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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不是那种女孩

作者：（美）杜汉姆

译者：王思宁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11.01

ISBN：978-7-5455-1464-3

价格：39.00元

目录

CONTENTS

版权信息

关于作者

名人推荐

媒体评论

读者好评

前言

PART 1 身体

如何保持减掉五公斤后的体重

裸露镜头，以及与公众分享自己的身体

我从母亲那里学来的15个道理

我的包里有什么

谁动了我的器官

PART 2 友谊

我曾经差点成了“女同”，后来我吐了

最精彩的部分

我学到的13句不该对朋友说的话

我的妹妹格雷丝

我爱纽约的10个原因

PART 3 爱恋

与处女身份说再见

无性的床伴：一个极好的主意

我调情时说的14句不该说的话

伊戈尔：我的男网友

讲出顾虑：我发过的最烂的电邮（含脚注）

女孩儿与混蛋们

巴里

坠入爱河

PART 4 工作

这会有意思？在学校就该好好学

小皮手套：浪费时间的乐趣

我从父亲那里学到的17个道理

我如果再疯狂一点，再愤怒一点，再勇敢一点，就会发出这些邮件

我终于做到了，我也是成熟女人了

PART 5 前景

我与心理诊疗

关于生与死的一些想法

我在健康方面的10个担忧

来自蕨树林湾女生夏令营的问候

我的遗憾

针对九岁女孩的出走指导

针对二十岁女孩的出走指导

关于作者

莉娜·杜汉姆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生活和工作，她是极受赞誉的HBO电视剧《都市女孩》（另译《衰姐们》）的创作人，同时她也是这部电视剧的执行制片、编剧、导演兼主演。她因在《都市女孩》中的表现获得过八项艾美奖提名，赢得过两项金球奖，包括最佳女演员奖。她是史上第一个获得美国导演工会奖最佳喜剧导演奖的女性。她也曾编剧、导演过两部长篇电影（包括2010年的《微型家具》），她还经常在《纽约客》杂志发表文章。

可是，在灵魂深处，她在等待什么事情的发生。像一个焦急的水手，她用绝望的眼神，透过自己生活的孤独遥望远处雾中的地平线，寻找着白帆。她不知道那偶发事件会是什么，又是怎样的浪会把它带来，也不知道它将把她引到哪处海岸，不知道那是一艘长艇还是一艘三层夹板的大船，是装满苦痛，还是溢满幸福，堆砌到舷窗的高度。但是每天早晨，她醒来的时候，总是希望它今天就会到来。

——居斯塔夫·福楼拜，《包法利夫人》 ——

名人推荐

⊙ 杜汉姆的文章和她的作品《都市女孩》一样，透着聪慧、坦诚、才学，同时危险而迷人。它的本质特征是一种美妙的、超乎一般的洞察力：对她自己、对这个世界、对人类本性的洞察力。读她的作品，能让你为生在这个世界而感到幸福，也为她与你同在这个世界而感到幸运。

——乔治·桑德斯 《卫报》专栏记者、怪诞讽刺小说作家

⊙ 很少有女性能因为做真实的自己而出名，尤其是微妙的、不完美的自己。当人们坦诚时，不是在自嘲，就是在讲励志。杜汉姆并不是那样——她只是讲她的故事，好像她的故事真的很有趣。《不是那种女孩》非常搞笑，富有艺术感，而且私密到令人惊愕，我读的时候因为太有同感而激动得颤抖。

——米兰达·裘莱 才女编剧、导演、演员

⊙ 让我惊讶的不是莉娜·杜汉姆的直言不讳，而是她精彩的写作——她的文章总在你最意料不到的时候给你惊喜。这是一部优质的、颠覆性的作品。

——大卫·塞德勒 著名编剧

⊙ 始终幽默，时而伤感，这些散文就是证物，见证莉娜·杜汉姆这一充满创造性的奇迹。

——朱迪·布鲁姆 童书及青少年读物作家

⊙ 这本书应该被列为必读读物，让每一个自认为很了解生活在我们文化中的年轻女人心理世界的人来读。我以为我很了解本书的作者，可读了这本书之后，我发现了很多意外。

——卡罗尔·杜汉姆 画家、莉娜的父亲

媒体评论

⊙ 我们不确定她还能创造什么，但我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见证。

——《赫芬顿邮报》

⊙ 讲述你自己犯过的错，让人们看它的可笑之处，这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而你则处于掌控地位。杜汉姆了解这种能量，而且对它驾驭自如。

——《华盛顿邮报》

⊙ 杜汉姆的书是当今流行的事物中少数名副其实的东西。通过HBO的电视剧《都市女孩》了解到她的智慧和怪异的读者们，会发现同样的元素频繁出现在这些文章中……其中有不少令人捧腹的片段——我在拥挤的地铁上读她童年的故事，忍不住大笑了起来——但也有有争议的片段。不过整本书都带着真诚，而且非常真实。

——《纽约邮报》

⊙ 我们在其中得到安慰，我们被它的魅力所折服，读过它之后，我们对这个世界多了几分掌控力。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 感人，时而深奥，时而带着深刻的幽默……杜汉姆是将绝望与幽默混合的行家。

——《出版人周刊》

读者好评

⊙ 我们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一个委曲求全的角落里，这个角落夹在我们的两面之间，一面是打磨抛光、带着梦想、完美的自己，另一面是真实的、人性的、满身缺点的自己。而杜汉姆却生活在这个角落里，她用不受约束的坦诚率真邀请整个世界来到这个角落，她用深刻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感知描绘这个角落，让我们也去自己的这一角落生活，接纳它的存在，不再为此而苦恼。

——Maria Popova

⊙ 我最爱的故事，是那种让我觉得作者牵起了你的手，突然间，你就不再孤独的感觉。

《不是那种女孩》真的给了我这种感觉。我大概把这本书的三分之一都折了角，我只在看到引起我极大的共鸣，让我觉得必须回来再看一遍，记在我不想忘记的笔记本里的句子时，才会这样做。

我想莉娜最让我崇敬的地方，就是她敢于拿出传统上女性们被迫隐藏的东西，把它们放在聚光灯下，让所有人来讨论，甚至为此发笑，因为说实在的，到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感激莉娜的存在，因为她的艺术创作激励无数女性去开始自己的艺术创作。直接引用她的话：“对我来说，一个人敢于说自己的故事值得被讲出来，尤其是这个人是个女人时，是最最有勇气的举动。”我觉得她自己就是最有勇气的，有她做偶像，我很自豪。

——Sarah SE

⊙ 我很爱这本书的坦诚。要你写出自己生活的这些方面，必须拿出很多勇气，即使最后你会因此而成名、因此而富有。作为人类，我们都本能地追求完美，我们都想被喜爱，我们都感觉整个世界在对自己评头论足。

我希望杜汉姆女士能接着写下去。我想接着读。我的禅宗导师总是这样对我讲，你想克服生活中不好的方面，必须首先接受它；你无法改变，只能直面认可，停止逃避。

——Erica

⊙ 特别搞笑！莉娜是我愿意相处的那种人。她大胆率真。这本书就像每个女孩都会写，却不敢让任何人读的日记。爱死了！

——Sarah

⊙ 让我给出五颗星的原因多到数不清。莉娜从第一句话起就抓住了我的神经，直到最后一句话！她用自己独特的精灵古怪证明，幽默背后藏着许多她克服过的与仍在抗争的人性挣扎。她的生活中有泪水、有欢笑，也有成功。我特别爱她的想法，还有她的艺术表达方式。我相信，所有年轻女性都能与她和她的作品产生共鸣。

——Stephanie

⊙ 我爱这部书，我推荐所有试图在这个世界上立足的年轻女性读这部书。我是个尚未有所成就的画家，还在掌控成人世界的过程中。我爱她的诚实，她的书读起来就像我想要却不曾拥有的挚友。我爱莉娜所做的一切，因它们是那样真实，那样符合她的气质。期待续作。

——Linnie Star Abernathy

前言

我二十岁，我恨自己。我恨自己的头发、脸，还有微鼓的腹部。我恨我说话的声音，总是带着颤音。我恨我写出的诗，总是多愁善感。我恨我父母对我说话的方式，音调总是比跟我妹妹说话时要高一些，就好像我是个叛逃的政府工作人员，要是给我压力太大，我就会炸死那些被我绑在地下室里的人质。

我把这些恨藏在心里，却处处都想发起挑衅。我把头发染成鲜艳的黄色，剪成胭脂鱼发型，这造型跟现今的时尚潮流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从八十年代年轻妈妈们的照片中得到的灵感。我穿着霓虹色的紧身衣，把身上所有的缺陷展露无遗。我母亲曾跟我大吵一架，因为我去梵蒂冈时，穿着香蕉图案的露脐上衣和粉色紧身裤，所有去朝拜的游客都瞪大了眼睛看我，然后扭过头去。

我住的宿舍里，不久前还住着低收入的老年市民，我不想去想他们现在人在哪里。我的室友搬去了纽约，去研究“农田到餐桌”式烹饪和女同性恋文化了，所以现在我一个人住在一楼的一间宿舍里。本来我还挺满意的，直到有一天，一个女橄榄球运动员把宿舍的门从门框上拽了下来，闯进我的宿舍，想教训她拈花惹草的男朋友。

我买了录影机和一对毛衣针，多数晚上都窝在沙发上，给我喜欢的一个男孩织着不成样子的围巾，而他已因为精神崩溃辍了学。我拍过两个小电影，我父亲对它们的评价都是“有意思，但没意义”。

在写作方面，许久没有进展，我开始翻译连我自己都不懂的语言的诗歌，这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锻炼方式，希望这可以给我灵感，同时能改一改我执拗的脾气，把脑海中不请自来的想法梳理清楚——我很丑陋。等到二十九岁，我肯定就住进了精神病医院。我一辈子会一事无成。

你要是在派对上见到我，估计不会知道这些。我在人群中玩儿得毫无节制，穿着从二手商店买来的长裙，戴着假指甲，打扮得夸张耀眼。我努力驱散眼里的睡意，因为每晚我都会吞下350毫克的处方药。我跳舞跳得最卖力，讲笑话的时候也是自己笑得最厉害，随口说出的话总会提到自己身体的某个器官，随意得像是在提一辆车，或是一个抽屉。我去年得了单核细胞增多症，一直没有痊愈。有时候，我颈部的淋巴腺会肿起来，肿成高尔夫球那么大，像弗兰肯斯坦[1]身上凸出的螺丝钉一样。

我有朋友，只是我对这些女孩的爱好（烘焙、插花、组织社区活动等）都不感兴趣。我为此感到愧疚，因为我跟她们在一起时，总感觉不自在，事实彻底证明，我很没用。我会笑，会同意她们的观点，会找理由提前回家。有个想法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我真正的朋友们在等着我，在大学之外等着我。她们是一群特别的女人，她们的野心同她们过去犯过的错一样无法无天，她们把头发扎得高高的，夸张得如同凡尔赛宫修剪过的灌木。

但是我读高中的时候真是这么想的，我很确信我的同伴们在别处，很确信她们一看到我就能认出我。她们会很喜欢我，这样我喜不喜欢自己就无所谓了。她们会看到我的优点，这样我也就能看到自己的优点了。

每到周六，我就会跟朋友们挤进不知是谁的老旧沃尔沃，一起去二手商店。我们在那里买写着别人生活故事的小玩意儿，我们还期待让自己买到更好的衣服。我们都想打扮得像我们小时候看的喜剧里的角色，那些我们童年时崇拜过的少女。那里的裤子我从来都穿不上，除非是从孕妇装区域里翻出来的，所以我基本只买大麻袋般的裙子和《考斯比一家》里女主人公穿的那种毛衣。

有时候，我会买到很牛的东西，比如带着咖啡污渍的诱惑蜜桃色套装，为瘸子专门定制的靴子。但有时候我的战利品就比较少，因为平常那些杂牌印花布鞋和破了口的睡裙都被抢光了。碰到这样的日子，我就在卖书的区域晃荡，人们把离婚指导、手工教程之类的东西都往这里扔，有时候还会有涂鸦笔记、家庭相册。

我扫视着落满灰尘的书架，它看起来就像一个不幸福，甚至完全是文盲的家庭里的书架。我忽视掉《快速致富攻略》，在Miss Piggy的自传前短暂地停了一下，又打量了打量一本叫作《姐妹：爱的馈赠》的书。但是当我看到一本边缘太过焦黄，几乎成了绿色的平装书时，我停了下来。它是海伦·格利·布朗[2]的《拥有一切》，封面上是她本人的照片。她倚在整洁的书桌上，穿着那种加垫肩的蓬蓬套装——如果我穿这种衣服，完全会被当作玩笑——身上满是珍珠，一脸洞察一切的笑容。

我花了六十五美分把这本书买了下来。上了车，我把它当作无关紧要的玩笑讲给朋友们听，当作我书架上收藏的花里胡哨的小玩意儿，就如同希尔斯百货卖的照片中别人家孩子的写真。这是我们的爱好，欣赏有意义的小物件，展示它们，它们也作为证物提醒着我们那些永远不可能属于自己的人生。但是我知道我会细细品读这本书，回到家，我直接在床上躺下，躲在碎布头拼起的被子下面瑟瑟发抖。窗外的停车场里，一场俄亥俄州常见的暴风雪下得正起劲。

书是1982年出版的，封面的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一句题词，“送给贝蒂！爱你的玛格丽特，你的节食减肥伙伴”，这让我很感动。想到这本书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减肥互助小组里从一个女人手中传给另一个女人，我在脑海里给她的消息续了一段，“贝蒂，我们可以做到，我们正在成功。让这本书带你观赏漫天繁星，带你超越整个世界。”

之后的一周里，我每天下了课就跑回家去读海伦的教导。我被她在书中写下的内容所折服。她用傻瓜式的详细描述分享了她所受的各种侮辱，以及偶尔出现的胜利，她解释道：“你也一样可以享受爱、成功、性、金钱，即使一开始时你一无所有。”

应该说一句，她的大部分建议都前卫到疯狂。她鼓励读者每天摄入少于一千卡路里的热量（节食没错……但吃饱是坚决不行的。你减肥的时候必须要时刻保持轻微的不适和饥饿感，不然可能就永远减不了肥），如果可能的话，不要生孩子。海伦在这个问题上容忍不了他人的不同意见，“疲惫、棘手的问题、经痛——一切原因都不能当作你不减肥的借口。”

但她还是有些合情合理的建议，“去机场一定要提前十五分钟，超出你时间允许的十五分钟。这样你的心脏才能避免衰竭的厄运。”还有，“如果你有严重的私人生活问题，那我建议你去寺庙寻求建议和支持。我无法想象，如果不去寺庙，你该怎样抚慰自己受伤的内心，正如我无法想象一个人的喉咙喷着血还走在大街上……”但是她开诚布公的智慧却与一些奇葩的内容占据了差不多的版面，于是这份智慧的力量便被削减了几分，比如这样的话，“对我来说，在自己单身的时候完全避开已婚男人，就如同躺在蒂华纳[3]的医院里血流如注，却拒绝急救，只因为你想享受边界那边干净整洁的美国医院的服务，虽然感觉遥不可及。”

《拥有一切》分几个章节，每一章都是一段奇特的旅程，带你了解一项神圣不容置疑的女权主义内容，比如节食、性，还有错综复杂的婚姻。即使她的理论过于疯狂，与我成长中显而易见的女权主义教育毫不相容，但我还是欣赏海伦分享她自己尴尬、长满青春痘的过去，只为了说，“看呐，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幸福和满足。”在此过程中，她也暴露出了自己独有的病态（我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她大吃特吃果仁蜜饼的画面），但是也许我小看了她，也许那是她的才华。

我发现海伦的书时，还不知道她在作家社会中的地位，不知道她被那些今后会引导我的女人们——比如格洛丽亚·斯坦能[4]和诺拉·伊弗朗[5]——是怎样写过关于她的文章，怎样评价过她的事迹。我不知道女权运动和色情内容限制都是因她而生，不知道她仍然在世[6]，已经年近九十，仍在向受压迫者传递着她那份独特的潇洒、无人察觉的帮助。我只知道她绘出了一幅生活的图景，画面因为她曾经是不美、不特别、不成熟的丑小鸭而更加丰富精彩。她相信，最终丑小鸭们才是会赢得游戏的女人，她们经受过被忽视、缺少爱的苦痛，却存活了下来，讲述这些故事。她的视角相当自私，但我当时却急切地需要它。也许，就像海伦鼓吹的那样，女人的强势、自信，甚至还有性感，也许都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后天取得的。

对我来说，一个人敢于说自己的故事值得被讲出来，尤其是这个人是个女人时，这便是最有勇气的举动。尽管我们很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世上却依然有很多力量想要告诉我们，我们的顾虑微不足道，我们的观点无须道出，我们缺乏庄严肃穆的感觉，所以我们的故事没有意义。女人写下的东西不过是虚荣的习作，而我们应该感激这个崭新的世界，女人们，该坐下，该闭嘴。

我想讲述我的故事，更重要的是，我必须讲出这些故事，不然我会疯掉。我要讲我如何在早上醒来看到自己发育后的身体，感到恶心和恐惧；我要讲我实习时被人摸过臀部，不得不在一次五十岁男人们开的会议上为自己质证，哭得鼻子通红还要去参加需要穿礼服出席的宴会；我要讲我如何允许男人们用我深知不该的方式对待我；我要讲我母亲、我祖母的故事；讲我爱过的第一个男生，原来是半个同性恋，而我喜欢过的第一个女孩后来成了我的敌人。要是我能用我的所学帮助你熬过无聊且收入微薄的工作，那我的每一次出糗就都值得了。我已经预料到，我未来会为今天的自己以为能给你任何东西而感到羞愧，但是我也能预料到，在未来，当你因为我的话而放弃尝试昂贵的减肥果汁的时候，当你的约会对象突然退缩，你因为我的话而不以为那是自己的错的时候，我就会很自豪。我不是性爱专家，不是心理学家，也不是营养学家。我不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也不是成功的连锁针织厂创办者，但我是一个极想拥有一切的女孩，接下来的文字是我从挣扎的生活一线传来的满载希冀的消息。

[1]　弗兰肯斯坦，美国电影《弗兰肯斯坦》中的人物。

[2]　海伦·格·利·布朗，《Cosmopolitan》杂志前主编，电视剧《欲望都市》《凯莉日记》女主角凯莉·布雷萧的原型，崇尚单身、性自由与时尚。

[3]　蒂华纳，墨西哥著名赌城，临近美国南加州。

[4]　格洛丽亚·斯坦能，《内在革命》的作者，美国女权主义代表人物。

[5]　诺拉·伊弗朗，美国《当哈利碰上莎莉》《西雅图未眠》等知名浪漫喜剧电影的编剧和导演。

[6]　海伦·格利·布朗于2012年逝世，享年九十岁。"

你总以惊人的速度，把生活丢给你的能量转化成叠起的艺术的蝴蝶结。

—— 我父亲劝我的话 ——

PART 1　身体

如何保持减掉五公斤后的体重

小时候，我特别害怕得厌食症。因为青少年杂志里有一篇文章，文章里附着一些憔悴不堪的瘦弱女孩的照片，她们双手叠放着。“憔悴不堪”听起来很恐怖：不但饥饿，还忧伤，又瘦骨嶙峋。可每次在镜子里看自己的时候，七十斤的身体看起来总像个胖女孩。如果你的情况太严重了，就必须得去医院，远离父母。这篇文章中说，厌食症是全国范围内的流行病，就像流感，或者吃Jack in the Box汉堡时染上的大肠杆菌。所以我坐在厨房桌台前，吃着晚餐，祈祷自己不是下一个感染者。我母亲一遍又一遍地试图解释，厌食症不是一夜之间得上的。

我有那种感觉吗？有不想吃饭吗？我在想。

不。我很爱吃。

为什么不爱吃呢？到目前为止，我的食谱里只有有机汉堡排、菠菜奶酪馅意式水饺（我管它叫青草水饺），还有我爸做的老鼠或者手枪形状的烤薄饼。别人告诉我，吃，真正地吃，是唯一一个让自己变得壮实、强大、聪明的途径。

因为我长得弱小，太弱小。即使我最喜欢的食物是这些：多力多兹薯片、牛排、莎莉磅饼（最好是只解冻一半的）、史都华法式面包红肠披萨。爱尔兰保姆做的肉馅的土豆馅饼，和大团大团的鹅肝酱，我喜欢用手抓起来当零食吃。我妈不承认她让我吃过生汉堡肉，然后喝一杯醋。但是我知道，这些我都干过，因为我都想尝尝。

我出生的时候是个胖婴儿——11磅重（这数字我倒是觉得蛮轻的）。我有三层下巴，坐在婴儿车里，肚子都大到往一边掉。我从来没爬过，都是滚，这是个预兆，预示着我会对大部分运动都比较抵触。我进幼儿园的时候，是一个小小的、肤色健康的可人儿。我记得那时候我会花几小时的时间对着镜子看，惊叹于自己的形象：胯骨鲜明的线条，腿上软软的汗毛，还有柔软的金色马尾。我到现在还嫉妒八岁时的自己，能自信地穿着法式比基尼，站在墨西哥海滩上，然后去吃烤玉米片，喝可乐。

可是八年级的暑假，我的月经初潮来临了。我和我爸在乡间散步时，我突然感觉大腿内侧痒痒的，低头一看，有淡淡的血迹正向我的短袜延伸。

“爸爸？”我小声说。

他眼里泛起了泪花。“啊，”他说，“在俾格米文化[1]里，你这时候都要开始生孩子了。”

他给我母亲打了电话。原本在外面办事的她跑回了家，带着一盒卫生巾和一个意大利肉丸馅的地铁三明治。

我很快就重了三十磅。高中生活本来就不容易，对我来说，所有睡衣上衣还都变成了露脐装。但是我就是变了，体形突然间从瘦小变成了橡皮糖熊。我不算肥胖，但是一个高三生告诉我，我看起来“像个戴着帽子的保龄球”。我妈说，荷尔蒙是一部分原因，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为了稳定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而吃的药。这一切都很陌生，感觉也很遥远。

就在这一年，我成了素食主义者。是因为对狗的热爱，也是因为在去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群岛的家庭旅行中，一头奶牛对我眨了眨眼。理智地讲，我知道那头奶牛可能只是想不动腿就赶走眼帘上的一只苍蝇。但是那个眨眼，就像是不可辩驳的征兆，唤醒了我内心的什么东西——一种对伤害其他生命时对它们的苦痛视而不见的恐惧。

我这样的状态持续了近十年，时不时当一段时间的素食主义者，然后又怪自己。我十七岁的时候，开了一场素食派对，甚至还被《纽约时报》时尚版报道了——标题是《年轻人嘎嘣脆的菜单！》——食物是一家叫素食城的餐厅提供的，现在它已经不存在了。我穿着我祖母的迪奥女装，坚决不穿鞋子（皮质是绝对不能出现的），向记者解释道，我不怎么关心伊拉克战争，但我为我们国家对屠牛的漠视态度感到非常苦恼。

我的素食主义倾向虽然是由深层的道德原因开始的，却很快转化成了瘦不下来的进食障碍。我从没把吃素食当成节食减肥餐，但它确实让我曾经挚爱的食物世界缩水了——我感觉如果没有限制的话，我会疯掉的，我会变得像那个喝掉一片海却仍然感觉口渴的人一样。

一天下午，我在祖母家翻阅《哈特福德日报》时，爱上了《凯茜》漫画[2]。《凯茜》并不是刊登在我们家常看的报纸《纽约时报》上，所以每周我祖母都会小心地把它们从《哈特福德日报》上剪下来，邮寄给我，什么话也不说。我放了学就边吃着半盒曲奇边享受它们，费劲地理解每个玩笑。凯茜喜欢食物和猫，她无法拒绝甩卖和糖类，似乎没有男性喜欢她，我特别有同感。到了上高中的时候，我已经不读《凯茜》了，但我的行为举止仍然像她。尤其是那次洗浴，我只有下半身浸在流水中，上半身则躺在浴巾上，吃着半条面包[3]。

大学就是一场肆意的狂欢，大豆冰淇淋、馅料满满的玉米卷，还有凌晨三点闻到的难吃的中西部披萨。关于自己的体重，我没有多想；关于食物带给我的感受，也没有多想；以及吃什么可能会影响到我的身材，更没有多想。我和我的朋友们似乎在运营着一个暴食者互助的强大网络。

“你需要，也该吃那个巧克力糕饼。”

“嘿，你要吃完那份意大利炖饭吗？”

我妈妈的一个朋友死了，她生前跟我也不太熟。我吃了一个巨型意式三明治，找借口说这是因为内心悲痛。

我毕业后一年才第一次称体重。我还像小时候一样，觉得称体重是只有在医生办公室才会发生的事——而且还必须有棒棒糖作为奖励。

我偶尔会穿着内衣走到厨房里，侧身站着展示我眼里的“腹肌”，然后对我妈说，“我觉得我瘦了。”她礼貌地点点头，接着整理她iTunes里的抒情诗文件夹。

在我做每年例行的妇科体检时，他们就把我扔到体重秤上。“我觉得我差不多一百四十磅。”我告诉护士，她点点头，微笑着给秤加码。叮一声，咚一声，直到数字在一百六十前一点点停下来。

“就说是一百五十九。”她同情地表示。

一百五十九？一百五十九！？这不可能。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的身体。肯定是搞错了。

“我觉得你们的秤坏了，”我对她说，“我在家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我出门的时候给朋友伊莎贝尔打了电话，气得满眼是泪，“我觉得我的甲状腺可能出问题了，”我哭道，“到我家来好吗？”

伊莎贝尔坐在我们家厨房里，吃着袋装的火鸡，耐心地听，我躺在大理石桌台上哭道：“我太胖了，还越长越胖。再这样下去，我就连酒吧的门都进不去了。”

“可我们又从不去酒吧。”她说。

“但我们要是去的话，你就得像端猪肉一样，把我放在带圆盖子的银盘子里端进去。”我又开始攻击自己的判断，“不管了，一百六十磅也没那么重。就比高个子模特重三十磅而已。”

于是我就到了我母亲的营养学家维尼的等候室里。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终于赢了。

关于我父母的小插曲：他们有一整套各个领域的专家随时待命。我小时候有这样一段记忆，我母亲的灵媒——德米特里，紧紧抓着我，他身上有一股精油味儿，在我家里走来走去，寻找“能量”。他告诉我，我会活到九十高寿。可我只想看看TGIF[4]。

维尼不算吓人——他深情地讲自己跟母亲一起住在斯塔滕岛上的家——但他解释我超重的原因时，一点情面也不讲。实际上，我的超重不是因为甲状腺问题。

不，是因为太多糖分。我告诉他我每天吃十一个橘子。健康的脂肪不足，轻微的贫血，还有总体上吃得太多。他给我定下了几条基本规则（吃蛋白质，不要吃糖，要吃早饭）。还有，每吃一块曲奇或一块法式长棍面包，我就多往身体里塞了无用的卡路里，可能还会引起不必要的炎症。

他告诉同样想控制体重的伊莎贝尔，最容易消化的酒类是香槟，吃太多橄榄油，一点问题也没有。在我看来，伊莎贝尔根本就不需要他帮忙，因为有一段时间她每天只吃一整个天使蛋糕，就瘦了二十磅。但是我很高兴有个战友。在维尼的鞭策下，我开始记录我吃下的东西（详细到一颗杏仁），记在iPhone的一个app里，几个月时间就瘦了二十磅。我坐着做我的临时工作，面前的桌上摆着一天的零食，等待我可以吃下它们的那一刻。我既害怕，又珍惜一天中的最后一口（通常是一颗杏仁）。我看不出自己身体的变化，但是我的体重计和我母亲都向我保证，我瘦了。

每瘦一磅我都高兴得不得了，但同时我脑海里又有一个声音在尖叫：你变成什么样的人了？你是个肚子圆鼓鼓的暴食女孩！你为什么要往手机里输卡路里摄取量！？

之后的一年里，我断断续续地节食。于是，2009年末，我的日志里就出现了这个：我第一次开始考虑节食和体重问题，从152磅减到145磅，又胖到160磅，然后减到142磅。现在，写下这些时，我大概148磅，我的目标是在二月前减到139磅（这个话题稍后继续）。

那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是最失败的贪食症患者。我很理解公式里暴食的那部分，但是往嘴里一通乱塞，吃掉能拿到的所有曲奇和豆乳酪之后，总是会陷入昏睡状态，完全忘记要把吃的吐出来。我终于醒来时，只能做到干呕，好点的时候能吐出一根十小时前吃的芹菜。我的脸肿肿的，肚子也疼，然后就像个得了流感的婴儿一样睡着。第二天早上醒来后，只能微微记起昨晚十一点半到一点之间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

我父亲注意到我眼球里迸裂的毛细血管，温柔地问我：“你把你的脸怎么了？”

“我哭了，”我告诉他，“哭得特别厉害。”

还有一次，我向妹妹宣布，我要吐出一盒果仁糖。她敲着锁住的浴室门，又哭又喊，我则趴在马桶前努力吐。“我根本没吐出来。”我一边对她说着，一边向自己房间走去。

一个朋友曾告诉我，一旦加入了匿名戒酒会，饮酒就再也没有乐趣了。这就是我对营养学家的感受——我再也不会放纵地、毫无愧疚感地面对食物了。这样也好，但我还是把大学那些年当作我被从伊甸园驱逐出去之前的时光。

下面是2010年的一些日子，记录了我尝试的减肥方式。这些是到目前为止，我电脑中最秘密、最具羞辱性的文件，比我的密码单和性伴侣名单藏得还深。

2010年8月21日，周六

上午11:00

2片无淀粉吐司（每片100卡路里）

加亚麻油（120卡路里）

1/4盒希腊酸奶（35卡路里）

桃子（80卡路里）

下午1:30

1盎司意大利香肠（110卡路里）

几根芹菜茎（卡路里未知）

下午3:30

梅萨日出谷物（110卡路里）

美式米浆（25卡路里）

1/2盒希腊酸奶（25卡路里）

8颗核桃（104卡路里）

8颗樱桃干（20卡路里）

晚上8:30

蒸西葫芦（0卡路里？）

6盎司牛排（卡路里未知）

西红柿（60卡路里？）

芝麻菜（3卡路里？）

纽曼秘制沙拉酱（45卡路里）

1小口黑巧克力（30卡路里）

瑞士小姐脱脂热巧克力（50卡路里）

凌晨4:00

1口桃子（10卡路里）

1勺杏仁酱（110卡路里）

芹菜（我觉得是0卡路里）

卡路里摄入总量：1560

备注：应该再多吃点蔬菜。我也注意到我看起来从没这样健康过，散发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健康气质。同时，我在逐渐纠正心理上对吃的愧疚感——想要变完美的欲望是让我偏执、脱离轨道的根源，真正的目标，应该是享受食物的同时，听从自己身体的要求。跟着这个感觉走是不会错的。这篇日志将会很有帮助。我会试图坚持每天摄入1500或者更少的卡路里，9月22日之前不称体重。

2010年8月22日，周日

中午12:00

梅萨日出谷物（120卡路里）

美式米浆（110卡路里）

2颗核桃（26卡路里）

8颗樱桃干（20卡路里）

下午1:30

2个炒鸡蛋加调味酱（150卡路里）

芝麻菜（3~7卡路里）

下午2:45

1/4个青苹果（45卡路里）

1勺杏仁酱（110卡路里）

5颗樱桃干（30卡路里？）

下午6:49

2/3袋去皮果仁——水果干、腰果、核桃（200卡路里）

晚上9:00

2袋玉米片加2勺牛油果酱（100卡路里？）

混合沙拉：甜菜、萝卜、豆薯、菠菜、墨西哥胡椒沙拉酱（150卡路里？）

1个玉米薄饼包的鱼干玉米卷（300卡路里？）

1片干车前草（50卡路里？）

卡路里摄入总量：1411

备注：这篇日志是记录关于食物和如何摆脱它们的矛盾的、强烈的情感的地方，不仅是围绕卡路里。我决定每周日称一次体重，这样我就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往正确的方向上走。今天我在我妈的秤上称是149.5磅（她的秤偏重）。我不会太在意体重，但是理想目标是在10月12日《微型家具》首映时达到139磅。我会努力实现目标，正确服药，倾听自己身体的需要，拒绝淀粉，少食糖类和酒精，红肉和脂肪，去上体形第57课，尽管那堂课上的所有女人都已经订了婚，还很坏。

2010年8月23日，周一

凌晨1:00

灵动通便茶

凌晨4:45

水果干（100卡路里）

上午10:15

1块Raweo[5]生巧克力曲奇——跟奥利奥差不多，但是是生的（100卡路里）

2个无花果/枣椰子/杏仁雪球（180卡路里）

1勺亚麻油（120卡路里）

1片图卢无淀粉燕麦面包（120卡路里？）

2块吃剩下的中餐鸡肉（100卡路里？）

下午1:30，野生姜[6]

1/2碗越南酸辣汤（100卡路里？）

沙拉加丝滑豆腐、胡萝卜—生姜沙拉酱（200卡路里？）

中式蒸西兰花（25卡路里？）

绿茶（0卡路里）

下午3:00

咖啡加1/2杯豆奶和一点点枫糖浆（50卡路里？）

下午6:30，牛扒真味

6盎司菲力牛排（348卡路里）

1/2份乳酪菠菜（100卡路里？）

2口炸土豆（50卡路里？）

1口吐司加骨髓（60卡路里？）

1口食用蜗牛，1/4只（43卡路里？）

2杯塞尔查苏打水

卡路里摄入总量：1576

备注：我今天腹泻了！也许是因为那杯通便茶，很奇怪，我特别喜欢它，味道像巧克力一样！

2010年8月24日，周二

上午10:30

2颗果馅饼里的蜜饯樱桃（20卡路里？）

1片图卢无淀粉蜂蜜燕麦面包（120卡路里）

加杏仁酱（100卡路里）

查尔赛苏打水

下午3:00

水果沙拉：猕猴桃、橘子、苹果、葡萄、菠萝、草莓（110卡路里）

德式茅屋干酪（100卡路里）

茶

晚上8:30

大豆椰子布丁加浆果酱（300卡路里？）

1/3块玉米面包加味噌豆面酱（100卡路里？）

凌晨12:30

1/4片玉米面包加味噌豆面酱（150卡路里？）

1/4杯姜味汽水（93卡路里？）

卡路里摄入总量：1093

备注：我发高烧，有点流感症状。不过我觉得我在吃方面控制得特别好，现在心态上也比从前健康了一倍。我没有对任何东西起誓，也没有持极端态度。所以就没有想暴食，也没有进入疯狂进食状态的冲动。这是全新的感觉！

2010年8月25日，周三

上午11:00

2口姜味汽水（10卡路里？）

2杯绿茶

1口大豆绿茶味布丁（20卡路里？）

炸糙米谷物（100卡路里？）

3/4杯美式米浆（90卡路里）

下午2:00

2口姜味汽水（10卡路里？）

1/4杯糙米加鹿尾菜、白豆、蔬菜（300卡路里？）

芝麻酱（80卡路里？）

1/4片日本小南瓜（15卡路里？）

下午6:00

1/4个桃子（30卡路里？）

1杯美味大豆巧克力冰淇淋（250卡路里）

晚上10:00

鸡汤米线（400卡路里？）

1/4杯德式茅屋奶酪加菠萝（120卡路里）

3个覆盆子（4卡路里）

蔓越莓水（20卡路里？）

卡路里摄入总量：1459

备注：我感觉特别糟糕！胃难受，还有流感症状。没胃口，但是我对食物的态度仍然很好！应该多吃点蔬菜，少些糖分和碳水化合物。

2010年8月26日，周四

凌晨4:00

3/4盒非杰2%希腊酸奶（110卡路里）

覆盆子（20卡路里）

上午6:30

无淀粉蜂蜜燕麦吐司（120卡路里）

加杏仁酱（100卡路里）

上午9:30

30个覆盆子（35卡路里？）

下午1:45

为了做断层扫描喝的奇怪的橙汁/X光造影液（100卡路里？）

下午3:00

5颗巧克力花生豆（38卡路里）

下午5:30

1/4只火鸡加黑麦面包、花椰菜、芥末酱（300卡路里？）

2瓶绿茶

晚上9:00

1/4小盒印度奶酪炖菠菜和白米（380卡路里？）

1/2盒巧克力大豆美味冰淇淋（230卡路里）

绿茶

查尔赛苏打水

卡路里摄入总量：1433

备注：一天都待在急诊室里，诊断结果是急性结肠炎。（不是慢性的！也许是因为通便茶？）关于这个还有很多要说，我弄完陪审团的事再写一些。哦，其实是去吃点去热止痛药再回来。我想说去热止痛，却打成了“评审团的事”。我觉得我有时候把我摄入的卡路里计算多了。

2010年8月27日，周五

上午10:30

2口印度甜奶球（100卡路里？）

3/4无淀粉烤鸡披萨加芝麻菜（320卡路里）

中午12:30

1/4素食巧克力屑曲奇（65卡路里）

2铲素食曲奇面团（280卡路里）

1/4杯美式米浆（60卡路里）

无淀粉谷物（70卡路里）

下午4:00

剩下的印度甜奶球（300卡路里？）

晚上8:00

1/2生桃子（30卡路里？）

1片无淀粉蜂蜜燕麦吐司（120卡路里）

1/4碗米饭泡蘑菇酸梅汤（250卡路里？）

卡路里摄入总量：1595

备注：我在吃抗生素，周五，9月10日断药之前不能喝酒。今天碰到了伊莱恩，她注意到我瘦了。她以为是因为生病，但我知道事实是怎么回事。我感觉这是有史以来最健康的饮食习惯了！

2010年8月28日，周六

上午11:00

2片腐竹皮（150卡路里？）

1/4杯无淀粉谷物（70卡路里）

1/4杯美式米浆（60卡路里）

中午12:30

1/4个史密斯奶奶苹果（40卡路里）

下午1:00

1/4个炸火鸡加黑麦、花椰菜、芥末酱（250卡路里？）

下午4:30

大罐杏仁酱、美式米浆、无花果冰沙（500卡路里？）

晚上9:30

豆瓣菜沙拉加炸大豆（60卡路里？）

白菜沙拉（20卡路里？）

西兰花（40卡路里？）

蒸蔬菜（20卡路里？）

芝麻酱（90卡路里？）

芝麻油（40卡路里？）

2片意大利熏火腿（70卡路里）

卡路里摄入总量：1420

备注：我今天傍晚同华金去了酒吧，我说我不能喝酒，于是我们去了另一家酒吧，吃汉堡。我生气了，打了辆车回来。但是我对食物的感觉仍然很好——不是感情上的——酒吧里的人都夸我很好看。不过我在水果、蔬菜的摄取上还是缺一点，明天一早我就要来点分量合理的酸奶和枣椰子，午餐和晚餐都要多多吃蔬菜——我的身体就需要蔬菜。

2010年8月29日，周日

凌晨2:00

小豆牌豆子慕斯（250卡路里）

中午12:00

苹果派（450卡路里）

升华拜克（45卡路里）

枫糖浆（25卡路里）

下午1:30

华尔道夫苹果沙拉（350卡路里）

1/4块儿炸鸡胸脯（150卡路里）

1口玉米面包（150卡路里）

下午4:00

1小块牛奶巧克力（50卡路里）

胡萝卜汁/橙汁（120卡路里）

下午5:00

小份美味冰淇淋（80卡路里）

大份美味冰淇淋（150卡路里）

下午6:00

1块柠檬蛋糕（300卡路里）

晚上7:00

白葡萄酒（100卡路里）

晚上8:00

牛排、蔬菜（300卡路里）

晚上10:00

又吃了柠檬蛋糕（300卡路里）

再吃柠檬蛋糕（300卡路里）

谷物和杏仁奶（250卡路里）

香蕉（120卡路里）

苹果（85卡路里）

1/4罐子花生酱（700卡路里）

卡路里摄入总量：4225

备注：我完全疯了，什么都吃。

[1]　俾格米文化，俾格米人的文化。俾格米人，指全族男子平均高度小于150厘米的矮人种族，一般指非洲中部的矮小族群。

[2]　《凯茜》漫画，女性幽默漫画，作者凯茜·朱赛威特，1976~2010年连载。

[3]　面包是符合素食主义的。

[4]　TGIF，Thank God it’s Friday的缩写，忙碌一周后总算盼到最后一个工作日——周五，此处指以此为题的电视节目。

[5]　Raweo，西伯克利的一家曲奇店。

[6]　野生姜，洛杉矶一家亚洲餐馆。

裸露镜头，以及与公众分享自己的身体

我妈是自拍照的发明者。当然了，自拍照在她之前就存在，但是是她将这一有缺憾的无目的抓拍改造成熟了。她用一台带计时功能的尼康胶片相机定好时，然后站在她卧室的樱桃图案墙纸前，摆好姿势。

那是七十年代早期，她刚来到这座城市，一无所有，只有这台相机和一份成功的心愿。她丢下了自己的男友，一个来自纽约州罗斯科的心地善良快要秃顶的木匠，他穿法兰绒睡衣，会从树干里取糖浆。我知道他心地善良，因为我们拜访过他一次，坐在他的桌旁喝柠檬水，他似乎并不因为我母亲离开了他而生气，只是为她的成功而高兴，也乐意看到我的存在。

她一到纽约，就搬进了我长大的那间阁楼里。这个阁楼，对一个单身女孩来说，有点大；对一家人来说，却有点小。她做奇奇怪怪的工作，挣钱交房租——摆放食物、卖台球，还有一次（只有一次），给一个日本商人做导游，领略纽约市的夜生活。（我母亲的一个特质就是，她不自在的时候，会表达她最纯粹、最深切的怒火，所以我猜，陪同日本商人的游览肯定不怎么愉快吧。）

她在阁楼里拍的自拍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穿着衣服的，穿宽大的毛衣和带腰带的旅行短裤。但是大部分时候，她是裸着的，至少是部分裸露。有时她穿着牛仔裤，却没有上衣，露着苍白的肩膀，弓着背，双腿向内弯曲。有时她穿着大圆领的上衣，脚上是厚厚的羊毛袜，却不穿裤子，下巴靠在屈起的膝盖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发型有所变化：拉直的长发变成了不怎么好看的电烫发，然后又成了bob短发，发梢还滴着淋浴水。她的腋毛一般不刮，但我父亲喜欢，我却希望我不知道这回事。有时候，她会在画面里摆个盆栽，增加质感，像学电影的学生自己搭威尼斯的场景一样。

她偶尔还会将镜头转向镜子，脸被宽宽的黑色相机挡住，对焦在她干涩的心形嘴唇和兔牙上（我也是这样的兔牙，她自从用了门牙矫正器之后就是这样）。但是大部分时候，最吸引人的是她的裸露。正式来讲，这不是她的艺术领域，但她很用心。

她是用真正的胶片照——不是用iPhone或是从Urban Outfitters买来的拍立得照的，像如今的自拍——这一事实为她对自己的着迷增添了一分极富魅力的严肃感。她所用工具的刻意性给她的作品增添了一种特别的感觉。毕竟，她是给相机装好了胶卷，在暗房里亲手洗出的这些照片，然后又把它们挂在一条绳子上晾干。

她的室友杰米，一个更有经验的摄影师。杰米不在的时候，她没法找杰米帮忙，就打电话给柯达热线，这条热线的接线员只有一位备受折磨的绅士（“我的暗房里热得像烤炉，所以我往显影剂里放了冰块。你觉得这样有问题吗？”）。因为她打电话太频繁，自己都觉得尴尬，于是装出各种过分的口音来掩盖自己的声音。想象一下，费这么大的劲，就为了看看自拍的照片是什么效果。这是真下工夫了。

我妈很瘦。长长的躯干，肉有些松散的双臂，如岩壁般清晰的锁骨。可相机捕捉的却是她的不完美——臀部下方一点点多余的脂肪，过于清晰的膝盖骨，前臂上大块的胎记。现在她已经把胎记除掉了，当作给自己的四十岁生日礼物。我想象着她洗出这些照片，用沙拉夹子夹着它们在显影液里甩来甩去。等待着，等待着它们变成淡淡的灰色，再逐渐显现出全部的颜色，看她究竟是什么样子。

她还劝她妹妹也摆姿势。她的妹妹，金发的医学院学生，身材好得不得了，就适合在潮湿的沙滩上躺下。这个发丝如羽、精通马术的选美冠军，脱掉上衣后却突然沉下了脸，害羞起来。相机成了一台极佳的均衡器，让她们俩找到平衡。

我母亲含糊地明白这种艺术的力量。看到她那胯部，那口牙齿，那对眉毛，那卷起来、堆在脚踝的丝袜了吗？它们值得拍，值得永远珍藏。我永远都不会再这样年轻了，也不会再这样寂寞，不会这样留着所有体毛。

照片里也有我父亲，他有时候出现在场景中，坐在浴缸里，举起平底锅当盾牌。虽说看到自己父亲脸上挂着可以用“风骚”形容的表情，是很让人难受，但我母亲的画面却令我着迷。她眼里一闪而过的恐惧——或者是期盼，急切地需要展现她的真我，给别人看，也是给她自己看。

我在电视上裸过。很多次。

这是从大学开始的。

后来，在欧柏林的媒体实验室里看着录像，我没有感觉害羞。我不喜欢我看到的画面，但我也不讨厌它，我的身体只是讲述故事的工具而已。我看到的人不像我，而像是我作出果断明智的选择，花钱租的穿老奶奶内裤的模型人。我看起来不优雅，不美丽，也没有技巧。

裸露对我来说不是新鲜事。我一直对裸体有兴趣，我更愿意把它描述为社会学话题。谁展示裸体，又是为什么？四年级升五年级的那个暑假，在湖边，我记得跟最好的朋友威利骑着自行车玩——想象一下《辣身舞》[1]，只不过周围身份明确的恋童癖者更多一些——我敏锐地察觉到，我穿着上衣，他却没穿。毕竟，我母亲最近才告诉我，严格来讲，女性不穿上衣走在曼哈顿街头是违法的，尽管这样做的人很少。那为什么威利就有权利享受胸膛露在夏日凉风里的感觉？露出我的胸又有什么不对呢？我停了下来，脱掉T恤，然后继续在沉默中蹬自行车。

2010年，我得到一个拍电视剧的机会。电视台告诉我，他们想从生动形象的画面中看到我这个年龄层的人，看到我们对朋友、对敌人的顾虑——他们好像没虚张声势。如果我要老实客观地写二十多岁年轻人的生活，那性就是一个必须正面写出来的话题，而电视、电影里的性总是让我觉得不对劲。我小时候看到的所有作品，从《飞跃比弗利》到《廊桥遗梦》，都误导我相信，性是一件互相奉承、照着暖暖灯光的事。

所以当我有机会拍一部电视剧时，我像过去近五年里在更“独立”的制作环境中一样，直接脱了衣服演。

人们总是很好奇，所以我来告诉你，在一个满是旁观者的房间里，躺在床上，跟一个你可能认识也可能不认识的人进行性活动是什么感觉。职业演员总会做出这样模棱两可的回答，“只是个工作而已，就是机械运动。”或者“跟他工作很有意思，他像我兄弟一样。”但既然没人说过我是职业的，也没人说过我是个演员——我就实话实说。

实际上的感觉是，要多奇怪有多奇怪。

我母亲一直明白这点，所以她才把尼康相机举得高高的，对准镜子。她感觉到，记录自己的身体，就是在珍藏她的历史，美丽的、裸露的、不完美的。她私下的试验给我的公开创作铺垫下了路。

另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我怎么足够“有勇气”，敢于在屏幕上展示自己的身体。这里的潜台词当然是，我怎么有勇气展示我不完美的身体，因为我觉得布蕾克·莱弗利应该不会被问到同样的问题吧。我经常被迫与陌生人谈论我的身体，比如有一次，在麦克杜格尔街上，有个兄弟会男生对我喊，“你的胸长得跟我妹妹一样！”我的回答是：做你并不害怕的事不叫有勇气。蹦极算有勇气，去麻风病人聚居地算有勇气，在美国高级法院做辩护算有勇气，去混合健身房健身算有勇气。在我自己导演的电视剧里演裸戏，对我来说，不算恐惧。

几年前，第一次放映了《微型家具》后，我站在奥斯汀的一家电影院外，一个少年向我走来。他长得很小，非常小。对于一个少年来说，长这么小，一定很痛苦。他的体形就好像波斯猫的玩具老鼠。

“你好，”他害羞地跟我说，“我只是想让你知道，看到你那样展示自己的身体，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这让我对自己身体的感觉好了许多。”

这句话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我想象了他裸体的样子，压力相当大。第二个结果是极度的感激：感激他愿意分享的大方，感激我有能力影响到这个又酷又开放的年轻人对自己身体的看法。（毕竟，他是在第二天要上学的夜晚来看了一部边缘的女性电影。）

“太感谢你了，”我咧嘴笑着回答，“你身材很好。”

[1]　《辣身舞》，美国1987年上映的一部节奏明快的音乐歌舞片。

我从母亲那里学来的15个道理

1. 奢华是好，但创意更好。于是就出现了这个游戏，走进一家十美元商店，挑一套可能会去奥斯卡颁奖礼时穿的衣服（或者是在六年级的舞会上穿）。

2. 人行道实际上没有那么脏。

3. 芭比娃娃的身材比例不对。你可以玩这种娃娃，但要记住这一点。

4. 你要是对某人印象不好，没必要担心会惹到他们，躲开就好。太礼貌会让你丢了提包，或是象征意义上的“丢了提包”。

5. 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不会伤害你”或者“我不是个怪人”，那他们很有可能就是。不是怪人的人不会总把这些话挂在嘴边。

6. 永远不要冲别人家的孩子吼，只能在背后数落他们的不是。

7. 你若是个“艺术家”，那就可以忽略穿衣规则。人们会认为你比他们高一个层面，反而会觉得自己穿得不对。

8. 如果有人六小时内不回你的电邮，说明这个人讨厌你。

9. “混蛋”不是骂人的话，就算你在前面加个“犯贱的混账”也不算。

10. 吃很多种东西，但每种只吃一小点，比只吃一种东西，但吃很多要强。如果做不到，那就试试吃很多种东西，每种都吃很多。

11. 尊重是不能通过恐吓或精神上的欺凌获得的。获得尊重要靠终生践行这一守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专注于自己的目标。

12. 跟朋友走得近一些，给对手买点酷炫的东西。

13. 能每年只花150美元请一次灵媒，干吗要每周花200美元请心理医生？

14. 有时候一条狗去闻另一条狗的屁股，可就是不喜欢那味道。

15. 家庭第一。工作第二。其他第三。

我的包里有什么

1. 一本满是污迹、皱巴巴的支票簿。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到。

2. 我的新iPhone，还有我坏了的旧iPhone，因为我不能冒险，要是有人找到了这个旧的，又刚好知道怎么修好它，就能看到我的自拍照（这些照片的目的很单纯，只作自我教育用）。

3. 一只眉笔，因为我跟所有九十年代生活的小孩一样，总是刮掉太多眉毛，现在我的眉毛没救了，我妹妹管这叫“秃卧蚕”。眉毛长得不好=弱势的形象，就像握手没握好一样，但是比那更糟，因为它就长在你脸上[1]。

4. 艾德维尔、依地普仑、美清痰、克诺平，还有特敏福，只为了心理上有安全感。你要是有不需要的药，我也愿意拿上，就是为了增加我收藏的种类。声明一下：我几乎不吃这些药。其实跟“知识就是力量”差不多。

5. 名片。各种各样的女人的名片，从按摩师英格丽，到女权主义律师桑德拉·弗卢克。

有一次，我在晚上九点坐在Barnes & Noble书店[2]的餐厅里等一个朋友，沉浸在一本写橄榄油的书里，一张名片突然出现在桌上。名片是手写的，内容是：“不管你在哪儿，我都去找你。请打我电话：212 555 5555。”我快被病态的好奇心折磨死了，于是按下*67[3]，拨了这个号码。“喂？”他的声音像布鲁斯·维兰奇[4]，情绪低沉，让我感觉好像他母亲病入膏肓了。我把名片撕成了小碎片，害怕我要是留着它会发生什么。

6. 我的公寓楼报。我们这栋楼，住户的平均年龄为85岁。我在自己的公寓度过第一晚之后，早晨7点就醒来了，听到的声音只能被描述为“叽叽喳喳”。我从公寓角上的窗户看到三四个老太太在房顶上（人数足够建一个女巫团了），头上裹着白色手巾，上面又带着探险帽，在商量舞蹈编排的事。

唯一一个年龄跟我相近一些的邻居，是九岁的伊丽丝。她的理想是当作家或者面包师，所以她毛遂自荐，创办了我们楼的第一份报。她在上面详细描述节日活动、布鲁克林的后院甩卖会，还有电梯维修的事。她还重点标出有成就的邻居们（联合国的翻译！歌剧演员！）。她笔墨不多，行文轻松，排版很活泼。我对这份报纸唯一的负面反馈，就是她出版的日期不怎么规律。

不过去年三月在我们楼里流传的，关于如何正确处理成人纸尿裤的传单，不是伊丽丝发的。

7. 我的钱包。我这钱包是我在德国汉堡的机场买的，那时候我因为吃处方药（合法的）太多，常处于轻飘飘的状态。钱包上的图案里有小丑、汽车、达克斯猎狗，老少皆宜，从小孩到日本女人都爱它。

[1]　写下这个之后，我开始染我的眉毛了，生活质量因此提高了63%。

[2]　Barnes & Noble书店，美国大型连锁书店。

[3]　号码前加拨*67，对方就看不到本机号码。

[4]　布鲁斯·维兰奇，美国喜剧编剧、作曲者、演员。

谁动了我的器官

我一直知道我的私处有什么不对劲。就是有一种感觉，觉得那里有什么不对的感觉，整个系统都不对。我很小的时候，四五岁吧，经常去找我妈，说“我那里”有点疼。她的万能药是凡士林，在适当的距离外给我抹上，提醒我“记得要擦干净”。但是我发誓，问题不在这里。我很感激她从来没像其他母亲那样，用各种尴尬的别名代指我的私处，比如“花蕾”“洞洞”。初中的时候，我的身体在为月经初潮作准备，我能感觉到一股电流，一种感觉不对的能量，在我的盆骨和小腹处织成带有痛感的网。

九年级前的暑假，我的月经初潮来临。那年秋天，我跟我的朋友索菲一起报了舞蹈课，她母亲是法国人，所以鼓励她练芭蕾当运动。每周二我们都坐地铁去公园坡[1]，跟一个名叫伊薇特的教练上一堂九十分钟的课。伊薇特留着霹雳舞发型，穿喇叭袖上衣，自己三十好几还在教舞蹈，爽朗的笑声也掩盖不住她的遗憾。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工作室里，地面是磨旧了的地板，墙上斜挂着康宁汉[2]的海报，我们学着现代芭蕾舞步，跟着“朝九晚五”和“追梦人”的曲调。

“我不能去了，”一个周二，我告诉索菲，“我来月经了。”

“月经不是取消任何事的理由，”她气恼地说，“你还得做平时该做的一切事，只不过是在月经期做而已。”

可对我来说，月经跟流感差不多，有一种并不严重却总也散不去的背痛，一种想弯腰蜷曲起来寻求舒缓的冲动，还有一种痒痒的刺痛。人怎么可能在这种状态下做任何事情？我还要每个月经历一次，直到五十岁？我妈五十岁了，她的床头柜上放着题为《女人的经期》《第二次青春期》的书。我问过她，有没有像我这样肚子疼过。“没，”她说，“我的经期没给过我任何麻烦，直到它没了。”现在她总得吃各种药片，抹药膏。

不过后来我发现，我的经期不是每月都来的。有时候它来，来了就好多天。有时候我觉得它已经过去了，一觉醒来却觉得自己两腿之间像是被打了一枪。有的月份它根本就不来，在我开始性生活之前也从没担心过这种情况，后来我就开始在放袜子的抽屉里存起了验孕棒。

十六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去看妇科。人们都说你不需要去看妇科，直到到了十八岁，或是开始性生活后。我现在既没到十八岁，也没有开始性生活，但是我需要帮助。因为月经——我疼痛、暴躁、完完全全的绝望——让我们一家人痛苦不堪。我爸要是问我是不是来月经了，我会冲他大吼，声音大得能震颤他的眼镜。虽然我还是处女，但妇科医生还是给我开了避孕药，说是可以让经期规律一些。经期前几天就开始，如一团黑云般的糟糕情绪怎么也没法避免。我变得不像自己，非常无礼。我觉得所有人都是来抓我、害我的，来收回他们茶饮派对的邀请，来对我的身体评头论足，来拆散我的家庭。我就像《朱门恩怨》里的角色，被诡计和复仇蒙蔽了心智，相信自己发现了别人策划了阴谋来害我，诡异却似乎很真实。有一次，在经期综合征的剧痛折磨之下，我坚信一个穿着黑色大衣的男人在谢纳加大道上跟踪我。“警察绝对不会相信我的。”我叹息道，然后开始制定计划甩掉他。

经期时的我，就是无法安慰的代名词。谁也安慰不了我。我的朋友詹妮坚持说，我的眼睛都变成了猫一样竖起的瞳孔，脸变得煞白。如果有人说这是荷尔蒙作用，他们就会被洪水般的言语攻击淹没，接着又是侵略性的道歉和请求原谅的哀求。然后是眼泪。我趴在床上等它过去。

月经是关于做女性我唯一讨厌的事情。关于女性其他的一切都有一种独特感，是值得羡慕的特权，可月经这事呢？开始的时候，有一种病态的吸引力，就像每过三周，我的内裤里就会发生一场车祸。我很高兴进入这个外人无法干涉的俱乐部，终于可以以“行内人”的身份使用洗手间里的卫生巾贩售机。但是很快它就变得累人，好像太过夸张的朋友，或是话剧排练。月经过程的可预料性也让人沮丧：我们想吃巧克力，我们生气，我们的肚子像面团发酵一样胀起来。很早以前，我向自己承诺，永远都不会把经期当作我作品中笑话的梗，或是叙事的工具；永远都不会在一群人中讨论哪些药真的能治好经痛；永远都只说“我肚子疼”，而我确实是肚子疼。

去年夏天，我的阴道开始刺痛。我醒来的时候总会比平时更能感觉到外阴部，清醒之后，就明白了原因。工作开始时，我们互相挥手打招呼，吃着鸡蛋和面包时，我就能感觉到。感觉好像有人在我身体里倒了一滴醋，又加了一点烤面包用的苏打。醋冒泡了，响着，顺着流下去。我喝了一杯水，认为这是反常性酸性尿。我吃了些在全食超市[3]冷冻区找到的那种药，我的理发师推荐给我的。我让医生给我做尿检，没有任何结果时，还质问他。我已经想到了最坏的可能性：我在印度感染上了什么吃人肉的病毒，正往我的尿道跑，很快就会把我变成一袋子骨头；或者有一个小肿瘤，像豆子一样，在我体内深处；或者是卫生巾里夹了沙子，造成了微不可见的刮伤。

我有很多恐惧，而阴道长期疼痛一直是其中之一。《我母亲给我的相机》是苏珊娜·凯森诗歌般的小回忆录，记录了她与阴道痉挛的斗争。她阴道里的疼痛既无法确诊，也无法忽略。我告诉你：你永远不会读到一本比它更引人入胜的关于女性生殖器官的书。凯森对这一事实的描述是大师级的——阴道有种独一无二的能力，能在你的大脑和内心失控时，把你的情绪传达给你。阴道也是我们最情绪化的器官，同时被科学和精神控制。在她的书里，凯森写道：

“我想要回我的阴道……我想要这世界上只有阴道才能看到的那一维度的空间再次出现。因为阴道是看得到未来的器官，阴道就是潜力。它不是空虚，而是可能性。”

看完这本书，我就由阴道的疼痛联想到了虚弱和悲伤。凯森的事业是通过将自己的疯狂展示给整个世界看建立起来的，这本书从没把她的阴道疼痛定性为任何一种疾病。可当她从一场糟糕的恋爱中脱身后，重新主宰自己的生活和情绪时，在此过程中，也重新获得了阴道的控制权。所以我是压抑着什么让我疼痛的东西吗？（如果有，那其他很多事也就找到了源头。）我是在害怕我的事业走向，怕我跑得太快，会让自己跟不上吗？我是不是都不知道尿道和阴道的区别？

疼痛来了又去了，但是我对阴道疼痛的焦虑却稳步递增。我不看医生，因为我很确定，诊断结果会是“没救了”。但最终，我的世界末日幻想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我无比耐心的男朋友又实在烦了“我阴道疼”的说法。我去找了兰迪。

兰迪是我的妇科医生。多年来，我换了几个妇科医生，每一个都很有才华，而兰迪是最棒的。他是个年纪蛮大的犹太人，在决定以检查女性生殖系统为生前，曾是纽约大都会队的球员。他仍然有那种烂球队投手乐观肯干的劲儿，在我看来，他正是那种你信任他，愿意让他为你接生、在你阴道里捅来捅去的男人。

那个周四，他就是这么做的。他问我工作怎么样，给我讲了他儿子新养的法国斗牛犬。“你坐起来的时候疼吗？”他问道。我点头。他一边把窥视器插进去，一边给我讲他妻子上竞速自行车课时有多认真。他至少说了三遍“我不是吃货”。

“好了，我感觉都没问题。”他说。除了一处无法解释的疤痕组织，我的阴道很好。“但咱们还是仔细看看，以防万一。”他叫来了超声波技术员米歇尔。米歇尔戴上塑胶手套时，晒得健康的粗手指上还留着订婚戒指，然后她往超声波棒上套了一个貌似便宜商店买来的避孕套。

“那是避孕套吗？”我问道。

“啊，算是吧。”她说。

“但是它跟避孕套有什么不一样吗？比如，你管它叫什么？”

“避孕套。”

她好心却有力地把超声波棒插进我的身体，然后一边仔细看着屏幕，一边把棒来回移动。兰迪饶有兴趣地看着米歇尔试图把我的大肠像窗帘一样拨开。

“她的子宫。”她说，“看，偏向右边好多。”

兰迪点点头，“那卵巢呢？”

“贴在子宫壁上了。”

“我的子宫怎么了？”我问道。

“偏了好多。”兰迪说。

“这里有些子宫腺肌。”米歇尔一边说着，一边指向一个旋转的灰色物体。“但是没有再大的问题了。没有囊肿。左边卵巢——”

“不，是右边卵巢有点晃。”兰迪说着，从她手里拿过超声波棒，好像一个没耐心的小孩跟朋友一起玩电视游戏一样。

沉默的一刻，感觉像是好久，他安慰地拍拍我的腿，快速抽走了超声波棒。“好了，起来穿衣服，在办公室见我。”

他们走之后，刺痛太厉害，我甩了甩双腿，像小孩围成圈玩跳跳乐似的，试图减轻疼痛。这招不管用，我就把蓝色棉布袍揉成一团，塞在两腿之间，像在止血一样。

在兰迪的办公室，摆着两把不配套的仿古椅子，一张孕妇的炭画肖像，一对装饰用的拳击手套。他给我解释说，我是典型的子宫内膜异位。他拿出一张来自1987年的塑封图片，解释子宫内膜异位就是子宫内的细胞长到了子宫外面，跟随每月的荷尔蒙周期肿胀起来，造成我的那些症状，那些我一直以为是证明我独特的功能紊乱，证明我不够强大的症状。膀胱疼痛、刺疼感、后背疼，都是源于那些长在我原本完好的器官上的小东西的生长。他不做手术，所以不能太确定，但他看过足够多的病例，相当自信。至于子宫腺肌——当那些异位细胞开始长成肌肉，环绕子宫时出现——是这个病的典型特征。在兰迪给我看的画中，好像成百个芝麻珠在往软软的粉色天鹅绒里跑。他人好，还给我看了一些腹腔镜手术时拍摄的照片，这些病例都比我严重。照片看起来像是婚礼的残局：抛向新人的泡沫粒撒得满地都是，蛋糕砸得稀烂，还有一点血。

“这是我特别疲惫的原因吗？”我带着希冀问道。

“是啊，你一个月有半个月在疼，那你就会感到很累。”他回答。

“那这个会影响我的生育能力吗？”我试探地问。

“有可能会加大受孕难度，”兰迪说，“但不一定，是有可能。”

“我们都有子宫吗？”我七岁的时候问我母亲。

“是啊。”她告诉我，“我们生来就是有子宫的，连所有的卵细胞都有了，但是它们开始的时候特别小。直到我们长大一些才能生宝宝。”我看看我妹妹，当时她是个瘦瘦的、皮实的一岁小孩，又看看她的小肚子。我想象着她的卵细胞在她体内，像《夏洛特的网》中蜘蛛的一袋子卵，想象她的子宫，大小如顶针一般。

“她的阴道跟我的长得一样吗？”

“我想是吧。”我母亲说，“只是小一点。”

一天，我坐在我们家在长岛的车道上，玩着摆积木，我被我的好奇心驱使了。格雷丝挺直背坐着，嘟嘟囔囔，还微笑着。我屈身看她的两腿之间，小心地扒开。她没有反抗，但是看到里面的东西时，我尖叫了起来。

我母亲马上跑了过来。“妈妈！妈妈！格雷丝那里有东西！”

我妈没顾得上问我，她只是跪了下来，自己去看。很快事实就清楚了，格雷丝往那里塞了六七个鹅卵石。我母亲耐心地把它们拿出来，格雷丝则笑个不停，很高兴她的恶作剧这么成功。

自打我记事以来，我总想做母亲。在童年时，这种冲动很极端，我经常会假装给毛绒玩具喂奶。我妹妹出生的时候，据家人们传说，我问妈妈，我们可以不可以互换角色：“咱们就告诉她我是她妈，你是她姐姐。她不会知道的！”

后来，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改变了：婚姻、来世、伍迪·艾伦[4]，但是我对母性的看法从来没变过。我就适合做母亲，我就是知道。有时候在床上，我躺在熟睡的男友身边，鼓气把肚子撑起来，想象着他在保护我，而我保护着我们的孩子。有时候我们会聊，如果意外发生，我们会很激动，那样我们就不需要自己作决定，直接就面对为人父母的问题。我在脑海里给他们起名字，想象在公园里接他们回家；我们都感冒的时候，拖着他们走过超市[5]，停下来场野餐，但“只能吃五分钟，因为他瞌睡得不行了”；第一次给我三岁的女儿读《埃洛伊塞》[6]；在暴雨来临之前跑来跑去，关掉所有的窗户，解释道：“这样咱们就都不会淋湿，没事了！”

我告诉我做医生的阿姨，我得了子宫内膜异位症（他们内行人直接叫内膜异位），她说我最好抓紧时间吧。“在医学院，这是我们学的第一课。”她说，“有内膜异位这种病，就告诉病人，现在就开始。”

我的医生从没这么跟我说。他很随意——现在我想想，似乎是太过随意了？我一直是对的，我比任何一个医生都了解，我那里是真的有什么不对。

所以我必须现在就开始，现在也是时候开始了。为什么不呢？我有份工作，有相爱的人。我们有一间空卧室，现在放着鞋子、盒子，偶尔让客人住一下。我听说狗总是跟孩子相处得特别好。反正我现在的身材看起来也已经像怀孕了。为什么不呢？

我能感觉到他们，那些宝宝们。他们没有趴在我身上，他们不会吐到我头发上，不会尖叫。他们做完全正常的宝宝做的事。我保护着他们。有些事情永远不变，比如他们对我与他人关系的搅扰，对我空闲时间、小憩时间、我的想象、我的心的侵占。他们来得太早，导致我不能做任何我计划好的事。我只能这样继续活下去。

我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突然想起来，我家里有很多宠物，已经很久没照顾过它们了。兔子、仓鼠、蜥蜴，都被关在笼子里，堆在我的衣柜中，或是床下。我吓坏了，打开衣柜的门，它们很久以来第一次见光。我绝望地扒开纠结在一起的湿木屑，我害怕它们在里面分解腐烂了，但扒开之后，我发现它们还活着，瘦弱不堪，眼球蒙了一层白雾，脏兮兮的。我知道我曾经爱过它们，在我因为工作和自己的事分心前，它们有过很好的日子，后来就被我丢弃在这里，差点死掉。“我好抱歉，我好抱歉。”我一边对它们说着，一边弄干净它们的笼子，还给它们的水瓶里灌满新鲜的水。“我怎么弥补你们呢？”

[1]　公园坡，布鲁克林的一个街区。

[2]　康宁汉，美国当代著名舞蹈家、后现代舞蹈大师。

[3]　全食超市，美国连锁食品超市。

[4]　莉娜在一次采访中公开表示，由于猥亵丑闻，自己现在觉得伍迪“恶心”，但她认为，人们不应该因为艺术家的行为而对他们的作品戴有色眼镜。在他的作品中寻找他犯罪的痕迹，全然是无稽之谈。

[5]　超市，总部在纽约的连锁小型超市。

[6]　《埃洛伊塞》，一部西班牙电影。

PART 2　友谊

我曾经差点成了“女同”，后来我吐了

你写给我一封美丽的信——我不知道将它写得这么美是不是你的本意——我想是的，因为我了解你对我的感情，虽然不算浓情蜜意，却是真正的爱……你让我过去，我就会乘上下一列火车，风尘仆仆地过去。

——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写给伊迪斯·云茵·马西森的信

我只认真喜欢过一个女孩。受一个我很崇敬的女人影响，我对“喜欢的女孩”这个词开始反感（但这个人并不是我“喜欢的女孩”）。同时，因为我有个同性恋的妹妹，“喜欢的女孩”这个词在我听来稍有些反同的意思，好像我要强调我对另一个女性的喜欢与性根本无关，而是温和的、可爱的感情，就是……就是女孩的感觉。

我喜欢的这个女孩叫安·楚。我当时上三年级，她上四年级。她穿保暖T恤，宽腿牛仔裤，发际线处系着头巾，造成一种头巾下面是发亮的黑色假发的假象。

我们从没说过话，但在一次去郊外别墅过夜的班级旅行中，我仔细地看了看她，紧紧盯着她甩雨声棒[1]、检查猫头鹰的唾余[2]。我父母提前把我接走之后（因为我吐了），接下来的那个周末，我都在奶奶家的客卧里想象安和我在对方家过夜的情景，在昏暗的橙色灯光下分享秘密。

那之后，我就没喜欢过女人，除非你把我跟《拉字至上》[3]中谢恩的复杂关系算上。我想跟女人在一起的欲望，从没超过想变成她们的欲望：有些女性的事业轨迹令我兴奋，有些女性轻松的表情让我佩服，有些女性在派对上开玩笑的技巧既让我反感，又让我神往。我不会在传统意义上嫉妒别人——嫉妒别人的男朋友、孩子或银行存款——但我会垂涎于其本人的生活方式。

有两种女性特别能激发我的艳羡情绪。第一种是热情豪放型，一纸幸福的婚约在身，可以愉快地跟一群朋友一起吃午饭，还可以跟一群女性朋友们一起去卡塔赫纳[4]度假，还能为别人策划准妈妈派对，她似乎并不因复杂的存在性问题而困扰，她清理自己的炉子时，脑海中一次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想法——这有什么意义呢？反正它还要脏，反正我们都会死，还不如直接把头放进……

我的祖母多蒂就是这种女人。她九十五岁了，仍然每周去做两次发型，身上总是带着一支珊瑚色口红（给失恋的人提个建议，“你必须往好处想，用眼神交流”）。她一生都长得娇小，在三十年代晚期的一场军事舞会上，一个士兵对她说：“我可以从你的头顶吃到花生。”她还当作一句赞美。

现代的版本就是我的朋友德布，她喜欢尝试新的健身课，可以做到每天同一时间到同一家咖啡馆去写作四小时，却不觉得这有碍创作过程。在她遇见她丈夫并爱上他之前，她是单身，有一连串的晚餐约会，她从不指责他不理解“站在我的立场是什么感受”。德布定期计划周末短假，去“性感、美丽”的地方，比如棕榈泉、图卢姆，她还是晚餐派对和去诊所看病的后勤大师。她貌似并不担心自己会得红斑狼疮或癌症。我完全可以出于嫉妒，用轻狂、肤浅来描述德布，说她不了解这世界上真正在发生的事。但是德布很聪明，我的确嫉妒她。

让我疯狂嫉妒的另一类型的女性是美丽而忧郁的。我知道美化忧郁不好，但是我这里谈的是那种比较轻微的忧愁，如果放在超市给你结账的小伙身上，就很煞风景；但要放在四肢纤长，长发飘飘，有理想有抱负的女演员加诗人身上，就很有味道。一个周日，我在布鲁克林散步，在寻找大米布丁时，碰到了和我关系很好的男性朋友的女朋友。她在慢跑，穿着复古健身短裤的雪白双腿长得无法想象。

“你最近怎么样啊，琳恩？”我问道。

她用带着睡意的双眼看看我，来了一声维多利亚式叹息，说：“糟透了。”我太佩服了！谁会老实回答这种问题呢？假设我在去买枪自杀的路上，碰到了一个为H&M[5]做公关的熟人：

熟人：嘿，干吗去啊？

莉娜：哦，没什么可讲的。只是去买点奇怪的东西。［咯咯笑］

熟人：好久不见啊，你最近怎么样？

莉娜：噢，你知道的嘛，就那样啦！[6]生活真是奇怪，是吧？太疯狂了！咱们应该约个时间去喝咖啡啊。我真的是什么时候都有空。

看着琳恩慢动作跑回家，我想着这样的行为模式是多么有效率。琳恩美丽而又忧伤。她的男朋友会花多年的时间，天天半夜去给她跑腿，只为了博她一笑。我以前觉得男人都喜欢女孩高兴一些，好处一些，俏皮一些。可实际上，为博女孩一笑，对着自然频道的节目撅嘴，有时候要有效得多。

我一直嫉妒男性的特性，如果不算嫉妒男人的话。我嫉妒他们在职业追求中似乎与生俱来有的轻松：他们很少道歉，他们不用费尽周折，只为了保证周围的人都认同他们在做的事。他们通常不会有想愉悦他人的本能反应，我一直觉得这种本能反应是女性的性别本身所带来的诅咒。我看到男人们吃晚餐点餐时，要廉价的红酒、加分量的面包，却带着一种我永远无法拥有的自信。我会想，那得有多好吃啊。不过我也把身为女性当作独一无二的天赋，这是一种神圣的愉悦，太过深沉，以致难以言喻。出生在你想要的身体里，是一种特别的优待，即使在懂得将要面对的困难时，即使在你想要重新定义它时，也能拥抱自己性别的特质。

我知道，在我即将死去的时候，回头看走过的路，会后悔跟女性吵过架，会想到我想取悦的女性，想理解的女性，折磨过我的女性。想到我想再见一面的女性，想看到她们的微笑，大笑着说：“一切都在正轨。”

八年级的时候，我们班去华盛顿特区旅行了一次，这是全国所有八年级学生的传统。这次旅行应该是这样的：去拜访那些有意义的地方，了解政府的各个部门，然后在乔尼·洛基茨汉堡店享受应得的放松时光。现实是，那天整个白天就是为了等待夜晚降临，当拉上窗帘时，窗子后就会变成一个放纵的马戏团，每一个监护人都明智地选择“睡”过去。学生们在机场边的万豪酒店房间之间跑来跑去，释放出最疯狂的自我，大声喊着说话，好在电视和说唱乐的声音中让人听到，根本没人在洗澡，却大开着淋浴。

我听别人提起过内莉——她是一个才华惊人的英国剧作家。她在维基百科页面上说，她比我还小两个月。我认识的一个男演员曾出演内莉在纽约的唯一一部剧，他将她描述为小叮当，或是安娜贝尔·李[7]——或者说像贝蒂·伯伊德为乔治·哈里森的事而弄得一团糟时的样子。一个很机智的女子，偏爱深层的情感关系，醉酒的舞蹈，喜欢把古董外套搭在一边肩上。

网上搜到的内莉的照片，是一个肤色苍白的流浪儿，一头乱糟糟的漂白头发，身上的衣服像现代版的圣女贞德，颜色暗淡的破布上印着两性化的天使。

在谷歌上搜索内莉的名字根本找不到让人舒心的结果。她没有推特，没有博客，没有任何在网上的个人表达。如今，在网上曝光这么少，真是稀奇，这本身就是极大的诱惑。她是在用古老的戏剧艺术讲述自己的故事。

我在谷歌上偷偷搜索了内莉几个月之后，发现她也参加了我参加的纽约客活动的访谈。让这群人笑起来很难，他们总问些特别严肃的问题，关于种族、关于性别，我都是不太确定地作答，感觉特别疲惫，也没有作好充足的准备工作。之后我在休息室见到内莉，握了握她柔弱的手，被她声音的深沉所惊到，她的声音像个英国老男人似的。她的眼睛半闭着，连领口最靠上的扣子都系起来。她看起来像济慈，或者伊迪·塞吉维克，又或者是另一位已逝的重要艺术家。

“我是你的大粉丝。”我告诉她。虽然我只在谷歌图片上搜索过她，从没读过她的一部作品。但是看着她那心形的脸庞，我只想给她留个深刻的印象。“嗨，我叫莉娜”，我想让她这么觉得，“我喜欢戏剧，喜欢老式台阶，喜欢人们会哭的派对”。

“谢谢，谢谢你。”她咕哝道。

我十五岁时，我的朋友索菲亚教给我她最喜欢的小伎俩，她说能让男孩们疯狂。她把它讲成需要专家指导的复杂活动，可实际上只不过是吸别人的耳垂而已。她在性的领域比我领先，我很努力地假装这是我以前做过的事。

那天很晚了，我能听到我父母的晚餐派对临近散场，人们开始拿起他们的外套，我父亲提前开始洗盘子，这是他放出的“今晚到此为止”的信号。

索菲亚给我解释说，男孩们有多傻，几个小伎俩就能让他们在几秒钟内向她下跪。她穿着紧身白色T恤，还有嵌进她腰里的水洗牛仔裤。她有一头发亮的头发，总是从马尾里滑出来，皮肤总是微微发红。

我要去伦敦，只身一人。我十四岁以后就没再去过伦敦，那年我气我妈逼我坐摩天轮，更气我居然还蛮喜欢。

我不知道这次该干什么，就决定给内莉发电邮，现在我已经读过了她的作品，觉得她的作品和她本人一样令人惊叹却又参不透。

内莉回复我时，叫我“亲爱的女孩”。我建议去喝茶，可她更愿意去喝点小酒，她说她会在五点半“过来”接我。她发邮件说，她会迟到一会儿，然后又发邮件说，会早到。我在大堂里找到她的时候，她穿着紧身皮裤，长长的黑色外套。她的提包看起来像海盗的财宝袋。

我们的第一站是她参加的一个“社交俱乐部”，在一条街以外的地下。那是一间满是灰尘的木地板房间，低低的天花板，屋里烟雾缭绕。内莉和我都点了红酒，我紧张地摆弄我包上的带子。她给我介绍各种王尔德式的人物，一口气说出了亚里士多德、易卜生、乔治·迈克尔（后者是她的邻居）。我第一杯还没喝完，她就又为我们都点了新的酒，然后又意识到我们要赶不上在杰士奇餐厅的晚餐预约了。她拉着我的手，领我走过伦敦西区，告诉我，她要是考试成绩好了，或是需要被约谈了，她父母就会带她到那里去。她给我讲秘密的情事、秘密的小道。她喜欢走路，每天都走好几里地。

到了杰士奇餐厅，这是一家老牌高级鱼餐厅，你坐下之前，服务生会主动问你，是否要去赶剧院的通告。她很老练地点了菜，白葡萄酒，小炸鱼，还有一些我都不敢吃的东西，但是菜上来之后，我发现特别好吃，像黄油或是糖浆。我的脸渐渐暖了，我也许已经说了太多。我本约好一小时后跟朋友小酌，她却求我取消约会，跟她回家。“这是个不寻常的地方，我想让你见见所有人，大家也都想见你。”

在去她家的出租车上，我们聊天。我们聊为什么要写作，聊这一切目的何在，她说，“这世界上有太多我们纠正不了的错。”

“而在我们的作品中，我们会创造一个好一些，或者干净一些的宇宙，”我匆忙答道，“或者至少是更讲道理一些。”

“一个我们想要生活其中，或者至少能够理解的地方。”她满意地点头，“你真的很聪明。”

我意识到自己从没跟任何人说过这些，更别提跟一个同我年纪相仿的女性说了。我从没跟与我年纪相仿的人讨论过野心之外的任何话题，比如技术、热忱、哲学，我们不碰那些话题。

她问我我最差的品质是什么，我说我有时很以自我为中心。她说她会迷失在自己作品的世界里，找不到回来的路。

城市在变化，从熙熙攘攘的大都市变成两旁有树的街道、只亮着几盏灯的大宅子。（想知道我在说什么，就去谷歌搜“英国草坪”。）我们到了她的房子，走进潮湿的夜里。穿着高跟鞋在鹅卵石的地面上不好走，我就紧紧抓着内莉的胳膊。我很确定，自己从没见过这样的地方，它有种童话般的庄严，还有迈克·李电影那种粗犷的质感。下了车，我吸了口空气，闻到的是潮湿的街道和远处的烟味儿。我猜她付了出租车钱。

她打开门，门里面是一间图书馆，像是《杰作剧院》[8]的拍摄场景，老旧的书摆得到处都是，甚至还有从壁炉里掉出来的。

“有人吗？”她喊道。一只疯疯癫癫的法国斗牛犬蹦跳着跑下宽台阶，龇着牙。“噢，别这样，罗比。”

一个头戴动物耳朵饰品的女孩从一扇秘密的门后跳出来，她用一个拥抱迎接我，我跟着她们到了一个客厅，四五个室友聚在那里喝一瓶红酒。她们一一被介绍，不是演员就是文学院学生，不然就二者都是。她的妹妹——又是一个头发经过精心设计的小淘气——笑起来不带感情，很有意思。

我知道我不该再喝了，或者至少该吃点她们传来传去的零食调和一下。没人能解释他们为何会来这里住。内莉跳了起来，边说冷死了，边脱了外套。“我带你四处看看。”她说。

我仔细观察着房子里的每一个细节，仿佛我又变回了六岁，读着一本图画书，认真地扫每一幅插图。大理石壁炉旁摆着一本《ELLE》杂志，一只撕破的长筒袜，一盒空掉的万宝路香烟，一杯吃掉一半的布丁。一个房间接一个房间，好像在纽约的房子里做白日梦，打开一扇隐藏的门，发现你都不知道自己已拥有的巨大房间。我洒了一点红酒，洒在了自己裙子的前胸上。

内莉的卧室里摆着一个带爪足浴缸，我用可怜巴巴的好奇眼神看着她的书、她的剪报。我又一次告诉她我有多爱她的作品，我是真的爱。她的作品有主题，有文化基因，有暗喻。她会运用我无法掌握的正式写作技巧。

“跟你年纪相仿的人没有像你写作这么好的。”我跟她说。

“谢谢你，谢谢。”她答道。

客厅里，他们放起了老派说唱曲，我的杯子又被续了杯。我一坐下，裙子就往上跑。詹娜，一个在伦敦西区演安妮·弗兰克而出名的女孩，对内莉说，“嗨，我到家了。”

我跟艾登相处感觉最温暖，他是一个前童星，有种温柔的花店送花男孩儿的感觉。

他们教给我各种新的英国说法——比如耍酒疯，意思是“吵嚷”或“喝醉了搞破坏”，他们还在各种语境中讲给我听，“我喝了几杯之后就开始耍酒疯，再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倒挂在屋顶吊灯上。”

她们一次又一次给我续杯。我们笑着，笑别人的脸，笑声音，笑东西，然后突然间一切都晃动起来，我能看到的范围缩小了，这只可能意味着一件事——我要吐了。

话一出口，我就吐了起来。一大堆呕吐物冲到了他们之前完好无损的奶油色地毯上。我感觉到滚烫、发酸的晚餐残留物顺着我的下巴流下去，滴在地上，可我恶心得顾不得形象了。吐出来之后无比轻松，我都不在乎今天一天吃掉的每一道英国菜和一杯又一杯的红酒现在成了他们地板的装饰。内莉拍拍我的头，小声安慰我。我跳起来，环顾四周，所有人都还留在事情发生前的位置，只有艾登不是，他重新出现时，拿着一把笤帚和簸箕，收拾起我的呕吐物，好像那只是袋装花生或是剪下的碎头发。他一直说他经常干这个。我还是没有一点尴尬的感觉。

内莉朝我凑过来。

“你的脸真美。”她告诉我，“如此惊艳的眼睛，你好匀称。”

“你在开玩笑吗？”我含糊地反问，“你自己长得这么完美，还这么聪明。我感觉……我感觉我好像懂你。”

她捧着我的脸，喘着气，像我们站在暴雪之中。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即使她沉默不语，我也懂她。她知道我懂她，懂她缺了什么。我明白有个人不在了。她握紧拳头捶着自己的胸膛。“但太痛了，你无法想象这痛有多深切。”

“我懂。”我告诉她，那一刻我确实懂，“我懂，我懂的。你好勇敢。”

她在我身边躺下。我们现在面对着面。詹娜跳着舞从我们身上跨过去，大笑着，脱了衣服，只穿着运动文胸。

“这很难讲出来，”她说，“认识你真好。”

我握紧她的手。我感觉自己从没这样深刻地感受过另外一个人的痛。我想我的口气很糟糕吧，但我也觉得她应该不会在乎这种事。就算她把烟圈吐在我面前，我也不会介意。我揉揉她的头发，然后揉揉我自己的，再揉揉她的。我走之前一个小时就开始说我要走了。在回去的出租车里，我抓着写着她电话号码的纸条，想着我还没看她的池塘。

第二天，我一觉睡到了下午三点，下雨时，出租车在酒店停车的声音成了我的催眠曲。我下午有个会，我下定决心不告诉任何人我吐了。但是我的第一直觉就是想分享，我一天中第一件正事进行了十分钟，我就忍不住讲了出来。我小口啜着一杯茶，直到下午六点可以吃得下肉馅饼的皮了。我掏出手机，开始浏览昨晚的照片，我根本不记得照过这些照片。你要是看得仔细，还可以在左上角看到紫色的呕吐痕迹。

后来，独自躺在床上，差不多从宿醉的恶心中恢复过来了，我放大了看内莉和我的照片。那是没裁剪的版本。它就像幽灵猎人拍摄的图像，让当事人看不到的鬼魂显现出来了。

[1]　雨声棒，起源于智利，部落以此为工具祈雨。将鹅卵石塞进干了的仙人掌棒，两端堵住，动时有雨落之声。

[2]　猫头鹰的唾余，长耳猫头鹰进食后无法消化的动物骨骼、皮毛、爪等物结成的小团。

[3]　《拉字至上》，女同性恋电视剧。

[4]　卡塔赫纳，哥伦比亚的一个港湾，西班牙也有一个与此同名的港湾。

[5]　H&M，来自英国的平价服装品牌。

[6]　噢，你知道的嘛，就那样啦！Asíasí，英文翻译成西语的误译，常被不会西语的英文母语者误用。Así意为“那样”，asíasí即被当作“so so”回答寒暄问题。

[7]　安娜贝尔·李，爱伦·坡最后一首诗作中死去的美丽女子，有理由相信其原型就是他的妻子。

[8]　《杰作剧院》，Masterpiece Theatre，又名《杰作》《杰作经典》，美国七十年代开播的电视剧。

最精彩的部分

“我觉得咱俩不合适。”他说，“我想咱们还是做普通朋友好。”

那是七年级时，我们刚放完寒假。我们最后一次约会时，牵手在街上走了几个小时，然后去哈根达斯等我妈接我回家。我知道我喜欢他，因为他吃了草莓沙冰后牙上粘着草莓籽，我却一点没觉得恶心。下周三就该是我们谈恋爱的六个月纪念日了。

“好吧。”我挤出一句回答，把脸埋在玛姬·菲尔德胸前，蹭着她的蓝色皮草外套。她闻起来像棉花糖，她同情我，领我到十二层的女洗手间，抚摸着我的头。“他是我的第一个男朋友，我那时确定，我不会再有第二个。”玛姬已经有三个了，他们全都让她感觉很失望。

“太混蛋了！”她说，“咱们把他怎么办呢？”她生气时才会露出布鲁克林口音。这是最精彩的部分。

“我做不到。”我一边说着，一边靠着窗子瘫软下去。

他坐在他的绿色吉普驾驶座上，看我戴着墨镜哭，却不知道我为什么如此沮丧。我们在沉默中停好车，他把我带回他的公寓，好像我是个惹了麻烦的小孩。我们关上门，他往玻璃罐里倒满水，告诉我，于他而言，我是这世上唯一一个重要的人。他说他知道我也是这种感觉，他的脸扭曲起来，这还是我认识他以来第一次看到他流露感情。

最终，尝试三次分手之后——在沙滩上、电话里、邮件中——我跟朋友梅利特坐在公园坡的街边咖啡厅。这时坐在外面有点冷，我们带着墨镜，缩着脖子躲进套头衫里。我戳着自己的薄烤饼，梅利特简单利落地告诉我：“你可以改主意的。”不管是在感情上、看人上，还是在爱的誓言上，我总是不停地自相矛盾。我不想看到他哭。

所以我开始不接电话，开始不再询问许可，很快他就不再出现了，像圣诞节假期被禁足一样，这种似乎永远没完没了的倒霉事，就那样过去了。

“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会明白，这一切有多神秘。”他说。

他在讲爱，而他只大我八岁。我早该看出来的。隔着大洋的异地恋，却进行得很顺利，这不正常。他每天早上去海滩冲浪的路上都给我打电话。我给他描述我新公寓窗子外的景色，雪落在邻居家的花园里，在这里定居的猫们在各自的安全出口喵喵叫。我有时候会记不起他的脸，所以想起他我就看自己的双脚，我们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我光着的、白花花的脚贴在地板上。

“真希望你在这里，”他说，“我想带你去吃冰淇淋，看海浪。”

我点点头：“我想去。”我真的很想去。

但是现在我来到了他的生日派对，穿着我母亲的黑裙子，完全地错位，脸是通红的，辫子油乎乎，高跟鞋陷进他朋友韦恩后院的泥里。女DJ头上扎了十一个发髻，而他站在热水池边，跟另一个穿连衫裤的女孩说着话，我那一刻就认定，我的到来与他想象中不同。也许他根本没想到我会来。第二天他带我去海岸边观光，这事本应很浪漫，却感觉像被绑架。我们排队等着鱼馅玉米卷，我绝望地希望没人能听到他说话，如果他们听到的话，拜托不要因此另眼看我。我只想一个人清净清净。

我回了家，觉得这一章已经封笔，几个月来，我第一次可以松一口气了。毕竟，欲望是满足之敌。我躺在浴缸里给奥黛丽打电话，“我们不合适，”我对她说，“我想，他只是觉得跟一个胖乎乎的女孩在一起，显得他深沉。”后来，我们发现他同时还在追求电视剧《白宫风云》里的一个女演员，他还给她买了棵仙人掌。

奥黛丽大笑起来。“真是个傻子。他认识你是他走运，可他傻得根本意识不到。”

“我还是爱你的，”他说，“但我要走我自己的路了。”

“那你是想分手？”我发着抖问道。

“我猜是吧。”他说。我晕倒了，像十二世纪的女人在镇里的广场目睹了绞刑一样。

我母亲从一场派对回到家，发现我紧张性神经症犯了。我躺在床上，埋在我和他的照片里，枕着他圣诞节买给我的大手套。她告诉我这是个好借口：可以享受一个人的时光，可以好好哭一场，只吃拌着奶酪的糖类食物。

“你会发现，”她说，“被别人伤了心也有一种独特的优雅。”这以后很多年，我经常用到这句话，当成一份礼物送给需要它的人。

我学到的13句不该对朋友说的话

1. “她也是婴儿肥，只是有肉的部位跟我们不同。”

2. “不用担心，你死了就没人会记得了。”

3. “不，请不要道歉。我要是有你那样的母亲，我也会很糟糕的。”

4. “没关系的。你从来都不怎么诚实。”

5. “也许你该开家店？那可是份适合你的工作！”

6. “进食障碍和大屠杀是一回事。”

7. “我在谷歌上搜索他，刚打出他的名字，搜索引擎就自动显示了‘强奸’。”

8. “但是这不一样，因为我是有爸爸的。”

9. “拜托，让我付午饭钱吧。你没工作。”

10. “我的书里有一章是写你的。”

11. “我书里根本就没提你。”

12. “嘿，你去买沙冰的时候，你男朋友想要吻我。如果不是这么回事，那他就是在闻我的嘴。”

13. “祝你一生幸福，贱人。”

我的妹妹格雷丝

六岁以前，我都是独生女。

虽然关于生育和家庭我所知甚少，但我以为我会一直都是独生女。我在学校听其他孩子讨论过他们的兄弟姐妹或独生子女的身份。

“我妈妈不能再生宝宝了。”

“我爸爸说有我就够了。”

“你有兄弟姐妹吗？”上学前班的第一天，我的老师问我。

“没有，”我答道，“但是我妈妈正怀着一个呢。”

她没有怀孕，一点都没有，老师恭喜她“添丁”时，她也是这么解释的。

“你想要弟弟妹妹吗？”那天晚上，我们在咖啡桌边吃着中餐外卖时，妈妈问我，“你是因为想要弟弟妹妹才撒谎吗？”

“好啊。”我答道，随意得好像她要给我的不是弟弟妹妹，而是木须肉烤饼。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我的投票改变了大局面，他们真的开始尝试再生一个。我还像平时一样，对走廊那边另一间卧室里酝酿着的暴风雨毫不知情。

两年之后，六月里炎热的一天，妈妈坐在我们家沃尔沃的驾驶座上转头面向我，说，“好消息。你马上就要有个小妹妹了。”

“不，不可能。”我答道。

“是真的。”她说，脸上挂着大大的微笑，“你不是想要妹妹吗？”

“哦。”我告诉她，“我现在不想了。”

格雷丝是一月末出生的，还是在我第二天要上学的夜里。妈妈的羊水破了，在电梯前的木地板上洒了一地，这之后她还摇摇摆摆走到我的卧室，哄我上床睡觉。凌晨三点钟我醒来时，整个房子都是黑乎乎的，只有我父母卧室的灯开着。我沿走廊走过去，发现一个叫比琳达的临时保姆坐在他们的床上看书，她旁边是我从电视购物节目上买来的陶瓷娃娃（分期付款，一共五次，每次11.99美元），还有一堆包着的薄荷糖。

早晨我顺着百老汇大街走到医院，格雷丝是整个婴儿房里唯一一个白人小孩，其他的全都是华裔的。我隔着玻璃看，“哪一个是她？”我问道。

妈妈躺在病床上，肚子看起来还跟前一天一样大，只不过现在是软的了，像果冻盒一样。我努力不盯着她露在病号服外发红的乳房看。她很疲惫，脸色苍白，但她满眼希冀地看着我在椅子上坐下，我父亲小心地把宝宝放在我腿上。她很长，脸平平的，红红的，头骨是奇形怪状的球形。她软软的，很无助，小拳头不停地伸展、握紧。我觉得我的新娃娃比她可爱多了。他举起拍立得相机，我则像举起四健会[1]奖励的兔子一样举起格雷丝。

格雷丝回到家的第一个夜晚，我整晚都在哭嚎，“她是入侵者！把她送回去！”直到累坏了自己，在一把扶手椅上睡着了。那种感觉太尖锐，太带悲剧色彩，深刻得让我一直无法忘记，之后我再也没有过那样的感受。也许那是在你配偶的床上发现第三者的感觉，也许那是一份工作做了三十年后突然被开除了的感觉，也许那是失去了属于你的东西的感觉。

从一开始，格雷丝身上就有什么未知的东西。她自控力很强，让人看不透，她不像寻常的宝宝一样总是哭，有需要也不明确表达。她不是很喜欢被抱，你要是拥抱她（至少我拥抱她的时候是这样的），她就会像欢腾的小猫一样动来动去，想挣脱你的怀抱。她两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坐在吊床上，她在我身上睡着了，我坐着一动不动，怕把她弄醒了。我用脸蹭着她软软的头发，吻她肉嘟嘟的脸颊，用食指描摹她的浓眉。她终于醒来时，惊了一下，好像她是在一个陌生人身上睡着了似的。

格雷丝的护栏床就放在我们家客厅中央，在沙发和被我刻了名字的餐桌之间。我们的生活都是围绕她展开的，我父母分别拿电话的主机分机讲着话，我画着“时尚女孩”“疯狂男人”的画。偶尔，我会跪在她面前，把脸挤进她婴儿床围栏的空隙里，轻声喊：“嗨……格雷丝。”有一次，她凑过来，把唇贴在我鼻子上。隔着嘴唇我也感觉到了，硬硬的、薄薄的。“妈妈，她亲我了！看，她亲我了！”我又凑过去，她用两颗新长的牙狠狠咬了我的鼻子，接着大笑。

她渐渐长大了，我开始用贿赂的方式收买她的时间和亲密：让我给她化“摩托酷妞”妆，就给四个二十五美分；让我吻嘴唇五秒钟，就给三块儿糖；“靠我身上放松”，就让她选电视频道。也许，我想，我戴上祖母做透析时戴的面具，她就会愿意接受我的吻（答案是我想错了）。我想要的不只是亲密的举动，而是她需要我的感觉，那种没有姐姐给她领路，她在这世上就会走丢的感觉。我很邪恶，偏爱告诉她坏消息——我们祖父去世的消息、街对面着火的消息——希望她的恐惧会让她钻进我的怀抱，让她信任我。

“你要是不那么强求，也许会好点。”我父亲说。所以我让步了。但是有一次她睡着的时候，我溜进她的房间，听着她的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再吸气，直到她翻了身。

格雷丝一向让大人们惊讶。首先，她很聪明。她兴趣广泛，从建筑学到鸟类学，她对待事情的方式更像成年人，而不是一般早熟小孩那样令人讨厌的奇奇怪怪。我小时候自我意识特别强，严重到惹人烦的地步，还很自以为是，喜欢看字典“消遣”，经常说类似这样的话，“爸爸，我的同龄人都没有人懂得真正的文学”，那些我听到的电影中的“特别”的人说的话。但格雷丝只是做她自己，充满智慧，所以我们经常会在饭店的洗手间里找到她，看她正在安慰一个分了手的四十岁女人，或者问别人香烟是什么味道。一天，我们发现她在我们家食品储藏室里，小口喝着一小瓶飞机上的伏特加，觉得很恶心，却又很好奇的样子。

只有一次，她的成熟太过分了。那是社交网络刚刚兴起的时候，当时上五年级的格雷丝让我帮她注册了一个Friendster[2]账号。我们一起列出她的兴趣爱好（科学、摇滚）和她想要寻找的人（朋友），上传了一张她对着镜头飞吻的模糊照片，照片里的她穿着霓虹色的连衣裙。

一天晚上，我打开电脑，发现格雷丝的Friendster信息开着，有十几条信息，都是一个叫肯特的人发的：“你要是喜欢雷姆·库哈斯[3]，那咱们真应该见见面。”

我一如既往地大惊小怪，叫醒了我妈。第二天早晨，她一边吃全麦薄烤饼，一边跟格雷丝谈话。格雷丝气得好几天不跟我说话。她不在乎我是不是在保护她，也不在乎“广告销售代表”“肯特”到底居心何在，重点是我出卖了她。

大学的时候，我的室友杰西卡开始跟一个女孩约会。在我看来，这件事出得突然，做得轻率，杰西卡只是在迎合当时的流行趋势，而不是出于自己本能的欲望。“她只是想证明她不是个典型的日裔女生。”我跟别人说，“她两周前才跟她前男友分手！她只在乎鞋子和裙子。”

她的女朋友长得很漂亮，很温和，戴着圆形眼镜，留着状如蓬蓬半身裙的发型，是她们关系中偏男性化的那个。她已经毕业了，每隔几周就会开车来俄亥俄州过周末，那时候我就得卷铺盖卷去别人房间的地板上睡。

一个周末，格雷丝来学校看我，我带她去了一场派对。那时候，她芳龄十五，长长的双腿，大大的眼睛，淡淡的雀斑，闪亮的棕色长发搭到腰际，穿着二百美元的牛仔裤（不知道她是怎么让我爸相信她需要这么贵的裤子的）。她站在角落里，边笑边小口抿着我给她的一瓶啤酒。

欧柏林是自由的港湾，在这里，异类才是王者，学校最酷的圈子是一群玩英式橄榄球，穿霓虹色衣服的女同性恋。她们主宰着每一场派对，放着凯特·布什的混音带[4]，脸上画着抽象脸绘，释放着同性恋的能量。“接吻是一种舞步。”她们的领头人达芙妮这样给我解释。

那晚，达芙妮注意到了格雷丝，她被她小巧的鼻子，还在发育的、大大的、边缘不平的牙齿所吸引，她把她拉到了舞池。

“我们活着！”她喊道，格雷丝很尴尬，但她还是跳起了舞。格雷丝开始有些笨拙，然后有些信心了，很投入，但没有过分热切。我坐在沙发上自豪地看着她。她真是什么事都能做到。

“你妹妹是同性恋。”第二天，我的室友杰西卡一边在她床上叠洗好的衣服，一边宣布道。

“什么？”我问。

“我只是说，她喜欢女孩。”她随意地说，好像她是在给我提建议，告诉我汽车保险怎么省钱一样。

但是我完全怒了。“不是，她不是！不能因为你当了一秒钟同性恋，全世界的人就都成同性恋了，好吗！？她要是同性恋，我不会介意，但她要是的话，我会知道的。我是她姐姐，好吗？我知道的。我什么都知道。”

格雷丝十七岁了。我们坐在餐桌旁，吃着泰式炒河粉。我们的父母都不在城里，现在我们长大了，可以照顾自己了，他们就经常不在家。我二十三了，还在家里啃老。我用叉子叉起一些河粉，送进嘴里。格雷丝描述着她跟上城区学校的一个“呆呆的”男生糟糕的约会。

“他太高了，”她抱怨道，“太善良了。他想表现得聪明，太刻意了。他把餐巾放在手上说，‘看，我的手戴披肩了’。”她停顿了一下，“他画卡通画，他还有糖尿病。”

“听起来多好啊！”我说。我没来得及想就问道，“你怎么不喜欢他呢？你是同性恋吗？”

“实际上，我是。”她大笑着说，她与生俱来的标志性冷静一点没变。

我啜泣起来。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她是同性恋——实际上，按照我对自己的看法来说，这是件好事。我觉得自己是整个街区最奇怪的女孩，所以我一直怂恿我父母去收养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孤儿。不，我哭，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我了解的很少：我不了解她的痛、她的秘密，她每晚躺在床上时脑海里的幻想，她内心的世界。

对我来说，她一向难以捉摸，是我们家人触摸不到的美丽一字眉姑娘。我从小就开始给我的父母、妹妹、祖母——任何愿意听的人——讲我的欲望。我生活在一个几乎像强迫症一样，完全没有秘密的世界里。

格雷丝三岁的时候，从幼儿园回到家，说她爱上了一个女孩。“她的名字叫麦迪逊·莱恩，”她说，“我们要结婚。”

“你们不能结婚，”我说，“因为她是个女孩。”

格雷丝耸耸肩，说：“反正我们要结。”

后来，这成了一个家里流传的故事：格雷丝是同性恋的那年、麦迪逊·莱恩事件。她笑，好像我们在讲一件普通小孩子的童年傻事。我们也把它当作笑话。

但它不是个笑话。格雷丝的坦白更像是确认，而不是揭示，其实我们都明白，只是拒绝说出来。整个高中时代，格雷丝都冷眼旁观周围的一切。她是辩论队的队长，参加修辞学比赛，然后穿着白色短裙赶去上网球课，对她的女性朋友们都在经历的荷尔蒙热潮心存疑虑。我们都这样想，她太成熟了，太不寻常了，不会因为暗恋之类的事烦心。我们都说：“大学就是她的天地了，她会感到满足，能放松，有时间跟男生谈恋爱。”

格雷丝礼貌、坚定、不带感情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不紧不慢地吃着她的泰式炒河粉，过几分钟看看手机。最基本的问题：你什么时候知道的？你害怕吗？你有中意的对象吗？然后是那些我问不出的问题：我有没有说过什么话让你失望，让你难过，让你觉得孤单？你在告诉我之前告诉了谁？是我的错吗？是因为那个透析面具吗？

她说她已经有过一场恋情，一个叫琼的女孩，是她在佛罗伦萨暑期项目的室友。她说，她们“从没有真正敞开谈过”。我试图想象琼的样子，却只能想象到一个带着假发的白雪公主模型。

因为我憋不住秘密的天性，等待格雷丝告诉我父母的过程成了对自己的拷打。我求她告诉他们，嘴上说是为了她好，实际上却是为了我自己。知道这个秘密，看着它在我们家造成的屏障，对我来说太难熬了。我从不喜欢把话藏在心里，我自己也没有任何不想说的事。但是格雷丝没准备好，即使我用甜言蜜语哄骗她，在餐桌下悄悄踢她，她也不说。虽然我一直害怕自己会突然妥瑞综合征[5]病发，喊出“格雷丝是同性恋！”，却也守住了秘密。

一天早晨，我母亲从她卧室出来，眼神黯淡，还穿着睡袍。“我根本没睡着。”她疲惫地说，“格雷丝瞒着个秘密，我知道。”

我咽了口唾沫，“你觉得是什么秘密？”

“她放学后总是晚回来，我问她一天过得怎么样，她也不理我。她好像有什么心事。我觉得……”她痛苦地喝了一小口咖啡，“我觉得她在跟她的拉丁语老师搞婚外情。”

“妈，不是。”我说。

“那还有什么别的解释？”

“想啊，”我从牙缝里挤出来，“动脑筋想啊。”我等着，等得却不够久，她没反应过来，“格雷丝是同性恋！”

我妈比我哭得还惨，像个受惊吓的孩子，或者像一个做错了事的母亲。

几年之后，格雷丝承认琼的故事是她编的。她编这个故事来讲给任何怀疑她是有同性恋性取向的人。我知道她没有把爱上一个人这种事瞒着我之后，轻松了许多。

格雷丝要大学毕业了。离开家的这四年让她的神秘感少了一点，加深了她的自我意识。她一出现就是惊人的、奇怪的成年人形象，如今仍然带着些忧郁，和我们保持着距离，但她同时也特别爱笑，寻求野蛮的乐趣。有时候，她抱我、挠我痒痒，她长长的冰冷手指让我很烦。我从没想过，多年之后，我们两个会互换位置。她写作的时候（她不经常写），我对她的思维方式嫉妒得不得了，因为她写作似乎是为了她自己享受，而不是为了让别人知道。

她打扮得像个夏威夷罪犯，穿宽松的印花上衣，合体到奇怪的正装，光着脚穿包子鞋。她对待生活的态度比我要现代，她有一种激进的特质，我也追求过，却从没得到过。她醒来时，头发缠在一起，出门的时候还是那样，经常很晚才回家。她喜欢不寻常的女人，坚挺的鼻子，娃娃般的眼睛，有创意的性情。她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对不符合时代潮流和自相矛盾的事物感兴趣。她很瘦，但不爱运动。男性们爱她。

[1]　四健会，4-H，美国农业部的农业合作推广体系所管理的一个非营利性青年组织。

[2]　Friendster，美国早期社交网站，现已被亚洲企业收购，总部设在马来西亚。

[3]　雷姆·库哈斯，荷兰建筑师。

[4]　凯特·布什，英国传奇另类歌手。

[5]　妥瑞综合征，一种无法控制自己行为、不由自主抽搐的儿童病。

我爱纽约的10个原因

1. 因为任何事都是别人的事，但是每个故事的开头都是这样的，“我明明只是管好我自己的事而已……”

2. 因为在这里，规则更像是建议。

3. 因为纽约不只是曼哈顿，甚至不只是布鲁克林，还有像罗斯福岛、城市岛、里克岛这样的地方。你知不知道斯塔滕岛上有个公社，大厨是个侏儒？你知不知道布鲁克林有座殖民时期留下的大宅子，住着一个日本外科医生和他的盲人妻子？我也只是听说。你知不知道在唐人街能买到一种特别的小海龟，它们携带着很容易传染的沙门氏菌，可又实在太可爱了，谁都想冒这个险。

4. 我喜欢出租车司机。我永远相信，这世上最最多样化，最最古怪的人群就是纽约出租车与豪华出租车委员会的“的哥们”（还有为数较少的“的姐”）。我父亲在七十年代晚期开过六个月的出租车，我二年级的时候告诉所有人，他还在开出租车。

5. 因为所有人都恨正装。连天天穿正装，以此为身份标识的人都恨。

6. 因为我要是再看到一部《给纽约市的情书》式电影，或是电影中“纽约其实就是三角恋中的第三方”，我就会气炸掉。但我还是同意，冬日里中城区的角落和炎热八月里斯塔滕岛渡轮的景致是无可比拟的。

7. 因为四十八街与第八大道街口的二十四小时药店，凌晨三点去那里买氯硝西泮[1]，对他们来说，跟下午五点在贝塞斯达[2]买牛奶差不多。

8. 因为虽然这里的人并不礼貌，但他们的另一种品质比礼貌更强——他们善良。你没有零钱的时候，总会让你免费喝茶。你在哭的时候，总是把打车的机会先让给你。你没在他们商店里买东西，也让你用洗手间。你穿着高跟鞋，鞋跟狠狠地卡在了井盖里的时候，总会有人冲过来帮你。还会帮你逮一只在敦博[3]的停车场住了好几周的恐惧的垂耳兔。

9. 因为所有人都会被喝倒彩。我是说所有人。你要是女性，不管是天生如此还是后天选择，你都会被喊“小妹”[4]“亲爱的”，或是“小甜甜布兰妮”[5]。有时候倒彩还是有创意的！有一次，我妹妹走在街上，戴着她厚厚的黑边眼镜，一个流浪者嘟囔道：“书呆子跟我讲讲书啊。”

10. 因为我出生在这里，纽约并不陌生：她就像我胃里常年不散的恶心。有时候我走进苏荷区，或是布鲁克林高地，会因为那种气味，那种发霉的空气，而停下脚步。沉醉于那种气味：这是在闷热的夜晚被从巴尔杜奇那儿拉回家，脚上还被果冻鞋磨出了水泡的感觉，每走一步都在祈祷出租车的出现，惊恐地发现我已经能看到自己家了，却还在走路。我在牙医的等候室里看到绿荫景色，刚好在她把粗手指塞进我嘴里之前。那天我上学迟到太久，雨又下得很大，我们搭顺风车，坐在了豆奶运货车的装货板上，我母亲到如今还拒绝承认。跟别的学校的男生一起坐在小巷里，看他们抽烟，等待我父母回家，因为我丢了钥匙。在别人的盆栽植物上撒尿，一低头却发现膝盖以下都沾满了泥巴。那一次我生日的时候打了辆出租车，出租车撞倒了一个老太太，她躺在街上，牙齿被撞掉了，出租车司机抱着她沾满血的头。我蜷缩着躲起来，直到一个被要求把车挪一挪，不要挡着十字路口的行人发现我还缩在那里，我脱口而出：“今天是我的生日。”还有一次我穿着吊带裙遛狗，跟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子对视了一下，他就撞到了一辆停着的车，我跑了。每一个转弯都是一段记忆。在这方面，它跟所有城市一样。

[1]　氯硝西泮，主要用于治疗癫痫和惊厥，对各型癫痫均有效；可用于治疗焦虑和失眠。

[2]　贝塞斯达，华盛顿特区西北方向的城市，属马里兰州。

[3]　敦博，靠近布鲁克林桥的一个街区。

[4]　小妹，西语里对女性的泛称，现被非西语使用者广泛使用。

[5]　小甜甜，著名歌手布兰妮·斯皮尔斯。

PART 3　爱恋

与处女身份说再见

我九岁的时候，写下了禁欲誓言，还把那张纸吃了。我用橙色荧光笔向自己发誓：不到高中毕业绝不破处。当时我觉得这事很重要，因为我母亲在大学开学前的那个夏天才失去了自己的第一次，还有因为曾经去过高中生鬼混的小旅馆的安吉拉·蔡斯，她在那次经历之后，精神状态一直不对劲。

如果说我跟鹅肝酱的关系能拿来作对比——我那时候吃了太多，吐了——那我的意志力实在是有待加强，所以我需要更严格些的东西来阻止我过早开始性生活，于是我又把誓言写了一遍，让我母亲签字见证。她拒绝了，“你不可能知道未来的生活中会发生什么，我也不想让你感到愧疚。”她说。

后来事实证明，那份誓言是多此一举。高中的时候，我根本没碰到恋爱的机会。进了大学以后，大一一年也是同样，除非你要把那次跟壮实而有志向的飞行员詹姆斯之间的相遇算上。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当我坦白我是处女时，他（也许这是可以理解的反应）就开始害怕我会赖上他，于是他逃了。

大二的时候，我转学到俄亥俄州一所文科学院，让这所大学出名的不止有率先开始招收女生和非裔学生的名誉，还有它接纳开放式两性关系，也接纳对双性恋持积极态度的学生群体。我既不接受开放式两性关系，也不是双性恋，但在我看来，那确实是一个能帮助我开始性生活的不错的环境。

欧柏林是一支性爱自由的幻想曲。那年的第一场暴雨袭来时，学生们光着身子跑到校园草坪里，互相往身上拍泥巴。（我穿着分体式泳衣。）有些人互称“曾经的恋人，如今的朋友”。还有一个学生举办了性学研讨会，每年会招募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分别展示自己的生殖器，给一群有潜力成为露丝·威斯海默博士[1]接班人的学生们看。

我真的觉得自己是整个校园里年纪最大的处女，我可能确实算是，如果不算那个来自华盛顿州奥林匹亚市的大胸朋克女孩，她跟我一样为这事着急。我们两个人经常穿着睡裙见面，讨论迷茫的未来。我们两个像脸上有穿孔的艾米丽·狄金斯[2]，不知道我们的人生会有怎样的故事，不知道我们是否在无意中越过了天真与可悲的分界线。

“乔什·克罗尼克摸了我内裤的腰线！你觉得这算怎么回事？”

“他也摸我的了……”

我们还极度惊恐地发现，那个每节课都穿着紫色浴袍的男生，一个穿着超人图案睡衣的女生似乎爱着他。他们两个人含情脉脉地看着对方，完全沉浸在属于彼此的睡衣世界里。

我们的候选队伍很小，尤其对像我这样已经脱离了双性恋群体的人。学校里的直男至少有一半是“玩龙与地下城”[3]的网游男，剩下的一半里又有一半从来连鞋都不穿。迄今为止，我在学校里见过的最可爱的男生，普利万——他留着长发，玩攀岩——他在下课的时候从桌后站起身来，我才发现他下面穿的是一条垂下的白色半身裙。很明显，我要是想体验肉体之爱的话，就必须作出一些让步。

我跟乔纳[4]是在学校餐厅认识的。他没有什么特定的风格，只是穿衣略像人到中年的女同性恋。他长得矮小，却很强壮。（我的生命中似乎总是会出现个子在一米六五以下的男生。）他当时穿着高中精神文化日的T恤（他居然上一所有精神文化日的高中！太稀奇了！），他在学校餐厅吃自助餐式饭菜时的举止永远那么文雅，这我喜欢——就连素食主义者们都总把他们的盘子

堆得高高的，好像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一样，回宿舍时已经撑得快走不动路了。

我随口提到，自己因为没法去肯塔基参加一个新闻学项目而烦恼，他立马就说能送我去。虽然他的慷慨相助让我动容，但我却不想在一个陌生人的车上坐五个小时。

最好的策略，很显然，就是办一场红酒奶酪派对，所以我办了一场派对，就在我位于东厅“安静楼层”，两米半宽、三米见长的房间里。要弄到红酒，我就得蹬着自行车，在严寒的天气里，骑七英里，到临城洛雷恩不需要出示身份证的瓶装酒店去买，所以最后我用了啤酒和奶酪，还有一大包卡尔牌什锦派对饼干。

我“随意地”用一封群发邮件邀请乔纳，这样我的语气听起来就比我的实际感受轻松许多。（“嘿，伙计们，有时候我想在周四夜里放松放松。你们也想吗？？？”）乔纳来了，而且他还在我的所有客人全都走了，一个都不剩的时候，留了下来。那时候我就确定，我们至少会马马虎虎打到二垒。我们聊了聊天，一开始聊得很欢畅。最后，我告诉他，我爸的工作是画巨型男生殖器。他问我我们可不可以在网上看看那些图时，我抓住他的颈后，扑了上去，他似乎被此举打动了。看他继续大胆地打着牌，我赶紧去从领到的“新生生存锦囊”里取安全套。（尽管我其实大二了，但我依然很确定，世界末日如果真的来临了，那我们需要的东西远远不止冒牌雷朋墨镜、格兰诺拉燕麦棒，和几个迷你创可贴。）

与此同时，校园的另一头，我的朋友奥黛丽陷入了自己一手制造的人间地狱里。她整个学期都在跟室友吵架，她的室友是那种热爱文艺复兴重演集会的性感费城女郎，是学校里所有实演角色扮演玩家和黑金属狂热者的梦中情人。奥黛丽只想要些安静的时间，读读《新共和》杂志，和她在弗吉尼亚州的男友聊聊天。奥黛丽让她的室友不要把避孕环放在宿舍的小冰箱里，而她室友认为那是对她名誉不可原谅的侮辱。

来参加我的啤酒奶酪社交晚会前，奥黛丽给她室友留了一张纸条，“快到期中了，拜托你做爱的声音放低一些，我会很感激的。”她室友的回应就是烧了那张纸条，把灰撒在地上，自己也留了张纸条，“你个性冷淡的贱人，你身体里的灰该抖一抖了。”

奥黛丽跑回了我的房间，想挤一晚。她哭得很厉害，害怕那烧掉的纸条不过是严重人身伤害的前奏，同时也十分确定我是一个人在吃剩下的奶酪，所以她没敲门就推门而入——进来后看到乔纳趴在我身上。她立马明白了眼前场景的重要意义，透过泪眼，喊了一句：“祝你走运！”[5]

我没有告诉乔纳我是处女，只说我没有“怎么”做过这事。之后我们躺在那里聊天，我能看出他是个好人，虽然我都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跟平时醒来没什么两样，起床后开始做平时做的事：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喝了三杯橙汁，吃了昨晚没来得及放回去的半块车打奶酪，听了听女声演唱配吉他的音乐，又上网看了看可爱的图片。我查了一下电邮收件箱，叠好毛衣，然后又在决定穿哪一件的纠结过程中把它们全部展开了。那晚，我躺下的时候感觉也没变，很快就睡着了。没有什么瞬间打开的感情闸门，没有什么开了锁的成年女性的神秘小屋。她没走，她还是我。

乔纳和我只有过那一次。第二天，他过来跟我说他觉得我们之间发展太快了，我们应该花几周时间互相了解才对。然后他问我可不可以做他的女朋友，他戴上我的亮粉色自行车头盔，说那是“稳定恋爱头盔”，还很夸张地对我竖起大拇指。我跟他“在一起”总共十二个小时，然后在他宿舍的洗衣间里结束了这段关系。圣诞节假期的时候，他给我发脸书消息，很简单的一句话，“你很性感。”

接触性远比我之前想的要简单。我后来意识到，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把目标放在对我不感兴趣的男生身上，那是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虽说我看过那么多讲叛逆预科学校少女的电影，但我的高中时代却都献给了对宠物的爱、写陋巷之恋的诗，将自己完全包裹在幻想里。我还没准备好放开那些。我曾经很确定，只要我允许一个人进入我的身体，我的世界就会发生一种无法描述却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拥抱父母的时候再不会像从前那样天真，自己独处时也会平添一种新的意境。有人进入过我的身体之后，我怎么还能再享受真正的孤独呢？

在那之前，贞洁于我似乎永远都无法打破；在那之后，又是如此地无关紧要。在乔纳之后，我几乎不记得缺少性生活之前尴尬和急迫的感觉。我记得大四的时候，在路上碰到那个朋克女孩，她与男朋友手挽着手，我们没有像事故幸存者之间那样会意地点头。她很可能每天都有性生活，她的巨胸和着性感歌曲的节奏摇摆着。我们之间的纽带已被经验抹去，我们不再是任何一个互助小组的成员，而是成了这个世界的成员。

性和身份定位融为一体是后来的事。我把我的第一次几乎原原本本地写进了我的第一部电影《创意告示》里，只不过没了奥黛丽推门而入，担心自己有生命危险的那一段。表演那个场景——我的第一次——时，我觉得那比真正的与乔纳做爱的经历带来的改变更多。因为第一次不过是做爱而已，那一次则是我的电影作品。

[1]　露丝·威斯海默博士，美国性学大师。

[2]　艾米丽·狄金斯，美国著名女诗人，有自闭倾向，终生未嫁。

[3]　玩龙与地下城，美国人气网游。

[4]　乔纳，化名。为了保护真正无辜的人，此处使用化名。

[5]　祝你走运，犹太人之间的用词。

无性的床伴：一个极好的主意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喜欢性爱。我喜欢性的一切结果——猜彼此的心思，以及那些试探性的、沉重的互动。在冷冷的夜里走回家时不自然的交谈，在别人衣柜大小的浴室里看镜中的自己。我喜欢窥视我性伴侣潜意识里的心理活动，那可能是我能意识到身边的人存在的唯一时刻。但是，性本身是个谜团。一切都并不融洽，如果我们分开，我的思想就无法平静，总觉得自己不够干净。如果我们睡在一张床上，我的腿就会抽筋，所以只能盯着墙看。想到躺在我身边的人对我体内的黏膜层有第一手认知，我怎么睡得着觉呢？

大三那年，我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做无性的床伴，让一个你喜欢的人与你共享一张床，做一切想做的事，只是没有性。你们可以笑，可以拥抱。

当然，当时的我没有现在对自己动机的了解，只是觉得它适合我。我不够丑，不会令人厌恶；不够漂亮，不足以发展真正的恋爱关系。我的床是孤独浪子的休憩处，而我，是那个看旅店的老姑娘。

一直到十七岁，我都跟妹妹格雷丝睡一张床。她害怕一个人睡，每天从下午五点就开始问我，可不可以跟我睡。我爱摆一副架子，假装不同意，就为了看她求我，看她生气着急，但最终我总是会答应的。她小小的，黏黏热热的，全是肌肉的身子每天晚上在我身边翻来覆去。而我在一边读安妮·塞克斯顿的诗，看《周六夜现场》的回归季，她就在我身边。格雷丝有安慰她、催她入睡的东西，比如热水瓶啊，小猫啊什么的。

我一直假装讨厌和她睡觉。我跟父母抱怨，“哪里有两个少女睡一张床的？除非是穷得不行了！拜托让她一个人去睡吧！她把我的生活完全搅乱了！”说到底，她是有自己的床的，只是她选择不在自己床上睡。“忍忍她吧。”他们答道，实际上他们也知道，让我和格雷丝一起睡，对我也是有好处的。

事实是这样的，我根本就没有权利抱怨。我小时候“睡眠问题”太过严重，我父亲说，他从1986年至1998年从来都没睡过一夜安稳觉。对我来说，睡觉跟死没什么区别。闭上眼睛，失去意识，跟死亡有什么不同吗？划分短暂的意识失去和永久的意识失去的分界线在哪里呢？我自己一个人无法面对这样可怕的事情，所以每晚我都会哭着喊着被拽回我的房间，还要求一系列复杂的睡前仪式，我都很惊讶我父母从来没狠狠打过我。

接着，到了大概凌晨一点，父母好不容易刚刚入睡，我就会爬到他们房间，把我爸挤下床，在他暖暖的位置上躺下来，睡在我妈身边。一旦不再孤单，把他挤走的短暂歉意很快就会被幸福感所取代。我最近才想到，当年我这样做，也算是完全打断了我父母的性生活。

我可怜的爸爸，绝望地想要结束我们家关于睡觉问题的冷战，于是告诉我，如果我每天九点就上床，安安静静在自己的房间待着，他就会在凌晨三点叫醒我，把我抱到他房间去。这听起来很合理，因为这样我就不需要自己一个人死太久，而他也不用再经常对我吼。他做到了他的承诺，乖乖地三点起床来抱我。

我十一岁时的一天晚上，他没来，我也没注意到。直到第二天早上七点钟醒来后，听到我们家每天早晨总有的声音，格雷丝已经在楼下吃着绿色有机的速冻华夫饼，看着卡通台了。我睡眼蒙 地看看周围，被透过我房间窗户洒进来的阳光气得够呛。

“你没有履行承诺！”我啜泣道。

“但是你没事啊。”他指出。我没有反驳。他说得对。不在凌晨三点跟世界打回招呼也是种解脱。

我的问题刚结束，格雷丝的就来了。似乎睡眠问题成了我们家的家庭事业，我经手之后，又传给了妹妹。虽然我不停地抱怨，心底里却很珍惜跟她一起睡的时光。我喜欢她轻轻的打鼾声，喜欢她数天花板上裂缝的入眠游戏，每看到一条裂缝就发出一声类似“咩噗”这样的声音，喜欢她小小的睡衣上衣掀起来，露出她的小肚子。她是我的小宝贝，我在清晨到来之前守护着她。

一切开始于杰瑞德·克洛特。在新学校的迎新培训上，我一眼就注意到了他，他靠着墙，跟一个留寸头的女孩聊天——他那动漫人物般的眼睛，那条女式喇叭裤，还有厚厚的如头盔般的豪迈王子发型。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穿布鞋的男生，我为他敢穿精巧女式鞋的自信所动容，我为他整个人所动容。如果我身边没人，我就会靠着门滑下来，像娜塔莉·伍德在《天涯何处无芳草》中那样深深叹息。

严格来讲，这不是我第一次见到杰瑞德。他是个城里的孩子，以前他经常在我的高中门口等他夏令营认识的朋友。每次我看到他，都会自顾自地想，他真是性感呆了。

“嗨。”我一边说着话一边向他的方向走去，当时我穿着肉色抹胸上衣，“我想我在圣安高中门口见过你。你认识史蒂夫，对吧？”

杰瑞德比一般酷酷的男生要友好。他邀请我去看那晚晚些时候他的乐队表演。那是我观看的他很多演出中的第一个，也是我们在我的上铺床里挤着度过的第一个晚上，我们像沙丁鱼一样贴在一起，从来没有接过吻。当然，该发生的总会发生的，然后我们记起一开始那些害羞的日子，会大笑。

尽管他有时尚牛气的独立摇滚乐手身份，还因为酒吧保安的工作可以弄到免费的酒，但杰瑞德跟我一样，他还是个处男。我们的幽默感很合拍（我们宿舍里一个墨西哥女孩说，她父母住在“佛罗里达州的一座安全套里[1]”时，我们都觉得搞笑），我们对食物的喜好相同（都喜欢吃洋葱圈，也许这也是我们从没接过吻的原因），我们沉醉于同样类型的音乐（他说我该听什么，我就听什么）。他是我阻挡孤独的挡箭牌，也帮我挡住了与我妈的口水仗、被评了C的论文，还有不买我假ID的酒吧调酒师。我告诉他我要转学时，他哭了。过了一周，他就辍学了。

在欧柏林，我很想杰瑞德。我想他贴在我后背的腹部，想他打在我脸颊上的鼻息里略带的酸气，想和他一起忽略闹钟声的日子。但是没过多久，我就找到了别人来替代他。

第一个是戴夫·考夫林，他是个钢琴系学生。我在他洗澡归来的路上遇到他，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吻他。他长着一张严肃的脸，阿兰·德龙[2]式的头发，好得出奇，可是他用“邪恶”这个词的频率简直比法国新浪潮[3]电影里的演员还要高。

一天晚上，我们散步到排球场，我告诉他我还是个处女，而他告诉我他宿舍里长霉菌了，要找个地方暂住。之后的两周，我们气氛紧张地分享一张床。我不确定最后是他宿舍里的霉菌终于除完了，还是他觉得我的绝望给他的压力太大，他在十月中旬搬回了自己的宿舍。我花了几周时间怀念他，接着就转向了杰瑞·巴罗。

杰瑞是个来自巴尔的摩的物理系男生，带着眼镜，经常穿西装短裤，他有两个网名，换来换去的，一个叫“把我的故事谢尔丽·克罗[4]化”，另一个叫“咪咪王国”。如果说杰瑞德和戴夫对我来说是美男型，那杰瑞就是实用型。我一开始就知道我们绝不会爱上对方，但他踏实的存在对我来说是种安慰，我们分享了一周的床。他算是有些自尊心的人，当我邀请他最好的朋友乔什·贝伦森睡在我的另一边时，他就走人了。

干得好，兄弟。

乔什是那种我喜欢描述成“扎营狂热者”的男生，他又有一种无政府主义，还有卡通化的幽默感。即使我一直在他身边练习“直立坐下”——那种慢慢把自己的臀部往一个毫无准备的男生胯部贴的运动——他还是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我们做的最过的事，就是他将平平的手掌贴在我的左胸上，好像他是个外星人，而且人类性学还是个机器人教的。

到那时候，谣言就已经开始传开了：莉娜喜欢跟人睡一张床。

来学习的男性朋友会直接推断出他们可以留下。住在校园另一边的男生会想在我这里留宿，好赶上第二天早上的早课。我的名声已经超过了实际，但不是我所梦想的那种方式。例如：你认识莉娜吗？我从没见过她那样有创意又性感的女人。她的胯柔韧性特别好，当杂技演员都没问题，但她太聪明了，才不干那个。但我还是有标准的，我不会随随便便就跟谁睡一张床。我拒绝过的人有：

尼可莱，一个穿黑色尖头靴的俄国男生，还给我念威廉·巴勒斯写的关于猫的书，脸跟我贴得特别近。他二十六了，才上大二。

杰森，一个心理学系男生。他告诉我自己的梦想就是生七个孩子，这样就能带着他们去看洋基队的比赛，让他们穿上球队的外套，每人背上一个字母，刚好拼出球队的名字（Yankees）。

帕特里克，人太好，又长得小小的，所以我让他睡在我床上了，不过就一次。结果我半夜醒来，发现他的手臂悬空在我的上方，好像他不敢把手搭在我身上一样。那以后我们一直叫他“悬空抱男”，即使后来他因为用漏斗往自己屁股上倒伏特加而全校闻名了。

我毕业后搬回去跟父母住时，跟人睡一张床的事情也没有停止——波、凯文、诺里斯——而且还成了我们家引起争执的话题。我母亲表达了她的烦恼，不仅是因为陌生男人经常出现在她的房子里，还因为我会对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感兴趣。“这比真跟他们全都睡还要糟糕！”她这样说。

“你又不是欠所有人一个暂住所。”我父亲说。

他们不懂，他们一点也不懂。难道他们就从来没有孤独过吗？

我记得七年级的时候，在周五周六晚上，我跟朋友娜塔莉开始睡在她家的电视屋里，每周如此。我们看看喜剧中心频道或者周六夜现场，吃冷掉的披萨，直到凌晨一两点才在沙发床上睡着。清晨醒过来后，我们就会看到她姐姐霍莉和她男朋友溜进房间。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几个月，可靠、幸福，还奇怪地很有家的感觉，感觉我们所做的事跟一对八十岁的老夫老妻没什么区别。但是在一个周五放学后，她冷静地告诉我，她“需要些空间”（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从哪儿学来这句话，我是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了），我绝望了。回到家，我感觉自己的房间像是个监狱，我从有一个完美的同伴一下变成了孤零零一个人。

这件事后，我写了个短篇故事，极具悲剧色彩，如切肉匠般大刀阔斧。故事是讲一个年轻女人来到纽约，想成为百老汇演员，却被一个建筑工人引诱，被他锁在家，成了奴隶。她每天洗盘子、煎蛋，对付他们租住的廉价公寓的恶房东。故事的结局里，她爬到一个电话亭，给她住在堪萨斯的母亲打电话，而我从没去过堪萨斯。她母亲宣布要与她断绝关系，于是她接着走下去，不知道要走向哪里。我根本不记得当时的用词，只记得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她想摆脱睡着时他双臂的沉重。

我曾经跟一个转了行的电视人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他早年不幸失利，后来搬到洛杉矶，想给自己创造一种新生活。我当时住在洛城一家公寓式酒店里，我的房间被粉刷成米色，可以望到一个公园。我孤独得要死，吻他的感觉也不错。他仍然有点像我初中时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个人，我们出去约会时，我经常会仔细看服务生和出租车司机的脸，寻找他们认出他的证据。但是我们只走到接吻这一步。他告诉我，他被之前的一段感情伤得太深，还有一条狗的离世，还有跟伊拉克战争有关的什么事（据我所知，他并没有参战）。我喜欢他的公寓。他有那种人工吹制玻璃的落地灯，一间墙是黑色，略微发灰的实验室，还有一个放满巴黎水[5]的冰箱。他在家里的办公室很整洁，黑板上写着他的想法，那是房间里唯一的装饰。一个下暴雨的夜里，我们开着车，车轮打了滑，他像一位父亲一样抓住了我的腿。我们到马里布去爬山，分享冰淇淋。他得了轻度肺炎的时候，我陪着他，给他热汤，给他一杯一杯倒姜汁，在他睡着的时候摸他发烫的额头。他警告我，如果我不够小心，生活就会击垮我。他说，对于年轻人来说，成功是很可怕的。我那时二十四岁，而他三十三岁了（“耶稣的年龄”，他提醒过我很多次）。他有种脆弱的感觉，受过伤，又很温柔。我不会像跟其他人时那样假装。

情人节那天，我穿上蕾丝内裤，看着他。他拼凑出的那些毫无意义的借口简直可悲得像漫画故事：“我想先了解你。”“我害怕，正因为我太喜欢你了。”他吃了片安眠药就睡着了，胳膊搭在我身上，我躺在那里，完全清醒，我突然意识到，这事太荒诞，一点也不性感，无聊得很。这不是抚慰，这是麻痹，这是伪装成亲密的距离感。我是在一点一点变成一个有胸的泰迪熊。

我是个有工作的女人，值得拥有吻。我可以被当作一块肉对待，但是也应该因为我的智慧而被尊重。我能打得起回家的车，所以我拦了一辆。他那条有着一个犹太名字的狗，伤心地看着我翻过他的围墙，看着我在人行道上走来走去，直到我的出租车来了。

以下是可以做床伴的人的清单：

如果你是个女孩，你的姐妹就可以；如果你是个男孩，你的兄弟就可以；如果你是个女孩，你妈妈就可以；或者如果你还未满十二岁，或是你爸爸已经年过九十，那他也可以；你最好的朋友可以；你在红勾区[6]的青柠派小摊遇到的木匠可以；你在科罗拉多州一家酒店的商务中心遇到的行李员可以；西班牙模特可以；小狗、小猫可以；你驯养的迷你山羊可以；热水袋、吃完的皮塔片[7]包装可以；你的一生挚爱之人也可以。

以下是不可以做床伴的人的清单：

任何让你觉得你侵犯了人家私人空间的人；任何告诉你他/她“此刻就是不能自己一个人”的人；任何无法让你觉得，一起睡是他/她能做到的最舒服、最愉悦的事情的人（当然了，除非这人是上述亲属之一；如果是亲属，那此人的举动应该充满爱意，却有所收敛，同时又有点恼人）。

好了，看看你身边的那个人。他/她符合这些条件吗？如果不符合，把他们赶走，或是自己走掉。因为你还是一个人睡比较好。

[1]　一座安全套，安全套的英文condom，与美国一种房型condo（condominium）相似。

[2]　阿兰·德龙，法国影星。

[3]　法国新浪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的法国电影运动，以尚卢·高达等影评人转行做导演的人为代表。

[4]　谢尔丽·克罗，美国摇滚乐女歌手。

[5]　巴黎水，源自法国的矿泉水品牌。

[6]　红勾区，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区域。

[7]　皮塔片，由中东传统食品皮塔饼（pita）演化而来的小零食。

我调情时说的14句不该说的话

1. “我只有一边腋窝有体味，我发誓是真的。我妈也是这样。”

2. “咱们去喝咖啡吧，对。呃，不是真的去喝咖啡。应该喝点别的东西，因为我上次喝咖啡的时候大肠感染了，还得穿医院给的那种纸质内裤。”

3. “我不想说得自己像个嬉皮士，但是我真的用针灸治好了HPV[1]。”

4. “他没腿，而且他对我不感兴趣。但那不是我们友情结束的原因。”

5. “我从没看过《星球大战》，也没看过《教父》，这给了咱们一个很好的理由，可以一起度过很多时光。”

6. “我少女时候婴儿肥很严重，全身有好几层脂肪圈。说真的，我给你看张照片吧。”

7. “你应该来我家做客，我爸特有意思。”

8. “我简直迷上了你卡车上那些帘子！”

9. “来参加我的派对吧！咱们不能说话，不能吵闹，因为我的邻居病入膏肓了，不过我花了很多钱买意大利腊肠。”

10. “仔细看我的肚脐，你看它像带状疱疹，还是疥疮？是两个都像，还是两个都不像？”

11. “抱歉，我的呼吸带点金属味，因为我服了药。告诉你件奇怪的事啊，我服用的是这种药的最大剂量。”

12.“说真的，你如果偷商店的东西，我不介意的。”

13.“真感谢你，没提我这几天瘦了那么多。真是累死人了，所有人都问我，‘你怎么做到的？……’”

14.“我妹妹进去了，我觉得咱们没危险了。想在那块没长海藻的石头上坐下吗？长海藻的那块也可以。”

[1]　HPV，人乳头瘤病毒。

伊戈尔：我的男网友

突然有一天，电脑就出现在了那里。我们休息之后回来，就看到它们了，七个灰色的盒子，被放在五楼走廊的长桌上。

“咱们有电脑了！”我们的老师宣布道，“它们能帮咱们学习！”

所有人都兴奋地讨论这事，我却立即怀疑起来。我们的走廊里放满这样矮胖的机器人有什么好的？怎么所有人都跟傻子一样欢呼？这些机器能教给我们什么老师不能教的东西？

男生们更是完全被这东西吸了魂，一有时间就在键盘上敲敲打打个没完，玩扫雷。我则退避三舍。在这之前，我只碰过一台电脑，在我朋友玛丽莎的家里，那次经历想想就觉得心慌。电脑一启动时跳出来的一些绿色字母、数字，给我一种不祥的预感。而且我讨厌玛丽莎电脑一开，连我的问话也不回，完全忽视我。

我对电脑的排斥可以说上升到了政治立场的高度：我认为它们在改变我们的社会，而且是往差的方向改变。咱们的行动应该更像人类，应该回归，用手写。我请求不上打字课，课上我们要用一个叫“梅维斯·比肯教你学打字”的软件，学习应该用哪根手指敲哪些键。其他人都在试图取悦“梅维斯”的时候，我则在笔记本里写字。

家长见面会上，老师告诉我的父母，说我对“新科技有相当强烈的抵触情绪”。她希望我能愿意“接受教室里新的升级”。

我母亲宣布要给家里买一台电脑的时候，我跑回了自己房间，打开我从庭院甩卖会[1]上买来的那台黑白电视机，一个多小时都不愿出门。

在一天傍晚放学后，电脑被送来了，是台苹果电脑，显示器跟搬家的纸箱子一样大。一个扎马尾辫的男子给我们装了电脑，还教我妈怎么用CD驱动器，然后问我想不想看看“预装”的游戏。我摇摇头说：“不，不想看。”

但是电脑放在我们家客厅里，像是有着电力磁场，发出轻轻的哼叫声。我看着保姆陪我妹妹玩一款叫俄勒冈小道[2]的游戏，结果还没过河，她那虚拟的一家人就都患痢疾死了。我母亲用两根食指在Word文档里打字。她问我：“你不想试试吗？”

最终，电脑的诱惑强大到难以抵御。我想尝试，想看看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又不想显得自己很虚伪。

我已经放弃了当素食主义者，因为太羞愧，午饭时，我告诉身边的女孩们，三明治里夹的火腿是豆腐做的。

我必须忠诚于自己， 所以也必须丢掉自己的身份标签，而排斥电脑是我身份标签的一部分。一天，我母亲在她房间里整理鞋子的时候，警戒解除。我走到客厅里，在那凉凉的金属办公椅上坐下，缓缓伸出手指去按开机键，听着电脑启动时“哔”的一声，接着就是轻轻的嗡嗡声。一股兴奋的电流传遍我的全身，像私闯别人领地的感觉一样。

到了五年级，我们所有人都有了网名。我们互相发私信，也进聊天室，用的名字叫“少年聚”“友同乐”之类的软件。我花了不少时间才适应了网络匿名的概念；适应了那些看不到我，我也看不到的人；适应了在被对方看到的同时又完全隐藏在屏幕背后的场景。

凯蒂·波梅兰茨跟我一起创造了一个网络身份，一个十四岁的模特，名叫玛利亚，一头乌黑的秀发，有着B罩杯的胸围，永远发不完的微笑的表情符号。我们深知玛利亚有强大的吸引力，用她来猎捕男生，让他们以为电脑这边的人美丽、受欢迎、渴望爱，还因为拥有当模特的收入而相当富有。我们俩轮流打字，止不住地咯咯笑，陶醉于我们强大的权利。

有一次，我们让一个特拉华州的男孩看自己牛仔裤上的标签，告诉我们他的裤子的牌子。

“是威格的。”他回道，“我妈在沃尔玛买的。”

我们简直被胜利感冲晕了，激动地下了线。

朱莉安娜是九年级新转来的同学。她谁也不认识，但她作为一个从幼儿园开始就受欢迎的女孩，特别自信。她是个朋克族，戴着鼻钉，头发竖起来。她的脸太美，我有时候会做白日梦，想象她的脸附在我身上的样子。朱莉安娜因为政治原因，坚持素食主义，似乎还真心欣赏没有旋律的音乐。她告诉我，她有过性爱经历——还是在巷子里，跟一个二十岁的男子——她一周后才恢复正常。

“我当时穿的短裙。”她说，语气轻松得仿佛在对我说她母亲晚饭做了什么。

转学后两周，她就用假ID去文了文身，是航海之星的图案，文在颈后，线条粗重生硬。

我请求她让我摸摸上面结的痂，因为我不敢相信它会永远存在。

朱莉安娜有很多朋克朋友住在新泽西州，周末她经常去那里看“演出”。午饭时，我们一起浏览他们在天使之火网站[3]自创的网页。他们贴的图大部分还是他们自己，汗涔涔的，在临时舞台前站成一堆。很难看出谁是乐队成员，谁是被邀请来的。她指出尚恩给我看，一个长得很好看的金发男孩，她说她喜欢他。他的网页叫“来自康普顿[4]”，我十年后才明白这个域名是什么意思。看尚恩的一张照片时——照片拍的是拥挤的地下室里的演唱会——我注意到一个男生，他的肤色晒得很健康，脸上还有点婴儿肥，一双迷茫的蓝眼睛，头上扎着发带，他跳着碰撞舞，移动到舞台一边。我问道：“那个人是谁？”

“他叫伊戈尔。”朱莉安娜告诉我，“他是俄国人，还是素食主义者，他人很好。”

“他好可爱。”我说。

那天晚上，一个私聊窗口蹦出来，对方叫“火人0001”，我接受了邀请。

火人0001：嗨，我是伊戈尔。

之后的三个月里，伊戈尔和我每天晚上都聊好几个小时。我大概三点半回到家，他四点到家，于是我做点小零食，等着他的名字出现。我想让他先说“嗨”，但又经常没有耐心等那么久。我们聊动物、聊学校的事、聊这个世界的不公，聊的大多数不公都是对无辜的动物而言，因为它们根本无力抵御邪恶的人类。他是个话很少的男生，但他用的每一个词对我来说都很完美。

我不再抵触电脑，我爱上了它。

学校里没有男生喜欢我。有些男生完全忽略我，还有一些干脆冷酷残忍地拒绝我，没有一个男生想要吻我。我仍然为七年级的一次分手而难过，拒绝参加一切我的前男友可能出席的派对。那个时候，我伤心的时间已经是我们恋情持续时间的二十四倍了。

伊戈尔想看我的照片，我就给他发了一张，照片上的我靠着自己卧室的墙，墙上画着树和裸体人像。我黄色的头发用夹板拉直了，脸上挂着似是而非的笑容。伊戈尔说我看起来像克里斯蒂娜·阿奎莱拉。她是个朋克族，说我像她，不算是赞美，更像是实事求是的判定，但我还是很激动。

我们吃晚饭时聊天，跟父母吵架时也聊天。他告诉我他回家后，家里总是很安静，因为他父母到晚上八点才回家。他去门口拿外卖晚餐时会打“brb[5]”（马上回来），他的晚餐一般是帕尔玛干酪茄子，只是他不要干酪。他告诉我，他上的那所学校里，所有学生都有标签，有受欢迎的学生、失败的学生、满身肌肉的运动员，还有怪人。在那种很大的公立学校里，课堂上经常满是陌生人。理论上说，我的学校应该不同，虽然规模小，却更具创造性和包容性。但有时候我也跟他一样，感觉完全被孤立了。我开始用“无脑”“做作”之类的词形容学校里认识的人，这些词在他讲给我之前我是绝对想不出的。他能理解这些词，而且这些词能让他离我更近一些。

我跟家人去度假的时候，还去酒店办公室借用他们的电脑，在情人节给伊戈尔发了条消息。伊戈尔告诉我他不想发他最近的照片，因为他这几天有“几颗痘痘”。父亲因为这事很气恼，因为我就为了给一个我见都没见过的人发情书，不待在海滩上，反而坐在连窗子都没有的办公室里，办公室里还有一个抽纽宝香烟的女人。他不懂，因为他连电子邮箱都没有。

朱莉安娜说，她听伊戈尔的朋友尚恩说，伊戈尔说他真的很喜欢我。这给了我邀请他给我打电话的胆量。他似乎很急切地要了我的电话号码，却始终没打来。朱莉安娜说她觉得他可能是对自己的口音不自信。

美女特里克茜86：你要是不喜欢打电话，也许我们可以见面？

他答应我下周六在圣马克路[6]见面。他会坐地铁来，我们在拐角处会面。我去了，虽然天气很冷，我却穿着贴身背心、大口袋的裤子，外面套了一件洗缩水的帆布外套。我很紧张，提前二十分钟就到了。他却没到。我又等了一个半小时，但他还是没来。我试图装作轻松，看着脸上有穿孔的纽约大学学生、染着粉色头发的亚裔女孩，一个个从我身边经过。我回到家，打开电脑，他还没上线。

第二天，他给我发消息：

火人0001：抱歉，我被禁足了，以后再约吧。

渐渐地，伊戈尔不再跟我聊天了。就算他给我发消息，也只是回答，他从不主动跟我说话。每次收到消息的“叮”声响起，我都会跑到电脑前，希望那是他。但那只是约翰，一个附近的学校里非常会跳霹雳舞的男生，或者是我的朋友斯蒂芬妮，抱怨她来自秘鲁的父亲对她裙子长度的要求太严格。伊戈尔不再问我任何问题，原本我们的关系里埋藏着许多可能性：见面的可能性，见了面之后比在网上更喜欢对方的可能性，爱上对方的眼睛、气味或是运动鞋的可能性。可现在，一切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把他算作前男友。

仲夏的一天，朱莉安娜给我发来消息。

北极星2001：莉娜，伊戈尔死了。

美女特里克茜86：什么？？？

北极星2001：尚恩发消息告诉我的。他服用镇痛药过量了，在地下室咬到自己的舌头，窒息了。太糟糕了！他是独子，他父母还不喜欢说英语。

美女特里克茜86：尚恩有没有说伊戈尔还喜不喜欢我？

我不知道该跟谁说，因为我不知道谁会在乎，我也不想把整件事解释给任何人听。我父母在伊戈尔活着的时候都无法理解他的存在，现在他死了，他们岂不是更无法理解了？

一年后，我不得不换了网名，因为我们学校的一个男生，长得又高又壮，体毛很重，脸简直像毕加索油画，他给我发了封电邮，说他要强奸我，还要把我全身洒满烤肉酱。他是唯一一个在那个方面喜欢我的男生，可我希望他不喜欢我。他说他有把大砍刀，还在附件里放了一张照片，拍的是一只小猫被塞进罐子里，等待窒息而死。我父亲当然很生气，打电话给我当律师的叔叔，说要请警察介入。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放学后被警察护送回家。警察在他家搜查，发现他把我们所有的聊天记录都打印出来了，攒了起来，一页又一页的记录。一个警员委婉地告诉我，我如果不“那样”喜欢他，就不应该对他那么好。我跟他们说我只是可怜他，他们说我以后应该小心些。这让我感到很羞愧。

我的新网名里有我的真名，而且我只告诉亲密的朋友和家人，但是我把从前的联系人导入新账号了，这样我就能经常看看什么时候谁上线了。一天，在我的“聊聊吧”窗口里，我看到了他：火人0001。我的世界突然加速，然后又慢下来，就像有时候我夜里起床去上厕所，仿佛能听到房子里在回响“莉娜、莉娜、莉娜”。

“嗨。”我打下。

那个名字消失了。

那天之后，我都像见了鬼一样走来走去。我在不同的搜索引擎里打下他的全名，想找一篇讣告，或是任何能证明他存在过的证据。朱莉安娜认识他，她见过他，她还听到过他的口音。他真的存在过，他只是死了。捏造出来的人不会死，因为捏造出来的人根本就不存在。

多年以后，我会用他的姓命名我电视剧里的一个角色。这样，想知道的人就可以知道，他曾经对我很好，我用自己的方式爱过他。我爱过，我爱过，我爱过。

[1]　庭院甩卖会，美国销售闲置物品的售货方式。

[2]　俄勒冈小道，十九世纪美国密苏里州西部延伸到俄勒冈州北部的路，先驱移民们通过这条路到西部开发。

[3]　天使之火网站，现用域名为www.angelfire.lycos.com，一个自创网页平台。

[4]　“来自康普顿”，美国hip hop乐队N.W.A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专辑名来自于乐队成员的故乡——加利福尼亚州康普顿镇。

[5]　brb，be right back的缩写，网络聊天用语，暂时离开时告诉聊天对象，以免对方以为自己掉线或不告而别。

[6]　圣马克路，纽约第八街（8th Street）在第三大道和A大道之间的路段。

讲出顾虑：我发过的最烂的电邮（含脚注）

2010年9月27日

A.（1）

接着写这封邮件之前，我得小记（2）这一点。怎么说？我们先前的六次谈话，均以一连串尴尬的沉默告终，我说一句话，然后又马上收回它，然后我算是道了歉，然后我又收回道歉（3）。这要是放在独立制作的爱情喜剧里，（4）会很搞笑。估计只是最开始几次会搞笑，但是事情没必要这样，我应该直接挂掉电话，说，“祝你一天开心，A.，我会尽快跟你联系。”很明显，我是想方设法在找话题说，然后在沉默中试图把刚才的话解释过去。

我不应该再因为在这件事上太过斤斤计较而道歉，尽管我确实心怀歉意（不是对你心怀歉意，而是为我的脑化学和我这个人本身感到抱歉。我尽可能地去改变自己——但我的焦躁不安和强迫症是与生俱来的，是所有漂亮得不得了的小孩中最最严重的）。（5）很明显，恋爱关系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同时吸引着我们两个人，理论上和艺术上都是如此，（6）所以就引出了性关系。但如果将这种关系融入你的真实生活中，还想保持舒适度，却是很难的。（7）

很明显，我非常喜欢你。不是那种可怕的自虐型喜欢（8），也不是那种“我看着你的照片就高兴”的喜欢（虽然这事真的发生过）（9），而是为了在生活中拥有你——或是只为了搞清楚我们可以有怎样的将来——而煞费苦心的喜欢。我当初作好了充足的准备工作，准备在洛杉矶的这四个月里，真正拥抱这个连树都长得不好的陌生城市，让我父母来看我，去爬爬山，也许还会跟讨厌的人约会，就为了有故事可讲。（10）认识你的一周前，我嘲弄地对人说，“我现在肯定是个糟糕的女朋友，因为我既粘人，又没空。”（11）没有所谓的玩笑，因为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12）

能跟你联系联系，感觉真的很好，我相当感兴趣，以后可不可以定期跟你讲讲我的顾虑。（13）因为我在这里，而你在那边，所以这种交换不可能做到完全系统。又因为我的性格的关系，想到这点，我就感觉不舒服。所以我在努力地想，我回家的时候是不是能见到你，（14）还有你到底有多少空闲，可以跟我鬼混。

咱们相识的那场派对上，你让我在角落等你，我当时很确定，我过去之后，会发现你耍了我，会放我的鸽子。但你虽然没有出现在约好的地点，却出现在了附近。（15）

就这样，（16）

L（17）

P.S.如果你觉得不知道怎么回这封邮件，那我也没什么可挑剔的。（18）还有，抱歉，这封邮件不搞笑。（19）

（1）用姓名的首字母称呼我爱的人，似乎很浪漫，像十九世纪晚期两个已婚知识分子之间不顾一切的秘密通信。为了防止爱管闲事的邮局局长发现我们的身份，把我们的情事透露给对我们怀恨在心的配偶，我们要用暗号交流，而暗号就是我们姓名的首字母。

（2）“小记”这个词实在是不足以描述接下来关于情绪功能失调的论述。在我们的关系存在期间，我给A.写了不少史诗般的巨作，可他给我的答复不是只有一个字（“酷”“嗯”），就是有关他当时苦恼之事的长篇大论，与我的话题毫无关联。比如他如何无法找到时尚的冬靴，或者当代海明威的匮乏。我会仔细阅读梳理这些邮件，绝望地一点点寻找线索，以证明这邮件真的是写给我的，最后却发现，唯一能确定的是，它们确实是发到我的邮箱里的。

（3）我：那……

［停顿］

我：你还在吗？我就是感觉有点……我就是想问，我说话的时候，你能不能也说点什么？因为那才叫……

［停顿］

我：说话。

（4）用讽刺的方式提到爱情喜剧，是证明你并非喜欢浪漫对话的那种女孩/女人的绝佳方式。A.和我在看什么电影的问题上经常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他基本就喜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经典硬汉电影，而我总是（现在依旧如此）想看女性领衔主演的电影。他不愿承认，自己不想浪费两个小时的时间，去看一个女人内在生活的展开，所以告诉我那些电影“缺乏构造”。构造是个永不过时的话题。他打造书架，写剧本，天气冷的时候穿衣服的习惯，都苛刻严格。一开始，这算是有吸引力，但后来就仿佛生活在公式中一样。规则，规则，到处都是规则：不许分不清深蓝和黑色，不许平着摆书，饮品必须倒进二十盎司容量的玻璃罐里。

（5）这一表述引用了我告诉过他的一件事，我小时候为自己的美着迷。那时候我还不明白，喜欢自己是不被社会上大多数人所接受的。

（6）虽然他的工作是搬运重物的体力活，但他真正的爱好却是小说创作。我哄了他好久，他才给我读了他写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有二十页，主角是一个很像他本人的年轻男性，他尝试引诱一个在Soho区的J. Crew[1]工作的亚裔女孩。文章本身与众不同，风趣幽默，可给我的感觉，故事就像馊了的饭。我想了二十四个小时，才意识到问题所在：我能感受到，几乎从每一句话里都能感受到，一种本质上的对女性的蔑视，既没有深究，也没有解释。 这跟我八年级时读菲利普·罗斯的《再见，哥伦布》时的感受一样：我爱这本书，但是我不想认识写书的人。

（7）我们认识的第一周，每晚我都在他的房子里睡。在他的卧室里，时间是静止的，那间屋子没有窗户，暖和得过头。每天我们都会有新的进展：在对方面前用了牙线，分享了一个面包圈。周五早上我从他家走出来时，我们基本已经在五天的时间里走完了一段恋情一年中的所有阶段。我坐上去洛杉矶的飞机，不确定我们何时才会再见面。我相当确定，他在送我去地铁时流了点眼泪。

（8）也许，是的，算是吧。

（9）但那是个实验，跟看着空花瓶或是往窗外望差不多。

（10）那次的旅行是我第一次作为一个职业女性的旅行，我在好莱坞高处的山坡上租了栋房子。租房之前，我被告知，这房子很“别致”，而且“走路就能看到很多别致又很潮的东西”。但是它其实小而潮湿，状如盒子，毫无特征。房子的一侧住着一个失败的电视剧编剧，养了一对斗牛犬；另一侧住着一个研究酷儿理论[2]的教授，戴波洛领带[3]，收藏穆拉诺玻璃[4]。我得出结论，我在这里住着能学到的东西，和我在这房子里感受到的恐惧是成比例的。因此我留了下来，住了五个月，我管这叫成长。一天晚上，我穿着睡衣走到门廊前，仰头望月，问：“我是谁？”

（11）我为这句话的措辞所折服，小心地记下我跟谁说了这句话，想着还能再在谁身上试试。

（12）转述弗洛伊德的话。

（13）我想要个男朋友，只要有男朋友就行。我想要这样的男朋友，一张史蒂夫·麦奎因[5]那样愤怒的小脸，与我的自我印象刚好相符。但咱们开诚布公吧，他只是在对的时间出现在了对的地点。相处了大概一个月之后，我逐渐意识到，跟他在一起，给我一种空虚、不稳定的感觉。他讨厌我选的所有歌，有时候我感觉太过无聊，会故意挑起争端，只是为了体验差点失去他时的感觉。整整三个小时，我坐在车里，戴着墨镜哭，好像我持续了三十年的婚姻就要瓦解一样。

“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我哭道，“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是不能，还是不想？”他像斯坦利·科沃斯基[6]一样吼道，气恼地倒车，停在他最讨厌的停车位里。然后我们上了楼，我走来走去，哭着。他也哭了。当我告诉他我们可以再试一次的时候，他心满意足地打开了游戏机。

（14）有一次我这样问他，他给我的回应是标志性的沉默。我试图进行“短信传性”，以“我想在被子上面跟你做爱”开头。这似乎是阿内丝·尼恩[7]可能提出的要求。不，她会说，不要盖被子。他回我的短信这样写，“我想开着空调跟你做爱”，还有“我想把闹钟设到早上八点四十五分，然后再跟你做爱”……读了十一条这样的短信后，我才反应过来，他这是在给我做达达主义[8]表演。

（15）我特别特别想让这成为一个隐喻，象征着爱会拉伸我们、改变我们，却从不会背叛我们。

（16）看到没？我只是一个很冷静的女孩，在写着一封极其冷静的邮件，哥们儿。

（17）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真正结束了。毕竟，他说过他无法去爱，只想寻求安慰。而我却充满热情，相当鲜活，四肢都充满活力的电流，就像一棵生长在布鲁克林的树。他刚从他父母那边回来，我就去了他的公寓，下定决心要放轻松，在他的老巢结束这一切。他的房东凯茜，喜欢坐在门口。凯茜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宽宽肉肉的肩膀上有个显眼的豹子文身，她和她的几只约克夏犬守护着这片区域。但是今晚凯茜不在，门前的小道两边摆着蜡烛和花朵。上了楼梯，他告诉我，凯茜可能死了一条狗。我们打电话问她是否一切还好，可接电话的是凯茜的女儿——凯茜洗澡的时候倒下了，可能是她的心脏出了问题。他们还不确定。今晚是守灵夜。就这样，我跟我即将成为前任的男友，一起穿过整个布鲁克林，到殡仪馆向凯茜灰灰的、涂了粉的尸体致敬，她穿着红色丝绒运动服，身体僵直，上衣口袋里还塞着一盒薄荷糖。之后，在A.的沙发上，我们拉着手，他在想，她走的时候有没有痛苦，他的租金会不会涨。我握紧他的手，终于准备好了：“我爱你，你知道吧？”他认真地点头，“我知道。”

（18）我按下发送键，发出这封邮件五分钟之后，他打电话给我。“等等，什么？”

“你怎么想的？”我问道，“对我的哪些话有不同意见吗？要是有的话，说就是了。”

“我没读完。”

元旦那天早晨，我还没完全清醒过来，他就贴到了我身后。我们是去看我的朋友，成年朋友，住在城外。我能听到朋友孩子们的声音，他们早晨六点就醒了，穿着袜子，拖着脚走在硬木地板上。我想要孩子，我想要我自己的孩子，将来某一天。他的车还没开回到路上，我们就被另一个人追尾了，车的挡泥板被撞掉了。回到城里，我跟他吻别。几分钟后，我给他发短信，“一会儿别过来了，永远也别过来了。”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19）我想争论说，这封邮件确实搞笑，只不过不是我想要的那种搞笑。

[1]　J. Crew，美国服装品牌。

[2]　酷儿理论，一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在美国形成的文化理论，批判性地研究生理的性别决定系统、社会的性别角色和性取向。

[3]　戴波洛领带，源于美国西部，是一种美国风格的金属挂饰。

[4]　穆拉诺玻璃，世界顶尖的琉璃首饰品牌，来自意大利威尼斯。

[5]　史蒂夫·麦奎因，著名好莱坞动作影星。

[6]　斯坦利·科沃斯基，《欲望号街车》男主角。

[7]　阿内丝·尼恩，美国作家。

[8]　达达主义，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艺术运动，它试图通过废除传统的文化和美学形式，发现真正的现实。

女孩儿与混蛋们

世上流传着一种迷信的想法，认为“自尊自爱”是防御毒蛇的良药，可以让拥有它的人像被锁在某种草木永不凋谢的伊甸园里，不用担心可怕的怪床[1]和模棱两可的对话，或者说一切麻烦。它与事情的表象无关，却涉及一种孤立的平和，一种私下的和谐。

——琼·迪恩，《论自尊》[2]

我总是遇到强势的女人，她们想找软弱的男人来支配自己。

——安迪·沃霍尔

我一向喜欢混账男人，从心直口快但本质上还是很善良的怪人，到反社会人格的性瘾者。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第一次见面时对我态度不好，还总想教我点什么。

伙计们，你在绿色食品商店对我出言不逊，会怎样？我会被你所吸引。你在一群人谈话时对我不理不睬，会怎样？我也会把你记在心里。我尤其喜欢有的人一开始就对我粗暴无礼，然后解释说那是出于自我保护的下意识反应，结果跟我熟识之后，反而变得更加无礼。我活着的日子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候，终于跟一个真正善良的人开始交往，一切都改变了。我认为自己现在正在“戒混蛋”的过程中，所以我还是不能跟上述类型的人走得太近。

我对混蛋的偏爱从很早就开始了。青春期前的那几个夏天，我都住在湖边的一幢小别墅里，穿着我妈的“小心沟壑”T恤，蜷缩在破烂的沙发上，看《那些日子以来》《月亮里的人》之类的电影。从这些关于年轻欲望的故事里，如果说我学到了什么东西，那就是，如果一个男生真的喜欢你，他会用水枪喷你，叫你“团子”之类的外号。他要是把你从自行车上推下来，害你膝盖流血，可能意味着他很快就会在水库旁边吻你了。

我能记起的最早性觉醒，是在看《少棒闯天下》中杰基·厄尔·哈利扮演的凯利·里克时。他穿着件皮夹克，没到合法年龄就骑摩托车，还抽烟，且对待长辈十分不敬。我从没在贵格[3]教派学校见任何一个男生那样做过。况且，他还像休·海夫纳[4]的助理一样，向成年女人抛媚眼。后来，我总喜欢过分的吸引力，那种“不顾一切爱上你”的感觉，就像简·爱和罗切斯特之间那种关系。你知道霍利·亨特在《广播新闻》里看威廉·赫特那种眼神吧，她好像仇恨跟他有关的一切，这对我来说相当梦幻。甚至连《爱你九周半》的情节，也在某种糟糕的境界中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些其实都是人的天性——谁不会因为一点点的拉锯战，一小段顶嘴的对话而激动？只是愿意承认自己经常太过分了的人，我是第一个而已。

众所周知，有一个好爸爸，通常意味着你会选择一个好伴侣，然后一起度过一生。而我可以说，我拥有全世界最好的爸爸。我的意思不是说他是那种软弱的，只会回答“好的，亲爱的”的爸爸。我说的“好”，意思是他总是尊重我的真我个性，给我提供空间和支持的完美配比。他是个坚定却又仁慈的长辈。他跟成年人对话时把他们当成少年犯，跟孩子们说话时却像对待成年人。我很多次尝试把他作为一个原型创作一个角色，但提取他的人物特点实在是太大的挑战。我不是个乖孩子，但他也并不总是很好相处——毕竟，艺术家们总喜欢把自己关在画室里，抱怨灯光不好——但是这个男人细心、可靠的关爱给了我安全感。直到今天，我所感受过的最真挚的快乐，仍然是小时候，在朋友家打开门，看到我父亲来接我那一刻——他穿着他的呢子大衣，将我从不愉快的玩耍中拯救出来。

有一次，我五岁的时候，在艺术展开幕式上，我跟一个醉醺醺的、很酷的英国女士说话。当时我早就该上床睡觉了，因为那整个场景都让我昏昏欲睡。我跟我的朋友佐伊站在一起，她才四岁，对当时的我来说，跟她这样幼稚的小孩做伴，简直令人尴尬。那位英国女士试图找个话题谈，就问佐伊和我，在我们不听话的时候，父母会怎么做。

“我不听话的时候，就得去反省。”佐伊说。

“我不听话的时候，”我说，“我爸就会大声吼我。”

说出这样的话，很难不引起别人的警觉。我们总说要认真听小女孩们说的话，尤其是她们说自己被大声吼叫的时候。而且我父亲确实吼过我，所以他可能已经在FBI调查的嫌疑人名单内了。可他的反应刚好证实了他的好脾气。那个英国女士给一群成年人讲述了我的故事之后，他只是把我抱起来，说：“我觉得有人应该去睡觉了。”

我讲这个故事的意图，可能很难理解——故事里的小孩却喜欢假装有鬼在冲自己大吼——但是我想，这个故事的寓意应该是，我父亲真的很好，但我一向有那种想象力，能想象出过分的惩罚，甚至还有些喜欢。

有一个理论，没有人经常讨论——也许是因为这个理论是我提出的——如果你父亲特别善良，那你就会因为叛逆而在恋爱时寻找与他性格相反的男性。

我的履历中没有任何一件事暗示我会喜欢混蛋。我第一次参加女性权益联会会议时才三岁。我们一群市中心游行煽动者的女儿们坐在房间后面，给苏珊·安东尼[5]画像的线稿涂色，而我们的母亲们正在筹划她们的下一次游行。我还没意识到自己是个女性，就早早接受了“女权是个好概念”的想法。之后，我的女权主义教育又接着延伸，在思想前卫的私立学校，性别平等的话题几乎跟代数同样重要；在缅因州的女孩夏令营；在我翻看我祖母战争时期的相册时（“是护士们做了所有真正重要的工作。”她总这样说）。而我父亲的话更是凸显了这一切。他坚持说，我妹妹和我是整个高谭镇[6]既漂亮又聪明、又坏的小姑娘。不管我们尿了多少次裤子，还是用厨房钝了的大剪刀剪掉了自己的刘海。

十九岁之前，我都没有认识过共和党人。十九岁时，我才跟校园里的常驻保守派分享了悲剧的一夜性经历。他穿紫色牛仔靴，主持一档叫作“与伟人真正地对话”的广播节目。我从一场派对回家时，跟在他身后走，只知道他表情严肃，面带杀气，因为他打扑克输得稀里哗啦。这样的情形如何引出做爱的问题，如何迅速变为欲望？

我们在宿舍发霉的地毯上做爱时，我抬头看到室友莎拉的盆栽植物，注意到有什么东西挂在上面。我试图看清它的形状，接着我意识到——那是个安全套。“广播代言人”先生把避孕工具扔到了小棕榈树上，以为我太蠢、喝太醉了，或是太饥渴，不会因为这个说他。

“我觉得……？好像……？在树上？”我着急地说。

“哦。”他说，仿佛他也跟我一样震惊。他伸手去够，像是要重新戴上似的。但我已经先站起来了，踉踉跄跄地走到我的沙发跟前，沙发是我能找到的离我比较近的遮挡物。我告诉他，他可能该走了，随手把他的套头衫和靴子跟他一起丢出了门。第二天早晨，我像那种成长片里的电影人物一样，在浅浅的浴缸里坐了半个小时。

后来，他在校园里碰到我，没有打招呼。我甚至不知道，我到底想不想让他打招呼。12月份，他就毕业了，跟他一起毕业的还有欧柏林86%的共和党人。我把自己羞愧的情绪转化成了一部试验性的小电影，这可是部经典！

然后我遇到了杰夫。

杰夫是大四学生，一个长着浅色头发的冥想者，他曾经在我父母的吊床上哭，他说：“我只是想谈谈话，你却把我往性的方向逼。”他也做过蠢事。[7]但是大多时候，他都鼓励我，支持我。我们以一种冷静、温柔、平等的方式爱着对方。杰夫不是个混蛋，但他同样不适合我。

我们像大多数大学情侣一样，分手了。之后的一个月里，我躺在床上，除了奶酪通心粉之外，任何食物都无法下咽。连我有耐心的父亲也受够了我卡通化的夸张表现。但在市中心一家餐馆，我做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时，我遇到了一个另一种类型的男生。

华金比我大将近十岁，出生于费城，他有种不知从何而来的张狂的气势，他还戴软呢帽！他身材高挑瘦削，穿着打扮像《欲望号街车》里的马龙·白兰度。他是我的霸王，是个愤世嫉俗的美食家，最喜欢的座右铭包括“活过四十五岁简直是受罪”。尽管他已经有女朋友了，我们却仍然会调情。调情的内容包括他质疑我的智商，嘲笑我的立体空间想象力差，然后再冲我眨眼，表示刚刚都是开玩笑。一天晚上，某人没在马桶里大便，而是跑到了马桶前面的地板上。

“希望你知道，你得去打扫。”他说。

我没打扫，但是我蛮喜欢他叫我去打扫的。虽然华金相当无礼，我也总是假惺惺地装作震惊：“为什么是我去！”其实心都融化了。他就是坏笑鞭（Snidely Whiplash）[8]，而我是那个被绑在铁轨上的无辜女孩，只是我不想让正义的达德利来救我。

我们开始互发电邮。我写得很长，还过于紧张，我总是想让他知道我的幽默感有多黑暗（我可以拿乱伦当玩笑讲！），让他知道我有多了解罗曼·波兰斯基。他的则很简短，从他的邮件里，我可以什么都读不出，也可以读出很多东西。他从来不署自己的名。辞职的那晚，下班之后，我跟他见面。我试图吻他的时候，他告诉我他不应该——不是因为他有女朋友，而是因为他已经在跟另一个女迎宾员睡觉了。我们去了一家24小时营业的巴基斯坦餐厅，被拒绝的我，很多天以来，第一次感觉饿了。我们在沉默中吃着馕饼。

我们维持着我们之间独特的友谊，直到第二年六月。

接下来的两年里，我们之间有过很多次没有明确定位的性爱经历，越来越不正常。他后来一连几个月都不理我。那段时间，我戴着贝雷帽坐地铁，每一站都会想象他上了车。他终于请我做客的时候，我一进了他的房子就出不来。要是在那儿睡着了，我通常要第二天中午才能走出门。到了街上，我在布鲁克林单调的阳光中挤挤眼，浑身感到刺骨的冷。

这段感情的高潮是一次糟糕的洛杉矶之行，它是大卫·林奇电影之外最糟糕的旅程了。我们在马尔蒙古堡[9]度过了四天，约翰·贝鲁西[10]的鬼魂在酒店里捣鬼，搞得浴缸下水口不正常，而且当你去问酒店的人，想要把勺子来救急的时候，他们还不友好。此次旅行的重头戏包括，他一次都没有碰过我。我穿着我母亲那双靴筒到大腿的靴子睡觉。还有，他承认他不知道怎么照顾他人。

我的创作生涯稍稍有点头绪之后，我以为他对我的尊重也会随之增加。但是结果只是我有了些闲钱，可以花在跟朋友聚会的晚餐上，还能打车去他家。我只希望没人问我要去哪儿，这样我就不需要撒谎了。洛城之行后，我们还有过一两次性经历，但是我根本没投入。其实，我以前有没有投入都是个问题。

若是当时的我写这些事，我会把整个故事都美化一番——告诉你华金如何地被误解了，他其实跟我们一样，也是那么忧伤，恐惧，孤独。我会笑着描述我在性方面允许他探索的各种奇怪的事，还有他这个人总体上的不成熟（未组装的床架挡住前门，烟盒里装满现金，安全套放在乱七八糟的口袋里）。在走进华金家之前，我一直提醒自己，这里不是我该去的地方，但是人生的高速路上是可以去服务站的，对吧？我把自己当成一个间谍，伪装成一个没什么自尊心的女孩，写下细致入微、充满智慧的报告。报告内容是，男朋友看起来像女同性恋一样，还喜欢跟她们一起吃着外卖看《胜利之光》的女孩们之阴暗面。她们的爱情故事其实可能只是彼此相爱的典型爱情故事，我却能把它们变得像电影《席德与南茜》一样惊心动魄。我拒绝安于现状，我要很酷。

我在少女时期相当幸运。一直活在我的脑海里可能并不容易。我爱我的家人，我们几乎也没什么可担心的，只需要担心周日去哪个画廊，担心我的儿童心理医生有没有帮我处理好睡眠问题。我进了大学才意识到，也许我的成长并不“真实”。大一的一天晚上，宿舍外面有一群人，他们一边抽烟，一边尖声大笑。于是，我穿着睡衣冲出宿舍，急切地想加入他们的争论。

“你们在干嘛呢？”我问道。

“哦。”盖里·普莱里克答道，他经常穿着他曾祖母打的毛衣（我后来才知道，她曾祖母当时才七十九岁）。“不关你的事，苏荷区来的小莉娜。”

好一个尖酸的混蛋啊。我尽力不去想他的话，但怎么也放不下。晚上，我在吃掉三块披萨之后，上床之前，又想起了这事。除了搬去一个战后恢复中的国家之外，我还有什么无法理解的？我又该怎样才能理解？我逃脱不出自己需要更多经验，需要学习更多东西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我跟华金的感情中从始至终的难题。

好吧，朋友们，了解这个“世界”，并不意味着要自己装作是个妓女，而且在凌晨四点，在新泽西靠近宾夕法尼亚州的地方，是一个男生决定放哪张斯蒂利·丹唱片的时候；有人嘲笑你的专业是创意写作，生命的终极答案也不是在这时揭开的；让不知道算不算你男朋友的人的秃头朋友摸你的大腿，只因为你觉得自己可能爱着那个人，这是绝不会给你任何启发的。不然该如何解释你为何要花那么多钱去他家？

平安夜那天，我跟华金在皇后区的一家酒吧见面。我穿着渔网丝袜，一条短短的杰西潘尼[11]西装裙，我的打扮像极了装扮成保险经纪人的妓女。但我这身打扮有什么东西触动了他，他看我的眼神里多了一种新的饥渴，这种饥渴把我们带回了他家。

第二天，我走在街上，光着腿，有些晕眩，不知道我到底是被毁掉了，还是被惊醒了。

但之后我躲在距离华金家一条街的小酒铺里，声称在“离你家蛮近的”一场很酷的派对时，离所谓“启发”的距离仍然很遥远。他在忙，跟他的另一个女朋友在一起，他说她“很有教养”。我为什么不停地打电话？因为我在等他改变心意，等他像我父亲或是杰夫那样对我说话。就在我们之间关系最紧张的时候，杰夫也是那样对我说话。虽然我被这新的无礼带来的活力深深吸引，但我内心深处并不想别人那样对我。我觉得像被禁了言，很孤独，离我自己都很遥远。我相信这种感觉仅排在吐不出来的极度恶心之后，是人生的极大苦难之一。

谢幕从不在你预料的时刻到来，总是在最黑暗时刻的十步之后，突然来一个诡异的左转或右转。从加利福尼亚州回来后，经历了很长一段冷却期，华金和我相爱了一周。至少感觉上是这样的。那时是10月份，天气还暖和，几乎连绵不断地下着小雨。我有一件新的皮夹克，是我用第一份工资买的，有银色的金属扣和宽宽的翻领，不管怎么穿，都像是穿着来自未来的制服。我们约好去喝东西，他紧紧地拥抱了我。我们谈了谈洛杉矶，谈那段旅行有多惨，谈我们还是做朋友比较好。我们迟迟不肯离去，一杯接一杯地喝。

两天后，我们又相约去看电影。我还是穿着那件夹克，他给我买了个汉堡——是他结束了我的素食主义倾向。这件事我永远都会感激他，因为动物的血液帮我变得强壮了。他走路的时候靠我很近，我意识到，这是他第一次在街上跟我表现得亲密。回到我家后，在我的卧室里——我父母不在家——我们谈天说地，又开始接吻。事情本有可能是这样的，可我们从未这样过，所以我生气了。

我现在是个有一份有意义的工作，还有一件好夹克的女人了，胆子也变得大起来。我让华金滚，永远别回来，我是在网上告诉他的。在我们最美好的一夜之后，在他第一次让我做我自己之后，我给他发了封电邮，说他伤害了我，利用了我的爱慕，让我感觉自己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我告诉他，我不想被那样对待，以后我也没时间理他了。然后我又等待一句道歉，结果始终没等来，害得自己感到恶心。

发过那封电邮以后，我只在他的床上睡过一次，穿着全套运动服。一点一点进步吧。

我演一个角色的时候，不可能用言语表达出我所表演的场景要传达的信息——毕竟，我还不清楚自己所饰演的角色，这也是戏剧冲突的一部分。所以我就在这里说吧：我曾以为我足够聪明，足够实际，可以将华金口中的我和自己心目中的我完全分清楚。我当时认为，在被人蔑视的情况下，我完全有能力仍然保持强大的自尊心。我遵循他的命令，我很确定，我在扮演这个角色时，还能保持好自己的另一部分。我内心深处明白，自己值得拥有更多、更好、不同待遇的那部分。

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有人用行动告诉你，你对他们来说多么不重要时，你还不停地回到他们身边，你自己还没意识到的时候，你对自己的意义也就不如从前了。人没有明确的分区！你是一个完整的人！别人对你说的话，是对你整个人说的，对你做的事也是同样的。别人糟糕待你，不是什么机智的忍耐力测验。你接受它、认同它，渐渐就会相信，你该被那样对待。这很简单，但是我费了很大劲把它变得复杂。

我告诉自己，这都是我自找的。毕竟，华金从没说过他会跟他女朋友分手。他从一开始就明确告诉我，他是个叛逆者，说话直白，不会拐弯。他甚至从没告诉过我，他会打电话找我。但是我也觉得，一旦我们的关系步入了性的阶段，我们就作出了基本的承诺。两个人互相探索的时候，要像样一点，在对方面前举起讨好的镜子，要尊重对方。有个朋友最近这样跟我抱怨，与她约会的一个律师说：“为什么一个这样在乎社会公平的人，就这么不在乎我的感受？”我告诉她我对这个承诺的信仰。我相信这样承诺是对的，是真实的。华金没有履行他的义务。

除了在苏荷区的经历外，我没有从生活中学到其他任何东西。

[1]　可怕的怪床，引用威廉·柯林斯短篇小说《可怕的怪床》作典故。

[2]　我觉得琼跟我所谈论的自尊有一点点区别。她说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一种每天晚上躺下的时候，能感觉到今天在诚实地对待自己。我更多的是在讲性，但是也涉及她所说的那种自尊。

[3]　贵格，英文quaker，称为贵格会，又称教友派，成立于17世纪的英国，因一名早期领袖的号诫“听到上帝的话而发抖”而得名“贵格”。

[4]　休·海夫纳，《花花公子》杂志的创刊人、主编、创意总监。

[5]　苏珊·安东尼，美国女权主义运动先驱。

[6]　高谭镇，蝙蝠侠漫画世界中的虚构城市高谭市的起源。关于高谭市的地理位置，有两个主要说法，其中一个认为高谭市在纽约十四街以南，从Soho区到格林威治村、鲍威利区、小意大利、唐人街和曼哈顿、布鲁克林边缘靠近布鲁克林桥的罪恶街区。本文中引用此理论。

[7]　比如有一次，他让我开了三个小时的车去他朋友的生日派对，到了后，却因太过紧张，不敢进去。还有一次，他发明了一种住在他橱柜里的紫色的猫，造成不少损害，还说这算是件聪明事。

[8]　坏笑鞭，《铁骑惊魂》中主角正义达德利的宿敌。

[9]　马尔蒙古堡，好莱坞一家豪华酒店。

[10]　约翰·贝鲁西，美国演员，1982年时在好莱坞去世。

[11]　杰西潘尼，美国服装品牌。

巴里

我是个不靠谱的叙述者。

因为我讲的几乎每一个关于我母亲的故事，都加入了虚构的细节。因为我妹妹宣称，我们“共有”的每段记忆，都被我添油加醋，以让人印象深刻。因为我经常“不舒服”。因为我提到每一个我认识的男生时，都会同样用“哒”的拟声词，我模仿我爸的那种难听的成年人声音除外。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在这本书另一节中，我描述了一次与校园里那个留着络腮胡的共和党人的性经历。说它令人沮丧，但对一个刚刚踏入性世界的女孩来说，却是一个具有教育意义的选择。然而实际上，它根本不像是一个选择。

这个故事，我给自己讲过很多版本——有几个版本在我脑海里相互斗争。虽然在现实中，这件事只发生了一遍，只有一个版本。第二天，每一个细节还都很新鲜（但那是在温热的啤酒作用下的举动，所以只能说是在这种情况下所能达到的最新鲜的程度）。几周后，它变成了我所逃避的一段记忆，就像另一段记忆一样。那次我在殡仪馆走过拐角处时，看到我祖父躺在敞开的棺材里，身上穿着他的海军制服。

最新的版本是，我只能记得我能记起的片段。我醒来的时候，事情就已经发生了。我不记得它是如何开始的，只记得我们在地毯上滚，巴里和我，周围的环境也很模糊。

我长这么大，只有两次觉得自己很酷，而两次同样都是在刚进新学校的时候。第一次是在七年级，我从曼哈顿的一所贵格教派学校，转学到布鲁克林的一所艺术学校。在贵格教派学校，我是个有点烦人的存在，跟学音乐剧的学生一样，只是我不会唱歌，只会读芭芭拉·史翠珊[1]的传记，吃帕尔玛火腿三明治。独自坐在餐厅的角落里，像坐在罗马街边咖啡厅里的离婚者一样，享受孤独。但在新学校里，我是很酷的。我把头发染成高光色，穿着坡跟鞋。我有一件帆布夹克，上面有颗创意纽扣，写着“谁给你的卫生巾引线点火？”男生们拜托其他男生过来告诉我，他们喜欢我。我告诉蔡斯·迪克逊，我只是还没准备好认真恋爱。她是一个由女同妈妈们抚养的电脑高手。人们都爱我写的诗，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新奇感消退了，我便又一次变回了学校的B级甚至C级人物。

我第二次感觉酷，是在我大学转学之后。我逃离了一个灾难性的环境——从离我家十个街区之外，转学到了俄亥俄州玉米地里的文学港湾。我又变回了金发，又一次拥有了有设计感的夹克——这件是日本产的精干的绿白条纹双排扣大衣——我还被似乎喜欢我写的诗的人所关注。

到了新学校，我进行自我定位的举动之一，就是加入《葡萄藤》，一本在另类大学做另类报纸的出版物，他们还引以为豪。我写色情文学评论，控告脸书文化造成的伤害（“斯蒂芬·马科维茨办党校主页就是为了让新生感到孤独”），还写了一份关于非裔宿舍楼[2]泡水事件精确强硬的调查报告。那份报纸的编辑之一，麦克，立即吸引到了我。他是一个六英尺高的大四学生，戴“大人物拿破仑”式眼镜，却拥有兄弟会男孩的气势，和瑞恩·高斯林[3]的气质。他住在雷恩森小屋，一座属于学校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因为莉兹·菲尔[4]上大学时在这里住过而出名。

我在《葡萄藤》的事业刚开始不久的时候，麦克和我在一场派对上性感对舞，他的膝盖顶在我的两腿之间。下一场职员会议的时候，他似乎就忘记了这回事。他用强硬手段运营《葡萄藤》，到处用言语伤害下属，但是我通过了试用期。在餐厅，他还经常邀请我跟他同桌用餐，他跟他的犹太小跟班——戈德布拉特，盘子里都堆着高高的港式捞面、蔬菜汉堡，还有一种特别特别干的蛋糕。麦克和我不断地用文字打着仗，这种战争还是调情式的。我们很努力地引起对方注意，却更努力地假装我们并不在乎。

“我觉得一夫一妻制是不可能成功的。”一天，我们一起吃着土豆饼时，他对我说。

“我不在乎，我又不是你女朋友。”我说。

“那就谢天谢地了。亲爱的。”

我咯咯笑了。我可比女朋友酷多了。因为我是个记者，是个引诱者，还是个大二学生。

那年冬天，我得了单核细胞增多症，回家休养了一个月。那段时间，麦克经常来看我，声称他“烦恼得很，特别想念他最棒的记者”，我们的《葡萄藤》被对手《欧柏林评论》打击得不像样。我回学校那晚，淋巴结还是肿的，穿着一件古董婚纱，跟他还有戈德布拉特一起去城里最好的饭店吃晚餐。麦克冲我微笑，好像我们真的是一对情侣一样（一对走到哪里都带着犹太小跟班的情侣）。

几周后，麦克到我房间来，看《稻草狗》。我告诉他，我不喜欢电影里在性方面对女性的刻画。一个讨厌被觊觎却想被占便宜的女人，让我觉得非常不舒服。

还有一次，我参加他开的一场派对，当时我的鼻头红红的，流着鼻涕，还带着单核细胞增多症的症状。我求他到角落里跟我谈谈，然后我晕倒了。他的室友凯尔把我抱回了家，他告诉我要尊重自己。

我七岁的时候学会了“强奸”这个词，但我以为它是“强介”。我说这个词的时候说的是“见”，不是“接”，还盲目滥用这个词。

一天下午，我在沙发上读书。两岁的妹妹跑过来，穿着气球图案的睡衣，因为尿布湿了，屁股那里还有点尿往下流。噢，不得不跟一个小孩子生活在一起的痛苦啊。格雷丝特别想和我玩，抓住了我的双脚脚踝。这样我还没反应，她就开始拿我当公园里的儿童游戏架子爬，爬着还不忘发出那种小宝宝的笑声。

“妈妈！爸爸！”我尖叫道，“她‘强介’我！她‘强介’我！”

“什么？”我妈问道，她很努力地抑制住爬上唇角的笑意。

“格雷丝‘强介’我。”

在格雷丝上学前班的学校门口，诺丽和我站在报亭旁边，等我们的外卖。我当时九岁，那天学校放假，放假就是我的梦想，但我没好好利用。诺丽是我的保姆，她是从爱尔兰来的，十六岁的时候出了严重的车祸，下巴只能张开一点点。她的头发上满是发胶，硬硬的，她穿着七分长的紧身裤，露出她晒得很健康的小腿。我们一边看着杂志，一边喝冰茶。报刊亭的摊主看了我一会儿，不知为什么，我感觉他的眼神让我感觉毛骨悚然。

“诺丽，”我着急地小声说，“诺丽。”

她在埋头看《人民》杂志，抬起头来，又弯腰看我。我现在知道那个词该怎么说了。

“怎么了？”

“我觉得他要强奸我。”

我帮麦克和戈德布拉特为他们的装置艺术作品买了几只雀，在雷恩森小屋黑暗的浴室里，它们逃出了笼子。我用自己为奥杜邦[5]当志愿者的经验，把鸟赶到一个昏暗的角落里，再把它们捧进手里。一只雀扑打着翅膀，我想，对于一个不当外科医生的人，这是能与一颗跳动的心脏接触的唯一情景——手捧一只小小的鸟。鸟还啄了我的手，但我没被吓到，我把它放回了笼子里。有几个女孩能做到这样？

五月的时候，麦克毕业了，他那一群欢乐的土匪朋友们也跟着毕业了：戈德布拉特、凯尔（他是个哥斯达黎加文化专家），还有奎恩，一个纺织专业的学生，他的毕业作品里有裤裆开口的泳装。只有巴里一个人被留了下来。巴里现在算是个“老大四”，这是那些还要多上一学期课的人被授予的质疑勋章。

关于巴里这个人，奥黛丽和我都认为他奇怪得可怕。他留着小胡子，介于威廉姆斯堡的时尚与雄鹿猎人[6]中那个老头的样子之间。他穿白色锐步鞋，上次有人看到这东西还是在八十年代的健身录像里。他在图书馆做兼职，我经常看到他在书架之间躲躲藏藏，把书往错的位置放。在社交场合，他用侵略性的男性体征和巴里·怀特[7]一样低沉的嗓音引起别人注意。有人说，他在一场派对上打了一个女孩的胸。他是个共和党人，这更给了我躲着他的理由，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经常让他进雷恩森小屋。

在他的老大四学期里，巴里好像很迷茫。他的朋友们都走了，他的气势也减了几分。你能看到他独自抽烟，在学生会大楼门前踢地板。在电脑室里，他坐麦克以前经常坐的位子上，好像一只没了主人的狗。

这个大块儿头现在是谁？

在录像店楼上的公寓里，有一个派对举行。我穿着奥黛丽的高级裹身裙，去派对之前，我们俩一人喝了两杯啤酒，然后分享了一片赞安诺，这还是奥黛丽飞去博卡看她祖母时，飞机上的服务员为安抚飞行焦虑发给她的。药效很强，很快就在我身上起作用了。我们到了的时候，我就已经被自己并不熟悉的派对情绪占领了。奥黛丽却有些头晕，考虑之后，她决定回家，还让我保证会好好待她的裙子。在洗手间，我给所有人展示了奥黛丽的裙子有多容易脱，又解释了创意写作学院有多“假”。

我们的所有朋友都走了。我去找奥黛丽，虽说她跟我说了她要走，我也看到她离开了。

最终，我的朋友乔伊从我身后走来。人很好却呆呆的乔伊——他是DJ，特别喜欢抱抱，满心的密歇根自豪感。他站在那里，穿着“会员专属”的夹克，高高的，暖暖的，准备拯救我。我钻到他背后，跳到了他背上。

可是他一转过来，我看到的不是乔伊，是巴里。我心里默念“啊哦，”像日本访谈节目中有人输了的时候发出的那种声音，“啊哦，啊哦，啊哦”。

“我好久没见你了。”他说。

“啊，我们不认识啊。”我告诉他，“我得上厕所。”

巴里把我领到停车场。我让他不要看。

离开了停车场，我看到我的朋友弗莱德。他偷偷看到，巴里拉着我的胳膊，把我往公寓拉（很显然，我告诉了巴里我的地址），弗莱德喊了我的名字。我没理他。见喊我不管用，他就一把抓住了我。巴里消失了一分钟，只剩下弗莱德和我。

“不要这样。”他说。

“你又不想送我回家，那就别管我。”我含糊不清地说，表达着我自己之前都不知道的怨恨。“别管我。”

他摇了摇头。他还能做什么呢？

现在巴里在我的房间了。

现在我们在我的地板上，做着成年人做的事。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到这里的，但是我不相信这是场意外。

我醒了过来，室友还没回来。之后，我得知她从门外听到声音，就到楼上去跟一个朋友挤了，不想打扰我。

日出之前，我费劲地把这次经历写进了保存好的Word文档里，文件名为“亲密档案”。

我小的时候，读到一篇文章，描写一个十岁的小女孩被陌生人在土路上强奸。现在那个女孩快四十了，她回忆起那时她穿着母亲为她做的条纹布裙，装出享受的声音保护自己。我一直没忘记这个故事，但是在与巴里的事发生了几天之后，我才想起来。

那件事发生后的第二天，奥黛丽和我约好一起在电脑室做作业。我们都还穿着睡衣，又添了一层又一层衣服来御寒。我们一起在卫生间洗手的时候，把手多在热水里泡一会儿，我跟她说，“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我们一起爬上暖气片，抱在一起，我给她描述了昨晚发生的事，最后一句话是，“抱歉毁了你的裹 身裙。”

奥黛丽白白的小脸一下没了表情。她抓住我的手，用“终生”[8]台电影中妈妈们的语气，低声说道，“巴里这个坏家伙。”

我听了大笑起来。

那天晚上，我跟麦克在谷歌上聊天。他现在住在旧金山，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跟一个药物上瘾的女孩约会。他说她“酷毙了”。那个女孩在“我的空间”[9]上网名叫彩虹茉莉。

上午12:30

我：傻瓜，我给你打电话了

麦克：我知道

我昨晚喝多了

喝多了

我：我也是

上午12:31

麦克：真的吗

我：我喝太多了

麦克：不错

我吐到自己身上了

我：恶心

你还好吗

麦克：还好

我还没出门呢

上午12:32

我：我干了件脑残到底的事

你肯定要笑话我

麦克：讲给我听啊

快说

上午12:33

我：我把你那个奇奇怪怪的朋友巴里带回家了

麦克：……

哈哈

哈哈哈

我：我知道

我用我那亮粉色的翻盖手机拨通了麦克的号码，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想不想让他回答。

“你说奇怪不奇怪？”

“啊，巴里今天给我打电话了，说他醒来时，在他自己宿舍的过道里。”他笑起来，笑声干干的。

接下来的那个学期，巴里走了。

我发誓，再也不碰性，直到找到自己爱的人。我等了六个月，下一个男生成了我第一个认真交往的男友。虽然他在性方面很困惑，还极其不善交际，可他对待我，就像我是世界第八大奇迹似的。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一天下午，我躺在床上，这种躺法只在大学时代或者时节性忧郁时才可以接受，我给他讲了巴里的事。我哭了，一半是因为回忆这事很难受，一半是因为我讨厌自己的表达方式。他只顾着想他到底有没有在学校见过巴里，而我只是气自己没有用更好的词汇来描述。

即使是在善良的电视剧编剧编写的剧里，也有人说各种各样的坏话。关于对自己另一半真实感受的坦白；来自童年的、父母希望我们早就忘掉的故事；对他人身体的评头论足。这些都是故事A、B主线[10]的元素，是动机，是漫不经心的玩笑。我想，到底有多少我爱的人在看着电视剧，在从里面寻找他们自我毁灭的征兆。

我们经常会笑，从道德上来讲，笑一些不应该感到可笑的事情——分手、父母向一个起水痘的小孩解释他们即将离婚。这就是乐趣所在。

莫里摇摇头。“我只是不觉得这种事能在任何情况下可笑。”

“是啊，”布鲁斯同意道，“确实很沉重。”

“但事实是这样的，”我说，“只是……就是……一种很令人困惑的情况……”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了。

“但我很抱歉你身上发生了这种事。”詹妮说，“我不喜欢。”

我不小心告诉了杰克。对于我们这样性格急躁的人来说，这种性格实在不好，我们的焦虑就如同无可救药的杂草。杰克很难过。他生气，但不是生我的气。

我哭了，虽然我不想哭。这对我的情绪没帮助，也不能支持我的观点。我仍然一个笑话接一个笑话地讲，可我的眼泪背叛了我，我自己虽然不说我的痛，却被眼泪说了出来。杰克这时在比利时，他的时区天色已晚，他也很累。我也不愿意现在谈这个。

“不是你的错。”他告诉我。他以为这是我需要听到的。

我觉得能数出来五十个错。我吞掉了一片大药片和一片小药片，我把自己身体里塞满药物，好缩短我跟其他人之间的距离，让自己跟同龄人相处容易一些。

我蜷曲起来，靠在墙边，只希望自己没告诉他。“我很爱你，”他说，“我很抱歉发生了这样的事。”

然后他的声音变了，从同情变成了一种更尖锐的情绪。

我哭得更厉害了。

我不得不穿上帆布坎肩，准备出席李维·斯特劳斯[11]之屋的宣传活动。我告诉杰克我必须挂掉电话了，他悲叹道，“不。”好像我是他的保姆，在他和他妈都为派对打扮好的时候，要把他从他妈怀里抢过来一样。他也困了，我能听出来。情绪波动能让人精疲力竭。

“我好爱你。”我告诉他，又哭了起来。

我挂掉电话，走到镜子前，准备看花掉的眼线从我脸上滴下来，腮红和粉底都变成一条条小河。我在洛城，那就来吧，宇宙：我只能像林赛·罗韩[12]那样败掉名声了。但是我惊讶地发现，我的脸没事，甚至还水汪汪的。妆一点也没花。

我看起来还好。我看起来像自己。

[1]　芭芭拉·史翠珊，美国史上最成功且最有声望的艺术家之一，她是美国娱乐界一个活着的传奇，拥有无数空前的、令后人也难以企及的记录。

[2]　非裔宿舍楼，欧柏林的一栋楼。

[3]　瑞恩·高斯林，1980年11月12日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演员、歌手、导演。

[4]　莉兹·菲尔，美国摇滚女歌手。

[5]　奥杜邦，美国鸟类学家、画家和博物学家。

[6]　雄鹿猎人，一款游戏，猎人的形象是一个大胡子老头。

[7]　巴里·怀特，美国灵歌歌手、作曲家。

[8]　“终生”台，美国一个电视频道。

[9]　“我的空间”，一个社交网站。

[10]　故事A、B主线，A and B story，A故事线为故事主线，一般是主角的成长改变历程；B故事线为感情主线，如浪漫喜剧中的爱情关系。

[11]　李维·斯特劳斯，牛仔裤的发明者，Levis品牌创始人。

[12]　林赛·罗韩，曾经的好莱坞乖乖女，后以官司麻烦缠身而出名。

坠入爱河

你若剪下一段吉他弦，

我也愿以它作婚戒。

——卡莉·雷·吉普森

他弹吉他，这个人。不是专业的，但是，哦，多好啊。是啊，我跟他约会呢，他笑我。他好有意思啊。他四月就来。

——泰莉，《我母亲的灵媒》

我只跟四个男人说过“我爱你”，当然，不包括我父亲、我叔叔，还有跟我去看电影、毫无两性关系的各种朋友。

第一个是我大学时的男朋友，我已经在公共论坛上折磨他够多了，所以在这里就不再重翻我们的旧事了。这样说就够了，他没有用同样的话回我。我哭着向他要求了好几周，他才对我说，那之后不久又收了回去。他终于再次对我说那句话时，这个词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

第二个是本，这是上一段感情愈合的结果。我是大学时认识的他，我们睡过几次，后来整个关系全被他毁了。他冲进冰冷的宿舍淋浴里，然后趴到了我没整理的床上，还喊着：“我想知道金子在哪里！”后来他又进行进一步毁灭，跟我断了联系。但是大学时代结束了，我跟其他人一样变得孤独，还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无聊了。不久，我就刷爆了我崭新的卡，买了一张去湾区[1]的机票。本住的街区是《浪漫满屋》取景的旧址，有一扇大大的凸窗，在发黄的卧室墙上，贴着被谋杀的墨西哥传奇歌手赛琳娜的海报。我们花了四天时间在山丘间跋涉，牵着手坐轻轨，跟在自行车店工作的人一起喝酒。一天早晨吃早饭的时候，他的一个室友说，“你们俩的作息都是有时间表的，跟夫妻俩一样。”

晚上，我们坐在他的后庭廊，吃着他花了一下午时间做的意式水饺。他有很多闲暇时间可以做饭：他的工作——为一份非营利、宣传世界语的时事新闻做编辑——工作时间比较“灵活”。

他终于需要工作的时候，我就去电报山[2]看朋友。那里有野鹦鹉，风景有种郊外的壮阔感，让雅皮士们看了很是舒服。这是我对我朋友的经济状况没有任何认知的时候。“哦，”我这样解释一个朋友为何住在一间庞大的西村公寓里，“我想他在‘要食物不要炸弹’[3]实习时挣钱很多吧。”后来我才知道，这两个住在电报山的朋友，一个电影人，一个诗人，都是在帮人看房，这样带屋顶淋浴的大房子，他们自己是住不起的。那时候，我惊叹于旧金山的房子给艺术家们提供的灵感。如果我们足够努力，本和我可以住到那里去，养条杂交狗，买个大书架，再养一只橘黄色的聪明小猫。

要回家的时候，我哭了。我给他一张混音碟，里面有好几首模模糊糊的《我的心丢在旧金山》[4]的翻唱。

冬天，我梦想着我在西部的新生活。本给我发图片，有烤薄饼、一美元商店的墨镜、嬉皮士们把靴子脱在客厅里的派对、他新文的美元标志文身，还有情趣商店和儿童识字项目的招工广告。他邮寄给我一罐巧克力糕饼，夹了张纸条，落款讽刺地写着“来自普通朋友的关怀，本”。

在一个周五的下午，我又去了，他到机场接我。我们坐湾区捷运[5]去了他的房子，这个交通系统跟纽约的地铁系统差不多。只是很显然，你不能太信任旧金山人，他们绝不会善待软座。我们坐了下来，微笑着，很满足。这时，一个老太太走过，咳了一口痰，吐到了他鞋上。“噢，贱人！”他叫道。我自己也没想到，我心里竟暗暗站在老太太一边。

周日的时候，一个伪装成灌木的流浪男子，在码头突然跳出来，吓了我一跳。我尖叫的时候，他大笑着，然后向我要钱。本似乎很佩服他的创意。

我得了重感冒，但在整间公寓里都找不到一件像面巾纸的东西。在健康食物商店里，我们俩的信用卡都被拒了。

不管你想往哪儿去，现在你就在这儿了。

他告诉我他爱我的那晚，醉得恍恍惚惚。我们在他的房间里，他坐在他的工作椅里，我叉开腿坐在他腿上，我们听着客厅里热闹的派对声，这时他毫无征兆地说了出来。我拒绝回答他。第二天我们吃多了In-N-Out汉堡（我们俩都有点胖，那时候显得像某种革命），然后挨着对方躺在床上，我哭了。表面上是因为走的时候会想他，其实，是因为我感觉自己的心已经死了。

在某种意义上，我确实爱过本。因为他给我做过饭，他告诉我，我的身体很美，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这是我亟须听到的话。因为他的继母跟他一样大，真的很悲哀。但同时我又没爱过他，因为他的虚荣，驱使他穿那些把他的脚磨出水泡的古董鞋。

为了一个叫乔的哥斯达黎加小伙，我跟他提出了分手，本骂我骂得很难听。乔身上文着Comic Sans[6]字体写的“妈妈”。说实话，几个月后，乔开始跟一个在特殊教育学前班教书的女孩同居的时候，我的反应也不算坦然。之后的两年里，我都没在恋爱关系中再说“我爱你”。后来我发现，乔还会假装家里着火，只为了想对付火灾的对策。

第三次“我爱你”是对戴文说的。那时候，我已经快拍完《都市女孩》第一季了，制作期间，我有过几个喜欢的对象。其中一个是我们的助理道具管理员，他性格温顺，戴着眼镜，最终我得出结论，他实际上比他看起来要傻得多。接下来，我又看上了一个演员，脸长得像英国足球小流氓。他带我到十一街的酒吧，哭诉他前未婚妻的事，又告诉我，他不想谈恋爱。

这些短暂的关系并没让我的日子过得快一些，或是满足我什么不可遏制的炎夏欲望。在更深的层面上，它们剥夺了我把自己当作成人的感受。我被扔进一个充满义务和责任、预算和审查的世界里。我的创作过程从相当独立转变到被好几十个“成人”看着，而我很确信，他们就等着喊：“你看看！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不要雇二十五岁的女孩！”恋爱是我所知道的躲避义务的最好办法，忘掉自己，假装成另一个人。

我执导季终集的时候，戴文出现在片场。在拍摄忙碌的一天，他的一个朋友的朋友把他带了过来，当作备用人力。他长得瘦小淘气，长着厚厚的穴居人一样的眉毛。他带着相当有欺骗性的轻松感把沙袋扔来扔去，缠电缆线好像很专业。我注意到，他右耳软骨有个耳洞（好有九十年代气息），我喜欢他的牛仔裤堆在他不怎么打理的工靴靴筒外。他的微笑是那种傻傻的小微笑，笑的时候露出两颗门牙间的缝隙。我们两个人之间对话几句之后，他质疑我的权威，假装听不见我说话。很明显，他就是我喜欢的类型。

戴文来的时候，我刚好处于完全游离的崩溃状态。跟随我一生，犹如不好的朋友一般的那种焦虑，强劲地回归，还有了全新的形式。我不是很确定我还活着。一个镜头拍完，下一个镜头开始前，我躲进厕所，祈祷自己能哭出来，因为哭是证明我真实存在的证据。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焦虑的残酷就在于你从不知道为什么。从逻辑上讲，该焦虑的时候，我却好端端的。一个懒散的下午，我却突然被冰冷的恐惧所占据。这一刻，我确实有很多事可焦虑：压力、曝光、跟我爱的同事之间紧张的争论。但是我还有更多该感激的事。可我什么都感觉不到。

三天后，他出现在我们的杀青派对上。他的双臂像肯娃娃[7]一样全是肌肉，不过也像芭比娃娃一样那么细。我故意忽略他的存在，跟其他演员们混在一起，喝着大概一顶针[8]那么多的红酒（这就足够把我放倒了）。最终，我把酒洒了出去，很确定这晚没什么可盼望的了。于是走到吧台前，在他旁边坐下，对他说：“你很没礼貌，我觉得你有点喜欢我。”

我们交谈了几分钟，说的都是没什么意义的话，他这才放低了音调。“咱们这样，”他说，“我先离开，在拐角处等你。你等过三分钟再走。你不要对任何人道别，咱们打辆车去我家。”

我被他计划的完美惊到了。之前几个月里，我一直在忙着作决定，看到计划摆在我面前，真是种解脱。

走着去打车的路上，我试图吻他，被他拦住了。“别着急。”他说。在出租车里，他的信用卡被拒了，我醉醺醺、慢吞吞地付了钱。我跟着他走上楼梯，去他在四层的没有电梯的公寓。他打开门，喊道：“妮娜？乔安？艾米丽？”他喊的人都是他的室友，他解释道。他打开灯，我发现我们在一间没有分区的公寓，没有女孩住在这里，只有我们。我大笑起来。

吻我之前，他还得为明天的一份工作打好包。我看着他小心地把一个背包装满工具，检查他的电钻有没有充好电，又看了他的通告单，确认好细节。我喜欢他准备工作时小心翼翼、近乎偏执的方式，这让我想起我父亲教我洗盘子时的样子。他的房间刷成红色，还没有窗。我坐在床上等他。

感觉好像过了好几个月之后，他终于坐在了我对面，一只脚还踩在地上，他看了我好一会儿，好像他在准备吃些他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喜欢吃的东西。我没有觉得受冒犯，我都不确定这是真的。

相当奇怪，他感觉好遥远，我要他重复他的名字以确认的时候，他却不肯说。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总觉得他叫戴夫。

之后的一周我们都在一起。我工作完了，直接去他家。我们聊天——聊他讨厌的电影，他觉得还可以的书，他躲着的人。他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透着生来就愤世嫉俗的气焰。

“我喜欢你。”第三晚我告诉他，我坐在他的膝间，过了睡觉时间还醒着。

“我知道。”他说。

他确实奇怪。他把浴帽挂在天花板上一个自制的滑轮上，这样他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放下来。他的冰箱里只有橙汁和好时巧克力，“因为女生就是喜欢这些。”他在马桶旁边放着火柴，大便的时候用，这样貌似礼貌，却又很悲剧，因为他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他讲高中时前女友的时候，语气里那种散不去的苦涩，更像是一个被妻子抛弃，自己得照顾好几个孩子的丈夫。

那周之后，我必须走了。我得去洛城，得工作。他不是我留下的借口，虽然他可以是。他走路送我去地铁站，我去了机场，泪眼蒙蒙。我又重新是自己了，可我不喜欢。

那之后，我们的感情（持续了五个月）很快就走下坡路了。我后来意识到，他批判的天性令人窒息——他讨厌我的裙子，讨厌我的朋友，讨厌我的作品。他讨厌光驱，讨厌所有驱动。他讨厌泰国菜，讨厌空调，讨厌“满腹牢骚”的回忆录。开始时好像是一个遥远的女人造成的深深的痛，实际上却是菲利普·罗斯[9]式对两性间更好的一方（女性）深深的怨恨。最近特别流行说别人可能是孤独症，这句话已经变得有点带攻击性了，所以我只能说，他注意不到我在哭，那肯定是什么病理表现。

炼狱般的几个周末里，我们试图一起去吃早午饭、约会、看电影，像互相认识的人一样。但是他没觉得我父亲多有趣，我也不明白，他的傀儡师朋友里奥有什么好的。我好几次试图跟他分手，每一次他都会哭，然后求我，表现出的情绪比我们早晨在床上喝茶时要多得多。“你在乎我的，”他告诉我，“你从前从没有过这种感觉。”我哪里有力反驳呢？

我带着戴文去过很多我不该带他去的地方，试图让他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跟女性朋友们的晚餐，去大都会剧院，甚至还带他参加了家人的德国之行。（我父亲让我好好考虑考虑。我在飞机上太害怕，吃了两片克诺平，转机的时候把行李箱全买了新的。）

“石头是怎么也不会流血的。”我母亲对我说——她说得很轻柔。考虑到一天下午，我在认真考虑自己未来的时候，是我母亲不得不照顾他快五个小时。如果我结束这段感情，我会孤独终生吗？没错，他讨厌我的裙子。没错，他写小说讲在 J. Crew 工作的女孩都多么的淫荡。但是就是爱，又能怎么办呢？

我父母在他们二十七岁相遇时相爱了。那是1977年，他们俩都住在市中心，都跟穿中式塑胶拖鞋、把打网球当玩笑的艺术家们混在一起。我父亲装裱照片，我母亲拍照片，所以她找他帮忙，剩下的就是历史了。

“再给我讲一遍你怎么遇见妈妈的。”我跟我爸讲。

“你要想写出来，我就不给你讲。”他说。但是最终他还是没法拒绝——开始给我描述她的幽默感有多奇怪，她的朋友们又有多夸张。“他们就是走到哪儿都跟人吵架。”

这个故事里一切元素都有：剧情、嫉妒、醉酒、断绝的友谊、继承得来的猫。他喜欢她的穿衣方式，略带男性风，还有她的举止——也是同样。她对他的印象变了——开始时她觉得他长得跟老鼠一样。他们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必须得制定好计划，且必须遵守计划，不然就得走到对方家按门铃，还要祈祷自己运气好。有时候他会喝醉，让她很生气。有时候，她只是因为饿了就要跟他吵架。有时候，他们去参加派对，隔着公寓里烟雾缭绕的空气看对方，一脸惊讶。虽然基因差异很大，文化背景也不同，他们的肤色发色却完全一致，身高也差不多，体重也差不多，好像失散多年的兄妹。我喜欢想象那时的他们，懂的并不比我更多，只知道他们喜欢与对方在一起的感觉。

戴文没有完全帮我除掉那种游离感，它再一次出现的时候，这种游离感还变得更强烈了。我第七次尝试的时候，终于成功跟他分手了。不过这七次尝试中有一次不算数，因为那次我从头到尾只是嘟囔着对他说“我爱你”。

“我知道。”他说。但他不知道。

我躺在床上一整天，两只脚蹭在一起，轻声自言自语。“你活着。你活着。你……”

我终于出来的时候，体重轻了十五磅，却精神恍惚，顾不上高兴。我想，接下来的八年时间，我即使全部用在了解自己上，那也没关系。

然后他出现了。两颗门牙间有个缝，软陶般的脸，带着卡通眼镜，真诚得让我怀疑，智慧得让我害怕。我看到他站在那里，穿着黄色开衫，耷拉着肩，我就想：“看，这不是我朋友吗？”后来的几个月是一堂课，一堂教我学会敞开心扉、放开手、学会善良勇敢的课。

我写了很多文字，回忆我们在一起的那几个月的时光：第一次接吻，第一次一起吃富豪雪糕，第一次注意到他每次碰门把手都必须用袖子裹住手。我还写了很多句子，写我们一起跑着穿过公园去我家的时候，我穿着他的跑鞋，我的房子有一天会成为我们的房子；写他在糟糕的一天结束时，把我抱起来，抱到床上；写他现在是我的家人了。我写下这些时刻，搜寻出准确表达那种感觉的词汇，那种炎热的周二，深夜十一点，在公园的边缘，与我渐渐爱上的男人在一起的感觉。而将这些词写出来时，我又意识到它们都是我的，他也是我的，我要保护它们。我跟他分享了太多东西，也在分享的过程中毁掉了太多东西。我从没哀悼过，因为这一切并不重要。

我已经不爱我的任何一个前男友了。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爱过他们；我不确定，当时的自己是不是确定。我母亲说这很正常，男人都对自己的每一次情感征服引以为豪，而女人都希望自己能彻底忘掉。她说这是本质上的性别差异。我不完全反对她的理论，因为我不持全盘否定论。我认为两性之间应该消除一切区别，彻底平等，唯一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从男性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而且现在还在用。

我的大学男友让我开始关注自己的肠道健康（既是幸事，又是诅咒），还让我开始关注一些更深刻的宇宙问题，之前我都因为每周三《美国周刊》上架便赶着去买而忽略了这些问题。本教会了我“自我实现”这个词，它成了我最爱的词，同时也是我的人生目标。

戴文给我做了一个铅笔盒，里面自带一个卷笔刀，他还借给我他的手表用，教我如何防止自己的一堆电线缠在一起，把我iPhone上的闹铃声从木琴声换成了廷巴[10]，这样我醒来的时候能快乐一些，舒心一些。

现在我走到他身边，又一次变得完整，准备好被他重新认识。人生漫长，人都是会变的，我绝不会傻到认为人都一成不变。但是不管怎样，一切都变得不同了。

一切都变了，这种变化若是在喝咖啡时说起，听起来会有些老套，有些无礼。我永远也不能再变回从前的我，我只能用同情、理解，带些许崇敬的眼光望着她。她走过去了，背着双肩包，去往地铁或是机场。她的眼线画得很好。她学会了一个新词，想在谁身上试一试。她在慢悠悠地散步。她在找寻。

[1]　湾区，一般指旧金山海湾区，有时泛指整个加州靠近海岸线的城市。

[2]　电报山，既是旧金山44痤山丘之一，也是旧金山的一个街区，主要为住宅区，是一个宁静而又安逸的地方。

[3]　“要食物不要炸弹”，主张食品安全的非营利性组织。

[4]　《我的心丢在旧金山》，一首歌的名字。

[5]　湾区捷运，旧金山的公共交通系统。

[6]　Comic Sans， 一种比较幼稚的英文字体。

[7]　肯娃娃，芭比娃娃的男性版本。

[8]　一顶针，美国的顶针是封闭带顶的，而不是像中国顶针一样如指环状。此处用一顶针来衡量酒的分量，说明酒很少。

[9]　菲利普·罗斯，美国作家，以小说《再见吧，哥伦布》一举成名。

[10]　廷巴，一种古巴音乐类型，混合了古巴流行乐与美国萨尔萨舞曲风格。

PART 4　工作

这会有意思？在学校就该好好学

没人相信这个故事。

那是三年级的春天，我们班组织去一个叫自然教室的地方野营，我们要在这个纽约北部的偏僻角落度过三天，学习团队合作、生态学，还有历史。我自从两个月之前知道了这事，就一直发愁，把同意书带回家给父母签名的时候，心里还暗暗希望他们会把它递回来，说：“不行！我们女儿才不会去森林里待三天呢！不可能！”

我没有任何朋友。这到底是不是我自己的选择，当时的我也无法给出答案，不管是我自己问自己，还是很担心的父母问我。我离开家人一天都会很紧张，每天午饭时间都要给我妈打一通对方付费电话，电话不通我就会担心得要死。我想要的最美好的消息就是我父母决定让我辍学，在家里教我，不再假装我还在做社交努力，直接让我在他们的工作室里生活，我就属于那里。

说实话，自从开始上学，我就讨厌学校。我父亲经常讲起我对幼儿园的最初反应：第一天，我回到家，趴到我的小桌子上。

“第一天怎么样啊？”我父亲问道。

“挺有意思的。”我说，“但我觉得我不会再去了。”

他温柔地解释道，不去是不行的，孩子上学就跟大人工作一样：你就是干这个的。所以我每天都必须去，不论晴雨，除非偶尔生病，直到十八岁。“那时候，”他说，“你就可以自己决定下一步怎么做了。”那时距离十八岁还有十三年，我连坚持十三分钟都无法想象，更别说十三年了。

但我还是坚持到了三年级，去北边野营的路上，坐在十五人的面包车里，阿曼达·狄罗拉给我看她的一堆宠物猫“影子”的照片。到了我们的上下铺，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背包扔在乙烯基树脂床垫上，然后跑去吐。

后来的几天里，我们一个活动接一个活动。我们玩了小手鼓，把吃剩的食物称重，然后再扔进肥料堆里，假装鸡蛋是我们的宝宝，把它们装在加垫子的杯子里，用一条线挂在脖子上。在最后一天，活动是地下铁路[1]模拟游戏。

这一段就是没人相信的那段。

“成年人不会那样做的，”他们都说，“肯定是你记错了。”

可实际上我记得相当清楚。野营辅导老师们把我们用跳绳“铐”在一起，弄成“像奴隶家庭一样”，然后把我们扔进森林里。他们给我们发了张地图，上面有逃往“自由”“北部”的路线，应该只有四百英尺，可当时却感觉很远。十分钟后，一个辅导老师骑着马来追我们，假装赏金猎人。听到马蹄声，我跟杰森·博杰莱斯和萨里·布鲁克一起蹲在石头后面藏着，我求他们保持安静，因为我不想被抓住，然后被施“鞭刑”。我还太小，太自私，太不合群，不知道这些话会伤害到我的黑人同学。我只知道我很痛苦。我们听到马蹄声越来越近，麦克斯·基特尼克轻微哮喘的声音从一棵橡树后传来。“闭嘴！”杰森低吼道，这时我就知道我们暴露了。辅导老师出现的时候，萨里开始哭。

回到营地，装成赏金猎人的辅导老师又变回了辅导老师，给我们解释有多少美国人进过地下铁路，又有多少人没有活着出来。他说着，拿出一块画着内战时间轴的硬纸板，我的唯一想法就是：这太傻了，这太太太傻了。

我们被跟同学拴在一起，被小马追，能学到什么？我们能突然一下懂得同情，能完全想象美国的奴隶们有多苦吗？

从自然教室回来一个月后，我的奴隶兄弟杰森·博杰莱斯因为随意使用“黑鬼”一词被停了课。那项活动彻底失败。

五年级的时候，我就该转到初中了，到了初中就有了各种新特权：选修课程、周五的披萨，还有图书馆里的自由课时。我四年级时的教室正好在五年级历史教室的对面，有时候对面的老师内森上课不关门，我们能听到他给一群大笑不止的十一岁学生讲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两河流域）。我见过内森几次。他就像是身材瘦长的代名词，有点脱发，剪的鲍勃·萨盖特[2]那样的发型，但是他在课上跟学生们互动的方式很年轻，学达纳·卡维[3]那种搞笑的声音（他是我最喜欢的喜剧演员），还办比赛，看谁能做到说“呃”最少。五年级学生都说他是最好的老师。

一天，我们四年级学生一起养的仓鼠妮娜生了小仓鼠，一共六只。他们看起来就像被嚼了的西红柿，我叫老师来笼子边看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我觉得她把吃了的水果吐出来了。”

孩子们挤在笼子边围观，但是到了下午大家就都没兴趣了。我却开始着迷，尤其是对其中一个小家伙，它是黑白的，跟一颗蚕豆差不多大。我给它起名胡椒。胡椒渐渐长大，很明显，它有些问题：它的两条后腿被一种薄膜连在一起，薄膜看起来就像充了气的粉色的泡泡糖。因为这一问题，它必须用两条前腿拽着身体走，通常会被甩在后面。凯茜，我们的老师，她有些担心：很快胡椒就会抢不到吃的，被欺凌，甚至更惨。她告诉我内森是仓鼠专家，他家里养了十五只。也许我该把胡椒带到对面教室去让他看看。

我在午饭时间去找他，把胡椒装在一个开口的鞋盒子里。我在门边停顿了一下，看了他一会儿，他弯腰趴在桌上吃着三明治、一盒果汁，旁边放着一本成年人看的小说。“嗨？”

内森抬头。“嗨。”

我断断续续讲了事情的经过，试图在解释清楚胡椒这件事情的严重性的同时，看清五年级教室的样子。他让我把盒子递给他。他看了看，自信地把胡椒拿出来，手指放在她小小的咯吱窝下面，检查她的下肢。他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一个指甲剪，我看着他把胡椒的两条腿剪开。“她是母的，”他说。她轻轻叫着，踢着两条刚刚自由的腿。“她没事的。”

第二年，我开始上内森的课时，我觉得自己已经认识他了。他似乎也认识我了。他注意到了：我爱读书，爱写作，爱表演，而且我没朋友。他邀请我午饭留下来跟他一起吃，这样我就不用跟其他同学一起站在后院，躲在角落里以保暖，看着那些爱运动的人热得脱掉一层层衣服。我们总会聊天：聊书，聊动物，聊我害怕的事。他告诉我他妻子生了她女儿后就死了，他又娶了个新老婆，但他不像爱以前的老婆那样爱她。他说找一个你喜欢的人在一起不容易。他会变：有些日子，他冷静、风趣；有些日子，他焦虑、紧张，每隔几分钟就往鼻子里喷内舒拿[4]。“讨厌的过敏。”

从来没有老师这样跟我说过话，他把我当个人，认为我的想法和感受是重要的。他眼里的我跟我自己眼里的我一样——聪明得不行，易被人误解，会写小故事，会写诗，会讲合时宜的笑话。他告诉我，受欢迎的小孩，长大了都没意思；有意思的孩子，小时候都不受欢迎。人生中第一次，我想上学了。我盼着走进教室与他目光相遇的那一刻，那时候我就会确定，这一天有人会听我讲话。

他叫我“我的莉娜”，后来就变成了“沃莉娜”。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每说一次“呃”，他就在黑板上画一颗心，但其他人说就只是一个对勾。我既害怕其他学生会瞎想，又高兴他选的是我。一天他把自己的女儿带到课上来，午饭时，她坐在他腿上，喝着盒装果汁，脚在空中晃着，时而碰一下地。她长得简直是他的翻版，像是他戴了假发。

那年冬天，杰森·博杰莱斯（“黑鬼事件”没人追究了，他似乎已经被原谅了）说他没做他的作业。“啊，那可是个问题。”内森双臂交叉着说。

“你从不让莉娜做作业。”杰森说。

我愣住了。内森缓缓走过来，让我打开背包。我拉开拉链，害怕极了里面会掉出来的东西。包里有一堆没填完的表单，写了一半的论文，这些都是他后来就不问我要了的。他说他更愿意读我的故事。

“你最好明天把这些写完。”他跟我说。

我捡起一张从我包里掉出来的一美元，在出了汗的手里摆弄，把它翻过来。他从我手里抽走了钱。

“你下课再来要这个。”

教室里没人了，我就向他走去。“嗨。我能拿走我的一美元了吗？”

他微笑着把钱塞进了自己的上衣。

“好吧，现在我不想要了。”我咯咯笑着，希望这样我们都能冷静下来。

他也冲我笑。“天哪，莉娜。你这么会说，可是行动上就……”

很多年后我才明白他的意思，但是当时我不喜欢他说那话的语气。我告诉了我母亲，她的反应像是看到了一群鬼魂。“真是个变态。”她说，然后生气地给我父亲打了电话，“别待在工作室了，赶快回家。”

第二天早上，她没有在台阶上跟我告别，而是跟着我进了学校。我在校长办公室外面等着，偶尔听到一些我母亲模糊却又明显很生气的声音。我盯着铺油毯的地，想着我是不是有麻烦了。过了一会儿，她大步走出来，抓着我的手。“咱们回家了。”

十五年后，我遇到一个男人，他说她女儿在上内森的课，不过是在另一个区的另一所学校里。

“哦，你最好小心点吧，”我实话实说地告诉他，试图装出轻松一些的语调，“他当年对我行为不检点。”

他的脸沉下来了。“这可是个大罪名。”

“我知道。”我说完冲进卫生间，免得他看到我哭。我再一次想起有很多东西我们都需要，却会伤害我们：车、刀子、成年人。我再一次想起，没有人真正听孩子们说话。

我七年级的时候转学了，新学校的信条与我的相符，之后的六年里，上学都是件还不错的事。我写诗，打草稿写长篇大作，里面充满脏话和随口提到的自杀，这样也不会被送到学校心理医生那里去（我很确定学校是有心理医生的）。我们排演剧目，有些剧演女同性恋，有些演猫饲养员，有些演女同性恋加猫饲养员。我们的老师让我们进行激烈辩论，在他们不知道答案的时候敢于说“我不知道”。他们允许我围绕楼梯井里的纯素食主义写作。我们之间有了分歧，就会通过畅谈解决，谈话也不会“不当”。这种感觉很真实。

我不是个完美的学生——远远不是。我吃好多处方药，总是疲惫，穿着睡衣加一顶带头纱的古董帽子。我很难在艺术史课上保持清醒，我有蔑视权威的习惯。但在我生活的这个世界里，我们这种人能够被理解，而且还因为我们的特别被赞扬。我可以带着我的狗去上体育课。我最好的朋友吹奏他从网上买的迪吉里杜管[5]。这是在此问题中能得到的最优解释——政府要求我们必须上学。到了该离开的时候，我还没准备好。

到了欧柏林，我相当激动，很高兴自己被录取了，已经准备好打着自由的大旗学习。我想成为创意写作的全明星，准备了一个我的诗作、短故事的“作品集”给院长看。我穿着书呆子感十足的灯芯绒衣服，在接访时间[6]站在她办公室门外等着和她讨论。

“嗯，”她说，“你是写了挺多东西。”

“噢，谢谢！我确实写了好多。”我告诉她，“我每天都写！”我高兴得像是她在狠狠赞美我，而不是在陈述事实。

“这里有些有意思的东西，但你并不具备任何一个文学类别的技巧。诗写得像故事，故事写得像戏剧。”

我点点头，好像说，说得对。“对啊！我喜欢写戏剧。”

“这个故事，”她说，“地下铁路模拟游戏那个。有点像讽刺文学，像《洋葱报》[7]里刊登的东西。有点太宽了，太没起伏了。”

我只能小声说：“但那是我身上发生的真事儿啊。”

她点点头，明显不感兴趣。

她让我进去了，但还是预约了的，这次小事件引发的怒火激发了我的斗志，我变成了写作研讨班里一个最好斗的女孩。我在文章作者面前夸张地划掉人家的句子；我提出非常有用的“这一切都是没用的废话”的假设；我求着他们进来，可现在我想走。但是走之前，我想让所有人意识到，他们在对我们做些什么，那些老师们。他们在吸干我们的观点，教我们如何像他们自己喜欢的诗人那样写作——或者，更糟糕的，像他们那样。这里只有三个我喜欢的老师。第一个是因为他似乎还有其他爱好；第二个是因为他抽烟，说脏话；第三个是因为他的前妻写了一本回忆录，讲他如何跟一个法语老师搞外遇，还卖得不错。现在他跟另一个法语老师在一起了，还戴着一颗钻石耳钉，他貌似没怎么在意。

我父母也看不惯权威。我母亲在二年级的时候就被学校打发回家，因为她要组织一场抗议，让所有女孩都违反学校的穿衣规则，穿裤子来上学。她觉得她的老师们不但无聊，还令人厌烦，尤其是那些提倡反主流文化[8]的。她们留着中分长发，戴琥珀珠，把“氛围”这种词挂在嘴边也骗不了她。即使到现在，她也是个兼职老师了，她还是讨厌别人告诉她该怎么想、怎么做。她也不愿跟她的学生多打交道，想到人们会以为她在故意装“酷老师”就生气。“没什么比做一群人中最老的女人更恶心的了。”

我父亲在学业之初却是康涅狄格州绍斯伯里郡的公共教育系统中最闪亮的明星。他是班长、读书俱乐部会长，月度明星学生的海报上，他带着领带，露出龅牙微笑。但是他像他们家所有男性一样，最终被送去了寄宿学校。到了安多弗，他已经十五岁了，一头乱糟糟的头发，他很生气，拒绝参加教堂礼拜，连课也不想上。我一开始读《麦田里的守望者》，就觉得很熟悉，像父亲会在长时间的汽车旅途中讲的故事的加长版。我父亲从成绩优异的标志人物讲到游手好闲、江郎才尽的旅程，像个经典故事，却还是很有影响力的。我想到他意识到一切都是没用的废话的那一刻，想到他如何拒绝随波逐流，就很自豪。有一次他逃了课，走进森林里，走到一个结了冰的池塘里，结果掉进了冰水中。惊心动魄的挣扎之后，他抓住了冰面，从池塘里挣扎着出来，浑身湿透地跑回了宿舍。但是那一刻，他的整个人生闪现在他的眼前。他差点死掉。毕竟，根本没人知道他在哪里。

有一个很短的时期，我曾经是一个好学生。提前去研讨会，喝着茶，用自动铅笔做详细的笔记，像演拉德克里夫学院的电影中的女学生一样，把书紧紧抱在胸前。我喜欢做对的事——喜欢那种简单，喜欢我所用形容词的条理，它们的目的就是易于理解，易于表达自己的理解。

但是这个时期不可避免地过去了。学期进行了一个月，我就又开始上课迟到二十分钟，拿着一包Cheez Doodles和一杯凉掉的粗燕麦，把笔记本扔在家里。当好学生的回报不够让我一直做下去，生活中的琐事又让我分神了。我的心飞到了未来，大学毕业后，我就可以自己给自己定时间表，那样我每隔五到十五分钟就吃一顿丰盛零食的欲求就能实现了。至于老师脸上失望的表情呢？我不愿意在乎。

毕业的时候，我迟到了十五分钟。我妈忘记拿我准备穿的蜜桃灰色丝绸裙了，所以我买了条古董纱丽[9]，把头发盘得高高的，大步走到塔潘广场[10]中央的亭子那里，等音乐开始。我已经毕业的男朋友躺在草坪上。我父亲纳闷他为什么要穿西装来。我们有两个选择，你要是不支持建造亭子的霸权主义传教士，就绕着它走；你要是不清楚，或是不在乎，就从中间走过去。我不记得我选了哪一个，只记得我不敢相信自己没注意到排在我前面的双簧管吹奏者怀孕了。我妈排着队走上草坪，我对老师们点头致意，他们都打扮庄重，连续十年、三十年、五十年来穿着那身霍格沃兹袍子。再见了，同学们！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回到欧柏林去做“集会演讲”，演讲地点在芬尼礼堂，欧柏林最大、最有历史的建筑。我忘记把打底裤和内衣打包，无意识地向自己的大学经历致了敬，无奈只能在那个周末不穿内裤，穿羊毛短裙和到膝盖的长筒袜。我被像陌生人一样带着在学校里游览，给我做导游的女孩甚至都不在那儿上学。我们在一家闪闪发亮的新餐厅喝茶、吃司康饼。她问我想不想去宿舍参观——不想，我只想一个人逛逛，也许会哭一哭。

想起我毕业已经六年了，就觉得不可思议。年纪大点的人笑我想法太天真，说六年时光在漫长人生中根本不算什么。但是现在我离开它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我在那里的时间。很快，我做学生的日子就会像一个夏令营的记忆那样遥不可及了。

我到波顿楼[11]的地下室去，问答时间安排在那里，一群学生记者围着我坐成不整齐的半圈。我一直合着腿，免得出现这样的头条：“回访女校友亮了亮私处。”他们大多问一些可爱、中立的问题：“你觉得欧柏林最美的地方是哪里？”“你要是能再上一节课，会上什么？”其他一些比较有棱角，似乎想捞出更猛的料：“被这么多人当作特权和压迫者的例子是什么感觉？”

我没有好的回答。我看了看周围，想找一张同情的脸，然后嘟囔道：“有比我更差的人。”

一个学生警告我，今晚我演讲的时候，外面会有一场抗议，但是她似乎没法解释到底是抗议什么。这让我想起那次我参加了一次学生罢课，站起来离开了历史课教室，整个过程中都在希望有人能告诉我，我们到底是去哪儿，又是为什么。

那天晚上，在芬尼礼堂的台子上，我特别兴奋，有些恍惚，好像我要证明什么，却又没有动力。我把头发编成了辫子，能感觉到一缕一缕湿湿的头发慢慢滑出来，搭在我脖子上。一个最受欢迎的教授问了我几个有深度的问题，我尽自己所能回答了，引用了一些以前觉得很有用的话。

“我想提一些关于你作品的争论。”他说。

“好啊，提吧！”我试图冷静、有力地说，但讲出来更像是一声尖叫，“提吧，让那些抗议者也进来吧，我们像成年人一样谈谈，不要当挂牌的怪人！咱们好好谈谈，把问题都解决好！因为说到底，我们都是因为一件事生气，你知道吧？都是因为必须上学。”

他空洞地盯着我看。观众们开始攒动，有的是因为不舒服，有的是因为困惑，有的是两者都有。我立刻就明白了，外面没有抗议者，也许一直都没有。就算他们计划了什么，也没实施。这里只有我，他们。我们。

第二天早晨，我八点离开，在雪中开车穿过整个镇，我清楚明白地看到自己的回忆。我穿着睡袋式大羽绒服，在周二的早晨挪着步去上课，已经迟到二十分钟。我在一家倒闭了的录像带店里，两只胳膊抱着高高的一堆录像带。我在一家餐馆，点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鸡蛋三明治。我在健身房里，骑着80年代的健身自行车，读着一本叫《波斯尼亚强奸》的书。

在一个春日夜晚，我喝醉了，把卫生巾抽出来，拖着它穿过教堂外的灌木丛。我在自行车停车架旁边坠入爱河。我缓缓意识到我的自行车从那个停车架上丢了，在我睡觉时被偷了。我在艺术博物馆的台阶上喊我爸。我半走神地听着教授讲话，她告诉我我需要多上上课。我还在那里，跟我的“舞台设计师”一起，拖着破沙发去测试剧院。

如果我当时知道自己会这样想念这些感觉，那我也许会以不同的姿态体验它们，也许会发现它们寒酸的美丽，尊重为这整个经历定义的滴答钟表。我会把自己的厌恶放在一边，摘掉我自卫的面具。我也许会知道一些欧洲历史或生态环境的常识。在更抽象的意义上，我也许会有真正到了某个地方的感觉，开放、大度，因为知识缺乏而感到饥渴。因为学生是个值得艳羡的身份，我要想重新获得这个身份，只能在一大把年纪的时候再去上社区大学，学学出版学什么的。

我一直有种才华，能在将来会想念的时刻知道我会想念它。我小的时候，我母亲从派对回到家，她的头发因为外面的风凉凉的，香水味几乎散尽了，她的唇是淡了的口红色，她会柔声对我说：“你还醒着哪！嗨。”我想她好美，我想一直记得她从电梯里走出来的样子，穿着豌豆绿色的羊毛外套，三十九岁，就像这样。

十六岁的夜里，我和在夏令营交的男朋友躺在码头上，小口喝着一瓶伏特加。但是上学对我来说是件令我反感的事，我总把它和想快点结束的欲望联系在一起。这也是看到这些会如此痛的原因之一。

我没有仔细观察过教室里的样子。我没有好好记笔记，没有跳过一整晚舞。我以为我会嫁给我的男朋友，跟他一起变老，然后慢慢开始烦他。我以为我会跟我的朋友保持联系，我们会一起拥有更多不同的、新的记忆。这些都没成真，成真的事比想象的更美好。可我为什么这么伤心呢？

[1]　地下铁路，十九世纪美国秘密路线网络和避难所，用来帮助非裔奴隶逃往自由州和加拿大，并得到了废奴主义者和同情者的支持。

[2]　鲍勃·萨盖特，美国男演员、主持人。

[3]　达纳·卡维，美国男演员。

[4]　内舒拿，鼻炎药。

[5]　迪吉里杜管，澳洲土著使用的乐器。

[6]　接访时间，美国教师、学校领导固定的接待学生来访时间。

[7]　《洋葱报》，一家拥有报纸和网站的新闻机构，除了一个娱乐性的栏目“A.V.

[8]　反主流文化，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美国青少年中盛行的一种思想。

[9]　纱丽，印度女性传统服装。

[10]　塔潘广场，欧柏林的一个广场。

[11]　波顿楼，欧柏林的一栋楼。

小皮手套：浪费时间的乐趣

我的时间表柔韧性也曾跟她一样好。

——德雷克（加拿大说唱歌手）

我在一家童装店工作过九个月。

刚毕业不久，我因一时冲动辞掉了在饭店的工作。我父亲冲我吼：“你不能这样！你要是有孩子怎么办？”

“那就谢天谢地，我没孩子！”我也冲他吼道。

那时候，我住在我父母阁楼的一间衣柜里，美名其曰“房间”，他们让我住在这里，是因为他们以为我会像正常发展的人一样，一毕业就搬出去。这房间没有窗子，所以，为了照一点阳光，我就得打开通向我妹妹明亮、透气的房间的门。“走开。”她会低声吼我。

我失业了。虽然我头顶还有个房顶（我父母的），也有吃的（实际上也是他们的），但我的日子过得不像样，爱我的人对我的失望（我父母）相当明显。我一觉睡到中午，被人问到我将来的打算，马上就充满敌意，把增重当成了可以养家糊口的事业。我在变成父母们害怕养出来的成年人。

我曾经有过野心。大学时，我不停地创办名字令人费解的文学杂志，在实验剧场排练，加入各种队（英式橄榄球队，虽然只去了大概一天）。我热切、饥渴，想要新的艺术、新的友情。虽然我对学生生涯的看法很矛盾，但大学确实是很美好的时光，有几千几万小时可以像保养花园一样修缮自己。但现在我又回到了原点。没有分数、没有学期、没有紧急时写的课文摘要，我迷茫了。

我也不是没有计划，只是我的计划无法被那些具有狭隘思想的人们理解。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做私家侦探的助理。我经常被人指责太爱说，那为什么不把这一瑕疵转化成挣钱的法子呢？在克雷格列表[1]上搜寻一圈之后，我很快就发现，大部分私家侦探都是独自工作的——就算他们需要协助，那也是要那种能激发情欲的长相，好去引诱有外遇倾向的丈夫们。第二个想法是做面包师。毕竟，我喜欢面包，还有面包的一切副产品。不过这个不可行，当面包师要每天早晨四点起床，还要知道如何烘焙。那幼儿园的美术老师怎么样？后来才发现，只靠对意面项链[2]的热情是不够的。爱情喜剧主角的职业没有一项是适合我的。

我目前处境的唯一的好处就是，我能够与我的老朋友伊莎贝尔和乔安娜重聚。我们都回到了翠贝卡，我们学前班的时候就是在这里认识的。伊莎贝尔正在修雕塑学位的最后阶段，养了一只叫头盔的八哥犬，它曾经被卡车压过脑袋，还活了下来。乔安娜刚刚完成艺术学业，将一副喜庆的胭脂鱼漂白了骨骼。我跟嬉皮士男朋友分手了，我之前把他当成让自己变得健康、完整的桥梁，我还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剪辑了一部“电影”。伊莎贝尔住在她父亲的旧工作室里，她用搜罗到的艺术品装饰了这里，落地架上摆着孩子的万圣节装扮服，还有一台1997年的电视机。我们三个人到那间工作室里去见面聊天的时候，乔安娜的美甲像是草叶子和莫奈的画，我感觉很平静。

伊莎贝尔在桃子与百百客工作——我们街区的一家高档童装店。伊莎贝尔是个真正的怪人——她不是那种在乎自己形象，收藏羽毛、雪景球的人，她的热情和偏好都真心与社会上的大多数不合拍，以至于她本人成了一件稀罕物。一天，伊莎贝尔为了完成真心话大冒险的挑战，走进一家商店去问人家招不招工，她说因为实在想不到其他任何比这个更有意思的工作了。当时她穿着及膝长筒袜、男士上衣加裙子，人家当场就给她工作机会时，她还有些慌了神。几周后乔安娜也去了那里，因为年度样品甩卖时需要额外的人手。

“很有意思的。”伊莎贝尔说。

“特别简单。”乔安娜说。

桃子与百百客卖的婴儿服装，价格高得出奇，很多时候顾客看一眼价签都会忍不住大笑。羊绒衫、破烂的芭蕾舞短裙、条纹明显的灯芯绒衣服，都是给六个月到八岁大的小孩穿的。如果你想让你的女儿看起来像多萝西·兰格[3]照片里的人物，或是让你的儿子看起来像以前那种欢乐的小火车售票员——一身大过头的罩衫加神气的羊毛帽——那你就该来这里。

我们经常在伊莎贝尔午饭时间在山核桃聚会，这是当地一家咖啡吧，我们坐在这里无休无止而且还很龌龊地谈话，总会影响到用笔记本工作的雅皮士。

“我根本找不着工作，去跳脱衣舞又太胖。”我边说边把发霉的羊角面包上的霉菌刮掉。

伊莎贝尔犹豫片刻，好像在思考一条高级定理，然后突然兴奋起来。“我们桃子这里还需要一个女孩！我们缺人，缺人，缺人！”就当是去加加油了，她跟我说。那里就成了我们的秘密俱乐部。“你能拿到一大堆免费的绸带！”工作特别简单，要做的就是叠衣服、包衣服，迎合有钱有名的顾客的需要。“咱们小时候不一直干这些吗？讨好艺术品收藏者，好让咱们父母挣够钱给咱们付学费。”伊莎贝尔说，“你肯定很在行的。”

第二天，我带着一份简历到店里见菲比，这家店的经理，她看起来像你见过的最伤感的四年级学生，但实际上她已经三十二岁了，而且对自己的年龄很不满意。她美得像吉布森画像中的女孩[4]，苍白的圆脸，厚厚的眼睑，玫瑰色的双唇。她在格子围裙上擦了擦手。

“你为什么辞掉上一份工作？”她问。

“我在跟厨房工作的一个人睡觉，而且甜点大厨是个贱人。”我解释道。

“我能每天给你一百美元，现金。”她说。

“听起来不错。”我心里其实很激动，既是因为工资，也是因为这样我就能跟我两个交往最久，也是最有意思的朋友一起工作了。

“我们每天中午也给你买午饭。”菲比说。

“午饭特别棒！”伊萨贝尔插了一句，将一双定价155美元的迷你皮手套展开，摆在一台坏了的古董相机旁边（旁边写着：价格有意咨询）。

“我干。”我说。不知什么原因——我恐怕永远也不会明白，却也没问——菲比还为这面试给了我二十五美元。

就这样，桃子与百百客成了有史以来雇员最差的店。

在桃子与百百客的日子有种特定的节奏。前面只有一扇窗子，在这里很难感到时间的流逝，生活成了静止的——也许美好的——意大利调味饭加迷你罩衫。我尽量详细地给你复述一遍：

10:10　手里拿着杯咖啡，卷起卷闸门。你要是感觉好，就给菲比也带一杯。“抱歉我迟到了。”说完把外套扔到地上。

10:40　走进里屋，开始随意地叠比马棉宝宝紧身裤（价格55美元到65美元）和翻领渔夫毛衣（175美元）。

10:50　走神，跟乔安娜讲你看到一个流浪者把沙拉搅拌机当帽子戴。

11:10　第一个顾客进门，他们要么是冻得要死，想在做下件事之前找地方逛逛，要么是富得流油，来这儿给他们的侄女们买五千美元的礼物。你和乔安娜尽自己所能把衣服包装好看，把税算对，但很有可能多收他们五百美元。

11:15　开始讨论午餐。说你有多想吃午餐，或是多不想吃。午餐终于到嘴边的时候有多幸福，或是你最近有多么不关心食物。

11:25　打电话到隔壁订特色菜。

12:00　伊莎贝尔到店里。她的工作时间叫公主时间。你要是问，自己能不能也这个时间工作，菲比会说：“不行，公主时间是给公主的。”

12:30　坐下吃一顿精致的三道菜午餐。让菲比尝你的蒸粗麦粉，因为你也只能用这个表示表示了。跟伊莎贝尔分长棍面包，这样你就可以喝一半她的白胡桃南瓜汤。吃一块意大利清乳干酪做结尾。

13:00　乔安娜下班去看心理医生。

13:30　邮局的人进来，卸下一箱一箱古董窗帘做的布娃娃（价格320美元）。你问他他儿子怎么样了，他说儿子在监狱。

14:00　伊莎贝尔下班去看心理医生。

14:30　梅格·瑞恩戴着一顶大帽子进来，什么也不买。

15:00　菲比让你帮她按摩头。她躺在里屋的毯子上，舒服地呻吟。客人进门，铃响。她说，别管。按摩完了她让你到街角去买卡布奇诺和巧克力糕饼。

16:00　你下班去看心理医生，拿上你的一百美元。

18:00　其实这才是规定的下班时间，但这时你已经在家里，快睡着了。九个月里，菲比只教训过你一次，说你的工作做得太差，但是她还会因为太内疚，午餐时间会跑去街对面给你买一只熏香蜡烛。

菲比跟她妈妈琳达一起开的这家店，但琳达大部分时间在宾夕法尼亚州，就算她在城里，也会在楼上的公寓里抽烟，从大铁碗里抓爆米花吃。菲比很有思想，她妈妈却狂野到头发都竖起来。菲比负责一切实际经营事务，而琳达负责做天马行空的设计，她甚至都不把设计画下来，而是直接用绸带和碎布拼，拼出一件毛衣或芭蕾舞裙的雏形。菲比和琳达的争吵总是很激烈，吵架的内容从琐碎的生意问题到对对方本质、性格的质疑，全部都有。

“我所有的朋友都去做人流了！”她尖叫道。琳达总是说起她从前在旧金山的生活，生孩子之前的生活，那时候她的世界就是穿针织衫的设计师们与西部瑜伽实践者先锋们相互支持、相互启迪的乌托邦。他们收入很好，生活更好。

她们一吵架，伊莎贝尔和我（或是乔安娜和我，因为我们三个很少同时都在）就会紧张地对视，耸肩，然后开始一件一件试所有童装八号的裙子，裙子边只能搭到我们大腿根（所以是正好）。另一个有效的躲避办法是往自己头上戴一头的兔毛卡子（价格16美元），或者拿绸带往对方身上缠，像造假的赫尔穆特·纽顿[5]作品一样。

有时候我会发现菲比在空调旁边哭，趴在她放旧电脑的桌子上，盯着一堆没付的账单。店里有麻烦了。经济危机势头威猛，而在经济困难时期，高档童装是最先受影响的生意。我们带着深深的、无法刺透的伤感看着一位hip-hop界名人的信用卡被拒，这对桃子与百百客来说是无法回避的末日信号——对整个世界来说也是。

每天我们都希望今天会大卖，但每天我们都看到菲比看着书，眉毛皱起。但每晚我们都拿上自己的一百美元回家，毫不留情。

这份工作留给我们很多社交时间。我们一起寻找自己的纽约，我们的纽约与我们父母的纽约很相像。我们去艺术展开幕式蹭免费红酒，去圣诞节派对蹭免费食物，看《宋飞正传》回归季。我们去一些不认识的人办的派对，把裙子当抹胸上衣穿，打底裤当裤子穿。我们在别致的餐厅分享波隆那肉酱[6]，而不去无聊的饭店吃一整份饭。每个笙歌鼎沸的夜晚，我都会完全跳出当时的体验，想：“对，这就是年轻的感觉。”

毕业之后，我有一种末日降临的感觉，一种觉得一切都永远不会再简单的感觉。但是看啊，看我们找到了什么！我们找到了生活的方式——现金、难看的包装，我们烫坏了的、染过火的头发，还有我们的油炸加工食品，一起拼凑成生活。一切都蒙上朦胧的浪漫色彩：长青春痘、吃甜甜圈、挨冻。没有什么是悲剧，一切都是笑话。我等了很久，想成为真正的女人，等了很久，才脱离我的父母。在城里待了一天之后，腿上一直到膝盖处，全是泥，我在淋浴里洗着泥，伊莎贝尔看着说：“好好洗，脏女孩！”

我不知道该怎样措辞，但我很开心。我包礼物很开心，陪银行家们百无聊赖的妻子们很开心，营业时间结束前几分钟关店门很开心。我对拿白金会员卡的顾客更谦恭一些很开心，心里暗暗着迷于我们导购女孩的身份。我们在这个山洞里躲着，透过落地窗看翠贝卡，周末我们身着红裙去西侧高速公路，晃着啤酒，准备好冒险……

但是野心这东西很有意思：它会在你最意料不到的时候冒出来，给你继续奋斗下去的动力，即使你觉得自己想原地不动。我想创造事物，思考着创作给生命这一长途跋涉带来的意义。一天晚上，我们准备去参加另一场没被邀请的聚会时，我突然想到：这有些意义。我们为什么不讲讲这个故事，而不只是活在其中呢？在这个故事中，艺术世界里长大的孩子们尝试（却无果）达到他们父母成功的高度，不确定自己热爱的是什么，却很确定自己想要成功。我们为什么不拍网络剧，拍比我们更惨的角色呢？（那个时候，网络剧已经有了超越电影、电视、广播和文学的势头。）

那天晚上的派对我们没去成。后来我们叫了披萨，蜷缩在安乐椅里，一整晚都在一点点拼凑名字、地点、情节。我们洗劫了伊莎贝尔的衣柜，寻找可以当戏服的东西（一条串珠的针织短裙，一顶骑警杜德雷[7]的帽子），乔安娜想出了她的角色招牌式的发型（抚平的蜂窝式发型，里面裹个香波瓶，好提升高度）。就这样，我们用桃子与百百客提供的钱开始创作反映我们那时狂躁能量的作品。

我们的网络剧叫《市中心妄想症天后》，我们讨厌这个名字，却又想不出更好的。伊莎贝尔演阿格尼丝，一个心怀抱负的女商人，对正装有着特别的偏好。乔安娜演的是高深莫测的斯旺，一个私人表演艺术家。我的角色，乌娜·文诺格莱德，是一个有追求的小说家，实际上却没写过一个字。她们全都迷恋一个叫杰克·菲桑特的年轻画家。我们完成了十集，很多集都有我们各自父母朋友们的客串，他们还把我们当成做学校项目的小孩子。

现在再看这些视频，会发现，它们还有待提高。声音里有嘟嘟声，摄像头总是晃。我们穿着乱糟糟的戏服斜着走过屏幕，因为自己讲的笑话笑个不停，为自己想法的独创性动容。还有类似这样的台词，“我就是知道，我们只要认真，就肯定能闯进女权主义艺术展，那样我们就可以成为热点话题女孩了！”太过真实，不像是恶搞作品里的内容。

我第一次给我父亲看录像时，我们坐在餐厅桌旁。他慢慢喝了一口茶，问道：“你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确实，它很宽泛、很业余，还有点粗俗。既没有叙事的推进力，也没有电影的优雅感。但是现在看着它，我也能感受到那种炫目感，那种我们当时都感受到的创作的愉悦，还有直面我们处境的情绪宣泄。它们跃屏而出。它很蠢，明显带着一股疯劲儿，但它很特别。这就是进步。

除我爸之外的人有点喜欢它，我们被邀请去苏荷区格林街一家小画廊展示我们的视频。为了坚定植根于创意的源头，我们把画廊装饰成了伊莎贝尔公寓的样子。我们拖着自己的全部身家穿过运河街，包括一台跑步机、伊莎贝尔的沙发，还有一些传家宝。我们通宵赶工，带着爱意装饰那里，我还坚持穿一身画家的工装裤，好配我严肃艺术家的新身份。

我们“开幕”的那晚，是我一生中最惊喜的一晚：我到了的时候（我迟到了，因为我妈坚持让我洗个澡），场地已经满员了，人群在往街上分，葡萄酒已经倒在水杯里，人们穿着海盗靴和荧光高跟鞋。我们根本都不认识的人也到了，证明了能量是吸引能量的，因为我们的父母是绝对没有给我们打广告的。有人要求给我们照相。伊莎贝尔、乔安娜和我，我们紧紧抱着对方，不相信我们的成功。我们真的成功了。

那以后，在桃子与百百客的生活少了些乐趣。工作让我产生睡眠问题，我怀疑自己的单核细胞增多症又要复发了。乔安娜找到一些插画的活儿，在这里工作的时间短了。伊莎贝尔也找到各种理由，经常不出现在店里。走过哈德森街去开店门的路变得有些凄凉。

然后有一天，我把邮寄名单搞砸了。我本来应该寄出一千张明信片，宣传我们的夏季样品甩卖。但是我沉浸在幻想里，没注意到自己把同一个地址打印了五百张，还几乎都贴上去了。我的错误对琳达来说太可憎，她冲我吼的时候鼻孔放大，唾沫飞溅。

“对不起，”我跟她说，“但我要赶巴士。”

我坐上去伊卡萨的灰狗巴士，看一个大学朋友，这是那种你二十五以后就绝不会再发生的无目的旅行。我们那个周末在田野里散步，用一次性相机照老式霓虹灯牌，看河里的鲤鱼苗。我们只吃鹰嘴豆泥，只喝啤酒。我们去了他邻居的葬礼，坐在后排，突然疯笑起来，跑了出去。我们在他妈妈的花园里走，踩死了很多生命。

“你的工作怎么样？”他问。

“我的老板是个贱人。”我告诉他。

我给他的生活带来一种甜蜜的感觉，一种糟糕的人可能叫作“古怪”的感觉。我爱他那在摇摇欲坠的房子的地下室里的公寓，爱这里整个镇只有一家中餐馆的事实，爱他从没在派对上见过比自己更成功的人。我嫉妒。我也想成为这其中的一部分。

2009年9月，我们的《市中心妄想症天后》让我们得到了第一次大显身手的机会：举办第一届古根海姆年度艺术奖颁奖礼。我们的父母都很惊讶，这种恶搞会让我们被人当成合作伙伴考虑。但我一直相信，人们都喜欢被恶搞，在艺术世界也是如此。我们得到尽情发挥的许可，还有五千美元的经费可以平摊。我们都辞掉了在桃子与百百客的工作，像中了彩票一样欢乐。

我在附近楼里租了一间一百平方英尺的办公室，这里成了我们的第一个总部，然后就展开了工作。这栋楼里有很多戴小沿扁平帽的年轻英俊的电影人，还有不太能解释清楚自己工作的人。人们在自己办公室里造U型场地，互相邀请去自己办公室里过夜。所有人都从一家叫新精美食物的熟食店买午餐。房东，一个叫莎莫·温伯格的华裔女人，温柔地问我是不是妓女。我们的小冰箱里只有三奶蛋糕[8]。

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准备拍新的插曲，写颁奖礼式的玩笑，拿表演艺术家乔安·乔纳森之类的人开玩笑（“她是乔纳森兄弟[9]的母亲吗？”）。我们还在博物馆里拍了一段插曲，我让伊莎贝尔把腿伸到楼梯扶手外大喊：“我要在这儿学卡尔·安德烈[10]！”差点因此被赶出去。

颁奖礼的过程是模糊的。我们早早起床，到住宅区去，第一次让专业人士给我们做发型。我们站好位，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圆形会场里回荡。我们见到了詹姆斯·弗兰科[11]，现在好像想躲他都躲不开了。幕间休息时，伊莎贝尔和我大吵一架，都气哭了，只是因为我告诉一个化妆师，伊莎贝尔“应该开家店”。

“你不相信我。”她说，“你觉得我做不了任何真实的事，这是你告诉别人我应该开店的唯一原因。”

“我相信你。你看看咱们一起做的事！”我喊道。

“是啊，但是我们不能，不能一辈子干这个。”乔安娜说。

之后的几个月里，我们分开了。我去了洛杉矶。乔安娜去读研究生了。伊莎贝尔去了纽约州北部，她在那里遇到一个叫杰森的人，有着甜甜的笑容，跟艺术界根本没有瓜葛。我们从网上把之前一起做的视频删了，曾经觉得很深刻的东西，现在却觉得很尴尬。

“你做过的最糟糕的工作是什么？”这是一个在面试中或在晚餐派对上很受欢迎的问题。

“我给格温妮丝·帕特洛[12]拿宝宝紧身裤时拿错了号，我的老板吼了我一顿。”我说。想起这段记忆仍然感到一种刺痛，我没有说的是，那里感觉像家，那是我们旅程启航的地方，我们在那里吃了我此生吃过的最好的午餐。我没有说的是，我其实很想念那段时光。

[1]　克雷格列表，二手交易、招聘信息等综合网站。

[2]　意面项链，圣帕特里克节时用意面做的项链。

[3]　多萝西·兰格，美国传记摄影师和摄影作家，她因为为美国联邦农业安全管理局（FSA）拍摄的大萧条时期的作品而出名。

[4]　Gibson Girls，美国插画家查尔斯·达纳·吉布森的作品，象征着女权主义对美的定义。

[5]　赫尔穆特·纽顿，色情摄影大师。

[6]　波隆那肉酱，番茄肉酱，产自意大利波隆那。

[7]　骑警杜德雷，《铁骑惊魂》主角。

[8]　三奶蛋糕，源自拉美的一种湿润蛋糕。

[9]　乔纳森兄弟，乔纳森三兄弟组的摇滚乐队。

[10]　卡尔·安德烈，极简主义创始人之一，艺术家、雕塑家。

[11]　詹姆斯·弗兰科，美国著名男演员。

[12]　格温妮丝·帕特洛，美国著名女演员。

我从父亲那里学到的17个道理

1. 人终有一死。

2. 没有不好的想法，只有不好的行为。

3. 男人们，小心点：女士们要来抢你们的玩具了。

4. 只要自信，穿什么都好看，甚至凉鞋加短袜都可以。

5. 所有孩子都是伟大的艺术家。你要担心的是成年人才对。

6. 在派对玩得不开心，就说你要去看看你的车，然后迅速溜走，避免跟任何人进行眼神交流。

7. 醉酒后的情感不是真实情感。

8. 把红薯放在微波炉里烤，然后再抹上亚麻油，是特别美味的零食。

9. 活到老，学到老。

10. 沃尔沃已经够糟糕了。我才不会给狗再穿什么破外套。

11. 兴起的浪潮会托起所有船只。

12. 你讨厌的人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时，感觉真是很糟糕。

13. 创意枯竭了？从工作中抽身出来，去看场庭审。他们总有解决的办法，你也会有的。

14. 在工作中艳丽夺目，不必以在生活中艳丽夺目为前提。

15. 去车辆管理局的时候穿套西装，这样办事能快点。

16. 不要在警察或者运输安全管理局人员面前讲藏匿毒品、武器、大额现金之类的玩笑，因为被拘留可不是什么搞笑的事。

17. 裁缝功夫很重要。

我如果再疯狂一点，再愤怒一点，再勇敢一点，就会发出这些邮件

亲爱的XX·XX斯坦：

还记不记得去年夏天我在你家附近的咖啡馆碰到你？我跟我工作上的一些朋友一起，你也跟你的同事们一起。他们中一些人穿着背心，看起来也确实像打老婆的类型[1]。我被你那瑞普·凡·温克尔[2]式纠结在一起的胡子惊得没话说了，我没靠太近，闻不到那气味。不过我可以想象，那胡子绝对有严重的卫生问题。这胡子很明显是费了很大劲儿留的，这是我至今看到的最有说服力的信号，证明你情绪失衡。我像戒酒没戒完全的酒鬼一样一直发抖，因我害怕你会因为我写你的那些东西而吼我。我那天说了很多抱歉，只是想让你冷静下来，可你的表情一直那么阴沉。而且，我想在同事面前表现得像成年人，这个你永远都不会懂。

但其实我一点也不觉得抱歉。你对我不好，所以我也没什么可抱歉的。我只是受够了需要说不真心的话。

不用理我，

莉娜

P.S. 我的同事们全都认为你长得像嬉皮士的木偶。你的裤子腰太高了，高到我都想哭。我不在乎你的同事们怎么看我。我四天没有洗澡了，但我还是有男朋友的。

亲爱的XX医生：

我的耳膜穿孔了，你却把我当成轻微划伤的疯子，当成你午饭路上的路障。你把溶液倒进我耳孔时我哭了，你却只是把我按住。我还得像瘾君子一样求人给我止痛药。是谁给你发的行医执照？这件事成了我最可怕的记忆，超过了我朋友的英年早逝和我看到一个没有鼻子的女人的经历。我讨厌这一事实。

莉娜

亲爱的XX夫人：

你真的是精神分裂，回你的邮件都是白费力气，但是，我还是要说：你就是个疯子。我明白，你那一代的女人要很努力才能让别人听你们的声音，但你也不用因为我不愿奉行你那一套教条，就质疑我的女权主义思想，好像我是天下女人苦难的渊源吧？这行为太黑暗，这不是你为之奋斗的目标。你要是继续这样下去，你就比他们还要糟糕（他们=男人）。我们都在努力过日子，这世界上有足够的空间容下你我。同时，正常人一般不用“苦难的渊源”这种词。你驾鹤西去后，我至少还能再活五十年。

诚挚的，

莉娜

亲爱的XX卡：

记不记得你说你对我的电影表示“原谅”？好吧，我没原谅你的话。我很抱歉我质疑你女同性恋的身份。我是犯傻了，你明显就是同性恋。但是你知道还有什么东西也傻吗？你的霓虹色罩衫。DJ坦纳[3]打电话来说想把她的衣服要回去，好把它放进纪念《欢乐满屋》刚开播那几年的博物馆里。

啊，要振作精神！

LD

亲爱的XX·XX汉姆：

我们从四年级起就是朋友。你曾经带花到我家门前，带我坐你的小艇游湖，还教我怎么捉青蛙。我们有共同的童年。所以当我们在我的猫死掉的那天分开后，你应该给我打电话。你完全的人间蒸发，让我们许多曾经甜蜜的回忆变得污浊不堪。我是在脸书上知道你订婚的消息的，她比你高多少来着？二十五厘米吗？政府允许你开飞机真是太夸张了。

你的小朋友，

莉娜

P.S.我从没去取那只猫的骨灰，因为我想起它就想起自己被遗弃的事。两年后，我终于有勇气去取了，他们已经把它扔进了乱葬墓。这件事我怪在你头上。

[1]　这里所用的背心一词，wifebeater，与打老婆的家暴者是同一词。

[2]　瑞普·凡·温克尔，华盛顿·欧文同名短篇小说的主人公。

[3]　DJ坦纳，《欢乐满屋》中的角色。

我终于做到了，我也是成熟女人了

我八十岁的时候要写一本回忆录，名字就叫这个。你懂的，要等到我在好莱坞认识的所有人都老死了。

回忆录的内容是，在过去的那个时代，女人在好莱坞的地位，就如同酒店卫生间里保护玻璃杯的那种纸套，虽说是必要配置，却又避免不了用后被抛的命运。

《名利场》[1]会刊登我回忆录的片段，还附上一张很久以前的首映礼上拍的照片，照片中的我大笑着，头上扎着个绒球，小口啜着蔓越莓味儿塞尔查水，那时我刚刚怀上第一对双胞胎。

我会赢得女总统的支持，还会在女大学生们写关于性别差异的期末论文时爆红一阵。

我等不及想活到八十岁了。

我等不及拥有自己的“作品全集”——或者至少是“作品集锦册”。

我等不及看我的胸针藏品惊艳我的孙子孙女们。

我等不及在饭店里退回菜品，还毫不愧疚；等不及在机场享受轮椅的优待。

我等不及在日常谈话里蹦出惊世骇俗的词，惊呆所有人。

我等不及把自己的盖碗头染成橘黄色。

我等不及指证别人的罪名，解仇解恨地指证。那时候我才不会去费劲抢谁的房产，因为我已经八十了，很有可能拥有十七只天鹅。

我会讲给所有人听，在那一切猝不及防的第一年里，我在好莱坞遇到的男人们都跟我说些什么：

“我只是想保护你。”

“我明白，我们才刚认识，但是我已经把你当成好朋友了。”

“你是个有趣的女孩。”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我敢打赌，你从来都不说‘不’。”

“你该多存感激之心。”

“你好好打扮打扮自己，能漂亮不少。”

“希望你男朋友对你好吧。你是有男朋友的吧？”

“你知道的，很多男人无法接受强势的女人……”

“好久不见，你变得这么可爱。”

我会写出每一段这样的谈话，我本来在跟一位男士愉快地谈论手工艺，他却话锋一转，开始谈他与妻子不和谐的性生活，说妻子曾经很有激情，如今却在服用受孕药。突然间，我们的话题又变成了婚姻是如何地“不易”。

这些话里的意思就是：我对妻子已经没了兴趣，而你虽然不是个模特，却很年轻，我上一次单身还是在1992年，也许现在的年轻人们有些新的花样可以玩吧，那咱们要不一起试试，完事你还可以继续埋头工作，就当是嫁给了它。我呢，就接着回去面对我那“环境友好型室内装饰品”般的妻子，我以后也再不会看你演的电影。

我会写下，我从来没跟他们之中任何一个睡过。我从来没睡过任何人。

我会写下，一旦他们意识到我不愿做任何人膝下的小鸟，任何人的宠物，任何人的追星族，或是永远等在那里的派对伴侣，这种关系很快就会崩溃瓦解。

理由可能是推卸责任的指责：“你还真是不容易找。”

也可能是体贴关心的询问：“到底是怎么了，亲爱的？”

又或者是充满怒气的控告：“你就是个骗子。你们这些年轻人，素质都到哪儿去了？”

我的朋友詹妮称这种人为“阳光窃贼”。他们是在这一行里做了太久，已经疲倦却仍然舍不得退出的人。他们在寻找的是新形式的能量，是一种肯定。他们想从你手里夺去的，远远不止丢在雷克萨斯后座的性感内裤。他们要偷的是想法，是好奇心，是每天早晨醒来想做些事情的激情。

“哦，”我给她讲在无聊的晚餐派对上唯一一个跟我搭讪的男人时，她这样回答，“又一个阳光窃贼。”

“那个，”她这样评论一个貌似极富魅力又有远见的男人，“可是阳光窃贼里的鼻祖。”

等我八十岁了，我会讲述：有一次，我跟一个导演坐在他的酒店套房里，他告诉我女孩们喜欢让他“导演”她们的故事。

“哦，哇哦。”我答道。说真的，还能怎么回答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说，“她们就是喜欢。”

我会讲述那次伪约会经历，我当时很欣赏他的作品。我穿着一条只有一片污迹的白裙子，我们乘着出租车一路向市中心奔去，我靠在破洞的仿皮革座位上，想：“我终于做到了，我也是成熟女人了。”到了凌晨四点钟，我试图吻他，他却一脸木然。最后我吻到了他的嘴角，然后转身沿街而逃，我从没跑过那么快。那件事之后，我也再没达到过那个速度。我羞愧极了。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这种事上失足，结果就是他可以告诉所有人说，“她很软弱，她跟那些女孩没什么不同。她自找的。”

我会讲另一个年纪更大的电影人，小酌之后，我跟在他身后走着，发现他走路有点跛，原因不明。我会讲他在我自己创作的电视剧开播之后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他说，“你怎么能为了那等昙花一现的‘电视剧试映集’，而拒绝会在未来数年里出现在大学课程中的电影里的小角色？”他在“电视剧试映集”上打了引号！他居然打了引号！

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那封电邮，无比震惊，愤怒地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声响。我想象着我的痛，我的怒火，在那个会发这种电邮的人身上被放大五十倍，这个人坚信生活是一场一方得益，另一方必会受损的游戏，而女孩是你在这场游戏中的道具，他坚信其他所有人的艺术才华都是烦人的障碍物，令人分神，顾不上执行他的议程表。那得有多痛苦，多令人窒息啊？于是我那时便下定决心，绝不会再嫉妒，绝不会有报复心。我不会觉得被老一辈人威胁，也不会觉得受新人威胁。我要在每天清晨如雏菊般绽放，我要做自己的作品。

我想象过这样的画面，所有阳光窃贼像内阁成员一样围坐在一张长长的会议桌边，谈论着我。“她害羞，却又爱摆布别人。”其中一个说。“她为了想要的东西可以不择手段。”另一个说。“她这长相可远远不够潜规则上位啊。”一个特别年长的插话说，“我跟她相处很愉快，老兄，她是个好女孩，不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

但是最可怕的想法是这个——它驱使我在已经很不舒服的时候仍然与之保持联系，驱使我一次又一次试图证明自己。它让我无法不接他们的电话，让我在过了睡觉时间后仍然去赴酒约，让我谈论着根本不感兴趣的话题，让我在明明很不自在的情况下仍逼迫自己留在饭桌上。让我如此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地想保证他们不会这样想：她蠢得很，她算不上威胁。

我的一位朋友，一个拥有令我钦佩的独立精神的女人，告诉我她也有过相似的经历。“我拍了第一部电影之后，这些男人就嗅到味道，蜂拥而至，想要……什么东西。”她曾经是个朋克族。是那种真正的朋克，不是会在商场买衣服的那种。“但他们不明白的是，我不是来跟你们交朋友的，我是来摧垮你们的。”

我告诉她我现在已经脱离危险区了，但是有那么一刻，我的电话在凌晨两点响了，它瞬间成了恐惧的发射中心。有什么人知道我的号码却如此不懂礼节？收到的是一条语音消息，说话人压低了嗓子，“如果有空的话，我想聊聊。你很会倾听。”

知道我为什么要听吗？因为我太想要了。因为我想要学习，想要成长，想要留下来。

哦，看啊，他们自言自语道：“多可爱的小东西，有点导演的样子。”

等我到八十岁再瞧瞧吧。

[1]　《名利场》，美国老牌生活杂志。

PART 5　前景

我与心理诊疗

我八岁时，什么都怕。

让我夜不能寐之物的清单包括但不止于：阑尾炎、伤寒、麻风病、不干净的肉，我从没见过的食物从包装里露出来，我母亲没尝过的食物（通常她会先尝，这样我们要死就一起死），流浪者、头痛、地铁、睡觉。

一个助理教师红着眼睛来上班，我就坚信他是感染了埃博拉。我等着他耳朵出血，或是直接倒下死掉。我不再碰自己的鞋带（太脏了），不再拥抱家人以外的成年人。在学校，我们学了广岛事件，我就去读《一千只纸鹤》，立马认定我得了白血病。白血病的症状之一是晕眩，我就常感觉到晕眩，坐起来时太快，或是转圈都会感到晕眩。所以我私下里准备好在未来的一年左右死掉，具体时间取决于病发的速度。

我父母都很担心。养一个孩子本来就不容易，又碰上我这样一个孩子。他们对我们家所有食物和药品一一检查，非要找儿童安全措施遭到破坏的证据。对于恐惧开始前的生活，我只有极其模糊的记忆。每天早上我醒来时，都有片刻的欣喜，直到我看看房间，记起我的种种恐惧。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一直这样，永远这样，我试着记住我感觉安全的片刻：周日的早晨在我母亲身边躺着。跟伊莎贝尔的狗狗玩。本来要在别人家过夜，却在上床时间前一刻被接回家去。

一天晚上，我父亲太烦我的表现，出去散步，三个小时后都没回来。他不在的时候，我就开始为没有他的生活作计划。

我四年级时的老师凯茜是我在学校最好的朋友。她是个丰满漂亮的女人，头发像黄色的烟斗通条[1]。她的衣服像我祖母家里的床单，磨旧的花草图案、不配套的扣子。她说我想问她多少问题就问多少：关于潮汐、关于静脉窦、关于核战争。她给的答案含糊、让人放心。现在想想，她的答案也带着宗教色彩，明显夹杂着对天主教上帝坚定的信仰。我不安分的时候，她能看出来，她会从教室另一端看我一眼，眼神在告诉我：没关系的，莉娜，等一会儿就好了。

我不跟凯茜在一起的时候，就跟特丽·曼及阿诺——我们校医室的护士在一起，她剪圆寸头，喜欢一年到头都穿节日毛衣。在健康和安慰我的问题上，她有很有效的办法。她给我摆数据：只有百分之二的小孩会因为阿司匹林而得瑞氏综合征 [2]，告诉我小儿麻痹症已经被消灭了。我跟她说我可能在地铁上被一个满脸通红的小孩传染了猩红热时，她也认真听我说。我把脸贴在床垫的塑料防尘套上，看她给高中女生开药、拿验孕棒。我要是幸运的话，她就不会让我回去上课。

大家都不喜欢我这样，所以有人建议我去看心理医生。我很习惯各种预约：过敏医生、脊椎按摩师、家庭教师。我只想感觉好一些，这种愿望战胜了对新事物的恐惧，我也不管这是精神有问题的人才做的事。再说了，我的父母都有心理医生，我觉得我跟自己的父母很像。我父亲的心理医生叫露丝。我从没见过她，但是我让他给我描述过她。他说她年纪挺大，但不像祖母那么大，留着蛮长的灰发。在我的想象中，她的办公室是没有窗子的，是一个方盒子，放着两把椅子。我不知道露丝是怎么看我的。他一定对她提起过我。

“我去找露丝不行吗？”我问道。他解释说那样不是法子，我得有我自己的天地，储存我自己的私密想法。所以我跟他坐着去住宅区的地铁，见一个我自己的心理医生。不知为何，去赴解决我心理问题的约会时，总是我父亲陪着我。我母亲总带我去赴检查身体健康方面的约会。

第一个医生，一头紫罗兰色头发，和祖母年纪差不多的女人，有着德国姓氏。她问了我几个简单的问题，就邀请我玩地上散乱的玩具。她坐在我面前的椅子上，手里拿着写字板。我感觉她要从这里提取各种信息，于是我给了她一场表演，来表现我的孤独和内省：盗版芭比娃娃开着她的敞篷车出了车祸，杂牌肯娃娃坐在副驾驶座上；乐高小人在种族内战中被杀掉。观察了很久之后，她让我说自己三个最大的愿望。“一条河，可以让我独处的河。”我告诉她，自己都惊叹于自己的诗意。这个答案会告诉她，我不是一般的九岁小孩。

“还有呢？”她问。

“没有了。”

我走的时候比去的时候还要难受，我父亲说没关系，我们可以看很多医生，直到我感觉好点了。

我们下一个见的是一个年纪更大的女人，但是她叫安妮，这不是个老人家的名字。我们走了四五层楼的台阶才到了她的办公室——同时也是她的客厅。这次我父亲跟我一起进去坐着，帮我解释是什么令我担心。安妮很有同情心，笑起来音调很高，有点搞笑。夜里，我们一起走到银行街，我告诉我爸，就是她了。

但是我们来只是找她作参照的，我父亲告诉我，因为安妮要退休了。

第三个医生叫罗宾。罗宾的办公室跟我们的公寓只隔一条街，我妈感觉到我的恐惧，把我拉到一边，说就把与罗宾谈话当成跟朋友在玩耍。如果我喜欢跟她玩，我就可以再去，如果不喜欢，下次就可以找别人玩。我点点头，但是我很明白，跟朋友玩的时候，不会让人家判断你精神正常与否。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罗宾跟我一起坐在地板上，她跪坐着，仿佛只是来跟我玩的朋友。她就像电视剧里的母亲，一头大波浪的卷发，穿着丝绸上衣。她问我我多大了，我却反问她的年纪——毕竟，我们都是坐在地上的。“三十四。”她答道。我母亲生我的时候是三十六。罗宾跟我母亲在很多方面都不同，首先在衣着上：她穿正装裙，透视丝袜，干净的黑色高跟鞋。我母亲却不同，她平时穿的和在万圣节时穿的女巫装没什么区别。

罗宾让我想问她什么就问什么。她有两个女儿。她是犹太人。她的中间名叫劳拉。她最喜欢的食物是谷物。我离开的时候，已经认为她可以治好我了。

病菌恐惧症转化成了臆想症，又变成了性焦虑，然后是进入初中时的痛苦与恐惧。时间久了，我跟罗宾为我说不出口的词想出了替代词：“自慰”用“M”代替，“性方面的事”用“那方面的事”，我喜欢的人变成了“他”。我不喜欢“灰色地带”这个说法，灰色地带是指“我有些害怕，又有些性兴奋”，所以罗宾提出了“粉红地带”。我们最终转移到了她看成年人病人的办公室，但仍然坐在地上。我们分享一盒子谷物，或是一个羊角面包。

她教我如何做绒绣，用金色线绣抽象的几何图形。我十三岁时，她给我举办了一场私人的无神论者犹太成人礼——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吃了半英镑的意大利熏火腿。她告诉我她很快就会举行真正的犹太成人礼了，即使她已经快四十了。

一天傍晚，我在地铁上碰到她，我们的对话，温暖却混乱，启发我写了首诗，最后两句是这样的：“我想你不是我母亲，永远不会成为我母亲。”我给她画了幅画，一个女孩，长着一双基恩画作那样的大眼睛[3]，流着紫色泪水，她告诉我她会把它挂在浴室里，在我用水粉画的自由裸体画旁边。我带上一次性相机，拍我们俩一起玩、一起画画的照片，就像朋友一样。

我们在一起做的项目对我的痛有所帮助，但即使一周去三次，我还是无法阻止那些可怕的想法，阻止不了对睡眠和人生的恐惧。有时候，为了挡住那些不请自来的画面，我强迫自己想象错综复杂的画面，每次想八张图，想得太久，久到我看到他们都恶心。

“妈，”我说，“背对着我，不然我老往那方面想。”

一天下午，我跟我母亲坐在美容院里，我读到一篇文章，写的是一个强迫性精神官能症患者。一个女人描述她的生活，她被强迫症所困，严重到她必须舔博物馆里的画，在人行道上爬。她的症状比我严重不了多少。从文章中看，她最糟糕的一天跟我的很相似。我把那篇文章撕下来，带给罗宾看，她同情地皱着眉头，好像她最害怕的那一刻终于来临了。我想把绒绣工具都扔给她。我怎么什么都需要自己做？

我十四岁时的一天，罗宾告诉我，她可能会在我们的诊疗时间出去接一个重要的电话。她很抱歉，但她必须接，不是特别紧急的事她是不会这么做的。她去了大概十分钟，回来时她看起来很慌张。她深吸一口气。“那么——”

“你的婚戒哪儿去了？”我问她。

“周三再见，莉。”罗宾说，我穿上我的防雪大衣，往电梯走去。我在等候室里看到一个少年和一个少女——男孩是金发，那种没发育的可爱的十三岁男孩，虽然身高只有一米四，却能让七年级的女生为他疯狂。女孩肤色很白，头发挑染了绿色。我盯着她看得久了点，因为我认出了她：她出现在罗宾备忘记事本里的一张照片中（她的记事本有时打开放在桌上）。她是罗宾的女儿，奥黛丽。

我在他们之前走出办公室，但是他们在电梯那里赶上了我。我们一起坐电梯，我屏住呼吸，试图在不看她的情况下观察她。我希望她是杂志里的图片，那样我就能盯着她看了，稍稍转一下角度，再盯着看。

她知道我是谁吗？也许她嫉妒我。我要是她我就会嫉妒的。我们到了一层，她直勾勾地看着我。“他觉得你很性感。”她指着她的朋友说，说完就飞快地离开了。

我走上百老汇大街，咧着嘴笑。

之后几个月的事，像儿童电影里的情节一样，那种小狗克服了千难万险，奇迹般地找到主人的故事。通过精明的侦查工作，奥黛丽发现，她在夏令营认识的朋友莎拉是我在学校的朋友莎拉，就开始给我传纸条。纸条放在厚厚的信封里，用喷胶颜料和星星贴纸装饰。第一个信封里是一封长信，像《救命下课铃》中少年们搞笑的潦草笔迹：“嗨！你貌似很棒！我打赌我们一定能处好。我妈也说如果我们能见面，肯定能处好。我喜欢购物，喜欢《幸福》的原声带。这是我的犹太成年礼之后，在以色列哭墙前拍的照片！快在网上跟我说话。”

我回信时写得同样是感情流露，滔滔不绝，不知道该给她看哪张照片。最终决定用的照片是，我在我妹妹的上下铺上卧着，身穿写着“超级黛比”字样的古董露脐上衣。“我也爱爱爱死了《幸福》原声带，我还喜欢动物，喜欢表演，还有铛铛铛铛——购物！我的网名叫剑客俏佳人莉娜。”

我知道我们之间通信是不对的，所以我告诉了罗宾。她证实了我的想法。“太可惜了，”她说，“因为我觉得你们俩很像。你们可能会是好朋友的。”

十五岁的时候，我不再去看罗宾了，我已经准备好不再一直讲自己的问题了。我告诉她，她没有反对。我感觉很好。我的强迫性精神官能症没有完全好，但也许它永远不会完全好。也许它是我的一部分，是我必须学会忍耐的一部分，是我人生的挑战。至少现在看来，这没什么。

我们的最后一次诊疗充满欢笑、好吃的零食、关于未来的谈话。我承认给她看我的脐环时，她恶心的反应让我很受伤，她说她很抱歉自己流露了个人偏见。我感谢她让我带猫来诊疗室，后来那脐环感染了，我就用一对镊子把它卸了。最重要的是，要感谢她带领我走向健康。很多年来第一次，我又有了秘密。这些想法除了我以外，谁也不会知道。

我想念她就像我想念我们的旧阁楼，我们在我七年级时搬了家：很强烈，然后突然不想了。因为要开箱整理的行李太多。

六个月后，我就开始无视作业，旷课，跟我的宠物兔切斯特·哈德利在一起。我父母认为我抑郁了，我认为他们是傻瓜。因为我吃了处方药，总是犯困，就躲在帽子里睡觉，在学校变得声名狼藉，老师一喊我的名字，立马清醒过来，说：“我没睡。”

我对罗宾女儿的向往从没停止过，我们生活的一点交集让我知道了她在哪儿，过得怎样。我听说她在夏令营自己给自己打了鼻钉，在跟一个名叫“性”的街头涂鸦艺术家约会。有一次，我们共同的朋友让我们通电话，我几乎说不出话来。

“嗨！”她喊道。

“是你。”我说。

我的挣扎越来越严重，我父亲告诉我，我得去看玛格丽特，一个“学习与组织”方面的专家。几年前我见过她几次，那时候我父母发现我把半个学期的未完成作业全都塞在床底下了。我还蛮想她的，主要是因为我们开始做我的数学作业前，她给我棋子曲奇和橙汁。这次我来时，她一点曲奇也没有给我，但她还跟上次见面时一样：大波浪的红色bob短发，褶皱很有创意的黑裙子，一双巫女靴。她比罗宾更像我妈，只不过是澳洲口音。

她的办公室是令人愉快的珍品博物馆：加相框的贝壳、干了的褪色柳枝从不对称的花瓶中垂下来，用羽毛装点的咖啡桌，还有当杯垫用的艺术瓷砖。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们坐在她的桌前，主要任务就是整理我的背包。她教我如何用记事簿，如何给文件夹分区，作业写完了就打对勾标记。玛格丽特也是一个心理医生，我们结束后，我经常会看到抑郁的孩子或是不愉快的情侣在等着她。但在这里，我不是来讲自己的感受的。我们只讲效率，办事利落，有主有次。

但是有一天我到了的时候，又被强迫性想法和我所服药物带给我的朦胧感占据了。我不想去整理我的文件夹。她交给我的这套办法给了我极大的满足感——削尖的铅笔、马尼拉纸文件夹。但是，在精神状态恶化的影响下，我在原本古朴的文件夹页上都胡乱涂鸦。我把脑袋靠在桌上。

“你想坐在沙发上吗？”玛格丽特问道。

玛格丽特不告诉我有关她生活的任何事情。从一开始，她就很明确地让我知道，我们是来谈我的问题的。我问关于她的问题时，她就忽略我。她的做法不坏，只是看着我，脸上挂着空白的笑容，好像我对她讲了一种她听不懂的语言。

“只是好奇，你有孩子吗？”我问道。

“你觉得知道这个答案对你有什么帮助？”她问我，就像电影里的心理学家一样。

因为她的沉默，我开始对玛格丽特进行猜想。第一个猜想是她在食物方面很克制，很合理，无法理解我与暴食行为的不断挣扎。我在她的垃圾里看到过羊奶酸奶，盖子还小心地放回盒子上。另一个猜想是，她喜欢热水盆浴。我很确定她爱野花，爱火车，爱跟智慧的老奶奶谈心。一天，她告诉我，她上学的时候去实地考察，必须戴硬草帽。我努力想象那个画面，想象着一个小小的玛格丽特，跟一群女孩一起，排成一队，走来走去。

秋季的一天，我到了的时候，她有个大大的黑眼圈。我还没从震惊中清醒过来，她就指着黑眼圈大笑，说：“照料花园的时候出了点意外。”但是我相信她。玛格丽特是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打她的。她绝不会让任何人穿鞋进门。她总会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她的地板，保护好她的花。

我父亲说，他的朋友伯特在九十年代时认识的玛格丽特，她曾经“混过一段时间”，跟一个录像艺术家在一起。我想象他们的约会：他在她对面的座位坐下，问她她的一天过得怎样。她只是微笑点头。

奥黛丽和我在大学遇到几乎是最诡异的事，也许是史上最诡异的事，但绝对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最诡异的事。表面上，这貌似很符合逻辑：两个纽约女孩，SAT分数相当，还同样喜欢挑战权威，同样是在没有创意的教育体系下，尽可能地获得自由的教育。但是在精神上，我不敢相信。这么多年的分别之后，我们居然在一起了。

我们立刻就变得很亲密，说是因为我们拥有共同的爱好，不如说是因为我们拥有同样痛恨的东西。我们都讨厌熏鲑鱼，都讨厌穿工装裤的男生，都烦长岛的人说自己是纽约的。学期最初的几周，我们骑着新自行车在城里转，穿着不方便的鞋子，涂很多口红，不愿放开“城里的女孩不一样”的想法。一个叫齐尼斯的男生去派对时穿的T恤上写着“B代表街头篮球！”，我们俩都控制不住地发出一阵阵狂笑。我们盯上了一群做讽刺文学杂志的大四男生，上厕所时都非要在对方旁边的隔间。

奥黛丽很聪明，喜欢讲费里尼[4]，读一把胡子的老男人写的大部头，讲的是总统制如何被腐化。但同时，她说粗话时的那份自信我永远不会拥有，她还用朋克音乐会上弄来的补丁补她的超短裙，她好像想吃多少曲奇就吃多少，体重还永远超不过一百磅。我们给对方起搞笑的名字：动作慢、掠夺者、大胸妹。

第三周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吵架了，我说她的厌世在社交上拖了我的后腿。“我来这儿是成长的，”我对她说，“你不想成长。”

她啜泣着跑进小树林里，摔倒了，划伤了膝盖。我试图帮助时，她哭道：“你怎么会想帮我！？”

我打电话给我妈，她刚吃了安眠药，开心地告诉我，“买票回家！”我很难确定，也很害怕，奥黛丽正在她的房间里跟她妈妈打电话，而罗宾会生我的气。

几天后，我们和好了，在自带菜品的早午饭聚会时，我意识到自己确实有问题。包括我的新朋友，办广播台的艾莉森，甚至还有做蔬菜松饼，用冲撞乐队T恤拼了床被子的贝蒂。大学里的对话让我抓狂，很讨厌被根本没有政治立场的人纠正政治立场。奥黛丽说得对，我们两个是对方唯一的救命稻草。

有时候我跟奥黛丽吃粗粮，或是洗完淋浴等着风干头发，我可以在她身上看到她妈妈的影子。罗宾，年轻的罗宾，我的朋友。

玛格丽特在度假，而我出了紧急状况。我母亲和我吵了一架，这是我们吵得最厉害的一次，挑战母爱无条件的概念，以及人类道德底线的一架。重点是，没有人是绝对正确的。我们两个人都是在跟随自己的感觉，最后只能深深地伤害对方。

我试着给玛格丽特打电话，但是，这不算什么威胁生命的紧急事件，我没有给她留言。接下来我给阿姨打了电话，我希望她至少告诉我，我不是个人渣。

“你妈不好相处，你也一样。”她说，“我不知道你该怎样处理，但我知道你必须处理好。”她建议我找她的朋友，“情感专家”琳达·乔丹博士，“琳达会有办法的，”她保证道，“她会给出快速有效的建议。”

建议？我的心理医生从来没给过我建议，她都是让我自己给自己建议。

就这样，在我母亲指控我的那项背叛罪名之后，我又多了第二项背叛罪名，我给别人的心理医生打了电话。

情感专家琳达·乔丹博士正在华盛顿特区旅行，跟大学时的朋友一起，所以她坐在史密森尼博物馆门口的长凳上回我电话。结果我发现，我们其实见过面——很多年前，在一场犹太人成年礼上——我模糊记得，她长着一头蜜色头发，手上戴满大块钻石戒指。“娜，怎么了？”她问道，语气像个强大的离婚案律师，温暖，却直击问题。

我道出一切。我做了什么，我母亲做了什么，这之后我们两个又对对方做了什么。“啊哈，啊哈。”琳达回应着，让我知道她还在听。

最终，我吸了口气。“说完了。我很糟糕吗？”

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说话的是琳达。首先，她解释了母女关系的一些基本“事实”。（“你是她的财产，但同时，你也是个人。”）然后，她告诉我，我们两个人的行为虽然算不上令人愉快，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明白”是最受欢迎的一句话。）“所以呢，”她总结，“如果你允许，这其实是让你们的关系升华的好机会。我知道，如果你能跟她这样说，事情解决之后，你就会变得更强大，就说‘你是我母亲，我需要你，但方式与从前不同。请允许我们作出改变，一起改变。’”

我挂掉电话，很多天以来，第一次感到慌乱退去了：情感专家琳达·乔丹博士帮助了我，而且很快。她跟玛格丽特不一样，她让我讲一件事，她点头。我们讨论一部我只读了一部分的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然后我们又绕回去谈我祖母，还有我为了睡着觉愿意不择手段，然后我赞美她的鞋子，她的鞋子一如既往地好得不得了。我问了一个问题，琳达·乔丹博士给了我答案。现在我有办法去解决它了。

我挂掉电话，给我妈打：“我爱你，”我说，“你是我母亲，我需要你，但方式与从前不同。请允许我们作出改变，一起改变。”

“真是废话。”她说。我能听出她在商店里。

一年冬天，奥黛丽有十五次鼻窦感染，所以医生下命令，给她的鼻子开刀，软骨矫正，扁桃腺和腺样体摘除。我们五个人组队去了罗宾的公寓，因为奥黛丽在那里养病。我们按门铃之前，戴上了带假鼻子的那种格劳乔眼镜[5]，举起带来的汤。

罗宾穿着瑜伽裤来开门。“病人在这边。”她说。

奥黛丽躺在罗宾的四柱床上，鼻子缠着绷带，看起来比平时还要瘦。罗宾坐到她身边。“你感觉怎么样啊，亲爱的？”

其他女孩们去厨房里拿出我们在地铁的小摊上买的杂志和曲奇。我也爬上床去，好像我这样做过五十次一样，好像我们是一家人一样。

玛格丽特和我在什么地方都通过话。我在沙滩上、在西部飞驰的车上，都给她打过电话，还有时蹲在垃圾堆后，在我大学宿舍的停车场，在我离她办公室十个街区远的卧室里，我只是没有劲儿走到她的沙发上。在欧洲、日本、以色列……我曾悄声对她讲过当时睡在我身边的男人。她的声音，那句冷静却充满期待的“嗨”，总能让我安心。铃响第二声时她接起电话，我全身的肌肉和血管都会放松下来。

最近的一次假期，我在亚利桑那州的沙漠里给她打电话，只穿着内衣，在跳水池旁边都要晒熟了。那次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给她讲那天早晨我跟男朋友一起去买家具的事。这是我们两个第一次作为情侣作审美上的决定，我们成功买到了一张咖啡桌、两只铜鹿、一对破烂的人造皮高脚凳。我忍不住，还买了一只立体主义陶瓷猫。

“我真的感觉我们口味一致！”我滔滔不绝，忽略她听说了我们要往客厅里放一对庸俗的金属动物时不确定的语气。

“那真是太好了。”她说，“我丈夫和我一直口味一致，这样，一起创造一个家就会变成一件很愉快的事。”因为她的口音，“愉快的事”听起来像“吁快的事”，很吁快的事。

我被惊呆了，停顿了一下。

“确实是！”我说。

那次谈话中，她还给我讲一次到巴黎的旅行：“因为我丈夫的工作原因，我们经常去那里。”这简直是圣诞节啊。惊喜一个接一个。我不但知道了她有丈夫，还知道他很有可能是法国人，或者至少他为法国人工作。这是我想要的信息。接下来她还告诉我她大学时那个“黑豹”[6]男友、她的意外流产，还有她最好的朋友，乔安。

“大新闻！”我对每一个愿意听的人讲，“我的心理医生有丈夫，他还有可能是法国人。”

玛格丽特为什么这时候觉得我准备好了？我通过了怎样的测试？展现了怎样的成熟呢？心理医生们有没有一种标尺，度量我们理性处理信息的能力？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挂了电话就后悔了，皱皱眉，一双漂亮的手交叉着，她每只手上各戴一个戒指，这样她的婚恋状态就永远保持神秘。

也许是因为我成功地表达了我恋情的真相和稳定性，她准备好把我当成一个稳定、平衡的女人，准备好和我分享。也许她只是听到中世纪家具就忍不住闲扯。又也许，那只是场意外。也许她一时忘记了我们的规则，那一刻，我们只是两个女人，两个打长途电话的朋友，谈我们的房子，我们的丈夫，我们的生活。

[1]　烟斗通条，烟斗的清理工具，极细的缠绕金属线外面覆盖着绒毛。

[2]　瑞氏综合征，急性脑病综合征。

[3]　指玛格丽特·基恩画作中标志的大眼睛。她的作品是美国画作印刷的始祖，也因与前夫沃尔特·基恩争夺作品著作权而成为传奇故事。她的事迹被改编为电影《大眼睛》。

[4]　费里尼，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超现实主义代表人物。

[5]　格劳乔眼镜，通常是扮演美国著名电影演员格劳乔·马克斯时使用的眼镜，带粗眉、大胡子、假鼻子。

[6]　黑豹，由美国漫威漫画公司所创造的漫画角色。

关于生与死的一些想法

我经常思考人终有一死的事实。这种想法总是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刻冒出来——我站在酒吧里，刚成功让一个帅气的男生笑起来，我自己也在笑，也许还跳着舞，然后有一刻，一切都变成了慢动作，我就会想：这些人都知道我们最终会走到同一个终点吗？我能继续谈话，告诉我自己，这一瞬间对人类必死命运的认知充实了我的经验，鼓励我拥抱这些傻笑、甩头发、想什么说什么的时刻，因为——为什么不呢？但是有时候，这种感受会停留在我心里，让我想起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于是会满心恐惧，却找不到让自己安下心来的词汇。我猜，谈到死亡，没有人找得到合适的词汇。

我希望自己也能像那种年轻人，他们似乎完全不知道，自己年轻壮硕的身体其实并不可靠。（也许你得有个好身体，才能有那种感觉。）美丽的自欺啊：年轻不就是这样吗？你觉得自己可以青春永驻，直到六十左右，却突然醒悟。你看到英格玛·伯格曼[1]式的死亡阴霾，开始自我反省，然后也许会收养一个需要帮助的孩子。你决定今后的人生都要过得让自己骄傲。

但我不是那种年轻人。我自打出生就无法将死亡排出脑海。

小的时候，一种不知名的恐惧总会将我淹没。这不是任何有形的恐惧——老虎啊、抢劫啊、流离失所啊——不能用正常的方式来解决，比如抱抱我妈啊，打开尼克国际儿童频道啊。这种感觉冷冰冰的，停留在我的胃部之下。它让我周围的一切都变得不真实、不安全。我几乎可以将它与这次经历划等号——我三岁的时候，因为遇到蜂群而被半夜送进医院。我的父母在外旅行，所以我的巴西裔保姆弗莱维娅把我送去了急诊室，医生把我放在一张高高的床上，把冷冷的听诊器按在我的肩胛骨之间。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很确定自己看到一个男人睡在邮袋里。后来想想，他一定是躺在医院的轮床上，盖着深色的被子。也许他昏迷了，甚至已经死了。医生脱掉了我的上衣，检查我的咯吱窝，整个过程中，我似乎漂浮在所有人之上，游离着，观察着。

这一观察、暗示的连锁反应，在我的整个童年不停重复，面对这种不知名的恐惧，我开始把它称作“医院感”。不过，我发现喝一口葡萄汁就可以治好它。

我祖母去世的时候，我对这种感觉的认识更准确了一些。当时我十四岁，刚刚染了头发，买了一件丝绸抹胸上衣，我认为这种变化是不可逆的成熟表现。我最后一次去看祖母时，抹着浓重的棕色口红，穿着一件长款无领外套，是在香蕉共和国[2]买的。我小心翼翼地给垂死的祖母涂上珠光指甲油，保证第二天午饭时间一定回来看她。但是没有第二天了。她那天深夜去世了，当时我父亲在她身边。第二天早晨，他告诉我们祖母去世的消息时，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他哭。

在我十二岁左右之前，我祖母是我最好的朋友。卡罗尔·玛格丽特·雷诺兹——奶奶，我是这么叫她的——有着一头纷飞的雪白波波短发，只有一边的眉毛，是因为没有恰当防紫外线造成的。她喜欢用一只蓝灰色的眉笔画上另一边眉毛，结果一点也不像自然的眉毛。她穿在孕妇装商店买来的裤子，来装下她的大肚子，还穿那种最近几年在布鲁克林流行起来的实用鞋。她的房子闻起来像樟脑球、痱子粉，还有从堆放东西过多的地下室里散发出的黏湿气味。我每天下午四点都给她打电话。

表面上，她很传统，甚至还有些教条。她是康乃狄克州莱姆镇的退休房产经纪人，喜欢丹·拉瑟，有一冰箱的廉价伦敦烤肉，她不是特别喜欢我们在城里的生活。（实际上，我记得她只来看过我们一次，我当时特别激动，早晨十点就准备好往茶里放的奶，结果她下午四点才到，奶都不好了。）但是在她日常生活的表象下，藏着我现在才看得懂的激进主义灵魂。她生活在一个满是湿地美国人的镇上，在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学习——她家是周围家庭里第一个买车的，他们冬天开着车穿过冰冻的湖——她逃离了安稳的生活，去霍利约克山大学、耶鲁护理学院读书，然后又去了军队，被派到德国和日本，给德国士兵缝合伤口、去弹片，尽管上级严格命令让他们去死。她跟医生约会（有些还是犹太人！），收养了一只名叫肉饼的腊肠犬，因为她发现它在她帐篷后的垃圾里找吃的。

奶奶讲起她的冒险，我能听明白，即使我才九岁，我也能看出，她有太多不想开口再提起的事。

奶奶三十四岁才结婚，在1947年，这就像丽莎·梅·明尼利[3]嫁了第五个同性恋丈夫一样。我的祖父名字也叫卡罗尔，有严重的肥胖症，曾经很富有，但在一系列的不明智投资之后，把财产挥霍一空，投资的项目包括一个养鸡场，还有卖“多功能运动架”的生意。但是不知道奶奶在他身上看到了什么，认识刚两周，他们就订婚了。他们的婚姻带来了我爸和爸爸的弟弟爱德华，他小名杰克。

奶奶死后的那天，我爸跟我最后一次开车去她家，我用随身听听着艾美·曼的歌，看着路旁的工业景观。这条路是我童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废弃的医院和火车轨道，路牌上的镇名字比镇子要美，在新港湾停下买披萨，加油。我记得我那时想，这里的一切就结束了。以前从没有任何事结束过。

我父亲和杰克叔叔整理奶奶的东西，为卖掉她的房子作准备，我穿着她的浴袍走在走廊里，她揉成一团的面巾纸仍然被放在口袋里备用。他们不停地整理，似乎毫不为这一刻的沉重所影响。

“真不敢相信，她把这么多收据都留着。”我父亲低声说，“地下室里还有一罐1965年的汤罐头。”

“她不久前还在这儿！”我对不流露感情的两个成年人喊道，“现在她就不在了！她的东西还在冰箱里！”

我去浴室里闻她的梳子回来后，我叔叔把我爸拉到一边去，跟他说让我停下。

这要求惹恼了我，我躲进她的衣柜里，开始闻她的睡衣。我的脑袋里全是问题。奶奶在哪儿？她还有意识吗？她孤独吗？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那个夏天之后的日子都带着某种恐怖，一种可怕的感觉，给我做的所有事情蒙上了一层苍白。我吃的每一根冰棒、看的每一部电影、写的每一首诗，都沾染着一种即将失去的感觉。即将失去的不是另一个爱的人，而是我自己的生命。也许是明天，也许是八十年以后。但我们所有人都逃不掉，我也逃不掉。

那我们还假装敷衍什么呢？

最终，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走进厨房，把头靠在桌上，问我爸：“我们明知道都要死，还怎么活下去？”他看看我，眼神流露着痛，因为他小时候也是这样。他每一天都在想自己无可避免的死亡。他叹了口气，靠在椅背上，不知道怎样给我安慰的回答。“撑着活下去。”

我父亲有时候会提出对现实的严重质疑问题。“孑身一人来世上，孑身一人离世去”是他最喜欢的话之一，我却很讨厌。还有“也许真相不过是我们每个人大脑中都被植入的一片芯片。”他有时会盯着自然景色，问：“我们怎么能确定这一切确实存在呢？”我想我遗传了他这一点；我想到奶奶，想到她很长又很复杂的人生，就这样被变成了一堆垃圾，全是放太久的罐头和被我洒了番茄酱的古董璞琪毛衣。我想起我想过要做的所有事，突然意识到：我最好现在就开始。如果我发生了这样的事，那就永远再没机会看一整个下午的单身对对碰[4]了。

实际上，在潜意识中，我已经围绕死亡这个话题漫步很久了。在八十年代晚期九十年代早期的苏荷区长大，我知道艾滋病，也知道艾滋病给创作圈带来的灾难。病痛、失去，谁来照看他们的作品、房产和累积的医院欠款，这些沉重的话题在每一场晚餐派对上压在人们的头顶。我父母的很多朋友感染了艾滋病之后，我开始能认出得病的人——下陷的脸颊、脸上奇怪的斑点、身上的毛衣不再合适。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个人很快就会成为一部回忆录，一个写在奖状上，颁发给拜访学生的名字，一段遥远的记忆。

我妈最好的朋友杰米，是个皮肤黝黑的同性恋恋物摄影师，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病入膏肓了。在我最早的记忆里，有一个面色苍白的虚弱男人，倚在我们家阁楼窗前的沙发上，无力地跟我母亲开着玩笑，谈八卦、谈家庭、谈时尚。他很有魅力，又有才华，还有种黑色的幽默感。我母亲帮他处理好事务，联系好久没见的朋友跟他道别，在他母亲来陪他度过最后的日子时陪他母亲逛纽约。我至今仍然愧疚，因为在杰米吃了我“留着”的一根香蕉时吼了他，而且他几周后就去世了。

外面温度大概38摄氏度，纽约的这种热天气能让你的大腿热得疼，让谋杀率上升。那个夏天之后的日子，我是在自己织造的地狱中度过的，想象着病毒生长，想象着那些我永远没有机会做的事，想象着我永远不可能有的孩子，想象着我母亲再一次因为这种病失去所爱的人之后流下的眼泪。我做了很多调查，明白我要是感染了，几个月后才能检测出来，所以我只是等待，问我自己这些问题：我足够强大吗，可以去做艾滋抗争宣传的积极分子吗？在工业化世界里做艾滋病代言人是什么感觉？或许我要躲起来，直到死去？我去拔掉了智齿，只为了昏迷几小时。我享受现在吃的每一口美味，珍惜每一次跟我妹妹一起笑的时刻，我知道这些不久就会变的。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完完全全地“带着艾滋病毒”生活了。

剧透警告：我没事。但是我想象的死亡太可怕，吓得我去做了牙科手术。

“我不介意死亡。”我的朋友伊丽莎白说，“但是我想起死后的事就发愁。”

我要是被火化（我母亲答应我的），我要等多久才能进入一个婴儿的身体呢？要等很久吗？像日裔女孩在新开张的Topshop店门口排队那样？我们要是按照佛教的信条来，所有人就都会成为宇宙的一部分，一个完全统一的整体中，那这对我来说就太过拥挤了。我二年级的时候都没法跟别人一起做集体美术项目，我怎么能够跟其他生灵一起分享同一空间呢？如果事实确是如此，我就太离群，不适合死，可同时我又害怕孤独。我该怎么办呢？

读过我早前写的这些内容后，我的朋友马特问我：“你为什么这么着急死？”我被他的问题惊到了，甚至还有些生气。重点不在我身上！而是我们全球的困境，而我刚好对此有清晰的认知，因为我不像其他傻子一样完全无视这些！

我从没那样想过，但马特说得对——臆想症。我对死亡的反应，一旦在群体中提起这个话题，我就无法放手。我还强烈地想让别人也意识到，他们也逃不过一死。我会不停地为此考虑。难道表面上的恐惧实际上却是拒绝年轻的本能吗？年轻，伴随着那么多风险、不确定，还有在为时过晚之前行动的压力。总感觉死亡将要临头，是不是因为想要青史留名的欲望呢？我确实曾写过这样一个剧本，只是没拍出来，在这部短片里，我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葬礼，听我爱的所有人围绕我演讲，然后从棺材里蹦出来，喊：“惊喜！”

我才二十多岁，所以对死亡的恐惧还是很合理的，同时却也相当不理智。大部分人能活到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很多人活得太久，已经没意思了，对他们自己来说也是这样的。所以每次我想到死亡，躺在床上想象身体被分解的过程，我的皮肤变得坚硬，头发石化，一棵树从我肚子里长出来，这是我逃避眼前事情的方式，这是一种离开现实的方式。

如果我活得够久，有机会在老了的时候再读这些文字，我可能会被自己的厚颜无耻吓到，我怎么会认为自己对死亡有一丁点儿认知呢？死亡让什么浮出水面，知道自己大限将至又是怎样的感觉？一个最严重的身体健康问题是咖啡引发的结肠感染的人，怎么能知道人生快要结束是怎样的感觉？一个从没失去过父母、恋人、好朋友的人，怎么会对这些有半点儿理解呢？

我父亲，现在六十四了，看起来还很硬朗，他喜欢说：“你是无法想象的，莉娜。”他可以看到远方的尽头（他对机器人学的信仰不够坚定），会说这样的话：“来吧。到了这份上，我倒是很好奇。”我明白，我什么也不知道。但是我也希望，未来的我能为现在的我骄傲，因为我尝试理解这些庞大的概念，尝试让你感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一个整体。

奶奶的妹妹还活着。[5]桃奶奶一百岁了，精神却像八十多岁的人一样好。虽然她的身体不宜做大多数活动，但还在织东西、削木头、练管风琴。她有那种美国人的习性，喜欢车到山前必有路的处事方式。对她来说，癌症跟隔壁要建购物中心是差不多的事情：不方便、出乎意料，你却没什么办法。她从没听过狄巴克·乔布拉的演讲，没开始喝杏仁奶，也没开始冥想。然而她就在这里，坐在她出生的房子窗前的椅子上，活过了她的丈夫、她的兄弟姐妹、她的侄子和邻居。

我父亲和我差不多每年去看她一次。我询问她对时事的看法（“奥巴马看起来像个好孩子，而且还挺帅气”）和她房子的历史（“家里有五个孩子，才一个马桶，简直是开玩笑”）。她说“才怪！”就像千禧年一代说“呃”一样频繁。一个一头白发的女人，变得害羞、孩子气。我父亲面对一个跟他母亲一样说话会实事求是地断句，就像在他母亲坟前或是交通法庭时一样，不停挪动脚，激进主义的痕迹全没了。

桃奶奶写了本回忆录。那是十七年前，那时她已经很老了。她把二十世纪早期时镇子里发生的事一一列出：第一辆汽车、第一台电视、第一次离婚。她描写了那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她孤独的黑人朋友，还有那一次，她哥哥戴着魔鬼面具往她卧室里看，吓得她尿了裤子。她写这些不是为了什么荣耀，而是给后代看的——平实的语言，只为了道出信息，为了证明她曾经在这里，现在仍然在这里。她很自豪，在她这个年纪，还不需要别人帮忙穿衣服——她穿格子衬衫、护士鞋、柔软的“粗布裤”。

我们最后一次去看她，她给了我们一堆手织的围巾，都有些短了，针法不平，有些地方结成疙瘩。我们走时，她说我们待得不够长，我们承诺会回来的，下次带上我妹妹。我们拥抱道别，我能摸到她的脊梁骨，每一节椎骨都很清晰。

回城里的路上，我们遇到了我爸见过的“最可怕”的堵车。我们沿着高速公路慢慢挪，他放松了抓着方向盘的手，沉思起来。“咱们应该多去看看桃奶奶。”他说，“她知道咱们只留四十五分钟。她还没老糊涂。”

我对他说了一句从没说过的话，我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了，或者考虑自己是不是真的相信：“我其实不怕死。”我说，“现在已经不怕了。有什么东西变了。”

“啊，”他说，“我很确定你对此问题的感受以后还会改变的。你身边以后会发生更多死亡，你会看到自己身体的变化。但我希望你能一直这样想。”

我知道他喜欢谈论死亡。他只是需要时间来热身。

“你知道吧，”他说，“死亡不可能是太可怕的事，因为死亡就是一切。”

我们讨论了顿悟人生，如果地球上的所有人类都顿悟会怎么样。“我想顿悟，但同时这听起来也有点无聊。”我说，“有这么多我爱的东西——八卦、家具、食物、网络——都在这里，在现在的地球上。”我接下来说的这句话可能会让释迦牟尼在坟墓里翻个身，“我想我可以顿悟，但我现在还没那个心情。我想先把死亡这个问题搞清楚。”

我们在湿湿的黑暗中开上了一个小丘，我们眼前有一长串的车，亮着红色的尾灯，目之所及，所有车都没法动弹。我们还有几小时才能回到家。“老天哪，”他说，“这简直是疯了。这是真的吗？”

[1]　英格玛·伯格曼，瑞典著名导演、电影剧作家，现代电影“教父”。

[2]　香蕉共和国，GAP集团下比较偏向贵族风格，属于中高价位的美国大众服装品牌。

[3]　丽莎·梅·明尼利，美国女演员与歌手，1927年以电影《歌厅》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4]　单身对对碰，美国1995-1998年的一档电视相亲节目。

[5]　桃瑞丝·雷诺兹·朱厄特，在2013年12月10日平静离世，去世前不久还喝了马提尼。

我在健康方面的10个担忧

1. 我们都害怕癌症。在我眼里，这是一个一直在你身体里潜伏的威胁，但直到真的得病，它才是问题。它可能藏在你的肾脏，或者你胯上那个可爱的痣，它可能害死你，或是启发你写一部回忆录。我没有害怕到因为这个每天走十公里，但我还是害怕的。

2. 我经常思考慢性疲劳综合征。这种病的症状听起来很糟糕，像永远没有尽头的流感，抽干你，把你变成家人、朋友的疲劳负担，直到你最终成了一个概念上的人（我相信医学权威和患病者都会喜欢这一描述）。更可怕的还在后面：有些医生认为这是一种精神疾病，患病者是有妄想倾向的抑郁者。还有些人怀疑这种病跟单核细胞增多症有关，我的单核细胞增多症曾经太严重，以至于我累得哭时都没劲儿挤眼睛。一天中的任何时刻，我总会问自己，我现在能睡着吗？答案总是一声响亮的“能”。

3. 我担心如果我改变自己的食谱，多吃蔬菜，少吃加黄油和盐的吐司，我就能摄入很多的能量，这种现象也只能想象了。如果我愿意好好改变自己的生活，那就会有一个更好、更强、更有效率的我。即使面对我很有效率的证据，我也觉得认为我有效率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我有时连活动一下胳膊肘都很困难。与之关联的另一想像是，我要是瘦了二十磅，就会发现自己之前一直背着脂肪背包过日子，瘦下来之后都可以翻筋斗了。不过呢，有个顺势治疗法，医生曾对我说，我们需要用黄油来“润滑神经突触”，好莱坞的离婚率这么高，就是因为每个人的神经突触都不够润滑。

4. 相关：我害怕手机对我的大脑的影响。虽然我从没戴耳机超过半天。关于人类健康，最可怕的事实就是，我们不愿采取行动帮助自己，而我们健康状况的恶化总是由此导致的，我们该为自己的不健康负责。想到这儿，我就想去小睡一会儿。

5. 扁桃体结石。你知道扁桃体结石这回事吗？我来告诉你。你有没有咳出过小小的白色结块，仔细观察之后，发现它闻起来像纽约下水系统最脏的角落？如果有，我相信你一定很惊讶，它来自于你自己的身体，你把它扔掉，希望永远不要再想起来。那就是扁桃体结石。它们产生于你的扁桃体隐窝，食物、脱落死皮和各种碎屑在那里积攒发酵，产生出你身体能产生的最恶心的东西。它们不但不得体，还是感染和不适的源头。我自己就有过一些结石，医生检查我的扁桃体，他说我的扁桃体是“热闹的疾病源”。可是我让他摘除扁桃体的时候，他却不感兴趣。他说那样我会需要休息两周，还会瘦至少十五磅，这还阻止不了我。我问，这种事发生在人的嗓子里，怎么可以呢？其他人会知道吗？他们会在世界末日时把我扔下，让我被自己的结石堵住嗓子窒息而死吗？

6. 我生活在对耳鸣的恐惧中。我曾经有连续不断的耳鸣，把我逼疯了，让我夜不能寐，不能与人正常交谈，即使治好之后，我还能听到那邪恶的声音。我晚上要是躺着一动不动，就能想起那声音，像一只虫子被慢慢煮死。

7. 我害怕灯罩里掉灰。我的灯罩掉灰很严重。我放在灯下面的所有东西都会在几分钟内蒙上一层厚厚的灰。与此相关的消息，我的左鼻孔从来都是堵着的，有一次，一个耳鼻喉医生用小吸尘器把我鼻窦里的所有黏液都吸出来了，之后的三个小时里，我感觉生活的质量提升了百分之四十五，然后粘液就又填满了。

8. 我害怕肾上腺疲劳。这跟慢性疲劳综合征有关，但又不是一回事。西医不相信肾上腺疲劳的存在，但是你要是有工作，而且是人类的话，任何一个整体医学医生都会告诉你，这是肾上腺疲劳。简单来说，它就是由野心和现代生活引起的一种可怕的疲劳感。我的情况很严重。请到网上查一查——我相信你也有的。

9. 我舌头的表面不正常。它看起来就像卡通里的月球表面，这肯定不正常。

10. 我害怕自己不育。我的子宫确实偏右，对于一个想要住在位置完全正常的子宫里的孩子来说，我的子宫确实不是个适宜的居住环境。然后我就会收养一个孩子，但是我不会拥有《人民》杂志专栏里写的那种美丽的、超越血缘关系的母子之爱。我收养的孩子会得原因不明的胎儿酒精综合征。他会恨我，会把我们的狗钉在板子上。

来自蕨树林湾女生夏令营的问候

我母亲和祖母都参加过“绿白”夏令营。这是她们给一个高级避暑地起的外号，富家犹太女孩们在父母去豪华游轮旅游时，她们就到这里来，制服是翠绿的短裤和带领子的白上衣。

她们描述中的夏令营是小女孩们短期的乌托邦，她们从六岁到十七岁间的每个夏天都会去八周。夏令营在缅因州南部的森林深处，她们在这里烤棉花糖吃，互相讲自己的秘密，学拉弓射箭。就连少女时期沉闷易怒、拒绝跟家人一起吃饭的母亲，在夏令营都变得活跃起来。在家时她很生气，讨厌她父亲杂耍表演一般的幽默和她母亲对风俗习惯的过分在意。她讨厌她金发的姐妹们努力融入社交生活，讨厌她的女佣因为钱离开自己的家人。但是在夏令营，她有一群姐妹，一群懂她的女孩，她等了整个寒冷漫长的冬天，就是想见她们。在夏令营，她可以表达从不允许家人看到的热情和激情。当夏天结束时，她也会伤心不已。

我小的时候躺在床上，听着我母亲的故事进入梦乡：颜料大战、轻舟郊游、各种恶作剧。她讲夏令营妈妈，她每周粗略地给你洗一次头发，然后给你戴上发卷。讲永不凋谢的友谊，一个年轻人做主的世界，男生无法打扰的田园牧歌。在我脑海里，她的故事与《天生一对》[1]的情节纠缠在一起。在我的记忆里，她经历的很久以前的夏日带着彩色电影的质感。

我十岁的时候，我们去缅因州看望朋友，在已被废弃的威诺娜夏令营短暂停留。我坐在副驾驶座上，能看到空荡荡的小屋，一个球网耷拉在地上的网球场。我母亲带着每年她父母送她来时的那份激动跳下车。她从十三四岁起身高就一米七八了，我能想象到这样的画面，身材瘦长的她，在每天的清晨行礼升旗时间，从床上蹦起来。

现在她快五十了，戴着那种让我想自杀的草帽，她领着我们爬过绿油油的小山丘，眼前是一片灰色的湖，被人遗忘的木质小船敲打着湖岸。就在这里，她告诉我们，她们跟附近的男生夏令营男子天[2]一起进行户外活动。她想，那边就是手工艺小屋，现在只剩下一个架子了。然后，她突然就哭了起来。我之前从没见过她哭，我瞪大眼睛看，不知道该怎么做。

“别看我了。”她吼道，“我又不是实验项目。”

我问她，跟威诺娜的朋友还有没有联系。她说没有，但是那不意味着她不爱她们了——她们是姐妹。

所以我也想去夏令营。但我不想离开家。我爱我在阁楼里的床和我那只没毛的猫，还有我父亲给我装在衣柜里的小桌子——衣柜是他以前用来放他的平装科幻小说的。我爱我们薄荷绿色的电梯，我们的马来西亚外卖餐，还有纽约的八月，唯一的轻风来自呼啸而过的地铁。但是我也想要友谊，想要新的开始，去认识从没见过我在威孚棒球比赛中尿裤子，从没见过我在熟食店门口打我爸的人。我也想要那种强大到让我落泪的记忆。还有，天哪，我想要绿色短裤啊。

我在蕨树林湾女生夏令营度过了三个夏天。

蕨树林湾是蕨树林的姐妹营，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夏令营，威诺娜曾经在体育项目中与她们是对手。蕨树林湾是四周一期，专为害怕八周夏令营的女孩准备的。或者是惯坏了的女孩，忍受不了没电的日子。我觉得我受不了八周的夏令营，是因为我的一个去了蕨树林的表姐给我描述过，她们如何砍掉软弱营员毛绒玩具的头。“你就是不能把玩具带到夏令营来。”她说，好像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我十三岁时开始去蕨树林湾。我刚刚结束了成功的七年级，这一年里我交了两个很受欢迎的男朋友，让一个叫贝亚特的美容师帮我把头发染成了高亮色。这种少见的成功组合，只因为我自己剪的短刘海而降了些高度，我剪这样的流海，是准备为潘妮·马歇尔的电影《与男孩同车》里德鲁·巴里摩尔的妹妹一角试镜。这个角色后来给了别人，因为我告诉马歇尔小姐，我不能说微笑就微笑。“那叫表演。”她吼道。

于是我带着对我来说少有的希冀与期盼在波士顿上了大巴，踏上了去蕨树林湾的旅程。在巴士上坐了三个小时，我熟悉了坐我旁边的女孩，名叫莉迪亚·格林·汗布格尔，她认识我才三分钟就告诉我，她认识林赛·罗翰。莉迪亚跟我不一样——她生动地描述学校的舞会、长曲棍球，还有商场——我们相处得极好。夏令营就该是这样的！我想。遇到新的、有些不同的白人女孩！

我们在满是灰尘的车道停下车，但是当看到放在那里的绳球时，我就开始害怕了。

如果只给一个心理医生提供我在夏令营第一年的表现，那他一定会把我诊断为快速循环型双相情感障碍。我的情绪摇摆不定，从欢愉到绝望到对其他营员的厌烦。上一分钟我还在跟新朋友凯蒂激动地交谈，下一分钟我就认为她的智商跟一颗青豆差不多。上一分钟我还沉醉于夏令营的活动，根本不想我的家人，下一分钟，我就走在石头墙和戏剧帐篷之间，突然被思乡之情袭击，严重到我觉得自己当时就要死了。我父母似乎离我很遥远——对我来说跟死了差不多。这种感觉越来越压抑，随着日子的流逝，我的思乡之情越来越浓，这跟同我爸保证过的正好相反。

唯一能让我完全不想那些的事就是我能够排演一部我写的剧，剧的内容是一个养了十三只猫的女人，想找一个理解她的伴侣。这部作品的强大力量让我的戏剧指导丽塔·林恩折服，她选我主演她写的《原始郊狼女》，这是她在耶鲁戏剧学院要交的毕业论文。我一开始很激动，直到我得知，我得从自己两腿之间扔一个土豆，然后咕哝着说:“啊，好棒的便便。”他们怎么能让一个严肃的演员说这样荒谬的台词呢！？但是带妆彩排时，这句台词让观众大笑，我才觉得它是天才之举。

我在地狱里。我在天堂里。我在夏令营。

我们房间里有十个人，挤在二十八平方米的房间里，以闪电般的速度经历青春期。荷尔蒙影响下的行为太多，放在任何一个房间里也是控制不住的，结果这里就成了一个疯狂的、情绪反复无常的地方，闻起来像沐浴与身体[3]的香味。

夏令营没有男生，不意味着没有浪漫。我们有联谊活动——每个夏天两次，跟我母亲在威诺娜时一样——我们精心准备，提前一周就把衣服准备好，互相借用沾了沙子的口红和夜光发夹。

我的新朋友艾希莉，一个爱运动的金发女孩，在跟乌兹薯片公司的继承人谈恋爱，她借给我一件霓虹色抹胸上衣，把我的头发拧成时髦的小辫子。我也回报她，给她已经红扑扑的脸蛋上涂腮红，我发现了什么东西：“你脸上有睫毛。”我告诉她，然后去拨开那根睫毛，却发现那根长长的黑毛竟是从她脸上长出来的。

我们都处于青春期的不同阶段。夏洛特的乳房已经完全发育好，大得往下掉，在她的肋骨上投下半月形阴影。玛丽安娜似乎对她咯吱窝长出的毛毫不知情，又或者是她们哥伦比亚人不在乎这个。我还是平胸飞机场，也没有体毛，而且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但是我总是忍不住看其他人，在她们穿衣服的时候，盯着人家丰满的臀部看，看从她们泳装里跑出来的体毛。“你双性恋倾向好严重！”我的指导莉兹发现我看她换衣服时晃动的乳房，对我尖叫道。

我的终极困扰是体味。我在哪里都能闻到：在浴室里，玩足球游戏时的风中，在艾米丽的梳子上——我的旧梳子长了霉菌，于是借她的用。我无法想象这种气味——跟洋葱味有点像，让人困惑——这种气味怎么能从自己身体里散发出来。一天下午，在休息时间，我坐在自己床上，我发誓自己闻到了那种气味，不算太强烈，但就在那里，在我的T恤上。调查一番后，我发现气味来自于我的右胳肢窝。我想，肯定是我拥抱夏洛特时沾上的，实际上，我很确定。我立即给家里写了信，解释整件可怕的事。“我怎么能让夏洛特知道，又不伤害她呢？”我问道。

我爸在回信里温柔地解释，体味是很难转移的，所以以防万一，我下次去超市的时候最好买一只防汗棒。

那个夏天的第一次联谊是在男子天进行的，他们离蕨树林湾有四十分钟的车程，在一个谷仓里，里面挤满了长着青春痘的男生，穿着短袖衬衫和划船鞋。一组声音不大的音响放着超级男孩[4]和白兰地组合的歌。女孩们紧张地凑在一起跳舞，男孩们则在房间周围晃来晃去，喝着水果宾治[5]。

日落以后，我跟一个来自新泽西，名叫布伦特的男生聊了起来。他挺帅的，戴着棒球帽，像拳师犬一样的脸平平的。我告诉他我在布鲁克林上学，他说他不知道布鲁克林在哪儿，因为他“几何学不好”。史上最漫长的二十分钟过后，他问我我想不想跟他去后阳台，我明白这是个暗号。

“对不起，我觉得咱们俩还不太熟，”我对他说，“但是你要是想要我的地址，我可以给你，然后我们再看下一步。”

我走的时候，艾米丽告诉我她看到他在我背后竖了中指。

在男子天的一整个晚上，我都有一种神秘的感觉，像是似曾相识，却连续不断。我来过这个地方，知道这里的轮回，小屋在山丘上分布的方式也很熟悉，餐厅那栋建筑也很眼熟。那晚我躺在床上，意识到：那是威诺娜。男子天是在我母亲曾经去过的夏令营营地上建立起来的。

那是我母亲连续十个夏天都称之为家的地方，她在那里遇到了直至今天仍然视作姐妹的人，即使地理问题和观念分歧的原因让她们分开了。她在这里的夏日舞台上出演《乱世佳人》里的白瑞德，在这里认识到速食奶酪通心粉的魅力，在这里染上了虱子，不得不把头发剪成乱七八糟的bob头。她的父母决定戴着他们最好的帽子去欧洲进行七周的游轮度假时，就把她扔在这里。

我在蕨树林湾的第一个夏天结束后，我父母认为我肯定不会再去了。虽然有时候我是挺开心的，但每次打电话时，我都会歇斯底里地哭喊：“快来接我吧。我求你们了。”我觉得我被室友们排挤，被指导们误解，我甚至还开始“对木头过敏”。

我一向爱半途而废，不管是跟朋友玩、去上舞蹈课，还是去上希伯来语学校。我的履历里没有一条经历暗示我会留下来。但是十二月时，报名截止时间快到了，我让父母大吃一惊，我自己也大吃一惊，我说：“我想再试试夏令营。”

“你确定吗？”我父亲问道，“你在那里好像不开心。”

“你确实是不开心，”我母亲同意道，“你可以去日间野营，或是不野营也行。”

“我确定，”我说，“我觉得这很重要。”

我关于夏令营的一些记忆实际上是我母亲的记忆。有些画面，虽然在我脑海里很鲜活，却是来自于她给我讲的睡前故事。比如说，我从没用棍子叉面团在火上烤，烤完之后用黄油和果酱填满棍子留下的洞。那是她。男孩们到威诺娜去进行联谊时，他们划着船穿过湖，黄昏时刻像敌对部落一样到达，穿着小小的运动夹克跑上岸来。虽然到我们营地来的男生们是坐教堂面包车来的，我却能看到他们把船系在岸边，冲下山坡来侵略我们的画面。

有时候我会给一群人讲这些故事，我反应一下才意识到，自己是在说假话。我最美好的记忆，关于蕨树林湾我最珍惜的记忆，其实都不是我的记忆，那是别人的记忆，是我妈妈的记忆。我的故事很糟糕。没人会因为这些故事激动——躲在卫生间里吃强迫性精神官能症的药；我假装偏头痛，不去野外考察的事也算不上大众喜欢的怀旧故事；在峡谷里长途跋涉时拉肚子更不是所有人都想听的。我都不记得我们唱过的任何一首歌。

跟我在纽约的生活一样，我在夏令营“真正的朋友”也都是成年人——这里的员工们。

夏令营指导是一群很多样化的人，绝对适合去参加一季《真实的世界》[6]。穿脐环、在脚踝上文文身的女孩们，穿马甲、听匪帮说唱乐的摩门教[7]男生。他们中长得胖的也有的满是肌肉，还有晒成古铜色的双腿。他们似乎对对方都很着迷，被他们的青春和美丽所绑架。这件事巩固了我的设想——午夜已过，我趴在上铺的窗前，看到他们白花花的臀部从码头上腾跃而下，而此时他们应该是在保护我们的生命安全才对。

第一个夏天，我仰慕一个名叫巴德胡·本基的大学生，他来自于马萨诸塞州西部，像耶稣一样穿麻绳编的凉鞋。他有粉刺痘印，脚趾大得吓人，但是他说话的方式让我想到马修·派瑞[8]，干涩涩的，弄得平常的词听起来都很搞笑。我们只说过几次话，虽然有一次我半夜去厨房偷东西吃，他把我扛起来，把我背回我房间。我敲打着他的胸膛，不敢相信他在碰我。他闻起来像体香剂，那种很正常的，不是我父亲用的那种有机的。

“没门，小姑娘。”他说着把我扔在翠鸟屋的后阳台上。我的双腿颤抖不止，好像我几周脚都没着地了似的。

我也曾跟罗科暧昧过，他是我的澳洲“宿舍叔”，他声称跟戴安娜·罗斯的女儿有过一段恋情，名字奇怪的恰德妮。尽管男指导不允许进我们的屋子，除非在两个以上女指导的陪伴下，罗科却经常坐在我们的门前，晚饭后看着日落跟我们聊天。他叫我达妮，他说这在澳洲方言里是“坐便”的意思。

但我在第二个夏天找到了最真的真爱，他的名字叫乔尼·迈克达夫。他来自南加州，长着一头金发，刚刚二十二岁。他穿迪凯思[9]和莫里西T恤，戴粗框太阳镜。他弹吉他，弹他自己写的歌，题目如《乌基布基坏女孩[10]》，还有《天使守护着我》。他进餐厅比其他人晚，走路的架势还是那副家里老大的样子。别人都说他喜欢手工指导凯尔西，但是我不相信。凯尔西戴麻绳脚链，躺下晒太阳，她太普通。

乔尼带我们去过一系列野外活动。在他的监管下，我们开了碰碰车，看了《我知道你去年夏天干了什么》，在一个房车公园里扎营，我在那里听到一个男人对他妻子喊：“我真他妈受够了你！”然后骑着摩托车加速，消失在黑暗之中。我们跟着一个名叫贝尔的向导去玩了木筏漂流，他教我说“AMFYOYO”（“再也不见，混蛋，你自己玩去吧”的缩写）。我们开了四小时车，到十二米深的悬崖前，打算跳下去。

去那儿的路上，我决定我要第一个跳。这是心里默默的决定。我作为一个野营营员，技巧实在是不够成熟。我还是害怕黑暗。我得了“床整理最烂”奖。绳索课程我只过了一次，还是在别人帮助下。有时候凯伦和乔乔会玩一个游戏，她们把我推倒，然后计时，看我多久能爬起来，然后再把我推倒。第一个跳，比我所有的室友都先跳，会成为我摆脱这些形象的有力反击，我现在是翠鸟屋最弱、最爱抱怨的成员。其他女孩哼哼唧唧，往边上挪、假装害怕的时候，我就会走到悬崖边去，不费劲地跳进水里，双手微微交叉，钻进水中——就像我们的跳水教练教的那样。

我们坐在面包车里接近悬崖时，我忍不住了。“咱们到了那儿我就马上跳。”我宣布道。

“啊，可不是。”乔乔说。

其他女孩拿出毛巾，调整她们的分体泳衣时，我就走向了悬崖。天啊，好高啊，高到让你的内脏全都变成黏糊糊的一团。

“很高啊，是吧？”乔尼站在我正后方。他穿着蓝色泳裤，身上有些粉红，被晒伤了。他看起来像在休假的二战士兵。

“我冷，”我说，“我想等一下。”

“等也不会有所帮助的。”他说。

“我知道，我可能根本就不会跳下去。”我告诉他，看着其他的女孩们，我已经准备好被嘲笑了。我不在乎，我只要离悬崖能有多远就多远。把自己从一块大石头上扔到一潭黑乎乎的水里，是不正常的。

“我跟你说吧，我跟你一起跳。”

事情已经过去快十五年了，我的身体还是光写这些字就激动起来。我看看乔尼。

“真的吗？”

他点点头。“当然是真的。”

“数三下。”我说。

“好。”他点头，跨步走到我前面，离悬崖更近一些。“我现在要开始了。准备好了吗？一……二……”

然后我们就跳了。这与我想象的那种完美一跳不同。我慌了神，在空中像刚出生的小猫一样乱动，试图抓住什么东西再爬回去。我还没习惯下落的感觉，就撞到了水面，很狠，角度也不对。冷冷的水淹没了疼痛，疼痛又开始让恐惧退缩。乔尼在我之后入水，我们浮出水面时，我不停咳水，把泳衣从臀部的缝里拽出来。他点头，算是放松的祝贺。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们停下车买路边摊上的冰淇淋，他想尝我的口味，泡泡糖味。他用舌头舔了我的冰淇淋桶——在我的记忆里，那是条厚得惊人的舌头，红红的——我的胃比跳水时翻腾得还要厉害。我知道他在给我发秘密信号。我们能跟这些人一起玩，但我们俩不能被困在这里。

我们的最后一个夏天，我已经是有特权的高年级生了，我们去新汉普郡爬山、野营，看电影。这次旅行的指导有丽塔·林恩、谢丽尔，还有罗科，在这三个人之间，很难看出到底谁喜欢谁。我们这群十五岁的营员跟成年人有几分相像，这次旅行有种大学生出游的气氛，指导们跟我们说话都像跟懂事的同龄人一样。他们也不需要维护自己的权威，和我们一起玩，在面包车里聊八卦、写日志，扯着嗓门唱歌。

那次旅行的最后一晚下雨了，指导们用夏令营的信用卡带我们住进了一家汽车旅馆。我们全都聚在丽塔·林恩的房间里，玩扑克，吃花生果酱。我用眼角的余光瞥到，罗科打开了一瓶啤酒，然后他又开了一瓶，又开了一瓶，他分给丽塔一瓶、谢尔丽一瓶，自己也喝了一口。

我站起身来，示意丽塔跟我去卫生间。“我能跟你聊两句吗？”我问道。

“怎么了？”她问，“想借卫生巾？”

“不是，我想说，跟我们在一起的几个成年人全都在喝酒，让我感觉很不舒服。”

她目光呆滞地盯着我看。

“我们家有几个家庭成员都有酗酒的历史，所以这让我想起很多事。”我说。

“哥们儿，”她低头看她的凉鞋。我看不出她是泄气还是愧疚，“我真的以为你们没关系的。”

夏令营的最后一晚，我们全都穿着白衣服，高年级的营员把蜡烛放在小筏上，放进湖里，一起唱莎拉·麦克拉克兰[11]的《我会记得你》。所有人都啜泣着，紧紧拥抱对方，承诺一定会写信联系，一定不会忘记。我也哭了，只是我是希望整件事情能够有所不同，我希望我自己能有所不同。我盯着我的蜡烛，直到完全无法聚焦，直到它消失在黑暗中。

最近，我做了一个关于夏令营的梦，梦太真实，第二天一整天我都忍不住想它。我回到了蕨树林湾，我还有最后一个夏天，可以让这一切有意义。我们的小屋还在，我没有特别注意任何一个男生，也没有忙着给家里写信。我们都在那里，这群女孩们，我们都很爱对方。

在这个梦里，我有长长的头发，里面编着羽毛和珠子，我裸身站在码头。我的身体要长一些、瘦一些，更像我母亲一些。我背对水面跳水，完美入水，没有一点水花。

[1]　《天生一对》，电影开始于缅因州的一个夏令营。

[2]　男子天，男生夏令营的名字。

[3]　沐浴与身体，美国洗浴、护肤品品牌。

[4]　超级男孩，美国流行男子歌唱组合，现已解散。

[5]　水果宾治，一种由饮料和果汁混合而成的鸡尾酒。

[6]　《真实的世界》，让背景多样的陌生人一起生活的真人秀节目。

[7]　摩门教，一般指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是为基督信仰各宗派运动的一个分支。

[8]　马修·派瑞，美国男演员，以饰演美国著名情景喜剧《老友记》中的钱德勒·宾而出名。

[9]　迪凯思，美国户外服装品牌。

[10]　乌基布基坏女孩，迪士尼动画电影《圣诞夜惊魂》中的反派角色。

[11]　莎拉·麦克拉克兰，加拿大女歌手。

我的遗憾

夏令营时，有一天，足球队有一次比赛，于是我成了我们房间唯一留下的人。

一个人——不被中西部口音包围，不用听编辫子的声音和洗完澡拖鞋踩地板的声音——真是美妙极了。我决定逃掉我的滑水课，写写信，睡睡觉。再说了，有什么意义呢？我从来都转不好弯。这堂课学生太多，所以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在码头上穿着救生衣瑟瑟发抖，听克莱尔哭，因为她爸快九十岁了。

但是有几次我确实是上了滑水板的，我觉得那种感受简直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我飞起来了。有时候只有几秒钟，但有时候可以持续几分钟，至少三分钟。整个世界快速地从我眼前闪过，船只、房子，还有看起来像素描的松树的东西。直到我碰到一个浪头，经验不足的我就被打了下来。滑水板飞了起来，我在空中劈了个对我来说不太正常的叉，屁股先着水面，然后是鼻孔。

我在日落时醒来，又热又痒，听到我胜利归来的室友们在说话：“我们扁死他们了！”玛德琳一边说，一边把她的脏袜子扔到我的下铺上。

“他们又慢又肥。”艾米丽一边尖声说着，一边脱得只剩下运动文胸。

“真……是太酷……了。”菲莉萍用她不顺溜的英文补充道，她那张傻乎乎的法国脸骄傲极了。

晚上围坐在篝火边的时候，滑水指导问我去哪儿了。“别人都去比赛了。你要是去了，整堂课我就指导你一个人了。”

你能想象到如果我去了，我现在的生活会是怎样吗？

针对九岁女孩的出走指导

你想要离家出走。你有很多原因，但咱们先讲最直接的原因吧：你生气了。你生你爸的气，因为他不把你当回事，你说你要再在自己卧室里独自待一晚，盯着月亮看，你就会疯掉。他却觉得你这是小孩子的问题，而小孩子的问题就该“忍忍”。他说，“你就想，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更坏了，最坏的情况就是保持现状不变。”这无法让你安心。因为他不知道你心里有种东西——庞大，会爆炸的东西，如果你没有被正确对待，它就会以不好的方式震惊世界；但如果有人愿意听你说话，它就会以美丽的姿态露面。

你生你妈的气。因为有时候她不注意，她回答该有其他答案的问题时也说“好”。她分神。她拉你的手时太松，你还得教她怎样拉才对，怎样把你的手轻轻勾住。你生你妈的气，因为她穿着卡普里长裤坐在阳台上，打着电话，对别人说你的夏天过得很愉快。

你生气，因为你不得不整个夏天都待在乡下，这里的白天太安静，你有太多时间可以思考。在城里，你住在百老汇大街上，噪音太大，你那些可怕的想法根本没有机会浮出水面。但是在这里，你只有无尽的恐惧。在石桥旁的泉水边，在庭院边的苔藓石上，在那废弃的房车后，阿特，那个有一只玻璃眼的老男人，曾在那里住过。空间，空间，空间，你能够恐吓自己，告诉自己，你的想法其实是你听到的声音。

你的教母教父，也是城里人，住在同一条路一英里远的地方。她一头红发，戴边框有尖角的眼镜；他秃头，用一种声音模仿甲壳虫乐队的四个成员。一天，你的教父和你分别拿起自己家的无线座机，然后离开房子，想看看你们能不能在信号断掉之前与对方相遇。你看到他爬上山顶，招着手，电话里他的声音就闪了闪，然后断掉了。

上周，你父母开了场派对。所有人都从城里开车过来，画家、作家、男朋友、女朋友，还有个紫色眉毛的女人，他们的车停满了你家的草坪。格雷戈里的哥哥用丁香做了酒，你尝了三口，就假装喝醉了，夸张地表演连路都走不好的醉态，像《我爱露西》[1]里的醉汉一样。大概十点时，你父母让你回房间，你听着楼下的派对像香烟一样燃尽，你的妹妹在你旁边呼吸着，一直不停。

派对那天是整个夏天最糟糕的一天。你父母让你做你似乎不该做的家务，根本不是你的问题，所以你跑到阁楼里去，把生鸡蛋往路上砸。你父亲似乎并不生气，只是让你用一块洗碗的海绵去擦石头。

派对后的那天就是一直整理打扫，再之后的那天就是各种重活儿。再之后的那天就恢复了平常，所有人都逼你在自己床上睡觉。所以离家出走的时机到了。

首先，你要打个包。最好是用个小点的背包，这样就不会害你走不快。你需要快速行动。你可以用那个天蓝色的包，你买那个包是为了感觉像《独领风骚》[2]里的雪儿·霍罗维兹。但是你在上学第一天玩躲避球的时候坚持背它，结果成了整个四年级最受欢迎的靶子。干得好，怪人。

说到打包，你需要的只有干净的内裤和一块面包。

你要是从城里的家出走，那就简单了。只需要走到公寓大厅去，坐在那一排信箱下面。记不记得你那只没毛的猫自己坐着电梯下了楼，躲到了维克多·卡奴西奥的包裹放的那个箱子里？那太搞笑了。

你要是看着南百老汇大街的车来车往害怕，没有那个必要。因为你母亲很快就会下来找你，满足你的要求。

但你现在住在你们郊外的房子里，这个就难一些了。好的藏匿地点可能是：房子后面，阿特的旧房车后。你也可以绕过旧教堂，但是那个地方闻起来湿湿的，至少要远四分之一英里，你又讨厌走路。

要找一个好人陪你，如果想要人陪，可能是你的邻居约瑟夫·克兰布鲁克。他是个好孩子，虽然有时候像个疯子。比如那次你不想出去跟他玩，他就把你家的大门从门框里拽了出来。你爸跟他说话的时候，好像他只是个犯了错误的成年人，他跟孩子们说话都是这样的，这也是你要离家出走的原因之一。约瑟夫现在虽然有些婴儿肥，马马虎虎，脸上总是糊着烤肉酱，他唯一的优点就是拥有一艘小艇，万圣节的时候居然会想到扮成穿背带裤的大猩猩，但是你要明白，十年以后，他还是这么矮，他为了出气加入空军，你会在你大一那年，在克罗斯比街上遇到他，他会是你交往的对象。他后来会跟一个叫爱丽的女孩“订婚”，人家比他高至少二十五厘米，住在南卡罗莱纳州。有个叫脸书的东西将在未来被创造出来，你会通过它得知这些消息。

你离家出走时，重点不在逃，因为你不是真的想消失，你只是想吸引你母亲的注意力。最美的幻想就是她在某处躲着，看着，像《出走的小兔》[3]中的妈妈，变成树、变成湖、变成月亮。幻想中，你的妈妈变成小背包，变成那块面包，变成上面挂着戴文·萨瓦[4]海报的床，在结束之后，你会躺在上面生闷气。她知道，她知道。

最终，她来了，你终于得到了你想要的关注，你跟着她，看她拿无线座机打电话，翻着J. Crew的宣传册，用圆珠笔在里面圈东西。她说她理解，她说她像你这么大时曾经在垃圾箱里躲过一个小时，但是来找她的只有她爸的牙科护士。

那年夏天快结束时，你祖父去世了，你暗暗庆幸。现在你总算有地方堆放你所有的悲伤了，这一次，人们会明白的。你骑着你妹妹的三轮车在庭廊来来回回，喜欢它刮擦着地上的铅的声音。你父母不相信地上涂的是铅，于是你让他们开车带你到一家五金店，你在那里买了个小测试套装。套装里有个小管，像口红一样，还有带白尖的海绵。你要把海绵按在你怀疑有毒的地方，然后等一会，如果涂料里有铅，白尖就会变成鲜红色。测试结果是没毒，白尖只是因为地上的灰变成了灰色，你很失望。

[1]　《我爱露西》，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风靡美国的一部热播电视剧，也是美国电视史上最受欢迎的喜剧剧集，开启了美国肥皂剧的新时代。

[2]　《独领风骚》，1995年的一部美国喜剧电影，改编自简·奥斯汀的小说《爱玛》。

[3]　《出走的小兔》，图画童书，书中的小兔想要出走，他妈妈对他说：“你要是出走，我就会追你。”

[4]　戴文·萨瓦，著名男演员。

针对二十岁女孩的出走指导

你的邻居没人认识你，所以他们不会在乎的。他们也都是八十五岁以上了，他们不看HBO[1]台。你可以从垃圾道里滑下去，六天之后被人发现，在一堆成人纸尿裤中因流血过多而死，他们的反应也不过是一句“啊？”，然后开个联合会议，讨论如何处理尸体。

你要是一天不给你父母打电话，他们会认为你是工作忙，或是照料一个刚做了小手术的朋友。就是在宗教塑像后蹲一个小时，也没法博得他们的注意力。

记不记得那次你发现你父亲有本书叫《如何消失，永远不被找到》？你很确定那只是为创新思路作研究，给他的作品提供灵感，但它也引出了不可回避的可能性，你爱的人除了死亡，还能做出让你更伤心的事。你已经知道你爸有病态的思想，但是觉得他已经处于他能达到的最好的长期情绪水平了，那本来是个安慰。这本书暗示事实并非如此，你不愿意再多想。

这些天，你们的角色有些互换的意思。你是经常分心的那个，而你母亲是想谈话的那个。你觉得父亲们就应该“忍忍”他们的“父亲问题”。现在你总在你妹妹之前睡着——你送她到地铁站去，看着她消失在地下。你听晚上在外面碰到她的朋友说，她跳舞很好。

你总是有走神的问题。不知道这到底是临床问题——两个心理医生都这么说——还是故意的（“你在听我说话吗？”你父亲经常说，“我能感觉到你又走神了。”）。你不能说，但那种九岁时总在夏日夜晚到来的糖浆似的恐惧，现在有时一来就是几天。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但是你没有感觉，就好像从空中看自己一样，像看电影一样。”有一天你问朋友杰米玛，她正在画你躺在她的沙发上的裸体像。

“啊，不知道，”她说，“听起来好惨啊。你有跟人谈过这个吗？”

所有人都说你长得像你阿姨。你们的鼻子长得像，屁股长得像，你们拥抱的方式也像，像只过度补偿的考拉。一天，她给你讲她刚开始跟她丈夫约会时的故事。她知道自己不是唯一一个跟他约会的女孩，但她还是喜欢他。一天晚上，他们出去喝啤酒，她听见他回来了，就假装睡觉。她只是想看看他会怎么做。他会给她盖上被子吗？他会像她不存在一样绕过去，打一通重要的电话吗？他会看她睡觉吗？

你觉得这一定是遗传习惯。你上周也试了试，在跟你约会的人身上，结果很是令人失望。

你还是要出走。

出走的一个版本是，洗一个长长的淋浴，让你假装喜欢的那个人坐在他的床上，用电脑看预告片。

出走的第二个版本是，得尿路感染，在一个盒子般大小的卫生间里费劲地小便几小时后，你穿着睡衣溜出来，溜回你父母的公寓。你母亲准备好了抗生素和蔓越橘汁，但已经去睡觉了。

还有一个版本是吞下一堆药片之后迷迷糊糊地喊一辆出租车，在早晨六点回到家，却发现你把重要的东西落在了他家，而这个人下午两点才起床，在麻醉药的作用下，听到门铃声也不会醒。

还有一个版本是早晨溜走去冥想，然后溜回床上，假装你从没离开过。

还有一个版本只是冥想。

其他你可以试的方法：说你病了；说你因为鞋子不好，在街上摔跤了；说你要加班，写作写得快疯掉了；说你又病了；说你这个人就是体弱多病；沉默，然后说你的手机丢了，不知道在床上的哪个角落；去工作，一整天都不回来；听泰勒·斯威夫特[2]的歌，歌词里唱“在雨中舞蹈”；不要去慢跑，永远不要慢跑。

很快你就会发现，在更多的场合下，你不想出走了。工作时你会发现，你整天都在自己身体里，从没出来过，不会想象周围的人看到的是怎样的你，而是做真实的自己。你是一件被合理使用的工具，这能改变很多事情。

有一天，你起床去上厕所，会有人说：“我不喜欢你离开。”你就想快点回来。你会想，这样的事只会发生在詹妮弗·加纳[3]扮演的角色身上，对吧？但是它确实发生在你身上了，而且还会继续。即使你在哭，即使你表现不好，让他看你怎样不会计划节日集体出游。他似乎无条件地等着那里。他在意。他聆听。他好像想留下。

有时候那种感觉会回来。那种被侵犯、被误解的感觉。那种离开了自己的身躯，却仍在房间里的感觉，就像在你的想象中，一个人刚死时的灵魂一样。你曾经熬夜，好好利用夜里的时间，那是在你父亲不能再告诉你什么时候上床睡觉之后，你跟别人同租公寓之前。跟别人共处让你变得没有效率吗？你上一次熬夜到凌晨四点，为了检测自己的道德底线在哪里，在谷歌上搜索连环杀手是什么时候？

可之后你记起那刻有多艰难，清醒与沉睡之间的那一刻。安稳下来的那一刻几乎让你真的很痛，你的意识像气球里的气一样，从身体里抽离出来。他能帮你。他告诉你你的一天足够充实，现在是时候停下休息了。他能帮你睡觉。人都需要睡眠。

你学到一条新的规则，它很简单：不要逼你自己进入你想要出走的情景。

但是你出走的时候，要回归自己，像《出走的小兔》中的小兔回到妈妈身边一样，只是你自己就是那个妈妈，你以后会懂的，你会非常非常自豪。

[1]　HBO，美国有线电视网络媒体公司。

[2]　泰勒·斯威夫特，美国流行音乐创作女歌手，莉娜的好朋友。

[3]　詹妮弗·加纳，美国影视女演员。

我很感激地向以下提及的人们致谢，他们在本书的写作和出版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皮特·贝内德克，最棒的朋友，最棒的拥护者。我欠你太多，所以我要把自己财产的百分之十赠给你。詹妮·玛雅西斯，你是这个充斥着满嘴谎言的笨蛋的世界上最有文采、最直率的女人。感谢你们俩。

金伯利·威瑟斯彭，感谢你鼓励我去占据我需要的所有空间，不光是在椅子上，还有在纸上。

乔迪·戈特利卜，感谢你不变的优雅。

苏珊·卡米尔，吉娜·森特罗，还有兰登书屋女权主义小分队的其他成员，很美的一群人。

安迪·沃德，你是一个我这样的女孩能遇到的最好的编辑。你对这本书做的工作细致、体贴，了不起的编辑工作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纸上的呈现。嗨，艾比和菲比。

大卫、埃斯特，还有雷姆尼克和芬姓的所有人，你们的友谊和智慧是我灵魂的镇痛剂，感谢你们无尽的幽默、鼓励，和好吃的matzo brie（matzobrei犹太食品，主要成分为面包和鸡蛋）。

乔安·阿维莱斯，我想住在你画出的世界里，这本书是我们二十五年友谊的纪录片。

艾琳·兰德斯，感谢你让我走下去，让我记得守时，让我非常快乐。

詹妮·克纳尔，我最好的朋友，我的工作伙伴。我遇到你不久后就不再失声，这绝不是巧合，我每一天都在感谢你。麦克和可可，我爱你们！

感谢我的家人，感谢你们的艺术感、幽默感，还有你们的爱。我很抱歉我一直这样对你们。劳丽和提普，我保证至少在你们死前不再这样了。但是格雷丝，你还得受着。

苏苏阿姨和庞默姆阿姨、多特奶奶、杰克叔叔，还在的和不在的堂兄弟姐妹们，瑞克、希拉，还有拉楚姆。

杰克·迈克尔·安托诺夫，没有你的爱和支持，就没有这些文字。感谢你与我共筑生活，共建一个家。

伊莎贝尔·哈雷、奥黛丽·格尔曼、杰米玛·科克，你们是我的朋友，我的缪斯。你们是最有趣、最美的人。真心感谢每天跟我在网上交谈的吵吵闹闹的小伙伴们，是你们支持着我的自我表达，给我很多挑战，是你们证实了我世界遍地是亲人的期望。

很多人给予我帮助、鼓励，和灵感。这一名单包括，但不仅限于：艾瑞卡·内戈尔、麦克·波比格力亚、里昂·内法、爱丽丝·格里高利、米兰达·朱莱、迪莉娅·埃夫隆、艾什丽·C·福特、保罗·西姆斯、查理·麦克道尔，还有我们的天才，莫雷·米勒、萨拉·海沃德、布鲁斯·艾瑞克·开普兰、贾德·阿帕图、B.J.诺瓦克、《纽约客》杂志、《Glamour》杂志、《Rookie》杂志、HBO电视台、明迪·卡琳、艾丽西亚·凡·库弗林、马特·沃尔夫，还有卡尔·威廉姆斯、泰迪·布兰克斯、罗伯塔·史密斯和杰瑞·萨尔兹、泰勒和她的歌，波莉·斯坦汉姆、拉里·萨尔兹、凯西·伊沃谢姆斯基、理查德·夏帕德、大卫·赛达瑞斯、嘉蒂·史密斯、汤姆·莱文、玛利亚·桑托斯、爱丽儿·利维、柯拉·迈尔斯、玛利亚·布莱克凯尔、汤姆·派瑞、特雷莎·索隆、利·莫灿得、艾瑞克·赛弗里德，还有兰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