善日记》云：“六月初四日，戍刻，刚相来谈，云以董军门今早至荣相府等请谒，因欲借大炮也。……荣不应，隐几而卧。董不悦，乃荣相哂笑之。云以如君必用我炮，请君向老佛恳求鄙人之头。”又云：“七月初四，荣中堂为大帅，不给董军大炮地雷。”

(30) 左辑初编，页四七二。

(31) 陈捷：《义和团运动史》，页六一。

(32) 同上第二篇第二章第二节围攻西什库教堂云：“时堂中有西人七十，男教友一千，妇孺二千二百。”

(33) 洪寿山：《时事志略》，第七段炮打西什库。

(34) 防守西什库教堂之外兵，计法国水兵三十人，意兵十人，共四十人工。（见陈捷撰《义和团运动史》，页五七。）

(35) 围攻西什库教堂起于五月二十三日，至七月二十二日解围，为时两月。

(36) 朴笛南姆威尔 (B. L. Putnam Weale) 英人，庚子时任职英使馆，于围困时，曾亲身参与防守之事。所著《庚子使馆被围记》颇详实可信。

(37) 陈捷撰《义和团运动史》作三千余人。

(38)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中卷第十四章。

(39)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首，页八。

(40) 左辑初编，页五五三。

(41) 同上，页五五一。

(42) 同上，页五二八。

(43)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二，页二六。

(44)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

(45) 当时北洋四大军（宋庆之豫军、聂士战之淮军、董福祥之甘军、袁世凯之新建军。）俱归荣禄节制。荣又自领武卫中军。

(46) 防守使馆之外兵计英，俄各七十人，法、美各七十二人，德五十人，奥义各四十人，日本二十六人，共四百四十人。（见《陈捷撰义和团运动史》，页四七。）

(47)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原序。

(48) 同上，中卷，第十一章。

(49)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中卷，第十四章。

(50)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51)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云：“（五月）二十八日……闻荣相眷属亦变姓名北来昌平。”

(52) 见董上荣禀“戊戌八月时，中堂为非常之举”。

(53) 戊戌时董福祥之甘军，归荣禄节制。

(54)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二戊戌废立详记”。

(55) 见《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

(56) 董福祥之甘军、聂士成之武毅军、袁世凯之新建军。

(57)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亦见佐原笃介：《拳事杂记》及《拳纪乱闻》。

(58)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首，页四。

(59) 左辑初编，页四六九。

(60)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首，页八。

(61) 濮兰德、白克好司：《清室外纪》，页一四五。

(62) 罗惇曧：《拳变余闻》。

(63) 同上。

(64) 濮兰德、白克好司：《清室外纪》，页一四七。

(65)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首，页八一九。

(66) 柯劭忞等纂修：《清史稿》列传二百五十二徐桐传。

(67) 同上。

(68)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

(69) 柯劭态等纂修：《清史稿》列传二百五十三“徐用仪传”。

(70) 同上，“许景澄传”。

(71) 左辑初编，页五二〇。

(72) 同上。

(73) 柯劭忞等纂修：《清史稿》列传二百五十三“联元传”。

(74) 左辑初编，页五二一。

(75) 濮兰德、白克好司：《清室外纪》，页一四五。

(76) 左辑初编，页五二〇。

(77) 见《德宗实录》，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上谕。

(78) 柯劭态等纂修：《清史稿》，列传二百廿四“荣禄传”。

再版后记

本书为先父第一本学术专著，也为其成名之作，1963年12月首版，1967年12月二版，之后一直未再印售。1993年2月先父逝世三周年纪念，家属再印300本分赠各图书馆及学术机构，至今已17年，故本书在坊间久已绝版。

1990年为义和团运动九十周年，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举办“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89年1月发函邀请先父参加。先父立即回函准时出席并拟发表论文。可惜天不假年，先父不幸于1990年2月因病过世，未能如愿参加此一盛会。

先父献身中国秘密社会之研究实自研究义和团入手，今年为义和团运动一百一十周年，山东大学将再度举办国际学术讨论会；恰逢先父逝世二十周年，承蒙北京大学出版社将本书再版，使先父手泽得以供学界参考，以慰他当年未能与会之憾。

感谢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路遥教授拨冗赐序，为本书再版倍增光彩。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张黎明总编辑、张凤珠副总编辑及岳秀坤博士的鼎力支持及精心策划，使本书得以顺利付梓。此外要谢谢美国的历史学者许尔文（Irwin J. Schulman）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末，台湾尚在戒严时期，从香港携带一套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主编的《义和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九种，翦伯赞等编，共四册）送给先父，对先父义和团研究方面帮助极大，也在此一并表达谢忱。

戴崇伦

2010年3月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前折页

书名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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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戴玄之教授行述

路遥序

蓝文徵序

自序

第一章　义和团的源流

第一节　劳乃宣“义和拳乃白莲教之支流”之说不足信

第二节　义和团的起源

第二章　义和团的本质

第一节　义和团的本质与降神附体的真相

第二节　义和团与白莲教无关

第三节　释疑

第三章　义和团大起的因素

第一节　列强侵略压迫的刺激

第二节　教士教民的欺凌

第三节　天灾的影响

第四节　政府的鼓励

第四章　义和团的变质与仇外

第一节　义和团的变质

第二节　会党的活动

第三节　义和团的仇外

第五章　旧派态度与战争之引起

第一节　新旧两派的态度

第二节　下诏宣战

第三节　围攻使馆及北堂

第六章　东南互保及排外的蔓延

第一节　首倡东南互保者的异说

第二节　盛宣怀与东南互保

第三节　互保范围的扩大

第四节　排外运动的蔓延

第七章　联军的行动

第一节　大沽天津的攻夺战

第二节　向北京进军

第三节　联军的暴行

第八章　中外和议

第一节　帝后西奔与义和团的瓦解

第二节　中外和议的进行

第三节　辛丑条约的签订

附录一　许袁三疏真伪辨

附录二　董福祥上荣中堂禀辨伪

再版后记

后折页

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