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恩怨两千年大合集

（共4册）

樱雪丸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日恩怨两千年

卷　壹

前言
从徐福东渡说起

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嬴政东巡至琅琊（今山东境内），虽然此时的他尚不知这是自己人生的最后一年，但也的确感到身体每况愈下，所以到了琅琊之后，他立刻召见了一个人，然后直截了当地问道：“你可曾找到仙药？”

所谓仙药就是“吃了能够长生不老立马变成神仙的灵丹妙药”的简称。

而被召见的那个人名叫徐福，是个方士。

方士说白了就是巫师，说好听点叫神仙家，撒神水跳大神的都是那拨人，在医巫不分家的那个时代，很多方士在跳大神的同时，还兼职弄草药管治病，这位徐福也不例外。

他曾经担任秦始皇的贴身御医，对于始皇帝的脾气性格非常了解，所以他很清楚这位御统天下的天字第一号皇帝，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胆小鬼。

秦始皇怕的东西有很多，其中最怕的是死。

他生怕蹬腿之后这满世界的荣华富贵便和自己绝了缘，所以多年来四处派遣各种仙家方士寻遍大江南北，就是为了得到能够在这世上永生不死的妙药。

可惜的是，这世界上唯一找不到的东西，就是这世界上没有的东西，偏偏这长生不老药，是不存在的。

于是多年以来，这一批批的人放出去，一笔笔的钱投进去，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空空的一场。

不过始皇帝却并未就此作罢，要说这人的求生欲望还真是挺强烈的，在一次次撞了南墙之后，他却仍然不思回头，依然是一拨一拨地往外派人。

始皇帝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有一名方士毛遂自荐地跳到了皇帝跟前，说自己跟居住在蓬莱仙山里的某神仙家的七舅老爷的三外甥女有亲戚干系，能够托关系弄到长生不老药，希望皇上能给点预算，好让自己去通路子拿方子。

这名方士正是徐福。

秦始皇一听当然很高兴了，回想起这么多年来，那些个方士每回听到要去帮皇帝找长生不老药，就都像媳妇和人私奔了似的拉长了一张脸，而现如今居然有人自告奋勇主动请缨，而且还那么有把握，甚好。

龙颜大悦之后，秦始皇按照徐福的要求，给他准备了一大堆钱和各种金银财宝，以及随行护卫多名，接着，徐福便带着皇帝给他的人以及自己身边的徒儿出了海。

数年后，他们回来了。

人很平安，粮食吃完了，钱花光了，金银财宝都不见了，只是这药，还是没见着。

应该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这年头派出去找药的，不管回没回来，所谓的长生不老药却是清一色的没有，就算有极个别找着的，那也是属于那种一眼看去就会觉得比耗子药还可疑的玩意儿。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令人相当意外。

取药失败的徐福告诉秦始皇，他不是没有找到药，而是没拿回来。没找到和没拿回来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博学多才的秦始皇自然非常清楚，所以他连忙问徐福，为何不拿回来？

神仙不给。

为何不给？

因为神仙觉得礼物送得还不够多，这才几块钱哪？在咸阳市中心买一套商品房都不够，更别说孝敬神仙了，连仙山门口的护法保安都不够打点的；至于那金银财宝，质量太差，在神仙眼里形似废铜烂铁，拿来当贡品简直就是一种侮辱，于是便顺手丢大海里去了。

徐福是这么回答的。

看着对方的一脸真诚，秦始皇信了，他当即大手一挥，给，全都给，蓬莱那边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倾大秦之物力，结神仙之欢心。

徐福说，神仙要金银财宝，但是要上好品质的，能够恒久远，能够永流传。

皇上说没问题，我这就把我老婆小金库里的私货给你弄来。

徐福接着说，神仙还要五谷的种子。这是因为他们想知道一些人间的事情。

秦始皇很大度地表示，只要你背得动，你要多少种子都随便拿。

徐福又说，我要耕犁和各种农用品。

秦始皇愣住了。

从来只听说带着渔网出海捞鱼的，就没见过带着锄头钉耙出海找东西的。

你小子，该不是在坑爹吧？

面对皇帝的质疑，徐福胸有成竹地解释说，这农具，确实不在神仙开出的清单里，是自己自作主张加上去的，为的是让人家知道，在我大秦皇上的统治下，我们秦帝国的生产力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水平，也好让神仙明白，这长生不老药不白给，我们的皇上之所以不想死，不是因为贪生，而是为了更好地为百姓服务。

一席话说得秦始皇连连点头微笑，当场承诺调集全国最好最先进的工具给徐福，让他上蓬莱报喜去。

在对话快要结束的时候，徐福提出了最后的要求，不对，是神仙最后的条件：童男童女各一千五百人，外加工匠百余，至于是百余多少，这倒无所谓，看着给就行。

童男童女，这个好理解，神仙从来都好这个；而那工匠，徐福倒也有自己的说法，说是给神仙干活打杂用的，所以一定要选能工巧匠，决不能让大秦丢脸蒙羞。

对此，秦始皇表示如数照办。

就这样，徐福带着三千正太萝莉，外加几百个工匠几百个贴身护卫，还有够这几千人马吃上三年的粮食，以及各种农耕器具、金银财宝、五谷种子等物，再度准备出发了。

这实在是不太像找东西的，倒是像去开荒的。

不过不管怎么说，既然皇上都同意了，那你是去找神仙的也好逃荒的也罢都无所谓了，总之，赶紧动身吧。

可这徐福也不知怎么搞的，自打拿了财宝收了预算之后就不动弹了，一连好几年都一直窝在琅琊，每次咸阳方面派人去问，他的答复永远都是还在准备中，请稍候。

一直到秦始皇东巡并且都巡到琅琊当地了，这徐福竟然还没启程，所以皇上挺着急，特地招他过来，想问个究竟。

永远有理的徐福这次也没让人失望，他很淡定地告诉秦始皇，自己之所以不走，不是因为想磨洋工，而是没法走，原因是在海里有一条又大又强又凶狠的怪兽鱼，挡住了船队的去路，如果不把这个怪兽给做了，那么根本就别想走。

秦始皇一听居然还来了当横的，当然是火冒三丈，立即派出精锐高手，配弓带箭出了海，别说，还真碰上了一条大鱼，于是高手弯弓搭箭连射数发，终于将这怪兽击毙在了茫茫大海之中。

现在，徐福终于再也没有话好说了，只得乖乖地带着他的人踏上了旅途。

这一去，便再也没有回来。

渐渐的，徐福便成为了一个神话，一个传说，他究竟上了哪儿，数千年来众说纷纭，却没有一个真正的答案，最为主流的观点是：徐福去了日本，并且还很有可能就是那地方的开国君王——神武天皇。

这到底是确有其事，还是纯属民族主义者的精神胜利法，我们以后自会揭晓。现在你只需要知道两件事：

第一，无风不起浪，为何不讲他徐福去了美国去了英国而偏偏说他去了日本？这多多少少总得有点根据，也就是说，中日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这话其实很实诚，绝非官话套话。第二，故事说完了，该说正事咧。

换场景吧。

第一章
东汉初年，倭国使者初次到访

时为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正值中国东汉光武帝刘秀当政的那会儿。

这一年，在帝国都城洛阳之中，突然出现了一批特殊的客人，和普通的洛阳市民相比，这帮家伙不但显得穷酸破落，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而且脸上和手上还画着奇怪的文身，最引人注目的，是这群人那矮小不堪的身材。他们招摇过市的时候，几乎所有洛阳人都认定，这是歌舞团的。

汉朝流行让侏儒来表演滑稽剧，虽然今天看起来似乎不怎么人道，可在当时却是一大流行元素，这就叫做此一时，彼一时。

客人们最终走进了皇宫，不过他们并非来为皇家表演节目，而是作为倭奴国的外交使者，前来求见大汉皇帝。

刘秀在大殿之中摆下了盛大的筵席，接待了全体使者。

倭奴国，全称倭之奴国，简单说来就是由倭人在倭地所建立的一个被叫做奴的国家。

倭，便是当年中国对日本的称呼，同时也是日本的自称，但实际上，在汉魏那会儿，它真正的地理范围仅限于九州全岛外加本州岛的一小部分。

奴国，位于今天九州岛北部，虽然是叫“国”，但实际上也就是个村落，像奴国这样的行政单位在当时的日本九州岛有一百多个，从秦汉时期便开始相互之间混战，个个都想一统江山，成为真正的倭王。

不过由于当时生产力过于低下，那里几乎是连铁兵器都没有，所以打起仗来一般也就跟过家家似的，双方各自拿着石头乱砸，比现在的流氓斗殴还缺乏技术含量，于是这就造成了每次战争中都很少有人伤亡。

没人伤亡，自然也就很难分出胜负，就这样，倭国只能继续这么分裂着了。

在漫长的内斗岁月中，一些有识之士非常明白地认识到，光凭自己现在手里的那些个砖头石枪，是肯定不足以在一百多个势力中脱颖而出的，要想成为最终的胜者，那么唯一的手段就是找一个强有力的后台，一个足以帮助自己打败所有部落的强大后盾。

这说的显然就是中国了。

自西汉起，就不断有日本人坐船过海，带着各种礼物前来给中国方面上贡，想和汉王朝建交，只不过由于各种原因，很少有日本人能够真正地踏上中国国土，绝大多数的使者都是在乐浪郡拜会中国的官员，上交他们的贡品，再拜领大汉的回礼。

乐浪郡，位于今天朝鲜境内。当时的朝鲜半岛跟日本差不多，也是处于一种四分五裂的状态，虽说没日本分得那么厉害，但情况却比日本更糟糕。因为日本再怎么分，这一百多个部落都好歹归日本人自己管，而那年头朝鲜半岛上三分之二以上的土地都在汉王朝的掌控之下，像这乐浪就是汉朝的一个郡，设立于西汉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的时候，跟今天的北京上海一样，算是大汉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固有领土，在那一年设立的总共有四个郡，全都在朝鲜半岛上，除乐浪之外，剩下的三个分别叫做临屯郡（韩国江原道）、真番郡（首尔附近）和玄菟郡（朝鲜咸镜南北道及中国吉辽两省一带），而在乐浪郡北面，玄菟郡境内，还存在着一支赫赫有名的独立割据——高句丽。

话说在西汉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一个叫朱蒙的濊貊族（朝鲜族前身）人在今天的辽宁省东部占山为王，建立了政权，由于他占的这地方在那会儿归玄菟郡下设的高句丽县管，所以后来包括朱蒙本人在内的各类人等都把这个政权称之为高句丽国。

也就是说，高句丽的发源地是在中国境内。

这个国家从建立伊始，就不曾过过一天的安生日子，汉朝方面自然要剿他，不然以后是个人就敢在大汉国土内自立为王，那还了得，同时北方的少数民族部落也不怎么待见他，毕竟地方就这么大，你来就等于是在抢人土地夺人饭碗，实在是留不得，故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朱蒙的高句丽国都是过着一种且战且走的生活。西汉元始三年（公元3年），朱蒙之子琉璃明王在原来的地方实在是待不下去了，不得已将王城迁至国内城（吉林省境内），同时遣使汉朝，表示自己其实就是个苦人儿，难得祖坟冒烟有了点基业，希望你们就别再扼杀了，我高句丽愿意称臣纳贡，效忠大汉。

此时的西汉王朝已经进入了末期，到了一个国力大不如从前的地步，即便想管各种边疆的乱臣贼子也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便认可了高句丽的王权，而琉璃明王似乎也认识到了这点，所以在刚站稳脚跟后不久便趁着这个当儿开始了扩张之路，很快便把国土扩大了数倍，吞并了东北好几个部落，一直把国界线从吉林画到了辽宁。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篡汉，建立新朝，高句丽见风使舵，转而向新称臣。

到了刘秀灭王莽，建东汉的那会儿，北方局势已经是一塌糊涂，高句丽不断出兵侵攻辽东、乐浪等地，占了大片的地盘还意犹未尽，仍然想着继续扩张。

于是在建武四年（公元28年），忍无可忍的辽东太守率军大举反攻，在动了真格的中国人面前，高句丽很快就失去了抵抗能力，首领大武神王只好学他祖宗，再度放弃王城，退到了丸都山城（今吉林境内），死守了三个月，熬到了汉军没粮，这才侥幸逃过了灭顶之灾。

之后，双方又和和打打了好几十年，最终在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双方罢兵议和，刘秀封时任高句丽首领的大武神王之弟闵中王解邑朱为高句丽国王，同时还把清川江（朝鲜境内）以北的土地封给了高句丽，打这时候起，这国家才算是真正地和朝鲜半岛扯上了边儿。

尽管近百年来东北那边一直闹得挺厉害，可说实话跟其他国家却关系不大。像日本，除了有几年乐浪被高句丽骚扰得太厉害实在没法靠岸下船之外，他们基本上还是做到了隔个几年或是十来年就来朝贡一次，虽然过来上贡的不见得都是同一个部落，但中国人也分不清谁是谁，只知道倭人今年又来了，大家一起去码头迎客便是。

这也就是为什么刘秀会非常淡定地接待那伙人的主要原因之一了，不然你认为一帮穿着打扮都和原始部落无异的可疑家伙们，有可能这么大摇大摆地走进洛阳城，然后轻而易举地让人相信他们是外交使者而不是恐怖分子，同时还受到了皇帝陛下的亲切接见甚至一起坐下来吃一顿饭吗？

再怎么说也是九五至尊，不是老相识谁肯见你呢？

宴会上，皇帝陛下亲切地问着客人们，饭菜是不是可口？旅途是不是顺利？这几年家乡的收成还好吧？

使者们恭恭敬敬地回答说，饭菜很可口，旅途很顺利，托了大皇帝您的福，我们倭国这些年来风调雨顺，一切都好。尤其是去年，更是取得了百年一遇的大丰收。这不，特地给您带了点咱家特产的大米和刚晒好的鱼干，算是孝敬。

刘秀点头微笑，同时还表示，你们也挺不容易，吃完了饭就下去领赏吧，我们大汉早就为你们准备好了丰厚的回礼。

当刘秀说完这句话之后，便很自然地又拿起了筷子夹菜开始吃饭，带头的那个使者突然把手上的碗碟往小案子上一放，然后起身离座，径直走到刘秀的跟前，跪了下来，说皇帝陛下，我们不要回赏。

那你们要什么？

我们只想和高句丽一样，向大汉称臣，做大汉领下的一藩。

刘秀被酒呛了一下，他没想到对方提出的居然是这么个要求。

高句丽之所以肯称臣，不是他们愿意，而是被历代汉朝帝王给打出来的结果，现如今这倭奴国，虽说看着是穷了点儿，落后了点儿，可好歹也是君威一方，没病没灾的又何必自降身价，去当他国之臣呢？

不明就里的刘秀自然是这么想的。只不过看那奴国的使者态度异常坚决，大有一副你不让我跟你混我就住在洛阳不回去的架势，所以他以为对方这是诚心前来投靠，于是便当场点头拍板，表示这事我同意了，现在大家先吃饭，一切具体事宜等吃饱喝足了之后再详细讨论。

经过大汉百官外加刘秀的集体磋商，最终决定给倭奴国首领封个王，叫做倭奴国王，性质是大汉皇朝下属的一个藩国。

应该讲这已经是一种给足了面子的行为了，要知道数千年来作为中国头号小弟存活于世的大朝鲜帝国，这时候也不过勉强算是个王——姑且就把高句丽当成是他们的吧，并且这王者之路走得相当艰难，又是流血打仗又是被降格成侯还叫了好长一段时间“下句丽”。而日本人远道而来初次见面，数年才能前来朝贡一次，且吃喝穿用都极为落后，却也被封了王，而且这被封王的，还不是整个日本，只是占据了全日本百分之一二的奴国。说穿了，此事的本质其实就是光武帝刘秀封了日本的某一个原始部落首领为王。

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可这却是事实。如果真要给个说法道个子丑寅卯的话，那或许只能认为是由于刘秀的天性温和善良大方，以及那群来自大洋彼岸的使者本身的举止得体，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好印象吧。

数日后，光武帝亲手赐予使者金印一枚，上刻五个大字——汉委奴国王。

这五个字的意思是汉朝之下倭地奴国国王。“委”等于“倭”。这个字看起来实在是有点像骂人，事实上现如今也确实有不少人拿它当骂人的词来用，而且古往今来中日两国无论是搞文字的还是玩历史的，认为它是贱称的都大有人在。

但实际上它却并不是，至少在最初的时候不是。

倭，尽管被后世认为是有蔑称对方为小矮人的意思，但其实在博大精深的汉语中，它也经常被用作人名或是其他形容词。尤其是早期时候，比如春秋时代鲁国的鲁宣公，他的名字就叫倭，还有一个叫倭妥的词语，用来形容事物的美好，像《牡丹亭》中就有“娉婷倭妥”这词。

总之，倭这个字，就算不是美称，至少也不能说是骂人的话。

事实上，古代中国的朝廷搞外交，除了王莽这种极个别的无厘头，喜欢降别人的格之外，其余的皇帝一般都是相当宽宏大度的。通常外邦来交流，无论你是平起平坐的大国，还是蕞尔小邦的附庸，只要不是自称“刘秀他大爷国”或是“刘邦小舅子国”之类直接人身攻击的国名，那基本上都是以外来使节自称的名字为基准，并原封不动地记录在案，如果对方没有文字，那么也尽可能地用相对美丽的词汇把对方国家名字的发音给表达出来。

也就是说，倭这个名字，应该是由日本人自己提出来的。

于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为啥日本人要自称“倭国”？

在说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先想一想，当日本使臣在见到了刘秀，展开了会谈之后，他们说得最多的一个词会是什么？

如果你想不出，那也不要紧，在这儿不妨先模拟一段对话好了。

使者：“我代表我国首领，问大汉皇帝好。”

刘秀：“也请你代我问候你家大王。”

使者：“我国上下对大汉的强盛都无不感到钦佩膜拜。”

刘秀：“我汉朝虽大，但向来以礼待人，尤其是尔等邻邦，更是如春风吹拂，无微不至。”

使者：“大汉宽仁我国早有耳闻，今日一见，才知千真万确。”

OK，就此打住。

以上对话虽说是自行编排出来的，但我相信，即便是时空倒流回到两千年前的洛阳大殿，日本使者所说的话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至少，有两个字是铁定不会变的——我国。

别说是刘秀了，就算在当年西汉，日本人跑乐浪来送贡品，又有哪个不是说“这三百条鱼干乃是我国今年献给大汉的礼物”之类的话呢？

这个很容易明白过来吧？如果今天我和你就我本人为话题聊天，那我说得最多的一个字多半就是“我”。

那么，在当年的日本，“我国”二字中的“我”怎么说？

“我”，在古日语中，读わ（wa挖），后来的各种第一人称代词大多都是从这个单音字节上衍生而来的，比如相当著名的“我辈”，读作わがはい（wagahai哇嘎哈依）；我们，读作われわれ（wareware挖列挖列）等等。

说白了，这个“倭”，其实就是“我”的意思。

只是那年头日本人没有文字，中国也没有精通日语的人才，所以从秦汉的时候开始，但凡和日本有所接触的人，都会以为他们国家的名字就叫“我”国，于是便非常顺口地跟着读音，将其翻译成了“倭国”，然后再一代一代地把这个名字往下传。

不过从中也可以看出，其实那会儿日本并无国名，所以当他们拿到金印之后，还以为是刘秀赐名呢，个个都挺兴高采烈的。

至于那个奴，那就是部落名，单纯的是一个发音，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而汉朝之所以要用“奴”字来对应这个发音，其实也是出于一番好意。

奴，在那时候的中国，虽然的确有奴才奴隶的意思，但常常也作昵称，用于人的小名，比如南北朝时期齐废帝刘子业，小名就叫阿奴；在淝水之战中大出风头的谢安，也叫阿奴；此外还有古代中国帅哥的总代表潘安，叫作檀奴；人称战神的冉闵，叫作棘奴；书法大家王献之，叫作官奴。

总之在汉朝看来，这次前来拜访的这个日本奴部落是非常可爱的，至少在倭国数百个部落里，算是顶顶可爱的一个，于是，便根据其读音昵称他们为“奴”。如果放到今天，那基本就等同于“小而可爱的日本”这样的称呼。

话说在顺利受封且有了自己的国名同时还拿到金印之后，倭奴国的使者便踏上了回家的路途，然后就再也没出现过，更别说是国事访问了，而且相当奇怪的是，不光是倭奴这一个部落，其余村庄的家伙们似乎跟商量好了似的也都绝了迹，反正在史书上是找不到有任何一个日本部落或是日本人跑中国来朝贡或是访问的记录。不过好在汉朝也无所谓，毕竟对方不过是个穿兽皮光脚丫、石器时代级别的邻邦，又何苦跟这种人计较呢？

就这样，日本人整整五十年没了音讯，一直到永初元年（公元107年）汉安帝的时候，他们再度来到了洛阳城。

说起来这帮人还真的挺奇怪的，一连半个世纪都不来一次，这次一来就来一大帮子，更要命的是，这回的倭国使节团不但人数众多，达两百多人，而且级别也相当高，领头带队的是倭奴国的新首领：帅升。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被记录在案的有确切名字的日本人。虽然他的名字相当不靠谱。

在那个时代，日本既没文字也没姓氏系统，无论是高贵的国王还是普通的田间老农，基本上都只有一个口头上的简单称呼，眼前的这个帅升也一样，仅仅是一个音译，根本无法确定其究竟姓甚名谁。

话说帅升到了洛阳之后，和他的前辈倭奴使者一样，受到了皇帝的亲自接见，汉安帝的心地还算宽仁，并没有问“你们怎么那么多年都不来”之类煞风景的话，只是跟走过场一样照例寒暄了几句，比如你们倭奴国近况如何啊，倭奴的鱼干带来了没有啊等等。

帅升则根据问题逐一回话，只不过在他口中，并不再出现“奴”这个字眼，而是很清楚明白地表示，自己是倭国的国王。

也就是说，他不再是倭地奴国的村长，亦非其他什么毛国鸟国的部落首领，而是整个倭国的最高统治者。

乍看之下会给人一种帅升已经统一日本的感觉，但实际上这是错觉。当时的日本依然四分五裂，只不过比起多年前要好很多，随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他们已经拥有了铁制武器，打起仗来也自然带劲儿了许多，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原本九州的一百多个部落互相吞并到了四五十个，眼瞅着就要化零为整，天下一统了。

在这残存的四五十个幸存者里，倭奴国赫然名列其中，而且还算是混得挺好的一个，据说是九州岛北部最有力的部落，而且看起来还很有前途，俨然一副欲将九州全境纳入囊中的架势。

尽管离完全掌控日本这个目标还有那么一段距离，但帅升依然对汉安帝自称倭国国王，这种自夸行为最大的原因是他想在汉朝那里确立自己的唯一性——我代表全倭，只有我才是你们大汉的小弟，除我和我方人员之外，皆为山寨产品。

这似乎有些说不通，毕竟你连着五十年都不曾来拜过一次码头，干吗这回心急火燎地带着那么大一帮子人来洛阳确立唯一性？要想说明白这个问题，那就得往上看几行，之前我曾经提过，随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日本已经拥有了铁制的武器。

关键就在这儿。

五十年前，日本的兵器基本是以石器为主的，铁器虽然有，可真的很少；五十年后，尽管石器并未全部淘汰，但相当多的部落都能用上铁家伙了。

纵观人类那么多年的历史，绝大多数国家或是地区的发展趋势基本上都是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然后再是铁器时代。但日本却是个特例，虽然是有过不少铜器，但这个国家实际上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青铜时代，而是直接从石器时代发展到了铁器时代，同时这发展速度相当快，几乎可以用穿越二字来形容。

不要跟我说日本人天生聪明，自主研发了打铁技术，这种神话打死我都不会信的。

唯一的解释就是日本得到了外来技术的支援，在日本列岛的附近，存在着一个非常先进的国家，将自己的各种技术毫无保留地传了过去。

这说的显然还是中国。

尽管官方之间的交流次数的确不多，但中日两地的民间交流，却是千百年来从未有过中断。

比方说当时在九州岛北部非常流行支石墓，这是在春秋战国时代由齐国那边给传过去的。

还有干栏式房屋，日本那里叫高床，这一看就知道是中国南方的特产，早在河姆渡时期中国人就会盖这玩意儿了，传到日本的时代虽然不明，但基本可以确定是在汉朝之前。

至于铁器的冶炼，那更是从中国进口过来的先进玩意儿，从各种出土的铁质文物来看，日本当时从炼铁炉的打造到炼铁的方法，无一不带有Made in China的烙印，可说是中国原装技术，日本组装生产。

不过要说从中国传往日本的各类东西中，对后世日本影响最大的，还不是铁器，而是稻种，就是你现在吃的那白花花的大米饭。

作为日本人数千年来饭桌上最重要的主食，稻米是在三四千年前从中国的长江下游漂洋过海来到日本的，不过后来也有人认为起发点是在山东一带，同时也有考古学家证实，日本种植稻米的历史超过了六千年，但无论是从哪儿来还是来了多久，有一点却一直是铁板钉钉，不曾被推翻过，那就是日本的稻种确实由中国而来，毫无疑问。

不过，虽然这大米饭是自中国而来，但日本人显然要比中国人拥有更深的米饭情结。

在日本人看来，大米这玩意儿，是宝贝，是珍珠，甚至是舍利。这也难怪，那年头日本穷，基本没啥好东西吃，能够嗑上一顿大白米饭，那已经是很高级的享受了。

所以日本人异常珍惜米饭，小时候吃饭在碗里漏了米粒，这是任谁也难以避免的自然之事，要是在中国一般父母也就说两句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再让你吃了它，可在日本却不同，那里有一句从古流传代代通用的谚语：“浪费一粒米就要瞎一只眼。”

这句狠话时至今日都有老一辈的日本人在说。

而关于米饭的传说，在日本也不少见。

比方日本人自古便相信在每一俵大米中都住着七位神灵；再比方说大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日本全国通用的流通货币，而且相当过硬，在战国时代以及之后的江户时代，大米的产量乃是衡量一方诸侯强弱的重要标准。

今天日本人也依旧固守着要吃就吃自家所产的大米这一铁则，尽管物资匮乏，食物需要大量进口，可唯独大米的自给率却是百分之百。

总而言之，大米对于日本人而言非常重要，就算将其称为日本人灵魂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都不为过。

话说回来，中国的存在，大大推进了日本的历史进程，也大大加速了日本的生产力。这是好事，但也是坏事，至少对于帅升而言是这样的。如果全日本得到中国援助的只有他这一个部落，那该多好啊，这样一来他就能拿他的铁矛铁枪去戳人家的木棍石斧。

帅升的基本心态多半就是如此，所以他才会特地带团来到洛阳，向汉朝政府郑重声明一个倭国原则，主要是为了能够独占来自中华的各种先进技术和文明物产。

当然，求人不能空手来，这个亘古不变的定理帅升也非常明白，所以他此次到访洛阳，还特地带了一份厚礼——“生口”一百六十名。

当时日本所处的时代在学术上被称作弥生时代，虽然在各方面依旧原始，但也总算渐渐有了一些文明的曙光，至少在社会阶级方面，因受中国方面的多年熏陶影响，已经有了相当鲜明的层次分化。

在每一个部落里，最大的那个叫大王；大王下面设有百官，人称大夫；普通的老百姓叫下户；比下户更为下贱的叫生口，也就是奴隶。

奴隶的待遇在世界各国应该都差不多，尽管是人类，但也仅仅只是生理上而已，只要主人愿意，可以随时打杀抑或是当成礼物送给别人。

帅升之所以要送中国生口，多半是因为那会儿的日本实在太穷，既然自称是倭国国王如果再送人三百条鱼干那实在是挺不合适的，干脆，送人吧。

不过你可千万别小看人，要知道那会儿的日本地少人寡，一个部落的人口了不起也就数千，能干活打仗的精壮汉子不过数百，能一下子给出生口一百六十人，而且还是健康活泼无病无灾的，那可是下了血本的行为。

但这种想吃独食的愿望似乎并未得到汉安帝的认可，虽然他微笑着收下了这些生口，然后亲切地对帅升说了几句勉励的话，可除此之外却再无任何表示，帅升原本期待着汉朝能像五十年前一样赐金印一枚上刻汉倭国王之类的词儿，不过这显然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

帅升走了，留下了生口，带走了遗憾，回到了自己的祖国，随后，又没了音讯。

第二章
三国时期，魏国与倭建交牵制吴国

不是帅升伤不起不肯再来，而是中国突然天下大乱。

汉朝自那以后，进入了一个外戚专权宦官干政的黑暗时代，最终在光和七年（公元184年），引发了黄巾起义，使得全中国都进入了一个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乱世。

国家一乱，外交自然也就断了，纵然是想过来送几条鱼干给几个生口也不行了，更何况当时日本自己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儿去。从公元146年开始，整个列岛除北海道四国岛之外，都陷入了一场混乱之中，史称倭国大乱。

这场大乱的本质说到底就是原本从一百多个部落里杀剩下的那四五十个觉得意犹未尽，还想把这世界杀得更干净点，于是便又继续互相开打了起来。

最后的结局是，四五十个杀到了三十多个，同时有两个部落脱颖而出，一个叫邪马台，一个叫狗奴。

邪马台这三个字在日本历史长河中的地位，绝对能够比得上秦汉二字于中国历史，不光是因为“邪马台”的发音近似大和民族的“大和”两字，更重要的是，邪马台乃是中国方面承认的第一个能够代表全日本的政权，这是后话，我们待会儿再说。

这地方一般认为位于今天的九州岛北部，或许也可能扩大到本州岛的近畿一带，但终究不过是“可能”，至于具体的位置，至今仍然无法确定。

总之，是一个充满着神秘感和各类谜团的国度。

在这个国家，最大的仍然被称为王，只不过和其他部落不同的是，邪马台国的王，是个女的，名叫卑弥呼。

这是一个看起来相当不可思议的现象，因为当时的世界早已不是母系社会，事实上卑弥呼的前任邪马台国王也是个男的，而且他不是卑弥呼的老公，甚至和她非亲非故，换句话讲，邪马台的前任国王把自己宝贵的王位让给了一位邻家大婶。

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当时的日本还是比较原始的，至少在政治制度上还在实行着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落后的禅让制；其次，这位卑弥呼大婶绝对不是一般人。

此人在当女王之前的职业是巫女，当时的日本科学文化极度不发达，几乎人人都是文盲，所以一有个风吹草动比如刮大风下大雨，地震了闪电了火山爆发了之类就以为是老天爷在惩罚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就需要有那么一个角色来完成人与神之间的沟通，故而，巫师诞生了。

其实全世界的巫师巫婆们都是如此产生的，并无半点新意。只不过这位卑弥呼大婶似乎是有真本事的，除了能够与天地交流之外，还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本事，能够预测各类事态发展，并且可以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东西，简单说来就是超能力。

比方说她能够预测到明年的大致气候，在哪块土地上播种能够有最大的收获，以及每当风雨雷电等自然灾害来了之前在第一时间和万物神灵进行交流获得情报，以便确保把因天灾而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同时，在一些细节小事方面，卑弥呼大婶也是相当的明了，邪马台境内共有人家大约七万户，每家每户每天发生的各种事情诸如老母鸡被偷老黄狗咬人之类的，她都了如指掌。

更重要的是，卑弥呼一心为公，先天下而后私欲，虽然人称大婶却依然不曾婚嫁。

这种人别说是大佬了，当教主都没问题啊。

卑弥呼成为邪马台国王大致是在东汉光和年间（公元178～184年），她凭着自身高强的法术神通以及出色的能力，让部落一下子就强大了起来，先是吞并了周围的几个弱小的村子，随后一些其他的比较强大的势力也纷纷派遣使者，表示愿意服从女王，这其中就包括了在最开始便已经出过场的奴国。

唯有一家死活不从，那便是狗奴国。

狗奴，多半位于今天的九州南部，说多半，是由于但凡史上提起这地方，表述往往都是“在邪马台国南”这么一句话，因为邪马台至今位置不明，所以这被连带着的狗奴当然也该是个地理谜点了。

没错，狗奴国就是阿狗国的意思，你要说是骂称其实我也不反对，因为这真的是个带有蔑称性质的名儿，而且还不是自愿的，这个后面会说。狗奴不从邪马台的原因倒也简单，那就是因为他们很强。

话说在日本九州中南部地区，自古便住着一群相当特殊的人类，相对于一般称之为大和民族的普通日本人，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少数民族，同时还有着一个相当彪悍的名字：熊袭。

虽说现在的熊袭早就被融入了大和民族之中，但在当年，这却是个集可怕、恐怖、危险、强大等形容词于一体的名词。其实从名字上也能看出一两分来：熊袭，像熊一样地来揍你，你怕不怕？

而那狗奴，则据说是熊袭民族的祖先。

狗奴国不光有强大的血统，同时还有相当先进的制造技术，这主要体现在他们的兵工制造上，尤其是弓箭，穿透力要比一般部落造出来的强上五六倍，这使得他们在历次部落斗争中都能居于常胜不败的地位。

因此，狗奴的国王觉得自己的刀枪剑戟完全能够胜过邪马台的巫术，所以根本就没必要把对方放在眼里，甚至还会主动出击，去骚扰邪马台，比如趁着秋收抢点稻谷什么的，弄得对方相当头疼。

因为卑弥呼只是一介古日本巫女，而非茅山道士，所以她干不来那种沾一滴狗血烧一张符，敌人便人头落地的高超法术，面对狗奴国真刀真枪的进攻，邪马台也唯有一拳来一脚去地防备。虽说和狗奴打仗的时候这些超能力是真的不怎么用得上，可也不代表这门高精尖技术就该从此荒废，至少有的时候还是能够派上些许用处的。

话说有那么一天，卑弥呼大人正在自己的屋子里做祷告，祈求上天保佑，庇护自己的子民健康活泼，上阵的时候刀枪不入，顺便也诅咒一下隔壁的狗奴王，最好他走路绊倒跌死，或是喝水呛着噎死。

祷着告着，突然她原本紧闭着的双眼一下子就圆睁了开来，然后大叫一声：“不好！来人！”

门口的护卫一瞬间就全都拥了进来，纷纷问发生什么事了。

“有奸细！”卑弥呼喝道。

大家四下张望，并未有任何发现，于是便又问奸细在哪儿。

卑弥呼往门口一指：“在那边的大树上！”

众人顺着手指看去，看到了那棵和卑弥呼屋子相距甚远的参天大树，于是一干人等立刻抄着家伙就围了上去。

经过数分钟的搏斗，大伙当场擒获狗奴特务两名，在随后的突击审讯中，他们承认了自己是奉狗奴王的命令，前来刺探情报，并顺便搞点破坏。

两个特务的下场是当场处死——那时候的惯例不是去死就是为奴。正当邪马台的卫兵们互相庆贺又成功阻止了一次狗奴国的侵犯时，身后突然响起了一句相当稚嫩的童声：“在那边的那座山上，也有一个大叔哦。”一个正在跟着大人围观的小女孩指着一个非常遥远的山头说道。

这孩子叫一与，说起来和卑弥呼还算是亲戚，但你得知道的是，在那个时代，一个部落里基本上都能互相称呼对方为叔叔伯伯或是姐姐弟弟，女王的亲戚很有可能跟路人甲无差，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大伙也只是当这个孩子在胡诌，并不在意。只是不曾想这一与竟然还不依不饶上了：“那座山上真的有一个和这两人一起来的大叔！真的有！”

小姑娘叫得很响，以至于惊动了正在闭目祈祷的卑弥呼，她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先是问明白了缘由，然后闭上眼睛冥想了一阵，最后下达了命令：“去搜。”

结果真的在山上又搜出来一个狗奴人，他是负责接应的。

第三个特务当然也是难逃被砍死的下场，砍完之后，卑弥呼想起了那个小女孩，便下令召见了她全家。

这是一个相当普通的四口之家，除了父母之外，她还有一个大自己几岁的哥哥，叫禾鹿，职业都是农民。

卑弥呼笑着称赞一与的父母生了一个好女儿，还夸奖禾鹿是个好小伙，夸完之后，她又请这家人吃了一顿饭，然后大家好聚好散地各回各家了。

在之后的数日里，卑弥呼派出密探四下探访，把一与这个小姑娘给调查得一清二楚，从各种情报上看，这女孩也是一个有超能力的人。

比如，她预言过洪灾；又比如，她能精确地看到躲藏于森林深处的各种动物；还比如，不用说话她便能看透大人们的心思。

在民间，一与的知名度很高，有的人叫她预言之子，还有的则干脆就称其为小卑弥呼大人。

在听完这些汇报之后，卑弥呼再度召见了一与的家人，和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她只见了一个，那就是一与家的一家之主，小姑娘的父亲。

见面要说的话也就一句，卑弥呼告诉孩子她爹，说这姑娘通神，所以我打算在秋祭过后便让她到这儿来做我的侍女。

秋祭，就是每年秋收之后召开的庆祝大会，目前还是春天，算起来也就只剩几个月的光景了。

至于侍女，其实也就是类似于徒弟这样的身份，毕竟对方还是个小孩子，你能指望她干什么活儿？

只不过这侍女的性质和普通概念里的有点不同。

在弥生时代的日本，一旦选你家的女儿去做巫女的侍女或者女从，那么就意味着这个女孩从此之后便是侍奉神灵的高贵人士了，她将斩断和人界的一切因缘关系，包括家人。

如果话说到这里你还是觉得不明白，那我就再说得透彻一点：一旦一与去了卑弥呼家，那从今往后她即便是在路上看到她的亲爹亲娘，都不能再叫爸爸妈妈，因为她不再是这家人的孩子了，而是神的孩子。

养了好几年的女儿就要离开家人，她又还是一个年幼的女孩，无论是她还是她的父母都是很难以接受的，但一与的父亲还是答应了，不光是因为女王的权威，更重要的是，一旦跟了卑弥呼，虽然从此和自己脱离了关系，但也不是说完全就没了瓜葛，至少他们家能够沾光，得到来自于女王的特别待遇和权利。

这天一到家里，还不等说话，一与抱着爸爸就哭了：“我不想走！我不想走！”

爸爸一言不发，只是轻轻地摸着女儿的头，眼神相当地悲凉。

秋天很快就到了，又恰逢并不多见的丰收，所以邪马台上下都沉浸在一片庆贺仓满廪盈的狂欢气氛之中，可一与一家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只要为期三天的秋祭一结束，女王的使者就会登门，将他们的女儿带走。

另一方面，为了表示郑重，卑弥呼特地派出了邪马台国内地位仅次于她的首辅重臣难升米，前去一与家接人。

一开始都还挺顺利的，小姑娘虽然挣扎了两下哭了几声，但最终还是上了轿子，父母尽管也很伤心，可毕竟是成年人，有分寸，自然不敢造次。

难升米一看诸事搞定，便吩咐走人，不料才走了没几步，突然斜刺里就杀出了个人，手里拿着棍子，口中喊道：“把俺妹还来！”

难升米在邪马台横进横出地当了十来年的二把手，除了女王之外没有一人不对他毕恭毕敬的，现在一看居然来了个拦路叫板的，正欲亲自动手，但一眼望去，发现对方不过是个十三四岁的小男孩，再一看，原来是一与的哥哥禾鹿。

禾鹿舍不得妹妹，他豁出命来也要把一与留在家里，而在轿子上的一与一见哥哥，也号啕大哭了起来，就这样两人一上一下，一个哭着叫哥哥，一个嚎着喊妹妹，煞是凄凉。

难升米一看这架势，知道如果硬来的话肯定不太好，于是也就只能柔和一点了：“禾鹿，你让开，这是女王大人的命令。”

“不让，我要我妹妹。”虽然脸上还挂着泪花，但哥哥的眼神却是异常坚定。

“你听着，一与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所以女王大人看上了她，想留她在自己身边修行，以便将来造福整个邪马台，这是为了全国的百姓，同样也包括了你家。”难升米说道，“就算分开了，她也还是你的妹妹，你们将来总会再见面的。”

当说完这句话，还在抹着眼泪的一与突然咧嘴笑了，她点了点头：“哥哥，我们还能再见的。”

此时家里人和其他族人都围了上来，拉的拉劝的劝，总算是把禾鹿给拖了回去。

这是发生在大约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前后的事情，那一年，一与不过四岁。

此时的中国总算是从东汉末年的动荡黑暗中解脱了出来，进入了三国鼎立的相对和平时期，而日本那边的局势变化也是非常之大，这主要得归功于强悍无比的狗奴国。

说真的，狗奴太强了，强到近乎逆天的地步，其余的三十几个部落联合起来都不是它的对手，它是想打谁就打谁，任意妄为，肆无忌惮。

为了不被并吞，避免家破人亡，日本各部不得不凑起了一条统一战线——由邪马台国牵头，三十多个部落共同组成邪马台联合军，大家齐心协力，抵抗狗奴。

但即便是这样也还是显得力不从心，也不知道是天生比人家少了点啥，反正就是打不过狗奴国，三十个挑一个都不行。

从一与还没出生的时候起，双方就已经进入了战争状态，一连打了八九年，等到一与当上卑弥呼侍女的那会儿，邪马台联合军非但没能灭了狗奴，反而还被对方鲸吞蚕食掉了不少土地。

卑弥呼生怕再这么长此以往地玩下去很可能会弄得加盟国各部人心涣散不攻自破，于是便召集群臣，问问有什么好的对策，能够在短时间里解决狗奴国。

这里的解决不是消灭的意思，而是只要能让人家不来打自己以及自己的盟国便OK了。

有人说，要想打赢狗奴国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只要找一群比他们更能打的人来做我们的帮手不就行了？

卑弥呼很想骂一句废话，但毕竟她是个有修养的巫女，所以还是很心平气和地问道，比狗奴更能打的人在哪里？

这位手下笑了笑：“大魏。”

大魏就是三国演义里的曹魏，实际上尽管刘备张飞赵云诸葛亮很出名，大乔小乔尚香吴国太很漂亮，但在当时的大多数外国人或是外族人的心目中，只有魏国才是中国正统，能够代表整个华夏民族的正统。

他的意思其实相当明确：狗奴国很强，这毋庸置疑，但他们再强，也终究不过是只能关起门来称大王的主儿，嚣张跋扈的范围仅限于日本列岛，要真拿出去和强大的曹魏相比，那根本就不是人家的对手。所以现如今邪马台只要效仿当年的奴国，跑到曹魏那里献上一点礼物，磕几个响头，请求做人家的小弟，让人家罩着，只要事成，便等于是有了一层坚韧的保障，那狗奴国也自然会因为考虑到邪马台背后的大魏而不敢轻易来犯了。退一步讲，如果狗奴真的不识好歹硬要再打，那也无妨，即便大魏那里不直接出援兵相救，也一定能给邪马台提供各种先进的武器装备，到了那个时候，谁胜谁负便又有得一论了。

卑弥呼想了想，回答说此事干系重大，先要等我问过神灵之后再作决定。

问神灵就是占卜，把乌龟壳或是动物的骨头拿来烧一烧，根据烧裂开的纹路判断是凶是吉。

噼里啪啦一阵火烤乱响之后，卑弥呼向群臣宣布了结果：大吉。

同时计划也随之出炉：秋祭之后，派遣重臣为使者，出访大魏。

把各类大事都放在秋祭之后，这是当时的惯例，因为那会儿生产力低下，劳动力尤为可贵，不可能在农忙的时候撇下地里的庄稼给你干这个干那个，只有等到秋收了，农闲了，那才会有工夫做点别的。

景初三年（公元239年），经过多方精心打点，邪马台使节团终于全员准备就绪，踏上了旅途。

全团总人数约为三十，带队的是邪马台二把手难升米，还有一个副团长，叫都市牛利，也是豪族高官出身，一行人于当年六月抵达洛阳，见到了魏明帝曹叡，然后献上了由卑弥呼亲手挑选准备的贡品。

话虽如此，但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贡品”是相当寒酸的。

首先是两匹班布，每匹一丈。班布，也作斑布，就是杂染的木棉布，这玩意儿在当年的中国基本上只有小老百姓才会穿，结果日本人竟然拿来送给皇帝。

估计是他们自己也知道送这个实在是有点太那个了，但又实在是没好东西，所以接下来的贡品就只能是活口了——生口十人，四男六女。

说句难听点的话，这三十个人光是礼物就要送出去三分之一，实在是不太像外交使团，倒是和人贩子集团有那么几分相似。

不过好在日本人运气很不错，虽然每次的礼物不是鱼干班布就是大活人，可每每总能碰上好心肠的家伙，像之前的汉安帝刘祜，再之前的光武帝刘秀，都算是宽仁之辈，而这次遇上的曹叡，那也是个有名的大善人。据传当年他和他爹曹丕一块儿出去打猎，发现了一对母子鹿，曹丕先射死了母鹿，接着要求儿子射小鹿，但曹叡死活不干，还哭着说道，父皇你把人当妈的射死就已经够可悲的了，现在还要我杀那孩子，实在是太过残忍，我下不了手。

结果曹丕为儿子的善心所感动，并最终因此而促成了他立曹叡为太子的决心。

这事虽说真伪莫辨，但曹叡是个好人，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要换做他的那位“宁可我负天下人”的爷爷曹操，赶上这日本人拿着粗棉被当礼物前来要求结盟，那就真不知道后果如何了。

面对如此寒酸的贡品，曹叡非但不在意，而且还非常高兴地笑纳了。同时，按照惯例，邻邦进贡，不管送来的是多么不值钱的东西，我堂堂天朝华夏却都要予以回赠，而且这回赠的东西肯定得比别人送过来的要值钱，一般是送一块至少还三块。

在这方面，曹叡充分展现了一位大国领袖所应有的气度和风范，他回赠邪马台国的礼物如下：织有飞龙的锦缎5匹；珍贵动物（可能是老虎）的皮毛10张；白绢50匹；绀地句文锦缎3匹；黄金8两；铜镜100枚；五尺长刀2口；珍珠、铅丹各50斤。

凭良心讲一句，以上的回赠物品里，随便拿出一件来，估计都比邪马台的全部贡品都要来得值钱，包括那十个活口。

尤其是那100枚铜镜，因为那时候的日本根本不具备任何抛光技术，想要知道自己脸长什么样，只能打一脸盆水照照，看到这个铜光闪闪能够清晰照映出自己模样的玩意儿，如见神物。

这还不算完。

赏完了金银财宝之后便是封官，为了表彰难升米和都市牛利两位团长不远千万里，冒着船沉大海的危险来到洛阳，曹叡特地封前者为率善中郎将，并赐黄旗一面，而后者则被任命为率善校尉。

在赏完封完之后，曹叡拿出了他最后也是最大的礼物——金印一枚，上刻四个汉字：亲魏倭王。

这就意味着中国已经承认了邪马台国王卑弥呼乃是倭国唯一的合法统治者。

虽然此时狗奴还在那里闹腾着，但曹叡已经摆明了立场：中方只承认一个倭国，并且坚持这一原则绝不动摇。

对此，难升米等人千恩万谢，在磕了无数个响头之后，他们启程返航，回国汇报。

结果自不必说，卑弥呼当然很高兴，而消息传到狗奴国后，狗奴王则很悲愤，他悲愤的不仅仅是邪马台和大魏扯上了关系，同时还因为自己国家的国名被确定成了一个骂人的词语。

本来在日语中，狗这个发音其实能对应很多汉字，平心而论你叫什么都比叫狗奴要来得强，可邪马台人却偏偏要在这方面讨个口彩占点便宜，他们仗着自己懂点汉语外加狗奴国人不在现场，于是便忽悠曹叡说那地方的人生性残暴，杀人放火无所不作，所以干脆就给他们一个带有惩罚性质的名字吧，如果以后表现好，再改过来也不迟。

就这样，狗奴国最终被确定叫上了狗奴，然后被载入史册，永世不得翻身。

不仅如此，因为邪马台已经算正式成为了大魏的小弟，所以从此之后狗奴国就算有心动手攻打，也不得不考虑到人家背后有大哥这一要素而忌惮七分，同时，就连邪马台的那些个大大小小的盟邦，现在看来似乎也是轻易动不得了。

但狗奴王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纵观倭国和华夏朝廷交往的那一两百年的历史，基本上能发现这样一个规律，那就是不长久，或者说只是瞬间的外交。

奴国使者见刘秀，那一瞬间过后，五十年不曾有过高层往来。

帅升见刘祜之后，那更是百余年没有联系。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当时的中国人虽然对日本人的印象并不差，但向来都只把他们当原始部落看待，即便是封了王，却也从未想过要去对方那里看看，由此一来，从中国出发前往日本的交流，当然是被中断了。

那么，肯定有人会问：既然我不去，你又为何不来呢？

这便是第二个原因了：日本人不是不想来，而是不能来。

中国和日本说起来是一衣带水的好邻居，可再怎么邻居，这两国之间毕竟也隔着大海，不是那乡下的小水沟，一步就能蹚过去，这漂洋过海是有风险的，一个不小心那就要折戟沉沙全军覆没了。尽管奴国的两次使者都平安地来到了洛阳，可又有谁知道在他们之前或者在他们之后，有多少出师未捷身先沉的壮士垫了背？或许那奴国之所以第一次国王不来而派官员来的原因正是由于国王先行一步沉入大海了呢？

若是有谁坚持认为日本在难升米他们去中国之前总共就派过两拨使者，而且这两拨使者百分之百地成功抵达了首都洛阳，那我只能说，这是石器时代航海史上的一个奇迹。

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不信。

因为出行成本太高，风险太大，从而导致日本并不能做到像其他附属藩国那样定时来访，定时上贡，甚至连隔三岔五（年）地来一次都无法做到，所以狗奴王坚信，邪马台和魏国的交往一定会和之前一样，兔子尾巴长不了，别看现在是蜜月期，等风头一过，感情一淡，那还不由着自己想打就打想攻就攻？

可这怎么说也不过是他的个人想法，根本代表不了全世界人民，至少有一个人不这么想，他是真心打算让魏国和邪马台之间的外交往来可持续发展下去的。

那人便是曹叡。

话说在接见难升米的时候，曹叡曾经问起过，说你们倭人远道而来，也真是辛苦，不知道你们这一路是怎么走的？

难升米一听皇上问话了，自然不敢怠慢，磕头回答说我们从邪马台出发，先是坐船渡海北上，航数千里，来到狗邪韩国，然后再沿着海岸线继续往北，到了带方郡，见到了郡太守刘夏，由刘大人带着我们来到洛阳。

带方郡，位于今天的朝鲜境内，确切说来是在平壤以南，本是乐浪郡的一部分，于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分出。

狗邪韩国，这词儿其实你看后面俩字就大致知道是什么地方了。

顺便说一句，三国时代的朝鲜半岛，几乎有百分之七十的地方归中国直接管辖，真正能被称为朝鲜人政权的，只有最南边的那一块，而且就是那么一小块地儿还被分割成了三派势力，分别叫做马韩、辰韩和弁韩，辰韩和弁韩当年曾是一块，人称狗邪弁辰，也叫狗邪韩国。

在难升米的概念里，狗邪其实就是朝鲜半岛的南部。

这里便要重复一句之前说过的话了：从难升米他们的行程来看，尽管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邪马台所在的位置，但应该是位于北边的韩国九州岛上，只需渡过对马海峡便能抵达。

曹叡听完之后点点头又问，从邪马台到我洛阳，就这一条路可走？

难升米仔细想了想，然后摇了摇头：“不，听老人讲，如果一直往西，从那边的大海开始航行的话，可以到吴国。我想，从吴国走陆路到洛阳，应该也是可能的吧。”

“你们离吴国很近？”

“坐船的话，水上的路程和到带方郡的行程大抵相当。”

吴国沿海，定都建业，即今日的南京。

从带方走到洛阳，需要花费数日之久，而南京本身就离大海近，下了船走不了一天便能抵达，换言之，邪马台和吴国之间的距离，很有可能要比距魏国的来得近。

于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想法，如闪电鸣雷一般地在曹叡的脑海中炸响了。

在说这个想法之前，先来讲一讲当时中国的局势。

那会儿的中国正值三国鼎立时期，西南是蜀汉，东南是孙吴，整个北方则基本上都归曹魏所管，因为魏国过于强大，使得蜀国和吴国不得不联起手来共同与之抗衡，而对于魏国而言，虽说南面的两国还不至于使自己灭亡，可反过来讲，自己若是想要把他们给吞并，那也是有点力不从心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魏国就需要有一个盟友，能够对吴国或是蜀国造成威胁，不求攻打，只求牵制，而且最好是牵制吴国，因为吴蜀之中蜀国的国力较弱。

最初，这不过是一个相当天真、仅仅出现在曹叡脑中的普通的愿望罢了。但当邪马台的使者们踏进洛阳城的瞬间，他知道，这个愿望兴许就要实现了。

没错，魏国之所以肯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承认其在日本的唯一统治地位的最大原因就是，曹叡想让倭国来牵制吴国。

这个想法看起来似乎是相当的荒诞不经，都够得上穿越级别了，因为在那年头，你找一个连船都未必能造利索的原始部落来跟你一块儿对付强大的东吴，那简直是异想天开，痴人说梦。

但其实曹叡并没有疯，至少住在东南面的吴国皇帝孙权明白，这位魏国皇帝的所作所为，一点也不荒谬。

北人骑马，南人驾船。航海业从来都要胜人一筹的吴国，长期以来一直都不曾放弃过在大海深处寻找盟友的事业。

吴黄龙二年（公元230年），也就是在难升米他们来中国的九年前，孙权便已经派遣卫温、诸葛直两人率兵数万出海，根据《三国志》上的说法，目的是为了寻找夷洲和亶洲。

当时在吴国的一些老人中，流传着这样的一个神话：虽然不知夷洲到底是哪里，但这亶洲却是赫赫有名，当年秦始皇派出的那位找长生不老药的徐福，最后正是在亶洲落了脚，并且还扎了根，再也不曾回来。

徐福到底去了哪儿，我们后面自会给个说法，在此暂且不提。反正结果是夷洲被顺利地找到了，也就是今天的台湾，卫温和诸葛直在那里驻兵了一年多随后又返回了东吴，回来的时候还带了几千个当地的土人，算是礼物。至于亶洲，则完全没有头绪，因为谁也不知道那地方究竟在哪儿，即便是今天，对于此地的说法也是众人各执一词，有人认为是日本本土，有人觉得应该是日本的冲绳县，还有的干脆就提出，那地方其实就是南洋诸岛，例如印度尼西亚等，总之，众说纷纭，而且谁都觉得自己说的是对的。

孙权为什么要派卫温和诸葛直出海？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二·吴主传》卷二：“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

可真的是这样么？

我想未必。因为在卫温和诸葛直自台湾回来之后的当年，就发生了一件大事：他们两人被同时下了大狱，然后又同时被杀。

罪名是“违诏无功”。

违诏，就是违背了孙权的命令；无功，就是任务没完成。

事情发生在回来的当年，而且又是两人同时被杀，所以不管怎么看，卫温和诸葛直的死，似乎都和“求夷洲及亶洲”一事有关。

换言之，他们这次出海，不光没有完成任务，而且还违背了孙权的旨意。

这就很奇怪了。

夷洲和亶洲两地，在此之前都不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地理数据，即无人知晓那两块地方到底位于大海中的何处，说穿了，卫温和诸葛直其实是去探险的。

既然是探险，那么就要看运气了：运气好的，找得到；运气不好的，找不到；再衰点的，直接死大海里。可不管找到还是没找到，都只是一种撞大运的行为，即便没找到，那也实属正常，你孙权又有什么理由将他们治罪处死？

就算是心情不爽想杀人玩儿，那也不至于以无功违诏为名弄死两人吧？这样岂不是让人一看就会觉得很假。

违诏一说首先就不靠谱，人家已经完全按照你说的去做了，船都出海了，去“求”夷洲和亶洲了，何来违诏？

无功的说法似乎也站不住脚，虽然亶洲是没求到，可夷洲却是板上钉钉地给纳入版图了，这能叫“无功”么？就算没有全额完成任务，大不了明年接着出海再找，断不至于叉出去引颈一刀快吧？

违诏无功之说，确实相当地邪乎。

除了罪名之外，此事本身也是疑点重重，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吴国虽然占据东南，国家还算富庶，可这也不过是和西南蜀国相比的结果罢了，要是和魏国比的话，那显然是还差得很远。

所以若是从这层角度出发考虑的话，你就会觉得吴国不太可能派人出去玩探险这种烧钱的勾当，既然是率军数万出海，那肯定得在非常明确自己此行目的地的情况下做出的行为。

而当时在世界上能够为中国人所知的，位于海外的，并且确切存在的国度，同时交通还算便利的，说穿了只有一个——倭。

其实一个显著的依据是，在孙权发现夷洲之前，没有任何人知道，也没有任何文献提到过这个地理名词。

既然不知道也没提过，那孙权又怎么会下诏让人去找一个他从未听说过，连名字都不曾知晓的小岛？这就好比如果你在今天上午8点10分第一次知道并认识了住在我家隔壁的邻居李二狗，那么请问，你是否有可能在今天上午8点09分的时候提及“李二狗”这三个字呢？答案显然是“不可能”吧？既然你做不到，那孙权当然也做不到。

亶洲也是一样的，当然，鉴于此地是几个江浙老头代代口传的传说之国，所以孙权或许事先知道，而夷洲，则是连口传都不曾有过，所以他是肯定不知道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史上第一部记载着夷洲和亶洲这两个词汇的书籍，就是《三国志》。

《三国志》此书乃西晋陈寿所著，根据之前阐述的李二狗逻辑，我们完全可以认定，孙权是绝对没有可能在卫温和诸葛直出发之前，对他们说出“夷洲”二字的。

换句话讲，卫温和诸葛直此行的目的，也就自然不可能是去“求夷洲及亶洲”了。

陈寿是人，你也是人，大家都是吃一碗饭长大的，而且你肯定吃得比他好，所以没必要觉得他写出来的东西是多么的神圣不可侵犯，这世界上只要是人做出来的事情，就不可能十全十美，仔细找找的话，总归会发现一两处小黑点的。

事实上，如果把夷洲换成倭国的话，那整件事情就可以说得通了：孙权派卫温和诸葛直去倭国办外交，结果两人走差了道儿，误打误撞地飘到了夷洲，于是只能趁势占领，窝了一年之后带了几千个土人回建业交差，虽说扩大了版图是个好事，但显然孙权对此并不满意，所以两人就这么被下了大狱，还被砍了脑袋。

本该去倭国的，没去，是违诏。

本该办外交的，却没有丝毫进展，是无功。

总结起来就是违诏无功，依律当斩。

当然，对于中华民族而言，两人是千古功臣，但显然孙权并不在乎这茬儿。

这是推理，证据我们前面就已经说了：既是出海，那肯定得去海外国家，而当时中国已知的在海外的国家只有日本一个，是它便是它，不是它也只能是它了。

推理和证据已经列出，最后缺的只有动机了。

孙权派人去倭国外交的动机是什么？

首先当然是因为长江流域和倭地之间的民间友好交往由来已久，之前我们也说过，稻种便是从长江一带传去日本的，既然有了深厚的民间基础，那么想升级为官方之间的正式往来，也是很正常的吧？

而且，对于处在吴越之地的孙权来讲，跟日本交往，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这个优势就是血脉。

日本人，尤其是当时的倭国人，和中国的吴越地区的住民，可以称得上是一脉相传的血肉同胞。

这不是我编的，我也没那么大胆子敢编这玩意儿。这都是老祖宗说的，不光说，还写，都是白纸黑字，有料可查。

在中国的很多史料中，比如《魏略》或者《梁书》里头，提到日本人，总会跟上这么一句——自谓太伯之后。

就是说，很多日本人在说起自己家的时候，都会说，自己是一个叫太伯的人的后代。

太伯，也作泰伯。简单来讲就是春秋时代吴国的开国君王，他爹乃是姜子牙的老板周文王姬昌的爷爷，人称周太王的古公亶父。

日本人自称是太伯的后人，其实并非说自己是太伯的孙子的孙子的哪个孙子，而是指自己祖宗是太伯子民，也就是吴地人。

这就跟今天中国人自称是炎黄子孙是一个概念，大家未必真的都是黄帝和炎帝这两人的子孙，只是说大家的祖先都来自于炎黄这两位的部落所在，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黄土中原。

太伯之后的说法在日本曾经一度非常流行，而且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看，也的确是非常靠谱的，像之前提过的稻种传入日本的例子，就足以证明，千百年来长江下游地区漂洋过海去日本的事绝对不会在少数。

所以后来日本有不少学者，比如江户时代的大儒林罗山等人，还专门写文编书，来力挺日本人的祖先是来自江、浙、沪、徽这一说法，但显然不能被国粹主义者相容，双方为此还发生过激烈的争执，这事我们放到后面会详细地说上一说的。现在还是先把话题扯回来，接着说孙权要去倭国的第二个动机吧。

话说在太和二年（公元228年）的时候，辽东大乱，原辽东太守公孙恭因病而被其侄公孙渊逼迫让位，公孙渊执掌辽东后，立刻写信私通孙权，两家达成地下协议，由孙权封公孙渊为燕王，然后一南一北共同夹击曹魏。

对于此时的孙权而言，天下的大势从来都不曾如此美好过：南面是自己，西面是蜀汉，北边公孙渊，若是能再在东面找一个同盟，那么便能形成一个让魏国陷入四面楚歌之境的包围网。

东面有谁？有倭。

推理、证据、动机三样全齐，虽不敢保证百分之百的铁壁无缺，但基本上就是如此了。

只不过事情的发展并不如孙权想得那么顺利，先是公孙渊那里出了问题，这家伙觉得孙权离自己忒远，不靠谱，所以便杀了东吴的使者，又投了曹魏；接着，倭国那边邪马台也觉得孙权不靠谱，算不上中华大陆的最强政权，从而派使者也就是难升米去了魏国，成为了亲魏倭王。

曹叡包围网就这么崩坏了，但奇怪的是，即便是在卑弥呼受封倭王之后，吴国却依然接连派出了好几批使者，每次都是带着各种宝贝过去，两手空空回来。

当魏国知道该消息之后，便也作出了尽快派使去邪马台的决定。

现在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两国如此一个接着一个地派人去倭国，大有一副定要和对方扯上关系的架势，这究竟是为什么？换句话问，那就是倭国到底有什么地方值得魏国和吴国如此重视？

答案是没什么地方值得特别特别重视的。

你自己想想就明白了，在诸葛亮都已经发明诸葛连弩和木牛流马，马钧都已经造出了新式纺织机和龙骨车的这样一个伟大时代，中国有什么理由要主动去重视一个还处于打仗主要靠砖砸的石器时代的倭国？

但两国终究还是去跟人搞热乎了，而且是贴得相当近。

为什么？

首要的原因自然是双方想利用倭国这个新生的海外势力来牵制对方，虽然这地方确实落后，我们打仗都用霹雳车诸葛弩了，可他们却仍然活在板砖时代，可好歹那也是一国，邪马台联合军那些大大小小的部落加起来怎么着也能凑出几万大军来，咱不能不把豆包当干粮，不把板砖当武器不是？

其次的原因，那便是魏国和吴国两家积怨已久，谁都见不得对方多一个盟友。

这种心态大致就类似于今天的社会有两个互相仇视了小半辈子的帅哥，某一天其中一个突然和某位其貌不扬的女生有了一段往来，结果另外一个知道了以后，误以为两人在谈恋爱，于是便本着老子这辈子生存的价值就是让你不爽这一基本思想，走上了撬人马子的漫漫长路，而原先的那一个一看这架势，还以为自己的仇人也爱上了这个女孩，于是也本着同样的思想干起了同样的勾当，最终上演了一幕可歌可泣有喜有悲的两帅哥围着一丑女争风吃醋的苦情戏。

这场戏里，最大的受益者当然是那个女生，就如同在魏、吴、邪马台三国斡旋中，邪马台才是最大的赢家一般。

正始元年（公元240年），一个天大的喜讯传到了邪马台：作为去年的礼尚往来，魏国也向他们派出了使节团，这船都已经靠岸了。

当时曹叡已死，继位的是他的义子，也就是后来被司马师给废掉的那位高贵乡公曹芳。

曹芳坐龙椅的时候年仅八岁，根据他爹的遗命，由司马懿和曹爽辅政，那两位虽说都是互相拆台互相敌视的主儿，可在对外，尤其是对倭的外交政策上，还是相当一致地承袭了曹叡的基本指导思想。

于是，赴倭使节团就这样出发了。

第三章
邪马台：倭国统一的雏形

因为魏国的文化技术比较发达，所以在使节团队伍中存在着一些相关的技术人员，能够把一路上的各种数据记录在案，从而使得今天的我们得以大致知晓带方至邪马台的距离，以及关于邪马台国情的一点相关数字。

这帮人的行走路线和难升米他们相同，也是先走陆路到带方郡，随后上了船，往南航行了七千里，然后抵达狗邪韩国。

从韩国继续开船，漂一千多里，到达了一个叫对海国的地方，在那里，使者受到了统治当地的部落首领卑狗和卑奴母离的热烈欢迎。

对海国就是今天的对马岛，当时那里算是邪马台王国下属的一个分支部落，方圆大约四百多里，居民一千多户，岛上山势险峻，林中野兽出没，几乎没有什么良田，那里的人基本上完全依靠食用海产过活。

在对海国，几位魏国使者看到了让他们终生难忘的一幕——吃饭的时候，几个倭人将刚刚从海里捞上来的上等蚌贝放在这些人的面前，并示意他们趁着新鲜尽快享用。

没错，这贝是刚捞上来的，连洗都不曾洗过，便直接端上来的新鲜之物。

所以魏国人有点傻眼，不知道该怎么下口。

倭人则以为对方是初来乍到没吃过这口，于是连忙很好心地教他们说，先用小刀把壳撬开，然后吃里面的肉就行了，这壳千万别吃。

一边说，一边当场演示了一遍，果真是撬开了贝壳之后将里面的贝肉给生吞了下去。

自燧人氏造火以来，吃了几千年熟食的中华人哪里见过这等场面，一个个险些把在昨天吃的晚饭都给吐出来，只能赶忙推脱身体不适，食欲不佳，就暂时免了这顿盛宴吧。

倭人倒也聪明，一看这样子就知道魏国使臣吃不了生食，于是便赶忙点起火来，将鱼贝等物在火上烤熟了再奉上。

这顿饭就这么对付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使者告别了对海国的诸君，踏上了继续前行的道路。

往南航行一千里，到了一支国，就是如今的壹岐岛，四方三百余里，多草多木多森林，但仍然是没什么好田地。

出了一支国，还是往南开船走，仍旧是一千里，到了末庐国。

末庐国就是今天佐贺县的唐津市，换句话讲，这帮人终于到了九州岛，离目标不远了。

再往东南走六百里，便是我们最初的主角——奴国，那里有住民两万户，算是比较大的部落了。

奴国往南叫投马国，有住民五万户。

投马国再往南，就到了本次出访的目的地——邪马台。

女王卑弥呼以最高规格接待了天朝使者，并且特允他们在全倭境内都可以自由行走。

也正因为此，才使得当时连文字都没有的日本得以为后世留下那么些许资料，也总算才能让后人稍微了解一些关于倭国特别是邪马台的风土人情。

从总体上来看，邪马台虽然比较原始落后，但基本上还算是一个已经有比较完备的道德体制和法律秩序的社会。

至于具体的说法，那就让我们跟着魏国的使者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近在咫尺却又神秘无比的国度吧。

在中文里，一个地方的情报通常会被称为风土人情，往往风土在人情之前，所以魏国的使者们首先是在邪马台的山川森林以及平原上到处参观勘察，结果他们发现，这是一个物资相当匮乏的国家，无论在何处，都看不到大型野兽，比如老虎和豹子的踪迹。同时，老百姓似乎也不知道饲养牛马羊等家畜，别说饲养了，就连见都不曾见过。

而且虽说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但因为铁矿资源不够多及冶炼技术尚不发达，从而使得大多数的邪马台士兵依然用着木枪、木盾和木弓，而箭头则一般有三类，分别是竹制、铁制和骨制，其中当然是铁制箭头最为罕见。

此外，和魏国比起来，邪马台气候非常温暖，据当地百姓介绍说，即便是冬天，也只需穿一件衣服就行了。

风土之后，便是人情了。

在邪马台，如果你有幸投胎得了一副男儿身，那我不得不对你道上一声恭喜。

首先，你可以有一身非常漂亮的文身，在这里，花和尚九纹龙都不是什么特例，而是普遍现象，几乎每个成年男子，无论地位高低，都要在脸上以及身上刺青。

当然，由于国情各不相同的缘故，所以这在当年的魏国人看来似乎有点怪异，乍一眼望去还以为满城都是贼配军。

其次，在这个国家，男女比例极不平衡，女的较之男的在数量上要多出许多，虽然不知具体多多少，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几乎每一个邪马台的男人都能拥有两个以上的妻子。

一般小户人家的老婆有两到三个，大户人家则能娶到五六个甚至更多。但相当奇怪的是，据魏国使者的调查，尽管每户人家个个都是一男多女，可这些女人们却很少有人争风吃醋大打出手，甚至连红杏出墙都少有耳闻，比当年华夏宫廷里上演的那些宫斗戏目要太平得多。同时，邪马台人的老婆除了是老婆之外，也是他们的财产。

根据法律规定，每当有人违法乱纪的时候，如果罪行比较轻，那么一般就罚没老婆，即把你的老婆充归国有，给卑弥呼大人当奴婢，数量根据你的罪行轻重来定。如果是重罪，重到罚光你所有老婆都不足以抵罪的时候，就会把你拉出去砍头，再重一点的，就牵连宗族一块儿去死。这点倒是和中国挺像。

因为物资匮乏技术落后，所以邪马台人的吃穿住行看着都很寒酸。

吃方面，主食是稻米，配菜是蔬菜和鱼，其中蔬菜一般是生食的。因为魏国人在对马岛上已经见识到了生吃贝肉的景象，故而对此也就见怪不怪了。

邪马台人吃东西普遍用手，包括女王卑弥呼在内皆是如此，但也有极个别会用筷子的，比如那位曾经出访过魏国的难升米。

穿的话通常是麻衣，很少有棉的，丝绸什么的就更别说了，而且衣服的做法也非常不考究，男的通常就围个下身，女的则是把一整张麻布摊开，当中挖一个洞，往脖子上这么一套就算完事了，量体裁衣之类的程序通通不要，特省事。

在住这方面，邪马台人拥有着足以让我们今天大多数人都羡慕嫉妒恨的优越——只要是成年男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子，哪里有空地你就往哪里盖，一切都是你的自由。

当然，房子一般就是木头骨架上面盖点草，不抗地震不抗台风，但怎么着也是独栋建筑，原始人在这方面还是挺有福利可言的。

至于“行”那就不说了，连马都没有，当然基本靠走，条件好的话还能有个轿子，自然，说是轿子，可实际上也就是一块木板四个人扛着走，跟担架没甚区别。

此外，邪马台的一些宗教习惯也让魏国使者感到了莫大的惊讶。

在那里，占卜什么的通常手段倒是和中国如出一辙，都是烧骨头看裂纹以辨凶吉，但还有一个特色却是中国从来不曾有过的，那便是“持衰”。

所谓持衰，指的是某一个不特定的人，由卑弥呼亲自用法力筛选出来，每当国中有大事，就会先派这个持衰坐船出海；同时，这个人在航行期间，不能梳头，不能洗漱，衣服也必须是破破烂烂，长满跳蚤。如果能够平安到达预定的目的地再安然无恙地回来，那么就说明是吉兆，便赏赐他财物，然后按计划行事；若是一去不复返死在那茫茫大海里了，则说明是凶兆，赶紧罢手为好。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假如这个持衰虽说回来了，可却是属于那种船沉了或者遭遇风暴被刮回岸边之类的侥幸生还，那么就对不起了，这个卦象叫“持衰不谨”，就是说虽然表面看起来是凶，但还有能将其挽回成吉的机会。

那么该如何挽回呢？很简单，把那个持衰砍死就行了。

以上，便是邪马台国的一些基本情况，与此同时，对于那里当时的社会风气和一些相关秩序，魏国使者也做了一番比较详细的考察，最终得出了相当不错的评价。

估计是怕自己的老婆被罚抄没收，所以那地方的治安特别好，很少有人去偷去抢。

我知道肯定会有人冒出来义正词严地说上一句：“邪马台的治安之所以好，是因为他们穷，穷得没东西可供偷抢了。”

邪马台穷吗？在论穷富之前，你得先弄明白这么一件事，那就是所谓穷富，其实都是相对的。邪马台相对于魏国、吴国和蜀国而言确实穷，可你若要真的打算就此论定这是一个穷得除了碗里的饭再无一件身外物什的叮当响的国度，却也不是那么一回事。

魏国人发现，邪马台国有市场，而且覆盖率挺高，换言之，这地方其实是有可以用来做交易的剩余物资存在的，同时也有货币。

不光有市场，就连经济秩序也建立了起来。比如为了控制物价，卑弥呼就特地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安排了专门的人手，用来管理市场，以防价格出现狂飙或是暴跌等恶意操控现象。

同时，在这个国家，开始渐渐地出现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他们的房子比起普通老百姓的来要考究很多，堪称豪宅，不过这些人大多数都是特权阶层，先当了卑弥呼手下的大官，然后再以权谋私，变成了有钱人。

邪马台的老百姓对当官的必须要绝对服从，比如农民在路上碰见了官员，就得立刻趴下身子，滚到一旁，用蹲着或是跪着的方式打招呼，当官员问起话的时候，百姓则一定要双手触地，并且大声回话。

在最后，魏国使者们还对邪马台国以及周边地区的住民的健康状况进行了观察。这个国家的人民身高普遍不高，平均成年男子也就三四尺而已。汉代的度量衡和现在差别甚大，你千万不要以为关云长身高九尺就是超过姚明了，其实汉朝的一尺大抵等于如今的23厘米，换算下来，当时邪马台人的身高连一米都未满。

人长得不高的原因，多半是和当地的住民很少摄入动物蛋白有关，但或许也正是因为这种饮食习惯的缘故，邪马台人的身体都非常健康，平均寿命也很长，活到八九十岁的老人十分多，甚至还有百岁高寿的，让魏国使者惊叹不已。

此外，魏国人还发现，在邪马台，无论男女老少，都爱喝酒，但酒量又似乎普遍不高，小酌几杯便能醉得东倒西歪。

总之，在魏国使者们的眼里，邪马台是一个相当不错且非常值得交往的国家，穷一点、落后一点都没关系，这年头谁还不是从板砖木棍时代摸爬滚打过来的呢。

所以在回到洛阳之后，使者们毫无例外地向曹芳、司马懿以及曹爽三人表示，邪马台人有仁有义，还很懂礼节，所以联倭抗吴这条国策，是一个可持续下去的好计划。

事实上，正如魏国人所评价的那样，邪马台国确实非常知礼节。由于在两国之间一来一往的两次互访中，魏国赐予了邪马台很多礼物，尤其是第二次，除了数量和质量远超第一次的那些丝绸珠宝金银等财宝外，甚至连一与的礼物都准备了——木质的兔子玩具一个——所以心怀感激的卑弥呼想到了投桃报李、礼尚往来等一系列类似的中国成语，打算再度派遣使者赴魏访问，以表答谢。

正始四年（公元243年），邪马台使者伊声耆、掖邪狗等八人赴洛阳面见曹芳，得大量赏赐，其中掖邪狗还被封为中郎将。

值得一提的是，在伊声耆、掖邪狗这次出访的礼单中，邪马台国除去像以前一样送了生口之外，还多了一样稍微拿得出手的东西：倭锦，即日本自制的丝绸。

这就证明，中国的丝制技术，已经被传到了日本。

就在这帮人回来之后没多久，新一轮的访魏活动又在卑弥呼的脑海中酝酿起来了。

虽说在常人看来这种由倭国发起的频繁交往实在是有些骗赏钱的嫌疑，但其实卑弥呼心里最明白，此时此刻，有着远比一切金银财宝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性命。

狗奴国又杀过来了。

在得知魏国使者到访邪马台的消息之后，狗奴王明白自己之前想等着双方关系淡化之后再动手的计划铁定是泡汤了，所以他当机立断，又作出了一个新的决定，那就是先下手为强，在最短的时间内火速灭掉邪马台，瓦解各部联盟，独霸倭国。待到把这锅生米煮成熟饭之后，再派使者去魏国，要求他们封自己做唯一的倭王，反正对方想要的不过是联倭抗吴，至于联合倭的哪个部落，想来应该是不会太在乎的。

所以在魏国使者回国之后不久，狗奴便发动了极为猛烈的进攻，在他们强大的战斗力下，邪马台联盟失地丢城，节节败退，虽然靠着人多势众才勉强稳住阵脚，可任谁都知道，若要长期这么打下去，那全邦灭亡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以答谢为名，行求援之实就显得十分必要了，而且因为此次访问事关重大，故而卑弥呼决定把首席使者的重任再度交给在当年曾在魏国上下好评如潮的老牌外交官——难升米。

对此，难升米大人表示义不容辞，但唯有一个条件希望女王答应。

卑弥呼的台词很老套，她表示你尽管讲，只要我能办到，莫说一件，就连十件百件都照样依你。

“我要禾鹿随我同去。”难升米说道。

卑弥呼迟疑了一下——她是在琢磨这禾鹿究竟是谁，几秒钟后才想起来，原来是一与的哥哥。

在当年去接一与上卑弥呼那儿的时候，禾鹿拼死夺妹给难升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转眼当年的小正太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小伙，难升米觉得这家伙要是留在家里种田未免有些可惜，好好加以培养兴许能成大器，于是便打算利用出访魏国的机会让他出趟远门长长见识，同时也是一种磨炼。

这怎么说也是女王身边最贴近的侍女一与的亲哥哥，所以卑弥呼当然不会拒绝。在临行之前，老太太还做了一件特有人情味儿的事情。

前面已经说过了，一旦进了卑弥呼的家，就意味着从此要把人生奉献给神灵，便得斩断原来的一切因缘，但考虑到这种事情不太现实，人毕竟是人，总有七情六欲七姑六婆，所以女王大人在召见禾鹿委任他为访魏使者的同时，还特地给了一个让他见妹妹的机会。

当时的一与已经九岁，在那个女子十二三岁谈婚论嫁，十四五岁做人亲娘的时代，也算是个大姑娘了。在卑弥呼的悉心指导下，她除了法力不断增强之外，为人性格方面亦趋于成熟，在和时隔五年未曾见面的兄长四目相对的时候，依然保持着一份从容和淡定。

而禾鹿也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拦路抢妹的小男生了，此时此刻，他的身份已是访魏使者，算是国家重臣，当然也得有一份该有的气度。

故而这次见面并没有出现什么飙泪、哭号之类的场面，而是完全沉浸在了一片静静的微笑之中。

一与微笑着说，禾鹿君，这次访问魏国要辛苦你们了。

禾鹿微笑着回道，不辛苦，一与大人您也要自己注意身体，这天眼瞅着就要入秋入冬了，自己多穿点。

会见自始于微笑，亦在微笑中圆满结束。

至于那微笑背后还藏着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也不想去知。

总之，上路吧。

只是这一路上真可谓是多灾多难，船才出了海，便碰上了意外：也不知道是谁当了可耻的叛徒，邪马台使节团的行踪居然让狗奴国给知道了，于是狗奴王特派一支军队也坐着船杀将过来，打算把邪马台人截杀在海上。

因为是使节团，而且谁也没想到会碰上这种事情，所以邪马台的船上并没有安置多少随行的护卫，面对强敌，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只有逃走——划着船逃走。

在经过一阵激烈的追逐之后，邪马台这边被射伤了好几个，但总算是摆脱了对方，并且安全抵达了带方郡。随后，一行人和他们的前辈一样，自带方走陆路，到达了洛阳城。

对于禾鹿而言，这次旅途除了肩上担着的外交重任外，更多的则是一种心灵上的震撼。

在魏国，他第一次看到了耕田的牛；第一次看到拉车的马；第一次知道，原来动物除了吃肉扒皮之外，还能为人所用。

在魏国，他第一次看到黄河，当他看到奔腾而来的河浪、一望无际的河面以及听到巨大的潮声时，禾鹿惊讶得连表情都扭曲了：“这……真的只是一条河？”

“嗯，这叫黄河，是魏国最大的河。”老外交家难升米熟门熟路地介绍道。

而在进入洛阳城，尤其是洛阳皇城之后，那更是一场视觉革命了。

望着比邪马台国王宫更大得多的皇城，禾鹿甚至觉得脚下踩的青石板都是一种奢侈物品。

午饭时间，当魏国的接待人员端上了一盘盘冒着热气的美味时，禾鹿立刻十指乱动，扑了上去，但却被难升米给一把拦住：“在这里吃东西，不能用手。”

一边说着一边还递上了两根小木棍：“这叫筷子，有教养的人都用这个。”

难升米应该是日本史上第一个接触筷子的人，而这次出使魏国，也得以让筷子这东西，被带到了日本。

吃过饭，魏国又准备了华丽万分的歌舞表演。

这简直是一个神一般的国度啊。

我想，这不光是禾鹿的想法，其实也应该是那个时代所有来过中国的日本人的想法。

吃好玩好之后，一行人终于见到了曹芳。

当时是魏正始六年（公元245年），曹芳正好十六岁，故而难升米他们一般背地里称其为“少帝”。

少帝看着眼前的日本人，显得非常客气，表示你们跋山涉水远道而来，实在是辛苦了，如果没有别的事情，那就先回驿馆歇息着吧，要想谈家国大事，明天找大将军商量去。

大将军就是曹爽，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他是曹真的儿子，后来被司马懿给坑死了。曹叡在临死之前，将曹芳托孤给了曹爽，所以当时魏国的军政大权，基本都被他给一把抓在了手上，而司马懿眼下还只能暂时靠边凉快。

第二天，难升米带着禾鹿等一行人去拜会了曹爽。大将军对于日本人的态度倒也非常温和，寒暄过后便直截了当地问道，你们来干啥？

难升米说我邪马台自从受了大魏的封王之后，一直都把魏国大皇帝当做举国上下的真命天子，卑弥呼大人更是每天都会遥拜西方，为皇帝陛下祈福，本来倒也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可没想到现如今南边的那狗奴忒不是玩意儿，仗着兵强马壮就整天来欺负人，眼瞅着我们邪马台联邦是干不过他了，只能请万能的大魏帝国想点法子，帮帮我们吧。

曹爽问你打算让我们怎么帮？

难升米说你看着帮。

曹爽说好，那这事就交给我们吧。

要说魏国还是很够意思的，言而有信，驷马难追。在日本使节团回国后不久，曹芳便下了一道圣旨，赐难升米黄幢一面。所谓黄幢，就是魏国的军旗。这玩意儿虽说从实际价值上来看，确实不如金银珠宝，但却意义重大。

什么人才能用魏国的军旗？当然是魏国的军人。

既然给了难升米一面魏国军旗，那就等于是告诉狗奴，这是我们魏国的人，要想动，先想想怎么跟我们大魏交代吧。

之后，曹芳又派出塞曹掾史张政去了一趟日本。

“塞曹掾史”用今天的话来讲，可以通俗地被认为是国家对外事务办公室主任。

张政首先抵达邪马台，跟卑弥呼见了面。在会见过程中，张政指出，虽然魏倭两国国情和制度不同，但始终互相理解、支持、尊重，大魏朝廷非常重视对倭友好关系，始终坚持邪马台才是倭国正统这一原则，在涉及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原则上，向来坚定地支持邪马台联邦，并且我大魏从来主张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是我曹家小弟，所以现在你们有难，我们绝对不会坐视不管。

卑弥呼对此深表赞赏和感谢，同时也表示，张大人的这次访问，一定会为双方关系发展注入新的更大动力。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魏倭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一定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会见圆满结束之后，张政在邪马台小住了几天，接着便往南走，去了狗奴国。

这是魏国和狗奴国之间第一次打交道，但气氛却并不怎么友好。

张政先是对狗奴以强欺弱，凌辱大魏小弟邪马台一事向狗奴王提出了谴责，然后表示，这邪马台是我们罩着的，如果你们以后还想打他们主意的话，那就先来跟大魏商量商量吧。

狗奴王明白此话的分量，也知道这商量商量是怎样商量的，所以当时他就冒了一额头的虚汗，连连摇头摆手，说我们以后不敢了。

而张政却并没有一点就此放过的意思，他用极为严厉的口气告诉狗奴王道，不要以为你现在在我面前服软认怂我就不知道你心里的小九九，你是想等我回国了，风头过去了，再出兵邪马台吧？我今天还就告诉你了，我不走了，我就在他邪马台国常驻了，看你还敢不敢来。

这是大实话，张政后来真的没走，一直在邪马台住了差不多有二十多年才离开。

那边的狗奴王一看魏国似乎是动了真格儿了，当然也就明白想要灭掉邪马台联邦，无论从理论还是实际上出发，都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于是狗奴国干脆就认怂认到底，在张政来访的数月之后，派出使者见了一次卑弥呼，表示自己愿意臣服，愿意和其他小国一起加入邪马台联邦。

这是一件比较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被载入史册的，能够代表全日本的统一政权。虽然这个统一政权是由海峡对岸的中国帮着建立的。

然而，就在倭国被邪马台政权统一之后，正准备奔向欣欣向荣的康庄大道的当口，女王卑弥呼却因操劳过度而病倒了。

毕竟也是至少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了，所以卑弥呼这一倒下便再也没能起身。

在临终的时候，她立下遗嘱，自己的王位，由一与继承。

大约在公元248年前后，卑弥呼与世长辞，确切时间不明。

老太太死后，邪马台人民化悲痛为力量，给她建起了一座规模巨大、纵横百余步的陵墓，同时，还弄来了数百生口一同陪葬。

虽说遗嘱中的继承人是一与，可小姑娘当时不过十三四岁，无论站在哪个时代的角度来看，都是属于那种不折不扣的无行政能力的人。所以，手下的一些大叔开始狂躁了起来。

有的邪马台联邦加盟国国王觉得自己兵精马壮，所谓倭王的王位，直接靠抢就行了，这种现象比较普遍，但凡手头有几个能扛枪的，都在那里跃跃欲试，准备争夺王位；还有人宣称卑弥呼的遗嘱是假的，真正的遗嘱上指名的继承人，是自己，这算是文艺的；而表示应该严格遵照卑弥呼遗嘱，让一与来继承大统的，虽然也不乏其人，但却被别人当成了空气。

于是整个倭国又再度混乱了起来，又一次地进入了战乱时代，短短数月，便死了数千人。

要说这帮人还真是些蜡烛——不点不亮。太平时节总想着杀人放火，可真当三步一摊血、五步一挺尸的景象摆在眼前了，于是便又开始怀念和平岁月了。

其实这也是必然，毕竟那时候的日本无论是物力财力或是生产力都极为原始。一千多个壮丁，这简直是一笔近乎天文的巨大财富，真要长此以往地这么一千一千死下去，任哪位国王都伤不起。所以大家决定坐下来谈谈，而谈判的结果是，每一位国王都不愿意看到其他国王成为新的倭国国王，可又非常清楚自己也很难坐上这把宝座，于是大家最终拟定了一个极为折中的办法——遵照卑弥呼的遗嘱，公推一与为女王。

虽说是绕了一圈又给绕了回来，听起来简单还挺搞笑，但此事绝非是如上述文字描述的那样简单。

事实上这是一桩大事件，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分水岭和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

很多人在提到中日两国历史的时候，都会表达出这样一个统一的观点，那就是两国的历史流程极为相似，不光是历史学家，就连政治家，也有不少是这么认为的。比如在晚清那会儿，就有无数政客认为，大清要走向强大，必须要学习和自己同文同种的日本。甚至还有人把慈禧比作幕府，光绪比作明治天皇，要求光绪帝像明治天皇扳倒幕府那样去消灭慈禧。这一切的一切，都源于上述的认知，即日本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的缩影，即便个中细节不同，但大方向是一致的。

但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极大的误解。中日两国的历史流程，从最初就是不同的。而其中这最大的不同点，则在于两国的最高统治者。

中国古代，最大的是九五之尊的皇帝，皇帝出现之前那叫天子。但无论是皇帝还是天子，它的诞生，绝大多数都是依靠武力来决定的：无论是黄帝胜蚩尤，成汤赢夏桀，还是后来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靠的都是拳头，谁厉害，谁老大。

可日本就不一样了。日本的最高统治者是天皇，天皇这个称呼是很久以后才有的，但最开始的天皇，或者说天皇的雏形，其实就是倭王。

第一代倭王：卑弥呼；第二代倭王，一与。

还记得卑弥呼是怎样成为邪马台国王的么？没错，因为她能通神，所以原来的国王把王位禅让给她了。而一与，也是因为有超能力的缘故，所以被卑弥呼给发掘了出来，从侍女起步，一直当到倭国王位的继承人。

她们靠的都不是武力，而是神力。所以日本人常常称自己的国家叫“神之国度”，就是这么个意思。

通俗地讲，中国的老大，是打出来的；日本的老大，则是拜出来的。

千万不要觉得这只是历史的细节，正是因为这种最初的分歧，才终究造成了中日两国在数千年之后的巨大差异，这些我们后面会慢慢讲。

总而言之，卑弥呼和一与这两代女王的相继上位，不仅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原来互相独立零散的村落群，到如今一个具有统一雏形的国家政权之间的过渡，同时，也为后来天皇这一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半神地位的存在，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第四章
文明传来：古坟与渡来人

一与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继承人，虽然她在历史上的受关注程度远不如卑弥呼，但这并不能否定她当政期间所取得的成绩。

在一与的统治下，倭国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倒不是说小姑娘能用神术点石成金，而是因为她非常忠实地贯彻了上一代领导人的一项基本国策——亲华。

那位历史上最初的中国驻日大使张政，在倭国被奉为上宾，每天三餐山珍海味地养了二十年之后，张大使要回国了。

回国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因为大使老了，怎么说也都二十年过去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改朝换代了。

张政是在大约魏正始七年（公元246年）到倭国的，二十年后，便是公元266年，不仅年号变成了泰始，就连国号也从魏变成了晋。

这也就是司马灭曹，西晋代魏的故事。

好在司马家族在上台之后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清洗活动，基本还是沿用了曹魏时代的旧臣，所以张政的身份依然是外交官。而且就在他准备回国的时候，收到了晋朝廷送来的一封信，内容是希望他能够带几个倭国使者一同来洛阳，因为晋武帝司马炎有兴趣。

当时三国时代已经基本结束，曹魏被晋取代，蜀汉则在此之前便被消灭，剩下的只有盘踞在长江以南的东吴，司马炎想见倭国人，感兴趣是一方面，或许也有想让他们从东面的海上发起进攻，协助攻打吴国的考虑。

当然，只是可能而已。

但不管怎么说，这一年张政回洛阳的时候，还是带去了一支五十人左右的倭国使节团，使节团团长是当年出访过魏国的掖邪狗。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倭国方面准备的贡品已经不再是各种寒酸的麻布鱼干了，而是珍珠、倭锦、宝石等各种高价物品，外加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充满倭国特色的礼物——生口三十名。

这无疑是一次正儿八经的朝贡，而且还是一次极为必要的朝贡。

新小弟要来给新老大拜码头，而新老大也要见一见新小弟，顺便重新承认小弟的地位。

只不过这既是邪马台跟晋朝之间的第一次交往，同时也是最后一次。

因为在这之后，邪马台这个在历史上被众说纷纭的国家一度消失在了史料中，日本方面因为当时连文字都没有，而在长期以来一直为东洋邻居承担着免费的历史记载服务的中国史册里，却也不再有“邪马台”这三个字了，等到倭国二字再次出现，已经是在一与给司马炎朝贡的近一百五十年后了。

由于没有任何记载，而且相关文物出土也不多，所以公元4世纪在日本的历史上，一般被称之为“空白的4世纪”。

尽管名为空白的4世纪，实际上并非一片空白，怎么说这也好歹是人类社会，只要是人做的事情，那多多少少都会留下痕迹，追寻着这些蛛丝马迹，总能找到些我们想要的东西。

比方说，我们至少能够知道，在那个时代，日本的政治中心发生了转移，从原来位于九州那边的邪马台，转到了本州岛上的近畿地区，再要说具体一点的话，就是大和，即现在的奈良县。

当然，这种转移自然不会是一夜之间的事，它肯定得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详细说来应该是这样的：倭国的中央政权，在离开了最初那位于九州北部的邪马台国后，先是到了本州岛西边的鸟取县，然后东进，到了兵库县以及大阪府周边，接着仍是往东，最终来到了奈良以及京都一带。

我知道这话说完肯定有人会表示质疑和吐槽，毕竟刚才反复地在说空白的4世纪，现在却又把人家的政权迁移说得煞有其事，实在是有些不靠谱。

其实这事虽说听起来有些悬，但也并非空口捏造，证据么，还是有的，那便是坟墓，用专业的话来讲，叫古坟。

古坟，泛指古代的坟墓。在我们中国人眼里，清朝的坟是古坟，汉朝的坟也是古坟，但是在日本就不同了，那地方的古坟是有特指的。在日本史上，通常把建造于公元3世纪后半叶到公元7世纪，且规模巨大的陵墓称之为古坟，同时，也把上述时间段称为“古坟时代”。

像卑弥呼的那个方圆千百步外加数百生口陪葬的陵墓，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古坟。

根据上面对古坟的初步描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种东西，根本就不是普通人能造得起的，只有位高权重的统治阶级，才有资格和能力为自己建起一座规模巨大，能被后世称作“古坟”的陵墓。

于是事情就变得很明朗了：既然是只有统治阶级才会有的特权，那么只要根据一个地方所发现的古坟数量，便能推断出此地在古坟时代住着多少王公贵族，拥有古坟最多的地方，等于说就是当年王公贵族的聚集地，自然，也就是政治中心了。

据统计，截止到今天，日本总共发现的古坟数量为161560座，其中兵库县拥有16577座，居全日本之首；鸟取县有13094座，福冈县有11311座，京都府有11310座。

这就证明了，上述地区都应该曾是日本中央核心政权的所在地，至少是政治重地。至于迁移的路线，想必是呈线状地自西向东，毕竟不过是短短的一百来年，实在不太可能搞一些迂回动作，比如什么先到京都，再到兵库，随后到大阪，接着到鸟取，最终再回京都。

此外，在千叶县也发现有古坟13112座，这是个例外，它并非政治中心的象征，而是表明在公元4世纪的时候，日本中央政权的势力范围已经成功延伸至关东地区。

不过，说句不好听但确实是实情的话：“古坟时代”之所以叫古坟时代，除了古坟是一大特色之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那个时代所留下的，唯一的能够让后人了解它的遗产，也基本上只有古坟了。

日本的古坟虽说数量众多，但从外观来看，总体上都是大同小异，主要有三种模样：圆形坟、方形坟以及方圆坟。

圆的和方的无需多说，想不出样儿的可以回家自己买一张烧饼和一块豆腐干好好观察。关键要说的是方圆坟。

方圆坟也叫上圆下方坟，因为它的外形通常圆形在前部，方形在后部，并且那方也不是正方长方，而是略显梯形，所以站在高处眺望的话，会发现这东西更像是一个钥匙孔。

方圆坟并不多见，甚至可以说是罕见，因为在那十多万的坟头里，真正意义上的方圆坟实际上不过五六座，其他的多为下面方块上面是个近乎圆形的多边形。但是方圆坟的存在意义非常重要，堪称日本古坟的代表，因为这种造起来非常复杂的陵墓里，从来都不埋一般的死人，几乎可以说是皇室专用。

比如据称是天智天皇陵寝的御庙野古坟，便是上八角下方块的伪方圆坟；而位于大阪的大仙陵古坟，长486米，体积超过140万立方，堪称日本第一大古坟，那可真的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方圆坟了，里面睡着的据说是仁德天皇，此人我们放到下一章详细讲。

面积五百多平方米的坟包在当时的日本已经算是跟造万里长城差不多一个级别的工程了，不光是占那么大的一块地就能算完的，坟外得有壕沟，坟墓的本体得用石头一块块堆出来，上边还要有装饰，进了陵墓的大门，在墓穴里要画上反映天体群星的壁画，同时还得在里面挖上坑，放上巨大的棺材。

所以长期以来很多人都很好奇：在那个时代的那种生产力之下，造一座像大仙陵那样的古坟，究竟得用多少人力和物力？

这个问题其实还真有人研究过，并且也真的得出了一个还算靠谱的结论，不过在说这个结论之前，我们得把背景先交代一下。

首先，造古坟是以当时的生产条件为基准的，也就是说排除一切诸如推土机爆破弹这样的现代工具，只考虑铁锹木耙。

其次，那年头日本人口不多，如果全民动员造坟墓，那恐怕只能是造完了大家一块儿躺进去拉倒，因为没人种地了，故而参加建造大仙陵的劳工，应该在两千人左右，不会有太大的偏差。

第三，这是一个假设，因为活在今天的我们不知道那会儿日本人的作息制度怎样，或许是每天劳作年中无休，或许也可能是做一休一，所以我们只能假设一下，假设他们的工作时间和我们一样，一周五天，每天八个小时。

根据以上背景条件，现在就由我来介绍施工详情。

第一步是清理坟区，除掉杂草，砍掉树木，把地方给腾出来，这需要三个月。

接着是丈量土地，这得花去将近两个月。

做完上述的前期准备以后，便正式开工了，其中，最外处壕沟的挖掘，需要差不多十一个月，内壕沟的挖掘工作则要四十六个月，而墓穴本体的挖掘则需花时一百零三个月上下。

挖完沟之后就要铺地了，那会儿没有大理石，就连青石板都没有，古坟的主要建材是普通的天然石块，地里头捡来看着大小合适模样凑合就铺上去了，采石、运石和铺石这三项，总共需要花费一百九十五个月。

弄完这一切，整个工程基本上就算是差不多了，接下来，只要再把放棺材的那个地方给花上半年整修一下，这地方就能躺人了。

最后的工作是拆除工事，整平道路，这些需要九个月。

由于有的工事是可以放在一起同时进行的，所以时间总数的计算方法并非是单纯地把上面数字相加，只是在此不必多费口舌，还是直接说答案吧：十六年。

而在动员人数方面，以两千人计算的话，那么挖土需要67万人次；运走那些被挖下来的土，则要446万人次；装土，要24万人次；前期测量，清山以及排水，要43万人次；采集石块搬运石块和堆积石块这三项的人次，则在20万。

总计680万人次左右。

最后再做一个假设，那就是如果按照今天在日本工地上打工，一天工资为12000日元计算的话，那么光是大仙陵古坟的劳务费，支出就在日元800亿，折合人民币大约60亿元。

以上，便是方圆坟的基本建造步骤和所需成本，但希望你能明白，这成本仅仅是理论上的。

在实际操作中，当时的日本民工不但拿不到我们刚才说的工资，相反甚至会因为参加了这份工作而连一日三餐都难以保证，这是因为那个时代的日本还没有用于保护下层百姓的法律，对于统治者而言，老百姓就是自己财产的一部分，有多少就用多少，能用到什么程度就用到什么程度，根本不用考虑对方的死活。所以老百姓跑来修坟，上头除了提供工具和管上两顿饭之外，就几乎再也不给福利了，这便直接导致了很多种地出身的民工误了自己家的耕种，等到坟修完，早就错过了季节，没耕种，自然就没得吃，只能饥寒交迫地挨日子。

此外，在修建古坟的过程中，因积劳成疾而医治无效，因工伤事故死亡，因忍受不了艰辛逃走而被监工毒打致死的劳工们，则更是不计其数了。

这就是人类历史中的常态，但凡能被后世冠以光荣伟大之物，往往总是和人命鲜血脱离不了干系。

不过，造古坟可不光是个力气活，它更是一门技术活。以当时日本的生产力来看，搞这样的大规模建筑，劳动力没问题，毕竟风调雨顺了那么些年，人口丰足，三条腿的乌鸦难找，两条腿的壮丁可遍地都是，关键是技术，比如测绘、选地、工事操作等等。

而那个时代的日本，在这些精细活儿方面，还都是一片空白，试想一个连文字都还没创立的国家，你让他去画工程图量角度算面积，实在是有些强人所难。

那显然得靠外援。

能够造起这十几万座巨大的古坟，不光是古代日本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同时也是大批来自海外的技术人员的智慧心血。

在日语中有个词叫“归化人”，泛指从国外来日本定居的移民，法律意义上则特指加入日本国籍的外国人。而在历史上，也有归化人这一说，指的是公元4世纪到7世纪这几百年时间里，漂洋过海来到日本成为住民的中国人和朝鲜人。

只不过“归化”二字，因为有“归顺”“服从”“被感化”之类的意味，而当时日本纯粹荒蛮之地，真要说中国人在4世纪“归化”日本，实在有些牵强，所以后来史学界对于在那几百年里从中国、朝鲜跑到日本定居的人，往往会专门给予一个新的称呼，叫“渡来人”——坐船渡海而来之人。而在今天，这个概念的时间范围又被扩大了不少，只要是古代来到日本定居的外国人，都会被认作是渡来人。

渡来人对日本历史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

这不是假大空，而是李菊福——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像之前曾经提到过的稻种输入，那便是我们中国人的功劳。

眼下讨论的古坟，虽然挖泥搬石头这种苦力都是日本人在干，可墓地的选位，陵身的设计以及施工时候的现场指导，则都是由朝鲜人来担任的。

有人说日本古代的老师是中国，这种观点是不切实际的。

在古时候，尤其是三国之后隋唐之前的那段日子里，日本人的老师其实是朝鲜人。

而中国，则是祖师爷。

知道为什么朝鲜半岛当年能有如此发达的技术水平吗？

那是因为他们离中国近。

那年头的中国虽然强大，但日子并不太平，天下大势合久必分，秦亡汉兴，东汉混战，每一次都弄得老百姓流离失所，有很多人在国内实在是混不下去了，只能带着妻儿出国逃难，离中原地区最近也最像样的国外地盘，是朝鲜半岛，毕竟那地方也算是受过些许华夏文明的熏陶。

而在逃亡朝鲜的难民里，当然不可能只有农民苦力，也会存在着一些知识分子或是技术人员，于是这就起到了一种文化输出的作用，这些难民，为落后的朝鲜半岛带来了文明的曙光。

只不过那时候的朝鲜其实也不太平，地方不大国家不少，主要有三国：新罗、百济以及高句丽。大家齐聚半岛，上演小型版的《三国演义》，长期割据混战。

就这样很多中国移民觉得朝鲜也不太适合自己，所以再次离乡背井，他们漂洋过海，来到了日本。而同样的，朝鲜本国那些为躲避战乱的人们，也是这么坐船去日本的。

这些人给日本带去了很多无形资产，比如更加先进的冶金技术，比如陶器的制造技术，再比如纺织技术，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东西——汉字。

没人否认日语中所用的汉字绝大多数都是从中国传入的，但在那个航海技术尚不发达，中日两国尚且不能频繁往来的时代，很多汉字以及汉文化实际上只能由中国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

其实中日韩三国的关系从来都是交融错杂的。

说到这里，突然想到一件很有趣的事。

话说在宋代，有一个叫荀凝的中国人因躲避战乱而逃到了朝鲜半岛，因为当时正值高丽显宗时代（公元1009～1031年），“荀”字的发音在朝语中同“显”，所以他不得不避嫌改姓为孙，叫孙凝。

他们孙家在高丽后来成了名门望族，人称安东孙氏，出过不少位高权重之人，比如一个叫孙干的，当过高丽将军；还有一个子孙叫孙处讷，在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时候，曾率民间义军和日本人作战，表现非常英勇。

只是没想到三百年风水轮流转，当年跟日本侵略军打得难舍难分的孙家，其后人却为了讨生活而从韩国移居到了日本，并改姓安本。昭和三十三年（公元1957年），安本家的次子在佐贺县出生，被父亲安本宪三取名为正义。

他便是日本著名资产家、软银（SOFTBANK）创始人孙正义。

说回正题。由于当时日本的文化局限（没有文字），导致很多渡来人纵然是立下了天大的功劳，却也只能当无名英雄，比如你无法知道把稻种带来的中国人姓甚，也查不到帮着设计古坟的朝鲜人名谁，在说起他们的时候，只能称其为引进稻种的中国人，造坟墓的朝鲜人，真正能留下姓氏名号的虽说不是没有，但真的非常罕见。

所以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说法：渡来人里头，但凡能够留名的，那必然是大人物，而在这些大人物之中，最最出众的，堪称是千百年间渡来人里最显眼的超级大人物的，有两个，一个叫弓月君，一个叫王仁。

这两位都是中国人，都有自己原来的汉姓，前者姓嬴，后者姓王。

中国姓嬴的不多，确切地说是很少，再说得精准点，那便是只此一家——秦始皇嬴政他们那一族。

事实上这位弓月君，正是秦王朝的皇家后裔。

话说那一年正值天下大乱，先有陈胜吴广，后有项羽刘邦，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皇朝秦朝就这么被打垮了，但所幸嬴家的人没有被杀绝，当然皇帝是肯定不能继续做了，为了保命，大家纷纷改名换姓地逃出了首都咸阳。

其中有一拨人为表不忘帝国大业，改姓为秦，然后一路逃到朝鲜，安居了下来，这便是弓月君的先人。

定居朝鲜之后，秦家代代都受到了当时半岛统治者的重用，到了弓月君那代，他被自己所在的百济国国王封为重臣，并派遣为使，出访倭国。

结果不知是何缘故，弓月君见了倭王就表示，自己在百济已然是混不下去了，一直都想着弃暗投明，只是苦于出路难找：回中国吧太不现实，毕竟自己出身成分不好，跑过去肯定要被当成打着秦皇朝旗号反攻倒算的逆贼；可去稍微远一点的匈奴大草原吧，又实在受不了那顿顿吃羊肉的日子，想来想去，还是请倭王行行好，把自己给收留了吧。

当然，这收留肯定不是干白工，弓月君表示，自己不是一个人，自己的身后，有数千百济人民，他们多是百济的技术工以及文化人，只要倭王愿意收留自己，那么这上千位高精尖人才，也能一并跟随来倭国。

当时倭国的国王叫誉田别尊，也就是被后世称为应神天皇的那个。

这里有个事必须要先说明白：其实天皇是公元7、8世纪前后才出现的称号，在此之前倭国的国王一般都称大王，只不过后来的日本人为了体现出一种天皇家族万世一系的光辉，所以才把另外一些大王都冠以天皇的名号。

说到“天皇”，又不得不提到一本《日本书纪》，堪称是东洋《史记》，也是著名女王卑弥呼在日本历史上的第一部正史，她在书中被冠以了神功皇后的名号。当然，有后必得有王，跟卑弥呼拉郎配的，是传说中日本第十四代天皇——仲哀天皇。

虽说平白无故地多了一个老公还是个天皇，确实听起来不错，可卑弥呼在历史上的形象是圣女而非剩女，这等于是在玷污人。

其实《日本书纪》这本书，虽然自称是正史，可你不能把它当正史来读。

该书开篇第一卷，说的是两兄妹通过直系近亲通婚的方式，弄出了日本列岛和日本诸神。

这在中国是绝不能放入“正史”行列的。不过这并非是说古代的日本人修史精神不严谨，也绝非说《日本书纪》是满纸荒唐言的扯淡之作，事实上这本书里大多数史料还是非常靠谱的，我们现在说的事有很多也都以这本书为依据，只不过就书本身的性质而言，《日本书纪》与其说是一本历史书，不如说它是一本政治宣传教材更为贴切些。

此书成书于养老四年（公元720年），修撰编写耗时三四十年，历经天武、持统、文武等数代天皇，而修撰此书的最大动机，是天武天皇通过发兵攻杀亲侄大友王子才得到王位，虽然事成但毕竟名不正，于是为了宣扬自己正统，这才命令手下修史一部，先是把关于大友王子一切正面的事迹给抹杀了，以至于今天的你在《日本书纪》里很难找到大友王子被册封为太子，然后还曾经登位当过天皇的记录。

同时，天武天皇还鼓吹了一下君权神授，表明自己今天能登大位，绝对不是因为杀侄篡位，而是八百万诸神早在千万年前就已做定的冥冥安排，是正统中的正统，不仅自己正统，就连天皇这个皇位，也是神安排的正统，从神的时代开始，就一直来历清楚并代代血脉相传，这便是被后来日本的国粹主义者们喊得震天响的“万世一系”的由来。

说回来。对于弓月君的移民要求，应神天皇表示非常乐意接受，他当即让对方赶紧回去，准备停当了之后随时欢迎来倭国定居。

然而，弓月君这一去，便再也没了音讯。倒不是他放鸽子，而是出了岔子。

百济隔壁的新罗国王，把那一行人给扣住了。

按说本来没新罗国王什么事，可他觉得这帮高端人才白白跑到倭国去实在是一种浪费，所以这才横插了一脚——正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反正大家都是朝鲜人，既然你百济没打算挽留，那就为我新罗所用吧。

当弓月君他们准备经过新罗境内渡海赴倭的时候，被突然出现的新罗士兵团团围住，由于这群人死活不答应为新罗王效力，坚持要去倭国，便被软禁了起来。

这一软禁，就软禁了整三年。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应神天皇当机立断作出决定：向朝鲜半岛发兵，用武力带回这批移民。

奉旨领兵前去的，是一个叫葛城袭津彦的人，此人乃倭国大将，同时也是应神天皇的亲家——他有个女儿叫磐之媛命，嫁给了当时的王子大鹪鹩尊，也就是日后的仁德天皇。

要说日本人的尚武精神那真是自古以来源远流长，葛城将军带着大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对马海，直插新罗境内，才刚和新罗王打一个照面，对方便被他那强大的气场给吓软了，当即就派使者跑葛城袭津彦那里讨饶，表示这都是误会，一切都是误会，我现在就放人。

就这样，弓月君和他的追随者们，终于踏上了倭国的国土。

来到倭国之后，这些人被应神天皇奉为上宾，其中弓月君还被封为通融王（也有说法是被赐名的），并赐予了大片的领地，本来应神天皇还想再赏个姓的，但弓月君表示，自己虽然人在异乡也愿意入乡随俗，但毕竟是大秦子孙，所以多少还是让自己留一点祖宗的痕迹吧。

于是，应神天皇便准了他沿用旧姓，姓秦。

这就是日本秦氏的由来。说起来此姓在日本至今还有人用，他们基本上都能算是弓月君的后裔，而且在漫长的历史中，秦氏作为日本的名门望族，也产生了无数分家，在那些分家里，同样也是名人辈出，比如战国时代四国地区的诸侯、人称姬若子的长宗我部元亲，再比如盘踞萨摩、打遍亚洲都罕逢敌手、人送外号鬼石曼子的岛津义弘等等。

弓月君和他的追随者们的到来，让日本兴起了一场产业革命。

移民里，有人会养蚕，有人会纺丝，这些人通通都被应神天皇封为重臣，先给一块领地几个生口，再赐一个日本式的姓，而且这姓很有讲究，不是随便乱叫。比方纺丝的那位，天皇赐他姓波多，这是因为生平第一次穿上丝绸衣服的天皇，觉得丝绸这玩意儿披在身上非常舒服，其柔软度仿佛贴身的肌肤一般，而在日语中，“肌”的发音和“波多”一样，故而给了此姓。

这算是开了一个先河，日后天皇再赏人姓氏的时候，多会从那人的工作出发，你干什么就让你姓什么，比如服部家，他们祖上是给天皇造衣服的；再比如犬养家，他们祖宗多半就是为皇上养狗的。

不光纺织户，其他的那些打铁的、造锅的、烧陶的渡来人们，也纷纷得到了同样的恩赏。

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这些人受到了在自己国家一辈子都不可能受到的厚遇之后，便发奋卖命，不仅自己努力干活报效大王，同时还主动将平生的本事传授给日本人，起到了“一帮一，一片红”的良好作用，使得全日本的技术水平一下子就提高到了无限接近中国，马上就能超过朝鲜的先进地步。

更有人还主动向天皇上奏，将自己亲属中有一技之长的人引荐到倭国来。

对于这种要求，应神天皇一概来者不拒，并且还表示，只要是有本事的人，偷渡到倭国，有一个算一个，都能重用，而组织偷渡的蛇头，也有重赏。

这种大力鼓舞挖墙脚的圣旨一下，直接就在朝鲜半岛掀起了一股移民潮，尤其是百济，因为一直跟倭国都走得比较近，国民中有海外关系的也比较多，一听说只要会点技术活儿就能上倭国去吃香喝辣，于是便呼啦啦地接连走了一大群。

在这些人里面，有一个叫王仁的，虽然看起来弱不禁风，手不能提肩不能扛，而且也不像是个会养蚕纺纱的人，但却整天都在嚷嚷着要见应神天皇，并且还声称天皇若是不见自己，那将是一大损失，日后铁定会后悔。

应神天皇知道后，便亲自召见了那人。

两人见面，刚一寒暄，天皇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他发现来人在礼节方面，做得似乎非常到位，至少跟之前的那群纺纱的挖煤的完全不一样。于是便问道，老先生你叫什么？以前是做什么的？

“在下叫王仁，是博士。”

博士就是博学多才之士的简称，中国自古就有这个职位，通常是管理典籍顺便培育人才的。

应神天皇一看来了文化人，连忙改了口气，用非常敬重的口吻说，那老先生您来到我倭国，有何指教？

王博士一看人家如此客气，于是也连忙谦恭了起来，口口声声称对方为大王，并且一边捋着胡子一边表示自己这次是怀着一项非常崇高的使命前来的。

应神天皇忙问是什么使命。

“听说贵国尚无文字，老夫愿意将中原所用汉字引进倭国，至少让大王和诸位大臣们，能够识文断字。”

应神天皇听完，皱了皱眉头，没有出声。

虽说在此之前就已经有朝鲜人将汉字传入了倭国，但始终不过是七零八落的两三字，今天传进来一句话，明天又带过来一个词，即便日本人想学，却也不知道从何学起，更何况中国的文化尤其是汉字这玩意儿，那真叫博大精深，一个连自己本身文字都没有，只能靠绳子打结画圈圈叉叉来记事的国家，想要仅仅通过这种极为零散的方法来掌握汉字，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别说对方是博士，就算是圣斗士，这事也办不成。

王仁似乎是看出了应神天皇的心思，表示说自己并没有靠一人之力这么红口白牙传授汉字的打算，而是带了教材过来的。

不，确切地说，是带了秘籍过来的。

看着对方那副神神叨叨的模样，应神天皇将信将疑地接过并打开了那本秘籍。

然后他的脸色就变了，手也开始颤抖起来。

此乃宝物啊！应神天皇由衷地感叹道。

说是宝物的原因有两个：首先，这是一本纸做的小册子，在那年头，日本还不曾有过纸张，即便国王也是头一回见着；其次，这本小册子里总共有一千个汉字，都是按照一定的顺序，并四个字一组地整齐排列，且有仄有韵，读起来朗朗上口，是一本难得一见的认字好教材。

应神天皇如获至宝，当即聘王博士为皇室教师，让他以此为教材，专门教授王公贵族们认汉字。

至此，日本在文化方面，也算是终于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和之前零零散散地接触那么百十来个汉字相比，现在总算是有一本比较科学靠谱的专业教材可供人们系统地学习了。

对了，我似乎还没告诉你那本被应神天皇奉为天书秘籍的教材名字，其实这玩意儿有个特别响亮的名儿——《千字文》。

《千字文》，乃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它与《百家姓》《三字经》一起，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大启蒙教材，类似于今天的看图说话。

你现在能在新华书店里买到的《千字文》普遍认为是南北朝学者周兴嗣所编，而王仁带到日本去的，应该是三国时代魏国人的修编作品，算是前身之作。

不过，拿着一本《千字文》跑去充大儒，这感觉就跟今天我对你说老子乃是传说中的超级历史学家，现在奉天承运，特地把一套传说中的历史秘籍赐予你，只要你读了它，便能成为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超能史学家。

说着，便把那套秘籍往你跟前一亮，顺便还配上了神似“非诚勿扰”的效果音与灯光。

结果你放眼一看居然是一套《上下五千年》。

可能有点夸张，但基本应该就是这样吧。

除了汉字之外，还有很多无形资产被渡来人带进了日本，比如礼节，再比如节日。

像七月七日过的“七夕节”，其实一开始是被弓月君给引入的，但并没有特别受重视，一直到唐朝那会儿，因为两国往来越加频繁，外加那时候的日本也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贵族们开始大力追求精神文明，这才把“七夕节”在岛上发扬光大了。

有人说过，所谓的日本文化其实就是日本人将全世界的文化吸收进来，然后再加以日本式的消化之后所诞生的特色产物。

此话说得一点都没错。其实你只要看看日语就会明白，在日语中，有来自中国的汉字，有日本自己根据中文创造的假名，同时也有英语，德语以及葡萄牙语等从西洋文字中引用而来的外来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你在日语中，能够找到世界上差不多所有主要国家语言的影子。

而这种在文化方面几乎毫无排他心态，可以坦然将任何一种文化接纳为自己文化的精神和器量，正是从渡来人时代开始的。

第五章
第一次外交战：倭五王的对华政策

继一与之后，中日两国官方外交的再度展开，是在公元413年。

话说这一年春夏交接的时候，一行来自倭国的使者，抵达了首都建康。当时的中国已经是东晋时代，定都建康，即今天的南京。当时的皇帝是晋安帝司马德宗。

这个司马德宗据说是个弱智，连一年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都整不明白，堪比当年西晋时的那位问手下饥民没饭吃为何不喝肉糜的惠帝司马衷，所以当时东晋的政治大权基本都落在王公重臣们的手里，朝外的许多将军也多拥兵自重，这其中就包含了后来取代东晋自立九五的南朝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

此次遣使而来的倭国国王一般被认为是日本的第十七代履中天皇。而中国人也给他起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名字，叫讃，史称倭王讃。

倭王讃的父亲是仁德天皇，此人乃是日本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奇葩，几乎没人不爱他。

这主要得归功于那本万能的《日本书纪》，在该书中，仁德天皇几乎被描绘成了一个集天下所有明君优点于一身的伟大君王，堪称日本早期历史中的红太阳。

在仁德天皇即位之前，便发生了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

且说应神天皇有好几个儿子，其中被立为太子的并非仁德，而是王子菟道稚郞子，只是这位菟道稚郞子殿下觉得自己并没有继承大统的能耐和觉悟，所以便一心要把王位让给弟弟大鹪鹩尊。

但大鹪鹩尊不肯，他坚持认为王位就是哥哥的，自己永远是辅佐王兄的臣弟，所以坚决不能接受，于是兄弟俩便开始互相谦让了起来——这些情节我估计八成是从中国历史里山寨来的，至于是哪段我不知道，或许是伯夷叔齐，或许是其他兄弟谦让的故事，比如孔融让梨什么的。倒不是我寒碜人家，只因为这无凭无据而且还原度那么高，实在是让人不得不犯点嘀咕。

不过有一点我们要实事求是，那就是过程尽管可能是山寨的，但这结果，则多半应该是原创的。

话说在数度让位都无果的情况下，菟道稚郞子为了让国家能有一个更好的储君，更美的明天，毅然决然地操起了一把刀，往自己的脖子抹了过去。

他自杀了。

这样一来，继承人便只能是大鹪鹩尊了。

说句实话，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确实猜中了过程，但我真的没有猜到结局。

就这样，大鹪鹩尊含着眼泪坐上了宝座成为了仁德天皇，他发誓要当一个明君，好让哥哥含笑九泉。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在成为一国之君后，仁德天皇并没有搬进早就为他准备好的豪华宫殿里，而是在今天大阪府地区的周边让人造了一间小屋，而且还是茅草屋，然后住了进去。而且，仁德天皇的穿戴打扮，也跟一般农民无异。

虽说自己勤俭，但天皇对老百姓却非常大方。

据传有一天，仁德吃过午饭微服私访，发现大白天田间一个人也没有，于是便问随从，说农民们都去哪儿了？

随从回报，说现在正好是饭点，大伙都在家里准备饭呢。

仁德天皇看了看四周，琢磨了一会儿，表示不对。

为何没有炊烟？

做饭生火必然有烟，但此时的田间却是一望无际的高可见度，这让天皇起了疑心。

最后经过调查，天皇才明白，原来当地的农民因为家里穷，普遍每天都只能吃一顿饭（当时日本人一般没有吃晚饭的习惯），所以每到午餐时刻，大家都只能以休代饭，在家干躺着睡一会儿，以避免体力流失。

天皇知道后非常痛心，觉得自己没能当好领导人，弄得子民连午饭都吃不上。于是当下便下发了一道圣旨，免去了这块地方农民的三年赋税。

除了爱民为民之外，仁德天皇搞经济建设也是一把好手。

在以秦家人为首的渡来人集团的辅佐下，仁德天皇开始对全日本，尤其是自己执政的中心大阪地区周边进行了规模浩大的基建工程。

首先被造起来的是一座大堤，名字叫做茨田堤，作用是根治了淀川的年年大水，同时也使周围的大片肥沃土地能被有效利用。

接着，在秦家的帮助下，仁德天皇又在大阪猪甘津上，架起了日本历史上的第一座桥。

然后他还把大阪周围的交通干道整修一新，以便让物流更加通畅。

三年后，仁德天皇登高望远，发现三年前自己曾经宣布免税的那块地方，现如今已经到处都升起了袅袅的炊烟。

他高兴地笑了。

综上故事所述，仁德天皇在死后得到了一个在那几百年来没有一个天皇能得到的高端谥号——仁德。

但事实却绝非如此，或许仁德天皇的政绩是确有其事，他真的造过大堤，也真的造过桥修过路，可你要真跟我说他是个有仁有义、忧国爱民的住茅草屋的仁君，那我只能回你俩字：扯淡。

还记得我们之前说的大仙皇陵么？就是仁德天皇的陵寝。

试想，一个愿意住在茅草房里且看到农民吃不上午饭就立马宣布免税的仁君，可能会动用大批民力，花上十几年时间给自己造一座坟么？

千万别跟我说大仙皇陵是在天皇死后由人民群众自发起来给他修建的，用膝盖琢磨一下就明白了，这皇陵铁定不会是在天皇死了之后才开始造的，不然造上十几年那尸体早就烂得没法要了。那玩意儿肯定得是在天皇活着的时候，由他选个地方，再由他找人监工、施工，最后尽可能地赶在他死之前完工，等他驾崩了，风风光光地抬进去，到阴间继续当他的九五之尊。

其实这也实属正常，中国的皇帝几乎都是这么干的。

所以我觉得实在没必要为了掩盖什么而去刻意彰显仁德天皇那份未必存在的仁和德，他不过是一个公元4世纪还非常落后的岛国的国王，他的所作所为必然会有他的时代局限性，我们既没有资格去指摘责备，也无需跟着潮流一块儿唱赞歌，只要非常淡定地还原历史就好。

仁德天皇驾崩之后，履中天皇继位，也就是倭王讃。

倭王讃（履中天皇）出使东晋，在见过安帝之后，献上了贡品，便回去了。没有人明白这帮日本人到底有什么目的，大家只当是普通的藩国朝贡。

但这情况似乎又有些不对，因为毕竟距上次倭国来朝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不光日本人改了朝，就连中国人也早已换了代，依照汉魏的惯例，你给完贡品之后，总该讨一个封赏吧？

可倭国使者却什么都没要，连回赏都没来得及拿，只告诉了晋安帝司马德宗以及诸位大臣自己来自倭国，奉的是倭王讃的命令来建康上贡的，之后便匆匆离开，赶回倭国去了。

这还真有点雷锋叔叔的风范。

八年后（公元421年），倭王讃再度遣使来到建康，献上了贡品。

这会儿的中国龙椅上又换了一拨人，司马家族的晋朝在经过东西两代之后终于灭亡，全国进入南北朝时期，而建康，则正是南朝刘宋的首都，皇帝是宋武帝刘裕。

此次来朝，和上次一样，倭国人依然是报过名号，放下礼品，转身就走。

然后被刘裕给叫住了。

刘裕表示，你们倭国人在大洋彼岸，却不辞万里地跑来上贡，实在是诚心可嘉，所以朕打算赏你们点东西，说吧，想要啥？

倭国人却摇了摇头，说我们什么也不要，我们就是代表自家大王来送礼的，而且我们大王也特地嘱咐过了，让我们送完就走，别给人家添麻烦，也绝对不能要别人的回礼。

说完，便告辞了。

望着使者们那远去的矮小背影，刘裕有点感动。

不光是刘裕，底下的宋国大臣们都很感动。

因为天朝历来都见惯了周边的那些小国每年拿着一堆不值钱的贡品跑中国来打算换取高额回赏，长此以往这几乎成了蛮夷们的生财之道。

虽说是天朝上国财大气粗也不在乎，可久而久之总会产生一些诸如蔑视看不起之类的负面情感。

而如今突然就来了这么一票只讲付出不求回报的主儿，这当然会让人眼前一亮，顿感清新，好感倍增。

再加上在拜会刘裕的时候，我估计日本人也肯定没有少讲“太伯之后”这样的攀亲台词，所以对于当时定都吴地的南朝人而言，日本着实是一个既懂礼貌又可爱还贴心的邻家小弟。

元嘉二年（公元425年），倭王讃再度派遣使者，向刘宋献上了贡品。此时武帝刘裕已经不在人世，继位的是他儿子，宋文帝刘义隆。

和前几次一样，倭国使者依然是放下东西便走，最多跟皇帝寒暄几句套套近乎，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动作，压根儿不提回赏或是求封之类的事情。

元嘉七年（公元430年），倭王讃的使者又一次来到了建康。

对此中国人已经没什么好多说的了，因为都习惯了，大伙如例行公事一般地接待了来使，收下了礼物，寒暄过后留着吃了一顿国宴，然后客客气气地目送他们出了宫门。

虽说谁也不知道倭国人到底在打什么小九九，但至少有一点能够得以确认，那就是日本的各类技术尤其是航海技术，在经过一百多年后，又实现了一次飞一般的跨越，不然他们实在没可能渡海来朝得如此频繁。

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年），倭国使者又来了。但和上几次明显不同的是，这次的倭国使者穿戴非常朴素，一身白麻，脸上也充满着悲怆之色，仿佛家里死了人。

一问，还真是，倭王讃去世了。

此时的倭国大王，已经被换成了讃的弟弟珍，也就是日本历史上被称为反正天皇的那个。

看着一身白丧的使者，刘义隆连忙宽慰，说人吃五谷终有一死，你们也节哀吧，别太伤心了。要不这样，讃大王生前多次遣使朝贡，我们也没回送给他什么，现在既然斯人已去，干脆就来个追封，由我们天朝大国赐他爵位谥号，你看如何？

倭国使者听完，悲伤地摇了摇头，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老话：不用了，谢谢。

第二句则是新创：陛下，您真要封赏，就封赏给我们现在的大王吧。

其实这也没什么问题，毕竟追封不如现赏，做人嘛，实在一点的好。

所以刘义隆很大方地表示那也行，就封倭王珍吧，封他当个倭国国王如何？

倭国使者又摇了摇头，从怀里摸出了一块写得密密麻麻的木片，照着上面读出了让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为之虎躯一震的第三句话：“请求天子陛下封我家大王为倭国王，征东大将军，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以及慕韩六国军事。”

以上这句话，提到了六个地名，除了倭之外，其余五个都位于朝鲜半岛，而这五个地方拼起来，则是整个朝鲜半岛的南部，大致等于今天的韩国地区。

换句话讲，倭王珍（反正天皇）这次提出的封赏要求是：除了封自己为倭国王之外，还希望刘宋方面给予自己管辖南部朝鲜半岛所有小国军事的权力。

刘义隆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还是当年那个放下礼物便走，名都不愿意留的倭国吗？

看似一反常态，其实蓄谋已久。

日本人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想要染指朝鲜半岛，这对于倭国而言，早就不是一天两天的梦想了。

方才提到的那五个地方里，有一个叫任那的，本是百济的领地，抑或是下属小藩，地理位置在百济和新罗两国之间，而在4世纪末的时候，倭国曾对百济用过一次兵，百济没打赢，被迫把那地方割让给了日本人。

也就是说，早在公元413年倭国和中国外交再开之前，他们就已经把势力范围扩张到了朝鲜半岛，只不过当时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这两个地方都属中华的藩国，所以日本人一下子也不敢太明目张胆，只是占了一块任那，再加上虽说是占了地方，可那说到底不过是逞强一时的巧取豪夺，终究不是名正言顺的长久之计，要想永久性占据任那并步步蚕食朝鲜，那么唯一的可行办法就是得到老大中国的许可，把朝鲜封给日本。

可问题是中国人又不傻，你日本人要真的突然间跑过去直截了当地开口说，大哥我昨天刚抢了百济的任那，你干脆就顺水推舟，把那儿赏给我当领地得了，那下场绝对是被扫地出门。

抢东西是力气活儿，但若是要把抢来的东西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可就是技术活儿了。

于是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此之前的那几十年里，倭国人之所以光上贡品不求回馈，纯粹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积累好感，等到好感度上升到了差不多最高点的时候，直接要一票大的。

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人之所以之前几次都不提出任何要求，那是因为在等待时机——中国变弱的时机。

从整个宏观历史的角度来看，自西晋被灭、东晋偏安江南以来，中国的国力便呈现出逐渐衰弱的态势，到了南北朝更是进入了一个稍有不慎便会被北方胡人灭国的危险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对于那些境外藩国的控制力度，自然也就大不如从前了，说得更坦白些，所谓“藩国”，全然已经只剩下了个纸糊的虚名。

在这种情况下，倭国提出要求把朝鲜南部诸国的各种权力赏给自己，刘宋方面纵然有心拒绝，实际上却也是无力干涉的，况且，如果真的义正词严地一口驳回，而倭国却依然在那里置若罔闻地继续掌控任那地区，甚至进一步在朝鲜扩张势力，那到时候丢人的绝对是当大哥的中国——连当了你几百年小弟的国家都把你说的话当放屁了，那以后你还混个什么？

所以在做了种种考虑之后，刘义隆下了一道圣旨：封倭王珍为安东大将军，倭国王，钦此。

至于朝鲜那边的事，宋文帝没说行，也没说不行，权且装傻，给糊弄了过去。

不过，为了表示补偿之意，在这次来访的倭国使节团里，有十三人被分别封为了平西将军、征虏将军、冠军将军及辅国将军等职位。

这种要求之外的封赏意思是显而易见的：朝鲜实在是不能给你们，拿着这几个额外赠送的将军名号就赶紧回去，算是给老哥哥点面子吧。

只不过这种手段从来都只能当作权宜之计，终究不能长久。

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日本人又来了。

此次前来建康，第一件事是报丧，倭王珍病逝，王弟济继位，日本历史上称之为允恭天皇。

说起来这个倭王济（允恭天皇）也算是一代明君，干过很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

他是第一个将中医引进日本的人，据说有一年哥们儿重病，针石无效，情急之下便派人跑去新罗，学人家山贼绑了一个老中医回来，三下五下地还真给治好了。那位神医自然也不肯再放他回去了，便将他留在倭国，整日里好吃好喝地供着，让他专门给皇家治病，顺便再培养人才。

此外，倭王济在当政期间，还修建了一座规模壮观的宫殿，本来这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只不过这宫殿的位置比较特别，在选址的时候，天皇摒弃了祖宗的传统，不再把家安在大阪，而是上了奈良，具体说来是今天的奈良县高市郡明日香村，古时候的名字叫大和国飞鸟地区。

这地方在后来的两三百年里一直是日本的政治中心，而日本历史上起始于公元593年的飞鸟时代，其语言也正是在此。

除了各种里程碑之外，倭王济还做过一件在日本古代史上比较震撼的事情。

话说在他刚刚继位没几年的时候，因为那会儿他哥反正天皇，也就是倭王珍的陵寝还没造完，所以遗体暂且还不能入土，得着专人妥善看管，做一些防腐工作。而负责此项任务的家伙叫玉田宿弥，乃是倭国重臣，他爹（一说爷爷）就是之前出现过的葛城袭津彦。

不过玉田宿弥这小子命不好，刚刚接手了这个重大任务之后就赶上了一场地震，因为那年头日本国内的科学认知水平极其低下，一遇到地动山摇就以为世界末日来临，吓得那玉田宿弥二话不说当场抱头鼠窜，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当起了鸵鸟。

于是这便犯下了大罪。

身为负责照看先王遗体的臣子，出了大事你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那具尸体而不是光顾着自己逃命，现在既然你逃了，不管遗体有没有受损，都是一种罪过。

所以倭王济派出大臣尾张连吾袭前去问责，可不曾想那玉田宿弥心知自己罪大恶极，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准备了一桌酒席宴请尾张连，背地里却在那席间安排了刀斧手，酒过三巡之后掷杯为号，剁得那哥们儿当下就成了一摊肉泥。

照常例，犯下这种违圣名杀钦差的勾当肯定难逃一死，但关键在于这家伙是玉田宿弥。

他爹是葛城袭津彦，他姐是磐之媛命，即倭王济的亲娘。也就是说，这次的罪犯是大王的亲舅舅。再加上这厮还是将门虎子，手腕虽不如其父，却也是好生了得，故而在听到风声之后，群臣普遍一片惶恐，有人还主动站出来劝谏大王，说玉田宿弥这小子势力太大，真要处理他，搞不好就被反攻倒算了，所以干脆就装一次傻，由着他去吧，反正尾张连吾袭也不是什么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死就死了吧，维护国内的稳定团结才是真正的重中之重。

但倭王济却全然不理会这些人，大手一挥然后迸出来四个字：把他做掉。

当然，不能强做，要有技巧地做。

数日后，倭王济宣玉田宿弥觐见。

在宣召之前，他还让人特地补了一句，说是请客吃饭，只要玉田宿弥愿意诚恳前往，那么对于之前地震和杀钦差一事，可以既往不咎。

也不知道玉田宿弥那天到底是吃了什么吃坏了脑子，居然真会相信这种只要撮一顿就能免去弥天大罪的谎言，真的去了。

到达宴会现场之后，都还没坐下拿筷子，倭王济便一声令下，底下刀斧手四出，将玉田宿弥扎了个五花大绑。

接着，大王宣布罪名，并当场下令拖出去砍了。

与此同时借着这次机会，倭王济还玩了一次大规模的肃清，把一些平日里就看着不爽的、脑后或许有反骨的刺儿头们或杀或免地通通清理出了朝堂。

总体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开明且时常会打破陈旧规矩的统治者，同时他的行事手段也是前所未有的雷厉风行。

这样的一个对手，现在站在了刘义隆的跟前。

而倒霉的刘义隆却一无所知，他只知道倭王珍死了，眼前的这个使者是珍的儿子济给派来的，除此之外一概不晓。

其实这也是中国历来和日本相斗多次吃亏的最大原因——我们总把对方想成是化外番邦蕞尔小国，而对方却早就把我们给摸了个里外门清。

当宋文帝刘义隆收下礼物之后，出乎意料的是倭国使者并没有旧事重提，而是希望皇帝陛下能够把已故先王的封号转封给现任大王。

这是一个非常合情合理的事情，所以刘义隆并未吝啬，下旨加封倭王济为安东将军、倭国王。

倭国使者谢恩而去。

刘义隆隐约感到这帮人可能还会再来。

他猜对了。

元嘉二十八年（公元451年），久违了八年的倭国使节团再次出现在了建康。

在送完贡品打完招呼之后，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希望刘宋方面赏自家大王济（允恭天皇）一个职务，一个能够都督倭、伽罗、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军事权的职务。

有个事得说一下，跟之前相比，这回倭国人给出的地名中，少了一个百济，多了一个伽罗。

少掉的那个我们不去考证为什么少，单来提一下那多出来的。

伽罗的具体位置如今已不可考，能够确定的就是那地方位于朝鲜半岛南部，极可能就在任那附近。

反正倭国给出的那几个地方尽管名称跟上次有所不同，但意思和目的还是一样的：想要朝鲜的军事权，以便在半岛扩张势力。

这应该算是意料之内的事情了，所以宋文帝也遵循旧例，开始糊弄，先是表示你们倭国使者千里迢迢而来，肯定是累了吧，要不要欣赏欣赏我们江南的歌舞？

日本人摇摇头，道了谢之后说，自己是来办事的，真要载歌载舞，那也得在事办成之后。

宋文帝又表示，你们倭国真可谓是我刘宋最好的藩国，你们这些倭国使者也可谓是两国之间友好的纽带，这次前来，就让朕给你们各自封官，以资鼓励吧？

日本人还是摇摇头，谢完皇上隆恩，又表示还是请先把正事办完了，再说封官许愿吧。

总之不管宋文帝如何扯开话题，倭国使者却全然不为所动，每每都能把那已经被转进或是岔开的议题重新给扭送回来，而且态度死缠烂打，近乎咄咄逼人。

这下刘义隆真心郁闷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他一小小的倭国，居然敢如此底气十足地跟我叫板？

仍是那句话，当我们还在云里雾里的时候，人家早就把我们身上的汗毛都给数明白了。

话说在倭使来建康的前一年（公元450年），发生了一件大事。

那一年，北魏对刘宋用兵，发起大规模的攻势，太武皇帝拓跋焘率兵一举攻至长江，把江苏六合都给占了，这让刘宋朝廷上下极为震撼。

但震撼之余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因为当年曾经把北魏打得跟孙子似的刘宋名将檀道济已经在十四年前（公元436年）因北魏的离间计而死在了刘义隆的手里，此时此刻，刘宋早已无可用之将，只能死守长江天险，看敌人蹂躏国土。

至此，刘宋，或者说整个南朝在军事方面进入了极大的被动境地。

而倭国使者们显然是在知道了此事的情况下，有备而来打算乘人之危的。

至于这消息是如何传到济大王耳朵里的，那自然是多亏了渡来人们。

当年日本的移民政策非常优惠，导致外国人的往来极为频繁，所以到后来不光有搞生产的技术人员前来定居，就连一些军事圈子里的情报人员，往往也会跑来卖情报。

在得知了刘宋压力山大之后，倭王济果断出了手。

而另一方面，建康的刘义隆却是进退两难有苦难言，答应吧，那等于是抛弃小弟朝鲜，很没面子；可要拒绝吧，那就很有可能造成与倭国翻脸，虽然倒是不怕他们跟北魏一样直接带兵来攻，但这帮倭国人显然会对朝鲜半岛动武，到时候真把朝鲜给打下来自己又救不了，岂不更加丢人？

况且这回倭国使者态度似乎也是一反从前地极为强硬，大有一副你不答应我就不走的架势，让刘义隆心中更加纠结。

前思后想了半天，他终于作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着倭国王济（允恭天皇）都督倭、伽罗、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军事权；并加封安东大将军（注意大字）、倭国王，钦此。

此外，本次倭国使节团中，有二十三人被封将军号。

这无疑是日本外交史上的一次超级大胜利，也堪称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一次小小的奇迹。

毕竟一个连文字都还不曾有的化外夷邦能用智慧而非蛮力从一个老大帝国那里虎口夺食，这着实是相当罕见的。

而宋文帝刘义隆并不知道，他的这个完全出于无奈的决定，在某种意义上，等于是打开了潘多拉的匣子，给之后一千多年里的整个东亚局势，都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再说那倭国使者，虽说是满载而归，可倒也不曾忘恩负义，心中依然挂念着老大哥。

大明四年（公元460年），倭王济遣使拜会宋孝武帝刘骏，当时刘义隆已经驾崩，刘骏是他的儿子。

大明六年（公元462年），倭使再来，不过这次并非拜码头，而是特地前来照会刘宋朝廷，说我家大王因病医治无效去世，现在世子继位，请皇帝陛下照前例，把先王的爵位官号转给新大王。

新大王的名字叫兴，日本人称安康天皇。

这是一个近乎例行公事的合理要求，所以刘骏没有多磨叽就下了一道内容为封倭王兴（安康天皇）为倭国王、加安东将军一职的诏书，同时还用相当客气的口吻鼓励了几句，诸如倭国国王虽远在海外，但却心系我刘宋，着实忠心难得云云。

宣完圣旨，便命令送客。

倭国使者还想说些什么，但刘骏已经起身离开了。

其实他心里很明白，对方想说什么，想要什么。

无非就是想让自己把先代倭王的那“都督倭、伽罗、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军事”权让现在的这位倭王兴给一并继承了呗。

那肯定是没可能的。

当年是因为北魏人打到六合没工夫跟你扯淡才不得已而为之，现在的刘宋虽谈不上盛极一时可也是国泰民安，哪能再跟从前似的你要什么就给什么？

你们倭国纵然有一百个不满意也没辙，因为之前你们也说得明明白白，是想要先王的“爵位官号”，爵位是倭国王，官号是安东将军，这不都已经给你了吗？

当然，你若是一定要纠结那个“大”字，倒也无妨，反正，你倭国是别再想染指朝鲜半岛了。

倭国使者失望而归，之后便一直都没有来过。

这其中的理由多半是由于倭王很生气，可又不能和中国动粗，只能耍耍小孩脾气，不跟你玩了；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跟倭王兴本人有关。

这是一个不怎么会治国安邦的统治者，整日里游手好闲调戏良家妇女，虽然比不上商纣夏桀等传说中的极品暴君，可却也是个不干好事的主儿。

而且倭王兴本不是王太子出身，故而即便是当了大王，地位也并不牢靠。他还有个哥哥，叫木梨轻，乃倭王济的长子，两人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

只不过这个木梨轻是个不着四六的傻孩子，在情窦初开的青春期来临之时，偏偏犯了一回贱，跟自己同父同母的亲妹妹轻大娘公主搞到一块儿，两人不光同床共枕，还彼此之间互通情书。

但由于保密工作没做到位，很快就让他们的亲爹倭王济给知道了，大王当然是相当愤怒，连手都抖了。

你好歹也是堂堂太子，整这么一出丢人现眼的把戏，那不是在找死么？就这样，木梨轻王子被气急败坏的倭王济免去了太子头衔，改由弟弟，也就是现在的倭王兴继位。

只是那当爹的没想到，这弟弟其实也是个下流胚子。

而且这哥们儿比他兄弟的口味更重，信奉着好吃不如饺子，好玩不如婶子这一千古歪理，在继承大统之后，先是设计杀害了自己的叔叔大草香王子，然后将婶婶中蒂姬强行娶回家，封为王后。

话说“大香草”和中蒂姬两人有个儿子，叫眉轮王，当年不过七岁，却人小胆大，当他知道这一系列惨剧的真相之后，在某个夜晚，拿着宝剑偷偷摸进了堂兄的卧室，然后将剑猛地刺入其胸口。

倭王兴就这么死了。

这是日本历史上有记载以来最初的报仇事件，史称“眉轮王之变”。

撇开一切道德文章人情义理不谈，单说被七岁小孩拿刀扎死这一条，也能看出这位大王实在不是什么厉害的角儿。

倭王兴死后，因为没有儿子，所以几个弟弟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王位候选人。

其中，大泊濑王子脱颖而出，在接连杀死自己的亲兄弟八钓白彦王子和坂合黑彦王子之后，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一枝独秀的王家独苗，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倭大王。

一般来讲，如果N个兄弟里有N-1个都是人渣的话，那么这剩下的最后一个，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会是旷世逸才。

而这大泊濑王子，正是那个剩下的。

其实从性格上来看，他跟自己的那俩哥哥没什么太大的差别，既是个心狠手辣之人，也是个喜爱漂亮姐儿的好色之徒，只不过天才毕竟是天才，不管捅什么娄子都能摆平，或者说天才跟傻子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天才知道什么娄子能捅什么不能捅，怎样的坏事能干怎样的不能干，而傻子却永远没有那个分寸。

倭王武（雄略天皇）是靠杀兄弟搏出位的，这个之前说了，而在继承王位之后，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他依然不吝大开杀戒。

话说他们家有一个堂兄弟，叫市边押磐王子，倭王兴生前曾经开过一个玩笑，说是以后自己若是没儿子，就打算把王位让给这个堂弟。

本来也就是一句说过就算的话，可偏偏倭王武在继位之后当了真，他生怕这位市边押磐王子来抢自己的王位，所以某日特地约他出去一起打猎，在森林里，倭王武弯弓搭箭，直射市边押磐王子后心，一箭命中之后，对方当场吐血倒地而亡。

如果说弄死市边押磐勉强算得上是维护王权，但接下来的事情，就只能说是残忍无道了。

在倭王武宫中，有一个叫池津媛的妹子，据说是百济国的公主，被自己国家送到倭国用于和亲，但不曾想这妹子甚是有个性，全然不顾自己的政治使命，非但不看倭王武一眼，反而还跟大王身边的一个叫石川盾的青年侍卫好上了，孤男寡女干柴烈火地这么一来二去，百济公主便有了身孕。

被戴了绿帽子的倭王武并没有如常人般暴跳如雷摔锅子砸碗，而是面无表情地命令手下把两人带到了一间小茅草房，然后说道：“既然你们孤男寡女，那本王就让你们干柴烈火吧！”

后来，那两人就被活活烧死了。

倭王武干过的非人恶道之事还有很多，比方说他会相当无厘头且无征兆地突然问身边人一些非常无聊的问题，例如天上有几颗星星、寡人有几根胡子，只要对方没答上来或是回答得不让他满意，那下场就是被当场砍死。

因为以上种种，所以在历史上，这位倭国大王便得了一个“大恶天皇”的外号。

但与此同时，他却也有着自己的另一面——文雅风流，励精图治，拓展武略。

在被誉为日本《诗经》的《万叶集》里，开卷第一篇收录的便是倭王武的作品。

主要内容是：带着篮子正在摘菜的漂亮姑娘啊，能不能告诉我你是谁家的女子，又心向何方？我是这统治大和的君王，但我只想求得你的姓名与芳心。

简单说来就是欧洲童话里常见的桥段——年轻的公爵爱上了一个打水姑娘，然后开始搭讪。

同样是勾搭姑娘，倭王武的手法不得不说要比那两个兄弟高得多了。

而在治国方面，他也是颇有手段。话说当政期间，倭王武发现，当时作为日本支柱产业的纺织业，虽说各地作坊很多，但生产力却大多相当低下，于是大王亲自深入基层搞起了调研，经过考察，他发现之所以生产力低下，全是因为那些织布的不懂养蚕，往往把蚕宝宝都养在不怎么产桑的地方，没桑，自然也就蚕少；蚕少，丝也少；丝少了，布还能多吗？

所以大王当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选出桑叶产量最高的几个地区，然后把所有的养蚕户都集中到那里，结果当年日本的丝绢产量果然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

除了搞内政，打仗他亦是一把好手。

倭王武之所以被称之为“武”，那显然是因为他很能打。

此人据说能够单枪匹马地猎杀一头成年野猪。

有勇之余，他也有谋，但凡说到行军作战，就没有这位大王不会的。

当时的日本列岛虽然对外宣称是一个名为“倭”的统一政权，但实际上日本人心里清楚得跟明镜似的，自己那可爱的祖国自打有人住以来，就从来都不曾被真正地统一过。即便是一代女帝卑弥呼，其势力范围也仅限于九州岛，后来虽然政权转移至近畿地区，但四国、东北以及关东大部分地区，多为豪强林立各自为政，都不曾为倭王所辖。

但倭王武决定改变这一切，在弄死了几个哥哥确保了王权无忧之后，便马不停蹄地开始发兵东征西讨。

第一个被刀枪所指之处是吉备国（今冈山县）。

说起来这事其实都是倭王武自己闹出来的。

却说吉备国豪族吉备田狭有个老婆叫稚媛，长得貌若天仙，堪称岛国一绝。

结果倭王看上那姑娘了，于是想了个很下流的手段，命吉备田狭去朝鲜的任那办外交，趁着他离国的当儿，派人上门强抢人妻。

于是吉备大人冲冠一怒为红颜，勾结新罗再回国起兵作乱。

倭王闻讯大怒，率兵征讨，吉备田狭在拼死抵抗后，终因没有打仗才华，加之新罗援军迟迟未到等缘故而惨败。

不过倭王武总算是天良未泯，知道这回纯属自己理亏，所以没有对吉备田狭开杀戒，而是放了他一条生路。

之后，打上了瘾的倭王开始了他伟大的日本统一战，继吉备国之后，播磨（兵库县内）、伊势（三重县）等国也纷纷遭到攻打，王师所到之处，豪强诸侯们无不望风而降，偶有负隅顽抗者，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被武力镇压。

短短数年，倭王武便让全日本都拜倒在了自己的刀枪之下，堪称是日本的秦始皇。

可以说，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整个日本列岛，才开始了真正的统一。

而在扫平列岛之后，意犹未尽的倭王武（雄略天皇）又将眼光投向了海外。

公元464年2月，倭国军队在朝鲜半岛击败高句丽军；次年５月，攻入新罗，虽然在一开始的时候遭遇挫败，但最终还是拿下了对方的活开城。

据说当时整个朝鲜半岛都为之震撼，无论是军师谋臣还是武官猛将，但凡听到倭国人仨字，无不丧胆变色，不能自已。

总体来说，这位倭王武应该是早期日本历史记载中最强同时也最为真实的一个国王，他既不像神武天皇那样宛若天神，也不似仁德天皇那般近乎圣人，而是有血有肉；既风花雪月也猥琐下流；既残暴凶狠也有情有义，总之，立体感很强。

在坐稳了王位，安定了政治军事之后，倭王武便理所当然地开始考虑起了外交事宜。

当时日本的外交对象说起来其实也就两个，一个是朝鲜半岛，另一个是中国大陆。

对于前者，日本人采取的是比较高压的政策，而且也不怎么把对方放在眼里，比如之前提过的那位池津媛，虽贵为百济国公主，可照样被一把火烧成骨灰，可见在日本人心目中，朝鲜人尽管有文化有技术，但终究没什么太高的地位。

而中国就不一样了，那毕竟是古立天朝久称上国的至高存在，虽说当下正处于南北混乱时期，可跟倭国相较，终究算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倭国很多事情还得靠着大哥，轻易不能怠慢。

所以在经过斟酌之后，倭王武决定：外交中心应更倾向于和中国的交往。

这是一个相当正确的决策，只是具体操作起来却并不简单。

时为公元477年，距离上次倭国造访刘宋已经过去了十五年。由于上一回被刘骏谈笑间剥夺了都督南部朝鲜诸国的军事权，所以在这十五年里，心中愤愤不平的倭国跟刘宋之间没有发生过一次官方高层往来，两者之间的关系几乎能用冷战二字来形容。

现在冷不防地就要改头换脸拿自己的热脸去贴人的冷屁股搞破冰之旅，你觉得对方能答应这种如此明显的行径么？

这还只是其一。

其二，你倭国人跟刘宋搞外交，主要目的无非就是想要个能在朝鲜半岛伸黑手的名分，可这名分上次已经被人给回收夺走了，现在想再要回来，简直如登天般困难。

这就好比你从我这里骗了一样东西，后来我把这东西弄回去了，现在你要再想来问我要，我不但不会给你，还会对你心存一份戒心。

故而在御前会议中，大臣们给出的建议是慢慢来，跟之前一样，循序渐进，先送礼，当孙子，等好感度积累到一定程度了，再提条件。

但是倭王只是摇头，表示孤自有妙计。

至于是什么妙计，他不肯说，手下当然也不敢多问。

这一年十一月，久违了十五年的倭国使者再度出现在了建康皇宫内。

此时刘宋坐龙椅的那位已经换成了宋顺帝刘准。

顺道一说，他是刘宋的末代皇帝。

刘准，字仲谋，长相端华，宛如画中之人。而且聪慧睿智，性格温良。虽说是天赋出众，但却有个致命的弱点——那一年，他才十岁。

其实刘宋的皇位本不该他坐，只是在升明元年（公元477年）的时候，重臣萧道成杀宋废帝刘昱之后，找了一个天资最高也最容易掌控的家伙来当皇帝，那便是刘准。

因为尚年幼，所以国中大事全部由萧道成说了算。

而萧道成心中在想什么，那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这路人，包括了倭王武。

“在任何作战计划的制定过程中，最首要的因素便是情报。”

倭王武从来都不曾忽略过任何来自于中国的情报。

他知道该怎么对付刘准和萧道成。

因为这次倭国使者讲明是来朝贡并顺便通报倭国王位交替之事，并没有讨论国际事务的打算，所以刘宋方面只安排了小皇帝亲切接见，萧道成本人则并不在场。

双方四目相对之后，倭国使者开始自我介绍。

“在下自倭国而来，奉了倭、百济、新罗、任那、伽罗、秦韩及慕韩七国军事都督，安东大将军（注意大字），倭国王武之命，前来拜会宋国皇帝。”

此言一出，四座皆惊。

因为除了那“倭国王”之外，其余的各种头衔，全都是自封的。

给人一种你不给我我就自己拿的感觉。

作为一介下属藩国，敢在天朝皇帝跟前如此言行，实属大逆不道，堪称有不臣之心，说白了就是想造反。

望着胆大妄为的倭国使者，年幼的刘准一时间说不出一句话来，底下陪同的臣子们也一声不吭，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从何说起。

当场跳将起来大声斥责一番？

这似乎不妥。

因为这时候如果跟倭国使者据理力争的话，非但说服不了他们，反而很有可能会激发他们的不满之情，从而加速对方在朝鲜半岛的行动。

而到了那时候，萧道成是肯定不会提出发兵救援的，因为他正在忙着干私活，等着篡权夺位；至于那刘准，自然也是铁定不可能去的，因为这孩子还等着别人来救他呢。

更何况，即便那两位有心去救，这北边还有北魏呢。

这些情况，倭王武早就熟知于心了。

所以得出的论点是：对于倭国所干出的这种大逆不道的行径，刘宋方面多半会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倭国使者念完那一长串的头衔之后，刘准点了点头：“远道而来，你们辛苦了。”

他默认了。

接着，倭国的使者又向刘宋朝廷通报了先王死讯以及新王继位，再献上了朝贡的礼物，一套例行公事之后，便起身告辞。

第二年（公元478年），他们又来了。这次来建康，倭国使者们担负着两个巨大的重任：叙正以及递交国书。

叙正，就是把上一年自称的那一连串头衔给转正，之前刘宋不过是默认，现在要让他们光明正大地下圣旨给承认。

只不过去年是都督七国军事，今年则变成了六个，少掉的那个，是百济。

百济被打残了，凶手是高句丽。

话说在三年前（公元475年），高句丽出兵南下，一举攻陷百济首都，还杀了百济王，最后是在倭国的干涉性帮助下，百济王子才勉强出逃，率领残部迁到了一个叫熊津的地方，等候时机东山再起。

而倭王武派人送到建康的那份国书，也正是与此事有关。

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份国书，全部用汉字写成。主要分上中下三个部分。

前半段先是自我褒奖，在文中，倭王武以夸张的手法向刘宋朝廷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经过大小几十余战，自己现在已经是完全一统江山的倭国国君了，虽说国力跟天朝上国还不能相比，但也算是东亚小强了。

原文是：“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

之所以摘录出来，是因为我要着重引用里面的一句话——“东征毛人五十五国。”

这里的毛人，就是虾夷之地，即今天的北海道地区，从此可以得出，日本早在公元5世纪，就已经取得了对北海道的控制权。

接着，倭王笔锋一转，开始控诉高句丽，大意是说那地方穷山恶水尽出刁民，从很久之前便经常劫掠边境，现如今更是变本加厉，侵略百济，实在是忍无可忍，此乃中段；在文章的最后，倭王武表示，自己作为东亚小强，从来都不畏强暴，一直有心攻打高句丽，为百济复国出一把力，只是苦于前几年来事情太多，自己先是死了爹后又亡了哥，光办丧事都来不及，实在脱不开身，这些年总算是缓过来了，所以打算尽快出兵，希望天朝能够给予支持，即便不出援军给点名分也行，只要名正，那事也就多半能成了。

落款是：都督倭、新罗、任那、伽罗、秦韩、慕韩六国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武。

你只要往前翻翻，看一看高句丽的地理位置便能知道，这一回，倭国不光想要南部的朝鲜半岛，就连北部，他也不打算放过了。

看完这份国书，相信你多半会由衷地感叹一句：胆子忒大了。

手越伸越长，东西越要越多。

最要命的是，刘宋还不得不给。

因为此时国内的形势已经越发紧张了，萧道成正紧锣密鼓地加紧自己的大计划，刘准则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地混吃等天黑。

倭王武知道这会儿已然是谁都奈何不了他了，所以才敢如此放心大胆地讨这要那。

这种削尖了脑袋把空子钻到底的精神给倭国带来了巨大的回报，数日后，刘准下了一道圣旨，把都督倭、新罗、任那、伽罗、秦韩、慕韩六国军事权赏给了倭王武，让他如愿以偿的同时，还加封他为安东大将军。

而高句丽那边，刘宋朝廷虽然没有明确的表态，但实际上也等于是放手了，毕竟倭国索要的名分全都已经如数到手，那么换句话讲，刘宋等于是支持他们对高句丽用兵的。

这不得不说又是一次大胜利，继南部朝鲜半岛之后，倭国连北朝鲜也得到了——当然，目前还仅仅停留在名分上。

至于胜利的原因，主要当然得归功于倭王武的谋略——快速获取第一手情报，然后趁着空隙见缝插针。

建元元年（公元479年），萧道成终于下手，派部将王敬则率兵进宫，逼刘准让位，然后自登宝座，建立南齐政权，是为齐高帝。

在离开龙椅前，年仅十二岁的宋顺帝留下了一句悲怆至绝的肺腑之言：愿生生世世，再不生帝王家。

同年，幽禁中的他被负责监视的南齐士兵所杀。

萧道成当上皇帝后，倭国使者在第一时间便出现在了建康，以最热烈的言辞代表倭国向萧道成表示了祝贺，齐高帝当然很高兴，当即加封倭王武为征东将军。

南北朝期间，倭国使者的最后一次到访，是在天监元年（公元502年），这一年，梁武帝萧衍接受齐和帝萧宝融的禅让，建立梁朝，倭国闻讯之后特遣使者前来祝贺，倭王武也因此又高升一级，被封征东大将军。

而倭王讃（履中天皇）、倭王珍（反正天皇）、倭王济（允恭天皇）、倭王兴（安康天皇）以及倭王武（雄略天皇）这五位倭国大王，在历史上也被并称为“倭五王”。

至此，倭国与东晋南北朝的那些事，便算是说完了。

在这将近一百年的交往史里，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首先，每当倭国人跑中国来要这要那的时候，时机都掌握得非常漂亮，不是中国正在被人打就是马上要变天，简单说来就是每次在我们抽不出空儿腾不出手的时候，他们便莫名其妙地跑过来办外交了。

其次，自打从刘宋那里得到了都督南部朝鲜半岛诸国军事权的名分之后，倭国对中国的外交方针，似乎发生了相当微妙的变化。

在那之前，倭国人无论是来洛阳也好，来建康也罢，虽然也有求封讨赏，但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朝贡，说白了就是来送礼的；而后来，则渐渐演变成了无事不上三宝殿，只要来，就必定有事，目的明确——或渡海前来拜会新皇帝，或是照会一下自己国内的改朝换代事宜，或是递交国书，总之，就是来办事的。

请不要忽略这个细节，因为它标志着倭国又将开始下一盘更大的棋。

第六章
佛教与神道教之争

春去秋来，花开花落，说话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

公元552年，百济国的使者造访了倭国，他们奉君主圣明王之命，为当任的钦明天皇带来了三样礼物：一尊佛像、一套佛具以及一部佛经。

同时，还有一封圣明王亲笔写的信。

在信里，百济国王是这样说的：所谓佛法，是一种比其他任何经典都要高深的东西，其中的奥妙，即便是圣贤孔子或是周公也无法揣测。这玩意儿本源于天竺，后传入三韩，顷刻间就为大众所敬仰。由于佛经中有过预言，称佛法将会继续东传，我想来想去，觉得东边也就你们倭国了，所以才特地遣使送经，希望能让此物在贵国发扬光大，以普度众生。

信不长，百来字，但所包含的信息却不少。

首先，至少在当时日本的上流社会，儒教或者说汉学，已经十分普及了，不然百济国王是不会拿孔子周公来举例的。

其次，文中所提到的三韩，指的是朝鲜半岛。那会儿半岛的政治格局已经产生了不小的变化，从原先“主要有三国”变成了现在的“只有三国”——高句丽、百济和新罗。

第三，百济王在信中对佛教传来的途径做了光明正大的篡改，把佛教说成了是直接从印度传来的东西，完全忽略了中国的存在。

但不管怎么说，这封信以及那些个佛教用品，对于钦明天皇而言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他当即捧起佛像仔细观摩，然后敲了敲木鱼，把玩了一会儿念珠，最后打开了那部佛经。

读完之后，天皇深感佛法无边，其乐无穷。激动之余，又觉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于是第二天就把群臣给召唤到了殿前，先是说了一通佛法奥妙，接着便问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要不要把佛教当成倭国的官方宗教，普及一下？

一时间众大臣们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就在这混乱的当口，突然就站出来一人，先口称大王圣明，再表示自己对于佛法精妙早有耳闻，今日又喜见殿下皈依极乐，心中怡爽万分，至于让佛教在倭国全境普及，那更是天大的好事，自己绝对支持。

话音刚落，猛然间又跳出来一人：“大王，我倭国自古便是神之国度，有八百万众神护国，今日若是贸然弃之不顾而奉他国之神为尊，恐怕是要遭报应的。”

顷刻间，刚才还嘈杂万分的殿堂上一下子就安静了，大王以及群臣都默不作声地摆出了一副习以为常的表情，然后盯着说话的这二位，静静地等待着他们各自的下一段发言。

其实接下去也没什么有营养的话了，两位直接展开了人身攻击，一个说你是死板脑袋不知变通的老古董，另一个则说你是里通外国别有用心的卖国贼。

宽阔的殿堂内鸦雀无声，只听得那两人铿锵有力你来我往地咒爹骂娘，而底下的大伙则纷纷抄手围观，心里还在琢磨着这场吵架谁会赢。

其实这对冤家的结仇历史由来已久，长期以来殿堂之上但凡有点争议性话题，他们总是要跳出来以口为刀以舌为剑地厮杀一番，不分出个子丑寅卯青红皂白决不罢休。

看着越吵越凶眼瞅着就要掳袖子开打的两人，钦明天皇连忙摆手制止：“物部卿，苏我卿，你们都各退一步吧。”

天皇口中的物部卿，全名物部尾舆，就是坚持八百万众神的那个；而苏我卿，名叫苏我稻目，他力挺要在日本搞佛光普照工程。

物部尾舆是物部家的族长，论起这一族的历史，真可谓是源远流长，据说能够一直追溯到神话时代，而且代代都是倭大王身边的重臣。进入公元5世纪后，物部家主要负责倭国的兵器制造以及管理，在倭王武时代，他们家族的地位达到了顶峰，包括物部尾舆本人在内，一连好几代都担任了国家的最高执政官——专业名称叫做“大连”。

在当时的倭国朝廷里，物部尾舆主要负责军事以及法务。

另一个苏我稻目，则是主管经济，以及外交事务的官员，并且还担任了“大臣”一职。

在那个时代的倭国，所谓“大臣”并非泛指，而是一个和“大连”一样的专门职务，其主要职责也是辅佐大王处理政务，大连和大臣，其实就相当于中国的左右丞相。

物部尾舆和苏我稻目，说白了就是倭国的两大权臣。

关于这场佛教之争，两位冤家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这其实本是一件意料之中的事——他们能够团结一致那才叫新鲜。至于个中原因，一般认为物部尾舆是政治方面的保守派，不容易认同外来文化；而苏我稻目是开明派，容易接受新生事物。

甚至还有人干脆武断地认为，物部尾舆是守旧的，苏我稻目是进步的。这就纯属扯淡了。

物部尾舆之所以反对佛教流入倭国，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守护国家。

话说自邪马台的卑弥呼女王之后，经数代巫女神官的悉心努力，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已是颇具规模且深入人心。神道教其实是一种相当原始的多神信仰宗教，其主旨通俗说来就是讲究万物皆有灵，万物都能成神。根据神道教的说法，森林中存在着森林之神，稻田里有稻田之神等等，而日本列岛，正是一个被众神佑护着的国家，倭国大王（日本天皇），则是一个能够与神对话，被神派下凡间治理国家的半神。

故而在物部尾舆眼里，神道教等于倭国，也就等于是倭王。

因为只要倭国的国民们信了神道教，那么自然而然地也会相信倭王是半神，一旦大伙相信自家的国王是半神，那么只要不碰着太出格的状况，这王权基本就能跟神权画上等号，也就是说，能够得以永存——毕竟这世上愿意与神相抗衡的人实在不多见。

于是，守护神道教在倭国内的唯一性就变得十分必要了。说白了保护神道教就是保护倭国，保护倭王政权。

而现在百济王把佛教输入倭国，无异于一场思想侵略，一旦这种异端宗教蔓延开来，很有可能对日本的本土文化乃至本土政权造成巨大的冲击。

作为一个家族历史几乎能和国家历史持平的人来讲，物部尾舆显然会拼尽全力不让上述情况发生。

至于那苏我稻目大力支持佛教，也绝非是什么开明睿智的表现，纯属事出有因。

这因，出在他祖宗的身上。

虽然苏我稻目一直标榜自己是日本上古时代著名栋梁之臣、被后世日本人奉为半神的武内宿祢之后，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苏我家的祖先叫苏我满智，本名木满智，是渡来人。只是他渡来日本的理由非常让人无语。

这位老兄本是百济国重臣，自幼便是出了名的美男子，方圆百里的姑娘一听到他的名字就会被迷得神魂颠倒。

因为是重臣，所以跟国王走得很近；因为跟国王走得很近，所以也能经常接触到后宫的女性。

于是这木满智利用职务之便以及身体优势跟当任国王的母后搞上了。事情败露之后，这家伙当然是没法再在百济混下去，只能背井离乡去了日本。

说穿了苏我稻目就是圣明王的同胞，对于他而言，圣明王就代表着自己的祖国，圣明王的希望就是家乡人民的希望，圣明王想让佛教在日本传播就代表着祖国同胞想让佛教在日本传播，自己作为百济人民中的一员，虽然已经移民，可身上依然流着百济的血，所以只要是来自百济的要求，自己有义务也有责任去帮助实现。

别以为这是夸大其词胡编乱造，尽管苏我家跟百济王室在多年前有绿帽纠纷，可那毕竟是当年木满智一念之差，其实他是非常热爱祖国的。这点从苏我家子孙的名字上就能体现出来：木满智的儿子叫苏我韩子，苏我韩子的儿子叫苏我高丽，而苏我高丽就是苏我稻目他爹。

所以从小就耳濡目染着爱国主义教育的苏我稻目能够站在百济国那边支持佛教，实属正常。

再者，作为一介渡来人，苏我稻目很明白，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要想战胜根深蒂固的物部家族，不玩点新意铁定不行。

说难听点，苏我稻目其实就是把佛教当邪教用，先让钦明天皇信上这玩意儿，再让全日本都跟着一块儿信，这样一来兴许就能压过神道教，顺便把以物部家族为首的老古董们赶出朝堂。要是运气再好点，说不定还能把佛教当成国教，那么到了那个时候，自己这个把佛教带进日本的大功臣，甚至还能成为教主，不光是表面风光还是实际好处，都将是无可估量的。

讲到底，这场佛教之争，其实是当时日本土著贵族阶级与渡来人集团之间的争斗。

再说那朝堂之上，望着几乎要打起来的物部尾舆和苏我稻目，钦明天皇只得表示：这佛教一事，姑且就到此为止吧！佛经留着自己没事的时候当小人书看看，毕竟还算有趣；至于佛像，既然苏我稻目你那么推崇，那就赏给你吧，你自己带回去拜也好当装饰也罢，那都是你的自由，寡人就不管你了。

就此，这事算是告一段落了，双方第一轮交手的结果是平局——谁都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谁都还有后路。

这天退朝后，苏我稻目捧着那尊佛像回家了。

为了表示敬重，他特地在离家不远的地方造起了一座寺庙——这是日本历史上最早的庙宇——然后恭恭敬敬地把佛像请了进去，并且每天参拜，早中晚各一次，比吃饭都要来得频繁。

另一边，钦明天皇见这哥们儿如此虔诚，便把那部佛经也赏给了他。就这样，苏我稻目每天拜完佛后就念经，念完经跑去跟大王交流思想，两人俨然成了一对好道友，惹得那物部尾舆又眼红又无奈。

按照这样的态势发展下去，只要不出意外，那么钦明天皇早晚会被苏我稻目说服，在日本大规模推广佛教。

可偏偏这意外还真就发生了。

话说就在这一年，确切地说就在苏我稻目造起日本第一座寺庙之后的当月，日本的近畿地区发生了一场相当严重的瘟疫，一时间被感染者无数，且不论人畜，只要沾上便数日间命丧黄泉。

望着满世界的那一具具还来不及掩埋的尸体，物部尾舆仰天长啸，大喝三声“神不弃我”，然后以百米狂奔的速度跑到钦明天皇跟前，上气不接下气地喘道：“大大大大大王，这就是信了外教的报报报报应！”

钦明天皇没吭声。因为他不知道物部尾舆是在说谁。

目前倭国上下，已经信了佛的有两个：一个是苏我稻目，还有一个就是大王本人。

原本是神的代言人，结果现在却信了其他宗教，这报应怎么看都是上天降给大王的。

物部尾舆一看大王面有不爽之色，马上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于是又伏下了身子：“大王，据臣观察，这次瘟疫，定是由苏我稻目引起。”

钦明天皇忙问为什么。

“百济王献佛经于大王，这本是两国邦交，无可厚非，可苏我稻目却心怀不轨，接二连三地蛊惑大王，意图以佛代神，这才引起了群神愤怒，导致了瘟疫。现在只要大王能够不再听信稻目的一派胡言，重新尊神信道，想必那瘟疫很快就会过去的。”

因为连日来的灾情，钦明天皇早已身心俱疲，现在又被物部尾舆这么碎碎念了一番，更是没了主意，只能一手扶着额头一手伸前摆了摆：“物部卿，那就交给你去处理吧。”

刚刚还满脸悲愤正气凛然地痛斥苏我稻目“新邪信、犯天怒”的物部尾舆一听这话，立刻喜上眉梢，忙不迭地弯腰鞠躬告退，表示这就回去准备准备，然后替天行道剑斩妖魔。

三天后，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齐刷刷地开到了苏我家造的那座寺院门前，领头大将自然是物部尾舆。

看大门的苏我家丁正欲上前问个究竟，可话都还没说出口，物部尾舆就大手一挥：“绑了！”

于是几个人就立刻被捆得跟粽子似的丢在一旁。

接着，物部尾舆又言简意赅地下达了第二条命令：“给我抽。”

如狼似虎的士兵拿着鞭子冲进庙里见人就揍，当然，刚才那被捆起来的几个家丁也自然没有被遗忘，一人挨了至少二三十下。

绑完抽完，物部尾舆下了第三道命令：“把佛像搬出来，再把这地方给烧了。”

大火熊熊升起，日本史上第一座寺庙就这么完蛋了。

最后，物部尾舆率队来到河边，召开了一个“灭佛大会”。

具体就是把这尊佛像给抛入河中，再向八百万神灵祷告一番，说我们已经驱逐了邪教，所以请诸神发发慈悲，赶紧收了神通，结束这场瘟疫吧。

不过，因为佛像是木头雕制而成，故而丢入河中它会浮起来，于是物部尾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这玩意儿砸了个粉碎，所以当闻讯赶来抢救的苏我稻目奔到河边时，只看到了尚未被河流冲远的一片小木片。

说来也怪，灭佛之后，瘟疫真的消失了。于是物部家上下无不得意洋洋见人高三分：“你看，多亏我家老爷子果断烧了苏我家的番庙，这才拯救了黎民苍生。”就此，神佛之间的第二轮较量，以神道教代表物部尾舆的大胜而告终。

可是胜利的一方心中却并不满足。

其实大伙心里都明白，物部尾舆虽说是把寺院一把火烧了，但实际上他最想放火的地方，很明显是苏我稻目的家。

至于那几十鞭子，也当然是抽在苏我稻目身上才好。

只是他做不到。

虽然是一介渡来人，可苏我家跟倭国王室的关系却非同一般。

苏我稻目有两个女儿，一个叫坚盐媛，一个叫小姐君，两人天生丽质堪称绝色，并且双双嫁给了钦明天皇，这就等于说稻目是倭国大王的双料岳丈。

所以物部尾舆想要砸佛像烧寺庙，这没问题，可要把大王老婆的亲爹给弄死，那就很有难度了。

于是他只能暂时隐忍，等待着下一次机会的到来。

而另一方面，苏我家也并未放弃自己的信仰或者说理想，虽说是被烧了经文寺庙还砸了佛像，但这事过去之后没多久，苏我稻目便又叫来了工匠，依着他的回忆重新雕了一尊佛像，然后摆放在家里天天和他儿子一起奉拜。

稻目的儿子名叫马子，这是因为他生于马年的缘故，而末尾的那个子字，虽说在如今的日本都是女孩起名的专利，但在当时，却是男女通用的。

钦明天皇知道此事后，并未作出过多干涉，而是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物部尾舆尽管心有两万分的不爽，可也没辙。

于是两派人马便进入了一个暂时的和平阶段：谁都憋着劲想搞死对方，但因为时机未到所以谁都不曾先下手。

就这样春去秋来地过去了三十多年，物部尾舆和苏我稻目先后去世，两家由各自的儿子物部守屋与苏我马子继承，而钦明天皇也于公元571年驾崩，继大统的是他的第二个王子敏达天皇。

公元584年，百济人鹿深臣来到倭国，将一尊石雕佛像送给苏我马子当礼物，马子大喜之余，又向鹿深臣进一步提出要求，表示自己曾经读过佛经，但对其中意思不甚了解，看你这样子似乎也像是个懂行的，能不能教教我？

鹿深臣连忙摆手，说自己其实也是个门外汉，送送佛像还行，要说带领念佛经，那绝对要念歪。不过既然你苏我大人如此有心向佛，不如干脆招募几个和尚，让专业的来教你，岂不更好？

于是马子又问，我上哪儿找和尚去？

鹿深臣说据我所知，我们百济有几个僧人曾经来你们倭国隐居，只要苏我大人用心去找且诚心拜访，就一定能够找到。

虽然没明白为什么韩国的和尚要去日本隐居，但根据鹿深臣的进一步指点，苏我马子还真的在倭国境内找到了好几个百济僧人，不光有和尚，还有尼姑，她们的法号分别是善信尼、惠善尼以及禅藏尼。

其中这善信尼，她爹叫司马达等，是南梁的移民，到日本的时候，据说还带了一尊弥勒佛像跟佛舍利，所以很受苏我马子的重用。

这便是日本历史上最早的尼姑了。

欢喜之余，苏我马子立刻自费将那三人养在家中，整日里都向她们请教佛法问题。

就这样到了第二年（公元585年），因为学习刻苦过头等原因，他病倒了。

而且这病似乎还挺重，苏我家上下顿时就慌了神，遍请名医，好不容易才把他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但心里却落下了阴影。

苏我马子生怕自己是受了什么诅咒或者中了什么邪，所以不顾大病初愈身体还不利索，让人专门找来了一个跳大神的巫师，在家里焚黄草升香烟，想请各路神仙来驱驱晦气。

结果那巫师在烧了一串鬼画符的木片（当时日本纸张非常稀少且价格昂贵），又跳了一曲莫名其妙的舞蹈，再自言自语了一堆谁都听不明白的念叨之后，对苏我马子说：“苏我大人，您这不是病，而是诅咒。”

马子长叹一声，表示果然不出所料，说吧，是哪个不要脸的在背后下咒？

“其实是苏我大人您的父亲，苏我稻目大人。”

“什么？”马子一惊，心想我爹死了那么些年每年忌日也没少上贡品，怎么就盯上我了？

“您还记得当年被砸碎了丢入河中的佛像么？正是这尊佛像的怨念在作祟。”

所谓作祟，是一个标准的神道教概念。只不过那巫师说佛像在作祟，这不但扯淡，而且还有侮辱佛教的嫌疑。

但苏我马子却信了，是真信还是装样子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确实在占卜过后，跑到王宫里对着敏达天皇号啕大哭，说自己被佛像给诅咒了，看样子是活不长了，请大王无论如何救我一命。

救命的具体方法是赶紧再造一座寺庙，每天念经拜佛给佛祖道歉。

看着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苏我马子，敏达天皇动了恻隐之心，再加上马子口口声声表示这次并非是在全国范围里推广佛教，而是仅限于他们一家人拜佛，所以敏达天皇表示，那你就去造寺庙吧，寡人准了。

于是在第一家寺庙被烧的几十年后，日本的第二家寺庙终于又建了起来。

只不过一个信佛的人请人来用神道教的方式占卜，而且还对结果表示相信，这实在很难将他认定为真正意义上的佛教信徒。

说句实话，其实苏我马子跟他爹苏我稻目一样，未必是真的心中有佛祖，只是挖空心思想把佛教当成搞政治斗争的一项工具。

结果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苍天有眼，反正这种做法很快就遭到了报应。

就在马子重新光明正大地开始拜佛念经后，一场严重的瘟疫再度降临日本大地。

这场瘟疫之所以被称之为“严重”，是因为敏达天皇本人据说也被感染上了。

物部守屋自然不肯放过这样的天赐良机，忙不迭地就跳了出来，跟当年他爹似的主动请缨要去清理“邪教”。

已经病怏怏的敏达天皇早就丧失了判断能力，再加上最近这几十年里，只要一拜佛便会来一场瘟疫，几乎都成了自然规律，所以大家都觉得很有可能真的是来自上苍的惩罚，于是敏达天皇下了旨意，说是要收回之前的成命，禁止一切人等公开或是私下拜佛念佛。

至于那个庙，也就交给物部家处理了。

物部守屋兴高采烈地领旨遵命，出了王宫大门便直奔家中，带领士兵浩浩荡荡地朝寺庙方向杀将过去。

当时苏我马子正巧在庙里对着佛像祈祷好运降临，结果好运没来厄运倒是真的出现了。

幸而物部守屋还算给面子，望着一脸愤怒冲出来的马子，表示老子今天不打你，只烧你的庙，砸你的佛，你要是识相就赶紧滚开，顺便把那几个尼姑给交出来，不然别怪刀枪无眼。

看着眼前那一排排杀气腾腾的精壮汉子跟一杆杆磨得寒光闪闪的长枪大刀，马子非常识大体地让到了一边，但嘴里却还不饶人：“你小子给我等着，我待会儿就去找大王，我要让大王还我一个公道。”

物部守屋懒得跟他废话，一句话都不说就酷酷地打了个手势，接着三个士兵飞一般地冲进庙里，旋即又冲了出来，并且各自手里都多了一个人，分别是善信尼、惠善尼和禅藏尼。

三个尼姑被绑在了庙门口的木柱子上，先是活活晒了半天的太阳，然后当着围观群众的面，被物部家的士兵剥光了衣服，再用鞭子抽屁股。

打完之后，和三十年前一样，寺庙被一把火夷为平地，佛像则被抛入大海。

这次的佛像是石头做的，所以丢得特别顺利，“扑通”一声响过之后便连影子都看不到了。

而苏我马子，在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别无他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辛苦建起的寺庙从有到无。

但是跟上次不同的是，这次灭佛过后，瘟疫非但没有减退，反而更加严重了。

于是一股奇怪的流言开始在奈良地区蔓延开来，说之所以瘟疫不退，全都是因为物部守屋砸了佛像的报应。

苏我马子则如抓了救命稻草一般趁机上奏敏达天皇，要求用佛教的祈祷方法来试试看能不能消退瘟疫。

但敏达天皇却并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甚至连见都不曾见马子一面。

因为此时此刻他已经病入膏肓，快要死了。

当年八月，敏达天皇驾崩。

大王死了照例是要开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大伙齐聚一堂说说先王过去的威武事迹，再一起吃个饭什么的，中国如此，日本亦然。

敏达天皇治丧委员会会长是物部守屋，整个追悼会从筹备到实行都由他一个人搞定。

在大会当天，众大臣围绕先王遗体三鞠躬走过场后，便是重臣的发言时间，即由几位德高望重的臣子轮流读一读缅怀敏达天皇的发言稿。第一个发言的，自然是物部守屋。

守屋是个比较内向的人，平时不爱说话，大家都觉得他很酷，但实际上他是害羞不敢说，这回发言，他拿着稿子还没念上两句，就已经开始脸红了，接着，身体也开始微微地颤抖了起来。

下面的苏我马子见状，当然不肯放过这个羞辱他的好机会，一边捂嘴偷笑一边用足以让物部守屋听到的小声量说道：“噗噗，你看那傻帽儿，活像一口嗡嗡作响的大钟。”

苏我派成员则非常配合地发出了一阵轻微的哄笑。

物部守屋在上面的感受可想而知，但是又不能一甩稿子说老子不干了，所以只能是咬紧牙关把发言稿念完，走下台的时候脸早就憋成了猪肝色。

守屋之后，是苏我马子。

马子是个身材比较矮小的人，而且这一天他腰间还挂了一把长长的佩刀，所以当他走上前去之后，物部守屋立刻明白，报复的机会来了。

“嘿嘿，你们看那家伙，像不像一只被射穿了屁股的小鸡？”

于是物部党们也发出了一阵轻蔑的笑声。

虽然这种低级趣味的玩意儿没有丝毫的笑点，但当时的诸权贵们却是不笑不行。

因为大伙都明白，这种当面如泼妇骂街一般的挑衅其实是一种信号，苏我马子和物部守屋两者之间互相宣战的信号，你跟着谁一起笑，就代表你将跟谁是一路人。

再说那敏达天皇死后，连个遗嘱都没留下，所以谁来当下一任大王就成了一个摆上桌面的大问题。

当时最为热门的候选继承人有两个：一个叫池边王子，一个叫穴穗部王子。

这两位都是钦明天皇的儿子，算是兄弟。前者是坚盐媛的儿子，而后者则是小姐君所生，换言之，他们都是敏达天皇的弟弟，苏我稻目的外孙以及苏我马子的外甥。

其中，穴穗部王子因为稍微年长一些，再加之平时比较会做人以及跟物部守屋走得比较近，所以早在敏达天皇还活着的时候便已经成了热门人物。即便是苏我派成员里，也有不少人认为他会是下一代大王。

虽然苏我马子本人是一百个不愿意看到王位的继承者是一个跟物部守屋关系好得不得了的家伙，但怎奈何形势已然如此，自己也就只能干瞪眼了。

然而，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么一位眼瞅着便能登上宝座的王子，亲手毁掉了自己如花似锦的前程。

话说在敏达天皇的葬礼上，也不知道这位穴穗部王子早饭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突然就神经错乱地大声说了一句：“奶奶的，烦死了！”

底下人立刻小声劝道，大人您慎言，这可是先王的灵前哪。

“娘的，活着的时候他是大王，死了他还是大王吗？现在的大王应该是老子才对吧？”

这话说得那叫一个豪气万丈气盖云天，当时全场的人就差给这位未来大王跪下了。

事后，苏我马子在重臣会议上表示，穴穗部王子这种张扬的性格实在不适合做大王，这下一任的宝座，应该由池边王子来坐。

物部守屋虽然有心反对，可追悼会那天发生的事情大家伙儿都有目共睹，穴穗部王子的个人形象早就跌入了谷底，所以守屋也只能随了一回马子，表示反正都是你外甥，那就让池边王子当大王吧。

就当诸重臣商量已定准备昭告天下的当口，突然门外闯进来一个报事的，用颤抖且结巴的声调说道：“不……不好……好了！”

出大事了。

由于那位穴穗部王子不知道群臣们正在商议立自己的兄弟为王，还满心欢喜地以为自己这一回江山坐定了，于是便越发猖狂了起来。

他想到了敏达天皇的皇后炊屋姬，也就是自己的嫂子，是一个绝色美女，便趁着追悼会吃豆腐饭时多喝了几杯壮起来的酒胆，带着几个随从直冲对方所在的宫殿，打算做一些少儿不宜的蝇营狗苟。

好在事先有宫女看出了大事不妙，提前跑去通知了炊屋姬，这才让她得以提前命令将殿门紧闭，同时还派人飞跑出去求援。

这个援，求的不是别人，正是苏我马子，因为如果按辈分算，马子是炊屋姬的亲舅舅。

当苏我马子带着人马赶到现场的时候，穴穗部王子正在门口叫骂。

其实他本来想硬闯的，但没能成功，连续闯了七次都被挡了回去。

而这个挡驾的英雄，叫三轮逆。此人系大和地区（奈良县）的豪族，敏达天皇的宠臣，天皇死后就一直守护在王后身边，忠诚度极高。

不过三轮逆跟苏我马子的关系并不好，在之前物部守屋前来灭佛的时候，往寺庙里丢火把也有他的一份。只是这人反佛教并非出于政治目的，而是纯粹觉得佛教真的会引起瘟疫，仅此而已。

再说那苏我马子一群人一看到穴穗部王子，也不多废话，立刻一拥而上，拖的拖劝的劝，说王子殿下您喝多了，赶紧回家去吧。

穴穗部王子虽然歇斯底里地喊着老子没醉老子今天要睡嫂子，但终究架不住对方人多力量大，就这么被硬生生地拖走了。

此事过后，穴穗部王子的人气再度落到了一个新低点，而池边王子则在一片拥戴声中坐上了宝座，史称用明天皇。

于是穴穗部王子理所当然地不高兴了。

一直觉得天皇的位子和嫂子都是自己囊中之物的他，临了居然什么都没捞着，这其中的不爽之情那是可想而知的。

不爽了就要发泄，这是人之常情，但同时也是一种非常原始的常情。

毫不夸张地说，只有最无能的人才会一碰到不高兴就要拿别的人或东西出气泄愤。很不凑巧，穴穗部王子正是这么一个不会调节自己情绪的主儿。

他的出气对象是三轮逆。

其实想想也能明白：池边王子已经成了大王，惹不起；炊屋姬整日躲在深宫，惹不到；苏我马子位高权重还挺厉害，不敢惹；物部守屋跟其他人等与自己没多少交集，惹不着；剩下的，就只有那天跟自己直接抗衡过的三轮逆了，更何况在敏达天皇死后，这家伙就成了没有靠山的软柿子，惹起来也容易。

故而在闯宫事件没几天之后，穴穗部王子便找到了物部守屋和苏我马子，表示那天三轮逆虽说是为主挡驾，但在那过程中出言不逊，有辱骂王室的言辞，实属大逆不道，应该杀之以宣王权之威武。

要说苏我马子到底是念了几天佛的人，还算天良未泯，尽管当年跟三轮逆有过节，但此时一听这话当场就急了，说你小子自己图谋不轨被人拒之门外，现在难道还想报复不成？

但物部守屋却非常不是东西地坚定站在了穴穗部王子的那一边，表示这个三轮逆确实不是东西，自己早就看他不顺眼了，这次居然还敢忤逆王子，杀，实在该杀。

争论的最终结果是苏我马子不得不让步。一来穴穗部王子坚持要杀，态度强硬且边上有物部守屋帮着；二来马子之所以开始的时候不赞同杀，纯粹是出于一种道义良心上的考虑，现在经过几个回合的争吵已经逐渐清醒了过来，感到像三轮逆这样的政敌显然是去死比较好。

就这样，穴穗部王子和物部守屋点起大军，旌旗林立地准备出发——物部家是掌管军事的，所以点个千把来人不成问题。

其中，王子本人也一身披挂，弯刀挎弓还骑了一匹高头大马，同时一脸的杀气：“本王定要拿住那该死的三轮逆，然后亲手一箭射穿他的头颅！”

本来并不打算蹚浑水的苏我马子一听这话，顿时心中就升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连忙吩咐手下也给自己准备一匹马，他打算跟着一块儿去。

就这样，一行人又来到了炊屋姬的宫殿大门口，穴穗部王子耀武扬威地要前王后把人给交出来。

叫了几声没人应，王子大怒，下令攻门，同时自己也从马上跳了下来，将刀拔出了刀鞘，一副欲亲手斩杀三轮逆的架势。

苏我马子赶紧上前将其一把拉住：“殿下，不可。”

“立于上位者，怎可亲手杀人？如此和市井屠夫又有何异？”

凭良心讲，纵观历史，苏我马子这家伙绝对算不得好东西，但这句话，确实是老成持重的肺腑之言。

但穴穗部王子却并不听劝，不但不听劝，反而还扬起了手中的宝剑直指自己的舅舅：“你要是再敢阻拦，那就先杀了你。”

而物部守屋也非常是时候地跳出来帮腔：“这是讨逆，王子不身先士卒，怎么给将士做榜样？”

此话说得穴穗部王子心情万分舒畅，于是也不再跟马子多费口舌，在宫门被打破之后，便直接提着三尺长剑大步流星地带着军队一起杀了进去。当他再次出来的时候，手里已经多了一样东西——三轮逆的项上人头。

看见此景，苏我马子只能哀叹一声：“这个国家离天下大乱的日子不远了。”

物部守屋听到了，当即狠狠地回了一句：“像你这种小臣懂个屁！”

苏我马子无话可说，因为在历史悠久的物部家族面前，他这一介渡来人之后确实显得微不足道。

而且现在的形势也早已严峻到了不再是斗嘴就能解决的地步了，如无意外，自己的外甥穴穗部王子从此便要和物部守屋混在一块儿站在自己的对立面了，倭国的朝廷，便将彻底分为两派。

倭国的天下，真的要大乱了。

第七章
圣德太子与“冠位十二阶”

且说用明天皇继位之后，身体一直都不怎么好，经常发烧感冒，有时候还会吐血抽搐。

对此，苏我马子的态度是劝外甥赶紧信佛，他表示自己以前健康状况也不好，可自从信佛之后，吃饭倍儿香身体倍儿棒，佛教是个好东西。

当时用明天皇的身体已经极为衰弱了，请遍了名医巫师用遍了各种医术法术都不见效，于是便怀着一种临时抱佛脚的心态，在公元587年的时候下了一道旨意，宣布从此之后倭国境内无论臣民都能自由信佛拜佛，不必再受任何拘束。

这道圣旨一下，最高兴的当然是苏我马子，他忙不迭地就牵头召集群臣，讨论在大和地区修建寺庙以及招募僧侣的事宜。

但当即就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而且态度非常强硬。

此人正是物部守屋。

物部守屋依然坚持认为，倭国是神的国度，由本土八百万神明守护，绝不需要什么外国的佛祖，同时他还觉得，苏我马子是在假传圣旨，理由是大王现在病重，连话都说不利索，怎可能传出这样的旨意？退一万步说，即便是大王自己的意思，那也肯定是在苏我马子的人为操控下所犯的糊涂，当不得真。

于是两个人又吵了起来，一个说你欺君抗旨，一个说你假传圣旨，吵到最后苏我马子一甩袖子，表示既然谁也说服不了谁，那就投票吧，看看群臣里支持你的多还是支持我的多，少数服从多数，这总没问题吧？

物部守屋点头同意，然后一边环顾四周，一边开口道：“殿下，请您发表意见。”

他口里的殿下指的是穴穗部王子，此时用明天皇病卧榻上，朝中权贵里地位最高的就是穴穗部。物部守屋认为虽然历经前面两次无厘头事件，但穴穗部王子毕竟是王子，说难听点如果现在用明天皇翘辫子了，那么这位穴穗部王子仍然会是下一任王位的热门候选人。

这一点群臣都明白，所以只要他出来说一句话，那么大多数人为今后计，必然会随声附和。

然而奇怪的是，在物部守屋连喊数声殿下之后，这殿下却迟迟不曾现身，仔细扫视一番后才发现，原来穴穗部王子这一天根本就没在现场。

物部守屋很失落，因为他心里很清楚，自打用明天皇继位，苏我马子在朝中的势力便不断开始扩大，现如今即便是物部家当大的自己，也已经不再是苏我家的对手了，要想在此扳回一局，那么能够依靠的，唯有最有可能继承用明天皇王位的穴穗部王子。

所以他便提议，说事关重大，一定要穴穗部王子殿下在场才能讨论，现如今殿下不在，我们要不暂时休会，把王子先请来了再说？

这话刚一出口，苏我马子就点头了：“行，那就让人去请吧。”

说来也巧，人还没来得及派出去，穴穗部王子便出现了。

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身后还跟着一个人，确切地说，是跟着一个光头和尚。

此人名叫丰国法师，是出生在丰前国（福冈县）或是丰后国（大分县）一带的僧人。

“大师，快点这边请。”穴穗部王子显得相当殷勤，“这是苏我大人，见过之后，就赶紧去为大王诵经祈福吧！”

顿时，全场都愣住了。

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其实也很简单：穴穗部王子被苏我马子拉拢了。

其实物部守屋想到的，苏我马子全都想到了，早在用明天皇病情还未如此沉重的时候，他就跟穴穗部扯上了线，承诺如果用明天皇这次没挺过去死得早了，那么下一任大王，可以是你。

穴穗部王子的人生目标就是当大王然后将嫂子弄到手，除此之外基本没有什么追求，所以一听说王位有希望了，自然是欣喜万分，当场就作出了承诺：“苏我大人有什么要求尽管开口，只要本王能做到，定然万死不辞！”

于是这两人就这么成了搭档，一个鼓动用明天皇允许传播佛教，一个则亲自去找来了得道高僧，一块儿联手把物部守屋给彻底地坑了一回。

这下守屋就不光是“失落”了，他呆呆地看着穴穗部王子跟苏我马子以及那个光头和尚，就差冲着三人迎面一口鲜血喷上去。

就这样，关于在倭国传播佛教一事，便算尘埃落定了，而盛怒之下的物部守屋则离开了大和，回了老家河内国（大阪府东部）。

然而，尽管在大和地区建造起了数座寺庙和佛塔，王宫里也日日都有僧侣念经，但这些却终究没能挽救用明天皇的性命，当年五月，这位年轻的大王因病医治无效，过早地离开了倭国的众臣民们。

听到这个消息后，穴穗部王子高兴得不能自已，因为他觉得这下王位终于该轮着自己来坐了。

事实上似乎也正是如此，就在用明天皇死后没几天，苏我马子便派来了使者，口口声声称的是大王，表示经过以苏我大人为首的群臣商议，决定由您来继承大统，统领这倭国江山。

穴穗部王子当场就重重赏了来使，同时下令手下立刻收拾一下，这就准备去王宫登基。

但特使却表示先别那么急着走，毕竟这是大事，怎么着也该好好地、慢慢地准备一下。

穴穗部王子觉得言之有理，便挑出了精干的手下着手准备各种事务，同时在这天晚上，他在住处摆下了筵席，盛情款待了那位特使。

是夜，王子正待入睡，突然就听得外面嘈杂一片，走出去一看，外面人马无数，火把林立，照得周围如白昼一般，与之相伴随的还有一片喊杀声，他们要杀的，自然是这屋子的主人——穴穗部王子。

王子很害怕也很莫名，他努力回想自己最近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居然招来如此大恨，但想了半天也没得出个所以然，于是只能挺身而出振臂一呼：“我是倭国的大王，你们有什么事跟我说，我一定能帮你们解决的！”

回应他的，是一片粗鲁的谩骂。还有诸如“我等奉苏我大人之命，特来为国除害”等话语。

苏我大人很显然指的是苏我马子。

难道，是我舅舅派人来杀我？

王子更加疑惑了。

因为在他的印象中，苏我马子永远是一副堆满笑容的形象，即便是挨了物部家的欺负，也最多是哀怨一番。说白了，他就是一个软弱的家伙。

这样的一个人，骂骂人还成，至于兴兵动刀杀人放火，在穴穗部王子看来，是不太可能的。

但实际上显然并非如此，或者说，事实上恰恰相反。

苏我马子属于那种心黑手辣之类，在不得势的时候，绝不吃眼前亏，一旦得了势，那就一定会一手遮天，且神挡杀神，佛挡杀佛。

现在他要除掉的，正是穴穗部王子。

至于理由，那当然是因为你穴穗部跟苏我马子有仇，早些时候又是伙同物部守屋来回给马子添堵，又是要霸占马子的亲外甥女炊屋姬，论哪条都该他死。

火光中，闪出了苏我马子的身影：“穴穗部王子殿下，我等奉诏前来讨伐，你最好乖乖束手就擒，切莫尴尬了自己！”

奉诏，奉谁的诏？穴穗部王子很莫名：难道新天皇已经选好了？不是自己？

其实新天皇虽说确实肯定穴穗部，但却也尚未诞生，苏我马子纯粹是吓唬吓唬他，但不管怎么说这招还是非常有用的，因为穴穗部王子身边的众守卫一听到奉诏二字，立刻纷纷放下武器表示投降，更有甚者则干脆抱着革命不分早晚的心态倒戈一击。几乎在瞬间，穴穗部王子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他的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了。

于是这位王子终于明白此时此刻自己所处的境地，同时也明白了在那之前苏我马子说拥戴自己为王那纯粹是为了消除自己的戒心，以防自己在知道真相后联手物部守屋狗急跳墙。

但是，他知道得太晚了。

随着苏我马子的一声令下，数百名士兵一拥而上，呐喊着举起了手中的大刀和长枪……

穴穗部王子死后，苏我马子乾纲独断，率领群臣推举了钦明天皇的第十二王子泊濑部王子为君，史称崇峻天皇。

与此同时，正在老家过自己小日子的物部守屋也收到了这条消息，他明白，这下一个便该轮着自己了。

正所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守屋决定，要做一个强者。

他点起了手下所有可用之兵，并造起了一座名为稻城的坚固城池，打算以此为据点进行长期抗衡。

而苏我马子也毫不含糊地点起了大军朝着河内奔杀了过去，三四天后，双方便在稻城之下展开了第一场会战，虽然苏我家人多势众，可毕竟远道而来，被准备充足的物部家打了个措手不及；之后，两家人又进行了两次战斗，苏我家的攻势均被打退，不得已在稻城外数里的地方安营扎寨，以伺战机。

由于物部家确实是兵强马壮，战斗指数极高，以至于屡战屡败的苏我军开始普遍产生了厌战甚至是恐战的情绪，士气也日益低落，所以在第三次被击败后的当天晚上，作为总指挥的苏我马子亲自带人扛着美酒巡视各营，以鼓励士兵卖命作战。

随行的有几个王子，比如敏达天皇的儿子竹田王子以及彦人王子等等。

然而一帮人走了没几步，苏我马子突然就停住了：“厩户王子呢？他怎么没跟着一起来啊？”

厩户王子是用明天皇的儿子，他母亲叫穴穗部间人王女，是钦明天皇和小姐君的女儿，后嫁给大王为妃，小姐君是苏我稻目的女儿，所以这辈分要是这么算下来的话，那么这王子就应该是苏我马子的舅孙子。

还有一种算法就是厩户王子后来有个老婆叫刀自古郎女，她是苏我马子的女儿，要按这种算法的话，那么王子得称马子一声爹了。

当年日本贵族之间的人际关系挺乱的，想要彻底弄明白谁该叫谁什么比较困难，所以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搞清楚谁是谁就行了。

话再说回战场，且说厩户王子这一年才十三岁，小小年纪便披挂上阵，所以舅公马子特别疼他，凡事总要牵挂着一两分。

只是厩户王子性格有些怪，似乎是不太合群。自开战以来，每天只要一到晚上，他就会一个人在自己营帐门口的火堆旁坐着，有时候一直坐到天亮，也不知道都在干些什么。恐怕这会儿，应该也正和往常一样，在坐着烤火。

苏我马子叹了一口气，表示你们先在这儿等着，我去叫他。

当他来到厩户王子的营帐前，果不其然地看到王子正在火堆旁，手里似乎还拿着什么东西。

走近了一看才发现是一把小刀和一块木头。

厩户王子正在雕着什么，且非常用心，丝毫没有发现自己的舅公正在靠近。

苏我马子站了很久，终于忍不住开了口：“王子，您在刻什么？”

“四天王。”王子连头都没有抬一下。

“您会刻佛？”苏我马子很惊讶。

在当时的日本人概念里，四大天王也是佛的一种。

“曾经有缘，拜会过佛像。”王子依然是埋着头。

“战阵之中，刻佛又有何用？”苏我马子伪教徒的秉性不由得开始暴露了。

“刻完之后，我会对佛像祈祷。”

“祈祷什么？”

“我方如若能胜，那我必然用下半生一心侍奉佛祖，并在倭国大地上用心传播佛教。”

厩户王子还是低着头在那里用尽力气一刀一刀地刻着。渐渐地，那块木头上出现了模糊的五官面容以及四肢躯体，再渐渐地，这模糊的一切开始变得清晰了起来。

而慢慢地，这清晰的佛像又成了模糊的一片。

那是苏我马子的眼泪。

虽然苏我家父子两代人引进佛教的目的，说到底不过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但毕竟两人也曾经都是读过佛经也拜过佛祖的人，要是撇开一切不谈，真的让他们在神道教和佛教中间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信仰，那么这两人选的也必然是佛教。

用一句比较滥俗的台词来解释，就是在长期打着佛教幌子宣传佛教的过程中，苏我马子本身已经不知不觉地在潜移默化中信上了佛祖。

所以当他看到一心刻佛的厩户王子，便自然而然地被感动了。

“王子如此诚心，定会得佛祖庇护，我们此战必胜！”

“嗯！”厩户王子终于抬起了头，满脸的笑容。

他就是后来的圣德太子。

圣德太子在日本历史上的地位基本类似于中国的秦皇周公，属于那种开创了一个时代的伟大人物。

此人生于公元574年，话说在他出生的当天，母亲穴穗部间人王女正在庭院中散步，突然间就感到腹部阵阵剧痛，知情不妙的她立刻疾步往产房方向奔去，但可怜的是才走了一半的路便羊水破裂倒地不起，等到侍女奴仆闻讯赶来，孩子早就呱呱坠地，且都已经哭了好一会儿了。

万幸的是神灵保佑母子平安，而且巧合的是，穴穗部间人王女生下孩子的地点，正好是在马厩边上，于是这孩子便以地取名，称厩户王子。

厩户王子自幼便表现出了聪明过人的一面，不到十岁，他就能同时和三十多人一起谈话，而且绝对不会弄乱顺序，甚至和谁在一起谈了些什么之类的事情都能牢牢记在脑中，所以在当时就有民间传闻，称这个王子不是凡人，很有可能是观世音菩萨下凡转世。

总之就是个神童，非常有前途的神童。这次打仗，据说也是他主动请缨，要求上战场跟有灭佛之仇的物部守屋刀枪相见，因为态度坚定，所以苏我马子也拗不过，只得带他一起扛着家伙出了门。

说来也巧，在厩户王子手上的那四尊佛像刻完之后，正好到了苏我军的反攻时节，本来人数就不多的物部家最终没能扛住，被彻底击溃，总大将物部守屋也被厩户王子手下侍卫迹见赤檮一刀砍死，物部一族的人亦多被杀死，幸存下来的则隐姓埋名远走他乡。就此，这一名声显赫的超级豪族便消失在了日本的历史长河之中。

物部家灭亡后，领地和奴隶大多都归了苏我马子所有。

对于这场大胜利，马子将主要功劳都归于佛祖，所以战后不久，他便在倭国各地大兴土木造庙建寺，将佛教发扬光大，以便普度众生。同时，马子也没忘了个人志向，因为物部家倒台，所以苏我家在朝廷里更加无可撼动，而苏我马子更是成了集天下几乎所有大权于一身的重臣，势力远超当年的物部家，即便是崇峻天皇，看到马子也得让他三分。

所以崇峻天皇不高兴了，他认为自己才是倭国的大王，凭什么要让苏我马子坐大？只是要论实力的话他又不是人家的对手，看着马子一天天的骄横跋扈，再看看自己越长大越孤单，崇峻天皇的愤怒之情终于按捺不住了。

然而，相当遗憾的是，这位大王泄愤的方式，仅限于过嘴瘾。

话说公元592年的秋天，有猎人猎杀到了一头罕见的野猪，据说这头猪的身材极为庞大，已经到了足够全村吃半年的地步，故而一时间众猎户皆视之为神兽，不敢私吞独享，而是将其献给了伟大领袖崇峻天皇。

当崇峻天皇在一干人等的陪同下前来观摩肥猪赛大象这一奇观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这位年轻的大王突然从腰间“噌”的一声抽出了护身短刀，然后一跃而起跳到了猪尸上，一手抓住野猪的獠牙，一手举刀对着猪眼睛就是一阵猛刺。

一边刺一边还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怒吼：“捅死你，捅死你，老子捅死你！”

手下一看这情形还以为是大王犯了魔怔，连忙围上前去夺下刀子，再把人从猪身上给拖了下来，并纷纷劝道，大王这猪已经死了，您不用捅也已经死了，所以您就淡定点别瞎忙活了。

在大家的抚慰下，激动不已的崇峻天皇才又渐渐恢复了平静。

接着，他仰天长号了一声道：“什么时候，寡人才能像捅死这头野猪一样，把寡人所痛恨的那个畜生给活活捅死啊！”

众人一看这哥们儿似乎又要犯病，连忙再劝，说大王这猪本来就是死的，不是您捅死的，您千万别太激动，激动伤身。

劝着劝着，突然都心里咯噔了一下。

因为大伙觉得，崇峻天皇话中有话。

很快，此事被传到了那天并不在场的苏我马子耳朵里。

马子是个聪明人，他当然明白崇峻天皇想要像捅死野猪一般捅死的那个畜生到底是谁。

他决定先行动手。

这一年十一月，苏我马子上奏崇峻天皇，说关东地区有人感大王圣德，特地献上特级绸缎一批，并且还自费弄了一个类似于献宝大会一样的活动来宴请群臣，希望大王也能赏个脸，到时候出席一下。

崇峻天皇并未多想便同意了。毕竟在那个年代，国王虽然是神的代言人，可还不算太过脱离群众，更何况又有野猪的先例，让他坚信不疑这只是一次单纯的献宝活动。

到了活动当天，崇峻天皇带着为数不多的几个侍卫走进了活动现场，随后，他并没有看见传说中的特级绸缎，迎面走来的，是一队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武士，为首的那个崇峻天皇见过，他叫东汉驹（又名东汉直驹），是苏我马子的部下。

东汉驹是来干吗的，不说大家都知道。

崇峻天皇最后的下场其实也不必多说，是人都知道想必是相当悲惨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他还没来得及开口说一句这么好的丝绸，便被扑面而来的东汉驹给白刀进红刀出地当胸透了一个窟窿。

其实这事说大也不大，因为这位大王讲到底不过是苏我马子扶植的一个傀儡而已，活着当木偶，玩坏了就再换一个，仅此罢了。

关键是这位东汉驹。

东汉驹，姓东汉，名驹。名是父母取的，叫什么都不新鲜，所以我们忽略不计，单单来聊聊这个姓。

作为一个会中文的中国人，看到东汉二字，首先想到的八成是由光武帝刘秀于两千年前建立的那个王朝，因定都于洛阳，所以称之为东汉，与高祖刘邦建立的那个西汉相区别。

事实上，东汉这个姓，正是和东汉王朝有关。

话说当年东汉献帝刘协禅位于曹魏高祖皇帝曹丕之后，东汉便宣告灭亡，而刘协本人虽说是被封了山阳公留了一条命，可他的后人们因为怕魏国朝廷日后旧账重提引来杀身之祸，纷纷选择了隐姓埋名远走他乡，其中有一族人，先是逃去了朝鲜，又跑到了日本。

到了日本的那群人里为首的叫阿智王，这个称呼和秦家弓月君的那个通融王属于一个性质，或许是封王或许就是本名，反正谁也搞不明白。但不管是阿智王还是阿智大王，这拨人都改了一个统一的姓——东汉，这是为了表明自己不忘祖宗。

东汉氏和秦氏后来在日本历史上被誉为“渡来人之双璧”。

此姓和秦氏一样，杰出的后人也有许多，比如实际上的日本第一位征夷大将军（不是幕府将军）坂上田村麻吕，再比如战国时代著名武将，人称独眼龙的伊达政宗的正室夫人田村御前，都是东汉氏的传人。

在此想多一句嘴的是，虽然古代从中国移民到日本的人确实非常多，而那些移民里功成名就的也不在少数，但严格说来，当这些人离开中国定居日本并结婚生子之后，他们便和东土中原脱离了关系，尤其是子孙后代，那更是不折不扣的日本人。

话题似乎又扯远了，总之，这次在日本史上被判定为“史上唯一一例能够确定为由臣下暗杀天皇”的事件，其本质说白了就是汉献帝的后代跑日本去把日本的国王给捅死了。

所以说，同一件事情换个角度来看实际上就会变得很有趣。

再说那崇峻天皇死后的第二年（公元593年），在苏我马子的一手安排下，又一位新大王被扶上了宝座。

此人的上台让众人大跌眼镜，因为她不是别人，正是炊屋姬，日本史上第一位拥有天皇名号的女性——推古天皇。

虽然几百年前就有卑弥呼和一与这两位女王的先例，但那怎么说也是遥远的古代，而且那两位怎么说也是一代巫女，法力通天，可现如今要再立一个除了长得漂亮就看似一无所长的女王，恐怕实在有些莫名其妙。

但苏我马子这么做当然有他的道理：首先炊屋姬是自己的外甥女，跟自己关系又非常好；其次炊屋姬是个比较清心寡欲的女人，对政治并无多大兴趣，所以掌控起来比较方便。

当然，苏我马子心里明白，自己作为一介相对于王族而言的外人，若是如此把持朝政大包大揽的话，不但明面上不好看，背地里也必然会招致其他人的记恨。虽说目前自己权威无边，可保不齐哪天脚底一滑就跌了下来，然后遭千人骑万人跨死无葬身之地；抑或是哪天上朝迎面就碰上一个热血之士二话不说上来一刀为国除害，那岂不是就全完了？

为了防止各种因权势过大而引发的不测，马子决定另立一个摄政，由王族中人担任，名义上是和自己一起帮助女王处理政务，但实际上也就是个幌子，用来堵群臣之口而已。

所以这个幌子的人选就很有讲究了：既不能太过弱智，不然一看就知你在装傻，反而会造成反效果；又不能老成谋国神机妙算，否则被他这么三算两算不得把自己算完蛋了。这个所谓的摄政，既要跟苏我马子关系近，又要有相当高的名望，还必须得如孙悟空一般怎么翻腾都翻不出马子如来的手掌心。

选来选去，这样的人当时有且只有一个，那便是厩户王子。

这孩子聪明过人，前面说过；无论在朝中还是民间都有相当的威望，人称观音再世，前面也说过；而且又是苏我马子的舅孙子，同时，这一年他不过十八岁，不管怎么聪明怎么有人气，跟时年四十一岁的苏我马子相比，显然是太嫩了些。

所以，在推古天皇登基之后没几天，便在苏我马子的授意下发了一道旨意，任命厩户王子为摄政。

数日后，又下旨一道，加封王子为太子，也就是王位的继承人。

这主要是苏我马子为了向世间表明自己是真心实意要让厩户王子来当一个实实在在的摄政而非自己的操线木偶的一种手段，可对于厩户王子来讲，这却是一个让自己能够大展宏图，真正实现志向的机遇。

在成为摄政之后的当年（公元593年），厩户王子便实现了当年在对物部家战争中的誓言，他为了感谢保佑自己战胜敌人的四天王，在摄津国的难波（今大阪府）造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寺庙，并取名为四天王寺，简称天王寺，这座庙虽说在后世历尽各种灾难，大修重建了N次，但终究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建筑风格则近乎原汁原味地保留了飞鸟时代的模样。

在造完四天王寺之后，厩户王子便以摄政的身份发布了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条政令——佛教兴隆诏（署名自然是推古天皇）。

该政令名如其文，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宣传佛教，同时，厩户王子甚至还在海外放出了风声，表示欢迎一切有佛教背景的外国友人渡来倭国移民，待遇一律从优。

就在政策出台的当年，便从高句丽来了一位自称是得道高僧，法名叫慧慈的和尚，此人仙风道骨且谈吐之间颇有红尘参透的佛性，让厩户王子倾心不已，当即就拜对方做了老师，整天也不干别的事情，就是讨论佛法佛经，讨论怎么造寺庙。

对此，苏我马子感到非常满意，因为他要的就是这种结果。

但这一切都不过是表面现象。

其实每次慧慈来给厩户王子上佛法课，往往前面四分之一时间说的确实是佛法，可后面的四分之三就会完全偏题，主要谈论的，是大隋的一些事。

这会儿的中华大地已经结束了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在公元581年由隋文帝杨坚完成南北统一，建立了隋朝。

隋是一个相当强大的王朝，如果纵向比较的话，它可谓是三皇五帝以来泱泱中华土地上最为强盛的朝代，要是横向比较的话，称一声当时世界第一也毫不为过，尤其是和倭国相比，那更是让其望尘莫及。

这也是厩户王子迫切地要求知道发生在这个王朝里的一切事物的原因——古往今来的日本人对于比自己更厉害的事物总有着天生的兴趣。

只不过那个高句丽和尚慧慈自己也是个半吊子，虽说他自称踏上过几次隋朝大地学过几次东土佛法，但关于一些详细的事情比如隋朝的官制、律法之类，也只是一知半解，但此时此刻身为国师的慧慈又实在不好意思开口说贫僧其实只会念经不懂其他，于是便只能拼了老命地搜肠刮肚，仔细回忆任何自己曾经接触到的关于隋朝的事物，但每次想了半天也就只能想起一星半点，好在厩户王子似乎并不计较信息量的多寡，只是跟小孩子听三百六十五夜故事一样，要慧慈有多少说多少，每天说一点。闹到最后慧慈自己也有点纳闷，因为他实在闹不明白这大隋的事情有什么好了解的，如果只是单纯地要知道对方的情报动向倒也情有可原，但偏偏这位厩户王子每次问的不是条条框框就是点点滴滴，比如大隋的朝廷有多少当官的啦，在大隋偷一只老母鸡要判几年啦之类。

你不是爱佛法吗？管人家偷鸡作甚？

有一天慧慈实在是按捺不住心中的困惑，于是便开口问了厩户王子。

而王子的答案却让他颇感意外。

“我要以大隋的官制和法律为基础，制定一部我们倭国自己的制度和律法。”

“但是……”慧慈一脸惊惶。他本来想说的是您虽贵为王子、太子，甚至还是摄政，可到底不过是苏我马子用来当幌子的傀儡，制定官制律法这种大事，恐怕很难一个人说了算的。但想想这话实在有些伤人，故而虽然开了口但终究还是没把话续下去。

而厩户王子却毫不在意地摆出了一副笑脸：“如果老师您有空担心苏我马子，那还不如多教我点大隋朝的法律条文呢。”

慧慈尽管不知王子的这一份自信从何而来，但仔细想了想，觉得这些年经过两人的多次接触，眼前的这家伙天资聪慧不说，平日里为人处世也颇有手腕，或许真有办法对付苏我马子呢，更何况为国家定制度本身也算好事，自己又何必咸吃萝卜淡操心。

于是他将手头佛经一放，又继续开始跟厩户王子说起在大隋偷一只鸡该怎么判，摸一条狗得怎么罚。

就这样在两人鼓捣了七八年后，厩户王子的第一个研究成果终于在公元603年新鲜出炉了。

此物的学名叫做“冠位十二阶”。

所谓冠位，其实就是官位，这东西说白了就是厩户王子制定的一个官制，把全倭国的统治阶级分成了十二个级别。

而具体的分法是参照了六个中国字，从高到低依次是：德、仁、礼、信、义、智。

每个字分大小两级，即最高位为大德，最低位为小智。

较之智力而更重品德，非常明显，厩户王子在钻研佛法的同时，也绝没少看儒家的读物。

其中，象征着最高的大德和小德官员，分别佩戴深紫色与浅紫色的冠帽以及身着与冠同色的衣服。之所以最高位要用紫色，这是因为在当时的日本，紫色的染料非常罕见。

至于各级官员如何能从小智变成大德，厩户王子也在制度里写得非常明白——每隔数年根据各人的政绩进行考评，考评成绩优良的，一律晋升。

在这套制度之前，倭国一律采取的是一个叫氏姓制度的世袭制，简单说来就如同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士族制度，只要你出身好，便能身居高位，贵族的儿子永远是贵族，奴隶的儿子下辈子还是奴隶，而且对于贵族的划分还特别细——即便是贵族之间也有大小之别，小贵族无论怎样拼命，也不可能成为大贵族，不但这辈子不可能，即便是子子孙孙，也永远都没有打破自己家世的希望。

但在厩户王子制定的新制度里，虽说尚未进步到能让奴隶当贵族，但至少大小贵族之间的那道天堑已经在理论上不复存在了，但凡是个官儿，哪怕弼马温，只要努力了，做出成绩了，也能成为齐天大圣。

当然，仅仅是理论上。

实际上，这套冠位十二阶从出台到厩户王子离开人世的几十年里，真正依靠自己卓越功绩实现数级连跳，被破格提拔过的，有且只有一人，此人是谁，我们待会儿就会提到。

除了那人之外，其余的倭国官员，依然都是照着原样，弼马温还是弼马温，吃得再胖也永远都当不了天蓬元帅。

厩户王子这个人，既然在后世能够被称之为圣德太子，那么就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口头派，即便说不上有多么圣德，至少也该是个说到做到的人。

可现如今他却堂而皇之地弄了一套表面文章，光说不做，这又是为什么？

是他根本就不想做？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做不了？

要想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先得弄明白的是，厩户王子为何要制定冠位十二阶，说得再透彻点，就是为何要进行这场改革？

其实对于厩户王子而言，所谓的制度改革，不过是一种手段，而他的真正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倭国变得强大。

至于到底要变得多强大，那自然也是明摆着的——要与一水相隔的隋王朝并驾齐驱。

这也就是为何他挖空心思要知道隋朝的一切的最大原因：先了解对手，再学习对手，最后超越对手。

但是，正如古往今来一切改革一般，这种事情，势必会引起反对，遭到阻碍，而站在厩户王子对面的反对派，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舅公苏我马子。

早在佛教传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说过，苏我家绝非是什么开明的改革派，他们引入佛教的唯一目的，就是想借宗教的手段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现在他们得到了一切自己想要得到的，于是自然而然地不会再容许任何让自己利益受损的情况出现，厩户王子提出的这套冠位十二阶一旦付诸实行，那么很显然苏我家的地位便不再会长久，别看今天蹦得欢，明天很有可能就直接从大德掉到小智。

苏我马子要是真能让这套东西推行下去，那他就是弱智。

其实也别说推行了，就算颁布都不行。

但是，这个他还真做不了主。

因为厩户王子这边有一个强力的援军，那便是推古天皇。

炊屋姬虽然是个清心寡欲的女人，但并不代表她没智商，事实上往往越是清心寡欲的人越是心如明镜，而那些利欲熏心的人倒常常都是傻子的代表。

炊屋姬很清楚她的那位舅舅大人到底在想些什么，实际上她在当政期间，也不止一次地跟苏我马子唱过反调，可跟上一任崇峻天皇不同的是，这个女人即便是唱反调，也唱得相当有水准。

例如曾经有一次苏我马子看中了一块王室的领地，便不拿自己当外人地跑去找外甥女伸手讨要，然后理所当然地被推古天皇给拒绝了，马子的脸色立马变得难看了起来。

眼瞅着一场暴雨兴许就要来临，女王连忙换上了一副迷人的笑容，说道：“虽然您是我的舅舅，但正因为如此，这王家的领地才不能送给您，因为若是我不分公私地把土地给了您，那么千百年后，您可想过人们会怎么评价我吗？而在评价我的同时，您又想过他们会怎样评价您吗？”

因为苏我马子显然还没达到“只贪眼前物，不计身后评”的境界，故而连忙表示，自己纯属一时脑热，这地女王陛下您可千万别送我，您要送我我当真跟您急。

而这次的冠位十二阶，也正是在推古天皇的大力支持下才能得见天日的，苏我马子虽然心中有两万分的不爽，可事到如今想要把这部官制抹杀掉是肯定不可能的了，他唯独能做的，就只有从中作梗——不是要做考评吗？老子身为倭国首席大臣，自然是考评的主考官，这些官员谁该升迁还不是老子说了算吗？

这么一来，那部冠位十二阶，也只能非常遗憾地成为了一部仅仅停留在理论上的制度。

然而，巨大的阻力并未阻止厩户王子改革的步伐，就在冠位十二阶颁布的第二年（公元604年），他的第二个研究成果也被摆上了台面——“宪法十七条”。

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法律。当然，仍旧和中国脱不了关系。

这部总共拥有十七款条文的律法全部由汉字写成，同时大量借鉴了隋朝的同类作品，此外，整部宪法里还充斥着儒家思想。

比如开篇第一条就是八个字：以和为贵，无忤为宗。典出《论语》，“礼之用，和为贵。”

除了这种光明正大的拿来主义外，还有第三条：有诏必谨，君则天之，臣则地之。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把国王的政治地位用文字的方式拔高到无上的地位。显然，是受了三纲五常的影响。

此外还有第四条：群卿百僚，以礼为本；第六条：惩恶劝善，古之良典；第九条：善恶成败，要在于信；第十二条：国非二君，民无二主。

具体的十七条因篇幅关系就不一一列出并讲解了，但从上述的几条随手拈来的例子中你便能发现，这部宪法的几乎每一条每一款，都充斥着儒家的学说气味，跟儒家有着些许的关联。

而制定这部律法的直接目的，则是为了在官位制度之后再确立一套政治制度，一套以倭国君主为核心，群臣百姓皆围绕它转悠的政治制度。

说句心里话，这还真的挺有儒家那君臣父子一套的模样。

同时，这律法不光是为了推古天皇考虑，更是为了厩户王子的未来着想——因为他是太子。

所以女王再次表示了大力支持的态度。

至于苏我马子那边，厩户王子也不是没考虑到，在宪法十七条里，第二条的内容是奉劝百官敬笃三宝，也就是要求大小官员都得敬重佛教。

这一条的出现在很多后世的学者看来，是因为厩户王子本人乃一介虔诚的佛教徒的缘故。

事实真是如此而已吗？厩户王子信佛这个不假，但这仅仅是他的个人宗教信仰，绝非政治信仰，这位圣德太子绝对不会到把两者搞混的地步。

其实想想也该明白，既然要把倭王捧到一个无上的境界，那显然就应该用神道教而非佛教的手段才对啊。毕竟倭王可是神道教中神的代言人，跑到佛教里就他那地位估计连净坛使者都赶不上。

事实上十七条宪法中的这第二条，纯粹是写给苏我马子一人看的，作用是给他一个台阶：你不是信佛么？你不是打算以佛谋政么？那就给你一个机会给你一个空子，至于你能不能把握能不能钻，那就全凭你的本事了。

苏我马子虽然知道自己纵然本事再大也未必能抓住这种机会，但眼下失去了女王支持的自己，其实在厩户王子跟前是处于劣势的。

所以他能够做的，就是跟“冠位十二阶”出台的时候一样，先假装一团和气以和为贵地承应下来，然后再事后慢慢地搞破坏。

就这样，这部《宪法十七条》在推古天皇、厩户王子以及苏我马子三人一致通过的状态下，被推广起来，并引起了倭国上下一片如海浪狂涛般的好评。

定完官制，写完宪法，厩户王子便顺理成章地开始了下一步计划——将眼光投向了西面。

当然，他并没有傻到以为有了官制跟律法，倭国便已经达到了隋朝的强大水平，所谓把目光投向西边，也仅仅是打算搞一次外交，其用意，说穿了就是摸摸底，毕竟迄今为止关于隋朝的事情不过都是道听途说，那地方真正的强大程度，还得亲眼去看一看，体验一回才行，顺便再掂量掂量统治着这个庞大帝国的君王，到底有几斤几两。

于是，继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倭王武的使者之后，阔别一百多年的倭国官方外交人员又将踏上中华大地，而厩户王子这位近乎神佛、拥有超强实力的家伙，也将隔海站在隋朝皇帝的跟前。

两国之间的外交大戏，又将拉开帷幕。

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精彩剧目，因为这一回倭国人的对手，也绝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第八章
“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

公元607年7月3日，倭国使者抵达隋朝首都长安，受到了当朝皇帝的接见。

这次往来总体而言比较奇葩，无论主家来客还是会见的过程，都透着一股浓郁的奇异的气息。

主人家是隋朝的第二代，同时也是末代的皇帝——隋炀帝杨广。

此人在中国历史上那基本就是昏君和暴君的代名词，评价通常不外乎“人渣”“畜生”“禽兽”这样的字眼，虽说是情有可原，但也着实有失公正。

杨广这个人吧，不着调的事情确实干得比较多，但在不着调之余，他也同时具备了很多明君的品质：充满智慧，富有谋略，性格豪放并且大气。

在杨广一生所做出的无数政绩中，光是开创科举制度和修建运河这两条，就足以让他功垂千秋，但史学家在评价一个帝王的时候，似乎更喜欢着眼于一些阴暗面，或者说并不看重他积极的一面而更侧重于他的消极面，故而隋炀帝在历史上能遭此评价，也就不足为奇了。

试想，在天下纷乱四起，王朝统治岌岌可危的时候，一个并未像其他皇帝那样或惶惶不可终日，或寻死觅活要自绝于人民，而是一边照着镜子一边摸着脖子，然后微笑着说一句“好头颈，真不知该由何人砍断它”的家伙，怎么可能是泛泛之辈？

我记得有一句话说得非常有道理：“正因为是暴君，所以才是英雄；对自己统治结果感到后悔的，不过是昏君罢了。”

当然，说隋炀帝是英雄似乎又过了，虽然我不赞成死盯着阴暗不放，可同样也不应该忽视阴暗，所以对于杨广，似乎用“奇葩”二字来形容是最为贴切不过的了。

说完了主人再来说客人。

倭国派出的是一个使节团，总人数几十来号。带头的，是一个在冠位十二阶中身居大礼的家伙，名叫小野妹子。

值得一提的是，此人的性别为男。

这也正是他的第一个奇葩之处，事实上后来日本历史圈内还专门搞过一个研讨会，研究讨论一下如此一个大老爷们儿为何要起名叫“妹子”，但时至今日也没论出个结果来，已然成为了千古之谜。

第二个奇葩之处就是这个小野妹子真的非常可疑，身为一介男人，他不爱武装爱红装——几乎不怎么碰刀枪剑戟，而是对侍弄花花草草情有独钟，并且还玩出了很多花样，比如拿红花来配绿叶，用百合来装饰菊花等等，而经过他的那双灵巧的手，很多原本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小花小草，倒也被搭配得有模有样，放在房间里让人看得心旷神怡，跟喝了蜜糖一般甜滋滋的。

这便是日本花道的由来。

在今天，小野妹子一般被认为是这一文化艺术的创始人。

使节团团长小野妹子这次来长安的主要目的，是递交一份由厩户王子以推古天皇的名义亲笔写就的国书。虽说他并没看过具体内容，但在出国之前，王子已经告诉了妹子，在这份书信里，除了客套话还是客套话，几乎没有任何干货，所以当杨广接过信封的那一瞬间，小野妹子也顿时如释重负，站在一旁摆出了一脸完成任务的轻松相。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那封国书隋炀帝才看了两秒不到，突然就脸色大变，一拍跟前的龙案，怒吼道：“混账东西！”

小野妹子的第一反应是浑身一震，一颗心被吊了起来。

难不成厩户王子坑了自己？表面上说信里都是客套话，但实际上却夹杂了私货？

可就算那样也不对啊，这隋炀帝才看了一眼就暴跳如雷，该不会开头第一句的问候语就是敏感词汇吧？

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妹子又惊又疑，但他知道自己这会儿再这么傻站着一言不发不但会给倭国丢脸，同时也会有触怒天威导致小命不保的危险，于是便硬着头皮强作镇定地问了一句：“皇帝陛下，这信中有何不妥？”

“拿给他，让他自己看！”隋炀帝把信往地上一甩。

在接过由边上太监递过来的国书之后，小野妹子立刻瞪圆了双眼仔仔细细地精读了一遍。

读完之后他才明白，原来厩户王子真是一个诚实的人。

这封信里确实除了客套话以外就再也没有其他的了。

于是妹子又将那充满着疑惑的圆圆的双眼转向了隋炀帝。

“难道你看不出你们家主子该死在何处吗？”

整个殿堂里一片寂静，小野妹子的眼神更是从疑惑变成了惊恐。他突然把目光落在了开头的第一行字上面。

“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

日出处，也就是日出的地方，通俗讲就是东方，即倭国；日没处，显然说的就是位于西面的隋朝。

这句话的意思说白了就是倭国天子问候大隋天子。

难道……

“蕞尔小邦，敢称天子？”隋炀帝铁青着脸，“你们该不是想造反吧？”

天无二日，国无二君。自秦始皇时代起，在天朝上邦的中华帝国眼里，所谓的天子也就是皇帝，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只能有一个，其他的邻邦永远都是附属，可以称王，但决不允许称帝。

这叫做坚持只有一个皇帝绝不动摇，属基本国策。

现在倭国人公然提出一倭一隋，悍然挑战大隋皇朝的外交底线，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更何况此事若是一开先例，以后的日子还过不过了？

然而，隋炀帝在愤怒的同时却也有了一丝疑惑：这小小的倭国哪来那么大胆子，就敢在老子跟前称皇帝？难不成是疯了？而且还自称日出国，说老子是日落国。

虽然隋炀帝可以一声令下出兵伐倭，但不是现在。

眼下隋朝的外交政策主要是针对北面高句丽的，因为那地方不但时常流露出诸多对大隋的不臣之心与不服之情，而且还四处骚扰百济和新罗以及辽东边境，直接对隋朝的国家领土产生了威胁。

所以隋炀帝一直憋着想给那帮不知好歹的家伙们一两下子，多年来都处于准备状态中。

也就是说，目前的隋朝除非腾出手来搞两线作战，不然根本就拿活蹦乱跳的倭国没辙。

而两线作战一般是国家外交的大忌，如无大事断不会这么弄。

当然，该情报早就被倭国方面给掌握了。

于是隋炀帝对厩户王子擅自为推古天皇加封天子称号一事的答复只能是：强压心头怒火，表示这次看在你们是未开化蛮邦的情况下就饶你们一回。朕亲自修书一封，你拿去给你们倭王看，以后切莫再有这种大逆不道的想法，不然就别怪刀枪无眼了。

不过，虽说这次你们把朕给惹毛了，但大隋和倭国之间友好总归是主流，所以这次我们大隋方面也会派出一名专使和你一同去倭国，会见一下倭王，以增进两国感情。

小野妹子一听连忙跪下磕头谢恩。

使者的名字叫裴世清，时任鸿胪卿掌客，其实就是专门负责外交接待的高官。

不管怎么说，该交的国书已经递交了，该拿的回文虽然还没写好但也肯定能拿着，而且对方连回访的使者都已经安排妥当，故而这次出国访问，至少从表面上看，算是功德圆满了。但实际上小野妹子明白压根就不是这么回事，真正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不过此时他也没什么好说的，只是冲杨广行了个大礼，转身结束了这次会见。

看着告辞离去的小野妹子，隋炀帝只是轻蔑一笑：“不知天高地厚，也想妄称九五。”

在他看来，倭国之所以自称天子，不过是纯属想威风一下的冲动之举。他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

日本人又不傻，怎么可能因一时的激情而跑长安去踩中国人的底线过嘴瘾？

自称天子，那绝对是蓄谋已久的事，而且少说也是数代倭国统治者代代相传的一个心愿。换言之，这步很大的棋至少也盘算了百多年。

回顾之前南北朝倭五王的那段，之前就说过，自打从刘宋那里得到了都督南部朝鲜半岛诸国军事权的名分之后，倭国对中国的外交方针就开始发生了相当微妙的变化。在此之前主要是来朝贡，在那之后则每次来都必定有自己的目的，也就是办事来的。

请不要忽略这种变化。

举个例子，假设你是一方老大，你有一群马仔，平日里他们都会很守规矩地隔三岔五给你上贡，或真金白银或名烟名酒。

但突然有一天，其中的一个不再送东西了，这家伙即使是上门找你，那也只是除了一张嘴什么都不带，而且每次的话题都相当正经，不是一脸严肃地跟你汇报这个月你的另一个马仔A挡了他的财路，就是浑身杀气地告诉你下个月他准备吞了另一个马仔B的堂口。

这说明什么？很明显，这说明这厮已经不再满足于只做你的马仔了，他打算跟你平起平坐，也做一个老大。

同理可证，倭国外交方针的变化，说明他们对中华朝廷的外交政策，已经从原来的藩属对宗主国的讨好渐渐演变成为了对等的国与国邦交，至少在态度上是这样的。

当年的中华帝国，对于倭国来说，确实是至高无上的，而数百年过后，随着日本自身的不断强大，对中国国情的不断深入了解，原先笼罩在对方身上的那圈光环也越发暗淡，而且日本人自己也不愿意总跟在别人屁股后面，他们想寻求的，其实是一种互相尊重的对等外交，也就是想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兄弟，中国是兄，日本是弟。

其实这个想法平心而论并没有错，首先双方同文同种且一衣带水，称一声兄弟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其次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交往本来就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那种卑尊屈膝地谄媚对方是慈父亲爹又把自己贬为儿皇帝的攀亲做法，哪还能算得上是“友好”？

这就跟人与人相处是一个道理，能够把你当兄弟看待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一个天天称你干爹或是要你认他做干爹的人，你会把他当成朋友吗？你敢把他当朋友吗？

于是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一句，厩户王子的那封将推古天皇称为天子的国书，绝对不是对中国的无礼之举，它最多是反映了当时倭国人或者说厩户王子本人想要努力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不输给对岸中华帝国的强盛大国的期望罢了，这种想法当然没有任何过错，故而所谓的沙文主义肾上激素也完全不必在此爆发。

虽然隋炀帝并不打算跟倭国做兄弟。

数日后，小野妹子再次进了王宫，并且收到了杨广亲笔写好的回信。

回到驿馆，他偷偷将其打开，想看看上面到底写了些什么。

结果才看了一眼，妹子就傻了。

因为在这封回信里，第一行第一句是这样写的：“皇帝告倭王”。

皇帝，当然是杨广；倭王，则是推古天皇。

完全一副居高临下的亲爹姿态。

此外，该信通篇的格式，也严格遵照了中国历来皇帝写给诸侯文书的格式，同时文中措辞比较激烈且态度相当强硬，大有一副倭国国王欠他多还他少的架势。

心知坏了菜的小野妹子一连几宿都没睡好，绞尽脑汁在那里想对策。但不管他怎么想，都没能得出个所以然来。

这一年八月，在隋朝使节团陪同下，小野妹子踏上了回国的路程。

使节团的团长是裴世清，之前已经提过了。

裴世清跟杨广完全不是一类人，这家伙比较乐善好施，跟谁都能走得近，跟谁都能自来熟。估计也正是因为这样，皇帝才会安排他做外交官接待那些小邦附庸的使臣们。

一行人于当月末抵达了倭国首都飞鸟，然后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

据说那天厩户王子先是派出了两百名骑兵打头，出城数十里前来迎接，然后一路上设置仪仗队，敲锣打鼓地欢迎大隋使者来倭。

当队伍抵达王城正门，早已等候多时的厩户王子身着紫色绫罗，率百官行汉礼，一字排开地前来恭迎。裴世清一看这阵势，也连忙下了车驾，走上前去行礼答复。

两人见面，厩户王子似乎显得特别高兴，一边作揖一边就说：“听说大隋在我倭国西方，乃名扬四海的礼仪之国，而我倭国乃一介蛮夷，偏居海隅，不识礼仪，孤陋寡闻，以至久不相见。今贵客远来，特意清扫道路，装饰馆会，以待大使，希望听到来自泱泱大国的文明教化。”

虽说这话听着就知道是客套，但厩户王子的演技相当不错，一副“远方的亲人啊我总算把你盼来了”的腔调。

而那边的裴世清毫不示弱，也非常淡定地吐出了一套官话：“我大隋皇帝的威德与天同高，恩泽遍流四海，并以王道开化诸邦，故特地派遣我来你这里宣旨传谕，递交国书。”

两人一番空对空之后，厩户王子表示这八月的艳阳天热得很，我们家大王早已准备好了国宴，要不进去边吃边聊？

于是一帮人便在王子的带领下，来到了宫殿之内。

虽说是倭国的国宴，但无论是用的锅碗瓢盆还是席间侍者们的穿着打扮，都是百分百地从中国学过来的，尤其是锅碗瓢盆，几乎就是清一色地原装进口，这让裴世清充分感到了一股清爽的家乡气息。

此外，最让他中意的，则是摆在自己面前的餐具——筷子一双，勺子一把。

陪同在座的倭国君臣们，也使用着同样的家伙。

这就表明至少从那时候起，日本的上流社会就已经普遍把筷子当成了日常吃饭的工具了。

国宴过后，裴世清与推古天皇进行了更为深入的亲切交流，双方你来我往地将客套话艺术发挥到了极致，虽说陪同在旁的厩户王子心中不时会掠过一丝疑惑：说好的国书呢？

而裴世清似乎是看出对方在想什么，所以在跟美丽的女王欢声笑语的同时也不忘顺道一提：“这次我大隋的皇上有亲笔国书一封，特地要我呈给殿下。”

推古天皇点点头，说那你就呈上来吧。

裴世清摇摇头：“国书交给了小野大人，应该在他手上。”

然而小野妹子这时候并不在场，其实他连国宴都没参加，目送隋朝使节团进了王城之后便找了个借口回家去了。

推古天皇表示反正也不差这一会儿，干脆明天再说吧。

此时厩户王子站了起来，说自己这几天身体一直都不好，现在正襟危坐了那么久，实在是挺不住了，大王您看是不是能让我先去歇着？

在得到批准之后，王子迅速赶回了自己的寝宫，然后差人以最快的速度去了一趟小野家。

很快，小野妹子就来了。

厩户王子开门见山，人都还没坐下他就问道：“国书呢？”

小野妹子倒也快人快语：“掉了。”

厩户王子一惊：“什么？”

“掉了。”小野妹子还进一步做了解释，“就是没有了。”

身为外交使节，把对方皇帝亲笔写的国书给弄丢了，这放在哪个国家都是要杀头的大罪。

但小野妹子的脸上却丝毫看不出一丝的惊恐：“在路过百济的时候，我们遭遇了山贼，国书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抢走的。”

这帮人的行程路线跟几百年前邪马台的使者们基本一样，也是从长安出发走陆路抵达朝鲜半岛南部，然后坐船过海到九州，再走陆路来到大和。

在听了对方的说法之后，厩户王子的脸色非常平静：“你在骗人吧？”

小野妹子摇头否认：“在下不敢。”

“你应该已经事先看过那封国书了吧？里面都写了些什么？”

对面一阵沉默。

厩户王子顿时明白了一切，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你立功了。”

说完，他便离开了小野家。

第二天，推古天皇和厩户王子一起再度接见了裴世清。在双方交流的过程中，厩户王子表示，那封国书自己已经和大王共同认真拜读过了，写得情真意切，非常感人，通篇都充满着大隋希望跟倭国友好千万代的真诚。

裴世清则嘴角略显抽搐，羞涩一笑之后，表示我大隋自古便是礼仪之邦，搞外交讲究的正是一个诚字，这国书是我们皇上用心写的，你们若是看了觉得满意，那便再好不过了。

此后不久，小野妹子被从大礼提升到了大德，这也便是前面所提到的那个冠位十二阶里唯一一个被破格提拔的例子。

为什么？

为什么把国书弄丢了非但不用掉脑袋坐牢反而还能升官？

这当然和那封国书的本身有关。

之前我们已经说过了，隋炀帝的亲笔国书，内容相当地不友好，而且也完全否认了厩户王子所提出的日出国天子日没国天子的论调，如果这样的一封国书被送到推古天皇的手里，你觉得会发生什么？

推古天皇首先会很不爽，你收到这样的一封信相信你也绝对不会高兴的。

而在不爽之余，这位女王又会做些什么？

很明显，这是一次外交事故，肯定要找事故责任人出来问话。

这个责任人，显然就是写倭国国书的厩户王子。

本来嘛，你要是老老实实按照惯例，写上倭王拜会大隋天子之类的话，也不会出什么状况，可你偏偏要标新立异地跟人称兄道弟，搞什么一倭一隋，两个皇帝，结果被人家骂上门来，而且骂的还不是你，是女王，你说你能推卸个中责任吗？

此外，即便是推古天皇本人心胸宽大不打算追究，可这隋朝的国书并非秘密文件，不消多日必定会让整个倭国朝廷都知道其中的内容，你觉得你的政敌们，比如那位苏我马子，会放过这个打压你的绝好机会吗？

以马子的那一份闷骚性格，当然是没可能网开一面，多半就该在朝堂之上公然叫嚣，说一些诸如厩户王子身为摄政却不顾大局，一支秃笔胡喷乱涂让大王蒙羞，着实罪不可赦之类的话。

这样一来，推古天皇即便不想追究，却也不得不追究了。

而且，更要命的是，长期以来中国都是倭国名义上的宗主国，所以这次隋炀帝的这封国书要真的被公开了，很有可能就造成女王自身的地位动摇。这事往小了说，那就可能会引发王位更替；要往大了说，便真的是要天崩地裂了。

而现在国书突然就掉了，没了，不复存在了，这等于就是说刚才我们假设的那一切糟糕情况都不会发生了，同时也会在倭国朝堂里营造出一种“我们大王跟大隋自称天子，大隋似乎也没啥反应嘛”的假象，从而使得推古天皇和厩户王子的地位不降反升，尤其是捉刀的后者，那更是赚足了人气，为自己日后被冠以“圣德”二字的称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你说小野妹子的功劳能小吗？

至于大洋对岸的隋朝，那则是结结实实地吃了个哑巴亏。

对于国书丢失一事，裴世清未必不知道，可他就算知道了又能如何？

既然厩户王子已经当着推古天皇的面告诉他这封信写得很好很生动，那么纵然知道信中内容的裴世清也就只得当对方是真的很满意很感动，他总不会傻乎乎地追问一句说这信里明明都是骂你们的话，你们怎么还会满意呢？

那就纯粹是在给自己添堵了。

面对倭国的装傻，老牌外交家裴世清明白，自己唯有跟着一块儿装傻，才是上策。

而隋炀帝则更悲催，他的那封用满腔怒火锻就的国书就这么被小野妹子在半道儿上给消失了，等于就是一拳砸在了棉花上，并且他还没辙。前面已经说过，此时此刻的隋朝，真正的外患是东北面的朝鲜半岛，形势紧张到了已经要用兵的地步；倭国虽然搞了各种花花肠子，但也终究是花花肠子，还没形成实际上的威胁。

于是，该次事件的本质，实际上就成了倭国跟隋朝自称天子，而隋朝却默认了。

啥？你说隋朝反对并且还写了一封严正交涉的国书？

那么国书又在哪儿呢？

有个成语怎么说来着？对，死无对证。

所以总的来讲，这又是一次日本在外交史上的大胜利——在有史以来第一次谋求与中国平起平坐的对等地位的行动中，他们做得相当成功。

在国书风波之后，小野妹子又出访过一次隋朝，据说那次也带去了一封厩户王子亲笔写的国书，这一回倭国人依然没有学乖，虽说是没再提什么天子，但却弄了比天子更狠的一个称呼——天皇。

原话是这样的：“东天皇敬白西皇帝。”

东天皇，指的是倭国大王炊屋姬。

非常离奇的是隋炀帝看了居然一点都没生气，反而还乐呵呵地答应了小野妹子的很多要求，比如让倭国派留学生来隋朝学习，再比如搞一些技术输出等等。

不光是口头答应，这次小野妹子访隋，本身就带去了八名日本留学生，而隋炀帝则全数接受，亲自安排了专门的场所接纳，并且还鼓励他们要在隋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于是这就很值得推敲了。

天皇这个词，认真说来其实规格要比天子更高，上一次自称天子隋炀帝就已经拍桌子了，这一次自称天皇对方反倒是没了声音，着实让人觉得蹊跷。

其实你也不用多琢磨，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你，这个故事是日本人自己原创的，真实性普遍低于福利彩票的头奖中奖率。

证据就是“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这句话的出处，它来自于《日本书纪》，而且除了这本书之外，便再也找不到任何一本将此话记录在内的文献了。

换言之，唯有《日本书纪》记录了这件事。

而《日本书纪》是一本政治书，一本用来宣传日本天皇的正统性并给皇室脸上贴金的政治性历史读物，一般的历史事件虽说写得还算真实客观，可一旦涉及大和的帝王家，那真的几乎是除了高大全还是高大全。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事很假，令人难以置信。

此事的真相基本上就是在厩户王子送去的第二封信里，肯定是没敢再提什么天子天皇，当然，也未必有臣服的言语，只能说是一封口气很软的普通国书，而隋炀帝一看倭国人这回没提天子，便心满意足地以为人家服了软，同时又估计对方不敢再犯，于是便很自然地恩威并施了一番，答应了小野妹子的要求。

其中三名倭国留学生的名字分别叫做高向玄理、南渊请安以及旻。

他们日后归国，无一例外地都成为了栋梁之臣。

第九章
又一次国书事件：高表仁访日

公元622年，厩户王子因病去世，享年四十八岁。

临走前他留下遗言：“世间虚假，唯佛是真。”

此人后来被赐谥号圣德王，也就是“圣德太子”这个称号的来历。

在太子临终的时候，身边陪着的只有一人，那便是他的爱妾橘大郎女，橘氏在看着老公闭眼之后，默默地走出了房间，来到了推古天皇那里，先是把遗言复述了一遍，然后说了一句：“太子现在已经往生去天寿国了。”

推古天皇毕竟是个女的，比较擅长针线活儿，在听了橘氏的天国论之后，便拿来了锦缎针线，当场刺绣出了一幅天国极乐图，供奉在了位于今天奈良县内的法隆寺，据说至今尚存。

而那座法隆寺也是在圣德太子的主持下修建的，里面的西院伽蓝是目前世界上所保存的最古老的木制建筑群。

这也应该算是太子的一大贡献吧。

继圣德太子之后，倭国的四朝元老，政坛常青树苏我马子也于公元626年离开了人世，享年七十五岁，这在当时算是非常了不得的高寿了。

此后，苏我家以及倭国大臣的位置由马子的儿子苏我虾夷继承，虾夷时年四十岁，正是一生中智慧与精力处于巅峰的时段。而他的行事作风也和苏我马子大不相同，虾夷治世，反而更像圣德太子，讲究一个“和”字。

他很看重与王族以及其他豪族之间的融合交流，话说推古天皇去世（公元628年）后，在苏我虾夷的大力扶持下，敏达天皇的孙子田村王子（田村皇子）被扶上了王位，史称舒明天皇。

这位舒明天皇的爹是敏达天皇的儿子押坂彦人大兄王子，娘则是敏达天皇的女儿糠手姬，不过当年日本就是这样，两人结合，只要不是同父同母所出的那就没问题，押坂彦人大兄的母亲是广姬，糠手姬她妈则是伊势姬，完全符合社会准则，那时候男女之间的交往只有在双方乃同父同母亲兄妹或者亲姐弟的情况下才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

其实大逆不道的例子也不少，比如前面说起过的木梨轻王子和轻大娘公主就是这样，反正在那个年头，有缘人乃亲兄妹这种根本就算不上新闻，有缘人是亲兄弟的话，那或许还能上个地区版头条什么的。

敏达天皇是钦明天皇的儿子，前面也说过，而他妈则是钦明天皇的王后石姬公主，也是出自日本王室。

换言之，这位舒明天皇跟苏我家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这种情况在那些年的倭国国王里属于相当罕见的。

这也就说明比仅限家族本身的那种单独的自我扩张，苏我虾夷更看重的是利用所谓的融合等手段，实现对大局的有力掌控。

而且苏我虾夷为人也相当低调，每次重臣开会，当要轮到他作决定的时候，他开头第一句话基本上总会是：“我不如我父亲马子，不敢擅专，所以还是交给大伙一块儿讨论讨论吧。”

这话说得真是相当得体，既检讨了他亲爹苏我马子当年独断专横的罪行，又体现了自己谦谦君子的一面，所以虾夷在朝中口碑相当不错，上到大王下到看门的都把他视作治世能臣。

就这样，在苏我虾夷的带领下，整个倭国进入了一个相对还算政清人和的时期。

而当时的国际局势，也发生了不小的改变。

朝鲜半岛完全进入了三国演义期，所有的小国都被高句丽、新罗和百济吞并，而上述三国每一个国家都想着消灭其余两方，以完成统一大业。

中国那边，隋朝已于公元618年灭亡，取而代之的是著名的大唐皇朝。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的时候，唐高祖李渊的次子李世民发动政变，射杀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然后从父亲那里得到了皇位，史称“玄武门之变”。

当了皇上之后的第二年，李世民便改年号为贞观，在他的治理下，唐朝国力达到了空前的盛况，史称“贞观之治”。

同时，李世民本人也被周边国家称为“天可汗”。

当然，不管怎样强大，不服的人肯定还是有的。

在当时，不买唐朝账的国家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高句丽，还有一个就是倭国。

前者是来明的，就是堂堂正正地不肯臣服于你，跟当年隋朝那会儿一样，不是偶犯边境就是不来朝贡，更过分的是在隋亡之后，高句丽还大量接纳了隋朝的残兵败将，并且将其编制成为自己国家的军事力量，很有一副你要战我便战的派头。

对此唐太宗当然不高兴了，但不高兴归不高兴，他也没什么办法。

因为高句丽真的是蛮强的，在此之前，隋炀帝曾经发兵亲自征讨过那地方三次，可三次都是大败而归，并且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那就是直接动摇了隋朝的国本，为隋亡埋下了伏笔。故而眼下李世民纵然是想动手，却也得好好准备一番。

至于倭国，那也是延续了隋朝时候的老样子，不过他们跟高句丽不一样，从不摆明了跟你叫板，但实际上，却也是不服的。

在那个万国来朝拜大唐的时代，偏偏倭国从来都不去凑这个热闹，他们即便和唐朝搞外交，也永远都恪守对等原则，绝不表达任何自己是对方臣属的意思。

不过话虽如此，对于唐朝的强大，倭国倒也没有视而不见。

当时的倭国虽然不是唐朝的藩属，可国内的上层对于唐朝的一切，都持一种倾倒及膜拜的感情。王公贵族几乎人人都以能和唐字沾边儿为荣，哪怕是只沾着一星半点的边儿，也能高兴好一阵子。

在舒明天皇继位的第二年（公元630年），他就派出了犬上御田锹为使者，出访大唐。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词叫遣唐使，也就是日本朝廷派往唐朝的使者的合称，其源头正始于此。

犬上御田锹这个名字虽然听起来不怎么地，但实际上他们家却是名声显赫且悠久古老。这犬上家的祖先，本是日本武尊的儿子稻依别王，那御田锹本人也是当时倭国朝廷里的重臣，位居第三高冠的大仁。

犬上大使到了长安之后，先是受到了唐太宗的亲切接见，接着又就地住了两年。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八月，犬上觉得住得也差不多了，便决定启程回国。

由于天生比较能搞人情世故，所以犬上御田锹在华期间深受大唐朝野好评，现在眼瞅着他就要回国了，大伙都很依依不舍，唐太宗更是专门派了个人，命他一路护送倭国大使，一直送回倭国。

送犬上御田锹回国的那人叫高表仁，时任新州刺史。

他虽是大唐的地方官，但真实身份却是隋朝的遗臣。他爹叫高颖，早在隋文帝杨广篡位登基那会儿就出过大力气，故而在隋朝建立后一度担任宰相执掌朝政，甚至还跟原太子杨勇结为亲家，不料杨勇后来被挤了下去，杨广登了大位，心怀不满的高颖跟儿子高表仁四处吐槽朝政，说杨广不是个东西，结果被激怒的杨广处死了高颖，流放了高表仁，一直到隋灭唐立，他才有了翻身的机会。

临走之前，李世民还召见了高表仁，说我这次派你去倭国，你懂是什么意思么？

高大人立刻心领神会，连连点头，说我懂，我懂。

在这位刺史大人看来，这其中的意思有两个：第一，是御田锹确实会做人，唐太宗觉得他不错，于是便来一段送君千里；第二，是打算跟倭国搞搞外交，都是天可汗了，实在没理由不让这海外小邦拜会一下天朝威风。

其实我一直认为唐太宗在好些方面都未必及得上隋炀帝，比方说这回派人去日本，要换了杨广，肯定会选个宽厚良善之辈如裴世清，而不会叫这想啥就是啥的官二代高表仁同去，这种公子哥头脑或许相当聪明，但要说待人接物之类，未必够格，留在国内当个幕僚智囊还好，让他跑出去搞外交那只能说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一行人坐船坐了一个多月，于当年十月抵达了难波津，也就是现在的大阪港，在接受了隆重的欢迎会之后，又启程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飞鸟。

到了飞鸟之后，犬上御田锹先去王宫复了命，接着就回家老婆孩子热炕头了，而高表仁则先是被安排住进了驿馆，然后又被告知数日后我们的王后将在飞鸟寺见您。

飞鸟寺也叫法兴寺，位于飞鸟，由苏我马子建于公元596年，除去他爹当年用来放佛像盖的那几间小佛堂，这寺其实算得上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寺庙，在舒明天皇那会儿，因为放眼全国也没几间像样的拜佛场所，所以那儿更是堪比国寺，级别相当之高。

约定的日子很快就到了，那一天，几乎全飞鸟的王公贵胄们都云集在了飞鸟寺，以便一睹天朝使者的尊容。

舒明天皇的大老婆叫宝皇女，名字听起来似乎蛮嫩的，但其实这一年已经三十八岁了。

虽然场面上说是在飞鸟寺接待大唐使者，其实本质上也就是一群人簇拥着高表仁在寺里走一圈，一圈过后，高表仁似乎是觉得人活一辈子能这么威风的机会也不多，于是又表示想再走一圈，宝皇女连忙表示您就是转到天黑，我们也陪您陪到底。

高表仁听了这话立刻喜形于色，说久闻倭国学我天朝礼仪学得很像，今日看您这待客之道，果然是有礼仪之邦的风范啊，我回国之后一定跟我家皇上如实禀报。

这是一段比较长的场面话，所以高表仁随身带来的翻译一时间没立刻蹦出词儿来，而就在他斟酌的当儿，宝皇女突然一字一顿地开了口：“高大人若肯转达我对大唐皇帝的诚意，那实在是最好不过了。”

说完，她以一种非常平静的笑容看着对方。

翻译愣住了。

高表仁也愣住了。

因为宝皇女说的是一口相当标准的汉语。

高大人真心没想到在这海外的孤岛上居然还有如此精通我天朝语言的人才，而且居然还是国母王后，一时间激动得无言以对，只是连声说好好好，我一定转达。

而就在这时候，陪同在旁的苏我虾夷很是时候地发出了一声“好”，底下群臣也纷纷附和了起来，场面一时被推向了高潮。

正在这两国人民欢庆友好邦交的热烈时刻，倭国的人群里忽然走出一个人来，他并不是想跟高表仁说话，而是径直朝着飞鸟寺大门的方向走去。

这显然是一种很煞风景的行为，所以当场就被人叫住了，叫他的人是宝皇女的弟弟，轻王子（轻皇子）：“山背大兄王，你要去哪？！”

被称为山背大兄王的那个表情非常淡然：“回家。”

“你没有听到大唐的使者刚才说么，他打算在寺里再参观逗留一会儿，所以希望请你也稍微再在这里陪着一会儿。”

“我又不懂大唐的语言，留在这里做甚？”

“现在站在这里的，又不止大唐使者一人，你没看到宝皇女陛下么，她可是代表了大王来接见唐朝使者的，你这般做，可谓无礼之极。”

这话的分量相当重，但轻王子说的时候，却并无一丝怒色。

结果是山背大兄王动了怒：“若是代表大王接待唐使的话，那就不应该在我倭国的土地上对着唐朝的使者用唐朝的语言！不管他大唐如何天朝大国如何强大，今天的你们，不觉得自己过于卑躬屈膝了吗？唐朝的使者既然来到倭国，那理应用倭国的语言，不是吗？”

说完，拂袖而去。

按常理，这种人应该被当场拦下的，但当时飞鸟寺里却无一人动手，就连当面斥责他的那位轻王子，也只是目送其离去。

不是不拦，而是有所顾虑。

山背大兄王，名字听起来虽然不太文雅，但实际上却也如名所示那般是个王族，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王族，他是圣德太子的长子，同时也是舒明天皇百年之后的热门继承人之一。

在那个时代，倭国王位并非是铁板钉钉地由王长子继承大统，甚至连王子也不是必要条件，只要是王族的一员，大王看着觉得爽，威望能够服群臣，那就有机会成为下一代的领导人。

大兄王作为一代圣贤圣德太子的衣钵继承人，本身就有父亲的威望，而且又比较会来事，用现在的话叫很懂自我包装，像这次当着群臣的面给宝皇女上爱国主义教育课之类的事情还做了不少，所以在倭国拥有很高的人气，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他爹那么成熟稳重，说得直接点，这人其实就是个王二代的愤青。

再说山背大兄王离去的时候，不知从哪个墙角里也蹿出了一个黑影，忙不迭地紧跟大王的背影，也飞奔着追随而去。

望着这家伙，所有人都面面相觑：他是谁？

他们很快就会知道的。

话说回来，山背大兄王此举在后世评价一直还蛮高的，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种典型的维护自己祖国尊严的爱国之举，而面对唐朝使者唯唯诺诺，以说唐语为荣的宝皇女以及跳出来对爱国的大兄王进行横加指责的轻王子，则很自然地被日本人民发自内心地认为是面对大国卑躬屈膝的懦弱之辈，更激进一点的，联想到如今日本的一些政治外交现状，甚至还会直接给他们扣上一顶“日奸”的帽子了事。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在参观完飞鸟寺之后，高表仁回到了住处，又歇了数日，然后去了王宫和舒明天皇会面，顺便递交唐太宗给的国书。

一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双方各自不断地恭维对方，场面话说了一大堆，等到了交国书的时候，舒明天皇正襟危坐在宝座上，等着高表仁把国书捧上来。

结果高表仁却是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手里拿着国书，可就是不送上来。

舒明天皇觉得很奇怪：“高大人，为何不将国书给我？”

“请大王走下御座，面北受我大唐国书。”

圣人南面听天下，这个规矩貌似是自古就有，而臣下在接圣旨的时候，则要朝北跪拜。

显然，高表仁把倭国当成了大唐的藩属。

“岂有此理。”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回头看去，说话的正是数日前跟山背大兄王在飞鸟寺有过一番论战的轻王子。

“我倭国并非你大唐属国，更何况此处为倭国王宫，凭什么要按你大唐臣下礼节受国书？”轻王子质问高表仁道。

诚然，尽管从国力上来讲，当时的日本连做中国藩属的资格都未必够，可事实情况是，两国确实不是宗主藩属的关系，从当年小野妹子给隋炀帝送去那份日出国天子拜日落国天子的国书时候起，中国跟日本的关系便是对等的国与国关系。

我可以以学你的文化为贵，以说你的语言为荣，以用你的产品为尊，但我就是我，绝对不会成为另一个你或是你的附庸。

这就是古代日本人对中国的一贯态度——可以是弟弟，但绝对不做儿子。

所以高表仁无言以对了，但他明白，这面北接旨的话都说出来了，要是再收回去，那就丢脸了——丢大唐的脸，于是干脆一错再错：“倭国难道不是大唐的属国吗！”

“当然不是。”轻王子说道。

“既然不是，那我看也就不必接受这国书了！”说罢，高表仁转身就走。

之后，他在倭国又待了三个多月，因为倭国朝廷无论如何都不肯下御座面北受国书，而高大人为了维护所谓大唐的面子也索性一错到底地寸步不让，最终这次两国的外交没有得出任何结果，第二年（公元633年），大唐使者高表仁带着他的国书坐船离开了日本列岛。

话说这老兄一直都认为自己是爱国的，维护的是大唐而非自己的面子，所以在回国之后，将自己在倭国的各种行径完完全全地向唐太宗汇报了一遍，说到妙处，还忍不住添油加醋一番，俨然一副给祖国长了脸的爱国志士模样。

太宗听完之后当时就双手颤抖了——给气的。

正所谓恩威并施才是外交的正道，即便是面对真正的藩属国，也不能空耍威风不办正事，不然把人得罪了不算，还很有可能落下大唐只知道以大欺小的口实，更何况这倭国本身就不是大唐的属国，把他们当臣服之国对待本来就是大错特错。

李世民用能够想得到的最泼辣的词汇将高表仁一阵怒骂之后，又作出了处分决定：罚俸两年。

同时，还在史书上给他留下了千古一笔——表仁无绥远之才。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并非一味的逞强斗狠才是爱国，山背大兄王跟高表仁就是两个反面教材；在关键的时候，不卑不亢，有礼有节地维护国家尊严国家原则的，那才是真正的爱国之才，最好的例子，自是莫过于轻王子了。

高表仁事件之后，中日两国之间的高层交往又进入了停滞状态，唐太宗不知道该以何种方法来面对这个被伤害过的邻家小弟，所以一直都没再派去使者；倭国那边倒不是和之前那样闹小性子，而是国内事情确实比较多，忙不过来。

公元636年，一场大火席卷了舒明天皇所居住的冈本宫，虽然大王及其重要亲眷都安好无事，但木造的冈本宫却被付之一炬。

这种事情其实并不少见，毕竟那年头消防技术都比较原始，故而在火灾发生后，舒明天皇只不过是移驾田中宫了事，然后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

只是不曾想这意料之外的情况发生了：以苏我虾夷为首的一批苏我氏重臣突然就罢了朝，他们纷纷表示自己只去冈本宫上朝，绝不去什么田中宫。

于是非常喜感的一幕出现了——每到上朝之日，整修一新的田中宫里头，舒明天皇孤零零地一个人坐在宝座上，然后面对着下面寥寥无几的小臣，也不知这国家大事从何说起，而在差不多已经被烧成平地了的冈本宫遗址上，则正襟危坐了苏我虾夷等一大批国家栋梁，大伙齐刷刷排排席地坐在这残垣断壁之间，面向原先放宝座的那个位置，仿佛大王真的就坐在那里一般。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大半年，最后两边人都忍不住了——舒明天皇显然当不了光杆司令，而苏我虾夷他们也不可能在日渐天凉的秋冬季节仍坐在荒地上，于是大家很默契地各自鸣金，聚集在了田中宫里，当然，彼此之间的梁子，肯定是结下了。

之所以要来这一套，其原因不外乎是苏我虾夷觉得舒明天皇似乎越来越难以被自己掌控了，比方说他曾经反复向大王建议选自己的妹妹当王后，可是却被舒明天皇一口回绝，最终让宝皇女上了位。

尽管虾夷是个讲究万事和为贵、和气生财的人，但这所谓的“和”不过是用来控制朝政的一个手段罢了，现在既然有人不愿意为他掌控，自然就要非常不和气地给他一个下马威，让他认清谁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实际掌权者。

所以在事件发生之后，一个看起来挺靠谱的谣言开始传了起来，那就是这把火实际上是苏我虾夷放的，为的就是给之后的罢工作铺垫，目的是警告跟自己越来越貌合神离的舒明天皇。

同时还有一个谣言，说放火的其实是山背大兄王。

这倒也不是空口白话，至少大兄王有着充分的作案动机，且说当年推古天皇走的那会儿，这大统本该由他继承，结果因为在朝中的评价是过于年轻，不得已让舒明天皇抢了先机，但即便如此，他仍是下一届王位的热门候选人，说得露骨一点，只要舒明天皇死了，那么下一位大王，十有八九就是山背大兄王。

当然，这终归是谣言罢了。

冈本宫的大火到底是哪路英雄豪杰放的，至今已然成了千古之谜，但事实是山背大兄王在苏我虾夷罢朝之后，显得非常高兴，先是在自己家里赏月喝酒吟诗作赋，接着又暗地里频频派人跟苏我虾夷取得联系，甚至还相约一起旷工出去打猎，一时间，两人的关系变得非常密切。

种种迹象表明，身上流着苏我家血液的大兄王打算在苏我虾夷的帮助下，取代舒明天皇。

只是屋漏偏逢连日雨，大火之后，一场多年不遇的旱灾席卷日本，紧跟其后的便是大面积饥荒。第二年（公元637年），虾夷又发生了动乱。于是无论是舒明天皇还是苏我虾夷都顾不上争权夺位了，大家纷纷救灾的救灾、平叛的平叛，好不容易等忙得差不多了，谁知舒明天皇也病倒了。

公元641年10月，他驾崩在了飞鸟的百济宫。

临死之前，他留下遗诏一封，将王位传给了他老婆宝皇女，史称皇极天皇。

于是山背大兄王跟苏我虾夷的美好计划就此全部落空，但他们却并不死心，尤其是苏我虾夷，老头子一把年纪了却仍是壮志不减当年，一直念念不忘要成大业。

也不知道是皇天不负有心人还是皇天被有心人的执念给弄烦了，反正没过多久，那机会就来了。

话说就在皇极天皇继位的当年，日本又发生了一次极罕见的干旱，一连几个月滴雨不下，这在生产力极为落后的日本几乎是致命的天灾，弄得不好就会寸草不生然后饿殍遍野，最后国家崩溃。

就在这危急时刻，苏我虾夷横空出世，上奏宝皇女，表示自己尽管年纪很大连路都走不稳了，但仍愿意为了国家社稷豁出一条老命——搭高台，焚黄纸，亲自祈祷以求天降甘露。

这是看起来相当稀松平常，其实却异常凶险的一招。

在讲邪马台卑弥呼那会儿就已经说过了：中国的皇帝是打出来的，而日本的天皇是拜出来的。

这话是认真的。所以在中国，历朝历代看得最要紧的就是兵权，生怕你拥兵自重然后黄袍加身，而与此相对的，在日本的上古时代，也就是各方面都相当落后的那些年，朝廷看得最重的，是神权。

什么叫神权？说白了就是行使神法的权利，具体讲来包括和神交流，替神行道，为神代言，以及求神办事。

很明显，求天降雨也是神权的一种。

想必你会说中国的皇帝也很看重神权，不然皇帝也不会叫天子，圣旨也不会叫奉天承运，皇上也不会去祭天等等，这些东西在中国纯粹是搞形式，表面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可在当年的日本，却正好相反——统治者，尤其是大王或天皇，时常需要通过呼风唤雨这种行为来证明自己是奉天承运的统治者。

这就是一衣带水的兄弟俩之间的差别之一了。

问天也好，问神也罢，这都是天皇，或者说大王的专利，你苏我虾夷再狠再大，不过是人臣，属于人类，现在居然想越俎代庖地跟身为半神的大王抢生意，说白了就是在挑战王权和神权，挑战刚刚即位不久的宝皇女。

其实苏我虾夷的用意也正在这里。

他就是想挑战一下初来乍到的女王，只要把雨求来，那么就等于昭告天下，他苏我虾夷同样有神力，甚至还比宝皇女厉害，只要能给全日本造成这样的印象，那么以后苏我家想做什么事情也就方便多了。

但有个前提，就是得把雨求来。

朝廷对于苏我虾夷求雨一事并未作任何干涉，或许是知道干涉了也没用，于是在这一年七月二十五日，虾夷正式登台，上蹿下跳一连蹦跶了好几天，但除了期间稍微有过一两次时长不超过半小时的小雨之外，便再无收获了。

七月三十日，年近花甲的苏我虾夷实在是跳不动大神了，故而只能撒手收工，承认失败。

八月一日，几乎是早就料到有此结局的宝皇女在宫里搭台求雨。

当日，大雨倾盆，并持续了数日。

到底是天皇家真有这个能力还是纯粹的巧合我们不得而知，上面这些都是书上记的，日期都有，总之此事的本质就是宝皇女狠狠地抽了想要挑战她权威的苏我虾夷一巴掌。

巩固了王权以及神权之后，女王开始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和寺院并且发布各种政令，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一回在做这些事之前，宝皇女并未和苏我虾夷有过任何商量与沟通。

对于多年来一直掌握着国家实际统治权的虾夷来讲，这简直是一种羞辱。

所以他和山背大兄王走得更近了。

说起来这两位要篡权谋国一事其实早就成了司马昭之心，故而宝皇女也理所当然地做好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准备。

具体说来是找盟友，被女王看上的是苏我入鹿。

苏我入鹿，是苏我虾夷的儿子，虽然确系亲生，但父子两人的政治立场却大为不同，入鹿这个人更像他爷爷马子，坚信与其搞什么天下大同和气生财，还不如依靠苏我氏一家来掌握对日本列岛的统治。

当然，不同归不同，可终究是父子，所以一般没什么人会相信宝皇女让入鹿来帮自己，入鹿就自动入了伙，这里面显然应该有故事。

根据书里面的记载，故事是这样的：话说有一天女王大人单独召见了苏我入鹿，寒暄过后，给他看了一只关在笼子里的白鸟。

“这是来自高句丽王族珍藏的禽鸟，即便是整个半岛，也只此一只。”宝皇女介绍道。

苏我入鹿一听这话当然是瞪大了眼睛仔细地、用心地、好好地瞧了一番，虽然除了发现这只鸟确实很白之外再无其他心得，但他还是附和说这鸟一看就知道不是人间产物，太有神兽范儿了，该不会是凤凰吧？

宝皇女知道入鹿在拍马屁，却也不在乎，而是直接进入了正题：“你可知为何如此珍贵的鸟儿会从高句丽落到我的手中？”

苏我入鹿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不知。

“因为这鸟的主人不在人世了。”女王说道，“高句丽的国王被泉盖苏文杀害，整个王族也遭到了清洗。”

泉盖苏文原名渊盖苏文，为了避唐高祖李渊的名讳而改渊为泉，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罕见的狠角色，此人本是高句丽的将军兼宰相，虽说是按照唐朝的规矩避了讳，但却一直对大唐虎视眈眈，在宝皇女即位的这一年，即公元642年，他杀害了亲唐的高句丽国君荣留王，然后立年仅十来岁的宝藏王为傀儡国王，自己则担任摄政，顺便再肃清了一大批王公贵族。

顺便一说，三年后（公元645年）击败前来征讨高句丽的唐太宗的，也正是此君。

再说那宝皇女说完了鸟的来历之后，便问苏我入鹿道：“你的父亲，不会也想学泉盖苏文吧？”

入鹿当然一口否认，表示自家老头虽然比较激进，但还不至于干出弑君犯上的勾当，退一万步讲，即便他真有此心，那么自己作为苏我家的继承者，也绝不会允许。

这是很常见的表忠心，常见到让人压根分不清是真是假，而苏我入鹿说此话时的表情也是一副无所谓有无，就跟小和尚日常念经一般的有口无心。

对此，宝皇女只是微微地笑了笑，笑完之后又说道：“其实比起山背大兄王，我倒是觉得古人大兄王子（古人大兄皇子）更适合当倭国之王。”

几乎是瞬间，苏我入鹿的表情变得严肃异常：“大王今天说的事情，在下一定铭记在心。”

宝皇女仍是微笑，并不再说话。

看鸟什么的都是假的，关键是最后的那句话。

女王嘴里的古人大兄，是舒明天皇和苏我法提郎女所生之子，而苏我法提郎女则是苏我马子的女儿，换言之，古人大兄王子和苏我入鹿是一对表兄弟。

也就是说，对于无比看重苏我家血缘的入鹿而言，古人大兄其实是下一届倭国大王的最佳人选。

现在既然宝皇女也这么觉得，那么两人自然也就有了成为攻守同盟的理由了。

公元643年10月6日，这一天苏我虾夷再度和山背大兄王旷工跑到深山老林里去打猎，顺便再密谋一些不可告人，但却又人人都能猜得到的事情。

两人从早上太阳出来一直玩到了夕阳西下，或许是谈得很顺利，苏我虾夷心情非常好，以至于这天他回到家时，全然没有发现气氛异常。

迎接他的，是儿子苏我入鹿。

“父亲大人。”大门刚刚关紧，人还在往屋里走，入鹿就问了起来，“你今天和山背大兄王都谈了些什么？”

这时候的苏我虾夷仍然没有反应过来，一边走一边笑着敷衍了几句，说也就是拉拉家常罢了，没别的事情。

“你们是在密谋造反吧？”入鹿又问道。

苏我虾夷站住了。

他看着自己的儿子：“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把山背大兄王除掉，然后一心侍奉当今的王上。”

苏我虾夷认真了，但嘴上仍是无比的轻蔑，表示你开什么玩笑，这事哪有你说话的份？

“我苏我入鹿决不允许你们谋反。”

“你能做什么？”苏我虾夷轻蔑地一笑。

苏我入鹿也笑了，一边笑一边拔出了腰间的佩刀，然后架在了自己亲爹的脖子上：“从今日起，苏我家就由我来统领。”

虽然当时在场的有很多仆人、亲信以及心腹，但他们却无一人向虾夷伸出援手，甚至还表示，自己坚决拥护少主的决定，愿意奉少主为当家人。

搞定并软禁了自己的老爹之后，苏我入鹿又迅速将枪头转向了山背大兄王。

当年十一月一日，入鹿亲率武士一百余名向大兄王所在的斑鸠宫发起了强攻，当时后者身边能拿刀的只有数十人，实力差距相当明显，所以山背大兄王只得选择逃走。

陪着一块儿逃的人里头有个叫三轮文屋的，是前面我们提过的那个三轮逆的孙子。

一行人从斑鸠宫跑到了生驹山（今奈良县内），大兄王表示不跑了，此地很好，就在这里做个了断吧。

他说的了断意思很明显，是要自杀。

三轮文屋急了，劝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不如一路向东，退往关东一带避难，同时再以那里为根据地发展实力，等羽翼丰满了再来和苏我家决一死战。

山背大兄王闻言摇了摇头：“我岂不知如若避其锋芒则日后必胜？但你可曾想过，这连年的征战要害苦多少百姓？圣人云民重君轻，我损民而成就自己，赢了也算不得大丈夫，不如就这样把我交给苏我入鹿吧。”

这话看上去很是大义凛然，其实纯属虚伪。

以山背大兄王当时的实力和能力，别说让他跑关东，就算跑火星去也翻不了天，后世之所以给这人很高的评价，纯粹是因为他爹是圣德太子，外加苏我家形象一直不怎么地，仅此而已罢了。

十一月十一日，山背大兄王在生驹山下的斑鸠寺里自尽，就此，圣德太子的嫡系一族宣告灭绝。

日本的国政大权，终于落在了苏我入鹿的手里。

第十章
中日初战白村江

苏我入鹿位极人臣独掌大权后，很快就展现出了当年苏我马子的风范，从内到外都搞起了大包大揽，一副唯我独尊的派头。

在外交方面，他则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警觉，尤其是对大唐，他一直认为唐朝会入侵倭国，然后就拼了命地鼓吹倭唐必有一战，嘴上说了还不算，手里的活也没停下——不仅调用工匠民夫建造了各种城池工事，还攒了很多兵器，同时也不断地派遣使者入唐，名为友好往来，实则为了刺探各种情报，总之是大有决战就在眼前的架势。

对此，其余的大臣们当然是不爽的。

本来嘛，当时日本但凡有点政治地位的人几乎都是亲唐派，不但热爱中土文化还能说几句唐话，你在这些人跟前扯两国交战的论调就已经很遭人厌了，再加上苏我入鹿筑垒屯粮都是未经请示宝皇女的擅自行动，虽说女王本身无论公开还是私下都没说什么，但在别人眼里，这简直是大逆不道，而最糟糕的是，入鹿还大兴土木给自己修建宫殿。

如果说鼓吹倭唐必有一战和擅自备战备荒，多多少少还打着一面爱国主义大旗的话，那么给自己造房子一事则是完全出于苏我入鹿的私欲了，这让大伙对他的不满又更上了一个台阶，几乎就快要超越他爹苏我虾夷了。

但苏我入鹿却似乎对此一无所知，或者说他知道，但也无所谓，因为自认这帮家伙拿自己没办法，故而在之后的数年里，入鹿一如既往地打压政敌独掌朝纲，并变本加厉地扩充私人势力。

但宝皇女仍是一言不发。

她不是在韬光养晦，而是真的支持苏我入鹿——当然不是支持他给自己造豪宅搞腐败，而是支持他的倭唐战争论。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话说在公元643年，唐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对高句丽用兵，征讨泉盖苏文，虽然最终无功而返，但唐军的战斗力依然震惊了东亚诸国，以至于即便是亲唐派的女王大人，也不得不心有忌惮地防他一手。

说白了，对于宝皇女而言，大唐的威胁比苏我入鹿更大。

有了最高领袖的支持，苏我入鹿愈加大鸣大放，因此积怨日深。

公元645年春，在飞鸟寺，一场看起来相当冷清的蹴鞠比赛拉开了帷幕。

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由中国人率先发明，然后在隋唐时期连同佛教一块儿传入了日本，并且很快就成为了上流社会的专享。

当时飞鸟寺的这场蹴鞠比赛的主角只有一个，名叫中大兄王子（中大兄皇子），时年十九岁，是舒明天皇和宝皇女所生，也是下一届王位热门候选人古人大兄王子同父异母的弟弟，同时他和古人大兄还有另一个关系，那就是翁婿——古人大兄的女儿倭姬王是中大兄的老婆。

这一天中大兄王子和往常一样，同几个仆人一起玩着必赢不输的蹴鞠对抗赛，只不过小哥的实力不咋地，一脚过去球没踢着，鞋子反倒飞了出去。

望着那几个想笑又不敢笑的狗奴才，王子有点尴尬，正要抬手叫人去拿鞋，突然斜刺里蹿出一个黑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那只鞋捡了起来，然后跑到中大兄跟前，单腿跪地，再双手捧鞋，恭恭敬敬地奉了上去。

中大兄王子着实有些感动，更难能可贵的是，那个给自己捡鞋的人从穿着打扮上来看并非是自家的奴仆，非但不是，甚至还应该是个贵族出身的家伙，所以他怀着感激，用真挚地语气说了一句：“真是谢谢你了。”

然后又问道：“你是何人？”

“鄙人名叫中臣镰足。”

中大兄王子点了点头，意思是我听说过你。

中臣镰足，原名中臣镰子，是神袛伯中臣御食子的儿子，同时也是当时日本著名的秀才（优秀之才）。

神袛伯是当时日本神袛官中最高的一阶，故而中臣御食子的地位很高，在很多事情上都有发言权，比如当年推古天皇驾崩那会儿，就是他联合苏我虾夷，然后和其他重臣一起，推荐了田村王子，于是才有了后来的舒明天皇。

可中臣镰足似乎和他爹一直都合不来，他不仅没有子承父业地继承神袛官一职，并且在政治立场上也并不喜欢舒明天皇，而是非常倾心于圣德太子，不过由于在他成人的时候圣德太子已经不在人世了，故而只好爱屋及乌地去追随他儿子山背大兄王，还记得之前我们在说高表仁访倭那会儿有个黑影跟着山背大兄王一起跑出飞鸟寺吗？不错，那正是中臣镰足。

且说自从那次飞鸟寺事件之后，镰足便时常出现在山背大兄王身边，尽管两人关系未必到了那个程度，但他本人却俨然一副大兄王左右的模样，很是英姿勃发。

结果天有不测风云，没过多久山背大兄王就被苏我入鹿灭了，于是既没有继承家业当上神官也没有跟大兄王一起打下江山坐享荣华富贵的中臣镰足就这么一下子变成了无业游民，每天过着郁闷的日子，并对苏我入鹿产生了极大的怨念。

怨念之余，他决心要把苏我入鹿做掉。

这显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中臣镰足自己也很清楚，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靠山，期待能找一个可以让自己依靠的后台，然后在这个后台的笼罩下，完成自己的大业。

他首先找的是轻王子，因为轻王子对苏我入鹿的种种行径向来都很不满意，还时常称病不参与朝政，这让镰足很有一种自己人的感觉。

但轻王子毕竟是敢跟高表仁争是非的人，胆识与智商兼备，中臣镰足心里的那点小九九从一开始就已经被看穿了，所以尽管史书上记载两人关系是“来往频繁，相交甚密”，但实际上大多数所谓的“频繁”来往都是中臣镰足单方面主动去找轻王子，而轻王子虽然也确实相当好客地跟镰足谈天论地东拉西扯，可一谈到苏我入鹿纳小妾以及造武器库之类的实际问题，他却往往会装傻糊弄过去。

久而久之中臣镰足也就顿悟了，知道这个自己人未必靠得住，故而又调转马头去寻找新的靠山。

就这样，他寻上了中大兄王子。

于是让我们把目光再一次地转向那一天的飞鸟寺。

中大兄这一年十九岁，和轻王子不同的是这倒霉孩子还处于青春叛逆期，三观尚未形成，本来有个贵族穿戴的人像奴仆一样地跑过来跪在地上给自己捡鞋子就已经挺打动人了，再加上一听名号居然是有名的才子中臣镰足，所以王子当时就对镰足顿生好感，在踢完球后就跟他聊了起来，聊得兴起，镰足还请王子去附近的山上一走。

两人来到山顶，中臣镰足将手往下一指，说道：“王子，您请看。”

顺着中臣镰足手势，中大兄王子看到了山下的一处规模堪比王宫的宏伟建筑。

“此乃何处？”王子问道。

“这是苏我入鹿的家宅。”中臣镰足一脸的忧国忧民，“这仅仅是其中的一处，而且里面还存放了大量的武器。”

“这样啊……”中大兄王子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这苏我入鹿的宅子还真大呢……”

“这还仅仅是一处，他们苏我家在飞鸟有五六处宅邸，每一处的规模都能和王宫相提并论。”镰足不知何时已经换上了一副义愤填膺的面孔，“我估计用不了多久，他苏我入鹿就会把王室朝廷置于自己的膝下肆意玩弄吧。”

对于这番言论王子显然是信了：“那应该怎么办才好？”

中臣镰足等的就是这句话：“与其等着苏我入鹿篡权夺位，不如抢先一步把他消灭了。”

中大兄王子愣住了。很明显，虽然他确实看苏我家不爽也确实认为苏我家对王室是个威胁，但你要他去把如日中天的苏我入鹿弄死，这无论从主观感情上还是客观实力上来看，都不太可能。

中臣镰足很明白这点，所以他又说道：“苏我入鹿一直支持让古人大兄王子当下一任大王，对于有实力的竞争者，都毫不留情地斩草除根，山背大兄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王子您的人望与德才都在王室里属一流，所以也要小心谨慎哪。”

“你是说苏我入鹿连我的命都想要？”

“那是自然，毕竟王子您也是下任大王的候选之一嘛。”

中大兄王子又愣住了，不过这一次他并非犹豫，而是一脸红晕地期待了起来。

听这意思，自己也能当大王？

中臣镰足看出了对方的心思，笑着点点头，并又再进了一步：“王子将来必定能背负起倭国的朝政，所以请不要再踟蹰了。”

中大兄王子也笑了：“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此处并非议事的地方，以后我们就以南渊请安老师的塾校为据点，共商大事吧。”

南渊请安，日本飞鸟时代的学者，是被誉为继王仁之后日本历史上的第二位大儒。

且说当年小野妹子第二次带着国书访问隋朝时，曾带去了八名留学生，这个我们之前有提过，而这南渊请安，就正在八人之中。

他是公元608年去的中国，在那里一待就是三十二年，主要学习中国的古典文化和律法政治。在此期间，尽管中国大地历经各种沧桑，先是隋亡再是唐兴，但不管发生了什么，都没能影响到这位留学生每天在书案前的奋发努力。

一直到公元640年，他才被舒明天皇召回了倭国。

在那个时代，从中国回到日本的留学生通常从事的工作是文化传播，就是把隋朝或是唐朝先进的文化政治理念和科学技术带回日本的国土上让其生根发芽乃至开花结果。说得具体一点，这些留学生的职业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登堂入阁官拜将相，把学到的东西直接用在国家政治的运作上；另一种则是在都城开一间私塾，将自己在中华所学的知识倾囊而出，传授于贵族王公的子弟们。

一般来讲，大家往往选择后者，比如跟南渊请安同一批出国的一个叫旻的人，他回国比较早，公元632年时就离开了中土，回到倭国后便开了学校，然后结识了苏我虾夷，于是就当上了苏我入鹿的老师。

比较有趣的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一度也出现了去日本留学的风潮，而那些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们大都步入军政商界，肯从事教育的虽说不是没有，但确实比较少。

这便是两国之间的又一个差别，不过这是后话，我们放到后面再详细说。

再说南渊请安，他在回国之后，也依照惯例在飞鸟川（流经奈良县和大阪府的河流）的上流开了一家私塾，而中臣镰足则正是他的高徒，成绩相当地好，在当时有大才之名。

顺道一说，苏我入鹿也是有名的好学生，他的老师旻曾亲口评价说：“在我的课堂里，要论成绩，则无人能与苏我太郎（入鹿）相比拟。”

不过，尽管南渊请安认为倭国想要强大就必须得模仿唐朝的制度律法，但他却并不同意用武力除掉鼓吹倭唐必有一战的苏我入鹿，所以当中臣镰足打着中大兄王子的招牌邀他一起入伙时，南渊老师拒绝了：“苏我入鹿乃是国家重臣，岂能轻言谋杀？”

中臣镰足说苏我入鹿屯兵积粮想要谋反，不除不足以平国难。

老头子又问你有确切的证据没？

镰足说现在还没有，但以后会有的。

请安老师又问那么你动手的话打算事先和女王打招呼不？

镰足说自己准备暗地行事，如果让女王知道了，她必然会包庇入鹿，那么大事就成不了了。

请安说，那么你这叫谋反，恕老夫不参与了，不过看在师生一场的情分上，老夫不会举报你和王子，这学塾今后你也能来，只是一旦事发，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别跟我扯上关系。

在中土生活了三十多年，熟读中华经典的南渊请安当然知道这种清君侧意味着什么。

恩师不肯入伙，这让中臣镰足有点不爽，但终究没有灰心，因为他很快就找到了更好的帮手——苏我石川麻吕。

苏我石川麻吕是苏我入鹿的堂兄弟，但却一直都对入鹿不满，主要原因是分赃不均，石川麻吕总觉得已经是万人之上的入鹿对兄弟太小气，给自己的荣华富贵还不够多，久而久之就心生怨念，以至于当中臣镰足找他商量时，两人几乎是一拍即合达成了同盟协议。

接着镰足又找了几个跟王子混得比较好的家伙，一番封官许愿后，大家都表示愿意把苏我入鹿那个人渣给做掉。

具体的操作手法是暗杀。

当年六月，一套相当详细的流程方案出炉了：且说这个月的十二日，宝皇女将在王宫内会见来自朝鲜半岛的使者，苏我入鹿作为重臣当然也会出场，与此同时苏我石川麻吕也会露脸，并且还担任着念国书的重要任务，中臣镰足正是打算在大家都聚精会神听国书的时候，对苏我入鹿下手。

包括中大兄王子在内没有人反对，因为只有在上述这样的场合，入鹿身边的护卫人员才是最少的。

很快，二月十二日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到来了。

这一天，在飞鸟的板盖宫前，正准备进去陪同女王一起会见半岛使者的苏我入鹿被门口的侍卫给拦住了：“苏我大人，事关重大，为了以防万一，无论是谁都不得带刀入宫。所以还请您把佩剑暂时留在此处。”

这种标准章回小说于杀人之前的必要台词居然真的把苏我入鹿给忽悠了，他笑了笑，没有任何戒备地解下了腰间的佩刀，递给了那个侍卫，走进了板盖宫。

眼瞅着该到的都到齐了，会见仪式便正式开始。

礼节性的寒暄过后，半岛使者将外交文书奉上，女王象征性看了一眼之后，又转交给了翻译官苏我石川麻吕，由他现场翻译成倭语并当众宣读。

此时此刻，中臣镰足拿着弓带着箭，躲在大殿深处，手下的十余名刺客亦各自就位，中大兄王子也手持一杆短枪，伏在镰足身旁，随时准备行动。

国书已经读了一半。

中臣镰足拍了拍身边一个叫海犬养连胜麻吕的武士，压低声音道：“上吧。”

这是行动暗号。

但海犬养的身体却纹丝不动，手里拿着短刀却在不停地颤抖。

很显然，他怯场了。

四分之三的国书读完了。

中臣镰足又指了指旁边另一个叫佐伯连子麻吕的，意思是叫他去。

可佐伯连子也没动弹——按照原定计划，本来他就不是第一拨冲上去的，现在突然变更，难免会有压力。

中大兄王子和中臣镰足顿时就急眼了。

还有一个比他们更急的，那便是正在读国书的苏我石川麻吕，眼看着国书都已经念到最后一行了，原本该发生的却什么都没发生，可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又不知道，所以急得满头是汗，读的时候也连连读错字。

于是苏我入鹿当时就觉得不太对了，还没念完他就叫了停：“石川麻吕大人，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苏我石川麻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努力挤出一丝笑容：“离王上太近，有点紧张。”

入鹿更加奇怪了：“你身为重臣面见王上乃是家常便饭，怎么平时不见你紧张？”

石川麻吕无言以对，只好努力地接着挤笑，然后口齿不清地表示自己今天早饭没吃，饿得慌。

就在两人僵持的时候，中臣镰足突然从埋伏的地方跳了出来，大喝一声：“苏我入鹿，你家着火了！”

趁着入鹿莫名其妙的那一刹那，镰足弯弓搭箭，拉满了弦然后一发射去。

没射中。

只好再喝一声：“动手！”

之前压力山大的佐伯连子麻吕这时候已经缓过劲儿来了，于是应声而出，冲上前去对着苏我入鹿就是一刀，正中其肩膀，接着又是一刀，砍中了大腿，入鹿当场扑倒在地。

瞬间明白过来的他朝着女王的宝座奋力匍匐爬去，并且发出了歇斯底里的一声大喊：“王上，为何如此？”

这时的宝皇女惊得脸都已经扭曲了，嘴巴一张一合可就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也想知道为何如此。

“苏我入鹿意篡国谋反，图谋不轨！”眼看大功将成入鹿必死无疑了，一直躲在后面的中大兄王子也走了出来，“王上，我们今天将为国除害！”

“绝无此事！请王上圣断！”苏我入鹿趴在地上大喊道。

中臣镰足挥了挥手，佐伯连子麻吕上前一步，对着苏我入鹿的脖子挥下了第三刀……

紧接着，知道大势已去的苏我虾夷在围捕大军前来砸门之前，于家中放火自焚。

因为公元645年是乙巳年，所以史称“乙巳之变”。

苏我入鹿之死让宝皇女大为震撼，同时也以为这帮人下一个目标是自己，所以当即就宣布要退位，并表示准备把宝座让给中大兄王子。

旨意传到王子那儿之后，中大兄当时就喜滋滋地准备穿红戴绿地走马上任了，但却被闻讯赶来的中臣镰足一把拦住。

虽说这家伙不是个东西，但脑子确实很好使，正如南渊请安说的那样，苏我入鹿即便是真有谋反之意，那也该和女王事先沟通之后再行杀戮，哪有一声不吭直接在大王跟前把辅国大臣当场杀死的道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谋反呢，更何况苏我入鹿也就是为人嚣张跋扈了一点，做事心狠手辣了一些，真要说他谋反，那纯属莫须有。

所以乙巳之变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中臣镰足和中大兄王子等人一起发动的一场武装政变，并且把女王给逼得退了位。如果这个时候中大兄王子再去当大王，那将没有任何悬念地成为众矢之的，用不了多时就会遭到不测，而身为王子的左右手中臣镰足，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因为本书主要说的是中日交往史而不是日本古代史，所以对于苏我家在日本历史上的贡献和重要性以及苏我入鹿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就不费过多的笔墨了。唯独想多一句嘴的是，虽然今天在各种日本历史相关的图书资料上我们所看到的苏我家的形象都是相当的寒碜，但实际上这种观点是明治维新之后才兴起的，在明治之前的史学界，对于苏我氏，至少对苏我入鹿的评价，都是相当高的，反倒是中臣镰足，大家普遍都觉得这厮不咋地。

再说那中大兄王子，虽然当不成大王心有不甘，但还是听从了镰足的话，推辞了女王的让位，并且还和中臣镰足一起举荐了轻王子为下一任大王。

这是一个看起来相当莫名其妙的决定，以至于后世为此还产生了乙巳之变的幕后主使是轻王子的说法，但事实上只要稍微想想就会明白，轻王子是最合适的人选。

因为当时具备足够人气威望的王位候选人只有三个：一个是中大兄，一个是轻王子，还有一个是古人大兄。中大兄率先排除，那么古人大兄又如何呢？

别忘了，他是苏我入鹿的朋友，你中臣镰足要敢让他当大王那就等着有一天他反攻倒算为友报仇吧。

所以剩下的，只能是轻王子了。

要说这轻王子真是个聪明人，让他做大王的旨意刚到，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然后表示了婉拒。

不但婉拒，还附奏折一份，里面说古人大兄王子德才兼备，在下推荐他当大王。

中臣镰足知道后当时就想哭了，连忙跑去王宫求爷爷告奶奶地请宝皇女再下一道旨意，二请轻王子出山当大王。

轻王子仍是婉拒，仍是推荐了古人中大兄。

在心里骂了无数遍之后，中臣镰足仍是只能装孙子，不仅求女王，又亲自拜访了一趟轻王子，跪求他行行好，当个大王混两年吧。

三揖三让之后，轻王子终于点了头，然后于当年的七月十四日登上王位，史称孝德天皇。

孝德天皇登大位后做的第一件事是立中大兄王子为太子，就是接班人，毕竟自己的宝座是中大兄和中臣镰足哥俩拼命换来的，总也该表示表示。

而镰足当然也没落下，他被任命为内臣，就是王家政务总顾问，这虽然不是编制内的官员，但却拥有比其他重臣更大的话语权。

还有苏我石川麻吕，则当上了右大臣，当然这是对他弃暗投明的表彰，也是为了让苏我氏的人在朝中牵制那匹新兴的黑马中臣镰足。

犒赏完有功之臣后，孝德天皇开始着手做起了第二件事：改革。

这主要是因为经过苏我家几代人那么一折腾外加隔壁大唐看起来很有威胁，整个倭国堪称内忧外患，不改不行了。

和圣德太子那次被各种牵制伸不开手脚只能搞搞表面功夫的皮毛之举所不同，这一回的改革，将是全面而又彻底的。

至于如何彻底如何改革，孝德天皇自己心里也没谱，所以他找到了南渊请安，请他来帮忙当一回总设计师，拿出一个改革的总纲领来。

但南渊请安表示自己不干。

同时他还用了“圣人不喝盗泉之水”的典故，意思很明确：你们的这个政权是靠发动政变夺来的，老夫绝不同流合污。

但看在倭国黎民苍生的份上，重民轻君的老夫子还是破例给了忠告：“目前的倭国只有以大唐为蓝本，效仿大唐的一切，才有可能脱胎换骨。”

千金难买爷不干，于是孝德天皇只能退而求其次，把苏我入鹿的老师旻先生给请了出来，顺带还找来了和他们同一批去隋朝的另一个老留学生高向玄理，任命这两人为国博士，为改革提供理论基础。

旻高两人的政改理念和南渊请安基本相同，认为倭国当下的出路就是以效仿大唐为目标的幡然振兴，而且还要做到全面效仿，哪怕是造房子的一砖一瓦，也最好跟大唐一个款式。

改革的第一步，是创立元号。

元号就是年号，用于纪年的名号，由中国的汉武帝首创，象征着皇权的正统，在历史上，很多中华周边的藩属小国往往会跟中国用一个完全相同的年号，以表臣服，现在倭国要创立自己的年号，则首先表示了他们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其次也为了表达朝廷的唯一性和正统性。

当年六月十九日，孝德天皇颁布圣旨，从即日起创立元号名为大化，据说意思是伟大的变化，同时召集群臣要求他们发誓：第一，帝道唯一；第二，暴逆已被诛杀，从此往后，国无二君，臣无二心。

然后再宣布改革，史称“大化改新”。

誓言中的暴逆当然指的是苏我入鹿，由此可见乙巳之变未必得人心，不然何苦逼着别人又是表忠心又是发毒誓的呢？

当年九月，入鹿的死党古人大兄王子被杀，罪名是企图造反。虽然这时候的他已经出家当了和尚，但却依旧被砍了脑袋。

大化二年（公元646年）元旦，孝德天皇颁诏四条，是为改革的具体内容。

第一条，叫公地公民制，就是废除原有一切豪族私有的土地和领民，一律改为朝廷公有。

第二条，重新调整地方行政制度。

国家的核心地方自然是首都，首都外一圈叫近畿，同时在近畿之外的地方设令制国为行政单位，一国就相当于今天日本的一县，管理令制国的地方官由中央任命，但大多是当地的豪族，国以下设郡，仍是交由豪族管辖，和之前的区别只是在于土地和百姓不再属于他们了。

此外孝德天皇还开创了日本最初的传马制，用于将地方情报及时传达给中央，以便加强统治。有了这个制度，自然少不了修桥开路，所以也就顺理成章地规划出了日本历史上最早的官道。

第三条，效仿了隋唐的均田制，实行班田收授法。中国历史在此我就不作介绍了，总之是朝廷计口授田，就是根据人口分土地，而所分土地不许买卖，死后归还国家。

第四条，效仿了唐朝的租庸调制度，要求分到田地的农民必须每年向朝廷缴纳谷物为租，服劳役或者以织布代役（庸），同时再上交地方土特产（调）。

这四条通称改新之诏。

除此之外，对于其他的制度，孝德天皇也先后做了相应的变革。

首先颁布的是薄葬令，也就是针对古坟时代造大坟刻大碑的那一套，政令宣布，从即日起废除“殉死”这种极不人道又严重扼杀劳动力的风俗，同时也规定，任何坟墓从开工到完工不得超出七日，包括大王的在内。

这条其实是只拍苍蝇不打老虎，比如中大兄王子后来当了大王，史称天智天皇，他的陵墓我们之前就有介绍过，乃是日本历史上规模数一数二的著名古坟，这样的陵寝只造七天，你信吗？

其次是重新制定了冠阶。尽管圣德太子的冠位十二阶实行了没多久，但这么多年来要求进步的人士不断增多外加搞死苏我入鹿前后加封了那么多人，十二个阶显然是不够用的，故而孝德天皇在大化三年（公元647年）的时候将冠阶分为了十三阶，大化五年（公元549年）时又增加到十九阶，等到了四十来年后的天武天皇十四年（公元685年），全日本的冠位总共分四十八阶，每个阶段穿的衣服戴的帽子都是不同颜色，当文武百官聚集一堂时，放眼望去，就仿佛置身于大染缸。

制定完冠阶，接下来就得制定礼法了，每个等级的官员见到上级该行什么礼，碰到下属行礼该怎么答复，孝德天皇都制订了相应的规矩。之前说的每个阶级穿戴的颜色不同，这也是改革后礼法的一部分，此外大王还规定老百姓不许穿红戴绿只许一身素白见人，这叫白丁，也是从大洋彼岸给引进过来的。

再然后是改革军制，首都设五卫府，地方设军团，老百姓要服兵役，叫做防人。

还有就是，继续向大唐派出遣唐使学习吸收那边的先进技术和华美文化，虽然这几乎已然是惯例了，但既然大王都说了，那就姑且算它一条吧。

以上，就是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两次改革之一的大化改新的基本内容了。

另一次著名改革想必你已经知晓了，那就是“明治维新”。

总体而言，这次几乎完全照搬了隔壁唐朝的改新确实在客观上巩固了当时日本的中央政权，并且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但实际上对于根本的东西并没有起到多大的改变作用。这里的根本指的是国力，倭国仍是倭国，并未脱胎换骨。

大化改新并没有给日本带来什么奇迹般的发展，相反，在改新之后的那几年里，列岛上下一直处于混乱中。

这主要是由于改新的很多内容并不为广大贵族所接受。

毕竟原先贵族们都是大地主，家有良田千顷不说，还坐拥苦力无数，结果一道诏书全部化为乌有，都归了朝廷，归了大王。

别扯什么家国天下，这种事情搁在谁身上都不好受。

不过改新四条毕竟是国策中的核心部分，即便不服也没人敢跨雷池去明目张胆地表示反对，只能在别的内容上做做文章，比如冠位十三阶之类。

出头鸟是苏我石川麻吕。

这人估计被分了不少浮财，所以怨念挺大的，整天背地里念叨着“一夜回到解放前”之类的反动言论，而且还不肯换新衣，身为右大臣却仍是经常穿戴着圣德太子时代的衣冠，虽说没有豪放到上朝时还敢标新立异鹤立鸡群，但久而久之他的一些言论还是传到了孝德天皇的耳朵里，大王当然是相当的不高兴了。

也正在这个时候，石川麻吕的弟弟苏我日向跑来检举揭发，说自己的弟弟想造反，要复辟。

这简直是正中下怀，孝德天皇本人还没开口，太子爷中大兄就先发话了，表示既然石川麻吕想要造反，那就先下手为强，把他给灭了吧。

接着，中臣镰足也紧跟一步表示早就看出苏我石川麻吕有反意，该杀，绝对该杀。

如此一来，原先也只是不太高兴并不打算动真格的孝德天皇反倒是不好说话了，只能由着中大兄王子和中臣镰足点起兵马浩浩荡荡地向苏我石川麻吕家杀过去。

寡不敌众的石川麻吕且战且走，一直退到了飞鸟境内的山田寺，实在是逃不掉了，于是只能自杀。

死之前留下一句话：“尽管蒙受如此冤屈，但我做鬼也依然是大王的忠臣。”

一般而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苏我石川麻吕真的只是个爱抱怨的小老头，至于他对孝德天皇的忠诚，完全没有去质疑的必要。

说白了中大兄王子跟中臣镰足除掉石川麻吕是假，真正矛头指向的是孝德天皇。

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为什么要针对他？这个我们稍后再讲。

顺便一说，孝德天皇有个王妃叫苏我乳娘，她正是苏我石川麻吕的女儿。

大化六年（公元650年）二月，穴门国（后改名长门国，今山口县）国司意外得到了一只浑身雪白没有一丝杂色的雉鸟。一般来讲在古代的东方，全白的动物几乎都是被当作神兽来看待的，所以国司不敢私藏，转手就贡献给了朝廷，为此，孝德天皇龙颜大悦，不仅重赏了那名国司，还将该年年号改为白雉。

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二个年号。

正所谓新年要有新气象，兴许是觉得光改号还新得不够多，于是在白雉二年（公元651年），孝德天皇又下了一道圣旨，说是要迁都，打算把首都从飞鸟迁到难波（大阪）。

当时没有人说什么，于是当年十二月，大王按照正常的搬家程序把东西都打包好，然后带着后妃奴仆们欢天喜地地从飞鸟出发，住进了难波的宫殿里头，第二年（公元652年）再发圣旨，表示此地很好，并让群臣们也迅速跟着一块儿来，以便尽早展开工作。

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大家都表示待在飞鸟挺好，不想去难波。

还有胆大的干脆上奏指责大王明明有飞鸟的板盖宫却一定要去难波盖难波宫，实乃浪费民脂民膏，一点也没有改新的派头。

最后是中大兄王子和中臣镰足，哥俩联名上奏，请大王迁回飞鸟。

孝德天皇瞬间明白，该来的终于来了，这矛头总算是对准了自己，于是并不甘示弱，打算以君威压群臣，一口气接二连三地又发了数道圣旨，但依然没有效果，并且反对声一片。

要说日本人也真够胆大的，几百年后的岳武穆能有这一半的魄力就不用上风波亭走一遭了。这孝德天皇的圣旨连发五六道，愣是没有一个人肯上难波，当年舒明天皇换王宫那会儿好歹还有几个小臣跟着，这回别说小臣了，连小仆都没有。

于是大王被气病了，而且还是一病不起的那种。

为什么没人跟他一块儿去难波？

中大兄王子和中臣镰足兴风作浪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更因为大家都恨孝德天皇。

为什么恨？

因为这些王公大臣们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土地和子民，都因为大化革新而化作了泡影。

所以就不用奇怪当年冰雪聪慧、胆识兼备，连大唐帝国的使者都不在他眼里的轻王子，为什么当了天皇就变得那么弱了。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改革都要付出代价，轻王子仍是那个文武双全的轻王子，但他即便再厉害，也无法以一人之力抗衡那些因大化改新而失去了原本利益，并因此怀恨在心的旧贵族，外加存坏心捣乱的中大兄王子和中臣镰足。

白雉五年（公元654年），被后世誉为尊佛好儒、用人无分贵贱的一代明君孝德天皇在郁闷和寂寞中离开了人世，享年五十八岁。

王位的接替者出乎所有人意料居然是宝皇女。

这是日本历史上头一回已经退位了的大王梅开二度再登宝座。

不是中大兄王子乐善好施放着王位不肯要，实在是没办法。

孝德天皇被孤立至死，最大的原因不是他迁都也不是他干了别的什么，而是他乃大化改新的领导者，至少是名义上的领导者——四条诏书是他颁布的，薄葬令是他签发的，一切遭人恨的事情不管到底是谁琢磨出来的，底下总刻着一个通红通红的王印，这理所当然要遭人恨了。

改革就像小二子讨老婆，剥夺旧贵利益就如同上吊，你让人刚娶了媳妇就上吊，是个人都要诅咒你。

所以摆在国家实际统治者中大兄王子和中臣镰足跟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是宣布大化改新到此结束，把土地百姓都发还给豪族们，让诸君继续祖先的好日子，这样至少不遭人恨；要么就是硬着头皮扛下来，继续孝德天皇未竟的事业，在仇恨与唾弃中把倭国发展起来。

这两条路堪称凶险异常，要么亡国，要么亡命。

其实中臣镰足和中大兄王子心里很明白，大化革新再得罪人，但毕竟能强国，故而跟孝德天皇斗归斗，可他颁布的那几条圣旨跟政令却都被认定为是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因为一旦把这些给废除了，那么这个国家的前途不堪设想。镰足也好王子也罢，即便再不是东西，也不会拿国运来开玩笑。

让他们亡命也不实际，毕竟这哥俩从来就不是大义凛然的货色。

于是只能走第三条了：再找一个人来当大王，说穿了就是顶缸——背黑锅你来，送死也最好你去。

当然了，为了国家的前途命运着想，这个背黑锅的最好要把那口锅牢牢地扣住，别像孝德天皇那样风雨飘摇了几年就撒手人寰了，然后最好也能把手底下那群乱折腾的贵族们给镇住，在顶住巨大压力骂名的同时，把大化改新继续推行下去，让倭国稳步发展。

这个活中大兄王子肯定干不了，中臣镰足也不行，放眼当时列岛，唯一有这个威望有这个能力的，只有退位数年的宝皇女。

公元655年，时年已经六十有二的老太太重登王位，史称齐明。

齐明天皇上位之后，开始稳步地继续推行改革，顺便再安抚贵族们的人心，具体的做法是从老百姓那里多征一些民脂民膏上来打赏诸权贵——你丢了土地，我给你折现。

诸如此类的手段老太太在重出江湖之后用了很多，为此齐明一朝也一直被后人指摘过于铺张浪费以及消耗民力物力。

这就叫“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此外，中大兄王子跟中臣镰足这一回也相当地配合，毕竟女王是王子的亲妈，再这么往死里整实在说不过去。

于是国内的形势便开始逐渐平稳了，只是没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朝鲜半岛出了大事。

百济被灭了。

此事的因果还要从多年前讲起。且说半岛上有三国：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三个国家之间明争暗斗了很多年却一直未分胜负，在这种情况下，公元648年的时候，新罗和唐朝结成了同盟，打算借助大哥的力量一统朝鲜半岛。

对此，高句丽表示无所谓。从隋炀帝到唐太宗，天朝上国对其用兵不下五六次，但从未成功过，所以他压根儿就不怕。

不过不怕归不怕，但他们还是跟百济结了盟，以防万一。

另一方面，很多年来一直都相当弱势的百济当然就不能那么洒脱了，在跟高句丽拉关系的同时，他们还做了另一手准备，那就是和倭国结盟——大化改新后不久，时任百济国军义慈王就主动要求和倭国结盟，还把他的儿子扶余丰璋送到了飞鸟，实际上就是同盟国之间的人质，而倭国朝廷对扶余丰璋也非常照顾，他的一切吃喝享用都和倭国王子一个级别，大化六年（公元650年）发现白雉的时候，孝德天皇还特地请他来一起观摩神兽，甚至后来还给他找了一个倭国的老婆，可以说是极尽优待。

而另一方面，在知道百济频频向倭国明着暗着送秋波后，新罗那边也迅速展开了行动，大化五年（公元649年），新罗使者金多遂出访飞鸟，明面上是开展两国友好工作，实际上是告诉倭国朝廷，如果将来朝鲜半岛上发生什么战争了，你们最好别多管。

两边都想拉拢飞鸟朝廷，于是倭国在又一次成为香饽饽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抉择：是选唐朝和新罗，还是选百济？

正常人一般肯定选前者，毕竟前者很强，但在当时的倭国朝中，新罗派和百济派之间的人数却相差不多，尤其是最高层，几乎是势均力敌五五对分，孝德天皇赞成和新罗结盟，但中大兄王子却坚定地站在了百济一边。

之所以要迎难而上帮百济，是因为百济对于倭国，并非是普通的同盟那么简单，说得露骨一点，其实那地方是倭国的小弟，是附庸，所以才会在结盟的时候把王子送来当人质。而对于倭国来讲，百济是他们在朝鲜半岛的一个落脚点，只要这个落脚点在，那么今后就能继续在半岛，甚至是在中华大陆扩张自己的势力，所以现在显然不是当墙头草随风倒的时候，而应该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站出来争上一争。

更何况，大唐虽然和新罗结盟，可百济却也跟高句丽有一腿，中华帝国会不会为了新罗而出兵百济还是个未知数呢。

但显然孝德天皇并不赞同这种观点，他坚定地认为，新罗和唐朝结盟就是为了打百济，如果倭国帮百济一起打新罗，那么背后的大唐必定会出战，倭唐一旦开战，胜负根本不用说，这种明知道结果的战争，还有必要参与吗？

于是双方就杠上了。

这便是中大兄王子和孝德天皇之间如此水火不相容的最大原因。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个时代，倭国和大唐之间关系的变化完全有可能导致前者国运的变化，同时也可以引起最高决策层之间的斗争与对立。

白雉二年（公元651年），左大臣巨势德陀子上奏孝德天皇，说是干脆出其不意搞个偷袭，毫无征兆地直接攻打新罗，然后再结交高句丽，这样就算唐朝反应过来想要来救，也来不及了。

虽然这个听起来相当不靠谱的作战建议就连中大兄王子都断然否决，但在之后的两年里（公元653～654年），倭国朝廷还是连续派出两批遣唐使跑去长安打探风声。

这些使者归国之后，口径相当一致地表示：新罗准备攻打百济那肯定就是这几年的事了，而唐朝，也极有可能一同出兵。

虽然这间接证明了孝德天皇的观点是对的，但很可惜此时他已经不在人世了，接任的齐明天皇和中大兄王子自然是母子同心，更重要的是这位能说唐话会写汉字的老太太心里宛如明镜一般，她知道倭国如果还想要朝鲜半岛的那一块利益，那么和唐朝之间直接的硬碰硬是绝对无法避免的。

当双方所相争的利益超过了一定程度时，即便是兄弟，也会翻脸。

其实朝鲜半岛出身的苏我入鹿当年早就料到了会有这一天，所以才会在一大堆亲唐派大臣中间不断地疾呼倭唐必有一战。

齐明五年（公元659年），唐朝方面突然下令倭国来的遣唐使从即日起一律不许回国，另行等候通知，如有违反，以重罪论处。

女王明白，战争就在眼前了。

好在当年苏我入鹿在给他自己造别墅的同时也没忘了干正经事，经过数年奋斗，还真的攒下了足够战争开销的兵粮和武器。此外，为了巩固大后方，使倭国能全力面对可能到来的战争，齐明天皇还命令越国守（今福井县到山形县一带的地方军政长官）阿倍比罗夫水陆并进，征讨虾夷和肃慎。

虾夷就是今天的北海道，至于肃慎，这个地方在中国的古典里，指的是东北松花江流域一带，不过以当时日本的能耐不可能攻到那么远，故而一般认为日本古代所说的肃慎，应该就是北海道的一部分或者是现在的库页岛。

经过两三年的苦战，两地先后于齐明五年（公元659年）和齐明六年（公元660年）被彻底平定。

就在肃慎被摆平的同一年，新罗联合大唐，向百济发起了进攻，仅仅五个月，王城就被攻了下来，国君义慈王投降，百济国宣告灭亡。

百济亡国的主要原因出在国君义慈王本人身上，这人是当时全亚洲出了名的昏君加暴君，关于他的斑斑劣迹简直是罄竹难书。比如有一年国家饥荒，这位仁兄自己照旧花天酒地，不开仓放粮也就罢了，还把前来劝谏要求拯救灾民的大臣们杀了个精光。所以在攻下王城之后，唐军将领特地立碑一块，内容主要是十六个字：外弃直臣，内信妖言，惩杀忠良，咎由自取。

然而，尽管百济国就这么没了，但国民却还在，即便义慈王在位的时候常常视大伙如草芥，可不管怎么样，这亡了国没了根的滋味毕竟不好受，所以一些百济的遗老遗少们纷纷出钱出力，四处招募义军，准备光复祖国。

百济复国军的总司令叫鬼室福信，他是义慈王的从兄弟。

但既然连正规军都被打垮了，这临时拼凑的乡勇游击队当然就更不用提了。虽然一开始的时候，在鬼室福信的带领下，一些尚未被攻下的百济城池纷纷加入他们的队伍然后也打了几次胜仗，但随着唐罗联军对百济残余势力扫荡工作的展开，这伙人很快就支撑不住了，无奈之下只能遣使入倭，请求援助，顺便再要他们把扶余丰璋给送回来，想立他为新的百济王。

使者到达飞鸟之后，倭国朝廷上下马上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应对策略。

把扶余丰璋送回去这个好说，但关键是要不要援助百济，说白了就是要不要为了百济和新罗乃至大唐开战。

虽然此时最大的反战派孝德天皇已不在世了，但飞鸟朝中仍有不少人反对和大唐动武，理由很简单：打不过。

想想也是，当年百济把王子送过来当人质的时候说得好好的，是一旦新罗和唐朝打过来了，让倭国出兵相救，可现如今别说救了，还没反应过来这百济国就被灭了，这种战斗力谁敢惹？

但更多的人却觉得如果就此坐视倭国在朝鲜半岛唯一的势力范围消失，那今后必定将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同时他们也相信，虽然大唐确实很强，但历经大化改新的倭国，也不会弱。

因为不管怎么说，即便没有乌鸦变凤凰那般的脱胎换骨，但通过这场变革而让国力增强了不少也是真的，至少乌鸦差不多快要变成小黑鹰了，所以主战派们自信满满地表示，即便大唐横插一脚，我大倭的那些经过改新的兵勇防人们，也绝不会败下阵来。

两个国家，一个打百济只用了半年不到，另一个打个北海道外加库页岛这种原始部落都花了两三年，这两拨人要是放在一块儿对阵，你说谁会赢？

但齐明天皇仍是下令出兵半岛，为了鼓舞军心，老太太还决定御驾亲征。

是她不明白吗？不是。

就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高句丽也派了使者到倭国，并送来一封信，说如果倭国出兵百济的话，我大高句丽也愿意在适当的时候助一臂之力。

落款人是著名的泉盖苏文，当年被女王用来打比方教育过苏我入鹿的那位。

虽然女王不怎么待见他，可泉盖苏文是狠角色却不假，如果有他相助，那么这一场对大唐的战争，兴许有的打。

抱着这样想法，齐明七年（公元661年），齐明天皇率部西行，当年五月，第一批倭军先遣部队总共一万多人一百七十余艘船在指挥官朴市秦造田来津等人的率领下先行离倭，护送扶余丰璋前往百济。

朴市秦造田来津这个名字可能有点怪，我简单说明一下，此人姓朴市秦造，听起来有点像韩国人，实际上却是中华后裔，乃是渡来人秦氏的子孙。

同月，女王抵达了位于今天福冈县内的朝仓宫，然后一病不起。

这也难怪，本来就已经六十八岁高龄的老太太，在医疗不发达的时代长途跋涉，当然身体要吃不消。

七月二十四日，女王驾崩。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大兄泪满襟。中大兄王子是个孝子，本来这大王的位置怎么着也该轮着他坐了，可他却偏偏不肯上位，表示自己先要守孝七年，等七年过后，再登宝座。

王位继承人行大王之实却不登大王之位，专业名词叫做“称制”，在日本历史上只有两例，一例男一例女，男的是中大兄，史称天智天皇，女的则是后来的持统天皇。

称制归称制，该干的活还是得干。

天智称制元年（公元662年），第二批倭军也出发了，这是主力部队，总共两万七千人，带队的是当年平定虾夷肃慎的名将阿倍比罗夫，带战船七百余艘。

阿倍比罗夫是当时日本列岛最能打的人。

大唐当时最能打的，应该是薛仁贵。不过他没来。

还有第三批部队，总共一万余，不过他们并不用出国作战，只是在今天静冈县清水市一带驻守待命，以防不测。

根据倭国大本营制定的构想，这次作战的计划应该是这样的：先由百济王子扶余丰璋回国称王，然后带领百济遗民在第一军的配合下赶走新罗人，接着唐朝势必会派大军前来，到了那个时候，再由登陆半岛的主力部队第二军与其最终决战，将其击败。

平心而论，这个想法很美好，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居然也意外地顺利，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

当年六月，两万七千人的主力部队登陆半岛，随即在阿倍比罗夫的率领之下向新罗发起进攻，夺取沙鼻歧、奴江二城，使新罗与唐军的联系通道几乎被完全切断。

唐军之所以被打成这样，并非战斗力不高，而是人数不够，之前配合新罗灭完百济后，觉得待着也没啥意思，就撤走了主力，只留少数人协防，不曾想让倭国人钻了空子。

于是只能写奏折回国求援了，但正打得顺手的阿倍比罗夫毫不在意，他和第一批一万人的部队合并一处，做好了和唐罗联军决一死战的准备。

形势喜人，形势逼人。

就在所有倭国人都以为能一直这么春风得意下去的当儿，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百济的内部出了大状况。

王子扶余丰璋虽然被护送回了国，也很顺当地被拥护为百济新一代国君，称丰璋王，可是没过多久，他就跟鬼室福信有了矛盾。

矛盾的主要焦点在于兵权，丰璋王想把复国军统归到自己麾下，因为他觉得自己才是唯一能够拥有这支部队指挥权的人，而鬼室福信自然是不肯，因此，两人就这么对立了起来。

对立的结果是丰璋王说鬼室福信要谋反，鬼室福信骂丰璋王是“腐狗痴奴”，然后丰璋王拍案而起先下手为强，于天智称制二年（公元663年）六月率亲信突袭鬼室福信，将其擒获后斩首，并把头颅挂于闹市示众。

这次行动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百济复国军瞬间士气大跌，因为不管怎么说，这支部队也是鬼室福信一手带出来的，他丰璋王名为百济王，实际上在倭国生活了十好几年，复国军将士除了知道他是义慈王的儿子，王室正统继承人之外，几乎就没有任何交集了，现在这个路人甲把大家的老领导给弄死了，还想统领部队，谁肯听他啊？

鬼室福信之死，使得百济复国军就此变成了废柴一根，几乎再无战斗力。

这挑大梁的任务，终于落在了倭国人的身上。

而对面的唐罗联军自然不会放过如此机会，当年八月，大唐皇帝高宗李治派七千兵马走海路抵达百济，和留守部队会师之后，分两路展开攻击，一路走陆地，一路走海路。

当时百济复国军的大本营在周留城（今韩国忠清南道内），那地方跟前是一条江，叫白村江，绕过周留城后再奔腾至海，入海口则名为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口）。

唐罗联军的水上部队正是打算走白江口逆流而上配合陆军夹击百济人和倭国人。

而在周留城的边上，还有十来座小城，但都在半个月不到的时间里被唐罗联军的陆地部队逐一攻陷，唯独剩下一座任存城，是进攻周留的必经之路，只不过那里地势险要，外加倭国大将阿倍比罗夫亲自带队死守，所以联军一直无法拿下。

也就是说，是否能够顺利拿下周留城乃至此战成败，最终将由双方的水军来决定。

倭国水军统领是朴市秦造田来津，这人不但负责水战，还负责造船，当时倭军所用将近千余艘船只都是他监工督造的。

而唐朝当时的水军将领，叫刘仁轨，时任检校带方州刺史，时年六十二岁。

刘仁轨，河南人士，平民出身。本来家境就不怎么样，又恰逢隋末大乱，所以年轻时日子过得非常清贫，但即便如此，他却依然专心于书本，素有恭谦好学之名。唐高祖时代，因受开国功臣任瑰赏识，在息州（今河南息县）参军，不久，出任陈仓县尉。

本来以为一辈子就这么安安稳稳地过了，结果却摊上了大事。

话说贞观年间，陈仓有个人叫鲁宁，官居折冲都尉。

唐朝实行府兵制，基层组织的军府叫折冲府，折冲府的长官叫折冲都尉，最低也是个五品官，要比陈仓县尉的刘仁轨强很多了。

不过这个鲁宁性格不太好，嚣张跋扈喜欢欺负人，下到老百姓上到地方小官无一不遭受他的魔爪虐待，因为此人官大，也没人敢管，属当地一霸。

只是没想到鲁都尉运气不好，有一天不幸惹了刘仁轨。刘县尉知道这人的来头，所以一开始好汉不吃眼前亏，撸着顺毛说好话，但鲁宁非但不领情反而越发张狂，终于把谦恭的刘仁轨给惹毛了，当即命令衙役把鲁宁关入大牢，命其好生反省。

鲁宁活了半辈子就没碰到过这种事情，非但不反省，还骂不绝口，就这样，刘仁轨彻底地愤怒了，叫人把鲁都尉提出大牢，施以杖刑，就是打屁股。

喜欢欺负别人的人往往是最不经打的那种，一顿棍棒，鲁宁就这么被打死了。

县派出所所长打死了地方军区长官，这放到现在那也得上头条，在当年更是大事，故而当地高官一面拘捕刘仁轨一面将经过上报朝廷，等候回音。

然后这事就传到了唐太宗那里，太宗首先是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为什么一个县尉敢杀折冲都尉？多大仇啊？

百思不得其解之下，便将刘仁轨押至长安当面质问。

面对煌煌九五，刘仁轨毫无惧色，说道：“鲁宁肆虐百姓侮辱朝廷命官，臣实在看不过去，愤而杀之。”

这话在朝堂之上说得相当铿锵有力，以至于唐太宗本人还没说什么，一代直臣魏徵就跳了出来，问太宗道：“皇上知道隋朝是怎么灭亡的吗？”

不等回答，他又补了一句：“隋末时期的官员，大多和鲁宁一路货色。”

李世民是聪明人，知道魏徵的意思，于是不但没有处罚刘仁轨，反而还让他做了栎阳（今陕西境内）县丞。

正所谓一粒沙一世界，一件事能看一个人，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刘仁轨有过人的勇气，不然他绝不敢杀鲁宁；同时却绝非匹夫之勇，做事相当有分寸，否则他也不会先礼后兵好言相劝不成再关入大牢；此外，也相当地有担当，即使被绑上了金銮殿，也绝不会放弃自我的立场。

因为篇幅问题，我们也就不再作更多的介绍了，总之鲁宁事件之后，刘大人算是发了迹，虽然不敢说是青云直上，但也至少算一个萝卜一个坑地稳步升官，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唐朝联合新罗攻取百济，此役中，刘仁轨也奉命出战，担任水军统领。

不过，刘大人主要负责的是后勤粮草，而非攻城略地。

这主要是因为他没作战经验，事实上除了早年当过几天大头兵之外，刘仁轨后来担任的几乎都是文职，并没有怎么带过兵，也基本上没怎么打过仗。

其实这次跟倭国打本来也用不着他冲锋陷阵，只是天有不测风云，当时真正管打仗的左卫中郎将，熊津（今韩国公州）都督王文度突发疾病死了，这才让刘仁轨这个管后勤的从幕后走到台前，负责水路的具体攻略。

八月十七日，四国双方水师聚集白江口，大战一触即发。

唐朝兵力大约七千，战船一百七十艘；倭国兵力一万上下，战船数量则超过了八百。

一方是七千人一百七十艘船，另一方是一万来人八百多艘船，这意味着什么？

没错，这意味着那八百多艘都是小船，属于军舰里的碰碰船。

当刘仁轨第一眼看到满江扑面而来的倭船时，着实吃了一惊，还以为是附近渔民集体跑这儿捞外快来了，再仔细一看，发现真的是倭国的战船，于是非常淡定地下了命令：不动如山。

而倭军那边也很快发现了自己的劣势，故而从一开始他们就打定主意要以数量取胜，领兵大将朴市秦造田来津下令全军冲锋，自己站在船头大喊：“只要我们拼死往前冲，敌军自然就会退了！”

他说得没错，唐军真的退了。

望着汹涌而来的倭军越来越近，刘仁轨命令先头部队往后避退，以诱敌继续深入。

大概也就一个多小时左右，八百余艘倭船大部分都开进了唐军的船阵之中。

刘仁轨下令：放火箭。

很快，倭军船阵里一片火海，士兵们哭爹叫娘，或被火烧死，或跳海淹死。

但朴市秦造田来津却依然保持着高度镇定，大喝一声：“我们也放火箭！”

这又不是什么高精尖的玩意儿，你有，我也有。

于是倭军也弯弓拉弦，万箭齐发，因为人多箭也多，所以场面比大唐的还要壮观。

但很快，一幕让他们绝望的剧情上演了。

弓是一样的弓，箭是一样的箭，只不过船是不一样的船。唐军的战船楼高甲厚，根本点不着。

远程的不行，那就来近战吧。已经被打急了眼的朴市秦造田来津决定孤注一掷，下令全军划足桨力，朝唐军阵中冲去。

他的意思其实也很明确：我一条船撞不翻你，我十条撞你一条总能撞沉吧？

不得不重复一遍：船和船，真的是不一样的。

倭船想跟唐船玩冲撞，这种感觉就跟拿鸡蛋往石头上碰差不多，你拿一百个鸡蛋砸在一块石头上结果只能是一地蛋黄。很快，海面上不再火海一片了，而是漂浮着一水的碎木板。

朴市秦造田来津疯了，造了一辈子的船，带了一辈子的水军，堪称是日本历史上最早期的水战专家的他，被虐成了这样，于是一下子就失去了理智。

在仰天长啸一番后，朴市秦造田来津提起战刀，冲向了已经跳上船来准备将自己生擒活捉的唐军士兵，一口气连杀数十人，但终究还是因寡不敌众而被活活砍死在了船上。

这就是命啊。

经过一天一夜的奋战之后，倭国水军沉船过半，不得已退走岸上，而陆上部队在亲眼目睹了水军惨状之后，也顿时斗志全消，纷纷表示这仗没法打了，于是也从各个据点内撤出，水陆两军会师一处后，立刻马不停蹄地展开了胜利大逃亡。当年的九月十九日，前来参战的数万倭军全数离开朝鲜半岛，带着愿意跟着他们一起走的百济遗民浩浩荡荡狼狈不堪地逃回了倭国。

百济复国运动宣告失败，从此历史上再无百济这个国家的存在了。

而丰璋王则逃去了高句丽，后被唐军所俘，流放江南，不知所终。

两国第一战，以唐朝的大获全胜而告终。此役，唐军破倭船四百余艘，歼灭倭军万余，刘仁轨也因此名声大振，留芳史册。

公元1935年，适值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一代学术大师傅斯年中年得子，取名傅仁轨，为的就是纪念这位在白村江大扬国威出尽了风头的刘仁轨。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大战原本说好要来的高句丽虽然自始至终没出现过，但绝非是这伙人不守信用，他们一直在北面跟大唐对峙，而大唐也确实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力量来防止他们的偷袭。可以很负责任地讲，如果这次没有高句丽的牵制，一旦唐朝全力以赴打过来，那倭国绝对会死得更难看。

不过，尽管是一败涂地，用日本人自己的话来讲叫做“须臾间兵败如山倒”，但在这场战争中，倭国的表现倒也不是一片漆黑，还是有一些能让后人（只是日本人而已）津津乐道并引以为自豪的故事的。

在白村江之战中，倭国那边除了战死的，还有很多被俘的，其中有五个人，分别叫大伴部博麻、土师连富杼、冰连老、筑紫君萨夜麻和弓削连元宝儿，这五个人估计平时关系很铁，一起打仗然后一起被抓，接着又一起被送到了长安。

到长安之后，就没人管他们了，于是五人组就成天四处打探如何回日本，当时长安城里头大家都在谈论大唐和倭国的会战，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坊间还传闻说唐军准备胜勇追穷寇，跨海打到倭国去。

这本是人家茶余饭后的谈资，但那五个人却真的相信了。

信完之后他们就急了，心想当俘虏已经够凄惨的了，这要再当亡国奴那哪还有脸见祖宗啊，横竖得把这个消息送回国内，让祖国人民有所准备不是？

就这样，问题又绕回了起点：如何回国？

其实回国不是问题，关键是路费，五个人身上没一分钱，船家当然不肯帮他们渡海，只要解决了金钱问题，自然也就能回家了。

正当他们各自琢磨着是去搬砖还是摆摊来挣钱的时候，大伴部博麻发话了：“要不你们把我卖了吧，然后用卖得的钱作路费。”

他说的卖不是卖窑子，而是卖去当奴隶，唐朝时的中国流行用各种外国人当奴仆，市场上黑奴都有，学名昆仑奴，倭国奴应该也有人买，尽管可能价不高，但换几张船票应该问题不大。

四个人齐声叫好，当场就把大伴部博麻送去了人肉市场，接着买了船票就回了倭国。

而大伴部博麻在长安一直干了三十多年的苦工，才被后来的遣唐使给搭救回了国。

然后他受到了持统天皇的亲自接见，天皇都被这苦人儿给打动了，不仅赏赐了财宝和土地，还在史书中大书了一笔。

与此同时，大伴部博麻的这种自我牺牲精神也教育了后来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到了江户幕末，甚至还被尊攘派刻成了碑四处宣传。

之所以要说这个跟冷笑话一般的感人小故事，是为了说明两件事：第一，大唐对于战俘真心挺优待的，不砍头不坐牢任你到处溜达，只要有钱就能回家；第二，那就是唐朝并不打算乘胜追击把倭国给攻下来，不然就会跟多年前准备对百济用兵时一样，不让一个日本人回国。

但当时倭国人并不知道这点，战败的消息传来以后，全国立刻陷入一片恐慌，人人自危，都觉得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曾经有史学家把白村江战败评价为日本两千多年历史上最大的两次亡国危机之一。

另一次是昭和二十年（公元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无条件投降，日本列岛面临着被美国占领后瓜分的危险。

或许有点夸张，但倭国国内因此而产生的绝望和恐惧却是真的。

而朝廷那边也乱，应该说更乱，当时甚至有人把当年苏我入鹿的那套倭唐必有一战的论调拿出来老话重提，这显然是针对消灭了苏我宗家的中大兄王子和中臣镰足，目的无非是想趁乱捞一票。

经过数个昼夜的紧急磋商，最终中大兄王子拿出了一套分两步走的方案。

第一步是抽壮丁，当时倭国国内几乎是见人就抓，抓到之后用绳子一套，送往九州北面修城墙堡垒，以期靠此来抵挡攻来的唐军。

第二步仍是抽壮丁，不过这些壮丁不用干活，而是当炮灰，即传说中的防人，还是前往九州北面，驻扎在第一批壮丁修建的各种工事里头，如果唐军来了，他们就冲出去送死。

不过实际上大家也知道，造城也好拉壮丁也罢，这些都是自我安慰，唐军要真的渡海攻过来，谁也挡不住。

但大唐终究是没有打过来。论其原因，首先当然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仁义为本的传统美德，只要没什么深仇大恨不会把你赶尽杀绝，更何况这次倭国怎么说也是为了百济复国，说好听点叫师出有名，说难听点就是误上贼船，尽管两家真刀真枪地干了一场，但并无直接仇恨，故而大唐举国上下对这个东邻小弟也没什么太大恶感，自然也谈不上要乘胜追击；其次，从客观上来看，倭国当时还不具备让唐朝出兵远征的资格，此时唐高宗最大的敌人是高句丽，他之所以要跟新罗一起打百济，主要是为了能对高句丽形成一个夹击之势。

事实确实是这样，白村江之后仅仅三年（公元666年），泉盖苏文刚死，高宗就再度出兵半岛，经过两年苦战，终于将高句丽这个一直悬在帝国东北的不定时炸弹给消灭了。

换言之，中日第一战的本质，实际上是唐朝本来就没想打倭国，也没空打倭国，结果倭国自己凑上来白白挨了一顿揍。

不过这样打一顿也有好处，百济彻底亡国之后，很多百济人都移民日本列岛，其中有很多知识分子以及技术人员，同时还有不少壮劳力，就这样，倭国因祸得福地又有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产业发展。

第十一章
遣唐使物语：当年最重入唐人

白村江惨败之后，使得倭国上下明白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即便乌鸦变成了凤凰，对面的大唐却也是神龙一般的存在。

所以就甭多想了，接着跟人屁股后面学吧。

至于怎么个学法，我相信很多人会脱口而出：遣唐使。

遣唐使，广义上来讲就是唐朝时代日本派去大唐出访的使者，这些使者一般按照职责分成三种人，第一种是正儿八经的外交官，去搞外交促友好的。尤其是在白村江战败后，倭国方面四年内连派三批使者过去，为的就是示好，请求大唐不要出兵列岛。

四年三批，以当时的航海技术来讲，这个频率高得惊人。

第二种就是我们常说的留学生，说起来这三个字还是人家日本人发明的，他们派过来之后往往会留在长安学习中华文化和先进科技，然后或学成回家报效祖国，或留在大唐继续发展，或没有学成但仍回家吃香喝辣。

第三种是干什么的在此暂且不说，放到后面再讲，这里先来说一些关于遣唐使的基本情况。

首先来说航路。

当年遣唐使从倭国出发到长安，一般有三条航路可走，分别是北路、南路以及南岛路。

北路，从难波出发，一路坐船至九州岛北边的海面，再经对马海峡，沿着朝鲜半岛西海岸一路北上，最后在山东半岛的登州登陆，然后走着去长安。

应该讲这是一条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航线，邪马台卑弥呼那会儿就是这么走的，只不过白村江之战后，朝鲜半岛南部被新罗给占了，倭新两国正对立着，也就不太方便从人家门口过了，于是只能另辟捷径，这就有了南路。

南路的前半段和北路一样，难波坐船到九州北面，然后不往北了，而是一直向西，横渡大海之后在苏州或是宁波靠岸，再走陆路去长安。

当然，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漂洋过海是具有很大风险的，而且当时日本用的船是平底船，经不起风浪，很容易出事。一般来讲遣唐使能够全须全尾平平安安地从难波抵达苏州、宁波，或是登州的概率在百分之八十以下，除了一阵风浪过后集体沉到底之外，更多的时候则是会被狂风刮得偏离既定的航路，比方从九州北部被吹到了九州南部。

然后就有了南岛路。

和之前的北路、南路不同，南岛路并非固定航线，甚至尚无法确定其是否存在，只是从当年记载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可以知道，每当海面上刮起大风把遣唐船刮到九州南部时，开船的便会顺坡下驴地一直南下，沿鹿儿岛、冲绳群岛朝西北进发，最后在苏州或是宁波登陆。

对了，虽然一直念叨苏州、宁波、登州这三个地方，但实际上在那个还没罗盘的时代，遣唐使们的登陆地点基本是不可能百分百确定的，往往是靠哪算哪，上了岸之后再联系当地县府州郡，递上通关牒文，然后再在他们的安排下前往长安。总之这是一段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旅程。

说完了航路，再来简单说说遣唐使的日常。

在抵达长安之后，第一类遣唐人员，也就是正儿八经的外交官们，在安顿好一切后要做的第一件正经事是去皇宫报道，告诉皇帝，我们来了，然后奉上信物，比如国书什么的，这个行为专业名词叫做“礼见”，通常的地点在大明宫宣政殿，而皇帝一般也是不会出面的，都是交给大唐负责外交的官员来接待；走完这个程序大概数日之后，皇帝便会下诏，说是想亲眼见见这批从日本来的客人，于是大家赶紧沐浴更衣熏香一番之后进皇宫，拜见天子龙颜，这个叫做“对见”。

对见一般安排在内朝，也就是皇上处理政务和休息的地方，皇帝通常会问问遣唐使们日本国内的一些情况，比如收成好不好啊，人民幸福不幸福啊，同时也会做一些实质性的指示，像赏赐一点东西，或是让人给留学生们送点礼物等等。

通常来说遣唐使中的外交人员在历经礼见和对见两关之后，任务便算完成了，可以先回住的地方歇着去了。

遣唐使的住所叫做外宅，外宅所在的周边一块，是禁止唐朝居民进来的，同时也不让外交人员出去，这主要是为了双方的安全考虑。首先是为了大唐的安全，怎么说你也是一外国人，让你到处走来走去随便看，那岂不是连国家隐私都没了？其次则是为了遣唐使本身的安全着想，毕竟你初来乍到对长安又不特别熟汉语也没到炉火纯青的程度，这要让你到处乱跑万一走丢了怎么办？再被坏人抓去当外国奴卖黑砖窑里头算谁的？

不过虽然上述确实是当时规定的律法，但实际操作起来往往会有例外，毕竟那个年代的各种警备技术还落后得很，而且中国人本身的性格就是来者是客，既然是客当然不会真把你当贼防着，所以遣唐使们还是有不少机会可以零距离接触长安百姓，切身体验大唐社会的，比如可以去集市逛逛，买一些好玩的好看的珍奇异宝回国。

外交任务完成之后，就该回国了。这是一件让遣唐使们非常不情愿的事情，从历史记载上来看，除了安史之乱以及晚唐等动荡时期，大多数遣唐使都希望自己能够长期住在长安，如果一定要给一个期限的话，那最好是一万年。

不过这显然不可能，就算唐朝答应了，倭国也不会答应，于是万般无奈之下，大家只能收拾好行李，登上回国的船，临走之前，还要再见一次唐朝皇帝，请求准许放行，这叫“辞见”；而唐朝皇帝除了准行之外，往往还要好言告别几句，再给上国书一封，以增进两国友好，有时候还会指派一名唐朝的官员跟着一块儿去倭国回访，这叫“送使”。

而能够长期以遣唐使身份留在长安并且也不用住外宅的，只有一种人，那便是第二类遣唐使：留学生。

比起外交官，留学生要比较自由，但作为代价，他们的生活将非常艰苦。

在唐朝，留学生一般学习的场所是传说中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国子监里一般又分为六个学院，分别是四门学、太学、国子学、律学、书学和算学。

前三个学院是读正儿八经的圣贤书的，后面三个是培养律法、书法和数学这三门专业人才的。

在圣贤书学院里，一般学生要参加旬考、月考、季考、年度考以及最后的毕业考，毕业考若能通过，则可以选择考科举或是升级，即四门学生升级成太学生，太学生升级成国子学生，但每一学平均下来最多读三年，三个学院最多读九年，九年读完你要么选择考科举要么就去抱孩子，不可能一辈子赖在那里头的。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国子监的圣贤书学院一般招的都是官僚子弟，等级最低的四门学生也必须是七品以上家庭出身，而且在正式科举考中，主考官也会有意偏取国子监的学生，所以唐朝前期的进士多是圣贤书学院里头出来的。

作为对外国人的优待，无论是哪里来的留学生，只要进了国子监，都可以直接从第二级的太学开始念起。

当然，之前得通过鸿胪寺、礼部以及国子监本身这几个部门的考试，考试内容是汉学基础和口语对答，虽然在中原读书人眼里这都是小儿科，但对于外国人而言，那就很难了。

曾经新罗有过一批两百多人的留学生团体来报考太学，最后录取了十个都不到。

日本虽然还没有如此巨大的落榜率，但说实话也够呛。

不过，平心而论，其实还是落榜更好一些。

那些也不知道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地通过考试，入了太学的日本留学生们，在开学的第一天就发现自己身处的并不是什么最高学府，而是地狱。

大唐的太学生所习经典分为大中小三种，留学生亦是如此。大经《礼记》和《左传》；中经《诗经》《周礼》和《仪礼》；小经《易经》《尚书》《公羊传》以及《谷梁传》。

还有必修的科目两部：《孝经》和《论语》。

除了必修之外，大中小三经可以选修，或二经（一大一小或两中），或三经（大中小各一），或五经（《诗经》《周易》《尚书》及全部的大经）。

你不要以为就这几部书挺简单的，当时国子监里的唐朝学生也是读的这些，科举考的还是这些，要知道那些个从日本、新罗、越南、爪哇来的留学生，在汉语基础几乎为零的条件下，却要和五岁启蒙七岁读圣贤的官宦子弟同堂学同一种教材，其难度可想而知。

而且每部经典都有修学期限，超过时间没念完的，就请你回国。

听起来是不是很残酷？

所以很多日本孩子们只能咬紧牙关，头悬梁锥刺股地三九三伏闻鸡起舞，支撑他们的，其实并非是学成之后出人头地之类的想法，而是一种一定要用在大唐所学到的知识把日本打造得不输给大唐的信念。

虽然，他们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也会偷偷地朝着日本列岛的方向望两眼，然后暗自羡慕一下那些已经先行回国的同期生们。

这是因为那些在最开始考试就落榜的以及受不了念书之苦中途而废的同学们，在回到了倭国之后仍然可以以大唐海归精英自居，照样凭镀着一身金币坐享荣华富贵，混他个风生水起。

究其原因，可以用江户时代儒学家广濑淡窗的一句诗来回答：礼乐传来启我民，当年最重入唐人。

最后，再来讲一讲遣唐使的人员配置。

遣唐使基本实行的是四船一团制度，就是四艘船组成一个船队，组成一个使节团。通常每条船上装一百人，最大的叫大使，比大使低一个档次的叫副使，这两个职务掌管全团事宜，而且天皇或是大王在临行前会赐予大使宝刀一把，叫做“节刀”，也就是尚方宝剑，谁敢在船上撒野直接剁了丢下海去喂鱼。

此外，如果天皇或大王本身有非常要紧的事情想跟唐朝皇帝沟通，又觉得大使看起来不靠谱的时候，往往会在使节团里再安插一名钦差，叫“押使”，就是天皇代言人，属于老太爷级别的，地位比大使还高，系全团最大。

押使、大使和副使，都是外交人员，而且一般也都能在长安见到皇帝，同时根据古代的一贯传统，皇上也会给他们封官，往往押使和大使能得个三品，副使则略低一些。

话再说回船上，副使之下，还有判官、录事、知乘船事（船长）、译语生、主神、阴阳师、医师等等，当然还有留学生。

除留学生外，其余的都是甘草角色，默默地各尽其能，只为确保全团人员平安到达长安。

遣唐船上的苦力们大多是农民出身，作为回报，除了发放相应的报酬之外，还一律免去他们全家的三年课税。

遣唐使那些事说到这里就算告一段落了，我们接着来看倭国国内。

天智称制七年（公元668年），七年守孝期满，天智天皇正式登上王位，成为了倭国的大王。

即位之前，他就下令迁都近江（滋贺县）的大津，然后发布了日本史上第一部古代法典《近江令》，从此，倭国正式成为了一个律令制国家，用现在话来讲就是变成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

不过非常可惜的是，《近江令》已经失传了，所以没有人知道里面具体写了些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一部参考了中国隋唐两朝律法之后所炮制出来的法令。

但不管怎么样，这都是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

天智八年（公元669年）十一月，中臣镰足病倒了。

当月十三日，天智天皇亲自探访了已经没有可能再从病床上爬起来的镰足，在明知道他还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的情况下，仍是鼓励他坚强起来战胜病魔。

中臣镰足摇了摇头，笑着说道：“我这一辈子唯一不行的，就是军略。”

这是一句相当不着四六的遗言，到底有何深意千百年来众说纷纭。

次日，中臣镰足与世长辞，享年五十五岁。

临死前一天，天智天皇赐姓藤原。

不错，这位中臣镰足就是后来称霸日本朝廷一千多年的藤原家族的祖先。

藤原镰足走后没几年，天智天皇也不行了，天智十年十二月三日（公元672年1月7日）驾崩，享年四十六岁。

正所谓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天智天皇的王位是怎么来的大家伙都知道，就在他尸骨未寒的时候，报应就来了。

天智驾崩后，大友王子登位，史称弘文天皇。

结果大友王子坐上宝座才几个星期，屁股都没焐热，他叔叔大海人就发难了。

就在天智天皇走的当月，大海人王子就联合各地豪族官员高举反旗，并亲率兵马杀向近江，大友王子虽然也曾写信给九州以及关东的豪族们，但大家要么是找各种借口不肯来，要么是想来却被大海人的同盟军们挡着过不去，总之是孤立无援。

所以大友王子理所当然地屡战屡败，当年七月二十三日，实在是败无可败退无可退了，只好举刀自裁，年仅二十四岁。

因为这一年是壬申年，故而史称“壬申之乱”。

之后，大海人王子登基大位，称天武天皇，然后迁都飞鸟，近江朝廷就这么被灭了。

大海人王子造反的理由除了私欲膨胀想当皇上之类冠冕堂皇的说法之外，最主要的是因为白村江之战的惨败。

前面说了，白村江战后天智天皇又拉壮丁又修城墙，以防大唐入侵，这些行为都是要花钱的，而且得花大量的钱，这钱中央当然不会拿出来，都摊派给了地方，于是地方的长官以及豪族们当然心怀不爽，所以当大海人王子揭竿而起的时候，大家伙一呼百应地墙倒众人推，就是这个道理。

大海人王子，也就是天武天皇即位后，自比汉高祖刘邦，一腔的雄心壮志。

他上台后干的第一件事是废大臣。不是具体废哪个臣子，而是把原先辅佐大王的高官全部罢免，自己一个人独揽了政务，兵务和法务三权，实在是忙不过来得找人帮衬了，也都找的是皇族。

当时倭国的冠阶已经升到了二十六阶，天武天皇规定，最上面的五阶，只许由皇族担任。

请你务必记住这个时代，因为这是日本古代天皇专制政治的顶点，最主要的是它还是昙花一现的顶点，以后就再也看不到了。

外交方面，此时的倭国已经熬过了白村江惨败后最难过的日子，而且又恰逢唐朝和新罗为了朝鲜半岛的统治权而翻了脸，翻脸的同时双方又一起想到了要来拉拢一下倭国。就这样，飞鸟在同一个春天里迎来了两批使者，各自都带着满满的友爱。

天武天皇以非常低的姿态亲自接见了新罗使者，并且还派了使者回访，以增进两国往来。

对于唐朝使者，他当然也很客气，只不过客气完后，就没了下文。

天武天皇并未派出回访的遣唐使，不仅当时没派，在他整个执政生涯里，都没有向长安派出过一批遣唐使。

这是试探。

虽然天武天皇意欲和新罗交好，但该捞好处的时候也不能手软。

天武一朝曾经大肆从朝鲜半岛挖墙脚，也就是拉人过来移民，并且给予相当优厚的待遇，天武元年（公元672年），天武天皇就承诺，但凡从半岛来的移民，免除课税十年。

这个政令确实被很好地贯彻执行了，而且在十年期到后，天武天皇又表示，从朝鲜半岛来的移民中，小孩子的课税一律不收。

天武十年（公元681年），天武天皇召集全国专家，说是要开始修撰律令。

律，即刑法；令，是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的合体。律令，说白了就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修根本大法是要花很长时间的，天武十五年（公元686年），天武天皇病重去世的那会儿，都还没修出来。

天武天皇临死前，把江山社稷托付给了他老婆鸬野赞良皇女，就是后来的持统天皇。

当年10月1日，天武驾崩，持统称制，改年号朱鸟。

这是日本历史上所有女帝里头最为持家的一个。

其实她一开始完全没有要登大位的意思，所以尽管改了年号理了政务，却一直不曾真正地登基，而是采取了称制法，这是因为在女王的心中，王位只属于一个人，那便是她和天武天皇的儿子——草壁王子。

只不过当时的草壁王子并不适合当大王，主要是因为犯了众怒。

这人从小体弱多病，而且文才武略也不咋样，其实这都没什么，古今中外历史上比他更傻的人当国君的例子随便能举出一大把，只是关键在于，他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叫大津王子。

说起这个大津王子，那真是人见人爱，用史书上的话来讲，就是“状貌魁梧，器宇轩昂，自幼专攻文武两道，博览群书，力大擅剑，性格放荡不羁，不拘法度礼贤下士，敬慕者无数”。

跟大津一比，草壁真的就是一根草。

故而当时朝中的主流意见是，希望持统天皇立大津王子做太子，也就是下一任大王。

持统天皇当然不干，因为大津不是她亲生的。

只不过那会儿形势逼人，王室宗族们绝大多数都认为如果让大津王子担任将更有利于倭国的前途发展。

鉴于这种情况，无论是持统天皇，还是草壁王子都认为应该来一手绝的。

当年10月2日，大津王子的好朋友，天智天皇的次子川岛王子向持统天皇告发说大津王子密谋造反，此言一出，女王便以最快的速度派人将大津王子逮捕，第二天就命他自尽，其间没有经过任何审问和盘查。

本来是想搞定了大津王子便直接传位给草壁王子，可事情显然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简单。

对于这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的诬陷，王公们表现出了离奇的愤怒，更有甚者还找到了天武天皇的另一个儿子舍人亲王，说愿意立他为大王，取代他的哥哥。

这真的是被惹毛得失去理智了，要知道舍人亲王那年才十岁出头，不过孩子倒也机灵，谁来找他商量此事都找借口离开，不是要尿尿就是要吃零食，时间一长也只能作罢。

在这种形势下，持统天皇明白这大王的位子已然成了一个雷包，如果在此时把王位让给儿子，那就等于是让他成了众矢之的，前思后想之下，她决定继续称制，以大王的名义统领倭国天下。

说实话敢这么干的只有亲妈。

所以有时候看看天智天皇、齐明天皇跟草壁王子、持统天皇这两对母子，真的是感触良多。

两个儿子都是干了遭人恨的事情，需要找个给自己挡刀枪的盾牌，而最后站出来的，都是自己的亲妈。

貌似在人类漫漫历史长河中，每当大难临头，往往只有母亲会义无反顾地站在儿子的身前做他的挡箭牌，而当儿子的，一旦出了事第一个想到的总是往妈身后躲。

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

到了最后关头，还依然愿意不吝肮脏不计后果守护你的，只有你的母亲。

可惜的是人算不如天算，持统称制三年（公元689年），多病的草壁王子还是没能斗过病魔，与世长辞了，年仅二十七岁。

持统天皇当然心如刀割，但她却并没有心灰意冷。同年，女王正式登基成为倭王，结束了称制时期，随后，立轻王子为太子。

此轻王子不是彼轻王子，而是草壁王子的儿子。

因为这时候他才不过六岁，所以国家大事自然还是女王一把抓。

持统十年（公元697年），女王将王位传于十四岁的轻王子，也就是后来的文武天皇，而自己则成为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太上天皇。

四年后，对马岛发现狗头金一块，岛民不敢私藏，进献朝廷，文武天皇大喜，将当年改号为大宝。

注意一下，大宝之前，日本虽然已经创立了年号，但总共只有三个：大化、白雉和朱鸟，就是属于那种大王想到了给设一个没想到就不管它，而自大宝后，年号不再间断，一个没了另一个接着跟上，所以这等于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还有一个里程碑也在这一年被树了起来：当年八月，天武天皇到死都没修完的那部律令，终于完稿了，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宝律令》。

不过说实在的，这本堪称日本史上最早律令的《大宝律令》，其实基本是抄袭了大唐的《永徽律令》，有的地方甚至连标点都没改，还原度相当之高。

当然还是有两个划时代的突破之处。

第一个是建立了新的官制，中央分二官八省一台，地方则分国郡里三级。

所谓二官八省一台，指的是神袛官、太政官，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宫内八省以及弹正台。

神袛官就是一群拜神的，太政官则是一群帮助天皇处理政务的最高决策层，而弹正台相当于纪委，用于监督调查弹劾官员的违规行为。

虽然是效仿了隋唐三公六部制，但却被用了整整一千多年，直到明治维新之后才废除。

第二个就是用法典的形式确定了天皇这个称号。

长久以来，日本的国君都叫大王，诸多天皇的名号都是后世追封的，所以本书在之前也严格遵照历史，一律叫大王、王子和王女，但现在这个叫法要改了，因为在《大宝律令》中有明确的规定，日本的国君称天皇，或是天子。

不过由于现存的《大宝律令》残卷中并没有找到这条记载，故而很多人都认为，日本国君称天皇的规定是从完成于天平宝字元年（公元757年）的《养老律令》里开始的。

应该讲这是一个误会，尽管从现存的日本古典文献来看，那部《养老律令》确实是最早规定了天皇的称号，但这并不代表因为没有从《大宝律令》中找到这条就认为它没有规定。作为一部拥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法典，现存至今的《大宝律令》是残缺不全的，而将大王改称天皇的文字内容，应该就在这失传了的部分中。

这绝对不是臆想。首先，天皇称号在天武时代就有了，天武天皇在很多次场合中自称或是让别人称自己为天皇而非大王；其次，在《大宝律令》制定后，《养老令》出台前，日本的一些官方文件文献里，关于国君，称呼都变成了天皇，比如那本《日本书纪》。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很靠谱的结论：天皇二字作为一国之君的法定正式名号而登场，是从《大宝律令》开始的。

大宝二年（公元702年），倭国历史上的第八批遣唐使抵达了中国，这也是自天智八年（公元669年）以来的第一批。

这批遣唐使节团的团长叫粟田真人，不过他的职位既不是大使也不是押使，而是持节使，比押使还要大，由此可见，他们这次是带着重要任务去的。

粟田真人一行抵达长安之后，照例见到了皇帝，然后奉上了两样东西：一样是国书，一样是刚制定完不久的《大宝律令》。

如果那时候要有著作权法的话，估计还得再交一笔使用权税。

这次国书的内容跟以往空对空的友好问候有所不同，是一次照会，文武天皇告诉中华皇帝，我们改国名了，从此往后不再叫倭国了，而叫日本。

日本的意思就是日出之国，这个隋炀帝那会儿就说过了。

而改名的理由，根据日本那边的说法，是觉得倭这个字眼不太雅观，改成日本更帅气些。

后世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说法比较可疑，但到底可疑在何处谁也无法拿出确凿的证据，所以这里就不用去多费心思瞎琢磨了，跟着信就是，反正从这里开始，本书也将用日本来指代我们隔壁的那个邻居了。

国书实际上没什么问题，之前提到过，中国历史上对于周边小国姓什么叫什么一直都很宽容，只要你不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一般你想叫什么我们都肯接受。

所以天朝如日本人所料认同了照会。

问题的关键，在于那部《大宝律令》。

不是版权纠纷，而是律令中明确提到了日本国君称之为天皇。

虽然那份照会至今早已不知去向，但不难推测，十有八九上面的落款用的也是天皇二字，最次也该是日本天子。

也就是说这次日本人来主要是为了告诉中国人两件事：第一，我们改名叫日本了；第二，我们的老大叫天皇。

第一件无所谓，第二件很要命。

隋炀帝那会儿就强调过，中国古代非常容不得周边小国称帝，这往往会被视作背叛。

但日本人在明知道这种习俗的情况下仍是踩了一脚中国的底线。

更出人意料的是，中国居然并没说什么，也认可了，既收下了国书，也夸了夸《大宝律令》修订得不错，甚至还赞扬持节使粟田真人是一个难得的饱读诗书精通经典之才。

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因为那时候没有大唐了。

时为公元702年，此时此刻统御中华君临天下的皇帝名叫武则天，国号大周。

倒不是反对女人当皇帝，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历史上女人主政的时代都挺不错的，但武则天继位之后引发的各种宫廷争斗和周边国家外交混乱却也是事实。国内不去说他，老太太到死都有好几个大臣要逼她退位；国外情况也不容乐观，其他国家不明就里以为自己多年来追随的大唐就这么被女流之辈给篡权夺位了，于是纷纷前来交涉，即便不是明着表示不满，至少也要来问个究竟。

在这种时候，日本人跑过来搞友好，二话不说不仅大大承认女皇继承大唐的合法性，还拿了一本克隆大唐律法的《大宝律令》以示日本一如既往将一直紧跟大唐的步伐，你说女皇又岂会有不高兴之理？

就算不满意隔壁称天皇称天子，那你觉得她会不会在这样的形势下驳人面子把人赶回日本去呢？

更何况从粟田真人被单独列出夸赞一番的情况来看，此人在见武则天的时候肯定没少说自家持统女皇的事情，而且还要大大赞扬一番女皇的各种丰功伟绩，恰逢此时，持统女皇正以太上女皇的身份在那里扶持朝政，虽然彼老太太和此老太太掌权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但至少武则天一听大洋彼岸也有这么一个跟自己经历身份相近的女人在做着同样的事情而且还做得很好，那么一份心理上的亲近感认同感总是会有的。

正所谓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就是这么个道理。

外交战中，日本又一次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取胜的原因跟从前一样，还是情报。

天武天皇那会儿之所以不派遣唐使，那是一种叫板。

他想借此告诉大唐，日本不用看你们的脸色，日本和你们一样也是大国。

所以才会交好新罗，不理会唐朝。

同时也是试探，想看看唐朝会有什么反应，万一反应激烈，也好趁着局势变成无法收拾之前作出妥当的对策。

但是正如他所料想的那样，唐朝那边没什么反应。

因为此时的大唐皇帝唐高宗身患严重的风疾，据说几乎到了全盲的地步，政务全都由皇后武则天一手掌控，一群人且斗着呢，哪有工夫管你日本来不来遣唐使。

之后，李治去世，武后继续逐步蚕食般掌控着李家的基业，先是临朝称制，最后在公元690年自立为皇帝，建立了武周政权。

在这种时候跑去给自己弄一点名义上的好处，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问题是，日本从哪里知道的这一切？

毕竟宫闱斗争连长安的老百姓都不可能在第一时间里知道其每一步动向，远隔千万里的日本又怎么做到了如指掌的？

现在该告诉你第三类遣唐使是干吗的了，或许你应该已经猜到了，他们就是间谍。

虽然这两个字有点难听而且也确实不怎么确切，但日本依靠遣唐使的往来而获取大唐的情报甚至是把唐人挖回倭国移民，这的确是不争的事实。

此外，在没有遣唐使的情况下，日本则以新罗为渠道，自朝鲜半岛照样能够断断续续地知道大唐国内发生了什么。

这是纯粹实事求是说历史，完全没有指摘的意思，况且这也不是什么坏事，了解自己的邻国，想成为和邻国一样的强大国家，这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当我们对日本还一无所知的时候，他们却已经把我们摸了个门清。

如果说隋炀帝国书那会儿，日本还只是偷偷摸摸自娱自乐地关起门来寻求和天朝平等地位的话，那么这一回，则是修成了正果，终于光明正大地和中华帝国平起平坐了。

大宝二年（公元703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一代女帝持统天皇因病医治无效而于飞鸟驾崩，享年五十八岁。

这位忠实执行了丈夫天武天皇生前所制定的所有政策的女皇，在遗体被火化之后又与丈夫天武天皇合葬一处，这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火葬的天皇。

史书上对于她的评价是“深沉大度，知礼勤俭，有母仪之德”。

她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持统天皇驾崩后，轻王子继位，称文武天皇，不过这位天皇跟他父亲一样，身体也不怎么好，年纪轻轻地就离开了人世，所以在庆云四年（公元707年），文武天皇的生母阿閇皇女继承大统，称元明天皇。

元明时代（公元710年），天皇下令迁都至平城京，也就是今天的奈良县奈良市，这意味着日本历史上的奈良时代拉开了帷幕。

顺道一提，平城京内的规划和建筑几乎完全参照了长安城。

元明天皇之后，继位的是草壁王子的另一个女儿冰高皇女，即元正天皇。

元正天皇刚继位的那年（公元715年），因为在日本的某个角落里发现了一只高寿的乌龟，被认为是祥瑞，所以改年号灵龟。

两年后（公元717年），又在美浓国（今岐阜县）发现了养老瀑布，于是年号又被改成了养老。

养老四年（公元720年），从天武天皇时代开始编撰的日本史上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终于成书了。

《日本书纪》的性质之前已经讲过，这是一本政治色彩相当浓厚的史书，里面关于大友王子即位的事情只字不提，连他是太子都没怎么说，而是说，天智天皇在位的时候，曾经承诺要把王位让给弟弟大海人王子，大友王子的那个弘文天皇的称号，还是明治年间明治天皇给他追封的。

该书总共三十卷，全部是汉字写就，从神话时代一直写到持统天皇时期。

一般认为这书的主编是天武天皇的儿子舍人亲王，也就是那个打死不肯当天皇的主儿。

这种书的主编你也知道，多半是挂个名当个监工和第一位读者的，真正的编撰工作，自然是由下面的那些学者们来完成。

接下来讲的，就是学者们的事情。

话说就在十几年前，有日本学者在研究《日本书纪》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这部三十卷的书其实可以按照某种规律分成A、B两大部分，A部包括14～21卷以及24～27卷总共十卷，剩下的当然就是B部分了。

至于那个规律，仔细说来是这样的：虽然整部著作通篇用的都是汉字，但A部的汉字书写以及语法都非常正确，堪称完美；而B部分虽然也是汉字文章，但其中对汉字的误用错用现象比比皆是，和A部相比几乎就能说得上是文理不通。

得出的结论是A部出自中国人之手。

同时，因为14～21和24～27两部完全不连着，故而从常理上判断，负责修书的中国人应该主要有两个，一前一后。

那么这两个中国人是谁呢？

他们分别叫续守言和萨弘恪，一个姓续，一个姓萨。

虽然中国人现在确实有姓续的也有姓萨的，不过续守言和萨弘恪这两个名字应该是归化后改的，他们真正的中国名至今已然不可考。

至于这续萨二人为什么会出现在倭国，那还要从白村江之战那会儿说起。

却说当年百济复国军总司令鬼室福信，在请求倭国出兵援助的时候，事先也考虑过，万一对方害怕大唐威名不敢相帮怎么办，在一番苦思冥想之后，他琢磨出一损招，那就是：抓了一百来个在百济定居的唐朝人，对外宣称是唐军的俘虏（有部分确实是真战俘），然后一路送到了飞鸟。

言下之意很明确，就是唐军其实不厉害，你看，我们游击队都能抓那么多活的。

在这群倒霉蛋里，就有续守言跟萨弘恪。

好在飞鸟朝廷见他们识文断字，是读书人，所以也没太难为他们，还问说要不要来我们这里当官？

两人没有反对，于是便一起出任了“音博士”一职。

音博士就是在宫里教那些王子王孙们正确的唐话发音，定员两人，从七位。那会儿的日本人要能发一口标准流利的唐音，那绝对比今天中国人说一口英式宫廷英语更出风头。

到了养老年，正好赶上国家修史，天皇见两人有大才，觉得光教书有点委屈他们，于是便又请出来一块儿编书。

换而言之，日本史上的第一部正史，其实有三分之一是中国人修的。

虽然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应该一脸不屑地表示这没什么，但作为一个中国人，内心是可以大大地骄傲一下的，这其实是中华文化对整个古代东方文化作出的杰出贡献之一，是属于我们的荣耀。

第十二章
超越盛唐，吉备真备的强国梦

天平六年（公元734年）十一月，四艘从大唐返回日本的遣唐使船在中国的东海遭遇了大风暴。

因为当时造船技术的问题，所以船都不怎么靠谱，曾经有一位不知名的遣唐使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当一个巨浪从右面打来的瞬间，整个船舱里的所有人都滑去了左边。”

这次的风浪比日记里的那次更大，整个船舱里不光人都随着船身颠簸而左右乱滚，就连东西也撒了满地。

有点经验的人都已经看出来了，这船要翻。

于是一下子场面就乱了，各种哭爹声叫娘声跪求祖宗显灵声不绝于耳，还有的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只是号啕不已，觉得自己眼看着就要学成归来光宗耀祖了却碰上这等倒霉事，太不幸了。

在这一片混乱中，有两个人显得格格不入。

一个人紧紧地抱着一个巨大的箱子，虽然一言不发一动不动但却满脸的害怕。

还有一个家伙则跟没事人似的在那里笑看着一切。

两人四目相对，没事人先开口了：“哟，你是留学生？”

抱着箱子的那个仍是不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我是留学僧，叫玄昉，你不用怕，这艘船不会沉的。”

所谓留学僧就是去长安留学的和尚，他们主要学习大唐的佛法佛经，不用去太学专攻孔夫子的圣贤书。

“你怎么知道不会沉？”

“因为我有这个啊！哈哈哈！”那留学僧一边说笑一边从怀里摸出一张脏兮兮的画，然后往那书生跟前一亮，“看到没，这是南海龙王的画像，只要有了它，就会在海上得到庇佑，此船必然不会沉。”

留学生很无语地看着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更紧地抱了抱身前的那个大箱子。

或许真的是南海龙王附身在了那张都快皱成菜皮的画上了，这一次的遣唐使团，四条船里沉了三条，唯一剩下的，就是带画的那和尚跟留学生所在的那条。

不过他们也够呛，被冲到了种子岛，只好下船上陆安顿几天，再坐船北上去福冈，虽然要花费些许日子，但也总强过沉海。

当脚踏上了陆地，那个留学生的脸色明显好转多了，也开始和那个和尚聊了起来。

和尚只是一脸的得意：“怎么样，我说我们的船沉不了吧？正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们在长安留学了十六七年，现在终于能衣锦还乡了。”

“是啊，我在长安整整十七年，连家父病故都不能回家送葬尽孝。”留学生一脸的忧桑。

“人活一世岂能不死，回不去又不是你的错，过去就让他过去吧。”或许是因为死者为大，和尚在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已经完全没有了笑容。

“你倒是挺会开导人啊。”

“废话，贫僧干的就是这个啊。”瞬间和尚又笑了起来，“话说回来，你小子在快翻船的那会儿真有意思，你就那么怕死吗？”

“不是怕死，我是怕我那个箱子沉了，那里面可全是无价之宝啊。”

话说到这里和尚才发现，留学生不知什么时候让仆人把那个大箱子也给拖了出来，这会儿正坐在上面呢。

“我说，这里面有什么宝贝值得你这么费力地把它背来背去？”

“书。”

“书？”

“这里面装的都是大唐儒学、律法、历法等各种经典，如果日本想要有未来，那么就必须要学习大唐，要学习大唐，那么这些书是必不可缺的。我死了不要紧，只要把这些书带回日本就行了。”

“诶……看不出来你还这么有抱负，你叫什么？”

“下道真备。”

“嗯，我记住了，等到了奈良之后有缘再见吧。”

下道真备，备中国下道郡（冈山县内）出身，他们家本是当地很有实力的豪族，但大化改新之后，豪族的土地领民都被没收了，于是真备的父亲下道圀胜只能应朝廷召唤，来到了京城当了个右卫士少尉。

右卫士少尉就是宫廷近卫兵里负责看守皇宫四周的小军官，官阶从七位上，待遇地位跟在老家那是完全不能比的。

家道中落固然不幸，但好在儿子下道真备相当有出息，自幼便有神童之称，年仅十七岁就进了大学深造。

大学就是那会儿日本的最高学府，很显然是仿效了大唐的国子监，由国家挑选全国的精英在里面读书，然后再在精英中挑选出精英送出去留学。

养老元年（公元717年），年仅二十一岁的下道真备被选为留学生，坐船前往长安读书。

到了大唐之后，他的天才神童属性彻底爆发了。

虽然那会儿去长安的日本留学生主要学的是儒家经典，但在读圣贤书的同时，他们中的很多人还要学其他东西，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律法、建筑、工艺，工艺就是金属加工以及陶瓷制作之类。

而下道真备则是奇葩，因为他什么都学，无论是圣贤书律法建筑工艺还是兵法医学天文学，甚至是琴棋书画这种娱乐活动他都没落下，而且还学得相当好，一般中国读书人都不如他。

所以当时的皇帝唐玄宗李隆基数次希望他能留在唐朝做官，但都被婉言谢绝。

一连苦读了十七年，到了天平六年（公元734年）年底，一来是感到该学的都学了是时候回国报效了，二来是正好有一团遣唐使从长安出发准备回日本，于是下道真备便也搭上了顺风船，同船的还有几个跟他同一年去大唐留学的人，比如玄昉。

一行人走了数月，一直到第二年（公元735年）的年初，才回到平城京。

正如前文所说的那样，遣唐使回到日本，基本都能得以富贵，下道真备当然也不例外，作为资深海归精英，他一踏进平城京，就接到了升官的通知，官阶从原来的从八位下一跃升至了正六位下。

虽然八和六之间只差个七，但在当时日本的官阶里，从八位下和正六位下之间，差了整整十级。

不过这也算不了什么新鲜事，毕竟谁都知道那会儿最重入唐人，下道真备真正在平城京内引起轩然大波让大家都知道他名声的契机，还是因为数日之后，他把那个拼死也要保住的大箱子献了上去。

在这个箱子里，有总共1600卷经典，除了常规的儒家书籍和史书之外，还有天文学，音乐和兵法等著作，其中的《唐礼》130卷、《大衍历经》1卷、《大衍历成立》2卷、《乐书要入》12卷等，都堪称是无价之宝。

和各种书一起献上去的，还有弦缠漆角弓、马上饮水漆角弓、露面漆四节角弓各一张，射甲箭二十支，平射箭十支，日时计一个以及乐器若干。

这次献宝行动在京城里引起了轰动，天皇还特地搞了个展览让王公贵族们前来观摩，而在各种围观的过程中，有两个人同时注意到了下道真备，他们都是朝中的重臣，一个叫葛城王，一个叫藤原仲麻吕。

葛城王是敏达天皇的后裔，藤原仲麻吕的曾祖则是藤原镰足，两人都是当时平城京里能呼风唤雨的人物，但同时也是一对冤家。

对于这个带了一箱子宝贝回来的精英下道真备，两人都想把他拉拢到自己的阵营，于是铆足了劲儿跑去套近乎，先是葛城王非常礼贤下士地让人把真备召到了自己的王府嘘寒问暖了一番，而藤原仲麻吕则更加一步到位，亲自跑到下道家，说明天跟我一起去皇宫，天皇要见你，不是以前的那种团拜会，而是皇上单独会见你一个。

当时执政的是圣武天皇，此人好佛，极端好佛。

所以他见到下道真备后的第一句话，是问先生你既然从大唐带了那么多佛经回来，那么自己对佛法又有什么心得呢？

下道真备回答说自己虽然也读过佛经，但更主要的是读律法，读经典，尽管偶尔也想想佛家的哲学，可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让日本变得更强大。

这很明显是在指责天皇，你一国之君不思如何治国天天想着拜佛，干脆去庙里得了。

但信佛之人毕竟是信佛之人，圣武天皇听完后没有任何不快，而是顺水推舟地问道：“那么如何才能让日本变得更强大呢？”

“回禀圣上，想要让日本变得强大，只有学习大唐的一切。”

“从大化改新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学大唐了，如今都过了七八十年了，可日本仍然不能与大唐相比，这又是为什么？”

“臣以为是学得不够。”

“学得不够？此话怎讲？”

“诚然，自多年前开始日本便一直在学大唐，可学的仅仅是律法、佛经等极少数东西罢了。臣以为，所谓学习大唐的一切，就是完全模仿大唐行事，无论是朝堂还是民间，所用所行的一切，都做到和大唐一样，如此一来，日本必定会强盛。”

“要多久？”

“大唐开国至今，已经一百余年了。”

显然圣武天皇对一百年这个概念是无法接受的，连忙转换了话题：“那么下道真备，你自己又有何愿望呢？说出来，朕可以帮你实现。”

“我自己……”下道真备还真没想到过这个问题，所以显得有些手足无措，“我自己……并没有什么想要的啊。”

“没事，你但说无妨。”天皇笑着说道。

“那……那臣就说了……臣有高堂在上，想要一间足够大的宅子奉养老母……”

或许是多少年来没听到过如此朴实的言论了，故而此话一出，在场的大伙都愣住了。

当时在场的，还有藤原仲麻吕的姑姑——圣武天皇之妻光明皇后。这也是为什么藤原仲麻吕能轻易让下道真备进宫面圣。

光明皇后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从藤原家出来的皇后，同时也是史上最初的非皇族出身的皇后。她的出现，代表着之后长达几百年的藤原家称霸后宫的历史被拉开了序幕。

光明皇后的父亲叫藤原不比等，不比等是藤原镰足的次子。皇后在年仅十五岁的时候就嫁给了尚且还在太子时代的圣武天皇。她自幼就是一个超级大美女，而且不仅脸长得好看，心灵也异常善良，被当时的历史记载为一个“聪明、富有善心且一心向佛”的完美女性。

这是真的。

光明皇后在世的时候，自己出钱兴建了日本最初的孤儿院，名为悲田院，而在奈良的法华寺内，至今仍然尚存着一个浴室，据说这是当年皇后因考虑到贫困的穷人洗不起澡而开设的免费浴室，这位尊贵的女性甚至还亲自来到浴室里为那些生病的穷人们擦背。

除此之外，她还开设了日本史上的第一个临终关怀机构——将那些已经无药可救命在旦夕的穷人们收容于此，给予他们生命中最后的关怀和照顾。

总之这是一个平易近人的好人。

所以当下道真备谦逊地表示自己一无所求只想要小木屋一间安顿家乡老母时，光明皇后着实被感动了，正当她想说些什么的时候，突然背后响起了一个声音。

“既然你只要小屋一间的话，要不就带着你家里人住在宫中的马厩里如何？听说你们乡下都是人马同住的。”

说这话的是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的女儿，阿倍内亲王。

这姑娘自幼深得父母宠爱，整日里口无遮拦肆意横行，几乎就是皇城一霸，并且无人敢管。

下道真备也是久闻这位千金小姐的大名，所以并不回话，只是低头不语。

倒是光明皇后开了口了：“下道大人，在唐国对于这样的女子，该如何管教呢？”

“回禀皇后，大唐人对于子女的教束是相当严格的。”

皇后一笑：“无妨。”

“那请借笔墨一用。”

“可以。”

下道真备拿过已经润了墨的毛笔，径直走到阿倍内亲王跟前，拉起她的手，在掌心中写下了一行字。

接着，狠狠地就是一记掌击。

“啪”的一声，把周围人都给吓了一跳。

姑娘低头去看，发现手上写了六个字：

“君子泰而不骄。”

这便是两个人的初会。

在后世的无数影视文学作品中，下道真备被描绘成了阿倍内亲王的初恋甚至是唯一的挚爱，然而因为命运的束缚两人最终没能走到一起。或者说，即便没有发展到那一步，但至少情窦初开的公主在豆蔻的年华遇上了成熟的饱学大叔，那种小小的粉红暧昧还是有的。

虽然两人的感情世界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在这次见面过后，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达成一致，任命下道真备为宫廷老师，学生只有一个：阿倍内亲王。

主要教授《汉书》和《礼记》。

教课之余，两人当然也会聊天，老师给学生讲在大唐的种种见闻，而学生则告诉老师宫廷的各种内幕。

说着说着，就提到了一个人：藤原宫子。

藤原宫子是藤原不比等的另一个女儿，嫁给了文武天皇做妃子，同时也是圣武天皇的生母，那一年已经五十多岁了。

不幸的是，她在生下圣武天皇的当年（公元701年），就得了一种病，症状是整天躲在一个小房间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有几次甚至还想自杀，别说照顾孩子了，就连生活都不能自理。

在生活在现代的我们眼里，这其实是很明显的产后忧郁症，稍加调理就能治愈，但在飞鸟奈良时代的日本，医学完全没有到达这个程度，人们只以为她是着了魔，可毕竟是天皇的生身母亲，于是只能把她关在一间小屋子里养起来，整天由着她疯。

可怜的圣武天皇从出生之后就没见过自己的亲妈。

不是他不想见，而是不敢见，因为藤原宫子此时的症状已经发展到了生人勿近的地步，发起病来甚至连一直服侍在旁的仆人都不敢靠近。

这是一个比较传奇的故事，以至于下道真备在当天课程教完出宫后，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来自己家里做客的玄昉——两个人此时已经混得很熟了，再加上那时候在日本，同期留唐相当于后来中国的同科进士，算是相当了不得的缘分，所以彼此之间也几乎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

本来这就是个八卦，但奇怪的是向来说话比阿倍内亲王还差劲的玄昉，听完后却是一脸的严肃：“此事当真？”

下道真备说具体是真是假我也没亲眼见过，但总不至于有人拿自己的奶奶来开这种玩笑吧？

玄昉想了想，说道：“你能让我见到太后吗？”

下道真备很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表示如果去拜托阿倍内亲王的话或许可以，但问题是玄昉见了之后想干吗？

“我想给她治病。”

“宫中那么多有名的大夫那么多年都治不好她的病，你凭什么去治？”

“宫中的大夫无非是世代医家，靠了祖宗的名气才能混上一口饭罢了，并不代表他们有多大的能耐，更何况从你所说的症状来看，这太后应该得的是心病，心病让我这个开导普度别人的高手来治，那是最适合不过的了。”

下道真备知道玄昉在想什么，和一回国就加官进爵，备受天皇皇后宠爱，还在亲王身边当老师，正值春风得意的自己相比，同样是遣唐留学生，同样在专业领域里奋发读书了十七年，同样受到过玄宗皇帝的青睐（曾受赐三品紫衣袈裟），同样也带了大批经典回国（玄昉带得更多，佛经5000卷），但这时的玄昉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大和尚，从天皇那里得了一些最基本的俸禄和赏赐罢了，和当时在船上那满心衣锦还乡的憧憬全然不符，他并不是没有能力获得这一切，只不过缺少一个机会罢了。

大家都是朋友，帮一把也是应该的。

“不过，给太后治病可不比平常，万一出了什么事你可别连累我。”真备说道。

“那时候贫僧自行了断就是，放心吧。”

天平八年（公元736年），通过下道真备和阿倍内亲王的沟通，玄昉走进了皇宫，又走进了藤原宫子住的那间小屋。

眼看着藤原宫子就要闹将起来，玄昉连忙挥手赶走了左右，然后说道：“你别怕，我是海龙王派来的使者。”

一边说，一边从怀里摸出了一张已经变得更加皱更加脏的南海龙王画像。

奇迹出现了，老太太一下子就镇定了下来，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和尚与那张画。

“你有何不快，可以对我说，我一定会转达给海龙王大人。”

结果当天这事就传遍了皇宫，说老太后多年来头一次在没有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情况下，非常平和地见了一个陌生人。

之后一连数月，玄昉天天往太后寝宫里钻，紧接着各种流言蜚语层出不穷，尤其是坊间，甚至连太后已经为当今圣上生了个小弟弟这种谣言都有，以至于圣武天皇不淡定了，他很想从此不再让玄昉进宫，可又做不到，因为除了最初的那几次，之后每回玄昉来给太后治病，都是应太后召唤前来的，你真要在门口挡驾，保不齐老太太又折腾出什么幺蛾子来。

只是天皇怎么都弄不明白，那玄昉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难道他真的有神力？

当然不是。

这就要从藤原宫子的出身说起。

这位老太后虽说明面上是藤原不比等的女儿，但其实只不过是以藤原家女儿的身份嫁进皇宫的，她真实的出身是在纪州（和歌山县），也不是什么贵族千金，而是个海女。

海女就是潜水鱼师的女儿，潜水鱼师就是以下海摸珍珠摸鲍鱼为生的人，在古代日本是个很常见也很危险的职业，往往是夫妻搭档，由妻子带着绳索负责潜水。绳索上有称为“分铜”的重锤可以加速潜入，浮上时海女会拉扯绳索为信，由丈夫拉绳加速上浮。

名著《枕草子》中，就有关于海女家族的描述。

却说当年文武天皇出巡纪州行宫的时候，在海边邂逅了或许正在捕鱼或许正在晒太阳的某个连名字都没有的海女，见惯了宫廷里的矫揉造作，猛地遇见这么个原生态的姑娘，就好像王子看到了灰姑娘一般一见钟情上了。

但海女毕竟是海女，地位那是相当下贱，就算再漂亮也不可能娶进宫里当妃子，要知道当时皇宫里头哪怕是给天皇端马桶的，都是豪族家的女儿。

就在这个时候，藤原不比等横空出世了，他把那个海女收养为自己的女儿，改名藤原宫子，有了这个身份，那海女便能名正言顺地嫁进皇宫了。

可这显然并非是什么好事。

虽然嫁入豪门，从此过上了所谓的幸福生活，但宫廷内部的钩心斗角，和周围人之间身份的巨大差异，都让藤原宫子没有办法习惯自己的新生活。

你或许可以用自由来换富贵，但你终有一天会发现，自由永远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的。

这也就难怪会得产后忧郁症了。

而玄昉正是在知晓了这一切后，才会以海龙王使者的身份进宫，代表海龙王来倾听这位海的女儿的心声。

果然很有效。

其实治心病跟治身病一样，也是“望闻问切”四个字，只要掌握了一切，再加上足够的开导，自然能妙手回春。

经过一年的努力，天平九年（公元737年），藤原宫子的产后忧郁症痊愈了，老太太几十年来头一回走出了那间小屋子，也头一回见到了自己的儿子圣武天皇。

同样，天皇活了大半辈子也第一次看清了自己亲娘长啥样，这一份内心的激动不言而明。

激动之余，他决定好好赏赐大功臣玄昉一番。

葛城王不失时机地上奏表示，玄昉这一年里实在劳苦功高，应封他做僧正。

僧正就是僧官的一种，地位相当高，比它高的只有大僧正，通常即便是大寺院的住持不到一定资历也是坐不到这个位置的。当时的玄昉不过三十来岁，但天皇依然是准奏了。

同时，因举荐有功外加把阿倍内亲王调教得很好，下道真备也受了赏，官阶被升到了从五位下。

两位遣唐使就这样出人头地了。

就在玄昉给太后治病的当年（公元736年），葛城王放弃了皇族的身份，用了自己母亲家的姓，改名为橘诸兄，名义上说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天皇处理政务，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对付藤原家，毕竟你堂堂一个王爷跟一个大臣钩心斗角地过不去，总归不大体面。

顺带一说，日本古代有四大姓氏：橘、藤原、源、平，藤原的祖先是藤原镰足，而橘氏的祖先，正是这位橘诸兄。

改名后的第二年（公元737年），橘诸兄出任右大臣，接着正式开始行动。

他首先提拔了下道真备，任命其为从四位下右卫士督，等于是管皇宫四个大门中的一个，而玄昉自然也没给落下，除了之前推荐他担任僧正之外，还把大内皇家专用的佛道场也交给了他管。

这种摆明了就是拉帮结派想要对抗藤原家的举动，很自然地惹毛了藤原仲麻吕，为了和橘诸兄对抗，他决定联合藤原家的全部力量，与之一较高下。

可惜他做不到，不是能力不够，而是藤原家的人突然都死光了。

就在这一年（公元737年），一场天花降临了平城京，一时间整个京城里头死尸遍地，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都无法幸免。

藤原不比等当年生了四个儿子，分别是藤原武智麻吕、藤原房前、藤原宇合和藤原麻吕。

结果这四位都在这场天花中被夺走了性命。

其中藤原武智麻吕是藤原仲麻吕的亲爹。

好好的一个藤原家一下子倒了四根中流砥柱，他藤原仲麻吕就是再能耐这会儿也翻不出跟头来了。唯一能做的，就是看着家里人畜平安的橘诸兄不断地扩张自己的势力。

实在是被逼得不行了，也只能背后搞搞小动作，比如搜集一些八卦新闻出去散播，八卦的对象主要是玄昉，因为这秃驴成天待在太后寝宫不说，出了宫在外面也是整日花天酒地享乐人生，全然没有一副出家人的样子，并且还多次怂恿天皇说要造一尊大佛，让百姓来祭拜，这个建议连下道真备都表示了强烈的反对，理由是过于耗费民脂民膏。

藤原仲麻吕正是利用这些事情，让人天天传流言，打算用最恶毒的言语来将玄昉击倒，或是传到天皇耳朵里头让他自行清理门户。

但这显然不太可能，玄昉本身是个二皮脸，早就修得了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胸襟，想用这种坊间传闻来打击他简直就是白日做梦，而对于圣武天皇来讲，玄昉是救母恩人，多吃点多喝点又算得了什么？

所以藤原仲麻吕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只能忍，静静地等到橘诸兄他们自己露出破绽，然后再将其一举拿下。

然而，终究还是有人忍不住的。

话说藤原仲麻吕那得天花死去的叔叔藤原宇合有个儿子叫藤原广嗣，当时在朝中担任治部少辅，本来毫无威胁的一个孩子，不想因为出身藤原家而遭到了橘诸兄的惦记，他和玄昉一起在天皇面前进言，指摘藤原广嗣的种种不是，天皇心一动，便在天平十二年（公元740年）把广嗣那倒霉孩子派到大宰府去任大宰少贰了。

大宰府，是设立在九州北部筑前国（今福冈县）的行政机构，最高长官叫大宰帅，从三位，主要职能是监视朝鲜半岛以及中华大陆的一举一动，以防变化。

大宰少贰是大宰帅的副官之一，品级跟治部少辅相当，但因为这地方太过偏远，所以让他去当大宰少贰等于就是发配边疆了。

再说那藤原广嗣到了九州之后，自然是心怀着千万分的不满，整日里也不干活，天天拿着个酒碟在那喝酒，边上人知道他是藤原家的公子，也不敢管他，只得由着他去。

某天，广嗣又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喝闷酒，一边喝一边发牢骚，嘴里念叨着把橘诸兄玄昉以及下道真备那几个的十八代祖宗都问候了个遍，骂着骂着，突然猛地把酒碟子一摔，用力一拍大腿，怒喝一声：“老子宰了他们！”

手底下人照例当他发酒疯，于是围上去好言相劝，说其实九州也蛮不错的，要啥有啥还离大唐挺近，大人您就别折腾了云云。

广嗣低头不语，琢磨了一会儿后，又是一声大喝：“起兵！”

当时大宰帅跟其他几个高级的大宰官刚好空缺，故而大宰少贰藤原广嗣实际上是统领了整个大宰府，手底下管着万把人，所以当天他就点起了所有人马，浩浩荡荡地往东面杀将过去。

同时提出了口号：清君侧，诛奸臣。

奸臣是谁也说得很清楚，一个是玄昉，一个是下道真备。

玄昉也就罢了，这厮确实欠揍，但下道真备确实很冤枉。长久以来他虽然一直为橘诸兄重用，却从来都不是橘诸兄那一派的，事实上他谁的人都不是，尽管橘诸兄确实不止一次地明示或者暗示过真备，但却全都被他以君子不党为由而拒绝，此时的下道真备完全是一副安居乐业的腔调：主要工作是专心教阿倍内亲王读书，剩下的时间就去皇宫门口走走，看看有没有不法分子，其余的一律不管不问。

但藤原广嗣显然顾不了那么多，既然下道真备是橘诸兄提拔的，那么在广嗣眼里，必然是和橘家一伙的，万丈高楼平地起，弄不掉橘诸兄先弄掉你们哥俩。

消息传到京城，圣武天皇倒也镇静，兵来将挡地派出了名将陆奥按察使兼镇守将军大野东人，封他为大将军，顷刻率兵一万七千征讨藤原广嗣。

双方在板柜镇决战，不到一天，广嗣军便兵败如山倒。

其实早在刚拉开战阵那会儿，大野东人就吼了一嗓子说老子奉诏讨贼，主犯千刀万剐，从犯一律不咎。

喊完之后大宰府的部队就哄地散了一大堆。

这还不算什么，更加悲催的是藤原广嗣兵败后打算坐船逃往新罗，不想刚刚踏上了船，海面上狂风骤起，活生生地把船给吹回了岸边。

广嗣见状，连忙跪了下来，先拜天后拜海，口中称道：“我藤原广嗣乃是大忠臣，如果老天爷您也这么认为的话，那就请平息大风，助我前往新罗吧！”

说完，还把駅铃给丢进了大海。

所谓駅铃，就是古代日本朝廷赐予外放官员的信物，拿着这个可以沿途在各驿站公款吃喝，并接受保护。

只听得“扑通”一声，刹那间，海浪高达数丈。

风，更大了。

这是真事。当年十一月，藤原广嗣被擒获，遭斩首之刑。

广嗣之乱对玄昉触动很大，这家伙一直以为藤原家的人最多也就是聒噪两下过过嘴瘾，没想到居然来真的，这使他终于明白了政坛险恶，于是也不再整日里往太后房间里钻跟太后打小报告了，而是回到了庙宇，安安静静地抄起了佛经。同时每日焚香发愿，不为别的，只求自己下半生能有个安生。

不过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过一劫，天平十七年（公元745年），藤原仲麻吕上奏圣武天皇，列举玄昉数条罪状，于是大和尚就被剥夺了一切官职财产，然后下放到了九州的一个寺庙里当住持，于第二年（公元746年）病逝在了那里。

其实藤原仲麻吕还想顺手把下道真备一起给赶出京城的，只不过没法下手，因为对方背后有人。

此时的阿倍内亲王已经在天平十年（公元738年）的时候被册立为日本史上唯一的女太子了，下道真备也因管教有方而被任命为东宫学士，就是太子的老师，继续教授女太子功课。在他的悉心调教下，当年那位大大咧咧口无遮拦的野姑娘，如今已然变成了知书达理谦谦温和的皇家闺秀。

显然，在这个时候去招惹那位看起来温文儒雅教书先生实在不是个明智之举。

天平十九年（公元747年），下道真备官升从四位下右京大夫，也就是半个京城的市长，不仅如此，天皇还赐其新姓：吉备。

出身地方豪族的书生成为了掌管京城的朝廷大员，并且还获得了天皇赐姓，这在当时的日本是绝无仅有的。

两年后（公元749年），圣武天皇退位，女太子继承大统，称孝谦天皇，改年号天平胜宝。

或许是吉备真备教得太好了的缘故，孝谦天皇确实如名号所说的那样，是个不折不扣的孝顺女儿，当时光明皇后还活着，女皇刚刚即位那会儿，几乎事无巨细都会找妈商量。

于是皇后最喜欢的外甥藤原仲麻吕就如同跌进了米缸里的老鼠，再加上他的那几个得天花而亡的叔叔的孩子们在此时也差不多都长大成人了，所以藤原家终于又迎来了第二春。

同年，仲麻吕升任右大臣，并在光明皇太后的推荐下兼任中卫大将，同时掌握了军政两大权力的他，终于完全压倒了左大臣橘诸兄，并且使得后者再也没有了翻身的机会。

现在，总算只剩下吉备真备一人了。

天平胜宝二年（公元750年），在并没有经过天皇点头认可的情况下，藤原仲麻吕突然任命吉备真备为肥前守，也就是肥前国（佐贺县）的地方长官，将其下放边疆。

吉备真备倒也不在乎，接到文书之后就默默地收拾好了行李，然后一声不吭地去九州上任了。

因为他知道在乎了也没用。

巧的是就在这时候，日本开始准备又一次的遣唐使赴唐事宜，于是吉备真备便趁机上奏朝廷，表示自己拥有丰富的在唐生活经验，既可以和大唐沟通各种事情，也能帮助后辈尽快适应那里的生活，所以还请皇上批准，让他参加这次使节团。

孝谦天皇没有任何犹豫就准了这道奏折，而藤原仲麻吕也大力支持，因为在他看来，吉备真备即便在边疆那也终究是个隐患，还不如让他彻底滚出日本，眼不见心不烦。

天平胜宝三年（公元751年），吉备真备第二次出发赴唐，并且他还担任了整个使团的副使，这一次的大使叫藤原清河，是藤原房前的四儿子。

真备此次去大唐有两个原因：第一当然是不想再风餐露宿地这么守边疆了，毕竟那时候的九州还荒凉得很；第二则是想去长安把留在那里的一个好朋友给带回日本，然后组成攻守同盟，一起抵抗正不断扩充着自己势力的藤原仲麻吕。

那个好朋友是谁，下一章再说，只不过事与愿违，他并没有被成功地带回来。

天平胜宝六年（公元754年），吉备真备回到了日本，归国后的第二年（公元755年），唐朝发生了一件大事，也就是“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虽然发生在中国境内，但对日本的影响也不小，主要是担心安禄山史思明他们会在夺取大唐全国后又把矛头指向日本，因此当时有很多日本的官员要求孝谦天皇整备边关防务，以备不测。

吉备真备就是这类人，他甚至还认为新罗也很有可能趁火打劫，所以这回是主动要求去九州守边疆，担任了大宰少贰，之后又升至仅次于大宰帅的大宰府第二高官大宰大贰，掌管了整个九州的防务。

天平宝字元年（公元757年），从养老四年（公元720年）开始修编的《养老令》终于完稿，由孝谦天皇亲手颁布，昭告全国。

从律令的文本内容来看，可以说是《大宝律令》的升级版，该律令仍是参考了隋唐两代的中国律令，再融会贯通，并结合日本国情之后的产物。

尽管如此，这份仿效隋唐律法的《养老令》却是此后一千多年里日本唯一的根本大法，一直用到明治年间才被废除，由此可见大唐对日本的影响之深。

天平宝字二年（公元758年），孝谦天皇宣布退位，由舍人亲王的儿子大炊王继承宝座，史称淳仁天皇。她自己则担任太上女皇，称孝谦上皇，居于幕后摄政。

孝谦天皇让位的原因，一般被普遍接受的说法是：当时她娘光明皇太后得了重病，为了腾出时间来照顾亲妈，于是便不得不放弃了自己心爱的天皇事业。

这是扯淡，要知道她即便不当天皇了也仍在执掌朝政，国家的实际统治者仍是她，每天扑在政务的时间一点也不比从前少，而且就算要照顾光明皇后也不用女皇本人亲自端茶送水，能花多少工夫？

真正的缘由是因为藤原仲麻吕给了压力。

仲麻吕之所以能够权倾天下，完全是得益于姑妈光明皇后。他和孝谦女皇之间的关系其实并不怎么样，故而在光明皇后病重之后，考虑到万一姑妈这次没挺过去，而自己又不愿意在后台倒了之后也跟着一起倒，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孝谦天皇给弄退位，然后再和新天皇搞好关系，这样一来，不管姑妈死不死，自己都能做一棵政坛常青树了。

这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尽管淳仁天皇是孝谦天皇在位时就立下的皇太子，但很快，他就被藤原仲麻吕给拉拢了过去，两个人打得一片火热。

不过女皇却对这些事情并不怎么在乎，在她看来，以太上女皇的身份摄政非但没什么不好，反而还离自己的偶像更近了一步。

她的偶像是一代女帝武则天。

在孝谦上皇尚且还是阿倍内亲王的时候，她的老师吉备真备上课之余跟她说得最多的，是大唐的事情，在各种大唐故事里，说得最多的，是帝王世家——毕竟学生以后或许要当天皇，总得有针对性地搞教育。

而在那些帝王里，最常被提起的，是武则天。

在那个时候，姑娘就会经常对老师说，如果自己有一天真的能继承父位，那一定要做一个不输给武则天的千古女帝。

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在女皇执政的时代里，国内政务全部参照唐制，就连官名也都改成了唐朝风格（一说藤原仲麻吕主导），不仅如此，她在个人修为方面，也极力靠近武则天，几乎就是日本版的武媚娘。

武则天废太子，她也废太子。圣武天皇临终之前（公元756年）曾留下遗嘱，立新田部亲王的儿子道祖王为皇太子，结果他才死了一年（公元757年），孝谦天皇就把道祖王给废了，给他改了一个很蠢的名字之后，再一顿棍棒，将其活活打死在了牢里。

武则天执政期间大兴告密之风，孝谦天皇也有样学样地猜忌群臣。橘诸兄因为在圣武天皇病重期间于自己家里摆了一桌酒席喝了两杯小酒，便被怀疑有不臣之心，被迫辞去了左大臣一职。

而他的儿子橘奈良麻吕更惨，被藤原仲麻吕告发说要谋反，然后女皇还真的信了，将其和其所谓的党羽全部关押进了大牢，然后或杀或流，涉案人员多达440多人。

武则天好佛，孝谦天皇也好佛。她在位期间，不仅在日本奈良造起了巨大的佛像（奈良大佛），甚至还请了一位大唐的得道高僧来给自己授戒。

那个得道高僧就是著名的鉴真和尚。

武则天据说有四大男宠，孝谦天皇……也有，不过就一个，叫弓削道镜，是个和尚。

这个道镜说起来跟吉备真备倒也有些渊源，他是玄昉的师兄弟，哥俩都是出身日本一代高僧义渊和尚的门下。

要说两人还真是一对师兄弟，不光各自最大的技能都是忽悠，就连发家史都如出一辙。

且说天平宝字五年（公元761年）的时候，孝谦上皇生了重病，然后也不知道是谁，把正在学梵语的道镜给推荐进宫，说是能看病，结果他这一进去，女皇的病倒真是治愈了，可道镜也没出来，两人就这么好上了。

其实这也正常，一辈子单身没结过婚的女人喜欢上一个男人，这完全是天公地道，谁都没资格多说什么。

道镜因此就成了上皇身边的大红人，地位也雨后春笋节节高，当年（公元761年）就被封为少僧都。

古代的日本和尚从高到低分十个等级，最高的是大僧正，少僧都排在第六，玄昉当年能当僧正不光因为他治好了太后的病，更因为此人留唐十七年，带回五千卷经书，而现在这道镜几乎无尺寸之功初出茅庐都能混上个少僧都，除了潜规则上位还是潜规则上位。

而且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弓削家的其余闲杂人等也因此而各自升官，大富大贵了起来。

道镜的升官以及仗着孝谦上皇的宠爱逐渐开始干涉朝政的行为，很快就引起了藤原仲麻吕的不满，他数次上奏，希望上皇不要再和那和尚鬼混在一起了，但所有的奏章都如肉包子打狗，一去再也没了音信。

不得已，仲麻吕只能让淳仁天皇亲自出面，要求上皇自重守礼，顺便再把道镜赶出京城。

上皇当然不愿意，反而还把淳仁天皇给骂了一顿。

一国之君被这么一骂，面子上自然挂不住，于是便在藤原仲麻吕等一干藤原派的支持下，接二连三地和女皇关于道镜一事展开激烈的争吵。

争吵的结局就是，本来就已经出现关系裂缝的两人，现在终于彻底撕破脸，开始大鸣大放地对立了起来。

藤原仲麻吕要的就是这样的局面。

话说自从橘诸兄辞职，他儿子橘奈良麻吕因涉嫌造反而被搞死之后，仲麻吕在朝中再也没了敌手。可以说，在他数十年的苦心经营下，藤原家的势力遍布了整个平城京，几乎就要达到一统庙堂的境界了。

当时的朝政虽然大体上还是被孝谦上皇掌控着，但实际上底下的群臣没几个喜欢这位女皇，严格说来大家都讨厌她，但又怕她，自己不敢出头又天天盼着有个英雄来力挽狂澜。故而藤原仲麻吕认为，只要自己和淳仁天皇君臣齐心然后振臂一呼，那必然响应者群起，然后孝谦上皇也一定会土崩瓦解，沦为手下败将。

女皇其实也很明白眼下的局势，她也知道朝中大臣几乎都愿意听藤原仲麻吕的，不光是因为自己多年来对他们的严控，更因为自己是个没有孩子的女人。

这个道理很简单，君王无后等于根基不稳，在这种时节，又有几个臣子愿意跟着一个风雨飘摇的皇帝？

至少有一个。

天平宝字八年（公元764年），大宰大贰吉备真备奉诏回京，出任造东大寺长官。

东大寺是日本最著名的寺庙之一，之前提过的奈良大佛就在该寺之内，造东大寺长官，就是建造东大寺的一切事务总管。

这是一个掩人耳目的闲职，毕竟不用他亲自去搬木头看图纸，吉备真备这次回来的真正目的，是来对付藤原仲麻吕的。

仲麻吕感到自己压力很大。

太上女皇自不必说，心狠手辣无坚不摧，那道镜虽说是靠潜规则出人头地的，可毕竟是玄昉的师弟，并非泛泛之辈，本来单靠这对“神雕侠侣”，就已经能基本压制住藤原仲麻吕和淳仁天皇以及他们背后的文武百官了，现在再加上一个一手把女皇调教出来的万事通吉备真备，仲麻吕的胜算还剩多少？

人的压力一大就容易焦虑，一焦虑就容易走错路。

当年九月，在尚未出现任何败象的情况下，藤原仲麻吕莫名其妙地就想到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句千古名言，接着突然集结了六百人，宣布兵变。

从者有淳仁天皇的两个兄弟船亲王和池田亲王，而天皇本人因为蹲在深宫大内出不来，只能表以精神上的支持。

这真是出人意料的一招，别说吉备真备了，就连仲麻吕的心腹们都没想到。大家日子过得好好的冷不防呼啦啦一下子就都跟着成反贼了，很多人一下子心理上就没能承受住。

九月五日，藤原家家臣大津大浦因不想参与这种会让自己遗臭万年的行动，于是便跑去皇宫，告发了自己的主人。

十一日，孝谦上皇派兵围住了淳仁天皇所在的中宫院，将其软禁在内，并没收象征皇权的玉玺。

藤原仲麻吕闻讯后，也派人全京城地串联，希望那些昔日里紧跟自己步伐的权贵大臣们这一次能和自己共进退。

但却从者寥寥，或者说没有从者。

这是出乎仲麻吕意料之外但却在情理之中的一件事，毕竟不管什么世道，比起雪中送炭来，大家更喜欢锦上添花。

不得已，仲麻吕只能率部逃出了京城，以图在外围决胜负。

女皇则下诏任命吉备真备为从三位中卫大将，全权统御全国人马，追剿藤原家反贼。

这个任命让当时的日本军政两界都很看不懂，因为即便藤原仲麻吕再怎么彪悍，国内仍不乏可以与其一战的大将。退一万步说，就算国内无人了，也犯不着把吉备真备给请出来，要知道老爷子当年都已经七十岁了，在那时候的日本，这种年纪能走路不用拐杖就算不容易了，更何况千军万马地白进红出呢。

但唯有孝谦上皇知道，自己的任命没有错。

吉备真备到位之后，先召集了部将开军事会议。会上，他问手下，你们怎么看？

部将纷纷表示，藤原仲麻吕带着小部分人马连夜逃出京城，说明他势单力薄心里发慌，我们应该果断集合人马，全线追击。

“首先，藤原仲麻吕出京，固然是失道寡助，但却并非害怕。”吉备真备摇了摇头，“其次，如果我们整兵一处倾巢出动追着他们打的话，赢是肯定没问题，但伤亡会很大。”

将领们不屑一顾地表示，打仗就是要死人的，不死人打什么仗？

“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老爷子长叹一声，“虽然此战不可避免，但还是要尽可能地减少伤亡。”

说完，他开始排兵布阵：

“日下部子麻吕，你去把势多桥给烧了，然后带兵在那里守着，仲麻吕要是来了就将其击退，但不用深追。

“佐伯伊多智，你用最快的速度带兵赶往越前（今福井县），把越前守砍了之后再南下爱发关，一定要守住那里。

“你们切记，如果碰到乱军，只要把他们打退，千万不要去追，各自守好自己的地盘就行。老夫会亲率主力人马从琵琶湖东侧绕至三尾，然后在那里和藤原仲麻吕决战。”

势多桥就是日本三大名桥之一的濑田唐桥，位于今天的滋贺县内，琵琶湖东南端，相传建造于垂仁天皇之子景行天皇治世时期，是连接京都东部与南近江国（滋贺县）以及美浓（岐阜县）等地的重要通道。

爱发关，也位于现在的滋贺县，在琵琶湖东北，是古时候近江国与越前国之间的重要关隘。

三尾，即如今的滋贺县高岛郡，就地理位置上来看，它在琵琶湖中段靠西。

诚然，三个地方都是战略要地，但诸将领们仍是不明白，这和打藤原仲麻吕有什么关系，天下关隘要道多了去了，难道仲麻吕偏偏得走一南一北的势多桥和爱发关，最后再回到三尾来决战吗？

但吉备真备却是一脸的不容置疑，表示兵贵神速你们赶快各就各位，真要出什么问题老夫在上皇那里担责任就是。

这边大伙怀着将信将疑的心态出发了，那边的藤原仲麻吕带着那六百人马先是一路逃到平城京正北的宇治，也就是今日京都境内，接着，果然是一路向东，来到了琵琶湖南的势多桥，想要过桥去南近江但却发现桥已经被烧毁，正在犹豫中，只听得喊杀声震天，日下部子麻吕率领伏军杀出，双方大打出手，但仲麻吕并不敢恋战，调头从琵琶湖西岸北上，准备去越前。

但是在爱发关被佐伯伊多智给拦住了，不仅如此，他还看到了越前守惠美辛加之的人头。

那是他的亲生儿子。

不得已，仲麻吕只得原路返回再度南下，在经过三尾的时候，他碰到了吉备真备的主力部队。

“我已经等候多时了。”真备说道。

这是真话，三尾是从近江走琵琶湖西畔去越前国的必经地点，所以早在藤原仲麻吕败退势多桥后北上去爱发关时就有经过那里，而那时候吉备真备其实已经到了，但却按兵不动，坐视藤原军离开，因为他知道他们肯定还会再回来。

当时吉备真备的部队总共有三千多人，并且士气高涨还以逸待劳，而另一边的藤原军这会儿已经被杀得只剩下三四百人，同时不仅军容不整，还疲惫不堪。

所以这是一场没有任何悬念的决战。

藤原仲麻吕大败。

兵败之后，他跳上了一条小船，沿着琵琶湖一路游荡，此时他身边只剩下了三四个人，其中还包括了他老婆，所以想接着打是肯定没希望了，几个人只能商量着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再说，留了这条性命之后再作打算。

正在船上说着事呢，只听得远处传来一声大喝：“船上的可是叛贼恵美押胜？”

恵美押胜是藤原仲麻吕在天平胜宝年间给自己改的名字，意为“施美丽和恩惠于百姓，将一切政敌镇压（押）后取胜”，因为太过拗口以及太非主流等原因，才在文中一直没用。

再说那仲麻吕听得有人喊，连忙循声望去，看到了一艘正朝着自己开来的大船，船上站满了士兵。

他知道这是冲着自己来的，于是连忙摆手否认，说我就是个路过的而已。

“叛贼还敢否认，早认出你来了！”一个士兵跳上了仲麻吕他们的船，拔出腰间砍刀，照着他的脖子就砍了下去。

仲麻吕那一年五十八岁。

那个士兵的名叫石村石楯，原先真的就是个跑龙套的大头兵，结果却因为这一刀，他的人生轨迹彻底被改变了……

著名的藤原仲麻吕之乱就此被画上了一个句号，同时被终结的，还有另一件事情。

那就是他的攻打新罗计划。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国力大幅度衰退，对周边国家的掌控力度也大为减弱，故而藤原仲麻吕认为，这是日本扩张势力的最佳时机，当然，本着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一基本原则，直接去惹大唐他是铁定不敢的，只能把目光对准了新罗。

原本作战计划都已经定下来了，没想到还没动手自己就被干掉了。

有人说白村江之后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日本再也没敢打过半岛的主意，这显然是夸大了白村江的影响，同时也是极为错误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日本从来就没放弃过对朝鲜半岛的野心，只不过因为各种机缘巧合而在白村江之后的近千年里没机会动手罢了。

话再说回吉备真备那边，虽然打了胜仗大伙都很高兴，但诸将领们的心里却都一直堵得慌，因为他们怎么都不明白，这一场胜利到底是怎么来的。

庆功会上，有人实在是忍不住了，问吉备真备，说大人您怎么知道那藤原仲麻吕会去那几个地方？难道您还会算卦不成？

老爷子很淡然地笑了笑：“藤原仲麻吕是近江国兵事使（公元764年封的），所以出了事肯定会想往那跑，既然要去近江，则必然要过势多桥，所以肯定要派兵守住那里。”

大伙点头称是。

“势多桥被烧，近江国去不了，那么仲麻吕必然会去越前。”吉备真备依然很淡定，“因为越前国守护惠美辛加之是他的儿子，然而因为事发突然，所以京城的事情当时也未必会那么快传到越前，于是我才让佐伯伊多智抢先一步去那里，先下手杀掉辛加之，再扼守爱发关，不让仲麻吕北上。至于三尾，那是他的必经之路，在那里决战，最适合不过了。”

说完，老头还悠悠地背了两句书：“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那些久经沙场的战将们，顿时油然而生一股崇拜之情。

其实吉备真备还有一个名号，叫日本兵法之祖。当年在他带回日本的那个百宝箱里，还放着《六韬三略》《孙子兵法》等用兵教材，而真备自己也根据中国兵法的精髓外加自己多年读书用兵的经验写就了一本适合日本人看的兵书，叫《虎之卷》。

传说中这本书的真正传人只有两个，一个叫源义经，另一个叫武田信玄。

藤原仲麻吕死后，淳仁天皇也自然难逃悲催的命运，不但被从天皇宝座上赶了下来，还被流放到了淡路岛（兵库县内），凄凉地度过自己的余生。

天皇没了，那就得再立一个，毕竟国不可一日无君。

天平神护二年（公元766年），孝谦天皇再度出山称帝，史称称德天皇。

同年，吉备真备被任命为右大臣，和左大臣藤原永手一起共同辅佐天皇处理朝政。

藤原永手是藤原房前之子，藤原清河的亲兄弟。

神护景云四年（公元770年），称德天皇病倒了，然后就再也没有起来过。

女皇的临终应该说是相当令人伤感的，因为她身边一个人也没有，包括那个曾对她山盟海誓的道镜，在得知她无法起身后便不再在宫中露面了，连一次探病都不曾来过。

这是一个一辈子都不曾出嫁，也不曾有过自己孩子的女人，虽然她贵为天皇，却仍然是一个孤独的人。

在生命的最终，留在榻榻米旁陪着的，只有一个人，她叫吉备由利，是吉备真备的妹妹。

藤原仲麻吕之乱后，由利便作为宫廷女官开始侍奉称德天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唯一拥有女皇寝宫自由出入权的，不是道镜，而是她。

这代表了什么，不好说。

所谓历史，其实就是挖掘真相，所谓真相，关键在于证据。

有了证据，无论你多不愿意相信，但那终归是事实的真相；没有证据，无论你多么想去相信，但它依然只能算是虚构。

然而我们仍然愿意去相信，在很多年前，有一位公主，爱上了她的家庭教师，她用从他那里所学到的一切治理着自己的国家，而他即便被政敌赶出京城甚至赶出祖国，却依然承诺一定会用一生来守护她和她的国家，当巨大的危机真正降临时，一生信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他毅然决然地统御千军万马，拿起手中的利剑，挡在了那个自己当年曾经恍惚爱过却又最终无法相爱的女人身前，纵然年过古稀垂垂老矣，却仍义无反顾在所不惜。

当年八月四日，称德天皇驾崩，享年五十二岁。

九月，道镜被吉备真备等人赶出京城，两年后（公元772年）死在了下野国（今枥木县），之后，他留在京城的全部亲属都遭到了逮捕，然后被流放至土佐（今高知县）。

同月，右大臣吉备真备和左大臣藤原永手立天智天皇之孙白璧王为天皇，史称光仁天皇。

新天皇登基后，真备以年老体弱为由递交了辞呈，光仁天皇虽然准奏，但还是让他兼任中卫大将一职，同时保留右大臣身份。

宝龟六年（公元775年），已经是正二位右大臣的吉备真备病逝，享年八十岁。

这是一个堪称完美的人，因为在那个时代的日本他几乎是无所不能的，但这并不代表吉备真备的人生毫无缺憾，至少他从第一次遣唐留学到八十高龄去世，整整努力了近六十年，却都没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在这六十年里，日本更加拼命地去学习唐朝的一切，几乎已经达到了事无巨细的程度，可日本依然是那个贫穷、混乱的日本，即便吉备真备耗尽一生精力去打造但也和六十年前一样，没有丝毫的变化。

明明已经从大唐那里学来了无数东西，无论是行政律法还是生产工艺，几乎完完全全就是大唐的复制品，可为什么仍然不能变成像大唐那样的强国？

这是包括吉备真备在内，当时无数日本官僚和政治家们所一直在扪心自问的问题。

第十三章
晁衡：混唐朝文化圈的日本人

吉备真备以一介地方土豪出身最后却位极人臣，成为了当时日本政坛的一个传说，再加上这本来也确实是一个有故事的男人，所以关于他的事迹，长期以来一直都是日本说书人的至爱。

其中有两个故事流传最广。

一个是吉备真备在回国的时候，带了一个精通音韵的唐朝少年袁晋卿回国，两人在日本一起搞起了日本话改革，并且还从汉字隶书的偏旁里受到启发，创造出了片假名。

这虽然是一个知名度很高，并且还被收入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故事，但不得不说一句它不是真的。

片假名是历经数代日本人努力才被发明出来的文字，绝非吉备真备或是袁晋卿等一两个人就能搞定的，只不过吉备真备比较有名，在日本拥有很多鼻祖的帽子，所以也就将错就错再多送他一顶了。

另一个故事则说的是吉备真备还在长安留学的那会儿，因为学问好名声高，引来了一个慕名而至的唐朝人，把他关进了一栋小楼里要跟他决斗。

因为大家都是读书人，所以决斗也自然是文斗，具体的斗法是下围棋和对诗解诗。

并且事先有约，如果吉备真备两样都能赢的话，那么就放他走；如果赢不了，就一辈子待在楼里头。

吉备真备有点慌，因为他再能耐也没把握在围棋和汉诗的起源之地赢得一个敢以此为赛赌上自己性命的人。

事实也确实如此，两人先行的决斗是围棋，不过数招，吉备真备就落了下风。

就在这危急时刻，突然天降一灵魂，大声喊道：“吉备君莫怕我来助你。”

吉备真备当时就被吓得一愣，缓过劲来仔细一看，发现这灵魂原来是和自己同一期来长安留学的好朋友，再一看，发现居然还是生灵。

所谓生灵，就是人在活着的时候让灵魂出窍的招数，因为摆脱了肉体的灵魂具有很高的行动力，所以往往被一些能人异士所使用。

但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因为一旦事后灵体无法合拢，那就真的翘辫子了。

由此可见这位朋友跟吉备真备的关系真的很铁，不然不会冒着变成孤魂野鬼的风险来舍命相救的。

在那个朋友的帮助下，吉备真备先是赢了唐朝人围棋，接着又在对诗解诗PK中大获全胜，之后，吉备真备说了一句我们常见的台词：“这下你能放我走了吧？”

但那个输急了的唐朝人不肯就此罢休，口称再来最后一场试炼，只要你能过了，我就放你走。

吉备真备一听是最后，于是便连连点头表示你放马过来，但一定要保证是最后啊。

唐朝人也点点头，说这真的是最后了。

说完，转身下楼然后紧闭大门，不再露面了。

他是想把吉备真备活活饿死在那栋楼里。

还是那个朋友再度横空出场，传吉备真备一秘术——日月封禁。

简单来讲就是把太阳和月亮封印起来，让大地陷入一片黑暗——你不放我那就等着世界灭亡吧。

唐朝人见状甘拜下风，只得乖乖地放出了吉备真备。

虽然这个故事是个传说，但登场人物却是真的在历史上存在过的，不仅存在，而且还相当有名，我指的是那个灵魂出窍的朋友。

他就是阿倍仲麻吕，同时还有一个非常响亮的中国名，叫晁衡。

前文提到过，当年吉备真备第二次入唐时主要想找的那个朋友，也是他。

如果说将无数大唐经典文化带回自己祖国的吉备真备让日本盛开了一朵朵文明之花，那么阿倍仲麻吕则用自己毕生的努力，让中日两国之间共同开出了一朵友谊之花。

阿倍仲麻吕，也叫安倍仲麻吕或叫安倍仲麿，古时候日语里“阿”和“安”是相通的。

他出生于文武天皇二年（公元698年）的大和（今奈良县），爹叫阿倍船守，是当时朝廷里的中务大辅。和吉备真备一样，仲麻吕自幼也是远近闻名的神童，十九岁就大学毕业被选为留学生，养老元年（公元717年），他和玄昉、吉备真备等人一起坐上了开往大唐的遣唐船。

和所有留学生一样，到了长安之后，阿倍仲麻吕先进太学读圣贤书，毕业之后又读国子学，读完国子学，其他留学生一般都不读了，趁着回国前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情，比如吉备真备，毕业后就开始读万卷书了，可仲麻吕却偏偏选择了一条前辈和同窗们都不曾走过的路——考科举。

然后他考中了。

虽然唐代的科举还远没有后来明清时那种几乎能把人逼到发疯造反的残酷地步，可一个外国人金榜题名那依然是一件足以震动朝野的大新闻。尤其是当时的皇帝唐玄宗李隆基，在殿试的时候已经见识过阿倍仲麻吕那一口流利的唐话，现在见他高中，更是觉得这人属于下国之上才，连忙召进宫中，一番亲切勉励之后，又赐其唐名：晁衡。

同时也按照规矩，封了仲麻吕一个官：正九品下太子宫左春坊司经局校书郎。

简单来说就是图书管理员。

虽然品阶不高，但还算轻松，而且听起来很有文艺气息，由此可见唐玄宗对这个日本举子还是相当喜爱的。

这并非胡言。唐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仲麻吕升任八品左拾遗，三年后（公元731年），又官升七品左补阙，可谓是官运亨通。

唐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717届赴唐留学生集体学成归国，吉备真备、玄昉等人都踏上了回家的大船，但晁衡却并没有跟着一起走，而是选择了留下。

后世的一般说法是由于唐玄宗的挽留，从而使得晁衡盛情难却，不得已之下留在了长安。

这属于贴金，其实当年李隆基留了很多人，吉备真备跟玄昉也被留过，玄昉还被赏了紫衣袈裟，却照样说走就走，头也不回。实际上晁衡之所以要留下，是因为当时他前途一片大好，很有可能成为大唐史上唯一的日本高官，尽管回国后也有荣华富贵，但日本的荣华富贵毕竟是日本的，跟唐朝的一比，差距就很明显了。

此事让当时日本的圣武天皇相当震怒，毕竟留学生的任务就是学成之后回国报效，结果阿倍仲麻吕却因为个人原因而滞留长安，这要成了榜样，以后的留学生岂不是都不肯回来了？这遣唐使还派不派了？

于是天皇决定以儆效尤，先剥夺仲麻吕的家业，顺便再连坐一下他的家人。

好在吉备真备竭力劝阻，表示人各有志不能强求，更何况仲麻吕留在长安也未必是坏事，至少有他这么一个联络员在，以后我们跟大唐打交道岂不是会方便很多？

圣武天皇觉得此言有理，这才收回成命，放了阿倍家一条生路，而晁衡也得以能继续安心地在大唐做他的官。

在当官的同时，他还相当喜欢参加社会活动，比如诗友会、茶话会，以及问难。

问难，用今天的话来讲就相当于学术研讨辩论会，这不但对学术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同时对参加者的语言表达能力也是一大考验。

作为外国人的阿倍仲麻吕，不仅积极参与这种连中国人都不怎么会玩的游戏，而且还玩得非常好，经常客场大胜，把对面的唐朝书生说得哑口无言。

久而久之，名声也就出来了。

当时正值盛唐，经济发达社会繁荣自不必说，文化界也是百花盛开人才辈出。晁衡作为圈中一匹新出道的黑马，他的大出风头很快就引起了圈内极大的关注，大家一开始先是试着邀请他参加各种颇具文艺范儿的筵席聚会，并在台面上一起吟诗作对，本以为这个日本人在这种场面一定会怯场，不曾想晁衡才高八斗素质过硬，即便高手云集也照样坦然自若地出口成章落笔生花，这让精英们又惊又喜，顿感来了圈中同道，再一接触，发现这人不光有才，而且还风度翩翩性格豪爽，确实是一个很值得一交的家伙。

就这样，晁衡跟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那一拨诗人混在了一起，而且彼此间还处得相当好，既跟李太白一起上过胡姬酒肆，也跟着王维王摩诘一块儿在竹林下偷瞄过人家小姑娘洗衣服，大家都很喜欢他，不把他当外人。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二十来年。

天平十一年（公元752年），藤原清河率遣唐使团来到长安，也就是吉备真备的第二次来唐，在这次友好交流活动中，晁衡被玄宗任命为接待事务的总负责人。

其实当年真备说得没错，留一个人在长安终归有好处。

晁衡在见到大使藤原清河后，也不急着问问家乡父老怎么样，而是把唐玄宗的生辰八字爱好口味给透露了个遍，所以当清河面见玄宗时，每一句话都说得有礼有节恰到好处，让李隆基连连笑而称善，不仅大赞日本是个人才众多有君子之风的国家，还让晁衡带着藤原清河去府库和三政殿参观，同时又叫人把清河与吉备真备两人的相貌画下装订成册，收藏于宫中。

第二年（公元753年）元旦，唐玄宗照例是在皇宫里召开了新年宴会，同时有各国使节到场庆祝。

由于这毕竟也算是一种正式的外交场合，所以一切都很有讲究，包括主宾之间的座次，东道主唐朝皇帝肯定坐上首席，然后一左一右两张次席分别叫做东次席和西次席，东比西高。

通常东次席坐的是新罗，西次席坐吐蕃，然后日本的位子是在西三席，也就是排行老四。

这本来是多年惯例，结果藤原清河一看却抗议上了，表示日本的地位不能比新罗低，要求换座位。

这是强人所难，因为比新罗地位还高的席位只有东道主坐的上首席，除非新罗肯换位子给你，不然你真想比他们更拉风那就只能把唐玄宗给赶下来自己坐龙椅去。

面对如此突发事件，玄宗转头就问晁衡：怎么办？

晁衡说：藤原清河大老远来一次也不容易，就让他们跟新罗换个位置吧。

虽然新罗使者内心是一百个不情愿，但谁的地盘谁做主，不得已，只能乖乖地把东次席给让了出来。

这就意味着从此以后，天下最强的大唐帝国坐下的头号小弟，或者说是最亲密的盟友，不再是新罗，而是日本。

换言之至少在整个亚洲圈里，日本已经坐上了第二把交椅。

显然，这是晁衡的功劳。

见完了皇帝，争完了座次，又安顿好了留学生，眼看着这一次的遣唐使功德圆满就该回家了，吉备真备突然跑到了晁衡的家，说仲麻吕君啊，你在长安爽够了没？爽够了就跟着我一块儿回日本吧。

前面说了，吉备真备这次跟团来长安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在国内被藤原仲麻吕打压得够呛，出国散散心外加找个可靠的盟友回国一起对阵藤原家。

晁衡想了想，答应了。

不光是为了帮朋友打天下，更主要是因为这一年他都五十多了，家中尚有老母在世，如果这次再不回去，估计就不能尽孝了。

虽然唐玄宗很舍不得，但还是放行了。

同样舍不得的还有文艺圈中的好友们，大家一起凑份子给开了一场送别会。

都是文化人，吃吃喝喝之余也免不了要赋诗作词以为烘托。

第一个登场的是晁衡本人，他率先赋诗一首：“翘首望东天，神驰奈良边。三笠山顶上，思又皎月圆。”

一片掌声之后，唐朝友人也纷纷挥毫泼墨，赋诗送别。

其中王维作了《送秘书晁监还日该国》，以示两人之间的深厚友情：“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长空。向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

不光有诗，王摩诘还写了一篇序，叫《送秘书晁监还日该国序》，文中先是歌颂了晁衡的各种高风亮节，然后再大赞一番日本：“海东日该国为大，服圣人之训，有君子之风。”

最后总结表示唐日两国一衣带水，友谊地久天长。

晁衡听后，大为感动，当即回赠一首《衔命还国作》：“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伏奏违金阙，騑骖去玉津。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林。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

该作后来被收进了号称北宋四大部书之一的《文苑英华》中，也是唯一入选该书的外国人作品。

一篇《衔命还国作》，把欢送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但天底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该走的终究还是要走的。

在朋友们带着哭腔的再见声中，晁衡缓缓地和藤原清河一起登上了开往日本的船。

船起锚了……

越开越远，越开越远……

然后沉了。

且说船队在海上没开几日就碰见了大风暴，吉备真备的那艘船被吹跑了，但没沉；而晁衡跟藤原清河的船则在风暴过后就再也没了踪影，中国海上找不到，日本海上也看不见，所以想必是沉了。

消息传回长安，举城悲怆，小圈子里更是哭声一片，李太白挥泪写下四句诗：“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这就是著名的《哭晁卿衡》。

诗中把晁衡比作明月，用天地变色来形容自己的悲痛，可见两人友情满满，着实是一对好朋友。

就在这边哭天抢地连唐玄宗都恨不得给他弄个国葬，那边却弱弱地发出了一个声音：“我……我还没死呢……”

晁衡没死。

这小子命大，当日狂风卷来时，船并没有沉，而是一路向南漂到了越南，本来以为老天开眼命不该绝，结果刚一上岸，只听得一声梆子响，四下里杀出无数土人，随行一百来号几乎被杀了个精光，幸存下来的只有晁衡、藤原清河等寥寥数人。

拼命逃出虎口的晁衡他们头也不回地就往北跑，长途跋涉了两年，才又重新回到了长安。

圈子里的友人们一看他居然大难不死，就是晒黑了饿瘦了而已，不禁欣喜万分，也顾不得追究他装死欺骗群众感情，一群人一起再度欢聚一堂，赋诗奏乐找胡姬以表庆祝。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晁衡大难不死的当年，安史之乱爆发，长安被乱军攻占，唐玄宗不得不逃往四川避难，晁衡也随行去了蜀地，直到两年后（公元757年），一行人才结束了逃难生活，重新又回到了京城。

一般来讲，一国之君在历经大苦大难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往往总是犒赏和自己共患难的臣子们，这次也不例外。

对于陪着自己逃去四川的大臣们，玄宗基本上都给升了官，然后轮到晁衡时，皇上因为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派给他什么差使，于是就在那里琢磨着，想了半天，一拍大腿：“晁爱卿，你不是去过安南吗？”

晁衡点点头说，回禀圣上臣确实漂去过安南。

“那就封你个镇南都护，安南节度使吧。”

镇南都护安南节度使就是当时越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正三品。

当然，鉴于当年在那地方所遭遇的不愉快经历以及安史之乱后唐朝对边疆地带控制力的减弱，所以晁衡终究也不过是顶了个官名拿着一份薪水罢了，并没有实际去那里上任过。

之后，因为各种缘由，他再也没能回去日本，一直留在了大唐。

唐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一月，晁衡病逝于长安，享年七十二岁。

他死后，被朝廷追封为潞州大都督，从二品。

很多人都觉得晁衡这个人要是生在中国的话，就凭他这点吟诗作赋的小能耐，能不能混到个七品县令都还难说。这倒也不是有意贬低他，因为谁都可以去翻史书，看看晁衡这一辈子，作为一个大唐的官员，到底有没有做出过值得封他三品顶戴的政绩来，或者说他这一辈子有没有做出过什么正儿八经的成绩来。

其实有，那就是他用自己的一生，促进了两国的交流增进了两国的友谊。

因为晁衡这个人的存在，使得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进入了数千年来的第一个黄金期。日本人当然仰慕大唐，而唐朝人也同样敬重并喜爱日本，至少在那个时候，双方确实都认为彼此是真正意义上的兄弟之国。

如果要用什么来比喻中日两国之间关系变化，莫过于天上的月亮了，有时候圆满，有时候月缺，有的时候甚至还会被完全遮挡起来让人连一点光都看不到。

然而无论阴晴圆缺，那一轮明月却都永不会西沉。

所以无论是三品镇南都护安南节度使还是二品潞州大都督，这绝非仅是一个给晁衡的官位，而是大唐朝廷对这个日本人本身以及对他为唐日两国所作出的一切的一种肯定，更是对唐日之间友谊的一种肯定。

而在日本的史书里，对安倍仲麻吕是这样评价的：以一介日本人的身份却能在大唐名垂青史的，纵观三百年来唯有两人，一曰吉备真备，一曰安倍仲麿。

礼乐传来启我民，当年最重入唐人。

本来说到这里就该算是结尾了，但我突然又想到了一件很值得一说的事情，其实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之间的交情的确相当深厚，所以在知道朋友无法回国而要长留大唐之后，真备便特地把一本原先准备献给天皇的书当做礼物给了阿倍仲麻吕的家人。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送礼，你得明白，抛弃了使命独自留在大唐的仲麻吕，在天皇眼里属于逆贼，他的家产领地要不是吉备真备在那里拼死求情早就被没收了，在这种时候还敢把给皇上的东西转送给黑五类家属，不但需要交情，更需要勇气。

那本书的名字叫做《金乌玉兔集》，金乌就是太阳，玉兔则是月亮，连一块儿实际上就是“阴阳”。

阿倍家的人把这本书奉为传家宝，子子孙孙，代代相传，并要求每一代人都刻苦研读，早日领悟其中精髓。

后来真有一个子孙将此书完全融会贯通，成为了一代阴阳师。

他的名字叫做安倍晴明。

第十四章
鉴真和尚的六次“偷渡”

日本人晁衡在长安的活跃与种种传奇让很多中国人对日本这个东邻产生了极大的好感，尽管明知道日本的物产肯定没有大唐丰富，生活质量当然也不会有大唐高，但依然有不少人愿意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

还有一些人则觉得日本是兄弟之邦，应该为兄弟做些什么。

话说在大唐的扬州，有一座大明寺，寺里有个和尚，叫鉴真。

他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人，十四岁时出家当沙弥，得法名鉴真。

唐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十七岁的鉴真和尚正式受戒，之后游学于长安、洛阳等地，二十二岁时，他已经成为了一名精通佛法的律宗僧人。

律宗就是以戒律为立宗原则的佛法门派，重视从内心巩固和发展“止恶兴善”的作用，内部又分为南山、相部、东塔等派别。鉴真本人属于南山律宗，不过他同时也研究法相宗跟天台宗，涉猎相当之广。

二十五岁时，鉴真结束了游历生涯，回到家乡扬州，进了大明寺当和尚，经过二十年的刻苦努力，在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时成为了大明寺方丈，同时也是当地的佛门领袖。

后面那句话不是唬人的，因为当时在鉴真手底下受戒的信徒高达四万多人，所以他也被誉为“江淮之间，独为化主”。

他本以为一辈子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了，但却没想到还是意外地轰轰烈烈上了。

唐天宝元年（公元642年），两个日本留学僧来到了大明寺，一个叫荣睿，一个叫普照。

两人是奉了圣武天皇以及舍人亲王之命，以留学僧学佛法的名义来到大唐物色得道高僧的，目的是为了将其聘请回日本，主持佛教工作。

之所以要请外来的和尚，倒也事出有因。

此时的日本，虽然有佛经，有寺庙也有和尚，同时还不乏高僧，但却没有正规的戒律和宗派。

我们都知道，通常你要当和尚的话，得受戒法之后才能成为正式的僧尼，但日本当时压根连戒律都没，所以自然就无从谈起受戒二字了，基本上只要有个师傅肯带你，你就能当和尚，最狠的是后来许多人干脆连师傅都不要了，直接自己悟道，悟出来后再剃个光头，那就算是僧人了，专业术语叫做“自誓受戒”。

这种情况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产生了很多佛门败类。

更糟糕的还不在这儿。

自圣德太子起，日本就是个敬佛之国，对于出家和尚，朝廷有很多优惠政策，比如免除课税。

所以很多农民为了逃避沉重的复制品“租庸调”制度，从而选择了自行出家当和尚，反正没戒律，即便光着头也照样能喝酒吃肉，跟原来没有任何区别。这种行径直接导致了大量的劳动力流失以及社会风气败坏，但奈良朝廷却一筹莫展，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来控制这日益增多的光头党人数，想来想去，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把“真正的佛教”引入日本，用正统的戒律来清洗目前混乱的日本佛教界，把那些不合格的和尚赶回去继续种地。

再说那荣睿、普照两人到了大唐之后，四处打听筛选，最终认定，只有扬州大明寺的方丈鉴真，才是能够真正拯救日本佛教的救世主。

说白了就是想挖墙脚。

不过，在听明白对方的来意之后，鉴真却答应了他们的邀请。

其原因本章开头就说过了，当时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往来交流相当频繁，两国的人都各自对对方有着很大的好感，其实早在荣睿、普照两人来大明寺之前，鉴真就和遣唐使中的留学僧接触过，也听说过有个叫阿倍仲麻吕的日本人，不但高中进士还当了大唐官员，尽管那会儿还没考虑过去不去日本这种事情，但鉴真本人对日本以及日本朋友有好感却是真的。

所以现在既然日本那边需要自己去普度众生，传播正统佛法，那无论是出于对日本的好感私情还是出于一个一佛门弟子的责任，都是有必要走一遭的。

当然，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大事，不能随随便便，说走就走，所以在某天晚上吃过饭，鉴真召集了全体弟子开了一个会，主要讨论去日本的事情。

会上，老和尚本人先表了态，说自己为了弘扬佛法，以及履行答应日本友人的承诺，决定亲自前往日本，普度日本人民。

然后问道，有谁愿意同去？

底下很安静，没有人说话。

弟子们知道，自己的师父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今天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要去日本，那肯定不是在开玩笑。

可关键是日本并不是那么好去的。

首先，唐朝时代朝廷对于民众出海出国有着很严格的规定，一般没有上头许可，是决不允许迈出国门一步的，违者一律依法严办；其次，所谓去日本传播佛教这个想法，并非是鉴真首开先河，早在他之前，就有大唐高僧道福、义向、圆载等三四人坐船出海，目标日本列岛，但却无一例外地被那汹涌的海浪波涛给夺去了生命。

所以众弟子认为，于公于私，去日本都不是一个明智的想法。

其中，有个叫祥彦的说道：“日本实在太远，路途也太艰难，真要去的话，那简直是九死一生，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去冒那个险。”

这种事一般有了个开头接下来也就好说话了，继祥彦之后，大伙你一言我一语地七嘴八舌了起来，但不管怎么说，宗旨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老师放弃去日本的念头。

鉴真只是静静地看着众人，微笑着，一句话也不说。

等所有人发现没得好说了又重归安静之后，他才缓缓地开口道：“既然大家都不愿意去，那么就算了吧。”

弟子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那就贫僧一个人去吧。”

说这话的时候，鉴真仍是一脸的微笑，但眼睛里却闪烁着看起来很帅气的坚毅光芒。

这天会议结束时，全场四十名弟子全都表了态，异口同声地表示愿意同师傅一同前往日本。

一场偷渡计划就此开始了，再怎么样唐玄宗也不可能让一个寺的和尚都出国啊，更何况鉴真还是整个江南地区的佛教领袖。

天宝七年（公元743年），鉴真率弟子二十一人，日本留学僧四人，以去天台山考察为名，拿了当朝宰相李林甫的从兄弟李林宗的介绍信，在扬州打造了一艘出海大船，本来一切都准备停当了，结果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且说在偷渡队伍里，有两个弟子，一个叫道航，一个叫如海，道航跟如海开玩笑，说你修行不够，不太适合去日本。

本来这真的是一句说着玩的话，但没想到如海当真了，气急败坏之下就跑到衙门检举揭发，说自己师父鉴真勾结海贼，想要攻打扬州城。

因为鉴真怎么说也是佛门名人，所以这番胡言乱语当地的知县大人是肯定不会信的，不过听说老和尚造了一艘出海大船，便还是过来探个究竟，这一探自然就露了馅，于是鉴真的第一次东渡日本计划也只能搁浅了。

不过他并不灰心。

第二年（公元744年）一月，鉴真花钱买了一艘二手的军用船，然后雇佣了八十个壮劳力，一番准备之后便带着十七名弟子第二次乘船出海了。

结果还没开出长江口就碰上了大浪，把船给打漏水了。

不得已之下，一伙人只好上岸找人修理，好不容易把船给弄好再度出发了，却没想到又在海面上遇到了狂风，这次船倒是没沉，但却被吹到了舟山群岛，整整辗转折腾了五六天，才又重新回到了浙江本省的海面上，刚刚想重整旗鼓继续一路向东，结果迎面开来了一艘巡逻兵船，只听得上面的人喊了一嗓子：“你们是干吗的？”于是这一次的东渡又失败了。

好在兵船上的人久仰鉴真大名，所以并没有以偷渡罪将其法办，只是把他们送去了宁波的阿育王寺安顿。

本来鉴真是想在阿育王寺待两天之后马上接着出发的，但没想到浙江的老百姓一听说大明寺的鉴真方丈来了，于是便四方八里地跑来围观，甚至连安徽河南等地的信徒也不远千里而来，只为一睹高僧风采。

这样一弄当然就不好出海了，老和尚只能留在阿育王寺开坛讲经，一直到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开春，才有了准备第三次出海的工夫。

不过这一次的计划才刚刚开始准备就宣告流产了，原因是阿育王寺的和尚们担心此时已经快要六十岁的鉴真这么来回折腾身体受不了，所以提前通知了官府，把老和尚给拦在了寺里。

第四次跟第三次的遭遇差不多，还是在同年，鉴真带着三十多个徒弟从阿育王寺出发准备从福建走海路去日本，然后还没出浙江就被官兵拦住了，原因是鉴真的弟子灵佑担心师父年纪大了，长途跋涉会有危险，苦劝官府前往阻拦。

一连四次失败，虽然鉴真仍是没有丝毫放弃的打算，不过因为两三年里出海四次实在太招摇，故而他决定先低调地在扬州过几年安生日子，等风头过了，官府不再惦记他的时候，再去日本。

这风头一避就是三年，天宝七年（公元748年）六月二十八日，鉴真率僧人十四名，水手三十五名，自福建出海，开始了第五次东渡。

为了避免像之前那几次被风浪打沉船只这样的情况，一伙人先跑去了舟山群岛待机，一直在那里待到了当年十一月才重新出发。但没想到的是仍旧碰上强风，一船人在海上漂了整整十四天才看到陆地，等上岸之后，蓦然发现自己已经漂到了海南岛。

四次东渡四次失败但仍不改初衷的鉴真，在第五次失败后，终于动摇了。

不过他并非是灰心丧气后悔东渡，而是因为海南岛离天竺很近，所以鉴真一度怀疑这是不是佛祖在暗中指点，要他去佛教的发源地深造。

但很快这个念头就被放弃了，因为就在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刚入春的时候，荣睿因长途劳累外加水土不服而一病不起。

临终前，已经看出了鉴真正处于犹豫中的他，流着眼泪恳求老和尚无论如何也请去日本，鉴真点头答应。

这不是临终关怀，而是真正的承诺。

同时他还立下了誓言：“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

很多徒弟都觉得这个誓言立得很不是时候，因为此时已然六十二岁的鉴真刚刚大病过一场，虽然经过救治生命没什么大碍，可是老和尚的视力却大受损害，险些到了失明的地步。

但在送走了荣睿之后，鉴真毅然决定北上先回扬州，然后准备第六次东渡。

或许是连佛祖都被这种执著所感动，所以他派出了天使前来助一臂之力。

天使是我们的老熟人——晁衡。

话说鉴真阴差阳错周游了大半个大唐只为了东渡日本的事情很快就在全国传开了，身为日本人的晁衡听说之后自然是非常感动，恰巧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日本遣唐使团来到了长安，其中的副使吉备真备，是跟晁衡当年一起扛过枪一起分过赃的人，所以他找到了真备，说起了鉴真的事情，问问对方有没有什么办法。

向来很淡定的吉备真备在听说了鉴真五次东渡的故事后，也显得有些感动，他决定这就南下扬州一趟，去见一见这位老和尚。

就这样，哥俩来到了大明寺。

晁衡是个诗人，诗人总是容易感动的，虽然此前已经听过了鉴真的诸多事迹，但在大明寺见到本人以及听到了更多感人故事后，他便更加激动了，并且当场就表示自己愿意出手相助。

而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吉备真备，倒是非常冷静，他对鉴真表示说这事并不难办，只要唐玄宗点头答应，你再跟着我们一起回日本不就得了？

至于如何让唐玄宗点头答应，吉备真备也说了，此事同样简单，毕竟这里不还站了个皇上眼前的大红人晁衡吗？

本来还挺激动的晁红人一听这话，连忙摆手说干不了。本来还有希望，但现在根本不行，因为唐玄宗不久之前亲口说过，不允许一个叫鉴真的和尚去日本。

这是真事儿，而理由相当幼稚。话说玄宗这人比起佛教来更喜欢道教，也曾经想跟日本那边分享自己的信仰，所以提出来要往平城京送几个道士过去，但被孝谦天皇给拒绝了，因为日本人觉得日本已经有神道教了，不太需要道教，但这么一来唐玄宗就不高兴了，感到自己很没面子，作为小小的报复，特地下旨不让鉴真出国。

也就是说如果现在晁衡跑去跟皇上说这事，下场铁定得是撞南墙。

吉备真备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然后说道：“不管怎样，你还是跟皇帝说一下吧。”

晁衡实在不明白这小子想干吗，因为在他看来，既然是偷渡，那就得偷偷地干活，你要是先跟皇上说了，皇上再不准，那肯定会有所防范，到了那时候再想着偷渡，那难度就铁定得提高了。

可又拗不过吉备真备坚持，于是只能答应去找唐玄宗说说。

果然，在一行人回到长安后，晁衡刚跟玄宗提起鉴真东渡一事，便被断然拒绝了。

吉备真备得知后只是点点头，一副意料之中的表情。

然后他问和他们一同来到长安的鉴真：“大师父，大唐皇帝现在已经明令禁止您出海了，您打算怎么办？”

鉴真一脸的微笑：“也就是说，你们不能带我去日本了，是吗？”

“不，您现在有两个选择，一是由我们遣唐使团带着您偷渡去日本，二是回到大明寺当方丈。”

“那就劳烦你们带我去日本吧。”

说这话的时候，他仍是微笑着。

吉备真备却是一脸的庄重严肃：“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带着您去日本的。”

其实，他当然知道唐玄宗不会让鉴真出国，但还是让晁衡去问了，为的是要一个明白清楚的答案回来，如果鉴真在明知皇上不让他走的情况下，仍坚持要去日本，那么为了报答他的这种真诚和对日本的感情，遣唐使团即便是违背了某些外交规则和惯例，也有责任把这个和尚带去日本。

当年十一月，遣唐使团坐船离开了大唐，也就是之前说的大家挥泪送晁衡的那次。

因为晁衡的朋友实在太多，走到哪儿都是一群群的，考虑到万一这些朋友上船相送，然后撞见了鉴真那就麻烦了，所以吉备真备特地安排晁衡与大使藤原清河坐一条船，而自己和老和尚共乘另一条船。

后来的事情你也知道了，船开到一半碰上了大风暴，晁衡他们被吹到越南去了，而吉备真备跟鉴真等人则被刮到了一个岛上。

这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岛，船上的经验丰富者也只能凭借着周围环境大致判断出它的地理位置应该在萨摩（鹿儿岛县）靠南的海域。

就在这个时候，鉴真看到了岛上的土人正对着一尊刻得相当粗糙的石像行跪拜礼，于是佛心顿起，捡起一根树枝就跑了过去，用简单的手势跟沙画和当地土著开始了交流，想问问他们拜的是哪位佛。

但土人摇了摇头，他们并不知道何谓佛。

鉴真指了指那个石像，问道这是何方神圣？

土人回答：“阿儿奈波。”

后来在鉴真所著的《唐大和上东征传》一书里，那地方便被叫成了阿儿奈波。

再后来被日本人给翻译成了假名，写作おきなわ。

再后来到了江户时代，大学者新井白石把那四个假名切换成了相对应的汉字，因为在日语中，おき能被写作“冲”，而なわ通常写为“绳”，所以连起来，就变成了“冲绳”。

明治年间废藩置县将此地改名冲绳县，其来源正是此处。

离开冲绳之后，一行人一路北上，终于在十二月二十日踏进了日本地界，来到了萨摩，第二年（公元754年）的二月四日，鉴真和尚抵达了平城京。

他受到了最盛大的欢迎，孝谦天皇、圣武上皇、藤原仲麻吕等核心人物亲自前来将其接进皇宫并设宴接风。

其实本来以好佛崇佛而著称的光明皇太后也要出场的，只不过当时她正值病重，全日本的名医们清一色束手无策，故而只得躺在床上静养，顺便依靠自己本身的免疫能力和病魔作斗争。

鉴真在听说了这个情况之后，便立刻主动要求在饭局之后去给太后看病。

对此没有任何人反对，因为包括天皇上皇在内，所有人都想看看这个老和尚到底有什么能耐。

在一番望闻问切后，鉴真开出了一张药方，方子的具体内容，如今已然不得而知，只知道那一剂药下去之后，没几天，光明皇太后的病就好了。

一时间朝野震撼，整个平城京无不将鉴真视为神人。

日本天平胜宝八年（公元756年），孝谦天皇下圣旨，封鉴真为大僧都，统领全日本的佛教事务，主要负责规范僧众戒律，同时天皇亲自请鉴真为自己授戒，以为全国榜样。

虽然获得了莫大的荣誉，但鉴真却第二次动摇了。

而且这一次是真正开始反省甚至反悔东渡日本一事了。

原因就出在他的工作内容上。所谓的规范僧众戒律，具体讲来就是要鉴真带头想办法杜绝那些以出家做和尚为幌子实际上想逃税漏税的不法之众，为此，孝谦天皇还专门下了一道圣旨：“自今以后，传授戒律，一任和尚。”

明面上，朝廷是在极力推广鉴真的精严戒律，但实际上是想通过戒律来提高成为僧人的门槛，从而达到减少僧侣数量，避免劳动力流失的目的。

其实本来这也没什么，但鉴真却觉得这种行为的本质等于是在利用自己为国家增加壮劳力，佛门之人被人打着佛门的招牌利用，显然是不会太高兴的。

据说因此鉴真曾一度想到要回国，但这显然不现实，毕竟都快七十的人了，根本就没有精力再这么来回折腾，于是也就只能随遇而安地作罢了。

就在迷茫和犹豫的时候，光明皇太后突然只身来到了寺里拜访了他，然后带他去了自己为穷人开设的澡堂，为孩子们开的悲田院以及那所临终关怀机构。

“大师您所看到的这些人，在我的感化之下全都一心向佛，但他们没有一个是和尚。”当那一天的参观结束了之后，光明太后这么对鉴真说道。

“太后的意思是……”

“大师难道不觉得所谓的普度众生，并非仅限于僧侣吗？”

鉴真顿悟了。

一直以来，他耿耿于怀日本朝廷对自己的利用，却忘记了自己来日本的初衷。所谓普度众生宣扬佛法，跟对方是不是和尚又有什么关系？既然没有关系，那么用戒律来提高成为僧人门槛又有什么错？如果没有错，那么又为什么要犹豫动摇？

摆脱了迷惘困惑的鉴真开始依照孝谦天皇的意愿，着手改造起了日本佛教界，不过最终他还是根据日本当时的国情，说服天皇认可了“自誓受戒”的情况，当然，也不能无条件地自誓，根据鉴真制定的规矩，即便是自己给自己授戒，也必须要有三师七证，即僧尼受具足戒时，戒场必须要有得戒和尚、羯磨和尚、教授和尚这三师外加七名作为见证的僧人。

在鉴真的努力下，日本终于建立起了最初的戒律制度。

天平宝字三年（公元759年），淳仁天皇将已故的新田部亲王宅邸赐予鉴真，当年，鉴真和他的弟子们就在王府的地盘上盖起了一座寺院，还得了天皇的赐名，曰唐招提寺。

与此同时，淳仁天皇还下旨一道，要求全日本的僧人在受戒之前，都必须去该寺学习戒律，这使得唐招提寺就此成为了当时日本佛教界的最高学府。

之后，朝廷又封鉴真为传灯大法师。

而在民间，大家则都称他为“天平之甍”。

天平就是日本奈良时代那一系列天平开头的年号，包括天平年，天平胜宝年，天平宝字年等等，大致涵盖了公元729年到765年这段时间。

甍，就是屋顶。

也就是说，鉴真是天平年间日本文化界最高峰的象征。

这绝不是夸张。

如果你以为这老和尚就是一个类似于唐三藏的普通得道高僧，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他对日本的贡献远不止宗教一样，保守讲来，至少包括了医学、建筑、书法和雕塑这四个方面。

我们一样一样说。

先是医学。

除了刚到日本妙手回春给光明皇后治病外，鉴真还在日本大力传播了中医学，所使用的宣传资料则是东汉名医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

同时，他又把麻黄、芍药、芪、甘草、苦参、当归、柴胡、川芎、玄参、地黄、肉桂等三十六种中草药带入日本并大力推动普及，此外，鉴真本人还著有医书《鉴上人秘方》，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日本汉方医学之祖。

一直到江户时代，在日本很多药店的药袋子上，都还清晰印着鉴真的画像。

时至今日，日本人在感冒咳嗽时，还能从医院里配到葛根汤，这个普及率很高的方子正是来自于鉴真带来的那本《伤寒杂病论》。

接着来说书法。鉴真在来日本时，曾带来王羲之《丧乱帖》真迹一副，他儿子王献之行书真迹三幅，以及其余中国名家真迹五十余卷，这对当时以及日后的日本书道都起到了直接的巨大影响，而且鉴真本人也是书法高手，曾经写过《请经书帖》，现在还存放在日本，是国宝级别的文物。

说完了书法然后来说建筑。跟着鉴真一块儿来日本的弟子中间，很多都是建筑高人，那座著名的唐招提寺就是他们和鉴真一起设计监工并且建造完成的，寺内的大堂，也称金堂，坐北朝南，阔七间，进深四间，三层斗拱式形制，是座单檐歇山顶式的佛堂，被誉为整个奈良时代最大最美的建筑之一。

这金堂不光漂亮，而且还牢固，历经一千两三百年的风风雨雨仍然屹立不倒，并且还成为了现如今世间罕有的保存完美的中国唐代古建筑样本。

唐文化在日本，这句话不是盖的。

最后再来说一说雕塑。且说中国在东晋时代发明了一种叫夹纻法的雕塑方法。简单来说就是先用泥塑成胎，后用漆把麻布贴在泥胎外面；待漆干后，反复再涂多次，最后把泥胎取空，因此也叫干漆法。用这种方法塑像不但柔和逼真，而且质地很轻。到了唐朝时，该技术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然后被鉴真及其弟子传入了日本，并且用此技术制造了日本史上第一尊人物肖像——鉴真干漆像。

这尊雕像后来在昭和五十五年（1980年）时被唐招提寺从奈良请至鉴真的故乡扬州，当时全城轰动，前来膜拜瞻仰的民众超过了三十万。

总之，鉴真的到来，让日本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革新。

日本天平宝字七年（公元763年）五月六日，一代高僧鉴真坐化于平城京唐招提寺内，享年七十五岁。当时的他双脚结跏趺坐，神态安详，死后三日，体温犹在。

鉴真的徒弟后来回忆说，自己的师父来到日本后，虽然也遇上过各种不快各种心烦，但却从来都不曾流露出悲伤的神情，无论是面对朝廷的大员还是普通的信徒，抑或是悲田院里的孩子们，他都永远是一副发自内心的微笑表情。

话说在昭和五十五年唐招提寺请鉴真干漆像去扬州的那次，日本方面对于佛像在飞机上的安全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哪怕飞机失事，也要确保其不得有丝毫的损伤。

不光因为这是国宝，更因为他是鉴真。

其实，有的情谊是真的可以跨越时空的。

中日恩怨两千年

卷　贰

第一章
中国的风水，日本的京都

鉴真的到来，将唐日两国之间的友好交流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使得日本对大唐的崇拜之情上升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并非夸张。

之前就说过，在孝谦上皇摄政时代，朝廷曾经把所有的官制都一一对照，并起了相应的中国名（唐名），其实据说当时还有人提出不但官位要用唐名，最好人名也改成唐式的，好在女皇大人冰雪圣明，当场就给驳回了，不然用不了多久，整个平城京里头就该遍地走着李家的人了。

改名还只是其一，接下来说其二。

延历十三年（公元794年）十月二十二日，桓武天皇下令迁都，把京城从平城京搬到了山背国北部的葛野，然后把山背国改名为山城国，接着又将葛野改称平安京。

著名的“平安时代”就此拉开了帷幕。

山城国就是今天的京都府，平安京大致就是现在的京都市。

就这座城市的本身而言，堪称是唐文化，尤其是唐代建筑文化在日本的极致体现。

平安京的内部规划构造严格仿造了中国的长安城和洛阳城：西侧仿长安，东侧仿洛阳，基本上就是两城的等比例仿照版。不过后来西侧废弃，因此实际上的主要市街只剩下了东侧的洛阳部分，故而人称小洛阳，在古时候的日本，去京都也被叫做“上洛”。

直至今日，“洛”仍是京都的简称，那里不但有“洛阳交运”“洛阳堂”，还有一家名为“洛阳工业高校”的学校，著名影片《御法度》（北野武主演）的导演大岛渚，正是毕业于此。

不过当时日本大都市规划仿唐并非稀罕事，几乎可算得上是惯例，国家首都更是如此。但关键在于，自打迁都平安京，在此之后的整整一千余年里，日本的首都都不曾挪过地方，不管国家闹腾得多厉害，京城永远是这一亩三分地，天打雷劈海枯石烂也不动摇。

为什么？

我们在上一本的时候已经说过了日本历史的大致进程，也知道日本古代的主要政治中心要么在九州，要么在奈良，最次也在大阪，京都一带在那个时代尚属待开发地区，平安京所在的那个位置更是一片荒芜，堪称不毛之地，可为什么桓武天皇偏偏就要在那里建都呢？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平安时代之前日本的首都一直在变，迁都从来就不是什么罕见的事儿，但不管迁到哪，首都就是国家的政治中心这一点却从未改变。而平安时代之后，虽然日本的首都被定格在了京都长达一千年，可国家的政治中心却并非一千年不变地都在那儿，比如丰臣时代的政治中心在大阪，德川时代在江户，等等。至于京都这个地方，到了后来纯粹就成了皇城，只是一个供天皇居住的地方，虽然那地方因为半仙天皇的存在，仍然是国家的首都，并且颇具神圣性，但同时不得不承认的是，在那个天皇沦为象征乃至傀儡的岁月里，堂堂一国首都却不再是政治中心了，甚至几乎和国政都失了缘。

于是问题就出来了：都这样了为什么还不迁都？

从历史经验来看，“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种勾当很明显是应该把天子挟在身边才好掌控，可后世的众多日本实权统治者，既没有自己跑去京都执政的打算，也似乎并不准备让天皇迁都到镰仓或是江户（当然天皇本身也不肯），这又是为什么？

换句话讲就是，为什么古代日本人在国都方面会如此执著于京都这个地方？

个中的理由，说得铿锵一点，是因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说得玄乎一点，是因为那地方的风水好。

但不管怎么说，平安京的脱颖而出都和中国文化有关。

桓武天皇迁都的原因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是光仁天皇的儿子，也是天智天皇的曾孙，不过在他继位之后，天智一族的力量已经非常薄弱了。虽然他贵为天子，可当时整个平城京乃至整个大和国（今奈良县）里都没几个肯听他的，各路豪族各自打着各自的算盘，对中央朝廷置若罔闻，一副无所谓有无的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天皇就想到了搬家，预备换一个环境再换一套班子。

新都城的地点一开始被选在了山背国的长冈，也就是今天的京都府的向日市附近。那地方算是当时山背国那一片里头最繁华的了，从延历三年（公元784年）开始，秦氏一族就奉了天皇的旨意，在那里搞开发。

本来迁都长冈这事儿已然是定了，连长冈的名字都被改成了长冈京，可就在桓武天皇都开始收拾细软准备开路的当口，意外发生了。

简单说来就是在搬家前大和国发生了一场地震，接着周围又出现了饥荒，遍地饿殍都还没来得及埋下去，滔滔洪水又席卷而来，等到洪水退下，大伙都以为灾难到此为止，谁知道瘟疫又蔓延了开来。

和瘟疫一起四散的还有谣言，整个奈良国上到朝堂下至江湖，都流传着诸如天皇失德，没资格当天子之类的说法，一时间人心惶惶。于是桓武天皇当然就吃不消了，众所周知，日本的天皇主要是以“神威、神德、神道、神迹”服众，结果现在却弄得天怒人怨，如果不想办法来弥补的话那肯定要出大事。

所以他就问群臣，该如何是好。

大臣们很想说你问我我问谁，毕竟是天灾，你问人怎么办？人能怎么办？

就在这一筹莫展之际，正在长冈京搬砖的秦氏一族收到了风声，于是他们立刻派了个家族代表赶回了平城京，面见桓武天皇，然后告诉他说，之所以会发生这一连串的天灾，是因为妖魔作祟。解决的办法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弃用长冈京，另寻一处风水好的地方当新首都，以镇压魔物，顺便保国泰民安皇朝万年。

天皇似懂非懂，但见那个姓秦的家伙说得头头是道，便也跟着不住地点头，一副虽然不是很明白但总觉得好厉害的模样。

他主要不太明白什么是风水，虽然这对于桓武朝的日本而言，并非是个新概念。

早在飞鸟时代，风水学说就从中国传入了日本，只不过因为列岛本土的神道教根深蒂固，加上佛教深入人心，所以风水在列岛一直都是非常小众的，传播范围非常有限。即便是奈良时代遣唐使大规模来往于唐日之间的时期，风水学的普及也仅限于中国移民和“知唐派”日本人之间，对于广大的其他日本人来讲，仍是非常陌生的一个词。

不过，作为当时屹立于整个渡来人集团之首的秦氏一族，当然是精于此道的。

他们告诉天皇，根据自己多年来的观察经验，如果真要迁都，那么新首都最好是造在葛野那里。

桓武天皇忙问为什么。

那位秦氏成员则反问道：“陛下，您知道四圣兽吗？”

天皇点点头又摇摇头，表示自己听说过，但并不知道具体。

“四圣兽指的是青龙、朱雀、白虎和玄武，他们分别守护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天皇说这个我懂，从飞鸟时代的时候起，但凡造宫殿，东西南北必定会竖起画有四神兽的旗帜，用于守护。

这是实话，虽然那会儿风水学的概念普及率很低，然而四圣兽在皇亲贵族中却一直被频繁地使用着，除了上述造宫殿插大旗之外，还主要体现在权贵的陵寝里头，比如在据说是天武天皇的某位皇子，或是奈良时代高官的高松冢古坟和龟虎古坟中，就有画着四圣兽的壁画。

只不过，让桓武天皇感到奇怪的是，这四圣兽跟新首都的所在地又有什么关系？首都不管选在哪，旗子不照样都能竖起来吗？

秦家人摇了摇头，表示话不是这么说的：“唐土的风水学博大精深，绝非仅限于插旗壁画那么肤浅，事实上风水这样东西本身就应该要跟自然地理环境相结合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恕臣下直言，先代的那些插旗作画的表面功夫，虽不能说是无用之举，但比起前者终究还是差了一截。”

此言倒也不虚，就好像如今造房子，房间内部的摆设固然也有讲究，但整栋房子到底造在哪里，是靠山还是靠水，是坐北或是朝南，显然更被关注。

天皇虽然觉得秦家人的话说得挺有道理，但仍是不明白为何首都要在葛野：“葛野之地的风水很好吗？”

“是的。”秦某点点头，“之前臣已经说过，四圣兽分别守护四个方向，而与此同时，他们也都有各自的栖息之地。青龙住在川流，朱雀栖于湖沼，白虎位于大道，玄武则在山陵。葛野那个地方，青龙位上有鸭川，朱雀位上是巨椋池，西面的白虎位是山阴道，北面有船冈山，四方正好完全对应，从风水上来讲，堪称完美，所以我们秦氏一族都认为，那里才是新都城的不二之选。”

不等天皇说什么，他又接着补了一句：“如果定都葛野，不仅能镇住肆虐的魔物，也能保皇家万年。”

其实秦家人说的这个概念我们至今都还在用，一般而言你家房子若是恰巧东南两面有水，北面有山，西面是大道，那么在找人看风水的时候定然会被赞不绝口，有点本事的风水先生还能顺口吟出一首诗：“朱玄龙虎四神全，男人富贵女人贤。官禄不求而自至，后代儿孙福远年。”

就这样，葛野成为了新首都，并被起了一个吉祥的名字——平安京，也就是后来的京都。

当然，本着唯物主义科学历史观的态度，我们显然不能把定都平安一千年不动摇这事儿的原因仅仅归于单纯的风水好，事实上的确也不只是因为风水，还有其他各种原因，比如日本特殊的国情之类。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日本这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很多事关国体政体的大事，或多或少地总会被烙上些许中华的印记。

延历十六年（公元797年），也就是迁都平安京后的第三年，桓武天皇下圣旨，说要征讨虾夷。

虾夷就是北海道，最开始叫毛人。

北海道这个地方，在当时的日本属于外围势力，就是名义上确系皇家领土，但时不时地就会因为各种原因而滑出版图。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如果朝廷各方面条件都允许的话，便会派人前去征讨，而要是那几年日子过得比较困难，那也只能睁眼闭眼随它去了。

桓武朝的生活似乎比较滋润，所以天皇一直在打北海道的主意，从迁都平安之前就是如此，迁都之后因为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挺国泰民安的，于是便更加肆无忌惮地动起了刀兵。

只不过这一回情况有点特殊，虾夷之地的首领阿弓为流，是个相当不好对付的狠角色。

此人从延历八年（公元789年）开始就竖大旗造反，七八年来不仅数次打退前来围剿的官兵，甚至还把势力从北海道扩张到了本州岛的东北部，故而天皇在出兵之余，也不得不思量一下这领兵大将究竟该让谁来担任。

其实这事儿本来并不新鲜，虾夷隔三岔五造反，朝廷例行公事地去剿，然后胜败乃兵家常事地有输有赢，如果这也算事儿的话，那我们这本书干脆叫“日本上下两千年”得了。

事实上之所以要把单单这一回拿出来说，主要原因有二：第一，为了本次征讨虾夷能顺利进行，天皇特地设立了一个官位，叫征夷大将军；第二，任征夷大将军的那人，叫坂上田村麻吕。

征夷大将军一职，在当时属令外官，也就是编制外的职务，而且不常设。说难听点就是编制外的临时工，但权力很大，是由天皇直接任命的军事指挥官，并且一旦被任命，那就有全权指挥军队的自由，正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这个职务的诞生其实也和中国有关，确切地说是日本学习中国后的产物。

遥想当年，日本样样都以中国为榜样，文化科技自不在话下，到最后连思想理念都没放过，把华夷思想也给搞了一回拿来主义，弄出了个日夷思想。

简单来讲就是以日本为中心，除了中国和朝鲜之外，周边四方的国家都是化外番邦，然后根据东南西北分成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

所以也就自然而然地设立了征夷将军（注意没有“大”）这个职务，同时应运而生的还有征狄将军、征西将军等名字和意思都差不多的职位。

征夷将军的工作内容主要就是如名所示的那般对东夷用兵，即征伐虾夷人，所以也叫镇东将军、征夷使等等。

然后到了延历九年（公元790年）那会儿，桓武天皇先是任命了一个叫大伴弟麻吕的人为征夷使，接着又在四年后将他的官位升级为征夷大将军，并配发节刀，命其出兵虾夷。

按理，这个大伴弟麻吕应该就是日本史上第一位征夷大将军了，但实际上话却不能这么说。

这主要是因为大伴弟麻吕尽管拜领了节刀，但并没有真正去虾夷打仗，而是把战事都交给了他的副手坂上田村麻吕。

不仅如此，在公元795年，大伴弟麻吕还将节刀交还给了朝廷，表示自己并不适合担任此职。正好此时那位坂上田村麻吕在虾夷连战连胜，凯旋归朝，于是延历十六年（公元797年），天皇便将征夷大将军一职封给了他。

所以一般认为，日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任征夷大将军，是坂上田村麻吕。

这人我们在上一部里曾经提过，乃是从中国大陆渡来的大汉皇裔东汉氏之后。他生于天平宝字二年（公元758年），自年少起就以武勇而闻名，长大后在近卫府任职。

大伴弟麻吕拜大将军那会儿，朝廷给他设了四个副手用于辅佐，田村麻吕就是其中之一。

正因为这场战绩，再加上大伴弟麻吕交还节刀撒手不干，所以天皇便封了田村麻吕为征夷大将军，同时，也要他做好准备再度出击虾夷，以期彻底剿灭阿弓为流。

延历二十年（公元801年），田村麻吕再度出兵，并且再度大获全胜，生擒反军士兵五百余人，这其中还包括了阿弓为流本人。

一个折腾了大家伙儿十几年的心腹大患就这么被除掉了，为了表彰坂上田村麻吕，天皇决定把原本只是临时职位的征夷大将军作为终身荣誉称号封赏给他。

所以一直到弘仁二年（公元811年）去世，田村麻吕都一直顶着征夷大将军的名号。

不仅如此，因为非常勇猛，他也被后世的日本民众尊为武神。

延历二十五年（公元806年），桓武天皇驾崩，传位于长子安殿亲王，称平城天皇，改元号大同；平城天皇在位三年后，把皇位让给了同母弟弟神野亲王，然后自己当起了上皇。

神野亲王称号嵯峨天皇，是一名里程碑式的人物。

一般来讲，平安时代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四处散发着文艺气息，在那个年代，京城的青年男女贵族们其乐融融地吟诗作赋、写字作画、结伴出游、观花赏月，甚至连偷情，也能被用最曼妙的词汇描述得无比罗曼蒂克。

这种往好了说叫温馨浪漫，往难听了讲叫安乐糜烂的风气，正是由嵯峨天皇开创的。

这个人虽然也不能说是无所谓权位，但比起国家朝政来，他显然更喜欢花鸟风月，特别是中土大唐的花鸟风月。

嵯峨天皇是一个很标准的文艺青年，能画画，能写诗——当然是汉诗。除此之外他还将日本原有的花道和大唐的花道相结合，创造出了一个新的茶花流派，名为嵯峨御流。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嵯峨天皇还写得一手好字，当时日本书法造诣最高的有三人：空海、橘逸势和嵯峨天皇，他们被合称为“书道三笔”。

或许有人会觉得当皇上的整天没事干练几个字，练出了境界也没甚了不起的，但你得明白，首先嵯峨时代的日本书法写的都是汉字；其次，那三笔里头的两笔，都是去过大唐的遣唐使。

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嵯峨天皇的带领下，平安京乃至日本全国都掀起了一股以效仿大唐为尚的风潮，具体表现为大小贵族们写唐诗，说唐话，画唐景，以及建筑、雕刻全面仿照唐式，教育体制也无限靠近大唐，甚至连学生用的教材，都是原装唐朝进口。最不可思议的是，当时日本贵族学生们学的历史，并非本国史，而是中国史。

这被后世称为“弘仁文化”，基本上可以算是日本效仿大唐最甚的一个时间段了。同时，诸权贵们也借着学唐仿唐的机会，大兴唐朝的各种娱乐，一时间，整个上流阶层都弥漫着享乐安逸的气息。

此外，由于能写会画且享誉文坛，所以后世还给嵯峨天皇起了个能流芳百世，并且世界通用的洋气名儿：大种马（日文直译是指“生孩子很擅长之辈”）。

据不完全统计，这位天皇活了56岁，子女却至少有49名，平摊下来基本上是以每年一个的速度，生产着自己的后代。

这种不计后果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子女过多，活活地把皇家给吃穷了。无奈之下，天皇只能分出几个儿子，取消他们的皇室身份，让其改姓其他并独立门户，以减轻财政负担。

其中，有一拨皇子皇孙姓源，分别叫源信、源常、源融等等。

然后嵯峨天皇的弟弟大伴亲王，后来也当了天皇，叫淳和天皇，他有个儿子叫高栋王，也被取消了皇籍并赐予臣姓，姓平，叫平高栋。

这便是日本四大姓中平源二氏的来历。

因为后来一般名门武士多出自这两家，而嵯峨天皇跟淳和天皇又是兄弟，所以他们的父亲桓武天皇也被誉为是武士之祖。在黑泽明的电影《七武士》里，在那位农民武士菊千代偷来的家谱上，第一个写着的就是桓武天皇。

第二章
最后的遣唐使

贞观九年（公元867年），平安京内爆出了一条大新闻。

说新闻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这贞观二字——尽管字样和中国大唐太宗时代所用年号完全一致，但此贞观非彼贞观，乃是日本的清和天皇在公元859年所改，典出《易经》：“天地之道，贞观者也。”

其实日本的年号除早期之外，基本都出自中国的各类经典，比如著名的明治时代，“明治”二字也是出自《易经》：“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

明治之后的年号叫大正，还是出自《易经》：“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而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裕仁天皇，他的年号叫昭和，出自四书五经中《书经·尧典》，原话是：“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至于现在日本用的年号平成，则典出《史记·五帝本纪》：“内平外成，天平地成。”

言归正传，话说那条被平安京里大小人等津津乐道的新闻就是，有一个年仅22岁的家伙，成为了“文章得业生”。

他的名字叫做菅原道真。

此人在日本历史上和武神坂上田村麻吕地位相当，被誉为文神。

菅原道真出生在平安京的一个文化世家，他爹叫菅原是善，官至从三位刑部卿，基本相当于现在的法务大臣，同时也是当时著名的文化人，写的和歌汉诗还受过嵯峨天皇的赞赏。

或许是因为家庭环境以及父祖遗传，道真自幼便是个神童，据说五六岁时就能写出非常工整、连一般大人都自叹不如的汉诗。

日本贞观四年（公元862年），年仅17岁的菅原道真考上了“文章生”，五年后，又被选为“文章得业生”，一时间传遍了街头巷尾。

如果你不明白什么叫“文章生”什么叫“文章得业生”，那我现在就说给你听。

平安时代的日本选拔官员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凭家世，只要你爹够狠够大，那你哪怕瘫在轮椅上，歪着嘴流着哈喇子也能当大官；而像菅原道真这种，家里尽管也算是个高官，但还远没到能一手遮天的程度，他就只能选择第二种——考试。

有人说古代日本学了中国的几乎每一样东西，但两样除外：一是太监，二是科举。

这话说得并不对，至少不确切。虽然日本确实没有设立过宦官制度，但科举还是曾经有过的。

早在奈良时代，日本就从中国引进了科举制度，从下到上分为三等：进士、明经和秀才。

是的，在日本，秀才的级别要比进士高。

早期的科举除了选官员之外，还兼有选拔遣唐使留学生的作用，比如吉备真备就因为在灵龟二年（公元716年）考上进士，并且还取得了最高的甲等成绩，故而被选为了当年度的赴唐留学生。

到了日本贞观年间，科举开始发生了变化，从原先的三级考变成了两级考，去除了明经，并且把“进士试”和“秀才试”分别更名为“文章试”与“方略试”。前者的合格者叫文章生，通常在几百名考生中只录取二十人；后者的合格者叫文章得业生，是在前者的那二十人中挑出两名最优秀的予以录取。

而菅原道真的彪悍之处在于，他通过了文章生考试之后，在还没有参加方略试的情况下，就因为非常优秀而直接被选上了文章得业生，之后为了让其他文章生心服口服，便又在日本贞观十二年（公元870年）的时候参加了方略试，并且果然不负众望地一举通过了。

再加上当时不过二十出头，也就难怪会成为大街小巷的谈资新闻了。

顺便插一句，日本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中国的文史经典。其中史学部分，则几乎清一色来自当年吉备真备从大唐背回来的那一大箱子史书，所以这家伙同时也是日本科举之祖。

元庆元年（公元877年），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菅原道真被任命为文章博士。

文章博士是令外官，但亦有相对应的唐名，叫翰林学士。它的主要职责是主管科举考试，也就是对诸考生的评定和筛选。

对于当时那些只能靠读书来谋升迁的中小贵族来讲，这基本上就是一个能够主宰他们一生命运的了不得的官职。

菅原道真在这个位子上一干就是九年，仁和二年（公元886年），因为文能提笔武能扛枪，故而朝廷下旨，升他为讃岐守，也就是讃岐国（今香川县）的地方官。

“武能扛枪”这四个字不是随便说说的，菅原道真确实精通各种武艺，尤其是弓道，据说可以百步穿杨，并且箭无虚发。

当年正月十六，道真出生以来第一次离开平安京，怀着满腔效仿圣贤亲民爱民的期待，抵达了赴任地点讃岐国。

尽管在来之前，他也做过一些口头及书面调研，知道这位于四国岛的讃岐国并不富裕，以后的日子肯定不如在京城那么好过了。然而即便是已经做好了各种心理准备，但当自己亲眼目睹了讃岐的贫穷景象时，这位新上任的讃岐守仍然被彻底地震惊了。

讃岐太穷了，真的太穷了，和平安京一比那简直就是非洲贫民窟和纽约曼哈顿之间的差别。

“讃岐的人们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住在破烂不堪的房屋之中，宛若乞丐一般。

“他们舍弃了自己的土地和家园，四处逃荒，过着凄惨不堪的日子。”

在自己的日记小本本里，菅原道真如此写道。

当然，作为一名朝廷钦派的地方长官，光是发现问题然后再在小本子里记上两笔肯定是远远不够的，接下来要做的，是寻找问题产生的根源并将问题彻底解决。

关于前者，菅原道真一开始认为是老百姓太懒，素质太低——国家都发给你们土地了，你们却不耕种，还逃荒，真乃朽木刁民是也。

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错了，因为讃岐国的老百姓虽然穷，可并不刁，相反还相当胆小，相当本分，相当善良。

“在讃岐，贫穷的人小心翼翼地不敢招惹富人，但彼此之间却一直相互帮助着，哪怕是家徒四壁者，常常也会向比自己更穷的无家可归者伸出援手。”

在《早春词》中，道真这样描述着自己的子民。

其实当时并非讃岐一国是这样，基本上全日本都是如此。老百姓普遍淳朴本分，但很穷，全国都很穷，就连首都平安京，城外头也常常能看到饿殍倒卧——他们都是抛弃了自家土地来京逃难的农民。

所以菅原道真开始反思，既然老百姓勤劳勇敢善良淳朴，国家又发给了他们田地，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肯去种？如果种了这地，不就不用受穷了吗？百姓不穷，国家岂不是也能富裕了？

抱着这样的疑问，他身体力行地来到了民间，随便找到了一个正准备去外乡逃难的人，然后拉着他坐下，说要谈谈。

这位微服私访的讃岐守大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为什么要背井离乡？

那个穿着一身破烂的人用看外星人的眼神瞅了瞅穿戴整齐的道真：“在家也是饿死，还不如出去碰碰运气。”

道真很莫名：“你不种地当然要饿死……”

“就是种了地所以才会饿死！”还不等道真说完，那人便一口打断了他的话。

这个惊悚的逻辑让菅原道真感到震惊：“为什么？”

“因为要交税，要服徭役啊。”那难民苦笑了一下，“一块地的收成每年有多有少，可朝廷的税赋却是年年固定的，哪怕是颗粒无收，也得给官府缴粮；而徭役就更别提了，就算是农忙，说要你去服役你就得去，田里的活只能交给老人和女人。先生，你来告诉我，这样一来，纵然是有土地能种粮，可又有什么活路？”

这一天晚上，讃岐守菅原道真失眠了。

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导致贫穷的并非农民本身，而是朝廷，更是制度。

数百年来，日本为了繁荣强盛，事无巨细都一直在模仿着大唐，然而恰恰就是从大唐山寨来的这套租庸调制度，反却导致了今日日本的贫穷，农民的离乡。

进一步说，正因为一味地跟风大唐，疯狂模仿甚至到了无视自己国情的地步，才会使得整个日本国都无法有效地进行自我发展。

吉备真备那一代所提出的疑问，在菅原道真这一代得出了答案。

解决的方法他也很快想好了，那就是把这套从大唐照搬来的律令给废了，然后换上一套适合日本人自己的制度。

这招听起来相当不错，既伟大又靠谱，只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此时的这位菅原大人撑死也不过算是个封疆小吏，人微权轻，他凭什么去参与这改变国家体制的大活动？

对此，道真也有方案，那就是通过努力当上中央大员，等权倾天下之后再搞一场举世无双的大改革。

虽然在常人眼里这几近于天方夜谭，但菅原道真毕竟是三岁识千字五岁能作诗的菅原道真，很快，他就寻摸到了一个能高升的机会。

话说仁和三年（公元887年），光孝天皇因病驾崩，由于走得急，也没留遗诏，所以只好由诸大臣们开个会，讨论选出一个新天皇来。

光孝天皇是嵯峨天皇的孙子，尽管和爷爷相比，子嗣稍少，但这家伙光儿子也有二十来个，要想从里面选出一个能继承皇位的，多少得费些口舌和时间。

就在众臣为下一代天皇该让谁来当僵持不下时，太政大臣藤原基经横空出世，表示这个皇位，很明显应由定省亲王来接手。

太政大臣，乃太政官之首席，唐名叫做相国，大丞相抑或是太师，不管叫哪个，它都是位极人臣的象征。

而被藤原基经举荐的那个定省亲王，是光孝天皇的第七皇子，元庆八年（公元884年）被下赐源姓，失去了皇室身份。

虽说光孝天皇病重之后他又被封了亲王，但不管怎么说，日本的惯例向来是皇家是神，臣子是人，一旦脱离了神籍的家伙无论从何角度来考虑都是几乎没可能再回到神的小圈子里来的，更不用说当天皇了。可是因为藤原基经的强力推荐，满朝文武无人敢驳其面子，大家只能同意让定省亲王继承大统。

当年九月，亲王上位，称宇多天皇。

宇多天皇很清楚，自己之所以能从人变成神到底是谁的功劳，故而在即位后不久，他便下了一道圣旨，封藤原基经为关白。

关白是日本的一个令外官，尽管属编制外，可权力极大。

这官简单而言就是摄政，即当天皇年幼或是人傻的时候，关白便代表皇上统治全国，即便天皇不傻，全国的政务也要先经关白之手，再转交给天子，同时，他还拥有直接草拟并且颁布圣旨，以及对政事进行最终裁决的权力。

顺便一说，“关白”二字也来自中国，典出西汉权臣霍光的一句话：“诸事先关白光。”就是说凡事必须先要请示霍光，然后再跟皇帝说。

所以关白在日本也叫“博陆”，因为霍光封爵博陆侯。

作为一个权倾天下的老牌政客，藤原基经在接到圣旨之后很淡然地选择了拒绝——这是一种礼节，民间俗称谦虚。

毕竟关白不是一块水果糖，堂堂太政大臣要真没一点矜持地见了就抢说拿就拿，那是很掉身价很没面子的。

天皇也明白这个道理，于是在藤原基经婉拒关白之职后又下了一道圣旨，二请出山。

该圣旨由一代名儒左大弁（官位）橘广相起草，天皇亲自敲章。在文中，作者橘左大弁引经据典，高度赞扬了藤原老太政的各种高风亮节，并且衷心地希望他能出任关白一职，以便更好地为国，为天皇发挥自己的能力。

原话是：“希望藤原卿无论如何都要担任此阿衡之职。”

阿衡，也叫保衡、阿保，意为国君辅佐之官，和关白同义。同时，也是中国古代著名摄政大臣伊尹的尊号。

伊尹乃是我华夏大贤，帮助成汤开创了殷商六百年天下不算，还辅佐汤孙太甲治理国家几十载，被誉为中华历史长河中的第一位圣人。

把藤原基经比作伊尹，这等于是给了他一顶高到不能再高的帽子，同时也算是好话说到了头，毕竟在当时人们的概念里，也找不出比伊尹更出挑的角色来形容一个臣子了。

言下之意很明确，就是希望藤原基经别再谦让了，赶紧出山当关白，让大家都省心。

此时的藤原基经虽是仍想一脸娇羞地推辞一下，可无奈他也知道要继续这么下去人家再写圣旨请出山时，就只能把自己给比作唐宗汉武了。

毕竟身为人臣，凡事总得给天皇点面子，于是在接下了圣旨之后，藤原基经再未拒绝，而是将其拿给亲信们传阅，并且表示自己准备走马上任。

本来这事到此就算告一段落了，用日本话来讲叫“一件落着”，然而没想到的是，就在诸心腹交口称赞自家老大被誉为千古圣人时，一个反对的声音响了起来：“不妥，不妥啊。”

说这话的人叫藤原佐世，时任文章大臣。

藤原基经忙问有何不妥。

“阿衡一职，虽然位高近天，可却并无实权。”

这是扯淡。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伊尹在辅佐汤孙太甲时，初期因太甲荒淫无道，故而亲手将其放逐，若干年后见此君真心悔改，才又将其迎回，重新把他扶上了王座。

如果这也叫并无实权的话，那估计只有那种一跺脚就把地球嘎吱裂两半的人才能叫有实权了。

事实上作为文章博士，藤原佐世当然知道阿衡到底有无实权，而他之所以要颠倒黑白提出那个惊世骇俗的结论，纯属是想拍一回马屁——既然藤原基经有心再矜持一把可又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由头，那就由自己来提供这个理论基础吧。

可他没想到的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藤原基经在听藤原佐世说完之后，第一个反应并非是暗自欢喜又能装一把矜持了，而是浑身毛发倒竖外加背脊阵阵发凉。

其实稍有历史常识的人还应该知道，所谓“位极人臣”这四个字背后的潜台词，实际上是“一手遮天”。

藤原基经是怎么做到太政大臣的我们这里就不详细说了，但即便是用膝盖也能琢磨明白，这家伙绝对不会是一盏省油的灯，其仕途过程一定满载了各种见不得人的黑历史。

但与此相对的，越是这种人，神经就越是敏感脆弱，只要稍稍听到一些或许会对自己不利的风声，就会防患于未然地大作起文章来。

更可悲的是，出身超级豪门藤原家的藤原基经，因为不需要像菅原道真那般靠考试来升官，所以对经史子集这种东西并无太深了解，所谓阿衡啊伊尹啊，也仅限于听过名字，至于详细的事迹，就全然不知了。

因此他把藤原佐世的话信以为真了，以为天皇要自己当关白实际上是想借升官之名，行收权之实。

藤原基经当时就怒了，撂下一句话：“既然天子如此不希望我掌权，那我就把这大权归还于他好了！”

一旁的藤原佐世瞬间就摸不着头脑了：这是怎么了？

次日，太政大臣藤原基经奏明宇多天皇，表示愿意接受关白一职，但与此同时，将不再处理任何政务。

于是天皇也傻了，这怎么就突然罢工了？

然后就让人去查，查了一圈发现原来是藤原佐世在搞鬼。

天皇还没来得及说什么，橘广相先拍案而起：“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文化人一般最恨的，就是自己满腔热忱抖了半天书袋，自以为千古绝唱结果却被人歪曲成了垃圾，这在他们眼里堪比是杀父夺妻的侮辱。

所以橘广相要求和藤原佐世辩论，论题是伊尹阿衡到底是不是位高而无权。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纵然是藤原基经也明白过来，其实就是藤原佐世信口雌黄拍马屁，然后自己信以为真地小题大做。

可正因为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所以绝对不能让步认输，即便伊尹拥有能够流放国王的实权，但在这风口浪尖上，咬了牙也不能承认这事，因为一旦承认橘广相说的是对的而藤原佐世说的是错的，那么自己这一罢工行为该如何解释？太政大臣藤原基经由于权欲熏心外加不学无术而上当受骗并大耍无赖？

于是藤原太政也不甘示弱，公开表示辩论就辩论。

这么一来橘广相倒有点困惑了，赶忙又翻了翻各种史书，确信自己掌握着真理之后，便也挺起胸膛，一副你要战我便战的架势。

辩论会的具体形式是这样的：橘广相和藤原佐世作为当事人，只负责亮明自己的观点，但并不参与辩论，详细的讨论交给九名以饱读经书而著称的博士，他们在一番论战后，将会各自投票选择自己所认为正确的观点，最后以票数多寡来决定胜负。

辩论的过程我们略去，直接说结果：9：0，藤原基经完胜。

这叫做强权战胜公理——博士也是人，大家都明白你把黑的说成白的没啥关系，但你要得罪了藤原基经那可是要遭殃的。

于是天皇只得被迫取消了先前发过的那道圣旨，接着再把橘广相给罢免。但与此同时，他也在日记里表达了自己万分不爽和屈辱的心情。

而藤原基经却并不肯到此为止，在橘左大弁被罢之后，他又进一步上奏天皇，要求将橘广相流放，以作为自己回来干活的交换条件。

这个实在忒过分了，因此天皇断然拒绝。

所以藤原基经继续罢工，双方就这么僵持了起来。

这种最高权力层之间的勾心斗角，在古今历史中很常见，从表面上来看跟此时正在讃岐过苦日子的菅原道真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首先，菅原道真他爹菅原是善跟藤原基经有点交情。

其次，那个藤原佐世其实是道真的学生，他能当上文章博士，还亏了自己老师的举荐，不仅如此，这人实际上还是菅原家的姑爷，他老婆是菅原道真的女儿。

因为上述的这些关系，故而道真想要插手这次中央斗争也就名正言顺多了。

仁和四年（公元888年）七月，菅原道真修书一封，寄给了藤原基经。

信上先是对自己的倒霉女婿兼学生藤原佐世在京城弄出那么大的骚动表示了歉意，这纯属自己管教不严；接着又对藤原基经本人进行了高度赞扬，基本上能想出来的褒义词都给砌上了，活生生地把一个权奸给夸成了风华绝代的圣人君子，同时还不忘标榜一下自己，大意是我不在京城期间天子全靠您辅佐了，当然这话说得极为隐晦，并没有让基经本人感到任何不快；最后，道真笔锋一转，表示太政大人这几个月来您也该闹够了吧？差不多是收手的时候了吧？

之后，他再上了一道折子给天皇，表示藤原基经是难得的栋梁之臣，这次事件纯属意外，自己已经写信劝说太政大臣了，希望皇上在合适的时候给他一个台阶下，正所谓君臣和睦国之大幸。

宇多天皇当然是巴不得这事早一分钟解决，对他来讲给个台阶下压根就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没有台阶可下，藤原基经本人一直窝在家里闭门不出，满朝文武也无人敢出声劝架，现在唯独这个小小的讃岐守站了出来，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劝得动太政大臣。

而另一方面，其实藤原基经也早就不想这么僵下去了，这家伙的初衷真的很简单，就是想单纯地摆个谱，他自己都没想到会闹成这副模样。自打双方卡在那儿之后，基经无一日不在等着天皇能来给自己一个台阶——比如学下刘备三顾茅庐什么的，可惜等了快几个月了都没等到，无奈之下只好为了面子而继续痛苦并僵持着。

现在既然菅原道真来信请求自己鸣金收兵了，那就干脆顺坡下驴买他个面子吧——谁知道这家伙是不是天皇背地里派来的求和使者？即便不是，他也不是外人，自己不仅跟他爹菅原是善勉强算个朋友，心腹加一族远亲的藤原佐世还是他的女婿，就算听他一回也不丢份。

数日后，藤原基经上奏天皇，表示自己不想再追究那橘广相了，而且也愿意以关白兼太政大臣的身份重新走出家门回到工作岗位，和以往一样地辅佐天子处理天下政务。

宇多天皇很感动——主要是对菅原道真。

因为此事的本质是藤原基经因为某件无聊的小事，和天皇闹了数月的别扭，不仅赶走了重臣橘广相还罢工示威，就在这紧要关头，讃岐守菅原道真一封信就解决了事情，恢复了和平。

你是天皇你也会感激他的。

宽平二年（公元890年），任期已满的菅原道真回到了阔别四年的京城，之后被任命为藏人头。

藏人头，就是天皇的秘书，主要工作是负责天子与大臣之间的各种沟通。

官不大，但地位很特别，属于皇上身边的贴心人。

宽平三年（公元891年），一代超级大权臣藤原基经因病医治无效在平安京去世，享年55岁。

这对于菅原道真而言堪称是春天降临的标志，因为原本一手抓着行政用人大权的基经现在蹬腿了，那么各种权力自然也就回归到了天皇手里，而天皇在掌权之后，第一个要提拔的，自然是当年帮过自己大忙的道真了。

宽平五年（公元893年），菅原道真出任参议。

所谓参议，系太政官一员，唐名平章事、谏议大夫，有参政朝议之权。简单而言，就是拥有能和天皇以及其他王公大臣坐在一个屋子里，讨论并参与国家大事的权力了。

也就是说，道真就此步入了最高权力的核心层。

他终于有机会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在菅原道真的辅佐与建议下，宇多天皇开始把眼光投向了民间，为了更好地了解老百姓们到底过着怎样的日子，他还临时设立了问民苦使一职。

问民苦使其实是地方检察官，早在孝谦天皇时代就有了，不过那时候主要是为了监视藤原仲麻吕有没有勾结地方土豪造反，而宇多天皇时则更多的是想知道民间的具体情况。

不管哪个时代，民间疾苦总是触目惊心的，所以天皇在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子民到底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下后，痛下决心地表示，自己要通过努力，让老百姓们过上能吃大米能喝肉汤的好日子。

可惜没有了下文。

天皇其实也就是意思意思，所谓的努力，充其量是希望手底下那群当官的去努力，他自己本身实际上也就是三分钟热血，沸腾完了就该干吗干吗去了。

当年春夏，宇多天皇表示想派遣唐使去大唐，学习一下先进文化技术，最好再跑长安淘点儿稀罕宝贝回来。

纵观此时的日本，综合才华学识地位来看，最具备带领诸遣唐使赴唐，担任遣唐大使职务的，唯有菅原道真。

道真本人很兴奋，不是因为能当大使，而是觉得废除大唐制度的时候到了。

宽平六年（公元894年）九月十四日，左京大夫、左大弁兼参议兼第二十任遣唐全权大使菅原道真上奏宇多天皇，要求取消本次赴唐计划，不仅如此，他还认为，遣唐使这东西本身，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在奏折中，菅原道真表示，当年如日中天不可一世的大唐王朝如今已然是残花败柳了，说难听点就是坟中枯骨，灭亡就在眼前，所以压根就不再具备让日本学习的价值，这是其一；其二，大唐多年来藩镇割据四处战火，乱得很，一大堆日本人去了难保不被人砍死。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这条不在奏章上，而是菅原道真当面跟天皇说的，他提出了一个截止到当时，没有一个日本人想到或者敢说出口的观点，那就是迄今为止，日本所谓的以大唐为标杆全面仿照大唐，无非是水月镜花。这种不考虑本国情况一味追求模仿外国的做法，恰恰是导致了自己数百年来又穷又弱的根源。

综上所述，日本要做的，是放弃效仿大唐，通过走自己的道路来实现强国之梦，而实现这一梦想的第一步，就是废除遣唐使。

在我看来，如果没有这第三条，那么菅原道真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能够审时度势的实用主义者，最多被赞一声头脑聪明，冰雪无敌，而有了那第三条，那道真就不愧是被誉为文神的男人了。

大唐即将完蛋，这在当时的日本属于公开的小秘密。尽管在很多历史读物、官方资料甚至是教科书上写着，日本实际派遣成功的最后一次遣唐使是在承和五年（公元838年），此话虽不能说错，可事实上在日本贞观十六年（公元874年），平安京方面为了采购香料、草药等物，特地派遣了以大神己井、多治安江为首的使节团赴唐，虽然他们并没有被算在所谓的“二十次遣唐”名单里，但严格来说，其实是最后的一批遣唐使。

其中，副使多治安江在回国后就表示，大唐虽然还是大唐，但早已各种乱象丛生，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出大事，再用不了多久，兴许就该灭亡了。

这话他逢人就说，不到三个月，便一传十十传百地变成了平安京里众人皆知的秘密。

果然，公元875年，河南长垣爆发了王仙芝民变。三年后，王仙芝战死，余部在安徽亳州和冲天大将军黄巢的军队合并一处，为推翻唐朝夺取天下而共同奋斗在了一起。

这位黄大将军的事迹在此我就不说了，一是和主题不符且篇幅不够，二是不好说也说不好，反正公元881年的时候，黄巢军攻入了长安，其本人称帝，建立大齐政权，年号金统，而唐皇僖宗则不得已逃往了巴蜀之地。

虽然黄巢在公元884年兵败身死于泰山，唐僖宗得以全身回到了长安继续当皇帝，但经过这么一闹，大唐实际上算是彻底没戏唱了。

黄巢之后的事情我们前面都说了，唐朝那边算是回光返照似的稍微平稳了一些，于是宇多天皇又想起遣唐这茬儿了，连封大使的圣旨都下了，结果却因为大使本人出来当横，故而终究没有去成。

不仅没去成，在菅原道真的力谏下，天皇又下了一道圣旨，表示从今往后再也不派遣唐使了。就这样，这一延续了三百年的交流活动最终变成了历史。而菅原道真也成了名义上最后的遣唐使。

公元907年，朱温废唐哀帝，建立大梁，唐朝正式宣告灭亡。

而另一边，在成功迈出了第一步后，菅原道真意气风发，准备再接再厉地大干一场。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堪称是他终生对手的人出现了。

那人的名字叫做藤原时平。

第三章
和风压倒唐风

藤原时平，时年（公元894年）23岁，虽然年轻，却已官居三位中纳言（唐名黄门侍郎）兼右近卫大将（唐名虎牙大将军）。

之所以能如此身居高位，全因为他爹是藤原基经，同时还是藤原北家嫡流当主藤原忠平的哥哥。

这里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藤原北家。

还记得当年那被天花夺去了生命的藤原家四兄弟吗？也就是藤原仲麻吕的亲爹和三个叔叔：藤原武智麻吕、藤原麻吕、藤原房前以及藤原宇合。

这四个人，合称藤原四家，按照上述的顺序，分别代表了藤原南家，藤原京家，藤原北家和藤原式家。

因为出身豪华尊贵，故而和菅原道真大不相同的是，藤原时平的仕途堪称是一条金光大道，17岁的时候，就担任了道真45岁才混上的藏人头。

而菅原道真自出道后，花了二十二年才混到的参议，藤原时平只花了五年，而且还是在没有被外放挂职锻炼的情况下，就轻松上位了。

不过时平倒也并非是那种单纯的纨绔，用宇多天皇的话来讲，就是这家伙虽然年轻风流，而且还是仗着祖上的光威才得以青云直上，但是在国家政治方面却是得心应手，当属辅国重臣。

宽平九年（公元897年），宇多天皇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突然退位，将皇座让给了年仅13岁的皇太子敦仁亲王，即后来的醍醐天皇，自称太上天皇。

临走前，宇多上皇亲自指定了辅政大臣两名：大纳言藤原时平、权大纳言菅原道真。

大纳言，唐名亚相，在朝廷不设太政大臣的情况下，此官乃太政官之首。

权大纳言就是大纳言的副职。

之所以要把藤原时平立于菅原道真之上，理由当然因为他爹是藤原基经，但在宇多上皇写给醍醐天皇的信中，他却表示，道真是大学者，既有学问又会治国，而且年长成熟富有经验，所以你要有事的话，还是尽量问他吧。

就这样，菅原道真实际上一跃成为了群臣之首。

他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改革——而且还是针对国家制度的大改革。

就在当上大纳言的当年，菅原道真发布了一道政令，承认土地私有，并且要求掌握着土地的全日本各豪族，每年按照一定的比率给中央交税，不许少，但更不许多——多收农民们的。

这看起来是一个很豪迈很大胆的决定，其实却也没那么夸张。

虽然大化改新时就说好了土地都归国家所有，但实际上这个政策并非是一块毫不透风的铁板。早在天平十五年（公元743年），为了改变当时日本贫穷、粮食产量低下、土地无法被全面开垦的悲惨局面，圣武天皇特地颁布了一部名为《垦田永年私财法》的法律。

这部法律文如其题，就是无论何人，只要去开垦了土地，那么除去每年按照一定比例上交给国家公粮之外，剩下的无论是粮食也好土地也罢，都将永远是此人的私有财产。

而这些开发者，也有一个法定的名称，叫开发领主，简称领主。

至于那些被开垦而私有的田，也有个专门的称谓，叫做名田，即有名字的田，换言之就是私人的田。所以领主们有时候也会被叫做名主。

再后来，有的领主因为名下的田地很多，地盘很大，于是便被人叫做大名。

我们熟知的“战国大名”“江户大名”这些名词，其实就是这么来的，它们真实的意思就是战国时代或江户时代的大地主。

再说这部《垦田永年私财法》，堪称是首次挑战了日本从大唐搬来的那一套制度，但却并不长久。天平神护元年（公元765年），当时正红得发紫的道镜认为私有土地对国家财政不利，于是便废除了《垦田永年私财法》。之后的一百来年里，该政策废了立，立了再废，折腾了很久，以至于最终进入了一个灰色状态中，即国家的律法虽然是明着不允许私有土地的，但事实上下面的豪族们早就都成地主了，朝廷对此没有任何办法，毕竟朝令夕改理亏在先，而且也确实不可能完全将这些拥有着土地的豪族清理干净，能做的唯有默认。

于是最终苦了国家和农民，前者因为收不到税而一直积贫积弱，后者则血汗钱被吸了个干净从而生不如死，而且名为交国税，实际上天知道是落到哪个土豪的口袋里去了。

现在菅原道真搞的这一手，等于是让原先的灰色制度直接摆正了姿态，在彻底承认土地私有的同时，也明码标价收费，既保障了国家的收入，也不至于太亏了农民。

只不过这么一来土豪们该不干了，虽说这年头哪有皆大欢喜的事情，有赚必有赔，可那赔本的买卖真要落在了自己的头上，则任谁都不会乐意的。

土豪不是农民，断然不甘吃哑巴亏的，面对道真的大刀阔斧，他们纷纷在朝中找起了内援，企图和庙堂重臣们联合起来里应外合，共同抵制那个出手比黑社会还狠的读书人。

一般来讲，那些在外面当土豪都快成精了的地方一霸，基本上都和朝廷中的某位甚至某几位大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要么是亲戚，要么是利益均沾，所以菅原道真得罪了他们，其实就等于是得罪了跟自己同朝为官的那群同僚。

不过他也不怕，来文的，自己是文神；来武的，自己能射一手百发百中的好箭。谁怕谁啊？

而朝中大臣们也知道这人是个油盐不进、文武双全，而且还得上皇宠信的高手，因此也不跟他明着硬拼，而是采取了迂回战术——罢工。

从宽平十年（公元898年）起，但凡菅原道真主持的高级干部政治会议，总会有人缺席，而且人数越来越多，一开始还只有两三个，好歹也请假，可到了后来干脆是一缺一大帮，并且连招呼都不打，说不来就不来。每回开会，道真的面前只有两排坐垫——当时的日本还没有椅子。

而那些不出席会议的家伙，则几乎都清一色地聚拢在了藤原时平的周围，并且还希望他带个头，利用藤原家在朝中多年积累下来的威望和实力，干掉菅原道真。

藤原时平的回答是：OK。

后世一般认为，藤原时平说好的原因是他代表了旧贵族的利益，出于一种誓死捍卫自家一亩三分地的反动阶级立场，而仇恨着革命派菅原道真，并且欲除之而后快。

这是大错特错的。

藤原时平和菅原道真之间，既无私怨，也无公仇。

时平的弟弟，也就是藤原北家的当主藤原忠平，和菅原道真的关系非常好。不仅如此，因为藤原时平本身也是个文艺小青年，所以对文神道真的敬仰之情，在当时也是相当公开的。

此外，就政治观点来看，时平实际上跟道真一样，也是改革派，同时也是一个认为日本想要发展就必须脱离大唐影响的去唐论者，而且两者都认为，改革要从最根本的方面入手。

唯一的不同点在于，道真概念里的根本，是国家的制度；而时平则认为，所谓根本，是文化。他的意思是，要想彻底改变一个国家，必须先从文化入手。同理，要想彻底改变日本，就必须得先用本土文化将那已经根深蒂固的唐文化印记替换掉。

藤原时平的确是理智的。

只可惜菅原道真不这么看，眼看着自己怀揣多年的强国梦离实现还差那么一步，他决定咬紧牙关跟藤原时平死磕到底。

对此藤原时平倒也无所谓，毕竟是藤原基经的长子，学不来自家老爹那一套呼风唤雨，但整几个人还是手拿把攥的。

两人的战争就此拉开了帷幕。

菅原道真有个女儿叫菅原宁子，嫁给了宇多上皇的第三皇子齐世亲王，作为岳父的道真，当然希望自己的姑爷能越出息越好——最好哪天能继承大统，当上天皇。

这本来是一个人皆有之的美好愿望，但藤原时平却密奏醍醐天皇，称权大纳言菅原道真图谋不轨，意图以强硬的手段迫使皇上您立齐世亲王为皇太弟，以便将来谋权篡位。

天下的皇帝其实都一样的，对于这种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皇位的事情，向来奉行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以醍醐天皇当机立断就作出了决定：驱逐道真。

昌泰四年（公元901年），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天皇突然下旨，撤去了菅原道真权大纳言一职，同时下令将其下放至大宰府，任权大宰帅一职。

圣旨下达后的第五天，菅原道真壮志未酬人先走，离开了平安京，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他再也没能回来，两年后，中年失意的道真在左迁之地大宰府郁郁而终，享年58岁。

临终之前，望着漫天的白雪，菅原道真留下了自己的辞世诗：盈城溢郭几梅花，犹是风光早岁华；雁足黏将疑繁帛，乌头点着思归家。

光是读着，就能感受到那满满的思乡悲情。

算了，那么哀伤的话题就此打住吧，来说点欢乐的科普小知识——大宰府。

这个词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上一部就有提过，系位于九州北部的重要行政机构，主要作用是稳定九州岛，监视朝鲜半岛乃至中国的动向。同时也有传闻称，那地方就是当年邪马台国的王城。

这些其实都无所谓，我现在要说的，是大宰府的正确表达方式。

因为数千年来一直都有人（包括日本人）习惯把“大宰府”写成或读成“太宰府”，所以及时做一下科普是很有必要的。

在最开始的时候，大宰府就是大宰府，没有任何异议，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人性中懒散粗心那一面的逐渐暴露，却说在某年某月某位不知名的学者把“大”写成了“太”，由于不过是一点之差而且也并无太大影响，以至于大伙都并不在意，于是此先河一开，便被后世以讹传讹，尽管有正经人士有心拨乱反正，坚持正确写法，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称其为“太宰府”。根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公元10世纪（公元900年），日本关于大宰府的记载共有25处，其中用“大”字的8处，大太并用的4处，用太的13处。

连为了纪念菅原道真的神社都叫“太宰府天满宫”，甚至今日在大宰府所在地造起来的城市，都被称作“太宰府市”。

这就叫“三人成虎，众口铄金”。

好在这世道还是不乏良心的，时至今日，日本学界已有了明文规定：作为历史名词以及机构名称和官员职位名，那么正确的写法是“大宰府”；而作为都市名或是祭祀菅原道真的那所神社名，则写作“太宰府”。

扯远了，言归正传。

在顺利目送菅原道真上路之后，群臣之首的位子理所当然地归了藤原时平。

前面就说了，时平也是个改革派，所以他在上台之后，并没有废除道真时代定下的土地改革制度，而是采取了比较温和稳步的方法缓步推行。同时，他还依照自己原本的观点，开始着手进行一场文化方面的改革。

改革的第一个目标，是文字。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决定。

我个人一直特别信奉这样一句话：欲亡其国，必先去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秽其文。

就是说要灭亡一个国家，必定先要篡改他的历史；要想灭掉一个民族，一定要先糟蹋他们的文字。

这话其实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的，要想振兴一个国家，首先就是要先学会正视自己的历史；要想兴旺一个民族，第一要做的是拥有并光大属于自己的文字。

一言以蔽之，藤原时平要做的事情分两步：第一步，先搞出一种只属于日本且日本特色十足的文字；第二步，把这种文字发扬光大。

这确实是一个听起来和做起来都非常浩瀚庞大的工程，不过好在第一步已经有人给做了——当时的日本实际上是有原创文字的。

那就是平假名。

众所周知，日语由三个部分组成：汉字、片假名和平假名。

其中，汉字是无可争议的中国文字，而直接从汉字偏旁得来的片假名，其实也可以算是中国字；唯独平假名，自古以来就一直被认为是日本人的原创文字，虽然这原创二字说得有些勉强。

平假名的起源仍是中国，是由汉字的草书形式演变而来的，每一个假名对应着一个日语的读音。最早叫“万叶假名”，和汉字极其相似，但后来被简化了很多，以至于看上去跟中国字脱离了关系，比如あ（读阿）这个假名，我要不告诉你的话，估计你三天三夜也未必能琢磨出来它的原型其实是草书的“安”。

而平假名的出现则至少可以追溯到一千三百年前，现今存在历史最悠久的带有平假名的文物是一块在大阪出土的木简，据说是公元7世纪中期的产物，上面用万叶假名写着“春草之初年”。

和片假名一样，平假名的创造和演变都绝非一人之力，而是多年来众多日本学者共同心血的成果，因此尽管教科书上认为是真言宗开山老祖空海和尚发明了平假名，但实际上这跟吉备真备创造了片假名一样，只是一个谣言罢了。

虽然历史悠久形体优美，但数百年来，平假名却一直都不是日本的官方文字。在高层的正式场合，大家使用的都是汉字和片假名，平假名通常只出现在那些身居大内深闺的少女少妇为了抒发寂寞和恋情而写的和歌之中，故而也被叫做“女手”“女文字”。

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平假名和汉字的关系太遥远——毕竟只是以草书为雏形变化而来，哪比得上直接拿来主义的汉字和片假名。

或许有人会觉得这真不是个像样的理由，但实际上这真的就是理由。

尽管一直都说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巨大，然而这种影响即便天天讲时时讲，你也未必能想象得出其具体有多么巨大。

平安时代的日本官员，不懂经济而在大藏省混的，大有人在；不会打仗而居将军之职的，不乏其人；对于那些贵族出身的家伙而言，哪怕什么都不懂也无所谓，只要会一样东西便能当官，那就是中文。

这里的中文包括汉字的读写运用，对中华古典的理解感悟等等。

因为平安时代的日本人信奉一句话，叫：“文章乃经国大业。”

此语出自中国三国时魏文帝曹丕所著《典论·论文》，原话是“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那时候的日本，不但政令、律法、官制、文章清一色用的都是汉文，就连达官显贵们私底下的书信来往，也都是满满一纸的方块字。

再说那平假名，虽然在当时地位比较尴尬，但也还没到绝望的程度。毕竟它受众不算太小，除去刚才说的在女性之间使用外，其实小贵族跟老百姓私下里用得也挺多，事实上这个分两步走的文字工程已经完成了一步半，连发扬都省了，只求能光大一下，让平假名一跃而起，引得万众瞩目，然后成为能和汉字、片假名并列的正式文字。

对此，藤原时平的办法是编一本以纯平假名为主要组成部分的著作，然后推广，并借机宣告一个新的文字时代的来临。

著作的内容他也想好了：和歌。

和歌就是日本传统歌谣，都是用万叶假名或是平假名所写成，虽然曾经人气很高，但随着中国文化对日本列岛影响的日益扩大，很快就被汉诗所取代。平安朝的日本贵族们虽说也有爱和歌的，可一般只用于私下交流，或是用来写情诗追女孩子，比如藤原时平就特别擅长此道。然而不管是哪一样，它都不是一样适合在公开场合拿出来分享的东西。

之所以要选和歌，除了它是当时日本为数不多，能完全用平假名表达的东西之外，还因为其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表现手法方面也具备不输给汉诗的华丽，同时也能轻易地让大众（包括天皇）所接受，更重要的是，藤原时平非常喜欢和歌。

延喜二年（公元902年），时平召集了象征着当时日本和歌界最高水准的四个人：纪友则、纪贯之、凡河内躬恒以及壬生忠岑，然后命他们编写和歌集。

编撰的计划是这样的：四人工作小组先去各贵族家中搜集各种和歌藏本，然后把有万叶假名的部分统统改成平假名，再汇集成册，凑成一本书。

编纂工作在刚开始的时候进行得相当顺利，但很快，就出现了一个大问题。

诸编者们发现，自己苦心搜集来的那些和歌，基本上都是以恋爱为主题的。

本来是气势磅礴地准备亲手缔造传说，结果现在却成了情歌大全集，梦想和现实差距之大，让藤原时平很想骂人，但说脏话毕竟不解决问题，无奈之余，时平只得下令让手下的那群书生现编各种其他题材的和歌，以充实内容。

在经过了三年的努力之后，延喜五年（公元905年）四月十八日，浩瀚著作终于完工，这便是著名的《古今和歌集》。

该书总共收录和歌1100余首，包含了恋歌、祝歌、离歌、旅歌和咏季歌等共计13个种类。

成书当日，藤原时平带着样本进宫面圣，将其呈于醍醐天皇御览。

天皇看后非常满意，笑而称善。他不光满意书本身的内容，更满意序言里的一句话：“大和之歌以心为源，义广而情深。”

对于一名和歌爱好者，兼国家统治者而言，这话于公于私都相当对胃口。

数日后，醍醐天皇下圣命，要求贵族们在写汉诗的同时，亦要多多写和歌，此外天皇还表示，希望高级贵族们在平时也能用平假名来交流，这并没什么丢人的。

群臣闻讯后，立刻纷纷表示我们一直在用平假名，真的，皇上您要不信臣这就用平假名作和歌一首供您观摩。

因为上有所好而导致和歌大流行，醍醐天皇的儿子村上天皇时代还专门设置了和歌所，并编撰了《古今和歌集》的续篇《后撰和歌集》，而村上天皇的儿子一条天皇治世的时候，则编撰了《拾遗和歌集》，三本合称三代集。

与和歌一起流行的，当然还有平假名，自那之后，贵族们无论是通信也好写文章也罢，都能非常自然地使用这种曾被自己不齿的文字了。

《古今和歌集》之后，日本列岛涌现出了一大批用纯平假名写成的著作，除了前面说的三代集外，还有比如藤原道纲母的《蜻蛉日记》、和泉式部的《和泉式部日记》、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以及紫式部的《源氏物语》等等。

因为这些著作里很大一部分是由宫廷女性所写，因此通常也被叫做女房文学。

而女房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源氏物语》。只多一句嘴，光源氏的原型，是嵯峨天皇的儿子源融。

尽管平假名托藤原时平之福而被发扬光大了，但严格说来却还是没有能登上最高殿堂。直至近现代，日本依然是一个汉字至上的国度，特别是战前，在很多正规的场合，比如天皇的圣旨里，仍是只有汉字和片假名，平假名一般是不用的。

所以南洋大臣张之洞说过，日本和中国，同文同种。

随着平假名的被广泛使用，日本列岛上也随即刮起了一股名为国风文化的旋风。

国风文化，也叫和风文化，虽然官方通常对它的诠释是一场将大唐文化加以本土（日本）化的文化改造运动，但在我看来，这更是一场文化方面的独立战争，一场将日本文化从中国文化中剥离出来使其独立的战争，而遣唐使的终止和平假名的使用，正是战争的第一声枪响。

国风文化中的产物有很多，大致包含了文学、艺术、宗教、服饰、建筑和工艺等几个方面，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或者说最值得一提最为我们中国人所知的，具体讲来有四样：和服、阴阳道、樱花以及日本刀。

还是老规矩，一样一样地说。

首先是和服。所谓和服这个称谓，其实是明治维新之后想出来的，因为当时的日本处处在和西洋列强较劲，说是模仿着洋人搞维新，但心里总是不肯服输的，总觉得自己国家也不是没有好东西。为了体现出日本的好，他们针锋相对地把一些东西刻意地给区分出日本的和外国的。因为日本人自称大和民族，所以日本的东西也被叫做“和物”，比如和室，就是指配备了榻榻米等日式家具以及用日式装潢的屋子。

和服则是用来针对晚礼服、西装、衬衫、领带等西洋服饰的“洋服”的产物。在此之前，这种日本传统服饰的名称一般被叫做“吴服”或者“着物”。

为什么叫吴服？

这还要从邪马台时代说起，曹睿曾经送过数批工匠过去日本，这其中包括了一批织布方面的行家，也正因为有了他们，日本人才开始穿起了经过手工裁剪的衣服。

因为织布工匠们大多来自于中国南方的吴地，所以他们织出来的衣服便被叫做吴服，这批人在日本得到了史无前例的重用，后来还专门赐他们姓氏，叫做服部，就是专门做服装的部门。有个著名的忍者叫做服部半藏，他们家祖上就是中国跑日本来做衣服的。

所以你可以去看早年的和服，基本都带有强烈的中国江南风格。

到了奈良时代，也就是那段著名的全日本人民学大唐的岁月，某一年唐玄宗在接见某个遣唐使团的时候，赠予了他们大量的唐朝朝服。这批服饰光彩夺目，在日本大受欢迎，当时日本朝中的文武百官均羡慕不已。所以几乎就是在当年，日本举国上下便全都开始穿模仿隋唐式样的服装。

国风文化开始之后，跟别的东西一样，和服也进入了一个倾向于日本本土文化的发展趋势，其样式不断发生着各种改动，但高层所用的宫廷服饰带有隋唐风格的特色却已经成了定型，再变却也不离其宗，所以也被叫做“唐衣”。

唐衣有很多种，其中最极品的，叫做十二单。

所谓十二单实际是一种穿着方式而不是顾名思义的十二层单衣，说的是在单衣上叠十二层被称为袿的服装，袿轻薄透明，多层袿叠起时仍然能隐约看见单衣或表着的颜色，倍添朦胧恍惚的美感。

当然，这是女装。

这种也被称为五衣唐衣裳的服饰，至今仍是日本宫廷规格最高的正装，当年更是如此，绝非一般人穿得起，就算是贵族家的小姐，有时候也只能穿穿五单六单，就是叠五层或者六层袿。

顺带一提，现代汉服和现代和服实际上是同一个根源下的两个分支，并不存在谁起源于谁的说法，事实上和服在后来还一度受到过西洋服装（主要是葡萄牙）的影响，它和日本文化一样，也是一种多元化的东西。

接着是阴阳道。最早的起源是中国周朝的阴阳五行学，飞鸟时代之前就被传入了日本，然后结合了日本本土的神道教、朝鲜半岛传来的佛教以及中国传来的儒家思想、风水学等，杂烩成了一种新的东西，即阴阳道。

在近代科学尚未导入日本的那个时代，阴阳道堪称是无所不能的，从测天气到看风水，从算国运定历法到杀妖孽于无形，几乎样样都能用上阴阳学，深受广大人民群众以及王公贵族的欢迎。

玩阴阳道的人被称作阴阳师，而提起阴阳师，知名度最高的当然是前面我们曾经提到过的那个安倍晴明了。

此人生于延喜二十一年（公元921年），正是国风文化席卷全日本的时候。

之前也说过了，他应该是阿倍仲麻吕的子孙，看了从吉备真备那儿弄来的那本《金乌玉兔集》之后，一跃成为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前三百年后三百年无人能够超越的超级大神棍，然后通过自己的神力加努力，再趁着国风文化运动的这股风，将原先不过是洒圣水跳大神之类小把戏的阴阳道，发展成了敢和日月争青天的神之学问。

安倍晴明的神迹有很多，比如天元二年（公元979年），那智山（和歌山县内）出现了一只危害人间的天狗，武艺高强力大无穷，满朝战将无人是其对手，为了国家安泰，晴明奉旨出山，以一招五行封印将天狗收服，关进了结界之中使其永世不得超生。

再比如曾经有一次，有一个年轻的公卿挑衅地问晴明，既然阴阳术如此厉害，那能不能用其来杀死一只庭院里的青蛙？

晴明微微一笑，随手摘下了一片树叶，一番咒语之后，叶子突然就四分五裂，而那只青蛙也顿时如那片叶子一般，浑身裂开而死。

还有一次，有一个阴阳师下了战帖，要求和安倍晴明御前斗法，也就是在天皇面前比个高低。

天皇一听说有这热闹看，当然忙不迭地就把两人叫进了宫，还本着独乐不如众乐的心态顺手拉来了一帮大臣一起来围观。

斗法的主题很简单，叫隔板猜物。天皇事先让人偷偷地把十五只蜜柑放进了一只箱子里，再盖上盖子，然后拿到两人跟前叫他们猜里面是什么，并且声明胜负只此一次，谁要是输了，就拜那个赢的人为师。

话音刚落，前来挑战的那个法师就拍地而起：“回禀陛下，这箱子里装的是蜜柑十五只。”

虽然当时在座的所有旁观者，包括天皇在内，大家都衷心希望安倍晴明能够胜出，可现如今被那人那么一抢答，就算有一百个不情愿，这胜利也只得属于挑战者了。

但是晴明却不慌不忙，双手结印念念有词了一番之后，微微一笑：“陛下，箱子里是十五只老鼠。”

挑战者闻言哈哈大笑，说出了几乎每个反派临死前都会说的标准台词：“安倍晴明，这一次你输了！啊哈哈哈！”

就连天皇也万般无奈地摇着头表示这箱子里是橘子，安倍卿，看来你只能拜师了。

晴明仍是微笑：“陛下，那就请您打开箱子吧。”

天皇觉得事已至此，那就干脆让晴明输个明白吧，于是叫人打开了箱子。

箱盖刚一揭开，一群老鼠吱吱地叫着便从里面窜了出来，不多不少，正好十五只。

这正是刚才安倍晴明作法，将那橘子变成了老鼠。

该故事流传于日本的平安时代中后期，而数百年后诞生的中国名著《西游记》里，也有类似的桥段，那就是车迟国斗法——蜜柑在当年的日本属稀罕物，一般被当作是珍贵药材，其价值未必亚于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裙；而老鼠不管在哪个时代都是人人喊打的有害之物，差不多等同于那“破烂流丢一口钟”了。

在这里我并非是想说谁抄袭了谁，我的意思是，中日两国在文化方面的思维，本身就具备着无数共通之处。

关于安倍晴明的故事就暂且说到这里吧。

其实上述所说的那些，唯一被记载于正史的，只有在天皇跟前封印天狗一事，其余的大多只见于各个时代的各种物语小说，或是被后辈阴阳师们用来显摆而口口相传的神话。

事实上安倍晴明之所以能在近几年里漂洋过海名声在外，主要是缘于日本著名作家梦枕貘所著小说《阴阳师》。

说完了阴阳道，接着来说樱花。

樱花如今已然是全世界都公认的日本象征，即便戴眼镜穿西装的诸学者反复强调皇国的国花乃是菊花，但依然有无数人（包括日本人）前赴后继地错把樱花当国花。

樱花的起源地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境内，何时传入日本至今已然不可考（也有认为是列岛原产物），因为开花的时间是在春天，正好是准备播种开耕的时节，所以在上古时代的日本，樱花被当作是稻谷之神的居宿所在，也是农业的象征。

从上述这段话你就可以知道，在当年，这农业之花绝非是以不食五谷自居的半仙皇家所青睐的东西。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奈良时代，日本上层社会里最流行的花是梅花，王公贵胄们如果要以花为主题吟诗作赋，最佳的选择通常都是梅花。据不完全统计，在奈良时代，比较出名的咏花和歌约160余首，其中写梅花的，就占了将近120首。

为什么日本人会喜欢梅花呢？

难道你没听过这样一首歌吗？“梅花梅花满天下，象征着我们巍巍大中华。”

日本人喜欢梅花，除了紧跟中华品位的步伐之外，还能有别的什么原因吗？

顺便插一句，当年的日本人，也很喜欢牡丹。

国风文化之后，为了摆脱唐文化的影响，日本上下便开始找起了能够替代梅花的观赏品，找来找去，觉得符合既有日本特色又不失华美这一标准的，似乎也就是樱花了。

于是一下子风向大转，天皇开始赏起了樱花，而文人墨客们也都纷纷做起了与樱有关的诗词文章。

几乎就是在那一瞬间，樱花“啪”地绽放在了历史的舞台上。

不过比较讽刺的是，当年的农业神花在登堂入室博得贵雅名号后，居然就此和庶民脱离了干系，在之后的七八百年里，赏樱花都一直是日本贵族们的专利，普通老百姓得以坐在花下喝酒赏樱，那已经是江户时代的事了。

最后，我们来说说闻名于世界的日本刀。

所谓日本刀，一般而言有两种含义。广义上，指的是产地为日本的刀具，哪怕是一把菜刀，只要Made in Japan，那就能称作日本刀；狭义上，则有个特指，指的是一种叫做武士刀的刀具，而这后者，正是国风文化时代的产物。

武士刀作为一种兵刃，其在冷兵器时代那华丽的江湖地位，是难以撼动的。

广义的那种日本制造的日本刀，其实早在古坟时代（3世纪中至7世纪末）就已经出现了，现今还有文物保留。

经过鉴定后发现那把被称之为金错铭铁剑的日本刀铸造于5世纪前后，跟唐朝没有任何关系。

不过这也并不代表日本刀和唐刀之间就完全没有交集。

事实上在唐朝时候，很多中国造的刀被输入到了日本国内，因为和同时代的日本刀比起来，唐朝的刀确实有着很多它们所无法超越的优势，所以一时间备受日本人喜爱，很多刀匠也纷纷开始仿制了起来。

从唐朝直接进口到日本的刀，叫唐太刀；而日本匠人仿制的，则称作唐样太刀。

但是，无论是唐太刀还是唐样太刀，那都不是武士刀，因为前者都是直刀，而后者我们都知道，是弯刀。

在日本的国风文化时代，日本刀开始出现了风格明显的变化，不再一味地模仿中国刀剑而是开启了自己的原创，比如把刀身做成弯曲状，俗称湾刀。

湾刀之所以要弄弯，据说是为了方便骑马砍杀。

总之，武士刀和所谓的“唐刀”之间，虽然不能说一丝干系都没有，但真要讲前者是从后者演变来的，后者是前者的祖宗，是不对的。

国风文化的出现和流行，除了让后世的日本文化盛开出各种美丽的花朵之外，也给藤原时平的改革奠定了一层最初的思想理论土壤，亦让当时以及后来的诸权贵明白了日本未必要事事都效仿中华，中华也并非样样都是最棒最适合日本的，其实就是在开启民智，当然，被开启的并不一定是“民”。

然而，正当藤原时平既有理论又有实权准备大展身手的当儿，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将他击倒了。

几乎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延喜九年（公元909年）四月，这位年轻的左大臣便离开了人世，年仅39岁。

民间一般认为这是菅原道真冤魂作祟——当年你一个回合赶我出了京城，现在我也投桃报李地一回合废了你的性命。

这种话，听过笑过也就行了。

虽然执政时期不过短短数年，但藤原时平所做的一切对后世的日本影响却很深，除去萌芽了国风文化之外，还为世人留下了一部《庄园整理令》。

这其实是时平延续了道真的土地改革方针之后，制定出的一部从法律上正式承认土地的私有，认可了地主的存在的政策。

该政策虽然在之后的两百年里被修改调整了数次，但终究还是万变不离其宗。可以说，日本从中国所效仿来的那一套天下土地皆为国有的制度，到底还是被打破了。

第四章
徐福根本没有到过日本

唐朝灭亡之后，中国进入了五代十国，虽说是个乱世，但和日本的往来却一直都没有中断。

当时日本人来中国的主要目的已经不再是学习制度律令了，而多是为了搞贸易赚钱，顺便倒点稀罕的文物珍贵的药材回去，再有就是宗教方面的交流和学习。

话说在公元927年时，一个叫宽辅的日本僧人造访了位于后周济州（今山东省）境内的一座寺庙，在该庙里，他和一名法号义楚的中国和尚交谈甚欢，在宽辅离去后，那位义楚和尚把从对方那里听来的各种日本见闻，结合自己平日里对日本的了解写成文章，编进了一本叫《义楚六帖》的著作中。

在这本书里，义楚是这样描述日本的：日本国亦名倭国，在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至此国，今人物一如长安……又东北千余里，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莱”……徐福至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曰“秦氏”。

这是两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徐福和日本联系在一起的记载。

先从《义楚六帖》说起，此书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特别是关于徐福的那段记载，在之后几百年里，无论中日，但凡有人持徐福东渡的目的地是日本这一观点的，其理论基础和认知根源，几乎都来自于这本书。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徐福去日本的故事也被增添了新的内容，那就是很多人认为，徐福不光是去了日本那么简单，在去的同时，还把华夏文明给带了过去。

像北宋文豪欧阳修就有诗云：“……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其先徐福祚秦民，采药淹留丱童老。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辞藻。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

在诗中，欧阳修不但肯定了徐福到过日本，还坚信他东渡时带走了大量典籍，这一举措使得中国在遭秦始皇焚书坑儒时的损失被降低到了最小，至少那些被烧掉的书，有很多都在日本被保存了下来。

应该讲，欧阳修的观点在日本很是受用，尤其是后半段，居然真有日本人借此公开表示，孔子全经，唯存日本也。

对此我无话可说。

此外，元朝的学者吴莱，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明朝大臣宋濂等人，也都认为徐福东渡到了日本，并且为那里带去了文明的曙光，同时，这些人也各自留下诗赋文章，以表心思。

除了中国历朝历代都留有白纸黑字之外，日本方面对此也有不少的相关记载。

不过话得说回来，尽管日本人里头持徐福到日本这一观点的并不在少数，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受了中国人的影响，能够有自己独立思考然后写成著作的，数来数去也就一本，叫《富士文献》。

这本书的成书时代至今已不可考，主要内容是说徐福东渡日本列岛，给当地传来了耕种技术和医药知识以及其他文化工艺，并且还在日本繁衍了子孙后代。

全书通篇由万叶假名和汉字写成，而作者据说不是别人，正是徐福本人。

估计藤原时平要知道了这本书的存在，多半会不高兴的。

而在这一系列雷同的观点之中，在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当属大清同治年间的驻日公使馆一等书记黄遵宪，他不仅认为徐福最终目的地是日本，并且还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新观点：徐福就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

根据黄遵宪的推理，日本的天皇一直都自称自己有神力，并能通过祈祷拜神来呼风唤雨——这说穿了不就是跳大神吗？不正是徐福的老本行吗？

而天皇之所以自称是神，自诩能和神对话，不光是要以此将自己对日本的统治合理化，更可能是出于一种祖传的职业习惯——由老祖宗徐福代代相传下来的职业习惯。

就好像尽管今天我们绝对不会有人再每年给学校送肉干了，但却也仍旧沿袭了当年孔子的说法把学费叫做束脩，这是一种烙印式的习惯。同理，即便已经是国家政治领袖的日本天皇，因为其祖上乃是拜神方士出身，所以子孙后代也念念不忘在治国的同时拜神祭神以及以神自居。

说句实话，这是一个非常牵强且不靠谱的推理，黄遵宪自己也明白，所以他同时也给出了相关证据，那便是三神器。

所谓三神器，指的是象征天皇正统身份的三样神器——八咫镜、八尺琼勾玉和天丛云剑（也叫草薙剑）。

黄遵宪认为，三神器其实都是中国秦代的制品，徐福东渡日本后，将其作为了皇家的象征。

所以，徐福的最终目的地是日本，而且还当上了天皇——就算退几步讲，也应该是徐福船队中的某一个人，成为了日本第一代天皇。

该说法一经出口立刻被广泛转播，一百多年来势头不减，无数民族主义者因此而虚荣心爆表，纷纷以上国子民自居，连骂架的时候都不忘精神胜利法一下：“要不是当年徐福东渡传来文明，你们今天还得那啥那啥那啥呢。”

一切的证据，似乎都表明，徐福极有可能去了日本，而且还极有可能是日本最初的统治者，或者是日本文明之祖。

这是真的吗？

我们一条一条地来分析吧。

首先是《义楚六帖》里的那段话。

这话虽然挺长，但真正涉及主题的只有两点：第一，徐福到了日本之后，把尚无名号的富士山命名为蓬莱山；第二，徐福和他随行的那伙人在日本繁衍子孙，并称秦氏。

富士山大家都知道，是日本的国山；而蓬莱山则是中国传说中的仙山，据说上面住着神仙，不过虽然著名，但千百年来却并无一人知道此山究竟在何处，书里也一般只能讲个大概，说是在渤海那里，当年汉武帝曾东巡寻找，费了很大的工夫却仍是一无所获，只能在渤海海边造了一座小城，命其为“蓬莱”，聊以安慰，那就是现在的蓬莱市。

而蓬莱山与富士山这两座山之间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在上古时代都以盛产长生不老药而著称。

蓬莱就不说了，徐福正是冲着药才东渡的；而富士山，其实还有个名字，叫不死山（日语中富士音近不死），能得此名，全都因为盛传那里出产不死之药。

那么，蓬莱山有没有可能就是富士山呢？如果两座山其实是一座山的话，那徐福到日本起山名这一行为自然也就能说得通了。

很遗憾，虽然至今也没有人知道蓬莱山到底是哪座，但至少可以肯定它绝非富士山。

中国方面自不必说，除了义楚之外基本就没什么人把富士山当蓬莱山的，倒是有人把整个日本都认为是蓬莱仙岛的，或者将其称为瀛洲。

瀛洲是和蓬莱齐名的仙地，自古就有蓬莱、瀛洲、方丈，并称三神山。

说到这里就有必要来辟个谣了。

由于瀛洲这个叫法，故而使得很多人都浮想联翩：徐福当年要去仙山求药，虽然主攻目标是蓬莱，可瀛洲也是跟蓬莱一个级别的地方啊，肯定也住神仙、产神药不是？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徐福到了日本之后以为自己到了瀛洲，于是便以仙山作为其别称呢？

个人认为是完全不可能的。

因为瀛洲从来都不是日本的正规叫法，正确的应该叫东瀛，而东瀛的意思指的是“位于东面大海上的国家”，和仙山瀛洲无任何瓜葛，并且东瀛二字一般认为是清朝才开始有的称呼。

而日本那边，也从来都不觉得富士山就是蓬莱山，早在公元10世纪初，蓬莱山和富士山就作为两座不同的山同时出现在日本的一本书中。那本书的名字叫《竹取物语》，是日本最早的物语文学作品。

所谓物语文学，其实也是国风文化的产物，正经的说法是日本特有的一种古典文学体裁，在文字表达形式上，受了中国六朝以及隋唐时代传奇文学的影响，其巅峰之作我们提过，就是《源氏物语》。

《竹取物语》的故事是这样的。

很久很久以前，日本的某个地方住着一个以砍竹子卖竹子为生的老头。有一天，老头又带着砍刀上山谋生了，在奋力砍倒了一棵粗大且冒着五彩光芒的竹子后，他惊异地发现，里面居然睡着一个女婴。

老头认为这是天意，于是便把那婴儿抱回家中抚养。说来也怪，自那天起，他每天都能在那根被砍剩了一半但还依然冒着光芒的竹筒里找到些许黄金。久而久之，他们家脱离了贫苦，奔向了富裕的康庄大道，而那个女孩也越长越漂亮，仅仅三个月，就女大十八变地从婴儿长成了亭亭玉立远近闻名的美人。

老人给她取名辉夜姬。

美人的出现当然会招来追求者，听说了辉夜姬的美貌之后，下至地方上至中央的各路王孙都纷纷前来求婚，不过却无一例外地被拒之门外——他们的遭遇相当一致，连姑娘的面都没见上一回就被挡了回去。

然而，还是有五个人坚持了下来，他们都是权倾朝野、万人之上的王公贵胄，分别为石作王子、车持王子、右大臣安倍御主人、大纳言大伴御行和中纳言石上麻吕足。

这五个人的原型都是日本飞鸟奈良时代权倾一时的大人物，比如车持王子的原型就是藤原镰足的儿子，藤原仲麻吕的爷爷藤原不比等，车持这个名字，是因为不比等母姓车持。

而在物语里，他们同样是五个千万人之上的狠角色。

面对着权贵五人组的死缠烂打，辉夜姬却并不动心，确切讲是不屑一顾，实在被追得紧了，才不得不让人传出话来，说只要你们中间能有人满足我的条件，那本姑娘就跟他来往。

她开出的条件是要五件宝贝：佛祖用过的石钵、蓬莱山的玉枝、大中华的火鼠裘、龙头上的五色玉，还有燕子巢里的子安贝。

佛祖用过的石钵就是如来佛当年盛饭化缘用过的碗，根据故事设定，在天竺国；蓬莱山的玉枝，指的是中国的蓬莱山上有一棵神树，金枝银叶还结出白玉的果实；火鼠裘就是火鼠皮做的衣服，火红色并且放火；龙头上的五色玉就是神龙头上的一颗五色玉珠。至于最后的子安贝，其实就是宝贝——不是金银财宝的那个宝贝，而是贝类的一种，相传燕子喜欢把这种东西放在自己的巢穴里，而人要是有了，只要在生孩子时让产妇紧紧握住，那么必然能母子平安。

你不要小看“母子平安”这四个字，时为公元10世纪，日本婴儿的存活率相当低，即便是大内宫廷的皇后贵妃，生产之时也常常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放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来看的话，辉夜姬提出的这五样东西，实际上是无上的珍宝。

再说得直白一些，这五个人，压根得不到。

但大伙毕竟是场面上混的，不蒸馒头也得争口气，更何况是绝色美女提出的要求，那作为大老爷们儿更得义无反顾了，所以五人简单分配了一下任务，一人弄一样，之后便各自出发了。

第一个是石作王子，他的任务是搞到佛祖石钵，那玩意儿在天竺国，看过《西游记》的同学都知道，那地方不是那么好去的，故而石作王子想了一个很偷懒的办法，就是让人做了一个普通的石钵，然后用烟熏火烤，营造出一种年代久远的样子，就跟现在造假文物似的，熏完烤完，带上就去辉夜姬那儿交差了，说自己费了千辛万苦，总算是搞到了佛祖当年用过的石钵。

辉夜姬并没有直接面见王子，而是让老爷爷把那石钵拿进了屋，不到五分钟，石钵就被扔出了大门：“转告王子，用这种假冒来行骗，真是有失身份。”

石作王子，失败。

第二个是车持王子，他接到的任务是去把蓬莱山的玉枝搞来。

蓬莱山是神仙住的地方，凡人生得再金贵那也是凡人，上不去的，更别说是跑过去折人金枝玉叶坏人风水了。

所以车持王子很明白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他却又不愿意放弃辉夜姬，于是两眼一转，顿时计上心来。

第二天，车持王子就登上了开往中国的船，手下云集码头欢送，煞是热闹。

数月之后，他回来了，同时手里还拿着一根玉枝，敲响了辉夜姬家的门。

和石作王子那会儿一样，姑娘本人没出面，而是让老爷爷前来拿走了礼物。

这确实是一根堪称绝品的玉枝，从里到外不但华美异常还隐约透着一股仙气，所以即便是辉夜姬，也相信了这是真品，并且动摇了，问老养父说，要不就选他了？

老爷爷当然是求之不得，连连点头表示人家既然都按照你的要求完成任务了，而且还是如此地位身份的公子哥儿，你还犹豫个什么？赶紧嫁了吧。

辉夜姬也不得不认可，正当她要屈从的当儿，突然门外来了六个工匠打扮的人，说是有要事求见。

老爷爷问你们有什么要事，深更半夜地跑来见我家小姐？

工匠说我等都是老实本分的匠人，帮人干活却得不到报酬，家里穷得都已经揭不开锅了，久闻辉夜姬天仙绝色，面子广混得开，求姬君帮我们讨回数年的辛苦血汗钱。

老爷爷越发觉得奇怪，说我这儿侯非侯王非王的，你要讨工资也不该请我帮你出头吧？再说了，就算我们家小姐能帮上忙，可又凭什么呢？

众工匠齐声说道，就凭你家小姐现在正在把玩的那根玉杆子是我们做的。

老爷爷一愣。

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车持王子非常明白自己去不了蓬莱，即便去了也弄不到玉枝，于是便装模作样地去码头转了一圈后，回家立刻招聘了全日本最好的几位工匠，让他们着手开始打造那传说中的宝物，要说日本的手工制造业也确实是天下一绝，他们只凭着口头传说和记载于书上的些许文字，奋战数月后还真的给造出了一根能以假乱真的玉枝，车持王子大喜，拿着就乐颠颠地送辉夜姬家去了。

只不过他忘了一件事，或者说压根没忘而是故意不做，那便是给那些工匠发工资，人家拼死拼活好几个月，却一分钱都没拿到，当然心里要不爽，于是便想出了跑辉夜姬家揭老底的方法。

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辉夜姬当时就把那根玉枝给横着扔了出去，跟土著人飞回旋镖似的，然后还写了一首相当尖酸刻薄的诗来嘲讽车持王子，并不吝用上了“卑劣”“肮脏”之类的字眼。

车持王子，出局。

车持王子之后是阿部右大臣，他被要求去弄来火鼠裘。

右大臣手不能提肩不能扛，但人脉很广，花了五十两黄金朋友托朋友，终于弄来了传说中的火鼠裘，虽说因为不是自己亲自探险弄来的故而也不太清楚真伪，但红彤彤的确是相当漂亮，于是便当成真品给送了过去。

辉夜姬接过之后，顺手就给丢进了火堆：“如果真的是火鼠裘，必然不惧火烧。”

可在一阵刺鼻的臭味过后，那火红火红的裘皮便消失在了熊熊烈焰之中。

右大臣，淘汰。

第四个是大伴御行，他要去取五色龙珠。

大伴大纳言对此表示小菜一碟，当真点齐了人马带上刀枪出海寻找神龙的踪迹。

找了三四天没找着，但大伴御行并不灰心，下令再接再厉，一副欲与神龙试比高的架势。

就在他意气风发的当儿，突然海面狂风大作波涛汹涌，只见那天昏地暗中一条巨龙腾空出海，面朝大伴家的船队扑来，并大喝一声：“来者可是大纳言大伴御行？”

大伴御行双腿打战地点了点头，说我正是大纳言，来者何人？

“我就是你要取龙珠的那条龙，来吧，只要能战胜我，龙珠就是你的！”

此时的大伴大纳言已经吓得都快要尿裤子了，哪还敢跟神龙对战，连忙双腿一软跪倒在地说我错了，我也就是随便说说，您千万别当真，咱这就回家去这辈子都不出海了您看行吗？

神龙点了点头：“那就姑且饶你性命。”

说着，便转头离去，海面瞬间又恢复了平静。

大伴御行，弃权。

最后一位是石上麻吕足，说句心里话他的任务其实是最简单的。之前说了，所谓的子安贝其实就是宝贝，贝类的一种，现如今满大街都是，中小学里的自然标本陈列室里头都有，可在当时的日本却是一种相当罕见的东西，而且据传那玩意儿只有在燕子窝里才能找到，所以也叫燕之子安贝。

于是石上麻吕足就开始率家丁掏起了鸟窝，只是掏遍了全日本，都没找到传说中的子安贝，就连中纳言本人也在一次身先士卒的掏鸟窝行动中因经验不足体力不济等缘故而从梯子上摔了下来，摔断了腰。

石上麻吕足，重伤而亡。

一个小女子，凭着一张脸，短短数年就把权倾全日本的五个强人给弄得如此狼狈，消息一经传出，天下震动，这其中包括了天皇，他也很好奇这辉夜姬到底长了怎样的面容能把自家的诸重臣给搅成这副德行。

于是某日，皇上趁着打猎的机会，强闯辉夜姬家，并且顺利地见到了姑娘本人。

因为毕竟对方是天皇，所以即便是辉夜姬多少还是给了点面子，两人开始互相通起了书信。

通了三四封后，天皇开始表白了，说你做朕的妃子吧，朕只爱你一人。

辉夜姬说不要。

天皇不死心，又发信一封，说要不立你为皇后？母仪天下。

注意一下，自藤原不比等的女儿光明皇后当上了天皇的正房之后，千百年来日本皇后基本都是藤原家的女儿，再漂亮的女孩被天皇看上了，也最多当个皇妃。

所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辉夜姬真的特别特别漂亮，以及《竹取物语》的作者真的特别特别不待见藤原家。

但辉夜姬仍是拒绝。

天皇怒了，表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既为朕的子民，朕看上你了你焉有不从的道理？

辉夜姬很淡定地回书一封：我若真是您的国民，您要娶我我也无话可说，只是遗憾，小女子并非此地之人，而是来自天上。

是的，辉夜姬是外星人。具体说来，是月亮上的公主。

同时她又告诉天皇，自己在人间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再过些许日子，天上将会派使者前来，接自己回到故乡月亮上面。

天皇当然不干，故而派出数千士兵将辉夜姬家里三层外三层地团团围住，还让弓弩手站满了屋顶，准备随时迎击天上来的敌人。

这应该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部描绘地球人和外星人大战的物语，很可惜，地球人战败了，辉夜姬仍是被带往了月亮，不过临走前，她给天皇留了礼物——长生不老之药。

根据辉夜姬的说法，是希望天皇能长生于世，和自己遥望长思。

其实在书信往来的过程中，两人已经渐渐产生了好感。

但天皇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相思之苦，所以让人找了全日本最高也是离天最近的山峰，将那长生之药点燃，冒了一整天的烟。

而这座山，即为富士山。

也就是说，日本人从一开始就知道，蓬莱山跟富士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之所以要说那么长的一段故事，除了要得出上述的那个结论之外，还想顺道说明一件事，尽管跟徐福没什么关系，但却相当有趣。

这件事就是：《竹取物语》这部集爱情、科幻、文学（原作中有非常漂亮的对诗）于一体的旷世之作，跟中国的一个叫《斑竹姑娘》的民间传说极为相似。

诚然，中日两国的文学作品里有雷同之处这早就不新鲜了，但问题在于，《斑竹姑娘》是一部藏族民间故事，在当年的川藏云贵一带流传甚广。

《斑竹姑娘》说的是一个在斑竹筒里诞生的漂亮姐儿，碰到了五个有权有势的追求者，然后她和辉夜姬一样，也想出了各种损招来考验那群人，最后逐一拒绝。

这就非常不可思议了，如果说是长安洛阳附近的传说跟日本的物语产生共鸣那还好理解，但要说是川藏云贵这种地方，在一千多年前那信息极为封闭落后的时代和日本不约而同地诞生了两部几乎一模一样的故事，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

而且，《竹取物语》和《斑竹姑娘》之间如果仅仅是用了相同的桥段倒也罢了，谁还没有个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的时候，可问题在于，两者之间别说故事大纲了，就连剧情细节都几乎一模一样。

在《斑竹姑娘》的五个求婚者里，第一个是土司的儿子，姑娘要他去缅甸取撞不破的金钟，但这人却从古庙里偷来了铜钟，被当场识破。

第二个求婚者是一位豪商之子，他被要求去通天河弄来打不碎的玉树，这位公子哥儿表面答应，背地里却叫工匠偷偷打造了一根，本来都已经要瞒天过海大事可成了，结果因拖欠工人工资导致人家上门追债，被看穿。

第三个求婚者的试炼是搞到天下第一耐火的火鼠袄，结果他跑到市场上挑了件最红的普通羊绒袄带了回来，然后被斑竹姑娘看都不看地一把丢进火中，随着一阵噼里啪啦之声和一股飘然而起的臭味，这位仁兄顺利地出了局。

第四个求婚者接到的考验是去燕窝中拿金蛋，结果倒霉孩子架梯爬高没留神，摔了下来重伤而亡。

最后一个求婚者的任务是去寻找海龙颈下的分水珠，他带船出海时却遭遇了暴风雨，不仅差点丧生，还被漂到了南海的一座孤岛上。

总体来讲，撇开其他的不谈，光是占据整个篇幅六成以上的求婚一段，两个故事基本是一模一样的，连细节都做到了充分的一致。

所以还是那句话：中日两国在文化的思维方面，有着无数共通之处。

如果真要解释为何会有如此巧妙的共通之处，那我只能说，两国渊承一脉，是为兄弟，故而心有灵犀也。

既然当年日本人都知道蓬莱山和富士山是两座山，那么好歹也勉强算是个一代高僧的宽辅，又为什么会把两座山给弄混淆呢？

其实未必是他的错，问题多半出在本身既不清楚蓬莱到底位于何方同时也对日本几近一无所知的义楚身上。

如果我们试着还原一下当时那两个和尚对话的场景，或许应该是以下这样的——

宽辅：在我们日本，最有名的山是富士山，以前也叫不死山，因为传说上面有长生不老的药喔。

义楚：呃……长生不老啊，那不是跟我们中原的蓬莱山很像？蓬莱山上自古就住着神仙，还出产长生不老的神药。

宽辅：蓬莱山？我好像在哪里听过这个名字啊……对了对了，是《竹取物语》，义楚师傅看过这本书吗？

义楚：我对你们日本的事情不熟，不过说起蓬莱山，我记得秦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徐福的方士，为了求得长生不老之药而出海东渡，最后不知所终，但也有很多人说，他最后来到了仙山蓬莱，并且得道成仙了。

正题说到这里就算告一段落了。

因为义楚对日本真不熟悉，再加上蓬莱山到底经纬度几何在当时的中国也没个定论，所以和宽辅聊着聊着，他就觉得这富士山就是蓬莱山，而那找蓬莱山的徐福，到的正是富士山。

于是，就有了“徐福至此，谓‘蓬莱’”这话。

上述这段现场还原你当然可以不信，我并无所谓，反正我也不指靠着蓬莱山和富士山来证明徐福有没有去过日本。

关键是第二点：至今子孙皆曰“秦氏”。

这怎么可能？

徐福是公元前东渡的，日本秦氏一族是秦皇后裔，怎么能是徐福的子孙？也别说不是他的了，就算是，那秦氏一族乃是4世纪从朝鲜半岛跨海而来的渡来人，这岂不正好说明徐福没去日本而是去了朝鲜？

若是想用义楚和尚的这段话来证明徐福去了日本，那肯定是很站不住脚的。

既然认定了《义楚六帖》不靠谱，那么由此衍生出来的其他诸如欧阳修、朱元璋等人的言论也就没有再作深究的必要了，因此我们略过这一干人等，直接来看《富士文献》。

虽然万叶假名跟汉字结合而成的书籍确实很给人以时代感，可是如果你真的肯仔细认真阅读原文的话，你就会发现，该书的遣词用句和文笔语法，清一色都是江户时代的风格。

江户时代的书却用飞鸟时代的文字，这其实是有人故意在伪造。

最可恨的是这伪书曾经还一度被主人当国宝正史来卖钱，更可恨的是居然还卖得超贵，复印本都要定价十几万日元。

说完《富士文献》，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黄遵宪的徐福神武论。

首先，神武天皇是不存在的。

这应该不难理解吧？

我姑且不用我们扯了很久的历史知识来解答这个问题，我就列一下这位神武爷的家谱，仅供你参考。

神武天皇在日本学界向来只是一个神话人物而非历史人物，他爹叫彦波潋武鸬鹚草葺不合尊，是神；他爷爷叫火远理命，也是神；他太爷爷叫琼琼杵尊，还是神。

而琼琼杵尊的爷爷，是著名的天照大神。

此外，神武天皇活了127岁。

说到这里，我只想问你：你还觉得那是个人吗？

至于为什么原本并不存在的神武天皇会出现在日本古代的各种正史上，日本人编造出这人的动机又是什么，这个我们放到后面再讲，总之现在你只要记住，神武天皇是一个被虚构出来的神话人物。

你拿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套在一个不曾存在过的人身上，这是什么心态呢？

其次，退一万步讲，假设神武天皇存在，那么根据史书记载，此人在公元前660年的2月11日即位称王，而徐福的活动时代则是在公元前两百多年那会儿，差的太多了。

所以不管你怎么想，徐福跟神武天皇都不可能是一个人。

而黄遵宪提出的那个三神器的证据，那就更不靠谱了。

试想，一个连见都没见过三神器的人，有什么资格说出三神器乃是秦朝产物这种话来？俗话说眼见为实，他连那三样东西多大多长什么颜色都不知道，却说是何时何地产的，能有多少可信度？

什么？你反问我凭什么断言黄遵宪没见过三神器？

说实话，这世界上除了天皇之外，就没有人亲眼见过那三件宝贝，尽管历史记载了三神器在各种人手里辗转不断，围观者甚众，但时至今日，也没有任何照片或是视频流出，撑死给你两张想象图或是参照图过过干瘾。近两年来更是有传闻称，哪怕天皇身边的侧近，亦无人能得以目睹其芳容。

这并非空穴来风，话说上一代昭和天皇葬礼时，根据传统是要用到三神器的，即便是这个时候，诸侍卫也只是捧着三个自称里面各自装着宝贝的箱子跟在送葬队伍后面，但箱子里到底有什么是什么样，他们一概不知。

如此高度保密的东西，黄遵宪一个书记官怎么可能见到？既是没有见到，又没有别的依据，那么轻易地认定其是秦朝之物的观点自然也就等同于信口胡言了。

不过因为太过神秘，以至于现在也有说法认为，三神器其实不过是一个传说，实际上并没有这种东西。

这个我不予评价，因为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判断，但是从历史的种种记载上来看，三神器就算有，那也不该是秦代时流传去日本的东西，个人觉得，倒是很有可能是三国时的产物。

八咫镜、八尺琼勾玉和草薙剑，通俗来讲就是铜镜，玉石做的装饰物和宝剑，分别代表着“知”“仁”“勇”三种品质。

我们在说三国时代邪马台王国和中国交往的时候，曾经提到过曹魏给了邪马台许多宝物，作为他们前来进贡的还礼，而这些宝物里，有铜镜，有刀剑，还有各种珠宝。

到底是什么珠宝至今也没人知道个详细，但基本上也不外乎是玉石玛瑙之类。

由于在此之前，中国并无记载有给过日本上述的这些东西，故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传说中的三神器如果真的存在的话，那应该就是来自于曹魏的那批回礼之中。

这并非空口白话，事实上在上古时代的日本，玉、剑、镜这三样东西的组合并非仅仅是皇家的象征，同时也代表着“支配”，根据史书记载，上古日本，当一方豪强向中央政权表示降服之意时，往往会献上玉、剑、镜这三大件，以表诚心。

这就证明三神器其实并非独一无二的宝物，很有可能是量产的，这很符合实际情况——曹魏当年给邪马台的珠宝、刀剑和铜镜都是复数的，光铜镜一次就给了一百个。

不仅如此，且说日本现今为止保存的最古老的玉剑镜三大件组合，是在位于九州北部的长崎县出土的，而那地方当年正好就是邪马台联邦的地盘。

也就是说，象征着天皇家的三神器，基本可以断定系出自三国时期曹魏回礼给邪马台卑弥呼的那堆宝物，同时也说明，那三样东西跟徐福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于是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徐福绝不可能是日本国王，更别提是什么神武天皇了。

至于他到底有没有到过日本，答案也是否定的。之前我们做过一个假设，假设徐福其实是到了日本了，那么之后会发生什么？

很简单，秦朝时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很成熟的文字表述方式，徐福如果真的到了日本，肯定会用文字留下痕迹，最差最差那也得写上一句“徐福到此一游”。

可事实是什么都没有，既没有长篇大论，亦没有只字片语。

不仅如此，早期的日本对于徐福的记忆，也完全是零。

还记得当年的日本人是怎么说自己的祖先的吗？对，“自谓太伯之后”。

一直到南北朝，中国史书里在提到日本人时，都会记上这么一句。

要是他们是齐地出身的徐福以及那一群来自中国各地童男童女的后人，又怎么会数百年来都一直众口一词地坚称自己身上流的是吴越之血？又怎么会数百年来都一直坚持着诸如断发文身之类的吴越风俗？

留下来的文字或许可能会失传，会被焚毁，可整个民族的记忆，又岂会被篡改？

可以说，无论从中国方面还是日本方面来看，我们都找不到任何徐福在日本待过的痕迹。所以我们可以就此得出一个最终的结论：徐福其实并没有到过日本。

或者换一种讲法：徐福东渡到日本的可能性，无限接近于零。

即便话都已经说到了这个份上，但肯定还有很多人仍然毅然决然地相信徐福是去了日本的，并且还会拿出这样那样的证据来加以证明。

从过去的各种记录来看，这样的人还真不少。

比如有人说在日本有徐福墓，而且修缮得非常好，这足以证明徐福到过日本，而且还是举足轻重的大人物；还有人说，徐福真的到过日本，他还有后裔呢，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就是徐福之后，他自己承认的，这总是比什么都强的证据了吧？

我们一条条来看。关于徐福墓，日本是有徐福墓，但不止一座，算来少说也有七八座，遍布日本各地，而且还都挺新，最多也就几百年历史。

你觉得，那里面埋的可能是徐福吗？

其实所谓的徐福墓，纯粹是后人相信了徐福来了日本，所以弄一个坟来纪念纪念，某种意义上讲，就跟中国的孔庙关公庙差不多。

然后是羽田孜前首相承认自己是徐福后裔的事。

此事之所以在坊间流行，主要是缘于这位首相曾经公开表示自己是秦皇后裔。然后话音未落就离奇般地被人当作把柄到处宣传，传来传去之后就变成了“羽田前首相说他的祖先姓秦，祖上是率领童男童女从中国来日本的徐福的随员”。

还有一个升级版——“日本前首相是徐福后裔，所以徐福到过日本”。

羽田孜是秦皇后裔，这个不假，秦氏一族里确实有一支改姓了羽田。

但关键是，公元4世纪前后从朝鲜半岛渡来日本的秦氏一族，怎么可能跟徐福扯上关系？再者说了，徐福区区一跳大神的方士，他的随员里怎么可能有秦国皇室的成员？

所以得出的结论仍然是一样的：以上言论完全站不住脚，根本不能证明徐福到过日本。

历史浇下了一盆冷水。

当然，关于徐福的传说，还有一个更加刺激的版本。

话说当年徐福奉旨出海寻药，并非如传闻般地一去不复返，而是确实在海外找到了一个神之国度，于是便返回国内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始皇帝嬴政，并且劝说他跟着自己一起去那地方长生不老，嬴政一听便动了心，当场就答应了徐福的要求，决定出海当神仙。

为了掩人耳目，秦始皇还假意对外宣布自己驾崩，然后坐船东去，前往神国。

是的，那个神国就是日本。

君臣一行人抵达日本列岛后，秦始皇立刻就感受到了神话时代的气息。连下一场毛毛雨都会被认为是上天降旨，这能不是神之国度吗？

而且这个国家居然没有政权，没有朝廷，当然更没有皇帝。

于是嬴政顿时仿佛重回他一统六国的壮年时代，豪情万丈地对徐福说道，既然这里是神的国度，那我们干脆就夺取了这方土地，成为真正的神之王者吧！

徐福无话可说，只有点头答应的份儿。

于是，带着那上千童男童女以及掌握着各种先进技术的工匠，秦始皇于大洋彼岸开拓起了自己的事业，经过数年抑或数十年的奋斗，他终于成为了初代日本国王。

也就是说，日本万世一系的皇室，其实是始皇之后。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秦氏一族的某个不着调的子孙后代编出来的。

第五章
宋朝和日本的平等往来

赵匡胤在赵光义和赵普的拥戴下披上了黄袍，成为了皇帝，这便是著名的“陈桥兵变”。

赵匡胤也因此成为了宋朝的开国皇帝，称宋太祖。

宋朝建立之后，用了差不多二十年时间，基本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虽然这里所谓的统一非常有限，不管是前朝还是后世的很多地方都未曾被纳入版图，但不管怎么说，宋朝依然是一个能够代表中华王朝的统一政权。

所以日本人很重视。

尽管此前大家早就知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一千古真理，可是自唐末中原大陆藩镇割据战乱迭起以来，苦日子一过就是一两百年，让人全然盼不到头。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和风文化流行得相当顺利，以至于日本那边很多人都觉得中国貌似也就这么着了，对于去中国学习交流之类的事情也逐渐产生了各种消极的心态，而众有识之士不会那么短视，他们依然坚信战乱和分裂终究不是主旋律，可也总觉得前途难料，纷纷各自猜测，到底谁才有能力结束这旷日持久的乱世，重新予中华以安宁。

在这种情况下，赵宋皇朝的出现当然就会让日本人眼前一亮了。

于是就有人想到了要去看看。

永观元年（公元983年），东大寺和尚奝然率领弟子在宋朝商人的协助下，坐船来到中国，入龙兴寺（今浙江台州境内）学习天台宗佛法。

奝然出自秦氏一族，自幼出家侍佛，人称法济大师，也算是一代得道高僧了。

当年九月，奝然来到了大宋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然后进了皇宫，面见皇帝。

此时太祖赵匡胤已经驾崩多年，继位的是他的弟弟宋太宗赵光义（赵炅）。

这人怎么登基当皇上的，至今仍是个谜，有无数人认为他是杀了自己的亲哥哥，然后篡位才成的天子。虽然这并无直接明了的证据，但赵光义逼死太祖次子赵德昭，让其四子赵德芳死得不明不白却是不争的事实，这当然就难怪后世要质疑这家伙是不正常上位了。

不过这些跟奝然自是无关，他就一外来的和尚，求几本经书，学几部佛法，回家弘扬普度一番便算功德圆满了，大宋的皇帝杀兄也好弑父也罢都不是自己该过问的，即便现在要面圣，那也纯粹是礼节性接见外宾，双方各自走个过场就算完了。

只是这宋太宗貌似相当看不起日本，比方说在称呼上，他一直叫对方为岛夷，就算是当着奝然的面也并不改口。

太宗问奝然，说你们岛夷之国，今年收成如何？

奝然说托您洪福，还算能吃得一口饱饭。

又问，你们岛夷现在是哪朝了？

奝然答道我们现在是守平天皇时代。

守平天皇就是圆融天皇，讳守平。

对于这个答案，太宗赵光义显然很不得要领，觉得对方理解能力有问题，便又重复了一遍，说我是问你们现在是哪个朝代，而不是问你们现在是哪个天皇。

奝然先是一愣，继而一脸认真地说道：“我日本天皇万世一系，故并无朝代一说。”

这回轮到宋太宗愣住了，转而请教起奝然何谓万世一系。

在奝然的解释下，赵光义基本明白了日本政治的一些基本概念，比如天皇永远是半仙，臣子做得再大也永远只能是人类，就算有非分之想也会立刻被消灭在萌芽之中。而且和天皇一样，贵族的儿子也世世代代是贵族，只要不犯什么滔天大罪，基本不会被踢出这个行列，可谓是皇权永固，贵胄罔替。

听着听着，宋太宗原本一脸轻蔑的神情，被替换上了羡慕的颜色。

“说是岛夷，可人家的皇室千年不变万世一系，就连臣子也是世袭延绵，从无断绝，上古时代圣人治国，也无非就是这样的吧？再看看我们这里，自从李唐分裂以来，短短的几十年里有多少人以一介臣子的身份篡权夺位登九五之尊？又有多少大臣贵族能做到嗣续不绝的？”事后，赵光义对身边的臣子如此说道。

在他看来，虽然日本就国土国力和大宋相比是个不折不扣的蕞尔小国，可对方的治世模式，堪称是自己心目中的典范——皇家万万年都是皇家，大臣八辈子都是大臣，有福共享，天长地久。

这次会见使得赵光义对日本的印象瞬间大为改观，从原先开口闭口的岛夷一下变成了“古风君子之国”。同时，整个国家上下，也延续了之前隋唐时候那种与日友好的空气。

对日本而言，这当然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平安时代后期的日本，因为看惯了中国内地的战火纷飞，所以普遍有一种“外面那么乱，还不如我们关起门来自己搞，免得跟着遭殃”的观念。同时朝廷也有政策，规定一般日本人不许出境，能够自由出入国内外的只有两种人：第一是商人，第二是僧侣。

这也是代表了当时日本权利最高层所希望从中国得到的东西：利益和文化。

如果说宋朝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往来与前朝有何不同的话，应该就是“平等”。

宋朝之前，无论隋唐魏晋，日本在和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永远都处于“受”的一方，要么是直接得到了赏赐宝物，要么是学到了文化和技术，他们只是得到，却不能给予中国什么，因为当时的两国实力对比过于悬殊，日本没有什么东西是强大的中国所必需的。

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至少在宋朝之前，中国可以没有日本，但日本却离不开中国。

而宋朝建立之后，随着日本本身的日益强大，其对中华文明的需求开始变得逐渐减少，但另一方面，虽说中国尚且还远远没到把日本过来的东西当作必需品的地步，可也确实已经开始对日产商品有了一定的需求量。

双方一拍即合，贸易交流就这么被搞了起来。

宋朝时管对外生意的机构叫“市舶司”，而日本那边则在九州大宰府下设立鸿胪馆，用于国家官贸。

只不过真的操作起来的时候，两边基本都不怎么走官方路线，而是多为私人贸易，尤其是日本，跟宋朝的生意往来几乎九成以上是在私人领地里完成的。

国贸变私贸，朝廷的所得利益自然就大大减少了，不过这绝非是中央照顾地方，而实在是一种无奈之举。

因为中央无权。

再说得精准一些，是天皇无权。

其实早在当年藤原基经横空出世把持朝政数十年起，天皇的大权实际上就已经开始旁落到了藤原北家的手里，多年来藤原一族的人几乎代代都担任关白一职，然后替天行道独揽大权，全然不把天子放在眼里，学界俗称“摄关政治”。

摄关政治的登峰是在长德元年（公元995年），那一年藤原北家的藤原道长出任右大臣以及藤原长者（等同于一族族长），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专政，而他的儿子藤原赖通，15岁就当上了正三位右近卫少将，30岁出任关白，独掌乾坤到76岁，实在是老了玩不动了，才辞去了一切职务顺便在延久四年（公元1072年）时以81岁高龄出家，然后一直活到了83岁才驾鹤西去。

道长、赖通父子俩一前一后总共八十来年的摄关政治，使得日本皇权从此名存实亡，而且他们不仅操控中央，就连地方也不放过，在那八十多年里头，许多国司的任命也全都出自他们爷俩之手。

而底下的国司有了藤原家为后台，更是肆无忌惮了起来，纷纷各自建造港口，直接和大宋展开贸易，跟鸿胪馆抢起了生意，而宋朝那边本来就不禁私贸，更何况中国商人也分不清摄关政治还是地方政治，反正看见日本来的商船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地做买卖，久而久之，天皇的中央朝廷能赚到钱才怪了。

对于藤原家的摄关政治，全日本的反应只有四个字：人神共愤。

首当其冲的是半仙皇家，那必然是不高兴的，为了抗衡藤原家，历代天皇采取的对策叫院政。

所谓院政，通俗来讲，就是拼爹。

藤原家之所以能掌权，很大原因是由于藤原家的女儿，基本上代代都嫁入皇宫当皇后，然后生了皇子再当天皇，也就是说，藤原一族其实是天皇家的外公、舅舅或是老丈人。

要跟外公舅舅老丈人对抗，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爷爷叔叔和亲爹找来，枪对枪，棒对棒，亲爹对亲娘。

在摄关时代，当天皇活到二十多快三十的时候，就会把位子传给尚且年幼的太子，而自己则出家做和尚，即为上皇，通称某某院。上皇上面还有法皇，就是天皇的爷爷，同样也是和尚——天皇打算通过这种办法来增加自己的战友人数，然后来压制藤原家的势力。

也就是说，摄关政治跟院政政治两者的本质，其实是天皇母系一族与父系一族之间的斗争。

不过从结果上来看，显然还是摄关政治更胜一筹，因为即便爷爷孙子齐上阵，可皇权依然只是个名分，藤原家还是牢牢地把持着一切。

于是这就让另外的一拨人愤怒了，那便是京都的其他贵族与地方的豪强们。

说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来重温一下日本的土地制度变革。

且说在当年菅原道真跟藤原时平这两位的改革后，日本土地的私有制算是被确立了下来，不仅朝廷承认土地可以私有，同时也规定一切新垦土地归开垦者所有，而拥有土地者则被称之为领主。

如此这般一来，造成的后果就是各地的领主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冒了出来。

虽然这并不是什么好事。

开发了土地，就成了财主，你当了财主，那随之而来你的安全也就成了问题，毕竟这世道不是什么人都愿意靠自己本分的劳动来发财的。

那么，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产和家人，就必须要有武器，有了武器还不够，因为你不能一个人拿九把刀，所以还得招募保镖，来保护自己的田园。

这保镖，在日语中被叫做“侍”，也就是武士，俗称打手。

可以说，武士最初出现的意义，是为了保护领主、土地以及农民。

而那些拥有相当武装力量的土豪领主，包括很多国司在内，其实也能算是某种意义上的武士，不过为了跟普通看家护院的武士加以区分，一般我们称之为武将。

或许很多人会问，这跟藤原家的摄关政治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当然有关系。

因为土地私有制的深入，从而导致了武士的出现，而武士的出现，则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时日本的政治格局，那便是中央政权的名存实亡。

这其实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事情，中央为了掌管地方而派了国司，国司在代替朝廷管理那非常有限的土地的同时，又通过自己开垦的手段获得了大量的私有领地，而且还招募了大批给自己看家护院的私人武装力量，他们自己也从原先的钦派地方官转变成了手握雄兵的武将。这样一来，朝廷在地方还有何权力可言？也别管摄关政治还是院政政治了，中央的一切政令在地方都名存实亡，只有武将，才是真正的统治者。

这种因土地私有而导致的权力分散，既是一种进步的象征，也是动乱的根源。

当然，动乱那是后话了，现在要说的是，因为武将的出现，使得天皇想要搞掉藤原家不再需要单纯地拼爹了，他们还可以拉拢武士来做自己的战友，毕竟枪杆子才是硬道理。

那么藤原家是否也能通过地方势力来扩大自己的阵营从而加强摄关政治呢？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实际上很难。

原因有二：第一，在日本，天皇是拜出来的，是神，除了极个别的疯子，没有人会想到以人类的身份来挑战皇权；第二，这年头谁都不比谁笨，我有土地有士兵，凭什么还要给你藤原家当枪使？

就这样，武士崛起了。

或者说地主崛起了。

在崛起的过程中，有两大氏族脱颖而出，一家平氏，一家源氏。

虽然看起来势单力薄只有区区两族，但实际上全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事实上截止到平安时代后期，这两家光是直接用平源名号的分流就有几十上百的，还不包括改姓其他的支流，同时不仅在京城举足轻重，而且还遍布了日本各地。

在这几十上百家人里头，有两位最终脱颖而出，一个叫平清盛，一个叫源赖朝。

这两人都出身北面武士，所谓北面武士，指的就是天皇的直属武士，他们除了拥有领地之外，还和中央有着各种瓜葛。

其中，平清盛在仁安六年（公元1167年）当上了太政大臣，虽然在此之前他就已经掌握了全日本的大权，靠着枪杆子里出政权这条千古真理凌驾在了整个皇家之上，但这一回的加官晋爵，不仅使得他名副其实地成为了当时日本的第一人，也让整个平家跟着一起飞黄腾达了起来。

据不完全统计，在平氏政权时代，仅是京都三条地带，就住着平家出身的大小官员170余户。当时平家官员出行都要清道，不仅不允许人阻挡去路，还要保持一条街安静整齐，即便有婴儿啼哭，都要问责基层官吏。

对此曾有人非常不满地反问说，小孩哭闹乃是人类天性，你平家再厉害再不讲理，可总也得让人活吧？

被质问的叫平时忠，倒也实诚，大大咧咧地回道：“这年头，只有平家的人才是人。”

嚣张到这个程度，那就肯定要遭人嫉恨了。

祗园精舍钟声响，诉说世事本无常。沙罗双树花失色，盛者必衰如沧桑。

和所有盛极一时的政权一样，由平清盛一手缔造的平氏政权，终究也没能天长地久。

自治承三年（公元1179年）前后起，在诸武将的带领下，日本各地就掀起了各种各样以推翻平家为目标的兵乱。治承四年（公元1180年）八月，一个33岁的年轻人，宣布自己和当时日本的实权统治者平家政权正式开战，之后，他率领了一支军队，从利根川左岸的国府台（今千叶县内）出发，向对岸的武藏野发起了进攻。

五年之后，他的弟弟在关门海峡的坛之浦和平家残兵展开了最后的决战，开打不过半日，平家就几乎全军覆没，平氏诸将纷纷跳海自尽，当主平宗盛及其妻儿也被活捉。至此，平氏政权宣告覆灭。

弟弟的名字叫源义经，堪称日本史上最具悲剧色彩的武士。

而哥哥，则是我们之前提过的那个源赖朝。

源赖朝，说起来也是个苦孩子，他爹叫源义朝，当年曾经起兵反抗平清盛，结果没打赢，自己死了不算还连累了老婆孩子，源赖朝十三四岁的时候就被送去了伊豆群岛关禁闭——这地方虽说现如今乃是风景优美的旅游点，但在当年纯属不毛之地，系流放犯人的不二之选。

伊豆群岛的日子一过就是十几个春秋，起兵那年他都已然三十好几了，你说他是虚度十几年春秋也好在孤独中磨炼了自己也罢，反正源赖朝率领的源家军节节进军，并且最终打灭了平家，取得了胜利。

平氏政权覆灭后不久，天皇便赋予了源赖朝任免诸国守护的权力，也就是全日本国司的任免，被集中在了他一人手中，说得再直白些，就是全国的土地分配，从此以后便由源赖朝一人说了算。

尽管是如当年平清盛一般独掌了大权，但他却并不满足。

这或许跟早年被流放的经历有关，总之这家伙是个相当没安全感的人，总觉得虽然自己终于站在了顶峰，可如果光靠一人之力的话，兴许就会有那么一天跟盛极一时的平清盛一个下场，因此必须要确立一种制度，一种能够将武士或是说源家治世合法并长久化的制度。

所以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源赖朝开始推行起了一种全新的治世模式，那就是将国家的统治模式分为简单的两部分：土地和武士。

自己管理天下的武士，天下的武士用刀枪来保护并统治天下的百姓，百姓在土地上生产，养育整个国家和民族。

其实任何时代的武士政权，其核心就是上面的这句话。

建久元年（公元1190年），源赖朝被朝廷任命为右近卫大将，因为既有兵权又有政权，所以他在镰仓的府邸被称之为幕府。

“幕府”二字源于中国，要解释的话，大致就等同于军政府，事实上这确实是个很贴切的词，因为源赖朝以武士之身干涉中央政权，本身就属军人干政。

建久三年（公元1192年），应赖朝本人要求，天皇正式册封其为征夷大将军。

虽是老官新做，但却和以往的大不相同。首先，源赖朝当的这个征夷大将军，不是临时任命的讨伐军总司令，而是幕府首脑，换言之，这个官名的重点在于大将军而非征夷。

其次，征夷大将军的职责除了统领全国武装力量之外，还拥有在镰仓设立政府，主管全日本政务的权力，此官的设立，彻底把日本的行政权和神权给分开了，从那之后，但凡人事儿只归将军管，至于天皇，虽然大家仍然认可他是神的代言人，可人间的事情，他却再也难以插手了。

自此时起，日本不再需要贵族那糜烂的风花雪月，也不再需要天皇的神神叨叨。武士，唯有手握钢刀的武士，才是国家的主人。

一个新的时代，终于开始了。

第六章
禅宗与茶道宋朝传入日本

源赖朝在创立镰仓幕府之后，虽然并没有和当时的南宋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因为南宋大力提倡对外贸易，双方之间的贸易往来要较之北宋时更加频繁。

在整个两宋期间，从中国输入日本的商品大致有陶瓷器、绢织品、文具、书籍、香料、药品和绘画，而日本卖到中国的主要有日本刀、日式工艺品、硫黄、铜矿和木材等。

除了日本刀跟工艺品之外，基本上出口的都是原材料，那个岁月的两国差距在这方面还是非常明显的。

此外，在贸易中，宋朝的铜钱也被大量流入了日本，因为质量好分量足，一度还成为了硬通货，比日本钱都管用。

和贸易同时进行的，还有文化上的交流，这里面包括了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

物质文化通俗地讲就是各种宝贝和文物。

众所周知日本是世界上除中国以外收藏中国文物最多的国家，在这些历朝历代输入日本的文物之中，很大一部分珍品乃至绝品，都是宋代物件抑或是两宋期间流入日本的。

这绝非空口白说，比如蚂蝗绊茶碗、天目曜变茶碗之类，都是大宋的产物。

当然，日本那边也有宝贝流入宋朝，而且数量也还挺多。

通常来讲，两国之间的文物交流可以分为四种方式。第一是由日本的入宋僧人在受到大宋皇帝接见时所得到的以及所献上的珍宝。

以之前所提到过的奝然为例，他在受宋太宗接见时，就献上了念珠、金银莳绘（一种用金银粉在漆器上贴出图案和花纹的漆艺）、扇子、螺钿以及日制屏风等物，然后再从宋朝拿回各种回赠，其中有一尊旃檀释迦如来佛像，至今仍在京都清凉寺，属日本国宝。

第二种是宋日两国朝廷之间的礼尚往来。

比如在宋孝宗时代的宋承安二年（公元1172年），孝宗皇帝就给当时的后白河法皇以及太政大臣平清盛各自送去一份礼物，礼单的具体内容虽然早已失传，但想必不会寒酸，因为收礼的两人不仅作出了“美丽珍重”的评价，还各自还以厚礼——莳绘一份、染色皮革三十枚、沙金百两、宝盒一个以及日本刀具一整套等。

第三种最为常见，就是个人或小团体来往之间的物品互赠。

长和四年（公元1015年），在大宋游学习佛的日本僧人念久和尚在得知天台山要修建大慈寺的消息后，便立刻返回国内四处化缘搞募捐，说是也要为大慈寺出一份力。

对此，日本国内的反应是相当踊跃，时任左大臣藤原道长二话不说就立刻捐出了自己珍藏多年的宝贝：念珠六串（四串琥珀，两串水晶）、屏风六张、奥州产的貂皮裘三套、沙金百两、大珍珠五颗等。

此外，在建长八年（公元1256年），入宋日本僧人无本觉心向交好的宋朝和尚无门慧开赠送了水晶念珠一串，黄金一块；作为回礼，四年后无门慧开则送给了无本觉心法衣袈裟一件和缎锦十幅。虽然念珠跟黄金至今早已下落不明，但那件袈裟，却被日本人当成至宝，珍藏在了山城国正觉山妙光寺的宝库里。

以上说的这些例子，在整个宋代的两国交往中真的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但就是这仅仅的一滴水，也足以看出当时的中日之间关系相当不错。

最后一种是通过贸易，实现双方的文物互通。

单从数量上而言，两国绝大多数的东西都是通过这种方法进入对方地界儿的，比较出名的有日本刀、瓷器以及螺钿等等。

日本刀跟瓷器是举世皆知的两国特产，这里就不多说了，只简单介绍一下螺钿。

所谓螺钿，指的是一种在漆器或木器上镶嵌贝壳或螺蛳壳的装饰工艺，有时候也会直接在贝壳上进行雕刻上色。这种工艺起源于中国，早在商周时代就有了，奈良时代时传入日本，然后在列岛得以发扬光大，平安时代反倒能向大宋出口了。

这种事情有时候想想还真是五味杂陈。

话说回来，其实日宋两国之间的文物交流还有第五种方式，那就是宋朝灭亡之后，很多大宋移民东渡日本，随身携带大量的中国文物去了东瀛。

至于从宋朝传入日本的非物质文化，自然也有很多，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两样：一是禅宗，二是茶道。

而这两样东西能被传入日本，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一个叫做荣西的和尚。

荣西生于备中国（今冈山县），俗姓贺阳，爹叫贺阳贞远，是一个神官，也就是为神道教打工的，神官的儿子当了和尚，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不过实际上日本神道教和佛教的关系基本等同于中国的道教和佛教，都是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类型。

且说荣西的母亲在怀孕期间，曾梦见过天上有一颗亮闪闪的星星，然后孕期也只有八个月，便生下了这个孩子。

本来贺阳夫人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可就在她生下孩子的当天，他们贺阳家有个邻居特地跑来跟她说道：“孕期不满而又夜梦明星者，不利于父母也。”

贺阳夫人信了，于是当即命人把才出生不过数小时的小婴儿给丢到了门外，打算活活饿死他，为家中除去一害。

这一饿就是三天。到了第四天一早，贺阳夫人想去给儿子收尸，结果刚到门口就听见了婴儿的啼哭，这孩子被丢在门外饥寒交迫了三天三夜不但没饿死，反而还愈发精神了。

做娘的顿时惊讶万分，觉得这是上天赐予自己的孩子，再加上毕竟是自己八月怀胎的亲生儿子，真要看他活活饿死也实在是于心不忍。于是便将其重新抱入怀中，带回家中抚养。

这孩子自幼便极为聪明，8岁的时候就能背诵各种经文，即便是婆沙论和俱舍论这样高深莫测的佛经，他也能朗朗上口随口诵来，被誉为远近闻名的神童，四方八路的街坊们都经常来参观他背书。

贺阳贞远一看儿子如此睿智且有佛性，觉得想让他继承家业做神官这辈子估计是指望不上了，于是索性在他11岁的时候将其送进庙里做和尚，法号荣西。

因为荣西确实很聪明，所以14岁的时候便又被送去了日本佛门名山比叡山上修行。兴许是这小子真的是有慧根，即便是在高手如云的比叡山上也是毫不逊色。在大家聚会辩论佛法的时候，往往一些大他好几岁甚至是一轮的师兄也说不过他。

如此出众的才华自然很容易遭人嫉恨，活在庙里的时候，荣西经常会被人攻击，说他长得难看而且个子又矮，以后找不到对象——那年头的日本和尚是能结婚的。

说起来荣西的样子确实挺寒碜，不仅身材五短，而且脸也不好看。对此，他本人则是振振有词：“昔日齐国晏子也是身材矮小之辈，可照样成为了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在众僧眼里，荣西的才华大致和晏子差不离儿，所以也就信了他的话，认为他大概真是一个如齐相晏婴一般的好汉，所以从此往后便很少有人拿这事儿来攻击他了。

然而，在人前用铁齿铜牙为自己赚足了面子的荣西一旦到了夜深人静孤身一人的时候，却经常为自己那矮小的身材叹息甚至落泪。毕竟一个人念了多少书肚子里有多少墨水，不经过仔细交往是不会知道的，而你的身高长相一眼便能看清，正所谓第一印象。有一天他终于走入佛堂，向佛祖祈求说希望能让自己长高，为此他愿意用一百天的时间来专心修法诵经祷告。

在祷告前，荣西于石柱上画下了自己的身高；百日祷告完毕后再测，发现居然长高了四寸有余。

当时的一寸差不多在两厘米上下，一百天长八厘米平均下来月长一寸，算是很了不得的硕果了。

所以荣西非常高兴，当场又感谢佛祖圆了自己的梦，并发誓从此往后一定更加勤学佛法，侍奉佛祖。

19岁时，他开始修行天台宗佛法。

应保二年（公元1162年），21岁的荣西又开始跟着高僧基好法师修行密宗，仅仅数月便尽得要领，随即返回比叡山闭关钻研各种佛法长达八年。

八年后，本来已经算是尽得佛法精髓的荣西基本上就能下山出师成为一代宗师了，可他却坚持认为自己的修行完全还没到家，必须最起码要再修八年。

可问题在于那年头日本的佛经本来就不多，你再学也就是那几本书，翻来覆去地炒冷饭肯定不会有啥大长进。本着欲穷千里目的指导思想，荣西决定更上一层楼——去中国留学。

仁安三年（公元1168年），荣西坐船渡海，来到了华夏大陆。

那时候的中国属南宋，虽说偏安一方不怎么能打，但文化和经济却是异常繁荣，这让长期以来一直生长在日本的荣西大为感叹，尤其是在佛教方面。当时的中国所盛行的是日本所没有的禅宗，荣西在仔细阅读了各种佛禅读物后，深感日本的佛教也要走这条路。

禅宗，由一代宗师菩提达摩所开创，中晚唐之后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同时也是汉传佛教最明显的招牌之一。

所谓汉传佛教简单来讲就是流传于中国的佛，其宗派大多来自于印度，但唯独天台宗、华严宗与禅宗，是由中国自己独立发展出的三个本土宗派。其中又以禅宗最具独特的性格。禅宗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弟子开悟，就是自己悟出真佛。其核心思想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意指透过自身修证，从日常生活中参究真理，直到最后悟道。

而传说中的“开悟”，其具体过程说穿了其实就是坐禅打坐。这一坐，不到悟出什么道道来是不能罢休的，《西游记》里唐僧在车迟国跟某大仙比打坐的时候就说过，紧要关头就算是两三年也得坐下去。由此可见这不但是门技术活，也是门体力活。

但让荣西非常困惑的是，当年27岁的自己，每当坐禅的时候，坐着坐着就会打瞌睡，但反观那些中国的老和尚却一个个似乎还挺精神，虽说两三年是肯定坐不了，但坐个两三天却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困惑之下他便问了天台山万年寺的住持大师，说：“你们坐禅的时候难道就不想睡觉吗？”

住持很实诚，说：“大家都是人类，我年纪又一大把了，吃过晚饭就开始会有瞌睡，更别说坐禅了，当然会犯困。”

荣西愈发不明白了：“那坐禅的时候如果困了，您怎么办？”

本以为对方会说一些心想佛祖之类的话，但却不料人家真的是个实在人：“喝茶，茶能提神。”

荣西当场就饮了一杯茶，再打坐的时候，发现精神好多了。

后来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茶乃合五脏、健身心的灵丹妙药。”

文治三年（公元1187年），曾经一度归国。已经50岁的荣西，因觉得自己的学问修为仍然远远不够，所以再度西渡中国学习佛法，四年后回到了日本。这一次，他带回了两样东西：茶种和禅宗。

其实茶叶在日本一直都有，早在延历二十四年（公元803年），从唐朝归国的遣唐使永忠和尚就带了几麻袋茶叶回日本，并且呈交给了当时的嵯峨天皇。据说这位文艺天皇在收到这份独特的礼物后显得非常的高兴，还专门为此做过和歌一首。

不过，当时在日本的茶叶全都属特供产品，仅给上层贵族享用，而且还被当作了一种名贵药材，并非是饮料。

那会儿的茶叶主治中风、糖尿病、厌食症以及脚气病等病症，并且还附有强身健体等功效，在朝廷的王公贵族中人气非常高。

当然，这只是茶叶，一种能干嚼或是泡开水的食物，和茶道没有零星半点的关系，甚至和茶这种植物也没几毛钱的联系，因为永忠和尚带回来的，只是被晒干了的茶叶罢了。

虽然如今也有说法，认为永忠也把茶种带了回来，并且也确实在京都一带种植，但这即便是真的，那也不过是在极小的范围内流行，而且也无法改变茶叶药用的事实。

事实上日本真正开始产茶，并且成为了近代亚洲重要的茶叶产地，确实是荣西带茶归国之后的事情，而且在他的带动下，热茶这种东西也就此步入日本的民间，并且大受好评，还得到了时任镰仓幕府的三代将军源实朝的大力推荐。

且说在荣西第二次回国后曾经拜访过一次源实朝，结果却发现位于坐席之上的将军大人不但眼神游离，而且说话也前言不搭后语，全然一副病怏怏的模样。

于是荣西问道：“大人，你是不是病了？”

“让大师见笑了，我是昨天喝多了，头疼。”源实朝虽然很不好意思，但还是说了实话。

日本人是一个天生就不怎么会喝酒，却偏偏特别爱喝的民族，所以宿醉对于日本男人而言，属家常便饭，从古代到如今，从将军到平民，都不乏受害者。

荣西听完后便表示这么个疼法也不是个事儿，您还是吃点什么吧。

可当时日本医疗水平相当落后，像宿醉这种事情根本就没有什么医学上的对策，只能靠人本身的能力把酒劲熬过去。所以源实朝连连摆手，说：“没啥好吃的，就这样吧。”

“等等。”荣西突然想起了什么，“大人，贫僧有药。”

这药其实就是茶叶，因为他觉得打禅的时候累了喝茶能醒脑，那么醉酒的话喝茶也能变得清醒，道理是相通的。

在喝下了一碗热茶之后，源实朝确实感到清醒了很多，头也一下子不疼了。

于是，将军就这样成为了饮茶爱好者，而且每次开会或者会客都会向别人推荐喝茶。

不过对于此时此刻的日本而言，茶仍然是一种比较名贵的东西，所以一般享用之前，客人为了表达对主人的尊重，而主人又想凸显这东西的稀罕，往往会搞出一套又一套相当繁琐的礼仪。这也就是茶道在日本的由来。

其实茶还没说完，但得先说说禅。

跟茶一样，早在唐朝的时候，禅宗的一些理论就被各种僧人从中国传入了日本，比如在公元9世纪的时候，唐朝僧人义空应嵯峨天皇的老婆橘嘉智子皇后之邀，东渡日本开坛论禅，可是因为当时日本人对禅宗全然没兴趣，朝廷方面也不过是叶公好龙，所以在日本待了几年却毫无建树，顿感前景渺茫的义空，灰溜溜地回了国。

之后的数百年里，虽然陆陆续续地有两国僧人在各类往来中将禅宗点点滴滴地传来日本，但终究只是点点滴滴，并无系统可言。

但是荣西却不一样，这人之所以值得在历史上大书一笔的原因，就是他带回来的并非鸡零狗碎的豆知识，而是一整个宗派——临济宗。

临济宗是禅宗南宗下五个主要流派里的一个，始于中国唐代，讲究的是心即是佛。

到了宋朝，临济宗被分出了杨岐派和黄龙派，其中荣西传回日本的，正是黄龙派。

至于杨岐派，则是在宽元四年（公元1246年）由中国僧人兰溪道隆东渡日本带过去的。

再说荣西为了避免数百年前义空和尚的前车之鉴，特地跟镰仓幕府搞好了关系，比如隔三岔五给将军弄点热茶解解酒什么的，然后在幕府的支持下大力开始推广禅宗。应该讲这一招的确很有效，至少禅宗就此在日本生根发芽了。

镰仓时代的日本禅宗主要分为两个宗派——临济宗和曹洞宗，然后再在这两宗之下，衍生出二十四个分流派。

临济宗前面提到过，而曹洞宗也是起源于中国，信奉“万物皆虚幻”，在嘉禄二年（公元1226年）的时候由一个叫道元的入宋僧给传入日本的。

说起来这个道元也算是传奇人物了，自幼就有神童之称，而且貌似天生带有佛性，他学成曹洞宗归国普度众生的那一年不过26岁，因为实在是过于年轻，所以当时还成了轰动一方的大新闻。

值得一提的是，道元其实是荣西的徒孙，他的师傅叫明全，乃荣西门下高足，本来是跟道元一起去的中国，但却在求佛的途中一病不起，最终圆寂于湖南的景德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荣西确实是当之无愧的日本禅宗之祖。

插一句，虽然曹洞宗在如今的中国可能连听说过的人都不多，但其大本营却是超级有名，那便是嵩山的少林寺。

禅宗被传入日本之后，除了理所当然地在佛教圈内流行之外，还有点让人意外地跟茶道结合在了一起。

这事儿要从公元16世纪开始讲起，那时候的日本茶道在形式上已经开始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首先，参加茶会的人不再只拘泥于贵族了，哪怕是平民百姓，只要好这一口，而且手里有个茶碗，都能开一场茶会；其次是茶道的礼节，也不再跟以往那样喝一口茶都要搞一套繁琐的礼节，而是被直接简化成了四个字：敬寂清和。

“敬”就是尊敬，表现为上下关系分明，有礼仪；“寂”就是凝神、摒弃欲望，表现为茶室中的气氛恬静，茶人们表情庄重，凝神静气；“清”就是纯洁、清静，表现在茶室茶具的清洁、人心的清净；“和”就是和睦，表现为主客之间的和睦。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当时正值战国乱世，兵荒马乱，人人都过着今天不知道明天的日子，难免就会发生厌世的烦躁情绪。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本就能让人静下心来的热茶，和教人向佛度人极乐的佛禅，因其本质其实是相同的，于是便被顺理成章地凑在了一块儿。

而随着人们对茶道和禅宗理解的不断加深，一个堪称是日本茶道终极精髓的理论也被提了出来，那就是“一期一会”。

一期，就是一生；一会，就是见一次。两个词连起来的意思就是一辈子只碰得上一次。

放在茶道里的意思便是你现在喝的这杯茶，这辈子都不会再有同样的一杯；甚至是现在喝的这一口茶，这辈子也不会有重复的第二口；而现在陪你喝茶的那个人，兴许这辈子就再也碰不到第二次了，于对方而言也是如此。

这种人生无常的道理，在无常的战乱时代相当流行，同时虽然这道理表面看起来相当悲观苍凉，但实际上却包含着一层更深的意思——不仅是人生，即便是在人生中经历的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重复。作为人类而言，要珍惜每个瞬间的机缘，并为人生中可能仅有的一次相会，付出全部的心力。若因漫不经心轻忽了眼前所有，那会是比擦身而过更为深刻的遗憾。

顺便插一句，这套说法不光能放在茶道上，就算在其他方面也被广泛地运用着，比如在赏花方面，日本人就相当推崇“今年的樱花只有今年有”这么一个说法。

可以说，日本茶道最终是走向了一条和中国完全不同的道路，同时因为变化实在是过于巨大以及融入了太多的自家文化，以至于时至今日，有很多人误以为茶道乃是日本的国粹。

所以我就觉得很有必要来专门说一说茶道中所不曾变化的地方，那就是泡茶喝茶的具体过程。

不管茶道的礼仪动作是繁琐还是简单，也不管这碗茶是不是讲究“一期一会”，日本茶道的本质流程却是千百年来一成不变的——先是在茶碗里放上一勺茶粉，然后倒上热水泡开，为了让茶粉很均匀地溶在水里，还要拿一个小刷子刷几下，刷完之后，再注入些许热水，一杯热茶就这么泡成了。

由于我们中国人平时喝茶一般都只是往杯子里放点干茶叶，然后浇上开水了事，再加上日本人在搞茶道的时候通常还要穿和服什么的，所以每当看着他们泡茶喝茶，真会有一种“日本制造”的感觉。

其实这是错觉。

日本的茶道，堪称是形意结合。我们不能否认其中的“意”，比如“一期一会”，确系日本人自己的原创，但是这“形”，则是完完全全传承于中国。

具体说来的话，就是宋朝的“点茶”。

点茶起源于唐，兴盛于宋，和焚香、挂画、插花三样并称为宋代四艺。

其中，插花、焚香和点茶都传入了日本，经过各种融合发展后，变成了今天的花道、香道和茶道。

点茶也叫抹茶法。因为其泡法跟上述的日本茶道几乎无差，所以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只是就一些专业名词和需注意的事项做一个简单的补充说明。

首先，那个舀茶叶末的勺子，叫茶匙。

其次，那把小刷子，叫茶筅，在日本也被称作茶筌，多为竹制。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中就有明确说法：“茶筅以劲竹老者为之，身欲厚重，筅欲疏劲。”然后茶筅上面的小刷穗儿也有讲究，日本人根据穗数的不同，可以分为平穗(16根)、荒穗(36根)、野点(54根)、常穗(64根)、数穗(72根)、八十本立(80根)、百本立(100根)、百二十本立(120根)等八种，刷穗儿的多寡，可直接影响到这碗茶的浓淡。

第三，用茶筅刷茶的这个动作，叫运筅或者击拂。在具体的点茶操作中，运筅的同时还要往里注水，将茶粉跟热水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由于这个过程非常注重双手的配合，故而宋朝的那些茶道高手，也会有“三昧手”之称。

从公元960年宋朝建立开始算起，至今已然有一千多年了，一样东西在邻国被完整保存了一千多年，而我们自己这里倒是弄得像快要失传了一样，这实在是令人无语。

平心而论，越是深入品读日本这个国家的历史，往往就越会产生一种对中国的喜爱和崇拜，伴随着这种喜爱与崇拜而生的，却是一股淡淡的扼腕。

第七章
宋末元初，蒙古铁蹄踏上日本

镰仓幕府的建立，标志着日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然而这个新时代却并不美好，也未能长久。

因为源氏政权传到第二代的时候，就开始渐渐不行了。

主要原因大致有两个：首先是没经验，再怎么说，武士当权这终究也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很多事情都处尝试阶段，既是摸着石头过河，就难免一脚深一脚浅地栽河里；其次是因为源赖朝死得太早。

建久十年（公元1199年），这位日本史上最初的幕府将军，没有任何征兆地在镰仓与世长辞，死因至今不明。而后，其家业被传给了嫡长子源赖家。

这孩子当年只有十七八岁，因为实在过于年轻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挑起一国政务，所以大权便被以辅佐他为名的生身母亲北条政子给抓在了手里。

虽然在今天的学界，人们往往会给予北条政子很多高帽和各种好评差评，比如什么一手遮天的女将军、镰仓幕府背后的女魔头、日本版的吕后等等，但如果要我说的话，她其实不过是个极度没有安全感的女人罢了——这点倒是跟源赖朝挺像。

北条政子出身的北条家，其实只是伊豆的一个普通豪族。如果不是源赖朝落魄为阶下囚被流放到那儿，哪怕他不是幕府将军只是普普通通的源家大少，从门当户对这个角度出发，政子也不具备嫁给他做正房的资格。

或许这就是命，让一个小地主的闺女一跃成为了天下的御台所。

御台所就是幕府将军的正房大老婆。

面对这一份从天而降的大富大贵，北条政子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如何守住它。

在她的概念里，富贵的根源是自己的丈夫，换言之，只要看住了老公，自然就万事搞定了。

所以在源赖朝当上了将军之后，北条政子立刻展现出了恶妻的一面，用尽一切手段，威逼利诱地将丈夫管得死死的。当时的日本王公贵族有个三妻四妾十几二十个子女几乎就不算个事儿，可源赖朝不同，在老婆的高压政策下，终其一生，只有四个儿子：长男千鹤，前面说过，被弄死了；次男跟四男出自北条政子；唯一的一个小老婆生的庶子叫贞晓，算是侥幸偷吃得逞后的漏网之鱼，可也没得什么好，年仅七岁就被送去出家当了和尚，而且从剃光头起一直到死都没再见过自己的生父。

源赖朝去世之后，源赖家继位，本来按理说这下不用再担心有人来跟政子抢老公夺富贵了，可偏偏她仍是放心不下，觉得儿子年纪太小，需要自己手把手教着来做事。

在北条政子的一手策划下，镰仓幕府搞出了一个十三人合议制，就是选出当年源赖朝身边的老臣十三人，在北条政子的带领下共同辅佐二代将军。这十三人里头包括了政子的父亲北条时政以及她的都督北条义时。

从此，北条家的势力开始不断渗透进了幕府的核心层。

这就引起了源赖家的高度不满——本来这家伙说小也不小，天天被老娘外公老舅把持着当傀儡，搁在谁身上都换不来高兴。

于是一场母子对抗赛就这么打响了。经过了数个回合的交手，最终迎来了残酷而又悲凉的结局——建仁三年（公元1203年）五月，镰仓幕府第二代将军源赖家被自己的亲生母亲北条政子从将军的位置上赶了下来，强行送往伊豆的修禅寺出家当和尚，第二年七月，被舅舅北条义时派来的刺客暗杀，年仅21岁。

且说当时赖家正在洗澡，然后被刺客拿了绳子往头上一套，赤身裸体地拖进小黑屋一刀结果了性命。

源赖家死后，弟弟源实朝成为了第三代幕府将军，也就是长大后宿醉喝茶的那个。

源实朝当将军的时候年纪更小，才11岁，所以更加没有悬念地成为了母亲的傀儡，而为了更好地把持朝政，北条政子还让她爹北条时政出任了执权。

所谓执权，名义上指的是幕府将军的政务助理，实际上就是将军的代理人。北条时政在这个位子上干了一年多，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北条义时，此时日本的国家大权已经落入了整个北条家之手。

虽然政子明面上一直表示自己和北条家仅仅是辅佐摄政，等到将军长大了就必然会把政权还过去，可那一天终究是没有到来。

健保七年（公元1219年），源实朝被杀了。

凶手是他哥哥源赖家的儿子，公晓。

杀人动机你应该已经猜到了——为父报仇。

不过凶手最后也没落得个好，逃跑过程中被赶来的追兵所杀，年仅20岁。

至此，源赖朝算是绝后了。

四个儿子三个死于非命，唯一活下来的那个当了和尚；至于那几个孙子，要么英年早逝要么受各自亲爹的连累一块儿没个好死，总之，是再没了后人。

于是国家大权被北条政子名正言顺地一把捏在了手里，她在京都朝中找了右近卫少将藤原赖经，由他出任幕府将军，不过这当然只是个幌子——从此之后，镰仓幕府的将军代代都是从朝廷的皇族或是公卿里选出来的，只顶个名儿，真正的政权则由代代担任执权的北条家一手掌控。

这种非常具有日本特色的和平日子一过就是五六十年，虽然看着有些别扭，可倒也风调雨顺内外相安，一直到文永五年（公元1268年），平静终于被打破了。

那年春天，一队来自蒙古帝国的使节团，造访了日本。

蒙古帝国就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公元1206年开创的基业，经过了六十多年的奋斗已经扩张成为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国，当时的可汗是忽必烈，使节团正是他派来的。

而使节团的团长叫潘阜，是个高丽人。

高丽就是朝鲜，当年唐灭高句丽后，因为跟新罗又不好过了，所以想顺手把他们也给一并摁了，但却没打过，反而让新罗顺势逆袭，得到了朝鲜半岛大部分的领土，然后定都庆州，史称“统一新罗”。

到了公元9世纪，半岛发生动乱，各地势力蜂拥而起，又被分裂成了三个国家，称“后三国时代”。其中后高句丽国有个将军叫王建，于公元918年发动政变，改国号为高丽，并且先后灭掉了其余两家，最终在公元936年再度重新统一半岛，也就是高丽王朝。

高丽王朝在公元1258年的时候因为实在是自觉再也扛不住蒙古人的攻打了，于是便只好表示了臣服之意，总算是保留了祖宗的基业和传统的文化。不过作为交换，除了要对蒙古称臣之外，每一代的高丽君主继承人都必须被送往蒙古帝国，接受蒙古式的教育成长，然后才允许回国继承王位。

再说那忽必烈收服了高丽之后，蒙古帝国上下都以为这回可汗要一心专攻南宋了，可没曾想，他却把目光转向了日本。

公元1266年，忽必烈以大蒙古帝国皇帝的身份写下国书一封，交予兵部侍郎黑的，并命他组建使节团，经高丽出使日本。

这下朝鲜人不乐意了——倒不是他们小气不肯借道儿，只是单纯地觉得这事儿对自己有百害而无一利。

朝鲜人的推理是这样的：忽必烈的国书肯定没憋什么好水，多半是要胁迫日本举双手投降；可日本人也不是善茬儿，绝非你让他低头他就哈腰的主儿。于是双方就谈不拢，谈不拢就要打起来，此时南宋尚在，蒙古人的势力还没打过长江，因此想要打日本，唯一的路径就是穿过朝鲜半岛，再过对马海峡到日本。如此一来，高丽的负担可就重了，肯定要被逼着准备粮草啊造军船啊之类的活儿，那岂不是忒苦了？

应该讲，这个推理基本正确。

忽必烈确实是想让日本称臣，这封名为国书的亲笔信其实是一封充满了威胁口气的劝降信，而且其本人也确实放出过话来，表示无论南宋和日本，只要敢不服自己，就即刻出兵。

在确认了蒙古真有可能要打日本之后，高丽方面立刻表示，万万不可。

可毕竟是在人屋檐下的一介藩属之国，故而他们也不敢抬头明着反对，只好曲线救国，跟黑的说这日本乃是位于荒海之上的一个岛国，臣服不臣服都与大局无碍，更何况那海路难走，乘船不比坐马，乘着一个不留神的，兴许就沉了。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忽悠，高丽的枢密院副使宋俊斐还特地领着黑的，找了一个风浪最大的海崖实地参观了一下，果不其然，那地方狂风连连，海浪一拍就是十余丈高。

黑的是蒙古人，一辈子大马金刀混草原，哪见过这等惊涛骇浪，当时就吓得不行，连连吐舌头说去不得，那还真去不得啊。

下面一群朝鲜人马上附和道，对，真去不得。

于是被完全忽悠了的老实人黑的就这么回家了，然后禀告忽必烈，说这日本没啥好去的，还是算了吧。

忽必烈勃然大怒。

和黑的不同，忽必烈是一个表里如一的英明之辈，朝鲜人耍的那些个小心眼在他跟前完全不管用，所以忽必烈当时就下了一道死命令，表示使者必须去，而且由高丽方面来完成这个送传国书、招降日本的任务。

同时，忽必烈还把朝鲜人最担心的事情也给挑明了，那就是强令高丽国王准备好船只一千艘，士兵一万人，用途是“或征南宋，或征日本”。

高丽国王不敢反抗，极不情愿地派出了由起居舍人潘阜带队的使节团，来到了日本。

这伙人在文永五年（公元1268年）的正月，抵达了大宰府，但并没有继续向东，而是留在了当地，然后让大宰府官员将忽必烈的国书送往了镰仓。

国书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上天眷命，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

虽然你们日本是蕞尔小国，但考虑到好歹也算是我大蒙古的近邻，因此多少也该互相往来，修好关系吧？更何况我大蒙古帝国自先祖成吉思汗起，威扬四海坐拥华夏，四面八方心服我者不计其数。遥想当年朕刚刚即位时，东面有高丽不肯臣服，结果不得已朕只能派出大军前去，经过多年战争，终于将他们感化，现在已是我大蒙古东邦一藩了。

而你日本，自立国以来，不但跟高丽走得很近，也和中华历朝关系很好，一直互通往来，可为什么朕当了皇帝之后，你们就从没来看看朕？是不是不知道朕当了皇帝啊？也罢，不知者无罪，朕这就正式地通知你们，希望你们日本能跟我们大蒙古搞好关系，多多来往。如果真要动起刀兵，恐怕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吧？

落款是至元三年八月，也就是公元1266年。

从写完到送达足足一年多，不得不说朝鲜人真能拖。

言归正传，先说一句，包括日本学者在内，有不少人都觉得，这是一封普通的、寻求友好的书信，虽然口气强硬了一点，但却并非是要日本臣服于蒙古。

对此我真的很想问他们到底是真傻还是装傻。

开头第一句就是“蒙古皇帝奉书日本国王”，这两人的等级差已然暴露无遗，还说是友好往来呢？

其实这是一封杀机毕露的劝降信，里面还特地拿了高丽做例子，赤裸裸的威胁不言而喻。

当时镰仓幕府管事儿的是第八代执权北条时宗，此人虽然时年只有17岁，但却年少有为很有魄力，以英勇果敢著称，人称“迅猛小狮子”。

小狮子在看完国书之后，当场拍板：送京都朝廷那儿吧。

理由是幕府只管政务军务，不管外交。

其实他是在尽可能地拖延时间，目的是备战。

北条时宗是个明白人，他知道但凡不想给蒙古人做小，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战场上战胜他们。

另一方面，京都的朝廷在收到镰仓送来的国书之后，研究了很久，然后向潘阜转达了自己的意思：这事儿忒大，请容我们再研究研究、讨论讨论，您要忙的话，可以先回去。

在民族国家危亡的跟前，大家还是都很有默契的。

这事儿一拖就是三年，直到文永八年（公元1271年），当蒙古使者第四次来到日本时，才总算拿到了京都朝廷写给忽必烈的回信。

这封信是由菅原道真的子孙菅原长成起草的，大意如下：我们从来都没听说过蒙古这个国家，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突然就要我们臣服你们，而且还用武力相胁迫，我们日本自天照大神以来就是神之国度，没有向外族人称臣的习惯。

正当蒙古使者准备拿着信回去复命的时候，突然镰仓幕府横插了一脚进来，表示既然你们家皇上说要增进往来，那干脆这回的信就让我们送吧，也好往来往来。

当时蒙古人也没看回信里写的是什么，只当北条时宗要服软，于是连连称善。就这样，在文永九年（公元1272年）正月，由十二人组成的日本使节团，经高丽来到了已经改名为元朝的蒙古帝国首都大都，即现在的北京。

这十二个人其实不是来送信的，他们只是把文书交给了礼部的人代为传承，然后就开始四处乱转搜集起了各种情报。

而忽必烈在看了信后，果然被气歪了鼻子，连日本人的面都没见就把他们给赶了回去。

同年五月，以赵良弼为首的第六批使者抵达了日本，在要求对方降服被拒绝后，他们打听了日本历代天皇名讳、百官爵位、州郡名号和风土人情等信息后返回了大都。

元朝要用兵了。

话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有点奇怪，蒙古人向来只是纵横草原陆地，可为何偏偏要跟岛国日本过不去？

这貌似已成了个谜团，我只说我的看法，个人觉得，是因为南宋。

忽必烈在中国大陆最终的战斗目标其实是消灭南宋，而日本作为南宋的坚定盟友，显然让他有些骨鲠在喉，更何况日宋之间的各种经贸文化往来也的确在客观上有助于南宋国力的增长，加大了他灭南宋的难度。所以铲掉日本，不管从实际上还是心理上，都能起到打击南宋的效果，于是自然就会让忽必烈不遗余力了。

而日本不愿意搭理蒙古，其实多多少少也是因为南宋，还有一点就是，日本的确不是一个愿意臣服别人的民族。从当年圣德太子那么落后的时代起，他们就开始寻求和中华帝国的平起平坐，现在好歹也算是经过几百年历练成了亚洲小强了，怎肯再轻易屈服于人？

于是，就只能开打了。

文永十一年（公元1274年）十月五日下午四点，搭乘着元、高丽联军总共四万人马的九百艘战船，出现在了对马岛佐须浦小茂田（今长崎县下县郡严原町）的海面上，领军统帅是蒙古大将忻都，副将洪茶丘，高丽军的主帅则是金方庆。

傍晚六点时分，大约三百来人的元军率先登陆上岸，接着又是一千多人紧随其后，迎他们面而来的，是对马守护宗助国部。

宗助国带的人不多，只有八十上下，其实他本来也不是来打仗的，就是想探个究竟，结果一看黑云压城城欲摧了，于是只能就地摆开阵势，进入了战斗状态。

因为人少而且也知道是逃不掉了，所以宗助国干脆主动发起攻击，带着八十寡兵朝着蒙古人的军阵就冲了过去。

跑最前头的，还没看清蒙古人脸长什么样，就被一阵飞射而来的箭给戳成了刺猬。

跑后面的，知道不能再往前了，于是便站住阵脚弯弓搭箭，打算化主动为被动。

虽然此阵日本人打得极为顽强，对马守宗助国亲自冲锋在前弯弓射马连杀数人，但毕竟寡不敌众，仅仅数小时，八十人就被打得基本团灭，助国本人也死在了乱军之中。

之后，对马岛全境沦陷。

按照惯例，蒙古人在岛上烧杀劫掠、欺男霸女地打了一回草谷，接着，大军开拔，剑指壹岐。

壹岐就是壹岐岛，现在的长崎县壹岐市。

十四日，元军上岛，壹岐守护代平景隆带着一百余骑应战。

虽然较之宗助国的那草草集合的八十多人，平景隆的一百骑兵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无疑上了个台阶，但仍然是完全不敌。

不光是蒙古人人数更多，还因为武器不行。

当时蒙古的弓箭一射就是两百多米，而日本人的弓则最多射个百米之内，因此这是一场没有任何悬念的战斗——当天，平景隆就战死在了他生活和工作了多年的地方。

而另一件没有悬念的事情就是，蒙古人照例展开了屠杀。

“百姓中男子或被杀，或被活捉，女人被聚集在一起，以绳索穿手结于船畔，无人幸免，壹岐亦是如此。”

从各种当事人的回忆来看，当时的对马和壹岐，几乎算得上是人间地狱了。

十九日，蒙古大军进博多湾，并于次日拂晓踏上了九州本岛。

由于距离双方第一次开打已经过了十来天，元军来袭的消息早就传遍了日本，再加上这么多年来，全国上下一直都在备战备荒防元寇，所以镰仓方面轻车熟路地就聚拢了九州北部的兵力，并且任命了当时的大宰少贰（官名）少贰资能的儿子少贰景资为大将，务必将来犯敌寇赶出国门。

其实少贰资能本人也出阵了，但幕府考虑到老爷子当年已经77岁高龄了，这才把主帅一职给了他儿子。

二十日早饭时分，在早良（今福冈县福冈市内）一带，少贰景资率部和元军交上了火。

顷刻间被击溃。

主要还是因为武器不行。

除了能射两百多米远的箭之外，这一回蒙古人又翻了新花样，那就是在箭头上涂了毒药。这对当时的日本人而言是闻所未闻的，更何况在那个年头，医疗本身就不发达，一旦中了毒那绝对是没救了。

此外，元军还拿出了另一样新式武器——炸雷。

当然，这绝非是现代意义上的手榴弹，只是在瓷罐里装了火药然后点燃了到处丢，尽管论杀伤力的话未必比毒箭强，但却具备了十足的威慑力，不光能吓人，尤其能吓马，当时日本人骑的马一见这玩意儿，吓得不是原地不动就是原地趴下，要不干脆直接掉头就逃，把自家的阵形冲了个支离破碎。

除此之外，另一个导致日本人全然不敌的重要原因是军制与战术的落后。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镰仓时代日本人打仗，那么最贴切的恐怕应该是一盘散沙。尽管看上去是几千几万人的大军，但他们却并非一个整体，而是被划分成了成百上千个小团体，每一个武士都隶属于他所在的庄园，打仗的时候往往只听自己所在庄园的领主之命，或几十人一群，甚至几人一伙，各自为政，自由行事，虽然名义上有主帅，但从实际的角度来看，少贰景资要想做到所谓的“统御全军”，终究是比较有难度的。

反观蒙古人，则思路非常清晰，再多的人马也宛如一人，击鼓进军鸣金收兵，有条有理方寸不乱。

当时日本和蒙古之间的差距就在于：蒙古人是来打仗的，日本人是来打架的。在真打起来的时候，比起蒙古人的集团冲锋，日本人更注重的是单打独斗。而且，因为日本自古就流传着“老虎爱皮武士惜名”这句话，战场单挑被视为莫大的荣耀，所以开打之前必须互通姓名，有点类似于中国的“吾乃关羽关云长是也，来将何人”这种调调。碰上讲究一点的，还要报出生地点工作单位以及领导姓名甚至是祖宗名号，在此我们仍旧用关二爷打比方，那就是“吾乃大汉皇叔荆蜀之主刘备刘玄德座下五虎上将之首河北解良关羽关云长是也！”。

如果是周仓呢？那则是“吾乃大汉皇叔荆蜀之主刘备刘玄德座下五虎上将之首河北解良关羽关云长麾下扛刀大将周仓是也！”。

总之按照这个路数，哪怕是个炊事班的也能在报名号的时候跟幕府将军扯上关系。

蒙古人根本就不玩这个，人打了一辈子从来就只知道跟着命令冲锋射箭甩手雷，全然没有那捉对厮杀大战三百回合的习惯，更何况战阵之中喊杀声震天，你喊破了喉咙都未必有人听得见，就算听见了也不明白——别忘了蒙古人不懂日本话。

因此在当时的战场上，往往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先是一个镰仓武士手握钢刀摆出个很帅的姿势，紧接着高声喊道：“我是镰仓幕府御下筑前守护……”

话刚开了个头，迎面而来的蒙古人就是一箭射去。

武器不如人战术又落后，打仗的时候还喜欢神神叨叨地搞怪，这直接导致了百道原防线几乎只撑了两个小时不到便被突破，日本武士们也被杀得“伏尸如麻”。于是主帅少贰景资只得指挥全军后撤，稀稀拉拉地退到了一个叫赤坂的地方重新布防。

赤坂地形复杂，多为丘陵，选择此地可以有效对抗蒙古骑兵，而且在不远处，还有当年天智天皇兵败白村江后为了防止唐军攻来而造的城池，真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还能拒城而守。

可实际上大家都明白，自己已然是没有退路了。

如果赤坂防线失守，那么头一个危险的就是大宰府，要是大宰府被拿下，那么整个北九州算是完了，蒙古人也能引兵从本州岛西部或是跨过四国直击近畿，威胁京师。

所以，拼命吧。

大概在上午十点左右，元军先头部队约三四千人进入了赤坂防区，然后就听得一声梆子响，前方喊杀声一片，一支两百余人的骑兵部队冲了出来，领头的那个人边冲边喊道：“我乃肥后菊池武房！”

连日来见惯了这种打斗场面的蒙古人，纷纷露出了习以为常的蔑笑，还互相交头接耳说别急，等冲最前面的那厮到了跟前大声咋呼的时候，咱一块儿放箭，射他个刺猬。

可接下来，让他们一辈子都不曾见过的一幕上演了。

按照以往的惯例，那些冲过来的日本武将会在一个适中的距离跳下马来寻人单挑。可这一回不同，两百多人两百多匹马，在菊池武房那声自我介绍之后，就没了声音，直直地朝着元军军阵冲来。

一群人越冲越近，越冲越近，一直到双方都能看清对方脸上表情的时候，蒙古人才突然反应过来：不对！

于是纷纷弯弓搭箭，但为时晚矣。

此时，菊池武房才又发出了一声怒喝：“杀！”

身后的两百余骑也一起响应：“杀！”

刹那间，元军阵形被冲得大乱。蒙古人因为自从开战以来就没碰到过这样的搏命战法，一时间纷纷后撤避其锋芒。菊池武房则抓住机会挥刀带人往里冲，而跟在后面的日军大部队也非常适时地发起了总攻。虽然从整体来看仍是相当散乱，但由于人人都舍生忘死，一时间还真的把元军打得连连后退，一直打到下午，赤坂防线都未曾被突破。

而在另一个叫百道原（福冈县福冈市内）的地方，也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交战。日军总大将少贰景资率领的本部人马和元军副帅刘复亨部在那儿遭遇。

却说这位少贰总司令，虽不似菊池武房那么肯拼命，但却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他的特长是眼神好，在几万人扎堆的战场上来回扫了那么几分钟，就一眼瞄到了一个美须飘在胸，胯下骑宝马的家伙，少贰景资认定，这必然是个大人物。

于是他拍动坐骑，向那人冲去，并瞅准了时机猛地放了一冷箭，当场正中目标，将其射下马来。本来还想有进一步动作的，怎奈何那人周围有亲兵数十人，动作奇快，一拥而上地就把人给救走了。

后来才知道，那厮不是别人，正是元军副帅刘复亨。

仗一直打到傍晚，基本上算是个平手——虽说日本人在战场上干出了无数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迹，但终究现实差距摆在那儿，所以仍然是失守了全部的防线，被迫退入了天智天皇当年造的那座城中；而元朝那边也好不到哪儿去，说是突破了所有的防线，但从早上跟人玩命地打到晚上，早就吃不消了，也不敢就地驻扎，而是退回了船上。

这一夜，少贰景资想必是睡不着的。因为就在当天收兵的时候，他收到了一个坏消息，那就是南九州的援军因故无法按时抵达战场。这意味着，他将继续带领这支已经快被打残了的部队死守九州北部，一直守到援军出现，或者是守到最后一兵一卒。

辗转反侧了良久，不知不觉天就亮了。

望着冉冉升起的太阳，日军的营地里几乎听不到一丝声音，大家默默地起床，默默地吃早饭，默默地拿起武器，默默地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命运。

可该来的却没来。

那天上午，实在是按捺不住，却又不敢主动出击的少贰景资派出侦查骑兵前去探查，却得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元军撤退了！

据说，景资在得到报告的时候先是不相信，然后问侦察兵你是不是看错了？

侦察兵摇了摇头，说我们也以为自己看错了，所以特地在沿海兜了好大的一个圈子，发现昨天还在岸边的蒙古船今天全没了，一艘都看不见了。

少贰景资想了想，问有没有可能退回壹岐或是对马，然后等待后援部队？

侦察兵当然不敢妄言，只表示要不干脆就坐个小船去那两个岛附近看看？

到了中午，消息也传回来了：壹岐和对马两岛附近没有蒙古人的踪迹，而且据当地人提供的证言称，昨天晚上他们看到有大船从岛边海域经过，方向朝北。

所以可以判定，蒙古人全都撤了。

听完之后，少贰景资呆了半天，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突然，他放声大笑，把周围人都吓了一跳。

紧接着，他又放声大哭，号啕不已。

蒙古人撤了！

可是为什么？

明明胜利就在眼前了，如无意外，只要再打上个四五天，那么大宰府就该被元军给攻下来了，可为什么他们就突然打道回府了？

这确实是一件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少贰景资挠破脑袋之余，突然想了起来：二十号夜里，好像狂风暴雨大作来着啊，会不会是风太大雨太猛，把蒙古人的船给吹翻了呢？

对，一定是这样的。

神风，这风一定是神风！护佑我神之国度的神风！

由于实在找不出合理的解释，所以少贰景资最终把元军莫名撤走的缘由，全都姑且归结在了那一夜风雨的身上。这个说法很快就被广大宗教界人士普遍接受了——这伙人在战争开打的时候什么都没干，光宅在庙里头祈祷作法，然后一听说元军貌似是被风吹死的，便立刻纷纷跳了出来，表示这神风是得亏了自己的法力才吹起来的，因此头功该归自己所有。

尽管幕府当然不会真的给这群和尚以及神官封赏，不过调子最终还是被定了下来：在这场人称“文永之役”的战争中，让蒙古铁骑撤退的最大原因，是那一晚上的神风。

这便是“神风”一词的由来。在六百多年后的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挽回败局，日本政府特地组建了自杀性攻击部队，并命名为“神风特攻队”，目的就是希望它能像当年的神来之风一样，奇迹般地将英美如数吹灭。

当然，最后奇迹并没有出现，日本仍是吞下了发动侵略战争的苦果。

至于蒙古人，尽管乍看之下他们的撤退确实有些离奇，但实际上也是事出有因，不过这因，却并非神风。

事实上神风压根就不存在。

刮风下雨的那天是十月二十日，这是旧历，要是换算成阳历的话，是十一月二十六日。

你见过快十二月了还刮台风的吗？

其实蒙古人撤退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本身就没打持久战的心思。

从各方面来看，他们打这场仗的目的主要还是恫吓威慑，压根就没有想彻底消灭或是占领日本的意思。而且侵略军高层内部也是一股厌战的情绪，比如高丽军主帅金方庆就是个比较坚定的反战分子，虽然被迫上了战场打仗，但始终身在日本心在朝，见天哀叹说自己马革裹尸不打紧，就是苦了那些家乡的高丽兵；而副元帅刘复亨自打中了那一箭后，就顿时战意全无，整天在那里问我们啥时候回家；还有那三军主帅忻都，也曾亲口表示，自己的子弟兵已经完全是“疲兵”状态，现在“策疲兵入敌境”，绝非上策，不如班师回朝。

于是，就撤了。

至于皇上若问起来为什么死那么多人战果那么小，大家便只说是风大刮船不熟水性外加敌军实在太多（元史记载遭遇日军十万人），所以这仗没法打，好在日本人那边也正在宣传神风，算是无意中合伙把这谎给编圆了。

但不管怎么讲，这场文永之役最终还是让日本达到了战略目的，至少元军撤退了。

可北条时宗很明白，元军必然会卷土重来，所以他一丝也没有放松，继续加紧备战。

而忽必烈那边也没闲着，又派了一拨使者去了日本。

他还是想让北条时宗臣服于自己。

第八章
神风相助，日本击溃元朝入侵

建治元年（公元1275年），第七批元朝使者来到了日本。

话说这次的使节团核心有五人，正使叫杜世忠，官居礼部侍郎，虽然他是个蒙古人，但却无限热爱汉文化，偶像是佩六国相印的苏秦，临出发之前还自信满满地跟元世祖表示，自己一定用三寸不烂之舌说得东邻拱手来降。

然后一行人坐船过海，在今天山口县这个位置登了陆，接着当地的日本官员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问这五人渡海而来有何贵干？

杜世忠说我是奉了我们大皇帝的命令来日本送国书的。

国书？什么国书？该不会是让我们日本对你们蒙古称臣吧？

日本官员问道。

杜世忠并未否认，但却跟了一句，大意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之类，总之元朝跟日本的差距是人都看得明白，何必作无用的挣扎呢。

日本人听了也没多说话，只是表示兹事体大，容我禀报了镰仓的幕府之后再作计较。

大概过了两三个星期左右，镰仓那边来信了，说是请杜大人劳驾，走一趟关东。

杜世忠以为北条时宗要见他，便高高兴兴地领着手下随着日本人一块儿上了路。

当年九月，他们被带到了镰仓附近，但是没有见到任何幕府高官，而是被直接拉去了一个叫龙之口的地方。

龙之口就是如今神奈川县的江之岛，如果看过太宰治的《狂言之神》就应该知道那个地方。

而在镰仓时代，那儿还是一个有名的行刑之地，闻名关东八省的龙口刑场就在那里。

北条时宗压根就没想见元朝使者，而且还下了杀令，他准备跟忽必烈抗争到底。

说起来这杜世忠也是条汉子，刀架在脖子上了却毫无惧色，只是先吟了一首辞世诗，然后对刀斧手说道：“转告你们的北条大人，我这次来，是有心想救日本。”

说完，慨然赴死。

由于那个年头通讯极为不发达，再加上幕府灭口工作做得好，以至于杜世忠的死讯一连好几年都没传回大都，而忽必烈还以为那家伙在海上沉船了。为了不耽误事儿，他又加派了一拨使者过去。

这次的使节团团长叫周福。

周福出海的时间是公元1279年，差不多就在他走的同时，发生了一件大事。

这一年五月，在中国南海岸爆发了宋元之间的最后一战——崖山之战。此战中，左丞相陆秀夫抱着年仅七岁的大宋末代皇帝赵昺跳海自尽。至此，日本人民的老朋友南宋帝国，虽经多年抗战但终究无法力敌，被元朝灭了。

有野史称北条时宗闻讯后悲怆不已，亲自全身缟素以表哀痛。

虽然这事很不可考，但此时日本人的心情想来也的确不会太好，毕竟大家伙都知道，这南宋一走，接下来就该轮着自己了。

再说周福他们上岸的地方是博多，接待的日本官员轻车熟路地就猜到了他的来意，在确认之后，非但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还客客气气地给他安排了住处，表示等镰仓来了消息就立刻带他去见将军。数日后，博多方面还特地安排了筵席，说是给元朝使节团接风。

宴会上，日本人一边吃一边表示，你们大元太客气了，派那么多人过来，上次那拨还没走呢，这回一拨又来了。

对了，上回那个，是你们礼部的侍郎吧？

周福一听连连点头，对对对，您也知道杜世忠杜侍郎哪？他自从去了日本之后就没回来，大家还以为碰上海难了呢，这不，皇上就让我代替他接着来和你们幕府谈了。

说着，还把随身携带的文书交给了日本官员，上面果然是忽必烈写的信，要求北条时宗即刻称臣。

日本官员读完，很真诚地对周福表示，我奉了幕府的命令，这就带你们去见杜世忠大人。

不得不说这人相当守信用，话音刚落，一群五大三粗的武士就全副武装地冲了进来，不由分说就将周福等人捆了起来。

然后就地斩首。

这一回消息走得挺快，没几天就传回大都了，结果当然是天下震惊。

据说忽必烈当时就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怒目圆睁眼角都快裂了。

那年头敢这么招蒙古人的，说实话，没有。

其实杜世忠、周福两拨人这次来，尽管确实是要日本俯首称臣，可也还没有到一锤定音的程度，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外交这种事情，实际上本质跟小菜场买卖没甚差别，你开三块钱一斤我觉得不满意还到两块五，你要觉得你日本跟我大元称臣亏得慌，那光纳个贡也行啊。

虽然这只是推测，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当时不杀杜世忠和周福，那至少还有商量的余地，毕竟上一回打仗蒙古人是无果而回，这多少算是个筹码。可现在人一杀，那就真的什么都没的说了。

而且还连杀两回，你这是摆明了欺负元朝没发明长途电话啊。

这到底是为什么？

原因应该有两个。

首先，北条时宗压根就不承认元朝。

在他眼里，这个由蒙古人建立的帝国别说称霸了亚欧，就算南北两极都归了他们管那也是蛮夷之邦，想要日本臣服，不可能。在当时日本人的心目中，能代表正统中华的，只有大宋。哪怕是只剩下半壁江南甚至是一个孤岛了，可大哥还是大哥。

更何况南宋新灭，此时各地都在搞着各种反元复宋的活动，谁知道赵家王朝会不会东山再起死灰复燃。

那么多年下来，周边那么多国家里头，也就日本跟中国的友谊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友谊，因为这是一种出自平等的交往，不称臣不纳贡，但却互相认可。虽然打过不少主意干过不少缺德昧良的事儿，但到底还是要远胜过那些朝秦暮楚只想占便宜的主儿。

其实这跟人与人交往的道理是一样的，没有谁会把一个自己发达了就跟在屁股后面唤大爷，自己落魄了立刻翻脸当不认识的家伙认作朋友。反而是那些不卑不亢一直把你当对手，同时彼此之间孽缘不断的家伙，倒真有可能跟你成为兄弟，而且真的到了危难时刻，肯出手相帮的，往往还就是这种人。

其次的一个原因是，时宗根本就不怕蒙古人。

这里的不怕，是在对各种情报分析之后作出的理性判断。

还是那句话，千万别低估了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

其实虽然当时元朝看着很强，但实际上水分不少。比如南宋灭亡后，各地反元动乱此起彼伏，局势相当不稳；再比如高丽虽然早十几年前就称臣了，可不久之后他们国内就爆发了反元起义，称“三别抄起义”，这股反抗力量直到文永十年（公元1273年）才被完全镇压下去，而且民间也一直存在着各种反蒙情绪；再比如安南，也就是越南，虽然地方不大，可短小而精悍，同时处处效仿中华，非常不把蒙古放在眼里。

总而言之，元朝的处境未必有传说中的那么强，而且蒙古大军虽然强悍，可毕竟他们的水战不擅长，渡海而来本来就已经输人一筹了，再加上经过上次的那场文永之役，日本人已经对蒙古军的战略战术有了一定的了解。所以北条时宗自信，如果蒙古人敢再来，那就再在博多湾会他一会，争个高下。

中国人打仗，习惯三军未动粮草先行，而日本人打仗，粮草可以不动，但情报必须得先行。

不过这回运气不大好，碰上的是忽必烈。

忽必烈是一个很自信的人，他坚信即便国内局势还未能完全稳定，但腾出手来打个日本应该不算什么大问题，更何况这位东面的邻居接二连三地欺人太甚，不给点教训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

所以在南宋灭亡后的第二个月，他就命令高丽造战船九百艘，接着又下旨，征调原先南宋土地上的船工船匠，在江南各地的造船厂里赶制军用船只。

弘安三年（公元1280年），元朝方面设立了日本行省，做好了正式将列岛纳入版图的准备。

弘安四年（公元1281年）春，忽必烈一声令下，十五万大军挥师东进，目标日本。

元军总共分两路，一路叫东路军，从朝鲜半岛出发，人数五万，战船九百艘，由高丽士兵、蒙古士兵以及北方汉人士兵组成，领兵大将是我们认识的：忻都、洪茶丘以及金方庆。

另一路叫江南军，自宁波出发，共十万人，战船三千五百艘，全都是南宋的降军。领兵大将阿拉罕、范文虎，其中，阿拉罕是全军主帅，南宋降将范文虎则是江南军的实际总指挥。

江南军除了打仗之外，还有一个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在战后继续驻军日本，一边充当占领军，一边还要屯田，所以他们除了身携打仗必需的武器之外，还带了锄头镰刀等生产工具，一看就是要准备扎根日本，轰轰烈烈地在那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番。

其实忽必烈考虑得还是挺周到的：你日本不是跟南宋好么，那就让南宋的士兵来管着你们吧。

当年五月，东路军熟门熟路地跨过了对马海峡，先登对马岛，再过壹岐屿，虽然结果跟上次没差别，这两个岛都被顺利地拿了下来，但大军所碰到的抵抗程度，却较之七年前要强了许多，尤其在对马岛，打了整整快一个星期才打下来，而且还战死了好几名部将。

拿下壹岐之后，根据元世祖忽必烈的作战计划，东路军应该是稍作停歇，等路途较远的江南军到了之后，合并一处共同攻打九州本岛。

但忻都觉得没必要。这地方他七年前就来过，不敢夸了如指掌的海口，但至少是熟门熟路，而且当年他带着蒙古子弟兵短短数日就打到了大宰府门口，现如今实在没必要把唾手可得的军功章分给那些南宋降兵一半。

所以，忻将军当场作出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决定：不等江南军，直接开赴博多湾，以最快的速度打进九州本岛。

这一天，忻都站在船前豪情万丈。

可当大军突入博多湾后，他傻眼了。

出现在自己跟前的，不再是七年前的那一片辽阔的海滩，而是一堵高高耸起的石墙。

这正是镰仓幕府准备了多年的破敌之策。

话说文永之役后，深知蒙古人必然会来第二次的北条时宗便作出了最高指示：在下一次决战中，一定不能让元军上岸，务必要在海上消灭敌军。

因为他知道，一旦天下无敌的蒙古铁骑踏上了陆地，那么兴许日本从此便再无见天日的机会了，但若是在海上开打的话，鹿死谁手可就难说了。

而要想不让敌军上岸，那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在岸边围上一圈坚壁，等到打起来的时候再辅以各种远程武器，如此一来，敌船连靠近恐怕都很难做到了。

就这样，日本人在九州北海岸每一处可能成为对方登陆点的地方修建起了石墙，这些石墙最长处延绵二十多公里，高三米，厚两米，就那个时代的生产水平而言，算是了不得的防御工事了。

果然，当元军五万大军上千艘战船浩浩荡荡开到博多湾时，面对那又长又厚的石墙，当真是狗咬刺猬无处下口，虽然也曾硬着头皮强攻了数次，但回回都被站在高墙之上的日本弓弩手给射得死伤一片，只得偃旗息鼓鸣金收兵。

考虑到长此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六月六日，主帅忻都决定，放弃自九州本岛登陆，全军调头，将目标改为志贺岛。

志贺岛位于博多湾北部，面积不足六平方公里，之所以要打这个小岛，是因为每当海水退潮的时候，那里会露出一段陆地连接九州本岛，而此时又恰逢退潮期，故而忻都瞄准了机会，准备就此打开突破口。

可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顺利，这主要由于链接志贺岛跟九州本岛之间的那条路非常狭窄，只能同时并排走三四个人，这显然不适合习惯大集团作战的蒙古人，相反倒是大大便宜了爱好单打独斗的镰仓武士，所以几场仗打下来元军死伤上千，就连副帅洪茶丘都被逼得弃马而逃，只躲在船上再也不敢出战。

不仅如此，每到深更半夜时，日本人还会敲锣打鼓摇旗呐喊举着火把来搞偷袭，也不在乎多大战果，每回就是放几把火，杀几个人便算完，但一晚上能来好几次，弄得元军根本没法睡觉。

不得已，忻都只好下令五万大军退回船上，为了防止日本人得寸进尺开船来夜袭，他还想出了个办法，就是将大船在外围上一圈权当城墙，以保护圈内的诸小船，同时再安排人日夜巡逻，稍有风吹草动就死命放箭。

虽说这么一来倒是没人偷袭了，可当时已经进入盛夏，四五万人就这么挤在船舱里，空气不流通不说，而且水土又不服，因此很快就流行起了疫病，瞬间就夺走了三四千人的性命。

事情到了这一步，忻都也不得不认了栽，率军退回壹岐岛，准备静静地等到江南军到来之后再另行打算。

然而，意外又发生了。

按照原先的计划，东路军和江南军的会师最晚应该是六月十五日，可一直到六月二十日，这十万大军都不曾出现在壹岐的海域附近。

这下可急坏了忻都，不为别的，只因为他从朝鲜出发的时候，只带了三个月的军粮，现在已经快俩月了，他们要再不来，那自己就该断炊了。

其实这倒也不能怪江南军，迟迟不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那边死人了。

话说先前被任命的那位侵略军总大将阿拉罕，在临行之前突然就得了急病，扛了几天没扛住，撒手人寰了。这么一来大元上下又是办丧事又是找新主帅，凭空多出来一大堆事儿，好不容易等忙完了重新开拔了，已经是六月二十日左右了。

对于这样的情况，忻都虽是心焦，却也别无他法，只得伸长着脖子嗷嗷待哺地耐心等候。

然而，正所谓祸不单行，就在东路大伙等着江南那边送军粮的时候，日本方面展开了对壹岐岛的反击，九州的各路诸侯土豪如萨摩的岛津家，肥前（今佐贺县）的龙造寺一族等，都各自率着家臣郎党纷纷杀向壹岐，双方经过大半个月的苦战之后，付出了沉痛代价的大元东路军不得已撤出了壹岐。

幸而就在此时，十万江南军带着干粮赶到了，于是两军合并一处，驻兵于九州西北部的一个叫做鹰岛的小岛上。

胜利会师之后的元军原本准备休息两天之后便再度向九州发起进攻，以十五万大军之力一举攻破围海石墙，拿下大宰府，可万万没想到，就在他们还在休息的当儿，日本人主动找上门来了。

七月二十七日，日军舰队兵陈鹰岛海面，双方激战一天一夜。元军虽勉强打退对方进攻，却也伤亡惨重，招讨使忽都哈思也战死在了乱军之中。

同时，又有一个不好的消息传了过来：一支人数超过六万的大军，已从京都近畿出发，正马不停蹄地朝着北九州赶来。

至此，无论是江南军的范文虎还是东路军的忻都明白，这仗似乎是很难再打下去了。

要说还是范文虎识时务，当下就跟忻都提议，说是不是我们干脆就撤了？

忻都点点头表示同意：撤吧，再不撤等着老死在这汪洋大海之中吗？

不过由于刚刚经历了大战，所以两人还是决定，再休息几天，等大家的体力都恢复过来了，再行撤退。

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拖延症不尽早治疗，是要出人命的。

七月三十日，一场百年难遇的台风席卷了九州北部海面，狂风整整肆虐了五天，将鹰岛海域停泊的蒙古军船几乎卷了个干净。这便是至今仍为日本人所津津乐道的真正意义上的“神风”了。

神风的突然出现让元军蒙受了难以想象的惨重损失，除了人员伤亡外，更要命的是船都被吹沉了，东路军还好些，九百艘船剩了差不多五分之一，而江南军三千五百艘船则基本全灭，好在当时大多数士兵都驻扎在鹰岛，所以也不像有的书上说的那样全员葬身海底。

不过这样的大难不死却并不意味着必有后福。

鹰岛的面积大约在十六平方公里，是个孤岛，十来万人马带着只够吃小半年的粮食困在那地方，想想也能知道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所以识时务的范文虎在第一时间便想到了逃走。

就在台风过去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当年的闰七月初五，范文虎带着少数士兵抢先跳上了一艘侥幸未沉并且看上去还算牢固的军船，然后头也不回地就朝着西面驶去。

而忻都、金方庆等人一看居然还有这一手，于是也纷纷效仿。各高级将领争先恐后地爬上了尚且浮于海面上的军船，接着一路向西，直奔本土。

此时鹰岛上剩下的已经基本上全是当兵的或是中下级军官，虽说这些人地位低下，可怎么讲也是爹生娘养的血肉之躯，终归是有求生欲的。在明白了自己当下的处境后，他们拿起手中的武器工具，来到山林砍树伐木，准备造船回家。

但日本人却并不打算给他们这个机会。

闰七月初七，镰仓武士攻入了鹰岛的元军营地，虽然在一开始这些元军们还进行了比较激烈的抵抗，但很快就彻底丧失了斗志，沦为了被屠杀的对象。

因为元朝的第二次侵日发生在日本的弘安四年（公元1281年），故而史称“弘安之役”，而这场鹰岛扫荡战，则是弘安之役的收尾。

到底有多少元军士兵在这次战斗乃至整场战争中丧生，至今已经不能得出确切的数字了，比较夸张的说法是十五万大军生还的只有三人，较为保守的，则认为至少有个一两万人回到了中国，但无论是夸张还是保守，至少有一个地方两者的观点是一致的，那便是元军惨败。

鹰岛扫荡战持续了大约一个星期，光是俘虏，就抓了两万多人。

战后，日军将擒获的那两万多名俘虏带回了博多，接着，将其中的蒙古人、高丽人以及北方汉人全部杀死，只留下南宋遗民，将他们安置在了当地，以弥补因战争而损耗的劳动力。

插一句，现在很多历史读物都认为，那些侥幸在日本活下来的南宋人，都被强行当作了奴隶。这种说法源于《元史》，但却并不正确，事实上这些南宋遗民中，有很多以前都是熟练的工匠或是经验老到的农民，甚至还有粗通文墨者，对于这些人，日本怎么舍得只把他们当奴隶？

实际的情况是，为了安顿他们，镰仓幕府专门在博多开辟了一个唐人町，也就是类似于唐人街的地方，专门供南宋俘虏居住。

此外，幕府还曾经有过一个惊天设想，那就是趁着元军大败的当口，派奇兵突袭高丽，以朝鲜半岛为桥头堡逆袭大元。

不过因为该计划过于耸人听闻，而且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太大，最终还是被放弃了。

而另一方面，在惊闻第二次征讨日本又遭惨败后的忽必烈再发雷霆，当场就准备起了第三次征日计划，要求江浙船坞即刻开工造船，并且在那里招募水手船夫。不过这很快就遭到了当地的激烈抵制，地方和中央的各级官员也纷纷上奏表示不可。因为连年的征战早已让原本富庶的南方苦不堪言，不仅治安恶化盗贼蜂起，甚至有南宋复国势力趁此还打算借机率众起事，所以时任礼部尚书刘宣在奏章中明确表示，希望圣上能在攻打日本的事情上多多考虑，吸取当年隋炀帝东征高句丽的教训。

隋朝二代而亡，很大原因是由于久攻高句丽不下同时耗费了大量的民财民力，这才使得天下大乱群雄四起。刘宣用这个典故来劝谏忽必烈，也足以说明事情已经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地步了。

纵然是元世祖，也不得不妥协。然后自欺欺人地昭告天下，表示日本不过是个蕞尔小国海外荒岛，不值得朕花费民力大举用兵，所以，就当是上天有好生之德，放过他们吧。

消息传到江南沿海，据说是“欢声雷动”。

大都的忽必烈知道后，也只能摇了摇头，一声叹息。

赢了，终于赢了。这是日本立国一千多年来第一次在战场上打败了中国，也是当时为数绝对不多的，能从蒙古大军铁蹄下保全自己安然续存的例子，称一声伟大兴许都不过分。

可是正是这场伟大的胜利，一千多年来却遭到无数人的嗤之以鼻，觉得日本之所以能战胜元军，除了因为那两场被称作“神风”的台风之外，再也没了别的原因。

真的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了。

虽然从客观上来讲，台风确实让侵略军损失惨重，尤其是弘安之役，直接把人给吹了个全灭。但是，日本人能够取得胜利，却绝非单靠刮风下雨。

这次胜利，有内因也有外因。

内因有二：一曰情报，二曰精神。

情报就不用多说了，日本人多年来的强项。从忽必烈的国书送到镰仓的那天起，他们就做好了跟蒙古开打的准备。七八年来，不断地往来于蒙古和日本之间刺探着各种情报，之前说的出访大都的使节团那只是其中之一，更多的情报，则是从跟蒙古做贸易的日本商人以及朝鲜半岛的三别抄起义军那儿得来的——尤其是后者。

再说那文永之役的时候，虽然日本人是吃了大亏，可也正因为这场战役，让他们熟悉了蒙古人的战略战术，知晓了武器的情报，因此才能在经过几年准备之后，在弘安之役中实打实地战胜了元军。

反观元朝那边，对日本的事情几乎是一无所知，只把大海当草原以为能任由自己驰骋，所以尽管有忽必烈在大都坐镇，还设了个日本行省，可最终还是落了个大败而还、地图开疆的结局。

在全盘掌握了敌军情报的同时，日本人在战场上所迸发出的精神也是元军所不具备的。

哪怕是只有一个人，也敢拼了命地朝着几千甚至上万人的敌阵冲去，即便是战术不如人，武器不如人，即便是箭如雨下，炸雷一个个地在脚边上开花，镰仓的武士也毫无惧色，踏着同伴的尸体，挥着手中的钢刀，朝着天下无敌的蒙古大军杀将过去。

因为对于他们而言，脚下所踏的土地，就是自己的全部。这里有自己的主君，有自己的同伴，有自己的家人，还有自己的生计。当人在保护自己最重要的东西的时候，他会变得很强大。“蒙古来，吾不怖。吾怖关东令如山，直前斫贼不许顾。倒吾樯，登虏舰，擒虏将，吾军喊。可恨东风一驱附大涛，不使膻血尽膏日本刀！”

说完了内因接着来说外因。

可能有人会说外因还用扯么，不就是神风吗？即便镰仓武士是靠自己的奋战打退元军的，但要不是那场台风，元军也不至于全军覆没，兴许就会来第三次呢。

应该讲，这话只说对了一半。

不得不承认的是，但凡弘安之役后元军还能剩下点人，哪怕只留个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这伙人也必然会接着打第三次战争，别忘了，那可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蒙古人啊。

可他们到底还是折戟沉沙了，究其原因，不仅仅因为“神风庇佑我皇国日本”，更因为兄弟的出手相帮。

所谓兄弟，就是南宋遗民。

蒙古沉船的最大根源，其实是船造得不对。从现有的出土文物来看，可以发现当时所有的运兵船都是平底船，这种船在内河湖泊里走走还没什么大问题，一旦拿到海面上那根本就经不起风浪，稍有个风吹草动很容易直接翻船。说得不好听些，元军能坐着这种船跑到日本都实属不易了，再碰上那么大的风，不沉才新鲜。

那么，既然风险那么高，为什么蒙古大军还要选择平底船出海？

这是因为管事儿的蒙古人压根就不懂航海，而士兵们虽说有南方出身的，可小兵的话没人听，只能是船坞里造什么船他们就坐什么。

众所周知，宋朝的造船技术在那年头是世界最强的，事实上元朝侵日所用船只，几乎清一色都是南宋遗民设计出来的，这些人本来就对元朝有一百个不满意，更别提逼着他们造军船了，更何况这军船还是用来打日本的。当时南宋和日本的关系之密切，且看那么多士子，宁可跑去日本当遗民，也不肯留在元朝混饭吃就知道了，所以那些人私底下一合计，直接就把船给造成了不适合在海上航行的平底。

不仅如此，南路军那三千五百艘战船也全都是在原先南宋领地打造的。造船的不用说，也是南宋遗民，这帮人特意在做工方面能省则省，把那本身沉没率就已经很高的船，再雪上加霜地弄成了“豆腐渣”——说穿了，那么多元军实际上是坐着棺材去打日本的。

虽然那些偷工减料、乱改船型的汉人工匠们八成想不到这一行动居然拯救了整个日本，而且当时的日本人也绝对琢磨不到这茬儿，但从结果来看，日本能逃过此劫确实多亏了兄弟之邦南宋。这事儿说白了就是南宋大哥被灭了，蒙古要接着打日本小弟，南宋的遗民们背地里搞了一堆破船应付蒙古，然后蒙古军坐上船一路向东就再也没能回来……

此外，当忽必烈准备第三次侵日的时候，拼命反对死活不肯从的，大多还是南宋的遗民，尽管他们的本意未必是为了拯救日本。

或许这就是叫“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吧。

第九章
从《聪明的一休》说起

公元1368年，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攻陷了元朝首都大都，这意味着蒙古人在中国长达九十七年的政权正式宣告终结。

取而代之的，是由朱元璋一手创立的大明王朝。

而差不多就在元末明初那会儿，海对面的日本也发生了巨变。

首先是镰仓幕府的解散。正庆二年（公元1333年），因为长期积累的怨恨，后醍醐天皇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倒幕运动，一时间天下英雄云集，人人都迈出一条腿，踩向已然风雨飘摇的镰仓北条家。仅仅数月，幕府就被推翻，末代幕府执权北条守时自刃而亡，政权一度又重新回到了天皇的手里，史称“建武新政”。

没想到好花不常开，在延元元年（公元1336年）又发生了一桩大事，那就是好不容易夺回政权的日本皇室，被分裂成了南北两块，北方是执掌京都朝廷的光严天皇，而南方则是退守吉野（奈良县南部）的后醍醐天皇。双方都自称正统，理应拥有天下，为此还进行了数度的战争，这一时期，被称之为日本的“南北朝”。

就在南北分裂的当年，一个叫足利尊氏的人出任了征夷大将军，建立了室町幕府，然后辅佐北朝的光明天皇对抗南朝，经过足利家三代人五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在元中九年（公元1392年）的时候逼得南方朝廷拱手让出宝座，完成了对日本的统一。

此时的天皇称号“后小松”，将军则是第三代足利义满。

在后小松天皇的宫里，有一位妃子叫伊予局，因为长得漂亮而且性格温柔贤淑，所以深得皇上的宠幸。美中不足的是，这个女孩的父亲曾经是南朝的重臣，不过天皇当时正和她打得火热，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然而，在这深宫之中，受宠的伊予局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嫉妒。一个相当可怕的谣言开始流传了起来：伊予局是南朝出身的女儿，她心怀复兴南朝之志，并想伺机刺杀天皇。

一开始后小松就没怎么把它当一回事儿，可后来发现事情有点不对，似乎走哪儿到处都在说伊予局想杀天皇，正所谓谎话说上两千遍就成了真理，所以时间一长，天皇心里就发了毛，觉得自己人生无限宽广，实在不能断送在一个女人手里。于是在明德四年（公元1393年）的某一天，他以“有南志”为借口，下了一道圣旨将已经怀有数月身孕的伊予局赶出了皇宫。

面对诬陷，伊予局没有任何辩解，而是非常顺从天命地收拾起了东西，然后去了京都乡下的一个小村落住了下来。在那里，她于明德五年的第二年，生下了腹中的孩子，取名为千菊丸。

在伊予局和乳母玉江的照料下，小千菊丸成长得非常健康活泼而且可爱，人也非常聪明，五岁不到就能作和歌。人称“学问之神”的日本第一大儒菅原道真初次写和歌，也不过是这个年龄。

除了两个女人之外，还有很多不认识的叔叔也经常给千菊丸送钱送粮，每次送完东西，还要跟伊予局单独聊上几句。

这些叔叔不是别人，是足利幕府派来的。对于一个有翻天嫌疑的女人和拥有南朝血统的皇子，幕府自然不可能不闻不问，就此让他们安居郊外。送东西是假，探听虚实是真。

不过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所以在应永六年（公元1399年），时任将军足利义满下了一道命令，让千菊丸出家做和尚去，具体的皈依地点，是位于京都的安国寺。

如果你已经迅速地猜出了这个小和尚究竟是谁，那么恭喜你，你暴露了自己的年龄。

不错，他就是家喻户晓的一休和尚。

应该讲中国七〇、八〇后的这两代人没看过《聪明的一休》这部动画的绝对是稀有，该片曾经在日本、中国乃至全亚洲反复播放，如果真要论历史人物知名度的话，那么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这类人加起来，那也是比不过一个一休师傅的。

然后肯定有人会问：一休和尚本人或是《聪明的一休》这部动画，跟中日两国的恩怨有关系吗？

当然有。

《聪明的一休》其实并非是一部纯粹的儿童动画，在教育孩子们凡事要多动脑，要不畏强权的同时，还隐藏着一个惊天的大秘密。

在这部动画片里，有三个相当著名的配角：一个是本该充当皇室私生子一休的监视人，却被对方智慧所折服，沦为其跟班的新右卫门，他那句“一休大人，大事不好啦！”的招牌叫声，一度让人印象深刻；还有一个则是那位笑得阴险猥琐，却经常被一休在智商上羞辱的小胡子将军；最后一位就是那个一脸憨厚，其实满肚子坏水的黑心商人桔梗店老板，尽管他每次都想证明自己比一休聪明，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在真实的历史中，这三个人都有原型，而且都是大人物。

新右卫门全名叫蜷川新右卫门亲当，在动画片里担任的职务是寺社奉行，就是代表幕府掌管天下宗教事宜。不过这个职务的真正出现年代，应该是距室町幕府数百年后的江户幕府，实际上这人的工作是幕府的政所主管，主要负责全国的财政以及京都地区的法治诉讼等事务，属于将军下面的直属高官，此外，他的真正主公也并非足利义满，而是室町幕府第六代将军足利义教。

小胡子将军其实就是足利义满，他是室町幕府的第三代将军，这个前面说过。在当年南北争霸的年代，此人亲率大军，以武力击破楠木家、结城家以及北畠家等南朝方面的武力顽抗派，接着又用政治手腕打压了那些不敢明着动家伙，却在背地里搞政权的山名家和大内家，独掌全国大权，并确立了将军独裁体制；在文化方面，他建造了花之御所以及今天闻名世界的金阁寺，可谓是真正的文治武功之君。

不过，足利义满真正登峰造极的地方，体现在其政治地位上。

除了征夷大将军之外，足利义满还担任过内大臣、左大臣乃至太政大臣，太政大臣就是天皇的师傅，这个职位在日本历史上只有94个人担任过。其中，能够做到既当过将军又当过太政的，除足利义满外，仅德川家康、德川秀忠以及德川家齐三人而已。

不仅如此，他们足利家还享有准三宫的地位。就是说，足利义满的妻子、母亲以及祖母，分别享有与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同等的待遇，他的后代也一样，换言之，即给予足利义满之后所有的足利家将军皇族待遇。

还有更厉害的。

应永十五年（公元1408年），足利义满病逝，朝廷追认其为太上天皇，足利义满却是唯一一个非皇族出身的太上天皇。

不过因为担心树大招风，这个称号最后还是被当时的室町幕府给婉拒送回了。

可以这么说，从有日本列岛的那天开始算起一直到今天，除了历代吃人饭干人事儿却愣是要把自己当神的天皇外，地位最高且手中权力最大的，当属足利义满。现在的日本首相也绝对比不上他，你见过今上天皇拜小泉纯一郎当爹的吗？你见过明治天皇叫伊藤博文爸爸的吗？没有吧？

最后是那个桔梗店老板，这人在动画里的身份就是一开杂货铺子的，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背景。

可越是乍看之下平淡无奇，就越是会让人起疑——那蜷川新右卫门再怎么也是幕府大将军直属的高级武士，凭什么就会被一个卖锅碗瓢盆的老头儿欺负得到处乱窜频频呼救？而且贵为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满为什么会时常跟一做小生意的家伙混在一起喝茶赏花？

唯一的原因就是，桔梗店老板绝非一般人。

那么他是谁？

这个问题我们暂且放一放，先重新回到历史主线，从明朝刚建立那会儿开始说起。

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创建了大明之后，四海之内焕然一新，到处是一幅幅安居乐业歌舞升平的景象。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海外情况不容乐观，说得具体一点就是沿海不太平，这主要是因为倭寇。

倭寇，就是日本来的海盗，主要活跃于朝鲜以及中国沿海。在明朝建立初期，倭寇干的清一色是杀人放火的勾当，而且极能打，就算是刚刚赶走了蒙古人的明朝正规军，也很难在他们身上讨到便宜，所以让朱元璋非常头大。

头大之余，他想到了以倭制倭的计策，于是便仗着大国威风，写了一道口气极为严厉的文书给日本，表示倭寇是从你们家跑来害人的，所以你们有义务收编，若是不从，我即刻就派天兵渡海，踏平你那日本列岛。

当时日本正好南北分裂，这封手书被送到了南朝朝廷的手里，接信人是时任镇西将军的怀良亲王。

自从忽必烈两次征日都大败而回之后，日本对中国的态度较之以往也有了极大的转变，至少不会像前朝那样，把中国当作高不可攀的天朝大国了。所以在读完朱元璋的那封气焰嚣张的亲笔信后，从来就不是什么善茬儿的怀良亲王即刻回帖一封，口气相当地不卑不亢，大致内容是这样的：自古以来，不是只有你中华帝国才有皇帝，蛮夷部落也是可以有首领有大王的，所谓天下，也不是一个人的天下，你看我们倭国，方圆不过三千里，城池加起来也就五六十，尚能安居乐业，你们泱泱中华，明明方圆数百万，为什么还要跟我们这么个弹丸小邦过不去？再说了，你们中国古代有那么多仁君贤王，你们何不学学他们？我知道，大明朝有雄兵百万，能攻城略地，可我倭国也不是没有勇士和城墙；论文的，我们学过你们的孔孟之道；说武的，我们也会你们的孙子吴子；你们真的要来，我们是绝对不会轻易投降的。不过，你发兵之前可得想清楚，打赢了我们，那叫胜之不武，可若是万一不幸步了前朝的后尘呢？那可就丢人丢大了。顺您之意未必生，逆您之旨也不见得亡。反正，万事以和为贵，大家过太平日子，岂不是更好？

信送到南京，朱元璋一边念一边气得手抖。

可冷静下来仔细一想，似乎还真是那么一回事儿。当年蒙古人如日中天，眼瞅着都要统一全球了，却也没那能耐把日本给打下来，更何况自己刚刚开张，根基尚且不稳的大明王朝，还远没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地步。

于是就只能先忍着了。

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太祖朱元璋下令撤销自唐朝以来就设立的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这就标志着中国自行了断了本国的对外官贸；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再次重申，严禁沿海官民跟外国接触；洪武二十年（公元1394年），明太祖下令，禁止民间使用外国货，等于是彻底取缔了中国的对外贸易。

这便是著名的“大明禁海令”，其严格程度令人发指，用当时的话来讲，叫“寸板不许下海”，最狠的时候连渔民下海捕鱼都不让。

朱元璋要搞海禁的动机，除了坚壁清野、严阵以待，不让倭寇有可乘之机外，还有一个普及率较广的说法认为，他是个典型的重农轻商之人，在他眼里，农业就是生产力，唯有种地才是王道，因此出海商贸全然是不必要的。

这应该算是污蔑了吧。

其实明太祖搞海禁的最大原因是保家卫国，不光从倭寇手里保国，还为了关门抵制当时已经进入航海时代，并在五大洋上乘风破浪的西方列强，姑且不论这方法对还是不对，至少动机如此不会有错。

事实上明朝绝非是一个因排外而自我封闭的朝代，不然也不会有郑和下西洋、玉米番薯的引进以及白银大量流入等等这些事情的发生，大明正是察觉到了当时世界的巨变，敏锐地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危险，这才采取了闭门谢客的做法。

当然话也得说回来，自以为关起家门就万事大吉，这仍是小农思想。

有必要插一句的是，大明海禁，对于日本而言是一道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令，这意味着日本立国数千年来，第一次因为自己的存在，而严重影响到了中国的政策走向——虽然并非良性的。

元中九年（公元1392年），足利义满结束了日本的南北对峙，重新统一列岛。

随后，他立刻开始和大明王朝套起了近乎。

应永八年（公元1401年），足利义满以准三宫的身份派出了特使祖阿和尚，带着国书和贡品来到了南京，几乎把能说的好话都给说了一遍，然后向明朝皇帝表示，我日本愿意跟你大明共进退。

当时朱元璋已经驾崩了，接班的是其孙子建文帝朱允炆，这人比起他爷爷来，性格要温和得多，自然也好说话。一看日本人那么诚心诚意地来进贡了，他就大发慈悲地以宗主国的名义册封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

足利义满在收到了建文帝的册封文书后，明面上回信一封以表谢恩，但实际上直接就把那东西拿去压了箱底，生怕让人给瞅见——自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打天皇的主意，这一大和民族的光荣传统，朱允炆或许不明白，但足利义满却时刻牢记在心。

朱允炆是个老实人，见日本人那么亲热，只当他们是真心实意，于是便说那好，既然你这么有心，就帮我把那些成天在海上飘荡的倭寇给消灭了吧。

足利义满一口答应，表示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当然，这话说过也就当剿过了，毕竟倭寇活跃在中国的沿海一带，足利义满要真带着大军跑江浙沪闵去剿匪打仗，那明朝人该不干了。

但不管怎么说，义满的行为至少让中国人感到了诚意。

这是自遣唐使被废除以来，日本对中国最亲热的一次。当时日本方面满朝文武都觉得足利义满挺不是东西的，更有比较激进点的，在背后直接就说他是个“日奸”。

对此，足利义满全然不在乎，继续着自己跟大明的套近乎事业，这让很多人在唾骂之余也心生疑虑——为什么？

难道真的是害怕大明威武之师而做出的讨好之举？还是对中华文化情有独钟爱屋及乌？

都不是。

正确的答案是：因为钱。

虽说明朝方面规定了寸板不许下海，但在实际操作中倒也不是铁板一块。出于恩泽四方的考虑，大明皇帝还是允许周围小国以朝贡的形式来中国做点小生意的，这叫做“朝贡贸易”。

明朝的朝贡体系最巅峰的时候，周围给自己纳贡的国家一度超过六十个。但这六十几个国家并非全都愿意诚心诚意地服从朱氏皇朝，大多数只是冲着“厚往薄来”这四个字去的。

自古以来天朝上国搞朝贡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施展大国威风，这个我们讲过很多次了，明朝也不例外，往往周围国家只是送来点不值钱的贡品，但我们却会还以丰厚的回馈，久而久之大家伙都觉得这有利可图，于是纷纷来称臣给贡品朝贡了——反正舌头打个滚也不吃亏，真金白银到手了那才叫实在。

在海禁时代，诸小国往往会借着来中国上贡的机会，带上一些自家的土特产在街头贩卖，然后再把明朝给的还礼带回家再出售，等于是两边牟利。对此，大明朝也是睁眼闭眼随他去，到后来甚至还会直接抽个税什么的。

当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资格来中国朝贡的，除了该国必须是大明所认可的友好邻邦之外，前来朝贡的使节团，也必须拥有大明王朝所发放的勘合。

勘合，就是允许外国人进入大明地界的许可证，说得通俗些就是营业执照，故而朝贡贸易有时候也叫做“勘合贸易”。

足利义满看重的就是这个，一手掌控一个国家的人，不缺钱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才会整天在建文帝跟前讨好，为的就是能拿一张营业执照。

应永四年（公元1404年），在接见询问朝贡事宜的日本使者时，已经取建文帝而代之的明成祖朱棣表示，大明决定恢复和日本的正常外交，并且同意日本前来搞朝贡贸易。

同时，还发放了勘合——而且只发给了足利义满一人。

也就是说，此时日本的对华贸易之权，都在足利义满一人的手里。

或许有人会觉得这话的口气听起来有些小题大做，赚钱的法子多了去了，又何必吊死在跟中国搞贸易的这一棵树上。

平心而论，赚钱的方法的确有很多，但论油水，却真没有哪样能跟和中国做生意相比。

举两个例子：明朝一代，从中国购入五百文的丝绸，回到日本至少能卖出一万文（合十贯），获利二十倍；而在日本价值一万文的铜，一踏上中国的地界，转眼就至少能涨到四万（合四十贯）。

换言之，假如一个商人自中国出发，带着五百文的丝绸上日本转上一圈，那就能获得三万五千文的毛利，翻了七十倍。

什么叫暴利？这就叫暴利。

不过尽管两国贸易利润巨大，可这并不代表只要拿着勘合挥一挥，天上就能掉金子了。生意是要靠脚踏实地，风里来雨里去地给做出来的，可毕竟足利义满是将军，不能提着篮子挑着扁担地亲自去当倒爷，所以他得需要代理人，而这代理人，就是桔梗店老板。

其实一休里的桔梗店老板，历史上虽说是没有具体的人物，但原型却在，而且还不是一个，是一帮。他们就是掌控着足利幕府时代日本经济世界的豪商们。

当时日本和大明之间的贸易，在实际操作过程上都是承包给各豪商的。也就是说由商人从幕府那里得到勘合，然后负责准备船、船员和货物，进行航海和对明贸易，所得利润上交一部分给幕府。

虽然幕府得到的只是一部分利润，但已经是非常庞大的数字了。而那些豪商们要雇佣、统领大量的船员，并进行危险的航海，其动员力可以说是已经胜过一般大名了，再加上这些做生意的确实对国家而言至关重要，因此他们说话的分量极重，参政议政的程度也颇高——这也就是为什么动画片里，小胡子将军每每要开什么茶会、赏花会，都会叫上黑心商人一同参加。而且当时武士和商人间的区分还不明确，所以桔梗店老板的地位，放到今天的日本，有可能就是某大财团主席，兼大藏大臣，再兼自卫队高级干部。

这样的人，当然够资格随便欺负新右卫门了。

中日之间巨大的贸易利润，让很多日本商人都很羡慕眼红嫉妒恨，可无奈的是他们弄不到勘合，只能咬着手帕在那里望天流泪羡慕了。事实上就算有勘合也不可能让你一直两头跑着赚钱，根据统计，从公元1401年到1549年这148年里，中日两国之间正规的勘合贸易次数，只有十九次。

因此我们最终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明朝，对于绝大多数日本商人而言，想要靠日中贸易这条路来赚钱，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走私。

于是，倭寇出现了。

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此一时彼一时也”，倭寇也一样，也是会与时俱进的。

当时的亚洲，海域其实并不太平，既有日本的海盗，也有中国的海盗，偶尔还会碰上朝鲜海盗；此外，还有不少中国的正规海军，用于严防外国船只走私偷渡。

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一个日本的商人领着一支日本的商船队，只带货物不带枪地开往中国干走私，那是一件很不负责任的事情——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

为了避免自己的商队在海面上被海盗抢个精光，或是遭到大明海军的拦截擒获，许多往来于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商人会选择雇佣一支武装力量护航，生意做大了就干脆自己组建武装力量，作为私人卫队。

对于这种游走于中日两国，且自带人马的走私商队，中国和日本两国一律将他们和海盗归为一类，称之为倭寇。

诚然，走私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但还是那句话，此一时彼一时，当时的大明王朝寸板不许下海，每十来年就那么蜻蜓点水地搞几回贡贸，你让吃这碗饭的商人们怎么活？

更何况贸易对两国都有好处，不然也不会跨海之后行价翻个几十倍。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在这种闭关锁国的情况下，走私即便不是什么好事，可你也真没理由说他是罪大恶极。

事实上倭寇这个东西，主要还是被那一部分真正打砸抢的海盗坏了名声。

不过截止到15世纪中叶，走私的也好，打劫的也好，倭寇基本都是由日本人所组成的。

但到了应仁元年（公元1467年），这种情况就开始有了质的转变。

那一年，日本发生了惊天巨变，因为幕府权力被削弱以及地方势力的崛起，国家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战国时代。

所谓战国，其实说难听点就是战乱。全日本被分化成几十个小国，以国为单位，在各路大名的带领下，互相之间为了土地、权力，不惜用尽一切手段，尔虞我诈互相开战，打胜的占了对方的地盘，打输的要么投降要么死。没有秩序，没有等级，也没有法律，到了后来连基本的道德亲情都荡然无存了，变成了彻头彻尾的黑社会。早上结盟，或许第二天就会反悔，白天还是你的部将，可你刚吃了晚饭就会看到他提刀上来，一脚踢翻你的餐桌，将饭菜汤扣在你头上，然后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并且告诉你，从此以后这里的老大是他了。甚至连父子相残、兄弟互攻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总之是人人都胸怀大志。

而战国时代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土地。

日本土地制度的变化过程前面已经说过了，无非就是国家允许私人垦田以及私人拥有土地，而私人拥有了土地之后，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而雇佣了武装力量充当打手。

可是随着历史的前进，日子一长，打手多了，吃饭的人自然也就多了，于是饭也就显得不够吃了。

要吃饭，那就得多种庄稼，而种庄稼得要土地，获得土地的方法大致有两种：第一是开发新的，第二是抢别人开发好的。

由于朝廷制定了那条谁开发就归谁的政策，导致日本国内土地被近似疯狂地开发，要想找到一两块没被开发过的地方比较困难，只有去抢。

抢谁？这年头谁都有打手，你家打手三十个，隔壁太郎二十八个，你跟他一阵乱打之后他死二十个你还剩十个，回去接着看家都嫌人手紧张，还抢个什么劲？

很显然，各领主之间互抢肯定是一种高成本的行为，所以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被大伙所采用，之前所说的那种父子相残兄弟互杀的惨象，是战国中后期进入白热状态后才有的情景。在战国初期，众领主那冒着绿光的狼眼，看中的是国司。

所谓国司，就是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去地方上任管辖的地方官，也就是这些领主的上司，被称为“守护大名”，一国一个，尾张国的叫尾张守，美浓国的叫美浓守，守护之下，设副官三职，分别叫做“介”“尉”和“曹”。

比如尾张国最大的，叫尾张守，而次官则叫做尾张介，再次的叫尾张尉，最次的叫尾张曹。

顺便一说，后来日本军队的军官职位，也大致沿用这种名称。将军之下，叫佐，比如大佐、中佐之类，因为“佐”的发音跟“介”相同；佐之下，叫尉，即大尉、上尉什么的；最基层的军官，叫曹，比如军曹、曹长。

之所以要抢国司，理由也很简单。首先，国司手里有土地，而且是中央直接划拨的上好土地，粮食产量很高；其次，国司很弱。要知道，众开发领主为了保护自家领地，都养有武士，并且无时无刻不死命地训练部队，然后盯着别人，生怕哪天别人来打自己。拥有这种警惕性，怎么可能被轻易地夺走资产？反倒是那些中央过来的地方大员，心存无比的优越感，总觉得自己是上头来的没人敢把自己怎么样，而手底下的士兵也是疏于锻炼松散不堪，这样的人不抢他抢谁啊？

下面的开发领主赶走中央派遣的地方官，然后自己一跃成为“战国大名”，这种行为叫做“以下克上”。克完了上之后大家发现土地依然不够，于是也顾不得别人的警惕性了，领主或者说大名之间，为了兼并土地而开打，从小规模的冲突发展到大规模的战争，这种情况日益频繁，最终进入了“大打三六九，小打天天有”的时代，这便是日本的战国时代。

事实上，战国时代的本质，说穿了就是新兴地主与老地主之间，就土地所有权问题而引发的战乱。

随着战乱的扩大和加深，受到影响的也不再是仅仅日本一国了。

第十章
王直与日本：明朝海盗传奇

大永三年（公元1523年），因国内战乱，幕府权力被大大削弱，以至于得到这一年与大明朝贡贸易勘合的，是日本的有力大名——大内家。

由于那会儿的日本还没到完全混乱的地步，因此拥有足以媲美幕府将军的大名也不多，粗略数来就两家：一家姓大内，一家姓细川，而明朝的贸易勘合也基本在这两家手里流转。

虽然老话说“十年风水轮流转”，可毕竟事关赚钱大业，因此细川家也不能由着他这么转去，在得知大内家拿了勘合之后，他们立刻决定也派出商队，前往中国参加朝贡贸易。

肯定有人会问，那么细川家没勘合怎么办？

没事儿，其实勘合是有的，只不过过期了而已。此时明朝在位的是明武宗朱厚照，而细川家手头上的勘合是之前明孝宗朱祐樘时代发放的，理论上是不能再用了。

但是细川家并不这么看，他们觉得这张勘合可以用，只是看怎么个用法了。

在说过期勘合的用法之前，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明代中日勘合贸易的一些情况。

这事儿的大致流程是这样的：首先，日本人带着勘合，领着船队自日本出发，在宁波登陆，然后由宁波的市舶司验过勘合跟货物之后，再北上去北京朝贡以及贩卖。

换言之，只要想办法让市舶司认可了这张过期勘合，那么就能顺利地进行贸易了。

至于认可的办法也很简单，行贿呗。

当时宁波市舶司主管叫赖恩，是个太监，爱财之名远播海内，所以细川家投其所好，派出家臣宋素卿前去塞钱。

宋素卿，原名朱缟，自幼能歌善舞长相出众，是个远近闻名的美少年。他有个叔叔叫朱澄，跟日本人做生意做亏了，没钱赔，于是就把漂亮侄子抵押给了对方，算是抵债。就这样，到了日本之后的朱缟改名宋素卿，还成了细川家的家臣，同时因为长相华美做事得体，还颇受重用。

说起来宋素卿代表细川家跟明朝打交道，那也不是第一次了，早在永正七年（公元1510年），他就以细川家特使的身份前往北京，谒见了当时权倾大明的“站皇帝”刘瑾，同时还赠上黄金千两，刘皇帝一高兴，还赏了他飞鱼服一套。

飞鱼服，就是明朝正服的一种，隆重程度仅次于蟒袍，一般只用于够一定级别的武官和锦衣卫。将飞鱼服赐予外国使者，绝对是开了前所未有的一个先例，但也由此可见这位宋素卿的外交能力的确不一般。

果然，在宋素卿的一番沟通和贿赂之下，宁波市舶司主管太监赖恩一口承应，表示别说你们细川家的勘合过期了，哪怕是没勘合，咱家也让你带着货物上北京。

于是到了朝贡的那一天，细川家和大内家的商船同时出现在了浙江的海域。

开始大内家的人还挺纳闷，互相之间议论说怎么那帮家伙也来了。等到上岸之后，更让他们看不懂的情况也发生了，那就是明明没有勘合的细川家，不仅顺利过了市舶司的开仓验货，而且在例行接待外国使臣的宴会上，他们的座位还在大内家之上。

大内商团的团长叫谦道宗设，是个很聪明的和尚，一下子就明白了问题所在，知道肯定是细川家使了钱。不过本着先礼后兵的规矩，他并没有当场发作，而是暗示市舶司主管赖恩，意思就是，赖公公我知道你收了钱了，也能理解你让没有勘合的细川家和我们一起去北京卖东西的行为，可毕竟我们才是有勘合的正主儿，你不能那么亏待我们吧？

赖公公还没发话，细川商团团长鸾冈端佐却开始冷嘲热讽了起来，说哎哟喂，你们大内家还真把自己当成名正言顺的使节团了？别忘了真正该拿着勘合来做生意的是足利将军家，咱俩说穿了都是一路人。

谦道宗设一下子就怒了，拍案而起。

鸾冈端佐毫不示弱，一脚踢翻了眼前的小桌子。

赖恩则一边喝着酒，一边表示你们要打出去打，外面地方大。然后还给细川家发还了武器——按照当时惯例，朝贡使节团所携带的武器，需由市舶司保管。

虽然这拉偏手拉得太明显，但谦道宗设丝毫不怵，因为保管武器对日本人根本没用，他们卖的商品里就有武士刀。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双方在门外拉开了场子，上演了一出全武行，因为大内家人多势众，所以细川家没打赢，逃了。

杀得兴起的谦道宗设一边下令全员追击，一边顺手点了一把火，把市舶司的宴会厅给烧了。

最后细川家众人一路逃到绍兴，然后躲进城里死活不肯露面，而闻讯追杀过来的大内家，考虑到强行攻城实在不可取，于是只好在城下大肆劫掠枪杀了一番后扬长而去。

在抢杀的过程中，他们还打死了前来追捕的大明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执指挥袁班、百户刘恩以及士兵百姓若干。

这就是著名的“宁波争贡事件”。

事情发生之后，整个浙江为之震撼，明朝政府也极为重视，在查明原委之后，判了宋素卿死罪，然后又照会日本方面，要求他们交出在浙江撒野但已逃回国内的谦道宗设。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战国乱世，足利将军家连勘合都被人冒领了，哪还有本事去抓大内家的人？于是也只能不了了之。

此次事件的后果应该讲是相当严重的，它直接导致了明朝方面作出废除浙江、福建两处市舶司的决定，接着又一口气停了日本之后十几年的朝贡贸易。

这又是一次因日本而影响到中国政府决策的事例。

可那又怎样？

虽然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宁波争贡是一起性质极为恶劣，后果极为严重的外交事件，可总体来讲这不过是一起无关痛痒的小插曲罢了，因为在明代，中日两国之间绝大多数的买卖都是靠走私来完成的。说难听点，几百年里的明日贸易本质上就是走私贸易，朝贡贸易废不废除，市舶司关不关门，都与大局无干，真要指望那十年等一回的勘合，还不如去喝西北风来得爽快。

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日本那边的战国时代对中国来说多少还是有点好处的。

比方让倭寇的战斗力大大减弱了。

早期的倭寇主要由日本人组成，这个之前说过，而要按出身成分划分的话，那么大致可以分为失地农民、破产商人以及失业武士——俗称“浪人”。

其中，失业武士象征着整个倭寇集团的最高战斗力，曾经有五十多个浪人出身的倭寇自浙江上岸，一路向北烧杀劫掠，导致中国数千军民死伤，一直打到南京城下，最后明朝方面实在是没了办法，不得已出动大炮，才将其镇压下来。

说实话这样的人要是来一千个，会发生什么就真的说不定了。不过好在自战国时代之后，因为日本国内战斗力和生产力日益紧缺，从而使得大批搞走私或打家劫舍的日本人纷纷回国，正儿八经地开始奔起了自己的前程。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此天下无贼了，尽管日本人走了一大片，但大明东南沿海依然是匪患不绝，照样有人大规模地抢东西、放火、走私、掳人。

为什么日本人走了倭寇却还在？既然日本人都走了，那留下来作乱的是谁？

答案是中国人，以及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其他一些外国人，如朝鲜人、葡萄牙人等等，但这些人所占的比例非常小，比方说日本人，若用《明史》的话来讲，就是：“真倭十之三，从者十之七。”

真倭，即真日本人；从者，则是其余的，其实就是中国人，你一定要觉得剩下那“十之七”是不远千里从欧罗巴赶来的葡萄牙人，那我也没辙。

也就是说，16世纪之后的倭寇，尤其是烧杀劫掠的那一批，绝大多数都是华夏同胞。

这并非瞎说。

话说有一位昆山人，被倭寇掳走，在船上当苦力，五十多天后逃走，跑到官府报案说遭倭寇绑架。

衙门老爷问他，倭寇人数多少，真倭几何？

回曰：倭寇两百余人，真倭十几个，其余的都是同胞。

两百个人里日本人二十个都不到，看来“真倭十之三”的说法还真是给了面子。

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中国人才会去当倭寇呢？

有个姓郑的明朝书生是这样记载的：“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去参加倭寇的，主要都是些地痞流氓、市井恶霸、逃犯、被罢免的官员，还有不得志不合群的书生，乃至宗教界败类。

比如倭寇界著名代表徐海，当年就是虎跑寺的和尚。

然而就是这群人，却把东南沿海闹得鸡犬不宁、怨声载道，几乎是所到之处无人生还。

最糟糕的是，因为倭寇杀得太狠了，所以很多受害者都觉得，与其自己天天这么被抢被烧，不如跟着他们一块儿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于是纷纷加入其中，这就使得倭寇的队伍迅速壮大，而当受害者成为加害者的时候，其手段往往更加残酷无道。

当时的东南沿海，基本上可以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绝望”。曾有一个叫谢杰的人说过：“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

而时任南京刑部尚书的《金瓶梅》作者王世贞把话说得更绝：“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

什么意思？就是说除了总督巡抚之类的高官，之外全都可以认为是倭寇。

此外，他还用了“民寇一家”来形容当时的情况。

说到这里我们其实可以得出一个令人痛心的结论，那就是长期以来，被很多人当作抗日英雄崇拜的那些抗倭名将，诸如戚继光、俞大猷等人，他们的对手实际上大多是自己的同胞。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杀人放火的倭寇，毕竟是倭寇中的少数，大多数顶着这个名号的，不管中国人日本人，还是以干武装走私为主。

若是要在这些人里头找出一个值得一说的角色的话，那我想最合适的应该是一个叫王直的人。

对于这个人，评价趋向两极：喜欢的将其尊为毫不逊色于大航海时代任何一名冒险家的海贼王；而讨厌的，则直接以汉奸二字一言蔽之。

但世人认为王直是汉奸的唯一根据，仅仅只是因为他在做海贼的同时也跟日本人走得很近，可要是因为这个就把人当汉奸，那汉奸未免也太廉价了些。

王直，生于中国安徽，据说出生时，他娘梦见天上有星星陨落怀中。他年轻的时候虽然过得很落魄，但却一身侠气，乐善好施，仗义疏财，又文武兼备，所以深受周围人的信任，威望也很高。

自明朝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起，王直就跟着同乡徐惟学（徐海的叔叔）、叶宗满等人搞起了走私。一帮人先是在广东打造海船，然后再坐船游走于日本、泰国以及东南亚国家，走私贩卖硝黄丝绵等物品，赚了不少钱。

于是这就成了倭寇了。

或许是天生头脑好，会经营，再加上仗义疏财、有情有义的侠客性格，使得王直很快就在这个圈子里越做越大。数年工夫，他就成了东亚海域说一不二的大哥级人物，当时要想在亚洲海面上做生意，那就必须得按照王直定下的游戏规则玩，不然压根就不可能有立足之地。

虽然日子是过得风风火火，但这终究是不为大明朝所容的勾当，所以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1年），王直应当时日本北九州大名松浦隆信之邀请，将大本营移至了肥前国的平户，也就是今日的长崎县平户市，这样至少不会隔三岔五地被明朝的剿倭部队围剿，好歹也能得个清静。

尽管在明朝那帮人眼里，王直堪称罪大恶极，但在日本人的眼里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名人。

这当然是因为王直会做生意。

当时正值战国乱世，到处都在打仗，打得日本都没富余劳动力当倭寇了，结果天降这么一号人物，不光一手掌控着中日两国之间绝大部分的走私市场，而且手底下还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商队，要是能为己所用，一年能赚多少钱哪？

说实话，松浦隆信之所以肯把自古以来就是日本重要港口的平户让给王直做据点，其动机正是在于想让对方帮自己走私挣钱，也正因为王直在日本人提供的根据地搞走私，才会被后世的一些人认为是汉奸。

平心而论，这是王直的错吗？他倒是想给大明王朝赚外汇升GDP，可大明朝是怎么对他的？三番五次出兵剿杀也就罢了，还派人抓了他留在中国的家人。

不过王直被日本人铭记于心的最大原因，倒还不是因为他是海贼王，而是因为他和一件改变了日本历史的大事件有着莫大的关联。

这件事发生在天文十二年（公元1543年）夏天的种子岛上。

种子岛位于萨摩（鹿儿岛）东部，因为这个岛自镰仓时代起，就是掌管着萨摩的豪族岛津家家臣——种子岛氏的领地，故而得名种子岛。

此时种子岛家的当主，是一个叫种子岛惠时的人。

某日，种子岛惠时正在家中办公，突然有人前来报告，说岛上来了一条船。

种子岛惠时觉得很莫名，对于一个在大海中的小岛来说，岸边有船靠岸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有什么好来特地报告的？

家臣说这船倒是不怪，就是上面走下来的两个人，浑身是毛、满面凶光不说，而且这毛还是红的，鼻子长得宛若天狗。

自种子岛有人居住以来，各种海中的生物倒是见过不少，但像这位家臣这么描述的家伙却还是第一次听到，于是种子岛惠时当即就决定，亲自前去看个究竟。

当然，由于听起来似乎有些危险，他带上了十几名家臣同往。

他们跑到岸边，只见几艘怪模怪样的船像是搁浅了一样斜靠在岸边，船上的人也已经走了下来，站在沙滩上叽里咕噜地不知道说些什么。为首的二人穿着有蕾丝和刺绣装饰的怪模怪样的衣服，活像是身上套了几个南瓜。两人的手背上都长着绒毛，毛发浓密卷曲，胡子和头发都是绛红色的，皮肤白里透着赤红，长鼻子高鼻梁，确实如同传说中的妖怪天狗。

种子岛惠时自守此岛以来，见过的人，碰上的船可谓是不计其数，不过这副模样的人倒还真是第一次看到，心里面不禁有点毛毛的，脚步也不由得停了下来。对方倒是很坦然，一看到来了人，便一面微笑一面走了过来。

面对这群相貌怪异宛若妖怪的家伙，种子岛惠时也不知道到底是该和他们一起微笑，还是拔刀斩妖除魔。正在他站在那儿寻思的当口，船上又走下来一个约摸40岁，穿着大明服饰的男子。模样倒和日本人并无区别，只见他轻轻地和那两位怪客说了几句之后，便径直朝着日本人的方向走来。

正在众人心生疑惑，都在猜疑这人是谁的时候，来人却蹲下了身子，伸出手指，在沙滩上写下四个汉字：大明五峰。

五峰这个名字，简单而言就是王直的代号，在日本九州岛那一片，往往比他的真名更有知名度。

所以种子岛惠时连忙行礼说久仰久仰，王直也赶忙还礼说哪里哪里。

寒暄过后双方进入正题，王直告诉惠时，自己的这几艘船是商船，装的都是西洋玩意儿，准备去长崎贩卖，没想到从南往北走的时候碰上了风暴，搁浅了。

至于那几个长相怪异的家伙，也不是什么妖魔鬼怪，而都是南蛮人，来自葡国。

当时日本习惯把西洋各国称为南蛮，葡国就是葡萄牙。

“既是如此，就请不必客气。在敝处多住些时日，需要修复船只也可尽管开口。”种子岛惠时在听说了他们的情况后表现得很热情，还专门安排了家臣西村织部负责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

于是这帮外国人就在种子岛上住了下来。

几天后，船修好了，风浪也过了，那就该继续走路做生意去了。

临走之前，兴许是觉得麻烦人家那么几天有些不好意思，所以那几个葡萄牙人决定给点什么以示感谢。

只见他们从船舱里拿出两根色泽黝黑的铁杆递了过来，那铁杆后边是个小角度弯曲的手把，前边是个中空的的铁管，模样和它的主人一样古怪。

“这是要做些什么？”惠时不解地问道。

“此物在我大明国被称之为火龙枪。只要填上火药和弹丸，扣动扳机，无需高超武技，即使是妇孺也可轻易杀伤敌人。”王直从葡萄牙人手中拿过其中一根边比划边说着，“就像这样倒入火药、铅丸，用下边的小棒捅进去……”

他说着单手托起枪托的前半部，身子微微倾斜，瞄住远处二十步开外一块巨大礁石的隆起部位。随着扣动扳机的机械声，众人只听见“砰”的巨响，面前一阵灰烟飘过。再看那块礁石，原先隆起的位置，现在只留下一块刚刚暴露出来的青灰色伤痕。种子岛的人们不禁瞠目结舌，连见多识广的惠时也整个人愣在了一边。

“怎么样，东西不错吧？”王直问道。

种子岛惠时点头表示不错。

“阁下要吗？”

萨摩那地方挺穷的，因为土地质量不好的关系，同样大小的土地，收成只有日本其他地方的六成左右。所以种子岛惠时小声问，要多少钱。

王直表示，既然你款待了我们那么久，我们再抬你的价也实在是显得不够意思，多少钱你随便开，这边绝没二话，哪怕你就说一文钱，只要拿出那枚铜板，两支枪连着火药子弹你拿走，没事儿。

种子岛惠时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

大概想了约有五分钟，他开口了：“黄金千两一杆，如何？”

王直顿时傻了，他之所以会说价格你随便开，其实等于就是想把这两杆枪送给对方，结果没想到居然会有这种结果，一时间他本人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我留你们，本是尽地主之谊的分内之事。”种子岛惠时说道，“所以也并没有什么收取谢礼的打算，你这两杆东西，我是真心想要，故而才平心估价，倒不是我钱多，只不过若是给少了，实在是有愧这么好的东西。”

王直无话可说，当场拍板成交。

这就是著名的“铁炮传来事件”。

铁炮被传入日本之后，很快就在列岛掀起了一股军事革命，这种武器被大量仿制改良然后投入到战争中，因为其不容置疑的杀伤力，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改变了战国时代的历史进程，甚至连后来整个亚洲的局势也因此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或许是连王直本人都未必能想得到的吧。

同时让他没想到的，还有自己的命运。

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四月，胡宗宪受命出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总督南直隶、浙、福等处军务，负责东南沿海的抗倭重任。和前几任大不相同的是，胡宗宪上台之后，一改之前以剿为主的抗倭政策，搞起了宽抚和劝降。

对象有且只有一个，那便是王直。

曾有幕僚质疑，说我们当年费了那么大工夫都没能把他怎么样，现在却叫他来投降，这可能吗？

胡宗宪点点头，表示此人必然来降。

原因是胡宗宪明白，王直骨子里其实还是一个商人，即便是被大家唤作海贼王，可说良心话，自打出道以来，这人几乎就没干过烧杀抢掠的海贼勾当。他的唯一梦想就是做生意赚大钱，虽然是自称“徽王”，可真要说他想铁了心和大明朝对抗似乎也不太现实，因为真要打起来，王直耗费多年心血积累下来的巨大财富，必定会毁于战火，这绝非是他想看到的。

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胡宗宪派出特使蒋洲、陈可愿前往日本，游说王直。

正如他所料想的那样，在为期数日的会谈之后，王直果然答应了投降，而他开出的条件大致只有两个：一是理所当然地要求明朝方面给出免罪承诺；二是“乞贡互市”。就是希望能够开放市场，大家一起做生意。

他确实是个商人，而且是一个为自己国家着想的爱国商人。

对于王直提出的那两个条件，胡宗宪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了——其实胡宗宪也是安徽人，因为出身，使得他和当时明朝著名的走私团伙——徽商集团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瓜葛。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又何尝不希望开放海禁，让商人们放开手脚做生意，让百姓们太太平平地过日子？

于是在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王直兑现承诺，前来投降。他先是率千余人的船队来到了舟山群岛的岑港，接着只带两名心腹，只身离船上岸，以示诚意。

再接着，被当场擒获于杭州。

毁约诱捕，这当然不是胡宗宪的本意，只不过来自于朝廷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北京的阁老们只知道王直是个恶贯满盈的大海盗，拥兵自重自立为王不说，还屡屡犯我大明海禁，实在是罪不可恕，本该千刀万剐。

虽然这些大人们从来都没考虑过海禁对于老百姓所造成的苦难，而胡宗宪也曾试图顶住压力留王直一条性命，但还没开口就听得谣言四起，说他收了倭寇白银十万两的贿赂，有通倭之嫌，所以他只得罢手。

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经过两年的唇枪舌剑，胡宗宪最终没能保住王直。在杭州法场，等待王直的，是一柄明晃晃的鬼头大刀。生命即将结束的那一刻，王直将头上的金簪交给了自己的儿子，然后爷俩相拥而泣。

一代海贼王，最终却落得个跪地受戮的结局，不可谓不凄惨。

据说王直在杭州被抓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可能难逃一死了。当时他仰天长叹，说其实我死了不要紧，只可惜东南沿海从此要永无宁日了。原话是：“吾死无碍，只苦了两浙百姓。”

然后在场的一个明朝官员听完，愤愤然地说你也不要自我感觉太良好了，兴许你死了之后，你的那些党徒们就群龙无首一哄而散了呢。

王直听了这话就苦笑了，说你们如果真那么想要他们散去倒也不难，不过不是杀我，而是解除大明的海禁。

海禁在那时属基本国策，说解除海禁几乎就等同于反动言论，但毕竟考虑到对方人之将死，所以那官员也没有太过激的反应，只是问了一句：何以见得？

“解除海禁，寇就会变商；不解海禁，那么商也会变寇。”

听过此言，爱国官员无言以对，默然不语。

试想，如果王直没有生在中国，而是生在了那个时代的葡萄牙或是荷兰等西洋列国，那么将会是怎样的结局？

算了，不想也罢。

第十一章
入侵朝鲜：丰臣秀吉的野心

日本的战国时代，在差不多公元16世纪中叶的时候开始进入中盘，其中的状况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乱上加乱”。

不过，乱世其实在哪里都是差不多的，除去刀光剑影你死我活，剩下的便是所谓的“英雄辈出”了。

时至今日，即便是不甚熟悉日本的人，也能说上几个名字，比如上杉谦信，比如武田信玄，比如岛津义弘，比如伊达政宗……无不都是活跃于战国时代的弄潮儿，甚至连一休和尚，因为实在活得太长了，有幸在人生的尾处赶上了战国的开端，于是也勉强算战国之人。

到底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那倒是只能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了。而在那一系列战国豪杰里头，最为人熟知的，当属三人：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

三人合称“战国三杰”。

三人中需要在此细说一番的，是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人称“战国第一风云儿”或“日本第一出头儿”。

“出头”就是“出人头地”的简称。

他出生在尾张国爱知郡（今爱知县）的一个小山村里。父亲叫木下弥右卫门，原本在织田家当小兵，后来因为在战场上受了伤，不得已回家去种地，生了个一儿一女，儿子叫日吉，也就是日后的秀吉了。

或许是因为那次受的伤实在太重，所以在日吉7岁的时候，弥右卫门就离开了人世，之后，母亲带着两个孩子改嫁给了同村的老乡竹阿弥，但是日吉和继父的关系相当不好，所以在他15岁的时候，便带了几块钱离开了那个家，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出走之后的日吉究竟干了些什么，至今没有人能完全知道。不过有一点能够肯定，那就是干的不是什么太正经的事儿。尽管他也做过买卖针线之类的小本生意，但是大多数时间还是跟一群看着就不太像好人的家伙混在一起，比如山贼游寇之类。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了很多身份低下但对自己后来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人，像尾张地区的野武士头领——蜂须贺小六。

野武士就是没有主君但又不甘做浪人的武士。他们打仗的时候受雇于各诸侯，不打仗的时候在那里占山为王，做一些“此路我开此树我栽”的勾当。

在外流浪了十多年后，日吉于天文二十三年（公元1554年）投靠了织田信长，成为了织田家的一名小者。

很多人都曾错把“小者”当作“小姓”，在此有必要作个说明。

小姓，也称侍童，通常由诸侯或者有权有势的人从家臣中的男孩里挑选，用于服侍自己的起居。

小者，其实就是打杂的下人，通常出身低微，做的事情也微不足道。不过，也不见得做小者都没前途，日本首任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当年也干过这活儿。

成了小者之后，日吉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木下藤吉郎，他干的第一份工作是为信长提鞋，日本人在室内通常不穿鞋，现在也是如此，因为信长住的地方大，出门时往往会忘了把鞋放哪儿，所以若是叫一声“鞋来”，鞋就真的来了的话，那就很方便了。

有一年冬天，天上下着鹅毛大雪，信长从屋里走了出来想要出门办事，刚要吼一嗓子“鞋来”，就发现藤吉郎正坐在廊下，于是便走上前去：“猴子，把鞋给我。”

“猴子”是藤吉郎的外号，他还有个花名叫“秃鼠”，光看着两个名字就能明白，这绝对是个卑微的主儿。

“是。”藤吉郎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了一双草鞋，信长见了顿时惊呆了。

因为他发现这双鞋是藤吉郎从自己屁股底下抽出来的。

虽说屁股压着和脚丫子踩着，本质上没甚区别，但毕竟主从有别，这就是那时候的规矩。但藤吉郎似乎并不觉得自己犯了大忌，还满脸堆笑地把草鞋双手奉上：“主公，您的鞋。”

“猴子……你……”信长很无语。

“主公，您先穿上再说吧。”藤吉郎依然笑容满面，还亲手为信长穿起了鞋。

当脚入鞋的那一瞬间，信长的表情变了：“猴子……这……”

“如何，主公，比以前要舒服多了吧？嘿嘿。”藤吉郎笑得很憨厚。

他坐在信长的鞋上，不是为了别的，而是在暖鞋。

后来丰臣秀吉发达了，有人给他立传了，由于考虑到这么一位大人物用屁股坐鞋的方式实在不太雅观，于是便改成了放在胸口，看起来既美感又温馨。当然，只是拍马之作而已。

不过这次暖鞋事件也成了藤吉郎的一个转折点。发现其是个有心人之后，信长便开始让他去处理一些内务，比如计算一下织田家本城清州城里的木柴数量、粮食吨位以及统计一些其他数据，尽管在以战为主的战国时代，这些要通过计算才能完成的任务多为武士们不屑，但对于秀吉而言，怎么说也是一大进步了，至少，他大小也算是个官儿了。

永禄四年（公元1561年），24岁的藤吉郎和14岁的宁宁结为夫妻，据说前者追后者追了很久。这场婚礼在当时轰动一时，不仅是因为秀吉本不过一介农夫，而宁宁却是武士之女，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男女之间的婚姻几乎都是包办，像他们这样自由恋爱能终成眷属的，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婚后，藤吉郎还是依然在织田家当内务官，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五年，直到永禄九年（公元1566年），他才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的又一转折点。

当时织田家正在和美浓（今岐阜县）的斋藤家开战，斋藤家的原首领斋藤义龙活着的时候，织田信长连半毛钱便宜都没占着，义龙死后，他儿子龙兴即位，虽说他不太聪明，可因为他们斋藤家有一座易守难攻的稻叶山城做大本营，城墙厚地势好，故而即便是信长亲自前去指挥作战，也是无功而返。

吃了几次亏之后，信长想明白了，觉得自己如果能在稻叶山城附近造一个据点当作桥头堡的话，或许能攻下城池。经过一番挑选，他看中了位于今天岐阜县长良川右岸堤防下游的一个叫墨俣的地方。可问题是斋藤家也不是真傻，所以每次信长派人去造城，木桩子刚刚竖起来，还没等砌墙，斋藤家便攻了过来，一阵厮杀，自然也就没工夫造碉堡了。

一连好几次，好几年都是这样，信长已经有些绝望了。

就在此时，木下藤吉郎主动请缨：“主公，让我去吧！”

信长想了想，该派的人都派出去过了，现在也就剩下这只猴子了，横竖也是个能干活的，那就让他去试试看吧。

来到墨俣的藤吉郎在观察了地形之后，首先判明了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时间差。之前几次之所以无法成功，那是因为造城的速度太慢，让斋藤家钻了空子。只要这次能在对方作出反应之前把城造好就行了。

明确了大方向，接下来就是细则了。在分析了前几次的失败之后，藤吉郎得出了结论：之所以没法快速造城，原因是因为运输材料过于消耗时间，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其余的也就能一并解决了。

对此，他想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解决方案。

数日之后，藤吉郎找到了当年的野武士首领蜂须贺小六，希望他能够帮助自己完成此次的筑城任务。

具体的方法是，让野武士们准备好材料，然后于夜间从长良川上游投入，自己再率人于下游将其截获，并就地展开搭建。如此一来，依靠河流的运动，便能轻松快速地将木材送到了。

事实证明，这个方法确实相当不错，仅用了一晚上，墨俣城就被成功地造了起来，人称“一夜之城”。

从此，这个当年谁都不待见的猴子，一跃成为了织田统治集团核心小组周边的一分子，并有向核心靠拢的趋势。

趁着这个机会，藤吉郎把名字改成了木下秀吉。数年之后，随着织田信长的势力扩大，他也当上了一国一城之主，接着又把名字改成了羽柴秀吉，这个姓是从织田家的另外两名核心成员——柴田胜家以及丹羽长秀的姓氏中各取一字。

如果说用屁股暖鞋是秀吉从一个下人变为织田家正式家臣的转折点，墨俣城是他从普通家臣变为织田家重臣的序曲，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则是秀吉由家臣一跃而成为天下霸主的关键一步了。

天正十年（公元1582年）六月二日，当时已经统一了大半个日本并且占据了所有黄金地段的织田信长，在京都的本能寺遭到了部将明智光秀的倒戈一击，因寡不敌众而被迫自尽，史称“本能寺之变”。

之后，明智光秀立刻向京都朝廷方面送去了大量的金钱，想要天皇的认可来证明自己这次行动的合法性，他很快就被任命为了新一代的征夷大将军。

不过，这并不代表就此没事儿了，因为光秀明白，尽管织田信长已死，可他手下的其他重臣，如柴田胜家丹羽长秀以及羽柴秀吉等人依然健在，他们只不过是事发当时来不及往回赶而已，一旦收到自己在京都犯上作乱的消息之后，必定率军前来讨伐，到时候肯定是吃不了兜着走，所以一定得早作准备。

此时的秀吉正在备中国（冈山县内）奉命攻打毛利家，主攻目标是高松城，敌方守将叫清水宗治。

秀吉是个很不喜欢打硬仗的人，所以采取了水攻的方式——利用城池所在的低地势将附近的河水给倒灌了过来，打算就这样把对方给困死。

不过清水宗治也是条汉子，眼瞅着都要水漫金山做甲鱼了还是不肯服软。于是双方就只能这么干耗着大眼瞪小眼。

一直到六月四日，秀吉方面截获了光秀派去给毛利家送信的人，信上说要搞明智家和毛利家的强强联手，共得天下。

当天下午，羽柴方面主动和毛利家展开了高调和谈，在摆出一副“我是可怜你才跟你谈”的极高姿态后，终于将对手压倒，达成了协议。

六月六日，秀吉带头，率全军朝着京都方面展开日均八十公里以上的急行军。

六月十一日，此刻的光秀尚在东拉西扯地找朋友一起干，织田家的大多数其他家臣还在各自的领地里沉痛哀悼，羽柴家的军队已经来到了明智家领地的跟前了，同时一起的，还有本来就在附近的织田信长三子织田信孝以及家臣丹羽长秀。

六月十二日，双方开打于京都边上的天王山。

当天就分出了个子丑寅卯，胜者，羽柴秀吉。

明智光秀在逃跑的途中被人截杀，重伤后情知大势已去，故而就地自尽，享年55岁。

从开幕府当将军到兵败身亡，前后历时不过一个星期左右，所以光秀的短命政权一般也被称为“三日天下”。

消灭了明智光秀之后，秀吉凭借此战功成功晋升为织田家遗老中最有话语权的人，并且在分遗产大会上成功击败其他家臣，获得了最大的利益。

此后，他又在贱岳（今滋贺县内）和当时遗老内实力排行第二的柴田胜家狭路相逢，在双方展开了一场生死争斗后，秀吉再次取得了胜果。

在这场被称为贱岳合战的大战中，秀吉一方有七个人战功卓越，他们分别是福岛正则、加藤清正、脇坂安治、糟屋武则、片桐且元、平野长泰以及加藤嘉明，合称贱岳七本枪，本是日语，做量词用，换成中文就是贱岳七杆枪。

搞定了柴田胜家后的秀吉，等于是继承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原织田信长领地，说他是当时的日本一哥也不为过。

做了老大，自然得要有派头。秀吉原先的居城姬路城（兵库县内）和现在自己的身份相比，显然显得有些寒酸，所以他决定另谋宝地，新开山头，怎么着也得造一座日本第一城来搞一回登基大典什么的。

选来选去，最终敲定了石山本愿寺。

石山本愿寺就是本愿寺家族的大本营，那家当年的第十一代掌门显如和尚曾经跟织田信长公开叫过板，而且连扛魔王十多年，最后虽说力竭而不得已开城投降以求太平，但那里作为天下第一难攻不落之城的美名，也就此传遍了整个日本。

再加上地理位置又非常优越，西面是濑户内海，边上是日本最大的港口堺，东面不远处就是京都，走过去也就小半日，放眼当时秀吉所辖的所有领地，最有大本营样子的地方也就属那儿了。

天正十一年（公元1583年），羽柴秀吉下令在原本石山本愿寺的旧址上造一座新城，并取名为大阪城。

这座号称天下第一城的要塞总共耗时三年，共用了民夫十万才得以完工，现在还在，你有空去大阪旅游的时候可以专程去看看。

秀吉是个攻城的高手，所以也深知如何将城池造得难以攻破。这座大阪城正是他破城无数后的心血所得，在当时，无论是其本人眼中还是外人心目里，都是永远无法攻破的金汤之城。

在之后的数年里，羽柴秀吉以大阪城为根据地，对全日本展开了东征西讨，他要完成自己的主公织田信长所未能完成的伟业——统一全日本，结束自应仁元年（公元1467年）以来日益混乱的战国时代。

事情进行得相当顺利，不过短短七八年，秀吉就将不愿臣服于他的诸侯们一个个尽数消灭，将整个日本掌控于手中，同时，他再一次改了姓，受天皇之赐取名丰臣秀吉，并且拜官关白，成为了万人之上的统治者。

天正十八年（公元1590年），丰臣秀吉率天下诸侯共计二十万军，发动小田原征伐，消灭了盘踞在关东地区的最后一家不肯臣服于自己的大名北条家，就此完成了对日本的基本统一，全日本的大名都向他表示了效忠。至此，自应仁元年（公元1467年）开始的战乱时代，便差不多算是告一段落了。

有时候想想也都会觉得相当讽刺，一场新地主与老地主之间所引发的战乱岁月，搞了一百多年居然被一个家无三亩地的农民给终结了。

其实这也就是战国时代的本质——不需要血统家世，不需要出身地域，只要你有能力，只要你能抓住机遇，那么要饭的一样也能做人王。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以为那久违的和平女神终于又一次降临到日本列岛，从今以后自己可以不用再过那种枕戈待旦的日子了。

天真，真是太天真了。

天正十九年（公元1591年），丰臣秀吉将关白之位让给了养子丰臣秀次，自己称太阁。

太阁，一般指的是退休的摄政，即隐退的关白。不过在今天的日本，通常是秀吉一人的专用称呼。

当然，让位不等于让权，关白可以换人，但日本的实际统治者，却丝毫未曾变过。

同年十月，在大明帝国皇宫的文案上，出现了一封浙江巡抚的上奏，上面称，据可靠情报，发现大洋彼岸的日本国在一个叫做名护屋的地方造城。

造城的，并非是诸侯大名，而是国家首脑丰臣秀吉。

当时的明朝皇帝是明神宗朱翊钧，也就是万历皇帝，这位仁兄出了名的懒，不上朝似乎是大明王朝的一个悠久传统，比如万历的爷爷嘉靖帝朱厚熜也是个不爱上朝的家伙，只不过这祖孙俩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嘉靖不上朝，却对朝内朝外的事情几乎了如指掌，属幕后掌控一切的角色，而万历不上朝，就真的是在那里旷工了。

万历皇帝自不上朝以来，国家大事基本都丢给了内阁来管，而日理万机的内阁诸大爷对于这封从浙江送来的国际新闻一丝兴趣都没有，遭到同样待遇的，还有一封两个月前从福建送来的快报，内容是根据琉球使节反映，近日突然出现上百来历不明者，前往琉球朝鲜一带收购海图以及船只草图，并大量收购木材火药，用途不明。

中国人一般不太爱管家门外的事儿，即便做到了中枢魁阁也是如此，而且内阁大佬们也确实不明白，浙江福建两省干吗送这种报告过来，日本不正在战国时代吗？造几座城买几袋火药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而奏章中的那座“名护屋城”，位于北九州，大致地点在今天的佐贺县唐津市。

说得再具体点，这座城在一座叫胜男山的山顶上，标高八十米。也就是当地豪族名护屋氏的居城垣添城的所在地。工事由九州各大名如加藤清正、寺泽广高等人来分担，十月开工，每天至少有四万人聚集在一起突击工作，仅用了五个月就完成了工程，第二年也就是文禄元年（公元1592年），秀吉还亲自来到城中视察。

整个城池面海而立，并在海边建设了城下町，五层七重的天守阁，带有本丸、二之丸、三之丸、山里丸、水之手曲轮、游击丸、东出丸、台所丸等城郭，结构宏伟壮观至极，总面积达到了十四万平方米。

不仅如此，城外方圆八公里，坐落着以德川家康为首的几十上百家大名阵屋。所谓阵屋，就是行宫。而周围不仅布满了商家旅店，也不乏游廊酒家，极为繁华。

换句话讲，这是一座兼备行宫和驻扎士兵的远征基地。

远征的目标，是北方对海岸的朝鲜。

秀吉打算发动一场国际战争。

第十二章
十五万大军兵临城下

此时的朝鲜已经不是原先的高丽了，在公元1388年的时候，高丽大将李成桂于奉旨出兵攻打辽东的途中突然翻脸，调转枪头回家发动了政变，把持朝政四年之久后，干脆更进一步篡位登基，定国号为朝鲜，然后还成为了大明帝国的藩属。

就是这么一个国家，丰臣秀吉却在统一日本后的第一时间里动了发兵侵略的念头，为什么？

一般认为，是秀吉想以朝鲜为跳板，接着征服全球。

持这种观点的人，还为丰臣太阁编排出了一个极为响亮，且极具近现代战略眼光的口号，那就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亚洲；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则必先征服朝鲜。”

保守一点的，则觉得秀吉打朝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借道北上，然后打中国。

说穿了，这家伙出兵的最终目标都和中国有关——要么是直接拿下中国，要么是拿下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地球。

而他之所以会有这么一个天真但并不美好的梦想，动机也是多种多样的，比较主流的有两个。

其一，他为了继承先主织田信长的遗志，真正做到天下布武。

所谓天下布武，是一代豪杰织田信长提出的一个理论，简而言之就是让武士阶级来统治天下，其实这里的天下指的应该是日本，但因为信长这人相当没谱，所以就有人认为他嘴里的天下，搞不好是全世界。

这种想法倒也不是毫无根据，当年日本耶稣会的欧洲人曾经给信长送去了一个地球仪，信长非常喜爱，经常把玩在手。久而久之，他看着地球仪不禁深情地表示，世界那么大，日本却那么小，当自己统一全日本之后，一定要出兵海外看看。

于是就有人认为，自诩继承信长遗志的秀吉，在统一日本之后，出兵朝鲜明国，便成了他完成先主遗志的一个手段了。

不得不说，这种调调着实很扯。暂且不说秀吉是否真的是那种为了完成信长遗愿，就敢去摸明朝老虎屁股的大忠臣，单从信长本人来说，作为一个极致现实主义者，他也是绝对不可能拥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梦想的。

因为他清楚，自己不具备这个实力。

说完了其一，我们来说其二。秀吉得到了自认为很可靠的情报，说明国是个大而软的烂柿子，正是下手的好时候，所以便决定征讨之。

情报来源是一些去过明国打家劫舍的倭寇——真倭假倭都有。

那些人在秀吉面前夸夸其谈，说明朝吏治腐败，兵马虽多，但跟日本国内历经百年战争锤炼的武士相比，简直就算不上什么……说到最后，其中的某位仁兄还用上了四字成语来总结自己刚才的演讲，说日本打中国，可谓是：“大水崩沙，利刀破竹，无坚不摧。”

于是秀吉大喜，一拍大腿当下就下令发兵了。

可是，这种说法完全是低估了日本人一直以来对中国的了解程度。

平心而论，丰臣秀吉从来就没有过想将大明帝国划入自家版图的打算，原因是他知道这压根就是一件做不到的事儿。

和先辈一样，秀吉所得到的关于中国的情报，也是相当精准也非常严肃的。情报的来源，绝非是那些在日本和中国都混不下去的社会败类，而是常年以来一直从事中日朝三国贸易的走私商人们。从这些豪商的口中，秀吉知道了相当多的关于明国的信息，对于明帝国的强大也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他明白，自己面前的这个庞大帝国，尽管是有着这样那样的毛病，国力也较之当年最盛时期衰退了很多，但却依然雄风犹存，仍是当之无愧的亚洲霸主，别说以现在日本的兵力，哪怕是再加上四五十万人马，也未必能够将其拿下。

不过，不跟大明朝打，并不代表不打别人。

在了解了明朝强大的同时，秀吉也间接接触到了当时的天下第一旷工王——万历皇帝，对于他多年不上朝、不干正事儿，以及懒得管各种闲事儿的情况做了比较充分的了解，得出了一个看似正确，实际上却最终坑害了自己的结论，那就是如果只是打朝鲜的话，明朝不会出兵。

那么，就只打朝鲜吧。

文禄元年（公元1592年）的三月，随着丰臣秀吉的一声令下，全日本的大名们都陆陆续续按照指标带上人马赶赴名护屋，雄赳赳气昂昂地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战争。

当然，怨言是肯定少不了的。

比如织田信长的女婿蒲生氏乡，就非常直接地表达了他的怨恨之情：“这只猴子，好好的日子不过，想找死吗？”

其实也不光是他，几乎所有被动员远征的大名们都不明白，这好不容易安定了日本，太平日子才过了一年刚出头，怎么又要开始打仗了？

确实，根据我们刚才的分析，秀吉出兵朝鲜的动机似乎成了一个谜，仿佛朝鲜李家王朝的某位统治者跟他有着血海深仇一般。

其实真相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快完蛋了。

或许你会觉得，这刚刚统一了日本，全国人民正斗志昂扬地要建设新日本，可谓形势一片大好，怎么就快完蛋了？

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了战争，所以上到盔甲下到草鞋，订单逐渐减少，甚至有消失的迹象。至于铁炮、大炮、刀枪剑戟等兵器的贩卖，那更是因秀吉提出的“狩刀令”而几乎绝迹。运输事业也变得后继无人，马商人、造城工、木材商人、铁炮制造等原本属于热门的行业，现在也纷纷出现了失业者，变得无人问津。

当然，最大的失业群体还是那些手里拿着刀的职业军人——武士。

而商人们的处境自然也是一团糟，原以为终于迎来了太平盛世，可以和气生财的生意人，很快就发现自己放出去的债，都收不回来了。

这是当然的。

原本在战国时代，尽管被借走了大额的军资，可是一旦打了胜仗拿到了封赏的金钱和领地，就能立刻归还，现在一下子没仗打了，自然也就不存在类似投机式的领地盈利，那么那些已经被放出去的贷款，别说是本金了，就连利息的索取都变得渺茫了。

最糟糕的还不在这里。

失业率的上涨导致了无所事事的人增多，虽说这些人尽管整天没事儿干，看起来蛮幸福的，可与此同时他们也必须得饿肚子了。当然，有很多人是不甘心自己就这么饿着的，于是又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问题，那就是治安的恶化。

对于一个新政权，治安恶化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搞得不好就会触动新生政权的根基。所以，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秀吉以及其家臣们，不得不开始认真思考对策了。

然而，这些只有在和平时代才会出现的不景气，是经历了百年战乱的日本没碰到过的，谁都没有这个能力或者说这个经验去面对它。除了一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石田三成。

石田三成，虽然当年不过三十出头，但却已然是整个丰臣政权之下的头号文官了。

丰臣家政权建立之后所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一直都由三成在解决，虽然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灾赈灾，有贼抓贼，可没过多久他就觉得自己很有可能在做无用功，哪怕活活累死，都不可能根治眼下的问题。

在一番苦思冥想之后，三成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要想迅速摆脱现在的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动一场战争，夺取新的领地。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浅显易懂的道理，失业的都是吃战争饭的，发动战争就等于让这群人重新有了活儿干，自然也就不会整天想着挖丰臣家政权的墙角了。

而夺取领地，也就是当时以及后来在欧洲世界非常流行的一种行为——开拓殖民地。总的来说，夺取的殖民地的财富物产，只需一部分便能清算和大商家的残留贷款，剩下的资金可以让日本彻底摆脱靠战争过日子的局面，也就是工矿业、农业、商业变成和平产业的转换。

最后要做的，就是选一块合适的目标，作为自己战争的对象。

选来选去，选中了朝鲜。

当年放眼整个亚洲，南洋诸国早就有成为欧洲列强势力范围的趋势，动不得；即便侥幸有几个还没被插上欧罗巴旗帜的，那也多住着生产力低下，且不文明、未开化的土著原始人。

最后只能看西北方向了，正西面，是当时世界第一强大的明帝国，秀吉是不会想到去主动侵略明王朝来给自己作殖民地的。

唯独能欺负的，也就朝鲜了。

当时的朝鲜，已经历经和平时光两百余年，举国普遍重文轻武。据说如果一家有两个孩子，一个学文一个学武的话，学文的那个会受到全家的疼爱；而学武的，只能如仆人一般为自己的兄弟端茶送水。

如此一来，那些因种种原因不得不去当兵的家伙，自然也就是图个混饭，素质极差，打仗基本不行。

不过朝鲜人搞政治斗争，那倒还真有一套。国家不大，但小朝廷里分成了东人党和西人党，东西对战一段时间后，从东人党内又分裂出了南人党和北人党，着实有将朝廷变成麻将馆的趋势。

而且，在数百年来中土大唐的熏陶下，朝鲜也算是个比较富裕的小国了。总的来说，还是有点家底可供打劫的，更何况日朝两国相邻相近，真的殖民起来，也方便不少。

方针既定，那就行动吧。

公元1592年，春夏交替之际，丰臣秀吉动员整整三十万大军，陆续赶到了远征基地名护屋，不过要渡海打仗的只有一半，剩下的一半是后备力量，留守就行。

同时，日本人还准备了十二字作战口号：“水陆并进，以强凌弱，速战速决。”

这是德川家康说的。

渡海的大军有十五万人左右，分成九个军团。

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九个军团的大致情况，并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的军团长。

第一军团，总共一万八千七百人，军团长叫小西行长，此人亦是这场战争的先锋兼任总指挥。

行长不是武士出身，他们家原先是做药材生意的，比较少见的是，他还是一个天主教徒，并且有个教名叫做奥古斯都。

因为家庭出身，使得行长对于粮草计算、金钱调配等工作非常上手，但行军打仗，则完全是个门外汉。

不仅如此，整个第一军团除了行长外，还有五名辅佐的副将大名，分别是宗义智、松浦镇信、有马晴信、大村喜前和五岛纯玄，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不会打仗的，但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在战国时代，都跟朝鲜有着或多或少的贸易往来。

之所以将这群门外汉编在一起，组成军团之首，显然是为了考虑今后能够方便地殖民朝鲜而已。

这也是证明秀吉只准备打朝鲜，而没打算动中国的证据之一。因为九个军团里，没有哪个军团的军团长或是部队长是精通中文的。

第二军团，总共两万两千八百人。军团长是贱岳七本枪之一的加藤清正；此外还有副将一人，叫做锅岛直茂。

这两个人是属于比较能打的，特别是锅岛直茂。在战国时代，他作为九州豪强龙造寺家的家臣，数次辅佐家主龙造寺隆信击退来犯的另一家九州诸侯大友家侵略势力，在元龟元年（公元1570年）四月，曾以五千寡兵夜袭大友家六万人，并且取得了歼灭两千人的战绩，轰动了整个九州岛。

有必要提一下的是，加藤清正跟小西行长的领地相邻，同时也是一对大冤家。

第三军团，总共一万一千人，军团长叫黑田长政，他爹是黑田官兵卫，早在丰臣还姓羽柴的那时候，便是秀吉麾下著名军师了，和另一名天才智将竹中半兵卫并称为“天下的两兵卫”。

而就谋略和器量而言，长政完全不能和他爹相提并论。

第四军团，共计一万四千人，军团长是一个叫做毛利胜信的人。这个人在当时属于名不见经传，虽说是尾张出身，担任过秀吉的侧近，但是军功却鲜有耳闻。之所以让他担任军团长，那真是不得已，因为原定的那个军团长迟到了，当大家高唱军歌准备出发的时候，他还在自己的领国内处理家务。

这位迟到的仁兄名字叫岛津义弘，萨摩的大名。

第五军团总计两万五千人，军团长是贱岳七本枪之首的福岛正则。在这个军团中，副将比较多，总共有六名，分别是蜂须贺家政、户田胜隆、长宗我部元亲、生驹亲正和来岛通之、通总父子。

简单评述的话，那就是除了福岛正则本人和长宗我部元亲，其他的人基本上都不怎么能打。

第六军团共一万五千七百人，是整个征朝九军团中将领平均水平最高的一个。总大将是号称“日本战国第一智将”毛利元就的儿子小早川隆景。这位小早川隆景，因为被他爹送给了中国（日本中部地区）豪族小早川家当养子，所以才改姓了小早川。

虽说隆景打仗还没到百战百胜、炉火纯青的地步，但也算得上是一把好手，而且这人还拥有极强的水战、外交以及洞察能力，堪称是战国时代难得一见的人才。

此外，六军团还有副将一名，叫做立花宗茂。此人是整个征朝日军中，仅有的两个属于“很能打”级别的大名将领之一。

立花宗茂，原名高桥统虎，是九州大友家猛将高桥绍运的儿子。立花这个姓，是因为他后来做了立花道雪的女婿兼养子后改的。

他的养父立花道雪，也是一位战国时代的传奇人物。此人一生征战无数，却从未有过一败，几乎比“传说中的军神”上杉谦信还要上杉谦信，更不可思议的是，道雪还是下半身瘫痪的。

这个瘫痪是他自己搞的。道雪年轻的时候，有一次走在路上恰逢雷阵雨，望着一声接着一声的雷鸣，一道接着一道的闪电，他突发奇想，打算用手中的刀将这闪电给劈断了试试。

说干就干，道雪来到一处空旷地带，看准了一道闪电便将早已拔出的武士刀高高举了起来……

或许是运气好，遭到了雷劈的道雪并没有丧生，仅仅是下半身瘫痪而已。所以从此以后，打仗的时候他就坐在一块木板上，由数人扛着冲入战阵中亲临指挥，倒也无往不胜。

比起养父来，宗茂本人则从小就展现出了一种神童般的天赋。他的身子骨特别强壮，而且据说4岁的时候就跟普通的8岁孩子一样了，6岁的时候开始学习剑道，不久之后便异常精通，往往能将十二三岁的大孩子打得满街乱跑。

到了大概10岁的时候，有一次他爹绍运出去打仗，半开玩笑地问儿子是不是要跟着一起去。在当时，几乎所有的武士子弟都被教育要勇敢地上战场，宁可被打死也不能怕死，这也成了当时的世俗评判一个武士是否合格的依据之一。

原本以为自己的儿子会跟其他孩子一样，嚷嚷着要一起上战场，不想小宗茂略一沉思，作答道：“如果我现在跟着您一起去战场，多半会像一条野狗一般被杀死。与其这样，还不如等我再练个两三年，那时一定会成为一个不输给您的武士。”

本想拿儿子开玩笑的绍运听了，不禁也肃然起敬。

长大后的宗茂，成为了大友家的主要干将，驰骋于整个九州岛。在秀吉征讨九州后，他率军攻入岛津领内，击败并包围了岛津家重臣新纳忠元。之后，被秀吉提拔为十三万石领地的大名，并且赐予其光荣称号：刚勇镇西一。解释起来就是西日本第一刚勇之士。

第七军团总共三万人，总大将是毛利家的当家人毛利辉元，同时他也是战国第一智将毛利元就的孙子，小早川隆景的侄子。

第八军团的一万人由秀吉的养子宇喜多秀家率领。秀家时年二十未满，用今天的日本法律来看，还是一个少年。他上朝鲜，那纯粹是开阔眼界，长长见识的。虽然是来长见识的，可这家伙的来头着实不小，除了八军团团长加秀吉养子之外，他还有另一个身份，那便是全军团总大将。

第九军团那一万一千五百人的军团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极不能打”级别的家伙，他叫做羽柴秀胜，听名字便知道是秀吉家的亲戚，具体说来，是秀吉的外甥。秀胜和秀吉另一个外甥——当时的关白丰臣秀次是亲兄弟。这次来朝鲜也是纯粹来看看的。

不过比较悲剧的是，这位仁兄到朝鲜之后就因水土不服而生了重病，不久后便吹灯拔蜡了。

此外，秀吉还安排了以九鬼嘉隆、藤堂高虎为首的大名，率领海军九千两百人以及船只七百艘从海路进军。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当时的日本海军。

从后来的历史看，无论是甲午海战、日俄战争以及太平洋海战，日本的海军都表现出了相当高的作战能力和素质。然而，在战国时代，他们的能力概括起来也就一句话八个字：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当时代表了日本海上最强作战水准的，是这个叫九鬼嘉隆的人所率领的舰队。

九鬼嘉隆，外号“海贼大名”，自织田信长时代就活跃于日本的濑户内海海域，他的招牌武器是天下闻名的铁甲船。

这种船从外形上来看，就是普通的大船上包着一层数厘米厚的铁皮，再安上几门大炮，如同一个铁匣子。

这玩意儿在相对风小浪平的濑户内海，或许还能称王称霸，可到了真正的浩瀚大洋之上，铁匣子就立刻成为了铁棺材，不需要什么炮击枪打，只要风浪一大，便立刻沉底了。

所以，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九鬼嘉隆所带的海军里，只有安宅船，没有铁甲船。

安宅船，就是普遍在战国时代各路大名所使用的战船，长二三十米宽十来米，载重百吨左右。

对于这场战争，作为日本最高的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其实并没有过多地为此操心，真正在背后运筹粮草、准备船只、计算预算甚至分摊兵数的，是石田三成。

很多人觉得，这九个军团的军团长，都代表着日本当时的最高作战水平，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名将中的名将，他们的名字，至少在日本，那是如雷贯耳的。

但客观地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当时的日本，是绝对够不着“精英”这个头衔的。

因为战国最精彩的时代早已过去，那些真正的超一流精英大腕儿，如武田信玄、上杉谦信、毛利元就等人，早已经驾鹤西去好多年，剩下的除极少数外，都只是一些二流三流的货色。

至于名将，这个倒是真的，他们都很有名。不过有名的原因并非其他，而是这些人大多都有一个真正精英级别的爹。

黑田长政他爹，黑田官兵卫。

福岛正则、加藤清正的养父，以及羽柴秀胜的舅父，是丰臣秀吉。

毛利辉元和小早川隆景是毛利元就的孙儿。

宇喜多秀家的养父也是秀吉，而他的生父，则是被誉为日本第一阴毒之人的大名——宇喜多直家。

如此等等。说得难听一点，这就是一个二世祖军团。

第十三章
朝鲜告急，大明出兵

二世祖军团的正式出发日期是文禄元年（公元1592年）四月十二日。

两天后，大军正式登陆釜山。

两个小时后，釜山被攻克。

之后，日军全面出击，对朝鲜进行了如同汹涌波涛一般的侵略，面对如此虎狼之势，朝鲜的处境只有四个字——举国崩溃。

五月初二，朝鲜首都汉城被攻陷，国王李昖奔逃至平壤。

接着，不依不饶的日本人又于五月二十七日攻破了平壤的门户开城，眼看着平壤也待不下去了，李昖于六月中旬再次出逃。

这一次，他眼光放得很远，逃也逃得很远，一口气到了中朝边界，鸭绿江南岸的义州，并且向自己的宗主国大明王朝发去了求救信。

而在此同时，包括平壤在内的几乎所有朝鲜国土都被日本占领，基本上算是亡国了。

平心而论，远征军在这两个月里，并没有超常发挥，之前怎么打仗，现在还是怎么打仗。比如以话痨而著称的小早川隆景，在攻打已经摇摇欲坠，城里士兵都几乎逃了个精光的汉城之前，还发扬了当年在毛利家的传统爱好——开了个把小时的会。

虽说经过百年战乱的锤炼，日军的兵员作战素质确实相当过硬，但这次的大胜主要原因还是朝鲜太弱。

而另一方面，明帝国的内阁，也收到了来自朝鲜方面的求救信，以及国王李昖的个人请求：希望来明朝躲躲，避避风头。

阁老们第一个反应是不可思议。

这好歹也是我们大中华带了好几百年的小弟，怎么说灭就灭了？

接着就是怀疑：莫非，朝鲜跟日本合伙来要蒙骗我天朝？

在阁老们看来，朝鲜向来是小而彪悍的代表国家，这次短短两个月八道被占了七道半，实在有些难以置信，仔细想想，非常有可能跟日本方面联了手，假装引诱明军驰援朝鲜，再在朝鲜境内将其歼灭。

听到这种声音后，李昖快疯了。

心急如焚的他一边哭丧着脸四处解释，一边派使者到处联系明王朝的内阁阁老以及六部机要官员，请求他们帮忙通路子，早日派出援军帮助自己复国，以便结束这难民生活。

不仅如此，李昖还拿出了早些时候丰臣秀吉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上说，自己将要假道朝鲜攻打明国，所以希望朝鲜王李昖届时能行个方便。

这封信是个人都能看出来，是劝说朝鲜投降的劝降信，然而李昖却将其作为秀吉要攻打明朝的证据递交给了大明内阁，其目的不言而喻，希望庞大的明帝国与朝鲜同舟共济，完成自己的复国大业。

当然，内阁的大臣们是断然没可能上这个当的。因为大家都看过《三国志》，当年曹操说要来东吴打猎，其最终目的不是打猎，而是东吴，现在秀吉要过朝鲜打明国，很明显，他的目的是朝鲜。

拉我上船？还早了几百年呢。

于是，在朝堂之上，以往那种吵成一团的景象不复存在，大臣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表示，如果日本人敢攻入我天朝境内，那就打得他们不敢再犯，可若只是在朝鲜闹腾，那就让他闹腾去。

不过反对的声音终究还是响了起来：“我们得出兵。”

此言一出，无人反对。

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万历皇帝朱翊钧。

最终就是这样的一句话，决定了三个国家之后几十年的历史走势。

不过话又说回来，万历之所以决定出兵援朝，至少决断的那一瞬间，其实应该并没有做什么过多的深思熟虑，他的想法很简单，几个日本强盗而已，出兵赶走了不就是了？也省得李昖这家伙天天在边境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转悠。

不管在哪个朝代，中国对日本的了解总不如日本对中国的了解。

当年七月，大明王朝的第一波援军出发，带队将领为副总兵祖承训，目标是平壤。

一个月后他恼羞成怒地战败归来。

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这仗没法打。

这不能怪他。

首先，祖承训只带了五千不到的兵马，而日军总人数在十五万左右。即便是直接和他面对面的小西行长，军队也在将近两万。

虽说明朝的兵马调动起来比较麻烦，大军开赴前线需要花时间，但也不至于拿着五千人往那十五万人的阵地里砸，再怎么说万把人还是拿得出手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全都要归功于朝鲜同志们出色的情报工作。

他们信誓旦旦地告诉祖副总，平壤日军总数在一千左右。

祖承训还真信了。于是他带着五千骑兵向着平壤开拔。这天正赶着下雨，道路泥泞，走着异常艰辛，然而值得欣慰的是，一直打到平壤城下，日本人都没有进行过任何有效的抵抗，连城门口都没见几个活人。

祖副总也毫不在意，毕竟对方只有一千人，一定是龟缩在城里不敢出来，也没多想就下令入城。

事实证明，他的判断非常正确，日军确实全部都窝在了城内，但是并非一千人，而是将近二十个一千人，并且还配有了大量的铁炮。

接下来的情节大家比较熟悉了，无非就是一声令下枪炮大作，打得明军晕头转向很长时间都分不出东南西北。

此战中，副将游击史儒战死，祖承训孤身率残兵数人侥幸逃出。

被人打得都亡国了，却连敌人的大致人数都不知道，怎叫人不光火？

其次，祖承训原本压根就不想在这鬼天气进攻平壤。

前面我们说过，他的五千人马是骑兵，骑兵走泥泞道儿，那是兵家的大忌。事实上多亏是小西行长太谨慎，才在城内设伏，如果他要真的出城搞圈套，在这样的天气里估计也是一打一个准。

这些兵法常识祖副总兵当然是具备的，可问题是朝鲜却是一窍不通。一窍不通也就算了，还偏偏爱专权，他们很擅自地表示，即便是天朝来的兵马，在朝鲜的土地上，那也该听朝鲜的指挥。

面对这种胡闹，祖承训自然没去搭理他们一下。可接下来，朝鲜人就开始反复催促祖承训出兵攻打平壤，估计是给弄烦了，祖副总头脑一热，就干了傻事儿。

这还不是最让人光火的。

在攻打平壤之前，朝鲜方面为了表现出和天朝士兵同甘苦共奋斗的热情，特地凑了一支五百人的军队协同作战。祖承训自然没有理由拒绝。

可当两国联军开进平壤城，日军出现的瞬间，这五百朝鲜人就逃走了四百多，剩下的倒也干脆不逃，直接投降。

别急，这还不是最让人恼火的。

在混战中，祖承训发现，很多身边的将士都是被射来的弓箭所杀伤。这本来没什么，但事后仔细甄别，发现了一件比较严重的事情——这弓箭是朝鲜制造。

这和明军已知的情报相吻合，那就是小西行长军的远程武器里，没有弓箭，只有铁炮。

说白了，这些中国人去救朝鲜人，结果却被朝鲜人杀死了。

真的过分了。

面对大明举朝的愤怒，李昖忙不迭地解释道，朝鲜的军事过于落后，无法进行有效的侦察反侦察；士兵逃走那也是因为两百多年的太平日子过习惯了，一下子不能适应现在的战争生活；至于“鲜奸”的问题，他一口咬定，自己的国民个个淳朴善良忠勇老实，这一定是日本人的胁迫才让他们迫不得已，将罪恶之箭射向明朝军队。

朱翊钧终于明白，这仗如果还想接着再打下去，朝鲜人是肯定指望不上了，于是他找来了兵部侍郎宋应昌，表示自己这次是认真要跟日本打上一两个回合了，你怎么看？

宋应昌很明确地表示，皇上你再认真也没用，得等。

具体等的是两样东西：第一是火炮，第二就是得计算一下到底需要多少人马。

好在祖承训的埋伏没被白打，他上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情报，那就是日军的火器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发达的程度了，不客气地说，已经在大明之上了。

这应该算是托了王直的福吧。

所以，宋应昌决定从南方调来大明帝国专门的火枪部队，以此来和日本人抗衡。

至于人数，明朝方面到底还是没敢相信朝鲜人的情报，在一番调查计算后，最终决定派遣总数为四万余的军队作为援军，并且对外号称十万，带队大将叫做李如松。

一切工作搞定后，大军就准备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了。

与此同时，明朝派出了一个特使来义州面见李昖，他的名字叫做薛潘。

薛特使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让朝鲜方面准备军粮。

这倒也是情理之中，我帮着你打仗，你不给钱，饭总得管吧？

然而，大明帝国就是大明帝国，虽说管饭是分内事，但薛特使非常高姿态地表示，我们明国军队是自愿来朝鲜帮助你们的，不求任何回报，这次要你们出粮实在是因为运输方面太耗时间和成本，也不白拿，你们给我们多少粮食，我们就按照现价折算金银还给你们。

面对如此够义气的盟友，李昖却脸色异常难看地支支吾吾了一阵，接着告诉薛潘，自己国家的老百姓都是未开化的土民，所以大家都不认识什么黄金白银，也不知道这些玩意儿比粮食宝贵，所以应该都不会换粮给明军。史书上的原话是：“小邦土地偏小，人民贫瘠，且国俗不认货银之利，虽有银两，不得换米为军粮矣。”

薛潘当场就傻了，一再追问下，李昖不得不道出一个残酷的事实：朝鲜境内，能够由自己人掌握的军粮全部加起来，只够得上一万军队消耗一个月，至于一个月过后怎么办，还没想过。

得了，那就自带军粮吧。

估计万历帝也挺无奈的，摊上这么个倒霉藩国。不过好在大明朝地大物博，几万人的军粮那是绰绰有余，最多也就是南粮北调、西米东输费些日子。况且，李如松虽然在接到命令之后就立刻从西北开拔出发，但毕竟路途遥远，还是需要花费相当时日才能到达。

在此之前，怎么办呢？

朝鲜还差一口气就要被全灭了，日军自然不会安静地等待明朝援军的到来，所以就需要拖延时间，而在战争中最好的拖时间的办法，就是和谈。

这个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交给了兵部尚书石星。

不过石部长到底是当惯了领导，人脉极广，他很快就找到了一个他认为非常适合这次谈判的人——沈惟敬。

沈惟敬，祖籍浙江，家中经商，用今天的话来讲，是搞国际贸易的。

他的出生地，是在堺(现大阪府)，自幼跟随其父往来于中日两国，所以说着一口不错的日语。而且此人生性油滑，兴趣爱好是钱，擅长且习惯忽悠。

派他去，算是派对了人。

石星以明帝国国防部的名义，给沈惟敬一个游击的军衔，便让他带着随从赶赴朝鲜了。

现在，石部长唯一担心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朝鲜还没等沈惟敬赶到就已经被全灭。

他多虑了。

事实上朝鲜虽然被打得国不成国，但离彻底灭亡还有一段距离，那是因为一个人和一个组织的存在。

首先我们来说人，他的名字叫李舜臣。

李舜臣，可说是整个朝鲜半岛有史以来都难得一见的军事人才。他的籍贯是著名的高丽参产地——京畿开丰，不过出生地点却是在汉城的乾川洞。

他的父亲叫做李贞，生有四个儿子，从大到小分别叫做羲臣、尭臣、舜臣、禹臣，在中国传说中的帝王名字中各取一字。

李舜臣从小开始，就是朝鲜的非主流，因为他压根就不爱读书，爱练武。

于是，他开始了一边伺候兄弟一边练武的生活，终于在二十岁那年，走上了武科举的考场，然后……他没通过。

落榜的阿舜并没有灰心，他意气风发地第二次迈向了考场，依然失败了。

就这样，一直考了十二年，终于在公元1576年的时候考上了。

尽管考上了，但并不代表他的幸福生活已经来临，迎接他的，是去中朝边境当一名下级军官，主要任务是严防当时还基本属于蛮族部落的女真人。

这倒也没什么奇怪，因为虽然合格，但李舜臣的成绩很差。

朝鲜的武科举成绩，分为合格与不合格，而合格之中，还分三等，从上到下分别是甲乙丙，李舜臣考出的成绩是丙。

更糟糕的是，李舜臣不但不会应试，还不会做人。

他一上任，就得罪了上司，没几天便被撤销职务，成为了一名普通边防士兵。

然而，令所有人都感到惊讶的是，在扛了几个月的长矛后，李舜臣如同坐了火箭一般蹿了上去，荣升为全罗道水军节度使，也就是全罗道地区的水军司令。

虽然意外，但也算事出有因。

因为一个人，他叫柳成龙，时任朝鲜领议政，相当于今天的总理。

柳成龙跟李舜臣的关系用一句话来讲，叫做发小。

这种破格的火箭式提升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其中最为不满的是一个叫做元均的节度使。当然，这一切不满，都被柳成龙给压了下去。

终于，在这个职位上，李舜臣找到了自己真正擅长的东西，也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同时，他也在这个职位上，迎来了日本的侵略军。

面对来势汹涌，装备相对良好的日本海军，李舜臣挖遍了整个全罗道，也就弄到军用船三十九艘。不得已，他又开始征用起了民船，最终在文禄元年（公元1592年）的五月，凑出了一支包括渔船在内总船数九十一艘的队伍。

他的敌人，是藤堂高虎率领的七十余艘大型舰船。

这种仗如果光明正大地在大海上开打，那么李舜臣就得改名李瞬沉了。

为了保证自己不沉，他决定玩阴的。

五月初七早上，李舜臣率领船队偷偷地摸到了巨济岛玉浦港的藤堂高虎军泊船处，对停泊在那里的五十余艘军舰发起了突击，毫无准备的日军纷纷开船逃走，混乱中，被击沉了十一艘。

当天晚上，朝鲜船队在游走之中再次发现了五艘落单的日军舰船，一阵围殴后，击沉对方四艘。

次日早上，李舜臣得到可靠情报，称在不远处赤珍浦发现了加藤嘉明部的十三艘日本军船。于是他下令全军再次出动，很快就找到了情报里说的那十三艘倒霉的日舰，一阵围攻后，日本只剩下两艘侥幸突围逃出。

连续两天的打闷棍，使得日本方面损失军舰二十五艘，伤亡人数更是过千，与此相对的是，朝鲜方面连一艘渔船都没沉。

看着胜果，李司令决定再接再厉。

当月二十九日，他于泗川湾攻击了日本的泊船，烧沉打沉日舰十二艘。

六月初二，在唐浦，朝鲜海军围攻了正在停泊的二十余艘日本军舰，击沉了其中的绝大部分，并且还打死了日本海军方面重要指挥官——来岛通之。

面对这种无耻的行为，九鬼嘉隆恼羞成怒。

九鬼嘉隆决定知耻而后勇，他下令手下各部，加强日夜巡逻，提高警惕，并且在六月十四日，召集了另外两名海军指挥官——加藤嘉明和脇坂安治和他们的部队，打算集合兵力一举拿下李舜臣。

加藤嘉明跟脇坂安治都是当年贱岳七本枪成员，好歹也能算是战国名将了，所以得到消息后，两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准备一举搞定朝鲜残存的水军力量。

遗憾的是，李舜臣之所以选择了偷袭，完全是因为手头上能用的船实在太少，不得已而为之，他真正擅长的，正是正儿八经的海战。

同月，李舜臣和庆尚道海军顺利会师。就此，他拥有了一支六十艘军舰规模的船队，其中，有三艘比较特殊的船，它们被叫做龟船。

龟船在当时的朝鲜，是一种失传数百年，近乎传说的武器。

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1410年，当时也被称之为“戈船”，用来抵御猖獗一时的倭寇和女真人。可在此之后，朝鲜进入了将近两百年的和平期，这种造起来又麻烦又费钱的玩意儿，也就渐渐被废弃了。一直到公元1591年，李舜臣担任了全罗道水军节度使后，他决定为海军事业做点贡献，比如将传说中的龟船重新造出来。经过一年多的苦心钻研，李舜臣和他的手下终于制造出了当时第一艘龟船，并且顺利通过试航。

该船全长在三十米以上，船首树立着龙头，该头能散发出硫黄气体，用来扰乱敌人的视线，方便自己穿梭于敌阵。另外，龙头的开口处还搭载了一门射程在三百到五百米的大炮，并且在它的下面，还附带了用于撞击的武器。不仅如此，在船的四周分布着七十多个火枪口，用来对外发射火枪，从远处打击敌人。

全船有两支桅和一对帆，并同时也利用了桨来加快速度。这就意味着和日军的舰船相比，龟船的速度更快，更灵活。

在防御方面，龟船从船身到船顶，都有铁甲覆盖，并且，为了防止被人登船实行攻击，李舜臣还非常周到地在铁甲上安装了大量的铁钩铁刺，目的只有一个：谁碰扎死谁。

总而言之，这种东西能轰大炮，能放火枪，能撞，浑身上下带刺，见势不妙还能吐烟逃跑，的确对得起“传说中的武器”这个称号。

当然，也不是说就完美无缺了。

事实上，一旦碰到大风大浪，龟船依然是铁棺材一副，最多外形独特了点，是乌龟状的棺材。所以李舜臣自己都很少坐这玩意儿，一般情况下他的专用舰是朝鲜传统的板船。

好在上天还是站在了他那边，在这次行动中，并没有出现什么恶劣的天气。

反倒是日军方面，当得知李舜臣和友军会师之后，急于立功的脇坂安治不顾九鬼嘉隆的劝阻，执意带着所辖的七十余艘舰船开赴战场，准备过一把孤胆英雄的瘾。却不料他的船队到达巨济岛和加德岛之间的见乃梁时，碰到了强逆风，从而无法有效前进，不得不在唐浦暂时停靠。

由于李舜臣一直非常注意有效利用情报，所以，他很快就知道了敌人的踪迹以及船数。

该是下决断的时候了。随行的元均表示，自己愿意作先锋，突击这股停泊的日本海军。

但是李舜臣表示反对。

他告诉元均，自己早已定下了计划，决定先派出小股部队引诱日军继续前行，然后再包围歼灭。

元均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李舜臣则更加坚定的表示：反对无效。

元均只得附议，但是梁子就此结下。

再说脇坂安治，他正在抬头望天，等待强风过去自己好继续赶路，眼前却突然就出现了好几艘朝鲜船只，以为是李舜臣前来偷袭。他立刻跳了起来，指挥船队全力攻击对方，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些朝鲜船并没有做任何进攻或者反击，只是在他眼前晃了一圈便走了。

于是脇坂安治断定，李舜臣是个除了偷袭捞便宜之外一概不会的家伙，一看偷袭失败，便立刻灰溜溜地逃走了。

他自然不能放弃这次绝好的机会，再次下令全军，顶着强风开始追击。当日军追到了一个叫做闲山岛的地方时，被包围了。

接下来是朝鲜海军痛打侵略者的时间。

面对激烈的进攻，被打得连头都抬不起来的日本人决定逃走，他们的七十艘船被击沉了五十九艘，而朝鲜方面的损失仅仅为四艘。

这就是差距。

这场惨败，惊动了在日本的丰臣秀吉。

他在仔细听取了各方面传来的详细经过后，对九鬼嘉隆下达了以下命令：放弃和朝鲜海军的作战。

从此，九鬼嘉隆的海军作战总司令变成了补给线运输负责人，除了给朝鲜的其他远征军送点粮食兵器之外，尽一切可能避免和对手，也就是李舜臣发生军事冲突。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太平日子就这么来临了。

在李舜臣的率领下，朝鲜海军不断骚扰着日军的补给线，这种情况一直到整场战争结束都没有中断过。

他的出现，使得日本方面原定的水陆齐下的作战计划彻底破灭。

说完了人，我们再来说组织，组织的名字叫做“朝鲜义军”。

简单说来就是发动组织群众。组织的定义也很广泛，只要在当时的朝鲜，自发拿起武器团结在一起打击侵略者的朝鲜人，都能叫义军。

刚开始，日本人对此很是不屑一顾。

正规军都被打得满地找牙了，找几个老百姓组成的游击队还想翻天了不成？

事实上，这年六月中旬，第七军团的安国寺惠琼，被原光州节度使权朴率两千残兵偷袭成功，日军损失五百人；七月上旬，福岛正则在进军途中被权应铢组织起来的游击队打了埋伏，慌乱之中丢下了大量的兵械物资逃走；同月，第七兵团的毛利辉元和安国寺惠琼再次遭到了民军首领黄璞及其所辖部队的袭击，伤亡惨重；其他的如黑田长政、小早川隆景等人，也不同程度地遭到了义军的攻击，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

可以说，因为有了李舜臣和朝鲜义军，日本才无法完全掌控整个朝鲜，虽然纵观整个战场，李舜臣的影响只在海上，朝鲜义军更是不过小打小闹，但他们依然为挽救朝鲜不被彻底灭亡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然而此时的朝鲜，虽说没死，但也差不多瘫了。

危难时刻，天朝使者降临了。

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沈惟敬。

第十四章
沈惟敬与小西行长的无间道

明朝万历二十年，日本文禄元年，公元1592年的7月末，沈惟敬到达了日本侵朝远征军第一军团的阵地，并且见到了军团长小西行长。

两人见面后的感觉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一见如故。

出身相同，小时候待的环境也相同，理念也差不多，又曾经是同行（小西行长曾经做过商人），这些原因使得两人聊得非常投机。投机之余，行长也确定了一件事：明朝真的要出手了。

虽说前不久他打败祖承训的时候，已经有了这样的预感，但是这次并非感觉，而是确信。

这仗，看来是不能打了。

于是他决定谈判。

而沈惟敬则是来拖时间的。

两人从七月末开始，一直谈到了十二月。

最终的结果是，李如松到了。

同时带到的，还有辽东铁骑以及戚家军。

辽东铁骑是当时明王朝所辖范围内实力最为强劲的骑兵部队，由李如松的父亲——明朝名将李成梁一手打造，部队的核心成员不是李家的亲戚，就是李家的嫡系，总而言之一句话，那是自己人，干活绝对靠谱。

顺便一说，这支部队还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关宁铁骑的前身。

至于戚家军，那更是威震江湖了。

这支部队由著名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开创，虽说当时戚继光本人已经不在人世了，但部队还是在的。此外，尽管我们在前面说倭寇的时候就已经讲过，戚将军打的倭寇其实多为中国人，可不管怎么讲，戚家军的战斗力却都是有目共睹的，实属当之无愧的精锐之师。

据说要进戚家军，必须要满足以下条件：臂膀强壮，肌肉结实，双目有神，为人老实，手脚比较长且害怕官府。

同时也绝对不能有以下任何一条：有市井混混背景，有官府背景，胆子小，长得白以及心态有问题。这支部队里的每一个人，都具备如下的素质：头脑简单，四肢发达，遵纪守法，心态良好。

再加以训练，想不打胜仗也难。

正当李如松见过李昖以及朝鲜各大小官员后，准备跟部下商量如何开打时，下面有人来报说，沈惟敬求见。

来朝鲜之前，李如松已从宋应昌这里了解了沈惟敬的那些事儿，自然也知道他去朝鲜干什么，现在来见，想必是有些什么情报要告诉自己吧？

于是他大手一挥，招之入内。

然而，沈惟敬带来的并非是日军的情报，而是关于谈判的结果。

这就奇怪了，让你沈惟敬去拖时间的，为何还真把自己当成了外交官，跟小西行长正儿八经地搞起了外交谈判？

沈惟敬确实假戏真做了——想利用谈判的机会，把这场战争平息了。

要问原因的话，首先一个是这家伙收了钱了。

收了小西行长的钱。

作为一个混迹市井的老油子，沈惟敬并不怎么具备一颗高尚的心灵，在他眼里，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是虚的，唯独白花花的银子才是真的。

另一方面，对于小西行长来说，自打他知道了大明派出援军的消息之后，就立刻通知了国内的丰臣秀吉，两人一合计，得出了一个非常英明的结论，那就是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去招惹明朝。

所以当他看到明朝和谈使者沈惟敬时，便下定决心要促成这次谈判，以保整个日本的太平。

于是，他向沈惟敬提出了和谈条件：以朝鲜的大东江为界，包括平壤城在内的以西土地，全部归还给朝鲜，并且将已经俘虏的朝鲜国王子也平安送还。

提完条件后，行长给了沈惟敬一笔钱，意思自然不言而明：回去多说点好话，争取早日敲定，实现和平。

此时的沈惟敬不但是外交官，更是一个商人，而小西行长则成了他的客户。

客户给钱了，自然要给予一流的服务。

他决定，通过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让李如松甚至是宋应昌接纳日本方面提出的和平条件。

在听完了沈惟敬的讲演后，李如松轻轻地问了三个字：说完了？

说完了。

那就去死吧。

随着一声令下，周围的士兵拉起沈惟敬就往外拖，迎接他的将是一把明晃晃的鬼头斩首刀。

很显然，李如松对于世界和平并没有多大的兴趣，即便有，那也是打算用自己手头上的刀枪来实现的。

就在这生死当口，一位叫做李应试的军参站了出来，挡住了士兵，并且对李如松表示，可以将计就计，假意同意跟小西行长谈判，伺机以图平壤城和小西行长的性命。

李如松表示同意。

他派人以沈惟敬的名义告诉行长，自己作为明朝方面援军的总大将，非常乐意接受他的和谈条件。

小西行长自然非常高兴，为表诚意，他派出家臣小西如安来到李如松的大营，表示愿意在数日内，将平壤城交出。

约定的日子是文禄二年（公元1593年）元月初六。

这天，平壤城城门大开，日军将领夹道迎接明军的到来，而李如松也慢慢悠悠地率部做起了接收大员。

就在快到门口的时候，他下达了进攻的命令，目标是所有日本人的脑袋。

然而，小西行长虽说不会打仗，脑子还是有的。

他事先就派人做了详细的调查，知道李如松来朝鲜之前正在宁夏平叛，并且杀掉了已经投降的叛军将领全族。

所以他认定，此人的话不能当真。

早有一手的行长一看大事不妙，立刻下令将城门全部关闭，并且让预先准备好的部队登上城门进入作战状态。

无奈之下，李如松只好撕破脸皮下令攻城，结果打了一小会儿，知道没希望了只得回家。

当然，他还会回来的。

两天后，李如松带领所辖部五万人来到，对平壤城发起了进攻。

平壤城东有大同、长庆二门，南有芦门、含毯二门，西有普通、七星二门，北有密台门，有牡丹峰高耸，地形险要。

而李如松的部署如下：蓟镇游击吴惟忠率领步兵（戚家军）当先，辽东副总兵查大受率领骑兵居后，攻击北部要塞牡丹峰；中军杨元、右军张世爵领兵进攻城西七星门；左军李如柏（李成梁次子），参将李芳春领兵进攻城西普通门。

之后，他又让祖承训所辖部换上朝鲜军的衣服，以去南面的芦门招摇撞骗麻痹对手。

比较戏剧的是，担任芦门防守的，正是投降日本的五千朝军。

最后的东门，李如松表示放弃，留下来给日军作为逃生通道。

为了确保战役胜利的万无一失，李如松还扛上了当时在日本非常罕见的大炮。

既然啥都准备好了，那就开打吧。

当天上午，平壤争夺战正式打响。

面对两倍于己的对手，小西行长进行了相当顽强的抵抗，李如松的大炮炮弹都快把城墙给轰塌了，日军却仍然站在墙头照着爬上来的明军乱砍。

一时间，谁也奈何不了谁，明军攻不破平壤，日军也赶不走对方，整个战场进入了一个胶着状态，南门除外。

尽管这场战争在朝鲜打起，尽管朝鲜都被打得快没了，但对于很多朝鲜人甚至是朝鲜军人来说，这天大的灾难跟他们没有丝毫的关系。

西北两口三门打得是头破血流，但这五千南芦门朝军依旧在看着城外的风景。

很快，他们就看到了祖承训所率领的部队，接着作出了第一反应——很高兴。

这也不奇怪，因为祖承训部清一色穿的都是朝鲜军装。

要知道，虽然朝鲜人打日本人没本事，但是吃吃自家人还是非常有一套的，南门的朝军误以为来了同胞，认定欺软凌弱的时刻到了，于是大家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打算好好过一把战场砍人的瘾。

祖承训倒也不含糊，一挥手就下令冲锋。

要说朝鲜人脑子真的不错，才一接触就明白了那不是自己的同胞，而是大明王朝的军队。

那还说什么？散了吧。

这五千人就这么逃的逃，降的降，一点犹豫都没有。

此时的祖承训估计是哭笑不得，毫不客气地拿下了南芦门。

南芦门一失，等于是打开了一个缺口，明军纷纷涌入，开始对日军发起了里外夹攻，知道大势已去的小西行长在做了最后一阵抵抗后，不得不放弃了平壤城，下令撤退。

撤退的路线是李如松特意安排出来的东门，但当他们踏上逃跑之路才发现，这并非是一条逃生通道，而是一条死亡之路。

那里埋伏了数千军队。

又是一阵围攻后，丢下了数百具尸体的小西军才算突围成功。

行长打算先去平壤西南部的山城凤山城落脚，并且和那里的守将合并一处，一边抵抗明朝军队的攻击，一边等待汉城方面的援军。

凤山的守将叫大友义统，是叱咤战国的切支丹大名大友宗麟的长子。

切支丹就是天主教，在战国时代，信天主的大名也被叫做切支丹大名，不过这伙人里头真正肯为上帝献身的没几个，主要是打算利用宗教跟西洋人攀关系，以便从他们手里头弄到先进的武器顺便搞搞双边贸易。

不过大友宗麟是个异数，他既要洋人的东西，却也非常信仰上帝，虽然从整个战国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人也就是个普通的厉害角色，但在当时西洋人的记载中，他却是能够跟织田信长平起平坐的人物。

可是大友义统显然没他爹的那份能耐，这位仁兄一看到平壤的战火，立刻拔腿就跑，换句话说，小西行长还在平壤城内跟李如松拼命的时候，凤山城就已经人去城空了。

不得已，小西行长只能再退。

这一退，就退到了汉城，而李如松也趁机仅用了二十天不到，收复了凤山、延安（朝鲜地名）以及开城。

现在，朝鲜的首都就在他的眼前了。

虽然他非常想立刻攻下汉城，但李如松心里很明白，这是非常困难的。

攻平壤，他五万，行长两万，都打了老半天，还用上了那么多大炮，现在汉城内的日军有四万，人数大致相当，要想硬碰硬地拿下来，是几乎不可能的。

所以，李如松打算先停下脚步，好好考虑一下对策，思索一下战略。

这本是很正常，很正确，也很应该的做法，但终究没能做成。

原因出在柳成龙身上。

这位朝鲜时任领议政反复催促李如松尽快收复王京（今汉城），好让李昖早日回朝。

无奈之下，李如松下令由总兵查大受，副总兵祖承训率兵三千骑前去探路，暂时堵上了柳先生的嘴巴。

探路部队没走多久就来到了一个叫做碧蹄馆的地方，并在那里南部的砺石岭，遭遇了日军将领前野长康的部队一百余。

前野长康是丰臣家的老部下了，从秀吉还叫木下藤吉郎的时候就已经跟在了他的左右。

双方一阵激战后，日军败退，损失六十余人。查大受也不追赶，下令撤出此地，回到碧蹄馆驻扎过夜。

同时，李如松也接到了送来的汇报。汇报上称，探路部队碰到了日本的大军，小试牛刀打了几下，便斩首六百。

看了之后，李如松很高兴，随即他便率亲兵精锐一千，准备亲自去接应并支援查大受，同时又令李如柏、李如梅、张世爵各率军一千共往，最后，他还安排了总兵杨元率部五千作后随应援。

查大受也很高兴，他觉得虽然自己夸大了胜果，但日军确实不经打，如果日本人都是这种战斗力，那么光靠他这三千人，估计都能拿下汉城。

第二天大清早，下着蒙蒙细雨，查大受刚起床，正想打套军体拳然后去吃早饭，却听手下报说，有一股五百余人日军杀过来了。

没办法，早饭也没吃，也没有多作考虑他就率部出战了。

这股日军的带队大将，叫天野贞成，原名安田作兵卫。

天正十年（公元1582年）发生的那场震惊天下的本能寺之变中，织田信长的贴身小姓，有日本第一美少年之称的森兰丸，就是死在了这人的刀下。

本能寺之后，因为罪名太大，全日本都在通缉他，故而安田作兵卫只好改名换姓然后一路逃亡到了北九州，投靠了立花家。

当天野贞成一看到明军出战，二话没说当即带着大伙就开始跑路，而查总兵自然也不多废话，追着鬼子就杀了过去。

要说查大受真不是吃素的，才跑了没多久，他就率领三千人马将这五百日军追上给团团包围了起来，并且迅速发起了围攻，打算一口气全歼敌人。

巧倒也巧，追上的地方，正好是昨天他打前野长康的砺石岭。

正在查总兵包饺子的时候，又有一股日军出现了，这次的人数在八百左右，带队的也是立花家的家臣，叫小野镇幸。

包饺子正包得不亦乐乎的查大受，并不清楚这些人的出现意味着什么，此时在他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日本人勿近，谁近砍死谁。

两军相交，又是一阵混战。

突然，在明军左翼响起了一阵呐喊声，一队约两千人的日军部队杀了出来，为首大将，正是立花宗茂。

查大受立刻醒悟了。

大清早的五百人，是传说中的诱饵，后来的这八百人，是为了将他牢牢地粘在砺石岭，现在这两千人，是上正餐，特地来料理他的。

只是有一点他还不知道，立花宗茂的两千人确实是来料理他的，但并非是正餐。

碰上这种事儿，是个明白人都知道该怎么做。

查大受就是这样的明白人。

他选择了撤退。

明军稍作抵抗后，摆脱了日军的缠杀，开始向北撤去，立花宗茂似乎并不打算就此罢休，他也亲自带了八百人，向着三千明军撤退的方向追赶了过去。

查总兵运气不错，很快就碰上了李如松的迎接部队，两人合兵一处，算是站住了脚跟。

立花宗茂见状也就此打住，在碧蹄馆的小丸山下布阵，然后下令开饭。

在战国时代，日本士兵上战场基本是不可能自备碗筷的，他们的一日三餐多是饭团，地位高的将领，饭团里大米饭多点，地位低的足轻，则多吃掺杂着粗粮的饭团，总之都是饭团。

宗茂拿到了自己的午饭饭团后，便带着个小板凳来到了明军阵地的前方，然后一屁股坐了下去，稳稳当当地吃了起来。

家臣们都吓坏了。

本来你带着八百人追着三千人乱打就够悬的了，现在人家变成了六千人，我们依旧是八百人，你非但不撤退，居然还敢大白天坐在别人家大门口吃午饭？

然而宗茂听闻这种担心后只是微微一笑，平静地说道：“我知道，我们人少，对方人多，可打仗的时候，越是在人少的情况下，就越是要有必胜的信心，这样才能打胜。昔日军神上杉谦信公在攻打小田原城的时候，不也是如此吗？”

面对如此慷慨激昂且赤裸裸的挑衅，李如松选择了沉默。

倒也不是软弱，而是不知底细不敢轻易出战，再加上这时候挺忙的，没啥闲工夫。

他在骂人，骂查大受，顺便布阵。

查大受是该骂，但也得考虑到日军的进攻，毕竟这里离开日本人的大本营挺近，自己这么点人万一碰到敌人的大部队出动，那肯定是凶多吉少，但为了不让对方看出自己的底细，李如松决定暂时不动如山，静观其变。

缘此故，李如松在宗茂的北边，一个叫做望客砚的地方，摆出了鹤翼阵。

就这样，整个碧蹄馆恢复了平静。

这种短暂的和平维持了不到数小时便被打破。刚到下午，在望客砚的正面，出现了小早川隆景的部队大约两万人，向着望客砚逼近过来，在他的后面，还有黑田长政、宇喜多秀家以及特地来朝鲜视察的监军石田三成的部队共两万余。同时，吃完午饭结束午休的立花部队，也动了起来。

这才是正餐。

此刻的李如松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赶紧走人，要么依山为托，等待后面杨元的救兵。

但是，李如松的选择却是第三种——进攻。

以六千人进攻四万三千人，看起来很傻很天真，但在此时，却是最好的办法。

走人，那是没可能的，碧蹄馆地形狭长，这天还下着雨，道路泥泞，怎么个逃法？

待援，那是不靠谱的，暂且不说杨元会不会放鸽子，你李如松那么多骑兵靠着一个山头打防御？能支撑多久？

唯一的办法就是冲过去，拼个鱼死网破。

虽然形势紧急，但还不至于绝望，因为前面我们说过，李如松手上的部队是他的亲兵精锐，也就是辽东铁骑。

一场大混战就此开始。

在这场混战中，大名黑田长政不知被谁一脚给踢到了河里，而边上路过的一位明将一见敌酋落水，也奋不顾身地拔出刀子跳下河准备痛宰落水狗。据目击者称：“当时只看到河里若隐若现着一对水牛角，才知道是自家大人落水了。”

所谓水牛角，指的是黑田长政所带的水牛头盔。

后来为了跟福岛正则表示友谊，便用自己的头盔换了对方的一之谷兜。

又据知情者称，在长政落水的时候，有一位黑田家的武士站在那里袖手旁观，仿佛就是来朝鲜旅游的，边上小西家的一位家臣都看不下去了，对着他大喊说：“那河里的是你们家的大人吧？都成这样了你咋还不去救呢？”

要说这位家臣真是泰山崩在跟前而面不改色，只是大声地回道：“真是我们家大人的话，他一定能自己爬上岸的。”

正在河里苦战的长政听闻此言，顿时怒气冲天，三下两下在水里夺过了明将的刀子然后反将其刺杀，这才狼狈不堪一身湿透地爬上了岸边，恶狠狠地瞪着那位说风凉话的家伙。

这位家臣的名字叫做后藤又兵卫基次。

另外，明朝方面的总大将李如松，也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日军的拼死围攻。

其中，立花家的小野成幸单身杀到了他的身边，正待举刀要砍，边上的李如梅弯弓搭箭，将其一击射杀。

成幸因为身着一身金色铠甲，故被称之为“金甲倭将”。

接着，李如松发现，自己的周围猛然又出现了十好几个金甲倭将，个个手拿刀枪，将其团团围住。

这些人都是立花家的侍大将，出国之前，宗茂为他手下将近两百名侍大将每人定制了一套金色铠甲，作为立花家的战服。

这边的李家军一看，砍死了一个冒出了一群，当场就慌了神，这一慌就不得了了，一下子被对方做掉了好几人，连李如松的贴身亲信李连升（裨将），也惨死在了乱刀之中，而他本人的坐骑，以及弟弟李如梅的头盔，都被日军的铁炮打中，其中李如松的那匹马被一枪击中头部毙命沙场。

正在此时，整整四万日军开始渐渐围了上来，打算慢慢将李如松部包饺子，就在这生死一线性命攸关的时候，杨元来了。

杨元带着他的五千后援，虽然慢是慢了点，但总算是到了，而且到的正是时候。

大家都打得累了，日军虽说围着对手一阵好打，但打了一整天却也没能把人家怎么着，反倒自己焦头烂额，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都快到极限了。

而明军虽说顽强抵抗，可怎么说也算是被人埋伏围殴了一整天，基本上就快崩溃了。

所以，当小早川隆景他们看到杨元的时候，一下子惊呆了，误以为明军的大部队援军来了，李如松他们看到杨元的时候，则如同看到了亲人，一下子士气高涨，大有掉过头来反咬日本人一口的架势。

但终究是忍住了，他知道，这是咬不得的。

毕竟到底多少人，李如松自己还是心知肚明的。

于是，面对主动撤退的日军，李如松虚情假意地追击了一番，便迅速撤退了。

然而，他并没有就此消停下来。

在一个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李如松派出了一支敢死队，来到了汉城附近的龙山，一把火将日军的粮仓给烧了个精光。

结果是，小西行长等率部不得已退出了汉城，朝鲜的首都总算是光复了。

但日本人还在，这把火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似乎以后再也没什么机会这么干了。

而撤退后的小西行长，立刻率部牢牢地掌控了朝鲜半岛南部的土地，开始和李如松僵持起来。

这仗，在明朝方面，已经打不下去了。

要知道，从进入朝鲜之后的第一天起，明军的一切，包括军粮、军衣、武器、弹药等等，统统都由明朝政府买单，朝鲜人什么都不管，偶尔有了粮食，那也是卖给明朝军队，而且还是现钞经营，赊账免谈。

作为一支支援他国的兄弟部队，明军自然不能像日本人那样，看到粮食就抢，看到财物就夺，他们面对朝鲜人的粮摊儿布店，能做的除了乖乖付账之外还是乖乖付账，连讨价还价都不太可能，因为语言不通。

短短的几个月，李如松就已经花掉了几十万两白银，再这么弄下去，那估计就得砸锅卖铁了。

而且，因为李如松同志出身高级干部家庭，为人又比较叛逆，所以在朝中，特别是言官中的口碑相当的次，现在大家看到他在朝鲜花钱如流水，却依旧没能驱逐倭寇，顿时众言官纷纷提笔磨墨，递上一封封弹劾奏折，再加上朝鲜的柳成龙等人抱着“反正不是自己出兵，别人打死多少都随便”的心态，三番五次催促发兵，收复朝鲜其他失地，弄得李大人里外不是人，非常难堪。

同时，主和力量也应运而生，其中以兵部尚书石星为主的一群人，开始上奏万历帝，请求跟日议和。

万历表示同意，并且命令石星处理和谈相关事宜。

石部长则再次想到了沈惟敬。

此时的沈先生，已经在李如松的军营里，吃了有一段日子的牢饭了。

重见天日的他，又一次开始了自己的“外交生涯”，来到了小西行长的帐内。

行长看到沈惟敬，是非常高兴也非常兴奋的，他紧紧握着沈将军（沈惟敬被任命为游击将军）的手。

因为这仗，日本早就打不下去了，特别是小西行长，他所直辖的第一集团军，原来有一万八千七百人，可现如今，只剩下了六千五百人，减员几乎达到了三分之二，其他军团虽然没他减得那么厉害，但或多或少都有损失，况且在跟明军较量了数次之后，日军阵内普遍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有生之年只要明朝还罩着朝鲜，自己就别想再在这半岛的土地上前进一步了。倒也不是说明朝的军队有多么厉害，而是明朝的国力实在是太过于强大了，强大到无法测算的地步，如果跟这样的国家交战，那么耗光整个日本，也不见得能赢。

那就和谈吧。

文禄二年（公元1593年）三月，小西行长和沈惟敬达成了初步的共识——决定由沈惟敬亲自带领明朝使节团去一次日本，和丰臣秀吉面谈。

同年五月，沈惟敬漂洋过海来到了名护屋，见到了秀吉。

秀吉提出了七点要求：第一，迎娶明朝的公主做自己的妻子；第二，发展双边贸易；第三，明日两国永结同盟；第四，朝鲜南部土地割让给日本；第五，朝鲜送王子一名到日本作为人质；第六，日本方面释放被抓获扣押的朝鲜王公贵族；第七，朝鲜方面承诺永不背叛日本。

凭良心讲，这七条真的是很过分的，几乎是要把朝鲜灭国了。

而对于明朝，虽说是并没有什么过多的要求，通商也好，结盟也罢，都是正常的国与国的交往，但依然存在着一条比较无耻无理的，那就是要个明朝的公主做老婆——还不是大老婆。

堂堂大明公主岂能嫁给下邦做小？

所以，当秀吉当场一口气说完了这七条后，忐忑不安地看着对面的沈惟敬，等待着他的讨价还价甚至是杀价砍价。

但是沈惟敬做出了一个他做梦都没想到的举动——全盘答应，毫不犹豫。

答应之后，沈将军还当即表示，口说无凭，你先把你那七条给写在纸上，我回去给我们家皇上敲个图章，就算完事儿了，大家都太平了。

秀吉一愣：沈先生你刚才说啥？

于是沈惟敬又不厌其烦地重复了一遍：您把您那七条写纸上，我回去给我大明皇帝盖章，咱这就算完了，天下太平了。

秀吉傻了。

他没想到，真没想到，天朝使者居然全盘答应了他提出的所有条件，无论合理不合理，全部接受，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这……该不是在忽悠我吧？

恭喜你，答对了。

沈惟敬就是来忽悠的，当然，忽悠的对象，并非单单秀吉一人。

更要命的是，参与这次忽悠的，竟然也并非沈惟敬一人。

数日后，他拿着日本方面开出的条件，带着日本的使者，小西行长的家臣小西如安来到了北京，见到了此次议和的负责人，石星。

对于日本的条件，石星没看，因为沈惟敬没告诉他日本人提条件了，其实就说告诉了也没用，因为石星不懂日语，朝中也没人会日语，除了沈惟敬。所以这条件怎么说，还得由着他乱忽悠。

面对不远千万里来到北京的日本使臣小西如安，石部长没有任何多余的废话和好脸色，直接开出了三个条件：第一，日本人必须全部撤出朝鲜；第二，明朝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并且册封其他主要日本武将大名为明朝臣子；第三，日本必须答应永不侵犯朝鲜。

要说这条件也够厉害的，把日本在朝鲜厮杀了好几个月，丢下好几万条人命的奋斗成果一下子全给抹杀了，不过考虑到毕竟是谈判，所以石部长说完之后照惯例等着小西如安的讨价还价。

可结果没想到的是如安和沈惟敬在名护屋时的表现如出一辙，也当场将这三个条件全部给答应了下来，并且还告诉石星，自己连无条件的投降书都给带来了。

石星大惊，他压根就没料到事情居然能够如此顺利。在接过如安递来的降书仔细看了看后，发现内容并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石部长立刻一改刚才冷冰冰的态度，对如安表示，兄弟你先歇着，我呈报给皇上，结果不几天就能下来了。

如安拜谢而去。

石部长做梦都没想到，这份交给大明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日本国投降书，是沈惟敬先生自己手工制作的。

看到这里，是个人都该明白了，沈惟敬跟小西行长串通了。

同时就这么出现了以下几个疑问：首先，沈惟敬为何要代表明朝政府欺骗丰臣秀吉？其次，小西行长又为何要跟沈惟敬串通一气？第三，作为这场在外交史中被留下重重一笔的闹剧的两位主要参与者，他们莫非真的就不计后果吗？

还是老样子，一个个来看吧。

沈惟敬，肯定是收钱了。收的是小西行长的钱，反正行长有钱，给个千八百万的也不成大问题。收了钱，就要为客户服务，满足客户的需求。行长希望的是，沈惟敬能够成功忽悠丰臣秀吉，让他停止这场战争。

沈惟敬是个商人，主要游走于中日朝三国，现在这三个国家都陷入了战火，那还做个屁生意？

只有和平，才能赚钱。

更何况，如果他能成为让世界重归和平的头等功臣的话，那么必然会受到三国高层的青睐和重用，这显然有助于自己以后的挣大钱事业。

顺便一说，小西行长和他的第一集团军各将领，其实都是跟中朝两国有着密切贸易往来的诸侯，所以也都盼着早日能够恢复和平接着赚钱。

就这样，一场拼死吃河豚的大戏上演了。

不过数日，石星就把降书给送到了万历的面前。

没能看出真伪的朱翊钧也很高兴，高兴之余，他又问小西如安要日本方面准备接受册封的大名名单。

如安说，名单没带，忘家里了，现在让人给送来。

万历很宽容地表示可以等待，但是要求日本人从现在开始陆续撤出朝鲜。

于是，从文禄二年（公元1594年）起，日本开始不断从朝鲜撤军，但依然留下了九州出身的诸大名，如岛津义弘等人，牢牢地守住了南部地带。

对此，并没有任何人多说什么。

至于明朝方面，则表现得更加积极了，早在文禄二年（公元1593年）七月，双方还在试探性谈判的时候，李如松就奉诏撤兵回国了。

想想也正常，好心支援了别人一年多，买斤青菜都要付现钞，这种鬼地方谁爱待？

和平终于来了，虽然有些假冒伪劣的感觉，但终究是让人看到了和平的模样。

文禄五年，也就是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九月，在经历了两三年的休战后，明朝的使者终于来到了日本。

为首两人，一个什么也不知道，名叫杨方亨；另一个什么都知道，名叫沈惟敬。

对于他们的到来，秀吉着实非常高兴，他在大阪城内设下了豪宴款待来访使臣，宴会上，杨方亨将明朝赐给秀吉的锦袍玉带当场交给了秀吉，将会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按照日程安排，第二天便是正式册封。

秀吉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在他看来，自己的一切努力等待都没有白费，一旦到了明天，自己的侵略战争将被合法公认化，自己将名正言顺地拥有朝鲜南半部的土地。

虽然他还有一个疑问，按照小西行长他们的汇报，明朝方面将自己的七个条件全部都答应了，可为何明朝的公主这次没有来？

那当然是不会来了。

明朝方面，仅仅准备了册封秀吉为日本国王的诏书以及用来分发给诸大名的几十套明朝官服而已。

啥都不知道的杨方亨也很高兴，他意外地发现其实丰臣秀吉虽然脸长得跟传闻中一样，但性格却非常豪爽热情，看来明天的册封仪式一定会非常顺利的。

然而，沈惟敬却睡不着了。

三年来，他使足了劲，坑蒙拐骗，忽悠拖延，可都无济于事，这一天终究还是到来了。他知道，一旦到了明天的现场，他的这场惊天骗局将被彻底拆穿，等待自己的，将会是家破人亡。

同时辗转反侧的还有小西行长。

无论怎样，第二天的太阳终究还是和往常一样地升起了。

仪式上，秀吉本人自然不去说，连其他所有的陪坐大名，都穿上了明朝的官服，可见对此是极为重视的。

当念诏书的时候，大家都屏气凝听，心情异常激动，都觉得这次好歹也算是混出了个结果，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然而，心里想是这么想，耳朵里听到的却是：

“兹特封尔为日本国王，赐之诰命。于戏龙贲芝函，袭冠裳于海表，风行卉服，固藩卫于天朝，尔其念臣职之当修。恪循要束，感皇恩之已渥。无替款诚，祗服纶言，永尊声教。钦哉！”

读完了，就这些，什么明朝公主、朝鲜土地，统统没有。

秀吉怒了。

他当场就冲上前去，将诏书从奉命朗读的和尚手里一把抢过，然后将其扯烂，丢在地上，之后还觉得不过瘾，又踩上了几脚，并且发了话：“老子掌握日本，要当国王直接就能当了，还用得着他明朝来册封？”

大家一看情形不妙，连忙站起身来拉的拉劝的劝，就在这混乱的当口，有位大名将掉在地上的破诏书给捡了起来，偷偷地藏在了怀里。

此人名叫龟井兹矩。

也因为这个举动，使得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流传至今。

发完火，秀吉当即开始算账。

首先就是沈惟敬和杨方亨，看在是外国人的份上，将这两人一顿好骂，赶了出去。

可怜的杨方亨，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漂洋过海，莫名其妙地出国访问，现在又莫名其妙地被人给赶走了。

沈惟敬则心知肚明，他知道一旦回国，事情穿帮，自己就算是玩完了。

于是，他就近躲到了朝鲜。这样一来，身处国外，似乎就平安无事了——前提是万历帝不追究他。

那真的是不可能的。

得知了整件事情前因后果的万历，也是气得暴跳如雷拍桌子摔板凳的，当场下令立刻将国际大忽悠沈惟敬捉拿归案，严加处罚。

就这样，在朝鲜避风头的沈先生被人用绳子一套，拉回了国内，关进大牢。三年后，被处死。

同时遭到连累的还有石星。

虽然严格来讲，石部长其实也是受害人，可当时已经失去理智了的朱翊钧却非常偏执地认为他是忽悠同谋，也将其革职审查，最终他非常悲惨地死在了牢狱里。

话再说回大阪，这秀吉算账的第二个人，是小西行长。

正在火头上的他也没多作考虑，直接就下令将行长关入死牢，等待最后一刀。

好在行长平时虽然跟其他大名的关系还算一般般，但和前田利家却是走得非常近。于是，利家先是自己去求情，然后再找到了太阁夫人——北政所宁宁帮着一起说好话，这才算是不了了之。

前田利家是菅原道真的后裔，同时也是丰臣秀吉为数不多的好朋友之一，自年轻起两人就是至交，当年秀吉还是个给信长提鞋的穷小子，而利家则是尾张比较有名望的前田家四少爷，但即便如此，后者也并未看不起前者，仍是跟他走在一起，所以当前者飞黄腾达之后，也没忘记后者，不仅给了他百万石的领地，还依然把他当作自己的挚友。

一个老朋友，一个结发妻，这两人说的话秀吉多多少少还听得进去。就这样，小西行长总算是被留了一条命，但还是被狠狠地骂了一顿。

骂完之后，就是重新开战了。

庆长二年，也就是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正月，几乎还是原来的那几路人马，再度整兵渡海征讨朝鲜。

总人数号称十四万，至于真正的数字，其实也就七万多而已。

这是不难理解的，毕竟在之前数年里，派往朝鲜的诸大名几乎个个焦头烂额伤亡惨重，最要命的是，很多大名的战意也消减了不少。丰家面对这种情况，只能同意大家伙能少派点兵，每家派兵的数量分别在文禄之役的数量基础上减去三成到一半不等。

而作为战争发起者丰臣秀吉，对于战争已经不再那么热切关心了，这并不仅仅因为此时已陷入被动泥泽的日本军队，不再有文禄之役时的捷报连连，最主要的原因是——秀吉此时的健康状况已经非常差了，完全没有了之前的那个精力。

这场被称为庆长之役的战争和之前那场被叫做文禄之役的差不多，一开始仍旧是日本方面的一边倒，可怜的朝鲜眼看着又要再被灭一次，不得已，只能再向明朝发出了求援信。

明朝的回信很短，意思很简明：“宜自防，不得专恃天朝。”

李昖快绝望了。

这要真能自防早防了，还用来找你吗？

万般无奈之下，朝鲜方面再次向明朝发出了多次援救请求。估计也是被催烦了，三月，明朝方面正式派出了援军，第一批总数在三万人，于当年二月开赴朝鲜。具体安排如下：总兵麻贵率一万七千人驻守汉城；杨元率辽东骑兵三千人，驻守南原；陈愚忠率骑兵三千人，屯兵全州；吴惟忠率三千人进至忠州，与南原军互相呼应；茅国器率兵三千人屯星州，控制岛岭、秋风岭；之后还有几万人，为第二批援军。

战略思想很明确，第一批先固守要塞，等待第二批，第二批一到，正式开打。

不过日军显然没有任何配合这个战略的打算，六月，日本驻兵釜山，开始逼近梁山（朝鲜地名）、熊川；七月，又分两路，左军小西行长四万多人进攻全罗道要害南原，右军加藤清正三万余进攻全州。

与此相对应，南原守将杨元，手下三千。

全州守将陈愚忠，部下三千三。

这是怎么也不可能守得住的。

然而杨元依旧死守了南原数日，给予了日军相当重的打击，最后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只得只身逃出，余部全员战死。

至于陈愚忠，则完全和自己的名字相反，一点也不愚，更加不忠，一看到加藤清正的大军，立刻率部逃跑，毫无损失。

陆地上被人打了，海面上也同样输得很惨。

在巨济岛，朝鲜水军被藤堂高虎等人打得人死船沉，几乎全军覆没。主将元均也同时战死。

而此时此刻，朝鲜海军的灵魂人物李舜臣，正在扛长矛。

这主要是因为先前战死的那位元将军的功劳。

第十五章
明朝联军大反击

在之前的几年里，由于日本海军充分领教了李舜臣的威力，以至于在庆长之役开战之前，秀吉就决定想个什么法子把这位海军天才从地球上抹杀了。

明面的打仗是没希望的，背后的暗杀也是不靠谱的，想来想去，只有政治陷害这一条路了。好在千百年来，朝鲜跟中国学了那么久，富国强兵没学会，政治斗争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于是，日本方面故意放出风去，说加藤清正会在全罗道登陆，听闻此言的朝鲜宫廷立刻下令李舜臣出海阻击，打算将加藤清正消灭于大洋之上。

然而李舜臣拒绝了。

原因有二：首先，加藤清正部总共有三万多人，上千艘战舰，李舜臣不过几千人外加数百条破船；其次，李舜臣是学过算术的。

所以，抗命了。

这种行为是正确且勇敢的，后果却是严重的。

当时朝廷上下就哗然了，大家认为李舜臣胆子太大了，才打了几个胜仗就公然不把王命放在眼里，实在是有些嚣张过头，再加上一批被日本收买的朝鲜人在民间四处散布李舜臣勾结日本，拿了日本好处费之类的无聊谣言，所以，李昖打算将其罢官。

不过，很快就有一些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为首的正是元均。

元将军的意思是：罢官是不够的，处死还差不多。

估计李舜臣平时做人实在做得太失败，在这个节骨眼上居然没一个人站出来公开反对这个提议。

所以，他就这么被关入了死牢。

不幸中的万幸是，李舜臣依然有一个朋友。

他就是柳成龙。

在这最危险的关头，柳成龙站了出来，为自己的发小辩护并且奔走相告，总算是让李舜臣从死牢里给放了出来。

不过，死罪能免，活罪难逃。出狱后的李舜臣变成了一介白衣，也就是普通的长枪小兵，并且还有红头文件，明确规定此人“永不录用”。

现在，元均死了，朝鲜的海军基本算是完了，朝廷总算是想起了李舜臣，连忙又将他从小兵帐篷里给解放了出来，重新任命为节度使，并且将一支船队交付于他指挥，让他带领着这支队伍全权负责抵御日本从海洋而来的进攻。

用来抵御日本海军的船队，总共只有十二艘船。

我没骗你，真的只有这些，其他的都被元均给败光了。

纵然是李舜臣，也没办法了。

在扑灭了朝鲜水上力量后，日军转而将矛头对准了汉城，不过在麻贵、解生两人的拼死防卫下，总算是守住了朝鲜的首都。

差不多也就在这个时候，明朝方面的援军终于如数全员开到了。

总大将邢玠以下，共分三路：东军指挥，麻贵；西军指挥，刘铤；中军指挥，董一元。

简单介绍一下这四个人吧。

邢玠是时任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属于幕后指挥的级别，当时并不在朝鲜，对于不出场的人，我们就暂且忽略一下。

麻贵，大同人，回族，父亲麻禄，嘉靖年间的大同参将。他自年少参军，一路做到都指挥佥事，之后，又担任了大同的新堡参将。在此期间，发生了鞑靼入侵事件，边城山阴、怀柔等地相继如数被攻陷，唯独麻贵负责的右卫城丝毫不动，安然无恙，也因为此，战争一结束他便被提拔当上了副总兵。之后，他又相继担任了当时叛乱、入侵频发地区的宁夏以及大同的总兵。

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宁夏发生兵变，当地豪族哮拜起事作乱，时任宁夏总兵麻贵奉命出兵平叛，在那里，他碰上了一起来的李如松。

最后的结果是哮拜被两人联手打败，并且灭族。

从此，麻贵晋升到了“名将”的级别，而他们麻家，也成了赫赫有名的将门，跟李成梁的老李家被合称为“西麻东李”。

这次麻贵担任的职务是备倭总兵官，也就是三路大军的现场指挥总负责。

刘铤，南昌人，广东总兵刘显之子，自幼随父上战场，从缅甸一直打到贵州，被人称作刘大刀，作战时用一杆一百二十斤的镔铁大砍刀，根据史书记载，他能够拎着这杆大砍刀在马上“轮转如飞”。

这显然是夸张的修辞手法，事实上，刘铤之所以成了后世所称的“名将”，纯粹是因为这家伙运气好，死在了努尔哈赤的手里。偏偏明史是清朝人写的，清朝的史书自然要将自己的开山老祖努尔哈赤给尽量往高了抬，而抬高努尔哈赤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将栽在他手里的敌人也抬高一下。

最后一个董一元，虽然比起前面两人，名声方面是低了不少，但是能力却一点都不差。他也是将门之后，父亲董旸在嘉靖年间为宣府游击将军。当时，蒙古部族首领俺答进犯滴水崖，董旸力战至死，朝廷对其追赠嘉勉。其兄董一奎，曾任都督佥事，先后镇守山西、延绥、宁夏三省边防，以勇猛著称。

而对于董一元，世间普遍的评价是，不但勇猛不输给哥哥一奎，而且在谋略上更是远远地将其超越。

嘉靖年间，董一元任蓟镇游击将军。当时土蛮、黑石炭等部一万余骑兵进犯，总兵官胡镇率兵抵抗，董一元功劳最高，升任石门寨参将。

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董一元任辽东总兵。当时，蒙古部泰宁速把亥被官军杀死，他的次子把兔儿联合各部落声称要为父报仇，屡犯边疆，董一元率部在镇武设伏，击败了把兔儿，此战共歼灭敌军五百四十人，俘获骆驼马匹两千余，蒙古豪族伯言儿战死，把兔儿受伤逃亡。

万历帝闻后大喜，他亲自祭告郊庙，感谢他祖宗朱重八保佑他大明获得如此胜利，进封董一元为左都督，加封其太子太保衔，赐世袭本卫世指挥使。

然而，并不意味着这样就天下太平了，把兔儿虽然逃走，但本着一小撮境内外反动分裂分子毁我大明江山不死之心，依然在积蓄着力量准备下一步的反扑，对此，董一元决定先发制人。

当年冬天，董一元率领精兵踏冰渡河，直奔敌军老巢，过墨山时，天降大雪，大军急行四百里，三昼夜之后到达，斩首一百二十级，全师而还。

虽说人杀得不多，但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整个蒙古草原都震动了。

于是，原先跟着把兔儿一起作乱的各部落开始动摇，有的甚至主动要求和明朝重归于好，而把兔儿本人则彻底郁闷了，最后就这么郁郁而终。

值得一提的是，董一元当年曾任辽东总兵，任职期满后，万历找了一个人来继任他的位子，这个人便是李如松。

西麻也好，刘大刀也罢，说穿了纯粹是运气好，前者就压根没碰上几个能打的角色，所以不太打败仗，后者虽然碰上能打的还被人打死了，可人家偏偏喜欢抬高对手，因此，也就出现什么一百二十斤轮转如飞之类的了。

真正那个能打的，还真就运气不好了，碰上了更加能打的，一仗战败从此被掩埋在了历史的黄尘之中。

刚才的那三位是陆军三路指挥，接下来再说说大明海军。

鉴于朝鲜海军已经处在了名存实亡的状态，所以明朝政府决定加派海军部队开赴朝鲜。海军为首将领有两个，一个叫陈璘，另一个叫做邓子龙。

陈璘，广东人，性贪爱财，凡经手军饷经费一定要扒去一层，不然晚上睡不着觉。

就是这么一个人，偏偏军事天分相当高，从陆地到海上，从山贼到倭寇，就没有他打不过的，但是因为品行很差，还不会说官话（陈璘说的是一口当时很少有人能听明白的广东方言），所以升官升得很慢，因为无法沟通，这次实在是因为朝鲜情况紧急，不得已才任命他为明朝海军总司令。

至于邓子龙，则完全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大爷，他是江西人，出国参战的时候已经六十八岁了。他从一名普通的小校做起，多年来，奔波于广东、云南、缅甸、福建，东征西讨，战斗经验丰富，而且人品很好，待人宽厚，不搞歪门邪道，什么贪污军饷、克扣钱粮之类的事，在邓子龙这里是听都没有听说过。

总的来说，这两人给人的印象是截然相反的，陈璘就好比弄堂里面整天不务正业偷鸡摸狗的中年二流子，而邓子龙就是那个见谁有难都会帮一把的邻家大爷。

这是一个是人看了都会顿感不可思议的组合，却也是一个相当无敌的组合。

庆长二年（公元1597年），上述的几位将领率七万余人再次开赴朝鲜。

出发之前，麻贵特地交代陈璘，告诉他大明的海军并没有固定的目标，只要率领舰队游荡在大洋之上，看到日本船只直接击沉就可以了。

于是，陈璘从海军指挥摇身一变成为了朝鲜海域的海贼王，但凡过往船只就没有他不抢的，有时候甚至连朝鲜的商船队伍他也要上去揩一把油。

而此时的李舜臣，又开始奋斗了起来。他带着被元均基本败光了的朝鲜海军，在鸣梁大破藤堂高虎的舰队，并且和陈璘联手，共同打击日军的补给线，展开了海上的封锁。

与此同时，各地的朝鲜义军、正规军再度活跃起来，纷纷和明军联手，共同打击侵略者，而在规模上，朝鲜义军有了相当的长进，比起之前文禄之役几百数千的小打小闹来，在庆长之役后期，义军基本动辄就能达到万人，可谓是形势一片大好。

而日本人那边的日子，则比较难过了。

这批五年前意气风发渡海出国的二世祖军团，现在早已没了当年的豪气。继续进攻，那是没的可能，要想撤退，却又因没有命令而不敢擅专，更何况海上还有明、朝联军的封锁。

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固守，或者说死守现有的领地，拖上一天是一天。

于是，日本人开始在朝鲜大肆修山寨，造城池，加强防御以备不测，并且将自己的三路大军布成一个品字形阵线，以便互相呼应。

当然，麻贵并不打算坐视不管。

庆长二年（公元1597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还处在修建中的蔚山城，突然迎来了以麻贵、权慄（朝鲜元帅）为首的将近六万明、朝联军。

这些人是来攻城的。

蔚山城，建造于蔚山之上，而蔚山，是釜山的最后屏障，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交通便利且可直达大海，一旦被人攻下，则意味着日军的后勤保障乃至回国退路被全部切断。

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原本负责防守蔚山的两名主要日军将领——加藤清正和毛利秀元都不在现场，清正在离城不远的西生浦，秀元则去了釜山。

留在蔚山的，只有浅野长政为首的一万人。

二十二日，明军先头一千余人进行了突袭，日军措手不及，慌乱之中，毛利家家臣冷泉元满、阿曾沼元秀等人先后战死。

闻讯赶来的浅野长政立刻发兵追击，但是却中了对方的埋伏，一阵乱斗之后，日军损失五百余人，浅野率部退入城内龟缩不出。

同时，两国联军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蔚山城的三面包围。

好在这时候，总指挥加藤清正迅速从西生浦结束了出差工作赶到了城里，开始带领大家一起抵御来攻的两国联军。

二十四日，联军开始攻城，但是日军依托要塞和险要地形，利用铁炮将来攻之敌如数击退。

二十五日，明军休息，本来朝军也是休息的，但是朝鲜大将扬元对着元帅权慄大声疾呼道：“明国人虽然休息，但是我们朝鲜人绝不休息！”

被感动了的权慄当即下令，由朝鲜人单独攻城。

于是，朝鲜人爬山，日本人打枪，明朝人围观。

结果是，一阵铁炮，朝鲜军争先恐后地逃下了山，开始和明军一起休息了起来。

二十六日，风雨大作，联军本着大无畏的精神顶风作战，但依旧无果。

二十七日，这一天虽然战场上依旧没有结果，但是麻贵想出了一个绝好的主意，那就是火攻，并且当下就准备齐全了各种可燃物，准备在第二天放火烧山。

但第二天却是大雨倾盆，放火计划顿时成了泡影。无奈之下，麻贵终于顿悟出了一条新计谋：既然打不死你，干吗不困死你？

连续做了快一个星期的无用功，麻将军的脑子总算是开窍了。

之前我们就提过，蔚山城还处在修建中，换言之，这就是一座烂尾楼工程，防御效果已经打上了一个折扣，而且，此刻城内的物资也极其匮乏，粮食暂且不提，都十二月末的大冬天了，炭薪、棉衣却是异常缺乏，甚至连饮水都严重不足，所以城池被攻破，那本身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对此，明军主将麻贵主动派使者前去谈判，要求加藤清正主动投降，只要交出城池，可以既往不咎，并且让全城大小安全地回日本。

当两名使者来到城内见到清正后，清正对于投降一事表示要考虑考虑，接着他又提出，希望能够先交换俘虏。

对于清正的提议，麻贵明确回答不行，并且认为是多此一举——你只要投降了，明朝的俘虏你自然要放，日本的俘虏留在我这儿当然也没用啊。

但是加藤清正似乎特别执著于俘虏一事，他三番五次地要求先交换俘虏，然后再投降，还强调说这是原则问题，违反原则的事情他是不会做的。

就这么来来回回地拉锯了好几次，麻贵又明白过来了，他们是在拖时间。

可还是慢了半拍。

庆长三年（公元1598年）一月三日，从西生浦来的日本援军终于出现了。分别由锅岛直茂盛、黑田长政、加藤嘉明、毛利秀元、长宗我部元亲等共率一万三千人马分四路从水陆两道开来。

元月初四，联军开始撤退。

这真的是一个很莫名的行为。毕竟日本人里外加起来不过两万余，而明、朝联军的人数至少仍在五万之上，这种情况下跑什么？

但还真就有人下命令让撤了，这个人叫做杨镐。

杨镐，河南人，万历年进士。他当时的职务，说得官方一点，叫做右佥都御史，说得白话一点，其实就是明朝援军的现场副指挥。名义上是麻贵的下级，但实际上，因为杨镐是文职，依照明律文高武一等，所以，他就是名誉总指挥。

在不久之前，杨镐还在蒙古打了个败仗，这次被派到朝鲜是戴罪立功来了。

可惜因为能力有限，所以功还没立，又戴上了新罪。

杨镐撤退的原因是因为他害怕日本援军将自己退路截断，然后两面夹击把自己歼灭。

其实他并不知道援军到底有多少人，只是看到了又是马又是船的，心理上退缩了。

这一退缩，就把原本的胜仗变成了败仗。

本来麻贵心里也不踏实，一看杨镐下令撤退，也顺坡下驴地开始具体安排起撤退计划了。

计划比较简单，明军分四路先后撤退，动作越快越好。

但是刚刚起步没走了多少路，日军就追过来了。

带头的是毛利家家臣吉川广家，小早川隆景的哥哥，战国名家吉川元春的儿子。

杨镐见状，立刻改变了行动模式，将原本的撤退模式自行转换为逃跑模式。

这下算是坏事儿了。

领导一跑，属下自然责无旁贷，纷纷效仿，终于，将原本唾手可得的胜利转化为了集体逃亡。

而日军方面自然也毫不客气，从一开始的吉田广家，到之后的黑田长政、锅岛直茂，都纷纷加入了追杀行列，到最后连原本被打得缩在城里伸头喘气都不敢的加藤清正，也带兵出来过了一把乘胜追击的瘾。

最终，明军大败，幸亏游击将军茅国器等人拼死殿后，才不至于全军覆没，但也造成了丧师万余的严重后果，根据日本方面首实检的报告来看，被割下头颅的联军共有一万零三百八十六人。

所谓首实检，就是日本人在打完仗后统计砍下敌军的人头数，因为战国时代，武士根据军功得领地或赏钱，而那军功，就是指你在战场上砍了多少人。

一般来讲，这种统计比较严谨——毕竟这世上并不存在心甘情愿给部下涨工资的领导。

战后，杨镐被众言官结结实实地参上了一本，然后万历下令撤销其在朝职务并且立刻回国。

接着，麻贵开始收拢残部，并且要求朝廷增援。

万历表示同意，于是，在朝明军达到了十万余。

这里需要说一下的是明军的人数。

关于这场援朝战争，明朝方面到底出动了多少人，历来众说纷纭，之前的文禄之役倒还好，基本上意见比较统一，总人数以李如松为首的四五万人，但后来的庆长之役就不同了，从五六万到七八万，一直到十五、二十万的说法都有。

根据最为正统的《明史》记载，明军在庆长之役中所派遣的人数基本上为八万。

但是，最正统的不见得就是最精确的。

《明史》这部史书，相对来说确实是比较严谨正统，这个没错，但问题是先天不足。因为清朝在修编此书之前，恰逢爆发了一系列的文字狱事件，使得大量的关于明朝的文献记录资料被销毁，所以在一些数字细节上，往往会出现或多或少的误差，此外，清朝的史学界虽然习惯通过抬敌人来达到抬自己的目的，但更多的则充斥着对前朝的人为贬低。整部《明史》中，贬低明朝国力的文字比比皆是，有意压低明朝军力财力的痕迹也不少见，所以，对于这八万人的数字，多半是缩水的。

实际上，关于赴朝的人数，在当时的朝鲜以及明朝都有记录，比如朝鲜的《宣祖实录》《神宗实录》《肃宗实录》《光海君日记》等书以及明朝的皇明经世文编等。根据这些史料，我们可以得出明朝先后两次出兵朝鲜的总人数为十六万五千人左右，去除文禄之役的那四五万人，剩下的就是庆长之役的参战人数，基本在十二三万上下。

援军到手之后，麻贵再次作出了部署。

东路军，明军两万四千，将领麻贵，朝鲜军五千五百，将领金应瑞，目标仍旧是蔚山。

西路军，明军两万一千九百人，将领刘铤，朝鲜军五千九百二十八人，将领权慄，目标顺天。

此外，为了配合陆军顺利拿下要塞顺天，麻贵还安排了联军水师协同作战，由陈璘带一万九千四百人和李舜臣的七千三百二十八人一起，水陆两道一起夹击顺天。

最后是中路军，由董一元率领的四万五千人外带朝鲜军队四千两百六十人，目标是泗川。

单从陆地上来看，泗川的战略位置最重要，一旦被攻下，那么蔚山和顺天两处的日军将被隔开，彼此不能呼应，联军也能顺顺当当地将其各个击破。因此，明军的中路军不但人数最多，指挥官也是最强的。

九月，大明左中右三路大军正式出征。

相比之下，日军在人数上占了很大的劣势，东面的蔚山城和西生浦城由加藤清正、黑田长政等人防守，人数在三万左右；而在釜山的基地，则停留着石田三成直辖的五百艘输送船；水军基地巨济的防务，则毫无疑问由九鬼嘉隆为首的一干人等来承担，他们的总人数大约在八千；西面的顺天光阳，屯守着小西行长、细川忠兴、大村喜前等一万三千人左右；至于中路要点泗川，只有岛津义弘的七千人。

事到如今，大家都已明白，这是最后的决战了。

对于明朝来说，胜，则能将侵略者一举赶走；败，则还得接着耗下去。

对于日本来说，胜，便有希望能活着离开这让他们做了整整六年噩梦的半岛；一旦失败，这噩梦之地，终将成为他们的坟墓。

正当双方鼓足了精神，做好了准备即将拼命的时候，日本的使者却出现在了朝鲜。

他们的主要目的只有一个——极力求和，万一求和不成，则准备全线撤退。

这是德川家康和石田三成的命令。

秀吉死了。

当年八月十八日，太阁丰臣秀吉病逝于伏见城，享年63岁。

早在数年前，秀吉就已经出现了浑身疼痛等症状，并且食欲消减，身体日渐消瘦，一直到庆长三年（公元1598年）春，病情突然开始恶化，短短数月，便已经到了食物不能下咽，腹部剧烈疼痛的痛苦境地。即便汇集了天下的名医为其诊断看病，却也毫无效果，就这样一直到死。

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秀吉将前田利家、毛利辉元、上杉景胜、德川家康和宇喜多秀家五人叫到病床跟前，一一嘱托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效忠自己尚且年幼的儿子丰臣秀赖。

尽管秀吉要这些人又是写保证书又是起血盟的，态度非常强硬，但口气却是非常柔和，让人感觉到的丝毫不是什么命令，而是一个临死的老人在哀求着什么。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照顾秀赖，他还小。真的，拜托了，拜托了。”

这大概就是父亲吧。

之后，秀吉又决定，由德川家康担任秀赖的监护人。

安排了一切之后，他离开了人世，这个对他来说如同一场短暂的梦的世界。

“朝露消逝似我身，世事已成梦中梦。”

从一介农民出身，从为信长提鞋送饭开始，他每走一步靠的都是自己的努力，没有背景，没有后台，甚至在一开始连朋友都没有，但是他依旧做到了绝大多数人都无法做到的事情，他用自己的手亲自终结了百年的战乱。

这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一代豪杰。

而作为新一代日本领导人丰臣秀赖的监护人，德川家康首先意识到的一件事是，属于自己的时代终于降临了。

接下来，家康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在秀吉的遗命中，对于滞留朝鲜拼死拼活的那几万人马的处理，连一个字都没有提到。

当时他就郁闷了。

怎么说也是几万条人命，如果放任不管，恐怕没多久就都得陪着秀吉一起上天入地了。

在这时候再指责秀吉没头脑也无济于事，万般无奈之下，他找来了丰臣政权吏僚派首领石田三成商量对策。

三成倒是异常冷静，他平淡地看着来访的家康，然后等着他说明了来意。

接着，三成说了一句让家康怎么都没有想到的话。

“我已经派人以大人和我的名义去了朝鲜，要求各大名准备撤退，所以请内府（家康官居内大臣）尽管放心，不出两个月，大家就都能回来了。”

实际上，三成早在秀吉病危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起了朝鲜滞留军队的撤退事宜，当家康上门拜访的时候，其实他连船只都已经预备妥当了。

这确实是一个内政后勤的天才。

当然，秀吉的死，对于明、朝两国是要保密的。为了防止间谍作乱，即便在日本，也是秘不发丧的。至于朝鲜方面，也就通知了少数几个大名而已。

最先知道的，是泗川守将岛津义弘。

前来报信的，是岛津家家臣新纳武藏守忠元。

他同时带来的还有另外一个坏消息，那就是岛津家留在国内处理藩务的前大名义弘的哥哥义久，拒绝了自己的弟弟数月前所提出的援军请求。

换句话讲，岛津义弘将以七千寡兵抵抗数量高达五万的联军。

知道了这颇具悲剧性的现状后，义弘只是微微一笑，什么也没说。

他不害怕也没必要害怕，对于他来讲，无论是秀吉之死还是求援被拒，都是意料中的事情。

他需要做的，只要将对手打败即可，就这么简单。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天赋，有的人是天生的木匠，有的人是天生的水管工人，而岛津义弘的天赋，就是打仗。

他是一个天生的军人。

第十六章
决战泗川

岛津义弘，天文四年（公元1535年）七月出生于日本的萨摩国（今鹿儿岛县），岛津贵久次子，自幼由其祖父，被誉为萨摩岛津中兴之祖的岛津日新斋抚育长大，他的祖父对其评价是：三州（萨摩、大隅、日向三国）最为勇猛善战之人。

萨摩这个地方，自古就比较特殊，那里民风彪悍，虽不怎么产粮食，但却盛产一种叫隼人的族群，这个民族说斯文点叫尚武，说直白点就是打仗不要命，被西洋人誉为“东洋斯巴达”。

再说在岛津义弘年轻时代的萨摩，虽然名义是归岛津家统治，但是底下的一些豪族却经常叛乱，并且联合附近的一些大名如日向（今宫崎县）的伊东家、大隅（今鹿儿岛县东部）的肝付家一起策动针对岛津家的叛乱。

所以自二十岁起，义弘就跟随着他的父兄一起踏上了战场。

话说这家伙打仗的特点是，他什么仗都敢打，对手是谁他都无所谓，只要站在他对面就照着往死里打；而且也不管敌我双方人数差距，只要手头上有几个人，就敢带着往敌阵里冲。

永禄十二年（公元1569年），相良家猛将赤池长任率五千四百人进犯萨摩，当时负责防守的岛津义弘二话没说，带了三百人就杀了过去，两军在堂之崎的地方展开了野战，在激战了数小时后，虽说义弘因人数实在太少而败退，但敌将长任本人也被打伤，更倒霉的是，第二年他就因伤势恶化而离开了人间。

元龟三年（公元1572年），伊东家和相良家组成了三千多人的联合军，向义弘的居城加久藤城袭来，这一次义弘又只带了三百人便出战了，并且以对手十分之一不到的兵力在木崎原（今宫崎县内）向敌军发动了四面攻击，并且取得了歼敌八百人的大胜，在这场战役中，伊东家当家大名伊东佑安以及他儿子伊东佑次先后战死。从此，被誉为南九州豪强的伊东家一蹶不振，最终走向了灭亡。

在这么一位猛人的带领下，萨摩人一发不可收拾，越打越猛，先后吞并了日向的伊东、大隅的肝付，并且接连将当时九州最豪强的两家大名——龙造寺家和大友家打得连头都抬不起来。可以说，在当时除了几百对几万这种必输的战役，义弘基本上就没有被任何人给打败过，实在是有些打遍九州无敌手的倾向。

然而，在还差一口气就能吞并全九州的时候，丰臣秀吉出现了。

天正十五年（公元1587年），目标一统日本的秀吉率大军征讨九州，在将近二十万人马的大举进犯下，即便是“东洋斯巴达”的萨摩人也不得不为了存活而屈膝。

投降后的岛津家，并没有完完全全地从心里臣服这个新政权，天正二十年（公元1592年），义弘的弟弟岛津岁久手下家臣梅北国兼发动叛乱，虽然不久之后就被镇压，但作为连带，岁久本人也被迫切腹。

也因为此，才导致了岛津义弘迟迟没有跟随大部队一起赶赴朝鲜。

作为“文禄第一迟到部队”的岛津家，到达朝鲜之后，除了跟福岛正则一起联手打退过一次李舜臣的进攻外，基本上就再也没什么大的动静了，一直平平安安地固守泗川，日子过得非常舒坦。岛津义弘甚至还养了七只猫作为自己的宠物，以此来打发无聊的时光。

顺便一说，为了纪念这七只在朝鲜陪伴自己度过多年的宠物，战后岛津义弘在萨摩建立了一座猫神社，这也是日本现存的唯一的猫大神神社。

当得知秀吉去世以及援军无望的消息后，义弘下令开会，以听取大家的意见。

会上，他的侄子岛津丰久首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的意见比较简单，概括起来一句话：趁现在赶紧走人。

理由也很明确，秀吉一死，联军必然蜂拥而来，自己这边又没有后援，单凭七千人根本不足以抵挡对方的五六万大军，要想保存岛津家实力的话，唯独趁着其他日军部队还没反应过来的当儿，率先逃跑。

这个办法虽然无耻了一点，但在当时看来，似乎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所以丰久说完之后，倒也一时间没有什么反对意见。

义弘本人先微微点了点头，然后开了口：“这样是不行的。”

丰久立刻反问伯父为何不行。

“使者接到了消息便立刻赶来了，算是快的吧？可是也最多比别家的使者要快个两三天。换句话说，不出两三天，太阁去世的消息便会让所有出征将士知道，若是人人都和你这样，一得到消息便争先恐后地赶回家，那就要大乱了。要是这里的住民再趁机蜂拥而起趁火打劫一下，便立刻会让军队陷入一片混乱中吧？这样的情况一旦让敌人看到攻了过来，只怕全军都要化作齑粉，一个人也别想安全回家了……”

权衡完利弊之后，义弘接着开始说起了逃跑的坏处：“若是先行逃走，那么萨摩四百年的武名便会威名扫地，卑怯者的帽子将会扣在我们头上千秋万载，变成这样的话就算保住了家业性命又能如何呢？若是为了大局，即便舍弃了我们这六七千人的性命，萨摩的威名却将会流芳百世，传颂于天下，这便是战国的武士，不是吗？”

最后，义弘又开始简单分析起了战况然后给予大家信心：“尽管对方是我们的数倍，但只要我们在作战的时候远远地观望敌人的布阵是否有空隙，然后如同风一般向着空隙猛攻……这场战役不见得会是一场一面倒的战斗，看着吧，我也有我的办法。”

要说领导不愧是领导，一席话说完，再也没人提有异议，大家纷纷表示，愿意留下来跟董一元大军决一死战。

统一了思想之后，义弘开始部署作战计划。

第一步是情报。敌军的大致人数虽然已经知道，但是具体由谁带队，装备如何，敌军的辎重情况怎样，都必须要一一查明，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不过现在这个样子要想得知对方的情报无疑是难于上青天的。为此，萨摩人绞尽脑汁，对住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行动，费尽口舌，散尽钱财，对于那些因为战火而失去了家园田地，本身又没有什么谋生手段，而希望战后移民萨摩的要求，也一一答应了下来。

如此一来，得到的情报准确率便能大大保证，不过仍然有一个致命伤，那就是时间。从泗川到汉城的距离几乎是整个半岛的一半，在敌军的势力范围内运送情报不但耗精力，更花时间，有时候与其说是在打探情报还不如说是在等待情报。

就在岛津义弘等待情报的时候，刘铤赶到顺天了，同时到达的，还有海上的陈璘和李舜臣。

一时间，腹背受敌的小西行长陷入了山穷水尽的局面，特别是李舜臣和陈璘的水军，更是如同吃了兴奋剂一般，对着顺天城连续猛攻了三天三夜，然而就在顺天眼看要陷落的时候，刘铤的军队突然原地不动了。

缓过一口气来的小西行长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对着联军的水上力量发起反攻，一时间海军伤亡惨重，损失了将近四十艘战船，连陈璘都被炮火打成了重伤。

还在大家纳闷的时候，刘大刀再次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他撤退了。

李舜臣一时没明白，这一切的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其实也没什么玄幻的地方，只是刘铤跟小西行长串通了一回而已。

要说小西行长在打仗方面虽然是一桶糨糊，但在搞关系通路子这种事情上，却是一个十足的天才。

他以一个商人的天分，一眼就看出了刘铤的弱点——既然是作为援军而来，那么本身就不会带着多大的热情，若是给予其利益，必然会转换立场。

要说也是，自明军入朝以来，买包花生米都得给现钞，换谁谁都不会有热情。

于是，行长从一开始就投其所好，送其所要，赠与了刘铤大量的金钱，充分展现了其怀柔的一面。至于刘铤，则照单全收，发展到最后，用书上的话来讲，就变成了“索贿”，也就是主动伸手问行长要钱。

当然，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是千百年来不变的真理。刘大刀为人品质还是相当过硬的，并没有出现什么黑吃黑之类的不愉快情况，他拿了钱之后，立刻答应对方，在必要的时候，给予一条生路。

所以，刘铤发了，行长活了，陈璘差点被打死，李舜臣险些被气死。

至于攻城部队，只能一度暂且撤退。

同年九月下旬，麻贵也赶到了自己的目的地：蔚山城。

故地重游的他没有二话，直接下令将城给团团围了起来，而加藤清正也非常配合地紧缩在城内，就这样双方一个围一个缩，一时间除了干耗着之外什么也做不成。

就在东面耗西面闹的关头，中路军董一元终于缓缓登场了。十月，他的大军到达了晋州。

正所谓最强的通常都在最后，对于两边来讲都是一样的。

晋州在朝鲜半岛南内陆六里地左右，作为庆尚道的都市，是农业和商业都非常发达的地方经济中心。此地东联蔚山，西通顺天，北达汉城，实属军事重镇。而在晋州的背后，便是岛津义弘所建造的泗川城。

泗川工程分两期，一期工程叫泗川老城，二期工程叫泗川新城。

晋州一旦失守，暂且不说汉城顺天，光是岛津义弘的大本营泗川，就算得上是岌岌可危了。

所以董一元在到达晋州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便做好了战斗准备。

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当联军浩浩荡荡开到城下时，迎接他们的并非是日军的火炮箭矢，而是一群朝鲜的百姓，以及一桌桌饭菜酒肴。

董一元有点莫名其妙。

按说打仗不是请客吃饭，这样子算是怎么回事儿？投降？示好？

还没等他弄明白，一位朝鲜老大爷已经颤颤巍巍地走向前来，说道：“我们自己人的军队终于来了，倭人真的是太可怕了，杀烧劫掠无恶不作，现在正在距这里不远处的泗川城内严阵以待，我们多亏了你们，才终于被解救了出来，这里也没什么好东西，无论如何请各位吃点，解解远征的疲劳吧！”

赶了那么多路，正是肚子饿的时候，现在的酒菜算是来得恰好。

一阵风卷残云后，董一元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晋州城内，还有多少军粮？”

事实上，中路军虽然人数最多，但是带的粮食却很少，按照董一元原本的计划，是拿下晋州城之后，将城内的余粮如数充为自己的军粮，然后再像麻贵围蔚山一样将岛津义弘给围死，这样一来既节约了战斗成本，又免去了从后方运输的时间，可谓是一举两得。

当然，正所谓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那位朝鲜大爷面露难色地表示，晋州城内的粮食早就被岛津义弘给运走了，所剩下的不过寥寥几百石而已。

看着董一元犯难，老大爷又不失时机地透露了一个秘密。晋州城外有一条南江（今吉湖江），顺流直下不过数里，就是泗川老城，那里有一个日本人的粮仓，里面粮食的总数，至少有那么一万石。

联军众将士听闻后立刻眼露喜色，董一元也当即下令，全军加快步伐，先夺粮仓，再图泗川。

他被坑了。

百姓代表也好，放弃晋州城不战而退也好，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岛津义弘作战计划中的一部分，作战计划的官方称谓叫做“钓野伏”。

钓野伏，是一种以少胜多的战术方法，简单来说，就是将兵力分成三部分，一部分作为诱饵，引诱敌人至指定地点，这个叫做“钓”；另外两部分分别埋伏在指定地点的左右，等对方到了，再从两侧突袭，这个叫做“野伏”。

长年以来，义弘正是用此战术，才在整个九州岛屡战屡胜，先后数次以寡胜众，立下赫赫战功的。

然而，由于人数、地理环境以及时机运气等方面的限制，钓野伏真正实行起来是相当困难的，而在战国时代的日本，能够成功实施该华丽战术的，除了岛津没有第二家。换言之，这是萨摩岛津的家传绝学。

为了保证计划万无一失，顺利将敌军钓过来，岛津义弘在诱饵的准备方面，做了慎重的考虑。

首先就是那座位于泗川老城附近的粮仓。

他知道，缺乏军粮的董一元一定会先奔着那里而来的。

但是仅这一点还不够，因为岛津义弘并不准备在粮仓前跟对手决战，他心中真正希望的决战地点，是泗川新城，也就是他的大本营，至于那一万石粮食，当然也是绝对不能留给董一元他们的。

所以必须再要一支诱饵部队，将敌人给引到泗川新城跟前来，顺便再把粮仓给烧了。

这听起来实在有些天方夜谭。

因为该部队的工作内容，就是要随着敌人的行动进行挑衅，并要一时拖住敌人，以便本阵的岛津义弘进行最后的备战工作，可又不能像敢死队般拼命，不仅如此，那堆让对方盼望已久的粮食虽说一定要烧毁，可是又不能过早地动手，不然会让敌人过早地失去目标，便不能圆满地完成引诱工作，必须要等到引诱任务圆满完成，主力部队随时能够出击有效打击敌人的时候，再把粮食烧毁然后自己撤退……

这种需要左右兼顾的事情，暂且不说难度系数大，就算真的做完了，能不能活着回来也是一说。

可不做又不行。

所以，担当此次重任的，势必是要万里挑一的猛人。

好在萨摩什么都缺，就是不缺猛人。

猛人的名字叫做川上忠实。

忠实所在的川上家族，是岛津家族的旁支。岛津义久和义弘的父亲贵久，在正式成为萨摩大隅两国的主人之前，是串木野地方方圆三十町步（一町步为9917平方米）的小豪族。而忠实的父亲忠克，一开始是从属于萨州岛津家（贵久是伊作岛津家的）的岛津实久。在天文八年（公元1539年）贵久起兵征服萨摩大隅的时候归顺，一度曾被流放，不久又被召回，成了贵久以及下一代领主义久的家臣。

忠实作为其子，年少的时候就以武勇而闻名，在岛津家对筑紫家的征战中屡屡立功，深得义弘的信任。

这次义弘给了他八百人。

最后能有多少生还的，谁也不知道。

数日后，联军杀至泗川老城下，先头部队是在第一次蔚山战役中担任殿后的强人茅国器、原李如松手下亲将的猛人李宁以及所率兵马一万余人。

两位将领到达之后的第一件事，是寻找泗川老城在哪儿。

因为根据情报，粮仓在泗川老城的附近，所以要找粮仓，就必须先要找城，可两人瞪着眼珠子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地看了好几圈，都没有发现能被称作“城”的建筑物。

最后，在当地群众的热心指点下，他们眯着眼睛，总算在一座小山上看见了一个几乎是贴在上面的小寨子，接着被告之，这就是泗川城。

面对如此小山寨，两人没有二话，立刻下令开始爬山。

一直爬到半山腰，都没有任何动静，正当大家以为这是晋州二号的时候，抬头看到了等候已久的川上忠实部，以及八百杆随时准备发射的铁炮。

一声令下，顿时枪声大作。

随之而起的是痛苦的悲鸣声和倒地声。

被如此恐怖的手段突然袭击，顷刻之间便有人萌生退意，转身而逃的和后面冲上来的，发生了冲突，互相践踏，一时间，发生了大混乱。

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第二轮的射击又开始了。

在过去的文禄之役中，能够让日本人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大肆蹂躏朝鲜的主要原因，除了朝鲜军队本身实在太弱之外，武器装备的差距也是一个，特别是在火器方面。

朝鲜人几乎没怎么见到过这种武器，在最初和日本人的对战中，被这种一击便能毙命的威力，吓得直接丧失了战斗的意志。

在此之后，尽管明朝军队介入了战争，保持了战斗力上的对等甚至是优势，不过在铁炮方面，远道而来的明朝人尽管在本国拥有与日本不相上下的技术，却并不具备得心应手的运输能力，况且朝鲜的铁炮技术几乎是零，所以大明王朝的将军们经常会为火力不足而感到苦恼。

一方面，萨摩岛津的铁炮技术在日本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甚至稳坐头把交椅。

这主要还是得归功于一代海贼王王直带过来的那两杆火绳枪。

作为日本铁炮元祖的萨摩来说，对于这种新式武器的重视程度更是较他人之特别，虽说对于铁炮在战争中的活用，当属织田信长最为有名，可事实上岛津在此方面下的工夫一点也不逊色，之所以没有被如信长般的广为宣传，只是因为他们不过是西南边角的一介乡下大名。

在战国时代，许多以统一天下为志的大名，对于从西洋而来的铁炮，始终保持着一种“火枪是暗器”，以及“以光明正大决战为荣，以施展暗器坑人为耻”的认识，坚持使用以长枪足轻为主的战法。而岛津家从一开始就完全没有这种偏见，主将义弘之下，各部部将经常保持着一定数量的铁炮装备，在战场上发挥着作用。

顺道一提，根据当年的一份调查显示，仅萨摩一国的铁炮装备数量，就已经超过了大洋彼岸的英国全国。

现在防守泗川老城的川上军，拥有着将近千挺铁炮，面对来犯的大军，毫不犹豫地以惊人的命中率予以打击，明、朝两国联军的铠甲多半都是皮革或者布制成，对于子弹的防御效果非常不理想，死伤者大批出现，前线一片混乱。

与此同时川上忠实还准备了更加彪悍的武器——地雷。

在一阵爆炸声和火海中，头顶花生米脚踏地雷的联军终于扛不住了，不得已撤下了山去。

在山下等待他们的，是怒火冲天的董一元。

一顿劈头盖脸的乱骂之后，他下令重整队伍，接着进攻。

由于萨摩人的反攻过于猛烈，使得不少联军士兵四下逃散开来，要将这些人给重新聚拢，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一直搞到次日晚上，才算基本整队完毕。

第二次攻击较之上次有了长足的进步，这都是董一元的功劳。

他下令，先由弓箭手整齐推进，到达射程内后，集体放箭。

就这样，万余支利箭齐刷刷地飞上天，划过长空，描绘出一条条绝美的抛物线后，落向了目标。并且，还有为数不多的铁炮队进行相应的辅助射击。

对此，川上军不得已退入工事做起了缩头乌龟。

尽管他们有铁炮，可在那个年头，铁炮的有效射程还不如弓箭。

不过川上忠实并不在乎，反正你再射，也得爬上山来攻城，到时候不怕打不到你。

如他所想的那样，射箭过后，联军的步兵开始了登山，见状忠实立刻亲自带着铁炮队冲出工事准备迎头痛击，但一到外面之后他就愣住了。

因为爬在最前面的联军，一人头上顶着一块竹排。

众所周知，竹排是非常有硬度也有弹性的。

所以铁炮的子弹打在上面，会被弹飞，从而无法产生杀伤效果。

所以，萨摩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蜂拥而至，一直杀到山寨下，爬完了山之后开始爬墙。

正当山寨外的那块板墙上爬满了联军士兵的那一瞬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墙塌了。

墙塌了之后，上面的人自然就摔了下来，根据牛顿惯性定理，他们会因为这股作用力而继续滚下山，同时，将还在爬山的同伴们一起撞带下去。

这墙是川上忠实在到达泗川老城后的当天改造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豆腐渣工程来打击敌军。

当然，仅仅靠着一堵豆腐墙是远远不够的，当看着联军士兵连滚带撞地翻下山去时，萨摩人立刻端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另一样武器——沸油。

一锅锅滚滚沸油洒下去之后，整座山上惨叫之声不绝于耳。

一般来讲，守方居高临下的时候，都会搞一些高空抛物来打击进攻的敌人，通常是开水，奢侈一点的，比如日本南北朝时的楠木正成，用的是煮开了的米饭粥；无耻一点的，比如中国宋朝的陆登，用的是煮沸的大便，这已经算是化学武器的范畴了，但像川上忠实这样用沸油的，确实比较罕见。

但很快忠实就用行动告诉我们，罕见自有罕见的道理。

他命人拿出了更为缺德的第三样家伙——火把，然后向着沾满燃油的山上丢去……

联军再次败退，不仅如此，先锋李宁亦在这场火烧山的灾难中丧生。

两阵冲锋冲下来，朝鲜兄弟先不干了，毕竟人家几百年和平年代过下来，像这种又是汽油又是地雷的高危场面，实在是没怎么经历过，能够跟着明军如此冲锋爬山，已经是非常够意思了，若要他们再这么干下去，估计就得直接溃散。

不过董一元并没有就此放弃的意思。对他而言，刚才的那两次冲锋并非毫无收获，至少他因此发现了泗川老城的致命弱点。

很快，第三轮进攻又开始了。

这一次，没有人射箭也没有人爬山，只有一辆辆推车被朝鲜士兵缓缓地送到了山脚下。

推车的名字叫做火箭车。

所谓的火箭车，就是在手推的二轮车上放上箱子形状的发射台，发射台上又挖有小孔，孔中则能放入带有火药的箭——火箭。孔穴的数目一般在十五到二十左右，在火箭尾上点火后放入，火药燃烧后产生动力将火箭自行射出射向敌阵，从而造成兵员伤害甚至点燃敌军设施。说起来，这东西其实本来是中国人发明的，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被朝鲜半岛给进口去了，这一进口那可真是坏了菜了，没过多久，这玩意儿就转了国籍，还弄了个挺好听的名字，叫神机箭。

但不管怎么说，火箭车给川上军带来的打击，还是相当大的。

因为泗川老城虽然巧妙地建在陡峭的山上，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但仍然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没有充足的水源。

没有水，就无法有效地灭火。

然而面对火攻，却又不得不灭火，一时间岛津军上下大小，频频转换角色于士兵和消防队员之间，辛苦异常。

苦战了一个通宵，川上忠实再也撑不下去了，而且想想也没必要再死撑下去了，所以他下令准备突围，其实说穿了就是逃跑，当然，粮仓是不能忘了烧的。

现在就衍生出一个新问题，由谁去放那把火？

粮仓位于泗川老城所在的那座山上东边的一条山谷尽头，远倒也不是很远，里面火药硫黄之类的都已经准备齐全，只要丢一把火进去就全搞定了。可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急着要逃命，谁要是在这节骨眼上耗费个一时半会儿的，耽误了逃命大业，估计就活不成了。

萨摩人再勇猛再彪悍，毕竟也是有血有肉的人类，在这种生与死的抉择中，自然都会犹豫。

片刻过后，一名萨摩武士站了出来，对川上忠实说：“让我去吧。”

忠实点头表示同意，他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那位主动请缨的武士叫做濑户口重治。

目送濑户口远去后，忠实正式下令开始突围。

通常，在拼命前，作为领导，都要召集所有人聚在一起说上几句鼓励的话。

川上忠实也这么做了，但是他的态度却很平静，没有喊没有嚷，说出口的，也不是那几句例行口号，只有几个字：“再等等吧。”

他要等的，是濑户口重治。

底下没有一个人反对，大家都默默地重新回到自己原来的防守岗位上，或继续防守，或继续消防。

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时候，早一秒钟走人，就多一分生机，大家也知道，就算在这里翘首盼望等到头发发白，对于烧毁粮仓也不可能起任何帮助。

更何况，一旦因为在这里拖着耗着，延误了战机，那就真的是大事件了，要知道，不管是逃命还是攻击或者防守，兵贵神速，都永远是战场上基本不变的规则。

但是大家仍然留了下来，因为在这几百人的心中，有着比自己生命以及战场规则更为重要的东西——同伴。

作为当之无愧的日本第一凶狠敢斗民族，萨摩隼人除了本身的那一份彪悍之外，更倚重的是战友同伴之间的团结。

所以他们宁愿再多等一会儿，也不愿意看着濑户口重治就这么离开自己。

暂时性的攻防战还在继续，攻方和守方的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大地。

已经数不清有几次了，川上神经质地跳出工事，朝着东谷方向眺望，看看有没有火光。

在这激烈的攻防战与焦急等待中，大伙终于迎来了巨大的爆炸声和熊熊的火光。

粮仓顺利被烧毁。

又过了没多久，濑户口重治也满身尘土一脸灰黑地跌撞进了泗川老城内，他活了下来。

其实虽说这人本身并不怎么特别出名，但他却有个相当著名的弟弟，那便是日本剑道流派萨摩示现流的创始人——东乡重位。

此外，日本著名的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也是他们东乡一族的。

当联军知道自己垂涎已久的那一万石粮草灰飞烟灭后，很是失望，同时也异常愤怒。

董一元立刻作出决定，放弃原来依靠优势兵力围困日军的打算，立刻赶往泗川新城，将岛津义弘的大本营以及那六七千人马予以毁灭——这其实是一个相当无奈的决定，虽说兵法有云：十倍于敌当围之，可此时缺粮的董一元并不具备长期围困对方的资本，现在既是唯一的那一万石粮草都灰飞烟灭了，那也就只能速战速决了。

当然，泗川老城的那七八百人，是不能放过的。

好在他们经过了这好几天的奋战，估计已经早就支撑不住了，不然也不会破罐子破摔地将粮仓给烧毁。

就当董一元下令准备强攻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原先缩在工事里的那些萨摩人，都一个个冲了出来，然后又一起向着山下的联军杀了过来。

这些人倒也不是一股脑儿地乱冲乱撞，而是有秩序有阵形地开始了突围逃命行动。

他们摆出的阵形叫“锋矢阵”。

所谓锋矢阵，就是箭头阵，这种阵形类似于一个三角形的箭锋，前面的士兵排成山峰状，携带铁炮或者弓箭进行冲锋，后面的士兵排成一字形与前队相连，前面的三角阵门随时打开后队便冲上前去用长枪刺杀，如此反复，向前推进，属于逃命专用阵形。

原本以为孤立无援人还少的萨摩人早就失去了反抗能力，不想这些家伙一个个赤膊上阵眼冒红光，联军的阵脚反而被一下子给冲乱了，一时间狼狈不堪。

虽说人多，却也盖不住人家不要命，联军众人纷纷避其锋芒以求自保，特别是朝鲜兄弟，一个躲得比一个远，不仅如此，当川上军靠近的时候，他们还发出连连惊叫，惹得一旁的明朝军队听得心里直发毛。

整整突围了七个多小时，一直到当天中午，川上军总算赶到了泗洲川的岸边，此时的八百人已经只剩下六百出头，主将川上忠实连人带甲共中三十四箭，早已奄奄一息，只能靠人抬着走。

这伙人来到岸边的芦苇丛中，将隐藏在一人多高的芦苇中的船拖了出来，接着渡河而去。

泗洲川的对面，就是岛津义弘的大本营——泗川新城。

随即赶到的明、朝军队并没有继续追赶。在部将郝三聘的组织下，大家安静地等待着总大将董一元的指示。

接到报告亲自奔赴第一线的董一元看了看河，看了看芦苇，又看了看郝三聘，当即下令渡河。并且发布了新的命令：“明天清晨开始对敌人大本营发起总攻，务必全歼敌人，诸将士须奋力拼杀，不得有丝毫怠慢！”

于是，大军连夜渡过四洲川，在距离岛津大本营不到十公里处的草原上安营扎寨，目标只有一个——岛津义弘的脑袋。

对于岛津义弘来讲，这是他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一个夜晚。

在之前的军事会议上，立花宗茂派人告诉义弘，自己愿意带着立花家的军队前来帮助一起防守，但是被义弘婉言谢绝，之后陆续又有几家大名派人来访，都被一一回绝。

这就意味着，面对对方的五万军队，岛津家将以七千人的寡兵与之抗衡，再也不会有什么其他希望了，同样也不会出现小说里诸如危急时刻一声梆子响，出现一队援军之类的传奇剧情。

七千人，只有七千人了。

这天晚上义弘并未入睡，他静静地坐着，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大人，包括敌将董一元在内，所有的联军士兵都已经渡过了泗洲川。”

黑暗中，一名探子单腿跪在了义弘的营帐门外。

岛津义弘笑了。

钓野伏算是基本成功，现在一切都要看明天的发挥了。

尽管人数差距很大，但是我依然自信能够赢你。

决战吧，董一元！

第十七章
抗日援朝：明朝国力的拐点

庆长三年（公元1598年）十月初一凌晨四点，董一元到达泗川新城四公里处，短暂的停歇后，他下令大军开始缓慢前行。

凌晨五点，岛津义弘在泗川新城外的荒野上布阵完毕，静候对手的到来。

早上七点，天刚亮，两军就碰面了。

率先动手的是萨摩人。

义弘命铁炮队分成三列，进行三段齐射。猛烈的射击使得明朝联军的脚步暂时缓慢了下来，然而他们并没有就此停止。

毕竟仰仗着人多，大军还是一步步地向前逼近。

义弘见状，立刻一声令下，于是铁炮队左右分开，后面冲出了手持长枪的步兵队以及拔刀队，向着联军奔杀过去。

刹那间两军短兵相接，喊杀声此起彼伏，战场上刀光剑影、砂尘滚滚，以勇猛果敢著称的萨摩兵有条不紊地突击。不过，由于兵力相差实在悬殊，即便是拼死作战却仍然无法有效阻挡联军前进的步伐，岛津军不得不后退。

“长枪队！后退！”

长枪队左右散开向着阵后如数撤退，干净利落。

联军见状也立刻跟上，丝毫没有放松的样子。

看着对手逼来，岛津义弘再次让铁炮队上前射击，射完一轮之后又以长枪步兵冲锋，如此反复的战斗一直持续了数小时，终于把董一元给逼急了。

一般而言，打仗的时候通常都会揣有一些所谓的“秘密武器”，往往到了比较关键的时刻才会使出来。董一元自然也带了这样的武器，虽说在朝鲜数年，也已经算不上什么“秘密”武器，但是杀伤力还是相当足的，那就是大炮。

他下令，在离城百米处布下阵地，架设起大量佛郎机炮，对准城内一阵猛轰。

要说在那个年头，大炮基本上就属于最强的兵器了，所以效果还是立竿见影的，很快泗川新城的城防工事被毁灭了好几处，最后连城门都被轰塌了。

面对来势疯狂的大炮，纵然是岛津义弘也似乎没了对策，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命令士兵缩进城内，然后默默忍受着对方的攻击。

在隆隆炮声之下，董一元敏锐地感觉到，敌人在自己的攻击之下已经接近崩溃，基本上就还剩下最后一口气了，于是，他开始下令准备发起总攻。

就在那一刻，一阵猛烈的巨响轰鸣而起——在董一元的背后。

巨响的原因是爆炸，爆炸的原因是失火，失火的地点是明军部将彭信古的阵地。

这是一场灾难，因为失火引起的爆炸起了连锁反应，许多明军被当场炸死，整个联军阵地也陷入了一片恐慌和混乱之中。

关于这场失火的原因，很多人都比较简单地将其归结于“意外”。

真的是意外吗？

翻了翻书，找到了这样一段话：“彭兵皆京城亡赖，素不习战，亦不擅火器；忽木杠破，药发冲起，半天俱黑，各兵一时自惊乱。”

前半句很好地说明了这场“意外”的原因。

翻译后的大致意思是，彭（信古）部士兵都是京城的地痞流氓出身，所以从来都不熟悉操战之事，也不会很好地使用火器……偶然性中向来都存在着必然性，这叫唯物主义辩证法。

岛津义弘自然不可能放过如此大好的机会，他立刻下令全军出城攻击，攻击的首要目标，就是还沉浸在爆炸恐慌中的彭信古部队。

一阵风一般的攻击过后，彭部三千人仅剩五六十。

仗打到这个地步，联军要想再将局势扭转到爆炸前，那是不太可能了。

然而董一元依旧没有放弃，他打算最后赌上一把。

因为他发现，在攻击完彭信古之后，萨摩人并没有乘胜追击扩大战果，而是向着泗川新城的方向且战且退。

由此董一元作出判断，萨摩终究兵少，不敢硬拼，自己还是存在着一定优势的。

于是他下令，发起攻击，向着退到城下的敌人发起最后的攻势。

胜败在此一举！

然而，明、朝联军冲到城下还没有站稳，意想不到的事情再一次发生了。

萨摩人拉出了数十门大炮。

这玩意儿，其实岛津家也是有的，而且质量相当过硬，属直接从西洋那里原装进口过来的上等好货。

之所以刚才没有拿出来对轰，纯粹是因为岛津义弘手头上的大炮太少，必须要用对时机。

大炮一门接着一门向联军开火，大量的铁钉铁片碎石和着炮弹一齐从炮口射出。一瞬间联军前线的士兵死伤殆尽，呈放射状飞散的散弹将前方一町（190米）的地方，化成了无人区。

同时，这些炮响还是暗号，在战场的左右两边，分别有着茂盛的小树林和大小起伏的山丘，岛津义弘特意安排的人马在此处潜伏，当自己家炮声响起的时候，伏兵们纷纷杀出，冲入联军的阵中，如同一把锥子一般将对手分割为数段。

终于，回天乏术了。

此刻的董一元，只能下令全军撤退，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不但左右受到袭击，从正面的泗川新城内，萨摩人蜂拥而出开始发起大反攻。

战场成为了地狱，原本的战争也已经转换为了歼灭。

魂飞魄散的联军士兵拔腿就跑，一口气来到泗洲川边就要过河，然而早就在对岸等候已久的萨摩铁炮队，将铁炮指向了跳入水中的联军士兵，用子弹将他们一一杀死。

就这样，五万大军被七千人从四面包围夹攻，最终支离破碎。

战后，岛津家举行了首实检，清点敌我双方的阵亡损失，并且做成报告上交大阪方面。

报告中的数据，至今依然存留在岛津家的古文献上。

庆长三年十月一日，朝鲜国泗洲川所获得首级数量如下：

鹿儿岛（萨摩地名）方众斩敌首一万零一百零八；

帖佐（萨摩地名）方众斩敌首九千五百二十；

富偎（萨摩地名）方众斩敌首八千三百八十三；

伊集院家以及下属斩敌首六千五百六十；

北乡家以及下属斩敌首四千一百四十六。

共计三万八千七百一十七。

此外，弃尸野外者，不计其数。

需要指出一点的是，很多人往往喜欢根据明朝的伤亡人数来反驳这份数据，事实上这三万多人并不只有明朝军队，还有很多朝鲜人也被包括在内，甚至可以说更多的是朝鲜人——因为泗川一战的朝鲜参加人数一直都未知，尽管我们之前说的是四千两百六十，但实际上在各种史料中，朝鲜军人数从几千到几万甚至十几万都有说法。

这是一场对侵朝日军来说至关重要的胜利。

因为这次激战，彻底打破了明、朝联军追击灭杀外征将士的计划，确保了岛津家的退路，不仅如此，也确保了从蔚山到顺天，全日本军安然撤退。

换句话说，被明军压着打了数年，眼看就要死在朝鲜的几万日本人，这下终于有希望可以回国了。

消息传到日本，全国人民都震惊了。

各地大名纷纷高度赞扬了岛津义弘这次的行动，并且对于其杰出卓越的军事作战能力表示了高度的敬佩。

其中，德川家康明确称赞这场胜利为“前所未闻的大胜利”。

而以石田三成为首的丰臣政权当权派也决定给岛津家封赏。这是出战朝鲜几十家大名中唯一一个得到这种待遇的。

至于朝鲜战场，自然也轰动了好一番。

首先，岛津义弘也被明朝和朝鲜人冠上了“鬼石曼子”的称号。鬼，就是鬼的意思，石曼子，就是岛津的日语发音，和中文“石曼子”音近，故此得名。

在日本战国武将的外号中，被使用最多的是“鬼”字，比如鬼半藏、鬼武藏、鬼玄藩等等，但是由日本以外的人起名的，唯独岛津义弘一个。

在朝鲜半岛，这个名号蝉联了庆长年间连续数年的“年度父母恐吓小孩子的最高人气形象代言人”，同时据说也是一种偏方，用来治疗小儿夜啼以及小儿多动症等。

虽然被人称之为“鬼”，但义弘本身却是一个非常温和宽厚的善良大叔。

他不但爱猫，亦非常体恤士卒。

在寒冷的朝鲜，日本的下层足轻因缺少寒衣炭薪，被冻伤甚至冻死的事件屡屡发生。

岛津义弘却将原本只有大名或高级将领才能享用的炭薪取出，和所有士兵分享，自己也同士兵们睡在一起，所以，冻伤冻死之类的事情，在萨摩的阵营里，一例都没有。

其次，麻贵撤军了。

麻贵也好，加藤清正也罢，当他们听到泗川的战报后，都不由得松了一口气，感到终于解脱了。

围的，已经围不下去了。

被围的，已经快被围死了。

好在联军中路一败，整个计划都算白整了，所以麻贵也没有继续围困的必要了，加藤清正也总算是熬出了头。

也就在这个时候，从日本传来的正式撤退命令和详细计划也已经到了。

具体的撤退时间被安排在十月十五日。

如无意外，日军将在这一天准时全员撤离朝鲜。

但是，因为数万人的撤退工作难度远远超出了原本的想象，所以一直拖延到了十一月的上旬，才算完全准备完毕。

虽说晚了点，但好歹都是太太平平的，也没什么意外。

当年十一月十五日，固城的立花宗茂、南海的宗义智、泗川的岛津义弘，在南海岛边上的昌善岛会合，按照之前的计划，他们三股部队将和从顺天赶来的小西行长部一起撤退，但是后者依然没有到场。

就在大家翘首盼望的时候，来了个送信的，他告诉岛津义弘等人，小西行长可能来不了了，因为现在他已在海上被陈璘、邓子龙以及李舜臣三人的军队团团围住，陷入了一片苦战之中，同时遭到同一命运的，还有大村喜前、五岛玄雅、有马晴信以及松浦镇信。

这是联军最后的奋战了。

自从泗川战败，联军在短时间内已经无法组织起大规模的陆地军事行动，基本上就只能干瞪着眼，看着几万日本人带着战利品安然回国。

这种尴尬的局面因为三个人而被改变——陈璘、邓子龙、李舜臣。

既然无法从陆地上堵你们，那么就在海上歼灭；既然无法全部消灭你们，那么就把最重要的那个人给干掉。

这最重要的人，特指两次侵朝第一军团总司令、日本侵朝战场总指挥小西行长。

十一月十五日，明、朝联军在小西行长撤退的必经之路，顺天至巨济岛的航路要冲——露梁海峡埋伏了六百余艘战舰，并且毫无悬念地将其包围。

得知情况后的其他在朝大名，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

放任不管看着行长被人打死，还是冒着自己被打死的危险前去救援？这是一个问题。

如果放任行长成为朝鲜的露水，那将成为日本永远的瑕疵。

岛津义弘率先打破了沉默。

接着，立花宗茂二话没说当即表示赞同。

然后，剩下的大名也纷纷响应，愿意一同出战救出小西行长。

十七日，他们准备了战船五百艘，向着顺天出港救援。当天夜里，义弘在船上召开了军事会议。

十八日凌晨四点左右，船队出现在了露梁海峡。日本舰队的先头，便是高举十字旗的岛津义弘旗舰，随后紧紧跟着十余艘战船。

“我作为先锋在前，诸位也千万不要落后了！”

将海战常识完全打破的义弘，摆出了决一死战的架势。

但是朝鲜水军却以逸待劳，早已静候在海峡南面南海岛西面的入江观音浦，而明军则在海峡的北面，独岛（日本方面称竹岛）附近埋伏了起来，当日军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立刻从左右两翼冲杀了过来。

一时间海峡炮声大作。数百敌船解缆悬帆，向他们冲了过来，并且在船上发射了弓箭鸟枪还有大炮。

联军超过一千艘的战船蜂拥而出，将日军团团围住，并且切断了他们的退路。

陷入包围的日军面对装备在明军船上射程可达数百米的大炮，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不过却并没有因此而混乱。

这是岛津义弘早就料到的事情。

他非常冷静地下令继续前行，完全不顾那些炮弹。

当然，他不管别人并不意味着别人也不管他，明朝海军副将邓子龙一眼就看到了岛津义弘旗舰上那高高悬挂起来的丸十字，挥舞着战刀指挥着手下勇猛地冲了过来。

邓子龙手下的这三千兵，大多是浙江人，跟随他从浙江前来此地，这是一支老牌精锐，同样也有着一个响亮的名字——俞家军。

创建人是和戚继光齐名的抗倭将领俞大猷。

既然被堵上了，继续埋头赶路做鸵鸟那实在有些不太合适，于是，萨摩人开始发起了疯狂的突击。

明军一下子没能扛住，在萨摩人的一阵炮火下，邓子龙所在的舰船开始着火。

危急时刻，属下劝说他暂时后退，然而年近七十的老将军毅然拒绝，并且掷地有声地表示道：“此船即我所守之土，誓死不退！”

最终老将军在熊熊燃烧的船上，走完了自己光辉的一生。

打死邓子龙之后，岛津义弘再次下达了继续前行的命令，但是没走几步，陈璘和李舜臣出现了，前者是迎面扑上，后者则从侧面袭来。

南陈北李一露面，便二话不说地发动了攻击，因为大家都明白，这是最后一次歼灭日军的机会了，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

数以千计的火壶投掷于日军战船，一艘艘战船霎时间化为火海。而火箭也一支连着一支地射在了船上。

位于中军的岛津家臣桦上久高率领战船十余艘，在一片混乱中逃往了观音浦。这一切都没有逃过李舜臣的眼睛，他立刻指挥船队追了上去，用铁炮一阵猛射。知道大事不妙的久高没有反抗，而是连头也不回地继续逃窜，一直到南海岛边上，最后连船都不要了，众人直接上岸就地逃散。

见他们已经丧失了作战能力，李舜臣也没深追，很快指挥舰队离开了观音浦，向着正在和陈璘队厮杀的寺泽广高船队冲了上去。

日军的阵形如同一条长长的带子，被从后面和侧面包抄上来的对手拦腰切成数段围歼。

一时间日军伤亡惨重，首尾不能相顾，就连岛津义弘本人的旗舰都发生了意外。

岛津、立花、宗的三家船队在包围圈中左右突围，在快要到海峡出口的时候，却意外碰上了漩涡，船桨都不听使唤了。

在他们到达唐岛的濑户口正要继续撤退的时候，突然风浪大作，一时落水的士兵不计其数，而岛津义弘的旗舰也随之上下颠簸，险象环生。

该船此时已经伤痕累累，帆柱折断，船舱内也开始进水，眼看着就要沉没，家臣种子岛时久看到这个情景立刻命令船只上前搭救，却被朝鲜水军缠住，脱身不得。正在危急关头，同为岛津家家臣的山田有信也赶到附近，这才将义弘一干人等救到自己的船上。

当时的现场目击者，岛津家家臣大河平某事后回忆称：“殿下（义弘）的旗舰眼看就要沉没，在生死之间徘徊，人人都为此捏着一把汗，紧张得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一般，唾沫也卡在了喉咙处怎么都咽不下去。”

此时李舜臣和陈璘的船队已经打败了寺泽广高和高桥统增，正在追着两人的屁股后面痛打落水狗。突然背后一阵喊杀声，一支船队如同神灵下凡一般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了他们的身后。陈李两人的船队立刻陷入了枪林弹雨之中。

来人正是刚才逃走的桦山久高。

其实，刚才久高那一伙人虽然逃上了岸，却并未逃远，而是纷纷躲在了岸上的山林里观察着战局的动态，而李舜臣却误以为他们是真的逃到岸上落草为寇去了，于是一边盘算着待会儿打完了岛津再去抓流窜犯，一边又转过身子开始追着其他日军船舰了。

这就犯了一个不管是战场还是街头打架的大忌：将后背留给了敌人。

久高军的神奇复活以及完美的卡位，使得刚才还被打得落花流水的寺泽广高和高桥统增士气大增，立刻如同吃了兴奋剂一般，掉转船头向李舜臣、陈璘的旗舰冲了过去，搞起了前后夹击，并和久高军一起形成了一个小包围圈。

于是，混乱的战场上出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画面——日军被明、朝联军包围，而明、朝联军的最高统帅又被日军包围。

此刻的李舜臣第一反应应该是心头一颤，情知不妙，但是一切的一切都为时已晚。

几个萨摩人已经争相跳上了陈璘的旗舰，卫队赶紧上前拼死阻拦，怎料萨摩人彪悍又不要命，卫队纷纷被砍倒在了刀下，陈璘之子陈九经见势不妙立刻提刀挺身上前，意图抛命救父，怎奈何本事不济，几十秒内便被人白刀进红刀出地戳成了血人，然而名将之子的他本着最后的意志愣是做到了“血淋漓，犹不动”。旗舰士兵几乎全军出动，才好不容易赶走了萨摩人，保住了陈璘一命。

这时，李舜臣的旗舰也被数十艘日船团团围住，一阵炮火猛烈的轰击之后，船上血肉飞溅，火海一片。李舜臣胸口亦中流弹。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奄奄一息的李舜臣拉住闻讯赶来的侄子李莞：“前方战事紧急，若是让他们知道主帅战死必然会影响士气，我死后，你替我指挥军队，而且，别把我的死讯泄露出去……”

李莞含泪答应，几分钟后，一代名将抱憾长辞。

相当遗憾，也是理所当然的是，李舜臣最后的遗愿并没有实现，很快整个露梁海峡都知道了他的死讯，明、朝联军的士气一下子降落到了谷底。

其中，朝鲜水军率先崩溃，失去了如同神明一般光辉领袖的他们，很快四处逃散开去，明国军队虽说还能接着打，但是看看周围到处都是死命逃跑的朝鲜弟兄，自然也战意顿消。

就这样，经过了整整一夜的厮杀，日军终于冲出了包围圈，明、朝水军也撤向了古今岛。被解除了海上封锁的小西军团也终于得以平安地从光阳湾出海，向着釜山方向航去。

十一月十八日，也就是泗川会战之后的一个多月后，日本方面的撤退终于开始了。

撤退以在蔚山城苦战不已的加藤清正为首，黑田长政、锅岛直茂，接着是立花宗茂和小西行长等人。

殿军自然是岛津义弘。

萨摩军在当月二十四日，最后一个到达了日本的对马岛，标志着历经七年的朝鲜侵略战正式告终。

结束了，终于结束了。

这场战争的是非对错，已经没必要去讨论了，侵略者就是侵略者，无论是因为何种原因所发动的侵略战争，终究是一场罪恶的行为，对于这样的行为，纵然能够理解，也绝对不能接受。

这场战争是很无语也很纠结的。

本不应该侵略的，去侵略人家；本没必要去插一手的，去插了大大的一手；本来应该上下一心奋起反抗赶走侵略者的，反倒没了声音。

不仅如此，对于这场战争的评价，也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

日本方面认为，即便是穷尽举国之力，也是没可能打过当时世界第一的大明帝国。总的来说，这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一个错误的对手，打的一场错误且不光荣的战争，早知道说什么也不去那个鬼地方了。

他们同时认为，也因为这场战争，才导致了丰臣家政权的最终灭亡。

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详细说。

韩国和朝鲜方面则非常自信地认为，这场原本要危及大明王朝的战争，是靠着朝鲜人民义军和世界级名将李舜臣的力挽狂澜，才得以摆平的。不仅如此，无数相关的历史影视作品也应运而生，比如《名将李舜臣》之类。该剧中，大明王朝从上到下无不对英勇的李舜臣俯首帖耳，佩服得五体投地……

不过话得有一句说一句，朝鲜虽然是被害人，也确实被打得特别惨，但却并非一无所获。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算得上是这场战争中最大的赢家了，没有之一。

在朝鲜的时候，为了驱寒，加藤清正从日本国内带来了很多看起来红彤彤的干货，吃了之后会感到嘴里火辣辣的且浑身发热。

这就是传说中的辣椒。

在战后，这种食物留在了半岛上并且开始被农民们广泛种植，不仅如此，他们发现，将辣椒和腌制蔬菜放在一起，会变得更具风味。打那时候起，韩国泡菜才开始是辣的。而这玩意儿也成了今天韩国文化面向世界的重要招牌之一。

因为一场被侵略的战争而意外得到了自己的民族招牌，也算是捞了一票了。

至于明朝方面，基本上没什么动静和反应，原因很简单，在此之后五十年不到，明朝就没了。被灭了。

被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场战争消耗了明朝太多的国力和军力。

明朝当时的实际军队总人数在八十四万五千人左右，其中十六万六千多人去了朝鲜，相当于总兵力的百分之二十。这个数字不可说是不大，尤其是对一个农业国家而言。

而当年戚继光、俞大猷这些人苦心经营的戚家军、俞家军等军队，都在这七年里被消耗殆尽。

至于财政开销，那更是大得惊人。

虽然这是一场日本对朝鲜发动的侵略战，但是从头到尾朝鲜就基本上没怎么自己动手打过。不打也就算了，连军费粮食都是明朝自己掏的腰包。

所有的财政支出，单靠明朝中央政府的收入是远远不够的，主要是由太仓仓库来负责。

战争期间，太仓方面每年支出的金额是二百四十万两白银，但是入库的却不过二百零四万两，处于一个不折不扣的赤字状态。

在万历死后不久，太仓仓库就已经完全匮乏，造成了明朝后期的财政紊乱。

不仅如此，当明朝军队在朝鲜浴血奋战的时候，有一双眼睛在背后仔细观察了他们的战略战术、作战思想以及武器情报，并且深深地记在了自己的心里。

这个人叫做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大致情况，基本上就是如此了。

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日本和明朝作为主要的参战方，都彼此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耗，其中明朝较之更惨一点。

因为日本好歹还抢到了些许战利品，好歹也抢到了不少人口，带回了一些相当先进的手工技术，比如陶艺制作等等，但是明朝什么也没有得到。

出兵七年，出人出力出钱出粮，最后连对方的一句诚恳的谢谢都没有，最多也就在后来的日子里象征性地出兵协助明朝，跟后金的努尔哈赤来个武装游行，可不久之后当女真人的铁骑踏入朝鲜国内时，看到自己昔日的大哥再也没有援助赶走外敌之力后，朝鲜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投降。

在这七年里，明朝失去了太多，却几乎什么都没有得到。然而他们依旧坚持了下来，用自己的双手将侵略者赶出了朝鲜。

究其原因，我在战后万历昭告天下宣布战胜的一份诏书里找到了一句话，相信可以作为答案：“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

我相信，在四百多年前，曾经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或贪财，或好色，或喜欢混饭；还有那么一群人，明明可以回家老婆孩子热炕头，明明可以不冒风险不遭灾，明明可以晃荡一圈之后安全回国，可他们却依然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战场，留在了战场，最终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搏来了最终的胜利，因为在这些人的心里，拥有着一种无比珍贵的品质。

人，有着比心脏更加重要的器官，这东西虽然看不见，但确实贯穿存在于我们的脑袋和丹田之间。正因为有它，我们即便摇摇晃晃也能笔直向前走，也正因为有它，我们才能站得笔挺，如果轻易就退缩的话，它就会被折断，灵魂，会被折断。

比心脏停止跳动之类的事更重要的，是堂堂正正地屹立于世间。

我们的灵魂，永远不会被折断。

中日恩怨两千年

卷　叁

第一章
江户开幕

话说在那场由丰臣秀吉一手发动的侵朝战争结束之后，日本国内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主要跟一个人的崛起与活跃有着莫大的关联，那便是德川家康。

如果问说日本两千余年的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过一个光荣伟大，能当之无愧地被称一声“神”的角色，那么我觉得，唯有此人。

德川家康出身豪族，虽说大小也算是个地主阶级，可他从小的日子却并不好过，甚至从某方面来讲都不如泥腿子出身的丰臣秀吉，秀吉其实也就穷了点儿，但好歹也算个自由身，想做山贼了，拿一把菜刀跑路上就能开张，想做好人了，进一批货到了街头就可开市，总之，想干什么都自己说了算；可家康不同，他出生于三河（爱知县东）松平家，虽说祖上也曾阔绰过那么一两年，但终究还是因为他爷爷松平清康死得早，所以家道中落，到了他爹松平广忠那一代，受到了织田信长他爹织田信秀以及来自于骏河国（静冈县内）今川义元的双重压力，无奈之下只能将当时不过五六岁的长子竹千代，即后来的德川家康送去今川家做人质，以期对方给予自己保护。

从小就被送出家门做人质已经是够不幸的了，更倒霉的是竹千代一行走了半道儿居然还被人给劫走了——护送队伍里有人私通了织田家，所以把他给抢到了尾张国。

这个相当不道德的举动促成了日本战国时代两大风云人物织田信长和德川家康的会面，并且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尾张待了一段时间后，因为在一次战争中织田家非但没能打过今川家，还被抓走了好几个重臣和亲属，所以不得已又把已经到手的松平竹千代给送出去交换俘虏，就这样，这个倒霉孩子最终还是成了今川家的人质。

在骏河的日子过得相当凄苦，没有自由，没有尊严，整天走在路上也会有人丢一块石头过去砸竹千代的脑袋，砸完之后不但不表示任何歉意，还会很嚣张地说上一句砸的就是你，三河家的野狗。

此外，今川义元也以竹千代为要挟，向三河人要这要那，每次打仗要三河人当先锋赶死，每次征税三河地区的缴粮指数总是最高，同时，他还安排了自己的外甥女关口筑山嫁给了竹千代，名为亲善，实则是找个人去监视顺便牵制。

对于这一切的一切，年龄不过个位数的竹千代做出了年龄三位数的人都未必能做到的惊人举动——忍耐。像一条真正的野狗一样活下去，在这黑暗的冬夜里静静地等待，直到能看见太阳出山的那一刻。

太阳最后真的来了。

永禄三年（1560年），今川义元在征讨尾张的途中遭织田信长奇袭，兵败被杀，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桶狭间之战。当时的竹千代已经18岁，并获今川义元赐名，改叫松平元康，不过依然还是人质。

闻得义元死讯之后，在家臣的帮助下，元康夺回了本该是他们松平家世世代代的大本营却被今川家强行霸占了十好几年的冈崎城，并且宣布和今川家脱离关系，就此独立。

之后，他和织田信长结为同盟，两人约定，从此以后，织田家往西，松平家向东，互不抢生意，共同发展，平分天下。

永禄八年（1565年），松平元康再度改名，叫德川家康。

不过天下之路显然没那么平坦，尽管家康绞尽脑汁用尽手段，连着十好几年也就是吞并了原今川家的大部分领地，除此之外，再无进展。不仅如此，他还得罪了好些邻居，比如人称甲斐之虎的武田信玄。

这也是很没辙的，毕竟日本就这么大，谁都想一统江湖，所以彼此之间难免磕磕碰碰，结下梁子后遭人惦记也属家常便饭了。

另一方面，织田信长倒是混得相当不错，他先是依靠墨俣城做跳板，顺利攻下了那座啃了多年都没能啃下一块砖来的稻叶山城，接着又横扫南近江（滋贺县南部）的六角家，然后借着十三代将军足利义辉遭人暗杀的当儿，出兵京都，扶植其胞弟足利义昭当上了新将军，成功将触手伸到了日本的中央政权。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信长为人还是相当够本的，尽管发达了，但也从没忘记穷兄弟，不仅遵照了自己的约定没怎么向东发展，而且每当家康遭难的时候，还会出兵相救，可谓相当够朋友。

然而，即便哥俩同心，其利也未必真能断金，因为他们碰上了一个实在是过于坚挺的对手武田信玄，三人对眼好几年，大小战阵几十次，可信长和家康的胜绩几乎能掰着手指头给算出来。

元龟三年（1572年），织田德川联军在三方原和武田军展开决战，结果后者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年轻的德川家康更是被武田信玄那强大的攻击力和气场给震撼得一路狂奔夺命而逃，还吓得在马鞍子上大了便。

眼瞅着武田军就要攻破德川家老巢浜松城（静冈县内），却发生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信玄因肺结核病突然恶化而病逝军中。

武田信玄之死，等于让家康和信长一起安然度过了他们人生中的一大致命危机，在松了一口气之后，两人该干嘛还干嘛，其中，织田信长继续起了他一统天下的征途。

然而，渐渐地，家康发现自己的这位朋友和以前不同了，似乎也不把自己当盟友了，而是总摆出一副上对下的口气，比如像讨援兵这种事，他总爱以命令的口吻来一封信：家康，爷明天要打武田家，你下午三点带着人准备好家伙在城门口等我。

家康明白，有今天这个局面那是必然的，谁让人家越混越大而自己却还只是个乡下土财主呢。

还是那个字——忍。

然而，信长的态度不仅没有因为家康的忍让而好转，反而有愈来愈过分的趋势，终于在天正七年（1579年）的时候，他以私通武田，行为不轨，意图犯上作乱等一系列罪名，要求家康处死其亲生儿子，德川家未来继承人，同时也是信长自己的女婿——德川信康。

当时德川家群情激奋，众家臣纷纷表示是可忍孰不可忍，都要求和织田家绝交决裂并决一死战，就算是鸡蛋碰石头，也要砸得石头裂一个坑。

德川家康没有参与讨论，而是把自己关进了屋子，整整三天不吃不喝，只是一个人坐着。谁也不知道他在房间里究竟做了什么，想了什么，只是三天之后，异常憔悴的家康从屋里走了出来，然后用异常坚定的语气说道：“让信康切腹吧。”

他还是忍了下来。

三年后，织田信长死在了那场震惊天下的本能寺事件中，由于继承人织田信忠也一起遭难，因此如日中天的织田家一下子群龙无首面临崩溃，于是家康便当仁不让地趁机夺下了对方位于甲斐（山梨县）、信浓（长野县）的领地。正待他要有进一步举动时，秀吉出现了。

秀吉对家康说，你投降吧，你都做了一辈子小弟了，再做一回也不会亏了你。

家康当时没有吭声，从今川义元时代开始，自己就一直在人屋檐下低着头跟黑五类似的混日子，等死了义元，盼死了信玄，熬死了信长，眼看就要有出头机会了，可偏偏又来了个秀吉，难不成这样的日子还要继续下去？

日本有句谚语叫佛也只能忍三次，类似于中国人事不过三的说法，现在家康活了大半辈子，大忍三四次，小忍无数次，早就已经超出了佛祖的级别，所以在数日后他做出了决定：这次就破例不忍了，要和秀吉较量较量。

天正十二年（1584年）四月，两军交战于今天爱知县内的小牧山以及长久手两地，德川家康两战皆胜，并成功击毙对方大将森长可以及池田恒兴。

但局部作战的胜果并不能成为决定乾坤的关键，在随后的时间里，双方陷入了一片胶着，即便秀吉亲临现场，也无济于事。于是他很快就改变了方式，向德川家抛出了橄榄枝，希望能够和谈，当然，也不能白谈，你德川家康作为一个偏偶一方的小诸侯，若想跟天下霸主秀吉和平共处的话，多少也该拿点诚意出来，比如给个人质，亲自来一趟大阪磕个头啥的。

德川家众家臣对此嗤之以鼻。他们觉得自己是胜利者，完全应该再接再厉，势如破竹地打下去，一直打到秀吉讨饶为止。

当时的德川家内请战声一片，众人都觉得自己能行，自己不是一般人。

但德川家康却还是保持了高度的冷静。

他知道，自己赢了两阵，这是事实；但就算赢了却也奈何不了秀吉，这还是事实；秀吉家有兵有粮钱多得能当擦屁股纸，随便打个三年五年都不成问题，可自己的财力物力却很快就要到极限再也无法支撑庞大的战争开支，这同样是事实，所以，若是接着打下去，那就只有死路一条，这依然是事实。

综合了各种事实，家康再度做出了决定：忍，还是继续忍下去吧。

天正十二年（1584年），家康将次子於义丸送入秀吉家当人质，那孩子也就是后来的结城秀康；两年后，家康又亲临大阪，参见秀吉，当面表示了臣服。

不过秀吉倒也没亏待对方，他把自己的妹妹嫁到了德川家做夫人，也算是双方各给一个人质扯平了。

同时，在统一日本后，他还把原本位于三河、远江（静冈县内）、骏河（静冈县内）那一带的德川家领地给转封至关东，史称关东转封。

由此一来，德川家的领地一下子上升到了250万石，成为当时日本仅次于丰臣家的大名。

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明升暗降，表面上看是给了很多好处，实际上却是把你从群众基础深厚的老根据地给挪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新地方，这样一来也别说有心谋反了，就算平日里想多收他个三五斗税米恐怕都难。

不过德川家康还是毫无怨言地走马上任了，他知道，此刻的自己，还得接着忍。

庆长三年（1598年），丰臣秀吉病逝于大阪城内，享年63岁，这一年，德川家康56岁。

继承人是当年不过5岁的秀吉之子丰臣秀赖。

此时的家康知道，自己终于可以不必再忍了，因为在这日本，已经再也没有足以能和他相抗衡的人物了。

传说曾经有一个人假设过一个问题，说若是养的杜鹃鸟有一天它不叫了，该怎么办，然后，此人把这个相同的问题分别问了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

信长说，杜鹃不叫，那么就把它给杀掉吧。

秀吉说，如果杜鹃不叫，那么我一定会想办法让它叫的。

最后的家康却说，杜鹃不叫，那么我就会一直等到它叫。

现在，杜鹃终于叫了。

庆长五年（1600年），看着一天一天壮大着自己势力的德川家康，丰臣家五大奉行之一，领太阁遗命辅佐秀赖的栋梁之臣石田三成起兵讨伐，而家康也毫不示弱地率军迎击，双方总共投入了二十万上下的兵力，在美浓的关原盆地里展开决战，经过半天的厮杀，最终家康取得了胜利。

这也就是赫赫有名的关原合战。

战后，石田三成被斩首于京都三条河原，一大批跟随其后的大名也死的死废的废。从那以后，也别说与之相抗衡了，就算连吱声儿反抗的人，都不存在了。

庆长八年（1603年），如日中天的家康趁热打铁地在江户开了幕府，登上了征夷大将军的宝座，成为名正言顺的万万人之上，日本列岛的实际最高统治者。

一个新的时代，就此拉开了序幕。

第二章
国书又来了

庆长十年（1605年），江户幕府第一代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康宣布将将军之位让给儿子德川秀忠，自己则退居二线，称大御所。

大御所的意思就是退休了的幕府将军，就好像退休的关白叫太阁一样。

这一手其实是做给丰臣秀赖看的，同时也为了昭告全国诸侯——我德川家的基业传了老子还传儿子，并准备世世代代传下去，你们就别琢磨那些个不该琢磨的事儿了。

因此，当时全国内外的政务大事，仍然是由老爷子本人一口说了算。

和足利义满一样，德川家康也是中近世日本比较少见的亲华统治者，所以在外交方面，他一直致力于和大明的亲善友好工作——主要是希望能够重开两国贸易，多赚点钱。

只不过对方压根不接这茬儿。

这也难怪。说句良心话，因为倭寇的关系，使得大明朝廷对日本的印象本来就不咋的，觉得那地方就是一伙强盗，再加上后来丰臣秀吉又悍然入侵朝鲜，使得两国关系更是如同雪上加霜一般地天寒地冻，现在日本那边贸然想要搞破冰，纵然是家康大神也未必能够办到。

不得已之下，老爷子只能退而求其次，找朝鲜套起了近乎。

这是一招标准的曲线救国，因为朝鲜在当时是号称和大明帝国最心贴心的好小弟，只要和他们搞好了关系，再借着这张踏板，也就不难跟明朝恢复邦交了。

当然，尽管这话说起来也就字里行间一两排，但真要做起来，操作难度还是很高的，毕竟朝鲜那会儿被日本欺负了整七年，两国之间的仇恨家喻户晓。

此外，除了朝鲜自身的意愿，明朝方面也不太愿意他们的跟班小弟再和日本发生什么关系，北京那边曾经多次有过照会，要求朝鲜千万别忘记过去的阶级仇恨，别再跟日本人打交道了。

因此，若是照着这样的情况，日朝两国之间的邦交再开肯定是没有希望了，可没曾想天无绝人之路，就在德川家康琢磨怎么打破僵局的时候，朝鲜人自己主动找上门来了。

在一些非官方的民间私下往来过程中，朝鲜的官员不止一次地通过各种中介人向日本人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我们愿意和日本展开对话，搞搞友好。

至于多年前被日本人打成半残的凄惨往事，则绝口不提。

不是朝鲜人贱骨头也不是他们健忘，更不是他们热情好客自来熟，之所以要跟日本人套近乎，纯粹是事出有因。

因为大明。

其实朝鲜人也不喜欢明朝。

且说在朝鲜战争打完之后，为了防止日本人忘我贼心不死哪天突然又来反攻倒算，明朝的军队并没有完全撤出朝鲜半岛，而是留下了一部分驻守，以为防务。

只是这大明的军队人员素质向来不怎么高，说难听点就是盛产兵痞，本身就是在藩属国家当驻留大兵，心中油然一股高人一等之情，再加上本性如此，故而驻朝明军在半岛可谓是闯祸不断，不是买东西不给钱就是调戏良家妇女，有时候还会跟当地人发生流血冲突，让朝鲜国王李昖头痛不已，对此他苦思冥想了好久，认为唯一能解决这事儿的办法，就是请明军离开朝鲜，如数回国。

虽说李昖是这么想的，可他也怕日本人哪天突然又杀个回马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非常有必要和日本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了，这样一来，也能同时告诉明朝方面：你看，日本人跟我们友好了，你们可以滚蛋，哦不，撤军了。

就这样，双方自庆长之役结束后不久就开始了各种私下往来，然而随着关系越来越密切，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

两国邦交，我指的是正是邦交，那显然不能跟小学生找朋友一般敬个礼握握手就算完事儿了，那得有正式的书面文书信件，也就是所谓的国书。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国书，该由谁先寄给谁？

你千万不要觉得这不是个问题，因为日本方面认为，朝鲜不过是一藩国，而自己却是独立国，从这方面来看，日本的级别比较高，所以该由朝鲜先寄。

可朝鲜人却觉得，自己虽然是藩国，却是大明帝国的藩国，俗话说宰相门子七品官，作为大明王朝的首席小弟，怎么着江湖地位也该比你日本高一点吧？所以，这国书，该由你先寄。

于是日朝双方就开始互相纠结起了该先由谁说你好这个无聊的问题了，这样一来，可把一个人给急坏了。

他叫宗义智，是统辖对马岛的大名，当年侵略朝鲜的时候被和小西行长一起编入了第一军团，之前我们有提过。

对马岛这地方地如其名，就是一小破岛，地方小土地也不好，常年穷得叮当响，所以管理对马的宗家的唯一生财之道，就是和他们隔海相望的朝鲜做生意，对于他们而言，跟朝鲜之间的和平，那就是自己的活路，一旦没了和平，那活路也就断了。

所以早在秀吉要打朝鲜的时候，宗义智就是持坚决反对态度的主要人员，只不过这个意见在当时没有被听取，他还是不得不带着军队跟着大部队一起渡海；等到仗打完了，他又是第一个展开了对朝的外交活动，如此积极，原因只有一个：赶紧恢复双边关系，赶紧开始做生意。

但他毕竟只是日本的一介诸侯，在战前还好些，现在两家都打破头了，所以很难再以原来的身份和朝鲜一国发生什么太大的关系，朝鲜人更是明确地表示，哥们儿，不是我们不跟你做生意，你要真的有心一起发安生财，那就找你们的老大来跟我们谈。

而这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则必然需要国书，这样一来，问题又被绕回了原点。

绕来绕去，这时间一年年地就这么被绕走了，最后宗义智终于被逼急了，他做出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决定：冒充时任将军德川秀忠，写一封国书给朝鲜。

如果朝鲜收到了假国书，便一定会认为日本服了软，自然也就会回一封真国书，到了那个时候，收到回信的江户幕府想必也一定会以为这是对方先低头的象征，只要这个端口一开，那么接下来两国之间的外交，岂不是就能顺利进行了？

至于那个写假国书穿帮了之后该怎么办之类的事情，宗义智已经没工夫去多想了，正所谓穷则思变，现在对马岛宗家都快要被穷死了，再不用险招，那就要完蛋了。

抱着这样的觉悟，在庆长十一年（1606年）的时候，宗家派遣使者给朝鲜国王李昖送去了第一封原创国书，国书里用词恳切，语言恭敬，一副低声下气的三孙子模样。

朝鲜王李昖很高兴，心想着活了这大半辈子总算是看到日本人跑过来给我说软话了，他这一得意，当下就忘形了。

同年，李昖修书一封让人送去给德川家康，这封回信里，他先是赞赏了德川秀忠之前在信中的礼貌和得力，接着又得便宜卖乖地表示，日本要是想和大朝鲜建交，那光是主动递国书还远远不够，还得做以下一件事：当年日本出兵朝鲜，到处杀人放火，使得朝鲜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在这巨大的损失之中，尤为巨大的，当属李家王朝的宗庙，也不知道是哪个缺德的小鬼子把我老李家的祖坟都给刨了，这事儿你德川家得管，得把挖祖坟的那几个人渣给我找出来，交给我们朝鲜人处理，不然的话，建交之类的事情一律免开尊口。

这封信并非是直接送到江户，而是先到了宗义智的手里，再由他转交江户。

当宗义智看完这封真国书之后，满头的大汗就哗啦啦地流了下来。

李昖要日本方面把犯人交上去，这事儿纯属为挣一下面子而使出的故意刁难之计，要知道朝鲜战争都已经结束了十好几年了，时至今日老子上哪儿给你找那挖坟的哥们儿去？就算找着了，人能承认吗？

但这还不算最要命的，关键在于，李昖的这封信，是回信。

在信的开头是这么写的：朝鲜国王李昖回奉日本国王殿下。

日本国王，特指幕府将军，当时除了日本人，几乎没有几个国家的人能分清楚天皇、将军和国王之间的关系，所以通常写信都这么写。

而回奉，就是回复，我李昖回你的帖而已。

虽说和德川家康相比，二代将军德川秀忠是个出了名的老实忠厚之人，可眼前的这信要真交给他并让他知道自己早在几个月前就被人冒名顶替地开了苞，他会怎么想？会怎么做？会怎么对宗义智？

宗义智不敢再想下去了，在擦了擦头上的冷汗之后，他只能一咬牙一跺脚再一闭眼，做出了一个更加伟大的决定：干脆，把这封国书也给改了吧。

好在工作量不算太大，宗义智让人模仿着李昖的笔迹将信的内容给重新写了一遍，开头部分被改为“朝鲜国王致函日本国王殿下”，接着里面的语气也客气很多，是一种近乎哀切的口气在乞求德川秀忠帮帮忙，为自己找到挖祖坟的罪人，好让列祖列宗在九泉之下含笑一番。

最后，他还弄来了一个伪造的朝鲜国王大印，往信上一敲，算是大功告成。

对此，幕府没有看出任何破绽。

剩下的，就是要上交那几个挖坟犯的事儿了，虽说这是李昖自行构思出来且相当引以为豪的刁难题目，但对于连国书都敢原创并修改的宗义智而言，这个问题简直就不是个问题。

他当下就从牢里随便拖了几个死囚犯出来，然后跟这些人说，你们都是些该死的家伙，现在国家需要你们出力，要是肯为国效劳的话，你们的身后事以及父母，都由我宗义智来妥善料理，如何？

很显然，宗大人是伪造了国书意犹未尽尚觉不过瘾，这回打算伪造几个盗墓犯。

而众犯一听，感到反正都是一死，既然领主大人都说了肯赡养我们的父母，那干脆就从了他吧。

于是大家纷纷点头表示答应，说是愿意为国尽忠。

宗义智很满意，并当场一挥手：端上来！

一个个小碟子就这么被端了上来，不过里面装的不是美酒，而是水银。

宗义智打算用水银把这些囚犯都给毒哑了，这样一来就算到时候出了岔子，他们也无法再说些什么。

于是，这几个人造哑巴就这么被送去了朝鲜，成为毁坏宗庙的罪人。

事情圆满解决，李昖很满意，宗义智很满意，那几个死囚也挺满意的——再怎么说爹娘有着落了。

基于这三个很满意，李昖决定，再接再厉，是到了回应日本一番的时候了。

庆长十二年（1607年），朝鲜方面终于向江户派出使节团，学名叫朝鲜通信使，祝贺德川秀忠于庆长十年（1605年）当上了新一代的幕府将军。

吐槽者自重，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可你得这么想，人家朝鲜友人那么忙，能来祝贺已经是很给面子了，就算稍微晚了一两年又算个神马，再说了，毕竟大家以前开过打，不找个由头怎么坐下来重新谈？

好在这次庆祝活动办得非常圆满成功，我指的是朝鲜使者们并没有说漏嘴，不过想来也是，你是去庆祝人家当将军的，没事儿提什么谁先给谁寄的国书啊。

祝贺之余，朝鲜通信使还提出了自家国王的另一个要求——希望日本方面归还当年在文禄庆长两战中自朝鲜半岛掳掠走的人丁。

话说在侵朝期间，日本的各路诸侯不光抢东西，连人也不放过，除了工匠读书人这种高精尖人才，就算一般壮劳力他们也要，抓了之后带回去当奴隶，给自家生产大米。这种行为不但严重伤害了朝鲜人民的感情，同时也大大影响了朝鲜半岛自身的生产力。

不过李昖要求日本人归还被夺人口却并不是为了恢复生产力，而是为了自家的面子。

因此朝鲜通信使对德川秀忠说得很明白：不图归还人数多寡，只求有同胞能落叶归根。

言下之意，就是给个面子呗。

本来为人就厚道的秀忠听了这话，当下便答应了对方，下令当年去朝鲜掳过人口的诸侯，多多少少凑几个人出来，让通信使给带回去。

对于幕府的痛快答应，朝鲜人自然是感激之情不言于表，而德川秀忠也挺高兴，觉得自己行善积德，又做了一件好事儿了。

可事实却绝非如此。

且说自日朝两国国书外交再开之后，朝鲜那边派了好几拨通信使，他们的主要任务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奉命带回当年在战争中被掳走的朝鲜老百姓。而这些使者倒也不辱使命，每回来每回都不空着手回去，总能带回十几二十个同胞。

然而让谁都没有想到的是，那些被带回朝鲜的俘虏，往往只被送到釜山港，然后由全副武装的士兵带着下船，发给只够吃5天的干粮，之后便再也无人问津，任由其自生自灭。

不仅如此，当时的朝鲜官民对俘虏们也是白眼相待，认为他们是不可饶恕的朝奸，是比日本侵略者更可恨的二鬼子（有甚于彼贼），故而也没人会对这些只有5天口粮的同胞施以援手，大都是怀着愉悦的心情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饿死。

事情传出去之后，留在日本的朝鲜人顿时慌了，原本这些人虽然苦些累些，可身在异国他乡好歹还能有口饭吃，现如今要真跟着朝鲜通信使一起踏上归途，那可就连活路都没有了。

于是搞到后来就出现了这样的景象：原先欢天喜地主动要求回归故里落叶归根的朝鲜俘虏们，一听说祖国的通信使们又来了之后，忙不迭地哭天抢地找到日本领主，跪求他们行行好，千万别放自己回家。而日本那边么也正好确实缺人干活，便顺手行个方便，告之朝鲜使者说，因为战争结束也快十来年了，朝鲜俘虏基本上都已经完全扎根我们日本社会了，再要把人这么挪回去似乎也不太人道，反正你们已经赚足面子了，干脆见好就收吧。

就这样，事情便算是告一段落，不了了之了。

不过这并不影响日朝两国的关系。

因为在庆长十三年（1608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影响中朝关系的大事件。

话说当年二月一日，朝鲜国王宣祖李昖病逝于平壤，享年56岁。

继承者是他的儿子光海君李珲。按照惯例，朝鲜方面上奏北京，请明朝批准此次王位更迭，进行正式册封。

这个大家都明白，也就是走个过场。可偏偏没想到发生了意外情况，明朝拒绝了朝鲜人的请求，表示不能册封光海君为朝鲜王。

理由是光海君乃庶出的次子，虽说宣祖李昖先后两个正房大老婆木穆仁王后和懿仁王后都没能给他生下嫡子，但光海君上头还有一个庶长子的哥哥叫临海君，在大明看来，自古立长不立幼，这光海君当国王，不妥。

可问题在于临海君这人属于典型的吃啥啥不剩干啥啥不成，不仅志大才疏且品行恶劣，经常招猫逗狗见利忘义外加调戏良家妇女，故而李昖活着的时候就非常讨厌他，专门立了次子光海君为世子。

更糟糕的是，这位临海君还有历史问题——当年太阁侵朝，哥们儿奉命去咸境道征兵，可没承想那些征来的士兵当下就发生了哗变，投了前来攻打的加藤清正，不仅如此，还顺手把临海君本人也给抓了，当见面礼送给了日本人。

之前也说过，那会儿的朝鲜虽然打仗没什么本事，但对于在日本阵营那边待过的同胞，不管是故意投靠还是无意被抓，大家都非常痛恨。

因此，不管是从先王遗愿还是人心向背，这王位都没那临海君啥事儿了。

可偏偏明朝死活不干，负责管册封藩属的礼部坚持声称，既然长子还在，就不应该立次子。

自光海君被立为世子开始算起，北京的礼部拢共五次拒绝了对方的册封请求。

朝鲜人很郁闷，不知道哪里得罪老大哥了。经过一番仔细的调查，这才明白了就里。

且说明朝的万历皇帝朱翊钧一直都非常偏爱三子朱常洵，一直想立其为太子，但底下的群臣却坚持认为该立长子朱常洛，双方因为此事整整扯皮了十几年，一直到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在众大臣的拼命以及李太后的干预下，朱翊钧才不得已被迫正式立朱常洛为太子，又封朱常洵为福王，领地洛阳。这便是著名的争国本事件。

此事的发生直接让朝鲜受了莫名的牵连，尽管各国国情不同，但为了以实际行动告诉朱翊钧立长不立幼乃天地真理，礼部毅然决然地无情拒绝了半岛送来的册封请求，即便是在朱常洛当上太子之后，由于朱常洵一直滞留京城迟迟不去自己的封地，为防事情有所反复以求警钟长鸣，礼部的大臣们仍是照旧驳回了光海君的世子册封乃至王位继承认可请求。

朝鲜人很伤心也很无奈，可又不敢跟大明翻脸，在第五次请求被拒之后，他们只好再派使者，告诉北京那边，说不是我们不想立长子临海君，只是这临海君根本就是个神经病，完全不能处理政务，他自己也明白，所以自愿把王位让给了弟弟。

要说这礼部倒也挺负责，表示口说无凭，为了证实你们的话，我们决定遣专使来考察，如果真像你们说的那样这临海君是个脑残，那我大明可以同意你们立光海君。

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六月十五日，明朝派出使者两名来到朝鲜，查看临海君病情，因为朝鲜朝廷上下一心使了大量银子，两使者在回国后众口一词地表示，那临海君真真切切的就是一个疯子，连生活都不能自理。

就这样，光海君终于在次年如愿得到了北京方面的册封，正式成为朝鲜国王。

但这恨，算是记下了。

新仇旧恨加上希望明军赶紧撤走的强烈愿望，使得光海君在继位之后便展开了对日本的外交工作，随着两国之间交流的不断频繁深入，庆长十四年（1609年），双方签订了己酉条约（不是基友条约），总共12条，总结起来可以归纳为八个字：重归友好，贸易再开。

这是一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事件——并非因为久违的和平再度降临，而是因为己酉条约是在朝鲜并未得到明朝许可下自行和日本签订的。

千百年来作为中华大陆头号藩属小弟，朝鲜几乎是头一次在没有大哥点头的情况下，独立自主了一回。

在学术界有不少人认为这才是朝鲜七年战争所造成的最大影响——中华大陆那巅峰老大哥的形象逐渐崩溃，东亚局势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此外，因为己酉条约的签订，使得明朝方面更加不爽日本，从而也让德川家康原先的先朝鲜再大明的外交策略就此宣告失败，以至于老爷子不得不再寻他路，可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这路并不好找，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更是让明日两国的关系再度陷入了冰冷的僵局。

第三章
发兵琉球

庆长十二年（1607年）十月，萨摩藩藩主岛津家久来到了江户城。

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藩”。

话说江户时代的日本虽然名义上归德川幕府一统管辖，但实际上却被分封成了数百个藩国，史称江户幕府三百藩，每藩最大的叫藩主，也称大名，其实就是诸侯的意思。德川幕府为了有效控制这些藩国，特地制定出了一个参勤交代制度，就是藩主在每年必须定时到江户城觐见将军，觐见完后再在规定的时间内回自己的领国，如果出现该来的时候不来，该走的时候不走这样的情况，则一律以有谋逆之意严加惩处。

这位萨摩藩的藩主岛津家久，也叫岛津忠恒，他爹就是那位传说中的鬼石曼子——岛津义弘。

说起来这位岛津义弘老爷爷还真是个狠角色，简直堪称史上最强日本人。话说当年关原合战，老头儿带了一千几百人赶来参战了，跟随了石田三成。然后战斗开打当天，他先是一动也不动，愣是杵在自家阵地里头看着别人打，就这样混饭混了一上午，一直到别人打完了为止，他所在的那方输了，他们还在那傻站着。

估计是人家看他们混饭而自己拼命心里气不过，所以整个败方好几万人撤退，愣是没一个来通知他们一下，以至于别人都在逃跑，他岛津家的那几个人还傻傻地待那里看风景。

直到自己的友军都逃的逃，死的死，走了个精光，义弘才算反应过来，但那个时候，岛津家的一千多人已经被对方，也就是德川家的十多万人给包围了。

就在这个山穷水尽绝对无路的情况下，岛津义弘一咬牙一拍大腿，下了一道狠命令：向敌人的中央冲过去！

敌人的中央是德川家康的本阵，总共有将近四万人。

就这样，这一千多人直别别地蜂拥冲向德川家康，一时间还真没人能拦得住他们，一直杀到家康面前，眼看着他都要吓得尿裤子了，岛津义弘再一挥手：撤退！

趁着敌人发愣的当儿，岛津家快速地原路返回，这次干脆就没人敢拦了，尽管回过神来的德川家康忙令井伊直政和自己的儿子松平忠吉去追，但结果是追没追到，两个人反倒被岛津军给打伤了，其中井伊直政还因伤势过于严重，回去没多久就翘了辫子。

按理说，这种行径着实是该送上断头台开刀问斩的，但考虑到萨摩满地都是亡命徒，纵然是德川家康也不得不睁眼闭眼地放他们一马，因此在关原合战之后，其他跟随石田三成的大名非死即伤，唯独萨摩岛津家安然无恙，不仅无恙，家康甚至还把自己名字中的那个“家”字赐予了义弘的儿子岛津忠恒，让他改名家久。

这一回岛津家久上江户城，是应了幕府将军德川秀忠之邀，两人席地而坐，饮茶言欢，茶过三巡，秀忠表示，萨摩岛津当年在朝鲜功不可没，理应嘉奖。

此言倒是不虚，那会儿要不是岛津义弘死战泗川和露梁，很多大名能不能安然回日本都是个未知数。

但岛津家久却只是满腹狐疑：这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你现在才提，干吗呢？不过表面上还是很毕恭毕敬地俯首谢了恩，同时满脸堆笑地问说那么将军大人您打算赏我些啥？

“我把琉球给你们吧。”

刚刚还满脸笑容的家久刹那间脸就僵住了。

琉球就是今天的冲绳县，地理上位于日本列岛的南端，中国大陆的东面。

在距今一万八千年前的石器时代，那里便已经有人类活动的痕迹了，专业名词叫作港川人。而初次见于书籍记载，则是在公元7世纪所著的《隋书》第八十一卷《东夷传》里，只不过当时琉球被写作了流求。

因为离中国和日本都很近，所以自古琉球和两国之间的往来就都很频繁。

大业三年（607年），有琉球土人30名，在一个叫夜玖的人的带领下，来到日本定居了下来。

和铜七年（714年），信觉、球美两地的豪族代表来到当时的日本首都奈良朝贡。

信觉是今天冲绳县的石垣市，球美则是同县的久米町。

39年后的天平胜宝五年（753年），大唐高僧鉴真东渡日本，开航行途中，他所乘之船因风浪而被刮到了一个岛上——这事儿我们之前就已经说过了，冲绳的名字，还是大和尚给起的。

以上的定居、朝贡、打酱油等事例都是能见于明文记载的，而不在书中的例子，则更是不计其数。

到了公元8世纪，琉球诸岛上开始有了阶级分化，出现了有钱人和穷孩子，渐渐地也就有了自己的王朝和政权，其中早期最有名的，叫天孙王朝。

说起这个天孙王朝，其实和日本也有些关系，具体算起来是跟某个日本人有关，那人的名字叫作源为朝。

源为朝，日本著名武士源为义第八子，镰仓幕府初代将军源赖朝的叔叔，此人身高据说超过两米，乃是当时日本罕见的巨汉，且左手比右手要长四寸，故而使得一手硬弓，射出去的箭又狠又准，自幼便随父亲为义在九州岛上东征西讨，从讨伐山贼土匪到射杀妖魔鬼怪基本上啥事儿都干过，不过二十出头便立下了赫赫战功，人送外号镇西八郎，在那年头属于传说级别的强者。

虽说是武功高强，外号日本第一神箭手，可源为朝的政治智商却并不高，在一次政治兼军事斗争的内乱中，他不幸站错了队伍并打输了仗，导致兵败被俘，后被流放到了当时人称不毛之地的伊豆列岛，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囚犯生活。

没想到当了劳改犯之后的源为朝仍然不肯太平，永万元年（1165年），他率手下数十人起事，宣布伊豆诸岛脱离平安朝廷，从此独立不再缴纳年贡。

要说这哥们儿胆子还是很大的，带了一个小分队就敢造反争天下，不过这倒也不是没有原因，一来是镇西八郎坚信自己能打；二来是他手下的那十几个人皆非普通人，都是特殊群体，学名叫作大男。

所谓大男据传都是上古时代盘踞在伊豆诸岛的鬼怪所留下的后裔，他们生性好战，体魄魁梧，是邀请参加帮战群架的不二人选。

短短数日，源为朝和他的大男小队便占了伊豆列岛中的七座小岛——其实这事儿也不算太难，要知道当年日本本来就人少，这穷乡僻壤的伊豆列岛更是人烟罕见，有的地方纯属不毛之地，也就别提人了，连毛都没有，坐个船靠岸登陆留一个脚印就算是占领了。

或许是伊豆在当时真的是实在太过于地处乡下了，从永万元年（1165年）开始搞分裂的源为朝一连闹腾了好几年，连占数座无人岛外加抢了好几十艘渔船都没人来搭理他，直到嘉应二年（1170年）的时候，因为实在是搞得怨声载道了，伊豆列岛的地方长官工藤茂光才不得不上奏朝廷，说是源为朝造反，请拨大军征讨。

虽说当年是赫赫有名的镇西八郎，但毕竟事隔数十年，再加之这哥们儿常年蹲在荒郊野外身边也没几个人，所以平安朝廷那边听说源为朝造反的消息之后，也没在多大意，只是很轻描淡写地派了一支总人数不过三四百的小部队前去镇压，并亲自任命工藤茂光为大将。

这支部队分战船二十余艘向源为朝的大本营伊豆大岛开去，而另一边，源为朝望着这海面上的二十多艘战船，再看看身边的那几个大男，这才明白了一件事儿：此仗断无胜算，绝望之余，他打算自尽，以免落入敌军手中受辱。

这一年的4月6日，源为朝先是将自己年仅9岁的独子源为赖一刀刺死，接着准备自己也跟着一起去，但转念一想，觉得自己一世英名现如今面对敌军就这么一声不吭地畏罪自杀，实在有些没面子，再怎么说至少也得放一箭吧。

抱着这样的想法，源为朝独自一人来到海边，弯弓搭箭朝着讨伐军舰队中的一艘船上尽力射去，箭正中帆绳，绳断帆落，眼瞅着就动不了了。

射完之后，源为朝转身回屋，准备自杀。

手下某大男很给力，一见主子回来连忙迎了上去，手里还拿着一根绳子——当时日本最常用的自杀手段是上吊。

源为朝接过绳子，往自己脖子上比画了一阵，然后又寻思了半天，最终又将其放了下来：“吊死后的模样太难看，有失尊严，我不用这个。”

于是手下很关切地问那您用什么，我现在就去拿。

“不必麻烦了，就用刀吧。”源为朝一边说着，一边将腰间的刀给拔了出来。

接着，他解开了衣服，露出腹部，用刀对准了自己的肚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猛地一刺，再一划，顿时血液四溅，因为切得太深，所以连肠子都流了出来。

源为朝倒地，不过并未马上蹬腿，而是在血泊中痛苦了整整两三个小时才因失血过多而亡。

在他垂死的那段时间里，讨伐军非常出人意料地没有攻上岛来，而是在那天快夜里才上的岸，并且由一个叫加藤景廉的人帮他收了尸。

之所以来得那么慢，那是有原因的。

且说之前在源为朝射断人帆绳的那一箭，虽说没有射伤船上的任何一个人，却把大伙着实给吓得不轻，众士兵一看镇西八郎居然亲自出马而且还有如此身手，纷纷倍感恐慌，这一恐慌就开始纷乱了起来，这船上的人一乱，船自然也就左右摇晃了起来，或许是那年头造船技术不高明，再加上又吹来了一股大风，于是这船就这么翻了。

其余船上的人虽说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当他们看到源为朝一箭射翻了一艘船的时候，顿时吓得谁也不敢再动了，就连大将工藤茂光也被惊得不轻，当即下令暂停前进，生怕对方再弄出什么来伤了自己。

直到晚上，工藤茂光他们连等了数小时都不见源为朝有下文，这才命令船队偷偷前行，摸上了岛去，此时岛上除了源为朝和源为赖这两具尸体外，其余的跟随者都已经四下逃散了。

此事非常有名，最出名的地方还不是源为朝之死，而是他的死法，因为这是日本历史有记载的第一次切腹自尽。

虽然也有的书上说第一个切腹的应该是永延二年（988年）因被官兵追捕无法逃脱而以刀切腹身亡的日本平安时代最强大盗藤原保辅，不过根据最近两年的考证发现这家伙其实只是情急之下将刀插入腹中罢了，完全够不上“切”这个概念，而且他也不是当场就死的，而是被救活了之后关入大牢候审，结果因伤势突然恶化而在次日早上死于监牢之内，当然，兴许是灭口也说不过。但不管怎么说，他这都不应该算是切腹，所以，这天字第一号切腹男，怎么看怎么都该是他源为朝。

既然是第一个切死的，那么无论如何，都可以肯定一件事儿：源为朝死了。

虽然这句话是废话，可你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句正确的废话。

但偏偏日本人却不这么看。

且说在源为朝切腹之后没多久，各种谣言就开始在民间传了起来，主要说的是他没死，逃了，逃到哪儿倒是众人各执一词，比较集中的是说他去了琉球，并靠着出色的武功当上了那里的国王。

正所谓谎话说一千遍就成了真理，这谣言传到后来就成了历史，源为朝去琉球当国王的说法后来普遍出现在琉球地方的各类正史之中，像《中山世鉴》或是《思草纸》一类的书里都有相关记载。

因为有了这几本书，所以后来在日本也产生了这么一个论点，叫作日琉同祖，就是日本和琉球同宗同流本是一家的意思。

概括起来便是一句话：你（琉球）的东西是我（日本）的东西，我的东西还是我的东西。

个人觉得这种观点其实挺扯淡的，毕竟镇西八郎去的时候有人见证有人收尸还有人验尸，而且自杀的方式又那么出名，结果你愣要说他没死跑琉球去，那实在是有点过分了。

不过既然日本人都这么认定了，那也就罢了。且说源为朝之后，他的子孙（或者根本就是别人的子孙）在琉球诸岛上自立为王，建起了政权，又自行发明创造出了一本家谱并编了一段神话来证明自己的顺天承运，说是很久很久以前，天神造出了琉球列岛，并派出他的子孙来统治琉球，自己，便是这天孙。

结果是没过两年，天孙就被手下一个叫利勇的土豪给犯上作乱戳死了，然后利勇又被另一个豪族舜天给打败，最终，舜天登上了琉球国王的宝座。

舜家传到第三代，当家的叫义本，是个好孩子，他非常有自知之明地觉得自己的儿子不是治国安邦的材料，所以效仿中国古代帝王尧舜搞了一次禅让，将王位给了手下的大臣英祖。

初代英祖王还是比较强悍的，公元1291年，元朝曾经发兵侵略过琉球，结果在他的带领下，岛民们上下一心，共同击退了强大的侵略者。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琉球从日本引进了平假名（公元1265年）和佛教，初步确立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所结合的琉球文化体系。

初代英祖死后，琉球陷入了一个比较混乱的时代，子孙们的权力和资源都被分化到了各家豪强手上，最终也直接导致了中央王朝的溃灭，而国家也分裂成了中山、南山和北山三部，史称三山时代。

无论是哪山，在各自为政的同时，都不忘记给明朝纳贡称臣，以表明自己才是琉球的真命天子。

对此明朝采取了高度的不干涉他国内政政策——他们光收东西不办事，任凭琉球岛上打得头破血流，却也从来都不派使者承认任何一方才是正统。

所谓老大，从来都只有打出来的，哪有让人给挑出来的。

公元1429年，中山王尚绍思的儿子尚巴志消灭了其他两个山头，一统三山，建立琉球王国，定都首里，即现在的那霸。

虽说在当年争夺王位的时候，明朝那边很不是东西，可毕竟再怎么说那也是老大帝国，所以尚巴志在荣登大位之后，还是派出了使者上了一趟北京，说是自己一个不小心就灭了其他的两座山，现如今琉球三山只剩下自己这一个独子儿了，还望老大看在我多年送礼物孝敬的分上，赏点名分吧。

明朝一看那几个鸟岛上还真的就剩这一家了，得，那就认了吧。

当年，明廷遣使，承认了尚巴志的合法王位，并附带琉球国王印章一枚，以作证据。

尚巴志那一脉血统在琉球当了33年的王，33年间，他们虽说政治上依然依附在大明身边，但文化和经济方面，却似乎和日本方面交往得更甚，比如在公元1451年的时候，琉球人建立了岛上的第一个神社长寿宫，主要是用来拜祭天照大神，之后又造了波上宫和琉球八社等各类神道教道观，同时还建起寺院，并请日本的和尚来为寺院的大钟撰文。

公元1462年，尚家王朝第六代尚泰久王病故，本来按照规矩，是该由他的儿子来继承大统的，可估计是因为这家伙在位期间作恶多端，导致重臣对其极端不爽，大伙一致推选重臣金丸继承王位，统辖琉球。

金丸，原名思德金，农家出身，早年随爹娘耕地，后因各种机缘巧合当了国家大臣，人缘很好，深得同僚信任爱戴。

金丸当了国王之后，改姓为尚，单名一个円，人称尚円王。

对于这场政变，明朝那里仍然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和干涉，依旧派使臣前来册封，承认对方的合法地位。

为了把尚巴志和尚円王那两路人马区分开来，人们把前者称为第一尚氏，把后者叫作第二尚氏。

截止到德川秀忠当将军的那会儿，第二尚氏已经传了七代，称尚宁王。

琉球的历史差不多就是上面说的那些，之所以要讲这么一堆，其实千言万语都只是为了汇聚成一句话：那地方当时并不归幕府管，确切地说，那根本就不是日本的领土。

也就是说，这事儿的本质和德川秀忠朝天一指，封他岛津家久当太阳之主没甚差别。

所以家久特别愤慨，表示瞎讲有什么讲头，将军大人你要真有这份心，干脆直接把火星封给我，再买一送一搭上个月亮，让我从今往后脱离地球替月行道。

秀忠连忙摆手示意对方淡定：虽说琉球不归幕府管，可你萨摩藩出兵把它打下来不就得了？这年头要论打仗，有几个是你们萨人的对手？

有道是拿得到就拿，拿不到则抢，正是这个意思。

岛津家久想了想，又提出了一个疑问：名分呢？以什么名义出兵？

尽管摆明了是侵略，可再怎么着也得要有个说法。当婊子还要立个贞节牌坊，更何况军国大事乎。

“太阁大人在征朝的时候，曾经让琉球助阵，这件事你听说过吗？”秀忠问道。

所谓让琉球助阵，指的是秀吉攻打朝鲜的之前，曾经派过一拨使臣去了一趟琉球，要求尚宁王投降丰臣家，并为日本侵朝军队提供后勤供给，却被对方严词拒绝了，尚宁王表示，自己是大明王朝的藩属，宁死也不会降服尔等小日本，同时，琉球和朝鲜同为一个老大手底下的小弟，也没有理由坑害人家，所以，送粮一事也就无从谈起了。

秀吉听后很愤怒，嚷嚷着要把琉球一起给办了，为此，他甚至还一度奏请了天皇，设立了一个叫琉球守的官职，算是表明自己一定要把琉球纳入日本版图的志向。

顺便一说，这第一任琉球守，是龟井兹矩，即当年那个把秀吉扯烂了的明朝圣旨给偷偷捡起来揣怀里带回家的哥们儿。

再说那秀忠刚刚问完这话，岛津家久立刻满脸微笑并不住地点头称善，拍着胸脯表示自己一定奉幕府之命完成太阁遗愿，只不过这事儿太大，所以还得容他回去准备一段日子。

秀忠说你尽管去准备吧，好好准备，争取一击必杀。

其实，萨摩和琉球这两家真要论起来的话应该讲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早在尚巴志当王的时候，双方就已经有着相当密切的贸易往来了，在第二尚氏第五代尚元王的时候，日本正值战国时代，萨摩更是靠着琉球这个中转站，才将N多西洋先进兵器转入到自己领内。

元龟元年（1570年），岛津家当主岛津贵久派出使者，亲切问候了尚元王，而琉球方面也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会招待了来自彼岸的客人，这样的交流在贵久和尚元都活着的时候搞过两次。之后虽说不再有这种高层之间的互访，但两地的贸易以及文化方面的交流还是从来都不曾中断过的。

但友好归友好，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萨摩人又何尝不想将琉球收为己有？

虽然琉球这地方面积不大，也不怎么特别产粮，但其地理位置却非常要紧，西挨着中国大陆，东靠日本列岛，南有东南亚诸国，人送美誉万国津梁，真要有了这地方，那以后做个生意敛个财啥的可就方便许多了。

况且上头又有幕府的意思，再加上那里又跟朝鲜一样，属多年不知兵为何物的地方，不打白不打。

唯一的障碍就隔壁的明朝，那个庞然大物会不会和当年日本攻打朝鲜那样，横插一手搅乱战局？

对此，岛津家久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不会。

七年的朝鲜战场，已经耗尽了大明太多的财力和物力，这一回即便有心，却也无力。

退一步讲，就算会那也无妨，因为他是鬼石曼子的儿子。

当然了，勇猛归勇猛，可打仗这玩意儿终究还是得讲一下师出有名名正言顺的。

所以在动手之前，岛津家久决定先跟对方谈谈。

庆长十三年（1608年），萨摩使者造访了一趟首里城。

要说这群人真是具备了开门见山的萨摩美德，见了尚宁王后连茶都来不及喝一口，便直接表示，你们琉球干脆臣服了我们吧！

尚宁王当时就愣住了：你吃错药了？

萨摩人连连摇头：不不不，我们是认真的，如果贵邦不肯臣服的话，那我大萨摩就只有来强硬的了。

尚宁王是真的很莫名：如此蛮横不讲理，这还是人干的事儿吗？

萨摩使者仍是摇头：不不不，吾辈乃仁义之师，师出无名的事情是不会干的，打你们，自然有理由。

什么理由？

因为你们欠钱不还。

这是实话。

在和萨摩的多年贸易经济往来中，琉球朝廷确实有问对方借过不少次钱，仅尚宁王在位期间，他们和岛津家就至少借过五次钱。

但是请你注意，虽然次数是不少，但这并不意味着金额也很多。

像尚宁王，前后五次拢共也就借了250贯文，当时日本国内铁炮一杆差不多在百贯左右，也就是说，最多相当于三杆洋枪。

不过借了就是借了，再加上的确未有归还，因此人家真要拿这事儿当借口来揍你也不是不行，关键在于，你能不能打得过人家。

应该讲，不管从理论上还是实际上来看，当时的琉球要想在军事上战胜萨摩藩，连百分之一的可能性都没有，不过在萨摩使者给出投降期限扬长而去之后，琉球朝廷上下却并未出现一边倒的投降带路风气，相反倒是主战派的声音更为响亮些。

这主要是包括尚宁王在内的很多琉球权贵都相信，如果日本人真要胆敢犯境，那么大明王朝绝对不会坐视不管。

当然，也有不少大臣认为，明朝未必会管咱们，就算管了，也免不了一场生灵涂炭，你看朝鲜，在大明出兵前八道领地里有七道被倭寇占据，饱受战火肆虐，与其这样，还不如低个头得了，即便不是直接跪地求饶投降称臣，那至少也给纳个贡呗。

眼看着这边两派正炒的火热，那边则已然是刀剑出鞘了。

庆长十四年（1609年）三月四日，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岛津家点兵三千，战船百艘从萨摩出发，领军大将是当年在露梁海战中抄过李舜臣后路的桦山久高。

临走之前，岛津家久还搞了一次阅兵仪式，为了鼓舞士气，时年七十有二的前任当主岛津义弘也有策马列席，在共同祭拜过列祖列宗八方神灵后，三千将士踏上舰船，扬帆远航。

因为途中遭到风暴，故而船队被吹散分为三支，其中，总大将桦山久高部于当月7日早晨在奄美大岛笠利湾的津代凑（今奄美市笠利町手花部的津代地区）登陆；副大将平田增宗则率大部分武士在同日申时许于笠利湾的深江浦登陆；第三支部队在奄美大岛西南的西间切（今大岛郡宇检村宇检）登陆。

虽说在日本人来之前，一些强硬主战的琉球官员曾经信誓旦旦地表示食君禄忠君命，人在城在人亡城亡，大有一副来信砍的派头，可当他们看到当年在朝鲜搞死过李舜臣，在关原爆过德川家康的岛津家武士真的就近在眼前的时候，立刻二话不说，纷纷连夜就带着家眷细软跑了。

还有没跑的，则直接当了带路党，比如奄美大岛的一些酋长就对登陆上岛的萨摩军异常友善，不仅不抵抗，干脆箪食浆壶夹道欢迎，以接王师。

当月24日，日军三路汇合，直驶琉球本岛，一路上几乎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尽管琉球军民组织了些许抵抗，但下场基本无外乎被瞬杀。

4月1日，三千人马齐聚首里城下。

首里是王城，尚宁王是国君，就算想逃，也已是无路可去了，于是只能调集御林军四千余人出城迎战。

人数占了优并且还能据城而守，应该讲从理论上看，琉球方面的胜算还是蛮大的。

当然，这仅仅是理论上。

这那个年头，但凡打仗，那萨摩人就是一个魔咒般的存在，只要战场上碰到他们，那等于就如同火影里被开了伊邪那岐——自己的一切优势都会在对方面前化作乌有。

4月5日，首里城被攻陷，四千琉球军全军覆没，尚宁王本人也成了萨摩的俘虏。

打完仗，抓完人，接下来就该是善后了。

虽说是占了人家全境，可萨摩人倒也没有自己动手亲历亲为地统治琉球的打算，而是准备弄一套以琉治琉的方案——先让尚宁王臣服自己，然后留下驻守官员，再叫琉球方面每年按时纳贡。

当然，表示臣服可不是嘴巴上随便说说就算完的，那得立字据，具体说来是由萨摩人先写一份降表，大致内容如下：

我本琉球国王/大臣×××，近两年来，岛上各种奇观不断，从河图、麒麟到独眼石头人、大乌龟之类的一应俱全，有时候买条鱼回来杀了吃还能在鱼肚子里找到黄绢，晚上睡觉都能听着狐狸叫，所以我坚信，这是要变天了。

没过多久，果真是天兵杀到，三千萨摩精锐以所向披靡之势迅速登上了琉球列岛。

说真的，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要知道我都已经开始学萨摩方言准备为天军带路了，可不想你们进军速度太快，我连太君别开枪是自己人都还没来得及说顺溜，首里城就被拿下了。

事已至此，我只后悔自己没早点开始学萨摩话，不过有道是革命不分先后，我想我现在顺应潮流，响应萨摩天兵的号召及时投降，为诸大人进驻琉球贡献一些绵薄之力，应该也还算为时不晚吧？

PS:我是真心想要投奔光明，这才写下这份降表，绝非有人拿刀持枪在背后逼我，真的。

写完之后，再让尚宁王以及琉球百官每人都照样誊抄一封并在下面画押签字，以示归顺诚意。

排第一个的当然是尚宁王，因为只要他肯写，那其他人也就基本上没问题了。

尚宁先是看了一眼这篇东西，再看了一眼和他一起被召过来的琉球百官，长叹了一声，泪水涟涟地拿起了早已为他准备好的毛笔龙飞凤舞了起来，写完之后，读了一遍，又一声长叹，接着，签下了名字，盖上了金印。

群臣一看王上都签字了，哪里还有不认怂的道理，只见他们纷纷各自挥毫，誊抄降表签上大名，然后交给在场的萨摩官员。

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在场的萨摩大伙都非常满意。

但终究还是响起了一声不和谐之音：“老子不签！”

众人转头望去，就看到一个琉球官员一边大声说道：“我既为琉球之臣，只有为国尽忠，哪有屈膝向尔等下跪讨饶的道理？！”

一边说着，一边还把笔墨狠命地摔在地上，又把纸给扯得粉碎。

一看来了刺儿头，萨摩武士们立刻全都围了上去，先问你是谁，什么来头。

“在下三司之首，亲方谢名利山。”

三司的全称叫三司官，类似于内阁成员，主要负责国内政务，总共由三人担当，其中地位最高的那个，会被国王授予亲方这一称号。

谢名利山，姓谢名，名利山，据书上说，这家伙身高在一米八上下，体格魁梧健壮，肤色浅黑，人如其貌，倒也是个相当硬实的汉子。

其实他并非土生土长的琉球本地人种，其祖籍乃系中国福建，公元1549年生于琉球的久米村。说起来这个久米村和中华大陆的关系很深，早在洪武年间朱重八治世的时候，为了帮助相对落后蔽塞的琉球兄弟，明太祖特地下了圣旨，命福建沿海一带村落里读过书的、会开船的、能修东西造东西的这一类技术性人才移民琉球，其中，来到久米村的有三十六户人家（一说虚数），史称久米三十六姓，这谢名利山的祖先，也是三十六姓里的一员，本姓郑。

所以利山还有个中国名字，叫郑迵。

不光祖上有中国血统，这谢名利山还真去过中国。

公元1565年，16岁的他被选为官派留学生，送往明朝留学，进入了南京的国子监学习，7年后返回琉球，之后又多次担任使者出访明朝。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亲华派。

公元1606年，也就是萨摩攻来的三年前，57岁的谢名利山被选为三司官之首，荣获亲方之称。

在琉球，虽说百官的任命之权都掌握在国王手里，但三司官由于位高权重等原因，故而不能让王一个人说了算，得大家一块儿选。

参加选举的是百官，总人数在一两百，拥有被选举权的是由国王挑出来的十来个精英，只不过按惯例，王族是不能参选在内的。

且说在当上三司官之后不久，谢名利山便摊上了萨摩来袭这一档子破事儿。

其实，因为考虑到琉球和自己的关系百十年来都挺不错，所以岛津忠恒还是比较讲人情地先写了一封信过去，表示只要你们肯投降，那我们就不打了，不然真要刀兵剑戟地闹将起来，你们肯定会死得特别难看。

该信一传到琉球，立刻在朝中引起了一场小地震。

有大臣认为，恐怖大魔王鬼石曼子又要降临了，果然还是投降比较好吧。

这样的想法很快就占据了朝廷的大多数，大家纷纷表示，与其被人打一顿之后投降还不如主动地、自觉地，率先恭顺，反正结局都一样，当然得选一条不用吃苦头的道儿。

唯独一人，以异常坚决的态度反对投降，他就是谢名利山。

“萨摩不过一藩，若琉球举国投降日本的一个藩国，那则连藩属的待遇都没有了。”

这话是说给尚宁王听的，意思就是你现在好歹还能算是大明公司分公司的总经理兼股东，可一旦跟了萨摩走，那多半也就只能混个部门主管了，个中利益，自己衡量吧。

尚宁一听当然不干了，可一想到赶不走萨摩人一样要做部门主管，所以心中还是相当忐忑。

“王上不用担心，一旦开战，大明必然会派援军！”

有中国血统，去过中国留学，并和北京明廷方面有着密切联系的琉球国第二号人物亲方谢名利山面对满朝文武的质疑，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话。

在尚宁王看来，不管怎样，既然利山敢这么说，那多半是他心里有了底，或许已经给人家写过信了，或许是别的哪样，总之，像他这样的人，应该是不太会满口跑火车的吧？

琉球王这么想着，也就放下了心来，并且做出决定：抗争到底。

抗争的结果是一直到萨摩人的绳子都套到他脖子上了，明朝那边却连一条狗都没派过来。

不过说起来这事儿倒也不能怪谢名利山放卫星，其实他是真的有写信寄到北京去过，而且也的确是收到了回信，虽然字数比较少，三个字：知道了。比落款还短。

可利山却觉得这是大明王朝有深度的表现——言简意赅嘛，反正到时候给援军就行。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早在10年前的朝鲜战争中，大明帝国就因消耗了过多国力而变得空虚不已，连国库都是连年赤字，早就没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的余力，虽然万般无奈，但也不得不做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那就是坐视琉球沦为他人之物而假装不知。

就这样，琉球被萨摩占了，但非常幸运的是，没有被灭国。

原因有二，第一，是因为考虑到了明朝那边，虽说这次非常幸运地没有像10年前在朝鲜那样招来不该招来的玩意儿，可毕竟当年余威今尚在，不顾及一些影响万一惹急了人家那再引发一些连锁问题似乎也不好，所以在明面上还是不敢太大鸣大放，仍旧保留了琉球王国原来的制度和领导班子，只不过在目前，琉球还是暂时归了萨摩派去的各官员代为管理，至于尚宁王和包括谢名利山在内的琉球的主要官员，则都被带去了日本参加培训班。

第二，德川家本身并不打算灭亡琉球，而是一直有着自己的打算。

长期以来，江户幕府的实际控制者德川家康多次派遣使者造访琉球，希望由他们出面和明朝交涉，以期重开日明之间的贸易往来，但这种要求数次被以谢名利山为首的强硬派严词拒绝，于是这才恼羞成怒，决定付诸武力，派萨摩藩出征。尽管名义上很好听，说是把琉球赏赐给萨摩，但实际上在打下琉球后，家康是打算操控琉球朝廷，假借那里的名义和明朝做生意。然而大明到底不是瞎子，虽说是没了像当年救朝鲜那般的力气，但看还是能看得真切的，就在琉球被攻下后的第二年，万历帝便下了圣旨，暂缓当年和琉球之间的朝贡贸易。

曲线贸易失败外加不方便把人完全划入版图，于是琉球顿时就有了一种烫手山芋的感觉，因此德川幕府也不得不再退一步，只要求琉球每年给自己纳贡便成，而那地方的一切事务，则顺水推舟地全权交给了萨摩藩处理。

如此一来倒真的是便宜了岛津家，万国津梁毕竟是万国津梁，不光是大明朝的重要贸易点，同时路过那里的西洋船只也不少，即便不靠朝贡贸易，光是雁过拔毛再搞搞走私，那收入也是大大的。

为了更好地控制琉球，也为了更好地赚钱，在庆长十六年（1611年）年初的时候，萨摩方面正式出台了一套囊括琉球贸易、体制、人民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制度四方面的法律法规。

这应该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部针对海外殖民地所制定的政策，所以还是很有必要来详细扯淡一下的。

首先是贸易方面，共分四条：

第一，没有萨摩的许可，不许在中国采买任何贸易物品；

第二，不经萨摩允许，琉球的任何商船不可开往他国，包括日本其他大名的领地；

第三，不许在未经萨摩允许的情况下和包括日本其他地方在内的商人展开贸易；

第四，严禁将琉球人贩卖至日本其他地方，也严禁琉球人去其他地方。

以上四条，主要目的是为了剥夺琉球的贸易主权性，以此独占利益，一切向钱看。

接着是意识形态，或者说社会治安，也是四条：

第一，琉球老百姓如果对琉球的代官甚至是琉球王府有任何不满，都可以直接向萨摩方面委派过去的奉行申诉，不要有任何的顾虑；

第二，禁止街头斗殴、吵架；

第三，不许强买强卖；

第四，严禁赌博和其他有悖人道的事情。

这几条看似跟一般的法律没甚区别，但实际上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所谓“对王府不满就向萨摩申诉”，其实就意味着，对于琉球人而言，原本至高无上的本土王权已然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新生的，从外面过来的萨摩殖民政权，而这也正是萨摩人的本意——培植琉球老百姓的被支配意识，只要如此做上几十年，那么后世的琉球人将只知有萨摩而不知有琉球。

再然后是分配体制，有五条：

第一，三司官受萨摩支配，遇事不得擅专；

第二，无官职者不许领官俸，包括原本的王族在内；

第三，女性一律不准领取官俸；

第四，严禁将他人变为自己的奴仆，严禁在琉球境内搞任何买卖人口的勾当；

第五，禁止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造寺庙或是神社。

这几个条款的意思大多比较明确，主要是把琉球原本的权力者给变成维持会长，同时再控制宗教势力泛滥，不准买卖人口和将人变成奴仆，主要是为了防止有些人因为太有钱而买了过多的人口变成一方豪强，这对萨摩的殖民统治有百害而无一利。

最后是经济制度，不多，两条：

第一，除每年固定年贡之外，还须向萨摩大名贡上贡品，至于贡什么，贡多少，则由萨摩奉行官决定；

第二，度量衡制度一律改成日本的。

这两条全然没甚内涵，纯粹就是赤裸裸的榨取。

总共十五条，所以也称钦定十五条，可以说是条条见血，招招致命。拟写完毕之后立刻分发给了原琉球国各官员，要求他们仔细阅读之后签名，以表赞同。

这事儿进行得还算顺利，虽说大伙都明白这是当了婊子要立牌坊，你签了他要搞十五条，你不签这政策一样要推行，但除了一小撮极端强硬分子之外，绝大多数琉球官员还是很给面子地签上了自己的姓名。

那一小撮，其实具体算来也就一个，不说你也能猜着，亲方谢名利山。

不过这人现在说好听点叫被软禁在学习班，说难听点就是个被囚禁的劳改犯，签名本身就是个走过场的形式，所以那种已经人畜无害的家伙爱签不签，无所谓。

就这样，琉球王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实质性权益，终究还是被全盘掌握到了萨摩人的手里。

然而，正当岛津家上下指着琉球当一回老母鸡给自己多生俩金蛋的时候，一场情理之中，却又出人意料的事件发生了。

且说那位琉球的亲方谢名利山，虽说是跟尚宁王一块儿被带到了萨摩参加学习班，以便成为一名合格的17世纪新型萨摩人才，可由于这家伙可能是大脑构造有些特别，尽管别的琉球官员都已经能够毫不羞耻地说出“爷是萨摩人”这五个字了，可唯独这位谢名亲方，别说让他自称萨人，就连琉球诸岛的归属问题，那厮都毅然决然地坚持着那地方乃大明藩属这样相当反动的学术观点，除了特立独行地不签那钦定十五条之外，他还念念不忘反攻琉球，成天就念叨着一些诸如一年准备、三年反攻、五年作战、十年成功之类的口号，看样子是打算跟岛津家血拼到底。

对此，岛津家倒是显得相当大度：谁家还能没个忠臣良将呢，让他去吧，只要用点心思，好好改造，是块石头也能给他焐热了不是？

就这样，当那些经过改造并被鉴定为合格的琉球战俘一个个地从学习班里毕了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并走上了各自工作岗位的时候，只有谢名利山，依然被留在了学校，继续接受教育。

这一年9月初的一天，某中国宁波商人自长崎来到了萨摩，想做点买卖赚一票，在生意途中，也不知道怎么就跟谢名利山搭上了关系，两人见了一面。

在双方四目相交打过招呼之后，利山一听说对方是从中国来的，立刻泪流满面仿佛是见到了几百年没碰过头的亲戚，他一边哭一边就当场跪了下来，还磕起了头。

宁波老板吓坏了，心想自己是个做生意的，又不是打劫的，你看到我又哭又号地作甚？于是连忙扶着利山说道：“谢名兄，有话您就说吧。”

“老板，不瞒您说，我有要事相求。”

看着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利山，宁波老板说了一句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的台词：大哥您有话就讲吧，只要小弟能做的，肯定帮你做了，你就别再哭鸡鸟嚎的了。

谢名利山一听这话，连忙抹了眼泪擤了鼻涕，把手伸到怀里，从内侧袋里颤颤巍巍地掏出了一张纸，然后一边抽泣一边说道：“这…你把这…这个…交给明朝的大皇帝。”

宁波老板生怕利山看多了海瑞的故事然后在里面写了些骂人的大不敬话从而使得自己也跟着沾包，所以在接过之后，又问了一句：“我能打开看看吗？”

“请看。”

在打开这封疑似入党申请书的玩意儿并仔细阅读之后，宁波老板面容一下子变得有些严肃了起来：“小弟一定不负大哥之托，将它带到北京。”

“多谢了！”

夕阳下，宁波老板抱拳告别，转身离去，越走越远，越走越远……

然后，被萨摩士兵当场拦截在了某路口。

谢名利山的一举一动都受着严密的监视，这种又是哭喊又是给申请书的行为，当然没可能躲过萨摩特工们的法眼。

拦住之后就是搜身，因为不曾有过地下工作的经验，所以宁波老板很快就被他们从自己身上找到了那张纸。

那果然是一封信，收信人是明国皇帝：万历。

主要内容是谢名利山想请明朝派援军帮助自己收复琉球那沦陷的江山，并且还在信中提到了自己是中国后裔，以博取对方好感与信任。

在信的最后，他还签上了自己的大名：琉球三司官，亲方谢名利山。

证据确凿，这厮是想翻天。

岛津家久和他爹岛津义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那就是忠恒是一个相当刻薄严厉的人，尤其对于想要给自己添堵造事的主儿，他是从来都不会手软的。

当月，他便下达了处决谢名利山的命令。

不仅判了个死刑，还没打算让其好死。

具体的行刑方法是把利山给丢在锅里煮了，就跟后来李自成煮福王朱常洵一样，只不过萨摩人没那么恶趣味，还不至于到吃人肉的地步。

在临上锅的时候，谢名利山还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很老套的传说。

前面已经提过了，这是个大个子，身高有一米八，在当年的日本算是魁梧巨汉了，所以是由两个萨摩士兵给押着上的法场。

到了锅沿，都要把他往下推了，结果这谢名利山也不知从哪儿来的力气，突然就挣断了绳子，然后一左一右抓着那两个萨摩兵，纵身那么一跃，三个人便齐齐掉入了那浓雾滚滚的沸水之中。

周围人一看这场景，慌不迭地灭火的灭火，抽薪的抽薪，但最终还是慢了一拍——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已经面目全非根本无法辨别出谁是谁的三具尸体。

无奈之下，萨摩人只能把这三位一同下了葬。

听起来似乎跟中国的干将莫邪相似度挺高，嘛，反正都是传说，山寨一下部分情节也是很正常的。

谢名利山之死，让尚宁王大哭了一场，毕竟这是满朝文武中唯一一个到死都不肯低头的家伙，可谓是琉球王国最后的忠臣。

而尚宁王这位亡国之君在后来的日子里对自己败了祖宗的家业一事耿耿于怀，一直到死都没能原谅自己，特意下了遗诏，说是不要把他给埋到琉球先王的祖坟里。

宽永十三年（1636年），琉球第二尚氏第八代国王尚丰王，被萨摩藩剥夺了国王称号，只称“国司”，虽说后来又经各种渠道而被重新恢复，而且中国方面也一直认可琉球的王国地位，但从实质上而言，“琉球王国”这四个字，却早已经成了一个被埋入黄尘史册的历史名词罢了。

至于岛津家，则着实赚了不少，不光有从西洋来的先进玩意儿，还有各种吃的喝的，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红薯，那玩意儿是在公元1604年的时候被传到了琉球，后来再通过琉球进了萨摩。

萨摩这地方其实挺穷的，因为当地的土地质量很差，要是光靠种地的话那基本上要饿着一大半，所以这种种起来方便产量还高的红薯一到，便立刻成为人气物，久而久之甚至变成了萨摩特产，直至今日，日本人说起红薯，总会称其为“萨摩芋”。

第四章
剑指台湾

庆长十九年（1614年）十一月，德川家康号令天下诸侯，兴兵十五万围攻丰臣家的大本营大阪城，双方先是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攻防拉锯，然后进入了和谈阶段，不过短暂的和平只维持了不到半年，庆长二十年（1615年）夏，德川家大军由江户出发，浩浩荡荡开赴大阪，经过半个月的强攻，终于攻破了那座天下第一的大阪城，丰臣秀赖和生母淀夫人以及铁杆家臣数人躲在一个堆满了火药的小仓库里，点火自爆而死。丰臣家就此灭亡。

应该讲，历经百年战乱的日本，这时候才真正又重新迎来了和平，所以当年德川家康就奏请天皇，改年号元和，史称元和偃武。

此时，距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不过二十多年。

丰臣家灭亡了，这个由一个农民所一手建立起来的王朝，就这么灭亡了，仔细算来，也就历经两代而已，若是算上秀次，那也就三代。

为什么？

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人中豪杰的丰臣秀吉所建立起来的基业，为何在他死后不过17年，就灰飞烟灭了？

一般认为，是因为丰臣秀吉所建立起来的丰臣家政权本身就不是一个完全的统一体，除此之外，他因为是一介农民，所以没有像其他的统治者那样拥有众多的谱代家臣，即代代都侍奉自己家的老家臣，以至于造成了根基不稳。此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秀赖继位的时候过于年幼，这才让德川家康有了可乘之机，被夺了家业。

这些东西，乍一看说得很在理，但仔细琢磨的话，就会觉得根本就是在忽悠人。

日本这个国家，自打有各式各样的大名的那一天起，一直到明治维新后废藩置县为止，都不曾“完全”地被统一过，德川家康所建立的江户幕府在行政划分上也不是铁板一块，话说到现在我们大家有目共睹，德川幕府之下，有伊达政宗，有岛津家久，还有其他的大名，你能说这是“完全”统一吗？这仍然是各种意义上的分裂与自治，只不过各大名得在中央政权之下自治罢了。

还有家臣，自战国那一乱，全日本的风气都变了，别说是老家臣了，就是亲兄弟也能拿刀砍你，这家臣老不老，说真的跟你的政权没甚太大干系，更何况事实证明秀吉的那几个家臣确实都很给力，文有石田三成片桐且元，武有福岛正则加藤清正，虽说是彼此不和了些，但他们的为人还是相当靠谱的，如果没有家康的从中闹腾，丰臣家的武功派和文治派最多也就是互相看着不爽再吵架打架而已，就跟现在日本开议会一个模样，断不会干出太大的出格之事。

至于秀赖年幼，这个也不能算是个说法，要知道在江户时代，十来岁当将军的娃娃有好几个，可也没见哪个就闹成了秀赖那副德行。

说一千道一万，这丰臣家的灭亡，虽说从表面上看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因素，但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众多原因中最最大、最最根本的那个，其实是出在丰臣秀吉的身上。

这家伙其实从最开始的时候就走错路了，他做了一件误以为是对的但实际上是大错特错的事情，那就是侵略朝鲜。

这场总动员30万，实际参战15万的大战，让丰臣秀吉把几乎全部的精力都投入了其中，从而使得很多本该做的事情都没法做或是来不及做了，比方说想点手段出来约束手底下的那些个大名，或者是想办法均衡一下武功派和文治派之间的矛盾等等。

没法做，是因为大家都在朝鲜拼命你怎么做？来不及做，是因为战争还没结束秀吉就挂了。

凭良心讲，这场侵略朝鲜的战争，确实给日本带来了很多：掠夺了大量的财富，缓解了国内的好些矛盾以及引进了相当多的技术。

可是，这些好处都是带给日本的，而不是带给丰臣政权的。

一个政权可以代表国家，但它永远不会等于国家，只是这千百年来有太多的执政者总是误以为朕即国家，朕即国法，以至于最终落了个灰飞烟灭的下场。

7年的侵略战争让丰臣家得到的，只有一群抢肥了自己并且互相之间虎视眈眈的大名。

同时还有躲在角落里等待着时机的德川家康。

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上这么一句话：一个国家，在国力全盛的时候想要出兵侵略人家搞输出政策，对此我没有任何好评论的，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打算通过单纯的“攘外”方式来企图一劳永逸地缓解内部矛盾，那我只能给他六个字——玩火者，必自焚。

比较可惜的是，日本人貌似并没有吸取这般的教训。当然，这是后话了。

话说就在丰臣家灭亡后的第二个月，一个可怕的传言便开始在日本各地流行了起来。

那就是丰臣秀赖并没有死，而是逃了。

至于去处，大家则众口一词地认定，是去了海外。

理由是德川家康兴全日本之兵征讨丰臣家，列岛诸侯莫敢不从，那秀赖即便是侥幸逃脱，却也没可能再在日本混下去了，唯一行得通的，只能是漂洋过海。

尽管此事一看就知道是百分百的谣言——当日城外围得跟铁桶一般，不要说是跑国外了，翻墙外都没可能，更何况在秀赖最后自爆时也有数名目击者在场，因此生还之说根本就站不住脚。

但德川家康却非常诡异地信了这邪，他坚定不移地认为那丰臣秀赖搞不好真的活下来了，为了斩草除根，7月时老爷子下令手下组织船队，准备出海找人。

说老实话这招其实并不新鲜，早两百年前的大明永乐帝朱棣就用过，以找侄子建文皇帝为名，派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其真实用意是想用大炮巨舰和真金白银扬大明之国威于四海。

而生性节俭堪称吝啬的德川家康自然是没有那当散财童子的瘾，他派人出海的主要目的跟朱棣正好相反，是为了赚钱。

家康的计划是学西洋列强找殖民地，在海外也给日本弄个据点，然后以此展开贸易——主要是和中国的贸易。

由于自万历援朝那一次开打之后，大明朝野普遍很不待见日本，甚至可以说是讨厌，双方连往来都基本中断了，更别说做生意了，因此德川家康一直希望找一个从前跟日本没啥关系的地方，以他们的名义和大明搞贸易，反正天朝上国历来不怎么搞得清外面的世界，这样糊弄一番兴许事儿就能成了。

本来找的是琉球，结果人家多年来就是大明国铁杆小弟，虽说大哥不仗义没来救终究是落了个山河沦丧，可明朝对那地方多少还算知根知底，所以即便是攻下了琉球，可借那方宝地与大明做生意的事儿却是彻底地黄了。

而这一回，德川家康则把目光投向了高砂国。

高砂国就是中国的台湾。

当时的台湾岛和中华大陆之间的关系比较微妙，尽管岛上各种小国林立，却也并非和大陆脱离关系，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来往都极为频繁，而且自元朝起，天朝就有设立澎湖巡检司，用以管辖那一圈地方。

这也就难怪家康会选此地下手了。

事实上不光是他，早在文禄二年（1593年），丰臣秀吉就派人去过台湾，要求那里的各小国国王给自己纳贡，结果非常悲摧地被华丽丽地无视了。

然后在庆长十四年（1609年），德川家康亦派出使者有马晴信，坐船过海来到台湾，要求土人给幕府纳贡，但仍然是不得要领，被人家给淡定拒绝了。

不过老头并不死心，灭了丰臣之后眼瞅着海内四平了，于是又打上了台湾的主意，还美其名曰出海找秀赖。

鉴于前几次的失败经验，这回家康决定来一手恩威并济。

元和二年（1616年），在幕府的授意下，长崎代官村山等安率一支由十三艘船三千余人组成的舰队出发，朝着台湾驶去。

村山等安，生年不详，家乡不明，唯一知道的，是此人本系商贾，精通理财能言善辩，并且还会外语（葡萄牙语），同时信仰天主教。

早在丰臣时代，他就因为名声在外且经营有方，被秀吉亲自任命为长崎代官。

所谓长崎代官，就是代替中央政权在长崎这个国际大港口处理各种涉外联络、贸易以及交往等事务的官员。

因为工作出色，所以在丰臣家灭亡后，村山等安又在幕府之命下，继续担任着长崎代官一职。

德川家康之所以要派这么一个人去台湾，原因有二，第一，他有钱，会做生意；第二，他手下有足够的人，能打仗。

第一条并不难理解，家康的本意就是想在台湾建立贸易据点，一个打算盘的生意人显然要比整天腰间挎大刀的更胜任此职。

而第二条其实本来也没啥好琢磨的，纯粹是我觉得有必要多一句嘴罢了。

江户时代，日本学中国把老百姓的阶级地位高低分为士农工商四等，武士最高，农民次之，手艺人再次之，商人最低。在那个时代的日本，商人在理论上连丝绸衣服都是不能穿的，更别提招兵买马了。

村山等安带去的那一个舰队的三千多人，大多数都是奴隶——事实上这家伙虽然表面上从事着各种光明正大的干净买卖，但私底下却是九州北部家业最大的人口贩子。德川家康正是因为知道这点，才选了这么一号人。

再说村山等安的舰队于当年3月从长崎出发，本以为星辰大海前途一片光明，却不料刚开到琉球海域就遇见了大风暴，十三艘船顿时被吹得四飘五散，其中七艘船当场丧失了航行能力，被迫开进琉球整修，而村山的旗舰和另外两艘船则一起被吹到了越南，好在那会儿已经不是唐朝，不会再发生阿倍仲麻吕他们遇见的那种土人拿着长矛出来杀人越货的事情，不过也足够折腾了一阵，直到第二年的7月才重新回到了长崎。

最后全须全尾地抵达台湾海域的，只有三艘船。

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功告成，而是标志着另一段噩梦的开始。

且说这三艘历经风暴侥幸存活的可怜船在村上等安麾下首席家仆明石道友的命令下，停靠在了台湾岛西北部的岸边。其中一艘船上的人全部上陆找吃的喝的顺便问问路，余下两船人马则就船歇息，以备不测。

然后过了两三个小时，正当船上大伙翘首期盼着今天晚饭能吃到点什么野兔子野鹿之类的时候，突然从远处飞奔出两三个黑影，一边跑一边还在喊：“快逃！”

定睛一看，原来是上岸探路的船员。

众人不知发生了什么，把那两三个人接应上船便问他们说你们怎么就自己回来了？其他人呢？吃的呢？

“其他人……都死了！”

在那几个幸存者的回忆诉说下，大家才知晓了刚才发生在自己身边不远处的可怕一幕。

话说那艘船上的人在登陆之后，径直走进了原始丛林，想打点野味充作晚餐。

结果前脚刚刚踏入林子还没等走了几步，突然就听到一声怪喊，接着齐刷刷地就冒出了好几百个打扮怪异的土人，这些拥有强烈领地意识的台湾原住民对于不速之客的到访显然是心怀愤慨的，认为他们冒犯了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猎场，是死罪。

因为村山等安的手下几乎都是奴隶，没什么太强的战斗力，外加冷不防地被打了个埋伏，因此瞬间就伤亡惨重，活下来的人虽然立即慌不择路地开始逃命，但毕竟人生地不熟而且在山林里也确实跑不过土人，所以基本上都被杀干净了，最后活着回到船上的，不过寥寥数人。

听到如此惨讯的明石道友也不含糊，当即下令起锚开船，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

不过他们并没有返航日本，而是一路往西北走，当年五月，来到了东涌（今福建省连江县东引乡）。

此时的明石道友再度陷入悲摧，尽管汪洋大海之上不会凭空杀出土人，但此刻两艘船上的生活物资基本已经消耗殆尽，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再不想点什么办法，那么这些人马上就要去和那些死于土人刀下的战友做伴去了。

办法有，那就是抢。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明石小分队几乎是遇船就抢，见人就杀，一时间福建海域来往船只人人自危，生怕碰到这群抢吃抢喝的杀人狂魔。

不光海上，陆地上也是人心惶惶，闽地各路军民一听说倭寇又来了，连忙纷纷躲入省会避难，各城城门也整日大关，一副闭门谢客的模样。

明石小分队的行径很快就引起了福建官方的高度关注。当时的福建巡抚叫黄承玄，其实这人早在一年前的元和元年（1615年）就从琉球尚宁王的密报中得知了日本人可能要对台湾下手进而殃及天朝，于是便早早地做好了比较充足的准备。

他准备的不是枪炮兵械，而是一个人，此人名叫沈有容，时任福建水师提督。

沈有容，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出生，22岁考中武举，随后出任昌平千总。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蒙古朵颜长昂以三千骑兵入侵刘家口，当时沈有容正任蓟镇东路南兵后营千总，听闻敌情后带着二十九人就出发了，并于当晚直奔蒙古人大营，搞了一场夜袭。

29VS3000，胜者：大明。

一场夜战之后，蒙古人悉数退去，沈有容身中两箭，斩获首级六颗，从此威名大振。

朝鲜七年战争爆发后，沈有容随兵部右侍郎宋应昌出征，任补本部院中军，其实就是宋大人的副官，不过两人关系似乎并不咋样，因此开战之后没多久，沈千总就称病辞职，回国休养了。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秋，沈有容被时任福建巡抚金学曾启用，先守海坛（今福建省平潭），后调至泉州，主要任务是严防海盗进犯。

应该讲，直到这个时候，沈有容才算是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归宿，同时，他也和台湾这块地方结下了不解之缘。

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福建方面得报，有一股流窜于闽粤江浙一带的海盗将自己的大本营设在了台湾，为了斩草除根，于是便派沈有容率二十四艘船船组成舰队，渡海征讨。

命令下来的时候已经是当年腊月了，从常识上来讲并非是出海的好时节，但也正因为此，让沈有容认为能起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果，故而毅然决然地领兵出海了。

果不其然，大军刚出发没几天就碰到了风暴，舰队被狂风吹得四处飘散，最终二十四艘船里只有十四艘平安抵达台湾，尽管有部将认为尚未开打就已经折损小半兵力实乃不祥之兆，但总大将沈有容仍是不为所动，于到达次日下达了攻击令，一仗过后，明军大获全胜，拢共七艘海盗船，被明军砸了六艘，同时斩首十五，夺回被掳走的男女三百余，从此之后十余年里，那股贼寇再也没敢来过大陆。

值得一提的是，在沈有容完成剿匪任务于当地休整时，有一个台湾原住民酋长叫大弥勒的，扶老携幼箪食浆壶地从深山老林里走出来，拜谢王师为民除害还当地以和平，并邀请沈提督来自己的山寨里做客。

沈有容欣然前往，在拜访过程中，有一位叫陈第的随行学者将一路上的见闻都给记载了下来，日后整理成书，也就是现存最早的台湾史料——《东蕃记》。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一伙荷兰人占据了澎湖列岛，为首的叫韦麻郎，隶属于东印度公司。他们在岛上盖房子造商馆，并照会福建方面，要求与大明通商。

按惯例，应该是把这些人赶出去的，可关键在于他韦麻郎也不是空手而来，除了各种通商贸易用的货物外，还带了巨舰三艘，每艘船长二十余丈，高数丈，双层厚底，并配铜打巨炮，用数十斤一颗的铁炮弹，一般舰船只要靠近，就会立刻被打成碎木板，可谓是战斗力逆天，若用武力的话，说难听点，整个福建水师一拥而上都只是白给。

但要是就此望而却步不闻不问似乎也不行，因为这样一来澎湖列岛乃至整个台海地区就有变成荷兰人囊中物的危险，思前想后，时任福建巡抚徐学聚便决定把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保家卫国任务交给正在福建都指挥使司当差的沈有容。

沈有容认为，荷兰人想在澎湖列岛做贸易是假，借澎湖进而染指大陆是真，故而必须驱逐之，只不过那三艘巨舰确实不同凡响，就算是自己出马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所以，还是谈一谈吧。

当年十月，沈有容独自登上小舟一艘，径直前往澎湖荷兰人处，然后见到了韦麻郎。

虽说韦麻郎带了三艘很牛逼的军舰，但其实这人真的只是一介商贾，自入驻澎湖之后，他除了照会各路衙门要求通商之外，手里也没闲着，各种奇珍异宝真金白银一直都在那里送着，因此也得到了不少福建地方官员乃至驻闵宦官的承诺，说我们知道你的好意了，只要稍加时日，便能让你在澎湖设立商馆，互通有无。

所以在和沈有容互相寒暄之后，韦麻郎理所当然地就把对方当成了一直以来打惯了交道的那种官吏，于是一面从口袋里摸出了银票，一面表示沈大人，请您多关照吧。

沈有容把银票推了回去，然后告诉对方，通商与否这是由中央朝廷决定的，绝非福建一省能够左右，你就算把全部家当都拿来打点，只要皇帝不点头，那也是白搭。

要说韦麻郎本质上还是个老实人，一听这话当下就急了：“至今为止，我见过的所有福建官员都跟我说可以一起做生意，为何唯独沈将军你却说做不成？”

沈有容长叹一声，用很无力的眼神看着韦麻郎，说孩子啊，事到如今你还不明白吗？他们若说不成，那还如何收你的打点钱财？

韦麻郎捶胸顿足，高呼死太监骗我。

于是这下轮到沈有容不淡定了：死太监？你给了哪个公公钱了？

“福建市舶司太监高宷，收了我三万金。”

高宷是当时万历帝跟前的红人，被派到福建管市舶司，生性贪婪性格嚣张，欺男霸女无恶不作。

就在沈有容抵澎之前不久，高公公就已经派了周之范会见韦麻郎，从他那里拿走了三万金，说是上京通路子。

拿走了的钱如同泼出去的水，纵是韦麻郎对天长啸，也是无济于事。

沈有容想了想：“我替你拿回来吧。”

好在当时那个周之范拿了钱后还没走远，沈有容叫韦麻郎派人追上了他，硬是把钱给要了回来，并且表示等到朝廷允许荷兰在澎湖设贸易点与大明通商的批文到手，再加倍赠予财物。

这件事让韦麻郎十分感激，而沈都司也趁火打铁地规劝他们赶紧回国，他知道荷兰人不肯离去澎湖的最大仰仗是那三艘巨舰，故而也非常坦白地告诉对方，我大明地大物博，要啥有啥，能平山，可填海，纵有百万大军，也叫他血染汪洋有去无回，现如今你荷兰人不过三艘大船，就算胜得了一时，可又能纵横一世吗？更何况，即便你能一世无敌，大不了我大明让那些下海之人不带一分金银一两货物，让你做不了生意，断了你的财路，这时候饶你船再坚炮再利，又能怎的？

那韦麻郎听闻之后连连点头，口称言之有理，再加上沈都司帮他追回那么多差点打了水漂的银子也确实值得感谢，于是便顺水推舟道：“沈将军所言极是，在下这就离开澎湖。”

临走前，韦麻郎还特意请画师为沈有容画像一张，作为纪念；并赠予洋枪铳弹，以示敬意。

就这样，一叶舟，一席话，说得红毛巨舰如数退却，一时间沈有容的名声传遍了东南沿海，被誉为不逊当年戚继光俞大猷的狠角色。

只不过在韦麻郎一事中，因为过早地劝走了荷兰人，以至于让很多福建官宦都断了一条发小财的路子，于是便遭到了大伙的记恨，尤其是高宷，在听说韦麻郎离开澎湖的消息后，拍桌子跺脚大骂沈有容坏了自己的好事，但后者听了，仍只是淡然地一笑。

总而言之，这位沈将军确实是能文能武，既会开火炮又会打嘴炮，而且挺体贴，属千百年来罕见之能将，没有比他更适合防御东南沿海的战将了。

只不过自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起，沈将军就已经告退回乡了，虽然福建巡抚黄承玄在收到琉球方面通报时就已经于第一时间亲自登门相请，把他重新求出了山，但截至明石道友舰队前来之时，沈有容尚且还在路上，因此黄巡抚不得不先想他法，把眼前的这拨人给对付过去。

他找来材官一名，叫董伯起，命他出海前去刺探敌情。

所谓材官，就是指比士兵地位少许高出一些的下级军官。

然而不幸的是，这董伯起走了一天都不到就有噩耗传来，说人被抓了。

这场悲剧是这样发生的：话说这位董材官倒也不是那种大脑长肌肉的有勇无谋之辈，侦察之前，他着实有费了一番心思——找来了一艘小渔船一套打鱼工具，装成渔民的模样出海，然后偷偷地靠近明石道友的泊船点。

虽说是不入虎穴不得虎子，但偏偏董材官运气不好，还没得虎子，就让虎子他爹给发现了。当时日本船上就有人禀报明石道友，说来了一艘船，老大你看我们是不是干他一票？

得报后的明石船长立刻带人来到甲板上，对小渔船实施了侦察性围观。

此时的董伯起充分展现了一名大明军人的良好心理素质——虽被虎视眈眈，但丝毫不为所动，仍是一叶扁舟海中游，时不时地还抛个渔网拉两下，示意对方，自己纯粹就是个无辜的渔民。

可作为村山家头号家仆的明石道友，那也不是吃干饭的。

他很快就发觉眼跟前的这厮行迹诡异，很是可疑，于是便让手下把他给抓上了船进行审问。

两人四目相对了一番，明石道友先开了口，问道你是什么地干活？

董伯起一脸憨笑，回太君，打鱼的。

“干这行多久了？”

“自幼便随家父奔波于海上讨生活。”

“其他人见了我们就走，为何唯独你不但不走，还敢靠前？而且对答如流，尊驾当真是区区一介渔夫？”

“……”董伯起一时语塞，但还不肯放弃，仍是装傻卖萌地表示自己因为家里穷得紧，急等钱用，必须出海打鱼，因此也就顾不得这许多了。

“那么我再问你。”明石全登微微一笑，“既是自幼的渔民，为何身上没有鱼腥味？”

一般打鱼的，身上会自然而然地散发着一股海鱼的味道，就能厨师身上通常会有油烟味一样，但董伯起当天上午还在衙门当差，临时弄了一艘小船一张渔网一件破衣服出来侦查，哪会有什么鱼腥味。

一看身份已经败露，他也就不再装活老百姓了，大吼一声：“倭寇！”

明石道友一惊。

“我大明已经准备了战船五百艘，尔等倭寇，顷刻间就会化为齑粉，还不快快投降，送爷爷上岸？”

刚刚被冷不防一声喝吓得差点被口水给噎住的明石道友这会儿已经缓过劲来了，顿时大怒，拔出随身腰刀，大喝道你当我傻吗，还五百艘，你们真要有五百艘船还至于派你化装成渔民来刺探情报哦？来人，给我拉下去关起来！

不过，既是已派人前来刺探，那么说明大明早就盯上了自己，此时此刻多半也有所准备，自己只有孤船两艘，贸然进犯并不明智，再加上连日来烧杀劫掠亦有不少收获，因此明石小队长当即下令小分队走人，反正董伯起已被扣押，日后要再有交涉至少也算是个筹码。

就这样，明石道友回了日本，但村山舰队却并未撤退。

且说之前因风暴而损坏的那七艘船，这会儿已经在琉球都被人修好了。本来船上的人都准备打道回府返航日本了，但仔细一琢磨这么做似乎不太合适，尽管当下舰队长村山等安人并不在，但万一事后问起来要是知道了自己仅仅只是走了一遭琉球便直接回了家，那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

所以大家四下一合计，决定再走一趟台海。

当年5月，由这七艘船组成的临时舰队攻打了金门，劫掠一番后散开队形，自澎湖北上，准备进犯闽浙。

其中一艘在海门杀死明军14名，掳走官员11名，但在满载而归的途中，被已经到任的水师提督沈有容率队击沉。

还有四艘船一直听闻宁波是个好地方，于是便前去打劫，结果被大明水师干脆利落地给打了回去。

最后剩下的两艘比较有戏剧性，他们去的是台州府，由于之前在海门杀人放火的那批人实在过于高调，当两艘船抵达台州大陈外海时，迎面而来的是早已严阵以待多时的大明舰队，总共有四十多艘船。

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较容易猜到了——日本人掉头就逃，中国人在后面一拥而追，双方你追我赶，一直跑到温州府沿海，明军估计是追毛了，直接展开了火攻——射火箭。

但是放火的时候估计没看风向，当时刮的正好是很强的迎面风，结果一吹过来明朝舰队自己反而火海一片，日本人一看这光景也顾不上笑话，赶紧趁乱溜之大吉了。

就这样，德川幕府的第一次台湾攻略计划，便这么一地鸡毛地告终了。

这边无功而返，那边也不太平，就在村山舰队离开日本后不久，元和二年（1616年）四月十七日，一代伟人德川家康因病医治无效，于骏府城内（静冈县内）与世长辞，享年73岁。

然后，日本的国政大权，被江户幕府二代将军德川秀忠给完全继承于手了。

这是一个伟大的将军，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人。

和老头子德川家康的武功相比，秀忠一生的主要成绩基本都体现在了内政建设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他归化了整个江户城周边地区的城建轮廓——从武士宅邸到平民居住小区，以及修桥铺路建造上下水等等，秀忠一样都没落下，全部亲自设计并亲自安排施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句，今天被誉为世界最繁华的大都市东京都，正是在当年德川秀忠设计的蓝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此外还有一点也不容忽视的是，秀忠的治世理念在当时可谓是相当先进的，具体说来就是以法治取代人治。

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治世的根本，就是要做到能用法律来抗衡常理，却不能用常理来忤逆法律。”

当时在场的家臣们很多没听明白，于是便问他这话到底啥意思。

秀忠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道：“乌鸦是什么颜色的？”

大家想都没想就说乌鸦当然是黑色的了。

秀忠点点头：“乌鸦是黑色，这便是常理。如果我现在设置一条法律，说乌鸦是白色的，那么你们告诉我，乌鸦是什么颜色的？”

顿时下面就七嘴八舌了起来，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既然法律规定乌鸦是白色的，那乌鸦就真是白色的了，而有的则表示，哪怕法律规定说乌鸦是五彩缤纷的，可仍然无法改变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一千古真理。

眼看着话题就要被歪到讨论乌鸦究竟是黑还是白，此时的秀忠摆手示意大伙安静，然后说道：“制定法律，把原本是黑的说成白的，这就叫用法来抗衡常理，而无视条令，仍然坚持黑的就是黑的，这便是以常理来忤逆法律，在治国的时候，如果碰到了法律跟常理相冲突的情况，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地坚持法律，而不是用所谓的常理人情来搞法外开恩，因为长此以往下去的话，法律将会失去它应有的价值，而国家也会因此发生变故。”

虽然这段话被后世普遍认为是死板的象征，但数百年后，也有一个人说过：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那个人的名字叫胡适。

总体来说，德川秀忠在历史上的评价往往离不开厚道、严谨、善良等关键词。

对于台湾岛的事情，秀忠虽是一如既往地继承了他爹家康的指导精神，不过在手段上则要柔和高明了许多。

元和四年（1618年），德川秀忠命令村山等安以归还董起伯为名出使中国，打算借这茬儿跟明朝方面展开对话。

在他看来，既然在台湾身上花尽心思无非是为了和天朝做生意，那还不如一开始就绕开那地方直奔主题来得省时省力。

更何况一旦大明同意了商贸往来，那么再以方便贸易为名在台湾建立个把据点什么的，也就名正言顺了。

当年4月，因为刚从越南漂回来不久尚且需要好好休息，故而村山等安派出明石道友代替自己，以全权大使的身份出访大明。

同月，福建巡抚黄承玄派水师提督沈有容在福建王崎澳接见了日本人。

双方寒暄过后，沈有容突然问明石道友道：“你为何没有佩刀？”

被问的那个一愣，但还是实话实说了：“不敢。”

并非他憾于天威，没胆量带刀来见沈有容，而是这位明石小队长，确实未必有腰间挂刀的资格。

虽然今日今时，关于明石道友的史料非常零散稀少，但从村山等安商人出身、四处贩卖奴隶赚钱等经历来看，他手下的家仆地位绝对不会高到哪里去，多半就是那种最底层的武士，搞不好甚至连武士都不是，自然也就没有挂刀的资格了。

再说那沈有容听后淡然一笑，示意身边的随从拿来一把佩刀，然后亲手给明石道友戴在了腰间：“为武将者，怎能不挂刀呢？”

遇此殊荣，道友当场就感动得不能自已，连连称谢。

在将董伯起交还给明朝方面之后，明石道友向沈有容提出，自己奉了幕府之命，希望能打开日明两国的贸易大门，同时，也想在台湾设立几个贸易点，大家一块儿做做生意。

但被当场拒绝：“此事于我大明体制不合，断无半点可能。”

“如果大明愿意和我国往来贸易，那么多年的海患就很快能得以平息了。”

虽说这确实是一句大实话不假，但从明石道友的嘴里说出来，则多少带了些许威胁的成分。

而沈有容非但不为所动，反而更加义正词严了起来：“如果你们还想在日本安居乐业的话，那就恪守本分些吧。不然，大明有的是战船和精兵来迎战你们。”

可明石道友依旧不死心，又问道：“那么，我国能否在高砂国设立据点？”

“如果你们敢在那里定居的话，那我们就敢封锁所有海道，一根丝、一粒米都不会放过去。”

话说到这份上，道友总算是彻底放弃了。

不过事情却还不算完。

村山等安进军台湾并袭扰东南沿海的消息让大明上下震惊不已，连北京的朝廷也是小惊叹一片。

这也难怪，先是丰臣秀吉打朝鲜，再是岛津家久占琉球，现在又是村山等安攻台湾，大明帝国的海外几乎被日本人给踏遍了，这伙人究竟想干什么？

该不会是要图谋我中华基业吧？

毫不夸张地讲，在当时大明的朝堂之上，十个大臣里头至少有八个认为日本人的最终目的是要攻取中华。

但你若是再深究一些，问他们可知这个要攻取中华的国家位于何处？方圆几何人口多少？统治者姓甚名谁？历史典故有哪些？那么这些人必然是或一问三不知，或随口胡诌一些道听途说的扯淡之语。

这绝非是在污蔑。

在被誉为编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大大超越先代所有史著的二十四史之一的《明史》中，是这样描述丰臣秀吉的：日本故有王，其下称关白者最尊，时以山城州渠信长为之。偶出猎，遇一人卧树下，惊起冲突，执而诘之。自言为平秀吉。萨摩州人之奴，雄健跷捷，有口辩。信长悦之，令牧马，名曰木下人。

翻译成现代文的话就是说，他丰臣秀吉原来是萨摩人，本名平秀吉，之所以改姓木下，是因为某天在织田信长出猎时，哥们儿躺卧树下，惊了圣驾，但信长见他骁勇有力能言善辩，非但没有怪罪，反而还收他给自己牵马，并以景取名，称之为“木下”。

堂堂国史居然能载此一派胡言，可见中国人对日本是多么的不了解了。

当然，有人会辩说《明史》是清朝时候编纂的，可即便如此，其所用大多史料都是明代典籍，尤其是外国史这种没甚太大利害冲突的东西，基本上可以比较客观地反应明清时候学者对该国的了解程度。

在别人把我们摸了个门清的时候，我们却仍是对对方一无所知。

这话我说了很多次，基本上是以每本两三遍的频率在那里重复着，主要目的是为了唤起你的注意。或许有人可能不服，会反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在中日初会历经数千年之久后，难道中国方面，就不曾有过知日派吗？

唔……应该讲，也不是没有。

比如说一位叫徐光启的人。

徐光启，上海人，天主教徒。

此人在中国历史上最广为人知的事迹应该是在公元1607年时，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一起翻译了据说是伟大程度仅次于《圣经》的著作——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为中国现代数学研究的进程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直至今日，直角、钝角、平行线等来自于《几何原本》的数学术语，仍在被你我广泛地运用于各个领域。

不过我们这里要说的不是这个。

话说在村山舰队来袭之后，朝野上下弥漫着一股日本人就要打过来了的空气，就在此时，徐光启非常淡定地站了出来，表示你们这些二货，都在杞人忧天。

在他看来，日本如此大费周章又是琉球又是台湾的，目的无非一个，那就是“互市”，即通商。

所以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满足他们就是了。

当然，这肯定不能为绝大多数持禁海态度的官员所相容，于是也就说过拉倒了。

不过，若仅仅是看穿德川幕府的真实目的是同上要求，提出互市这一解决方案，那徐光启最多只能算睿智，还远不能说其知日，之所以称之为知日，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一部作品，叫《海防迂说》。

在《海防迂说》中，徐光启首先回顾了一下日本战国时代的一些历史，并着重介绍了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在作者看来，信长“为人雄伟，多智略”，胜过秀吉十倍，如果不是因为突然被明智光秀搞死在了本能寺，将来“必为我大患”；而秀吉，虽不如信长，却也是个人物，擅长“以威力智术驾驭人”；至于家康，虽没有像前两者那般费笔墨地写他，但徐光启也明确指出，尽管这人笑到了最后，等于是夺取了信长和秀吉的基业，可他却并不会对中国有什么野心，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通商赚钱，其“志在休息”。

不过，即便是德川家没甚野心，但作者也承认，对于天朝而言，日本确实是一个不得不防的危险存在。

那么该如何处理这个危险？在扯完战国历史后，徐光启便引出了第二个话题——防御日本的办法。

其实就四个字：通商互市。

他认为，中日两国同文同种一衣带水，在这种大航海时代里绝对做不到互不相见，躲是肯定躲不掉的，还不如大大方方地开了国门，你来我往地互通有无。

其中的好处，还是四个字——靖，知，制，谋。

在徐光启看来，“惟市而后可以靖倭，惟市而后可以知倭，惟市而后可以制倭，惟市而后可以谋倭”。

此话堪称至理名言，不过因为过于简短难懂，故而作者在后文还做了一番详尽的说明。

具体讲来是这样的：首先，在明朝那会儿，中日两国之间如果搞公开贸易的话，很明显是日本那边的需求更大，因此中国就完全可以利用对方这种需求，制定出一套有利于自己但也不失公平的制度，你日本要想做生意，那就得按照规矩来，而一旦遵守了游戏规则，那自然也就相安无事打不起来了，此乃“靖倭”。

其次，徐光启认为，大明王朝对于日本这个千年近邻几乎全然不知，即便是双方在朝鲜打了七年，明朝方面也依然是“彼中情形未获明了”，究其原因，就是由于双方互不往来，只要互市，那么你来我往之中，必然也就能获得对方的情报，这便是“知倭”。

再次，互市通商之后，日本较为先进的各种技术比如造刀造洋枪等都能在互相交流中为大明所学到，而大明的国力物力又远远在对方之上，那么自然也就能生产出数倍于日本但质量完全不相上下的利刃和枪炮，如此一来，“制倭”也就不在话下了。

最后，徐光启指出，日本虽然为丰臣氏统一，但这种统一极不完全，“比邻之邦互相猜二”，同时老百姓的生活也因常年战乱而苦不堪言，因此大明只要在做到“靖倭”，“知倭”和“制倭”这三步之后，派出精锐三四万，自萨摩登陆直插京都，则“必取秀吉之首”。

插一句，《海防迂说》是在朝鲜七年战争结束后不久写的，事实上后来德川家康正是利用了诸大名之间的相互猜忌与丰家政权内部的隐藏矛盾，才先后挑起了关原合战与大阪之战，彻底拿下了整个日本。

说句良心话，除去一些无伤大雅的小错误，这份《海防迂说》，堪称是甲午战争前中国说日本说得最明白最透彻的著作，甚至放到现在都算一部神作，而那靖，知，制，谋的四字真言，可以说时至今日仍未有失去其价值。

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一句，在中日两国两千年的交往史里，第一个提出“知日”这个概念并同时也是当之无愧知日第一人的，不是别个，正是他徐光启。

第五章
先来简单地聊一聊江户时代吧

就在明石道友和沈有容商讨是否能展开两国贸易的那一年（1618年），在中国的东北部发生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件。

当年4月13日，已经基本统一了大部分女真部落的后金大汗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于盛京（辽宁省沈阳市）宣读了讨明檄文，即著名的“七大恨”，这标志着从今往后，后金将与大明刀兵相见了。

10年后（1628年），一名因丢失文件而遭裁员处罚的驿卒先杀债主，后杀老婆，走投无路之下去当了大头兵，并于第二年因欠饷问题杀死了自己所部的参将和当地知县，同时率众哗变，与朝廷抗争，他的名字叫李自成。

次年，一个被革职的陕西籍捕快在米脂竖起了反旗，他叫张献忠。

与此同时，刚刚迎来元和偃武不久的日本，也迎来了一个小小的动荡期。

首先是在宽永九年（1632年）正月二十四日的时候，德川幕府第二代征夷大将军德川秀忠因病医治无效，于当日亥时在江户城西之丸离开了人世，享年53岁。

然后，由其嫡长子，时年28岁的德川家光继承了家业。

再然后，就发生了一件让全日本都为之一震的大事件。

在说大事之前，让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江户时代的基本政治格局和社会情况。

为了避免重蹈丰臣家政权两代而亡的覆辙，在丰臣家灭亡之后，德川家康便立刻开始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加强幕府权威以及统治力度这两个方面去了。

所谓强化统治力度，其实简单说来就是把一切不利于统治的因素给消灭或者是无限削弱。

而说起当时幕府的统治障碍，那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宗教、朝廷和武士。

而这三种人之所以会成为幕府的心腹大患，那是因为他们同时和同一种东西扯上了关系，那就是土地。

之前我们曾经说过，战国乱世引发的根本是因为地主阶级关于土地所有权的争端，现如今战乱岁月虽说是被终结了，可要想让它不重演，那就必须从根本上掌控土地。

当然，一夜之间把全国大名的土地全都收归幕府所有那肯定是不现实的，也是不靠谱的，所以德川家康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控制土地的所有者——和尚、公卿和大名。

控制的手段简单说来有三种：法，人，钱。

法，就是制定法律来约束你。

元和二年（1616年）七月，幕府将军德川秀忠在江户颁布了《武家诸法度》，也称元和令。

这部共有13条的法律对全日本的大名通用，并且从12个方面制约着他们。

这12个方面可以用12个字来概括：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娶丧嫁。

这绝非危言耸听的噱头，事实上，每一位生活在江户时代的大名，他的一生，都将被这部《武家诸法度》给牢牢地束缚着。只要违反，一律照章办事，该削减领地的削减领地；该剥夺领地的剥夺领地；该拉出去砍了的拉出去砍了，绝不含糊手软，真正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字真言。

法说完了再来说人，所谓“人”，就是人身自由以及人质的意思。

为了保证大名们的造反成为一种投鼠忌器的行为，德川幕府开创了即便是世界范围都相当罕见的参勤交代制度，具体说来就是让全国所有的大名每年来江户帮助将军工作，这叫参勤，让将军看到活蹦乱跳身体健康的你，这叫交代，不仅如此，还有更缺德的规矩，那就是让各大名的老婆孩子都留在江户做人质，基本上隔个几年才能回自己的领国一次，基本上就是让人家守活寡，至于那些个世子，那就更惨了，不到亲爹死了的那天，你是回不去的。

因为参勤交代是被写进《武家诸法度》内的重要条款，所以大名若是不去或是去晚了再或者是该走的时候没走走晚了，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当然，光靠法律，光有人质，还是不够的，毕竟要有人真的铁了心造反，把你的法律当草纸是肯定的，老婆孩子自然也能抛在脑后——老婆死了能再讨，儿子没了能再生，所以，为了更加有效的保障幕府的统治，必须让所有的大名都处于一个“有心造反，无力翻天”的境界，所以，这就需要第三招——钱。

自然，不是幕府出钱跟大名搞好关系，而是让大名花钱花到自己穷得没能力造反。

该项政策基本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作天下普请，也就是支援幕府建设，幕府要造城了，你给钱；幕府要修理河道了，你给钱；幕府要赈灾了，你给钱；将军要出去打猎泡妞觉得手头紧了，还是你给钱，给得少了，给得慢了，给的时候脸色不好看态度不端正了，一律依法严惩。

第二部分其实就是大名们在江户参勤交代时候所消费的生活费，千万不要小看这笔钱，这钱的数目其实比为幕府修路造桥更厉害，要知道，大名并不是来江户看一看将军，批几个文件就能拍拍屁股回家的，一年里他们有几乎一半的时间是留在江户的，而且，大名毕竟是大名，是有身份的人，所以不可能孤身一人来出差，手下保镖的、打杂的、辅佐的，搞不好还有几个小老婆，这些人都得吃饭都得花钱，事实上，大名在江户逗留时候所花费的金钱，基本上是自己领国年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到六十。

这么一折腾，别说造反了，能不借债过日子就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总之，在德川家康的策划下，诸大名整天过的就是兢兢业业工作，谨慎细微度日的日子，生怕哪一天自己干错了什么，说错了什么，换来平地一声惊雷，被剥夺领地成穷光蛋了。

要控制一个人，固然不能让其太活分，可也不能把他给憋死，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不死不活，半死不活，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说完了大名再来说公卿。

公卿也叫公家，他们的特征是拥有一个极其装逼的姓氏，比如藤原某某、乌丸某某、三条某某等等，公家和武士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侍奉宫廷皇家，而后者则是幕府将军的家臣。

当然，名义上大家都是天皇的子民。

这群人虽然号称贵族，但其实充其量也就是废柴一根，他们从小就娇生惯养好逸恶劳，除了能拿着张家谱出来糊弄别人，毛本事没有，在武士势力还没有崛起的时候，倒也一度做了好几百年的大爷，可当武士们纷纷拿着真刀真枪来到他们面前争地盘抢财产的时候，他们就彻底没辙了。

战国时代，是公家们受苦受难的时代，尽管他们拥有着正三位、正二位的高官头衔，也就是中国的二品三品大员，但是成天连饭都吃不饱，不得不每天靠着变卖家产过日子，更有甚者，通过把自己的女儿半卖半嫁的形式，来换取一些彩礼钱。

反正这贵族的日子普遍过得连老百姓都不如，估计全世界也就日本一家了。

好在后来和平了，不动乱了，德川家康考虑到让这些个人继续苦巴巴地过日子实在有些不合适，于是给了他们一些地产，打那时候起，公家算是奔上了温饱的道路。

当然，仅仅是温饱而已，要是吃饱了还想干点别的，比如参与参与政治，批评批评时政，那就真的对不起你了，接着回家卖女儿去吧。

因为考虑到公家本身能力，实力有限，没必要像针对大名那样搞出那么多办法，所以德川幕府只是在同月颁布了一部名为《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的法律来限制他们的行动，不要求公家参勤交代或是给人质。

然而，这部法律限制的并非单单是公家，最终针对的，其实是天皇。

天皇是日本自古的国家象征以及统治者，不过，在更多的时候，这统治者三个字前，还得加上“名誉”二字。

他们除了自古以来被奉为真龙天子，号称是神不是人之外，也没啥神通，所以，在讲究实在本事的战国时代，日子一样不好过，

德川家康搞定日本后，给了天皇以及全体公家总共10万石的领地，供他们吃喝住用，于是，这哥们儿总算也能在过年的时候吃上几块年糕了。

所谓10万石领地，指的是这片领地的年度总产值为10万石粮食，或许风调雨顺成了12万，也可能因大灾大难变成了8万，总的平均基本就是这些，那些所谓的百万石大名也是这个意思。

这些领地，放在大名中间，充其量也就算个中产，而且，这10万石领地里，其中的7万属于广大的公家同志，真正给天皇的，只有3万，这基本上就属于不折不扣的小资产阶级了，要是哪天日本闹起无产阶级革命，天皇就该算的上是被团结的对象了。

更要命的是，就算是做小资，也不能白做的，得听话。

在总条数为17条的《禁中并公家诸法度》里，第一条就明文规定，天皇的职责绝对不是什么勤理政务让人民幸福之类的，而是研究学问，搞那些鬼都看不懂的高深莫测的学问，比如钻研钻研日本神话里的那些个神到底是否真的存在之类。

根据神道教传说，日本的神灵总数在八百万左右，这真要一个个研究下来，那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估计也就没空去做别的了。

而公家的职责，就是帮助天皇一起研究学问，说白了，就是大家齐心协力，一起混吃等死盼天黑。

他要不听话怎么办呢？

简单，断了生活费呗，如果考虑到掐天皇的生活费面子上不太过得去，没事，那就每逢过年过节之类的喜庆日子，不给一分钱的红包，就让天皇和公家们自己拿着这10万石的收成穷开心去吧。

对于这种人，就要撑不着，饿不死地对待。

朝廷的事儿说到这里也就差不多了，再接着我们来聊聊宗教界。

很多人都会有一种错觉，那就是一说到和尚就想到唐僧，从来都以为干这行的都跟那孙悟空的师傅一个德行。

其实，和尚们从来都不是省油的灯，在日本更是如此。

最好的例子就是战国时代由本愿寺家族操控的一向一揆，给全日本各地的大名都带来了无穷的痛苦。

和尚之所以能那么嚣张，关键的原因还是在于他们手头上有土地——盖寺庙是很占地的。

有地就有钱，有钱就有刀和人，有了刀和人，那就能折腾了。

但剥夺他们的土地肯定也是不可能的，这点很好理解：宗教的力量很大，真要跟你玩命干你也对付不过来，所以，得想别的辙。

说到这里不得不说一句，在控制宗教势力这一块上，德川家康很大程度上都是占了前人的便宜，这前人，特指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

在德川幕府建立之前，作为战国时代仅有的两位曾经掌控过中央政权的霸主，无论是信长还是秀吉，都有一套自己特有的对付和尚的手段。

信长的办法是你不听话我就砍死你。

织田信长这一辈子杀过的和尚不计其数，当年火烧比叡山，震惊全日本，人送外号第六天大魔王，只要你敢不听话他就敢灭你全家。但是，对于听话的和尚，这家伙却并不为难，比如他肯住本能寺，再比如他肯跟和尚们下围棋，等等。

比起信长这种非生即死的心狠手辣来，秀吉的宗教政策则要宽柔得多，他认为，和尚闹腾的最大原因是他们手里有兵器，只要禁止他们拥有一切杀伤性的器具，那么这帮秃驴就算是想闹也没那个能耐了。

所以在他上台之后，制定的第一条宗教政策就是一切寺院都不许拥有任何武器，违反者一律严惩法办。

对此，和尚们的反应是相当顺从。

因为他们之前已经被织田信长给杀怕了，没收刀枪总比挨人刀枪要来得强吧？

就这样，日本的和尚们过了十好几年没刀没枪的和平生活，当德川家康君临天下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已经到了一个只会念念经，许许愿，给人做做法事发个丧之类的地步了。

换言之，德川家康时代的和尚，因托了信长和秀吉那两代的福，至少在武力方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反抗能力的。

需要注意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思想。

宗教最为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在相当的程度上驾驭人类的思想，宗教界人士利用这种操控人心的手段来骗财骗色甚至是谋取政治利益，古往今来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不曾少见。所以德川家康要做的，就是要让和尚们一心念经，不许胡思乱想也不许胡言乱语。

继《武家诸法度》和《禁中并公家诸法度》之后，幕府在同年同月的时候又抛出了一部《寺院诸法度》，在这部法律中，主要针对的是三个方面：第一，一切寺庙事务由幕府管辖；第二，各寺院的住持以及象征着日本僧侣最高级别的“紫衣”资格证书，其认证规则和人事安排都由幕府制定并执行；第三，幕府将定期举行各种考试，让高级僧侣撰写论文，并以文章的优劣来评定该僧侣的俸禄。

如果有任何和尚胆敢乱来的，一律剥夺资格，让你滚出山门。

你可以开庙，你也可以不去满世界化缘就有工资拿，你同样也能在闲暇的时候喝喝茶打打拳，但是你得听话，不然就没饭吃。

反正，德川家康所制定的各种制度，说一千道一万，其本质也就只有一条——把你要统治的对象弄得不死不活，这就是治国之道。

以上这些法律的制定，可以说只不过是一个框架，要想真正付诸实际，那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当多的精力，还有相当强的能力。

所以德川家康一直到死都没有做到，德川秀忠也不过是做了个样子，真正将三部根本大法贯彻于实地的，是三代将军德川家光。

有说法认为，家康播种，秀忠浇水，只有家光，才真正让江户时代的日本盛开出了和平繁荣的花朵。

不过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在这位年轻的三代将军当政期间，日本爆发了一场堪称整个江户时代规模最大的内乱，而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引发这场内乱的，并非幕府朝提暮防的武士跟和尚，而是农民与天主教徒。

江户时代日本农民的生活，是非常凄苦的。他们根据其本身和土地的关系，一般能被分为三类：本百姓、水吞百姓和隶属农民。

本百姓，就是名下有田的农民，也就是传说中的地主——从领主那里得到面积不等的责任田然后耕种，并且根据比率纳税。

只不过这地主当的却是相当憋屈，因为那地仅仅是名分上归自己所有而已，不允许买卖，并且在田里种什么，种多少，全都得听政府的，不种或是乱种都是犯罪，要严惩。

水吞百姓，通俗来讲就是没有田的农民，他们借本百姓的田种地，并且上缴绝大多数的收成，因为很穷，穷得只能喝凉水，故此得名水吞。

至于隶属农民，就是隶属于本百姓的劳工，说难听点就是农奴。

总体来看，在农民中间地位最高的是本百姓，水吞次之，隶属农民最低。

然后在一个村子里，为领主代管农村的代官们会从本百姓里选出名主一个、组头一个以及百姓代一个。

所谓名主，也叫庄屋或是肝煎，职责是密切注意村中动向，以防有人为非作歹，同时也承担着挨家挨户收取公粮再转交给代官这一承上启下的作用，此外村里的治安，组织徭役等等也是他的工作，换言之名主就是村长。

组头则是副村长，用来辅佐名主。

百姓代类似于纪委书记，负责监视名主跟组头，并随时向代官汇报其动向，防止他们带头干一些违法乱纪的勾当。

以上这三个职务，堪称农村金字塔的塔尖，统称村方三役，基本都是世袭的。

三役之下便是本百姓，一般是五户本百姓被编为一组，互相扶助，互相监视，同时也互相连带。

这叫五人组制度，幕府还出台过一部同名的法律，算是口说无凭特此立据。

本百姓之下的水吞百姓跟农奴，则归各家的本百姓管辖，这些人出了事，雇用他们或是拥有他们的地主，也是要跟着受牵连的。

所谓“出了事”，并不是仅限于杀人放火，逃走、信洋教、不按时纳贡等等都属范畴之内。

《五人组制度》的用意，其实不是“管辖”农民那么天真，而是要把农民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从生到死都不得离开。

说了那么多农民该做的不该做的，或许有人会问，那么农民的权利何在？

答案倒也简单，两个字：没有。

嫌字少的话可以给你翻一倍：权利是什么？

觉得不够生动的话还能给你编排一个设问句：我能吐槽吗？不能的话就没啥好说了。

通常而言，一个农民一年在责任田里的辛苦劳动所得，至少有百分之四十是要交给领主的，这叫四公六民政策。

注意两个词：至少，责任田。

因为那年头的日本并非铁板一块的统一政权，各地藩国两三百个，只要大方向紧跟中央，其余的细枝末节都可以自行决定。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收税最厉害的一个藩是抽百分之八十七。

当然，这种不要脸的玩意儿只是绝少数。大多领主还是能比较恪守四公六民这一标准的。

不过，要是你以为农民的负担仅仅是责任田里头的那百分之四十，可就大错特错了。

如果想要搞副业的话，也必须纳税，专业名词叫作小物成。

除了纳税之外，农民还必须服各种徭役——参加藩国内土木建设的，叫国役；把家里养着的牲畜贡献出来用来给领主运东西的，叫作传马役；当领主或是代官大人正巧要在村里过夜临时把屋子贡献出来给诸位大人作住几晚上的，叫助乡役；等等。

总之一句话：只有付出，罕有回报。

而且，以上说的都只是“基本付出”，事实上在很多藩国，农民要承担的远不止这些。

至于天主教徒，那更是一个苦逼的存在了，如果说江户时代的农民勉强还能算是半死不活，那同时期的天主教徒，就真的只是死路一条了。

日本的天主教，是由一个叫沙勿略的西班牙传教士于天文十八年（1549年）给带进来的。

这位沙和尚其实是个明白人，他的最终梦想是打算让上帝之花在中华大陆盛开结果，但怎奈何一来当时明朝搞海禁不放人进去，二来沙勿略本人也明白，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想在那地方传教难度系数忒高，于是便退而求其次，先找久受天朝熏陶的日本练练手。

说实话，虽然在最开始的时候经历了些小挫折，但总体还是比较成功的，在战国时代的日本，除了有数万数十万信上帝的一般民众和武士之外，还涌现出了一大批天主教大名，这些人被称为切支丹大名。

切支丹就是日语天主教的意思。

在日本的所有切支丹大名中，最出名的那个，叫大友宗麟。

从历史的角度客观来看，宗麟这个人虽说确实能算是个厉害的角儿，但也就是那样了，没什么特别出众的地方，也很少会被人着重地记上一笔，但是，在当年的欧洲，在洋人们对于日本的各种记载里，大友宗麟却是唯一能和日本霸王织田信长相提并论的存在，就连日本的地图，也被一分为二，一个是织田信长统治的Japan，另一个，则是大友宗麟的Bungo，日语丰后国（大分县）的意思。

在欧洲，尤其是欧洲宗教界，宗麟得到了比信长更高的评价，被誉为日本最贤明聪慧的国王。究其原因，我想多半是出于另一处记载中的另一句话：没有任何一个日本诸侯能像他那样给予我们（西洋人）如此宽厚的保护和待遇。

当然，不白给。

在慷慨给予包括沙勿略在内所有到过丰后领地的洋和尚无比丰富的物质待遇以及无条件同意他们在自己地盘传教甚至定居的同时，大友宗麟也通过传教士的关系，自西洋得到了大量的好处，从正经的贸易到军火的贩卖，双方无所不做，日本的第一门佛郎机大炮，就是在这时候通过大友家给引进的。

除此之外，在西洋传教士的帮助下，大友宗麟还创造了数个日本第一的纪录：

日本史上第一家西洋医院，就是建立在丰后的，与之伴随的还有日本历史上最初的免费医疗制度，但凡去西洋医院看病的，无论何人无论何病，一律不收钱。

此外，传教士们还在丰后建立了日本历史上第一座孤儿院以及日本史上首所免费就读的教会学校。

洋和尚们所做的这一切，使以丰后地区成为一个拥有健全福利、教育以及医疗制度的高度发达都市，当外国人提起这块土地的时候，都纷纷称其为“心之国度”。

不过，正所谓凡事必有两面性，天主教给日本带来了近代文明曙光的同时，也理所当然地和本土文化思想，或者说是熏陶列岛久矣的中华文化思想，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话说在大友宗麟家有一位家臣，这位家臣因为地位高工资多，所以自己手下同样也有一些部下，在日语中，家臣的家臣被叫作家来。

在这些家来里，有一个年仅十六七岁的信奉天主教的少年。

有一天，那位家臣，也就是少年的主人把少年叫了过去，对他说，前些日子夫人在庙里算了一卦，求了一个神符，不过没有当场取回来，现在你就去一趟，把那玩意儿给拿回家吧。

这是一个在当时很常见的打杂任务，但是这位少年家来却拒绝了，说我不去。

主人一惊，心想你居然敢拒接我给你的任务，真是大胆，不过嘴上还是问了句，为什么？

“我是天主教徒。”少年回答道。

天主教徒怎么了？天主教徒就能不打杂光吃饭了？主人挺火大的。

“天主教徒此生只信奉天主，绝对不能再和异教的神灵有所接触，如今您让我去异教的庙宇中办事，就有违教义了。”

主人怒了：“难道为了你心中的上帝，你连主命都能不尊吗？！”

“即便是您的号令，也恕难从命。”

无论怎么说，那位少年都坚持不去，一副拼了命要将上帝信奉到底的派头。

而主人的忍耐程度也终于到了极限，他下令将这个不听话的手下给抓了起来，准备严加惩处。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这话我们已经不止说过一次了。虽说战国时代有其特殊性，比如流行以下克上手足相残之类的事情，但说到底，武士之间的主从关系，依然是支撑社会的主流，这位少年宁要心中神，不要上头人的想法，等于是在挑战武士社会的根本，所以，为了惩前毖后，他的主公决定，判其死罪。

然而，此事也不知道是谁给说了出去，一下子就捅到了大友宗麟的身边，他闻知之后，亲自赶往那位家臣的宅邸，口称刀下留人。

“天主教徒不可违背教义，他这么做是没错的，我能理解他。”

于是，该少年被无罪释放。

这事儿闹得不大，仅限于大友家那一亩三分地，可影响却很广，几乎全日本都知道了。

因为这是一场冲击。

可以说，此事在日本历史上造成的影响，未必亚于当年的佛教传来。

众所周知，自日本立国以来，他们所受文化几乎清一色来自中国，即便佛教是印度的，可那也是先到中国，被中国化了之后再传至日本的。

不夸张地讲一句，尽管自菅原道真之后日本七八百年里无数次想要摆脱中土文化对列岛的影响，可终究没能做到，这个国家的文化思想，是完完全全建立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上的，别说摆脱了，连动摇都做不到。

为什么？因为没有替代品，千百年来日本根本就找不到能够替代中华文化的另一种文化。

可现在找到了，沙勿略给列岛带来了上帝之音。在上帝的影响下，原有的文化体系开始出现了微妙的裂痕，虽说战国时代流行以下克上，但在没甚大事的时候，来自于中华的君臣纲常还是绝对的，就算是主公让自己的家臣去死，家臣也不得有二话，这就叫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可现如今大友宗麟却为了一个从外国飘来，连长什么样住哪儿都不知道的洋神仙，居然可以破坏从古便传至今日的武士法则，中土文化体系，那长此以往，还怎么拢聚人心？

古话有云一粒沙映射大千世界，虽说这只是个个例，但从中不难看出，如果日本人人都心里想着上帝，以上帝为借口做这个做那个，如此折腾下去，那结局是必定会搞得人心背离，国将不国。

说句大白话，如果全日本的老百姓都信了天主教，那肯定是没有原先信佛信道那么来得容易统治。

再说一句大白话，如果出现上述局面，那么西洋势力便很有可能乘虚而入，将日本变成他们的乐土。

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在天正十五年（1587年），丰臣秀吉颁布了《伴天连追放令》，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取缔天主教。

如果你是一个当时的日本老百姓而你又信天主教，那么你就惨了，领主大人会带着一群全副武装的武士冲你家里，逼着你放弃自己的信仰，不然就抓你去坐牢。

你若是心理琢磨着好汉不吃眼前亏，先承应着之后等他们走了再接着信，嘿嘿，对不起，领主大人聪明着呢，他会拿一张画有耶稣坐像以及天主教十字架的画来，然后放在地上叫你死命地踩，踩坏了算他的不要你赔。

这招有个专门的日语用词，叫踩绘或是踏绘。

你要是真踩了，那么等于是践踏了自己的信仰，你这种人即便日后再信天主信安拉，那也是一个立场不坚定的变节分子，多你一个少你一个都无所谓，留着吧。

可你要不肯踩，那也好办，关你进大牢，严刑拷打之后再叫你踩，若是仍然不肯，同样好办，拖出去给你一刀，死了的人，信什么都不打紧。

如果你虽说信天主教但身份却不是老百姓而是一介诸侯，那么对付你的办法兴许就要文明很多了，不会让你踩什么图画也不会打你，而是由丰臣秀吉亲自下令要你放弃信仰，如果不肯，那便剥夺你的领地，将你流放。

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很多人都表示此生再也不会和上帝发生什么关系了，但也有些许顽固分子，表示自己生是上帝人，死为上帝鬼，就算五马分尸也绝不会放弃信仰。

对此，秀吉的做法是看关系——如果是一个跟自己没甚牵连的路人甲，那就对不起了，去死吧您归，而若是跟自己关系亲密的，则睁眼闭眼地过去，比如小西行长，哥们儿出兵朝鲜的时候都带着十字架，却也没人敢说什么。

不过到了德川时代，就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儿了。

在江户时期的日本，天主教是一种跟能邪教画等号的玩意儿，一旦发现有敢信这个的，通常的处理方法是弄死，善良一点的，则弄残——切手指或者砍大腿。

即便是以仁君著称的德川秀忠，在元和八年（1622年）时，也有过一口气弄死55个天主教徒的黑历史。

并非是他残忍，其实秀忠一开始也采取的是劝说手段，可怎奈何对方油盐不进，非常坚定地表示宁可死，也不会放弃信仰。甚至还有当妈的教徒抓着自家孩子冲着幕府官员吼道，这孩子是上帝的孩子，有本事你连他一起杀了——大家都认定了幕府不敢拿小孩子开刀。

于是老实人就这么被逼急了，火气冲天地下达了处决令，其中大部分人被判的还是非常残忍的火刑——用火活活烧死。

史称元和大殉教。

杂七杂八地扯淡了那么多，现在请你闭上眼睛，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不死不活的农民和必死无疑的天主教徒混在一起之后，会发生些什么呢？

那当然是要出大事了。

第六章
国姓爷来访

宽永十四年（1637年）十一月，一个惊天的消息传到了江户：一群农民在岛原藩和唐津藩起事造反了。

岛原藩位于今天的长崎县内，唐津藩在佐贺县，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前者在北，后者在南，中间隔着大海。

这两块地方在战国时代都是天主教的泛滥区，几乎人人信上帝，家家挂十字。因此在进入江户时期后，幕府对两处均实施了极为残苛的高压政策，一旦发现任何人有任何与天主教沾边的任何嫌疑，必然严惩不贷，像之前说的卸胳膊砍手指之类的酷刑，就主要在唐津岛原两地流行。

此外，两块地方的当家大名以对各自的领民也是各种苛政无所不用，尤其是岛原藩藩主松仓胜家，更是堪称无苛不施。

如果要用一个成语来形容松仓胜家统治下的岛原藩的话，那我想最合适的一定是人间地狱这四个字。在那里，每个农民除了要缴纳常规的农业税和副业税之外，还必须额外承担由胜家本人亲自发明出来的人头税，住宅税以及——死亡税。

岛原的农民如果死亡，家属一律都要向松仓胜家缴纳一定数目的钱粮，因为……没有因为，就是要钱。

林林总总的税收加在一起，基本上要抵掉一户农家一年收成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所以很多农民都缴不起，这不是愿不愿意交的问题，而是真心给不出来——给了自己就得饿死，可饿死了还得再给一笔。

而对于那些敢于和暴政对抗或者说是敢于对自己残暴有所不满的人，松仓胜家的处理办法只有一个——搞死。

在当年的岛原藩，可能一个农民一辈子都未必能吃上三种花样的菜肴，但当地死刑的手段，却是五花八门，比较常见的有砍头火烤、水煮油炸等，其中最具地方特色的，是蓑衣舞。

这玩意儿简单说来就是让人穿上浇满了油的蓑衣，然后点燃，因为烈火上身人的身体会不受控制地下意识肌肉痉挛，看起来很像跳舞。

每次有大规模蓑衣舞场面的时候，重口味的松仓大人还会亲自前往观摩，一边看一边笑着对周围被迫前来一起参观的农民说道：“好好看看，这就是反抗藩政的下场！”

在这种精神信仰加肉体的双重折磨压迫下，老百姓终于忍无可忍，于是便揭竿而起了。

史称岛原之乱。

话说我上中学的时候，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或者一般历史科普读物上往往都喜欢把这次事件定性为“农民起义”，这其实是不对的。

其实所谓的岛原之乱并非是单纯的农民反抗暴政，在那些老百姓的背后，还有一只黑手在推动着事态的发展，他们便是九州的天主教徒。

尽管幕府对天主教用尽一切手段意图斩草除根，但毕竟是在各种信息获取手段都不发达的17世纪，所谓赶尽杀绝不过是一句四字成语罢了，还是有不少走了狗运的天主教徒侥幸存活了下来，并且还组成了地下教会。

位于地下教会首席的，是一个16岁少年，名叫天草四郎时贞，外号预言之子，据说拥有各种神奇的力量，比如能在海上如履平地，再比如盲人让他摸一摸脸就能重见光明。

以上这些当然是骗人的，但在当时却信者众多，不光因为古代人见识少，更因为大家被压迫得都快活不下去了，本来人就是一种一旦陷入窘迫境地便会失去判断力的动物，再加上既是已经水深火热要死不活了，还不如把希望寄托在这个预言之子身上，以期他能改变自己的现状。

就这样，本身的天主教徒自不必说，就连很多活了半辈子都没听说过上帝为何物的农民也受到了预言之子的感化而在胸前画起了十字，截止到岛原之乱爆发前，岛原唐津两地信上帝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十万。

或许有人会感到奇怪，那天草四郎当年只有16岁，换到现在也不过是个初中才毕业的年纪，为何能靠着如此低劣的骗术聚拢数十万信众？

原因很简单，首先，他不是一个人，他的身边有一群天主教徒，而且很多还是曾经的武士，因为战败或者不肯放弃信仰而成为浪人，这些人的智商不敢说高，但骗骗小老百姓基本没甚难度；其次，天草四郎的背后也有一双黑手。

那就是罗马教廷。

宽永四年（1627年），时任罗马教皇乌尔班八世曾经给潜伏在九州北部的日本地下教徒写过一封信，信上有这样一句话：请你们坚持到底，在最危难的时候，我会向你们派出大批援军，他们都是忠贞无二的教徒，并且拥有殉教的觉悟和抛弃祖国的勇气。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所谓的岛原之乱，压根就不是什么农民起义，虽然确实有很多被因被欺压而被迫反抗的苦人在内，但其本质却依然是一场在西方天主教势力的策动下，由日本本地教徒为中心，拉拢百姓力为随众，旨在以武力推翻幕府的暴乱。

再说那动乱发生后，这帮天主教徒加农民的杂牌军虽然人数不过三万多，但战斗力却出乎意料地强大，他们占领了岛原藩的原城为据点，打算长期坚守下去，等待来自梵蒂冈的援军。而幕府也立刻派出重臣板仓重昌率军十二万开赴九州前去镇压，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位板仓大人却兵败原城下，自己也被乱军用铁炮打中，当场阵亡，享年51岁。

消息传回江户，德川家光和他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无奈之下，他只得再派一将，名叫松平信纲，官居伊豆守。

此人不光是幕府重臣，同时也是三代将军的发小，他自幼就作为侍童跟在家光左右，非常忠心，而且为人机智聪明，人送外号智慧伊豆。

松平信纲是宽永十五年（1638年）一月到达岛原战场的，和志气啊的板仓重昌不同，他并不急着攻城，而是下令数十万幕府军将原城里三层外三层团团围住，然后什么都不做，只等着对方干粮耗尽。

在此期间，信纲还抓到了数名从欧洲偷渡而来的洋人传教士，这也证明了岛原乱军确实和梵蒂冈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勾结。

针对此事，智慧伊豆特地请来了当时不信天主教的荷兰人，让他们开着炮船自海上接近原城，对于当时的日本人而言，西方人从外貌上来看都长一个德行，光看脸根本看不出是否信上帝，所以守城的乱军乍一看远处来了洋人炮舰，还以为是期盼已久的罗马教皇给他们派的援军到了，其心中的欢喜自是不言而喻。

然而，正当这批人欣喜若狂认为胜利就在眼前时，荷兰人开炮了。

已经断粮将近一个月的乱军，在被他们自以为是洋朋友的荷兰人这么一轰之后，终于崩溃了。

当年2月27日，眼瞅着对方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已经差不多快完蛋了的松平信纲，下达了最后的总攻令，然后仅用了一天，就把乱军的大本营原城给拿下了，总大将天草四郎时贞，也被砍死在了乱刀之下。

就此，江户时代最大的内乱岛原之乱，宣告结束。

但事情却还没完。

动乱的背后是教徒，教徒的背后是洋人，要想以后再也不发生类似事件，最简单粗暴一劳永逸的方法就是把洋人给赶出去。

就在岛原之乱被镇压下去的当年，幕府就已经照会了葡萄牙商会，宣布两国断交。

理由是葡萄牙人长期以来一直都在日本宣传天主教，并且还找到了他们和岛原藩地下教会有过往来的证据。

和葡国断交之后，幕府似乎是意犹未尽，毕竟信天主教的西洋国又不止他们一家，罗马教廷真要接着玩革命输出，那大可以找别的国家继续划着船过来送十字架，为了防止春风吹又生，便必然得斩草还除根。

所以幕府决定锁国。

锁国，形象地说，就是把国家给锁起来，即关闭过门，断绝与外界的接触。

其实这事儿在日本早已有之，早在元和二年（1616年）的八月，幕府就下发命令，要求葡萄牙等天主教国家的商船仅限于停靠在平户和长崎这两个港口，其余的地方一律不准去，同时还发下红头文件，要求诸藩做到“禁止外国商船与商人在领地内互通有无”，也就是严禁外商。

这一般被认为是日本锁国政策的开端。

而在此之后，尽管幕府对天主教的镇压愈发强硬，但考虑到贸易毕竟能赚钱，所以对于天主教国家商船的往来，还是持了一种默认的态度，不过也颁布了不少禁令，比如禁止日本本国商人出洋，禁止雇用天主教国家的国民做航海士，同时，日本人和天主教国家的国民之间的私人接触，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宽永七年（1630年），在限制贸易的基础上，幕府又出台了针对西洋文化输入的《禁书令》。

不过这玩意儿说是禁书，其实讲到底只针对两个人，一个叫利玛窦，一个叫徐光启。

徐光启在利玛窦的帮助下，翻译了包括《几何原本》在内的许多西洋著作，这个我们前面说过了。

在那个年代，日本的知识分子大多通汉学，识汉字，狠一点的还能作汉诗，所以徐光启翻译的那些个西洋作品，很多都流传到了日本，并被日本人广为阅读并且传播。

于是问题就来了，利玛窦是传教士，徐光启又是天主教徒，他们两位搞出来的东西显然是不可能为德川家所接受的，所以在《禁书令》里，专门有明文解释：“欧罗巴人利玛窦等之作品三十二种之书，并邪宗门教化之书。”

意思就是说利玛窦徐光启他们弄得那些书刊，共计32种，都是邪教文化，该禁。

虽然这里面有很多都跟天主教没半毛钱关系，比如《几何原本》，可幕府显然是顾不了那么多了。

宽永十年（1633年），幕府的对外政策被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这年2月28日，幕府规定，除了自己直接签字认同过的商船之外，其余船只一律不准渡海出国，违令者一律按偷渡处理，而偷渡者的下场清一色是斩首。此外，在外海居住的日本人，也一律不许回国，偷偷回国的，也算偷渡，下场也是斩首。而从这一年往前推，近五年内自海外归国的，以及有海外关系的日本人，都要接受调查，并且发誓，以后一辈子都留在日本，绝不出国，不肯发誓的，处刑。

两年后（1635年），幕府不再签字放任何商船出国，也就是说，一切日本船只一切日本人，都不允许踏出国门一步。

换句话讲，其实早在岛原之乱之前，日本就基本上是已经处在了一个锁国的状态之中，现在幕府决定的所谓“锁国”，不过是画龙点睛，在一幅画上添个最后一笔罢了。

宽永十八年（1641年），幕府下令，中断和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往来——除了两个，一个是中国，一个是荷兰。

中国没什么好说的，多年来一衣带水的自家兄弟，既跟洋教毫无瓜葛又是日本最重要的贸易赚钱伙伴，锁谁也不会锁他的。

而荷兰，则是之前就说好了的事儿——之前松平信纲在求他们对原城开炮的那会儿，曾经表示可以在战后让荷兰成为这世上唯一一个拥有和日本做生意资格的西洋国家。

这话给人的感觉就仿佛是可以搞垄断独占似的，所以荷兰人听了特别高兴，拿炮轰原城轰的特别卖力，仿佛炮弹都不用花钱买一般。

然而，到了后来，他们才明白，这好处根本就没那么容易得，至少不是自己想的那么一回事儿。

荷兰确实是唯一能够跟日本发生贸易往来的西洋国家，这个没错。可这个贸易往来，仅限于一个地方——长崎，原先西洋人云集的平户，现在一律不再允许外国人住了。

而且即便是在长崎，也不是让你荷兰人随便住的，幕府在海上弄出了个人造岛屿，取名出岛，然后定下规矩：所有荷兰人的所有行动，仅限于在这个岛上，不许踏出一步，而日本人也不许进去一步（除非官方奉命），不然一律死刑。

同时，出岛之中，禁止一切西洋宗教的仪式，违者杀无赦。

所谓的贸易往来，就是日本人把日本的货物送到出岛外，由负责贸易的官员送入出岛，卖给荷兰人，同时再把荷兰人带到出岛的西洋玩意儿带出来，卖给日本商人，然后两边抽税。

这就是著名的“锁国令”。

锁国令是好是坏，是保家卫国还是自绝于世界，这些问题我们在此不做讨论，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就在宽永十八年（1641年）彻底锁国后的第四年，德川幕府便为了一个中国人，而破了一次锁国的规矩。

事情先要从正保三年（1646年）说起。

这一年10月，一位特殊的客人来到了江户城，拜访了德川家光。

此人有两个名字，一个是日本名，叫福松；另一个是中国名，叫郑成功。

或许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国姓爷，收复了台湾的民族英雄，其实出生在日本的平户，而且拥有一半的日本血统。

郑成功，生于公元1624年，他的父亲，便是大名鼎鼎的一代海贼王郑芝龙。

还记得我们之前说王直的时候提到过的另一位海贼王吗，不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能与王直相提并论甚至胜出一筹的海贼王，唯有郑芝龙。

此人生在福建，自幼放荡不羁但武功高强，是方圆百八十里有名的勇士，18岁的时候，他跟叔叔去了澳门，然后接受了洗礼，成了一名天主教徒，得教名尼古拉。

与此同时，郑芝龙还信仰着佛教的摩利支天、海神妈祖、以及神道教的八幡神。此外，他精通闽南话、南京官话、粤语，日语、荷兰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并且还通晓各国的剑术，甚至还弹的一手好吉他。

公元1621年，郑芝龙投靠了具有“中国船长”之称的著名海盗李旦，差不多就在这个时期，他娶了平户藩藩士田川七左卫门的女儿田川松为妻，这位田川松，正是郑成功的生母。

据说郑成功出生的那天，他娘田川松正在海边捡贝壳，突然就阵痛临盆，于是便靠着一块石头生下了儿子。

这块石头现在还有，戳在长崎平户的千里滨海滩上，虽然我怎么都不太相信一个快要生孩子的女人会有那闲心思去捡贝壳玩，但如果你去长崎旅游的话，倒是不妨去拜一拜。

公元1625年，李旦因病去世，作为其生前最得力的手下，年仅22岁的郑芝龙成功聚拢了李家各部头领，自立门户组成了一支新的海贼军团，到了公元1627年，他已经拥有了当时福建沿海实力最强大的一支武装舰队及商业团队，麾下海贼数万人，战船七百艘，经营走私与劫掠事业，横行于台湾海峡，所向披靡无人能敌。

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曾经考虑以武力和郑芝龙一决胜负，但这个想法刚刚想出来就化作了泡影——即便是海上马车夫，也压根没有胜算赢过真正的海贼王。

不过，尽管是家大业大横行七海，但郑芝龙却并不为难贫苦百姓，尤其是对老家福建人，更是怀着一颗仁善之心，不仅不打劫抢杀同乡，甚至还自掏腰包周济他们，因此在当时的福建沿海一带，郑芝龙声望非常高，连福建巡抚衙门都比他不得。

因为这个缘故，再加上当年杀了王直之后东南沿海愈发混乱的历史教训正摆在那儿，所以明朝方面也不得不对郑芝龙另眼相看了。

公元1628年，时任福建巡抚熊文灿奉了上头的命令诏安郑芝龙，后者欣然接受，率领麾下数万人马投靠了大明朝，摇身一变老鼠成猫，从原先的海贼转型成了防御海贼以及东印度公司殖民者的明朝军官，被任命为海防游击。

就这样，时年4岁的郑成功随父亲来到了中国，母亲田川松和弟弟田川次郎左卫门则留在了日本。

而当时的明朝其实已经差不多要完蛋了，内有张献忠李自成等乱贼到处流窜，外有女真后金剑拔弩张，三百年帝国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公元1644年，闯王李自成攻破京师，崇祯帝朱由检走投无路，只得自挂东南枝——在煤山的一棵树上上吊自尽，之后，吴三桂冲发一怒为红颜，引满人入关，短短数日便将李自成赶出京城，主宰了中原。

不过好在大明帝国疆域辽阔，没被蛮夷一口吞光，侥幸从京城等沦陷区里逃出来的臣子们和还未被女真铁蹄踏过的地方官联合一起，先是于金陵（南京）拥戴了福王朱由嵩为弘光帝，开创了南明政权，之后因为朱由嵩兵败被俘，金陵也被攻占，所以大伙又逃到了福州，由郑芝龙和他弟弟郑鸿逵在公元1645年的时候拥唐王朱聿鉴为帝，改元隆武。

因为隆武帝的上位几乎可以说是完全仰仗了他们老郑家，所以双方一直走得都很近，郑成功也隔三岔五地被召进皇宫受亲切接见，由于小伙子长得帅气质好，深受皇上喜爱，故而某天朱聿鉴一高兴特地把自己的姓给赐予了他，姓朱，名成功，这也就是为何日后老百姓都叫他国姓爷的缘故。

然而好景不长，这个国姓爷只太太平平地当了一年，满清的部队就南下了。虽说郑成功本人是抗清斗志极为高昂，可真正手握隆武朝军事大权的郑芝龙却觉得满人夺取天下已是板上钉钉，再傻乎乎地反清复明抵抗下去毫无意义，所以在公元1646年，当清军攻入福建北部的时候，郑芝龙命令仙霞关守将施福全军撤回福州，使得女真人几乎没遭到任何抵抗地就进入了福建。接着，他又跟同乡大学士洪承畴达成协议，然后抛弃妻子率领部队北上投降，如此一来，福州那一圈便等于是放了空城。

猝不及防的郑成功宛如被釜底抽了薪，不得已之余只好率领一小部分人退守金门，而郑芝龙走后，清军也迅速展开了对闽南的攻势，当地老百姓受苦受难不说，还有一人也倒了血霉，那便是郑芝龙的日本老婆，郑成功的亲娘——田川松。

说起来这位田川夫人其实真的是挺倒霉的，其实她本来一直在日本抚养着小儿子田川次郎左卫门，可郑芝龙估计是相思心切，在宽永二十二年（1645年）的时候，特地派人去了一趟日本，想把她给接回来。

不过你也知道，当时日本已经锁国多年，谁敢跨出国门下场直接就个死字。不过郑芝龙毕竟是郑芝龙，他直接照会了德川幕府，要求将军家行个方便，让郑家夫妻父子团聚，并且表示，如果贵将军愿意高抬贵手特事特办，那以后在海上大家都好说话，你日本人的船无论是来往路过，我郑芝龙都必然相帮照顾。

这话说得既好听又得体，而且说话的人也确实拥有说到做到的实力，更何况区区田川松，既不是国家机密的知情人也不是什么江洋大盗高精尖人才，无非一个家庭妇女，照常理应该毫无疑问地放她出国与家人团聚，可幕府方面却并没有这么做，而是犹豫了好一阵子。

你得明白，德川幕府搞锁国，最大的目的是为了防天主教的渗透，偏偏他郑芝龙信的就是这个，而且还不是那种半吊子信徒，既受过正规洗礼又有正式教名，想给开脱都无从下口，这要让他大摇大摆地踏入日本国门再淡定自若地接走田川松母子，那所谓锁国令，岂不是就成废纸一张了？

可要是不放人吧，他郑芝龙乃是横行大洋的海贼王，真要给你幕府搞点事情出来比如闲着的时候带人跑九州沿海来放一把火抢走点东西什么的也不是办不到，真要到了那个时候大家脸上都不好看，因此思来想去，德川幕府还是决定特事特办，破例放田川松与儿子田川次郎左卫门走人。

这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情——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德川幕府锁国两百多年，在此期间当然有外国人来日本，也有日本人出国，但像郑芝龙这样摆明了信天主教的家伙在得到幕府许可后光明正大地把一个日本人从列岛接走，两百年来唯此一例。

所以他叫海贼王，李旦只能叫中国船长，九鬼嘉隆最多叫叫海贼大名，这就是差距。

然后不幸的是，郑家夫妻只团聚了一年，郑芝龙便投降了清军，而田川松因为死活不愿意跟丈夫北上，因此独自留在了福建的南安，当清军攻破南安城时，她于战乱中自缢身亡。

同年，隆武帝战败出奔江西，但最终仍是兵败被俘，明朝遗老不得不再立朱由榔为帝，元号永历。

田川松死的时候郑成功正在金门，收到噩耗的他发誓和满清势不两立，不过郑芝龙此时已经率部投降，自己手头的人马又少得可怜，要想反清复明那无异于瞎扯淡，而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又太费时间，要想短平快的话，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外援，借个万儿八千兵马的先打起来再说。

关于求援对象，最合适的显然是郑成功的出生地——日本，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周边文化相近又能打且又跟他本人有着各种缘分的国家只此一个。

与此同时，尽管自朱元璋开国之后明朝就跟日本之间各种深深的孽缘，但在这亡国关头，大明的遗臣们还是一致认为，最有打退满人实力且和我泱泱中华最能产生共鸣的国家，唯有日本。

于是，背负着家仇国恨的国姓爷就这么上路了。

面对远道而来的郑成功，德川家光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不仅安排了盛大的酒宴款待，还和对方进行了亲切的交流会谈，虽然在谈话的过程中，家光的表情比较淡然，除了侧耳聆听之外一般不发表自己的见解，但从总体来看，双方的这次见面还是很愉快的。

所以郑成功也很愉快，他在宴会上把反清复明事业的前途说了个花好稻好，并且反复强调明朝，日本，都是中华正统，满清女真，则是不要脸的蛮夷，所以如果日本愿意出兵帮助自己打败女真人，那么将来大家就真正是一家了，很多事情也都好商量了。

这里的“很多事情”他没明说，不过任谁也能想得到，不外乎事成之后国家利益让你沾点边儿而已，其实政治就跟做生意一般，今天你入股帮我，明天我给你分红。

当天晚上的宴会结束后，德川家光召开了重臣会议。

议题无须重复，而家臣们也迅速地分成了两派：支持派和反对派。

支持出兵救援的理由主要有两方面：道义方面和利益方面。

从道义上来讲，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宛如兄弟，尽管哥俩之间架没少打，可终究是一脉相传的好兄弟，现在冷不丁地从那关外冒出来一股人马跑哥哥家里烧杀劫掠甚至鸠占鹊巢，做弟弟的怎么着也不该抄手看着不是？总得做点什么。

而从利益的角度来看，不管什么时代，想把手伸长到中国大陆来的日本人向来都不在少数，甚至可以说是很多人的梦想，现在平白无故得了这么一个能光明正大带着兵踏上中国土地的机会，实在没有理由放弃。而且一旦帮助郑成功复国，那么幕府将会是南明的恩人，到时候想要从中国那里得到点什么，岂不非常简单？退一万步说，即便南明出尔反尔，说好了的东西不给你，那也无妨，毕竟派过去那么多兵，真要闹腾起来，自己绝不会吃亏，甚至中原大地鹿死谁手，都可能成为一个未知数。

更何况女真人新来根基不稳，战斗力也并非传说中的那么逆天，日本若真是派兵迎战，胜算并不小。

所以在那天的会场上，支持派一度占据了很大的优势，无论是人数还是理论。

顺便一说，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叫井伊直孝，是德川四天王之一井伊直政的儿子。

他的意思是不管怎么样，派一支军队跑到别人的国土上驻扎着，总归是有好处的，打赢满清，南明会给好处，当然这个难度比较高，所以最可取的做法应该是漂洋过海到中国后，调转枪头帮大清打南明，如此一来好处更稳更多，这些还都是眼前利益，万一上苍开眼天佑我大和，让明国跟满清打个两败俱伤，再由我日本军里应外合逐鹿中原，那就真的是做梦也不敢想的大好事了。

这应该是日本立国一千几百年来第一次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中华大陆的野心。

由于该论调听起来很有诱惑力，似乎三下五除二地日本就能入主中原天下无敌了，因此得到了很多幕府重臣的支持。

正当井伊直孝也为自己的睿智自得不已时，一个反对的声音响了起来：

“在下认为，如果日本真的贸然出兵相救，那无异于火中取栗。”

说这话的，不是别个，正是智慧伊豆松平信纲。

火中取栗的意思就是为他人做嫁衣，买了炮仗给别人放，而且还是冒着风险的。

“扫部大人（井伊直孝官居扫部头），在下想先问你一句话，平心而论，如今满清消灭南明，可有丝毫的难度？”

井伊直孝想了想，摇了摇头：“势如破竹，指日可下。”

“好，我再问第二个问题，幕府的舰船，可胜得了他郑成功的福建水师？”

“可以一搏，不过风险甚高。”

松平信纲当时就乐了：“扫部大人既知满清灭南明毫无难处，那么应该也很清楚有无日本的支持他们一样可以一统中华这个道理吧？那他们又凭什么要额外分好处给我们？这是其一，其二，如果日本真要出兵天朝，必然不会一下子就派数万数十万的大军，肯定是先小部队上陆，大部队跟进，也就是所谓的‘里应外合’，扫部你既然明白日本舰船没有十足的胜算打赢福建水师，那么我们之后的大部队如何突破海上防线登陆中原？既是无法登陆，则先头那支部队岂不成了任人宰割的孤军？又谈何分一杯羹？又谈何逐鹿中原？”

一时间井伊直孝被驳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气得胸部直颤，搜肠刮肚地好不容易想到了几个词儿，正要往外喷，却被德川家光给拦住了。

“信纲所言甚是。”

既然是将军发了话，那么大家也就没啥好说的了。

次日，家光召见了郑成功，先是说了一通两国友情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的客套话，接着坦言如今幕府困难重重，刚刚搞定了岛原之乱，国内形势并不稳定，正值微妙时节，因此实在是抽不出手来，所以这出兵的事情，国姓爷，您还是找别人吧，咱真不是有意驳你郑家父子两代人的面子，实在是爱莫能助，勿怪。

所谓郑家两代人，指的是当年郑芝龙在还没投降大清的时候，也曾写过好几封信让人带去江户的事儿，在信上，郑芝龙求幕府看在他老婆是日本人的分上，帮忙出兵，共同抗击女真人，但因为只是写信，所以闹得不大，没有开会商讨，只是交给了松平信纲，让他自行处理。

松平信纲嘛你懂的，直接就把这东西拿去给人擦屁股了。

说句良心话，虽然现如今郑氏一族里郑成功的名声无疑是最大的，但真要论实力和能力，其实他们老郑家是一代不如一代，郑成功不如郑芝龙，郑经不如郑成功，所以国姓爷很明白，他爹当年没求来的东西，自己肯定也求不来，于是便没怎么多做纠缠，而是很客气地表示既然贵国不方便，那这回就算了吧。

说完，大家便好聚好散了。

不过这个“散”纯粹是暂时性的，截止到延保二年（1674年），光是郑芝龙、郑成功和郑经这三代人就先后数十次请求幕府出兵相助，其余的明朝遗老如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等人也或写信或遣使求助于日本。

对此，德川家的做法是一律回绝。

其实不光是日本，包括琉球缅甸越南等国都收到过南明的求援信，甚至连罗马教廷他们都找过，貌似还许诺说如果洋大人肯出兵助一臂之力赶走满夷的话，那事成之后我大明一定尊耶稣为神灵，奉天主教为国教。

不过，无论是说得多诚恳，仍是被所有人给一口拒绝了，尤其是琉球，一听要他们帮忙和满清打仗，吓得当场就给跪了，连连磕头说大哥您就别难为穷人了，就咱家的战斗力，别人不知道你们还不知道吗？

要说起来，大明当时的这些邻居里，还是日本最够意思，尽管没有派兵援助，但幕府还是在锁国的情况下，放宽政策，以贸易的形式卖了很多日本刀以及其他武器给南明，较之于那些平日里一口一个兄长上国君父之帮叫得欢一到出事立刻能躲多远就多远的家伙，着实称得上有情有义了。

不过，几把刀几杆枪自然无法阻挡历史潮流的脚步。

公元1662年，南明永历帝朱由榔被吴三桂由缅甸擒获送至昆明绞死，南明朝就此终结。

虽然有部分人认为此时的南明政权还不算完全灭亡，因为公元1663年时宁靖王朱术桂被郑成功的长子郑经接去了台湾，使得朱家小朝廷得以勉强续存，所以南明的真正灭亡时间，应该是公元1683年大清攻克台湾。

说实话，做人还是务实一点的好，别总那么虚荣。

第七章
你爱吃拉面吗？

其实早在当年崇祯帝吊死在煤山的那会儿，就有很多明朝士子意识到这个王朝从客观上看已经玩完了，尽管当时南明势力还看似挺强大，各种王爷上蹿下跳地自称正朔，但其实大伙都明白，这老朱家连万分之一再兴的可能都不存在了。

只不过这些读书人却也并不愿意出仕大清，因此他们之后的人生道路大多是从此隐居山林再也不问世事。

而还有一些人，则选择了出国。

说起来当国家为外族所灭时跑去外国避难这也算是天朝传统了，元灭宋朝的那会儿就有无数南宋遗民东渡日本，然而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元朝时好用的手法，到了清朝就未必能用了。

首先是因为日本搞锁国，外国人一般不让你进来；其次是大清也搞锁国，早在顺治初年，清廷就沿袭了明朝的规矩，规定外国贸易不许进广州，只准在澳门搞，到了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由于东南沿海的郑成功越发活跃，朝廷干脆就“无许片帆下海”，一旦发现有任何人踏出国界线，一律以私通海贼（郑成功）为名施以重典。

所以当时有条件能够出国的大明遗老实在是少数党，而这些少数党一旦有机会万幸地跨出国门，其首选目标通常必然是日本。

这是因为大家都觉得日本是当时世界上无论是思想文化还是生活方式都最接近于天朝的国家。

说起来也真的是蛮怪的，其实在大明王朝将近三百年的历史里，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并不好，确切地说是很差，就算不提那场在朝鲜打了七年的战争，哪怕是平素里大明朝野也有北鞑南倭的说法，那些士大夫总喜欢将日本人直接和北面未开化的鞑靼女真等部落相提并论，其鄙夷不爽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但真的到了北鞑来了家破国灭的时候，大家想到的第一件事，却竟然是往日本跑，纵然对方有锁国禁令，也挡不住这些人的步伐。

传说中的用脚投票，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吧。

所以有时候我一直认为，中国和日本之间两千多年的关系并不能用简单的好与坏来评价，而是应该说，双方彼此之间无论发生过什么，那一份高度的互相认同感和默契感都不会有丝毫的淡化。

万治三年（1660年），一个60岁的中国老人坐船来到日本，在长崎靠了岸，然后被守港士兵给拦了下来，因为根据锁国令，外国人不得擅进，本帮人不许私出，这老头虽说是一副人畜无害的书生打扮，可坐的却是一艘海盗船，摆明了系偷渡而来。因此长崎的武士们自是不肯放他登陆，但态度还是相当不错的，并不将其与普通偷渡犯相提并论，一口一个老先生叫着，同时还表示，如果日本这边有人来接应的话，那您不妨在船上小住几天等候，每日所需，我们会给您送来的。

于是那位老人家就这么住在了船上。数日之后，果真有一个带着几个随从的武士来到长崎，四处打听消息之后，登船拜访。

“在下是柳川藩安东正约，闻得先生已到长崎，特来拜访。”

柳川藩是立花宗茂家的领国，而这位安东正约则是立花家的家臣，时年28岁，尽管年纪不大，却是个文武双全人物，且说岛原之乱那年，年仅15岁的他就跟着藩主立花宗茂提刀出阵参与平乱，并且立下了不小的战功，拜领了200石的俸禄。同时，安东正约也倾心于学问，曾入著名儒学家松永尺五的门下学习，深受学界好评，被誉为“西海巨儒”。

而那位在船上住了好些日子的老先生一看对方如此尊敬有加，于是也连忙客气地回道：“在下明人朱之瑜。”

朱之瑜就是大名鼎鼎的朱舜水，浙江余姚出身，自年轻时就是闻名四方的博学之人，尤擅《诗》《书》，被誉为“文武全才第一”，在学术界一般被认为是和黄宗羲、顾炎武同一级别的人物。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来日本了。

早在崇祯皇帝吊死的第二年（1645年），朱之瑜就自舟山出发，东渡日本，请求幕府发兵，救援大明。

此时距离松平信纲把郑芝龙的求援信拿去擦屁股也不过数月时间，因此德川家当然没可能答应他，虽说客气倒是很客气，无论是接待的幕臣还是守关的小兵，言必称朱先生，却连岸都没让朱先生上，直接就把人请回了舟山。

在之后的数年里，不轻言放弃的朱之瑜又数度往来于中日之间，重复着求援被拒再求援再被拒的死循环，这样来来回回搞了六七次，他终于放弃了。

不是因为日本的拒绝，而是因为南明小朝廷的不靠谱。

话说这个南明政权其实相当不是个东西，抗清没见他们有多卖力，搞党争内斗倒各个都是一把好手，比如弘光帝时，曾经的阉党和曾经的东林党在朝堂之上斗得不可开交，尤其是东林党，大义凛然状地指责前阉党诸君祸国殃民实属国贼奸佞，可真到了清军兵临南京城下了，又是东林党党首钱谦益主动开门投降，并主动剃发更服；弘光之后的隆武，朝政为郑芝龙把持，郑芝龙之后却又降了清，这个我们之前有说，因此纵然是像朱之瑜这样的大明死忠派，也明白靠这帮家伙根本不可能迎来复兴之日。

所以干脆就惹不起躲得起，眼不见为净吧。

话再说回日本，朱之瑜东渡的消息其实传得很快，人还没到长崎，京都那边就先有了情报，一个叫江川入德的人告诉了自己的好朋友安东正约，说名扬天下的鸿儒朱之瑜马上就要来日本了。

这个江川入德本是中国人，原名陈入德，也系书生，明亡之后去了日本，一直住在京都，跟安东正约关系很好。

在平日里的交谈中，安东正约知道了这么个文武全才第一的朱之瑜，然后问了江川入德一句三国演义中被频频使用的话：“那位朱之瑜的才华，和先生相比如何？”

而江川入德的回答也很三国：“此人才华，十倍于我。”

江川入德告诉安东正约，和以往不同，朱之瑜此次前来日本，必然是不会再回中国了，同为大明读书人，自己很想为对方找一处立足安顿之地，可惜对日本人生地不熟，所以希望正约看在平日情分，帮一个忙。

安东正约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然后去了长崎。

由于朱之瑜并不会说日语，因此两人当日见面全靠笔谈，结果就在这无声的交流中，让彼此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先是安东守约被朱之瑜那一手出色的汉字书法和深厚的汉学造诣深深折服，当场就要五体投地执弟子礼；而朱之瑜也坦然地表示自己之前来过日本好几趟，当年跟着南明混的时候也去过自称小中华的越南，但像安东守约这样既精中国文化又通中华礼节的外国人，还是头一次碰到。

老先生一边吐槽自己的祖国“学术之不明、师道之废坏亦已久矣”，一边又将安东正约拔高到了一个“岂孔颜之独在中华，而尧舜之不绝于异域”的高度，把对方高兴得当即就表示说先生要不您今晚住我们家？我家纸多，管够。

之后，安东正约通过柳川藩上书幕府，请求将军家允许朱之瑜留居日本，因为当时明朝跑日本来的遗老还算蛮多的，他朱先生既不是第一个也必然不会是最后一个，所以幕府非常大度地表示，特准朱之瑜居住长崎，生活起居交由柳川藩藩士安东正约负责。

这话说白了，就是同意朱之瑜在日本住，但其余的一切，幕府并不过问。

为什么？

自德川家康于江户开幕以来，幕府就一直推崇孔孟之学，作为能和顾炎武黄宗羲相提并论的一代大儒，他朱之瑜就算被德川家直接聘为国师都不为过，可为何却会落得个不闻不问的下场？

这个我们放到后面讲。

总而言之，朱之瑜老先生在长崎最开始的日子是没什么收入的，所以安东正约表示，自己愿意把每年两百石俸禄的一半拿出来，作为老师的生活费。

我曾经见过不止一拨人把这事儿讲成了一个感人物语，说是安东正约拨出一半工资奉养朱先生，然后自己过着清贫的生活。

江户时代，一家三五人口的农户一年生活开销在七到八石，一百石不敢说能过得奢靡风华，但至少是中产阶级。

因此朱之瑜也非常过意不去，说一百石太多了，老夫独自一人，用不了那么多，倒是你拖家带口的，一下子分出一半收入来，生活岂不是会受影响？

安东正约回答道：“如果我的生活过得比自己老师都要富裕，那这将是一种罪过。”

正是由于这一份情谊，后来老先生虽然教安东正约学问，却从不把他当学生看待，而是视其为“知己”。

朱之瑜在长崎一住就是五年，在这五年里，除安东正约外，他又收了不少弟子，每次开坛讲座，都能有好几百人从九州各地甚至是本州四国赶来听讲，其中不乏日本名儒，

宽文五年（1665年），一个叫小宅处斋的人来到长崎，专程拜访了朱之瑜，他口称自己奉了主君之命，前来请老人家去江户。

于是老先生当然就要多问一句了：你家主君是何人？

“在下的主公，乃是水户侯德川光国殿。”

德川光国，也称德川光圀、水户光圀，就是全日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水户黄门，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拍了一部名为《水户黄门》的电视剧，至今仍在放送中，这部讲述一个退隐的副将军带着随从微服私访一路上斩奸除恶的电视剧虽然在我看来非常无聊，但开创了全亚洲（甚至可能是全世界）微服私访题材剧的先河。

德川光圀他爹叫德川赖房，是德川家康最小的儿子，任水户藩初代藩主。

在日本江户历史上，石高二十五万的水户藩地位非常特殊，素有“定府”之称。

所谓定府，就是说水户藩的藩主不用像其他三百藩诸侯那么每隔一段时间就来江户参勤交代来回折腾，他们有资格驻扎在江户不动弹，可以多年定居那里陪在将军身边与其随时通商国事，故称定府，也被誉为天下的副将军。

作为水户藩的世子，将来的二代藩主，德川光圀自幼就是个机智聪慧但品行恶劣的奇葩之人。这家伙生平爱好并无其他，唯有招摇过市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招猫逗狗，反正是把不输给他爷爷的聪明才智全都用在了干坏事上，因为他爹常驻江户无人敢管，久而久之，这厮便成了日本水户地区（茨城县）的头号祸害。

这种情形一直到他十八岁那年才得以改变。

话说那一年的某一天，德川光圀意外地起了个早，然后破天荒地头一回主动走进了书房，随手抄起了一本书看了起来，然后就再也没出来。

到了黄昏时刻，众家臣见还没动静，深怕这厮可能是感到自己这辈子坏事做绝没脸见人偷偷躲房里上吊自杀了，于是也不敢怠慢，连忙很夸张地撞开了并未上锁的门，冲了进去。

跑里面一看，哥们儿正捧着一本书坐那儿，脸上还带着两行清泪。

众人一惊，忙问少爷你怎么了？好端端的哭个甚。

少爷抹了抹脸，说我看书的时候风大，眼睛里进沙子了。

打动德川光圀的，是一本书里的某一个章节。

这章说的是在中国商朝的时候，有一个国王生了三个儿子，老国王偏爱那个最小的，所以在临终前破了立长不立幼的规矩，将王位传给了小儿子。但这位弟弟却丝毫不领情，在父亲尸骨未寒的时候，就找到了自己的大哥，说是长子继位天经地义，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本该是哥哥的王位还给对方，而那位大哥却是死活不肯接受，表示废长立幼虽说的确不是好事，但怎么说这也是父亲的遗命，若不遵守，那就有违孝道，自己为了尽孝，宁可不当这国王。

一个坚持要让位，一个死活不肯从，闹到最后哥哥实在是折腾不过弟弟，便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里逃走了，而弟弟一看这情形，也连忙宣布退位，不肯再做国王，并也离开了自己的国家，追随着哥哥的脚步和他一起隐居在了渤海之滨。

再后来就改朝换代了，商朝为周所替代，周王闻得两兄弟有贤名，特地派人邀他们出山做官，但兄弟俩宁死也不愿当亡国奴，双双不食周粟而亡。

这哥哥，叫伯夷，那弟弟，叫叔齐，书的名字，则叫《史记》，作者司马迁。

看完这个故事后，德川光圀极为震动，其实他并非是德川赖房的长子，而是次子，但因为各种机缘巧合而被选为水户藩的第二代继承人。这18年来，身为次子的他一直心安理得地做着水户德川家的世子，却从未有过一次想到自己的哥哥松平赖重，他甚至都觉得，自己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是理所当然应该得到的，但当他看了叔齐伯夷的那些事儿之后，心中的那种理所应当的想法第一次发生了动摇，他甚至觉得，哥哥松平赖重吃亏太多，应该把世子的头衔让给他才行。

但江户时代的日本比不得商周时候的中国，各藩诸侯的世子一旦确定，要想再变动就得通过幕府，得在得到中央政府批准之后，方能实行更改。

也别说中央政府了，就连德川赖房都没能同意，他觉得这小子忒胡闹了，今天看了个伯夷叔齐就想搞让位，那明天要让你看了陈胜吴广你打算作甚？

同时，哥哥松平赖重也坚决不肯，他觉得自己的弟弟天资聪慧，本来就是做水户藩主的不二人选，现如今更得父亲青睐，哪有说改就改的道理？

就这样，德川光圀人生中第一次效仿《史记》行动便就此宣告失败。

但对于中华文化的倾心和神往，却再也未曾改变过。

宽文元年（1661年），德川赖房病逝，33岁的光圀继承家业，成为水户藩藩主，在给自己爹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儒式葬礼后（当时日本葬礼多为和式），他便派人四处出访，打探寻找从大明来日本避难的读书人，想把他们请来水户藩。

其实早在请朱之瑜来江户之前，小宅处斋就已经奉命拜访了数十位东渡日本的明朝遗老，在做了深入交谈了解后，最终认定朱先生的学问最大，所以就选他了。

但朱先生却并不怎么乐意，一来自己在长崎已经住了五年，地头人头全混熟了，都准备打算买田躬耕卧读了，没理由说搬走就搬走的；二来是舍不得安东正约，想当年自己初来乍到身无分文，人家毫不犹豫地就拿出工资的一半来周济，和这份情谊相比，纵然是二十五万石身家的水户侯，又算得了什么？

倒是安东正约大度得很，表示早就听说那位天下的副将军好贤嗜学尊儒重道，既然现在他前来相邀，那就应该去一趟，不为荣华富贵，而是为了能更好地把先生的理想和中华的文化传播给全日本的读书人，同时他还安慰朱之瑜，说日本不比中国，地方并不大，就算去了江户以后也能常来常往的。

更何况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安东正约这一辈子都会管你叫老师的，就算以后发生了什么不测，只要您回长崎来，我仍将会拿出一半的俸禄来供养老师。

最终朱之瑜为安东正约说服，于当年七月离开长崎，来到了江户。

下船时，德川光圀亲率手下家臣团在岸上迎接，见面之后，又恭恭敬敬地行了弟子礼，然后说道：“学生不敢直呼尊师名讳，还请先生取一字号。”

朱之瑜想了想：“老夫余姚人，和舜帝同乡，就叫舜水吧。”

这便是朱舜水之名的来历了。

朱舜水去了江户之后，主要的工作是讲课，水户藩为他准备了专门的课堂用以传道授业解惑，当时前去听课的，都是些在日本叫得上号的学者，或者是跟水户藩本身有着密切瓜葛的读书人，比如电视剧《水户黄门》里跟着黄门一起微服私访的那位渥美格之进（格さん）的原型安积觉，当年不过10岁，因为他爹安积贞吉乃系水户名儒，因此特事特办地入了舜水门下。

德川光圀也听课，不过他当然不用跟人一块儿挤教室，每有闲暇，便会亲自登门拜访，和朱舜水坐席论道。

两个人什么都谈，反正水户藩财大气粗买得起纸，从中国文化到日本典故无所不写。

话说有一天，德川光圀跟朱舜水聊起了一个人，叫楠木正成。

楠木正成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武士，不过他很特别，首先并非源平之后，而是橘氏子孙；其次，他效忠的对象也不是幕府或地方豪族，而是天皇。

此外，楠木正成的军事素养也确实很值得称道，由源赖朝建立的镰仓幕府，正是在他的带领以及活跃之下，走向灭亡的。

不过他的下场极为悲惨，因为后来站错了队，跟了南朝的天皇，从而受到以室町幕府初代将军足利尊氏为首的北朝诸豪族的领兵围攻，虽然力战但终究寡不敌众，不得已自尽于凑川，年仅42岁。

临死前，留下著名遗言：“吾愿七次转世报效国家。”

意思是讲他愿意连着七辈子都精忠报国。这也就是以前日本人常说的七生报国的由来。

顺道一提，这位楠木正成应该是日本最早被冠以军神称号的人。

再顺道一提，今天日本东京的皇宫边上，还有他的雕像，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参拜一下。

再再顺道一提，今天东京的皇宫里面，住的是北朝天皇的后裔，有兴趣的同学……最好不要贸然进去参拜。

于是问题就来了，为何北朝后裔要在家门口雕一个南朝大将的塑像？

事实上楠木正成一直是被后来夺了政权的北朝皇室定性为恶党朝敌，这种情况在江户时代也不曾改变，只不过这人真的是很厉害，因此常常被闲杂人等在饭后茶余津津乐道。

听完了楠木正成的故事之后，朱舜水说道：“我觉得，这人不应该是朝敌啊。”

“何以见得？”

“为自己的主君尽忠而死，怎能被论为朝敌？南北两朝更替那无非是天运，如此诟病一个忠耿良将，是没有道理的。”朱舜水解释道，“更何况这楠木正成要真是大奸大恶之人，又怎会说出七生报国这样的话？”

德川光圀先是一愣，但随后立即点头称善。

朱舜水则继续说道：“水户殿下，据我所知，当今日本虽然由幕府治理，但实际上国家最高统治者应该是位于京都的天皇。”

德川光圀说没错，本来自战国之后皇家威望就一落千丈，再加上我爷爷神君德川家康的一部公家诸法度，更是把朝廷那群人管的半死不活。

“殿下难道不觉得这并不合适吗？”朱舜水坦言道，“日本天皇和我中华皇帝一样，都是受命于天的天子，德川幕府说到底不过是臣子，臣子以法度来约束天子，未免不妥。”

虽然以法制君在现在看来乃是近乎君主立宪的先进制度了，但在当时的朱舜水眼里，显然不是什么好事儿。

老先生认为，德川幕府是马上得的天下，也就是所谓的霸道，作为霸者，理应尊重王者，也就是天皇，倒不是说要把国家大权让给朝廷，而是应该对天子礼遇有加跪天拜地，绝不应该制定什么只让天皇研究学问的法度。

江户时代的日本并无西方礼节，如果有的话，那么此时德川光圀要做的事情多半是上去紧紧握住朱舜水的手，甚至是热烈地拥抱，然后说一声：“知音哪！”

因为不能这么做，所以光圀只是一脸严肃正经地说道：“舜水先生，在下有一事相求。”

“何事？”

“希望你能助我修史。”

“什么？！”年近七十的朱舜水没把持住，着实吃了一惊。

虽然他是一代大儒没错，可那是中国的大儒，老人家来日本不过五六年连日本话都没整明白，你让他帮着修日本史，岂不是开玩笑？

德川光圀表示自己是认真的，绝非开玩笑，而且水户藩已经组起了一套写作班子，用不着先生您亲自动手，您只需要常常给他们传道授业解惑，教会他们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就行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朱舜水当然只能答应了。

身为一介诸侯却想编撰史书，德川光圀的动机并非是想攀附文雅名垂青史，而是为了圆自己的一个梦想，同时也为了一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林罗山。

林罗山是江户时代初期的日本大儒，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儒，不仅知识渊博而且辩才也十分了得，属当之无愧的日本第一，能把圆的说成方的。

这不是夸张，而是事实。

且说在庆长十一年（1606年）的时候，有一个真名不详教名叫哈比恩的日本天主教修士来到江户城，说是找林罗山辩论。

辩论的主题是地球是圆的还是方的。

时为公元17世纪，正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麦哲伦成功绕地球走了一圈的大航海高潮时代，地球是一个球体的理论早就被证明了无数次，已然成了真理，就连地球仪也早发明了出来，而且普及率还很高，日本就有的卖，当年织田信长手里就有一个，同时这哥们儿还有一张世界地图。至于我们中国，那也早在汉朝的时候就已经由伟大科学家张衡提出了“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的理论了，按说，这玩意儿本没有任何讨论的意义，摆明了就是那样，多说无益，说破了天，都是这样。

然而结果却是任谁都没有想到的，面对接受过多年洋教育，精通西洋文字西洋科学的哈比恩，全然不知近代科学为何物的林罗山提了一套四书五经就上场了，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公开辩论，哈比恩被说得彻底崩溃，手里拿着还在转动的地球仪，嘴上却连连口称林大哥我错了，这地球它就是方的，从今往后谁要不承认地球是方的我跟他急。

同时，此事也直接让哈比恩对上帝的信仰产生了动摇，后来没过多久，他就退教了。

如果幕府肯让林罗山去对付天主教徒的话，那想必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岛原之乱了。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作为一代大学者，林罗山同时也是一代大忙人，自宽永元年（1624年）起他就担任了德川家光的侍讲老师，同时负责《武家诸法度》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起草和修改，顺便还要带着儿子林春斋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组成一个班子共同编撰史书《本朝通鉴》。

《本朝通鉴》是奉了幕府之命效仿中国的《资政通鉴》而写成的史书，从日本起源一直写到第一百零七代后阳成天皇，本来这事儿应该跟他水户藩的德川光圀没有半毛钱干系，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话说在当年看完《史记》让位于兄长不成之后，光圀并未放弃，他认为以自己现在的能力，即便是学不成叔齐伯夷，也至少能学一学司马迁——当然，不是切弟弟。

德川光圀决定效仿太史公，为日本修史书一部。

自定下这个宏愿后，他也不再整日里为非作歹了，而是博览群书，积累知识。其中，这家伙最爱的读物乃《神皇正统记》。

这是南北朝公卿北畠亲房所著的一部作品，主要内容是说日本乃神之国度，应由神的代理人天皇统领一切，同时也强调了皇家这种神性的独一性，认为放眼全天下都找不出第二个例子了。

《神皇正统记》很对德川光圀的胃口，也更加激发了他写史的热情，结果又恰逢当时林家父子在编《本朝通鉴》，于是光圀也买了一套，想要取他山之石一番。

结果还没看上几句，他就勃然大怒拍案而起：“真乃不臣也！”

让德川光圀义愤填膺的，其实是书里的一句话：“日本子民，乃系吴太伯之末裔也。”

就是说大和民族起源于江浙沪之吴越。

这话有错吗？

当然没错，历来古书里提到日本都是这么说的，而且早期日本人来中国朝贡，亦是满口吴音，就连今天的现代日语，也有着浓浓的吴越腔。

那他德川光圀有什么好愤怒的？

原因很简单，作为《神皇正统记》这本书的脑残粉，德川光圀已经认定了日本是一个具有独一无二神圣性的国家，天皇就是神的代言人，现在你林罗山说大和民族乃太伯之后，那等于是否认了日本的神圣性或是唯一的神圣性，自然也就不能为光圀送容忍了。

因为《本朝通鉴》的存在，让德川光圀的修史欲望更加激烈，恨不得当下就提起春秋之笔龙飞凤舞一般，写出一部惊世之作将那大逆不道的《本朝通鉴》批得落花流水一文不值。

但他终究还是没这么做，因为不敢。

毕竟《本朝通鉴》的主编乃当之无愧的江户朝嘴炮王林罗山，这家伙谈笑间就能颠倒黑白，更何况这次人家真理在握并未出错，若是凭着德川光圀这两把刷子贸然上前拍砖踢馆，那其下场必然是可悲的。

因此他学了一回他爷爷德川家康——忍。

明历三年（1657年）一月，一代名儒林罗山因病去世，享年74岁。

在代表水户藩致以沉痛哀悼的同时，德川光圀大腿一拍，顿感机会已经来到。

就在当年，林罗山尸骨未寒，哥们儿就招兵买马张罗队伍，招聘了一批堪称当时日本史学界最强的学者，号称要写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著作。

不过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这些当年日本国内最强的史学家，其实之前大多都在林罗山手底下编过《本朝通鉴》，他们的三观史观早就被嘴炮王给洗脑洗得无限接近于林家父子，因此写出来的东西也必然是太伯之后那一套，这让德川光圀非常头疼。

这也就是他四处寻找大明流亡大儒，然后要朱舜水开坛布讲的最大原因——第一是想给那些老的史学家洗洗脑，给他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第二则想顺便培养新人，毕竟这部在他心目中有着无限崇高地位的史书也不是一两代人可以修完的。

要说那朱舜水不愧是大名鼎鼎的朱舜水，果然是不负众望，在他那强大的理论攻势之下，当年的林家军一个个全成了尊王派，水户藩也深受影响，兴起了以尊王为主流的水户学。

所谓尊王，指的就是承认日本皇家的神圣性，在理论上同意朝廷高于幕府这么个概念，而水户学则是由尊王理论所衍生出来的学派，主旨是四个字：敬天爱人。

这四个字后来被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奉为座右铭。

除此之外，很多新人也被确确实实地培养了起来，比如那位10岁就入舜水门下的安积觉，成了朱舜水的首席弟子，成年之后参与了史书的编撰工作，一直到他去世都担任着主要编者的重任。

至于那部史书，则被命名为《大日本史》，在德川光圀活着的时候它只被编撰了一小部分，然后历经水户藩数代人，花了整整250多年的时间，才于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由光圀的后人德川圀顺给完全编撰完毕。

该书在形式上基本效仿了司马迁的《史记》，以纪传体的方式从神武天皇日本开国起一直写到明德三年（1392年）南北朝统一，总共有本纪73卷，列传170卷，各种志以及各种表154卷，共计397卷分226册。

说实话，这部《大日本史》工程浩瀚诚然不假，但和同时代或者之前的日本历史著作相比，也没什么太大的特色，如果一定要讲一个出挑新意之处的话，那我想应该就是皇国史观了。

《大日本史》是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明确了皇国史观的历史著作。

所谓皇国史观，指的就是认为日本历史是由天皇为中心而形成的，评断历史人物、事件之于天皇属于忠诚或是叛逆之观点而出发的思想观点。

应该讲，这显然是当时德川幕府所不能忍的理论。

不过德川光圀也不傻，他并没有堂而皇之地在《大日本史》里提出像《神皇正统记》那样露骨的概念，只不过侧记旁敲地说了几句，然后就把主题引向了民粹主义——天皇的起源才不是什么太伯之后，而是神的后裔，所以我们日本是神的子民。

于是一部很有可能变成反动学术权威的史书就此摇身一变成了爱国主义教材，幕府自然也就不能多说什么了。

趁着这个机会，水户藩在全国大肆发行《大日本史》，造成了非常轰动且深远的影响，皇国史观从明治维新之后一直到日本战败之前都是日本各种历史教科读物的绝对正统和主流。

这也就是为何楠木正成会被树在皇宫门外了——在皇国史观之下，他这种为了皇家慷慨赴死勇斗足利幕府军的精神，被认为是忠臣之鉴，于是一下子就从当年的朝敌被追封为正一位，并赐尊号大楠公。

倒是那位足利尊氏，因为有过向皇家拔刀相向的经历，在明治朝被判成了朝敌，这就叫三百年风水轮流转。

与此同时，皇国史观也把日本引向了激进民族主义的不归路——既然大和民族是神的子民，那岂不是高过全世界其他国民一等？那为什么他们不听从于我等嘞？

为了让大家都听从自己，于是就有了战争，当然这是后话了。

不过，尽管水户藩对朱舜水礼遇有加几乎尊其为国师，再加上老先生接着定府之便在江户也混得风生水起名声极大，但中央幕府却对这人基本没有任何反应，宛如之前他刚到长崎那会儿般不闻不问，仿佛从来就没听说过这个人一般。

理由其实很简单，因为朱舜水属于阳明心学派，而德川幕府重的是朱子理学派。

所谓朱子理学，主要讲的是三纲五常臣为君死，一般认为是在正治元年（1199年）由宋朝真言宗的和尚俊艿传入日本，在镰仓时代，朱子学是一门作为每一个和尚都必须具备的基本学问而存在的。

到了江户时代，大儒林罗山认为朱子学乃“上下定分之理”，系武士政治的基础理念，于是便上书幕府要求定朱子学为正学，在得到批准后的两百多年里，全日本便只认朱子学为正统，在宽政二年（1790年），幕府还规定所有幕辖学校和藩属学校只许教朱子学不许教其他，这也就是著名的宽政异学之禁。

不过若是要说起朱子学给日本带来的最大影响物，或许很多人知道却未必能想到，那便是武士道。

确切地说，是江户武士道。

在今天为众人所津津乐道的那种以忠为中心的武士道，其实就是江户时代盛行朱子学后的产物，事实上日本每个时期的武士道都是不同的，灭私奉公忠君爱国这种仅限于江户时期，为的就是方便统治，所以要求武士们忠上加忠。而在江户之前的战国时代，真正的武士道是“与其壮丽圣洁地死去，还不如稍微肮脏一点地活下来”。

是不是觉得太文艺了？那我用原话吧——“所谓武士，就算像狗像畜生那样，也必须得活下来。”

说这话的人，是跟军神上杉谦信齐名的另一位军神——朝仓宗滴。

所以，武士道也是有时效性的，“与时代脱节的武士道，是没有贯彻价值的”。

但不管怎么说，作为统治阶级，较之于朱舜水的阳明学，幕府显然更愿意接受朱子学，于是朱舜水被中央政权所冷落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这种冷落完全是暂时性的，两百多年后，一群对幕府心怀不满想将其推翻的人为了能给自己的行为找到理论基础，于是便高举朱舜水和水户学中的尊王理论反将了起来，然后开创了一个以天皇为政治中心的新日本，并且美其名曰：明治维新——这个我们后面几章里会详细讲。

天和二年（1682年）四月十七日，一代鸿儒朱舜水于江户病逝，享年82岁。德川光圀将其厚葬于瑞龙山（茨城县内）水户藩藩主专用墓区内，亲笔以隶书题写“明徵君子朱子墓”，并谥其为“文恭”。

人既然走了，那我们就来简单地做个评价吧。

一般来讲，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把朱舜水拔高到了一个很虚无玄幻的高度，称之为日本孔子，原因是他门下弟子很多，又备受推崇影响极大，很有当年孔圣人的风范。

不过我倒是觉得，朱舜水对于日本来讲，并非是一个如同孔子一般的教育者那么简单，而是一位启蒙者，他和德川光圀所率先提出的尊王论，最终成了明治维新的思想基础，在这场维新的促成者中，很多人最初被改变三观的，正是尊王论，比如之前所提的那位敬天爱人的三杰之一西乡隆盛，再比如另外一杰木户孝允，也是一个信奉尊王论的人。

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必要给朱舜水戴上日本孔子这种虚头巴脑的头衔，完全可以说一句，朱舜水先生，就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启蒙者。

最后再想说一句的是，德川光圀后来过继了大哥松平赖重的儿子，取名为德川纲条，并让其继承了水户藩，换言之，自水户藩第三代藩主起，其实大都是松平赖重那一支的血脉。

他最终还是成功了。

第八章
惊天巨变

清朝建立之后，亦实行了闭关锁国制度。按照我们中学历史教科书的说法，大清的锁国较之日本更甚，日本好歹还留了长崎一个窗口跟荷兰人中国人做做生意，而大清则干脆是铁板一块，自闭于世界。

这当然是不对的——你稍微动脑子想想，日本人都和中国人做上生意了，这中国人要闭门不出铁板一块，那岂不是自相矛盾？

其实大清王朝跟外面的世界还是有往来的，只是比较少罢了，比方说大清和日本之间一直都保持着紧密的贸易往来，不过对于双方每年贸易的额度则有严格的规定，一般来讲，不允许超过白银六千贯。

在江户时代的日本，一般五十贯银等于一两金，一两金相当于今天的八万日元，也就是说，当年中日两国每年的贸易额，被控制在了人民币七十万元之内。

这种贸易，在日语中被叫作定高贸易。

虽然互相封闭确实有碍经济发展，但与此相对地，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就此都进入了一个较为和平繁荣的时代，不独中国有康乾盛世，日本也有元禄繁华，整个列岛的小日子过得其乐融融平平安安。

这种太平岁月一直维持到了嘉永六年（1853年）的六月三日。

话说这一天晴空万里，风和日丽，在阳光的照射下，江户湾的海面上波光粼粼，煞是好看。

海边还有不少江户（东京都）市民，一边看着大海，一边晒着太阳。

看着晒着，一些人就觉得不对劲儿了。

因为在远处，有数个黑黑的东西似乎正在逼近，这黑影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清晰，不一会儿，便能看清它们的轮廓了。

黑家伙总共有四个，每一个浑身都漆黑发亮，浮在水面上，顶部不断冒着灰白色的烟雾。

大家在围观的同时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议题是，这四个究竟是啥玩意儿。

很快，结论得出，这是四艘船。

要说群众的眼睛还是相当雪亮的，这就是四艘船，确切地说，是四艘来自美国的蒸汽军舰，舰队的带队者是时年58岁的佩里提督。

尽管在此之前，日本的海上也有外国的军舰商船来访，可那清一色的都是帆船，而这次来的，却是象征着19世纪近代化文明的蒸汽船，由于它们浑身漆黑，日本人立刻给那四艘船取了名字——黑船。

看着这一辈子都没看到过的洋玩意儿，周围的老百姓确实挺开眼也挺乐呵的，有的还纷纷跑回家去打算告诉老婆孩子今天的所见所闻，但是，当时的日本幕府官员，算是疼了头了。

对于这帮人而言，尽管这黑船他们也是今天第一次看着，可听，却不是第一次听到了。

早在嘉永五年（1852年）的三月，还是这位佩里提督，带着8艘军舰浩浩荡荡地来到了长崎，要求见负责长崎事务的长崎奉行，希望讨论两国通商事宜，但是却被长崎方面婉言谢绝，同时美国人又被告知，通商这种国家大事，是要去跟幕府商量的，那地方也不远，长崎出门往东拐，开个几天就到了。

这本来是一条拖延缓兵之计，可结果却架不住人大老美实在，真的开船去了江户，然后由佩里提督递上了国书，还嚷嚷着要见将军。

国书的主要内容是希望日本开国，并和美国通商。

若是按照往例，这美国人就直接该被赶出去了，至于那份国书，幕府的众老爷心情好的话拿来读一读，读完之后擦屁股垫桌脚，心情不好的话，那就得随着大老美一起圆润地离开。

但现在情况可不一样了，现在的幕府里，谁都知道这洋大人惹不得。

因为在佩里到访的十多年前，发生过一件大事，那便是鸦片战争。

公元1840年，亚洲国力最强的大清帝国为大英帝国所败，被迫签订南京条约，从此国门大开，西洋列强人人都能来分一杯羹。

尽管从理论上来讲中国打不过的日本未必也打不过，蒙古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但此时此刻，坚船利炮就横列家门口，你要贸然地跟从前一样跑出去赶人，那这个后果就比较难以预料了。

可大家又不打算这么心甘情愿地坏了老祖宗定下来的规矩，于是只好也搞了个权宜之计：无为而治。

具体做法是不去管门口的那几艘美国船，也无所谓他们要送的是国书还是情书，总之，不去鸟就是了，反正时间一到，船上粮食吃完，也就散了。

被晾在了一边的美国人很生气，他们决定让日本人见识见识自己的厉害。

这一年的和历6月8日，也就是阳历的7月13日，美国人自己互相告诉自己是为了纪念刚刚过期的美国独立日（7月4日），决定放炮庆祝。

于是八艘船啥的一百多门大炮被拉了出来，白炮齐鸣，每门平均放了几十下。

虽说是空炮，但赤裸裸的威胁不言而明——你要是再不鸟我们，就轰死你丫的。

炮声一响，地动山摇，幕府怕了。

最终，经过双方反复协商，大家终于在嘉永七年（1854年）的三月三日，于今天的神奈川县横滨市缔结了总条数为12条的日美亲和条约，也称神奈川条约，随后，又在5月25日，对条约进行了最后的删改修正，最终确定了总条数为13条的下田条约。

条约中规定，日本开放下田港（静冈县内）和函馆港（北海道内）给美国，用于做生意，停靠补给等事务，并且在两地建立领事馆和美国人居住区。此外，美国人可以在日本的规定区域内自由活动不受限制，还能打猎。条约中还规定了，美国享受和日本单方面的贸易最惠国待遇等事项。

这就是著名的黑船来航，日本开国。

话说到这里，我不得不由衷地惊叹这样一件事，那就是中日两国历史进程的同步度和契合度。

差不多在北宋建立后不久，日本的武士便开始抬头，介入中央政治。

武士最初是看家护院保卫权贵的存在，这个我们之前说过，可你知道宋太祖赵匡胤当年是做什么的吗？他曾经混过近卫军，系周世宗柴荣的殿前都点检，即禁卫军统领，说白了，也就是“侍”。

公元1333年，日本的足利尊氏拜领征夷大将军一职，建立室町幕府，35年后的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于南京登位称帝，年号洪武。

公元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建立幕府，1615年，家康兴兵攻灭丰臣家，日本就此正式进入德川时代；29年后，大明灭亡，清军入关。

德川幕府建立后的制度我们之前有说，那就是将武士设为国家的统治阶级，武士阶级作为幕府和诸藩的家臣，不从事生产每月也都有固定的薪水，而且能出入佩刀高人一等。

这事儿听起来是不是挺耳熟的？

在同时代的大清，也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作为当年随龙出征的武装力量，在天下安定后又化身为了国家的统治基础，即便整天瞎晃，却依然有铁杆庄稼，不用参加科举就能当官，论地位也要比普通老百姓高出一头还多。

不错，他们就是八旗子弟。

私以为，日本武士和满族旗人，和一般百姓相比，前者特殊于阶级出身，后者特别在民族血统，除去这点之外，这两者无论是工作形式、社会地位还是其他等等方面，都堪称近乎相同。

说真的，对于双方整体历史这样的神同步和神相似我实在不知如何去评价，只能说，如果不是同文同种的一脉相传，那是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的。

现在，同样的外国入侵、同样的危机考验又要落在日本的身上了。

话说自与美国签订条约之后，其他各国也闻讯纷沓而至，要求利益均沾。而幕府也开始频频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洋列强接触，不断地开放或者说是被开放各类通商口岸以及被签订各种条约，封闭了两百多年的武士的国度，开始悄悄地起着变化。

不过，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国门被打开，遍地走着外国人的。在日本，存在着很大一部分排外的群体，他们主张把外国人、外国势力统统赶出日本，这个在日语里叫作攘夷，而攘夷派里面，来头最大的，当属当时正在位的孝明天皇。

虽然那时候天皇没啥实权，纯粹一人偶摆设，可毕竟那也是个人，除了吃饭大便之外还具备琢磨各种事儿的脑力功能，每当这孝明天皇琢磨起开国这事儿时总气不打一处来，因为他恨外国人，尽管一辈子没见过洋人长啥样，可就是恨，就是不待见，就想把他们都弄死沉海里。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所以在当时的日本，但凡攘夷的，一定会再给自己加个称号——尊王，连起来就是尊王攘夷，简称尊攘，意思是说，我们是奉了皇上的意思来驱逐外国人。由于幕府坚持和外国人打交道，所以渐渐地，尊王攘夷又多了一层推翻幕府的色彩，叫作倒幕。

这攘夷尊王且倒幕的祖师爷，是一个名为吉田松阴的家伙。

其实他一开始并不攘夷，非但不攘夷，反而很有当日奸的倾向。

且说当年佩里和幕府协商签条约期间，就把那几艘黑船给停在了江户湾上。

一天晚上，一艘小船慢慢地靠近其中一艘军舰，由于夜深，一时间也没有人注意到船以及船上的两个人。

当这条小船上的两名乘客偷偷地爬上了军舰，终于被美国士兵给发现了。

美国兵的反应自然是意料之内的，先是大喊，招呼同伴，然后再是问来者何人。

来者是两个年轻的日本人，一个叫作吉田松阴，一个叫作金子重辅，他们都是长州藩人士。

面对美国人的大呼小叫，吉田松阴显得异常冷静，他对大兵们说道：“请不要惊慌，我们不是可疑的人，我叫吉田松阴，是长州藩的藩士，想去美国。”

但是美国人没鸟他，理由很简单，人家都是美国来的水手，说的都是英语，谁能明白你那日本话呢？

唧唧歪歪说了一堆的松阴显然也明白过来了，他想了想，对身边的金子重辅说：“有了，既然说不通，那我们就用笔谈吧！”

也算是难为了这哥俩，搞个偷渡居然身边还带着笔墨纸张。

很快，一张写了字的纸就拿在了松阴的手上，上面其实也就四个大字——吉田松阴。

美国人当然还是看不懂。

松阴一拍脑袋，又明白过来了：对了，美国人看字都是横着看的，我们日本人写字却是竖着写的，所以只要横过来，美国人就能看明白了。

于是，他把纸片一横，将横着竖写的“吉田松阴”四个大字凑近在了美国水手的面前。

已经是忍无可忍的美国人将两人给带到了船长室，交给佩里亲自发落。

佩里找来了翻译，仔细询问了两人的身份、简单情况以及此次来自己船上的目的。

两人都算是长州藩出身的武士，这次跑美国人船上的目的他们之前也说了，是想跟着一起去美国看看。

至于去美国的原因也很简单，两人都是赞成开国的，希望日本能够向列强学习，学习的话自然要去人家那里看看，就如同当年日本学中国而派出遣唐使一样。

面对这两位自封的遣米（国）使，佩里有些哭笑不得，但对于他们的勇气，还是相当的赞赏的。

不过赞赏归赞赏，考虑到这次是来跟日本搞正常外交的，再帮着日本人搞偷渡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于是佩里下令，将这两人交给幕府处置。

幕府的方法比较简单粗暴，就是让他们坐牢，因为监狱里环境不好，所以坐了两年之后那位金子重辅病死了，只剩下了吉田松阴一个。

其实也不是医治无效，而是压根就没人来给他治，属于活活病死的那种。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悲剧，纯粹是因为金子重辅是地位比较低下的武士，也叫乡士，所以关的牢房是低等牢房，除了给口饭之外要啥没啥，生死由天不由你的那种，而吉田松阴因地位比较高，关的是相对高级的牢房，多少还有人来看看问问。

对于朋友的死，吉田松阴感到了强烈的震撼。

他觉得，如果重辅跟自己关的是一个牢房，就不会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况且重辅是偷渡，自己也是偷渡，那么就没有理由把两人刻意地分成两等人关在两种牢房里，所以，造成友人之死的直接原因，还是牢房的等级制度。

而造成牢房等级制度的，还是幕府制定出来的那套森严的国民等级制度。

为了不让类似金子重辅的悲剧重演，就必须打破这种杀人的制度，而为了打破这种制度，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推翻幕府。

吉田松阴就此由一介开国派转化成了倒幕派。

自从成为倒幕派之后，松阴也就不搞什么偷渡了，因为整那个没用，他在自己家乡开起了学校，取名吉田塾。

毕竟一人倒幕不算倒，大家来倒才能真的倒，而让大家一起来的最好方法，就是自己开学校自己做老师，教出一批志同道合的学生来。

在吉田塾里，松荫反复对自己的学生传授一种被称为“尊王”的思想。

具体来说，就是强调天皇的超然地位以及万民对皇权的归顺，当然，灌输尊王的同时也不忘记踩幕府两脚，对于幕府那种凌驾于万民之上，置天皇于脚下的逾越行为，他也表示了完全的否定和强烈的抨击。

实际上，尊王思想在江户时代初期就已经产生，我们前面说朱舜水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了，只不过那时候国泰民安的，大家也就口头上尊尊，心里面想想，谁也犯不着会去为了天皇而跟幕府叫板，可现在情况两样了，外国人公然欺负到日本人的头上了，而幕府居然为了迎合外国人公然违背圣旨，所以实在有必要力挺天皇一番了。

抱着这样心态的人，在日本越来越多了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吉田松阴说是宣传天皇超然一切，其实还是想借着尊王的大旗推翻幕府，并且通过这种方式让日本摆脱沦为他国殖民地的困境，说白了人家是想清理内部阶级矛盾并且救国救民，和后来日本军部借着天皇的名号没事儿随便乱侵略人家搞“圣战”以及借着“皇军”的名号搞杀人放火是完全的两码事儿。

从这所被称为吉田塾的学校里，后来走出了无数日本明治时代的风云儿，比如桂（不是假发）小五郎、高杉晋作（不是高杉晋助）、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等——PS 没有坂田银时。

这些人都有一个比较统一的称号——松阴门下。

不仅如此，对于幕府和外国人妥协一事，吉田松阴也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公然宣称签订通商条约是“不思国患，不顾国辱，不奉天敕，将军之罪天地不容，人神共愤”！

这样一来自然就要招幕府惦记了，恰好当时正在搞安政大狱，就是幕府为了维护国内和谐稳定而搞的一场大规模肃清异己的活动，一向朝幕府和将军发起猖狂攻击并且涉嫌暗杀幕府高官的吉田松阴也受了牵连，被逮了进去，这回就不是关两年放出来就能完事儿了的，安政六年（1859年）十月二十七日，他被斩首于江户，年仅29岁。

之后，松阴门下的弟子们怀着对幕府的刻骨之仇，为自己的老师收了尸。

这帮长州藩出身的人从此走上了拼了命也要反幕府的道路，顺带攘夷。

与此同时，全日本也差不多都在这个时候掀起了一股攘夷的浪潮，在这攘夷大军里，充当中坚砥柱的，是武士阶级，其中犹以中下层武士为主。

若是按地方来划分的话，最主要的攘夷地区有水户藩、长州藩、萨摩藩以及京都地界儿。

水户藩就不说了，算是尊王老区了，自水户黄门跟朱舜水激情四射以来，他们那儿讲尊王已经讲了两百年，现在再与时俱进地配上攘夷，那几乎就成了尊攘思想的发源地。

当然，因为和幕府的特殊关系，所以水户的尊王攘夷是最纯粹的，就是尊王和攘夷，绝不搞倒幕。

长州藩位于今天日本的山口县一带，藩主姓毛利，他们的藩祖是被誉为“战国第一智将”的毛利元就。

他们家最强大的时候，曾经占了日本中部地区（简称中国）百分之八十的土地。

元就死后，继承人是他的孙子，叫做毛利辉元，这个人总的来说一句话，心比苍天高，手比豆腐软。没什么那本事却还总想做老大。

话说在当年的关原合战中，虽然表面上看是由德川家康对阵石田三成，其实石田三成虽说是丰臣家的代表，但其实也就是个战场总指挥，西军的真正最高统帅，是毛利辉元。

那时候请他来做西军的总大将一开始他还摆着个架子不肯来，最后石田三成承诺，一旦打败德川家康，就让毛利家成为日本第二大家族，仅次于丰臣家，这位大爷这才答应参战。

但结果是他们打输了，战败的直接原因是毛利家的分家小早川家的当主小早川秀秋——这孩子在战斗最白热化的时候临阵倒戈，从石田军跳槽到了德川家，导致石田一方瞬间兵败如山倒，一切幻想皆化为泡影。

不过虽说如此，可毛利家在战后还是受到了相当大的惩罚，长州藩原本120万石的领地被削减到了30万石，一下子就穷掉了。

从此，长州藩就恨上了幕府。

扳着手指头算算，这仇已经两百多年了。

尽管俗话说仇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化，但这种情况似乎永远只出现在八点档的肥皂剧里头，事实的情况是，尽管几百年过去了，可长州对幕府的仇恨是有增无减，并且在幕末的时候，达到了最高潮。

在长州藩，尊王这个概念是被很大程度上歪曲了的，原本的“敬重尊敬皇家”这个概念，被很多痛恨幕府的年轻武士刻意曲解成了要以皇家的名义推翻幕府。

这显然得归功于吉田老师的谆谆教诲。

最后一个萨摩藩，其实纯属凑热闹的，说好听点叫紧跟时代步伐，说难听点就是想趁着时代的潮流捞点好处。

至于京都，则是各路尊攘志士的聚集地，因为那里住着孝明天皇——你既是自称尊王，总该在有王的地方待着吧。

不过这里有一个矛盾的地方，那就是当时日本的京都里头，是没有外国人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一定要在京都混的话，那就只能尊王无法攘夷，你一定要攘夷，就别在京都住，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两者只能选一。

但这显然难不倒机智的尊攘志士。

他们很快就想出了变通的办法，那就是杀汉奸，哦不对，日奸。

在京都，有很多人都倾向于幕府的方针政策，也就是不要一味地跟外国人死磕，而是先开国，再图其他，这些人里有公卿，有商人，甚至还有农民，但在尊攘派眼里，他们都是和夷人串通一气之辈，等同于夷，该攘。

而攘夷的具体手法则是砍人，专业名称叫作天诛。

通常这两个字被尊攘派用于砍人之前，高高地挥起手中的刀，快要劈下去的时候大喝一声：“天诛！”然后再一刀子下去，血肉四溅。

这话的意思就是，虽然是我砍的你，但是真正杀死你的不是我，是老天爷。

换言之，你遭天谴了，你干的坏事儿太多了，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所以派我来做了你，我是正义的使者，替天行道来了。

总而言之一句话，幕府开国，是日奸，该杀，你支持幕府，所以你也是日奸，所以也该杀，你支持公武合体，说明你心里还有幕府，是日奸，同样该杀，幕府高官昨天上了厕所，你也上了厕所，所以……总之，只要扯上了幕府啊日奸之类的这种帽子，那就是一个字——杀！两个字——天诛！

幕府开国到底对不对，我想显然是对的。

你要觉得不对，觉得是软弱的是卖国的，你要坚定地认为在19世纪快20世纪了仍旧应该闭关锁国拒洋人于门外才是正道，那我也没话说，毕竟个人有个人的想法，但在我看来，幕府开国，是完全顺应时代潮流的正确行为。

既然幕府开国是正确的，那么攘夷是不是正确的，我觉得也不必多说了，不过在给它定性之前，我想再告诉你一个事实，那就是自打幕末开国，自打有人搞攘夷以来，被攘掉的外国人寥寥可数，针对外国人的袭击事件也少得可怜，唯一能排得上号的，大概也就是江户曾经发生过一起攻打英国公使馆的事件，带头人是松阴门下弟子高杉晋作，其余的，几乎清一色针对的都是日本人。

所以那些所谓的攘夷志士，其实大多都是些打着爱国旗号伤害自己同胞或者是打算推翻幕府的王八蛋。

另一方面，虽然背后有千夫所指压力山大，但幕府还是坚定不移地继续开国，走着一条他们认为正确的道路。

万延元年（1860年），为了递交《日米修好通商条约书》，幕府专门派出了一个使节团前去美国，这伙人除了递交条约外，还背负着另一项任务，那就是在美国进行考察。

当年1月13日，一行人坐上军舰咸临丸，朝着大洋彼岸驶去。

在这艘日本史上最初横渡太平洋的轮船上，坐着一群后来名声响天下的大人物：胜海舟、福泽渝吉以及小栗忠顺。

尤其是小栗忠顺。

关于这次访问，其实没必要细说，毕竟这种代表国家的外事考察哪朝哪代都差不多，唯一有必要特地拿出来在此一说的，是一个在考察期间发生的故事，主角是小栗忠顺。

话说一群人到了美国之后，就开始到处参观起工业革命的成果了，其中自然包括了造船厂。

在厂里溜达的时候，陪同在小栗忠顺身边的美国官员一边介绍起自家海军的威猛高大，一边吐槽着当时幕府的海军建设方针：“我听说你们日本海军的船，都是从荷兰买来的？”

因为日本闭关锁国两百年只跟大清荷兰两国打交道，因此黑船来航之后，为了抵御西方列强的进一步侵略，幕府从荷兰进口了不少军舰，包括那艘咸临丸。

对此小栗忠顺并不否认：“是的，我国的军舰，很多都是从荷兰买来的，其实也不光是荷兰，现在的话包括法国和你们美国，都是我们的卖主。”

“这样不行啊。”美国人连连摇头，“光靠买军舰，是不能组建起一支强大的海军的。”

小栗忠顺很不解：“幕府已经拨出了大量的军费，我们会买最先进的军舰和武器来武装自己，为何不能组成强大的军队？”

“小栗阁下，您想过没有，军舰是用来打仗的，一旦上了战场，就难免会有磕磕碰碰，碰伤了，碰坏了，怎么办？”

小栗忠顺挺莫名的：这碰坏了还能咋办？修呗。

“贵国有修军舰的技术吗？”美国人相当不客气。

小栗忠顺沉默了。

对方说得没错，日本从法国、荷兰以及美国四处购入军舰，美其名曰发展海军，但事实上本国的海军力量根本就没有进步。原因很简单，这船都是原汤化原水囫囵吞枣一般买来的，谁也不明白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最多也就是会握着个方向盘把把方向，拉几下鸣笛绳发出几下声响，要是有一天真的开打了，即便被打掉了一块漆，以当时日本的技术都没法给它涂上。这海军发展要真的只是买几艘船，那还有什么发展的意义呢？

“小栗阁下。”美国人一边说，一边捡起了地上的一颗螺丝钉，“日本现在是一个连这颗螺丝钉都无法独立制造出来的国家，那么纵然购买再多的军舰，也只不过等于购买一次性商品一般，用过了就得再买新的。不但在财政上是个巨大的浪费，而且对于本身的军事建设来说，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话很难听，但说得特别诚恳。小栗忠顺默默地看着美国人手里的这颗螺丝钉很久，很久，然后伸出双手，恭恭敬敬地接了过去，放在了自己的手心里，紧紧地握着，接着鞠了一躬：“您说得很有道理，我都已经记在心里了，实在非常感谢您的赐教。”

这颗螺丝钉后来被小栗忠顺收藏了一辈子，对于他来讲，这不再是单单的一颗钉子，而是一种信念，无论如何也要将日本建设成不输给任何西洋列强国家的信念。

当年3月，带着这样的信念，他离开了美国。

就在这次访问结束之后不久，幕府开始搞起了改革，希望能够有样学样，按照西洋列强的模子打造国家，而其他诸侯一看这情形也都欣欣然地心动了起来，纷纷也想走出藩门，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第九章
畅夫的奇妙历险

古话有云，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话说自那黑船来航之后，日本迎来了立国一千八百余年未有之变局，整个列岛陷入混沌一片，在这一片混沌的形势下，各地奇葩异士也层出不穷如雨后春笋一般了起来，有道是：神经病人思路广，三千世界鸦杀尽；脑残儿童欢乐多，与君相伴到黎明。

而这一章的主角，则更是堪称奇葩中的奇葩，他姓高杉名晋作，字畅夫，号东行。

对于这个人，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或者是正儿八经的学习用材料，都将其归类为明治维新成功的最重要功臣之一。此话虽然不能说假，但太过虚幻，如果要实在地评价的话，那么我认为，这家伙其实就是一个天性爱玩的大少爷罢了。

高杉晋作，长州藩出身。他爹叫高杉小忠太，是一个年俸200石的武士，在当时这样的收入水平基本类似于今天索尼三菱这样公司的部长，应该讲，算是有钱人了。

由于晋作还是家中独子，从小就受到了家庭的宠爱和良好的教育，同时也养成了一副少爷做派。

18岁的时候，他进入了吉田松阴的私立学校，同时也是整个学校里唯一的有钱人家的子弟——因为松阴一直致力于平民教育，他的学校的定位一开始是主要收下级武士的孩子，可搞到最后就慢慢地变极端了，一旦知道是有钱人，便立刻拒之门外。而之所以会收下高杉，纯粹是出于一个人的极力推荐。

此人名叫桂小五郎。

然而，一年多后，校长松阴就被抓了起来，这学自然也就上不成了，此时的高杉开始四处游历，这是好听的说法，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到处晃荡然后烧家里的钱。

文久二年（1862年），鉴于2年前幕府美国考察收效不错，因此长州藩也想出门走走，于是便组建了一个考察团，其中，时年24岁的高杉晋作正是考察团成员之一。

而他们的考察地点，则是大清。

应该讲这是一个相当睿智的决定——我这里说的绝非是派晋作出国，而是指去中国考察。

当时的日本你也知道，几乎处在了随时能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危险地界，因此不管是幕府还是诸强藩都萌生了学习西方的念头，正因为如此，前者才派团去美国围观，就是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然而唯独长州藩，认为当下日本首先要做的，不是“怎样成为西方列强”，而该是“如何避免变成殖民地”。

至于想要完成这样的课题，那么第一要务显然是先找一个已经差不多变成殖民地的样本，吸取一下他们的经验教训。

很不幸，大清国就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样本。

言归正传，话说这趟考察的路线是从江户坐船出发然后到长崎，然后再由长崎过海出国。

当时的出国考察说是说公派，但其实还是相当自由的——上头给每个考察组成员一笔旅费，让你自己坐船，自己出国，自己在国外的土地上乱溜达，一切费用都从那笔旅费里扣。

结果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位高杉大少爷在拿到钱之后，先不急着出国，而是一路走一路玩，见好吃的就吃碰好玩的就买，还没走到长崎，钱袋就已经空了。

公款私用耽误国事，这放哪儿都是大罪，不过哥们儿倒也不担心，大有一副船到桥头自然直的架子。

万幸的是这次长州藩的考察团里有不少晋作的朋友，大家显然不忍心看着这厮回藩受死，于是东拼西凑再找了几个诸如被人劫道了没钱了之类的借口跟长州藩藩主毛利元周又解释又掩饰的，总算是又给搞到了一笔钱。这一回高杉晋作总算是老实了，不敢乱花了，乖乖地跟着大部队坐船来到了中国的上海。

如今的日本人对于上海有着莫大的好感，不仅有好几万的常住人口，而且每年秋天，无数日本人还会成群结队地跑过来吃大闸蟹，然而在这一次堪称是日本与上海的初次正式往来中，魔都却并未给日本代表团的高杉晋作留下太好的印象。

这不好的印象，主要是源于当时大清的军事、政治以及文化现状。

一行人是5月6日抵达上海的，首先映入他们眼帘的，是外滩鳞次栉比的外国高楼，面对如此壮丽，很多人忍不住惊叹曰此景本该天上有。

但高杉晋作却只是很淡定地“哼”了一声。

凭良心说上一句，他虽然爱折腾，虽然想着一出是一出，宛如一只没有任何目的性在四处随性活动的野兽一般，但是他并不是在瞎折腾，这家伙其实非常有脑子，清醒得很，而且也是一个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好男儿。

总结起来一句话：少爷身子豪杰命。

虽然在高杉晋作眼中，上海也诚然是一副商管林立繁荣无尽的景象，但与此同时，他也看到了当时魔都的另一面。

“此地虽然繁华，但只是西洋人的乐园罢了，清国人的生活贫困异常，极少数有钱的富人，也不过是为夷人做鹰犬，那港口看似泊满了船只，其实也都是洋船而已。”

在逛了一整天后，高杉君进而发表了更加激进的言论：“上海这个地方，名义上是大清之领，其实已经完全落入了英法夷人的手里。”

说完这话之后，眼瞅着天色已晚，便回旅馆睡觉去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众人就被隆隆的炮声给吵醒了，一问才知道，原来当时大清正在闹太平天国，上海周边也沦为战场，清军正和太平军互相厮杀着呢。

本来还睡眼蒙眬的高杉晋作一听这消息当即眼睛发亮，拍着桌子问旅馆老板战场在哪儿，老子要去围观。

旅馆老板从来都没见过这号客人，当时就吓得不行，连连摆手说客官去不得，这打仗真刀真枪的，一个闹不好就要送命的。

但高杉晋作根本就不在乎这茬儿，一昂头一指周围：“我们是武士，枪林弹雨见惯了，不怕，老板，麻烦你告诉我，战场在何方？”

这话不说还好，一说边上的那群一块儿来的日本人坐不住了。

“我们是武士”，听这话的口气，你一个人去围观还不够，还得拖我们下水？

于是大家赶忙上来劝高杉晋作不要那么冲动，也忙不迭地跟店老板打招呼：您看，这孩子从小就这德行，别跟他一般见识，也千万别告诉他到底在哪打仗，不然真要出人命了。

不过旅馆老板倒也是个好人，虽然到底也没说出战场地址，但为了不让高杉晋作扫兴，还是跟他说了另一件事：“如果客官真的对战阵之事有兴趣的话，那不妨过些日子去城西门外吧，那里一直有军队在操演的。”

于是这才把吵着闹着要大伙陪着自己一块儿去围观太平天国打仗的高杉晋助给哄太平了。

一两个星期之后，在一个叫阮松的中国人的带领下，高杉晋作如愿以偿地来到了上海西门外观看清军操演。

那位阮先生粗通日语并且为人比较热情，一边看一边还连说带写地做着介绍：“这里总共有一万多陆军，五千多水军，大多来自湖南安徽和江西，同时还有马匹上千。和长毛作战，几乎是百战百胜。”

高杉晋作听完之后，看了看军队，又看了看阮松，接着摆出了一副极为不屑的表情：“贵国军队，不过尔尔嘛。”

阮松有点不开心了：“何出此言？”

“你看你们的军队，拿着火枪，可却还在用击鼓进军鸣金收兵的古代军令，手里头的家伙也一看就知道是粗制滥造，这样的士兵，根本不堪西洋人一击啊。”

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刚结束不久，铁帽子王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被洋人打得几乎全灭，所以高杉晋作说清军打不过洋人，也确实不假，但即便如此，阮松当然也不会高兴，可又想不出反驳的话，只好说一句，你懂练兵吗就这么大言不惭？

高杉晋作仍是不改不屑的眼神：“贵军操练的阵法，是威南塘传下来的吧，可惜了，没学到家。”

阮松一惊。

所谓威南塘，就是明朝大将戚继光，拜威将军，号南塘。

那些清军操练的阵法确实是戚继光所传，高杉晋作一个日本人，能够一眼认出距他所生时代两百多年前的外国阵法，这着实是一件让人惊讶的事情。

当然更令人惊讶的事情恐怕是都已经19世纪后半叶了，大清帝国居然还在用大明王朝的阵法来操练士兵。

于是阮松也只能表示我服了：“尊驾兵法娴熟，令人钦佩。”

而高杉晋作则得理不饶人：“贵国的军队，根本就不能打仗嘛。”

看完了操演过足了瘾之后，高杉同学便回归旅行团，跟着大部队去了租界压马路。

在那里，他们先是参观了一些教会学校，然后又逛了一圈洋医院，旅行团的其他人都纷纷表示，其实洋人也不全是坏人，你看，这又兴学又办医的，着实是好事嘛。

正说着，高杉晋作又露出了招牌表情——满脸的不屑。

“你们傻啊？”他用极鄙夷的眼神扫了扫那些当初给他凑旅费的同伴，“虽然这些教会学校不用学费而且无论是外观校舍还是教学先生都可称得上不错，但你们刚才也都看到了，想要进学校读书，首先得信教，去他们夷人的医院免费治病时也会有夷人医师劝病人入教，这叫欲夺人国，必先取其心，等到老百姓都信他们的时候，再一举灭了清国，则如摧枯拉朽一般易如反掌了。”

应该讲，高杉晋作还是颇具眼光的，几十年后发生在大清的义和团运动，就是因洋教而起，最终闹到了险些灭国的地步。

不过比较讽刺的是，高杉君的观点其实幕府早两百年前就提出了，也正是看透了洋人传教的本质，幕府后来才搞起了锁国令。

再说旅行团那一行人，在租界里转悠了大半天，终于是觉得乏了，于是领队的便表示大家自由活动吧，太阳落山前在韦尔斯桥集合。

韦尔斯桥就是今天上海的外白渡桥，当时经过此桥的中国人每人得交一文钱过桥费给租界，但外国人却不用，于是这又引来了高杉晋作的大肆抨击，认为上海已经完全沦陷为西洋属地云云，其实外国人过桥也收钱，不过他们是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出面，每年向韦尔斯桥的制造商苏州河桥梁公司缴费白银1971两，作为全体在沪外国人的过桥费，只不过这事儿做得挺隐蔽，别说初来乍到的高杉晋作了，就连当时很多上海人都不知道，认为这是外国人的特权，为此还引发了相当规模的不满。

话再说回旅行团，趁着自由活动的当儿，高杉君走进了一家书店，然后开门见山地问老板道：“此处可有《海国图志》？”

“没有。”老板毫无表情地摇了摇头。

高杉惊诧万分：“怎会没有？”

老板宛若看外星人一般看着他：“怎可能有？”

《海国图志》就是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所著之作，专门介绍了当时世界各国的基本概况，此书在日本卖到脱销，十几年来再版几十次堪称经久不衰，书中的一些地理名词，至今仍被日本沿用。比如把美国叫作米国、德国叫作独国等等。

高杉晋作这次特地想带一本中国原版回家留做纪念，却没想到碰上了断货，万般失望之下，只好问老板：“请问何处有此书？”

“何处都没有。”

“卖得太好？”

“根本就没人买！”

虽然在日本无比畅销，但在中国却根本没有市场，出版印刷的书商们纷纷亏本，其中还有一两家因为印得太多卖得太少而导致了破产。

对此，高杉晋作也只能是轻轻地长叹一声，然后继续问道：“那贵店可有关于鸦片战争的书籍？”

“没有。”或许是看出了对方虽然是个怪人却并非来捣乱的，因此老板开始好心地推荐起了本店畅销产品，“这里有《佩文韵府》两部，卖得非常好，客官您要不要来一套？”

《佩文韵府》是清代官修大型词藻典故辞典之一，专供文人作诗时选取词藻和寻找典故，以便押韵对句之用的工具书，在当时确实非常受欢迎。

但显然高杉晋作要了这种类似于妙语大全的书没什么用，于是只能再问道：“那么贵店可有陈忠愍公或林文忠公的著作否？若有，虽千金吾辈亦买！”

陈忠愍公就是陈化成，鸦片战争时死守上海吴淞炮台，最终力战而死，被谥忠愍，在日本的武士中间人气很高。

林文忠公就是林则徐，谥号文忠。

这两人都是高杉晋作的偶像，因此大少爷不惜千金也要购到他们的作品。

但是书店老板的答案仍是跟之前一样：“没有。”

高杉晋作绝望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国家都已经这副模样了，可书店里却根本找不到像《海国图志》这样能了解对手的书，也看不到陈化成林则徐这样民族英雄的著作，唯独那种吟诗作对的工具书倒是出奇地火爆，这都是怎么了？

长叹短吁了良久，他才重新问起了老板：“那你这里……可有春宫画？”

老板嘿嘿一笑，转身开起了柜子。

除了能文善武且具备敏锐的洞察力之外，高杉晋作还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风流浪子，红灯区的常客，因为长得帅再加上有钱，所以很受日本花界的喜爱。

曾经有一位和高杉熟识的青楼女子如此形容她的相好：“高郎率扈从，携艺妓，张羽伞，悠然醉步于马关街头，俊美的脸上满是轻佻放荡的张狂。”

顺便一说，松阴门下几乎各个都是这方面高手，比如桂小五郎的老婆几松就曾经是艺妓；再比如伊藤博文则更伟大，曾经有一次发烧40摄氏度整话都说不利索了却还想着要去逛窑子。

当年7月5日，长州藩旅行团终于结束了旅程，开船回了日本。

对于这次魔都之旅，高杉晋作写了厚厚的一撂记录，但总结起来其实也就两点。

首先，高杉认为，大清的现状是正受到原有政权和外来侵略者的双重压迫，最终让国民变得苦不堪言，这点和自己的国家很相似，如果不尽早采取手段革命的话，那么“今朝之清国便是明日之日本”。

其次，“若给我一万骑，率之可纵横南北，征服清国”。

第十章
所谓明治维新

虽然无论是幕府还是一些诸侯在日本被迫开国后都有派团出国考察，但就当时的总体形势而言，攘夷仍是主流。

或者可以这样说，有些藩国正处于一个分裂的状态——上层清晰地认识到，当前情况应该要向外国人虚心学习，而中下层武士则觉得，凭借自己手里的一把武士刀再加上武士道精神，就绰绰有余地能把外国人给赶出去，所以用不着听上头的话，这夷还得接着攘。

而攘夷风潮发展到最后，终于从个人或是小集团的袭击演变到了战争。

幕末历史上，日本人和外国人之间的战争比较著名的总共有两次，都是以藩国为单位发动的。一次是长州藩在文久三年（1863年）针对英美两国挑起的下关战争，另一次则是同一年萨摩藩和英国之间的萨英战争。

无论是哪次，都是由日本方面主动挑起的。

长州藩的那次是因为长州的武士闲着没事儿干跑去拿着大炮轰美国商船，结果把人家的战舰给引过来了，仅仅一天，长州藩就被打得没有丝毫的还手能力，全部的海军力量被美国人用一艘军舰就给如数捣毁。

至于萨摩和英国的这场战争，其起因非常无聊，话说那一年萨摩大名岛津久光正在横滨郊区坐着轿子走，结果被几个不懂日本传统规矩的英国人给冲撞了队伍，于是随行的萨摩武士二话不说拔刀就砍，当场就把英国人给砍死了好几个，之后又非常强硬地拒绝了英国政府要求道歉的交涉，这才惹毛了日不落帝国，不远千里派了舰队来到萨摩实施报复。

虽然东方斯巴达人确实要比长州人能打得多，因此萨摩的下场也没有长州那么惨，但也是损失重大，险些伤了元气。

经过了真刀真枪的战争，两藩无论上下终于都明白了一个道理：这攘夷，就目前双方实力对比而言，根本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人家一艘船就能灭你一个藩的海军，人家一支陆战队或许就能打垮你整个藩，把你引以为自豪了几百年的武士刀连同武士道一块儿给折断，这就是西洋列强的实力，在日本没有达到这种实力之前，要说攘夷，那就是狗屁。

所谓攘夷，并不是你叫着号着抵制这个反对那个，这重中之重的第一步，实际上应该是自强——与其被逼着割地赔款，不如主动打开国门，吸收来自异国的知识和技术，建设国家，积蓄国力，等到能以不逊色于对方的实力和各国交锋的时候，再和他们堂堂正正地宣战，华丽丽地打上一架，这才是真正的攘夷。

顿悟之余，两藩就这么一同放弃了天诛大业，那些整天砍人的“尊攘志士”也几乎在一夜之间都放下了屠刀，开始了各自的藩政改革——长州藩在高杉晋作的带领下，发动了武装革命，驱逐了藩内的守旧派，然后搞起了以努力学习西洋先进技术为主的新政；至于萨摩藩，经过之前的萨英一战后，他们和英国人打出了基情，让英国佬有了一种英雄惜英雄的感觉，从此，英联邦开始援助萨摩搞新式军队，还以便宜的价格卖给他们武器。

同时，无论是萨摩藩还是长州藩，在他们从一开始的攘夷变成后来的师夷之后，又一起走上了另一条共同的道路——倒幕。

长州是一直都恨幕府的，有充分的造反动机，这个没的说，而萨摩其实也好不到哪去，江户开幕两百多年来跟幕府的新旧恩怨真要算的话能再写一本书，并且萨摩的大名岛津久光本身就是个有自己野望的人，这野望简单说来就是干掉幕府，自己做大。

不过那个时候幕府虽然已经到了末期，却也不是其他哪一个藩国能凭一己之力随随便便扳倒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个人站了出来表示，现在日本已经陷入了一片混乱，要想振兴日本，靠气数快尽的幕府那两把刷子肯定是不能够了，唯一的出路就是各强藩联合，缔造一个新政府，所以，长州藩和萨摩藩应该联合起来，先推翻幕府，再造新世界。

至于那个新政府，应该以谁为主呢？

那个人也说了，新政府的核心并非萨摩也非长州，更不是其他什么藩的大名，而应该是天皇。

这等于是把吉田松阴当年提出的尊王理念给进一步往现实方向带动了，故而理所当然地得到了长州藩的支持，萨摩藩自然也没有反对。

提出这个观点的人名叫坂本龙马，在日本历史上属伟人级别，和德川家康丰臣秀吉之类的算是一个档次。

因为篇幅和主题的关系，我们在此就不对他进行详细介绍了。

在龙马的撮合下，庆应元年（1865年），萨摩藩代表西乡隆盛和长州藩代表木户孝允在江户达成联盟协议，两家就此结为同盟，目标是共同对抗幕府，然后造就一个以天皇为首的新日本，这也就是著名的萨长同盟。

顺便一说，这木户孝允就是当年的桂小五郎，在结盟当年改的名字，他和西乡隆盛以及另一位萨摩藩出身的大久保利通一起，因为在明治维新中立下了赫赫功勋，所以被后世合称为明治三杰。

两藩同盟之后，又联合了其他诸侯一起发动了倒幕战争，根据你教科书上的说法，就是在萨摩和长州这两家新兴的、进步势力的带领下，全日本一呼百应，在伏见鸟羽会战以及之后的戊辰战争中获得巨大胜利，情绪高涨地打败了腐朽的、卖国的德川幕府，建立了以天皇为政治中心的新政权——明治政府，之后，又开始对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建设，也就是传说中的明治维新。

对此我不多做评论，我只说两件事。

第一件，你可知道，当萨摩藩长州藩在和西洋人打仗的那会儿，幕府在做什么吗？

我告诉你，幕府在替他们收烂摊子。

萨摩藩跟英国人因为有了基情，所以凡事好商量，可长州藩并没有和美国人打出感情来，相反大老美还狠狠地讹了他一笔，要他赔偿自己的经济损失，且数目非常巨大，根本就不是长州藩所能拿的出来的。

就在这个时候，幕府站了出来，大大地帮了同胞一把。他们斡旋其中，为了保护长州藩而充当了一回钱包，主动提出这笔赔偿金可以自己出。

幕府为了维护整个日本的和平，不得已代人付钱，答应赔付巨额的赔偿金。

不过相当讽刺的是，这笔款子因为数目过于巨大，所以采取的是分期付款的方式，一直到德川幕府灭亡都没还清，最后只能由消灭幕府统治全国的明治政府接着还，而这明治政府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当年萨摩藩长州藩出身的武士们。

这就叫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第二件，幕府实际上并不是因为萨长两藩的军事打击才“被推翻”的，而是自行放弃抵抗，自愿走向灭亡的。

其实虽然萨摩跟长州都搞了改革开放都用上了洋兵器、洋军制，但真要论实力，仍然不是幕府的对手。

在幕府结束访美考察后搞的改革诸项目里，有一大块是关于军事改革的，在权衡之后，幕府采用了法国军制，不光武器，连口号命令用的都是法语，至于德川家的海军，那更是新政府军望尘莫及的一个近乎BUG的存在，在双方打起来之后，幕府内部曾经有人提出过一个作战计划，那就是把敌军引到箱根，在那里派陆军迎击，然后再让幕府海军副总裁榎本武扬率当时日本最强的海军从海上配合炮击，以求歼灭新政府军。

箱根位于今天日本静冈县和神奈川县的交界处，自古就是日本的名关卡，有天下的箱根关之称，易守难攻，而且还靠海。按照此人的设想，就是先用陆军把新政府军给粘在箱根关，接着再让海军从侧背包抄上来放炮，这样一来新政府军就得被包饺子了。

该计划的策划者就是之前提到过的那位小栗忠顺，但是却被幕府的末代将军德川庆喜给坚决否决了，表面上的理由是箱根离江户太近，容易伤害到平民，实际上庆喜本人很明白，其实幕府根本就没有继续存在的价值了，与其继续跟新政府军这样你死我活地耗着让西洋列强有可乘之机瓜分国家，还不如顺应时代，把这个气数已尽的政权亲手结束了，再造一个新国度。

“德川家的死路，或许是日本的活路也说不定。”

在决定打开江户城门，向新政府军降服之前，庆喜如此说道。

所以我个人认为，纵观德川幕府十五代将军，最伟大的有两人，一个是德川家康，他用最漂亮的手段开创了江户时代，另一个则是德川庆喜，他以近乎完美的方式为这个时代画上了句号。

值得一提的是，在幕府灭亡后不久，不知怎么的那个流产的作战计划让明治方面军负责人，人称日本近代陆军之父大村益次郎知道了，他听人说完后沉默了半晌，接着摸了摸自己的脖子，轻轻地自言自语道：“要是真这么干的话，我的脑袋早就不在脖子上啦。”

我没有想刻意吹捧幕府的打算，也没有要哗众取宠，我只是觉得一味地把幕府一竿子打到地狱里头太不公平了，至少不是读史该有的态度。

但不管怎么说，幕府终究是被取代了，而且一个统一的日本也确实强过一个四分五裂的日本，这总是事实。

明治政府成立之后，开始搞维新，维新的主要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五条主旨，四字真言。

五条分别是：

第一，广兴议会，万事决于公论。

第二，上下一心，盛展经纶。

第三，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毋使人心倦怠。

第四，破除旧有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

第五，求知识于世界，以大振皇基。

据说这五条是山寨了当年坂本龙马曾经提出过的著名的船中八条，真伪在此不做考证，我们就来看看在明治维新期间，这五条真正做到了几条吧。

广兴议会，万事决于公论，这条的意思简单而言就是有事儿大家一起商量，做倒是做到了，只不过时间上有点晚，在宣布维新二十多年后的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日本才召开了第一次国会。

上下一心，盛展经纶。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经纶”二字，意思是经济，这条主要说的是需要全国上下一起努力，共同发展经济，做也是做到了，不过更详细的我们待会儿再说。

然后是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毋使人心倦怠。这条的意思是说全日本的国民都是平等的，没有谁比谁高贵这种说法，也就是要废除江户时代实行的那种武士天生就比农民商人高一级的等级身份制度。

做确实是做到了，明治二年（1869年）六月十七日，天皇宣布，从今往后，取消公卿、藩主之类的叫法，大家一律叫华族，同时对于一般藩士，也给了他们称号，叫士族，皇室成员叫皇族，普通老百姓叫平民，当时还曾设置过一个位于士族和平民之间的阶级，叫卒族，就是底层武士，不过大家觉得这个称号实在过于无聊，所以没两年就被废除了，保留下来的，只有皇族、华族、士族和平民，简称为“四民”。这四个阶级从理论上说，都是平等的，也就是著名的四民平等。

不过这个四民平等其实主要是针对武士的，它更多的目的是为了废除了武士的特权，比如在江户时代，武士就跟中国的八旗兵一样，不但世袭，而且世世代代还有铁杆庄稼，不干活就能白吃饭。这种严重影响政府财政的事情在搞四民平等的时候就被废了，而许多武士没了俸禄，又不会其他手艺，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最普遍工作的通常是拉黄包车。

于是你要记住，在明治年的日本，人力车夫绝对是一个不容小觑的职业，因为这些人多半是当年的武门之后，不光自己多为练家子，而且祖上也阔着呢，指不定往上翻个几辈子就翻出来个曾经帮德川家康打过天下的爷爷来。

再接着是破除旧有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关于这条，在我的概念里就是改革幕府时代那跟时代脱离的政治制度，即藩国制。

明治四年（1871年）七月，明治政府宣布废除幕府时代所制定的藩国制度，统一为府县，原本归领主所有的一切地方权力，资源也全部收归中央所有，这就是著名的废藩置县。

废藩置县的实行，使得日本自平安时代就已流传下来的那套领地领主制度，被从根本上否定废除了，所以也有人认为这是明治时代最大的改革。

此外，明治政府还搞过一回土改。就是把德川时代规定的土地不许买卖这条禁令给废了，这个行为的好处就是让日本出现了有史以来第一群真正意义上的地主阶级，大大搞活了农村建设，但同时伴随的坏处就是使得很多农民失去了土地，走向了破产。

双刃剑而已，很正常。

至于求知识于世界，这点倒是做到了，没错，可你也不想想，在日本被迫打开国门之后，关于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是谁先开的头？萨摩？长州？那会儿他们还操着家伙满世界找外国人跟日奸搞天诛呢。而幕府却在萨长瞎胡闹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对西方的学习，又是翻译西方著作，又是聘用兰学学者，学了都要十好几年了，新政府才来一句“求知识于世界”，你要说是明治维新带来的春风，实在有点亏心哪。

说完了五条再来说那四字真言，这四个字你其实应该听说过，叫富国强兵。

富国就是搞经济，确切地说是搞近代经济，那么你知道是谁在日本第一个创立了由大商人出资政府参与控股的类似国有企业？是明治政府搞那些后来实在经营不下去不得不再贱卖给三井、住友等大财阀的官办国企吗？

错，是幕府的小栗忠顺。

他在庆应三年（1867年）的时候就从大阪各豪商那里凑集了100万两黄金成立了幕府控股的兵库商社，只不过后来因为倒幕故而公司也垮了而已；至于这强兵，也就是练军队，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开始任用外国人做军事教练，组建军事顾问团，可这招的首创者，还是幕府的小栗忠顺，是他第一个引进了法国的军事顾问，那个大鸟圭介的传习队，就是法国人给训练出来的。此外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再说那位又是开公司又是练兵的小栗忠顺，他这一辈子做的最伟大的事情还不是上述两件，而是花了40万两黄金造了一家船厂——横须贺造船厂。

前面说过，江户时代1两黄金等于现在大概8万日元，40万两黄金按汇率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的话基本上在25亿左右。

横须贺造船厂建于庆应元年（1865年），工程的总设计师是法国人弗朗松·维鲁尼。这是日本开天辟地头一回将国家工程交给外国人来负责，但也就是在这头一回里，日本第一次接触到了包括加班加点、企业员工培训、雇佣规则、职务分配等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文化，在工程建造的同时，幕府也开设了横滨法语学校，招生传授法语。

不过这家船厂真正完工时间是明治四年（1871年），也就是说，一直到幕府灭亡，它都没能竣工，所以早在建造之前，就有很多人反对，花费相当巨大，远远不如直接从外国购买军舰来得便宜，而且，你就算把厂子造起来了，以日本的技术能力，最多也就是造几艘人家已经淘汰的过时军舰而已，要想搞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玩意儿，要么等这些厂发展个几年，技术成熟了再说，要么还得转回去接着找列强买军舰，与其绕这么大个弯，还不如省点事儿得了。

而且，最最关键的是，当时幕府的统治几乎可以用岌岌可危四个字来形容了，更多的人觉得，与其把这40万黄金投入到根本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得到成效的船厂上，还不如用在更实际的地方，比如买洋枪洋炮，以维护幕府统治。

对此，小栗忠顺的回应只有一句话：“我不是在为幕府造船厂，而是在为日本造。幕府终有一天会灭亡，可日本却会万年长存。”

很多年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开创者大隈重信是这么评价明治维新的：“我们所谓的那场维新，不过只是在小栗上野介的基础上换汤不换药罢了。”

说到这里或许你也已经看出来了，除了废藩置县跟土地改革等少数项目之外，所谓的明治维新其实是在幕府开国后所搞的一系列改革的基础上老曲新唱罢了，要说还有点个什么新玩意儿的话，那也就是制定了一部被一直用到二战的根本大法——《大日本帝国宪法》。

这个是后话，我们以后再说。

第十一章
近代第一战

在明治维新的七年之前，大清开始搞起了洋务运动，两个国家基本算是一块儿走上了近代化建设的道路。

话听起来似乎挺不错的，但实际上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走得非常艰辛。

这是因为在此之前双方和几乎所有排的上号的西方列强签下了一堆不平等条约，故而在改造国内积弱积贫现状的同时，还得腾出手来面对西洋人的压力。

于是双方便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互相联手。

明治四年（1871年）七月，时任日本外务卿的伊达宗城来到了天津，和李鸿章谈起了日清两国正式缔结外交条约事宜。

经过数日磋谈，双方共同草拟了一份《日清修好条规》，总共十八条，主要内容有三样：第一，双方互相派驻领事；第二，双方互拥有限制的领事裁判权；第三，在通商贸易方面，双方在对方海关入关时各自享有最惠国待遇。

这是近代史上中日两国头一次缔结条约，也是双方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回缔结的平等条约。

有时候想想真的满凄凉的，正在饱受全世界歧视的两个国家互相相依为命，结成同盟。

这确实算得上是同盟之约了，因为在条规的第二条就有明文规定：“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

这其中的“他国”，不用说你也该知道，指的正是西洋列强们。

不过条规在草拟完之后却一直迟迟未有正式签订，这是因为日本国内，主要是外务省的一些人对于条款的内容比较不满意。

具体来说是关于领事裁判权这方面的。

他们认为自黑船事件以来，每一趟西方列强跑来逼着日本签不平等条约时都要加上领事裁判权，因此这一款几乎就成了丧权辱国的标志，现在既是大清有意要和日本结成友邦共同抗衡西方世界，那就不应该搞什么领事裁判权，忒不尊重人了。

可问题是日本在大清也享有这个权利，但那些日本人似乎却并不在乎。

人的眼睛往往之专注于自己付出的东西，鲜有正视过来自别人的给予。

结果正纠结着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明治五年（1872年）六月，一艘秘鲁籍的运输船玛利亚号因遭到风暴袭击而停靠在横滨港进行维修，在修理的时候，船上突然冲出200多个中国人，他们面黄肌瘦惊慌失措，跳下船后就四下逃散，其中不少人都向附近一艘悬挂着米字旗的英国军舰上奔去，面对这群扎着辫子的饥民，英国人也一时大骇，不知究竟什么情况，经过一番细细的询问后才知道，这群中国人其实都是被强行绑来或者骗来的，秘鲁人准备把他们运回秘鲁做奴隶。本来大伙都已经听天由命顺其自然了，可没想到对方忒不够意思，才上了船就开始往死了折腾中国人，逼着人干重活不说，炎炎六月夏日连一口水都不给，幸而老天开眼，一场雷雨中闪电劈了船，趁着靠岸修船的当儿，大家垂死挣扎，上演了一出胜利大逃亡。

可逃上岸之后大伙才发现这里是日本，自己既不认路又不能言，等于还是死路一条，正在绝望时，有眼尖的看到了英国军舰上的米字旗，可能是洋务运动多年的硕果，反正这伙人觉得大英帝国多绅士，于是便一拥而上，寻求帮助。

在听取了一切之后，英国绅士礼貌地耸了耸肩，表示自己同情对方的遭遇，但是爱莫能助。首先这里不是英国，其次你们也不是英国人，因此怎么着也轮不到我们来管。

不过绅士还是指了一条明路：此处为日本国土，你们可以去找日本人帮忙嘛。

说着，军舰舰长还向日本外务省发去了信函，希望日本人能适当地帮助一下这些中国人。

当时的外务卿已经不是伊达宗城了，而是换成了一个叫副岛种臣的人。

此人出身佐贺，跟早稻田大学开创者大隈重信是好伙伴。他精通各种外语，之前伊达宗城去中国谈条约的时候副岛种臣作为外务省官员亦陪同在旁，滞京期间，他时常跟清朝的官员们谈诗论文，有时候说得兴起，还互相交换自己写的诗，因为这家伙书法极好，所以在北京各清廷高官中口碑相当不错，被誉为大清国的老朋友。

且说副岛种臣收到英国人的书函之后，立刻派出手下四处寻找那些逃散的中国人，找齐全部231人之后，又给他们安排食宿，并着手准备送这些人回国。

这种做法引起了秘鲁人的高度不满，数日后，秘鲁方面派出代表照会明治政府，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严正交涉，表示这些中国人是他们秘鲁的东西，日本外务省无权处置。

在要求返还那231人的同时，他们还出示了卖身契，以示合法性。

对此，副岛种臣很淡定地表示，人口买卖是违背国际公约的，你们手里头的这些个卖身契根本没有法律效应，所以，滚吧。

不得已，秘鲁人只得悻悻而退。本来以为这事儿就算完了，可没想到过了几天那帮人又来了，这回还带了个法律顾问，对副岛种臣说，我们承认这些人口系贩卖所得，也承认人口贩卖违背法律，但是在你们日本，却是合法的。

副岛种臣一愣：你啥意思？听你的口气，我们日本是不算在人类世界里还是怎么着？

“你们日本人自己也贩卖人口，那些游女艺妓，不就是买进卖出得来的吗？”

在那年头的日本，青楼的姑娘们基本都是买卖所得，虽然这个产业在列岛古老又悠久，但也确实属于不折不扣的人口买卖。

所以副岛种臣有些吃瘪，想了几秒钟后便挂出了免战牌，表示这个牵涉到了法律专业，不归我们搞外交的管，不过你别走，我找我哥们儿来对付你。

他的哥们儿叫江藤新平，时任法务卿，也是佐贺出身，自年轻时就跟大隈重信副岛种臣关系不错。

面对气势汹汹的秘鲁人，江藤新平显得非常淡定，他面带微笑和对方说道：“您说得其实也有道理，不过有一点您忘了，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不通用的，所以就算我们日本贩卖人口不违法，但一样能处理你们这档子破事儿。不过，为了要你们心服口服，我这就回去签署解放娼妓的相关法令。”

当月，日本就出台了司法省第二十二号令，内容是现存日本境内一切娼妓的卖身契全部作废，所有从事花柳业的女性通通为自由身。

那帮中国人也被平安地送回了国，秘鲁人不爽也不服，寻求第三国裁决，结果在明治八年（1875年）的时候，经第三方面俄罗斯帝国的判定，认为日本所作所为没有任何不妥，判秘鲁败诉。

应该说在这次事件中日本人的所作所为确实是相当仗义，以至于让大清很多场面上的官老爷认为联日抗洋着实系一条妙策，这东风压倒西风指日可待。

唯独李鸿章不这么认为，其实他很清楚清日两国的这道条约纯属权宜之计，要不是当时亚洲实在是没有其他能联合的国家了，这老头才不会愿意和日本共进退呢。

而日本方面实际上也一样，从之前他们在那里纠结要不要给大清治外法权就能看出端倪了，解救中国奴隶，说到底不过是因为那秘鲁人远在地球南半段压根和日本没啥交集，这才出于人道和考虑到日中两国两千年友谊出手帮了一把，如果哪一天真的碰上了必须在“中国”与“日本国家利益”这两样之间做出抉择，那日本会毫不犹豫地，用尽一切能用的手段来选后项。

毕竟国家和国家之间，只有利益才是永恒的。

明治六年（1873年）四月，与大清正式缔结了那份《日清修好条规》后不久，时任外务卿副岛种臣再度出访北京，他这次是专程为了一件事交涉而来的。

此事发生在明治四年（1871年）的十月，话说在那年那月，琉球海域发生了一次规模很大的风暴，吹翻了很多过往船只，其中有一艘船尽管侥幸没沉，但船上的船员们却都崩溃了，他们放弃了抵抗，听天由命地随波逐流，打定主意漂到哪儿就算哪儿。

要说这伙人运气还算不错，经过数昼夜漂流，总算是大难不死地摸到了陆地，成功地靠了岸，船上总共66人无一伤亡地又重新鞋底沾上了泥。

这艘幸运而又特殊的船靠岸的具体地点位于今天中国的台湾省屏东县牡丹乡石门村。

说它幸运，自是因为它大难不沉，说它特殊，则原因有二，其一，这是一艘贡船；其二，这是一艘来自琉球的贡船。

话说琉球当年被萨摩干翻之后，虽然名义上仍是中华藩属，但同时也给日本上贡，这一次的贡船，正是开往日本的。当时船里除琉球籍船员、官员之外，还有十来名日本人陪同。

再说那66个上了岸的哥们儿瞅着这风大浪高的也没法再开船，而且天上仍在下着暴雨，四下一合计，便决定就地找个地方待两天，坐等雨过天晴。于是这伙人就一边走一边看，仔细留心四周有没有民居之类的地方，结果人住的没找着，神住的倒是看到了。当这帮人来到了一个土庙前的时候，欣喜地发现庙里挺热闹，一堆人正坐在里头像是在集会，大伙顿时非常高兴，觉得既然有人，那么只要商量一下沟通一下，便能解决自己的食宿问题，至少是今晚的食宿问题。

即便对方横不讲理油盐不进，那到时候大不了再换一家，找找别人。

所以众船员们并未多想，只是满脸堆笑地肩并肩走了进去。

他们不知道，自己这一进去，就再也没能出来。

正在做法事的当地人看到了这群不速之客，脸上的表情异常惊异。纷纷一边站起身子一边朝着琉球人走来，神色很凶，一点也没有有朋自远方来的那种不亦乐乎。琉球人一看这架势便心知不妙了，连忙大声解释说自己不是可疑的人，就是想进来讨个地方住，但没人理他们，因为听不懂琉球话。因为这66个人里好歹还有那么几个会汉语的，于是便又用汉语大声说了一遍，可当地人似乎依然不为所动的样子，其实也正常，因为他们听不懂汉语，他们是台湾的原住民高山族。

当时的高山族民风彪悍，人人尚武，出门走个亲戚腰间也会别着一把砍刀，属于标准的未开化民族，这些人平生最爱干的事情是猎人头，就是把误闯自己领地的人类一刀剁翻，然后取下项上人头并收藏在自己家，专业术语叫作出草。

出草得多的，会被认为是部落的英雄，在那些英雄家里几乎各个都有一麻袋以上的骷髅，真的。

面对这群打扰了自己祭祖抑或是拜神这种神圣仪式的不速之客，众高山族人噌噌地抽出各自的家伙，然后朝着手无寸铁的琉球人就追杀了过来。

略过少儿不宜的血腥内容我们直接来说结果：66个人里面被出草了54个，其中有4个是日本人。剩下的12个侥幸逃脱的可怜孩子事后在当地汉族人的帮助下先经福建省然后再东渡，总算是回到了琉球和日本，却不同程度地受了惊吓，有几个就此成了终生脑残，疯了。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日本首都东京，当时举国哗然，因为大家对于高山族汉族都没甚概念，只知道这是大清下属台湾岛人干的，这就太欺负人了，前不久两国还友好签署了《日清修好条规》，现在笔墨未干就发生这等惨案，你坑爹啊？于是日本外务省立刻向清廷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严正交涉。

或许是觉得光抗议还不够，于是副岛种臣便亲自去了一趟中国，这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话说副岛外务卿到了北京之后，在总理事务衙门会见了时任总理各国衙门行走的毛昶熙，双方就台湾土人砍杀日本官员一事就行了深入交谈。

副岛种臣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人，在寒暄之后，他便瞬入主题，问毛昶熙这事儿你们打算怎么处理。

之所以时隔一两年，清朝方面一直都对日本的抗议置之不理，不是因为耍大牌，而是因为此事的沟通工作有问题，大清的诸官员只知道是土人砍死琉球人，并不知道里面还包括了日本人，所以当副岛种臣问及此事时，毛昶熙只是一脸的纳闷：“琉球也好，台湾也好，都是我大清的藩国和领地，即便那琉球给你们日本纳贡，可也不是日本的领土，怎么说这也是我们大清内部的治安事件，要抚恤受害人或者是惩处凶手那都是我们自己的事儿，关你们日本人何干？”

于是副岛种臣赶忙拿出了证据，证明被砍死的54个人里有4个确系日本土生土长的老百姓，故而当然跟日本有关，接着，他又追问道，你看怎么办。

而毛昶熙见状，便也很坦然地表示既然死了日本人，那我们肯定一概赔偿，这个没问题。然而副岛种臣却并没有就此罢休：“我方要求严惩凶手。”

此话一出口毛大人当时就急了，因为这纯属强人所难。他告诉对方，行凶之人系当地化外生番，平时就来无影去无踪也不登记在册更没有户口，而且是那么多人一起动手砍的，你让我找谁去？

这是真话，虽然当时台湾为大清所辖，但清廷在台湾岛的统治很是宽松，对于那些土人的生活区域清朝官员通常都不涉足，甚至连缴税都不找他们，一来美其名曰上天有好生之德尊重每一个生命的生活方式，二来是怕贸然进入被人出草。

不过副岛种臣却不依不饶，他口口声声称自古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既是你大清的人干的，自然要由你大清去缉拿凶犯以示公道。

说完之后，见毛昶熙并未有所答复，副岛外务卿便意味深长地补充了一句道：“如果贵国认为生番杀人可以置之不理，那就由我国来问罪岛人如何？”

一方说抓不到凶手，一方死活就要凶手，结果毛大人毛了，随口就答了一句：“这生番系我化外之民，无宗无主，但凡你只要能找得到凶手，问罪什么的随便你了。”

副岛种臣笑了，却并不是那种拍照片时的亲切微笑。

而毛昶熙却根本就没料到，自己的这句并未经过大脑的敷衍之词，最终给整个大清都埋下了祸根。

不过当时倒还没看出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来，副岛种臣笑完之后便表示那就下次再说吧，而毛昶熙则说北京欢迎您，下次再来，拜拜。

这事儿就算这么过去了，而且一过就是大半年。在第二年，也就是明治七年（1874年）的4月15日，副岛种臣在内阁会议上突然建议说要向台湾发兵，理由也想好了，是为“无主番土”平定不稳定因素。

其实毛昶熙说的无主，指的是那些未开化的少数民族，断然没可能说台湾岛，可就因为话不是特严密，给副岛种臣抓了个把柄。所以他才在阁议中特地发出提案，说应该尽快调集军队，去台湾教训一下那些生番，顺便把这“无主”的地盘给捡起来。

凭良心论，副岛种臣是个好外交官，尤其是在断章取义抠字眼这方面的造诣，堪称一绝，只不过出兵打仗不是外交辩论，并非说打就马上能抄家伙打的起来的，打之前要准备，打完了要善后，各种准备工作层出不穷，消耗的人力物力也不计其数，所以副岛种臣这话一经说出口，整个会议室就炸开了锅，顿时反对声不绝于耳。

首先跳出来表示坚决不能开战的，是当时明治政府的核心，被誉为明治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他认为此时的日本维新不过六七年，虽然国家较之以往确实有了不少起色，但仍属积贫积弱，自守尚且不足，更别说征战海外了，这等同于找死，所以，不能打。

继木户孝允之后，负责经济的大藏卿大隈重信也站了出来，这位深知柴米贵的当家人非常淡定且言简意赅地用两个字向副岛种臣介绍了当下日本的经济状况：没钱。

言下之意就是很难提供军费。

副岛种臣怒了，他拍着桌子大吼道：“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难道你们就想这样错失吗？！”

反对派们立刻一齐点头：是的，我们确实想错失这次千载难逢的送死机会。

眼瞅着这事儿就要黄，突然就响起了一个声音：“我认为，征战台湾一事，也未尝不可。国家正需要这样的机会。”

说这话的人，是明治政府的另一核心，同时也是明治三杰的另一个人，大久保利通。

因为大久保利通的乱入，使得当时的局面一下子向副岛种臣那边倾斜了不少，只不过大家都是三杰，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这个最终决定的责任便落在了年仅21岁的明治天皇肩上。

可能是跟大久保利通的关系比较好，所以天皇最终在请求出兵台湾的折子上盖了戳。

木户孝允闻讯之后愤然辞职回了山口县老家。

明治七年（1874年）四月，在西乡隆盛的堂兄弟，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的带领下，三千六百余名日本兵坐着幕府时代遗留下来的小军舰开赴台湾。这是很值得我们记住的一件事儿，因为它是近代日本发动的第一次对外侵略战争。

5月10日，日军于射寮（今台湾省屏东县内车城乡射寮村）登陆，然后开始行军，其实当时的原住民分布得非常稀散，所以这帮家伙一连走了一个多星期都没碰到一个人影，直到18日早上，才遇见了高山族人零星的抵抗。在之后的3天里，双方进行了小规模军事冲突，互有伤亡。

22日，熊本镇台（镇台就是陆军）参谋长佐久间左马太率部一百五十余人抵达石门，也就是那几十个琉球人日本人被杀的村子，佐久间参谋长要求进村搜查凶犯，当然原住民们没答应，于是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交战，其中因原住民人数众多且抵抗十分顽强，所以装备精良的日军一时间无法前进一步，一连好几个小时双方都处于一进一退的僵持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佐久间左马太派出了精锐小部队，攀登上了附近的峭壁，然后从上向下展开射击，这招相当有效，很快原住民们因只有挨打的份没有还手的力，故而纷纷死的死逃的逃，连当地的酋长阿鲁骨父子都中弹身亡。经此一战，台湾原住民的抵抗情绪大跌，进入6月之后，日军分三路开进，除了小规模抵抗外，各地高山族部落基本上是望风而降，没费多大功夫，就占领了大片的土地。

日本出兵台湾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京，刹那间可谓是朝野震动。大家纷纷表示这年头真是没了王法了，英法俄美列强来欺负欺负我们也就罢了，这日本跟咱同病相怜不算，之前还刚签下修好条规，却现如今居然也敢太岁头上动土反将起来，实在是不给他点苦头他就不知道厉害。

5月下旬，北京方面先派出船政大臣沈葆桢赴台，以巡阅之名主持台湾海防和对各国的外交事务，紧接着，李鸿章又调拨了淮军十三营约三千六百人开赴台湾，准备跟日军大干一场。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一下子就来了个大逆转。

虽说当时日本已经是明治维新了，可中国也已然搞了多年的洋务，更何况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真要论国力，那老大帝国还是要高出他东瀛新秀一大截，别的不说，光是各种新式武器大炮军舰就装备了不少，打打日本人从客观上来讲还是相当富裕的。

所以面对认真了起来的清朝，日本人一下子就感到了压力山大。

而更严重的事情还在后头。

6月，日本陆军省军医头，也就是军医院院长松本良顺找到了此次侵略战的总负责人大久保利通，说因为台湾的气候潮湿温柔，非常容易滋生传染病，现在已经病死将近六百人了，再接下去估计死的人会更多，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紧撤兵，免得没被人打死，自己倒先都病死了。

这确实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尽管当时日军有军医随行，可大部分都是汉方医生，也就是俗称的中医，倒不是说中医不行，只不过对于这种没见过的传染病，他们确实根本就是束手无策。

送走了松本良顺，大久保利通还没来得及擦一擦额头上渗出的汗珠子，紧接着下一位客人也到了，他便是大藏卿大隈重信。

大隈重信倒是很客气，满脸堆着一副妩媚的笑容，表示虽然国家一直很穷，但为了力挺您出兵台湾，我们还是勒紧了裤腰带给足了军费，可时至今日，我们已消耗了600万日元，真的是没钱再给您这么烧下去了，大藏省都打算把桌子椅子给当了换钱了，您看这皇宫里有啥值钱的东西咱要不偷点出来卖了换军费？

明治初期的600万日元大致等于今天的48亿人民币，是一笔了不得的巨款。

事到如今，大久保利通知道，完蛋了。

这还真是一次千载难逢的送命机会。

不过维新三杰毕竟是维新三杰，大久保利通的脑子转得还算很快，他觉得目前战端还没有完全打开，胜负尚未揭晓，所以就趁着这个时候找清政府和谈，然后要几个钱作为自己那死掉的4个日本人的赔偿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行了。

只不过大洋彼岸的李鸿章他也不傻，对于形势的分析和判断，李大人早就心里有数，所以面对来自日本方面的交涉，他只给了一句答复：要么继续打，要么快点滚，至于赔偿金，一分也没有。

事情进行到这一步是真的没辙了，别说明治三杰，就是明治三神那也回天乏术，于是大久保利通只得把皮球一脚给踢回到了这事儿的始作俑者副岛种臣身上：“你来解决吧，务必要不伤我日本国的尊严。”

这话说得那叫一个没有底气，不过副岛种臣倒是非常淡定，望着都快要哭出来的大久保利通，他胸有成竹地表示，保证完成任务。

副岛种臣认为，仗打成这德行，眼下确实该服软了，只不过得找准服软的对象，对李鸿章哭那是肯定没用的，得找第三方势力介入。

很快，副岛大人便找来了当时的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威妥玛，千求万求，且承诺了种种英国在日本能得到的好处之后，对方终于答应强势介入一把，当一回老娘舅。

这个威妥玛当时在中国已经生活了有30多年，精通中文声望极高，对于他的参一脚，纵然是李鸿章也不得不给面子，表示愿意和日本人谈谈。

就这样，副岛种臣再度来到了北京。

在英国人的调停下，中日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并且在9月的时候签订了《北京专约》，内容共有三条：

1.清方面承认日本的出战行为是出于一种为了保护自家国民的“义举”动机，所以不应该再对其进行额外过多的指责。

2. 对于之前被杀掉的那4个倒霉的日本人，清朝政府决定给予人道主义赔偿，具体数目为10万两白银，同时，对于日军在台湾期间所修缮的道路和建造的房屋，也决定出钱购买之，具体数目为40万两白银，两项费用加起来，总计白银50万两。

3. 这事儿到此结束，从今往后两国谁也不必再提起了，至于台湾的那些未开化民族，清朝方面有义务对其进行有效管辖，设法约束，不能再让其伤害无辜。

条约签完，清朝拿出了50万两银子交到了日本人的手里，晚清时候1两银子似乎最高也不过等于人民币200多元，50万两的话也就是1亿人民币。

48亿换1亿，这生意做得那真叫有天赋，得到消息之后大隈重信哭得都快笑了，可大久保利通却是一脸喜庆，在他看来副岛种臣能让清朝给一笔钱而不是倒过来赔偿人家就已经是大功一件了，至于赔多赔少，那都是细节问题，不必深究。

所以他大大表扬了副岛外务卿一番，说他是日本的唐雎，不辱使命。

而副岛种臣则露出了一丝招牌式的腹黑笑：“在下可不是为了这50万两白银去北京的，真正能让我们反败为胜的，是这份条约。”

这份《北京专约》主要是由副岛种臣起草的，里面也确实存在着一个对中国几乎致命的陷阱，但无论是李鸿章还是其他的满清官员，都不曾发现。

而日本那边除了副岛本人之外也没人明白为何这份条约能让自己反败为胜，至少当时是没人明白的，只不过这一回跟大清帝国的初次试刀，虽说没能大获全胜，但至少也落了个体面收场，这让明治政府内部一大群人的心里顿时就燃起了熊熊的野望之火。

他们尝到甜头了。

第十二章
江华岛条约

却说在台湾占了那不算便宜的便宜之后，明治政府里某些高官自信心顿时爆棚，纷纷提出要再接再厉，再去占一些便宜。

当然，中国的便宜是肯定不敢再去占了，于是大家放眼世界地图，看了老半天之后，终于将目标又锁定在了朝鲜。

说句难听点的话，日本对朝鲜，这叫贼心不死。

远的我们之前基本都说过也就不重复了，其实光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没多久，日本国内就掀起过一股征韩狂潮。

那事儿还是得从明治四年（1871年）开始说起。

且说那会儿朝鲜的统治权是被握在了李氏王朝国王高宗他爹，兴宣大院君的手里。这位大院君在朝鲜推行的对外政策与之前的日本完全一样：闭关锁国，片板不准下海。并且为人也比较心狠手辣，曾经抓了9个法国传教士外加8000名信徒，然后全部杀死。

就是这么一心狠手辣的老爷子，在日本宣布“求知识于世界”，搞明治维新后，给时任太政大臣三条实美送来了一封国书，三条大臣原本以为是什么祝贺信，一开始还挺高兴，可一打开发现压根不是这么回事儿，上面的内容汇集成一句话就是：你们小日本居然敢擅自开国，简直白接受那么多年儒教熏陶了，而且这也是对我们老大哥大清王朝的不尊重，所以，我代表朝鲜全体同胞正式宣布，和你们断交。

且不说这会儿大清自己也在搞洋务，忙着跟老外打交道，单说三条实美看完了这封信，那叫一个火冒三丈。因为，朝鲜的宗主国是中国，这是千百年来如铁般的事实，没错，可日本并不是。说得难听点，自打日本叫日本起，就没把中国当主人看待过。

所以三条实美一看大院君给自己来这么一封信，非常火大，他立刻派了外务省的官员叫佐田白茅的去了朝鲜，打算问候一下大院君，讨个说法，问问为毛就这么平白无故地搞断交。

佐田白茅是明治四年（1871年）抵达朝鲜的，对于他的到来，大院君表示不接见，直接就让其哪儿来的回哪儿去。佐田白茅也没辙，只能沿原路返回，但心里非常不爽，回到家之后就给三条实美上呈了工作报告，里面说朝鲜人态度极为蛮横，而且对于日本人普遍有一种敌视的态度，所以最好想个什么办法给他们来一两下子，好让那伙人知道知道日本人不是好惹的。三条实美看了报告后，想了想，决定再派一个过去。

这次派的是外务省大丞（副处级）花房义质，这哥们儿比佐田更惨，大院君不但没见他，连住的地方都没给安排，直接就把他晾在一边自生自灭。面对这种恶劣的态度，花房义质倒也没有马上愤愤地回国，而是留在了朝鲜，四处溜达进行探访考察，结果他发现，朝鲜不但积贫积弱，而且确实对日本人心怀不满，在釜山甚至还发生了政府为主导的抵制日货运动，于是他立刻连夜起草了一份非常详细的建白书，先是分析了朝鲜国内形势和所见所闻，再是说了说朝鲜人的一些情况，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日本完全有能力出兵打败这个邻居，并且作为他本人来说也希望这么做。

看着花房义质的建白书，三条实美觉得事情可能要复杂化了，于是当即召集了所有政府高官，开了一场临时会。

第一个发言的是排在明治三杰之首的西乡隆盛，他提议说，我们应该派使者过去，这次也别讨说法了，干脆劝说朝鲜一起开国。

三条实美说你早饭是不是没吃饱脑供血不足？他们都这么骂上门来还把我们的人给赶了出去，你觉得劝开国能成功吗？不成功倒也无所谓，就当是再组织一次公款朝鲜七日游，可问题是大院君那么火爆的一老头儿，要是突然发狠把我们的使者抓起来砍了怎么办？

西乡隆盛一拍桌子，说我就等着他这么做。一旦我们的使者有了性命危险，那就是日本向朝鲜开战之时，如果你们舍不得那个使者去死，不要紧，我西乡隆盛亲自去为国送死。

然后会议室沸腾了，一些热血汉子纷纷拍案而起，对西乡隆盛这种行为大加赞赏，表示棒子居然敢跟我们日本吹鼻子瞪眼，简直是反了天了，这次一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但头脑清醒的人毕竟还是有的，比如木户孝允，他就持坚决的反对态度，认为目前日本的军事以及经济等方面的实力仍然不如人意，贸然对外开战，多半落不到什么好。

另一位明治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也持反对意见，在他看来，出兵朝鲜，必然会引起隔壁清朝的关注，运气再差点，甚至还会招来更背面的沙俄，如果日本要和这两大帝国同时对峙，那下场必然是可悲的。

不过，尽管明治三杰里头两杰表示反战，可势单力薄的西乡隆盛依然三不罢四不休，坚持自己的观点死活不动摇，于是这事儿就只能这么旷日持久地吵下去了，一连吵了一年多都没分出胜负，最终于明治六年（1873年）由明治天皇亲自拍了板：考虑到国内尚未奔小康，实在没余力效仿列强，故而，征韩一事再议。

对此，西乡隆盛表示不服，但毕竟是皇上发了话他也没辙，所以只能用辞职来表达自己的不爽之情，同时跟随他一块儿撂挑子不干以表愤慨的政府官员，有好几百人，史称明治六年政变。

西乡隆盛辞职之后就宅在了家里，宅了6年之后又起兵造了反，发动了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内战——西南战争，这些都是题外话，此处不提，总之日本跟朝鲜之间，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就到了明治八年（1875年）。

话说在这一年春夏交际的某一天，朝鲜釜山东莱府长官设宴，邀请驻釜山的清国和日本外交官赴宴。

当时日本驻釜山级别最高的官是一个叫森山茂的人，他接到请柬之后，不敢怠慢，在宴会当天，穿好了正装带上了随从，整整齐齐地开赴饭局。

走到大门口，却被看门的给拦住了，问你是谁啊？

森山茂一边拿出请柬一边自报家门道，我是日本驻釜山理事官，我叫森山茂。

然而对方的反应却很让人意外，就四个字：不认识，滚。

正巧清国的外交官也奔着饭局来了，刚好路过瞅见了，于是便顺手发扬了一把中华民族见义勇为热心助人的美德，跟那朝鲜看门的说这人我认识，确实是日本国的外交官，而且人手里头还有请柬不是？你就放他进去吧。

调过头来还跟森山茂打圆场，说那就是一看门的，您别一般见识，咱里面去，唠唠嗑。

说着，一手拉着森山茂，一边就要往里走。

也不知道这天这位朝鲜门卫到底是吃了什么坏了心情和大脑，尽管有请柬为证有外人说情，可他就是不肯放森山茂进去，闹了半天森山茂终于火大了，转过身子就往家走，一边走一边还碎碎念，说不就是一顿饭吗，老子还不吃嘞，以后你再请老子也不来嘞。

事件发生之后，按说东莱府多少也该派个人去解释一下，安慰安慰，赔个礼道个歉啥的，毕竟是自己的不对，可东莱府长官在知情之后，非但没这么做，反而还倒打一耙，向朝鲜朝廷汇报说，是日本人失礼在先，要求驱逐釜山境内的所有日籍人员，同时还擅自中断了两方尚且处于进行中的一些外交事务。

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是个反日愤青，事实上也不光是他，当时朝鲜国内大多数都是逢日必骂的主。

这主要归功于日本多年来对朝鲜的贼心不死以及以大院君为首的仇日派的洗脑教育。

森山茂对此当然很不爽，他便也写信给了自家政府，说希望他们能过来干涉一下，而干涉的具体方法，最好就是弄个军舰过来唬唬人什么的。

同时，森山茂在信里还指出，至少釜山一带，仇日情绪已经非常高涨了，随时有可能爆发反日流血事件，所以为了广大日本侨民的安全，你们的军舰最好赶紧来。

消息送到东京之后，中央政府各路高官立即召开碰头会，讨论保护侨民以及外交官森山茂一事。

主持会议的是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他主要想先听取外务省的意见。

这会儿外务省的一把手又换人了，新的外务卿叫寺岛宗则。

此人出身萨摩藩，是一个乡下武士的儿次子，4岁的时候被送到一户医生家里当了养子，并被取名松木弘安，他的养父叫松木宗保，是当时有名的和洋通吃的大夫，所以从小松木弘安就接受了相当良好的教育，他在8岁，就开始接触荷兰语，10岁跟着养父去了长崎，开始学习英语，15岁，精通汉语、日语、荷兰语以及英语四国文字，并且还学会了天文、地理、西洋兵法以及造船术。

由此可见，这人可谓是一个天生的外交人才。

学成之后，松木弘安回到了家乡萨摩，并给自己改名叫寺岛宗则，寺岛这个姓，是他们家很久很久之前的一个远方祖宗的姓，或许是觉得帅气，便拿来用了。

明治维新之后，寺岛宗则被任命为神奈川县的县令，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因为刚刚维新不久，等于是一个国家新建立没几天，所以很多外交上面的事务还未曾完全展开，事实上，整个日本跟外国人发生关系最多的地方，并非是外务省，而是国际港口横滨港口的所在——神奈川，所以寺岛宗则这个神奈川县令本质上其实就是日本的外交部长。

不过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却并非和洋人打交道，而是搞起了县内的电信建设，具体说来是架起从横滨到东京的电线，好让两地通电报。

其实这也是做给外国人看的，好让他们明白，明治政府的维新西化决心是有多么的大。

只是老百姓不太给面子。

那会儿的日本人比较迷信，大家伙一看这电线杆子一根根竖起来，电线一条条地在自己头上架起来，不由得开始害怕，因为有一个普遍的说法就是，这些按在脑门上的电线，能够吸收天上劈下来的雷，然后再时不时地劈回人间，非常危险。

于是，一些平日里经常干坏事害怕遭雷劈的哥们儿就慌了，为了免遭横死，他们便动起了搞破坏的脑筋，曾经有一次神奈川电信局好不容易架起了几十条电线，却在一夜之间被人爬上杆子悉数砍断。

忍无可忍的电信局工作人员找到了县令寺岛宗则，说这差事实在太苦逼了，你架几条他们砍几条，眼看着就要掳袖拔电线杆了，再这么下去，这电报事业多半就要中道崩殂，干脆，还是甭干了，让别的县去吃这螃蟹吧。

寺岛宗则听后就笑了：“如果连神奈川都干不了这事，那么你觉得全日本还有哪个县能干？”

手下很不以为然：“如果不能干，大不了就不干，等过两年老百姓学聪明了再说，反正我们日本没电报的日子也很久了，又不差这两年。”

寺岛县长摇摇头：“不行，这电报必须尽早弄出来，越快越好。”

手下相当无奈：“大人，您也不是不知道，这帮刁民，你架多少，他们就砍多少，一点面子也不给，你让我们怎么尽早弄出来？说真话，他们砍，警察会来抓，所以这也无所谓，可关键是大家觉得老百姓对于我们现在的工作不太理解，总认为我们是特地驾着电线在坑害他们，就连我们家的爹妈都说，让我们别干这么多缺德事儿，要遭报应的，这样一弄，大家工作起来还有什么劲儿啊？”

“你的意思是说，因为得不到老百姓的认可，所以也就不太想做？”

“是的，大家都是这个意思。”

寺岛宗则的脸色一下子变得严肃了起来：“这种想法以后都不准有。”

手下被这种脸色给吓住了，一时半会儿不知该说什么。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如果说，把电线给砍断是老百姓为了保护自己的使命的话，那么我们政府的使命，就是把这砍断的电线再给接起来，不管接多少次！因为我们是政府！”

在这种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指导下，全体电信人员又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把那被切成一段段的电线又给重新接了起来，当然，寺岛宗则也不是一个蛮干的人，与此同时，他也组织起了电报宣传队，走街串巷地宣传电报的好处，让老百姓们能接受这种新生事物。

在他和广大电信工作人员的不断努力下，日本终于在明治二年（1869年）开通了国内第一条电报线，是从横滨到东京的。

因为这条线，寺岛宗则赢得了“日本电信之父”的美誉。

也就是在当年，因为外务省的事情渐渐多了起来，上头觉得再让寺岛宗则窝在神奈川似乎已然不太合适，于是便把他调离原有岗位，安排到外务省当了外务大辅，也就是外交部副部长，四年后，因业绩突出，外加外交能力出类拔萃，所以，便提拔他当上了外务卿。

寺岛宗则干外交，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尽一切可能把外交和军事分开，简单说来就是能靠谈判解决的，就用谈判解决，谈判不能的，我也不跟你打，想办法坑死你完事儿。

现在，面对森山茂的来信请求，他很淡定地表示，应该回信提出批评，必须让森山茂认识到自己是搞外交的，不是玩枪炮的，别动不动就想到拿军舰去吓唬人，外交场上的事情，就得靠外交来解决。

对此，三条实美点了点头，准备照办。

眼瞅着森山茂的请求就要被驳回，正在此时，站出来了个爱管闲事的哥们儿，说森山大人说得没错，是应该派个军舰去吓唬吓唬那些个朝鲜棒子，不然这群孙子不长记性。

说此话的叫川村纯义，也是萨摩出身，时任海军大辅，军衔海军中将，是当时日本海军的二把手。

顺便一说， NO.1的那哥们儿叫胜海舟，对于这人，我的定义是日本数百年来罕见的大毒舌以及近代日本史上百里挑一的高品质贱人。

川村二把手的乱入，使得会场上顿时一片小骚乱，寺岛宗则非常不悦，表示此乃我外务省的事情，关你海军何干？

川村纯义却是一副大义凛然，说你还是不是日本人，眼看着同胞在国外丢人，却还幻想用外交手段解决？太软蛋了吧。

于是这两人就这么吵上了，而其他的各部堂官也乐得看一回热闹，纷纷抄手围观了起来。

吵了大概一个小时，因为最终仍没分出胜负，于是三条实美只好出场和稀泥，表示你们一个要打，一个要谈，干脆取个折中，派两艘军舰去釜山看看情况，不跟朝鲜人动手，就光和他们谈谈。

寺岛宗则当然是不愿意用军舰去搞外交，可毕竟也不能驳了三条实美的面子，于是只得表示自己没意见，而另一边的川村纯义则摩拳擦掌，说三条公您就瞧好了吧，我们海军保证完成任务。

三条实美以为他那是单纯的工作热情高涨，于是也笑脸相迎，说好好干，别给我们日本丢人。

当年5月25日，两艘日本军舰云扬号和第二丁卯号先后驶入了朝鲜釜山的草梁。面对突如其来的军舰，朝鲜方面很困惑，还不知对方为何而来，而日本方面倒也坦诚，表示自己是听到了森山茂外交官在外交上碰到了瓶颈，所以前来搞敦促工作。

负责接待的朝鲜官员当时就指出，让军舰前来敦促外交工作，古往今来闻所未闻，实在难以相信，为了确保你们没有别的意思，能否让我们登上舰船亲自看看？

日本人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请求，并且为了表达自己确实不是来搞军事胁迫的，还特意弄了一个欢迎仪式。

仪式搞得很隆重，气氛也很热烈，大家高兴之余，日本人对朝鲜人说，你们要不来看看我们军舰的训练？说完也不等对方答应，就点起了炮，顿时海面上阵阵巨响，几乎整个釜山都能听见，不管是岸上的老百姓还是军舰上的朝鲜官员，都被吓了个半残。

当然，虽然恐吓了别人一把，但对于外交却丝毫没有帮助，双方的交流依然处于中断状态，搞到最后连森山茂也觉得没啥好继续的了，便登上了第二丁卯号决定暂时先回日本拉倒了。

而云扬号则在6月20日从草梁出发，开始了为期9天的海路测量，在测量过程中，路过咸镜道，碰巧看到陆地上有民房着火，于是舰长井上良馨（和井上馨不是一个人）带领全体官兵下船扑灭了这场大火，受到了当地不少朝鲜人民的赞誉。

海路测量的工作一干就是3个月，到了9月20日才全部完成，于是井上良馨下达了返航令，云扬号朝着长崎地方向起锚驶去。

没想到意外也随之发生了。

且说这云扬号在经过汉城（今首尔）边上一个叫江华岛的岛屿时，因船上的淡水和粮食已所剩无几，故井上良馨下令就岛靠岸，去弄点吃的喝的，以便继续赶路。

在快要抵达江华岛时，井上舰长带了20余人坐着小船打算单独上岸，但正在他们缓缓驶向陆地的当儿，突然之间，岸上的炮台毫无预兆地轰鸣了起来，一发发炮弹射向了日本人，井上良馨一看大势不妙，连忙一边组织大伙用随身携带的步枪进行还击，一边赶紧朝着停泊在不远处等候的云扬号划去。好在朝鲜炮兵素质不高，估计都是多年只背锅子不打炮的主儿，所以尽管炮弹一发发地飞过来，可没一发打的中的，而这帮日本人也侥幸落了个有惊无险，没有发生任何伤亡。

井上良馨火大了，他决定反击。不过由于当天天色已晚不利于作战，日本人只能在海上歇息了一天，第二天一早，井上舰长果断下达出击令，目标是江华岛上朝鲜人修筑的第二、第三炮台。

因为日本人是初到乍来，对地形不太熟悉，再加上那两个炮台前的海流也比较急，而且附带旋涡，所有云扬号只能远远地对着炮台放炮射击，并不敢近距离搞大动作。不过这招对付炮都打不准的朝鲜人还是绰绰有余的，只数小时，第三炮台就被轰成了半废墟，而修建在江华岛边一个附属小岛上的第二炮台，也被日军的一支奇袭小分队给摧毁了。

22日，云扬号对江华岛的主炮台第一炮台发起了进攻，跟前一天一样，在远处一阵炮轰之后，朝鲜炮台连反击的余力都没有便化成了一堆废墟，接着，井上良馨派出一支22人的小分队突击登陆，对江华岛的主要塞永宗城发动攻击，小分队先是在城下放了一把火，接着强行冲进了城里，朝鲜守军见状一哄而散，混乱之余，有35人被杀，16人背俘，伤者数百，而日本方面则在付出了伤亡2人的代价后，顺利攻占了城池，还缴获了大炮36门，各类粮食物资无数，在把战利品拖出城门后，他们又在城里放了一把火，随机撤退回了军舰上。

23日，因为战利品很多，所以大家一整天都在充当搬运工。

24日，船上的淡水不够了，日本人去岛上找了水源，然后大伙一起当了一天的挑水工。

以上，史称江华岛事件。

事件发生后，日本内外震惊了。

国际舆论对于这种侵犯他人主权不说还公然到人家土地上杀人放火的行径展开了激烈的谴责，纷纷认为日本是一个逞强凌弱搞炮舰外交的恶劣国家，对于江华岛一事，更有激进的舆论将其认定为侵略。望着如雪花片儿一般堆积在桌子上的谴责公文，外务卿寺岛宗则的头嗡地一下就大了，他连忙找到了三条实美，声称你拍板你负责，而三条实美自然是不敢负这个责任，便又找到了川村纯义，说你提议你负责，川村大辅看了看谴责文，又想了想，两手一摊，说那就准备打仗吧。

三条实美当场就气得恨不能一个耳光抽上去，但一想论打架似乎不是人家的个儿，于是只能强压怒火冷静下来，先派人联系了尚在海外晃荡的云扬号舰长井上良馨，让他把事情的经过拟一份报告交上来再说。

井上良馨的工作效率倒是很高，9月26日收到的命令，9月29日报告书就写完了，然后他让人送去了东京，结果是不看不要紧，一看三条实美差点没一口鲜血喷出来。

这份报告书上错误不断，不光是地名、人名的纰漏很多，就连作战的时间都被弄错了，明明是从9月20日开打打到22日永宗城沦陷共计3天，这些东西在外国人的报纸上都能看到，可井上良馨却大笔一挥道整个战斗过程仅用1天，而事情的起因经过也没能怎么好好写明白，于是三条实美捂着胸口再下了一道命令：重写。

10月18日，第二份报告书送了过来，这次要比上次进步了很多，至少时间地点人物都还比较靠谱，根据上面的说法，是井上良馨他们在进行正常测量的时候遭到了袭击，不得已还了两下手，属正当防卫，顶多算防卫过当，要说什么侵略侵占之类，那就是小题大做了。

拿着报告书的三条实美马上找到了寺岛宗则，要他拿个主意，而寺岛外务卿则立刻派人去了一趟长崎，通知已经回国的森山茂，让他以临时代表的身份再回朝鲜，进行外交斡旋，主旨是两点：第一，尽全力保护在朝日侨的人身安全；第二，在交涉过程中，尽可能避免两国开战。

当月下旬，森山茂抵达釜山草梁，当地的情况要比他预想中的好很多，各处日本的商业区居住区都还算安全，尽管四处流传着要放火袭击日本人的谣言，倒也迟迟不见朝鲜人动手。见此情况的森山茂立即开始和朝鲜政府展开接触，结果发现他们和日本方面一样，也是压根儿没有开战的意思，相反，在挨打之后，还主动派兵保护日本侨民，松了一口气的森山茂一边继续搞外交，一边把情况如实汇报给了东京方面。

对此，寺岛宗则做出了判断：朝鲜人怕了。

明治九年（1876年）一月，明治政府正式任命黑田清隆为全权大使，率外交团赴朝鲜交涉。

黑田清隆是萨摩人，时任北海道开拓使，就是北海道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不过除了开发北海道之外，他也身兼外交职务，那就是严防对日本北方领土虎视眈眈的沙俄帝国。

所以，此人也算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外交家。

而黑田清隆的对手，则是朝鲜简判中枢府事申宪。

双方的交涉地点就在江华岛。

出发之前，三条实美向黑田清隆转达了寺岛宗则的两项意见：第一，虽然要大搞炮舰外交，但绝对要避免向实质性战争发展的情况出现；第二，借此机会跟朝鲜缔结条约，当然，是以日本利益为重的不平等条约。

其实，寺岛宗则本人还亲自找过黑田清隆，亲口说了第三条他没让三条实美转达的意见，那就是缔结的条约，未必要占朝鲜那边多大的便宜，但一定要能够起到挟制朝鲜背后宗主国大清王朝的作用。

黑田清隆会意。

再说他们一行人抵达江华岛后，东道主朝鲜方打算先给日本人来个下马威，在对方刚一下船的时候，申宪就向他们提出，要求限制随行人员的武器携带以及所见随行武装人员的数量。

对此，黑田清隆采取了无视的态度，并且还表示，如果一定要限制，那干脆就先把我这个全权特使给限制了吧，老子回家去了。

一看对方根本不吃自己这一套，朝鲜人也只能无奈地作罢了。

2月11日，谈判正式开始，这第一步，自然地是然个双方把事情给说清楚，至少得达成一个共识。

首先发言的是黑田清隆，他认为朝鲜人的做法显然是非常过分的，哪有人家开了个小船跑来讨口水喝你就对着人开大炮的？当然，至于日本人为什么开着军舰跑到别人家领海上搞测量之类的事儿，他肯定是忽略不能讲的。

对此，自知打不过人家的朝鲜人也只能服软了，说自己国家正在搞闭关，搞攘夷，除了大清和日本这两位好邻居之外，其他国家的船只只要敢越境，一律轰无赦，这次是炮台士兵看走了眼，错把日本军舰当成了西洋船，这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如若不然，朝鲜士兵是断不会向一衣带水的好邻居下手的。

同时，申宪还指出，尽管是一场错在自己的误会，但毕竟朝鲜士兵保家卫国的出发点是好的，不应该受到什么过分的惩罚。

在双方交流完各自的看法之后，便进入了洽谈阶段，也就是民间俗称的讨价还价。根据申宪原本的想法，日本应该会效仿之前和清朝台湾事件那样，要求赔礼道歉再弄俩小钱。果然，黑田清隆还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表示自己虽然理解朝鲜方面的心情，也能理解那些开炮的爱国士兵，但外交上的道歉还是必须的。

申宪当即点头表示认可，然后又说黑田大人你大老远来一趟也不容易，还有啥要求就一并提了吧。

“我们两国签订一个条约吧。”黑田清隆突然说道。

尽管这是明治政府一开始就定下的计划，但对于朝鲜人而言却是相当出乎意料的，原以为说个对不起再给几个钱就能完事儿了，却不想还要跟人签什么条约。

于是申宪表示，道歉可以，赔钱也没问题，但这条约就算了吧，大家都是千百年来的老邻居，关系好得紧，全世界都知道，干吗还要签条约呢，显得多生分。

但黑田清隆却不依不饶，他振振有词地说，你也太看不起我们日本了，以为我们千里迢迢跑来就是为了讹俩钱花吗？把我们当滚刀肉了不成？我们是为了友谊而来的，要知道，日朝两国虽然自古以来就是全世界都晓得的好朋友，可现在已经不再是从前了，已经是新时代了，新时代有新时代的规矩，这条约就是新时代的象征，所以还是请朝鲜诸君跟我们缔结一个吧。

申宪不敢擅专，只能宣布暂时休会然后一级一级地去请示上级。

当时的朝鲜国内，较之多年前已经大有不同，那位顽固的保守派大院君失势了，取而代之的是高宗的老婆闵氏和他的家人闵氏一族，这闵家人比较开明也比较亲日，所以对于缔结条约一事，他们持赞同的态度。

于是在2月中旬，双方再度回到了谈判桌前，正式开始讨论起了两国的条约细则。

大家从两国国名如何记载，派遣至对方国家使臣人数、资格，以及开港数量、最惠国待遇等相关事宜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磋商，在谈判过程中，朝鲜因为是初到乍来不懂近代外交的奥妙，所以更看重的并非是实际利益，而是“国家体面”。

比如在一开始，申宪就告诉黑田清隆，条约开头，朝鲜的国名不能写作朝鲜。

黑田清隆很纳闷：你不叫朝鲜，难道还想叫海鲜？

申宪则将肚子一挺，大手一挥，器宇轩昂且铿锵有力地掷地有声道：“叫大朝鲜国！”

黑田清隆搞了那么多年外交愣是没碰上过这样的主儿，只能一脸黑线地表示你就算叫宇宙大朝鲜国也无妨，我们日本绝对满足，所以这就暂且别管了，还是来看看其他的吧，比如那个领事裁判权神马的……

申宪一听能叫大朝鲜国了，那是满心欢喜，当场就对黑田清隆说，哥们儿，如此一来我们朝鲜也算晋升到大国级别了，你真是让我挣足了面子，投桃报李，我也不亏待你，这么着吧，你刚才说的那什么领事裁判权之类的玩意儿，我看也不必详细讨论了，咱就依了你吧。

虽然黑田清隆顿时觉得很没成就感，但还是趁热打铁趁傻行骗，表示说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再进一步，在条约里写上那么一条，日本承认朝鲜是和日本地位同等的独立自主国家，如何？

申宪没有多想便同意了。

就这样，当年2月27日，日朝两国正式在江华岛签署了《日朝修好条约》，也叫《江华条约》，条约总共十条，在此，我们把其中重要的部分挑出来说一说。

开头第一条，日本和朝鲜互相承认对方是拥有自行主权的独立国家；第二，双方各自在对方首都建立公使馆，派遣公使驻留；第三，要求釜山开港，除此之外，再选两个港口进行开放，在开港之地，日本人有权对当地的土地和房屋进行租赁，朝鲜政府不得干涉；第四，因为朝鲜周边海域比较危险，为了保障过往船只的安全，应允许日本方面对其进行自由测量，当然，得到的资源数据也该和朝鲜方面共享；第五，实行双边自由贸易，只要不是什么诈骗啊强买强卖啊，一切交易行为两国政府都不得干涉；第六，日本人在开港之地若有犯罪行为，则交给日本的官员用日本的法律进行审判，朝鲜方面不得干涉。

以上条款在之后的几年里断断续续修修补补了好几回，但基本纲要却不曾变过，而江华岛事件也因此条约的签订而告一段落。

这份条约的签订，意味着闭关锁国的朝鲜打开了国门，还是比较具有积极意义的，至少从表面上来看确实如此。

比如朝鲜的宗主国大清在得知了这消息后，就表示了支持，尤其是北洋大臣李鸿章，虽然没有看过条约的详细内容，但表达了高度赞赏之情，认为这是朝鲜走向文明的第一步。

其实老爷子心里头跟明镜似的，他非常清楚《江华条约》的本质就是一个坑，一个日本挖给大清国，或者说是直接挖给自己的坑。因为朝鲜历来是大清属国，而日本却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你朝鲜人现在自称自己和日本互相承认对方独立主权了，那岂不是等于在宣布脱离宗主国大清？

可这坑又是个哑巴亏，毕竟都已经19世纪了，都新时代了，你李鸿章李大人也不好明着说我不允许你追求独立不允许你追求自由，那不成，那是违反国际道德的，虽然这玩意儿似乎从来也不曾有过，但你做婊子怎么着也得立个牌坊吧？就算不立牌坊……那至少得穿一身衣服吧？

所以李鸿章在明面上只能说好，独立得好，走进新时代，走得好，太好了，老夫喝了蜜地心欢喜。

当然心里面是肯定不爽的，不过也就是不爽而已，他不担心，更不怕。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毕竟是历经过千军万马大风大浪的人，这种伎俩，还不足以牵挂在心。

不过，日本那边的胃口则是愈来愈大了。

第十三章
琉球处分

明治十一年（1878年）四月，明治政府以极为强硬的语气宣布将琉球藩改名为琉球县，并且要求第十九代琉球王尚泰即刻收拾行李，离开琉球去东京定居。

且说日本自明治四年（1871年）实行废藩置县以来，全国各地虽说时间上有早有晚，但都无一例外地按规定执行了，唯独有一处，偏偏要当刺儿头，死活不肯从命，无论如何也不肯成为日本的一个县，那便是琉球。

因为这地方性质比较特殊，所以也不能急着来，按照明治政府的初期设想，就是等他个两三年，等到全国废藩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这琉球便会如同熟透了的柿子，自然而然地掉下枝头，随着大潮自觉自愿地把名字改成琉球县。而当时的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甚至连第一任琉球县县长的人选都给他想好了，那便是时任琉球国的国王，尚泰。

这主要也是为了琉球本身考虑，毕竟你若是冷不防地空降一个日本官员，把琉球国王说废就这么废了，那实在是不利于稳定团结。

然而，尽管上头想得倒是很美，可偏偏琉球那边并不买账，时间一过就是好多年，可他们却依然连一丁点儿废藩置县的意思都没有，至于那位尚泰王，也别说让他去当县长了，就连让他用日本的年号他都不干，并且照样给清朝上贡，仍然自称琉球国王。

于是日本方面终于忍不住了，他们在明治八年（1875年）的时候，强令尚泰将琉球国改名为琉球藩，同时派出军队入驻，并在当地推行日本年号。

此事虽由清政府发表强烈谴责以及严正交涉，但最终仍是不了了之，琉球还是用上了明治的年号。

但即便如此，尚泰王仍是不肯屈服，表示哪怕用日本的年号，琉球也已然是琉球国，而不是琉球县。

鉴于这种情况，东京方面也就自然而然地更加强硬了起来。

尚泰王当然不愿意去东京，可他知道要是论动粗那肯定不是日本人的菜，于是只能再度求助于清政府，希望老大哥帮帮忙，出面调停调停。

当时清朝能够说了算的大拿，仍是李鸿章。他在收到琉球方面的请求之后，立刻按惯例，于当年六月向明治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并进行严正交涉，坚决要求日本人停止将琉球收入囊中的无耻行为。

而日本那边的大拿，是刚上任内务卿不过一个多月的伊藤博文。

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位老兄一定不陌生，至少名字基本上是听说过的。

伊藤博文出生于天保十二年（1841年）的长州藩，严格说来他们家其实并非武士，他爹叫林十藏，系标准的农民，所以伊藤博文小时候的名字叫林利助。在12岁的时候，因为他们家实在是太穷了，所以林十藏把儿子利助送到了城里的商店做学徒，以赚钱补贴家用。可就在这一年，十藏被他们村子里一个中间叫水井武兵卫的给看上了，收他当了养子。

所谓中间，也叫武家奉公人，就是最底层的那种武士，主要工作是打杂。通常的武士出门能带一长一短两把刀，而中间这种级别的只能带一把短的。

可不管怎么说，那也是武士，所以林十藏非常乐意地把自己名字改成了水井十藏。

万万没想到的是，十藏改姓不过两三年，他爹水井武兵卫也被人给看上了。看上他的人叫伊藤弥右卫门，是个足轻，也就是普通小兵，尽管地位也不高，可总比近乎家奴的中间要强，这位伊藤弥右卫门膝下无子，便要水井武兵卫做他干儿子，一来二去，水井十藏又把名字改成了伊藤十藏，水井利助也叫了伊藤利助。

之后，他又改名伊藤俊辅，并在别人的介绍下进入了大名鼎鼎的吉田塾读书，并又改了个名，叫伊藤博文（一说明治维新后改的）。

然而，尽管说起来也是堂堂的松阴门下，但在学校的那段日子里，伊藤博文的表现并不出彩，和木户孝允、高杉晋作等后来成为日本历史巨星的同窗好友相比，当时的他甚至连存在感都不具备，唯一能做的，就是跟在那几个巨星后面混，比如高杉晋作要去烧英国使馆了，他去帮忙捡点柴火；桂小五郎要以天诛之名展现其狂乱贵公子的英姿了，他跟后面举着火把当背景，等等。

倒是老师吉田松阴其实一直很看好这个学生：“俊辅（伊藤博文）虽然才劣学幼，可却流露着一种质朴的华美，这让我非常欣赏，而且，其实这家伙具备了十足的周旋才能。”

所谓周旋的才能，其实就是政治才华。

文久三年（1863年），伊藤博文因为出身还算不错（松阴门下），外加高杉晋作等要好同学的推荐等因素，被长州藩选中，以官费留学生的身份送往英国学习考察。坐船坐了一个多月，刚踏上英国的土地，他就被那种资本主义发达社会的景象给震住了，在四处走访了工厂特别是兵工厂以及观摩了英国海军之后，原本是一个资深攘夷派的伊藤博文顿感自己以前的愚蠢——居然会想到要杀光外国人，就凭这些个坚船利炮、机器工厂，外国人不来杀光自己那已经是走狗屎运了。

就在伊藤博文留学期间，他们长州藩发生了惊天大事，这个之前说了，没事儿闲着袭击美国上船被人打上门来，一夜之间海军报销，并且还被索取高额赔偿。听到消息的伊藤博文也顾不上学业在身，连忙坐船回国想要斡旋，可等他到家之后，这事儿早过了，只不过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高杉晋作看他回来说你来得很好，老子正要造反，你不妨来帮个忙吧。

这事儿我们之前也说过，高杉晋作要起兵推翻那些守旧派，把长州藩引向新道路，可是当时双方实力对比相当悬殊，高杉那伙人不过数百，所以在开动员大会的时候，压根就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响应号召。

其中后来被誉为皇军之父的山县有朋更是当众吐槽，说想要多活两年的就别去。

眼看着就已经冷场，连高杉晋作本人都破罐子破摔地说既然你们都不去那老子大不了一个人单干的时候，伊藤博文站了起来。

“我陪你去！”

人都是有从众心理的，在这个时候真站出来一个表示要同生死的，下面人也立刻就被感染，放弃了之前这样那样的顾虑，也纷纷喊着高杉君同去同去了。

最后同去的他们成功了。

很多年后，已经权高位重的伊藤博文回忆起此事时，仍感慨万分地说道：“如果讲我的人生真有值得夸耀的地方的话，那应该只有那次第一个站在高杉君身旁的时候了吧。”

也正因为这次的出众表现，让跟班伊藤的形象大为改变，他的名号响彻长州乃至整个日本，同时也如同旭日一般照亮了自己原本那几乎快要黯然无光的前途。

明治维新后，伊藤博文先是被安排到了外国事务局负责外交，之后，又被任命为兵库县的第一任县令。

之后，他又干了一件震撼朝野的事儿。

话说那是明治二年（1869年），因为刚刚维新不久，很多工作都没来得及展开，即便展开了也未必有做好，故而伊藤博文深感国家前途未明，一片混乱，制度也非常不完善，有的地方甚至还不如幕府时代，于是他便写了一封建白书，直陈天皇。

建白书的主要内容是六条建议。

第一，为了维护天皇万世一系的统治，并做到和海外列强平起平坐且文化开明，日本必须在天皇一个人的恩泽下，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

第二，全国的政治军事大权应该集中在朝廷，要让诸大名将自己的士兵和领民归还给天皇，各藩藩主给予贵族待遇，但从此之后所有的法令一律由朝廷发布，且做到全国一致。

第三，向世界各国打开交通，表示自己的诚信，展示自己的国威。

第四，赋予每个国民自由，国家对于士农工商的待遇应当做到没有任何差别，而任何一个国民都能自由地选择自己希望的职业。

第五，让全体国民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技术和文化知识，并为此需要开设大学、中学和小学，并且不问身份，只要愿意，都让其接受教育。

第六，与各国展开平等和平的外交活动，并且努力发展对外贸易，绝对不能容忍在国内伤害外国人的事情发生，并且，要将全体国民对于外国的看法往正常、健康的方向引导。

时为明治二年，公元1869年，我之所以要重复这个时间，是为了强调这封名为“国是纲目”的建白书的超前性。

可以这么说，日本后来的路，几乎就是按照这玩意儿上写的在做，但很多方面一直做到二战结束前，都没能做好。

这封建白书在明治政府内部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时任掌权者岩仓具视在看了之后，深感伊藤博文大才，有意重用，两年后，他率领著名的岩仓使节团出访西洋列强考察各国，指明要求伊藤博文入团，一起去见见世面。

而在这次使节团出访的途中，又发生了一件事，让伊藤博文在全世界都出了一把风头。

却说一群人坐船在太平洋上漂了将近一个月，于当年12月6日抵达了旧金山。美国方面对于这次日本人的来访，也是非常重视的，那群人一下地，脸色还是苍白的，就受到了各界代表的热烈欢迎，其中，加利福尼亚州长和旧金山市长也出席了欢迎会，并且发表了重要讲话，主要是回顾了过去十几年的美日交往史，然后再展望一下未来。说完之后，全场鼓掌，场面一时间十分火爆。

这种出乎意料的热情让日本人显得有些受宠若惊，于是岩仓具视当即表示，使节团里也要出来一个人，发表一下演说，以此为回礼，当然，得用英语。

虽说有英语翻译的存在，但翻译毕竟是翻译，级别不够，上台演讲显然是有藐视对方之嫌，可级别够的，却又都不怎么会英语，特别如岩仓具视者，连ABC都说不利索，这可怎么上台？看来看去，岩仓用手一指：“你上！”

被指中者，伊藤博文也。

这哥们儿去英国留学过几年，虽说英语还不算特别流利，但在这个使节团里，除了翻译之外就属他最强了，现如今这个演讲者人选是他也是他，不是他也只能是他了。

伊藤博文略作思考，便缓步走上了台，清了清嗓子，讲了起来：“雷迪思安德杰特们（女士们，先生们），我的名字叫伊藤博文，原本是个武士，目前是日本大藏省的官员。现在，就由我来给大家说上两句。”

在众人礼节性的掌声中，伊藤博文开始了感谢：感谢美国政府，感谢加州政府，感谢广大美国人民对我们这么热烈的欢迎。

谢完了，他话锋一转：“但是，我们其实最想要的，却并不是贵国的这份热情。”

现场渐渐地安静了下来，听着翻译同传的岩仓具视更是有点紧张：这小子莫非要在这里攘夷砸场子？

要知道加利福尼亚是当时美国19世纪人气最高的淘金地，那里的人普遍热情豪放，敢爱敢恨，比如西部牛仔什么的，爱你的时候能为你两肋插刀，恨你的时候插你两刀，现在伊藤博文面对牛仔们的热情居然说什么不需要你们的热情，那简直能算是对他们的挑衅了。

“我们国家目前最需要的，是尽快达到贵国先进文明技术的最高点！”

还没等大家回过神来，下一句就被说出了口，而这种带有极大渴望的直白表态相当程度上符合了在场大多急于求成梦想一夜暴富的淘金者的胃口，顿时，一片极为热烈并接近疯狂的掌声喝彩响了起来。在这如雷鸣般的声音中，伊藤博文微笑着走下了讲台。

话得说回来，敢在外国这么赤果果表达自家野心的，当时日本国内，估计也就伊藤博文一人吧。

而在考察期间，因为性格、谈吐以及政治见解等方面比较合得来，伊藤博文跟考察团的另一名成员，当时明治政府内的核心人物，明治三杰之一，时任内务卿的大久保利通混在了一起，两人成为了好基友。在之后的日子里，但凡有风起云涌明枪暗战的时候，伊藤博文总会坚定地站在大久保利通背后，给予最大的支持。

不过让人没想到的是，天有不测风云，明治十一年（1878年）五月一日，大久保利通遭到暗杀，终年48岁，他是明治三杰里最后一个死的，换言之，这一翘辫子等于说是明治时代三大顶梁柱全部断了，别的不去管，光是这总管全国事务的内务卿的职位，都一时间后继无人了。

结果右大臣岩仓具视慧眼识才，临危任命伊藤博文顶替，虽然在两年后卸任，却因能力出众，故依然总揽国家内务，同时也被明治天皇委以研究西洋各国宪法以及国会的重任。

可以说，自大久保利通之后，日本本质上的一把手，实际上是伊藤博文。

这位一把手从本质上讲其实是一个谨慎细微的人，在他看来，因为一个琉球而去把大清给惹毛，并非明智之举，比较鲜活的例子有数年前的攻打台湾，偷鸡不成蚀把米，要不是西方列强介入外加李鸿章本身也不想把事情闹大，那么西乡从道那个二愣子很有可能就要埋在台湾当春泥了。

所以在御前会议上，伊藤博文非常直截了当地表示，关于琉球，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任由清朝抗议，日本装聋作哑，实在不行就让步，总之，太平第一。

这种形似乌龟缩头的提案很快就遭到了军界大腕们的反对，像陆军卿山县有朋，差点也能当上陆军卿的西乡从道，以及后来也当上了陆军卿的大山岩，还有海军大辅川村纯义，总之一句话，但凡丘八，基本都不愿当王八。

不仅如此，即便是文官众人，也有相当的一部分人持相反的意见。

比如外务卿寺岛宗则就表示，自己虽然不知如果为这事儿打起来能有多大的胜算，但至少在外交上，日本不会输。

对于他的话，伊藤博文表示怀疑，极大的怀疑。

因为后者明白，日本占琉球，是不折不扣的侵略行为，要想靠讲道理讲赢，那是没可能的。

所以他问道：“寺岛大人，据我所知，美国人曾经和琉球签订过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条约。”

“是的，没错。”寺岛宗则点点头。

“那你可知这意味着什么吗？”不等对方回答，伊藤博文自顾自地说了起来，“这就说明，西方国家承认琉球是一个完整的‘国’，而非日本的‘县’，既是如此，那你又如何敢断言在外交上有胜算呢？”

寺岛宗则笑了笑：“伊藤大人，美国认可的并非是琉球独立国的地位，而是认可他们能够跟自己做生意的地位，事实上在美国人的眼里，琉球一直都不过是清国的属国罢了。”

伊藤博文一听这话就急了——属国那也是国啊，别把村长不当干部成不成？

而西乡从道也非常是时候地冒了出来，表示既然外交无望，那干脆就明抢吧。

于是伊藤博文彻底没了想法，看着眼前这一文一武，再也说不出话来。

而寺岛宗则却毫无压力地笑了起来：“伊藤大人，既然国际社会上普遍认为琉球是清国的属国，那么只要让清国承诺放弃它，不就行了？”

一听这话，伊藤博文也笑了，不过笑得比哭还难看：“寺岛大人，我让你承诺放弃你老婆，你干吗？”

在此关键时刻，西乡从道的二愣子声音又响了起来：“所以，还是得派兵过去！”

“不成。”寺岛宗则说道，“这个不行，不能抢，我们要尽量避免和清国在军事上发生冲突，只走外交这一条道。”

这天的会议开了三个多小时，虽然寺岛宗则信誓旦旦地要用外交来解决一切，但伊藤博文却一直都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办法让清朝放弃琉球，所以尽管对方一副胸有成竹仿佛大事已成的模样，但他还是表示，不能轻举妄动。

因为谁也不能说服谁，所以最终皮球被踢到了一直坐在首席观战的明治天皇脚下。在综合了大家的意见之后，天皇决定，强行夺取琉球。先把尚泰和他的王子王孙们弄到东京来再说。

明治十二年（1879年）三月三十日，天皇下达圣旨，正式废除琉球国末代王尚泰，并且传令他和他的儿子尚典在接旨之后立刻前往东京居住。

4月4日，明治政府宣布设立冲绳县，以取代琉球藩，并委任锅岛直彬为初代县令。

这道命令遭到了包括尚泰在内几乎所有琉球人的反对，尚泰一面派人去清朝再度求援，一面称病拒绝移居，对于这种情况，明治政府自是早已料到，表示既然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同月，一支总数为165人的警察队伍以及熊本镇台的两个中队先后登陆琉球诸岛，内务部也认命了大小官员41人作为冲绳县的地方官。

军队和警察登岛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尚泰父子给“请”上了开往东京的轮船，然后进驻各地，正式展开工作。

对此，琉球人民普遍都很愤怒。

尤其是琉球诸岛中一个叫宫古岛的岛屿，上面的居民都将日本人视为侵略者，人人同仇敌忾，对日本人怀着一股刻骨铭心的仇恨。在当地出身的原官吏仲村亲云等人的组织下，全岛人民齐聚一堂，咬破手指签署了反对日本县政的血书，血书的大致内容就是要求明治政府立刻释放被囚禁的尚泰王父子，并且撤回军警，让琉球恢复原状。

当然，大家也知道，光靠这种血书，是肯定不会起到什么实质性效果的，所以仲村亲云还做了另一手准备。

却说就在参加聚会的所有人都摁完了反对县政的血书，擦着手指上的鲜血准备回家去时，他大声喊道：“乡亲们，等等！别走！”

人们停住了步子，很惊讶地看着他：“还有什么事？”

“这里还有一份东西，也请大家按个血印！”

众人很不解：你这家伙血厚流不完写这玩意儿有瘾还是怎么着？

仲村亲云见状连忙解释：“刚才那东西，是写给日本人看的，现在这份，是写给我们自己看的。”

乡亲们不明白，为啥写给自己看的也要摁血印，于是大家又纷纷把头凑了过来，想看看上面写的是啥。

东西的内容比较简单：为了不让日本人的阴谋得逞，所以我岛全体居民决定进行一切抵制日本的行动，具体包括不给日本人干活，不接受日本人的官位，也不给日本人提供食物，如有违背誓约，那么本人斩首，家人则将被赶出宫古岛。

大伙看完之后觉得这注意真不错，毕竟日本人数量少，不可能单靠那41个官员管理全琉球，一定会采取以琉治琉的政策，到时候自己若来个非暴力不合作，那么对方自然也就没法统治这篇土地，久而久之，也就只能乖乖滚蛋了。而对于后面拖着的那两句惩罚方针，多数人也并不在意，毕竟当时大家对自己抵制日本人的信心还是很足的。

于是与会的所有人有折了回来，再在这份血书上摁了手印，大会在一片爱国爱岛的口号声中圆满结束。

不日，20名冲绳县警和一名县吏登陆宫古岛，他们先是在岛上设立了一个派出所，办起了公，接着又找来了当地一些有名望的，或者本身就是原地方管理的居民，希望他们帮助自己一起管理宫古岛，不过，因为大伙血誓在先，所有无一例外地都称故不出。

对此，日本人一时间也没辙，毕竟你不出来当官总不能拿刀逼着你出来当，不过，办法倒也不是没有，比如时不时地给岛上居民一些小恩小惠啥的，再怎么说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讲，不管对方是侵略者也好独裁者也罢，只要没直接侵害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一般情况下都不会特别痛恨对方。像一个岛上大家签血书抗日这种大事儿日本人是不可能不知道的，但在他们看来，即便做了这种事，整个宫古岛也不会就此真的变成铁板一块，只要价码出得高，运作得当，那么总是会有人被吸引过来当琉奸的。

结果还真是被他们算准了。话说宫古岛上有一个叫下地利社的25岁男子，在日本人每天送的各种礼物的诱惑下，终于答应县政府，出任宫古岛派出所的翻译兼杂役兼片儿警，在岛上帮助日本人统治，他这个角色其实就是我们电影里经常能看到的翻译官。

不过因为当初签血书的时候下地翻译官也在场并且也摁了手印，所以愤怒的岛民们立刻按照约定将他双亲和弟弟给赶出了宫古岛，本来还想再接再厉直接对这哥们儿下手来着，可因为他已经穿上了一身警装属于明治政府的警察编制队伍里的一员，生怕万一做了他产生什么后遗症，故而一时间大家也是投鼠忌器，敢怒不敢言。而下地利社本人在知道家人被赶出了岛之后，自然也非常不爽，可面对人多势众的岛民，他同样也只能是打掉牙齿往肚里落。

就这样，双方互相憋上了劲儿。

只是这怒火压抑久了，终究是要爆发的。

且说在宫古岛上有一口井，叫蓝屋井，因为就在派出所边上，所以下地利社每天都会上那儿去打水。

当年7月20日，正当他和往常一样拎了个水桶走向那口井时，远远就看到了几个家庭妇女也在那里打水，于是下地利社便把木桶往地上一放，在边上排起了队。

那几个女人一看下地翻译官来了，立刻窃窃私语起来，尽管声音很小，但下地利社还是清楚地听到了其中一个人说的一句话：“下地这个狗东西，居然投靠日本人，应该抓起来活活砍死才对。”

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大家敌视白眼压力之下的下地翻译官，终于彻底爆发了。

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蹿上前去，揪住那个说要砍死他的家庭妇女的衣领子，抬手就是俩耳光，一边打一边还骂道：“我打死你个女人，让你再说！让你再说！”

边上的人顿时就看傻了，一时间也不知道是该逃走的好，还是该劝架的好，而下地利社在抽完对方耳光之后，似乎意犹未尽，又一把抓住了她的头发，直接拖往派出所，将其关押了起来。

于是，宫古岛岛民们的愤怒也就此被彻底引爆了。

7月22日，从四面八方赶来的1200名岛民手持包括菜刀棍棒搓衣板以及木盆扫把在内的各种家伙，汇聚到了当地派出所的门口，大声嚷嚷着要里面的人立即放出那位妇女，并且把下地利社给交出来，由他们自行发落。领头的，除了之前提到过的那位仲村亲云之外，还有一个叫奥平昌纲的人，他是日裔，在旧琉球时代曾经当过宫古岛的父母官。

当时派出所里当值的只有一人，他的名字现在已然无从知晓了，不过人倒是相当勇敢，面对千余名愤怒群众，他一人抽了一把刀就跑了出去，然后和岛民们对峙了起来。

岛民们说，交出下地利社和那个女的，不然连你一起干掉。

这位县吏说，不行，那女的可以放，但下地利社怎么说也是隶属日本政府的警察，即便要处理也得经过日本的程序，怎能交给你们发落？

几句话不对付，双方便动起了手。要说岛民们其实还挺讲究战术的，大家先是拿着手里事先准备好的石块搬砖，向着派出所噼里啪啦地飞掷过去，等把门窗全都砸破之后，又吹响了海螺，示意总攻开始。

一个人，一把刀，那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敌得过一千个敌人的，所以下地利社被毫无悬念地揪了出来，怒火冲天的岛民们先是将他五花大绑扎成了一个粽子，然后再拿绳子一系，开始牵着游街，一路上臭鸡蛋烂菜皮不断，等大伙游得差不多，全宫古岛的垃圾也丢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奥平昌纲一声令下，大家把下地翻译官给绑在了一根大柱子上，然后召开了千人公审大会。

“下地利社，你违背誓约，勾结日本人，罪当斩首！”奥平昌纲的声音庄严有力。

然后底下一片喊杀声。

此时的下地利社早已被臭鸡蛋砸得不省人事，自然是没办法为自己辩解些什么，只有乖乖地绑着听判。

正当刽子手走上前来准备干活的当儿，底下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乡亲们，斩首太便宜这小子了，大家打死他吧！”

于是，成千上百的人蜂拥而上，拿着手里的家伙就朝下地利社的身上招呼过去，离得近的用棍子菜刀，隔得远些的则飞板砖石块，总之无所不用，而下地利社在开始的时候还不断地高声惨叫，渐渐地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就没声了，也不动弹了。

他真的被活活打死了。

打死了人之后的岛民们一不做二不休，一齐在附近找了个天然的洞窟，然后把下地利社的尸体往里头那么一丢，算是完事儿了。

消息很快便传到了东京，自然又是一场震撼。

仔细想来，其实冲绳县应该算是日本近代在海外的第一块殖民地，若是要说得远大一些，则是黄种人在近代史上的第一块殖民地，虽然殖的仍是黄种人的民。

一听说殖民地的警察被打死了，东京方面立刻下达了逮捕凶手严惩凶手的命令。

不日，冲绳县警视部警视园田安贤二派出了一支45人的警察队伍，全副武装登上了宫古岛，表示要捉拿凶犯。

这事儿比较有难度，因为当时是一千多人一起动的手，到底是谁丢出了那致命的一砖肯定无从知晓，所以警察们只得改变策略，将目标转向了此次事件的主谋。

经过数日挨家挨户的搜查，警察们终于找到了那几份按过手印的血书，同时也初步锁定了主谋者——奥平昌纲、仲村亲云等7人。

虽然锁定，可对于如何处理，东京方面又闹腾了起来。

当时的意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坚决严惩派，他们觉得，这日本统治冲绳，好不容易弄来个琉奸，结果却落了个这般下场，为了扬我国威，保证众琉奸的人身安全和利益，为了以后能有更多的人来当琉奸，一定要对凶手严加惩罚，杀鸡儆猴；而另一拨人则认为随便过过场子就拉倒了得了，在他们看来，下地利社的死虽然令人感到痛心和惋惜，可人死不能复生，你就算杀光全宫古岛上的人也没用，而且，你越是杀人，就越会引起民众的不满，民众越不满就越要反抗，他们不敢杀你日本人，但杀琉奸的本事却绝不会小，杀到后来，谁还敢给你当琉奸？所以，为了平息民愤，更为了能让冲绳人民觉得我们日本政府是宽宏大量的，应该尽可能轻描淡写地处理此事，做个样子得了。

负责最终拍板的，还是伊藤博文。他在听取了双方意见之后，最终选择了后者。

当年8月2日，法务省对此次杀人案进行了正式宣判：首谋者奥平昌纲，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其余从犯6人，分别处有期徒刑一至五年。再其余的那些跟着拥在人群里丢臭鸡蛋的，一律不问。

之后，明治政府生怕再引起类似的事件，所以开始对冲绳实行怀柔政策，比如时不时地给当地群众免个税，发点购物券啥的，而百姓们一来拿人家手软，二来也见识到了日本军警的厉害，所以还算给面子，不再跟明治政府对着干了，一时间倒也风平浪静。

而就在这个时候，此次事件中一直被当作局外人的清政府终于要有所行动了。

这是肯定的，人都把自己的属国给变成县了，再不动弹动弹就该骑头上拉屎了。

其实李鸿章也并不是每回都想跟日本这么人五人六地较劲，更不用说兵戎相见了，因为他不是一个喜欢把事情给弄大的人，可现如今这事儿似乎没什么和平途径可走，你要指望着日本人能客客气气地把吃进嘴里的肉给吐出来，那实在是太过天真了。

正当李大人反复纠结到底怎么办的时候，要说也是天佑大清，机会很轻易地就降临了，清光绪五年（1879年）六月十二日，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访华，并在天津会晤了北洋大臣李鸿章，在见面会上，李鸿章先是简单扼要地说了一下琉球事件的大致情况，接着，他请对方亲自出面交涉，好让日本把吞进去的东西给吐出来。

格兰特相当仗义地答应了对方的请求，并且表示自己因为已经卸任，所以正在环球旅游中，中国的下一站便是日本，等他到了那里之后一定找日本人好好谈谈，这些兔崽子也忒不厚道了，才出道多少年哪就抢起自己老师傅的东西了，这以后还想不想在国际社会上混了？

李鸿章闻言大喜，连忙请格兰特吃了很多中国的美食。

美国人给日本人留下的印象历来都是非常强悍且危险的，现在如此自是不必多说，其实当年也一样，因为再怎么说，日本闭关200多年的国门，就是让大老美给轰开的。所以当格兰特要来到日本帮着清朝来交涉琉球事务的消息传来之后，明治政府内顿时一片恐慌。除了西乡从道等几个横不怕死的二愣子打算真刀真枪地跟美国人过过招儿之外，其余人等基本上都产生了一种赶紧把琉球还回去的想法，而伊藤博文更是亲自找到了寺岛宗则，表示现在事情终于闹大了，您老兄看看该怎么着？

寺岛宗则不慌不忙，微微一笑：“我正等着这一天呢。”

伊藤博文的表情非常复杂：你牛，你真牛，那你去跟那美国的大总统谈谈琉球的那些事儿？

寺岛宗则依然笑容可掬，并且把一本不知何时从兜里掏出来的书在伊藤博文跟前晃了晃：“只要有这玩意儿在，绝对不会有问题。”

那本书的书名叫《万国公法》，也就类似于国际法。

伊藤博文好歹出过国，喝过洋墨水也懂外交事务，其实即便是个不懂外交的扫地老头，那也该明白日本吞并琉球这事儿到底是不是合法的，是不是正义的。所以他的表情更加复杂了，问寺岛宗则道你确信这玩意儿管用？

寺岛外务卿仍是笑着，却不言语了，似乎是打算到最后一刻给大伙来个惊喜。

实在是逼得紧了装不了逼了，才说了一句：“我和副岛种臣沟通过的，您就放心吧。”

当月，格兰特前总统果然来到了日本，并在东京的皇宫拜访了明治天皇，这是史上第一个拜会日本天皇的美国总统。众所周知，明治天皇是个比较开明洋气的君主，对外国的人和事比较感兴趣，在见了如假包换的美国人格兰特后，非常高兴，当即表示朋友我请你吃饭，吃国宴。

宴会陪同在座的有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华族会馆馆长岩仓具视、内务卿伊藤博文、外务卿寺岛宗则以及陆军卿西乡从道等人，大家一边吃一边聊，反正格兰特已经不是美国总统了，所以说话也没了太多的估计，什么都能说，比如跟素有风流之名的伊藤博文切磋一下把妹经验，比较一下两国的妹子之类，一时间大家聊得都很开心，其间，格兰特还不忘给明治天皇戴戴高帽，说他是英迈雄伟之主，是能引领世界潮流的君王云云。

然而，在又喝了几杯之后，格兰特突然话锋一转，对明治天皇说道：“陛下，听说贵国最近和大清关于琉球闹起了领土纠纷，我对此感到深深的担忧，因为贵国和大清是长期以来的好邻居，也是我们美利坚的好朋友，朋友之间，是不应该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情的。”

明治天皇夹起一块生鱼片就往嘴里送：“那么总统阁下，您意下如何呢？”

“我想从中进行调停，维护两国和平，您看如何？”

“哦，那么总统先生打算如何维护着和平呢？”正当明治天皇要回格兰特的话，宴席上却响起了一个声音。

“您是……”

“在下日本国外务卿，寺岛宗则，此次琉球事务，就是由我们外务省负责处理的。”

“寺岛先生，我的意思是，和之前台湾那时候一样处理，让大清补偿给你们一些已经导入到琉球建设上去的支出，然后就把那几个岛还给他们吧。”格兰特说道。

“总统先生，难得今天那么快活的气氛，咱们就别给破坏了，这个问题不如改天再说吧，我也正想好好请教您呢。”

话讲到这份上也没啥好多说的了，既然你都表示改日请教了，那就改日吧。

数日之后，寺岛宗则在外务省会见了格兰特，双方打过招呼之后，格兰特开门见山地表示，这琉球问题，你打算怎么办。

寺岛宗则摆出了一副有点小震惊的表情：“琉球本来就是我们日本的，什么叫打算怎么办？”

“琉球一直都是大清的属国，怎么就成你们日本的了呢？”

“琉球是大清的属国不错，可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寺岛宗则露出了微笑，“现在它是我们日本的冲绳县，关于这点，清朝也早就已经承认了。”

这下格兰特是彻底郁闷了：怎么这世上还有这等不要脸的人，吞了人家的领土不说，居然还敢大鸣大放地说是人家承认给他的，这真是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无耻的。

不过这话当然不能说出来，毕竟自己是客场作战而且身份也不过是一介普通的美国公民，所以格兰特强压不爽，也摆出了一副笑脸：“阁下这么说，那是否有依据呢？”

“当然有了。”寺岛宗则呵呵一笑，“拿上来。”

话音刚落，立刻来了一个外务省的工作人员，双手奉上一份文书，格兰特一看，是明治七年（1874年）日清两国就台湾那事儿签订的《北京专约》，同时还附了一份英语版，显然是专门为他准备的。

“总统先生，您看这第一条。”寺岛宗则说道。

格兰特将条约拿过，仔细地看了起来：“‘清国方面承认日本的出战行为是一种为了保护自家国民的义举动机，所以不应该再对其进行过多的职责。’这条有什么问题吗，寺岛阁下？”

“您要不再看几遍？相信以总统先生的眼力，绝对不会看不出这话是什么意思吧？”

格兰特真的又仔细地看了好几遍：“不好意思，寺岛阁下，这话到底有何深意，还请明示吧。”

“既然如此，那就由我方来解释好了。”寺岛宗则也随手拿过了一份英语版的，“上面写得很清楚，清国承认日本是出于‘保护自家国民’的正义动机才出战的，不是吗？”

“嗯，确实不错，可那又如何？”

“要知道，在那次事件中，遇难的人员有很大一部分是琉球的居民。事实上我们也是为了保护他们才出兵台湾的，而最好的证据就是，我们同样将遇难的琉球居民算入了要求赔偿的名单里面，向清廷索赔，然后清廷也是按照这份名单赔了钱给我们，如果他们不承认琉球居民是我日本国民，又怎么可能赔给我们日本钱呢？”寺岛宗则一边说着，一边又摸出了那本《万国公法》，“根据国际法规，国民和国土保持一致性，既然承认了国民为我方国民，那么他们所居住的这国土，自然也就是我方的领土了。”

副岛种臣挖坑，寺岛宗则盖土，数个一二三四五，历时五年，把大清王朝给狠狠地坑了一把，两任外务卿的配合可谓是天衣无缝。

那边的格兰特已然是彻底无语了，他知道这一手虽然卑鄙，但着实漂亮，自己心服口服，无话可说。

几天后，格兰特离开日本继续他的环球旅游去了，在此之前，他已经把跟寺岛宗则会谈的所有内容都电报给了清廷，并且婉转地表示了自己爱莫能助的感情。

至于清朝方面，自然是对这个结果大为不满，尽管他们也知道自己被坑了，可显然并不打算认账，此后，中日双方对琉球问题又进行了多次磋商，不过因为双方各自都离对方的底线相去甚远，所以一直都没能谈成。

显然，这种事儿光靠嘴上谈，是肯定不能成的。

然而，正在大清琢磨着怎么对付日本的时候，东北面的朝鲜半岛又出事了。

第十四章
大野龙方蛰

却说就在《江华条约》签订的那一年，有一位年仅18岁的河南籍秀才参加了当年的乡试。

然后他落第了。

这也难怪，哥们儿本就不是读书的料，就连那秀才出身，其实也是捐来的。

不过他并不气馁，决定三年后再接再厉。

清光绪四年（1879年），此人再度信心满满地踏进了考场，然后再度两手空空地走了出来。

连续两次落榜，要换了一般的书生，多半也就该垂头丧气一番然后无可奈何地重拾书本再战三年，若碰到个脑残点的，就很有可能干脆直接拉大旗占山头造反了。

可这位河南少年却相当洒脱，一点也不郁闷，而是大笔一挥：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

接着，他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投笔从戎。

清光绪六年（1880年），此人来到山东登州，投了李鸿章麾下的淮军统领吴长庆，成为一名职业军人。

由于吴长庆和他们家向来交好，尤其和他叔叔更是八拜的把子兄弟，所以对于初到乍来的他，自然是非常的照顾。

以上本是一个相当稀松平常的故事，简单概括也就一句话：一个河南人，考进士两次不中，便去从军，投了他叔的哥们儿。

而之所以要来上面这么一大段还硬要跟《江华条约》扯上一腿子，其原因有二。

首先，这主角不是一般人，他有名有姓，叫袁世凯。

关于袁世凯，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是英雄还是国贼，此书一概不做讨论，我只说历史，不给人上色，也不画脸谱。

其次，在袁世凯混了淮军的第二年，朝鲜就出大事了。

之前我们说过，签《江华条约》那会儿，朝鲜的大院君已经不在其位了，取而代之执掌政权的是以王后闵妃为首的闵氏一家人，根据韩国历史书上的说法，这闵家人很开化，比较倾向于接触外国的先进事物，在跟日本签订条约之后，又跟美国和英国结成了友好通商关系，唯独跟中国始终保持距离，不为别的，只因为敌人的朋友就是敌人——既然大院君亲华，那么推翻大院君取而代之的闵氏一族当然不能跟大清走得太近。

于是日本终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好机会，毕竟英美等西洋列强都远在万里之外，手伸不了那么长，能够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也只剩他们了。

短短的几年里，朝鲜开始了自己的近代化改革，先是开放了几个港口，再是弄了几个专门涉外处理洋务的衙门，接着派人出国去日本考察，最后又在日本的直接参与下，组建了自己第一支新式军队——别技军，这支队伍不光采用了日本军队的各种制度，并且聘用了日本人为总教官，同时，别技军士兵的待遇，也要比旧军队好很多。不仅如此，闵家人为了能够负担起别技军那庞大的费用，还做出了大幅裁减旧式军队人数和减少他们军饷的决定。

如此一来，理所当然地就会引起很多人的不满了。

不过在最开始的时候，旧军的大伙仅限于一些小动作，被裁了的，摔碗砸锅；侥幸得以留下的，嘴里也不闲着，纷纷对新式军队予以最狠毒的唾骂，还给他们起了个别名，叫倭别技。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这种仇恨也越来越深，最初还只是背地里骂娘，但很快就发展到当面互相问候先人甚至小规模的大打出手，其实明眼人都明白，旧军队士兵和别技军士兵之间的矛盾，根本就是已经被逼退了的大院君和正耀武扬威着的闵家人之间矛盾的另一种表达形式，而这矛盾，纯属不可调和且无药可解，同时也已经到了临界点，只要哪个不长眼的有意无意再给点把火，那么顷刻间就会火山大爆发。

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临了。

明治十五年（1882年）七月十九日，这一天，全罗道的一批粮食被送抵首都汉城（今首尔），主管军人俸禄的官员们决定先把这批米发给武卫营和壮御营的士兵们，以作军饷。

武卫营和壮御营都是旧军编制，先给他们发米粮倒不是官员们宽厚善良，而是这两个营的士兵已经欠饷足有13个月了，考虑到再这么下去实在太过分，故不得已发点米粮意思意思。

只是这意思意思实在是太不够意思了，当武卫壮御两营的士兵们拿到俸米之后，惊讶地发现米袋子里面除了陈谷烂稻之外，竟然还掺了沙子，而且数量不少，夸张地说，并非米里掺了沙，而是在沙里放了米。

欠薪一年多，结果领了一袋沙，这事儿搁谁谁都受不了，更何况是那些血气方刚的丘八，所以两营士兵当即决定去米仓找发放这些粮米的官员讨个说法。

结果管仓库的官员们并不以为然，非但不以为然，反而还出口谩骂那些士兵，并扬言要把闹事者全都抓起来下大狱，就这样，终于引起了众怒。

被彻底惹毛了的士兵们冲进了仓库，将能看到的一切器具都砸毁在地上，然后抢走了自己能搬得动的所有粮食，不过，尽管场面极为混乱而且士兵们都随身带了吃饭的家伙，但他们并没有杀人。

做完这一切后，这些人拿着抢到手的粮食一哄而散，谁也没有考虑后果，甚至想都没想到会有什么后果。

毕竟俗话说得好，法不责众嘛。

可他们似乎忘了，这世上还有一句老话，叫枪打出头鸟。

负责缉捕罪犯的捕盗厅虽然不能把每一个抢了米打了人的士兵都给捉拿归案，但把带头闹事的给找出也并非难事，没一会儿，四张逮捕令就新鲜出炉了，上面印的四个名字分别是：金春永、柳卜万、郑义吉和姜命俊。

很快，全汉城的捕快们倾巢出动，不出一两天就把四人全部擒获，经过简短的审问之后，有关部门做出决定：统统斩首。

原本以为没事儿了的两营士兵们再一次地愤慨了起来，因为他们知道，今天抓了带头的，那明天就会抓帮忙的，抓了帮忙的，接着能抓望风的，这抓来抓去，很有可能哪天就抓到了自己的头上。

还有就是，如果真的因为干了坏事儿被抓起来砍头也就罢了，可那四个人是带着大家去讨回自己应得的那一份军饷啊，如果连索取劳动报酬也要砍头，那这世道还有何公平可言？

既无公平可言，那要这世道何用？

为了挽救即将被杀害的同袍，武卫壮御两营士兵决定聚众兵谏。

7月23日，在金长孙的带领下，上万名士兵及其家属在汉城郊外集结，然后一起发难，先是占领了武器库，接着从里面拿了武器朝城内开始进发。

金长孙是被抓的那个金春永他爹，他们老金家世世代代都当兵，算是父子同营。

虽然说是兵谏，其实也就是武装游行而已，大家带着吃饭家伙从城外走到城内，晃悠了一整圈之后，又决定去找个地位比较高、比较靠谱的人，向他请愿一番，希望他给想想办法通通路子，让上头把抓走的那四个人放出来，这事儿就算这么结了。

于是，大伙找到了李景夏。

李景夏，时任朝鲜武卫营大将。

这人在个人修为方便堪称人渣。

首先他在政治上属标准的三姓家奴，先是跟随半岛名门安东金氏混饭，后来安东金氏倒台，他又投靠了大院君，而大院君被闵家扳倒之后，他以几乎可比风向仪的速度又转向了闵氏，因跳槽速度过于迅速干脆，故而在几次政治风波中都奇迹般地毫发无损，虽然也给自己带来了非常恶劣的口碑。

其次，他生性残忍，主要兴趣爱好是杀人。他在跟随大院君的那些年里，几乎就是一把屠刀的存在，但凡有跟老爷子过不去的，李将军必定亲自出场，或抓了送大牢，或直接秘密逮捕关进自家地下室，然后杀人灭口。

像之前我们提到过的被大院君弄死的8000朝鲜基督教徒，有一大半是死在他李景夏的手里。就连大院君本人也承认，这李景夏其实也没别的过人之处，唯独心狠手辣可堪大用。

不过，再坏的人也总有优点，这李景夏尽管墙头草爱杀人，可却治军有方，爱兵如子，所以士兵们都信他，求他给自己做主，救救那被抓的四个人。

但这当然是没用的。

作为资深的墙头草，李景夏很明白如果在这个时候贸然带着手下去找闵家要人会是什么后果，可对于眼前这些自己亲手带出来的子弟非常同情，更何况那么多年来大伙都是一口锅里吃饭的战友，不为他们做点什么实在不太好意思。

万般无奈之下，李景夏想出了个折中的策略：带头请愿这活儿自己就不干了，转而亲手写了一份给闵谦镐的建言书，主要内容就是士兵可怜，您看我薄面，给他们一条生路得了。

写完，交给金长孙，然后表示祝你好运。

闵谦镐是闵妃的堂兄，当时朝鲜数一数二的实力派人物，只是为人贪得无厌，据坊间传闻，他是个大贪污犯，不仅收受贿赂，还克扣军人军饷中饱私囊，武卫壮御两营一年多没拿到手的薪水，据说根本就没有拨给别技军，而是直接进了他的口袋。

当士兵们来到闵谦镐家门口的时候，才明白过去的这些那些传闻，全然不是传闻，而是事实。

首先映入他们眼帘的，是这帮泥腿子丘八一辈子都不曾见过的华丽大门，正当大伙准备上前去敲，门却从里面被推开了，然后走出了一个人。

这家伙不是别人，正是当时带头鞭打辱骂金春永他们的那个管仓库的，此人还有一个身份，那便是闵谦镐的家仆。

正所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原本看到那华丽程度几乎跟王宫有得一拼的闵府大伙心里已经是不爽万分了，现在又跟这狗腿子狭路相逢，而且对方还是孤身一个，自然是万万不能轻饶了。

也不知是谁在人群了发了一声喊，接着几百名士兵瞬间冲了上去，把那家仆团团围住，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打将了起来，由于大伙吃的就是这碗饭，出手非常专业，所以也就那么一会儿的工夫，那位管仓库的闵家仆便被打死在了大门口。

原本是去请愿的，现在却打死了人了，这下该怎么办？

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因为此时此刻聚集在闵府门口的士兵们早就红了眼，在杀完人之后，这些失控的人一不做二不休地冲进了闵家，一阵大肆劫掠之后，又放了一把火。

而闵谦镐眼瞅着火从家起，却也无能为力，只好收拾细软带领家眷赶紧翻墙逃走，避避风头。

说来也奇了怪了，就在这个当口，天上突然就下起了瓢泼大雨，此时汉城已经有两三个月不曾下过一滴雨，于是众人一看这情形，顿时欢呼雀跃，高喊此乃天意，天要洗我冤屈。

喊完闹完狂欢过后，大家的脑袋开始冷静了下来。

不对啊。

本来是来为兄弟请命的，尽管带了武器可只打算文斗从没想过武斗，可现在居然又杀了人又放了火还劫了人的宅子。

更要命的是，居然劫的还是当朝权贵闵谦镐他们家。

最要命的是，这帮劫宅子的丘八，完全没有后台。

如无意外，他们在事后必死无疑。

怎么办？

正在士兵们急得上火的时候，金长孙提出：“我们是不是该去找大院君？”

当时大院君已经不当老大很多年了，退隐居住在云岘宫里头，只不过一直有小道消息称老头子虽然整天过着遛鸟喝茶打太极拳的清闲日子，但从来都没有放松过对朝政的密切注意，所以这些武装游行的军士觉得去把这老爷子请出山让他当自己的靠山，兴许还能有一条活路。

于是大伙说干就干，放下手里刚从闵家劫来的金银珠宝，便直冲云岘宫去了。

结果大院君虽是接待了他们，可还没听完说话，就捶胸顿足，拍着大腿喊道，毁了毁了，你们这帮奴才把爷给毁了。

“老夫本是一介退隐之身，国事早就于己无关，你们何苦要把我再拖出来往火坑里推？”他一边喊一边甚至还挤出了几滴眼泪，“当今王上仁慈，王妃贤惠，怎能把你们逼至如此田地？必是尔等心怀不轨，图谋暴乱，现在事发，又想拉老夫入伙，拖老夫下水！”

金长孙等人完全没料到居然会是这般情景，一下子也都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接他的下文。

而大院君也不知道对方已然词穷了，继续装模作样地在那里干号，可直到嗓子号哑了都快发不出声儿了，对方也没答话，他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是冷场了。

这下麻烦了，如果一直这么冷下去，最终的结局只有一个：金长孙他们无奈离去，然后瞬间被镇压，自己则继续留在冷宫过离休老干部的寂寞生活。

于是老爷子只能抹了抹鼻涕，自圆其说起来：“也罢，也罢，老夫虽人已隐退，可心系天下，要不我先派几个得力手下，帮你们维持一下军纪吧，切莫伤了无辜的百姓。”

这等于是答应了金长孙的请求：出面主持大局，充当乱军的靠山。

于是，原本杂乱无章只知在街头巷尾放火砸抢的乱军渐渐变得有秩序起来，很快，连目的都非常明确了——那就是杀入王宫，消灭闵氏，然后再把全朝鲜所有的日本人都人道毁灭。

在士兵行进的同时，大量的手工业者、小商人、城市贫民等汉城普通市民加入了这次行动，使兵变迅速转化为社会矛盾总爆发的民变。

在大院君的总策划之下，朝鲜军民分三路展开暴动，第一路，袭击捕盗厅和义禁府，释放被关押的金春永、柳卜万等士兵和其他犯人，以及一个叫白乐宽的读书人，他由于上疏反对开国政策而被闵家逮捕，救出同袍后士兵们又顺路跑去捣毁闵台镐、韩圭稷等外戚权贵的府邸；第二路人马袭击了别技军的营地，因为事发突然而且人数众多，所以别技军几乎是在完全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下就被打得全灭了，同时死在乱军里头的还有日本教官堀本礼造，别技军的覆灭使得闵家人手里唯一一支能够镇压动乱的军事力量彻底消失，从而失去了自行平定此事的机会；最后一路人，直接去了日本公使馆，嘴里喊着消灭倭寇的口号，并且和警备人员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最终朝鲜人人多势众，完全占领了公使馆，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只能带着几十个人一路放枪一路跑，一口气逃到仁川然后跳上了一条英国商船，这才被全须全尾地送回了日本。

但很多留在朝鲜的日侨就没那么好运气了，他们被乱军捉拿之后，清一色地被统统杀死。

杀完别技军和日本人之后，三路大军汇合一处，浩浩荡荡地攻进王宫，准备彻底消灭闵氏一家，其中闵谦镐在王宫里跟大伙狭路相逢，结果被活活打死，据说连肠子都被打出来了，可见平日里民愤极大。而闵妃则化装成宫女趁乱出逃，算是侥幸留得一条性命。

闵氏政权就此算是土崩瓦解了，于是云岘宫的大院君一看时机已到，便终于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开始重新执掌朝政。

这次兵变因为发生在壬午年，所以也称壬午兵变。

不过因为闵妃终究未死，而且朝鲜开国也开了八九年，闵家实力深厚，所以在外避难的闵妃又召集了自己的人马，随时准备反攻倒算。

朝鲜兵变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东京和北京，日清两国高层在第一时间内做出了同一个决定：出兵。

日本出兵为了两样，次要目的是救出水深火热里的侨民，首要目的则是趁此机会能捞个在朝鲜驻兵的机会。

而大清出兵其实主要是维稳，维护藩国内部稳定，至于防范日本，倒是次要的。

一个是攻，一个是守，显然后者难度比较大。

难度更大的是，当时北洋大臣并不是李鸿章，而是张树声，李大人这会儿因丧母而正在丁忧期间，实在不方便做事——这也是清朝并没有想到将严防日本扩大势力作为首要作战目标的缘故。

不过清廷在一番考虑之后，还是派出了一个比较豪华的阵容，先是由丁汝昌率四艘军舰走水路赴朝鲜打探，接着又命令正在山东的吴长庆带三千人马走陆路平定朝鲜的动乱，并严防日本势力渗透。

丁汝昌那一路跟我们关系不大，这里就不多提了，单说吴长庆。

在接到如火的军令之后，哥们儿顷刻间就摆出一张苦瓜脸。

不是装的，是真的。

要知道，出兵打仗并非仅仅是带了家伙上阵砍人那么简单的，那么多人出去拼命，得有粮食吧，这粮食的筹备运输以及路程消耗计算，都是苦活儿，得有人干；此外还有行军路线的安排，一路上要走多少天，到了朝鲜先干什么后干什么，碰到日本人应该如何应对等等等等，都是必修的功课。

吴长庆是三军主帅，管不到那么细，这些事儿理应都该由他的幕僚来完成。

前提是如果有幕僚的话。

时为光绪八年（1882年）八月，这一年，恰逢秋闱。

所谓秋闱，其实就是乡试，因为在每三年的八月举行，正好是秋天，故得此名。

吴长庆手底下的那些幕僚，此时此刻十有八九都回了老家参加科举博取功名去了。剩下的，要么就是家里实在离山东太远不方便回去的，要么就是回去考了也必然没希望的。

好在幕府总务，也就是幕僚们的头儿没回去，虽然也快是光杆司令了，但总聊胜于无，吴长庆只得跟他商量，说你要不在军官里找几个能识文断字的，临时凑个班子，把幕僚的活儿给顶了？

总务想了想，说我举荐袁世凯，这家伙虽然八股文章读得不怎么样，但做起事来倒是刻苦认真，干练有条。

吴长庆表示你用袁世凯张世凯都是你的自由，总之这事儿交给你了。

不过怎么说他终究算是袁世凯的世叔，所以数日之后吴长庆碰到那总务还是多问了一句，说这袁世凯干得怎么样了？

总务当时就毫不掩饰地竖起了大拇指，说这袁世凯果然了得，原本五六天的活儿，他一个人三天不到就给干完了，而且干得也很好。

而那幕僚的总务，其实也不是一般人，他就是后来考取了状元又开了一系列工厂，被誉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第一人的实业家张謇，他对袁世凯的评价一直都很高，说他是谢幼度一类的人物。

谢幼度就是谢玄，东晋朝淝水一战指挥八万晋军打败前秦苻坚八十万大军的那个。

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大军就出发了。

当时中国跟朝鲜并未互通铁路，从山东去那儿只有坐船，吴长庆袁世凯张謇等人自不必说，同时跟着一起去的，还有朝鲜驻清大使，叫金允植。

要说这金大使也真是好心态，自己国家都闹那德行了倒是一点都不急，上了船后就四处晃悠找人聊天，找着找着就找到了袁世凯，而袁世凯也是个很能白话的人，于是这算是找对了眼，两个人在舱内侃起了大山，一开始的时候还说一些比较温馨的话题比如家有几亩田地里几头牛之类，但很快，谈话的重点就被转移到了这次去朝鲜的任务上。

金允植问袁世凯说袁大人你可有什么打算？

袁世凯说不用任何打算，等上了岸，就应该让我带着几百轻骑直接冲入汉城。

金允植说袁大人你是不是太急躁了，现在的朝鲜风起云涌的，指不定你那几百轻骑就遭到谁谁谁的袭击然后死在哪旮旯里嘞，倒不如稳扎稳打，先上岸，然后静观事态，见机行事。

袁世凯连忙摇头：“此万万不可。”

金允植很顺口地就问为毛不可？

“如果见机行事而导致速度放慢的话，恐怕日本人会抢先我一步。”

其实早在此时袁世凯的心里就已经一万分地清楚了：平定朝鲜内乱，不过小事一桩，真正的敌人，其实是日本。

据说后来金允植对他做出了如下的评价：豪慨似宗悫，英达类周郎。

宗悫，南朝名将，自幼立志乘长风破万里浪，这也就是成语乘风破浪的由来。

周郎，就是三国东吴大都督周瑜周公瑾。

8月20日，吴长庆部抵达朝鲜南阳马山浦港，本来按照吴长庆的打算，是想趁着晚间月黑夜高的时候先派一营人马上岸探探路，结果命令是下了，可本该去的那个营却毫无动静，叫人下去一问，原来是营官推说晕船走不动，去不了。

俗话说军令如山，平日里没病没灾的尚且如此，更何况现在正是兵贵神速的时候，可这营官就是推说自己和自己的弟兄们正上吐下泻腿发着软走不动道儿，吴长庆一时半会儿也真拿他没办法，就在这个时候，袁世凯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表示自己愿意带一小队人马前去探路。

在获得许可之后，他便立刻带人出发了。

其实早在行船途中，袁世凯就趁着跟金允植扯淡的工夫对南阳港的地形做了充分的了解，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到位，所以上岸之后，没费多大功夫，不仅选定了适合大部队登陆的最佳地点，同时还安排了一整套行军方案，更让吴长庆感动的是，在探完路之后，为了能让部队在第一时间出发，袁世凯一个人光着脚踩着泥石路飞奔回来，一口气跑了好几里地，紧接着，连歇都不歇一会儿，又自任先锋，为大军引路。

南阳港离汉城说远不远，可说近却也不是顷刻就能到的，在数日的行军过程中，本担负着戡乱王师名声的吴长庆部非但没碰上箪食壶浆的好事儿，反而还恶评如潮，这主要是因为部下士兵在国内养成的恶习在朝鲜的国土上盛开了鲜花，要么偷鸡摸狗要么调戏妇女，这还算小的，更有甚者干脆跑人村子里明着打劫外带打人，一时间，大清的声望一落千丈，朝鲜人民普遍觉得这日本鬼子来了好歹还发两块糖，这宗主国的军队来了怎么着也得发点个泡菜吧，结果不但不发，连泡菜坛子他都抢，太坏了。

吴长庆为人比较厚道，总觉得是多年的老部下实在不好意思搞肃清，就在这时候，袁世凯又跑了出来，主动表示只要肯给旗牌令箭，自己愿意整肃军纪。

那个时代拿着令箭整军纪的手段比较简单粗暴，主要就是杀人，谁违反了，就砍谁脑袋，袁世凯在奉了将令之后，花了一上午抓了十几个招猫逗狗的士兵，再花了一顿饭的工夫，选出了罪行最严重的七个，再花了一下午，当着全军的面，砍下了他们的脑袋。

这一天，袁世凯很忙，连午饭都没吃，这让在周围围观杀头的朝鲜老百姓非常感动，所以在今天的朝鲜史书上我们还能看到这样的记录：“他（袁世凯）为了整顿军纪，竟然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经过此次的杀鸡儆猴，吴长庆部的纪律瞬间大为好转，当月23日，部队抵达汉城，不过还是晚了一步。

早在16日，逃回日本的驻朝公使花房义质就从本土带了一千五百人卷土重来，杀到了汉城之外，并于19日进入城内，和大院君展开谈判。

谈判的主要内容是要求赔偿日本侨民被杀被抢的损失，以及增开通商港口，还有就是为了以防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要求给予日本在朝鲜的驻兵权。

但大院君除了愿意稍微赔给被砍死的日本侨民一些丧葬费意思意思之外，其余的一概都没有答应的打算，可毕竟日军兵临城内，要一口回绝似乎也不太明智，于是就采取了拖延战术，反正拖一天是一天，耗着呗。

不得不说在这事儿上面花房义质处理得相当之二，要知道，壬午兵变实际上是一次暴乱，就当时的时代背景而言根本不具备合法性，换言之，大院君的上台本身就是歪门邪道，组建的新政权也并不合法，结果你花房义质跟一个不合法的执政者在谈事儿，哪怕谈出大天来，都是名不正言不顺的。

老话讲二不单行，花房公使二完这一茬儿之后，又干了一件更二的事，在谈判无果的情况下，他向大院君下达了最后通牒，表示给你三天，你要么答应，要么开战，反正我们大日本帝国早就准备好了。

这本是很常见的威胁，也没什么不对的地方，可关键是，他花房义质下完通牒之后，居然带着那一千五百人马在22日退出了汉城。

是的，他退走了。

尽管我知道花房义质的本意是想以这种方式表达谈判破裂的信号，虽说这种情况历史上也不少见，但是，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别人家退出城外以示决裂并准备全面开战的情况通常只发生在一对一的时候，就是只有两家，没有第三方插足，可现如今这朝鲜半岛上除了朝鲜人和日本人之外，还有第三方中国人在城门口刀枪出鞘地候着呢。

连续两步二招，给大清造就一个后发制人的好机会。

23日，吴长庆部开入汉城，没有碰到任何阻挠。

紧接着，清廷的命令也送到了——支持现任国王的统治。

现任国王是高宗，高宗的统治就是依靠闵氏政权搞开国开放，换句话讲，尽管大院君多少还算是个亲华派人士，但大清却并没有认可他这场政变的意思，相反，还有驱逐他的打算。

这显然要比日本那边的手段高明了不少。

不过话虽是这么说，但真做起来也没那么简单，毕竟现在大院君身边还有数千精锐部队，饶你吴长庆能打，可终究是身在异乡，孤立无援，要想在这种情况下靠硬拼硬的方法赶走朝鲜执政者，几乎没有可能。

来硬的不行，那只有来巧的了。

25日吃过午饭，吴长庆登门云岘宫，亲自拜访了大院君，寒暄之后，两人便就最近的局势交换起了意见，吴长庆表示，清廷一直都认为，国有长君，社稷之福，现在朝鲜大乱，正需要您这样的老成持重之人来主持大局，力挽狂澜，我们对于你的统治，是一万分支持的。

这话说得很自然，因为在外交方面，大院君确实是亲华派，在老头子本人的思维里，自己应该是清廷方面最合适的朝鲜统治者，所以他并没有感到有任何不对的地方，而是把吴长庆的这番赞誉全盘笑纳，还很谦逊地装了一逼，说吴大人过奖，老夫也就是个消防队员，来应个景救个火罢了，虽然年纪一把了可绝不敢当什么长君，这朝鲜，终究还是我儿子的。

两人谈得很嗨，临别的时候，大院君一副惺惺相惜的模样说道，来而不往非礼也，我改日前去大人的营地回访吧。

吴长庆跑云岘宫来扯着嗓子白话了一下午等的就是这句话，连忙回答说择日不如撞日，您干脆就明天来吧。

大院君没有多想就答应了。

26日，老爷子坐着轿子来到吴长庆部营地，刚一进门，迎面走来了袁世凯，先冲着他行了个军礼，确认是大院君本人之后，立刻就是一嗓子：“来啊，请大院君上轿！”

大院君连忙摆手说老夫刚刚下轿怎么又要上轿，你这是什么规矩？

可还不由他分说，顷刻间周遭就围上来五六条精壮汉子，也不管敬老尊老传统美德，摁着他的脑袋就塞进了另一座轿子，接着，抬起来一溜小跑就朝港口奔去了。

这一天，大院君被送上了隶属大清，开往天津的军舰登瀛洲号，之后，他受到了清廷的审问，又被软禁在了保定府，直到数年之后，才得以回归朝鲜。

再说汉城那边，虽然是把大院君给绑走了，但吴长庆他们却一点都不敢放下心来，毕竟城内还有传说中的数千精锐朝鲜士兵，对此，袁世凯的建议是，做两手准备，第一手，加强戒备，严防那些士兵发难；第二手，派人以最快的速度去寻找虽然被宣称已死但肯定还活着的闵妃下落，找到之后，马上带回来重新掌权。

事实证明第一手准备是多余的。

在一听说大院君被打包运去天津之后，他的那几千精锐立刻表示坚决拥护清政府的这一伟大决策，自己愿意听从吴长庆调遣，服从国王高宗，在闵妃以及闵家人回归朝廷之前，维护朝鲜的和平稳定。

而那第二手，其实也是多余的，因为当闵妃一听大院君被赶走了，正躲乡下避风头的她还不等人找，就主动冒了出来联系到了吴长庆，然后顺理成章地重返王宫，继续娘娘生活。

而当时跟着一块儿逃亡的仆从们，也都没受亏待，各个鸡犬升天，飞黄腾达了一番。

29日，袁世凯率军在汉城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大清扫，抓获了170余名参与兵变的朝鲜人，其中11名被判处死刑，这其中包括了金长孙，还有那个被从监狱里捞出来的儒生白乐宽。

就此，壬午兵变镇压完毕。

一个星期，就用了一个星期。

如果从大院君被抓走开始算的话，那么前后不过三天。

这几乎是电光石火一般的速度，以至于让人反应不及。

我指的是日本人。

花房义质彻底傻了眼，原先他退出汉城外还吆三喝四人五人六地放了狠话，说只给你三天期限，结果三天过后，大院君也别说跟你谈了，连人都被运中国去了，于是之前扯了半天的那一切的一切什么赔偿日侨损失开放通商口岸统统都成了扯犊子。

更让他感到担忧的还不止这些，要知道这一回闵妃归政，完全靠的是吴长庆的力量，那么日后原本亲日的闵家人势必会转而亲华。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归政数日后，朝鲜高宗就提出，这新军还是要练，不过这一回，我们不请日本人了，就让大清帮着练吧。

不过，毕竟这次兵变是朝鲜理亏在前，而且闵后他们的亲日之情也非一日能消，所以日本的一些要求还是被满足了，比如攻打日本公使馆的朝鲜人被全部判了开刀问斩，再比如，日本终于获得了在朝鲜的驻兵权，前者无所谓，后者很重要——这就意味着中国和朝鲜之间上千年来的宗主藩属格局，真的算是被打破了。

眼看着一切都被搞定，和平再度降临，于是大伙也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清日两国各自都留了一支部队在朝鲜，大清留的自然是吴长庆部，不过吴大帅因有事要调回，于是便选了一人顶替他主持大局。

那个人，便是袁世凯。

第十五章
甲申政变

留袁世凯带领庆军，原因有二：第一，在这次平变过程中，他确实表示出众，没有话说；第二，是李鸿章的意思。

李大人尽管在老家丁忧，但对朝野情况了如指掌，包括朝鲜兵变，也无一日不听取从各路汇集来的情报，在听说时年不过23岁的袁世凯有如此骄人表现后，当即下令行赏，封其五品顶戴，同时授意吴长庆让他在朝鲜好生锻炼。

其实李鸿章跟袁世凯他们家也算是故交，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当年就是淮军的大将。

袁世凯留下来的任务有两个：第一是主持庆军军务，守卫朝鲜，这是大清留给他的；还有一个，则是朝鲜王室拜托的，那就是帮着训练一支新式陆军。

这对青年才俊袁世凯而言着实算不上什么难事儿，他先是招了一千名以农夫矿工为主的力巴，然后结合西洋兵法跟淮军操练经验对这群人加以训练，很快，就把这些活老百姓给训练成了一支有模有样的近代化军队了。

一个月后，朝鲜政府专门举行了一场阅兵仪式，其实也就是汇报演出，结果袁世凯带出来的新军让高宗大为满意，不经嘴上赞不绝口，还在事后应袁世凯的要求给这支部队增添了最新式的西方武器。

据说本来还准备封他当朝鲜新军大元帅的，只是当时袁世凯不过五品顶戴，受这个职位实在不妥，就连李鸿章闻讯之后也专门拍电报去汉城，于是这才作了罢。

此事虽然真伪有待甄别，但朝鲜王室对袁世凯的器重和赏识，却是不假的事实。

虽然袁大帅练兵练得很好，防务工作也做得不错，但半岛依然很不太平，虽然壬午兵变已经成为过去式了，可并不意味着就此天下太平能高枕无忧了，相反，此时的朝鲜依然处于混乱之中，甚至说是在一个随时能爆发的火山口也不为过。

当时朝鲜的小朝廷里头可谓是派别林立繁花似锦，主要有三类人，第一类叫守旧派，也叫事大党，他们坚定地认为应该奉清朝为宗主国，同时实行闭关政策，驱逐一切外来势力，这伙人的老大本来自然是大院君，现在大院君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闵妃的堂兄闵台镐。

这闵家的人之所以会调转枪头来变成守旧党，主要还得归功于壬午兵变那会儿花房义质干的好事儿，哥们儿不镇压乱军也就罢了，居然还跟大院君谈得火热，结果还是庆军够义气，抓了那老头不算还迎回了闵妃，这样一大帮原本亲日的朝鲜权贵彻底丧失了对日本原有的好感，转而变成了亲华派。

第二类，叫中间派，他们亲华也亲日，提倡在维持和大清的宗藩关系的同时，又向日本乃至其他列强学习先进的技术，以壮大朝鲜国力，这类人的代表，就是袁世凯的那位好基友金允植。

第三类，叫开化党，也叫亲日派。

你不要以为开化党名字叫开化党就是文明开化的党派了，他们有二十四字真言为口号——外结日本，内行改革，联日排清，脱离中国，宣布独立，实行君宪。

为首的，是一个时年不过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叫金玉均。

金玉均，出身贵族安东金氏，也就是墙头草李景夏一开始投靠的那家。明治十五年（1882年），31岁的金玉均出访日本考察，在庆应塾也就是日后的庆应大学里混过一阵子饭，结识了日本著名教育先驱福泽谕吉，并受到了后者的赏识，回国之后，开始致力于日朝两国的留学交流以及创办了朝鲜的第一份报纸《汉城旬报》。

顺便一说，办汉城旬报的启动资金为17万日元，由福泽谕吉全额赞助。

虽然在日本第一次考察的日子只有短短的小半年，却受到了各界人士的待见，甚至可以说是热烈欢迎。

比如日本初代外务大臣井上馨，就一次性拿出将近一百万日元的巨款，让金玉均作为活动经费，声称可以“随便使用”，还有一个叫后藤象二郎的哥们儿更牛逼，他是直接打算从法国领事馆借几艘被淘汰但还能开的军舰送到朝鲜，并帮助开化党们训练士兵，不过这个看起来和听起来都很二的建议最终在伊藤博文的拼死反对下没有得以实施。

正因为在日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盛情款待，使得金玉均开始倾心于日本的明治维新，认为朝鲜要想走向近代化，非得依照日本模式不可。

要依照日本模式，首先自然就得摆脱中国。

而要摆脱中国，则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让亲华的权贵们消失。

事情要一步一步地做，饭要一口一口地吃，很快，金玉均就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步。

壬午兵变之后，闵妃集团的一大批人都倒向了大清，就连闵妃本人也开始变得不那么亲日了起来，针对这种现象，金玉均果断地为自己找到了另一座靠山，那就是国王高宗。

高宗名叫李熙，是个跟光绪差不多的可怜孩子，小时候被压制在父亲大院君的手下，好不容易长大了，又讨了个强势的老婆闵妃，国家大事要么是亲爹说了算要么是老婆做主，基本上没他什么事儿，这让李熙感到非常苦恼。

其实他是个很有志向的人，小时候读孟子，读到周文王以百里地为基业夺天下的时候，曾大拍一记桌子，然后长叹一声道：“百里之地尚能得天下，更何况我朝鲜三千里乎！”

不管能力怎么样，至少他内心是非常渴望拥有权力的。

金玉均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展开了自己的行动，比如他时不时地会进宫拜见高宗，然后编排一些国外君主主要是明治天皇大权在握励精图治的故事，说得对方心里直痒痒，恨不得马上就借助开化党人的双手来实行亲政，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在高宗的帮助下，大批开化党人进入朝廷担任要职，然后再利用职务之便，创立了治道局、警巡局、博文局、邮政局等近代设施和机构，接着又引入西方农场和先进农业技术，并派遣留学生赴日，同时利用朝鲜唯一的报纸《汉城旬报》作为其喉舌，宣传开化思想。此外，开化党也意识到了武装力量的重要性。朝鲜政府曾经派出100多名贵族子弟去日本学习军事，称为“士官生徒”，开化党对这些士官生徒进行广泛动员，并将他们和一些支持开化党的年轻人编练成1000多人的新式军队。

很快，开化党的势力就迅速壮大了起来，大有一副彻底压倒事大党的派头。

也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件大好事发生了。

明治十七年（1884年），闵妃跟清廷之间产生了矛盾，主要原因是她认为大清方面很有可能释放自己最讨厌的人——大院君，事实上清朝也正是打算这么做的，毕竟那老头不能种地不能做工的养在自己这儿多费粮食，还不如早些放回去，该谁的孩子谁来带吧。

这样当然就惹恼了闵妃，可她又不能不让大清放人，毕竟大院君怎么说那也是朝鲜人啊，于是，心怀不满的闵娘娘开始向开化党人靠拢，开化党跟事大党之间的实力对比也就此发生了倾斜。到了当年的8月，开化党基本上在朝中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同时，朝鲜民间也逐渐掀起了一股反清的浪潮，这主要源于两件事的发生。

第一件，一个叫崔泽英的药房老板在晚上打烊的时候被人开枪打死，据目击群众称，这凶手穿着清军的军服。

但奇怪的是，虽然药方老板被打死，可药房里的钱财细料，却丝毫未动。

对此，袁世凯表示这必然是有人栽赃，待我查明真相之后再说吧。

但显然开化党人就没打算让他查明真相，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汉城旬报》就展开了大肆的宣传，以舆论的手段挑起民众的反清情绪。

另一件，是李范晋诉讼案。

李范晋是武卫大将李景夏的儿子，他跟另外两个兄弟一起，将家里的三处房产卖给清国华侨修中华会馆，其实中国人本身并不需要房子，只要那三块连着一起的地皮而已，这事儿本来说得好好的，买家都把其余两套房子收买到手了，结果临了临了那李范晋发扬了一把他爹的墙头草风格，突然之间变了卦，说自己的那套房产不卖了。

三处房产，李范晋的那套在正中，他要是不肯卖，那么另外两套买了也白费，所以那位要造会馆的华侨三番五次跑过去千求万求，又说好话又要加价的，可李范晋就是不肯卖，于是那华侨被逼急了，带了三十几个大汉，趁着夜深人静闯入李家，把李范晋绑到商务署，其实也就是类似商会性质的地方，先是一顿好打，接着问他卖不卖房子。

李范晋不愧是将门虎子，这身上都被打得胖了一圈儿了却还是不松口，死活不卖。

于是那买主只好退一步，表示如果你愿意在你家里修条路，连接左右两块地，那也可以。

凭良心讲你要是在我家当中插一条道我还不如把那房子卖给你呢，所以这条李范晋也没同意。

打也打过了，狠话也说过了，毕竟对方是李景夏的儿子，也不方便把他就这么给弄死，实在没辙了，那个华侨只好去打官司了。

话说在壬午兵变之后，中国跟朝鲜签了一些条约，其中包括拥有领事仲裁权，也就是在朝鲜的土地上，只要涉及中国人的法务纠纷，就能用大清的法律来解决。

很快，大清驻朝公使馆就做出了判决——判李范晋有罪，虽然房子不能强行没收，但还是让李家另外两个兄弟把之前收到的房钱吐了出来，同时，再对朝鲜王室施加压力，下了一道旨意，将李范晋的官职撤销，贬为平民。

这件事情引起了朝鲜民众的极大愤慨。

其实早在此事发生之前，清朝就利用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等特权在朝鲜干过不少天怒人怨的勾当，最著名的莫过于用北洋水师当货船走私高丽参，却说这北洋的军舰在不打仗的时候通常用来当货船跟商船使，不是运东西就是卖东西，甚至还有利用军舰特权涉嫌毒品交易的传闻，从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上来看，或许这并非仅仅是传闻。

总之一句话，从壬午兵变之前到之后，袁世凯拼了小半条命在朝鲜苦心经营起来的大清光辉形象，现在全毁了，取而代之的，是朝鲜老百姓那载道的怨声。

由于排华情绪的产生，使得日本势力得以乘虚而入，这对开化党来讲当然是美得很，只不过美中不足的是，他们又开邮局又搞农业还组建军队，这钱很快就不够用了，于是金玉均跑出来对高宗说，自己在日本有路子，干脆找他们贷款，不多贷，三百万日元足够了。

高宗一听说日本人肯借钱，自然非常乐意，连忙命金玉均赶紧坐船渡海，尽快把这三百万给弄回来。

金玉均确实在日本有路子，而且明治政府也确实答应过他，说如果你们亲日派在朝鲜搞改革需要钱，可以尽管来问我们大日本帝国要，虽然我们日子过得也不特别富裕，但日元三五百万还是可以借给你们的。

只不过这答应只是口头答应，我们知道，口说是无凭的。

等到金玉均真的跑到日本要求借钱了，明治政府突然就变卦了，推三阻四搞了各种借口，总之就是不肯给钱，就连他最敬爱的福泽谕吉老师也对他爱理不理，于是小金同学没辙，只好两手空空灰溜溜地滚回了朝鲜。

这件事情非常不幸，一来搞改革的资金链断了，要去弄钱，很麻烦；二来会给守旧派以口实，让他们趁机攻击开化党跟日本人都是一群不靠谱的东西。

然而，不幸中的万幸是，守旧派当时正在搞货币改革，而且搞失败了，引发了一场通货膨胀，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又一落再落，压根没工夫再来对金玉均没借到钱一事说三道四。

不过话得说回来，无论是近代化改革失败还是货币改革失败，其实最终受苦的，还是朝鲜老百姓，这一点，金玉均非常清楚。

其实他本来是个和平主义，梦想是借助日本的力量实现朝鲜的近代化，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必然跟守旧派发生冲突，但终究不过是庙堂上的口舌之争，无论如何，大家仍是同朝为臣。

但自借钱失败之后，金玉均明白了，日本人其实靠不住，他们不过是想打着帮助朝鲜进步的名义占点便宜，小恩小惠还行，真要大宗援助，那是断然不干的。

而货币改革失败一事，也让金玉均明白了，守旧派做的事情，根本就是在折腾这个国家，朝鲜要想有未来，就不能有守旧派，这些人，只能全部消灭。

自此，他的梦想改变了，变成以自己的力量，实现朝鲜的近代化，同时将守旧势力一扫而光。

通俗地说，金玉均想要发动一场政变，通过政变达到让开化党直接掌握国家政权的目的。

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这种想法的在开化党里头也不止一两个，很快，一个政变计划就被炮制了出来，计划拟订实行于1884年（明治十七年）的12月4日，大致内容如下——因为这一天是朝鲜邮政局的落成仪式，是全朝鲜的大事情，所以各路大臣，即便是守旧派的头头脑脑们也会来参加剪彩以及之后的宴会，所以可以借此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或擒获，或诛杀。

而具体的诛杀办法是，在落成典礼或是之后的宴会时刻在汉城各处放火，制造混乱，然后趁乱将前来救火和正在吃席的守旧派大臣全部弄死，接着再入宫谎称清军作乱，让国王写下求助日本的命令后去日本公使馆搬救兵，之后将国王转移至景佑宫，同时由日本军队跟金玉均他们训练出来的一千多新式军队一起防守，最后以高宗的名义宣布全国改革。

景佑宫并非住人的地方，而是供奉朝鲜历代国王画像的，地方狭窄，从军事的角度上看比较利于防守，故而选它作为国王的容身之处。

计划制订完毕，有人觉得不妥，平壤城内清军尚有一千多人，万一这么闹将起来把清军引来如何是好？

这虽然确实是个问题，但也难不倒聪明过人的开化党人，很快就有人想出了对策——守旧党仰仗的，确实是大清，而大清部队在朝鲜能打的，其实唯袁世凯而已，我们干脆在起事之前把这袁世凯给做掉，不就方便多了吗？搞不好这清军也跟当年大院君的人马一样，群龙无首不战而降了。

金玉均表示这个可以有。

明治十七年（1884年）十一月十九日，金玉均进宫拜会高宗，痛陈一番天下大势，指出日清两国必有一战，若战，则清国必败，所以，我们朝鲜应该未雨绸缪，搞个万全的对策，那就是在两大国决战之前，先抱紧了日本的大腿，利用日本的力量来建设朝鲜。同时他还夸下海口，说明治政府十分看重朝鲜，如果我们愿意跟他们结为一伙，那么他们必定会全力支援。

高宗嘛你是知道的，就是那么一可怜见的孩子，虽然从小被欺负但社会经验基本等同于零，居然真的相信了金玉均说的话，当时就写密诏一封，着金玉均自行勾画万全之策，同时给予他“便宜行事”之权，就是说让他金玉均全权操办朝鲜的未来大事。

得了密诏，金玉均又去了日本公使馆，找到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希望他能够为朝鲜的政变出一把力。

这也是没办法，当时开化党能够依靠的，也只有日本了。

不过，竹添进一郎虽然口头上表示了支持开化党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世界的态度，但当金玉均问他索要实质性援助的时候，却开始闪烁其词了起来，实在是求得紧了，才说了一句，我们大日本帝国愿意出售三百支步枪给你们。

没错，是出售，要付钱的。

以至于金玉均顿时不满了起来，质问竹添进一郎是不是真心支持开化党政变，如果不支持的话，那么自己也就不这么玩命了，就这么把太平日子过下去吧，当然，从此以后，日本是别想再从朝鲜捞着更多的好处了。

竹添公使一听这话连忙保证自己支持开化党之心天地可鉴：“我和你一样坚决，请不要怀疑。”

这才把金玉均的脾气给哄了下去，双方又开始友好地讨论起那步枪几块钱一把。

12月1日，一切都基本准备停当。这一天，开化党派人去清军大营下了两张请帖，一张给袁世凯，另一张给提督吴兆有，说是明天中午请他们去下馆子吃饭。

吴兆有是淮军将领，当时吴长庆调离的时候，带走了一半的人马，又把剩下的一半人分成了三部，由袁世凯、吴兆有以及另一个叫张光前的各统一军，但三军的总调度权，归吴兆有所有，换言之，这位吴提督才是真正的驻朝清军总指挥，只不过袁世凯比较出挑，所以朝鲜方面更为倚重他罢了。

吴兆有生性稳重，在收了请帖之后，当下就拿去垫了桌角，他很明白在这种形势下，一贯跟清政府对着干的开化党突然派人来请吃饭，那叫鸿门宴，去了是要出人命的。

袁世凯尽管对两天后将要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却也知道这顿饭里头的奥妙，可是在想了想之后，仍然决定赴约。

吴兆有作为上司，还是比较尽心的，当他得知袁世凯准备去吃饭的时候，不辞辛劳地亲自跑他家劝阻，说小袁啊这不能去，反正你也不差这一口吃的，何苦为了一顿饭而丢了自己的性命呢？

可袁世凯却非常毅然决然：“吴大人，难道您就没有想过，如果我们两人一个都不去的话，那么等于是告诉了开化党我们怕了，如此一来，他们日后必定会更加肆无忌惮，得寸进尺，在下认为，就算是明知送死，也必须去一个人。”

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吴兆有当即表示认同，说那么袁大人你就去吧，祝你一路平安，吃好喝好。

第二天，也就是约定的日子，袁世凯一大早连早饭都没吃，就带着几个随从出了营门，赶赴办宴会的那个饭馆。

随从们都感到很奇怪：不是说是去吃午饭的吗？

等一行人进了饭店的门，离宴会开宴还有一个时辰，而且也不是饭点，所以店里几乎没什么人，而袁世凯则很淡定地来到了一张桌面前坐了下来，然后叫来店家，说上酒菜。

上完了酒菜他举起了筷子，一连吃了一个多小时，把满满一桌子的东西几乎全都吃完了，等到金玉均他们赶到的时候，只看见了满桌的盘子跟打着饱嗝的袁世凯。

袁大人一看到金大人来了，连忙站起了身子，用西洋礼节跟他紧紧地握了握手，说久闻阁下大名，今日总算得以相见，谢谢，谢谢了。

说着，还把一样东西塞进了金玉均的手里。

金玉均做梦都没想到居然会是这个局面，他原本计划的掷杯为号刀斧手齐出将其剁为肉酱的场景非但没有如期进行，反而是连刀斧手都还没来得及埋伏好，那袁世凯居然已经吃完喝完了，而且还很从容地跟自己握了手，打了招呼——这简直就是他在埋伏自己嘛。

目瞪口呆的金玉均眼睁睁地看着袁世凯松开了自己的手，又眼睁睁地看着他上了马，再眼睁睁地看着他绝尘而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蓦然回首，发现店老板正笑容可掬地站在身后，再一看手里，不知什么时候被塞了一份账单，而且还数额巨大。

金玉均这才明白，袁世凯干吗一见到自己就点头哈腰地连说谢谢。

同时他也彻底醒悟了过来，这俩人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居然还想着暗算人家，真是做梦。

于是也就只能按照原计划进行，大清万一插手，也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12月4日，朝鲜汉城邮政局落成，当天傍晚，开化党骨干，邮政局总办洪英植设宴款待参加落成典礼的朝鲜诸大臣，明面上是宴会，实际上是打算借此机会掷杯为号刀斧手齐出，把守旧派大臣杀他个干干净净。

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没来，他收到请帖之后表示自己生病了，去不了，很残念——这也是当然的，哥们儿对马上要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无非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武打戏罢了，自己一个公使，去不去没甚区别。

而另一位贵客，清国的袁世凯，也没来。这位兄台虽说也收到了请帖，而且金玉均等开化党是发自内心地希望他来然后陪着守旧派大臣一块儿共赴黄泉，但袁大人显然不是那种能赶着上门让人砍的类型，12月2日那次事件，让他已经隐约察觉到开化党似乎要铤而走险干一票大的，故而在次日收到请柬之后，特地命人前去打探日本公使的消息，在提前得知竹添进一郎明明一副吃嘛嘛香的身板却依然称病的情报之后，也立刻找了个由头躲在家里不出门了。

这一天，清国方面派出的代表只有一个——中方总办朝鲜商务委员，叫陈树棠，此人纯粹路人一个，实在是没人去了把他派出来装装门面，说起来也算是大清支持过朝鲜近代化了。

当晚6点，宴会准时开始，虽然气氛相当奇怪，大清代表陈树棠、守旧派代表闵泳翊、开化党代表金玉均各自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只顾着吃菜喝酒，却始终一言不发，虽然之后不久金玉均本人开始不断小声地跟日方代表，日本公使馆书记岛村久用日语交谈，但其余人等依然闷头吃饭，很少有人言语什么。

吃了几十分钟，突然就有人冲了进来，说大事不好了，着火了。

起火点是位于邮政局边上的民房，所以大伙一听这事儿，顿时就慌乱了起来。

而金玉均则非常淡定地继续在那里跟岛村久吃菜聊天，因为这火就是他叫人给放的。

还有一个人也没慌，那就是闵泳翊，时任右营使兼军务总办，算是兵权在握之人，此人堪称是朝鲜近代史上罕有的好汉。

他是闵台镐的儿子，闵妃的亲侄，可谓是出身贵胄，18岁就中了科举，同年被封三品官位，这在朝鲜历史上都是相当少有的，无论是高宗还是闵妃，对闵泳翊的态度，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绝爱。

根据史书上的话来讲，叫作两殿绝爱之，言无不从。

而在政治立场上，闵泳翊其实本是开化党，他不但去过日本，还去过美国，朝鲜引进西方技术搞农业这个业务，就是他主办的，就连我们现在正说着的这个邮政局的落成，实际上也有他的一份。

只不过由于家庭出身跟所处地位的关系，使得闵泳翊更倾向于闵氏一族和大清，所以他尽管干着开化党的事儿，却有着一颗更能和守旧派共鸣的心，从而也成了这次政变中金玉均他们最想除掉的人之一。

再说当日宴会，一听说着火，闵泳翊当即就摔下碗筷站了起来，表示自己要去救火。

此话正中金玉均的下怀，根据他的计划，在着火之后，不去救火的都是提前知情的开化党，前去救火的必然是毫不知情的守旧派，等他们冲到火事现场之后，再趁着混乱一刀一个，完后丢进大火里烧成灰，大事便算成了。

只是人算不如天算，这闵泳翊都说完话带着人拎着水桶冲出去了，其他的守旧派大臣还在宴会厅里拿着手里的酒杯筷子——他们早就慌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看着这群废物，金玉均一时也无话可说了。

而那闵泳翊带着人马冲到现场，一脸盆水还没来得及泼出去，迎面就冲来了一个日本人，手提武士刀，上来就是一划拉，直接命中闵泳翊的大腿，顿时，他血流如注，倒地不起。

接着，那日本人意犹未尽，再走上一步照着对方的头部又是一下，补刀完后，觉得这厮基本上算是完蛋了，于是便又向下一个目标冲去。

该日本人叫总岛和作，他不是一个人，跟他在一起的还有几十名从日本来的武装分子跟几百名开化党人，这帮人都早已在火灾现场全副武装埋伏完毕，只等猎物送上门来。

只不过他们砍得早了，前来救火的就闵泳翊一人，其余的大臣都还在宴会席上，而且，当他们听说着火地点虽然在附近可不过是民房之后，便顿时没了救火的意思，仍然该吃吃，该喝喝。

所以总岛和作那伙人等了老半天都没等到第二拨人，虽然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岔子，但还是当机立断，决定直接冲去宴会场，把该砍的人统统砍死。

因为走得急，故而没有发现被砍得都快挂了的闵泳翊什么时候不见了踪影。

而席上的大伙此时仍在吃香喝辣中。正嗨得快到高潮的当儿，冷不防地就来了一个浑身是血的人——他是被人扶着撞进来的，前脚刚刚踏进，那被砍瘸了的后脚还在门外都来不及往里搬，就拼尽全力扯了一嗓子：“快逃！有刺客！”

说完，便昏了过去，再也没了反应。

此人正是闵泳翊，却说这哥们儿被砍倒在地后，趁着那几个开化党正商量着怎么砍下一拨人的时候，奋力爬到了众人视线的死角，再朝着邮政局方向匍匐前行，准备通风报信，本来照他那个速度爬到第二天天亮都未必能到的，幸而半道上碰到几个自己手底下的士兵，这才被人架着，赶在了开化党人之前回到了宴会厅。

闵泳翊的那一嗓子如同一颗炸弹，众大臣顿时摔筷子的摔筷子，砸碗的砸碗，纷纷站起身子谴责刺客的残忍无道，顺便活动活动坐了好久都快坐僵了的身子骨。

做完热身运动之后，大家以生平最快地速度冲出了门外，然后各自逃回了自己的家。

金玉均等开化党人也跟风其中——闵泳翊虽然回来报信成功了，可他并没有说出这刺客来自何方，受谁指使，而且现在也已不省人事，一时半会儿是不会再开口说话了，所以尽管邮政局暗杀计划失败了，却并未满盘皆输，至少还有扳回的余地。

在整理了一番情绪之后，金玉均开始继续行动。

他先来到王宫，先找了一个外号高大嫂的宫女，给了她两斤火药，让她去王宫墙外引爆，接着，又面见高宗，声称大清的部队要袭击王宫，请殿下赶紧移驾景佑宫。

前面也说过了，景佑宫本是放画像的，不住人的，又窄又小，所以高宗不肯去，同时又对金玉均的说法起了质疑，表示这日子过得好好的，哪会有什么人来袭击王宫呢？

正说着，远处传来轰隆一声巨响，是那高大嫂顺利引爆了火药，于是金玉均一下子就来劲了，说殿下你看，这不是清军来炸王宫了吗？

这要换了大院君估计直接俩耳光就甩上去了，可高宗这辈子就没什么社会经验，还真被那轰隆一声给吓住了，以为真有人要来袭击自己，一下子就慌了，忙问金玉均说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

金玉均非常冷静地表示殿下不必惊慌，臣万死也会保您平安，这样，我们先移驾景佑宫，然后再让日本人来保护咱，您看如何？

此时的高宗早已没了主意，只能是金玉均说啥就是啥了，慌乱之中，还用铅笔写了一道圣旨，内容就一句话：日本公使来护朕。意思就是同意让日本人来做自己的护卫，写完之后，立刻带着自己的王妃王子们朝着景佑宫方向跑去，而金玉均也迅速地将这道旨意交给自己身边一个叫朴泳孝的人，让他赶紧去找竹添进一郎。

就在高宗移驾途中，左营使李祖渊、前营使韩圭稷、后营使尹泰骏和大殿宦官柳在贤一同来了，这四个人都是守旧党，前面三个跟右营使闵泳翊一起组成了汉城四个方向的卫军，等于是整个朝鲜首都四大军事力量的掌控者，而柳在贤则是高宗身边的近侍，相当得宠。

高宗一看柳在贤是从宫外方向走进来的，于是连忙问外面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有清军杀来了？

柳公公很奇怪：哪有什么清军？倒是那闵泳翊，被几个不知什么地方来的家伙给捅了好几刀，目前生死不明呢。

其余三人也表示，没看到什么清军，也没有人袭击王宫。

眼看这事儿就要被拆穿了，突然，宫外又传来了数声巨响，跟之前一样，也是高大嫂点的火药。

金玉均瞬间就嘚瑟了起来：“王上，他们知情不报，欺君罔上，理应斩首！”

这个罪名相当厉害，四人自然承担不起，由于他们也没办法解释这爆炸声到底从何而来怎么回事，只好连声赔罪说自己走得急没看清，现在愿陪大王一块儿去景佑宫，请饶恕则个。

就这样，一伙人走到了景佑宫，刚刚落脚，竹添进一郎就带着两百名日本士兵也赶来了，接着，和开化党人自己训练的新式陆军五十名一起，总共二百五十人将宫殿团团围住。

正在高宗觉得自己安全有保障稍稍松了一口气的当儿，金玉均走到了左营使李祖渊跟前，说你看到了吗，现在王上由日本人在守着，你身为朝鲜将军，不觉得可耻啊？

这话说得很在理，所以李祖渊连连点头表示知耻，又问金玉均该如何雪耻。

金玉均想都没想就说道：“你们三人立刻回到各自营地，率本部兵马前来护驾，我想办法再把这些日本人给支走。”

三名将军觉得言之有理，便结伴走出景佑宫朝着各自军营行去，结果还没出王宫大门，就被早已埋伏好的开化党人一拥而上全部砍死。

然后，金玉均假传王旨，召守旧派大臣中的领袖闵台镐、赵宁夏、闵泳穆速到景佑宫议事，这三人跟前面三人的命运一样，刚刚踏进王宫，便是迎面十几把大砍刀，落了个血肉模糊身首异处。

第二天（5日）早晨，开化党又砍死了大太监柳在贤，至此，守旧党的几个主要首脑全部命丧黄泉。

杀完人后，开化党人开始搞起了政治改革，先是革命成功大封官，但凡是追随金玉均的开化同志，几乎各个都得了高官厚禄，接着又把几个平日里关系不错的中立派也拉拢进了新政府当大官，比如那位金允植就名列其中。

接着，金玉均以高宗的名义，向全国发布了十四条政令，以昭告天下，我们改革了。

这十四条政令因为篇幅问题我们就不详细地一条条说了，只列出最重要的，也就是当头第一条——要求清廷立刻交还大院君，从此废止对其朝贡。

这就是摆明了要跟中国断交，然后投入日本的怀抱之中。

不过正所谓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十有八九，这十四条政令笔墨未干都还没来得及让全朝鲜领会其伟大精神，12月6日下午，大清的军队就杀上门来了。

领兵大将，自然是袁世凯。

话说在4日那天晚上，那个商务委员陈树棠跟守旧派大臣们一起逃出了邮政局，然后连家都没回就直奔兵营，将自己这一天的所见所闻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吴兆有跟袁世凯，接着，袁世凯立刻带一队人马火速赶往了邮政局。

可等他跑到之后，那里早就空无一人，就连周围也寂静一片，本来正烧着的民房也早就熄灭了火，除了黑乎乎的几块焦炭跟地上一摊目测是闵泳翊流的血之外，什么也看不到了。

袁世凯在勘察了现场之后，又带队巡视至王宫，一路上什么都没发现，宫里进不去，于是再带着弟兄们满汉城溜达了一圈，同样一无所获，折腾到了东方既白，只好收队回家了。

第二天吃过午饭，袁大人打算找几个跟自己关系要好的朝鲜大臣探探口风问问情况，结果派人好几个使者出去，都直接吃了闭门羹，回来报告说那几个大臣都不在家，家里人称是受了王上的召唤去了宫里，可至今都没回来。

就这样一直搞到当天下午，总算是碰见了一个在家的，那就是好基友金允植，金允植一看庆军的士兵来了，马上就知道为何而来，于是连忙让那士兵带话给袁世凯，让他自己多多保重。

于是，袁世凯终于明白，原来大家都死了。

在了解了这几天种种翻天内幕以及那十四条政令的第一条内容之后，袁大人虽然当时就想带军入宫，但考虑到那有日本士兵两百人，倒不是怕打不过，只是真打起来，那很有可能就要演变成两国之间的战争了，所以他一开始还是选择了一步比较谨慎的棋：亲自走了一趟王宫，想要面会高宗，说服他同意由清军来保护朝鲜王室的安全。

结果连王宫大门的门把手都没摸到就被赶了回去——这是当然的，金玉均怎么可能放他进去。

回到营地之后，袁世凯当机立断，决定出兵镇压开化党，但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吴兆有认为，出兵王宫，必须等北洋军令，但当时中朝之间军令往来靠的都是北洋水师的军舰传送，一来一去少则几天多则几礼拜，要真有这工夫，高宗估计早就被绑到日本去了，所以袁世凯对此坚决反对，但紧接着，陈树棠向他转达了英美德这三个西洋国家的意见：要求大清尽量克制，避免武力；最后，就连基友金允植也觉得，清军最好按兵不动，不然真打起来，万一伤着王上怎么办？

所以最后商议的结果就是不要轻举妄动，看看再说。

即便是袁世凯，也不得不当面表示服从众议。

可是到了晚上，他召集了自己手下的五百清兵和五百名在朝鲜练出来的新军，然后亲手逐一向他们分发了总计600两的黄金，发完之后，下达了军令，说是次日太阳一升起，我们就杀到王宫去，把日本人给赶走。

不过这事儿做得不怎么保密，让吴兆有给知道了，吴提督是惊得半夜跳起直冲袁世凯大营，差点就跪下叫他祖宗了，表示什么都好说只求袁爷您别轻举妄动。因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传统美德，你袁世凯要闹将起来，闹得好也没人会赏你什么，可要闹出乱子来，那上面问罪下来头一个开刀问斩的，必然是自己这个统帅全局的提督。

但袁世凯去意已决，并且亲口向吴兆有承诺表示：“如果因为挑起此次争端而获罪，那么将全部由我一人来承担，绝不连累大人您或是其他什么人。”

话说到这个份上，吴兆有明白拦是肯定拦不住了，只好说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多点人手好办事。

于是，就出现了之前的那一幕——开化党人还没来得及庆祝革命胜利，袁大人就杀上门来了。

竹添进一郎一听到这个消息，头一个反应就是准备撤退。

袁世凯+吴兆有+朝鲜新军总共两千人，自己两百个人，不撤退还能干吗？

更何况，现在跟大清开战绝非明智之举。

金玉均一看自己的靠山要撤，连忙一把扯住袖子：“竹添阁下，您不能离开。”

他很明白，一旦没了日本人当后台，就凭自己做的这些个破事儿，判个五马分尸都算宽大处理了。

纠缠了半天之后，竹添进一郎同意自己现在不走，三天之后再撤军，同时又允诺借三百万日元给金玉均用作日后开化党人的活动经费。

只是这计划赶不上变化快，两人才刚刚商议待定，清军就已经分三路攻入了王宫。其中，袁世凯的部队是从王宫正面的敦化门进来的，一进去就碰到了日本军队，当即双方就展开了一阵枪战，日本人因为人数太少，外加当时论作战能力也的确无人能出他袁世凯其右，所以是节节败退，以至于竹添进一郎闻报之后，退意更为坚定，也不管刚才承诺金玉均的那暂缓三天了，直接就跟高宗说，殿下，我们要不去东京避难吧？

高宗虽然没经验，但毕竟不傻，事已至此已然是看明白了个大概其，当场就拒绝了竹添公使的建议，说自己哪都不去，就在这宫里头待着。

就在这两个人扯淡的当儿，传令兵来报，说袁世凯已然攻到脚跟前了，怎么办？

怎么办还能怎么办，逃呗。

此时金玉均跟竹添进一郎也不管高宗肯不肯去东京了，拉起他就走——不管去哪儿，只要这哥们儿在身边，那就是个绝好的人质。

一路上，金玉均不断威逼利诱，劝说高宗先去仁川，再图长久，但刚刚还劝高宗去东京的竹添进一郎却又反复无常了起来，先行打起了退堂鼓，表示自己不玩了，要回日本公使馆去了，跟着你们太苦逼，又是炮弹又是枪子儿，回了公使馆好歹还有外交豁免权，袁世凯不敢把自己怎么样。

金玉均一听这话顿感在理，马上就松开了紧拽着高宗袖子的手：“公使阁下，我跟你一起去吧！”

而高宗显然是不可能跟着一起去的，于是两位绑架犯也再顾不上人质，双方就此分道扬镳，金玉均跟竹添进一郎去了日本公使馆，国王高宗则继续在汉城北面的关帝庙里安歇了下来，当天晚上，攻下了王宫赶走了所有日本人跟开化党的袁世凯派人找到了他，将其送回宫里，重新坐上了宝座。

之后的数日，朝鲜半岛对开化党跟日本人展开了总清算，尤其在汉城，市民看到日本人就打，竹添进一郎本来还以为躲在公使馆里毛事没有，没想到老百姓怒火中烧哪管你外交豁免，直接拎着菜刀擀面杖就来砸使馆，不得已，哥们儿只能逃往仁川，再从仁川坐船撤回日本。

当然，这一路上，金玉均是紧紧跟随，一步也没肯落下。

而回到宫里的高宗也没闲着，在12月10日，发旨昭告天下，宣布金玉均等开化党人为乱臣贼子，借他国之兵，挟持君父，罪不容诛。

宣布完之后，就开始大清洗，尽管主犯已经去了日本，但从犯们却是一个都没的跑，不仅自己被抓住砍头的砍头下大狱的下大狱，就连九族都没能幸免，短短数日，光是开化党的家属，就有一百余人被处死在汉城。

事情到此，也就差不多了，唯一想多说几句的，是袁世凯。

我记得我曾说过的，在这本书里，我们对于袁世凯之后的种种事情一概不予涉及不予评价，只就事论事，发生了哪件就说哪件。

在本次事件中，袁大人那当机立断的行为实在是可圈可点，怎么给好评都不为过，要不是他，估计亚洲的近代史就很有可能要重写了。

因为公元1884年是甲申年，所以这事儿在历史上人称甲申事变，金玉均他们从12月4日坐天下坐到6日下午，历时三天多，故而朝鲜人称三日天下。

消息传到北京和东京之后，两国震撼，撼完后，决定谈谈。

谈判的地点约在了中国的天津，算是北洋的大本营，中方代表自然是北洋大臣李鸿章，而日方代表，则是已经不干内务卿而改当了宫内卿的伊藤博文。

这是两位世纪巨人的初次会面。

第十六章
两雄初会

伊藤博文是在明治十八年（1885年）的3月14日抵达天津的，到了之后，先去了一趟北京，接着又于当月31日回到了天津，开始着手准备谈判事宜，3天后的4月3日，在天津的日本领事馆和李鸿章展开了会谈。

伊藤博文时任宫内卿，就是负责皇家事务的大臣，换大清的话类似于内务府总管，故而李鸿章一开始并不以为然，当着伊藤的面就很不客气地问道：“此乃外交事务，派宫内总管过来，算是什么意思？”

这话听起来确实不怎么友好，但伊藤博文却面无表情，相当淡定地回道：“宫内卿负责料理皇家事务，所以本大臣这次是代表我大日本帝国天皇来和你谈判的。”

泱泱中华自古就见太不得领邦小国自称雄啊大啊之类的字眼，可无奈眼下已是十九世纪文明社会了，对于伊藤博文的这个回答，李鸿章虽然不快，却也无可奈何，只能是不再纠结，抬手说大家坐，先喝茶，再谈事儿。

谈事儿，当然不是漫无天际地瞎扯，根据事先的互相照会，双方将围绕着以下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

第一，撤军问题。

考虑到两国在朝鲜各有驻军，今后很有可能再度引发跟这次一样的军事冲突，这要多冲突那么几次，必然就要爆发战争了，这是清日高层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干脆就撤军吧，当然，两国高层心底里的真正想法，是盼望着对方撤军而自己维持原状。

第二，赔偿问题。

汉城王宫一战，日本士兵伤亡四十有余，明治政府认为清国不宣而战抢先开火，这才是悲剧的根源，故而要求赔偿。

第三，朝鲜问题。

这其实是由第一个问题而衍生出来的新问题，毕竟这地方不太平，除了清日两国，还有西洋列强虎视眈眈着，比如北方的俄国，要是在双方都撤军之后，朝鲜又起了乱子，那该怎么办？是由清日两国共同管理，还是任由他去？

照例寒暄之后，先由李鸿章开了口：“关于撤军一事，老夫今日想听阁下的答案。”

伊藤博文回答道：“如果贵国先行撤军的话，那么我们尽管拥有在朝鲜驻军的权利，却也可以不使用。”

“如此说法，老夫可以认作是日本政府做出的承诺吗？”

“当然不行，我的上述观点并非定论，而是要视将来朝鲜情况斟酌而行，或许是全部撤走，或许是只撤一部分，或许是一兵不撤。”

“那贵方的意思就是只让我大清撤兵，你们日本却自行而定，是这意思吗？”

“我们从来都没有干涉贵国撤不撤兵的打算，只不过大清如果撤军了，那我们日本也可以考虑自己撤军的事宜。”

几个回合下来，无论是李鸿章还是伊藤博文都已经明白，只想着叫人家单方面撤军的如意算盘是不可能实现了，但继续两国就这么驻军驻下去也确实不合适，所以尽管现在还在僵持着，但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清楚，这结局必然是双方撤军。

这事儿其实就算是内定了，于是话题立刻被移到了下一个，也就是赔偿问题。

这次，是由伊藤博文先行开口：“中堂阁下，朝鲜暴乱之际，我国竹添进一郎公使是应了朝鲜国王之请，率军护卫王宫的，结果贵国将领却率军强行攻打，造成我军人员伤亡，贵国对此，是不是该有个说法？”

说法就是赔偿，讲得客气而已。

对此，李中堂一脸无辜：“两军交战各为其主，死伤在所难免，责任自在双方，你日本却要我大清单方承担全部，是不是过分了点？更何况，当时场面混乱，到底谁先动的手，尚未有定论，所以追究责任要求赔偿，为时过早。”

“中堂阁下，即便如您所说，究竟谁先动手尚是未知数，可当时王宫，我军奉命驻守，处于‘防’的地位，而贵国军队处于‘攻’的态势，这总是事实吧？”

李鸿章点了点头：“攻守虽是事实，但伊藤大人有所不知，我大清的军队，也是应了朝鲜国王之命前去勤王护驾的，并非师出无名。”

这个貌似是真的，据说守旧党里有个叫沈相薰，甲申政变当天正好在王宫轮班当值上夜班，被金玉均他们给遗忘了，于是趁此机会，也不知道从哪搞来了一张闵妃的小纸条，上面写速来救驾四个字，然后带给了袁世凯。

对此，伊藤博文的回答是有没有证据，那张小纸条现今何处？

接着，他又表示，在甲申政变中，清军还杀害了很多居于汉城的平民，关于这点，也要求清政府做出赔偿。

关于这两个问题，李鸿章逐一做了解答，第一，证据嘛，本来是有滴，但是呢，在乱军中好像被弄丢了，不过这也不算什么大事，没有物证也有人证，你可以回头去问闵妃，问问她是不是写了这张纸条，她要说没写，你随时可以来找老夫，我们再做一番计较；第二，清军杀日侨，此乃污蔑我王师形象的无稽之谈，没什么好讨论的。

这倒是实话，事实上前面也说了，政变之后，汉城全城仇日，老百姓拿着菜刀擀面杖看到日本人就杀，而清军非但没跟着一起砍，反而还救助了不少城里的日侨，用船护送他们去了仁川，这点日方也有承认，所以除非吴兆有袁世凯他们双重人格，一面救人一面杀人，不然说清军在甲申政变的时候屠杀日侨，确实不怎么靠谱。

而且李鸿章在断言否定之后，还加以解释：“清国人跟朝鲜人从面容肤色上很难区分，或许是受害的日本人看错了，同时也有可能是一些旅朝华侨中的败类参与了打砸抢，那么这就属治安事件了，没有必要放到今天这个场合来讨论，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大清的士兵是不可能参与杀害日侨的。”

因为李鸿章态度非常坚定而伊藤博文此刻手头上也的确没有清军杀日侨的确凿证据，故而这个话题只能到此为止，于是他只好再度调转枪头回到从前旧话重提，要求李鸿章就率先攻击驻守王宫的竹添进一郎部给予说法和赔偿，而李鸿章则仍是老一套的太极神拳，见招拆招地以力化力，就这样，两人从上午一直磨嘴皮子磨到了中午，李鸿章表示该开饭了，先吃饱了再说。

于是两人移至饭堂，享受天下第一的中华料理，席间山珍海味不断，伊藤博文吃得非常高兴，因为只顾着吃，故而在饭桌上没有跟李鸿章发生任何有营养的对话。

4月5日下午，第二次会谈在老地方展开，这次谈话的主要议题还是围绕着3日没说完的话展开，也就是日方要求清政府就先动手对竹添进一郎部发起进攻而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由于李鸿章没有主动赔人钱的习惯，还是一套太极组合拳对付了一整天，两个人一个要求赔钱，一个声称两军交战互有损伤，绕了无数圈都绕不到一块儿。

不过，因为伊藤博文确实缠劲十足，所以最终李鸿章也不得不表示，中方愿意就此次两国武装冲突的个中细节再进行调查，同时也承诺，一旦调查发现大清确实存在着日方所说的那些过错，则清廷一定照价赔偿，绝不赖账。

虽然这一看就知道仍是托词，但怎么说也算是个让步了，而且，话说到这个份上，李鸿章等于是在告诉伊藤博文，老夫已经给予你余地让你回国好去交差了，别再不知好歹地死缠烂打了，不然的话，不光你想要的东西一样都得不到，就连原本能给你们日本的，也会被取消。

伊藤博文很明白，他更明白的是，两国之间的外交，其实是基于国力之上的，现如今的日本就国力而言还不能跟大清相提并论，再这么纠缠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

于是，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双方自动地进入了下一个议题——朝鲜的未来。

这话听起来貌似有些王八蛋，怎么说朝鲜的国运就该由朝鲜自己来决定，什么时候挨着你大清跟日本的事儿了，可没法子，现实情况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清日两国惹不起两眼发蓝的西洋列强，只能欺负欺负朝鲜，在这半岛上割肉夺利。

而从双方的实力来看，日本比较弱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大清虽然强一些可也毕竟强得有限，而且此时此刻在越南他们正跟法国人开着战，没法搞两头对付，所以无论哪方想要吃独食都不太可能，于是只能是各退一步双边互惠了。

4月18日，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各自代表清日两国签署了《中日天津条约》，内容不多，总共三条：

1.清日两国共同从朝鲜撤军，四个月内完成。

2.清日两国不往朝鲜派遣军事专员或是军事顾问。

3.将来如果朝鲜碰到需要清日两国任何一方出兵的情况，在出兵之前，一方必须以书面通知的形式照会另一方，同时，在完成军事任务之后，即刻撤退，不作驻留。

此外，李鸿章另行一文，允诺中方将对在朝鲜王宫武装冲突一事做彻底严密的调查，当然这个说过也就当调查过了，之后再也不曾有下文。

就此，这场史称甲申政变的破事儿就算是到此结束了。

就政治方面而言，清日两国算是打了个平手，一个失去了在一千多年来的藩属国国土上驻军的权利，而另一个则挨了一顿打也失去了刚刚得到的驻军权，大家都吃了些亏。

至于社会影响，大清方面其实还好，没什么太大的动静，关键是日本那边，那真是朝野震撼，尤其是对于中国不赔偿日本在朝挨打损失这一做法，各界愤慨异常，比如福泽谕吉，他就撰文一篇，声称在西洋文明如同麻疹一般四处蔓延的当今时代，日本何其不幸居然摊上了中国和朝鲜这两个拼命阻挡文明开化的“恶友”，若是再跟这帮家伙继续交往下去，估计西方列强都会把日本看作中朝两国一样的顽固不化的国家。所以，为了国家的前途着想，日本应该脱离和中国以及朝鲜的关系，不过，也不能就此将他们抛弃不管，应该要在适时的时候，拉这俩倒霉孩子一把，帮助他们走上文明开化的道路。

不过，帮归帮，但从此以后日本的国家定位则必须是与西方列强在一条船上，换言之，别把自己当亚洲国家，得当作是欧洲的。

这就是那个著名的“脱亚入欧”论的简单概要。

长久以来很多国人都对此理论愤恨不已，对此我觉得我有必要说两句。

虽说我确实不喜欢这种跑人家家里帮助人家致富的行为，但作为政治家，一个日本的政治家，福泽谕吉首先要考虑的自然是日本的“利益”，帮助邻国闹革命说白了就是想在革命成功之后在其他国家获取最大的外交和贸易优惠而已，那年头任由哪个国家几乎都是这么干的，你真要说下流无耻那也只能是全帝国主义的下流无耻，别老拿一个手指头指着日本或是福泽谕吉说事儿，要知道当年袁世凯奉命跑朝鲜平乱那也不是为了中朝两国人民友谊的万古长青，清政府只是不愿意把好不容易跟了自己千把年的小弟给弄丢了而已，毕竟谁都明白，朝鲜一旦有失，那大清太祖爷龙兴之地，泱泱中华的东北门户可就豁然大开了啊。

除了福泽谕吉，还有一个人也很不高兴，那便是伊藤博文，这哥们儿此次前往天津谈判，毛都没捞着一根，那么多日本兵日本人就算是白白死朝鲜了，这场完败，他是铭记于心，一日也不曾忘却。

只不过眼下显然不适合报仇，因为伊藤博文很清楚，李鸿章之所以底气那么硬，是因为他手里有大杀器。

那就是北洋水师。

说起来，这支舰队的组成还和日本有着莫大的干系。

且说当年西乡从道攻打台湾之后，清廷就清楚地认识到了日本以后兴许会成为天朝大患，对此，恭亲王奕訢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紧急机宜，原浙江巡抚丁日昌也上奏了《拟海洋水师》章程，建议建立三洋海军，李鸿章则提出暂弃关外、专顾海防的方针策略。在洋务派的一致努力下，海防论调压倒塞防，使得朝廷最终下定决心，要搞一支海军力量出来。

清光绪元年（1875年），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创设北洋水师，负责山东海域以及黄海北部防务，据点为山东的刘公岛。

同年，李鸿章向英国订购战舰四艘，清光绪四年（1878年），又在英国订购了扬威和超勇两艘军舰，不过因为对这两艘船不怎么满意，所以在第二年李中堂转而改向德国人买船，也订了两艘，便是著名的定远和镇远。

截止到甲申之变那会儿，虽然最强的定远和镇远还差几日尚未交货，但整个北洋水师已经基本成型了。

反观当时的日本，因为比较穷，在国力方面完全不能和大清相比，所谓海军，也不过靠的是幕府时代留下来的几艘小破船，根本就不具备叫板的资格。所以他们能做的，只能是韬光养晦。

明治十八年（1885年），政改，废除旧官制，建立内阁首相制度，而这第一任首相，正是伊藤博文。

他能当首相，有运气好、能力强等因素，但主要还是得益于一个词，叫脱亚入欧。

这四个字虽说是由福泽渝吉首创，但其观念却是自明治维新之后就有了，也叫全盘西化或是全盘欧化，不是说要移动陆地板块把日本挪到欧洲去的意思，而是希望日本人能在思维、文化甚至是穿着打扮等各方面都要摆脱原有陈旧的东方气息，尽量向西方世界靠拢。

而在日本选初任首相的时候，最热门的候选人有两个，一个是伊藤博文，一个叫三条实美。

三条实美是公卿贵族出身，他们三条家自古就是贵族中的贵族，千余年来不曾变过，论家室论地位，农民出身的伊藤博文根本就是光着脚也追不上的。

但最终天皇还是选中了伊藤博文，原因在于井上馨的一句话：“从今往后，作为国家元首，要是看不懂红电报的话就会很麻烦吧？”

红电报指的就是外国来的外交照会公文，多为外语原文作成，想要看明白，自然就必须有相当的外语功底。

井上馨的意思倒并不是说当首相就要过英语四六级，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当时的形势——要当首相，就必须有能把日本一国带入西方列强里头的能耐，至少，你得懂什么是西方列强，说通俗点，就是懂洋务。

出身千年古老家族的三条实美显然不能胜任，于是，第一任首相的人选就这么确定了下来。

再说伊藤博文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却并非急着跟洋人打交道，而是创设了帝国大学，也就是现在的东京大学，本来还打算再接再厉再弄几个大学凑一大学城的当儿，结果却出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李鸿章叫板来了。

第十七章
长崎事件

明治十九年（1886年）八月一日，这一天，还没有完全成型，尚未被冠以“北洋水师”四字称号的清朝海军派出定远、镇远、济远以及威远四艘军舰组成了一支舰队造访了日本的长崎。

老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更何况谁家也没有用不完的能源，四艘军舰之所以不远千里跑长崎来，主要有两个目的。

其一，前面说了，是来吆喝的，吆喝的原因在于朝鲜。

虽然甲申兵变可以说已然尘埃落定，但半岛局势仍是非常紧张，作为朝鲜的宗主国，大清帝国有必要耀武扬威一番，以维护自己那岌岌可危的宗主地位，顺便也警告一下日本，不要轻举妄动。

其二，是来长崎修船的。

这事儿说起来就比较没面子了，当时的大清王朝虽然是拼了命地找各国去买军舰，但并没有怎么修建船厂，倒是不说没有，他也有过，早在同治五年（1866年），大清就有了由左宗棠创办的福建船政局，也确实能造船，只不过后来在光绪十年（1884年）的中法战争中，被法国人基本打成了废墟，差不多完全丧失了生产能力，而且对于李鸿章来讲，大清有没有造船厂意义其实并不大，因为急功近利的他宁可一掷千金去追求船坚炮利，却并没有花上大量时间和耐心来培养真正的海军人才，所以放眼整个大清，能开轮船的有，但能修轮船的几乎没有。

也就是说，所谓的北洋水师其实就是个一次性用品，别说上了战场被人打烂打残，哪怕是平常磕了碰了，都没人给你修，退一万步说，即便是年检，那都没地儿找去。

反观日本，虽然造不出什么像样的军舰也买不起什么特别好的船，但他们能修，因为他们有不少船厂，比如建造于1871年（明治四年）的横须贺造船厂，再比如这次给清国水师做检修的长崎三菱造船所，这些地方尽管不能造什么牛逼的好船，但搞搞例行维修还是绝对没问题的。

当然，这得归功于那位小栗忠顺。

话说对于清国舰队的来访，日本方面还是比较重视的，先是组织人手在岸上搞了个热烈的迎接仪式，接着又表示，酒菜也已经准备好了，请大家赶紧趁热赴宴吧。

当然，能上饭桌的仅限于当官的，至于底下的大头兵们，就自由活动吧。

于是，水兵们走出了兵舰，展开了各自的长崎一日游。

不过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比较痛苦的事情，毕竟身在异国，语言不通又不认识路，一大帮子人跟个没头苍蝇一般到处窜来窜去，算是给日本的道路养护部门免费压马路了。

百无聊赖之际，有个人提议说，听说日本的女人不错，不如我们去青楼找乐子吧？

一群人立马兴奋了起来，纷纷举手赞同，在全票通过之后，大家开始四处找起红灯区。尽管语言不通，但根据在国内丰富的经验以及练就出的在这方面的敏锐判断力，还真的让这帮人给找到了游廊，也就是日本的妓院。于是，兴高采烈的清国士兵们吆三喝四，前呼后拥地迈开步子踏了进去。

但很快他们就都被摆上了桌面，一个个成为了杯具。

由于不懂规矩外加态度极为嚣张，尽显兵痞本色，即便是见钱眼开的日本游廊也对这群远道而来的客人下达了逐客令。而这些一个个在刘公岛上横惯了的兵油子哪能忍受这种待遇？当场便闹了开来，动手砸起了店。眼看着这破坏神降临日本，店老板也不敢跟这帮人讲理，当然也讲不通理，所以只能把警察给找来了。

要说到底是天朝兵勇，虽然在欧美列强那里只有低头哈腰的份儿，但对于日本的警察这帮水兵还真不白给，手里拿着游廊的各式锅碗瓢盆照着对方的脸就招呼了上去，一阵拳打脚踢家什乱舞之后，清朝水兵和日本警察分别受伤一人，双方一看打得差不多了，也就架着伤员各回各家了。

一起访日的清朝水师提督丁汝昌当天晚上将这些嫖娼不成反砸人店的浑蛋玩意儿都叫到了一块儿，然后一顿痛骂，并严令他们从此以后如果上街，一律不许佩带兵器，也尽量避免去人多的地方。

倒不是说怕日本人，而是丁汝昌生性忠厚，不是一个爱惹事的主儿，他是安徽人，乃系淮军将领，属于自己老将军李鸿章一手给带出来的亲信，所以对待外国人也多少受点李鸿章的影响，就是我不怕你，我也不欺你。

反倒是日本人，在打完架之后开始了担惊受怕，毕竟海上停着四艘清国军舰，特别是定远和镇远两艘，两者为同一系列产品，排水量皆为7335吨，属于当时远东最大的铁甲战舰，当然日本曾经也有过那么几艘铁甲舰，不过跟定远镇远两艘比起来，那就是老鼠跟大象的关系。最可怕的是，这两艘军舰上都安装了口径12英寸（30.5cm）的巨炮总共8门，这种大炮别说当时的日本没人见过，就算是听，都没人听说过。两艘军舰停在长崎港口，随便一艘上的一门炮那么放个几响，估计半个长崎就没了。所以尽管是清国闹事在先，但日本人也不敢乱动，最好就等这事儿这么渐渐地淡化，然后不了了之。

然而，这种事情往往就是你越不想跟它混一块儿可它就偏偏要黏上你。

当年当月的15日，是清国海军的放假日，大家纷纷上岸逛街，打算弄点土特产带回家去。不过毕竟是在外国，为了防止迷路之类的事情发生，所以水兵们采取了几十个人一扎堆的集体行动方式，从早上8点就开始压起了马路。

大概在中午时分，一队约摸六十人的水兵旅游团路过了一家日本派出所，好戏就这么拉开了帷幕。

根据不久之前拍摄的一部叫甲午风云还是甲午什么玩意儿的片子所记叙，当这些清国水兵正走在路上的时候，突然就冒出来几个警察，说是要查证件，然后水兵很奇怪，说你好端端的干吗要查我，警察说，因为你是中国人，然后爱国的清军在日本跟日本警察展开了武斗，场面相当激烈刺激，也很振奋人心。

不过从历史的角度或者是正常人类思维的逻辑角度来看的话，那只能给这部片子的这个片段予两个字的评价：扯淡。

估计这导演是看多了类似于含泪活着或者是成龙拍的新宿事件等类似影视剧，要么就是看惯了那种“你滴，良民证滴有”“嗨！太君，良民证滴这里”之类的场面，然后非常想当然地认为日本警察有喜欢查中国人证件的好习惯。事实上虽说在今天，日本警察的确喜欢没事问候一下走在路上看起来比较像中国人或者韩国人的外宾，但也就是今天而已，在100多年前，人家根本就没这毛病。其次，就算是有这习惯他也不敢查，因为跟清国水兵过不去那就等于是跟门外的镇远定远过不去，跟镇远定远过不去，那就纯粹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了，犯不着吧？再次，事实上当时的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尽管跟清国差不多，都属于那种比原始土人要好一点，但还是被西方列强随便捏着玩的类型，但国力方面却要比自己多年来的老师傅差很多，不管是比钱、比人口、比GDP还是比军备。所以早在游廊出事儿的那天，明治政府方面就严令长崎警察，只许严防死守，不准主动挑衅。

他们不挑衅的结果就是被挑衅。

当这些清国水兵走到派出所门口时，突然其中的一人离开了队伍，迅速走到墙根，然后解开了自己的裤子。

也不知道这哥们儿是真尿急了还是故意的，总之他在警察面前乍泄了春光，然后遭到了日本警察的阻止——再怎么忍让克制，在自己头上拉屎拉尿总是不允许的。

早就看日本警察不爽的清兵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于是一拨人开始跟警察吵架，一拨人去叫援兵，不一会儿，在附近闲逛游荡的所有清国水兵都被叫了过来，总数量高达四百五十人，然后这伙丘八开始向警察发难，一边用手指直接指着对方的鼻子破口大骂，一边开始动手动脚起来。

在日本，用手指指着别人是相当不礼貌的事情，一般只有指犯人的时候才会用手指，所以现在水兵这么指着警察，等于就是侮辱了；而还有一些人则直接就把几个警察的帽子给拽了下来，或者用手里装着东西的购物袋开始拍打对方。

尽管受着莫大的羞辱，但日本警察依然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克制——因为他们人太少，一个派出所区区十几个人，真打起来很可能五分钟就解决战斗了——被解决，再加上一想到门外定远镇远两艘巨舰，大家也只有忍耐忍耐再忍耐了。

不过，这世界上既然存在着能忍的一类人，也自然存在着不能忍的一群家伙。

就在两拨人闹得正欢的时候，突然斜刺里噌噌噌地蹿出来几名彪形大汉，也不二话，抡起拳头对着其中的几名水兵就是五六拳，把他们当场就给打趴在了地下。

半路来了程咬金，这下双方都愣住了，这几个汉子，清国人不认得，日本警察却认得，他们都是经常在警察局门口招揽生意的黄包车夫，各个虎背熊腰，能抓小偷，能揍强盗。

再说清国水兵，尽管事出突然，把他们震住了那么几秒，但很快大伙就反应了过来，知道这下不能再打嘴炮摸小手了，该上真家伙了，只听得一声呐喊，众人齐刷刷地扑向了那几个横出头的黄包车夫——先弱后强，还算比较有战术。

而警察一看居然有人敢伤我同胞，也都忍无可忍了，他们不顾人数上的绝对劣势，同时也把两艘巨舰的事儿给忘在了脑后，拔出了腰间的刀就朝清国人身上砍去。

于是一场大战就这么爆发了。

水兵们尽管人多势众，但无奈丁汝昌将令在先，说是上岸观光一律不准带武器，违者军法处置，所以他们个个赤手空拳，完全就是活靶子。在一阵乱砍乱杀之后，大家受不了光挨砍没法还手这样的悲剧，开始逃窜了起来。

这一逃不要紧，活脱脱地就成了过街的老鼠，几乎全长崎的市民都被动员了起来，大家搞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有的爬上屋顶，揭起自家的瓦片就朝水兵们的头上砸去；有的从家里挖出祖传的宝刀，挥舞着向水兵们的头上砍去；还有的当场吩咐老婆烧起了洗澡水，当然他并不洗澡，而是把这一盆盆刚出锅的滚烫滚烫的开水向着水兵们的头上浇去。

更有甚者，苦于手里没合适的家伙，干脆随手拎起一个夜壶，站在狭窄的巷子里，摆出一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静候落单逃窜至此的清国水兵，来一个砸一个再泼上一身屎尿。

而长崎各地的警察也在此时都汇集了过来，战斗人数瞬间突破一百大关，大家奋力向着清国人发起了最后的总攻。

不幸陷入了这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的清国水兵最终被打死了5人，打伤44人，还失踪了5个，这事儿我到现在都觉得奇怪，繁华如长崎这样的地方，居然还会有人失踪？估计是被打晕了然后直接丢开水锅里给煮了吧。

消息很快就传回了中国，朝野震惊一片。

大家都明白，大清王朝又丢人了。

本来嘛，身为近代海军军人，上岸组团嫖娼就已经够不光彩的了，结果你嫖娼没嫖成之后还在人派出所门口随地大小便，还跟人动手打架，这简直就是无视党纪国法军规戒律，有人生没人养。

最最关键的是，打架居然还没打赢。

你说你要是战场上打不过别人那也就罢了，胜败兵家常事，可这一回你是被人活老百姓拿着尿壶给抡死了五六个，丢不丢人哪，还亚洲第一呢，就没见过这样的。

无论是从道德素质的角度出发还是从事情的实际结果来看，这一回的清国水师都是一个现了大眼的存在，用李鸿章的话来讲，叫“争杀肇自妓楼，约束之疏，万无可辞”。

不过，这话是这么说，但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毕竟关乎面子问题。

所以在问及如何处理此事的时候，李大人摆出了一副出离震怒的面容，表示欧美列强也就罢了，现在小小的日本居然也敢太岁头上动土，殴打自己的子弟兵，是不是不想混了？

就这样，自打鸦片战争以来，大清帝国终于雄起了那么为数不多的一回，李鸿章亲自致电明治政府：要求严惩打人凶手，并且赔偿损失，如若不然，兵戎相见。

日本政府连忙喊冤，说这打架是双方的事儿，我们还死了人呢，凭什么要赔钱给你们？

这是实话，俗话说互相打架两败俱伤，日本方面自然也不可能毫发无伤，他们的警察死了2个，伤了20个，此外还有好些不明真相就乱入其中丢砖头倒开水的围观群众也受了伤。

对此，李鸿章明确表示，多说无益，赶紧赔钱。

当时日本的外务大臣叫井上馨，哥们儿对李鸿章说，我们谈谈吧，李鸿章说OK，谈就谈吧。

于是，他派出了北洋的外交顾问，后来被誉为近代中国外交之父的伍廷芳先生，双方就长崎街头斗殴一事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伍廷芳口口声声罪在日本，并且三句话不离镇远定远，意思很明确：你是要出钱呢，还是要出血。

井上馨被弄得只有招架之力，非常弱势地表示，这事情纯属误会，还请伍先生火气不要那么大。

对于他的说辞，伍廷芳是非常不屑的，他表示既然是误会那也无妨，不过钱总是要赔的，可以看在误会的分上，给你打个折，减掉几万，如何？

井上馨则坚持认为，打折降价都好商量，但既然是误会，那你们也该赔给我们钱吧？

伍廷芳说我累了，先回宾馆睡觉去了，改日等有空了再说吧。

井上馨说明天我就有空。

伍廷芳说是等我有空。

这话说得倒是硬气，但实际上倒也并非是这么一回事儿。

大清的镇远和定远此时就在长崎外，这是事实；镇远和定远很厉害，这也是事实；尽管两艘船缺弹少药，可并非是弹尽粮绝，真要打，还是能射出那么几发来的，这依然是事实。

基于上述事实，水师总教习、英国人琅威理曾亲拍电报，建议李鸿章下令开战，直接拿大炮轰他娘的长崎。

但被拒绝了。

同时拒绝这个建议的还有丁汝昌。

这个行为被后世的好些人认为是懦弱保守，胆小怕事，其实不然。

长崎是当时亚洲著名的港口，也是九州的经济中心，这个众所周知，但除此之外，那地方更是一座要塞，外围有工事也有炮台，颇具战斗力。

所以李鸿章和丁汝昌认为，尽管自己手握大炮巨舰，可要是贸然地跟一座要塞对轰，并非明智之举。

这显然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所做出的正确决定。

不过，不打算动手并不代表不打算以动手为名相要挟。

就在伍廷芳跟井上馨扯淡的那会儿，当月的20日，李鸿章在天津紧急召见了日本驻清公使，波多野章五郎。

李二先生当年已经六十有八了，不过身体依然相当健康，气血旺盛，尽管波多野章五郎坐着离他有好一段距离，却依然可以感受到对方浑身上下的怒火。

“公使阁下，你知道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吗？”

波多野公使当然知道李鸿章说的是哪些事情，但他还是装了一回傻，假惺惺地问道是啥事，莫非天津的菜价又涨了？

“我说的是日本，不是大清！”李鸿章怒称。

波多野依然保持着很无辜的脸色：“目前尚未有电报送来。”

见对方装傻水平居然已经到了这般炉火纯青的地步，李鸿章也就不再绕弯弯了：“最近，我刚收到过一份电报，说你们长崎的警察跟我大清的水兵发生了群架事件，双方互有伤亡。”

“那么，电报上有没有说群架的原因和伤亡的具体人数呢？”

李鸿章强压怒火，摆出了一副相当耐心的表情进行了讲解：“原因并未详细说明，但大致是因为水兵上陆购物引起的，这个不会错，伤亡人数的话我们这边死了5个，受伤几十个，你们那边我就不知道了。但有一点，贵国警察如此暴乱，公然在大街上若无旁人地行凶，着实让我感到震惊，长崎县警是归长崎县管的吧？”

波多野说没错，长崎县警察的确归长崎县管，不归鹿儿岛县管。

李鸿章：“对于此事，长崎县政府必须负起责任来。”

波多野表示这个好说，还有一件事儿得问问清楚：“贵国水兵上岸的时候，有携带武器吗？据我所知，海军的话即便不带刀枪，随身也会带着一些用来割绳子之类的小刀，这种东西一般是不离身的。”

这话不说倒还罢了，刚一说出口，李鸿章就勃然大怒：“这次上岸，水军提督丁汝昌就是考虑到两国交好，连你说的那种小刀子都让他们给卸下来了，可你们的警察，却扬起长刀砍我国手无寸铁的士兵，这真是让人觉得太过分了！”

李鸿章越说越气，波多野想插话都没机会，老爷子一边拿拐杖敲击着地板一边又接着说道：“你们国家长崎的警察跟我们国家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非要用刀用枪赶尽杀绝？我记得几年前，也是在长崎吧？也是警察吧？砍杀了我国侨民一人，我说你们到底打算怎样？今天我干脆就把话给挑明了吧，就在昨天，我大清舰队的英国总教官琅威理发电报跟我说，水师已经整装待发，随时可以跟你们日本开战，而我念在两国交往千年之久，所以给否决了，公使先生，你看如何？是不是要跟你们真刀真枪地干一场，你们日本才肯善罢甘休哪？”

李鸿章说的三四年前警察砍华侨一事儿，还真有，那是发生在1883年（明治十六年）的时候，一个在长崎的中国哥们儿因为吸食鸦片还拿出去贩卖，结果被日本的警察给追捕，在此过程中双方引发了抓捕和拒捕事件，然后那位中国人非常不幸地被警察给一刀送上了路。事后清政府虽说因为自知理亏所以也没怎么深究，但总觉得心里硌硬得慌，毕竟只是贩个鸦片，你抓就抓了，他拒捕你用棍子打一顿那不还是能抓吗？没必要活活砍死吧？

波多野一看对方真怒了，心说不好，连忙一边劝一边扯开了话题：“贵国的军舰是从朝鲜元山来的吧？”

“不错，总共四艘军舰，从朝鲜来长崎修理的。”李鸿章说道，“不过从今往后，我大清的军舰一律去香港或者上海修缮，绝对不会再麻烦贵国了。”

波多野连忙表示您别介，以后要修船了还是来我们这里，价钱好商量，生意大家做，有财大家发，一阵赔笑之后，他继续转移起了话题：“听说贵国海军名将丁汝昌将军也去了长崎吧？”

李鸿章说废话，丁汝昌不去谁带队啊？然后一想不对，心说不能让这家伙再这么胡搅蛮缠满世界转移话题了，于是把脸一板，沉下声道：“公使阁下，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贵国的警察凭什么就要拿刀砍我大清水兵？这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现在是清日两国最需要友好的时候，你们却做出这种事情来，难道就从来不考虑后果吗？”

波多野一看装傻充愣这招在李鸿章这里似乎不太好使，于是也就干脆不玩这套了，正色道：“我国的警察虽说不是什么神佛，但也绝对不会随意施暴伤人，更何况现在日本已经准备立宪，全国实行法治，警察也有警察法来约束，如果他们敢乱来的话，法律根本就不会放过他们。而我想，这世界上是没有人会故意跟法律过不去吧？”

李鸿章一笑：“你的意思是说，我大清水兵动手在先，你日本警察防卫在后？你丫的也知道你们的警察不会跟法律过不去，可我们的士兵难不成会赤手空拳地跟拿刀子的过不去？是你傻呢，还是你觉得别人都傻？再说了，如果是我们这边先动的手，难道你们长崎县的县衙会一点动静都没有吗？可事实证明，他们确实一点动静都没有，这点你怎么说？”

波多野一时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说，只得把皮球给踢了回去：“李大人的意思是……？”

李鸿章干脆就挑明了：“这件事情的起因就是因为你们长崎的警察对我大清长期的仇视所造成，你就不要找别的借口了。”

波多野一听这话自然矢口否认，当即表示日清两国友谊源远流长，更何况长崎警察跟清国水兵远日无怨近日无仇，素不往来，八竿子都打不到一块儿去，怎么可能仇视对方而且还是长期的，你要说临时性仇视那还能理解，在话的最后，波多野公使还补充表示，我们日本人又不是美国人，跟你们大清不争房子不争地，也不抢饭碗，根本就没有仇恨的理由啊。

之所以把美国人给拉出来说事儿，那也是有典故的。当时美国正在闹排华，因为他们刚刚废除了奴隶制度，使得全国劳动力的价钱都普遍上涨，可唯独华工不但不怕吃苦而且不要高工资，所以备受各界资本家等用工单位的青睐，再加上中国人又老实本分，美国工人闹罢工他们不闹，美国工人要涨工资他们觉得这样就好，如此一来，那么就等于是中国工人抢了美国工人的饭碗，而且双方还结下了梁子——只要有中国人在，罢工铁定闹不成，因为工厂长不怕你黑人白人不干活，反正有的是中国工人肯干。

由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导致了众美国劳动人民的思想觉悟比较低，他们错误地认为，造成自己收入低廉还无法罢工，被抢饭碗的直接原因是那些成千上万漂洋过海移民来的辫子男，却并没有认识到这种迫害工人阶级的真正罪魁祸首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吸人血的资本家。

结果就是在1885年（明治十八年）的时候出事儿了，当时怀俄明州的石泉矿区在白人矿工的发动下举行大罢工，然后华人劳工表示不参加，双方发生了冲突，在类似于工会组织性质的团体劳工骑士团的带领下，众白人矿工操起家伙，捣毁矿区内华工住宅村，并杀死28名中国人，然后立场坚定地表示：在不开除所有华工之前，面谈复工。

消息传到大清，李鸿章跟慈禧都很窝火，但也没辙，首先，移出去的人民泼出去的水，其次，对方是美国。所以这口气也就只能憋在心里，一直没敢吭声，现在波多野章五郎不知好歹旧事重提，等于是戳了李鸿章心窝子一记，所以他火大了：“什么美国？美国是什么？那能跟现在的事情相提并论吗？美国人跟我们那是老百姓与老百姓的冲突，你们日本人那是军人和军人的打斗！能一样吗？”

当时清朝还没有引进警察制度，所以李鸿章一直觉得警就是军，军即是警，都是国家武装力量的一部分，所以便将其归为一类给说了出来，这句话分量很重，仔细想一下就会明白，在怎样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军人和军人的打斗？没错，在战争时期。换句话讲，李鸿章的潜台词其实就是一句反问：你们日本的军人打我们大清的军人，是打算宣战吧？

波多野虽说爱装傻，但绝非真傻，他马上就知道对方的意思了，但也不方便明确回答是开战还是不开战，只能抓李鸿章的语病：“警察跟军人绝非一样东西，一个是保家卫国的，一个是维护地方治安的，所以不能混为一谈。”

李鸿章显然已经是很不耐烦了，表示这警察也好军人也好怎么都好，反正，这事儿绝对不能让你们这么就此不了了之，我已经先派伍廷芳等作为专使找你们的外务省去了，驻日各公使参赞也会去活动，不管怎样，你们日本方面也得给我高度重视起来。

波多野章五郎连忙表示一定一定，伍专使如果真去日本了，外务省一定会好好款待请他吃国宴的，您老就一百个放心吧。

于是会见到此结束，李鸿章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而伍廷芳去日本的情况在之前我们也已经说了，这里就不再重复。

事已至此，井上馨知道这事儿不好办了，多年来一直慈眉善目的老师傅今天终于发火了，铁了心地要跟自己玩一场硬的了，面对北洋的军舰大炮，日本的那几艘战争时代打炮，和平年代打鱼的破船自然硬不起来，要想解决此事，唯一的办法就是寻求外援。

于是，他一边好言安抚伍廷芳，说这事儿好商量，别着急，一边请来了英国和德国介入调停，经过周而复始的来回磋商，大家终于在第二年，也就是明治二十年（1887年）的2月敲定了协议：双方认可此事为因语言不通而引起的误会，对各自做出的不理智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所谓的责任，其实就是钱，用金钱来表示你所需承担的责任。

根据双方协定，既然是误会，而且又是群殴，所以就不再找相关责任人了，反正也找不到，但对于赔偿一事，却是非常有必要说说清楚的，好在对于双方伤亡者的抚恤，大家也有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军官、警官的恤金每人6000日元，水兵、警察恤金每人4500日元。水兵因伤残废者每人2500日元，至于见义勇为的那几个日本老百姓，不管死活自然是没得赔的。这样算来的话，日本方面需要承担52500日元的赔款，而清朝因为杀的人少，被杀的多，所以只要付15500日元就行了。

明治时代的日元很值钱，和今天相比基本上在一比一万左右，也就是当年的1日元等于现在的1万日元，52500日元的话，大致折合人民币约四千来万，算是巨额了。

很多人都把这次交涉的成功认为是清朝自鸦片战争以来头一回外交大胜利，这根本就是扯淡。

要论单价，日本人普通警察的身价几乎是清国水兵的两倍，我们之所以得到的多那纯粹是我们死得多。

如果这也算是胜利的话，那我实在不知道失败是怎个样子了。

此外，长崎事件再度让日本朝野对大清感到了两万分的不爽，同时他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北洋水师的存在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必须予以解决。

战火，就快要被点燃了。

中日恩怨两千年

卷　肆

第一章
三景舰

长崎事件之后，无论是明治政府内部还是日本全国，都开始流行起了一股清国威胁论，大家都觉得大清造那么强大的水师，肯定是为了扩张，而这扩张的目标，绝对是日本。

这种危机感确实可以促人奋进，所以在一次政府高层会议上，日本初代首相伊藤博文提出，要增加海军预算，而且是大幅度增加。

这是一个很睿智的想法，但并不实际，因为没钱。

在此之前，明治政府曾经投了5952万日元，搞过一个八年扩军计划，其中，有4200万是专门投入到军舰方面的，凭良心讲以当时日本的身家，能丢那么多钱进去搞军舰，已经算是豁出本儿的买卖了，但伊藤博文仍然觉得不够，其实的确不够，如果算上平日里的维护费用跟军舰士兵日常所需，这点钱最多只够装备十来条普通军舰，完全不足以跟北洋水师相提并论。

话虽是这么说，但现状摆在那儿，不够也就只能是不够了，想再多要钱，管经济的大藏省是不会再给一分了。

于是伊藤首相就想到了取之于民这一生财之道。

明治十九年（1886），也就是长崎事件的当年，明治政府开始发行舰船公债，就是问老百姓借钱造船，鉴于清朝水师在长崎干的那令人痛恨的勾当，所以日本各地群众一听说是给军舰捐钱，个个踊跃不已，这个公债发行数年，总共募集到了一亿七千多万元，相当于八年扩军计划全额预算的三倍有余。

有了钱，自然一切就好说了。明治二十年（1887）三月，海军省拨出近750万日元，跑到横须贺船厂找到了一个叫白劳易的哥们儿，说这是钱，你给我们设计一款船来，然后一式造三样。

白劳易，法国人，时任横须贺船厂总监督，舰政本部特别少将，海军省顾问。

他出身在法国南希，早年学法律，后来学舰船设计，法国历史上第一艘防护巡洋舰施佛克斯号就是他的手笔，明治十八年（1885）八月，被日本海军省以普通外国专家二十倍的薪水聘到横须贺，负责造船事宜。

白劳易在接受了海军省的要求之后，当场就做出提议：干脆造三艘6000吨级的一等海防舰，也就是跟定远镇远一个级别的那种，打算旗鼓相当地和北洋水师一较高下。

但这个提案瞬间就被海军省的人给否决了，理由是750万日元不足以造三艘那么大的船。于是只能退而求其次，造三艘4000吨级的二等海防舰。

但这并不是普通的二等护卫舰，而是白劳易以自己曾经设计过的法国“黄泉”级小型铁甲舰（排水量1690吨，装备一门275mm口径的加奈特式主炮）为蓝本，参考“施佛克斯”号防护巡洋舰（排水量4561吨，装备6门163mm炮、10门140mm炮）的舰体结构，来建造的一款特殊海防舰。

这个特殊之处就在于，白劳易坦率地承认了定远镇远两舰在防卫上的无懈可击，放弃了原先想在装甲防御上跟两舰一较高下的打算，转而准备用强大的火力来压制定远和镇远，也就是在船上多加火炮，加强火力。

对此，海军省表示认可。

数日后，设计图被画了出来，然后被送到工厂付诸生产，当中的诸多过程我们略过，直接就来说一说这船造出来之后是怎个模样的吧。

因为这是日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拥有的比较强大的，至少在理论上能跟清国水师一决高下的海防舰，而且还是集全国人民共同血汗钱造出来的，所以海军省结合了各方面的意见，赋予了三艘船三个非常帅气的名字——松岛，严岛和桥立。

三个名字取自日本三个名胜地——宫城县的松岛，广岛县的严岛和京都府的天桥立，故而合称三景舰。

三景舰系列军舰的排水量为4278吨，舰长99米，垂线间长90.68米，舰宽15.39米，平均吃水6.04米，最大吃水6.74米，设计马力5400匹，航速16节，续航力6000海里/10节，载煤量680吨。

以上是基本数据，在舰体设计上，该级舰采用了法式风格浓郁的舰壳内倾设计，这种独特的舰体形状可以减少摇摆，减少舰体上部的重量，在高海况时拥有更多的回复力矩，在相同海况下，与普通舰型相比，可以获得更高的航速，虽说听起来不错，但也伴随着一个很大的弱点，那就是会产生横倾。实际上当主炮转向左舷或右舷，舰体都会发生几度的倾斜。

在火力方面，三景舰都装备了全长近13米，口径32厘米的主炮，在这方面，确实是超过了定远和镇远，但这绝非什么好事，甚至可以认为这大炮才是三景舰的致命之处。

其实想想就明白了，本身吨位不过4000，居然配一门32厘米的超级大炮，这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一米五的家伙手里拿了一把三米的青龙刀，刀是很威风没错，可你也得使得动啊。

你可能要问这白劳易身为舰船设计大师为什么还知错犯错搞这么个玩意儿出来，其实完全不是白大师的错，这超级大炮，乃是海军省的意思。

当时的日本对清国水师，确切说来是对定远镇远两舰已经产生了一种病态的心理，就是不管怎样，自己的船哪怕有一个地方胜过他们那也是好的，只求表面上理论上先威风一把，至于实际效果，姑且不管。

所以在海军省最开始给白劳易的设计意见里，这炮比现在的还要大，连着旋台跟扬弹装置总共将近200吨，最后自己都觉得要真安这么个玩意儿估计开船都难，这才勉强改了一改。

此外，虽然白劳易刻意加强了重点部位的装甲，但防护巡洋舰舰型的先天不足仍然使三景舰的防御力显得弱不禁风，被懂行的人一言以蔽之是赤身裸体。

还有一个关于三景舰的问题就是主舰松岛号的主炮是后置的，那会儿的军舰一般都是主炮前置，事实上严岛跟桥立都是如此，之所以要把松岛的主炮放后头，这都是白劳易的安排，他原本是打算让松岛跟桥立或是严岛在作战的时候两舰配合，一前一后用强大的火力攻击定远或是镇远，说句心里话这个想法是很不错的，但当时日本海军根本就不具备这种编队作战的能力，也很少有这种训练，都是各自为战的单舰作战，这种战术只能是嘴巴上说过就当打过了。

不过总体而言，三艘船还是不错的，至少有资本跟大清水师纸上谈兵一番了，更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松岛跟严岛都是在法国制造的，但桥立却是出自横须贺船厂之手。

这是谁的功劳？当然是小栗忠顺。

就在日本海军正蓬勃发展的当儿，明治二十一年（1888），日本初任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辞职了。

这话虽然说得够突然——本来还干得好好的，又是富国又是强兵，怎么就突然撒手不干了呢？

原因在天皇，明治天皇。

在日本，如果你的工作是天皇的话，那就恭喜你了，你获得的是一份全国最轻松的工作。

当然肯定有人会说这是废话，在哪个国家当皇上不轻松呢？就说中国的皇帝，似乎每天也就是后宫佳丽三千里头混混，然后下个江南，微服私访一下，去大明湖畔避个雨之类。

这属于典型的光看贼吃肉，没见贼挨揍。

在中国，做皇帝是很辛苦的，尤其是做到如明治天皇那样在国内有“明君”“圣君”“千古一帝”之类称号的皇帝，他的工作量是相当大的。

比如清朝的雍正，他除了上朝接见各大臣以及批复各类公文之外，每天还义务为国家拟定各种政策并且撰写政治类文章，一天至少8000字。

再比如他爹康熙，其实也是个工作狂，再再比如跟明治天皇同时代的光绪皇帝，虽说长期以来一直被广大人民群众唾弃为懦弱孩子，但事实上人家是一个尽管各方面能力都不怎么尽如人意但工作却非常努力并且主观积极要求上进的新世纪好青年，每天处理政务往往要到凌晨三四点。

相比之下，明治天皇的日子那真是太好过了，这家伙的工作时间是固定的，为每天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工作内容主要是和宫内省的人聊天唠嗑，也就是说，如无意外，天皇的一天是这么度过的：早上起床，刷牙洗脸打太极拳，吃过早饭之后消化一下，然后开始跟人扯淡，一直扯到饭点，余下的时间都是自由活动。

这哪是人过的日子，简直就是神仙过的啊。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天皇是神不是人，《大日本帝国宪法》里这么规定过，我们待会儿会说。（宪法前言：天地无穷循环，继承宝座者惟神也）

所以话说到这里，我们也有必要阐明一个观点了，很多人都喜欢把明治天皇当成一代明君，说是千百年来第一个从冷板凳上爬到首发阵容里掌握了实权的天皇。

列出的证据也有不少，最有力度的就是日本宪法，因为上面明确规定了天皇治世万世一系，是神而不是人。

其实并非如此。即便是被誉为千古神君的明治天皇，依然是一个没太大实权，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主儿。

仔细想想就该明白，谁见过一个掌握着国家实权的领袖每天只上班俩小时而且还是聊天为主的？

当然，这样也有好处，天皇虽说不干活，但只要有了功劳，全都得算他的，是“我皇英明”的结果，可一旦出了娄子，那就得让内阁的老头子们共享了，引咎辞职的辞职，写检查的写检查，而天皇却是浑身干净，绝对不会沾染上一丝麻烦。所以庚子国难之后，慈禧太后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各国宪政，去日本的那哥们儿回来后就对老太后说，大清必须立宪，因为只要立宪，便能保我大清皇权永固。其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至于什么宪法规定天皇是神，那跟有没有实权完全没关系，美国硬币上还刻着我们信仰上帝呢，耶和华在大选的时候能参与投票么？

不过，尽管天皇不怎么干活，但不代表他就完全没有存在意义了，至少他手里还有一个叫作玉玺的玩意儿，也就是图章，但凡内阁政令，不盖这个戳的话那就是废纸一张，发出去擦屁股都嫌硬。

所以，问题就来了。

要知道，天皇盖戳那属于他的工作，本着劳动法精神，这工作是只能在工作时间内干，绝对不能占用工作外时间。事实上，天皇这宝贵的两小时工作时间里，除去跟宫内省的人聊天之外，剩下真正用于工作的，所剩无几。再加上盖戳之前怎么着也得看一遍文件说的些什么，大致内容是啥，还得想一想到底盖不盖这个戳，不能看都不看一眼直接就是一戳，万一哪个腹黑的孙子写一份奏章说皇上我想娶娘娘咧？故而每天天皇能够处理的正经事儿其实真的是很少很少的。

于是伊藤博文就不爽了，换你你也不爽。

想想吧，每天你大清早地跑到办公室里召开内阁会议，讨论了大半天才讨论出一个议案，然后第二天又跟一帮大员唇枪舌剑地推敲，大热天的连空调都没有，吵架吵了一身汗，好不容易终于算是制定出了一条比较靠谱的政策，你也顾不上冲一把凉水澡，兴冲冲地就拿着文件跑去了皇宫，想让天皇最终敲一个章，好把这道命令给颁下去，富国强兵一番。

到了门口被拦住了：“天皇陛下正在进行重要谈话。”

重要谈话指的是跟以一个叫元田永孚的为首的一帮老学究讨论天道地道、忠孝仁义之类的道德话题。

元田永孚，日本著名学者。熊本藩（熊本县）出身，自幼便以天才神童而闻名远近，明治维新之后担任了宫内省官员，随后又参与了《教育敕谕》之类重要政令的起草工作，并被天皇看上，1886年（明治十九年），已经68岁的他被任命为天皇御前顾问，但凡有国家大事，明治天皇总是第一个找他商量。

当然，商量也商量不出什么来，满口之乎者也子曾经曰过的家伙，你问他海军建设工业发展，他能跟你说出靠谱的东西来么？

可偏偏天皇就是爱跟他说，你有什么办法？

所以伊藤博文没办法，他只能每天从10点一直等到11点三刻，然后等来一句：“天皇会见结束，伊藤大人您可以进去了。”

而进去之后，匆匆递过去几张文件纸，天皇的那个小戳子尚在掌玺大臣的手里，房间里的时钟就敲了12下，于是周围来了人：“伊藤大人，天皇要去用膳了。”

比起文件，皇上的龙体更为重要，万一饿出个好歹来谁也承担不了责任，故而伊藤博文也不敢阻拦说你待会儿再吃，只能表示恭送皇上，衷心祝福您今天能有好胃口。

几乎天天如此，白跑也就算了，很多重要的政令就此被这么耽搁了下来，无论谁做首相，谁都要不爽。

最让他不爽的，还是那几个老家伙。

比如元田永孚就不止一次地在明知伊藤博文候在外头的情况下，故意拖延跟天皇的唠嗑时间，本来10点半就能讲完的，到了10点25分的时候他偏偏要来一句皇上，其实你知道不？然后引着天皇问知道啥？从而把谈话一直给拖到11点50分。

开始的时候还能忍，但渐渐地他终于忍不住了，爆发了，亲自找到了元田永孚，说你们是啥意思？阻挠维新变法？

元田永孚连忙矢口否认，表示你别凭空污人清白，我们这几个做学问的已经非常克制了，尽可能地缩短跟天皇的交流时间，为的就是给你们这帮政客留出时间来汇报工作，你们不思感激倒也罢了，还倒打一耙说是我们的错，实在太过分了。

看着元田老先生滔滔不绝激动不已的样子，伊藤博文猛然回过神来，他知道，这个问题或许不光出在这帮老头子身上，更大的一部分，在于天皇本人。

所以，当下他上了一道奏折，上面明确表示，皇上你每天10点上班12点下班，工作就是扯淡，不理政务不管国家，这样是不行的。其次，您看看跟您聊天的那都是什么人，元田永孚他们，虽说是忠义的道德之士，这点毫无疑问，可治理国家光靠道德文章是不够的，他们对国家建设，世界大势几乎狗屁不懂，您若每天光是和这群家伙坐而论道，那皇国就危险了。

这封丝毫不留情面的奏章，让明治天皇龙颜大悦，他表示，伊藤卿忠心可嘉，着实该赏。

赏了什么我不知道，但赏完之后，天皇依然如此，每天两个小时工作，主要内容扯淡，扯到饭点就下班，下午时间则是骑马娱乐。毕竟，这种快乐的生活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放弃的。

伊藤博文终于火了，但他没辙——总不能冲入皇宫给天皇两巴掌然后逼着他每天朝九晚五勤奋工作不许离开办公桌吧？

想来想去，既不能改变现状却又不愿意坐视不管，那就“罪在臣躬”吧。

于是，伊藤博文在明治二十一年（1888）的四月底辞职了。接任的是萨摩出身的黑田清隆，可黑田清隆干了一年不到也辞了，因为这哥们儿走得急，连下一任是谁都没个交代，所以临时拉来个消防队员顶缸，那就是当初跟伊藤博文争初代首相的三条实美。三条实美过渡了两个多月，天皇才最终正式任命了同为松阴门下的山县有朋做首相。

就在这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当儿，日本再度迎来了清国舰队。

是的，他们又来了。

第二章
东乡平八郎

话说明治二十四年（1891）六月二十六日，已经更名为北洋水师的清国舰队再一次造访了日本。

此时的明治政府，又完成了两件对日本的维新改造。

第一是在明治二十二年（1889）制定了一部宪法；第二是在明治二十三年（1890）正式召开了国会。

话说在那明治二十二年（1889）的2月11日，明治政府颁布了日本史上第一部宪法，该宪法总共有七大章，76条细则，是当时全亚洲出台的第二部宪法。

第一部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1876年颁布的《奥斯曼帝国宪法》，不过只存在了两年就被废除了。

而在这部《大日本帝国宪法》中，到处洋溢着一股日本特色，具体讲来其实就是天皇。

这么说吧，看完这部宪法之后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那帮人并不是为了规范国家才制定的宪法，而是为了能够确保天皇的统治，以“法”的形式诠释皇权，这才弄出这么一玩意儿来。

在宪法的第一章第一条就明确表示了这个国家到底是谁的国家，宪法到底是谁的宪法：大日本帝国万世一系由天皇统治。

这种类似亲亲我爱你一万年之类只有在情诗情歌里才能看得到的词汇句子居然出现在了国家的根本大法里头，不得不让人感到相当无语。

之后，宪法规定了国家权力的三个分叉，也就是我们说的三权：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

其中，立法权归国会，国会设置上下两院：贵族院和众议院，共同决商国事；行政权则由内阁管，即各部大臣，像之前出现过的井上馨，就是总管外交的外务大臣；司法权方面则设立裁判所，即法院，用来审判处理各种案件。

不过，日本的三权表面上是分立的，但实际上并不算特别分立，之间还有着某种联系，这联系就是天皇。

首先，贵族院的各议员由天皇任命产生，众议院的议员因为人数多，天皇挨个点他未必能点下来，所以只得交给下面去民选，但是，天皇拥有随时解散众议院的权力；其次，内阁大臣的任命权全部归天皇所有，不过不管这些大臣做出怎样的事情，天皇都不必为自己做出的选择负任何责任，倒是在宪法的第55条里有过这样的规定：国务大臣辅弼天皇，并向其负责。也就是说天皇万一吃多了喝高了坏了脑子干出什么出格缺德的事儿，大臣们得罪在臣躬——写检讨的写检讨，辞职的辞职，而天皇则继续他的逍遥日子；再者，裁判所最高长官，也就是大法官的任命权，也在天皇手里，并且在宪法中明文规定这帮公检法是以“天皇的名义”行使司法权，换句话讲，他们可以公然在把人关到牢房里的时候挥舞着小锤子大喊一声：“我代表天皇消灭你！”

此外，宪法里还规定军权也属天皇。

总之，天皇就是宪法，宪法就是天皇。

说句题外话，这部皇家宪法的新鲜出炉让当时日本广大的爱国群众振奋不已，在其问世的当天晚上，一批又一批的老百姓晃动着小国旗自发走上街头组织起游行，狂热地庆祝日本从此成为亚洲唯一的立宪国，彼此祝贺当上了文明国的国民，尽管这部根本大法和他们自己的切身生活几乎没有任何交集，除了轻描淡写地表示公民有结党言论出版以及秘密通信的自由。

这让人看了总觉得有点可悲。

宪法制定后的第二年，又开了国会，国会的简单介绍前面说了，而具体的一些情况则放在后面再讲，这里先言归正传，继续扯大清舰队。

且说自那次不愉快的长崎事件之后，虽然暗地里日本开始不断发展海军力量，但表面上还是一副希望和平的样子，不断地朝西海岸抛着橄榄枝，于是双方就这么又恢复了原先的睦邻友好，并且在两家高层的主导下，再次策划了清国舰队访日活动，这次跟上次不同，不再有剑 拔弩张硝烟弥漫的气氛，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片亲善，亲善得要命，亲善到不能再亲善了。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表面上的。

北洋水师这次跑日本的真正目的，是炫富来的——干脆就让那不知死活还妄图靠不断发展来超越自己的日本人近距离地好好看看亚洲第一的舰队，或许能抑制他们那不断膨胀的野望。

7月5日，舰队抵达横浜，舰队长丁汝昌提督邀请了日本各界人士，在旗舰定远号上就地召开了一个Party，会上，丁提督当着大家的面，用相当专业的术语介绍起了定远号，北洋水师以及世界海军形势，其中口舌费得最多的，还是他的这艘宝贝定远号，从排水吨位到大炮口径，以及承载人数装甲厚度，丁汝昌无一不娓娓道来，听得底下惊叹连连，大伙纷纷表示有生之年还从来没看到过那么厉害的玩意儿，就算是日本海军一代老前辈，时任外务大臣榎本武扬，也对此赞不绝口，大长对方锐气。

不过，在这一片赞扬声中，却有一个年轻人一边从口袋里拿出一把炒豆子放在嘴里，一边一言不发、面无表情地看着说得唾沫横飞的丁汝昌，而吃剩下的豆壳，则撒了一地。

“如果我们跟这东西打架的话，怎样才能打赢呢？”他对身边的同伴说道。

而同伴则说你暂且别管打架的事儿，先打扫一下你脚下吧。

这个吃豆子的家伙是海军学校少尉候补生，叫秋山真之，他有个哥哥，叫秋山好古。

同时在场的还有一个家伙，虽然他并没想着怎么跟北洋水师打架，但却对这支舰队的本身感到了一丝疑惑：为何如此有钱的大清帝国，他们的舰队装备以及船本身的维护程度，都跟5年前几乎一样呢？难道这些年来北洋舰队就再也没有添置过新船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清国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当然，肯定不会是什么好事儿，如此看来，清国的舰队虽说是庞然大物，但也并非无懈可击，只要用心制定作战策略，将其击败也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啊。

他是这么想的。

此人是当时日本吴镇守府参谋长，海军大佐东乡平八郎。

前些日子在网上曾经有一个分析中国以及周边各国国势的视频，人气很高流传甚广，主讲人在其讲座中声称，近代世界懂得海军的，不过寥寥数人，而黄种人内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东乡平八郎。

这个评价虽说看起来很高，而且似乎有那么一点夸张，但其实并没有说错，或许懂近代海军的黄种人可能还有那么其他一两个，但东乡平八郎绝对是世界海军指挥官中的佼佼者。

在英语中，有专门一个词，叫Admiral Togo，意思是东乡提督，说的就是他。而在日本，他则被誉为军神，而在其工作单位海军省，大伙就干脆这么叫了，比如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亲王就一直叫他“东乡大神”。不光是日本，在日俄战争后，一些常年受俄国压迫欺负的北欧各国在听到东乡平八郎率海军打败了俄国之后，也纷纷尊其为神，并且还搞出了一种啤酒，取名为提督啤酒或者东乡啤酒，声称只要喝了它就能打胜仗。

当然，这都是赞誉之词，也就是被包装过被人为高大全过的话，东乡平八郎给旁人的印象，其实是属于那种沉默寡言，一坐下来周围立刻降温五六度的那种酷酷的大叔。

不过根据多年的经验，越是这种冷面人到了关键时刻越是吐槽不嘴软，东乡平八郎就是这么一主儿，不光喜欢吐槽，擅长吐槽，甚至常常神吐槽。

流川枫知道么，流川枫长两撇小胡子，就是东乡平八郎。

曾经有一次，东乡大神应邀去学习院大学演讲，讲完之后便跟学生做起了互动交流，其实跟现在差不多，就是学生问主讲人，你最喜欢吃啥，你对我们国家的未来有何看法，然后主讲人在回答完之后可能还会回问一下学生，你学的是啥专业，家里几个妹妹之类，这一次，在回答了提问之后，东乡平八郎问那个学生道：“你将来想做什么？”

该学生没有丝毫的犹豫：“我将来要成为一名军人！”

当时日俄战争已经结束，日本虽说是惨胜俄国，而且惨到胜了之后连伤亡士兵的抚恤金都给不起。因为尽管没拿到战败一方的赔偿，但在国内，媒体还是大肆宣传，说日本国大胜俄国，一跃成为帝国主义中的强者，亚洲国家里的骄傲，所以很多日本年轻人都以国家为荣，以当兵报国打胜仗为理想。

不过东乡平八郎却并未称赞这种远大抱负，而是以一种相当冷静的口吻说道：“你要知道，如果去当兵的话，那是会死人的。”

接下来的回答可能大家都能猜到，就是那个学生一咬牙一跺脚一瞪眼，气壮山河地回答：“我不怕死！”

其实他也的确是想这么说的，可终究没说出口，因为东乡平八郎没让他说，而是自己又继续将话给续了下去：“可如果你来当海军的话，或许就不会死了。”

当时的演讲台上有两个人，一个站着一个坐着，站着的是主讲人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坐着的，是学习院院长，陆军大将乃木希典。而这会儿的日本只有两个军种：陆军和海军。

所以当陪坐一边的乃木希典听了这话之后，当场脸色就变了。可东乡平八郎却依然面不改色，回过头来对乃木院长一本正经地补了一刀：“你不要介意，我是开玩笑的。”

众所周知，乃木希典在日俄战争中负责攻打旅顺口，以连自己儿子都战死的惨重代价，终于将其攻下，也被日本国内誉为军神，和东乡平八郎两人并立，一陆一海，两大神灵，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把这哥俩的照片给贴自家门上。

所以东乡平八郎越是这么正儿八经地说出这话，乃木希典的脸色就越难看，底下的孩子们也就越想笑，当然，肯定是不敢笑的，一时间整个演讲会场的气氛相当尴尬。

不过事后东乡平八郎承认，虽说是开玩笑，但的确动机不怎么纯。日本的陆军和海军从来就是不共戴天，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顺便再说一句，乃木希典是长州出身，而东乡平八郎是标准的萨摩人。

尽管这两个藩在江户时代末年曾经联手推翻了德川幕府，不过由于人类的天性是容易共患难却很难同甘甜，革命胜利之后，已经成为明治政府高官的两藩武士们，几乎在瞬间，就完成了从昔日战友变为今日政敌的翻脸转变。

而在军界，也出现了完全一样的景象，同时，由于长州人多混陆军而萨摩人多在海军，所以也就理所当然地造成了陆军跟海军之间的敌视。

换言之，所谓的旧日本陆军与海军之间的互不待见，其实最开始不过是长州跟萨摩两藩武士的不和罢了。

所以淡定如东乡平八郎者，也不肯放过吐槽长州人乃木希典的机会。

他出生在鹿儿岛城下的加治屋町，是藩士东乡实友的儿子，然后还有一个很厉害的远房祖先，叫东乡重位，此人是萨摩示现流剑道的创始人，这套剑法算是萨摩藩的招牌武功，大致类似于华山派的独孤九剑这样一个地位。日本以前拍过一个叫带子雄狼的古装剑侠片，主人公的原型就是这哥们儿。

再回头来说东乡平八郎，这哥们儿在年仅14岁，尚且还是个少年的时候，便被萨摩之父岛津久光给看上，先是招他进城当了一名光荣的贴身侍童，然后又把他给下放到基层去锻炼——在萨摩沿海炮台当炮兵。

尽管炮兵这个职业长期以来都被很多人给误解，认为没啥了不起，也就是戴绿帽背黑锅别人睡觉我点炮，但在江户时代，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可以有资格放炮的炮兵，是很不容易的。

首先，在当时，大炮属于高精尖武器，不是一般人能碰的，因为弄得不好角度调差了，那炮口就对准自己了；其次，大炮杀伤力巨大，亲自点炮的那个人，一定要是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如若不然，你心存对国家和政府的不满，故意掉转炮头，恶意报复伟大领袖岛津久光同志，那就完蛋了。

所以，东乡平八郎能够担任如此光荣且责任重大的职务，那纯属组织对其信任，也是岛津久光同志的有意栽培。而他也确实没有辜负上头对他的殷切期望，发愤图强，苦练杀敌本领，做到了又红又专，然后，革命小将东乡同志在炮兵这个岗位上，迎来了他第一次战斗。也就是文久三年（1863）的萨英战争，这一年，他只有15岁。

这场战争的起因非常无聊，是因为萨摩藩的武士在横浜乡下砍了几个冲撞了大名队伍的英国人，之后又非常强硬地拒绝了英国政府要求道歉的交涉，这才惹毛了日不落帝国，不远千里派了舰队来到萨摩实施报复。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用炮舰轰要塞的例子。

话说那一年7月，英国舰队在旗舰尤里阿拉斯号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进了萨摩藩的领海，当时萨摩虽说修了不少炮台，但大炮总共不过80门，而英国舰队这次来，总共携带了100门，其中还有21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阿姆斯特朗炮，所以不列颠人自信满满地无视了天气以及放弃了战术研究，在一个吹着狂风下着暴雨的天气里，直接把船开到沿岸，进行大肆炮轰。无畏的日不落帝国的子民充分向全世界展示了大英帝国的船坚炮利，仅数小时内，就造成了350多间民房被毁的惨剧。

但是，因为轰得太开心太high的缘故，导致英国人没注意到在萨摩的海岸上还是安装了那么几门大炮，所以自然也没考虑到自己的军舰是否在对方大炮的射程之内，于是，杯具就此被摆上了茶几。

一发炮弹准确无误地击中了尤里阿拉斯号的船长室，一声巨响响起的同时又冒出了一声惨叫，舰长乔斯林古大尉被轰了个正着，当场就这么挂了。

舰长一死等于是群龙无首，整个尤里阿拉斯号便乱了，大家谁也不知道该怎么着好，就在此时，其他的几门萨摩大炮也一起轰鸣起来，趁机落井下石地将炮膛里的炮弹一并砸向敌舰，最终导致了英国的这艘旗舰重伤而逃。

事后论功行赏，就是让每个炮手自报自己当时瞄准的是敌人的哪艘军舰以及军舰的哪个位置，轮到小炮手东乡平八郎的时候，他说道：“我瞄准的是旗舰的船长室。”

这么说的就他一个，换句话讲，尤里阿拉斯号的船长，是被这位年仅15岁的日本少年给打死的。

在由衷感叹东乡平八郎是个厉害主儿的时候，也不由得让人感到阵阵寒意，要说战争还真是够残酷的，论年龄不过是个初中生，居然就不得不要点炮杀人了。

从那之后，东乡平八郎凭借此功劳开始在萨摩藩内崭露头角，并被岛津久光亲自安排参加了萨摩的海军，从此往后，便坐在了军舰上乘风破浪，转战日本各处海域，参加了推翻幕府的各种海上作战，不过因为此时的平八郎不过是一个军舰上的炮兵队长，所以也起不了什么决定性的作用，说白了也就是凑个热闹，长点经验罢了。

明治四年（1871），著名的岩仓使节团成立，在一个叫岩仓具视的公卿的带领下，一帮子日本人准备出国考察外加留学，东乡平八郎也在留学的行列之内，尽管一开始他强烈要求去学铁道技术，回国好搞搞铁路研究啥的，但被负责这事儿的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一口回绝，然后两位巨头亲自做出指示：你丫的给我去学海军！

之所以我们成不了巨头而那两位能成，那是因为我们很难拥有如同他们那样的敏锐观察力和预见能力。

就这样，东乡平八郎被送到了英国进行各种航海知识的进修，同时也学习了国际法，就是万国公法；顺便对万国海律丛书，也有了十足的了解。在英国待了整7年之后，他于明治十一年（1878）回到了日本，在海军省任职。明治十七年（1884），又担任了军舰天城号的舰长，然后以军事观察员的身份远赴中国的福建省一带，实地考察中法战争的战况。

当年7月，在福建马尾爆发了中法马尾海战，当时法国的舰队总共有10艘，总吨位15000吨，火炮数量77门，而清朝方面的福建水师，共有战舰51艘，总吨位11万吨，各式火炮240门，尽管在装备上不如法国那么先进，但从数量上来看，其优势还是能够弥补质量上的不足的。

然而，开战不过三天，清朝的战舰就被打沉了19艘，受损32艘，等于是伤亡率百分百，福建水师基本上算是全军覆没了。

“只要日本再发展个那么几年，也不见得不能跟大清帝国的海军碰上一碰。”

在看完了整场战役之后，东乡平八郎如是说道。

“我靠，这仗居然能被这帮孙子打成这样？这个国家干脆砸烂重建拉倒了！”

顺便一说，在看完整个中法战争之后，还有一个人是这么说的，同时也真这么去做了。

那就是孙中山。

看完隔壁邻居打架之后，东乡平八郎回国继续在海军省上班。

在北洋水师访问之前的几个月里，他当上了吴镇守府参谋长。并且参加了丁汝昌开的那个party。

开完之后，丁提督为了展示大国风范大国度量，特邀了一些人前去近距离参观定远号的一些机要部位，比如大炮，比如内舱，比如士兵的宿舍。而东乡平八郎也在特邀的行列之中。

参观完之后，又是一顿饭局，吃饱喝饱，大家各回各家，东乡参谋长也回到了自己的家中，第二天继续上班。

然后，部下便问起了领导：昨天的访问您觉得大清的舰队厉害不厉害？

东乡平八郎笑了笑：“如果开战的话，我们绝对能赢。”

部下一惊，心想你还真是敢想敢说啊，但嘴上自然不敢明说，只能用很婉转的口气问何以见得。

东乡平八郎说道：“我在参观定远号，也就是他们旗舰的时候，看到清国的士兵在船舱的过道里吃面，在主炮管上晾衣服，主炮乃是军舰的灵魂，对它不尊重，怎能打胜仗？旗舰如此，其他的军舰，想必也好不到哪儿去吧？”

属下听完佩服得五体投地，说大人您的观察力也太强了，照您这么说，如果我们和大清打起来，那就赢定了？

“不错，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这个故事后来成了很多人对北洋舰队以及李鸿章口诛笔伐的重要材料之一，最早是见于日本作家小笠原长生的《圣将东乡全传》，看这名字就知道，这书其实是圣斗士星矢的东乡平八郎版，不过在该书中，晒衣服的炮管是隶属于济远号而非定远号，没过多久，我国国歌的作词者田汉先生便被此书给忽悠了一回，于1940年写在《整建月刊》里的文章中也提到了这事儿，同样写的还是济远号。这是中日两国关于主炮管晾衣服的最早记录。

但事实上，在1891年（明治二十四年）的访问中，济远号尚且在威海卫晒太阳，根本就没有踏上日本的海域。所以之后的各种史书里，这艘船的名字便被定远号给悄悄地取代了。

再到后来就越传越神奇了，也不晒衣服了，说东乡平八郎看到有人在定远号的大炮管子上晒裤子，没过几年这裤子的裤脚管不知道被谁给裁剪了，变成了晒短裤，最近几年直接就有人在文章上写到北洋舰队的水兵在定远号主炮管上晒内裤。也不知道再过个几年会不会有人声称他们晒的是自己的工资单。

定远号主炮口径305毫米，相当于一个脸盆，这还是内径，算上外面的话那就是半米，周长150多厘米，你穿多大的内裤才能挂在上面晒啊？也不怕给风吹掉。

再者，根据图纸以及相关数据显示，主炮管离开甲板的距离是3米多，而露出炮罩的部分不足2米，换句话讲，我如果打算在这根东西上晒衣服，那我得先爬上3米多高的炮管，然后挂在1米多的杆子上——这种长度最多晒一件外套。

肯这么干的人不是脑残就是白痴。

虽然我确实认为北洋舰队里的很多士兵乃至军官都不是什么好鸟，但人家也就是走个私，贪个污，打仗的时候逃个命，你可以指摘他们的人格，但不能污蔑或者侮辱他们的智商啊。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一切的史料和史书的真正原版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东乡平八郎本人，那么他到底说过没说过这样的话呢？

答案是说过，从一些当年在他周围的老部下老海军士兵的访谈记录中基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但问题是说过了不一定就真的要见过啊，东乡平八郎是打仗的，不是录像的，他没必要每说一句话都得有图有真相的。他有忽悠人的权利。

忽悠的理由也很简单：告诉部下，对方不行了，所以你行，你不是一般人。

很常见的鼓舞士气的手段嘛。

当然，有的事情能忽悠，有的事情就不能忽悠了。

第三章
吉野号

在两次亲眼观摩到镇远和定远的雄姿之后，很多日本玩海军的人士开始明白，如果自己国家没有一两艘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军舰的话，那么所谓的超越北洋水师，终究不过是一句空话，而以大清王朝为假想敌，那终究也只是假想而已。

所以，得弄一艘船，一艘很厉害的船。

此时日本的总理大臣叫松方正义，萨摩出身，比较擅长玩经济，更擅长把妹。

曾经有一次明治天皇召他独对，正事儿谈完后便顺手拉起了家常，天皇问他说，松方卿，你家孩子怎么样？

松方正义想了想，回了三个字：“不知道。”

天皇露出了赞许的表情并点了点头，意思是你为了国事连孩子都顾不上了。

接着，他又问了一个问题：“松方卿，你有几个孩子？”

松方正义很努力地回想了一分来钟，然后磕了一个头：“臣不知道，请容臣回去调查之后，明天再回禀圣上。”

天皇愣住了：“你这也要调查？”

“回皇上，臣不敢欺君，但臣真记不清自己有几个孩子。”

他们松方家总共有15男11女26个孩子，掰着手指头一个个点过来都要半分钟，也难怪松方正义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

不过治国跟生孩子不同，要也是那么一笔糊涂账的话可是要出大麻烦的，这道理松方正义很明白，在他上台当总理之后，就表示打算增加大约6000万日元的预算，在未来的10年里打造一支拥有万吨军舰的海军力量，请诸位国会的大爷们行行好，批了这笔款子吧。

但是国会没批，这是自然的。

6000万日元，放到现在都是一笔数目巨大的款子，更何况一百多年前，又不是6块日元，摸摸口袋就给你了，1891年的日本也就是刚刚脱贫，能够混个半饱，离小康尚且还有点距离，要一下子拿出6000万来，简直就是开玩笑，所以松方正义一连说了几次，回答都是一样：对不起，没钱。

就这么软磨硬泡了一年多，依然没得出个结果来的松方正义辞职了，不过，他辞职的主要原因是内阁内人员不协调，并不是国会不给买军舰。

继任者是初代首相伊藤博文——天皇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这哥们儿最靠谱。

靠谱的伊藤博文上台之后，本想把海军军费这事儿先缓缓，毕竟松方正义前脚走他后脚一来就跑国会逼债般地要钱实在显得有些不厚道，可不承想，他倒是准备厚道，可偏偏就有那不厚道的——一听说伊藤大人当首相了，海军省的人立马就来了，而且还是海军大臣亲自跑了过来，这哥们儿一脸的苦相哀求说总理大人，您看是不是给点钱？没有六千万那至少先给个三千万吧，我们这儿的船都快买不起煤了。

时任海军大臣叫桦山资纪，鹿儿岛出身。

这人性格豪放，敢说敢做，是典型的萨摩人。

且说在明治二十四年（1891）的帝国议会上，正是他向松方正义提出要6000万的建设资金用于海军建设，结果被国会喷得体无完肤，议员们纷纷表示这钱数额巨大，多半会被你们海军贪污，你在问我们要钱之前，先把海军的反腐工作搞好吧。

在这一片责难和吐槽中，桦山资纪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然后毫无征兆地噌的一声蹿上了主席台，抢过话筒便是一声怒喝：“你们这帮孙子懂个屁！”

顿时全场安静了。

“什么节省经费，什么狗屁休养生息，你们最好把招子放亮一点，没有老子这腐败的海军省，谁来保护你们，让你们在这里吵吵嚷嚷？你们难道还不明白你们能坐在这里扯淡是托了谁的福啊？！还不是我们当兵的！”

这就是日本史上著名的“蛮勇演说”，虽然相当拉风，但结局可悲，桦山资纪当场引发众怒，请求经费的提案几乎是被全票否决。

松方正义走人之后，桦山资纪眼见当年大力支持过海军的伊藤博文上台了，于是又忙不迭地跑来哭穷，差不多是声泪俱下，比要饭的痛诉悲惨家史还要让人动容。

虽然这哭得实在是没天理。

日本自明治五年（1872）创立海军省之后，其实从来就没有停下过发展的脚步。

长崎事件之前的明治十八年（1885），日本就已经有了三艘英国原装的主力舰——铁甲舰扶桑，排水3717吨，配四门24厘米口径的主炮，装甲厚度2.3厘米；金刚型巡洋舰两艘，排水量2250吨，主炮口径17厘米，此外还有在横须贺船厂里建造着的其他几艘军舰，虽然排水量均未到2000吨，可那也是军舰啊，不是渔船，而且还是自己造出来的。

长崎事件之后，受了刺激的日本人开始投入更大的财力人力搞海军，还搞了一个类似于五年计划的八年扩军大计，先是从英国买回了浪速，高千穗两艘军舰，接着又弄了个三景舰计划，这个之前已经说了，我们就不重复了。

从总体数据来看，明治九年（1876），日本的海军军舰总吨位不过刚刚一万出头，军费预算也不过占国家总预算的百分之十七（其中海军5.8%），而到了明治二十五年（1892），不光军舰总吨位已经超过了五万，整整翻了两番，同时军费预算也占到了总预算的百分之二十七（其中海军为9.6%）。

所以伊藤博文跟桦山资纪说你丫的能不能别跟黑社会讨债一样追在我屁股后面要钱，你们海军我最清楚了，不算民间捐款，从明治维新以来官方投入的金钱都已经超过一亿日元了，还哭穷，还没煤，没你妹，至于吗？

桦山资纪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说至于。

他的理由只有一个——清国的北洋水师，至少已经投了十亿日元。

这下伊藤博文头大了，这年头人跟人一比，那就是个无底洞，日本才多大的地方，多少国力，能跟大清比么？能拿出大清预算的十分之一来建设海军，已经是竭尽全力外带刮了一大笔人民血汗钱了，你桦山资纪还想怎样？要不然你明天上皇宫那里瞧瞧，看看有什么金银财宝揣兜里就走拿出去卖点钱？

话说到这个份上，桦山资纪明白想要三千万是肯定不可能了，于是只好表示那就打个折吧，你先给我三百万，先让我买一艘船吧。

伊藤博文几乎是条件反射：“什么船？”

桦山资纪说早在明治二十四年（1891）初还是山县有朋当总理那会儿，就已经跟英国的阿姆斯壮造船厂说好了，让他们造一艘船给我们，连订金都给了。

言下之意就是你现在不给钱续费的话，那么订金都要不回来，白白损失一笔。

伊藤博文不作声了，他知道这事儿。

在明治二十四年（1891）的时候，日本确实有问阿姆斯壮造船厂要过一艘船，按照那会儿的国际惯例，一般是订货的同时一次性付清全额货款，只不过这船当时售价273万日元，明治政府一下子拿不出来，可又舍不得放，于是只好跟他们商量，说先付个定金吧，后面的钱等手头宽裕了再说。英国船厂倒也好商量，非常爽快地就答应了，当然，并非白答应，在收取定金的同时，他们还跟明治政府签了好几项商贸合同，又趁机卖出了好几条商用船给日本，赚足了好处。

之所以不惜用买一绑N的手段也要拿下这艘船，那是有原因的。

根据订单合同显示，在出厂之后，这条船应该是这样的：排水量高达4150吨，舰长109.73米，后者已经超过了清朝最强的定远号铁甲舰，军舰的甲板宽度为14.17米，吃水5.18米，水线附近纵贯全舰敷设了穹甲甲板，穹甲中央隆起的部位厚1又4分之3英寸，两侧坡面斜向水线下的部分厚度为4.5英寸。舰体识别线黑色。

此外，该船正常载煤400吨，最大载煤1000吨。并配备了堪称天下一品的动力系统——采用了2台立式4汽缸往复式蒸汽机，配合12座高式燃煤锅炉，可以获得15000匹马力的澎湃动力，这还只是表面文章，实际建成后测试时采用强压通风技术，竟然达到了23031匹马力，驱动2个螺旋桨，航速为23节，这速度在当时是不折不扣的世界第一。

而在火力配置方面，它大量装备了当时被中国称为快炮的大口径速射炮。主炮选用4门英国生产的6英寸40倍口径速射炮，火炮膛长6096毫米，弹头重45.4公斤，初速671米/秒，有效射程8600米，射速7发/分钟。其中2门分别安装在军舰首尾楼甲板上，另外2门的安装位置则比较特殊，分别布置在首楼末端主甲板两侧的耳台内，显然是出于船头对敌作战时获得最大火力的传统设计思路，因为这样该舰在舰首方向就可以得到3门6英寸主炮的火力，为了使安装在耳台内的这2门6英寸炮的前向射界更为开阔，首楼尾部各向内侧削去了一块，这一独特的设计，也是识别此舰的重要外观特征。从安装了6英寸主炮的耳台再往后，军舰两舷至尾楼之间还设计有多达8个耳台，各配置1门4.7英寸40倍口径速射炮，形成了密集的舷侧火力，这些速射炮同样是英国制造，膛长4801毫米，弹重18.1公斤，初速467米/秒，有效射程7000米。这些恐怖的大口径速射炮均采用了厚度为4.5英寸的后部敞开式炮罩进行防护，除此之外该舰的武备还有密布军舰各处的22门47毫米口径哈乞开斯单管速射炮，以及多达5具的14英寸鱼雷发射管，和舰首水下锋利如刃的撞角。似乎是嫌这些武器的威力还显不足，想为之增加一点脚注，设计师还打算给该舰配备上刚刚问世不久的专用火炮测距仪，这意味着它火炮的瞄准、测距将更为准确、便捷，战斗力几乎可成倍数增长。

总体来说，这是一条跟定远镇远一个级别但很多方面远胜于它们的军舰，只不过是卸除了定远镇远的装甲用以提高速度罢了，玩过游戏的人都知道，这叫作减防增速。

相信话说到这里很多人都已经猜出来了，没错，这艘船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吉野号。

关于此船，在中国历来有很多故事，最出名的不外乎这本是大清先看上的船，连订单都下了，结果却因为慈禧太后造园子，挪用了海军的军费，以至于北洋水师没钱买舰，而日本方面上下齐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连失足妇女都把一天失足所得捐给了海军，最终凑足了昂贵的货款，拿下了吉野号。

这是一个很大的谣言，或者说是一个很大的误会。

大清，或者说北洋方面跟阿姆斯壮公司的确有生意往来，也确实有下了订单定了一艘性能跟吉野号没差的船，同时亦跟别人正在争购中，不过，那艘船既不是吉野号，争购的对象也并非日本。

北洋看上的那艘，是阿姆斯壮公司生产的吉野号同型系列产品，该舰配有八英寸炮两门、六英寸速射炮十门、47毫米速射炮12门、鱼雷发射管五门，除航速慢半节以外，火力和装甲都在吉野号之上。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北洋当时刚好短钱，也就只能先下了个订单，然后再满世界凑钱，结果正在这个当口，被智利给横刀夺爱先买走了，本来经过反复交涉，智利人都同意加点钱转让了，没想到北洋筹钱筹了大半年都没拿到仨瓜俩枣，不得已人家也就自己用了，还取了个挺好听的名儿，叫布兰科号，比一听就觉得是卖牛肉饭的吉野号文艺多了。

反正不管是布兰科号还是小甜甜号，都跟吉野号或是吉野家没半毛钱关系，清日两家各买各的船，并不存在互相抢购的问题，日本人也绝非因为你看上了所以我要抢走你的心态来买船的。

事实上山县有朋之所以宁可跟阿姆斯壮船厂签一堆有的没的合同也要拿下这艘船，其原因说到底不过一个——那是一艘不可多得的好船罢了。

再说那伊藤博文在听完桦山资纪的真心哭穷之后，表示自己愿意试一试，再跟国会要求一下，让他们先把买船钱给批出来。

然而，自从上次桦山资纪那有名的蛮勇演说之后，国会对海军省的人已经形成了一种天然的排斥感，一听说首相又来帮海军要钱了，议员们的反应那是相当统一，大家没有二话人手丢出一张反对票，同时表示国家穷，没办法，还是先做点别的，等有钱了再说买船的事儿吧。只要有钱，你别说买吉野号了，你就是在军舰开吉野家，我们也批给你，这没钱，你说出大天来，那也没辙。

伊藤博文一看这种情况，也就不多说了。直接撇开了这帮议员去了皇宫，也不管天皇是不是上班时间，就嚷嚷着有紧急要事。

天皇还算是给面子，尽管此时他已经下班了在喝茶，但还是利用宝贵的业余时间抽空出来接见了伊藤首相。

进门打过招呼之后，伊藤博文非常开门见山：“皇上，丁汝昌的北洋舰队您应该知道吧。”

天皇表示自己知道。他的确知道，不但知道，还在皇宫里接见过以丁汝昌为首的舰队高级干部。

“北洋舰队对于我们日本而言，是一个很大的隐患。”伊藤博文直言不讳。

天皇沉默了一会儿：“那么，你意下如何？”

“臣认为，只有建设起一支能跟他们相提并论的海军力量，才是上策。”

天皇说我同意，你赶紧去建设吧。

伊藤博文则表示国会那帮人忒小气，不肯批款子，纵然自己想去搞海军，那也是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

于是天皇又沉默了。

根据宪法，不管是贵族院还是参议院，虽说天皇能随时解散并拥有任命权，但并不代表他能控制人家心里想什么，别人对于建设海军这事儿投反对票，纵然天皇也没法子把人家的那颗心给扭转过来。可如果为了这么点芝麻绿豆大的事儿解散国会重新洗牌再来又似乎太小题大做了一点。

想来想去，他对伊藤博文说道：“这样吧，关于建设海军预算的事情，你暂时先不要提，等我让你去的时候，你再提交这份议案，如何？”

伊藤博文也不知道这神仙哥哥到底想干吗，不过眼下也只有这一个办法了，于是就答应了下来。

数日后，明治天皇亲临国会，在亲切慰问了诸议员之后，他站上了主席台，说是要发表演讲。

从议长到议员自然是求之不得，连忙正襟危坐宛如小学生一般肃然起敬地洗耳恭听。

天皇清了清嗓子，然后开了腔：“朕认为，海军对于国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而国家目前的实际困难，也是不容置否的，但朕仍衷心希望，在这种困难的局面下，大家能齐心协力，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来。所以，朕决定，从朕与皇后的私产中，拿出30万日元来，捐给海军省，用于购置军舰。”

说完，天皇表示自己说完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接着也不等人请不等人恭送，径直离开了主席台。

又过了数日，国会把钱批了。

你可能会问，就这么简单？

对，就这么简单，哦，不对，我忘了一件事儿，那就是天皇在国会的这段讲话当天就被传到了民间，日本老百姓也踊跃起来开始为吉野号捐款，捐款数额其实并不多，至少比起当年造三景舰的时候来要少不少，这是因为此一时彼一时也，三景舰那会儿发行的是国债，以后连本带利还你的，而吉野号这会儿是纯捐款，不还的。

还一个就是老百姓在捐款的同时，还口口相传天皇的讲话内容，结果是越传越离谱，等传到中国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另一段话——“在我大日本帝国海军打败清国之前，朕决定一天只吃一个饭团”。

这不是扯么，你自己翻翻明治天皇的起居录，那小子在甲午战争之前光吃牛排的记载就有好几处，而且他还保持着很多良好的锻炼习惯——比如每个星期都有好几天下午骑半天马，你相信那是一天只吃一个饭团子的人干出来的事儿么？你不信你一天只吃一个试试看，别说骑马了，你连坐板凳的力气都未必能拿得出来。

吉野号被日本买下来的真实情况就是，当时清朝要买另一艘，于是吉野号被日本看上，先在山县有朋时代付了定金，并以国家商业利益为交换，再在伊藤博文上台之后找国会批余额，国会一开始不批，最后天皇出面大家只好买账，就这样，船买来了。

唯一值得论道论道的地方就是国会为什么会买天皇的账。

如果你告诉我说国会嘛都是日本人，日本人当然忠君当然买账了，那我只能说你是在想当然。

议员不鸟首相，这是对的，因为首相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既不是首相选出来的，也不靠首相发工资吃饭。

可天皇就不同了，贵族院的议员们由天皇亲选，只要天皇这天没有光吃一个饭团子饿坏了脑子，就不会选跟他作对的刺儿头，所以我们可以说，贵族院的议员们，其实都是天皇的帮众，不是进了贵族院才忠君，而是忠君了才能被选上进贵族院。

那么众议院呢？众议院的议员是选民选的，天皇本人无法决定由哪些人来担任了，想要他们听话怎么办呢？其实也很简单，给钱就行。

不要以为开了国会就民主了，就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了，做梦吧，那就是个形式，有了国会，国会议员照样能腐败，照样能受贿，包括受天皇的贿。

这绝不是什么天方夜谭，事实上自打日本有国会的那天起，就同时有了贿赂议员的习惯。在国会刚刚成立那会儿，首相还是山县有朋，为了通过增加赋税的提案，他往往会收买反对派议员，每次费用通常是议员年收入的五倍，从陆陆续续的记载来看，光是山县内阁当政期间，用于收买国会议员的费用就高达10万日元——当时1000日元就能在东京市中心买一栋小洋楼，山县有朋哪里来的那么多钱？

答案是天皇给的。

“首相山县，从天皇那里获取资金用于贿赂议员，不过据说也有一部分钱是自掏腰包的。”

曾两次出任内阁首相，历经孝明，明治，大正，昭和的四朝元老西园寺公望在自己的日记里如此写道。

根据宪法，首相由天皇任命，所以我们可以认为，首相的意愿就是天皇的意愿，两人同心同德穿一条裤子，而反对首相的那些议员，其本质上就是在反对天皇，对于这些人，要么在半夜里叫人把他弄死尸沉东京湾，要么就想点诗外功夫把他收编成自己人，对此，天皇选择了后者。

国会肯批款让桦山资纪去买吉野号，绝不是他们有多爱国，这帮孙子真要论起节操来还未必能比得上给海军捐款的那些失足妇女，只不过天皇出面了，拿了人的手软了，没办法了，只好给钱了。

所以你不要再说什么一个励精图治的政府对决一个腐朽没落的政府，其实两家当时的情况纯粹是难兄难弟一对宝货，充其量一个腐败的政府VS一个更腐败的政府罢了。

话既然说到这里，那就让我们来看看另一个更腐败的政府现在正在干什么吧。

当得知了日本从英国那里付清余款，成功购买了吉野号之后，机智聪明的李中堂立刻明白自己变成对方的假想敌了，于是也毫不示弱地开始了筹钱大计，准备买下之前我们提到过的那艘被智利人买去的布兰科号军舰。

结果你已经知道了，因为没钱所以没买成，在这里，我们来把过程详细地说一下。

当年东乡平八郎曾非常不解，为何五六年来清国水师除了把名字换成了北洋水师之外，其余的几乎再无变动——既没添加新船，也不曾有好好保养原有装备，这是为什么？

原因其实很简单，没钱，或者说，有钱，但不给他们。

在说明白到底是谁那么不是个玩意儿有了钱也不肯给之前，我们先来给某人平个反，那就是慈禧太后。

一般我们的普遍认知是，北洋水师多年来不曾换过装备添过新船的原因是没钱，而没钱的原因则是慈禧太后挪用了海军的军费，用于修颐和园，以及传说中的三海工程（北京的南海，中海，北海）。

颐和园跟三海工程很花钱，这是真的；花过北洋水师的钱，这也是真的，但是，你要说北洋之所以没钱花都是因为这俩工程给闹的，那就不对了。

慈禧修园子到底用了海军多少钱，这多年来一直很有争议，通常的说法是两千到三千万，这主要源自日后的维新党人，也就是康有为梁启超那伙，他们跟慈禧的关系你是知道的，恨不得说地球生态被破坏臭氧层空洞都是老太太给弄出来的，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在维新党人的红口白牙里，慈禧用海军军费造花园的最高数据为白银八千万两。

这只能说是在扯淡。

康党的言论，本身就是用于攻击的夸大之词，当真你就输了。

但凡还心存半点常识，你就该明白，海军衙门除非是疯了，不然不可能拿出八千万两白银来给老太后修园子，老太后本身也不可能狮子大开口要那么多，要知道，当年大清一年岁入，才不过八九千万。

事实上，整个三海工程总共花费不过六百万两白银，其中，在公元1885年到1894年之间，从海军衙门军费里借用了437万两，注意，是借用，不是挪用，这笔款子后来被如数归还了。

然后是颐和园，园子工程总共花费白银一千万两，其中一大部分是挪用于海军衙门的经费，这里确实是挪用，拿了之后再没还过，具体数额最多为750万两。

最少呢？我见过的资料里，关于慈禧修三海修颐和园用掉海军军费的钱款数目里，最小的数字记载为230万两白银出头。

当年买定远镇远两艘船总共花费为340万两，不过那是公元1880年初的事儿了，十来年之后算上物价上涨之类的因素，750万两白银基本也就只能买到三艘这样的船，而且考虑到大清当时海军工业基础极度薄弱，船买回来之后的修整年检都还得多花钱，所以即便是慈禧太后修园子用掉的750万两还给海军，也未必能做出多大的成绩来。

北洋水师真正没钱的原因并不在于老太太，而是出在另一个人身上，那就是掌管着大清钱袋子的时任户部尚书，翁同龢。

翁同龢，历任同治、光绪两代帝师，人称翁师傅。

光绪十二年（1886），翁师傅入主户部，正式掌管大清财政，我敢说，这绝对是大清的一大厄运。

翁同龢这个人，大致类似于元田永孚这种角色，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你让他说《论语》第三页第五行是什么，《孟子》第三十五句第一个字怎么念，他能头头是道说上个小半天，但你要问他怎么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怎么把收入合理分配到各个部门怎么搞国家建设怎么让大清战胜日本，那就完蛋了，老头几乎不会。

这种人说老实话，放到宫里养着让他教教王子王孙念个书都怕带坏孩子，更别说叫他出来治国安邦了。

你没看同治跟光绪那俩活宝么，都是他翁师傅给教出来的，结果一个逛八大胡同愣是弄了一身杨梅大疮回来，还有一个其实也是个吃啥啥不剩干啥啥不成的主儿，只不过被康党吹捧成了英明君主，实际上就那么回事儿，章太炎怎么说他来着的？对，载恬小丑。

再说那翁师傅当了户部尚书之后，大小政令发了无数自不必说，关于李鸿章和北洋水师的，倒也有那么几条。

先是光绪十三年（1887），因为郑州黄河决口，户部拨款救灾，翁同龢趁此机会上了一道折子给朝廷，题目叫《筹备河工赈需用款办法六条》，就是筹救灾钱的六个办法，其中，在第六条里他写道：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等项及炮台各工拟令暂行停止也。

就是从今以后要想从洋人那里买枪炮船舰之类的事儿，一律不给钱了。理由是这钱要拿来救灾，防灾。

这显然针对的是洋人军火商的最大客户——北洋水师。

光绪十四年（1888），李鸿章奏请修建从通县到天津的铁路，要求户部拨200万两给北洋，慈禧太后本来都准了，结果翁同龢跳出来反对，表示户部不会给这钱，理由是这铁路大清能用，洋人也能用，搞不好哪天就利用了这到通县的铁路，快速抵达北京攻占京师了。

对此，李鸿章也只能表示无语并且作罢，虽然他怎么也想不明白翁师傅为何不在拒修铁路之前先把全国的农田给毁了——大清要吃饭，这洋人又岂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

类似李鸿章要钱翁同龢打死也不给的情况还有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要钱，不给，要命，拿你自己的去。

之所以不给钱，是因为翁师傅跟李中堂有仇，家仇。

这还要从几十年前闹太平天国那会儿开始说起了，话说翁同龢他爹叫翁心存，还有个哥哥叫翁同书，翁心存是一代大儒，当过咸丰帝的老师，而翁同书在洪秀全闹腾的时候担任安徽巡抚，以上是背景。

当时安徽的省会在安庆，太平军攻来的时候，无能抵挡的翁同书不得已弃城逃走，跑到了定远，数月后，太平军攻定远，这哥们儿又逃到了寿州，接着，连寿州都没能守住，又弃了逃到别处，就这样，堂堂安徽巡抚几乎没怎么抵抗就差不多把整个安徽给弄丢了。

这种行为彻底惹毛了当时正负责对太平天国作战的战场总指挥曾国藩，他是恨得牙根都在疼，好几次都提笔想参翁同书一本，但好几次拿了笔却又放了下来，因为翁同书是翁心存的儿子，这一本要参得不好，非但翁同书安然无恙，反而曾国藩本人还会得罪整个翁家，以后指不定会给自己添多少麻烦。

而且，曾国藩明白，自己在文章方面并不擅长骂人吐槽，纵然是写了，也未必有太大的杀伤力。

可要不参他吧，这哥们儿做的事情又实在是天理不容。

正在曾文正公左右为难之际，一个人站了出来，主动请缨表示放着我来。

提笔龙飞凤舞一番之后，一篇杀伤力罕见的经典奇文就此出炉了，文章字不多，六百余，但却句句切中要害，摆事实讲道理之间思路清晰有条不紊，既算准了朝廷会照顾翁家的这一心态又痛陈翁同书不除不足以平众怒。

闲着没事儿给曾国藩捉刀写这文章的，不是别个，正是李鸿章。

奏章呈上去之后，朝廷果然震动，但仍是考虑到翁心存乃帝师，只判了翁同书一个斩监侯，也就是死缓。

而老头子翁心存一听儿子当了死囚，本来就年纪大了身子骨不好，又急火攻心，愣没熬过去，在同治元年（1862），两眼一翻吹灯拔蜡了。

朝廷一看这事儿，觉得也怪不好意思的，于是又减了翁同书一等罪，只定为充军，于翁心存死的同年，将其发配伊犁。

还是当年，翁同书的儿子翁曾源高中状元——P.S. 这小子患有羊角风。显然，是皇恩的浩荡，朝廷的照顾。

平心而论，翁家这事儿，朝廷真的是开了天恩，太平天国那会儿丢城失地的大有人在，比他翁同书官高爵厚的也为数不少，但只要是干犯了天条，别说巡抚，哪怕总督，该杀的杀该关的关基本没有手软的，更别说什么让你死罪变死缓，死缓变充军还给你那羊角风儿子送个状元，听都没听说过。

所以朝廷可以说是待翁家不薄，而且翁同龢又确实是死罪，你翁同龢本不该再去恨这个恨那个，可他还偏偏就不干，偏偏就恨上了李鸿章，因为在翁同龢的逻辑里，李鸿章上奏朝廷参翁同书是导致他哥充军他爹翘辫子的罪魁祸首，至于安徽巡抚丢了安徽本身就该千刀万剐这茬儿，他貌似是从来都没想过。

既然恨上了，那就要报复，报复的手段前面说了，要造铁路，不给钱；要买军舰，不给钱；要买炮弹，还是不给钱，总之是利用自己的职权竭尽全力地向李鸿章开炮。

说句老实话，翁同龢这种人其实是我比较不待见的类型，有本事下了朝之后朝阳门外带上你的家丁跟李鸿章约架去，在国家大事上报家仇雪私恨的算什么男人。

不过，尽管我们确实有理由认为翁同龢不是个东西，但这也并非表明李鸿章乃是但留清白在人间了，当时智利人把布兰科号转手卖给北洋时，开价折合白银206万两，事实上，李中堂的私有存款，远在这个数之上，根据记载，李鸿章在汇丰银行存银107万两；德华银行存银44万两；怡和洋行存银56万两；开平矿务局领存52万两；总计260万两左右，而这还只是私产的一部分。

说到底，对于北洋水师，翁同龢跟李鸿章的心态是相互矛盾的，翁师傅认为，这北洋是你李大人的私产，更何况你李二又坑死过我父兄，所以我绝对不会从朝廷的银子里多给你一分钱让你壮大私人羽翼，而李中堂则觉得，北洋水师说到底是大清的水师，理应由朝廷拨款建设，自己的私产那是给老婆孩子用的，没道理花在买船买炮上。

到底谁对谁错，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总之，北洋水师因经济问题而多年不曾添置舰船这是事实，但你真要说它是穷到底了，没钱了，那似乎也不靠谱，至于说是因为慈禧太后挪用了海军的钱去修园子才导致没钱买船，这是放屁。

事情的大致，基本就是这样。

第四章
朝鲜又粗大事了

明治二十七年（1894）三月二十八日，在上海一家叫东和客店的旅馆里，一个身穿朝鲜民族服装的男子偷摸进了一间房间，而房间的主人此时正躺在藤椅上午睡。

在确认系真睡着而非假寐之后，该朝鲜服男子淡定地从怀里掏出了手枪，瞄准之后，扣动了扳机。

一连三声枪响过后，午睡男子左颊，左胸，左肩先后中弹，当场死亡。

死者不是别人，正是金玉均。

话说这家伙当年随竹添进一郎逃到日本之后，就开始了自己的混饭生涯，从亡命开始到被刺杀，整整十余年，生活非常凄凉。

虽然日本那边有不少同情支持他的人，比如福泽谕吉再比如后藤象二郎等人都在不断地给予资助，福泽老师更是把自己家的房子都拿出来免费借给他住，但实际上就日本官方看来，金玉均本质上就是个包袱，既已失去了作用，又很有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但也不好意思把他给丢了，故而只能是冷遇，就是不鸟他，不管他再说什么要在日本的帮助下去朝鲜输出革命之类的话，都不再有人理了，只管三餐温饱，不再过问其他。

同时，在流亡的十年里头，朝鲜方面的刺客从来都不曾间断过，这主要得归功于袁世凯，且说当年金玉均刚离开祖国不久，袁大人就献计献策给高宗李熙，说这厮以后必然还要作乱，但日本人又不可能把他交给你们处置，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壮士一名，把他做掉。

一方面是日本的冷遇，一方面是同胞的不断行刺，使得金玉均对日本心灰不已，正在此时，一个叫洪钟宇的朝鲜人来到了东京，拜会了金玉均，说你在日本活得那么悲催，还不如去投靠大清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素闻你们相知已久，此事必然能成。

金玉均跟李经方当年确实有过不少往来，关系也的确很不错，所以小金觉得言之有理，但又怕对方是倒钩来诓害自己，便犹豫不决了起来。

洪钟宇一看这情形，也不着急，先拱手告辞，数日之后再度来访，同时身边又多了个人，此人叫吴升，是清国使馆的书记兼翻译官，吴翻译一见到金玉均就连连行礼说我在大清的时候就时常听李经方李大人提起尊驾，今日一见果然有英雄气概云云。

于是金玉均信了，决定离开日本，坐船去大清。

他不知道，这洪钟宇确实是倒钩，想把他骗去中国行刺，而这吴升，则是托儿。

就这样，一行人在明治二十七年（1894）的3月27日，坐西京丸商船来到上海，找了个旅馆住下，3月28日下午2点，正在午睡中的金玉均被三枪打死，离开了人世，享年43岁。

再说他被暗杀之后，日本方面立刻派人赶赴上海交涉，想把遗体给领回来，结果清政府不肯，转而把尸体给了朝鲜人，还把凶手洪钟宇给一并交还给了朝鲜政府。

之后，朝鲜政府以谋逆之罪判处金玉均死刑，因为人只能死一次，故而只好在尸体上做文章，先是将其千刀万剐割成碎片，然后把首级高悬在汉城西郊杨花津的要冲处，接着又把其余部分分散在市集中，由民众分食殆尽。

对此，那些跟金玉均交好的日本人虽然是两万分不爽却也无可奈何，只能弄了一口空棺材在东京给金玉均办了一场没有遗体的遗体告别会，然后再做一个衣冠冢。

此事到此明面上也就算是告一段落了，但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无数的日本政客都对金玉均被暗杀一事感到愤恨不已，对清朝无视日本要求且包庇凶手甚至涉嫌在背后指使的行为更是怒火中烧，纷纷叫嚣要与大清一战，两国的关系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战争的恶化程度了，就连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都表示，日清两家距离战争，只差一把火了。

而这火，很快就被点了起来。

同年4月26日，一场农民战争在朝鲜的全罗道爆发，带头的，叫全琫准，他不是一个人，他身后有兄弟千千万，统称东学党。

所谓东学党，就是信仰东学教的人。

所谓东学教，也称天道教，算是朝鲜的一种本土宗教信仰。这玩意儿起源于公元1860年左右，开创者叫崔济愚，一开始还不叫东学教那么文艺的名儿，而是叫神仙术，或称遁甲藏身法，听名字你就知道了，要么是骗人的，要么是魔术，事实上其本质也确实如此，崔济愚的日常工作除了劝人入教之外，一般就是在街头耍把戏，比如脚踩碎瓷片，胸口碎大石之类，不过因为演得逼真，所以信者众多，渐渐地，神仙术、遁甲法这种俗气的名字也就不能再用了，于是便改称东学教，同时还弄了一个挺像模像样的教义，说是神与人之间无需媒介，可以直接交流，每个人体内自有神灵，只要你潜心修教，就能与神合为一体。

简单说来就是只要你信我的教，就能成神。

这话我总觉得看着眼熟。反正这么一来，东学教的信徒便更多了。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这崔济愚人气日渐高涨很快就引起了当局的关注，在一番调查之后，朝鲜政府认定这哥们儿玩的是坑爹把戏，而且每回坑爹必定云集上百信徒，很有聚众滋事的嫌疑，于是便宣布东学教是邪教，并且实行取缔，而这崔济愚却是铁了心地要跟政府对着干，明着不让传他就暗地里搞老鼠会，先宰熟后杀生，一个一个往下蒙，很快，被取缔过一次的东学教队伍又壮大了起来，尤其是在崔济愚经常活动的尚庆道、全罗道和忠清道三个地方，信教率特别高。

结果朝鲜政府听说之后又坐不住了，这回就不是取缔了事了，而是直接把崔济愚抓了起来，并且判了死刑，本以为这么一来东学教就该群龙无首销声匿迹了，谁想到事与愿违，它非但没能消失，反而还愈加壮大，特别是在全罗道，在崔济愚的继承人崔时亨的宣传下，就连很多地方官员也信了东学教，要跟体内神灵合二为一，基于这种情况，使得朝鲜很多地方政府不得不默认了东学教的存在，而东学党人的胆子也愈发壮大，很快就不满足于自己的这种处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位了，转而开始寻求光明正大的传教权利，他们数次直接上书中央朝廷，要求给崔济愚昭雪平反，同时再承认东学教的合法地位。

虽然上访N次无一成功，但通过这么多次的闹腾，教派信徒的数量也成倍地增加了，这除了要归功于宣传到位之外，更大的原因在于时势。

当时的朝鲜，说句实话，已经差不多快完蛋了。

本来这地方就不怎么有钱，再被大清跟日本两国这么一瓜分，各种倾销各种控制，外加朝鲜政府本身也不断压榨老百姓，使得贫富差距极大，有钱的天天烧钱取暖，没钱的直接饿死街头，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歌谣，叫“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说的就是那会儿的朝鲜。

虽然朝鲜政府本身还尚未觉察到那巨大的危机，但很多旁观者却已经非常明了了，像俄国驻华公使卡西尼就在写给沙皇的报告中称：“全朝鲜陷于沉重而日益增长的激愤情绪已有相当时日，这种激愤情绪极易转变为公开的暴乱。”

这并非他的一人之见，很多人都这么看，比如袁世凯。

虽说天津条约里头规定清日两国要撤军并不派军事顾问，但是这老兄还是留了下来，不过当然不能再继续以往武官的身份了，而是换了个头衔，叫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官居三品，主要工作内容是代表大清掌控朝鲜的一举一动，以遏制日本和沙俄对朝鲜的渗透，说白了就是朝鲜的太上皇，而这位太上皇对朝鲜即将发生的一切也是一清二楚，数次写信回国让大清随时做好应对朝鲜民变的措施。

还有一个人也充分预见到了未来的情况，那便是日本的驻朝公使，此人跟袁世凯一样，每次和东京联络的时候都要跟祥林嫂似的反复念叨说朝鲜要粗大事了，你们快来呀你们快来呀，在他看来，朝鲜一旦有乱子，就是日本乘虚而入的最佳时机，所以必须提前做好一切准备，随时杀进朝鲜，再想点办法赶走清朝势力，从而独霸半岛。

这人的姓名叫大鸟圭介，日本近代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请注意理论二字。

据坊间传闻，他最大的爱好是堆沙盘搞推演以及跟某人拌嘴吵架，不过后者仅限于明治二年（1869）之前，因为该吵架对象就是死在这一年的。

那人要比大鸟圭介有名多了，相信你多半听说过，叫土方岁三，新选组副长。

说起来大鸟圭介其实本是德川家的家臣，也就是幕府那一方的，明治维新那会儿，他跟一个叫榎本武扬的人逃到了北海道负隅顽抗，又和一批志同道合的幕府旧臣一起建立了虾夷共和国，旗帜鲜明地跟明治政府搞对抗。

PS：虾夷是北海道的古称。

当时大鸟圭介担任的是虾夷共和国的陆军奉行，也就是陆军大臣，他的副手就是土方岁三，不过前者是典型的理论型人才，说起来头头是道可做起来却不尽如人意，一辈子兵书写了一大堆可就是没打过胜仗，人送外号常败将军，而后者恰好是摒弃理论只讲实战的实用主义者，从小到大不知道孙子兵法三韬六略，但当年带着新选组叱咤风云，在京都杀得那些萨摩长州的武士只恨爹娘少生了自己两条腿，日本人称鬼副长。

由于上述的八字严重不合，从而导致两人在北海道共事的时候，经常为了战略方针大吵特吵，但渐渐地似乎也吵出了感情，变成了一对好基友。

据说土方岁三战死之后，大鸟圭介悲痛得不能自已，把自己辛苦制作的沙盘地图给砸了个一干二净。

我不是故意要把话题往新选组方向引，只不过就个人的眼光来看，土方岁三确实和另一个将与大鸟圭介结下不解之缘的家伙非常相似，那便是袁世凯。

虽然两人看起来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但实际上共同点却不少，首先是两人的出身都是富而不贵，袁世凯之前说了，家里有钱没错，但却没有功名，连个秀才都是捐来的，而土方岁三也一样，尽管名义上是武士，但却是标准的农民出身，早年连带刀上街的资格都没有，但他们家有钱倒是很有钱，系当地远近闻名的豪农；其次，两人的行事作风也颇为相似，不吝杀人却也不滥杀无辜，袁世凯自不必说，死在他手上的人反正我是数不过来的，同样，土方岁三当年担任新选组副长的时候人送外号鬼副长，除了对那些整天在京都街头搞攘夷的尊攘分子大开杀戒之外，还定出一套局中法度专门用于约束内部人员，只要违反就一律以血肃清，被他弄死的新选组自己人都有好几十个，其中不乏权高位重的新选组初代老大芹泽鸭，总长山南敬助，军师武田观柳斋，参谋伊东甲子太郎等等，但是，你要真说在这两人刀下的尸体里头，有哪些真的只是普通一路人，无辜百分百的，似乎也不怎么存在，保险点说的话就是很少，我这人主要扯淡日本史，对袁世凯本身并不算熟，不敢夸口打什么包票，但至少土方岁三我敢保证，他鬼副长的刀下，几乎没有屈死鬼；第三，两人都是相当标准的实用主义，袁世凯纵观其一生，什么有用他做什么，从练新兵到练新政，无一不从实用二字出发，就连最后做皇帝，也有说法认为他并非只想图一个虚名，至于土方岁三，其本人就曾多次自我标榜过是一个近乎织田信长的实用主义者，只要有用的，他都会搞拿来主义，且接受新生事物的速度非常快，不会带有一丝一毫的犹豫。比如在伏见鸟羽战败之后，土方岁三就说过这样的话：“从今往后，只要打仗，那就只能靠铁炮和大炮了，跟刀枪之类的，再也扯不上什么大的关系了。”说完之后，脱下了日本人穿了上千年的和服，换上了洋装，丢下了那曾经让武士引以为傲的武士刀，拿起了一杆洋枪。也不带着新选组四处缉拿可疑分子了，而是率领起了一支近代化装备的军队。在时代的潮流面前，他能做到如此从容应对适时而活，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两人的思维方式也是出奇地相近，都绝非小说演义里头类似于诸葛亮曹操那样华丽丽的智慧，而是一种一看就知道是小老百姓想出来的质朴并且狡黠但却百分百好用的谋略，比方说袁世凯赴金玉均的宴会，再比方说土方岁三刺杀芹泽鸭，后者因篇幅问题没法展开，想了解的话可以去谷歌一下（外事不决问谷歌）。

其余的还有比如两人都很善于勾搭妹子，都为人圆滑八面玲珑之类的，因为都是细枝末节，也就不多提起了。

不过你不要觉得我拿土方跟袁世凯比是屈了后者，土方岁三之所以没能像袁世凯那样成为万人之上，那纯粹是他只活到35岁就战死了，如果这人没有死在明治二年（1869）的北海道战场上，而且又愿意出任明治政府的官职，以他的才华能够做到什么地步，那可就谁都难料了，我想怎么着都该混得比大鸟圭介要强一些吧。

话题似乎扯得太远了，毕竟本书主题并非新选组而且历史也没有如果，所以我们还是回到朝鲜半岛上来吧。

由于大伙都处于水深火热生死不能的境地里，所以鼓吹只要功夫真就能修成神的东学教自然就很合胃口，与此同时，教主崔时亨又很顺应时代潮流地提出了“斥倭洋”的口号，也就是赶走日本人跟西洋人，恢复朝鲜原本纯洁而又单一的社会，于是再度引发了民众入教信教的狂热。

人一多，胆也就更大了起来，原先是传教都要悄悄滴干活开枪滴不要，后来变成公开要求合法地位，到了公元1893年、1894年这会儿，则发展成了在崔时亨的带领下，东学党人频频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代表民众和官府交涉甚至直接冲突，而交涉的主题不外乎是少交点税之类的事情，说小不小可说大也不大，所以朝廷众高官也并没有怎么太在意，而是继续在那里花天酒地地享受着自己的人生。

这样的结果必然就是要出大事。

明治二十六年（1893）十二月，全罗道古阜郡郡守赵秉甲巧取豪夺，横征暴敛不算还把原本应该上缴国库的税收挪为己用，本来这种事儿在这时候的朝鲜已然是不算事儿了，只是这赵秉甲平日里就欺男霸女鱼肉百姓，所以此事一出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数百人聚集在衙门前，要求赵大人出来给个说法。

面对民众，赵大人先是闭门不出，根据以往的惯例，这种事情只要风头一过，那帮泥腿子便会自行退去。

没承想这一回过去的经验不管用了，人民群众在先进阶级东学党的带领下，有了明确的斗争纲领跟斗争策略，目的明朗分工明确，有人站衙门口喊口号有人负责送饭送水还有人负责田里接着种地，正所谓促革命抓生产，又红又专一样不落。

一直闹腾到第二年正月元宵，赵秉甲连汤圆都吃完了他衙门口的那群抗议的人都没散去，影响极为恶劣。

于是只能用第二招了。

当年（1894）2月，赵秉甲带人以乱棍驱散抗议人群，打不走的，便直接抓回衙门，吊着继续打。

这一打，就打出了事，2月15日，忍无可忍的农民们拿起锄头粪叉冲向郡衙，搞起了武装暴动，赵秉甲一看大事不妙，当机立断拔腿走人。占据了郡衙之后，大伙翻箱倒柜分浮财，顺便还开了牢门放囚犯，闹腾完，也没做太大的停留，就散了。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决定，因为仅仅数日后，古阜郡新郡守朴源明就走马上任了，同时还带来了从朝廷来的钦差李容泰，两人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反攻倒算，以民乱处置当日攻打郡衙的农民，已经放下了武器且都各回各家的农民再也没了反抗的能力，只能如鱼肉般任人宰割，不得已之下，有个人决定把众人再度团结起来，再轰轰烈烈地搞一次大的，而且这一次必须搞得彻底。

这人叫全琫准，表面身份是古阜一普通贫下中农，家有薄田一亩不到，实际上，是东学教古阜分舵舵主。

他们全家，说起来也是名门望族，有个相当阔绰的祖宗，叫全乐，乃是高丽王朝的开国元勋，只不过这已是900多年前的往事了，到了全琫准那一代，家里早就败落得四壁空空，他爹全彰赫，虽然念过不少书还挺有文艺范儿，可也不过是个穷教书的。

显然，全琫准并不打算一辈子做一个怀才不遇的农民书生，故而在结婚之后，他也没顾着管家里头，而是出门四处游历，在此期间，加入了东学党，然后奉命回乡发展会员，在明治二十六年（1893）前后，因个人不断努力以及业绩突出，终于当上了古阜分舵的舵主。

其实本来赵秉甲这档子事儿全琫准并不想过多插手的，毕竟这哥们儿游历四方见多识广，狗官坑百姓那还能叫个事儿么？要是因一时冲动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情给东学教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耽误了教主崔时亨给教祖崔济愚平反的大计，那才叫大条呢。

然而，让他万万木有料到的是，跑去郡衙门前抗议的人群里，一开始就掺了不少东学党，而且更加天有不测风云的是，带头的，居然是他亲爹全彰赫。

全老师是被他儿子全琫准给宣传入教的，本来有文化的人在农村就很受尊重，再加上又入了东学党，自然而然就被推选为首领了。

结果这首领不是那么好当的，赵秉甲带兵出来镇压，首先就抓了全彰赫，接着吊起来一阵乱棒，全老师身子骨弱没能扛住，就这么被打死了。

全琫准一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当时就暴走了。

2月15日农民攻打郡衙，其实就是他带的头，不过此时的全琫准由于考虑到此事一旦彻底闹大，或许就再没了收场的机会，所以在占了郡衙分了浮财之后，也就让人散了，之后的两个月里，他都一直在联络朝鲜其他各地的东学教首领，说是目前的朝鲜已经差不多完蛋了，与其让洋人侵略国土沦丧大家做亡国奴，还不如我们东学党人站起来打响第一枪，夺了天下之后，再造一个新世界。

这时候东学教其实已经差不多完全失去了获得官方承认步入正规宗教殿堂的机会了，而且很多教徒的生活也确实相当艰辛，所以对于全琫准的想法都表示了赞同，不过大家也都不是傻子，纷纷表示全舵主，只要你们古阜敢争天下先，我们莫敢不从，当然，当出头鸟有风险，我们不会让你白干，只要你肯吃这螃蟹，将来夺了天下，我们都拥戴你做大将军。

于是在当年的4月26日，全琫准和古阜东学教骨干一起再度率领民众拿起武器反将起来，造反的队伍当天就占领了古阜全郡，和上次不同的是，这一回大伙没有见好就收，而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剑指天下。

5月初，全琫准军已经发展到万余，并且攻克了泰仁县，活捉了县监李冕周，后又占领军事要地和政府粮库所在地——白山，以其地为大本营，称“湖南倡义所”（朝鲜王朝时期，全罗道别称“湖南”，忠清道别称“湖西”）。

之后，全琫准在白山召开大会，将新近投靠的数千农民收编成军队，并以东学党的名义公布了起义纲领，称“四大名义”：一、弗杀人，弗伤物；二、忠孝双全，济世安民；三、逐灭倭夷，澄清圣道；四、驱兵入京，尽灭权贵。

史称白山倡议。

提出倡议的同时，全琫准被推选为总大帅，并且自称绿豆将军（怎么想的……），其余的东学党骨干也分别担任了军中要职。

5月7日，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派兵一千二百五前去围剿，结果因为兵力过于悬殊，理所当然地被击退了，不得已退回了全罗道首府全州城。

消息传到汉城，高宗虽然有点小震撼但大体上还是比较镇静的，一番盘算之后，派出了全罗兵使兼壮卫营正领官洪启薰率兵征讨。

这洪启薰当年不过20来岁，出身并不怎么高贵，不过却是闵后的心腹，这主要是因为当年在壬午兵变那会儿，乱军刚攻打皇宫的时候，闵妃乘坐骊兴府大夫人的轿子逃走，但有个宫女向起义军民指认轿中之人是闵妃，于是起义军民就用刀劈开轿子，扯着闵妃的头发将她甩在地上。洪启薰见状，大吼道：“这是我妹！在宫里当尚宫的！”

说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又立刻背起地上的闵妃逃走，而乱军就在那一瞬间信以为真，并没有追击。

有此救命之恩，自然后来受到了闵妃万般的宠爱。

再说洪启薰受命之后，没有多耽搁就带了八百士兵出发了。

你千万别嫌人少，这八百人隶属壮卫营，由美国教官训练，全部配备洋枪洋炮，是当时朝鲜唯一一支西洋式军队，战斗力堪称半岛第一。

只不过美中不足的是，部队的士气不怎么高，确切地说是相当低落，而且纪律也相当烂，一路上招猫逗狗扰民乱民开小差不断，从汉城出发时八百人，等走到全州城时只剩下四百七十人了。

5月27日，洪启薰带着这四百多人的残部主动出击，意图靠先进的武器一决胜负，结果被全琫准看穿了意图，在一个叫黄龙村的地方遭到了东学党部全军埋伏，一万多人打四百多，而且还是士气低落的四百人，纵然是开着高达那也无力回天了，经过拼命厮杀，洪启薰才得以带了被杀剩下的一两百人突围回到城里，从此以后，只龟缩在城，绝口不提什么主动出击了。

第五章
开战前夜

全琫准揭竿而起之后，很快其他地方的教友们也如之前承诺的那样一呼百应，顿时朝鲜半岛遍地开花，八道之中五道起了乱军，而且造反之人清一色打的都是东学教的旗号。

于是朝廷再也hold不住了，国王高宗决定向邻国求援。

邻国无非两个，一个大清，一个日本。

历经壬午、甲申两次变动之后，他比较倾向于前者。

5月26日，朝鲜兵曹判书（国防部长）闵永骏和袁世凯会面，因为一开始并不知道对方态度如何，所以闵部长也不敢太大鸣大放，先是很寒暄地问了问袁大人对最近的局势是如何看的。

袁世凯连连点头说最近形势一片大好，三千里江山歌舞升平繁花似锦，美得很美得很。

闵永骏愣住了，想了半天，怯怯地问了一句，大人难道不知道最近闹东学党吗？全朝鲜都反了。

袁世凯说我知道啊，这又不是什么大事，你们朝廷都没放在心上，连管都不管，这足以说明不过小事一桩。

“朝鲜已派洪启薰前去镇压，怎能说没放在心上？”闵永骏非常疑惑。

然而对方则是一脸的恍然大悟：“原来他洪大人是去镇压东学党的？”

“当然。不过连日兵败而已。”

袁世凯笑了：“洪启薰部所到之处，无不是为害一方弄得鸡飞狗跳，不干正事也就罢了，整日间祸乱百姓，而真到了打仗的时候，每次都要列阵于东学军外十余里，等乱军抢够了砸够了准备撤退走人了，他才开始装个样子追一追，就这样，你也敢说是平叛？”

话说得很刺耳，但闵永骏听得却很舒服，不是他天性抖M，而是他终于明白，袁世凯其实非常关心东学之乱，既然如此，那么请求清军出援，也就好开口多了。

“如果我们向大清求援，大清肯借兵与我否？”

“只要你们朝廷用正式的公文向我大清提出要求，我方随时都能出兵助你戡乱。”袁世凯满口保证道。

6月1日，高宗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借兵问题。

因为在此之前的5月31日，东学党军又攻下了全罗道首府全州城，事态愈发紧急，所以对于借兵的方案，基本无人反对，大家讨论的焦点在于，如果向清国借兵，那么若是有第三国，尤其是日本，以此为借口也要参一脚，那该怎么办？

闵永骏表示，要谁出兵不要谁出兵，理应朝鲜说了算，当年大清跟日本签订的《天津条约》里头，也就规定了一方出兵要照会另一方，又没说一家出兵另一家也要跟着出，他日本凭什么参一脚？

“那么日本要是以救助友邦为借口，强行出兵，那该怎么办？”底下有人问道。

这确实很像日本人的作风。

但闵永骏却胸有成竹：“没关系，袁世凯自有应对的手段。”

接着又有人问说：“要是俄国也要出兵，那该如何应对？”

闵永骏想了想，尽管没想到该如何对付俄国人，但又觉得他们出兵的概率似乎比较小，便拍着胸脯说道：“没关系，这个袁世凯也应该早有对策。”

于是袁世凯的个人形象一下子就伟岸了起来，成为了朝鲜君臣心目中的奥特曼，但凡来了怪兽，管他是北极熊还是日本狼，只要关门放袁世凯那就绝对万事能搞定了。

这天廷议最终决定向清国借兵平乱。

另一方面，朝鲜要大清出兵的情报在廷议的当天就传到了日本人的耳朵里，大鸟圭介兴奋异常，在他看来，即便朝鲜跟清朝都不想日本出兵，但这世上哪能事事都如他们的意，只要大清决定出兵，那么他必然能有办法让日本也找个借口将军队运到朝鲜。

所以眼下最重要的，有两样，第一是确认袁世凯的意思，如果他打算出兵那最好，如果不打算出兵则要想办法唆使他出兵；第二是要想办法装出一副日本绝不会出兵的样子让袁世凯放松警惕。

这天晚上，大鸟公使登门拜访袁世凯，明面上是讨杯茶喝喝拉拉家常，实际上是探探口风。

袁世凯知道对方的来意，特地拿了上好的茶叶泡上，跟大鸟圭介你一杯我一盏地喝了起来，谈话内容也仅限于家里几口人地里几头牛的家常话，却不提什么东学党什么出兵之类的事儿，两人一口气喝了三四壶，大鸟圭介实在是忍不住了，只好把话给挑了开来：“袁大人，东学党之乱也已经闹了小半年了，对商务贸易影响很大，实在是令人担忧啊。”

袁世凯拿着茶杯点了点头说是啊，谁说影响不大呢，很多生意都做不起来了，可他要闹，你又能怎么办？

“这种事情一旦长久，那就会越来越乱，越来越难处理，这朝鲜朝廷是肯定不能自行平乱了，依我看，不如你大清出兵，代替朝鲜平定这场祸乱吧。”

袁世凯一听这话连忙摆手：“这是朝鲜的家务事，大清怎能插手？事实上我国朝廷的意思，也是希望朝鲜能自己解决此事，根本没打算越俎代庖。”

大鸟圭介听了这话顿时愣住了，觉得袁世凯可能是在坑爹装逼，表面上说不想管，但背地里指不定就拍电报去北京要出兵了。

可他的脸上却真的是一脸的真诚，完全看不出任何其他不对头的色彩。

正在犹豫间，袁世凯发话了：“等东学党占了整个全罗道，汉城就危险了，你们日侨撤不撤？”

大鸟圭介想了想，说道：“如果可能的话，当然不撤的好。”

这天谈话结束之后，两人各自给自己的上峰拍了电报。

袁世凯的电报内容是，朝鲜内乱已经无法自行平定，我大清在收到朝方正式文书后即可出兵戡乱，日本方面亦在蠢蠢欲动，应随时防备。

而大鸟圭介的电报则比较省钱，字很少：朝鲜已向大清求援，我国也应借机出兵。

后者发完之后，由于正值各种黄道吉日，所以便放下工作，回国度假去了。

次日，朝鲜方面向清国发出了正式的求援照会，于是李鸿章决定，派军分三批入朝。

第一批，是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统率的芦防马步军九百一十人，为前锋。于当年6月6日的下午6时，自塘沽港登图南号轮船东渡朝鲜，于6月8日下午6时抵达牙山海口。6月9日，清军登岸整队，进入牙山。

牙山是个县，在汉城西南150里，之所以选牙山原因有二，一是因为这里离东学党闹事的地区较近，便于协助朝鲜平乱，二是为了避开日本侨民大量聚居的仁川和汉城，以免与日本人发生冲突而引起外交纠纷。

第二批，是直隶提督叶志超带领的一千零五十五人，分乘海宴号和定海号轮船，于6月8日下午6时出海，10日下午3时抵达牙山海口，因无驳船，全军于6月12日上午10时方才登陆完毕。

第三批带队的叫夏青云，总人数五百，走得晚到得也晚，6月25日才抵达牙山。

大清出兵前，虽然是按照条约照会了日本方面，但怎么说也是师出有名，而明治政府虽然也想出兵，却找不着由头。

当时的外务大臣叫陆奥宗光，此人早年跟随坂本龙马混饭，行事作风干净利落，外号剃刀。

陆奥宗光是6月2日，朝鲜发出照会的当天就已经知道大清要出兵了，当即就把刚刚在日本落脚连老婆孩子热炕头都没顾得上的大鸟圭介给招了过来，让他赶紧提前销假，立刻返回朝鲜，顺便带着兵一块儿走。

大鸟圭介很困惑：“我们以什么借口带兵过去？”

“你先不要带兵，先带几百名警察去朝鲜。”

大鸟更加困惑：“据我所知，大清派来的军队有三千人，这个数字在以后很有可能增至五千，现在我带几百个警察，跟不带又有什么分别？”

“稍等时日，我便会想办法派大部队来朝鲜的。”

“那又为何不现在派？”

“这是首相的意思，你以为是我个人爱好么？”

首相就是伊藤博文，他认为，朝鲜让大清派兵，那是去帮着镇压东学党，属师出有名，可日本并没有受到邀请，要是擅自也跟大清一样弄个三五千人过去，那必然会受到国际舆论谴责而且还违反了当年的天津条约，容易造成诸多麻烦，所以还不如先弄几百个警察过去，同样也是战斗力，而且一来因为不是军队，故而不必照会清政府；二来真要问起来，说是保护侨民即可。

至于后面还要不要接着派军队过去，那得看后面的形势，不过伊藤博文本人，是不赞成弄太多人去朝鲜的。

但是当时日本的情况是支持出兵并且出重兵去朝鲜的人占了绝大多数，除外务省陆奥宗光之外，军界那边更是竭力要求即日派大军和清朝决战，其代表人物，是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

川上操六，萨摩藩出身，早在推翻幕府的伏见鸟羽会战中就崭露头角，立下过战功，之后凭借着出色的能力一路高升，明治二十三年（1890）晋升陆军中将，三年后（1893）出任参谋本部次长。

他认为，既然大清出兵，那么日本也一定要出兵，不光出兵，还要出重兵。

6月5日，大鸟圭介奉命返回朝鲜，走的时候，带走了四百余名警察，准备用于维护日本在朝利益，对此，伊藤博文表示，足够了。

一方认为要出重兵，一方认为四五百人足够，两方僵持不下，不得已，川上操六跟陆奥宗光一起，登门拜访了伊藤首相，想要说服他再追加部队开赴朝鲜。

三人会面之后，川上操六率先开门见山：“我认为，我国应该发兵朝鲜。”

陆奥宗光随即附和：“朝鲜应由我国来主导其开化，首相大人难道不这么认为么？”

伊藤博文点了点头，意思是同意陆奥的说法，虽然此时的他仍然认为不应该轻易地刺激清国，但显然已经被陆奥给说动了，所以稍稍地松了口，问川上操六道：“你认为，该派多少人过去合适？”

“我认为，一个旅团比较合适。”

当时日本的一个旅团，编制在两到三千人，针对大清派出的先头两千五百人，算是旗鼓相当。

但伊藤博文却叫了起来：“一个旅团？那也太多了吧！日本真要派出那么多人，别说大清，就连西洋列强，都不会坐视不管。”

“如果只是一个旅团的话，那就跟清国派出的人数差不多，他们又有什么资格来插手干涉呢？甲申那年我们之所以会输给袁世凯，主要原因就是我方兵力太少的缘故，这一次总不能重蹈覆辙吧？”陆奥宗光说道。

川上操六也紧紧跟上道：“首相，现在不出兵，等以后再想出，可就来不及了！”

伊藤博文不再说话，而是陷入了长考。

良久，他才缓缓地开了口：“好吧，我知道了。”

关于日本出兵一事，就算这么定了。

第二天，陆奥宗光在自己家里接待了川上操六，想再详细讨论一下这事儿，毕竟关乎国家命运，不得不小心行事。

其实两个人都很明白，这一次跟以往的每一次都不同，这一次，将会爆发战争。

所以陆奥外相问川上操六的第一个问题是，胜算多少。

“如果短期内决战的话，我军必胜。”

这话说得比较大，所以陆奥宗光有点将信将疑：“清国这次派兵两千到三千，算上后援的话，应该会在朝鲜留下五千人，我们只过去了一个旅团，如何必胜？难道你想再追加部队？这恐怕首相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同意的吧。”

“陆奥大人，你知道一个旅团有多少人么？”

陆奥宗光虽然常年搞外交，但对于军阵之事多少还是知道点的：“一个旅团不就两三千人么？”

川上操六笑了：“一个旅团在平时，确实也就两三千的编制，但如果在战时，加上骑兵，炮兵，工兵，总共可以达到七千人，也就是所谓的混成旅团，可这混成旅团终究也是旅团，只要在几天后通过内阁决议，再让天皇陛下批准我们向朝鲜派出一个旅团，那么至于如何用兵，是派普通旅团还是混成旅团，那就是参谋本部职责范围内的事了，和他伊藤首相再无半点关系。”

陆奥宗光一惊：“你的意思是坑他一回？”

川上操六笑而不语。

6月9日，由伊藤博文亲上奏折，经天皇御批之后，一支共计七千余人的混成步兵第九旅团，在旅团长大岛义昌的带领下，向着朝鲜进发了。

等到伊藤首相终于明白过来什么叫混成旅团，总人数多少的时候，那第九旅团早已经有一半从仁川登陆了。

事到如今，纵然是他，那也没辙了。

而比他们要先一步到达朝鲜的大鸟圭介听说之后，则非常高兴。

只不过还是那句老话，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这话不管国籍肤色血统，但凡对人类，那都有效，显然，也包括日本人。

正当大鸟公使盘算着一个混成旅团七八千人如何通过荡平东学党来实现掌控全朝鲜的当儿，那边的袁世凯，也淡定地开始出招了。

第一招，叫釜底抽薪。

6月11日，在袁世凯的游说下，朝鲜政府跟东学党谈和了，政府代表洪启薰全盘接受了全琫准提出的十二条政治改革方案，并且在朝鲜土地上分出五十多个郡县给东学教徒当试验田，让他们在那里以自己的政治方针执政，次日，全琫准率全部军队退出了全州城。

东学党之乱，眼看着就算是结束了。

根据清日签署的《天津条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清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行文知会；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意思是说，有事派兵，搞定之后，哪来哪回。

12日，袁世凯拜访了大鸟圭介，说大鸟大人，你怎么看？

大鸟大人顿时就成了大头大人，他压根就没想到这眼看就要翻了三千里江山的东学党居然就这么虎头蛇尾地草草收场了，这下，日本军队原先所仗着的什么帮助镇压东学党，保护本国侨民之类的大义名分，全都变成了浮云，那个传说中的混成旅团，不管是已经登陆的还是正在航行的，都不再具备待在朝鲜的理由。

于是只能很垂死挣扎地表示，看看再说，兴许那东学党又死灰复燃了呢？

袁世凯笑笑，起身点了点头拱了拱手说告辞了您哪。

第二天，大鸟圭介才吃过早饭，日本公使馆就被人给围上了，西洋各国驻朝的外交官们纷纷到访，询问日本此时贸然出兵朝鲜，是何用意？莫非是想侵略朝鲜？

这便是袁世凯的第二招，叫四面楚歌。

日本明治维新，主要目的是要强国，但实际上，是想让国家变强之后，挤进列强的队伍里头，所以在那个时代，明治政府做事情非常重视国际影响，哪怕是干婊子的勾当，也必然要弄个贞节牌坊，而且这牌坊还不能是花岗岩的，必须得用白汉玉。

袁世凯正是利用了日本无论做什么都要考虑到国际舆论的外交心态，在12日告辞大鸟圭介之后特地去各国公使馆转了一圈，放出风声说日本派兵一个旅团登陆朝鲜，目的不明，以此引起西洋诸国的关注。

这一天，大鸟公使过得很痛苦，尽管面对各路外交官的质疑是一句正经话也说不出，却也只能憋着满腔的不爽点头哈腰笑脸相迎。

有人说，干外交其实就是要用最热情的笑脸去贴别人最冰冷的屁股蛋子，大鸟圭介终于有了一回切身的体验。

送走了洋人，他连忙拍电报去东京，问现在该怎么办。

东京回复：稳住大清和西洋，我们继续派兵。

这是陆奥宗光跟川上操六的意思，而非伊藤博文的。

伊藤首相此时已经开始打退堂鼓了，他不怕朝鲜，不怕大清，但却非常忌惮西洋列强，这主要是这哥们儿当年去英国考察，被西洋先进的科技给震惊过一回，之后回到长州，看到美国一艘船灭了自家全部海军力量，又震惊了第二回，这么接二连三地震来震去，顿时就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恐慌症。

他的宗旨是，但凡碰上西洋列强的，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那一个混成旅团，就赶紧撤回来吧。

显然陆奥宗光他们不能让这位老兄这么干。

为此，陆奥外相跟川上次长特地去了一趟首相官邸，想亲自说服首相大人，放弃自己愿意的想法。

结果一进门，伊藤博文就骂了起来：“你们两个，他娘的算计老子么？”

两人没答话。

“川上次长，你告诉我说派一个旅团，三千人，结果光是先头部队，就有四千！”

“首相，我确实说过派一个旅团，但却从来都没说过三千人。”

白马是马，混成旅团那也是旅团。

伊藤博文当时就气得直哆嗦，说你小子够狠，坑爹坑老爷我头上来了。

说完，不再鸟川上操六，只对陆奥宗光说道：“如今东学党之乱已经平息了，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立刻跟清国交涉，双方一同撤军吧。”

陆奥说你做什么梦呢，跟清国交涉一同撤军？你说他们会撤么？

“不管怎么样，七千人，这也太多了。”

本来都已然没再吭声的川上操六这时候又开了腔：“首相，恕我直言，您管得太多了。”

“你说什么？！”本来就一肚子火的伊藤博文这下是真的怒了。

“出兵一案，内阁已经决议，皇上已经御批，既然如此，那之后就是参谋本部或者说军队的工作，和其他人再也没有关系，您即便贵为首相，可也有该管的和不该管的，能管的和不能管的，您还不明白吗？”

这话分量有多重一听便知，本质上等于是军人在那里警告首相了，可却说得一点都没错，出兵一个旅团，那是内阁点过头的，他伊藤博文身为内阁首相，更是亲自裁决过，现在虽然是知道自己被坑爹了，但也只能吃个哑巴亏，其他的什么都做不了。

只不过伊藤博文并不甘心，倒不是说对自己被坑耿耿于怀，而是他真心觉得如果真在朝鲜留七千人马，那是很危险的。

陆奥宗光当然也知道首相的心思，所以在数日后，又去了一次首相府，由于怕像上次一样给伊藤博文添堵，所以这回特地没带上川上操六。

但伊藤大人连日来这么接二连三地被坑蒙拐骗，早就成了火药罐子，一看到陆奥宗光的脸就炸了毛：“如果西洋列强这次强行干涉甚至付诸武力，你打算怎么办？！”

“他们不会干涉的，放心吧。”

“你凭什么就敢说他们不敢干涉？！”伊藤首相差点就要拍桌子了。

陆奥宗光一看领导貌似真急眼了，于是连忙说你淡定，我这可不是空口白话，我是请专家论证过的。

伊藤博文没好气地问是哪个砖家，拿来我看看。

陆奥宗光说我早把他叫来了，现在就在外面候着呢。

说着，按响了电铃。

走进来一个人，陆奥外务大臣介绍道：“他是福岛安正。”

伊藤博文连连点头，意思是久仰大名。

福岛安正，时任驻朝武官，军衔为中佐，擅长收集情报并精通多国语言。

这人去朝鲜，纯属临时抽调，在那之前，他主要负责的是对中国跟俄国的情报侦察。

早在明治十二年（1879），他就乔装成中国人，跑到上海、大沽、天津、北京、内蒙古等地进行了历时五个月的实地侦察。回国以后，将侦察结果整理成《邻国兵备略》、《清国兵制集》上报有关部门，之后，又数次装成各种职业的中国人来华刺探。

当时有人问他，说大清跟日本相斗，谁能胜？

福岛安正想都没想就说道，十年之内，日本若是跟大清开战，则日本必败，但十年之后，日本必胜。

于是对方就很奇怪，又问，难道日本只要发展十年，国力就能超过大清？

福岛安正摇了摇头：“以日本目前的国力而言，即便再发展二十年，也未必能超越清国，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将其战胜，因为清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便是统治阶级的腐败，一个国家能够在任何场合公然行贿受贿，这本是万恶之源，可他们非但不思反省，反而愈演愈烈，上至皇亲大臣，下至一兵一卒，莫不是如此，清国既有如此不治之症，那只要稍加时日，必定不再是日本的对手。”

这话说完的3年后（1882），壬午兵变，大清胜而日本败；5年后（1884），甲申政变，大清再胜，日本再败；而如今转眼便是15年后的甲午年了，你懂的。

明治二十年（1887），福岛安正被任命为日本驻德国武官。在德国的五年中，他详细地考察了欧洲务国的情况，其中，最引起他关注的，是俄国的动向。

当时俄国因为被英德等国牵制，被迫放弃南进方针，转而将眼光投向亚洲，包括福岛安正在内的很多日本政坛人士推测，俄国人的铁蹄在数年内，就会踏上中国大陆朝鲜半岛乃至日本的国境。

因此，关于俄国的情报，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为了掌握俄国东进政策的实际情况，福岛安正决定亲自沿着西伯利亚铁路进行实地侦察。不过由于他的身份比较敏感，所以对外宣称是要搞一次探险，一次单骑穿越严寒时期西伯利亚的探险旅行，也就是一个人，一匹马，穿越西伯利亚。

这确实是一次冒险，因为当时已近年底，在这个天寒地冻的时节，即便是西伯利亚当地人，都不敢去横穿那鬼地方，更何况他福岛安正是个从来都没在寒带生活过的日本人，此举一经传出，全世界都认为这哥们儿是打着灯笼去厕所——找死。

明治二十五年（1892）二月，经过数月准备，福岛安正骑上爱马凯旋正式出发了，他以德国为起点，进入俄国境内，在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中北上。3月下旬，到达彼得堡后，福岛向日本参谋本部发去了第一份关于俄国陆军的调查报告。此时，俄方也隐约觉察到福岛的此次旅行的动机貌似并不怎么纯，但却苦于木有证据。4月9日，福岛安正离开彼得堡，于当月下旬抵达莫斯科。在那里受到了沙皇和皇后的接见和赐宴。经过细致考察，他向日本参谋本部提交了关于西伯利亚铁路建设方面的报告。9月下旬，到达中俄两国的界山——海拔3000多米的阿尔泰山，此时的福岛安正已经走了7000多公里，完成了一半的路程。

在旅途中，他迎来了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初也就是一二月那会儿，是西伯利亚最寒冷时期，气温最极端的能够达到零下50度，这种时候，俄国人别说穿越了，连门都是不出的，但身为日本人的福岛安正，却以普通人类完全难以想象的意志力淡定地在那荒无人烟的冰天雪地里头不断前行，最终，在历时1年4个月后，他完成了总计1.8万公里的旅程，走出了西伯利亚，创下了情报侦察史上的奇迹。

因为这次旅行，使得福岛安正声名大振，全世界都知道了有这么个为了情报连火星都敢去的日本武官，连明治天皇对其都大为赞赏，特地召他入宫，发放三等旭日重光勋章并亲自设宴款待。

这样一个对俄国乃至欧洲，中国乃至亚洲情报无所不知的百科全书，正是当时日本或者说伊藤博文所迫切需要的。

事实上关于欧洲方面，伊藤首相此次最担心的，倒还不是一直都叫得很响亮的德国或是英国，而是沙俄，因为只有俄国人，才会真正具备直接以武力来干涉日本的可能性，其他西洋诸国，至多就是外交方面耍耍嘴皮子，真刀真枪地干活他们未必会做。

所以伊藤博文问福岛安正道：“你说，俄国会不会跟日本开战？”

福岛安正一听之后，就用特别惊讶的眼神看了对方一眼，满脸不屑，意思是这种问题你怎么也好意思来问我，但毕竟对方是首相，又不好意思明着唾弃他，只能毕恭毕敬地回道：“我国和俄国，必有一战。”

伊藤博文马上脸色就变了，然后转头盯住陆奥宗光，虽然没说话，但意思很明确：你丫的不是刚才还说有专家论证俄国这次不会武装干涉么，现在这专家怎么说出来的话跟你不一样？

陆奥宗光知道两人各自说的都不是一件事儿，于是连忙面向福岛安正道：“首相的意思是，如果这一次我们出兵朝鲜，跟清国开战，那么俄国会不会借此对日本动武？”

“虽不敢说绝对，但三五年内，我国与俄国交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要打的话，至少十年之后。”

伊藤博文忙说十年之后的事情十年之后再说，本官现在只问你，这一回会不会开打？

“不会。”

生性谨慎的伊藤博文听到这儿，又忍不住追问了一句：“万一打了怎么办？”

陆奥宗光一看这话要这样说下去那就没完没了了，于是挺身而出：“只要我们有出兵的名分，俄国必然不会动武。”

“那大义名分何在？”

“我国在朝鲜本身就享有驻兵之权，即便是签订了《天津条约》，却也不曾被剥夺过，只要找一个合适的理由，便能堂而皇之地出兵。”

“我问的就是那个理由，我们以何为借口，将这一个混成旅团送入朝鲜境内？”

陆奥宗光胸有成竹地笑了笑：“我们就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助朝鲜成为文明国。”

“这是怎么个说法？”

“我们只要对欧洲诸国说，出兵朝鲜，是为了帮它摆脱清国的束缚，使之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国，绝非为了侵略其领土，只要这么说，那么我们便有了大义名分。”

“人嘴两层皮，难道清国就不会驳斥？”

“不管清国说什么都无所谓，到时候，我们就像他们提议，由日清两国携手，共同帮助朝鲜搞内政改革，目的是为了让朝鲜独立富强，清国如果同意，那等于是答应把他们在朝鲜的利益拱手让与我们一半，自然是不必再动刀兵了，可要是不同意，那么我们就有了出兵的大义名分，可以趁机昭告天下，表明日本出兵的合理性。”

如果你没有看明白上面那段话，那么我来稍微解释一下。

陆奥宗光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虽然数千年来朝鲜都一直是大清的属国，但时代已经变了，过去的宗主藩属那套，已然是不被国际主流所接纳了，所以你清国要再赖着朝鲜不放，死乞白赖地要他给你当小弟，其实是没道理的，但是大清又不得不绑着他，理由前面说过了，朝鲜乃东北门户，一旦有失，太祖爷龙兴之地就危险了。

另一边，对于日本而言，朝鲜是不是真正独立跟他并无一毛钱关系，他真心想要的，是从朝鲜谋取利益，但牟利这活儿自古以来就不是那么好干的，朝鲜虽然弱不禁风，可背后却有个大清王朝，你要搞小弟得先过他大哥那一关，同时还得应付世界舆论，时为19世纪末，马上就要迎来新世纪了，新世纪新世界新东方新规矩，不再是向以往大航海时代那样只要船坚炮利看到地方插一面屁股帘儿就可以算是自己的地盘了，得符合国际道德国际公约，你日本从大清手里抢朝鲜，必须得拿出一个能让西洋列强都闭上嘴的理由来。

还是那句话，婊子的勾当你尽管做，可必须得立个贞节牌坊，还得是汉白玉的。

也就是说，清日朝三国，在公元1894年那会儿的现状是，大清紧紧抓着过去属于但现在却并不该属于他们的朝鲜，而日本则想把过去不属于现在仍不属于他们的朝鲜给从清朝手里弄过来。

说白了就是一个人想抢另一个人手里头的不义之财，该怎么做？

很简单，先向全世界宣布，这是不义之财，是不属于那个人的，而我，并不是贪财，只是图个公道，要把这不义之财从那不义之人手里给夺来，如此一来，先不管抢得过抢不过，至少在外人看来，多少也算师出有名见义勇为，别人也就不太好意思横插一手了。

至于夺来之后怎么办，明面上说是交给警察叔叔，实际上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这是真话。

所以，这一回日本行动的旗号就是为了朝鲜脱离大清，实现独立富强，如果有任何国家，包括大清，胆敢从中作梗当横，那一顶逆时代潮流而动，阻挡他国独立的帽子，就算是扣瓷实了。

故而陆奥宗光认为，只要来这么一下子，不管大清怎么接招，西洋列强，应该是不会再有插手的借口，只要西洋不插手，日本单挑大清，正如福岛安正当年说的那样，胜算很大。

谈话到此结束，陆奥宗光总算是说服了伊藤博文，继续向朝鲜派军，其实也等于是说服了他，点头同意和大清开战。

临走的时候，伊藤博文叫住了他：“陆奥，你不要觉得我胆小啊。”

“在下从来都没这么想过。”

“不，我确实是个胆小鬼，自从明治十一年（1878）接替大久保利通以来，我每一步都走得谨慎细微，战战兢兢地一点一点打造着这个国家。”伊藤博文叹了一口气，“你们只要想着如何战胜敌人就行了，可我却不得不再多想想，万一战败了，该如何重新收拾败局啊。”

“大人，您尽管放心吧。”福岛安正一脸的淡然，“此战，日本必胜。”

第六章
开战！高升号

6月15日，陆奥宗光紧急约见了清国驻日公使汪凤藻，告诉他，从现在开始，日本将跟大清一起，共同帮助朝鲜改革内政。

汪凤藻一下子就蒙了：这都哪跟哪啊，怎么就共同帮助朝鲜改革了，怎么我从来都没听说过这茬儿呢？

也难怪他没听说过，毕竟是前几天现想的事儿。

措手不及的汪凤藻只得以缓兵之计应对，表示共同帮助朝鲜改革，这是好事儿，也是大事儿，所以要暂缓，咱先把眼下的事情给处理了，比如你们日本什么时候撤军？

陆奥宗光回答说，我大日本帝国怀着一颗治病救人见义勇为的崇高心灵，朝鲜内政一天不改革，我帝国士兵一天不回家，要撤，你们撤。

汪凤藻说我们撤个什么劲儿呀，我们是应邀戡乱，倒是你们，不请自来，还不肯走，这是怎么个意思？

于是这两位爷一个表示不共同帮人搞改革我们就不走人，一个坚持你们先撤军再说别的事儿，就这么从上午缠到下午，再从下午缠到傍晚，连口晚饭都没来得及吃，接着又从夕阳西下闹腾到了明月当空，一连折腾了八九个小时，汪凤藻表示自己实在是吵不动了，这样吧，我先把你的要求给上头汇报，但我估计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是不可能被同意的，所以呀，咱来日方长，逮着机会再战吧。

而陆奥外相也沙哑着嗓子回道您走好，我等您消息。

汪凤藻是个实在人，真的拍了个电报给李鸿章，说日本说要和我大清一起帮助朝鲜改革内政，此事不行，将不撤兵。

陆奥宗光却生怕对方放自己鸽子，于是便怀着一颗小人之心，特地命小村寿太郎亲自照会李鸿章，表明明治政府的态度。

小村寿太郎，时任日本驻清公使，身高156厘米。光头且头大，人也很穷，虽然工资不低，但他爹曾经搞过风险投资，结果失败，所以他当外交官的那点薪水还不够还债的，因为以上种种，故在外交圈里有一个相当难听的外号，叫老鼠外交官。

不过这人手腕很强，单论外交能力的话，他算是当时全世界里为数不多能勉强和李鸿章单挑的人。

对于日本要求共同插手朝鲜的殷切希望，李鸿章的回复倒也简练，总结起来就一个字：滚。

当然，李大人也明白，凭他一己之力想要让日本人滚得远远的，似乎可能性也不大，所以在之后的一个星期里，他找来了英国驻华公使跟俄国驻华公使以及其他各种国家的驻华公使，想结西洋之群力，断日本之念想。

但西洋各国普遍不怎么给力，也就俄国跟英国还算够点意思，一个表示愿意送一封照会给日本，让他们撤军，另一个则打算从中调停，让这事儿就这么算了。

结果俄国人倒也实诚，确实让自己国家的驻日公使照会了陆奥宗光，说是希望日本从朝鲜撤军，对此，陆奥宗光很不客气地表示您从大门来，还从大门回，我就不留您吃饭了。

21日，参谋本部下令，将还没派过去的那半个旅团继续发往朝鲜。

23日，陆奥宗光再次约见汪凤藻，向他递交了关于两国共同协助朝鲜实行内政改革的方案，这等于说是完全无视清国之前提出的撤军要求。

28日，英国驻日公使前来游说，但跟陆奥宗光扯淡了半天之后，做出承诺，表示愿意跟大清去说道说道，让他们先松松口。

7月10日，经过交涉，俄国公开表示，对于清日朝三国之间的破事，我大沙俄帝国严守中立，绝不掺和。

此声明一经发出，第二天（11日），明治政府就向清政府递交了断绝国交的断交信。

终于，战争的脚步临近了。

日本如之前所说，无论军政，都已然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尤其是海军省，早在7月头就将几条最能打的军舰拢了一堆，编成本队，第一游击队和别动队三组，合称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是时任海军中将，萨摩出身的伊东祐亨，旗舰则是蚊子扛大炮的松岛号。

那么，对海岸我大清的情况又是如何的呢？

此时的大清朝廷里分为了我们很耳熟能详的两派，反战派跟主战派。

反战派的代表是李鸿章，他并不愿意现在和日本开战。

李中堂其实真是个明白人，他很清楚，别看自己手里海陆两军齐全，还都装备了最新式的洋枪洋弹坚船利炮的，可真要拉出去，未必能打赢日本人。

所以他给光绪皇帝上奏的说法是目前准备还不充分，不能求速速决战。

但主战派却不肯放过他，确切地说是主战派的首领翁同龢不肯放过他。

虽说翁师傅在备战问题上一直是能拖就拖，能不给钱就不给钱，变着法儿地为难李鸿章，可一听说要打仗了，立马就换了一副面孔，变得比谁都积极，上蹿下跳的那股子劲儿比猴都欢腾，整天朝堂之上就念叨着说素闻你李中堂有淮军和北洋这海陆两张王牌，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是骡子还是马，现在也到了该牵出来遛遛的时候了。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正气凛然爱国主义情怀满满，但实际上压根不是这么回事儿。

在翁同龢看来，这是一次天赐的良机——急速提升自己地位和短平快弄死李鸿章的良机。

高举爱国主义大旗，主导群众舆论，站在主战派队伍的最前列，这是一个不用费太多力气就能讨到无数好处的活，此外，日后真要开战了，战胜，那么他翁师傅因为是最坚定的主战者，是战略制定者，所以定能获得一份大大的军功；要输了呢？那更好了，背后耍嘴皮子的不会有罪，可你李二先生却得吃不了兜着走，首先你的两支军队被打残了，从今往后再也没了神气的资本，其次，是你的军队被打败，所以战败的责任全都得你来抗，往轻了说，把你下大狱，治你指挥不力的罪，往大了说，杀你李二谢天下的可能性都不是没有。

总的来说，只要开打，那翁师傅就等于是在做一笔包赚不赔还没什么成本的买卖，多划得来啊。

你不要以为我这是在以小人之心度翁师傅那既能乘船也能爱国的宰相之腹，上面说的那都是有证据的。

话说有个叫王伯恭的，是翁同龢的得意门生，在这战争即将来临的前夕跑去见自己的恩师，向他极力诉说目前不该开战的种种理由，又讲道理又摆事实地扯了一大堆，结果翁同龢哈哈一笑，说傻小子你以为我是真想跟日本开战哪？他李鸿章治军数十年，威风八面，无人能治，现在日本大敌当前，难道连一战都打不了了吗？

说得正嗨，不慎漏嘴吐了真言：“我正想让他去战场试一试，看他是骡子是马，这样将来就有整顿他的余地了。”

对于这位老师傅，我只想说一句话，那就是真他（哔——）的（哔——）蛋。

好了，不伤和谐，我们继续往下说。

就在大清朝廷里反战主战两派僵持不下的当儿，7月19日，明治政府送来了一封最后通牒令，要求清廷在5日内给出关于两国共同改革朝鲜一案的合适答复，如果不给或是在不给的情况下继续增兵，那么日本将认为这是一种“胁迫”行为。

对此，大清给予的答复是再议。

再议，就是再议论议论，再研究研究，再商量商量，再权衡权衡，再比较比较，再考虑考虑，再观察观察，再看看，再想想，再等等……

说白了就是能拖那就再拖上一阵。

当然也不白拖，此时的李鸿章正在拼了命地联系西洋列强参与调停，可却一点用都没有，继俄国之后，英国也宣布了中立，而且做得比俄国更够意思，他们在当年的7月16日，就跟日本签署了《日英通商航海协议》，并且宣布放弃当年在幕府时代所取得的对日领事裁判权。

而日本方面，这几天完全没闲着，在给大清送完最后通牒之后，紧接着在7月20日，也顺手塞给了朝鲜一份，说是限他们在3日内让清国撤出所有在朝军队，并且中断和清国的宗藩关系，如果不做的话，日本为了朝鲜的“独立与开化”，将代为驱逐在朝清军。

朝鲜知道来者不善，所以很守时地在22日半夜给了答复，一共两点，第一，朝鲜内政朝鲜自己处理；第二，要求日清两国共同撤军。

话倒是说得很硬气，但却也架不住人家铁打的洋枪和洋炮。

在收到这封回复的数小时后，也就是23日凌晨2点，混成第九旅团下的四个步兵大队开始向汉城进发，沿途切断了所有的电报线，3小时之后，强行占领了王宫，控制了国王高宗。

与此同时，联合舰队的第一游击队也开始向牙山方向起锚了。

7月25日早上6点半，游击队正航行到朝鲜海面上一个叫丰岛冲的地方，司令官队长坪井航三接到报告，说前面发现了军舰两艘，目测是清国的。

这确实是大清的船，并隶属于北洋舰队，分别叫济远和广乙。他们是在7月18日，奉了李鸿章的命，护送运兵船去朝鲜增援的，兵卸在牙山之后，便又从朝鲜返航回中国，和两艘船正相向而行过来的，还有两艘船，系第二拨运兵增援部队，一艘叫操江，一艘叫高升，拢共四艘两拨。

济远号管带叫方伯谦，曾留学英国三年，是个海归；广乙号管带叫林国祥，生于南洋富商家，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

人倒都是人才，可船却不是什么大船，济远稍微强一些，排水量2300吨，航速15节；而广乙号其实本属福建水师，朝鲜局势紧张才被调至北洋，排水量不过1000吨，航速倒是比济远快，16节半。

反观日本的第一游击队，总共有军舰三艘，一艘叫秋津洲，排水3100吨，航速19节；一艘叫浪速，排水3700吨，航速18节，其船长，是东乡平八郎。

还有一艘，是游击队的旗舰——吉野号，详细数据之前有说，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7点52分，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跟踪航行顺便卡位，吉野号终于来到了距济远号三千米开外的位置上，接着，对准它就打了一炮。

于是战斗便正式拉开了序幕。

看到别人都撸炮撸上门了，方伯谦第一个反应是赶紧撤退，这个虽然看起来比较怂，但你真心不能说他是错的，因为跟吉野号相比，济远的战斗力根本不值得一提，而边上那艘广乙更是可以忽略不计，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开打十分钟不到，上午8时许，吉野号就一发命中了济远的舰桥，大副沈寿昌当场阵亡。

沈寿昌是上海人，10岁时就赴美学习，大学在挪威上的，系当时大清不可多得的留洋人才，战死那年，不过29岁。

而方伯谦还没来得及为战友默哀致敬，吉野号的第二发炮弹也到了，并且精准地打在了济远前部炮塔上，把二副柯建章给炸上了天。

继而连三的丧友之痛让方管带彻底失去了斗志，唯一能做的就是化悲痛为动力——船动力，他当即下令要求开足马力，全速撤退。

但再怎么全速，济远终究是济远，15节的航速摆在那里，是怎么都跑不过人23节的，所以无奈的方伯谦只得下令挂白旗，表示我们什么都肯干只求别打我们，过了一会儿，似乎是觉得一面白旗看起来太过孤单，于是又挂上了一面日本国旗，意思是太君别开枪，自己人。

但太君似乎不怎么给面子，继续不弃不舍地跟在后头，眼瞅着就要追上，方伯谦都快吓哭了的当儿，济远号上有个水手叫王国成，怒吼一声，说倭寇欺人太甚，我们都挂膏药旗了还不放我们逃，横竖都是一个死，不如跟他们拼了吧！

说着，扛起一枚炮弹就冲向了船尾炮台，但没走几步又给放下了：“太重了，谁来帮我搬一下？！”（问，何人助我运子？）

于是又有一水手叫李仕茂的挺身而出，两人就这么一人运炮弹一人开大炮，瞬间连发四炮，居然三炮命中吉野，原本以为济远已然是束手待擒了的吉野号舰长河原要一一看对方这架势似乎是兔子急了要咬人，于是也就穷敌莫追了，下令掉转船头，朝另一艘广乙号方向驶去。

于是济远得以安全撤回威海，但广乙却算是倒了霉了。

看着扑面而来的吉野号，广乙管带林国祥在最开始的反应跟方伯谦一样，下令赶紧逃走，而此时的吉野号因为之前受了王国成三炮，伤着了，所以没法全力追赶，只得打旗号让秋津洲跟浪速前来协助，那两艘船既比广乙能打，也比广乙能跑，所以虽然广乙一开始居于领先，但逃了一会儿仍是被大大缩短了距离，更为不幸的是，就在这眼看着要追上却还没追上的紧急时刻，广乙号屋漏偏逢连夜雨，居然搁浅了。

事已至此，他林国祥纵然有翻天的能耐也使不出来了，于是只能放小船跟士兵逃走，但走之前，把广乙号给炸毁了，算是宁死也不给敌人留舰船。

济远广乙两舰逃的逃，爆的爆，虽然动静不小，可后面那第二拨增援的操江和高升并不知道，这两艘船仍然继续前行，据说他们还和济远号擦肩而过，看着济远有些眼熟却始终弄不明白干嘛挂一日本旗，但也没问，而是接着往前开，直到碰上追济远而来的浪速和秋津洲。

形势是2V2，旗鼓相当，我指的是数量上。

一场捉对厮杀就此展开，先是秋津洲朝着操江号开了过去，也就那么一小会儿工夫，便直接将其俘虏了，不是秋津洲太强，而是操江号太弱，总吨位590吨，装备也就那几杆子鸟炮，自然是什么都干不了只有乖乖被擒获的份了。

而在另一边，浪速和高升对上了眼。

这场史称丰岛冲海战的战斗，演到这儿才算是重头戏。

高升号，真要说起来其实它不是军舰，而是一艘商船，就船体本身而言，战斗力基本为零。但是，它却是第二拨增援的主角，因为此时的高升号上装的不是别的，而是人，确切地说是大清陆军，总共一千多人一千多枪，还有大炮若干，大家伙是整装待发，时刻准备着迎接登陆后的战斗。

结果没想到这战斗提前来了。

看着高升号，东乡平八郎很淡定地先是下令朝天放空炮两发，然后再叫人打旗语，示意对方立刻停船，接受检查。

此时，是上午的10点30分。

但高升号却跟没看到旗号没听到炮响一般，甚至连逃跑的意思都没有，而是继续朝着目的地航去。

尽管战斗力为零，但不代表它不厉害，高升号的厉害之处在于，它并非大清的船，乃是一艘英国籍的商轮，不仅船籍为大不列颠，桅杆上也挂着米字英国国旗，就连那船长，也是如假包换的英国人，名叫高尔斯华绥，和后来也是英国出身的一个拿诺贝尔文学奖的哥们儿同名。

所以高升号上的清国官兵们相信，自己是安全的，这日本人胆子再大，也不敢对老牌帝国主义下黑手，于是放心大胆地该怎么走还怎么走。

算他们不走运，这回碰到了东乡平八郎。

10分钟后，一艘从浪速开过来的小船靠近了高升号，然后走出来一人，此人名叫人见善五郎，军衔大尉，是浪速舰上的军官。

人见大尉登上高升号之后，见到了船长高尔斯华绥，他先表示自己是奉命前来，接着，又查看了高升的船籍证明以及船长的身份资料，之后又和高尔斯船长用英语一阵交谈，五六分钟后，便起身告辞又坐上了那艘小船，向浪速舰方向划去。

“这艘船是英国的恰和洋行所有，公司总部设在伦敦，这次被清廷雇佣，船上有士兵1100名，大炮14门，目的地是朝鲜的牙山，我跟船长说了，让他即刻改变目的地，跟着我们走，他也已经同意了。”

回到浪速后，人见善五郎向东乡平八郎报告道。

东乡舰长点了点头，下令打旗语给高升：现在就起锚，跟着我们走。

但高升号回复的旗语却是：请再派一次联络船过来。

于是尽职的人见大尉表示自己愿意再走一趟，东乡同意倒是同意了，但还是叮嘱道：“我估计是清国的士兵不想成为我们的俘虏，所以不愿意配合随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你把船上的英国船长跟其余英国船员都带回浪速就行，当然，前提是他们愿意。”

去了没多久，人见善五郎又回来了。

“清国士兵已经劫持了英国船长，明确表示不愿意跟我们走，现在高升号船里的局势相当混乱，英国船员们虽然愿意来浪速，可却被限制了行动自由。”

他如此汇报道。

“对了舰长，那位船长还让我向你致以问候。”

此话一出，浪速舰上的军官们都觉得很奇怪：这都要火烧房梁的当儿了，还致以问候呢，要不要那么虚伪啊。

但东乡平八郎则是一脸的肃然：“给高升号发信，让他们立刻随行或者弃船。”

很快，就有人来报：“高升号打出旗号，拒绝了我们的要求。”

“再发一次，告诉他们这是最后警告，同时升红旗。”

当时惯例，在桅杆上升红旗就是进攻前的信号，东乡平八郎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你们再不跟着走，就要打你们了。

手下人一惊：“舰长，那……那可是英国船……”

此时此刻，高升号上，带队的大清军官也正安慰着已经躁动不已的士兵们：“弟兄们，放心吧，咱这是英国船，就是借给他日本人俩胆子，他都不敢开炮！”

数分钟后，浪速收到了高升号发来的最后旗语：恕难从命。

“哦。”

东乡平八郎的脸上看不到任何表情。

仅仅过了三四秒，他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准备战斗，目标，高升号。”

瞬间，浪速舰上就忙碌了起来。

不过短短几分钟，就有士兵前来报告，说一切准备均已完成，各单位随时都能投入战斗。

当时的浪速舰和高升号之间，只相隔了800米。

尽管已经到了连海风都快凝固了的紧张时刻，但东乡平八郎却用着仿佛是在说邻居家今天又买了什么小菜似的平淡语调下令道：“开炮吧。”

这一天的丰岛冲不再有海浪，不再有海风，也不再有海鸥，只有一发发的炮弹，一声声的炮响，和一阵阵的惨叫。

一个小时四十分钟之后，高升号被击沉了。

除了船长以及数名船员被救起之外，其余的清国士兵清国水手，全部遇难，总人数超过了900。

以上，就是闻名世界的丰岛冲海战，虽然当时无论是大清还是日本都不曾向对方宣战，但此战过后，标志着两国的战争，在实质上已经爆发了。

其中，高升号被打沉一事也被单独列了出来，那就是震惊世界的高升号事件。

就事件博眼球程度而言，震惊世界显然要比闻名世界高一个档次，这主要还得归功于高升号出身好，是英国船，别说清国人没想到，就连英国人甚至日本人自己（除东乡平八郎）都没料到，这浪速居然敢拿英国船开刀。

消息传回东京的时候，内阁大员闻讯之后普遍的反应是虎躯一震然后脸部抽搐，愣在椅子上半天说不出话来，尤其是伊藤博文，这哥们儿先是沉默了半晌，然后一声暴喝：“把山本权兵卫给我找来！”

山本权兵卫是当时海军大臣副官，干实事的，确切地说浪速的舰长人选就是他裁定的，所以找他比找海军大臣更有用。

这位海军大臣副官系萨摩出身，说来也巧，他跟东乡平八郎不但是同乡，还是发小，萨英战争那会儿，年仅11岁的权兵卫却也上了战场，职务和东乡一样是炮兵，不过因为年纪太小还不到打炮的时候，所以他的工作内容仅仅是搬个炮弹捡个弹壳什么的。

再说那山本权兵卫被叫到伊藤博文跟前后，态度倒是显得非常从容，听完了高升号那档子事儿之后，非但不上火，还宽慰伊藤说首相阁下你也不用着急，这船打都打沉了，再急它也浮不上来啊。

本来就已经连跳河心思都有了的伊藤博文一听这话更是气得差点吐血，要知道开战前他是想尽了一切能想的法子，为的就是避免把英美列强给牵扯进战局，结果这东乡平八郎倒好，直接拿着大炮就轰英国人的船，这不是作死么？

你要真想死一个人跳海去啊，别把老爷我给扯进来啊。

你就算跟老爷我有仇，直接拿着菜刀来砍啊，别让全日本跟着一块儿陪绑啊。

再看看眼前的这山本权兵卫，真是什么样的领导出什么样的下属，事到如今那英国人搞不好都要上门兴师问罪了，这厮居然还跟没事人一样，想到这里，伊藤博文悲愤得连话都说不轱辘了：“你……东乡……你们……”

“首相阁下，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尚且还没有定论，但是我想，东乡平八郎从来都不是莽撞之辈，他能这么做，必定有他自己的道理，我们还是在这里等他的解释吧。”

伊藤博文说不行，趁着现在英国人还没上门发难的当儿，我们必须提前把这事儿给处理了，绝对不能给西洋列强留有口实，这样，你现在就回去，把东乡平八郎这舰长的职位给我撤了。

山本权兵卫说临阵换将你开什么玩笑，爷不干。

眼看着伊藤博文都快要动手打人了，外相陆奥宗光插了一句：“首相，这个时候还是静观其变吧，如果在事情原委还没弄清楚之前就贸然罢免东乡平八郎，反而会被世界舆论认为我们是心虚和不成熟，未必能起到我们想起的作用。”

此话言之甚是有理，伊藤博文不得不听。

另一方面，大清和大英两国的反应也很激烈。

前者其实蛮高兴的，虽说高升号上千把子弟兵葬身鱼腹很是让人悲痛，但怎么说也总算是把英国给扯进这趟浑水里头了，大清+日不落无论如何都要比日本来得强，故而李鸿章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了。

所以当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前来拜访并询问此事时，李中堂连说都不稀得跟他说，看着他那圆乎乎的脑袋，大庭广众之下就开始了人身攻击：“老鼠公使阁下，贵国人都跟你那么矮么？”

小村寿太郎家贫人丑，一米五六，前面说过了，但在外交生涯中，被人如此赤裸裸地用生理缺陷为武器搞攻击，那还真是第一次。

但是他却很淡定，跟没事儿人似的：“我们日本人虽然普遍比较矮，但也有身材高大的，像李大人这样魁梧的，我们一般称之为傻大个。”

这是一次很没营养的谈话，小村寿太郎本意是来探探口风，看看大清对高升号事件有什么看法，其实他不来也该知道，李中堂是恨不得把他丢海里去，而李鸿章实际上也根本没想跟日本人扯淡，在他看来，既然英国人已经被拖下水，那么再跟日本人谈纯属浪费时间，想办法让英国人出面以夷制夷就行了，谁怕谁啊。

然而，此时的英国人却做出了一个让伊藤博文和李鸿章都没有想到的决定：权当高升号事件没有发生，继续保持中立。

更为匪夷所思的是，英国官方，也就是他们的外交部门，就此事连强烈抗议严正交涉之类的口头表面文章都没怎么有过，只当没有那回事儿。

这听起来似乎是很让人摸不着头脑，因为实在不像是为了几箱子鸦片就能跟人开战的日不落帝国的一贯作风，但真要细究起来，也不是没原因的，主要有两点。

第一，英国人很明白，大清和日本争夺的焦点，在于朝鲜。

所以一旦开打，结果无非两样，要么朝鲜仍是大清的藩属，要么朝鲜变成了日本的新殖民地。

这看似是废话，但废话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悬念——清日开战之后，不论朝鲜归了谁，是不是就此尘埃落定了？

答案显然是不。

因为在北方还有一个国家正虎视眈眈整日盼着进军亚洲，那便是沙俄。

英国人认为，清日之战无论谁胜谁负，即便是拥有了对朝鲜的掌控，可也不过是暂时的，因为北方的俄国必然会来插一手，与其争夺半岛，这就跟你玩游戏一样，好不容易打掉了一个BOSS，结果发现这BOSS背后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大BOSS，得接着再打一场。

所以福岛安正说过，日俄之间，必有一战。

对于英国而言，朝鲜归大清或是日本，在本质上是没甚区别的，但要最后被俄国横刀夺走的话，那就麻烦大了，因为一旦在亚洲扩张成功从而使得实力大增之后，沙俄的下一步，必定是西进欧罗巴，侵吞大不列颠的在欧势力，打破欧洲原有秩序，这是英国人或者说其他西洋列强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也就是说，英国需要一个在亚洲的盟友，而这个盟友必须具备能够牵制俄国甚至是在必要的时候打败俄国的实力。

当时或许具备这样实力的东亚国家有两个，一个是大清，一个是日本。

那么，到底该如何确认谁能够在将来更好地牵制俄国或者说谁的实力更强一些呢？

很简单，打一场呗。

清日之间的战争，对于英国来讲，其实是一场考核战，胜者，将成为他用来抗击沙俄的同盟军。

既然是关乎自己切身利益的考核，那当然不能拉偏手作弊，故而高升号一事的最佳处理方法，就是淡定地继续保持中立，不被任何一方拉下水，以免影响这场筛选的公正性。

第二个原因，也是比较关键的，那就是东乡平八郎炮轰高升号，并未违反当时的国际公约，所以纵然是想以此发难，实际上也无从下口。

话说高升号事件在刚刚传到英国的时候，也确实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高层的态度还算冷静，但下面的爱国愤青们却都不干了，纷纷抨击日本是无视国际公约的野蛮国家，并且要求大英政府为高升号报仇，给日本点颜色瞧瞧，更有甚者，直接上书政府，表示打俄国我捐一年工资，打日本我捐一条命。

眼看着英国国内群情激奋就要燃了起来，伊藤博文是急得满世界乱窜求爹告娘想要尽快摆平，可东乡平八郎却连个解释报告都没怎么写，对此只说了一句话：“此次事件，我并未违反国际法。”

他确实没有违反国际法，我指的是那个时代的国际法。

根据当时的战时国际法，即便是在公海上碰到交战国的船只，无论船籍或者是不是军用，一方都有权力命令另一方停船接受临时检查，同时也有权没收其船上的战时禁运品，同样，也可以限制乘组成员的人身自由，而如果这样的要求遭到对方的拒绝，那么是可以实施强制措施的，其中包括了将其击沉。

也就是说，东乡平八郎碰到了交战国大清的高升号，尽管船籍是英国的，但他仍然可以命其停下随行，由于高升号死活不干，于是东乡船长便在国际法范围内行使了自己的权利——下令开炮，将对方打沉。

乍看之下貌似确实是这么一回事儿，真要如此说来，东乡平八郎也确实没什么责任。

可仔细琢磨琢磨似乎又有些不对劲。

相信平时名侦探柯南看得比较多的人此时心里已经在犯疑咧：你刚才扯的那是战时国际法，也就是适用于正处战争状态的两国的律法，可是当时的大清和日本之间还没宣战，所以并非是在战争状态吧？既不在战争状态，那还套用个屁战时国际法啊？

其实大家最初也是这么觉得的，尤其是李鸿章，更是在西洋各路公使跟前大肆指责日本不宣而战，实在是野蛮人行径，而英国那边本来也是这个调调，眼看着就要成了定论，他东乡平八郎该下大狱了，结果就在此时，横插出来一半路吐槽的程咬金。

“日本和清国，早在高升号之前，就已经处于交战状态了。”

说这话的，可不是一般人，而是剑桥大学的教授，叫威斯克莱特，他在《泰晤士报》上撰文称，早在7月11日，日本就已经发明文与清国断交，19日，更是送去最后通牒，通牒上明文指出，5天内不给予答复或是继续向朝鲜增兵的，则一律视为胁迫行为，这胁迫，从国际法上来讲，其实就是宣战，而5天过后，清政府既没有给予答复也没有停止向朝鲜增兵，等于是宣战了，所以，两国的关系，根本就是交战状态。

将“胁迫”一词理解为宣战，这确实是当时的惯例。

在《泰晤士报》上，威斯克莱特教授总共罗列了五点，来证明日本没有违背国际法，同时也认为日本没有理由向英国赔罪，英国也没有道理去干涉日清之间的战争。

这种事情，一旦有了领头的，接下来也就雨后春笋了，继威教授之后，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教授劳伦斯也纷纷响应，在各大报纸上发表文章，大致内容不外乎日本炮打高升有理，该船沉得其所，快哉快哉。

以上几位，都是当时英国在国际法方面的重量级专家，所以他们一站出来，瞬间就改变了整个舆论风向，而日本那边一看到这情形，也牢牢抓住了机会，由陆奥宗光一马当先，反咬一口说英国明明宣布中立，可英国籍的高升号却仍帮助清国运送士兵，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根本不符合大英帝国文明开化的形象。

当然，他也没真想咬，就是摆个高姿态证明自己无辜而已，不过倒还真好使，此言一出，就连英国皇家海军司令都表示，击沉高升号未必没有道理，并建议自家说政府我们干脆睁一眼闭一眼得了。

更让大清感到绝望的是，高升号的船长高尔斯华绥在被捞上来之后，对沉船一事绝口不提，本来李鸿章还想从他嘴里弄出点类似于受害人血泪控诉这样的东西来博取同情，结果他倒好，非但不说，还跑了一趟日本，专程感谢东乡平八郎的搭救，这让李中堂他们相当没面子。

知道这是为什么么？

东乡平八郎到底有没有违反国际法，人嘴两张皮怎么说都有理，但这高尔斯华绥是真真切切地被从船上打到海里，灌了一肚子海水不说还差点翘辫子，实在大可不必为了日本人三缄其口，更没理由再专程去一回日本。

可他却这么做了，为什么？

这是因为高尔斯华绥跟东乡平八郎是朋友。

早在当年英国的商船学校伍斯特协会里，他东乡平八郎就是那高尔斯的学长，比他高两级，据说两人关系相当凑合，这也就是为何高尔斯华绥在浪速的炮弹都快打上门来的当儿还不忘对东乡致以问候的原因。

鉴于以上种种，英国官方在事发三个月后做出了最终裁定：当时已经存在着战争状态，高升号为交战国执行交战任务，日本军队有权扣留或击沉它，因此，日本在此事件中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就此，高升号事件算是结了，船上那掉下去没能捞回来的千把人只当是饲料喂了鱼。

你别说我讲话不客气，如果不是我今天在这书里提起高升号你未必还能记得有这茬儿，事实上2001年的时候，高升号就被打捞了上来，不过那是韩国人干的，而在我们中国，对此几乎没有任何形式的表态或是奠念，跟捞泰坦尼克号那会儿满城空巷看电影的劲头比，那高升号还不如一块用来打水漂的砖。

第七章
平壤之战

就在丰岛冲炮响的同一天，陆地上的大鸟圭介下发指示，要求混成第九旅团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以最快的速度将已经聚集在牙山的清军消灭，然后再以最快的速度回防，戒备正不断走陆路集结于平壤的清军。

同时，他还致电参谋本部，要求继续派兵，原因是平壤的清军数量正在急速增长，照这个架势下去，很有可能突破一万大关。

对此参谋本部回电：知道了，这就派。

话说到这里我不得不告诉大家一个比较沉痛的消息，那位传说中的朝鲜太上皇兼守护神，无论什么怪兽都能轻松搞定的袁•奥特曼•世凯，此时也已不在半岛上了，早在7月18日，他就奉命撤走，回了大清。

不过你也别说人家逃，人家有圣旨。

7月28日，第九旅团在汉城全体集合，接着，大岛旅团长带着四千余人出发，向牙山方向前进。

顺便一说，这个大岛义昌，是长州藩出身的武士，他有个女儿叫大岛秀子，生了个女儿叫静子，而这外孙女静子后来嫁给了一个叫安倍宽的人，这个安倍宽，就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爷爷。

29日凌晨3点20分，日军步兵第二十一联队走到一个叫佳龙里的地方，和清军狭路相逢，双方立刻展开交火，日军步兵大尉松崎直臣战死，这是在这整场战争中，日本所出现的第一个战死者，故特此留他一笔。

激战5小时后，清军以伤亡五百余人的代价退出阵地，日军趁机占领了牙山边上的成欢车站，然后再接再厉朝牙山攻去，然而等他们赶到之后，那里早就没了清军的影子，在指挥官叶志超的带领下，大清的士兵连武器都没拿便直接放弃了牙山，撤回了平壤。

按照本来的计划，大岛义昌应该剑指平壤，只不过这会儿平壤城内的清军总数已经达到了一万四，对外号称四万，所以想要再以一个旅团的兵力与之相抗恐怕是不太可能了，也别说是混成旅团了，就是合成金旅团都不行。

所以大岛义昌不断地催大鸟圭介，说你赶紧让国内给我增兵，不然也别说打平壤了，过两天清军南下，我都挡不住。

大鸟圭介深知其中利害，电报一封连着一封地拍往东京，请求增援。

而东京方面的回复是别急，先让我们走个程序再说。

8月1日，明治政府下红头文件，正式对清廷宣战，同日，光绪皇帝礼尚往来，也颁诏书一封，向日本国开战。

8月中旬，日本第五师团和第三师团先后抵达朝鲜，两师团编成第一军，司令官是陆军大将，前内阁总理山县有朋。

顺道说一句，山县有朋是日本史上唯一一个当过首相之后又以现役军人身份上前线的前首相。

19日，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率部进入汉城，同时召开了作战会议。

会上，野津师团长认为，目前朝鲜到处都流传着清军不日将要南下的流言，这对社会的安定相当不利，更何况，兵贵神速，与其等着敌人攻来，还不如我们抢先一步先行北上，拿下平壤，这样一来，无论是从实际战略还是士气斗志方面，都能大大挫伤清军。

对此，山县有朋表示认可。

21日，山县有朋定下三路大军，先是安排自元山登陆的第三师团自东向西，朝平壤进发，接着，又命混成第九旅团开拔，经开城向平壤进发，同时，步兵第12联队第一大队与步兵第21联队第二大队被单独挑出来编成了朔宁支队，经朔宁，目标平壤。

这个朔宁支队的队长，不是一般人，他姓立见，名尚文。

立见尚文，人送外号东洋第一用兵家，也称日本常胜将军。

话说在日俄战争期间，因为当时的俄国对于日本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强敌，所以每次作战之前大家都得多次开会反复商讨战术策略，说是商讨，其实会场上骂娘吵架样样都有，而立见尚文每当看不顺眼或者是话不投机的时候，都会一拍桌子，指着眼前的人说：“某年某月某日，要不是你大爷我发了善心，放了你个混蛋一马，现在你还有命在这里胡说八道？”

被说者往往就此安静了下来，态度好的甚至还会忙不迭地表示您是爷你说了算，千万别跟咱一般见识。

这并非没有原因，立见尚文，桑名藩出身，他们藩的藩主叫松平定敬，是德川将军家的亲戚，顺便一说，松平定敬有个哥哥叫松平容保，系会津藩藩主，同时也是新选组幕后的老板。

因为有这层关系，所以在萨长两藩揭竿而起之后，桑名藩则坚定地站在了幕府那边。

伏见鸟羽会战之后，桑名藩因地理位置上贴近并孤悬于京都附近，故而成了新政府军的首要打击目标，因为没有援军，所以藩内的许多家臣都倾向于恭顺投降，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新政府有着诸多不满的立见尚文于庆应四年（1868）三月拉起了一支队伍离开了桑名，一直走到了越后（新潟县），同时一起去的，还有松平定敬本人，因为他也是个死扛派。到了越后，他把带来的人重新编组了一番，并取名为雷神队。这支队伍后来先随大鸟圭介，配合土方岁三的新选组攻打了宇都宫城，后又辗转关东北部四处作战，在这个过程中，立见尚文碰到了无数后来出任明治政府军界高官的新政府军将领，而那些军界大佬当时无不被他打得丢盔弃甲哭爹叫娘。缘于此故，在日后的军事会议上，他立见老爷自然也有资本说这种话了。就连著名的活土匪，早在松阴门下时就有疯子之称的山县有朋，当年也差点被立见尚文给砍死，所以对他始终保持三不原则：有他在的地方尽量不露面，万一露面了尽量不发言，一旦发言了视线绝对不跟他发生碰撞。

话再说回朝鲜，从元山走的第三师团因为各种事情比较多，走得慢，除了一个支队外，其余的等全部战斗都打完了他们都没到目的地，所以实际上这次攻打平壤的，只有第五师团跟混成第九旅团以及第三师团的一个支队而已。

另一方面，8月30日，平壤城内的清军守城部队也配置完毕，主要有四支部队：卫汝贵的盛军六千人，马玉昆的毅军两千人，左宝贵的奉军三千五百人，丰升阿的盛字练军一千五百人，共计一万三千人。

总大将是从牙山逃回来的叶志超，而此刻叶将军正在小黑屋里流着眼泪蹲地画圈。

话说当日军北上的消息传到平壤，叶志超在各种分析之后做出了判断，那就是认为这座城是肯定守不住了，所以打算率部弃城逃走，但遭到了部下，主要是奉军将领左宝贵的坚决反对，左宝贵这一年57岁，山东人，信奉安拉回教，出身贫苦为人敦厚，是四支部队里人气威望最高的部将。

左宝贵不光反对叶志超的逃跑方案，甚至还再三要求主动南下迎击日军，于是两人就这么杠上了，杠到后来叶志超干脆就罢工了，说你们爱怎么打就怎么打，反正到时候记得在城墙上给我开一口子我好逃出去，而左宝贵也不含糊，直接派亲兵监视叶大将军的一举一动，同时自发担当起平壤守军主帅之责，又是修建工事又是部署军队，忙得很欢快。

9月中旬，第五师团各路大军在经过各自的边作战边行军后，终于来到了平壤城外，并基本完成了一个包围圈。

当时平壤的情况是这样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六个门，外面有一条江叫大同江，这大同江宛如一道护城河，绕着东面和南面走一圈然后向西流去。

而日军的包围圈也分四个点，城西面是第五师团的主力，由野津道贯亲自坐镇；东面大同江对岸中碑街上驻扎的是混成第九旅团的一部分，如果这支部队想要攻城，则必须先突破清军的东门防线然后再渡江；南面的朱雀门是第九旅团的剩余部分，他们已经过了大同江，但这帮人背后有个岛叫羊角岛，上面有清军的炮兵阵地，所以形势也不怎么乐观；最后是北边的玄武门，戳着元山支队（就是第三师团唯一跑来的那个支队）跟朔宁支队，他们面对的，除了又厚又重的城门外，还有外面的数个堡垒。

由于本来日军的人数就没清军多，故而肯定不可能四面同时开工，经过军事会议讨论，最终把主攻点定在了中碑街，朱雀门和玄武门。

战斗是从朱雀门开始打响的，9月15日上午6点，大岛义昌一声令下，第九旅团向朱雀门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但也遭到了清军马玉昆部的顽强抵抗，本来形势是一进一退的攻防战，但是羊角岛上的大清炮兵却很是时候地拉响了自己的大炮，原本这朱雀门外就是一片开阔地带，这样一打，第九旅团自然是损失惨重，而且不久之后，清军的增援部队亦及时赶到，于是在死啃了六七个钟头之后，虽然连一块砖都没能拿到手，但大岛义昌还是不得不下令撤退，准备休息休息再作计较。

而东面的中碑街情况也很不乐观，上午6点半开的打，先是工程兵架桥，送过去四个中队，一个小时不到就被全部打了回来，指挥官不死心，又送了一堆人过去，仍是被打回来，一直磨蹭到下午两点，因战死一百余人损失过于惨重而不得不撤出了战场。

就此，南面和东面的攻势算是被彻底瓦解了，至少在当天，他们攻入城内是没什么可能了，于是所有的希望就这么落在了北面的朔宁支队和元山支队身上了，尤其是前者，因为元山支队从大清早开始就在城西北的箕子坟以及七星门外跟清军部队纠缠上了，所以玄武门的主攻手，实际上就是立见尚文了。

说得大发一点，能不能速战速决拿下平壤城，关键就在此人。

另一方面，平壤城是否能够守住，关键也正在玄武门，这一点左宝贵很明白，所以当天的他是亲自披挂，督阵玄武门。

玄武门外有一处高地，叫牡丹台，只要守住此处，那么日军将一辈子都摸不到城门，反之，一旦失守，则全城危险，故而左宝贵在那里搭建了工事，并且安置了机关炮，同时之前提到的那几个堡垒，实际上也是环台而建，总数有五个，分两重，其用意，实际上是护卫牡丹台。

当然，如此出彩的地方，自然不可能逃过立见尚文的法眼，15日刚吃过早饭，他就下令部队发起进攻，先是集中炮火向牡丹台外侧西北方两个堡垒开始了猛烈炮击，同时步兵也展开冲锋，而左宝贵也毫不含糊，亲自站在城楼上穿着御赐黄马褂督战，所以两堡垒的士兵也拼死用命，双方一进一退了一个多钟头，立见尚文感到这样打下去实在是没完没了了，于是下令收队，稍作整顿之下再开攻势，不过这次进攻方针变了，不再是同时进攻两个堡垒，而是集中了朔宁支队所有的火力，对着最外面的一个堡垒一阵猛轰，然后再配以步兵全力冲锋，果然是一气呵成，先拔得了头筹。

打下一个堡垒之后，立见尚文就看出门道了，剩下的那几个，他也如法炮制，先是下令集中炮火猛轰，等轰得差不多了再叫步兵冲上去夺寨，就这样，上午9点不到，左宝贵的所有外围工事全都非破即占，除了牡丹台。

对此，立见尚文仍是采用了老一套的方略，先是命令全军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围住牡丹台，然后一排火炮打过去，接着，下令步兵冲锋。

只不过这牡丹台毕竟不是前面那几个小堡垒，不仅地势险要，上面火力配备得也很齐全，还有当时少有的机关炮，所以日军步兵还没冲到台下，就被清军以牙还牙地用排炮轰杀，一连攻了三四次，每次都是丢一堆尸体然后被迫撤退，真要这么周而复始地打下去，除非是清军机关炮没炮弹了，不然整个朔宁支队外加此时已经赶回参战的元山支队都得搭进去。

手下问立见尚文怎么办，立见支队长想了想，说把步兵先撤回来，让炮兵上。

于是三面架起了各种火炮，在得到命令之后，同时开起了火。

这一轰起来那立见尚文就没再叫停，直到一个多小时后，士兵来报说那牡丹台外围的工事墙都已经被轰破了，那机关炮也被我们的散弹炮给打中打坏了，台上的清军已经只剩下几杆子破枪了，将军，还接着轰不？

立见尚文说连墙都被砸破了还轰个毛啊，孩儿们给我冲起来了，第一个登上牡丹台的老爷重重有赏。

没了防御和火力的堡垒就如同失去了爪牙的猛兽，当日军这一次冲锋发动之后，玄武门外的那块险要高地便毫无悬念地被拿了下来。

牡丹台一失，玄武门等于是无险可守了，望着汹涌而来的日军，左宝贵很明白大势已去，左右也不断催促说将军我们赶紧走吧，再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

但他却死活不走，不仅不走，还亲自跑到炮台，亲手点炮，朝日军发射。

手下一看这阵势，知道老将军是要玩命了，拖是肯定拖不走他了，于是只好又劝说道，将军，您要留下来接着战我们也不反对，但为了安全起见，您是不是把您的那红顶子跟黄马褂给换下来先？不然忒扎眼咧。

但左宝贵很坚定地摇了摇头：“我穿着朝服是为了告诉士兵们，我和他们同在，只有这样，大家才会和我一起战到最后一刻。”

说着，左宝贵点炮射敌，一连射了十来炮，正准备再接再厉，却不想一发来自日军的炮弹击中了他正点着的那门大炮，然后炮身炸开，一块铁片自其腹中插入，顿时鲜血四溅，黄马褂被直接染成了橙马褂，但老将军负伤不下火线，仍站在已经被炸成一块一块的大炮跟前高声疾呼，向敌开炮！大喊数声之后，又一发炮弹飞来，这次是直接命中本人，当时他就扑倒在地，等部下围上去要救时，发现已然晚了一步，左宝贵都被打穿了（已洞矣），不过还能说话，所以手下把他给抬下了城楼，只是这楼梯还没走完，人就已经去了。

左宝贵战死之后，清军士气尽丧，仅过十多分钟，玄武门便被攻破，有个营官叫杨建胜的，背着左宝贵的尸体想要冲出城去，可当时日军已经杀了进来，哪有他跑出去的机会，结果是原本的一死一活最终在乱军中变成了双亡，而且两人的遗骸都下落不明，至今不知去处。

所以后来大清给左宝贵修坟的时候，造的是衣冠冢，里面只有一领血衣，一只朝靴，地点是山东临沂的平邑县，本来我想说你要有空可以去参拜一下，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左宝贵的衣冠冢在文革的时候已经被我英勇红卫兵小将们给砸光拆光了，其石料被如数运走也不知道拿去造什么了。

不过想要拜祭左宝贵的同学也不要灰心，在北朝鲜首都平壤境内，现如今仍有纪念老将军的祠堂，并立起以朝汉两语书写的“左宝贵战死之地”碑，供人瞻仰纪念。

这就叫青山处处埋忠骨，不怕孙子挖我墓。

再说那玄武门是在下午2点左右失守的，此后日军虽然一度经此攻入城内，但没待多久又退了出去，这主要是立见尚文考虑到虽然左宝贵被打死了，但真正的总大将叶志超还没出场，即便奉军被全歼，对方也至少还有万把人，故而非常谨慎地命令部队驻扎城外，静观事态发展。

显然，这哥们儿是没料到小黑屋那茬儿。

而另一边，当叶志超听到左宝贵阵亡的消息之后，虽说开始时也忍不住悲痛不已了一阵，但很快就不禁高兴了起来，毕竟他能逃了。

下午4点半，仍在观望中的立见尚文得报，说是城楼上突然打起了一面白旗，我们该怎么办？

立见尚文琢磨了一会儿，表示这很有可能是清军诈降，想趁着夜色挂块白尿布然后把我们诓骗进城包饺子，大家不可轻举妄动，再看看吧。

不得不说，这是真心冤枉了叶大将军，他是发自内心地竖白旗然后想逃命。

结果朔宁支队就这么观望到了晚上7点，这白旗都快看不到了，城里仍是没动静，在9点时分，天上开始下起了秋雨，就在这时候，从平壤城内开始三三五五地跑出一股接着一股的清军，也不光是玄武门，其他几处城门都有这种情况，一开始日本人以为大清夜袭了，还赶紧端起长枪短炮招呼来着，但时间一长大伙发现这跑出门来的清军基本上都不带武器的，有的甚至连军服都不穿，而且姿势也比较统一，文艺讲来，叫抱头鼠窜。

于是位于城西侧的野津道贯做出判断，认为清军是要趁着夜色弃城逃走。

9月16日凌晨1点10分，日军开始陆陆续续踏进城内，而立见尚文的朔宁支队，也在5点半左右进入了平壤。

就此，朝鲜半岛北部重镇平壤落入日本之手，前后历时仅仅一天多几个小时。

胜败乃兵家常事，本来没什么好多说的，但关键是，平壤一战，攻方的日军总数为一万，战死两百不到，负伤五百出头，而守方的大清总共一万四，战死者居然超过了两千，负伤人员也在四千左右。

本来么，这防的比攻的人数多一半儿都能给打输就已经够匪夷所思的了，而且输得还那么惨，所以便不得不多计较一个为什么了。

一般认为，大清之所以败得如此难看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一是清政府腐败无能；二是叶志超做人忒孙子；三是日军训练有素战斗力强。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高中时代的历史教科书上貌似就是这么写的。

对此我不吐槽也不肯定或是否定，我只说两件发生在当时朝鲜的小插曲。

第一件是打完之后，日军当然是顺利地进驻了平壤，结果惊讶地发现，此时的平壤城里头除了该有的各种设施之外，还有日本人从来都没见识过的场所——鸦片馆。

却说在平壤城内清军屯所和南门附近，拢共有鸦片馆四处，根据事后询问店老板得知，四家烟馆，每家每天售出鸦片至少在30两，以通常成年人每日吸食量不能超过5分（100分=1两）来计算的话，这点量至少够两千四百人食用。

第二件，还是在打完之后，日军搜查了清军的屯所，看看有没有什么战利品，结果发现了书信一封，是叶志超写给左宝贵的。

信上是这样说的：“6月26日（公历7月28日）晚上，我们遭到了日军的袭击，经过大约两三个小时的激战，总算是战退了敌人，之后，我命聂士成率部追击，总共击杀敌军千余。

然而，等到天亮之后，日本人派出一万六千大军如洪水一般从四面八方涌来，所以我们只能且战且走，一路上损失了不少士兵，有那么个三四百人，之后，本将军在狭隘关口设下埋伏布下地雷，坐等敌军追击好狠狠打击，结果没承想那日本人还挺聪明，居然不上当，愣是没来，于是也只能作罢退回平壤了。”

这说的显然是发生在7月28日至29日的那次牙山之战，我们前面有说过，事实上在那次战斗中，清军战死五百，而日军总伤亡不过88人，死34人，其中有24人，是因为半夜行军不明地形，掉河里给淹死的。

换句话讲，“歼敌上千”的真相，其实只是打死了对方10人。

至于那一万六千大军，我也没想明白叶将军是怎么给想出来的，当天投入战斗的日本人总数也就三四千人，这哥们儿足足给翻了两番。

对此，日本学界也只能很客气地吐槽说，这不过是一种类似于“白发三千丈”的中国式文学表现手法罢了。

现在你该明白为啥左宝贵当时一直要求叶志超主动南下进攻了吧？没错，老头把这封信当真了，他要知道真相是这模样，搞不好也不会关叶志超的小黑屋了——得直接一刀劈死丫的。

士兵抽大烟，主帅带头逃跑不算还吹牛不打草稿，我想，这才是真正的败因所在吧。

第八章
决战黄海

平壤被占以及叶志超大败左宝贵战死的消息不日便传到了北京，大清朝野又惊又怒又喜。

惊的是我大清居然真的败给了日本，而且还是在人数武器占优的情况下惨败而逃；怒的是这日本国欺人太甚，海上不宣而战沉了我高升号不算现在居然在陆地上也动起了手，而且还伤了我几千同胞，过分，忒过分了。

至于那一喜，则仅限于翁同龢，因为他终于切切实实地等到了一个能坐看李鸿章拼血本的好机会了。

其实早在两国宣战之后，翁师傅就一直率门生子弟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要求北洋水师跟日本海军决一死战——两边都死了最好，若实在强人所难，那北洋独自死去也行。

可李鸿章又不傻，朝堂之上， 他力陈不可轻易与日本全面开战，其实言下之意就是，不可把自己那宝贝疙瘩北洋水师给轻易地送出去拼命。

其实他明白去拼了也是白拼，李鸿章自己也说过，大清是一栋快塌了的屋子，而自己只不过是个裱糊匠，粉饰光鲜可以，但真要来了暴风大雨，那些个徒有虚表的东西就会随着屋子一起完蛋。

于是翁师傅就不乐意了，你不派北洋水师出去打我拿什么看乐子呀，当然，话不能这么说：“李大人，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北洋耗费巨资，用尽了民脂民膏，现在日寇打上门来，岂有避战的道理？”

然后手底下一群主战派的弟子门生齐声附和，喊道这西洋我们不敢打，难道日本我们也不敢打么？蕞尔小国岂能是我大清的对手？

这么一咋呼，把光绪爷给咋呼起来了，载恬君时年三十有三，本该是已然过了一听风就说雨的愤青年龄了，可架不住人家童年凄苦，心智发育得比较晚，所以被下面这么一煽风当时就着了，问李鸿章说李大人，这群臣的爱国热情都已经高涨起来了，你看是不是命令北洋水师主动出击扬我国威一下？

虽然李鸿章很想说这爱国热情有个屁用，军舰发动靠烧煤又不靠爱国情怀，但显然不敢明着对皇上吐槽，于是只能说臣知道，臣明白。

光绪爷当然知道李中堂所谓的臣知道臣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一回身就私下里越过李鸿章，直接下命令给丁汝昌，让他寻机会出战。

而李鸿章也很明白自己奉着的这位主子爷的个性，也在背地里给丁汝昌发报，说你好歹那么大的人了，千万别冲动，只能严防死守，不可轻易出击。

其实还有一个人也不想打仗，那便是慈禧太后，通常说法是她的六十大寿马上要到了，老太太不想因为打仗而坏了寿宴之事。

这脏水泼的，把权倾大清半个世纪之久的西太后直接就意淫成了一个乡下的土财主婆子。

但不管怎么样，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在两种不同的压力下，非常淡定地选择了自己跟了多年的老主公，李鸿章。

不光因为他忠，还因为他也是个明白人，我就这么对你说吧，在当时的地球上，就没有一个人比丁汝昌更明白一件事儿，那就是他那北洋水师压根不能打。

这是一件听起来相当诡异的事情。

北洋水师，论硬件设施，乃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六，而且这个统计还不是大清自己统出来的，是当时国际社会公认的，几乎没什么水分，却说就在明治二十七年（1894）的5月，正在形势越来越危难的时候，李鸿章为了鼓舞民族士气，壮我大清形象，特地亲自检阅了北洋水师，同时考虑到自娱自乐似乎欠妥，故而还招呼来了一大群洋人的外交官与记者，就在举世瞩目之下，北洋水师开始了战前最后也是最大规模的大操演。

那一天的盛况，至今仍在很多历史记载上为人所津津乐道，不光船阵整齐划一，雁行鱼贯操纵自如，而且在实弹打靶的时候，也相当出众，以经远一船为例，发十六炮，中十五发，堪称百发百中，让中外人士叹为观止。

但也有明眼人看出了一些端倪，比如那被轰毁的靶船，从头到尾就不曾挪过位置，都是船动而靶不动，真要到了打仗的时候，敌人哪会如此不动如山哪？

不过总体而言这次演习还是相当鼓舞人心的，外国媒体纷纷赞誉北洋水师节制精严，英国代表还特地上书自家海军部，说北洋坚船利炮，绝不容小觑，以后这大清，貌似是不能再随便欺负咧。

至于软件方面，北洋水师那更是堪称汇聚了大清乃至全亚洲的海军精英，像几个管带什么刘步蟾啊方伯谦啊，无不是留洋归来的高材生，这样一支舰队，怎么就不能打了？

确实，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北洋水师的诸管带形象往往是英姿飒爽的海归精英，比方说在前段日子一位名字几乎是山寨了某知名导演的知名导演，联合了一群知名演员拍了一部主题是甲午海战的知名电影，在这部他自称是花费了N多年心血的历史电影里头，刘步蟾、林增泰、方伯谦以及叶祖圭等北洋管带，都被说成是留学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并取得优异成绩的高材生。

我不明白干嘛一定要给人扣一顶皇家学院的帽子，莫非是那导演的信仰问题，觉得只要沾了皇家二字就显得高档了还是怎么着，话说以前看过一本书，说是一个妓院里来了一个女大学生，尽管长得不怎么样但照样门庭若市，主要是因为嫖客们大多没受过什么像样的教育，故而特地不远百十里赶来“尝尝大学生的滋味”。

这都什么毛病哪。

个人建议那位导演还是返璞归真重回当年，去多拍一些类似于喵星人突然开口说人话然后联合汪星人带领少年救地球的电影吧，那个真心好看，我看好多遍了。

事实上的情况是，在我刚刚报的四个名字里头，除了济远管带方伯谦跟靖远管带叶祖圭两人确实系正经八百的英国海事专业学院出身，其余的那两位，也别说毕业了，连书都没进去读过，尤其是刘步蟾。

刘步蟾，定远舰管带，北洋水师右翼总兵，兴趣爱好是抽鸦片。

事实上，他同时也是整个水师的首脑，论威望，甚至超过了丁汝昌。

这主要是因为丁汝昌不怎么懂海军，至少没刘步蟾懂，连李鸿章都认为丁提督只会刀马陆战，用他当主将只因为忠诚可靠听话，毕竟丁汝昌既是淮军多年老部下又是安徽出身的同乡。

碰上了这么一个空降老大，下面的众小弟们自然是不肯服的，而且更为不幸的是，北洋高管大多是闽粤（主要是闽）出身，比如刘步蟾就是福建人，林泰曾也是福建出身，叶祖圭同样是福建人，方伯谦的老家亦在福建的侯官县，本来一个外行跑来领导内行就够让人不服气的了，现在偏偏还摊上了福建同乡们被一安徽人来指手画脚这档子事儿，丁提督的威望自然是更加低落了，正所谓此消彼长，于是水师副官，右翼总兵刘步蟾的地位就顺杆这么上去了，不光是海军的日常操练，就连那份《北洋水师章程》，也是他主要负责起草的。

话说有一次北洋水师去香港，到达当天丁汝昌有事离舰，结果刘步蟾当即决定降提督旗，升总兵旗，这引起了洋教官琅威理的极度不满，他当即找刘总兵抗议，说丁提督只是离开一下又不是不回来了，你丫凭什么就给人降旗，但刘步蟾却鸟都没鸟，仍然挂着总兵旗，直到丁汝昌回来，而丁提督知情之后，什么也没说。

此事后来被琅威理捅到李鸿章那儿去了，但李中堂却出乎意料地对刘步蟾的行为表示了支持的态度，以至于琅教练大为不爽，最终因此辞职而去。

这也就难怪很多人要给刘步蟾弄几个皇家光环以壮声势了，怎么说也是水师的灵魂人物又敢跟洋大人叫板，不弄个好点的出身给他贴贴金那真心说不过去。

但真实的情况是，刘步蟾并未进过任何英国海事学校学习，这个之前说了，这哥们儿仅仅是在船上实习了一年左右，而且即便是在这一年里头，水分也不少，首先这个实习，严格说来只能算是见习，就是以看为主的那种；其次就是在那一年的见习生涯中，刘总兵还请了好几个月的病假。

其实北洋各高管所谓的留洋光环基本上都跟刘步蟾差不多，当年福建船政学堂的毕业生里，第一批送英国去的有12人，考上正经学校的，就一半儿，剩下的那一半，只是在军舰上实习过，至于到底实习了什么，也不好说。

当然话又得说回来，不是说没喝过洋墨水没进过洋学堂他就没能耐，实际上北洋水师在所谓的软件方面出现的最大问题是人员失和，但这人员失和的根源和管带们的留洋文凭没有一点关系，而是出在全军主将丁汝昌的身上。

此人虽说当年是个海军门外汉，但经过那么多年磨炼，多多少少也有了点长进，比如长崎事件中就做出了相当精准的判断，拒绝了洋教习炮轰长崎的建议。

可这并不能代表丁大人就是一个很称职很厉害的海军提督了，撇开他对自身业务精通与否不说，单看这哥们儿大权旁落到一瘾君子手里头，就能明白其实这位提督大人完全没有可以服众的器量或是手腕。

所以在他的手底下，北洋水师上下一片娃娃闹，有军需官贪污炮弹钱的，有管带开着轮船搞走私的，有在陆上开个小公馆养着几房小妾的，等等等等，像那种吸毒嫖娼，偷懒不好好保养军舰装备之类的事儿，都已经算不得新鲜的了，而在这各种奇葩里头，他丁汝昌自然也当仁不让地占了好几朵，比如说丁大人在刘公岛上置房产数处，然后当宿舍分租给手下管带及高级军官，收取数额不等但绝不会亏本的房租，而属下基本都算给面子，除了一人之外，其余人都乖乖地每月住他的房纳他的租。

这真是君子爱财取之以道。

说来也巧，那位死活不肯给丁老大当房客的家伙，居然也是北洋水师高级军官里头罕见的没有出洋留学经历的人，那便是邓世昌。

邓世昌这个人吧，我个人认为没必要多讲，民族英雄嘛，事迹大伙都知道，在此只说一件事，此人在军中有一外号，叫邓半吊子。

半吊子是什么意思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不智不仁的去翻新华词典。

总体说来，当时的北洋水师在“人和”这一方面，存在着相当巨大的缺陷，上不能驭下，而下又不肯服上，说白了，一盘散沙。

失去了同伴的人类，不过是较为聪明的猴子罢了。

没有团队精神的军人，哪怕你能把军舰开得飞起来，照样是废物。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其实就舰队本身的装备而言，北洋也存在着不小的问题，5月的演习实际上就是一次演戏，北洋的火力完全不是传说中的那么无敌，这个我们先放一放，待会儿再说，总之，在战与不战这方面，丁汝昌是和李鸿章保持了高度的一致。他很明白，这样的部队拿出去开打，是要出大事的。

不过，即便不出去打仗，该干的活儿还是得干的。

9月17日，北洋水师出动战舰12艘，护送4000陆军走了一趟朝鲜，正在返航途中开到黄海海域，突然前方来报，说迎面发现日本舰队，敌舰十余艘。

此时刚好是上午10点半。

虽说日本人早在此之前就已经发现了北洋，但这早却也早得有限，话说在10点23分，联合舰队正游荡在黄海，突然吉野号上有个小兵看到前方冒着阵阵烟雾，而且一冒就是十来根，于是连忙报告了游击队队长坪井航三，坪井队长认定，这是北洋舰队。

仇人相遇，分外眼红，虽然李鸿章三令五申避敌避战，但如此狭路相逢，真要掉头就走，那也走不掉啊。

这是一场典型的遭遇战。

在开打之前，个人认为很有必要先做一件事，那就是把两军的基本战斗力数据给罗列一下，这就好比你跟人或是看人PK的时候，总得知道双方攻击力各多少暴击各几何，不然被人会心一击打得倒地不起了却连别人攻防数字都不知，岂不是太冤太糊涂了。

当日黄海，清日两国各有主要（注意主要二字）舰船12艘，就数量而言倒是对等的。

其中，大清的旗舰是传说中的定远号，排水7335吨，最大炮力是300（mm）×4（门），速度14.5节。

然后是镇远号，它的三项数据与定远号完全一致。

接下来，是来远（2900,210×2,15.5），经远（2900,210×2,15.5），靖远（2300,210×3,18），致远（2300,210×3,18），平远（2100,260×1,11），济远（2300,210×2,15），超勇（1350,100×2,15），扬威（1350,100×2,15），广甲（1296,150×2,15）和广丙（1000,120×2,17）。

括号里的数字从左到右分别是排水量（吨），最大炮力（口径mm×门数）和速度（节）。

此外，广甲跟广丙都是铁骨木皮，和之前在丰岛冲自爆的广乙一样，都是从福建水师那儿给调拨过来的。

日本方面，旗舰是三景舰之首的松岛舰，排水量4278吨，最大炮力32（mm）×1（门），速度16节。

其余的11艘，分别是严岛（4278,320×1,16），桥立（4278,320×1,16），扶桑（3777,240×4,13），千代田（2440,120×10,19），吉野（4216,150×4,23），浪速（3709,260×2,18），高千穗（3709,260×2,18），秋津洲（3709,260×2,18），比叡（2248,170×2,13），赤城（623,120×4,10）和西京丸（4100,120×1,15）。

如果你觉得最后那艘西京丸看着相当眼熟的话，那就对了，因为此船正是当年金玉均坐着去上海的那艘商船，被改造成了军舰，专供前海军大臣，时任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坐着亲临战场。

虽然听起来挺危险，但桦山部长说了，爷不怕。

这里要插一句的是，双方尽管数量上都是12艘，但编队方面有点不同，日本那边我们已经说过了，有本队，游击队跟别动队，其中本队的军舰有松岛，严岛，千代田，桥立，比叡和扶桑；游击队由吉野，浪速，高千穗和秋津洲组成；别动队就两艘，西京丸跟赤城。

而北洋水师则分了四个编队，分别是中央队，右翼队，左翼队和别动队，中央队为全军核心，就两艘船，定远和镇远；右翼队四艘：扬威，超勇，经远和靖远；左翼队也是四艘：来远，致远，济远和广甲；别动队两艘：平远和广丙，同时附带两艘鱼雷艇。

以上就是两国当天的数据，我们先做一个初步的分析吧，从表面上看，北洋水师貌似占了不少的优势，因为无论是最大的军舰还是最强的火炮都在他们那一方。

如果这是一场游戏的话，那么北洋就是战士，在防御力和攻击力上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而日本的优势，则在于速度，如同刺客。

除了表面上的航速普遍要比对方快出两三节而吉野号更是以23节的速度居于两军之首外，联合舰队还具备了另一个速度方面的绝对优势——攻速。

游戏宅应该都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宁可放弃100点的攻击力也要多加10点的攻击速度。

举个例子，你一秒钟能打我一拳，每拳我掉20点HP；而我每秒钟能打你五拳，每拳你掉10点HP，纵然你的HP是我的两倍，我们俩谁死得更快？

尽管大口径火炮数量确实不是北洋的对手，但在中口径火炮方面，联合舰队占有了对方根本无法比拟的优势，清国海军在10分钟里，120mm及以上口径的火炮总共能发炮弹274发，而日本人在这方面的数据则是2520发，火力输出基本在1比10左右。

其实李鸿章早在开战之前也说过，日本人炮速为我方十倍，不能轻易言战。

结果翁同龢说什么你居然敢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你还是不是中国人？对了，听说你儿子李经方的老婆还是个日本妹子，说，你个狗汉奸拿了那么多军费养了那么多海军却不肯打倭寇，究竟是何居心？

李经方是李鸿章过继来的儿子，虽不是亲生但胜似亲生，清光绪十六年（1890）出任过驻日公使一职，因为混得开会来事儿，所以深受明治政府上下喜爱，甚至有传闻说天皇打算把自己的义女嫁给他为妻。

实际上李经方的老婆们，无论是妻是妾，都是中国人，并无日本籍，只不过因为他跟日本朝野走得近，所以看李家不爽者诸如翁师傅这样的爱国愤青愤黄们，便编排了这样的谣言，这跟今天的什么盆景猫军刀楼的属一个级别的玩意儿，信了你就傻×了。

可朝堂之上傻×还真不少，虽不知是真傻还是装逼，反正翁同龢的爱国口号一出，大伙就纷纷指责李鸿章畏敌不出，以至于李大人百口莫辩不得不当众表示不顶不是中国人。

想想也挺悲催的。

而黄海这边，人类史上第一场由铁甲舰对铁甲舰的世纪末大海战，就此拉开了序幕。

两军对垒，各自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布阵。

丁汝昌摆出的是横列阵，也叫楔形梯队，此阵传承于世界海军名将冯•特格特霍夫，这人在公元1866年的利萨海战中，率领较为弱小的奥地利海军战胜了看起来很强大的意大利海军，用的正是横列之阵，从那之后，横列阵就几乎成了各国海军的例行惯用之阵，这就跟某个人买了某个股票赚了一票之后大伙纷纷跟着买相同的股票是一个道理。

下令摆阵之后，丁汝昌还添了一句：“各小队须协同行动；始终以舰首向敌；诸舰务于可能之范围内，随同旗舰运动之。”

而联合舰队的司令官伊东祐亨，则摆出的是单纵阵。

当时单纵阵还是一种比较新的概念，距提出也不过十来年光景，虽说各国海军在训练中尝试此阵型的大有人在，而且试完之后也都说好，但终究不过是训练中罢了，真要拿到决定国运的战场上摆出来，那着实是需要勇气的。

所以后来就有人说光从布阵上就能看出日本人思维新颖而大清想法陈旧，这是不对的。

就事论事而言，横列阵的意义在于冲角战术，就是用船头的冲角将敌舰撞翻的一种战术，而北洋很多军舰都自带那玩意儿，但丁汝昌下令布此阵的原因还不仅仅在此，北洋舰队大口径火炮占优，而多布置在艏部，因此要发挥火力则更适宜采取横阵。

至于日本方面采用的单纵阵，是因为日本的中小口径火炮多位于船舷，而且单纵阵较之横列阵本身就需要舰队具备相当的航速，同时对于指挥的要求也更高，显然，不适合丁汝昌。

总结说来，双方都选择了正确的阵型，并不存在什么新颖或是陈旧。

因为舰队不是中学生，说一句立正稍息向右看齐就能迅速排完阵型的，从互相发现到命令传下到各舰散开再到列阵完毕进入战斗状态是很花费时间的，比如这一天，他们就用了两个小时。

12点50分，由松岛号打响了第一炮，目标是和自己间隔5000米的北洋旗舰定远号。

而定远号也毫不示弱地开火还击，目标是距离自己5800米外的吉野号。

然后炮弹掉进了海里。

接着丁汝昌从飞桥上掉了下来，摔断了大腿。

这是一个我们自幼便耳熟能详的故事：由于定远号缺乏妥善的日常保养以至于年久失修，船身结构早已陈旧不堪，在打响了之前的那第一炮后，因为震动，使得飞桥被震塌，正在上面的丁汝昌不幸坠落，跌断了腿。

不得不说一句，此乃谣言是也。

定远的飞桥并不在主炮上面，主炮再怎么震动，也不至于直接震塌了那玩意儿，真实的情况是在双方开打3分钟后，一发炮弹击中了飞桥所在的桅杆，导致桅杆断裂，正在上面指挥全局的丁汝昌猝不及防，猛地被甩了下来并且面门着地，断了一条大腿。

但不管怎么说，丁提督的那条腿确实是断了，想要接着指挥作战实在有些勉强，只好被手下抬了下去，明面上由刘步蟾接任战场总指挥，实际上北洋舰队从此刻起，就算是再也没有了指挥官。

另一边，完全不知道北洋水师已经如此大条的联合舰队则按照原定计划开始战斗，在伊东祐亨的命令下，本队，游击队和别动队展开三队分离，其中本队企图利用本身的高速运动到北洋水师的背后展开攻击，而游击队的打算比较复杂，他们先是准备跟本队走同一个方向，绕到北洋背后，因为北洋舰队不可能什么都不干傻戳着让人干他屁股，必定会转身回防，就在这转身的空隙，游击队便会利用他们比本队更快的速度打个迂回，重新开到北洋的正前方，和本队实行两面夹攻。

至于别动队，伊东祐亨说了，你们的任务就是好好活着。

谁也不指望623吨的赤城跟由商船改装而成的西京丸能在这场海战中打出什么贡献来。

更何况西京丸上还坐着前海军大臣，时任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这位祖宗要出了个三长两短，那可就麻烦了。

纵观世界海军史，联合舰队本次使用的运动战术不得不说是非常超前的，在那个时代的各国海军，虽然在海战编队的时候都会弄一个游击队别动队，但实际上他们一般既不游击也不别动，往往是跟着本队共同行动，就如同北洋水师一般，而让游击队独立于本队基本自主作战的手法，日本人几乎可算是头一份。

下午1点05分，联合舰队的游击队终于摸到了北洋的右侧，在冲最前头的吉野号带领下，大伙纷纷冲着列阵最右的超勇和扬威开起火来，这两艘船本身就不怎么能打，30分钟后，超勇船上燃起熊熊烈火，随即沉没，而扬威号也架不住这般火力，管带林覆中不得不下令后撤，脱离了主战场。

平心而论，从打第一炮开始算，不到一个小时，就干掉了对方两艘船，应该讲联合舰队是打得相当不错的，本来么，自然当是胜不骄地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硕果，却不想意外发生了。

日本的作战方案我们之前说了，本队绕后侧，游击队打迂回，别动队随便晃，只不过本队之中，各船速度有快有慢，比如航速皆为13节的比叡跟扶桑，就落在了后面，松岛他们都快跑到预定位置了，这两艘船还跟开得更慢的赤城号一起跟在后面慢慢地晃荡。

倒是西京丸，开得很快，全然不顾自己的同伴赤城，跟着松岛号他们一起直插北洋的身后。

本来摊上这种事情虽说无奈，但也实属正常，毕竟你买的就是航速13节的船，要能开得跟吉野一样快，那卖船的该不高兴了，可既然是落后头了，那你就乖乖地跟着呗，可有人偏偏不干。

比叡号的舰长，叫樱井规矩之左右，但这哥们儿根本就不规矩，当日他看到自己离本队越来越远，不禁心生一计，命令手下掉转船头准备抄近道。

手下很莫名地问舰长，这海上哪来的近道？

“我们从来远和定远之间穿过去，这样便能直接插入敌军背后。”

这倒是真的，俗话说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与其绕个大圈子跑人后头还不如直接穿插到位一发爆菊。

可问题是当你从来远和定远之间穿行而过的时候，对方打你怎么办？

对此，樱井舰长表示不要怕，我们就是来打仗的，挨打算什么。

当时来远和定远之间相距不到500米，比叡从两舰中间穿插而过，说难听点就是特意过去给人当靶子让人赚经验的。

北洋水师当然不会放过如此厚道的买卖。

一时间，炮声大作，不光是定远和来远，就连其他的北洋军舰也纷纷上前凑热闹，比如济远方伯谦，广甲吴敬荣等都下令自己的军舰脱离原有位置或远或近地参上一脚。

在受了四面炮击之后，比叡的下场不消说是很凄惨的，不仅船体本身被打了个体无完肤，军旗被打烂，后樯更是遭到了定远巨炮的轰击，引起了甲板大火，数十名官兵当场死亡。

在这熊熊烈火之中，樱井规矩之左右咬紧牙关，命令手下豁出一身剐也要冲出去，也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尽管船被打得都不能看了，但好歹也还没沉，就这么一身破烂地冲出了包围圈，顺便还搞乱了北洋的阵型，被后世誉为豪胆建奇功。

比叡冒死穿越火线落了个半残，这没什么，倒不是说他没事，只不过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

却说就在比叡号掉头走后的那一刻，有一个人傻了眼了，那就是赤城号舰长坂元八郎太。

其实本来这哥们儿是打算就这么慢慢地跟在后面蹚浑水，一直蹚到跟上大部队为止，结果谁也没想到比叡玩了这么一手，坂元舰长顿时就无奈了，因为他既不敢像比叡那么玩命，可本身速度又提不上去，于是就出现了一幕惊险异常的景象——联合舰队的本队跟游击队都聚集在北洋的右侧打着炮战，没什么火炮力量的西京丸也挤在里面很风骚地打着酱油，而比叡号正独自一人上演明治版的兰博，剩下的那赤城号，则孤零零地暴露在了北洋舰队的正前方，确切地说，是众多主炮的炮口之下。

还有什么好扯的，天时地利人和，挨打吧。

在距八百余米外的北洋左翼轰击之下，赤城号伤亡惨重，先是被击毙了少尉候补生桥口户次郎，接着海军大尉佐佐木广胜也被打伤，然后到了大概下午1点25分，定远后部15公分克虏伯炮，精准地击中了赤城舰桥右侧速射炮炮楯，打死炮手2名，同时，还有一块弹片飞插进了坂元八郎太的头颅，当时鲜血和脑浆就溅在了海图台上，发出了非常响亮的啪的一声。

至于人，则是当场毙命。

坂元八郎太是这场海战中联合舰队唯一阵亡的舰长级人物，他死后，赤城号由航海长佐藤铁太郎临时顶替成为代理舰长，但佐藤代舰长上任还不到五六分钟，就中了头彩——来远号又一发命中赤城的甲板，飞出来的弹片将他当场击伤，之后北洋群舰轮流放炮，又将大樯轰倒，虽说赤城号到底也没被打沉，但船上人员的伤亡却极为惨重，尤其是军官，几乎全员战死。

但这还不是最让人抓狂的。

差不多就在坂元八郎太战死的同时，联合舰队本队顺利到达北洋舰队后侧，伊东祐亨非常淡定地下令旗手打旗语，命令游击队迂回至北洋正面，然后施行两面夹击攻势。

于是游击队就在吉野号的带领下，整齐划一地向后转去，奔赴预定现场。

这真是要了命了。

你仔细想想，此时此刻北洋水师的右后方，除了本队，游击队，还有什么队？

没错，还有别动队，准确地说就是西京丸，再准确地说，是桦山资纪。

伊东祐亨的旗语是打给游击队的，西京丸即便看到了也不会当一回事，然后游击队接到了命了就走了，于是西京丸就落单了，跟赤城一样，也孤零零地暴露在了敌方的炮火之下。

但桦山资纪非常镇静，明明是已然深陷虎口了，这祖宗却一点不着急，相反还命令旗手打旗语给松岛舰，说你先别让游击队迂回了，先让他们去救比叡跟赤城，救下这两艘船然后再开打。

毕竟是海军军令部部长，伊东祐亨不能不服，于是吉野号他们便朝两艘正挨着打的僚舰开去，准备施以援手。

桦山资纪见状还不住地点头：“这就对了，可不能对同伴见死不救啊。”

正说着，一个士兵冲了进来：“大人，松岛号发来旗语，让我们赶紧避战！”

其实就在伊东祐亨打出旗语让游击队迂回的一两分钟后，这哥们儿就立刻反应了过来，自己把西京丸上的那位爷丢下了，眼看着这祖宗已然是暴露在了敌人的炮口之下，想要去救恐怕来不及，于是只能发旗号，意思是这里危险，爷您看着逃，能逃多远逃多远，甭客气。

这话说得叫一大方，可桦山资纪压根就没法逃，因为北洋水师很快就发现了落单的西京丸，尽管未必知道这船里头坐的是什么人，但本着到嘴肥肉不吃对不起列祖列宗的心态，迅速地出动了定远，镇远和来远三舰，朝西京丸包抄了过来。

比三艘舰到得更快的，是先飞过来的炮弹。

第一波炮弹，命中西京丸的有三四发，其中一发直接把船长室都给打穿了，幸好是没打着人。

手下问桦山资纪怎么办，桦山部长稳如泰山：“逃吧。”

然而还没来得及逃几步，第二波炮弹又来了，这波比上一波更要命，因为有一发也不知是来自定远还是镇远的305mm口径炮弹，非常精准地打中了锅炉房，一时间西京丸连船都开不动，最后又是抢修又是换成人力，这才勉强又重新动了起来。

于是手下又问桦山部长说这眼瞅着逃是逃不掉了，怎么办？

桦山资纪依然是一副面不改色的模样：“那就别逃了，往前冲吧。”

见手下愣在那儿没走，他又补充道：“你慌个鸟，把船贴着定远号开，我就不信他敢拿炮轰自家的旗舰。”

手下觉得反正这样待着也是个死，还不如拼他一回。

消息传到驾驶舱，开船的铆足了马力，直逼定远，中间虽然又中了几炮可也问题不大，没一会儿，就顺利地来到了定远边上，果然，镇远和来远投鼠忌器，再不敢跟刚才那样大鸣大放了，趁着这个机会，西京丸一路狂飙，带着一身弹痕总算是逃出了三舰的火炮射程。

只是没想到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西京丸上下高呼菩萨保佑天皇万岁的当儿，斜刺里突然杀出了一条北洋的鱼雷快艇，二话不说，对准西京就是一发。

此时两船相距不过500米，但可能还是离得太远，所以这一发没打中，从西京丸的左边擦身而过。

面对泰山一而再再而三地崩于眼前，桦山资纪再也装不了淡定了，他站起身子大喝一声：“给我打那艘鱼雷船！”

顷刻，一声更响的声音传了过来：“报告将军，炮坏了！”

西京丸当时就装了一门主炮，120mm口径的，结果就是这门炮，临时出了故障打不响了，眼瞅着大清的鱼雷艇越靠越近，日本人却只能是紧紧抱着炮筒子什么也做不了。

在靠近到离西京丸还有40米的时候，鱼雷艇发射了第二发鱼雷。

就连向来天地不畏鬼神不怕的桦山资纪都觉得，自己的人生到此为止了。

结果这第二发，仍是没打中。

距离40米，射一发鱼雷，居然没打中。

对此我无话可说。

桦山资纪也无话可说。

不过他是有话也不能说，因为逃命要紧，不然等第三发来了，万一打中，就翘了。

此役，西京丸中弹12发，但阵亡数仅为1人，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第九章
国殇

比叡，赤城以及西京这三艘船那么一闹腾，让好不容易打出一个不错开头的联合舰队陷入一片乱局，尤其是那西京丸，甚至有说法认为赤城号之所以被打得那么惨，全是因为想救西京丸而吸引了火力；但与此相对的，因为这种完全不按牌理出牌的行为也让北洋一时无从适从，所以整个战场等于是被这三根搅屎棍给搅得一片混乱，前途完全无法预测。

下午3点，西京丸退出战场，联合舰队全体在欢送活祖宗离去之后，继续和北洋水师激战，此时的战场是一片胶着的僵局，双方都重新整队完毕然后各自隔着一片海在那里互相放炮，虽说是各有损失也各有斩获，但好一段时间都无法打破原有局面。

本来按照这么僵下去多半就是打到天荒地老煤尽弹光然后不了了之，却不承想在这时候，有个人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决定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举动，打破现有的僵态。

那人便是致远号管带邓世昌。

当时邓管带一面打炮一面注视着整个战场，发现吉野号仗着自己速度快，横冲直撞气焰十分嚣张，目测是对方的灵魂人物，于是便对身边的大副陈金揆说道：“日本舰队所仰仗的，也就是那艘吉野，只要想办法弄沉了它，那我们就能扭转乾坤，大胜敌寇了。”

对此陈大副点头称是，接着询问领导怎么个弄沉法。

邓世昌表示：将其撞沉。

接着，在没有得到任何上级指挥官批准和同意的情况下，致远号从北洋阵中脱颖而出，径直地朝着吉野的方向开了过去。

根据大众的一般印象，或者说根据一部著名影片的说法，此时的场景应该是这样的：邓管带怒火中烧，把辫子猛地一甩，缠在脖子上，手紧握舵把子驾驶着已经打光了所有炮弹的致远号向敌旗舰撞去，同时嘴里还喊着名台词：“开足马力，撞沉吉野号！”

然后就那啥那啥那啥啥啥了。

我一直觉得这是在侮辱邓世昌，好好的一个民族英雄就被刻画成了滚刀肉，弹尽粮绝了打不了了，那就跟你拼命了，这算个什么事儿嘛。

邓世昌撞吉野，这是真事儿，但绝不是因为没得打了而做出的鱼死网破之举。

致远号的船底下有非常强大的冲角，是专门用于近战时撞人船的，这是其一；其二，我们之前说过，吉野号是一艘为了提升速度而大大削弱防御的船。

也就是说，致远号管带邓世昌一眼就看出，对付吉野号的最好办法，就是近身战。

这是一个很精准的判断，足以看出邓世昌尽管没留过洋但在海军作战水准方面却丝毫不逊于那些喝过洋墨水擦过洋甲板的主儿。

不过精准归精准，却不能说这是个完美无缺的作战方案，最起码因为致远号的这么一冲，原先北洋排得好好的那阵型，就给冲乱了。

但邓世昌显然没想那么多，或许在他看来只要吉野沉了那便万事大吉了，就跟关云长那样只消百万军中如囊中取物一般拿了敌军上将首级，其余的小兵不过是瓦鸡土狗，定然全盘崩溃。

不得不说邓半吊子就是邓半吊子，群众的眼光还是比较雪亮的。

顺便一提，后世有很多人认为邓世昌撞吉野还有一个不明智的地方在于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理由是两船航速相差太大，吉野23节，致远不过18节，追都追不到更别提撞了，我只能说这么看的人都属没常识，吉野23节那不是一开引擎就能飙到23的，是需要加速度的，此刻这船正打炮打得欢，真要贸然杀出一条船来撞，是不可能百分百避得开的。

事实也确实如此，当坪井航三看到致远号脱离了阵型，直冲着自己奔来时，第一个反应不是下令逃跑——他知道根本跑不掉，而是命令手下开炮，务必在撞到自己之前击沉致远。

但这显然很难，毕竟大家都是铁甲舰，哪那么容易就让你给打沉了。

所以吉野号上的大伙普遍都很慌，游击队长坪井航三跟舰长河原要一也不例外。

这一天，邓世昌意气风发，他站在船上，盘着辫子，挂着望远镜，双目如炬，死死地盯着离自己越来越近的吉野号。

我未必是世界之王，但我大清，必将赢得这场战争！

“瞄准吃水线，开炮。”

这是画外音。

就在邓世昌的世界已经被他浓缩到了仅限于致远和吉野两船之间且志在必得认定了自己将成为北洋水师今日获胜最大功臣的时候，在异次元，响起了这么个微弱的声音，音量不大，但很淡定，宛若在说邻居家今天又买了什么小菜。

相信你已经猜出来了，此人正是东乡平八郎。

话说当时浪速就在吉野号不远处，眼瞅着那致远号就这么不顾一切地撞过去了，东乡船长顿感机会来了，当即下令手下打他一发黑炮。

吐槽之神就是吐槽之神，打仗打得跟吐槽一样，冷不防就给你来这么一下子，让你还没反应过来就直接悲剧了。

浪速的那发炮弹很漂亮地打在了致远号的吃水线，接着又是一发，打进了锅炉房，一下子就引起了浸水外加大爆炸。

致远号就这么沉了。

海军之星邓世昌一下子就从天上，掉到了海里。

同时落水的，还有太阳——我指的是狗。

且说邓大人这一辈子薄名寡欲不贪财不好色，唯一的爱好就是养狗，就算在军舰上也不例外，这哥们儿弄了一条德国种的汪星人整天带来带去，还想了个挺霸气的名儿，叫太阳。

有人说邓世昌在军舰上养狗是违反军令的，这是不对的，我翻过北洋海军章程，里面并无明文提到不许管带在军舰上养宠物。

言归正传，邓世昌掉海里之后，手下赶紧抛了个救生圈过来要想救人，但被他义正词严地拒绝了，表示自己立志杀敌报国，现在能死海里，正是大义所在，别无他求，这救生圈你们还是给别的同志吧。

而爱犬太阳一看主人落水又不肯抱救生圈，也赶紧忠心耿耿地游过来，咬起邓世昌的胳臂就往可能是海岸的方向游，但被邓管带一把摁住脑袋，然后一人一狗一起沉入了大海。

致远号管带邓世昌战死，终年46岁。

平心而论，致远的沉没，堪称是这场战役的转折点。

两军对垒，说的就是十六个字，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本来三军上下正在那儿不动如山着呢，结果致远号偏偏就擅自其疾如风了一把，把阵型给彻底打乱，可他要真能弄沉吉野倒也好说，偏偏没弄死反而还搭上了自己，这无论从客观现实还是主观心态上来看，对北洋水师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此话并非危言耸听，就在致远号沉海不久，北洋舰队里又擅自走了一艘船，那便是方伯谦的济远号。

只是跟致远号不同的是，他方管带并非出阵杀敌，而是临阵脱逃——这哥们儿直接掉转船头，朝着中国大陆方向开去。

相当不幸的是，济远在跑路途中，慌不择路，一头撞上了在开战之初就被打残而退出战场，此时正搁浅着不能动弹的扬威号，并且当场将对方给撞沉了。

更为不幸的是，在济远号逃走之后，本来就在它边上卡位的另一艘军舰广甲号，以为胜利大逃亡的时间到了，于是也开足马力，朝战场外奔去。

如果不算广甲的话，那么方伯谦的济远号，则是近代海战史上唯一一个在海战之中连人带舰临阵脱逃的例子。

一连两艘军舰逃出战场，这对北洋而言显然是个相当不小的打击，但毕竟定远镇远这两艘箱底宝货还在，可谓是元气未伤，所以虽然伊东祐亨下令联合舰队暂且不管北洋其他，先合力围攻定远镇远，可两巨舰却毫无惧色，兵来将挡针锋相对地跟日本人干上了，其中定远号一发305mm炮弹直中松岛，顿时死伤一片，在那群被炸飞上天的人里头，有一年轻的水兵，名叫三浦虎次郎。

虎次郎那一年只有19岁，是松岛号上的三等水兵，职责是看弹药库。

这孩子飞上去又落下来之后，并没有当场牺牲，而是浑身冒着血还在那里喘息着，所以大副向山慎吉少佐连忙跑了过去，查看他的伤势。

伤很重，说难听点三浦虎次郎这会儿只剩一口气了，全凭个人意志在那里撑着，嘴还一张一合，貌似有什么话要对向山慎吉说。

于是向山少佐把耳朵凑了过去，同时也大声道虎次郎啊你有什么话就快说吧，我们大家都忙着呢，天知道待会儿再来一发炮弹躺倒在这儿的会不会是我。

其实三浦虎次郎这会儿已经不行了，可以说是意识模糊了。

这并非我的瞎猜或是编造，因为他紧接着就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少……少佐……定远号……被我们打沉了吗？”

这绝对是被打糊涂了，当时定远号正发着威呢，哪可能被松岛给打沉。

但向山慎吉显然不能把真话说出来，毕竟大家战友一场，能让你舒舒服服地走就绝不让你痛苦不堪地死，只是这哥们儿又不好意思睁眼说瞎话把那么大一艘船给说沉到海里去，于是只能想了个比较折中的说法：“嗯，定远号已经让我们打得不能动弹了。”

片刻后，虎次郎便这么躺在向山少佐的怀里离开了人世，一脸满足的笑容。

战后，向山慎吉将虎次郎的故事告诉了一个自己认识的书店老板，说来也巧，这老板正好是报社的业余通讯员，于是此事便通过报纸被当成年度正能量给扩散传递了开来，当时著名的歌人佐佐木信纲还以此为蓝本，谱歌《勇敢的水兵》，被全日本传唱一时。

这当然是后世为了宣传需要而抓了个典型，实际上到底是三浦虎次郎还是四浦虎次郎这都不重要，关键是松岛号上的一个英勇的士兵被定远号打中了，只要让广大日本老百姓知道这事就行了。

话再说回当日战场，虽说向山慎吉对虎次郎说的那话纯属临终关怀，乃充满着善意的谎言，但实际上当时定远号的情况也确实不容乐观，丁汝昌早在开战前就已经被打得快瘫了，据说是为了让士兵们不消沉，还特地让人抬着出来坐甲板上观战以鼓舞士气，而那管带刘步蟾虽说是全须全尾嘛事儿没有，但却指挥得并不得当，可以说定远号从开打到现在，尽管也有过打人的时候，比如打死了著名水兵三浦虎次郎，但通常情况下还是挨打居多，之所以没被打沉，全靠天生那一副厚重装甲，说句夸海口的话，就算这船戳海上一动不动任那联合舰队轮番开炮，就凭他这防御实力，也没有一艘日本船能将其击沉。

其实同样遭遇的还有日方旗舰松岛，虽说是弄了一门看起来牛逼哄哄的大口径主炮，但实际上嘛用没有，毕竟炮大船小他受不了这后坐力，开一发就得震三震再退一退，所以只能挨打。

下午4点07分，因挨打过于频繁，以至于松岛船上火灾遍地，为了不让船被烧成灰或是烧得沉下去，伊东祐亨不得不挂起不管旗并下令一边救火一边撤退。

不管旗就是“我不管了你们自己随意行动吧”旗的简称，说白了其实也意味着松岛号放弃了指挥作战的旗舰功能。

这不得不说是一件好事。

我们之前有说过，单纵阵较之横列阵，对指挥官的指挥能力有着更高的要求，也就是说，这个阵型指挥起来难度很高，而由于这种难度的存在，很可能直接导致发挥不出应有的实力。

现在不指挥了，难度也不存在了，兴许，就提高战斗力了。

更何况浪速啊吉野啊那几艘跑得快又能打的船，本身就是独狼，天性爱好单刷任务，现在伊东祐亨不管了，正好。

下午4点半，联合舰队再度变阵，本队诸舰，开始朝旗舰松岛靠拢，以便给予保护，而游击队则全线出击，自由地在浩瀚的大洋上尽情地撒丫子。

20分钟后，吉野移动到了经远号跟前，经过一阵猛烈的炮火轰击，仅用了四五十分钟，就把经远号给打得着火沉海，管带林永升也在炮战中被吉野一发爆头，当场阵亡。

经远虽然一度仍在海上挣扎，但毕竟伤势过重，最终还是非常残念地沉入了海底。

至此，北洋水师已经被打沉了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和广甲5艘军舰，等于是伤亡过半，剩下几艘还浮在海面的，其实也是伤痕累累，要想再打下去，着实困难，所以此时北洋实际上已经处在了一个且战且退的状态中了，另一方面，以吉野号为首的第一游击队则完全没有罢手的意思，北洋退一步他们逼一步，俨然一副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样子，但事实上日本人的损失也不小，更何况打了一天了也耗了不少煤，所以在下午5点过后，眼瞅着吉野号他们越追越远，伊东祐亨连忙让人打出旗语，要求游击队归队，同时也下令全体其他战友：准备收工。

下午5点半，联合舰队整队完毕，发出了停止战斗的信号，北洋水师那边也收拢了舰队，双方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此战结果，北洋沉船5艘（经远，致远，超勇，广甲，扬威），战死包括林永升、邓世昌等管带在内共700多人，挨炮弹700余发。

日本方面，船倒是一艘未沉，但松岛、比叡、赤城和西京丸四艘受了重创，必须拖回修理厂好好整修一番，此外，联合舰队的战死者为298名，其中包括了坂元八郎太舰长，受弹数为131发。

从攻速来算，貌似北洋的命中率还要来得高一点点。

就此，黄海海战画上了句号。

照例，得说点什么。

首先得掰扯掰扯关于此战的胜负，这也是历年来很多人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毕竟朝九晚五地打了一整天，至少谁赢谁输总得搞明白。

黄海海战，就事论事单从战场情况而言，个人认为应该是平局，虽然北洋沉了不少船，但并非战败，而联合舰队尽管一艘未沉，却也没有获胜，最好的证据就是在当天5点多，双方是各自撤军，没有哪一方说是要趁胜追击之类的，大家实际上都是打不下去了，打不动了，那就散了吧。

但是从整体战略的角度来看，却是日本获得了胜利。因为海战之后，北洋大臣李鸿章下令北洋水师死守威海卫，不得再擅自出战，这一决定先不论对错，至少他把制海权给拱手让给了对方，让日本取得了这场清日之战的制海权，从此之后，大清要想再派兵去什么朝鲜，只得跨鸭绿江，走陆路。

也就是说，黄海海战，北洋水师其实是输了。

于是第二个话题就出来了，为什么会输？

关于这事儿，通常的说法有很多，比如说北洋军费给太后造了园子；再比如北洋炮弹不足，有舰无炮；还有说法就是北洋上下贪腐成性，很多炮弹都是假冒伪劣产品，里面填的都是沙子，等等。

大致三条，我们一条一条地来看。

第一条，军费与太后，这个我们之前说过了，所以就不重复了。

第二条，炮弹。

许多人都认为北洋水师因为上下贪污风行，把很多用于购置军备的钱款私自纳入囊中，以至于炮弹不足，在很多历史或是文学作品中，更是会对定远和镇远两艘巨舰进行一番特写，说他们虽有巨炮，但却无炮弹，纯属聋子的耳朵，不过一摆设。

那么，事实的情况真是如此么？

关于北洋的弹药供应问题，一直是多年来的扯淡热点。除了参战的北洋水军上下众口一词表示自己打仗的时候少炮弹，就连日本那边也有相关记载，以定镇两巨舰为例，整场海战中，定远共发射305毫米炮弹120发，150毫米炮弹100发，而镇远则发射305毫米炮弹94发，150毫米炮弹148发，共发射305毫米炮弹214发。定镇两舰共有305毫米克虏伯炮8门，平均每门炮发射约26.75发，而标准每门炮的备弹是50发，那么两舰的305毫米克虏伯炮所发射的炮弹只有正常基数的53.5%，根据当时船上很多人的说法，在打完那会儿，两舰残余炮弹也已经不多，那么即使加上剩余的弹药，备弹也远不到正常基数的60%，显然弹药储备严重不足。

就此我们得出了那个多年来一直都能朗朗上口的结论：北洋水师有炮无弹，徒有虚名也。

如果不是后来发现了一份名为《北洋海军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弹子数目清折》的禀帖，上述说法俨然就已成了既定的事实。

这份禀帖的作者是当时的直隶候补道徐建寅，里面记载了北洋海军舰上和库存的主副炮炮弹数量。

根据徐大人的统计，当时北洋海军舰上和库存的主副炮炮弹数量为：305毫米口径炮开花弹403枚、钢弹244枚，260毫米口径炮钢弹35枚，210毫米口径炮开花弹952枚、钢弹163枚，150毫米口径炮开花弹1237枚、钢弹202枚，6英寸口径开花弹477枚、钢弹23枚，120毫米口径炮开花弹362枚、钢弹38枚。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两种答案。

A：北洋水师并不存在缺弹少药的情况，士兵口述跟日本记载都是瞎扯。

B：北洋确实有充足的弹药，只不过黄海海战的当天，没带出来，放仓库里了。

如果是A，那么也就没的好说了；如果是B，其实也没啥说头，只是要多问一个责任人，谁该为没把炮弹带出来而负责？那当然是北洋提督丁汝昌咧。

早说了，北洋人和问题的根子，就在这哥们儿身上。

第三条，沙子。

关于炮弹里掺沙一说，我要没记错的话貌似典出自某部拍了有半个世纪的著名老电影，在那部电影里，除捧红了一咬牙一跺脚一甩辫子就开着致远号往吉野那里撞的邓世昌形象外，还弄了一个至今很深入全国人民之心的段子——北洋某舰一发炮弹击中日本某舰（疑似吉野），但是炮弹没爆炸，事后才知，该弹被偷工减料之人往里掺了沙子，系伪劣产品。

此事经过大致是真的，吉野确实挨过那么一发炮弹，在海战中也不知道是北洋的哪艘船哪门炮一发命中了吉野的火药库，本来大家伙都以为玩完了，可却并没有出现预料中的大爆炸，后来经过检验，才明白这弹头里装的是沙子。

但这绝非造炮弹过程中的偷工减料，而是在开炮的时候，炮兵没弄明白炮弹的种类。

那年头的海战，多用两类炮弹，一种是开花弹，一种是穿甲弹，前者里面放炸药；后者用来砸东西，里面填沙子，说实话打火药库的那发炮弹，初衷多半是想打船上的人，所以本当用的是开花弹，若真用了这弹，则很有可能因里面的炸药而引发整个弹药库的爆炸，那此战孰胜孰负就真的很难说了，结果这哥们儿也不知怎么搞的，随手拎过来一发填沙的穿甲弹，打倒是打中了，可也就打出了一个坑，还顺带着连累了造炮弹的诸工匠们——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当时造炮弹都是流水线，谁有那闲心思专门给你的炮弹手工灌沙哪？

总结起来一句话，黄海海战，北洋水师上下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大体上而言应该算是竭力而战了，他们尽力了。

至于到底为何能打成那德行，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海军为毛活生生地就把制海权给人夺了去了，这里面的原因你先别急着问，我也不急着说，咱放到后头慢慢白话。

再说海战之后，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设置在广岛的战时大本营，大本营在第一时间就制订出了下一步计划，并将其命名为冬季作战大方针，方针的大致内容是再挑几个师团，编成第二军，走海路自辽东登岸，配合联合舰队以及第一军，共同入侵大清本土。

9月下旬，第二军编制完成，总司令叫大山岩。

大山岩，萨摩出身，堪称当时日本陆军中数一数二的人物。

我们之前曾提起过，日本海有东乡平八郎，陆有乃木希典，系两大战神，其实这是当时老百姓的讲法，纯属外行见地，只图个热闹，在军界那批真正的内行眼里，门道说法应该是：陆有大山岩，海有平八郎。

10月，在朝鲜的第一军开始北上，逼近中朝边界线鸭绿江，意图很明显，是要跨江入境。

当时的大清从黄海海战之后就开始不断回撤在朝鲜的部队，收缩防线屯集鸭绿江口岸，同时又将国内士兵派去布防，截止到第一军北上那会儿，鸭绿江上已有清军三万余人，大炮一百来门。

依天险而守，兵力上又占了很大的优势，看起来貌似胜券在握，可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这三万人里头，有一万多是从朝鲜退下来的败兵，士气相当低落，剩下的两万人，有一万多是刚拉来不久的壮丁，几乎谈不上什么战斗力，而且将领之间也普遍不和，各种工作展开起来相当有难度。

反观对岸山县有朋的第一军，其实也好不到哪去，他们最大的问题首先是粮食短缺，其次是没有冬衣，七八月那会儿一身短打入了朝，现在眼瞅着都要十一二月了还是那副打扮，当然吃不消。

所以必须速战速决。

10月24日晚上，第一军舟桥部队开始在鸭绿江上架设浮桥，次日凌晨，随着山县有朋的一声令下，大部队开始抢渡过江，对岸的清军在抵抗了数小时后便如数撤走，26日，日军占领了中朝边境第一城——九连城（丹东境内）。

仅仅两天，日本人便攻入了大清境内，而且几乎称得上是兵不刃血，虽然大清的三万大军里战死了将近两千，可日军仅仅是负伤140人，阵亡4人而已。

就在第一军过鸭绿江的同时，第二军先头部队也在10月末登上了清国的领土，11月6日，大山岩攻下金州城（大连境内），14日，大军目标直指位于金州西南不到百余里的要塞旅顺。

此时的旅顺要塞里头有清军一万三，其中九千人为新拉来的壮丁。

21日，大山岩发起总攻。

战斗的详细经过没必要多写，因为24小时不到，旅顺就被拿了下来，日军一万五千人，战死40人，失踪7人；而一万三千清军则战死了四千五，被俘六百余。

攻入旅顺后，日军展开了为期数日的大屠杀，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死于日军刀枪之下，这事儿一开始还是先经西方媒体揭露才得以被世界所知晓，而日本的新闻报纸自始至终在国内的报道一直都是光伟正，只说大山岩一日之内攻下旅顺，只字不提对平民的屠杀。

并非记者没有职业道德，而是国家体制的问题。

当时日本的随军记者也叫御用记者，宛如笼中的鹦鹉八哥，只许挑着好听的给国家给天皇唱赞歌，要是敢对着说反调，养过鸟的都知道，那就叫脏了口，下场便是把你从笼子里给抓出来，然后啪叽一下摔死在地上。

且说在打进旅顺的当天，一个记者跟着一队士兵随行顺便拍照采访，正好路过一家一眼就能看出是被火烧过的民居，门外坐着一个老人，用极为仇视的目光注视着那队日本士兵然后嘴里骂骂咧咧地碎碎念，声音不大，但能听得见，于是记者就问带队的队长，那老人家在说什么？

队长看都没看他一眼：“老头说的是，感谢日本军队。”

记者当时就觉得自己的智商被侮辱了：“我虽然不懂清国话，可看表情也该明白那老人绝对没有感谢的意思啊。”

队长停住了脚步，先是轻蔑地一笑，然后一脸杀气：“您在报纸上只要写‘清国老人目送日本军队，口中不断说着感谢之语’就行了，为您前途着想，切不要节外生枝啊。”

对此，记者无言以对。

这个梗后来被著名的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用去了，在《坂上之云》一书里套在了正冈子规的身上。

12月4日，广岛大本营再次制订了新作战计划，并将其命名为冬季大攻略，内容是命令攻克了旅顺的第二军一路南下，和在海上的联合舰队配合，从海陆两边同时攻打北洋水师的大本营威海卫。

明治二十八年（1895），经过一个半月的准备，日军发动了对北洋的最后一战。

1月20日，在以八重山号为首的四艘炮舰掩护下，第一野战电信队和海军陆战队率先占领了位于山东半岛最前端的成山角灯塔，随后毫不犹豫地切断了一切手能伸得到地方的电报线，接着，又以最快的速度攻下了灯塔所在的荣成湾。

当时守荣成县的是地方团勇，连洋枪都没有，靠的全是大刀长矛，而且人数也少，就那么一两千，所以被拿下也实属正常。

26日，日本第二军兵分两路向威海进犯：第六师团为北路，由陆军中将黑木为桢指挥，辖步兵第十一旅团（旅团长陆军少将大寺安纯），称右路纵队，其任务是沿荣威大道前进，经屯侯家、九家疃、崮山后等地，由东路进逼威海南帮炮台，担任主攻；第二师团为南路，由陆军中将佐久间左马太指挥，辖步兵第三旅团（旅团长陆军少将山口素臣）和第四旅团（旅团长陆军少将伏见贞爱亲王），称左路纵队，其任务是沿荣烟大道前进，经桥头、温泉汤、虎山等地，绕至威海南帮炮台西侧，切断清军退路，并与右路纵队形成夹击之势。

30日，两路日军对威海港南岸炮台形成包围，并发起总攻，清军依地势展开殊死反抗，打倒是打得相当漂亮，还把十一旅团旅团长大寺安纯给顺手做掉了，但毕竟寡不敌众，当天南岸的炮台就被日军全部占领，次日，日军开始进攻威海卫本城和北岸炮台，前者兵力稀少，后者更是早在南岸开打那会儿士兵就一哄而散，压根无人把守，所以仍是一天不到，两处皆被占领。

至此，环绕威海卫军港陆地三面的南炮台、威海卫城、北炮台尽数落入日军之手；军港东面的海上，联合舰队也已经严阵以待，北洋舰队的立锥之地仅限于威海外的刘公岛，且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全部中断，成了日军陆地炮台的海上浮动目标，从此陷入四面临敌的绝境。

当然，虽说日方占优，但优势并不特别明显，毕竟刘公岛上还有北洋的巨舰定远号呢。

是不是很奇怪为什么没把镇远算在里面？那是因为镇远残了。

话说在旅顺被拿下的时候，镇远因为正停靠在旅顺港，故而南下欲撤回威海卫，不想途中触礁受伤，虽经抢修勉强没沉下去，但却伤了元气，无法高速航行也无法做剧烈的运动，为此管带林泰曾还特地引咎跳海自尽，终年43岁。

不过即便是只剩定远一艘，那也够日本人喝一壶的了。

所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一开始想的是一招不战而屈人之兵，话说这哥们儿在1月末的时候就以自己和大山岩两人的名义写了一封劝降信，派人送给丁汝昌，里面引经据典东拉西扯了一大堆，总结起来也就一句话：丁大人你别再扛下去了，识时务者为俊杰，降了我们罢，只要你愿意，还可以来日本做官，做大官。

丁汝昌看完之后的反应是把信折好，撸平，然后垫了桌角。

撕倒是没撕。

如此一来，只能动粗了。

考虑到单凭联合舰队的那几门小钢炮不但打不赢定远反而还很有可能被对方逆袭，故而伊东祐亨决定采用鱼雷战术，水上干不掉你那就在水下做文章吧。

2月5日凌晨1点，联合舰队鱼雷小分队正式发起进攻，因为半夜来得突然，所以北洋完全没个防备，一上来定远号就被鱼雷击中，管带刘步蟾当机立断下令起锚逃跑，将船开到了刘公岛岸边搁浅了事，这样一来虽然行动起来会很困难，但至少鱼雷是打不到了，权当炮台用。

次日，鱼雷小分队再度袭来，击沉了以来远为首的若干舰船，然后伊东祐亨就觉得差不多可以不用再每天这么偷偷摸摸地放鱼雷了，于是在当天下午，联合舰队全体出动，第一次光明正大地向刘公岛发起了进攻。

显然，他太小看北洋水师了。

虽然这一天大山岩的第二军也非常有默契地预先在威海北岸架起了快炮，与伊东祐亨遥相配合，夹攻刘公岛及港内的大清军舰。但效果却并不怎么好，丁汝昌一面命靖远、济远、平远、广丙四舰与黄岛炮台协同作战，向北岸回击；一面又命其余各舰与刘公岛各炮台配合，严密封锁威海南北两口，双方在打了数小时的炮战之后，最终是日军久攻不下而不得已退走。

所以2月7日的时候，满腹不爽的伊东祐亨不惜一切代价地倾巢出动发起了数日来程度最为猛烈的一次进攻，但猛烈归猛烈，仍然打的很不顺，战斗从早上7点开始，一个小时不到，旗舰松岛号就被击中舰桥，打穿烟囱，航海长高木英次郎少佐等数名军官受伤，10分钟后，桥立号也被炮弹打中，8点05分，严岛号上的速射炮被击碎了炮盾，碎片四溅，当时就导致2人死亡4人受伤。

短短一个小时，日本引以为豪的三景舰无一例外全部挂彩，而刘公岛的诸炮台以及北洋诸舰却仍是岿然不动。

眼看着形势喜人，丁汝昌决定更上一层楼，他叫来鱼雷艇管带王平，命令他带着鱼雷队出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给日本人几颗大清的鱼雷尝尝。

王平满口答应，意气奋发地冒着炮火率队出发。

然后他逃走了。

结果自然是乾坤扭转，北洋上下无论是主观精神还是客观实力都受到了会心一击，

而伊东祐亨那边一看机会来了，马上先命主力战舰进攻刘公岛，接着又让辅助舰队的第二、第三、第四游击队合攻日岛，第二军也从威海南岸发炮配合。

所谓日岛，就是在刘公岛东侧海湾中的一个礁石小岛，后来经人工搬运泥石建造，成为一个桥头堡，是丁汝昌手里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日岛沦陷，那么北洋将再无险要可守，便将直接暴露在日本人的炮火之下。

顺便一说，当日守日岛的总共有30个人，带队的叫萨镇冰，是后来民国的第一任海军总长。

不过因为手头人实在太少，所以这一天萨总长打得很不得力，虽然数度击退日军进攻，可自己损失也很惨重，不仅军官的住所因炮弹的轰炸而焚毁，就连岛上的弹药库也打爆。于是丁汝昌只好决定放弃这座已经失去作用的炮台，命萨镇冰同士兵们撤回刘公岛。

2月9日，日军继续发动进攻，先是打沉了丁汝昌的临时旗舰靖远号，接着又直扑已经搁浅多日的定远号。

此时的定远逃是肯定逃不走了，而丁汝昌那边救也是救不了的，所以要么是孤身一舰战退敌军，要么就被敌军打沉或是生擒，从其本身那伤痕累累的样子来看，多半是后者。

也就是说管带刘步蟾只有两种选择，被打沉或者被生擒。

刘管带选择了前者，因为如果被生擒，那么定远很有可能被用来接着打大清，这是他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看到的。

只可惜事与愿违，当他下令全军死战的时候，几乎无人肯动，催得急了，才有部下表示，事已至此，死战等于送死，不如降了罢。

更有甚者，干脆坦白相逼，说刘管带你要是不肯给我们活路，那我们也不会让你日子好过。

说完，还不停地晃着腰间的挂刀，其用意不言自明。

不得不说一舰管带做到被部下逼宫的份上也确实够惨的，但此时的刘步蟾显然没有余暇来哀叹自己的人生，面对随时都有可能背后对着自己放一枪的那群部下，他能做的只能是偷偷地叫来几个贴身心腹：“你们带着炸药，把定远炸沉了吧，免得以资敌寇。”

2月10日，定远号被北洋官兵亲手炸毁。

同一天，管带刘步蟾履行自己“舰在人在，舰沉人死”的诺言，服毒自尽。

这是相当悲壮的一幕，美中不足的是，刘管带服的那毒，是自己平日里抽的鸦片，很多年来我一直都认为，如果他不好这一口的话，未必会落到用这一口来了结自己的田地。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刘步蟾自杀的消息传到丁汝昌耳中之后，丁大人的第一个反应并非如传闻那般也决定跟着一起杀生成仁，而是把伊东祐亨那封劝降书又一次地给从桌底下拿了出来，打开，铺铺平，再细读了几遍。

然后问身边懂洋务的人，说在西洋，有没有海战战败投降的将军？

身边人着实回答称有，既有孤身一人出去投降的，也有带着整个舰队出去投降的，当然后者受到的待遇更丰厚，但不管怎样，按照国际公法，降将不杀。

丁汝昌哦了一声，不再说什么了。

他不想死，这很正常，只要是个人，那就有一颗求生的心，这世界上从来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一心求死的家伙。

2月11日，白天日军再度发起强攻，一夜未眠的丁汝昌率残部又再度数次击退来犯之敌，但看着那日渐减少的粮草弹药以及不断减员的士兵，任谁都明白，威海卫被攻下不过是时间问题。

这天夜里，丁汝昌第三次打开了伊东祐亨写给他的那封劝降书。

“夫大厦之将倾，固非一木所能支，苟见势不可为，时机不利，即以全军船舰，权降于敌，而以国家兴废之大端观之，诚以微微小节，不足拘泥。仆于是乎以声震宇内日本武士的名誉，请阁下暂游日本，以待他日贵国中兴之际，切愿真正需要阁下报国时节到来，请阁下听纳友人诚实之一言。”

沉思良久，丁汝昌抬起头来，对左右道：“把镇远炸沉了罢。”

没人接话。

他以为是自己声音太小，于是又大声说了一遍，但还是无人应答。

纵然是老实人此刻也有点火了：“你们为何不听将令？！”

有人支支吾吾地回道：“如果炸了，事后日本人责问起来，该如何是好？”

丁汝昌顿悟，于是再不作声。

过了一会儿有人来报，说刘公岛上数千居民聚集衙门口，跪求丁提督放他们一条生路。

丁提督苦笑：“把刘步蟾剩下的鸦片给我拿来吧。”

“我死后，你们都可以去投降，不碍的。”

君子有成人之美。

我不是说他们应该去投降，我也不认为丁汝昌有多么多壮烈，他混到这一步多多少少有点活该的味道，但我仍认为这是一条好汉。

2月12日，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服毒自尽，终年59岁。

14日，威海卫降约签署，北洋残将带着以镇远为首的北洋残舰向日军投降，三天后，伊东祐亨将丁汝昌与刘步蟾的灵柩放入康济舰，然后汽笛长鸣，联合舰队各舰鸣炮致哀，同日， 日本曾经的海军头号人物胜海舟为丁汝昌赋诗一首以表哀悼：

忆昨访我屋，一剑表心里；

委命甚义烈，懦者为君起；

我将识量大，万卒皆遁死；

心血溅渤海，双美照青史。

至此，叱咤风云天下第六的北洋水师，樯橹灰飞烟灭了。

最后，我们来说说几个管带的最终命运吧。

致远号管带邓世昌，虽然牺牲于战场，但人死精神在，早在黄海海战刚结束没几天，光绪帝就亲撰挽联一副，曰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接着，又赐谥壮节，追封太子少保，此外，朝廷还亲自赠给邓世昌他妈一块纯金打造的牌匾，重3斤，上书四个大字：教子有方。

正所谓一天一地，和邓世昌形成强烈反差对比的，是济远管带方伯谦。

这哥们儿因临阵脱逃，回家的当晚就被擒拿归案，9月24日判了个开刀问斩，算是就地正法。

顺便一说，貌似方伯谦的后人近些年来一直要求给先人平反，认为方管带并非胆小之辈，不应再继续承受那近百年的国贼帽子。

凭良心讲，从道义上出发，这其实无可厚非，毕竟没有一个子孙愿意自己祖先是以如此的鼠辈面目示人，但从实际操作角度来看，着实很难，因为他方伯谦确实在海战当日开着船溜走了，你说出一朵花儿来他那也是逃走，没再回来，凭什么给你平反？

第十章
约和马关

话说威海卫被拿下之后，日本第二军的后续部队也陆续在辽东半岛登陆，和先头部队汇合，一番攻城略地之后，又与第一军遥相呼应，剑指京城——北京城。

面对日本的两路大军，朝廷上下慌乱一片，虽说一样米养百样人，此时此刻仍有那横不怕死的主儿跟慈禧太后建议迁都再战，但显然这并不合包括老太太在内的广大正常人类的心意，就连爱国主义旗手，伟大的翁师傅，这会儿也不禁腿肚子打战，表示事到如今还是以和为贵，跟日本人谈谈吧。

其实早在2月，清廷就派出了户部侍郎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为使节，前往日本广岛议和，结果日本人鸟都不鸟就把两人给赶了回来，因为觉得他们一来不是全权，很多事情根本做不了主，二来官职太低，一个部长一个副部长你以为跑来开副部长级峰会么？第三是纯粹还想再装装逼，借此告诉大清，爷还能接着打，不但能打下威海卫，还能一直打到你北京城。

但实际上这事儿比较难，因为以当时日本的后勤保障水平来看，战线一旦拉太长，战场一旦铺太开那铁定就要出问题，所以在赶走两大臣的同时，倒也不忘指一条明路，表示如果真想谈，就让李鸿章来谈吧。

于是在当年的3月，李鸿章带着儿子李经方和美国顾问科士达等随员100多人，以头等全权大臣的名义，开赴日本。

虽然他根本就不想去。

从古到今，主和派往往等同于卖国，而且抛头露面去订和约的更是罪大恶极，尽管他李鸿章是代表大清朝廷代表大清皇帝前去议和，但那顶汉奸的帽子，却只会扣在他一人身上。

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当时的北京城里，普遍传诵着这副对联。杨三，本名杨鸣玉，苏州人，昆曲名家，尤擅丑角，于甲午年（1894）病逝，正值尸骨未寒的时候，故有好事者撰此挽联，上联表哀悼，下联骂李中堂，一时获得叫好声无数。

但李鸿章还是去了日本，为了大清，为了朝廷，也为了救那些此时正在京城说长道短义愤填膺骂他是汉奸的人，这里面包括了翁同龢。

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小时候看这副对联，总觉得中华语言博大精深，骂得好，骂得够痛快。

长大了再看，只觉得满胸的悲怆，为李鸿章，更为古往今来的那些“汉奸”。

据说老爷子在收到败报后一度打算自杀殉国，但终究还是作罢了。

因为在很多时候，比起壮烈牺牲，反而是背负着重任苟活下来更为困难。

3月19日，李鸿章一行抵达下关，受到了伊藤博文的盛大欢迎。

伊藤首相见到李中堂的第一句话是：“天津一别，已有十年矣。”

那表情是相当小人得志。

蹲地画圈十来年，手帕咬烂几百条，今日总算是等到了报大仇的机会了。

或许是觉得这话太露骨，所以伊藤博文紧接着又跟了一句寒暄：“一路舟车劳顿，中堂阁下辛苦了。”

李鸿章也很客气：“所幸天气还算凑合，一路上也挺顺利。”

寒暄过后，双方来到会场，在各自交换了委任状确认了彼此都系全权代表后，便开始继续扯淡，互相问候对方的皇帝，问问两国的近况，几乎没有谈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正式的会谈是从21日下午2点半开始的。

由于李鸿章非常清楚眼下的局势完全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所以也顾不得面子不面子了，非常直接地问伊藤博文，贵国打算如何。

对方倒也爽快，早就列好了一张清单，题目叫作休战条件：

一、日军要求占领大沽，天津以及山海关等地；

二、在上述地点驻军时所需一切军需开销、军备消耗等一律由清国承担；

三、天津、山海关等地的铁道由日军支配；

四、休战期间，正在行动中日军的军费由清国负担。

老实说这已经不能用什么趁人之危趁火打劫之类温柔甜蜜的词汇来形容了，只能说，这叫赶尽杀绝。

而最具杀机的，是休战二字。

所谓休战，如字面意思，就是打累了休息休息一下，等休息好了呢？那当然是接着打了。

也就是说，伊藤博文所提出的这个方案，是没有任何保证可言的，日本人可以在堂而皇之地收下大清提供的那些军粮军费军需品，大肆劫掠他们所占领的各处城市之后，再光明正大地宣布老子休息完了，于是转眼间就能拿着这些东西继续打大清。

所以李鸿章当然不能答应。

但此时此刻这种局势下肯定不能直接断然否决，所以他很婉转地问道：“伊藤阁下，贵国所谓的休战，为时多久？”

日本人的休战其实就是想歇口气缓缓然后接着打砸抢，压根就没考虑过具体要休多久，但伊藤博文显然不能回答说等我们能继续打了就不歇了，于是只能很模棱两可地道：“这个不会太久的。”

“不会太久是多久？”李鸿章一丝都不放松地追问道，“贵国开出了休战条件，却连休战期都不知晓，这未免也太有失诚意了吧？”

伊藤博文无言以对，只好表示要不你说一个日期？

“清日两国自古以来就是友好之邦，即便称之为兄弟也不过分，此次刀兵相见，以老夫看来，纯属是一次不幸的误会。”李鸿章突然就很莫名其妙地说出了这么一段话。

正当包括伊藤首相在内所有人都一脸困惑的当口，李中堂不紧不慢地亮出了自己的本意：“与其休战，不如停战吧，至于停战细则，我们再议。”

也就是说，李鸿章不但要把这中场休息改成比赛结束，同时还要把占大沽天津要军费之类的过分条件一并删去。

于是这下轮到伊藤博文不肯了。

这哥们儿从来都是个有话直说不怕噎着的人，当年那份在加利福尼亚对着牛仔们说老子不要友谊只要科技的直白劲儿一直都未消去，在谈判桌上，他也非常坦率地告诉李鸿章：“中堂阁下，你知道战争最大的醍醐味是什么吗？那就是趁胜追击，获取最大的战利品，这种幸福，恐怕是你无法体会的吧？”

不得不说历史有时候真的会重演，只不过角色的扮演者经常对调而已，正如10年前在天津一样，位于劣势的李鸿章无论如何都想把休战变停战，把那些非常过分的条件换成尽可能不太过分的条件，可伊藤博文却死死抓着不肯放，表示要么认可所有的条件然后休战，要么接着打，至于休战期，由我们日本方面商讨后告诉你。

双方的拉锯战一拉就是四五天，3月24日下午5点40分，在结束了一天的磨嘴皮子活动之后，李鸿章拖着疲惫的身躯离开的会场。

就连伊藤博文身边一倒茶的都能看出来，老爷子其实已经是身心俱疲了。

本来这世道就是弱肉强食，正所谓弱国无外交，你一个败军之将不躲在家里咬手帕反而还跑到战胜国的地盘上来讨价还价，真要让你得逞了那还要兵工厂干什么，以后大家直接一张桌子两杯茶打打嘴炮不就行了？

虽有传言说他李鸿章已经联系了西洋各国准备干涉日本的狮子大开口，可西洋即便真来干涉，又能干涉得了多少呢？

所以这天晚上伊藤博文对跑到自己家里来预祝胜利的陆奥宗光说我们要速战速决，逼李鸿章那只老狐狸就范。

一边说着，一边晃动着手里的葡萄酒，配合灯光将红色的液体照耀得流光璀璨，一副深得西洋文明精髓的范儿。

就在这时，一个下人跑了进来，神色非常慌张，进门第一句话就是：“老爷，不好了！”

伊藤博文很不屑地看了他一眼：“出什么事了，如此有失仪态？”

说的时候，依然没忘记晃他手里的那个高脚杯。

但仆人的回答却让伊藤首相的杯子险些晃到地板上去。

“李鸿章被人用枪打了！”

就连一贯冷静淡定的剃刀外相陆奥宗光在听了这话之后也惊得从座椅上蹦了起来。

“死了？！”他问道。

“不，目前正在医院抢救。”

“打了几枪？”

“用手枪打了一枪。”

“哦……那还好。”因为那个时代的手枪比不得现在，威力并不算太大，要是仅仅打了一枪，并非必杀，所以陆奥宗光稍稍放宽了心，又重新坐了下来。

只是他没想到这话还没说完。

“那一枪……打在头上。”

于是陆奥宗光又从椅子上蹦了起来。

但尚存一丝理智的他终究没有两眼一抹黑地倒下去，而是问那伊藤家的仆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李鸿章就会被人用枪打了脑袋？

仆人说，开枪打人的，是一名爱国青年。

至于事情的经过则是这样的：当天，李鸿章坐车从会场返回旅馆，一路上受到了日本民众的围观——不是友好也不是敌对，只不过像他那样的大人物在下关真心少见，所以老百姓们纯粹是饭后茶余出来看个热闹，李鸿章对此也表示理解，并不让人驱赶，只是缓缓地往回走。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从人堆里走出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男子，一言不发径直来到车前，然后打开了车门，见到了李鸿章。

两人四目相对不过数秒，那个男子亮出了藏在衣服里的手枪。

接着，枪响了。

要说周围人反应还算快，这人拿的是一把五弹装手枪，本来是想一口气把五发子弹都打光的，结果才打了一发，就被随行护卫给摁地上了。

而李鸿章的中弹处是靠近眼睛的脸颊。

万幸的是老爷子命大外加抢救及时，所以并无生命危险。

经过简短审讯后得知，行凶男子名叫小山豊太郎，群马县出身，父亲是县议员，曾在庆应大学念过几年书，后退学并加入了自由党，他刺杀李鸿章的动机是因为觉得此次日清战争日本大获全胜，本应趁胜追击以期占领全大陆的，可不承想却沽名钓誉学起了霸王，转而跟清国搞起了休战谈判，简直是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为了能让自己的祖国多捞点好处，主要是能让大日本帝国彻底打败大清帝国以便在全世界长长脸，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两国接着打，而要让两国接着打，那么只有把前来议和的李鸿章给做掉了。

听完这些，陆奥宗光不禁长叹了一口气，而屋子另一边的伊藤博文则目测已经暂时彻底丧失了语言功能，一个人戳在那里发愣。

生平第一次，他以切身的体会明白了自己当年的攘夷天诛是一种多么愚蠢多么危害国家社会的行为了。

“杀。”将近沉默了二十分钟，伊藤博文才缓缓地开了口，“杀了那个狗屁爱国青年，以示赔罪。”

陆奥宗光很忧虑地摇了摇头，说这事儿恐怕不是杀个人就能摆平的。

他说得没错。

李鸿章遭枪击一案当天就通过电报传遍了大江南北，西洋各国纷纷予以了最高级别的谴责。

德国领事表示，本来日本提出的休战方案就已经很苛刻了，现在又发生了枪击事件，这让西洋诸国对日本的感情更加恶化，希望日本能对此做出相应的行动，以消除事件的恶劣影响。

英国公使表示，欧洲列国普遍对此次事件的发生表示遗憾，大英帝国将尽快敦促日方给出妥善解决方案。

美国公使表示，这是一起严重的、野蛮的暴行，原本应该受明治政府全方位保护的全权大使李鸿章，居然在和谈期间于日本遭袭负伤，简直是耻辱，日本方面应立刻拿出姿态，马上停战并接纳清国的全部要求。

还有俄国公使，也表达了对此次事件的愤慨之情，同时也认为列强应该立刻站出来帮助大清调停，不能让日本的魔爪一步步再这么深入下去了。

以上就是欧美各国对此事的大致反应，虽说个个都是义正词严，一副副正人君子的模样，但实际上大伙心里都明白，这哪是什么主持正义，无非是想利用此事给日本施压，让他们少从大清那里捞好处，不然日本人捞完了，西洋人就没得捞了。

当然，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尽管满世界走的都是装逼犯，但还是依然存在着表里如一的正直之辈的。

比如有个国家的外交大臣就紧急约见了日本公使，表示这回暗杀事件其实对整个事态起不了多大的影响，但是，麻烦总归还是有的，为了避免这种麻烦，你们可以跟我们结为同盟，把从清国那里得到的利益分我们一点，然后我们就会帮助日本对付其余西洋列强，两国共同进退。

能如此光明正大节操掉一地地跑来敲诈勒索的国家，放眼当年的全宇宙，有且只有那么一个，那便是意大利。

对此陆奥宗光的回复是，找你的德意志去吧！

可话又得说回来，面对全地球的声讨，日本方面也着实有些hold不住了。关于此事，当时朝野大致分为两拨，一拨人觉得，为了避免那不断扑面而来的口水，干脆来个瞒天过海，死不承认，比如广岛的一份叫备芸日日新闻的报纸就准备头版大标题——《李鸿章自杀未遂》，想把这桩杀人案给颠倒黑白成自杀案。

我可以很负责地说一句，对日本来说，如果这份报纸真的给印出来了，那将成为比小山豊太郎枪击李鸿章一案更大的国耻。

好在这世道还是明白人多，备芸日日新闻尚在印刷厂，广岛地方政府就直接出动警察，强令其停刊发行。

所以最终是第二拨人占了上风，他们认为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与其遮遮掩掩不如坦率地赔罪认错，这样才是文明国应有的风范。

赔罪分两路方案进行，第一路是从感情方面入手。

25日， 即遇刺的第二天，《国民新闻》创刊人，日本近代新闻界元老级人物德富苏峰代表全日本的传媒业发表了对李鸿章的慰问状，称这是一起非常不幸的个案，自己谨代表日本国民向阁下表示歉意，同时也希望阁下能安心地留在日本并在接下来的日子好好体会一下真正的日本精神——温和与善良。

对此李鸿章表示自己理解这是个案，这当然是个案，这肯定是个案，这要不是个案那还了得？

接着，其他的报社和各县知事，各地人民代表，贵族院等各种机构各种人等或亲自前来或拍出电报，纷纷对李鸿章遇刺表示慰问，同时也希望他能留在日本养伤，慢慢养伤。

其实说一千道一万，想让李鸿章留在日本是真的，因为一旦老爷子撒手回国了，那这事儿麻烦可就大了，你是接着打呢还是接着谈？接着打那绝对是在给西洋列强直接干涉找口实，要接着谈，谁还敢来谈？前赴后继地跑到你日本来赶枪子儿么？

为了留住李鸿章，在继这些乱七八糟的闲杂人等之后，真正的重量级人物也出场了。

同日（25日），天皇陛下在亲切询问了李鸿章的伤势之后，下发了一道圣旨：“朕知道，清国与我日本目前正处于战争状态，然而既然对方已经派使臣前来和谈，而我国也委任了全权大臣，那我们就应该按照国际惯例，赌上国家的信誉来负责对方使臣的安危，可没想到却发生了如此不幸的事件，朕只能深表遗憾，同时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尽快将犯人绳之以法，并严惩不贷，以期勿损国光。”

金口一开，那小山豊太郎当然是完蛋了——我指的是名誉方面，其实这哥们儿虽然是想杀人，可终究未遂，依当时日本律法并不该死，所以即便伊藤博文满世界嚷嚷着要宰了他可后来也就被判了个无期徒刑，只不过名声算是毁了，尤其是在事发当时，全日本各界就没一个不唾弃他的，各类报纸先是争先恐后地挖他的老底，说他虽然是庆应大学的学生，但实际上压根没读完；接着又有好事者翻出这哥们儿以前曾经因毁坏公物罪被逮捕过，于是大伙又纷纷责骂说是个毫无社会公德心的伪爱国者；最后各路媒体又开始搞采访，就是在马路上挑一个人，问他你对小山豊太郎怎么看，被采访的几乎没一个不表示深恶痛绝的，以至于后来还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刚做自我介绍说我是某某社的想做一个采访，话还没说完那被拦住的人就马上条件反射：“小山豊太郎个畜生，他该死，该杀！我能走了么我女朋友还在等我呢。”

留下一个呆呆的记者站在那里喃喃自语：“其实我就是想问你明治维新以来你们全家幸福不幸福……”

总之，声名狼藉。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能让所有打着爱国旗号行破坏之实的极端粪青引以为戒的上好教材——你所做的一切，不仅会给国家带来或大或小的危害，对自己本身而言，也是一种糟践。

不过，尽管日本各界都纷纷表示了最真挚的歉意和慰问，但李鸿章对此并不买账，他告诉前来探病的日本人，自己想用这次受伤来换取什么，你们的首相是知道的。

伊藤博文当然知道，其实在李鸿章遇刺之后没几天，日本方面就立即宣布无条件休战，同时开始主动和清方洽谈，商量议和事宜。

也就是第二路方案了。

28日，外相陆奥宗光拜访了尚且还在病榻上绑着一脸绷带的李鸿章，打过招呼看看没啥大事后便开门见山，表示自己是奉了天皇的旨意前来探病的，同时天皇也说了，鉴于此前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不幸，为了表示我们大日本帝国赔罪的诚意，所以准备跟阁下重新讨论一下停战事宜，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

李鸿章指了指自己的脸，说你觉得老夫能方便得了吗？

陆奥宗光有点尴尬，但还是硬着头皮称自己这次是真心诚意想来谈和平的，还请中堂阁下不要太计较之前的一些误会。

李鸿章点了点头：“只是老夫目前确实有伤在身，不便于参加谈判。”

陆奥宗光连忙表示我们已经考虑到这点了，所以这次来不是请您去正式谈判，而是罗列了一些过渡期的休战条款，让您过目一下，如果可行，那就在您养伤期间先按条款上的办，等正式开始谈了，再换成新的说法。

“那就让李经方去吧。”李鸿章说道，“让他把条款拿到这里来给老夫过目吧。”

陆奥宗光没有反对。

其实那所谓的过渡条款，早在27日半夜里就拟完了，所以李经方当天就带给了李鸿章，总共有六条：

一、日本政府承诺，日清两国之间除正在交战的澎湖海域外，其余一律停止作战；

二、同时，在休战期间，两国政府各自停止一切增兵增援的事宜，但允许并非作战目的的撤军行为；

三、日清两国军队各自划出边界线和缓冲地带，既定后，不得踏入进出；

四、海面上则仍属交战状态，日清任何一方若是发现对方有运输兵员或是战需品的情况，则予以捕获；

五、本条约一经双方签字调印，则立即生效，即可休战；

六、本条约有效期至明治二十八年（1895）四月十六日，在此期间若双方没有谈出新结果，则从条约到期日开始继续进入交战状态；

虽说明面上说的仍是休战，但条件比起之前的要宽容了许多，几乎称得上是无条件休战了，而且谁都明白，这仗其实是不可能再打起来了，大清打不过，日本则是没脸继续打下去，他要真敢不要脸，那西洋列强也不会答应。

插一句，条约里所谓正在交战的澎湖海域指的是当年3月下旬，日本组建了南方舰队入侵台湾以及澎湖列岛一事，虽说当地清军的战斗力很弱，但日方的进展却并不顺利，主要是日军水土不服，一登陆就爆发了霍乱，总计6000人的部队里将近三分之一被感染，死亡者上千，所以一时间进退不能，一直处于“作战”状态。

对于上述六条，李鸿章除了稍微修改了几个通假字错别字外，没有表示其他任何异议。

双方再度回到谈判桌前是当年的4月。

和之前一样，日本同样早早准备好了条约细则，直接递给了李鸿章。

这次是和平条约，大致内容如下：

总则：大日本帝国皇帝陛下和大清帝国皇帝陛下为了两国能够重新恢复和平幸福，故特此委派全权大臣，签订和平条约。

这是官话，俗称废话。

接下来就是正文了。

第一条、清国承认朝鲜为完全与自己对等的独立国，废除朝鲜对自己的一切朝贡、进献等行为；

第二条、清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以及澎湖列岛给日本；

第三条、割让包括上述地点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城池、兵工制造所等一切所有物，一年内交割完毕；

第四条、清国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三亿两，分五次支付，第一次为一亿两，其余四次每次五千万两，此外，第一次的支付时间为本条约签订后的六个月内，下一次和上一次之间的支付间隔不得超过半年；

第五条、被割让地的在住居民如果不愿意加入日本籍，可以在两年内携身家财产迁徙至清国地内；

第六条、清国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并向其开放以下七个城市为通商口岸：北京，湖北省荆州府沙市，湖南省长沙府湘潭县，四川省重庆府，广西省梧州府，江苏省苏州府以及浙江省杭州府；

第七条、日本军队在三个月内全部撤出清国境内；

第八条、为了保证清国确实能按时支付赔偿金，日军将暂时占领威海卫，直至赔偿金全部到手；

第九条、清国须归还所俘的日本军人，不得虐待杀害，同时要对日本政府做出承诺，不得对在战争时期给日军带路或是予以其他帮助的清国国民加以迫害和惩罚；

第十条、条约签订之日即为停战之日；

第十一条、条约在大日本帝国皇帝以及大清帝国皇帝批准之后，在清国山东省芝罘（今烟台市）交换，交换日期为明治二十八年（1895）五月八日。

不得不说这些条款其实很过分，李鸿章也明白，但他更明白的是自己没有翻盘的能力，北洋水师沉了，陆军垮了，单凭一个年迈的老头在谈判桌上往死了争，也争不回多少来。

不过，讨价还价这一中华民族的优秀美德还是不能丢的。

李鸿章主要还价的地方在割地赔款两个方面。

首先，他表示通商口岸不能开那么多，尤其是北京，当年英法联军攻都攻下来了我们也没开放，这次更是不可能开给你日本，因为老爷子态度坚决外加少开几个通商口岸也没什么特别大不了，所以在经过一番计较之后，日本删掉了其中的三个：北京，湘潭和梧州。

其次，赔款三亿，李中堂明确表示付不起，干脆打个折，一亿吧。

伊藤博文说一亿太少了，两亿吧。

接下来双方就自动进入了小菜场模式，李鸿章说一亿三吧，伊藤博文说两亿；李鸿章：一亿五，伊藤博文：两亿；李鸿章一咬牙一狠心：一亿八！不能再多了！伊藤博文面无表情：两亿。

最后李鸿章不得不心痛地闭上了眼睛：那就两亿吧。

为什么伊藤博文那么执着于两亿？

因为光绪帝下给李鸿章的密旨里说大清的底线是两亿两白银，而这个情报早就被日本人给截获了。

至于割地，实际上李鸿章本身的底线是寸土不让的，但无奈这种局势下也实在不是你说不让就能不让的，所以没办法，只好维持日方的要求，把辽东和台湾给日本。

只不过辽东地区太过险要，一旦真要给日本，那北京城就会随时暴露在日本人的枪炮口之下，故而李鸿章表面上同意，背地里却频繁联络西洋各国，力陈种种利害，希望能借他们的手来改变这一要命的既定事实，唱一出以夷制夷。

而关于台湾，曾有过一个著名的谣言，说李鸿章上奏光绪帝，称那地方鸟不语花不香男无义女无情，割就割了。

我不知道这是一种出于怎样心态的造谣，反正是够恶心的。

事实是当李鸿章知道日本想要台湾后，先是断然拒绝，表示大清已经在台湾行政立省了，不可能割让给你，但后来伊藤博文逼得紧，你不想割也没办法，所以只能就范。

只是在就范前的那一刻，李鸿章顿了顿：“伊藤大人，您当真想要台湾？”

伊藤博文笑了：“这还能当儿戏？”

李鸿章也笑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老夫即便不想给你却也没法子，可你得记住，你割了台湾，非但不能得到你想要的，反而会造成两国子子孙孙永成仇敌，传至无穷矣。”

我不知道这是否算一语成谶，虽然我真心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况。

清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日本明治二十八年（1895）四月十七日，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鸿章，在与日本的谈和条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就是闻名于世界以及你我历史教科书的《马关条约》，日本人称之为《下关条约》。

需要多一下嘴的是辽东半岛，本来都已经是板上钉钉要割给日本了，可在李鸿章的不断斡旋下，外加分外眼红以及实在不愿意看到这世界上多出一个强有力的日本，故而西洋列强们本着我分不到一杯羹你也别想拿的心态，展开了各种捣乱，最终在法国、俄国以及德国以“威胁北京和影响朝鲜独立并且不利于远东和平”为名的出面干涉下，日本不得不放弃了辽东半岛，转而问清国多要了三千万两白银作为“补偿”。

史称三国干涉还辽。

还有必要多说一句的是那两亿多两白银赔款的用途。

仍是辟谣。

很多人都认为日本人拿了这么一堆钱后都用于了教育事业，这是赤裸裸的谣言，明治天皇真要那么良善那他就不是明治天皇了，事实上甲午战争的赔款，大多数都用在了军备扩张方面，尤其是海军，剩下的大部分用在了国家金融建设，至于教育，确实也有投入，这个不假，只是数字不大，日元一千万，仅占总额的三十五分之一。

而此次赔款最大的获益个体，则是天皇。

你会说这是废话，普天下之下莫非王土，日本拿了钱就等于天皇拿了钱，不过我说的获益并非这种广义上的获益，而是指真正掉到他钱包里的真金白银。

甲午赔款中，有两千万日元是直接给天皇本人的，被归入皇家私有财产。

两千万日元是什么概念？当年日本一年的国家财政收入在一亿左右，也就是说，天皇一下子就拿走了国家年收入的二成。

那么他拿了这些钱都用来干什么了呢？

答案是做生意。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占了台湾岛，当时台湾相当原始，最大的产业是制糖，在最开始的时候，台湾最具规模的制糖企业有两家，排第一的是三井物产，排第二的是台湾制糖，明治天皇就是后者的股东。

所以你以后最好不要再津津乐道于什么天皇为买军舰捐款三十万日元之类的鬼话了，人家那叫投资，等着高利润回报的。

第十一章
胜与败

不管怎么说，日清战争，或者说甲午战争，就这么终于尘埃落定了。

日本胜，大清败。

日本自有历史以来，在被中华文明润泽了上千年之后，第一次完全打败了自己的师傅兼兄长。

为什么？

为什么一个蕞尔小国能打赢雄霸世界数千年的老大帝国？老大帝国即便是老了老了，可瘦死的骆驼终究也该比马大，为什么就会被这匹新兴的黑马给踩在了地上？

为什么？

这个问题从甲午战败之后就一直在被人研究着，得出的结论也是多种多样，比较主流的，是认为日本通过实行了明治维新，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所以战胜了腐朽的清政府。

关于明治维新的本质和其他，我们之前该说的都已经说了，该吐槽的也一个都没落下，战场上军备的优劣对比，该比的一个也没少比，这里就不再多扯淡了，我直接说我的观点，我认为，甲午战争日本之所以胜的最大的原因，有两样，一曰情报；二曰国民。

先说第一样。

我想如果今天我站在中国的街头，随便拦住一个人，问他对日本的印象是什么，我敢说，十有八九这人除了能很模糊地概括出一些诸如日本地方比较小，人口比较少之类近乎小国寡民的概念外，再也说不出其他了，最多再扯扯八年抗战或是动画片或是德艺双馨某老师。

很不客气地说，相当大的一部分中国人根本就不懂日本，甚至可以说是不知道日本，以前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无论哪个时代的中国人，他对于日本的了解，多半仅限于数千年前就已经产生的印象：一个孤岛上面住着一群平均身高不足一米六的矮人，他们靠打渔为生。

实际上拥有三十七万平方公里国土的日本就面积而言，尽管不比中国，但在世界上也绝非靠后，而且日本现在年轻人的平均身高，也已经超过了中国。

数千年来，中国人从来都没想到过要去正视自己的那位东邻小弟，更别说深入了解，直到被已经强大无比的对方直接一把撂倒在地的时候，才猛然回过神来，然后说出我们经常能在动画片里看到的，被自己的儿子、弟弟、徒弟所打败的父亲、哥哥、师傅所经常说的那句台词：“原来……你已经成长得那么厉害了……”

可现实不是动画片，我们的不在乎不关注不了解不知道，往往会给我们自己带来血的代价。

就如同这场甲午战争，清廷的众大员们直至战败，都以为日本不过是蕞尔小国，边邻小邦，而战争之后，一些所谓的“有识之士”终于开始了所谓的“觉醒”，将对日本的定位从原先的后辈徒儿变成了前辈师傅，发愤图强要以日本为师，要将日本的那一套成功复制到大清身上，但却也学得相当不得法，比如后来的戊戌六君子，直接把慈禧当成了幕府，把光绪当成了明治天皇，要光绪以明治驱逐幕府那般来将老太后人道毁灭，这不得不说是要么没看清日本，要么没看懂大清。

反观日本，从这个国家有历史的那一年开始，就时时刻刻关注着西面的那庞大帝国，当然我们不能断言这是善意的时时刻刻还是恶意的时时刻刻，但至少，日本对于来自中华的情报，是从来都不曾有过一丝忽视的。

像这次的甲午战争，日本早在开战之前好几年就把大清给摸了个底透，同时又派了无数间谍潜伏在清国各个地方源源不断地获取着各种情报，就连清廷赔款底线是多少这种超S级国家机密都探听得一清二楚，正所谓知己知彼而百战不殆，能如此知晓一切，又岂有不胜的道理。

当我们对日本还一无所知的时候，日本却已经把我们摸了个门清。

我不知道这句话我在这套书里重复了多少遍，但无论多少遍，我认为都有重复的必要和意义。

说完了一，我们再来说二。

国民，也就是老百姓。

虽然古代圣贤一直都很看重这个，比如孟子就曾经曰过：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但到了实际操作的时候，亚圣的话往往就被丢脑后了。

在中国历史上，小民永远是一个被遗忘的群体，不仅自称草民，事实上也确实宛若草芥，不值一提，比如在章回小说里头，肯花笔墨上心的，永远是将和相，无论是名将抑或是名相，至于小民，一般的下场要么是默默无名地活着，要么是默默无名地死去——只留下一个数字，就比如你自幼耳熟能详的关云长杀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可你又能否记起他杀过哪个小兵的名字么？

你当然记不起，因为关二爷尽管杀小兵无数，但留下名字的，无论在小说中在历史上，一个也没有。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老祖宗的话是没错，可如果真的过分执着于王而无视小贼的话，那匪乱将永世不平。

小兵来自小民，小民就是国民，是决定一切国与国之间对决的最关键要素，这里面自然也包括了那场甲午战争。

你不要觉得这话听起来不靠谱，其实稍微想想就明白了，李鸿章再能耐，他上不了定远号铲煤，去不了致远号开炮，也到不了平壤守城，将帅虽然只需运筹于帷幄之中，但真正去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实际上还是小兵。

开战前，当日本的国民在给吉野号捐款，甚至连烟柳巷里的姑娘都知道军舰、海防等词儿的时候，大清的国民仍不知日本为何物，海军为何物；开战时，平壤城内的一万三四千手里拿着19世纪最先进武器的大清国民，因吸食鸦片坏了身体，而惨败于数量完全不如自己的日本国民，同样还是开战时，坐镇在亚洲第一的舰队上的大清国民们，愣是被日本国民给夺去了制海权；当日本国民组成的军队登上大清国土之后，仍是大清的国民，给他们做向导，做起了带路党。

这以上的种种，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常常讲的国民素质整体体现，故而也可以说，甲午一战，并非日本国战胜大清国，而是日本人在国民素质方面，更胜我大清一筹。

那么，这更胜一筹的原因又何在？

我觉得，要说明白此事，首先得从东京开始说起。

东京是日本的首都，这众所周知，此地原名江户，是德川幕府中枢核心所在，也因此，德川时代亦被称为江户时代，这个我们前面也说过了。

不过，江户毕竟只是江户，即便是德川时代，日本的国家首都，却还是依然在京都，因为那里有天皇，而且风水好，这个我们前面就说了。

江户改名东京并称为国家首都，也不过是最近百来年的事儿。

话说在庆应四年（1868）闰四月的中旬，一个叫前岛密的人给当时新政府掌权者之一的大久保利通上了一封信，说是让天皇搬到江户去如何？当然，他充分考虑到了京都人民热爱天皇的心情，所以还提议说，可以效仿中国大明朝的南京和北京，在日本也搞两个首都，分别是西边的京都和东边的江户。

前岛密，简单说来就是日本邮政之父。现在日本的邮政制度，包括邮政的专用词汇，比如把邮票叫作切手，邮政局叫邮便局，都是他发明创造的。再在后来，他为了普及教育，曾经提出把汉字给废除让大家只学容易记住的平假名和片假名，当然，这个无比祸国殃民且祸害千年的馊主意很快就被人给集体否决了，不然的话今天日本就跟韩国一样，到处都是从汉语中演变过来可中国人就是怎么也看不明白的文字。

不过这哥们儿显然是明朝历史没学好，要是他再深入研究的话，就该知道，明朝其实有三个首都，北京，南京和中都凤阳。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建议还是让大久保利通眼睛一亮，觉得是个不错的办法。

要知道，当年不管是京都还是大阪，常住的总人口撑死了也就八十万不到，而江户的人口却已经达到了一百五十万，是当之无愧的日本第一大都会。

此外，人多还只是一个原因，关键是人口的素质。

在那会儿，江户的男性识字率高达百分之七十，其中，武士阶层的识字率是百分之百，而同时代的伦敦，不过百分之二十，巴黎则连百分之十都不到。在江户，就连农民都能作上一首和歌，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填词作诗，江户之外的地方虽说没那么高，可也差不到哪儿去，总之一句话，就算说当时的日本是全世界识字率最高的国家，那也是基本没错的。

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成就，都要归功于一样东西——国民教育。

说到江户时代的国民教育，那就必须提到寺子屋。所谓寺子屋其实就是私塾，当然，不是吉田松阴开的那种，而是专门为小孩子准备的私人开设的学前教育班，江户时代，一般的孩子到了6岁左右，就会被父母带着去家附近的寺子屋拜师入学，当时整个日本有寺子屋15000多家，光江户一地，就有大小1000多家，规模小一点的有十几二十个学生，规模大一点的能上百人，而那会儿跟现在不一样，没有什么市重点区重点，也不存在什么名门小学，所以择校的标准，全凭家长在街头巷尾打听得来的所谓口碑，要么就是自己拿了几份教材回到家里研究一番，看看哪个学校的教材最好，就选哪个。

那年头日本的教材很多，很杂，真要分的话可以分五大类，第一类是日本自古以来的教科书，主要有《庭训往来》和《商卖往来》，往来就是教科书的意思，商卖往来我们看题目就知道，是教你怎么知钱花钱怎么算钱的商业ABC和数学基础，而庭训往来中的庭训，则取自论语里的季子篇，说孔老夫子有一天在自家院里看到儿子在很放浪地撒野狂跑，然后将其叫住进行训话，所以叫庭训，也就是老子在庭院里对儿子进行的谆谆教诲，内容包括了做人的道理和地球上的常识，可以说是一本少儿百科全书；第二类是识字书，教材主要是两种，一种就是从中国进口过来的《千文字》，因为除了日本人本身根据中国的草书和偏旁发明的平假名和片假名之外，汉字也是日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还有一种叫《苗字尽》，苗字就是姓的意思，换句话讲，就是日本的百家姓；第三类是地理类，主要教材是《国尽》和《村头尽》，教的是让你学会辨别东西南北，知道日本各处的地名和简单的风土人情；第四类是典论，就是儒学，常用教材是中国的四书五经；最后一类是历史，历史分为日本历史和中国历史，日本历史用的教材一般是《国史略》，中国历史的教材则多用《十八史略》，十八史就是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一直挨个数到欧阳修写的新五代史这17个朝代的17本史书，外加一本司马光的《资政通鉴》。而在这五大类里，真的要细算起来的话，教材的总量其实已经超过了7000种，事实上日本现在的教科书依然很多，家长在选择学校的时候依然会去看一下这个学校教科书的内容是啥，这跟几百年前的寺子屋择校几乎没有区别，而教科书太多自然观点也就非常繁杂，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会经常因教科书问题而跟周边国家闹出矛盾来。

说完了教材，我们说说老师。

现在的话，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老师的待遇都是相当好的，至少在当地可以算是中上左右的收入水平了，而在一些大城市里，教师的待遇甚至超过了公务员，而且工作负荷也算是比较轻松，相比之下，寺子屋的老师们可就没那么好的命了，虽说日本的教材有好几千，但教学方法却意外地统一，只有一种：一对一教学法，就是挨个教下来，这是一种相当了不起的教学方法，因为在教学过程中，老师能够充分地了解每一个学生的优点缺点，然后对于其整个生涯做出指导乃至规划，不过了不起归了不起，但工作量很大，大致算下来，平均一个老师一天要给10个孩子分别授课，这属于不折不扣的脑力劳动+体力劳动，放在今天那是基本工资除外，各种补贴也绝对少不了的，然而，作为寺子屋老师唯一收入的学费，却意外地便宜，便宜到你想不到——随便给。

随便给的意思是说你看着给，家里有钱的，一年给个上万，老师双手收下，说个谢谢，家里穷的，一年到头来攒不下几个钱，只能让妈妈做几个点心来慰问一下，老师倒也不嫌弃，恭恭敬敬地双手接过，说一声非常感谢，这点心看起来真好吃，家里是农民的话，每到收获季节拿一些青菜萝卜茄子土豆之类的送到老师家，老师一样脸带微笑地放进了自家的厨房，说一声谢谢，劳您费心了。之后该怎么教还是怎么教，不会因为你给了一万两我就单独辅导，你给了我俩萝卜我就把你跟给我月饼的孩子放在一块儿集中批发授课。

寺子屋的老师，百分之四十以上都是庶民出身，其他的还有武士，僧侣，神官或者医生，这些人基本上一辈子都干这个职业，很少听说有跳槽什么的，虽说收入很少，但他们却赢得了另一样尤为宝贵的东西——尊敬，学生的尊敬，家长的尊敬，以至全社会的尊敬。其中，那些德高望重、从业多年的老教师，还能在每年受到幕府将军的亲自接见。而对于学生来说，老师就如同再生父母一般，即便是寺子屋毕业，即便是踏入了社会，可一旦碰到什么无法决定的事儿还是会去找自己的启蒙老师商量，听听他的建议，临走前还不忘毕恭毕敬地说上一句谢谢先生。非常讽刺的是，在今天的日本学校，非常流行这么一句话：“出了事儿找谁商量也不能找老师商量。”甚至还发生过因为要查书包而引起了纠纷，导致学生噌地摸出一把水果刀给了老师一下子的悲剧，这在江户时代那是绝对难以想象的，以至于现在日本人自己都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各种以师生关系为主的作品层次不穷，从很久之前的金八先生，到现在在中国都异常流行的GTO(麻辣教师)以及极道鲜师，为的就是能够引起全社会对教育问题的关注，然而却是收效甚微。

当然了，学生捅老师这事儿肯定是学生不对，但老师们也该自我反省一下，对于教师二字，是不是仅仅将其当作一种职业就足够了呢？

寺子屋出现的原因，归根结底源于日本人的一种认知，那就是“小孩子是大家的共有财产”，也就是说，不管大人的贫富好恶，小孩子都是无辜的，不能因大人的种种而影响到孩子的成长，全社会都有责任如同帮助自家孩子一般来帮助任何一个小孩子的教育或者发展。这话其实中国人在好几千年前就有说过，那就是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在明治五年（1872）的时候，日本政府进行了一场统一学制的改革，所有的寺子屋都被废除了，但是，寺子屋为日本奠定下的结实的国民素质基础，成为日本迅速发展为近代化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话说，晚清的时候很多中国学生跑日本去留学，想学一下日本的维新以便让中国用了也好富强一把，可这批人越留学越郁闷，他们惊讶地发现，日本明治维新所干的那些事儿，大清基本上都干了，买洋枪洋炮，大清没少买；学着造各种西洋玩意儿，大清的江南制造局和安庆军械所那要比日本的强得多；他日本炼钢，我大清制铁；他日本请洋专家，我大清找洋教练，总而言之一句话，两国的变革几乎是完全相同，不分早晚就以相似度来论的话，完全可以说清朝的洋务运动是抄袭日本的明治维新，同时也能说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洋务运动的山寨版，那为何日本却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发展成世界强国，并且在海上将大清打败，而且还随着八国联军一起攻入北京城呢？

这群留学生里，有相当一部分的人总结出了一个原因：民智未开。

当然不是说中国人笨，而是说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没有被开发出来，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讲，就是中国人的隐藏属性没有被激活。我们都知道，开发智力除了吃补品之外，更重要的是教育。

而中国人，尤其是近代的中国人，似乎并不怎么重视这个。

应该讲中华民族其实是一个深知教育重要性的民族，自古就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样的名言，但关键的关键，就出在“百年树人”上面。

百年。

中国人不是不肯搞教育，只是觉得教育花费时间太长见效太慢，权衡利弊后，还不如买几艘船搞几门炮。

在洋务时代，曾经有一个英国传教士叫李提摩太，这人我们后面会提到，他向李鸿章建议说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银进行教育改革，对此李鸿章认为开销太大，但李提摩太说这会带来百倍的收益。李鸿章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得到的答复是20年，于是李鸿章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几乎是在同一时期，曾建议光绪帝去日本考察的王照，也对康有为说过：“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天改变，才能实行一切新政。”但康有为却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

公元1905年，严复与孙中山在伦敦会面，严复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教育，他对孙中山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而孙中山只是告诉他：“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一个洋务派领袖，一个维新派领袖，一个传说中革命的先行者，三人都堪称是数百年来人中之杰，却都如此性急。

而造成的后果你也看到了，买了再多的船，装了再多的炮，没人会玩，仍是一沉到了底。

国民教育决定国民素质，国民素质决定国民行为和国民心态，国民行为和国民心态，则决定了国运。

我想，大致就是如此吧。

第十二章
“维新派”和革命党，登场！

甲午战争的爆发，使得东亚的近代局势再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两国交战的导火索——朝鲜的归属终于尘埃落定，虽然此时的半岛尚且没有被日本完全吞并，但从客观形势上来看，成为其囊中之物无非是时间问题罢了。

其次是日本。日本其实是赚了的，而且赚得盆满钵满。不光真金白银，还有国际声望跟势力范围，小小列岛一跃成为世界级黑马而备受瞩目，正式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强国，同时也改变了当时英国和沙俄这两大列强独霸东亚的局面。

还有一点就是经过甲午一战，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不仅成年人不再把隔壁的大清帝国当回事儿，直接以狄夷鄙之，就连孩童们的游戏，也清一色变成了拿着小木枪对阵开战的模拟打仗，每个人都以祖国能够战胜大清为荣，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祖国能够接着再去战胜别人，每一个外面的国家，尤其是大清，都被当成了假想敌。

甚至发展到后来，还出现了小孩子用石头丢掷清朝驻日商人的事件。

江户时代的那种“以和为贵”的对外气氛，已然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獠牙和利爪。

这当然不是什么好事。

“民族主义一旦成为排外主义，国民便会变得好战起来，这对国家来讲，是非常危险的。”

剃刀外相陆奥宗光如是说道。

最后来讲讲大清，也就是我们中国，用教科书上的话来讲叫进一步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国家，此话未免过于抽象，因此我们换一个老百姓常用的词儿：元气大伤。

不仅三十年洋务运动的成果毁于一旦，而且还割地赔款，赔的还是巨款——大清当年岁入不过九千万两白银上下，一下子赔出去两万万两还多，于国于民所造成的巨大负担可想而知。

不过，最惨的还不是丧权辱国，更加悲催的是，此时此刻，国内的人心开始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泱泱中华历来是天朝上国，而东瀛日本从来都不过是弹丸偏隅，这是常识。

如果没有中华大陆，那么当年日本几乎不可能立国，日本能够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不敢说百分百，至少百分之八十是靠了中国的影响，这也是常识，虽然有些偏激。

但现在就是这弹丸偏隅把天朝上国给逆袭了，那么天朝上国的士子们会怎么想呢？

士子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不甘。

他们不愿意接受被日本逆袭的现实，他们希望再战。

从公元1895年年初李鸿章赴日和谈时起，就有全国地方官僚和中央权贵不断上疏反对议和，短短两个月不到，相关的奏章就已经超过了两千份，而且那些大员各个义愤填膺言辞激烈，一副若是议和则国将不国的架势。

比如南洋大臣张之洞在3月27日上奏说，马关和约如成定局，则后果不堪设想，希望朝廷以江山社稷考虑，和其他各国缔结密约，然后再做补救。

兴许是觉得意犹未尽，4月2日，张香帅再奏一封，称“和约万分无理，请乞援强国”。

应该讲这人其实还是很明事理的，尽管输给日本心有不甘，但也知道输在技不如人国不如人，所以跟无脑主战派不同，他不嚷嚷着举全国之力再战，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了列强的斡旋之上。

可问题在于求人不如求己，这列强要真能斡旋李鸿章早就让他们来斡了，正因为实在是斡不了了，这不才被迫割地赔款的么。

而继官僚权贵之后，全国的众青年才俊也纷纷不甘寂寞地出头了。

4月22日，有两个正在京城参加完会试等着发榜的举人，写了一份共计一万八千字的《告皇帝书》，主要内容是跪求迁都再战，实行变法维新；接着他们串联了同在京城等成绩的其他各省学子，搞了一个联合签名，然后于5月2日带着数人跑去都察院上书，请求都察院官员将这玩意儿转交给光绪帝。

带头的这两位，一个叫康有为，一个叫梁启超。

康有为，广东南海出身，人称南海先生，当时主要职业是经营一家名为“万木草堂”的私学校。

此人才华可谓卓越，一部《新学伪经考》名满天下，让他一跃成为晚清公共知识分子领袖，不过人品极差，纵观其一生，大到投机钻营卖国，小到嫖娼不肯给钱，这位老兄都有份儿。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字卓如。时为万木草堂首席弟子。虽说是康门学生，但论才华这人绝不逊色于康有为，而且人品也要好得多，因此在很多时候，他都是以老师助手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线的，而公众则也习惯将他们合称为“康梁”。

康梁这次带着举子们联名上书，史称“公车上书”，这在你初中历史教科书里有，属众所周知的历史常识。

不过众所周知的东西有时候未必就是真相，正如同我们朗朗上口的鲸鱼其实并非鱼类一样，那名垂青史的所谓“公车上书”，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

按照康有为或者教科书的说法，这次5月2日的公车上书是失败了的，因为都察院以和约已成定局为由拒收他们的“告皇帝书”。

这当然是在扯淡，要知道当时上书求再战的举子又不是康门一户，其他学生士子也有写血书搞串联的，事实上就在5月2日当天，都察院还向朝廷代奏了官僚学子关于中日之战的上书15封，在之后的一个星期里，经他们手代奏的求战条陈足有20余封之多，在这些帖子中，不乏言辞激烈程度远超康梁那“告皇帝书”的文章，因此要说都察院单单跟他康有为过不去，是没有道理的。

真相是康有为在都察院衙门口跪了半天后，猛然顿悟，觉得两国战端已成定局，自己上书也于事无补，更何况那么多人都在上书，自己就算把这文章写得妙笔生花也不过是个随大流的举动，根本无法脱颖而出。

所以跟梁启超私下一合计，还不如回家睡觉得了。

不过对外肯定得捞个好名声，于是就大肆宣传说因为自己文章写得杀伤力太大，都察院的官老爷们不敢收，所以就只能作罢咧。

由于当时信息流通很不发达外加康有为确实有点小名声而且清政府也的确像是会干出这种事儿的角色，故而士子们都信了康梁的鬼话，就这样，康南海的名声如同涨停板的股票，蹭蹭地往上蹿了去。

当然，话又得说回来，无论是衙门不鸟还是康有为压根就把联名书给私扣了不交，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士子们的再战请求以失败而告终。

所以在马关条约尘埃落定，战败事实不可能再发生变更时，大家又表现出了第二个反应——学日本。

不得不说这时候的中国人民确实符合勤劳勇敢善良好学这八字美德，尽管大清败了，尽管大洋彼岸的日本孩子都会拿石头丢清国商人了，但此时此刻在大清国内，却几乎没有仇日情绪，虽然为昔日学生所败终归有些令人懊悔不爽，可是绝大多数的读书人却并不恨日本，非但不恨，反而还很清醒地认识到，应该向日本学习。

比较巧合的是，这一回打头阵的，仍是康梁这票人。

所以我说康有为这人才华还是很卓越的，至少他在当时

不过具体怎么学怎么改，哥儿几个一时间还没个详细计划。而就在他们加班加点正琢磨的时候，南面出大事了。

当年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一个叫孙文的医生带着一干弟兄，准备在广州发动暴乱，推翻大清朝廷，史称乙未广州起义。

孙文，就是大名鼎鼎的国父孙中山，我相信不知此人的家伙应该不多。

自从上次马尾海战，孙先生就对大清的无能孱弱产生了极大的失望之情，不过当时他仍是在“扶清改革”和“灭清革命”这两项之间呈纠结状，而且更倾向于前者，因此在清光绪十九年（1894）时，孙文上书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提出改革国政建议——“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

只不过那会儿李中堂正焦头烂额于中日两国的战争，自是没空鸟你货能不能畅流，所以此事自然也就没了个然后。

这对孙文而言是个打击——满腔报国热血付诸东流，再加之后来甲午战败，使得他更加坚信如果再由清廷统治中华，那必然国将不国，惨遭列强蚕食。

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将这腐朽的大清推翻，打造一个全新的国度。

清光绪十九年（1894）十一月，他在檀香山创立了近代中国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联合政府”。

孙中山先生是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中华民国的开创者，这事儿大家都知道，但或许你不知道，除了中国之外，和孙先生结缘最深的国家，其实是日本。

尤其是他的那一番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千古伟业，更是和日本国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

这一次的乙未广州起义，亦是如此。

且说在起事之前，孙文通过英国人康德李博士认识了后来影响并帮助了他一辈子的日本人——梅屋庄吉，两位在清光绪二十年（1895）一月时见了一面，彼此一见倾心。因为投机，于是孙文就把自己想在广州搞点事情的想法跟梅屋庄吉说了，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帮助。

这个帮助具体说来无非就是想让人家给自己凑点钱弄点武器啥的，当年的孙文虽说不穷，可要正儿八经地拉队伍打江山，他还是不具备这个财力的。

梅屋庄吉，土佐人（高知县），时任土佐商会会长，是个土豪。虽然这人当时表面职业是在香港开照相馆的，但他背后的人脉极其深厚，比如日本三菱财团的开山老祖岩崎弥太郎，就是他自幼的相知。

再说那孙文在见到梅屋庄吉之后，立刻就自动进入了口吐莲花的嘴遁模式，只听他这样说道：“梅屋君，你可曾听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是一头睡狮，如果醒来，将会震惊世界。’？”

梅屋庄吉点点头，说我听说过，拿破仑说的吧？

“正是。”孙文也点点头，“但现在我国并未清醒，这着实非常危险。”

梅屋庄吉再度点头跟着附和，表示谁说不是呢，危险，真危险。

“我指的是贵国很危险。”

梅屋一惊：“何以见得？”

“西洋列强最终目的并非我国，而是整个亚洲，一旦清国沦陷，下一个必然是你们日本。”

这话说得对或者不对暂且不论，但至少孙文知道，这个观念在日本有很多人认同，包括梅屋庄吉。

所以听者继续点头：“孙君，您说得很有道理。”

而说者在得到了认可之后则越说越勇：“虽然我们两个国家不久前刚发生过战争，可眼下这种情况，为了不让自己的祖国沦为西洋人的奴隶，那么就必须团结起来，保卫亚细亚。保卫亚细亚的第一步，我认为应该是让中国脱离被殖民的危险，而要让中国不被殖民，则必须先推翻满清朝廷。我和我的同志们正准备为此而发起革命，就是眼下手头有点紧，您看是不是能够……”

梅屋庄吉连忙一口承应：“孙君若是举兵，我必将出钱资助。”

没几天，孙文就告诉梅屋庄吉说自己已经定下计划，准备九九重阳的时候搞一票大的，而梅老板确实很仗义，立刻为孙君东奔西跑地筹了一笔款子，还派手下去澳门新加坡等地购得军火，但由于梅屋家毕竟只是个开照相馆的，只印相片不印钱，财力到底有限，为了能让孙君更好地驱逐鞑虏，他特地写推荐信一封，让孙文拿着去找时任日本驻港领事中川恒次郎，请他提供一些帮助。

3月1日，孙文见到了中川。

和梅屋庄吉有所不同，作为一名老资格的外交工作人员，中川恒次郎绝非那种三下两下就能被忽悠的角色，当孙文跟他扯起亚洲安危世界局势时，他很果断地摆手拦住，问道：“孙先生，请问您有无详细的计划？”

孙文点点头，表示有，当然有，详细的计划就是我们决定在广州起义，一举攻下五羊城，然后北上，假道湖南湖北，一直杀到北京，改朝换代。

“这就完了？”

“完了。”

中川恒次郎想哭，但哭不出来，只能作微笑状：“在下的意思是，孙先生可有具体的做法？”

孙先生想都没想便表示，具体的做法就是你们日本人支援点军火，我们革命同志拼死奋力，共创大业。

中川恒次郎已经开始流汗了：“那要多少军火？”

“长枪两万五千支，手枪一千，配足子弹。”

“参与的同志，您预计有多少人？”

“不知。”

“纳尼？！”

看着对方一脸惊愕的表情，孙文连忙解释说，因为朝廷对这种事情盯得比较紧，党员同志之间通常都不联络，故而不到最后一刻就不能确定到底有多少人。不过孙先生也说了，大家都是靠得住的铁血哥们儿，“一旦发难，必定四方响应”。

听到这里，中川恒次郎的脸色已经很难看了，但出于礼貌，他还是表示足下勇气可嘉，我等所不及，不过兹事体大，且容我考虑一段日子，行不？您要是急着造反，可以先去找别人。

孙文连忙摆手说自己不急，能等，本来去年就要反了，因为准备不充足一直熬到现在，再多等几日也无妨，咱就靠你了，中川领事。

两人一别就是一个多月，在此期间，孙文又找了一些其他国家的外交官，比如德国驻港领事科纳普等人，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援手，但都无功而返，于是在4月17日，他又敲响了日本领事馆的门。

其实中川恒次郎本不想见他，但实在是因为荐头的面子大——前面说了，梅屋庄吉在日本各地都有人脉，因此也不得不开门迎客。

这一回孙文仍是老生常谈，拉赞助买武器，而中川领事则一反上次打太极拳的态度，很干脆地表示，自己是外交官，不是军官，只管经济贸易这种文绉绉的东西，玩不来杀人放火之类的高精尖，所以实在抱歉，爱莫能助。

事后，中川恒次郎这样评价孙文：“看他的样子，让我有一种仿佛碰上了《水浒传》中江湖豪杰的感觉。”

不过对于起事计划，中川也很不客气地认为，纯属“空中楼阁”。

尽管没得到足够的支援也不被看好，但孙文还是决定按原计划，拿着梅屋庄吉给他搞来的武器起事。

10月26日（农历重阳节），孙文和一干弟兄齐聚广州，正式开始了行动。

这其中有孙文的发小陆皓东，香港兴中会首任会长杨衢云以及和孙文一起学医的郑士良等人。

行动的计划跟之前说的大致没差——鸣枪为号，联络同志，攻占广州，再图其他。

同时他们还印了很多反清传单，并创造了一面属于自己的旗帜——青天白日旗。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还不等这些人打响反清第一枪，就先出了问题。

这主要是如孙文之前说的那样，参加起事的各路同志平常都不联络，到了临开打的前一天，孙文陆皓东他们才弄来一份名单按图索骥，挨家挨户敲门：“同志哥，明天我们造反，早上9点土地庙门口集合啊。”

这是一种很没效率的行为，同时风险也很大。

所以26日当天他们并没有联络到所有参加起事的人，甚至连一半都没联系上，本来想27日接着敲门的，可不承想第二天风声就泄露了出去——其实是必然的，于是就理所当然地把衙门的人给招了过来，然后大伙一哄而散各自逃命，其中陆皓东没逃成，被抓了。

其实他是跟着大家一起逃出去的，本来未必会被抓，只不过走到半路上突然想起同志名册不知有没有被带出来，于是便要折返看个究竟。同行之人皆劝，说这太危险了，还是别管了罢。可陆皓东却表示，个人安危事小，一旦名册被官府搜去，必将按册株连，到时候“我党岂有余类”？

结果刚回去就跟官兵打了个照面。

就这样，他被抓了。

在狱中，陆皓东受到了严刑拷打，要他招供同党——这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因为前面说了，若是不看名册，孙文这伙人自己都不知道谁跟谁是同志，现在你逼着陆皓东说，他怎么可能说得出来。

更何况就算说得出，人家也不会说。

只见那陆皓东在棍棒皮鞭之下奋笔疾书，痛斥朝廷腐败官僚祸国，并大声疾呼：“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

被捕后的第十一天，也就是11月7日，陆皓东英勇就义，年仅27岁。被誉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牺牲的第一人”。

乙未广州起义失败了，不过万幸的是除了陆皓东之外，其余的核心骨干基本都安全脱逃毫发无损。其中主策划人孙文先是去了香港，然后又在仍不得安生的情况下，于当年11月去了日本，在那里，他剪去了辫子，换上了西装，从此不再是大清的子民。

之后，孙文又辗转英国加拿大等国，可能是觉得那边都不怎么好混，所以在明治三十年（1897）的时候，再度来到了日本。

这一年，他结识了两个对自己政治生涯而言非常重要的日本人，一个叫宫崎滔天，一个叫头山满。

宫崎滔天，熊本人，日本近代社会活动家。

所谓社会活动家，在我看来就是那种十处打锣九处在，不管社会上发生什么他都能参上一脚的家伙，巧得很，宫崎滔天还真是这样的人。

他是日本近代新闻之父德富苏峰的弟子。德富苏峰这人吧，除了搞新闻之外，还兼带传播自由民主思想，受其影响，宫崎滔天也成了个自由主义者。

明治二十四年（1891），宫崎滔天进入外务省当差，主要工作是监视中国方面的动向，具体一点，就是密切注意在中国大陆一切针对现行政府的秘密组党结社行为。

你不得不说日本人在中国的情报工作搞得已经到了一个极为可怕的地步，公元1891年，公知领袖康南海刚刚在万木草堂开坛布讲当校长，革命先驱孙中山尚且还正琢磨着怎么给李中堂写信物尽其流，再加上此时北洋水师正值巅峰，几乎没有人想到需要改革，更不会有人想到要搞革命，可日本人却已经开始注意即将到来的一些变化，对此我们只能说，这帮人简直比大清还要了解大清。

在外务省工作期间，宫崎滔天认识了不少清国和朝鲜的政治人物，在和这些人的接触过程中，他逐渐地变成了一个亚细亚主义者。

亚细亚主义，也叫泛亚洲主义。简单而言，就是联合亚洲诸国反抗日益入侵亚洲大陆的西方殖民者，再说得透彻一点，即黄种人联合一起，打倒白人。

这套理论其实在明治维新之初就已经产生了，当时的说法是联合大清，带领朝鲜，一起打造一个以日清为首朝鲜为跟班的黄种人联盟，共同抗击欧洲列强。

然后在明治十三年（1880），一个叫曾根俊虎的海军大尉成立了日本史上第一个泛亚主义社团——兴亚会。

曾根俊虎当时负责对华谍报，精通中文，和宫崎滔天的哥哥宫崎八郎是旧识。

到了甲午战争后，亚细亚主义的主要理论则已经演变成了“日本带领中国和朝鲜共同抵抗西方列强”了。

话再说回宫崎滔天，自从他跟孙文两人相见之后，可谓是一见如故，就差撮土焚香拜把子了，尤其是对孙文的革命志向，宫崎君更是钦佩得不能自已。

不过和梅屋庄吉有所不同的是，宫崎滔天不怎么有钱，不能给予革命事业以太多的直接帮助，所以他决定把自己的一个哥们儿介绍给孙文。

那人就是头山满。

头山满，日本亚细亚主义界巨头。

他是福冈县人，虽是武士家庭出身，但自幼清贫，少年时代曾经有过沿街兜售红薯贴补家用的经历。

不过此人也是从小远近公认的好学强记之辈，并且心志远大，11岁时就发宏愿，称自己以后要成为一个如军神楠木正成一样的人，七生报国。

而在成年之后，头山满的偶像除了楠木正成之外，又多了一个，那便是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同时他的座右铭也变成了西乡隆盛最爱的那四个字——敬天爱人。

明治十四年（1881），25岁的头山满和好友平冈浩太郎以及箱田六辅等人创立了著名的亚细亚主义社团玄洋社。

你要好好记住这个名字，因为在之后很多发生在中日两国之间的事端，都跟这个组织脱不了干系。

玄洋社创建伊始，定下三条帮规：尊皇，爱国，巩固民权。

其中，平冈浩太郎任社长，头山满任总帅。

此时的头山满早已不是当年卖山芋的穷孩子了，玄洋社的背后，是以福冈豪商为主所组成的金主团，头山总帅则因为出身贫苦却对手下异常大方，从而被称为“贫民窟的帝王”。

尽管从帮规上来看，玄洋社很有点西乡隆盛粉丝团的味道，但实际上这个组织自成立之后，虽也确有参与国内政治活动，但更多的，则是面向海外。

比如当年朝鲜甲申事变，金玉均逃亡日本，头山满就代表玄洋社跟他会了一面，还赠予活动资金五百日元。

再比如甲午战争期间，玄洋社亦有组织人手前往中国大陆打探情报并且培养当地间谍，甚至还把手底下众小弟召集起来训练出一支“抗清义勇军”，准备和正规军一起上战场建功立业。

对于孙文的到来，头山满很高兴，不过不是宫崎滔天的那种高兴，而是觉得此人虽然想法非常邪乎，但未必不能做到，若是一旦做到了，对日本，对玄洋社，对自己，都是厚利无穷的。

而此时的孙文势单力薄，正需要这么一个有钱有势还手底下有人的主儿来帮衬着自己。

于是两人当下一拍即合，准备合作。

第十三章
戊戌变法

就在头山满和孙文相见恨晚的那会儿，大清地面上又不太平了起来。

话说在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一日，山东曹州（今菏泽市）的某天主教堂遭到了土匪的抢劫，在劫掠过程中，两名德国神父不幸遇难。

史称山东教案。

诚然，这是一起悲剧，可说破了大天，却也是治安事件。

但德国人并不这么看，他们觉得是时候捞一票大的了。

11月6日，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出兵山东，一个星期后，强占了胶州湾（青岛），虽经清廷竭力交涉，但最终还是落了个极其悲催的下场——大清赔偿德国白银22万两，并签署了《胶澳租界条约》，将胶州湾租给德意志99年。

几乎就在同时，趁着这股风气，俄国进占了旅顺大连；法国踏入了广州湾（今湛江），而英国则进驻了山东威海，并且要求拓展九龙和新界。

山东教案，胶州湾的被强占以及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端，给每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大清子民都造成了很大的心灵冲击，大家觉得自甲午战败以来，好像这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能把中国当肥羊宰割，想要什么时候吃肉了就拉上一刀，人人可以捞一票，哪里都可能被强占。

再不强国，就要亡国了。

而要强国，则必先变法。

于是，康有为他们又来了。

且说当年公车上书后，康先生金榜题名，得了个进士出身，然后被朝廷安排为工部主事，官居六品。

可能是这个差事不怎么忙，因此康有为闲暇还干了很多其他的事情，比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七月，他跟梁启超一起办了一份报纸，叫《万国公报》，但因为撞名了的缘故，后又改为《中外纪闻》。这是中国史上第一份政治报刊。

之后，他们又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政治团体——强学会。

由于之前利用《中外纪闻》的宣传，使得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之后再度声名大涨，以至于强学会成立时，北京各路政要乃至全国的官僚土豪都纷纷出钱支持，像翁同龢、袁世凯等都出过钱，甚至连李鸿章都打算出白银两千两以示支持，结果康有为嫌他签过《马关条约》，是大汉奸，拒收。

但换一个角度来看，两千两白银都无所谓有无，可见当时康先生和他的强学会人气高到了什么程度。

强学会后来因“私人堂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为名被慈禧太后解散，于是这伙人又换了个名号，成立了保国会。

德国出兵胶州湾后，康有为奋笔上书光绪，要求朝廷改革，截止到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正月二十九日，他就已经上了五道要求变法的折子。

光绪很心动，在收到第五奏之后便下了一道旨意，说从今允许康爱卿直接给朕上疏，无需转奏——大清有规定，四品以下官员无权直接和皇上交流，只能请上级转呈。

康有为很激动，觉得自己已经引起皇上的注意了，于是在受到了这个特殊待遇的当天，便上了第六封折子，内容仍是请求变法。

2月，康先生第七次上疏，这次不但上了折子，还附上了自己写的两本书——《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

前者说的是明治维新，后者说的是俄皇彼得一世变法强国。

这两本书都是康有为道听途说日俄两国的变法历史后，再结合自己的心得体会撰写而成，说句良心话，基本是不靠谱的。

你想一想，一个从未去过日本和俄国也并不懂日语跟俄文的人，写了两本日本与俄国的变法书，再想把这书上的内容套用在中国身上，这能成事儿么？

可光绪却信以为真了——这主要得归功于康先生那神来之笔的文章手法，于是在之后的日子里，那几本康氏之作成了皇上每日必读之书，而且每读必流泪，一边流泪一边还说，我大清一定也要变法啊一定也要啊。

就在光绪变法之心日益坚定的时候，传来了一个噩耗。

恭亲王病重，眼看就要不行了。

恭亲王叫奕，道光帝第六子，外号鬼子六，清末洋务派首领。

此人从小机智聪明胆识过人，据说一度是帝位的热门候选人，清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入北京城，奕被任命为全权钦差大臣，负责同联军谈判，最终签下了《北京条约》。

这次行动不光是挽救了当时南边闹长毛北边来鬼子的大清王朝，而且在议和期间奕笼络了文祥（户部侍郎）、桂良（文华殿大学士）、宝鋆（总管内务府大臣）、胜保（副都统），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集团。

同时，在北京与列强和谈的时候，他的翩翩风度款款而谈也给众洋人留下了深刻的好印象。

这都为以后奕引领洋务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咸丰帝驾崩后，因为继承人同治尚且年幼，故而国家大权由小皇帝的生母慈禧太后一手掌握。

不过由于先帝咸丰也曾留下过八位顾命大臣，因此在同治继位之初，后党跟帝党之间爆发了一场不可避免的斗争。

这个时候，奕毅然决然地站在了自己嫂子这一边。

同治元年（1861）十月，经过大半年的密谋准备，后党突然发难，一举拿下八大臣，其中两人被赐死，一人被斩首（肃顺），其余五人被充军。

史称辛酉政变。

这一年，慈禧27岁，奕30岁。

安内之后，便开始攘外，也就是洋务运动了。

具体的过程我们略过，简单而言，大清洋务的操盘手是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不假，可曾国藩李鸿章他们的背后，却是奕。

而奕的背后呢？其实是慈禧太后。

这一次慈禧跟光绪前来探望，除了送最后一程之外，还想问问这位比李鸿章级别更高的大清洋务派巨头，在他百年之后，谁能为国分忧？

首先开口的是光绪，皇上当时想到的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翁师傅，于是便问道：“翁师傅如何？”

本来耷拉着脑袋面无活色都快要驾鹤西去的奕一听这话立刻两眼放出了如闪电般的光芒，一把拉住光绪的手：“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大错！”

慈禧在后面听了连连点头，盟友毕竟是盟友，说的都是她想说却不太方便说的。

可能是说翁同龢的时候太激动，耗了些许体力，因此奕停顿了一小会儿，然后又开了口：“皇上，我听说最近有一个从广东来的举子叫康有为，一直在鼓吹变法。”

光绪并不否认。

“请皇上慎思，不可轻信小人。”

光绪默不作声，但脸上并不好看，这也很正常，比亲爹还亲的翁师傅被说了不是，现在又要说他的新宠康有为，不过对方毕竟是恭亲王，论辈分自己得管他叫叔，因此皇帝还是比较谦和地问了一句，那么您看能用谁？

“李鸿章。”

由于甲午战败的缘故，李鸿章被解除了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的职务，给了个闲差等于是让他去养老。但平心而论，尽管甲午他的确有责任，可真要论谁能扛起此时已然濒临危亡的大清，那显然是非他莫属。

但光绪并不乐意，因为康有为不喜欢李鸿章。

不过在恭亲王面前他并未表现出来，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表示朕知道了。

当日，爱新觉罗•奕去世，享年65岁。

两天后，康有为以御史杨深秀的名义上了一道折子，请求明定国是，说俗了就是要求变法。

6月6日，时任礼部右侍郎徐致靖上《请明定国是疏》，请求光绪帝正式开始维新变法。

顺便一说，这玩意儿是康有为代拟的。

于是光绪终于下定了决心。

6月11日，在得到慈禧太后点头首肯的基础下，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这意味着大清帝国正式开始了自己的维新变法。

6月16日，光绪召见了维新领袖康有为。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不光代表了年轻的皇上立志改革，也因为在这次会见之后，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彻底地被庙堂贵胄们给恨上了。

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因为康有为是光辉伟大正确的维新派，而朝中大臣绝大多数都是黑暗卑鄙错误的守旧恶势力，新旧水火不容，因此康先生才遭了他们的恨。

这是一种错觉。

事实上康有为被大伙恨上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哥们儿嘴太贱。

话说康有为在入殿之前，碰到了新上任的直隶总督荣禄，也怪荣禄多事儿，明明打个招呼就算完了，可他偏偏还要多问一句：“康先生大才，这是来补天救地了哈。请问您有何妙招？”

康有为直接回了句：“非变法不能救大清也。”

荣禄说这不是废话么，我也知道当务之急要搞改革了，可问题是这几百年下来的规矩，岂是说改就改得了的？

“呵呵。”康有为哂笑道，“杀几个一二品的大官，这法自然就变了。”

消息一经传出，所有的一二品大员都怒了。

孙子诶，你想杀谁？

也就是说从这一刻开始，就注定了康有为的变法是一场没有权贵基础的行动。

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事，毕竟还有一个比权贵级别更高的人非常支持他，那就是皇帝光绪。

光绪这个人，从本质上来讲实际上大致跟朝鲜的那位国王高宗没甚区别，聪明倒是挺聪明的一个孩子，也有十足的理想抱负，可关键是没经验，太好骗，整天想着让大清嗖地一下变成超级大国，然后又恰逢看到了康有为的那两本扯淡之书，顿感欣喜万分，认为按照书上做的话就能强国。于是一下子就被诓了进去。

正所谓一入康门深似海，从此智商是路人。

在跟荣禄做了简短交流之后，康先生便走进了金銮大殿，见到了光绪皇帝。

一番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爱卿平身式的寒暄过后，两人进入了正题。

康有为的第一句正经话是：“皇上，大清就要亡国了！”

说的时候掷地有声，青筋暴满额头。

光绪被着实吓了一跳。

但冷静想一下，好像似乎也差不多，于是便回答说，这主要是因为大臣们不给力，所以国家才变成现在这个模样。

然后康有为点头附议，称皇上乃是千古圣君，论个人修为绝对在隔壁明治天皇之上，就是被那些守旧之人所累，以至于大清才弄得有明君却不能强国，实在是太可惜了。

不过康先生口中的那位“守旧之人”，却并非光绪所说的那些不给力的大臣，而是慈禧太后。

维新派一直都认为慈禧太后才是他们眼前最大的障碍。

而光绪也这么认为——这是当然的，因为老太太的存在，使得当年27岁快要奔三的他尽管名义上算是真龙天子，但实际上就是一介傀儡木偶，一切军国大事，全都是太后说了算，然后再以他的名义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所以双方就此初步达成了一个默认的合作共识。

接着，康有为又表示，不管那个“守旧之人”怎么样，就算是为了国家前途着想，也确实是到了必须变法维新的时候了。

这番话仍是说在了光绪的心坎里。

当天会见结束后，光绪封了康有为总理事务衙门章京行走，虽仍是六品官，但较之原先的工部主事，章京的实权更大，甚至可以说是大很多。

《明定国是诏》也颁了，康有为也见了，接下来，就该真刀真枪地干活了。

大清的变法维新从四个方面入手：教育，经济，政治，军事。

用康先生的话来讲，这四方面的改革都是山寨，哦不，效仿日本明治维新的，比如教育方面，大清先是学洋人办了个近代大学——京师大学堂，然后又把封建糟粕的八股科举给废了；经济方面，也是力求殖产兴业，搞了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局，督办实业，谋求发展，并且还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加快成长步伐；政治方面，维新党颁布了创办报馆，言论自由以及允许士子民众上书的政策；最后的军事改革，则主要体现在废除原有传统的刀枪剑戟，改用西洋军制方面。

说句良心话，从颁布的这些政策来看，你要讲它是仿制了明治维新，那绝对是在糟践明治维新，这些个玩意儿充其量也就跟当年朝鲜金玉均那伙人搞的新政属一个级别。

实际上康有为对此也并不满意，因为他想搞的根本就不是上述这些皮毛改革，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彻底维新——制定宪法，开国会，君民合治，改年号，甚至是断发易服，迁都上海。

这显然是做梦。

虽说康有为有向光绪提过他的那些近乎天方夜谭的改革设想，而光绪也确实非常心动，但最终设想仍只是设想，想过，也就当是做过了。

因为光绪的背后，有慈禧。

尽管在大清宣布变法之后，老佛爷就很淡定地从宫中搬出去了颐和园并声称要养老，可实际上朝中的大事小事，老太太仍是无所不知。

不仅如此，在变法后的第五天（6月15日），慈禧太后要求光绪连下三道圣旨：第一，免去翁同龢的一切职务，赶回原籍强行退休；第二，从今往后，凡封的二品以上官员，在受封之后必须先去皇太后处谢恩；第三，任荣禄为直隶总督，负责京师及周围的戍卫防务。

翁同龢在光绪和维新党眼中算是中流砥柱般的存在，现在把他踹回老家，那等于是在拆梁换柱了；二品官员去太后那里谢恩，就是说慈禧并不打算让光绪任意用人；至于那位荣禄，据说是老佛爷年轻时候的初恋，是真是假我们不知道，但至少能够确定的是，他是老太太的心腹，用他当直隶总督，那便是把中央戍卫部队的兵权给抓在了手里，万一真要动起手来，那么太后那边的胜算会大了很多。

很多人都说慈禧太后直接插手变法维新的原因是她和她的同伙们因循守旧，见不得新事物，这实在是很冤枉的，老太太要真是个守旧之人，也就不会有当年的洋务运动了。事实上所谓的维新变法，其实说穿了就是一场政治博弈——光绪跟康有为想打着人气非常高的改革大旗，来清理慈禧一派的老人，而老太太他们肯定不愿意就此被赶走，于是双方自然而然便剑拔弩张了起来。

你要说康有为搞改革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强国，这我信，但要说这哥们儿是一心无私只为强国，那简直是在胡说八道，十分心志，他康先生能把其中的两分放在强国上，就已经算不错了。

就在维新派跟太后派两拨人明里暗里往死里较劲的时候，一个搅局的人出现了。

9月11日，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抵达了天津，开始了他的中国之旅。

伊藤大人来大清的主要目的，是跟康有为搞的这场维新有关。

那么，大清变法维新，跟日本又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本来没什么关系，你变你的，我过我的，井水犯不着河水。只不过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国内亚细亚主义风气大变，从一开始的“联华攘夷”，非常微妙地变成了“携华攘夷”，通俗来讲，就是原本把大清当哥们儿共进退，现在想自己当大哥带着大清闯江湖。

这么做，在日本人看来有两个好处：第一，目前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西方列强在亚洲势力日益扩大步步紧逼，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团体，恐怕很难对付洋鬼子，而眼下亚洲能拿得出手的，也就日本和大清了，所以为亚洲着想，两国最好联手；第二，日本可以把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带给大清，与此同时，捞点便宜。

于是伊藤博文就来中国了——在来之前，他和明治天皇密谈了很久，虽然不知道谈了些啥，但用膝盖也能明白，肯定和这次大清之行脱不了干系。

在抵达天津之后，伊藤博文受到了大清各界的热烈欢迎，新上任的直隶总督荣禄于12日亲自设宴接待，除去天津官僚名流之外，荣总督麾下的几员干将如袁世凯、聂士成等人也均出席作陪。

因为伊藤博文在这个时候来访必然与维新变法有关，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所以在席间，很多人都非常热情地请求伊藤前首相能将日本的先进经验带给大清，让大清早日成为和日本一样的强国，对此，伊藤博文频频点头应诺，说在下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然而就在这一团高兴的当儿，却突然发生了意外的情况。

荣禄离席了。

没有任何征兆，荣总督忽然就站起了身子，一声不吭地离开了现场，同时脸上很不好看。

作为东道主，作为守旧派首领慈禧太后的心腹，荣禄在大伙一致对变法维新无限看好的气氛下做出这样的行为，这让伊藤博文心中顿时明白了些什么。

9月14日，伊藤一行来到了北京。他们首先来到了总理事务衙门，跟负责人庆亲王奕劻见了一面。

因为有了之前荣禄的经验，所以伊藤博文也就不再一味给新政唱好了，而是自动进入了八面玲珑的模式，在跟奕劻会谈时，他表示，这个变法维新么，说是说维新，其实主要行政还是要重用老成之人，那些少壮派，不是不用，而是不重用，让他们先辅佐老人，打打下手，等成熟了再说。

奕劻是后党，听了这话自是喜上眉梢点头连连，夸赞伊藤大人不愧是东洋名相，真材实料。

但其实私下里，伊藤博文是这么评价这场变法维新的：“说实在的，如果大清皇帝见我并问我关于变法之事，不论从道义上还是实际角度出发，我都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可这又有什么用呢？我说了，他能做吗？就算去做，又能做到什么程度？你看着总理衙门的官僚们，有几个真心想要变法的？而且最近皇帝又突然提拔了那么多新人，如此操之过急，又难免离散了老人们的心啊。”

所谓“突然提拔了那么多的新人”，指的是在9月1日，时任礼部主事王照想要奏请光绪皇帝出国去日本走一趟，亲自实地考察一番，再回来搞改革。但是被礼部尚书怀塔布认为是天方夜谭，不肯转呈，于是双方吵了起来，王照一度还准备弹劾怀塔布阻挠新政——这在变法期间算是很大的罪名，不亚于叛国投敌了，于是怀尚书在不得已之下，只能代为转呈。

9月4日，日理万机的光绪皇帝知道了此事，便立刻赏了王照三品顶戴，并着为四品京堂候补，以示鼓励。

同时，以怀塔布为首的五六名高官，也被以阻挠新政为名撤了职。

接着，就在王照升官的第二天，光绪召见了维新派核心人物谭嗣同，然后任命谭嗣同以及同为核心的林旭、杨锐、刘光第为军机京章行走。

军机京章行走简称军机行走，虽比不得登堂入阁的军机大臣，但却也有足够的实权，民间俗称小军机或小宰相。

一边是罢黜旧人，一边是提拔新人，雷厉风行手段如火，这让伊藤博文感到了些许不安，再加上之前荣禄的态度，更让他觉得，大清的维新变法，其实蛮岌岌可危的。

从庆亲王奕劻的总理衙门出来后，当天下午，伊藤博文又来到了贤良寺，拜访了他的老朋友、老对手、老冤家——李鸿章。

伊藤见李中堂主要为了两件事，首先是台湾交割问题，虽然三年前就已经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已把台湾割给了日本，但因为各种交接工作的缘故，使得当日当时的明治政府仍没有把宝岛拿到手，于是伊藤前首相便代表了天皇，向李前中堂催促，问你们啥时候能把台湾拿来？

李鸿章说你不要急，总归是你们的了，赖又赖不掉，多等一两个月又有啥关系？已经是口中之物了，就不要再咄咄逼人咧。

而伊藤博文却说，虽然已在口中，但尚未下咽，总觉得不能安心。

然后两人大眼瞪小眼了好一会儿，觉得似乎也谈不出个所以然来了，于是便自动转移到了第二件事上。

“中堂阁下在北方为朝廷打造了好一个番邦啊。”伊藤博文非常开门见山地说道。

李鸿章脸色微微一变。

他知道伊藤博文说的那个番邦，是指俄国。

且说当年甲午，作为三国干涉还辽的领头国，沙俄帝国被大清帝国视为救命恩人，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李鸿章奉命作为头等专使前去祝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老爷子开始逐渐跟俄国人走得近了起来，并试图联合俄国共同对付日本——同年4月，李鸿章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中俄结盟共同对付日本，并同意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口岸对俄国兵船开放，导致整个东北沦为沙俄势力范围。

其实李鸿章不是不喜欢日本，而是很忌惮日本。

老爷子从十几年前甲午还没开打那会儿就明白，总有一天日本会成为大清的头号祸患，在他眼里，比起日本，俄国要容易对付得多，所以面对联日还是联俄，他毫不犹豫地选了后者，哪怕是付出沉重的代价也不悔改。

但显然这并非伊藤博文所能接受，撇开日本利益不谈，大家都是亚洲人，哪有跟着白人一起窝里反的道理？所以他试图说服李鸿章改变外交策略，但很显然，老爷子压根就不鸟这茬儿。

无奈之下，也就只好作罢了。

就在伊藤博文滞京期间，维新变法的形势又发生了一些转折性的变化。

9月16日，光绪帝在宫中召见了袁世凯。

此时的袁大人早已是不比当年了，自甲午从朝鲜归来然后目睹水师沉陆军灭，他便顿生振新之意，和康梁所不同的是，他袁项城的“新”，那是有干货的。

光绪二十一年（1895）八月，袁世凯以一封万言条陈呈送光绪皇帝，结合了自己在朝鲜多年带兵经验，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改革纲领，其内容为储才九条、理财九条、练兵十二条、交涉四条，其中以练兵为最重——除去纲领中那十二条以西洋军法练兵的建议之外，袁世凯还草拟了编练新建陆军章程，并认为“大旨则步军操法以师法德国为主”，也就是效仿德国。

同年12月，他的建议得到了光绪帝的认同，朝廷正式颁了旨意，将筹备新式陆军的重任交给了袁世凯，并将天津小站作为练兵的基地。

就这样，袁世凯带着从山东、江苏、安徽、河南等地募集来的两千五百多名士兵外加原先定武军四千七百余人，进入了小站，开始了他的练兵生涯。

这支七千余人的军队，就是后来对中国近代史影响深重的北洋新军，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新式陆军。

在练兵期间，袁世凯和维新党人来往频繁，不仅有给强学会捐过大把银子，甚至还和康梁等核心把酒言欢，据说在喝到畅快之处时，这哥们儿对康先生郑重许诺：“以后若有用得着世凯的地方，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维新党里头大多是书生，像袁世凯这种手握重兵的人当然深受欢迎，尤其是在慈禧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总抓中央兵权的时候，他袁项城更是显得弥足珍贵，被视为变法维新的利剑。

其实这次光绪召袁世凯前来，就是想要用一用这把剑。

虽然此时大清的维新已经搞了三个月有余，但这位年轻的皇帝仍是觉得无法放开手脚，他身边的人，也就是康有为他们告诉他，最大的原因在于慈禧。

正因为太后的隐而不退，才使得皇上的强国大业产生了颇多掣肘。

因此康先生认为，必须拉拢一名手握兵权之人，然后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对慈禧来硬的。

当然，这话的后半句，他是不会告诉皇上的。

于是，袁世凯就来了。

光绪很高兴，他先升了袁大人的官，命其为工部右侍郎，接着又说了很多鼓励的好话，总之是希望他能为自己所用，成为君王之剑。

不过袁世凯倒是淡定得很，皇上问什么，他答什么，赏什么，就谢什么。没有一丝一毫多余的行为和表现。

9月18日，康有为来到了日本驻华公使馆，拜见了伊藤博文。

这位自比孔孟后来干脆以康圣人自居的康先生，在见到伊藤博文后，很破天荒地谦卑无比了一番，不仅态度极为尊敬，甚至还行了弟子礼。

而伊藤博文则是非常坦然地接受了对方的恭敬，因为他很明白，康有为有求于自己。

不过，自己帮不了他。

来中国一个星期，伊藤博文对于这场变法维新已经看得很明白了——所谓维新，不过是一场闹剧。那维新派虽然嗓门很大，天天叫要变法啦要变法啦，可他们手中一没实权二没民意基础，叫了也是白叫。更可悲的是这群人还全然没有自觉，反而盲目乐观地认为自己的嗓门已经压倒了一切，所以还一直在高呼说三年完成维新大业，让大清焕然一新。

此时的伊藤博文已经基本认定，这场维新，九成九是不可能成功的。

不过康有为似乎还不打算放弃，他对伊藤表示，当今圣上英明伟大，锐意进取，准备变法，我大中华和你们日本“同洲，同种，同文，同俗”，这感觉特别亲切，所以还请你们不要谦虚，担下这老师一职，教教我们怎么干吧。

伊藤博文却摇了摇头，说其实大清目前最要紧的，应该不是搞维新。而是应当先摒除自尊自大的陋习。你们至今还在称呼其他外国为夷狄，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康先生一听这话就摇头了，否认道：“伊藤先生的这套言辞放在四五年前或许还说得通，但现如今根本不可能啊，甲午之后，我中华数千年大梦已为贵国所警醒，哪还可能称别人为夷狄呢。”

这倒是实话，中国人真正愿意正眼看一看这个世界其实并非因为鸦片战争，而是甲午。

不过，这里所谓用“正眼”的群体，其实还是颇具局限性的。

因此伊藤博文也说了：“上流士子，或许真如先生所讲，既不排斥外国，也知道外国的好处，可下层小民呢？据我所知，贵国的升斗百姓中，大多对外洋事务心生恶感，尤其对洋教，堪称痛恨，甚至还闹出不少事端来，长此以往，必为大祸。所以鄙人觉得，搞不搞变法倒是无所谓，先让这些小老百姓明白事理才更为重要。”

不得不说日本人的情报网真的蛮可怕的，全中国都憋着劲扯变法的时候，唯独他们把目光定在了那些反对洋教的老百姓身上，并且判断“必有后祸”。

但康有为显然没有这种眼力见，这是一个只肯顾当前的主儿，别说他看不到数年后了，就算看得到，也未必肯管。

但嘴上肯定是不肯认栽的：“伊藤阁下您这就是在看不起我大清了，像您说的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而且我国经过几十年磨炼冲击，外加变法熏陶，早就民智大开，明大义者，少说也十有六七。”

“那为何变法数月以来，还不曾有显著的效果呢？”

其实伊藤博文这也就是随口一问，这维新不比感冒吃药，哪有立竿见影的道理。可没承想就是这随便问问的话，却让康有为激动不已，甚至连眼泪都落了下来：“阁下有所不知啊！”

伊藤不知对方为何突然就这模样了，心中不免有点小乱：“康先生您怎么了？”

康先生抽泣了几声，抹了一把眼泪，开始讲述自己是怎么努力带着弟子们搞变法的，而那些守旧大臣又是如何拼着命阻挠自己强国的，自己空有一腔热血报国，只可惜被禽兽之辈阻拦，痛哉，哀哉。

说完自己说完保守派大臣，话题自然而然地被转到了慈禧太后身上。一提这老太太，康有为哭得就更伤心了：“我皇太后为守旧大臣所蒙蔽，不肯放权，还望侯爵阁下（伊藤博文是侯爵）有机会和太后见面时能好言相劝，只要阁下一席话，便能救我四万万大清子民啊！”

说到激动处，康先生几乎不能自已，高帽子也一顶接着一顶地越戴越多：“说真的，要是太后肯回心转意，那岂独我大清之福？乃是东方之福，世界之福啊！”

面对康有为的眼泪，伊藤博文则显得非常冷静，他几乎没有任何表情地点了点头，说康先生近日之言在下已经铭记于心，他日若能见到贵国皇太后，定全力劝说，让其协助变法。

虽然这话怎么看怎么不靠谱，但对康有为似乎却挺受用，因为他听完之后，立刻擦干了眼泪，表示时候也不早了，那晚辈就先告辞，在家静候佳音了。

然后，又寒暄了几句客套话，便起身离开了日本使馆。

其实刚才那番说词并不是康有为的真心话，他的真心话是想请伊藤博文赶紧返回日本，率精兵三万前来北京，抓慈禧，促维新。

只不过这天康先生已经察觉到伊藤博文的态度非常冷淡，所以只请说动慈禧，不提借兵之事，以防被出卖。

不过，兵终究还是要借的，这慈禧，能抓还是要抓的。

第十四章
维新真相

当天晚上，军机四章京之一的谭嗣同来到了法华寺，拜访了正下榻于此的袁世凯。

其实从之前光绪特地叫袁世凯从小站跑北京来见面一事就能看出，他和慈禧两人正在互抢兵权，荣禄是肯定争取不来的，于是也就只能拉拢一下袁世凯了。

但问题在于此时袁大人的态度非常不明确，尽管此前曾经给强学会捐过钱还跟康有为表示过“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但眼下这哥们儿除了整天住在法华寺看和尚念经之外，没有任何行动，仿佛这京城愈发紧张起来的空气，和他没有半毛钱关系。

谭嗣同算是那几个维新派里日本历史比较不错的人，他知道在当年那场著名的关原合战中，德川家康为了逼一个态度暧昧一直到战争开打仍立场摇摆不定的诸侯小早川秀秋下定决心跟着自己打石田三成，曾特地派出洋枪队，在小早川阵前一阵猛轰，受了惊吓的小早川秀秋这才翻身上马，朝着石田三成的阵地冲去，也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加盟，才很大程度上使得德川家康获得了战役的胜利，从而坐了日本的天下。

现在，他就想学一回德川家康，拿着家伙轰一下袁世凯，好让他和他的小站新军坚定地站到维新派的阵地上，向着太后开火。

可问题是你把袁世凯比作小早川秀秋那真是在侮辱袁世凯啊。

但谭家康显然顾不了那么多了，或者说此时的他，别无选择。

谭嗣同非常开门见山地对袁世凯说，如今形势，对我皇上可是大大不利啊。

袁世凯没接茬儿，两眼看着对方，等他接着往下说。

而谭嗣同也不客气，继续大大咧咧地说道：“袁大人，我要你替我们做一件事。”

“何事？”

“杀荣禄，围颐和园。”

此乃康有为所精心策划的“救国大计”，他认为，如今形势大恶，虽然皇上下诏变法，但实际上阻力颇多，而这阻力的源头，不是别个，正是慈禧太后。

因此，必须搞一场兵变，让太后彻底从政坛消失，或者干脆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只不过维新党上下清一色都是书生，只会写写文章读读书，干不来那手起刀落的霹雳手段。本来是想求伊藤博文干这活儿的，可结果人家压根就不接茬儿，于是只能退而求其次，找到了维新党人唯一认识的手头有兵的主儿——袁世凯。

可纵然是袁世凯，一听这话也吓得当场就要尿遁，连忙问你要杀荣禄围颐和园干吗？

“荣禄要弑君，而太后那老朽则祸国殃民，此二人不除，国家不能振兴。”

袁世凯愣了半晌，突然想起来：“你这是造反啊。”

“不是造反，这是皇上的意思。”

此刻的袁世凯想必心里是一万匹草泥马奔腾而过，但他仍然非常镇定地表示，这空口白话的你凭什么就说是皇上的意思？

“袁大人若是实在不信，我这就可以去请皇上下朱谕，到时候，袁大人只需按照朱谕行事，除掉慈禧老朽，救国于危亡之中。”

这话不说还不要紧，一说袁世凯噌地就站起来了，说谭大人您千万别冲动，千万别让皇上下朱谕，这种勾当一旦有了白纸黑字，万一日后事情不成败露出去，恐怕连皇上都脱不了干系，你这不是在坑君么？

“那你到底是应诺还是不应诺？”

袁世凯很想说应诺个屁，但到底是没有说出口。

因为他看到谭嗣同腰间很不自然地隆起了一根粗大的棒状物，凭着丰富的戎马经验，认定这是一把手枪，再联想到这位先生口出狂言行为放肆，觉得他很有可能事情不成会拔枪相向，于是不由得虎躯一震菊花一紧，只能好汉不吃眼前亏，先应承了下来，说这是忠君爱国的事情，我自当全力以赴。但是我军的粮草军械全都在天津，你总得等我把吃饭的家伙准备停当了，才好动手吧？

谭嗣同想想似乎也是这个理，于是便问，你要多久才能准备好？

袁世凯说大概得十天吧。

谭嗣同说十天不行，十天黄花菜都凉了。

袁世凯说那就七天吧。

谭嗣同想了想，说最多给你两天。

袁世凯连忙摇头，表示两天实在太短。

就在双方为了要准备多少天而讨价还价的时候，袁世凯忽然一拍脑袋：“其实我等未必要出兵围颐和园啊。”

谭嗣同不解：“袁大人何意？”

“太后和皇上不日即将巡幸天津，届时军队云集，只要皇上一寸朱谕，有谁敢不从，又有何事怕不成？”

袁世凯说的是真事儿，光绪在召见他的时候确实有说过在金秋时节会和太后一起去检阅小站新军，谭嗣同也知道此事，而且这个计划也确实比冷不丁地抽调军队去围颐和园跟荣禄硬拼要来得保险得多，于是他连忙表示，那就先按照你说的来吧，天色已晚，在下先行告辞，有变动我会随时通知你的。

袁世凯说那我就不送了，谭大人路上小心。

20日，袁世凯接到了上司荣禄的电报，要其速速返回天津——为何此时此刻，荣禄会发来这样一封要命的电报？我们待会儿再说。

临走前，袁世凯入宫再度见了光绪皇帝一面，算是辞行。

在会面时，袁大人很隐晦地向皇上表示，维新变法虽是好事，但不可操之过急，而那些维新党人，则无一不是“阅历太浅，办事不能缜密”，而且“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

光绪没有说什么。

中午，袁世凯坐火车回了天津，然后当天晚上，他就找到了直隶总督荣禄，密报了维新派要发动兵变的消息。

这也就是闻名于你历史教科书中，日后成为袁世凯人生最大污点之一的“出卖维新党人”事件，按照民间说法，此事不仅让袁大人从此不齿于市井，同时也直接导致了康梁维新变法的失败。

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呢？

应该讲，不是。

首先，维新变法绝不是什么光荣伟大正确的大好事，甚至可以说是恰恰相反；其次，变法的失败也跟袁世凯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最后，袁世凯绝非什么叛徒。

不信，咱就接着往下说。

就在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第二天（9月19日），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返回皇宫，没有任何征兆。

后来的老百姓很想当然地认为是袁世凯告密的结果，但事实上此时的袁大人还在北京，并未跟荣禄会面，也不可能直接面见老佛爷。

让太后回宫的原因是因为这一天维新党核心之一的杨深秀给光绪上了一道折子，主要内容有二，第一，说臣听说伊藤博文现在正在京城，此人乃日本名相，皇上您应该见他一面。

这没啥，很正常，谁也没法挑理儿。

但问题是内容二，杨深秀在折子里表示，大清现在都这副鸟样了，一个人是肯定玩不转了，干脆跟别人一块玩儿吧。

所谓的一块玩儿，就是合邦，指的是跟日本、英国还有美国组成四国联邦，四个国家合并为一个，合力同心，屹立于世界。

当然了，由于此事听起来比较有点数典忘祖，所以杨深秀还特意在奏折里劝了光绪：“勿嫌合邦之名为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

这个奏折，其实不光是杨深秀个人的意思，而且还代表了以康有为为首的整个维新派。

我没有骗你。

事实上康有为早在和伊藤博文会面之前，就跟时任日本驻清特命全权公使矢野文雄保持着频繁的来往，两人之间谈得最多的，就是“中日合邦”。

康先生认为，当下的大清帝国其实已经病入膏肓了，虽然维新变法很有必要，但如果真要掏心窝子说的话，与其维新变法，还不如直接来一剂更猛的猛药——跟日本合为一体，让日本人直接地把明治维新的经验和改革手段引进大清。

这个合邦计划当时已经被策划得非常完详了，用康有为的原话叫作“定稿极详”，只等矢野文雄拿着给东京方面过目，一旦日本那边点头，那康先生这边也将立即展开行动。

不过天不遂人愿，这份都已经基本完稿了的合邦计划最终还是没能付诸实践。主要是因为矢野文雄担心万一被俄国知道，引来俄国人的干涉，那就不好玩了——以当时日本的实力，单挑沙俄帝国还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而康有为当然也知道北极熊的可怕，但又不愿意放弃合邦计划，因此又想出了一个自以为的完全之策，那就是找一个能跟沙俄相提并论的强大帝国，让它也加入到合邦计划里，这样一来，俄国人纵然是有那搞破坏的贼心，却也没那动手的贼胆了。

而那个强大帝国，康先生认为非英国莫属。

于是他找到了在中国居住多年的著名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希望他能以英国人的身份从中撮合，从而完成合邦大业。

这真是找对了人。

李提摩太这个人，自甲午大清战败以后，就极力主张“中英合邦”，还提出了很多非常实质性的计划，比如让英国人来掌管大清的外交，新政，铁路甚至是军队。这正合康有为的胃口，于是两人很快就如胶似漆，打得火热。

再说伊藤博文即将来华的时候，李提摩太就跟康有为建议说，日本的明治维新搞得非常成功，而让日本步入富强的最大功臣，除了死掉的维新三杰，就数这伊藤博文了，所以大清想要搞维新，应该聘他当皇家总顾问。

康有为在点头称善的同时，又表示大清其实应该请两个洋顾问，一东一西，东伊藤，这西么，自然就属李神父您了。

李提摩太也不客气，欣然接受，一副当仁不让的样子。

而在伊藤博文来中国后，尽管至今史学界也没有确凿的能证明他直接参与了中日英三国合邦计划，但有一件事却是铁证如山，那就是在北京期间，伊藤博文和应邀从上海跑来京城的李提摩太，住在同一家旅馆，而且两人彼此之间有过数次密谈，每次密谈的时间都有好几个小时。

密谈了什么不知道，但肯定不会是伊藤博文在教李提摩太学日语，因为就在这几天，维新派上奏给光绪的折子里，第一次出现了“合邦”这个词儿。

而且也不是中英日三国合邦了，而是变成了中日英美四国合邦，也不知道这里面又有美国人什么事儿了。

然后在9月16日，也就是光绪在宫中接见袁世凯的当天，直隶总督荣禄收到消息，称有英国舰队出没于秦皇岛附近海域，第二天，英国人又出没在了塘沽一带。

荣总督当下就派人前去交涉，想要探个究竟，而英国人的回答则有些出人意料，说俄国马上就要入侵大清了，我们是来保护你们的。

因为之前没有任何关于俄国入侵中国的情报，而且此时也完全没有一丁半点的征兆，所以荣禄当然不信了，但也不得不防——不管是俄国要入侵，还是英国人想趁火打劫，都是了不得的大事件，于是他便拍了电报给袁世凯，要他赶紧回来——这便是袁世凯匆匆离京的真正原因。

其实后来查明俄国要入侵一事纯粹是谣言，而造谣者不是别的，正是英国人。

至于造谣的动机虽然至今尚且不明，但后世很多学者都认为，英国造谣沙俄来袭完全是为了能给自己找一个派舰队来大清领海的机会，而之所以要来大清领海，很有可能是为了给清廷施压，以促成所谓的合邦事宜。

而在9月18日康有为见伊藤的时候，本来是想好好谈一谈合邦一事，但因为当时的伊藤博文已经对大清变法基本丧失了信心，态度相当冷淡，因此也只能是暂且作罢，不过无论是康还是伊，两人实际上都没有放弃这个方针，因为就在9月20日，维新党人将合邦后的具体计划也给草拟了出来——中，日，英，美合为一国，各自原有政府全部作废，从四个国家里再选出百余人，组成新政府，新政府拥有管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的大权。

我要是慈禧，别说在颐和园里，就是在南极度假那也得连夜赶回去。

要是走晚了，祖宗的基业搞不好就真的要被那群孙子给拿去卖了。

而就在这套骇人听闻的合邦计划正式出炉的当天，伊藤博文进宫见了光绪。

作为一国之君，光绪当然不能像康先生那样行弟子礼，可却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只不过他心情不太好，这当然是因为慈禧的归来。

此时的伊藤博文因为已经基本看透了大清变法的本相，所以也就不再抱有认真的态度，而是非常敷衍地对光绪说道：“皇帝陛下您这些日子来搞的这维新变法，实在是太好了，是大好，不是小好，这大清振兴，指日可待。此乃亚洲之大幸，就连我这外国人，也忍不住跟着一块儿欣喜了起来。”

光绪没有听出这其中的敷衍，只当是在夸赞他，于是非常高兴，不过嘴上还是谦逊了一番：“贵国维新大业，乃系侯爵阁下一手所创。世界各国无不景仰赞美，朕亦感佩于心。我大清和贵国同在亚洲，相距较近，今日今时亦正在变法，侯爵曾手创大业，必知其中利弊。还望不吝赐教啊。”

伊藤博文连连点头：皇帝陛下只要有想问的，到时候尽可以差人来问，只要在下知道的，一定全都告诉您。

光绪也点了点头，说衷心希望清日友谊地久天长。

然后，这一天的双方会面，就这么草草地结束了。

其实无论是伊藤博文还是光绪帝，都没什么说话的心思。

前者觉得说了也是白说，练嘴皮子有什么意思；而后者则是因为慈禧——那一天会见，老太太在幕后垂帘监听。

光绪隐隐约约地觉着慈禧突然从颐和园回来必然象征着即将要带来一场暴雨狂风，可这暴雨会下多大，狂风什么时候吹起来，他并不知道。

其实他不用知道，因为很快，该来的就来了。

21日，多日不在朝堂之上出现的慈禧太后突然驾临大殿，然后召集了庆亲王奕劻以及各军机阁老等重臣。

当然，还有光绪。

太后先是让大臣跪在了右边，接着又让光绪跪在了左边。

然后，老太太突然猛地一拍龙案，指着光绪的鼻子怒喝道：“天下乃是祖宗的天下，你何敢任意妄为！这些大臣，都是我多年历选，留以辅佐你的，你竟敢任意不用！还敢听信叛逆蛊惑之言，变乱朝纲！康有为是个什么东西，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你难道昏头了，不肖竟至于此！”

骂完，歇了口气，再向右一转，指着那些个大臣：“皇帝年少无知，你们这些人为何不加以劝阻，以为我真不管，听他亡国败家吗？”

这话分量很重，以至于大臣们根本不敢接茬儿，只是一个劲儿地磕头，跟捣蒜似的，边磕边说臣有罪，臣该死。

其中，奕劻磕得频率最高，最显眼。

于是慈禧又一指他：“奕劻！”

庆王爷一惊，不磕了，愣愣地看着太后。

“早些时候，你还多次跟我说，既然皇帝有心励精图治，那就让我有的事能别操心就别操心，结果他就是这样励精图治的吗？励精图治得要毁祖宗社稷，要和康有为杀我于颐和园？！”

其实坐镇京师的总督荣禄早就看出了康有为要来一手兔子咬人，一边严加防范一边通知了慈禧，这也是老太太匆匆赶回的另一个原因。

骂完奕劻，太后又一个左转，面向了光绪，口气倒是平静了不少：“你是皇帝，你说说，要是有臣下乱变祖宗之法，该当何罪？你再说说，是祖宗之法和江山社稷重要，还是他康有为重要？”

此时的光绪已经基本吓傻了，完全没有了还口的能力。

慈禧见他不答话，便又问道：“背悖祖宗之法而行康有为之邪术，你怎么会昏聩到这种程度？”

光绪好不容易回过神来，战战兢兢地回道：“是我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我只想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

“康有为图谋叛逆，要杀我，你不知道吗？！还敢护着他！”

突然，慈禧的声音就又高了起来。

光绪再度被吓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但老太太似乎并不准备放过他，仍是厉声问道：“你知道还是不知道？！或者你是同谋？！”

“不不……”光绪知道这要再不说点什么自己兴许就要成为康有为暗害太后的同谋了，“我绝非同谋，但是……知道。”

其实知道就等同于同谋了，毕竟他光绪是老大，不用事事亲为，只要动一个念头，自有下面人去串联，实施，就好像康有为动念头，谭嗣同去找袁世凯一般。

慈禧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但她却并不似刚才那样厉声怒喝，而是站在了那里，盯着光绪。

两人就这么一个站着，一个跪着。

良久，老太太长叹了一声，顿时老泪纵横。

“痴儿，今日无我，明日还会有你吗？”

如果慈禧真的被康有为干掉了，那么光绪仍然是傀儡，不会有任何变化。

就如同朝鲜的那位高宗，被金玉均他们玩弄于鼓掌之上一般。

当日，慈禧太后宣布训政，重返政坛，而光绪的所有权力被如数收回，人也被软禁在了中南海的瀛台。之前搞的那些个变法政策也被废除一空，除了极少数之外——比如那座京师大学堂，就被留了下来。

因为这一年是戊戌年，所以叫戊戌变法。

然后，就要开始抓人了。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康梁。

就在慈禧训政的同一天，九门提督率军将康有为平日居住的南海会馆团团围住，不过此时的康先生已经不在北京，于是便抓了他的弟弟康广仁和几个弟子。

本来还想抓梁启超的，结果梁先生也是个聪明人，提前得到了风声，躲进了日本使馆。

两个维新首脑一个也没抓成，无奈之下，只好拿其他核心人物开刀了。

24日，太后下令搜捕军机四章京，当天，杨锐和林旭就被捉拿归案，刘光第自知逃不掉，于是便投案自首。就这样，几乎在一瞬间，四位小军机就被抓了三个。

剩下的，是谭嗣同。

谭嗣同哪也没去，就在家蹲着。倒是梁启超，在临去日本使馆之前还来了一趟，劝他跟自己一起走。

但谭嗣同却拒绝了，然后说了一段闻名于你我中学教科书的话：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始，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其实这话还没说完，上面的仅仅是前半段。

谭嗣同是个在维新党里颇为熟知日本历史的人，这个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就算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这位仁兄依旧没忘记秀一把日本史，只见他顿了一顿，对梁启超说道：“月照，西乡，吾与君分任之。”

西乡就是维新三杰的西乡隆盛，月照则是一个跟西乡同为萨摩出身的和尚，两人年轻时正值日本内忧外患，痛感国家前途不保却又无力救之，悲苦之下，便走上了极端——相约一起投海自杀。

结果月照死了，西乡没死。

因为西乡隆盛是个大胖子。

谭嗣同想对梁启超说的是，我做月照，死了拉倒，而你却要做西乡隆盛，活下去继续奋斗。

说完了这后半句，才算真的完了，然后谭嗣同送走了梁启超，又在家待了一天，于次日被上门搜捕的官兵抓走。

这确实是一条汉子。

而同为好汉的还有一人。就在军机三章京被捕的当天，曾经劝光绪“勿嫌合邦之名为不美”的御史杨深秀，愤而上奏，诘问慈禧为何罢黜囚禁皇帝，要老太太给天下一个解释。

结果老太太那火还正没消呢，一见来了个叫板的还是有蛊惑皇上卖社稷江山前科的，当下一拍桌子：把他给我逮了。

于是杨深秀也入狱了，跟康广仁、杨锐、刘光第、林旭还有谭嗣同关在了一块儿。

其实康广仁是最悲催的，他实际上根本就不是维新党，既不会维新也不懂变法，纯粹就是跟着康有为到北京蹭饭来了，他唯一的身份只有一个——那就是康有为的弟弟。

为此这哥们儿在牢里的时候一直哭天抢地，说苍天哪这叫个什么事儿啊，哥哥犯了法，哪还有让弟弟顶罪的道理？

28日，在没有经过任何审判甚至连个走场的过堂都没有的情况下，上述的那六个人就被集体处斩于北京的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

搞完光绪搞完六君子，慈禧还准备来一次全国大扫荡，老太太一手拿着保国会的名册，一手准备派人按图索骥，把那些乱臣贼子一网打尽。

可派谁管这件事儿呢？

太后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人——李鸿章。

其实慈禧真的是很信任李中堂，对内对外，只要有他就不怕了。

可结果没承想老爷子进了宫面了圣，一听说是要派自己抓维新党，当时两腿一软就跪在了慈禧跟前：“太后，其实老臣也是维新党啊。”

其实他不算是维新党，当年老头儿要给强学会捐钱人家还不收，门槛都不让进。

但太后听出了这话里的意思，实际上李鸿章是想请她高抬贵手——现在既然这康梁党人的核心已经被如数抓获了，而且他们想要合邦也没合成，那么干脆就到此为止吧。至于那些心存维新之志但不过是被一时蒙蔽的路人甲乙丙，放他们一马得了。

老太太琢磨了一下，同意了。

就此，这场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收场了。

因为持续了一百来天，所以史称“百日维新”。

对于这场维新，爱的人极爱，恨的人极恨。爱者称之为启蒙革命；恨者则鄙之为动乱谋反。无论古今，两者皆不在少数。

其实根本没必要那么极端，所谓维新变法，无非就是一群读书人为了国家命运和自我前途而搞起的一场国家改革罢了，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因为始作俑者们没有被斩尽杀绝而且还给他们逃去了国外的缘故，从而使得口舌之下，让这场运动凭空添了不少悲壮的颜色。

而失败的原因，通常是在中学历史课本里被定了论的，就是主要因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采取改良的办法，并对封建反动势力和列强寄于幻想，远离了民众，又害怕民众，因而也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归于失败。

这话我不知道怎么去评价，因为我压根就没看明白。

你觉得明治维新那会儿，天皇夺取政权，得到了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支持了吗？

别闹了，在明治维新的十几年之后，还有不少老农在田间对孙子说，他奶奶的，现在这日子苦逼的，哪能和幕府那会儿比啊。

如果真要说戊戌变法为何失败，那么最大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康梁这伙人不了解日本。

你不要以为我在逗你，虽然康有为给过光绪两本书，一本《日本变政考》，一本《俄大彼得变政记》，但实际上维新变法的蓝本是完全照着日本的明治维新来的。

在他康圣人眼里，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简单来讲第一是因为天皇政权推翻了幕府政权；第二是日本武士齐心协力，一同改革。

因此大清变法要想成功，也得上面推翻幕府，下面士人响应。

应该讲，这道理并无大错。

那么，谁是大清的幕府？谁又是大清的武士？

康有为认为，慈禧太后就是幕府，而广大读书人，就是大清的武士。

这，就是谬论了。

虽然日本长期以来确实是由幕府掌握着国家的实际政权，但这个国家最大最高的统治者，从来就是天皇，天皇跟将军根本就不是一个次元的生物，一个是神，一个是人。

还记得卑弥呼那章我们就说过的话么？日本的皇帝是拜出来的，中国的皇帝是打出来的。

这就是两国最根本的不同处之一。

对于日本人而言，除非你能证明自己是比天皇更具神性的神灵，不然你就算坐拥列岛百万兵马，也充其量不过是个“大将军”，连在信里自称个日本国王都得偷偷摸摸，免得落人话柄。

所以幕府将军只能是幕府将军，他永远是人，绝不敢充神。

而在中国，这个民族自古以来就充满了现实主义，中国人几乎只对当下就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感兴趣，所以只要你有足够的力量，那么明天你就能打进北京城，当皇上。

再加上光绪自四岁接替同治以来，见慈禧都称其为亲爸爸，几乎是老鼠见了猫一般的哆嗦，这两位之间的关系根本就不是天皇和将军能类比的。

你要是觉得光绪能如神一般一呼而天下应，把慈禧等一干后党逼退甚至是赶尽杀绝，那是在做梦。

其实康有为也知道单单靠光绪的皇威是肯定成不了大事的，所以他同时也把希望寄托在了“全国士子”的身上。

前面说了，在康氏概念里，能和日本武士同日而语的所谓大清之“士”，就是那些读书人。

这当然是错误的。

日本明治维新所依靠的武士，其关键在于一个“武”字，如果天皇的背后没有那群手握钢刀的武士所支持，那么维新根本就是空谈，就算幕府肯大政归还让你天皇治国，却也根本无法应对维新后的种种危机，比如戊辰战争，西南战争。

枪杆子里出政权，这话是有道理的。

而大清的武士，前面也说过了，是八旗子弟。

不过康有为似乎很看不上他们，在维新变法中，众维新党人非但没有想跟八旗子弟合作的打算，反而还制定了一系列限制旗人权益的政策，闹得哀声载道，这也是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如果八旗子弟参与了维新，成为维新力量，那这场维新是否就能成功呢？

我认为，仍是不可能的。

想一想吧，那帮招猫逗狗遛鸟熬鹰的主儿，有几个认字的？

也别说认字了，还有几个能打仗的？

或许在政权建立之初，立下汗马功劳的八旗战士们确实能跟帮着德川家打下幕府天下的日本武士有一拼，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人的子孙大多只有守着那铁杆庄稼图享乐混日子的念头，于是便渐渐地被数百年来虽不时露有腐败之象但大致仍保持着武门精神的日本武士给完全比了下去。

总而言之，康有为错误地将日本的经验生搬硬套至大清，然后再加上自己个人能力的严重缺陷，使得这场变法成了扯淡。

说完了维新派，再来说说稳健派，也就是民间俗称的守旧派，后党。

后党之首是慈禧。

老太太绝非守旧之人，这个前面我们就说过了。她之所以要发动政变，原因也就两个，第一，知道了维新党人的合邦计划；第二，知道了康有为他们很可能要加害自己。

第一是亡国，第二是灭己。

只要慈禧不傻不疯，无论哪个，她都不会坐视不管。

也就是说，她的反应，合情合理。

至于袁世凯，你不要说因为他变法才失败。我就敢说，他在这场变法维新中的表现，完全能用四个字来形容，叫仁至义尽。

首先，袁大人不参与这场折腾是对的，你别总觉得不帮维新派就是政治上犯错误。我们这里不提意识形态不说光绪好慈禧坏这种小儿科话题，只说现实——当时荣禄手下用于拱卫京师的部队在十万上下，光是新军就有五支，统称武卫军，而袁世凯的小站陆军正式名称叫武卫右军，不过是其中之一，人数七千余，只要不出现奇迹，他要敢跟荣总督龇牙，那下场只能是死路一条。

袁世凯河南人，康有为广东人，既没撮土焚香也没定过娃娃亲，凭啥为你去白白送死？

其次，他没有出卖谭嗣同——这是显而易见的，当时慈禧太后头一个下令搜捕的就是康梁，并称之为叛逆，但却并未提及谭嗣同一字，如果袁世凯真把谭嗣同夜访法华寺的事情告诉荣禄，你觉得谭先生还能淡定地在家坐着还来一句你做西乡，我为月照不？

第三，当时维新变法中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其实大伙有目共睹，荣禄看得到，李鸿章看得到，张之洞看得到，庆亲王奕劻也看得到，这些人都能或面见或上奏光绪，都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说明问题提醒皇帝，可他们谁做了？这帮人精都很淡定地抄手看着跟看耍猴似的坐等康梁完蛋，也只有袁世凯，会在面见光绪的时候提醒一句：“（维新派）阅历太浅，办事不能缜密”， “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

什么叫尽人臣之义？这就叫尽人臣之义。

结果据野史称光绪还要杀他，变法失败被软禁后还要弄几张纸画几个乌龟在龟壳上写个大大的袁字然后用弓箭射。

这要是真的，那载湉小丑这四个字还真没白给。

总之，在戊戌变法中，袁世凯没有任何对不起维新党的地方，更没有对不起光绪皇帝。

最后想要说的是，虽说因为李鸿章的那一番话使得慈禧放弃了全国大清洗的念头，同时也不再株连其他参与维新的士子，不过有一个人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放过的，此人虽非康梁，可在太后心中比康梁更要可恶，那便是曾经系维新派眼里的中流砥柱，眼下正在家中养老的翁同龢。

11月，老佛爷下了一道懿旨令人送去翁师傅的老家常熟，称剥夺翁同龢一切政治待遇，并交地方官员严加看管，若往后再发现有勾结康梁匪徒行为的，可以直接拿下，先斩后奏。

据说一向硬骨头的翁师傅在接到旨意后，也不含糊，直接跑家里后院挖了个坑，弄了个棺材，每天就睡里头，为的是万一有个风吹草动好直接咬舌自尽，以免牵连家人。

第十五章
不约而同地来到了日本

明治三十一年（1898）十月二十七日，康有为乘坐一艘英国客轮抵达了日本。

很显然，他是逃亡至此的。

话说就在慈禧突然回宫的那天，隐约已经觉察出不对但又自知无力回天的光绪把康有为叫来，派了他一个去上海办报的差事。

于是康先生就得到了一个在狂风暴雨来临之前逃出生天的机会。

慈禧发动政变夺还大权的当天，康有为已经出了北京城，所以九门提督没能在南海会馆抓到他。接着，康先生先到上海，再到香港，最后实在是躲不住了，坐船去了日本。

他老人家觉得，日本应该是自己的避风港。

可是万万没想到，日本人民并不欢迎他。

康有为的那艘船靠的是神户港，当时都在琢磨下船后上哪儿买房当寓公了，结果日本方面先来了通知，说是上峰有令，康有为不许登岸。

康先生闻讯后自然大惊，觉得这不应该啊，自己当初搞变法那会儿跟日本人多热络啊，都已经深入到两国合邦这一领域了，怎么现在说翻脸就翻脸了？

莫名加无奈之下，他想方设法派人找到了自己一个在日本的弟子，叫欧榘甲的，想让他去打听打听，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欧榘甲是个好孩子，并未因为师傅落了难就装不认识。两三天后，他亲自登上了那艘英国船，并带来了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

在康先生的要求下，他先说出了坏消息：经过多方探查，确实有很多日本人，尤其是很多日本政府方面的重要人士，认为没必要让康有为来日本避难。

理由是维新变法既已失败，那么他康有为就已经没有了任何用处，收留了这位仁兄，反而会得罪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大清朝廷，以现在的世界局势来看，无论是从实际利益角度出发还是从理想主义的亚细亚大业出发，日本的结好对象都应该是清政府，而非那几个满世界乱窜的维新残党。

康有为听完，哀叹了一声，摇了摇头，然后又问道：那么好消息呢？

好消息是，大清驻日公使李盛铎已经照会日本政府，要求他们配合清廷抓捕康有为……

话还没说完康有为就拍桌子了：你妹的这算哪门子好消息？

欧榘甲连忙摆手，说我话还没说完呢，虽然李盛铎是这么要求的，可日本方面却觉得这帮着大清抓人似乎也太过分了一点，所以拒绝了……

于是康有为再度哀叹一声，说这是天要亡我啊。

虽然形势一片大恶，但却也并非穷途末路。

尽管当时的日本的确不怎么愿意接待康有为，但还是有不少人认为，应该帮他一把。

比如品川弥二郎。

品川弥二郎是吉田松阴的弟子，也就是俗称的松阴门下。

此人在日本历史上很有名，曾经为日本最初的军歌做过词，也曾是日本史上暗箱操作国会选举的第一人。对于康有为的到来，他认为，应该接纳。

理由是当初人家搞维新变法时，你们一个个屁颠屁颠地要跟人搞合邦，现在人家落难了，你们倒不管了，这是人干的事儿么？

更何况，如果现在将康有为拒之门外，无异于是帮着清廷一起害他，这是不义的。

在品川弥二郎等人的坚持下，日本政府总算是允许了康有为下船上岸，并同意他留在日本。

应该讲，康有为确实不是一个本分的人，才刚刚落了脚，却又想要折腾了。

10月31日，他找到了一位在日本大名鼎鼎的人物，想要跟他谈谈日清之间的合作问题。

这人，叫宗方小太郎。

宗方小太郎，明治时代著名的间谍，人称中国通之第一人，同时也是有名的亚细亚主义者兼大陆浪人。

什么是大陆浪人，我们放在后面讲。

宗方小太郎出生在熊本，明治十七年（1884），趁着中法战争之际来到中国学习中文，顺便搞搞情报，虽然当时他只有20岁，但因为刻苦钻研外加天资聪慧，因此很快就初步通晓了汉语，不光日常会话没有问题，甚至还能打扮成中国人的模样云游各处。

明治二十三年（1890），一个叫荒尾精的人在上海成立了日清贸易研究所，说是研究所，其实就是间谍基地——不光刺探情报，还顺便研究中国。作为此时已经有了些许名声的中国通，宗方小太郎也自然而然地被邀请加盟。

荒尾精这个人，大致跟小太郎一样，除了是情报工作者、大陆浪人之外，也是一位亚细亚主义者，并且他还有一个十分出名的理论，叫对清弁妄。

所谓对清弁妄，其实是一个挺自说自话的想法，总结起来也就一句话：日本要通过战争对大清进行改造，使其成为一个和日本一样的近代发达国家，然后共同在亚洲防御西洋列强，绝不能战胜之后贪图割地赔款的这种利益，不然就是“有失大义”。

虽然后来的日本政府当然不可能不贪图割地赔款，但这套对清弁妄理论中的要求帮助中国进行所谓的“改造”，以及日中两国“共同提携”的调调，也是非常深入日本人人心的。

而宗方小太郎，正是其中的一员。

在日清贸易研究所里，小太郎开始对大清各方面的情报进行正儿八经的打探，并且得出了不少与当时世界大众看法所相反的结论。

此时的大清已经搞了三十来年的洋务，北洋水师也基本羽翼丰满，因此无论是舰队本身还是大清帝国，都普遍被世界所看好，认为亚洲龙头甚至是世界黑马，非大清莫属。

但宗方小太郎却并不这么看。他表示，把大清帝国当黑马，那是很愚蠢的，属于“见其形而下未见其形而上者”。

在小太郎看来，观察一个国家其实和观察一个人一样，应该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再“及其形体”，洋务运动下的大清虽然有了不少改进和发展，但无一不是表面功夫，属于“形体”，而其“心腹”，早就烂光了，再怎么搞，也无非是“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根本经不起大风大浪的考验。

那么，这心腹烂光的根源在哪里呢？

宗方小太郎认为，在于腐败。

不光是官场的腐败，更是人心的腐败。

用小太郎的原话来讲，就是“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人心腐败已达极点”。

用我的话来讲，就是国民心态已经到了一个濒临崩溃的地步。

几个日本人，在上海搞了个贸易研究所，就把中国的问题摸到如此透彻的地步，不得不说真的是非常可怕。

在研究所里待了几年之后，甲午战争爆发了。宗方小太郎自然就此投身于战争，把社会情报暂且放在了一边，搞起了军事情报。

可以说，在整场中日甲午战争中，宗方小太郎是最大的幕后功臣。因为他的努力，使得日本方面在战前获得了两个至关重要的情报：

第一，高升号的出港日期，是他打听到的，正因为有了这个情报，才能使得东乡平八郎他们顺利地打响了甲午海战的第一枪，并且还打赢了。

第二，北洋舰队离开威海卫的时间也是他打听到的，从而使得日本联合舰队可以抢先一步在9月15日于黄海大东沟布阵，虽然世间都认为黄海海战是遭遇战，但从实际的角度出发看，其实是一场以逸待劳的埋伏战。

只此两件，使得宗方小太郎名声大噪，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本庄繁更是亲口表示：“宗方小太郎，为君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话再说回康有为。

戊戌变法被镇压之后，康先生一直都不甘心于失败，总琢磨着怎么东山再起，但他很明白自己势单力薄，因此一直想要找一个强有力的靠山。只不过这靠山在大清境内是肯定找不着了，于是他又想到了日本人。

凭着敏锐的直觉，康有为认为能够将大清的国情和军事机密情报拿捏刺探得如此精准，他宗方小太郎必然有过人之处以及丰富的各种资源，如果跟他合作的话，大事应该可成。

只不过这事儿的关键在于，眼下你康有为早就不是当初那个意气风发一呼百应的维新党领袖了，说难听点就是条丧家犬，你如何才能让人家宗方小太郎跟你合作？

骗呗。

话说在10月31日，康有为和宗方小太郎在东京见了面。

打过招呼后，康先生开门见山地说道，自己想在中国大闹一场，夺回变法维新的成果，希望宗方阁下能够出手相助。

宗方小太郎问怎么个相助法？

康有为提出两点：第一，由日本借兵给自己，打回中国去；第二，由日本发起舆论攻势，在全世界范围里声讨慈禧。

小太郎却连连摇头。

“康先生，日本政府是不可能轻易出兵的。除非是有时机到来，那个时候不用你请，也会自有行动。”

听了这话，康有为想都没想，张嘴便是四个字：“时机已到！”

宗方小太郎哪知道康先生是在蒙自己，一听便也有了兴趣：“此话怎讲？”

“以我目前实力，推翻清廷并非难事。”康有为一看对方入了套，便摇头摆手款款道来，“目前在下手下有一南学会，会中子弟兵上万，集中在湖南，且均为上流士子。前任湖南巡抚陈宝箴为会长，一旦闹将起来，我与阁下合兵一处，先取武昌，再沿长江东下，攻占南京，之后挥师北上，直取京城，擒拿慈禧。”

其实康有为手下一个人也没有，所谓“合兵一处”，实际上就是想从日本那里骗点兵然后给他们带路打回中国。

说白了，这哥们儿这是准备给太君带路呢。

只不过宗方小太郎并不傻，他觉得康有为这话听着实在太不靠谱，但又不敢直截了当地怀疑对方，毕竟人家好歹也是大清帝国曾经的风云人物。

于是只能从话里找话：“康先生刚刚所提南学会，成员都在湖南，那出了湖南，又如何是好？”

“南洋大臣张之洞，在湖北经营多年，他亦是我盟友。”

“那么清国方面，就不会对此有所行动吗？”

“大清的官军，能战者无非袁世凯、聂士成和董祥福三人，合计也不过三万余人，不足为惧也。”

由于当时毕竟是公元1898年，不比现在，直接百度一下就什么都能知道了。因此纵然是一代名谍宗方小太郎，对于康有为所说的话也无法直接判断出真伪，尽管隐约觉得对方是在忽悠自己，但还是表示，在下知道了，要不康先生您稍等一段日子，待在下准备准备，联络联络，然后再说？

康有为则立刻点头称善，说我这边不急，您准备您的吧。

眼下康先生干的是空手套白狼的买卖，自是急不得。更何况他也从未想过要在宗方小太郎这一棵树上吊死。

数日后，又有一个人前来康家拜会，此人康先生不认得，可我们却认得，那便是宫崎滔天。

康有为跟宫崎滔天并无交集，仅限于听过对方的名号罢了。这次宫崎前来拜访，康先生也只以为是来给自己送钱的——自从到日本之后，有不少日本名流以各种名义资助着康有为，供他吃，供他用。

但宫崎滔天却不是来送钱的。

他非常开诚布公地先问康有为道：你听说过孙文么？

康有为点点头：有所耳闻。

乙未年广州闹那么大，不想听说也不行啊。

然后宫崎滔天突然跳转了话题：“康先生，我认为您是很愚蠢的。”

康先生很显然是吃了一惊，但脸上却没有显露出一丝失态，并且一声不吭，静静地等着下文。

而宫崎滔天也不客气：“先生当初想用一纸圣谕，来清除贵国数千年所沉积下的弊病，岂非愚蠢？贵国积弊的由来，在于人心。要想彻底改革，就必须先罢黜那些陈旧的权贵。而罢黜权贵，则必须有强大的武力做后盾，先生两手空空，只想依靠君权，依靠那一纸圣谕，从而完成大业，真是可笑。”

此时的康有为已经脸上很挂不住了，恨不得当时就站起身来抽宫崎滔天一顿，但转念一想到这家伙很有可能成为自己的金主，于是便强按怒火，皮笑肉不笑地回了一句：“那依您的看法，该如何是好呢？”

“在下认为，在贵国搞改革，太不切实际，见效也慢，不如搞革命。康先生，孙文先生的思想之高尚，见识之卓越，抱负之远大，堪称东亚珍宝，足以担负起四百州四万万生灵的命运，您不如跟他合作吧。”

四百州就是中国。

“呸！”康有为再也按捺不住，并且看出眼前这个人今天是肯定不会给自己钱了，非但不会给，而且还是来当说客的，要把自己拉去跟着孙文一块儿造反，这哪能行？

更何况，听他的意思，好像还是要让我去给那孙文当小弟？

“我康某忠君，世人皆知，岂能跟你们这伙人苟合，干那无君无父的勾当？”

宫崎滔天一看对方发火了，连忙起身劝慰，说您消消气，这买卖不成仁义在嘛，同为天涯沦落人，没必要动怒不是？对了，要不康先生改日抽个空，我安排您和孙先生见一面？

“滚！”康有为拍了桌子，“来人，送客！”

于是宫崎滔天只能失落地离开了康家。而康有为却还怒气未消，越想越火大的他忍不住当着家里人的面破口大骂了起来，说这姓宫崎的，竟然给孙文来当说客，这孙文是什么人哪？贼子叛逆啊，他请来的说客能接待吗？肯定是先游说，游说不成再图穷匕见搞暗杀，对，肯定就是这种货……

这真的是冤枉孙先生了。

姑且不说宫崎滔天是真心诚意想当一次红娘，让一同在日本流亡的革命派和维新派联手共图大事，就说此时的孙文，也是根本就没可能去刺杀康有为的，不光是彼此之间无冤无仇，更主要的是因为人家正忙着呢，没工夫搭理你。

忙什么？

忙着娶媳妇儿。

话说在后来担任了日本第二十九任首相的犬养毅曾经问过孙中山：“先生最爱的，是什么？”

孙中山说，是革命，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的革命。

犬养毅不以为然：这个是人都知道啊，咱能爆点猛料么？

孙中山没有任何犹豫：“女人。”

犬养毅抚掌大笑。

明治三十年（1897），孙文从神户移居至横浜，先是建立了兴中会横浜分会，然后又把自己的名字给改了——叫中山樵。

这并非一拍脑袋想出来的网名，而是有典故的：且说有一次孙文跟一个叫平山周的日本人去东京，在旅馆住宿登记名字时，孙文自感如果在日本天子脚下登记“孙文”二字的话，或许会为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就想着起一个化名。

正好两人所在的附近有日本公卿中山家的宅邸，于是孙文灵机一动，在名册上写下了“中山樵”一名，因为这个缘故，后来宫崎滔天就把他的中国姓和日本姓合二为一，称之为孙中山。

而这个叫法，也被传遍了全世界。

不过孙文本人却从来未有以“孙中山”自称过自己，一次也没有。

同时在其本人的各种公私文档内，也只署本名孙文，而在欧美，则一般取其号称之为孙逸仙。

话再说回横浜，当时的孙文，住在一个叫温炳臣的华侨家中，住一楼。

温炳臣是横浜分会的干事，广东台县出身。主要经营茶叶和棉丝生意，因为一来敬重孙先生，二来也确实家中有钱，所以在孙文入住温家的房子之后，温炳臣特地请来女仆一人，负责照顾这位房客的生活起居。

女仆的名字叫浅田春，当年15岁，静冈县人。

浅田小姐进入温家之后没多久，就跟孙文彼此生情，成了一对。

不过因为两人没有明媒正娶昭告天下或者办理过任何法律手续，故而时至今日提起他们的时候，通常都将浅田春称为孙文的妾或情人。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主仆恋，从古至今无论中外都不乏例子，乍看之下似乎没什么不对劲。但细细琢磨一下，就会觉得好像并非这么简单的一回事。

首先，当时的孙文是不会日语的，或者说是很不精通。他只会中文和英语。

巧的是，浅田春也会中文和英语，而且很精通，精通到能随心所欲地跟孙文交流。

这就很奇怪了。

你得知道，在明治时代的日本，一般只有千金家的大小姐才有可能在15岁的时候掌握两门外语，并且熟练到足以跟人谈恋爱的程度。而浅田春很显然应该不是千金小姐，不然也不会去做女仆。

因此唯一的解释就是有人刻意地对她进行过训练。

是谁？

我也不知道。因为历史上并无记载。

至于为什么要训练这么一个小姑娘，虽然目前也没有史料来说明这点，但其实好好想一想便能明白——她应该是日本方面派来的间谍，用于观察孙文一举一动的间谍。

如果是女间谍的话，那么上述的一切就都变得合情合理了。

而浅田春是间谍的证据，也不是没有，那就是自她来到孙文身边后，孙文的各种行动，基本上都被日本政府了如指掌了。

比如明治三十三年（1900）9月21日，兵库县知事向外务大臣报告称：“孙逸仙（三十四岁）与跟随者温炳臣（三十八岁）及浅田春（十八岁，孙逸仙之妾）于昨（二十）日下午六时三十分自横滨乘坐开往神户方向的火车，途经西京来神奈川，是日宿市内相生町三丁目加藤的旅馆。”

然后在9月22日，兵库县又报告说：“今日傍晚孙陪同其妾浅田春赴相生座观戏，不久返回住地，用罢晚餐复又观戏，除此之外再不曾外出，亦无他人造访。”

从以上记录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第一，浅田春到来之后，孙文的行踪被大量泄漏给日本政府是不争的事实；第二，此事多半和温炳臣无关。

因为温炳臣跟孙文同岁，都是公元1866年出生，但在上面的记录里，他的年龄却被错误地记成比孙文大四岁，如果浅田春真的和温炳臣有着较深的关系的话，那应该是不会在这种事情上犯低级错误的。

再说兴中会横浜分会成立之后，温家的那处住所也就成了革命基地，孙文每次都带着一群同志在自己房间里开会，每回开会都要摊开一张中国地图，孙先生指指这里，点点那里，然后嘴里还念念有词：“我们要尽快发动革命，攻陷这些地方……”

然后在明治三十一年（1898）秋季的某一天，正当孙文和往常一样带着一群同志在地图前开疆拓土说得唾沫横飞的时候，突然就听到了“滴答滴答”的响声。

众人定睛一看，发现地图上已经出现了好几个大水迹，抬头望去，发现天花板上正往下滴着水滴。

于是大家就有点不开心了，说我们这里正在讨论国家大事呢，上面怎么就滴水了，这不阻挠革命行动嘛！二楼住的是谁啊？

但孙文却并未发牢骚，只是回头问温炳臣，这是怎么一回事？

温炳臣表示可能是楼上的住户不小心，打翻了水杯，我这就上去看看吧。

此时温家住着不止孙文一户，在二楼还住着一家日本人，家主叫大月金次。

大月金次是做进出口贸易的商人，跟温炳臣关系很好。因为家里发生火灾房子被烧没了，于是仗义厚道的温炳臣便邀请他们一家暂住到了自己的家中。而这次的“水灾”则是由大月金次10岁的女儿大月薰所引发，且说小姑娘当时正在把玩着一个装满了水的花瓶，一不小心打翻在了地板上，于是水便顺着缝隙流到了一楼。

很快，楼上的大月金次就知道女儿干了坏事，于是便让大月薰下楼道歉。

小姑娘自知闯祸，战战兢兢地来到了楼下的房间，当着所有人的面低头表示对不起，以后自己不会再这么顽皮了。

虽然大家不可能真的跟一个小孩子过不去，但地图被弄湿了，会议被搅和了，所以尽管嘴里说没关系下次小心点，但脸上总归是不怎么好看的。

而唯独孙文，一看大月薰，就笑了，然后说道：“没事，你能主动来道歉，真是个好孩子。”

说完，拿出了一瓶糖水椰子，送给大月薰当见面礼。

日本是一个自古以来就物产比较贫乏的国家，在以前就连砂糖也属于比较珍贵的食品，至于椰子，那更是只在鹿儿岛等南国地带才会有的特产，横浜的小孩子兴许连见都不曾见过。

这便是两人的第一次相见。

那一年，孙中山32岁，大月薰……10岁。

至于后来两人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我们后面慢慢再说。

话说在维新党的核心里，还有一位也来到了日本，那便是梁启超。

其实从本质上来讲，梁启超跟他的师傅康有为完全不是一种人。首先就是人品，这位梁先生基本上天生就干不来那种坑蒙拐骗的勾当，一直都是个心胸坦荡之辈。即便是在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大臣中间，他梁卓如的口碑也是不错的。

俗话说人品决定待遇——康有为从天津跑到上海从上海跑到香港再从香港跑到日本，绕了亚洲小半圈可临了临了日本人连岸都不打算让他上。

但梁启超，还没离开中国，日本那边连欢迎会都准备好了，伊藤博文更是亲口表示：“梁启超是中国罕见的高洁志士，使人佩服，是中国最珍贵的灵魂。”

于是早在明治三十一年（1898）的10月3日，日本人就亲自派出军舰大岛丸将梁启超接走，先送他去了广岛，后来又到了东京。

和孙中山一样，在到了日本之后，梁启超也给自己搞了个日本化名，叫吉田晋。

吉田，取自吉田松阴；晋，即为高杉晋作的晋。

安顿下来之后，梁启超想办法找到了当时正在担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大隈重信，问他能不能想办法把光绪皇帝也给弄到日本来。

得到的答复当然是NO，因为这事儿实在是太异想天开了，日本人要真能想办法从皇宫里把光绪带出来，那当初戊戌变法时就想办法去颐和园杀慈禧搞合邦了，还需要在这儿跟你梁启超扯淡么？

当然话不能这么说，毕竟对方是值得敬仰尊重的梁先生，因此大隈重信只是表示，如今贵国大局已定，先生还请不要急躁，暂且等待数年，等到时局有变，再做计较吧。

不过你也不要笑梁启超太傻太天真，你知道当时康有为在做什么么？

康先生倒是挺成熟的，这位老兄此时搞了一个奉衣带诏，说是自己在临出国前，光绪亲下朱谕密旨给他要他去日本筹款募兵，然后杀回北京讨伐慈禧，因此，为了大清王朝，请在日本的同胞们，多多捐款给我康某人吧，不捐不是中国人。

顺便一说，那个奉衣带诏，是康有为手工伪造的。

两人的人品之差距，大致就在于此吧。

眼看救回皇上无望，梁启超也只能死心作罢，开始蹲在家里过着每天看看书学学日语的日子。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宫崎滔天，宫崎滔天么我们都知道的，那段时间也不知道吃了什么特别来劲，反正是逮着一个维新党就想劝人家跟孙文合伙，结果梁启超倒是真跟康有为有很大的不同，不仅为人好说话，而且也确实开明得很，表示自己虽然是个不赞同革命的保皇派，但却并不排斥他们，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完全能一起坐下来，喝喝茶，聊聊天。

就这样，当年11月，在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梁启超和孙中山第一次见了面。两人一开始还各抒己见互不相容，各说各的理，结果没想到却是越谈越投机，聊到最后梁卓如也不顾自己维新党的身份了，跟孙文一拍即合，决定共同合作。

其实此时梁启超的很多思想见解已经开始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且说在抵达日本之后，他几乎瞬间就被这个国家所吸引了。

“当我来到日本，实地见到了这个正在不断进步的国家后，就仿佛吸到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一般，头脑和身体都一下子畅快了起来。在这个国家，无论是当差的还是做工的，都对人生抱有着莫大的希望并为此而活跃，浑身上下充满了勤勉进取的精神，这也就是为何一个过去默默无闻的小国能一跃登上世界文明的舞台吧。比起正在不断腐败着的清政府，我想日本是一个更值得去爱慕的国家。”

之后，梁启超又接触了福泽渝吉和德富苏峰等人的自由民主学说，在阅读了大量类似文章书籍后，得出了结论：认为中国要想强大，则必须从青年树立独立、自由、自强的精神入手，也就是所谓的“少年强则国强”，而要使少年强大，则一定得从教育入手。

当年年末，在兴中会横浜分会会长冯镜如的资助下，梁启超在东京创办了一份报纸，叫《清议报》。创刊后，陆续刊载了《戊戌政变记》《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戊戌六君子传》等文章，同时攻击大清的专制朝廷，鼓吹爱国救亡。

可能有人会问看着弟子一步步走向革命党阵营，康有为为何不闻不问？

这是因为此时的康先生觉得在日本混着没啥意思，人生地不熟的施（坑）展（骗）不（不）开（到）拳（金）脚（钱），于是便带着他的奉衣带诏去了加拿大。而孤身一人留在日本的梁启超，便跟孙文他们来往得更加频繁，甚至还介绍了不少自己的仰慕者加入革命党阵营，像章太炎、唐才常等人，就都是在这个时期经梁卓如之媒结识的孙文。

就在维新党和革命党越走越近的当儿，大清那边又出了大事了。

第十六章
神助拳，义和团

话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慈禧太后对外宣布光绪帝龙体欠佳，退出政坛，实际上将他软禁在了中南海的瀛台，没甚大事是不许踏出那一圈方圆半步的。

可以很负责任地讲，如无意外，从此以后，只要慈禧还有一口气，那么他光绪皇帝就不可能再出现在中国的政坛上了，此人的政治生命基本算是被终结了。

但是太后对于这样的结果却并不满意，按照她的意思，其实是想让光绪退位的。

是因为恨他要伙同康梁杀自己么？

不，是因为意外发生了。

戊戌政变光绪被囚之后，引发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总理衙门每天都能给老太太送来一堆厚厚的洋人照会，什么敝国皇帝对大清皇帝的近况高度关注啦；敝国公使希望能向大清皇帝递交国书啦；我国最近听说了不少谣言啦等等，弄得慈禧很烦心。

但老太太也很明白，现在不是叫烦的时候。

说起来，在我读书的那个时代，很多历史书尤其是历史教科书提起光绪帝的时候，都会说他“开明贤良并且深受外国欢迎”。

光绪帝开明，这应该是真的，同时较之大清历代其他统治者更受洋人喜爱这也不假，但上述两者却并不构成因果关系。

外国人喜欢光绪，绝非因为他“开明”，而是有利可图。

想当初维新变法那会儿，康有为他们搞的那个四国合邦计划，如果真搞成了，大清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在此不细说，可想必也不会落到什么好，而跟着一块儿的英国美国跟日本，则必然会把中华大陆当成一块到口的肥肉分而食之，赚到盆满钵满。

即便退一万步讲他们不赚，可中国也完了。

只不过因为慈禧太后的出现，使得这场合邦计划胎死腹中，而且不仅维新党人死的死逃的逃，就连光绪帝本人也被关进了瀛台。

可老太太却并未就此安心，她坚信无论是康党还是洋人，都不会善罢甘休，眼下这外国人突然关心起大清内政皇帝近况，绝非什么善男信女的好心问候，而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告诉自己，他们时时刻刻关注着大清的一举一动，从而对自己施加压力。

不过西太后毕竟是西太后，她很淡定地让总理衙门告知诸外国使节：由于我们的皇帝最近健康状况非常恶劣，不能处理政务，因此这国家大事，就暂时由哀家代为掌管了。

但外国人并不买账，各国政府纷纷再派使节照会，说既然皇帝陛下病成这把相了，那是否有对他进行妥善的治疗？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应该是贵国的医生无法治愈龙体，那么是否能让敝国的医疗专家来试试？

对此慈禧的回答当然是不行：我大清皇帝的生老病死婚娶丧嫁，有你们外国人什么事儿呀？

不过总理衙门对这事儿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要是如此毅然决然地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话，很容易给洋人落话柄，将来指不定这帮人在全世界散播什么有损我大清太后颜面的谣言呢。不如这样，干脆就让洋人派医生进宫，为皇上看病。

不过这医生的资格要由总理衙门事先审核，确定是如假包换的名医而非什么间谍细作才行。

慈禧同意了。

其实无论是老太太还是总理衙门，他们都对一件事情有着十足的自信和把握，那就是光绪的健康状况。

此时此刻，这位年仅27岁的皇帝，真的身体很差。

就这样，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10月，在各国的推举下，时任法国驻清使馆医生多德福入宫来到瀛台，为光绪帝进行身体诊疗。

多德福的确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好医生，他首先调阅了历年由宫廷御医所做成的关于光绪的“病源说略”，也就是病历，在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后，便开始对光绪进行身体检查。

这是大清帝国自努尔哈赤起兵以来第一位接受西式医学体检的皇帝。

在检查完之后，多德福提出了他的治疗意见并开出了药方，并表示自己还会再来的。

接着，便告辞了。

应该讲，这是一次再寻常不过的医生出诊了，谁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慈禧甚至还拿了药方过来仔细瞅了瞅，并真的打算按照西式的疗法让人去给皇帝抓药。

结果就在第二天，各国使馆又来了照会，说经过我们西医的检查，认为贵国皇帝陛下的身体状况非常不错，完全有能力处理政务，因此希望太后您能尽快退居二线，让皇帝陛下重出江湖，再登政坛。

慈禧闻讯勃然大怒。

因为洋人在撒谎。

前面说了，当时光绪皇帝的身体状况确实非常糟糕，从病历上来看，主要是肾亏，亏到不行。

具体的临床表现为头痛恶寒，身肢酸痛，面色青黄，头觉眩晕，坐久则痛，耳内觉聋，时作烘声，胸中发堵，以及遗精。

据记载，这位皇上一个月三十天至少有二十天是遗精的。

此外，在戊戌政变被囚于瀛台后，光绪的精神状态也到了一个面临崩溃的地步了。

主要表现为气不舒畅，心烦而悸，不耐事扰，时作叹息，心中无因自觉发笑。

以上这些病状，不仅在病原略说里有写，多德福本人在诊疗之后亦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身体状态，你要说他是健康的，说他能靠这种身子骨来担负起统治四万万臣民大国的工作，那真的是在扯淡。

于是问题也就来了，各国公使为何要撒谎？

答案简单得很，对于此时的洋人来讲，他们需要的是光绪，而不是慈禧。

这就把老太太给惹火了。

她直接一不做二不休地召集了几个有皇室血统的满族权贵，一番讨论后，将端王载漪的儿子爱新觉罗溥俊立为大阿哥，摆出了一副随时准备龙椅换人的架势。

而各国政府亦不甘示弱，他们再度集体照会清廷：既然光绪皇帝龙体无恙，那么从今日起，敝国政府只认光绪陛下，其余的什么大阿哥五阿哥一律不认。

应该讲，事情进行到这一步，慈禧太后也有点后悔了，她没想到自己走了一步狠的，洋人却比自己更狠，这要真的从此往后大家翻脸，对大清一点好处也没有。

无奈之下，老太太服了个软，搞了一次宫廷外交，把各国驻华公使的夫人们都请进颐和园里来了个一日游，顺便还弄了个茶会，然后苦口婆心地讲了讲大清当前的政策，希望众夫人回家之后多吹吹枕边风，让自家家属尽快走上支持大清支持太后的正确道路上来。

与此同时，端王载漪也搞了一次外交，这哥们儿在自己家里设酒宴摆了十几桌，发下请帖邀各国公使以及重要外交官赴宴，目的是想在吃吃喝喝的过程中，凭借自己那三寸不烂口条使对方回心转意，放弃光绪，转而支持自己的宝贝儿子。

可结果没承想几百张请帖撒下去，端王从中午等到半夜，就没一个洋人进门的。

这下王爷火了，自己纵横江湖那么多年，还从没碰到过请客吃饭敢不来人的主儿，这次居然一碰就是几十上百个，忒不给面子了。

此外，慈禧太后的颐和园外交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尽管那些夫人吃饱喝足还个个拿了礼物，可她们的丈夫却依然照旧，仍是强烈要求清廷尽快让光绪复出，建议太后赶紧回颐和园颐养天年。这种吃人不嘴软拿人不手短的行为，让老太太相当不开心。

于是，端王和西太后从此就为了一个共同的仇恨对象而走到了一起。

端王属于那种傻王爷，无脑且激进，再加上利益驱使，便认为洋人皆祸害，应该除之而后快。

而慈禧则属明白人，虽然此时也是恨洋人恨得不行，但终究理智尚存，表示洋人太强，正面对抗肯定讨不到好，不如暂且避其锋芒。

端王怕太后就此打退堂鼓黄了自己儿子的龙椅梦，于是找来一大堆跟自己立场差不多的仇洋大臣比如刚毅徐桐载澜载勋等人，整天游说慈禧，说这对外一定要强硬，我们大清都软了快五六十年了，此时不硬更待何时？再说那洋鬼子有甚可怕的，我大清四万万群众，只要团结一心同仇敌忾，一定能把他们淹死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问题是群众在哪？

端王倒是胸有成竹：别急，群众有，大大的有，群众来自山东，现已星火燎原，遍地开花……

端王爷嘴里说的群众，也叫拳民，大号义和拳。

义和拳这三个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乾隆四十四年（1779），在这一年直隶总督周元理的奏章中，有这样的记录：“山东冠县及直隶元城县有民人杨姓等起立义和拳邪教，聚集多人之处，其所称童姓，既有义和拳名色，为行路推车人之所知，断难掩众人之耳目。”

也就是说，当年的义和拳，其实主攻反清复明，顺带练武，属于反政府组织。

不过这一切都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的时候被改变了。

且说这年德国借口曹州教案，出兵强占胶州湾，顺手也将整个山东半岛划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在那里又是修教堂又是派人传播上帝思想拉人入教，忙得不亦乐乎。只不过山东这地方民风淳朴而又保守，一般好人家即便没文化，也只肯信佛道儒，并不打算跟耶和华发生些什么，于是洋教士只得一改耍嘴皮子诓人入教的传统，转而改用收买人心的办法，具体说来就是你若是信我教我就给你钱，正巧那几年山东连着逢干旱，很多农民都没活路，于是便也只能一手拿钱粮，一手拿十字架了。

还有一些地痞流氓，他们未必活不下去，但一看信教能有好处，便也迅速改头换面拜起了耶稣。

平心而论，洋教士在山东乃至整个中国确实做了不少事情，比如办理医药卫生，创办孤儿院、盲人院、聋哑学校，兴办教育事业、参加扶贫救灾等社会事业等等，可以说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这伙人功不可没。

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带来了相当多的负面效应。

首当其冲的是原有的文明体系。一些有地位有学识的人在信了教后，便往往会对中国的传统文明进行质疑，光质疑还不算，还到处宣传，比如什么佛道儒是迷信，上帝才是真科学等等，弄得一大批没啥思考能力的人也觉得中国不行，外国的月亮好像更圆一点。

倒不是说怀疑自己国家不好，只不过在这种内忧外患的节骨眼上，这么做比较危险而已，还记得高杉晋作的话么？叫“欲夺人国，必先取其心”。

其次就是对一般民众的生活产生了直接的危害。

乍看之下传教跟危害老百姓似乎没啥关系，其实不然。

由于德国在山东的势力日益扩大，让诸洋和尚也沾了光，传教士在山东的地位很高，高到连官府都不敢过问的地步，即便他们杀人放火，那也只能依着德国的法律来判，这叫治外法权。

于是洋教士要盖教堂，就征走了农民的土地；要修路了，就拆了农民的房子。

这还不算什么，更糟糕的是一些流氓地痞看着入洋教不光能拿真金白银的好处还能狐假虎威地作威作福，于是便纷纷信了上帝，然后欺男霸女横行乡里，仗着背后有洋大人，都不怎么鸟官府。

这样很多本分的老实人感到了愤怒，而隐藏在山东一百多年的反政府组织义和拳则看到了生机，就这样他们重新跃上了时代的舞台，以练武练拳杀洋鬼子为名，将很多对洋人和洋教不满的老百姓组织了起来，共同对抗外来势力，并自命为义和团。

义和团的组织单位从下到上分别为坛，总坛跟团，各单位领导一般都叫大师兄，副手为二师兄。

不过这时候肯定不能再搞反清复明了，不然腹背受敌死得快，因此有一个练梅花拳的师傅叫赵三多的，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首次喊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

也就是说我们是良民，帮助政府攘夷的良民。

同时还编了一套山歌词，没事儿嘴里就唱着玩：“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天无雨，地焦黑，全是教堂止住天……”

一边唱，一边整教民，不管是真的信耶稣还是地痞流氓为了混吃喝，总之只要信了教，跟洋人扯上了关系，那么在义和团拳民的眼里就该杀。他们把教民或者在洋人那里做事的人叫作二毛子，也就是汉奸，碰到了通常做法就是宰了。

于是在山东半岛上刮起了一股最炫攘夷风，一开始还仅限于针对教民或跟洋人直接发生关系的人群诸如买办之类，但时间一久，就连稍微跟“洋”字沾边的也不放过了，像说洋文，用洋货的，都属要肃清的对象。

洋货的范围很大，除了照相机自行车等高精尖产品之外，洋布洋货乃至铅笔橡皮等当时中国无法自行生产只能靠进口的东西都算。因此曾发生过“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这样极端的事例。

凭良心讲，这种仇恨无限扩大化的行为虽说很不可取，但多多少少也勉强算是事出有因，可这却并不是义和团所做的最可怕的事情。

当发展到后来，一小部分义和团团民直接开始了“有辫子抓辫子，没辫子梳个辫子也要抓”式的公报私仇，比方说练拳的张三家隔壁住了个不练拳的李四，那李四多年贫农也别说用洋货了，见都没见过，可是他跟张三有仇，于是张三就找到了自己的大师兄，说这李四是二毛子。于是大师兄便带着大伙连夜把李四全家给砍了，顺便再将其财产劫掠一空。

这种事情不多，但有。

不过，尽管义和团的扶清灭洋之举几乎把整个山东半岛都给折腾得够呛，但却并没有招来衙门的镇压，非但不镇压，反而还受了褒奖，这主要源于一人，那便是时任山东巡抚的毓贤。

毓贤，正黄旗人，著名酷吏。

此人为官清廉，但手段残忍且头大无脑。当年他曾任曹州知府，以剿匪除盗为名实施恐怖统治，任期不过四年，发明的各种酷刑及刑具却有二十来种，杀害人命更是不计其数，因此人送外号屠户。

不过对于义和团，毓贤倒是客气得很——因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仇洋派。当时朝廷已经风闻当年在山东闹腾的反清复明义和拳又重出江湖了，便下旨要求毓贤切莫辜负了自己屠夫的美名，赶紧开剿吧，可毓大人却回奏说这些义和团的团民都是些好老百姓，只不过被洋人洋教欺凌，才被迫走上反抗的道路，他们绝非什么反政府组织，这“扶清灭洋”四个大字就是最好的证据。因此建议不要清剿，不但不应剿，还应该给他们编制，让他们当民团，协助朝廷，抵抗列强。

对此朝廷没回话，因为毓贤是正黄旗，不存在帮着反贼说好话的可能，既然他都觉得义和团不造反还扶清了，那就先默默地观望一阵子吧。

有了衙门的支持，那等于是在奉旨造反了，于是义和团的众师兄师弟便更加活分了起来。

渐渐地，就开始变味了。

前面说了，洋教士未必只有坏人，同样教民也并非个个都是混吃喝的地痞，事实上上述两者无论哪个，基本都是好人居多。

但这跟义和团没关系，他们要做的，就是灭洋。

为了给自己的行为找到正当的借口，义和团开始编造了很多谣言，除了之前说过的那“鬼子眼珠俱发蓝”之类的山歌词，还有诸如说洋人医院挖小孩眼睛制迷药，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等谣言。

同时，他们还给自己戴上了带有神话色彩的光圈，在练拳的时候，很多大师兄会突然装神弄鬼地呜呀哇嗷起来，然后称自己被上身了——被神灵上身。

通常能上大师兄们的身的神灵有关云长，张翼德等等，发展到后来连二次元人物也逐渐加入了上身行列，比如孙悟空，猪八戒，黄天霸以及土行孙……

那么神仙上身能有什么好处呢？

有，最大的好处就是——刀枪不入。

根据一些大师兄的说法，神助拳这种东西，练久了就能通神，然后刀枪不入——不光大刀长矛不入，就连洋枪洋炮都奈何自己不得，而这才是破洋鬼子的重中之重——洋鬼子不就仗着船坚炮利么，你有科学，我有神功，谁怕谁啊。

这当然是忽悠。只不过你知道我知道，可那些被大师兄带着练拳的团民却不知道，还信以为真，从此之后更加发奋练武，更加积极参与灭洋大业，以期早日能够和大师兄们一样，有神灵护体，刀枪不入。

眼看着山东境内练拳的越来越多，杀教民甚至是平民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可巡抚毓贤却并不在意，非但不在意，甚至还称义和团为“义民”，屡次三番表示，好好干，你们离进入体制内不远啦。

这种任由这帮倒霉孩子自行发展的后果就是要出大事。

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月，山东省平原县杠子李庄，因教民欺压群众，义和团便冲击当地的教堂。知县蒋楷派兵前往镇压，但被大师兄朱红灯率团民二三百人（一说近千人）拒之门外，双方在发生了些许小规模冲突后，官军撤退，教堂几被踏平。

也就是自这时候开始，山东义和团的势力达到了一个空前的地步，当时齐鲁之地遭到拳民打杀危害的教民有三千余家，遍布整个山东半岛，而义和团却对此战果并不满足，在李庄有了胜利经验后，转而开始直接攻打教堂，不光杀教民，连洋教士也不放过。

当年11月，英国传教士卜克斯由山东泰安府城返回平阴教堂，路经肥城县张家店地方，被义和团团民打成重伤，次日身亡，史称肥城教案。

洋人死了，这事的性质就变成涉外案件了，于是英国政府照会大清，敝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想干涉他国内政，对于贵国的义和团也采取尊重的态度，可贵国团民杀我国民算什么意思？如果贵国无法约束那些义和团，那将由敝国出兵，代为管束吧。

此外，北京庙堂的很多山东籍官员也纷纷上奏太后抗议毓贤纵容拳匪——很多被义和团杀害的教民或是跟洋人有关系的士绅都有亲人在北京当官，于是毓贤一下子就成了猪八戒，洋人说他失职，同胞说他通匪，就连太后也觉得这家伙忒不靠谱。

就这样，毓贤被撤职了。

顶替他的，是袁世凯。

因为上头命令要他当巡抚的同时还得剿匪，所以袁大人是带着他的小站新军去山东的，到了之后也不含糊，直接就把齐鲁境内好几十个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等有头有脸的把式给请进巡抚衙门，然后亲自设宴款待。

待得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袁大人举着杯子问道：“各位英雄，听说你们练功练久了能刀枪不入，可有此事？”

众师兄不知何意，以为巡抚老爷想看表演，于是忙不迭地点头称是，说能啊，肯定不入，要不喝完了这一杯哥儿几个给大人现场来一回？

袁世凯则装了一副很没见识的表情：“当真能刀枪不入？”

“当真，当真。”

“好。”袁大人点了点头，然后一挥手，“来人！”

旋即几个彪形大汉应声而出，将那几个说要现场表演的出头鸟如提小鸡一般抓到了衙门外的空地上，等待他们的，是另外几个彪形大汉以及几杆子弹已上膛的新式步枪。

那些精壮的汉子，都是武卫右军的士兵。

随着袁世凯一声令下，武卫军士兵三人一组，两人摁着一个师兄，另一个在后面开枪，只听得梆梆几声枪响，众师兄脑袋上都是一洞俩孔，既没有一个不入，也没有一个能接着喘气儿的。

剩下的那几个，也不杀，先关起来，等到数日后，袁世凯在济南最繁华的地带上画了个圈儿，把几个大师兄给带了出来，然后敲锣打鼓码了一堆围观群众，接着挨个问道：“你说你们练拳，能刀枪不入，此话当真？”

大师兄们知道这会儿要再敢胡咧咧是真的要被拉一边试枪法的，所以摇头摇得跟那什么似的，连连回答自己也就是混口饭，说瞎话糊弄人的。

袁世凯嘿嘿一笑：“本抚台念在你们也是爹生娘养的，今天先放你们一条生路，以后要再敢玩这种把戏，别怪枪子儿不长眼。”

在群众的嘲讽围观下，那几个大师兄落荒而逃……

搞完义和团，袁世凯开始给朝廷写奏章，不是表功，而是要钱——其实这人真的是个明白人，他很清楚义和团蜂起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山东大旱朝中赈灾不力，因此在拿诸大师兄当靶子练枪法练完后，便上奏朝廷，请求拨粮救灾。

而朝中那些山东籍官员也感谢袁世凯灭拳匪救家乡于水火，很给力地要钱给钱要粮批粮，就这样，山东很快便太平了下来，几座被围着的教堂也自然而然地解了围。

而那原先的山东巡抚毓贤，自从被罢官后日子混得非常艰难，不得已之下投了端王载漪做小弟，因为大家都是恨洋人的主儿，所以王爷跟他谈得很投机，把他算成了自己人，没几天就奏请太后，把毓贤派往山西，并封了个巡抚。

毓贤一到山西，就把义和团给引进了过去。

当时义和团在山东被袁世凯整得基本没活路，几个大师兄正商量着是不是要就地散伙呢，一看当年的老巡抚毓大人抛出橄榄枝了，于是呼啦啦一大帮子就朝北跑，全都往山西去了。

我们知道，山西去山东是要经过直隶的，而在此之前早有毓贤跟端王爷介绍了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壮举，因此在义和团路过直隶时，载漪欣喜万分地跟慈禧汇报说太后群众来了！

在这位王爷的刻意安排一下，除一部分义和团民按原计划去了山西外，剩下的全都留在了直隶，其中大部分分布在北京城外围周边，生根的同时，还发了芽——拉拢了不少直隶农民入伙，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国式攘夷，就在北京边上正式展开了。

再说慈禧在听载漪唾沫横飞地说了义和团诸多事迹后，沉默了老半天，问说这不就是土匪改行装逼跳大神么？有那么邪乎么？还抵挡洋人，他们挡得住么？

载漪说没问题，肯定挡得住，您要不信您亲自派人去看看不就全明白了？

于是慈禧就派了刚毅去直隶的涿州查看义和团情形，看看是否真有载漪说的那么牛逼。

我们在前面说了，刚毅跟端王爷是一路人，所以没几天这哥们儿回了北京，跟太后汇报说：“天降义和团，以灭洋。”

之后，大学士徐桐也为义和团亲写对联一副：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神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

徐桐时年八十岁，道光年间进士，四代老臣，曾与翁同龢共任同治帝的师傅，同时也是王储大阿哥的文化课老师。除了资格很老地位很高之外，他也被认为是当时大清帝国最有学问的人，一般都说学富五车，而说他的时候，则称之为学富九车。

不过，若是除去那些之乎者也的八股文章，这位徐师傅可就几乎是一个百无一用且一无所知的人了。

这人跟载漪刚毅一样，是个不折不扣的仇洋派，他家住在东交民巷，大门正对着各国使馆区，于是老师傅便在门两旁贴了一副对联：望洋兴叹；与鬼为邻。

然后还很得意，觉得自己妙笔生花堪比醉草吓蛮书的李太白。

这也就罢了，更让人泪流满面的是，徐桐贵为帝师，但对外洋之事的态度宛如鸵鸟一般，采取了自蒙双眼而不认的立场，一口咬定这世界上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国家，只不过是洋人为壮声势，自编自造出来的罢了，证据是：“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

其实在很多时候我都深深地同情同治帝，本来摊上一个翁师傅就够不幸的了，结果还祸不单行地碰见了徐师傅，被这哥俩教出来，还能有好下场么？

果然，杨梅大疮了吧。

但不管怎么说，刚毅是慈禧最信赖的心腹之一；徐桐是公认的当时大清最有学问的人，这两位都对义和团赞不绝口了，正恨洋人恨得牙根疼的老太太也终于表了态：义和团，民气可用。

就这样，散布在直隶各处的拳民们，进京了。

同时一起的还有从西北来的甘军，领军大将叫董祥福。

值得一提的是，董祥福是个汉人，但甘军的很多主要将领如马安良、马海晏等却全是正宗西域回族人，信安拉的主，而这些人的后代，便是日后大名鼎鼎的西北马家军。

甘军和义和团有两个共同之处，第一，他们都是以“勤王”为名，应诏入京的。

这主要是端王载漪一直在撺掇太后，说再这么由洋人肆意妄为三天一照会五天一抗议地要求把政权归还光绪，那就真的要跟他们翻脸了，既是要翻脸，那就得早做准备，光靠戍卫中央的武卫军是不够的，西北甘军勇敢彪悍，是当年左宗棠留下的老部队，董祥福也是个爱国恨鬼子的人，可以让他带兵入京，以备不时之需；此外，我们还应当依靠群众，义和团人数有几十万之众，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淹死洋人咧。

慈禧太后虽知刀枪不入纯属扯淡，但那一条条胳膊练得跟大腿一般粗的精壮汉子却是真的，真要打起来，一人挡两发子弹，也能耗去洋人不少钱呢。于是便同意了。

还有第二，那就是无论义和团还是甘军，他们的装备都很差，纪律也很差。

义和团自不必说，自打进了北京就开始满世界抓二毛子，虽是天子脚下还不太敢过分地放肆，可也闹了个鸡飞狗跳人畜不宁，而且在折腾完活人后，他们连死人也没放过，当时北京还有几座埋着前代洋教士的坟墓，比如横跨明清两代的德国人汤若望；康雍乾三朝御用画家意大利人郎世宁；以及我们前面提过的《几何原本》引进者利玛窦等等。

这些人的坟，基本都被义和团给掘了。

至于甘军，那也好不到哪去，那董祥福自来了之后，京城内就风传，说董卓进京了。

因为两伙人闹得实在太凶，再加上形势也确实愈加逼人，所以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5月，各国驻京使馆代表纷纷致电本国政府，要求他们速速派出能打的部队来，以保卫自己以及在京本国侨民的安全。

当月31日，英、俄、法、美、意、日六国从天津派水兵及海军陆战队349人登岸，乘火车于当晚进入北京城。6月3日，德、奥派兵83人抵京。

同时，公使们还一齐照会清廷，要求他们负起责任，取缔义和团，并保护在华外国公民的人身安全。

但朝廷对此却并无丝毫反应，而义和团跟甘军此时也明白没有什么能阻挡自己的了，于是变本加厉地继续在北京城里搞起了各种攘夷。

一开始杀教民，很快，屠刀就落在了真正的洋人头上。

而第一个被杀的外国人，则来自日本。

话说6月11日，董祥福部士兵正游走在北京街头，迎面便撞来了一个梳着分头穿着西装还戴了个小眼镜的人，虽然这家伙和甘军士兵一样都是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可从他的体态举止以及不梳辫子这一特征上，大伙判断出，这厮极有可能是洋鬼子。

多半是东洋鬼子，最不济也该是个忘了祖宗的二毛子。

杀吧。

甘军判断得一点也不错，来者确系东洋人，此人名叫杉山彬，水户出身，时任日本驻华公使馆书记官，这天正好上街买东西，结果不巧赶上了这么一拨人。

看着气势汹汹挥舞着大刀长矛向自己冲来的甘军士兵，杉山彬虽孤身一人，但却十分淡定。

倒不是他不怕死，而是因为此刻的他根本没想到这一层。

杉山彬是个亚细亚主义者，同时也精通中文，他知道北京最近很不太平，可总觉得这些义和团也好董祥福的甘军也罢，都应该是针对西洋人的，不是说“鬼子眼珠俱发蓝”么？摆明了是拿白人开刀，自己一个日本人，头发不黄眼不蓝，完全身在“鬼子”这一概念之外，因此根本就用不着怕，该干嘛干嘛。

更造孽的是这位日本书记官甚至认为此刻的大清正和日本当年一样，在搞攘夷，等他们一干人等攘够了，那就该开始维新了，而等维新维完，那么一个强大的中国就会出现，和日本人携手共同抵抗白人的时代，兴许就要来临了。

所以，面对汹涌而来的甘军士兵，杉山彬哈哈哈大笑三声，张开双手迎了上去：“你们听我说……”

但甘军士兵却将其粗暴地打断：“来者何人！”

虽然认定了这是洋鬼子，但好歹也该问一下，刀下不死无名鬼嘛。

而杉山彬一听这话，却高兴了，以为能交流了，于是连忙用非常标准的中文说道：“你们好，我叫杉山彬，是大日本帝国公使馆的书记官……”

一听果真是东洋人，走在前头的甘军士兵也不含糊，直接三步并作两步地冲上前，然后一刀捅入杉山彬的肚子。

杉山彬捂着肚子倒在了地上，没死，但总算知道对方是要干嘛了，只见他伸手狂摆，示意对方住手，嘴里还用尽力气喊道：“亚细亚人不杀亚细亚人……”

可甘军哪里听得到这话，只见他们一拥而上刀枪齐下，几乎是一刹那，杉山彬就被剁成肉酱，终年39岁。

砍完之后，甘军还互相询问：“亚细亚是什么鸭？跟红烧鸡块比哪个更好吃？”

杉山彬被杀之后，尸体遭开膛破肚然后暴晒于永定河畔。

事件发生后，各国震惊——其实这是废话，你要在老家抢抢教堂欺负欺负传教士跟教民也就罢了，再大开杀戒充其量也不过是治安事件，可你现在跑到京城王都里头，公然拦路截杀外交人员，这性质可就不一样了。

在意识到事情可能已经严重到了一定境界后的各国外交官员再一次集体要求本国政府速速派兵来救，同时在世界范围展开了对大清的强烈舆论谴责。

倒是受害方的日本政府显得相当低调，他们决定冷处理此事，仅仅要求清廷归还杉山彬的遗体，甚至连赔偿一事都没说。

结果尸体还回来的时候，日本人惊讶地发现杉山彬不仅肚子被剖开，而且连四肢都被砍了。

面对这种极大的侮辱，他们强压下怒火，甚至都没有抗议，还自我安慰：反正有手没手的最后都要火葬烧成灰，就这样吧。

为什么？

为什么日本人要这么忍耐？

这是因为他们太明白了，西洋列强针对杉山彬遇害一事的义愤填膺激烈反应绝非出于什么义气，甚至连兔死狐悲都算不上，而是这帮白人觉得，可以利用此事大做文章，比如当时德国公使克林德就在杉山死后明确表示：“我们就此瓜分中华大陆的时候到了！”

如果亚洲最大的大清帝国就这样被白人给弄完蛋了，那日本的处境自然也就危险了，所以日本人知道，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

其实慈禧也懂这个道理，事实上在各国政府逼宫要求老太太归还大政于光绪的时候，日本是唯一一个几乎没有参与此事的列强国家，因此在杉山事件发生后，老太太一面以光绪的名义发圣旨向日本方面道歉，并派荣禄亲往日本领馆赔礼，表示“闻之实甚惋惜”，一面把甘军老大董祥福叫进宫痛斥一顿，要他严惩凶手，而董祥福也非常配合地装了一回硬汉，死扛不认，说这事绝对是义和团民干的，跟我甘军没关系，太后您一定要泼污水的话就先把末将给斩了吧。

于是慈禧一转头就跟日本人说，你看，这兴许不是甘军干的呢，要不我们再调查调查再研究研究？

日本人没说什么，默认了。可其余列强却不答应，横插一脚表示一定要讨个说法。

可结果说法还正讨着呢，京城又出大事了。

6月13日，把北京外围搞得鸡飞狗跳的义和团，终于进入了内城，也就是老话说的四九城。

进来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烧教堂，杀教民。

当年四九城的教堂也不多，就那么十来座，结果基本上全部被义和团给毁了个干净，被屠教民超过两万，还有数十万压根就不信教的普通老百姓，也被义和团与甘军给杀了个干干净净。

由于杀得实在太狠，因此有五千多名中外教徒不得已逃去了东交民巷的使馆区，请求使馆给予保护。

而义和团他们倒也干脆：纵使你逃到火星，我也追到火星。

就这样，使馆被围了。

这下各国的外交人员真的慌了，他们知道这义和团旨在扶清灭洋，身为洋人的自己终有一天是要被针对上的，可问题是真的针对上了，又能怎么办呢？此时外围义和团民少说也有十万，整个东交民巷里加上之前各国派来的先遣队，能打的也就四五百，想给自己国家政府拍电报要求增援也不行，因为电线杆子都被义和团当洋货给撅折了，连铁路都被挖了，沿线的外国技术工也被杀了个一空。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愤怒地站了起来，表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大爷我这就扛枪出去，杀他几个拳匪。

克林德是军人出身，性格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当天便操家伙带卫兵跑到使馆区外，看见穿一身大红的义和团民就是一枪，一天下来，居然被他打死了20多个，克林德将其称之为“狩猎”。

没想到这位公使阁下是打了一辈子鹰结果被鸡叼了眼。

6月19日，清廷突然照会各国驻华使节“限二十四点钟内各国一切人等均需离京”，于是自然是一片哗然，大家都知道大清要翻脸，可从没料到翻脸的速度如此之快，但此时此刻身在他人屋檐下也别无他法，只能请求清廷把时间稍微放宽一点，容自己收拾行李啥的。

对此，清廷一直没有回复。

20日早上8点， 在没有等到大清回话的情况下，克林德带着翻译和枪骑马前往总理衙门，准备亲自和负责人交涉，但在今天的北京东单牌楼附近，碰到了正在巡街的神机营士兵，带头的叫恩海，一看到克林德，二话不说拔枪就射。

神机营是由八旗子弟组成的部队，属天子亲军，虽说八旗雄风早已不在，但这支部队相对其余八旗多少还算能打，果然，克林德没能躲过那枪，被当场给打死在了街头。

德国公使之死，无异于在东交民巷掀起了一场十二级地震，因为对于众外交人员以及前来避难的中外教民而言，此时的清政府跟义和团已然成为在这个国土上肆无忌惮想杀谁就杀谁的恐怖存在了，在电报都拍不出去对外隔绝的眼下，似乎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他们了。

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明天，一定比今天更让人绝望。

果然，在6月21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向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国、奥匈帝国、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十一国同时宣战，并且还悬赏捕杀洋人：“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

当天，驻守在北京的甘军和义和团也奉命开始朝使馆区开进，摆出了准备进攻使馆的架势。

之所以要向十一国开战而不是十国十二国，那是因为当时北京只有上述这十一个国家有驻华使馆，换言之，对于1900年的大清而言，这十一个国家，便是自己所能接触到的全世界。

这已经不是什么按不按牌理出牌的问题了，而是完全疯了。

但我们知道，西太后应该不是这样没理智的人。

所以就有必要多问一句为什么了。

为什么此前一直在竭力避免和洋人完全翻脸的慈禧太后，会突然之间先行主动翻脸？

其实就在克林德被杀的前几天，慈禧已经萌生了解散取缔义和团的念头，那是因为6月16日，义和团以灭洋货为名，放火烧了北京前门外的一些卖进口货的商店，不承想大火一烧起来就没个完，火烧连营一般地株连了一大片，等事后清点了才发现，这场大火整整烧掉了前门外的商铺民房共计千余间。

这场大火跟之前义和团在京城的各种胡作非为很大程度上惹恼了慈禧，于是太后决定让这帮泥腿子干脆回老家得了，也别跟洋人纠缠了，大家坐下来再过过心吧。

而端王载漪一看这阵势就急了，他生怕太后攘夷决心不坚定以至于黄了自己的太上皇梦，于是便想了一个狠招——17日，总理衙门送来一份各国使馆的照会，上面写着要求大清国皇太后见此照会后速将清国大政归还于光绪皇帝，从此不得干预朝政。

如此一来的后果自是可想而知，太后当时就暴跳如雷，一改取缔义和团的念头，转而打算跟洋人开战。

事实上这份照会，是载漪自己手工制作的——当时总理衙门早被这孙子给夺了权，想弄一份这玩意儿还不简单。

结果慈禧哪知道在这种紧要关头他载漪居然还敢造假蒙人，只当是那些洋人冥顽不灵，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地要跟自己死磕过不去，于是一怒之下，老太太就跟全世界宣战了。

与此同时，在使馆区的诸位当然也不会知道大清国的那些内幕机密，大伙一听宣战跟围攻使馆令，只当是世界末日来临，自己就快要完蛋了。

在被这种绝望和恐怖笼罩着的情况下，22日，各国外交官以及驻华武官齐聚一堂，商讨对策。

其实谁都知道，外面围着十来万，里面只有四五百，商讨个屁，无非就是快没命了，最后再各自看各自一眼吧，这样到了黄泉路上也好认个脸熟。

“诸君，在下认为，现在似乎还不到完全绝望的时候。”

突然，在会议室里响起了这么一个平静的声音。

顺着声，众人举目望去，发现说话的是一名身材矮小的男子。

他叫柴五郎。

第十七章
会津人柴五郎

柴五郎，时任日本驻华武官，陆军炮兵中佐，会津藩出身。

会津藩位于今天日本的福岛县，在日本的近代史上，这是一个极为特殊且不能不提起的存在。

此藩的开山老祖叫保科正之，是二代将军德川秀忠的私生子，日本话叫落胤。

因为是落胤，所以他的童年过得比较凄苦，一生下来就被养在了尼姑庵，6岁时送去保科家当养子，一直到了18岁，才头一次见到亲生父亲德川秀忠。

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由于秀忠对他的正房大老婆阿江比较忌惮，外面有了孩子也不敢抱回家。

因此对保科正之这个儿子，德川秀忠一直都感到比较亏欠，甚至在临死之前，都紧紧地拉着继承人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手说道：“正之自幼就吃了不少苦，我也没能怎么关照他，无论如何，就拜托给你这个做哥哥的了。”

对此，家光一口答应。

他确实履行了自己的诺言，非常善待正之，在宽永二十年（1643），幕府将会津23万石领地封给了保科正之，之后又加封了5万石并且允许其改姓松平（德川家旧姓松平），也就是正式承认了他是德川大家庭中的一分子。

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才有了会津松平家。

不过，即便是正式成为将军家的一员，但为了表达对保科家的感恩之情，保科正之并未改名叫松平正之，而是依然姓保科，依然奉养着养父保科正光。

会津保科家一直到了第三代的时候，才正式改姓为松平。

同时，为了感谢哥哥家光对自己的厚遇，在保科正之进入晚年后，特地立下了15条家训，其中第一条就明确表示，无论如何会津松平家都要忠于幕府，幕府说什么就是什么，敢于违抗的就不是会津松平家的子孙，全族人共讨之，而且还不能入祖坟，墓地自理。

说句良心话，这种跟表忠心口号一样的家训，要在太平岁月，那还好说，大家其乐融融地每天喊两句也就当对得起列祖列宗了，可要到了动乱时节，那就不一样了，得动真格的了。

嘉永五年（1852），会津藩第九代藩主松平容保继位，当时的日本我们前面也说过了，正值黑船来航，国门大开，外面列强虎视，里边群魔乱舞，尤其是京都，更是成了尊攘派的活动基地，每天都要上演各种天诛，一时间曾经的风水宝地变成了血溅四方的恐怖之都。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为了维护治安情况已基本恶化的京都，稳定皇家朝廷所在，幕府决定设置一个新的职务，以便控制京都的局势。

本来，管理京都地方治安、政治以及和朝廷沟通事务分别由两个官来负责，一个叫作京都所司代，还有一个叫作京都町奉行，现在，幕府打算合二为一，设立一个新官职，叫作京都守护职，职责就是上述两职的合体。

也就是说，从今往后在京都，不管发生什么事，大到天皇老母亲被杀，小到寻常百姓家老母鸡被偷，都由这个京都守护职来全权负责。

这是一个十足的苦差事，事情多到可能过劳死不说，还容易得罪人，一旦得罪了尊攘派，那搞不好什么时候就天诛到你家里来了。

所以当时根本没人干，不管是诸侯还是幕臣抑或是将军家的亲戚，都不肯接手这活儿。

最后幕府想来想去，把京都守护职一职托付给了松平容保。

在任命他的时候还特地说了一句：“你们会津藩祖训不是要为幕府尽忠么？现在就是时候了。”

其实无论是松平容保本人还是会津藩的家臣都很明白，这是一个烂摊子，接手京都守护职，是负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

可他依然去了，不光是为了贯彻祖训效忠幕府，也是为了救日本于危亡之中。

接任守护职的松平容保来到京都非常完美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做了很多事情，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他收编了一群名为壬生浪士组的浪人，并将他们改编成了用于维护王都治安的特别警察部队。

这支警察部队，就是名震天下的新选组。

在松平容保镇守京都的日子了，王城的治安指数急剧上升，那些整日搞天诛的激进尊攘派基本上被杀了个片甲不留，无论是高杉晋作还是桂小五郎，无不为会津松平侯和新选组的名号所震慑，几乎连正大光明踏入京都地界的勇气都丧失了。

由于功劳显赫，使得松平容保受到了当时孝明天皇和德川幕府的一致夸赞，前者甚至在亲自接见他时还赏赐了绯红绸缎一匹，称他为忠臣义士，要其勿忘皇恩，继续带领会津藩为国效力。

然而，就是这样的会津藩，其下场却是异常可悲。

孝明天皇驾崩后，日本的局势终于开始发生巨变。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明治政府和以德川家为首的幕府阵营正式决裂，双方刀兵相见。而坚定不移站在了德川幕府一边的会津藩，理所当然地就被明治政府当成了最大的敌人，不但在戊辰战争的时候饱受战火之苦，而且在战后都没好日子过——战败之后，明治政府下令将绝大多数的会津藩武士送入斗南藩。

斗南藩位于今天日本的青森县内，是本州岛最北边的地方，之所以叫斗南，是取自“北斗之南”的典故，意思就是说，北极星下面紧挨着就是这地方了，当时极为荒凉，属不毛之地中的不毛之地，名义上说是3万石的石高，其实真正的粮食产量连7千石都不到，而且气候恶劣，整日天寒地冻。之所以把会津人整那里去，那纯粹就是让他们过苦日子的。

除此之外，在明治时代，但凡会津人占多数的军队，一碰到打仗总把他们往最苦的前线送；但凡会津人考公务员，就算考上了也永无出头之日，最多只能当个科长啥的，这种歧视甚至一直延续到了昭和年间。

这个世道其实是很不公平的，明明非常诚心诚意地完成了谁都不愿意承担的使命，却因种种原因陷入了悲惨的境地，最终落得一个凄凉的下场。这种事情即便是在今天，也时有发生，这种人，也依然有着一大群。总而言之一句话，在这个星球上，各种各样的傻瓜永远是死不绝的。

不过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家伙，整个人类社会才能安然存活至今吧。

“每当我想到会津的时候，就会觉得日本这个国家还不至于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著名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曾经这么说。

话题似乎又被扯得很远了，还是接着回到柴五郎吧。

柴五郎，生于万延元年（1860），因为年龄的缘故，所以没有亲身参与过波澜壮阔的戊辰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能置身事外了，事实上在那场战争中，由于明治政府的萨长联军军纪败坏，于作战期间在会津城下烧杀劫掠，因此许多会津女子为了避免被俘受辱而提前自尽，这里面包括了柴五郎的祖母、母亲、嫂子、姐姐等柴家家中几乎所有的女眷。

战败后，柴五郎一家还活着的人跟大多数会津武士一样，去了斗南藩。

在斗南的日子过得很苦，天寒地冻还缺衣少食。被迁移去那里的会津人不断出现了病倒甚至是饿死的情况。

柴家的日子当然也很凄凉。

曾经有一次，柴五郎在路上偶遇了一条已经被冻死了的野狗，年仅10岁的他站在了那条狗边上盯着看了良久，然后怯生生地问自己的父亲柴佐多藏道：“爹，这能吃吗？我饿。”

在会津藩还没被灭之前，柴家俸禄是一年280石，比高杉晋作家还要高，基本算是名门了，因此家风很严，多年以来，柴佐多藏也一直是以严父的形象出现在孩子们的面前的。

可这一次，他却怎么也严厉不起来了，只是叹了口气，摸了摸五郎的头：“你不要忘记，你是武士的儿子，会津的武士就算饿死，也不能成为萨长的笑柄。”

小五郎看着父亲，咽了咽口水，又点了点头。

明治六年（1873），在斗南所属的青森县县厅的推荐下，柴五郎进入日本陆军幼年学校学习，四年后，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专业是炮术。

跟他同一期的人里头日后很多都混上了军队的高官，比如上原勇作，当了元帅；还有内山小二郎和本乡房太郎，都成了大将。不过要说最出名的，还当属被后世誉为“日本近代骑兵之父”的秋山好古。

士官学校毕业后，柴五郎先去当了几年炮兵小队长，之后又在明治十七年（1884）时以中尉武官的身份被参谋本部派去北京驻留，在中国的三年岁月里，柴五郎隐约感觉到，或许最适合自己的职业未必是炮兵，而应该是谍报人员。

这并非无根据的臆测。话说在华期间，柴五郎和著名间谍福岛安正一起花了半年的时间走遍了北京的内外城，然后制作出了一份堪称当时最精准的北京地图，据说送回参谋本部后，众参谋惊为天物，并赞不绝口。

因此在明治二十七年（1894），柴五郎离开了服役十几年的炮兵队伍，正式来到参谋本部，出任了日本驻英国的外交武官。

明治三十一年（1898），美国为了夺取西班牙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两国之间爆发了战争，史称美西战争。此时已是陆军少佐的柴五郎奉参谋本部之命，作为观战员前往战场考察战况，同时一起去的，还有时任驻美武官，秋山好古的弟弟秋山真之。

明治三十三年（1900）三月，于前一年升任陆军中佐的柴五郎再度来到中国，担任驻华使馆的武官。

从数据上来看，截止到此时的柴五郎来中国不过两次，持续的时间拢共也不过三年多，无论是次数还是年数，都无法跟宗方小太郎或是荒尾精等那些被大家口口相传的中国通相比。

同时他也并非亚细亚主义者，因此从思想境界上来看，柴五郎亦没有理由对中国产生什么特殊的感情。

但他却仍不失为一名中国通——甚至可以说是一名超越了包括宗方小太郎荒尾精宫崎滔天等历代中国通的中国通。

这不光是因为他精通中文熟悉中国的人文风土，更因为和其他只看到当时中国官僚堕落人心腐败的那些中国通相比，柴五郎却能发现这个民族的可贵和强大之处。

“中国人，一旦得到他的信任，他将始终以诚相待。”

“中国绝非能用武力来征服的国家，如果日本一定要以此为目标，那么终将走向失败。”

自甲午战争至二战终结，每当提起中国，日本各界的中国通们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将中国的那些个已经多到数不胜数的悲催阴暗之处一一列出，然后充满了优越感和蔑视感地讲事实摆道理一番再予以唱衰。你自己也可以回忆一下，我们说到现在，由他们嘴里说出来的中国，是不是清一色的一副行将就木的德行？而像柴五郎那样愿意去正面观察优点的，真心属于极少数。

我当然不是说只有讲中国好话的才能算中国通，也不是说宗方小太郎他们所说的那些阴暗面都是自己捏造的，可问题在于你连一个民族的希望和闪光点都看不到或不愿去看，你又凭什么说自己精通这个民族的事宜呢？

再说柴五郎第二次来到中国后，驻了还不到三个月，义和团就来了。

对于这伙人，柴中佐并不像其他各国外交人员那般敌视，当然也并不存在杉山彬的那种幼稚想法，只是忠诚地履行了一个谍报武官的工作职责——将自己所能接收的所有关于义和团在北京活动的情报忠实记录在案，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些记录，并从中发现，虽然柴五郎几乎没有遗漏任何义和团团民在北京城里头杀人放火的事实，但你在上面却找不到一个带有主观仇恨色彩的词汇。即便是同胞杉山彬为甘军所杀，柴五郎也只是将时间地点人物记在了小本本里，却并无任何对董祥福部的恶言，不仅没有，甚至还很客观地对甘军做了如下的评价：“他们都是非常勇敢、剽悍的优秀士兵，可惜的是，由于军官指挥无术，从而使得这支部队无法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

事实上，在杉山彬被杀之后，也正是柴五郎无视了西洋列强的撺掇，竭力建议日本政府冷处理此事。

而在慈禧太后向全世界宣战并下令攻打使馆后，正如之前所说，各国外交官普遍感到了绝望，然后相聚一堂，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当时日本方面出席的有两个，一个是驻华公使西德二郎，还有一个就是柴五郎。

不过这两人一开始谁都没说话，西德二郎是读书人出身的外交官，基本上一辈子没摸过枪，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使馆区外头围着的那些人。

而柴五郎不说话是因为他觉得在这种时候，那么多西洋人面前，一个来自东方的日本人轻易出风头似乎不太合适，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保持着静坐的姿态，淡然地看着其他各国外交人员，并准备倾听他们的意见。

结果越听越不对劲，这说好的商讨对策怎么就变成了自杀前的遗言大会了？

不得已，也只能当一回出头鸟了。

柴五郎首先对当前的世界形势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虽然现在北京城的电报线路已经被切断，我们和外界亦无法通信，但这并不代表外界将没有任何举措，事实上我想我们各自的政府一旦无法联络到我们，必然会有所行动，关于这一点，在下可以百分百地确定。因此也希望在座的诸君，不要轻易地绝望。”

此话一出，刚才那群还一脸哭丧相想要寻死觅活的外交官马上就有一半舒展了愁容。而剩下的一半却仍是紧皱着眉头，七嘴八舌地说，就算各国政府出兵来救，也总要时间吧？你是当兵的你比我们知道，即便是近如日本，这从下令出兵到杀进北京，至少得一个多月吧？你觉得我们这东交民巷里头的几百士兵外加几千老弱病残，能挡得住外面那十万人马一个月的猛攻吗？

一听这话，刚才才解了愁容的人们，转眼间又沮丧上了。

但柴五郎却仍是面不改色平静地说道：“能。”

“虽然外围有十万之众，但绝大多数都是义和团团民，他们并非正规军，只是一般农民，既没有受过专门训练而且手上的武器装备也极其落后，如果只是单纯的攻防战，只要布置得当，我们未必守不住这东交民巷。在很多时候，人数并非战争胜负的唯一条件。”

“不管到了什么时候，都不可以舍弃希望。”

最后，柴五郎如此总结道。

只有拥有了在极北苦寒的斗南之地所孕育出的坚毅性格，才能以如此淡定不变的姿态来应对即将到来的一切。

也只有在那样的地方历练过人生的民族，才能在无论怎样的黑暗中，寻找到希望和光明。

我想，这应该就是会津人吧。

当天，各国外交官及武官一致决定，将之前进入北京城的那四百多名武装人员，全部交由柴五郎指挥。

此时各国使馆内的所有武装力量加起来，总计481人。

“这点人不够啊。”柴五郎说道。

众外交官一致点头同意：是啊，大家都知道不够，可就这么点人，又能怎么办呢？

“没关系。”柴中佐静静地微笑着，“把来使馆区避难的教民也组织起来，让其中的青壮年和我们一起参与作战吧。”

当时来使馆区避难的中外教民总共超过了五千，除去老弱病残幼，剩下还有两千不到点，虽说仍是不能跟义和团的人数相比，但至少较之原先要可观很多了。

好在使馆区内虽说拿枪的少吃饭的多，但武器和粮食尚且足够，并且还不断有北京城内的教民偷偷地送来水和食物，因此物资方面并不成问题。

安排完了人手，接下来就该是战术了。

战术是个难题，因为当时的东交民巷虽然号称使馆区，可里面的各国使馆实际上都是一个个独门独院的存在，并非融合成一片，故而不可能进行完全的区域联防，只能是平摊兵力到各家，各家守各的门，实在不行了，邻近的再来救你一把。

换言之，如果敌方集中兵力各个突破的话，那么可以说只要半天，大家就玩完了。

而且从地形上来看，除去使馆的围墙之外，使馆区也不存在什么山啊林的天堑，防御起来很有些困难。

对此，柴五郎仍是胸有成竹，只见他在地图上指了一处：“只要守住这里，就没有问题了。”

柴五郎指的地方，就是今天的北京市市政府所在地，在当年，是肃亲王善耆的王府。

肃王府在日本使馆边上，地势较高，站在那里可以看到整个使馆区，柴五郎的想法就是既然目前兵力那么少，那就应该找个制高点占着进行防御。

想法很好，但操作起来很难，因为肃王府很难进。

肃王府里住的是肃亲王，所谓肃亲王，全称和硕肃清王，最早封的是皇太极长子豪格。豪格之后，他的子孙世袭罔替继承肃王之爵，被誉为大清十二大铁帽子王之首。

因为地位特殊，所以外人很难与之沟通，话说当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都已经攻入北京迫着大清签订城下之盟了，结果法国人想要征用肃王府当自己的使馆却愣是没成，不得已只能盖在边上的东交民巷里头。现如今清廷对列强宣战，十万义和团跟甘军围困在外，和当时的形势天差地别，居然还想着要用肃王府，简直是在说故事。

但柴五郎却并不这么认为，他表示现在的这位肃亲王已经不是四十年前的那位了，早就听说此王爷开明睿智，并且颇有维新之志，或许有的谈。

众外交官看他如此坚持，也不好说什么，反正是死马当活马医，你要去就去吧。

此时的和硕肃亲王已经传到了第十代，当家王爷叫爱新觉罗•善耆。

善耆和同时代的皇亲贵胄很不相同，他为人干练开明，志在振兴国家而非吃喝玩乐，并且非常钦佩日本的明治维新，认为大清如果要强大，就要学日本。

同时，此人还有一个很出名的女儿，叫金壁辉，日本名字川岛芳子，她的事迹我们放到后面会说的。

面对柴五郎的到访，作为王公贵族里头为数不多的明白人，善耆很清楚如果这次真要让义和团他们攻入使馆区把十一国外交官杀个干干净净，那么大清王朝就算是到此为止了。

因此哪怕是为了大清国的续存，也应该阻挡义和团的攻势。所以善耆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柴五郎，说我家的房子如果真能对你们的防御起到作用，那你就用吧。

柴五郎说谢谢，于是就带了兵驻了进来。

肃亲王府很大，总面积有五千多坪，但后来有一个英国士兵是这么回忆的：“这座王府的辽阔是我平生未见，长长的墙壁坚硬而厚实，我想如果要防御这里的话，至少需要五百人。”

那么此时柴五郎手上有几个人呢？

十七个。

当时日本兵总计二十五个，其中三分之一要留在使馆保护西德二郎等读书人，剩下的十七名，全都被柴五郎带去了肃王府。

本来跟着一起去的还有意大利、德国、法国和奥地利的四国兵丁几十名，结果那四个国家的士兵一看王府那么大，自己人那么少，纷纷打了退堂鼓，表示从军事角度看这根本不可能防御，还不如各回各家各守各的地盘。

于是在意大利士兵的带领下，大家各自拎起装备，打算走人。

柴五郎倒也不拦着，表示没事儿，你们走吧，这里有我们就够了。

6月23日，义和团与甘军的攻势正式开始了。

这一天，东交民巷外“扶清灭洋”之声此起彼伏，伴随着这种喊声，数千义和团团民作为先头部队，向使馆区进发了过来。

柴五郎带着十七名日本士兵躲在搭建于肃王府各处要害的临时工事里，静静地等待着对手的出现。

结果让他们很惊讶的是，义和团居然是踏着方步过来的——就是戏台上踏的那种步子。

一边踏，一边还改了口号：“刀枪不入！刀枪不入！”

“啪！”

“啪！”

“啪！”

“刀枪不入！刀枪不入！”

“啪！”

“啪！”

“啪啪！”

“刀枪不入……”

就这样死循环了好几个小时，义和团喊着口号踏着方步往前走，前面的死了后面的踩着尸体接着上，这是因为大师兄二师兄告诉过他们，只要加入义和团就有神功护体刀枪不入，若是万一入了，只能证明那人心不诚。

所以后面的都以为前面是心不诚，然后又落了个跟前面一样的下场。

而大师兄们则躲在了最后面的最后面远远观望着，绝不会进入射程。

就这样从上午打到下午，有人来报，说英国使馆不行了，被甘军打开了一个口子，里面还有老弱妇孺，正求援呢，可各国没人肯去，中佐殿下，怎么办？

柴五郎一指边上的一个大尉：“你立刻去救，我这边只要十个人就够了。”

那个大尉姓安藤，很听话，也不问你十个人能撑得住吗或者我带七个人能打得过吗，而是毫不犹豫地带着人就往英国使馆跑。

就这样，八个日本兵跑到英国公使馆，看到大门已经被打出了一个缺口，甘军正往里冲呢，于是立刻赶上前去，发一声喊，然后刀枪齐下，瞬间就放倒了十几个，后面的甘军士兵被这突如其来的八个人给吓得连连后退，而英国士兵也趁此机会迅速拖出了大炮，一连数发，总算是控制住了局面。

这一天，使馆区内的使馆虽各自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但总算是没有一处被攻陷的，由于众人终于发现了制高点的重要性，因此晚上，又有几十名从教民中挑出来的武装人员来到王府，协助日军共同防守。

第二天，已经习惯了对手打法的各国军队，又在柴五郎的指挥下扛了一整日，仍是没有一处被攻破。

“使馆防御战的成功，有一半得归功于日本人。”

事后，时任英国驻华公使的马库特这样表示。

“柴中佐是一个个子小小但非常伟大的人，他的智慧和行动力使得他在现在的东交民巷里占有绝对的威望地位。柴中佐在王府的精彩作战证明了他是一名出色的军官，所以现在这里的所有军人都愿意听命于他。”

当时躲入使馆区的美国女教民波林•史密斯如此说道。

而《泰晤士报》的记者莫理循则评价曰：“在使馆区被围期间，完全不存在像日本军人那样奋战在前线的其他国家士兵，支撑着众使馆的，正是日本人辉煌的武勇和杰出的战术。”

莫理循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非常出名，在后来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是全世界第一个用“革命”这个词来报导该事件的西方记者。

而在再后来袁世凯称帝那会儿，为了表彰莫理循多年如一日为全世界如实客观地报道中国，袁皇帝甚至把北京的王府井大街改名成了莫理循大街。

不过当莫理循直接采访柴五郎让他谈谈想法时，这位身材矮小性格沉着的炮兵中佐则并未如想象中的那般大说天皇庇护皇国保佑，只是很平静地表示：“其实，真要论作战勇敢的话，还是美国的士兵比较拼命吧。”

攻了两天，十万人马除了扒拉下来几块破砖之外基本上一无所获，甘军统帅董祥福觉得脸上挂不住了，想了半天后想出了一招狠的：“用大炮吧。”

不过甘军没有配备大炮，义和团就更别提了，因此董大帅找到了端王载漪，让他问荣禄的武卫军借。

载漪是个生性爱好拉大旗作虎皮的主儿，直接觍着脸以太后的名义向荣禄要起了大炮，那荣大人倒也不生气，而是问道，大炮我有，可你会开么？

端王一想倒也是，甘军跟义和团里都没有会玩这个的人才，于是脸皮一厚：“那就烦请荣大人再借几个炮手吧。”

荣禄点头微笑，表示小事一桩，这炮王爷您现在就差人先拉走吧，只不过今日天色已晚，不方便行火炮之事，明日开轰，如何？

载漪哪有不同意的，说那就让洋人再多活一晚上吧。

于是当天傍晚，使馆区外便出现了五六门高耸着的大炮。

这下别说是西洋人在那里傻得只知道画十字祷告上帝了，就连一向冷静的柴五郎也有点犯怵，炮术专业出身并兼着情报工作的他非常明白，门外摆着的都是荣禄武卫军所用的最新式德国造大炮，这要打上来，甭提人，连骨头都不会剩下。

不过，也用不着那么绝望，荣禄是明白人，就算是形势所逼，也多半不会跟着义和团他们犯浑。

事实证明，柴五郎料中了。

话说在武卫军用大炮的前一天晚上，炮营管带特地找到了荣禄，问荣大人，您看明天我们是真打还是假打？这要真打，估计也就十分钟，对面得全完。

荣禄说知道全完你还真打？赶紧的，去在标尺上做点手脚。

管带没走：大人，这么糊弄人，上头要追究起来算谁的？

荣大人不高兴了：什么叫糊弄？咱是那种人吗？这打不打，是态度问题，打得中打不中，是水平问题，我大清技不如人都几十年了，怎么就成糊弄了？

于是第二天使馆墙外，只听得啪啪炮响，嗖嗖弹飞，可就是没一发中的。

从早上打到中午，太后口谕也来了：别打了，还让不让哀家午睡了？

不过，这天老太太到底是没能睡成午觉，因为就在下午，端王载漪、大阿哥溥俊等人带着一伙大师兄冲进皇宫，准备杀二毛子。

谁？

光绪。

且说在进京之后，义和团一直受端王鼓动，说现在的庙堂之上很多都是二毛子，地位最高的就是一龙二虎，一龙是光绪，二虎指的是庆王奕劻跟李鸿章。

只不过当时庆王府里有全副武装的神机营，而李鸿章正在两广当总督，一个杀不动一个杀不着，唯一能动手的，只有光绪。

更何况为了自己宝贝儿子的皇位计，也该把这老兄给除了。

结果这帮人没想到大内之中有高手，都还没见到光绪，就被慈禧养着的一群武装太监给摁了。

老太太得报之后气得手都抖了，没想到自己物色了这么一个接班人，当时就恨不得大耳光扇上去，而正躲家里头的奕劻一听说端王惹翻了太后，于是着急火燎地一溜小跑来到宫里，把载漪这些日子干的那些个破事儿一桩桩一件件都打了小报告——当然，也包括假造各国逼宫的照会。

要说慈禧身体素质真的很好，这要换了其他老太太早吐血三升了，也就是这位老太太，愣是做到了胸有奔雷而面不改色，而且神智还很清晰，当即给荣禄下了旨意，别打使馆了，赶紧地，你去给洋人送点瓜果蔬菜，告诉他们，这是误会……

就这样，十万团民攻使馆的闹剧，算是差不多到此为止了，不过围还是围着的，因此使馆区里的人们也不敢怠慢，仍是提心吊胆地枕戈而卧，生怕什么时候那帮人再喊着刀枪不入杀将过来。

而就在太后下令停攻使馆的第二天，传来了一个很坏的消息——为了拯救被围困在北京的同胞，各国政府组成联军，已经突破了大沽口，正往天津去呢。

正如之前柴五郎所料想的那样，就在北京电报线路被切断之后没几天，在和本国驻华公使失去联络的情况下，各国政府从各家的间谍那里知道了中国的情况，于是毫不含糊地决定，联合出兵。

出兵的总共有八个国家，其中日军20,840人、俄军13,150人、英军12,020人、法军3,420人，美军3,420人、德军900人，奥地利军300人，意大利军80人。

史称八国联军。

老太太刚听到这个情报的时候还挺淡定，说莫怕，哀家早就令各地准备勤王，他洋鬼子八个国家也就四五万人，我大清正规军少说也有四五十万，等他们到了北京，还不把鬼子都赶跑喽？

可结果很快又一个坏消息也传来了，说各地督抚并不打算来北京，他们搞东南互保了。

此事的原委是这样的：话说当日慈禧太后发布跟十一国宣战圣旨时，还加了一条，那就是“各地督抚一并听命，进京勤王，与洋人开战”。

写完，八百里急递（电报线都被义和团给毁了）送往全国各省。

结果各封疆大吏看完，全都傻眼了——这日子过得好好的，什么跟什么就宣战了，而且一宣就是十一个国家，就算是找死也不带这么玩的啊。

当时大清的疆臣之首是正在广东的两广总督李鸿章，所以其他督抚纷纷致电询问老爷子：您看怎么办，我们要不要去呀？

李中堂说去个屁，此乃伪诏，我两广绝不受骗。

老头太明白了，这要跟着一起折腾的话，那大清也就该被折腾没了，而如果此时静观其变并照会洋人说中央是中央，地方是地方，我们绝不和你们过不去，所以你们要打北京的话千万别连累我们——那么日后，这个国家兴许还能凭借着这些免于战火的太平富庶之地东山再起。

于是在李鸿章的带领下，东南各地的地方官员纷纷表示拒不接诏，当然大家不如李中堂那么有种，不敢直接说此乃伪诏，而是采取了比较柔和的办法，比方福建的，说洋鬼子从鼓浪屿登陆，我军正在和他们决一死战，实在来不了京城；浙江的则说洋鬼子跑普陀山来了，臣为了誓死捍卫海疆，真的腾不出手北上勤王。

最狠的是南洋大臣张之洞，虽然人在武汉并不沿海，可仍是一封回函：洋鬼子在汉口登陆，臣决战去也，太后勿念。

之后，时任上海道台余联沅以东南各省总代表之名，邀各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了《东南互保章程》，一共九条，总结起来也就一句话：不管北京被你们打成什么鸟样，都请不要来牵连我们。

联名签署的有湖南刘坤一，湖北张之洞，两广李鸿章，闽浙许应骙，安徽王之春等各地一把手。

顺道一说，还有一个不太算东南但也加入互保的，那便是山东。

当时主政山东的还是袁世凯，哥们儿那几日忙屁了，因为一大群接着一大群住在北京的商人富贾为了不被义和团以用洋货二毛子的罪名勒索乃至扑杀，不得不拖儿带口往离京城最近的无匪区山东逃难。造成的结果就是整个山东人满为患，以至于袁大人不得不下了规矩：猪肉饺子不许超过50文，白面馒头不许超过6文，不然就是发国难财的奸商，抓着了直接法办。

再说那慈禧太后，听说各地勤王大军不来后，倍感失望，不过毕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觉得北京城里城外的清军加义和团少说也有将近二十万，我玩不了十个打一个那五个打一个也行啊，洋鬼子来就来吧。

于是洋鬼子就真的来了。

7月14日，联军攻陷天津，在此之前，聂士成战死于城南。

8月2日，两万联军沿运河由天津向北京进发，两日后，抵达北京附近。

接着，就开始攻城了。

当时日军负责攻打朝阳门，领军大将不是别人，正是柴五郎当年的地图搭档福岛安正，还有他的老同学秋山好古，也率领骑兵随军出阵。

守城的是甘军主力以及义和团。

战端一开，老规矩，义和团民喊着刀枪不入就走上前去了，福岛安正自称老资格中国通，但还真不知道原来中国人是这么打仗的，于是大伙就傻站在那里看，一直等到义和团走近了都能看清脸了，福岛指挥官才醒过来，大喝一声：“开炮！”

然后万炮齐鸣，炸飞一大片。

而蹲在后面观战的大师兄发现情况不对，连忙拔腿回头就跑……

打完了义和团，剩下来就是甘军，这两者的战斗力真心不是一个档次的，堪称天差地别。甘军打仗有技术也不怕死，杀红了眼跟日本人纠缠死斗。于是福岛安正跟秋山好古只能配合作战，一个在后面火力掩护，一个在前面骑兵突击，费了老大的劲才总算把对手搞定，攻破了朝阳门。

此时的太后正在宫里听捷报——虽说是处处紧急，可奏上来的却全是大胜，什么东直门歼敌三千啦，西直门打得洋鬼子叫爹啦，朝阳门那东洋人已被义和团请来的神仙给灭团啦之类。

老太太虽然听报后满面红光地对手底下人说看我大清果然威武吧，但心里实际上跟明镜似的：真要这里大胜那里大捷的，怎么这枪声却越来越近了呢？

看来京城沦陷也是时间问题，还是趁早准备走人吧。

目标初步被定在了陕西的西安，用专业的话来讲叫“西狩”——皇家的事情，也能叫逃吗？

结果太后正指挥着人收拾东西呢，突然就响起了一个声音：“皇上不能走！我和皇上都要留在这里，要走你们走！”

老太太当时虽说胸中顿怒可也有一丝疑惑掠过心头：都这节骨眼上了，怎么还有人敢来挡老娘的横？谁呀这是？

定睛一看，不是别个，是珍妃。

平心而论，作为一名历史人物，珍妃的人气应该还是相当之高的，除了中国外，就算日本也不乏其粉丝，认为她是“悲剧的皇妃”。而这种人气很大程度是借了慈禧的光，在长时间被妖魔化的过程中，慈禧越是偏向妖婆，则与之相对立的珍妃就越是偏向女神。

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偏见。

其实珍妃压根就算不得好鸟，这姑娘干的好事没多少，但坏事一箩筐，最出名的当属卖官鬻爵，据说曾经推荐了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文盲来担任侍郎，结果连老公光绪都忍不下去了，把那人给赶出皇宫，慈禧则为此还动了家法。

而此时此刻珍妃一把拖住光绪不让他走，倒不是说她有多么舍不得皇帝舍不得紫禁城，只是她明白，自己和光绪，压根就没有走的必要。

洋人马上就要打进来了是不假，可洋人针对的是谁？是你慈禧好吧，又不是我家皇上，而且他们非但不针对皇上，甚至是拥戴皇上的，只要他们一来，别说皇上从此不用再住瀛台那破地方，直接就能重归九五再掌大权了啊。既是如此，那我们跑个毛？有病啊？

应该讲这道理是很对的，只不过珍妃明白的，慈禧当然也明白。

要是光绪和珍妃就这么留在北京迎接洋大人而自己灰头土脸地仓皇出逃，那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了？朝政大权岂不是没自己什么事儿了？

也别说以后了，兴许洋人前脚进城，那帮孙子后脚就把自己给判个祸首发通缉令呢。

这怎么成？

所以面对珍妃，慈禧没有一点犹豫，叫来左右，表示把这小蹄子给本太后丢井里头去吧。

就这样，珍妃死了，年仅24岁。

然后慈禧带着光绪继续自己的逃跑，哦不，西狩之行。

15日，联军逐步攻占北京城各门，并于当天晚上基本占领了全城。

于是，历时将近两个月的使馆之围，此时才算是彻底地被解除了。

接着，联军将整个北京划分为十一块，交给各国军队管理，并由该国军队的总大将出任区域民政长官。

日本分到的是今天东城区和西城区的北部，并和英国德国共同管理紫禁皇城的东部区域。

于是北京城里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老百姓见了面打招呼都不问您闲在啊吃了没，而说的都是哟三爷您今儿起早啊，现如今您可是英国人啦。唉，咱就混得不如您哪，只能当俄国人，家里的床板儿都被抢走啦……

这就叫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

而在这十一块区域之中，俄国人的辖区军纪是最差的，用当时的话来讲，就是“俄军界内，存者唯狗而已”。

可能有些夸张，但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状况。

于是当地的老百姓被迫用脚投票——反正皇上都走了，自己干吗还死守着那三间破房呢。

往哪走？隔壁日占区。

八国联军跑中国来到底应该谁来负这个责任，他们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对此我在这本书里不想多做纠结，这种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这里我只说一个客观事实，那就是在当年被八国占领的北京城里，秩序最好的，是日占区。

有记载云：“日军界内，熙熙攘攘，往来如市。”

这得归功于柴五郎。

话说在划分完各国占领区后，福岛安正就很欢快地跑俄国区搞情报去了——他知道将来日俄必有一战，趁着这个机会，能打探多少是多少。至于占领区的日常民政事务，他并无一点兴趣，全都交给了老搭档柴五郎，反正你是大英雄嘛，万国敬仰，有威望，压得住。

柴五郎也不推辞，接任之后先发了一道命令：但凡日本的士兵，没有批准一律不准离开军营，就算上街，也不许去商店，哪怕是花钱买中国人的东西，也以违背军法论处。

对此，他的解释是：“我们是占领军，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会以完全和平平等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就算拿着钱去，他们也不见得敢收，这种不花钱就买到东西的风气一开，那么接下来便是抢掠烧杀，这是决不允许的。”

有的人，因为痛过了，所以便想让别人更痛；有的人，因为痛过，所以知道宽柔。

在柴五郎的主持下，日占区很快就恢复了战前秩序，一些因战争而打烊避灾的商铺也都纷纷重新开张，而之前定下的那条禁止上街的禁令，也在不久后因确实没有必要继续贯彻的缘故而被废除。

9月，各国联军开始陆续增兵，一直增至十余万，然后由京津出兵，分攻山海关、保定、正定等地，甚至进入山西境内。同时，俄国单独调集步骑兵十七万，分六路进占南满洲。

此外，还有一个比八国联军更加可怕的危机也正在这时悄悄地逼近了大清。

帝国，真的亡了吗？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