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云霄

陈之藩　著

童元方　编选

中华书局

目录

白帝城最高楼

序——陈之藩散文的语言

Ⅰ　万古云霄

憔悴斯人

把酒论诗

天堂与地狱

《一星如月》序

进步与保守

香港观感

时空之海

铅笔与钉子

桂冠诗人与桂冠学人

念胡适

日记一则

取伤廉、与伤惠、死伤勇

儒者的气象

Ⅱ　云飞风起

散步

爱因斯坦的散步及其他

一百与一百二十五

横看成岭

雕不出来

三山五岳

紫气东来

侧看成峰

两不立，则一不可见

潮头上的浪花

畴人的寂寞

Ⅲ　乾坤百年

数学与电子

时代的困惑

时间的究竟

三部自传

约瑟夫的诗

现代的司马迁

二十世纪的二十个人

陈省身与爱因斯坦

霍金在香港发表学术演讲之日

从地是平的到世界是平的

Ⅳ　风雨江山

四月八日这一天

莫须有与想当然

宋人及楚人平

古巴危机这面镜子

智慧与偏见

东风与西风

世界第八奇观

附录——科学的语言、人文的语言、生活的语言

白帝城最高楼

杜　甫

城尖径仄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

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

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

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

序——陈之藩散文的语言

童元方

陈之藩曾说科学与诗很相近，科学界的研究科学，与诗人踏雪寻梅的觅句差不太多。研究科学即是全世界的人共同唱和一首诗，最好的出来了，大家就另找一个题目。在陈之藩的脑海里，科学与诗，并没有什么分别，均在觅句。用陈氏自己的话说：“科学原来像诗句一样，字早已有之，而观念是诗人的匠心所促成的。”这里面只是对真的好奇与对美的欣赏。

陈之藩的散文，尤其是后期出版的四本：《一星如月》、《时空之海》、《散步》、《思与花开》，亦当作如是观。我们从他的文章里知道他爱诗，却遗憾自己不会作诗。他表达自己的工具有二，一是数学，一是散文。他所写超过一百篇的科学论文，我绝大多数不可能理解，但时常看见他对着方程式写成的文章赞叹：“这结果真是太美了。”我顿有所悟。不论他是写科学论文，还是一般的散文，其实都是在作诗。人皆以为陈氏以科学家的身份写散文是一令人惊讶的事，好像科学与人文互不相干。实则他是以两种工具在觅句。

一

科学论文属专业范畴，本可以不论，但陈先生有一篇论文居然是从一封私信的内容激发出来的。

现世所存米列娃给爱因斯坦最早的一封信，是一八九七年她在海德堡大学当旁听生时寄到苏黎世的。米列娃在信中告诉爱因斯坦奈卡谷的景色迷人，但那几天总是裹在浓雾中。她什么都看不见，除了雾，还是雾。对这铺天盖地的雾，米列娃的形容是：“荒凉到无限；灰暗到无穷。”但从只有雾的世界联想到“无限无穷”的观念，是洋溢着青春活力的米列娃所迸发出来的逼人聪慧。她说：

我认为人之无能了解无限无穷这一观念，不能归咎于人类头颅结构之过于简单。人是一定可以了解无限的，如果在他年轻正发展感知能力的时候，容许他冒险进入宇宙，而不是把他禁锢在地球上，甚至局限于穷乡僻壤的四壁之中。如果一个人可以想象无穷的快乐究竟是多大快乐，他就会了解无限的空间究竟是多大空间──我想空间比快乐应该容易理解得多。

这段话激荡出陈先生二〇〇二年在美国麻州剑桥所发表的一篇科学论文“Poetic and Scientific Representation of Infinity：A Wavelet Approach to the Impulse Function”，大概可以译成：“诗与科学在‘无穷大’上的表现方式：以小波方法看脉冲函数”。

这是由米列娃信中的哲学思考与文学描述，所带出来的一篇科学论文；而一般散文的语言更是反映了陈先生同时使用两种工具作诗的特色。而在觅句的过程中，这两种语言可以互相补足。

二

先从《时空之海——布莱克的一幅画》说起。这篇文章本身也是一封信，陈氏从布莱克的画说到他的诗，再从他的诗中摘出四句，并自译如下：

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
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
把无穷无尽握于手掌，
永恒宁非是刹那时光。

这几句诗是戴森（Freeman Dyson）最爱引的。他之所以爱引，陈先生以为并非因为诗美，而是因为戴森了解爱因斯坦的语言。《广义相对论》只有一个式子，陈在这篇散文里特别列出来：

他接着说，若不用数学，而用诗句来说明爱因斯坦的时空观，没有比布莱克这几句更神似的了。牛顿的时空观以为时间是无尽的长流，空间是无限的延展。而爱氏的则是：“过去、现在及未来并无区别，只是幻象而已。”《时空之海》最后以陆游的两句诗作结：

三十万年如电掣，
断魂幽梦事茫茫。

八百多年前的中国诗是不是暗合了爱因斯坦宇宙的秘密？

陈之藩也可以引惠勒（John Wheeler）的两句话来说明广义相对论，而这两句话即使没有诗的形式，却有诗的内容：

空间作用于物质，告诉它如何运动；
物质作用于空间，告诉它如何弯曲。

陈先生曾告诉我，爱因斯坦形容他自己建立的方程式，左边坚实如钻石，右边软弱如芦苇。由此他想到已随风而逝的故友巴弧天。巴弧天说：“‘鱼戏藻’该对什么好呢？应该对‘鳖爬沙’。因为‘鱼戏藻’这么美而巧的句子只能对像‘鳖爬沙’那样又笨又拙的。”陈先生对我说：“‘鱼戏藻’就是广义相对论等号左边的钻石，而‘鳖爬沙’就是右边的芦苇了。”

广义相对论从数学式子到布莱克的诗，再到惠勒的佳句；从爱因斯坦对自己方程式的形容再到巴氏戏言，陈先生逍遥而游，从不同的方向与角度在觅句，已不是他年轻时所说最好的出来了，其他的人就罢唱，而是不断会有新的佳句出现，他也就继续享受觅句的过程。

三

《散步》这本散文集里有一辑很特别，收的文章主要是有关科学的题目。除了说“黄金分割”的四篇外，一篇谈资料压缩，是为成大电机系戴显权教授的书所作的序；一篇说费曼（Richard Feynman）1/243＝0.004 115 226 337 448的怪数。

论“黄金分割”的那几篇，说明由十进位来表示的0.382与0.618两个数字，若以二进位来表示，会得到“对称”的图形。换言之，黄金分割以二进位来表示时，呈现出对称之美，两数之间是镜面对称，而一数发展开来是平移对称。这几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曾引起极为热烈的讨论，而对一些质疑，陈先生又很幽默地引出列子“取金之时，不见人，徒见金”的故事来自嘲。对陈先生而言，任一问题在他思考、探索的过程中，不论是古是今，是中是外，是科学，是人文，他都能予取予求，自由运用。譬如讲费曼那个怪数的文章却是从何其芳的诗句开始的：

上帝既然创造了夜令人安息，
就不该再创造令人无眠的月光。

把失眠的原因从费解的数字转为天宇的月光，给干枯的话题立时点染出诗意。其实何其芳的原句是这样的：

神啊，你创造黑夜是为了睡眠，
为什么又创造这月亮，这群星，
这飘浮在唇边的酒样的空气？

陈先生少年时欣赏其诗中意象，不知不觉记住了，但却在无意间替人改了文字，只是这改动竟比原诗更精炼、更简洁。

说明资料压缩的必要，陈先生可以从今日信息的频繁传递与大量堆存回溯到《史记》的写作方式。书写的过程是信息的传递，而储存则在于“藏之名山”的竹简。资料压缩的方法是以精纯的文字来节省竹简的空间，而后人阅读的工具则是古文的认识与理解，所以读史可以视为编码解码的程序，而竹简如晶片，所写的字则是位元了。这样贯通古今的思考方式，可以从电脑的科技发展追究到上古史的写作，因而悟出竹简到晶片是工具在变，而传递与储存的思想其实并没有改变太多。陈先生散文的语言纵浪大化之中，并没有什么科学与人文的区别。

四

又有一次，陈之藩带着电脑数据与图表，特地从台南到香港来看杨振宁，为的是讨论与狄拉克（Paul Dirac）的单冲函数有关的一个问题。他想到单冲函数之为工具，带我们走向相对的量子世界，而电脑的出现，坐实了狄拉克发明的各种符号。陈先生想知道在电脑世界中，单冲函数是否还有增益的可能？

那一天是一九九九年的十二月八日。陈先生为当天与杨振宁的见面写了一篇日记，发表时的题目就叫做《日记一则》。整个讨论似乎应专注于单冲函数的，陈氏却以杨先生的一句话带过了：“单冲函数在量子力学上应用的并不多”；转而以自己的青少年时期来反衬杨先生的，背景则是对日抗战大时代的漫天烽火。这一篇散文带着自传的性质，也是第一次我看见他形容杨为“天上的彩虹，漂漂亮亮的”；而自己为“地上的溪水，曲曲折折的”。陈氏这比喻非指成就的高低，而是指彩虹环境的单纯与溪水遭遇的复杂。这复杂二字是他对自己人生的感慨，蕴藏着千般未曾言说的坎坷与辛苦，但也仅止于此二字了。这篇文章是这样结束的：

挂上电话，并未拉上窗帘，外面是万点晶莹；不是繁星在天，就是灯火在地。时与空已化为混沌，梦与醒渐分不开。狄拉克的图线又袭来脑际。睡了。

从香港沙田旅馆小屋这一定位，视野拉开了、拉远了，至于无穷无尽，让人忘却自身。然而单冲函数的图与线却在万点晶莹中出现，撞击小屋中人的脑袋，而他却睡了，再也不想那个科学问题了。从开头的单冲函数，画了一个圆，到结尾的单冲函数，中间是两人的一生。起伏跌宕之处，有如神来之笔。

五

陈之藩早期的散文，比如《旅美小简》，语言华丽多姿，而情感澎湃，沛然莫之能御。问题思考的层次分明，表达的手法漂亮，展露出陈氏在文学创作上的才华，机锋处处。但后期的作品，尤其是《思与花开》中的文章，一如满天的华采隐隐收拢在浩渺的烟波之中，清光凝定的气派，令人想起“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

有一篇文章，题目叫《背诵与认识》，如此不具特色的标题，很难想象会是什么样的内容。但绝对想象不到的是，陈先生从杜牧的一首诗说到“相”（Phase）的物理意义，竟是一个认知上的大问题。这首诗是大家从小即朗朗上口的：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如此众所周知的一首诗，又有人不明白季节既曰清明，又怎么会雨纷纷呢？多年后有香港中文大学电子系的学生听了杨振宁的讲演，说杨所讲的“相”他会算，但是不懂，求教于老师。陈则想出来用这首诗去解释“相”：

本该天气清而明的，却雨纷纷了；也就是下一个节气的“谷雨”超前到了。在中国的医学或科学上，不论超前（Phase lead）或落后（Phase lag）都是时令不正，会有灾变发生。该冷时不冷，该热时不热，生物不能适应，植物可能枯死，动物可能闹起瘟疫来。而我们控制学上常以改换“相”为利器来纠正系统以利正常运行。……

所谓“认识”，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对一首诗作多层次的解释，已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为诠释物理的“相”，而联想到用诗来解，其觅句方式的神奇，更是天外飞来。

又如《奇迹年的联想》，陈先生以一九〇五爱因斯坦的奇迹年来对比一六六六牛顿的奇迹年。一九〇五年的奇迹是爱因斯坦开天辟地的三篇大作：布朗运动，狭义相对论与光的量子假说。而一六六六年的奇迹则是微积分的发明与万有引力思想的形成。从二人奇迹般的成就，陈先生说到二人的谦逊，牛顿说自己站在巨人肩上，而爱因斯坦更是绝不居功。陈先生总括二人的贡献，竟想起荀子《劝学篇》上的句子：

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

上句指牛顿，而下句指爱因斯坦。陈先生的思考方式跨越时空，自在飞翔。不论今古，不计东西，为他散文的园圃开出奇葩与异卉。

六

陈先生自己绝对不写传记。他以为传主作传，选择事件本身已放大或缩小了事件在人生中的比重，尤其自传是为自己作辩护的，观点既有所偏，何来真相？但他却非常喜欢看传记，尤其是西方人的传记。也许因为中国人有一“谀墓”的文化，而西人有一“忏悔录”的传统，许多自传、传记、回忆录乃多少还原了一些文字背后的事实。所以他特别喜欢看西人的传记。

也许因为爱读传记，陈之藩的散文中有一类是关乎科学家的。比如他写科学家的成就，也写他们的苦闷；写他们的贡献，也写科学发展在文明演进上对人类的冲击。这冲击的结果不一定是正面的，但你也无法阻止其发展的速度与所带来的能量。陈氏曾引京戏名武生李还春的话说：“戏者，细也。”亦即在细节之中才见戏。陈先生看科学家的传记，每能从细节中认识其人，而自己写科学家的故事，也每能以小见大。比如牛顿在三一学院时代的笔记，反映出他的胸襟狭隘，但也透露出他清教徒式的自我鞭笞。

看泰勒（Edward Teller）的回忆录，书前的献词，献给来自匈牙利，后来归化为美籍的四位朋友。他们全是大科学家：冯卡门（Theodore von Karman）、西拉德（Leo Szilard）、维格纳（Eugene Wigner）、冯纽曼（John von Neumann）。冯卡门是钱学森的老师，航天专家。冯纽曼是奥本海默在原子能委员会遭拒后，递补主任一职的计算机大家。爱因斯坦写给罗斯福总统要求研制原子弹的那封著名的信，是西拉德与维格纳出的主意，而由西拉德与爱因斯坦共同起草的。这本回忆录在二〇〇五年出版时，泰勒的四位故人都已不在人间。陈先生认为垂垂老矣的泰勒献此书予四位逝世的朋友，“不只是以他们的科学成就为荣，而且以他们的政治立场为傲”。即以在全美弥漫着靠左的气氛中，他们反共，预示并呼应了日后匈牙利革命的怒潮。这一部传记不啻是泰勒的，也是那四位科学家的，正如书的副题所示：一部二十世纪科学与政治的日记。

回忆录呈现了泰勒的政治立场，而泰勒是杨振宁的论文指导教授，杨的尊师重道从他对吴大猷、王竹溪的态度上看得出来，但因亲近费米、奥本海默而避谈泰勒，在在反映了政治理念上的分歧在学术承传上的影响。陈先生的《三山五岳》从一个特别的视角为杨振宁的人生做一小注，而这小注的大背景──二战的风云与炮声正是泰勒的回忆录所见证的大时代。是在陈先生的文章里，这些大科学家从书本中静态的知识跳跃而出，还原成活生生的人。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除了杨振宁以外，亦多有与他们直接互动者。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世界地图因这些留学生的去留而整个动了起来。李白、杜甫虽是千多年前的古人，我因为读诗而与他们熟稔，仿佛朋友似的；然而这些科学家虽是近人，我却是生平第一次对他们有感觉。

在《剑河倒影》中，陈先生介绍卡文迪许实验室，知道第四任主持实验室的教授是分裂原子的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但直到《潮头上的浪花》，说到李国鼎与张文裕在三十年代去剑桥师从卢瑟福，才由李国鼎带出卢瑟福与卡皮查（Pyotr Kapitsa）之间牵涉英苏两国的传奇了。

陈健邦在二〇一〇年台湾地区台南的成功大学举办的“陈之藩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口头发表了《科学家的人间情怀：历史、传统、风格的思索》。他提到陈先生的散文有公案的特色，反衬出作者跳跃性的思考。他以一个四十年读者的身份，强调出版陈之藩散文集插图本与注释本的必要，因为陈氏散文丰富的内容加上跳跃性的思考，对现今的读者而言，所有陈先生认为“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其实大家都不知道。他现场举一例，即是卡皮查。卡皮查是谁？与卢瑟福的关系如何？都不清楚。换句话说，陈之藩认为可能使行文累赘的部分，即陈健邦以为注释本应该补上的部分。由跳跃式的思考所形成的跳跃式的语言，是陈之藩散文的另一特点。

我们再来看钱德拉塞卡（S. Chandrasekhar），这也是陈健邦在研讨会上举出的例子。不过点到即止，没有深究。《思与花开》里“难堪的挫折”和“求真与求美”两篇是从李政道对白矮星的研究，直接切入钱德拉塞卡的故事的。

李政道一九五〇年的博士论文在天文学方面，写的是白矮星，所以他先到白矮星理论的创建人钱德拉塞卡工作的天文台与其共事过几个月。钱德拉塞卡一九八三年获得诺贝尔奖。得奖原因据陈先生说是他半世纪前对恒星的研究，主要内容是对白矮星的结构和变化的精确预言，是一九三五年年初在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的大会上发表的。就在他宣读论文之后，当时最炙手可热的天文学大师爱丁顿反驳了他的观点，且立时把他的论文当众撕成两半。这篇论文实是黑洞的萌芽，经此震天撼地的一撕，不只黑洞的研究停顿多年，而钱氏遭此公然侮蔑，在英国再也无法立足，只有横跨大西洋落脚美国。然而他不但忍受了屈辱，而且理解爱丁顿的火气是来自他自己根深柢固的成见，而未予以反击。

这两篇散文均写得清楚，却不易明白，因为所牵涉的背景知识太复杂。陈健邦所谓的跳跃式的语言，至少有部分理由可能是读者追不上陈先生在知识上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注释本的出版似乎有其必要。

七

在《散步》一书关乎科学家的文章中，有一组陈氏环绕着杨振宁与李政道而写。杨、李二人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科学史上出类拔萃的人物。而他们早年的相知与日后的绝裂也几乎成了公众的话题。可能当时内地、香港、台湾为庆祝杨氏八十大寿，一口气出了许多杨振宁的传记，内容类似，只是篇幅不同，繁简有异而已。既为统一口径，又何必劳师动众，浪费读者的时间？而杨、李之间的瓜葛，不论谁是谁非，均属片面之词。陈之藩对此千人一面的写作现象，甚感无味。

陈之藩既博览群书，从各种传记材料中于不疑处有疑，一些原属朦胧的影子遂逐渐清晰地浮现出来。于是陈氏自己提起笔来。在比兴之外，以赋体描摹这些人生片断。而在细节的表达之上总有一综合性的看法，陈先生特别喜欢用诗来概括。

《横看成岭》宏观杨氏出生的一九二二年“世界大事”的横切面，也就是杨氏成长的语境。陈先生在叙述与科学家有关的历史事实时条分缕析，清楚明白；但最后仍旧以东坡的两首名诗作结以表明自己的立场。

一为《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以此总结他所描述的横切面；一为《庐山烟雨》：

庐山烟雨浙江潮，
不至平生恨不消。
既至到来无一事，
庐山烟雨浙江潮。

以此综论中国人在科学史上的进展太慢，相对论的立说与规范场的立论还没有人用人文的语言作较佳的诠释。我们发现欲表达综合的概念，陈氏屡屡用诗。与数学相比，诗的语言似乎不够精确，然而以其比喻的性质反而更加贴近作者想要表达的真义。

再看《侧看成峰》，陈先生对此一词语所下的定义是：“观察一事在时间中的发展，或者一人从昔至今的行藏。”全文起于莎士比亚戏剧《如愿》（As you like it）开头的一场独白，也就是从摇篮到坟墓的人生七幕。这是莎翁的戏里非常有名的一段台词，但以七个阶段中第五段的“法官”时期来解释自己的立场则是陈先生的天才所在：

然后是法官，腆着便便的大腹，
凛然的眼，整饰的须，满口犀利的大言与堂皇的谈吐。

这一段所显示的不是陈先生的借口，而是他的谦虚。无人有资格评论他人，因为信息不足，批评即成妄断。陈先生的本意是：杨李事件，只是他“一时一地一人的侧看”，是比较诚实而客观的探索，但不敢自认所见即真相。最后他用《三国演义》的两个回目来总结杨李事件，第一回是“宴桃园豪杰结义”，临近结尾的第一百一十八回是“入西川二氏争功”，以从结义到争功来反衬从合作到分手的不幸，同时照应了天下事合久必分的道理。

这篇文章作于二〇〇三年七月，秋天陈氏因收到李政道的打字书《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又从李方的角度看此争论。陈先生认为李视一九五五年他与杨的《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论文为杨和密尔斯一九五四年《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论文的“改正”（correction），而李自己的解释却是“延伸”（extension），究竟是改正，还是延伸呢？这两人的解释差距太大了。原来的科学问题，经过五十多年的争论，已成历史问题。这一个杨振宁常费口舌而李政道也有三百页的自我辩护的问题，陈先生一如往日以一言而蔽之，即王夫之所爱引的《正蒙·太和》中的名句：“两不立，则一不可见。”此中有惋惜，也有遗憾。这类文章既不是单独的科学，也不是单独的人文。反而在斯诺（C. P. Snow）所说的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外，指出了第三条路，也就是历史。

陈先生自己不写传记，也不愿别人写他。这固然有些极端，但看贾桂琳、蒋夫人、童冠贤的例子，他们显示自己至死维护沉默的自由，倒是令人尊敬。除了抄袭与剽窃的不计，由传主授权的传记也不知有多少。我有时觉得传记作者在采访传主之后，往往不识剪裁、不作分析，而把传主之言直接写进传里。如此，传记就成了长篇墓志，而传记作者也就成了传主的传声筒了。《雕不出来》用雕刻一事作比喻，正是曲线表达了此意。

这篇散文的语言最精彩之处，在于用四座雕像来表示四位顶天立地的大人物：旧金山的孙中山，费城的印刷小工富兰克林，美国麻州塞伦的霍桑，以及华尔腾湖畔的梭罗。不论大小，都雕出了或谦抑、或神气的内在精神。熊秉明也想为杨振宁雕一座像，把二人自小在清华园一起长大的感情全雕进去，但熊直到去世，也未能把杨的像雕出来。陈先生说：“岂止雕刻如此，科学也如此，最珍贵的也许均不可求。”所以陈之藩继之又说：“有些像雕不出来，也许不是坏事；有些传写不出来，也许也不是坏事。”不意四年之后，有一位南京的雕刻师为杨雕了一座像，放置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园中，面对着人来人往的百万大道。杨说《雕不出来》可以有后记了，意思是像终于雕出来了。是吗？就算雕得出来，当然绝对不会是熊秉明的作品。

八

《畴人的寂寞》写陈省身，不谈他的数学，而谈他的诗。最早在中学时发表过两首白话诗，时间是五四运动后七年，可以见到五四在中国文学传承上的冲击与影响是多么大。陈之藩引其中一首《纸鸢》，我这里先抄一段：

纸鸢啊纸鸢！
我羡你高举空中，
可是你为什么东吹西荡的不自在？
莫非是上受微风的吹动，
下受麻线的牵扯，
所以不能于青云而直上，
向平阳而落下。……

陈先生以为少年陈省身有作诗的兴趣，也有诗的内容，但文字上表达不出感情，所以不是很好的诗，自然更谈不上艺术了。陈先生说得客气，《纸鸢》作于一九二六年，虽说刚刚脱离旧时代，但语言实已贫乏苍白若此。

读这首诗，不期然想起曹雪芹为宝钗所作的一阕词，李纨评为第一的：

临江仙　咏柳絮

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
蜂围蝶阵乱纷纷。
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
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
韶华休笑本无根。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陈省身追求独立与自主，直想逃离束缚，宝钗则不免于世故与俗气。但就语言而言，一阕旧词有白话的明白晓畅，一首新诗却失去了旧体的精炼优雅。

不知是否有所觉悟，还是受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风靡全世界华人的毛泽东诗词影响，陈省身后来改作旧诗。陈之藩引了半首：

牛刀小试呈初篇，
垂老方知学问难。
四十一年读旧作，
荷花时节传新知。

颔联两句显然套的是毛诗，但陈先生不屑提起，只说是近人：

三十一年还旧国，
落花时节读华章。

看来陈省身的旧诗也因为不曾受过训练，而不能掌握其语言。现代的数学家，即古代的畴人。畴人的语言自然是数学了。陈先生却说平常人不大懂数学这种语言，所以畴人求音，还是要寄情于文字。陈省身的情况是借助于诗，又因不曾学会诗的语言，难以表达，所以寂寞。

九

香港的朗文出版社，曾在某年的中学教科书里请陈先生写一篇短文介绍黄金分割，并在同期的语文教科书里选用了《旅美小简》中的两篇散文。灵活运用两种文字，是一种特殊的才能，而陈先生优为之。不久朗文又请陈写一篇短文，以说明何谓说理文字。

这样的文章本已难写，要求篇幅短小而至于精悍，字数经济而意到笔随，就更难了。尤其想说的理，不是普通做人的道理，更不是平时生活中会遇到的事理。但陈之藩却从观察日常现象起笔，态度是科学的，文字却是诗。这与我们一般的认知也有所不同：好像诗这样浓缩精审的文字只宜用来谈情，说理还是用大白话罢。

可是一如我历来所强调的，陈之藩可以掌握数学与文字两种语言，特别是诗。科学与人文在他的思考中，并不是分开的两回事，而是一件事。就算是说理文字，陈先生的诗意也会在朴素的铺陈中，开出清丽的小花来。

就这一篇《说理文字》而言，对象是中学生。陈先生顾及读者，开笔说到科学的观察，引的是老妪都识的白居易的诗与素喜用诗说理的理学家朱熹的诗。由此逐渐引入一个说理的大问题，所举之例更是有使天雨粟、鬼夜哭那样大力量的相对论。所谓说理，是针对普通人的。爱因斯坦的聪明在他出尽法宝，为不同的人解说相对论，不论程度深浅，内行外行，总无法说得到家，最后得由哲学家罗素来说，才传达出相对论的真义。

陈之藩不以中学生年少而敷衍，反用普通人的语言来解释罗素对相对论的看法，即：“如要了解相对论，就是要抛却这些‘摸不着的东西就认为不实在’的观念。”

其中有后生可畏的期许，显出先行者的风范。陈以罗素的看法是解释特殊相对论的，故再以火车的平行轨道为例，来说明广义相对论：

我们知道火车的铁轨是平行的，永不相交，那是从“摸”的观念所引申的；但如用“看”的观念来说，两条铁轨在远方是相交的。也就由此引出非欧几何与欧氏几何的不同来了。往日的成见，我们从欧氏几何所学的，于是因而消除了。

罗素的说明，陈之藩认为最重要的是破除自我的成见。我读了真是震撼不已。破除成见是多难的事。比起来，学问上是否有所增益反而不是最重要的。这样我们理解爱丁顿的火爆，虽然不无遗憾，同时更佩服钱德拉塞卡的谦逊与坚持。

陈之藩后期的散文，其纯净澄明一如朱熹的诗句，不假外求，不须寻觅；而两种工具交错使用，其水乳交融，已臻化境，又如水天一色涵泳在鉴开的半亩方塘。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一日于香港容气轩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于香港定稿

Ⅰ　万古云霄

憔悴斯人

——序杨文璞《边城散记》

记不清多少年前了，我看过杨文璞先生的《边城散记》，好像在一幽暗的剧台前，幕启处欣赏一朵一朵的光团在移动；所映出的形象清晰而明朗；所传出的声音清脆而悠扬；所浮现的颜色清新而神秘。历时很久而不能忘。

十几年前罢，我第一次回国时与一位朋友闲谈，他问我：“你喜欢谁的散文呢？”我说：“我喜欢杨文璞的《边城散记》。”又问我：“为什么喜欢呢？”我说：“因为里面没有太多叙事，说理与言情。笔墨无多却点染出一片清明境界。我们随着他魔杖似的笔，忽而看两个砂粒似的人物在无限的雪原上飞扬；忽而看到三五露珠似的马匹在无际的草原上滚动。他所描写的时间几乎都是一刹那，而这一刹那竟如永恒。”这位好心的朋友看我如此醉心于《边城散记》，竟将他所存的唯一的一本送给我。我也就把这本小书，带到国外去，又带回国内来好几次。

我每次展开《边城散记》，重读一遍时，我为这本小集子的禁得起时间的洗刷而感到兴奋，而感到惊异。二三十年中，一编在握，它的光与影立现于眼前，至少我的感觉依然如昔。

也许因为是大匠，自会运起沉重的刀斧；也许因为是沉重的刀斧，自然刻出空灵的造型；也许因为空灵的造型，才能禁得住时流的冲洗。

斯作也，三十年来不减光芒；而斯人呢，在风雨中已憔悴矣。

一九七五年九月一日夜于台北

把酒论诗

——悼雷宝华先生

是十几年前了罢，旧历年我从美国回到台湾。一堆新认识的小朋友在我家起哄让我写对联。雷宝华先生忽然来了，他也参加起哄。我说对联易写，词却不容易想出来。他说，你写我杜撰的这副：

理直气和，义正辞婉
境由心造，事在人为

大家听了，却不由得一怔。“和”与“婉”这两个字怎么改得这样好，先之以惊疑，继之以震撼。其中有一位中学生，慢慢地说：“雷伯伯，不是理直气壮，义正辞严吗？”

雷先生笑眯眯的抚着小朋友的头，解释说：“理直气壮，应该是理直气和；义正辞严，可以改为义正辞婉。”他继续说：“你想想，理既直矣，就不必气壮了；义既正了，又何必辞严呢？”

大家都张罗着给雷先生倒杯白兰地来。雷先生手握玻璃杯，闻一闻酒味，又晃一晃酒杯。接着说：“好酒，也是圆的，是和平的，是委婉的。”

写完了对联，我自己顺手写一横披“大地回春”。

雷先生又缓缓地说，改写一下好吗？把“回”与“春”颠倒一下，写“大地春回”。大家重念了一遍，不约而同的掌声。

我说：“雷先生，你这两个字‘和’与‘婉’改得使我震惊。”

雷先生说：“哪里，哪里，老同学。”他用手扫扫眉毛，然后右手在空中轻轻地一挥，天真地笑了。

雷先生称呼我是老同学，话并没有太错。他是学矿，我是学电，都是北洋大学毕业的。不过，毕业的年代稍差一点。他比我毕业早了三十多年，我们曾算过。究竟三十几年，现在已记不清了。

既然是老同学，他就开怀畅饮，我就开怀畅谈罢！

我说：“你这气和与辞婉的哲学，也许可以用在中国；用在美国简直用不上。我的经验，美国的江山总是要打的。”

他深思了一下，话题岔到几十年前去了。

“你知道，我们那个时代，是很喜欢威尔逊总统的。威尔逊的名言是：‘若有人握拳相向，挑衅而来，我会立即迎战；若是微笑前来，温和谈吐，我就会忍耐地商量。’”

“对了，林肯不是也说过，捕苍蝇，用大盆的苦汁不如一滴蜂蜜？”

“之藩，林肯与威尔逊所遇到的，所接触到的，还不够盘根错节，让他们头昏脑涨的吗？而这是他们的肺腑之言。”

“正因为义正了，容易辞严；而辞严了，往往偾事。也因为理直了，容易气壮；而气壮了，每成僵局。”

他好像在说禅，一解跟着一解的，使我恍然想起了富兰克林自传中说他如何压伏自己暴躁的脾气，把自己训练成一位和婉的外交家来。

认识雷先生有三十年了。“和”与“婉”可以说是他的性情。他作台糖公司总经理多少年，台糖成千上万的人，对他的印象恐怕都是如此。他是一久经风霜的老者，却又像一未经风雨的孩童。外面是雷电袭于上也好，是泰山崩于前也好，他好像总是像他小屋里所挂的那条横幅：“胸中常养一分春。”

但是他的“和”与“婉”的性质，却是其来有自的。

又一次，我从美国回来，在西岸上飞机前买了瓶白兰地到台北他仁爱路的寓所去看他。他正拿着一卷白居易的诗集。那时我回台的次数并不太多，但每次我抱着酒去看他时，好像他手中所拿的不是这卷，就是那卷，总是白乐天的诗集。我并不是最喜欢白居易的诗，就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这样喜欢白诗？

他说：“一洗哀怨，把哀怨化为和乐的，自元白始”。元微之、白乐天以前从无那么开朗的诗境。白乐天千古不朽的诗篇几乎是俯拾即是。随便举一首：

少时犹不忧生计，老后谁能惜酒钱？
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
闲征雅令穷经史，醉听清吟胜管弦。
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

这种平易、和乐、豁达的胸襟是无人可以企及的。

他越背越高兴，然后忽然灵机一动说，第四句应改为“回看八十欠一年”。那年雷先生大概已经七十九岁了。

十年前罢，我从英国回来，也是给他带来一瓶白兰地酒。我说，从英国来应该带威士忌，但我知道白兰地比较圆，你比较喜欢。

雷太太从旁说：“送给他什么酒，他都喜欢。反正我们也买不起什么好酒，他什么酒都喝。自退休后，很少朋友来了。他又恢复到在建国南路住时，用大粗饭碗喝米酒的时代了。”

我忽然卷入回忆的思潮里：

是三十年前了。雷家在建国南路的陋巷里，我和节如第一次拜访雷先生。他拿着大粗黄瓷饭碗，盛了一大碗米酒待客。我当然不知李白什么样子，但雷先生飘逸的丰采好像就是个活李白。何况他又拿着李白时代的大粗碗，一出口就是李白的诗：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我并不是很喜欢李白的七律，而李白的传神的七律，也只这么一首。但这首也不能算是创作，李白是太醉心于崔颢的那首：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李白的凤凰来自崔颢的黄鹤，自然没有崔诗看来清奇了。

雷先生听了我这几句话，特别过来再握一次手。

我说，这是我的老乡高步瀛在《唐宋诗举要》中的见解，不过我深有同感罢了。

雷先生说，那大概是你爱你的同乡高步瀛，我爱我的同乡李太白罢。我问：“陕西人说李太白是陕西人，四川人说李太白是四川人。雷先生你是哪里人呢？”

他哈哈大笑说：“更巧了，我可以说是陕西人，也可以说是四川人。如果我的诗万一有两句留下来，四川人与陕西人会同时认我作同乡，我究竟是何省人，倒费了考据了！”

雷先生是不会醉的，但我喝了一大口米酒，却已半醉了，也就大放厥词了。

我说：“雷先生，中国艺术总是说‘重、大、拙’三原则；我却总是觉得相反。艺术应该‘轻、小、巧’。但诗读久了逐渐悟到，李白的‘大’，杜甫的‘重’，与陶潜的‘拙’，我才对重、大、拙略有领悟。”

雷先生鼓起掌来：“了不得！了不得！你怎么年轻轻的，有这样深刻的见解。”他向周围的听客及家人介绍说：“我们是北洋的老同学。”

初相识的谈话，犹如昨日，二十年后的那天下午，我们都又接着由李白的“大”谈起来。

“雷先生，我在英国看了不少毛泽东的诗与词，他好像也是往‘大’里写。”

“你还记得吗？念两首我听一下。”

……

那次，我们聊到深夜，聊得很痛快。今天回想起来，犹如昨日一样。

以后，我几乎年年由美返台；近年，又由香港回台，次数越来越多。虽然没有一次不从飞机场带瓶酒送给他，但他却越来越病，越来越弱了。

今年，农历初三，接到台北朋友的电话，说雷先生初一睡下去，初二没有醒来，去世了。

元宵节的早晨，我在香港飞机场等候去台的飞机，仍然买了两瓶酒。我想一瓶送给一位孝思感人的朋友转送其老父；另一瓶呢，用什么方法才能送达雷先生呢？

到了台北，我想用这瓶白兰地奠祭雷先生，洒在他的灵前。如姊说：“你不能再使雷太太难过了。何况六个榻榻米大的客厅变成了灵堂，又在什么地方洒酒呢？”

匆忙地去到雷家，这租来的房子，我还是初次到。客厅竟是只有六个榻榻米大，除了一架书外，是家徒四壁。

我问雷太太雷先生在人间最后的情形。她说：“除夕那晚，他兴致还好，大家吃年夜饭时，他寻寻觅觅地找节如，问为什么今年节如没有来。初一那天，来了个德国朋友，他们用德文谈话，我也听不懂。晚上睡下再未醒来，就这样平静地过去了。”

雷的家人与朋友在灵堂兼客厅的小屋里商量翌日装殓的事。有人说，雷先生最喜欢一位朋友送他的象牙杖，打算把那象牙杖放进棺材里。有人说：“动物身上的皮啦，骨啦，牙啦等可不能殉葬，如果装进象牙杖去，来生可能变成大象！”又有人说：“雷先生最喜欢李太白与白乐天的诗，两人的诗集应该殓葬。”大家觉得这个主意太好了，来生变成李太白或白乐天。他可以喝更多的美酒，我们可以读更多的好诗。

我随着几个吊丧的客人退出来。走在陋巷的路上，有人说，雷家出了两代总经理，一位把台糖公司振起，一位把台机公司救活。怎么会只有六个榻榻米大的客厅，身后萧条如是！

我说：“这怎么是萧条，这是干净。雷先生作诗都不浪用一个字，何况做人。他，气和，但气和的背后是理直；他也辞婉，但辞婉的下面是义正。”

大家一边走，我背了几句雷先生的五言古诗：“残阳入崦嵫，倦鸟归林薄。……”有人说听不太清楚，我又译成了白话：“夕阳下山了，倦鸟回林了。……”这个世界更寂寞了。

一九八一年三月于香港

天堂与地狱

——谈奥威尔的《一九八四》

当其始也，是想把人间建造为十全十美的天堂；及其终也，却把人间糟蹋成不折不扣的地狱。统筹其事的工程师，指挥其事的革命者，歌颂其事的艺术家，呼号其事的青年，奔走其事的群众，大家注视着曾为自己血汗所挹注、经由自己亲手所创造的史无前例的大垃圾堆，痛苦之余不能不茫然。从茫然与痛苦中慢慢清醒过来时，内心是受骗的感觉，嘴边是呻吟的声音。在这一片远远近近、此起彼伏的呻吟中，有一人的最为亢烈，这就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

*

约略回溯奥威尔的一生，对认识他的《一九八四》也许有所帮助。奥威尔如果不死于一九五〇年，而一直活到今天，也不过整八十岁。

奥威尔生于英国殖民地的印度，受教育于贵族学校伊顿。最初职业是在缅甸作警察，中年投入反佛朗哥的西班牙内战；所参加的组织近托洛茨基派，因而受排斥于左派。后来在战时参加国内的新闻与宣传工作。最后，为了完成《一九八四》这本书，辞了所有工作，专事写作。刚把《一九八四》完成，即死于缠绵了数年的肺病，终年只四十七岁。

他显然不喜欢英国的殖民政策，却生在殖民地的印度；父亲是公务员的中下阶层家庭，却入了贵族的学校；在缅甸作警察，而同情的却是铁栅那边的罪犯；他思想左倾，而却因托派被共产党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回国后，以他那诚恳的性格，偏偏又做宣传的工作。一生的短短四十七年中，几乎没有一辆车没有搭错；错来错去错了一生，错出一个奥威尔来。

*

奥威尔所有的书，除最后两本外，几乎都是自传。《缅甸岁月》是说他在缅甸当警察的感受，《巴黎与伦敦》是说他在两地生活的经验……而最后两本是《动物农场》与《一九八四》，可说是以他往日的经验对未来所作的预测。这两本书中，公认《动物农场》是他登峰造极之作，要比《一九八四》好很多。

《一九八四》可以说没有什么故事。大致的结构是天下三分，名为三国：大洋国、欧亚国与东亚国。大洋国的组成大多数是普罗，百分之十五是党分子。党再分为核心人物与外围人物。国家机构分设和平部、真理部与爱情部等。这些部的名称与所管的实质正好相反。这可以由大字标语看出：

战争即是和平
自由即是奴役
无知即是力量

男主角温斯顿冒万难追求朱丽亚，两人以性行动作为反党的利器。最后温斯顿经过洗脑，屈服于党的压力，而去爱无孔不入的、无所不在的监视网的总纲：大阿哥。

这样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小说，很少人看第二遍的。就是第一遍读后，也会白日见鬼，黑夜作梦，昏头昏脑地闹好几天。

*

《一九八四》问世之后，奥威尔忽然来了一个声明：声明他这本书既不是讽刺苏联，也不是讽刺英国工党的。他的意思是《一九八四》所描绘的那些情况，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生。如果英国掉以轻心，自然也不例外。

那么，奥威尔讽刺的动机何在呢？

奥威尔是始终拥护托洛茨基的。托洛茨基是俄国革命的领袖之一，是带领红军的，是早期共产政权的中心人物。到了一九二三年，托洛茨基开始批评俄国革命的官僚化。一九二九年被斯大林驱逐出境。托洛茨基流亡到墨西哥，立论抨击苏联的极权。一九四〇年被斯大林派人谋杀，死于他墨西哥的书房里。

可以代表托洛茨基后期思想的是他的名作《被出卖的革命》。

奥威尔思想的骨干与托洛茨基的一脉相通，他痛恨极权主义是溢于言词的。在一篇论文学的文章中曾愤愤地说：“一个社会，当它的结构变成穷凶极恶的矫揉造作以后，势必演为极权。也就是说，统治阶级再无能运作。所用的手段，除了高压，就是欺骗。这样的社会，不论它存在多久，也是既不能有容忍胸怀，更不会有清明头脑。忠实的记事与诚恳的思想自然不为所容。创作所需的空气就没有了。”

受极权主义的毒害，也不一定只是在极权国家。只要死抱一个观念，就会产生毒素。使许多原可成为文学素材的东西变为不可能。一旦“坚持”开始，创作势必死亡。西班牙的内战，对好多英国知识分子来说，是很感人的经验；可是，他们却不能诚实地写出来。他们只许写两件事，而这两件事无一非谎。结果呢，战争产生了连篇累牍的印刷品，但几乎是无一可读。

奥威尔大概是在西班牙内战中领教了左派对他的思想控制，他的反抗同时开始萌芽。等到左派宣布托洛茨基为反革命时，他只有激烈而又鲜明地与他们分手了。《一九八四》的骨干思想是反极权主义，而他这种思想的形成是由亲身体验所得到的痛苦教训而来。

*

一位在俄国革命以后流亡到法国的作家扎米亚京，写了一本小说《我们》。奥威尔早就听说，但找了好几年才找到他的译本。这本书在俄国根本不准出版，只有英文、法文等译本。奥威尔在一九四六年很扼要地介绍扎米亚京这位作家与《我们》这本书。

《我们》的发生时间是在公元二十六世纪。到了二十六世纪，扎米亚京所描绘的乌托邦中的人，是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的没有个性。每个人只是一个号码，住在玻璃屋中，以便于“保卫者”的保卫。人所吃的是化学合成品，人的消遣是四人齐步走，统一大国经由扩音器唱国歌。有一定时间是性时间，性伴侣却并不一定，凭票配给，完事签号（名）。这个统一大国年年选举，总是全民参选，全票通过。立国的大原则是快乐与自由不能并存。伊甸园的人是快乐的，却因争自由而被放逐；现在统一大国恢复快乐，所以绝无自由。

奥威尔很爱这本书，他的《一九八四》中的标语，诸如无知即是力量、战争即是和平等，与《我们》中的立国原则很近似。两部小说的构架也类似，只是奥威尔把其中两位角色还保持温斯顿与朱丽亚的有姓有名，不像《我们》似的，只用两个号码D503与I-330。

扎米亚京作书之年还没有看到斯大林的苏联大屠杀与大整肃，他只是由俄国革命所产生的极权制度很逻辑地推出将来必有的结果。随着列宁之死、托洛茨基之被逐，斯大林的当权几乎是照着扎米亚京所想象的，一幕一幕地搬演，只是扎米亚京所预料的不够剧烈，也不够残暴。为了补充这种剧烈与残暴的描述，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充实并扩大了扎米亚京的模型。

*

奥威尔看到扎米亚京的《我们》之后，他指出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与扎米亚京的《我们》相似之处甚多。所不同的，《美丽新世界》比较多用了生物学与心理学上的技术。

《美丽新世界》出版于一九三二年，是一部今日大中学生必读的讽刺小说。它所描述的乌托邦人是没有灵魂的，是一切机械化了的。出版之后，知识阶层似乎受到了当头棒喝，木然之后继之是震惊。

这部《美丽新世界》自然成了《一九八四》的催生剂。

奥威尔或许嫌赫胥黎的笔不够精当，或许嫌赫胥黎涉及的政治不够多。于是他在临死之前二年摒除一切社会活动，以《动物农场》所得的版税，在一荒村买了一破屋。病菌蚕食他，在所不惜；病魔鲸吞他，在所不顾。集中他不能集中的精神，强打他打不起来的力量，把《欧洲的最后一个人》完成于一九四八年尾。再一思索时，把他书成之年加以倒转，遂改名为《一九八四》。

*

一八五九年，距离奥威尔时代还不到一百年，阿·赫胥黎的祖父托·赫胥黎乍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他不仅崇拜达尔文进化论的学术价值，且愿作达尔文的看门小狗，来传播他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原本是研究生物界的学说，由老赫胥黎的宣传、推广，如连锁反应一样，影响到思想的各行各界。就是与生物渺不相涉的政治也有如下的论调，比如恩格斯，他对马克思无可再高的礼赞，是称其为“历史的达尔文”。七十年过去了，从祖父到了孙子，小赫胥黎的论调则全然改观。他可以说以“美丽新世界”来讽刺、来质问他的祖父。

赫胥黎、扎米亚京与奥威尔的诸书，与其说是对极权主义开火进攻，不如说是对机械文明的冷言嘲讽。当他们追溯这种近代极权何以如此顽强时，忽然发现近代极权的性质迥异于历史上的集权。

奥威尔很痛苦地说：我坐在这里写这本书，并不是对我自己说：“我要制作一部艺术品。我写这本书是为了有些谎话，必须把它拆穿；有些事实，不能不让人注意。”他所说的谎话是极权政治制造出来各式各样的谎话，而他所说的事实是机械文明助纣为虐的事实。

*

有一件事是奥威尔所未料及，扎米亚京却料到三分。

在奥威尔成书的同一年，也就是一九四八年，美国的贝尔实验室发明了半导体。与瓦特的蒸汽机相比，体积自然是太小了，简直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可是经过三分之一世纪以来的发展，由半导体扩充成集成电路；由集成电路再扩展为大型集成电路，再扩展为超大型集成电路。体积越来越小，威力却越来越大了。因为集成电路的发展，使高速计算机成为可能。于是第二代电脑应运而生，而第三代，而第四代，于今是向第五代电脑发展中。用电脑来作监视系统，是奥威尔所梦想不到的。而奥氏的想象所及相比起来实在是太浮太浅了。

现代电脑之为物，纵在有法律的国家，已经感到头痛。幸好，这种东西未在东亚国的相应时代产生。假如今日电脑操在东亚国的阿哥手里，历史成何局面，实在是很难说了。

有人说，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带来第一次工业革命，因而带来贪婪的资本家，因而带来一个幽灵作祟于欧洲，因而带来十几亿生灵涂炭的东亚。电脑所带来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而这第二次工业革命，风乍起，云乍涌，正方兴未艾中。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使人类坐在随时可燃可爆的火药堆上，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是把人类放在透明不透气的玻璃缸里；前者使人类随时粉身而死，后者则使人类窒息而亡。

奥威尔在对事实不能不说明，对谎话不能不拆穿的心情下，写他的《一九八四》。我们虽无如椽之笔写下另一本书，来描述连恐慌也来不及的时代。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抱着与奥威尔相同的态度来正视这堆事实：冷静地考虑一下人类的可能未来与可能出路——不必再谈一尘不染的天堂，而只想想如何避免万劫不复的地狱。

一九八四到来之前十天于香港

《一星如月》序

因为要离开香港，这些日子收拾我来港七年中所摊开的摊子。有一大堆科学的书，也有一大堆文学的书。自己作的呢，有不少电工方面的论文；也有十几篇随笔与散文。至于朋友的信则有不少是科学家工程师们来的，可是学文学的朋友们所来的却更多。

我看看自己这几年的研究论文，倒是秩序井然；散文却显得又少，又杂杂乱乱的。把这些散文扔掉罢，朋友们在一旁说：那怎么可以呢！我自己也觉得如果不把这几篇散文结集，这段日子好像更空漠了。

我这个学电的人，在整理自己的论文及散文时，自然很容易想起我们这行的开山祖师法拉第来。在中学学物理时，必须知道磁力线；大学专学电机时，更无法不深入地探讨电动机。可以说和法拉第成了异代不同时的邻居，天天要见面。但从他磅礴如山的学说中，却始终得不到什么鲜明印象；即使是在脑中构造了一个法拉第的影像，那影像也是愁苦又有些惨白，冷冷而又死板板的。记得有一年，我看到一本世界名家书信的集子，上面居然有法拉第的一篇散文。那是他给瑟拉的信，大意是这样：

今天任何其他的事都不能做，给你写了一天的信。由白天写到深夜，现在又由深夜写到快天明了。地板上遍是写不成文的信稿所揉成的纸团。现在我累极了。当我在默想你的同时，好像机油、氯气、钢球、水银，好几十种东西在我头脑里乱转。这种不可收拾的局面，我再也支持不下去了。这样办罢：你如肯嫁给我呢，我们就结婚；不然，就算了。

读了这么短的一封信，法拉第的焦灼的神态立时如现眼前。他在我印象中，惨白的忽然有了血色；冰冷的立时有了温度；死板板的一位科学家倏忽之间活泼泼地动起来。当然，瑟拉就因为这封信变成了法拉第夫人。我自从读了这封信以后，常有一种想法：法拉第的这篇诚恳得至于可怜，坦白得至于好笑的散文与他的开天辟地、不继往而开来的科学成就，究竟是哪一方面所产生的力量比较大呢？我好像把法拉第的千古伟业认为平常；而对他这一纸情书，视如拱璧了。

对法拉第的这种看法，固然可以说明我的偏好，但也可看出了我执拗与任性的程度。可是，这种执拗与任性，对我自己来说，却又非常一致。我这几年的研究生活中，有时用到巴斯卡的二项式三角形，但研究途中，忽然把他的三角形放到一边，拿起巴斯卡的对人生倍感惶惑的《沉思录》来。前些日子我又探究怀德海的普遍代数，但半路上，忽然又翻起他阐释近代思潮的散文集来。我常与朋友说，我现在不大爱看的，恐怕是几年后电脑在半秒钟即可解决的问题；而我爱看的，是一百年以后电脑依然无法下手的。回溯起来，罗素上千页的《数学原理》的成百定理不是由六十年代的电脑五分钟就解决了好多吗？可是罗素的散文，还是清澈如水，在人类迷惑的丛林的一角，闪着幽光。

在我这摊开的往日信中，忽然又检出胡适之先生给我的一叠信，信纸已黄了，是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的了。我们的通信又是在打笔仗。细想起来，也是科学与文学之争。有一封信，胡先生这样责备我：

你说，“清代三百年的考证时代主要是因为在不自由的环境下，不能由人随便说出真心的情感……”这其实是妄说，不可误信。

考据的学风是两宋就开始了的，并不是近三百年的事。欧阳修的《集古录》，司马光的《通鉴考异》，赵明诚的《金石录》，朱熹、洪适、洪迈，并不必“把情感压下去”，他们是考证学的开山人，因为他们生在学术发达的时代，感觉有辨别是非真伪的必要了，才运用他们的稍加训练纪律的常识，用证据来推翻某些旧说，用证据来建立某些新发现的事实，这才是考证学的来源。这种辨别是非真伪的热情，也是一种情感，并且是一种有大力量——也有火焰——的情感。

试读崔述的《考信录提要》，或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你一定会感到火焰的热力。

就以这段胡先生对我的训斥所谈到的人物而论：欧阳修的《集古录》，我也许碰到，但我对“环滁皆山也”的醉翁的诗文却更为熟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我非常有兴趣，却对《通鉴考异》无印象；最明显的是赵明诚的《金石录》，我是绝对没有看过；可是李清照作的《金石录后序》，我倒可以从头到尾地背诵。

如果说赵明诚作的《金石录》近乎科学，那么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却是不折不扣的千古传诵的散文。

李清照写：“每饭罢，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这种情景的描绘：声，如在耳际；容，如在目前；使人不能不叹为观止。

胡先生爱欧阳修、司马光、赵明诚等科学考据那一面，我却喜欢欧阳修的诗文、司马光的史笔、李清照的词风这一面。谁也改变不了谁。

有一次，一位学工程的朋友，看到我拿着一本兰姆的散文集在出神，责备我说：“你是不是太任性了！”我的想法也许与他的正相反，是忙于电工的事占了我太多的时间。在这离港前夕，检视旧存散文稿，只有这么几篇！难免惘然若有所失，又怅然若有所悔。可是回想一下，这种悔与失的想法自己又觉得很好笑。歉于收获，必是荒于耕耘。只好把这零零星星的文字订在一起，对于喜欢读我散文的朋友们就算是没有缴白卷罢。

记得七年前初到港，因为喜欢居处的这片蓝海与蓝天，就住下来了。当时有位朋友来信问我：“你怎么会在香港住下去了？”我抄给他一首白乐天咏西湖的诗：

松排山面千重翠，
月点波心一颗珠。
……
未能抛得杭州去，
一半勾留是此湖。

今天，我窗前的天与海，正如七年前来此时一样的蓝，只是旁边不远的地方，起了一幢楼，每天楼的阴影在夕阳中很快地掠过来，总是使人容易想到：夜，就跟在后面。看不全天上的月了，也看不到海中的珠了。

我任性地来，也就任性地去了。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日于香港

进步与保守

在三个星期前，刚进“中央大学”校园时，感觉风景如画：一草一木的种植都别具匠心。这十几天来与诸位教授谈天时，又觉老师们也朝气蓬勃，而他们的平均年龄小到令人惊奇的程度。如果借用王勃的话说，我对“中央大学”的印象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我如果是在今年毕业，是大家群座中的一位，对此美好的环境是有些舍不得离开的。我想同学们除了感觉欢欣，家长们感觉骄傲，老师们感觉安慰以外，同学们难免有些淡淡的并不大愿意离开的怅惘。

但是，世事在变，时光在流。我们不能不前瞻，同时又难免不回顾。今天，我就以“进步与保守”作为题目，来回忆一下这几十年来家国的演变与几万里山河的沧桑，并举一具体而微的例子，为进步与保守立一佐证。也就是比较北京大学与中央大学的传统。

我曾经考过中央大学，也考过北京大学，可是我没有上这两个大学，却上了北洋大学。不过，也好。既不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也不是中央大学的学生，也许看起这两所典型的大学更比较客观。

我们要先问一下自己：什么叫进步？再问一下自己：什么叫保守？用最浅近的语言来讲：如果从中坜到台北，向北走即是进步；而向南走，即是不进步或退步；反过来说，如你的目标是高雄，向南即成了进步，向北反成了退步了。当我们在说进步时，我们已经暗示了目的地了。如果没有目的地而说进步，是没有意义的一句话。

保守这个名词也是如此。如果说保守一堆垃圾，自然是可笑；但所保存的果为金玉其质，又为什么不可以呢？当我们说保守时，也已经暗示了目标。你保守你认为有价值的；你不保守你认为无价值的。

由北京大学所发源的白话文运动，以至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或者统而称之为五四运动，自然是进步的。发起的人如胡适先生、陈独秀先生、傅斯年先生、罗家伦先生等，都是进步的潮头所涌现的巨浪。

由中央大学所发源的学衡运动，也可以说是保卫中国文化运动，人人称之为保守的。发起的人如梅光迪先生、吴雨僧先生等，都是保守的残垒中负隅顽抗的大兵。

北京大学里有份杂志叫《新青年》，办到第八期，胡适之先生不把舵了，改由陈独秀先生撑篙；陈独秀，就专心一志地把船撑向马克思主义的巨流里去了；而《学衡》办了没有几期，因为工具的笨拙累及内容不得宣扬，保卫不了中国文化，于是《学衡》无疾而终了。

可是，这个进步与保守的气氛，却分别笼罩了北京大学及中央大学的传统。

北京大学的情况，我们不必多谈了。中央大学保守的色彩，却极耐人寻味。哲学方面的方东美先生、唐君毅先生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文学方面，北京大学在用白话作诗、搜集歌谣当实验的时候，中央大学的汪辟疆先生、胡小石先生在那里讲传奇、讲诗、讲词、讲曲，甚至到现在，中国全国还能作律诗的没有几人，沈祖棻女诗人是翘楚，也是中央大学的。

北京大学好像没有艺术系，蔡元培先生提倡了半天美育，并未见诸行动。而中央大学的艺术系却有杰出的国画家如张书旂先生。张先生的花鸟之所以未造极峰的主要原因，由于他保守得不够，他放弃了中国画的重、大、拙基本原则，而其画显得太轻、太小、太巧了。但国画在中国之不绝如缕，中央大学与有功焉。

保守气氛之于中大，有时令人惊异。比如数学家如联大陈省身先生搞拓朴及微分几何时，中央大学的周鸿经先生却搞富氏级数。富氏级数是多老的题目，周先生的卓越贡献，却是举世共睹的。

那么，我们应不应该采取保守的态度呢？保守的态度值不值得鼓励呢？我觉得保守的态度，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要的。不仅只是对中国文化的问题。

如果说中国文化是犯了滔天大罪的一个罪犯，也需要请一律师为之辩护，这是人类起码的文明。万一在辩论中发现了百分之九十九为非，这百分之一的是仍是有存在价值的。因为文明不是忽有一天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忽有一夕由地下挖出来的；而是多少年多少人的血汗浸渍出来的。谁也没有权利把它一笔抹杀。我们对世界文明应该有这种保守的态度，对中国文明亦然。

鲁迅先生说：“当今之急：一曰生存，二曰温饱，三曰发展。苟有阻碍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河图洛书……等等等等，一律踏倒它！”

鲁迅的笔是太犀利了，进步的呼号是太高亢了，可是当我们仔细分析他这些口号时，只可能得一个结论：为了进步，一切都不保存。这种鲁莽灭裂的态度，实在太可怕了。是古是今的东西与你生存温饱发展的原则有无矛盾，需要研考，需要思量，但就凭这一律踏倒它的口气，就是自乱步伐，临终成了时代的牺牲。

鲁迅的激昂看来好像是进步的，其实是空洞的。什么叫是古是今？难道古往今来的一切都包括到你打倒之列了？什么叫是人是鬼？鲁迅连鬼世界也在打倒之中了？什么是三坟五典，哪是三坟，又哪是五典，三坟失传了多少年了？连渊博如袁子才也不知是什么，鲁迅能告诉我们什么是三坟五典吗？百宋千元，我们不必说一百个宋，一千个元，只说一宋一元，比如宋词，又比如元画，鲁迅要踏倒它们，又踏得倒吗？如果只许我留两本书，而把其他的书统统烧毁，我也得把宋词、唐诗留下来，因为一卷在手，生意盎然。元朝的画，只说倪云林的画罢，才一展卷，竟觉清风徐来，悠然意远。这些宋，这些元，与你鲁迅生存温饱发展的原则又有何矛盾？你为什么要一律踏倒它！在仔细分析他这些口号以后，原来是空无一物。用一数学名词，他这一堆口号叫做空的集合。

胡适之先生是很聪明、又极诚恳的人。他在陈独秀先生的《文学革命论》之响应后，并没有随声附和。他日后常常提到，过激的主张也许可以由社会的惰性所中和。在他的晚年，甚至常常说，“我是不革命的”。

但胡适之先生没有预料到的是中国社会的没有重量，也就没有惰性，是一群轻飘飘与一种一窝蜂的文化，让鲁迅这种飓风一吹，就大风起兮云飞扬了。

四川产的熊猫，吃竹子的熊猫，大家都知道的，甚或看过的，其实应该叫猫熊；因为它是熊，而长相像猫。中国的东北、美洲的加拿大等地，还有狗熊；它也是熊，但长相像狗。还有一种人熊；也是熊，而长相像人。人熊用两条腿走路，前足则变成了双手。人熊如走到玉蜀黍田中，它可以用它的手掰下玉蜀黍棒，放在腋下，再举起双手，又掰另一棒玉蜀黍，同时，腋下的那根就落到地上去了。人熊一路走，一路掰，一路放在腋下，一路丢到地上，再一路掰，再一路放在腋下，再一路丢掉，真是进步昂扬，斗志远大，战果丰硕，最后所余的只是一根玉蜀黍。

但说进步而不计保守，只能说是人熊的聪明，不能说是人的文化。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在“中央大学”毕业典礼上讲

香港观感

香港，对好多人来说，是未到之前，并不想来；可是到过之后，就不想离开的地方。我也是如此。

十四年前了，我偶然来了中文大学教书，一住下来，就是七年；走时仍是不胜依依。这次是我第四次来港罢，又是不想走，至少是想多住几天。

我是在波士顿做事，这次是经纽约到港。就以地铁来说罢：如果前天我在纽约坐了地铁，翌日到了香港再坐地铁，我想，也许用地狱的字眼与天堂的字眼才可以形容一个旅客对此两地地铁的印象。纽约的地铁车表面，用黑笔、大墨，乱画乱涂，不堪入目地胡写，而香港的地铁车表面却到了一尘不染的境界。也许有人说，地铁在香港是初建，还在新的阶段。那么，你再看看地铁车站，竟连一片纸屑、一个烟蒂也见不到，这就不简单了。是一整体上进的族群才会把地铁的车内车外，维护得天堂的样子。在纽约地铁车表面胡画自然是很少一部分人做的。可是做这种事不只是犯法，而且费事，也并没有利己。这是什么心理，就令人无法明白了。

我想好多人，如果第一天在纽约，第二天到了香港，都会产生这种“文化震撼”罢。

我住在铜锣湾的旅馆，正是将要过旧历新年的时候。在这么西式的旅馆中，几乎每个讲演厅的门口，都挂着两串爆竹形的装饰。这种装饰，在台湾就不易见到。这种思古幽情很令人深思。

我常觉得香港是未革过命的地方，也是保持中国传统最多的地方，我曾参加过好多我的香港学生的婚礼，没有一位新娘不穿绣着凤凰的大红礼服的。这也是任何其他中国地区所不可能见到的了。我是个最讨厌“革命”的人，像这种不革命的地方，不革命的风俗习惯，就使我向往，甚至爱慕与钦佩。

至于文学，香港还有不少会作律诗的人。比如余英时教授罢，就是香港出身的人；以他的年纪，居然会作律诗。中国有十一亿人罢，我想能找出十一个人会作律诗就不容易了。而这十一个人中，大概有十个人在香港。

余英时在毛泽东死后，有几首律诗。头两句是“帝子乘风游月华，不周山下万旗斜……”是香港出身的人，在香港刊物发表的。在台湾可能就不易发表，与当时言论不太自由当然有关系，但主要是社会不大看旧诗。大陆的人也许还知道不周山是何所指，因为毛诗那句“不周山下红旗乱”的关系，但我不相信台湾有几个人会懂余英时这句诗。

我真是不太清楚香港的新文学。在美国差不多每天看《世界日报》，《世界日报》多转载由香港来的副刊，也有转载由台湾来的副刊。香港的是“英雄割据”式，作家各占一方块。但英雄割据之中，总不时现出一些“文采风流”来。台湾的副刊，是《晨报》副刊的传统罢；但却是徐志摩死后的《晨报》副刊，总使人觉得“戏是哈姆雷特，却不见哈姆雷特”。

至于九七，我这个悲观惯了的人，却对九七不那么悲观。大陆在毛泽东时代常引用《红楼梦》的“东风压倒西风”之语，大陆之于香港自然是“朔风压倒熏风”。何况是朔风野大，而熏风又细微。可是地球的气候，实在是逐年在变。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日子毕竟不易维持了。春天似乎已不遥远。很难讲熏风没有把朔风顶回去的可能。在锦色来天地的大环境下，也许在九七以前，一夕之间，春风就已绿了江南。

一九九一年于香港

时空之海

——布莱克的一幅画

××：

谢谢你的来信及在信中附来《波士顿人季刊》一九九三秋季号之画页：布莱克的“时与地之海”。你径称之为“时空之海”，也好，似更妥切。

我曾看过一次布莱克的诗画特展，好像就是在你们哈佛；也仔细浏览过他的好多种诗与画册，也是在哈佛罢。但不记得曾看过这张画。看此画时由惊异而引来的深思，与由深思而引起的迷惘，倒与历次经验大致相同。

这张画的左方是汹涌澎湃的海罢？右方是拾级而上的山罢？阶旁高耸入云的大树，清晰又显然；树旁举手而舞的裸女，清楚而明白。可是上方应是天空的地方，却看不到天，而是成群的拥在一起的裸女；而在那群裸女中却有一位流到地面上来，包于透明的轻纱中，落在我们眼前。她的身旁是在海边半蹲的唯一的穿着衣裳的人，也是唯一的男人。他伸着两只手是要把海拉上来呢？还是要跳下去呢？

我真想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寒假中赶到华盛顿去看这个布莱克特展，特别是看这张画。不知能不能赶到；而布莱克之为大画家，竟是与时俱增了。

至于我接触布莱克的诗，真是盖有年矣。多少年前是在台湾大学的图书馆，看到一本很厚的英文讲义，是小泉八云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所写的。小泉八云这个名字看来像日本人，其实他是爱尔兰与希腊裔的美国人，英文原名叫Lafcadio Hearn。因为喜爱日本文化，入籍日本，改名为小泉。他那本文学讲义Interpretations of Literature是他在东京帝大教英诗的讲义。那该是在二十世纪刚开始。也许因为台湾大学当时是日本帝大之一，所以才有这本讲义。我们知道日本二十世纪出了好多大文学家，而且多是出身外文训练，他们也就很少不受小泉八云的直接的（比如厨川白村、志贺直哉等）或间接的（比如川端康成）影响。我非常喜欢小泉八云这本书。因他那深入浅出的介绍、要言不烦的讲解与一清如水的文笔。

小泉八云在这本讲义中，解释了不少布莱克的诗风，非常赞美他。我对布莱克神秘的印象，也是从那本讲义中得来的。在讲义中总不好引用过长的诗，小泉只引些短诗。介绍布莱克就不好用《无邪的占兆》了，正如介绍柯勒律治不用《古舟子之歌》一样。我记得他用的是《一棵毒树》。也就只有七八行，最多十几行罢。

《一棵毒树》大意是“对一个仇人，引他吃这棵树的毒果，那是在风高月黑的夜晚；到了风和日丽的翌晨，那人即死在树下”。

我当时看完布莱克这首诗，真是觉得毛骨悚然。这首诗究竟是在说什么呢？小泉八云似乎也没有交代。

可是我对此诗感受之剧烈，很像我在陕西汉中：野地荒郊中，黑夜里独自步行，我想在路旁拾起一片瓦去打那吠起来没有个完的狗。而一细看在我手中的瓦片时，却发现并不是瓦，而是骷髅的半个头颅骨——我吓得也不打狗了，倒希望狗吠下去。至今每一想起，必有余悸。

也就因为对布莱克那首《一棵毒树》感受过于剧烈，每有布莱克的画，我必看；可是越看越紧张而茫然；就是读他的诗，也是越读越觉得神秘至于阴森的程度。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经验。

可是，布莱克的诗与画为什么如此持久不衰呢？厨川在《出了象牙之塔》中曾提及日本对布莱克之反应越来越热烈，那是二十世纪初叶。你所说美国近年对布莱克之热爱，一直到今天华盛顿首都又在那里举行大展。是不是为时之长快达一世纪了？就以他那首《无邪的占兆》诗来说罢，在二十年代以后到五十年代以前的中国大陆，就不知有过多少中译。

我看过的有的把前两句译得很长的：

一粒细沙里有一个世界，
一朵野花里有一个天堂，

我也看过最短的如同五言古诗：

一沙一世界，
一花一天国，
……

都是谁译的，记不太清了。

当然啦，这首几乎是英美中学生必读的长诗，插入布莱克自己的画，花花绿绿的，或黑黑白白的，已经变成了一本书。你不是就送给过我一本吗？我还记得当时看图、念诗与白日作梦时所感到的恍然。

如果说科学家戴森之广引布莱克的诗，正如同我们引用“床前明月光”一样，是受小孩时训练的自然反应，似乎也不尽然。

我猜：自从爱因斯坦一九一六年发表了《广义相对论》后，世人，尤其是科学家们，对于牛顿所定的时间空间的观念，起了根本的变化。人们以前总认为时间是无尽的长流，空间是无限的延展。这些观念，是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暗淡了。代之而起的，如爱因斯坦所说：“过去、现在及未来并无区别，只是幻象而已。”是我们把这种幻象认真起来，觉得果有其事了。

自一九一六至今，八十年了。越是学科学的，越走入爱因斯坦时空观的阴影里。牛顿的那种“造作”（fictitious）的理念是一去不返了。“造作”一词也是爱因斯坦对牛顿的工作所下的评语。

戴森当然了解爱因斯坦的语言。《广义相对论》只有一个式子：

但这不是常人所能懂的语言。科学家因为口哑得不能说话，在不能传达他内心的激越予常人时，就借诗的语言来形容了。借了艾略特的，又借布莱克的，以宣泄胸中郁闷于万一。

我们仔细听这天外飘来的声音：

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
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
把无穷无尽握于手掌，
永恒宁非是刹那时光。

如果说只许用诗来说明爱因斯坦的时空观，也很难找出比布莱克这几句再神似的了。

爱因斯坦把“过去、现在、未来”视为幻象，这句话出现在他的好友死后，致其家属的悼念信里。在同一信中，他又说：“你的父亲自始至终只对一位女人，我很钦羡；而我这一生中对两个女人，均没有对付好。”他并且用了一个很重的形容词来责备自己：“耻羞。”（disgraceful）而布莱克的“时空之海”里竟有这么多赤裸的女人，也巧得令人难以置信。

你猜我这时想起谁的诗句？陆放翁的：

三十万年如电掣，
断魂幽梦事茫茫。

约在一九九五年于台南

铅笔与钉子

去年年尾，我在台南一个自助餐厅去拿最后的一些点心时，成功大学一位生物工程的同仁从后面轻轻拍我左肩，我大概是略惊，他随后用很小、很柔和的声音说：“陈教授，让我给你介绍冯教授。”我转过身来，木在那里。

“我是冯元桢，看过你的《剑河倒影》，近来有新作吗？”这位冯教授说。我却没有听清楚他的名字。

“喔，还记得《剑河倒影》，那是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的了！现在也有时写散文，大多时间是陷在‘小波’的研究里。”我答。

冯教授大概看到我还是在迷惘的状态，于是掏给我一张打字的临时名片。我一看：“啊，冯教授！喔，冯教授！我是久仰了。”我把左手中的餐盘先放在桌上，重新与冯教授握第二次手，其实那手我刚刚握过。

冯元桢教授的故事，在学术界说来，类似传奇，令人不太容易相信的。他早已是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的教授，是的，就是冯卡门、钱学森那个加州理工学院。冯教授在他四十多岁时，忽然想改行，不教航空工程了，却到加州大学改行生物工程，一切均重新开始。而他这四十多岁才开始的事业——生物动力学——几年之后变为享誉世界的权威；他所写的巨帙成了医学工程的典范，已近二十年了。

冯教授要在成功大学讲学，但只有两个星期；虽然我来成大已快三年了。这种幸会，实属难得。于是如久别重逢的朋友，坐下来，大谈起来了。

“从航空工程改为生物工程，这需要多大的决心；而学术事业竟能从四十多岁开始，这是破釜沉舟啊！”我说。

“破釜沉舟也许是事实，可是心情却是兴趣盎然的。”冯教授答。我却忽然想起什么，接过话题，说：

“兴趣如到了欣喜的程度，什么艰难与困苦都不算回事了。这真是科学史上的大喜剧。”

我把喜剧这两个字说出后，却立时想起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个悲剧来：“冯教授，你认识赵忠尧吗？”

“怎么不认识，我们在一起……”

“我问起赵忠尧是因为杨振宁与人合作了一篇考据文章，讲赵忠尧在物理学上的贡献；也即是与中子的发现擦肩而过，诺贝尔奖交臂失之的事实。杨先生专爱为人打抱不平，尤其是物理界中，尤其是有关中国的物理学家的事！赵忠尧的故事是他考证得很详尽的一篇科学史文字，而后面却蒸腾着又骄傲、又喜悦、又惋惜的热情火焰。”我说。

“杨振宁先生这篇文章，你有吗？我想看一看。”冯教授忽然眼睛一亮，继续说下去：

“杨先生知道赵忠尧自加州回国后做什么事吗？”由冯教授的这一句像沉吟似的反问，我猜一定更有天外飞来的下文。让他接下去说：

“赵忠尧先生回国后，在后方是做铅笔！”

“我没有听错罢？”我追问。

“是的，就是做我们平常用的铅笔，小学生用的铅笔！你要知道那个时代，国家眼看就要亡了，回国的学者们，不知道能贡献什么可以挽救危亡于万一。当时有人向赵忠尧说：后方最需要的是铅笔。

“当你能买到铅笔时，你不觉得那算什么重要的东西；但当你没有铅笔用时，就知道铅笔之重要了！于是赵忠尧，这样大的物理学家，就以做铅笔为业了。

“台湾大学曾有位校长名陆志鸿，是工程材料学家，在重庆时，他的专业是做钉子。”

“钉子？”

“对，就是我们钉在墙上挂画，把木板凑成椅子所用的钉子。”陆志鸿是设法把破铜烂铁变成后方急需的钉子！

“国家就要亡了，大家能做点什么对国家才有贡献，不仅是毫不迟疑地马上卷起袖子去干，而且是欢天喜地地郑重其事地去做。赵忠尧的做铅笔，陆志鸿的造钉子，只是成千上万的这类故事之一二罢了。”冯教授语气非常平静地说。

我却不能像冯教授那样平静，我只觉得眼睛越来越模糊。

翌日，我把《杨振宁选集》，是他六十岁时编选的论文集；朋友们为杨先生写的七十岁的祝寿集，还有选集的中文节译等等，珍重地找出，抱来借给冯教授，那里面有杨先生为赵忠尧抱打不平的物理考据文章。

一九九六年一月于台南

桂冠诗人与桂冠学人

二千年十月到香港去开会，是庆祝中大电子系成立三十周年。如果把这三十年平分为四个时期，我是在第二个七年半在中大发展电子系。那时的学生，而今多是电子、电脑、电讯业的大亨，见了面他们仍是一团孩子气。十天在港时期，好几次觉得一别十五年真就如一日吗？想去拜访一下老朋友，竟有意无意地找不到时间。这十天中，倒是去访问了牛津大学出版社，因为他们的中文教科书中曾选过我的一篇散文《钓胜于鱼》，这也是多年前的事了。

前两天，忽然接到牛津大学出版社给我寄来他们新出的书：一本是《中国语文》第六册，两本是老朋友董桥的散文集。翻阅之下，在《没有童谣的年代》里，第二百三十一页上忽然看到我的名字。由董桥引用诗人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话而使我想起一串有关诗人、桂冠诗人以及桂冠学人等的不少故事来。

董桥所引肯尼迪总统赞扬弗罗斯特的话是：“权力导人自大，诗歌则教人想到人性的弱点；权力削弱关爱之心，诗歌则教人想到人生之丰盈；权力腐蚀人生，诗歌则净化人生。”斯诺（C. P. Snow）所写的《各式各样的人》（Variety of Men）一书里，有关弗罗斯特有一专章，叙及每到诺贝尔奖快开奖时，弗罗斯特总坐在收音机旁苦候消息。而年年在听，年年失望，一直到他一九六三年逝世。我至今仍想不通，斯诺何以知道弗罗斯特在他自己家中的行止，竟绘声绘影地说得如此详细？

弗罗斯特是美国的大诗人，等了多少年的诺贝尔奖，也没有得到。因诗而得诺贝尔奖的开先例者是艾略特（T. S. Eliot）。诺贝尔奖的得主称之为桂冠（Laureate），这自然是因袭英国的桂冠诗人制度而来。但诺贝尔奖的得主，文学而外还有物理学家、化学家、医学家、社会活动家，以及后来加入的经济学家。总之，这些诺奖得主应译为桂冠学人罢，可以说是广义的桂冠诗人了。

桂冠学人杨振宁在他一九六四年一篇论文的后记中说：“（杨的父亲）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入籍美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而杨振宁的入籍美国，据他自己的心理分析，有一部分理由是在一九六一年：“我在电视里观看肯尼迪就职典礼，弗罗斯特应肯尼迪的邀请上台朗诵他的一首诗。弗罗斯特选了The Gift Outright。当我读完他的诗句，似乎什么东西触动了我的心灵。后来在一本集子里找到了那首诗，的确美而有力，它在我申请入美籍的决心里起了一定的作用。”

叶公超写一手很好的英文诗。据云是得自老师弗罗斯特及朋友艾略特的传授。而杨振宁在摘下桂冠后，回忆他在西南联大的老师时，感谢了吴大猷与王竹溪，也感谢国文老师朱自清与闻一多等；独对联大的英文老师之一的叶公超不假颜色：杨对叶之不认真教导，不爱答学生问题，深以为憾。

中国没有桂冠诗人的传统。可是代代相传，对诗人都是绝对尊重。每隔几十年或几百年总出一诗人独领风骚。说实在的，我们回顾历史时，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及成吉思汗很少想及；却对屈原、陶潜、庾信、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以至纳兰容若、王国维等的诗句说来道去。我们几千年来，多少亿人给这些诗人戴上无形的桂冠。

董桥重述我抄给他的易实甫的名句后，并再引我的主张：如让律诗自然发展，而不是半路途中杀出一个程咬金的“五四”新诗来，到现在，也许不至于中国之大竟无一句可诵之诗了。我曾引易实甫在过渡时代的诗句为证：

青天无一云，
青山无一尘，
天上惟一月，
山中惟一人，
……

像这类诗句，若无“五四”出现，而能由传统自然发展开来，正是未可限量。

翻开牛津大学出版社给我寄来的这本《中国语文》第六册，选有一篇易君左的白话文《可爱的诗境》。真是巧，这位易君左是易实甫的公子，他的旧诗也是写得很好的。令人又惊奇，却又不惊奇的是：他的白话文也写得这么漂亮而干净。那么，在我看来，庾信之外还有鲍照；杜甫之外还有王维；易实甫之外还有易君左，也许可以说是摘桂冠的候选诗人了。

虽然英国桂冠诗人的光环与诺贝尔奖学人的比较起来，不免失色，但英国这一传统却是不绝如缕地存在着。好像是前年，还是去年，我在美国波士顿大学校刊中读到一篇文章载有一消息：英国正酝酿把特立尼达的诗人瓦科特（Derek Walcott）选为桂冠；不过那时尚未决定云云。这位瓦科特在一九九二年已经摘下了诺贝尔奖的文学桂冠，是波士顿大学的教授。他得诺贝尔奖那夜，我才知道他是我的邻居及同事。我几乎每天见到他有六七年之久，而居然绝对的不认识，也不知道。他是既画一笔好画，又编一手好戏，更写出如珠似玉的好诗。可以说是艺术全才。倒很像近来才嚣尘上的高行健之亦画亦戏且亦文。他们的不同之点，是一个写诗，一个写小说。

话说八年前十月的一个深夜里，我被电话惊醒，原来是台北的中国时报社的一位记者打给我的。台北的下午三时，记者工作兴味正浓，他忘了那个时辰在波士顿是夜里两点，他的问题是瓦科特得了诺贝尔奖而不知是谁，情急之下来问我。我于是半夜惊魂，变成了受殃的池鱼。

我把电话一摔，怒斥道：“波士顿大学四万多人，我为什么一定认识瓦科特，我也不知道！”翌日醒来，甚感歉疚，狂怒岂非掩饰自己的无知？于是就近求救于正在哈佛读文学的童元方，请她细说一下我的邻居与同事的诗的风格。她在两日之内就写成了《诗在水上，不在山间》的力作，她对瓦科特的诗和戏一清二楚得如数家珍。

童博士自从哈佛毕业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已执教五年了。这次访问牛津大学出版社，我又求她陪我去。十月末来港正是吃大闸蟹的季节，牛津的东道主人，看着我们俩吃大闸蟹，而东道主们推说不爱吃而不吃。我们从镛记出来以后，我觉得非常奇怪，于是问：“还有人不爱吃大闸蟹的吗？”元方说：“你吃得那么开心，主人的份全让你吃了。”然后，她顺口背出吴梅村的两句诗：

黄鸡紫蟹堪携酒，
红树青山好放船。

她继续说：“在现实只有黯淡的黑白片中，诗人吴梅村在这两句诗里用了四种颜色渲染出一片绚烂的往日，其中四分之一是紫蟹。”我接着说：“我是只会吃蟹而不会看蟹，也只会念诗而不会作诗。”元方的博士论文即是《吴梅村与文天祥——两组北行的诗》。她怎么对中外的桂冠诗人竟会下这么多工夫来研究呢？

回忆起来，求元方分析瓦科特诗的那两天，我在旁也翻看那两天的《纽约时报》及《波士顿环球报》等，看到有一首瓦科特的短诗《戏完幕落》，很易懂，我就顺手翻译出来，写在日记本里。当然是一篇“未是”的“译草”；也就始终未发表过。今天竟从当年的日记中找出来，我现在把这首桂冠诗人瓦科特的名作之拙译抄在下面：

人间万事，世间万物，
并无所谓爆炸。
只有衰竭，只有颓塌。
像艳丽的容颜逐渐失去了光泽，
像海边的泡沫快速的没入细砂。
即使是爱情的炫目闪光，
也没有雷声与之俱下。
它的黯淡如潮湿了的岩石，
它的飘逝如没有声息的落花。
最后，所留下的是无穷的死寂，
如环绕在贝多芬耳边的死寂：
天，是无边际的聋，
地，是无尽期的哑。

译文当时并未发表的原因，可能是有一两句与原作的含义有些出入，至少是有些距离。那大概是因为我又犯了老毛病，信笔由腕、信马由缰地不是在译，而是自己作起来了。

二〇〇二年一月十日于台北

念胡适

——序《在春风里》

《在春风里》这本小书的后半是我听到胡适之先生突然在台北逝世的消息后所写的几篇纪念文字。时间是一九六二年，地点在美国密西西比河边的曼斐斯城。那时我在曼城做教授已五年了。这间大学是个教会学校，而我所教的是电机工程。

至于这本小书的前半，则是胡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以前那五年的作品。第一篇是《寂寞的画廊》，是我在费城上了两年半学，暑假在纽约休息了三个月，之后去了曼城，在那个小大学开始教书的前夕所作的。

如果说《旅美小简》是在费城的散记，那么可以说《在春风里》是在曼城的散记。在此，为没有序的《在春风里》补一个序。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未写，而现在才补呢？因为从一九五五年我去美国到一九六〇年他到台湾，正是胡适之先生在纽约最是冷清、最无聊赖的岁月，我才可能有与他聊天、谈心、说短、道长的幸运。他是位多忙的人！这段期间之前，我在北平；之后，我在台北，各见过他一次。初次相会时间有十分钟，因贺麟要向校长商量学生的急事而打断；第二次谈话的时间也不到二十分钟，为陈诚的造访而打断。两次合在一起不过半小时。在美国，尤其我也在纽约市的三个月，我常到胡寓闲谈，应以小时计了。所谈的天是天南地北，我所受之教常出我意外，零碎复杂得不易收拾。想补于序中，遂更使此事变为艰难。

让我回溯到半个世纪前的一九五七年，我由费城到了纽约。在曼哈顿的西城租到一间房，因距哥伦比亚大学不远。刚放暑假，极易租到房住，我预备纯休息两三个月后再去南方的曼城。那个小大学到九月初才开学。找好了住处的当天，就去东城的八十一街去看适之先生了。

我在费城与他的通信中，他早知道我要去曼城，并且查了美国教育年鉴之类的书，知道那个小大学的情况，并且知道得相当详细。比如曼城是美国的第十九大城，有五十万人，那个小大学的电机系只有两个教授等。我一进门他就问：“之藩，你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念的是什么学位呢？有两年半了罢？”

那两年半中，他总是为我担心。他不会不知我拿的是硕士学位，但是，他看到过那个小大学的聘函，不但是正教授，而且待遇几乎是读完了博士学位也不见得能拿到的薪给。旧的担心去了，又换上新的担心：我干得了吗？

我说：“是两年半才念了个硕士。过去两年中我每个星期日到费城的中国饭馆做一天工，挣约十七元，拿这十七元吃六天也够了。暑假在湖边做暑期工，可挣几百元，交学费也差不多了。星期日的一天工好像不算什么，由厨房到餐厅，由餐厅再到厨房，不是站，就是走，所以星期天回到学生宿舍，只是干瞪着眼睡不着。也不知道为什么失眠，后来才知道是在饭馆打工累的。

“我原以荀子所说的‘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的戡天志向来留学。哪知结果是成了孟子所说的‘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他听到这里哈哈大笑起来，转了个话题说：“杜克大学有回信没有？”因为我曾请他为我写一封推荐信给杜克大学申请奖学金继续念博士。我说：“没有。我穷成这样，想先教书去。就是有奖学金与入学许可，我也不去。”胡先生于是说起杜克大学的故事来。他继续微笑着说：“跟傅孟真可不能提杜克大学，杜克大学与英美烟草公司有很深的关系。五四以后，英美烟草公司送‘五大臣’出洋。所谓五大臣，就是傅斯年等五人。傅的出洋资助者即是英美烟草公司，他认为是他一生中之奇耻大辱，所以连提都不能提。”

我则说：“您所立事业很多，有的因治病而请人暂代，比如，到上海治病让顾颉刚暂代杂志的主持；又如，北大校长位子在胜利接收时，您答应做校长，但因病而尚未去，曾以傅斯年暂代。我看这些暂代常出问题。傅的勇敢够，而气度不够，接了北大代校长后好像先宣布北平的北大学生是伪学生，北大的教授为伪教授，于是许多伪学生与伪教授都到红军占领区去了。陈诚如不是见识不大，就是度量太小，他去东北接收，却把‘满洲国’的军人，称为伪军罢，也挤到共产党那里去了。连改编敌军的度量都没有，何况那并不是正面的敌军，是接收的顺军。为何这样没有度量？这不是国家的大臣与大将所应有的态度。我说这些事后聪明的话，您不会怪我罢。”

傅、陈都是适之先生很好的朋友，两个人也都能干，也都尊敬他。我就问他是不是因为一位是胃溃疡，一位是血压高的关系？

他用左手摸着自己的右手的腕子让我看，并且说“瘦成这个样子”。好像是求我原谅他找人暂代的理由。我知道我说重了话，话出口也收不回来了。那天他送我到电梯口，电梯一关我就哭了。自己怪自己怎么可以这样粗暴，所对的还不是别人，是对软心肠的胡先生。

有一天，我的房东太太看到我从外边回来说：“有位胡先生给你打电话，他说的英文又礼貌又好听。他说你如五时前回来，就去他那里，他邀你去吃饭；如五时以后回来，就给他个电话。”我立时去了。不知为什么，那天胡先生想邀我去吃饭馆。我们一同散步去，过街时，等红灯，刚换灯时我先行。我知道胡先生绝对不让人在旁边搀他，我刚来时不知道，刚一搀扶他，他就用力甩开，那一甩带着怒气。所以过街时，我先行。他说：“不要太忙，有时卡车想煞车也煞不住，宁稍等。”那一天，回寓后他特别送我一大本《圣经》说：“你看看。”不远的从前，他送过我一本《丹诺自传》、《孟肯文集》等，不是无神论者，就是达尔文主义者。他这次又送我一本《圣经》。也没有说什么，大概是担心我到了教会大学会与人家斗口舌起冲突，而我对《圣经》太无知识。今日回想起来，我所去的那间大学现在已扩充为基督修士大学（Christian Brothers University）。前几年我在香港还看到一本小英文书，是甘地的孙子在那里作访问学者时写的，大概是宣传他祖父的不合作主义。

这都是最近的事。当年，我带着胡先生送我的《圣经》，初到那个小大学时，我才知道我落到另一种文化里。比如，校长教数学兼当工友。我有时找校长，校长正在搬砖铺路。他兴冲冲地对我说，草地上在学生走出痕迹的地方铺上圆的砖，他们就会走砖了。不然，他们就只走草地，踏得乱七八糟。比如，修士们不挣一文钱，出门的车费二毛五，也要向上级要，而把学生学费所收的钱，几乎全给了俗世的教席。我暗自惊讶，而绝对地由不信到不懂。他们是从不传教的，哪里有辩论宗教的可能。托马斯修士后来升到大教区当主管，管十几个中学、大学，常飞来飞去的。有一次在巴尔的摩附近半空中两飞机相撞而死了。那时我已离开修士学院，另一修士驰函告诉我的。难道在半空中两飞机相撞，是他受苦了一辈子，与搬砖铺路当校长所应得的报偿？这类有关修士生活的后话，感动我们这些凡人尚在其次。我在胡先生逝世了多少年后，还时常想起他说的中国的文化也有些优点，比方“淡薄的宗教”。所以，五四以后，国立的大学独没有神学院。我看到修士的苦修，常感觉惭愧得无地自容。我曾问这个修士，那个修士为什么一家兄弟姊妹七人都当神职。他立即说：“一棵树怎会生出不同的果子？”这是菲利普修士的话。也有半路出教的，再见面时，我始终不知如何称呼。比如乔治修士，他还俗，有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他自己总不好意思。我在阿冈实验所时常见到他，他总是老远就避开。我却因而想请教胡先生，可是他已逝世多年了。

话题说远。我们还是回到那年的暑假。有一次，适之先生郑重其事地问我：“之藩，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究竟是在说什么？”我说这不是张横渠的话吗？那天他郁郁不乐，只问我这四句话究竟是说什么？我无辞可答。他为什么比我还困惑呢？好像是同一天或第二天，他又问我：“之藩，你说，鹅湖之会他们讲什么话呢？朱子是什么地方的人，陆氏兄弟又是什么地方的人，言语不同啊！”我这倒有答案了。我说：“他们不说话，他们在开会之前作诗，会后还作诗。用作诗来表达思想、来沟通意见。律诗是不能废的，他们所作也不是白话诗，也很少方言入诗。”适之先生听我这类直话也听惯了。我有机会就说律诗的不可废，与作旧诗的并无怎么不可。诚然，作律诗不可表达新的事物或新的思想，但慢慢来，不一定不可以。为什么别的事都是一分一寸地努力，一点一滴地进步，而独不以这种渐近的态度对待旧诗？他真是生气，似乎是我在故意和他捣乱。他的著作中，我最不喜欢，可又很爱参考的即是《白话文学史》及《词选》。他为什么誓不作古诗呢。他的《尝试集》有多少首是套的词牌，这是我多少年后才知道的。

他因为著《白话文学史》入了迷，也就对白话变成了笃信，绝对不再有怀疑或商量的态度。有一次，他忽然对我说：“蒲松龄与纪晓岚都是北方人，所以都用文言写小说。”我真是不懂写小说用文言或白话与北方人有何关系。我也是北方人，纪是我们河北同乡，我就喜欢《阅微草堂笔记》；山东是我们邻省，我更喜欢《聊斋》。小说用文言，多简洁，有什么不好。我马上反驳说：“纪昀说，有其事，必有其理，惟人不解耳。”我不知为什么背出这么一句。于是又因此引出鲁迅所引纪昀批评《聊斋》的话：“《聊斋》有时仿唐人传奇，有时像六朝志怪，而每每过于细微，作者不是本人，何从知道那么细微的心事？”适之先生又心疼周氏兄弟了。我实在是安慰他说：“鲁迅在《阿Q正传》提起您，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提起您。前者是与您开玩笑，后者是正式接受您的《红楼梦考证》的结论。他想起您的次数不见得比您想起他的次数少，而且正式的笔之于书。您与周氏兄弟是知音。”适之先生说：“如鲁迅现在还活着，也会被杀的。”也许他说的是“被斗”的。我已忘了是哪个字了。胡先生的文学鉴赏与批评眼光，我是异常折服的。他因为喜欢周氏兄弟的创作，所以一提起他们来，就陷入沉思片刻的状态。我仍然说我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所用的文言，有多么简净，而您的《白话文学史》所用的白话，有多么自然。”那晚的谈话，有些使他不大愉快，但他总是送我到电梯口。

我在曼城已教了两年，参加了一个读书俱乐部，每月收到大概是从纽约寄来的、他们所选的两本书。有一个月寄来的两本书：一是《亮于一千个太阳》，是“非小说”，及《日瓦戈医生》。这两本书怎么全是令人不能释手的书。我大概看了几天，又找到原来装书的盒子，把两本书同时寄给在纽约的适之先生。他不久就给我回信说：“《亮于一千个太阳》真是太好了。”那是说二战前后科学研究的紧张局面，特别是物理方面双方的斗法。看适之先生的语气，那书使他兴奋不已。而《日瓦戈医生》，他说：“看不下去。”但我觉得《日瓦戈医生》是苏俄革命后最好的，惟一的一本。这本书拿起来也是令人放不下，是还未出版，即遭禁令的书。从第一页开始，有这样的句子：“‘是埋葬的谁？’‘日瓦戈。’有人如此答。‘喔，是呀？’‘不是他，是她！他的妻子。’‘喔，还不是一样。’”怎么会有这种起法，能不看下去吗？

这本书的与众不同处，它也写革命的激情，但也写激情的狂潮过后的低落；他也描人物的爱恋，但人物大都是不知所终。

我绝未想到的，是适之先生竟说：“看不下去。”我接信的当时，就想起他曾那么努力地反艾略特。艾略特的诗固然费解与难懂与不够通俗，艾略特的文学批评，并不是太费解啊。

以后，他去了台湾，自然又忙起来了。再接不到他的信了。却接到台大校长钱思亮替他写的信：“因忙或病，不能回信。”他把《亮于一千个太阳》带到台湾去让钱思亮看。钱在信里说，胡先生与他都鼓励我把该书译成中文。我那时是可以找出时间来译那本书的，但我未立即做，他就死了。我听到他的死讯后，真是哭着打自己的脑袋。后悔又有何用？我能力做得到的事，而竟不做，直到现在这本书也没有人译出来罢。

适之先生逝世近十年，一九七一年的十一月，我在英国剑桥大学拿到哲学博士学位。老童生的泪，流了一下午。我想：适之先生如仍活着，才八十一岁啊。我若告诉他，硕士念了两年半，博士只念了一年半，他是会比我自己还高兴的。

二〇〇五年六月十二日于香港

日记一则

昨天上午还在台南时，接到杨振宁教授从香港来的电传，他说今天晚上六时到帝都酒店来找我。我于是在昨天下午三时由高雄搭机来港。因港台的两机场与市区间的接驳均相当费时，到旅馆时，天已黑了。身体虽不觉劳累，精神却也感困倦。一夜无语与一觉醒来之后，拉开窗帘往外看，是一片眩目的阳光，而回顾时，满室是一片悦目的洁白，心神泰然。

我有多半天的时间可以整理一下所带来的电脑数据与图表，更重要的是我如何提出我的思想，好与他讨论；是关于狄拉克的单冲函数的一个问题，因为性质是太基本了，图示也太意外了，所以跑来一趟向他请益。

狄拉克，不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位狄拉克，也是我们所熟知的狄拉克的单冲函数。不过，电脑算出这么一堆美丽的曲线令人置疑之余，不能不深思；深思之后依然不无困惑，还是与高明切磋一下比较好。这个约会还是我月前在波士顿大学时想起，知道他十二月将到港，我则可以由美去台，再由台来港。

杨振宁是非常佩服狄拉克的。像狄拉克那样纯洁的人格与风格，有谁不佩服呢？杨也曾请狄拉克到纽约石溪作学术讲演，当然他也一定请过狄拉克去石溪教书；而狄拉克在剑桥大学退休后并未去石溪，而是去了佛罗里达。据狄拉克自己的解释是：在佛州比较容易散步。这话提起来有三四十年了罢。我在剑桥大学留学时，也见过狄拉克，印象是他一言不发。我当时的心理自然是英雄崇拜，而那种崇拜心理自然来自他一清如水的论文，而不是由于他的一言不发。

有人也许要问，难道狄拉克所创的工具——单冲函数，还有什么增益的可能吗？科学研究的新工具，如同旅游上的新运具，车载你到新的园地，船载你到新的海湾，飞机载你到新的大陆，而在科学境界中，显微镜、望远镜、电子显微镜等带你深入到洞中的深洞，又领我们伸展到天外的新天。狄拉克所发明的奇奇怪怪的简单符号也是类似工具的，帮我们走向相对的量子世界。可是电脑这个工具的发明，可以说把狄拉克的符号又一一坐实了。运用电脑所得的结果，常常是狄拉克那个时代所无从想象的。我在旅馆小屋中的多半天，是在想这些问题。

六时整，屋里的电话铃响了。

“陈之藩，我在楼下。”

“我就下楼到客厅来。”

我实在爱听杨教授叫我的名字，就是这干干脆脆的三个字。真是几十年了，没有听到别人如此叫过我。理由还不只是如此，他所发的这三个字的声音，既不是他的故乡安徽口音，也不是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更不是纯粹的北京话。是清晰中有一点土，清亮中有一点钝。我太熟悉这种声音，没有任何人这样叫我，除了我小学时的同学。他这一声唤把我拉回到好几十年前。

我是河北霸县人。向人说不清楚是霸县或是巴县时，还要细加如下的解释：如果把北京、天津与保定当作三个点，经三点做一圆的话，那个圆心就是我的故乡霸县。

杨振宁的声音竟是我家乡的声音，像小学的同班同学在叫我。可是，不对呀！我知道杨由出生到六岁罢，是在他的家乡安徽，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住在“四进的大房子里”。小学时代大概是住在北京郊区的清华大学，中学是在北京城中的一所教会学校。无论怎么推理，也推不出他的声音与我的家乡会有什么关联。我想最大的可能是：最大的可能，当然是我的猜想——是他家在清华园时，用有仆从，而那些仆从是来自我的家乡。我们这个家乡霸县，有很大一部分是碱地，不宜种植，很难以务农为生。孩子们四处奔逃求活，于是出了些服务界的人员。那时的服务人员的工资最多也不会超过一个大学教授薪资的百分之一，更不必说杨武之博士是刚由美归来的教数学的名教授了。我的家乡所出的这些服务业人员，比如厨师啦、保姆啦、男女打杂的佣工啦等，每人每月所挣的钱最多可买五十斤面粉。当然服务界中也出大人物，比如在清宫里闹得乌烟瘴气、甚至弄得天下大乱的李莲英好像也是我的同乡。总想考据一下杨家在北京时的仆人，多少次谈天，却都忘了问他，这一次仍未问及。

我同杨教授走上二楼的餐厅——帝都轩。六时去吃晚饭是早了些，大概是刚开始营业，而这么大的空荡荡的饭厅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坐在一个角落里。

“香片。”杨对侍者说。

香港的这类饭馆，自然是什么品种的茶都为客人预备。由客人所叫的茶名，大致可以辨别来自何方。如叫“铁观音”的是潮州人，叫“龙井”的是上海人，叫“乌龙”的来自台湾；而杨叫的是“香片”，非来自北方而何？于是，我更觉得他是我的同乡。声音相像之外，胃口也这么相同，如果不是他家在清华园时的保姆或厨师所带来的影响，也可能是家庭教师、小学或中学的老师影响了他。

杨在《父亲与我》的散文中，曾提到父亲怕他在洋学堂里学不到中国文化，特别请清华大学的同事、名历史学家雷海宗教授推荐一位学生给他补习古文。我忽然想起来了，立时就问：“丁则良给你补些什么古书？”

“《孟子》我会背全本。”杨振宁答得非常快捷，同时脸上浮出儿童似的笑颜。

“我想，《孟子》我背不过全本来；《见梁惠王》一章我能背出三分之一来就不错了，后面的章节只能断断续续地背几句。”

我比他最多也就是小四五岁，我们的父亲辈那一代的想法是相当特殊的。他们认为新式的小学只是玩玩跳跳、唱唱闹闹而已，学不到什么真正的功课。杨的父亲纵然是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回到清华园后，还是为他的长子找国文老师补习私塾中的名课本——“四书五经”。

我的父亲是北京大学毕业，我还记得看过他的毕业文凭上有校长刘哲几个大字。至于什么系或什么门或什么科，我竟然不知。也就是因为北京大学毕业，我父亲回桑梓服务做过东关小学校长。他虽是新式小学校长，但也给我请来一位老童生在年假、暑假时为我补习古文。

这位童生老师也是以《孟子》为我启蒙。所谓启蒙，也就是背书。而我实在不会背书，老师倒也未照家塾规矩，大打板子，他就改教我背《千家诗》。《千家诗》的第一首是：

云淡风轻近午天，
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识余心乐，
将谓偷闲学少年。

老师都会背，而学生却总背不全，老师遂觉得教这么笨的孩子，实在无聊，就说起笑话来：有人惧内，比如说，我怕你的师母，就叫惧内。此人把这首诗改成如下：

云淡风轻近夜天，
傍花随柳跪平川。
儿童不识余心怕，
将谓偷闲学拜年。

这种改成打油的歪讲法，对我背书倒很有帮助，我因此很容易地记住了，竟至今不忘。

杨的补习老师既然是雷海宗的学生丁则良，古文根柢一定不差，用不着歪讲或改诗，杨也一定是很容易地背过来了。如果这位丁老师得了雷海宗教授的真传，那他一定给杨振宁讲很多《左传》，而不一定开讲《史记》。雷海宗对《史记》是有偏见的，只要他属笔为文，必把司马迁予以贬抑。雷总是说司马迁乱扯一阵与乱凑一番，只有文学价值，并非史学云云，而对《左传》则褒扬备至，三致意焉。

杨振宁由清华园进北京城上中学时，大概才与时潮接触。他的中学是个教会中学，他惘然地回想说，没有什么太多特殊记忆，唯有“在中学生活里，有个读书会，读书会中还有位会长似的首领，是朱自清教授的儿子，他好像比我们大很多，身子也高很多”。杨把他的回忆伸展下去：“七十年代时，我回国不止一次，曾专心打听过丁则良老师及这位读书会长朱同学，结果是前者不知所终，后者死于非命。”显然杨的这一师一友对他的幼年及少年有过很大的影响。过了几十年后，还是念念不忘。

所谓读书会，大概是共同学习同属一类的书。在那个时候，我猜他们所读之书，不外鲁迅的《呐喊》啦，茅盾的《子夜》啦，也许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或邹韬奋的生活书店所出的书，也许还有把马克思的名字改印成卡尔等类的书籍。对十几岁的中学生而言，影响不会不深的了。

卢沟桥事变的一九三七年，如同山洪暴发，混茫乱流。杨随同家人被冲到安徽，再冲到云南。我却由京、津、保定的中心被冲到北京城来。应该还差一年小学毕业，到了北京考起中学来。

乡下孩子初到北京，又是日本人刚刚占领的北京，几乎什么都不认识。比如街上成串的电车，那么大，又那么长，而车少人多。抢着上车的人经常从车窗爬入！而长者对小孩总是说，如何绕过日本站岗的哨兵，不要近前，更不可斜视。我是穿着一身白色的功夫裤褂，足登千层底的布功夫鞋，从家门口就可望见像山一样高的鼓楼，但走向它时，已走了半个小时，而鼓楼却仍是那么遥远。转个弯，进了前锣鼓巷，即是我的进德中学了。在街上曾听到同年龄的他校同学嘲笑我：“你们学校在全市考倒数第二。很不错呢！因下面还有个倒数第一。”但我这一身打扮，在全市倒数第二的中学中，也遭人耻笑，好在很快就是秋季，有个蓝布大褂就可盖住一切功夫装了。千层底布鞋确实不易换成皮鞋，因皮鞋实在是太贵。

功课则更跟不上了。因为我们东关小学只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有些土气的老师，教国语、史地与写字；另一位是有些洋气的老师，教算术、音乐与体育。土老师大概被洋老师轻视，所以常在洋老师的背后批评洋老师：“什么鸡兔同笼问题，你们谁家把鸡与兔装在一起？什么父子年龄问题，反正永远是父亲年纪大，儿子年纪小，儿子的年龄永远追不上父亲。”我是以这种老师教来的程度进入中学的。

但是，日本占领的洪水把多少中国人的脑筋冲清醒了。全市倒数第二的这个中学的老师们，大概都想起《最后一课》来。事变开始于七月七日，在九月开学时，不只是街上的容貌变了，就是学校的课程表也变了。比如英文由每周六小时改成两小时，加了日文；算术的钟点也减少了；国文则以年代为序，开始要小孩子读经，比如《诗经》的“蒹葭苍苍”等。令人惊异的，事后想来，是老师的特别卖力。就以英文老师说罢，他自愿把新规定的每周两小时的英文课，补加三小时，反而成了五小时了。算术则直接教代数，我在小学学鸡兔同笼与父子年龄时所遭遇的艰难与所表现的笨拙，全因会了代数迎刃而解了。国文老师则加教文天祥的“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和顾炎武的《日知录》来。这些老师们对学生的功课自由加工，在好学校是办不到的，因为日本的爪牙是先伸入那些好中学，慢慢再伸入到烂中学去。于是我们这个烂中学的老师们都拿出《最后一课》的精神，把国破家亡的隐痛分别转成教育子弟的具体办法而振作起来。而这所烂学校竟于一夜之间跻身于上游；我是随着这股暂时的向上涌流进步很快，而在三年后能考上市立第五中学的高中。

可是，代价却很大。那位进德中学的英文老师在我上初中三年级时就失踪了。有人说他被日本宪兵队押入红楼，受刑而死；大家则希望他远走后方，去了重庆。没有人可以清晰地说出他的故事来。本来嘛，他把两小时的工作自愿延长为五小时，怎么逃得过日本爪牙的寻隙与戕害。

中学的六年，我所受的是不折不扣的铁蹄横加蹂躏而老师却奋发有为的沦陷教育。这个时期差不多相当于杨振宁的大学及研究院教育期间，他的前期大概是昆明挨日本飞机的轰炸，后期则是乱糟糟的国共由暗斗到明争了。

杨回忆起他在西南联大时的生活，印象最深的是大一国文与大一英文。他说：“不知为什么好多个老师共同教一门国文。”当然啦，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大学的教授合起来，人才太多，只有共教一门课了。国文由清华的朱自清、闻一多，北大的沈从文等教；一周换一个教师，真是又多又乱。英文课大概也差不多，不过杨至今尚语带抱怨的是叶公超的英文课。他说：“叶公超也不预备，也不讲解……”杨对我说这类话，大概还保留几分厚道，据他的同班同学许渊冲说：“杨问叶一问题，叶不仅未予解惑，反而讥讽两句以作答。”

叶公超恃才傲物的性格，我们可以想象，许渊冲的话与事实真相距离不会太远。至于高年级的专门课，比如跟吴大猷做光谱论文，跟王竹溪学统计力学，两位是由美国密歇根大学、由英国剑桥大学刚回来的留学生，他们紧追时代而力争上游。

我高中毕业以后，是要逃出沦陷区的北京，奔向自由区的重庆。是由北京坐着火车先到徐州，转车商丘，下了车坐双轮手拉的排子车，装作小商人越过中日对敌的封锁线亳州，过十字河后是安徽的界首。那是前线，随时都可能死在日本兵的刺刀下。因为那时只看过《三国演义》，自况是落败时的刘备，好像重演刘玄德当年之弃新野，走樊城，败当阳，奔夏口。从界首又折返西北方向，斜穿河南全省，直奔洛阳。真是一步一脚印地走了十天。终于在洛阳的收容所落脚，那是要聚集四面八方青年来归之地，从这里再出发，再向西行，坐上钢皮闷人、只有枪眼并无窗户的火车，要闯潼关了。

所谓闯潼关者，是火车夜行，而隔黄河对岸的日本兵，照例隔着河盲目地对着火车打机关枪，火车也只是开足马力向前奔驰。听见几声机关枪响，我们都伏在除了牛粪、即是鸡屎满布的车厢底面。是死是活，只看日本机枪的有眼无眼了。

由洛阳深夜启程，翌日清晨火车到达华阴。车门一开，是迎面而立的华山，其峭拔，其俊秀，其清新，把车上的鸡屎味、牛粪味、弹药味、烟炭味一扫而空。

以后的各站，都可以由诗句代叙了。由“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的华阴，到“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西安，经“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的马嵬坡，过“假道于虞以伐虢，唇亡而齿寒”的虢镇，在苏东坡又题诗、又写字的东湖附近的凤翔军训半年，遂由秦岭南下，经张飞种树的陡径与险路，暂歇于张良辟谷的留侯祠。最后是在距刘备称王的汉中并不太远的古路坝，我考入了与西南联大遥遥相对的西北联大的工学院，又称为西北工学院的电机系。

在古路坝的西北工学院一年，抗战就胜利了。在狂歌乱舞中，唱着杜甫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复员到天津。去后方与回天津，差不多走的路相同而方向相反，很像做了一场梦，醒来时已在西堤的北洋大学了。

杨振宁与我首次握手也只是听完他的演讲后的祝贺握手，在一九五七年，他还未得奖的前夕，我那时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大概在二十几年后，才又在香港碰面。他兼任中文大学博文讲座后，就常来香港，我则从一九七七到一九八四年在中文大学做讲座教授，主持电子系。

我今天特别来港要与他讨论这个狄拉克的单冲波的新问题，但一见面就谈起儿时的跑与跳、爬树与唱歌了。

于是，我拿出用电脑所算的结果给他看。他看了片刻，很慎重地说：“单冲函数在量子力学上应用的并不多。”反正学术研究总得寄给学报审查以为断，我也就不再问了。

我在十多年前就给过他我的散文集，里面包括《旅美小简》，是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上学时写的；《在春风里》是我在曼斐斯刚教书时写的；《剑河倒影》是我在英国剑桥大学时写的；还有在香港前后所写的《一星如月》。而在台湾及在波士顿大学所写的，结集在《时空之海》，是在后来出版时送给他的。近来在台屡次出版的散文集总是包括这四本小书，可以说他都看过，唯有我们共同的发源地——上中学、小学的北京，与国内的大学，我没有仔细地写过。

已经谈了三小时，主要是听他述说青少年时代，我也无法不同时回忆起我的儿时，倒很像两人在说梦话。他忽然感慨起来：“从前我总觉得六十岁是一不可思议的年纪，现在早就过了。”

九点略过，我与杨教授步出餐厅，走向楼梯。他同时说：“我今天才知你是北洋大学的。”送走了他，我返身上楼回屋。

元方星期三的七时到九时有课，现在也许已教毕回寓了。打个电话。我说：“不知为什么，我感觉地球表面上有两个点，北京与香港，今晚特别凸显出来。我与杨都是从彼点北京到此点香港。杨是经过这两点所连的一道天上的彩虹，漂漂亮亮的；我很像这两点之间一道地上的溪水，曲曲折折的。”

元方听后，沉默了一下说：“你这天上与地下的比喻，使我想起吴宓给陈寅恪的两句诗来。陈寅恪与吴宓两人的诗都很不错，而两人也很要好。可是吴宓总觉得他自己所写的诗不如陈寅恪的好，而想向他请教，求他修改。在吴宓的空轩诗中，有这样两句：冲天逸鹤依云表，堕溷残英怨水滨。”

我接下去说：“我说的天上的彩虹、地面的溪水并不只是说成就的高低，而实在是说彩虹环境的单纯与溪水遭遇的复杂。我与杨的话题从忆儿时到遽入中年后，他快乐的调子忽出现一并不协调的低音，是触及伤心事了。而这伤心事是他那单纯的性格所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我听后的感想则是：他虽背过全部的《孟子》，但并未咀嚼《孟子》中一些很特别的话。”

“比如：‘内无法家拂士，外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外无敌国外患，不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吗？应该国恒兴啊，为什么是国恒亡呢？”

“又比如：‘一介不取，取伤廉；一介不与，与伤惠。’前半句易懂，后半句是非常令人困惑罢！赠给人一介之小的东西，为什么反而是伤了惠呢？”

“这两个例子，前者出自《孟子》，后者是否出自《孟子》，我一时记不起来了，你一定记得罢。孟子所说的这些道理，用科学的话来说，就是非线型现象与非线型设计。杨的际遇是太单纯了。可能有时把‘义’做过了火，成了‘侠义’。‘侠义’的‘义’就不是义，是过火，并非事之宜；因之心伤是过犹不及所付的代价。”

挂上电话，并未拉上窗帘，外面是万点晶莹；不是繁星在天，就是灯火在地。时与空已化为混沌，梦与醒渐分不开。狄拉克的图线又袭来脑际。睡了。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八日于香港

取伤廉、与伤惠、死伤勇

前两三年罢，看到一位香港明星跳楼自杀的新闻，我痛苦不堪；继闻台湾一位年轻作者自缢而死，更茫然不解。去年在美国的华裔作家张纯如饮弹自尽，我竟麻木多日，如同受了雷击。这些都是有名有姓，容易称呼及想起的，而在这些事件之间，不知有多少走上高楼，视自己的生命如无物的向下跳的报道。不论什么原因，一死了之的事，其发生的频率，是越来越高了。港台、内地，这个现象倒很一致：前天甘肃有引爆自杀于法庭在前，昨天香港小学有教员自尽于后，骤闻之下使人如何不为之震惊；此起彼伏，社会无从镇静下来，以致我现在竟见楼就怕，而所见者又几乎全是楼。

多少年前，我在美国做学生时，就遇上海明威吞枪而死的新闻，我立时呈失眠状态，求医师给药，他说怕我形成习惯，总是婉转相劝，并不给安眠剂。后来我才知道他怕我积存下来，一次吞之。我当时就想出一个办法，干脆在睡前去看海明威的小说，因阅读海明威而入迷而治好了失眠。海明威之作竟有安眠药的功用，倒很意外。

近来，我每遇这类自杀事件之噩耗，不免又引起失眠，再读读海明威的小说，又不灵了。于是试读起《庄子》、《荀子》、《孟子》等老书来。最好是《孟子》。因《孟子》常有与上下文均无关系的孤零零一句，用不着多看，只看这一句后，即可默而思之，因这一思，也常令人入睡。于是我想《孟子》有没有关于自杀的说辞呢？有！一次我翻到《孟子》的《离娄》章，有一句话，分三句讲：可以说是孟子的“自杀观”罢：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
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
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

我这本《孟子》，是中英对照的，看不大懂中文时，就看英文的翻译，有时多所帮助。现在用的这本，是刘殿爵的英译书。“廉”、“惠”、“勇”三个儒家的道德名词，他分别用的是：integrity、generosity及valour，而“伤”这个字译为abuse。这译笔已令人欣赏，而对于原文，也理解更深了。

那么，“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虽是简要明白一如字面上的提示，很易懂。白话即是：不是我的钱，不要拿；如果拿了就是不廉洁。小则心里不安，大则廉政公署要干涉了。

第二个分句，就不是这么易懂了。白话是：你可以给我一块钱，也可以不给我，如果你给了我，就是你伤了“惠”这个德性。你给了我，明明是有惠于我，怎么孟子反而说伤了惠呢？施恩望报，往往成仇；施恩不望报，而对方亦可能忘恩负义。这是历史上常见的事，也是我们日常屡有的经验。恩是不可随意施的。或投桃报李，或各自负担（Dutch Treat）。就是不要随便施恩。

至于第三分句“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乍看，更奇怪了。连死都不怕，该是很勇的人了，怎么会死反而伤了勇呢？问题出在“可以死，可以无死”这个临界情况上（Limit Cycle），也就是“真是想死，忽一转念，又不想死了”。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不死的！因为不敢面对目前的问题，是一种懦弱，而非勇敢。

我从前常想起前二分句，近来，因为自杀的新闻几乎到了无日无之的程度，我只注意这第三分句与钦佩孟夫子的高明了。

常翻的书，除了这些“子书”外，还有胡适的留学日记。有一天看到胡适写的《自杀篇》。是一九一四年七月七日在康奈尔大学时之作。他有位好朋友任叔永。任叔永的弟弟任季彭当时在杭州，就因忧愤国家时事而投井自杀。哥哥叔永当然哀恸得不能自解，胡适作诗给他，诗的临尾一段曰：

……
杀身岂不易，所志不止此，
生材总有用，何忍付虫蚁？
枯杨会生稊，河清或可俟，
但令一息存，此志未容已。
春秋责贤者，吾以此作歌，
茹鲠久欲吐，未敢避谴诃。

胡适并在日记中说：“此篇以吾所持乐观主义入诗，以责自杀者。全篇为说理之作，虽不能佳，然涂径俱在，他日多作之，或有进境耳，吾名此诗为《自杀篇》。”

多想想孟子所说的理与胡先生所责之言。他们的见解显明通达，可以说无分今古。

这个世界已经是太小了，非亲即邻。不论是亲人的哀痛，是邻人的悲伤，皆在于你的一时之间的恍惚，与一念之间之参差，那不只是杀了自己，同时也害了别人。

二〇〇六年一月于香港

儒者的气象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到中文大学任教已有二三年了，才认识邢慕寰教授。他那时是研究院院长，我是电子系的系主任。为了电子系要设博士学位，才特别与研究院院长有所往来，当然以前在教务会上常有开会时的相值。

为了博士学位的创立，必须交换些意见。而他并未直接向我述说他的意见，是我们有过几次的漫谈后，我才悟出的。他的意思是既名为中文大学，应该是中文系先有博士学位，而中文系正在筹备中；也就是电子系可以略迟些。如此，才是名正而言顺。但他并没有这样说出来，而是与我慢慢讨论。我说：“我们电子这一行的时间常数大概最慢是一秒钟，快些的都要乘以负多少次方了。比如米的负三次方、负六次方、负九次方等。而中文系的时间常数动辄五千年。我们不在一个时间常数的范围里。”他说：“从美国来的教授，总是爱开玩笑，我们说完了正事，再说玩笑好吗？”

我说的都是大实话。中文系也要作些充足的准备，需时或者略长。主要的是他们甚少外国的制度可作参考。而港大的中文系大概是另有定义，我们与他们也很不相同。中大电子系不好等待的原因，是好学生都跑到美国去了。而这里真有不少好学生！我来中大前那三个暑假在MIT做客座科学家。那里的大学部之前三名，无例外的总是香港去的。也是因为当时台湾的高中生不许出国，而内地那些年正在“文化大革命”之中，是学生以缴白卷为“荣”，教师要向学生认错的时代。而我们中大电子系的学生，在大学毕业以前，就有些在很有水准的学刊里发表他们的论文了。这些有研究才能的青年，刚刚毕业，就被美国大学抢了去。我们应考虑些留住他们在香港做研究的方法。因二十到二十五岁，这段期间太重要。去了美国可能因为杂事反而误了这段宝贵的时间。

两三次都是我在他的二楼办公室中聊天，那是碧秋楼罢。我在第三次聊天时，才忽然觉出邢教授独特的地方，就是他特别注重礼节。我在辞出时，他一定陪我从二楼走到一楼，送到大门口，握手鞠躬而别。我前两次并未觉得，后来才感到他这个重礼的习惯。在非常惊讶后，心想这是儒者的重礼罢。

大概是一九五九年，我在美国，Bertram是IBM的大人物，而约克镇（York Town）研究所正在动工中。我到IBM面谈时，是在辛辛（Sing Sing）那小镇。从火车上下来，还提个大箱子，来接我的正是Bertram本人。他不但到车站来接，而且把我的大箱子抢过去为我提着。我那时还想，美国原来也是礼义之邦啊，使我相当吃惊。所以每次由于邢教授的多礼，我必想一阵Bertram的多礼来。

不过，好几次与邢的谈话，总是得不到什么结论。当然也就成了他说他的，我说我的。但他总是在坚持后，不稍松动他所坚持的。不知为什么有一次我们提起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Mrs Robinson）的话题。他说：“她是不注重写书的。因为经济的学说变动得太快，书出版时必成为明日黄花矣。”我接着说：“经济的变动哪里赶得上我们电子系之快！”邢教授听到这些，才略有动容，才对我说的时间常数有所考虑。

我继续说：“罗宾逊夫人，我六〇年代尾、七〇年代初在剑桥时，她正在那里。我大概是走错了教室，或是与同学凑热闹，曾听过她一堂课。她正在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如何伟大等。她穿着黑袍，大讲‘文革’，我是太意外了。”邢教授听后，却并不意外。大概他很熟悉罗宾逊夫人，他说：“经济学开始用坐标，倒归功于她。”那次我们的谈话，因溢出题外而结束。邢教授说：“我们下星期此时再谈。”

很快，就是下次了。他这次先跟我说：“你看英国与美国的大学里，博士学制有何相似或不同，比如英国剑桥的与美国华顿的？”邢教授提出这两间大学来，是看过我的履历罢。为什么问得如此特殊？我说：“因为隔行，我不知这两个学校的经济系有无博士学位，也未注意过。不过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电机学院，常有同学兼修华顿商学院的学位的。也许只是硕士之类的学位。”他对华顿商学院非常熟悉，对剑桥经济系发展的情形似乎更知之甚详。也许是因为凯因斯的关系。我们那次谈话最后落在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上。我的观感则是邢教授对哈耶克异常佩服。台湾在六〇年代，因为殷海光用严复的笔法夹叙夹议地翻译过哈耶克这本书的一些章节，所以台湾的经济学者不少服膺他的学说。哈耶克的大著是一九四四年出版的，六七年后才传到台湾。邢教授知道得很详尽，他并且说：“殷海光所译的那本英文书是姓关的一位经济学者借给他的。”而我则是在美国的大学图书馆看的。那时极富盛名的《到奴役之路》倒是处处都有。我当年细读过这本书，却是因为爱看哈耶克批评社会主义之痛快淋漓！

那一天，我们谈话时间好像长些，临辞出时，我还说了个笑话：“邢教授，你知道哈耶克有个表哥，就是大哲学家维根斯坦，而维根斯坦的中学同班是希特勒，虽然二人并无接触，而这些旧闻都是我在剑桥时，学院饭桌上听到的！”

终于，邢教授首肯了电子系可以开始收博士学生，而大致的原则是：

博士不是科举制度，并非训练学生作新进士状，说新进士语。最怕从前中国的科举八股遗传了下来。

博士不是广博大才，无必修课程，也无须有合格考试，只要经过严格的口试。这一点像英国，不像美国。

博士不由本校的教授考核，而由其他大学教授考核，论文则必须在国际学刊上发表。这比外国的要求严格得多。

博士既不是在大学作教授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足条件，只是一种参考。换句话说，博士与在大学里有无资格教书无关。

我们为了博士学位的创立，也许有十来次的争辩与讨论，结论却是这些反面说辞“博士不是什么”，而并没有说“博士是什么”。这不成了参禅了吗？禅语不易写成条文，也就没有具体的条文可写。如此，电子系在三年后产生了中文大学的首位博士。

我至今不忘的，是他那谦和而坚毅的儒者气象。

二〇〇七年十月于香港

Ⅱ　云飞风起

散步

小孩时念过不少白居易的诗。因为是大白话，好记；又押韵，好像唱歌似的。那些年，并没有好听的歌可唱。几乎所有的歌，不是吼，就是叫；不然就是咆哮，甚至嘶号；还是念诗罢。杜甫的《秋兴》八首，不大懂究竟是讲些什么；李商隐的《锦瑟》无端，更不知所云了。

只有白居易两句诗，不仅不忘，而且是与时俱进；越年长，越觉出其中滋味，甚或道理。

每因暂出犹思伴，
岂得安居不择邻。

总记得这两句，实在因为就大环境说，一直是在逃难与逃荒，外战了又内战，还不是只因为国家的那个东邻与北邻，想择也择不了，躲也躲不开。就小环境说，每天自动的，或医嘱的，不要忘掉散步，或不可忘掉散步。所以数十寒暑，每天复习一次，怎么能忘掉这两句呢！但白居易系唐人，为什么这两句却像宋人的诗，说理多于言情。

整整二十年前罢。我由香港到波士顿，在大学里教书。地方是在查理河快到出海口的地方。对面是麻省理工，上游是哈佛大学。我却常常去哈佛的燕京图书馆，在那些中文书堆里寻寻觅觅，不久在那里认识了元方。

我邀她到查理河边散步。这个散步的小径很长，是一位医师捐赠给公家的，是沿着河边辟出的一条小路。如果从上游而下，向左边看有时是忽宽忽窄的草地，再向右看时是沿河的公路上的车流。如果不向右看，只向左看，走不多时，是田野景致，隔河的远方是麻省理工的天际线。再往前走，真是春风杨柳万千条了。

这一段据说原是沼泽，两岸向中间一挤，挤出个查理河来。查理河也有十来个桥罢。到了哈佛附近，穿过的桥，都是又短又小的。走约半小时，就遇见波士顿大学的桥，再走下去就遇到更长的哈佛桥，哈佛其名却已到了麻省理工。为什么这样名实不符，谁也不知道。再往下去，就是以诗人为名的朗费罗桥，也就快到出海口了。

最痛快的是一边散步，一边说诗。我有时背诵两三句不全的律诗，元方就给补上。她有时说一些清诗，我则忽觉新意盎然。可是又记不住，过了明天就忘了。常常这样散步，但不觉得是散步；倒是像在作梦，而在梦中说诗。

他们哈佛什么怪人都有。比如，有一位研究科学史的教授叫荷顿，就专写科学人物的散步，最有名的自然是量子论大师玻尔与海森堡的散步。两人究竟说了些什么，那时还没有人知道，所说竟是可以关系到二战的世界大局的。又比如爱因斯坦的散步，爱因斯坦与第二个太太艾尔撒的定情，就是在柏林郊区森林（Grunewald）的散步上。再往前一看，爱因斯坦与第一位太太米列娃的感情破裂，可能始于不散步上；因为爱因斯坦不是与索洛文，就是与贝索散步去了。

去年，又回到香港的中文大学，这时元方已在中文大学教书好几年了。她的办公室在山上的新亚书院，我的办公室在山下的工程大楼。几乎每天都可以彼此访谈，但要上山下山的散步。我们的话题却不限于唐诗、清诗或中国其它的诗了，也不限于爱因斯坦与海森堡那老一辈了。

从山上到山下的火车站，大概有几十分钟的路程，也可以海阔天空的漫谈。有一天她忽然问起我来：“什么是广义相对论，你能用一两句话说一下吗？”我说：“我不能，可是惠勒（John Wheeler）却能。”那么惠勒是谁呢？

惠勒就是费曼在普林斯顿大学念博士时的导师，也就是杨振宁在一九四六年刚到纽约时，想找费米找不到而立时去了普林斯顿找维格纳，而维格纳又正要束装去橡树岭，便给杨介绍了另一位导师；此人即惠勒。杨并没有跟惠勒，而是到芝加哥再找费米去了。惠勒有两句话，没有诗的形式却有诗的内容，说的就是广义相对论：

空间作用于物质，告诉它如何运动；
物质作用于空间，告诉它如何弯曲。

这是不用数学语言所能说出的最简单的广义相对论。这两句话很耐人咀嚼，耐人寻味。第一句不说影响，而说告诉；第二句不说影响，也说告诉。其实，空间与物质都不说人间的话，而惠勒偏使它们说起话来，多生动啊！

谈了好几天的惠勒，我说，我喜欢他的传记，主要是他不用数学式子，也能把他要说的观念传达出来。比如他常说，自己的人生由思想上的变化可以分成三个时期：

第一，一切是微粒。（Everything is Particles.）

第二，一切是场。（Everything is Fields.）

第三，一切是信息。（Everything is Information.）

这是说惠勒自己一生三阶段的思想历程；其实，他也同时说了人类的思想历程。他的所谓信息的现阶段，如果说由生物学的DNA而来，我们尚可理解；惠勒是核子理论大家，他是由量子论而来，这就不是一看就能理解的了。

惠勒与海森堡，于一九五一年在哥本哈根散过步。惠勒比海森堡小十岁，他由散步的谈话中就相当了解一时腾传的海森堡故意拖延使德国做不成原子弹者不是事实。惠勒见到的海森堡是非常落寞的，他所根据的也不过是与海森堡的那次散步。

我是二〇〇二年十月，才由波士顿来港的。因为九月里在那里病了。翌日，元方即刻从香港来波士顿接我。杨振宁教授在港过八十岁生日的庆宴，我因病就未能参加了。但这也成了我们今年上山下山散步中的话题。

我说：“北京为杨教授生日，邀来的客人中有十几位全是诺贝尔奖的得主。”元方马上就说：“全是物理界人士罢。也是一样过八十岁生日的，就数弗洛伊德过得最特殊。弗洛伊德在一九三六年，由德国的托马斯·曼领头，还有法国的罗曼·罗兰，英国的吴尔芙等，将近二百位文学艺术界人士一起签了个大卡片，而不是心理学家或医生，表示大家深受他的影响要衷心地向他致敬。此大卡片由托马斯·曼呈献给弗洛伊德。这两个人，杨振宁与弗洛伊德，都是大家为他们庆祝八十寿辰，不过弗洛伊德没有得过诺贝尔奖，是外行为他过八十岁生日。弗洛伊德没有得奖，什么人才该得生理医学奖呢？开山大师都得不到！”

那天的散步与谈话比较长些，从她的山上到了我的山下，又从我的山下，散步到大学火车站。

她说：“你记得前一阵子，我参加新亚的春茗。旁边是位医学院的教授。他送了我两篇《自然》杂志的论文，登载于今年的一月号上，还是讨论DNA的发现呢！双螺旋根本是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女士发现的，是她的老板卫肯斯（Maurice Wilkens）把她的实验结果给华生（James Watson）看了。富兰克林早逝，到死也不知这个事实。我看华生的自传，最恨他的轻佻。”元方因此而联想起女人的不幸来，为富兰克林的委屈而心酸。

我也看过华生所写的DNA的发现。因为书上涉及的活着的人太多，当年接到稿子的哈佛大学出版社，先请律师看过稿中是否有地方涉及诽谤。这是华生自己在续书中说的。

今年三月里，忽然知道了城中有个爱因斯坦的展览，去看后，带回一本小书来。我看过好多本爱因斯坦传，却没有这一本短小可喜。最可珍贵的是：爱因斯坦的孙子伯纳德（Bernard Einstein）在书前作了一小序。他说：

祖父闹胃病，医师不许他抽烟斗。杜卡斯说，祖父从他住的什么街一一二号每天往返高等研究院的路上，常常捡一些烟头，装在烟斗里过过烟瘾。

我们说到这个拾烟头的故事时大笑起来。计算一下，他是一九三三年到普林斯顿的罢，一九五五年死的。至少有二十年每天晨昏往返，一个人走来走去。有时有人陪，多时无人陪。当然不知他想些什么？但二十年的散步，有多少里啊。元方说：“诗人华兹华斯的散步，有人统计过约十七万五千多英里。华兹华斯的诗，大概都是在散步中作的。可是华兹华斯一生眷恋于山色与湖光，他想把科学新词融入诗篇，却办不到，就从人生舞台退出了。”爱因斯坦则在夫人、妹妹死后，提琴既不能拉，换成弹钢琴，以后的日子是医生不许吸烟，只是在散步的街头捡些烟蒂时，统一场论兜不起来，就进了医院，就在说德语无人听懂的寂寞的病床上死去了。

“岂得安居不择邻”，邻有时是不容择或不易择的。“每因暂出犹思伴”，伴也有时只可思而思不来的。我真是幸运，可以与元方天天在山路上散步。而放假期间，又能回到波士顿的小径上，天天在水滨散步。我们谈的话，有时写为文章，也就成了这本集子。

二〇〇三年七月十二日于香港

爱因斯坦的散步及其他

××同学：

你母亲代你写给我的两封信，我大致算收到了。一封是六日，一是七日，也就是在我演讲以前与以后。因为我在忙乱中，听旁人在念，也许未听得太清楚。现在我特别回复你这两信，希望你母亲念给你听。你母亲在第一信里好像是说，你是一盲生，要来听而不能来，希望怎么样。我就向文化局的经办人员说：“我送他一本散文集好吗？”事后一想，如是盲生，送给他一本书去“看”，这不是讽刺吗？在你母亲的第二信里才知你是视网膜问题，正治疗中，怕受震动，所以不能来，我松了一口气。以现在的镭射技术，我想很容易治好的。希望你静静地养病。

你虽没有来，我大致说说那天演讲的情形，你听听热闹，也许可略解寂寞。

我是七日的下午六时，到了徐州路四十六号市长官邸的日本式大房子。先在竹林旁走了一圈，又脱了鞋在各式各样的屋子里转了一下，坐在榻榻米上吃了些东西。陪我的人说，讲演厅只容七十个人，但整天接到市民无数的电话询问，这个地方显然不够大了。讲桌已搬上台了，平常是与听众席在一个水平的。我向她说，来多少人就多少人，大家聊天，哪有什么人数的问题。

等到七时到讲演厅时，已挤满了人。从座位看来，有很多地方三人挤两张椅子，旁门都是流入及流不进来的人。

我开门见山即说：今天是二〇〇二年的三月七日，到三月三十一日，就是今年基督教的复活节。这是欧洲各国最大的节日了。我今天向大家述说的是整整一百年前，也就是一九〇二年的复活节的故事。那一天在瑞士伯尔尼的一个小报上，出现了一则广告。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瑞士联邦理工大学的毕业生
想给人补习物理，每小时三法郎……

伯尔尼大学有个学生名叫索洛文（Maurice Solovine）的看到了这报上的广告。他自己是学哲学的，但是想补习一下物理，也就是想对自然哲学打个底子。于是按照报上的地址就找爱因斯坦去了。

在爱因斯坦的寓所里，两人一谈就是两小时。爱氏送索氏出来，两人在街上一边散步，一边谈心，又是一小时半。分别时，爱因斯坦要索洛文翌日再来。爱因斯坦建议，不要补习物理了，大家在一块儿读名著，思索名著上的问题。于是又拉了一个学生，三人共组了“奥林匹亚研究院”，几乎每天相会，还共进晚餐，吃的是香肠、乳酪等，喝完了茶，然后开讲。

讲什么呢？是看名著的心得与对名著上所提问题的争辩。

这些名著都是谁的作品呢？是马赫（Ernest Mach）的《感觉的分析》与《力学》、穆勒（John Mill）的《逻辑体系》，是休谟的《人性论》、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亥姆霍兹的演讲、安培的哲学论文、黎曼的《几何学基础》、庞加莱的《科学与假设》等等。还有，与数理完全不沾边的戏剧、小说等，比如狄更斯的《圣诞颂歌》、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等。

我介绍的这些，几乎都见于爱因斯坦的成百上千的各种传记。我继续分析的，则是这些书对于爱因斯坦所产生的影响。我在演讲中大致解说了，比如马赫与爱因斯坦的关系及后来爱氏对马赫的批评；比如庞加莱是爱因斯坦详加研讨的对象及以后爱氏对庞加莱的驳斥。凡是与科学沾点边的科目，爱因斯坦在日后常有谨慎的利用，详细的讨论与镇定的批判。似乎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对斯宾诺莎的推崇。

最有趣的是爱因斯坦的后半生与量子论学派的大战。那份坚守不渝的顽固与宁死不降的激情，非常像他们三个奥林匹亚研究院的学员所共同欣赏的小说——《唐吉诃德》——的精神。

我的讲演内容是围绕在他们当年的深入阅读与日后的细密思考上。为了纪念这种巧遇的一百周年，我会把这些科学史的近况，贡献给大家。科学史是门新兴的学问，即以哈佛大学为例，比如孔恩（Thomas Kuhn）、盖利森（Peter Galison）以及荷顿（Gerald Holton）等结论新颖而成绩显明。孔恩是由于科学史的研究而创出科学革命的新说，盖利森是把科学史与艺术史并列研究；而荷顿在二〇〇〇年的一篇文章中，可以说专写科学家的散步，比如爱因斯坦与海森堡的散步等。

我讲完后，提问题的人很多，主持人就以收条的方式，为我再转读问题。我还记得的问题，比如：

问：罗素的《西洋哲学史》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你有什么看法？

答：这两本书与今天的讲题不能说完全无关，但关系不大。正巧我也看过这两本书，不妨说一下感想：

罗素的《西洋哲学史》是他在美国教书时所写的讲义，这本书倒是给他带来大笔财源。既是讲义，他就得按照历史的先后，一个哲学家、一个哲学家的交代。这自然不能算是什么特色。罗素的哲学史的特色是：竟然有一章是谈拜伦。我们乍看起来，就近乎匪夷所思了。罗素自有他的说明。他说：“拜伦对后世的影响太大了。因为这太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后世的革命思潮而言，不能离开这个源头。”

我并不怎么热衷于罗素的哲学史，他自己也不见得满意，所以后来又写一简篇曰：《西方的智慧》。我很爱看的是那本浅显易懂，趣味盎然的杜兰特所著的《哲学的故事》。杜兰特是胡适在哥伦比亚的同班同学，胡先生曾对我说：杜兰特是把每个哲学家写成一本小书，后来集在一起成为《哲学的故事》。

至于有关冯友兰的哲学史，在出版时负责审查该书的金岳霖及陈寅恪均认为是不得了的哲学大著。他们的审查报告与其说是在赞冯友兰，不如说是在骂胡适。我对该史首版也看过一遍。很爱他的后半内容，但读来不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的风流文采。胡适并无下册，也就无从比较了。冯著论到唐宋，在谈禅与说理上，他的见解，念来令人动容。

以上是由主持人转念的问题之一，其他还有好多问题及我的答案，在此只有省略了。

不料问答快结束时，座中一位听者突然站起来，大声喊道：“斯宾诺莎与老庄有关系吗？”

我想了一下，斯宾诺莎我读的相当多，是因为爱因斯坦说他对宗教的看法所引起。最使我感兴趣而至今仍不大了解的，是斯宾诺莎用“几何学”的方法写出他的主要著作。我想人文学问由“几何法”来研究与表达，大概由他开始，也许是最有成绩的。

但是关于老庄，我念的反而不多。也是读英文本，大概在知识上所增加的是各式各样的误解。这是因为中文原本，对我来说，更有困难。读文言文，我有时连句都断不开；除了向中文系出身、始终不改其志的元方请教外，还有什么办法！如果用方法学来分类，我勉强把老庄的著作归入“对话法”，也许适当些。

“对话法”是学术发展上最老的方法，可以说由苏格拉底开始的；而与它差不多同时开始的“几何法”，当然是由于欧几里德。

伽利略与教廷打架打得如火如荼，是大家所熟知的。最近我才看到伽利略论文的英文翻译竟有近五百页的内容，是四天的“对话”。原文及英文各二百多页；爱因斯坦还为这本名著写了七页的长序。爱因斯坦的思路与文笔真是一清如水。而“几何法”自欧几里德以后竟停了两千年，到牛顿时才恢复。牛顿的《原理》用的是“几何法”，这也是大家所熟知的。

讲演会散场后，我才看到一位我大学时电机系的同班同学与化工系的同年同学。我们三人都是一九四八年左右到台湾的，当然他们与我一样，俱是垂垂老矣。不同的是他们是真正为台湾竭其所有，尽其所能，贡献的血汗直入土层，向地心浸透。我很惭愧，远不如他们。

匆此，祝好。

二〇〇二年三月十日于台北

一百与一百二十五

——谈爱因斯坦致罗斯福的一封信

在春节前最后的一个星期天，杨振宁教授、元方及我在中大的大学宾馆共进午餐，说起在三月中他将去德国的乌尔姆（Ulm）——爱因斯坦的诞生地，作一场爱氏一百二十五周年诞辰纪念会议的特约演讲。为期五天的活动中，杨的演讲安排在三月十四日即爱氏诞辰当日。爱因斯坦逝世至今，德国人是忏悔自疚还是改过自新呢？这问题没有人想到，即使想到也没有人提及。不过能邀得杨演讲倒是合适不过，在世人看来，这确属殊荣，虽然爱因斯坦之于德国，关系总是复杂得难以形容——二战后德国政府曾建议以他的姓氏为街道命名，但他拒绝了。

我回家后与元方说，在一百二十五周年作诞辰纪念活动，略感奇怪。百年是个整齐的数目，在一九七九年，美国倒是有一个学术会议在普林斯顿召开，在那个会中最使人动容的演讲，是由数学家陈省身教授主讲的。如果杨振宁教授讲的将是规范场之类的话，那么他们两人都是“接着讲”爱因斯坦学说的向前发展，而不是“照着讲”爱因斯坦学说的按本宣科。“接着讲”就是大师，“照着讲”只是背书而已。

我手边有一本弗兰契（Anthony P. French）所编的百年纪念文集Einstein：A Centenary Volume，但不是那次普林斯顿的开会纪录。而陈省身的杰出论文则是在沃尔夫（Harry Woolf）所编的另一本书Some Strangeness in the Proportion里，可惜沃尔夫这书不在手边。在翻阅弗兰契这本书时，竟看到一封可说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信，即爱因斯坦一九三九年八月二日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以及几篇与这封信有关的回忆随笔。爱因斯坦致罗斯福的信，节译如下：

华盛顿·白宫·美国总统·罗斯福

先生：

费米、西拉德近来所做的研究，我读了手稿，这使我想到铀元素在最近的未来可能转变成一种重要的能源。考虑及此，应该提高警觉。必要时，还要求政府方面迅速采取行动。所以我相信我的责任是请你注意下列事实与建议。

……

我得知德国现今对已占领的捷克铀矿所出产的铀实际上已经禁售。德国所以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个中原因可这样理解：即是德国国务官员之子von Weizscker与柏林的威廉大帝研究所有关系，而该研究所正在进行那些与美国对铀所做的相同的研究。

忠实的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我们从爱因斯坦在信内所提到的人名说起：首先出现的名字是费米（Enrico Fermi），他是意大利人，一九三八年获诺贝尔奖，因受不了墨索里尼那一套，在领奖后与家人逃离意大利。一九三九那一年他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实验。第二个出现的名字是西拉德（Leo Szilard），他与爱因斯坦是工作上的朋友，还与爱因斯坦有一个发明冰箱的专利（详见弗兰契的书页二十五）。

起草这封信的还有维格纳（Eugene P. Wigner），他是一九六三年诺贝尔奖的得主。桑顿（Andrew Szanton）与维格纳合写的维格纳传记，叫做The Recollection of E. P. Wigner as told to Andrew Szanton。这样长的书名该怎么译呢？只能译成《维格纳的回忆，是这样告诉桑顿的》。长得都不像书名了，但很准确。这本传记虽不是本人执笔，实际上确是一本自传。或可径译为《维格纳口述回忆录》。这本书上面说：

大概在一九二八年，我首次见到西拉德、冯纽曼（John von Neumann）和泰勒（Edward Teller），大家全都在十年内诞生于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家里。西拉德生于一八九八年，我（维格纳）生于一九〇二年，冯纽曼生于一九〇三年，泰勒生于一九〇八年。

在维格纳的传记中，提到这封信原是爱因斯坦的德文手笔，然后由维格纳译成英文。信写好后，爱因斯坦就到纽约长岛度假去了。是后来西拉德拿着打好字的信，抓着泰勒开车，去长岛找隐姓埋名的爱因斯坦亲自签字的。在弗兰契的书页二十四，记载了泰勒的这段回忆。一九三九年八月，也就是希特勒入侵波兰的四个星期前，爱因斯坦在八月二日给这封信签的字，但这封信却在十月才到达罗斯福手中。西拉德是写这封信的推动者，也因为爱因斯坦的盛名，罗斯福才有成立铀顾问委员会的决定。

这封信涉及的人物包括爱因斯坦、费米、西拉德、维格纳、泰勒等科学家，除西拉德外，且看：费米是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维格纳是杨在哥伦比亚大学找不到费米时，改去普林斯顿大学所找的导师，但维格纳当时却正要离开普林斯顿到田纳西的橡树岭去；泰勒是杨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泰勒去年才在旧金山逝世，由那个讣闻里就知道他一生的主张与作为）。泰勒的、维格纳的、西拉德的主张都一律保守。而这封信罗斯福看后，驱动了美国进行曼哈顿计划，由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总领军，把原子弹制造出来。

战后，奥本海默主持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那时不但爱因斯坦在那里，杨振宁也来了，数学家有外尔（Hermann Weyl）和陈省身等。至于一九三九年写信的、译信的、送信的这群人，几乎与在普林斯顿的奥本海默身边的那群人壁垒分明，政治立场差不多完全对立。爱因斯坦本来是怕希特勒的原子研究抢先成功，才在这封信上签字的。但不久，他却又怕因原子能之出现使人类回到棍棒混战的原始时代，而有些后悔在这封信上签字，立场自然转到奥本海默那边。

捧着这本百年文集，看着爱因斯坦的这封信，等着听杨振宁教授的演说，同时在想这个世界在什么时空？……一八七九、一九七九、二〇七九是一堆数字，以及一七八九、一八八九、一九八九又是一堆数字！

注

一八七九年，爱因斯坦诞生；一九七九年，爱因斯坦诞生一百周年，好多人在普林斯顿给他过生日，但爱氏已去世多年（死于一九五五年）；二〇七九年，也会有人为他庆祝二百周年诞辰。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大概影响他对自由的观念与对教育的看法；一八八九年，爱因斯坦十岁，社会党国际大概影响他对平等的观念与对经济的看法；一九八九年柏林围墙倒下，东欧怒潮澎湃，一直到苏联解体，而他已死了多少年了？

二〇〇四年三月九日于香港

补记

这本集子大概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尾，在波士顿与台南，后来又两边跑时所写的散文，叫做《时空之海》，题目是太大了。现在已是二〇〇四年，为二十年来所写的散文集补一个序，以说明写作此书的原委，不应该是很难的事，但竟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我所能写的只有此时此地的心理状态。也就把刚刚作的这篇小文《一百与一百二十五》拿来当作这本书的序罢。

二〇〇四年四月二十七日于香港

横看成岭

——一九二二那一年

好像是十几年前了。杨振宁教授忽然有一篇用中文写的散文发表，说哥白尼与王阳明同岁；还是只相差一岁。说哥白尼对后来的影响如何大，王阳明的影响如何小。我看后有些不解。这样子扯在一起做些什么呢？

我想不少人了解他的看法，但不见得同意，比如日本的科学家汤川秀树，或者他的弟弟文学家小川环树会同意他的看法吗？真希望杨教授与汤川提出过这类的问题。“一生低首拜阳明”就是东边传来的诗句。所以我并没有太细想这个问题。

可是，这种“同岁研究法”，在无形中影响了我，也许杨教授的诚恳态度与诚实作风有以致之。毕竟，这样的横切法太容易做了，于是无意中学起他来。

好，我就以杨教授作为出发点罢！

杨振宁生于一九二二年，多少本传记都这么写。一九八二年，他好像在香港过六十岁生日，我那时正在中大教书，自然也在香港。那么他的生年铁定是一九二二了。一九二二年，我就找一下像他这样有成就的大人物罢！

有一年我在波士顿，有孔恩（Thomas Kuhn）的消息，看到孔恩也是一九二二年生。孔恩的科学史论著是很有名的，他用了上万本的书作参考写他的科学史论文，解释了科学革命的结构，全世界对孔恩都刮目相看。可是，当然，科学史是另一大行，与物理有关，却不是物理，与杨振宁的成就更无从比较。孔恩的学说是：在科学史中同是一个词语，一时有一时的含义，比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运动的意义，即与牛顿所谓的运动不同。他铸造一新字，即Paradigm，中文暂译作“范式”，以说明其观点。孔恩的书一出版就卖了一百万册，不限科学史界，好多界的人都引用范式这一观念。

后来，我注意到另外一个人，就是那位与爱因斯坦吵了三十年架的大匠玻尔（Niels Bohr）。他有个儿子，就叫小玻尔（Aage Bohr）罢。他也生于一九二二年，与杨教授同岁。他得过一九七五年的诺贝尔奖，好像也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访习过，得奖则是很晚的事了。但他对人类的贡献，与杨振宁差可比拟。

于是，我对于一九二二年从此敏感起来。凡与一九二二有关系，在读书时涉及的，我就在电脑中记下。后来，涉及到中国学术界的人物等，也记下来了。至于一九二二在中国的军阀大战则不记了，只记学术上的人与事，于是那些国外的也记。为带着方便，改用了笔记本。换句话说，我这笔记本，就叫一九二二。凡与一九二二中外有关的事都记，把资料来源也记下，日子久了，再看这些纪录时，觉得自己笨到有趣，但所记却很有可观。我随便挑两三件，看一下这些记载有多好玩。

吓，首先记下的是在一九二二，徐志摩到德国去与张幼仪离婚。他们二位都在英国，为什么到德国去离婚呢？证人是吴经熊与金岳霖，金与林徽因是好友，可以解释；吴与徐有何关系，则待考了。

该年，那位在北京大学常受讥讽，而跑到法国去留学的刘半农，他这年已经修完巴黎大学的博士学位，从巴黎到柏林了，是暑假中带着全家转一转然后就回国。但为何去柏林转一转呢？

我后来忽有一天想到这件事，才发现：同一年傅斯年也在柏林，蔡元培也过柏林。柏林有何神圣，为什么中国学者忽然都去了柏林呢！原来一九二二年，德国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之后，一美元合五千马克左右，一九二三年一美元就换以亿计的马克了。许多口袋里有银元的人，不论是银元上有袁世凯，还是孙中山的像，到了柏林一换之下都成了富翁。原来趋之若鹜的原因之一是银元换成了马克用，可暂时充一下大亨。

一九二二年出生而又得了诺贝尔奖的颇不乏人，如激光或称镭射界的俄国科学家巴索夫（Nikolai Basov），在一九六四年得过奖。研究微中子的莱德曼（Leon Lederman）在一九八八年得过奖。这里面还涉及杨、李的以及王淦昌的故事。查这些生日是极容易的事，不过真的做久了，又感到自己幼稚得几近无聊。

于是，我由生日扩充至这一年的大事了：比如爱因斯坦那一年的年初根本在柏林，这一年他在干什么？从一九二一过到一九二二那段期间，爱因斯坦既是柏林大学的教授，也是威廉研究所的教授，可是并不教课，只管研究。那个冬天，也就是一九二二年初，爱因斯坦却开了个短期讲习班，专讲有关统计的课。他的讲法很特别，先把统计讲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扼要而简洁，然后再把统计讥笑一番。这个班听讲的是谁呢？有一九六三年得诺贝尔奖的维格纳（Eugene Wigner），还有日后发明全息照相，获一九七一年诺贝尔奖的伽博（Dennis Garbor）等。我大概是在狄拉克科学传中，知道了狄拉克是维格纳的妹夫，而狄向朋友介绍自己的太太时却总说这是维格纳的妹妹；我又在维格纳的自传中，知道了爱因斯坦教统计讲习班这回事。至于爱氏讲解的精彩，是维格纳事后述及的品评。

在一九二二年夏天，索末菲（Arnold Sommerfeld）给海森堡安排了一个去莱比锡的机会，在那里爱因斯坦将作一讲演，而在那会中海森堡可见到爱因斯坦。但是当海森堡进入非常拥挤的大厅时，有人塞给他一张传单，一九〇五年得到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莱纳德（Philip Lenard），还有其他十八位德国科学家正在攻击爱因斯坦。说爱因斯坦的东西只是些狂野的猜测，违反德国精神，他是被犹太人的新闻界大吹大擂起来的。

海森堡吓坏了。科学上的真实受到政府无情地攻击，究竟是怎么回事？海森堡当时也未注意到演讲者并非爱因斯坦，而是一九一四年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劳厄（Max von Laue）。他在台上正为同岁、又是同事的爱因斯坦作辩护，而爱因斯坦本人则根本没有来，他已知道如果来了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爱因斯坦大概在一九二二年的夏天就已听到自己在黑名单内，就想周游世界了。在年尾到了上海，再去日本，到京都讲相对论了。这个演讲影响了很多人。那一年汤川大概是十五岁上下，不会不受影响。也正是那一年一九二二的十月一日，杨振宁呱呱诞生了。我常说杨振宁是我国出奇的大人物，可是我的理由与别人略有不同：

大家均知伽利略逝世的那一年，牛顿诞生。爱因斯坦诞生的那一年，麦克斯韦逝世。好多人把文学与科学视为一家，那么也可说普鲁斯特逝世之年，杨振宁诞生了。只就科学界看来，如说爱因斯坦到上海那一年，杨振宁在怀宁出生，也是很难得的巧合罢。

爱因斯坦为何过上海而不到中国讲学呢？说来话长，却不难考据。

蔡元培是曾经亲自到柏林邀请爱因斯坦到中国讲学的。可是爱因斯坦忽然又拒绝了。因为中国的同意书，可能是邮阻罢，爱因斯坦并没有看见，双方所议的报酬也有差异。差多少钱呢？也就是以“千”作单位的美元。那时梁启超也同意了，他那个什么基金会也答应给钱了。不特此也，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夏元瑮刚从德国回来，认识爱因斯坦，在爱氏来到中国之前，已在讲“相对论”作为准备，好给听众打一个听讲的基础。可是，日本人多出了些钱，把爱因斯坦给抢去了。

后来的故事是夏元瑮有个弟弟，叫夏元瑜，夏元瑜是林海音的朋友，夏元瑜在台北市忽然觉得自己来日无多，想把他哥哥元瑮所写的相对论讲义从箱子底翻出来出书，以为纪念。《城南旧事》是林海音的名著，名著中均是小孩话。林看不大懂这堆相对论的说大人话的讲义，她只管出书，不管整理，所以要我看一下，整理整理。书，大概印了几十本，夏元瑜就逝世了。林海音把十来本夏元瑮的余书相对论，全部给了我。我是懂些相对论，当然不如真正学物理的人，于是就拿了一本送给杨振宁。没有想到杨教授还认真地看。他有一信问我：夏教授这本讲义为何前面译为安斯坦，后面却叫爱因斯坦？一书之中，两个名字！

我只能答复他说，是整理者的粗心。原著用的是安斯坦，后面的爱因斯坦云云都是我所找出的有关“爱因斯坦在上海”的新闻加上去的。

爱因斯坦过上海时，也有访谈。讲完之后，听众有提问题者，问题是灵魂遥感之类。爱因斯坦答曰“这是不值一答”的。

爱因斯坦不知道那位提问题的听者名张君劢，他提这个问题是受当时思潮的影响。是在一九二二，清华大学请张君劢讲“人生观”，事后把他的讲演登在《清华周刊》上。丁在君看到了，于是引来一九二三年的人生观、科学与玄学的大论战。学者这一战场，比军阀那一战场还要激烈。

人生观的大论战，最后并无结论，如果勉强给一结论，就是柏格森的哲学。

关于“时间问题”，柏格森有一套说法。爱因斯坦就直截了当地说：“对不起，柏格森错了。”当然爱因斯坦的词锋向来俏皮而不含蓄，有什么就说什么地悍然指出柏格森的错误了。

话说爱因斯坦在日本讲学后，究竟讲了些什么，我想谁都想看，我也想看。日本人也不会没有纪录，大概是日文的，正如爱因斯坦在德国所讲的统计，讲了些什么，大家都好奇罢！

在德国讲的统计，如有纪录，一定是德文；在日本讲的，纪录不能不是日文。爱氏这一番话倒是查到了，是：A. Einstein：“How Created the Theory of Relativity” translated by Y. A. Ono，Physics Today，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1982，pp.45-47．

距离原演讲日，整整六十年，才译成英文。杨振宁已六十岁了。

大家都知道Physics Today是什么杂志，就是杨振宁也时时劝人看的一种美国物理学会出版的浅易学报。专家们所看的正式学报里的物理评论，平常读者恐怕是不知所云，而这种浅易学报反而是可以领人入门的。

我们还未交代徐志摩。据林徽因说，徐曾经译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且在一九二二年写过一篇关于相对论的文章登在《民锋》杂志上。他常说笑：“任公先生的相对论的知识还是从我徐志摩大作上得来的呢，因为他说他看过许多关于爱因斯坦的哲学都未曾看懂，看到志摩的那篇才懂了。”

这是一九二二年“世界大事”的横切面！我不由得想起苏东坡的名句：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有几个人彻底明白爱因斯坦或杨振宁的物理？所以东坡的另一首诗连带着想起来：

庐山烟雨浙江潮，
不至平生恨不消。
既至到来无一事，
庐山烟雨浙江潮。

距相对论的立说快一世纪，距规范场的发表快半个世纪，在时间上可以说我们已不在庐山中了。但只有各种程度的“恨不消”，只有“无一事”的感叹而已。

二〇〇三年四月二十五日于香港

雕不出来

不记得是在哪一年或哪一次了，杨振宁教授跟我闲谈时说：“雕刻人像要雕得比本人的尺寸大，如完全照本人的原尺寸，不但不会生动，反而会显得小了。熊秉明要为我雕一个像，把我们从几岁开始就在一块儿的感情全雕进去。”他的神气，是很希望这座像能雕成。说这话，大概是他六十岁左右在香港时。那时我也正在香港执教，自然有时与他见面。不过这次见面已经二十多年了，细节全忘了。但还记得曾跟杨说：“熊秉明我知道，我看过他写的有关罗丹的一本书。”

我就受他这几句话的影响，想起我从前好像在旧金山，见到过孙中山的雕像，那像小得出奇。为什么把孙中山雕得这样小？那么大的一个人物雕成这么小，是当时的华侨为尊崇孙中山才按照准确的尺寸而雕成的。雕成这样小，绝不是故意的，只是不知道雕刻其实不是科学，而是艺术。如果像科学似的，丝毫不差地按尺寸雕出就不生动了。我于是又想起在费城的富兰克林的雕像来。像雕的是富兰克林刚到费城的模样，好像是一个穷学生夹着一包书，匆匆赶路的打扮。我站在那座铜像面前，不想走。回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宿舍后，心里还在兴奋状态，不能自已，于是写下印刷小工那篇散文。

杨教授过七十岁生日时，他在台湾的新竹，我也从台南到新竹去看他，但我不记得跟他单独谈了些什么。之后没有多少日子，我由波士顿飞来港，特别到他那里去找他，想说一说我在波士顿的一些经验。

什么经验呢？就是我离开香港中文大学到波士顿大学执教后，常游那里的名胜。到写《红字》的霍桑的家乡塞伦（Salem），看到霍桑的雕像，那是如雷击般的震动，使人立时觉出他的伟大，难道是因为那雕像比真人大了许多的关系？那种震撼，只有在巴黎看到罗丹雕的巴尔扎克时的感觉庶几近之。又曾在华尔腾湖畔，看到后人重建的梭罗的湖边小屋与梭罗的铜像。小屋是梭罗向爱默生借来的，当时说好，二年以后归还时，必须把他自盖的小屋拆掉！

梭罗也照拆了。后人却因了他的《湖边散记》太引人入胜，就无事生非地，根据梭罗所描写的细节在原址盖上小屋，又在屋旁铸了一座梭罗的铜像。我只觉得雕像的身材太小，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像梭罗。像座上记载着梭罗本人很矮，此像是照梭罗本人的尺寸所雕的。华尔腾湖既然热闹得不像当年的华尔腾，梭罗也渺小得不像梭罗。我暗暗叫着：“杨振宁这位专讲精确的大科学家，他的雕刻理论也这么精彩！”

我不知为什么又从波士顿来香港，当然又去访杨振宁。劈头一句，就是：“杨先生，熊先生替你雕的像，雕好了吗？”杨教授神气一挫，望着窗外，有些凄然，又有些失望地说：“没有雕出来。”我比他还要期望看到这个雕像，所以就更觉得失望。没有说什么，就告辞了。

时光自然比梭快，也比箭快，我前几个月看报，杨教授的自几岁时就要好的朋友熊秉明逝世了。从《明报月刊》的纪念文字中看到熊秉明的作品的照相：是鲁迅的像，原来是铁雕。照得这么小，自然不是尺寸的问题，因为只有一个头，多大尺寸无从知道。不过把鲁迅那种“横眉冷对千夫指”的神气雕出了几分，至于“俯首甘为孺子牛”则不大看得出来。也许“甘为孺子牛”是鲁迅对自己的期许，从他本人的相貌上，或熊秉明对他的理解上根本看不出来。

我想杨振宁的雕像，熊秉明一定非常努力地雕过，可能是用他所擅长的铁雕，但结果是没有雕出来。想把他们的感情，从七八岁到七八十岁都雕进去，是什么意思呢？是共同养蝌蚪的心情，还是一起放电影的心情？是以哲学诠释雕刻的熊秉明的心情，还是杨振宁刚到普林斯顿的心情？是杨接到诺贝尔奖电话的心情，还是熊听到杨得奖时的心情？怎么个雕法还在其次，可能这个目标根本不能求之于雕刻。怎么把七十多年的交情都雕进去，而看来却像千载？“观古今于须臾”，是东方的辞赋上说的，陆机的《文赋》写过的；“永恒宁非是刹那时光”，是西方的诗篇上说的，布莱克的天机一现，只有大师才做得出来。大概熊秉明还不到这个境界，况且即令可致，亦不可求。也许熊秉明有一天拿起铁杆，或雕刀时，忽然想起，在清华园，他的父亲熊庆来。想到熊庆来如何去法国，如何被召回，又如何死的！立时把雕刀一扔，喝酒去了。

不知操过多少次刀，也许弯过多少次铁杆，也许人像都已成形了，但自己左看右看，均不满意。就在北京，还是巴黎，或者纽约，告诉杨教授说：

“我雕不出来，也决意不雕了。”也许再加上几句哲学上的或艺术上的解释。其实，岂止雕刻如此，科学也如此，最珍贵的也许均不可求。岂止雕刻如此，杨、李之得诺贝尔奖，那个作品，不也是如此吗？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上有杨教授雕像之照相，不知是谁雕的？我看不出那个雕刻的好来，倒想起了我与他初识的情形。

那是在他们得奖的一九五七的前夕，我在宾大正念书的时候，忽闻杨振宁来演讲。他那时在中国人中或物理界中，已经很著名了。我约了我的一同班同学，好像叫斯乃德，我连他名字都记不清了；也约了顾毓琇教授。

我这个同学是电机系而搞计算机的，还不知道杨，是我把他临时拉来的。顾先生那时还只有五十多岁，就卖老地对我们说，他在清华园时，杨振宁还是小毛头，正像杜甫似的“一日上树能千回”。然后说起他本人怎么请温纳到清华讲学，萨本栋怎么不教电机而教起物理来；萨原是学电机的。而后说连爱因斯坦、狄拉克也是学工程的。我那时正在玩布什（Vannevar Bush）的微分机，该机是布什的发明，而布什是顾教授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老师等。我们三个人一路说，一路走到讲演厅。

刚在厅内坐下，杨振宁已在台上讲了。斯乃德惊讶地说：“啊！这位杨博士可真漂亮呀，为何不到好莱坞走走，一定被星探立时发现。”我以为他开玩笑，但他的确是严肃地说出他诚实的意见的。

杨教授真是漂亮，那两只眼睛如闪烁的星光。

第一张投影片打出来，是说世间几种力的次序，以order标明。

我的同学斯乃德仍在惋惜他为何未去当电影明星：“可惜呀可惜，你看只是呀，太用功了，背有一点点驼了。”

“驼”也有一个相当的英文字，我听不清楚，他又说《钟楼怪人》这本书的英文名字，我才听懂。不过我心里想，这么年轻，还不是用功用的。你看我，从我的挺直腰板看来，就知道是不用功的学生。

三十多年以后，也不知是哪一年了，我正在香港中文大学发展电子系，杨振宁来了。我们联合书院有个午餐会，在会中欢迎他。我介绍我们这位贵宾时说：

“诸位同仁，我认识杨教授有二三十年了，初次见他时，觉得他像电影明星。现在大家看，二三十年后，他怎么依然像电影明星！现在改行，犹未为晚！”我把斯乃德的意见重述了一遍。

我同学说的真是实话，我引他的话，也是实话。

二〇〇二年的十一月里，台湾的天下文化出版社，出了一本江才健著的《杨振宁传》。高先生过港送给我这本书，书还热着。我一看，是熊秉明题的字。当然气韵远不如熊六十岁时为杨的论文集上所题的那样遒劲有力。熊后来好像在巴黎教写中国字，写过各家的书法汇评。他的艺术批评是很不俗的，似乎极力想把失之于东隅的雕刻，收之于桑榆的写字。毕竟气力有失，岁月是不待人的了。但人像既未雕出，题个字，也可以了。马上打开来看，图片几乎都是杨教授提供的，觉得很珍贵。不意翻到第五十六页，是杨教授小时候的照片，他的父亲在这张相的后面题了字：“振宁似有异禀，吾欲字以伯瓌。廿四、五、十四于柏林，武之。”下面有江才健的说明，写着：吾欲字以伯“怀”。

作传的人连传主的“字”也未搞清楚，是太不负责了。为谨慎起见，我给元方打了个电话：“杨振宁的‘字’，可能是‘伯怀’吗？”元方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能是伯‘怀’，更不可能是伯‘坏’，一定是伯‘瓌’。”她接着又说：“‘瓌’这个字通瑰奇的‘瑰’，多出现在赋里面。比如曹子建的《洛神赋》有‘瓌姿艳逸，仪静体闲’的句子。从外在看是美丰仪，从内在看自然是异禀了。《晋书》上记阮籍，就说他是‘容貌瓌杰，志气宏放’。‘伯’是长子，杨武之在端详十二岁时的长子的相片，愈看愈心有所动，而‘欲字以伯瓌’，其期许多深啊！”

有些像，雕不出来，也许不是坏事；有些传，写不出来，也许也不是坏事。

二〇〇三年五月七日于香港

三山五岳

作一本传记，很不容易，几十字的小传也可能出错，更不用说几百页的大传了。不过作传的人，至少要知道传主所处时代的背景，而不只是把传主的话，录下音来，转为白纸黑字，就算了事了。以江才健所写杨振宁的传为例，更属艰难，更不能不加解释。

中国大致分两派，即左派与右派；美国大致也分两派，即左派与右派。杨振宁之复杂在于左派或右派都在一时期拉他，另一时期利用他，用完了又整他。更巧的是：中或美，左右两派的人都与他有断不了的各种关系。我只将他的错综复杂的背景，简单地说来：

就中国方面说：杨武之是他父亲，就从杨武之搭上了去接胡适和梅贻琦到南京的飞机说起。这个飞机怎样起飞的呢？不是在当时北平的南苑机场，因南苑已被共产党占了。是在东长安街，拿马路当跑道起飞的。我那时正在台湾，是多少年以后听人说的。但我一直想不通，东长安街那些牌楼不能成为飞机跑道啊。杨武之坐上这架飞机，并不是要到台湾，而是准备先到南京，再转上海，径赴昆明接家人回北平的。

可是，这就变成杨武之坐过“撤退飞机”，罪很大、恶很极了。也就成了他回不了清华大学的原因。一九四九年以后，杨武之要回清华，而清华大学不要他，他才退而去同济大学。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他又随同济数学系并入复旦大学数学系。最后，倒是“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了。杨武之是被吓破了胆的人，所以家训都是“国恩宏”之类的官话。有些是实话，有些未必是实话；有些是正话，有些未必是正话。反正说的是些苦胆已被吓破的人所说的梦话。梦究竟与事实有些距离。

至于杨振宁的岳父，杜聿明谁不知道！毛泽东的《吊罗荣桓同志》这一首诗中说：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战锦，是指一九四八年秋的锦州战役。这一战，是大关键，是共产党夺取锦州以切断国民党军队与关内关系的一役。中共方面除了罗荣桓以外，还有林彪与刘亚楼。而国民党这边，必有杜致礼的父亲杜聿明将军。杜聿明此时是否在东北，很易考查，但他无论在东、西、南、北哪一个战场，在主战场也好，在侧战场也好，都脱不了关系。战锦入了毛泽东的诗，可见毛泽东如何看杜聿明了。但杜在第二个关键战的徐蚌会战时被俘，那是时局已不可收拾，胜方自可说他是战犯，败方也可以自己解说为非战之罪。何况他并没有投降罢！中共对这么大的敌人，是不会杀的，毛泽东倒不是偏爱他，毛泽东一生都是“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的心理状态，只是没有把杜聿明当作苍蝇而已。

就国民党而言，杜聿明是大将，是重臣。胜败乃兵家常事，他虽未降，但情何以堪？这是在中国方面杨振宁的处境。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我们再看一看美国方面。

泰勒（Edward Teller）是杨振宁修博士学位时的指导老师。杨振宁的博士论文最初只有四页，后来扩充到十几页，无论在任何大学，如果让十几页的论文通过，都是不容易的。导师确实觉得其创意充盈，价值十足才可，因为导师在论文上要签字的，要负责的。杨振宁论文通过了，以他的个性以及中国文化的背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哲学，他不会不心存感激，也不会吝啬称道他的恩师。

可是，奥本海默是杨振宁的知音，也是好友；奥本海默又是想要他接班当家，又是要给李政道找事；杨向奥一推荐李，李就受聘了。美国人是专爱打电话的，奥本海默可以打个电话给柏克莱的任何朋友问问李的情形，因为奥本海默也是由柏克莱来的。但他大概没有打，绝对信任杨振宁，就给李一年或两年的聘约到普林斯顿来。

爱因斯坦已在普林斯顿好多年的时候，有一位流亡在普林斯顿，以奖助金为生的英费尔德（Leopold Infeld），忽然接到通知不再给奖助金了，这位流亡学者，只有找爱因斯坦想想办法去。爱因斯坦向他说：“我在外界，似乎有点名气，但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里却没有什么力量。开会时，我说过了，但没有用，他们不给奖助金，我怎么为力。”爱因斯坦向英费尔德提出个建议，就是从他的私人腰包里掏出些钱，算是助理的奖助金，英费尔德当然不受。英费尔德这时着急了，想出一个求生的主意。他建议爱因斯坦与他合作一本书，书上有爱因斯坦的名字，还愁没有销路吗？挂虚名，爱氏是不干的，他必亲自参与了写作。合作的结果就是《物理之演进》（The Evolution of Physics）这一本书。

我们多感谢爱因斯坦与英费尔德合作的这本书，我上大学时就看过。其影响之大，不可以道里计了。

我说这个多少年以前的相类似却不同时的故事，是有些牵强的。但由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来，杨振宁在奥本海默心目中的分量。无论什么事，几乎杨说了，奥所长立即执行。这样，一九五七年以前的李政道才有可能去了普林斯顿。由爱因斯坦与英费尔德的故事，也可看出爱氏所办不到的，杨办到了，当然与所长睿智的程度也有关系。

奥本海默既然是杨振宁的知音，而泰勒可以说是他的恩师，美国社会的看法，并不认为恩师有什么重要，但在中国人的杨的眼光里，却不是如此。看他如何对吴大猷、王竹溪等就可思过半的。

问题来了！

麦卡锡的非美活动委员会，有一段时期是气焰万丈的。他们首先是对付奥本海默。原子弹固然是好些人一起做的，但奥本海默有多少功劳，大家应该知道。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奥本海默，就不见得有原子弹，而以打日本所展示的，只按美国的自私立场，也少死好多兵罢！但麦卡锡时代，右派必要置奥本海默于“死”地，召集了所有的名人到国会作证，当然也召了氢弹之父泰勒去作证。这位从匈牙利来的泰勒，对于奥本海默事件不会说不相干的话，但也不会说好话。因为从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中可以知道匈牙利人受过多少暴政的蹂躏与欺骗，不论来自德国，还是来自苏联。泰勒可以不用词语而直接或间接的表达对奥氏政见之不满。也许因了泰勒的证词，才有政府对奥氏最后的裁定：“忠诚而危险。”

我在五十年前，曾经表示我的看法，写在《旅美小简》里，叫做《科学家的苦闷》。那篇文章凡说爱因斯坦的，几乎全是当时幼稚的猜测；但关于奥本海默的，则是事实。“忠诚而危险”，是两个矛盾的形容词。五十年前，我不懂，至今我仍在不懂状态。

杨振宁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首次在香港中环的大会堂作公开讲演。一九八二年前后则是在中文大学细讲物理，讲了很多次。我注意到在杨的系列讲演中，凡提到泰勒的地方，他总以笑话转过弯去。比如说泰勒有许多直觉的见解，这些见解中恐怕有百分之九十都是错的，但他不怕这些见解可能是错的，只要有百分之十对就可以了。我再看他与泰勒一起的照片，还是师生之间常说笑话的样子。

可是，泰勒晚年一到物理大会，没有人理他。那些左派的知识分子根本不知暴政可以暴到什么程度，他们都觉得是泰勒的证词把奥本海默窝囊死的，虽然大家均知他是病死的。

我常常与元方提：假如奥本海默与泰勒一同出现于物理大会，我不会看奥，也不会看泰，我会看杨振宁的眼睛。那个矛盾的火花，会在杨的大眼睛里显现出来。

元方就问我：“那你对他们三个人，会有什么样的感情呢？”

“这种假设的问题，其实没有多大意义。我现在的感觉是：既怜悯泰勒，又怜悯奥本海默，更怜悯杨振宁。”

在人类“无知”的战场上，这三位是科学同好，但政见各异；在为人类而求知上，都建了奇功，立了大业。他们三位：一个来自欧洲，一个来自美洲，一个来自亚洲！给美国做出原子弹来的奥本海默早就死了；给美国做出氢弹，来自布达佩斯的泰勒，受尽了希特勒的恐吓、斯大林的践踏以后跑到美国，凋零在异乡了。

奥、泰二人均未得到诺贝尔奖，得到诺奖的只有这一位从亚洲来的杨振宁。而几十年来，他总是在“下大雨，刮大风，小树连根拔，大树大鞠躬”的时代中如江边一树，垂垂老矣！

二〇〇三年五月十九日于香港

紫气东来

李欧梵要作一系列讲演，谈瘟疫后的人文反思。我还真想听听讲演的内容。大纲是列出来了，由加缪的《瘟疫》到“大都会”的电影。但为什么没有科学的反思呢？又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反思呢？元方说：“如果讲音乐，我就去听。”这话令人不懂，大概她以为李欧梵如讲音乐更好。

香港的疫情在最严重的时候，有一天是左边的沙田，好像坏消息刚要消歇，不意右边的大埔，又传来警声。我们住在中间的火炭，心中之焦，一如这个小镇的名字。想把这些忘记，遂有意无意地拿起怀特（Michael White）的The Last Sorcerer（《最后的巫师》）来。怀特是牛津出身专爱为科学家作传的。为什么翻怀特的书呢？因为伦敦闹鼠疫，剑桥大学关门，牛顿才回到家乡，坐在苹果树下等苹果的下坠罢，才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发明微积分。如果不是闹瘟疫，可能没有微积分，更可能没有牛顿的力学，那么眼前动辄高到五六十层的大楼，是不可能有的了；也就没有现在地球表面这些熙熙攘攘。我这是忍心地硬说出闹瘟疫的好处来罢。

这种想法是阿Q，也可说是塞翁，如此心情比较舒坦些。但又立时想到那些无奈于小虫的华佗与以蔷薇刺心的“夜莺”，仍旧不好过。

牛顿的例子，虽为大家所熟知，但毕竟是外国的，是很遥远的了。我却因为刚看过几本杨振宁的传记，而引起东方闹瘟疫的遐思。

杨振宁的祖父名杨邦盛，在李鸿章得势后，带了不少合肥人到北方的京、津做官。天津巡抚是段芝贵，杨邦盛在段芝贵幕中做僚属，负责文书之类的工作。叶中敏的杨振宁传说：

在杨武之十一岁那年，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段芝贵调任黑龙江总督，杨邦盛随同前往，不料在沈阳途中的旅馆染上了鼠疫，客死他乡。

可想而知，杨邦盛染鼠疫而亡，合肥的杨家自然乱成一团，各种计划势必全变了。以后，才有杨武之在十八岁去北京师大学算学，因为师大毕业有教书的资格与义务，才回到合肥二中教书，才有考安徽省官派留学等经历。如果西方有个牛顿，因瘟疫才有日后的牛顿；那么，中国有个杨振宁，也可说因瘟疫才有日后的杨振宁。元方对我这种联想翩翩，大笑起来。她说：“这里面的关键人物，恐怕是李鸿章罢。如不是因李鸿章而起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带着同乡东西南北乱跑的无制度的制度，杨振宁的祖父就不致死于瘟疫了。”

我陷入沉思里：李鸿章没有走过运，那时的国家，不只是腐败；那时的政客，不只是昏庸。一个接一个灾难形成的烂摊子，李鸿章都得要从头收拾。打了败仗，固然要赔款割地给人家；打了胜仗，也依然是赔款割地给人家。好像只有他一人的责任，只有他一人的过错，这种日子怎么个过法！实在令人无法想象，也不忍想象。

李鸿章是曾国藩提拔的人物，由现存的多封《上曾相书》多少可以知道他的见解与作为。一八六二年他奉曾国藩之命组建淮军赴沪。在上海给曾国藩的信，有这样一段：

洋人与逆匪仇隙已成，从此必在上海附近助剿，固无疑义。连日由南翔进嘉定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鸿章遵师训：忠、信、笃、敬四字，与之交往，密令我营将弁、随从学其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亦得切磋观感之益。……

这里的逆匪是太平军，曾国藩是李鸿章的上司及老师，所嘱咐再三的却是忠、信、笃、敬，总而言之是狭义的“信”与广义的“信”。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曾相国这种言论，不免迂阔罢。可是前些日子《经济学人》的“少说点谎，成不成？”好像是如应斯响似的重复着曾相国的话。

一八七八年，李鸿章给当时驻英法公使郭嵩焘的信中说：

人才风气之固结不解，积重难返。鄙论由于崇尚时文、小楷误之。

李鸿章认为重科举、遵八股是戕害人才的，几乎是在哀求上面的朝廷与下面的黎庶了。

一八八三年，李鸿章上《妥筹边计》的奏折，背景是法国侵略越南，清廷因清军在越南的驻地山西被法军攻占，派张佩纶到天津传旨，令李鸿章筹议法越事宜。也就是让李鸿章主战争之事。李鸿章在奏折中认为：谋划之始，不可轻于言战；败挫之后，不宜轻于言和。否则，不仅使法军窥我内怯而要挟多端，而且更使列强增加轻侮之心。李鸿章力主：与敌军久持，俟敌军气衰，自愿转圜后，再与言和。

元方此时却由政治话题转到文学上去，她说：“中法之战，结果还是不败而败了。去天津传旨给李鸿章的张佩纶，任职总理衙门，受命在福建参与海防，修筑炮台，抵抗法军。后来中国水师战败，停泊马尾的船只全被击沉，造船厂也毁了。张佩纶遂被革职，流放张家口，一八八八年才回到天津，在李的都署内协办文书。这个张佩纶竟给我们带来些新的消息。”

“张回到天津后不到半个月，就与李鸿章的小姐菊耦订下了姻缘，我们才有了日后的张爱玲。张佩纶是张爱玲的祖父。当时张佩纶四十一岁，李菊耦才二十三岁。但李鸿章是很得意地写信给刘铭传，说自己‘平生期许，老年得此，深惬素怀’。”

“那时的刘铭传在台湾呀！是中法战争以后，台湾改设行省，刘铭传就首任巡抚职。在对外关系上，他与李鸿章的主张不同，是坚持打到底的。中法战争中，法舰炮轰基隆，他由淡水驰往督战，大挫敌锋。以前在台北新公园，只要看到那个老火车头，就想起刘铭传来。可是，法国去了，日本却来了。又是李鸿章的事了。”

这些中国的李鸿章与瘟疫的典故，不正好补上李欧梵外国人文经典的反思吗？

我实在不想温习这些，即另辟话题，想起不只一次看到的故事：

话说李鸿章到了伦敦白金汉宫，那时的英国正是日不落的辉煌时代；而那时的中国正是受苦受气，“蚕食鲸吞，已见效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的状况。李鸿章一行到了白金汉宫，为维多利亚女王祝寿，在纪念册上题词。李鸿章没有心情作诗，却写上两行杜工部的名句：

西望瑶池降王母，
东来紫气满函关。

不亢，更不卑。上联是说女王，下联却是说自己。其余六句是什么，我却一时想不起来。像流水的琤琮似的，元方背出了原句：

蓬莱宫阙对南山，
承露金茎霄汉间。
西望瑶池降王母，
东来紫气满函关。
云移雉尾开宫扇，
日绕龙鳞识圣颜。
一卧沧江惊岁晚，
几回青琐点朝班。

我忽然由英皇宫殿上辉煌的场景幻入斯德哥尔摩加缪与杨振宁同时出现的形象。时光倒流到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诺贝尔颁奖典礼上。瑞典国王颁奖，领头的是杨振宁，尾巴是加缪；晚上国宴时入场的次序颠倒过来，领头的是加缪，殿后的是杨振宁。加缪想着瘟疫，杨振宁说着国耻，而一片东来的紫气悄悄地弥漫开来。

二〇〇三年六月二十一日于香港

侧看成峰

我大概是在第三次去莎士比亚的故乡时，发现了一张描绘人生七个时期的图画。是在一个不起眼的街头小摊买到的。那张画上的七个时期，是《如愿》（As you like it）剧中的几句台词。莎士比亚的原文大致可以译成这样：

世界是一个戏台，

所有的男女只是些演员，在进进出出。

有的正下台去，也有的刚进入。

扮演各种角色，却不外人生七幕。

最初是婴孩，在保姆的怀中啼号、呕吐，

然后是学童，脸上发着光却啼啼哭哭，

背着书包而不爱上学，总是踏着蜗牛的脚步。

再以后是情人，像炉灶似的叹气，为恋人的眉毛高低而恍惚。

跟着是军人，争名争到嫉妒，发着誓，留着豹子的胡，

动不动就打架，即使在炮口上，也要把泡沫似的名声来维护。

然后是法官，腆着便便的大腹，

凛然的眼，整饰的须，满口犀利的大言与堂皇的谈吐。

第六期是龙钟老叟，眼镜戴在鼻上，钱包挎于大肚，

皱瘪的腿穿着年轻时用过的也大了的袜裤，

男子的雄厚的声音又成了小孩时的尖锐与急促。

于是第二次作孩子的一切再行演出，

结束了古怪而多事的人生七幕；

无牙齿，无眼睛，无口味，一切均无！

这张画，我拿着上了飞回波士顿的飞机，一路上在想：儿童、上学、情人、当兵，以至老年与以后的返老还童都易理解，但中间为什么是当法官呢？就说莎士比亚时代是三百六十行，而今是不只三万六千行了，当法官的才有几人？

从买画起到在飞机上，元方很有耐心地为我讲《圣经》上的故事。她说人性喜好指点别人，好为法官，举如锯之利口，作严峻之巧言。所谓判断，很少不是狂妄的。然而，莎士比亚既然说了人生七时期必有一时期爱做法官，我好像也免不了这种与生俱来的毛病。前些日子偶然提及一九二二年的横断面后，意犹未完，且作此侧看成峰的纵切面。

侧看成峰自然是观察一事在时间中的发展，或者一人从昔至今的行藏。只要有臧否，有月旦，就类似法官的作为；但我以文献所印出的为根据，不加什么，可以说只是我自己的理解与不理解，可是这又谈何容易！

对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来说，有一什么丛书的编辑要请他写自传，他立刻拒绝，继而因求者恳乞再三而勉强自述，终于戏称说，我在为自己发讣闻了；又有一心理学家，要为爱氏作心理分析，他说：“多谢好意，我宁愿躲在暗处，不愿被人分析。”

再往上推，有一本怀特所写牛顿的传，令人对牛顿的看法简直到了恐怖的程度。牛顿的作品几乎都是过了好多年以后才发表；他好像用尽了方法，也要保卫自己的孤独；又好像无时不在战斗似的：与母亲则有如寇仇，跟任何人都不是朋友。看这位清教徒的笔记本那种鞭笞自己的情形，由其中一条纪录即可探知个中消息：

“用了维尔福的毛巾，而把自己的毛巾省下来了。”维尔福是他的室友。如果不是看了一些他在三一学院时代的笔记，牛顿真正的性格，又有谁认得出来？凯因斯在四十年代伦敦拍卖会中抢购了一批牛顿的手稿笔记与论文，那上面写满了牛顿对占星术的迷惘与对炼金术的迷恋，比较起来，我们以前所认识的牛顿，不过是一平面的影子而已。

奥本海默因杨、李事件之突然涌起到了不易理解的强度，而提议杨去看看心理大夫。我们乍看到这话时，以为笑谈。但再往下想去便觉得不是玩笑，也许是有些郑重的意味。

杨与李周围的朋友们那么爱护他们，奥氏对杨的直言忠告，不是可以施之于杨、李二人吗？我们由他们现有的几部传记中，引用些内容，也算未失公平，也算并未逾分。

杨振宁从一岁到六岁，是在安徽与母亲在一起。父亲去美留学了。那时的中国社会风气，是从旧的习惯到新的制度，也就是一妻几妾到一夫一妻的过渡中。母亲听说许多留学归来即置妻或离妻另娶的例子，很难不生恐惧之感。然而，恐而不惧的胆量是由身边这个可爱的孩子所促发的。有一段父亲转述的话是如此：“如果我留学回国真的抛弃她和大宁子，她就带着大宁子到天主教堂吃教去。”

杨的儿时很像他的大同乡胡适的童年，从一两岁起就没有父亲在眼前出现过。不同的是胡的情况，父亲永远不见了；杨是六岁时父亲突然出现。

胡与杨这一段五六年的生活，即是胡适常说的“长于妇人之手”。详细一些说，他们是以年轻的妈妈，单独带着孩子长于复杂的大家庭之中。他只与母亲相依为命。杨的父亲曾对他的弟弟提过母亲有些偏爱振宁。他又说：“我在美国时，妈妈的全身心都交给振宁了。”

母亲对孩子的爱，他是独占的；孩子对母亲的爱，她也是独占的。六岁了，母子同到了上海，在码头上看见一陌生人叫做父亲，小孩的心灵不可能没有震撼的。顺理成章的是，母亲自然分出一部分精神，分出一部分爱来照顾父亲，对孩子不再是全部的爱了。孩子的感觉是什么？心理大夫也许要细问的——因为这不是平常孩子的经验。

七八岁罢，到了清华园，弟妹们接连着到来，母亲又不能不分神照顾，分出去的爱就更多了。不知丫环海棠以及牛妈来自何方，在照顾他们。后来海棠又突然结婚去了，对杨也许烙有印痕。然后是父亲进修之去德，好友秉明之去法，虽为时短暂，仅一两年，那种孤独的猝然袭来，也是一种负担。忽然卢沟变起，孩子太多，远途跋涉，仆从又不能不带；就小孩与仆从而论，或系属于朋友之来了又去了的失落过程，心理影响所及，只有心理专家才能分析了。至于以十六岁之少年，以同等学力考上联大的大学生活，天才的不幸就于焉开始。

什么叫天才的不幸呢？天才常常是早熟的；也就是同班同学的年岁都比他大得多。比如温纳十五岁即大学毕业，十八岁即得哈佛大学博士，这类天才与比他至少大五岁的同班同学如何打球？也许只能当球场评判了。可是当评判不是运动，只有运动的幻觉，没有运动的出汗啊。比如女同学全是二十来岁，而男生只有十三四岁，十三四岁的男生也想与女同学跳舞啊，但女同学不见得愿意与小孩子的同学跳舞罢！这是天才必然造成的孤独，都是要在心理大夫的横榻上从头细说的。

然而，中国人大概都不承认这可能是一种从小即积下的病的现象，也从未细想过阿基米德原理。只看见十分之一水面上的冰山的尖如何高耸与晶莹，并看不见水面之下十分之九冰山的底如何深入与庞大，也就不予承认。

我在波士顿大学时，当然看过大学里的课目表。有一段时间，大学要裁减科系，涉及教育学院的课目时，竟有监狱教育、特殊教育等字眼，这并不令人惊异；可是再细看特殊教育时，却使我愣住了。那里面竟有“天赋特优的孩子”之教育。

我有一天忽然与元方谈起。她说，她曾在一间大学里修过这么一门特殊教育的课。特殊教育大致说来，也就是伤残子弟的教育。她用的那个课本起首的几章，比如，近视、远视、乱视，是最浅的伤残；矫正的方法是配一副眼镜，就不算残了；然后是手或足有毛病，配一拐杖就可以说正常了。即便是大脑伤残的，有的可以训练，有的可以教育；然后才是无可训练的伤残……最后一章却是“天赋特优的孩子”，叫做gifted children。

在她给我讲天赋特好的儿童这一话题时，我是随时想起那些大天才来。如牛顿儿时之怪异和与母亲的打架，爱因斯坦儿时的口吃以及说话必重复两遍的怪习惯，以至于狄拉克儿时父亲逼他说法文，结果他一生干脆不说话了。天赋特好者竟被教育学家归类于伤残人士，需要特殊教育。这话从何说起？我一时不大能接受。元方有耐心诉说，我又反复地想。难道奥本海默的话真是百分忠言，不含一丝玩笑吗？这话究竟是怎么传出来的？

我于是翻阅李政道的、内地为他出版的传记。似乎是看三国的关云长在过五关斩六将了。李上中学时，就是教数理的代课老师了；因为战时中学找不到数理教员。以后他辗转到了联大作旁听生上二年级，而就能让吴大猷选上他，而推荐他留学。他可爱到什么程度，至少在吴教授夫妇眼中可爱到什么程度，我们可想而知。联大的物理系除了朱光亚外，不是还有很多助教吗？不是还有很多同学吗？这么好的机会，吴却力荐了他。是吴的眼光锐利看到他几年后准得诺贝尔奖呢，还是国民政府秘密选人，没有公平竞争的公告呢！他们七个人：华罗庚教授、曾昭抡教授、孙本旺、唐敖庆、朱光亚、李政道、王瑞，据简体字的《华罗庚传》所述，看不出来他们都是拿的什么护照，也不知拿的是军政部，还是教育部的钱，但是：是庚款吗？到美国是去考察如何作原子弹吗？当年如果不是吴大猷，就是国民政府，如何说明非派李政道前往美国不可呢？但事实是李去了美国。至少华罗庚拿的是官员护照，而且注明是将军，美国海关先拒他优先通关，后来看在残疾人士分上而优待通关的！然而，这一切足以说明白的是国民政府或吴大猷的乱来，但有个李政道日后的成功，都可不去追究的了。可是李政道的传记，每到此写传的人就吹一阵庚款，既无此必要，也是误导读者，或者可以说低估了读者。

李政道在美进了芝加哥大学，芝大当时还是哈钦斯（Robert Hutchins）作校长（1929—1951）。那是最年轻的校长，他除了大骂他的母校耶鲁大学而外，还极力主张大学毕业的定义是：需修多少本古典，如苏格拉底、莎士比亚，以及马克思等古往今来的经典的。换句话说，大学毕业，可以缺什么，却不可不读古典。李政道连这一关也能轻易地通过。他跟管“古典教育”的教授说，“我念过《老子》、《庄子》，就相当于你们的古典”。而校方也就不好不承认。他如补修这些西方经典才算大学毕业，那么至少要费一年的时间罢，于是历史全改变了，与杨振宁也就不易甚至无从合作了。

这是侧看时两行山脉所形成的峰峦，无论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任何人物，如不是像历史所呈现的，均不会有一九五七年的史实。我们很为中国人庆幸。不然就为中国捏把冷汗了，如果你认为获得诺贝尔奖是一件好事，或是一件大事的话。

但你也可以认为诺奖是一件憾事，一件小事，如数学大才陈省身曾说过的“幸亏数学界没有诺贝尔奖”，或者如维格纳在他传记的开头即说的，“得过诺奖的，你记得的有几个？现在你想起来的，又有几个？过几年就差不多全忘了”。这样的开头法，是因维格纳是一九六三年诺贝尔奖得主，陈省身也是菲尔兹数学奖得主，不然，大家会立时说出他们的话是酸葡萄的！

爱因斯坦在英费尔德的乞求下，与他合作了一部普及科学，相当浅易的书，叫做《物理之演进》。他们开头就说，物理学的发展如一侦探故事，大枝大叶的东西常常是误导的，微不足道的细节却常常是关键所在。爱因斯坦与英费尔德说到福尔摩斯。那太老了，还是伦敦尚有雾的时代。我却想起，美国电视剧有个哥伦保，他穿着件破雨衣去调查，当然是左扯右谈不得要领，但与主嫌告辞时，忽然身子一转，轻松地说：“By the way…”我们一听到这里，就要注意了，因为重要的情节，在下面的话里就要展开。我对杨、李事件的看法，实在只是我这一时一地一人的侧看，不含一丝批评，倒是觉得如看小型的《三国演义》：第一回是“宴桃园豪杰结义”，临近结尾的第一百一十八回是“入西川二氏争功”。从这一首一尾的回目看来，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唯有掩卷叹息而已。

大家都佩服爱因斯坦，而他是一九五五年即死了，就是还活着也不会注意这件事的。但我们可以看看他曾说过的话。一九九六年，有一本书有关爱因斯坦所说过的极令人深思的话，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是《爱因斯坦语录》（The Quotable Einstein）。我从中引两段话看看：

一、要尊敬每一个人，但不要把任何人当偶像来崇拜。（页135）

我在这里讨论这个杨、李近五十年的案子，心怀与众也许不太相同，却是心存欢喜的。我是在说不论任何拐弯抹角的地方，如与既存史实稍有差别的话，一九五七年的诺贝尔奖就不会在中国人身上发生；如杨、李不得一九五七年的诺贝尔奖而始终合作至今，也许不知为人类解决了多大的有价值的问题。因为他们二人是太聪明了。两个很大的数乘在一起，不知要大到什么程度。

爱因斯坦又说：

二、不论有多少次实验，都不可能证明一个理论是对的；但只需要一个实验，就可以证明这个理论是错了。（页224）

是吴健雄及标准局的几个人做了一个实验，诺贝尔奖不到一年就给了杨、李二人。费曼表示，这真是给得“最快的诺贝尔奖！”爱因斯坦，从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二二年，等了十七年才等到。其得奖理由也不是他的得意之作——相对论。

宇称不守恒定律正好解释了爱因斯坦上面那一句话的后半句。那么，宇称守恒定律与群论之应用是谁的贡献呢？主要是维格纳。他得了一九六三年的诺贝尔奖，比起杨、李来，则是晚了六年了。维的得奖解释了爱因斯坦同一句话的前半句。所以，杨、李二人得奖在先，维格纳得奖在后。

至于我们这些老百姓的品头论足、指手划脚地乱说一阵，莎士比亚早识破了人性。人人都有当法官的瘾，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实。

二〇〇三年七月十日于香港

两不立，则一不可见

——从杨密方程式谈到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二〇〇三年的秋天，我由波士顿回到香港的中文大学。在工程大楼的办公室有一堆信放在桌上，是我在波士顿期间人家寄到香港的。其中一封信封很大，从北京寄来，且用UPS快邮。拆开看时，原来是李政道教授七月十三日写的，上款是我的名字“之藩先生”，而下款是李教授亲自签名。在长达三页的简体字的打字信中，第一页上顶端是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英文地址：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New York，N.Y. 10077，538 West 120 Street．信封内除三页信纸之外，还附有整三百页的一份打字书，用的却是繁体字。封面上的标题是“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里面是杨李争端之李方面的解释与说明。

我与李教授好像只握过一次手。那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听完了众星在新竹清华大学的演讲之后，李教授从台上走下来，第一个遇到的就是我。他与我很亲切地握手，既无人介绍，我想他也不知我姓什名谁。我当然知道他，而且知道他的近况：在美东，可能就是在波士顿，他刚讲过《易经》。我当时便轻声问他：“李教授，讲讲《易经》好吗？”我本想立即问他太极图那两个互抱的鱼算是什么对称的，但我就要说出而尚未说出时，他答以“那是随便谈啦”之类的话，随即走过去与别人寒暄。

我在中文大学拆信之余，同时在想，我与李教授只有过这么一次短暂握手，他怎么会知道我在中文大学呢？也许是在那次去波士顿前我写过几篇论杨李之争的文章，他在《明报》或《明报月刊》中见到作者的简短介绍罢。

我只是为了好奇，立时翻到那本大书上我认为最关键的章节。在页四十五，李政道说：

一九五五年初，有一天杨振宁到纽约来看我。我告诉他我看到了他和密尔斯的文章。我认为他们这篇文章《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的出发点完全错误。同位旋既然不守恒，所以同位旋规范也是绝对能变的。我也告诉杨振宁，我正在做“质子数守恒和质子数规范不变性”的分析。

我对我自己的想法充满了自信。不过，我以为杨振宁绝对不会同意我的观点。开始杨振宁是反对，可是经过激烈辩论后，很出我意外，杨振宁居然完全同意我的观点。同时他也很想知道，我对质子数规范场的理论分析的进展。我告诉他，我有一个结果，质子数规范场，和它的推广——重子数规范场，可能产生很像引力场这样一个新的作用，可是又有区别。我正在计算和分析。杨振宁要求和我合作，愿意帮助我一起研究。我接受了他的要求。一九五五年，我们合写了一篇否定杨和密尔斯《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出发点的文章，在《物理评论》上发表：

T. D. Lee and C. N. Yang：Conservation of Heavy Particles and Generalized Gauge Transformations. Phys. Rev. 98，1501.1955…．

既然杨和密尔斯一九五四年《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的出发点是完全错误的，那为什么“杨—密尔斯规范场”会成为当代物理极重要的贡献呢？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虽然杨和密尔斯一九五四年的文章出发点是不对的，可是他们由此而写出了“杨—密尔斯规范场”方程式。这方程式不能用在同位旋上；但二十年后，略加推广用在夸克间的色动力学作用上是完全准确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五十和六十年代，杨和密尔斯规范场的文章并不受物理界重视的原因。

我看到这里时，自然想起杨振宁教授来。大约是一九八二到一九八四年，记不清是哪一年了，杨教授在中文大学开讲了好几次有关现代物理的讲座，我每次必听。那时我正在发展中大电子系、建立博士制度等，有些会议必须去开；但如会议与杨教授的讲座时间有冲突时，也是不去开会，而去听讲，风雨无阻，早到迟退。就在此决心下，竟也有一天未能去听讲。杨教授讲起规范场论，讲他那孤独的奋战精神，屡战屡败却又屡败屡战的历史，台下无论学生或教授很少不动容的。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几战几败的情况：据他说出的，是因推导那个方程式时，在计算过程中是越算越大；算不下去，还不休工吗？可是在最后那一次，在发现越算越大以后，还是坚持往下算，结果竟然又由大而小了。他与密尔斯算出来的结果就是那方程式了。换句话说，算的过程呈枣核形或菱角式：两端小，中间大，是不大合常情的。听众看到他的笑容与他眼中所放的光彩，无不因他的演讲而兴奋，也可以说沸沸扬扬起来了。这是二十年前杨教授回忆他再推上三十年前的故事。

在二〇〇三与二〇〇四年相接的那个农历年节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杨教授邀元方与我到大学宾馆共用午餐，我们欣然赴约。我是想也许有机会根据李政道的说法，问问有关一九五五年《物理评论》上他们俩的论文之杨的看法。杨教授说：“那篇论文只有一页，你看了没有？”事实是我当然看了，不过一个外行怎么能说看得懂多少，我没有立时作答。

他继续说：“那是一九五四年杨—密尔斯论文的extension（延长或续论，杨说的是英文字）。”

杨教授刚说出李杨在一九五五年的论文是一九五四年的杨密论文之extension，我立时想及的，却是李政道教授对一九五五年的论文之解释显然不是extension。一来呢，一九五五年的论文的作者次序是李在先、杨在后；二来，关于此文李的解释所给我的印象似是该文为杨密前文之correction，而不是extension，在二〇〇三年我所收到、李所说明的这本“答记者问”里，李一再说该文主旨是指出一九五四年杨密那篇论文之出发点错误。

可是，一九五四年杨密那篇方程式的论文是二十年后震动世界、越来越重要的巨制，诺贝尔物理学奖几乎每隔几年，就出现一次那些得奖人的得奖理由是与杨密这篇论文有关的，比如一九七九及一九九九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而今年的三位得奖的物理学家维尔切克（Frank Wilczek）、波利策（H. David Politzer）及格罗斯（David J. Gross）的作品更属这种情形，甚至在宣布之日，媒体皆云杨密一九五四年的论文为他们的研究打下了基础。我想连李教授至今也不会改变他那在“答记者问”（也就是李的打字书）里所指出的在夸克方面“杨密的贡献”。

《物理评论》在多处均有，从网上录下更是轻而易举。杨、李一九五五年的论文究属一九五四年杨密论文之extension还是correction，是科学史上的问题了，实在不是杨、李所谈的科学问题了。科学问题能有一致的结论，有些历史问题则多半没有结论，却永远地争执下去！

整整半个世纪已经过去，关于此事的争端越来越多，已成了历史问题，而非科学问题了。老实讲，当我看到李教授的大作长至三百页的辩论与杨教授之只要提及李即难免不气，真为二位在这种争端上所花的时间与精力可惜。白纸印黑字的《物理评论》俱在，科学史家可以从容去研究，用不着二位主角费心（请参看童元方在《明报月刊》二〇〇二年十月号《隐藏的对称》中所转引的我的话）。

一九五二到一九五四年，杨、李二人是断绝合作关系的。他们如不是在一九五二年断绝了合作关系，那一九五四年杨密之大作是否有可能会变成杨、李呢？有些人就不免担心。那天，我们谈话时也曾及此。现在事后看来，我只觉得这段杨、李恩怨史的发展如同上天的安排，像现在这种情况是不得不然的，也是最好的：即一九五四年杨密有新论问世，杨、李二人在一九五四年复合，一九五五年有合作之后的论文刊出，一九五六年有宇称不守恒之创作，一九五七年获诺奖，没有比这种发展再快或更好的了。二人友情之断断续续，也许是必付的痛苦代价。如二人始终合作，一九五七年的得奖故事就可能永不到来。而史实是只要一年即获奖了，爱因斯坦则是十七年，今年的三位更等了三十年啊！

从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三位得主看，那是一九七三年就决定了的，是举世没有异议的。可以见出规范场的力量之大与影响之远。二十一世纪，至少前半叶，仍会在杨的旌旗招展的范围中，这是举世公认的，也是大家明显看出的，包括李政道教授在内。

所谓合作，吵架是必然的，小至打球，大至国事。一个健全的组织，小如球队或大至政府，必是攻击与守卫两种人员组成，必有进步与保守两个党派对立。杨李事件给我们的教训太多，不过最重要的，恐怕还是王船山爱引的《正蒙·太和》中的名句：“两不立，则一不可见。”如没有杨振宁，不会有李政道的明快成功；如没有李政道，也可能没有杨振宁的辉煌成就。

至于今年三位物理学奖得主与杨的关系，我得介绍一位与得奖的三位均有个人接触也真正懂得杨，且等于为杨写出了一本科学传记的徐一鸿教授。徐的杰作《可怕的对称》（Fearful Symmetry）不啻是一本杨的传记。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于香港

潮头上的浪花

——李国鼎与科学园区

新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曾是斯坦福大学的李国鼎经济发展讲座教授。李国鼎是谁？同学们近日常困惑地问起。我在此说说我所知道的李国鼎先生。

庚款的意思是庚子赔款，大家都知道。那本来是赔英、赔美等国的款项，然后又退还给中国。庚款后来成立了奖学金，公开招考，让国内的大学毕业生竞争。南京东南大学毕业的李国鼎，北京燕京大学毕业的张文裕，分别在第二（一九三四年）、第三届庚款留英考试中考取。他们的志愿都是去英国的剑桥大学，都是物理系。杨振宁则是第六届录取的，那是一九四三年的事了。

李、张二人为什么都去剑桥大学呢？是为了去向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学物理。卢瑟福是太著名了，他是一九〇八年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他主持的卡文迪许（Cavendish）实验室那时主要是搞物理，念物理而得诺贝尔化学奖的，除了居里夫人外，大概并不多。而卢瑟福也很自负，他说：“我就是潮流，骑在潮头的浪花上。”我并没有听见这话，好像是斯诺（C. P. Snow），那个创“两种文化”的人说的，应载于斯诺的《各式各样的人》（Variety of Men）那本书上。如果不是斯诺说的，就是我在剑桥大学喝茶时听到的。那个时候大英帝国是日不落国，剑桥大学是群贤毕至，而卢瑟福也是由外地（新西兰）来的。

庚款只给三年，必要时延长至四年。李国鼎与张文裕二人是在剑桥的卡文迪许才相遇罢。我的题目是说李国鼎，为什么提张文裕呢？张文裕后来是杨振宁在西南联大的原子物理老师，一九四五年年底，张在普林斯顿告诉杨费米（Enrico Fermi）之所在；一九七八年左右，张在北京为了建不建造对撞机，与杨“舌战群儒”时，两人的主张正是对立的。

因为日本的入侵，抗日战争忽起。此时卢瑟福因病到伦敦去求治，却突然逝世了，再也没有回剑桥。李国鼎与张文裕并不是匆匆回国，而是于欧陆转了一圈，在德国考察探照灯之类。大概是想打日本来袭的飞机，那总得先测敌机的位置罢。回国后的张文裕在西南联大教书，李国鼎在资源委员会等处工作。如此，抗战的八年过去了！结果是李国鼎去了台湾，张文裕留在大陆。

张文裕是“补考”了博士资格的考试后才得博士学位，也就是失败了一次；而李国鼎是没有考。据张文裕说，“李国鼎跑了”。所谓念博士的资格考试，相当于美国近年的“是否接受该生念博士”的考试，也就是考些物理的常识。可能因为张文裕在国内大学时期的实验训练不足，或一时忘了，反而不会答那类浅显的问题，虽然那时的燕大是重实验的。不过，略加预备，即可通过了。于是张文裕成了中国第一位剑桥的物理博士，而李国鼎并没有。别人说李做了傻事，他不置可否，原因是急赴国难。

“文化大革命”那十年，也就是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年间，我正巧在美国的休斯敦大学当电机系教授。忘记是在哪一年了，忽然有一天接到访美的台湾“经济部部长”李国鼎到了休斯敦后邀吃早餐的信。我那次很早起来到一个旅馆去。主人原来有二人，一位是李国鼎，一位是李模，好像是“次长”罢。李模是我早就认识的朋友，李国鼎则是初识。李国鼎问我一些对电子业的看法，然后说起剑桥大学的卢瑟福来。卢瑟福我当然知道，但当时并不知卡皮查（Pyotr Kapitsa）其人，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关于卡皮查那个惊心动魄、离奇曲折的故事了。而当时李国鼎是说他在卡文迪许的经历。

卡皮查是很早由苏联到剑桥跟卢瑟福做研究的学者，非常受卢瑟福器重，英国皇家学会为他在剑桥建一蒙德（Mond）实验室。每年暑假卡皮查都回苏联，一九三四年，他暑期回到苏联后，再也回不了剑桥——他被扣住了。卢瑟福怎么敌得过当时苏联的蛮横与狡猾，剑桥遂把卡皮查在剑桥所用的设备全部赠送给苏联政府，好让卡皮查在他的祖国继续作实验。那套唯一的低温仪器一拆走，剑桥就没有了。苏联大概也不好意思，赔了些钱。于是对剑桥方面的低温设备及研究人员来说，一切均要从头开始。李国鼎转到了低温研究，卢瑟福还为他找到英国皇家学会的奖学金。若在今日的一些人看来，他不该继续念完吗？这时抗日战争爆发，他就束装回国了。“好多人认为我未在剑桥完成博士学位是‘傻’，我却认为个人能操纵的事，又有多少？”我现在回看起来，是李国鼎并不愿意重温那些浅课，他也许不愿意像张文裕似的打开大学书本，重温一遍浅显实验等。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可是世人不见得知道细情，也不见得有他同样的解释。

李国鼎出国时，数学考一百分，数学家姜立夫劝他念数学。那时剑桥的数学是哈代（G. H. Hardy）时代罢，是极负盛名的，且是只讲美，绝对不讲实用的数学。而李国鼎最初是念原子放射，最后成了第一位研究低温超导物理的中国人，当然这些又岂是他的始料所及。

不知为什么，李国鼎那天会向我说这些个人的历史，似乎连李模听得也很新鲜。

我在这里想补充说明的是，卡皮查就是一九七八年因了四十年前所做低温物理的论文贡献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那个卡皮查。李国鼎说这个典故时，卡皮查尚未得奖。因一九七八年我已在香港中文大学。

一九九三或一九九四年罢，我正在台湾台南的成功大学做“国科会”聘请的讲座教授。大学让我去陪一下来访的“资政”李国鼎，因为“你们都是剑桥出身的”。这也就是我第二次见李国鼎，距离第一次见他有四分之一个世纪了。那时他已是台湾的科技教父，台湾有关科技的创建，在多方面都极成功，比如新竹的科学园区、台南的成大医院等等。科学园区只是他筹划的主要项目，成大医院则是另一项。科学园区不仅是亚洲四小龙的主力，而且计算机及晶圆制造也已是世界闻名。摩尔（G. Moore）之说是在一九六几年出现的：即电子业每一年半就翻上一番，你看台湾已翻上多少倍了！李国鼎真可以说是功成而身退，而这些都是在他手里开始或发扬的。

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在成大医学院陪李国鼎，我们的话题便集中在科学园区的成功上。他认为这个时代变动得太快速，国际竞争得太激烈，政府给不了企业家或科学家任何实质的帮忙，除了找厂地、供水电、员工的食宿及其子女的教育等可尽量辅助和充分解决以外，研究及出产的正题是插不上嘴的。比如几个电晶体集成的零件是一回事，而一千万个电晶体的积体电路做成的微处理器，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卢瑟福时代的瓶瓶罐罐可以分裂原子，查德威克（James Chadwick）可以发现中子，但那个时代过去了。丁肇中领军的科研上百成千的科学家，耗资动辄以亿元美金做单位，与以前不是同一回事了。

李国鼎反而问起我来：台湾的科学园区，就说台湾积体电路制造罢，为什么有竞争力？我想了一下，说我曾经问过我一个在惠普做事的我早期的博士生曲润蕃，我问他台积电有何特色，竟那么有竞争能力。曲很慎重地用比喻对我说早期半导体发展的情况：“穷人之家，即使是小康之家，如果兄弟姊妹太多，常常有种现象：是大哥的衣服穿起来短了也小了，给二哥穿；二哥又长大以后，给三弟穿；三弟又长高了，给老幺穿。”曲接着说：“据我看，做电脑的材料需要很精准，不合格时改做数码仪器；做仪器又不合格了，最后还可以卖给做电动玩具的。外国则不是如此，做好了零件，经品格管制的检查后，不合格的，扔掉。根本没有大哥的衣服穿来短了就给二哥试试的观念。”于是我想起了丰子恺的一幅画来！每看到画上四个小孩的傻样就想笑。

李国鼎听后，眼睛一亮。我看他因为我的话而很兴奋，我又想到一个例子，却是台湾把大好时机错过了的。我继续说：“我有个香港同事，他是哈佛的博士廖约克。他说：‘写软件不是技术上的了不得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让香港的软件工程师写美国的足球游戏，或让美国的软件工程师写中国的《红楼梦》的恋爱，他们都需要分别从美国足球规则和贾宝玉是谁开始学罢！中国人总觉得软件容易，你做出来我抄抄就可以了，遂把大好光阴蹉跎了。’”李国鼎深有感慨地说：“是各行各业的人学电脑而搞软件呢？还是会软件的人学各行各业的内容呢？”他又想到程式发展的系统，这是他在剑桥养成的、做“部长”时常用的思想习惯罢。

再看到李国鼎的新闻时，是二十一世纪了。他刚于二〇〇一年去世。媒体上说，给“李部长”开过二三十年车的司机说：“我不明白，我是他的司机，都有自己的房子。他为什么连一所自己的房子也没有呢？”没有自己的房子，是专看大系统，不做自了汉。是通盘筹划全局，顾“国家”时忘了自己。李国鼎的司机所不明白的问题，倒不是很难答。

我倒想起张文裕来。如果说张文裕好像是东吴那边的，杨振宁自然是西蜀那边的了。当年舌战所辩论的，是该不该建对撞机。杨的建议是不该建，因花一亿美金太多了，杨所持的理由与何时才可以建，他力争：产多少钢铁的国力达到时才可以建。张文裕并未直接反驳他的昔日学生与今日诺奖得主，但张自也有言之成理的说词。各有说法是可以的，但应该采用与否，则只能是每人一票的权利，不能给任何人加重而作此决定。由现在也就是二十多年后看来，忽传宏观调控而钢厂竟在四大调控之列。这也许是杨的错，也许是张的错，也许是什么“制度”的错。我想李国鼎对此事必有他的分析与看法，真想问问他，可惜他已死了两三年了。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于香港

畴人的寂寞

——谈谈陈省身的诗

陈省身教授逝世了。源自各种媒体的消息，大多数是非常正面的，比如：“一代数学大师去了，哀痛的不只是中国人，而是全世界。”但也有反面的，比如：“他在最富创造力的时候，将自己的青春全部奉献给美国，在暮年才回到祖国。”

不论正反，这些内地网站上的讨论，这种纷然杂陈的现象，总是难得的！但对反面评论所说的话，我总不无感慨。因此，近日看陈省身的文集，觉得他为天才发展所付的代价，令人吃惊。而他却从未自怜过，外间也从未深思过。我对他的认识，是从他的自传文集之字里行间逐渐悟出来的。

陈省身初级小学只上过一天！因为老师打手板，他怕了，于是在家中由姑姑教。九岁时考上高级小学，十五岁又以同等学力考上南开，十九岁大学毕业。求学的每个阶段他都比平均受教年龄早上三四年，或四五年。世界上不少天才儿童大都如此。像应用数学家温纳（Norbert Wiener）就是十五岁大学毕业，十八岁获哈佛大学数学博士。他的少年经历，与陈类同。

可是，这类天才儿童，从数学上看，他们是抢先了；从其他科目的教育上看，反而是错过了。例如国文，陈省身写得一笔好字，这可能是姑姑教出来的。他作的诗，内容虽然非常有诗意，可是由形式上看来，既未顾平仄，也不理押韵，实在不能说是很好的诗。但他自己可能并无所觉，其实也许是缺乏了起码的训练有以致之。陈的父亲就曾说过，他的国文念得不好。没有时间练习，怎么会好！何况他与中华民国同寿，上学的年龄又是五四开始之际，新旧青黄不接。

陈省身在天津扶轮中学时，曾在校刊上发表过两首白话诗。这是一九二六年的事，五四运动之后七年，比胡适《尝试集》的出版晚一些。其中之一叫《纸鸢》，我在这里引出来：

纸鸢啊纸鸢！
我羡你高举空中，
可是你为什么东吹西荡的不自在？
莫非是上受微风的吹动，
下受麻线的牵扯，
所以不能于青云而直上，
向平阳而落下。
但是可怜的你！
为什么这样的不自由呢！
原来你没有自动的能力；
才落得这样的苦恼。

这一个纸鸢的意象，已看出少年陈省身追求独立与自主的迫切，新意盎然。上下拉扯的力，也有一种对称，一种平衡，但文字上却未把感情表达出来。当然，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几何美，不可同日而语了，虽然他是很爱几何的。我们对陈的新诗，不无遗憾。

之后陈好像就不再作新诗，而只作旧诗了。既作旧诗，总有些规矩，但他是爱作却不守规矩。有内容而无艺术，何能称之为诗？他有给朋友说数理的诗，给夫人寿六十的诗，给日本朋友回忆往昔的诗，意境都很清新，可是念起来又哪一首像诗？尤其给夫人作寿的那首。

陈有一首《七十五岁生日偶成》的七言诗，头两句是：

百年已过四分三，
浪迹平生亦自欢。

我跟元方说：“这两句不错嘛！”元方先是微笑，然后徐徐地说：“数学家不离数学，百年的四分之三当然是七十五了，很准。”接着她又说：“连这句也可能是套用昔人的诗句。”

“谁？”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赵伯先。你知道跟林觉民差不多，这些烈士都是青年。赵有一首诗，开头就是‘百年已过四分一’，即二十五岁。赵伯先是镇江人，陈省身是嘉兴人，不知道赵诗是否在江浙流传，陈在幼时就听到过？”

至于杜甫寄高适所作的求助诗“百年已过半”，是千年以前的诗了。不过后人如搬得动，均可化为自己的。陈省身搬不动，就不大像诗了。可是内容却很富诗意，那有什么用！感情既传不出来，他为什么发表这些诗呢？就是求共鸣、找知音。但因形式不美，恐难以找到罢！

一九七四年，陈省身到日本的东北大学与老友相聚，承佐佐木重夫教授招待，并接见他的数学学生，纵谈研究数学之趣；于是想起一九三三年最初发表于《东北大学数学杂志》的论文。我们可以想见他当时的快乐，乃至赋诗一首：

牛刀小试呈初篇，
垂老方知学问难；
四十一年读旧作，
荷花时节传新知。
……

诗意也是很充沛的。但因“四十一年”与“荷花时节”显然是套的近人近作，搬别人的名句又搬不大动，全诗也就黯然失色了。

大数学家，数学即是他的语言，感情自然也可以寄托在那里。可是那种语言很难懂，至少是平常人不大懂，所以他寄情于旧诗，而又没有一些基础的训练，结果就是不能表达于万一了。

陈省身十六岁即跟着段茂澜学德文及法文，程度达到可以读用那些文字写的数学书，所以到了汉堡仅一年即获数学博士学位，因不需要花时间在学德文上。然后他又去法国投名师嘉当（Elie Joseph Cardan），其法文也有读专门书的程度，只是尚不能用法文说笑而已！这些外文的训练，都不是平常人所能企及。但表达感情的细节，也要经过一番文字的历练。因了技术犯规，遂糟蹋了全部的内容，实在是很可惜的。

陈省身那个时代的科学家，不论中外，几乎每个人都有艺术的嗜好，有爱拉提琴的，有爱弹钢琴的；有爱下棋的，有爱打鼓的！他们在这些嗜好上，都有相当的造诣。不幸的是陈省身的小学、中学、大学、博士后，无一不跳级，数学以外的科目均未得全面自然地发展，于是他本不见得不能成为诗人，因得不到正规发展的机会，而终究成不了诗人了。

目前，常常有人说我们急需通识教育。但问题又出在通识教育的内容为何？通识并不是再加上一本几百、甚至上千页的大书，包括上下古今的各类学科，强逼学生背诵；学生既不会听，也不爱看，终至厌恶填鸭材料，敷衍或拒绝这些粗糙的饲物。倒不如帮学生发展出一种专门的嗜好或技巧，可以使他们自我享受、继续学习一辈子。比如弹琴、唱歌、作诗、画画、下棋、写字等等，向深处发掘，向高处发展。换句话说，至少维持一个与外界相通的出气孔，可以呼吸，不至于窒息而死。

陈省身之于数学，非常人所能及，他涵泳其中，自我享受确是真的。可是他与周遭众人却无法沟通，于是就自己念诗作诗，以求唱和，但他又不大会作，也就挤出一句矛盾的口号来：“搞好数学，使中国成为廿一世纪的数学大国。”他明明知道数学没有国界，今日出版的论文，不必等到今夜，全世界就知道了，什么叫数学大国？

普通人并看不懂他的数学，只好念他所作的诗。而不能不生出反面的看法：“一生贡献给美国了，到老了再回国做什么？”他看看自己的护照是美国的，祖国媒体所传出的都在提醒他是华裔美人。原以为用中国字作的诗，可以表达出自己的感情，甚至矛盾的心绪，结果是因技巧不足而不能完全表达出来。

人遭剧痛时，都是呼叫母亲；到临终时，难免不说母语。陈省身有爱因斯坦的成就，但不像爱因斯坦在异国的医院里，说着周围的人皆不懂的德语，饮恨而去；倒像托尔斯泰在祖国的野店里，说着周围的人竟也不懂的内容，虽然是同为母语，赍志以终。

生之寂寞，大家纵有所不同，其为寂寞则一，不分常人，还是畴人；死之凄凉，虽有各种形式，其为凄凉无别，不论是在异邦，或在故国！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于香港

Ⅲ　乾坤百年

数学与电子

爱因斯坦有一天接到一个学生的来信，学生说：“我对于数学总觉得有极大困难，不知该怎么办，可否有以教我？”爱因斯坦立时作答说：“我在数学上所面临的困难，更多！”

爱因斯坦所说的数学，大概并不是那个学生所说的数学。可是我们读起这则趣闻来总是觉得爱因斯坦如不是以谦虚为怀，就是在开自己的玩笑。其实，他说的是百分之百的实话！

我还记得看过他一篇论文，结尾结得甚妙，他说：“这是非线型方程，只好止于此了。”想一想他写那篇论文的时候，尚无计算机，连个数值解也无从谈起，如遇到非线型方程，也只有不了了之了。

根本没有高深数学训练的物理学家，像法拉第，像赫维赛德，按照他们自己的思想模式，并不借助于高深的数学，也可以产生出好多新颖的观念来。

有精湛数学训练的物理学家，像麦克斯韦，像爱因斯坦，以数学作工具，来做物理的问题，也产生出伟大的、新鲜的观念来。

但还有些物理学家，工具不够用了，就自己发明起数学来。比如牛顿之于微积分，杨振宁之于规范场。牛顿是一边发明微积分，一边应用在物理上；杨振宁却是扩建规范场，而规范场就是数学里的纤维丛。这固然是他们自己始料所不及，也常常为数学家们所惊讶不止的。

牛顿并不知莱布尼茨同时在那里发明微积分，杨振宁也不知陈省身同时在那里发明纤维丛；但就是如此，研究某种物理现象的某种数学出现了。

有位同学问我，既然研究电子这一行需用这么多数学，是否应该先学数学，再研究电子？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因为一上了数学的路，就直奔数学的目标去了，很难再回到电子。我看，恐怕只有且战且走的办法来对付：就是一边学数学，一边想物理。数学不够用，不是太坏的事，你因为尽力想办法解决你面对的问题，有时竟会挤出更好的办法，有时就是新的数学也未可知。

希腊有一神话，我记得是在读罗素的著作时看到的：说有一天神，力大无比，在空中打斗，如入无人之境；可是却不能持久，他必得有一段时间落到地面，与地面接触片刻，才能再生气力，重新跳入空中。这位大力士好像今日之飞机，总得时时落地加油才可以。数学本身就是这种大力士，物理的大地是他加油的地方。

欧几里德可以说是空中大力士，但因为没有物理作基础，希腊科学竟发展不起来；而这种发展不起来的局面竟达两千年之久。

我们电子这一行，没有数学简直就走不动；但有了数学，却并不等于电子。有了电子计算机的模拟，更不等于电子实验。数学训练也许是学电子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足条件；何况，有时连必要条件也不是。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时代的困惑

——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课程部讲“科技时代的思想”

在历史的长流里，我们如果截出这最近三百年的时间，看看人类的活动中，究竟什么价值比较受到重视，什么方法产生深远影响，我们必定毫不犹豫地说：科学与技术，简称科技也无不可。

科学与技术的合流，固然是科学的发展与技术延拓所导致；但它既不是纯科学，也不是纯技术，甚至不仅是科学与技术两者之合成。因为科技的力量发挥得如此巨大，涉及得如此广泛，人类的思想也就不能不审慎地考虑它的来龙去脉，衡量它的左右冲击。

*

说到科学，势必追溯到希腊。我们知道即使是现在日日引用的科学名词，比如物质、元素、原子等，很多可以引源到希腊。我们中学所学的几何学，与欧几里德的几何并差不多。希腊的确可以说是科学的滥觞。可是希腊时代所滥觞的科学思想与我们现在所指的却颇有距离。他们所注重的是美的追求。

比如我们在中学所必习的勾股弦的毕氏定理。毕达哥拉斯这个人，就是最重视数学的美。他重视的程度达到一种崇敬与膜拜的宗教境界。这种传统，就是到了中世纪后的哥白尼时代仍是如此。哥白尼地绕日转的学说之产生，是很令人吃惊的。他认为：地绕日是圆形旋转，主要因为圆形最美，而上帝爱圆。今日看来，他的结论是开天辟地，开来而不继往，是很科学的，但他的推理方式却并不很科学。

所以说早期的科学，可以说是爱智爱美的活动，是少数人的活动，是与社会大众无干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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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总是说中国有非常发达的科学，中国所没有的不过是近代的科技。其实李约瑟所说的中国科学大部分是指的技术。

指南针、火药，固是技术，印刷术、马蹬也是技术，这些主要的发明旨在解决实际问题。而与爱美、爱智，不太相涉。

技术最讲实用的。什么时代的生活，催生了什么技术的产生。罗马虽继承了好多希腊传统，却以实用为前提，所以罗马文化可以说是技术文化的滥觞，却不能说对科学有多大贡献。

西洋文明推溯起化学或冶金的开始，总难免推到巫术或魔术上面去。这与中国的技术，比如炼丹炼汞，李约瑟说是推到道家的身上相似。但道家的思想方式与科学的距离是很远的，更不必说巫术之于科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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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科学精神的开始建立，既不能说由于希腊，也不能说由于罗马。精确一些说，是始于牛顿。牛顿承继了数学传统，又发明了新的数学。是牛顿开始用数学精确地描述力学及天文学。所以说，近代科技思想特色之一是以数学作工具来做自然现象的研究。

怀德海说：“离开了数学的进步，十七世纪的科学发展是没有可能的。”其实，岂止十七世纪，十八、十九世纪的物理学家，差不多均兼为数学家。至于二十世纪所有的自然科学家，几乎不可能没有数学的训练。所以我们说科技时代思想上的第一个特征是数量，是以数量作描绘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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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实验是任何科学命题的唯一的、有效的证明，是十七世纪初的发现。这是近代科技的基本柱石。实验在巫术里就很重要，在中国的道教生活里也占重要的一部分。可是巫术及道教的思想中虽也重视实验，但并不是把它当作唯一的、有效的证明。而近代科学对实验的看法却是唯一有效的。

我们说科技时代思想上的第二个特征是实验，是以实验作唯一的证明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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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就是力量，是三百年来的口头禅。这句话源于培根。人们把知识解释成科学，把它所发挥的力量遂解释成日新月异、五花八门的技术。随着历史的进展，这类解释越加明显。

到了一百多年前，比如爱迪生的应用科学，凡三千四百册实验纪录，有二十五万件研究备忘录，没有一件不是在既存的原理上予以发挥、予以利用的。至于科学研究，自爱迪生后由个人发展成为组织，比如在英国成立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在美国的通用公司实验室，以及贝尔公司实验室等都是在一百多年前先后成立了。于是这些实验室变成科技的麦加，变成科技运动的策源地。

现代的科技研究，则是由大学、大公司的成百、成千、成万人的合作，到国家的鼓励、策划与推动，到国际的交流与合作，规模之大，是史无前例的。

我们说，科技时代思想的第三个特征，是对科学的应用发展三致意焉。

*

以多方的应用研究为方向，以实地的证验为态度，以精确的数量作工具，这三种特色所构成的科技文化，在历史上的焕发与壮观可谓空前。其势如排江倒海，漫山遍野而来。

但这些企图，这些活动均基于一个似乎证明了、却未能充分证实的想法而来。这个想法即是：人类总觉得科技的进步是无止境的，也就是说人类的进步是无穷尽的。

这种进步的乐观情绪是由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借来，由赫胥黎的辩才无碍而发扬光大的。百年来，科技把地缩小，把河填满，把山移平。小而探及分子、原子、电子、微子，大而伸及卫星、行星、恒星、星云，看来无限的疆界确实展现在人类面前。而同时，污，染于河上；垢，飘于空中；核子的阴影，遍布海洋与大陆。此时蓦然回首：原料却告枯竭，或无法补充。铁，还可维持二百年；铝，还可使用一百年；铜，只够二十年了。多种元素在地壳的分布，没有一种是取之不尽的。

我们可以说现在是塑胶时代，也可以说是硅片时代，但油的藏量，硅的来源均不是用之不竭的。

于是我们对科技所促成的进步的信念，由坚定而怀疑了。这是因现代科技思想所产生的第一个反感。

*

科技既以数量来作衡量，凡是不能用数量来衡量的东西，就难见其功了；科技既以实验来作证明，凡是不能作实验的东西就难以为力了。科学固然提供了可靠的知识与有效的方法；但是，我们把科学所描述的世界与我们所感到的真实世界相比较，就知道科学成就之可怜了。与人最接近的是他的心灵，科学似乎并无所知。比如：永恒何所指谓，人人急切地想知道，科学不能答；上帝是否存在，也是人人热衷地想明白，科学却无所助。美与丑的分野，善与恶的分际，科学是避而不谈的。不谈还好，如果勉强去谈，答案是近乎可笑的。

人的内心生活如此重要，科学却插不进手来。人的生活明明是时时刻刻在价值的取舍上要作种种的决定，科技对这种决定却偏偏帮不上忙。对价值的不置可否，是人类对科技思想所生的第二个反感。

*

仔细探究起来，科技对人类所产生的用处，多是手段，而非目的。比如火车从旧金山到纽约通车了，电话从波士顿到达拉斯通话了，飞机从香港到伦敦通航了。电影播映了，电视播放了，人造卫星转播了。这些无一不是手段。如果我们问电视上所播的是什么内容，电话所通的是什么谈话，飞来飞去的乘客是在做些什么事，科技是既不闻，也不问，而且也管不了的。

用计算机可以把莎士比亚的句法排列与比较，但计算机写不出《哈姆雷特》来；用计算机可以把梵高的笔法解析，但计算机却画不出《星夜》来；用计算机可以模仿贝多芬，但却创作不出《田园》来。

手段高明并无补于目的之茫然。这是人类对现代科技所产生的第三个反感。

*

现代的计算机学推本溯源，常常推到巴斯卡，公认他是计算机的第一位发明人；统计学推本溯源也常常推到巴斯卡，公认他是或然率的创立人；法国的现代散文推本溯源，甚至也常常推到巴斯卡。

巴斯卡于一六六二年逝世的。他死后八年，即一六七〇年，却出版了他的一堆遗稿，出版时定名为《沉思》。后世学者对此遗稿遂聚讼纷纭；一直到今天，对这堆手稿的解释仍是莫衷一是的。但巴斯卡这堆作品，精美深沉而光华内敛，举世因而公认他是思想界的翘楚。

巴斯卡说：“信仰、伦理，以及艺术，是根本不可能由数学来导引，用实验来证明的。”

他又说：在自然界中，人，究竟是什么？与“无穷”比较起来，人，可以说，什么也不是。这个“什么也不是”的人，对某些知识是无能为力的，是缺乏灵感的，是错误百出的，是受了哄骗的！可是，我们却热切地期望一个最坚实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建一巨塔，以期步步登高，攀至无穷。但是，俯首下视时这个基础却正在崩裂。

巴斯卡死后，至今三百年。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快了，这个塔也越起越高了，可是塔的基础仍在崩裂，只是崩裂的情况更严重，崩裂的范围更加大了。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七日于香港

时间的究竟

——序《爱因斯坦的梦》

《爱因斯坦的梦》是一部小说，是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教授莱特曼所写。小说内容所定的时间是一九〇五年，所在的地点是瑞士的伯尔尼。小说出现的人物是爱因斯坦自己与他的好友贝索。而只有谈及，并未出场的，还有爱因斯坦与贝索的家人。小说表现的方式是爱因斯坦做了几十个梦。

就真实世界所发生的情形而言，一九〇五年是爱因斯坦一生中最辉煌的一年，也可以说是人类的整个文明史中极灿烂的一年。一九〇五年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中三个极不相同的重要领域——电磁学、量子论和统计物理中，写了三篇惊天动地的论文；而一九〇五那一年爱因斯坦只是瑞士的智慧财产局一名二十六岁的三级技师，职司是审查专利案件。他是经过了什么样的教师的训诲？受过什么样的朋友的熏陶？全世界的人至今九十年来一直在迷惑不解与惊疑难信之中。科学史家就是在史料摩挲中，发掘得越多，神秘的影子也就扩展得越大：在他十六岁时就对以太之于电动力学产生了自己的想法；二十二岁时对普朗克的量子观念感到兴趣。二十一岁时对玻耳兹曼的分子理论有所悟与有所用。使人不得不断言爱因斯坦是不世出的奇才——二十岁左右就能集中了焦点，面对了真正的物理问题，孑然而独立地，如入无人之境地，扬鞭放马，飞奔直上知识的高原。

从一九〇五到现在，不知出版了多少学报与专书来研讨爱因斯坦的思想领域，来追究爱因斯坦的思维方法，诠释爱因斯坦的精微理论，考证爱因斯坦的起伏身世，解析爱因斯坦的语言指涉，由各个角度到各种深度地在搜寻，以各种方法与各种工具来探索。专家是席不暇暖，世人是目不暇给，但是我们仍不敢说我们已经走出了盲人摸象的阶段。

在这些有关爱因斯坦的专书专著中，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看一下在极峰上的学者们如何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思想在作描述。比如泡利立所写的相对论的书，几乎全是数学式。可以不必再看公式之间的夹叙文字而直接由方程式念出意义来。可是再翻罗素的《相对论ABC》，里面只两三个数学式子。不是好多爱因斯坦的传记中说他十三岁时就看康德的哲学而伏在书上睡着了吗？罗素就在这本入门书中解说康德对时间空间的主观性并不同于爱因斯坦所示的对时间空间的观察者。又比如杨振宁在一九八〇年专注于爱因斯坦对理论物理结构的见地，与其对二十世纪下半叶所产生的影响。通篇是用几何的语言；而杨振宁于一九八七在《自然》学报上的书后，则是游入史料的迷宫而乐于重建爱因斯坦的当年生活风貌了。

我只是举出这么三位大科学家或大哲学家的有关爱因斯坦的著作。但当我读完了莱特曼教授以小说的方式，写爱因斯坦的思想，我起始是惊骇于书名的新奇，念完了这几十个梦却陷入了深思。这是一次极其危险的走钢索，我实在为他这种尝试捏着一把冷汗，直到看完了这本书，才慢慢缓过气来。

我对这本书的感想，也许用一个比喻才好说明。其他的著作之说爱因斯坦，如果比为是用各式各类由粗制到精巧的圆规，在图纸上细心地画一清晰的圆满的月亮，那么莱特曼此编之作，不是用圆规，而是用毛笔在一团一团地涂云。用云的迷离来状梦的迷离，用云的变幻以像梦的变幻。他用几十个梦渲染出几十团云，而他的笔所不到之处，正显出他要画的月来。

这是无所定，却有所显的方法，这是诗的方法，这是艺术的方法。

由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教授莱特曼的这本小说，很易使人想起牛津大学数学导师道奇森的名著《爱丽丝梦游仙境》；再推而上之想起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爱丽丝是以吃了糕点而缩小或增大自己的尺寸，奇遇因此而发生；格列佛却是以海上遨游，借缩小或放大对方的尺寸，剧情由是而开展。莱特曼虽然也是用缩小了或放大了尺寸的方法，也是用梦的幻觉，但他选的题目却难得太多了。因为爱因斯坦的相对思想适用显著的地方是极小的世界，原子核子以内；或是极大的世界，太空星云之中。对于人间的常用尺寸，爱因斯坦的理论之效应并不明显。那么拿人间的尺度来说明那两种极小及极大的世界，不是太难了吗？唯其难能，所以可贵。

莱特曼不是以艺术涂抹童话，也不是以艺术讽刺成人。他是以艺术来说科学，来说科学中最捉摸难定，最具关键地位的概念——时间。

莱特曼为爱因斯坦所作的几十个梦中：有时用雕刻的艺术，把时间凝成永恒的石像；有时用图画的艺术，把时间绘为缤纷的落英；有时用音乐的艺术，把时间谱为一曲悠扬的歌，唱来哀乐却不由自主。有时用灯罩上的虫蚁来写轮回的时间，爬了半天，回到原位；有时用河流中的聚叶，来写淤塞的时间，漩于角落，再出不来。时间如丛立的镜面，影像复制成千，重映成万；时间如枝头的小鸟，人们想捉而捉不到；但捉到时鸟却立时死亡……

这几十个梦中，却没有一个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因为那是孔子在人间对时间的看法，可以说是牛顿的时间。对爱因斯坦来说全然不足以形容。

莱特曼以雕刀刻出的、画笔绘出的、琴弓拉出的优美诗句，写就这部天外行云风格迥异的小说，我们实在可以当作长诗来读。

这部长诗，自出版以来好评如潮，自是意料之中；各国试图译为各种文字，也属必然之势。不过，诗之翻译，不比寻常，世间又有几部像《鲁拜集》之英译所达之成就。

有关中文译事，作者莱特曼自己推荐了元方给纯文学社。原著与译作皆诗心与诗笔，可以说美俱而难并。

元方是哈佛大学研究古诗的学者。她一直在念诗、作诗、研究诗，转去艺术史，又转回中国古诗来。她推开案头的博士论文，而把莱特曼这本小书译成中文。真如作者莱特曼写给林海音的话：“我很幸运，能有这样懂诗的译者来译我的书。”

元方译笔的洒脱，造句的清丽，节奏的明快，对仗的自然，使人一旦开卷，就无法释手。可是她对原文之忠实，已不止于语气、句型、明义、暗喻等之若合符节；甚至于一逗点、一句点、一叹号、一问号，与原文相比，更是到了如响斯应的程度。

我还记得在去年所感的惊奇，当我看到莱特曼的“千仞洒来寒碎玉”的创作；在今年更觉高兴，当我这样快地读到元方的“秋水文章不染尘”的译文。

一九九四年夏于波士顿

三部自传

——哈代、温纳与戴森

几乎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有一天我翻阅《现代物理学报》。那一期好像是专为奥本海默过生日，贺他六十整寿。贺词是由四个人签名。最后一名是杨振宁，而领衔的则是戴森（Freeman Dyson）。

这一年是一九六四，距离李、杨领奖的一九五七虽已过了七年，但杨振宁的杨—密尔斯方程盛名正如日中天；距离一九五六年虽也过了八年，戴森的大作《自旋波》仍是山鸣谷应的时候。我看了他们贺奥本海默的祝寿词后向一位朋友开玩笑地说：世界上最没有道理的事，就是按照姓氏头一个字母的次序来排名。杨振宁的“Y”铁定是排在最后一个了。好在是贺词，名次前后无关宏旨；但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戴森这个名字。他之领衔，是因为姓氏的“D”呢？还是他发起的？或他起草的？

韶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转眼间，奥本海默早就死了。去年杨振宁也七十岁了，在台湾的好多人为杨过生日。在新竹，当我听了杨的“饭后自传漫谈”后，忽然想起他与戴森所写的贺奥本海默的祝寿词来。他与戴森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同事，算来有十几年罢。我想在饭后问一问杨振宁对戴森的看法。

不巧得很，杨的小时朋友雕刻家熊秉明写给杨的一幅寿联成了热门话题：那十四个字写得如古人的挥洒，元气淋漓。词更好，是陆放翁的两句诗，念来动人心魄，过目后即不可能忘。

形骸已与流年老，
诗句犹争造物功。

于是谈话又转到这位艺术家的字，以及他要为杨雕像，要雕进几十年的友情，还有雕像为什么比原来的人之尺寸要大很多才显得生动等。话题岔出去了，就来不及问有关戴森这个人与有关戴森的一些事了。

我为什么对戴森这么有兴趣呢？大概是十年前罢，读过他的自传，叫做《搅扰宇宙》（Disturbing the Universe）。

诗人艾略特的名句，自然难免夸大；用为书名也并不见得是断章中所取之义。科学家戴森拿来作为自传之书名，乍看时，令人不无惊疑，甚至有荒唐的感觉。

宇宙是否被戴森给搅乱了，姑置之不论；可是，他这本前半生的自传，确实搅乱了我。那是一九八〇年左右，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暑假到波士顿看闲书看到的。那个暑假中好多天，以及自兹以后的好多月、好多年，不时地想起戴森所投于沧海中的石子与石子落水后所引起的波澜。

今天看到中文的译本，居然把Disturbing the Universe译成了《宇宙波澜》，也倒是别具一格的译法。在我翻阅这本中文译本时，自然是似曾相识；却又像旧友重逢，为这本别开生面的自传而手舞足蹈了一阵。当然在兴奋过后，有如沦入黑洞，逐渐地恐怖起来，颇有粉身碎骨，无从自拔之感。

我看过不少科学家所写的自传，回溯起来，有三本使我有类似的震撼。第一，是哈代的《一个数学家的辩白》；第二，是温纳的《我是一个数学家》；第三，就是戴森这本《搅扰宇宙》了。

也巧，这三本自传，其实可以说，分别代表了二十世纪前叶、中叶与末叶。都可以说是划时代之作，凸显出三个不同时代的精神。

哈代（G. H. Hardy）是为数学而数学，为艺术而艺术。为保持数学的纯净，是绝对地拒绝数学的应用的。原因是：他认为只有纯净的数学可以自由地发展；一旦受尘间事实的牵扯，数学必然遭受磨损，甚至为之牺牲。他的名言是：幻想的世界远比事实的世界美丽得多。

哈代是以幻想的花朵点缀人生的闲暇。这也是就二十世纪前叶在世人对科学艳羡的目光中，纯净的数学家对数学所作的骄傲的自白。

温纳（N. Wiener）是二十世纪中叶的数学家。他以《我是一个数学家》作为自传的书名，解释成为谦逊、或傲岸均无不可；也许还有哈代派的数学家不承认他是数学家罢！

温纳坐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十号楼上，凝视着查理斯河的涟漪，忽发奇想：这查理斯河的水位究竟有多高呢？水波不停地起起伏伏啊！温纳的大贡献就是由这么一个极平常、却又很奇怪、在别人看来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开始的。

我们知道，今日太空摄回来的照片，清晰到令人不相信的程度，太空梭着陆的地方，准确到令人惊叹的程度；这多归功于卡尔曼滤波，其实原创的思想来自温纳。你如果不能因为孟子的雄辩滔滔而言不及孔子；你就无法在提及卡尔曼滤波时，言不及温纳。

温纳的黄皮书是五十年代，人人头大，而又人人必读的书。可是看温纳的自传却感觉轻松、愉快，又乐观。正如二十世纪中叶人士，对科学普遍乐观一样，温纳的数学，起于应用，终于应用。数学利用到如此规模，可以说叹为观止了。

第三本代表二十世纪末叶的自传，就是戴森的《搅扰宇宙》了。

有新泽西一位大学教授写了一本《爱因斯坦的办公室现在归谁用？》介绍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各式各样的人物，甚至那些早已离开了普林斯顿，去了加州、伊州、麻州、纽约等依然追踪介绍。这位作者更不能不介绍仍在普林斯顿的戴森，却又把戴森归不了类。他既不是向东，也不是向西，又不是向南，也不是向北，而是向上。换句话说，与大家都垂直。这位数学物理学家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科学要与价值挂钩。他主要的见解是不论科学家愿意或不愿意，你都不能不顾到你所研究的东西对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与对人类所产生的后果。

戴森这种与各种主流成垂直方向的大展鸿图，科学研究已不是一维的直线发展，也不只是二维的平面铺开，成了多维的流行了。

他的自传中，忽然怜悯奥本海默，又忽而同情泰勒。但这两位，一个负责原子弹，一个负责氢弹，他们的政治哲学却是方向相反。戴森不正是与他们二人同时垂直了吗？

这种把科学与价值、或伦理、或人世一旦挂钩，这个问题涉及的就太大了。科学家自然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与看法，对任何事也有发言的责任与权利，可是他也与任何其他人一样，只应有一票的权利，所占分量固不能少，但也不宜多罢？

我们合上这本戴森自传时，不能不替他担心；范围太大，雄心过高，自然不易成功。成不成功，固非戴森所计，而他这堆无从证明、也无法反证的意见，我们实在是无由确认，遑论信服。

同时，却使我们忽然悟到：在人生的大戏中，所有的人不仅是观众，也均是演员。不只是“你拆烂污，就有人遭瘟；你放野火，就有人烧死”，而也是“他人拆烂污，你也会遭瘟；他人放野火，你也会烧死”。这个世界已没有局外人，也没有旁观者了。

那么，我们的一举手按电键，一投足踏油门；一执笔列方程，一操刀作实验……都关系到这个世界——包括自己——的生与死，这个宇宙——包括自己——的存与亡。

这些领悟是看了戴森的书以后瞬时即过的阴影呢？还是永远存在的烙印？我辨不太清，只是希望是前者。

约在一九九四年于台南

约瑟夫的诗

——统一场论

杨振宁教授在他的文章《美与物理学》中曾经引用我译的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四句诗。一九九七年，他由香港寄给我他这篇《美与物理学》发表前之底稿。我看后，有不少感想，于是在那年的二月十六日写了一信给他。

在给杨的复信里，我提到约瑟夫（Tim Joseph）所写的一首《统一场论》诗（Unified Field Theory）。后来过了些日子，我就把约瑟夫这首诗译成中文，却未发表。现在我把四年前给杨教授的信也找了出来，与约瑟夫诗之中译一同登出来。

振宁教授吾兄：

我昨天，二月十五日，才回到台南，才看到您由港寄来的大作《美与物理学》。笔法遒练而明净，非常好看。恭喜您。现在您不独是为“小”众，而是也为“大”众写了。

您译得也好。“上帝说，让牛顿来。”真是神来之笔；不可能再自然，再美好了。我反复玩索了半天，也许两行改成四行，更容易看些。即：

自然，与自然定律，
在黑夜里隐藏，
上帝说，让牛顿来，
于是，一切化为光。

看到您引的蒲柏（Alexander Pope）这两句，我想起凯瑟（Gerald Kaiser）在他的书Quantum Physics，Relativity and Complex Spacetime—Towards a New Synthesis中所引约瑟夫的诗。那本书用很多小波（wavelets）的语言来讲量子物理（Quantum Physics）。

我是先看到约瑟夫的诗，然后才看到您引蒲柏的诗。原先觉得约瑟夫那首诗也很俏皮的；而今看来，很可能是约瑟夫看到蒲柏的诗后才引出来的作品罢；那就与诗不太相干了。诗这东西真奇怪，也像科学，第一个“唱”出来的就是杰作，第二个“学”出来的就成练习题了。

您提到：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的作品，您想不出有什么诗句或成语可以形容。我想了一下，有两句带有“尘”字的诗：

才见岭头云似盖，
已惊岩下雪如尘。

这是元微之的诗，您说的庄严、神圣以及畏惧等感觉在中国诗里不大可能找到，因为中国宗教太淡、太浅，于是与宗教相联的诗，都变成“禅”了。参禅的人不见得会作诗，也许苏东坡是例外；所以写出来的诗都不够重，也就发展不出庄严与畏惧来。有人说苏东坡的文章是“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挟泥沙以俱下”，不知可否用来形容海森堡？

可是，布莱克则不然，他有令人畏惧到恐怖的诗篇。哈佛大学有个小图书馆专藏布莱克的作品，看他的画就有时令人恐惧到恐怖。去年有本专书只讲布莱克的一幅画《时空之海》，讲了好几百页。我把书买来了；刚才找了一下却未找到。

匆此　敬请

近安

之藩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六日

下面是约瑟夫所作《统一场论》的中译，原文载于一九七八年的《纽约时报》：

当其始也，亚里士多德出来，
静者恒静，
动者终归于静，
不久，万物俱静，
上帝看了一下：这多无聊。

于是上帝创造了牛顿，
静者恒静，
而动者恒动，
能量不灭，动量不灭，物质不灭，
上帝看了一下：这多保守。

于是上帝创造了爱因斯坦，
一切都是相对，
快者变短，
直者变弯，
宇宙中充满了种种惰性架位，
上帝看了一下：这是普遍的相对，
可是其中有些特别的相对。

于是上帝创造了玻尔，
原理在此，
原理就是量子，
一切化为量子，
可是有些东西仍是相对，
上帝看了一下：这太乱了。

于是上帝要创造—弗之逊，
弗之逊就要统一起来：
他会培出一种理论，
把所有一切归于统一。
但已是第七天了，
上帝休息了，
静者恒静。

二〇〇一年九月十日于台南

现代的司马迁

——谈今日的资料压缩

大致说来，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三大基本要素是物质、能量与信息。从最原始的到最近的社会一直是如此。不过在上古的人没有意识到信息的重要，虽然语言、符号、图像、文字与人类的历史几乎可以说是同时演进而来。

我们意识到信息的极端重要与信息的定量估测却是始于二十世纪中叶。大致是由控制理论的创立者温纳（Norbert Wiener）及信息理论的定义者香农（Claude Shannon）所启迪的。

温纳说：“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如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不易存在下去。”

香农则是把波耳兹曼（Ludwig Boltzmann）墓志铭上那个“熵”的公式借来，为信息做了定量工作与分析理论。

信息不仅是包括我们所有的知识，还包括感官所触到的一切。报纸上的新闻，书本上的报告，市场上的行情起伏，电视上的天气预报；简单到一张照片或一幅图画，复杂到终端机上的种种显示，印表机上的列列标记都是信息。我们固然一直是生活在物质——如空气或水——的海洋中，也是生活在能量——如光或热——的海洋中；而今，我们忽然悟出更是生活在信息的海洋中。从古以来就是如此，二十世纪下半叶情况尤然。

但信息与物质或能量有所不同。信息的最大特征是：它并非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以互相联系为前提。没有联系，就没有信息。于是信息必依附于一定载体。通过载体这信息我们才能处理、传输、操作。而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信息多是经电子为载体、用数字作处理而表现出来的资料。

信息资料不能单独存在，是由互相联系而来。所谓互相联系，主要是传递与储存；而储存可以视为延迟了的传递。于是信息与传递，或者信息与储存的关系也就特别密切了。

经由数字处理而得出的信息资料，自然因频繁的传递与大量的堆存，而逐渐成了问题；并且这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形严重。人们遂发展出特别的储存与传递的方法，称之为资料压缩。

我们现在以电脑问世以后的眼光，回顾一下历史，也许对于人类目前对付资料压缩的问题有所理解。

我们先举上古的写史书的故事，而以司马迁的《史记》作为例子。

司马迁是把从轩辕到汉武帝时代汗牛充栋的史实，用一片片竹简写出五十二万字的《史记》。他的志趣所在，是把这一大堆竹简写成的《史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这整个的过程与目的可以说是信息的传递，也就是他所谓的“传之其人”。而储存的方法则是写在竹简上，而把竹简“藏之名山”。当然如果能省掉一个字，就可以少写一个字。竹简上少写一个字，就可以少用些竹简，而藏之名山时就可节省些空间。于是，司马迁就需要把资料大量的压缩，把自己的写作技术练入化境，使所写文言文字达于精纯，然后才写到竹简上去。这可以说是编码程序，以不致使人误解原意为最低诉求；而后人在名山内拿到竹简时，就得到竹简上所示的信息。那就需要一些念懂古文的工夫，也就是后世的人要有解码的训练。自然，竹简像晶片一样，是载体，而所写的字可以比为位元了。这正说明了上古所用的信息系统，已经是在作资料压缩了。

第二个例子，可以举摩尔斯所发明，由中国改造成功的汉字电报系统。这是把汉字的每一个字均编成一个数字码，也就是有一电码本在拍发端，而有另一同样的电码本在接收端，载体把点与划的摩尔斯符号一个一个地传过去。这种编码与解码的思想方式与目前正在用的LZ（Lempel Ziv）的思想并无原则上的不同，只是简单与复杂的区别罢了。

第三个例子，可以举我们平日所看的电影。我们知道那是些不连续的图片，一片一片的接续下去，把影片上连续的动作照成间断的动作，但放映时，人眼却看不出间断的情况，而误以为连续的动作。其实这是最早发展出的失真压缩。该技术主要在利用眼睛不辨间断情况的弱点，也可以说是特点。我们现在所用的失真资料压缩则是利用人眼的另一弱点：把一张大的图像用分频编码分成数张子图，利用量化技术同时丢掉人眼并不反应的高频子图，然后以向量表及目录表的方式传递；而以逆程序作解压缩，即成失真图像资料压缩。现今盛行之Linde等发展出之演算法所作资料压缩技术，即可解释成属于此类。

我们细览这些人类所发展出的几千年的文字资料压缩技术，近百年的电影资料压缩技术，电报资料压缩技术，近五十年的信息理论，近三十年的无失真压缩技术，二十年来的失真压缩技术，一直到过去两三年的突飞猛进的资料压缩技术；我们恍然悟到由竹简到晶片是工具在变，而储存与传递的思想并没有改变很多。

资料压缩的思想与技术，如同计算机科学中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有些是意想不到的闯进来的外来影响，有些是突如其来的自我生发。截至目前，在我看来，转换编码颇有发展余地：由傅利叶转换，而余弦转换，而沃尔什转换，而小波转换……转换编码之制作，势成万弩在握，齐发可期。

另一方面，利用“训练”制作的大的编码，正是表示人工智能与神经网路的思想之影响涌至而展开了前途。我们如用司马迁的例子作比喻，这种研究可以说训练一些字练句遒的司马迁机器来作彻底的大编码工作。

可是，以上所述总是载体系统的手段问题，而从未涉及信息本身的内容问题。古时的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大目标及“叙游侠，述货殖”等的各重点，在现代司马迁的作风上是绝对不见踪影，绝对不予置问的。

然而，毕竟传信是为了信的内容，至于信以何种方法而传，究属次要。请看今日域中：发信者不知所云，收信者不知所措，唯有络绎于途的传信者，在急促慌忙的奔走，与煞有介事的呼号。这是我们这个信息时代的象征缩图，不也正是我们这个信息时代的问题所在吗？

一九九八年于台南

序戴显权的书《资料压缩》

二十世纪的二十个人

一九九九年尾，也就是二十世纪末，许多国家，特别是美国，均有二十世纪这一百年中科技界重要人物之评估。各类媒体所推出的名单是下列二十位：

爱因斯坦：他的相对论改变了人们的宇宙观；

玻尔：对量子力学的解释影响了二十世纪的科学与哲学；

海森堡：他提出的测不准原理让人认识了微观粒子的本性；

薛定谔：他的波动力学方程是量子力学的标准方程；

卢瑟福：在原子核物理和原子核化学方面做了基础性工作；

奥本海默：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组织者；

莱特：威尔伯和弟弟奥维尔发明了飞机，改变了二十世纪的天空；

克里克：和华生发现核酸的分子结构，奠基现代生物学；

布劳恩：当代航天科技的奠基人；

冯纽曼：对电子计算机理论做出最大贡献的科学家；

居里夫人：在放射性研究方面有重大贡献和影响；

盖茨：是九十年代对世界影响最大的软件专家；

普朗克：第一位提出量子观念，导致了量子力学的产生；

韦格纳：二十世纪地球科学的奠基人；

哈勃：现代天文学的奠基人；

马可尼：无线电通讯的奠基人；

伦琴：发现X射线，在二十世纪得到广泛的应用；

钱学森：中国的航天之父；

哥德尔：对数学和哲学有根本影响之人；

弗洛伊德：在心理学领域影响最大的人。

这个二十世纪科技界最重要人物的名单，看来非常有趣。把爱因斯坦与盖茨放在一起，不免令人惊异。可是，他们对世界的影响，究竟谁大，实在也不易讲。就是比较此二人的少年时代，爱因斯坦固然是能逃学就逃学，能翘课就翘课，反正他是自修，最多是与好友切磋，不拿学校当一回事；而盖茨呢，他父亲好不容易把他送进哈佛大学，他待不了一两年就辞别而去。他认为念完四年耽误太多时间，而时间必须把握，创业时机不容错过。把这两位放在一起，仔细一想，又不是太突兀了。

好在这些姓名，差不多我们都耳熟能详。略加分类有十位是得过诺贝尔奖的，剩下的十位是没有得过诺贝尔奖的。我们又发现了：爱因斯坦、玻尔、普朗克、伦琴等，是研究小东西的，是微观的；而奥本海默、布劳恩、盖茨、钱学森等，是搞大组织的，是宏观的。也可以说，一群是向“内”或搞“微”，另一群是向“外”或搞“大”。

航天、戡地、倒海、排山，固然大而又大，其实，冯纽曼之于电脑，弗洛伊德之于心理等等，所搞的东西，不见得尺寸很大，而是极复杂之能事。相对而言，也就是无比的大了。这群功臣，自奥本海默，至弗洛伊德，均未得奖，倒是大家都知的事实。

所以，我觉得，得奖的那十位是搞小东西的革命者，星星之火燎起原来以后，对世界所生的影响甚大；而另十位是献身于大而复杂的系统，可以说是组织者。前者的动机主要是好奇、纵嗜或爱美，好像“爱情”，每个人有自己的解释；后者的动机却是救国、助人或发财。动机虽不同，其孜孜的努力、矻矻的穷研，流血或流汗见于外，焦思与焦虑存于中，则大致是一样的。而贡献所至，差不多都是翻天覆地的规模。因为他们的立功立言，不只是我们所住的地球变了，就是所见的宇宙也变了。

由小的颗粒研究起，向深处追查，可以说是物理派。研究的方法是把环境搞清楚，为求简单，假设因而多起。可是那些以大的系统为目标的一类，向远处发展，可以说是工程派。他们不能有任何假设，也不能有任何限制，考虑到的是全球的现状，与各方面的参数。奥本海默及钱学森，冯纽曼与盖茨，都是属于此类。他们的特色，是组织的成功与目标的达到。媒体所选是看对世人的影响有多大。在此二十人的评估中，由革命者与组织者二类平分，倒是偶然的巧合；不过对后世影响的范围都是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

我们就以盖茨为例，对计算机这一行从一九四几年开始到盖茨以软件兴家的简史略加回溯，借以说明组织者的特性。

从一九四几年起，是艾克特（Eckert）以二十岁的稚龄，动员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师生做出ENIVAC，所用的主要是一万八千个真空管。那时候尚没有电晶体，他所遇到的困难，也许是一万八千个真空管所发的热，究竟用多少电扇向四面吹的冷却问题。而他的成不成功端赖全面工程的顾到与大小毛病的解决上。在第一台普通目的的计算机完成后，他们就利用成功的余威组织UNIVAC，制造计算机硬体来扩充科学及工程计算上之应用，同时转为公司。就计算技术而论，他们是成功的，可是在事业上却失败了，斗不过IBM的商业用途，也就黯然落幕。这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故事。

IBM的眼光是注意大的国防应用，大的保险事业，总方向是从科学计算转到企业利用，而与日常使用或小民应用并无关系。计算机是向大的方向发展，所谓第四代、第五代等接踵而至。

两个史蒂夫（Steve）的苹果到来，并不是两个史蒂夫有特别聪慧的新猷，而是IBM的不屑于搞小。垂手可做到的事不肯做，竟使整个企业为之不支，因而小的计算机涌上来了。

王安由可以写程式的计算器到办公室自动化，他又成立软件研究及中国文化研究的机构或项目。我们事后看来，只觉得他的主要政策大体正确，至少是不离谱，可是他并未悟出软件研究如此简单的事，关系着整个电脑的发展。他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实是致命的失败之由。软件书写并不仅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拿最简单的当时的例子即可说明。写足球赛的电子游戏，不懂足球规例，是写不出来的；写警察捉贼，不懂法律程序，也是无从写起的。

如此，到了九十年代，比尔·盖茨来了。他以软件的旗帜指出电脑发展之正途。他跻身于二十世纪的前二十名科技风流人物之中，是当然又显然的了。

我们叙述盖茨的兴起正是说明搞大组织者不能不顾及到世界全盘的知识，把握住瞬息万变的时机，做出当机立断的决定。

总之，新事物的到来，无论看来多么不重要，组织者均要考虑及之。企业扩展的契机，就可能由此而来。九十年代是盖茨的软件时代，而就在各种软件陆续问世时，通讯事业显然起飞了。近因是克拉克的商业化网路技术，远因是美苏竞争与苏联解体，许多竞争时的秘密顿时解开，资讯革命悄然而至矣。

如果说在计算机的大流中，闯进来通讯自然可以；如果说在通讯的大流中，闯进来计算机也可以。这是二十世纪的大事，我只有将范围缩小，说说中国血统的人，他们如何走上世界的舞台，又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这个惊心动魄的大戏中，重要的角色还真不少。

不过，二十世纪的二十人中，只有一位钱学森是中国人；二十一世纪末，再作此类评估时也许有一二位，或三四位是中国血统的人。

大体说来，电脑界王安的前瞻眼光，是不容置疑的。康宁汉出于其旗下，钱伯斯也出于其旗下，令人深服其成功之非偶致。网站界杨致远的综合判断，也是可圈可点，而其辍学出山情景亦颇似盖茨。吴锦城之箭点（Arrow Point）第一功，是很惊人的戏剧场面。在那种泡沫之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谚语也不足以形容。

吴锦城的箭点通讯企业以及以后接二连三的成功，大致记在他所著精简扼要的小书里。书虽小，却看出他的前瞻的眼光与综合的能力。

我与元方曾在波士顿坐着锦城和沙林的小船，出海航行了一圈。她没有说什么，好像也没有做什么似的安详地当着舵手。我们算是大同行，但绝对没有提及电脑或通讯的事。我那天所想的却很奇怪：先想爱因斯坦在一九二〇年左右名誉陡升，是否与一战结束世人的消极有关？而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白鲸记》是在作者去世三四十年后成了名著，也是在一九二〇年左右。回到家里，我问元方，《白鲸记》的深层意义是什么，她笑而未答；我对她倒讲了一些电网的高速公路。

二〇〇四年一月于香港

陈省身与爱因斯坦

——一九四三到一九四五年在普林斯顿

一九七九年是爱因斯坦的一百岁冥寿，普林斯顿有个国际性的爱因斯坦百年纪念学术讨论会。会中数学家陈省身的演讲《广义相对论与微分几何》使与会人士为之动容。这个演讲载于沃尔夫（Harry Woolf）所编、卫斯理（Addison Wesley）所出版的一本书Some Strangeness in the Proportion里，其中译本收录在《陈省身文集》中。

英文原著仍在波士顿家里，中译本我是去年到香港后看到的。乍看起来，文章译得很细心，但我在翻阅时总觉得跟英文的内容不尽相同。中译文似乎在起首的部分有所删略，但此译文既然出现在《陈省身文集》中，删掉的内容应该是他自己删的。后来我逐渐觉得似乎不是他自己删的，他对中译文好像并未过目。译者或是觉得那段开场白并不重要而把它删掉罢？

于是我查考一下有关爱因斯坦的书。自然啦，派斯（Abraham Pais）那本名著爱因斯坦传《奇哉上苍》（Subtle is the Lord）在必查之列。陈省身的姓氏英文拼法特殊，Chern字极为醒目，是整本书中派斯所提及的唯一中国人。派斯在一处谈及他对陈氏的总看法，现在把他那几句话直译如下：

陈省身所从事的是微分几何的现代整体问题（modern global problems）诸如纤维丛等。爱因斯坦既未写过，也从未向我（派斯）说过，至于我（在此）的（写作）目标是说明一下爱因斯坦当年的统一场论，也就是爱氏所关注的，只有局部微分几何，现在看来有些落伍了（也即是说就整体而论是不合适了），General Ricci Calculus是其主要工具。因此，本节的目的是从最容易的方法，也就是用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的方法来阐释黎曼几何（Riemannian Geometry）的结果。

派斯在开始时却是介绍了陈氏的开场白的，他说：卓越的数学家陈省身有两段开场白的叙述：

一、我（陈省身）的感觉很奇怪，就是我在此所说的话题（广义相对论与微分几何）有一半我并不知道；二、我不久即看到爱因斯坦所遭遇的问题之极度困难与数学及物理学的不同。

这恐怕就是中译本所删除而派斯所保留的两段开场白之主要内容了。

抗战末期的一九四三年，清华大学（也就是西南联合大学的一部分）资助陈省身到普林斯顿一年。旅程在战火中也太艰难了罢——由云南的昆明西去印度，经中非洲、南大西洋、巴西到美国，坐的是美国军用飞机。那时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物理方面的权威自然是爱因斯坦居首，而数学方面可能是外尔（Hermann Weyl）坐镇。陈省身去了一年，又延长一年多，是他成就最灿烂的时期，《陈氏示性类》是在此期间完成的。陈省身在数学方面的工作与爱因斯坦在物理方面的工作，其不同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陈省身所研究的是后黎曼微分几何（Post-Riemannian Geometry），所以他看得到爱因斯坦所遭遇的困难。换句话说，他所感觉到的是爱因斯坦所用的数学不够用了，虽然他敬佩爱因斯坦的思想结构是雄伟的宏图。

在这篇演说中，我们看到的第三篇参考论文就是陈省身的得意门生丘成桐教授及丘氏的学生R. Schoen合作写成的。数理发展到现在的二〇〇四年，不但丘教授早已成广义相对论的权威，而陈教授所引用的文献已是第三代子弟的作品了。当时自然还不到二〇〇四年，而是一九七九年。现在的科普作家格林恩（Brian Greene）在一九九九年出版的《优雅的宇宙》（The Elegant Universe）及今年刚出的另一书《宇宙的结构》（The Fabric of the Cosmos）均将Calabi-Yau型等加以论述，赞美有加。这是陈门的特殊气象的蓬勃。

二〇〇四年九月十日，陈省身教授竟来香港中文大学我们工程学院大楼发表演说，诚属大事及幸事。但因为很早已答应台湾的中央大学的邀请，要与元方对该校一千多名新生演讲，正是九月十日这一天从香港飞台北。于是，失却聆听陈省身教授演讲的机会。不过，在此不能忘怀的，还是想请陈教授说一下六十年前，首次在普林斯顿与爱因斯坦相遇、相知、相谈的经验。

第一，抗战末期，由云南的昆明去美国的交通那么困难，是谁邀请您去的？是外尔直接的聘请，还是爱因斯坦间接的要求？坐美国军用飞机经非洲、南美到达美国看来简单，是美国联邦政府间接的需要吗？为了怕冯纽曼（John von Neumann）的寂寞与孤独，维格纳（Eugene P. Wigner）在布达佩斯直接接到普林斯顿大学的聘函，这是早一轮普林斯顿的现象，您的第二次去普林斯顿，才类似罢？第一次呢？

第二，德国的数学博士，说德语自然不是问题，因此才有可能与爱因斯坦畅所欲言，您与爱因斯坦谈过多少次？谈了些什么？我想全世界的人都想知道，历史也应该有所记录。

二〇〇四年九月十九日于台北

霍金在香港发表学术演讲之日

——漫谈剑桥大学卢卡斯讲座的故事

霍金对于所遭遇的挫折之勇敢克服与所追求的学术之高明成就，使人钦服。我昨晚一边想着这新闻，一边走上山。天快黑了，去元方的办公室，好与她下山同去吃晚饭。她正忙着与电脑打交道，让我稍坐，等她一下。她说：“只等两分钟。”而她对分钟的定义是她自定的，有一次变成需要乘以三十倍，等了一小时。我只好找本书看。电话铃响，而且是找我的。原来是报社的一位访员打来，问我有关霍金的故事。问题很有意思：“霍金与爱因斯坦，究竟谁更伟大？”

我说，我与霍金不是一行。我在剑桥大学只待过不到两年，一九六九年十月才去的，一九七一年六月就离开了。回想一下时间以后，又回忆空间。霍金大概是二十岁去的剑桥，是凯思学院的。就是我们中国人所知的李约瑟当过院主，也就是院长（他们叫做Master）的学院。大多数的学生是学医的、学生物的，当然也有好多其他的行，比如霍金罢，就是学天文物理，而且学院给他奖学金。那应该是一九六二年左右的事。因为霍金是一九四二年生在牛津的医院里，他二十岁时就是一九六二年左右了。好算，易算。

人生的挫折或幸运，岂是事先所能预料的：就是这年，他得了肌肉萎缩症，即ALS（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也就是美国所谓的Lou Gehrig症。（Lou Gehrig是名球手，死于该病。）这是至今也不会治的病。病人思想及回忆照常，但身体逐渐瘫痪。霍金为这种疾病的突然袭击，他的逃避方法就是整天沉醉于瓦格纳（Wagner）的音乐中了。

他在此时却遇到贵人珍·怀特（Jane Wilde），不久即结婚。

报社的访员这忽然一问，使我心潮立涌，想起霍金的身世。而这些故事，报上、书上、网上都有。但霍金与爱因斯坦的比较我仍不能答，倒想起霍金与爱因斯坦并不太相干的故事：

爱因斯坦曾说过大家早已耳熟能详的话：“上帝对这个宇宙不掷骰子！”（God does not play dice with the Universe.）那是与量子论者在一九二〇年代到一九三〇年代打混仗的时候说的。而爱因斯坦一九五五年逝世时，霍金才十三岁。后来霍金成了学者却针锋相对地说：“上帝不但掷骰子，而且有时掷到看不见的地方！”霍金所说的看不见的地方，是指掷在“黑洞”里面的可能性。我想这是爱因斯坦与霍金的隔时隔代的呼而不应的关系。至于霍金之天文与宇宙的研究是基于广义相对论，则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可是这些不涉正题的话，如何在电话上说得清楚？我就直截了当地说，霍金与爱因斯坦并无关系。

“不过呢，”我对报社访员说，“我曾看过霍金的卢卡斯讲座的就职演说。倒可以趁此机会向霍金提出三个问题：

“问题一，在你的就职演说中，你曾说：‘至于现在，计算机就做研究而言，是非常有用的“辅”助工具，但计算机必须由人脑指导。可是由最近计算机发展的速度看来，他们似乎相当有可能全面取代了理论物理。所以“理论物理学家”的末日可能已经来到，如果不是“理论物理”的末日。’现在据你出此言，四分之一世纪已过去了，你仍持此见吗？

“问题二，你得知自己初得肌肉萎缩症时是极度的沮丧，然后你逃避到瓦格纳的雷霆般暴烈的歌剧音乐中。为什么是瓦格纳的音乐，而非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也就是说：为什么你逃避到艺术之中而不是科学之内？你认为艺术的定义是什么？科学的定义又是什么？有一位英国艺评家克立夫·贝尔（Cliff Bell，1881—1964）曾说：‘一艺术作品是一个问题的全部解决。’他或许也就暗示了：一科学作品是一个问题的局部解决了。对贝尔那句话你同意吗？

“问题三，许多人认为科学的律则成为微分方程，而宇宙的始值是神学的事情。你的意思与他们不同。你以为宇宙的始值在科学中也应予讨论与研究。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还是正式的叙述？”

我把这三个问题匆匆电传给访员后，却又引来了新的问题。元方说：“我这里有点信息。”她给我看杨振宁给她的一封信，是七年前的信了。我打开来看：是有关卢卡斯讲座教授的故事。

杨教授的信先是说徐的《荒谬的英法海峡》，说好朋友黄昆夫妇，也就是黄昆与Miss Rees的故事，与这个霍金故事不相干，不在此重录了。杨教授接着写道：

另外一个真的故事你也会发生兴趣：剑桥的一位有名应用数学家，叫Lighthill的，最近去世。他是Dirac与Hawking中间的Lucacian Professor，去世时大概七十八岁。他身体强健，而且喜欢做常人不能做的活动。曾经绕英伦海峡中一个小岛一气游泳一周，前后要十小时。而且1．曾这样游泳过七次；2．每次都独自游，不要有汽船跟随；3．不穿橡皮衣；4．第八次周游时去世！有人说他去世时自己知道已患癌症。……

振宁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日

元方给我看了这封杨教授的信后，又与我讨论起卢卡斯讲座来：此讲座何以特别有名？又是些什么人物得此讲座？

我只能简单地答：

“卢卡斯讲座起源于你去过的圣约翰学院。这个讲座如此有名，是因为牛顿。牛顿是第二位卢卡斯讲座，卢卡斯则属圣约翰。而第一位得此讲座的是牛顿的老师贝若，‘世袭’表之如下：

“1．贝若，2．牛顿……n-2．狄拉克，n-1．莱特海路，n．霍金。中间的省略号，不必写了，我也不知道。这个‘n’可能是15。

“霍金在《时间简史》中说，伽利略死后三百年是他的生年，而伽利略死的那年，牛顿生。换言之，牛顿的生年是一六四二，霍金的是一九四二。

“有个年代不用记也记住：即一六一六，什么伦敦闹瘟疫、着大火、剑桥停课一年半、牛顿家的苹果树掉下苹果、万有引力想定之年等等大事都是一六一六年的，或前或后一两年。”

说到此时，我反问元方：“你讲讲《启示录》罢，为什么六六六一出现就表示有灾有难呢？”

她说：“那是属于‘密码’的故事了。故事太长，又不能长话短说，还是说文学界的一六一六年。莎士比亚与塞万提斯都是那年死的，东方还有汤显祖，也死于一六一六年。”我说：“是呀！但这已出了‘卢卡斯故事’的范围。”

二〇〇六年六月十四日于香港

从地是平的到世界是平的

忽然接到台湾寄来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所著《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的中译本。看来译笔流畅，想来译文也很忠实。通常，因为不论是台版的繁体字译本，还是简体字译本，与原文本比起来总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没有索引。看起来不大习惯，自己也没有很多时间看完一本这类非小说的书。这本去年的书，今年初就译了出来。快是快了，但仍然没有索引。我立时在网上订了一本英文原文的。当然很快就收到。先看原本上的索引，提及台湾地区的有十八处，提及中国的也是十八处，提及杨致远的有四处，而并没有提及杨振宁；提及盖茨的有十六处，而提及Google的有二十二处。我在五分钟以内，借着看这个英文索引，略知此书的时空位置了。

忽然对这本书的名字好奇起来，好像昔日朋友似的非常熟悉。对着flat这个英文字，竟想起半个世纪前的往事。

一九五五年，我到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去念书。宾夕法尼亚大学是富兰克林创立的老大学，而“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去的时候，大学的计算机研究在有过辉煌历史之后，余威仍在。看得出比类计算机Bush Analyzer及数位计算机ENIVAC都在此蓬勃地发展过。而当时那些创立的功臣还时有出现，但都去开私营公司了，如Eckert的UNIVAC。我选的则是地下室中只有十五个积分器的比类计算机的应用研究，与魏刚教授及沈维基教授玩那已没有多少人玩的机器。我是一到地下室就欣赏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当年的得意创作，心想：“如此美净而又简单，Bush的想法真是聪明！”

沈教授刚从麻省理工学院转到本校教书，他是伦敦大学的博士。有一次他向我说：“地是平的（The Earth is Flat）。”进而阐释说：“至今，英国还有个学会，规模相当大，会员也相当多，他们要阐发‘地是平的’学说，你看有多怪？而这个学说在二千多年前早就被亚里士多德否定了。后来的多少人证明地是圆的，还不算在内。亚里士多德在《天论》（On the Heavens）中说：‘地是个圆，而不是一块平板；月蚀是因地运行到太阳与月亮之间而引起，但地在月亮上的阴影总是圆的，所以地非是圆的不可，而并不是一扁形的圆盘。’你看，亚里士多德是纪元前几百年的人了，已认为地是球状，也就等于说，地不是平的。可是到现在，二千多年以后，还有那么个大组织倡议地球是平的。科学之难，难在铲除成见。”

我对沈教授所说的话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一见到flat这个字，就想起他说的英国这个“地平学会”来。后来我到了英国的剑桥大学，原想找一下这个地平学会，到时却又给忘了。所以，当我看到弗里德曼这本《世界是平的》时，还以为他要说的是“地是平的”那个学会的主张呢。在阅读此书后，才知它说的是电脑与通讯所带来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各个角落所表现的是大家竞争的机会趋“平”了。

《世界是平的》可以说是从一个日子说起的，也就是一九八九年的十一月九日，那是柏林围墙“开门”的日子。详细一点说：一九八九年七月，数百名东德人跑到匈牙利的西德大使馆寻求庇护，九月匈牙利打开匈奥边界，使任何进入匈牙利的东德人都能前往奥地利以及自由世界，于是就有一万名东德人从匈牙利的后门逃出，东德政府的压力因此越来越重。十一月九日，边界的卫兵就把围墙大门打开了。于是数百万人从柏林围墙逃出，逃向一个新世界。这是弗里德曼戏剧性的说法。其实盖茨对微软电脑之普及和发展也可说由此时开始。

微软电脑与电子通讯把大家摆在相同的立足点。推溯至此之由，不外几大推动力量︰一、工作流软件；二、开放资源码；三、外包；四、供应链；五、资讯搜寻等。

弗里德曼所归纳的十大事实，由他个人亲自经验的小故事来说明。弗里德曼想买一部笔记型电脑，他说：一开始，这台笔记型戴尔（Dell）电脑是美国奥斯丁与台湾地区的设计师合作的。主机板与外壳由台湾的ODM与奥斯丁的设计人员共同设计，客户的个别需求能即时输入这个研发环节中。跨国设计意见立时沟通。戴尔不时重新设计，透过供应链随时添加特色，以应客户需要。一台笔记型电脑组件三十种是由多个供应商来供应的，有来自英特尔的马来西亚厂的，有来自南韩厂的，有来自德国厂的，有来自中国上海厂的。主机板来自日本的东芝或台湾地区的奇美……键盘来自……无线卡来自……光碟机来自……从客户下单到送货到客户桌上，这条供应链奏出来的交响曲是“世界是平的”的一大奇观。

在抹平了的世界中，理想国家是可以没有资源的。没有自然资源，只有挖掘自我的内在。这种国家会努力吸取人民的精力、商业头脑、创造才智，在平地上成长起来。就以印度在软件设计方面论，如何做外包工，如何后来居上，世界各个角落早已对之刮目相看了。弗里德曼提到印度的故事甚多，索引中就已不止提及数十次，已经近百次了。

看完这本书，回忆起第一次的产业革命，大致是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到十九世纪中叶。它为世界所带来的毛病似乎比所解决的问题还要多。马克思研究那些善后的新问题，从而提出大胆的假设；列宁筹策详尽的实验，促其目的之实现。但经过了两次举世的大战，演变到二十世纪中叶，还有愚昧的东方古国等继续参加这个实验之中，直到了二十世纪末叶的一九九一年，苏联终于完全解体。空前的实验是白做了一场。

如果说近四分之一世纪是电脑及电子通讯形成的第二次产业革命，把个不平的世界在如此如彼的抹平中，我是很喜欢弗里德曼这种说法的。他无形中在暗示：庞大的、全盘的实验是不能做的，是失败不起的。大的革命是要由许多小的革命来完成，革命不是在流血、在屠杀、在捣毁一个城市与推翻一个阶层；而应该像组织一个交响乐队：有事先事后的演练、各种细节的调适、各类即时的改革与因应，以达到全体的协和。

不过，这本书也并非无败笔。在第四章中，弗里德曼还引了一段《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人类的未来之见解。这种去年的黄历，是不能翻的！

二〇〇六年四月于香港

Ⅳ　风雨江山

四月八日这一天

——为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而写

早晨正七时醒来，可是天黑得还像五时左右。看了两个钟，确是七时。这样黑，这个山大概已埋在乌云里。窗外落着雨，哪里是雨，哪里是云，很难分清。不能像每天似的，走上山顶，迎接新生的太阳；只有在屋里徘徊，等着即来的大风雨了。

想起今天没有什么会要开，纵是这样阴天，心情也比较晴朗些。可是九时要上课，还没有预备，连一本书昨天也没有带回家来。在大雨倾盆中，上了汽车。到科学馆只有几分钟的路，到那里正是八时。还有一小时可以预备功课。

路上想，何必这样大雨赶去科学馆，教了二十多年书了，也用不着什么预备。可是，继而想，如果不预备一下，因而教得不够好时，会因而后悔，痛苦好多天的。

教书一定不应该是站在那里对一群人背一遍书，至少是应像在戏院中对一群人演一台戏。

可是，早晨九时上台演戏，即使是自己唱作俱佳，观众也是在乍醒阶段，这台戏也不易唱好啊。我虽然知道十一时开始的课，同样的东西也要讲得精彩些，而课程却总是排在九时，大概同事们谁也不愿太早上课。

伞在车的后面，到了停车坪，雨大得也不能下车。等了几分钟，仍是大雨倾盆，只好下车了。就是到车后拿伞的一段时间，已把全身淋湿，到了办公室，脚下的湿也觉出来了。

这样湿的上衣，怎么穿；不穿西装上衣上课，对我还是第一次。一小时的预备，当然可以讲两小时，问题是不着戏装而清唱，有些不习惯。

课室就在隔壁，我九时十五分进去的，学生最多只有七八个人，到了六分之一。这自然是大雨倾盆，路上塞车。我对班上说，我们等半小时以后再说罢。因为今天讲相当难的题目，那六分之五的人如不听讲，是不易自己看懂的。

半小时后，人到得差不多了。我讲课常从课室中安静的程度来判断自己讲得好坏。今天讲的刚一入题，全课室即非常安静。外面的狂风暴雨，我当然听不见，学生们也听不见。我讲奈奎斯特，好像我自己就是奈奎斯特了，在说自己的心得。正像奥利弗演哈姆雷特，就变成哈姆雷特一样。这时，是作演员或作教师的最大的报酬。正应了中国所说的老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候，在屋中与好几十个知己西窗剪烛、促膝谈心一样。

这样，一个半小时，像五分钟似的过去了。

下课后，回到办公室，四年级一个作研究论文的学生在等我。他说，前些日子他做出的一些成果，经我告诉他再查某一些书以后，他在惊慌着表示他的结果竟与前人相类似，所不同者最多只有半页。我又得安慰他一番：“你自己创作的结果，竟与前人的相同之处那么多，这表示你的聪明才智与那位前人差不多。即使十分之九是属于重新发现一次，那十分之一不相同的地方，就是你自己的创作了。真正的贡献，不会是连篇累牍的，不会是排山倒海的，却是一点一点的，一滴一滴的。这样的贡献即使是微如毫末，也是了不起的。”他说这几天连觉也睡不好，脑海中不能驱走所研究的问题。我说，那表示你要航海，已经上了船；要远行，已经上了路了。你现在应该觉得很快乐的，已不计较前人有没有解决过这个问题。

他临离办公室前，我再嘱咐他不知向学生们说过多少遍的老话：“你今年二十一岁了，正是创作的年纪。别忘了牛顿、爱因斯坦，他们的重要工作都是在二十几岁完成的。”我这种“创作与年轻”的理论，同学常引为笑谈；而这却是我很严肃的想法。有一次我在实验室看他们玩微型电脑，到了不眠不休的程度。我跟他们说，微型电脑老板乔布斯十九岁时就成功了，你们都已经二十岁了，无论如何都太老了，来不及了，今天先回家睡觉罢。

其实，中国的年轻与成就有关的故事更多。以《世说新语》中挚瞻的故事最好玩。他在二十九岁时已有很大成就。王敦说，你年未三十已为万石，也太早了。瞻说，与你比，也许我早些，与甘罗比，我已是太老了。

中午，与系里同事到联合书院餐厅去吃饭。联合的饭真是不错，但不上山吃饭，已经快半年了。半年前一位同事放假，没有他，中午这个吃饭团就组织不起来。其实他所做的，只是预先给饭厅打个电话，吃完了他管算账，每人分摊多少钱而已，出力也并不多，但没有他，就大家全不上山。今天来了五个人，吃了六个菜，其中有肉丝炒豆芽、菜花炒肉片、鸡丝炒芹菜，均很可口，每人摊十一元五角。吃完了，从山上走下，真是“路转峰回出画塘”，新雨后的山，特别清新。回到办公室还不到一点半。

每天有一堆信函及文件，面对着这个纸片堆成的小山，就想起三国里的庞士元来。庞士元是把几个月的文件积下来一天里办完。我是把一天的文件只许自己用两小时处理。过了两小时，我就不看了；以不看了之。这样，虽不至于使自己被文件的洪涛淹没，或淹死；但，却苦了秘书，她又得找东找西，把我不看的，弄出个头绪来。

今天，有封从美国退回来的论文稿。这是我跳跳跃跃，写完了，还得意了好几天的一篇论文，却退回来了。打开一看，编辑并未转给任何人审查过目，他接到以后立时就原封退回。理由是论文的内容太长，数据过多，要我缩成一半才能继续考虑。真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传达室的工役硬是不给你传话，你就无从见你想见的人。我既无时间重写一遍，也无能力缩成一半；何况，字打得这么漂亮，重写，这岂不是白打了。打定主意，原封改寄英国。以页数来定夺，这种机械对待创作的方式使人无法容忍，也无从容忍。

钱穆的演讲是四时十五分开始的，我四时半才想起来，赶去听钱穆的演讲。

钱穆一向是对中国文化抱乐观态度的。但一面听钱的演讲时，却想起一向对中国文化抱悲观态度的那位史家——雷海宗。

雷海宗可以说是中国的汤因比。他是把文化有生有灭那个思想模式应用于中国历史。以他的看法，一个文化的兴起，是人力所挡不住的；一个文化的灭亡，也是人力所无可挽救的。他以为中国的文化到了五胡乱华时，已经是垮掉了，就像世界上二十几个文化的兴起与垮掉一样。垮掉了就不会再兴。可是很奇怪，中国文化经过佛教的冲击以后，又兴起个第二周，从唐又开始了。但到了民国，这第二周又垮掉了。能不能再起，就不得而知了。这是抗战时期雷海宗的说法，可以说是很悲观的。我就是受这种悲观气氛的感染，对现时的中国文化一向也未乐观过。

可是，最近，因为偶然看到一位画家的信，使我这一贯悲观的想法突生改变。这位画家说，佛教在隋唐五代的发扬，全国是沸腾到了家的。可是沸腾的阶段过去以后，中国文化又从这种急湍中水落石出地站起来。想一想，十世纪的新宗教对中国有多大影响，可是却没有把中国文化消灭。那么，这个二十世纪的新宗教，把中国带入了沸腾以后，恐怕也有河清海平的一天。我却因为这位画家的信心，把自己悲观的情绪冲淡不少。

我一边听钱穆的演讲，一边想起雷海宗及画家的话，当然并未太仔细去听。可是，最后，总有个印象，知道他在讲什么。比起朱光潜那两天的演讲要好多了——因为你再努力听，也不知朱光潜在讲些什么。

在内地的学者，对举国沸腾的反应是颇不一样的。比如潘光旦、雷海宗，是屈辱而死，并未改动他们的学说。这是最上乘的反应，也是最惨烈的。比如金岳霖，沸腾时期写些清算自己的文字，但印出书来，他自己从前的工作印在前面，而否定自己的文字列为附录。这样，我们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看完了前面，不看附录就好了。比如沈从文，一九四九年以前写小说，教创作；而以后，洗手不写小说，专搞历代衣裳服制。而朱光潜则不是，他在沸腾前后，受苦受难之余，却非常用力地研究起马克思来。他的新著作里，遍布辩证啦、统一啦的字眼，弄得人不易看他的书。我们看不出哪一部分是他自己由衷之言，而又哪一部分是非说不可的敷衍的话。人家既然说他不配研究马克思，他又何必非研究这样的题目不可呢？

回到家，大风大雨又作。一晚上，自己的思潮也是大风大雨。想一想钱穆在风雨飘摇之夕，孑然一身南来，还坚持于道统，还尽力于办学，不能不使人另眼相看。他实在是以身行道，以知其不可为而为的精神，在写一首悲壮的诗。

但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有一种遗憾的感觉。我给这个时代起了一个名字，叫“无诗的时代”。

钱穆当时的办学，以及后来的离开香港，是既悲壮又潇洒的。可是我们却看不到他任何心情的有力描述。为什么没有几首诗留下来？也许他并不会作诗。钱穆离开新亚书院时，却引苏东坡的诗：“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这种句子如果由他自己写出来，该多悲壮、多潇洒，可惜只是引用东坡的。

因为钱穆，又想起新亚另一个创办人唐君毅，恐怕他也不会作诗罢。于感情宣泄不出来的时候，只得引用旧诗，或改动旧诗。唐君毅常给自己相片的题句是“宇宙无穷愿无极，海天辽阔立多时”，这是改用梁启超的诗；而梁启超又是套用黄仲则的诗。黄的原诗是：“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

钱穆、唐君毅全不会作诗，更不必说我这一代以及现在正受教育的一代了。无诗的时代是最可怜的时代，伤春悲秋固无以名状，而天翻地覆也不会形容。

躺在床上，还在想这个无诗的时代究竟是如何造成的，不知什么时候却睡着了。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日于香港

莫须有与想当然

记得在小学的时候，每星期有作文课。国文老师除了在作文卷上有批语外，还把全班的作文排好了名次，当堂唱名发还。如名次排在后面，显得非常难堪，所以大家对作文全很努力。我本来就喜欢作文，再加上努力，所以作文发还时，常是名字在前几名之中。

一次作文题目是北风，还是春风，我已记不清了，作完了自己很得意。当时觉得下星期发还时，我一定是在前几名之中。没有想到，不仅是前几名没有我，甚至中间也没有，而是排在最后一个。我根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下了课，去问国文老师。老师说：“这不像你这个小学生作的，一定是抄自什么杂志上的。”我惊讶得不得了，我说：“确实是我作的。”老师说：“你不可能作这么好，你是抄的。你如果说你不是抄的，拿出证明来！”我反抗也无从反抗起，委屈得哭了一场。

小孩时的多少事情，现在几乎都忘了，唯独这次所受的委屈，总是记得清清楚楚。

事情竟然无独有偶，我在大学三年级时，又出现一次类似的事。那是考交流电路的课，有一道最低、还是最高功率的问题，教授所讲过的是用微分求最大或最小的方法。我在考试时，嫌那个方法麻烦，竟异想天开在不到一小时中发明了用几何作圆，利用切线的关系，很容易找出答案来。那一次考试，我又是很得意，却没有想到这一题竟然得了零分。老师说我不会微分，而这个几何方法呢？一定是从别处抄来的。于是我在小学时所受的委屈心理又为之再版一次。

时光如流水似的过去了，我在美国当教授了，遇到又一次类似的事件。不过我扮演的不是学生了，而是对方的角色。

有一个美国学生提出一篇学期论文，当作期末考试。我翻来覆去地看他这篇论文，不仅是风格清新，而且创意满纸，令人不能相信是一大学生之作。

我很自然地怀疑他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问题就这么极端：如果是抄来的，只有给不及格；如果不是抄来的，那就太好了。我到图书馆查了两天最新到的期刊，看看有无类似的东西，不得要领。于是请教一位同事，问他该怎么办！

我这位同事对我所提出的问题，倒显得有些惊异。他说：“如果你不能查出你学生是抄来的，你就不能说他是抄来的。你的学生并没有义务去证明他不是抄来的，这是罗马法的精神。文明与野蛮的分际，就在这么细微的差别上。我觉得这是常识，你却觉得这是个问题，好奇怪！”

听了这一番教训后，我倒没有什么惭愧的感觉，而是想起中国文化中好多好多莫须有与想当然的故事。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六日

宋人及楚人平

——由美国总统大选想起中国的老故事

我七月十三日来到波士顿，今天已快一个月。明天也就是八月十日，即于早晨八时飞旧金山，返回香港。因为办些杂事，所以在此一个月也忙着到医院检查身体。还好，身体健康情况还算可以，并未再添新药。

我来时并不知民主党在波士顿开全国代表大会，刚下飞机，到处都令人感到紧张的气氛。比方说，九十三号公路就要封闭了，那是波士顿的大动脉，怎么能封？又怎么个封法？回到家里，给朋友打电话时，十九不在家。有留话的，是到别处度假去了；有从佛州、加州甚至澳洲立即打电话回来的，自然是度假去了。为什么这么巧又这么多人同时去度假？大概是把波士顿当成了是非之地，离这个地方越远越好。又如，我在医院时，注射了放射性的液体，很淡的放射性，以便检查。医生却同时给我一封证明书，说明此人身体三天之内有放射性，如为侦测器感应到，比如坐电车时，上有放射计数器可能作响，请勿以为怪。难道电车上装了侦察放射的计数器？

开这种选举大会，不论是哪一个党的，总是很热闹，非常有看头。尤其民主党是在野的，攻击在朝的，更是不遗余力。今年这个大会，依然热闹，但热闹中也有些冷清的味道。一切是反恐第一。怎么个反法呢？草木皆兵，防不胜防，可是仍只是防。波士顿市长大声疾呼，建议市民出城度假去；联邦政府则说，政府愿向好莱坞的导演要些出奇的新招，那也就是真的把国事当儿戏了。

历史家汤因比曾有一结论：有挑战时就有反应，才是文化继存的象征。现在不论哪一个总统候选人，好像都给群众一个印象：反击回去！共和党的领袖曾有戎装上阵，自航空母舰上走下来的镜头，于是民主党的候选人也有由水线登陆的阔步姿态，作昔日越战英雄的续演。

富利中心（Fleet Center）是开大会的地方，四周忽然出现了不少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穿着各式各样又脏又烂的服装。眼睛却东张西望、炯炯有光，大概都是特工扮演的罢！

开大会的那四五天，城中心是空前地寂静，而大道、小道消息总是传来传去。不外是由攻伊之日起，有一端极尽反战之能事，以语言家、麻省理工的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为代表，又嬉笑，又怒骂；可是，也说不出任何积极的主张。另一端当然是拥战的。还有一些人，好像是说理派。他们指出印度在“九一一”的同一年曾有一场地震，造成上万人的死亡，怎么没有人说起呀？按照统计，世贸中心两楼死了两千多人，也不比美国公路上的每月伤亡人数多。这一派可以《怀疑论》（Skeptical Inquirer）为代表罢，作者是查普曼（Clark Chapman）及哈利斯（Alan Harris）。

总之，大家都没有一个具体对策。民主党开大会也许尚不是恐怖分子的目标罢，更使人担心的是共和党在纽约八月底的大会。

我却想起中国的春秋时代来。我并不是要说那几个关于荆轲、聂政等人人所道的故事，我想起来的是《宋人及楚人平》。

《春秋》是鲁国的史书，经孔夫子修订过。圣人有许多笔法来褒贬史实。宋国与楚国，两国打仗，不干鲁国任何事，而孔子在《春秋》上却写宋人与楚人讲和了，不打了。也就是圣人对于楚宋之战的和平结束，致以勉励之意，所以写出六个大字：“宋人及楚人平。”《公羊传》则有比较详尽的解释，文首即曰：“外平不书，此何以书？”写到外边攻城的楚与里边守城的宋，两国的代表在中间线碰头，作亘古少有的对谈。

里边守城的代表说：“我们里面早已无粮可食，都把孩子交换着吃；也已没有柴烧，便把骨骼拆开当柴了！”守城的人说出这种泄气但真实的话，可谓古今从来没有过的绝响！外边攻城的代表说：“我们只有七日的存粮，粮尽后还是打不胜，就不再打，全部撤退了！”攻城的人也说出这种泄气却真实的话，自然更是古今从来没有过的奇谈。于是，“宋人及楚人平”了。

而今，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用真诚来解决这个由始至终总不离欺骗的争端？

我近来总在想，美国政府如果因为计穷而请教好莱坞的导演，我又有什么不可以把这刍荛之计献给好莱坞，请大导演们排几场宋人与楚人的故事呢？

世人皆曰地球已缩到一村，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相对地说，人们的耳目所及已伸出地球，远届天外。美洲有蝴蝶摇翅，亚洲就能有大风刮起。始点只属毫厘之差，终点即扩大成千里之距。这种不成比例的发展叫做非线型。我们是活在非线型时代。

自从前苏联解体以后，世人忧虑的便是原子威胁的扩散。会做原子弹的国家，一个跟着一个地到来，科技的发展是后发者反有优势。我举个小例：美国氢弹完成于一九五二年，距铀弹的制出之一九四五年是七年；而中国的原子弹于一九六四年试爆，其后，不出三年氢弹就发展出来。并不是中国科学家特别聪明能干，而是后发者反有优势所致。

去年因“氢弹之父”泰勒（Edward Teller）之逝，报上、网上均重述一九五二年美国实验引爆氢弹时，把太平洋中的那个实验岛屿都炸到没有了。据估计，氢弹的威力是广岛那枚铀弹威力的二万五千倍。

这种毁灭，这种悲惨，不是我们人类所能想象的。其不能想象、不忍想象的程度，也许亿万倍于二千多年前的易子而食！

二〇〇四年八月九日于波士顿

古巴危机这面镜子

——镜中映出的台海风云

古巴与美国的相对位置不是很像中国台湾与大陆吗？更相像的还不是地理上的相对位置，而是近来的台海风云更像一九六二年古巴危机的那段历史。我不能不介绍一下思想家波普尔对古巴危机的分析，也许对分析台海目前的紧张情况会有所帮助。

波普尔是二十世纪的思想家。这就如同说恩格斯是十九世纪的思想家。马克思与恩格斯并列于十九世纪，也很像哈耶克与波普尔并列于二十世纪。恩格斯知道电报到来，但不知道相对论与量子论，也就不知道原子弹及电脑等。波普尔一九三五年就出版了用德文写的名著，到了一九五九年才有英文译本，名曰《科学发现的逻辑》（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这本书附有爱因斯坦读了德文本以后的意见。波普尔是以科学眼光与训练来分析时势之趋向的。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及访问是《二十世纪的教训》（Lesson of This Century），该书第三章的题目是“一九六二年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赫鲁晓夫与苏联衰落”。我在此略加复述。

波普尔说：“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里可以看出，赫鲁晓夫的核心哲学是‘铲除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的核心课题’。”在这样坚决的信念下，赫鲁晓夫试图攻击美国，造成了古巴危机。苏联之输掉冷战，以及于三十年后，亦即一九九一年的解体，乃始于古巴危机！

为什么会发生古巴危机呢？就是萨哈罗夫在苏联制成氢弹开始的。苏联的氢弹何时制成无关重要，重要的是氢弹的威力大约是广岛铀弹的三千倍，萨哈罗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估计的。赫鲁晓夫知道了以后说：“我在访问保加利亚时，想到了在古巴部署核弹的主意，我们可以瞒住美国，私底下干，等到他们发现的时候，根本就来不及了！”（Khrushchev Remembers，一九七一年，页五一三）

赫鲁晓夫在访问保加利亚时，想到美国也在土耳其部署核弹，但那规模相对来说是太小了。超级核弹试爆成功之后一年，赫鲁晓夫就想到在古巴部署导弹，事实上已有三十八枚导弹运至古巴，但在还未准备好时，被美国发现了！

赫鲁晓夫说：“我们要部署导弹，足以摧毁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像华盛顿这样的小村落自然包括在内了。”这是在他回忆录第四九三页讲的，当时他更写道：“我想，美国可能没有意料到当时国家正面对全面性的毁灭。”

当时的肯尼迪总统及其弟对此均所知不详，但他们知悉以后的应变措施还真够快。于是古巴危机由于苏联的运弹船在大洋中返航、不再去古巴而结束了。以后的不少书和电影都有记述。

嗣后，是“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的后悔以至流涕、为和平奔走、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个人的起伏，在波普尔看来，并不能赎其罪！因为萨哈罗夫早年的这种作为，实是把人类带向毁灭边缘的明知故犯。而从一九六二到一九九一近三十年间，苏联由于在古巴造成的小裂缝，最终导致完全的解体。

爱因斯坦也曾劝美国罗斯福总统制造原子弹。他是怕德国先制出，人类将万劫不复。他同样也没有想象过氢弹的毁灭力量，一九五五年他快逝世时，签署罗素起草的共同宣言，虽文字甚短，但他的忏悔和萨哈罗夫是完全不同的！

赫鲁晓夫这一举而毁灭美国的梦想，结果可能是全世界的灭亡。为什么？原因极简单，因为氢弹的威力太大。泰勒是“美国氢弹之父”，他估计氢弹的威力是二千五百枚广岛铀弹的威力。

台湾地区不是个问题，正如当年的古巴也不是个问题；问题是中美之间的斗法。美国有了铀弹以后，七年多以后才有氢弹，因为有一些人的阻挠；中国大陆有了铀弹以后两年多就有氢弹试爆。中美双方各有多少枚氢弹我们无法知道，然而更重要的问题是发号施令的钥匙在谁手里。台海危机比古巴危机似乎更严重，我们希望握着钥匙的人清醒、理智，甚至慈悲。

至于两岸的互叫立法，不论是“反并吞法”或“反分裂国家法”，按照纯法律观点，应知所说的是什么。法可以立，问题是何时实施才是一个关键。现在台湾地区领导人在任期间所立的法，理应下届领导人在任期间才可开始实施，不宜或不能立即付诸实行，因可能与现任领导人有所冲突。在此我插入一个美国的立法话题。

罗斯福总统连任了四届，每届四年，但到第四任开始不久忽然逝世。副总统杜鲁门赶到白宫时，发现他自己已变成了总统。很多人，主要是共和党人，认为应立法，新立的法是总统任期只限两任，但立法时之现任总统不受此限制。换句话说，杜鲁门本人不受此法的限制。杜鲁门从继任到一九四八年击败共和党的杜威（Thomas Dewey），当总统当到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二年开始的那一届总统竞选，因为杜鲁门并不受新法的限制，他仍然可竞选连任。这意味着如果现任总统也包括在内，那么其中可能有利益冲突，而且现任总统也可能影响立法。

但杜鲁门没有再竞选，这并不是他没有资格去竞选。于是他轻松又愉快地下台了。为什么轻松愉快，他说：“我从现在起，可以自己开车了！”

二〇〇五年四月于香港

智慧与偏见

——由富兰克林的演讲谈到美国的制宪

报载普京在二战结束六十周年纪念日前夕，表示非常看不起美国的选举制度：“你们美国不检讨自己！选举总统用选举人投票，而仍不能决定时，则由法官裁决。”我们假设普京的态度是诚恳的，是在平心静气讨论这个选举人制度。美国以外的人大半不甚了解选举人的选举是什么细节，是什么理由，为什么戈尔的票数最高（全国每人一票的popular votes）反而落选，为什么最后需由法官裁决？美国人却是深信不疑，和和平平地做了政权转移，因为这是宪法规定的。

阅报后，我最先想起的却是富兰克林的往事与他的演说。富兰克林在八十一岁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演说，是说给制宪会议上来自各州的代表听的。那个演讲相当长，但因为他的态度之诚恳媲美后来林肯于葛底斯堡的献词，因此两个演说虽长短有别，都成了经典，为后世所传诵。一七八七年，富兰克林作了这个演说：

……我承认目前我对于宪法的一些部分并不同意，但我不确定未来永不同意。因为我活得够大了，有过许多次这样的经验：由于更佳的资料之出现，或更缜密的考虑之涌来，不得不改变已有的看法。甚至在一些重要的话题上，我曾认为“对”的而竟然成了“错”的。所以年纪越大，越倾向于怀疑我自己对于他人之意见所作的判断。很多人极像许多宗教派别，总认为自己拥有全部的真理。只要其他人的与自己的有所不同，就是别人的大错……可是，虽然许多人与他们的教派一样以为自己无错，但很少人像法国一位女士表达得那样自然。这位女士与她妹妹在争执当中就说：“但是我从来还没有见过一个人总是全对的，除了我本人。”……在这样的心情下，我同意这部宪法，包括它的所有缺点——如果有缺点的话。因为我认为一个普遍共有的政府于我们是必要的……我也怀疑我们再开其他的会是否能制定一部更佳的宪法，因为，你集合了许多人，利用他们的集体智慧，也就无可避免地也集合了这些人所有的偏见，他们所有的激情，他们的错误主张，他们的地方利益，他们的自私看法。从这样的一群人身上，可能期望一个更完美的产品吗？……我同意这部宪法，因为我想不会有更好的一部，因为我不确定这不是最好的一部……总之，我不得不表达一个愿望：就是在此次会议中，如仍在持反对意见者会在这个场合与我一起对于自己的绝无错误性略加怀疑。而为表明我们的一致，请把你们的名字签在这份文件上。

这篇演讲说明了美国最初制宪的艰难：是在妥协与退让、诚恳与谦虚的气氛中完成的。

因了二十四岁的一篇逻辑论文而名满天下的哥德尔（Kurt Gdel）与因了二十六岁的物理论文而震撼天下的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一起讨论美国的宪法条文以应付美国入籍考试之用。哥德尔提出疑问，跟爱因斯坦商讨：“照着这些宪法条文的分析，恐怕履行起来有出独裁政治的可能。”爱因斯坦如何答复这个逻辑专家所问的问题我们不必知道，也不重要。这段故事表明：宪法条文所列可能有逻辑上欠妥的地方。这两大科学家是受够了希特勒那一套才被迫到普林斯顿来的，才有因申请入美国籍而预备考宪法这件事。他们研究宪法，自然是很仔细的。结论却是宪法有的地方不合逻辑。

以后的故事是，爱因斯坦因为麦卡锡案而被美国政府调查机关所调查，卷宗竟达一千四百多页。爱氏在美国的二十二年：在普林斯顿散步，在纽约划船，在研究室做功课，太太死了，妹妹来了，病倒了又痊愈了，交女朋友，交小孩朋友等，但他怎么会有一千四百多页的秘密调查报告而依然善终？还不是美国宪法的保护吗？爱氏的大嘴巴已是天生，与他思想有关的政治事件越来越多，他言论的声音也就越来越大，而以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事件为最。当局不能动他，因为这是言论自由，是宪法的第一附加条款所赋予的权利。

在麦卡锡事件中受迫害的人太多了。再举一个科学家例子，就是鲍林（Linus Pauling）。但美国政府所能做到的只是不许他出国等，即使是对他起诉，他也可以一句不答，这是受了宪法第五附加条款的保护才可有惊无险。在美国，并没有人因为政见等不答法庭前的起诉问话而获罪。这个第五附加条款很长，质言之，就是有不答的权利。这一条是太重要了。为什么挤出这样高明的一条，其背景、其历史，自有法律及法律史家在研究，是我们外行不易真懂的事。但老百姓从各方面得来的信息，都知道第五条的应用，这是行宪的直接结果。

宪法的引用确实令不少怪人活了下来。比方说，梭罗是富兰克林演讲后三十年才生的，他反对国家与墨西哥打仗，指打胜了更是耻辱。后来墨西哥的一部分国土入了美国版图，但美国却怎么说也说不出一个理由，气得梭罗不交税，宁愿坐牢，而且即使替他交税也不成，他说监牢是唯一干净的地方。这种怪人能够在别的地方生存吗？于是，有关为保护宪法而生的笑话，比比皆是。二战后美国有人说：“我们可以随便骂里根总统。”在莫斯科的人答以：“这有何稀奇，我们也骂里根。”这恐怕是那时候东欧人作出来的笑话，但听来也很像真的。

美国宪法的基本精神是低调的、是妥协的，而行宪才是认真与不苟的。此精神之贯彻，是勇敢接受历史的教训，而有相应的修改，但改的地方也不是抹去，而是仍写在那里，另立新款。比如，附加条款有一条是禁酒。立意的调子极高，调子太高则难以达到，达不到则造假。假的施行，不会长久，于是宪法中又加一条，又不禁酒了。

有一次我在日本开会，是三十年前的事了。那时遇到一位罗马大学教授，他说起意大利的选举时，提到右倾政党在最后紧要关头常用的一句标语：“如果你盼望未来还有选举制度，你现在就不可选共产党。”

普京也许不必去考察美国选举的缺点，倒可以先到意大利看看他们的选举标语。

二〇〇五年六月于香港

东风与西风

——胡适向毛泽东论第二党

近日由内地来的朋友多数提到胡适及其言论。这常使我想起，五十年前，大陆清算胡适思想势如排山倒海。半个世纪以来波谷波峰大落大起的现象，固然使人吃惊，却不意外。大家既然对胡适这个话题又提起来，我们就以胡适先生“所‘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主张究竟是什么？”为话题，追溯他的思想的来龙与去脉。

胡适的整理先秦思想、考证《西游》《红楼》、介绍杜威哲学、提倡易卜生主义、阐释“不朽”的意蕴、倡导白话文学等等，当然在他水清见底的眼光之下说出来以及写出来，即使是述而不作的枯燥考据，读来也清清爽爽，但我却总觉得这些究属次要。他的至死不渝的信念，可以说他的“宗教”，就是民主政治的如何实现。

我们先由胡适一九四五年八月写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说起，这封电报曾载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重庆《大公报》，内容如下：

润之先生：

顷见报载，傅孟真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二十二日晚与董必武兄长谈，适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之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二十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美国开国之初，吉福生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所创立之民主共和党遂于第四届大选获得政权。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一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为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与董君谈话要点，今特电述，用供考虑。

胡适

八月二十四日

胡适所建议于毛泽东的是“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所举的前例之一是吉福生十余年的和平奋斗，其所创之民主共和党遂于第四届大选获得政权。

吉福生，现在我们常译为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一八〇〇年出任美国总统。美国开国以来的首二届总统为华盛顿（两届期满时，华盛顿不要再续），第三届选出的是亚当斯（John Adams）。联邦党（Federalist Party）的亚当斯当了四年总统后争取连任，但是失败了，原因之一是他讲究派头，但这尚在其次；主要是他签署的法案太多，比如“归化法”（the Alien Act）和“妨碍治安法”（the Sedition），致民怨沸腾，连任失败。杰弗逊之竞选成功则归因于胡适所说的十余年的努力，而两党制可以说从杰弗逊开始。

杰弗逊当选后，改弦更张，所表现的是履行“人人平等”的主张。例如白宫晚宴，亚当斯当总统时，他就像国王，高高在上，宾客依照身份入座；杰弗逊当总统时，则改用圆桌等。他的名句有：“没有任何人在你之上，你也不可以在别人之上。”而他开始当总统的一八〇〇年常称为“革命”者在此。杰弗逊的另一大功绩是坚持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人人可以责骂总统，也是由他开始。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杰弗逊当了八年总统，他照华盛顿往例，不再竞选蝉联。下一个总统是麦迪逊（James Madison）当选。麦迪逊和杰弗逊可以说把民主党领导起来，使美国落实了两党政治。麦迪逊总是被称为“宪法之父”，不仅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思想与制度由他开始，就是十条附加条款也写在他的账上——保障人权的思想具体地载于宪章。这是两党政治的奠基。不是妄谈，不是空话，是人人称赞的事实。尤其附加条款的第一条之言论自由及第五条的不说话的自由，实施起来，其效果有时是意想不到的惊人成功。胡适对于这些民主史实非常欣赏，可以说是为之醉心。

早年为人权，胡适在上海与国民党吵翻，那是在他回国后不久的事；晚年为了言论自由，胡适与蒋介石又吵翻，那是在回到台湾之后。而最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国家要有第二党，彼此监督，互相竞争，才可能使国家走上健康之途。

胡适远在美国留学时，他亲睹老罗斯福所组第三党进步党竞选总统之未能成功，塔夫脱（William H. Taft）竞选总统的失败与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旗开得胜，使胡适看到竞选之激烈与转移政权之和平。及至胡适的第二次去美做大使时，与小罗斯福之恳切交往，以及看到杜鲁门之意外连任，更增加了他对两党民主政治的信心。

胡适对毛泽东苦口婆心的相劝是在一九四五年，而其时的毛泽东尚在延安窑洞。胡适怕共产党被围剿、被消灭，因为那将变成国民党的一党独大；他想只要有一个第二党，总比一党独大为好。胡适晚年在台湾，鼓励在野人士组党，或者劝蒋介石把国民党分成两个，怎么样也要有两党制。他退了再退，却说了又说，至少他劝阻蒋介石不要再图连任，把所立的宪法毁掉。怎可自食其言？

两党制是胡适的中心思想。他有《红楼梦》的瘾，常引《红楼梦》里的话以喻两党制：“‘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被压倒的人是没有好日子过的！”胡适的引用《红楼梦》以及各种劝说两党制的话都是徒费了唇舌。而二十世纪已经飞也似的过去。

二〇〇五年十月于香港

世界第八奇观

——胡适在美国时对政党政治的体认

胡适是在一九一〇年到美国留学的，我们大致看一下那一年的世界是什么情况。一九一〇年的中国是数千年专制政体的最后一年，一九一一年就是辛亥武昌起义，中华民国创立了。当胡适到了美国，美国又是何种情形呢？说起来还需要推早一些才容易说，也就是要从老罗斯福总统说起。

其实，老罗斯福一点也不老。Theodore Roosevelt是他的名字，为了与三十多年后出现的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加以区别起见，所以称前者为老。老罗斯福四十二岁就当总统，怎么可以称为老呢？因为上一届总统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在一九〇一年九月被刺，老罗斯福继位为总统，他的政绩与中国有关者是调和日俄战争。日俄战争与中国何干？那就要问鲁迅了。鲁迅就是看到日俄开战，却在中国打，中国人被打死，中国土地遭蹂躏，所以气得立志写文章，要唤醒中国人民。老罗斯福却因调停日俄战争而获诺贝尔和平奖。一九〇七年老罗斯福总统向国会提议扣除了军费外，退还庚子赔款。美国是退还庚子赔款的第一个国家，也是庚款留学的开始。大家都知道胡适是当时考选的留学生之一。这批学生坐船，于一九一〇年到了美国。

在一九一〇年，美国总统是塔夫脱。老罗斯福坐了几乎八年总统之位后，看中且推举塔夫脱出来竞选总统。塔夫脱是首位耶鲁大学出身的美国总统。他有些胖，有次在白宫洗澡时挤在浴盆里出不来。正如莎士比亚形容胖人不能自己系鞋带一样。这是当时有关总统的笑话。

胡适到美留学之日，塔夫脱刚当了总统一年多，而他一共只当了四年总统。老罗斯福卸任后，到非洲打猎。回来以后，对塔夫脱总统的保守作风逐渐看不惯，他要施展他的进步政策，于是又要竞选总统，不过是参加新成立的进步党。所以一九一二年的选举是共和党、民主党、进步党、社会党等四个政党参选。进步党把共和党的票分掉不少。最后，民主党候选人威尔逊渔翁得利而当选。小党参选是自然、合法又常有的事，从来成不了气候，但没有选后仍闹、再讨价还价、组联合内阁等情况，这是美国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

胡适自然注意到美国总统选举的这些详情。在他的日记里有各类的记载：如老罗斯福为进步党发表何种演说啦，又如同学等如何做模拟投票啦。日后，他中年赴美做大使时，就如一九三九年三月四日的日记中说：

今天是美国Congress成立一百五十年的纪念……美国独立战争后先成立Confederation，只有一个联合的立法部，而没有其他各部，故不能收统一之效。一七八七的宪法会议决定新联邦宪法，始从邦联改为联邦。旧约法（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于一七八九年三月三日失效。次日（三月四日）新宪法生效，国会集会，但未足法定人数。至四月中，始足法定人数；始选举总统，始建立司法部，一百五十年来，此新宪法居然成为世界最古的成“文”宪法。而其所建立的体制居然成为世界最巩固的政体。有人说这政体是世间的第八奇观（the 8th wonder），不是虚誉。

我们再回到胡适留学到美之年的一九一〇年，看看那时美国以及全世界在想些什么与读些什么？那时可以说是托尔斯泰与马克吐温的天下，而这两位文豪都是在一九一〇年逝世的！白话诗人惠特曼则已死了十几年了，而声望却正起。

胡适在日记中忽然写到一位在美的俄人来访，告诉他托尔斯泰临终的详情，这倒是我们从前所未详知的。托尔斯泰忽然有一天失踪了，官方私方都找不到他。原来他去看他在修院为尼的姐姐。回程时坐四等车，也就是最烂的车：车无盖，不避风雨。托尔斯泰因此受了寒，病在半途中的一站之旅店里。没有几天，就这样死了。因为托尔斯泰所穿的一如农人，找他与把他辨认出来竟成了难事。虽然他的大著如《安娜·卡列尼娜》早已传遍天下，直到现在每年颁诺贝尔文学奖时，人们必然复习一下：众口一辞地谴责诺贝尔奖为何不颁给托尔斯泰。而当时文学界，甚至思想界，从亚洲到非洲，到欧洲等，无不探究托尔斯泰的思想，更不必说俄国了！

同是一九一〇年，马克吐温也过世了。马克吐温所写的淘气少年已是美国的基本语言与草根文化，也是全世界的文学财富。而在美国的思想，则马克吐温的也快成主流。对我们中国而言，马克吐温是唯一为义和拳叫屈又叫好的人，也可以说只有马克吐温一个人同情义和团（马克吐温于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纽约的演讲，题为“我也是义和拳”〔I Am a Boxer〕）！老罗斯福之退还庚子赔款之议，可能来自马克吐温的对义和拳事件的大声疾呼，这方面真是值得研究。我有如此联想是因为老罗斯福也是著作等身的作家，不大可能未读到马克吐温的这篇演讲。马克吐温在二十世纪也活了十年，诺贝尔奖亦弗及，此情倒与托尔斯泰同。

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时期，是从一九一〇到一九一四年。他的思想原是很保守的，比如为中国那时由父母作主的婚姻制度辩护的言论，并评议美国的自由恋爱，认为年轻女生自找朋友、谄媚异性，是失去了少女的尊严。又如他在写作上极爱旧诗，也很能作旧诗，手到擒来，酬和朋友或向朋友索和。他提倡新诗是因用旧诗表达不了自己的激情。所以说：他对于白话作诗及自由恋爱都是渐渐觉悟出来的。

在政治方面，胡适亲睹一九一二年的美国总统选战，在他看来却可以说是惊艳。他太欣赏这“胜固可喜，败亦欣然”的运动员精神。竞选时招数尽出，选后握手言和，不是假扮的“戏”，不流一滴血。这些都是胡适由社会上的事实学到与悟到的。但惊艳之余，他要追思其理，于是念了许多杜威的新论后，对杜威的兴趣油然而生，遂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去了。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于香港

附录——科学的语言、人文的语言、生活的语言

童元方

如果要为科学的语言下一简单的定义，即数学的语言。但落实在生活当中，用的是一般的语言，是尽量不用专业术语的语言，也就是科普知识传递时所使用的语言。如此，在生活当中，无论是科学，还是人文，都应该用一般的语言来表达。换言之，专业的内容，亦当用平常的语言来沟通。

先说莱特曼（Alan Lightman）。他原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系教授，研究领域是天文物理，后来又教写作，从科技报告到文学创作。他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物理科班出身。除了物理论文之外，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是《爱因斯坦的梦》。封面上清楚标示出“小说”（A novel）。主要内容是莱特曼替爱因斯坦所做的三十个梦。因为梦是莱特曼做的，而非爱因斯坦做的，所有的故事都是莱特曼想象出来的，故称之为小说，虽然这小说的叙事语言其实更接近散文诗；但又非凭空想象，而是以人文的语言来说科学，言外的主题是爱因斯坦相对的时空观念。莱特曼用三十个梦来呈现三十个世界，而在每一个世界里，时间的概念是不同的，譬如：

一、一世界，没有时间，只有意象。

莱特曼如此起头：

一个孩子在海边，她看见大洋时第一眼的震撼。黎明时站在阳台上的一个女人，她披散着的头发，她的宽松的丝质睡衣，她光着的脚，她的唇。……

如此结束：

……一间屋子：四堵墙、两扇窗、两张床、一张桌子、一盏灯、两个面红耳赤的人、眼泪。初吻。行星滞留于太空中，无涯、无声。窗上的一滴水珠。一截蜷曲的绳子。一把黄色的刷子。

而在文章的起与结之间，是一长串并列的名词。整个梦是由意象堆叠而成的一大段，其间并无一个动词。因为在这个世界里既没有时间，自然无所谓动态，文字所呈现出来的只是一张张静止的画面，画与画之间亦无联系。

二、一世界，有两种时间：一是机械的，一是身体的。

……他们知道每一开始的刹那、每一略顿的空档，时间已流动过去了。当他们急着要把受伤的孩子送去医院，或者忍受邻居遭了冤屈的眼神时，他们知道时间慢得如负千斤重担，是挣扎着前行的。但当他们与朋友吃得高兴，喝得痛快，或接受赞美的掌声，或躺在秘密爱恋着的情人的臂弯里的时候，他们也知道：时间如飞矢、如流星，划过了视野的长空，是太疾，太快，又太匆匆了。

这说的是身体的时间。

……他们知道一人的身体并不是不着边际的魔术，而是一堆化学物质、器官组织和神经冲动的组合。思想不过是脑中的电波，性的兴奋是某些化学物质流向神经末梢，而悲伤不过是一些酸液停在小脑中静止未动。简而言之，身体是一部机器，与电子一般，或时钟一样，是受电学定律和动力定律的支配。既然如此，我们提到身体时，一定得用物理的语言。如果身体会说话，说的一定只是各种杠杆和动力的话。身体是要人去命令的，而不是要人去服从的。

这说的是机械的时间。

身体的时间与机械的时间之对比在我们生存的世界很容易感觉到，或是观察到。吃饭或因肚子饿，或因时间到。快乐时觉得时间过得快，悲伤时觉得特别慢。可以看出这是用最平常的语言来说明我们对某种时间性质的看法。

三、一世界，时间如丛立的镜面，影像复制成千，重映成万。

他拉着琴的时候，另一个男人，跟他差不多的，站在屋子中间，拉着他的小提琴。这个男人望着下面的街道，注意到一对男女靠紧了，他转一下眼睛，望向别处去。他想到他的妻子和儿子。他正在拉着琴的时候，第三个男人站着拉他的小提琴。事实上，还有第四个、第五个；还有数不尽的年轻人站在他们的屋子里拉小提琴。还有无限的乐曲和无穷的想法。这一个钟头，当这些年轻人拉着他们的小提琴的时候，并不只是一个钟头，而是许多个钟头。因为时间好像两面镜子之间的光线一样。时间来回跳动如光线折射，产生出无数的影像，无限的乐曲，无穷的想法来。这是一个数不清的复制的世界。

莱特曼用一年轻人拉小提琴的影像来说明时间来回跳动如光线折射，而随着每一次的折射，他的想法就减弱一些，模糊一些。这影像的原型是爱因斯坦本人，那妻子是米列娃，儿子是汉斯·阿尔伯特。当这世界复制到无限时，影像完全蒙昧不明，所余只有音乐充塞于天地之间。

从上面所举的三个世界，可以看出莱特曼用我们所熟悉的人间语言来映照E＝MC^2这个数学式子所代表的时空观念。即以小说的方式，来写爱因斯坦的思想。用陈之藩的话来说，是“用毛笔在一团一团地涂云。用云的迷离来状梦的迷离，用云的变幻以象梦的变幻。他用几十个梦渲染出几十团云，而他的笔所不到之处，正显出他要画的月来”。莱特曼的人文语言，已进入艺术的境界。

有一首英文诗，为约瑟夫（Tim Joseph）所作，题曰《统一场论》（United Field Theory），直指一科学的问题。下面所引的中文版为陈之藩所译：

In the beginning there was Aristotle，
And objects at rest tended to remain at rest，
And objects in motion tended to come to rest，
And soon everything was at rest，
And God saw that it was boring.

Then God created Newton，
And objects at rest tended to remain at rest，
But objects in motion tended to remain in motion，
And energy was conserved and momentum was conserved and matter was conserved，
And God saw that it was conservative.

Then God created Einstein，
And everything was relative，
And fast things became short，
And straight things became curved，
And the universe was filled with inertial frames，
And God saw that it was relatively general，
But some of it was especially relative.

Then God created Bohr，
And there was the principle，
And the principle was quantum，
And all things were quantified，
But some things were still relative，
And God saw that it was confusing.

Then God was going to create Ferguson，
And Ferguson would have unified，
And he would have fielded a theory，
And all would have been one，
But it was the seventh day，
And God rested，
And objects at rest tend to remain at rest.

当其始也，亚里士多德出来，
静者恒静，
动者终归于静，
不久，万物俱静，
上帝看了一下：这多无聊。

于是上帝创造了牛顿，
静者恒静，
而动者恒动，
能量不灭，动量不灭，物质不灭，
上帝看了一下：这多保守。

于是上帝创造了爱因斯坦，
一切都是相对，
快者变短，
直者变弯，
宇宙中充满了种种惰性架位，
上帝看了一下：这是普遍的相对，
可是其中有些特别的相对。

于是上帝创造了玻尔，
原理在此，
原理就是量子，
一切化为量子，
可是有些东西仍是相对，
上帝看了一下：这太乱了。

于是上帝要创造——弗之逊，
弗之逊就要统一起来，
他会培出一种理论，
把所有一切归于统一，
但已是第七天了，
上帝休息了，
静者恒静。

约瑟夫这一首诗共有五段。前四段为四位震天撼地的物理学家，及其直接塑造人类文明的理论。第一位是亚里士多德，其次是牛顿，再来是爱因斯坦，然后是玻尔。从万物俱静到质能不灭到相对论再到量子论。最后以统一场论的发现与否做结。实际上指向为什么没有发现统一场论，而且暗示也许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一种理论。这首诗出自一九七八年的《纽约时报》，距今三十多年了，而结论仍然成立。如果要解释有史以来的宇宙观，而又不用方程式的话，这首诗可能是叙述最简单、比喻最清楚的了；如果采用中英对照来讲解，可连本身即属跨领域的翻译都兼顾了。

我们再来看陈之藩。许多人因陈先生是科学家，又写得一手好文章而觉得惊异。其实不论是科学家，还是文学家，散文能写到陈先生那样磅礴而又雍容的并不多。他当得起散文家的称谓，跟他是否科学出身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另有许多人好奇：究竟陈先生在科学的语言与人文的语言当中如何转换。以我看，这两种语言在他脑中并非英雄割据、各霸一方，也非泾渭分明的两种能力；而是这两种语言他都能掌握，所以思考问题时，但看哪一种语言最合适、最恰当，就用哪一种，其间并没有什么界限，也没有转换的问题。因为思索费曼的一个怪数，以至于不眠，从不眠他联想起何其芳的两句诗，为彻夜辗转的辛苦镶上一片皎洁的月光；又因为讨论黄金分割而带来争辩，最后引出《列子》“不见人，徒见金”的幽默。谈到广义相对论的数学式子，更可以是戴森（Freeman Dyson）最爱引的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四句诗：

一粒砂里有一个世界，
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
把无穷无尽握于手掌，
永恒宁非是刹那时光。

是诗，是史，是数，陈先生都是手到擒来的。他不止任意跨越科学与人文，即使在科学的疆土上，他也是信马由缰、随兴过境，可见跨境探索的魅惑与力量。我们再举一例如下：

根本没有高深数学训练的物理学家，像法拉第，像赫维赛德，按照他们自己的思想模式，并不借助于高深的数学，也可以产生出好多新颖的观念来。

有精湛数学训练的物理学家，像麦克斯韦，像爱因斯坦，以数学作工具，来做物理的问题，也产生出伟大的、新鲜的观念来。

但还有些物理学家，工具不够用了，就自己发明起数学来。比如牛顿之于微积分，杨振宁之于规范场。牛顿是一边发明微积分，一边应用在物理上；杨振宁却是扩建规范场，而规范场就是数学里的纤维丛。这固然是他们自己始料所不及，也常常为数学家们所惊讶不止的。

牛顿并不知莱布尼茨同时在那里发明微积分，杨振宁也不知陈省身同时在那里发明纤维丛；但，就是如此，研究某种物理现象的某种数学出现了。

陈先生可以用人文的语言来说明物理与数学之间各种不同的关系，最后引申到电子：

我们电子这一行，没有数学简直就走不动；但有了数学，却并不等于电子。有了电子计算机的模拟，更不等于电子实验。数学训练也许是学电子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足条件；何况，有时连必要条件也不是。

对我而言，物理也好，数学也好，电子也好，并不那么重要。但这种跨科际思考的方式才真是激荡人脑，激动人心。

有一次丘成桐请陈先生与我吃饭，我亲眼见到他们两人在餐桌上说起一个广义相对论的问题，顺手拿起一堆纸餐巾就地写起数学式子来。也曾目睹杨振宁拿牙签摆弄多维的空间。遇上这种时刻，我一句都插不上嘴，只呆呆望着他们，好像面对的是外星人。至于我自己，既不可能用数学来思考，只能用人文的语言，亦即用一般的语言，来与陈先生沟通与对话。就以麦克斯韦为题来举例罢。

用文字来解释麦克斯韦方程，或者说用文字来形容电磁波现象，陈先生给我的答案是这样的：

世间只有两种现象：一种是聚散无常，一种是回旋无已。麦克斯韦方程就是形容这两种现象的，而且这两种现象可以并在一起。

这个答案对我来说，几乎是石破天惊。电磁波的两种现象所传递的，竟然是生命的基调。我的心因此颤抖，而眼泪立时涌了出来。

我相信从文字去理解麦氏方程与从数学去理解麦氏方程，不能说是一回事。但就试图认识麦克斯韦这个人而言，也就是说从传记的观点去看，由文字的信函与诗作入手，所得未必少于由数学入手。何况我所希望的只是“接近”（approaching）科学的快乐。有所近，则有所进，乃心满意足矣。

麦克斯韦（早年译作马克士威尔）当然是大物理学家，但他整理卡文迪许的论文集与研究报告，其实也是大编辑。我因此而想到冯梦龙，他编的书从山歌到笑话，从演义到小说，有文言，有白话；有长篇，有短篇。然而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合称三言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经其裁剪与润色，阴暗荒凉的人世，突然有了阳光。以谅解替逼迫，用宽容代谴责，泪水中遂逐渐漾起了笑意。对这个编辑的身份，在论文集之外，陈先生却有不同的解释。他认为麦克斯韦方程本身就是编辑工作。他说：

麦克斯韦方程是四大定律合成的，都有名字：安培定律、法拉第定律、库伦定律与高斯定律。麦克斯韦的工作就是：在把他们兜在一起时，看出了对称的关系。也是因为对称之美的考虑，他说在安培定律上应该还有一项，否则不美。写方程式而顾及美的要求，不是冯梦龙在编辑之余所辐射出的人间温暖吗？而麦克斯韦所看出的这一项，后来竟发展成我们现在的这个电子与量子世界！

这个更上层楼的说法，如果不是用人文的语言代替了方程式，我只有失诸交臂了。

麦克斯韦自是在两种语言，或说两种学科的领域内自由出入的天才，既屹立于物理的极峰，也善于写诗来表达自己。下面这首诗是我译出来介绍给陈先生的：

Valentine by a Telegraph Clerk ♂ to a Telegraph Clerk ♀

“The tendrils of my soul are twined
With thine，though many a mile apart，
And thine in close coiled circuits wind
Around the needle of my heart.
“Constant as Daniell，strong as Grove，
Ebullient throughout its depths like Smee，
My heart pours forth its tide of love，
And all its circuits close in thee.

“O tell me，when along the line
From my full heart the message flows，
What currents are induced in thine？
One click from thee will end my woes.”
Through many an Ohm the Weber flew，
And clicked this answer back to me，—
“I am thy Farad，staunch and true，
Charged to a volt with love for thee.”

一个男电报员给一个女电报员的爱之信息

“我灵魂的嫩须与你的缠在一起
虽然两者相距不知多少里，
而你的盘卷在线路中的灵魂
围绕着我的心，与心上的磁针。
“如丹尼尔所创的电池那样的稳定，
如葛罗夫的那样的强烈，如史密的那样的激情，
我的心倾吐出的爱，如潮水的翻腾，
而所有的电线都在你那里合拢。

“噢！告诉我，当信息从我的心里
沿着电线向你那里奔流，
在你里面产生了什么样的感受？
你只要揿一下，我的烦恼立时化为乌有。”
电流经过重重电阻，磁场不断向外开展，
而你又揿回来，给我下面这个答案：
“我是你的电容，你用电把它注灌，
我是你的电压，把你这电池充满。”

这首诗作于一八六〇年。第二年摩斯电报通讯接通了美国的东西两岸，正式结束了策马奔驰在驿站间的邮递服务。而麦氏方程的建立更远在十五年之后。

遨游在十九世纪中叶的语境中，我们发现麦克斯韦用此新兴的工具做了一次爱的告白。整首诗是两段对话。长的那段是男电报员发给女电报员的信息，而最后两句是女子的复电，也是情的回应。所谓电报员，一语双关。另一义是“克拉克”，即麦克斯韦的姓氏。这也是丈夫写给妻子的情诗。所用的意象，全关乎电。第一节中的电线，第二节的电池；第三节说电报的传送，第四节除了收发电报之外，还有四个电学的单位：电阻的欧姆（Ohm）、磁力线的韦伯（Weber）、电容的法拉（Farad）与电压的伏特（Volt）。以科学名词直接入诗，不仅不枯干、不沉闷，反而触发了性爱的激情，爆炸出浪漫的烟花。在诗的题材与内容上均有所拓展，有所创新。

这样或由科学到人文，或由人文到科学，两个领域，或两个学科之间，曲径通幽，擦出的火花或闪烁如星光，或绚烂如秋叶。

二〇一一年九月三日于香港容气轩

为台湾“教育部”科学人文跨科际人才培育计划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