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大河湾

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

米格尔街

失落的黄金国

幽暗国度

游击队员

重访加勒比

自由国度

目录

第一部 第二次反叛

第二部 新领地

第三部 大人物

第四部 战斗

献给我珍爱的友人：

纳迪拉·K.阿尔维、南希·斯拉德克

安德鲁·怀利和乔迪·格雷格

第一部 第二次反叛

1

世界如其所是。那些无足轻重的人，那些听任自己变得无足轻重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位置。

纳扎努丁把他的小店低价卖给我，他觉得我接手后不会有好日子过。和非洲其他国家一样，这个国家独立后又经历了动乱，那个处在大河河湾处的内陆小镇几乎荡然无存。纳扎努丁说，我得从头开始。

我开着我的标致车从海岸出发。如今，你可以从东海岸一路开到非洲腹地，但那时候可没有这么简单。沿途好多地方封闭了，或者充满血腥。当时公路多多少少还是开放的，即便如此，我还是跑了一个多星期。

问题不只是路上的流沙和泥泞，以及蜿蜒狭窄、时有时无的盘山公路。更要命的是边境哨所的种种行径，是森林里小木屋外面的讨价还价。木屋上面飘扬着古里古怪的旗帜。我不得不费尽口舌和那些持枪的人说好话，求他们给我和我的标致车放行——穿过一片树丛，紧接着又进入一片树丛。然后得费更多口舌，掏更多钞票，送出更多罐头食品，才能把我的标致车开出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进入的地方。

有时候这样的交涉要花掉半天时间。他们头儿的要求有时很荒谬，比如张口就要两三千美元。遇到这种情况，我会一口拒绝。他就钻进自己的木屋，好像没什么可谈的了。我只好在外边游荡，因为也没有什么事可做。这样相持一两个钟头后，或者我钻进木屋，或者他从木屋里钻出来，我们最终以两三美元成交。纳扎努丁说得没错，我问他签证的事，他说钞票更管用。“这种地方进是进得去，难就难在怎么出来。那是一个人的战斗。怎么个解决法，就得看各人自己的神通了。”

进入非洲越深——放眼处，或灌木丛生，或沙漠连绵，或山路崎岖，或湖泊纵横；午后时常下雨，道路一片泥泞；而在山的阴面，则长满蕨类植物，猩猩出没其间——进入越深，我就越是觉得：“真是疯了。我走错了方向。走到头也不可能有新的生活。”

想归想，我还是继续往前开。每天的旅程都像是一大成就，有了这成就，想回头越来越难。我不禁联想起旧时的奴隶，他们的情形也是这样。他们走过同样的路，当然，他们是徒步，反着方向，从非洲大陆的中心走向东海岸。离开非洲的中心和自己的部落越远，就越不容易溜出队伍逃回家，看到周围陌生的非洲人就越感到紧张。最后到了海岸的时候，一个个都没了脾气，甚至迫不及待想要跳上船，被带到大洋彼岸安全的家园。我就像那些离家远走的奴隶，巴不得早一点儿到达目的地。旅途越是艰辛，就越想着快点儿赶路，好去拥抱新生活。

到了目的地，我发现纳扎努丁并没有说假话。这地方的确遭到了动乱的洗劫，这个河湾小镇已经被糟蹋得面目全非。河水湍急处原本是欧式郊区，我到的时候早已夷为平地，废墟上长满了灌木，原来的花园和街道都分辨不出来了。只有码头和海关办公楼一带的行政和商业区，还有镇中心的一些居民街道幸免于难。再没有什么了。连那些非洲人聚居的城区也空了，只有角落里还有人居住，其他地方一派衰败。很多被遗弃的水泥结构的房子像一个个矮墩墩的盒子，有的淡蓝色，有的淡绿色，上面爬满了长得快死得也快的热带藤蔓，如同一层层褐绿色的席子。

纳扎努丁的小店就在商业区的一个集市广场上。店里有股老鼠味，到处都是粪便，不过还算完整。我把纳扎努丁的存货也买下来了——但实际上什么也没买着。我还买了他的良好祝愿——但毫无意义，因为很多非洲人回到丛林里，回到安全的村庄里去了，这些村庄分布在隐蔽的、难以发现的溪流边。

急吼吼地到了这里，却没什么事好做。不过像我这种情况并非个例，还有别的商人和外国人，有的整个动乱时期一直在这里。我和他们一起等待。和平局势持续下来，人们开始返回镇上，城区①的院落渐渐充实起来。人们开始需要我们能够提供的商品。就这样，生意又慢慢做起来了。

扎贝思是我店里最早的常客之一。她是个小贩——算不上商人，只是个小打小闹的零售贩子。她来自一个渔民群落，可以说是个小部落。她大约每月到镇上跑一趟，批发一些货物回村。

她从我这里采购铅笔、抄写本、剃须刀片、注射器、肥皂、牙刷、布匹、塑料玩具、铁壶、铝锅、搪瓷盘子和盆子。这就是扎贝思的渔民乡亲需要从外面购买的一些简单的东西。动乱期间，他们没有这些东西也照样过来了。它们不是必需品，也不是奢侈品，不过有了它们，生活会方便些。这里的人会很多事情，凭自己的双手就能生活。他们会鞣皮革，会织布，会打铁。他们把大树挖空做成小船，把小树挖空做成厨房里用的研钵。不过，要是想有个不会弄脏水和食物也不漏的容器，一个搪瓷盆子是多么令人满意啊！

扎贝思十分清楚村子里的人需要什么，知道他们能出多少钱，愿出多少钱。海岸的商人（包括我父亲）经常说——特别是进错了东西自我安慰的时候——任何东西最终都会有人买。这里却不是这样。大家对新东西甚至现代化的东西感兴趣，比如注射器，这挺让我吃惊。不过，他们的口味有些先入为主，拘泥于头一次接受的东西。他们只相信固定的样式，固定的商标。我要是向扎贝思“推销”什么，那也是徒劳。我只能尽量进些他们熟悉的货物。这生意做起来有些乏味，不过倒也省事。这使扎贝思成为一个不错的商人，很直接，通常对一个非洲人来说，她的确是这样。

扎贝思是文盲。她把复杂的采购清单都记在脑子里，她甚至记得上次采购的价格。她从来不赊账，她讨厌赊账。每次买东西她都从小手提包里掏钱出来，现货现付。每次进城她都拎着那个手提包。每个商贩都知道扎贝思的手提包。她不是不信任银行，而是根本不了解。

我和她谈话用的是混合了南腔北调的河边语言，我告诉她：“有一天，贝思，有人会把你的包抢走。你这样带着钱到处跑不安全啊。”

“到了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萨林姆爷，我就会知道该待在家里。”

这种思维很奇怪，不过她本来就是个奇怪的女人。

“爷”是“老爷”的简称。她叫我“老爷”是因为我是外国人，是大老远从海岸过来的，而且说英语。还有，叫我“老爷”是为了把我和其他外国居民区分开来，她叫他们“先生”。当然，这都是“大人物”到来之前的事情。他一来，就把我们通通变成了“公民”。开始还没问题，不过后来他让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那套谎言叫老百姓搞不明白了，害怕了。然后出现了比大人物的神物更厉害的神物，他们就决定把这一切都做个了断，恢复原状。

扎贝思的村子离这里只有六十英里左右，不过离公路——就是条羊肠小道——还有一些距离，离主河道也颇有几英里路。不管是水路还是陆路都不好走，得花上两天时间。如果雨季走陆路，甚至要三天时间。一开始，扎贝思总是从陆路过来，和她手下那帮妇女一起跋山涉水，来到公路上，等着马车、卡车或者大巴车。后来汽船恢复航行了，扎贝思就从水路过来，但这也好不到哪里去。

从村里伸出来的秘密河道既狭窄又艰险，还有很多嗡嗡叫的蚊子。扎贝思和她手下的女人们乘着独木舟，有时用篙撑，有时用手推，想方设法赶到主河道。到了那里，她们就在岸边等着汽船来。她们的独木舟里装满了货，大多数是食物，要卖给汽船和拖在汽船后面的驳船上的乘客。食物主要是鱼和猴肉，有的是新鲜的，有的是“烘焙”的，烘焙是乡下的一种熏法，一般都熏得焦黑，外边结了一层黑壳。有时她们会捎上一条熏蛇，或是熏小鳄鱼，黑乎乎的一块，根本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不过扒开焦煳的外壳，里面的肉倒是白白嫩嫩的。

汽船和拖在后面的驳船一出现，扎贝思就和她手下的女人们划着桨，撑着篙，赶到河中央，靠近汽船的航道，顺着水流往下漂。汽船过去了，独木舟在浪花中不住地颠簸。独木舟和驳船靠近的时刻非常关键，扎贝思和她的女助手们迅速抛出绳子，套到驳船下层的钢甲板上，那上面总会有人接住绳子，拴在舱壁上。独木舟本来是挨着驳船往下漂的，被拴住后，开始调转方向。这时候，驳船上的人把纸票子或者布料扔下来，落在他们要买的鱼肉和猴肉上。

汽船或驳船开过的时候，把独木舟拴在上面来搭顺风船，这种做法在大河上是被认可的，不过风险很大。河道有上千英里，汽船每跑一趟，都有舟毁人亡的传闻。不过这种风险值得一冒：接下来，小贩扎贝思就跟在汽船后面，轻轻松松地逆流而上，一直到小镇边上。在离码头不远的大教堂废墟旁，她把独木舟解下来。她不想直接停靠在码头上，那里有当官的，总想收点什么税。这趟路真不容易！为了卖出一些简单的土特产，给乡亲们捎点货回去，得经历多少麻烦和危险！

汽船到来前一两天，码头大门外的空地上摆开了集市，搭起了帐篷。扎贝思在镇上的时候，就待在帐篷中。要是下雨，她就睡在杂货店或者酒吧的走廊上。后来镇上开始有了非洲客栈，她就到客栈去住。她到我店里来的时候，根本看不出她曾经跋山涉水，一连几天露宿在外。她总是穿得整整齐齐，身上按非洲的样式裹着棉布，褶皱层层叠叠，显出她臀部的肥大。她头上包着头巾，是河下游的那种样式。她拎着手提包，里面塞着皱巴巴的票子，有的是乡亲们给她买货的，有的是在汽船或驳船上卖东西的所得。她买货，付款。汽船开走前的几个钟头，她手下的女人们会赶过来把货搬走。那些女人身材矮小瘦削，头发稀疏，身上穿着破破烂烂的工装。

顺流而下就快多了。不过危险依然存在，又得把独木舟拴在驳船上，最后又得解开。那时候，汽船下午四点离开小镇，所以到深夜，扎贝思和她手下的女人们才能到达和驳船分开的地方。扎贝思总是小心翼翼，不让人发现通往村子的入口。同驳船分开后，她会一直等汽船、驳船和船上的灯光全部消失，才和女人们一起撑着篙往上游走，或者顺流而下，进入回村的秘密河道。然后，她们撑的撑，推的推，连夜往回赶。河道两边枝桠横曳，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

连夜赶回家！我到了夜里很少在河上。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样，这会让我感到仓皇无主。在大河上和森林里，天黑后，除了能看到的东西，你对什么都没有把握。即便有月光，也看不清多少东西。要是弄出点儿声音，比如把桨轻轻伸进水里，你就会听到自己的声音，感觉自己像是另外一个人。河流和森林就像鬼魂，它们比你强大多了。你会感觉自己孤单无助，仿佛是私闯进来的。

到了白天——尽管天色可能暗淡瘆人，湿热的雾气升腾起来，有时会让人想起冷天——你可以想象小镇重建并扩张的情形。想象森林被铲除，修起了马路，穿过溪流和沼泽。想象这片土地成为今天的模样：“大人物”后来说过，要沿着河流建一个长达两百英里的“工业园”。（其实他并不是认真说的。他只想扮成这块土地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魔法师。）不过，在白天，那种未来远景还是可以想一想的。你可以想象这片土地被驯化了，变得适合你这样的人居住。独立前有一部分土地被驯化过，但这些地方现在已经是满目疮痍。

但要是夜里到河上去，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你会觉得这片土地把你带回到某些熟悉的东西，这些东西你过去了解，只是后来忘记了，忽略了，但它们一直没有消失。你会觉得这片土地把你带回到一百年前，带回到某种亘古不变的状态。

扎贝思走过的是什么样的路啊！好像她每次都是从藏身的地方出来，从现在（或未来）抢回一些宝贵的货物，带给她的乡亲——比如那些剃须刀片，她从包装盒里取出来一片一片地零卖，金属制作的奇迹！离小镇越远，离渔村越近，这些货物就越珍贵。扎贝思的渔村是实在的、安全的世界，有森林和障碍重重的河道防护着，外人无法闯入。她的渔村还有其他防护措施。这里人人都知道祖先在上面看着他。祖先们永远不死，他们就住在天上，他们在世上的经历从未被遗忘，而是一直保留了下来，和森林之魂合为一体。森林深处最安全。扎贝思把这安全抛在身后去进货，然后又回归这安全的所在。

人们都不喜欢离开自己的领地。但扎贝思却无所畏惧地在外边跑。她拎着手提包来，拎着手提包走，没有人找过她麻烦。她是个不同寻常的人。从长相上看，她不像这一带的人。这里的人身材瘦小，皮肤很黑。而扎贝思身材高大，皮肤呈铜色。那铜色有时候还闪闪发亮，特别是脸颊那里，看起来就像涂了什么化妆品。扎贝思还有其他一些不平凡的地方。她的气味很特别。很浓，很难闻，一开始我想这可能是鱼腥味，因为她来自渔村，天长日久，身上的腥味变得难以消除了。后来我又想，这可能和村里没什么东西可吃有关系。但是，我遇到扎贝思部落里的人，发现他们的气味不同于扎贝思。非洲本地人都能感觉到她身上的气味。他们走进店里的时候，如果扎贝思也在，他们就会皱起鼻子，有时甚至会走掉。

梅迪说——对了，梅迪是有一半非洲血统的男孩，在我们海岸的家里长大，现在跑到我这儿来了。梅迪说扎贝思身上的味道太浓，浓得蚊子都不来咬她。我寻思这可能是男人不敢靠近扎贝思的原因。其实扎贝思很肉感，而这里的男人都喜欢肉感的女人。而且她还拎着手提包跑来跑去。扎贝思还没有成家，据我所知，她也没有和男人住在一起。

这气味本来就是为了不让人靠近的。梅迪对本地风土人情掌握得挺快。我就是从他那儿了解到，扎贝思是个魔法师，在这一带还小有名气。她身上的气味是防护油膏的气味。别的女人用各种香水来吸引人，扎贝思却用防护油膏来驱赶和警告别人。她处在保护之中。她知道这一点，别人也知道。

我一直把扎贝思当成小贩和好顾客。现在我知道她在这一带是个拥有权能的女人，是女先知，这一点我永远忘不掉。所以她的魔力对我也发挥作用了。

①原文为法语。本书中出现的法语除特殊情况外，均直接译为中文，采用仿宋字体。

2

非洲是我的故乡，我们家族几个世纪以来都生活在这里。不过我们属于东海岸，这就有所不同了。海岸那里不能算地地道道的非洲。那是一个阿拉伯人、印度人、波斯人、葡萄牙人混杂的地方，这里的居民其实是印度洋人。真正的非洲在我们身后，连绵许多英里的丛林、沙漠把我们和内陆的非洲人分隔开来。我们把目光投向东方——阿拉伯、印度、波斯。我们和这些地方的人做生意，我们的祖先也是从这些地方来的。不过我们不能说自己是阿拉伯人、印度人或波斯人。和这些地方的人比较起来，我们感觉自己是非洲人。

我生在一个穆斯林家庭，我们是一群特殊的人，不同于阿拉伯人和非洲海岸的其他穆斯林。就习俗和生活态度而言，我们更接近于印度西北部的印度教徒，我们的祖籍就在那里。到底是什么时候从那里迁过来的，没有人能告诉我。我们不是那种人。我们只是活着，守着本分，沿袭着先人的活法。我们从来不问为什么，从来不记录。在内心深处，我们知道自己的民族很古老，但我们好像没有办法测算时间的流逝。我父亲和祖父讲故事的时候都不会说出时间。这并不说明他们忘了，或者搞不清楚。在他们看来，过去就是过去。

记得祖父说过，他曾经把满满一船奴隶当成橡胶来运。他无法告诉我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它只是在他的记忆当中飘来飘去，没有日期，也没有背景。祖父并没有把它作为一桩恶行、恶作剧或玩笑来讲，他只是觉得这是他做过的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不寻常的地方不在于运送奴隶本身，而在于把奴隶当成橡胶。要不是我还记得老人说过这故事，这段往事就永远石沉大海了。后来我看了书，才知道橡胶贸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项大买卖，后来又成了中非的大丑闻。祖父想必是在橡胶成为大买卖的时候了解到“橡胶”这个概念的。这些事实我后来都了解了，祖父却一无所知，也不感兴趣。

非洲有过一阵动荡期，阿拉伯人被扫地出门，欧洲势力迅速扩张，非洲大陆被瓜分殆尽。祖父说的往事是我听到的唯一一个关于那个时期的家族故事。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自己的历史以及印度洋的历史，我都是从欧洲人写的书上了解到的。我可以说我们的阿拉伯人当年曾是伟大的冒险家和作家，我们的水手在地中海张起三角帆，为后来发现美洲大陆做了铺垫；我可以说印度导航员带着达伽马从东非航行到卡利卡特①；我也可以说“支票”一词最早的使用者就是我们的波斯商人。之所以能说出这些，是因为我看过欧洲人写的书。但这一切都不在我们自己的知识范围内，也不能引发我们的自豪感。我觉得，如果没有欧洲人，我们的过去会被冲刷掉，就好像镇外沙滩上渔民的足迹。

那片沙滩上有一处围场，墙是用砖砌起来的。在我还小的时候，那里就是废墟了。热带非洲的建筑都不长久，所以围场也算是珍贵的历史遗迹了。贩运奴隶的商队从内陆赶到这儿，把奴隶们悉数关在围场里，等着单桅帆船来带他们漂洋过海。要是你不知道这情况，围场就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摇摇欲坠的四面墙，出现在以沙滩和椰子树为背景的明信片上。

阿拉伯人曾经统治过这地方，后来欧洲人来了，现在欧洲人又打算离开了。但是不管怎么变，人们的举止和思想都没什么改变。岸边渔船的船首仍旧画着象征好运的大眼；渔夫看到游客拍摄他们仍旧会怒气冲冲，几欲杀人，因为他们相信相机会摄走他们的灵魂。人们照旧过着日子，过去和现在之间并无断裂，而过去发生的一切都随风而逝。永远只有现在。这就好比天上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于曙光总是一出现又立刻回归黑暗，人们只好一直生活在拂晓。

东海岸的奴隶制和西海岸有所不同。不会有人被贩运到种植园。从东海岸离开的人大多去了阿拉伯人家里当仆人。有的变成了他们服务的家庭的成员。有几个甚至凭一己之力成了有权有势的人。非洲人是森林的孩子，他们走了几百英里路，从内陆出来，远离自己的村子和部落，进入外国人家里，受他们的保护，总比孤零零地落在陌生且有敌意的非洲人中间强。因为这个原因，虽然欧洲国家很早就禁止蓄奴了，贩运奴隶的交易仍未停止。当欧洲人在做一种橡胶生意时，祖父偶尔还会做做另一种“橡胶”生意。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秘密的奴隶交易在东海岸屡禁不绝，一直到不久以前。奴隶和可以称为奴隶的人都想维持原状。

我们家的大院里，住着两个奴隶家庭，他们已经至少连续三代住在我家了。他们最不愿意听到的事就是让他们离开。这些人的正式身份是仆人，但他们希望别的人——比如其他非洲人、贫穷的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知道他们其实是奴隶。这并不说明他们以身为奴隶为荣，他们引以为豪的是他们和名门望族有联系。要是他们觉得你比不上这些人家，他们就会对你很粗鲁。

我还小的时候，老仆人穆斯塔法常带着我沿着旧城区的小巷散步。小巷狭窄幽深，两边的墙刷成白色。穆斯塔法给我洗澡，把我穿得整整齐齐，在我的眼睛周围涂上墨粉，在我的脖子上挂上幸运符。然后，他让我骑在他肩膀上。我是这样散步的：穆斯塔法把我架在肩膀上炫耀着，炫耀着我们家族的价值，炫耀着他在我们家受到的信任。有些孩子故意嘲弄我们，遇到这些孩子，穆斯塔法就把我放下来，怂恿我骂他们，他自己也骂。有时还怂恿我和他们干架。要是我招架不住，可能要受这些孩子的拳打脚踢，他就把我抱起来，重新架到自己肩膀上。然后，我们继续散步。

说了这么多穆斯塔法、阿拉伯、单桅帆船和奴隶，好像我是在讲一个《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不过，当我想起穆斯塔法，甚至当我听到“奴隶”一词时，我想的是我们家那个肮脏的大院子。那里既像学校又像后院：到处都是人，总是有人在扯着嗓子叫；许多衣服晾在绳子上，铺在漂白石上；漂白石的酸味混合着茅坑的臭味，以及角落里用东西围起来的小便处散发的骚味；院子中间的冲洗池里堆着肮脏的瓷碟子和铜盘子；孩子们到处跑来跑去；熏得黑乎乎的厨房里总有人在做饭。我想的是一群吵吵闹闹的女人和孩子，想的是我的姐姐们和她们的家庭，以及女佣们和她们的家庭，两边显然争执不断。我想的是我们屋子里的争吵，以及仆人们比赛似的争吵。小小的院子里挤了太多人。我们不想把那些人都赶到仆人的住处。他们都不是一般的仆人，不可能把他们赶走，我们和他们拴在一起了。

这就是东海岸的情形。奴隶们在不止一个方面反仆为主。住在仆人屋里的人不再是纯粹的非洲人。家里人不肯承认，但他们身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混入了亚洲人的血，有可能混了好多次了。穆斯塔法的血管里就流着印度古吉拉特人的血。梅迪也是，这小伙子后来横贯大陆跑到我身边。不过，这种混血是主人的血混到仆人身上。而在海岸的阿拉伯人中情况恰恰相反，仆人的血淹没了主人的。作为主人的阿拉伯种族其实已经消失了。

阿拉伯人原本是伟大的探险家和战士，他们一度是统治者。他们深入大陆腹地，建造城镇，在森林里种植果树。后来他们的势力被欧洲人打破，他们的城镇和果园一起消失了，被丛林所吞噬。他们不再惦记自己在世上的位置，不再有闯劲。他们忘了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他们只知道自己是穆斯林，按着穆斯林的风俗，接二连三地娶老婆。到了后来，他们和阿拉伯半岛的渊源断了，只能娶非洲女人，而在以前，非洲女人只能做他们的仆人。所以，没过多久，阿拉伯人和自称阿拉伯人的人同非洲人就难以区分了。他们对自己原来的文明几乎一无所知。他们还看《古兰经》，还遵守《古兰经》上的律法，还穿着特定样式的衣服，戴特定样式的帽子，蓄着特定样式的胡须，仅此而已。他们不知道祖先在非洲都做过什么。他们只是沿袭着权威的习惯，却没有与之相应的精力和教育。阿拉伯人的权威在我小的时候还真真切切，到后来就退化成单纯的习俗，一阵风就能把它吹走。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我为阿拉伯人担忧，也为我们自己担忧。因为就权势而言，阿拉伯人和我们差不多。我们都生活在大陆边缘，都是生活在欧洲国旗之下的小群体。小时候我在家里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讨论我们自己以及海岸的未来。大家似乎觉得一切都会延续下去，结婚照旧得门当户对；生意和贸易会继续开展；非洲对我们来说同以前一样。

我的姐姐们是按照传统方式结婚的。大家觉得我到了时候也会结婚，把家族的香火传下去。不过，当我还是一个在上学的小孩时，我就觉得我们的生活方式过时了，快到头了。

一些小事物能够启发我们新的思维方式。给我启发的是本地的邮票。英国执政当局发行了很多漂亮的邮票，上面画的都是本地的风土人情。其中有一张邮票叫作“阿拉伯独桅帆船”。这些邮票里好像有一个外国人的声音：“这地方最吸引人的就是这东西。”要不是看过独桅帆船的邮票，我会对这种船习以为常。由于这些邮票，我开始注意它们，每次看到它们被拴在码头，我都会觉得那是这一带特有的东西，有些古怪，外国人看了会评论，而且不太现代，绝对不像停泊在现代码头的那些大客轮和货船。

所以我很早就养成了观察的习惯。我尽量从熟悉的情景中跳脱出来，从一定距离之外打量它。正是由于这种观察习惯，我发现我们这个群体已经落伍了。从此我就有了一种不安全感。

我以前认为这种不安全感是个弱点，是我性格的缺陷，被人发现了我会感到难为情。我总是把我对未来的想法埋在心底。这在我们家的宅院里不难办到：我说过，这里从来没有人讨论政治之类的东西。我们家的人不傻。我父亲和他的弟兄都是做生意的。他们照自己的方式跟随时代的步伐。他们审时度势，敢于冒险，有时候胆子还很大。但他们过多地陷在自己的生活里，不能退一步来考虑生活的本质。他们只是本分地活着，要是时运不济，他们就从宗教中寻找安慰。这不是听天由命，而是他们坚信人类的一切努力都虚妄无益。

我永远达不到这个高度。我的悲观和不安全感更世俗化，我不像家里人那样有宗教意识，我的不安全感也是因为没有真正的宗教归属造成的，它就像是对我们信仰中那种崇高的悲观主义做了一点改变，这种悲观主义能促使人做出异乎寻常的事。我比较物质，追求中庸，力求在生活和超脱之间找到平衡，不安全感正是这一切的代价。

如果说我对我们在海岸的处境的不安全感是性情造成的，那么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能让我平静下来。非洲这一带的局势开始急剧变化。北方一个内陆部落发动了血腥叛乱，英国人好像没办法把他们镇压下去。在别的地方，起义和暴动也此起彼伏。虽说疑病生病，但我认为我的这种感觉也并不完全是我的紧张情绪造成的：我们所熟悉的政治体制已经到头了，会为新的制度所取代，而新的制度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我害怕谎言——黑人套用白人的谎言。

欧洲让我们这些生活在东海岸的人了解了一些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欧洲人也教会了我们说谎。欧洲人到来之前，关于自己，我们那一带的人从不说谎。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思想高尚，我们不说谎的原因是我们从来不评价自己，没什么谎好说的。我们这些人安守本分。欧洲人却能说一套做一套。他们这样做是因为自认对欧洲文明有亏欠。这是他们相对于我们的最大优势。欧洲人和其他人一样想要黄金和奴隶，同时又要给自己脸上贴金，说自己给奴隶带来了好处。欧洲人头脑聪明，精力旺盛，在他们势力的全盛期，他们能把欧洲文明的两面都表现出来，奴隶到手了，脸上也贴金了。

欧洲人能够评价自己，所以和我们比起来，更有办法应付变化。我把欧洲人和我们自己作了比较，发现我们在非洲已经无足轻重，也创造不了什么价值。欧洲人正打算离开，或者参加战斗，或者和非洲人狭路相逢。我们却还在盲目地因循守旧。到了这最后关头，我们家和我所知道的其他人家还是没有人讨论政治。大家都回避政治话题，我发现我也在回避。

我每周到朋友因达尔家的球场打两次壁球。因达尔的祖父原来是印度旁遮普邦的人，后来到这里的铁路上当契约劳工。这位来自旁遮普的老人混得很不错。契约到期后，他就在海岸这里定居下来，成了集市放贷人，向集市店主提供贷款，每次二三十先令。有些店主缺乏周转资金，要依靠这种小额贷款来进货，第一周贷了十先令，到了下一周就要还十二到十五先令。这种生意说不上有多光彩，不过如果人活络（而且手腕硬），一年内资本可以翻很多倍。怎么说呢？这是一种服务，一种谋生手段。也不只是谋生手段。因达尔家发了，成了有实无名的商业银行家：他们投资兴办了一些小公司，发展得不错。他们还投资贸易，同印度人、阿拉伯人和波斯湾的人做起了生意（就像独桅帆船的邮票所反映的那样）。

因达尔家是个大宅院，地上铺了柏油。主楼在最里面，院子两边有些小一点儿的房子，喜欢独门独户的家人住在里面。其他房子是给仆人住的（严格意义上的仆人，能请来，也能送走。不像我们家的那些仆人，赶都赶不走）。还有球场。所有这一切都围在涂成朱红色的高墙内，正门有门房守着。这座大宅院坐落在新城区，在我眼中要多高级有多高级，要多安全有多安全。

有钱人总不会忘记自己有钱：我看因达尔不愧是放高利贷者或曰金融家的儿子。他长相英俊，注重仪表，略显柔弱，表情看上去总是一本正经。在我看来，这种表情表示他很在乎自己的财富，也反映出他对性的焦虑。我想他是个暗地里喜欢寻花问柳的人，又总是害怕被人发现，也怕染上花柳病。

因达尔已经开始担心体重了，所以和我一起打球。打完后，我们一起喝冰冻橙汁和热红茶。他告诉我他要离开了。他要去英国上一所著名的大学，要在那里读三年书。因达尔和他家里人都是这个样子，喜欢用随意的口吻宣布重大消息。这消息让我有些郁闷。因达尔可以做他想做的事，不单单是因为他有钱（我总觉得出国留学没有一大笔钱是办不到的），还因为他在本地的英文大学里一直念到十八岁。而我到十六岁就不念了，不是我不聪明，也不是我不想接着念，只是我们全家没有一个人过了十六岁还待在学校。

我们坐在球场阴凉处的台阶上。因达尔用他那种平静的口吻说：“你知道，我们在这儿搁浅了。要想在非洲站稳，不强大不行，但我们并不强大，我们连自己的旗帜也没有。”

他把不能说的话给说出来了。他话一出口，我顿时觉得宅院的高墙毫无用处。我所见到的一切是他们家两代人经营起来的，我为他们的徒劳感到悲哀。因达尔的话一出口，我就觉得自己能进入他的思想，看到他看到的东西——这宅子的富丽堂皇只是虚张声势：大门也好，门房也好，都挡不住真正的危险。

我听懂了他的话，但是我不动声色。我的表现和别人一样——这些人不承认我们这里正在发生变化，他们这种姿态曾经让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因达尔接着问：“你打算怎么办？”我就像没有看到问题的存在一样，回答说：“我会留下来做生意。”

这根本就不是真的，我的感受恰恰相反。但我发现，当问题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却不肯承认自己孤立无助。我本能地采取了我们家人的态度。不过我的宿命感是假的，我其实很在乎世俗的一切，我什么也不肯放弃，我能做的也只是躲避事实真相而已。发现自己是这个样子，穿过炎热的小镇回家时，我觉得很烦躁。

下午的阳光照耀在发软的黑色柏油路和高高的芙蓉树篱上。一切都那么平淡无奇。不论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还是破败的街道，或是没有装饰的高墙之间的小巷，都还没有什么危险。但这地方我实在待不下去了。

我的房间在我们家的楼上。我回去的时候，灯还亮着。我从上面俯视我们的宅院，看到了附近院落和空地上的树木和绿地。婶婶正在喊她的一个女儿：好像是白天拿出去用石灰擦洗的铜瓶没有拿回来。看着这个掩在墙后的虔诚的女人，我突然发现她对铜瓶的关注是多么琐屑。粉刷成白色的墙是多么单薄，比沙滩上奴隶围场的墙还要单薄，能给她提供的保护实在是少得可怜。她太脆弱——她的为人，她的宗教，她的风俗，她的生活方式，全是脆弱的。多少年来，这个吵吵闹闹的院子有自己的生命，有自己的天地，怎能不叫人习以为常？又怎会有人驻足询问到底是什么给我们提供了庇护？

我还记得因达尔投向我的既鄙视又愤怒的目光。我当时就下了决心。我要远走高飞。我保护不了别人，别人也保护不了我。我们不能保护自己。我们只能用各种方法回避现实。我要离开我家的宅院，离开我周围的人群。和他们绑在一起，自欺欺人地和他们一起过日子，只会跟着走向灭亡。我只有独立出来，才能驾驭自己的命运。过去的一股历史潮流把我们带到这里，这段历史我们已经忘记，只存在于我后来看到的欧洲书籍中。我们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敬拜神，服从神的诫命。但现在，用因达尔的话来说，新的历史潮流就要到来了，将把我们全部冲走。

我不能再听天由命。我不想因循传统做个好人，我想干一番事业。但怎么做呢？我可以奉献什么？除了家里传给我的非洲贸易技能之外，我还有什么才干和本领呢？焦虑噬咬着我。纳扎努丁提出把他的店铺和生意转让给我，我立刻如获至宝地接受了。他的店铺在一个遥远的国家，但还在非洲大陆上。

在我们中间，纳扎努丁算是外乡人。他和我父亲年龄相仿，但看上去比父亲年轻，而且更见多识广。他打网球，喝葡萄酒，说法语，戴墨镜，穿西服——西服的翻领很宽，翻领的顶端微微向下。他在我们中间以欧化风度而著称（不过我们有时也在背后嘲讽他两句）。他从来没有去过欧洲，那些欧化举止并不是在欧洲学的，而是在非洲中部一个小镇上学的。他在那镇上住过，在那里有自己的生意。

很多年前，纳扎努丁一时兴起，把海岸的一些生意停掉，开始往内陆跑。非洲各殖民地的边界使得他的活动多了一层国际化色彩。不过，纳扎努丁也只是沿着原来阿拉伯人的贸易路线往内陆走，到了大陆中部大河的那个转弯处就不再前进了。

那是阿拉伯人上世纪到达的最远的地方。他们在那里遇到了从另一个方向赶来的欧洲人。但对欧洲人来说，跑到这里不过是牛刀小试，而对中非的阿拉伯人来说，已经是竭尽全力了。驱使阿拉伯人深入非洲的那股干劲在其源头已经熄灭，他们的势力就好比星星的光，星星已经死亡，而它的光还在继续前行。阿拉伯人的势力已经消失了。河湾兴起了一个欧洲的而非阿拉伯的小镇。纳扎努丁不时从这个小镇上回到我们中间，把外乡的举止、品位和各种商业成功的故事带回来。

纳扎努丁是外地人，但和我们的社区难解难分，他要在我们这里给儿子娶媳妇，给女儿找婆家。我一直都知道，他看中了我，想把一个女儿嫁给我，这情况我早已知晓，所以也没有什么难为情的。我喜欢纳扎努丁。我喜欢他来串门，喜欢和他说话，喜欢他坐在我们楼下客厅或者走廊谈论远方的奇闻逸事时表现出来的异乡派头。

纳扎努丁是个热情饱满的人。他喜欢他做的每件事。他喜欢他买的房子（总是物超所值）、他选的饭店、他点的菜。他事事顺心，他常说起他接连不断的好运，要不是他擅长描述，这些运气会让听的人受不了。他让我渴望做他做过的事，去他去过的地方。他成了我的榜样。

除了这些，纳扎努丁还会看手相，他只能在情绪好的时候看，所以大家都很重视他的解读。我十多岁的时候让他看过，他说我的手相很不寻常，因此我很尊重他的判断。他后来还不时给当初的解读增添一点儿新内容。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坐在摇椅上，在地毯边缘和水泥地之间晃来晃去。他突然中断正在说的话题，要我把手伸给他看。他摸了摸我的指尖，弯了弯我的指头，看了看我的手掌，然后把我的手放开。他想了想他刚才看到的情况——他总是停下来思考他看到的情况，而不是一直盯着我的手掌看。接着他说道：“你是我见过的最可信的人。”这话我听了并没有什么欣喜的感觉。因为他好像并没有给我指出一条人生道路。我问他：“你会给自己看手相吗？你知道你的命运是怎样的吗？”他回答说：“我不知道，不知道。”这时他的声音有些异样，我发现，尽管这个男人什么事情都顺心如意（按照他的说法），但实际上他对各种事情的结局总是抱着悲观的看法。我想：“男人就应该这样吧。”从此以后，我感觉和他更亲近了，比和我的家人还要亲近。

后来这个成功而健谈的人破产了，这个结果有人私下里预言过。纳扎努丁做生意的那个国家独立了，独立得很突然，接连几个星期，几个月，从那里传来的都是战争和杀戮的消息。有人开始说纳扎努丁的闲话了，好像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如果他少吹点儿牛，少喝点儿酒，言谈举止本分一些，局势就不会朝这个方向发展。我听说他带着全家逃到乌干达去了。据说他们坐在卡车顶上，在丛林中跋涉了很多天，最后惊慌落魄地出现在边境城市基索罗。

他总算还平安。后来他终于回到海岸，但是想看他笑话的人都大失所望。他并没有垮掉，依然是那么兴致勃勃，戴着墨镜，西装笔挺。好像这场灾难根本就没有影响到他。

通常情况下，纳扎努丁来拜访的时候，大家总是认真准备，好生接待。客厅要重新打扫过，雕刻着打猎场面的铜花瓶也被擦得锃亮。不过这一次，大家认为他落难了，成了普通人，和我们没什么两样，所以就不像以前那样费心了。客厅依旧是乱七八糟，我们坐在外边的走廊上，面对着院子。

母亲给我们上茶来了，举止不同于往常。往常上茶的时候，她就像其他普通家庭妇女一样，客客气气的，有些羞怯，而现在，她就像在完成最后一项不得不完成的仪式。她把茶碟放下来的时候，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我的姐夫妹夫们也凑了过来，脸上都带着关注的表情。不过，尽管传闻说他坐在卡车顶上跋山涉水，我们从他口里并未听到灾难故事，他说的还是他接连不断的好运和成功。他说他预见到要出乱子，所以在事情发生之前几个月就离开了。

纳扎努丁说：“让我紧张的不是非洲人，而是欧洲和其他地方的人。出事前人们都失去了理智。那里掀起了地产热潮。大家除了谈钱还是谈钱。今天一文不值的一片丛林，明天就可以卖到五十万法郎。简直像在变魔术，不过变出来的都是真钱。我也跟着这阵风跑，差点陷了进去。

“一个星期天上午，我赶到开发区，那里有我买的几块地。天气很恶劣。又热又闷。天空乌云密布，但又不下雨，而是一直就这样子。远处有闪电，森林里其他什么地方在下雨。我当时就想：‘这哪里是住人的地方！’开发区离急流处并不远，我能听到大河流淌的声音。听着河水的声音，抬头看着天，我心里在想：‘这哪里是什么地产？明明只是一片丛林嘛。以后也只是一片丛林。’我迫不及待地等到星期一上午，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卖。比市价要低，不过我要求在欧洲付款。我把家里人送到了乌干达。

“你知道乌干达吗？一个可爱的国家!挺凉快，海拔三四千英尺，有人说它像苏格兰，也有山。英国人把它管理得井井有条。非常简单，非常高效。公路很棒。那里的班图人也很聪明。”

真不愧是纳扎努丁！我们都想他这次完了。没想到他还能这么热情地谈论他新去的国家，借此让我们振奋，让我们反思他的运气。居高临下的还是他。虽然没有明说，但他看到我们这些人处境危险，那天他是来给我一个机会的。

在原来的国家他还有一些产业——一家商店，几个代理处。在把资产转移出这个国家的同时，他觉得还是审慎一些，继续把商店经营下去，免得人家对他的事情过分关注。现在他给我提供的机会就是这家商店，还有那几个代理处。

“它们现在不值什么钱了，不过会好转的。我真想白送给你，不过这对你对我都不好。你一定要见好就收。生意人可不比数学家。你要记住这一点。不要被漂亮的数字搞昏了头。生意人十块钱买进的东西，到了十二块钱就能出手了。有些人十块钱买进了，到了十八块还不松手，想等到二十块。都是漂亮的数字而已。等他的货跌到十块，他就想等到十八块。跌到两块，又想等到十块。或许最后能回到这个价位吧，但他已经浪费了一辈子四分之一的光阴。最后到手的钱只是聊以自慰的数字。”

我问他：“这店——比方说你是十块钱买的，你说你现在卖给我多少钱？”

“两块。过三四年它能涨到六块。非洲总会有生意做，现在只是暂时中断。对我来说，等着它从两块涨到六块太浪费时间。我在乌干达做棉花生意更有赚头，不过对你来说，资本会翻三番。你要记得见好就收。”

纳扎努丁从我的手相上看到了可信，但他看错了。我接过他的生意时在很大程度上失信了。我接手他的生意只是为了逃离。逃离我的家庭，逃离我们这个群体，这也意味着逃离我对他和他女儿心照不宣的承诺。

纳扎努丁的女儿是个可爱的姑娘。她每年到海岸来和姑姑们在一起住几个星期。她受过比我更好的教育，听说以后要进入会计或者律师行业。论条件，她是个不错的结婚对象，我也挺喜欢她，但只把她当成我的家人一样来喜欢。和她结婚容易得不能再容易，不过和她结婚也会压抑得不能再压抑。我开着我的标致离开海岸，为的就是逃脱这种压抑，逃脱其他的一切。

我失信于纳扎努丁，不过我一直把这个享受生活、喜欢探索的人当作自己的好榜样。我开车去的就是他的小镇。我对这个河湾小镇的全部了解都来自纳扎努丁讲的故事。人在紧张的时候会发生一些荒唐的事情，这趟艰辛的旅程到达终点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着的居然只是纳扎努丁所说的小镇饭店，以及欧洲的食品和葡萄酒。他说过：“那里的葡萄酒是萨科内和斯皮德。”这是一个商人的观察。他的意思是，即便在那里，在非洲的中部，酒也是从我们东海岸而不是另一边运过去的。但在我的想象中，我由着自己把他的话理解成纯粹的愉悦。

我没有去过真正的欧洲饭店，也没有开心地喝过酒——我们那边是禁止喝酒的。我也知道纳扎努丁描述的生活已经结束了。但我仍旧开车穿越非洲前往纳扎努丁的小镇，仿佛那种生活可以为我重现。

到了目的地，我才发现纳扎努丁在他的故事里渲染的小镇已经毁掉了，又恢复成了丛林，就像他决定出卖土地时所想象的丛林。尽管我有所准备，尽管别人给我讲述过最近发生的事件，我还是感到震惊和失望。我的失信似乎不那么重要了。

不要说葡萄酒！连最简单的食物都很难找。要想吃蔬菜，只能买罐头装的，罐子陈旧不堪，而且价格奇贵；要不就自己种。非洲人抛弃了小镇，回到自己的村庄，日子还好过一些。至少他们可以回到传统的生活，或多或少能做到自给自足。镇上剩下的其他人（包括几个比利时人、一些希腊人和意大利人，还有一小群印度人）就很惨了，要商品没商品，要服务没服务。大家一无所有，被迫像鲁滨逊一样艰难度日。我们有车，住的房子也不错。我买了一套公寓，就在一个空仓库上方，价格非常便宜，简直是半卖半送。不过这还不如披着兽皮住在窝棚里，这样日子过起来还不至于显得如此难堪。商店里空无一物，喝水也成问题，供电时有时无，汽油也经常短缺。

有一次，我们接连几个星期弄不到煤油，两条空油船在河下游被人劫走，当成大河的馈赠拖走，停放到一条秘密的溪流上，改装成住人的地方。这里的人为了防蛇，喜欢把院子刮得干干净净，一直刮到红土层，所以驳船的钢甲板就成了理想的地板。

在这些没有煤油的早上，我只好用木炭生火烧水。生火的器皿是一只英国造的铸铁火盆，是我商店里的存货，本来是卖给当地的非洲人的。我把火盆搬到屋子后面楼梯的中间平台上，蹲在那里用扇子扇。周围的人在做同样的事，炊烟四处升起，把这一带都染蓝了。

还有废墟。码头大门外有一块面目全非的纪念碑，上面只剩下几个拉丁词语Miscerique probat populos et foedera jungi，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这几个词我是牢牢记住了，我按自己的发音来念，它就像一句没有意义的小诗铭记在我的脑海中。这些字母刻在一块花岗石顶端，花岗石的其他部分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文字下方的铜像被扒掉了，花岗石上还残存着一些锯齿状的铜片，从图样看，雕刻者在顶上雕刻了一些香蕉叶和棕榈枝，衬托主体雕塑。我听说纪念碑落成就是前几年的事，殖民地时代行将结束之际，为的是纪念此地和首都之间开通汽船六十周年。

汽船纪念碑刚竖立起来就被摧毁了。而在落成典礼上肯定有人发表演讲，祝愿汽船业务迈进新的六十年。其他殖民时期的雕塑和纪念碑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底座被破坏，围栏被推倒，泛光灯被敲碎，上面锈迹斑斑。废墟就保持着废墟的样子，没有人来收拾。所有主要街道的名称都改掉了，粗糙的木牌上歪歪斜斜地写着新的名字。没有人使用新的名字，因为大家都不太喜欢。改名字的人只是想把旧名字废掉，消除人们对入侵者的记忆。非洲人深沉的愤怒，他们不顾后果的破坏欲望，都让人毛骨悚然。

但最让人毛骨悚然的莫过于急流附近沦为废墟的郊区。那里一度是房地产的宝地，现在又成了丛林，而且按照非洲习惯变成了公共地界。那里的房子被一间一间烧掉，放火前和放火后，本地人需要的东西被洗劫一空：一张张锡皮、一根根管子，还有浴缸、洗碗池、抽水马桶（这些容器不渗水，他们可以拿回去泡木薯）。广阔的草坪和花园又恢复成丛林；街道不见了；水泥或者空心土坯造的墙东倒西歪褪了颜色，上面爬满了藤蔓植物。灌木掩映中不时露出饭店（啊，那些萨科内和斯皮德葡萄酒）或夜总会的水泥框架。有家夜总会叫作“那波利②”，这名字现在已经毫无意义，仍留在水泥外墙上，颜色快褪尽了。

经过雨淋日晒和灌木的摧残，这地方看上去已经很古老了，仿佛是一个已经消失的文明留下的遗址。废墟绵延很多公顷，仿佛在诉说一场毁灭性灾难。不过这文明仍未消失。这种文明就是我的生存环境，事实上，也是我仍在追求的文明。它能让我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处在废墟之中，你的时间感错乱了。你感觉自己像是个幽灵，来自未来而非过去。你感觉自己的生活和野心都已经实现，你所看到的是那种生活的遗迹。在你所处的地方，未来出现过，又消失了。

纳扎努丁的小镇满目疮痍，物资匮乏，形同鬼域。对我这样初来乍到的人来说，这里根本就没有社交生活。这里的外国人也没有向我表示欢迎。他们经历太多事了，也不知道事态会朝什么方向发展，一个个都非常紧张。比利时人，尤其是年轻的，都满腹牢骚，怨天尤人。希腊人都很顾家，就像其他顾家的人一样，他们咄咄逼人但又失意落魄，在这时候和家人好友守在一起。在周末，我轮流拜访三户人家，在他们家吃午饭，这顿午饭成了我的正餐。我拜访的全是亚洲人或印度人家庭。

我拜访过一对印度夫妇。他们住在一间狭小的公寓里，里头充满了阿魏胶的气味，装饰着纸花和颜色鲜艳的宗教画。这家的男人好像是个联合国专家什么的，合同到期后不想回印度，留在了这里，做些零工谋生。这对夫妇很客气，他们总是强调自己有义务款待受到惊吓或者处境窘迫的外国人（我想这可能是出于宗教原因）。不过老是这么说，热情好客的形象就大打折扣了。他们的食物汤汁太多，太辛辣，我有点受不了，我也不喜欢男主人吃饭的样子。他低下头，鼻子离食物只有一两英寸，吃东西的声音很响，总是喜欢咂巴嘴。男人吃饭的时候，妻子在边上给他扇扇子，眼睛一直盯着他的盘子看。她用右手扇扇子，左手托着下巴。尽管这样，我还是一周到他们家跑两趟，并不是看中他们的食物，只是想找个地方去罢了。

我去的另外一家房子很简陋，简直像个农场，里面住了一对老年印度夫妇。老人的子女们都在动乱中离开了。老人的院子很大，积满了灰尘，到处都是废弃的轿车和卡车，看样子是殖民时代某个运输公司的旧址。这对老夫妇似乎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他们的院子外边就是非洲的丛林，但他们不会说法语，也不会说非洲土语。看他们的样子，你会觉得路边的大河就是恒河，边上有印度寺庙，有沐浴的台阶。不过和他们在一起很舒心。他们不会刻意找话，要是你什么都不说，闷头闷脑地吃了就走，他们也会很开心。

让我感到最亲近的人是舒芭和马赫什，我不久就把他们当成了朋友。他们开了一家店，正对着凡·德尔·维登旅馆，这里本应是做生意的黄金地段。和我一样，他们也是从东海岸来的，逃离了自己的家乡。这对夫妻都长得非常漂亮。在这个小镇上，难得见到这样讲究仪表和穿着的人。不过他们离开家人的时间太久了，都不大想得起来打听他们了。和其他离群索居的人一样，他们沉浸在自己的天地里，不大关心外边的事。不过这对美丽的夫妇也有紧张的时候。女主人舒芭爱虚荣，神经质，马赫什要质朴一些，经常为她感到焦虑不安。

我在纳扎努丁的小镇上就过着这样的日子。我本来是想跑出来开辟一片新天地。不过凡事都有个度，这里日子的无聊让我不堪忍受。现在的生活可以随心所欲，但却没有以前丰富。夜晚孤寂难熬，让我如坐针毡。我觉得我撑不下去了。聊以自慰的是，我觉得我还没有失去太多，只是浪费了一些时间。要是我愿意，还可以继续往前走，至于走到哪里，我现在还不知道。后来我又觉得自己不能走。我必须留下来。

我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在海岸发生了。那里发生了起义，非洲人终于把阿拉伯人（其实他们和服侍自己的非洲人已经没什么两样了）打倒了。

这消息我最早是从舒芭和马赫什那里听到的，而他们是从收音机里听到的。这里的外国人喜欢听BBC的新闻，我一直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我们捂住这消息，不让当地人知道。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为当地没有自己的报纸感到庆幸。

后来，欧美的报纸陆陆续续送到小镇，落入各种人手中，传来传去。我觉得很惊讶，有些报纸竟然为海岸的屠杀说好话。不过，人们对自己并不真的感兴趣或者不必亲身生活的地方就是这样的态度。有些报纸吹捧那里的起义结束了封建主义，开启了新纪元。不过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并非破天荒第一次。弱肉强食的情况在非洲并不新鲜。这是这片土地上最古老的法则。

最后，海岸那边来信了，一来就是一批，是我家里人写的。信写得很谨慎，不过里面传达的信息却明白无误。海岸那里已经没有我们的地盘了，我们在那里的生活结束了。家里人正在各奔东西。只有老人还住在我们那个大院——那里终于平静点儿了。家里的仆人到最后还是缠着我们，不肯走掉，在这个革命的时代还坚持自己的奴隶身份，最后家里每人分了几个。来信的目的之一是叫我也收容几个。

我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显然，别人已经给我选好了。仆人家有个孩子或小伙子想离开海岸，跑得越远越好，他坚决要求“跟随萨林姆”。这孩子说他“对萨林姆特别有好感”，为此一直纠缠不休，最后他们决定把他送到我这里来。那种场景我可以想象。我完全能想象他如何吵闹、跺脚、怄气。我们家的仆人就是这样放肆，比小孩还要麻烦。我父亲不知道家里其他人写给我的信上是怎么说的，来信说他和母亲决定送一个人过来照顾我——当然，他真正的意思是送个孩子来让我照顾，让我提供衣食。

我不能拒绝：这孩子已经上路了。他说对我“特别有好感”，对我来说这倒是新鲜事。他选择我的真正原因可能是我只比他大三四岁，未婚，更有可能容忍他四处闲晃的行为。他永远在闲晃，以前我们送他到古兰经学校上学，他总是逃学，为此可没少挨他妈妈的揍，不过丝毫不改。（我还记得他在院子里尖叫，他母亲则在大喊。两人都竭尽表演之能事，想吸引院子里所有人的注意。）这孩子谁看也不像家奴的样子，他从来不愁吃住，更像是个花花公子。他待人友好，但不可靠。他朋友众多，总是愿意帮助人，总是答应帮助人，不过许诺的事情一件也做不到。

收到告知他被送来的信件之后不久，有天夜里，他坐着道莱特的一辆卡车到了。不过一见到他，我就心疼不已：他模样大变，看起来非常疲倦，非常惊恐。他还没有从海岸杀戮事件带给他的震惊中恢复过来，而且横贯非洲的旅程也够他受的了。

旅程中前面一半路他坐火车，以每小时十英里的速度前进。然后转公共汽车，最后上了道莱特卡车。战火连绵，路况很差，而且车辆破旧，来自于我们家乡的道莱特居然还能在小镇和东部边界之间跑运输。道莱特的司机帮助这孩子穿过重重哨卡。他虽然是个见过世面的东海岸混血儿，却像个真正的非洲人一样，被路上遇到的内陆陌生部落的人吓得心惊肉跳。他不敢吃他们的食物，所以饿了好几天。他不知不觉地走过他的祖先一个多世纪前走过的路，不过是反其道而行之。

他一见到我就扑进我怀里，这不是一般的穆斯林式拥抱，而是像孩子一样紧抱着不放。我拍拍他的肩膀，他顺势哭号起来，声音大得简直能把屋顶掀掉。他一边哭号，一边向我诉说他在家里那边集市上目睹的杀戮。

他说的话我没有全部听进去，我为邻居感到着急，想叫他不要这么大声，想让他知道这种炫耀式的奴隶行为（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可以这么说）在海岸那里无所谓，但这里不会有人理解。但他接着又讲了一会儿“卡法尔”（也就是非洲人）的野蛮，好像我这公寓是东海岸那个院落，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大声说外边的任何人。道莱特的非洲搬运工很友好，一直从外边的楼梯往上搬运行李。行李并不多，但散成好多件，小小的，令人尴尬：几个包袱卷，一个柳条编的洗衣筐，几个纸箱子。

我从这个哭闹不休的孩子边上走开。要是我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就等于怂恿他继续这样。我去找搬运工，走到街上给他小费。不出我所料，楼上的哭闹终于停住了。公寓的安静和陌生影响了他。回到楼上，我不愿意再听他说话，只叫他吃东西。

他安静下来，规矩了。我给他准备烤豆子和奶酪吐司，这都是他用那些包袱卷和纸盒子装着带过来的。家里人还委托他带来其他一些东西，比如母亲捎来的生姜、调料、香料，父亲捎来的两张全家福。还有一张画在廉价纸张上的贴画，画的是古吉拉特老家的一处圣地，不过画家把它画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地方，附近的街道上有汽车、摩托车、自行车，甚至还有火车，一片混乱。父亲总是说，不管我多么现代，最终都会回归信仰。

那孩子吃完后说道：“出事的时候我在集市上，萨林姆。一开始我还以为只是有人在米安的小摊旁吵架。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一个个凶神恶煞，好像刀子砍不死人，好像人不是肉长的一样。我真不敢相信。到后来，就好像是一群野狗冲进肉铺子一样。我看到好多胳膊啊，大腿啊，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血不住地流。的的确确。第二天它们还在那儿，那些胳膊和腿。”

我想让他打住。我不想再听下去了。不过让他住嘴没那么容易，他继续描述那些断胳膊断腿。他说的受害者都是我们从小就认识的人。他目睹的一切真是惨绝人寰。我开始觉得，他本来已经不想哭了，但好像又想让自己激动起来，多哭一会儿。他说着说着，就有点什么东西记不起来了，思想又开小差了，我感觉这让他挺苦恼。我也苦恼。

不过没几天，他就镇定下来了，再也不提海岸发生的事。他适应得比我想象的还要快。我以为他会从此消沉下去，我以为他跋山涉水跑到这个落后的小镇会心怀怨恨。我万万没想到，他居然喜欢小镇。他之所以喜欢，是因为他在这里颇受欢迎，这和以前大不一样。

他的长相和体形和本地人差别很大，他比他们个头更高，更结实，行动更放松，更有活力。他受到人们的仰慕。本地女人本来就很随便，她们毫不掩饰对他的喜爱，在大街上叫住他，用那种坏坏的、半笑半嗔的眼神打量着他，好像是在说：“你当我是在开玩笑，那就笑吧。要不你就当真吧。”我对他的看法也变了。他不再是从仆人屋子里出来的孩子。当地人对他的看法，我全看在眼里。在我看来，他比以前更帅气，更出众。在当地非洲人眼里，他不是地道的非洲人，不会引起种族间的不安。他是一个异乡人，但和非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想同他套近乎。他交上好运了。他学当地语言学得很快，还有了新名字。

在家里的时候，我们都叫他阿里，要是我们想暗示他特别放肆、特别不可靠的本质，我们就喊他“阿里娃”。“阿里！阿里！这个阿里娃跑哪儿去了？”他现在拒绝使用这个名字，他更愿意人们叫他“梅迪”，当地人就是这样叫他的。后来我才明白，“梅迪”不是一个真正的名字，而是法语“métis”，意思是混血儿。不过我用“梅迪”的时候没有这层意思。对我来说，“梅迪”只是个名字而已。

和在海岸的时候一样，梅迪还是爱四处闲晃。他的卧室从厨房过去穿过走道就是；从外面楼道上到二楼的平台，右边第一个房间就是他的卧室。我经常听到他深夜才回来。他本来就是为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投奔我的，这下子该满意了。就是这个梅迪，刚来的时候还是个又哭又闹的孩子，一举一动都像是仆人屋子里出来的，你看他现在那自由自在的样子！真是叫人刮目相看。原来的举止他很快就摆脱了，他对自己的价值有了新的想法。他成了店里的好帮手。因为他喜欢游荡（这是我担心的一点），所以在公寓里不大能见到他。不过他一般不会跑远。在这个小镇上，他就像是我的家人。他的出现冲淡了我的孤独，使得空虚的日子不再那么难受——有好几个月，我苦苦等待着贸易的复苏。渐渐地，生意开始缓慢复苏。

一切都在恢复常规：早晨在公寓喝咖啡，然后采购，中午单独吃饭，然后接着采购，到了晚上各自回家。我们主仆两人有时会遇到，大家平起平坐，带着同样的需求，跑到黑黝黝的小酒吧。这些小酒吧又开始出现在镇上，这是生活复苏的迹象。酒吧就设在简陋的小屋子里，屋顶是皱纹铁皮，没有天花板，墙是水泥的，漆成深蓝色或者绿色，地板是红色的水泥地板。

在这样一个地方，梅迪给我们的新关系烙上了印记。我进去的时候，发现他正在跳舞，跳得好极了——细腰窄臀，体形几近完美。出于仆人的本能，他一看到我就停了下来。他向我欠身鞠躬，做出欢迎的样子，好像他是这里的主人。他用刚学来的法国腔说道：“我不能在恩主面前做不恰当的事情。”但接下来举止照旧。

就这样，他学会了大胆。但我们没有闹过不快。他对我越来越有用，成了我的报关员，很善于和顾客打交道，为我和小店赢来不少好感。作为一个外乡人，一个仆人，他居然是镇上唯一敢同兼任巫师的小贩扎贝思开玩笑的人。

我们就这样生活在一起。这时小镇逐渐恢复生机，汽船又从首都往这里开了，先是一周一班，后来增加到两班，人们又从村子里出来，回到镇上。随着贸易的发展，按照纳扎努丁的说法，我的生意也从原来的零爬到了二。我甚至暗暗地盼着它升到四了。

①印度西南部港市。

②那不勒斯的意大利语名称。

3

女魔法师或女巫扎贝思远远躲开男人。但她并非一直这样，并非一直是魔法师。她有个儿子，有时候她会向我提起这个儿子，但总是把他说成过去生活的一部分，已经被她抛到身后了。听那口气，我感觉她这个儿子缥缈虚无，有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后来有一天，她竟把儿子带到我店里来。

那孩子约莫十五六岁，长得高高大大。邻近一带的男人平均只有五英尺左右，他比他们都要高，块头也比他们大。皮肤漆黑一片，完全没有继承他母亲身上那种古铜色。他长着一张长脸，轮廓坚毅。从扎贝思的话中，我得知孩子的父亲是南部某个部落里的人。

孩子的父亲是生意人，去过全国各地。在殖民时期奇迹般的太平岁月中，只要你愿意，就不必去管部落之间的界线，想去哪里都行。他在旅途中遇到了扎贝思，扎贝思跟他学会了做生意的本领。到了非洲独立的时候，部落之间又有了边界的阻隔，出门不再像过去那样安全。商人于是回到了自己的部落，把他和扎贝思生的儿子也一起带走了。如很多民谚所述，在非洲几乎所有地方，孩子跟父亲天经地义。扎贝思的儿子名叫费迪南，过去几年一直不在母亲身边，在南部上学，生活在一个矿区小镇。他在那儿经历了独立后的所有动乱，特别是漫长的分裂战争。

不知何故——有可能是他父亲去世了，或者重新结婚了，想把费迪南甩开，也可能是扎贝思本人的意思——孩子现在又被送回到母亲身边。费迪南在这里人生地不熟，不过这地方所有人都不能没有部落归属，所以按照风俗，费迪南被母亲的部落接纳。

扎贝思决定送儿子到镇上的公立中学读书。学校里面已清理干净，重新开始运作了。校舍是一幢两层楼的石头建筑，带两个院子，是殖民时代官邸的风格，楼上楼下都有宽阔的走廊。楼下原来被人占着，在走廊上生火做饭，垃圾扔在地上或者院子里。那些垃圾千奇百怪，不是罐子、纸张、盒子这类镇上常见的垃圾，而是一些更纯粹的垃圾，壳啊，骨头啊，灰烬啊，被烧毁的麻袋什么的。所以垃圾堆看起来就像是筛出来的灰黑色泥土堆成的小土墩。

草地和花园都被踩没了，九重葛却在疯长，把高高的棕榈树缠死，从学校的围墙上垂下来，又沿着大门口的几根方柱子往上爬，缠绕在装饰性的铁拱门上面。拱门上那几个铁字仍在，是学校的校训：Semper Aliquid Novi。擅自住在这里的都是些吃不饱饭的人，胆子很小，校方一说，他们就搬了出来。学校里的门、窗户和百叶窗有的已经换掉，水管也修好了，整个校区粉刷一新，地上的垃圾被用车拉走，地面浇上了柏油。前一阵子这里看上去还是一片废墟，现在再看，已经整理得有模有样了，里面开始出现白人教师的身影。

费迪南到店里来的时候，已经是公立中学的学生。他穿着学校的制服：白衬衫，白短裤。虽然简单，却也挺显眼。白裤子穿在费迪南这个大个子身上，模样有点滑稽，不过费迪南和扎贝思都把校服看得很重。扎贝思过着纯粹的非洲式生活；对她来说，只有非洲才是实实在在的，但她不想把费迪南也绑在非洲。我认为这并不矛盾，扎贝思的日子过得这么苦，自然希望儿子比她强；要想比她强，就得跳出无始无终的村庄和大河的生活传统，得接受教育，学会本领。对扎贝思和她这一代的非洲人来说，教育只有外国人才能提供。

费迪南准备到学校寄宿，报到的那天早上，扎贝思把他带到我店里来介绍给我认识。她希望我在这个陌生的镇上照看费迪南，为他提供保护。扎贝思之所以选我来担负这任务，一来我们做了这么长时间的生意，她信得过我；二来我是外国人，会说英文。费迪南能从我身上学习到外面世界的言谈举止。他在学校学了什么东西，也可以在我这里练一练。

这个高个儿小伙子挺安静，态度也很恭敬，但我感觉他只是母亲在场的时候做做样子。他的眼神中有一丝淡漠和轻蔑。他好像是在迁就他刚刚认识的母亲。扎贝思是个村妇，而他毕竟在南部的矿区小镇上生活过，必定见过比我体面得多的外国人。她母亲对我的小店十分尊重，而他似乎不屑一顾。我的商店是水泥谷仓改造的，地上摆着各式各样的粗劣商品（但我知道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谁看都不会觉得它是现代商店，也没有像有些希腊人的商店那样漆得花花绿绿。

我说：“费迪南是个大小伙子了，贝思。他会自己照顾自己的，我插不上什么手。”这么说是为扎贝思好，也是为费迪南好。

“不是，不是，萨林姆爷。费迪南一定要到您这儿来。要是想揍他您就尽管揍。”

这不大可能。只是说说而已。我朝费迪南笑了笑，他也对我笑了笑，嘴角朝后咧了咧。他这么一笑，我发现他的嘴形很好看，脸上其他部位棱角分明。从他的脸上，我觉得我能看到某些非洲面具的雏形。非洲面具的五官总是会简化和突出。想着这些面具，我认为我看到了他面相中的特异之处。我意识到，我在用非洲人的眼光看他，我一直用这种眼光看他。他的脸给我一种印象，无论当时还是后来我都认为那是一张大人物的脸。

扎贝思的请求让我感到不快，不过不答应也不行。我慢慢地摇着头，意思是我想让费迪南把我当朋友看，费迪南准备单膝下跪，但他停住了，没有行完这个礼。他假装腿上痒，伸手挠了挠膝盖窝。在白裤子的衬托下，他的皮肤黝黑而健康，微微有些发亮。

单膝下跪是一种传统礼节，丛林里的孩子用以向年长者表示尊重。它像是条件反射，并不是特别郑重其事。在镇外，有时候能看到小孩子瞥见大人过来了，中断手上的活计，就像猛然看到蛇吓着了一样，跑到他们跟前下跪。大人也就在他们头上随意拍一下，然后孩子们若无其事地回去干活。这个风俗从森林王国一直传到了东部。不过，它属于丛林的风俗，进不了城。费迪南在南部矿区小镇待过，对他这样的人来说，单膝下跪的风俗显得特别土气和卑贱。

他的脸已经让我不安。现在我更是想：“这儿要出娄子。”

要是太阳不太烈，也不下雨（一下雨街上就发洪水），从小店赶到公立中学并不算远。费迪南每周到店里来看我一次。他一般是在星期五下午三点半来，有时也在星期六上午来。他每次都打扮成学生的样子，穿着白色校服，有时还不顾天热披着运动夹克，胸前的口袋上绣着校训：Semper Aliquid Novi，排列在一幅卷轴上。

我们见了面互致问候。我们是按非洲方式问候的，能够花掉些时间。问候完了，就没什么话好说了。他从来不主动和我说最近发生的新闻，总是等着我来问。我只好有一搭没一搭地问些“今天在学校做了什么啊？”“惠斯曼斯神父给不给你们带课啊？”诸如此类的问题。他的回答总是既简单又准确，让我不知道接下来问什么好。

我和他没法像和其他非洲人那样闲聊，起初是不想，很快就变成不能了。我感觉和他聊天特费劲，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是丛林里来的孩子，一放假就回到他母亲的村子。他在学校学了什么东西，我毫不知情。我没法和他谈功课上的事，因为优势全在他那一边。还有那张脸！我想这张脸后面肯定藏着很多我无从了解的东西。我感觉这张脸透露出坚定和沉着。作为他的监护人和教育者，我反而被他看透了。

要是这么下去，我们的交往可能就要结束。但是店里还有梅迪，而梅迪和什么人都处得来。他没有我和费迪南之间的那些问题。因为梅迪的缘故，费迪南开始常往小店跑动，后来还到我家里来。和我照例是应付几句，有时候用英文，有时候用法文。然后，他和梅迪开始用当地的土语聊起来。这时候他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声音高亢，笑声朗朗。梅迪也不比他差。梅迪已经学会了当地土语的很多语调，也学会了与之相配的举止。

在费迪南看来，梅迪对这小镇比我更熟悉。这两个未婚小伙子搅在一起，能在小镇上找些什么乐趣可想而知：啤酒、酒吧和女人。

这里的人把啤酒当成一种食品，小孩也不例外；人们一大早就开始喝。当地没有酒厂，汽船运来的货物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本地人爱喝的低度淡啤。在大河沿岸的很多地方，独木舟从前进的汽船上运走一箱又一箱啤酒，汽船在返航回首都的路上回收空酒瓶。

对女人，人们的态度是逢场作戏。我刚到的时候，朋友马赫什就说过，这里的女人，你只要开口，她们随时和你睡。男人可以敲开任何一个女人的门和她睡觉。马赫什和我说起这情况的时候，既没有兴奋，也没有赞赏，他有漂亮的舒芭在身边就够了。对马赫什来说，男女问题的随便是这个地方混乱和腐败的原因之一。

我一开始很喜欢这样的寻欢作乐，后来也意识到马赫什说的问题。不过，既然自己也寻欢作乐，我也就不站出来反对。梅迪和费迪南去的地方我也去，所以没办法劝他们不要去。其实受拘束的反而是我。虽然梅迪已经变了很多，我还是把他看成是我们家的人，我必须小心翼翼，不做伤害他的事，或者传回去会伤害家里其他人的事。我特别注意不让人看到我和非洲女人在一起。做到这点并不容易，但值得自豪的是，我还从来没有给人留下什么把柄。

费迪南和梅迪就可以公开到小酒吧去喝酒，公开挑选自己喜欢的女人，或者跑到他们认识的女人家里。而我这个主人、监护人却得遮遮掩掩。

费迪南从我这里能学到什么呢？在海岸那边，我听说非洲人不知道怎么“生活”，在这里的外国人也这么说。这话的意思是非洲人不会合理地花钱，也不会持家。唉！我的情况虽然特殊，不过家底实在太浅，费迪南看了会怎么想？

我的小店乱七八糟。货架上有成捆的布匹和油布，但大部分货物都摊在地上。我的桌子摆在水泥谷仓的中间，正对着大门，桌子靠着水泥柱子，勉强给了我一点儿在垃圾的海洋中停泊的感觉。垃圾真是多：蓝白边的大瓷盆，或者带着植物图案的蓝边盆子，一堆堆白色瓷盘子，中间夹着粗糙的方形牛皮纸；还有瓷杯子、铁锅、炭火盆子、铁床架、锌桶、塑料桶、自行车轮胎、手电筒，以及各种各样的油灯，有绿色的，有粉红色的，也有琥珀色的。

我买进卖出的就是这些垃圾，我必须恭恭敬敬地对待它们，这毕竟是我的生计，我的财富从二涨到四就靠它们了。但这些垃圾都过时了，好像是为我这样的商店特制的。这些东西是在欧美生产的，现在又多了日本货，我怀疑这些地方的工人是否知道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会被派什么用场。比如那些小一点儿的盆子，人们在里面装满潮湿的细枝、草叶和泥土，用来养小虫子。大的盆子属于大件，村里人一辈子顶多只买两三个，用来泡木薯，去除毒素。

这就是我做生意的地方。我住的地方也一样简陋。以前的房主是个未婚的比利时女人，好像是个什么艺术家。她把房间布置成“工作室”的样子，我搬进来之后，里面乱得失去了控制。梅迪接管了厨房，也搞得一团糟。我想他从来没有清洗过煤油炉子。可能是因为他是仆人家庭出身，觉得擦洗是女人的事。我把炉子清洗干净了也无济于事，只要重新生火，不几日又会发出怪味，布满黏糊糊的脏东西，梅迪居然毫不惭愧。厨房里充满了怪味，虽然这儿主要是用来煮早上喝的咖啡。我简直不敢进去。梅迪的房间就在从厨房伸出来的走道对面，可他却一点儿也不在乎。

屋子后面有一段楼梯，你可以从楼梯平台直接进入这条走道。一打开楼道门，各种发热发闷的气体扑鼻而来：灰尘味、食油味、煤油味、脏衣服味、陈油漆和陈木材味。窗子根本不能开，所以才有这些味道。小镇已经破败得惨不忍睹，小偷却到处都是，这些小偷本事大得很，只要有缝他们就能钻进来，更不要说开窗户了。走道右边就是梅迪的房间：一眼看上去，梅迪把它收拾成了一个还算像样的仆人小屋，里面有小床，有铺盖卷和各种各样的包裹和纸盒子，他的衣服挂在钉子和窗户的挂钩上。沿着走道经过厨房，左边就是客厅。

客厅是一间大房子，比利时女人把它从上到下刷成了白色，包括天花板、墙、窗户，甚至窗户玻璃。房子整个成了白色，地板光秃秃的，放了一张沙发，用深蓝色的粗布罩着。为了使画室兼客厅效果更突出，里面还放了一张大台子，未曾油漆，大得就像个乒乓球桌，上面放满了我的杂物：旧杂志、平装书、信件、鞋子、球拍、扳手、鞋盒子、衬衫盒子等。我常想把东西理一理。台子的一角还空着，上面总是铺着烫焦的白布：那是梅迪熨衣服的地方。有电的时候他就用电熨斗烫（电熨斗一直放在桌子上）；没电的时候，他就用那种笨重的老式扁熨斗烫——这熨斗是从店里存货中拿来的。

房子后面的白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油画，上面画着一个欧洲港口，颜色是红、黄、蓝三色。这画是急就章式的现代风格，是比利时女人自己画的，上面签了她的名字，摆在客厅这个显要的地方。搬家时她竟没拿走，好像它不值得她费事。地板上靠墙斜放着一些别的画作，也是我从她那里继承来的。看来这位女士对自己的垃圾失去了信心，独立战争一爆发，她立刻就走了。

我的卧室在走道的尽头。对我来说，这地方尤其荒凉。里面配了一个定做的大衣橱，有张巨大的泡沫床。这床给了我多少期待，也曾给过那个比利时女人多少期待！那么期待！那么确信自己的自由！那么失望！那么惭愧！趁梅迪还没有回来，或者还没有起床，我见缝插针地从这里悄悄送走了多少非洲女人！有时候，我躺在床上等着天明，等着摆脱某些回忆。我还常常想起纳扎努丁的女儿，想起纳扎努丁对我的信任，许诺做个好人。后来情况又有了变化，房子和床对我有了新的意义。但在此之前，我只知道我已经知道的。

那位比利时女士曾想给这片高温多雨、长满阔叶树（总是可以透过漆成白色的窗户模糊地看到）的土地带来一些欧洲、故乡和艺术的气息，带来一种不同的生活。她看来自视甚高，不过就事论事地看，她想做的一切并没有多大价值。我想费迪南看过我的小店和房子后，也会对我做出同样的结论。他很难看出我的生活和他所熟悉的生活有多大不同，这使我在夜里心情更加沮丧。我不知道支撑我生存的渴望在本质上究竟是什么。我开始感觉到，无论我去哪个地方生活，无论多么富有，多么成功，多么舒适，也只是现在生活的翻版。

这些想法有可能把我带到我不希望去的地方。这有一部分是我的孤独造成的，我知道。现实环境和日常生活并未体现出我的全部。我知道有什么东西横亘在我和费迪南之间，横亘在我和周围的丛林生活之间。在日常生活中，我无法表露出这些不同，无法彰显真正的自我，只好退而求其次，开始愚蠢地展示自己的东西。

我让费迪南看我的东西。我绞尽脑汁想着接下来让他看什么东西。他的态度很冷淡，好像所有东西他以前都看过。他和我说话总是用那种死气沉沉的腔调，虽然这是他一贯的特征，我却为之烦躁不已。

我想告诉他：“看看这些杂志。看这些杂志没有钱拿，我还是看。我之所以看这些书，是因为我有兴趣，是因为我想了解世界。再看看这些画，这位女士画这些画可没少花功夫，她想制造出一点儿漂亮的东西，挂在屋子里。她把画挂在这里，并不是因为它有魔力。”

最后我还是把这些话说出来了，虽然并不是原原本本这样说的。费迪南无动于衷。这些画其实是垃圾，那位女士不知道怎样把画布填满，只是用颜料在上面乱涂一通。这些书和杂志也是垃圾，特别是那些色情的。它们让我感到沮丧，感到难堪，但是我没有把它们扔掉，有的时候我需要它们。

费迪南误解了我的恼怒。

有一天他对我说：“萨林姆，你不必给我看这些东西。”

他不再叫我老爷，这是梅迪给他带的头。梅迪喜欢叫我“恩主”，如果有外人在，他的口气会显得很有讽刺意味。梅迪这天也在。费迪南说我不必给他看这些东西，他的口气中并无讽刺意味。他说话从来不带讽刺意味。

有天下午，我正在看杂志，突然费迪南来了。我打了个招呼，然后接着看杂志。这是一本通俗科学杂志。我最近迷上了这种读物，喜欢吸收一些零碎的知识。看杂志的时候我常在想，杂志里面谈到的这些学科和领域其实我应该花时间去钻研，拓宽知识面，发现新事物，成就一番事业，发挥自己的才干。这也就等于在过一种有文化的生活了。

那天下午，梅迪去海关给一批货报税，这批货是两个礼拜前用汽船运过来的，这里的速度就是这么慢。费迪南说过我不必让他看一些东西，这话我到现在还记恨，我不想主动挑起话题。他自己在店里转悠了一会儿，最后走到桌子跟前问我：“萨林姆，在看什么啊？”

我无法控制自己，又拿出了教师和监护人的身份来。我告诉他：“你应该看看这篇文章。他们在设计一种新电话，不用电流，用光脉冲。”

在这些杂志上看到的新奇玩意儿我自己也不是很相信，不指望它们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不过这些东西的魅力也就在这里：自己用不起不要紧，关于它们的文章，可以一篇接一篇地往下看。

费迪南问：“他们指谁？”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问在设计新电话的‘他们’是谁？”

我心里寻思：他来公立中学才这么几天，我们之间就到这种地步了！他离开丛林还没多长时间！我认识他的母亲！我把他当朋友！可我们已经开始在说这种政治废话了。我想我知道他指望我说出什么样的答案，但我没有这样说。我没有说“白人”。说实在的，我心里很想这么说，好让他知道自己的位置。

但我给出的回答是：“科学家。”

他没再说什么。我也没再说什么，故意继续埋头看书。小小一段对话就这么结束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想当老师，再也不想把自己和自己的东西展示给他看。

费迪南问我设计新电话的“他们”是谁，我没有说“白人”，这事让我寻思良久。我发现，虽然我不想满足他的政治心理，但实际上我把我真正想说的说出来了。我说的“他们”不是指白人，不是，也不可能是指镇上的熟人，也就是独立后留下来的那些白人。我确实想说科学家。我想说在各方面都和我们判若天壤的人。

他们！要是我们想谈论政治，想在政治上骂谁或者赞美谁，我们会说“美国人”、“欧洲人”、“白人”、“比利时人”这样的话。我们要是谈论做实事的人、制造东西的人或搞发明的人，则不论自己是什么种族，一概说“他们”。这样就可以把他们同他们所处的群体和国家区别开来，和我们自己联系起来。“他们在制造能在水上开的车。”“他们在制造火柴盒一样小的电视机。”我们说的这些“他们”都遥不可及，无所谓是不是白人了。他们是公正的，高高在上，端坐云端，如同神仙一般。我们盼着得到他们的赐福，得到了就四处炫耀——比如我向费迪南炫耀廉价的双筒望远镜和高级相机——仿佛这些东西的设计发明也有我们一份功劳。

我给费迪南看我的东西，好像是让他进入我生活的深层奥秘，进入我生活的本质，好像这本质被乏味平淡的日子掩盖住了。但事实上，我自己也好，镇上的其他人也好——亚洲人、比利时人、希腊人——同“他们”之间都如隔天堑，我们和费迪南并没有两样。

我从此不再想充当费迪南的老师。我只想听之任之，和以前一样。让他到我的店里和家中走动走动，就足以向他的母亲交代了。

学校的雨季假期到了，扎贝思到镇上采购，顺带把费迪南带回家。她对费迪南的进步好像还比较满意。费迪南好像也舍得放下学校和镇上的酒吧回到母亲的村子。所以他就回家度假去了。我想着随汽船和独木舟顺流而下的旅程。想着河上的雨。想着扎贝思手下的女人们在漆黑一片的河道上艰难地撑着独木舟，回到隐在暗处的村子。我想着黑漆漆的深夜，想着空荡荡的白天。

现在的天空很少放晴，顶多是从灰色或者暗灰色转为酷热的银色。天上多半时间电闪雷鸣，有时候在远处的森林，有时候就在头顶上方。我从店里往外看，只见雨水噼里啪啦地落下来，打在集市广场的凤凰树上。这样的雨中断了生意，笼罩了小贩们的木头货摊。人们都躲到广场四周商店的雨篷下，人人都在看雨，很多人在喝啤酒。裸露的街道上一片红色的泥泞，是长满灌木的土地那种红色。

有时候，一天的大雨结束，云层中露出落日，美丽无比。我喜欢在靠近急流的地方观赏这美丽的景色。急流附近过去是一个小公园，也有一些便利设施。现在只剩下一条长长的防洪水泥墙，然后就是一大片空地，雨后一片泥泞。渔网挂在光秃秃的大树干上，大树干埋在河畔的岩石中间，岩石造成了河里的急流。空地的一端是一些茅草棚。这地方又恢复成渔村了。落日的光从重重乌云中透射出来，河水从黄褐色变成金色，变成红色，变成紫色。急流声如雷鸣，奔腾不息。岩石上挂起无数个小瀑布。夜幕降临，有时还会下雨，急流声，雨声，混成一片。

河上长满了一丛一丛的水葫芦，如同黑色的浮动岛屿，漂在黑色的河道上。它们从南部漂过来，绕过河湾，又从急流处腾挪跳跃而下。雨水和河流就像是要把树林从大陆的腹地扯走，让它在河上漂流，漂流到海洋，到遥远的地方。水葫芦是河里才有的果实。这种淡紫色的花前几年才出现，本地语言里还没有它的名字，人们仍然称之为“新东西”或者“河上的新东西”。这种植物是本地人的新敌人。坚韧的枝蔓和叶子纠缠成厚厚的一团，黏附在河岸上，堵塞了河道。它们长得很快，人们用尽各种工具想消灭它们，但根本来不及。回村的河道必须不时清理。水葫芦就这样没日没夜地从南部漂过来，一路走一路撒播种子。

我已经决定不再管费迪南。但到了新学期，我发觉他对我的态度起了一些变化。他不再和我那么疏远，到了我的店里，甚至都不急着去找梅迪。我想可能是他母亲教训了他吧。此外，他回村之时虽然比较冷静，但回去后可能会对那里的生活感到震惊——不知他是怎样度过那些日子的。总而言之，他可能不再对小镇和镇上的生活满不在乎了。

事情的真相要更简单些。费迪南开始长大成人，正面临着成长的困惑。他的部落背景混杂，在非洲这个地方他是个陌生人，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群体归属，没有效仿的榜样，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想搞清楚这一切，想通过我来练习。

我能看出他在尝试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行为举止，但他折腾的范围也有限。他母亲扎贝思来镇上采购的那几天，他模仿的是他母亲，扮成小商贩的样子，好像和我是生意上的伙伴，和我平起平坐，向我询问销售情况和价格。接着，他又扮成处于上升期的非洲年轻人，公立中学的学生，现代，冲劲十足。要是扮演这种角色，他就穿上颜色鲜艳的运动夹克，上面绣着校训：Semper Aliquid Novi。他无疑觉得这样有助于显示他从欧洲老师那里学到的风度。有时候，也不知道是从哪个老师那里学的，他会跑到我家的客厅，也就是原来做画室的那间房，背靠着白墙，双腿交叉站在那里，一副要和我高谈阔论一番的架势。有时候，他又模仿另外某个老师，绕着工作台踱步，一边说话，一边拿起这个看看，拿起那个看看。

他现在想方设法和我谈话，不是和梅迪那种，他想和我进行严肃的谈话。以前他总是等我开口问，现在却主动提出一些零碎的想法，或是抓住一些值得辩论的小话题，像是想要把讨论继续下去。他在磨炼公立中学学生这个角色，在借助我来练习，几乎把我当成了语言教师。不过我还是挺感兴趣的。我开始对学校里的话题有了些了解，我想知道这些。

有一天他问我：“萨林姆，你对非洲的前途有什么看法？”

我没有回答。我想了解他的想法。他的血缘这么复杂，又跑过这么多地方，是不是真的了解非洲呢？我很想知道。我也想知道他和他的同学对非洲的了解是不是从地图集上得来的。梅迪从海岸远道而来，一路上宁可饿死，也不敢吃陌生部落里陌生的食物，在这一点上费迪南是不是和梅迪一样呢？扎贝思知道自己有魔法护身，所以敢从村里跑到镇上，费迪南对非洲的了解有没有超过扎贝思呢？

费迪南只是告诉我非洲以外的地方日渐堕落，而非洲在蓬勃兴起。我问他外边是怎么堕落的，他无言以对。我穷追不舍，他只能重复在学校里听说的只言片语。我还发觉，学校里讨论的话题到了他的脑子里被搅乱了，简化了。对过去的看法和对现在的看法混为一谈。他穿着运动服，就觉得自己成了上等人，成了大人物，就像在殖民时代那样。他觉得自己是非洲的新人类，这让他很自负。出于这种令人惊讶的自负，他把自己和非洲画上了等号；而非洲的未来只不过是他将来从事的工作。

费迪南在扮演这种角色时，和我的谈话总是断断续续，因为他有时候根本讲不清楚。他把讨论带到某个地方，然后就打住了，也不感到有什么难堪，仿佛这只是一次语言练习，这次做砸了，还可以指望下一次。然后，他又恢复老样子，去找梅迪，把我甩到一边。

我对学校里发生的事情有了更多了解（殖民时期的那种市侩风气这么快又重现了！），对费迪南的想法也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但我不觉得和他的距离拉近了。我以前把他看成一个谜，觉得那张面具一般的面孔后面是疏远和嘲讽，即便如此，我仍然觉得他是个实实在在的人。而现在，他不只是做作，他的人格变来变去。我开始觉得他内里空无一物。想到学校里有可能满是费迪南这样的人，我不禁捏了一把汗。

还有他的自负。这让我不安，我觉得这个国家谁也没有安全可言。梅迪也感到不安。没有了酋长和政客的非洲，大家都是村民，这样倒也民主。现在，梅迪不过是店里的伙计，也可以说是个奴仆，而费迪南就不一样了！他可是有着远大前程的公立中学学生！不过这没有妨碍他们的友谊，他们照旧平等相待，相好如初。但梅迪在我家当过仆人，见过玩伴怎样变成主人，所以，尽管重新认识了自己的价值，他肯定还是感到自己又一次落在了后面。

有一天，我正在家里，听到他们走了进来。梅迪在解释他和我在店里的关系，解释他从海岸跑过来的经历。

梅迪说：“我们家和他们家早就认识，他们过去叫我比利，我学过记账。我不会一直待在这里的，你知道。我要到加拿大去，证件什么的都齐了，我现在在等体检。”

比利！嗯，听上去和阿里倒有些相像。加拿大？那是我一个姐夫去的地方；梅迪过来不久，我收到一封家信，信里说全家人都为我这个姐夫的“体检”担忧。无疑，梅迪就是从这封信里捡到了加拿大这个话题。

我弄出点儿声音，让他们意识到我在家里。他们随后进了客厅，我装作什么也没有听到。

不久之后的一个下午，外面下着倾盆大雨，费迪南突然跑到店里来，浑身湿透，身上还在往下滴水。“萨林姆，你必须送我到美国留学。”

他的口气透着绝望。这个想法突然在他心里迸裂开来，显然，他觉得自己如果再不行动，就永远没有机会了。他穿过倾盆大雨，跑过积水的街道，衣服全部湿透了。这么突然，这么着急，这么高的要求，我不禁愕然。对我来说，出国留学是件稀罕事，费用不菲，根本不在我们家承受范围之内。

我问他：“我为什么要送你去美国？我为什么要在你身上花钱？”

他无言以答。别看他不顾一切的样子，也别看他在雨中跑了这么多路，他可能只是想找个话题。

难道这只是因为他简单质朴？我觉得我的火气直往上冒。这兴许同下午的大雨、闪电和异乎寻常的黑暗有关。

我又问：“你为什么觉得我有这个义务？你为我做了什么？”

我说的一点不假。自从他觉得自己会成为一个人物，他对我的态度就好像我欠了他的，就因为我表现得乐意帮忙。

他一脸茫然，平静地站在黑乎乎的店里，眼里毫无怨恨的迹象，好像对我的反应早有准备，只是亲眼看到才踏实。和我对视了一会儿，他把目光移开，我知道他要改变话题了。

他把绣着校训的湿淋淋的运动服往外扯了扯，说：“我的衬衫湿了。”见我没有回答，他扯了扯运动服别的地方：“我冒雨跑过来的。”

我仍然没有回答。他不再摆弄他的衣服，而把眼光投向积水的街道。他要是说话起错了头，想改个话题，就是这个样子：每次谈话不成功，都是以这种短句子结束，把话题扯到自己或者我正在做的事情上，这种做法让人很烦躁。现在他又故技重演，一边看着外面的雨，一边东拉西扯地说他看到的东西。他是想让我放他走。

我说：“梅迪在储藏室里。他会给你一条毛巾。你再让他给你泡点儿茶。”

但是，事情并未就此了结。对费迪南来说，没有哪件事能痛痛快快地了结。

我还是常到朋友舒芭和马赫什家去吃午饭，每周两次。他们的房子比较花哨，有点像他们自己。他们夫妇俩都很漂亮，肯定是镇上最漂亮的人。这一点谁也比不了，不过他们的穿着总是略显过头。他们房间铺着波斯和克什米尔地毯，还有旧铜器，这些是真正的漂亮东西，但他们又添加了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做工粗糙的现代莫拉达巴德铜器，机器生产出来的印度神像画匾，耀眼的三叉壁灯等等。还有一尊沉重的裸女雕像，是用玻璃雕刻的。这雕像有几分艺术气息，让人联想到女性之美，舒芭之美。夫妇俩总是这么醉心于自己的美，就好像有钱人醉心于金钱一样。

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马赫什问我：“你那位伙计怎么了？好像和其他人一样变得越来越狡猾。”

“你是说梅迪？”

“他有一天跑到我这里来。好像已经认识我很长时间的样子，那是在向那个和他一道来的非洲男孩炫耀。他说他给我带客户过来了。他说那个非洲男孩是扎贝思的儿子，也是你的好朋友。”

“我不晓得自己还有这么个好朋友。他到底想干什么？”

“见我快要生气了，梅迪就跑开了，把那孩子丢在我这里。那孩子说他想要个照相机，但我看他并不是真的要什么东西，只是没话找话。”

我说：“但愿他掏钱给你了。”

“我没照相机给他。萨林姆，生意不好做。提成，一路要给提成，到头来没钱可赚，本钱都会亏掉。”

卖照相机是马赫什想出来的点子，结果搞砸了。马赫什就是这个样子，满脑子都是些小点子，总是想搞点儿新业务，但很快又都放弃了。他听说东部要建一个狩猎公园，而我们小镇将成为它的基地，他以为旅游业很快就会复苏。其实这里的旅游业只停留在欧洲的宣传画上，不过是为首都的政府造势而已。所谓的狩猎公园已经回归自然了，其实没人当过真。这里的道路、度假村本来就很原始，现在干脆消失了。游客（他们有可能对一些廉价的照相机感兴趣）也没来，结果马赫什不得不把照相机用分段运输法运往东部。分段运输是像我们这样的人运货到各地的常用手段（有的是合法经营，有的是偷运）。

马赫什说：“这孩子说你要送他到美国或者加拿大留学。”

“有没有说我送他去学什么？”

“他说是商业管理。这样以后就可以接管他妈妈的生意，把生意做大。”

“把生意做大！进十二打剃须刀片，一片一片卖给渔民？”

“我想他是想借朋友之手让你就范。”

道理很简单：如果有人在你的朋友面前说你要帮他如何如何，你就有可能真的会这么做。

我说：“费迪南是个非洲人。”

再次遇到费迪南，我说：“我朋友马赫什说你要去美国读商业管理。你有没有告诉你妈妈啊？”

他听不出我话里的挖苦。但是换成这种说法让他有些手足无措，一时语塞。

我接着说：“费迪南，你不要到处跟人家讲一些无凭无据的事。你说，商业管理是什么意思？”

他回答：“记账、打字、速记。就是你平时做的那些事啊。”

“我可不会速记。那只是秘书课程，不能算商业管理。你也不用大老远跑到美国或者加拿大去学这东西，在这里也一样学，我想首都肯定有地方教。到了某个时候，你会发觉你想做的不止这些。”

这些话他不爱听，他的眼里充满了羞辱和愤怒。但这不能怪我，要找人算账的话，只能去找梅迪，而不是我。

他遇见我的时候，我正准备去希腊俱乐部打壁球。和过去在海岸的时候一样，我穿上帆布鞋和运动短裤，手里拿着球拍，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我走出客厅，站在走道上，意思是等他出来，我好锁门。但他仍待在客厅里，不用说，他是在等梅迪。

我走了出去，站到楼梯平台上。这里不时会停电，这天也是。火盆里有火，其他一些人也在外面生火，烟雾袅袅升起，萦绕在进口的装饰树中间：肉桂树、面包果树、鸡蛋花、凤凰树。听说这片居民区过去是不让非洲人和亚洲人进来住的，而现在这里烟幕缭绕，树木掩映，竟有几分森林村庄的味道。这些树我在海岸的时候就认识，我想海岸的这种树也是进口的。但在我心目中，它们同海岸和家乡，同另一种生活联系在一起。同样的树，在这里看起来就像是假的，这个小镇也一样。它们看起来似曾相识，但只能让我联想到我现在的处境。

后来再也没听到过费迪南说留学的事，不久，他甚至摆脱了前程远大的公立中学学生的姿态。他在进行一些新的尝试。他不再两腿交叉靠在墙上，不再绕着工作台踱步，不再把东西拿起来又放下，也不再挑起严肃的谈话。

现在他每次来，总是一副严肃而凝重的表情。他总是把头抬得高高的，行动慢悠悠的，在客厅的沙发上一落座就往下溜，有时几乎是躺在那里，一副懒散倦怠的样子。他对面前的东西视而不见。他愿意倾听，但懒得开口——这就是他想留给我的印象。我不知道他装成这样子是什么意思。后来听了梅迪的一番话，我才明白费迪南想要达到的目的。

学期中间，学校里出现了一些新面孔，来自东部的武士部落。这些人个个高大威猛。梅迪用羡慕的口气说，他们过去经常坐着轿子出行，由一群矮小人种的奴隶抬着。这些来自森林部落的高大的非洲人颇得欧洲人垂青。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有一些杂志写过他们，说他们不种地，也不做生意。他们和欧洲人一样，瞧不起其他非洲人。如今非洲已沧桑巨变，欧洲人照样赞赏他们，杂志上仍经常登载关于他们的文章和照片。事实上，欧洲人和非洲本地人都把这些非洲武士看成最高等的非洲人。

经历了诸多变故，学校里依旧弥漫着殖民时期的气息。这些新学生的出现在学校里掀起了一阵波澜。费迪南的双亲都是做生意的，他想尝试这些懒惰的森林武士的角色。在学校里他没法懒散，也装不出过去有奴隶伺候的样子，但他觉得可以拿我做练习。

不过，我知道关于那个森林王国的其他一些事情。我知道给他们当奴隶的那个部落曾反叛过，后来被血腥镇压，才给他们当了奴隶。不过非洲是个很大的地方，丛林掩盖了屠杀的声音，浑浊的河流和湖泊冲走了淋漓的鲜血。

梅迪说：“我们必须去那里，恩主。我听说那是非洲最后一块宝地。那里仍然有很多很多白人。那里仍然有很多白人，听说布琼布拉①就是个小巴黎。”

要是他对自己说的话有点儿了解，我都会为他担心。他哪里是真的想到布琼布拉去找白人做伴？他哪里知道加拿大在什么地方，是干什么的？我对他太了解了，知道他的话只是说说而已。不过这都是些什么鬼话！白人被从我们的镇上赶跑了，他们的纪念碑也被毁掉了。但在那里，在另外一个镇上，还有很多白人，有武士，有奴隶。这把那些少年武士迷住了，把梅迪迷住了，把费迪南迷住了。

我开始觉得我的世界是如此简单，如此单纯。对我、马赫什以及镇上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希腊人、意大利人来说，世界真是太简单了。我们能理解它，要不是遇到这么多障碍，我们也能征服它。我们远离自己的文明，远离干实事、造东西的人，我们造不出自己喜欢的东西，甚至不具备原始的技能，不过这都不要紧。事实上，我们接受的教育越少，心里就越安宁，就越容易追随我们所属的一种或多种文明。

对费迪南来说这不可能。他永远不能变简单。越是尝试，他越是糊涂。开始我还觉得他的脑袋空荡荡的，其实并不是。他脑袋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垃圾，乱成一团。

随着这些少年武士的到来，吹牛之风在学校蔓延开来。我发现费迪南——或是别的什么人——也在吹嘘我。也可能是我不小心说了什么。总之这个学期他们在说我很关心非洲年轻人的教育和福利。

我的店里开始有很多年轻人过来，有的是公立中学的学生，有的不是。他们有的手里拿着书，有的穿着运动校服，上面绣着校训Semper Aliquid Novi，一看就是借来的。他们都想要钱，都在我面前哭穷，说自己需要点儿钱去完成学业。胆子大些的一次又一次直接开口要，胆子小些的就在店里晃悠，直到店里的人全走光为止。个别的还会编点儿故事，无外乎自己的父亲去世了或者在遥远的地方，母亲在村子里，自己无依无靠，大志难酬这种话，和费迪南的情况半斤八两。大部分人甚至都懒得去编这些故事。

对这些愚蠢的做法，我先是吃惊，后来厌烦，再后来就开始害怕了。你骂他们一顿，让梅迪把他们撵出去，他们都不在乎。有的走了又来。他们好像都不理会我的反应，仿佛我已经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性格”，我对自己的看法根本无关紧要。这正是让我害怕的地方。他们貌似厚道，其实并不厚道，貌似单纯，其实并不单纯——追究起来，我想事情的源头是费迪南，他胡乱阐释我们的关系，他想利用我。

马赫什对非洲人有偏见，所以我那时把问题简化了，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费迪南是非洲人。”我想费迪南在自己的朋友面前，肯定也会胡乱解释我和他的关系。我现在觉得他的谎言和吹嘘已经结成一张大网，把我捆在了中间。

其他外国人可能都遇到了我这种情况。最近发生的事情证明了我们的无助。现在局势平静下来了，但我们所有人——亚洲人、希腊人，以及其他欧洲人——都沦为受害者，都在被人暗算，只是暗算的方法有所不同。我们中有的人很凶，这些非洲人对他们有所顾忌，就是暗算也会小心翼翼，总的来说对他们还算恭顺。但对其他人就没什么顾忌了：就像对我一样，直截了当地要这要那。这完全符合这片土地的传统：在这里，人向来就是猎物。你对你的猎物说不上有多少恶意。你只是设了个陷阱。一次次失败，但你的陷阱会一直等待。

我到小镇后不久，马赫什跟我说起本地非洲人：“萨林姆，你要记住，他们malin。”他故意用了一个法语词，因为用wicked、mischievous、bad-minded这些英文词都无法准确表达他的意思。这里的人malin，就好像狗追赶蜥蜴，猫追赶小鸟。他们malin，是因为他们一直都把人当成猎物。②

这些非洲人体格并不健壮，他们矮小而单薄，在广袤的森林和河流面前，显得非常弱小。但好像正是为了弥补这种弱小，他们喜欢用巴掌而不是拳头来伤害别人。他们用手掌伤人，喜欢推推搡搡，喜欢扇耳光。晚上我坐在酒吧或小舞场外面，不止一次看到原本只是一个醉鬼在推来推去，然后是一阵乱打，巴掌扇过来扇过去，最后演化成了刻意的谋杀。只要受害者受了伤，出了血，他们仿佛就不再是十足的人，行凶者就得把毁灭行动进行到底。

我无遮无拦。我没有家庭，没有国旗，也没有信仰。费迪南是不是把这种情况告诉了他的朋友？我觉得我这时候应该和费迪南谈一谈了，把事情搞清楚，要让他改变对我的想法。

如我所愿，机会不久自动送上门来。一天早上，店里来了一位衣冠楚楚的年轻人，手里拿着的像是本商业账簿。这小伙子属于胆子比较小的那种人，一直在店里晃荡，等人都走空了，才走到我跟前来。他走过来的时候，我发觉他手里拿的并不是地道的商业账簿。由于时常握攥，簿脊的中间位置已磨破磨黑了。这个年轻人显然是穿着他最好的衬衫，但我发觉这衬衫也没有我想的那样干净。他这身衣服肯定是遇到重要场合才穿，回到家就挂在钉子上，然后遇到新的重要场合又拿出来穿。衣服领子里面都成了黄黑色。

“萨林姆先生。”

我拿过账簿，他的目光转向别处，双眉紧锁。

账簿是公立中学的，从殖民时代后期传到现在，颇有些年头了。上面列着原计划建造的体育馆的捐款情况。封二印着学校的标志：盾形纹章和校训。扉页上写着校长的号召词。笔迹生硬，棱角突出。这本来是典型的欧洲书法，后来被这里有些非洲人学了去。第一个捐款的是省长，他的签名可谓大手笔，一签就是一整页。我翻看着这本登记簿，研究着官员和商贾们充满自信的签名。这些签名时间并不久远，但显得像是另一个世纪的东西。

其中一个签名引起了我特别的兴趣，签名者也是来自海岸的印度裔穆斯林，纳扎努丁经常提起他。此人对金钱和安全有一种很老派的看法，他用自己的所有钱财建造了一座宫殿。后来这个国家宣布独立，他不得不抛弃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宫殿。恢复了中央政府权威的雇佣兵曾经驻扎在里面。这座宫殿现在仍用作军营。从账簿上看，这位修宫殿的仁兄捐了一大笔钱。我还发现了纳扎努丁的签名——我有些吃惊。我都忘了他有可能出现在这里，出现在殖民地时期这些死气沉沉的姓名当中。

体育馆最后并没有建起来。人们的忠诚和对未来的信心，对身为公民的自豪感，通通付诸东流。只有账簿留了下来。有人看到它可以换钱，就顺手牵羊了。登记簿的日期显然改过，原校长的签名也被涂掉，改成惠斯曼斯神父。

我告诉面前的小伙子：“这册子我留下了，我要物归原主。是谁给你的，费迪南吗？”

他一脸无助，汗珠从皱着的额头上滚下来，他眨了眨眼睛，没让汗水流进眼里。“萨林姆先生——”

“你已经给了我，没你的事了，现在你走吧。”

他只好从命。

那天下午，费迪南来了。我预料到他会来找我，他想看我的表情，弄清楚我把登记簿怎么了。他叫我：“萨林姆？”我没有理他，就让他站在那里。不过他不会站太久的。

梅迪就在储藏室里，肯定听到他的话了。梅迪在喊：“喂……喂？”费迪南回了一声，随后就到储藏室去了。他和梅迪开始用方言聊，听上去聊得挺开心，声音很大，发出一阵阵笑声。我怒火中烧，立刻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账簿，走到储藏室。

储藏室只有一个小小的窗子，装在很高的地方，还被封住了，屋子里黑洞洞的。梅迪正站在梯子上清点靠墙那排货架上的存货。费迪南倚在靠另一面墙的货架上，在窗子正下方。我看不清他的脸。

我站在门口，举起登记簿向费迪南挥了挥，告诉他说：“你是在找麻烦。”

他问了一句：“什么麻烦？”

用的是那种死气沉沉的腔调。他并无嘲讽之意，确实是在问我的话是什么意思。不过我看不清他的脸，只看到他的眼白，好像还看到他在咧着嘴笑。这张鬼脸！这张让人想起面具的脸！我也在想：“是啊，什么麻烦？”

说起麻烦，前提是有法律法规，并且得到所有人的认同。这里却是无法无天的蛮荒之地。以前有过秩序，不过是建立在欺诈和残忍的基础上，小镇之所以落到今天的田地，原因全系于此。现在没什么法规了，有的只是官僚。这班官僚你要是不塞钱给他们，就是天大的道理都会被他们轻易推翻。我只能对费迪南说：“不要害我，孩子，因为我能把你害得更惨。”

我现在能更清楚地看到他的脸了。

我说：“你去把登记簿还给惠斯曼斯神父。要是你不去，我自己去。我还要让他赶你回家，让你永远不能回来。”

费迪南一脸茫然，仿佛遭到了突然袭击。接着，我注意到梯子上的梅迪。从眼神看，梅迪非常紧张惊恐。我发觉我犯了个错误，不该把火全发到费迪南一个人头上。

费迪南的眼睛亮了起来，眼白能看得清清楚楚。在这个可怕的时刻，他看起来就像老电影里的丑角，身体前倾，几乎要失去平衡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眼睛仍然直直地盯着我，怒容满面，不住地往地上吐唾沫。我的话深深伤害了他，他快疯了。他的双臂垂在身体两侧，看起来比平时更长。他的双手握了握，但没有攥成拳头。他的嘴张开着。我原来还以为他在笑，现在看他根本没笑。要不是光线太暗，我一开始就能看清楚。

他那样子够吓人的，我在想：“瞧这模样，他要是看到受害者的血，看着敌人被宰杀，应该就是这种表情吧。”顺着这思路往下走，我又想：“就是这种愤怒把小镇夷为平地的。”

我本可以再进一步，把愤怒催化成眼泪，但我没有这么做。我想我已经让他们认识到我是什么样的人了。我走了出去，让他们在储藏室里冷静一下。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他俩的说话声，不过声调柔和多了。

到了四点钟，商店要打烊，我大声喊梅迪。他巴不得趁这个机会出来活动，所以很爽快地答应了一声：“恩主。”然后皱着眉头，表示他对打烊这件事十分上心。

费迪南也出来了，神色平静，脚步轻盈。他叫了我一声：“萨林姆？”我回答说：“我会把登记簿还回去。”我看着他走开，沿着红色的街道走在光秃秃的凤凰树下，经过小镇集市两旁简陋的小屋。他走得慢吞吞的，身影高大而忧伤。

①非洲中东部的布隆迪共和国的首都。

② malin 为法语，兼有“恶毒”、“狡猾”、“淘气”的意思。后面三个英语单词的意思分别为“邪恶的”、“恶作剧的”、“坏心眼的”。

4

我带着登记簿去学校找惠斯曼斯神父，他不在。外间的办公室里有个比利时年轻人，告诉我说惠斯曼斯喜欢隔一段时间出去几天。去了哪里？“到丛林里，到各个村庄里去。”年轻人不知是秘书还是老师，说话口气很不耐烦。我把体育馆捐款登记簿交给他，他益发火大。

他说：“他们跑到这儿来，求着我们招他们进来。这倒好，刚一进来就偷上了。要是不看着点儿，整个学校都会让他们偷走。他们跑到这里来，恳求你照应他们的孩子，到了街上，他们照样和你推推搡搡，表示他们对你毫不在乎。”年轻人脸色不好，皮肤苍白，眼圈发黑，说话的时候不住地流汗。他接着又说：“很抱歉，你和惠斯曼斯神父谈谈会更好。要知道，我在这里很不容易，天天把蜂蜜蛋糕和鸡蛋当饭吃。”

听起来他的饮食似乎挺高级，后来我才明白他其实是说自己无以果腹。

他说：“惠斯曼斯神父这学期想让男孩们吃非洲的食物。这也没什么大关系。首都的一位非洲妇女就会烧一手好菜，她烧的对虾和贝壳特别好吃。可这里呢，全是毛虫、菠菜拌番茄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番茄酱。第一天就这样。当然，这只是给男孩们吃的，不过我一看就倒胃口。我不敢待在饭厅里看着他们嚼这些东西。现在厨房里烧的东西我全都不敢吃，我自己房间里又没有烧饭的器具，到凡·德尔·魏登旅馆去吃吧，庭院里不时飘来下水道的怪味！我得走。这里我待不下去了。惠斯曼斯神父无所谓，反正他是牧师。我又不是牧师。他往丛林里跑，我可不想往丛林里跑。”

对此我也爱莫能助。食品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问题。我自己的安排也够呛。那天中午我还是跑到印度夫妇那里去蹭饭，为了这顿饭我闻够了阿魏胶和油布的味道！

大约一周之后，我又去了学校，听说那比利时小伙子和我见面之后第三天就乘汽船走了。是惠斯曼斯神父告诉我这消息的。神父刚旅行归来，晒得黑黑的，样子很健康。他丝毫没有因那位年轻教师的离去而心烦。他说，他很高兴体育馆捐款登记簿被送回来，这登记簿是小镇历史的一部分，偷登记簿的孩子早晚有一天会明白过来的。

惠斯曼斯神父四十来岁。他穿得不像一位教士，不过他就是穿着普通的裤子和衬衫，也显得与众不同。他长着一张“娃娃脸”，我注意到欧洲人有时候是这种脸型，但在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印度人中间看不到。这种脸上，嘴唇的形状和前额的突起有些孩童的特征。这种脸型的人有可能是早产儿，或是很早的时候经历过磨难。他们有的内心同外表一样弱不禁风，有的则十分坚强。惠斯曼斯神父就很坚强。他给人的印象是不成熟、脆弱，但又坚韧顽强。

他前些天是到河上去了，拜访他熟悉的几个村庄，并带回来两件东西：一个面具和一件比较古旧的木刻。他没多讲刚离开的那位老师，也没多讲体育馆捐款登记簿，他更愿意讲他带回来的这两件东西。

这木刻不同寻常，有五英尺高，刻的是一个瘦削的人，只有四肢、躯干和脑袋，很粗拙，是用直径不超过七八英寸的木头刻出来的。对木刻我也略知一二，我们在海岸的时候也做过这种生意。我们还从精通木刻的部落请了几户人家，专门为我们干活。不过惠斯曼斯神父没理会我提供的信息，继续讲他从这件木刻上看到的东西。在我看来，这木刻像夸张而粗糙，是木刻匠人的恶作剧（我们家雇用的木刻匠人有时候会做这种事）。但是，惠斯曼斯神父知道这瘦削的人像的含义，觉得它充满了想象力，意义深远。

我静静地听他说。最后，惠斯曼斯神父笑了一下：“Semper Aliquid Novi.”他用校训开了个玩笑。他说这句话历史久远，可追溯到两千年前，是一个古罗马作家说的，意思是非洲“总有新的东西”。这话用于面具和木刻再贴切不过。每个面具、每件木刻都是为特定的宗教目的制作的，只能制作一次，所以个个都不相同。仿制品就只是仿制品，不会有原作的魔力和威力。惠斯曼斯神父对仿制品不感兴趣，他按照是否有宗教属性这个标准来搜寻面具和木刻。如果没有宗教属性，这些东西就是死的，毫无美感可言。

很奇怪，一个基督教牧师居然对非洲信仰如此感兴趣。在海岸，我们对非洲信仰不屑一顾。不过，尽管惠斯曼斯神父有着渊博的非洲宗教知识，而且不遗余力地收集这些物件，他对非洲人的其他方面却兴致索然。他似乎对这个国家的时局漠不关心。我对他这种置身事外的超然态度感到妒忌。离开的时候，我心里在想，他的非洲完全不同于我的非洲。他的非洲是丛林和大河的非洲。他的非洲是个奇妙的地方，充满了新鲜事物。

他是一位教士，半个男人。他按照宗教誓约生活，而我就不会立这样的誓约。我来拜访他的时候，是带着我这种背景的人对宗教人士特有的尊敬而来的。但现在，我觉得他不只是一位宗教人士。我觉得他是一个纯粹的人。有他在镇上，我心里感到安慰。他的态度，他的兴趣，他的知识，给这个地方增添了一些东西，使之显得不是那么蛮荒。虽然他有点儿自我陶醉，他不管那个年轻教师的精神崩溃，他说话的时候不听我插话，但这一切我根本不放在心上，我觉得这是他的宗教特质使然。我经常去找他，试图了解他的兴趣喜好。他总是喜欢说话，说话的时候眼光略略偏向一边；他还总是喜欢向我展示他新发现的东西。他到我的店里来过几次，为学校订购东西。每次都显得那样腼腆，其实那并非腼腆。我和他在一起没法轻松自如。他总是那么超脱。

神父告诉我说，镇上还有一则箴言，刻在码头大门那里的残碑上，也是拉丁文。Miscerique probat populos et foedera jungi.意思是：“各族融合，团结如一，深合他意。”这则箴言的历史也很久远，是从古罗马时期流传下来的，出自一首描写罗马帝国建立的诗歌。罗马的第一位英雄要到意大利去建立自己的城市，途中在非洲海岸登陆。当地的女王爱上了这位英雄，意大利之旅眼看就要告吹，此时关注这位英雄的诸神插手了。其中一位说罗马的主神可能不会同意他在非洲落脚，让各民族在这里融合，让罗马人和非洲人缔结条约，结成一体。在那首拉丁诗歌里，那句诗意思就是这样，但在这条箴言中，原诗句被窜改了三个词，变成了和原文相反的意思。根据这则箴言，也就是码头大门外的巨石上刻的话，在非洲落脚是没有问题的：罗马主神同意民族融合，同意各族人在非洲缔结和平相处的条约。Miscerique probat populos et foedera jungi.

我非常惊愕。为纪念和首都通航六十周年，人们居然篡改了两千年前的诗句！罗马如何了得！而这儿算是什么鬼地方？把这句话刻在非洲这条大河边的纪念碑上，肯定会给这镇子招来灾祸。难道他们就没有隐隐的担忧，如同原诗中流露的那样？果然，纪念碑刚竖起来，就被摧毁了，只留下一些铜片，和几个讽刺意味十足的词语。当地人谁也看不懂这些词语是什么意思，他们只是把纪念碑前的空地当作集市和露宿地。汽船开走前的两天，他们赶着羊，提着鸡笼，牵着猴子（和山羊、鸡一样，猴子也是杀来吃的），闹哄哄地到这里来交易。

幸亏我没有说话，因为在神父看来，这句话中并没有虚荣的成分。它帮助他认识自己在非洲的位置。他并非简单地认为自己置身于非洲丛林中的某个地方，他把自己看成渊源久远的历史的一部分。他属于欧洲。他觉得这句拉丁语说的就是他自己。镇上的欧洲人教育程度不高，在急流附近，现已沦为废墟的欧式郊区代表的东西和神父的生活格格不入。不过这都没有关系。神父对欧洲有自己的看法，对欧洲文明也有自己的看法。横亘在我们之间的就是这些看法。我和在希腊俱乐部里遇到的人之间是没有这种隔阂的。惠斯曼斯神父不像我遇到的那些人，拼命强调自己的欧洲特性，强调自己和非洲人的不同。在各个方面，他都比我们更安心。

面对非洲小镇的遭遇，惠斯曼斯神父不像他的同胞那样义愤填膺。对于纪念碑、雕塑遭到毁坏，神父也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觉得是奇耻大辱。这并不是因为他乐于宽恕，或是对非洲人的遭遇有更深一层的理解。对他而言，这个他的同胞建立起来的小镇惨遭摧毁，只是暂时的退步。但逢大势变化，重要的新事物产生，都难免发生这种事情。

他说河湾那里建成居住地是大势所趋。那里是天然的会合之处。部落会改变，权力会更迭，但人们最后总会回到那里，在那里见面，在那里做生意。如果把那里建成阿拉伯式小镇，可能会比非洲居住区富裕那么一点儿，技术上也不会先进多少。阿拉伯人身处偏远的内陆，不得不应用森林里的东西来建设这个小镇，小镇的生活和森林里的生活不会有很大差异。阿拉伯人只是给欧洲文明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惠斯曼斯神父崇敬事关欧洲殖民和河道开放的一切。他这种态度镇上人要是知道了，肯定会大吃一惊。大家都说他是热爱非洲的人，照他们的想法，神父本应唾弃过去的殖民时代才是。过去是苦涩的，但惠斯曼斯神父似乎视之为理所当然，他的目光超越了这苦涩。海关附近的修船厂早已无人问津，垃圾成堆，锈迹斑斑。他从里面淘到老旧轮船的残骸和报废机器的部件，都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东西。神父把这些东西摆在学校的院子里，仿佛它们是古代文明的遗迹。他最得意的一件东西上面有一块椭圆形的铁牌，上面刻着来自比利时塞拉林镇的制造者的姓名。

浑浊的大河奔腾不息，周遭发生着一些平淡的事件，各民族混居在一起——这一切早晚会滋生出伟大的东西。我们正处在其开始阶段。惠斯曼斯神父觉得殖民时期的遗物和非洲物品同样重要。在他眼中，真正的非洲已奄奄一息，行将就木。因此，趁非洲还没死的时候，很有必要好好了解它，并把它的物品保存起来。

他把从垂死的非洲收集来的物件通通收藏在学校的枪支储藏室里，那里以前是用来放学生军训时使用的老旧枪支的。储藏室和教室一样大小，从外面看也像间教室。不过它没有窗户，只有两扇木条大门。里面唯一的光源是一个光秃秃的灯泡，从长长的电线上垂下来。

惠斯曼斯神父给我开了门，我一进去就闻到一股热烘烘的青草、泥土和陈油脂的气味。板条搭的架子上放着一排排面具，看着这些面具我的心情很复杂。我在想：“这就是扎贝思的世界，她离开我的商店，应该就回到这种世界去了。”不过，扎贝思的世界是活生生的，而这里的世界却是死的，这就是面具给我的印象。它们平躺在一排排架子上，不是向着天空和森林，而是对着上一层架子的下面。这些面具在不止一个方面被贬低了，失去了原有的威力。

不过这种印象转瞬即逝。储藏室又暗又热，面具发出的气味越来越浓，我的敬畏感也越来越深，我越来越感觉到我们被外面的世界包围着。这就像夜里在大河上的感觉。丛林里精灵出没，祖先的阴魂在丛林上方俯视着，庇护着。在这间屋子里，这些死气沉沉的面具所代表的阴魂，它们拥有的魔力，以及那些质朴的人们对宗教的敬畏，似乎全都集结起来了。

面具和木刻看起来年代都很久远，说它们属于什么时代都有可能。可能是一百年前，也可能是一千年前。好在惠斯曼斯神父逐一记录了它们的时间，从他的记录看，它们存世时间都还不长。我边看边想：“这个面具是一九四○年的，就是我出生那年。”“这个是一九六三年的，就是我刚来这里的时候。说不定是在我和马赫什、舒芭夫妇一起吃饭的时候造出来的。”

如此古老，又如此年轻。惠斯曼斯神父对于他的文明，对于未来，抱有一种很宏大的看法。他认为自己站在这一切的终点，觉得自己是最后一个也是最幸运的一个见证人。

5

我们中大部分人只知道大河、毁坏的公路和它们两边的东西。此外的一切均属未知，我们只能为之惊诧。我们很少偏离常规的路线，其实我们出门的次数都不多。好像我们到这里来已经跑得太远，没有心思再动了。我们只是守着自己熟悉的东西：公寓、商店、俱乐部、酒吧、日落时的河畔。有些周末，我们也到河马岛上去玩。河马岛位于急流上游。不过，岛上荒无人烟，只有河马，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见到了七只，现在只剩下三只了。

至于隐蔽的村庄，我们只能从到镇上来的村民身上了解一二。他们已经与外界隔绝多年，缺衣少食，每次出现的时候都形容枯槁，衣裳破烂，能再次自由出行他们似乎都很高兴。我经常从商店里看着他们在广场的商铺前闲逛，盯着各式布匹和成衣，或者漫步到食品摊前，看着一堆一堆放在小块报纸上的油乎乎的煎飞蚁（论勺卖，价格不菲）。还有橙色的毛虫，眼睛外突，身上长着毛，在瓷盆里蠕动着。还有白白胖胖的蛴螬，装在小纸袋里，一个袋子放五六条，用潮湿松软的泥土养着。这些蛴螬富含脂肪，身体吸收能力强，没什么味道，沾甜的能吃出甜味，沾辣的能吃出辣味。这些都是森林食品，不过现在村庄里已经找不到了（蛴螬生长在一种棕榈树的树心），大家也不想跑到森林深处去找。

村民们本来只是到镇上来逛逛，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镇上露宿。一到晚上，街道上、广场上到处都有做饭的。商店雨篷下的人行道是睡觉的地方。在这里睡觉的人还搭起了象征性的围墙：用石头或者砖块支撑着纸盒子，构成矮墙；或者在地上插上棍子，用石头围住棍子，保持棍子直立，然后在棍子之间拉绳子，形成小拳击台的样子。

小镇的人气又旺了起来，不再像原来那样荒凉。人们从四面八方的村庄里赶来，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挡他们。接着，从镇外茫茫一片的未知之中，传来了战争的消息。

还是那场战争，我们至今没有从中完全恢复过来。它是一场半部落性质的战争，在独立运动中爆发。战争让小镇受到重创，成了空城。我们都觉得这场战争已经打完了，该了结的都了结了，战争的狂热也化作乌有了。没有任何迹象让我们想到别的结局。连本地非洲人也开始觉得那是个疯狂的时期。说疯狂是实至名归。从马赫什和舒芭那里，我听说了很多关于那个时期的可怕故事。听说这里接连几个月都有士兵、叛兵和雇佣兵在肆意杀戮；人们被捆成让人难以接受的形状，在街上被活活打死，一边挨打，一边被迫唱一些歌。从村子里来的人对这种恐怖毫无准备。而现在，这可怕的情形又要重演了！

独立时期，我们这一带的人因为愤怒和恐惧而失去理智——殖民时代郁积了太多愤怒，部落之间潜伏的各种恐惧也被唤醒。这一带的人不仅受到欧洲人、阿拉伯人的虐待，也受到其他非洲人的压迫。独立运动开始后，他们不愿接受首都的新政府统治，于是掀起了这场起义。起义是完全自发的，没有领袖，也没有宣言。要是这场反抗更理智一些，不是为了反抗而反抗，这一带的人本可以建成新的国家，把河湾的小镇收归自己名下，成为新国家的首都。但他们过于憎恨入侵者，因为入侵者在这个小镇上统治，从小镇上发号施令，统治其他地方，所以他们连带着憎恨起小镇。他们宁可把它毁掉，也不想自己接管。

毁了小镇，他们又感到难受。他们盼着这里重现繁华。现在小镇露出了一点生机，他们却又害怕起来。

这些人好像不知道自己的想法。他们遭受的苦难太多了；他们给自己带来了太多苦难。他们从村子里出来到镇上游荡的时候，一个个都显得那么疲弱和癫狂。到了镇上，他们看上去非常需要小镇的食品和安宁，但一回到村里，他们就想把小镇重新推倒！多么可怕的愤怒！就像森林里的暗火，潜入地下，沿着被烧掉的树木的根系暗暗地燃烧，然后突然从一片光秃秃的焦土中冒出来。在废墟和贫乏当中，毁灭的欲望又燃烧起来了。

这场战争我们都以为已经远去，突然之间又冒了出来，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不时听说我们熟悉的路边发生了伏击事件，听说村庄被攻击，听说部落头人和官员被杀。

这时马赫什说的一席话让我印象深刻。他的衣着打扮总是那么一丝不苟，他总是那么养尊处优，为他可爱的妻子着迷不已，真是没想到他会说出这番话来。

马赫什告诉我：“你能怎么办？你生活在这里，你还问这个问题？别人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呗。只能继续下去。”

小镇上有军队驻扎进来了。这些军人来自于一个武士部落。他们原来伺候这一带的阿拉伯人，帮他们找奴隶。后来经过几次血腥叛乱，转投殖民政府门下当兵。所以，小镇的治安管理仍旧照搬原来的套路。

不过现在不需要奴隶了，而且在殖民时代结束后，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枪支，每个部落都可能成为武士部落。所以这支军队行事谨慎。街上有时会出现一卡车一卡车的士兵，但这些士兵都不露出自己的武器。他们有时也在营房附近练练步伐。他们的营房也就是我那老乡建的宫殿，楼上楼下的走道被隔成几块，晾着女人的衣服（军人制服的洗涤被一个希腊人承包了）。仅此而已。这些军人都不张扬，也不敢张扬。他们周围都是过去的敌人，是他们原来猎捕的对象。他们定期领军饷，日子过得还不错，不过军备很短缺。这个国家刚换总统，新总统是军人出身。他用这种方式辖制国家，控制桀骜不驯的军人。

就这样，镇上的人们勉强相安无事。这些军人待遇不错，而且已经被驯化，和他们做做生意还是挺不错的。士兵们也舍得花钱，他们买家具，也喜欢地毯——这是跟阿拉伯人学的。不过现在镇上的平衡局面受到威胁了。军队真的要去打仗。把现代武器交给这些人，下命令让他们去杀人，他们会不会像各自为政的独立运动时期一样，变得如同他们猎捕奴隶的祖先，成群结队地四处烧杀抢掠？谁都不知道。

千万不要这样。我在这场战争中是中立的，两方我都怕。我不想看到军队失控的局面。我也不想小镇毁在本地人手里，尽管我对他们抱有同情。我不希望任何一方赢，只希望回到过去的平衡局面。

有天晚上，我预感战争近了。半夜醒来，我听到了远处的卡车声。可能是任何一方的卡车，甚至有可能是道莱特的运货车，从遥远的东海岸过来。我在想：“这是战争的声音。”听着机器发出的不间断的、刺耳的声音，我想到了枪。我在想这些枪会被用来对付疯狂的、食不果腹的村民——他们的衣服已经破得不成样子，黑乎乎的，和灰烬一个颜色。不过这都是半夜惊醒时的焦虑。过了一会儿，我又睡着了。

早上梅迪送咖啡来的时候说：“士兵们跑回去了。他们往大桥方向走。一到桥上，他们的枪就开始弯曲。”

“梅迪！”

“我正在跟你讲呢，恩主。”

糟了。部队要是真撤退就糟了。我不希望这支部队撤退。如果不是真的，那也够糟糕的。梅迪说的传闻是从本地人那里听来的。他说部队的枪变弯了，这就意味着反抗者——也就是那些衣衫褴褛的人——听信谣传，认为自己有森林和大河上各种阴魂护佑，刀枪不入。也就是说，只要有人振臂一呼，镇上的人立刻就会揭竿而起。

够糟的，不过我也没什么办法。商店的存货——根本没办法保护。我还有其他什么值钱的东西？还有两三公斤黄金，是我在各次小交易中挣下的。还有我的证件——出生证、英国护照等等。还有照相机，我以前给费迪南看过，后来再也不用它来吸引人了。所有这些东西我都放进一口木箱子里。我还把父亲托梅迪带来的圣地贴画放了进去。另外我也让梅迪把他的护照和钱放进箱子。梅迪恢复了在我们家做奴隶时的样子，慌慌张张，在这种节骨眼上还为了面子处处跟我学。看我把东西放到箱子里，他也照做，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往里塞，我不得不叫他停手。我们在院子里挖了个坑，把箱子埋了下去。那个坑就在楼梯下面，红土中没有石头，很好挖。

其时天色尚早。我们的后院荒凉乏味：早晨的阳光洒下来，院子里飘着邻居家的鸡的气味，地上是红色的尘土和死去的叶子，晨光中，树影斜斜地横在地上。这些树我在海岸的时候就很熟悉。一切都这么平淡无奇，我在想：“这样做真蠢！”过了一会儿，我又想：“我不该这样做！梅迪现在知道我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在那口箱子里。我现在只能听他摆布了。”

我们离开家，到商店开门营业。我得继续下去。早上第一个钟头，我们做成了一笔小生意。但紧接着，集市广场的人都走了，小镇陷入沉寂。阳光耀眼而炽烈，我盯着不断缩短的树影，以及广场周围的商铺和房屋。

我想我有时能听到急流的声音。那是河湾处永远不息的声音，若是平时，这里根本听不到。现在，那声音随风飘来，忽有忽无。中午，我们关门去吃饭，我开着车穿过街道，四处一片寂静，只有强烈的阳光下金光点点的河流还有一点儿生气。河上没有独木舟，只有一堆一堆的水葫芦，从南部漂过来，又向西部漂去。水葫芦的花茎粗粗的，宛若桅杆。

那天中午，我在那对亚洲夫妇家中吃饭。他们原来是做运输生意的，独立运动爆发后，生意立刻停了，家里其他人全部离开了。我和这对夫妇每周一起吃两次饭，但一直以来，他们家毫无变化。这对夫妇几乎从来没什么新消息，我们之间也仍然没多少话可说。他们的房子简陋得像农舍，坐在走道上看，院子里仍旧停放着运输公司留下的那些日益发霉生锈的汽车。这要是我自己的生意，我会觉得这幅场景有碍心情。不过老夫妇俩好像并不介意，也不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很多。他们好像觉得把日子挨过去就够了。和我们家上一辈的人一样，他们觉得自己完成了宗教和家庭规定的传统义务，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够了，圆满了。

过去在海岸的时候，每当在我们群体中看到像他们这样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的人，我就会感到悲哀。我总想让他们觉醒，让他们意识到危险的存在。但现在能和这对安详的老人待在一起，我感到心情十分平和。在这样的一天，如果能一直待在这里多好啊。真希望能回到童年，生活在睿智的长者的庇护之下，相信他们所相信的一切！

日子顺当的时候，谁会需要哲学和信仰？日子顺当的时候，每个人都能应付。只有在不顺当的时候，我们才需要借助外力。说到借助外力，非洲人是最擅长的。非洲人掀起了这场战争，他们会因战争吃尽苦头，他们面临的苦难无人能比。但他们能够应付。不管穿得多么破烂，他们都有自己的部落和村庄，这是完全属于他们的世界。他们至少可以逃回他们隐秘的世界，消失在其中，以前他们就这样干过。即便他们遭到巨大的不幸，在临死的时候，他们心里还是踏实的，因为他们知道祖先在上面看着，祖先赞许他们所做的一切。

但费迪南做不到。他血缘混杂，和我一样，在这个镇上也是个陌生人。下午，他来到我的公寓，看上去非常疯狂，几近歇斯底里，充满了非洲人对陌生的非洲人的恐惧。

学校已经停课，目的是保证师生安全。费迪南觉得学校很不安全，他认为镇上一旦发生叛乱，头一个攻打的就是学校。他摆脱了原先装出的种种角色和姿态。他原来一直大模大样地穿着运动校服，显示自己是非洲的新一代，现在觉得这衣服危险，会彰显出他的与众不同，于是给扔掉了；下身的白短裤也换成了卡其布长裤。他语无伦次地说要回南部，回到他父亲那边去。不过这是不可能的——他也知道这不可能。不要说去南部，就是沿着大河送他回他母亲的村里都不可能。

这孩子已经老大不小，可以说是个大人了，这时竟然抽抽搭搭：“我又没想到这里来。我谁都不认识。是我妈妈要我来的。我没想到这镇上来，也没想来上学。她为什么要送我来读书啊？”

这种时候，我和梅迪都觉得安慰别人本身就是一种安慰。我们决定让费迪南住进梅迪的房间。我们给他收拾了一些铺盖出来。见我们这么关心他，他平静下来。天还没黑，我们就早早吃了饭。吃饭的时候费迪南一言不发。回各自房间后，他和梅迪聊了起来。

我听见梅迪在说：“他们到了桥上，所有卡车都停住了，他们的枪也弯了。”

梅迪嗓门很高，声音很兴奋。他早上告诉我的时候可不是这种声音。现在他的腔调和本地非洲人一样，他就是从他们那里得到这个消息的。

到了早上，商店外面的集市广场毫无生气。小镇仍然空空荡荡。流浪的，露宿的，似乎全都躲起来了。

中午我到马赫什和舒芭家吃饭，发现他们的高级地毯不见了，同时消失的还有上好的玻璃器皿和银器，以及水晶玻璃的裸女塑像。舒芭看上去很紧张，特别是眼睛周围。马赫什更紧张，最让他感到紧张的是舒芭。我们吃饭的时候，情绪一直随着舒芭的情绪起伏。今天她好像要为她准备的饭菜而惩罚我们。我们吃了好长时间都没有说话。舒芭用疲惫的眼神低头看着桌子，马赫什则不断地看向她。

舒芭最后终于开口了：“我这一周本应在家。我父亲病了。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萨林姆？我应该和他在一起，而且今天是他生日。”

马赫什的目光在桌子上方飘来飘去。他又说了那段我曾觉得很聪明的话，不过效果大打折扣：“我们应该继续下去。一切都会好的。新总统又不是傻瓜，他不会像前任那样，躲在家里什么都不管。”

舒芭插话了：“继续下去？继续下去？我一直就是这样过的。我一辈子都是这样过的。我在这些非洲人中间就是这样过的。萨林姆，你说这能叫日子吗？”

她看着盘子，并没有抬眼看我。我也没开口。

舒芭又说了：“萨林姆，我这辈子都荒废了。你想象不出我这辈子是怎么荒废掉的。你不知道我待在这里多么担惊受怕。你不知道我听说你来的时候有多恐惧，你不知道我一听说镇上来了陌生人有多害怕。你知道，我不得不害怕所有人。”她的眼睛抽搐了一下。她停住不吃了，用指尖按住颧骨，好像要把神经的疼痛挤压走。“我是富足人家出来的，我们家挺富裕。这你也知道。家里人给我安排好了一切，可我遇到了马赫什。他那时开了一家摩托车店。当时发生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我和他刚认识就上床了。你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家庭，是什么样的风俗，所以我想你也知道我做出这种事有多糟糕！不过糟糕的还不止这些。自从这件事以后，我们就不想和任何人交往。这也是我命苦！你怎么不吃啊，萨林姆？吃啊，吃啊，我们还要继续下去呢。”

马赫什的嘴唇紧张地闭起来，看上去有点儿傻。听到责怪的话中含有表扬的意思，两眼又开始熠熠发亮。他和舒芭已经共同生活快十年了。

“我的家人把马赫什毒打了一顿。不过这更坚定了我的决心。我的哥哥弟弟扬言要泼硫酸毁我的容貌。他们可是说到做到的。他们还扬言要杀马赫什。所以我们躲这儿来了。我每天都在防着我的兄弟们来。到现在还是。我在等待他们。你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家，有些事是开不得玩笑的。后来，萨林姆，我们住在这里的时候，发生了更糟糕的事情。马赫什说我天天防着兄弟们其实很傻。他说：‘你的哥哥弟弟不会自己大老远跑这儿来。他们会派别人。’”

马赫什插了一句：“我那是开玩笑。”

“不，那不是开玩笑。是真的。天知道他们会派什么人过来，任何人都有可能。不一定非得是亚洲人。有可能是比利时人、希腊人，或者其他欧洲人。也可能是非洲人。我怎么搞得清？”

吃饭的时候就舒芭一个人在说，马赫什没有打断她，似乎他以前应付过这种局面。饭后，我们一起进城，马赫什说他不想把车开过去，于是上了我的车。刚离开舒芭，他的紧张就一扫而空。舒芭说了这么多他们之间的事，可他一点儿没有感到难堪，也没作评论。

我们沿着尘土飞扬的街道往前行驶，马赫什开口了：“舒芭夸张了。事情没有她想的那么糟。新总统可不是傻瓜。汽船今天早晨还开过来了，里面都是白人。你不知道？你要是到凡·德尔·魏登旅馆那里，就会看到一些白人。新总统出身不好，好像是女仆生的。不过他会把局面收拾起来的！他会利用眼下的机会，好好修理修理这个国家，让大家该做什么做什么。去凡·德尔·魏登看看，你就会知道独立后是什么情形了。”

马赫什说得没错。汽船确实开过来了，车子驶过码头时我向那边瞧了一眼，果然看到船停在那里。船来的时候并没有鸣笛，我也没有注意，所以根本不知道它开来了。这艘汽船甲板低，平底，几乎被海关的小屋挡住，只有船尾的船舱上层的顶盖露在外面。我把车停在马赫什的商店外，正对着凡·德尔·魏登。我看到一些军车，还有一些被临时征用的民用卡车和出租车。

马赫什说：“非洲人记性不好，这是好事。你去看看是谁来阻止他们自杀。”

凡·德尔·魏登是一幢现代化的楼房，高四层，水泥结构，线条笔直，是在独立之前的经济繁荣时期建起来的。尽管历经沧桑，仍勉强维持着现代旅馆的模样。沿人行道装了很多扇玻璃门，接待大厅铺着嵌花地板。里面有电梯，不过时常出故障。接待处仍放着独立前的航班广告，还有一个“客满”的牌子，从来没有撤走过，但事实上这家旅馆已经有些年没有客满过了。

我原以为大厅里会有很多人，熙熙攘攘，吵吵闹闹。可进去一看，发觉比平时还冷清，甚至可以说是悄无声息。不过旅馆还是有客人的：在贴花地板上放着二三十只箱子，都贴着一样的蓝色标签，上面写着“黑兹尔旅行社”。电梯今天坏了，只有一个服务员在值班。那是个矮小的老人，穿着殖民时代仆役的服装：卡其布短裤，短袖衬衫，外面罩着宽大而粗糙的围裙。老人沿着电梯旁的水磨石楼梯独自一人把箱子一个个往上搬。他的顶头上司是个腆着啤酒肚的非洲人。那人好像是河下游的人，平时总是站在接待处后面，什么也不干，只是拿根牙签剔牙，对谁都很粗鲁。不过今天他却站在箱子旁边，做出忙碌而又严肃的样子。

新来的客人有几个坐在院子里的露天酒吧里。院子里有几株绿色棕榈树和藤蔓植物，栽在水泥盆子里。水磨石地板从四面向中间倾斜，正中是栅栏状的地漏，那里总是发出一股下水道的气味，一下雨更是难闻。现在气味还不算太糟：空气干燥而闷热，阳光投射到一面墙上，形成三角形的一块亮斑——白人们就坐在这样的环境里，吃着旅馆的三明治，喝着淡啤。

这群人穿着平民服装，不过他们走到哪里都会显眼。平常酒吧的顾客中总有一些看上去没什么力气的人，而且年龄参差不齐。而这些白人个个体魄强健，里面也有几个灰白头发的，不过看起来不超过四十岁，说他们是运动员也有人信。这些人分成截然不同的两拨，其中一拨看上去粗野一些，有些吵闹，有几个穿着鲜艳的衣服。还有两三个年轻人假装喝醉了，正在插科打诨，逗大家发笑。另外一拨人严肃一些，脸上修得很光净，看上去受过更好的教育，比较注意自己的形象。乍一看，两拨人好像是碰巧在酒吧遇上了，彼此毫不相干，但仔细一看，你会发现他们都蹬着一模一样的沉重的黄褐色马靴。

凡·德尔·魏登旅馆的服务员平时总是没精打采的。年长一些的坐在板凳上什么也不干，只等着人家来给小费。他们大多长着一张瘪瘪的苦瓜脸，穿着短裤，围着宽大的围裙，就像跟班的穿的制服。有时候没事做，他们就把手缩到围裙下，看起来就像是在理发的人。年轻一些的是独立后长大的年轻人，穿着自己的衣服，在柜台后面叽叽喳喳地聊天，好像自己是客人一样。不过现在这些服务员都很警觉，都在忙乎。

我要了一杯咖啡，很快就上来了，速度之快简直是破天荒！给我上咖啡的是个身材矮小的老人。我不止一次想过，在殖民时期，这家旅馆挑服务员是不是看谁更瘦小，更好摆弄。怪不得此地过去出了那么多奴隶：选来做奴隶的人体格都很差，除了生育下一代的能力，其他各方面都只能算半个人。

咖啡上得很快，还有装在不锈钢壶里的牛奶，是奶粉冲的，量很少，而且好像不新鲜。我把牛奶壶举了起来，还没张口老服务员就看见了，吓得面如土色。见他吓成这样，我只好把壶放下来，无奈地啜饮着苦涩的清咖啡。

酒吧里的人来者不善。他们——或者他们的同伴——可能已经展开行动了。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寻常角色，知道我是来看他们长什么样子的，也知道服务员害怕他们。今天早晨，旅馆的服务员还在说森林里的人如何如何刀枪不入。别看这些服务员身材矮小，一旦小镇上掀起叛乱，他们指不定会用那瘦小的手干出什么事来！这还没多久，他们就沦落到这么可怜的地步了。我们该为此感到庆幸，但同时又有些同情他们。这就是这个地方给你的印象：你永远不会知道应该怎样去思考，怎样去感受。要么感到恐惧，要么感到羞耻，别无其他。

我回到商店。日子还得继续下去，这样还能打发时光。凤凰树长出了新叶，毛茸茸的，嫩绿嫩绿的。日头在移动，人影树影斜斜地横过红色的街道。换成别的日子，一到这时候我就会想着回家喝茶，或者到希腊俱乐部打壁球，然后找家简陋的酒吧去喝冷饮，坐在金属桌子边上，看着黄昏的光线慢慢暗下去。

快四点的时候，商店正要打烊，梅迪突然跑来了：“白人今天早晨来了。有的去了军营，有的去了水电。”他说的水电是指水力发电厂，离小镇有几英里路，在我们的上游。“他们到军营后，头一件事就是把岩义上校给毙了。是总统下令让枪毙的。他可是说到做到，这个新总统！岩义上校正跑出来迎接他们呢,他们没等他开口，就一枪给毙了，当着男女老少的面给毙了！还有依颜达中士，他还在我们这儿买过一卷苹果花纹的窗帘布呢，也让他们给毙了，还有其他几个当兵的。”

这个依颜达我还记得。总是穿着一身浆得笔挺的制服，脸四四方方的，小眼睛，总是笑眯眯的，眼神挺狡诈。我还记得他当时用手掌摩挲着印着大红苹果花纹的布，记得他掏出一卷票子付账的样子，别看他神气活现地掏钱，其实那东西不值几块钱。窗帘布！听说他被处决，当地人肯定都很开心。这并不是因为依颜达是坏人，怪就怪他来自猎捕奴隶的部落，就好像军队里其他人一样，比如他的上校。

总统把恐惧带到了镇上，带到了这个地区。他明着是吓唬军队，暗里是吓唬本地老百姓，在杀鸡给猴看呢。处决军人的消息会不胫而走，老百姓会更加困惑，更加紧张。他们会跟我一样，第一次觉得独立后首都还是有管事的人，感觉到人人有份的独立已经到头了。

我能从梅迪身上看到变化。他不断带回糟糕的消息。但他比早上要平静一些，也让费迪南平静了些。下午晚些时候，我们开始听到枪声。要在早晨，大家肯定都慌作一团。可现在我们竟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枪声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远不及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雷声响亮。不过，这陌生的声音让镇上的狗惊惶不安，它们此起彼伏地叫起来，有时把枪声都盖住了。出门来到楼梯平台上，只看到黄昏的阳光、树和炊烟。

日落后四周一片漆黑。停电了。可能是机器坏了，可能是线路被人故意掐了，也可能是发电站被叛军占领了。但现在没有电也不是坏事，说明至少今天晚上不会发生暴乱。这里的人不喜欢天黑，有的人甚至要在屋子里点着灯才能入睡。不过我、梅迪和费迪南都不相信发电站被叛军占领了。我们信任总统派来的白人。早晨我们还看不清局势，现在一切都清楚了。

我坐在客厅里，就着油灯看旧杂志。梅迪和费迪南在他们的房间里说话。他们的声音和白天或者有电时不一样。两人的嗓音都压得低低的，带着沉思的意味，沉稳老成，像是两个老人在谈话。我来到走道上，发现他们的门是开着的，梅迪穿着背心和衬裤坐在床上，费迪南也穿着背心和衬裤，躺在地铺上，一只脚翘得高高的，抵在墙上。在油灯摇曳的灯光下，他们看起来像是躺在某间窝棚里面。两个人悠闲地聊着，慢声细语，不时停顿或沉默，同他们的姿势十分相配。这些天来，他们头一次这么放松。他们觉得危险离自己很远，所以竟聊起危险、战争和军队这些事了。

梅迪说他早上看到白人了。

费迪南回答说：“南部有许多白人，那里的打仗才叫打仗呢。”

“今天早晨你真该见识一下。他们直接冲到营房，拿枪指着所有人。我从来没见过当兵的这样。”

费迪南说：“我第一次见到当兵的那会儿还很小。那时欧洲人刚走，我住在妈妈的村里，还没有去我父亲那里。这些当兵的跑到村里来，也没个领头的，什么坏事都敢干。”

“他们有枪吗？”

“那还用说？当然有了。他们四处搜白人，搜到了就杀。他们说我们把白人给藏起来了，但我看他们纯粹是找麻烦。后来我妈妈走过去和他们说了几句话，他们就走了。只带走了几个妇女。”

“你妈妈和他们说什么了？”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看她把这些人吓住了。我妈妈会魔法。”

梅迪说：“我们海岸那边有个人，和你说的有些像。那人好像是从这一带过去的，他让人对阿拉伯人动手，见阿拉伯人就杀，从集市上杀起。我当时就在现场。你真该见识一下，费迪南。那些胳膊和大腿扔得满街都是。”

“他干吗要杀阿拉伯人？”

“他说他是在执行非洲之神的命令。”

这话梅迪倒没和我说过。或许他觉得这并不重要，或许他是给吓坏了。不过他并没有忘记。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我想费迪南可能在思考他刚听到的话。他们再次开口时把话题扯开了。

枪声继续传来。不过还是在远处。是总统派来的白人在开枪，好像是在承诺秩序和稳定。很奇怪，枪声竟让人感到安慰，让人有一种深夜听雨的感觉。一切外部未知世界的威胁都被遏制住了。焦虑散尽，坐在客厅里，看着油灯的灯影摇曳，电灯光永远造不出那种阴影来。费迪南和梅迪用闲适而又老成的声音聊着天，把自己的小屋变成了温暖的小窝。这样的情景，确实让人感到慰藉。感觉像被送到了隐蔽的森林村庄，送到沉沉夜色下的小屋，隐蔽而又安全——外界的一切像被一条施了魔法的线挡在外边。和印度老夫妇在一起吃午饭的时候我就想过，现在我又开始想，要是这一切是真的该多好啊。真希望一觉醒来，世界缩回到了我们熟悉而放心的小天地！

第二天一早，战斗机开过来了。听到声音，刚想出去看，它已经冲到头顶上方了，飞得很低，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让你感觉无法把持自己的身体，所有的感官似乎都关闭了。有架喷气式战斗机飞得低低的，你能看清楚机身下面是一个银色的三角形，这是杀人的东西。过了一会儿，它飞走了，很快就远得几乎看不见了。阳光越来越烈，把远去的飞机照得雪亮。后来战斗机又回来了几次，其中一架就像一只凶狠的大鸟，盘旋在天空中，不肯轻易离开。接着，它又飞到丛林上方，最后终于爬升到高处，远远地投下炸弹，炸弹当即在丛林里炸开，声音一如我们熟悉的雷声。

一周内，战斗机来了好几次，是同一架。每次都低低地飞到小镇上方，然后飞到丛林上方，随机扔下一些炸弹。不过战争第一天就打完了，而军队一个月后才从丛林回来，整整过了两个月，凡·德尔·魏登旅馆的新客人才陆续离开。

一开始，也就是白人到来之前，我还认为自己是中立的。我不希望任何一方赢，军队或者叛军。实际的结果却是两败俱伤。

来自那个著名的武士部落的士兵有很多被杀。后来，更多士兵丢掉枪支，丢掉浆得笔挺的军装，抛弃了他们花了不少钱装修的营房。总统在遥远的首都重组了军队。镇上的军人来自不同的部落或地区，成分比以前复杂多了。武士部落的人手无寸铁地被丢到镇上。营房那一带的景象让人毛骨悚然，有女人在通往森林的路上哭，一会儿捧起自己的大肚子，一会儿又放手让它重重地垂下来。一个鼎鼎大名的部落，就这样落入过去的猎物之手：好像是大自然在冥冥之中把森林里的古老法则颠倒了。

那些面黄肌瘦的叛乱者不久又在镇上出现了，看起来比原来更饥饿，更落魄，黑乎乎的破衣服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就在几个星期前，这伙人还觉得自己有神力相助，以为敌人的枪管会弯掉，打出来的子弹都会掉到水里。他们一个个面容憔悴，脸上带着怨恨，有一阵子他们独来独往，好像有些癫狂。他们曾想毁灭这个小镇，但又需要它。正如马赫什所说，人们把他们从自杀边缘拽了回来。他们意识到有人在远方掌控着这里的一切，于是恢复了以往的顺服。

从抵达镇上的头一天到现在，我第一次发现凡·德尔·魏登旅馆出现了一些生机。汽船不仅给总统的白人士兵送来物资补给，也带来了很多女人。这些女人是河下游的，一个个体态丰满，浓妆艳抹。我们这里划独木舟的、扛货的女人往她们身边一站，简直就是皮包骨的小孩。

后来我们终于获准开车到大坝和水电站去。那里临近两军交战的地方。水电站的设备毫无损坏，不过一家开张不久的夜总会已经不在了。夜总会老板原来是南部葡萄牙占领区的人，为了躲避征兵，逃到我们这里来，开了这家夜总会。这儿环境非常优美，夜总会坐落在悬崖上，前面的大河一览无余。这里是我们刚刚开始习惯的好去处：周围的树上总是挂着五颜六色的小灯泡，我们悠闲地坐在这里，一边喝着低度葡萄牙白葡萄酒，一边欣赏着大峡谷和打着灯光的大坝，简直是种奢侈的享受，让我们感觉自己很有品位。不过打仗的时候，叛军占领了夜总会，将它洗劫一空。夜总会的主要建筑十分朴素，没什么特别的：水泥墙围在四周，舞池是露天的，边上有个酒吧间。那四堵墙仍在，但很多地方有火燎的痕迹，可见他们曾想连这水泥墙一起烧了。所有装置都被毁坏了。叛军的怒火好像是冲着一切不属于非洲森林的东西，如金属、机械、电线等等。

其他地方也能看到这种愤怒的印记。前一次战争结束后，联合国某机构曾把水电站和大坝上面的堤道修好，离大坝有段距离的地方竖立了一座金字塔形石碑，碑上有块铭牌，记载着联合国修坝一事。铭牌好像被用沉重的金属物件砸得走了形，上面的字母也被人一个个锉掉了。堤道一端本来有些铸铁的路灯柱子，都是从欧洲运来的，竖在这里作为装饰。代表新势力的地方装一些老式路灯，主意不错。可惜这些柱子也被砸得面目全非。灯柱都是十九世纪的巴黎工匠制造的，上面还刻着他们的姓名，这些姓名也无一幸免——凡是有字的地方都被人锉掉了。

让人忘不掉的是这种愤怒——那些头脑简单的人见着金属的东西就想用自己的手毁掉！刚刚停火没几周，随着村里的人又跑回到镇上，饥肠辘辘，四处觅食，这些事已经显得非常遥远，难以想象了！

恢复和平后没几天，惠斯曼斯神父再次出游，结果被人杀害。他的死本来不会有人知道，凶手随便把他埋到丛林里的某个地方就行了，谁也不会找到。不过杀害他的人故意要把事情抖出来。他们把遗体放入独木舟，独木舟沿着大河漂游，最后被水葫芦缠住，停在了河岸边。尸体上面满是残害的痕迹，头颅被人砍断，还钉上了钉子。大家一切从简，很快把遗体掩埋了。

太可怕了。他这一死，让人觉得他的生命被白白浪费了。那么渊博的学识就这样随他入土了。对我来说，可贵的不只是他的知识，还有他的人生态度，他对非洲的热爱，他对森林信仰的感情。他一死，我觉得整个世界也死了一小块。

我敬佩神父的纯洁，但现在我不禁怀疑这纯洁到头来究竟有没有价值。面对如此可怖的死亡，我们怎能不去怀疑一切呢？不过我们终归是人，不管周围有多少死亡，我们总还是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不能带着怀疑的心态长久生活下去。所以，这一阵怀疑的情绪过去之后，我开始感觉到神父的一辈子过得比我们大部分人都好——在内心深处，他是个热爱生活的人，这一点我从不怀疑。神父对自己的文明的看法让他过着一种独特的全心投入的生活，激发他去寻找，去探索。我们看到的只有丛林，而他却发现了人性的丰富饱满。不过，他对自己的文明的看法和他的虚荣相似。他过分沉迷于研究大河边各民族的融合，为此付出了代价。

神父是怎么死的，没有什么像样的说法。但他的尸体放在独木舟里，在河道上漂流，肯定被很多人看到了。公立中学里人们议论纷纷。虽然镇上大多数人对神父知之甚少，但大家都知道他热爱非洲。学校的男孩们有的感到难堪和羞耻，有的却火药味十足。费迪南属于后者。他已经从前一阵的惊吓中恢复过来，也不再想着回母亲的村庄了。他对神父之死的态度我一点儿也不奇怪。

费迪南说：“博物馆是欧洲人的玩意儿。那和非洲之神犯冲。我们各家的屋子里都有这些面具，我们都知道那是做什么用的。我们不必到惠斯曼斯的博物馆去。”

“非洲之神”——这话是梅迪说的，而梅迪是从海岸那边反抗阿拉伯人的暴动的领袖那里听来的。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是那个从水电站传来枪声的夜晚，那晚我们感到自己平安了。不过这个说法暴露出费迪南内心的一些东西。住在我家的那些天，费迪南经历了一场危机。自此之后，他进入了一个新的角色。这个角色很适合他，而且更合理。他不再想扮成某个特殊种类的非洲人。他就是个非洲人，愿意认同自己性格的各个方面。

这种新角色并没有让他感到轻松些。他不再像以前一样有礼貌，他变得嚣张而怪异，背后是隐秘的紧张。他尽量不到我家里或者店里来。这都在我的预料之中：在经历了叛乱的巨大惊吓之后，他想向我表明，没有我他也照样活得好好的。但后来有一天，他托梅迪捎来一封信，打动了我。信写在从练习本里撕下来的一张印有线条的纸上，没装在信封里，而是折了几折，折得小小的，紧紧的，展开一看，上面只有一句话，字写得很大：“萨林姆！那个时候，是你把我带回家，把我当成自家人一样。F.”

这就是他的感谢信。把他带回家和自己一起住，这种善意对一个非洲人来说非比寻常，值得感谢。但他又不想显得自己好像是在巴结或者示弱，所以故意弄得这么粗糙——没有信封，带线条的信纸是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字写得大而潦草，信里不明确表示感谢，以“萨林姆”而不是“亲爱的萨林姆”称呼我，以“F”而不是“费迪南”落款。

我觉得这封信既好笑又动人。不过整件事有点讽刺。费迪南难得表现出的这种柔情，却是我的一个小小举动所引发的。对我来说，这只不过是出自特定背景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姿态。我来自海岸，我的家庭和我家的仆人生活得很近，可以说太近了，而这些仆人过去是奴隶，他们的祖先就是从我们现在所处的非洲土地上被掳走的。如果费迪南知晓这个背景，不知道他会多愤怒！不过，从这封信和他这个不卑不亢的新角色来看，作为一个男人，他已经成熟了很多。当初他的母亲扎贝思把他带到我店里来，请我照应他，想必心里盼的就是这种结果吧。

说起惠斯曼斯神父藏品的不只费迪南一人，其他人也开始议论了。神父在世的时候四处收集非洲的东西，大家都把他当成非洲的朋友。现在情况变了。大家觉得他收集这些东西是对非洲宗教的不敬，所以学校里谁也不敢接管这些藏品。也可能是因为别人都不具备神父那种学识和眼力吧。

学校有时会带访问者参观这些藏品。木刻还好，但由于枪支储藏室通风不佳，面具开始腐坏，味道比以前还要难闻。它们依旧躺在木条架子上，因为在腐坏，好像失去了神父教我去看的那种宗教魔力。没有了神父，这些面具只是一些奢侈的物件。

在接下来一段较长的和平时期，镇上陆续来了很多客人，他们来自许多国家，有老师，有学生，有打着各种名号来帮忙的人，还有一些好像是刚发现非洲的人。这些人看到什么都表现得很惊喜，唯独对我们这些镇上的外国人不屑一顾。神父的收藏开始被人偷抢。镇上来了一个年轻的美国人，这人好像比非洲人还要非洲人，比谁都要爱穿非洲衣服，比谁都喜欢跳非洲舞蹈。有一天，此人乘坐汽船突然离开。我们后来才发觉枪支储藏室的大部分藏品都被偷走了，和此人的行李一起被运到美国。他常说要开一个原始艺术的展览室，不用说，神父的藏品将成为展览室的核心展品。这些藏品！森林最丰饶的产品！

第二部 新领地

6

如果你看到一队蚂蚁在行军，你会发现有一些蚂蚁掉队或者迷路。蚂蚁大军没有时间等它们，只会继续前进。有时候，掉队的蚂蚁会死掉，即便如此，也不会对行进的队伍产生什么影响。死蚂蚁的遗体会带来些许不安，但这不安最终会被克服，到时死去的蚂蚁也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其余蚂蚁照样忙忙碌碌，循规蹈矩，在离开巢穴赶往别处，或是从别处赶回巢穴时，遇到迎面赶来的同类，照样会一丝不苟、客客气气地打招呼。

惠斯曼斯神父死后的情形也是一样。要是在过去，他的死会激起众怒，大家会千方百计把凶手找出来。但现在，我们这些留在这里的人——仍旧是外人，不算定居者，也不算游客，待在这里只是因为没有更好的地方可去——低下头继续干自己的事。

惠斯曼斯神父之死只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警示，那就是我们应该好好照应自己，不应忘记我们所处的环境。奇怪的是，尽管我们埋头干自己的事，结果却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逐步在实现神父对小镇的预言。他说小镇的退步是暂时的，在每一次退步之后，欧洲文明都会卷土重来，在河湾扎下更深的根。小镇会从头再来，而且一次比一次进步。恢复和平之后，小镇不是单纯在重建，而是切切实实在发展。叛乱和神父之死很快被人淡忘。

我们没有惠斯曼斯神父那样长远的视野。我们有些人对非洲人和他们的前途有明确的认识，不过我们都没有神父那种对未来的信念。要不是相信非洲这一带会发生变化，我们是不会来做生意的。因为没有任何意义。抛开表象不论，我们对自己的态度和神父对自己的态度实质上是一致的。他觉得自己是宏大历史进程的一个环节，他若在天有灵，想必也不会觉得自己的死有多么重要，不会觉得他的死应该造成什么不安。我们也是这种感觉，只是角度有所不同。

我们都是简单的人，有自己的文明，却除了这里没有其他家园。情况允许的时候，我们也会像蚂蚁一样，做些不得不做的复杂烦琐的事。我们偶尔会得到一些回报聊以自慰，不过，无论时运好坏，我们都清楚自己是可以牺牲的，我们的辛劳随时可能付诸东流，我们自己可能被击得粉碎，别人会来替代我们。别人会在更好的时候来，这正是让我们痛苦的地方。而我们只能像蚂蚁一样，继续维持我们的生活。

处在这种境况中的我们一会儿从绝望的谷底跃上乐观的巅峰，一会儿又从巅峰跌入谷底。眼下我们处在繁荣期。我们能感觉到首都统治者的智慧，还有能力；市面上大量铜钞在流通。秩序和金钱这两样东西就足以让我们建立信心。只要有一点儿信心，我们就可以维持很久。信心也让我们释放出自己的能量。我们没有足够的才智，也没有大把资金，我们有的只是能量。

各种各样的项目在启动。各个政府部门也恢复了生气，小镇终于成为一个可以正常运转的地方了。我们本来就有汽船提供航运服务，机场现在也被修葺一新，并得到拓宽。首都来的飞机开始在此起降，士兵也被空运到镇上来。旧城区住满了人，新城区也在陆续建造，但这一切都不能应付不断从村里迁来的人。镇中心的街道和广场上一直有人搭棚或扎营居住，现在又多了公共汽车，以及更多出租车。我们甚至有了一套新的电话系统，虽然太复杂，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需要，但这正是首都的大人物希望为我们提供的。

城区的垃圾堆越来越多，从中可以看出人口的增长速度。他们不像我们那样，在油桶里把垃圾焚烧掉，而是直接扔到破烂的街道上——都是细细的、灰烬一样的非洲垃圾。这些垃圾堆一下雨就平了，但日积月累，越来越多，越来越结实，一个个像小山一般，堆得和城区那些盒子状的水泥房屋一样高。

没人愿意搬动那些垃圾。出租车里满是消毒剂的味道，非常刺鼻。卫生部门的官员对出租车抓得非常紧，就是为了消毒的问题。在殖民时代，依照法律，卫生部门每年要给公共交通工具消毒一次。消毒员可以收取费用，纳入自己的腰包。这个传统大家还没有忘记，所以很多人想从事消毒这一行。现在的出租车和卡车可不是每年消毒一次了，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被拦住了就要消毒，每一次都要收费。消毒者坐在官方的吉普车里，在垃圾堆之间和出租车、卡车捉起了迷藏。镇上那些布满红色尘土的马路很久没人修整维护了，现在车水马龙，路面很快变得凹凸不平。消毒的人在后面追，反消毒的人在前面逃，但有趣的是，逃的追的都不快，都是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颠来颠去，仿佛深海行舟。

包括卫生官员在内，这些通过市政服务迅速聚敛财富的人一个个精力充沛，或者有了机会就会变得精力充沛——海关官员、警察，甚至还有军人。政府机构不管实质上多么空虚，人员却比以前充实多了。有事总可以找到人，只要你的方法对路，总可以把事情办妥。

正如惠斯曼斯神父说的那样，河湾的小镇又一次恢复了印度洋地区的人和欧洲人到来前的面貌，重新成为这个幅员辽阔的地区的交易中心。商人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他们的旅程比扎贝思的还要艰险，有时需要一周时间才能到达。汽船到了镇上就不再前进，在急流上游只有独木舟（有的装上了舷外发动机）和汽艇出没。我们的小镇成了货物集散地，我收购了好些代理处，纳扎努丁以前经营的那几个也重新开张了。通过这些代理处，我开始批发一些以前零卖的东西。

代理处大有赚头。产品越是简单，生意就越简单，越兴旺。这种业务不同于零售。以电池为例，货还没有到的时候，我就大量地买进卖出，甚至不用亲手接触，也不用亲眼看见。好像买进卖出的都是一些话语，或纸上的想法，这简直是在做游戏——到后来某一天，电池真的到货了，你也只须去海关的仓库走一趟，亲眼看到它们真的存在，真的是某个地方的工人生产出来的。如此有用、如此必要的东西——其实用普通牛皮纸包一包就可以了，但生产它们的工人却不辞劳苦，为它们贴上漂亮的标签，印上动人的宣传语。贸易，商品！多么神奇啊！我们制造不了，但可以买进卖出。我们甚至不知道它们的原理是什么。只要有钱，就可以把这些神奇的东西吸引到丛林深处来，让我们如此随意地买进卖出！

首都来的销售员大多是欧洲人，他们现在不坐汽船了，喜欢坐飞机来回。如果坐汽船，过来要花七天时间，回去要花五天。到了镇上，他们就住进凡·德尔·魏登旅馆。他们为小镇的生活增添了一点儿新的色彩。在希腊俱乐部，在酒吧，他们终于带来了欧洲和大城市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之下，我能够想象纳扎努丁在故事里描述的那种生活。

马赫什的商店和凡·德尔·魏登旅馆对门，中间只隔一条马路，旅馆里人来人往，全落在马赫什眼中。激动之下，他和旅馆里的人做起了生意。马赫什这人有些奇怪，脑子里总想着做一笔惊天动地的大生意，但遇到不值一提的小买卖，他也肯花力气，甚至耗上好几周的时间。

有一次，他买了一台用来雕刻字母和数字的机器，同时还买了一大堆硬塑料牌子以备刻字之用。他想刻一些标志牌在镇上卖。他在家练起了这门手艺，舒芭说那机器吵得不得了。马赫什无论在家还是在店里，逢人就拿出他练习用的标志牌，仿佛牌子上漂亮的字母是他本人而不是机器刻出来的。刻字机既现代又准确，更主要的是刻出来的东西确实有“工业生产”的味道，这让马赫什激动不已。他以为其他人也会像他一样激动。

刻字机是马赫什从住在凡·德尔·魏登旅馆的一个商人那里买来的。他做生意的方法一贯随意，到了考虑刻字订单的时候，他只想着穿过马路去凡·德尔·魏登旅馆——卖机器给他的商人就是从马路对面走到他店里的。他寄希望于凡·德尔·魏登旅馆，他希望把所有房间号码都重做一遍，把洗手间等处的所有“男”、“女”标志牌换掉，还想给楼下每个房间门上都贴上解说牌。真要做成了凡·德尔·魏登旅馆的生意，足以让他忙上几周，这样完全可以收回买机器的成本。但是旅馆的主人（一对意大利中年夫妇，平时总躲着，凡事由他们的非洲总管出面）对马赫什的想法根本不买账。我们也没几个人想在三角形牌子上刻自己的名字，摆在自己的桌子上。马赫什的想法最终成了泡影。刻字机也渐渐被遗忘了。

马赫什每次提出新点子，总是神神秘秘。有一次，他想从日本进口一种机器，用来刻吃冰激凌用的木铲和木勺，一开始他没有把他的想法和我直说，只是把商人送他的样品给了我一个，是用纸包着的小木勺。我看了看那小小的船形勺子。有什么可说的？他叫我用鼻子闻闻这勺子，然后叫我用舌头舔舔。我按他的话做了，见他看着我的样子，我觉得可能会有什么让我吃惊的东西。不过并没有什么好吃惊的，他只是要告诉我冰激凌勺子和铲子不应该有气味，也不应该有味道——这倒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的。

他想知道本地有没有那种日本良木。要是在进口机器的同时也从日本进口木头，免不了会有很多麻烦，且会把勺子、铲子的价格抬得比冰激凌还要高。所以那几周我们心里想的嘴里说的都是木头。马赫什的想法勾起了我的兴趣，我为之着迷，开始换了一种眼光来打量各种树木。我们找机会在一起闻木头，舔木头，我们尝过很多种木头，包括开运输公司的道莱特从东部给我们捎来的品种。但到后来，我突然想到，本地人的口味比较独特，在制造木勺子的机器到来之前，我们是不是要先了解一下他们喜不喜欢冰激凌？有可能他们不喜欢呢？否则为什么别的人没有想到冰激凌的主意？镇上毕竟还有意大利人。还有，怎么制造冰激凌呢？到哪里去找牛奶和鸡蛋？

马赫什问我：“做冰激凌还要用鸡蛋吗？”

我说：“我不知道。我在问你啊。”

令马赫什心醉神迷的不是冰激凌，而是造冰激凌勺的那种简单的机器，更准确地说，最吸引他的是成为镇上唯一拥有这种机器的人。当初舒芭遇到他的时候，他是个修摩托车的，舒芭对他的钟情使他超越不了当初那个他。所以他一直对小型机器或者电动工具这些东西情有独钟，觉得这些东西是神奇的谋生手段。

在海岸的时候，我认识我们那个群体中一些像马赫什这样的人。我想只要某些机器还没有在本地生产出来，就会有这种人存在。他们善于动手，有自己独特的禀赋。他们对进口的机器总是很着迷。这是他们才智的一部分。但进口到这些机器后，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有些变味了，让人感觉他们不仅拥有机器本身，甚至还拥有机器的专利。他们希望自己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这些神奇工具的人。马赫什总是在寻找可以独家代理的小型进口机器，巴不得通过这些小东西走上权势和财富的捷径。从这方面说，马赫什并不比把现代商品贩卖到村里的商贩强多少。

我有时在想，镇上发生了这么多事，马赫什一直都在，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过来的。无疑，这说明他心态平和，聪明或者说精明。但我觉得，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这人很随意，没有疑惑或深沉的焦虑。此外，别看他总是在说要搬到一个更好的国家去（这里人人都这样说），其实他并没有远大的志向。他在这地方很合适，换个地方很难混得好。

舒芭就是他的生命。她总是告诉他，或者通过自己的钟情向他表明他的出色。我敢说他对自己的看法和舒芭对他的看法一样。除此之外，他都不是太在乎，凡事随波逐流。他现在的态度随意得无以复加，往常还稍稍藏着掖着，现在竟放胆做一些让人心惊肉跳的所谓“生意”。不管什么业务，他一概来者不拒。现在他的业务多半来自军队。

新的军队我不太喜欢。武士部落的那些人虽然野蛮一些，但我还是更喜欢他们。我能理解他们的部落自豪感，并对此持宽容态度，我也喜欢他们的直率。新军队的军官们属于另一类人。他们没有武士的规矩，根本没有规矩可言。他们在许多方面和费迪南很像，年岁也和他差不多：一样咄咄逼人，但没有费迪南那种潜藏在内心的温和。

他们穿军装的样子和费迪南穿运动校服的样子很相似：他们也把自己看成非洲的新人，同时也是新非洲的人。他们大肆显摆国旗和总统肖像（这两样东西现在总是形影不离）。一开始我还以为这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建设性的自豪感，后来才发现没有这么复杂。国旗和总统肖像只是他们的神物，是壮声势用的。这班年轻人看不到自己的国家需要建设什么。对他们来说，该有的都有，伸手索取便是。他们相信凭自己的身份，索取是名正言顺的事。军官们级别越高，就越腐败——如果“腐败”一词用在他们身上还有意义的话。

这些人带着枪，开着吉普，四处偷象牙，偷黄金。象牙、黄金——再加上奴隶就齐了，和过去的非洲没什么两样。要是有奴隶市场，我敢说他们一定会涉足。偷到了黄金等物，特别是象牙，他们总是找当地的商人脱手。整个非洲大陆的各国政府和官员明着宣布象牙交易非法，自己却暗中在做这种买卖，造成走私猖獗的局面。我很谨慎，不想蹚这池浑水。我担心的是当地政府。他们连自己的法律都能破坏，就别说毁个人了。他们今天可能还是你的业务伙伴，明天就有可能成为你的监狱看守，甚至更糟糕。

但马赫什不在乎这些。我看他就像个孩子，送上门的糖他都吃，也不管糖里有没有毒。当然，他已不是孩子，他清楚这些糖果是有毒的。

他说：“哦，他们是会为难你。真遇上了，给他们塞些钱就行了，仅此而已。你只要塞给他们一些钱。在算成本的时候，你得把这些考虑进去。我想这些事你不太理解吧，萨林姆，确实不好理解。并非这里的人不讲对错，而是没有公理。”

有两次他打电话过来，说的都是不着边际的话。说来也怪，我居然听出他是在求助，只好跑到他家去拿东西。

第一次是某个下午，他打来电话东拉西扯地说着我托他买网球和鞋子的事情，接完电话，我开车到他家门口，在外面按喇叭。他没有下来，而是把客厅的窗户打开，对着大街上喊：“我派人把网球鞋给你送去。稍候片刻，萨林姆！”然后他仍站在窗前，转过身用土话对屋里的人叫道：“Phonse!Aoutchikong pourMis’Salim!”Aoutchikong是从法语词caoutchouc演化而来，意思是橡胶，在当地土语中指帆布鞋。在众目睽睽之下，男仆伊尔德丰斯拿着什么东西下来了，外面用报纸草草包着。我接过来，将它扔到车后座，一刻不停地开走了。后来我发现，报纸包着的是一卷外国钞票。天一黑，我就把它埋到外边楼梯下的洞里。不过，为马赫什做这种事只会让他变本加厉。第二次我给他埋的是象牙。埋象牙！我们生活在什么年代？人们要象牙干吗？顶多是刻一些烟斗、小雕像之类的垃圾（而且如今的做工让人无法恭维）。

不过，马赫什还是从这类交易中赚到钱了，他很感激我的帮忙，投桃报李，我的黄金储备有所增加。他说这里没有公理。我难以适应，而他却驾轻就熟。他总是那么冷静而随意，从来不会性急。这一点着实让我佩服。不过，这种随意也会使他陷入荒唐的境地。

有一天，马赫什摆出谈论生意时专用的那副神神秘秘、过分无辜的神情，对我说：“萨林姆，你总在看国外的报纸。你有没有注意铜市的行情？行情到底怎么样？”确实，铜的行情很好，这我们都知道，我们这里之所以这么繁荣，归根到底是铜在支撑着。马赫什接着又说：“这是美国人打的那场战争闹的。听说他们在这两年消耗的铜比过去两个世纪全世界消耗的还要多。”这都是市面繁荣时说的话，是凡·德尔·魏登旅馆的商人们谈论的话题。马赫什就住在马路对面，这些话免不了传到他耳朵里。要没有这些话，他对外界发生的事情不会像现在这么清楚。

他从铜转向其他金属。我们无知无畏地谈了一会儿锡和铅的未来行情。然后马赫什话锋一转：“铀你觉得怎么样？现在什么价格？”

我回答说：“我想铀是不会公开报价的吧。”

他用那种无辜的眼神看了我一眼：“不过价格一定很高吧？这里有个家伙想把一块铀脱手。”

“他们现在论块卖铀了？是什么样子的？”

“我没有见过，不过这家伙说想卖到一百万美元。”

我们就像这样。前不久我们还四处觅食，吃上面蒙了一层灰的罐头，用火盆或者在地上挖洞生火做饭，但现在说起“一百万”这样的字眼来眼睛都不眨一下，就好像我们一向谈的都是这种大生意。

马赫什说：“我告诉这位将军，铀只能卖给外面的大国家，他说好，让我去卖。你知道老曼西尼吧？他在这里好几个国家做过领事。我总是在想，这应该是一桩好买卖。所以我去找曼西尼。我把情况和他直说了，曼西尼不但毫无兴趣，反而勃然大怒。他跑到门口，把门关上，靠在上面，然后叫我滚蛋。他的脸都气红了，通红通红的。这里每个人都害怕首都的大人物。萨林姆，你说我该怎么和将军交代呢？他也很害怕。他说那块铀他是从一个高度机密的地方偷出来的。我可不想得罪将军。我不希望给他留下我没有尽力的印象。你觉得我怎么和他说才好？说正经的，说正经的。”

“你说他害怕了？”

“非常害怕。”

“那你就说他被人监视了，这样他就不会再来找你。”

我拿出我的科学杂志和儿童版百科全书（我开始喜欢上这些东西了），查阅有关铀的内容。这种东西我们都听说过，但不是很了解，就像石油。过去通过看书或谈话，我以为石油是随着地下水流动的。后来我从百科全书中发现，储藏石油的容器其实是石头，甚至是大理石，石油藏在它们里面的小穴中。我想将军的思路和我当初相似，他听说铀很值钱，便以为它是一种非常珍贵的金属，一种金块一样的东西。领事曼西尼肯定也是这么想的。我看了书才知道，数以吨计的粗矿石经过加工、精炼，才会形成比重很大的小块。

将军提出卖“一块”铀，可能是受骗上当了。但不知何故，他后来再也没有找过马赫什。可能马赫什对他说他被监视了吧。不久，他就被调去别的地方，离开了我们小镇。这是新总统的用人方法：他给手下的人足够的权势，但是不会让他们在任何一个地方落脚生根，成为一方霸主。他真给我们省了不少麻烦。

马赫什同往常一样镇定自如。受惊吓的只有曼西尼，那个领事。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都像这样。我们觉得四周都是宝贝，就等着我们去捡了。给我们这种感觉的是丛林。在空虚而闲散的那段时间，大家对丛林漠不关心。叛乱时期，丛林让我们感到压抑。现在，丛林让我们兴奋——未经开发的土地，未经发掘的宝藏。我们忘了那些先行者，他们也曾有过和我们一样的感觉。

这繁荣也有我一份。这期间我也在小打小闹地折腾。不过我总是感觉烦躁不安。大家对和平适应得太快了，这有点像健康——身体健康的时候，你不会有多在意，你不会惦记着生病时对健康的渴盼。在一派和平繁荣的气氛之下，我第一次感觉到小镇的平凡。

我的公寓、商店、商店外面的集市、希腊俱乐部、酒吧、生机盎然的大河、独木舟、水葫芦——这一切我是如此熟悉。特别是在酷热的下午，那强烈的阳光，黑黑的影子，以及那种静止的感觉——似乎人类的希望在此终结了。

我不希望像马赫什及其他人那样在河湾了此一生。在内心深处，我总是认为自己和他们不一样。我仍然觉得自己只是过客。不过我的归宿在哪里呢？我说不上来。我从来没有积极地思考过这个问题。我等着某种启示的降临，等着这启示指引我找到归宿，去过我仍在期待的“生活”。

父亲不时从海岸写信过来，信中说他希望我安定下来——也就是和纳扎努丁的女儿结婚。这件事似乎已经成了家人的承诺。而我却比以前更想退缩。不过我有时也在想：在这个地方之外，还有种完整的生活在等着我，有种种关系将我同某块土地联系起来，让我知道自己有所归属。偶尔这么想想，也不失安慰。但在内心，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我知道，对我们来说，世界已经不再那么安全了。

我担心的事最终还是发生了。纳扎努丁在乌干达开轧棉厂，那儿出事了。到目前为止，乌干达一直是个安全的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接纳周边各国涌来的难民，纳扎努丁以前就跟我们说过这国家，力图激起我们的兴趣。而现在，乌干达的国王被赶下王位，被迫逃亡。据道莱特带回的说法，有支军队失去控制了。我记得纳扎努丁和我说过，尽管运气一直不错，他结局不会好。我想他的运气应该到头了。但我错了。纳扎努丁还是那么好运。乌干达的动乱并没有持续多久，倒霉的只有那位国王。那里的局势不久就恢复正常了。但是，我开始对纳扎努丁和他的家庭感到害怕，我不再认为娶他的女儿是天经地义的家庭义务。这种义务只会让我感到压抑，我索性把它抛到脑后，决定不到万不得已就不作考虑。

繁荣归繁荣，我却心怀焦虑，几乎和开始时一样不满和不安。这不只是外在压力或是自己的孤独和性情使然。我的不满和不安也同这个地方本身有关，同和平环境下这里所发生的改变有关。改变怪不得任何人，它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叛乱期间，我对森林和大河之美有着敏锐的感觉，我还向自己许诺，一旦和平了，就一定要接触这种美，了解它，拥有它。我的诺言都没有兑现。真的和平了，我却不再环顾四周。现在，我感觉这个地方的神秘和魔力不复存在了。

在那些恐惧的日子里，我觉得我们通过非洲人触到了大河上、森林里的神灵，一切都充满了紧张意味。现在，这些神灵似乎都离开了，就如同惠斯曼斯神父死后神灵离开了面具一样。那些日子里，我们对非洲人感到紧张，哪个非洲人都不敢小瞧。我们是入侵者，是凡夫俗子，而他们是有神灵保佑的人。现在神灵离开了，他们也成了凡夫俗子，邋遢而又贫穷。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了真正的主人，我们有他们所欠缺的才干和技能。而且我们非常简单。在这片重新变得平凡的大地上，我们为自己安排了平凡的生活——酒吧、妓院、夜总会。唉，都无法让人满足。不过除此之外，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我们只是尽我们所能。我们只是遵循着马赫什的箴言：我们要继续下去。

马赫什自己却不只是继续。他做成了一桩成功的生意。他一直在看购物目录，填写优惠券，写信索取详细信息，后来他终于找到了梦寐以求的业务，找到了可以全套进口的东西，这东西让他踏上了生意和财富的捷径。他把汉堡王连锁店带到了镇上。

这是我未曾料想到的。马赫什以前一直经营着一家奇怪的小店，卖各种铁器、电器、照相机、双筒望远镜和各式各样的小工具。我甚至说不准小镇人会不会吃汉堡王。但他却毫不怀疑。

他说：“他们做过市场调研，决定在非洲大举发展。他们在西海岸一个法国统治的地区设立了地区分公司。那家伙几天前过来了，做了各种测量和估算。他们不只给你送酱汁来，你知道，萨林姆，他们把整个商店都照搬过来！”

他们确实这样做了。几个月后，汽船运来的箱子里装着开店所需的一切：炉子、奶昔机、咖啡机、杯子、盘子、桌子、椅子、定做的柜台、高脚凳、定做的墙镶板——上面有汉堡王的标志。除了这些正经的装置外，还有玩具：汉堡王调味瓶、汉堡王调味番茄酱罐、汉堡王菜单、汉堡王菜单夹，还有各种可爱的广告：“汉堡王，大汉堡、一级棒！”广告上还有各种汉堡的图片。

看了汉堡的图片，我感觉那面包就像嘴唇，白而光滑，而汉堡的碎肉夹心就好像舌头。我和马赫什说了这个比喻，他一点儿都不喜欢。我决定再也不说对汉堡不敬的话。以前马赫什很喜欢拿这个项目开玩笑，等开店的东西到齐了，他突然变得严肃得要死，仿佛自己也成了汉堡。

马赫什的汉堡店结构很简单，是镇上标准的方盒形房子，水泥结构。马赫什请来本地的意大利建筑商，很快就把原来的货架清理掉，重新布上线，铺上水管，装了一个小吃吧台。吧台非常漂亮，好像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汉堡王店的原汁原味确实奏效了。待在汉堡王里面感觉很不错：闻不到街上四处散发的下水道味道，看不到灰尘和垃圾；一进来，看到的东西样样都很现代，比如那些广告招贴等等。马赫什果真做到了。

汉堡王的漂亮装修也影响了舒芭。她变得活跃起来，发挥出她们家族的生意才能。经过她的精心部署，连锁店很快顺利运转起来了。她安排从本地新开的超市购买肉（超市的肉和鸡蛋一样，都是从南非运来的），从一个意大利人那里购买白面包。她还对店里的伙计进行培训，给他们排班。

男仆伊尔德丰斯被从家里调到店里，戴上大厨的帽子，身穿黄色的汉堡王夹克，在柜台工作。马赫什还在伊尔德丰斯的制服上贴上标示牌，上面有他的名字和头衔：“经理”。是用英文写的，这样更增添了派头。马赫什喜欢搞这些小玩意儿，虽然行事随意，但他本能地知道怎样在镇上做生意。他说他给伊尔德丰斯“经理”头衔，目的是为了消除非洲人对这个崭新、豪华的地方的愤恨，同时也为了吸引非洲顾客。他还坚持让伊尔德丰斯每天全权负责几个小时。

不过伊尔德丰斯这人有些奇怪。他喜欢自己的汉堡王制服，也喜爱他的工作。要是马赫什和舒芭在场，没有人比他更勤快、友好、客气。马赫什夫妇都信任伊尔德丰斯，信任他的工作，并为这种信任而自豪，当着伊尔德丰斯的面吹嘘这种信任。可一旦夫妇俩不在场，伊尔德丰斯就像变了一个人。他表现出很茫然的样子。不是粗鲁，只是茫然。我发现其他地方的非洲雇员也有这种人前人后两张脸的情况。它让你觉得，这些人不管是在多么窗明几净的地方工作，他们的所作所为好像都是给老板看的，他们对工作本身并没有什么兴趣。你会觉得这些人有种奇特的本领：一旦周围没人了，不需要再装给什么人看了，他们的心思就离开了环境、工作和制服。

汉堡王大获成功。对面的凡·德尔·魏登旅馆只求从床位和房间赚钱。其服务和厨房实在太差，逼得顾客出来找东西吃，汉堡王占尽地利，吸引了大量从凡·德尔·魏登旅馆逃出来的食客。汉堡王还吸引了不少非洲军官和军人，他们喜欢这里的装潢和现代化氛围。马赫什原来只开着一家小五金店，现在却成了小镇的焦点。

这一切发生得很快，前后不到一年。现在的事情发生得都很快。好像每个人都想把蹉跎掉的岁月弥补回来，他们都感到时间紧迫，感到这地方随时有可能重新垮掉。

有一天，马赫什告诉我说：“诺伊曼出两百万要买我的店。你知道诺伊曼这人啦。他要是出价两百万，就说明我这地方值四百万。”

诺伊曼是本地的一位希腊大亨。本地一家新开的家具店——生意非常红火——就是他的。他给马赫什出的两百万是本地的法郎，和美元的比率是三十六比一。

马赫什还说：“我想你的店也值不少钱了。你知道，当初纳扎努丁是想卖给我的，他出价十五万。你想它现在值多少？”

现在到处都能听到这种关于财产的谈话。每个人都在核计这段经济繁荣期自己赚了多少，自己现在的身家是多少。大家都学会了怎么平心静气地谈论那些大数目。

在殖民时代快结束之际，也曾有过一段繁荣期，急流边现已成为废墟的郊区就是那次繁荣期遗留下来的。纳扎努丁说起过。他说有天下午他到急流边去看，觉得那里与其说是地产宝地，不如说是丛林，所以他决定把手上的地皮脱手。当时来说，他这样做很幸运。而现在，那片曾经是一片死寂的郊区又有人进驻了。此地的开发，或曰重建，是这场繁荣最重要的特色，它导致近来镇上房地产价格急剧升温。

人们在砍伐急流边的丛林。推土机开来了，把原来看上去将永恒不变的废墟夷为平地。新的林荫大道正在规划。这都是大人物安排的。政府接管了这片地方，宣布这里为国有土地，大人物想把这里建设成一座小城。一切都在飞快地发生。钱源源不断地往这里流动，使得我们小镇的物价普遍上涨。推土机发出深沉的、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和急流声混在一起，此起彼伏。汽船运来一船船的欧洲建筑师和技工，飞机也在运。凡·德尔·魏登旅馆现在几乎天天爆满。

总统所做的一切都有他的理由。他统治的这片土地上随时会产生敌对行为，所以他要新辟一块地方，他要让自己和自己的旗帜来统领一切。作为非洲人，他在原来的欧式郊区的废墟上建立了一座新城。他想建得比原来更加壮观。在小镇上，真正有所“设计”的现代建筑就是凡·德尔·魏登旅馆。对我们来说，领地的建筑更让人吃惊——巨大的水泥天窗，冲天的水泥大楼，五彩斑斓的玻璃。小一点儿的建筑，如居民楼、平房，则和我们熟悉的房子差不多。即便如此，也比我们这里的房子要大，墙外还有很多凸出来的空调机，如同滑下来的积木，看起来非常豪华。

有些房子即便装修完了，大家还是不清楚它们的用途。有人说这里要建一个新型模范农场和农业学院，有人说要建成会议中心，为整个大陆服务，也有人说要建成度假村，给忠于总统的公民使用。总统本人并没有什么说法。我们带着惊讶的心情看着这些大楼一幢幢拔地而起。后来我们才明白，总统心目中的宏图已经庞大到他自己都舍不得说出来的地步。他要打造一个现代化的非洲。他要创造一个让世界瞩目的奇迹。他避开真正的非洲，由丛林和村庄构成的非洲，困难重重的非洲，想要创造出不比其他任何国家逊色的东西来！

这个国家领地——还有其他地方的类似领地——的照片开始出现在那些有关非洲的杂志上。这些杂志在欧洲出版，出资者却是像我们这样的非洲政府。这些照片传达出的信息是明确的——在新总统的统治下，奇迹出现了：非洲人也成了现代人，也可以造出水泥和玻璃组成的大厦，坐到罩着合成天鹅绒椅套的椅子里。惠斯曼斯神父预言过：非洲式的非洲将会退缩，欧洲的移植将取得成功。这预言以一种古怪的方式应验了。

这里鼓励游客来参观，游客有城里来的，有破败的小镇上来的，也有附近村庄来的。一到星期天，公共汽车和军车就载着大家到这里来，士兵们充当导游，带着大家沿着有箭头标示方向的单行道参观，让这些不久前还想把小镇毁掉的人亲眼看到总统为非洲创造的这一切。等你习惯了这些建筑物的形状，你会发现其设计是何等粗劣，其家具是何等花哨！——但诺伊曼开的家具店却发了。在镇子外面，独木舟依旧，溪流依旧，村庄依旧。镇上酒吧里满是来自国外的建筑师和技工，喝着酒，随意开着这个国家的玩笑。一切都让人感到痛苦，感到悲哀。

总统本想给大家展现一个新的非洲。我也开始用新的眼光审视非洲，我看到了失败和屈辱，而在以前，我只是把这些当成一般的现实。对于大人物、穿着破烂衣裳在领地闲逛的村民，还有带着大家看那些拙劣风景的士兵，我心里都充满了温情。不过，一旦有士兵愚弄我，有海关官员为难我，我的心态就陡然一变，回到原来的感觉，恢复到酒吧里的外国人那种有些玩世不恭的心态。旧的非洲很简单，似乎能够包容一切。而现在这地方让人紧张。这里有愚蠢、嚣张、骄傲，也有伤痛，穿行于这一切之中，怎不叫人紧张！

领地到底是派什么用场的？这些建筑物让人自豪，其目的或许就是让人自豪，它们满足了总统本人的某种个人需要。难道就是为了这些？这地方可是投入了数以百万的金钱啊！农场没有出现，没有中国人来耕种非洲现代模范农场的土地，某个外国政府捐赠的六辆拖拉机在空地上一字排开，生了锈，周围长满了野草。据说要做会议中心的那幢建筑附近的游泳池开裂了，里面仍旧空着，顶上覆盖着一张网格稀疏的绳网。领地建设得很快，雨淋日晒之下，毁坏得也快。第一个雨季之后，宽阔的道路两旁新栽的小树有很多死掉了，根部泡在水里，渐渐烂掉。

但对首都的总统来说，领地仍旧是个生机勃发的地方。竖起了雕塑，装了路灯。星期天人们还是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照片依旧登载在政府赞助的非洲专门杂志上。后来，人们终于为这些建筑物找到了用武之地。

领地成了大学城和研究中心。会议中心改成了理工学院，招收本地区学生。其他建筑改成了学生和教职工宿舍。从首都陆续来了一些讲师和教授，不久其他国家的教员也来了。这里的生活同镇上的生活没有什么交集，因此我们这些人对其知之甚少。理工学院就坐落在原来的欧式郊区的遗址上——刚来的时候，我还觉得这里是某个已经逝去的文明的遗迹。费迪南从公立中学毕业之后，获得一项政府奖学金，去了这个学校上学。

领地离小镇有几英里路，有公共汽车通往那里，不过班次不是很有规律。我和费迪南本来见面就不多，他去那里上学后，我们见面的次数就更少了。梅迪失去了一个朋友。费迪南处境的变化终于使得两人的差异明朗化了，痛苦的一方我想是梅迪。

我自己的感情要更复杂些。我觉得这个国家会再度陷入混乱。这里没有人是安全的，没有人值得羡慕。但我禁不住在想，费迪南真是太幸运了，他拥有的这一切来得实在轻松。你把这孩子从丛林里带出来，教会他读书写字。你把丛林推平，建成理工学院，然后送他到这里读书。就这么轻松，你只要出生迟一些，就能发现一切都给你安排好了。而在别的国家和民族，人们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实现这一切：写字、印刷、大学、书本和知识。我们其他人只能一步一步来。我想到了我的家庭，想到纳扎努丁和我自己——祖祖辈辈在我们大脑和内心积淀了多少东西，使得我们寸步难行。费迪南从一穷二白开始，但只迈出一步就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机会，冲到我们前面。

这个俗艳的领地其实只是一场骗局。无论是下令建设的总统，还是从建设中大发横财的外国人，都对他们正在建设的一切没有信心。以前是否有过更强的信心呢？Miscerique probat populos et foedera jungi.惠斯曼斯神父解释过这句校训体现出来的狂妄。他自己对这句话的真实性确信无疑。不过较早时期的城市建设者中，有多少人会同意神父的看法呢？过去的骗局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这个国家的人，这个新骗局想必也会塑造现在的人们。费迪南把理工学院很当一回事：通过在这里的学习，他将来会当上实习官员，继而掌握大权。对他来说，领地是好地方，也应该是好地方。和在公立中学的时候一样，他依然那么自负。

妒忌费迪南或许荒唐，毕竟他的家还在丛林里。不过我还是有些妒忌，这并不是因为他冲到我前头去了，能掌握更多知识，进入我从未涉足的领域。我妒忌的是他的自高自大，他的自负。我们住在同一块土地上，我们看到的东西没什么两样。但是对他来说，世界是新的，而且会日新月异。可在我眼中，这个世界单调乏味，没什么希望。

我开始讨厌这地方的外在感觉。我的公寓没什么改变。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我什么都没有改变过，因为我总在想，这地方随时有可能化作乌有。卧室还是原来的卧室，刷成白色的窗户，大大的床，泡沫床垫，做工粗糙的衣橱，里面放着臭烘烘的衣服和袜子。厨房里面照旧有一股煤油和食用油的气味，到处是灰尘，蟑螂闹翻天。还有白色的客厅兼画室。这一切原封不动，过去从未真正属于我，而现在只会让我意识到时光的流逝。

我讨厌进口的装饰树木，这些我童年就认识的树木，摆在这里显得如此造作。我讨厌一下雨街道上的红色尘土就化为泥泞。我讨厌这里的天空——阴云密布时只会更热，万里无云时骄阳似火。即便下雨，天也凉不下来，只会让到处都变得潮乎乎的。我讨厌黄褐色的河流——上面依旧漂着一簇簇水葫芦，淡紫色的花朵，坚韧的绿色枝茎，在河流上一直漂，不分昼夜地漂。

费迪南只是搬到了几英里之外，我不久前还是他的师长，而现在，我感到忌妒，感到落寞。

梅迪也变得魂不守舍。自由有自由的代价，以前他是奴隶，拥有奴隶的安全。而在这里，他却要把自己和其他人比较。到目前为止，在比较当中他都能得到满足。而现在，他从这种比较中品尝到了一丝苦涩。他似乎在躲避他的朋友。

梅迪的朋友很多，各种各样的人都到店里或家里来找他。有时候他们会派别人来找。有一个跑腿的小姑娘后来我都认识了。她很瘦，就像个小男孩，让人想起划独木舟的那类小姑娘，在她的同胞眼中，她只会被当成苦力，看成干杂活的。辛劳的工作和粗劣的食物磨掉了她的女性特征，使她看起来不男不女，她的头差不多秃了。

她常到店里来找梅迪，每次都在外边逗留很久。有时候梅迪也和她说话，有时候对她态度粗暴。有时候甚至装作弯腰捡石头的样子，好像是要把她赶走。而弯腰捡石头是本地人用来吓唬野狗的。奴隶出身的人最擅长辨认其他奴隶，也知道如何应付他们。这女孩看来低贱得到头了，不管放到哪一个非洲家庭里，她的地位都近似于奴隶。

梅迪成功地把她从店里赶走了。但是一天下午商店打烊后，我回到家中，却看到那小姑娘又站在外面的路上，就在我们后院门口灰蒙蒙的野草丛中。她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棉罩衫，好像没洗过，宽大的袖子，宽大的领口，松松垮垮地挂在她瘦小的肩膀上，里面好像什么也没穿。她的头发非常稀疏，就像剃了光头。她的脸非常瘦削，好像皱着眉，但也不是真的皱眉，只是表示她没在看我。

我回去泡了一杯茶，换了衣服，下了楼，发觉她还在那儿。我正准备去希腊俱乐部打壁球。每天下午打壁球已经成了我的规矩。不管刮风下雨，也不管心情好坏，我都不放弃每天的锻炼。打完球，我开车去大坝，进了悬崖边重新开张的葡萄牙夜总会，在那里吃了点煎鱼——那味道我实在不敢恭维，我想葡萄牙那边做得肯定比这儿好。我去的时候还早，乐队还没有开始演奏，镇上的大部分客人也还没有来，但大坝上的灯光已经亮起来了，他们还为我打开了树上的彩灯。

回到家门口，我发现那女孩还在路边等着。这次她和我说话了：“梅迪在吗？”

她只会说一点点当地土语，不过别人说的时候她能明白。我问她要干什么，她说：“Popo病了。告诉梅迪。”

“Popo”的意思是“小孩”。她的意思是梅迪在镇上什么地方和人生了个孩子，孩子病了。梅迪在外面过着一种不同的生活，不同于和我在公寓的生活，不同于早晨给我送咖啡的生活，不同于在店里帮忙的生活。

我感到很震惊。我感觉自己被骗了。如果在海边的家里，他也会有自己的生活，但没有事情能瞒住我。要是他和外面的女人好上了，或是生了孩子，我应该知道。在非洲的这块地方，我失去了梅迪。这里部分地算是他的故乡，他已经融入了这里的生活。我感觉很凄凉。我一直恨这个地方，恨我的公寓。现在，我发觉我在这间公寓里好歹把自己的生活安顿得不错，但我已经失去它了。

就像外面的女孩，以及其他很多人一样，我也在等梅迪。很晚的时候，梅迪才跑回来，他一进来我就开口了。

“梅迪，你怎么不告诉我？你为什么这样对我？”然后我用他在家时的名字叫他：“阿里，阿里娃！我们生活在一起。我把你收容在这里，把你当成自己的家人。而你现在做出这种事来！”

梅迪恢复了过去当仆人时的样子，毕恭毕敬，尽量显得情绪随着我起落，心里和我一样难受。

“我会离开她的，恩主，她简直是动物。”

“你怎能就这样抛下她不管呢？事情是你做出来的，难道还能回头？你看你孩子都生了。阿里啊，你看你都干了什么？生个非洲小孩出来，在别人的院子里到处跑，小孩的‘小东西’摆来摆去，你难道不觉得恶心吗？一个长得像你的野孩子，你难道不害臊吗？”

“萨林姆，确实恶心。”他走过来，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感到很害臊。她只是个非洲女人。我会离开她的。”

“你怎么能离开她？这是你的生活！你当初难道没有想到现在的结局？我们送你上学，我们请毛拉①教你，可你现在却干出了这种事！”

我是在演戏。不过有时候我们把我们真正的感受演了出来，这种时候，我们无法应付有些情绪，表演出来反而会轻松一些。梅迪也是在演戏。他装出忠心耿耿的样子，和我谈起了过去，谈起了其他地方，谈起了那天晚上我几乎无法承受的种种事情。我装模作样地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梅迪？”为了我，他也在装：“我怎么能告诉你呢，萨林姆？我早知道你会有现在这种反应。”

他怎么知道？

我说：“你知道，梅迪，你第一天去上学还是我陪你去的。你哭个不停。我们一离开屋子你就开始放声大哭。”

他喜欢听我提起这件事，因为它说明我还记得他老早之前的样子。他几乎笑了：“我哭得很厉害？我很吵？”

“阿里，你把屋顶都给掀翻了。你戴着白帽子，沿着郭库尔家边上的小巷边走边哭号。我都不知道你跑到哪里去了，只听见你在大声地哭。我简直受不了。我想肯定是他们欺负你了，所以我苦苦央求家里人不要让你去上学。没想到把你从学校带回来也一样难。这些事情你都忘了，不过我也看不出你有什么必要记住。从你刚到这里来，我就开始注意你了。你好像翅膀硬了，自由了，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了。”

“哎，萨林姆！这话你说得就不对了。我一直是尊重你的呀！”

事实正是这样。他到这里来算是放虎归山。他在这里找到了新的生活，不管他心里有多愿意，回到原来的生活都是不可能的。他已经摆脱了自己的过去。他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但这有什么意义呢？

我在想：“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一切都在变。我不会继承任何房子，我建的房子也不会传到子孙手里。那种生活方式已经结束了。我已经年近三十，我离家寻找的东西至今还没有找到。我一直都只是在等。我将一辈子等下去。我刚来的时候，这房子还是那位比利时女士的。它并不是我的家，它像是暂时的营地。后来它成了属于我的营地。现在又变了。”

我半夜醒来，面对着空荡荡的卧室，外面是不友好的世界。我感觉到儿时处在陌生的环境中时那种头痛。透过刷白的窗户，我看到了外边的树——不是它们的影子，而是它们的轮廓。我想家了，接连几个月我一直想家。不过现在有家也难回了。家只存在于我的头脑中。我已经失去它了。在我们工作的这个小镇上，我已经和衣衫褴褛、神情落魄的非洲人没什么两样了。

①穆斯林对老师、学者的敬称。

7

我逐渐认识了痛苦的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沧桑感，所以我并不奇怪，在梅迪和我认识到我们必须分道扬镳的时候，我们居然如此亲密。其实，那天晚上的亲密感是一种幻觉，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对过去感到怅惘，对世界不再静止不变感到伤心。

我们俩在一起的生活并未改变。他还是住在我公寓中他的房间里，早上还是送咖啡给我喝。但我知道梅迪在外面有完全不同的生活。他变了。做仆人的时候，他性格开朗，成天乐呵呵的，因为他知道别人会照应他，凡事都有人给他拿主意。这样的情形一去不复返了。失去了这种开朗，也就失去了与之相伴的东西——他再也不能漠然对待过去发生的事，再也无法忘却，无法精神抖擞地迎接新的一天。他在内心深处似乎感到一种酸楚。责任对他来说是新事物，有了责任，他肯定感到了孤独，尽管他有很多朋友，并且有了新的家庭生活。

我摆脱了旧的生活方式，也感到了孤独和忧郁。这些感情深藏在宗教的根基之中。宗教把忧郁转化为促人向上的敬畏和希望。不过我已经抛弃了宗教生活和宗教的安慰，不可能重回老路，事情就是这样。对世界的忧郁是一种我不得不独自面对的感觉。有时候，这感觉非常强烈。有时候，它又荡然无存。

我刚从对梅迪和过去的悲伤中恢复过来，又遇到了一个从过去来的人。这人有天早晨到店里来了，是梅迪带进来的。梅迪一进门就兴奋地喊：“萨林姆！萨林姆！”

原来是因达尔，就是在海岸的时候挑起我内心恐慌的那个因达尔。那天我们在他家那幢大宅子里的球场上打完壁球，在聊天中他让我直面自己对未来的担忧，在我离开之前给我描述了一幅灾难般的景象。是他让我想到了逃离。结果他自己去英国上大学，而我逃到了这里。

梅迪刚把他带进屋，我就意识到自己又落伍了。和往常一样，商品摆得满地都是，货架上满是廉价的布匹、油布、电池和练习本这类东西。

他说：“几年前我在伦敦听说你到这里来了。我一直想知道你在干什么。”他的表情冷冷的，夹杂着恼怒和嘲讽，好像是说他现在也不用开口问了，看到我这样子他并不吃惊。

事情来得非常突然。刚才梅迪从门外跑进来时叫道：“萨林姆！萨林姆！你猜是谁来了？”我立刻想到他说的应该是过去我们俩都认识的什么人。我以为是纳扎努丁，或者是我的家人，某个姐夫或侄子。我当时就在想：“我应付不了啦！如今的日子不比以前，我担负不了这责任。我可不想开医院！”

我原本以为有什么人打着家里、家乡或者宗教的旗号来投奔，我都准备好用什么脸色和态度来应付了。没想到梅迪把因达尔带来了，这让我有些沮丧。梅迪却喜出望外，真正的喜出望外，不是装出来的。他很高兴有机会重现过去，显示自己曾经和显赫的家族有过来往。而我却满腹牢骚，随时准备把自己的忧郁像冷水一样泼向来客，不管他是不是憔悴不堪：“这里没你的地方。这里不收容无家可归的人。你另谋高就吧！”还没有摆出这副嘴脸，现实就把我推到了相反的境地。我必须假装自己在这里混得还不错，甚至相当好。我要让对方感觉到我这小店虽然看起来乏善可陈，但实际上背后在做大买卖，一赚就是几百万！我要让对方感觉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我预料到这地方要繁荣，所以才跑到这位于河湾的小镇上。

在因达尔面前，我没法表现出别的样子。他总是让我感到自己是如此落伍。他的家庭在海岸虽是新贵，但比我们这些旧派家庭都要强。他们家出身贫贱，他的祖父一开始不过是铁路上的契约劳工，后来成了放高利贷的。就是这贫贱的出身也被人们套上了光环，成为他们家族传奇的一部分。他们敢于投资，善于理财。他们的生活远比我们有品位。此外他们还那么热爱各种比赛和体育活动。我们总是认为他们是“现代”人，觉得他们的风格气质和我们完全不同。这样的差异久而久之你也就习惯了，甚至会觉得很自然。

那天下午我们打完壁球之后，因达尔告诉我他要去英国上大学。对于他的去向，我既不感到愤恨，也不觉得妒忌。去国外，上大学，这完全是他的风格，一点儿也不出乎我的意料。我之所以有些不快，是因为我感觉自己落伍了，对未来一筹莫展。我的不快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他让我感到了不安。他当时说：“你知道，我们在这儿都被耗空了。”这话字字属实，我也知道它是实话。但我不喜欢他把这一切挑明——他那种口气让人感觉他自己已经解脱出来，做好安排了。

从那时到现在，八年过去了。他预言的事情果真发生了。他们家蒙受了巨大损失，大宅子没了，一家人各奔东西（他们把那海岸小镇的名字加入家族姓氏之中），和我的家人一样。现在他走进我的小店，我发现我们之间的差距一如往昔。

他的衣服、裤子、条纹棉衬衫、发型、鞋子（牛血的颜色，鞋底薄而结实，鞋尖处显得有些紧），无不透出英国的气息。而我呢？我傻坐在商店里，外面是覆盖着红色尘土的马路，还有集市广场。我等了太久，忍受了太多，我变了。但在他看来，我却一点儿没变。

我一直坐着。站起来时，我感到隐隐的恐惧。我突然觉得他重新出现只是为了给我带坏消息来，我不知如何开口，只好问了句：“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穷乡僻壤的？”

他回道：“穷乡僻壤？我可不这样看。你是在风口浪尖啊。”

“风口浪尖？”

“我是说这里可是轰轰烈烈啊。否则我也不会来。”

我松了一口气。我还以为他又要发号施令让我出发，而且不告诉我去哪里。

梅迪一直笑眯眯地盯着因达尔，脑袋晃来晃去，不住地说：“因达尔啊！因达尔！”是梅迪想到了我们还应尽地主之谊：“因达尔，要不要喝点咖啡？”好像我们都还在海岸，在我们家的商店里。那时他只要沿着小巷走到诺尔的铺子，把咖啡端回来就行。那时的咖啡甜甜的，黏黏的，装在小小的铜杯子里，用厚重的铜盘子送上来。这里可没有那样的咖啡。这里只有雀巢咖啡，象牙海岸产的，用大瓷杯装着。它和以前的咖啡不可同日而语——不可能边喝着这咖啡边聊天。那时的咖啡总是又热又甜，每饮一口我们都要赞叹一番。

因达尔说：“好啊，阿里。”

我告诉因达尔：“他在这里的名字是‘梅迪’，意思是‘混血’。”

“阿里，你就让他们这么叫你？”

“非洲人嘛，因达尔。黑鬼。你知道他们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我说：“你别信他的。他很喜欢这名字的。这名字让他在女人中间大受欢迎。阿里现在可是有家有室的大人了。今非昔比啦。”

梅迪正要到储藏室去烧开水泡雀巢咖啡，听到我这样说他，马上就插嘴了：“萨林姆，萨林姆，别太损我了。”

因达尔说：“他早就不是以前那个阿里了。你有没有听说过纳扎努丁的消息？我几周前还在乌干达见过他。”

“那里现在情况怎么样？”

“慢慢安定下来了。能安定多久则另当别论。那些该死的报纸没有一个站出来为国王说话。你知道不知道这情况？只要涉及非洲，人们要么不想去了解，要么受自己的原则左右。至于这里的人是死是活，他妈的谁都不会关心。”

“但你肯定跑过不少地方吧？”

“这就是我的工作。你这里怎么样？”

“叛乱之后，形势很不错。现在这里是繁荣期。房地产的形势极佳。有些地方的土地都卖到每平方英尺二百法郎了。”

因达尔看上去无动于衷——也难怪，商店这个寒碜样子是很难让人动心的。我也觉得我说得有些过头，结果适得其反，完全没有给因达尔留下我预想的印象。我的本意是想证明因达尔对我的想法是错误的，但实际上我的表现却恰恰验证了他的想法。我在模仿我从镇上商人那里听来的说话方式，连说的内容也和他们一样。

我换了种说法：“这种生意是很特殊的。在一个成熟的市场，事情可能要好办一些。但在这里你不能随着自己的性子来。你必须准确地了解市场的需求。当然，还有一些代理处。代理处才是真正来钱的地方。”

因达尔答道：“是啊，是啊，代理处。萨林姆，这对你来说就像过去一样啊。”

我没理会这句话。但我决定低调一些。我说：“但我不知道这一切会延续多久。”

“只要你们的总统愿意，就能延续下去。谁也不知道他的兴趣会持续多长时间。他是个怪人。一会儿好像什么也不管，一会儿又像个外科医生似的，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都割掉。”

“他就是这样解决原来的军队的。那真是可怕，因达尔。他送信来叫岩义上校在军营待命，准备欢迎雇佣军的司令。所以这位岩义上校就穿上军装，站在台阶上迎候。等他们来了，他就朝大门口走去。他还在走着，就被来人一枪给结果了。所有随从军人也全被干掉了。”

“不过这样也好，你逃过了一劫。对了，我有东西带给你。我来之前去看你父母了。”

“你回家了？”我问了一句，但其实我害怕从他口中听到家里的消息。

他回答说：“对啊，出事后我回去过好几次。情况并不是太糟。你还记得我们家的房子吗？他们把它漆成了党的颜色，它现在好像成了党的办公大楼了。你妈妈让我带了一瓶椰子酱，不是给你一个人的，是给你和阿里的。她特地叮嘱的。”梅迪正端着一壶热水、几个杯子、雀巢咖啡罐和浓缩奶粉走过来，因达尔转向他说道：“阿里，夫人让我给你带椰子酱了。”

阿里回答道：“酱！椰子酱！因达尔啊，你不知道这里吃的东西有多糟！”

我们三人围在桌边，冲了咖啡，加上浓缩牛奶，一起搅拌着。

因达尔说：“我不想回去。至少第一次回去的时候我十分不情愿。不过飞机是个好东西。身体瞬间就到了别处，心可能还在原来的地方。来得快，走得也快。你不会太难过。飞机的好处还不止这些。你可以多次回去同一个地方。回去多了，就会发生些奇怪的事情。你不再为过去感到伤心。你会把过去看成仅仅存在于你大脑中的东西，不存在于现实生活当中。你践踏着过去，你把过去踩烂。一开始，你感觉像是在践踏花园，到后来，你会觉得不过是走在大路上。我们学会了这样去生活。过去在这儿——”他指了指心脏的位置。“不在那儿。”他又指了指满是灰尘的马路。

我感觉这番话他以前说过，或者在他的脑子里转过很多遍。我在想：“他保持住自己的风度可不容易。说不定他吃的苦比我们更多。”

我们三个就这样平静地坐在一起，喝着雀巢咖啡。我觉得此刻的时光非常美妙。

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谈话还是他说得多，我们主要是听着。他对我已经了如指掌，而我对他近来的生活却毫不知情。刚来镇上的时候，我发觉对这里大多数人来说，谈话就意味着回答关于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很少问你你的情况。他们与世隔绝太久了。我不希望因达尔也这么看我。而且我也确实想了解他的情况。于是我开始笨拙地问他一些问题。

他说他到镇上已经几天了，还要在这里待几个月。我问他是不是乘汽船来的。他回答说：“你疯了。接连七天和大河两岸的非洲人关在一起？我是坐飞机来的。”

梅迪说：“我也决不坐汽船。他们说坐汽船感觉糟透了。在驳船上更糟，又是厕所，又是做饭，又是吃饭的。他们告诉我说那上面简直糟得不能再糟。”

我问因达尔住哪里——我突然想到我应该做出乐于尽地主之谊的姿态。他是不是住在凡·德尔·魏登旅馆？

他一直在等着我问这个问题。他用一种轻柔而谦逊的语调回答说：“我住在领地。我在那里有幢房子。我是受政府邀请来的。”

梅迪比我表现得更潇洒一些。他拍着桌子兴奋地叫了一声：“因达尔！”

我问：“是大人物请你来的？”

他开始轻描淡写：“也不完全是。我有自己的组织。我隶属于理工学院，要在学院工作一学期。你知道这学院吗？”

“知道，我还有熟人在那里，是个学生。”

因达尔露出一丝不耐烦，好像我把他的话打断了。好像我是从外面闯进来的，根本不应该认识那里的学生。其实我一直住在这地方，他才是初来乍到者。

我接着又说：“他母亲是个商贩，是我的顾客。”

他的反应好了一些：“你有空的话，过去看看，认识一些别的人。你可能不喜欢正在发生的情况，但你不能视而不见。你不要再犯老毛病了。”

我想说：“我一直住在这儿。过去六年我经历了多少事！”但我并没有说出来。我迎合着他的虚荣。他对我有自己的一套看法，而且他确实是在这破商店找到我的，看到我还在经营世代相传的生意。他对自己是谁，对自己所做的事也都有他的看法，他刻意和我们这些人拉开距离。

我对他的虚荣并不感到厌恶。相反，我挺喜欢的，这感觉就像多年前在海岸那边听纳扎努丁讲故事，讲他在殖民地小镇上如何走运，如何享受生活等等。我没有像梅迪那样拍案叫好，但面前的因达尔让我感到敬佩。我撇开他让我感到的不满，忘了自己的落伍，干脆直截了当地羡慕他的成功，羡慕他的伦敦式衣服，还有这些衣服表现出的优越感，他的旅行，他在领地的房子，他在理工学院的地位。这让我感到放松。

见我表示出对他的羡慕，没有显得是在和他攀比或对抗，他也松了一口气。我们一边喝着雀巢咖啡一边聊着，梅迪动辄大呼小叫，用下人的方式表现出他的羡慕。而作为主人，我也满怀羡慕。总之，因达尔放松下来。他态度温和，很有礼貌，对我们也很关心。就这样，我们聊了大半个上午，我觉得我现在总算找到了一个和自己同类的朋友。我正迫切需要这样的朋友。

我不但没有扮演好主人和向导的角色，反而被他带着跑。这也不是多荒谬的事。快到中午的时候，我开车带他去镇上转，发现我所熟悉的重要地方只消几个钟头就能跑遍。

我们去了河边，码头附近有一条破烂不堪的散步小道。还有码头。还有修船厂——波纹铁皮搭的棚子，四面敞开，里面堆满生锈的旧机械。沿河而下，我们来到了大教堂的废墟，那里早已芳草萋萋，看起来很古老，仿佛是欧洲的东西——不过只能站在路边看。灌木长得太茂盛，且此地向来以毒蛇多而著称。接着我们到了破破烂烂的广场，广场上的雕塑被破坏得只剩下底座。殖民时代的政府办公楼所在的街道两边栽着棕榈树。然后我们把车开到公立中学，参观了枪支储藏室腐朽发霉的面具，因达尔觉得挺没劲。后来我们又去了凡·德尔·魏登旅馆和马赫什开的汉堡王，因达尔是到欧洲见过大世面的人，对他来说，这些东西实在不值一看。

我们还去了非洲人聚居的城区和流民搭建的棚屋区（有的地方我还是头一次进去），看了那一个个垃圾山，那凹凸不平、尘土飞扬的马路，还有躺在路边灰尘里的旧轮胎。在我的眼中，垃圾山和旧轮胎是非洲城区和这破烂小镇的特色。这里的小孩四肢细长，能从轮胎上翻着漂亮的筋斗下去，或者在上面跑、跳，弹得老高老高。但我们开车经过时已近中午，没有看到翻筋斗的小孩。我意识到我让因达尔看的都是垃圾，确确实实是垃圾。（上面什么都没有的纪念碑，只有底座的雕塑！）我决定就此打住。还有急流和小渔村没有看，不过它们都划归领地了，因达尔已经看过。

然后我们开车去领地——小镇与领地交界的地方原来是一片空地，现在从村子里来的人在此搭满了各种棚屋。和因达尔在一起，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头一次看到这些棚屋：棚屋之间的红色土地上四处流淌着黑乎乎的或者灰绿色的污水，空地上种满了玉米和木薯。我接着往前开的时候，因达尔突然问：“你说你在这里待了多久？”

“六年。”

“你什么都带我看了？”

我还有什么没有带他去看？没有带他到一些商店、别墅、公寓里面，没有带他去看希腊俱乐部，还有酒吧。不过我可不想带他去酒吧。当我用他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我惊奇地发觉我确实没让他看到什么东西。尽管小镇有诸多不足，我过去一直把它看成真正的城镇。而现在，我发现它只是一堆挤在一起的破烂的棚屋。我想我一直对这里有抵触情绪，我只是视而不见，和周围我认识的其他人一样——而在内心深处，我还一直以为自己和他们不一样。

因达尔曾经暗示我过的日子同我们那个群体过去在海岸过的日子几乎一样，对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不闻不问，我当时听了很不喜欢。不过，他的暗示也没错得多离谱。他在说领地。对我们镇上人来说，领地只意味着合同和生意。更重要的是，我们觉得领地是总统大人的把戏，我们不想牵涉进去。

我们注意到了小镇外面那些新来的外国人。他们和我们认识的工程师、商人和技工都不一样，他们让我们有些紧张。领地的人仿佛是游客，但又不肯花钱——领地那里要什么有什么。他们对我们也没多大兴趣。而我们总觉得这些人是特权阶层，和此地格格不入，因而对他们有些看不顺眼，觉得他们不像我们这么实实在在。

我们觉得我们一直在埋头做自己的事，明哲保身。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变得和总统辖下的非洲人没什么两样。我们只感觉到总统权势的沉重。领地是总统让造出来的，他为着自己的缘故，找来一些外国人住在那里。我们觉得了解这些就够了，用不着提出质疑，或者仔细研究。

费迪南有时也回镇上，和来镇上采购的母亲见个面，回去是我开车，一路送他到领地的学生宿舍。那时候到领地来，我看到的全都是我知道的。自从因达尔做我的导游之后，情况完全不同了。

如因达尔所言，他在领地有一幢房子，他确实是政府请来的客人。他的房子里铺了地毯，装修得像个样板房——十二把手工雕刻的餐椅，客厅的软椅上罩着双色带流苏的合成天鹅绒。还有灯、桌子、空调，琳琅满目。装空调是有必要的，领地的房子都无遮无拦地矗立在平地上，像一个个大水泥盒子，没有隆起的屋顶。要是天气晴朗，就会有一两面墙一直暴露在烈日下。房子里还配了个男仆，穿着领地奴仆的制服——白色短裤，白色衬衫，白色夹克（而不是殖民时期那种罩衫）。这是为因达尔这类人安排的，是领地的风格，亦即总统的风格。男仆穿什么衣服是新总统规定好的。

在领地这个奇怪的世界里，因达尔似乎颇受尊重。这尊重有一部分得归功于他所属的“组织”。他说不清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送他到非洲来的。也可能是我太幼稚，理解不了。领地上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属于这类神秘的组织。他们把因达尔看成自己的同类，而不是我的同乡，或者海岸来的难民。我觉得这颇不寻常。

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在镇上见过不少这样的新派外国人。我们见过他们穿非洲衣服，注意到他们潇洒快乐，不像我们这样小心谨慎。他们见到什么都那么开心。以前我们总觉得他们是寄生虫，有些危险，觉得他们肯定是在秘密地为总统服务，我们对他们必须有所提防。

领地完全是他们的度假胜地，现在我混迹其中，轻而易举地进入他们的生活，进入带走廊的平房、空调和舒适的假日组成的世界，从他们高雅的谈话中不时听到著名城市的名字。在这样的环境中，我的态度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开始意识到，和他们相比，我们在镇上的生活是多么闭塞，多么贫乏，多么沉闷！我开始认识到领地上的社会生活的趣味，认识到这里新型的人际交往方式。这里的人思想更开明，对敌人和危险不是那么担忧，更愿意对事物产生兴趣，更容易被取悦，总是在寻找他人身上的人性价值。在领地上，他们有自己谈论人或事的方式，他们同外界保持着联系。和他们相处会有一种冒险的感觉。

我想起我和梅迪的生活；想起舒芭、马赫什过于自我的生活；想起意大利人、希腊人——尤其是希腊人——固守一隅，为自己的家庭提心吊胆，对非洲和非洲人紧张兮兮。这样的生活很难有什么新鲜的内容。所以跑上几英里路到领地来，每次都是对自己的调整，使自己表现出一种新的态度，每次都像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国家。我开始对马赫什和舒芭夫妇有了新的评价，这让我感到惭愧：他们夫妇俩这么多年来没少帮我，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非常安全。不过我实在压抑不住自己的思想。我开始向领地的生活倾斜，在因达尔的陪伴下，我开始用新的眼光打量这片领地。

我知道，在领地，我属于另一个世界。遇到和因达尔在一起的人，我发觉我没有多少话和他们说。有时候我想我可能让因达尔失望了，不过他似乎根本没朝这方面去想。他对别人介绍我的时候，总是把我说成他们家在海岸的朋友，他的家乡人。他想让我从他交往的人身上看到他的成功，同时似乎也想让我分享他的成功。他用这种方法来报答我的羡慕之情。我还发现，他身上多了几分在海岸的时候所没有的雅致。他的举止似乎都经过深思熟虑，不管多么小的场合，他的言行举止都一丝不苟。这些举止有些刻意雕琢，也有家族遗传的成分，好像原来都掩盖着，有了安全，有了仰慕，才会尽情挥洒出来。在领地这片充满矫饰的地方，他简直如鱼得水。

在领地上，他受人尊重，有社交之乐，这是我们这些住在镇上的人不能给他的。我们很难欣赏他在领地上喜欢做的事。多年的忧患造就了我们的世故，我们是怎样看人的呢？对凡·德尔·魏登旅馆的商人，我们判断的标准是他们所代表的公司，是他们能否向我们提供特许权。要是和他们熟悉了，能得到他们提供的服务，不像普通顾客那样付全价买他们的东西，无须排队等候，我们就沾沾自喜了，感觉像是征服了世界。我们把这些商人和贸易代表看成有权势之人，要吹捧着才行。对中间商，我们是根据他们的手腕来判断的，看他们能签到什么样的合同，拿到什么样的代理权。

我们对非洲人的态度也一样。我们看重他们——比如军人、海关官员、警察——能给我们提供的服务。这也是他们自我评判的方式。在马赫什的汉堡王餐厅，一眼就能看出哪些人有来头。经济繁荣，这些人也受益不浅，一扫往日的寒酸窘迫，身上到处是金饰——金边眼镜、金戒指、金笔、金铅笔套、金表，还有沉甸甸的金手链。我们私下嘲笑这些非洲人，嘲笑他们对黄金的欲望，嘲笑这欲望的粗俗和可悲。黄金怎能改变一个人，一个非洲人？但我们自己也向往黄金；我们还得定期向这些披金戴银的人进贡。

我们对人的看法很简单。非洲是我们生存的地方。但在领地，情况却完全不同。那里的人可以嘲笑贸易和黄金。领地的氛围有种魔力，在那里的大道和新房子间，一个新非洲正在孕育之中。在领地的非洲人——在理工学院就读的那些学生——很浪漫。他们不一定参加所有的晚会和聚会，但整个领地都是为他们建的。在镇上，“非洲人”这个词可以用于辱骂别人，而在领地，“非洲人”有褒奖的意思。在那里，“非洲人”是各方努力培养的新人，接管未来的人——费迪南几年前在公立中学时自许的重要人物。

在镇上，在公立中学上学的时候，费迪南和他的朋友们——确实是他的朋友——举止还和村民相似。放了学，离开了学校，也没和我这样的人在一起，他们就会融入镇上的非洲生活。费迪南和梅迪，或者任何其他非洲小伙子，都能成为朋友，因为他们的共同之处很多。而在领地，不可能把费迪南和穿着白制服的仆人混为一谈。

费迪南和他的朋友们很清楚自己的使命，以及别人对他们的期望。他们都是拿政府奖学金来上学的，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去首都做见习行政官员，为总统服务。领地是总统创造出来的，他还为这里请来了外国专家，这些人对新非洲有非常远大的设想。连我也开始隐约感觉到这些设想的浪漫色彩。

镇上的外国人和非洲人互相影响，每个人都沉浸在荣耀感和新鲜感之中。到处都有总统的照片在俯视着我们。在镇上，各个商店和政府大楼里都挂着总统像，他是统治者，他的出现是少不了的。在领地，总统的荣耀更是无处不在，播撒到每个新非洲人身上。

这些年轻人很聪明。我记得他们以前都是些小骗子，固执而愚蠢，只有些村民式的狡诈。我原以为，对他们来说，学习只意味着填鸭式的死记硬背。像镇上其他人一样，我以为非洲人上的学位课程都被改简单了。这是有可能的。他们确实学习某些课程，诸如国际关系、政治学、人类学等等。但这些年轻人思想很敏锐，说的话也很漂亮，而且说的是法语，不是非洲土语！他们进步很快。就在几年前，费迪南还无法理解非洲这个概念，现在可不是这样了。关于非洲事务的杂志（包括那些在欧洲出版的由政府资助的半真半假的杂志），还有报纸（都需通过审查），都在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新态度。

有天晚上，因达尔把我带到理工学院的一间教室去听他上的讨论课。这课不属于固定课程，是额外加的，教室门上写的是英语口语练习课。不过学生们对因达尔的期望一定超出了英语口语练习的范畴。人来得很多，大部分座位上都有人坐。费迪南也在场，和几个好友坐在一起。

教室的内墙漆成了浅褐色，上面空荡荡的，只挂了一幅总统的肖像——没有穿军装，而是戴了一顶豹皮酋长帽，上身穿短袖夹克，围着带圆点的领巾。因达尔就站在肖像下方，轻松地说起他游历非洲各地的经历，下面的年轻人都听得入了神。他们非常天真，也非常渴望了解新事物。他们都听说过这片大陆上的战争和政变，但对他们来说，非洲仍然是新大陆，他们没有拿因达尔当外人，仿佛因达尔和他们有相同的感受，甚至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语言练习到最后，大家开始讨论非洲。我感觉到理工学院里经常讨论的和课堂上经常讲的话题逐个浮出水面。学生们有些问题提得很尖锐，而因达尔总有不凡表现，总是那么胸有成竹，不慌不忙。他就像个哲学家。他回答着他们的问题，同时不忘提醒年轻的学生们注意自己所用的字词。

他们谈了一些乌干达政变的情形，还谈到那里的部落和宗教差异。然后，他们把话题扩大到整个非洲的宗教问题。

费迪南的周围出现了一些骚动。费迪南不知道我也在，站起来问：“非洲人已因基督教而异化了，不知尊敬的客人是否认同这一点？”

因达尔依照前面的做法把问题复述了一遍：“我想你是在问一种并非源于本土的宗教能否有益于非洲？伊斯兰教是不是非洲宗教？你是否认为非洲人因此而异化了？”

费迪南没有回答。和以前一样，他的思想遇到有些坎，就越不过去了。

因达尔说：“这么说吧，我认为你可以把伊斯兰教当成非洲宗教。它在非洲大陆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对埃及基督徒你也可以这样看。我不是很清楚——或许你觉得非洲人受这些宗教的影响而异化，进而失去了非洲的根基。你是不是这样认为的？或者你认为这些接受外来宗教的非洲人是特殊的非洲人？”

费迪南回答：“尊贵的客人应该很清楚我所说的基督教。他想把问题搞混。他知道非洲宗教地位卑下，这是一个关于非洲宗教是否重要的直接的问题，他心知肚明。客人对非洲抱有同情，见多识广，能给我们提供建议。所以我们才问这些问题。”

在座的有几个人拍案叫好。

因达尔说：“要回答这个问题，请允许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都是学生，不是村民，不要假装自己是村民。不久，你们将走上各自的岗位，为你们的总统和他的政府服务。你们是现代人。你们难道需要非洲宗教吗？还是你们在感情用事？你们害怕失去非洲宗教？或者就因为该宗教是你们自己的，就死死守住不放？”

费迪南的眼里冒出怒火。他拍了一下桌子站了起来：“你在问一个复杂的问题。”

显然，在非洲学生当中，“复杂”这个词意味着不赞同。

因达尔答道：“你难道忘了？问题不是我提的，是你提的，我只是在获取信息。”

他的话让气氛缓和下来，教室里不再有拍桌子的声音。费迪南的态度也变得友善了。这节课的后半部分，他一直保持着这种态度。下课后，穿夹克制服的服务员用镀铬的小推车送上咖啡和甜饼干——这也是总统让领地保持的特色之一。费迪南来找因达尔。

我对费迪南说：“你给我的朋友添了不少麻烦啊。”

费迪南答道：“要是知道他是你的朋友，我就不会这么为难他了。”

因达尔问：“你自己对非洲宗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费迪南回答：“我不知道，所以才问你。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后来，我和因达尔一起离开理工学院大楼，往他家走去。因达尔说：“他令人印象深刻。他就是你说的商贩的儿子？怪不得。他比其他人多了这层特殊的背景。”

理工学院大楼外面的空地上铺了柏油，中间竖着国旗旗杆，现在已经打上了灯光。大道两侧，修长的灯柱举着发亮的灯架。两边的草丛中也亮起了灯光，使得大道看上去就像机场跑道。有些灯泡被人打破了，周围的青草把灯座遮住了。

我说道：“他母亲还是个魔法师。”

因达尔说：“你在这里应该万分小心。今天晚上他们有些难缠，但是真正的难题他们还没有问。你想知道是什么吗？那就是：‘非洲人是不是农民？’这个问题挺没意思的，但是大家在这个问题上能吵得不可开交。随你怎么回答都不好收场。你现在知道为什么需要我们这样的组织了吧？我们必须启发他们思考，让他们去考虑真正的问题，而不是拘泥于政治和原则。否则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些年轻人还会把我们的世界搅得一团混乱。”

我想我们已经开始深入地讨论非洲了。我和他都经历了很多。我们甚至学会了以严肃的态度看待非洲魔法。在海岸那边可不是这样。那天晚上，当我们谈起那堂讨论课时，我突然想到，因达尔和我是不是在自欺欺人，我们是不是假装看不到我们讨论的非洲和我们熟悉的非洲迥然不同？费迪南不想和精灵们失去联系，他不想孤立无助。这掩藏在他那个问题背后。我们都理解他的焦虑，但在课堂上，大家好像都不直接面对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害羞，也可能是因为恐惧。讨论中说来说去都是另一套词汇，比如宗教和历史。在领地上就是这样。这里的非洲是个特殊的地方。

我也在想因达尔。他是怎么形成新的态度的？从海岸的时候开始，我就觉得他恨非洲。他失去了很多，我想他心里至今还不能原谅那些害他们家的人。但在领地，他发展得不错，可以说如鱼得水。

我没有这么“复杂”。我属于小镇。离开领地，开车回小镇，看到的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破棚烂屋，一堆堆垃圾，小酒铺外衣衫褴褛的人群，小镇中心的人行道上生火做饭的滞留村民，还有周围的河流和村庄（现在它们不只是自然风景）。开着车回到镇上，就是回到我所熟悉的非洲，是从高尚的领地跌入沉重的现实。因达尔难道真的对属于话语的非洲有信心？领地究竟有没有人对那样的非洲有信心？真实难道不是我们每天朝夕相对的一切：凡·德尔·魏登旅馆和酒吧里商人的闲聊，政府大楼和商店里的总统肖像，由我那老乡的宫殿改造而成的军营？

因达尔说：“人们真的相信什么吗？这真的重要吗？”

每次到海关发货，若是货比较棘手，我总要遵循一个固定的套路来办事：先把报关单填好，折起来，在中间塞上五百法郎的钞票，然后交给负责的官员。官员把屋子里的下属打发走（下属当然也知道为什么叫自己走），然后用自己的肉眼检查这些钞票。接着他把钞票收起来，故意非常认真地审查报关单据，很快就告诉我：“很好，萨林姆先生。一切正常。”他和我都不提钞票的事。我们只说报关单上的细节。报关单填得正确，他审批得也正确，于是就成了我们合法履行手续的证据。对于这档交易的实质，我们俩都只字不提，也不会留下任何白纸黑字的记录。

我和因达尔谈过他所属的组织的目的，谈过领地。他说他对那些外来的理论感到担忧。它们的新颖对非洲是种威胁，最先进来的新思想总会先入为主，像胶带一样牢牢粘在年轻的头脑中。在这些关于非洲的谈话中，我总觉得我们中间隔着某种不真诚的东西，也可能只是忽略了。总之有些空白地带横亘在我和他之间，我们不得不小心谨慎地避开。我们忽略的是自己的过去，亦即我们那个群体被摧毁的生活。因达尔第一次到商店来和我们喝咖啡的时候，我们谈论过这个话题。他说他学会了践踏过去。一开始仿佛是在践踏花园，后来就像走在路上。

我自己也困惑了。领地是一场骗局。但在同时，它也是真实的，因为这里到处都是严肃认真的人，包括一些妇女。在人之外，有没有绝对的真实？真实是不是人们自己编造出来的？人们所做的一切，制造的一切都成为真实。我依旧来往于小镇和领地之间。回到熟悉的小镇我总是感到安慰，因为远离了领地的非洲——属于话语和思想的非洲（那里往往没有非洲人）。不过领地自有荣光，自有社交之乐和生活之趣，吸引我一次又一次过去。

8

因达尔说：“我们晚饭后去参加一个晚会。是耶苇特举办的。你认识她吗？她丈夫叫雷蒙德，别看他为人低调，这里的一切可都是他在幕后操纵的。是总统——或者你说的那位大人物派他来盯着这里的。他是大人物的白人亲信，各个地方都有这种人。雷蒙德是历史学家，听说总统看过他写的所有作品。这只是传闻。但雷蒙德对这个国家的了解谁也比不上。”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雷蒙德。总统我也只是在照片上见过——一开始穿着军装，后来穿着时髦的短袖夹克，围着领巾，再后来他戴上了豹皮做的酋长帽，拿一根雕着图案的手杖，后者是他的大酋长身份的象征。我从来没想到他会看书。因达尔的话把总统拉得离我近了一些。与此同时，我感觉到我这样的人离权势多么遥远。从那个距离反观自己，我发觉我们是多么渺小和脆弱。打扮成我这样的人能逛到领地来，见到和大人物接触的人，这简直不像是真的。奇怪的是，现在这个国家，它的森林、河流和偏远地方的人们不再让我感到压抑——从当权者的新角度来看这一切，我感觉自己凌驾于它们之上。

根据因达尔的话，我猜想雷蒙德和耶苇特夫妇应该是中年人。但是，一位身穿白夹克的男仆给我们开了门，出来迎接我们的女士——身穿宽松的黑裤子，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做的，有些发亮——还很年轻，看上去只有二十八九岁，和我年纪相仿，这不禁让我有些吃惊。再一看就更吃惊了，她居然没穿鞋，脚露在外面，白皙而美丽。我先看到她的脚，然后才开始打量她的脸和短衫。那短衫是黑色的丝绸料子做的，低领，领子周围绣着花——昂贵的东西，在我们的小镇上是买不到的。

因达尔说：“这位可爱的女士就是我们的女主人，她叫耶苇特。”

因达尔身子稍稍前倾，做出要拥抱的姿势，像是哑剧中的动作。耶苇特调皮地弓起背部，接受他的拥抱。因达尔和她轻轻地碰了一下脸，没触到她的胸部，只是指尖碰到了她的背部，她的丝绸上衣。

耶苇特住的也是领地的房子，和因达尔的差不多。但是所有带套子的家具都被从客厅里搬走，换上靠垫、长枕和非洲坐垫。地板上只放了两三盏台灯，屋子里有些地方光线很暗。

耶苇特提起家具：“总统把欧洲人的需求想得太高。我把所有天鹅绒的东西都塞进一间卧室了。”

我脑子里还在想着因达尔说过的话，因此没在意耶苇特话里的讽刺，我觉得她是在炫耀自己的特权，和总统关系亲密的人所拥有的特权。

有一些客人已经先到了。因达尔跟着耶苇特走进屋子里面，我则跟着因达尔。

因达尔问：“雷蒙德还好吗？”

耶苇特说：“他在工作，过一会儿再进来。”

我们三个坐到书架边上。因达尔懒洋洋地靠在一个长枕上，显得十分自在。我则把注意力集中到音乐上。和因达尔一起在领地的时候，我多半就像这样，只打算听和看。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领地聚会。这房子里的气氛我也从来没有体验过。

有两三对客人在跳舞。我能看到女人们的腿。我特别注意到一个穿绿色裙子的女孩的腿。这女孩坐在直背的餐椅上（也是那种一套十二把的椅子）。我打量着她的膝盖、大腿、踝部，还有她的鞋子。她的腿形并不是多完美，却让我入迷。我成年以后的生活中，一直是到镇上的酒吧寻求放松。我只认识拿钱才和我玩的女人。情欲生活的另一面，不要钱的拥抱我没有体验过，甚至觉得陌生，觉得不属于自己。我只到妓院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这种满足哪里说得上是满足！我觉得寻花问柳让我离真正的感情生活越来越遥远，我担心这会让我无法拥有真正的感情生活。

而在这个房间里，男男女女跳舞是为了彼此的乐趣，为了从对方的陪伴中得到快乐。这种场合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穿绿衣服的女孩露出的粗粗的大腿上流露出令人战栗的期盼。她的裙子是新的，褶边松松的，没有熨出折痕来，清楚地显示出布料原本的样子。后来，我看着她跳舞，看着她的大腿和鞋子移动，心里涌出一种温馨的感觉，好像发现了自己身上已经丧失的某一部分。我一直没有看那女孩的脸，在半明半暗的屋子里，很容易不去注意她的脸。我想沉浸在温馨之中。我不想让任何别的东西破坏我的情绪。

气氛愈加温馨起来。舞曲结束了，屋子里的光线恰到好处——灯光在天花板上照出一个个晕圈，跳舞的人都停了下来。接下来的乐曲直入我的肺腑：一位美国姑娘在唱《芭芭拉·艾伦》，忧伤的吉他，忧伤的歌词，忧伤的旋律。

多么奇异的歌喉！我觉得它不需要乐曲，可以说也不需要歌词。那声音本身就在创造旋律，本身就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感情世界。像我这样背景的人在音乐中寻找的正是这东西——感情。正是这东西让我们激动地喊着：“好！好！妙极了！”正是这东西引诱我们把钞票和金子扔到歌手脚下。听着这声音，我感觉内心最深处被唤醒了，这里知晓何为失去、思乡和悲痛，并且渴望得到爱。这声音能让每一位听众的心绽放。

我问因达尔：“这歌是谁唱的？”

因达尔回答说：“是琼·贝兹。她在美国非常出名。”

“而且身家百万。”耶苇特补了一句。

我听出了她话里的讽刺。这让她的寥寥数语显得另有所指。确实，她也没有把这位身家百万的歌手请过来，而只是在放她的唱片。耶苇特冲我笑了笑，也许是在笑自己说的话，也许是在笑作为因达尔的朋友的我，也许是她觉得这样微笑着对自己最合适。

她的左腿弓起，右膝弯着，右腿平放在她坐着的垫子上，右脚跟几乎抵着左踝。在黑色裤子的衬托下，她的一双脚显得如此美丽，如此白皙。她的挑逗性姿态，她的微笑，都融入了歌曲的氛围之中，让人无法直视。

因达尔说：“萨林姆是从海岸那边一个古老的家庭出来的，他们的历史很有意思。”

耶苇特的手搭在右边的大腿上，十分白皙。

因达尔又说：“我给你看样东西。”

他把身体侧了侧，伸手从我的腿上方去够书架，抽出一本书，翻开给我看。我把书放到地上，就着台灯的光看他给我指出的地方。我看到一串名字，其中就有耶苇特和雷蒙德。作者是在感谢最近在首都受到他们二位的“盛情接待”。

耶苇特仍旧微笑着，但没有表现出难堪或谦逊，也没有嘲讽的意思。书上出现她的名字对她很重要。

我把书还给因达尔，目光从耶苇特和他身上移开，回过神听那歌声。不是所有的歌曲都像《芭芭拉·艾伦》那样，有的是现代风格，唱的是战争、不公、压迫和核毁灭。但中间总穿插着那古老而优美的旋律。这正是我期待的旋律。最后，歌手把两种歌曲糅合在一起，既唱到了少女和情人，发生在过去的令人悲伤的死亡，也唱到了现在在重重压迫下濒临死亡的人们。

这是假象——对此我毫不置疑。只有指望公正而且多半时间受到公正待遇的人，才能够心平气和地听这种关于不公的甜美歌谣。你不会唱这种关于世界末日的歌曲，除非你也和屋子里其他人一样——这屋子如此美丽，装饰着各种简单的物件：地上摆着非洲的垫子，墙上挂着非洲的壁挂，还有各种各样的长矛和面具——感觉到世界仍将延续，你会太太平平地生活在其中。在这样的房间里，做出这种假设是多么容易啊。

外面的世界截然不同，马赫什也会对上述假设嗤之以鼻。他说过：“并非这里的人不讲对错，而是没有公理。”但现在马赫什让我感觉很遥远。他的生活多么乏味，我的也一样。最好还是分享这种虚假的陪伴，感觉在这间屋子里我们优雅而勇敢地面对不公和迫近的死亡，用爱来抚慰我们的心灵。歌曲尚未结束，我觉得我已经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生活。我从未甘于平庸。我感觉我交了好运，撞上了可以和纳扎努丁多年前在这里发现的那种生活相媲美的生活。

雷蒙德进来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在因达尔的坚持下，我甚至和耶苇特跳了一曲，我能感受到她丝绸上衣下的皮肤。见到雷蒙德的那一刻我正浮想联翩，从一个可能跳到另一个可能。刚见到他的时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和耶苇特年龄相差很大，我看这差距不下三十岁。雷蒙德看起来快六十了。

我感到那种种可能渐渐消失，如同梦境。我注意到，耶苇特见到丈夫后，立刻露出关切的神情，更确切地说，是眼神，因为她依旧在微笑，她的脸在玩把戏。我还注意到雷蒙德言谈举止稳妥自信，想到他的工作和地位，留意到他不凡的外表。这是思想的不凡，是思想工作造就的不凡。他看上去好像刚刚摘掉眼镜，眼神有些疲倦，但仍然很有魅力。他穿着长袖狩猎夹克，我觉得他这种穿着风格——长袖而不是短袖——是耶苇特建议的。

露出关切的表情之后，耶苇特再次放松下来，脸上仍然保持着笑容。因达尔站起身，去拿靠在对面墙上的餐椅。雷蒙德示意我们坐在原处。他自己没有坐到耶苇特身边，而是坐到因达尔拿来的椅子上。

耶苇特坐在原来的地方没有动：“雷蒙德，要不要来点儿饮料？”

雷蒙德回答：“不用了，伊苇①，我待会儿就回房间。”

雷蒙德一来，旁边的人都注意到了。有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开始在我们周围转悠。还来了几个其他人。大家彼此打着招呼。

因达尔说：“希望我们没有打搅您。”

雷蒙德说：“这环境挺让人愉快的。如果我看上去有些心神不宁，那是因为我刚才在房间里的时候感到很灰心。我开始在想，真相到底会不会被人知道？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样的想法并不新鲜，不过有时候很让人痛苦。我觉得人所做的一切最终都是徒劳。”

因达尔说：“别瞎说了，雷蒙德。像您这样的人得到认可是需要时间的，但最终人们会认可您的。您研究的领域不热门。”

耶苇特插话说：“麻烦你替我跟他好好说说，开导开导他。”

站在边上的一个人说：“新的发现让我们不断修正对过去的看法，不过真相会一直在那儿，是可以掌握的。这项工作总得有人去做，就这样。”

雷蒙德说：“时间最终会把真相暴露出来。这我也知道，它是传统的也是宗教的想法。不过有时候我禁不住怀疑，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罗马帝国的历史？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征服高卢那段时期都发生了什么？我坐在房间里，想到没有被人记录的事情，心里感到很悲伤。你们认为我们能够了解过去一百年甚至五十年里非洲真正发生了什么吗？所有那些战争、反叛、领袖和失败？”

屋里鸦雀无声。我们看着提出这个话题的雷蒙德。屋子里的气氛好像只是琼·贝兹歌曲气氛的延续。音乐停了，我们思考了一会儿这片大陆的可悲。

因达尔问：“您有没有读过穆勒写的文章？”

雷蒙德问：“你是说关于巴蓬德起义的文章？他给我送来了一份清样。听说这文章挺火的。”

带着姑娘的小伙子说：“听说德克萨斯要请他去教一个学期书。”

因达尔说：“我觉得这文章是一堆垃圾。明明是一堆陈词滥调，却搬出来当成新智慧。阿赞达起义是部落起义，而巴蓬德起义完全是经济压迫造成的，和橡胶生意有关。它们要同布德加和巴布瓦起义放在一起看。而且你得降低宗教问题的分量。正是宗教问题让巴蓬德的骚乱火起来的。人们要是想借非洲题材发学术财，就会干这些事。”

雷蒙德说：“他来见过我。我回答了他所有问题，还让他看了我所有文章。”

那小伙子又插话说：“我觉得穆勒有点神童的味道。”

雷蒙德说：“我挺喜欢他。”

耶苇特说：“他来吃过午饭。雷蒙德刚离开饭桌，他就把巴蓬德抛到一边，问我：‘你想不想和我出去？’就这样子。好家伙，雷蒙德刚一转身他就这样。”

雷蒙德笑了笑。

因达尔说：“我告诉过萨林姆，说总统只看您写的作品。”

雷蒙德回答：“我想他现在没多少时间看书了。”

小伙子又说话了，他的女友紧挨着他：“您跟他是怎么认识的？”

雷蒙德说：“这事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恐怕现在没时间谈。”他看了看耶苇特。

耶苇特说：“我看大家现在都不赶时间。”

雷蒙德于是说道：“那是很久以前，还是殖民时代。当时我在首都一所大学里教书，同时在写一本历史书。当然，那时候出版是不可能的。尽管一九二二年颁布了一项广受欢迎的反审查法令，但审查制度还是没有断根，只是大家装作看不见。此外，在当时，非洲也不是大众关心的话题。不过我从来不掩饰自己的感受和立场，我想外面肯定有关于我的传言。有一天我在学校里，有人来通报说有位非洲老妇要见我。是一个非洲仆人给我报的信，他没有把来客太当一回事。

“我让他把人请进来。原来是一个中年女人，没那么老。她在首都一家大宾馆当女佣，是为自己的儿子来找我的。她来自一个比较小的部落，部落里的人人微言轻，我想他们没办法帮她。女人的孩子离开了学校，起初参加了一个政治俱乐部，打过各种零工。但后来他把这些事都丢到一边。无所事事，天天待在家里，不出门见任何人，还头痛，不过他并没有生病。我本以为她是来求我给她的孩子找份工作。其实不然，她只是想让我去看看那孩子，和他谈一谈。

“那女人给我的印象很深。那种大宾馆女佣的自尊非常引人注目。换了别的女人，肯定会觉得孩子中邪了，会采取相应的驱邪措施。她虽然没多少文化，却认定儿子的毛病是教育造成的。所以她来找我帮忙。我是大学的老师嘛。

“我让她把儿子带过来。那孩子不怎么赞成母亲和我谈论他的问题，但最终还是来了。他很紧张，像只小猫似的。这孩子不寻常（甚至可以说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有一种深切的绝望。这不只是贫穷和缺乏机遇的问题，他的绝望要比这些更深沉。确实，你要是按照他的方式来看世界，你也会头痛。在这个世界上，像她母亲这样的贫苦非洲妇女忍受了太多屈辱，他无法面对这样的世界。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一切。没有什么能让这个世界好起来。

“我告诉他说：‘你说的这些我都听进去了。我知道你这种绝望的情绪迟早会消失，你迟早会想要采取行动。到那时候，你不要把自己扯进现在这种政治。这些俱乐部和协会只会空谈和辩论，是非洲人在给欧洲人作秀，希望他们看到自己好像也很进步。这些地方会吞噬你的激情，毁掉你的才华。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些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不过这就是我要说的。你必须参加国防军。在军队里你不会爬得很高，但你至少能学会一门实实在在的本领。你会学会如何使用武器，如何开车运输，你也可以研究人。一旦你搞清楚怎样把国防军拢在一起，你就会知道怎样把整个国家拢在一起。你或许会说：我可以做个律师，让别人叫我阁下，不是更好。我会回答：不，当个下士，见到中士喊长官对你更好。这种建议不是随便给任何人的，我只给你一个人。’”

所有人都听得聚精会神。他停下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说话，都沉默着，继续看着他。他坐在餐椅上，身上穿着狩猎夹克，显得卓尔不群，头发梳向后面，眼睛有些疲惫，有那么一点儿花花公子的派头。

最后还是雷蒙德打破了沉默，他像是在评论自己讲的故事，用一种轻松的口吻说：“他真是了不起。他为大家做了不少事，但我想大家没有给予他充分的认可。我们认为那些事情是他应该做的。他把军队管束住了，给这片各民族混居的土地带来了和平。现在大家又可以在国境之内到处旅行了——这种事过去殖民国家以为只有他们自己能办到。更了不起的是，他并不是用胁迫的手段做到的，而是得到了人民的同意。你们在街上看不到警察，看不到枪支，也看不到军队。”

因达尔就坐在笑眯眯的耶苇特身边，似乎想要把腿换个姿势，准备开口发言。但是雷蒙德摆了摆手，因达尔于是没有动。

雷蒙德接着说：“还有自由。不管是何种思想，也不管它来自何种体制，在这里都能兼容并蓄。我认为，”他看了看因达尔，仿佛是在为不让他说话做出弥补，“这里没有人告诉你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因达尔说：“我们在这里可以天马行空，无拘无束。”

“我想他不会想到搞什么审查。他觉得所有思想都可以为他的事业所用。可以说，他对思想是绝对渴求的。他以自己的方式运用这些思想。”

耶苇特说：“但愿他把男仆的制服给换掉。换成殖民时代的样子，短裤子，长罩衫，要不就是长裤子，夹克衫。就是别搞成现在这样，短裤子，夹克衫，就像狂欢节穿的服装。”

大家哄堂大笑，连雷蒙德也笑了，大家似乎都为打破了严肃的气氛而感到高兴。耶苇特的大胆就像是对雷蒙德所说的自由的证明。

雷蒙德说：“耶苇特老是说男仆的制服。但不要忘了他的军队背景，也别忘了他母亲的宾馆女佣背景。她母亲一向穿着殖民时代的女佣制服工作。所以领地的男仆必须穿制服。不过不是殖民时代的制服，这很重要。如今所有穿制服的人都应该理解这一点。穿制服的人都应感到自己和总统之间有份私人契约。别指望这些男仆脱掉那身制服，你不会成功的。耶苇特尝试过。他们喜欢穿那身制服，不管在我们看来有多荒唐。这就是这个非洲人了不起的地方——他知道人民需要什么，什么时候需要，这是他的能耐。

“现在，到处都张贴着总统身穿非洲服装的肖像。这些肖像大批量出现的时候，老实说，我也看不习惯。有一天我在首都和他谈起这个问题。他给了我一个极富洞察力的回答，我一下子就被说服了。他说：‘雷蒙德，换作五年前，我也会同意你的话。五年前，我们非洲人会用他们那种残酷的幽默来嘲笑你，在当时，国民的团结程度不堪一击，这种嘲笑能够把这个国家毁掉。但时代变了，人民过上了太平日子。他们想看点儿别的东西，不再想看军人的照片。他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非洲人的照片。那可不是我的照片，雷蒙德，那是所有非洲人的照片。’”

这一席话和我的感觉非常贴近，所以我说：“一点儿不错！我们镇上的人都不喜欢挂旧照片。而看新照片的感觉就有些不一样，特别是在领地这里。”

雷蒙德让我把话说完。但随后就抬起右手，示意我让他说下去。然后他接着说了起来。

“我想我要核实一下这个问题。事实上，就在上周我这么做了。我在主楼外边遇到我们的一个学生。为了勾他说话，我故意说总统的照片挂得太多了。那小伙子断然予以否定。于是我问他看到总统的照片有何感受。这个年轻人的回答你们听了可能会感到吃惊。他像个预备军官一样，站得笔挺。‘那是总统的照片。在领地这里，作为学院的学生，我也把它看作自己的照片。’听听这些话吧！这就是伟大领导者的素质——他们能预知人民的需求。非洲需要由非洲人来统治——殖民国家从未真正了解这一点。不管我们对非洲有多少研究，不管我们的同情有多深刻，我们终归都是外人。”

那个小伙子此刻正和女友一起坐在垫子上，他问：“您知道总统手杖上雕刻的蛇象征什么吗？听说手杖上雕刻的那个人腹部有神物，是真的？”

雷蒙德说：“这我不知道。那只是根手杖而已。是酋长的手杖。就和权杖、主教法冠一样，我想我们不应该到处寻找非洲的神话，这是个误区的。”

他的批评语气造成了一些不安，但雷蒙德仿佛没有注意到。

“最近，我看了总统的所有演讲稿。要是把这些演讲稿编辑出版，该是一本多么有趣的作品啊！其中当然少不了应景之作。不过可以做一个选本。摘选核心思想。”

因达尔问：“您现在是不是在做这项工作？他找您做这项工作吗？”

雷蒙德抬起一只手，耸了耸肩，意思是因达尔问的情况是可能的，不过现在要保密，他不好明说。

“这些演讲如果按照时间顺序看，最有意思的是其发展脉络。要是你们看看这些演讲，就能明白我说的对思想的渴求是怎么一回事。一开始，演讲中表现出来的思想还很简单。无非是团结、过去的殖民统治、对和平的需要等等。后来就变得很复杂，也很精彩，说到了非洲、政府和现代社会。如果编得好，这些演讲稿能成为一本手册，激励整个大陆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在这些演讲的字里行间，处处散布着那种年轻人的绝望的感觉，多年前那种绝望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你总会有那种感觉：那些伤害绝无可能消除。如果你们有心，就能从这些演讲中看出一个年轻人对自己的母亲——一个宾馆女佣——遭受的屈辱感到深切的悲痛。他从来没有忘本。你们或许都不知道，就在今年早些时候，他带着所有政府官员去朝拜这个非洲女人的村庄。以前有没有这样的事？有哪位统治者把非洲丛林变得这么神圣？这种孝顺让人感动得掉泪。你能想象一位非洲宾馆的女佣在殖民时代所遭受的屈辱吗？不管多少孝行都不能弥补这些屈辱，但我们能给的也只有孝行。”

“我们也可以遗忘，”因达尔说，“我们可以践踏过去。”

雷蒙德说：“非洲大部分领袖都是这样做的。他们想在非洲丛林里建起摩天大楼。而我们的这位却要建造圣殿。”

喇叭里一直在放没有歌词的音乐。现在《芭芭拉·艾伦》又开始了，歌词有些让人分神。雷蒙德站了起来。坐在垫子上的年轻人想走过去把音量调低。雷蒙德示意他不必麻烦，但音量还是被调低了。

雷蒙德说：“我很想陪一陪各位，遗憾的是我要去工作了。否则可能会漏掉什么。我发觉写散文风格的记叙文最难的是承接。可能是一句话，也可能是一个字，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刚才和大家坐在这里，我突然想到怎么解决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我必须把它记下来。否则我会忘掉。”

他正要离开，突然又站住说：“写这种没人写过的东西，其难度我想并没有被充分理解。偶尔就特定问题写一写学术文章并不难，比如巴蓬德起义之类的题目，因为有固定的套路。而宏大的叙事就不同了。所以我在想现代历史写作巨匠特奥多尔·蒙森。我们如今讨论的关于罗马共和国的一切都只是蒙森工作的延续。各种问题、事件，以及叙事本身，特别是共和国后期的动乱阶段——这位德国天才全都洞若观火。当然，特奥多尔·蒙森有幸知道自己所写的是个重大题材。我们这些在自己的领域里搞研究的人却不能像他这么肯定。我们不知道后人会不会觉得我们记载的事件有任何价值。我们不知道非洲大陆将来要走向何方。我们只能像这样继续下去。”

他的话戛然而止，他转身离开了房间。我们一个个哑口无言，看着他刚离开的地方，许久才慢慢把注意力转到耶苇特身上。她现在是雷蒙德在这间屋子里的代表。她仍然微笑着，表示已然接收到我们的致意。

过了一会儿，因达尔问我：“你知道雷蒙德的作品吗？”

当然他是在明知故问。不过为了让他有机会说，我回答：“不，我不知道他的作品。”

因达尔说：“这正是这个地方的悲剧。非洲的伟人却湮没无闻。”

这听起来像是正式的致谢辞。因达尔字斟句酌。他把我们一并说成非洲人，因为我们不是非洲人，他的话在我们——至少是我——心里挑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此时琼·贝兹的歌声重又被调响了，很快把我的感觉推向更高层。在雷蒙德给我们留下的紧张气氛中，这优美的歌声让大家想起我们共同的勇敢和忧伤。

离开时，耶苇特拥抱了因达尔，也拥抱了我——作为朋友。对我而言，这是那天晚上的高潮。能和她的身体（此时已经十分柔软）贴得这样近，感觉到她的丝绸上衣，以及衣服里面的身体，我感到非常甜蜜。

外面月亮出来了——早些时候还没有。月亮显得小而高。空中乌云密布，月光时隐时现。夜色宁静。我们能听到急流的声音，那儿离我们有一英里路。月下赏急流！我对因达尔说：“我们去河边吧。”因达尔欣然同意。

在领地开阔平坦的土地上，新的建筑物显得很渺小，而大地却无比广阔。领地只是森林中微不足道的一片空地，衬托出丛林和大河之广袤——好像整个世界就只剩下这丛林和大河。月光扭曲了距离感。乌云飘过时，就像是压在我们头上。

我问因达尔：“你对雷蒙德的话是怎么看的？”

“雷蒙德挺会讲故事。不过他说的不少情况是真的。他说的关于总统和那些思想的话肯定是真的。总统把这些思想都用了起来，以某种方式杂糅在一起。总统是伟大的非洲酋长，同时也是群众的一员。他一方面搞现代化，另一方面也是一个非洲人，一个要找回自己非洲灵魂的非洲人。他有保守的一面，也有革命的一面，他无所不包。他既回归传统，又勇于前进，要在二○○○年之前把这个国家变成世界强国。我不知道他这样做是出于偶然，还是有高人指点。不过他这种杂七杂八一锅煮的方法还真奏效，因为他一直在变，不像有的家伙那样一条道走到黑。他是军人，却决定成为老式的酋长，宾馆女佣生的酋长。这些背景成就了他的一切，也被他发挥到极致。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知道他有个做宾馆女佣的母亲。”

我说：“朝拜母亲的村庄这事把我打动了。我原来在报纸上看到过，不过报纸上说这只是一次不公开的朝拜，所以我也就没有多想。”

“他在丛林里建起圣殿，纪念他的母亲，与此同时却在建设现代化的非洲。雷蒙德说他不会去建摩天大楼。也是，他确实没有建。但他耗费巨资建立了这个领地。”

“过去纳扎努丁在这里买过地皮。”

“他给卖了，没卖到几个钱。你是不是想说这个？这种事非洲常有。”

“不，纳扎努丁卖得不错。他在独立前最繁荣的时候把手上的地皮卖掉了。他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来到这里，他说：‘这只是丛林嘛。’于是就把地给卖了。”

“这种事以后还会发生。”

急流的声音更响了。我们已经把领地的建筑物甩到身后，开始往渔民的小屋走去。月光下，小屋一片死寂。渔村的狗瘦瘦的，毛色暗淡，身下有黑黑的影子，懒洋洋地从我们身前走开。在潋滟的波光衬托下，渔民的竹篙和渔网黑黝黝的。我们来到过去的观景处。这里现已修复，新筑了墙。四周只听得到河水冲过岩石的声音。一簇簇水葫芦从岩石上飞奔而过。月光下，水葫芦的花是白色的，根茎纠缠在一起，只能看到黑黑的轮廓。月光被挡住的时候，什么也看不到。整个世界只剩下翻滚的河水发出的古老声音。

我说：“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我为什么到这里来。我并不只是要离开海岸，到这里来开店。纳扎努丁跟我们讲过他在这里曾经有过的好日子，这才是我来这里的原因。我以为我将会有自己的生活，我以为我到时候也会找到纳扎努丁发现的东西。接着我就困在这里了。要不是你来了，我还不知道我会怎样。要不是你来了，我永远不会知道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就在我们鼻子底下。”

“这里的事和我们过去了解的不一样。对我们来说，这里非常诱人。非洲中间的欧洲，后殖民时期的非洲。但这里既不是欧洲也不是非洲。我可以告诉你，从里面看，情况会完全不同。”

“你是说人们没有信心？不相信自己所说所做的一切？”

“没人会这么简单。我们说信也信，说不信也不信。我们信，那是因为信了事情就会简单化，合理化。我们不信，是因为这些东西——”因达尔指了指渔村、丛林和月光下的河流。

过了一会儿，他说：“雷蒙德的状况有些乱。他必须继续装作自己是总统的导师和顾问，他不想知道自己其实已经快到奉命行事的地步了。事实上，为了回避接受命令，他干脆提前考虑命令。如果必须承认这个现实，他准会发疯。啊，他现在找到大差事了。不过他在走下坡路。总统已经把他调出首都。这位大人物现在要按自己的方式做事，不再需要雷蒙德。这情况人人都知道，雷蒙德还以为大家都蒙在鼓里。到了这把年纪还要面对这些事，真是可怕。”

因达尔的话并没有让我想到雷蒙德。我想的是耶苇特，听说了她丈夫的境遇，我觉得她离我突然近了许多。我脑子里浮现出晚上看到的她的样子，就像过电影一样，把我看到的一切重新组合，重新阐释。我把她的形象定格在那个让我心醉神迷的姿势：白皙的脚靠在一起，一条腿弓起，一条腿弯曲着平放在垫子上。我在脑海里重新勾画她的脸，她的微笑。然后我把整个画面放入琼·贝兹的歌曲营造的氛围，以及这歌曲在我心里勾起的种种情绪。然后添上周围的情景：月光、急流和这条非洲大河上漂浮的白色水葫芦。

①耶苇特的昵称。

9

那天晚上，我们在河边谈论过雷蒙德之后，因达尔开始谈他自己。那个夜晚让我兴奋，却让因达尔感到疲乏和郁闷。我们一离开耶苇特的家，他就烦躁起来。

那天晚上早些时候，我们一同前往那幢房子参加晚会，路上因达尔把雷蒙德说成明星，权势中人，大人物的白人亲信。但后来，到了急流边，他却用完全不同的口吻谈论雷蒙德。作为向导，因达尔急于让我真正了解领地生活的实质，以及他在领地的地位。现在我领略了他所处的世界的魅力，他却对自己所展示的东西失去了信心。也许他觉得，既已找到其他人信他所传播的信条，他自己就可以放弃一些信仰。

月光让我心情轻松，却加深了他的郁闷。他正是在这种郁闷的情绪下开始说话的。不过，这天晚上的情绪并没有和他相伴太久。到了第二天他就恢复了常态，和平素没什么两样。不过后来他一旦郁闷了，就更愿意承认。那天晚上他只说了个大概，后来只要时机合适，或者郁闷情绪复萌，他就会拾起那个话题，补充更多细节。

“萨林姆，我们必须学会践踏过去。我们刚一见面我就告诉你了。过去不应该让我们落泪，它并非只对你我是真实的。在世界上或许还有人珍惜过去，希望把他们手里的家具和瓷器代代相传下去。比如那些已经没有生气的国家，或者那些富足太平、偏安一隅的国家。或许在瑞典或者加拿大可以这样。还有法国某些农业地区，那儿的城堡里面住满了傻瓜。还有某些破败的印度王城，还有那些一潭死水的南美殖民城镇。其他地方的人都充满生机，整个世界也是充满生机，过去只能带来伤痛。

“忘却过去并不容易。并不是你想忘就可以立即忘掉的。你只能武装好自己，否则就会中伤痛的埋伏，遭到毁灭。所以我一直想着花园被踩成平地这个意象——雕虫小技，不过挺管用。在英国的第三年，我开始对过去产生这样的认识。说来也怪，我也是在一条大河边产生这样的认识的。你说我把你带入了你梦寐以求的生活，无独有偶，我当时在英国的那条河边也是这样想的。关于我自己，我当时下了个决心，后来回到非洲就是这个决心间接导致的。当初我离开非洲，是铁了心不打算再回来的。

“我离开的时候很不开心。你应该还能想得起来。我也想让你感到不开心——其实我甚至想伤害你，不过那都是因为我自己太郁闷了。想到两代人的积累会荒废掉，我非常痛苦。想到会失去祖父建起来的大宅院，想到祖父和父亲在白手起家的过程中所遭受的种种风险，那些勇敢，那些不眠之夜，我就觉得痛苦。换个国家，这么勤劳，这么有本事，我们早就成了百万富翁，成了权贵，至少后面几代人能过上安稳日子。而在我们那里，一切都可能在转瞬间灰飞烟灭。我恨的不仅仅是非洲人，我也恨我们那个群体和我们的文明，这文明给了我们旺盛的精力，但在其他方面让我们任人宰割。对此，你满腔的怒火要怎么去发泄？

“到英国后，我想把这一切抛到脑后。当时就只有这个想法，并没有更长远的计划。‘大学’这个词语让我心旷神怡，我当时天真地想：念完大学，就会有美好的生活等着我。当时那个年纪，三年都像是太久了——你会觉得什么都可能发生。不过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我们的牢笼！我也没有意识到，非洲和简单的海岸生活所构成的成长环境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我们已经失去了理解外面世界的能力。构成外面世界的思想、科学、哲学、法律，我们简直无从了解，哪怕是一点点。我们只有被动接受。除了羡慕，我们再无办法。我们感觉到伟大的世界就在那儿，我们中的幸运者可以去探索一番，不过也只能游移在它的边缘。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为它做点儿什么贡献。所以我们错过了一切。

“当我们到达某个地方，比如伦敦机场，我们心里只想着不要显得呆头呆脑。机场的美丽和复杂是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但我们只想着让人家看到我们能应付，没有蒙掉。我们甚至会装作觉得眼前的一切不如自己所料。这都是我们愚蠢和无能的本性造成的。到了英国的大学，我的表现就和刚到机场一样，几年来一直装作没受到震撼的样子，一直表现得有点儿失望，结果什么也不懂，什么都全盘接受，什么也得不到。这几年，我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大学念完了，我对建筑物还只能根据大小加以区分，还是分辨不出季节的变化。不过我脑子好使，总能凭着临时突击应付考试。

“在过去，经过三年这样的学习，混到一张文凭，我就可以回到家里，把文凭装裱悬挂起来，利用从他人书本里学来的知识和技能的皮毛，开始挣钱。当然，我不能这样做。我必须留在我上学的地方，找一份工作。你知道，我没有做过一份工作；家里人从来没有把我朝这个方向推过。

“有一段时期，同龄的学生开始谈论工作和面试的话题。老成的学生甚至开始讨论各家公司出的面试费用。传达室里，这些学生的信箱里塞满了学校委派委员会发来的褐色长信封。差一点儿的学生前途五花八门，以后做什么事都有可能，他们的信箱也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信件，多得像秋天的落叶。对这些大胆的学生，我的态度是稍稍有些嘲讽。我最终也要找工作，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必须经过褐色信封这一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就是不去想。到了最后关头，我感到既慌乱又羞耻，意识到自己不过这一关不行。我和委派委员会安排了一次见面。到了那天早上，我穿上黑西服出发了。

“一到那里，我就发现我这趟完全白跑了。委员会的作用是为英国学生安排英国的工作，不是为我设立的。一看到外面办公室里那女孩脸上的表情，我立刻就明白了。不过这女孩态度很和善，里面那个穿黑西服的男人态度也挺和善。他对我的非洲背景挺感兴趣，我们谈了一会儿非洲，然后他说：‘我们这个伟大的组织能为你做些什么呢？’我本来想说：‘可不可以给我也寄那种褐色信封来？’但我说出来的却是：‘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他似乎觉得这挺滑稽。他拿出一张什么表格，把我的详细情况登记下来。然后，他尽量找话和我说。穿黑西服的年长者对穿黑西服的年轻人，男人对男人。

“但他和我没什么好说的。我就更没有什么话题了。我几乎没见过什么世面，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运作的，也不知道自己能在其中做些什么。过了三年波澜不惊的大学生活，我还是那么无知，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坐在那间安安静静的小办公室里，四周堆满了悄无声息的档案，我开始觉得外面的世界很可怕。跟我谈话的黑西服不耐烦了：‘我的老天爷，伙计！你总得给我点儿提示吧？你对将来做什么工作总得有点想法吧？’

“当然，他没有错。不过那句‘我的老天爷，伙计！’听起来有点儿做作，可能是他过去从比他地位高的人那里听来的，现在用到我这个比他低的人头上。我生气了。我当时想恶狠狠地瞪他一眼，然后说：‘我就要你的工作，因为你这么喜欢它。’但我没有说出口，我只是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我们的谈话不欢而散。

“出来后，我心情平静了一些。我去了上午经常去的咖啡馆。作为安慰，我给自己点了一块巧克力蛋糕。然后我惊讶地发现，我并不是在自我安慰，我是在庆祝。上午跑到咖啡馆来，喝着咖啡，吃着蛋糕，而折磨我的人却在办公室摆弄他的褐色信封，这让我心情很舒畅。这只是逃避，长久不了。不过，在我的记忆中，这半个小时我的心情完全是轻松舒畅的。

“此后，我根本不对委派委员会抱什么希望。不过那人却很公平。官僚归官僚，最后我也收到了几个褐色信封，不过有点儿不合时宜，不是在秋天的求职高峰期寄来，把我的信箱塞满。而是像一年的最后一片落叶，凋落在一月的风中。这些工作机会来自一家石油公司和其他两三家同亚洲和非洲有联系的大公司。每看到一则工作描述，我都觉得我的灵魂在收紧。我发觉我开始骗自己，我在演戏给自己看，我告诉自己说，这上面说的工作我都能做。我想大多数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结束的，采取某种态度以适应别人为他们安排的工作和生活，最后逐渐变得僵化。

“这些工作我一个都没得到。面试的时候，我发现我无意中又把考官们逗乐了。有一次我说：‘我对你们的业务一无所知，不过我会用心去学的。’不知为什么，这话惹得满堂大笑。这次面试有三位考官，三位都笑了，为首的是个长者，笑出了眼泪。后来他们就把我打发走了。每次不成功，我都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但同时我对未来也更加焦虑。

“我大概一个月和一位女讲师吃一次饭。她约莫三十岁，长得不难看，对我也很好。她的心态非常平和，这很不寻常。因为这个原因，我很喜欢她。就是她让我做了一件我接下来要和你说的荒唐事。

“这位女士认为，我们这些人之所以感到迷茫，是因为我们属于两个世界。当然，她说得很对。不过当时我可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我把一切都看得很清楚。这位女士的想法我想是出自一位从孟买或者附近什么地方来的年轻人，此人总想显得风趣。但这位女士也认为我的教育和背景使我不同寻常，说我不同寻常，这点让我无法抗拒。

“一个不寻常的人，一个属于两个世界的人，需要一份不寻常的工作。她建议我从事外交。我也就这么决定了。外交官总得为某个国家服务，所以我选择了印度。这很荒唐，我做这事的时候就觉得荒唐，但我还是写了一封信给印度特派使团。他们回了信，约我面试。

“我乘火车赶到伦敦。我对伦敦不是很熟悉，凡是熟悉的地方都不喜欢，那天早晨尤其不喜欢。普里德街上有色情书店，不过徒有虚名，根本没有真正的色情读物；埃奇韦尔路两边的商店和饭店好像总是在换主人；还有牛津街、摄政街的商店和摩肩接踵的人群。开阔的特拉法尔加广场终于让我的精神为之一振，但它也提醒我旅程快到头了。我开始对我这次来要办的事情感到十分难堪。

“我乘坐汽车沿着海滨大道前进，在埃尔德维奇街拐弯处下了车。路人给我指出了印度大厦，我穿过马路往大厦走去。大厦外面都是印度图案，很显眼，我是不会错过的。此刻我的难堪愈加强烈。我穿着黑西服，打着学校的领带，走进了大厦，却发现它是伦敦建筑，英国建筑，徒有印度的外表——和我祖父所说的印度大相径庭。

“我生平第一次对殖民充满了怒火。这怒火并不只是针对伦敦或者英国，我也气那些听任别人把自己打扮出异国情调的人们。进门后，我的怒火还没有平息。大厦里面也有不少东方图案。穿制服的门卫们都是英国人，中年模样，显然是原来的管理者雇用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现在在新的管理者手下耗时间。我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贴近我们的祖先的国度，却又和它如此疏远。我觉得在这幢大楼里，我对自我的认识丧失了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对自己在世上的位置有了一个新的、无比残酷的认识。我痛恨这种认识。

“给我写信的是一位低级官员。前台接待通知了一位年老的英国门卫，那人并不是非常客气，领着我，一路走一路喘着粗气，把我带到一间满是办公桌的房子。约见我的人就坐在其中一张桌子旁边。桌面上空荡荡的，这人自己也显得百无聊赖。他眼睛小小的，带着笑，举止有些傲慢，他不知道我来干什么。

“他虽然穿着夹克，打着领带，但和我的想象相差甚远。对这种人我是不必穿着黑西服来见的。我认为他应该属于别的办公室，别的大楼，别的城市。从他的名字看，他应该是商贩种姓出身，我能想象出他作为一个小商贩的样子：在集市的狭窄走道边的一间布店里，懒洋洋地躺在靠垫上，缠着腰布，光着脚，用手搓着脚上的死皮。我能想象他叫卖的样子：‘衬衫料子？要衬衫料子吗？’然后，扬手把一卷布匹扔到摊在地上的垫单上，在此过程中，背几乎没离开靠垫。

“不过他从桌子那头扔给我的不是衬衫料子，而是我给他看的信。信是他自己写的，他记不得了，所以要我拿给他看。看了信，他才搞清楚我是来找工作的，这把他给逗乐了，一双小眼睛闪闪发亮。我顿时觉得我穿的一身衣服很蹩脚。他告诉我说：‘你最好去找维尔马。’又是那英国门卫带着我，他仍然喘着粗气，仿佛每一次呼吸都有可能把自己呛住。他把我带到另一间办公室门口，就离开了。

“维尔马先生戴着一副牛角眼镜，坐在不是那么拥挤的办公室里，桌子上堆了很多文件和文件夹。墙上挂着英国殖民时期的印度建筑和风景的照片。维尔马先生比第一个人要认真一些。他的职位也比那人高。他可能是用维尔马这个名字掩饰他真正的种姓背景。看到我递给他的信，他感到困惑不解。不过看我穿着黑西服，打着大学的领带，他也不敢太怠慢，所以勉强摆出面试的架势。中间他的电话一直在响，面试进行不下去。有一次他接完电话，甚至把我丢在那里，自己走出屋子。过了好一阵子他才回来，手上拿着一些文件，见我还没走，他似乎感到很意外。到这时他才真正注意到我，他叫我到另外一层楼的某个办公室去，还告诉我怎么走。

“我到了他说的办公室，发现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光线昏暗的接待室。里面有个小个子，坐在一台打字机前，是老式的那种，机身很宽。他有些诚惶诚恐地看了看我——我穿着一身黑西服，打着领带，一副‘两个世界的人’的模样，看来还是起了作用。看完我给他的信，他才平静下来，让我等一等。没有多余的椅子，我只好站着。

“桌子上的蜂鸣器响了，这位打字秘书跳了起来。这一跳之后，他似乎是踮起了脚尖。他飞快地抬起肩膀，然后又垂下去，佝偻着背，身材显得益发矮小。他用踮着脚大步慢跑的奇怪姿势走到将我们和另一面的人隔开的大木门边。他敲了敲门，然后推开，佝偻着背，带着阿谀讨好的样子进去了。

“我当外交官的愿望至此已寿终正寝。我开始打量装在镜框里的甘地和尼赫鲁的照片，我在想：在这么龌龊的环境中，不知那些人是怎么让人把他们当人看的。在伦敦中心的这幢大楼里，用一种新的眼光，可以说是从内部看这些伟人，感觉很奇怪。在此之前，我一直是从外部看他们，对他们的了解仅限于报刊的介绍。我一直敬佩他们。他们属于我，他们使我高贵，让我在这世界上有了一席之地。我现在感觉恰恰相反。看着这些大人物的照片，我感觉自己如处井底。我觉得在这幢大楼里，只有这些大人物是完整的人，其他人都不是。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人性或者人性的一部分交给那些领袖了。每个人都自愿地蜷缩起来，衬托出领袖的伟大。想到这些，我感到既吃惊又痛苦。这些想法太过离经叛道，它们摧毁了我对世界的运行方式仅存的信心。我开始感到自己既凄凉又孤独。

“那位秘书回来时，我注意到他还是踮着脚走，佝偻着背，身体向前弓。此时我发现，他从椅子上跳起来耸着肩慢跑过去时畏畏缩缩的样子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天生的——他是驼背。这让我吃惊不小。我开始困惑地回忆起一开始对他的印象。他招手让我到里间办公室时，我还处在这种困惑之中。里面的办公室里坐着一个穿黑西服的黑皮肤胖子，看来是黑种印度人。我进去的时候，他坐在一张黑色桌子后面，正在用小刀拆信封。

“他的脸肥得发肿，两颊发亮，嘴好像噘着。我坐在桌子前面的椅子上，离他的桌子有些距离。他没有抬头看我，也没有说话。我也没说话。我看着他拆他的信封。这位虔诚的印度南方人似乎一辈子也没有锻炼过一个小时。他身上散发出高种姓和庙宇的气息，我敢肯定他在那身西服下面肯定佩戴着各种护身符。

“最后他终于开口了，但还是没有抬头：‘什么事？’

“我回答：‘我写信过来，说我想从事外交工作。我这里有阿贾瓦尔的回信，所以我来见他。’

“他继续拆他的信，一边纠正我：‘是阿贾瓦尔先生。’

“我很高兴他找到了我们可以抬杠的事情。

“‘阿贾瓦尔好像不大清楚情况，他把我打发给维尔马。’

“他差点要看我一眼，但最终还是没看，又纠正道：‘维尔马先生。’

“‘维尔马好像也不是很清楚。他和一个叫迪韦地的人聊了好长时间。’

“‘迪韦地先生。’

“算了。我想我玩不过他。我有气无力地说：‘然后他派我来见您。’

“‘但是你在信里说你是从非洲来的。你这样怎么搞外交啊？我们怎能聘请朝三暮四的人？’

“我心想：‘你这奴才，竟敢用历史和忠心来教训我！就因为你们这些人，我们吃足了苦头。你又效忠过谁，还不是你自己，你的家庭和种姓？’

“他又说：‘你们这些人在非洲没少过好日子。现在情况不太如意，就想开溜了。但你们必须和当地人同呼吸共命运。’

“这就是他说的话。我不说你也知道，他是在炫耀自己的美德和好运。他觉得自己种姓纯洁，婚姻遵循长辈安排，吃的东西不犯戒条，还有贱民的服侍。而其他所有人都是污秽的，都陷在污秽中，所以必须付出代价。这就像外间挂着的甘地和尼赫鲁的照片传达的信息。

“他还说：‘如果你想成为印度公民，必须参加规定的各种考试。我们在这里的大学安排了这些考试。维尔马先生应该跟你说过。’

“他按了一下桌子上的一个蜂鸣器，驼背秘书带来一位高高瘦瘦的年轻人，年轻人的眼睛里露出急切的亮光，一副十足的阿谀相。他带来一本带拉链的画册。天气挺暖和，但他脖子上还围着一条长长的绿色羊毛围巾。他没有理会我，而是打开他的画册，开始往外拿画。他把画一张张放在胸前，每次都张着嘴冲那黑皮肤印度人笑一下，然后低下头看自己的画，加上那副阿谀的样子，他看起来像是在做忏悔，把自己的罪一宗又一宗掏出来忏悔。黑皮肤的人没有看那画家，只看那画。画上都是庙宇、微笑的采茶女等等——好像是用作展示新印度的展览照片。

“我被打发了出去。驼背秘书紧张地拨弄着那台又大又旧的打字机，但他没在打字，瘦得皮包骨的手看起来像螃蟹，张开在打字机的按键上。见我出去，他用那种诚惶诚恐的目光最后看了我一眼，但这一次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一个问题：‘你现在理解我了吧？’

“我沿着楼梯往下走，周围都是殖民时期的印度图案。我看到了维尔马先生，他再次离开办公桌，手里拿了更多文件。不过他已经不记得我了。当然，楼下办公室里那位懒洋洋的商贩种姓的人还记得我。他面带嘲讽地冲我笑了笑。我从旋转门出去，走进伦敦的风中。

“我短短的外交学习就这么结束了，总共只有一个小时多一点儿。我出来的时候已经过了十二点，去享用咖啡和蛋糕显然为时已晚，路过的一家快餐店门口挂出了早餐供应结束的标志牌。我埋头走路。我心里生出一股无名火。我走过埃尔德维奇街的拐弯处，一直走到路的尽头，然后穿过海滨大道，一直走到河边。

“就这么走着，我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一个念头：‘我该回家了。’我在脑海中看到的不是我们的小镇，也不是我们那里的非洲海岸。我看到了乡间小道，看到了两边种植的遮阴的大树。我看到了田野、牲畜，还有树木掩映下的村庄。我不知道这种印象是从哪本书或者哪幅画里得来的，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觉得这种地方安全。不过我当时脑海里浮现的就是这样的画面，我一遍一遍地玩味。那些清晨，那些露水，那些鲜花，那些正午的树荫，那些夜晚的篝火。我觉得我熟悉这种生活，觉得它正在什么地方等着我。当然，这都是幻想。

“后来我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真正所在的环境。在河边的堤岸上，我眼神迷茫地走着。堤墙上有绿色的金属路灯杆。我审视着上面刻的海豚，一个海豚接着一个海豚，一个灯杆接着一个灯杆地看。我走出很远，后来我的注意力突然离开了海豚，转向人行道上长凳的金属支架。我惊奇地发现，这些支架被铸成骆驼的形状。骆驼背上还驮着袋子！多么奇怪的城市——那幢大楼里弥漫着印度式浪漫，这里则是沙漠式浪漫！我顿了一下，在心里退后一步，突然发现沿途经过的风景竟是如此美丽！美丽的河流和天空，色彩柔美的云朵，跃动的波光，形状各异的美丽建筑！这一切被精心地搭配在一起。

“在非洲，在海岸，我只注意到大自然的一种颜色——大海的颜色。其余的一切都是丛林。要么是绿色的，生机勃勃；要么是枯黄色，死气沉沉。在英国，我走了这么多路，眼睛看到的只有商店。我什么也没有观察到。英国的城镇，甚至伦敦，在我眼中都只是一条条街道和街道的名字。而街道上也只是一家接一家的商店。现在我的看法变了。我终于明白，对伦敦，我们不能像说山峰那样，认为它只是一种自然存在。伦敦是人建造出来的，人们对它的细枝末节都给予了关注，比如这些骆驼。

“同时，我也开始认识到，我那作为一个漂泊者的痛苦是虚假的，我关于故乡和安全的梦想只是离群索居的幻梦而已，不合时宜，愚蠢，不堪一击。我只属于我自己。我不应该因任何人牺牲我的人性。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只有一种合适的文明，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伦敦，或者其他类似的地方。其他生活模式都是虚幻的。家——要家做什么？逃避吗？向我们的大人物们点头哈腰吗？鉴于我们的处境，鉴于我们曾被诱为奴隶的背景，那种生活模式于我们是最大的陷阱。我们一无所有。我们用部族的伟人，用甘地和尼赫鲁安慰自己，我们阉割了自己：‘来，把我的人性拿走，为我投资吧。把我的人性拿去，成为伟人吧，为了我！’不！我想做一个自主的人。

“有些时候，一些文明中的伟大领袖能激发出追随他的人民的人性。奴隶的情况不一样。不要怪领袖，怪只怪形势太糟糕。如有可能，你最好彻底从中退出。我想我可以做到。你或许会说——我知道，萨林姆，你正是这样想的——我已经放弃了我们那个群体，把它出卖了。我的回答是：‘卖给谁？拿什么来卖？你能给我什么？你自己又能贡献什么？你能把我的人性交还给我吗？’总之，那天上午我下定了决心。我站在伦敦的河边，在海豚和骆驼之间——它们是某些已故的艺术家为这个城市增添的美——下了这个决心。

“这是五年前的事了。我经常寻思，如果当初没有做出这个决定，后面会是怎样呢？我想我会沉沦。我想我会找个洞钻进去躲起来，或者得过且过。毕竟，我们都按照我们看到的可能性来塑造自己。我或许会躲到洞里，郁郁寡欢，做着自己正在做的事，做得很好，不过总在寻找安慰。而且我永远不会发现世界的丰富多彩。你也不会看到我出现在非洲，做我现在做的事。我不会想做这样的事，也不会有人让我做。我会说：‘我都完了，为什么要让自己被人家利用？美国人想赢得全世界，那是他们的战斗，关我什么事？’这么说会显得很愚蠢。笼统地说美国人是件蠢事。作为旁观者，我们可能会把美国当作一个部族，但它不是。美国是一群个人，他们为了成功而艰苦奋斗，他们也和你我一样，在拼命挣脱沉沦的命运。

“大学毕业后，我的日子很不好过。我仍然得找份工作。唯一熟悉的我又不想去做。我不想从一个监狱出来，又进入另一个监狱。像我这样的人必须自己创造工作出来。我们的工作是不会随着褐色信封寄过来的。工作就在那儿，在等着我们。不过要是不去发现，它对你或者对任何人来说就等于不存在。因为那工作是为你而存在的，也只为你而存在，所以你会发现它。

“我在学校里搞过表演——开始是一部表现一对男女在公园里散步的小电影，我在里面扮演一个龙套角色。后来偶然在伦敦遇到了这个剧组的一些人，开始接一些角色。都是不起眼的角色。伦敦的小剧团到处都是，他们自己编剧，自己找各个企业或者协会赞助。这些人有不少是靠救济金生活的。有时候，我扮演一些英国角色，但是通常他们会专门为我写角色。作为演员，我扮演着生活中我不愿意扮演的角色。有一次我演一个印度医生，探望一位奄奄一息的劳动阶级母亲；还有一次，我扮演受到强奸指控的另一位印度医生；我还扮演过没有人愿意与之共事的汽车售票员。如此种种。我还扮演过罗密欧。他们甚至还想把《威尼斯商人》改编成《马林迪①银行家》，让我扮演夏洛克的角色，但因太复杂，后来不了了之。

“这是一种波希米亚式的生活，一开始还挺有吸引力，但到后来让人感到郁闷。剧团总有人出去找到正式工作，所以你就知道他们一直有比较牢靠的关系。这总是让我感到泄气。那两年，有很多次我感到迷茫，不得不努力克制自己，才没有失去我在河边获得的心境。剧团的人都很好，最后真正离开的反而是我。我根本不想离开。我不想让这些人失望。他们尽可能为我创造空间，远远超出了一个外人的本分。这要归结为文明的差异。

“有一个星期天，我受邀到一个朋友的朋友的宅子吃午饭。那幢宅子和那顿午饭都和波希米亚毫无关联。我发现他们是为了另一位客人而邀请我的。他是一个对非洲很感兴趣的美国人。他谈论非洲的口气有点儿不寻常。他把非洲说成一个得病的孩子，而他是孩子的父亲。后来我和这人关系很密切，不过在那天的饭桌上，他让我很生气，我对他态度也很粗鲁。这是因为我没有见过这种人。他把所有钱都用于帮助非洲，他很想做正确的事。我想，我是怀疑这些钱可能都会打水漂，所以才不开心。不过，关于非洲的复兴，他的思路极具大国特征。

“我告诉他，光是宣传叶甫图申科②的诗歌，或是告诉人们柏林墙的邪恶，并不能拯救非洲，也不能赢得非洲。听了这话，他并没有显得很吃惊，而是想听我接着往下讲。我意识到他们邀请我来吃饭的目的就是想让我说这些我一直在说的话。此时我开始明白，我曾经以为使我在这世界上软弱无能的那些东西也能使我变得有价值。美国人对我感兴趣，正是因为我的本色特征，因为我没有偏见。

“事情就这样开始了。我开始了解到，有很多西方组织想利用西方世界盈余的财富来保护非洲这片天地。我提出了一些想法，在吃饭的时候我表现得咄咄逼人，后来冷静、现实了一些。我那些想法其实都很简单。不过也只有像我这样来自非洲的人能够想出来。遗憾的是，面对非洲刚取得的这种自由，它们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各种力量都在密谋把黑非洲推向各种形式的暴政。因此，非洲到处都是难民，还有第一代知识分子。西方政府不想管这摊事，而古老的非洲人根本搞不懂——他们还在打古老的战争。如果说非洲有什么未来的话，这未来就在那些难民身上。我的想法是把他们从他们无法施展身手的地方解救出来，放到非洲大陆上他们可以施展身手的地方，哪怕只是暂时这样。这种转移会为这些非洲人注入希望，也能让非洲重新认识自己，这样就能拉开真正的非洲革命的序幕。

“这想法很受欢迎。我们每周都接到各个大学的邀请。这些大学想维持思想的活跃，但又不想卷入本土政治的泥淖。当然，我们也吸引了一些不速之客，有白人也有黑人，我们还和专业的反美人士正面交锋。不过这想法确实很不错，我觉得我不用为之辩护。它会不会奏效是另一码事，比如现在的情况。或许我们还没有花费足够的时间吧。领地这里的男孩们你都见过了，你会发现他们很聪明。但他们一心只想着找工作，为了工作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这很危险，会把一切都毁掉。有时候我感觉非洲只会照自己的路子发展——饥民终归是饥民。一想到这些，我的情绪就非常低落。

“为这种组织工作就像是生活在概念里——这不用你来说。不过所有人都生活在概念里。好在这个概念是我自己的。生活在这样的概念里，我能体现我自身的价值。我不能有任何伪装。我在发掘我自己。我不让其他人摆布我。如果最后事情失败，如果明天上面的人突然觉得我们在做无用功，我知道我有其他方法发掘自己。

“我是幸运的。我有自己的一番天地。你知道，萨林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乞丐可以挑剔。其他人的角色都是指派的。我能自主选择。世界是丰富多彩的。这完全取决于你的选择。你可以多愁善感，整天想着自己的失败。你也可以当个印度外交官，永远处于失败之中。这就像金融。在肯尼亚和苏丹，自命为银行家是很愚蠢的事。而我家里人在海岸或多或少就落入了这种境地。银行的年报中对这些地方是怎么说的？这些地方的许多人被‘排除在金融体系之外’？在这些地方你做不了罗斯柴尔德。罗斯柴尔德这些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在适当的时机选择了欧洲。另一些同这些人一样聪明的犹太人选择了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埃及③等等地方去开展金融服务，但结果都不理想。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我们几个世纪以来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们死抱着失败的观念不放，忘记了我们其实和其他人一样。我们选择了错误的一边。我厌倦了失败，也不想得过且过。我很清楚在这个世界上我是谁，我在哪里。但现在，我只想要赢，赢，一直赢。”

①东非著名港口。

②叶甫根尼·叶甫图申科（1933－ ），苏联著名诗人，经常在作品中批评苏联当局的政策。

③曾为奥斯曼帝国的领地。

10

从去雷蒙德和耶苇特家的那个晚上起，因达尔开始讲述他的故事，后来陆陆续续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他开始讲故事的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见到耶苇特。以后每次见到耶苇特，都发觉因达尔也和她在一起。这两个人的性格都让我犯难：我一个也吃不准。

在我的脑海里，耶苇特有固定的形象，这形象从未改变。不过后来在不同时段、不同光线、不同天气、和我们第一次见面大不相同的场合看到她，她的形象每次都有所不同，都让我惊讶。我不敢看她的脸——我开始迷上她了。

我眼中的因达尔也开始变化。他的个性也带有消解的特质。听了他讲述的故事，他在我眼中的形象变了，变得跟很多个星期前我在店里见到的那个因达尔大不一样。当时我从他的穿着上看到的是伦敦的气息，是人上人的感觉。我发觉他努力保持这种形象，但我没有想到，这形象是他为自己创造出来的。我还以为他处在一个无比精彩的世界中，所以才会养出如此不凡的风度。我还认为，倘若把我放进这样的世界，我也会养出这种风度。刚和他重逢的时候，有好多次，我都想对他说：“帮助我脱离这个地方吧。告诉我怎样才能变得和你一样。”

现在情况迥然不同。我再也不会艳羡他的风格或者说风度。我觉得这些东西是他仅有的资产。我对他产生了一种保护心态。从去耶苇特家的那天晚上起，我开始有这种感觉。那天晚上我升了，他降了，我们的角色颠倒过来。我不再把他看成我的向导，他成了需要别人牵着手引路的人。

我曾经羡慕他的社交成功，这成功的奥秘或许正在于他给人的感觉。他说过伦敦的人如何为他创造空间，而我和这些人一样，很愿意帮他摆脱身上的攻击性和忧郁——这些掩盖了他柔弱的一面，我知道他有这一面。我想保护他，保护他的风度、他的夸张、他的幻想，我不想让这一切受到伤害。不过，他不久就要离开，到别的地方履行教职，这让我感到忧伤。讲师——这就是我听了他的故事之后对他的认知。讲师这个角色的前途让他感到迷惘，正如他以前的角色。

在镇上，我只把他引荐给马赫什和舒芭夫妇。我想他只和这夫妇俩有些共同之处。但结果并不如意：双方都心生猜疑。在很多方面，他们三个人很像：都背叛了家庭，都看重自己的美，并把这种美作为表现自身尊严的最方便的形式。三个人都觉得对方和自己如出一辙，但双方（一方是马赫什和舒芭夫妇，一方是因达尔）都能嗅出对方的虚假。

有一天，我们到马赫什夫妇家去吃饭。这顿饭很丰盛，夫妇俩精心准备过：银器和铜器擦得雪亮；窗帘拉上了，挡住外面的强光；屋里的三脚落地灯照亮了墙上的波斯挂毯。舒芭问因达尔：“你做的事有钱赚吗？”因达尔回答说：“能混下去吧。”一出门，走在阳光下的红色尘土上，因达尔的怒火就发泄出来了。我们开着车前往领地，回他的家，路上因达尔说：“你的朋友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不知道我做过的事。他们甚至不知道我去过什么地方。”他指的并不是他的旅行，而是指他们不能欣赏他经历过的那些磨难。“告诉他们我的价值是我自己定的。一年五千块，一万块，没有什么不可以。”

在领地的任期快结束的时候，他的情绪就像这样。他越来越容易发火，越来越容易陷入郁闷。但对我而言，即便在那些暴风骤雨的日子里，领地仍然是充满希望的地方。我多么希望那天晚上重新来过——琼·贝兹的歌曲营造出来的情调，地板上的台灯和非洲坐垫，让人想入非非的穿黑裤子的女人，还有在月光和行云之下前往急流边的漫步。我开始心生遐想，但我没有告诉因达尔。每次见到耶苇特，无论是在比较强烈的灯光下，还是在普通的日光下，她和我的记忆总是有很大不同，总是让我感到迷惑。

日子一天天过去，理工学院的学期终于到了结束的时候。一天下午，因达尔突然跑来道别，他似乎是那种不想把道别变得太缠绵的人，不想让我去送他。我觉得领地，还有领地的生活，从此对我关闭了。

费迪南也要走，去首都做实习官员。学期结束的时候，我送费迪南去乘坐汽船。河上的水葫芦依旧在不停地漂游：在叛乱时期，它们诉说着鲜血；在阳光炽热耀眼的下午，它们诉说着乏味的经历；在月光下，它们一片洁白，和某个夜晚的情调水乳交融。现在，这些淡紫色的花和鲜绿的枝叶诉说着时光的流逝和人事的变迁。

汽船是头一天下午到的，后面拖着载人的驳船。扎贝思和她的独木舟没有跟着来，费迪南不想让她来。我对扎贝思解释说这只是因为费迪南感觉自己长大了，希望让人看到自己非常独立。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事实。首都之行对费迪南来说很重要，正因如此，他想低调处理。

费迪南一直自视甚高。这是他已然形成的对自己的态度的一部分，而这态度丝毫不让人感到意外。从独木舟到汽船上的一等舱，从森林里的村庄到理工学院，再到实习官员——他已经跨越了多少个世纪！他这一路也不容易，比如叛乱时期，他就曾想过逃避。但后来，他学会了接受自己和这个国家的各个方面，什么都不拒绝。他只知道自己的国家和它所提供的东西。国家给他提供的一切，他都想要当作自己应得的。这有点儿像自负，不过也可看成是一种轻松开放的心态。他在各种场合都能轻松自如；他接受所有处境；他到哪里都能保持自我。

送别的时候他给我的感觉正是这样。那天早上，我去领地接他，送他去码头。车子开出领地，看到越来越多的破烂房屋，中间东一片西一片的玉米地，四处流淌的污水，一堆堆细碎的垃圾，这种反差对我的刺激比对他大。和他在一起，想着他的自负，我选择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他却说起了这种反差，但没有指责，只是把它当成小镇的一部分。在领地，他和熟人道别时言谈举止就是一个实习官员的样子。坐上我的车，他又变得像个老朋友。到了码头大门口，他又成了非洲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快乐、耐心，完全融入了熙熙攘攘的集市环境之中。

Miscerique probat populos et foedera jungi.我已经很久没有去想这句话透露出来的虚荣了。在汽船停泊此处的日子里，刻着这些字的纪念碑周围成了集市，而纪念碑只是这集市风情的一部分。我们艰难地穿行于人群之中，身边跟着一位老人，他比我们两个人都虚弱，却要负责照应费迪南的箱子。

一盆又一盆的蛴螬，一篮又一篮捆绑着的母鸡。商贩或者买主有时候会拎着一只翅膀把鸡提起来，疼得它们咯咯乱叫。目光呆滞的山羊走在踩得光秃秃的、坑坑洼洼的地上，一路走一路找垃圾甚至是纸片吃；还有毛发湿漉漉的猴子，样子惨兮兮的，腰上紧紧地束着绳子，边走边吃花生、香蕉皮或者芒果皮，但吃得没滋没味的，仿佛知道自己不久也会成为盘中餐。

到处都是神色紧张的丛林来客。驳船的乘客们在辞别送行的亲朋好友，赶赴一个个偏远的村庄。照料固定摊位的坐商（有两三个就在纪念碑脚下），以及他们盒状的凳子、做饭用的石头、锅碗瓢盆、大小包裹，还有孩子。游逛者，残疾人，行乞者。还有官员。

如今的官员多如牛毛。汽船一到码头，这一带的大部分官员似乎都活跃了起来。这些官员不都穿着警察或军队制服，也不都是男性。总统为纪念他死去的母亲——他在演讲中称之为“非洲女性”——决定把尊重和荣耀奉献给尽可能多的女性，为此，他安排大量女性充当政府公职人员，有时候并未安排明确的职责。

费迪南、我还有搬运工一行三人在人群中颇为显眼（费迪南的个头比本地人高），所以一路上我们多次被拦住检查证件。有一次我们被一位妇女拦住。她身穿长长的非洲棉裙，身材矮小，如同那些在村庄的河道上撑着独木舟或者搬运货物的非洲女人。和她们一样，她的头上也没几根头发，像剃过一样，但脸长胖了，长圆了。她和我们说话的口气很粗鲁。她拿着费迪南的汽船票（一张是船票，一张是餐票）打量，明明拿反了，却像在认真看，还皱着眉头。

费迪南面无表情。她把票还回来的时候，他说：“谢谢你，公民。”他的口气没有嘲讽的味道，那女人紧锁的眉头松开了，露出了微笑。这一套例行公事的主要目的好像就是为了满足她想要得到尊重和被称为“公民”的愿望。官方现已正式宣布“先生”、“女士”、“伙计”这些称呼为非法，总统下令所有人以“公民”相称，男的是“男公民”，女的是“女公民”。他在演讲中经常两个词连用，听起来就像乐句。

我们在等候的人群中缓慢地朝着码头大门的方向行进。我们只有一直往前挪动，否则前面的人就不会让出地方。到了大门口，我们的搬运工似乎知道接下来要发生的事，他把行李放到地上，向我们要钱，起先要价很高，但很快就接受了我们的还价，拿了钱一溜烟跑了。这时大门却莫名其妙地关了，把我们挡在外面。士兵们看了看我们，然后把目光移到别处，不管我和费迪南怎么说好话都不行。我们就在那里站了半个多小时，紧贴着大门，听任烈日暴晒，忍受着难闻的汗臭味和烟熏菜的气味。然后，一个士兵又莫名其妙地把门打开，放我们进去，不过只让我和费迪南两个人进。费迪南有船票，我有码头出入证，但看他们的样子，就好像给我们帮了多大忙一样。

汽船船头仍然朝向急流那边。上层船舱位于船尾，是白色的，正好从海关的屋顶上方露出来，一等舱就在里面。钢甲板下方、离水面只有几英尺的地方是一排包着铁皮的小屋，形如军营，密密麻麻地一直排到圆形的船头。这些军营似的铁皮舱里住着次一等的旅客。最下等的旅客在驳船上。浅浅的铁壳子里挤满了一排排笼子。这些笼子是用铁丝和木条编的，木条凹凸不平，铁丝弯弯扭扭。虽然外面阳光普照，水上波光荡漾，但笼子里面的结构还是看不清楚，只看到黑乎乎的一片。

一等舱有几分奢华的意味。墙是铁皮的，白色，地上铺了木地板，洗刷得干干净净，还涂了柏油。舱门敞开着，还挂了帘子。有服务员，甚至还有事务长。

我对费迪南说：“我想待会儿下面的人会要你出示良民证，过去到一等舱得有这种证件。”

要是年龄大一些的人，听了这话会笑起来，但费迪南不了解殖民时代，所以没有笑。他对外面世界的记忆始于那个神秘的日子，一群叛乱的士兵，陌生人，跑到他母亲所在的村子，到处找白人杀。后来他们被扎贝思给吓走了，只带走村里几个妇女。

对费迪南来说，殖民时代已经消失了。汽船一直是非洲的汽船，汽船上的一等舱一直是他现在看到的一等舱。这里有穿着体面的非洲人，上了年纪的还穿着西服——成熟的上一辈人。还有一些妇女和她们的家人，个个都穿着出门的盛装。有几个年龄大一些的妇女还保持着森林的传统，已经坐在自己舱室的地板上开始准备午饭，把熏鱼、熏猴肉黑乎乎的外壳剥掉，把肉放在有彩色花纹的瓷盘子上，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咸咸的味道。

土里土气的做法，森林的举止，出现在一个不是森林的场景中。不过，在祖先的土地上，我们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先是把祈祷的跪垫放在沙地上，然后有了清真寺；先是游牧民族的仪式和禁忌，然后传到苏丹和王公们的宫殿，成为贵族的传统。

尽管如此，我仍会惧怕旅行的艰难。如果让我像费迪南一样，和别人，和那些还没有从码头大门进来的人同处一室，这旅行会尤其显得艰难。不过这汽船不是为我这样的人开的（尽管费迪南的床上铺着洗得有些磨损的床单，放着枕头套，上面殖民时代的红色刺绣图案仍赫然在目），也不是为过去需要有良民证及充分的理由才能上船的那些人开的。汽船如今是供这些乘客乘坐的，对他们来说，这船已经够豪华的了。费迪南这层舱里的乘客也都知道自己和驳船上的人不一样。

从船后端的救生艇上方往外看，我们能看到人们提着篓子、扛着包裹登上驳船。从海关的屋顶上方看去，小镇只是一片树木和丛林。同样是这个小镇，当你身处其中时，你能看到到处都是街道、空地、阳光和建筑物。现在，树木掩映中看不到几处建筑物，没有一幢建筑物从树木上方探出头来。一等舱的甲板比较高，从上面放眼看去——无论是进口的装饰树，还是其他植被，全化作清一色的丛林——小镇小得可怜，在河岸上只占了窄窄一绺。如果朝相反的方向看，只有浑浊的河流，低低的丛林边缘，还有空荡荡的河岸。看着这一切，你甚至可以幻想小镇根本不存在。面对这样的情景，你会觉得河这侧的驳船仿佛是个奇迹，而一等舱甲板上的小屋简直奢华之至。

甲板两头还有更让人大跌眼镜的东西——豪华舱。舱门上方挂了块铁牌子，陈旧不堪，油漆斑驳，上面赫然写着这三个字。这两个舱里会有什么呢？费迪南问：“我们要不要去看看？”我们进了船尾的那间。里面又黑又热，窗户全都封住，挂上了厚厚的帘子。里面有一间蒸汽浴室；两把破旧不堪的扶手椅，其中一把还掉了一个扶手，不过仍然算是扶手椅；一张桌子和两把摇摇欲坠的椅子；还有壁灯，只是灯泡不翼而飞；还有一道破烂的帘子，把床和舱内其他地方隔开；最后还有空调。外面的人群中，谁会有这种荒谬的需求？谁会需要这样的隐私空间？这种拥挤的空间里堆砌出来的舒适？

从甲板前端传来吵闹声。一个男人在大声抱怨，用的是英语。

费迪南说：“我想我听出你朋友的声音了。”

原来是因达尔。他带了太多行李，大汗淋漓，怒气冲天。他的前臂平伸——好像叉车的叉子——双手托着一个大纸箱子，浅而宽，上面敞开着，显然没法抓握。那纸箱子很沉，里面装满了食品和很大的瓶子，大概有十一二个。从码头大门进来要走很长一段路才到船边，然后还要爬汽船的舷梯，到了终点，因达尔似乎把吃奶的力气都耗完了，差点掉眼泪。

他身体后倾，踉踉跄跄地进入豪华舱。我看到他把纸盒子重重地放——几乎是扔——到床上，然后开始跳舞似的伸展身体，表达他的疼痛：他跺着脚，狠狠地甩动前臂，好像要把肌肉里的各种疼痛全抖出来。

他显然表演得过头了一些，不过有人在看。不是我，他已看到我，但还没有心情跟我打招呼。耶苇特跟在他后面。耶苇特提着因达尔的箱子。他冲着她喊叫，因为他在说英语，周围没什么人听得懂，所以敢放胆这么叫唤。“皮包，那讨厌鬼有没有把皮包拿来？”耶苇特自己也筋疲力尽，出了一身汗，但她还是用安慰的口气回答说：“拿来了，拿来了。”后面一个穿着花衬衫的人提着皮包走上来了——我一开始还以为他也是乘客。

我有很多次看到因达尔和耶苇特在一起，不过还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像一对夫妇一样出双入对。我脑子发蒙，以为他们俩要一起走。这时耶苇特站直了身子，脸上堆出笑容，问道：“你也是在送人吗？”我这才明白我刚才的担心很愚蠢。

因达尔在捏自己的手臂。不管他打算此刻和耶苇特怎么分别，都被沉重的纸盒子带来的疼痛给搅黄了。

他说：“他们没有行李袋。他妈的连行李袋也没有。”

我说：“我还以为你乘飞机走了。”

“昨天我们在机场等了好几个钟头。他们总是说快来了快来了。然后，到了半夜，他们给我们送上啤酒，告诉我们说飞机被征用了。真是岂有此理。不是延误。征用！大人物要用飞机。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把飞机送回来。然后，我买了这张汽船票——你有没有买过汽船票？什么时候卖票，什么时候不卖，规定多得很。卖票的人好像总是不在。那该死的门一直锁着。每走五码路就有人拦住你看证件。费迪南，你给我解释解释这算是怎么回事。算个票价，把豪华舱的各种额外费用加在一起，那家伙在计算器上算了二十次！同一个数字，他竟算了二十次。为什么？他是不是认为计算器会改变主意？好了，这就耗掉了半个小时。然后，谢天谢地，耶苇特提醒我要带吃的。还有水。所以我们又要去采购。供五天喝的六瓶维希水。他们只有维希水——我跑非洲来喝维希水来了。一瓶一块五，美元！还有六瓶红酒，就是这里那种酸酸的葡萄牙红酒。要是我知道这些东西都要放到那个盒子里，我宁愿不买。”

他还买了五听沙丁鱼，我想是准备一天吃一听吧。还有两瓶奶粉、一听雀巢咖啡、一块荷兰奶酪、一些饼干，以及不少比利时蜂蜜蛋糕。

他说：“蜂蜜蛋糕是耶苇特的主意。她说这些蛋糕营养很丰富。”

耶苇特说：“天热这些蛋糕不会坏。”

我说：“公立中学有个人拿蜂蜜蛋糕当饭吃。”

费迪南说：“所以我们什么东西都要熏着吃。只要你不把外面的壳剥掉，能保存很长时间。”

“不过这地方的食品状况实在可怕，”因达尔说，“店里什么都是进口的，贵得要命。在集市上呢，除了蛴螬和人们乱捡的东西，就只有两根这个，两穗那个。而且一直有人来。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应付过来的？你们有的是丛林，有的是雨水，可小镇上却好像在闹饥荒。”

豪华舱里又进来一些人，拥挤不堪。先来了一位矮胖子，赤着脚，自我介绍说是豪华舱的服务员。然后事务长也来了，肩膀上搭了条毛巾，手里拿着折叠起来的桌布。事务长把服务员嘘走，然后把桌布铺好——是那种摸起来很舒服的旧布料，只是不知洗了多少次。铺好桌布，事务长对耶苇特说：

“我发现这位先生自己带着食物和水。不过太太，这没必要。我们还是遵守过去的规矩。我们这里的水都净化过了。我原来在远洋轮船上工作，到过世界各地。我现在老了，到这条非洲汽船上来做事。不过我对白人很了解，我知道他们的习惯。太太，这位先生用不着担心。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我保证给这位先生单独准备食物，我会亲手送到舱里来。”

事务长是一个瘦瘦的、上了年纪的混血儿。他的父母亲肯定有一方是黑白混血。他故意使用禁用的词：“先生”、“太太”。铺好了桌布，他站在那里等候犒赏。因达尔拿出二百法郎给他。

费迪南说：“你给得太多了。他叫你们‘先生’、‘太太’，你们还给他小费。在他这方面，他已经捞足了，账清了。现在他不会再过来为你服务了。”

费迪南似乎说对了。后来我们一起去下面一层甲板上的酒吧，看到事务长靠在柜台上喝啤酒。他对我们四个人都视而不见。我们要啤酒，他无动于衷，酒吧侍者说：“卖完了。”不过这实在让人难以信服：事务长在喝，另一张桌子上，也有人在喝——一个男的，边上还有三个衣着光鲜的女人。不过酒吧里看上去确实要什么没什么，褐色的货架上空无一物。墙上有一张带框的总统肖像，酋长打扮，拿着那根上面有神物的手杖。

我对酒吧侍者说：“公民。”费迪南也说：“公民。”我们开始讨价还价，最后，侍者从后面的屋子里给我们找来了啤酒。

因达尔说：“费迪南，以后就指望你给我当向导了。你得帮我跟他们讨价还价。”

时间已过正午，天气酷热。酒吧里到处都是河面反射过来的阳光，金光闪闪。啤酒很淡，但足以让我们昏昏欲睡。因达尔忘了身上的酸痛，开始和费迪南谈起领地上那个被中国人抛弃的农场，声音越来越轻。我也放松了紧张的神经，想到要和耶苇特一起离开汽船，我的情绪不禁高涨起来。

此刻正是午后不久，阳光炽烈，一切都像着了火似的，这火烧得正旺，但也微微显出逐渐柔和下来的态势。河上波光荡漾，浑浊的河水由黄色转为白色和金色。河上到处都是装有舷外发动机的独木舟，汽船开进开出的日子向来如此。独木舟上有各自所属“机构”的名称，都是一些大而无当的名称，用大大的字母漆在舟身两侧。有时候，独木舟从一片波光中穿过，在强光下，舟上的乘客都成了剪影。此时看过去，他们都坐得低低的，只能看出肩膀和圆圆的脑袋，就如同卡通画上的滑稽人物，正在进行一趟荒诞不经的旅行。

此时一个人突然步履蹒跚地闯进来。这人脚上蹬着厚底鞋，鞋跟很厚，足有两英寸。这种样式的鞋子还没有传到我们这里来，看来这人应该是首都来的。他也是个当官的，进来检查我们的船票和出入证。查完后，他又步履蹒跚地走出去。他一走，事务长、酒吧侍者和一些在桌子边喝酒的人就慌乱起来。这阵慌乱将船员和官员——他们没有一个人穿制服——同那些进来讨价还价买啤酒喝的一般客人区分开来。这说明汽船马上就要开走了。

因达尔把手放在耶苇特的大腿上。耶苇特转过身来，他轻声说：“我一定会去打听雷蒙德那本书是怎么安排的。首都这些人你是知道的。他们如果不给你回信，说明他们不想回。他们不会说是或不是。他们什么都不说。不过这事我会去办的。”

分别之前，他们拥抱了一下，但只是正式的拥抱。费迪南表现得挺冷淡，既没有同我握手，也没有道别的话，只是说了声：“萨林姆”。他没有对耶苇特鞠躬，只是点了一下头。

我们站在码头看着。经过一番折腾，汽船终于离开了码头岸壁。驳船就拖在后面，汽船和驳船在河上慢慢地大转弯，驳船的船尾露出层层叠叠的笼子，仿佛是一个个封闭的后院，是厨房和动物围栏的混合。

离别会让人产生被抛弃的感觉，是对这个地方和留下的人的一种评判。从前一天和因达尔告别的时候起，我就在习惯这样的感觉。尽管我关心因达尔，但我还是觉得他和费迪南都是幸运儿，有机会进入更为丰富的生活，把我丢在这里，继续过这种乏善可陈、无足轻重的生活。

但现在，经过偶然而幸运的第二次告别，我把这种感觉抛开了。我和耶苇特一起站在光秃秃的码头上，看着汽船和驳船连成一线，行进在褐色的河道上，背后是空荡荡的河对岸。在强光照耀下，对岸呈现苍白的颜色，与白色的天空连成了一片。在河岸这边的镇上，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一切都将延续。被送走的是因达尔。艰辛的旅程属于他。

11

已经过了下午两点，在晴朗的日子里，这种时候待在露天的地方会被晒伤。我和耶苇特都没有吃东西——只喝了些撑肚子的啤酒。我建议找个凉快的地方吃点儿东西，她没有反对。

码头附近的柏油地面踩上去有些发软。烈日下楼房的阴影退缩到了墙根。码头这里的楼房都是殖民时代的建筑，看起来很坚实——涂成赭红色的石墙，绿色的百叶窗，高高的铁条窗户，漆成绿色的波纹铁皮屋顶。汽船办公室的门紧锁着，门口挂了块破破烂烂的黑板，上面写着开船的日期。值班的官员已经走了，码头大门附近的人也走光了。残破的花岗石纪念碑周围的集市正在散场。凤凰树才长出毛茸茸的嫩叶，根本不能遮阴，阳光直直地穿过树冠射下来。地上有些地方长着草，形成圆圆的小土丘，没长草的地方全踩成了灰土，垃圾和动物屎尿到处都是，底部沾了细细的尘土，似乎正在自己卷起来，将要从地表剥落。

我们没有去马赫什的汉堡王。我不想自找麻烦——舒芭一直都不喜欢耶苇特和因达尔的交往。我们去了蒂弗里。蒂弗里和汉堡王相隔不太远，我真希望马赫什的男仆伊尔德丰斯不会乱说。但这不太可能，现在正是他无所事事的时候。

蒂弗里是一处新的或者说新潮的地方，是在持续的繁荣期间发展起来的。店主一家独立前在首都开饭店，后来到欧洲待了几年，最近又跑回这里碰运气。这店是他们的一项大投资——不惜血本，该添置的东西一样不缺，我看他们确实是在赌运气。不过我并不了解欧洲人和他们开饭店的习惯。蒂弗里主要面向我们这里的欧洲顾客。它是家族式饭店，服务对象是签了短期合同来本地区工作的那些人，他们在这里从事各种政府建设项目——领地、飞机场、自来水系统、水电站等等。蒂弗里的氛围是欧式的，非洲人不来光顾。和马赫什的汉堡王不同，这里没有那些戴着金表、口袋里插着金笔的官员。在蒂弗里，你不会有那种紧张情绪。

不过，在这里你也不会忘记你身处何地。墙上挂着的总统像约有三英尺高。穿着非洲服装的总统像现在越印越大，质量越来越精良（听说是在欧洲印刷的）。如果你知道他身上的豹皮和手杖上雕刻的含义，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受到感染。我们都成了他的人民。即使在蒂弗里，周围的环境仍提醒我们：我们在各方面都依靠他。

通常情况下，店里的伙计——或者说侍者公民——都很客气，对你笑脸相迎，而且手脚麻利。但我们去的时候差不多已经过了午饭时间。平时店主高大的胖儿子总站在柜台后面的咖啡机旁边，照看着这里的一切，但此刻他可能在午休；他家里的其他人也不在场，侍者们懒洋洋地四处站着。他们身上穿着蓝色的侍者夹克，看上去怪怪的，让人想起外星人。他们并不粗鲁，只是心不在焉，好像弄丢了自己的角色。

不过空调还不错，从外边耀眼的阳光和潮湿的空气中走进来，清凉干爽的感觉扑面而来。耶苇特的烦恼有所减退，恢复了精神。有一个侍者注意到了我们俩，送来了一壶葡萄牙产的葡萄酒。酒冰冻过，后来解了冻。他还给我们送上苏格兰熏鲑鱼吐司，用两个木盘子盛着。什么都是进口的，什么都很昂贵。熏鲑鱼吐司事实上是蒂弗里饭店最普通的菜。

我问耶苇特：“因达尔有点儿爱演。情况是不是真的那么糟糕？”

“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还没有说他怎么兑现旅行支票的事呢。”

耶苇特背对着墙坐着，摆出一个引人注目的小姿势——就像雷蒙德：手掌抵住桌子边缘，头略略向右倾。

隔着两张桌子，有一个五口之家在用餐，快吃完了，一家人在大声说话。很普通的人，在蒂弗里经常能看到的那种。不过耶苇特似乎有些不快，不只是不快，她突然显得有些愤怒。

她说：“你不知道这是些什么人。但我看得出来。”

她那张露出愠色的脸上仍有一丝笑意。她把小小的咖啡杯举到嘴边，眼睛半斜半眯，显得颇为端庄。这一家人哪里惹到她了？是不是她判断出他们来自于某个让她不快的地区？还是那男人从事的工作，他们说的语言，他们的高嗓门，或者是他们的举止？她要是见到夜总会的那些人会怎么说呢？

我问：“你以前认识因达尔吗？”

“我是在这儿认识他的。”她把杯子放下。她斜着眼睛打量着杯子，随后，仿佛做出了什么决定一样，看着我说：“你在这儿过着你的生活。突然闯进来一个陌生人。他是个累赘。你不需要他。但久而久之，对这累赘你也就习以为常了。”

除了家人，和我打交道的女人不多，而且都是特殊身份的女人。我从来没有交往过耶苇特这样的女人，从来没有像这样和女人在一起谈话，也从来没有见识过这样的愠怒和成见。从她刚说的话里我能看出一种诚实和大胆，对像我这样背景的人来说，这种诚实和大胆有点可怕，但正因如此，它也让我着迷。

她和因达尔之间似乎有雷蒙德这个共同的熟人，但我不愿意我和她之间老是有因达尔这个共同的熟人。我换了个话题：“那天晚上去你家里，那感觉真是美妙得无法形容。我一直记得你当时穿的短衫，想再次看到穿着那件短衫的你，那黑色的丝绸，那裁剪样式，还有那上面的刺绣。”

看来这个话题再好不过。她回答说：“没有机会穿啊。不过我向你保证，它还在。”

“我想它不是印度的样式，那裁剪和手工都是欧式的。”

“是在哥本哈根买的。是玛吉特·勃兰特牌的。雷蒙德到哥本哈根开会时买的。”

出了蒂弗里的大门，即将走入热带的强光和炽热之中，我们都顿了一下。这有点儿像在雨天——走进雨中之前，总要这么停顿一下。她像刚刚想到一样对我说：“你明天要不要到我们家来吃饭？我们要招待一个讲师，雷蒙德现在觉得这种应酬很伤脑筋。”

汽船大概已经开出了十五英里，可能在丛林中穿行，可能过了第一个丛林定居点。丛林定居点的人可能一大早就在岸边等着了——虽然小镇并不远。汽船到来之前，那里肯定也像赶集一样热闹。汽船一到，男孩子们就跳下独木舟，游到前进的汽船和驳船边，希望引起乘客的注意。卖货的独木舟此时也从停泊处撑出来，上面装着菠萝和做工粗糙的椅子和凳子（河上旅行时用的一次性家具，是本地区特产）。这些独木舟一串串系在汽船边上，被汽船拖出好几英里。一阵喧嚣过后，这些人默默地划着独木舟，一连数小时逆流而上，从下午划到黄昏，从黄昏划到夜里。

耶苇特把午饭取消了，但没有通知我。穿着白夹克的仆人把我领进一间房子，里面没有接待客人的迹象，也不同于我记忆中的模样。非洲坐垫还在地板上，但那天晚上搬走的罩着套子的椅子（耶苇特说是塞进一间卧室了）又被搬了出来——带流苏的合成天鹅绒，是领地随处可见的那种“古铜”色。

领地的建筑都是仓促建成的，被灯光掩盖住的缺陷在正午的阳光下都暴露了出来。墙上的石灰有很多地方已经出现裂缝，有一处地方，裂缝沿着空心土坯砖的阶状结构延伸开来。窗户和门都没有做框缘，也没有木头镶边，看起来就像从墙上挖出来的不齐整的洞。天花板好像是用某种压缩过的硬纸板铺的，很多地方鼓了出来。两个空调都没开，有一个在漏水，水沿着墙面往下滴。窗户开着，外边没有屋檐遮挡，也没有树木，只有一片平地。屋子里光线非常强，让人感觉不是在室内。就是这间屋子，还有电唱机里播放的音乐，曾经给过我多少幻想！而如今，电唱机紧挨着书架，靠在墙边，在耀眼的光线之下，能看到它的有机玻璃盖子已经发黄发黑，蒙上了灰尘。

看到耶苇特每天居住的是这样的房子，再想想雷蒙德在这个国家的地位，我觉得我这次来访就像是对耶苇特来了次突然袭击。我看到了她作为一个家庭主妇的平凡，了解到她在领地生活的不安和不满。而在此之前，她的生活在我眼中多么有魅力！我突然间害怕和她搅和到一起，害怕卷入她的生活。我的幻想破灭了，这让我感到吃惊，但吃惊之余也觉得释然。但这些感觉没有维持多久，等到她进来，一切都化作乌有。和往常一样，此刻让我吃惊的是她本人。

看到我来了，她没表示出多少歉意，反倒觉得很有趣。她把邀请我的事情给忘了，不过她知道似乎有午餐这么一回事。午餐的计划一变再变，到最后地点改到了学院的教职工活动室。她转身去给我做南非式炒鸡蛋。仆人进来了，把桌子上的一些收据拿开，铺上桌布。桌子是椭圆形的，黑色，擦得很亮。“你在这儿过着你的生活。突然闯进来一个陌生人。他是个累赘。”

我在书架上层看到因达尔那天晚上拿给我看的书。作者在书里提到雷蒙德和耶苇特曾经在首都盛情款待过他，我记得耶苇特对她和雷蒙德的名字出现在书上很是在意。现在光线明亮，房间的样子变了，这书看起来也不一样了。这些藏书的封面都有些褪色。我抽出其中一本，看到雷蒙德的签名和日期：一九三七年。表明所有权。也可能是在陈述志向，表明对自己前途的信心。这本书看上去很陈旧，书页边缘已然泛黄，书脊上的红色字母几乎褪成了白色。它只是一本失去了生气的书，一件历史遗物。我抽出另一本书，看起来还比较新，上面有耶苇特的签名，还是她出嫁前的名字。用的是大陆常用的那种漂亮字体，名字的首字母Y写得很花哨。这签名透露的信息和二十三年前雷蒙德的签名如出一辙。

吃炒鸡蛋的时候，我对耶苇特说：“我想拜读雷蒙德的著作。因达尔说过，要论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当今世界谁也不及雷蒙德。他有没有出版过什么著作？”

“他在写现在这本书，已经写了好几年。政府本打算出版，但现在看来显然出了什么问题。”

“也就是说，他还没有什么著作出版？”

“不，他有论文。他的论文出书了。不过我不会推荐给你。我觉得不堪卒读，我把这话告诉雷蒙德，他说他可以说不堪卒写。还有，他有几篇文章散见于各种期刊。他没有时间写太多这样的文章。他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这本记述这个国家的历史的著作上。”

“听说总统看过这本书的部分章节，有没有这回事？”

“以前是这样说的。”

但她无法告诉我现在的难处到底是什么。我只了解到雷蒙德现在把这本历史著作暂时搁置，腾出时间编辑总统的演讲集。气氛开始有些忧伤。我现在认识到了耶苇特在领地的真正处境，我也发现雷蒙德的故事可能是以讹传讹。我突然觉得，这屋子对耶苇特来说宛如囚笼。那天晚上，她邀请我们参加聚会，她穿着玛吉特·勃兰特短衫，是何等让人痴迷！如今看来，那只是一次脱轨之举。

准备离开的时候，我对她说：“哪天下午你有空，请一定和我到希腊俱乐部去玩玩。这样吧，就明天，请一定来。那里的人都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什么事情都见过。他们最不愿意说的就是这个国家的局势。”

她答应了，但过了一会儿又说：“你不要把它们给忘了。”

我不知道她指的是什么。她离开房间，走进雷蒙德那天晚上发表完道别演讲后进去的那扇门。没一会儿，她回来了，手里拿了好些杂志，这样几本，那样几本。有几本是在首都的政府印刷厂印的。这些杂志上都载有雷蒙德的文章。现在我们之间已经有了一个共同点——雷蒙德。这像是一种开端。

在领地的这一带，草地和空地上那些叶片粗硬的野草长得很高，几乎掩住了柏油大道两旁低一点儿的蘑菇状铝质灯罩。不少灯已经坏掉，有的甚至坏了好久，好像也没有人管。在领地另一边，用来发展模范农场的那片土地早已被野草淹没，只留下已走掉的中国人修建的门楼和六台一字排开、正在生锈的拖拉机。但是星期天公众沿着那条固定的单行道——原来有军人把守，现在换成了青年卫队——参观的那片区域还维持着。这条公共步道两旁不时还会增添新的雕塑。最近增添的雕像在主道尽头，是一尊非常庞大的母子石像，看上去好像还没有完工。

我的耳边回响起纳扎努丁的话：“这里什么也不是，只是一片丛林。”不过，我的吃惊和纳扎努丁的不一样，和商业前景毫无关系。看到领地的空地，看到领地外面村里人随意搭建的落脚地，我心里想的却是耶苇特，还有她在领地上的生活。因达尔在这里的时候，领地给我的感觉是非洲的小欧洲，现在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它只不过是丛林中的生活。我突然感到害怕，害怕和耶苇特一起失败，害怕落到一无所有的地步，害怕成功带来的后果。

第二天下午，耶苇特如约上门，我的警醒顿时消失了。耶苇特以前就和因达尔一起来过。在这里，在我家中，她照旧光彩夺目。她见过我们家的“乒乓球桌”，见过桌子上放的杂七杂八的东西，还有被梅迪烫焦的桌角。她也见过比利时女士留在白色客厅兼工作室里的画。

我们俩靠在客厅白色的墙上，谈了一阵儿画和希腊俱乐部，她的侧面我看得一清二楚。我渐渐靠近，她转过身去，不是拒绝，也不是鼓励，只是显得有些疲惫，就这样接受了我这个新的累赘。在我看来，这一刻是转折点，为后来发生的一切拉开了序幕。此时此刻，我感受到一种挑战，这种挑战同我一向感受到的并无分别，我一直都会给予回应。

在此之前，我的性幻想都停留在妓院里，那是关于征服和堕落的幻想，女人心甘情愿地被我征服，我陪着她们一起堕落。这就是我的全部见识。这就是我从镇上的妓院和夜总会了解到的一切。因达尔在的时候，不去这些地方并不难，我开始发现这些罪恶的去处让人伤身又伤神。有一阵子，看到酒吧或者妓院前厅里成群结队的女人，我依然感到兴奋，但我已经不愿意和这些要钱的女人发生真正的性关系，只允许自己从她们身上寻求辅助性的性乐趣。和多个女人产生这种关系后，我开始鄙视她们提供的服务。另外，和其他许多单独逛妓院的男人一样，我开始觉得自己脆弱无能，任人摆布。迷上耶苇特让我很吃惊，在这间卧室开始的偷欢（不花钱，但你情我愿）是种全新的体验。

我说过的妓院式性幻想让我开始的时候不至于手忙脚乱。卧室里宽大的泡沫床终于派上了用武之地——我想那比利时画家放这张大床就是派这用场的。但在这间卧室里，我那些性幻想中自私的成分消失了。

世上有一半是女人，我本来以为我已经达到了不为女人的裸体所动的境界。但现在，我感觉自己在重新体验这些，我仿佛是第一次见到女人。我一直痴迷耶苇特，但我发觉有很多东西我太想当然了。床上的裸体仿佛是女人身形的完美展现，让我无比惊奇。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衣服——即便是耶苇特以前穿的比较暴露的热带衣服——会掩饰这么多的东西，为什么要把身体分成不同部分，让人无从联想整体的魅力？

如果按照我那些色情杂志的手法来描述，未免太假了。这种写法就像给自己拍照，就像偷窥自己的举动，就像把眼下的情景转化成妓院式的性幻想。但在这间卧室里，那种幻想已不复存在。

我兴奋得有些晕眩，但并没有丧失警觉。我不想陷入那种只关注自身的自私盲目的幻想之中。我突然间产生了一种渴望，我想赢得这身体的所有者，这渴望战胜了自我发泄的欲念。因为这种渴望，我觉得这身体是完美的，我想在做爱的过程中持续地看，采用合适的姿势以便更好地看，不再只是用我的身体冲击她的身体，不再把欣赏和抚摸抛到一边。我所有精力和思想都投入到一个新目标上：赢得这个人。我所有满足都在于实现这个目标，此时我感到性行为是如此新奇，完全是一种全新的满足，一直保持着新鲜。

在以前的这种时刻，常常是表面上在征服，而厌倦感已经不知不觉地袭来。但这一次，我想的不是征服，而是赢取，这使我一直保持着清醒，一直想要向外看。我的举动表达出对温柔的需求，自身并不温柔。它是狂野的身体动作，几乎可以说是体力考验，渐渐地，我的行动充满了刻意的狂野。我感到吃惊。我惊奇于自己这次的表现，完全不同于在妓院的屈从行为，而这种屈从行为就是我此前性体验的全部。同样让我惊奇的是，我发现了新的自我，它完全不同于先前我自命的寻花问柳之徒，受制于脆弱的冲动。

耶苇特说：“多少年都没有像今天这样了。”这句话如果是真的，应该是巨大的褒奖。我自己的高潮已经不再重要。要是她的话是真的该有多好啊！但是我无从判断她的话是真是假。她是老手，而我是新人。

更让我吃惊的还在后面。结束之后，我并没有感到疲惫，没有睡意。恰恰相反。卧室刷过的窗户在傍晚的光线照耀下白得发亮，在这又闷又热的一天行将结束之际，出了这么多汗，身上滑溜溜的，在这样的光亮和酷热之中，我的精力却异常旺盛。哪怕现在去希腊俱乐部打壁球也不会有什么问题。我感觉神清气爽，精力充沛，连皮肤都是新的。我惊诧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我的满足感每一分钟都在加深，我意识到自己以前是多么贫乏。这种感觉就像是发现了自己体内巨大的、无从满足的饥渴。

耶苇特身子赤裸着，湿淋淋的，披散着头发，神情中没有一点儿难堪。她的神态已经恢复正常，脸上的红晕退了，眼神平静，双腿交叉着坐在床边开始拨电话，用土语对电话那头说话。接电话的应该是家里的仆人。她说她立刻就回来，叫仆人转告雷蒙德。放下电话她就穿上衣服，把床铺好。这种家庭主妇式的细心让我联想到她在其他场合的类似表现，这细心现在就已经让我感到痛苦了。

离开卧室前，她弯下腰，在我裤子前面亲了一下。然后，一切就结束了——只留下走道，梅迪那可怕的厨房，楼梯平台，逐渐发黄的下午阳光，后院的树，空中的灰尘，炊烟，外面的喧闹，还有耶苇特下楼梯的脚步声。临走前，她在我的裤子上亲吻了一下，如果换成别的地方，我会认为是妓院的礼节，是小费给得多的妓女做出的表示，我只会嗤之以鼻，而现在却让我深深感动，让我忧伤，让我疑惑。是不是发自真心？是不是真的？

我想去希腊俱乐部，再出一身汗，把新获得的能量消耗掉，但我最后还是没有去。我在家里走来走去，听任时间流逝。天色渐渐暗下来，我陷入了沉静。我觉得自己得到了赐福和重生。我想一个人待着，独自品尝这份感觉。

后来，想到要吃饭，我开车来到大坝边的夜总会。由于经济繁荣，外国人众多，夜总会的生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好。但是它的总体结构并没有多大改变，还保持着临时建筑的样子，让人觉得随时可以抛弃，抛弃了也不会遭受多大损失——它几乎只是四面墙，围着丛林中间的一块空地。

我坐在悬崖上的大树下面的一张桌子旁边，可以看到被灯光照亮的大坝。我一直坐在黑暗里，感受着皮肤的清新，直到有人看到我，把树上的彩灯打开。不断有车开过来，不断有车在停靠。能听到欧洲和非洲腔的法语。非洲女人三三两两乘坐出租车从镇上赶来。她们裹着头巾，昂首挺胸，大声说着话，趿着拖鞋慢吞吞地走在空地上。这是耶苇特在蒂弗里为之不快的外国人家庭场景的另一面。不过对我来说，一切都很遥远——夜总会、小镇、滞留镇上的村民、外国人，以及“这个国家的现状”，在我看来都成了背景。

开车回到镇上，镇上的夜生活也开始了。到了晚上，主要街道上的人越来越多，有一种村庄的气息。一群群人在棚屋区的酒铺周围晃悠，人行道上炊烟四起。有人用木片隔出睡觉的地方。疯疯癫癫、酒气冲天的老人穿着破烂的衣裳，动不动就像狗一样狂叫。他们把食物拿到阴暗的角落，背着人吃掉。有些商店（特别是服装店）橱窗里展示着昂贵的进口货，为防止偷窃，一直打着明亮的灯光。

离我的公寓不远的广场上，一个年轻的非洲女人在叫喊——真正的非洲式叫喊。两个男人一左一右扭着她的胳膊，在人行道上推搡着。广场上的人无动于衷。这两个人是青年卫队的队员。大人物每月给他们发放一点儿津贴，还配了几部政府的吉普车。不过，和码头的官员一样，他们实在没什么差事，只好找些事来做。现在他们在进行“风纪巡逻”，打的是风纪旗号，行的却是缺德之事。那女孩可能是从酒吧里随意抓来的，可能就因为她在他们问话时顶嘴了，或者是拒绝回答。

回到家，我发现梅迪的灯还亮着。我叫了一声：“梅迪？”他在门后面回答：“恩主。”他不再叫我“萨林姆”了。除了一起在店里上班的时候，我和他见面的次数很少。我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了一丝悲哀。回到卧室，我想着自己的运气，不禁为梅迪感叹：“可怜的梅迪。他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么一个友善的人，到头来却没了朋友。他应该留在海岸。那才是他待的地方，周围有和他一样的人。到这里之后，他迷失了。”

次日晌午，耶苇特打电话到店里来。这是我们第一次通电话，但她没有说我的名字，也没有说自己的名字，只是问：“你在家吃午饭吗？”除了周末，我很少在家吃午饭，但我还是回答说：“是的。”她又说：“那我到时候过来找你。”就这么把电话挂了。

她没有留出停顿和沉默的时间，我根本来不及吃惊。十二点刚过，我在白色的客厅等候。我站在乒乓球桌边翻看一本杂志，心里并没有什么吃惊的感觉。尽管这样的见面不同寻常，尽管这个时间比较奇怪，尽管强光炽人，我还是觉得，这一切只是我早已熟悉的某种东西的延续。

我听到她急促的脚步声，从她前一天下午走过的楼梯上传来。我突然产生了莫名的紧张，我没有动。楼梯口的门开着，客厅的门也开着，她的脚步很轻快，没有停顿。见到她，我心中充满了欣喜，如同一块大石落了地。她的举止还是那么矫捷轻快，但是她那张一贯微笑着的脸上却没有了笑容。她的眼神是严肃的，带了少许让人慌乱的、挑战性的贪婪。

她说：“我一上午都在想你。我没有办法从脑海里把你赶走。”刚一进客厅，她好像就要离开，好像她的到来只是电话中那种直率的延续，好像她不想给我们留下任何说话的余地。她径直走进卧室，开始脱衣服。

对我来说，和上次一样。在她面前，我摆脱了过去的幻想。我的身体遵从它新的冲动，发掘能量来回应我新的需求。新的——正是如此。一直是新的，而我的身体越来越熟悉它的反应，我的动作越来越激烈，它需要狂野，需要控制，需要灵巧。结束后（整个过程都是我在主导），我身上焕发出新的活力，新的生机，我感觉这次的愉悦甚至远远超过了前一天下午。

我十二点钟关的店门。刚过三点，我回到店里。我一口中饭也没有吃，要是吃饭会来得更晚，而星期五是生意最好的时候。到了店门口，我发现店还没有开，我指望梅迪一点钟过来开门营业，但他显然没有来。现在只剩下一个钟头可以营业，大多数郊区村庄里的零售商应该已经买好了货，划着独木舟或者开着卡车开始了漫长的归途。广场上只剩下最后几辆运货车，货装得差不多之后也要开走了。

我第一次对自己感到恐慌，觉得曾经的我开始堕落。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自己贫穷老迈的情景：一个不属于非洲的人迷失在非洲，失去了支撑自己的力量和目标，连村里来的那些老酒鬼都不如，那些人衣裳破烂，饿着肚子，在广场上游荡，盯着食品铺子，不时找人讨几口啤酒喝。我也不如那些捣乱的小伙子。他们是新一代人，来自破旧的镇子，穿着印有大人物肖像的T恤衫，张口闭口都是外国人和利润。他们只想着钱（和过去上公立中学时的费迪南及其朋友一样）。每次到店里来，总是为自己并不想要的东西和你狠狠杀价，坚持要按成本价买。

这是我第一次对自己感到恐慌，难免有些夸张。恐慌过后，我转而对梅迪充满了愤怒。在前一天晚上，我还是那么怜悯他！紧接着我记起来了，不是梅迪的错。他去海关了，给一批货报关，运货的就是送走因达尔和费迪南的那艘船。再过一天，这船就可以到达首都了。

自从那天中午到耶苇特在领地的家中吃了一顿炒鸡蛋之后，已经过了两天，载有雷蒙德文章的杂志仍静悄悄地躺在抽屉里，我一个字也没有看。现在我想到了汽船，也想起了这些杂志，于是把它们翻了出来。

当初我提出拜读雷蒙德的大作，其实只是找借口和她接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读不读无所谓。雷蒙德在本地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特别艰涩难懂。其中一篇是评论一本关于非洲继承法的美国著作。另一篇很长，有脚注，还有图表，是一篇研究独立前一个南部矿区大镇地方议会选举的论文，按行政区域逐个分析了部落选民的投票特征。文章里有些小部落的名字我从未听说过。

更早一些的文章都登在外国杂志上，似乎好懂些。一本美国杂志上刊登了他的《球赛骚乱》，说的是三十年代在首都发生的一场种族骚乱，该骚乱导致了第一个非洲政治俱乐部的建立。一本比利时杂志上登了一篇《失去的自由》，说的是十九世纪末期，一些传教士从阿拉伯人的贩奴商队购买被捕获的奴隶，安排他们定居到“自由村”——这个项目后来以失败告终。

这些文章倒很对我的口味——我对传道士和奴隶这类话题特别有兴趣。不过文章开头几段的明快文笔是个陷阱，读到后面，我觉得这文章不适合在做生意的下午读。我把它们收起来，准备以后再读。晚上我回到家里，上了床——床是耶苇特几个小时前铺好的，上面还有她的余香——把那本杂志拿出来看，结果大吃一惊。

我看的是那篇关于种族骚乱的文章，就是我在下午只看了几段明快开头的那篇，我发现它简直就是政府告示和报纸摘抄的拼凑。有很大篇幅是从报纸上摘抄下来的，而雷蒙德还对这些摘抄来的内容郑重其事。我无法容忍这种做法。根据我在海岸的经验，我知道殖民统治下小地方的报纸说的事实是一种特殊的事实。我不是说这些报纸说假话，但它们太正式，太官方，它们喜欢谈论那些大人物，比如商人、高官、立法会议员和行政会议成员，却把很多重要的情况——经常是问题的本质——漏掉了，而这些情况本地老百姓都知道，都在私下议论。

我觉得三十年代本地的报纸和海岸的报纸没什么两样，我希望雷蒙德能深入报道和社论的背后，了解事情的真相。三十年代首都的种族骚乱——这应该是一个宏大的题材：欧洲咖啡馆和夜总会里充满火药味的谈话，非洲城区的歇斯底里和恐惧。但雷蒙德对这一切没有兴趣。从这篇文章看，他根本没有和任何当事人谈论过，而他写这篇东西的时候，很多当事人还在世。他却对报纸亦步亦趋，似乎想告诉读者，报上所有文章和评论他都看了，他把里面各种微妙的政治因素都准确地分析出来了。他的主题是一个发生在非洲的事件，但照他的写法，可以去写欧洲或者他从来没有去过的任何地方。

我又看了关于传道士和赎救奴隶的那篇文章，发觉里面也都是引述，只不过引述的来源从报纸变成了欧洲传道团的档案。这个主题对我来说并不新鲜：在海岸上学的时候，学校里就教过有关欧洲在我们那个地区的扩张的内容，似乎那不过是阿拉伯人及其奴隶买卖制度的失败导致的。我们觉得这都是英国学校的玩意儿，根本不在乎。我们觉得历史是不复存在的死东西，是祖父那一辈人的事情，我们不愿意多管。即便如此，在我们这样的生意人家里，大家还是会传述一些模糊得听上去不像是真的的故事，说奴隶在被押送到围场的路上，被欧洲传教士低价买走。故事说来说去总会回到同一个主题，那就是这些非洲人被欧洲人买下后，一个个吓破了胆——他们以为欧洲人买下他们是打算吃掉的。

直到看了雷蒙德的文章，我才知道这项事业是如此宏伟和严肃。雷蒙德列出了所有自由村的名字。然后，他从存档的书信和报告中引用了许多记录，力图确定每个自由村消失的时间。他没有给出原因，也没有去寻找原因，他的工作仅限于引述传教士的报告。他似乎从未去过他写到的任何地方，也没有和任何人交谈过。其实，只要和像梅迪这样的人谈上五分钟就能了解很多问题。梅迪虽然在海岸长大，但他曾经胆战心惊地穿过大陆上陌生的地区。只要和他谈一谈，就能知道为什么这整个宗教项目既残酷又无知——把几个手无寸铁的人放进一个陌生的环境，无异于送羊入虎口，让这些人面临生人的攻击、绑架，甚至更糟。但是雷蒙德似乎对此一无所知。

但他知道这么多，研究了这么多！每一篇文章肯定都要花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来写。但他对非洲并没有多少真正的认识和感受，不但比不上因达尔、纳扎努丁，连马赫什也不如。他也不像惠斯曼斯神父，后者凭着本能意识到此地的奇特和美妙。就是这样一个人，居然把非洲当作自己的题材。据因达尔透露，雷蒙德长年累月在书房里研究一箱箱的材料。他之所以把非洲当作自己的题材，或许是因为他碰巧到非洲来了，碰巧是个学者，碰巧喜欢和报纸打交道，而这个地方各种新报纸层出不穷。

他原来在首都做老师。刚步入中年，因为机缘巧合，他认识了未来总统的母亲。因为机缘巧合，他建议那孩子去参军。他对那绝望的非洲孩子心怀同情，这份同情可能混杂了他对成功者的一丝嫉恨：雷蒙德也许在那个孩子身上看到了自己。他由此和未来的总统建立了很不寻常的关系，独立革命之后，那孩子当上了总统，把他提拔起来，让他享受到他做梦也想不到的荣华。

耶苇特，来自欧洲，没有社会经验，有自己的野心——在她眼中，雷蒙德肯定魅力四射。她是被自己的野心蒙蔽了。无独有偶，当初刚一见到她所处的环境，我不也被迷惑住了吗？确实，从一开始，我们之间就有雷蒙德这个共同点了。

第三部 大人物

12

我常常想起第一次和耶苇特见面的情形。那天晚上，她的家里洋溢着非洲的欧洲气氛，她穿着玛吉特·勃兰特牌黑色短衫，地板上台灯柔和的光线打在她的身上，琼·贝兹的歌声在我心中挑起万千遐想。

换个场合，换个时间，她或许不会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或许，如果我当天就读了耶苇特给我的雷蒙德的文章，第二天下午她到我的公寓里来就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就不会找理由让她靠在客厅的白墙上向我展示她的侧影，我们或许会径直去希腊俱乐部。中午看到她住的房子，已经让我有些吃惊。要是拜访后立刻通过文章认清雷蒙德，我就能进一步看清耶苇特——她的野心，她错误的判断，她的失败。

她这样的失败我一点儿也不想卷进去。我之所以想和耶苇特偷欢，只是想要如入云霄的快乐，想要脱离我现在的生活：沉闷，无谓的紧张，“这个国家的现状”。和同样被困住的人纠缠在一起不是我的本意。

但现在就是这个局面。我无法逃脱。那个下午，是我发现了她，但自此之后，我就成了她的猎物，被这个我一直希望赢取的女人占有了。满足感无济于事，只是打开了新的空白，启动了新的需求。

我眼中的小镇变了，它开始有了新的意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天气关联着不同的记忆和情绪。店里的抽屉里原来放着雷蒙德的杂志，也就是我忘记去看的那些杂志。现在换成了耶苇特的照片。有些照片很旧，对她来说应该很珍贵。这些照片是她送给我的礼物，她在不同时间送给我，或是用来示爱，或是作为奖赏，或是表示她的柔情。我们第一次见面没有拥抱，后来我们心照不宣地保持这样，不和对方说那种卿卿我我的情话。我们的感情以堕落的肉体方式宣泄，但我更喜欢耶苇特的照片，我觉得它们最为纯洁。我特别喜欢她孩提时在比利时拍的照片。当时的她还觉得未来是个琢磨不透的谜。

抽屉里有了这些照片，从店里看外面的风景就有了一种不同的感觉：广场上湿淋淋的树，商铺，四处游逛的村民，没有铺柏油的马路晴天尘灰满地，遇雨则一片红色泥泞。在这个破败的小镇，我曾经感到自己死气沉沉，而现在，我觉得它简直是为我而存在的。

与此同时，我开始关注政治，甚至可以说有一种政治焦虑。本来我不需要政治，但我无法克制自己。通过耶苇特，我和雷蒙德拴在了一起；通过雷蒙德，我和总统的权势——是事实也好，是一种认识也好——前所未有地联系在一起。看到到处都是总统肖像，我开始觉得我们不管是不是非洲人，都是他的人民。因为雷蒙德的缘故，我还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们都依靠着总统，同时，不管我们从事什么工作，也不管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自认为是在为自己工作，我们都是在为他服务。

有很短一段时间，我相信雷蒙德就是因达尔所说的总统的白人亲信，我为自己和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人离得这么近而感到激动。我觉得自己超越了这个我熟悉的地区及其日常生活——山一样的垃圾堆，坑坑洼洼的公路，狡猾的官员，破败的城镇，每天从丛林里来的无所事事、无以果腹的村民，醉汉，动辄发生的谋杀，还有我的商店。总统远在首都，而围绕在他周围的权力，还有生活，却显得是这个国家的现实和本质之所在。

认识到雷蒙德的真正处境，总统随之远去，再次成为高高在上的人。但现在我和总统之间仍有一种联系：我觉得他的权势是某种个人的东西，好像我们每个人都通过一根线和他的权势连在一起，这根线他想收就收，想放就放。这种感觉我以前从来没有过。和镇上其他外国人一样，我过着本分的生活。我们把总统的官方肖像挂在自己的商店和办公室里；我们还购买各种总统基金。但我们都尽力把这一切当作背景，和自己的私人生活分开。比如在希腊俱乐部，大家就心照不宣地避开政治话题。

但现在，通过雷蒙德和耶苇特，我被带入政治的深层，认识到每一幅新的官方肖像的用意，每一尊非洲母子雕塑的内涵，我再也不能把这些肖像和雕塑当成背景。或许会有人告诉我，为了印这些肖像，政府欠了一大笔钱，但认识到总统的目的，就不能不受到感染。来访者可以对母子雕塑嗤之以鼻，但我不能。

雷蒙德那本历史著作情况不妙——杳无音信。因达尔临走的时候曾答应过问此事（他还把手放到耶苇特大腿上了），但一走便再无音信。我说因达尔也没有给我来信，我还说他自己也有大麻烦，但这一切都安慰不了耶苇特。她并不是为因达尔牵肠挂肚，她只是想听到一点儿新的消息。因达尔离开这个国家之后很久，她仍在等着从首都传来只言片语。

与此同时，雷蒙德已经完成了总统演讲稿的编纂工作，接着写那本历史著作。他很擅长掩饰自己的失望和紧张，但这些情绪却从耶苇特身上流露出来。有时候，她到我家里来，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好几岁，她那年轻的皮肤看起来非常苍白，下巴上的肉开始松弛，露出双下巴的模样，眼角的鱼尾纹也更明显了。

可怜的姑娘！这可不是她嫁给雷蒙德时所期望的生活。他们相遇的时候她还在欧洲读书。雷蒙德当时随一个政府代表团出访。他辅佐的人刚登上总统的宝座，虽然他的顾问角色应该是保密的，但他的显赫地位却人所共知，所以耶苇特所在的大学邀请他去做讲座。在那次讲座上耶苇特提了一个问题——她当时在写毕业论文，主题是关于非洲的法语作品里的奴隶制。后来他们再见面，雷蒙德对她百般殷勤，她被征服了。雷蒙德以前结过婚，独立后没几年，也就是雷蒙德还在当教师的时候，他们就离婚了，妻子和女儿都回到了欧洲。

“人们说男人结婚前应该看看未婚妻的母亲，”耶苇特说，“而像我这样的女孩应该先想一想被男人抛弃的或者被他们耗得油尽灯枯的女人，就会知道自己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但你能想象吗？这个帅气而杰出的男人第一次带我出去吃饭，就去了最昂贵的地方。他做这一切的时候显得漫不经心。但他知道我的家庭背景，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心里都有一本账。他请我的这顿饭花的钱比我父亲一周的薪水还要多。我知道这是代表团的钱，不过我不在乎。女人很蠢。不过，要是女人不愚蠢，这个世界就没法运转了。

“应该说，我们结婚后，感觉好极了。总统经常邀请我们吃饭，前几次我就坐在他的右边。他说他不能亏待了他的老教授的妻子——但这不是事实。雷蒙德从来没有教过他，这些话都是说给欧洲媒体听的。总统是个很有魅力的人，我还应补充一句，他从来不会让人觉得他是在说些敷衍的废话。第一次我们的话题是桌子，真的是桌子。那桌子是用本地木头雕刻出来的，边上刻有非洲的图案。让人毛骨悚然，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他说非洲人天生擅长木刻，这个国家的人足以为全世界打造高质量的家具。这就像最近盛传的在河边兴建工业园的说法——都只是聊天的话题。不过我那时候初出茅庐，人家说什么我都相信。

“四周总有摄像机。甚至在一开始那几年就已经是这样了。他总是在为他们摆造型——你知道，这样照来照去，谈话很难进行。他从来不肯放松下来。他总是主导着话题。他从来不让你提起新的话题。否则他会直接转身走掉。这是皇家礼节——他是从某个人那里学来的，我是从他那里学来的，很不容易。他会突然从你面前走开，这像是一种个人风格。到了指定的时间转身径直走出屋子——他好像喜欢这种派头。

“我们有时候和他一起出访。我们出现在几张早期的官方照片的背景里——以白人为背景的照片。我注意到他的穿衣风格变了，我以为他只是想穿比较舒服的衣服，非洲风格的乡下衣服。我们每到一处，总有那些表示欢迎的sénces d’nimation,也就是部落舞蹈。他对此兴趣浓厚。他说他要为这些被好莱坞和西方丑化的舞蹈正名，要给它们以尊严。他想为这些舞者修建剧院。在某次欣赏这样的舞蹈时，我陷入了麻烦。他把手杖放到地上。我不知道这样做有特殊的意义。我也不知道我应该闭嘴。要知道，在部落酋长时代，手杖放在地上的时候你如果说话，他们会把你活活打死。我离他很近，说了一些关于这些舞蹈者的技巧的话，都是一些很平常的话。他愤怒地噘起嘴唇，转过脸去，头抬了起来。这完全不是装派头。周围的非洲人都被我的举动吓得魂不附体。这时我感觉到游戏变成了可怕的现实，我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方。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能和他一起出现在公众场合。当然，这不是他和雷蒙德闹僵的原因。事实上，这件事发生以后，他对雷蒙德比以前更友好。他后来和雷蒙德关系破裂是因为他觉得雷蒙德对自己不再有用，觉得自己在首都身边跟着白人是件让人难堪的事。至于我，他不再和我说话，但是他坚持派官员来嘘寒问暖。他凡事总要找效仿的榜样，我想他肯定听说过戴高乐派人问候政敌的妻子的故事。

“所以我想，如果因达尔去打听雷蒙德的著作出版一事，肯定能传到他耳朵里。这里发生的一切都会传到总统耳朵里。你知道，这地方是在唱独角戏。我原指望听到一些间接的话。但我没有想到，这么长时间，他甚至连问候也不转达了。”

她的痛苦远甚于雷蒙德。这个国家对她来说还是陌生的，她还在摇摆，还在将信将疑地依赖别人。而雷蒙德已经视这儿为家乡。他现在面临的处境对他来说或许并不陌生。在殖民时代的首都当教师那阵子，他就像现在这样门庭冷落。或许他已经恢复了原来的个性：教师的自足自知，孤芳自赏。但我觉得还有点儿别的东西。我觉得雷蒙德在刻意遵循他给自己定下的某种准则，遵循这种准则，他能够得到内心的安宁。

由于这种准则，他不能表达失望或者妒忌。在这种状态下，他不同于继续到领地来拜访他、听他高谈阔论的年轻人，他仍旧给人重任在肩的感觉。他仍然有一箱又一箱大家都想看的书。毕竟这么多年他都是大人物的白人亲信，是人们眼中对这个国家最了解的人，他的声望依然如故。

这些访客有时会批评某人的著作，或者某人在某地举办的会议（现在没人邀请雷蒙德去参加各种会议了），雷蒙德总是不说话，除非他对这些著作或者会议确实有高论可以阐发。他总是直直地看着来访者的眼睛，好像只是在等他说完。我注意到他经常这样做，给人的印象是他在听打断他说话的人说完。遇到这样的场景，耶苇特的脸上会露出惊讶或难受的表情。

有一天晚上，我听到一位来客说，雷蒙德想申请一份美国的工作，但是遭到了拒绝。来客蓄着胡子，眼神卑鄙，不可信任，好像是站在雷蒙德一方说话。他的语气甚至有为雷蒙德抱不平的意味。我想他可能就是耶苇特说过的那个访问学者。此人和耶苇特一起看雷蒙德的文章时曾借机向她献殷勤。

留胡子的人说，从六十年代上半叶，时代就变了。现在非洲研究者已不那么稀罕，一辈子奉献给这片大陆的人正在被遗忘。各个大国暂时都不插手非洲事务，他们对非洲的态度也变了：他们过去常说这个时代是非洲的时代，曾经抢着巴结非洲的伟人，而现在，这些人放弃了非洲。

耶苇特抬起手腕，仔细地看表，像是故意要打断谈话。她说：“非洲的十年十秒钟前结束了。”

以前别人提到非洲的十年，她就开过这样的玩笑。这一次，她的小把戏同样奏效。她笑了，雷蒙德和我也笑了。留胡子的人也听出了弦外之音，于是不再提雷蒙德申请被拒的话题。

留胡子的男人的一席话让我心情沮丧。耶苇特下一次到我公寓来的时候，我说：“但是你没有告诉我你要离开。”

“你没有想过离开吗？”

“是的，最后是要离开的。”

“最后我们都要离开。你的生活已经定下来了。你现在差不多算是和那个人的女儿订婚了，你说过的。一切都在等待着你。而我的生活还说不定会怎么变化。我必须做点儿什么。不能就这么待下去。”

“但你为什么一开始不告诉我？”

“为什么说这些明知不能实现的事？再说了，这种事传出去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你知道的。雷蒙德现在在国外没法混了。”

“那他为什么还要申请？”

“是我叫他申请的。我想也许有一点儿可能呢。雷蒙德自己是不会做这种事的，他太忠诚。”

以前因为雷蒙德和总统关系密切，人们争相邀请他到世界各地开会。现在，正因为他和总统曾经的关系，去申请海外职位反而没有人认真考虑。除非发生不同寻常的事，否则他只有守在这里，仰总统的鼻息。

他在领地的地位要求他表现出权威。不过他随时可能被剥夺这种权威，落得一文不值，无依无靠。换成我处在他的位置，我是不会去扮演权威的——对我来说，这简直太难了。我会放弃，因为我了解马赫什多年前告诉我的那句话的真实性：“记住，萨林姆，这里的人狡猾而恶毒。”

但是从雷蒙德身上看不到任何犹疑。他仍旧那么忠诚——忠于总统，忠于他自己，他的思想，他的著作，还有他的过去。我对他的钦佩之情与日俱增。我研究了总统的演讲——首都每天都有日报空运过来——想从中找到雷蒙德东山再起的蛛丝马迹。和耶苇特一样，我也开始鼓励雷蒙德，拥护他，甚至在希腊俱乐部里宣传他，我说他虽然没有发表多少著作，但他是真正了解非洲的人，是所有明智者都应该拜访的人。我这样做并不完全是因为我怕他离开，把耶苇特带走。我是不想看到他落难。我钦佩他有自己的准则，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像他一样坚守某种类似的东西。

镇上的生活毫无秩序可言。耶苇特认为我的生活已经定下来了，在某个地方一切都在等着我，还说她自己的生活依旧变化不定。她觉得自己不像我们这些人一样胸有成竹。不过我们的感觉其实也一样：都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化不定，觉得别人比自己安稳。不过在镇上，一切都是无序的，规则只是规则，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不确定。我们都没有任何把握。我们并不总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必须经常调整自己，以适应周遭的无序。到最后，我们都说不出自己身在何处。

我们为自己而活。大家都得活下去。但由于我们感觉到生活的不确定性，我们都感到自己是孤独的，不觉得自己要对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负责。这就是马赫什面临的局面：“并非这里的人不讲对错，而是没有公理。”这也是我所面临的。

这和海岸那边我们的家庭和群体的生活截然相反。那里的生活充满了条条框框。太多条条框框。那里的生活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到了这里，所有这些条条框框都被我抛弃了。在叛乱时期——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我发现，我已经失去了这些规则给予的支持。这么想下去，我觉得自己无牵无挂，一片茫然。我宁肯不去考虑这些——如果认真考虑这片大陆上小镇的实际处境，再想想自己在镇上的处境，结果只会感到恐慌。

在这种无序的生活中，雷蒙德却始终遵循他为自己制定的准则，在我看来真是不平凡。

我把这话说给耶苇特听，她回答说：“你也不想想，我会嫁给平凡的人吗？”

这话听起来很奇怪，以前她对雷蒙德可没少批评，或者在我看来是批评，不过，我和耶苇特的关系中种种奇怪的地方很快就不奇怪了。这段关系中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的，而我来者不拒。

和耶苇特——和耶苇特、雷蒙德夫妇——在一起，我开始了一种家庭生活：在我的公寓，我们尽情享乐；到了晚上，我们在领地的房子里安享家庭生活的温馨。我的生活被搅乱了，但就在这种时候，我体会到了家庭生活的感觉。这种生活还在继续，我已经习以为常。那时候，一切都游移不定。生活被搅乱了，而我居然镇定自若地接受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这让我非常吃惊。换作以前，如果听说有人在过这样的生活，我会觉得十分糟糕。我觉得通奸是件可怕的事。我仍然按照海岸那边家人和我们那个群体的看法来看待这件事，觉得它是狡猾、不光彩的行为，是意志薄弱的表现。

一天下午，耶苇特在我的公寓里建议我去她家和他们共进晚餐。她这样做是出于爱意，出于对我的关心，因为我晚上总是一个人。她认为这种安排没有任何问题。我却感到紧张。刚做完那样的事，我觉得无法走进雷蒙德的家面对他。但是，我到他们家的时候，雷蒙德还在书房里，一直到吃饭的时候才出来。看到刚刚还赤裸着身子和我颠鸾倒凤的耶苇特俨然一副妻子的模样，我感到一种新奇的刺激，把紧张忘到了九霄云外。

我坐在客厅。她一会儿进来，一会儿出去。我感到心旷神怡。她每一个家庭主妇式的举动都让我动心。她的穿着很平常，我很喜欢。她在自己家里举动更轻快，更自信，法语（雷蒙德已经在桌边落座）说得更准确。我不再紧张，我一边听雷蒙德说话，一边在想象中把自己和耶苇特的距离拉开，尽力把她当成陌生人，然后透过这个陌生人观察另一个我认识的女人。

这样两三次之后，我让她开车送我回公寓，我们不需要花心思找借口：雷蒙德一吃完饭，立刻就回书房去了。

耶苇特原以为我只是想兜兜风。弄明白我脑子里在想什么之后，她发出一声惊叹，她的脸——刚刚在餐桌上她的脸还是像面具一样的家庭主妇的脸——顿时变了，洋溢着喜色。她一路上都在笑，几乎是在大笑。我对她的反应感到吃惊，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如此轻松，如此开心，如此放松。

她知道自己吸引男人——那些来访的学者让她意识到了自己的魅力。我们下午已经缠绵了那么久，现在她得知自己又一次被渴求，被需要，这似乎让她受到前所未有的触动。她对我很满意，对自己也极其满意，我们俩如此默契，仿佛不是一对情人，而是一对老同学。我把自己想象成她，有那么一会儿，我产生了幻觉，仿佛进入了她的身体和思想，理解了她的快乐。知道了我对她的生活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我想我明白了她自身的需求和缺憾。

进门的时候，梅迪在家。过去，按照老规矩，我尽量不让他看到我生活中的隐秘，至少会装一装。但现在，隐秘既不可能也不必要，我们不再理会屋里的梅迪。

这是个不寻常的夜晚，它后来成了我们相处的模式。晚上在雷蒙德家里和雷蒙德吃饭，或者饭后和雷蒙德见面，在这段插曲前后，下午和深夜在我家里还有两场好戏。在雷蒙德家中，一旦雷蒙德出现，我的头脑就很清醒，能十分认真地听他谈话。

雷蒙德的习惯丝毫未变。我——还有偶尔上门的其他访客——来的时候，他都在书房里，总是好半天才露面。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但头发总是湿湿的，整齐地梳到后面，衣着很齐整。每次离开前他总要发表一点儿议论，这使他的离开很有些戏剧效果，但他进来时通常很低调。

他喜欢——特别是在饭后的聚会当中——装出很害羞的样子，好像自己是家里的客人一样。不过，要他开口也不难。有很多人想听他讲他在这个国家的地位，以及他和总统的关系。不过，雷蒙德现在不说这些话题了，更愿意说自己的作品，然后引申开去，谈论更广泛的思想问题。他很喜欢谈论特奥多尔·蒙森的天赋才华，他说此人重写了罗马历史。我后来渐渐发现他是怎样把话题引到这里的。

他从来不回避政治评论，不过从来不主动提及政治话题，也不会陷入政治辩论。无论来客对国家的批评多么严厉，雷蒙德总是由他们说下去，就好像在耐心地听插话者把话说完。

来客的批评越来越有火药味。他们对祭拜非洲圣母像的事情很有意见。和总统母亲有关的各个地方都建了圣殿，而且还在建，总统下令在特定的日子里让人们去祭拜。我们知道这些祭拜仪式，但在我们这一带并不多见。总统的母亲来自河下游的一个小部落，离我们这儿很遥远，在我们镇上，只有几处半非洲风格的雕塑，还有一些圣殿和祭拜队伍的照片。不过，去过首都的人都有很多话要说。作为旁观者，他们很容易摆出嘲讽的姿态。

渐渐地，他们开始把我们——雷蒙德、耶苇特和我——也当作嘲讽对象。他们开始把我们看成被非洲人同化的外地人，觉得我们唯官方马首是瞻，不越雷池半步。这些人只是匆匆过客，也许和我们再也不会相见，而我们尽了最大能力招待他们；他们最后会回到自己的国家过太平日子。听到这些人的嘲讽，我们有时会觉得很受伤害，但是雷蒙德从未被他们的话激怒过。

有一次，他告诉一位愚钝的访客：“你如此激动地说这是对基督教的模仿，不过你忘了，这只有对基督徒来说才有意义。事实上，正因为我说的这个原因，在总统看来，这个主意可能没那么好。若说这里的圣母崇拜是对基督教的模仿，总统真正要传达的信息就表现不出来了。因为圣母崇拜的核心是非洲妇女的拯救这个宏大的主题。不过，像如今这样表现圣母崇拜，可能会让人们因不同原因产生敌对心理。原本要传达的信息遭到误解。崇拜背后的伟大思想可能得延后两三代才能被接受。”

这就是雷蒙德的风格——还是那么忠诚，对这些他自己也摸不着头脑的事情，他还是尽力为之辩解。这对他并没有什么好处，他的心思全都白费了。首都还是杳无音信。他和耶苇特仍然悬在半空中，没有着落。

过了大概一个月左右，他们的精神状态好转了。耶苇特告诉我，雷蒙德确信他选编的总统演讲稿得到了认可。我为他们高兴。这很荒唐——我发觉我在用新的眼光看总统的肖像。虽然仍旧没听到直接的消息——这么长时间以来，雷蒙德一直处于被动，还为圣母像说了那么多话——但他更愿意和来客争辩了。他甚至还用原来的那种口吻，暗示说总统是很有一手的，能够给国家指明新的方向。有一两次，他还说总统演讲集可能会出版，会给人民带来很大影响。

最后确实有书出版了。不过不是雷蒙德编的那本。后者长篇累牍地摘录演讲的内容，中间穿插着评论。真正出版的是一本薄薄的思想语录，叫《格言录》，每页印着两三条语录，每条四五行字。

一捆一捆的《格言录》运到镇上来，出现在所有酒吧、商店和办公室。我的商店分到一百本，马赫什的汉堡王连锁店分到一百五十本，蒂弗里也分到一百五十本。人行道边的小商贩也进了一些货，每人五到十本：数量多少取决于专员。这些书不是免费派发的，要花钱买，二十法郎一本，五本五本地买。专员得把所有书款返给首都，所以一连两个星期，高大肥胖的专员一直坐着他的路虎四处奔波，车上装满了《格言录》，他得把这些书全部推销出去。

青年卫队也有一些库存，他们在一个星期六下午组织了一次儿童行军活动，把大部分存货打发掉了。这些行军活动每次都搞得很仓促，很狼狈。孩子们穿着蓝衬衫、帆布鞋，几百双小腿忙着抬起放下。有些孩子还很小，这样的行军把他们吓坏了，个个眼泪汪汪的，每走几步都要小跑一阵才能跟上本区的队列。所有人都希望快点儿结束，好赶紧回家——有的孩子住在好几英里之外。

拿着总统的《格言录》行军比平时更狼狈。上午刚下过雨，下午的天空乌云密布，地上的泥泞在慢慢变干，到了说硬不硬，说软不软的地步，人走在上面，或者有自行车驶过，都会溅起成块成团的泥巴。泥粘在孩子们的帆布鞋上，鞋子整个儿成了红色的，溅在他们黑黑的腿上，看上去就像伤口。

青年卫队要孩子们一边走一边举着总统的小册子，还要喊总统的名字。总统给自己取了个很长的非洲名字，孩子们没有经过像样的训练，喊起来乱七八糟。乌云在天上翻滚，看来又要下雨，孩子们走得比往常快得多。他们只是举着书，深一脚浅一脚地乱走，带起的泥巴溅到队友身上。卫队队员一声大喝，他们才机械地喊几声总统的名字。

我们早就觉得这些行军简直是在开玩笑，不过我们的感觉根本无人在意。大多数人，包括丛林里来的那些人，都知道圣母崇拜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想广场和集市上没多少人知道拿着《格言录》行军是什么意思。说实话，我认为就是马赫什也不知道这行军是怎么回事，是从哪儿学来的，直到后来有人告诉他。

《格言录》在我们这里并不成功。我想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报纸一开始说这书供不应求，但没过多久就自动放弃了这个话题。

雷蒙德又说起了总统：“他知道什么时候收手。这向来是他的一个过人之处。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人民近乎残酷的幽默。最后他可能会发觉自己采纳了错误的建议。”

到了这个时候，雷蒙德还在等候。我原来觉得他有自己的准则，现在我开始觉得这只是顽固、虚荣的表现。耶苇特甚至不再掩饰自己的不耐烦。她对总统的话题彻底厌倦了。雷蒙德或许实在无路可走，但耶苇特躁动不安。对我来说，这不是个好兆头。

13

马赫什是我的好友，不过我觉得他囿于和舒芭的关系，难有大的作为。但他有这种关系就知足了。舒芭钦佩他，需要他，所以他对自己很满足，亦即对舒芭钦佩的那个人很满足。他唯一的愿望似乎就是好好照顾舒芭。为了她，他精心装扮，他尽心呵护自己的容貌。在身体方面，马赫什不把自己和别的男人比较，也不按照某些男性化的标准来判断自己，他眼里只有能取悦舒芭的身体。他用自己女人的眼光看自己。因此，尽管他是我的朋友，我仍旧觉得他对舒芭的痴迷削弱了他身上的男性特征，我认为这有点儿不光彩。

我自己也曾渴望一场冒险，渴望激情和肉体的满足，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种渴望会把我带入这样一种境地：我对自己价值的认知和一个女人对我的反应联系在一起。但事实就是这样。我所有的自尊都来自充当耶苇特的情人，并在肉体上为她服务，给她满足，就像现在这样。

这是我的自豪。也是我的耻辱，我没有想到自己的男子气概竟沦丧到了这步田地。有时候，特别是下午商店里不太忙的时候，我会坐在桌前黯然神伤（抽屉里有耶苇特的照片）。在销魂时光的间歇，我却黯然神伤！曾几何时，这样的销魂时光我连想也不敢想。

通过耶苇特，我得到了很多。我的见识开阔了很多。我不再像其他外国商人那样，显得对一切都不大在意——这种姿态有可能让他们成为实实在在的落伍者。我对历史、政治势力和其他大陆增加了许多了解。不过，知识长进的同时，我的世界却比原来更狭小。周围发生着各种事件，比如总统新书的发行，还有孩子们举着书行军等等，而我只关心这些事会不会威胁到我和耶苇特在一起的生活，只关心这种生活能否延续。我的世界越是狭小，我就越是沉溺其中。

尽管如此，关于诺伊曼的消息还是让我大吃一惊。他变卖了所有资产，举家迁去澳大利亚。诺伊曼是希腊人，是本地头号商人，什么生意他都能插一手。他在大战末期来到这里，当时他还年轻，在丛林深处的一个咖啡种植园工作。刚来的时候，他只会说希腊语，但他发达得很快，购置了自己的种植园，后来还在镇上做起了家具生意。独立运动差点害得他倾家荡产，但他挺住了。他在希腊俱乐部——他把俱乐部当作自己的私人慈善事业，亲自管理，在惊涛骇浪中把它维持了下来——经常说，这个国家就是他的家乡。

繁荣时期，诺伊曼不断进行投资，扩张自己的业务。他曾出高价要收购马赫什的汉堡王。他擅长和官员打交道，也有本事承包政府的业务，比如领地的房子都是他装修的。现在，他偷偷把所有资产卖给首都的几家新型国营贸易机构。这笔交易中进进出出的外汇数额有多大，不肯露面的那些受益者是谁，我们都只能猜测。首都的报纸把这件事说成是国有化，还说补偿数目公平合理。

他这一走，我们都有点儿觉得遭到了背叛。我们还觉得自己很傻，判断错误。经济不景气时，人人都能放得了手；而在繁荣时期，只有心志坚强的人才做得到。纳扎努丁原来就警告过我。我还记得他那番关于生意人和数学家的教诲：生意人花十块钱进的货，到了十二块就肯出售了；而数学家非得等十块涨到十八块，到了十八块还不满足，还想等到翻一番，到二十块再脱手。

我的成就已经超过了这个结果。按照纳扎努丁的算法，我是两块钱买进的，这么多年下来，已经翻了好多倍，到二十块了。不过现在，随着诺伊曼的离开，我的资产又下滑到十五块。

诺伊曼的离开标志着繁荣的终结，信心的终结。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但是，在希腊俱乐部，就在两周前，诺伊曼还给我们使了个障眼法，用他惯常的老练腔调告诉我们说他要把游泳池好好拾掇一下。我们这些人太马虎了。

我听说他出卖资产只是为了子女的教育，也有人说他是在妻子逼迫下卖掉的（传闻说诺伊曼背着妻子金屋藏娇，有一个半非洲的家庭）。后来又有人说诺伊曼后悔做出了这样的决定。铜就是铜，繁荣昌盛的大好局面还将延续下去，只要大人物不倒台，一切都会继续顺顺利利的。另外，澳大利亚、欧洲、北美这些地方偶尔去玩玩还可以，去生活可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如意——诺伊曼一辈子都待在非洲，突然跑到那里，用不了多久就会认识到这一点。还是我们这样原地不动好，有仆人伺候，有游泳池，在这里我们享受着种种奢华，在别的地方，只有百万富翁才享受得起。

这都是废话。要说的他们总归要说，不过关于游泳池的说法尤其愚蠢——虽然我们这里有外国的技工，但是供水系统还是坏了。小镇发展得太快，涌进来的人太多。周边那些破败的小镇上，过去应急的水管整天都开着。现在，各地用水都要分配了。有些游泳池——其实一共也没有几个——干涸了。有些游泳池的过滤机器被关掉了——为了省钱或者是使用经验不足——池子里长出鲜绿的藻类以及更为茂盛的植物，看起来像是有毒的林中池塘，这些游泳池就这样被堵塞了。但不管是好是坏，所有的池子都还在，人们喜欢谈论它们，因为我们喜欢游泳池这一概念胜过喜欢游泳池本身。即便在游泳池能正常运转的时候，我们也不大使用——似乎我们还不习惯这种奢侈品进入日常生活之中。

我把希腊俱乐部里的闲聊转述给马赫什，我以为他会和我一个态度，至少能看出其可笑之处，尽管这可笑中包含着可悲。

不过马赫什没有看出其中的可笑之处。他同样强调镇上的生活比外面强。

他说：“我很高兴诺伊曼走了。让他去尝试一下那边的生活也好，但愿他会喜欢。舒芭有一些伊斯玛仪派①的朋友在伦敦。他们真是受够了那里的好生活！不全是哈罗公学这些好东西。他们给舒芭写过信，你可以去问问她，她会一五一十地把她这些朋友的体验告诉你。他们说的豪宅在我们这里的人看来就是个笑话。你见过凡·德尔·魏登里的那些商人，他们那出手才叫大方！你再问问他们在本国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哪个有我过得好？”

后来我想，是马赫什最后一句话里的“我”字把我给得罪了。马赫什本来可以找到更好的表达方式。就是这个“我”字让我猜到了因达尔那次和他们夫妇俩共进午餐后为什么那么怒不可遏。因达尔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不知道我做过的事。他们甚至不知道我去过什么地方。”因达尔看到了我当时还没有看到的东西：马赫什居然说他活得很好，而且发自内心。这样的说法我还是头一次听到。

我注意到马赫什的生活方式这些年没有任何大的改变。他和舒芭仍然住在水泥房子里，客厅里满是擦得发亮的种种物件。但马赫什并不是在开玩笑。他穿着光鲜的衣服，站在连锁店的咖啡机旁，确实感到自己很了不起，很成功，很圆满，他真的认为自己成功了，别无他求。汉堡王，繁荣，还有总是在身边的舒芭，这一切毁了他的幽默感。我过去还以为他和我一样算是挣扎求生呢！

不过，我无意于谴责他和其他人。我和他们没什么两样。我也想守着自己所拥有的，不想被人当成猎物。和他们不同的是，我不会说形势依旧很好这样的话。事实上，这正是我的态度。经济繁荣的鼎盛期过了，人们的信心也动摇了，因此，我什么也不做。回复纳扎努丁从乌干达写来的信时，我就是这样解释我的立场的。

纳扎努丁很少写信。但他仍然在积累经验，他的脑筋仍然在缓缓转动。拆开他的信之前，我有点儿紧张，但是每次读他的信我都很高兴。除了交代一些个人近况外，他总是有一些新的观点要阐发。诺伊曼一走，我们余惊未消，所以梅迪从邮局拿信回来，我还以为是关于诺伊曼或者铜市行情的。没想到是关于乌干达的。那里也出了问题。

纳扎努丁说，乌干达的局势很糟糕。接管的军人一开始还算规矩，现在那里却出现了明显的部落和种族纷争的迹象。这些纷争不会说消失就消失的。乌干达是个美丽的国家，土地肥沃，生活舒适，无贫困之扰，还有悠久的非洲传统。这样的国家本应有很好的前景，但乌干达的问题是它太小了，小到不能容纳种族仇恨的地步。在过去，每个人，包括我们的祖辈，都是徒步在这个国家旅行，跑一趟生意可能会花一年时间。现在有了汽车和公路，这个国家就变小了，在自己领土上的各部落没有了以前那种安全感。非洲用上了现代工具，同时又回到老路上——这样的非洲在一段时期内境况不会好。看到这些先兆总比盲目指望事态好转强。

所以，纳扎努丁决定开始人生的第三次转变，一切从头开始。这一次他想离开非洲，到加拿大去。“不过，我的好运快到头了，我能从我的手相上看出来。”

这封信带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但纳扎努丁的语调和过去一样冷静。信中没有直接的劝告，也没有直接的要求。但这封信是个提醒——其本意正在于此，特别是在他的生活发生巨变的时候——提醒我和他之间的契约，提醒我对他家人和我自己的义务。他的信让我愈发恐慌。与此同时，它也让我的决心更加坚定，我决定留在这里，以不变应万变。

我用上文所说的方式给他回了信，信中概述了镇上出现的新问题。这封回信颇费了我一些时间。写信的时候我发觉自己饱含感情，我把自己描写成一个无能无助的人，正如他所说的“数学家”。不过这些内容无不属实。我确实像信里写的那样无助。我不知道未来的路在何方。看到因达尔和领地上的那些人过的日子，我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本领和技能在别的国家生存。

通过写这封信，我好像重新认识了自己。我更加恐慌，更加内疚，更觉得自己在自取灭亡。这想法吞噬了我，我觉得我的世界缩小了，我却对这缩小的世界更加痴迷，这一切迫使我重新审视自己。我是不是被耶苇特套牢了？还是我——如同马赫什对自己的重新认识——被自己套牢了，被我和耶苇特在一起时所认识的自己套牢了？我必须像现在这样侍奉耶苇特，因为这样我就能跳出自己的视野。在这种无私奉献中，我自己得到了满足。过了多年靠逛妓院得到满足的日子，我怀疑自己能不能和别的女人一起生活。耶苇特给了我当男人的感觉，我需要这种感觉。对耶苇特的依赖是否是对这种感觉的依赖？

我对自己的认识，对自己和耶苇特关系的认识，和小镇本身古怪地纠缠在一起——我的公寓，领地的房子，我们俩人的生活安排，还有，我们都没有自己的群体，都生活在孤独之中。换到任何别的地方，情况都不会是这样。换到别的地方，我和她也许根本不可能产生这种关系。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在其他地方延续这种关系。我宁可把关于其他地方的所有想法抛到脑后。

她第一次在晚饭后回到我的公寓来，我觉得我有些了解了她的需求，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的需求，一个年纪轻轻就嫁了人、来错了地方、陷入孤独之中的女人的需求。我从来不觉得我能满足这些需求。我想我也成了累赘，而这累赘已演化成了习惯——我已经接受了这个想法，甚至为此感到兴奋。或许她也是在满足我的需求。情况到底是不是这样？我无从得知，也不是很想去了解。孤独让我陷入痴迷，我开始把这孤独当成一种必要的东西。

到最后，一切都将烟消云散，我们都将回到被打断的正常生活。这不是悲剧。这是一个确定的结局——即便繁荣转为衰退，我的财产从十五跌到了十四，纳扎努丁及其四处漂泊的家庭要设法在加拿大立足——这种确定性是我的保障。

突然之间，舒芭离开了我们，去东部看望她的朋友。她的父亲去世了，她要去参加火葬仪式。

马赫什刚把这消息告诉我的时候，我吃了一惊。我吃惊的并不是舒芭父亲的去世，也不是舒芭有可能从此搬回娘家。我根本没朝这方面去想。舒芭一开始就给人留下了逃亡者的印象：她自作主张地嫁给了马赫什，违背了家规，无奈之下躲到这个偏僻的地方，逃避家人的报复。

舒芭第一次和我说起她的故事还是那次吃午饭的时候。那是叛乱期间一个宁静沉寂的下午。她说她必须小心陌生人。她觉得家里人也许会雇人——任何种族的人都有可能——来兑现他们威胁要做的事：把她毁容，或者把马赫什杀死。向女人脸上泼硫酸，把男人杀掉——遇到舒芭这种事情，家族里的人通常都会发出这样的威胁。舒芭在许多方面都很保守，却并不是很介意让我知道她遭到威胁的事。一般来说，这些威胁并无实质意义，仅仅是因为约定俗成，而有些时候，这些威胁会百分之百兑现。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舒芭似乎忘了她原来讲的那个故事的一些细节，我也不再相信会发生雇用陌生杀手这种事，但我以为舒芭的家人已经笃定不认她了。

我处在困境中，时常想到舒芭的例子。结果却发现她一直和家里保持着联系，这让我有些失望。而刚死了岳父的马赫什则一副孝婿的样子，大事操办，订购了昂贵的咖啡、啤酒和汉堡王（如今的价格真是离谱！），丧亲之悲溢于言表。或许这是他向舒芭表达同情、向死者表示尊敬的方式。不过，这也有那么一点儿像是一个觉得自己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名分的男人做的事。真不容易！

接下来，这个玩笑变味了。舒芭本来要出门两个月。结果三个星期后她就回来了，然后似乎躲了起来。他们不再邀请我去吃午饭。和他们共进午餐的安排——甚至可以说是传统——终于告一段落。马赫什说，舒芭讨厌东部的政治局势。她一向不喜欢非洲人，这次回来更是怒气冲天。她抱怨可恶的窃贼，吹牛的政客，电台和报纸上充斥的谎言和仇恨，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夜色中的暴力事件。她对家人的处境忧心忡忡，而原本她从小到大都觉得家里是安全稳固的地方。这一切和她的丧亲之痛交织在一起，让她变得有点儿奇怪。马赫什说，我暂时还是回避的好。

不过这个解释实在牵强。除了政治和种族怒火，除了哀悼曾因自己而蒙羞的父亲，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她是不是对自己嫁的人有了新的认识，是不是重新反省了自己的生活？她是不是后悔错过了和家人在一起的生活？是不是对自己背叛的东西产生了更深切的悲痛？

舒芭不在的时候，马赫什欣然表现出沉痛悼念的姿态，但舒芭一回来，他的悼念就转化为深切的、真正的忧郁。接着，他的忧郁中又加入了狂躁的因素。他好像一下子老了。曾经让我受到刺激的自信不复存在。我为他难过，他只自信了这么一小段时间。早先他对诺伊曼大加批评，对自己在这里的生活深感自豪，而现在，他感叹道：“萨林姆，全是垃圾。全都会变成垃圾。”

因为不能和他们一起吃午饭，也不能去他们家拜访，有时候我只好晚上去汉堡王和马赫什聊上几句。有天晚上，我发现舒芭也在。

她坐在柜台边，靠着墙，马赫什坐在她身边的高脚凳上。他们看上去就像到自己店里来的客人。

我跟舒芭打了声招呼，她冷冰冰地应了一声，好像我是陌生人，或是不怎么熟的人。我坐到马赫什边上，她还是神思恍惚，好像没看见我。马赫什似乎没注意到。她是不是在责怪我，因为我做了那些她如今后悔做过的事？

我和他们交往不是一天两天了，虽然我对他们的态度时有变化，但他们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在舒芭的眼神中，我看出了压力、痛苦，还有某种类似疾病的东西。我也看出她有些在装。但我还是受到了伤害。我准备离开时，两个人都没有招呼一声：“留下吧！”我觉得自己成了被抛弃的人，感到有些眩晕。走在夜幕下的街道上，我看到烧饭的火苗照亮了周围人们瘦削而疲乏的脸，看到商店雨篷下的人围坐在黑暗中，看到有人在自己搭建的围栏中进入梦乡，看到衣着破烂、神情迷惘的疯癫老人徘徊在街头，看到酒吧的灯光从木头走道那边散发开来。一切都这么熟悉，同时又显得如此陌生。

快到公寓的时候，我听到收音机的声音。音量大得出奇，上楼梯的时候我想肯定是梅迪在听首都电台的足球赛解说。我听到一个洪亮的声音，声调忽高忽低，语速忽快忽慢，还有众人的呼喊声。梅迪的门开着，他就坐在床沿上，穿着短裤和背心。灯泡悬在屋子中央，散发出柔和的黄色灯光。收音机的声音震耳欲聋。

梅迪抬头看了看我，又低头专心收听，中间说了一句：“是总统。”

现在我听明白收音机里的话了，显然是总统。怪不得梅迪觉得自己不需要拧低音量。先前就有预告说总统要发表演讲，我忘记了。

总统是在用沿河一带的大部分人都能听懂的非洲土语演讲。他原来演讲总是用法语。但这次演讲中只出现了“男公民”和“女公民”两个法语词，它们一再出现，产生了音乐效果。这两个词一会儿被合成一个词，念出来有一种波纹起伏的感觉；一会儿又被大声地单独说出来，音节顿挫分明，如同庄严的鼓点。

总统这次演讲选用了一种混杂而简单的非洲语言，他对其进一步简化，成了酒铺和街头叫骂的语言。此人玩弄所有人于股掌之中，他可以模仿皇族礼仪和戴高乐的风度，而在演讲的时候，他又转变为最下层的人。这正是总统说出来的非洲语言的魅力所在。他用最底层的语言，最粗俗的用词，却营造出了帝王的派头和音乐的效果，就是这种糅合把梅迪给吸引住了。

梅迪聚精会神。灯光下，他的前额泛出黄色的亮光，额头下的眼睛半眯着，专注而入神。他的嘴唇抿着，一边专心听，一边嘴还在动。当总统说出粗俗的话或者黄色字眼，人群开始欢呼时，他会笑出声来，而嘴仍然合拢着。

听到现在，总统的演讲还是和以前的众多演讲差不多，主题并不新鲜：大家要做出牺牲；前途是光明的；非洲女性是高贵尊严的；镇上的黑人梦想一觉醒来就和白人一样，但这样不行，革命还须深入下去；非洲人就应该是非洲人的样子，应该大大方方地回到他们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要认同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食物和医药，这都是好东西，不要像孩子们一样盲目追捧进口的罐头食物和瓶装药品；大家要保持警惕，要发奋工作，最重要的是，要严于律己，等等。

总统表面上是在重申旧的原则，实际上是在承认和讽刺新出现的一些批评，比如非洲圣母崇拜，还有食物及药品短缺等。他从来不回避批评，而且往往能够预见到这些批评。他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他还暗示他什么都知道。他让人觉得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一切，不论是好是坏，似乎都在服务于一个更宏大的计划。

人们喜欢听总统的演讲，因为有很多话题都是他们熟悉的。和眼前的梅迪一样，他们希望听到总统经常开的那些玩笑。然而每次演讲也是一次全新的表演，有着不同的表演手法；而且每次演讲都有其目的。现在播放的演讲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小镇和这一地区，不过他还没说到这里。首都的听众只把表演手法看成表演手法，看成总统的新风格，每次看到有新风格出现，就齐声喝彩。

总统说，我们这一带的人喜欢啤酒，他更喜欢，若有机会，他能把我们全喝趴下。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动不动就醉，他有话要跟我们说。大家都知道，总统下面要做的声明和我们这里的青年卫队有关。两个多星期来，我们一直等着他表态。这两个星期，他一直在吊我们胃口，让全镇人都忐忑不安。

在孩子们拿着《格言录》行军一事发生之后，青年卫队威信扫地。他们在星期六下午照样安排儿童行军，表现一次比一次狼狈，人一次比一次少。孩子们不愿参加，卫队军官也束手无策。卫队还继续进行“风纪巡逻”，但群众越来越表现出敌意。有天晚上，一位卫队军官被人杀了。

这军官开始只是和在人行道上占地睡觉的人口角。这些人不知从哪个建筑工地上偷来一些水泥砖块，围出一片半固定的睡觉的地方，阻断了一截人行道。卫队军官和他们争执起来，照说到最后大家扯着嗓子对骂几句也就算了，不幸的是，军官绊到了什么东西，当场摔倒了。倒在地上，军官立刻显得势单力薄，此时一块砖头扔过来砸中了他。见到血，周围的人顿时陷入狂热，几十双手一齐行动，顷刻间那军官就一命呜呼了。

没有人被捕。警方很紧张；青年卫队很紧张；街上的人也很紧张。几天后，有传闻说官方会派军队过来，把一些棚屋区荡平。这种说法传开后，有很多人匆匆忙忙往村庄里赶，河上的独木舟一时间穿梭不息。但后来什么也没有发生。所有人都在观望总统的反应。一连两周过去了，总统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

总统现在说的话令人惊诧：他要把本地区的青年卫队解散。他说他们忘了自己对老百姓应尽的义务，他们失信于他这个总统；他们的话太多。卫队的军官不再享受津贴，也不能转行担任其他公职。他要把卫队完全解散，让他们回到丛林，从事建筑工作。在丛林里他们可以学习到猴子的智慧。

“男公民－女公民们，要像猴子那样聪明。这些猴子真他妈机灵得要死！猴子会说话。你们不知道？那好，我来告诉各位。猴子会说话，可它们故意安安静静的。猴子知道，如果在人面前说话，人就会把自己抓住，暴打一顿，然后叫自己干活。叫自己在大太阳底下扛东西。叫自己划船。男公民们！女公民们！我们要叫这班人学学猴子。我们要把他们送到丛林里，让他们忙得屁股都找不着！”

①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一个派别。

14

这正是大人物的风格。他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他能把威胁自己权威的事情扭转过来，并借其突出自己的权威。通过这件事，他再一次表明自己是人民——他称之为“小人物”——的朋友，对压迫者毫不手软。

但是大人物没有到我们镇上来过。或许，如雷蒙德所述，他听到的汇报不准确或者不完整。而这次，这里出事了。我们都把青年卫队看成一大威胁，看到他们离开，大家都很开心。但是，青年卫队解散后，小镇的局势恶化了。

警察和官员们变得很难缠。梅迪每次开车出去，哪怕只是到海关这么一小段路，他们都要为难他。这些人一次次挡住他的车子——有的是梅迪认识的人，有的是以前就拦过他的人——检查车子的证件和梅迪个人的证件。有时候，梅迪没把证件或者执照带在身边，就不得不把车子停在路上，步行到店里去取。有时候什么证照都齐全，也无济于事。

有一次，他们莫名其妙地把梅迪带到警署总部，让他打指纹，没等他洗掉手上的墨污，就把他，连同其他一些被扣押起来的无精打采的人关进了一个房间。里面有几条没有靠背的长凳。水泥地破破烂烂，墙壁刷成了蓝色，由于有很多脑袋和肩膀在上面磨蹭过，早已脏得发亮。

下午晚些时候，我去那里营救梅迪，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地方。这个房间在一栋水泥和波纹铁皮搭建的小房子里面，位于殖民时代的政府大楼后头。地板只比地面高几英寸；门开着，小鸡在光秃秃的院子里四处找东西吃。这屋子简陋、平常，装满下午的阳光，但还是让人想起监牢。屋子里唯一的办公桌和椅子是给负责的警官用的。这两件破破烂烂的办公家具凸显了其他人的一无所有。

警官穿着洗得发白的警服，手臂下面全是汗水。他正在本子上写字，写得很慢，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描，显然是在抄录脏兮兮的指纹记录纸上的细节。他佩着手枪。屋子里贴着总统的肖像，是总统穿着非洲服装、拿着酋长手杖照的那张。墙壁上更高的地方漆着“DISCIPLINE AVANT TOUT”，意思是“纪律高于一切”。漆字的墙面凹凸不平，说不上多肮脏，但是布满了灰尘。

我不喜欢这间屋子。我想以后最好不要叫梅迪开车出来，还是我自己开，我自己到海关，做报关员和经纪人。但这样一来，官员们把注意力转到我身上来了。

他们翻出我很久以前填写的报关表，这些表格早就审查完毕，一切符合标准，而且都被封存起来了。他们把这些东西找出来，跑到我的店里来，拿着这些表格在我面前晃，仿佛它们是我还没有清掉的借据。他们说自己迫于上司压力，要核对有关细节。一开始他们还很羞怯，好像是搞恶作剧的学童；接着，他们变得鬼鬼祟祟，好像是要私下帮我的朋友；再接下来，他们就露出了官员的邪恶嘴脸，态度咄咄逼人。有人要拿我的存货和报关单以及销售收据核对，还有人要调查我的售价。

这都是无端滋事，目的是要钱，而且是越快要到越好，以防局势变化。这些人已经察觉到会有变化发生。他们从青年卫队解散一事中看到了总统的弱点，而非他的强势。在这样的局面之下，我找不到可以求助的人。为了报酬，每个官员都愿意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保证。但是没有哪个地位够高，足够安全，能够保证别的官员的行为。

镇上的一切都和以前一样——军队驻扎在军营，总统的肖像到处都是，首都定期有汽船开过来。但是人们都不相信，也不愿相信还有一个掌控一切的权威存在，一切都回复到开始时变化不定的状态。不同的是，这几年局势太平，商店物品丰盛，所有人都比原来更贪心了。

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其他外国商人也难以幸免。要是诺伊曼还在，也一样要吃苦头。马赫什越来越沮丧，他说：“我总是说，这些人你雇用可以，完全收买却不行。”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意思是这里不可能形成稳定牢固的关系，只能做一单算一单，在危机之中，太平是每天都要花钱买单的东西。他建议我忍一忍，不过除了忍，确实也没有其他办法。

我自己觉得——我这段时期以此自我安慰——这些官员误判了形势，他们的慌乱是自找的。和雷蒙德一样，我坚信总统的权势和智慧，我相信他会有所动作，重振自己的权威。因此，每次我都和他们搪塞敷衍，一个子儿不出。一旦掏过一次钱，以后就没完没了了。

不过，这些官员比我更有耐心。毫不夸张地说，现在每天都有官员上门。我开始等待他们上门来。这很折磨神经。若是到了下午还没人来，我反倒会一身冷汗。那些笑眯眯的狡猾而恶毒的脸凑到我跟前，装作和我很熟，很乐意帮忙的样子，我先是憎恨，继而开始害怕。

过了一阵，压力缓解下来。这并不是因为总统会有所动作，如同我期望的那样，没有，他那里没有半点动静。压力缓解是因为小镇受到了暴力冲击。这种暴力不同于那天晚上的街头殴打和谋杀，这种暴力一直在发生，每天晚上都有，目标是警察和警署、官员和办公楼。

无疑，这正是官员们预见到的情形——而我没有预见到。所以早些时候，他们才趁着还有机会，贪得无厌，能捞多少就捞多少。有天晚上，领地的非洲母子雕像被人敲掉，只剩下底座，落得同殖民时代的雕塑和码头大门外的纪念碑同样的下场。在此之后，官员们很少出现了。他们再也不来商店，有太多其他事情要他们去做。我不敢说事态有多大好转，不过这些暴力活动至少能让我和我在街道、广场上见到的那些人缓一口气。我们甚至像遇到大火或者风暴一样，抱着一种看热闹的心态看待这些暴力事件。

小镇不断膨胀，人口猛增，杂乱无序，镇上的暴力活动不计其数。有时候大家为了争水源而大动干戈；还有很多时候，破败的街道上有车撞死人了，也能引发冲突。在所有这些事件中，仍有一种普遍的狂热心态。不过，这些事件显然更有组织，至少有某种深层的原则在起作用。或许有一则预言在这些城区和破败的小镇流传，并为各种人的梦境所验证。官员们可能已经听到了风声。

一天早晨，梅迪照样给我送来咖啡。他表情严肃地递给我一张新闻纸，那张纸被小心翼翼地折成了一个小块，外面的折痕都脏了。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张印刷的传单，显然被反复打开和折叠了很多次。传单的标题是“祖先的呐喊”，是一个叫“解放军”的组织发行的。

祖先在呐喊。这片土地上曾经有很多伪神来过，但都无法和今天的伪神相比。对那位非洲妇女的崇拜杀死了我们所有人的母亲。既然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我们决定和敌人兵戎相见。否则我们将会死去，万劫不复。祖先在呐喊。倘若我们没有耳聋，我们应该都能听到这种呐喊。所谓敌人，我们是指现有的这些帝国主义国家、跨国公司，还有傀儡政权。还有编造谎言的伪神、牧师、教师。法律怂恿人们犯罪，学校把无知教给学生，群众也放弃真正的文化，转向无知。我们的士兵和守护者被灌输了错误的欲望和错误的贪婪，而各地的外国人都把我们描述成小偷。我们不了解自己，把自己引向错误的方向。我们在大踏步迈向死亡。我们忘记了符合真理的法律。我们解放军没有接受过教育。我们不印刷书籍，也不举办演讲。我们只知道真理，我们认为这片土地属于其祖先正在呐喊的那些人民。我们的人民必须了解斗争。他们必须学会和我们共赴死亡。

梅迪说他不知道这传单是从哪里传出来的，前一天晚上有人把它传到他手上。我知道他有些话瞒着我，但我也不想追问。

镇上没有几家印刷厂，而这传单印刷质量粗劣，字模残缺混杂，我看八成是从以前印刷青年卫队周报的印刷厂出来的。停刊之前，青年卫队周报是这里唯一的地方性报纸，不过上面尽是涂鸦之作，如同学校的墙报，登载着贸易中介、商人甚至还有摊贩的毫无意义的广告，还有一些所谓的新闻（更像是公开的勒索），比如某人违反交通规则了，某人夜间把政府的汽车开出来当出租车了，或者某人违章建房了，等等。

尽管如此，事情还是有些蹊跷。青年卫队在为总统服务期间，辖区百姓个个对他们恨之入骨。总统发表“猴子”演讲后，这些人威风扫地，权势没了，工作也没了，摇身一变，成了受到羞辱和迫害的人，以本地区守护者的面目出现在群众面前。群众还给予了响应。

这和叛乱前的情形如出一辙。不过叛乱前没有传单，当时的领导者也不像如今的领导者这样年轻，这样有文化。还有其他不同。叛乱发生时，小镇正百废待兴，最先起事的地点很遥远，在那些村庄里。现在一切都在镇上发生，结果流血事件更多。暴力事件一开始似乎是针对当权者，后来渐渐扩大，小镇郊区的货摊和商店也被人攻击，并遭到洗劫。有人被残杀，其状惨不忍睹，凶手有乱民，有警察，也有棚屋区的罪犯。

根据我的观察，这里的事情发生顺序是这样的：一开始是非洲人和外围地区，然后扩散到外国人和中心地区。刚经历过求告无门的官僚勒索，现在，我感觉自己再一次陷入无遮无拦、无所坚守的境地。我把这种恐惧心理带到了熟悉的街道上，我感觉自己随时可能遭受攻击。这些街道过去就充满危险，但不是针对我的。这么久以来，作为旁观者，那些暴力活动我都看在眼里，但尚且能和它们保持距离。

压力非常大。压力败坏了一切，我第一次生出逃离的念头。倘若在某个遥远的地方有个安全的家在等着我，允许我进去，当时我就会一走了之。过去，曾经有个这样的家；过去曾经有几个这样的家。而现在，没有这样的家了。从纳扎努丁那里传来的消息让人沮丧。他在加拿大的这一年过得很不好，现在又要举家迁往英国。外面的世界无法给我庇护，对我而言仍然是巨大的未知，而且日渐危险。我以前在信中骗纳扎努丁的话不幸应验——我真的不能有任何行动，只能维持原状。

我逐渐忘了目标，只是继续过日子——这是多年前从马赫什那里学来的。渐渐地，在和熟悉的人打交道的时候，我忘了去研究他们的脸，忘了我自己的恐惧。这恐惧让你感觉你拥有的一切可能会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但这恐惧已经成了一种背景，成了赖以生存的条件，成了必须接受的事物。一天下午，我在希腊俱乐部里遇到了首都来的一个五六十岁的德国人，他说的一番话使我的心情差不多平静了下来。

他说：“遇到这样的局面，你不能总是这么担惊受怕。或许会有事情发生，但你就把它当成路上发生车祸好了。这些事你躲也躲不了，在什么地方都有可能发生。”

日子一天天过去，没有爆炸，也没有我当初预想的大混乱。镇中心没有燃起大火，看来叛乱者的招数也有限。袭击和杀戮仍时有发生，警察也在展开报复性袭击，双方维持着平衡。每天晚上总会有两三个人被杀，但奇怪的是，这些事情变得似乎很遥远。小镇毫无规则地扩张，面积大了，能把一切掩盖掉——除了最不寻常的事情。街道和广场上的人不再等待新闻。事实上，这段时间根本没有什么新闻。总统没有发表任何声明，首都的电台和报纸上也没有任何报道。

在小镇中心，生活一如既往。还是有商人乘坐飞机或者汽船过来，住在凡·德尔·魏登，吃饭的时候就去更高级的饭店或者夜总会。他们什么也不问，所以也不会知道镇上正在发生暴乱，不知道这些暴乱有领袖——他们的名字只有他们那个地区的人知道——还有为其献身的人。

有段时间，雷蒙德仿佛受到了惊吓。不知什么时候，他开始认定自己不会被召回总统身边并得到重用，他不再等待，也不再追寻那些蛛丝马迹。在他家吃饭的时候，他再也不对时事进行分析和解释，也不再穿凿附会地把各种事件串起来。

他不再评论历史，也不再提特奥多尔·蒙森。我不知道他在书房都干些什么，耶苇特也无法告诉我，她不感兴趣。有一次，我以为他是在看他过去写的东西。他提到了他刚来这个国家时记的一篇日记。他说他把很多事情忘掉了，有很多事情注定是要被遗忘的，这是他过去常在饭桌上说的话题，他似乎想到了这一点，于是就此打住：“读这些日记感觉很奇怪。那时候常常划伤自己，就为了看会不会流血。”

暴乱加深了他的困惑。领地的母子雕像被人砸掉后，他一度非常紧张。对于遭到攻击的人，总统的习惯不是站出来支持，而是把他们打发走了事。雷蒙德害怕被打发。一打发，他的工作、房子、生计，还有那一份小小的安全就都没有了。他是个失败者，他在领地的房子就如同一幢死亡之屋。

这对我也会是损失。他的房子对我来说也很重要。我现在觉得，有很多事情和这房子里两个主人的健康和乐观息息相关。失败的雷蒙德对我晚上的来访从来不说什么。晚上到这房子里来已经成了我和耶苇特关系的一部分。这一切无法轻易转移到其他处所。否则就意味着新的地方，新的城镇，新的关系，而非现在这个。

我们三个人的健康和乐观决定了我和耶苇特在一起的生活。这一发现让我很吃惊。一开始，我发现的是自己。在受到官员们骚扰的那段时间，我躲着不想见她。要是去见她，或是和她在一起，只能表现出精神饱满的那一面，如同过去那样。我不能以受到其他男人折磨和打击的形象出现在她面前。她也有自己的烦恼，我知道。两个失意的人凑到一起互相安慰——这种情形我不忍去想象。

到了这时候——我们仿佛心有灵犀——我们见面的次数才少了。刚开始那几天，在孤独之中，我的激情降温，头脑变得清晰，让我产生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甚至可以假装自己是自由的，没有她也过得下去。

但她会打电话过来。知道她对我的需要就足以让我满足，但在家里等候她到来的那段时间，我的满足转化为烦躁，以及对自己的厌恶。这种感觉会一直持续到她到来——听到她从楼梯上来时噼噼啪啪的脚步声，看到她走进客厅，脸上写满雷蒙德和动乱不安的日子带给她的紧张。然后，在我心里，分开的那些日子仿佛消失了。时间缩短了。在肉体上我对她已经非常熟悉，每次结合都会很快和上一次联系起来。

在这些短暂的亲密时刻，这种延续感很强，但我知道那是虚幻的。中间隔着她在自己家和雷蒙德在一起的时间，隔着她自己的私事，她自己的探索。她带来的新闻越来越少。有些事情我们不再分享，有越来越多的事情要费口舌去解释说明。

现在她每隔十天来一次电话。十天似乎成了她逾越不了的界限。有一天，她把泡沫大床铺平后，回领地之前，站在梳妆台的镜子前化妆，不时在镜子里打量自己。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们的关系中有种很苍白的东西。我就像一个温顺的父亲，或者丈夫，甚至像个女友，看着她为了情人梳妆打扮。

这样的情景如同鲜活的梦境，在我们各自心里滋生出我们都不愿承认的恐惧，有种揭露真相的效果。想到自己的困扰和雷蒙德的失败，我想我开始把耶苇特也当成了失败者，困在镇上，厌恶自己，厌恶自己日渐衰败的肉体，就如同我厌恶我自己，厌恶我的焦虑。现在，耶苇特站在梳妆台前，容光焕发，那种喜悦不全是我刚才给的，肯定有其他原因。看着这一切，我才发觉我一直以来的想法大错特错。一连好多天她都不在我身边，我也没有追问，天知道她都做了什么。我等着验证我的想法。又见过两次面之后，我想我找到答案了。

我对她太了解了。即便现在，和她在一起，我还是会跳出自身向外看。舍此则毫无意义，也绝无可能。她在我身上激发出来的东西我一直觉得非常美妙。她对我的反应是一种馈赠，我已经离不开了。我学会了仔细品味她的反应。每一次交合中我都能感觉到，她对我的肉体记忆慢慢复苏，把现在和过去联系起来。而现在，在交合的过程中，她的反应却变模糊了。中间肯定有什么事情发生，她肯定在形成新的习惯，这些新的习惯捅破了薄如蝉翼的往日记忆。对此我早有准备。迟早会发生。不过这种时刻真的来了，却如毒药一般让人难以承受。

后来就发生了那一段不动声色的插曲。她已经把宽大的泡沫床铺好——激情之后，她仍不忘她的主妇职责。我站着，她也站着，在镜子里打量自己的嘴唇。

她说：“你让我如此美丽，没有你可怎么好？”这是标准的客套。但她接着又说：“雷蒙德见我这样子，就想和我做爱。”这话很怪，一点儿不像是她说出来的。

我问她：“和他做爱你能兴奋起来吗？”

“你好像觉得上了年纪的人都很讨厌，其实并不是这样。毕竟我是女人，男人对我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我是会有所反应的。”

她本意并不是要伤害我，可我感到受伤了。但我转念又想：“不过她或许是对的。雷蒙德就像一个失败的男孩。除了和耶苇特的关系，他实在无所寄托。”

我说：“我想我们让他受苦了。”

“雷蒙德？我不知道。我想不会。他从来没有表露出任何迹象。当然，他现在可能觉察到有些东西变了。”

我送她到楼梯平台——楼房和毗邻木屋的阴影斜在院子里，下午的阳光洒下一地金黄，空中灰尘飘荡，凤凰树开满鲜花，炊烟袅袅上升。她匆匆走下木楼梯，阳光从楼房之间穿过来，洒在她身上。然后，我听见她开着车离开，声音盖住了周围院子里的嘈杂。

几天后我才想到，在那种时刻谈论雷蒙德对我们俩来说多么奇怪。我说到雷蒙德的痛苦，心里想的却是自己的痛苦；她说到雷蒙德的需要，心里想的也是自己的需要。如果我们不是在说反话，至少是间接地——说谎也好，不说谎也好——在透露真相。人在一定情况下会发现这样做是必要的。

大约一周后，某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捧着一本百科全书杂志看里面介绍“宇宙大爆炸起源说”的文章。大爆炸是一个熟悉的话题。我喜欢在一本百科全书里读到我在另一本百科全书里读到过的东西。这种阅读并不是为了增进知识；我只是用一种轻松愉悦的方式接触我不了解的东西。这是一种麻醉，它让我陷入幻想，幻想有朝一日，我能在太太平平的环境下开始涉猎各个科目，不分昼夜地学习这些科目。

我听到外面有人砰的一声关上车门。还没有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我就知道是耶苇特来了。这么迟了，不约而至，让人心花怒放。她的鞋和衣服在走道里弄出很大声响，到了卧室门口，她推开门径直进来。

她穿戴整齐，面色潮红，肯定刚做过什么事。她穿着这一身整整齐齐的衣服倒在床上，把我抱住。

她说：“我赌了一次。在吃晚饭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你，一瞅到空子，就赶紧溜了出来。我非这样做不可。我不知道你在不在，但我要赌一次。”

我在她的呼吸中闻到晚饭和饮料的气味。这一切来得太快，刚听到她关车门的声音，转瞬间就这样了：耶苇特躺在床上，原本空荡荡的房间顿时变了，她的情绪激动而欢快，就像那晚在领地吃过晚饭后我们第一次跑回来的情景一样。我发觉自己流泪了。

她说：“我不能停留。我只是来吻一下我的神，然后就得离开。”

随后，她突然想起自己之前没太注意的衣服。她站在镜子前，撩起裙子，把短衫理直。在她的坚持下，我躺在床上没动。

她的头偏向一边，边照镜子边说：“我想你也许去老地方了。”

她现在的语气听上去很机械。刚进卧室时的情绪没有了。她终于打扮好了，从镜子里看着我，好像对自己、对我十分满意，为自己的小小冒险沾沾自喜。

她说：“对不起，但我必须走了。”快到门口时，她突然转过身来微笑着问：“你不会在衣橱里藏了个女人吧？有吗？”

这太不得体了。简直就是妓女说的话，过去那些妓女经常装出吃醋的样子来讨好我。这一时刻蒙上了阴影。反话：又是用反话来沟通。衣橱里的女人其实是指外面的另外一个人。从领地来其实是回领地去。表露感情之后就是背叛。而我，居然还被感动得流泪！

从她开始理衣服那一刻，我的怒火就在郁积，此刻如同火山一样爆发出来。我跳下床，站到她和门之间。

“你以为我是雷蒙德吗？”

她很吃惊。

“你以为我是雷蒙德吗？”

这次我连回答的机会也不给她。我的巴掌重重地、密集地扇在她的脸上，她伸出手臂也招架不住，踉踉跄跄地倒在地上。然后我开始用脚踢，冲着她美丽的鞋、她的脚踝、她刚才撩起过的裙子，还有她丰满的臀部。她的脸冲着地上，一声不吭地卧在那里。然后，她像准备尖叫的孩子那样深吸了一口气，开始抽泣，渐渐地，抽泣变成放声大哭，真正的、让人心惊的痛哭。好长一段时间，屋子里就是这样一幅情形。

我坐在靠着墙的圆背温莎椅上，那上面放着我睡觉前脱下的衣服。我的手掌僵了，肿了。我的手背，从小拇指一直到手腕，都痛得厉害。刚才抽得太狠，是骨头和骨头的撞击。耶苇特慢慢站起身。哭了这么久，她的眼睛肿成了两道缝。她坐在泡沫床垫边沿，眼睛盯着地板，双手搭在膝盖上，掌心向外。我的心情恶劣到了极点。

过了一会儿，她说话了：“我是来看你的。我还以为这事很值得一做。但我错了。”

然后我们都没有说话。

过了许久，我问道：“晚饭如何？”

她慢慢摇了摇头。她晚上的兴致全被破坏了；她已经放弃了——但放弃得多么容易！她摇头的样子让我联想到她刚来时的快乐，而现在，这快乐全不见了。这是我的错：我太想把她看成失落的人了。

她用脚把鞋蹭掉，然后站起身，把裙子解开脱掉。然后，和以前一样，她没有散开头发，也没有脱掉短衫，就这样躺下去，把棉被单拉过来盖在身上，身子移到床的另一边，那是她常躺的位置。她把蓬松的头挪到枕头上，转过身，背对着我。床那边的百科全书杂志掉到地上，发出轻微的响声。在这个告别的时刻，在这不伦不类的家庭气氛中，我们就这样奇怪地待着。

过了一会儿，她问：“你不过来吗？”

我太紧张了，没有动，也没有说话。

又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身来看着我说：“你不能老是坐在那把椅子上啊。”

我走到床前，坐到她身边。她的身体绵软，柔韧，还很温暖。以前我只有一两次感到她是这样。这时候，我掰开她的双腿，她把腿稍稍弓起来——平滑的凹面中间是一道凸起——然后我开始向她两腿之间吐唾沫，不住地吐，一直到嘴都干了。她勃然大怒，所有的绵软柔韧全部消失。她大叫：“你给我停下！”然后又是一阵猛打。每打一下，我的手都会痛。到最后，她滚到床的另一侧，坐起身，开始拨电话。这个时候她会给谁打电话呢？她会向谁求助呢？她对谁这么信任？

她拿起电话说：“雷蒙德。哦，雷蒙德。不，不。我没事。我很抱歉。我马上回来。”

她穿上裙子和鞋子，穿过刚才自己打开的门匆匆迈入外面的走道。没有停歇，没有犹豫：我听到下楼梯时噼里啪啦的脚步声——此刻听来这声音多么刺耳！床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却乱得一团糟——自从她来过之后头一次这么乱：我再也没法享受家庭主妇式的服务了。枕头上还留有她枕过的痕迹，床单上还有她留下的褶皱：这一切，看一点少一点，对我来说无比宝贵，这些留在布上的痕迹很快就会消失。我躺在她刚才躺的地方，感受她留下的气息。

梅迪在门外叫我：“萨林姆？”过了一会儿又叫了一声：“萨林姆。”然后，他穿着短裤和背心走了进来。

我说：“唉，阿里，阿里啊！今天晚上发生了很糟糕的事。我朝她身上吐唾沫了。她让我吐唾沫了。”

“人总会吵吵闹闹的。都过了三年，不会就这么结束的。”

“阿里，不是这么回事。我不想再和她有任何关系。我不想要她了，我不想要她了。这才是我无法忍受的。都完了。”

“你不能待在屋子里，出去走走吧。我回去穿上裤子和衬衫，陪你一起散散步。我们一起散步。我们一直走到河边。走，我陪你去散步。”

河，晚上的河。不，不要。

“我对你们家比你还要了解，萨林姆。你最好出去走走，散散心，这是最好的办法。”

“我就在这儿待着。”

他站了一会儿，回自己屋子去了。但是我知道，他还在等待，在观察。我肿起来的那只手手背钻心地疼，小拇指失去了知觉。我手上的皮肤青一块，紫一块——这也成为遗迹了。

电话响起来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好了。

“萨林姆，我不想离开。你怎么样？”

“糟透了。你呢？”

“刚离开的时候，我开得很慢，但一过了桥，我就开得飞快，目的是回来打电话给你。”

“我就知道你会打电话来的。我在等。”

“你想不想让我回来？路上没什么人。我只要二十分钟就能赶到。唉，萨林姆，我的样子太可怕了。我的脸惨不忍睹，这样子好多天都出不了门。”

“在我眼中，你永远是那么美丽。这你是知道的。”

“看到你的样子，我应该给你一些安定片才对。不过我忘了，回到车上才想起来。你应该想办法睡着。煮点儿热牛奶，想办法入睡。喝点儿热饮料会起作用的。让梅迪给你煮点儿热牛奶。”

这一刻，她的口气如此亲密，如此像个妻子！在电话里说话容易一点儿。挂了电话，我在黑夜里睁着眼睛等待天亮，等着她再打电话过来。梅迪已经睡了。他的门开着，我能听到他呼吸的声音。

天亮了，我突然觉得那个晚上成了过去。白色窗户上油漆的纹路开始显露出来。此时，在深切的伤痛之中，我悟出了一些东西。我无法用言语表述出来。我尝试了，但说不清楚，而且言语会让我的感悟消失。我隐约感到人生来就是为了变老的，为了完成生命的跨度，获取人生阅历。人活着是为了获取人生阅历；而阅历在本质上是无形的。快乐和痛苦——首先是痛苦——都没有什么意义。感受痛苦和寻求快乐一样，都没有任何意义。这感悟很快消失了，稀薄而虚幻，仿佛是一场梦。但我记得我有过感悟，记得我认识了痛苦的虚幻。

光线越来越亮，透过漆成白色的窗户照进来。经过昨晚，这个房间变了。它似乎变得陈旧了。现在唯一的遗迹是我疼痛的手，不过如果仔细找的话，兴许还能发现她的一两根头发。我穿上衣服，走到楼下，放弃了清晨散步的想法，开着车子在慢慢苏醒的小镇上兜圈子。周围的五光十色让我精神起来了。我想，清晨我应该多出来兜兜风才是。

快到七点的时候，我开到了镇中心，来到汉堡王。人行道上摆放着还没有收走的垃圾，装在袋子和纸箱子里。伊尔德丰斯也在，他身上的夹克现在和店里的装潢一样陈旧。虽然时候还早，他已经在喝酒了。和大部分非洲人一样，他需要喝一点儿当地的淡啤酒来振作精神。我和伊尔德丰斯认识已经有几年了，而且我是今天的第一个客人，但他没怎么理睬我。喝过啤酒之后，他目光呆滞，越过我直直地盯着街上。他下嘴唇的一道沟纹里放了一根牙签，放得很巧妙很稳当，说话或者嘴张开的时候牙签也纹丝不动，就像是在表演一项绝技。

我叫了一声，把他从神游中拉回来，他给我送过来一杯咖啡，还有面包卷，外加一片干奶酪。这点东西就要二百法郎，将近六美元。这些日子，物价真是离谱。

快到八点钟，马赫什来了。他近来对自己很马虎。原来他对自己短小精悍的身材很是自豪。不过现在他只剩短小了，我看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通的矮胖子。

马赫什一来，伊尔德丰斯陡然一变。眼神不再那么迷蒙，牙签也不见了，他开始窜来窜去，面带微笑，欢迎每一位清晨的客人——主要是从凡·德尔·魏登过来的客人。

我希望马赫什能注意到我的状况，但是他提也没提，甚至见到我也没感到吃惊。

他说：“舒芭想见你，萨林姆。”

“她还好吗？”

“她比原来好些了。我想是好些了。她想见你。你一定要到我们家来。来吃顿饭。来吃中饭。你明天过来吃中饭。”

扎贝思帮我打发了上午的时间。今天是扎贝思进货的日子。暴乱发生后，她的生意开始滑坡，这些日子她带来的新闻都是村里遇到的麻烦。警察和军队到处绑架年轻人：这是政府使出来的新招术。报纸上只字未提，但丛林里又在打仗了。扎贝思似乎站在反叛者一边，但我不是很肯定。我尽量保持中立。

我问费迪南情况怎么样。费迪南在首都的实习期已经结束了，将要被委以重任。上次听扎贝思说，费迪南可能会继任本地专员，原来的专员在暴乱发生后不久就丢了饭碗。专员这位置很不好坐，但费迪南的部落背景混杂，是接任的好人选。

扎贝思轻描淡写地说出了“专员”这个要职（我想到那本公立中学体育馆捐款登记簿，想到上面省长的亲笔签名——一签就是一整页，气派得像个皇族）。扎贝思说：“我想费南①会当专员，萨林姆。如果他们让他活下去的话。”

“什么叫‘如果让他活下去的话’，贝思？”

“我是说如果他们不杀他的话。我不知道我想不想让他做这份工作，萨林姆。两方都会想杀他。总统会第一个想到杀他，作为祭品。总统是个好忌妒的人，萨林姆。他不会让任何人在这个位置上坐大。只有他的照片遍地都是。看看报纸吧。他的照片天天都登出来，比任何人的照片都要大。你自己看看吧。”

前一天从首都来的报纸就放在桌子上，扎贝思拿过来指给我看。她指的是总统在一个南部省份向一批官员发表讲话的照片。

“你看看，萨林姆。他本人这么大，而其他人小得几乎看不见。都看不清谁是谁。”

官员们穿着总统设计的制服：短袖夹克，领巾替代了衬衫和领带。他们整整齐齐地坐在拥挤的听众席上，从照片上看，确实难以分辨。但是扎贝思要我看的并不是这个，她并不把照片当照片看，也不管距离和透视效果，只关心印出来的人物实际占据的版面。其实，她还让我看到了我以前没有注意过的事情：报上登出来的照片里，只有外宾和总统占的版面一样大。和本地人在一起，总统总是以居高临下的形象出现。有时他的照片和其他人的照片占的版面一样大，但他只登出头像，而其他人则是全身照。比如这张总统对南部官员讲话的照片，就是从总统肩膀上方拍的，总统的肩膀、头部和帽子占了照片的大部分空间，官员们穿着差不多的衣服像一个个小圆点一样密密麻麻挤在一起。

“他在谋杀这些人，萨林姆。他们内心在呐喊。他也知道他们在呐喊。而且你知道，萨林姆，他那里的东西不是什么神物，什么也不是。”

扎贝思在看店里挂的总统肖像，总统手里拿着酋长的手杖，上边刻着各式各样的形象。手杖中间是一个矮壮敦实的人形，腆着大肚子，据说神物就在那肚子里头。

扎贝思说：“那东西什么都不是！我给你讲讲总统这个人吧。他手下有个人，总统无论到什么地方，都由这人打前锋。这人每次都是车子还没停稳就跳出来，对总统不利的东西都跟着这人走了，不会纠缠总统。这都是我亲眼见过的，萨林姆。我还要告诉你：每次跳出来混到人群中的这个人是白人。”

“但是总统没有到这里来过啊，贝思。”

“我见过了。我见到那人了。不要说你不知道啊。”

梅迪那一整天表现得都不错。他只字不提前一晚发生的事，对我既敬畏（这是对一个举止狂暴的受伤的人表现出来的敬畏）又体贴。我记得在海岸那些年，每次家里大吵一番后，都会出现这种情景。我想他也记得那些场景，所以言行举止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到最后，我是在演给他看，算是帮他。

我同意他在半下午把我送回家，他说他今天负责关门。往常打烊后，他总是回他自己家，但这次没有，而是回我的公寓了，让我知道他就在我身边，不会离开我。我能听到他蹑手蹑脚走动的声音。他这样做没必要，但他的关注让我感到安慰。我躺在床上，脑海里不时浮现前一天某个模模糊糊的场景（不，是前一天本身），慢慢地就睡着了。

时间飞快地溜走。每次醒来，我都很迷惑。无论是下午的阳光，还是喧闹的黑暗，都好像有点儿不对劲。就这样，第二个晚上过去了。电话铃没有响，我也没有打电话。早上，梅迪送来咖啡。

我如约到马赫什和舒芭家吃中饭——我感觉，去汉堡王，接到午饭邀请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们家的帘子都拉上了，挡住了外面的强光。屋里的波斯地毯、铜器，还有其他花里胡哨的小玩意儿都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一点儿没有改变。午饭时大家都没怎么说话，这顿饭并没有多少团聚或和解的用意。我们都没有谈到近来的时事。地产价值这个话题——过去马赫什很喜欢谈论，现在一提起来大家都垂头丧气——也没人提起。我们说的话都是评论吃的东西。

最后，舒芭问起耶苇特的情况。她是第一次这样做。我把过去发生的事情和她讲了讲，她说：“我很难过，我想类似的事情二十年内不会再次发生在你身上了。”我一直对舒芭有成见，她生活方式保守，心里总怀有怨恨，但如今竟说出这样饱含同情和睿智的话来，让我有些吃惊。

饭后马赫什清理了饭桌，端来雀巢咖啡——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他们家的任何仆人。舒芭把一幅窗帘拉开一些，让更多阳光照进来。她走进阳光中，在靠背长椅上坐下——椅子是铁管框架，扶手呈船桨状，牢固而厚实——示意我坐过去。“过来，萨林姆。”

我坐了过去，她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然后，她把头扬起来，让我看她的侧面：“你看到我脸上有什么东西了吗？”

这问题我没有听懂。

她叫道：“萨林姆！”脸转过来正对着我，头仍然扬着，盯着我的眼睛：“我现在是不是破相了？看看我眼睛周围和我的左腮。特别是左腮。你看到什么了？”

马赫什把杯子放到一张矮桌上，站到我身边，和我一起看。他说：“萨林姆什么也没有看到。”

舒芭说：“你让他自己说。看看我的左眼。看看我左眼下方的皮肤，还有颧骨。”她把脸抬起来，像是在摆硬币头像的造型。

我很费力地寻找她要我看的东西，这才发现她眼睛下面有些发青，开始我还以为那是疾病和疲惫的迹象，但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些瘀斑，在左颧骨上方还有一点儿淡淡的青紫，在她白皙的皮肤上隐约可见。因为刚才没看见，现在看见了，想忽略也不行。我发现这就是她说的破相，她也发现我看到了。她的脸上顿时流露出忧伤和认命的神情。

马赫什说：“现在没那么明显了。是你指点他才看到的。”

舒芭说：“我和家人说我要嫁给马赫什，我的弟兄们扬言要泼硫酸毁我的容。你看，真的发生了。父亲去世的时候，他们拍了电报过来。我以为他们是要我回去参加葬礼。这种局面下回去真是糟透了——父亲去世了，国家局势一片混乱，非洲人又如此可怕。我觉得每个人都站在悬崖边上。但是我不能告诉他们这些。你问他们以后怎么办，他们总是自欺欺人地说一切都会好的，没什么好担忧的。你还得跟着他们一起自欺欺人。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

“一天早晨，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中了什么邪，干了一件大蠢事。那里有个信德②女孩，听她自己说以前在英国读书，回来后开了一家美发店。那地方是高原，阳光非常刺眼，我开了好长时间的车，走访老朋友，或者只是瞎转悠。过去钟爱的一些地方现在再去看觉得很不喜欢，我不得不把车停下来。因为一直开着车到处跑，我觉得我的皮肤变得又黑又脏。我下车进了美发店，问那信德女孩有没有我可以用的面霜之类的东西，她说有。她在我脸上涂了点儿东西，我痛得大叫，让她住手。她用了过氧化氢③。我捂着火烧火燎的脸赶回家，那幢死亡之屋真正成了我的哀痛之屋。

“打这以后，我无法在家里继续待下去。我不得不遮住脸不让任何人看到。然后我跑回这里，和之前一样躲着不见人。现在我什么地方也不能去，只在晚上偶尔出去走走。现在受伤的地方好多了。但我还是要小心。萨林姆，你什么都不要说。你心里的话都写在眼睛里了。我现在不能出国。我真想走，真想一走了之。我们也不是没钱。可以去纽约、伦敦、巴黎。你知道巴黎吗？那里有个皮肤专家，据说他换皮肤的技术无人能比。我要能去巴黎就好了。去了那里，之后就可以去任何地方，比如瑞士——对了，瑞士用英文怎么说？”

“Switzerland.”

“你看看，一直待在家里，我的英文都忘了。瑞士是个好地方，我总是这么想，如果能拿到签证的话。”

马赫什一直看着舒芭的脸，他的表情既有鼓励，也有些恼怒。他穿着红色棉衬衫，领子又挺括又漂亮，领口敞开着——这是他从舒芭那里学来的时尚穿法。

我终于离开了。我很庆幸，终于摆脱了他们在客厅里制造出来的过度自我关注的气氛。换皮肤、皮肤——我离开了很长时间，这些词还是让我感到不舒服。

他们关注的不只是皮肤上的污点。他们和外界完全脱离了联系。过去，他们还能仰赖尊贵的身世背景（被别人以讹传讹），现在只有孤零零地待在非洲，无人庇护，没有依靠。他们已经开始腐烂。我和他们差不多。要是我现在不采取行动，我的命运到头来就和他们一样。时时盯着自己；强迫别人看自己身上的斑点——使得自己无法出门的斑点；还有小屋里弥漫的癫狂！

我决定和外界恢复联系，脱离小镇的狭窄空间，对那些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人履行我的义务。我给纳扎努丁写了一封信，说我要到伦敦去看看，我的信写得很简单，没有明说去伦敦的目的，让他自己去想好了。不过，这算是什么决定啊！我已经没有了选择的余地，过去的家和群体几乎不复存在，义务可以说已经没有意义，而且也没有一个安全的家等着我。

我终于乘飞机离开了。飞机先飞到大陆东部，然后折向北方。飞机在本地的机场停降，我不必去首都。所以直到现在我还无缘去首都。

这架前往欧洲的飞机是晚间航班，我在上面睡着了。靠窗坐的是一位女士，她出来到走道的时候，碰到了我的腿，把我弄醒了。我在想：“但这是耶苇特啊。这么说，她还是和我在一起。我要等她回来。”接下来十几秒钟，我一直醒着，等着。接着我醒悟过来，发觉刚才的想法完全是白日梦。我意识到自己正孤身一人飞向陌生的命运。这让我感到痛苦。

①费迪南的昵称。

②巴基斯坦四大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巴基斯坦信德省及印度西部，母语称为信德语。

③有漂白作用。

15

我以前从来没有坐过飞机。我还记得因达尔关于坐飞机旅行的说法，大意是飞机能让他适应自己的漂泊。我现在开始理解他的意思了。

我第一天还在非洲，第二天早晨就到欧洲了。这不只是旅行速度的问题。我觉得我像是同一时间出现在两个地方：一觉睡醒就到伦敦了，身上却还留有非洲的痕迹，比如机场税的税票，是一个我认识的官员开的，周围是不一样的人群，不一样的建筑，不一样的气候。两个地方都是真切的，又都不真切。你可以在两个地方之间挑挑拣拣，不会觉得自己做了最终决定，完成了一次伟大的、终结性的旅程。在某种意义上，我真实的处境正是如此。我只有一张短程票，签证是旅行签证——六个星期内我必须回去。

飞机把我带到的这个欧洲不同于我从小熟悉的欧洲。在我年幼时，欧洲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它打败了非洲的阿拉伯人，控制了非洲内陆。它统治着非洲海岸，以及所有和我们交易的印度洋国家；它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商品。我们都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的。不过，是这个欧洲给了我们那些丰富多彩的邮票，让我们从中了解到自己多姿多彩的一面。是这个欧洲给了我们一种新的语言。

欧洲现在不再统治我们了，但还是用它的语言通过种种途径喂养着我们，同时源源不断地把那些越来越好的商品送到我们这里来。在丛林中，这些商品逐渐丰富了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将现代性和发展的概念灌输给我们，也让我们意识到另一个欧洲——那个欧洲有伟大的城市、繁华的商铺、宏伟的建筑和庄严的学府。我们中间只有有钱有势或者禀赋出众的人去过。它是因达尔为了上那所著名大学而前往的欧洲。它是舒芭这样的人在谈论旅行的时候心里所想的欧洲。

但是我来到的欧洲——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我会来到这样的欧洲——既不是古老的欧洲，也不是新的欧洲，而是萎缩的、庸俗的、拒人千里之外的欧洲。因达尔从名校毕业后曾在这里吃过苦，想弄清楚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它是纳扎努丁一家人避难的欧洲。它是无数像我这样的人从世界各地设法挤进来，在其中工作和生活的欧洲。

对于这样的欧洲，我心里还无法形成一幅图景。不过它就在伦敦的各个角落，你不会错过，也没有任何神秘的东西。那些小摊、小铺、小售货亭，还有熏黄的杂货店——都是像我这样的人开的——给人留下的印象，事实上也正是设法挤进来的那些人给人留下的印象。他们在伦敦中央做着生意，就如当初在非洲中央做生意一样。运货的距离或许短一些，但商贩和货物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我仿佛是从远处看伦敦街头这些人，这些像我一样的人。我看到了半夜零售香烟的年轻姑娘，她们像是被困在了售货亭里，如同木偶剧院的木偶。她们被隔离在自己前来投奔的这个大都市的生活之外。我在想，她们经历千辛万苦来到伦敦，过着如此艰难的日子，有什么意义呢？

刚从外面来到非洲的人有多少幻想啊！在非洲，我认为，不管条件多么艰苦，我们都对工作有一种英雄式的、创造性的本能和能力。我曾经将其同非洲村庄的冷漠和消极进行对比。现在，在伦敦，在忙忙碌碌的背景之下，我发现这种本能就只是本能，毫无意义，人们为了工作而工作。我的心里涌起一阵反叛的冲动，比我童年时期所知的任何感觉都要强烈。我对因达尔所说的反叛产生了一种新的理解和认同。因达尔当年走在伦敦的河边，发现了自己内心的这种冲动，决定抛弃忠于家族、敬拜祖先之类的观念，抛弃对伟人的愚昧崇拜，抛弃与这种崇拜以及那些观念相应的自我压抑，有意识地让自己投入到更广大、更艰难的世界之中。我要在此地生活，就必须按他所说的这种方式生活下去。

但在非洲的时候，我曾反叛过。我的反叛达到了我自己的极限。我本来是到伦敦来解脱，来求救的，我想把握住还有所存留的正常生活。

我和纳扎努丁的女儿凯瑞莎订婚了，纳扎努丁丝毫没有表现出吃惊。多年前，他就从我的手相上看出我的可信，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没有改变他的想法——这曾经让我很沮丧。凯瑞莎自己也没表现出吃惊。事实上，对这件事情表现出吃惊的是我本人。生活的转折如此轻而易举，我怎能不吃惊？

我是在快离开伦敦的时候订婚的。不过大家从一开始就认为这事已经定下来了。经过那么快的旅行，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大城市，把自己交托给凯瑞莎，让她叫着我的名字，领着我在伦敦到处走，这确实让我感到宽慰。凯瑞莎去过乌干达，去过加拿大，她通晓世事，而我则懵懂无知，有时候还不懂装懂。

凯瑞莎是药剂师。药剂业务也是纳扎努丁生意的一部分。纳扎努丁一辈子跌宕起伏，早就不相信财产和生意能给人提供保护；他督促子女学习任何地方都用得上的技能。可能是受工作影响，凯瑞莎性格恬淡文静，对于一个来自于我们那个群体的三十岁的未婚女子，这种性格颇为难得。这也可能是因为她有圆满的家庭生活，还有纳扎努丁这个榜样——纳扎努丁仍对过去的经历津津乐道，同时在探索新的领域。但我越来越感觉到，凯瑞莎在多年的漂泊中，应该有过恋爱经历。若是在过去，这种发现会让我勃然大怒。现在，我不介意了。她过去的男友应该是个不错的人，他让凯瑞莎对男人产生了好感。这对我来说是件新鲜事——我关于女性的经验很有限。我尽情享受凯瑞莎的温情，对自己的男性角色有点儿刻意在表演。这一切让我深感宽慰。

表演——此时我的言行举止有很多表演的成分。因为每天我都要回到旅馆（离纳扎努丁家不远），面对孤独，这种时候我就成了另外一个人。我讨厌旅馆的房间。它让我不知自己身在何方。它让我忆起旧日的焦虑，又为我增添新的焦虑——比如对伦敦，对这个世界的焦虑。我要来这个世界发展，但我从什么地方入手呢？我打开电视，感到的不是惊奇，而是外部世界的陌生。看着屏幕上的人，我只想知道他们是如何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的。我在心里总是以“回去”的想法宽慰自己——再乘一次飞机回去，或许我并不一定要到这里来。白天直到夜幕刚降临时我所拥有的决心和欢乐到了深夜总会全部化为乌有。

因达尔说过，我们这样的人到了伟大的城市会视而不见。我们只想装出镇定自若、无动于衷的样子。这正是我的问题，即便有凯瑞莎带路也一样。我可以说我在伦敦，但我并不真的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怎样去了解这个城市。我只知道我在格洛斯特路上：我的旅馆在这条路上，纳扎努丁的房子也在这条路上。我搭乘地铁到处转悠，从这个地方钻入地下，从另一个地方冒出来，无法将这两个地方在脑海中联系起来，有时候短短的距离却要换乘很多次。

我熟悉的街道只有格洛斯特路。如果我朝一个方向走，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楼房和街道，到最后会迷失方向。若是朝另一个方向走，会路过很多供游客吃饭的地方、几家阿拉伯餐馆，最后到达一个公园。公园里有一条宽阔的斜坡路，有一些孩子在上面玩滑板。斜坡顶上有一个大池塘，周围铺了一条人行道。池塘的人工痕迹很明显，但到处都有鸟儿，真的鸟儿，天鹅和各种各样的鸭子。看到这些鸟儿愿意在这地方待着，总让我觉得惊奇。假的鸟儿，就像我童年见到的那些赛璐珞做的东西，不会与周围的环境有丝毫不协调。从树梢看过去，远处到处都是楼房。这时你会意识到城市是人造出来的，不是自然长成的。因达尔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得对。我们这些人很容易把那些大城市想成是自然生成的。这使得我们能忍受那些破败的城镇。渐渐地，我们会觉得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地方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

在天气晴朗的下午，公园里有人放风筝。有时附近大使馆的阿拉伯人会在树下踢足球。周围总是有很多阿拉伯人，他们皮肤偏白，是真正的阿拉伯人，不是我们海岸那边有非洲血统的阿拉伯人。格洛斯特车站附近有一个报摊，出售各种阿拉伯语报纸和杂志。这里的阿拉伯人不全是有钱人，也不全是干净体面的。有时候我会看到一群衣着破烂的阿拉伯穷人蹲在公园的草地上，或者附近街道的人行道上。我以为他们是仆人，这已经够丢人的了。但是后来有一天，我看到一位带着奴隶出来的阿拉伯女士。

我一下子就注意到了那个人。他戴着一顶小白帽，穿着纯白的长袍，这身打扮向所有路人宣告了他的身份。他拿着几袋从格洛斯特路的维特罗丝超市采购的货物。他走在女主人前面，和主人保持十步的规定距离。女主人身材肥胖——阿拉伯女人都喜欢自己身材丰满——脸上蒙着薄薄的黑纱，透过黑纱能看到她白皙的脸上蓝色的图案。她自鸣得意，你能看出，她很高兴身在伦敦，能在维特罗丝超市和其他家庭主妇一起进行这种时髦的采购。她以为我是阿拉伯人，从面纱后面看了我一眼，指望我带着赞赏和羡慕的表情回看她一眼。

提着购物袋的奴隶还很年轻，瘦瘦的，白皮肤，我猜他是在女主人家里出生的。他脸上露出茫然、温顺的表情。我还记得，在主人家出生的奴隶到了公众场合，只要和主人在一起，哪怕是做一些很简单的事情，也喜欢露出这样的表情。这小伙子故意装出购物袋让他不堪重负的样子，其实完全是做给路人看，吸引人注意他和他服侍的女主人。他也以为我是阿拉伯人，我们擦肩而过的时候，他收起不堪重负的表情，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不满，也有好奇。那样子让人联想到想戏耍一番却被喝止的小狗。

我也要去维特罗丝超市，准备买瓶酒送给纳扎努丁。纳扎努丁没有丢掉对美酒佳肴的品位。他很乐意在这些方面给我些指点。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非洲喝葡萄牙酒，那里的白酒味道寡淡，红酒入口酸涩，而在伦敦，酒的品种如此丰盛，让我每天都乐此不疲。在纳扎努丁家吃晚饭的时候（也就是看电视之前，纳扎努丁每天晚上都会看几个小时电视），我把路遇白衣奴隶的事情说给他听。他说这没什么好奇怪的，这是格洛斯特路上的新特色。有几周，他还注意到一个穿着邋遢的褐色衣服的人。

纳扎努丁说：“过去，要是让人发现你用单桅帆船运几个伙计到阿拉伯半岛，会引起轩然大波。现在这些人和其他人一样，有自己的护照和签证，一样通过入境处，鬼都不去管！

“对于阿拉伯人，我有些迷信的看法。阿拉伯人把宗教带给我们和全世界一半的人口，但我老是觉得，他们一旦离开阿拉伯半岛，就会给世界带来灾难。你只要想想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波斯、印度、非洲。想想这些地方的遭遇。现在轮到欧洲了。阿拉伯人把油运进来，把钱吸出去。运油进来是为了维持经济体系的运转，而把钱吸出去则会导致这个体系的崩溃。他们需要欧洲。他们需要欧洲的商品和房产，同时要给自己的钱财找一个安全的窝。他们自己的祖国一团糟。不过，他们是在毁自己的财路，是在杀鸡取卵。

“这样的人不少见。资金外流是全球性现象。大家把全世界搜刮得干干净净，就好像非洲人把自己的院子刮得干干净净一样，然后，他们想离开让他们挣足了钱的可怕的地方，想找个舒适太平的国家。我就是其中之一。还有韩国人、菲律宾人、香港人、台湾人、南非人、意大利人、希腊人、南美人、阿根廷人、哥伦比亚人、委内瑞拉人、玻利维亚人，以及许许多多黑人——他们搜刮的地方你可能听都没听过，还有从其他许多地方来的中国人。所有这些人都在逃跑，他们害怕惹火烧身。你不要以为人们逃离的就只有非洲。

“如今，瑞士不接收移民了，所以他们大部分都去了美国和加拿大。有人在这些地方等着这些逃离者，把他们带到洗钱的地方。他们会得到专家的帮助。南美人等着自己的南美同胞，亚洲人等着自己的亚洲同胞，希腊人等着自己的希腊同胞，将他们带到洗钱者那里，带到多伦多、温哥华、加利福尼亚。迈阿密就是个洗钱的大本营。

“我去加拿大之前就知道这些情况了。我没有让任何人在加州帮我买一幢五十万的别墅，或者在美国中部为我买一片柑橘园，或者在佛罗里达买一片沼泽地。你知道我买了什么吗？说了你也不会相信。我买了油井，油井的一部分。那人是个地质学家，是艾德旺尼给我引荐的。他们说要凑足十个人组建一个私营石油公司。他们要筹集十万美元，每人出资百分之十。但是注册资金不止这个数，最后我们决定，等我们开采到石油后，由地质学家低价认购其余的股份。这听起来很公平——毕竟这是他押的宝，也是他的工作。

“投资到位了，土地也拿到了。在加拿大，你可以去任何地方开采。至于设备，租用即可，花不了多少钱，一般取决于你在什么地方开采，试验油井一次只要三万元。加拿大没有你们那里的矿产法。我全研究过了，风险是有的，不过全是地质风险。我交出了我的百分之十投资。结果你猜猜看？我们真的采到油了。一夜之间，我的投资价值由十变成了两百——就算一百吧。不过，因为我们是私人公司，所有利润都是纸上的利润，股份只能在内部买卖，但大家都没有这么多钱。

“地质学家兑现了他的期权，以极低的价格购买了剩余的股份，取得了公司的控股权——这都是白纸黑字写在协议上的。然后，他收购了一家濒临破产的采矿公司。当时我们不知道他用意何在，但石油开采成功后，我们都开始对他的智慧深信不疑。后来他突然消失，跑到某个黑人岛屿上去了。他不知用什么方法在两个公司之间建立了联系，用我们的石油作担保，贷了一百万美元，然后找了个借口，把贷来的钱打入自己公司的账户。最后他携款开溜，把债务留给我们。这是书上记载的最古老的骗术，而我们九个人却站在那里，看着这一切在自己眼皮底下发生，仿佛只是在看一个人在路上挖洞。雪上加霜的是，不久我们又发现此人根本没有买下他的百分之十股份，他是用我们的钱来操作的。我想他现在肯定在满世界找安全的地方转移自己的百万巨资。总而言之，我算是撞大运了，把十个单位的资产变成了一百个单位的负债。

“债务问题最终会自行解决的，因为油还在。我甚至能把自己的百分之十投资拿回来。我们这些人带着钱满世界跑，想方设法把钱藏起来，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只擅长在家门口做生意。不过还好，采油是我的副业。我真正花费精力在做的事是开一家电影院，一个民族剧院。你知道这个词吗？意思是指一个地方的所有外国人群体。我住的那一带居民的民族背景很杂，但我想我是听说有家剧院要出售才生出民族剧院这个念头的。这剧院在闹市区，看上去是项值得购置的产业。

“我去看场地的时候一切正常。等接手了，我才发现屏幕上的图像不清楚。一开始我以为是镜头的问题，后来我发现是卖方暗中调换了设备。我过去质问他，告诉他说：‘你不能这么做。’他回答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你看看！无奈之下，我只好把投影设备大修了一遍，又对座位进行了改进，如此这般做了好多工作。生意不是很好，在闹市区开这么个民族剧院看来不是什么好创意。问题的症结在于，这里的外国人都不大喜欢动。他们喜欢尽早回去，待在家里，尽量少出来。比较卖座的是一些印度电影。那时候我们吸引了不少希腊人，希腊人很喜欢看印度电影。你知道吗？总之就是这样。我们整个夏天勉强维持着。到了冬天，我开了几个暖气开关，但没有任何反应。根本没有供暖系统，也可能是原来的供暖设备被拆掉了。

“我又去找那个卖主。我说：‘你卖给我的剧院怎么问题越来越多？’他回答说：‘你是谁？’我说：‘我们家几百年来都在印度洋一带经商，在什么样的政府下面都待过。我们能坚持这么长时间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做生意该还价就狠狠地还价，但一旦谈妥了，就按协议执行。我们所有合同都是口头协议，但我们说好了要交的货就一定会交。这并不说明我们是圣人，我们只是觉得，要是出尔反尔，就等于挖生意的墙角。’他回了一句：‘那你应该回印度洋去。’

“离开那儿之后，我走得很快。我在人行道上一处隆起的地方绊了一跤，把脚给扭了。我觉得这是个不祥之兆：我的运气到头了，我也知道这运气早晚有到头的一天。我觉得我不应该继续留在那个国家，我觉得那地方就是个骗局。他们自以为是西方人，但说穿了，他们如今和我们这些跑来寻求安全的人没什么两样。他们就像来自远方的人，靠别人的土地和别人的头脑生活，他们觉得这就是他们应当做的事，所以他们才这么乏味无聊。我想不能继续待在他们中间，那是死路一条。

“刚到英国，我本能的想法是做轻型发动机。英国面积不大，有很好的公路和铁路、电力和各种各样的工业设施。我想要是找到合适的地方，买些好设备，招一些亚洲人，稳赚不赔。欧洲人对机器和工厂腻烦了，而亚洲人很喜欢，他们内心更愿意待在工厂而非回家。不过经过加拿大的折腾，我胆子变小了。我想我还是稳妥一点儿比较好。我想从事地产生意。就这样，我来到格洛斯特路。

“格洛斯特路是伦敦的旅游中心之一，这你能看得出来。旅游业快把伦敦弄垮了，这你也看得出来。无数宅子和公寓被腾出来，整理成旅馆、招待所、饭店，接待各地游客，私人住宅日渐稀少。我想在这里做地产总不会亏吧，于是我一口气在一个街区买下六套公寓。我是在高峰期买进的，现在的房价下滑了百分之二十五，而利息从百分之十二上浮到百分之二十，甚至百分之二十四。你还记得当初在海岸那边，因达尔家以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二的高息放高利贷闹出的丑闻吧？钱这东西我现在是搞不懂了。而且阿拉伯人就在外面的街道上。

“为了保本，我的房租收得很高。房租高得出奇，自然会引来一些怪人。你看，这是我的一个纪念品，是格洛斯特路上一家赌场的下注单。我把这东西收起来，是为了纪念北方来的一个姑娘。这姑娘和一些阿拉伯人搅和在一起。和她在一起的那个阿拉伯人是从阿尔及利亚来的，穷汉子一个。这姑娘喜欢把垃圾倒在门口，而那阿拉伯人喜欢赌马。就这样，他们混在一起寻开心。

“他们赢过钱，后来又输了。输了就付不起房租，我降了房租，他们还是付不起。邻居们开始为门外的垃圾和争吵声投诉。那阿尔及利亚人若是被锁在门外，就在电梯里撒尿。我要他们离开，他们不肯，而且法律对他们有利。有一天，趁他们俩出去，我把他们的门换了一把锁。他们回来后，叫来了警察，警察为他们打开门。为了不让我再进屋，他们也换了一把锁。如此反复几次之后，门上出现了一排钥匙孔和锁的铁边，看起来就像衬衫前面的一排纽扣。我只好作罢。

“我收到了各种到期未付的账单。一天早晨，我上去敲门。屋子里满是窃窃私语声，但就是没有人来开门。电梯离这套公寓门口很近，我把电梯打开，然后关上。不出所料，他们以为我下去了，于是开门查看。我立刻拿脚把门卡住，挤了进去。我一看，小小的公寓里挤满了阿拉伯穷人，穿着背心和颜色艳俗不堪的裤子，地上全是地铺。那姑娘不在，可能是被他们赶走了，也可能是自己离开了。所以，整整两个月时间，我一面要支付百分之二十的利息，一面让一窝阿拉伯人白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这些人的种族背景很奇特，其中有个人的头发竟然呈鲜红色。他们在伦敦干什么？他们想干什么？他们是怎么生存下来的？世界上有哪个地方适合他们生活？他们人数太多了。

“还有一个姑娘也背弃了我。欠了我七百英镑跑了。她是东欧人。她是难民吗？反正她是个女人。她印刷了很多写真卡片，肯定花了不少钱。这张，她脖颈以下都浸在水里——真不知道她为何把这个印在卡片上。这张，她假装搭便车，穿着一身系扣的工作服，上面敞开着，若隐若现地露出胸部。这张，她戴着一顶大大的黑色圆顶礼帽，下身穿着黑色皮裤，小小的臀部包得紧紧的。卡片上还写着：‘艾瑞卡。模特－演员－歌手－舞者。头发：红色。眼睛：灰绿色。专长：时装－化妆－鞋类－手－大腿－牙齿－毛发。身高：五英尺九英寸。三围：32-25-33。’诸如此类，但是没有人买。最后她怎么样了？我只知道她怀孕了，还有一千两百英镑的电话费账单——一千两百英镑啊！一天晚上，她突然跑了，只留下一堆她自己的写真卡片。好大一堆。我不忍心全扔掉。我想为了她的缘故，我至少应该留下一张。

“这些人现在怎么样了？他们去了什么地方？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回家去了吗？他们有家可回吗？萨林姆，你经常说起那些东非姑娘彻夜在售货亭卖香烟，你说她们让你心里不舒服。你说她们没有前途，甚至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我想这是不是她们的运气？她们就愿意这么无聊，愿意做她们在做的事。我刚才说的那些人有自己的期望，他们也知道自己在伦敦迷失了。要是不得不回去，我想对他们会是沉重的打击。这一带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他们跑到市中心来，是因为他们只知道这地方，因为他们觉得到这里来是好主意，他们想白手起家做一番事业。你不能怪他们，他们只是看到那些大人物这么做，想效仿而已。

“别看这地方这么大，这么忙碌，其实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你要过一段时间才会明白。这里只是日复一日继续着，有很多人被悄无声息地吞没了。没有新的财路，没有真正的财路，这使得每个人都更加绝望。我们到这里来是选错时机了，不过没有关系，别的地方还不是一个样？过去我们在非洲看商品目录，下订单，看着货物下船，何曾想到欧洲是这个样子？那时我们拿着英国护照当护身符，抵御非洲人，何曾想到它会把我们带到这地方，而且阿拉伯人就在外面的街道上。”

这是纳扎努丁这样的人才会说的话。凯瑞莎说：“希望你知道你是在听一个乐观的人讲故事。”当然，不用她说我也知道。

纳扎努丁过得还算不错。他已经习惯了格洛斯特路。伦敦的环境是陌生的，但是纳扎努丁似乎还和原来一样，他已经六十岁了，但看上去并不比五十岁的时候老多少。他仍旧穿着旧式的西服。我心里总是把西服的大宽领（顶部稍稍卷翘）和他联系在一起，现在这种式样又重新流行起来了。我想他并不怀疑自己的地产投资最后会扭亏为赢，真正让他烦恼（让他说出自己的运气快到尽头了）的是他的懈怠。格洛斯特路的地铁站和公园之间相隔约半英里，这里对纳扎努丁而言是完美的养老场所。

每天早上，他先到一家商店买报纸，然后到一家卖打折旧水彩画的小咖啡馆，在那里边喝咖啡边看报纸。喝过咖啡，他就到公园遛个弯，然后到各种食品店采购合胃口的食物。地铁站附近有家旅馆，外头是红砖墙面，里面有宽大的老式休息厅，纳扎努丁有时候会到这里来，要上一壶茶或者别的什么饮料，美美享受一番。有时候他还会到阿拉伯人或波斯人的“舞厅”去。晚上他会兴致勃勃地在家观看电视节目。格洛斯特路上的人来自世界各地，总在流动，什么年龄段的人都有。这条街道很友善，很有假日风情，纳扎努丁每天都能遇到新鲜事，每天都有新发现。他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街道，只要可能，他愿意一直住下去。

这一次又让他选对了。他总能告诉你他做出了明智的选择，这一直都是他的过人之处。他的话曾经让我急切地想去看看他所发现的世界。纳扎努丁的榜样作用，或者说我心里对他的经历的阐释，决定了我的生活。现在，我到了伦敦，很高兴看到他依然那么热情饱满，但他这种本领让我感到有些郁闷。它让我感觉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没有赶上他，而且永远赶不上；我自己的生活总是难以如愿。带着这种想法回到旅馆房间，我感到痛苦——孤独和害怕交织的痛苦。

有时候，在半睡半醒之间，眼前浮现我们那个非洲小镇的某些画面，我会蓦然惊醒。这些画面非常真实（我明天就可以乘坐飞机回那儿去），但激起的联想却让它呈现梦境的色彩。然后，我回想起当初的顿悟：人只想活下去，痛苦终归是虚妄。我将伦敦和非洲比来比去，直到二者都变得虚幻，然后我渐渐进入梦乡。过了一段时间，我无须再回忆当初的顿悟，回忆那个非洲的清晨。它就在这儿，就在我身边。我仿佛远远地看着这个星球，还有它上面的芸芸众生——他们迷失在时间和空间之中，永不停息地奔波劳碌，可怕的劳碌，无谓的劳碌。

我就在这种冷漠的、不负责任的状态下——就像纳扎努丁口中格洛斯特路上那些迷茫的人一样——和凯瑞莎订婚了。

我快离开伦敦的时候，有一天，凯瑞莎突然问我：“你去看过因达尔吗？你要不要去看他？”

因达尔！我们的谈话中经常提到这个名字，但我不知道他就在伦敦。

凯瑞莎说：“这没什么关系。我也不建议你去看他，或者和他联络等等。他脾气上来很难对付，咄咄逼人，这可不是好玩的事。他的组织惨败之后，他就一直这个样子。”

“他的组织惨败？”

“这都是两年前的事了。”

“但这失败在他预料之中啊。讲师、大学、非洲交流——他知道这些事长久不了，他也知道没有哪一个非洲政府真的把这些东西当一回事。我还以为他自有打算。他说他有很多方式发挥自己的才干。”

凯瑞莎说：“真到了这个地步，情况就不一样了。别看他满不在乎的样子，其实他心里对他的组织很看重。当然，他有很多别的事可以做，但他决计不去做。他可以在大学里找到工作，当然，是美国的大学，他在那边有关系。他也可以为报纸撰写文章。但我们和他见面的时候，都不谈这些。老爸说因达尔对别人的帮助产生了抵触情绪。问题是他对那个组织投入得太多。组织失败后，他在美国有过惨痛的经历。反正对他来说是惨痛的经历。

“你是知道因达尔这个人的。你也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最看重的事情是家里的富有。你还记得他家住的大宅院吧。你要是住在这样的大宅院里，我想你一天可能会有十次、十二次甚至二十次想起自己很富有，或者几乎比所有人都富有。你也许还记得他过去是怎么过日子的。他从不提钱，但钱就在那儿。可以说，金钱让他觉得自己变得神圣了。我想有钱人大概都是这样。因达尔从来没有摆脱掉这样的想法。那个组织没有让他重新变成有钱人，但它让他再一次感觉到自己的神圣。组织使他超越了芸芸众生，把他摆到和非洲的大人物平起平坐的位置，这个政府请他，那个政府请他，被外交部长、总统接见什么的。后来美国人发现从中捞不到什么好处，于是该组织彻底垮掉，因达尔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

“因达尔去了美国，到了纽约。出于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他住进了一家昂贵的旅馆。他见到了他的美国伙伴，这些人都不错。不过这些人想把他引向的方向让他很不快。他觉得这些人想把他引向一些小的事情，他装作没有注意到。我不知道因达尔想从这些人身上得到什么。不对，我知道。他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他想继续维持原来的样子。他把这看成是自己应得的待遇。他在纽约花钱大手大脚，钱很快就要花光了。终于有一天，他硬着头皮去找便宜一点儿的旅馆。他心里根本就不想找，因为这等于承认自己就快完蛋了。这些便宜的旅馆让他感到害怕。他说，在纽约，跌就跌得很快。

“他曾经和一个人关系很密切。他很早就在伦敦遇到此人，两人后来成了朋友。但一开始，情况不是这样：他觉得这人很傻，对这人没有好脸色。说起这个，因达尔总是觉得很难堪，因为他第一次在伦敦遇到麻烦的时候，正是此人拉了他一把。他让因达尔恢复了自信，让他以积极的心态看待非洲和自己。也是他发掘出了因达尔的好点子。因达尔后来越来越离不开这个人，他把这人摆到和自己平等的位置——你知道我这话是什么意思。

“因达尔在纽约经常和他见面，一起吃饭、喝酒，或者在办公室开会。不过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每次都是回到旅馆房间，然后继续等。因达尔的心情越来越差。有一次，这人邀请因达尔晚上到他家里吃饭。这人家里很豪华。因达尔在楼下通报了自己的姓名，然后乘坐电梯上去。开电梯的人一直等着，看着，直到房间门打开，因达尔被叫进去。一进去，因达尔就大惊失色。

“他原来把这人摆到和自己平等的位置，把他当朋友，他对这人无话不说。现在他才发现，这人富可敌国。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么豪华的房子。你和我可能会觉得蛮有意思，我是说钱。但因达尔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到了那里，看到金碧辉煌的屋子，看到那些昂贵的物件和画作，他如梦方醒。他对这人无话不说，他和这人说过所有令他焦虑的小事，而这人几乎从未跟他说过这些。这人不知比他神圣多少倍，因达尔哪里受得了。他觉得自己受骗了，受到了愚弄。他已经离不开这个人。他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通过这人来验证；他从这人身上寻求精神支持。他把这人当成自己的同类。突然间，他发觉自己被人狠狠地耍了。这些年来，自己一直被人以最恶劣的方式利用。他失去了这么多，耗费了这么多热情。所有那些建设性的想法！非洲！这人的豪宅里，晚宴上，哪里有半点非洲的痕迹？没有危险，没有损失。他的私人生活，他和朋友们在一起的生活，原来和外面呈现出来的竟是判若天壤！我不知道因达尔原本希望得到什么。

“饭桌上，因达尔把所有怒气都发泄到一个年轻女人身上。这女人嫁给了一位老记者，这老记者过去写过书，赚过不少钱。因达尔对这个女人满腔仇恨。她为什么嫁给那老人？可笑之处？因为这顿饭显然是为这女人以及和她偷情的人安排的。这两个偷情的人也没有过多掩饰，但那老人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只是絮絮叨叨地谈论三十年代的法国政治，仍旧把自己当作叙述的中心，一直在说他见过哪些要人，这些要人亲自和他说过哪些话，等等。谁都没在听他说，他也不太在意。

“但这老人仍是一位名人。因达尔对此考虑过很多。他尽力站在老人这一边，摆出更痛恨其他人的样子。然后老人注意到了因达尔，于是开始说起旧时的印度，说他曾在某个著名的土坯屋和甘地见过一面。但你知道，因达尔根本不喜欢甘地和尼赫鲁这些话题。他想自己那天晚上不是来陪老年人聊天的，于是对那老人很不客气，比其他人还要没礼貌得多。

“所以晚饭后，因达尔非常紧张。他想起自己找的那些廉价的旅馆，下电梯的时候心里慌得要死，他以为自己要昏倒了，但出来后就没事了，心情也平静下来。他脑子里冒出一个想法。他想自己该回家了，该离开了。

“后来他一直是这种状态，动不动就想到回家。他有个梦中故乡。没想着回家的时候，他就做各种各样低贱的工作。他知道自己本可以有更大作为，但他不愿意行动。我想他喜欢听人说他大材小用。我们现在也放弃了。他不想再冒任何风险。他宁可自我牺牲，这想法更稳妥，他喜欢这种表演。我不说了，等你回来自己去看看他吧。”

凯瑞莎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她在谈论因达尔的时候，深深地打动了我。回家、离开、别的地方——多少年来，这些念头以各种形式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在非洲的时候，这些念头和我如影相伴。在伦敦，在旅馆的房间，有些夜晚它们让我彻夜难眠。这是自欺欺人。我现在才发现，这些念头表面上能给你以慰藉，实际上是在削弱和摧毁你。

我抓着不放的那种领悟——经验的一体性和痛苦的虚妄——也是同一类型的感觉。我们会陷入这种感觉中，因为它是我们——因达尔和我这样的人——以前那种生活方式的基础。但我曾经排斥过那种生活方式——时机正好。尽管见到售货亭卖香烟的女孩时我会想到那种生活，但它其实已经不存在了，不管是在伦敦还是在非洲。我们已经没有了退路，没有了可以返回的地方。我们都成了外部世界造就的东西；我们都必须生活在如今的世界。因达尔早些年还比较明智：乘坐飞机，践踏过去，如他所言，他践踏了过去。抛弃那些关于过去的念头吧；把那梦幻般的迷失感视作平常吧。

就在这种情绪下，我离开了伦敦和凯瑞莎，准备回到非洲，结束那里的生意，把自己拥有的尽可能变现，然后在别的地方重新开始。

傍晚的时候，我到了布鲁塞尔。前往非洲的飞机半夜从布鲁塞尔起飞。我又一次感受到坐飞机旅行的奇妙——伦敦消失了，非洲在前方，布鲁塞尔在脚下。我吃了晚饭，然后去了一个酒吧，有女人的酒吧。让我感到振奋的是关于这个地方的想法，而不是这地方本身。接着发生的事——过了一段时间——短暂，没有意思，但让人安心。它并未削弱我在非洲经历的那些事的价值——那些事不是幻觉，是真实的。但这事打消了我对和凯瑞莎订婚一事的疑虑——我到现在还没有亲过她。

那女人一丝不挂，不慌不忙地站在一面长镜子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又粗又肥的大腿，圆鼓鼓的肚子，硕大的乳房。她说：“我开始和一些朋友一起练瑜伽。我们有个老师。你练瑜伽吗？”

“我经常打壁球。”

她仿佛没有听见，接着说：“我们老师说，男人身上的灵气可以压倒女人。我们老师还说，遭遇危险之后，女人用力拍手或者做一次深呼吸就可以恢复本原。你要我拍手还是深呼吸？”

“拍手吧。”

她面对着我，就如同面对着瑜伽老师，挺直身子，眼睛半闭，把张开的双臂收回，用力拍了一下。房子很小，塞满了家具，这声音让人吓一跳。她睁开眼，显出吃惊的样子。脸上露出了微笑，仿佛她一直都在开玩笑，然后她说：“滚吧！”到了街上，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径直走向机场去赶午夜的飞机。

第四部 战斗

16

黎明突然来临，西方一片淡蓝，东方天空厚厚的横条状乌云被染成了红色。好一阵子，天空都保持着这样的景象。从地面上方六英里处往外看，景色是如此开阔壮丽。飞机缓缓下降，离开了上方的晨曦。在厚厚的云层下面，非洲大地看起来是一片湿淋淋的墨绿色。可以看到，下面刚刚破晓；森林和溪流仍然黑黢黢的。森林覆盖的大地绵延不绝。阳光透过云层的下方。飞机着地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我终于到了首都。我到这里来的方式有些奇怪——绕了这么多路。如果我径直从河上游的小镇到首都来，我会觉得这是个庞大而富有的城市，是个名副其实的首都。但是经过了欧洲之旅，伦敦还历历在目，所以首都虽然大，却显得脆弱而粗糙，只是欧洲的影子，像是森林尽头的幻象。

欧洲乘客中那些比较有经验的根本不去看总统拿着酋长手杖的巨幅照片，急匆匆地走到入境和海关检查处，好像要直接冲过去。我不知道他们哪里来的这种自信，不过他们大半是有特权的人——大使馆工作人员、参与政府项目的人、大公司的职员等。我自己过关的过程就慢多了。等我过了入境和海关检查处，机场大楼差不多空了。没人在看航班宣传画和总统像，大部分官员也不见了。天已经大亮。

到市内的车开了好长时间。感觉像是在我们小镇上开车从领地到镇中心。不过这一带多山，而且什么都比我们那儿大几号。连这里的棚屋区和非洲城区（房屋之间也种着玉米）都比我们那儿的大。路上能看到穿梭往来的公共汽车，甚至还有一列火车，拖着老式的敞篷车厢。还有各种工厂。沿途竖着很多牌子，有十英尺高，漆成同样的颜色，每块上面都有一句总统的语录或者格言。有的地方画着总统的肖像，有一幢房子那么高。这都是我们小镇上没有的东西。我发现我们小镇上的一切都比这儿的小几号。

画像、格言，偶尔还能看到非洲圣母雕塑——这些东西一路伴随我到下榻的旅馆。如果我从小镇上头一次到这里来，准会感到窒息。不过我才从欧洲回来，才从空中俯瞰过这个国家，才感觉到首都的脆弱，所以我能用不同的态度看待这一切——这让我自己都感到吃惊。在我看来，这些格言、肖像、圣母雕塑都有种可悲的意味：这个丛林出身的人想彰显自己的伟大，竟然采取如此粗劣的方式。我甚至有点儿同情这个如此宣扬自己的人了。

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后来有那么多到领地造访雷蒙德的人嘲笑这个国家，觉得我们对总统的敬畏荒诞可笑。不过，我从机场过来一路看到的东西并不可笑。我觉得那更像是一声尖叫。我刚从欧洲回来；我见识过真正的竞争。

一夜之间，我从一个大陆到了另外一个大陆。刚刚抵达时，我对总统产生了一种古怪的同情，我意识到他努力在做的事情不可能成功。熟悉了首都之后，这种同情慢慢消退，我开始感觉到首都只是我们那个小镇的翻版，只不过比小镇大一些。其实，我是在住进一家新开的大酒店（有空调，大厅里有商店，还有没人使用的游泳池），发现酒店里到处都有秘密警察之后，开始收回原来的同情。我真不知道这些警察待在酒店能干什么。他们是在向客人展示自己。另外他们也喜欢待在这家漂亮的新酒店。他们想在这个现代化的环境中让旅客看到自己。这很可悲；你也可以把它当成笑话。不过这些家伙有时候会让你笑不出来。此时，我已经恢复了对非洲的紧张心理。

这是总统的城市。他在这里长大，他的母亲在这个城市的旅馆做过用人。在殖民时代，总统在这个城市里对欧洲产生了一些认识。原来的殖民城市仍依稀可辨——比我们的小镇大，有很多居民区，里面到处是高大的、装饰性的遮阴树木。总统想要在自己盖的大楼里和这个欧洲比拼。市中心在衰败，殖民时期的大道后面是肮脏的公路和垃圾堆，但城市里到处在兴建新的公用设施。临河的大片土地被总统征用，成为他的领地——有高墙围护的宫殿，有花园，还有各种政府大楼。

在靠近急流（这里也有急流，和千里之外我们小镇上的急流不相上下）的总统花园里，原来竖立着一个欧洲人的塑像，此人绘制出了大河的河道图，率先引入汽船，现在这塑像被一尊巨大的、手里拿着矛和盾的非洲部落成员的塑像所取代。后者是现代非洲风格的——惠斯曼斯神父还活着的话，应该对它没兴趣。在这尊塑像旁边，还有一尊小一些的非洲圣母像，低着头，蒙着面纱。附近是一些最早来到此地的欧洲人的坟墓：一片小小的墓地，长眠于此的人是这里一切的发源，是他们播下了小镇的种子。简单的人，简单的生意，简单的商品，但他们曾是欧洲的代表，就如同现在来的这些人，如同飞机上那些人。

急流轰鸣不息。水葫芦，或曰“河上的新东西”，从大老远，从大陆中部一路奔腾跳跃，结成团，连成片，或是单打独斗，到了这里，它们已经接近旅程的终点。

第二天一早，我回到机场去乘坐前往内陆的飞机。现在我对这地方有些适应了，对首都的扩张也有了更深的印象。在机场公路两侧，总能看到新的定居地。这些人都是怎么生活的？这片起伏不平的土地已被刮得干干净净，分割得支离破碎，无遮无挡，任由日晒雨淋。这儿以前有森林吗？支撑总统语录牌的柱子埋在裸露的土里，牌子上沾着路上溅过来的泥污，底下蒙了灰尘，没有我前一天感觉的那么新，在周围的一片荒凉之中并不显得突兀。

在机场的国内航班候机区，离港布告栏上显示我们的航班和另一个航班该登机了。布告栏是电子显示，从上面的标签看，生产于意大利。这算是现代设备，和我在伦敦、布鲁塞尔看到的一样。但在布告栏下方，在办票台和称重设备前，仍旧一派混乱。在叫喊声中，行李一件件接受检查，这些东西看起来就像集市上那些便宜货：金属箱子、纸盒子、包袱卷、麻袋装的各种东西，还有用布包扎着的大搪瓷盆子。

我有机票，票也没什么问题，可我的名字不在乘客名单上。塞钱是免不了的。然后，就在我准备出去登机的时候，一个穿着便衣、嘴里嚼着东西的安全人员要我出示证件，最后决定对我仔细检查。他看起来好像很生气，把我带到里面一间没人的小屋子。这是常规程序：摆出生气的脸色，眼睛瞥向一边，把你带到没人的小屋——中层官员都这样暗示你掏钱。

不过这伙计最后一无所获。他跟我装傻，让我在小屋里等了很长时间，也不过来索要贿赂，结果导致我的航班不能按时起飞，被一个航班工作人员吼了出去。这个人显然知道我在哪里，他直接冲进来，对我大喊大叫，要我立刻出去，并赶着我穿过柏油路，一直跑到飞机下面。我是最后一个登机的乘客，不过还算幸运，没有错过航班。

飞机前排坐着该航班的一个欧洲飞行员。中年人，个子不高，看起来是个有家室的人。他身边有个矮小的非洲小伙子，不过很难判断他和飞行员是什么关系。往后隔着几排有七八个非洲男人，都是三十多岁，穿着旧夹克和衬衫，扣子扣得严严实实，一直在大声说话。他们在喝威士忌，对着瓶口喝——才九点钟，他们就喝上了！这里的威士忌价格不菲，这些人唯恐周围人不知道他们在喝威士忌。他们把酒瓶传来传去，传给陌生人，甚至传到我手上。这些人和我们这一带的人不一样。他们块头更大，肤色和五官特征也有所不同。我看不懂他们的面孔，只能从上面看到骄横和醉意。他们自吹自擂，想让别人都知道他们有自己的种植园。这伙人就好像暴发户。这一切都让我觉得怪异。

航程不长，只有两个小时，但中途要停一下。我刚坐过洲际航班，所以觉得这趟旅程几乎就是飞机刚冲上云霄，又立刻下来着陆了。我们发现飞机在沿着大河飞——从高空俯瞰，大河呈褐色，波光粼粼，沿途叉出很多河道，夹在狭长的绿色岛屿之间。飞机的影子在森林上面移动。待这影子逐渐变大，森林看起来就不是那么整齐、稠密了。飞机最后降落在一片颇为杂乱的森林里。

着陆后，工作人员要我们全部下飞机。我们来到机场边缘的一间小屋，在那里我们看到飞机转身、滑行，然后飞走了。是要为总统办什么差事，等任务完成才能回来。我们只好等着。这时才十点左右。此后一直到中午，天气越来越热，我们都很烦躁。后来我们平静下来——我们所有人，包括那几个喝威士忌的——继续等待。

我们处在丛林中央。机场是开辟出来的一片空地，周围都是森林。在远处，沿着河道，树木尤其茂密。我们已经从飞机上看到河道的复杂，明白在这些纵横交错的河道中多么容易迷路。要是一不小心搞错了方向，可能就得白白划几个小时船，偏离到离主河道很远的地方。在距离大河几英里的村庄里，人们几百年来过着几乎没有改变的生活。就在四十八小时前，我还走在繁华的格洛斯特路上，那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现在，我一连几个小时盯着丛林看。我和首都相隔多少英里？我和小镇又相隔多少英里？如果从陆路或者水陆走，需要多长时间？要走上多少个星期，多少个月，要经历多少风险？

天上的云开始聚集。云渐渐变黑，丛林也暗了。天空中电闪雷鸣，然后开始刮风下雨，把我们从走廊赶回到小楼里。雨时而变小，时而成倾盆之势。在雨中，丛林消失了。就是像这样的雨滋养了这些丛林，让机场建筑周围鲜绿色的杂草长得这么高。雨慢慢小了，云也散了一些。丛林再一次出现，一排树接着另一排树，近处的颜色较深，越到后面，颜色越淡，和灰色的天空融为一体。

金属桌子上摆满了空啤酒瓶。没有多少人走动，几乎所有人都找到了待的地方。没有人说个不停。屋子里有个比利时中年妇女，在这里等着和我们一起上飞机，此刻她还在聚精会神地读一本法语平装本的《佩顿镇》①。看得出，她根本没把心思放在丛林和天气上，她的心在别处。

太阳出来了，阳光在高大的、湿淋淋的草上闪烁。柏油路在冒热气，我观察了一阵。下午晚些时候，半边天空成了黑色，另外半边却还亮着。黑色的那半边很快就有耀眼的闪电划过，然后又下起瓢泼大雨，雨势迅速蔓延，包裹了我们所在的地方。天变黑了，又冷又湿。丛林成了昏暗凄惨之地。再次降临的暴雨已经没有了原来的刺激感。

非洲乘客中有个人上了年纪，戴着灰色毡帽，西服上面罩着毛巾布做的蓝色浴袍。没人对他表示出太多关注。我只注意到他的怪异，心想：“这人用外国的东西自有一套。”正这样想着，过来一个人，赤着脚，戴着消防头盔，头盔上的塑料面罩拉下来护在面前。他也上了年纪，瘪瘪的脸，穿着破烂的褐色短裤和灰色格子衬衫，浑身都湿透了。我在想：“他这样子可以直接去参加面具舞会。”这人挨桌检查啤酒瓶。要是发现还有剩酒，他就掀开面罩一仰脖子喝掉。

雨停了，天色仍然很暗，是黄昏那种暗。飞机回来了。开始我们只看到天空划过一道褐色的烟雾。我们走了出去，到潮湿的机场上登机，这时我发现那个戴消防头盔的人和另外一个戴头盔的人守在门口。原来他还真是消防员。

飞机升空了，我们看到了大河，看到了最后的日光：先是金红色，然后变成红色。我们一直看了几十英里，好几分钟，后来只剩一片光芒，柔和平滑，接着是一片乌黑，没入乌黑的丛林之间。最后，天全黑了。我们在这一片黑暗中飞往目的地。上午这旅程还像是小菜一碟，现在它有了不同的特征，它重又让人意识到了距离和时间。我觉得自己好像飞了好几天。飞机下降之时，我意识到自己走过了很远的路，在这么远的地方生活了这么长时间，我的勇气是从哪里来的？

接着，一切突然又简单了。我看到了熟悉的建筑，熟识的官员，我可以与之讨价还价的官员，还有那些我能看懂其面孔的人。我上了消过毒的出租车，颠簸在熟悉的、崎岖不平的路上，向小镇进发。先是经过特征鲜明的丛林，然后路过几个临时居住地。经过这样陌生怪异的一天，我感觉自己又回到正常生活中了。

我们路过一幢被焚毁的建筑，看来是不久前才遭到破坏的。这里原本是所小学，不过从来没有好好拾掇过，更像普通的矮棚屋。天已经黑了，我本来根本没有注意到它，是司机指给我看的。这景象让他兴奋。暴乱、解放军——这一切仍在继续。这并未破坏我轻松的心情：回到了镇上，看到了夜间人行道上的人群。刚回来，身上仍带有丛林的灰暗气息，我发现我站在自己的街道上，一切都没有变，和往常一样真实，一样普通。

回到家，我发觉梅迪对我冷冰冰的，我很吃惊，也很难过。经过了这样的旅程，我多么希望他明白，我期待他给我最热烈的欢迎。他应该听到了关出租车门的声音，听到了我和司机讨价还价。但他没有下来。我从外面的楼梯走了上去，看到他就站在自己房间门口，见到我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没有想到你会回来，恩主。”这话让我的整个回归之旅似乎变了味。

屋子里井井有条。但是客厅，特别是卧室，好像有些异常——或许是收拾得太清爽了，陈腐气息没有了——这让我感到怀疑，梅迪肯定是趁我不在的时候占用了整套房子。他一定是看到我从伦敦发来的电报才收敛的。他怨恨吗？梅迪？他自小在我们家长大，不知道还有别的生活方式。他不是跟着我们家就是跟着我。他从来没有独自生活过，除了从海岸到这里来的那些日子，还有我去欧洲的这些天。

第二天早上，梅迪给我送来了咖啡。

他说：“我想你知道你为什么回来，恩主。”

“你昨晚上就这么说了。”

“因为你的退路断了。你不知道？伦敦没有人跟你说过？你没有看报纸？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他们拿走了你的商店。他们把商店交给公民西奥泰姆了。两个星期前，总统发表了一次演讲，说要实行激进化政策，要剥夺所有人的一切。所有的外国人都包括在内。第二天，他们就给你的商店贴了封条，还封了其他一些商店。你在伦敦没有看到这消息？你现在一无所有了，我也一无所有。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回来。我想这不会是因为我的缘故。”

梅迪情绪很差。这些天来，他一个人在这里。他肯定发疯似的等着我回来。他想挑动我做出愤怒的反应，希望我做出保护的姿态。但是我和他一样，只是感到茫然。

激进化：两天前，在首都，我在报纸的新闻标题上看到了这个词，我没有在意。我以为不过是另一个新词。我们已经有这么多新词了。到现在我才明白，激进化真的发生了，这是近来的一件大事。

梅迪说得没有错。总统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这次袭击把我们牵连进去了。我——还有其他像我这样的人——被国有化了。总统一纸号令，我们的生意不再属于我们，被转到其他人手里了。这些新业主被称为“国家托管人”。公民西奥泰姆托管了我的店铺，梅迪说，过去一个星期，这人真的就待在我们店里。

“他待在那里做什么？”

“做什么？他在等你回来。他要聘你为经理。你就是为此回来的，恩主。不过你自己会看到的。你不用着急，他来上班的时间不会太早。”

我到了商店，看到过去这六个星期，货物减少了，但还是按原来的样子摆放着。西奥没动。只是我的桌子被从商店前面靠柱子的地方搬到了后面的储藏间。梅迪说，这是西奥来的第一天搬的。公民西奥决定把储藏间当作自己的办公室，他喜欢有私人空间。

桌子最上面的抽屉里（原来放着耶苇特的照片，那些照片曾改变过我眼中集市广场的样子）有一些卷角残边的法文非洲插图小说，还有漫画书：里面画着过上了现代生活的非洲人。这些漫画书上的非洲人被画得和欧洲人差不多——过去两三年，市面上出现了很多这样的读物，都是法国人出的，纯粹是垃圾。我自己的东西，杂志、我留给梅迪备用的商店有关文件，都在下面两层抽屉里。西奥还算有风度，没有胡乱处理。国有化：过去它只是一个词儿。如今这么具体地出现，让人无法不吃惊。

我等着西奥。

西奥终于来了，看得出他很难为情。他透过玻璃看到了我，愣了一下，差点从门口走开，继续往前走。西奥原本是个机械工，和我认识已有好几年了。以前他负责卫生部门的器械护理工作。后来，因为部落的关系，他在政治上开始上升，不过也没有升多高。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西奥约莫四十来岁，相貌平平，宽脸，皮肤呈暗褐色，因喝酒过多皮肤显得憔悴而松弛。此刻他醉醺醺的，不过喝的是啤酒，他还没有到喝威士忌的级别。他也没有穿短袖夹克加领巾的官员制服，还是穿着原来的裤子和衬衫。他确实是个不怎么张扬的人。

我站在原来放桌子的地方。我注意到西奥的衬衫被汗水浸湿了，脏兮兮的。这一情景让我想起过去到我店里来敲诈我的那些学生，他们拿我当猎物，跟我玩一些小花招。西奥鼻子上的毛孔在冒汗。我想他早上应该没洗脸。他的样子像是宿醉初醒后又喝了几杯，然后什么也没有吃。

他说：“萨林姆爷，萨林姆，公民。这事你不要责怪我，不要往心里去。发生这样的事，不是我期望的。如您所知，我对您可是崇敬有加。不过，现在的局势想必您也知道。革命变得有些”——他在寻找合适的词语——“有些变味了，有些变味了。这里的年轻人失去了耐心。有必要——”他又在寻找合适的词语，表情很纠结，他攥起拳头，做了个笨拙的击掌动作，“有必要开展激进化运动。我们绝对需要激进化运动。我们太依赖总统了。没有人愿意直接担当责任。现在责任强制性地分派到各人头上了。不过你也不会吃亏，你会得到充分补偿。这里的进货还是你安排，你将继续在这里工作，担任经理。总统一再强调，业务要照常开展，不让任何人吃亏，你会拿到一份合理的薪水。专员一到，就能拿到文件。”

他一开始磕磕巴巴，但渐渐地就有了条理，好像每句话都经过再三斟酌。最后，他又一次露出难堪的表情，等着我说话。然后，他改变了主意，跑到储藏室，也就是他的办公室。我离开之后，直接去了汉堡王找马赫什。

汉堡王的生意一如往常。马赫什又胖了一些，正在倒咖啡。伊尔德丰斯在招待迟来的吃早饭的客人，窜来窜去忙得不亦乐乎。我很吃惊。

马赫什说：“这家公司这些年来一直是非洲公司，还怎么激进化？我是为丰斯等几个人管理汉堡王的。他们成立了这家公司，给了我一点儿股份，让我出任经理，然后他们又从我手里拿到一份租约。这都是繁荣时期的事情。他们为此在银行贷了不少款。看到丰斯那样子，你或许不会相信这一切，但这千真万确。自从诺伊曼把自己的产业卖给政府之后，这种事情在很多地方都发生了。我们察觉到了风向，我们中的一些人提前兑现了补偿。那时候还很容易，银行的钱多的是。”

“怎么没有人告诉我？”

“这种事人们一般不愿意多说。再说你的心思也不在这上面。”

此言不虚。当时我和他的关系确实不怎么热乎。诺伊曼走后，我们的脾气都比较差。

我又问：“那蒂弗里情况怎么样？他们的厨房里都是新设备。他们的投资很大。”

“蒂弗里现在入不敷出，负债累累。没有哪个头脑清醒的非洲人愿意担任蒂弗里的托管人。不过，他们排着队要当你那家商店的托管人。我这才知道原来你没有采取什么措施。西奥泰姆甚至和人打了起来，就在汉堡王，当时像这样闹到拳脚相见的情况有不少。总统宣布采取激进化政策后，这里就像过狂欢节一样。外面到处都是人，这些人每到一处，也不和里面的人打声招呼，就直接在门上做记号，或者在地上留下一些布条，好像是在市场上认购肉食一样。那几天真够乱的。有一个希腊人干脆把自己的咖啡种植园一把火烧了。现在大家都冷静下来了。总统发布了一个通告，告诉大家大人物既然能把这些财产派给大家，就能够收回去。这就是大人物对待他们的方法：想给就给，想收就收。”

整个上午我都泡在汉堡王。在上班时间聊天，交流新闻，看着客人们进进出出，看着对面的凡·德尔·魏登，感觉自己被隔离在小镇生活之外，这种状态于我很陌生。

马赫什没有多说舒芭的情况。我只了解到她没多大变化，还是躲在家里不让人看到她破相了。不过，马赫什不再反抗这一局面，似乎也不再为此烦心。听说我去了伦敦，他并没有像我担心的那样表现出不快。别人旅行去了；别人离开了；他留在原地不动。对马赫什来说，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我成了西奥的经理。这似乎让他松了口气，他很开心，我提出的工资条件也满口答应。我重新添置了桌椅，放在柱子边上，感觉和原来一样。我花了不少时间收集旧发票，清点存货，准备进货。我交给西奥的是一份很复杂的文件，当然，账目中有虚报。没想到西奥很快就批准了。打发我离开储藏间后，他费力地在文件后面写下自己的名字：“公民：西奥泰姆”。我意识到马赫什的话是对的，我不能指望兑现补偿了，顶多只能拿到政府债券——如果还有人记得的话。

库存只能让我联想到自己的损失。我现在还剩下什么？在一家欧洲银行，我存了大概八千美元，都是过去黄金交易的收益。这笔钱一直存在那里没有动，天天都在贬值。还有镇上的公寓，但不会有人愿意买的，只有汽车还可以卖上几千美元。另外，我在各银行一共存了约五十万本国法郎——按官方汇率约值一万四千美元，而到自由市场上只能换到一半。这就是我现有的一切，实在不能算多。我必须挣更多钱，越快越好。至于现有的这点儿钱，我得尽量弄到国外去。

作为商店经理，我有一些机会，但都是小打小闹。所以我开始冒险，开始做黄金和象牙生意。购买，储存，出售。我有时也给大经营商当帮手，帮他们储存、运输，从中提成（他们把钱直接汇入我在欧洲的银行账户）。这生意有风险。我的供应商（有时是偷猎者）是官员和军人，和这些人打交道总是危险的。回报不算很高。黄金虽然听起来很贵重，但其实只有交易量达到几公斤，提成的数目才稍显可观。象牙好一点儿，不过象牙不好储存（我还是利用院子楼梯下的洞来储存），运输也更棘手。我使用的运输工具是集市上的货车或小公共汽车，我把大象牙夹在床垫之间，小象牙藏在装木薯的麻袋里，和其他货物一起运走。每次运输我都是用公民西奥泰姆的名义，有时还要西奥泰姆亲自出马，用他的官衔压阵，把司机当众训斥一顿。

钱是可以赚到，但是把钱转移到国外就是另一回事了。要是生意做得很大，能让高官、部长这些人感兴趣，钱就很容易转移出去。此外，如果有足够多的业务活动，也可以汇钱出去，但现在业务活动很少。我只好指望游客——他们会因种种原因需要换取本地货币。没有别的办法。我先把本地货币给这些游客，指望他们回到欧洲或者美国后，把钱汇到我的账上，汇不汇天知道，只能靠信任。

这生意做起来很慢，要四处兜售，很失身份。我真希望我能发现人类行为的规律，知道哪些阶层、哪些国家的人值得信任，哪些不能信任。要是这样，事情会简单得多。每次交易都像是一次赌博，在这种交易中我损失了三分之二的钱——等于白送给陌生人了。

做这种货币交易的时候，我要多次进出领地。我的很多关系户都是在那里认识的。一开始去领地我心里很不自在。后来，我用行动验证了因达尔“践踏过去”的说法：在我眼中，领地很快就不是原来的领地了。我在领地上遇到的那些受人尊敬的人很多是第一次做这种违法交易，不久之后就开始面不改色地利用自己遵纪守法的名声欺骗我，想方设法按照比我们原先商定的汇率更优惠的条件和我交易。这些人有两个共同特征，一是紧张，二是鄙视，鄙视我，鄙视这个国家。我和他们的立场有一半重合；我很羡慕他们的鄙视——摆出这种态度对他们而言是多么容易。

一天下午，我看到雷蒙德和耶苇特的房子里住进了新房客，一个非洲人。自从我回来后，那幢房子就一直关着。雷蒙德和耶苇特都走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是为什么走的，连马赫什也不知道。现在，那房子的门窗大开着，更显出设计和做工的粗劣。

新房客打着赤膊，我来的时候他正在耙房子前面的地，我停下来想和他聊聊。他是河下游某地的人，很友善。他说他准备在这块地上种玉米和木薯。非洲人不擅长大规模耕作，他们热衷于小块种植，喜欢在自家房子附近种点儿东西，自家种自家吃。他注意到我的车，才想起自己还打着赤膊。他说他以前为政府的汽船公司做事。为了让我更进一步了解他的身份，他说他每次坐船都坐头等舱，而且一分钱不用花。担任过政府要职，又在政府的领地上分到这么一幢大房子，他知足了，他对自己所得到的感到满意，别无他求。

现在领地住着很多这样的家庭。理工学院仍在那里，但领地不再具有展示现代化的特征了。这里越来越肮脏，越来越像非洲人的定居地。到处都长着玉米，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玉米只需三天就能出芽。还有绿中带紫的木薯叶子。这些木薯你只要剪一段枝子插在地里，哪怕是插反了，也能长得郁郁葱葱，看起来仿佛是花园里的矮灌木。这一片土地经历了多少变化！河湾处的森林，人群汇合的地方，阿拉伯人的定居地，欧洲人的前哨，欧洲式的郊区，湮没文明的废墟，罩着光环的新非洲的领地，如今，又成了这个样子。

我们正说着话，从屋子后面跑出几个孩子——还是乡下孩子的模样。他们先是向大人单膝下跪行礼，然后才羞怯地过来看着我们，听我们讲话。接着又跑来一只高大的德国猎犬。

拿着耙的人说：“别怕。它看不见你。它的视力不大好。是外国人的狗。外国人走的时候把它送给我了。”

他说得对，那猎犬离我只有一英尺，却没有看到我，从我身边跑开了。但跑出去没几步，又跑了回来，在我身边活蹦乱跳，不停地摇着被剪短的尾巴，高兴得不得了。可能是我身上的外国人气味吸引了它，让它误以为我是别的什么人。

我为雷蒙德的离开感到高兴。不管是在领地还是在小镇上，他都不安全。他后来不知怎么招惹来这样一个名声：他是给总统开路的白人，把可能发生在总统身上的不幸引到自己身上。这种名声肯定会刺激解放军来杀他，特别是现在，因为听说总统要到镇上来访问，镇上正在为此做准备。

人们正在清理、搬运镇中心的垃圾山，平整坑坑洼洼的路段。还有油漆！镇中心到处都是油漆，溅在水泥墙面上、灰泥上、木头上，滴落在人行道上。有人清空了自己的存货——粉红色、酸橙色、红色、紫红色、蓝色。丛林里在打仗，镇上处于暴乱状态，每天晚上总会发生点儿什么事。而突然之间，镇中心仿佛在过狂欢节。

①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一本美国通俗小说，其中有不少颇受争议的性描写。

17

公民西奥泰姆每天上午过来，双眼通红，面目憔悴。他一早就把自己喝得醉醺醺的，上班的时候靠几本漫画书或者插图本小说打发时光。镇上有一个非正规的杂志交换网络，西奥总能找到新的读物。神奇的是，他每次拿着卷得紧紧的漫画书或者插图本小说进来，总给人一种忙碌干练的印象。他每次都径直走进储藏室，在里面待一上午不出来。起初我以为他是不想碍手碍脚，不给我添乱。后来我才明白他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考虑。他就喜欢待在黑黑的储藏室里无所事事，要是来了情绪，就看看杂志，喝点儿啤酒。

后来，他和我相处随意了一些，也不那么害羞了，他在储藏室的生活变得充实起来。开始有女人来看他。他喜欢女人来看他，看他这个董事长，手下有员工，还有办公室。这也让来看他的那些女人高兴。她们常常一待就是一下午。就像躲雨的人一样，西奥泰姆和这些女人不咸不淡地聊着天，有时会停顿很长时间，眼睛盯着不同的地方发呆。

这种日子很容易过，西奥在卫生部门做机械工的时候可能做梦也没有想过他会过上这样的日子。后来，他的自信心树立起来了，不再害怕总统会从他手里夺走这个商店。于是，他开始不好相处了。

他开始为他这个大董事长居然没有一辆汽车感到苦恼。这可能是某个女人提醒他的，也可能是他想效仿其他国家托管人，或者是他从漫画书上看到了什么。而我有车：他开始要求搭便车，接着要求我开车接送他上下班。我本可一口回绝，但我想，要是这样就能息事宁人，倒也算不了什么。前几次，他坐在车子前面，后来就坐到后座去了。每天我得这样接送他四次。

他没有安静多久。可能是因为我看起来若无其事，并未露出很委屈的样子。西奥泰姆不久就想找点儿别的事情来表现自己的权威，问题是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做。他想真正扮演管理者的角色——接管商店的经营，或者感觉自己在经营商店（同时不放弃待在储藏室的乐趣）。但是他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懂，也知道我知道这一点。他对自己这种无可奈何的处境很是恼火，动不动就要大闹一场。他经常喝得酩酊大醉，一边愤愤不平，一边威胁恐吓，故意表现得不可理喻，就如同那些决意作恶的官员。

这真是咄咄怪事。他既要我当他是老板，又要我体谅他是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一个非洲人。他既要我尊敬他，又要我容忍他，甚至想要我同情他。他差不多是想让我帮个忙扮演下属的角色。但要是我真的回应他的要求，把一些简单的商店文件拿给他看，他装出来的权威却是不打折扣的。他把这权威加入对自身角色的认知之中，到后来总会借这权威迫使我做出新的让步,就像在汽车一事上。

这比和那些狡猾的官员打交道还糟糕。那些官员装出受到冒犯的样子——比如，你把手放在他的桌子上，他们就把你吼出去——目的只是要钱。西奥泰姆先是培养出了对自己角色的浅薄自信，然后很快又认识到自己的无奈，在这种情况下，他希望你把他想成另外一种人。这不好笑。我决定忍耐，把心思放在自己的目标上。但忍耐并不容易。商店对我成了可恨的地方。

梅迪比我更惨。他一开始为西奥泰姆做的一些小事后来都成了他的常规工作，而且这类小事越来越多。西奥泰姆开始派梅迪出去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

有天晚上，已经很晚了，梅迪从自己家回到我的寓所。他走进我的房间，说：“我受不了了，恩主。我迟早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来。要是西奥继续这样，我会把他杀了。我宁可去锄地，也不要服侍他。”

我回答说：“这样的状况不会持续下去的。”

梅迪的脸愤怒得扭曲了，他轻轻跺了一下脚，差点要掉眼泪了：“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说着离开了我的房间。

早晨我开车接西奥泰姆去商店。他在本地算是有钱有势的人，有三四个家，分布在镇上不同的地方。自从当上国家托管人后，和其他托管人一样，他又多养了几个女人。此时他正和其中一个女人住在非洲城区某个院子矮小的后屋里——裸露的红色土地上，几绺浅浅的黑色水流全流向一个方向，地上刮掉的泥土和垃圾堆在边上，屋子之间长着几株芒果树和其他树木，还有木薯、玉米和一串串香蕉。

我按了按喇叭，各个屋子里的女人和孩子全跑出来看。西奥泰姆朝汽车这边走过来，手里拿着卷着的漫画书。他假装没有看到那些围观者，随意往地上啐了几口。喝过了啤酒，他的眼睛红红的。他尽力装出受到冒犯后生气的表情。

车子沿着坑坑洼洼的城区小巷驶入刚平整过的红色主干道，为了迎接总统的来访，主干道周围的房子都重新粉刷过了，每幢建筑整体粉刷成一色（墙、窗框、门），但都和隔壁不一样。

我说：“公民，我想和你谈谈公民梅迪在我们公司的工作。公民梅迪是经理助理，不是什么都做的仆人。”

西奥泰姆一直等着我说这话。他早就准备好了一段话，他说：“公民，你这话我听着很意外。我是国家托管人，是总统任命的。公民梅迪是国家公司的雇员。怎么用他这个混血应由我来决定。”他故意用了法语的“混血”一词，嘲弄梅迪为之自豪的新名字。

四周建筑的鲜艳颜色在我眼中变得更加不真实，成了我的愤怒和痛苦的颜色。

这段时间我在梅迪眼中变得越来越渺小，现在我彻底让他失望了。我不再能够为他提供他所要求的简单的保护——西奥泰姆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所以梅迪和我之间的契约，梅迪家和我家之间的契约，都到了尽头。即便我能把他安排到镇上的其他公司——在过去我可以办到——这也意味着我们之间的特殊契约结束了。他似乎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的情绪很乱。

他开始说：“我会做出可怕的事来，萨林姆。你必须给我钱，给我钱，让我走。我觉得我会做出可怕的事来。”

我感觉到他的痛苦，把那当成我额外的压力。在心里，我把他的痛苦加入到我的痛苦之中，使之成为我自己的痛苦。我本来应该为他多考虑一点儿。我本来应该让他脱离商店，把我的工资分给他一份，直到我自己也拿不到工资为止。其实，这正是他需要的。但是他没有这样表达。他只是不理智地想着离开，这让我害怕，我想：“他能去哪里呢？”

他还是去了商店，去为西奥泰姆干活，变得越来越憔悴。有天晚上他又说：“给我一点儿钱，让我走吧。”我想着商店里的情形，想说点儿安慰的话：“梅迪，这样的情形不会长久的。”听了这话，梅迪尖叫了一声：“萨林姆！”第二天一早，他破天荒地没有为我送咖啡。

这是那一星期开始时发生的事。到了星期五下午，我们关了商店的门，我开车送西奥泰姆去他的一个院子，然后我回到自己的住处。现在这房子在我眼中一派荒凉，我不再把它看成是我自己的地方。自从那天早晨在车里和西奥泰姆谈过一番之后，我看到镇上鲜艳的颜色就感到恶心。这颜色属于一个已经变得陌生的地方，这地方好像离所有地方都很遥远。这种陌生的感觉蔓延到我住处的每一样东西上。我正准备出门去希腊俱乐部，或者说希腊俱乐部的遗迹，突然听到外面关汽车门的声音。

我走到楼梯口，看到院子里有警察。其中有个我认识的警官，名叫普罗斯普①。他带来的人一个拿了叉子，另一个拿了铁锨。他们知道自己来这儿的目的，也非常清楚应该在哪里下手——在外面的楼梯下面。我在那里埋了四根象牙。

我的脑子飞快地转动，开始把各种事情联系起来。梅迪！我在想：“唉，阿里！你看你都对我做了什么？”我知道这时候必须通知什么人，这很重要。马赫什——不会有别人了。他现在应该在家。我跑到卧室，拨了电话。马赫什接的电话，我刚说了一句“这里情况不妙”，就听到了上楼的脚步声。我把电话放下，跑进洗手间，拉动冲厕所的链子，出来后正好看到圆脸的普罗斯普微笑着独自上来。

这张脸上来了，微笑着，我开始后退，就这样，我们一言不发地沿着走道进了白色的客厅。普罗斯普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他的眼睛熠熠发光。他还没有想好该怎么办，没想好该索要多少钱。

他说：“总统下个星期就来了。你知道吗？总统很关心动物保护。所以你的事大了。如果我汇报上去，天知道你会是什么结局。你肯定要掏几千块钱才能摆平。”

这对我来说并不多。

他注意到我如释重负的表情，说：“我不是说法郎。我的意思是美元。你得掏三四千美元。”

这太让人吃惊了。普罗斯普也知道这一点。过去，五美元就很了不得了。即便在繁荣时期，掏二十五美元也能办不少事。当然，暴乱发生后，情况有了变化，激进化政策实施后，这些人更是变本加厉。每一个都贪得无厌，孤注一掷。人们感觉一切都在快速恶化，大乱就要开始了；有些人的表现让人觉得钱已经不值钱了。即便如此，普罗斯普这样的警官不久前才开始几百几百地要。

我说：“我没有这么多钱。”

“我早就想到你会这么说。总统下个星期就来。我们准备对一些人实施预防性拘留。你也要进去。我们暂时不提象牙的事。你会被一直关到总统离开为止。到那时你再决定你有没有这笔钱。”

我收拾了几件物品，装进一只帆布旅行包，然后，普罗斯普让我坐到他的车子后面，车子驶过颜色鲜艳的小镇，到了警署总部。在那里，我学到了什么叫等候。在那里，我决定不再想小镇，不再想时间，尽量做到心中空无一物。

在这幢房子里，我得经过重重关卡，我开始把普罗斯普当成我的向导，引领我体验这个奇特的地狱。普罗斯普有时会让我一个人长时间在房间或者走廊里站着或坐着，这些地方都重新油漆过，到处闪着亮光。每次看到普罗斯普回来，看到他的一脸横肉和时髦的皮包，我甚至感到如释重负。

太阳快下山的时候，他把我带到后院一间靠着楼房建的小屋，就是之前我接梅迪出来的屋子。这下轮到我采指纹了，接下来我会被带到镇监狱。我记得这屋子的墙壁原来是蓝色的，布满灰尘。现在是明晃晃的黄色，上面的“DISCIPLINEAVANTTOUT”，即“纪律高于一切”，重新用黑色油漆刷过，字母很大。我出神地看着这些笔迹歪斜、凹凸不平的字母，看着总统肖像的纹理、坑坑洼洼的黄色墙面，还有溅到破地板上干掉的油漆。

屋子里全是被抓来的年轻人。等了好久才轮到我按指纹。桌子后面那人好像操劳过度，甚至都不想抬头看一下我们的脸。

我问能不能把手上的墨水洗掉，问过这话后，我才想到我并不是为了干净。我是想表现得沉着冷静、不卑不亢，感觉一切都是正常的。桌子后那人说可以，然后打开抽屉，拿出一个粉红色的肥皂盒，里面装着一块两头大中间小的肥皂，上面是一条条黑色的印子。肥皂很干。那人告诉我可以到外面的自来水管处冲洗。

我走到院子里。天已经黑了。周围是树、灯光、炊烟，还有夜间的各种声音。水管就在敞开的停车棚旁边。让我惊奇的是，手上的墨污很容易就洗掉了。我回到小屋，把肥皂还给那人，看着房间里和我一起等候的其他人，一股怒火在我心头燃起。

如果有计划，这些事就有意义；如果有法律，这些事就有意义。但是没有计划，也没有法律。这一切都是过家家，是表演，是浪费世人的时间。这是看守和犯人的游戏，这种游戏可以把人稀里糊涂地毁掉。这游戏在丛林时期就开始了，从前玩过多少次啊！我想起雷蒙德说的话——很多事情被遗忘了，丢失了，吞没了。

监狱就在去领地的路上，但离大路有些距离。监狱前面形成了一个集市和一个定居地。开车路过时，你只会注意到集市和定居地。监狱的水泥墙只有七八英尺高，形成一道白色的背景。这地方从来不像真正的监狱。在丛林中的一片空地上，在新定居地之中，冒出这么个监狱，粗糙不堪，像是临时建筑，这其中有种不自然的甚至是离奇有趣的东西。你会觉得建监狱的人——都是第一次到城里定居的村民——是在玩社区和法律的游戏。他们筑了这么一道只比人高一点儿的墙，然后把人关到墙后；因为他们是村民，所以他们会觉得这样的监狱就很不错了。换个地方，监狱可能是很复杂的东西。这里的监狱很简单：你觉得在那矮墙后发生的一切和墙前面那渺小的集市生活很匹配。

现在，经过了窝棚、破屋、货摊、酒铺的灯光和收音机的声音，终于到了小巷尽头。监狱敞开大门，把我收了进去。只比人高一点儿的墙也是高墙。在灯光下，新刷的外墙泛着白光。我又一次看到“纪律高于一切”这几个字，只不过这次是约有两英尺高的黑色大字。我感觉这些字母在诅咒我，嘲笑我。不过这正是他们希望我感受到的。这些词语现在成了多么复杂的谎言！从这个谎言回溯，经过所有累积的谎言，需要多久才能回到简单和真实？

在里面，在监狱的大门后面，有安静，也有空间：院子很大，地上光秃秃的，积满灰尘，里面的建筑全都低矮粗糙，水泥墙，波纹铁皮屋顶，搭建成方块状。

我所在牢房的铁条窗对着光秃秃的院子，电灯高高地挂在柱子上，灯光洒在院子里。牢房上面没有吊天花板，只有铁皮屋顶。一切都是这么粗糙，但一切都很牢固。现在是星期五晚上。当然，星期五是关人的时候：这样周末就不会出什么乱子。我不得不学会等待，在这样一个监狱等待。这监狱因其简陋让人突然感到它的真实和可怕。

在这样一间牢房，你很快就会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你会渐渐开始恨你的身体。而你的身体是你所拥有的一切：这种奇怪的想法不时从我的愤怒中冒出头来。

监狱关满了人。我是早晨才发现的。前不久，我从扎贝思等人口里听说村里经常有人遭到绑架。但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多年轻小伙子和小男孩被抓。更糟糕的是，我没有想到他们就关在我经常开车经过的这个监狱里。报上很少刊登暴动和解放军的消息。不过这监狱——或者我所处的这部分监狱——全是为暴动和解放军而设的。而且，这里很可怕。

清早，光线明亮，监狱里的情形有点儿像上课：有很多教员在教诗歌。这些教员也是看守，脚上蹬着皮靴，手里拿着棍子。这些诗歌不是赞美总统就是赞美非洲圣母，从村里抓来的小伙子和小男孩被迫重复这些诗句。他们中还有很多人被五花大绑丢在院子里，遭受种种非人的折磨，具体情形我不想细说。

清晨，耳朵里听到的就是这些可怕的声音。那些可怜的人也落入圈套，被监狱白墙上那些字眼诅咒了。不过从他们的脸上你能看出，他们的思想、心灵、灵魂都退隐到了某个遥远的地方。这些狂热的看守——也是非洲人——似乎也知道这些受害者遥不可及。

这些非洲面孔！这些孩子般沉静的面具，它们曾经挫败世界的打击，以及其他非洲人的打击，正如此刻监狱里正在发生的情形。我觉得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么清晰地看过这些面孔。在别人的注视下，在同情或轻蔑面前，它们一律无动于衷。但这些面孔上的表情并不茫然，不消极，也不显得听天由命。无论是犯人，还是想方设法折磨他们的看守，身上都有一种狂热。不过犯人的狂热藏在内心，这狂热让他们远远超越了自己的事业，甚至对自己事业的认知，远远超越了他们的思想。他们能坦然赴死，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烈士，而是因为除了自己的身份，以及对自己身份的认知，他们一无所有。他们是为自己的身份而疯狂的人。我从来没有觉得离他们这么近，同时又这么远。

一整天，从太阳出来到落下，这些声音都在继续。白色的围墙外就是集市，是外部世界。周围发生的一切，败坏了我对外面的所有回忆。监狱里显得如此离奇。我原以为监狱里的情形应该和外面的市场很相配。记得某个下午耶苇特和我把车停在外面的一个小摊前，准备买点甘薯。隔壁摊位上在卖毛乎乎的橙色毛虫，用一个白色大瓷盆装了满满一盆。耶苇特做了个惊恐的鬼脸。那摊主笑了起来，把一盆毛虫举起来，塞进我们的车窗，说要全部白送给我们。他后来还把一条蠕动的毛虫拿到嘴边，装作要咬下去的样子。

这样的生活正在外面继续。而在这里，年轻人和孩子却要学习纪律，学习赞美总统的诗歌。这些看守或者这些教员的狂热是有原因的。听说不久会有一场重大的行刑，总统来访的时候也会参加，届时他会听到自己的敌人唱出赞美自己的诗歌。小镇正是为了这次访问变得五颜六色。

我觉得我和院子里的那些人几乎没有什么分别，他们没有理由对我区别对待。我决定保持与众不同的姿态，让他们知道我和其他犯人不是一类，我正等着被赎救出去。我想到我不能让看守碰我的身体。只要被他们碰过一次，指不定会有多少可怕的事跟着发生。我决定不挑起任何身体的接触，不管多么轻微。我的态度很合作。我遵守所有命令，甚至在命令还没有下达的时候我就开始遵守了。就这样，带着愤怒和恭顺，看着院子里的惨象，听着那些可怕的声音，我终于熬到了周末结束，此时我已经变成了监狱里的老鸟一只。

星期一上午，普罗斯普来了。我一直在等人来看我。可我没指望他，而且他看起来不大高兴。他眼中的贪婪不见了。我上了他的车，坐在他旁边，在开往监狱大门的时候，他用一种算得上友善的口吻说：“这事本来星期五就可以了结，可你自找麻烦，弄到不可收拾。专员决定亲自过问你的案子。我只能祝愿你万事大吉了。”

我不知道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专员有可能是费迪南。他的任命前一段时间已经宣布了，但是他一直没有在镇上露面，可能这任命后来被取消了。但是，如果真是费迪南，我这样子去见他可不太体面。

我记得，费迪南在这世界上成长的过程中，接受并亲身实践过所有这些角色：公立中学的学生、理工学院的学生、非洲新人、汽船上的一等舱乘客。在总统一手遮天的首都当了四年实习官员，现在的他是什么样子？他学到了什么？作为总统手下的一名官员，他对自己有什么看法？在他眼中，自己肯定是发达了，而我却落魄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一想到这个我心里就有些不安。我常常在想，这个世界对这个从一无所有开始的乡村男孩而言是多么现成，多么容易！

普罗斯普把我交给前面秘书办公室的人。这里的内院四周围了一圈宽阔的走廊，走廊三面垂着巨大的芦苇帘子，挡住了外面的阳光。穿过细条状的光和阴影，看着它们似乎在随着你的移动而移动，感觉怪怪的。勤务兵把我带进一间屋子，刚从走廊的明亮光线中走出来，我的眼前还有光斑在晃动。然后，我被带入里面的房间。

果然是费迪南，围着圆点领巾，穿着短袖夹克，看起来很陌生，但也出人意料地平凡。我以为他会耍点派头，表现出一点儿神气，一点儿傲气，一点儿炫耀。可他没有，他看起来有些孤独，还有点儿憔悴，仿佛刚从发烧中恢复过来。他无意于在我面前显摆自己。

新粉刷过的墙上挂着比真人还大的总统肖像，只有一张脸——那脸生气勃勃。在那张脸下方，费迪南显得很渺小，穿着那身毫无个性的制服，就像报上集体照里那些官员。毕竟，他和其他高官是一样的。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认为他就应该有所不同。这些人处处仰总统的鼻息，永远精神紧张。他们施展着自己的权力，与此同时一直害怕自己也被毁掉。他们战战兢兢，半死不活。

费迪南说：“我妈妈说你走了。听说你还在这儿，我很吃惊。”

“我去伦敦待了六个星期。回来后就一直没有见过你母亲。”

“她不做生意了。你也要这样。你得离开。你得马上离开。这里没有什么好让你牵挂的。他们现在已经把你关进监狱了。以前没有这样做过。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他们以后还会这样干。我不可能总在这儿救你出来。我不知道普罗斯普这班人要你掏多少钱，但是下次他们只会得寸进尺，越要越多。现在就这世道。你知道的。这次在监狱里他们还没怎么整你，这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想到。他们仍旧觉得你不是那种人。你是外国人，所以他们没有兴趣整你，他们只是拷打丛林里的人。不过有朝一日，他们会对你狠起来，发现你和其他人一样，到了那时候，你就会吃大苦头了。你得走。把一切抛到脑后，离开这儿。现在没有飞机了，所有座位都留给为总统到访打前锋的官员了。这些访问都会采取这样的安全措施。但是星期二有班汽船，也就是明天。你就乘这班船。这可能是最后一班船了。这一带到时候遍地都是官员。你不要惹人注意。不要带很多行李。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会安排普罗斯普到机场帮忙。”

“我会按你说的去做。你现在怎么样，费迪南？”

“你不用问了。你不要以为就你倒霉。谁都倒霉。糟透了。普罗斯普日子不好过，接管你商店那人日子也不好过，没有人好过。大家都在干等着，在等死，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知道。我们在被人谋杀。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所以每个人都变得这么疯狂。大家都想捞一把就走。但是往哪里走呢？这就是人们发疯的原因。他们感觉自己失去了可以回去的地方。我在首都做实习官员的时候就感觉到了。我觉得我被利用了。我觉得我的书白读了。我觉得自己受到了愚弄。我所得到的一切都是为了毁灭我。我开始希望能回到孩提时，忘了书，忘了和书相关的一切。丛林原本与世隔绝。但现在没有地方可以回去了。我出差去过很多村庄。简直是梦魇！到处都是那个人造的机场，外国公司造的机场——现在没有一处安全的地方了。”

他的脸从一开始就像一个面具，现在他开始暴露出他的狂热。

我问：“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会做我必须做的。”

他一直是这样的风格。

他的桌子上有一块玻璃镇纸——半球形的水晶，上面刻着小小的花朵。他把镇纸放在左手掌上，盯着它看。

他说：“你得走，去买船票。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地方。我经常回忆那一天。当时在汽船上我们有四个人。那是中午，我们在酒吧里喝了啤酒。有主任的妻子——你是和她一起走的。还有那个讲师，也就是你的朋友，他和我一起旅行。那时我们都很开心。最后一天，告别的日子。旅途也很愉快。但到了终点情况就不同了。我做了一个梦，萨林姆。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

他把镇纸从掌心拿下来，放回到桌子上。

他说：“早上七点要处决一个人，所以我们要碰个头。我们准备去观刑。是我们中间一个人要被杀头，可这人自己不知道。他以为自己是去观刑的。我们在一个我描述不出来的地方见面。可能是家里的什么地方——我感觉我母亲也在场。我很慌张，我把什么东西弄脏了，很丢人，我努力想弄干净，遮起来不被人看到，因为我得七点钟去观刑。我们等着这个人。我们和平常一样跟他打招呼。在梦中，这时问题出现了。我们是否该把这人留下，让他独自乘车去刑场？还是鼓起勇气和他在一起，和他友好地说话，直到最后时刻？我们是乘同一辆车呢，还是乘两辆车？”

“你们应该乘同一辆车。如果乘两辆，半路上你会改变主意。”

“去买汽船票吧。”

汽船售票处开放的时间毫无规律，这点人所共知。我坐在门口的木凳上，直到卖票的人来开门营业。豪华舱的票有售，我立刻订了一张。这样，一上午的时间就过去了。下午汽船就到，所以码头大门外的集市已经形成了。我想到汉堡王去看望一下马赫什，但转念一想，还是决定不去。那地方太公开，太热闹，而且午饭时间有很多官员在里面。我不得不这样看待这个镇子，这种感觉很奇怪。

我在蒂弗里要了点儿小吃。蒂弗里这些日子有点儿萎靡，好像等着被“激进化”。这里还保持着欧洲的气氛，还有一些欧洲技工和他们的家人在用餐，男人们在酒吧喝啤酒。我想：“这些人会有什么下场呢？”不过他们是受到保护的。我买了点儿面包、奶酪，还有几听昂贵的罐头——这是我最后一次在镇上采购了。然后我决定在家里度过剩下的时间。我不想做任何事，不想去任何地方，不想看任何东西，不想和任何人说话。想到还得打电话给马赫什，我都觉得是个负担。

傍晚的时候，我听到外面楼梯上有脚步声。是梅迪。我很吃惊。通常这个时候他应该和他的家人在一起。

他走进客厅，说：“我听说他们把你放出来了，萨林姆。”

他看上去很苦恼，很混乱。把我举报给普罗斯普之后，他那几天的日子肯定也很不好过。这是他想要和我谈的问题，但我不想谈。三天前那个时刻的震惊已经过去了，我脑子里还有很多别的事情。

我们没有谈几句。很快，我们似乎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我和他之间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沉默。他站了一会儿，进了自己的房间，最后又回到客厅。

他说：“你得把我一起带走，萨林姆。”

“我什么地方也不去。”

“你不能把我丢在这儿。”

“那你家人怎么办？我怎么把你带走呢，梅迪？现在世道变了。要签证、护照这些东西。我自己的都不知道能不能办好。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也不知道将来做什么，我也没什么钱。我现在是自身难保。”

“萨林姆，这里的局势会变得很糟糕。你不知道外面都在说些什么。总统一来，不知道要发生多少可怕的事情。一开始他们只准备杀公职人员。现在解放军说这样不够，他们说要和上次一样，而且要比上次更彻底。一开始他们说要设立人民法庭，要在广场上处决人。现在他们说要杀更多人，每个人手上都要沾满鲜血。他们要把所有识字的人杀掉，把所有穿过夹克、围过领巾的人杀掉，把所有穿仆人制服的人杀掉。他们要杀掉所有的主人和他们的仆人。等他们杀完了，以后不会有人知道这里曾经有这么个地方。他们要一直杀下去。他们说这是回归本原的唯一办法，否则就太迟了。这样的杀戮要延续好几天。他们说宁可多杀几天，也不要永远死去。等总统一来，情况会变得很糟糕。”

我努力安慰他。“他们总是这样说。自从暴乱开始后，他们就说有朝一日，他们要看到一切都付之一炬。他们总是这样说，因为他们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真的会发生什么事，谁也不知道。总统是个明白人。你知道的。他应该知道他们在筹划一些事情，等着他到来。所以他会把他们的兴致吊起来，然后说不定就不来了。你知道总统的为人。你知道他是怎么玩弄老百姓的。”

“解放军不只是丛林里的那些家伙，萨林姆。所有人都是解放军。你看到的所有人。我一个人在这里怎么活得下去？”

“那你就得碰运气了。我们一直都是这么过来的。这里每个人都在碰运气。我想他们不会找你麻烦的——你也不要吓唬他们。不过，你要把车子藏起来。不要让车子吸引来他们。别看他们口口声声说要回归本原，但他们肯定会对车子感兴趣的。如果他们想起来了，问你，你就让他们找普罗斯普。另外，你要永远记住，这地方还会繁荣起来的。”

“那我怎么谋生呢？商店没有了，我也没有钱。你没给过我钱。你把钱给别人了，而我找你要你都没给。”

我说：“阿里！我确实给别人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那样做。我本应该给你一些。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没给你。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我从来没把你跟钱联系在一起。你现在才让我想起来了。你肯定气坏了吧。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

“我还以为你心里有数呢，萨林姆。”

“我心里没数。我现在心里也没数。但等这一切都结束了，你还有我的车和房子。车子如果保下来，能值不少钱。另外我会通过马赫什给你寄钱过来。这都好安排。”

他并没有得到多少安慰。不过事已至此，我也只能这样了。他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不再逼我。他走了，回自己家去了。

最后我还是没有给马赫什打电话，我想以后再写信给他。第二天一早，码头的安全保卫并没有很夸张，但那些官员都很紧张。个个都像有任务在身，这对我有利。他们对一个外国人的离开不是很有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纪念碑周围和码头前面集市上那些陌生的非洲面孔。尽管如此，还是不断有人拦住我检查。

一个女官员在看完我的证件还给我的时候说：“你为什么今天离开？总统今天下午就要来了。你不想见一见吗？”这女人是本地人。她这话里是不是有什么讽刺意味？但我不敢有半点儿讽刺，我说：“我很想见一见，公民。可惜我不得不离开。”她笑了笑，挥手放我走。

我终于上了汽船。豪华舱里很热，舱门正对着河面，河上阳光刺眼。甲板上也有阳光。我想去找个阴凉的地方，可那阴凉处正对着码头，到那里去不是个好主意。

码头上有个士兵在向我打手势。我们对视了一眼，他就开始爬舷梯。我想：“我不能单独和他在一起，得有证人在边上。”

我来到酒吧。酒吧侍者站在空荡荡的货架前。一个胳膊粗壮光滑的胖子正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喝酒，像是汽船上的什么领导。

我坐到中间的桌子旁边，那士兵很快就出现在门口。他在门口待了一会儿，看来有点儿顾忌那胖子。但之后他克服了自己的紧张，走到我的桌子旁边，侧过身子小声说：“你的事情我为你办妥了。我为你办妥了。”

他微笑着，他是在向我讨钱，一个可能即将走向战场的人在向我讨钱。我无动于衷。那胖子狠狠地瞪过来。士兵看到了，开始往后退，仍然笑着，打着手势，要我忘了刚才的要求。在这之后，我尽量不出现在人前。

我们在正午前后离开。这些日子驳船不再拖在汽船后面——这被看成是殖民时代的做法——而是绑在汽船前部。汽船一会儿就过了小镇。小镇那一侧的河岸虽然长满了树木，但还能依稀辨认出殖民时代修建庄园和豪宅的地方。

上午的闷热才过去，暴雨马上就来了，在银色的闪电下方，树木葱茏的河岸衬着黑色的天幕，显得鲜翠欲滴。翠绿之下，是鲜红的土地。风刮起来了，弄乱了河岸在水里的倒影。雨落下来了，但没持续多久，船开了一会儿雨就停了。不久，我们进入真正的森林，每当经过村庄或集市，总有人撑着独木舟出来靠近我们。整个阴沉沉的下午都是这样。

空中起了薄雾，落日变成橘黄色，倒映在浑浊的河面上，洒下无数破碎的金色线条。接着，我们驶入一片金光之中。前面有村庄——因为远处有独木舟划过来。在一片光亮之中，独木舟和上面的人影影绰绰，看不分明。独木舟靠近之后，我们才发现上面根本没有东西卖。他们只是拼命地想和我们绑到一起。他们正从河岸那里逃离。这些独木舟在汽船、驳船边挤来挤去，磕磕碰碰，有很多翻掉了。汽船和驳船之间的狭窄空间塞满了水葫芦。我们继续前进。夜幕降临了。

在黑暗之中，突然传来很大很杂乱的声响，船停了。驳船、独木舟和汽船上很多地方都有人在喊叫。带枪的年轻人上了汽船，想把汽船夺过来。但他们失败了。我们上方的船桥上有个年轻人身上在流血。船长，也就是那个胖子，仍控制着汽船。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

这时候，我们看到汽船上的探照灯照在河岸上，照在驳船上的乘客身上。驳船已经和汽船脱开了，正在河边的水葫芦丛中斜着漂流。探照灯照亮了驳船上的乘客，他们待在栅栏和铁丝笼子后面，可能还不知道驳船脱离了汽船在独自漂流。后来又传来了枪声。探照灯关上了，看不到驳船了。汽船又发动了，在一片黑暗中沿河而下，离开了打仗的区域。空中肯定满是蛾子和各种飞虫。探照灯开着的时候，能看到成千上万的虫子，在白色的灯光下，白茫茫一片。

一九七七年七月至一九七八年八月

①原文为 Prosper, 意思是“发达、繁荣”。

版权信息

书名：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

作者：【英】V.S.奈保尔

译者：张敏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5-05-01

ISBN：978-7-5442-7646-7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序：阅读与写作

第一部分

东印度人

茉莉花

自传之前言

父亲给我的故事

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第二部分

印度人的自传

最后一个雅利安人

戏剧化的土著

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

后记：两个世界

序：阅读与写作

我毫无记忆。这是我头脑的一个缺陷。我一直在苦思冥想我对什么感兴趣。通过从不同的心理角度探究这一问题，我终于发现了新事物，并彻底扭转了形势。我要么将我的玻璃管指向各个方向，要么将它们收回。

——司汤达《亨利·勃吕拉传》（1835）

1

十一岁，我产生了当作家的愿望。很快，这个愿望变成了我明确的志向。小小年纪就有如此愿望确实不寻常，但我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听说，书画收藏家们非常年轻就开始他们的收藏事业了。最近有一次在印度，著名电影导演山亚姆·班尼戈尔告诉我，他六岁就决定要当电影导演。

然而，就我而言，当作家的志向多年来一直有几分像是个谎言。我喜欢别人给我一支钢笔、一瓶华特曼墨水和几本新的画线练习本（带空白页边的），但我没有写任何东西的念头和需要，而且没有写过一点东西。甚至连信都没写过；连个能收信的人都没有。在学校，我并不特别擅长英语写作，在家里，我也不编故事，不讲故事。尽管我喜欢作为实物的新书，但我算不上是一个读者。我喜欢别人送给我的那本廉价而厚实的儿童版《伊索寓言》。我喜欢我用生日礼金买给自己的那套《安徒生童话》。但是对于其他书籍——尤其是那些被认定男生们一定会喜欢的书籍——我读起来都有困难。

上学时，一周有一两次——在第五标准班上——校长沃姆先生会给我们读一段“柯林斯经典”《海底两万里》。第五标准班是“示范”班，对学校的声誉至关重要。由政府提供的示范名额面向岛上所有中学招生。赢得示范班的一个名额就意味着不用交中学费用，还能免费获得整个中学期间需要的书。个人和学校，都从中获得了某种名望。

我在示范班待了两年，其他聪明的男生也得如此。进入示范班的第一年，那一年也被认为是试验年，全岛有十二个示范名额。第二年是二十个。不论是十二个名额还是二十个名额，学校自身都想占适当的份额，因此督促我们刻苦学习。我们坐在一块狭窄的白板下上课，白板上用漆写着这所学校过去十年间赢得示范名额的学生姓名。那是鲍德温先生，一位卷发紧贴头皮且油光发亮的老师用笨拙的笔法写上去的。有伤自尊的是，我们的教室也是沃姆先生的办公室。

他是一个上了岁数的黑白混血儿，矮小而结实。戴眼镜穿西装时，他举止得体；而兴奋起来时，他就是个鞭挞者，这时，他的呼吸急促而紧张，好像他才是受难者似的。有时候，也许只是为了离开喧闹的小教学楼（那里门窗通常都大敞着，教室之间仅仅用半块隔板隔开），他会带我们去满是灰尘的院子里那棵雨树的树荫里。我们会帮他把椅子搬到那里。他坐在雨树下，就像坐在教室里他的大书桌后头。我们站在他周围，尽量保持不动。他低头看着那本小小的“柯林斯经典”。奇怪的是，在他厚实的手掌里，那本书就像一本祈祷书。而他读儒勒·凡尔纳的作品时，就像独自在做祈祷。

《海底两万里》不是课文，只是沃姆先生向示范班介绍的课外读物。这种介绍旨在给我们一些“背景”信息，同时也让死记硬背学习的我们休息一下（儒勒·凡尔纳被认定是男生们会喜欢的作家之一）。但这种时候我们的头脑是空白的，而且全程站着或坐着并不轻松。我能听懂沃姆先生读的每一个单词，但我一点也不明白。我看电影时这种情况偶尔也会发生，但那时，我总是很享受身处影院的体验。从沃姆先生读的儒勒·凡尔纳的作品中，我一无所获。除了潜水艇及艇长的名字外，我对那几个小时里听到的东西没有任何记忆。

但在那时，我已经开始对何为写作有了自己的想法。那是一个私人的想法，崇高得令人好奇；它独立于学校，独立于我们这个印度大家庭杂乱而破碎的生活。这个关于写作的想法令我萌生了当作家的志向，而这一想法是在听父亲时不时给我读那些作品时逐渐产生的。

我父亲通过自学成了一个记者。他用自己的方式阅读。那时，他刚三十出头，仍然在学习。他同时读很多书，但一本也没读完。他读书不是为了看书中的故事和观点，而是为了了解作者的特殊品质或性格。那才是他的乐趣所在。他能品味作者的性格，只不过说不了几句。有时候，他会叫我听他读他特别喜欢的两页或三四页（很少会超过四页）。他充满激情地阅读并解释作品，我很容易就喜欢上了他喜欢的东西。通过这种不大可能的方式——考虑到我的背景：种族混合的殖民地学校，家里的亚洲人本性——我开始拼凑起自己的英语文学选集。

这些是十二岁前我选入那个选集中的一些作品：《尤利乌斯·恺撒》中的几篇演讲；《雾都孤儿》、《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和《大卫·科波菲尔》前几章中零散的几页；查尔斯·金斯利所著《希腊英雄传》中关于珀尔修斯的故事；《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几页；约瑟夫·康拉德写的一个关于爱情、私奔和死亡的浪漫的马来西亚童话；兰姆《莎士比亚故事集》中的一两篇故事；欧·亨利和莫泊桑的小说；阿道司·赫胥黎《爱开玩笑的彼拉多》中一两页关于恒河和宗教节日的愤世嫉俗的故事，J. R.阿克利《印度节日》中用相同风格撰写的文字；萨默塞特·毛姆的几页文章。

对我来说，兰姆和金斯利的作品本应过于老旧，而且复杂难懂，但不知何故——无疑是因为我父亲的热情——我能够简化自己听到的一切。在我的头脑中，所有从父亲那里听来的作品（甚至《尤利乌斯·恺撒》中那些篇章）都呈现出童话的一面，有几分类似安徒生笔下的故事，古老而永恒，在心理上很容易玩到一起。

我发现我自己读书的时候很难有听故事时的感受。我已经听过的故事在我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而我尝试阅读的却让我觉得遥不可及。我尝试阅读的书语言晦涩难懂，让我迷失在社会或历史的细节中。在康拉德的小说里，气候和植物就像我身边的事物一样，但马来西亚人显得奢侈而不真实。我无法评价他们。谈到现代作家，他们对自我个性的强调将我排斥在他们的作品之外：我不能假装自己是身处伦敦的毛姆或者身处印度的赫胥黎和阿克利。

我希望成为一个作家。但是伴随这个愿望而来的是一个认知：给了我这个愿望的文学来自另一个世界，一个远离我们原有世界的世界。

2

我们构成了新大陆一个种植园小岛上的亚洲移民社区。对我来说，印度似乎遥不可及，而且只存在于神话中。但那时，在我们这个大家族的所有旁支中，我们离开印度只有大约四五十年。我们依然保有恒河平原上人们的本能，尽管年复一年的殖民地生活渐渐同化着我们。我出现在沃姆先生的班上这件事就是这种同化的一部分。在我们家族中，从来没有人这么小就上那所学校。其他人会追随着我的脚步上示范班，但我是第一个。

我依然保留着古老印度（非常古老，十九世纪同早几个世纪的乡村印度没什么两样）那些残缺不全的习惯。它不仅存在于我们家族那封闭的生活中，而且存在于偶尔影响我们社区的外界事物中。

我喜欢上的首批重大的公共事件之一就是根据《罗摩衍那》（一部讲述印度教英雄和神——罗摩的流放和之后胜利的史诗）创作的露天戏剧《罗摩力拉》。演出在我们小村镇边上甘蔗地中央的空地上进行。男演员们赤裸着上身，有些还手持长弓。他们用足尖缓慢、程式化但又富有节奏地行进着，步子迈得很高，伴着颤抖。退场时（根据非常古老的记忆），他们沿着在地上挖出的坡道走下场。露天演出以焚烧魔王兰卡的巨型黑色模拟像收尾。这是人们前来观看演出的原因之一。整个演出过程中，竹制框架上裹着沥青纸、做工粗糙的模拟像一直竖立在空地上，预示着大火的到来。

《罗摩力拉》里的一切都源自人们记忆中的印度。尽管作为戏剧它显得很粗糙，而且故事里有好些地方我都不明白；但我相信比起在本地影院里看《王子与贫儿》和《荣耀六十年》时的我，此刻我明白和体会到的更多。那些是我最早看过的电影，可我一直都没有明白自己看到了些什么，而《罗摩力拉》使我对《罗摩衍那》的了解有了实感和很多激情。

《罗摩衍那》是一个重要的印度故事，是两部印度史诗中比较通俗易懂的那个。它以史诗的方式存在于我们当中。它的故事具有说服力，节奏紧凑，内容丰富。即便是讲述神的威力，其内容也是极具人性。故事中的人物及其动机总是引人争论。对于我们所有人而言，这部史诗就像是一种道德教育。我周围每个人都至少了解故事梗概，有些人还知道其中的一些诗句。我不需要谁来教我这部史诗，罗摩被不公正地流放到危险森林的故事就像是我一直都知道的事情。

它存在于我日后在城市里要了解的文章、要独立阅读的《安徒生童话》和《伊索寓言》、父亲读给我听的文字之中。

3

我们生活的岛屿很小，一千八百平方英里，居住着五十万人，但人口结构很复杂，存在着许多独立的世界。

父亲在当地报社找到工作后，我们搬到城市生活。虽然只是搬到十二英里之外，但却像是来到了另一个国度。我们永久地离开了乡下那个印度小世界，那个存在于记忆中、支离破碎的印度世界。我再也没有回去过，与印地语失去了联系，再也没有看过《罗摩力拉》。

我们生活在某种意义上的城市边缘。那里几乎没有印度人，街道上也没有像我们这样的人。虽然到处都很拥挤、嘈杂，在屋里听得见各种各样的声音，而且没有谁能在自家院落里真正拥有隐私，但我们依旧按照自己古老而封闭的方式生活着，在心理上，我们独立于周围那种更为殖民地化、种族更为混合的生活。城里有带阳台、垂吊着蕨类植物的体面房子；也有没有篱笆的院子，院子里只有三四座破烂的木头房子，各有两间屋子，此外还有一两个普通的水龙头。那些房子像一百年前城市奴隶的住所。街道生活可以是喧嚣刺耳的：大型美军基地就在街道的尽头。

在城市生活三年之后，为了进沃姆先生的示范班，我经过了一阵恶补——背诵所有东西，忍受抽象概念，却几乎没有掌握什么。这就像在电影开演一阵后才进电影院，只能得到零星的故事线索。在接下来的十二年里，我在城市里的生活就是这样，直到我前往英国。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异乡人。我仅仅通过外表了解其他族群的人，校园里的友谊留在了学校或街头。我不能正确理解自己所处的位置，也真的没有时间去弄明白：那十二年（除去十九个月），我都是盲目而又奋发努力地在殖民地教育体制下度过的。

很快，我就知道外面还有一个更遥远的世界，而我们这个殖民地世界只是它的一个阴影。这个外面的世界——主要指英国，也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在各个方面统治着我们。它给我们送来总督以及生活所需的一切物品：岛上自奴隶制时代以来就必需的廉价罐头食品（烟熏鲱鱼、腌鳕鱼、炼乳、新不伦瑞克油浸沙丁鱼），特殊药品（多德牌肾丸、斯隆医生牌擦剂、六六六牌奎宁水）。它给我们送来英国硬币（从半便士到半克朗）——战时最困难那一年停送了，那一年我们用的是加拿大的十分硬币和五分镍币。我们自然而然地将这些硬币换算成我们的元和分：半便士等于一分，一先令等于二十四分。

外面的世界给我们送来教科书（里文顿的《先令算术》，内斯菲尔德的《语法》）以及各类学校证书考试的试题。它给我们送来满足我们幻想生活的电影和《生活》、《时代》杂志。它源源不断地给沃姆先生的办公室送来《图解伦敦新闻》。它给我们送来“人人文库”、企鹅丛书和“柯林斯经典”丛书。它给我们送来一切。它把儒勒·凡尔纳介绍给了沃姆先生。通过父亲，它给了我专属于自己的文学选集。

我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进入这些书。我没有想象的钥匙。我所拥有的社会知识——从外界看到的记忆模糊的乡村印度和混杂的殖民世界——对我学习宗主国的文学提供不了帮助。我离它有两个世界的距离。

我无法和公立学校的英语故事书友好相处（我记得刚从英国送到沃姆先生的小图书馆的书名古怪的《一只寻找驱逐的麻雀》）。后来，我获得示范名额，上了中学，学校图书馆里的恐怖小说和探险故事，我读起来也有困难。巴肯的小说、萨帕的小说、萨巴蒂尼的小说、萨克斯·儒默的小说都是皮质装帧，一股战前出版物的气质，封面上还印着烫金的学校徽章。我不明白这些人造工艺的用意，也不明白侦探小说（为了解开一点点谜，要阅读很长篇幅，期间还要遇上一定数量的误导）的意义。我对声名鹊起的新生事物知之甚少，当我试图从公共图书馆借阅普通英语小说时，太多问题横亘在眼前：关于人物的现状、叙述方式的不自然、整体结构的目的以及我的最终收获。

我的个人文学选集和父亲的教导让我对写作有了更高层次的认知。虽然我是从一个截然不同的角落起步的，距离明白自己为何有此体会尚需几年的时间，但我的态度（我即将发现）就和约瑟夫·康拉德收到朋友寄去的小说时一样。他那时还是个刚刚出版作品的作家。朋友那部小说显然有许多情节。康拉德认为它没有展示人类的情感，而是虚构了“准确地讲，仅仅是意外的事件”。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所有魅力，所有事实，（可以说是）被故事结构抛弃了，这使得故事看上去不真实。”

对康拉德来说，正如对于《在西方目光下》的叙述者而言，每一个故事的发现都是一次道德的发现。对我来说，也是如此，即便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罗摩衍那》、《伊索寓言》、《安徒生童话》以及我的个人文学选集（甚至是莫泊桑和欧·亨利的小说）教给我的。当康拉德遇到质疑他创作过于絮叨、不直接叙述故事的H.G.威尔斯[1]时，他说：“我亲爱的威尔斯，这本《爱情和鲁雅轩》讲的是什么？简·奥斯丁到底在讲什么？究竟有什么意义？”

这就是我上中学时以及之后好多年都有的感受，但是我从来没说出来。我觉得自己没有这个权利。直到二十五岁，我才觉得自己算得上是个读者。那时，我已经在英国待了七年，其中四年在牛津。我具备了些许了解英国和欧洲小说所需的社会知识。我也让自己成了一个作家，因此能够从另外一面看待写作。在此之前，我都是盲目地阅读，缺乏判断力，没有真正明白该如何评价虚构的故事。

上中学期间，我的文学选集中增添了一些毋庸置疑的东西。离我最近的是父亲那些有关我们社区生活的故事。我喜欢这些故事本身，也喜欢我曾目睹过的父亲创作这些故事时所付出的辛劳。它们是我在世上的安身之本。没有它们，我将对自己的祖先一无所知。因为某个老师的热情，我在六年级有了三次文学体验：《伪君子》，就像一个可怕的童话故事；《大鼻子情圣》，能激起最深处的情感；《小癞子》，十六世纪中期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鼻祖。这类轻快的讽刺小说将我带进一个和我所认识的世界相似的世界。

就这些。这些就是我在岛上毕业时读过的书。我不能真正地自称为一名读者。我没有让自己沉醉于书本的能力，和父亲一样，我只能读部分章节。我在学校写的文章不是很好，它们只是死记硬背者的作品。尽管有父亲和他的写作这个榜样，我也没有开始具体考虑我可能会写些什么。但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作家。

与其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抱负，不如说是一种形式上的自尊，一种梦想的释放，一个崇高的想法。我的生活、大家族中我们那一支的生活一直都不安稳。我父亲尽管不是孤儿，但从童年开始就是个流浪儿；而我们也一直处在半依赖状态。父亲做记者的收入很低。有好几年，我们家的生活相当凄惨，居无定所。在学校，我是个聪明孩子；在我们仍然刻意与之保持距离的街道上，我为我们的处境感到羞耻。甚至在那段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而我们也搬离了那里之后，我仍然被焦虑困扰着。而这就是我一直熟悉的情感。

4

殖民地政府每年都会给每个族群中排名靠前的高中毕业生颁发四种奖学金：语言、现代研究、科学、数学。试卷是从英国送来的，学生的答卷会送回去批改。奖学金很丰厚，获得奖学金就意味着获得了一份职业。奖学金获得者可以在政府的资助下前往英帝国任何一所大学或高等学府，而奖学金可以持续七年有效。当我获得奖学金时——在经历了一段现在回想起来依然痛苦的努力之后：这就是多年死记硬背带来的后果——我决定只去牛津学习三年英语课程。我并非为了牛津和英语课程而争取奖学金，我对它们知之甚少。我争取奖学金主要是为了前往一个更大的世界，让自己有时间实现梦想，成为作家。

当作家就是要撰写小说和故事。这就是我的文学选集和父亲的榜样让我形成的抱负，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奇怪的是，明知自己对小说没有偏好，也没有编撰故事的冲动（人们说儿童有此冲动），我也从未质疑过当作家这个想法。在漫长的死记硬背岁月里，我幻想出来的几乎所有生活都在电影院里，而不在书本里。有时候，想到自己内在的写作空白时，我会紧张；然后，就像对魔法的信仰一样，我会跟自己说，当时机来临时，就不会有空白了，书就会写好的。

在牛津，靠着那好不容易获得的奖学金，时机应该来临了。但空白依旧存在。只要想到虚构的作品和小说，我依旧困惑不已。小说是编造的东西，这几乎就是它的定义。但同时，它又应该是真实的，得自生活的，即小说的一个要点是，小说来自对虚构的部分抛弃，或者说，透过虚构作品看到了某种现实的话，这部作品就是小说。

后来，当我开始确定素材，几乎就要凭直觉成为作家时，这种含糊不清的想法才不再令我困扰。这一突破发生在一九五五年，同时我明白了伊夫林·沃给虚构作品下的定义：“被彻底改变了的经验”（出自同年出版的《军官与绅士》一书的题词）；就在此前一年，我还不能理解和相信这句话。

四十多年后，当我第一次阅读托尔斯泰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时，我想起了自己早期创作的快乐（那时，我开始看到前方的路）。从这些故事中，我看出年轻的托尔斯泰像是出于需要，开始了虚构作品的发现之旅：起初是一个认真的描述性作家（与《时代》周刊记者威廉·霍华德·拉塞尔享有同等声誉的俄罗斯作家；另外，年龄也差不多），然后，他似乎发现了一个更简单更好的方式去对付塞瓦斯托波尔之围的恐怖经历，他开始了简单的虚构，将人物调动起来，与现实离得更近。

那样的发现之旅也将发生在我身上，但不是发生在牛津求学期间。我在牛津的三年，魔法没有出现。在藩政院允许我留下的第四年里，也没有发生神奇的事情。我依然纠结于“小说是编造的东西”这一想法。编造的东西（康拉德所说的“意外事件”）能走多远呢？有何逻辑和价值呢？我被领到了偏僻的小路上。我觉得自己的创作个性具有诡异的不稳定性。在书桌旁坐下来并假装写作并没有给我带来快乐；我觉得不自然、不真实。

如果我有点钱或者有一份待遇尚可的工作，那么放弃写作这个念头并不难。我认为它仅仅是因童年的忧虑和无知而产生的幻想；它已然是个负担。但我没有钱，我不得不紧紧抓住这个念头。

当我离开牛津，前往伦敦，且决心当个作家时，我几乎赤贫——或许有六英镑。回家的路费让我想起了自己那似乎被挥霍浪费掉了的奖学金。我在表哥提供的帕丁顿一个黑暗的地下室里生活了五个月。他尊重我的抱负，他也很穷，学习法律的同时，在一家卷烟厂工作。

那五个月，我的写作没有任何进展，接下来的五个月也是如此。一天，在极度的沮丧之中，我开始明白自己的创作素材可能是什么：我们所疏远的、族群混居的城市街道，以及之前的乡村生活、记忆中的印度生活方式。一旦发现创作素材，一切就变得简单明了。可惜我花了四年时间才明白。随之而来的是跟素材匹配的语言、语调和声音，而声音、事件和形式又似乎相互关联。

一部分声音是我父亲的，来自他讲述的有关我们社区乡村生活的故事。一部分来自十六世纪中期西班牙的无名氏所著的《小癞子》。（在牛津第二年，我曾给“企鹅经典”丛书的编辑E.V.里乌写信，提出我想翻译《小癞子》。他很客气地亲自回复说，那是一本很难译的书，而且他认为那不是文学经典。尽管如此，在创作空白期，作为创作的替代品，我翻译了整本书。）声音的混合是合适的。轮到我时，那绝对不会是我自己的声音，但我不会为此感到不自在。事实上，写作的声音是我一直在努力寻找的。很快，我就熟悉了脑海里的声音。我能辨别什么时候它是正确的，什么时候它偏离了轨道。

写作伊始，我不得不回到从前，重拾自己早期的文学经历，忘掉牛津和伦敦。其中一些经历从来没有和别人分享过，这让我对周围的一切有了自己的见解。

5

我幻想着当一个作家，但我不清楚如何着手写书。我没有把握，我猜在我的幻想中有这么一个模糊的概念：一旦我完成了第一部分，其他的就会随之而来。

我发现事实并非我猜想的那样。素材不允许。早些年，每一本新书的创作都意味着再一次面对那久远的空白，意味着再一次回到从前。后来的书和第一本书的情况一样，只是被写书的愿望驱使着，凭着直觉或无知或绝望，想要抓住一些想法和素材，却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些想法和素材会将我引向何方。知识伴随写作而来。每一本书都让我的理解和感受变得更加深刻，而这又指向了不同的写作方式。每一本书都是发现之旅中的一个阶段；它是不可重复的。我的素材——因地点而与我隔离的我的过去——是固定的。跟童年时光一样，它是结束了的，没有办法再添加内容。这样的写作方式消耗了素材。五年后，我的素材就用到头了。我那写作的想象力就像一块涂满了粉笔字的黑板，在各个阶段被擦干净，最后再一次成为空白，白板一块。

虚构作品已经尽其所能引领我的创作。有些事是它无法应对的。它无法应对我在英国那些岁月。它在这方面没有深刻的社会经验；那似乎更多是属于自传的范畴。它也无法应对我不断增长的对更广阔的世界的认识。从本质上来说，虚构作品在某些固定的社会范围内能发挥最佳作用。它似乎将我推回到了比我居住的地方还要小的世界——比如那个岛屿世界或者我的童年世界。曾经解放并启蒙过我的虚构作品现在将我变成一个比真实的我还要简单的人。有那么几年——三年，或许是四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迷失了方向。

我的成年生活几乎都是在乡村度过的。在那些地方，我是个异乡人。作为作家，我无法超越那种经历。为了忠于经历，我不得不写一写处在那种环境下的人。我找到了我的写作方式，但我一直都觉得那是个约束。如果仅仅依靠小说这一文学形式，我可能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没有办法继续写作了，尽管我自学了叙事性散文，对世界和人充满了好奇。

但是，其他形式也能满足我的需求。意外事件很早就交给我一项任务：前往加勒比和旧时的西班牙大陆[2]上的前奴隶殖民地游历。看在可以旅行的分上，我接受了这项任务，但没有过多考虑任务的形式。

我认为，游记是严肃作家人生中的一段迷人插曲。但是，我脑海中的作家——不可能有其他作家——都来自宗主国：赫胥黎、劳伦斯、沃。我跟他们不一样。他们在帝国时期写作，不论他们在家里的性格如何，在游记中，他们必然都是半帝国式的，用旅行中发生的意外事件来定义他们在异国背景下的宗主国人格。

我的游记与他们的不同。我本身是一个殖民地居民，我在和自己成长环境相似的新世界种植园殖民地旅行。作为游客，我在新世界这个伟大而浪漫的背景下，观看被掠夺的土地上那些半遗弃社区，这就像是从远处查看自己社区的形象。它取自一个人自身及其直接环境——虚构作品的素材——让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环境有了新的看法，暗示了遥远的历史事件的发生顺序。

我搞不定形式。我不知道如何为了写书而旅行。我旅行，就好像自己在度假，然后挣扎着寻找故事。我也搞不定游记作家惯用的“我”；我认为，作为旅行者和叙述者，他拥有毋庸置疑的指挥权，得做出大决断。

有了这些缺陷，这本书[3]，和以前完成的虚构作品一样，对我来说，是知识和感受的拓展。我不可能忘掉自己已经学到的东西。虚构作品是对一个人的直接环境的探索。它将我引上创作之路。游记则让我走得更远。

6

又是意外事件让我尝试写了另一种非虚构作品。美国的一家出版商准备为旅行者做一个系列丛书，让我写一些关于殖民地的文章。我以为这是个简单的活儿：一些本地历史，一些个人回忆，加上一些文字图片。

出于某种奇怪的无知，我以为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知识都是可以找到的，所有历史都保存在某个地方，可以根据需求去检索。现在，我发现我查不到本地历史，只有几本翻来覆去说着某些传说的指南。殖民地一直都无足轻重；它的过往已经消失。在一些指南里记录着一些幽默的文字：殖民地这个地方自一五九五年沃尔特·罗利爵士之后就没有发生过什么值得记录的事情。

我不得不去查找档案。有一些旅行者的报告，也有一些英国的官方文件。大英博物馆里有很多册书本记录了相关的西班牙档案。那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英属圭亚那－委内瑞拉边境争端时期，英国政府从西班牙档案室里挖掘出来的。我在这些档案中查找人物和他们的故事。这是组织素材的最佳方式，也是我知道的唯一一种写作方式。但这项工作很难，得翻检文件，利用从五六个甚至更多的公文中找到的细节撰写一段故事。我原以为几个月就能写完的书，结果却让我度过了两年的艰苦时光。

这些档案几乎将我带回到我的写作发现之旅中。它们向我展示了土著居民。他们是海洋和河流的主人，忙于各自的事务，在过去的几个世纪掌握了所有必须掌握的技能。但他们在新来者面前非常无助，在接下来的两百年间饱受小人物、酗酒、传教区和种族灭绝的折磨。十八世纪后期，这片人造荒原上出现了奴隶种植园和崭新的西班牙城镇。

在学校的历史课上，奴隶制只是一个单词。有一天，我们在学校操场上沃姆先生的课。我记得谈到这个话题时，我试着解释这个单词：抬头看看城市北部的小山，想到那些失去自由的人们也曾看过这些小山。这个想法让我痛苦得难以坚持下去。

现在，“学校操场事件”过去那么多年之后，这些文件使得奴隶制时期变得真实起来。它们让我得以一窥种植园生活。种植园离学校很近；不远处的街道上还保留着十八世纪的主人那个英国化了的法语名字。我经常去文件中描写过的城市监狱。在那里，法国狱卒和他的奴隶助手的主要事务就是惩罚奴隶（费用根据所判的刑罚轻重由种植园主支付）。那里还有特殊的热牢，就在屋顶板下方，关押着那些被认定是巫师的奴隶。

透过那些关于一次不同寻常的谋杀案（一个奴隶为了一个自由的有色妇女杀害了另一个奴隶）的审讯档案——我对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奴隶的街头生活有了一个想法，明白了我们曾经生活过的街道以及我从远处观察过的街道生活非常接近一百五十年前的街道和生活。对我来说，那个关于城市街道的历史或血统的想法是全新的。以前我所知道的那些似乎都是普通的、偶然的，是现成的，缺少过去的。但过去就在那儿：在学校操场上，在沃姆先生的课堂上，在雨树树荫下，我们站过的地方或许曾是多米尼克·德特的贝莱尔地产。一八○三年，出于对主人那份扭曲的爱情，一个奴隶头领试图毒害其他奴隶。

比这个更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关于“消失的土著居民”的想法。我们都生活在他们的土地上，受他们的精神影响。我出生的那个乡镇，我在甘蔗地空地上观看过《罗摩力拉》，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土著名字。一天，我在大英博物馆一封一六二五年西班牙国王写给当地总督的信中发现那还是个拥有一千多人、令人讨厌的小部落的名字。一六一七年，他们充当英国入侵者的河道向导。八年后——西班牙的记忆很长久——西班牙总督集合了足够的人力对这个部落实施了未加说明的惩罚。这个部落的名字便从档案中消失了。

这不仅仅是关于土著居民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它改变了我的过去。我不再认为小时候看过的《罗摩力拉》发生在事物的起源阶段。我想象着在观看过《罗摩力拉》的土地上为另一类人腾出空间。虚构本身不会让我有如此庞大的理解力。

我不再仅仅依据文件写书了。但接下来的三十年间，我在游记（或者，更恰当地说是调查）中运用了我学会的写作技巧——透过多种印象了解人类的核心故事。因此，随着眼界的扩大（超越了孕育过虚构作品的直接个人环境），随着理解力的拓展，我实践过的文学形式汇聚到一起，并相互支持；我不能说一种形式高于另一种形式。形式取决于素材；而每本书都是相同的理解过程的一部分。这就是写作职业——最初只是孩子的幻想，然后是孤注一掷要写故事的愿望——托付给我的。

小说是一个外来的形式。对于宗主国的作家来说，它只是自我认知的一个方面。与之相关的是众多的其他知识，其他具有想象力的形式，其他学科。对于我，它最初就是我的全部。与宗主国的作家不同，我不了解过去。对于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我们社区的过去在祖父那一代就结束了；在此之前的过去，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正如那些幽默指南中提到的，种植园殖民地是一个什么事都没发生过的地方。因此一个人写的关于自己直接环境的虚构作品就悬浮在虚无中，没有背景，没有宗主国小说中经常暗示的更大范围的自我认知。

作为一个努力阅读的孩子，我觉得有两个世界将我和学校的书本、图书馆的书本隔离开来：童年时期记忆中的印度世界和更为殖民地化的城市世界。我以为自己遇到的困难与童年时期的社会和情绪失调有关——觉得自己在电影开始很久之后才进入电影院。我以为长大后，这些困难都会烟消云散。但我不知道的是，在我完成了早期的几部小说之后（只是担心故事和人物，担心如何很好地收尾，如何很好地将笑话嵌入到小说中），这两个黑暗的世界已经成为我的写作主题。虚构作品施展其神秘的力量，用间接的方式为我指出了方向，引领我找到了写作的主题。但它没有办法一直引领下去。

7

印度是更大的伤痛。它是一个话题国家，也是十九世纪后期，我们的祖父因其极度贫穷不得不逃离的地方。两个印度是分离的。政治上的印度因其内部的自由运动而声名远播。另一个更为私人化的印度是不为人知的；当记忆消逝时，它就消失不见。那不是我们能够阅读到的印度。那不是吉卜林的印度，不是E. M.福斯特的印度，也不是萨默塞特·毛姆的印度。它远离尼赫鲁和泰戈尔时期那具有现代风格的印度。〔有一位印度作家普列姆昌德（1880－1936），他用印地语和乌尔都语写的故事真实地展示了印度乡村的过去。但是我们不了解他，我们不用那样的方式了解他人。〕当时机来临时，我奔赴的正是这个私人化的印度，而不是独立的印度，那个声名远播的印度。我充满信心，却对亲眼看到的破败景象没有心理准备。据我所知，没有其他国家像印度这样，拥有这么多层的苦难，极少有国家拥有如此众多的人口。我觉得我身处一块遭受了神秘灾难、与世隔绝的大陆。然而，在我熟知的现代作品中，无论是印度的还是英国的，都找不到令我如此无所适从的东西。在吉卜林的一部小说中，印度女性是英国爱情小说的背景。但总的来说，在印度和英国的小说中，印度那被广泛认同、非同寻常的不幸就像某种确定了的、永恒的东西，某种只是被理解为背景的东西。一如既往，有那么些人认为他们可以在这特殊的印度不幸中找到一种特殊的精神品质。

只有在甘地的自传《我体验真理的故事》中，在描写他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发现南非不受保护的印度劳工的苦难的章节中，我才间接而短暂地体会到一种和我在印度体会过的毫不掩饰的伤痛类似的伤痛。

放弃那个想法之后，我写了一本书。但是那种伤痛让我无法忘怀。透过这些破败的景象看事物需要时间，需要阅读大量的作品，需要经历很多种心境。突破针对印度历史上的印度政治理念的偏见和幻想也需要时间。独立斗争、抗英运动模糊了印度在英国人到来之前所经历的灾难。到处都有这些灾难留下的证据。但独立运动如同宗教，它看不到它不想看到的东西。

公元一○○○年之后的六百多年里，穆斯林入侵者肆意掠夺印度次大陆。他们建立了王国和帝国，并且相互交战。他们摧毁了北部地方宗教的寺庙，渗透到南部，毁坏了那里的寺庙。

对于二十世纪的印度民族主义而言，那几个战败的世纪令人尴尬。因此，历史被再次筛选；英国人到来之前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征服者和臣民，信徒和异教徒成为一个人。在面对强大的英国势力时，这还有一点意义。然而，为了在英国人到来之前提升印度的整体性意识，对于民族主义作家来说，追溯到伊斯兰时期以前的五至七世纪显得更为容易。那时，印度是世界中心，中国的佛教学者来到印度的佛教学习中心朝圣。

十四世纪摩洛哥的伊斯兰教神学家和环球旅行者伊本·白图泰没有如此轻松地适应印度的这种整体性意识。他希望周游伊斯兰世界的所有国家。每到一处，他依靠穆斯林统治者的捐赠生活。作为回报，他给予纯正的阿拉伯虔诚之意。

他来到印度，就像来到一片被征服的穆斯林领土。统治者给予他五个村庄的收成（作物）。尽管发生了旱灾，他却额外获得了两个村庄的收成。他在印度待了七年。但最后不得不逃离那里。德里的穆斯林统治者，伊本·白图泰的首要赞助人，喜欢血腥，每天都在接见厅入口执行处决（和折磨），并曝尸三天。即便是对各国穆斯林暴君的处事方式习以为常的伊本·白图泰也开始感到恐惧。当四个卫兵被派来监视他时，他觉得自己离开的时机到了。他一直以来都以这个或那个原因为由在为难统治者及其官员，抱怨统治者的礼物在到他手上之前已被官员们消耗掉了。现在，因为害怕，他声称自己是个弃世的忏悔者。他进行了整整五天的斋戒，每天阅读《古兰经》。当他再次出现在统治者面前时，他穿得像个托钵僧。神学家的弃世打动了统治者冷酷的心，让他想起更高层次的事情。伊本·白图泰获准离开印度。

在伊本·白图泰的故事中，只能间接地见到当地居民。他们是村庄里的农奴（统治者的财产，可以被赠送给旅行家的赏金）或者奴隶（伊本·白图泰喜欢和女奴一起旅行）。这些人的信仰有古怪的一面，但是伊斯兰教神学家对此不感兴趣；在德里，他们的偶像被推翻。土地不再属于当地居民，在外国统治者看来，它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在伊本·白图泰的故事中，可以看到印度巨大破败景象的起始。对于像托马斯·罗伊和伯尼尔这样的十七世纪欧洲旅行家来说，居住在贵族宫殿外棚屋里的印度人的苦难嘲弄了统治者的狂妄。威廉·霍华德·拉塞尔一八五八年和一八五九年为《时代》杂志撰写关于印度叛乱的报道，从加尔各答一路缓慢行至旁遮普邦。对他而言，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是废墟。处于半饥饿状态（“腹中空空”）的普通民众毫无目的地干着卑贱的活，就像伺候前任统治者那样伺候着英国人。

即使我没有找到这方面的文字记录，我也会像个孩子那样相信印度的整体性。《罗摩力拉》以及我们的宗教仪式和私人生活方式都是这种整体性的一部分。这种整体性是我们遗留下来的东西。多年之后，我意识到这种有关历史的新观点阐释了那个浪漫的故事，让我明白，我们在遥远的殖民地以多种方式颂扬的自认为是古老而坚不可摧的祖先的文明在穆斯林入侵者面前是多么无助，就如墨西哥人和秘鲁人在西班牙人面前那样。我们祖先的文明曾被部分地摧毁了。

8

每一种经历都有其恰当的表述形式，而我不知道该用哪种小说形式来描写印度。虚构作品在既定的道德和文化领域作用最大。在这些领域里，规则大都是已知的，可以应对其他文学形式下不合适或不完整的事物——情感、冲动、道德焦虑等。

我所拥有的经历是我特有的。要写一本有关我自己经历的小说，有必要塑造一个跟我一样的人，一个拥有相同祖先和背景的人，有必要想出一些这个人前往印度去做的事情，有必要多多少少复制原始的经历而不做任何添加。托尔斯泰用虚构作品还原了塞瓦斯托波尔之围，并增加了现实感。我觉得如果我要写一本关于印度的小说，并嵌入那些发明仪器，我就会篡改那些宝贵的经历。而经历的价值在于它的独特性。我得尽自己所能如实描写。

宗主国的小说是那么迷人，看上去那么容易模仿；它源自宗主国对社会的假设：获得一种更广泛的学识、一种历史观、一种有自知之明的关怀的可能性。在这些假设出错、更广泛的学识缺失或不完善的地方，我不知道小说能不能提供超越外部事物的东西。日本人引进了小说这种形式，并将它添加进了他们丰富的文学和历史传统，没有出现搭配不当的情况。但在印度，历史已经被撕碎，是未知的或不可知的或被否认的。我不知道这种外来的小说形式能否传递多于部分事实的信息，能否给一片黑暗世界带来一扇透着微光的窗户。

四五十年前，印度作家还没有这么受人尊敬。那时，R. K.纳拉扬对于渴望写作的我们（父亲和我）来说是一种安慰和一个榜样。纳拉扬用英语描写印度生活。这确实是件难事，而纳拉扬的解决之道就是置之不理。他的写作轻松而直接，不做社会解释。他的英语非常私人化和简单，很少有英语的社会联系，以至于没有任何诡异感；他总是从自己文化的内部来写作。

他写南部印度小镇上的人：小人物，说大话，做小事。那就是他开始写作的地方，也是五十年后他生活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他关于小镇的作品反映了他本人的生活。他从来没有远离自己的根。一九六一年，我在伦敦遇到他时——他一直在旅行，正打算回印度——他跟我说他得回家了，带着雨伞在阳光下散散步，回到自己创作的人物当中去。

他真的拥有自己的世界，一个完整的世界，一直在等着他的世界。这个世界和事件的中心离得足够远，外界的纷扰影响不到它。即使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令人兴奋的独立运动也在遥远的地方，建筑的名称和地名标记着英国人曾经的存在。这就是那个嘲弄虚荣者并以自己的方式前行的印度。

朝代兴衰。宫殿和楼厦时现时隐。整个国家在侵略者的火和剑之下垮塌。在沙拉育河泛滥时被洗净。但它总能够重生和成长。

根据这个观点（出自纳拉扬较为神秘的一部作品），入侵者的火和剑就像抽象的概念。没有真正的苦难，而轮回几乎是魔法般的。纳拉扬作品中的这些小人物从微小的工作中赚取微薄的收入，受到宗教仪式的抚慰和统治。奇怪的是，他们似乎与历史绝缘。他们似乎凭空而来。细查之下，他们似乎没有祖先。他们只有父亲，或许是祖父；他们无法回溯到更远的家族历史。他们前往古老的寺庙，但他们不信任那些古代建筑师；而他们自己又建不出能持久的建筑。

但这片土地是神圣的，是拥有历史的。同样是在那部神秘的小说里，一个人物被赋予了简单的印度历史观，而它出现在简单的场景中。第一个场景来自《罗摩衍那》（约公元前1000年）。第二个场景和公元前六世纪的佛陀有关。第三个场景和九世纪的哲学家商羯罗阇利耶有关。第四个场景是关于一千年后英国人的到来，以当地银行经理先令先生收尾。

这些场景遗漏了穆斯林入侵和穆斯林统治的那几个世纪。纳拉扬在迈索尔邦度过了部分童年时光。迈索尔邦有一个印度教王公。在打败穆斯林统治者之后，英国人将他推上王位。这位王公来自一个显赫的家族，他的祖先曾是南部最后一个印度教王国的总督。那个王国于一五六五年被穆斯林打败，而它那靠大量人类才能支撑着的庞大首都几乎被完全摧毁，变成了一块非常贫困、非常缺乏创造性人力资源的土地，今天的我们很难理解一个伟大的帝国是如何出现在那里的。首都那些惨不忍睹的废墟——四个世纪之后仍然诉说着抢掠、仇恨、血腥和印度人的战败，诉说着被摧毁了的世界——从今日的迈索尔城去那里，大概需要花一天的时间。

纳拉扬的世界毕竟不像看上去那么牢固和完整。他笔下的小人物只是简单地梦想着他们认为的过往，但他们没有各自的祖先，他们的过去是一片巨大的空白。他们的人生很渺小。他们不得不这样：这种渺小和英国殖民秩序那简单的新结构（学校、道路、银行、法庭）一起被允许呈现在废墟上。在那拉扬的书中，若他写的历史是大家都知道的，则更多是颂扬有可取之处的英式和平的，而不是睿智而永恒的印度教的印度式生活。

因此在印度，用英国或欧洲小说这种借来的形式写作的话，即便是学会了很好地处理事物的表面情况，有时也会错过事物可怕的本质。

作为一个虚构作品作者，我也只是勉强理解自己的世界——我们的家庭背景、我们的迁徙、一代人生活过的那个令人好奇却又记忆模糊的印度、沃姆先生的学校、我父亲的文学抱负。我也只能从事物的外部开始写作。因为我对在某个地方等着我的完整世界缺乏了解和幻想，为了创作更多的作品（很快我就不得不这么做了），我不得不寻找其他方式。

9

十九世纪，欧洲的小说经过众多大家的传承，经历了六七十年的快速发展期，成为一个非同寻常的工具。它做到了其他文学形式——散文、诗歌、戏剧、历史——无法做到的事。它赋予了工业社会或者说工业化社会、现代社会本身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它直接地展示了以往未曾被展示的事物；它改变了观念。小说中的一些事物可以在日后被修改或戏弄，但现代小说的模式已经确立，它的程序已经设计好了。

我们这些后来者都是在沿袭前人。我们不可能再次成为第一人。我们可以从远方带来新素材，但我们要遵循的程序已经设计好了。我们不可能成为写作上的鲁滨孙·克鲁索：一个人在岛上打响“开天辟地的第一枪”。那（同样是暗喻）是我们向创始者致敬时听到的枪声。他们才是第一人，他们开始写作时还不知道写作程序。但是后来（就像创作了《论李维罗马史》的马基雅维里和创作了《蒙田随笔》的蒙田）他们真的知道了，并为这一发现兴奋不已。这种兴奋感染了我们，让我们在写作中拥有无法复制的能量。

下面这段较长的文字选自《尼古拉斯·尼克尔贝》（1838）的开篇。那年，狄更斯二十六岁，是个没有经验的毛头小伙子。他的素材很普通，而这正是关键所在。在《博兹札记》、《匹克威克外传》和《雾都孤儿》之后，狄更斯似乎刚刚发现，他在伦敦所见的一切正是他要写的题材，而情节是可以等待的。

尼克尔贝先生合上书桌上的账簿。他把自己扔回到椅子里，然后出神地凝望着肮脏的玻璃窗外。伦敦一些房子后面有一块小得可怜的空地，通常四周围着白墙，屋顶上竖着一排排烟囱：年复一年，那里的一棵歪脖子树日渐枯萎。深秋，其他树木落叶时，它却长出几片新叶，之后枯萎，苟延残喘，然后像被烟熏过似的噼啪作响，直到下一个季节到来……人们有时候称这种昏暗的院子为“花园”；它们不是经过开垦的，而是一片片荒地，最初的砖地上布满枯萎的植物。没有人会想起到这么一个荒凉的地方散步，也不会想到如何利用它。房客刚搬进来时，那里扔着几个大篮子，半碎的瓶子和类似的垃圾。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它们一直在那里，直到他搬离：潮湿的茅草花费了自认为足够长的时间腐烂，与小盒子、生长不良的植物和破碎的花盆混在一起。这些都凄惨地散落一地——成为“黑暗”和污垢的猎物。

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凝望着的正是这样的地方……他的视线聚焦在一棵歪歪扭扭的冷杉上。多年前，某个房客将它种在桶里，它一度是绿色的。后来它被遗落在那里，腐烂成碎末……终于，他的视线游移到左边肮脏的小窗户上。透过窗户，可以模糊地看到职员的脸；那人碰巧向上看，他提醒那人注意。

细节环环相扣，读起来令人愉快。我们可以感同身受，因为我们和作者一起感受，以前不是这样写小说的。这也意味着，再也达不到同样的效果了。它将失去其发现的氛围，而这正是其优势所在。写作一直都要求新；每一种天赋都在燃尽自己。二十一年后，在《双城记》（1859）中，在葡萄酒桶那个场景中，狄更斯式的有力凝望已经成为一种写作手法，令人印象深刻但又带有修辞色彩，细节的加工离奇古怪，作品更多是在体现意志和习惯，而非肉眼所见的事物。

一个巨大的葡萄酒桶掉下来摔碎了……它像核桃壳一样散落在葡萄酒店门外的石头上。

附近的所有人暂停了各自的做生意或闲散的状态，跑到事发现场喝酒。通向四面八方的街道上那些粗糙的、不规则的石头（人们可能会认为它的设计显然是为了弄残一切踏上这些石头的生灵）已经将街道围堵成一个个小酒塘；每个酒塘都根据尺寸被各自相互挤撞的石头团或石头群包围。有些男人跪下来，双手捧起酒来吸吮，或者试着在酒从指缝间漏完前帮助那些从他们肩膀上探过身来吸吮的女人。其他人，男人和女人，用残缺不全的小陶杯或者甚至用女人头上的围巾从水坑里蘸酒，再对着婴儿的嘴巴拧干浸湿了的围巾。

只有散落的核桃和残缺不全的陶杯与年轻时的狄更斯相似。其他的细节创造不出七十年前革命性的巴黎；它们更多的是堆砌了政治漫画的象征主义。

文学是其发现的总和。衍生的作品可以是令人印象深刻而富有灵性的。不论长短，都能带来快乐，都有它自己的时节。但我们总是想追溯到创始者。文学作品中最终起作用并且一直存在的是真正的好作品。尽管过时的形式能产生不可思议的娱乐效果，例如《不可儿戏》和《衰落与瓦解》，但好作品总是那些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出新的作品。好作品会令人忽略它可能拥有的任何模式，是不可预料的；我们得抓住它的翅膀。这种品质的写作是没有办法在写作课上教授的。

和其他现存的艺术一样，文学一直在发展。文学生命的一部分就是其主要形式应该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没有一种文学形式——莎士比亚戏剧、史诗、王政复辟时期的喜剧、散文、历史作品——能够在到达其顶峰之后持续很长时间。如果每一种创造性的天赋总是在燃尽自我，那么每一种文学形式总是在试图达到其所能达到的彼岸。

新小说给十九世纪的欧洲带来某种新气象。花样频出、在文化上更为混杂、威胁要再次像罗马帝国时期那样到处都是部落或民间运动的二十世纪后期需要另一种形式的阐释。但不论其外形如何，小说仍然在模仿十九世纪创始者的程序，仍然靠他们创造的观念为生。小说能巧妙地歪曲不肯通融的新现实。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小说现在普通而有限得可以传授。它鼓励众多的小自恋，不论远近。它们取代了独创性，赋予小说这种形式以生活的幻想。这是时代的浮华（和商业促销），小说继续成为文学最终和最高的表现形式。

我得回到最初的时刻。正是因为伟大的十九世纪的成就带来的殖民地小变化——或许是通过老师或朋友——我父亲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萌生了当作家的念头。他真的成了作家，尽管不是以一种他所希望的方式。他的作品很不错；他的小说让我们社区拥有了一段历史。若没有他的作品，这段历史将会遗失。但来自外部、来自另一种文化的抱负和我们没有鲜活文学传统的社区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协调；我父亲得来不易的小说在它所涉及的人群中几乎找不到读者。

他将写作的抱负传给了我；在另一个年代长大的我几乎就要实现那个抱负了。但我记得自己小时候看严肃文学有多困难；两重黑暗将我和它们隔离开来。我所有充满想象力的生活几乎都发生在电影院里。那儿的一切都很遥远，但同时，那个令人好奇的歌剧世界里的一切又是容易理解的。那是真正全民的艺术。我说过，如果没有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我在精神上就会一无所有。说那话时，我认为自己没有夸大其词。那不能被屏蔽在这篇“阅读与写作”之外。充满想象力的文学曾饱受才华的眷顾，但我现在忍不住怀疑，在本世纪，才华是否都流入了电影的第一个辉煌五十年。

一九九八年

注释

[1] 英国科幻小说之父，《爱情和鲁雅轩》为其幽默小说。——本书中除特殊说明，均为译注

[2] Spanish Main，美洲大陆上的旧地区名，包括今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沿岸的部分地区。

[3] 指奈保尔的首部游记《重访加勒比》。

第一部分

东印度人

大 约是十三四年前。那时候，法航曾运营往返于伦敦和巴黎之间的美食航线。该广告奚落了我。贫穷导致了不顾一切。在那个漫长暑期中一个闲得无聊的日子里，我订了该航班的机票。第二天早上，我紧张而又充满期待地来到肯辛顿机场。候机大厅里还有一个印度人，大约五十岁，个头很小，戴着小礼帽和金丝眼镜，衣着整洁。他穿一身三件套西装，看上去像个包裹似的。虽然他一副沉默寡言的样子，但看得出他十足开心：他也是美食航线的游客。

“你来自——”

我见过足够多的来自印度的印度人，因此我知道在遥远的地方，一个印度人对另一个印度人这么说，只是一种问候，而非严肃的询问。

“特立尼达，”我说，“位于西印度群岛。您呢？”

他没有理会我的问题。“但是你看上去像个印度人。”

“我是。”

“印第安人[1]？”他压制住了自己紧张的咯咯笑声。

“东印度人。来自西印度群岛。”

他看上去像是受到了冒犯，于是漫步到书摊前。他在远处用评判的目光看着我。最后，好奇战胜了疑虑。在前往机场的巴士上，他坐在我旁边。在飞机上，他也坐在我旁边。

“第一次去巴黎？”他问道。

“是的。”

“我是第四次去。我是报社记者。美国，美利坚合众国，你去过那儿吗？”

“我在纽约待过十二个小时。”

“我去过美利坚合众国三次。我还知道加拿大自治领。我不喜欢这架飞机。我不喜欢它颤动时的样子。你认为这是什么机型呢？我问问乘务员吧。”

他按了按蜂鸣器，但乘务员没有来。

“一开始，我以为它是达科他。现在，我觉得它是维京。”

乘务员匆匆忙忙经过，将入境白卡扔在我们腿上。那个印度人抓住乘务员那弄脏了的白夹克。

“乘务员，这架飞机是维京吗？”

“不是的，先生。不是维京。是朗格多克，法国飞机，先生。”

“朗格多克。那当然了。这是新闻工作教给你的。凡事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我们填写了入境白卡。接着，那个印度人研究起了我的护照。

“特立尼达，特立尼达。”他说道，似乎在寻找一张面孔或一个名字。

他还没来得及找到任何东西，美食航线就开始供应餐点了。疲惫不堪的乘务员打开座位后面的小桌板，啪地放下标有交织字母的玻璃杯和小瓶装的烈酒。这是一趟短途航班，他那天或许已经飞了不止一趟，而他的举止就像一个有问题的人。

“印度人，”那个印度人带着责备的语气问道，“你喝吗？”

“我正在喝。”

“在家，”他抿了一口开胃酒，说道，“我从来不喝。”

乘务员回来了，手里拿着半瓶香槟。

“香槟！”那个印度人叫道，像是要举起他那双瘦小的手鼓掌似的，“香槟！”

机舱里到处都是开软木塞的砰砰声。一盘又一盘食物被端了上来。

我抓住乘务员那件脏夹克。

“对不起，”我说，“我本该早点告诉他们的。我不吃肉。”

他一只手拿着那个托盘说：“抱歉，先生。没有别的了。肉不是在飞机上做的。”

“但你们一定有鸡蛋或鱼之类的食物吧。”

“我们有一些奶酪。”

“但这是一趟美食航线。你们不能只给我一片奶酪。”“抱歉，先生。”

我就着面包和奶酪喝香槟。

“那你不吃了？”

“不吃了。”

“我羡慕你，”那个印度人大声地嚼着各种颜色的肉，抿了一口香槟，接着又大声要了一份，“我羡慕你们这些素食主义者。我在家也是个严格的素食者。我们家都没有人煮过鸡蛋。”

乘务员拿走我吃剩下的面包和奶酪，给我端来了咖啡、白兰地和各种餐后甜酒。

那个印度人飞快地尝了一遍。他小口抿着，大口喝着。飞机就要到达终点了，我们已经系好安全带。他的眼镜片后面那双眼睛红红的，水汪汪的。他的帽子以一种滑稽的角度粘在他头上；他冲我做鬼脸。他用胳膊肘捅了捅我的肋骨，拍了拍我的肩膀，咯咯地笑。他还用下巴顶了顶我，嘴里唱着：“素－素－素食者！印－度－素－食－者！”

飞机着陆时，他有点不开心。他的帽子还维持着那个滑稽的角度，但他那涨红了的小脸下面憋着一股严肃。即将到来的下午对他而言将会很艰难。即便如此，他还是创作了告别演说。

“我亲爱的先生，我是一名记者，我也四处旅行过。我希望你能允许我说几句由衷赞扬的话。尽管隔了几代人，和祖国相距几千英里茫茫大海，但你还保留着我们的宗教习俗和传统。我真的非常欣赏。请允许我向你表示祝贺。”

我很饿，我的头很重：“不，不，我亲爱的先生。请允许我向您表示祝贺。”

殖民地居民就意味着有点荒唐可笑，没有前途，尤其在来自宗主国的人看来。移民及其后代都是这样或那样的殖民地居民，在殖民地居民和宗主国居民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无言的互不信任。在英国，美国人的形象是固定的。在帝国荣耀消亡了那么久的西班牙，他们仍然会跟你这个中立的外来者小声地谈论美洲人之间的吵闹——对于他们来说，那指的是阿根廷人和乌拉圭人。在雅典的酒店，你能分辨出回来度假（移民语汇中的特殊单词）的希腊裔美国人和当地人。游客讲话时声音很大，带着夸张、偶有轻微瑕疵的美国口音。女人的站姿大胆而扭捏。当地人则把稳重的文化和阴柔的谦逊传承得过火，对惹人生气的言行都表现得卑躬屈膝。

然而，拉美人或希腊裔美国人意味着众所周知，意味着一种类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你是一个拉美人或希腊裔美国人就意味着你是被认可的人群。如果你是一个印度人或者来自西印度群岛的东印度人，你就会成为该地区以外的人眼中永久的惊奇。提起西印度群岛，人们会想到哥伦布和西班牙大帆船，奴隶制和十八世纪的海上竞争。还可能会想到卡里普索和特立尼达狂欢节、奢华的阳光和沙滩。提起东方的印度，人们会想到一排排柏树林后的泰姬陵，会想到圣人。但没人会打算去特立尼达找骑着摩托车在乡间小道疾驰的印度梵学者，看飘扬在寺庙上空的三角旗，看在混凝土和瓦楞铁建成的普通加勒比建筑对照下的清凉而华丽的白色清真寺。没有人会期待在西班牙港看到整个地区的街道名称都是在纪念印度，也没人打算在特立尼达看印度灯节或者穆斯林的侯赛因（先知的后代，一千三百年前在阿拉伯半岛的卡尔巴拉战役中阵亡）哀悼仪式。

特立尼达的印度人会被和没有前途的人画上等号。除此以外，特立尼达的印度人还体现了一种古老的词语暧昧。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单词像“Indian[2]”这样被滥用。几乎每一次使用这个单词，都得对它做一番描述。在欧洲，曾经一度，所有东方的东西或者所有有些异常的东西都会被判定是来自土耳其或者印度。因此那时说的印度墨水实际上是中国墨水，那些印度纸张最初来自中国。一四九二年，哥伦布在瓜纳哈尼岛登陆时，他以为到了中国。因此，他本该称当地人为中国人。但当时的东方指的是东方的印度。于是，他把当地人称为印度人。这里的人从此被叫作印第安人，他们排成单行，穿过印第安玉米地。同样，英语国家的人把火鸡叫美洲鸟，而法国人则叫它印度鸟。

真正的印度人长期生活在地球另一端，因此没有被和其他人群混淆过。但到了一八四五年，当这些印度人开始抵达哥伦布称作印度群岛[3]的岛屿时，就彻底乱了。在这片英属群岛，奴隶制已经被废除；黑人拒绝为主人劳作，许多种植园面临破产，因此种植园主从中国、葡萄牙和印度引进了契约劳工。印度人适应了当地的生活，因此越来越多的印度人来了。他们是不错的农业技师。契约到期后，他们被鼓励留下定居。不选回家的船票的话，他们可以获得土地。许多人留下了。契约制度从一八四五年一直持续到一九一七年，这期间有过间断。仅在特立尼达，这些移民后代的人口就超过二十五万。

但是，该怎么称呼这些移民呢？他们的称呼在三百五十年前就已经被占用了。“印度教徒”是个有用的单词，但它有宗教含义，可能会冒犯到移民中的穆斯林。在英属群岛，移民被称为东印度人。这样，他们就有别于群岛上的两种印第安人：美洲印第安人（American Indians）和西印度群岛印第安人（West Indians）。经过一两代人后，东印度人被认为是西印度群岛的固定居民，因此被称为西印度群岛上的东印度人。民族情感日渐产生。这里出现了民族融合的呼声，而西印度群岛上的东印度人（West Indian East Indians）就成了东印度裔的西印度群岛人（East Indian West Indians）。

这一做法不适用于荷兰人。在南美洲北部海岸，他们有一块被称为苏里南或荷属圭亚那的殖民地。他们还拥有东印度群岛[4]的大片土地。在他们看来，东印度人是来自东印度群岛的人，是马来人的后代。（荷兰的印度餐馆可不是印度餐馆，那是东印度群岛餐馆或者爪哇餐馆。）苏里南有许多来自东印度群岛的真正的东印度群岛人。因此，就得为从印度去苏里南的印度人寻找另一个称谓。荷兰人称他们为不列颠印度人。当民族独立运动在印度兴起时，不列颠印度人开始为这个称呼感到愤愤不平。荷兰人做出妥协，称这些人为印度斯坦人。

东印度人即不列颠印度人即印度斯坦人。但西印度群岛是新世界的一部分，这些特立尼达的印度人不再属于亚洲。寺庙和清真寺保留了下来，看上去和印度本土的并无两样。但这些印度人自己的语言衰落了。宗教仪式改变了。自卫生当局禁止露天火葬以来，印度教徒都被土葬，不再火化。他们的骨灰没有沿着圣河流入大海，再次成为永恒世界的一部分。附近没有恒河，只有一条叫作卡罗尼的泥泞溪流。印度教祭司用芒果树叶洒在祭祀圣火上的水不是恒河水，而是普通的自来水。圣城贝拿勒斯[5]在遥远的地方，但西班牙港的年轻印度教徒在入教仪式上仍然会拿起权杖和乞丐碗，说自己会前往贝拿勒斯学习。他的亲戚会恳求他，最后他会放下权杖。然后将会有一场代表超脱的宗教仪式。[6]

这是一支被隔离的族群的剧本。来自特立尼达的印度人意味着没有前途，外来的。还会和不太诚实画上等号。但所有移民都是这样。印度本土就有精力充沛的帕尔西人社区。他们为躲避穆斯林而逃离波斯。但多年以后，他们努力保护的这个宗教变成了一种形式，尤其是葬礼形式：在孟买，死者被送往有着可怕名称的沉默之塔，在那儿任由秃鹫吞食。他们讲起了保护国的语言，而他们自己的语言变成了隐秘的胡言乱语。移民是独立的一群人。不能用更为古老的文化标准评判他们。文化和语言一样，是不断发展的。衰落的文化没有对错，没有纯粹性。有使用才有一切。

尽管这些来自特立尼达的印度人保留了令游客震惊的寺庙和宗教仪式，但他们属于新世界。他们是移民，他们拥有移民身上的干劲和不安。对于他们而言，印度是一个词。在质疑自我的时刻，这个词可能会暗示泰姬陵和古代文明。但更多时候，它通常暗示着其他看上去很可怕的词，“饥荒”、“上百万移动人口”。对于许多人来说，印度只是有关一段几日前才在特立尼达幸存的令人绝望的乡村记忆。有时在岛屿上的内陆村落里，茅草屋顶、用泥与竹子垒成的墙仍然会让人想起孟加拉。

大港口加尔各答就在孟加拉。来自印度东部广阔而萧条的内陆地区移民在那里聚集，开始为期四个月的海上航行，前往西印度群岛。大多数人来自比哈尔邦和北方邦东部；即便现在——尽管比哈尔邦已经有了重工业——这些地区依旧因贫穷和落后而为人所知。那是一片凄凉、布满灰尘的土地，废墟和体现古代荣耀的地名使它显得更加凄惨。这里是佛陀的国度，三千年前印度史诗中提到的城市依旧存在着，例如阿约提亚，我父亲家族的起源地，如今是个一片萧条、摇摇欲坠的城镇。

这里土地平坦，平坦得让人无法忍受，几乎看不到能给它增添生气的树木。史诗中经常提到的森林已经消失。这里冬天很短；酷热的夏日里，田间灰尘弥漫。满眼都是有着低矮的泥墙或砖墙房子的村庄；到处都是人。广阔之上的渺小：小房子、小块而贫瘠的土地、瘦弱而矮小的人，不断增长的人口将这片土地拖进灰尘中。这是一片饥荒和冷漠同时在上演的土地，也是一片种姓制度严格的土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任何改变位置的努力都是徒劳。尽管农民的土地很少，时间很多，但他们仍旧会在土地上播撒种子。农民自己挣一天吃一天。农民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个不仅仅是封建社会的印度，一切都曾属于国王，后来属于地主，人们曾经认为把这里变得繁荣富裕是不明智的。因此，仅仅是种姓就可以限定和安置一个人。对于这片人口过多的土地上的农民来说，整个印度，或者说整个世界都被限制在一块土地和一些关系上。

在这些地方，旅行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一百年前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来说，西印度群岛一定就像是世界的尽头。但还是有那么多人离开，带着一切——床、铜制容器、乐器、画像、圣书、檀香木棒、占星棒年历。看上去他们背井离乡，其实则不然，他们随身带着印度。凭着思路局限的世界观，不论走到哪里，他们都能够重建北方邦或者比哈尔邦。他们曾经能够对印度的广阔置之不理；因此现在，他们对身处的陌生环境也置之不理。离开印度那片神圣的土地，越过“黑水”被看作是一种自我污辱。这些移民在特立尼达非常完整地重建了印度，以至于他们在那些想要离开特立尼达的人身上强加了类似的束缚。

在一个更加充满活力的社会，他们可能会被遗弃。但十九世纪的特立尼达停滞不前。印度人坚持了下来，并在此繁衍生息。他们重建的这个印度得以生存。这是一个发生彻底改变的印度。这是一个处在孤立之中、没有获得支持的印度；一个没有种姓或者说，种姓压力不大的印度。在这里努力是有意义的，很快，印度就不再被认为仅仅是一种习惯，一种自我强加的、年复一年逐渐消失的心理上的约束。随着来自新世界的第一波气流——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人来到岛上——印度消失了，一个新民族似乎一下子就创立了。殖民地居民，不论来自哪种社会，都是革命的产物，而革命发生在头脑里。

特定的东西保留了下来：寺庙、食物、仪式、名称，但在印度人看来，岛上的这些东西日渐英国化，变得不好辨认；对肉的厌恶或许保留下来了，一个印度教徒，在往返伦敦和巴黎的美食航线上也经受住了食物的诱惑。两年前我在印度，常常在听到一种我认为自己已经忘记的语言时，听明白了对方在讲什么。的确很奇怪。虽然只是一两个单词，但它们似乎唤起了我过往的生活，匆忙间让我产生了一种曾经生活在此地的感觉。但那种感觉一闪而过，对于殖民地居民来说，没有真正的回归。

在德里的一家俱乐部里，我遇到一个来自特立尼达的印度人。我上一次见他是十五年前。他是一位冒险家。现在，他有些悲伤。他在祖国成了一名被流放者。十五年足以令他摆脱青涩；对他来说，已经不再会有冒险活动。他安静而顺从。随后，他的眼中流露出担忧和问询的神色。

“告诉我。我认为我们已经超越了这些人，你说呢？”

“毫无疑问。”我说。

他面露喜色，看上去轻松起来。他微笑，接着大笑起来。

“真高兴你这么想。这就是我经常跟他们说的。来，我们喝一杯。”

我们喝酒。我们大声说话，一起变成了殖民地居民。

一九六五年

注释

[1] 原文为Red Indian，是Native American（印第安人；美洲原住民）的旧式表达，现在常含贬义。

[2] 既可指印度人，也可指印第安人。

[3] 今西印度群岛。

[4] 今印度尼西亚。

[5] 即瓦拉纳西，印度教徒认为在瓦拉纳西死去，就能超脱生死轮回的厄运，他们相信，在瓦拉纳西的恒河畔沐浴可洗涤污浊的灵魂，在此火化并将骨灰撒入河中也能超脱生前的痛苦。

[6] 现在允许火葬，骨灰撒在卡罗尼河；现在也进口了恒河水。——作者注

茉莉花

十 年前的一天，当我在为英国广播公司的加勒比频道编辑每周一期的文学节目时，有个特立尼达人来到朗廷酒店旧址上的自由作家房间看我。他坐在桌边，啪地放下几张我的打字稿，然后说：“我叫史密斯。我写关于性的文章。我还是一名民族主义者。”他笔下的性是冷淡的，毛姆和椰汁；但他的民族主义是咄咄逼人的。女人像椰树一样摇摆不定；她们的皮肤是赤铁科常青树的颜色；她们的口腔内部是切开的金星果[1]的颜色；她们的牙齿像椰肉一样白。做爱时，她们像狂风中的竹子一样呻吟。

那位作家在抗议英语强加给我们的东西。语言是我们的，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随之而来的文学因此具有特殊的权威性；但是这种文学就像外国的神话。例如，华兹华斯那首关于水仙花的臭名昭著的诗[2]。毫无疑问，那原本是美丽的小花，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首诗对我们能有什么意义呢？这种论点表面上暗示的意思将所有的文学都局限在其起源国，其实是政治的；但它真实反映了那个人对我们那未成形、未建成的社会中空虚状态的不满。对没有神话故事的我们而言，所有的文化都是外来的。特立尼达很小，很偏远，而且无足轻重。我们明白，不能指望在我们看到的那些书写人生的书中读到有关我们自身的内容。书籍来自遥远的地方；它们能给我们的只是幻想。

读一本书就意味着在思想上要做一次瞬间调整，就像中世纪的北方雕刻家解释《旧约》故事一样，他会用和他的生活有关的方式解说，我得有自己的适应能力。我排斥狄更斯对于伦敦的一切描述；虽然我可能会保留插图画家给米考伯先生[3]和其他人画的服装，但我给他们换上了我熟悉的人的面孔和声音，让他们置身于我熟悉的建筑和街道。适应的过程是自动且连续的。我将狄更斯笔下的蒙蒙细雨换成热带的倾盆大雨，雪和雾是书本中的传统写法，我没有替换。任何因提醒我这种反应是如何怪异而让我尴尬的东西，任何试图将人物从我设置的虚构环境中移出去的东西，我都排斥，例如插图。

我从书本中寻找幻想，同时我认为现实也是必需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吉卜赛人是捏造的，是令人失望的，让那么多真实事物变得不可信：对我来说，吉卜赛人是虚构的人，属于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和《英雄》那些纯粹的奇幻故事。描写古老战士之剑那一幕也令人失望，因为我认为剑属于古代。我让汤姆·塔利弗[4]沿着我生活过的街道散步。《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的前几章，《雾都孤儿》、《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大卫·科波菲尔》中的几章，H. G.威尔斯的一些小说，康拉德那篇名为“礁湖”的短篇小说：我让这些我最初读过或是听过的故事都发生在特立尼达，用我自己的方式接受、排斥、适应它们，让故事中的人物用我的方式而存在。我从来不为了解外国而阅读。书上的一切都是外国的，一切都得经过适应，英语小说中立刻奏效并对我有价值的一切都不是英国特有的。默德斯通先生[5]奏效了，匹克威克先生[6]和他的俱乐部却没有。《简爱》和《呼啸山庄》奏效了，《傲慢与偏见》却没有。莫泊桑奏效了，巴尔扎克却没有。

我在书中寻求某种特别的参与感。我唯一接受的社会分化就是贫富分化，任何秩序繁复的社会似乎都是脆弱的、外来的。在文学作品中，类似的社会不仅仅是外来的，它还是排外的。它使我的幻想变得一文不值，而且这一趋势越来越严重。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想到要写自己的生活，可它让我绝望地意识到自己所处社会的贫穷和杂乱无章。我可以让狄更斯适应特立尼达，但我在特立尼达了解到的生活是不可能被写成书的。如果风景在被艺术家阐释之前是不真实的，那么社会在被书写之前就是没有形态和令人尴尬的。让一张狄更斯小说里的插图来提醒我的适应之荒谬是令人尴尬的，同样，尝试描写我所看见的也是令人尴尬的。我读过的东西几乎对我没有帮助。表现出某个作家的情感是有可能的。但没有一个作家能和这个社会割裂开来，不管他的想象多么独特。想象是外来的；它削弱了我自己的想象，让我没有勇气去做简单的事，比如提及西班牙港一条街道的名称。

虚构作品或者任何和想象有关的作品，不论其质量如何，都把自己的主题视为神圣的。在充分了解已被接受的权威神话之后，试着将神话这一品质赋予那些被认为是不重要和荒谬的东西——西班牙港的弗雷德里克街、海事广场、拉芬蒂勒和巴拉塔里亚区，试着使用这些名称需要勇气。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熟悉而无意义的词的排斥——对不熟悉的水仙花的排斥——和试着让有着赤铁科常青树肤色的女人在狂风中像竹子般呻吟一样，都是不自然的。

所有的英国文学都触手可及，不过，我的立场和《印度假日》中王公的立场一样。当那位信仰基督教的女士跟他说“上帝无所不在”时，他回答道：“但那对我有什么用呢？”我需要一些更相关的文学，而本地的一些短篇小说提供了这些。这些小说，或许总共只有一打，从来没有在特立尼达以外的其他地方出版过，将我之所见转化为文字。正是通过它们，我开始欣赏作家的艺术所具有的那种歪曲事实和提取精华的力量。同样一个地方，我看到的是单调、杂乱无章，而他们看到的却是秩序。我试着用浪漫手法处理，使我的主题和我阅读过的东西保持平等，他们接受了。他们为更深层次的观察提供了起始点；他们没有触发幻想。从长远来看，每一个作家都得依靠自己的力量；但从最实际的角度来看，有个传统还是有帮助的。英语是我的，但传统不是。

文学主要是幻想。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尽管我很早就决定要当一名作家，并且在十八岁那年怀揣着这个抱负离开特立尼达，可是我直到将近二十三岁时才开始认真创作。我的素材不足以被传统视为神圣，我也并不完全相信其重要性，而且仍有一些困境。我的文学偏好发展成为一种对语言——脱离语境的单词——的热爱。上学时，我学的是法语和西班牙语；语言的乐趣至少和文学的乐趣一样多。莫泊桑和莫里哀的作品内容丰富，但我觉得花上一个小时翻看大部头的《哈拉普法英词典》，通过范例更多地了解这种语言要比和高乃依或拉辛[7]相处更惬意。正因为我自以为对这两门语言（现在都生疏了）了解得足够多，所以当我前往英国上大学时，我决定学习英语。

这是个错误。英语课程和文学没有任何关系。它似乎是一门针对青少年古文物研究者的学科。它避开了充满文学色彩的小说和散文“旁白”。根据寻常而又令人好奇的一致意见，它专注于诗歌。因为英语课程只讲到十八世纪，所以在细致研究莎士比亚之后，就堕落为对不重要的诗人（严格来说是地方性诗人）的快速概述。我原本盼望着能漫游在文字的疆土上，但面临的却是“课文”。玄学派诗歌[8]是学习的完美主题，是一门学科的完美组成部分，但它们真的对我没有用。尽管德莱顿[9]的散文有着令人愉悦的技巧，但他本人却既肤浅又不诚实。他的“评论”值得如此恭敬的关注吗？《格列佛游记》是很棒，但《一只桶的故事》和《书的战争》[10]能持久吗？

事实是我不喜欢学术研究，不喜欢追溯学校和流行的成长史。我一直追求的是，将文学和生活联系起来。我在学校接受的培训帮不到我。我们没有图书馆，没有可以求助的文学史方面的书籍。撰写关于《伪君子》的文章时，我们根据对该话剧的读后感来写作。现在，我发现文学研究已经被科学化了，得通过学术研究这个陷阱才能接触到每个作家。美国现代语言协会（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的出版物被装订成册，以前那些世故的年轻人亲切地称之为PMLA。那些讲述乔叟的天文学或占星学知识的书页（这个议题每年都有）因为被触摸而变脏、发胀并起了毛边。甚至一些用铅笔标注的注释（不，诺拉！）都已经模糊不清了。我对这些装订成册的书籍以及保存这些书籍的图书馆有一种生理上的厌恶。

快乐是不能传授和测量的，但学术研究可以。我的反应是不理智的。在我看来，学术研究是浓缩的法则。文学没有被探究，它被编成法典，压缩成几张纸的“课文”，几册“背景资料”，更多的是“评论”。对于这个混合物，可能要用上数学知识。学术研究当然有发现：莎士比亚、马洛[11]、王政复辟时期的喜剧。但我对文学研究的厌恶带给我一种对文学本身的疏远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

语言还是我的。我满怀欣喜地转向的领域正是对语言发展的研究。这足以满足我对语言的热爱，这是意想不到的探险。将乔叟看成一位伟大且富有想象力的作家可能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坎特伯雷故事集·序篇》中也只可能找到一段极其有限的观察报告（被后人超越了大概一千次）。但是作为一门新兴的、发展中的语言的操作者，乔叟令人激动不已。而我在莎士比亚那儿得到的乐趣则翻了一番。在特立尼达，英语写作对于我来说是通往幻想的起点。现在，在英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后，隔离单词、将文学和语言分离开来变得有可能了。

语言可以非常具有欺骗性。我花了很久才意识到自己在阐释英语演讲的惯例和模式方面做得非常糟糕。安格斯·威尔逊[12]早期小说中对英语演讲做了最好的剖析。这是我现在的判断；我对这些小说的第一反应是浮躁和不完善的，就如普福尔茨海姆教授在《盎格鲁－撒克逊态度》中对英国同事那严正的谦恭做出的反应。虽然有关英国的知识使得英语写作更加便利，但也使参与变得更加困难，不可能运用幻想（读者的补充反应）了。我正在审视一个有待了解的外国社会，正在寻找特定的社会评论。再次翻开那些我曾用特立尼达元素解读过的书，会惊愕地发现，这些书是那么具有英国特色。狄更斯小说中的插图现在就不能不予理会了。因此，带着知识重读，这些书就不再是我的了。

这种对社会评论的寻找是学习英国文学留下的恶习，但却难以克服。小说家们的成见反映了一个由惯例和规矩统治的社会，一个由有自知之明的人组成的、结构井然的社会。对于这些人而言，阅读与其说是为了探险，不如说是为了比较，为了找到他们了解的或他们自以为了解的东西。评判一位作家基于他所报道的事物，工人阶级作家就只是工人阶级作家。因此写作就发展成为特定社会的私有语言。新的报道，新的发现出现了：它们都被快速吸收。伴随着每一个发现，社会自身的形象就更加固定，而社会又更深入地向内部审视。它有太多的参考点，它过于频繁地被描写，被阅读。例如，安格斯·威尔逊笔下的人物都是伟大的读者，他们沉浸在狄更斯和简·奥斯丁的作品中。很快就会出现一些人物，他们沉浸在安格斯·威尔逊的作品中。这个过程是无止境的。情感将叠加在情感之上：经历中的粗粝物质将被自我认知提炼掉。写作将成为亚瑟·米勒对报纸的定义：一个自言自语的国家。即便是那些拥有秘诀的人也只能见证，而不能参与。

一切文学都有地域性；或许只是莎士比亚作品的无地方性，或者是狄更斯作品中“粗俗”经历的直率传递，使得文学看上去不那么地域分明。或许，这是读者缺乏知识。即使在这个文字“国际主义”时代，我们也看到文学变得越来越内向，形成了越来越私密的语言。或许，文学最终会使自己竭尽才智，写无可写，而所有的文学乐趣就会变成词语的乐趣。

三年多前，我在英属圭亚那。一天午后，我被带去拜访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她来自一个尊贵的、信仰基督教的印度家庭。我们的政治观点过于对立，没法对当前的危机进行有益的讨论。我们谈了谈她家阳台上的物品，谈了谈过去的时光。突然，热带的阳光消失了。花园里飘来花香。我从小就知道这种花，但我从来不知道它的名字。现在，我问了问。

“我们叫它茉莉花。”

茉莉花！这些年来，我一直都知道它！对于我来说，它一直是书上的一个单词，一个可以取乐的单词，一个从我熟悉的、枯燥的植物名称中移走的东西。

那位女士为我剪了一段茉莉花幼枝。我把它插到衬衫最上面的纽扣眼里。回酒店的路上，我边走边闻。茉莉花，茉莉花。但是这个单词和这朵花在我脑海中分离得太久了。过去，它们没有同时出现。

一九六四年

注释

[1] 原产于热带美洲和西印度群岛。白色果肉，半透明胶状。

[2] 指《咏水仙》（The Daffodils）。

[3] 《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

[4]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磨坊主。

[5] 《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

[6] 《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人物。

[7] 高乃依、莫里哀、拉辛并称法国古典戏剧三杰。

[8] 指英国十七世纪深受约翰·邓恩影响的诗人的作品，不太用白描，以奇思妙喻著称。

[9] 英国诗人、剧作家、文学批评家。

[10] 《格列佛游记》、《一只桶的故事》、《书的战争》均为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的作品。

[11] 英国剧作家、诗人、翻译家，为莎士比亚同代人物。

[12] 英国小说家、文学批评家，《盎格鲁－撒克逊态度》是其代表作。

自传之前言

1

距 离我在伦敦英国广播公司一间屋子里的一台老式英国广播公司打字机前，在光滑的、不会发出沙沙声的英国广播公司脚本纸上写下我第一本可以出版的书里的第一句话，已经过去将近三十年。那时距离我二十三岁生日还有三个多月。十个月前，我离开牛津，来到伦敦生活，努力让自己收支平衡。在此期间，我盼着缓解自己的焦虑情绪，但试着开始作家生涯却让焦虑加重了。

在牛津，我靠着特立尼达政府提供的奖学金维持生活。在伦敦，我得靠自己。我得到的唯一一份收入——一周八几尼，减去“扣税”——来自英国广播公司的加勒比频道。过去一年间，甚至过去两年间，我唯一的好运就是得到了这份兼职，编辑并主持专供加勒比地区播放、每周一期的文学节目。

加勒比频道节目组在朗廷酒店旧址二楼，位置正对着播音大厦。在这一层，英国广播公司为像我这样的“自由作家”预留了一个房间——对我来说，那个词并非暗示自由和勇气，而是暗示我是一个庞大企业的外围人，属于一个沮丧且谦卑的阶层：要成为一名“员工”，我还需要付出很多。

自由作家的房间并没有助长广播荣耀这类想法；它完全是为小剧本的生产而设置的。房间里残留着某些带有酒店气息的物品：像是置身伟大的维多利亚－爱德华时期的朗廷酒店（至少在一本关于夏洛克·福尔摩斯的书里提到过这家酒店），自由作家的房间之前可能是一间食品储存室，位于这栋厚砖墙建筑的后部，屋顶的灯熄灭后，房间里就一片黑暗。即便在亮着灯的时候，这房间也不能令人开心：黄褐色的墙上贴了豆绿色的墙裙，油漆早已失去光泽；窗户下方有暖气片，窗台上还有细沙；两三把椅子，一部电话，两张桌子和两台老式打字机。

正是在那种维多利亚－爱德华时期的昏暗中，在其中一台打字机前，一天午后，我不知道该写些什么，抑或是不想写满一整张纸，我写道：每天早上，哈特起床后，总要坐到屋后阳台的栏杆上，扯大嗓门朝对面喊：“有什么事吗，鲍嘉？”

那是关于西班牙港的记忆，似乎来自久远的过去，但那只是十一二年前发生的事。那时，我们——母亲这个家族的各系旁支——住在西班牙港，住在属于外祖母的房子里。我们是农村人、印度人，从文化上来说，还是印度教徒。搬到西班牙港类似一种移民：从印度教和印度人的乡村来到白人－黑人－黑白混血儿混居的城镇。

哈特是我们那条街上的邻居。他既不是黑人，也不是黑白混血儿。但我们认为他是一半黑人，一半黑白混血。他是西班牙港的印度人。镇上有好几个西班牙港印度人。他们没有祖国，只是个体，很难形成社区。他们和我们被区别开还有一个原因：他们中的很多人是马德拉斯人，南部印度人后裔。他们不说印地语，不是种姓人群。我们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任何我们的礼节和约束；尽管我们自己衣衫褴褛（而且住房紧张），但我们将街上其他的印度人看作无家可归的人。

那声“鲍嘉！”不仅仅是从街上发出的喊声。为了增加不协调，我在写作时安排这一喊声冲着我们院子里的某个人而来：一个非常安静、和我母亲的家族有着某种联系的年轻人。他不久前刚从乡下来，住在我们家院子后面那个独立的一居室里。

我们称这间屋子为“仆人房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前，西班牙港的房子都建有独立的仆人房间——比阳台小的小盒子，风格上沿袭了奴隶时期的附属“黑奴房”。我猜想，在我们这条街上的一两栋房子里，用人真的是住在仆人房间里的。但通常不是这样。仆人房间能提供清静、独处的环境，十分受欢迎，并不是用人住的。

正值战时，我们家从乡村到城市的迁徙就成了一场更为普遍的运动的一部分。各种条件的人都来到西班牙港，到两个美军基地工作。其中一个基地建在一片刚收回的土地上，就在我们那条街尽头——隔了八栋房子。每天两次，我们会听到军号声；身着制服的美国人显得很庄重，卡其色的领带别在衬衫里。他们是我们街道生活的另一部分。街道很繁忙，院子很拥挤。我们的院子比大多数的院子都要拥挤。从来没有用人住进我们的仆人房间。相反，这房子里接连住过几位受到优待的暂住者，他们的境遇日渐好转。在大家族的高峰期之前，其中一些暂住者曾是外人；但现在，他们大多数是我们的亲戚或者是和家族关系密切的人，比如鲍嘉。

鲍嘉和我母亲那个家族的联系非同寻常。世纪之交，鲍嘉的父亲和我的外祖父一起作为契约移民从印度启程。在那次漫长而可怕的航程中，他们成了结拜兄弟，他们的后裔也以此为荣。

鲍嘉的族人来自旁遮普邦，长相英俊。我们认识的鲍嘉的两个哥哥都是很有抱负的人，从事着白领工作。一个是教师，另一个在仆人房间住过，是个业余运动员。每逢板球赛季，他的名字会经常出现在报纸上。鲍嘉没有接受过哥哥们所受的教育，也没有哥哥们那样的抱负。人们不清楚他靠什么谋生。他很温和，没有什么明显的个性，冷漠离群，在那个拥挤的院落里，他异常孤僻。

他离开过一次。像是过了几个星期，又像是过了几个月，他回来了。据说他“在船上工作”。西班牙港是一个殖民地港口。我们以为水手都很粗鲁，是社会渣滓。所以，“在船上工作”这件事，尽管暗示着金钱和运气（因为工作不那么好找），也暗示着危险。那是鲁莽的人和放荡不羁的人干的活。但它一定很适合鲍嘉，因为过了不久，他又一次离开，消失了。

这一次，有人说他去了委内瑞拉。他回来过；但我对他的返乡没有印象。有关他的冒险活动——如果他有过冒险的话——我一无所知。我记得，他第一次出走，到船上工作时，有人告诉我，他是个厨师。但那有可能是我自己杜撰的故事。鲍嘉住在仆人房间期间，我对他的全部了解来自幼时的我在远处所能看到的。他和他的来来去去都是那个时期的混乱不堪和拥挤人群的一部分。

四五年后，我和他见面的次数多了。那时，战争已经结束。街道尽头的美军基地已经关闭，建筑物被推倒。当地的承包商认识我们家的某个人，他将那个地方的管理权交给我们几天，让我们捡拾需要的木材。母亲的族人分家了，我们也都搬离了外祖母的房子。父亲购买了房子；我用从美军基地捡来的木材做了一扇新的前门。不久，我就获得了特立尼达政府提供的能让我去牛津的奖学金。

据说鲍嘉仍旧是一名旅行者。在特立尼达，他现在可以做他一直想做的事情：与关系密切的人保持尽可能远的距离。他住在卡雷纳奇，一个距西班牙港西部大约五英里的海滨村庄。在卡雷纳奇，生活着黑人和黑白混血儿，那儿颇具西班牙风情（当地法语土话称之为帕尼奥尔）。卡雷纳奇几乎没有印度人，那里适合鲍嘉。

我无所事事，只等着离开。等待的日子里，我焦躁不安，有时候就骑车去卡雷纳奇。在大热天骑行一段时间后，到多石的海边玩水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之后到鲍嘉家里喝可乐更是令人开心。他住在一条步行街上的小巷里，院子里一半是灌木一半是建筑。他现在是个裁缝，显然生意不错。店门敞开，他坐在缝纫机旁，热情而含蓄，和以前一样平和、不爱说话，还是那么孤僻。但他愿意和我一起玩。他开心地让我用漆为他的店铺写一块招牌。这是我的主意，但他当真了。他让木匠用新木头做了一块牌子；我给木牌涂底漆，再用漆在木牌上刷上字，过了几天，我做好了招牌。他将它挂在店门上，我觉得它看上去很真实，是一块真正的招牌。我很吃惊，那是我做的第一块招牌。

出发去英国的日子到了。我把鲍嘉留在了卡雷纳奇。那是我的记忆中他一直生活着的地方。那记忆很模糊，前景中空无一人：一个曾经在船上工作然后去了委内瑞拉的人，安静地坐在缝纫机跟前，坐在我做的招牌底下，坐在他那狭小的混凝土住房兼店铺里。

这些就是我所知道的鲍嘉的故事。在我们经历了特立尼达岛内的多次迁徙之后，在我的英国之行和牛津生活之后，那是我——在两次尝试写小说都失败之后——坐在兰厄姆酒店那间自由作家房间里的打字机前，试图再次成为一个作家时，脑海中出现的故事。那天下午，幸运眷顾了我。每天早上，哈特起床后，总要坐到屋后阳台的栏杆上，扯大嗓门朝对面喊：“有什么事吗，鲍嘉？”幸运眷顾了我，因为第一个句子是那么直接，那么整齐，那么简单，以至于引出了下面的句子：鲍嘉在床上翻了个身，用没人听得到的声音轻柔地咕哝着：“那儿怎么啦，哈特？”

第一句是真实的，第二句是杜撰的。但这两句话放在一起，对我这个作家来说，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虽然它们忽略了一切——背景、历史时间、相关人物那错综复杂的种族和社会状态——但它们又暗示了一切。它们营造了“街道”这个世界。这些句子和词语创建了一种引领后续事态的节奏和速度。

这个故事以第一人称叙述。为了写作速度，为了避免出现错综复杂的状态并配合开篇的节奏，故事的叙述者不能是我自己。我的叙述者一个人和母亲住在那条街上的房子里。他没有父亲，没有其他家庭成员。因此，很简单，我母亲那个大家族的所有成员（对于作家来说，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很累赘）被革除掉了；同样，出于简化的想法，我让这个叙述者比我本人更适应街道的生活。

鲍嘉的裁缝生意（挂着我为他做的招牌），被我从卡雷纳奇的小巷转移到西班牙港的仆人房间。随之而来的就是某些安静而友善的线索，那是我后来在鲍嘉身上发现的。仆人房间和街道——房子、人行道、天井、街道尽头的美军基地——变得像一个舞台布景。任何人都有可能从街上走过，任何人都有可能出现在仆人房间里。考虑到叙述者的节奏和不断累积的对街道生活的暗示，他这么讲故事就足够了。因此，鲍嘉可以不声不响地来去。在故事里，当他第一次离开仆人房间时，他只需要说几个名字，故事想传递的街道即是一种俱乐部的意图就很容易让人信服。

就这样，在兰厄姆酒店的那个下午，在那之前一直被我无视的西班牙港的记忆被简化，被改造。叙述者的速度就是作者的速度。之后那些看上去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文学手段只是源自作者的焦虑。最重要的是，我想把故事写完。我担心，如果在任何一处停留过久，我可能会对自己正在做的事失去信心，会再次放弃，一无所获。

速度主宰着鲍嘉神秘事件的解决之道。他渴望自由（摆脱印度教家庭的习俗，但故事中没有提及）。他没有抱负，也没有技能。尽管他有招牌，但他不是裁缝。他是一个平凡普通的人，一个来自乡村的人，鲍嘉这个名字和神秘事件是街道给予的。街道本身具有城市戏剧性。如果鲍嘉整个下午都在仆人房间里玩单人纸牌游戏，那是因为他没有其他方式打发时间。如果他一言不发直到成为电影《鲍嘉》中的人物，那是因为他没有什么可说。街上的人认为他世俗、懒惰、冷静。事实上，他很被动。让他从街道上分心的情感纠葛不大具有英雄气概。和街道上其他男人不同，鲍嘉应对女人的方法很简单。他肌肉松弛，缺乏男子气，是个重婚者。因此，我的故事里的鲍嘉只是在追寻自由，以一个忙忙碌碌的男人形象收尾。只有在仆人房间那个独处的环境中，他才是平静状态下的自己。只有和街道上的男人与男孩在一起的时候，他才是一个男人。

故事很短，三千个单词，写了两大页纸多一点。那个下午我鬼使神差地将打字机设为单倍行距，尽可能多地将字敲打在第一张纸上，也为了获得印刷页面的效果。

我打字的时候，自由作家房间里人来人往。那天下午，有些人会顺便到英国广播公司找人聊聊天，并从制片人那里拿到少得可怜的小剧本佣金。有些人是有活儿要干。

我猜欧内斯特·埃托尔会来，坐在另一台打字机前，对杂志栏目中的串词甚至段落挑三拣四，他会停顿很多次。那个傍晚，欧内斯特漂亮的口头禅在短波收音机里噼啪作响，暗示着他是一个忙碌而警觉的人，沉溺在伦敦这个大都会的刺激之中，只留出几分钟做广播谈话秀。他是一个来自英属圭亚那的黑白混血儿，穿深色西装，身体肥胖，行动迟缓。几年后，当我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对他的印象没有变化，也没有震惊，我在心里把他移进了棺材里。和喜欢广播一样，欧内斯特喜欢广播大厦附近的酒吧生活。坐在黑暗的自由作家房间里的打字机前就像是被强制着做事一样。欧内斯特停下来思考问题时，会用厚厚的手掌顺着前额揉搓到眉毛，再逆着眉毛的方向推回去。然后，就像清理蜘蛛网似的，他会掸一掸脸颊、鼻子、嘴唇和下巴。

说完欧内斯特，我得说说我，我那些天的打字姿势很反常。我的肩膀尽可能地向后甩，脊椎弯成弓形，膝盖抬得很高，鞋子搁在离椅面最近的那条梁上，左一只，右一只。就这样，我两条腿大敞着，像只弯腰的猴子似的在打字机前敲打着。

那间自由作家的房间像个俱乐部：有人在聊天和走动，短暂的友情时光里，年轻的和特别年轻的人各自怀着不同的焦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从事着写作。这就是我赋予鲍嘉的西班牙港街道的氛围。部分是为了写作速度，部分是因为我的记忆或想象力还达不到一个高度，所以我没有给他的仆人房间添置任何家具：兰厄姆酒店的房间里本身就没有什么家具。那天下午，我从那间房里的友情中获益匪浅。如果没有那段友谊，没有看过这个故事后那三个人的反馈，我可能不会想要继续写自己的故事。

我将三张打字纸分发给三个人。

约翰·斯托克布里奇是英国人。他在英国广播公司多个国内外节目中任职。和我们其他人不同，他带着一个公文包，它暗示着他的条理性、稳定性和很多佣金。三四个月前，我们第一次在自由作家房间见面时，他还不太友好——毫无疑问，他认为我是个牛津人，没接受过培训，就这样开始正规的电台工作，从更有经验的人嘴里夺食。但后来，他对我的态度变得如老师般忧心。从他英国人的角度来看，我陷在自我忽视的状态中，他想将我从现状中拯救出来。他希望我能从事更好的工作，更好地展示自己，穿更好的衣服，尤其是丢掉那件脏兮兮的工人阶级外套。（我虽然对衣服一无所知，但也一直觉得那件外套不对劲：那是我到牛津前，伯爵阁一家公寓的马耳他女经理替我挑的。）看过那篇故事之后，约翰神情严肃，对我当作家这一前景做出惊人的预言。仅仅是凭如此细微的证据！但那说明他最终接受了我的抱负和我的伦敦生活，并给了我些许祝福。

安德鲁·萨尔基是牙买加人。他在一家夜总会工作，也在试着开始写作生涯。他刚刚开始做播音、谈话和阅读节目。他把学习写作和试着将鞭子缠在栏杆上相比。他认为，我已经开始将鞭子缠在杆上了。他发现并让我去掉一两句较早写成的句子。在那些句子里，我开始对素材失去信心，开始嘲笑自己要写一个真实故事的念头而不是故事人物。

最真挚的认同来自戈登·伍尔福德。他来自英属圭亚那一个显赫的殖民地家庭。他说自己有非洲血统，但不明显。和父亲的深层矛盾迫使戈登离开了家。战前在比利时和英国接受特权教养之后，他在伦敦沉溺于放荡不羁的生活。他三十五六岁，出奇英俊，娶了一位法国太太。他们认识时，她在伦敦一家大商场做售货员。他们那段婚姻刚刚破裂。戈登正在写一部关于那段婚姻的小说《岩石之上》，但他不打算写完它。他经常换工作，他热爱写作，他最喜欢的书——至少他酒瘾发作时总是随身携带——是《独家新闻》[1]。

鲍嘉故事里有些地方触动了戈登。读完之后，他小心翼翼地将纸折起来，将它放进夹克衫的内兜里。那是一个表示认可的举动。后来，他带我去了英国广播公司的俱乐部——那天，他没有坐马车。他又一次阅读了那个故事，还让我和他一起读，一行一行地读，评价单词和语气：我们就像是在做播音排练。故事的手稿上仍然保留着他的折痕和葡萄酒渍。

写鲍嘉的故事时，有些记忆——非常模糊，就像是来自一部被遗忘的电影——让我想起了一九三八年或一九三九年、比鲍嘉早五年住在仆人房间的那个人。他是一个黑人木匠，仆人房间和后院篱笆之间有遮蔽物的狭小空间就是他的厨房兼工棚。有一天，我问他在做什么。他说他在做“一样没有名字的东西”，对于一个问问题的六岁孩子来说，他的回答很精彩。

第二天，我在自由作家房间里静下心来写的正是那个木匠的故事。我没有继续写下去的素材，但我有一条住满了人的街道，我有一个氛围，我有一个叙述者。我沿用了头一天的魔法：不会发出沙沙声的英国广播公司脚本纸，设定为单倍行距的打字机。有了戈登的帮助，我意识到自己前一天所犯的错误：不要让过多的单词妨碍思绪，落笔要快，细节的添加要具体，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合适的语气。

我在心理上将仆人房间设置在另一个院落里。波普自称是个木匠，可他做的唯一的东西就是自家后院芒果树下的那个马口铁的小工棚。接着，凌乱的记忆，我的叙述者，那条街道的生活，我（这个突然从乡下外祖母那严格的印度教家庭来到西班牙港的六岁孩子）的童年体会给了那个木匠一个故事，我记得街上的人们极其快乐。他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一个快乐的人，一个在品味生活的人，但是他的妻子抛弃了他。

接下来的几天，街道得到了发展。无须指出其复杂性，这点变得显而易见。在一个故事里只出现过名字的人在下一个故事里就会有对话，然后有个性。原本就有个性的人在下一个故事里会更为人所知。记忆提供了素材，城市民俗和城市歌曲同样提供了素材。某家伦敦晚报上的一则关于邮差丢弃信件的消息也用上了。我的叙述者消耗了素材。他似乎能够处理任何类型的素材。

甚至连戈登也被我写进了那条街道的故事里。有天晚上，我们坐在双层巴士的上层，从英国广播公司回基尔伯恩。那是一个爱尔兰工人阶级居住区，我住在英国广播公司一个门卫位于该地区的两居室里。戈登讲着自己的早年生活，那些奢华、前景美好的日子。接着，他就崩溃了，说道：“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然后，他低下头，透过眼镜片看向街道。那一幕触动了我。几天后，我将它写进了一个黑人民谣创作者的记忆里。这人心理失常，但很温和。一天，他到我祖母西班牙港的房子里兜售他的诗歌，就是一张张印着字的纸片，还跟我讲了一些他的人生故事。

这些故事的篇幅变长了，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写完，也不是在自由作家房间里写成的。我需要更加关注技巧，不是每次都能快速落笔。故事的开篇，它们所形成的节奏，并不总是自然而然地到来。需要付出辛劳。接着，一度看上去取之不尽的素材也枯竭了。以那种特殊的方式，我所能应对的街道生活到了尽头。我母亲说：“你在这个地方变得太野了。我想你该离开了。”我的叙述者离开了那条街道，就像五年前我离开特立尼达那样。我赖以生存了五六个星期的兴奋感消失了。

我写出了一本书，而且我觉得它是真实的。这是我多年以来的抱负，也是过去一年里的首要抱负。如果这本书能够在自由作家房间之外有些许反响，我可能就会对自己的写作天分更有把握，之后的写作方法也会更加冷静；这都是有可能的。

但我只知道焦虑。安德鲁·萨尔基将书稿交给了出版商，过了三个月还没有答复（四年后，这本书才得以出版）。现在，距我离开牛津已经过去一年了，我正试着写第二本书，也明白了写出一本书并不等于就是个作家。我寻找新书，新故事、新事件，却发现自己和写鲍嘉的故事之前一样没有把握，我在假装是个作家。

我认为，当作家就要有一直写下去的信念。我没有那个信心。虽然已经开始写新书了，但我也没有认为自己是个作家。我觉得我应该等，直到写完三本书。写完第二本书，过了一年，我开始写第三本书。这时，我觉得自己应该等到写完第六本书。在官方的表格上，我给自己填的是“播音员”，并且认为这个词没有明显特征，适合任何一个来自自由作家房间的人，直到一个英国广播公司的“员工”告诉我，那么写浮夸了。

因此，我填了“作家”。尽管对我来说，难以平息的焦虑依然纠缠着这个词。由于它的缘故，我依旧在练习魔法。我从来不买稿纸。我更愿意用“借来的”、没有沙沙声的英国广播公司的纸；它似乎更随意，不大可能招来失败。我从不标注页码，因为害怕自己坚持不到最后。（这令欧内斯特·埃托尔对我的写作做出了他唯一的评论。一天，他无所事事地坐在自由作家房间里的打字机前。显然是出于好意，他看了几页我写的东西。然后，他语气沉重地说：“我要告诉你，你该做些什么。”我等着。他说：“你应该标注页码，以免搞混。”）在我已完成的前四本书的手稿上——共五十万字——我没有手打或手写过自己的姓名，总是让别人代劳。如此的焦虑；如此的抱负。

我幻想的方式、创作的过程，对我来说还很神秘。我觉得自己应该对那些错误的东西，即不奏效且不得不丢弃的东西负全责。而对于那些似乎正确的东西而言，我只是一个容器。运气不断地出现，或者在我看来是这样的。除此之外，真的，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对主题的认知——以鲍嘉的街道为开端——从未间断。

现在，运气这个因素对我来说不那么神秘了，正如日记作家和信件作家反复证明的那样，任何叙述的尝试都能给一种经历增添价值，不然这种经历会渐渐消失。当我开始写鲍嘉的街道时，我陷入了自己以前从来没从作家的角度想过的一连串的经历当中。在一个非常渴望当作家的人身上出现这种盲目似乎不寻常。尽管作家的一半工作就是发现主题。对我来说，问题是我的生活改变了，充满剧变和搬迁：从乡下外祖母的印度教房子（依旧与乡村印度的宗教仪式和社会方式关系密切），到西班牙港及其街道上的黑人和美国大兵的生活，殖民地英语学校（皇家女王学院）秩序井然的生活，然后到牛津、伦敦和英国广播公司那间自由作家房间。我试着像个作家一样起步，但不知该聚焦哪里。

在英国，我还是一个殖民地居民。由于殖民地的街道和我对作家这个称谓的崇拜，不知不觉，我有了一种错误的想法：认为写作就是一种展示。我的独特性——我肩膀上的主题——一直在妨碍着我。

和我同龄的英语或法语作家的成长环境或多或少都已为人所知。这些作家的创作有一定的知识背景。而我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成为作家，因为一个像我这样的殖民地居民，就意味着没有知识，生活在一个智识受限的世界，要接受那些限制，而那些限制也可以是有吸引力的。

每天早上，哈特起床后，总要坐到屋后阳台的栏杆上，扯大嗓门朝对面喊：“有什么事吗，鲍嘉？”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但是我不能待在那儿。我不断地证明自己是个作家，觉得有必要一本接一本地写书。这种焦虑将我带离了我的起点。

“鲍嘉！”那声叫喊有太多含义，以至于得认真核查一番。那是一个西班牙港印度人，一个十九世纪来自印度南部的契约移民后裔说的话。鲍嘉和我母亲的家族以一种特殊的印度教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因此，可以认为这声叫喊包含了一次来自印度的迁徙，一次大英帝国内部的迁徙。这声叫喊里有我那对印度的记忆日渐模糊的印度教家庭，有印度本身，还有特立尼达：它的奴隶制历史，种族混合的人口，不断变化的政治生活中的种族对立。它曾是委内瑞拉和西班牙帝国的一部分，现在说英语；鲍嘉生活的街道尽头有美军基地和露天电影院。帕里亚湾对面就是委内瑞拉，十六世纪的黄金国，现在是独裁者的国度，但其西班牙式性冒险的承诺和油田的就业机会吸引着鲍嘉离开他的仆人房间。

那声叫喊里有在英国的我，有我的写作：这种职业在特立尼达那个农业小殖民地是不可能存在的。我对世界的想象不能把这个重要的事实排除在外。

所以，一步接一步，一本接一本，尽管我每次只是为了要再写一本书，但我慢慢地让自己沉浸在知识当中。写作本身就是学习。开始写书时，我总是觉得自己掌握了所有和自己有关的事实；但最后，我总是会很惊讶。以前写的书原来总是一个知识不完备的人写的。很快就写完的那本书，那本在自由作家房间里开始写的书似乎是一个无知的人写的，一个对自己和写作职业——这个他自童年起就怀有的抱负——只有初步认知的人写的。

2

当作家的抱负是父亲给我的。职业生涯的大多数时间里，他是一名记者。对于他那一代的特立尼达印度人来说，这是个不同寻常的职业。我父亲生于一九○六年。那时，特立尼达印度人属于一个独立的社区。大部分人生活在农村，说印地语。他们附属于特立尼达中部和南部的蔗糖庄园。许多一九○六年出生的特立尼达印度人都出生在印度，作为契约劳工（签了五年的合同）来到特立尼达。英帝国境内这种印度合同劳工的形式到一九一七年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兴起时才结束。

一九二九年，我父亲开始偶尔向《特立尼达卫报》投一些关于印度话题的稿件。一九三二年我出生时，他已经是《卫报》驻查瓜纳斯这个小镇的特派记者。查瓜纳斯位于蔗糖地区的中心地带，是特立尼达的印度人聚居区。那里是我母亲家族的起源地。合同劳工比他们落后多了，他们是大地主。

我出生两三年后，父亲离开了《卫报》。原因我一直不清楚。有好几年，他四处打零工，有时依附我母亲的家族，有时投靠我母亲的叔叔。那是一个富人，是岛上最大的巴士公司创始人兼股东。我父亲本身很穷，主要的亲戚仍旧是农业劳工。他一生一直以半靠人半靠己的方式在这两个强大的家族之间摇摆。

一九三八年，父亲再次被《卫报》雇佣。这次是当一名城市记者。我们——父亲、母亲和五个孩子，我们母亲的大家族中的小核心家庭——搬到了西班牙港，住到外祖母名下的房子里。就是在那时，我经人介绍认识了街道生活（和仆人房间里那个做“一样没有名字的东西”的神秘的黑人木匠）。也就是在那时，我开始了解我父亲。

在那之前（至少在我的记忆中），我住在查瓜纳斯母亲家族的房子里。我知道自己有父亲，但我也知道并接受了他不在身边这个事实——和其他表兄弟姐妹的父亲一样。有一年他送我的礼物是一本小开本的英语诗歌；另一年的礼物是一套玩具木匠工具。但对这个人本身，我的印象一直很模糊。

但他一定在这幢房子里住过；因为在主建筑后面附带的两层木屋里，在楼上阳台的内墙上，凌乱地悬挂着他为母亲家族中某个参加地方选举的人绘制的、幽灵般的横幅和招贴画。棉制横幅挂在阳台的墙上；美丽的油画颜料，主要是红色的，浸透横幅，损毁（抑或只是增加）了外祖父（已经过世）在阳台墙上的下半部分绘制的印花图案。选举的荣耀以及父亲绘制的横幅的荣耀都属于过去；我接受这个事实。

母亲家族这栋位于查瓜纳斯的房子是当地有名的“大房子”，印度北部的建筑风格。屋顶的阳台围有栏杆，主阳台的两端各装饰着一头凶猛的狮子雕像。我不喜欢，但也不痛恨住在那儿；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但我喜欢搬到西班牙港，搬到人少一点的房子里，我喜欢城市的快乐和风景：广场、花园、儿童游乐场、路灯、港口的轮船。

街道的尽头没有美军基地。那块土地，依旧没有名称，只是被称为船坞。它刚被收回。从港口疏浚上来的灰色淤泥还没有干透。淤泥变硬龟裂时，会形成美妙的图案。经历过查瓜纳斯那所房子里封闭混居的生活后，我喜欢城市街道的生活。我喜欢看着其他人，看着其他家庭。我喜欢事物看上去的样子。早上，房屋和树木的影子倒映在对面的人行道上；下午，我们的人行道处在阴影之中。我喜欢市政的日常秩序：清晨打扫街道，打开水龙头，用清水冲刷绿乎乎的排水窄沟；之后收集垃圾；上午有运冰车经过。

我们的房子由高高的水泥柱子支撑着。送报员尽可能将《卫报》扔到我家门前高高的水泥台阶上。送报是我在西班牙港看到的一件新奇事儿。我还知道，父亲在《卫报》任职，报纸是免费的。因此，我有一种特权感，一种双重的戏剧效果。正因为我继承或被赋予了书写的感觉，我开始有了与印刷文字有关的抱负。但是，这些抱负都扭曲了。它们和父亲那时在《卫报》从事的简单报道工作没有关系——他不喜欢他那时候的工作。这些抱负和父亲很久以前在《卫报》从事的工作有关。就在那段时间里，他那么突然地出现在我面前。

父亲有一张书柜式书桌。那是一件笨重的家具，上面沾有暗红色颜料，还涂了清漆；三个书架上都装有玻璃门；书桌上还有一个倾斜的、带铰链的盖子。它是用松木和包装用柳条箱做成的（未经处理和染色的抽屉侧板上用模板印上了“远离锅炉”字样）。那是父亲从乡村居所带来的家具之一。在西班牙港，我认识了这件家具，得知这是父亲的，因此也是我的，并开始喜欢上它。在外祖母位于查瓜纳斯的房子里，没有什么是属于我的。

在书桌的斜盖下，在方角的长抽屉里，是有关父亲的记录：旧报纸。银鱼在那里扭动过，有时老鼠在那里做窝，生过粉色的小老鼠——它们被扔到院子里，任由小鸡啄食。父亲喜欢存留文件。那里有伦敦写作学校的信件，《卫报》的信件。我都读过好多遍，每次都开心地将它们当作过去的事物来品味，尽管对我来说，带凸起花纹抬头的信纸比信件有意义。还有一本贴着父亲照片的护照——为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殖民地的人颁发的英国护照。这本护照从来没有用过。一本账本上贴满了父亲为《卫报》撰写的早期文章。那是地产公司的工资分类账；剪报被贴在工人姓名和每周工资上面。

这个账本成了我童年时期的书本之一。因为老式《卫报》的文字和版面——而不是每天早上（有时候天还黑着时）落在前门台阶上的报纸——我开始爱上报纸和印刷。

我见过父亲的名字被印刷成两种拼写方式：奈波尔和奈保尔。我见过他在那些辉煌的日子里用过的笔名：保罗·奈伊，保罗·弗赖伊。他写过很多文章。我毫不费力就知道《卫报》那时候已经是一份较好的报纸。父亲笔下的查瓜纳斯所拥有的刺激和故事，比我认识的查瓜纳斯要多得多。因为报纸，那个地方似乎已经堕落了。

父亲描写过乡村世仇、家族仇杀、谋杀、激烈的选举战。（对我来说，见到写在选举横幅上的母亲那些亲戚的姓名是多么令人高兴。我曾在母亲家族那所房子的阳台墙上见到过那些幽灵般的选举横幅！）父亲描写过奇怪的人物，例如那个黑人“隐士”：曾经富有而且寻欢作乐，现在身无分文，独自一人和一条狗住在沼泽地的小屋里。《卫报》称父亲笔下的隐士为鲁滨孙·克鲁索。忠实于他的名字，这个克鲁索决定前往克鲁索的岛屿，多巴哥岛。他打算步行前往，结果再恰当不过，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又比如那个一百一十二岁的黑人女子，她说自己记得奴隶制时期的日子。那时，“黑人们被鞭赶到柱子那里接受鞭笞”。那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那些成为新闻标题的词语却让我经久难忘，因为我不知道“鞭赶”的特殊用法。

父亲有过自己的冒险活动。一次，在一个雨夜，在离家很远的地方，他的摩托车滑出了道路。出于某种原因，他得在树上过夜。那是真的吗？我不记得父亲说了些什么，但是我知道他的故事夸大其词了。

那不重要。我把这些故事当成小说来读；它们是父亲写的；我再回头谈论它们，是将它们看作自己错过的英雄时代的纪念品。关于那个账本，有一些我曾经注意到却从未问过的事：剪报戛然而止，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页面没有使用。

每天投递到家里的《卫报》上没有父亲的名字。报纸的风格改变了，报道都是匿名的。报纸是每天清晨戏剧的一部分，但我对它感兴趣，只是将它视作印刷品。我并不想看父亲写了些什么。

事实是，我还太小，不能读报纸。我的年龄只够读故事。书桌上的账本就像一个私人故事。在那里，“从前”这个概念和父亲在查瓜纳斯的创作生活融汇在一起，和父亲读给我听的第一个故事、查尔斯·金斯利写的关于珀尔修斯（一个被驱逐到海上的婴儿，一个成了奴隶的母亲）的故事、《雾都孤儿》的前几章、《大卫·科波菲尔》中的默德斯通先生一起渗透到我的想象中。这些都是父亲介绍给我的。所有这些都被添加到我对西班牙港的发现和我们的街道生活里。那是我童年时期最丰富多彩、最安宁的一段日子。

那段日子不长，大概持续了两年。我的外祖母决定离开查瓜纳斯。她在西班牙港西北部的丘陵购买了三百五十英亩可可庄园。家族中对此类事务有决定权的人决定，整个家族或者所有直系家族都应该搬去那里。母亲很愿意再次和家人住在一起。我们家的其他人不那么情愿。但我们不得不搬。我们不得不搬离西班牙港的房子。作为独立单位，安静而有序地生活了两年后，我们不得不回到大家族的喧闹当中，成为散落其中的小人物。

动机是好的，甚至是浪漫的。家族成员的确应该一起在这个美丽富饶的庄园劳作。这与其说是查瓜纳斯大家族生活的一种延续，不如说是一个公社的概念。在查瓜纳斯，大多数家族成员有自己的土地和房屋，家族大宅是中心。在这儿，我们都住在庄园里。那是栋大房子，但还不够大。集体劳作这个想法后来被证明和向无助的人强行摊派劳动无异。

在查瓜纳斯，家庭是整个印度教尊严网的中心。人们总是到查瓜纳斯的大宅请安，发出邀请或捎来送礼的食物。在这儿，我们无依无靠。没有了查瓜纳斯那个世界的支持，没有外人指导我们何为责任义务，我们自己内在的尊严开始增长；而我们的印度教体系却开始衰退。

不顾一切的争吵出现了。怨恨和联盟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得时常从新角度看待家族成员。没有什么是稳定的。食物短缺，前往西班牙港交通不便。我好多天没见到父亲了。他神经衰弱。他住在大宅子的一间仆人房间里（我们家的孩子们哪儿都可以睡）。一个星期天傍晚，在那间屋子里，盛怒之下，他扔了一杯热牛奶。杯子砸到了我右眼上方，我眉毛上至今还留着伤疤。

两年后，我们搬回西班牙港的房子，但只能住其中的几间。我们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尤其是父亲在政府机关谋了份工作并离开《卫报》之后。但我们压力重重。越来越多的母亲家族成员来到西班牙港，我们被挤到越来越小的空间里。街道本身也变了，在刚收回的停泊位片区修建了美军基地，街上至少有一栋房子或院子变成了妓院。

屋里屋外一片混乱。只有我的学校生活秩序井然；我能马上想起在那儿发生的每件事情的具体日期。但我的家庭生活——我在家里的生活或者在家族宅子里的生活——混乱无序。只是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才想起要梳理一下那时的家庭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确定，究竟是在我们搬家这个剧变发生之前还是在我们回到西班牙港之后，我意识到了父亲在写小说。

书桌的一个抽屉里有一份打字稿，打在《卫报》的“复印”纸上，一篇题为“白人道路”的小说。那是个老故事，但对我没什么意义。一个骑在马上的白人监工，一个甘蔗地里的女孩：我记不得发生了什么。我对这类故事感到茫然。尽管在宅子里我有着读书人的名望——我对书本杂志这些印刷品的兴趣是真实的——但我独自阅读的时候，和课堂上一样，是在装模作样。我更容易对父亲读给我听的故事感兴趣。父亲从来不会大声读这个故事给我听。

我记得，在那个故事里有一个关于女孩紧身胸衣下的乳房的短语。我觉得父亲将自己的性渴望嫁接到一个英国或美国杂志风格的热带故事上。书桌上，和其他报纸堆在一起的是一堆我经常见到却从来没有真正读过的杂志。战前，父亲在一所伦敦写作学校上过或者偶尔上过函授课程，一些信件还在书桌上。学校推荐做“市场”研究。那些杂志就是市场。

但“白人道路”是以前的事。父亲现在开始写的故事不以市场为目标。他断断续续地写作。他在床上用铅笔写作。他写得很慢，极富耐心：他会反复地写同一个段落。尽管父亲容易胃痛，如同他容易沮丧一样（他那时需要《埃普克提图》和《马尔库斯·奥列里乌斯》这种治愈书本，就像他需要治胃痛的药一样），但在创作情绪到来之前和到来期间，他都很镇定。

他写得不多，只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和四五篇短篇小说。父亲创作的篇幅较短的小说再现了他自己的背景：搬离我母亲的家和他老婆的叔叔家。他笔下的人物都很穷，但那不是关键所在。那些小说歌颂了印度乡村生活和赋予那种生活魅力和完整性的印度教仪式。它们还歌颂了生活最基本的东西：工作日的秩序、稻田里的劳作、茅草屋中用半面墙隔开的坑道里烹饪火焰的光芒、食物的准备和享用。那些小说中有非常小的“传说”。但对我来说，它们赋予我从不了解的印度乡村生活一种美（就像对家的幻想一样，那种美依然留存在我心灵一角）。我们到农村看望父亲的亲戚（那些小说中的人物）时，就像看到童话中的人物变得逼真起来。

那部长篇小说大不相同。它很滑稽，但也涉及残酷。那是关于一个印度乡村恶棍的故事。他十四岁被带离学校，结婚成家：一个高种姓男孩（像主人公那样的人）应该在长出胡子之前结婚。但在那个长老会外国学校里，那个男孩很快就为自己的早婚感到尴尬；在家里，他为婚姻所赋予他的男子气概自豪。他恐吓并殴打妻子：强壮的男人都应该殴打妻子。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婆罗门和地主的儿子，他很安全。他蔑视工作，追求荣誉。他利用父亲的金钱和权威建立并领导了一个乡村棍法团，尽管他自己在那项严格而优雅的武术方面没有任何技巧。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荣誉；那是男子气概的种姓观点，是对战斗的渴望，当领导者的渴望。这个抱负的品质很高，乡村这个环境却很小。那个想成为种姓首领的人最终以缺乏教养、操着蹩脚英语的乡村罪犯身份，落得身陷外国治安法庭的下场。

我自始至终参与了这部小说缓慢的创作过程。每一篇新写出来的章节，每一处细小的改动，父亲都念给我听。随着故事的进展，我读了父亲创作的每一份新的打印稿。那是我童年时期最富有想象力的一次。我背下了整个故事，但仍然喜欢读它或者听父亲读它。在每一个熟悉的转折处，我都会有一种兴奋感，准备好了面对接下来多变的情绪。在大家族中长大，对其他事情一无所知，或者说对其他一切而言我都是旁观者，我没有社会意识，意识不到其他社会的存在。结果阅读对我而言是个困难（主要是英语书阅读）。我无法融入不同于自己世界的其他世界。我只能和最泛泛的故事（童话故事）友好相处。父亲这个故事所创作的世界是我认识的世界。它给父亲其他小说中的乡村美景增添了残酷性，并使得这种残酷性变成可以忍受的戏剧性。这是我的私人史诗。

在母亲哥哥的鼓励（或许是帮助）下，父亲出版了这些小说。那是另一件令人兴奋的事。然后不知怎的，不谋而合，在我和父亲的头脑中似乎就有了我得当个作家这个想法。

街道尽头的美军基地里，美国国旗每天早上升起，傍晚降下，军号声每天响两次。街上到处都是身穿笔挺制服、衣着整齐的美国人。夜里，露天美国影院里传出雷鸣般的声音。我们隔壁院子里的男人每周六早上都要在他的后过道里宰杀山羊，并将血红的山羊尸体挂起，分块售卖。宰杀山羊是一门喧闹的生意，隔壁那个男人为了吸引顾客，将整个过程弄得像过节一样。每天早上，他冲着住在我们院子里仆人房间的那个人喊道：“鲍嘉！”在我们那条街上，一个幻想招来另一个幻想。被迫挤在两间屋子里，我们的幻想变得更为茫然。我十一岁了；我没有显示出天赋的迹象，但我打算当一名作家。

父亲在床边写文章。那儿的窗框上挂着一张从霍德&斯托顿出版公司统一规格版图书护封上剪下来的带框的欧·亨利照片。“欧·亨利，世上已知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迄今为止，我对这位作家的所有了解就是父亲读给我听的三个故事。一个是《麦琪的礼物》，一对贫穷的情侣为了给对方买礼物而做出了致使礼物毫无用处的牺牲。我记得第二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在梦中决定改过自新、醒来后却发现警察要逮捕他的流浪汉。第三个故事，关于一个被宣告有罪、等待接受电刑的人，没有写完。欧·亨利去世时，故事还没有写完。那个没有写完的故事，就像欧·亨利去世的消息一样，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请求不要熄灯，并引用了一句流行歌词：“我不想在黑暗中回家。”[2]

贫穷、被欺骗了的希望和死亡：那些都和父亲床边那张带框的照片有关。从父亲读给我听的最早期的故事和故事片段中，在搬家那场剧变到来之前，我获得一个信念—— 这个信念是很多人痛苦和激情的根源，它也令很多人堕落——世上还有公平。当作家的愿望是这个信念的产物。像欧·亨利那样，当一个在创作中去世的作家就是要战胜黑暗。就像在逆境中坚定起来的狂热的宗教信仰，随着我们在街道上的住房条件变得越来越糟，当作家的这个愿望，这种对相形见绌的拒绝，这个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追求公平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我们在那所宅子里度过的最后两年，我们在大家族里度过的最后两年，的确很糟糕。一九四六年年末，我十四岁时，父亲购买了我们自己的房子。到那时，我的童年时期结束了，我已经被塑造完毕。

并非真正的写作愿望或写作需要让我萌生了当作家的愿望，父亲告诉我的他对作家的看法——高贵的幻想，让我有了想当作家的愿望。那是即将发生的事情，是发生在我熟悉的生活之外的事情——远离家庭和族人、城市、殖民地、《特立尼达卫报》、黑人。

一九四八年，我获得了特立尼达政府的奖学金。这个奖学金旨在给人一个职业，有效期是七年。我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到牛津学习英语。我不是想拿学位，只是想离开特立尼达。我以为在牛津的三四年间，我的才能会显露出来，书会自己写出来。

父亲没有写过书。现在，我明白了他在寻找写作素材时遇到的困难。他读书少，只是浅尝辄止——我从来不知道他完整地看完过哪一本书。他认为作家是成功而又超然的人，是欧·亨利、沃里克·狄平、玛丽安·科雷利（《撒旦的悲伤》作者）、查尔斯·狄更斯、萨默塞特·毛姆和J. R.阿克利（《印度假日》作者）的混合体。我自己的阅读也一样糟。我无法理解其他社会，这使得我尝试阅读的赫胥黎、D. H.劳伦斯和伊夫林·沃的作品变得毫无意义，甚至连上学时读过的司汤达的作品也变得毫无意义。我根本就没有写作过。如果欧·亨利那富有诀窍的收尾阻碍了我父亲的写作，那么赫胥黎、劳伦斯和沃则让我觉得自己没有素材。但我打算当作家这件事已经确定。这是我打算迈向的职业。

一九五○年，我离开了特立尼达。五年后，在英国广播公司那间自由作家房间里，我想到了要写“鲍嘉！”那声叫喊。那声叫喊来自一个饱受折磨的年代。但那不是我记忆中的场景。我的家庭环境过于混乱，我宁愿不去关注，在我的印象中，它们杂乱无序。我笔下那个记录他的街道生活的叙述者很沉静，就如我第一次和父亲一起搬到西班牙港时那样。

书的最后，我笔下的叙述者离开了他的街道。我和他们一一告别，快步向飞机走去。我没回头看，只看着前面自己的影子，一个在柏油碎石路面上跳动着的小不点。这句话，书中的最后一句话，是自己写出来的。它包含了我和父亲一起度过的十二年的记忆。街道对面树木和房屋的影子的移动——对我来说，比查瓜纳斯那模糊的影子更具戏剧性——是我在西班牙港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正是带着那突发的暴躁脾气，那突发的歇斯底里，我在一九五○年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父亲。我希望能再来一次。那样的话，我或许会在那天带走父亲的照片，那么现在我就有父亲的照片了。三年后，他回到折磨人的《卫报》，在痛苦中离世。

要成为作家，要做那件高贵的事，我觉得有必要离开。但真要写作时，回来是必要的。这是自我认知的开始。

3

二十七年后，一九七七年，我又见到了鲍嘉。在我们家族中，他一直无足轻重；他总是喜欢躲藏，二十多年来，我没有他的消息。渐渐地，我把他看成一个消失了的人，一个我在离开特立尼达时就永远遗忘了的人。

后来，我发现他也离开了特立尼达，就在我离开后不久，就在我为他那间位于卡雷纳奇的裁缝铺做好招牌后不久。他去了委内瑞拉，并一直待在那里。小时候，考虑到他的消失和回归，我曾猜测过他在另一个国度、另一种语言环境下和感官满足有关的梦想（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的梦想）。然后，在那个我在某天下午为他构思的故事里，我曾残忍地把他塑造成一个重婚者。他是我作为作家的部分运气所在。我对他真实故事的忽视也是那份运气的一部分。我曾不受约束地简化一切，快速写作。

一九七七年，我要在委内瑞拉待几个星期。路过特立尼达时，我设法弄到了鲍嘉的地址。那不是件容易的事。显然，他仍然在给自己的近亲制造尴尬。地址本身不是很明确。我得到的第一个地址在委内瑞拉西部的石油城镇马拉开波。第二个地址在加勒比海沿岸、距离委内瑞拉东部三四百英里、过去盛产珍珠的马格利特岛。那就像以前的鲍嘉：一个迁移中的人。从第二个地址来看，他似乎在马格利特岛做生意，是个“国际商人”，在经营一家“国际贸易公司”、“进出口公司”。

委内瑞拉因出产石油而富裕。特立尼达现在也凭借近海发现的石油而变得富裕。但在我小时候，特立尼达很穷，尽管有美军基地；委内瑞拉是像鲍嘉那样的人想去的地方。

许多人是非法入境。他们乘坐渔船，经过一段几个小时的航程，最多就是在激流中漂流一阵子，越过帕里亚湾南部。在奥里诺科三角洲人口混杂、远离当局的村庄里，受到保护的特立尼达人可以通过。一些人获得了委内瑞拉的出生证；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情况，祖父来自印度的那些人拥有了西班牙黑白混血儿的特征：移民中介随意给他们取名莫拉莱斯、加西亚或伊巴拉。

这些人不仅仅为了金钱才前往委内瑞拉。他们为了冒险。委内瑞拉通用西班牙语，位于南美大陆上，而特立尼达很小，是个岛屿，是英国的殖民地。我们地理书上的地图关注的是加勒比地区的英国岛屿，似乎强调了特立尼达的狭小和孤立。在我脑海中携带的特立尼达地图上，委内瑞拉是左上角一个未经说明的小半岛。

离开特立尼达十六年后，在我对该地区的历史进行为期两年的研究时，我对这里的地理有了真实的了解，并且意识到这里是一个历史奇迹。在那两年间，我在大英博物馆、公共档案馆、伦敦图书馆查阅资料。我生活在我们这个地区的文献中，试图将该地区从大的历史“概述”中分离出来，只是为了弄明白我们这个新世界角落是如何变成目前这样的。这个角落一度的确很新，并且有能力以任何一种方式发展。

我用最早期的探险家和官员的眼光看帕西亚湾：我将它看作一个印第安土著的湖泊，到处都是独木舟，一片繁忙的景象，有时那里也有战争。对于那些能够轻松往来于帕西亚湾的印第安人来说，特立尼达是小一号的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有浩瀚的卡罗尼河，特立尼达有卡罗尼小溪。特立尼达有查瓜拉马斯，委内瑞拉也有查瓜拉马斯。

特立尼达位于奥里诺科三角洲的出入口，在沃尔特·雷利爵士见过的三角洲上“被淹没的土地” 那一边：现在，它是来自南美大陆的人们的避难所，是进攻基地。对于西班牙人来说，特立尼达守卫着通往黄金国的河流。当那个幻想消失时，黄金国所在的所有区域——特立尼达、圭亚那和那片被淹没的土地——长满了灌木。但是印第安人受到了折磨。一天，我在大英博物馆发现了关于我的出生地查瓜纳斯的资料。

雷利对黄金国最后一次疯狂的掠夺发生在一六一七年。八年后，西班牙人对当地印第安人进行了清算。一六二五年十月十二日，西班牙国王在给特立尼达总督的信件中写道：“我要你给我关于那个名叫查瓜纳斯的印第安部落的信息。你说过，那里有一千多人，他们的性格很糟糕。英国人占领这个镇子时，他们给英国人做向导。他们的罪行还没有受到惩罚，因为军队不方便做此事，也因为这些印第安人不承认他们自我意志以外的主人。你决定给他们惩罚。遵守我给你的规定，告知我事情的进展。”

我感觉我是十七世纪以来第一个直接阅读这份文件的人。一个小部落，几百个部落中的一个——它们只留下了自己的部落名称。我所知道的查瓜纳斯是一个印度乡镇，住着来自印度的印度人。说印地语的印度人将这个地名简化成了一个印度种姓名称，查汉。那里有印度人社区和穆斯林社区，那里有印度的宗教和种姓对立。那是我的外祖父购买好几英亩甘蔗地和水稻田、修建印度风格房屋的地方。也是在那里，在阅读了父亲关于乡村生活的故事之后，我形成了对家的幻想，对事物处在初始阶段时那种状态的幻想：奉行仪式主义的日子、田野和小屋、院子里的芒果树、朴素的花朵、傍晚的火光。

我对特立尼达太熟悉了。它是我的过去的一部分。那段过去和更古老的历史重叠在一起。再次身处特立尼达时，我无法将它视为自己熟悉并描写过的土著历史的场景。但我曾在没有亲眼目睹的情况下描写过委内瑞拉及其水域。历史上的委内瑞拉，正如它存在于我的想象中时一样，对我来说，是形象生动的。一九七七年，我从特立尼达前往委内瑞拉。飞机倾斜着飞离岛屿时，我见到的一切都是新鲜而神圣的，是最早期的旅行者见过的土地和海洋：帕西亚湾巨大的、冒着白沫的奥里诺科三角洲，来自帕里亚半岛（特立尼达学校地图左上角那个未经说明的半岛）的那些更为本地化、有更多泥浆的小河流。一六○四年，在率领西班牙无敌舰队打败英国人十六年后，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被西班牙国王派到这里，就守卫这片海岸，尤其是阿拉亚盐场的最佳方法撰写报告（经过一百五十英里后，帕里亚半岛与该盐场相遇）。这样一项任务！（后来我知道，位于加勒比海岸线上的阿拉亚那时还是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浑浊的海水边上满是小丘的红色沙漠里长着荆棘林和仙人掌，只有狭长而和缓的海浪中有生命存在，秃鹫在天空中飞着，鹈鹕泰然自若地待在岩石上的栖息处。）

在委内瑞拉海岸的拉瓜伊拉机场降落就相当于来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度。许多推土机正在推平红土以扩建机场。度假大酒店边上的船坞里停放着游艇。高速公路通向地处内陆山谷的加拉加斯，其中有几段路需要穿过山区隧道。

委内瑞拉很富裕。但在其石油经济社会中，人口是过剩的。首都的餐馆是西班牙人或意大利人经营的，酒店则是美国人的。修建在内陆的工业城镇里的技师是欧洲人。人们谈到第二次西班牙征服。石油收入，源自外国机器、外国市场，促进了城镇房地产的繁荣。农业被忽视了，这有点像是贫穷的过去发生过的事。很久以前，从海外输入了许多劳动力来种植园劳作，以补充印第安领土上的人口不足。现在，已经不再需要这些人的后裔。弥漫着香草芬芳的可可种植园里的纯种黑人，其他地方那些上了年纪的黑白混血儿，他们和种植园一起被遗弃了。离开城镇到乡村旅行，就能看到一种在特立尼达已经消失的乡村破败景象：小型院落里有窝棚和零星的果树，路边粗糙的货摊上摆着院子里产的水果。

马格利特岛上这样的场景很像鲍嘉在特立尼达熟悉的场景。那时，我在卡雷纳奇找到他，为他写了招牌。

哥伦布以马格利特岛为其命名，又名“珍珠岛”。从阿拉亚半岛过海就到了马格利特岛。早期地图放大了它的尺寸。采珍珠很快就令印第安人疲惫不堪，现在已经没有珍珠了。马格利特岛现在是度假岛屿和免税区：委内瑞拉人蜂拥而至，自大陆来，前来购物。岛上一半是沙漠。这一半是和阿拉亚半岛一样的红色，另一半是绿色的。[3]

鲍嘉住在绿色区域。因为知道他在做进出口生意，所以我猜想他会住在小城镇里。可他住在远离城镇和海滩的乡村。需要费一番力气才能找到。然后，突然，下午三点左右，阳光耀眼，在一条尘土飞扬的乡间小道上，在没有任何度假生活或免税活动痕迹的地方，我到了：小房子、瓦楞铁皮搭的窝棚、天井、黑乎乎的踩实了的泥土上长着果树。对我这个打小就熟悉这种地方的人来说，这些果树意味着给满是尘土的环境、贫穷和空虚的日子增加些许收入。

鲍嘉的商店是一个水泥墙小建筑。如果没有写在墙上的大招牌，我可能都找不到。两扇棕色的店门关着。通往院落的侧门也关着。一边的天井里，挨着古老的两居室木屋有一个四面无墙的棚子。在那个额外的居住空间里，一个驼背的老妇（不是白人，皮肤也不是棕色的）坐在木头长凳上休息。她头戴方巾，身着长裙。她太老了，午睡时刻也睡不着。热浪、无聊、年迈令她不知所措。她身边的桌子上摆放着锅和盘子，地上还有盆栽植物。

我用力敲打鲍嘉家的侧门，敲了很久。最后，门开了：一个看上去有十五岁或者十六七岁的黑白混血女孩开的门。隔壁的老妇人被长裙包裹着，这个女孩身上那件浅色的宽松连衣裙就像个遮盖物，遮盖住她那僵硬的小身板。她脚穿拖鞋，一副居家的轻松样子。她有着浅棕色皮肤和椭圆脸蛋，营养充足。

看到路上停着的出租车时，她眼里那丝质疑消失了。但她只是微微缓和了态度，一副用人的举止。她一言不发地示意我进去，然后就站在我身边。因此，我不再觉得她可能是鲍嘉的女儿。我认为她是某个可有可无的人，是上千个被随手扔在农民院落里、被驱逐到委内瑞拉荒野中的人之一。

女孩穿着拖鞋走过尘土飞扬的院落。院落的地面很平滑，打扫过。商店后面，与商店成直角的是一排两三间带宽大阳台的屋子。鲍嘉很快从其中一间屋子里出来，还一边飞快地穿着衣服：我打断了他的午睡。尽管已经六十多岁，他还是我记忆中那个他：垂着眼皮，睡眼惺忪。他曾经拥有光滑的皮肤和柔软的身躯，那暗示着他可能会发胖。但他现在仍然拥有那样的皮肤和身躯，却一直没有发胖。

他用我家人叫我的名字叫我。如何称呼他，我很是苦恼。我一直用印地语中的“舅舅”称呼他。现在，这似乎不合时宜；但我又不能叫他的名字。在那相互问候、尴尬不已的时刻，那个女孩不见了。

他说他收到过我的电报，也回过其中一封，但是我没收到。他没有让我进后面的屋子，甚至没有让我到阳台上去。他打开商店的后门，让我面对着漆黑的商店坐下（店里主要堆放着布料）。他面对着明亮的院落坐下。即使在二十七年后，我也没打算久留。

他的声音比以前粗哑，但他的英语口音中没有委内瑞拉的痕迹。院落里的光线凸显了他那浮肿而松垂的脸颊和牙齿间的黑色缝隙。那一口明显糟烂了的牙齿削弱了他的整个面部形象，给他的笑容添了几分空洞和无聊。

他照例问候了我家里人，之后他的话题就围绕着他自己。他没有问我的生活怎么样，也没问我到委内瑞拉做什么。和许多生活在发展迟缓的小社区里的人一样，他没有好奇心。他的生活就是他的故事。可那就是我想听到的。

他说战争期间，当他还是个小伙子时，就曾经到过委内瑞拉。他和一个当地妇女交往。让他极为震惊的是，她为他生了个孩子。

鲍嘉说：“可你是知道的。”

我不知道。我没有听说关于鲍嘉不幸遭遇的只言片语。我们家人对此守口如瓶。

在那之后的许多年里，他周旋在特立尼达和委内瑞拉之间，周旋在自由和女人之间。最后因为在特立尼达找不到工作而定居委内瑞拉。他在一家石油公司找到工作，此后就一直待在那儿。这让我失望，这个对西班牙大陆有着自我见解的冒险家鲍嘉竟然按部就班地生活了二十五年。他说，要不是因为一个恶毒的黑人，他可能还在做那份工作。那个黑人被提拔到一个有点权力的职位后，就开始以怨报德，折磨他。最后，鲍嘉带着一份缩了水的养老金辞职。他很高兴辞职。他说，那种生活真的没有让他满意。那个女人也没有让他满意。他的孩子们让他失望，他们都不聪明。

不聪明！这个来自鲍嘉的判断！令人吃惊的是，他能回到以前的思维方式，能将自己委内瑞拉的家人描述成毫无特色的黑白混血儿。他还拐弯抹角地说他把妻子和孩子留在大陆，自己来这个岛上从头开始。这解释了两个地址的糊涂事，也解释了那个黑白混血女孩的举止。她没有获准再次出现。

我成为一个作家，有一部分运气要归功于他，他的质朴曾是那份运气的一部分。即便小时候我就预言过他冲动做事的个性。我在小说里把他写成了一个重婚者，事实上他没有重婚。但感官享受俘获了他。晚年的他再次追寻解放，就像当年他去西班牙港我们那条街道时那样。

但现在他老了。他开始觉得生活只是一场幻觉，他的思想转向更高层次的事物——在他和那个黑人闹矛盾时，他的思想就已经是那样了。他说，他不知道如何祈祷。他从来不关注梵学者——说这话时，他心怀歉意（他以为我们全家都是梵学者）。但是每天早上，他吃饭前都会沐浴，盘腿而坐，并以罗摩的名义发誓。罗摩，印度雅利安人的史诗英雄，是美德的化身，是神本身，也是甘地中弹后两次提到的名字。

他讲完自己的故事后，古老家族的气派似乎又回到了他身上。他过去没有盛情款待过我；现在，他搬出店里的一切，是一些供给当地市场的劣质货物。我拿了一条人工合成的轻质面料做的围巾。然后就快到他的营业时间了，我也该离开了。

我在外面研究了商店墙上的字迹。颜料很新，招牌制作者用尺子和铅笔勾出的轮廓还清晰可见。或许，我在二十七八年前为他做的那个招牌让他体会到了招牌的作用。这个招牌非常大，用西班牙语写着：“大减价！千万别错过！”现在，那些普通的西班牙语单词中已经没有浪漫情调了。

他过着自由的生活，而自由让他几乎回到了人生开始的地方。尽管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但是他想要逃离的印度教家庭生活，我们大家族的生活，已经在特立尼达分崩离析。鲍嘉在西班牙港我外祖母那所宅子里认识的家族成员：娘娘腔、受压迫爱找碴的女人、没有受过教育的孩子，都已经各奔东西，而且每个人都有了变化。每个人都有脱离家族的愿望，我们家族这个印度教世界的瓦解——我们一共有五十个表兄弟姐妹——让那些原本可能被动一生的人释放出了能量。许多起步较晚的表兄弟姐妹找到了工作，拥有了财富，有些人移民到了更发达的地方。

尽管大家族的物质生活贫乏，内部关系紧张，但家庭生活给了我们人生的起点，让我们明白种姓制度，并有了较高的自我意识。鲍嘉逃离得太快；依旧被动的人曾经满足于平庸。现在，发现自己的凄凉现状之后，他转向宗教，转向他认为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只有记忆引导着他，他的记忆不是关于宗教书籍和教材，而是关于宗教仪式和宗教形式。因此，他能想到的只是早晨的沐浴，以某种姿势打坐，以罗摩之名发誓。那不像是对宗教和古老仪式的祈求，不像是对往日生活的祈求，更像是他在空虚的委内瑞拉生活中对神圣仪式的抚慰作用的一种祈求。

一想到他，我就记起了八年前在伯利兹（位于尤卡坦半岛南部，靠近阿尔顿哈那个伟大的古代玛雅人遗址）见过的景象。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那个占地面积超过四平方英里的寺庙建筑群遗址已经废弃了几个世纪。台阶陡峭的寺庙变成了长满树木的丘陵，主干道旁边的树林里还有许多未被发掘的小山，除非有心找，否则很难发现这些。

大约一千年前，阿尔顿哈的祭司们被杀害了，那时可能发生了一场农民起义。那是一个加拿大考古学家的理论；他曾在遗址区生活过，住在一顶印着他所在大学名字的帐篷里。不远处，小溪边上政府野营地的边缘，一个玛雅农民正在搭建小屋。他已经竖起了柱子（经过修整的树枝），搭好了屋顶框架。现在，他正在划定地基的边界线。这件事需要一些仪式，于是那个人沿着边界线行走，晃动着用柳条编的香炉里冒着烟的柯巴脂[4]，念念有词。他自己编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咒语。

回到加拉加斯后，我找到了鲍嘉提及的那份他发给我的电报。抱歉但现在不方便让你来这些天我行踪不定我一个人在马格利特。

4

我在学校里学到的本地历史没有意义。它提供不了什么信息，就像地理书上强调岛屿、几乎摈弃了美洲大陆的地图那样。我们是别人“概览”中的一小部分：我们首先是西班牙故事的一部分，然后是英国故事的一部分。或许学校里的历史书不能用别的方法撰写。毕竟，我们是一个小型农业殖民地，我们不能说自己做过很多。（当前“革命性的”或者非洲民族主义者的概览不是一种进步：它只不过是翻了个面儿的帝国主义态度。）作为新世界的子弟，要发现我们处境中的奇迹，我们就得做自我研究，对像我这样有印度教背景的人来说，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伴着两种历史观（几乎是两种时间观）长大。那种标明了日期的历史影响了国外的人和地区，而我的研究范围很广：古代罗马（在西班牙港皇家女王学院读书的最后两年，对该段历史的研究是我所受的正规教育中最具启发意义的部分）、十九世纪的英国、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

但我的出生地查瓜纳斯，我外祖父建造的印度风格的宅子没有日期。如果我在书上看到甘地在一九一九年首次在印度号召非暴力不合作，那个日期似乎是最近的。但在查瓜纳斯，在印度社区的生活里，一九一九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那是一个无法回忆的时代，一个神秘的时代。关于我的家族，我们祖先离开印度的迁徙之旅，我只知道自己知道的或者别人告诉我的部分。超出人们记忆的（有时候甚至在人们记忆里）是没有标明日期的时代，是历史的黑暗。我们都来自那个黑暗（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延伸）。甘地、尼赫鲁和其他人掌控的印度基于史实，是真实的印度。我们祖先离开的那个印度是遥不可及的，几乎和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土地一样，是虚构的。我迅速接受了那种黑暗，那种缺乏知识的状况。我从来没有想过进一步探询。

我的外祖父在查瓜纳斯建了一所大房子。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建的。（是一九二○年建的；我一九七二年才知道这个日期。）他返回印度，而后去世——在我们家族的生活中，那是一起神秘事件（发生在一九二六年）。渐渐地，我知道外祖父在印度还有亲戚，在一个有着真实地址的村子里。我母亲一九六一年给了我这个地址。她像背诗一样背诵这个地址：区、分区、村。

一九六二年，我花了一年时间在印度旅行。旅行结束前，我去了那个村子。离开以游客身份游历的印度，开着政府提供的吉普车沿着笔直的、尘土飞扬的公路驶向另一个非常私密的世界时，我还没有为自己接下来要体会的烦闷做好准备。在那趟短暂的自驾之旅中，两种历史观，两种对自己的思考方式相遇了。

在那里，我发现，对于我外祖父来说，这个村庄——池塘、他记忆中的大树、带有封闭院落的砖房（与特立尼达印度乡村中带风干砖坯和茅草屋顶的房子不同）、平原上的田地、无边无际的天空、白色的神殿——是个真实的地方。特立尼达是插曲，是虚幻的。

我的外祖父在特立尼达干得很好。他购买了许多土地——我不断地发现他购买的土地；他在西班牙港购买了房产；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家族；他在我们社区很有名。但是在他还很活跃的时候，他情愿抛弃这一切回家，回到那个真实的地方。他不是一个人回去的，家族的秘密突然被爆出：他是和另一个女人一起回去的。但我的外祖父没有再次见到他的村庄，他死在从加尔各答出发的列车上。和他一起的那个女人回到了那个村庄（很可能是背下了母亲背给我听的那个地址）。这么多年来，她一直住在我外祖父兄弟的房子里。

我见到她时，她已经很老了，皮肤开裂，眼睛雾蒙蒙的。她蹲伏着在庭院里移动。她还能说几句英语。她向我展示了我们家族的照片，那是特立尼达的东西；在她那令人费解的虚荣心里，她认为自己非常熟悉我们每一个人。

她有过伟大的冒险。但她的印度完好无损，她的世界观完整无缺，对其他任何现实都没有想法。对于成千上万的其他人来说，这非同寻常。一九三二年七八月间，我父亲首次在《特立尼达卫报》上发表文章时（我出生前后），这份报纸上的一个大型连载故事正是关于“恒河号”上的印度移民被遣返回国的事。

合同到期，印度移民可以获得一小块土地或者一趟与家人一起返回印度的免费旅行。并非所有承诺都得到兑现。履行完合同后，许多印度人发现自己一贫如洗，无家可归。在我的记忆里，这些人晚上睡在西班牙港的广场上。一九三一年，“恒河号”到来，捎走了一千多人。只有“贫民”可以免费搭乘，其他人都得支付一小笔旅费。一九三二年，“恒河号”要再次到来的消息令前一年被遗留下的人发狂。他们认为“恒河号”的第二次到来是他们离开特立尼达回家的最后机会。想坐船的人超过了船只的核定装载人数。一千人离开了；其中四分之一是官方公布的“贫民”。七个星期后，“恒河号”抵达加尔各答。让乘客们感到恐怖的是，“恒河号”在加尔各答遭到上百个无家可归者的袭击。这些人早些时候被遣返回国，现在他们想搭船回特立尼达。对于这些人来说，印度曾经是家园之梦，是在经历了特立尼达假象之后一直持续的梦想。可他们看到的印度其实只是加尔各答码头周围的地区。

和我们的印度之梦一样，我们自己的过去就是一个梦。至于我外祖父，这个对我们家族非常重要的人，我从小就知之甚少。我父亲的家族和他的童年生活，我几乎一无所知。父亲还在襁褓中，我的祖父就去世了。我父亲只是从他母亲那儿听说了这个人的故事：一个吝啬、残忍的人，他会一块一块地清点罐子里的饼干；他逼她在烈日下步行五英里以便节省一便士车票钱，还在我父亲出生前将她赶出家门。我父亲一直没有原谅他父亲。他只是在自己写的故事里原谅了他。那是他多个关于印度乡村生活的故事之一。在那个故事里，母亲受到的耻辱通过儿子出生时举办的宗教仪式得到了补偿。

另一个我熟悉的事件，父亲把它当成笑话讲，就是有一次，他差点就要坐移民船回印度了。父亲的家族已经“获准”被遣返回国，他们都到了纳尔逊岛的移民停靠站。在那儿，我父亲慌了，他打定主意不回印度。他躲进一个伸到海面上的厕所里。他待在那里，直到他母亲打消回印度的念头。

这是我父亲传给我的他的家族往事和童年故事。和我那混乱童年的家庭事件一样，这些事件也没有日期。我的早年生活似乎是他的早年生活的延续；我没有想过问他，直到很久以后，为了一个连贯的故事才提起。在牛津读书时，我曾写信逼他写自传，为了鼓励作为作家的父亲引导他自己去发现他从未使用过的素材。但某些深埋心底的伤痛或耻辱，一些在父亲的经历中仍然原生态、仍然悬而未决的东西令他不愿意尝试任何自传性质的写作。他写其他家族成员的故事，但从来不写自己的故事。

直到一九七二年，我四十岁，父亲去世将近二十年后，我才把他的祖先和他的早年生活联系起来。

我那时在特立尼达。一天，在西班牙港一家商店里，一个卖报的印度男孩说他跟我有亲戚关系。我很感兴趣，就问他分布在我们那个小社区里的后面几代人是怎么做到的：给我熟悉的那些人添了那么多亲戚。他快而准地说，他是我姑姑的孙子。他说那位老妇奄奄一息。我应该尽快去看她。第二天早上，我去了。

三十年前，她那所位于查瓜纳斯附近开阔乡村里的房子，曾是我父亲带我去过的童话般的地方之一：茅草覆盖的小屋、打扫过的院落、芒果树、芙蓉绿篱，屋后还有田地。父亲写过一个关于她的故事。但是很久之后，我才明白那是她的故事；那个故事——又一个关于宗教仪式与和解的故事——讲的是她那不幸的第一次婚姻。在那个童话般的小屋里，她和第二任丈夫（一个低种姓农民）的生活很不愉快。

那都是遥远的过去。即便是那个我将她与之联系在一起的乡村也已经消失了，那里盖满了房子。她女儿的家位于直通西班牙港、交通拥堵的东部主干道上。她就住在那里，在一间凉爽通风、为了她的去世和访客到访而整理得很干净的屋子里。她奄奄一息，由孩子们和孙子们，由那些教育和技能水平参差不齐的人们照料着；有些人去过加拿大。和特立尼达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也有变化：我的姑姑，在生命尽头，看到了成功。

她个头很小，一直很瘦。她没有盖毯子或床单，身穿蓝色的长睡袍和过大的白色崭新羊毛衫，像一个被小心搁置的物品那样轻轻地躺在弹簧床垫上。床单被铺得平整而紧绷。

在热带的早晨，穿羊毛衫显得很古怪。它就像婴儿的衣服似的，是别人帮她穿的；就像是在悼念她的死亡，就像挚爱的女儿送来的奢侈礼物；也像是老妇最后的玩笑。她长得很像我父亲。和我父亲一样，她一直是聚会上的幽默家（随之而来的是忧郁，是恼怒）。这间死亡卧室里充斥着唠叨声和轻快的脚步声，甚至还有一台照相机。她心甘情愿地摆着姿势。一个男子踱步进来，重重地坐在床边，老妇的身子向上弹了一下，这似乎又是她的玩笑。

但是，她跟我的谈话很严肃，关于种姓和血统。我小的时候，我们没法交谈。我能听懂印地语，但不会说。她一句英语也不会说，尽管她周围的每个人都能说两种语言。之后，她学了一点英语，临终时关于种姓和血统的谈话用的就是这门蹩脚的语言。说这门语言依然让她感到紧张，但她的话就像是她留给我的遗产。我知道她很穷，和一个低种姓农民生活在一起。她想让我在她和她的见闻消失之前了解她和我父亲的祖先。她想让我知道他们的血统是好的。

她没有提及她的第二任丈夫。她提到她的第一任丈夫。他对她很差，但是关于他，有一点很重要：他是旁遮普的婆罗门，是一个梵学者，一个能阅读和书写乌尔都语和波斯语的人。当提起她父亲时，她不记得我父亲记忆里的吝啬和残忍。她想让我知道她父亲住在“经过镀锌处理”的房子里，和茅草屋顶不同，经过镀锌处理的铁皮屋顶是财富的象征。而她在茅草屋顶下度过了大半辈子。

她说她父亲是个梵学者，很挑剔，不喜欢和低种姓的人有太多来往。她上了岁数，除了疲惫不堪的表情以外，脸上无法做出任何其他表情。因此她用她干枯的小手做出一个表示蔑视的优雅手势。那种蔑视是针对低种姓的印度人。我姑姑一生都生活在特立尼达，但在她的种姓观念中，其他的社区都无关紧要，它们的存在都是不恰当的。

她将故事追溯到她奶奶那一辈人。这故事和她的记忆一样久远。对于我来说，这故事已经够久远了。没有日期，没有重大外部事件来提供历史标记，我觉得我很难在头脑中把握这种关系。但这个故事包含了姑姑的许多其他故事，它给了我某种类似于家族历史的东西。从某个方面来讲，这个故事令人震惊；但对我来说，它就像一个童话故事。我得将它改造成一个故事——我暂时得和人物保持一段距离。

大约是一八八○年，在印度联合省阿约提亚那个古老的城镇，帕雷[5]家族的一个年轻女孩生下了一个男孩。她一定是受到了极大的羞辱，因为她愿意一个人带着儿子前往一个本地区其他人也打算去的遥远岛屿。那个帕雷女孩就这样来到了特立尼达。她打算将儿子培养成一个梵学者；在迭戈加西亚区，她找到了一个愿意接收并指导她儿子的梵学者。（在我听到的故事里，没有甘蔗庄园、棚屋或合同劳工。）

很多年过去了。那个男孩步入社会，成了一名梵学者。他还做小生意，出售印度人在宗教典礼上使用的商品。他的母亲开始为他寻找新娘。在特立尼达，来自合适种姓和家族的女孩不好找，但那个帕雷女人运气不错。碰巧有一个来自合适家族的三兄弟刚从印度过来，又碰巧其中一个人有七个女儿。

那个帕雷男孩娶了其中一个女孩。他们生下三个孩子，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他们一家住在离查瓜纳斯不远的村庄库努皮亚，住在用风干砖坯砌成的带有镀锌铁皮屋顶的房子里。小儿子才两岁时，那个年轻的帕雷男人突然病倒，去世了。不知何故，他积攒的所有金币都消失了；亲戚都认为孩子们和他们的母亲应该被送回印度。他们做了安排，但就在最后时刻，小儿子不想走了。他逃跑了，躲在厕所里。轮船开走了，没有捎上他们。

这个家被弄散了。最大的女儿在亲戚家干活；她从来没学过阅读和写作。大儿子外出到甘蔗庄园里干活，一天挣八分钱。小儿子有幸上学念书。他被送去和姨妈一家生活，他的姨父开了家商店并开始经营巴士公司。男孩白天上学，晚上在店里干活直到深夜。

那个帕雷女人又活了一段日子；她哀悼她那个婴儿时期就被她从印度带来的有学问的儿子。她总是穿白色孝服，在查瓜纳斯这个乡村城镇，渐渐地人人都认识她了：一个个头小得像侏儒、面色苍白的白发女子。她拄着拐杖，被误认为是女巫。孩子们嘲弄她；有时候，当她走近，人们就将十字架扔到马路上。

那个帕雷女人是我父亲的祖母。她那英年早逝的儿子是我的祖父。那个外出到甘蔗地里干活的大儿子后来成了一个小农场主，晚年的他一想到每天挣到的那八分钱就会哭起来。那个有幸上学的小儿子——目标是成为一名梵学者，从而完成家族使命——是我父亲。

只有在这个故事里，我才明白在没有接触过教育和英语的情况下，在一个写作不是一份职业的农业小殖民地，父亲是如何有了当作家的志向。那是梵学者的使命的变体。当我开始认识父亲时——一九三八年，在西班牙港，那年他三十二岁，我六岁——他是个记者。我曾认为他做记者是理所当然的。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他的成就其实是个奇迹。

5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四年四月间，《特立尼达卫报》的主编是高尔特·麦高恩。小时候，我就经常听到他的名字：他是个好人，早些年经常帮助别人。我听说在我小时候，有一天，在查瓜纳斯，我曾被带去给他看过。

想要当梵学者的印度教徒首先要找到一名古鲁。想要学习写作的父亲找到了麦高恩。父亲说，正是麦高恩教会他如何写作，他一生特别仰慕麦高恩，就如印度教徒仰慕古鲁一样。即便是我在牛津的那段日子，父亲还在给我的信件中传授着二十年前麦高恩给他的建议。一九五一年，他写道：“一个作家被人讨厌或被人喜欢，我觉得原因和我们认为的恰恰相反。人们开始喜欢一个作家，未必是因为他写得好。我永远都忘不了高尔特·麦高恩几年前跟我说过的话，‘要怀着悲悯去创作’；我认为这绝不会妨碍我们进行如实甚至是巧妙的写作。”

麦高恩似乎明白这一关系。离开特立尼达三十年后，一九六三年，他出人意料地给我写了封信，一封充满真情的信，写给父亲的儿子。在信中，当时将近七十高龄、住在慕尼黑并且“依旧发表文章”的麦高恩说，他一直对印度人很感兴趣。他发现父亲愿意学习，于是不怕麻烦地教他。

共有的淘气的幽默感把这两人吊诡地联系在了一起。“特立尼达刽子手失望了——被执行委员会剥夺小费——令人愤愤不平的遗憾”。这是麦高恩给一则关于死刑犯缓刑的新闻写的标题。这是我父亲也喜爱的玩笑。麦高恩在特立尼达经历过两次大的诉讼案。在其中一次诉讼案中，法庭上提到了那个特别的标题，作为麦高恩不负责任的例证。麦高恩说：“标题没有讲述故事吗？我认为，就‘剥夺’一词用得不恰当。”类似这样的宣传报道很受麦高恩的欢迎。他似乎好打官司。作为一名来自舰队街的人，他有着舰队街的理念：报纸每天都应该以某种方式成为自己报道的新闻。

经《泰晤士报》推荐，他从英国被派到特立尼达，以便帮助《特立尼达卫报》现代化。成立于一八三二年、代表法国克里奥尔种植园主和商业利益的《西班牙港公报》是一份已被认可的地方性报纸。始于一九一七年、代表其他商业利益的《卫报》在其身后遥远的地方苦苦挣扎。《卫报》的排版非常陈旧，首页上，成长方形布局、印刷紧密的新闻被放置在巨幅商场广告当中。

麦高恩调整了《卫报》首页的排版。他让《卫报》有了伦敦的面孔，让国际新闻有了伦敦的感觉（“每日拂晓新闻——昨夜的伦敦新闻”）。至于多种族的特立尼达事务，他带来了当地新闻业眼中全新的东西：游客的眼光。每件事都值得观看；几乎每件事都有故事。还有真正令人兴奋的事：魔岛的法国逃亡者、黑人后院里的巫术、印第安人的奥比巫术、委内瑞拉的吸血蝙蝠（《卫报》曾经见过它们在白天四处飞行；这种对蝙蝠的担忧给麦高恩和我父亲带来了麻烦）。对每个社区麦高恩都深有兴趣。居住在乡村的印度人因为语言而在宗教和文化上与其他殖民地居民相隔绝。麦高恩对他们很感兴趣——作为素材，也作为潜在读者。

这是一个印度人的声音，一种改革，是“有争议的”印度人的声音（“特立尼达的印度人不真诚”），父亲开始出现在麦高恩的《卫报》上，偶尔还负责一个署名为“梵学者”的专栏。我现在感觉这些专栏文章一定是由麦高恩改写的，或者有些素材是父亲抄袭了他开始阅读的印度改革派文学（尽管我母亲否认）。

但这两个人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关系。我父亲（起薪为每星期四元）开始做报道。观点是他自己的，关于特立尼达印度人生活的知识也是他的；那些热情——对于新闻、日常生活中戏剧性的场面、人性怪癖的热情，麦高恩传染给他的找寻素材的热情——变得真实。他进步得很快。

即使在没有新闻的时候，也是可以有新闻的。“查瓜纳斯男子写林德伯格——‘我知道你的宝宝在哪里’”，“印度人为甘地祈祷——查瓜纳斯的绝望”。

一定是麦高恩给了我父亲建议，说每个人都有故事。真的是这样吗？距离我母亲家族位于查瓜纳斯的住宅不远，有一个铁路道口。每天两次或者四次，一个独臂的上了年纪的黑人关闭和打开道口。那个人有故事吗？那个人自己不这么想。他与自己那份长期空虚的职业绝对是和谐共处的。父亲文章中最巧妙的东西就是麦高恩的标题：“三十六年看守特立尼达铁路道口”。

更值得一提的是马路对面几栋房子边上的那个印度店主。他属于商人阶层，起初作为契约劳工来到特立尼达。田里的劳作，尤其是像“不可接触者”那样“头顶”肥料（头上顶着肥料篮），对他来说既是羞辱又是折磨。刚开始时，他在夜里哭泣；有时候，白天的“工作”累得他无法做晚饭。有一次，他在田里吃了根甘蔗，被罚款一元；那几乎是他一个星期的薪水。但是，他履行了五年契约，而他的种姓本能再次显现。作为一名商人，他赚了钱，并且很快在乡村建起了当地首家电影院。这是个不错的故事；在当时的特立尼达，只有我父亲能做到。

麦高恩提高了《卫报》的发行量。但报社董事还有其他地方性的商业利益，他们觉得麦高恩正在损害他们的这些利益。刚刚经历过英国危机的麦高恩想要发起一场“购买英国货”的运动，而《卫报》的董事会主席拥有一家经营美国商品的贸易公司。董事会主席的货船在扎克雷湾登陆，麦高恩却呼吁修建一条通往马拉卡斯湾的路（董事会主席在那儿没有地产）。有些董事投资了旅游企业，麦高恩却在《卫报》上连续刊登故事，讲述光天化日之下四处飞行的“疯狂蝙蝠”。据说，他发给《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的关于吸血蝙蝠和一种特立尼达特有的狂犬病的电报吓走了大型游轮。

事实上，在当时的特立尼达，致瘫狂犬病正在导致牲畜死亡。尽管“疯狂的蝙蝠”计划只是闹着玩的（“参与白天的蝙蝠追捕吧——争做第一”），麦高恩听从了一个好建议。当地一位法国克里奥尔医生刚刚发现了蝙蝠和致瘫狂犬病之间的联系，正在做疫苗实验；这名医生——帕万——的工作即将被热带病学教科书承认。但自称从来没有听说过特立尼达有人死于蝙蝠叮咬的《卫报》董事会主席决定让麦高恩走人。

麦高恩不能被解雇，他有合同在身。但他会受到攻击；经常受到麦高恩讥讽的《西班牙港公报》的编辑太愿意帮忙了。“危言耸听的麦高恩在两个大陆诋毁特立尼达”，这是《公报》某一天的标题。麦高恩提起诉讼，并赢了官司。从新闻报道的意义上来说，这场官司也是一场胜利。在两份报纸上，《卫报》及其编辑都成了严肃新闻。当麦高恩起诉《卫报》董事会主席诽谤时，这甚至成了更好的新闻报道。在三个星期的时间里，《卫报》实现了舰队街的理念，和董事会主席、编辑以及编辑那连日整版报道的新闻报道风格一起，成了自己报道的大新闻。但麦高恩输了这场官司。直到那时，所有特立尼达人知道了原本只有少数人才知道的事：合同到期，麦高恩就要离开。

麦高恩走了。我父亲留下了。他受到干扰，病倒了，丢了工作，四年里，他无所事事并无法自立。一九三八年，在外祖母位于西班牙港的宅子里，他第一次完全地进入了我的生活。在他的剪报本，那本古老的庄园工资账本里，我遇到了他和麦高恩那段英雄般充满希望的时光的遗迹。

写完鲍嘉和街道生活的故事两年后，我想再现某个类似于我父亲的人物的生活。那时，我大体知道了那件事。我在伦敦换了公寓；可我的思想回到了一九三八年，回到了我发现的父亲随身带到西班牙港的家具（我曾视为己有的第一件家具）上。我本打算将这个生活故事写成有关这些简单、珍贵的片段的故事。我用了三年时间写那本书。书的内容变了；写作也改变了我。我在写一些我不熟悉的事情；写出来的书更像是父亲的书。那本书是根据他的新闻工作和故事创作的，根据他的知识，那些他从麦高恩指导他看事物的方法中获得的知识。那是根据他的写作而写成的书。

几年后，《纽约时报》的一个作者以色列·申克在莫斯科读了那本书。一九七○年，他替自己任职的报社在伦敦采访我；那时，他正在做一个作家的系列报道。几周后，他给我寄去了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四日《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剪报，并请我发表意见。

记者献祭山羊以安抚印度教女神

作者向卡利女神叩首以逃避黑魔法死亡诅咒

英属西印度群岛，特立尼达，西班牙港，六月二十三日。

受到印度教卡利女神死亡威胁的当地作家西帕瑟德·奈保尔今天献祭了一头山羊以平息女神的怒火。

奈保尔撰写新闻报道，揭露当地印度教农场主违反政府关于防止牲畜疾病的规定，代之以卡利女神的古老仪式，用仪式驱赶袭击牲畜的疾病。

这名作者被告知，他会受到毒术的折磨，会于星期日死亡，会于星期一下葬，除非他献祭一头山羊。今天，他屈服于亲戚朋友的恳求，照要求献祭了山羊。

我大吃一惊。我不记得这件事。我从未在父亲的账本上看到任何有关这件事的记录，也从未在父亲、母亲或其他任何人那里听说过这件事。我只记得父亲特别惧怕卡利教，他曾告诉我，他对家族很恼火的一个原因是我的外祖母曾是卡利教信徒。

我给申克写信说，那可能是麦高恩的一个玩笑故事，而我父亲想让自己成为他报道的新闻。我就是这么想的，这件事继而被我置之脑后。

两年后，在特立尼达，我去西班牙港报业图书馆查看《卫报》的档案。对于我来说，在那之前，尽管我接受过教育，也创作过，旅行过，但和家族历史有关的任何事情都是不能复原的，只存在于日渐淡忘的记忆中。（父亲的所有文件，连同他的账本，都丢失了。）

这里有印刷出版的档案，有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的《卫报》，按照它们清晨被扔在西班牙港那间房子前门台阶上的顺序装订。我曾懵懵懂懂地看过这些报纸：奖学金获得者的照片（那些幸运儿），体育版（附有伟大的板球运动员经常被使用的同一张照片），唤起这种渴望的影院海报（《河边彩虹》一片中的博比·布林）。

追溯过去，我再次发现了父亲的部分账本。我发现，伴随我成长的账本是不完整的。父亲遗漏了一些事。申克寄给我的剪报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是一个比我想象中的故事要严肃得多的故事，它根本就不好笑。那是一个关于巨大耻辱的故事，刚好发生在父亲战胜困境，要获得某种独立、事业刚起步的时候。距离父亲获得独立还有几个月。事业——在作为殖民地的特立尼达，在没有麦高恩的情况下——显得毫无意义；这种空虚将陪伴父亲度过余生。

我知道父亲长期患有神经性疾病，但我不清楚病因。我的志向是在我对父亲早期写作生涯一知半解时立下的。

6

我开始认识父亲时，他对我母亲的家族怨声连连。但他早期为《卫报》撰写的文章表明，婚后，他很快就被那个家族迷住了。

他们是一个由地主和梵学者组成的庞大的婆罗门家族。几乎所有女婿都是梵学者的儿子，是我们那个私人世界、我们那个印度岛屿上的知名人士。种姓令我父亲获准进入这个家族。在他的《卫报》报道中，有一段时间，他似乎准备好扮演家族报道者的角色。“深得人心的印度教订婚——查瓜纳斯和阿罗卡联姻”：麦高恩不会知道，这则“印度人的”新闻真的是一个家族通告，一则订婚的消息：是一则有关我外祖母的长孙女订婚的消息。

外祖父离开特立尼达前往印度，随后去世，家族管理权落到了两个大女婿身上。他们是兄弟，富有抱负，精力充沛。他们关心当地正在修建的印度教徒－穆斯林学校；关心地方道路董事会的事务；在那些讨论地产专营权的日子里，他们关心与岛上立法会有关的高层政见。作为来自蒂瓦里家族的婆罗门，他们是正统印度教信仰的拥护者——反对当时在印度教徒中劝人改变宗教信仰的长老会教义，还反对那些从印度派出传教士的印度教改革运动。兄弟俩谋求成为领导者；他们喜欢争斗，与其他也想成为领导者的家族一起卷入持续不断的权力游戏之中。有时候，这些游戏会导致剧烈的变化。

作为这个家族的一员，就得和一些在印度人生活中占重要位置的事物打交道；我父亲大致做到了。麦高恩的《卫报》上，印度人的新闻主要是查瓜纳斯的新闻，而查瓜纳斯的新闻经常是家族新闻。“六百人在一场大型聚会中抗议西普里亚尼的态度”那就是新闻，但也是家族聚会：聚会是由两个年长的女婿张罗的。三天后，查瓜纳斯的记者报道说，民众对西普里亚尼（当地一名政客）的抵触情绪仍然非常强烈，以至一名十一岁的男孩被打动，在另一场公开集会上发表了“荡气回肠的”演讲。这时，麦高恩不会知道，人们谈论的那个男孩是我母亲的弟弟。（他后来成了伦敦大学的数学讲师；在发表“荡气回肠的”演讲三十年后，他还成了独立后的特立尼达在野党的首位领导人。）

父亲可能会这么写政治新闻：“在昨晚一场出人意料的会议上……”会议很有可能发生在“大厅”里，发生在查瓜纳斯那所家族主宅后面的木头房子楼下的大屋子里。

但这种与查瓜纳斯新闻制造者的密切接触也有压力。这个家族是一个集权组织。涉及政治、宗教事务时，尤其是有关家族的事务时，所有决定由家族上层一个封闭的小圈子做出。这个圈子的成员包括我外祖母和她的两个大女婿。家族中其他人都应该站好位置，而大多数人做到了。有一个类似家族宣传机器的东西在不停运转。它强化经过认可的态度，也会将矛头转向家族内部，败坏持不同意见者的名声，使他们蒙羞。它没有计划，只是根据我们家族的组织性质运作。（当两个年长的女婿最后被逐出家族时，这台机器很快就将矛头转向他们。）即便在今天，当我遇到被我母亲家族“抹黑”过的家族的后代时，我还能感觉到自己面前的敌意。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或家族长大，就得接受世仇的风气。

可以这样要求家族成员，却不能这样要求记者。这个家族是立法会中本郡一位竞选连任议员的坚定支持者。那人是个印度教徒，正如当时的殖民地宪法是不错的，他也是一位不错的立法委员。或许是出于某些印度教的宗派原因，又或者是因为在印度教徒－穆斯林学校管理方面意见不合，我们家族突然决定放弃这个人。他们决定在下一次选举中，也就是一九三三年的选举中，支持罗宾逊先生。他是个白人，在本区拥有一个大型甘蔗庄园。

罗宾逊先生主张雇佣童工，而他的竞选演说总是关于这一话题。他认为任何将离开学校的年龄提升到十四岁的法律都是“不人道的”。他做好了被起诉“一千次”的准备，做好了坐牢的准备，而不会放弃给穷人的孩子工作。我们家族中掌权的一个女婿发表了类似的演说。他说，罗宾逊先生令年轻人远离监狱。

我父亲的哥哥小时候曾经为了每天八分钱在田里劳作。对他来说，要真心诚意地站在这个家族这边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他努力了，他非常关注罗宾逊先生。而我父亲不得不报道家族的两个女婿被指控用言语威胁（据说是“死亡威胁”）对方阵营某个人的消息。

罗宾逊先生输了选举。这不仅仅是政治新闻。这是个类似家族耻辱的家族失败，因为输在另一个印度教家族手里。而我父亲不得不用《卫报》快活的风格报道此事。选举过后第二天，查瓜纳斯爆发了一场骚乱。大约一千名罗宾逊的支持者袭击了载有正在狂欢的对方支持者的公交车。公交车驶过发动袭击的人群；人群中一人被害；公交车上有人的胳膊被扯断了；警察发出了七十张传票。这件事也得报道。对于我父亲来说，在另一起暴力事件后，接着报道家族中两个年长的女婿出现在法庭上接受处罚的消息，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家族的住宅位于主干道上。几百码之外聚集着政府机构的建筑：火车站、典狱长办公室、警察局和法院。父亲毫不费力就可以拿到他想要的故事，并返回他的大本营。他也这么做了。

因此，父亲在家族中的地位改变了。他从一名可以充当家族报道者的记者，变成了不论人们愿不愿意都让其见报的记者；他变成了对方的人。

事实上，从某种重要的角度来说，父亲一直是对方的人。这个有着众多梵学者的家族是正统印度教信仰的拥护者。我父亲不是。十年后，当我们住在西班牙港，而我们的印度教世界分崩离析时，父亲开始充满感情地描写印度教仪式和印度乡村生活。但他年轻时，这种印度生活曾是他的全部认知；这种生活似乎停滞不前，但又经久不衰；他对此不满。但他不是一个人。他属于，或者说是同情——被称为雅利安社的印度教改革运动。这场运动谋求将印度教变成纯粹的哲学信仰。雅利安社反对种姓制度、梵学者、泛灵仪式。他们反对童婚，支持女童教育。在这两个方面，他们和正统派有冲突。在特立尼达，即便是一些小事也会导致家族世仇。什么是正确的印度教问候礼？婚礼能在白天举行吗，还是应该如正统派坚持的那样在晚上举行？

我父亲向麦高恩展示的正是一个改革者的形象。而他也是在麦高恩的鼓励下这么做的：“有争议的”记者更适合《卫报》，而麦高恩对印度人的态度也是一种家长式的关心。正是作为一名改革者，父亲对致瘫狂犬病故事中有关印度人的内容做了处理。

选举后的几周，致瘫狂犬病再次爆发，印度教徒仍然没有给牲畜注射疫苗。一方面因为政府收费太高，一针两毛四分钱，当时一个工人一天才挣三毛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强烈的宗教抵抗。在一些村庄里，人们向卡利女神献祭，以此作为抵御疾病的符咒。女人们列队经过五个村庄；她们边走边唱，祈求人们向卡利女神施舍。她们用收集来的钱买了一头山羊。在指定的日子，那头山羊被戴上花环，然后被砍掉脑袋。它的鲜血洒在女神雕像前的祭坛上。

这就是父亲写的故事，一个记叙性的故事，没有提到人名。但父亲不会就此罢休：他谈到了“迷信的治疗方法”和“令人惊异的迷信做法”，而麦高恩就是这样渲染这个故事的。十天后——这十天里经历了什么样的慎重考虑？——父亲收到了一封用印地语写的匿名恐吓信。信中说，他得举行那个被他批评过的仪式，否则他就会在一周内死去。

从父亲对这件事的报道可以看出，这次恐吓来自家族的统治圈，或许是两个年长女婿中的一个做的。父亲找那个人商量时，他无论如何都不肯提供帮助，而且似乎很焦虑，只和父亲确认了一遍信件的内容。他们要求父亲做些自我贬低的事，仿佛这名记者，这个行为不当的家族成员，这一次要因自己先前所有的不法行为和不忠而受到惩罚。

接下来那个星期，父亲扮演着三个角色。他是那个成了自家报纸非常重要的头版故事主人公的记者：“我注定要死在下周日。”他是那个不屈服于“符咒”的改革者：“我不会献祭山羊。”同时，作为一个受世仇驱使的查瓜纳斯人，他被自己收到的谋杀威胁吓到了；他准备顺从。每一个角色都使另一个角色变得一文不值。父亲一定是知道的。

他不打算向卡利女神献祭山羊。但随后，《卫报》读者们发现，他献祭了，没有在查瓜纳斯，而是在一个安全距离以外的小镇上。

一名最近被麦高恩派到《卫报》工作的年轻英国记者西德尼·罗丁写了故事的主体部分。这是一篇不错的文章（罗丁打算回伦敦，回到舰队街那漫长的职业生涯中）。罗丁的报道充满感情，抓住了所有让我父亲感到恐惧的细节：身上涂了油、戴着芙蓉花环的山羊；脖子上用来象征鲜血和生命的红色粉末；树桩上的弯刀；祭坛上的鲜花和水果。

在罗丁笔下，我父亲是，也可能据说是，有点倒向一方：一个经祖母和母亲规划要成为梵学者的人首次经历僧侣般的仪式：一个身穿白衣、和山羊一样戴着芙蓉花环的人向着女神雕像，向着依然活着的山羊，向着旁观者，奉上献祭用的散发着丁香花气味的火苗，然后奉上装在黄铜盘子里的被切下来的山羊头。

父亲的报道和罗丁的故事一同发表。在报道中，他没说什么。他没有办法记录自己的感觉。他回到自己阅读过的改革主义文学，抄袭了一些段落。他夸下海口说，他再也不会献祭，他现在知道了自己的信仰。他将它作为一场小胜利记录下来。他没有缠腰布：整个仪式过程中，他穿着裤子和衬衫。这种古怪而不合逻辑的夸口第二天继续出现在周日报纸的头版，“奈保尔先生向你问好！——昨晚没有毒药”；“大家早上好！如你所见，卡利女神还没有抓到我……”

这是他最后一篇写自查瓜纳斯的、扬扬自得的文章。两个月后，他开始写一个关于大飓风的故事，但那发生在特立尼达南部。他断断续续写了一些关于查瓜纳斯的报道，然后就逐渐从《卫报》消失了。

几个月后，麦高恩离开了特立尼达。父亲有过一个念头——和麦高恩一起去美国；他还拿出了护照。但父亲没有去成。就像小时候在纳尔逊岛等待将他带往印度的轮船时那样，对未知世界的恐惧控制了他。护照一次也没用过，依旧崭新地放在书桌里，那里还放着一本他没用完的账本。

他的情绪变得很不稳定。《卫报》的新主编不再雇佣他做全职记者，只让他做一名特约记者，这对他也没有帮助。很快，他就病得相当严重了。

有一天，我从西班牙港报业图书馆回去时，问母亲：“你为什么不跟我说献祭的事？”

她只是简单地答道：“我不记得了。”又加了一句：“有些事，你自己会记得忘记。”

“父亲疯起来是什么样？”

“有一天，他照镜子，可是看不见自己。然后他就大叫起来。”

他无法忍受继续待在那栋让他经历过恐惧的房子里，于是离开了。他成了流浪汉，住在不同的地方，做各种各样的零工，靠我母亲家族（他那个富有的妻舅）的救济生活。十三年来，他没有自己的房子。

母亲将这场灾难归咎于麦高恩。听到这个父亲时常挂在嘴上的名字或是关注麦高恩后来的冒险活动都会令她不快。一九四二年，我们在《时代》杂志上看到，年近五十的麦高恩作为战地记者前往迪耶普突击现场；他靠苯丙胺让自己保持清醒（麦高恩的手笔），并很快写出报道。而《卫报》对前任主编大发慈悲，在一九四四年刊登文章说，麦高恩在法国被德国人俘虏，但后来跳下火车，成功逃脱。

我理解母亲的态度，但那不是我的态度。麦高恩要回到更广阔的世界，他没错。而我父亲只有特立尼达。麦高恩向父亲灌输了他对记者或作家这个职业的看法。在殖民地特立尼达，父亲无法从别的渠道获得这种看法。《卫报》里的其他编辑无法让父亲明白他这个职业的价值。正是这种对职业的看法让父亲在麦高恩时期得到了提升。那段日子的奋斗与成功正是源自那段日子的故事以及一位富有同情心的编辑对故事的认可。他描写有关查瓜纳斯的故事，但是在他心中，针对受人尊敬的职业进行的每日练习使他克服了查瓜纳斯的限制：他会觉得自己受到了文字和职业品质的保护。但他的支持者走了。而他只有查瓜纳斯和特立尼达。

他对于这个职业的仰慕一直伴随着他。一九三六年，患病期间——那时，我还待在母亲家族位于查瓜纳斯的住宅里——他送给我一本小书《诗歌学派》。那是艾丽斯·梅内尔编辑的一部诗歌选集，是一个装帧经典的纪念品。原价是四毛八，商店降价到两毛四销售。这是他给儿子的礼物，一件极好的、和文字有关的礼物。搬了那么多次家，这本书还在。书上题写着：“致维迪亚德哈，父亲赠。今天，你已经三岁十个月十五天了。我将这本书和下面的建议一起送给你作为礼物：不要辜负人类的遗产，要追随真理，要善良温和，要相信上帝。”

两年后，父亲重获《卫报》的工作，我们搬到西班牙港。对我来说，那是童年最宁静的一段日子。那时，我不知道父亲的精神疾病发展到了何种程度；我不知道在《卫报》的工作对他来说其实是每日一次的羞辱。他不得不向人乞求以获得那份工作。书桌上有许多粗鲁的回复。我悉心触摸它们，通常是为了那带凸起花纹抬头的信纸。

书柜里有些书是父亲在迷失期间收集来自我慰藉的：不仅有马尔库斯·奥勒留和埃比克泰德的书，还有许多神秘的或者类宗教书。我知道一句他生病以后的治疗用咒语，因为他曾将它教给我。那是他改写自埃拉·惠勒·威尔科克斯的一句话：“即便是这个也会消失。”这是一句非常灵活的安慰语。它可以应对瞬间的痛苦，日常的痛苦，甚至人生的痛苦。

他从来不谈自己疾病的类型。让我困惑不解的是，他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如此准确地——什么也没说的情况下——将他的癔症（他对消亡的忧虑）和写作这个职业一起传染给了我。那是他附送给我的礼物。那种忧虑也变成了我的忧虑。它和这个职业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只有从事这个职业才会减轻忧虑。

一九五四年，我离开牛津，南下伦敦，开始试着写作时，伴随我的正是那种忧虑，那种对无法成为自己应该成为的人的恐惧，而不是简单的抱负。父亲一九五三年去世了。我们家处在悲痛之中。我本应该为他们做一些事，本应该回到他们身边。但我还没有成为作家，我不能回去。到伦敦的第十一个月，我写了鲍嘉的故事。我写出了自己的书；我又写了一本。我要回去了。

一九八二年七月至十月

注释

[1] 英国作家伊夫林·沃的作品。

[2] 欧·亨利去世前的最后一句话是：点亮灯火，我不想在黑暗中回家。

[3] 马格利特岛实为两岛，由地峡相连。西部多山，炎热干燥，为牧羊区，东部山势稍缓，沿海多平原和天然港湾，为农业区。

[4] 一种天然树脂。

[5] 印度婆罗门姓氏，意为博学之士，精通吠陀、往世书等印度古典文献及宗教事务。又译“潘戴”。

父亲给我的故事

（《古鲁德瓦的冒险》序言）

1

我 的父亲西帕萨德·奈保尔，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日子里都是《特立尼达卫报》的记者。一九四三年，他在特立尼达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那年，他三十七岁，已经断断续续当了十四年记者，从事写作已经五年。他拼凑起来的那本七十页左右的小册子叫作“古鲁德瓦和其他印度故事”，它让我对图书出版制作有了初步认识。这本书的印刷由《卫报》商业印刷厂完成，印得很慢，父亲将校样一页一页装在夹克口袋里带回家。当我们看到整行铸排机按照日常惯例将其中的两个故事照狭窄的报纸风格分栏排版时（最后成书就是那样排的），我和父亲都抓狂了。

这本书出版后招来了一两封谩骂信。有人认为父亲诽谤了我们印度社区。还有一封信是一个狂热的宗教分子写的，有好几页纸，用不同颜色的墨水写得密密麻麻，而且字迹歪歪扭扭的。那个人后来在《特立尼达卫报》购买版面刊登自己的照片和问题：这是谁？（他在这里提到了自己的名字。）就这样，我十一岁那年，随着父亲小说的出版，我获得了自己第一部小说主人公故事的开头部分。

从经济效益来讲，《古鲁德瓦和其他印度故事》的出版是成功的。印了一千册，以每册一元，约合四先令的价格销售。在当时的特立尼达，这是很高的定价。但全都卖掉了。那一千册书，在当时似乎很多，在卧室里占据过非常大的空间，现在只剩三四册在图书馆里，连我母亲也没有。

《古鲁德瓦和其他印度故事》出版后不久，父亲离开《卫报》，就职于政府机关，薪水是在《卫报》时的两倍。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四五年时间里，他几乎没有为自己写作过。他首先是为政府报告“调查”农村现状。因此，他调查自己熟悉的事物：自己的背景，他早期故事的背景。但是作为一名汇编事实、数据和表格的社会调查员，而不再是一个关心仪式、礼仪及他认为自己所在社区的浪漫精髓的作家，父亲为自己的所见所闻感到不安。出于这种不安，也没想到要发表，他写了一个故事，叫作“在村庄”。那是他对我们周围普遍存在的、大家习以为常的破败不堪和绝望的个人体会。即便是我父亲，在他的早期故事中，对这种破败和绝望也是习以为常的。

后来，出于同样深刻的感情，或许是对一九四二年死于特立尼达、极度贫穷的母亲的感怀，他写了一个自传性质的故事。如果一个多多少少以作者本人的出生为结尾的故事也可以被看作自传的话，那么，那篇草稿就是唯一一份父亲承认的自传。但是，父亲深受出生环境和自己父亲残忍的困扰。我记得那种在写作之前就存在的情绪，我一遍遍地听到那个讲了四十年，关于吝啬、关于将他怀有身孕的母亲驱逐出他父亲住宅的故事，我记得我在父亲的命令下从这个故事的其中一个版本上撕下一两页纸。

一个版本：父亲写的每部作品都有好几个版本。他总是沉默一两天后突然开始写作。他写得非常慢；而且总会出现一个时刻，他开始写作时带有的情感几乎消耗殆尽；让我惊奇的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也不得不应对他的情感——类似于文学危害的东西占了上风。

那篇自传完成很久后，被读给西班牙港文学群体（包括埃德加·米特尔豪泽尔和年轻的乔治·兰姆宁）的一个成员听。对于其中的圣经语言，尤其是用“先于”代替“在……之前”，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但父亲对此置之不理。而对这个故事深深着魔的我支持他。《在村庄》发表在一本牙买加杂志上，编辑是菲利浦·夏洛克。

一篇针对小群体、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很快就消失不见：在特立尼达，写作是一项业余活动；而发表就是作家所能期盼得到的全部鼓励。这里没有支付稿费的杂志社，没有正式成立的杂志社，只有《卫报》。像阿尔弗雷德·曼德斯（一九三○年，达克沃思出版社在伦敦出版了他的两本小说，其中一本附有阿道司·赫胥黎写的序言和安东尼·鲍威尔写的短评）这样的作家据说在《卫报》周日增刊上刊登一篇小说可以获得二十元（四几尼）的报酬；而父亲只能拿到五元（一几尼）。父亲是纯粹的本地作家，这样的作家冒着被人嘲讽的风险。我上学时听过一则对父亲小说的批评，说他只是为了钱而写作。

但人们对本地创作的态度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一九四九年，霍格思出版社出版了埃德加·米特尔豪泽尔的小说《办公室的早晨》，有段时间，米特尔豪泽尔被看作是另一位本地作家。本地作家的作品最终有了市场。亨利·斯旺齐那时正在为英国广播公司加勒比频道编辑《加勒比之声》。他有标准和激情，他认真对待本地创作，并将它置于本地新闻之上。英国广播公司支付稿费，不是按照每分钟多少几尼的著名标准，而是按照每个故事五十元、六十元、八十元的标准——报酬高得足以推广写作价值这一新理念。

亨利·斯旺齐在《加勒比之声》中使用了父亲的两个早期故事。从一九五○年离开政府机关回《卫报》到一九五三年去世这段时间，父亲为《加勒比之声》撰稿。在这三年里，在情况逐月变坏的情况下——《卫报》的低薪水，债务，一次心脏病发作以及接下来的体力丧失，对出版一本真正的书籍以及亲眼目睹自己成为作家的那种绝望而受伤的向往——在这三年里，在每周一次的伦敦广播节目的刺激下，我相信父亲找到了当作家的声音，发展了自己的喜剧天赋，写出了他最好的故事。

我没有参与这些故事的写作：我没有像对待其他故事那样见证它们的成长，也没有提建议。一九四九年，我获得特立尼达政府的奖学金，并在一九五○年离家到英国接受那项奖学金。我在父亲开始写《订婚》时离开了他；两年后，我才读到完整的故事。

父亲每周给我写一封信，有时候每周两封。和我写给他的信一样，这些信主要关于金钱和写作。亨利·斯旺齐在半年一次的《加勒比之声》回顾中赞扬《订婚》时，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赞扬的父亲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我开始觉得我本可以成为作家的。”但我们两个觉得我们的写作都停顿了：他几乎走到了写作生命的终点，而我在起点。随着时间推移，他病情日渐加重，我和他以及特立尼达日渐疏远，在英国漂泊不定，我们之间的通信成了一种半绝望的相互鼓励。我给他寄了一些印度作家R.K.纳拉扬写的书。一九五二年三月，他写道：“你对R. K.纳拉扬的见解是对的。我喜欢他的短篇小说……他似乎很有天赋，也成功地施展了他的天赋。那种天赋，是我在自己身上从未见过的。”

在那一个月里，他寄给我两个版本的《我的叔叔达鲁》。他对这个故事没有把握，认为它太啰唆，想让我将我觉得相对较好的版本寄给亨利·斯旺齐。我现在喜欢这个故事，喜欢它的细节以及细节带来的戏剧效果。在很短的篇幅里，它创造了一幅风景画，并使其中住满了人。这个版本是个性化的。父亲之前没有写过这样的作品，有非常多历史细节的作品。我可以看出他在创作这个故事时所花的心思。我可以想象那些他担心但又不愿意失去的细节是如何被彻底改变的。但在我十九岁那年，我认为版本的质量是理所当然的，我只看到了叙述的不完整：可以这么说，在封闭状态下写作的父亲，成长得比我快。

亨利·斯旺齐没有采用《我的叔叔达鲁》这篇稿件。但他对父亲后期作品的判断比我合理，他几乎采用了父亲寄给他的其他所有作品。一九五三年六月，父亲去世前四个月，亨利·斯旺齐在父亲的请求下邀我为《加勒比之声》朗读《蓝达诗和奶牛》。费用是四几尼。我用那笔钱买了一支派克笔。我至今还留着这支笔，并正在用它写这篇序言。

2

奈保尔（早期音译为奈波尔或奈泊尔，印度教名字的音译很少有准确的）是祖父的名字，出生证和其他法律上要求的文件使它成了我们的家族姓氏。我发现，还是个婴儿的祖父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某天被人从北方邦东部带到特立尼达。

他没有接受过英语教育，但是依照远古的印度教方式（就像特立尼达是印度似的），作为一个来自潘戴家族（或者帕雷家族，再说一遍，音译是很难的）的婆罗门男孩，他被送到一个婆罗门那里受训，为的是成为一名梵学者。他的确成了梵学者；我听说，他还成了一个经营印度教仪式必需品的小商人。他结婚并有了三个孩子，却英年早逝。而他那个失去保护的家庭很快就陷入贫困。父亲曾经告诉我，家里有时连灯油都没有。

家族旁支中有一些送母亲和孩子们回印度的建议，但那个计划落空了。这个依赖他人的家庭被迫分散到不同的亲戚家。还只是个孩子的大伯被送到田里干活，每天挣四便士；但我们家亲戚决定，三个孩子当中最小的父亲应该接受教育，或许应该像他父亲那样成为一名梵学者。家庭的破裂痕迹至今还体现在他们的后代身上。经过艰辛的劳作，大伯成了一个小型甘蔗农场的主人。一九七二年，我去看他时（不久他就去世了），发现他情绪激愤，为自己的童年以及一天四便士的遭遇痛哭不已。姑姑有过两次不幸的婚姻，特立尼达使她感到茫然，一九七二年去世前——尽管不在自己的房子里，但她比她哥哥快乐——她只会说印地语，几乎不懂英语。

父亲接受过小学教育，学过英语和印地语。但试图让他成为梵学者的努力失败了。相反，他开始做一些零工，依附于一个住在传说中盛产黄金的村子的亲戚（那人后来成了百万富翁）。二十多年后，他在那个村子为政府做调查，《在村庄》这个故事写的也正是那里。

我不知道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依靠他人、前途未卜的处境下，又没有先例，父亲是如何产生了当作家这个愿望。过了很久再读那些故事，弄清了故事中所陈述的婆罗门观点，我现在觉得，可能是由于父亲被早期的英语教育和印度教宗教教育唤醒了种姓观念，也有部分原因是印度教对学识和文字的崇拜。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他似乎说过，他十四岁时就尝试写作。

父亲从一开始就关注印度教和印度教的实践。他对梵学者的了解使他对梵学者、职业祭司这些宗教仪式的舞台管理者有了某种纯粹的婆罗门偏见，他把他们都看作“商人”。但他也拥有一些印度教思想，他重视这些思想。终其一生，他不断积累这方面的知识，从他的故事中明显可以看出。一九五一年，他在写给我的信中兴奋地提到了阿罗频多关于《薄伽梵歌》的评论。

特立尼达的印度移民，尤其是其中的印度教徒，主要是恒河平原的农民阶层。他们是古老印度或者古代印度的一部分。（阅读古朗热的《古代城邦》时，我痴迷地发现，我们在特立尼达，甚至在我童年时期如同本能般保有的许多习俗是从前古典时期的世界幸存下来的。）这些移民到特立尼达的农民阶层没有接触过十九世纪伟大的印度教改革运动。只是随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来自印度的改革主义传教士的到来，改革才成为争论的焦点。在当时的印度，宗教改革正在演变成政治叛乱。

之后，特立尼达爆发了一系列重大有时甚至是暴力的争论，在印度社区以外，这些争论不为人知。今天已经没有人记得这些争论了。这些争论发生时，父亲站在改革一方。《古鲁德瓦》——父亲去世前一年完成，但没有寄给亨利·斯旺齐——后半部分那些涉及广泛的讽刺不应被错误解读：在书中，父亲怀着热情又一次展开了古老的争斗，正是这种热情，令他在一九三○年代缺钱的情况下，还买了一本讽刺性的改革小册子。那本小册子叫“宗教与特立尼达东印度人”，是我童年时期读的一本书，但现在已经不见了。

一九二九年，父亲开始为《特立尼达卫报》撰写的稿件题材正是有关印度和印度教的。报社来了一个新编辑，高尔特·麦高恩。他来自《泰晤士报》，在特立尼达，他就像一个刚获释的人。麦高恩到来之前，《特立尼达卫报》是一份半死不活的殖民地报纸：在头版刊登大幅广告，中间一小块是印得密密麻麻的电报。麦高恩的主要任务就是将《卫报》现代化。他废弃了原先的头版风格。但他对戏剧效果的品位超越了他对排版印刷的判断能力，于是一些人开始对他感到不安。后院的巫术、奥比巫术、从魔岛逃出来的囚犯、吸血蝙蝠：当竞争对手《西班牙港公报》的编辑说麦高恩破坏了旅游业时，麦高恩起诉对方并赢了诉讼。但麦高恩不仅仅是个感觉论者。对于特立尼达来说，他是个新手。他想发现特立尼达，他对一切事物都不持想当然的态度。他到处找故事，还凭空编故事。他的报纸就像是对特立尼达岛上形形色色的生活进行的每日一次的庆祝活动。但有时候，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才智。当他卷入与雇主的官司时，他的才智也到头了（麦高恩任编辑的《特立尼达卫报》日复一日地详细报道这宗官司，以至于《卫报》最后成了自己报道的新闻，而这正是麦高恩的雇主反对的新闻报道方式）。

父亲曾为麦高恩撰稿，去过印度、对印度的事情感兴趣的麦高恩认为父亲应该得到鼓励。父亲与传统信仰相悖的观点以及它们成为新闻的可能性一定吸引了麦高恩。他成了父亲的老师，一开始可能是教父亲英语（必须提到的是，对于我父亲来说，英语是一门后天习得的语言），而父亲对这个教他如何写作的人一直都怀有崇拜和喜爱之情。二十多年后，一九五一年，父亲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一个作家被人讨厌或被人喜欢，我觉得原因和我们认为的恰恰相反。人们开始喜欢一个作家，未必是因为他写得好。我永远都忘不了高尔特·麦高恩几年前跟我说过的话：‘要怀着悲悯去创作’；我认为这绝不会妨碍我们进行如实甚至是巧妙的写作。”

父亲作为一个“有争议的”自由撰稿人，负责每周一期的专栏，开始在《卫报》任职。这个专栏挑衅地取名“梵学者”——我认为经常可以在这个专栏里发现麦高恩的改良之手。父亲对他在这个专栏里写过的内容记得非常牢，多年后他把大量出自这里的文字给了索汉先生（《古鲁德瓦》后半部分中长老教会的印度校长）。《古鲁德瓦》仿佛是父亲早期新闻稿的重现：我觉得，古鲁德瓦殴打那个醉醺醺的老火柴人战士这个细节一定是源自时任《卫报》正式乡村记者的父亲于一九三○年写的一篇文章：“接受打架挑战——杰宁汉交叉路口‘暴徒’受伤严重——六人被捕”。一场乡村斗殴被戏剧化，这些人物的个性更贴近读者，他们不再只是庭审报告中的人名。那是麦高恩的风格，现在成了父亲的风格。

正是通过在麦高恩的《卫报》上发表新闻稿，父亲对农村以及居住其中的人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后来，他将这一观点转移到他的故事中。他的故事有着某种新闻才有的完整，它们源自一个社区，似乎也是写给那个社区的：一个从本质上来说是印度教社区的社区。因为作者将它视为一个整体，所以他能够有时制造浪漫，有时讽刺。故事里有改革主义的激情，但是即使在出现令人震惊的事件时，也没有什么针对外来读者的抗议——这种现象在早期的殖民地写作中很普遍，矛头都是对内的。这就是那些故事的独特之处。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父亲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后来成了我的方式：父亲的早期故事为我营造了故事背景。

但这只是部分观点。一篇关于家庭争吵的题为“五人长老会”的故事读起来就像一个乡村浪漫故事：故事里的人物完全生活在印度教文化当中，并且不认同其他文化。受到诽谤的妻子没有将丈夫送上异族的法庭，她叫来五人长老会与他对抗。村里受人尊敬的长老们聚集在一起，妻子和丈夫毫无怨怒地陈述案情，每个人都很明智庄重，通晓教规（印度教正确的、虔诚的、古老的方式）。但事件的背景是特立尼达而不是印度。这些人都已移民，古老的方式和古老的忠诚正在急速削弱。具体环境没有描写，因为这是被认定为理所当然的事，事件发生在一个大庄园的工人房里，在一个棚屋里。类似于《在村庄》里的环境。但有关物质和文化的破败不堪呈现得稍晚。过了一段时间，这些才被父亲安排在他的故事中。

浪漫故事被简化了，但这是看待事物的方式。不仅仅是从自然美景中探寻浪漫。我慢慢明白，这还是一种隐藏个人痛苦的方式。父亲曾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我写过的主人公，几乎没有一个不是自己家族的成员。”我前几天才知道，《五人长老会》中受诽谤的妻子其实是父亲的姐姐，故事的细节都是真实的。她与一个旁遮普婆罗门的婚姻是场灾难（她临终前骄傲地告诉我，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会波斯语）。父亲因为她而遭罪。在故事中，宗教仪式模糊了痛苦，一切都以恰当的方式收尾。而在生活中，灾难却在继续。父亲因为祖父的残忍和吝啬而痛恨他，但在他的自传中，提及自己父亲时，他描写了一个纯粹浪漫的传说。在这个传说中，经过深情描述的古老的宗教仪式只能导致和解。尽管我一再鼓励他，父亲还是无法进一步讲述那个故事。

他经常谈到要写一部自传体小说。有时，他说那写起来会很容易，可一旦动笔，事情就变得很难。他会在选择事件上遭遇麻烦。一九五二年，他给我寄来了《我的叔叔达鲁》——在另一封信中，他很抱歉地将之描述成草稿——他说：“我希望你能认真阅读它。如果你觉得它足够好，就把它寄给斯旺齐先生，只要注明是我寄的，这是我正在写的小说当中的部分章节。的确，我正打算这么做。一旦你有能力，就着手写小说吧。如实描写正在发生的事情，要实事求是，要幽默，但不要刻意为之。如果你不知道写什么主题，让我帮你。开始这么写：‘他坐在小书桌前，写下与妻族成员相对应的动物形象。对此，他非常善于分析。他不想犯错，像科学家似的开始工作。他写了“母狐狸”，然后是“蝎子”，不到五分钟，他写下了下面这份名单……’这都是玩笑，但你真的可以这么做。”

对他来说，这不是笑话。一旦丢弃了浪漫故事及简化了的浪漫故事，那些讽刺漫画的小冲动（只不过是冲动而已，有时被写进给我的信中），那些与麦高恩那“要怀着悲悯去创作”的理念相对立的想法，是他在思考自己和自己的人生轨迹时所能想象到的。他详细地描写与动物相似的人物的故事片段（我相信，给我写那封信时，他正在写那个故事片段），并将它变成了《古鲁德瓦》的一部分。而这成了他虚构故事的工具箱。但即便是那样，这个故事片段也是突如其来且出人意料的，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因素。就作者而言，那种激情是不加掩饰的，以毫无理由的残忍形式表现出来。父亲对这个故事片段很不开心，但他对此无能为力。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作为作家的他——但也仅仅是将目光从自己身上移开——能够承认一些自己曾经试图隐藏的家族痛苦，能够将浪漫故事和后来那些破败不堪的景象混合起来，形成一种更为纯粹的喜剧。

正是父亲的姐姐——《五人长老会》中那个受诽谤的妻子，传统印度教舞台场景中一个令人伤感的人物——十年后以养路工妻子的形象出现在另一个故事里，充当滑稽合唱的角色。养路工来自较低种姓阶层，她与那个来自旁遮普邦的第一任婆罗门丈夫分手后就和他生活在一起。《蓝达诗和奶牛》中的蓝达诗，那个花了六十元购买一头后来被证实无法生育的奶牛并因此深受折磨的印度教徒，正是父亲那个已届中年的哥哥。

喜剧是写给别人的。父亲一直不愿意审视自己的人生。所有那些可能让他花费更多辛劳和思量的素材都被他封存起来，从未使用。某些事永远不可能成为素材。终其一生，父亲从没有抵达那个可以让他追溯自己过去的安宁时刻。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发现了作为作家的声音，那几年他极为悲痛和焦虑，正处在自己描述的那种破败不堪的境况中。

我说过，父亲的哥哥临终时激愤不已。这个精力充沛的老人，他的人生或许会被看作是成功的，但童年的回忆摧毁了他，自知之明来得晚了些。父亲自己的危机早些年就来了，他的新闻写作加速了这一进程。一九三四年的一天（那时他二十八岁，已经为《卫报》撰稿五年，而高尔特·麦高恩已经离开报社和特立尼达几个月），父亲照镜子时，说他看不到自己了。那是他的长期精神疾病的开端，疾病令他一度失业，他又像幼时那样依赖他人。父亲的病情好转后，他开始写短篇小说，并立下了写这本书的目标。

3

一九五三年，父亲在去世前不久汇编了他想保留的所有故事，并将它们寄给了我。他希望我将它们出版成书。他指的是在伦敦出版。但我认为这些故事无法在特立尼达以外的地方出版，于是将它们搁置一旁。

对我来说，这些故事，尤其是那些我觉得自己曾经参与过的早期故事，一直都非常重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我为了自己一本书的开篇而拆卸利用了他的自传草稿——我对这些故事有了一种令人感伤的依恋。我重视它们，与其说是因为它们本身（或者关于它们的记忆），不如说是因为它们在很久以前给过我的东西：看待事物的方式、劳作的范例、文学过程的认知、书面文字所能创造的（比生活更简单更猛烈的）秩序和对独特现实的感知。我将它们视作个人财产，如同对待父亲的信件一样。

但是，有关父亲写于一九四三年的小册子《古鲁德瓦和其他印度故事》的记忆没有全部凋零在特立尼达。父亲去世十二年后，亨利·斯旺齐在《新政治家》上介绍英联邦写作时提到父亲的故事。在特立尼达当地，人们对于本地创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我也看得更长远了。我不再从故事中寻找那些故事里没有的东西，我现在将它们视作地区文学的一个宝贵部分。

它们是对本世纪前五十年特立尼达印度人或者说印度教社区生活的独特记录。它们讲述了一种理解，从社区最初根植于其中的古老印度，到一开始将之定义为背景，然后逐渐融入其中的殖民地特立尼达。描述一个从来没有被描述过的社区不容易。描述这个社区尤其困难，需要非同寻常的知识和同情心。

作家本人也是变化过程的一部分。我对这一点一直不是很清楚。但是一个作家，起步于古老的印度教世界，一个古老印度教世界中与世隔绝的社区（在那里，所有的答案都被告知，所有的仪式都趋于完美。在那里，除了宗教书籍，唯一的已知著作就是古老的《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离开那个世界来到一个新世界，接触一门新语言，写那些简单、容易观察的人物——像赛珍珠、欧·亨利那样。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写作的这类作家能取得如此成就，这件事本身就非同寻常。父亲虽然没有读过果戈理的作品，但这些故事具有些许果戈理在很年轻时创作的乌克兰故事的特质：用同样柔情的目光看待那些初看似乎没有明显特征的事物。自然景色、建筑、人物，同样汇集了鲜明的细节。戏剧效果源自其中，那些被欣赏被品味的事物经过记录和修整后，故事也就结束了。

果戈理开始他的写作生涯时，我父亲正处在他的写作生涯晚期：即使这个比较是公平的，它也能误导他人。在果戈理完成其喜剧和讽刺文学之后，在发现并运用其才能之后，俄国成了他依靠和索取素材的后台。而我父亲走的是另一条路：从整个印度教社会的观念，经历了表述其婆罗门信心的改革主义激情，到发现自己是其中一分子的动荡和贫困。最后，他没有什么可以索取的东西，正因为这样，他创造了喜剧。

《古鲁德瓦》阐释了这个过程。这个故事并不令人满意，尤其是后面几个章节，父亲也知道。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故事完成于两个阶段。前面几个章节写于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讲的是一个乡村大力士的出身背景。这个人物大约源自一个和母亲家族联姻但后来被驱逐的人。大家对他的名字讳莫如深，但这个人现在不像看上去那么无足轻重。他属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在那些选举权受到限制的日子里，他或许可以成为一名地区政客。尽管在故事里，古鲁德瓦被简化了，而且他的男人观念被讽刺为谋财害命和对种姓本能的歪曲，但他还是被看成个人物。这个故事选择强烈而简洁的事件，并逐渐让显然是自给自足的印度乡村住满了人（附近没有其他社区）。故事的这一部分就像一首乡村史诗的开篇。

十年后，父亲重拾这个故事（并让古鲁德瓦出狱——一九四二年，父亲将他送入监狱），史诗的语调就无法保留了。古鲁德瓦的印度世界不像他和作者认为的那样稳固。社会已经被破坏，其价值观不得不和其他价值观竞争，村庄外面的世界不可能再被否认。一九五○至一九五二年，古鲁德瓦这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种姓暴徒成了易受攻击的目标。这太容易了：在故事第一部分中曾施加在他身上的冷嘲热讽和惊恐畏惧变成了大大的讽刺，而讽刺打败了它自己。

长老教会的皈依者索汉校长撑了下来。作者让他作为一个理智的人撑下来，从印度教的偏见和蒙昧主义中解放出来。索汉先生的话，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可能是明智的。但现在，他本人被看得更加透彻。故事暗示——他自我暗示：我父亲让他高谈阔论——他出身于低种姓家庭。他的长老会教义更多的是对如下事物的逃离：那就是古鲁德瓦以巧妙的恻隐之心谈到的索汉先生的面包和黄油，那是他在加拿大教会学校当老师而享有的就业条件。索汉先生的儿子有一个非印度名字，埃尔维。但这个被如此大胆命名的男孩似乎没做什么事，似乎是无所事事。古鲁德瓦登门拜访时，埃尔维正在家里吵吵嚷嚷地拼凑着家禽栏舍，这个细节非常突出。

事实上，就像曝光古鲁德瓦一样，古老社会的衰败曝光了索汉先生和作者。作者感受到这一点后，对古鲁德瓦的态度有所改变。故事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跳跃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古鲁德瓦不再是种姓暴徒和威胁，变成了一个喜剧人物。令人好奇的是，他的声望得以发展。他被写入《蓝达诗和奶牛》这个故事（最初是个独立的故事），他成为一个讽刺作家，写下了与妻族成员相对应的动物形象，近似于他的创造者。最后，被妻子和女友抛弃、孤独一人的他，是一个婆罗门，遗留下来的古老价值观的一个拥护者，但是没有影响力。和他那位深感困惑的创造者一样，他四处旅行。

除了在天赋中发现素材，作家需要一种力量的源泉。文学天赋本身无法独立存在，它以社会为能源，其发展依靠那个社会的本质。适用于父亲的东西同样适用于该地区的其他作家。作家凭其天赋开始写作，在天赋中找到自信，但后来却发现并没有足够多的天赋。在我们这样的畸形社会里，运用天赋使作家茫然。

4

我没有试图改变父亲的英语习惯，只修改了一两处明显的错误。在后期的故事里（部分是因为他是为电台写稿），他用到了发音同英语有细微区别的对话。这种对话——除了它不可避免的荒谬性外：用eggszactly代表“exactly[1]”，w’at代表“what[2]”——篡改了谈话的节奏，形成了错误的联系，对于那些不了解习语的人来说毫无意义，而对于那些了解的人来说却没有必要。句子的结构足以反映蹩脚的语言节奏。我让这些对话变得更柔和，模仿父亲在《古鲁德瓦和其他印度故事》中更为本能和巧妙的谈话方式。就像那本早期小册子里的父亲，我的目标不是一致性。

父亲将他的故事献给了我。但出版物风格却改变了。我想将这本书献给父亲写作生涯起始和终结时期的两个人：高尔特·麦高恩（我知道父亲在一九四三年就想将《古鲁德瓦和其他印度故事》献给他）和亨利·斯旺齐。

一九七五年六月

注释

[1] 意为“准确地”。

[2] 意为“什么”。

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序言）

在 我写过的书中，这一本和我的关系最为密切。它是最私密的，是根据我小时候的所见所感写就的。这本书还包含了我最有趣的文字。我一开始是一个喜剧作家，至今仍自认为是喜剧作家。年届中年，我不再拥有更高的文学抱负，只是想写一个可以补充这部早期作品或能与之相配的喜剧。

我写这本书花了三年。它就像是一个职业，在这本书快要完成的时候，有那么一小段时间，我真的认为自己将书中所有或大半的内容都牢记在心。活儿干完了；这本书却开始退后了。我发现我不愿意再次进入自己创造的世界，不愿意再次接触喜剧中隐藏着的情感。我开始害怕这本书。自一九六一年五月交了样张之后，我再也没有读过。

我再一次直接接触这本书是在两年前，一九八一年。那时，我在塞浦路斯一个朋友家里。一天傍晚，收音机调到了英国广播公司的世界新闻栏目。我原本想听新闻快报，但耳边传来的却是这本书的连播。一年前在英国，这本书曾被作为“睡前读物”在英国广播公司连播；现在再次在世界新闻里连播。我听了。尽管故事连播很滑稽，尽管这本书不可避免地被删掉了不少，而且连接词也不都是我写的，但我还是立刻泪流满面，被自己努力隐藏了二十年的情感所淹没。Lacrimae rerum[1]，“事物的眼泪”，事物中的眼泪：对于所描写的事物的感情——我早年间生活的激情和勇气；还有写作时的感情——抱负、坚韧和纯真。我的文学抱负源自我早年的生活；它们交织纠缠在一起；眼泪是为双倍的纯真而流。

一九四三年，我十一岁。那时，我在特立尼达，生活在类似这本书中描述的背景和家庭环境中。我决定当作家。这个抱负是父亲给我的。在特立尼达这个小型农业殖民地，几乎每个人都很穷，大部分人都没有接受过教育。父亲通过自学，成了一名记者。在某一时期，他开始写短篇小说，不是为金钱或名誉（当时没有市场），而是出于某种个人需求。父亲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只是零星地读过几章书，不算一个读者，但他崇拜写作，崇拜作家。他把作家这个职业视为世界上最高贵的职业；而我决定去做这件高贵的事。

我没有天分。至少，我知道自己没有。我在语言表达上并不早熟，也没有虚构故事和讲故事的天赋。但我开始围绕写作这个抱负营建自己的人生。我认为，天赋日后（我长大后）总会来的。从我梦想着成为作家开始，我就把自己看成一个作家。从十六岁左右开始，我每一天都在用某种方式思考这个关于自己的事实。特立尼达皇家女王学院里有一两个男孩写得比我好。至少有一个男孩（他离开学校后不久就自杀了）的文章被更为广泛地传阅，他还有一颗更为优雅的心。这个男孩在文学上的优越并没有令我怀疑自己的职业。我只是觉得很怪异——毕竟，要当作家的人是我。

一九四八年，我十六岁，获得了特立尼达政府的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可以让我前往英联邦的任何一所大学或高等教育机构，去读任何一个专业。我决定去牛津，拿一个英语的简单学位。一九五○年，我去了牛津。真的，我去牛津的最终目的是写作，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让写作来找我。我一直认为写作天赋可以自己来找我，如同一种启发和恩赐，一种对长期抱负的公平回报。但它没有来。我做出的努力都是被迫的，都是没有感情的。我不明白如何写。当然，我太年轻，还不会写作。我几乎没有成年人的判断力，和童年的关系太过密切，以至于无法明白那种经历的完整性和价值。但在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些。我独自待在英国，怀疑自己的职业，怀疑自己，不知不觉陷入某种类似心理疾病的东西之中。在牛津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处于这种状态。这种抑郁的情绪刚有所好转，父亲就在特立尼达去世了。

在特立尼达，“文学人生会在我长大后等着我”这个想法支撑着幼年的我。那是一个浪漫的未来。一九五四年，我离开牛津来到伦敦，想通过当作家获得成功。那时，不只没钱，我的精神状态也不好。三十年后，我可以轻松地让自己再去感受当时那种焦虑：发现自己没有天赋，一本书也没有写成，在忙碌的世界里毫无价值，不受保护。这本书的喜剧效果下隐藏的正是那种焦虑——对各种困境的担忧，如陷深渊。

和我感情非常密切的书并没有马上到来。我在伦敦待了三年，写了三本小说之后，它才到来。对我而言，有必要培养一些技巧。通过练习，我开始了解自我，形成对自己天赋的本质看法。我隐隐觉得——只是隐隐觉得，一切都没有明确表达——多年来的抱负，多年来自认为是作家的想法，事实上为我的写作做好了准备。我是一个看客，我训练了自己的记忆力，有了回忆的能力。

我想当作家，所以从小我就养成了说话很快然后迅速默念出自己说过的话以便检查的习惯（但在学校我不是这样）。正因如此，我自动地在心里重复播放每一次会面或冒险，以便核对人们使用的单词的意思，估量他们话语背后的目的。——我将这视作新闻短片。小时候，我没有写过东西，也没有讲过故事。但我对单词和表情、手势和姿势所表现出的人性有了敏锐的感觉。在伦敦开始写作时，我曾以为我的人生是一片空白。写作以及要写得更多的需求令我发现，我已经处理并积累了非常多的东西。

因此，想写这本大部头时，我也做好了准备。最初的想法很简单，甚至颇正式：讲一个和父亲一样的人的故事。为了叙事形式，将人生故事讲述成那个人临死前获得简单财产的故事。在写作过程中，这本书变了，变成了一个人寻找房子的故事，关于拥有自己的房子暗示的一切。最初的想法没有错——那是我从小就有的个人想法，也许对D. H.劳伦斯名为“东西”的故事那几乎要磨灭的记忆强化了这一想法。但对于小说来说，它太正式了。第二个想法，关于房子的想法，更大更好。包含了更多真理。一旦小说不再是一个想法，并开始以小说的形式存在，它就有了自己的真理。

对于我来说，如果仅仅是因为我要描写那些发生在我这个时代以前的事情，那么描写一个和父亲一样的人的故事，一开始无论如何都是尝试纯粹的虚构。本世纪初，在父亲出生时的特立尼达，那种被移植的印度教－穆斯林乡村文化仍然是完整的，和印度关系密切。等我到了开始观察的年纪，那种文化已经开始削弱。对我来说，文化完整性的时代似乎和印度本身一样遥远，几乎古老得无法确定日期。我对特立尼达印度人的乡村生活了解甚少。我是个城镇男孩，在西班牙港长大。我记得父亲的谈话，我还有他的短篇故事。这些故事虽然数量不多，但大都关于古老的宗教仪式。它们是父亲在他不幸的三四十岁时回顾过去的方式。这是我的幻想必须致力于的事。

因此，目前这本小说用双重隔绝的事件作开始：发生在古老“畜牧”时期一块几乎是想象中的土地上。真实的世界逐渐明朗，但对于作者而言，它还是一个想象的世界。当我自己完全清醒的记忆控制一切时，小说基调得到确认。它显然不是“虚构的”，不是无中生有的。但它真的没有讲述不折不扣的事实。讲述不断扩大的视野和世界时的模式也是源自我孩童时的经历，尽管我认为从历史上讲，对于相关人士而言，它是真实的。正是根据一个孩子——我自己——的部分知识及其直觉和感情，作者的想象力才得以运转。这本小说中包含的幻想和感情比我后期的小说都多。我后期的小说更多的是智识在掌控。

我花了些时间着手写这本小说。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我开始写，或者说是以它为目标开始写。我住在伦敦北部华思韦尔山一栋爱德华时期的大房子通风良好的阁楼里。起居室堆满了房东太太不要的家具。是她第一次婚姻结束时留下的。战前，她住在马来半岛，曾在那里见过或者瞥见过萨默塞特·毛姆。她跟我说，他是“一个下流的小人”，不过她让我保守秘密。当楼下（在一个年迈的身穿制服的女仆——和她的女主人一样，是已逝时代的遗物——的帮助下）举办中产阶级华思韦尔山晚宴时，屋里弥漫着荷兰雪茄矜持的气味。楼上，在我的阁楼里，有一块破烂的起居室旧地毯，古老的灰尘使其失去了光泽，在冬天的大风中泛起涟漪。屋里某个角落还有一只老鼠。

旧家具，“东西”，流离失所：我开始写作时，这些词对我而言不仅仅是概念。我刚刚离开一份高薪却毫无意义还令人萎靡不振的工作（我第一份、唯一一份全职的工作，干了十个星期）。我再一次没有收入。我还试着为《新政治家》写评论（它在一九五七年几乎达到了声誉顶峰）。《新政治家》比这本小说更折磨人。那时我写评论写得太拼命，把自己弄得日渐忧郁，身体不适。但《新政治家》给我的不仅仅是一个机会。后来有一天，非常突然，我发现了自己做评论者的声音。两三个月后，这本小说就像活了一样，那些评论稿也一样，一切似乎发生在一个特殊时刻。很快，写这本小说的激动心情取代了《新政治家》的魅力。接下来的两年，我一直在完美的状态下写作。

我离开华思韦尔山和阁楼上的公寓，搬到泰晤士河南岸的斯特里特姆山。一个月二十五镑，我拥有了一栋半独立式洋房的整个上层楼面，离铺着地砖的楼下大厅不远，有专属入口。房东太太的女儿独自住在楼下，她全天工作。不仅仅是换了公寓，生平第一次，我喜欢屋里的寂寞和自由。就像我在小说里能够放松自我那样，在斯特里特姆山那栋安静而友善的住宅寂寞的氛围中，我也能放松自我。书中有一个暴风雨场景，黑色的噬咬蚁出现在这一幕（或许在第二稿中）。这个场景我是拉上窗帘就着烛光写的。我想要这样的氛围，想唤起部分童年记忆：油灯的火光投在房间里的阴影忽隐忽现。

房东太太的女儿读过很多书，买了很多书。我以为她不会在意我发表的东西。我住在她家期间，觉得她通情达理，给人鼓励，从不故意刁难别人。一天，她把自己做的一块方形小羊毛毯送给我做礼物。几周后，我用另一种方式转动方毯，才看到上面的图案并不抽象，是由我名字的首字母组成的。她订阅了《新政治家》，每隔四周，我为她，也为《新政治家》的文学编辑撰写小说评论。

在那一周里，我还写其他新闻稿，主要是为英国广播公司海外服务栏目撰写广播谈话稿。然后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我连续写小说。我充满喜悦地写作。在写作过程中，我的信念得以强化。童年时期的写作梦想是一个有关名望和逃离的梦想，是想象中优雅的生活方式。父亲的范例或对话中没有什么能让我为这些困难做好准备：叙述性散文的困难、发现声音的困难、继续写下一本和下下一本书的困难、寻找自己身上可供写作的素材的困难。同样，没有什么东西让我为这些事情做好准备：这项长期的文学劳作的解放和专注、让幻想利用已储备经验的快乐、如此自然地呈现自我的喜剧的快乐、语言的快乐。恰当的词汇似乎在我的头脑上空起舞；我随意地将它们拉下来。我尝试语言。此前，出于初学者的谨慎，我对自己很严格。

写作这本书的最后一年，心理和生理的双重疲劳影响了我。我以前从来没有体会过那种疲劳。我知道自己为这本书付出了多少，我以为我永远也不能凭此劳作获得足够多的回报。我相信“劳作燃尽了回报的念头”这句话没错。我在斯特里特姆山的街道上散步，暂时远离这本书，有时买点东西。这时，我通常会想：“如果有人给我一百万英镑，条件是让我放弃写作这本书，那我一定会拒绝那笔钱的。”尽管并非真的需要一台新打字机，我还是买了一台，想用它打出宝贵的成稿。可我疲惫得没能亲自打完，只能让专业人员来完成。

这本书交出去后，我出国待了七个月。我得到特立尼达政府提供的去加勒比和南美洲旅行的机会。殖民时期的特立尼达于一九五○年将我送到牛津，我让自己成了作家。自治后的特立尼达于一九六○年送我踏上一趟殖民地旅行，在这次意外事件中，我成了一名游客。我在斯特里特姆山上的日子还没有结束——九个月后，我会回到那里，开始写游记。但那是另一种类型的写作，另一种技巧。那会和小说写作一样费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对于完整性的要求（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一个作家）都不亚于一部小说。但它涉及大脑的另外一部分。不需要幻想的作用。游记作者从来不会好奇地关注从自身汲取的东西，那些由想象力发现的毋庸置疑的真理。

在斯特里特姆山创作这本小说那两年是最费力的，但也最令人满足，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那些日子是我的伊甸园。因此，二十多年后，我在塞浦路斯落泪了。

一九八三年三月

注释

[1] 拉丁语：眼泪。

第二部分

印度人的自传

印 度的破败不堪令我震惊。可以想象，这个印度人第一次离开祖国及其所有假设时也可能会感到不安。在该印度人的自传[1]中，没有对这种不安的暗示：人就是他们的名称和功能，地方和它的名称没什么差别。“我只记得，我们在一个周六抵达南安普顿。”一九二五年，甘地这样描述他一八八九年作为学生到达英国时的情形。对他来说，那是个星期六要比他从孟买到南安普顿更重要。他身着白色法兰绒西装上岸，直到周一才拿到行李。南安普顿之旅不仅仅是一次令人尴尬的经历，也从来没有被他描述过；后来的伦敦之旅也是如此。伦敦那段经历被转化成一系列小的精神体验，素食主义和节欲的誓言要比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伦敦城重要。一个地方就是它的名称。

对我来说，伦敦只是太大了。在那里的两天令人非常不知所措，因此，能前往曼彻斯特，我很高兴。我哥哥提前帮我安排了住处，因此我立刻安顿下来。

我们距甘地有四十年了，但《旁遮普世纪》[2]中的基调，一名高级企业主管的回忆，还是一样的。印度是一个地方，英国是另一个地方。两者之间不可能有巨大的差别，反过来也不会令人吃惊。只是《我的公开生活》[3]临近结尾时，米尔扎·伊斯梅尔爵士就改善印度尼西亚政府管理向苏加诺总统提出一系列提议后——他建议成立四所新大学，修建五所新体育场，“以书本的形式出版总统的演讲”——只是在这之后，他说道：

印度尼西亚人的生活水平高于印度人。民众穿得好，吃得好，尽管印度尼西亚的布匹昂贵得多。在这里几乎看不到在印度大城市和乡村里看到的人间惨状。

效果是惊人的，因为在那之前，大多数的谈话都关于公园、花园和工厂，关于乐善好施和有欣赏力的统治者。我们得一直等到一九五九年出版的尼拉德·乔都里的《英国之旅》，才能了解到更为明确的信息。

在我们国家普遍存在的贫富差距，我在英国没看到。在英国时，我总在问自己：“人民都在哪里？”我这么问，是因为我怀念平民，怀念老百姓，怀念群众……

这种态度可能会被理解成贵族式的态度，没有一个国家的贵族像印度贵族那样轻松。但在现实中，我们应付一些更具制约性且不大被理解的事情：印度人的排斥、拒绝、视而不见的习惯。尼拉德·乔都里将这称为印度社会组织中的“卑微隐私”，用含否定意义的单词对这种现象下定义。它是一种好奇心的缺乏，是一个依旧由奇迹包围着的民族的古老属性。在那些自传中，这种好奇心的缺乏经常被转化成一种狂热的自恋。

甘地自传的前半部分读起来就像童话。他在应对他早年生活中公认的奇迹，用他那枯燥而精简的方法，将民众简化到其功能和简单化了的特征，将地方简化成名称，将行动简化成几行叙述性的文字，将一切都变成传奇。当行动变得更为复杂、更具政治性时，他的方法就失效了。他的书也就更为明显地衰落成以往的情形：痴迷于誓言、食品实验、顽疾，痴迷于自我。尼拉德·乔都里在《一个陌生印度人的自传》[4]中写道：自我意识——受到宗教人生观的鼓动，因为它强调了我们孤零零来到这个世界又孤零零离开的事实，引诱我们判断有关个体游客、个体旅行、最终的个体命运的价值。

在《旁遮普世纪》中，普拉卡什·坦登似乎打算讲述旁遮普人一八五七年到一九四七年间的变革故事，但他仅仅是尝试了这个主题。他详细地描述了节日、结婚习俗、他父亲的工程职责、各种家庭住宅。这本书变成了对他所在省份、他所属种姓、他的家庭和他自己的一种颂扬，它包含了他在瑞典的一次尴尬的求婚经历。此处，还增加了用受到伤害的、显然属于印度人的口吻讲述的他求职遇到的困难。米尔扎·伊斯梅尔爵士说道：“我那些在国内的朋友，散落在三个大陆上的朋友，都建议我写回忆录。”

不过，写自己并非易事。部分是出于这个原因，部分是为了让回忆录更有趣，我从收到的信件中引述了一些内容。

这些信中，有不少是颂扬作者的。威灵顿勋爵写道：“你是个奇迹！” 斋浦尔大公写道：“我愿意用你的名字为一条路命名。”

一个守旧的穆斯林高官，一个现代的印度教商人，圣雄：各不相同的个性，但显然都源自同一种文化。“写自传是西方独有的惯例，”一位“敬畏上帝”的朋友在圣雄的安静日对甘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东方有人写自传，除了那些受西方影响的人。”正是凭借这种异常的方式—— 一种文化中值得赞美的宗教人生观被稳步转化成另一种文化中令人不快的自恋——我们才能开始明白印英冲突的误解和毫无意义。

文明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相互冲突的，英语的使用加剧了混乱。当甘地一九三一年到英国参加圆桌会议时，他在里布尔山谷的教友派信徒宾馆待了一个晚上。花园里鲜花盛开。夜里，穿着凉鞋、裹着腰布和披肩的甘地在花丛中散步。他几乎没有看花。这个故事是坦登讲的，他是从门卫那儿听来的。

我安慰他说，甘地就是这样的。尽管他热情地提倡回归自然，但他自己对自然之美完全缺乏兴趣。

但那真的是甘地提倡的“回归自然”吗？甘地提倡的难道不是某些更为复杂的东西吗？甘地的目标是重新唤醒奇迹，抑或是在出现印度民众都能接受的某种象征主义之后，在对印度人态度中的“卑微隐私”进行政治利用之后的一种无意识的奋斗？甘地的观念不容易翻译。“回归自然”和“爱国主义”，在印度，这两个观念是相连的。印度人的爱国主义观念是独特的。坦登谈到独立运动如何在一九一九年首次对他所在地区产生影响。

这些来访者提及印度的自由，这激起了我们的好奇心。但当他们用熟悉的类比和习语谈到卡尔年代时，我们明白了他们的意思。不是有预言说，印度的生活和历史有七个年代：曾经有过萨特年代，即真理、正义和繁荣的年代；然后是卡尔年代，即谎言、道德败坏、奴隶制和贫穷的年代……这些用传说和历史来说明的简单的类比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与这些类比相关的结论则很难给人留下印象，一切都是安格利兹·萨卡尔的错。

事实上，我们谈论的是加缪在《反叛者》第一章中所描述的社会类型：一个还没有学会看、没有能力自我评估的社会，一个因宗教仪式和神话提供了所有答案而不提问的社会，一个还没有学会“反抗”的社会。这或许是一个不幸的单词，让人联想起年少无知且浪漫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但它不仅是划分东西方，而且是划分印度和几乎其他所有国家的观念。这解释了那么多关于印度的文章无法令人满意且观点往一边倒的原因，它帮助我们了解尼拉德·乔都里《一个陌生印度人的自传》的惊人成就。书中涵盖了印度和西方，提到了双方都习以为常的不幸事件。

乔都里的《自传》可能是一部从印英冲突中走出来的伟大作品。不会再写出或者现在不可能写出更好的关于西方对印度人思想——甚至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深刻理解的书了。它是一场以彼此的后退和徒劳为结尾的冲突。对乔都里来说，这种徒劳几乎是一场个人悲剧。不过，我们现在明白这种徒劳是无法避免的。对于静止的、结构井然有序、向自身施加压力的印度社会来说，与其说英国是一股政治冲击，不如说它是新学问的源头。乔都里引用了班吉姆·钱德拉·查特吉的孟加拉语小说《拉贾尼》中的一段：

他没有披露他的生意，我也不好直截了当地问他。因此我们讨论了社会改革和政治……关于古代文化的讨论将话题引向了古代历史学，由此华丽地展示了一批一流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普鲁塔克、修昔底德等。从这些作家的历史哲学观，阿马尔纳特谈到了孔德以及他支持的孔德的《法律破坏国家》。孔德引出了他的翻译米尔和赫胥黎，赫胥黎引出了欧文和达尔文，然后是达尔文·毕希纳和叔本华。阿马尔纳特往我的耳朵里灌输了最令人神魂颠倒的学识，而我太专注于听他讲，忘了我们的生意。

关于这本小说，最令人吃惊的是它的出版日期，一八七七年。十一年后，吉卜林的《山中故事》面世，揭示了这种仅靠书本滋养出来的新学问的荒谬。新学问和它在西姆拉的代表之间有一条鸿沟。那些消亡的文明应该恰当地提供一种新学问。这种文明幸存了下来，它变得土气而市侩，很快就会成为无产阶级的文明。乔都里将一八六○年到一九一○年这一时期认定为印度的文艺复兴时期。在此期间，在英国人看来，受过教育的孟加拉人应该早就成了特别的嘲笑对象，蓝眼睛的帕坦人那没有智识的淳朴更容易理解。这一说法是恰当的。乔都里悲叹印度文艺复兴的消亡以及接替它的腐化的、“根本性的”西方化，一点也不关注冲突的这一方面。

孟加拉最优秀的印英文化脱离了印度民众的文化，同样，它也脱离了西姆拉的盎格鲁－印度文化。它是幻想的发展，它培养出的政治自由主义不可能持久。它将让位于大众运动的宗教复兴主义，让位于复活了的“吠陀”传统那好斗的把戏，例如船舶下水典礼上用椰子汁而不是香槟酒，最后让位于文化混乱。坦登有几句话对文化混乱做了很好的阐释：

甘地将印度重新命名为婆罗多玛塔，一个唤起怀旧记忆的名字，将它和母牛高玛塔联系在一起……他……提及英国人的平和，就如谈及奴隶制的平和一样。渐渐地，我们的脑海里开始形成一幅新画面，一幅印度走出卡尔时代进入自由和充裕的新时代——罗摩衍那的画面。

语言最后失灵了。“高玛塔”、“罗摩衍那”，这些词在英语中没有对应的词。我们现在可以将“民族自豪”视作一个具有特殊印度含义的实用词组。在罗摩衍那的定义中，真正的重点落在“充裕”上，而“自由”是一个入侵的英语单词。这就是印英冲突的毫无意义，是“新”印度的智识混乱。这就是乔都里这本书伟大而悲剧性的主题。

一九六五年

注释

[1]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M. K.甘地著，由摩诃德夫·德赛译为英文，1966年出版。——作者注

[2] 普拉卡什·拉尔·坦登著，1963年出版。——作者注

[3] 米尔扎·伊斯梅尔著，1954年出版。——作者注

[4] 尼拉德·乔都里著，1951年出版。——作者注

最后一个雅利安人

在 《喀耳刻大陆》一书中，不用等太久就能看到尼拉德·乔都里特有的按语。一定会出现在书本内容开始之前，却拥有高潮的效果。卷首插画展示的是从作者位于德里的住宅阳台上看到的两幅画面：仰望云朵；俯瞰救灾帐篷。书名页有一行拉丁文“自然的印度人：混淆的范例[1]”。紧接着是用五种印欧语言写的座右铭“了解你自己”。接下来是七页内容详尽的目录。然后是正文：六页纸，几乎是一个章节的长度，题为“致谢”。乔都里首先感谢库什旺特·辛格，“著名的锡克教作家，好伙伴，花花公子，感谢他借给我便携式打字机”。这似乎显得他足够坦率；但很快我们发现，这当中有个小插曲不得不提。

事情是这样的。乔都里用库什旺特的打字机打文章。他就快写完一个章节了，就像他说得那样，他对库什旺特的感激之情达到了顶点。他收到一份“公开出版物”。那是“德里美国妇女俱乐部的正式出版物”。其中包含一篇对库什旺特·辛格的采访：

采访者：当今最好的印度作家是谁？

库什旺特·辛格：非虚构写作？毫无疑问，尼拉德·乔都里……一个不好惹的人，一个穷人。他甚至连一台打字机都没有。他借我的打字机，一次借一个礼拜。

乔都里“大吃一惊”：

没错，在新德里和其他更远的地方，我的贫困是出了名的。因此，我不准备将它视作德里美国妇女俱乐部这样威严的机构散播的谣言。

库什旺特做了解释。他的表述被误解了。他以为他只是在招待一位女士喝茶，并不知道她的真实意图。他送给乔都里一台崭新的便携式打字机作为礼物：

我想要说明的是，我心里没有芥蒂。那篇文章发表后我又向他借了打字机，并且十分感激地收下了他送我的打字机。

脚注又说：

早年读过帕斯卡尔的文章，此后我一直尝试汲取他的智慧：“如果所有的人都知道彼此怎么说对方，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哪四个人能够成为朋友。[2]”

书中关于打字机的内容就是这些。不过，关注那些美国人的篇幅还占了一整页。

要是不提及尼拉德·乔都里的处境和他的“个性”，就不可能对他的作品感兴趣。那是自一九五一年《一个陌生印度人的自传》出版之后他在文学之外的创作。那本书让他成名。但是在印度，那本书也令他变得不讨喜。非常残酷的是，那本书并没有缓解他的贫困，这部在公平一点的世界里会让作者致富并安稳度过晚年时光的巨著现在已经绝版了。因此，如同他出于某种原因觉得自己尽管没有被忽视却受到了迫害那样，他坐在德里，极度不以为然，比以往更为敏感，比以往更加远离朋友，不断地引起上层社会的冷落，以及下层社会令人不愉快的关注。

和他一起乘坐德里公交车的乘客想知道时间。他们问都不问就抬起他的手腕，翻看他的手表，然后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就放下他的手腕。有时候，他会步行。在一块“厚重、静止的”土地上，在那儿，人们走路时似乎“连根深蒂固的树木都在风中摇摆”，他“以欧洲人的方式，也就是说，快速且带着朝向我的目标走去的感觉”行走着。上了年纪的人在他身后叫喊着：“左！右！左！右！”男孩们喊着：“尊尼获加！”有时候，他们径直走到他跟前，用印地语嘲笑说：“你是尊尼吗？”他们指的不是威士忌品牌尊尼获加，而是“一副印度影星画的关于他的讽刺漫画。”

朋友们问我，为什么不回击这些无礼的年轻人。我回答说，我仍有常识，至少强迫自己冷静地忍受这一切。但是作为一个生性暴躁的人，我有时希望自己拥有一个喷火器，肆无忌惮地使用它。然而，在行为举止上，我从不表现得缺乏宽容。

室内的危险也不见少。伦敦交响乐团来到了德里。乔都里和马尔科姆·萨金特谈论音乐，一位英国女士低声对乔都里夫人说：“他真是个大胆的人！”第二天，他去听音乐会，英国文化委员会给的票。他发现，他和妻子的座位之间隔着过道。一位印度上流社会的女士声称，他坐在了她的座位上。是她弄错了，接着，她又反感他坐在自己旁边，她叫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女引座员帮她。他屈服了，走到过道那边，和妻子坐在一起。

文学之外的乔都里“个性”不只是艺术创作。那些苦难，尽管是由他自己引起的，却太过真实。年届七十，孤身一人，他和他所处的环境处处存在抵触。

失败：这是乔都里的困扰。其中有个人失败：二十年的贫困和羞辱被打散在《自传》里一个简单而感人的句子中。还有记录在《自传》中并再现于本书中的作为学者的失败。

我想提及四个我认为真正有学问的人。他们是莫姆森、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哈纳克和爱德华·迈尔。当我年少无知时，我怀有成为那一系列人物中第五人的抱负。因此，我不可能非常谦逊。但标准就是标准。

在英国统治这个更大的徒劳的映衬下，存在着十九世纪盎格鲁－孟加拉文化的失败，乔都里的失败，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十九世纪盎格鲁－孟加拉文化的徒劳，乔都里的徒劳。这些都是不朽的《自传》中相互交织的主题。现在，乔都里自称是一个更加包罗万象的失败：自己国家的失败、种族的失败和土地自身，雅利亚伐尔塔[3]（雅利安人的土地）的失败。

他称《喀耳刻大陆》是“关于印度各民族的散文”。但他描写的对象实际上是印度教徒。他的出发点是远古时期印度教徒在非印度教徒中引起的不理解，这种不理解很快就让位于愤怒。乔都里说，即便是E. M.福斯特也对穆斯林更感兴趣，虽然他在感情上支持印度人，但“没有哪一本书在描写印度人性格时带的优越感”比《印度之旅》[4]多。福斯特对印英友好关系的呼吁让乔都里想起了这首诗：

掉转，掉转你匆忙的脚步，

不要挤压那条无助的蠕虫！

你那任性的眼神所嘲笑的形态

需要神来塑造。

“这种鲜活思想大量、自发而一致的批评……不能被源自《西方的没落》的事后想法所抵消。”而乔都里不想抵消任何事情。他只是寻求解释。但解释这个举动经常让他愤怒。《自传》是解析性的，超然且被贬低了的，而这篇散文是强硬而倔强的。乔都里的失败和脆弱，他的那种个性，成了他的障碍。《喀耳刻大陆》最适合作为个性的展示来品味。最激情时，就是其最美味之处。有人认为，最个性化时，就是其最激情之处：例如，对印度教家庭生活中“呜咽室”的描述。在“呜咽室”里，唯一的竞争是在昏暗中进行的。如果被告知自己气色不错，人们就有理由认为自己受到了挑衅。所以，和其他令人困惑的外国人的作品一样，乔都里散文中的“印度教徒”最后几乎成了一句骂人的话。

印度教徒是和平主义者？垃圾，乔都里说。印度教徒是军国主义者，一直都是。只因为他们无能，才使得他们对世界没有构成什么威胁。为了证明这一点，他选择性地举了一些历史事例，并以不会被北京指责的方式解释了印度和中国的边境冲突。此外：“印度的工业革命最被人忽略的一点是，它是反欧洲和反西方的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这是有可能的，但这与下面的陈述不符：“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事实上是一种积极的力量，是印度教徒对金钱无法满足的贪欲。”这起初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句子，甚至连简单的否认都算不上。但他在总结一个重要的观点，他提到了被某些印度人称作印度资本家的“侏儒心态”的东西：

美国的实业家是古老欧洲征服者的新化身……但善于赚钱的印度教徒自身只能是数派萨[5]的卑鄙的人……他的活力体现在在食物、药品以及其他能掺假的东西中掺假。

因此，印度工业革命非但不是反西方的民族主义的表现，反而被证明是非常微不足道、非常私人化的东西。对一些人来说，它的愤世嫉俗可能是种姓态度的延伸。有人可能认为，乔都里会对种姓制度提出严厉指责。根本不是。他叫我们避开种姓问题，如果我们不想将印度捣成尘埃的话。种姓制度是唯一能将印度社会团结在一起的东西。它是“人类动物学上趋同进化和心理学上趋异进化的自然补偿”。种姓制度没有抑制流动性，那只是和英国强权下的和平一起出现的。乔都里夸张的表述又多了一条：

如果说这个制度抑制了什么，那只能是和能力无关的抱负。以这种抱负观看今日印度的麻烦，我会说，我们可以再多将就一下种姓制度，以便把毫无价值的冒险者安排在各自的位置上。

似乎就在这里，试图全面了解印度教态度的乔都里屈服于任何一种自相矛盾的印度教说法。但我还是觉得，生活在德里、忍受了冷落和迫害的乔都里最终屈服于我们可能称之为敌人的东西。他把印度看得太大；他失去了他超然的天分，失去了他的世界观。他寻求在一个并不真正需要曝光的地方曝光事实。德里那些“外交官”的迷人光彩，访客的困惑，相互冲突的政府的文化展示，这一切欺骗了他。他夸大了印度的重要性以及外界对印度的兴趣。他说，英国人“仍旧渴望着牲畜般温顺的印度”，而在一九六五年的伦敦，这些话读起来让人非常伤感。

但这是他的辩论主题：那个热带印度是喀耳刻大陆，麻醉并摧毁那些被它吸引的人。雅利安人，即现在的印度教徒，是最早被从气候温和的地区诱惑过来的人，是最早“被改变本性”、被摧毁的人。他们的哲学就是被夺去生命的人的哲学，扎根于世俗的痛苦，即恒河平原上众生的悲痛。在恒河平原上，一切都会迅速腐烂，并堕入黑暗，一种广泛的悲惨境地。

印度教所有哲学体系的悲剧在于，它们只让人们面临一种选择：要么保有容易腐烂和腐烂了的肉体，要么成为不易腐烂和不腐烂的石头。

要么对洁净持神经质般挑剔的态度，要么显示你的不在乎达到了能够吃粪便的程度——那是更大的精神力。印度教徒不是哲学家，他们也不崇敬哲学。“我们尊重的是苦行僧，超自然力量的拥有者。”

乔都里的辩论一直在论述这样一个观点，即一个痴迷宗教——事实上是一种“悲伤的哲学”——的民族也会痴迷性。这是伟大的止痛剂。“失败在肉体层面……康复也必须是肉体上的。”印度教雕塑中的性行为不象征任何一种精神团结，正如有时人们所说：它还不如表面上看上去那样。失去了活力，这种感官的庆祝堕落成“印度教性痴迷的节欲，这或许是任何一个民族在道德进化中最卑鄙的伦理观”：

他们对印度教中所谓的上等性知识和娴熟程度的崇拜是将这些观点灌输给一群特别颓废的西方人。这些西方人来到印度，毁掉了……我们尚且拥有的正常心智。

说得好；但乔都里只在性这个话题上变得非常别出心裁。有人觉得，他在追溯活力衰退时过于强调梵语色情作品中反位的快感。如果理解正确的话，《金驴记》一书中，卢修斯和福蒂斯第一次不正是以这样的体位在一起吗？

乔都里描写印度，仿佛印度从来没有被描写过似的。他毫不在意那些被视为标准的观点，他没有提到任何一位权威：

我老了，我不能用剩下的几年抨击我花了一辈子去超越的理论……因此，我必须甘心忍受被那些相信鬼魂的人叫傻瓜……印度历史上的会议总是让我想起降神会。

他将雅利安人在恒河平原定居的时间定在公元前七世纪。这将会冒犯那些认为印度是雅利安人核心地区的印度人，他们度过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后，认为罗马是近代且边缘的骚乱地区。他认为印度土著，那些棕色人种（他称为黑皮人）没有文明，存在着一些对他们不利的僵化了的障碍，而乔都里在回顾自己以往的观点时，声称种族之间没有发生重大混合的现象。自由身或奴性状态的黑皮人迄今为止一直保持着基因的稳定；迄今为止，焚烧一个巨大的黑皮人雕像仍是印度教一年一度的露天表演中的高潮。印度的种族隔离政策很快就让黑皮人有了隶属民族的心态。乔都里复述了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一个故事。一天，有人向雅利安人的英雄罗摩报告，说一个婆罗门的儿子突然死了。只有一种解释：有人亵渎神明。罗摩前去查看，果然发现一个年轻的黑皮人在进行雅利安人的宗教仪式。这个黑皮人立即被斩首，那个婆罗门的儿子复活了。在这个故事后来的版本中，那个黑皮人幸福地死了：死于雅利安人之手是通往天堂的可靠方法。即便是奴隶制也没能创造出如此彻底的臣服。

因此，正如乔都里所说，喀耳刻大陆跟印度教徒开了一个残忍的玩笑。第一支和黑人接触的白人民族，种族隔离政策最早和最执着的执行者，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在强烈的日光下，肤色变黑了。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成为朝圣的目标。一些癔症病发的印度教徒的目光越过喜马拉雅山，看向现代绘图者让他们知道的北极。在马德拉斯耀眼的阳光下，有人会告诉你，北极才是印度教徒真正的家园：

失乐园和复乐园的主题是印度教神话重要故事之一。它一定能追溯到印度雅利安人在伊朗的客居时期。在这些故事中，众神找回了他们的天堂……但在历史上，天堂永远失去了。诅咒开始奏效：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食物。

这是乔都里真实的心态，尽管他想入非非，还附带愤怒，但这种心态必须受到尊重，印度教徒的流放和失败感是真实的。不过，外行人一定会问一些问题。乔都里将雅利安人的定居时间定在佛陀出生前两三代。悲伤的哲学和雅利安人丧失活力会那么快就发生吗？雅利安人，甚至是南方的定居者，本来也能够在一千年后殖民东南亚吗？乔都里的读者，从乔都里的线索着手，可能会很容易得出一个和他不同的结论。他也许觉得，印度教徒非但没有成为改变本性的雅利安人，而且，在他们好奇且任性的孤立状态中，这些人一直亲近他们根本的雅利安人出身。乔都里说，对印度的雅利安人来说，感悟力和努力成为虔诚的一部分，这无疑令许多印度教态度不再那么神秘。态度一直保留，光彩随历史环境而变化。乔都里带着印度教徒的灵敏性写作。这类印度教徒现在用欧洲的理性主义为他们“不理性的主张和禁忌”申辩。不过，我们现在明白，他本人使用外来的语言为“种姓”这个原始的制度辩解。如今，可以见到印度教徒为甘地被暗杀辩解，就因为暗杀者是一个婆罗门。这是令人无法容忍的；但如果我们将它视作以往雅利安人赞同罗摩残杀《罗摩衍那》故事里那个不虔诚却顺从的黑皮人的行为的延续，它就变得可以理解且合乎常理了。

还有色情雕像，不能忽视，不能不停地谈论。色情雕像太普及，太随意了。它和印度教最早的圣书《吠陀》中公开的淫荡是一致的。这本书被称作“雅利安男人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演讲”。乔都里翻译了一段：

他一无所成——他的阴茎无力地悬挂在大腿间。

躺下时，他那毛茸茸的东西肿胀起来，他一个人就办成了。

说这话的是女神因陀罗尼，她与配偶彼此对抗。她的配偶因好色而受罚，全身布满一千个女性生殖器的图案。这是篝火边乡下人的淫行。当一切都说完做完时，这就是雅利安人的意思：他是耕作土地的人。

乔都里认为印度教徒不应该搭理亚洲，应该找回他们雅利安人或欧洲人的个性。如果勉强解释的话，他这一诉求是毫无意义的。一部分麻烦在于乔都里将“雅利安人”和“欧洲人”互换。但“欧洲人”无疑需要更仔细的定义和年代鉴定。它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雅利安人”是固定的。当我们发现乔都里瞧不起目前处在主导地位、不断扩张的欧洲人时，他的诉求的确就变得非常浅薄。

迄今为止，历史上已经进化的人类中，最乏味最不重要的阶级（是）现代西方城市里的中下层阶级。

荒谬的是，在印度，雅利安人的种族骄傲仍然有效力；在欧洲几乎没有。乔都里的书可能会被看作是这种骄傲的最新表达。他不是欧洲人，他对河流和牲畜怀着诗歌般的感情，他坚持种姓制度，他一直是个雅利安人。

用印度的宗教建立一个欧洲社会。成为一个西方人中的西方人，拥有平等、自由、工作和活力的精神，同时在宗教文化和本能上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印度教徒。

这不是乔都里。这是在本世纪初写作的吠檀多学者维韦卡南达。和乔都里一样，他是孟加拉人，是改革家，是盎格鲁－孟加拉文化的产物，他那些不严密且互相矛盾的观点和乔都里的一样。盎格鲁－孟加拉文化幸存了下来。《喀耳刻大陆》是对他的热情反省最新的补充，离奇，有时狂热，但是丰富多彩，而且总是富有刺激性。

一九六六年

注释

[1] 原文为拉丁文。

[2] 原文为法语。

[3] 即北印度。

[4] 英国著名作家E. M.福斯特的小说代表作。

[5] 印度的货币单位，等于百分之一卢比。

戏剧化的土著

吉 卜林的复兴令人好奇。这似乎主要发生在学术上——因此是自我延续的——这种复兴更多的是吉卜林本人而非他的作品。吉卜林比他的传奇故事更为复杂。评论家很容易将这个发现占为己有，并翻阅他的作品来查找线索。例如，像“桥梁建造者”这样的故事表明吉卜林对印度教图腾的微妙之处并非不敏感。事实非常有趣，但它并没有令故事变得更通俗、更令人满意。事实也很令人尴尬：它与其他事实不符。所以事情就这样了：想要纠正传奇故事的努力通常以一张写着事件和主题的简单表格收尾。这是斯图尔特先生在《拉迪亚德·吉卜林》一书中使用的方法。该书只不过是在庆祝阅读吉卜林的真作。

传奇故事幸存了下来。“无人阅读的吉卜林”——埃德蒙·威尔逊先生散文的标题——依旧是无人阅读的吉卜林。对吉卜林的再评估是自取灭亡，因为它们无疑会重新回到唯一有价值的吉卜林，即传奇故事的吉卜林。那是殖民地印度短暂而宁静的十年间的传奇故事。那时，叛乱最终变成回忆，民族主义还没有到来：一个有序而浪漫的时刻，正当其被理解时消失了，后来让人难堪、伤心、愤怒，被搪塞，直至成为历史。传奇故事现在可以被接受。康奈尔先生接受了它，这是他那本书的优势之一。《吉卜林在印度》是我读过的对吉卜林文学成就最公允的分析之作。康奈尔先生说他的主题是吉卜林的刻苦练习，这包括传奇般的成就：一直关注那个英属印度时刻。

这是一个年纪轻轻的人不太可能取得的成就。这个年轻人认真对待自己平凡的新闻工作，放弃自己上学时期那更为严肃的文学抱负，成为一个俱乐部作家，以平凡为目标但又最害怕冒犯他人。一开始是旁遮普邦的俱乐部。吉卜林十七岁时成了该俱乐部的成员。接下来就是英属印度的俱乐部。这个完整但成员单一的人造的世界不需要解释。康奈尔先生说：“奉献精神和浅薄无能密切相关。”浅薄无能是“友情，而非野蛮嘲弄”的浅薄无能；自我嘲弄也有界限。吉卜林遵循这些规则，他并没有沉沦。就像《基姆》一书中的罗摩，他获得了功德。

康奈尔先生强调俱乐部是对的，因为吉卜林的优点正是来自俱乐部作家这个职务。尤其是那篇暗含典故的隐讳的散文，简单又内容丰富。将近一百年后，它所表达的观点依然那么新颖。康奈尔先生对这篇散文进展的描述引人入胜。这是十七岁的吉卜林描写的拉合尔一场印度教露天历史剧：

让人们非常高兴的是，身穿传统服装、佩戴传统头饰的罗摩占陀罗和他的兄弟们被架在空中，手持巨大的弓，开弓就会震撼世界的中心。但必须承认的是，斯塔非常不舒服地骑在柳条编成的宽背公牛上、获得了一名心神不宁的罗摩的支持、包裹在金银丝织品中、由土著仆人伺候着……是一个滑稽而非壮观的景象。

正如康奈尔先生所说，这是低劣、平淡无奇、毫无特色的，没有吉卜林后期的“视觉清晰性”。这也是外来者的作品，这个盎格鲁－印度人比其他外来者离这个国家更近。但两年后，他的语调变了。下面是另一个不错的场景：

很快，他们之中更为大胆的灵魂会伸出坚硬的手指，小心地触碰其中一头小公牛。因为公牛显然是由黏土做成的……整只手就会被轻轻地粘在公牛身上。在轻拍一下表示感激之后，那个富有冒险精神的灵魂开始向旁观者发表详细而冗长的演讲。

外来者靠得更近了。十六个月后，那篇散文变成了这样：

不睡在街上时，苏德胡通常睡在屋顶。他过去常常在大冷天去白沙瓦看望他那个在爱德华兹家大门附近卖古玩的儿子，然后就睡在真正的泥屋顶上面。苏德胡是我的好朋友，因为我的推荐，他表亲的儿子在车站一家大公司里获得了收发信件的工作。苏德胡说，总有一天，上帝会让我成为副总督。我敢说，他的预言会成真。

这是那个学识渊博的俱乐部作家。他精通他的主题，他熟悉他的读者。他用如此私人化的讽刺来叙述，外来者很可能会错过这种讽刺。康奈尔先生指出，对于这个盎格鲁－印度人来说，诸如“我的好朋友”和“真正的泥屋顶”等简单的短语都含有精确的含义。他这样描写第一段和最后一段引文之间的不同之处：

在前一篇文章中，印度人的生活只不过是一场短暂的演出，由一名优秀且非常年轻的英国观众对其美学价值进行评判和搁置。然而，在一八八六年的故事中，吉卜林用令人称叹的灵敏和秩序深入到了盎格鲁－印度人历史困境的底部。

这种评判是典型的康奈尔先生的均衡和悟性。他没有受到诱惑，从而使用“苏德胡的房子”来修改那个传奇故事。他做了文学评判，而那评判是正确的。

吉卜林的散文后来超越了这一点。他的散文将会成为杰出的叙述手法，简洁，充满韵味和速度，而且优美如画。但这个俱乐部作家总是需要俱乐部，需要普通参考标准，他需要那个或许他自己的故事曾经帮助创造的传奇故事。品味吉卜林最好在一组相关的故事中品味：在这种意义上，制表人被证明是合理的。契诃夫的故事自身就是完整的，吉卜林的故事不是。他的故事要么太微小，要么太冗长，轶事太多。印度故事中的合理拖延在其他地方会失去意义。

凹凸不平的地面上铺有监狱生产的常见的蓝白条纹小地毯；常见的钉了玻璃纽扣的曳地阿姆利则印度花绣沾上了脱落的白色墙皮；在死人遗物销售会上捡来的常见的半打不配套的椅子……蜂巢挡住了十五英尺高处那扇小窗户，蜥蜴在木质屋顶的房梁之间捉苍蝇。

上述段落摘自《征服者威廉》（斯图尔特先生引用）。那不是一个好故事。它是纯粹的连环漫画——是一个以饥荒和死尸为背景的爱情故事——对有些人来说，它令人毛骨悚然。但类似这样的细节使得它成为吉卜林关于印度人的作品中一个真实而被认可的部分。在另一场景中，类似的细节讲述的内容就少得多。它们不是那么亲近，“常见的”这个词的意思没有那么多；“死人遗物”不会提及成为盎格鲁－印度人神话一部分的那种奉献精神。吉卜林笔下的盎格鲁－印度人在英国休假时总会有些许尴尬。可以这么说，即便是在像“加兹比斯”这种几乎没有印度痕迹的印度故事中，也有类似关于普通事物的尴尬。

正如那个段落，细节补充细节。有了这些细节，我们才能明白。所以，吉卜林的每一个印度故事都彼此补充，相互支持。吉卜林的故事不同于契诃夫的故事。吉卜林的故事就像屠格涅夫的幽默打猎短剧或者安古斯·威尔逊四十年代后期的小说。它们构成了一部大作，它们得放在一起。它们抓住——或者创造了——一个特殊时刻的完整社会。正是在寻找独立而美好的吉卜林故事的过程中，对吉卜林的批评才变得咄咄逼人以及表格化。甚至连康奈尔先生也屈服了。他注意到故事中伪装、戏弄和欺诈出现的频率，他充分利用这一点。他本该忽视它。如果吉卜林对人比对他用以填充俱乐部的人的类型更感兴趣，从来不允许自己的讽刺、嘲弄或愤怒超出俱乐部许可的范围，那么事实就很重要了。事实上，这样的表格形式显示了过于单一的俱乐部作为素材来源的局限性，也显示了这个俱乐部作家的局限性。他后来在英国关系最密切的文学之友是莱特·哈葛德。

和传奇故事一样，讽刺被保留了下来。“用英语和孟加拉语讨论形而上学的穿着长大衣的戏剧化的土著”——是对秩序和浪漫故事的威胁，因此受到无休止的讽刺——将会造就尼拉德·乔都里那样的作家和雷那样的电影制作人。俱乐部已经消失了。通过成为俱乐部的发言人和最会说话的人，通过出色地创造它的传奇故事，吉卜林让俱乐部消失了。

一九六六年

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

我 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改变了自己对康拉德的看法。如果我开始记述阅读康拉德的困难，那是因为我得忠实于我从他那里得到的经验。我发觉，谈及康拉德时，我很难做到不偏不倚。我认为他是我结识的第一位现代作家。介绍人是我父亲。我父亲自学成才，经历过文化困惑之后，选择了自己的道路。这种文化困惑，他自己或许没有意识到，而我是最近才刚刚明白。他希望他能成为作家。他阅读与其说是为了乐趣，不如说是为了线索、暗示和鼓舞。他向我介绍了他在寻找过程中遇到的那些作家。康拉德是其中最早的一位。康拉德是文体家，不仅如此，起步较晚的康拉德还给了那些几乎无法起步的人以希望。

我记得父亲第一次给我读康拉德的作品时，我十岁。这听上去有些耸人听闻，那篇小说名叫“礁湖”，那次阅读很成功。《礁湖》或许是唯一能读给孩子听的康拉德小说，很短，只有十五页。薄暮中，一条岸边都是森林的热带河流。船上的白人男子说：“我们将在阿萨特的空地上过夜。”船摇摆着进入小溪，小溪流入礁湖。岸边孤独的房子里，一名女子奄奄一息。夜里，她的情人，名叫阿萨特的年轻人，将解释他俩是如何去到那里的。这是一篇关于在另一个地方发生的不正当恋情、诱拐、追捕、落入追捕者手中的兄弟之死的小说。阿萨特要说的话读起来用不了十五分钟，但爱情故事就是爱情故事。当阿萨特的故事结束时，黎明降临了，清晨的微风吹散薄雾，女子死了。阿萨特的幸福，如果存在的话，是有瑕疵的，是短暂的。现在，他要离开礁湖，回到自己的地方。白人男子也要走了。最后的画面是阿萨特一个人在礁湖上，目光“越过万里无云的白日强光，看向幻想世界的黑暗”。

最后，《礁湖》这个故事变得模糊不清。但黑夜、孤独和厄运的感觉一直伴随着我。在我的幻想里，它们被移植到萨布和强·赫尔电影里南海或热带岛屿的场景中。我勉强再次读了一遍《礁湖》。其中有很多康拉德式的元素——激情和深渊，独处和徒劳，充满幻觉的世界——我不清楚，它是不是康拉德写过的最单纯的一部小说。轻快的叙述、精确的形象化写作、河流和暗藏礁湖的场景、无名的白人访客、爱情和惆怅之夜的故事、拂晓时分的死亡，一切都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如果我说这是一部单纯的小说，那是因为故事不言而喻，作者没有夹在故事和读者之间。

麦克斯·比尔博姆在《圣诞花环》中模仿了《礁湖》。作家的虚构可以依靠类似的意外事件。《礁湖》碰巧是康拉德写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不过，后来我在读仿写作品时，我能够感觉到我对康拉德有较深入的了解，依我看，《礁湖》的故事是假的，因为我再也没有在康拉德的作品中发现过如此强烈而直接的东西。

写完《礁湖》之后不久，康拉德又写了《卡伦》。同样是马来半岛的场景；康拉德承认，《卡伦》有同样的主题。卡伦曾承诺帮助朋友求爱，受突如其来的性忌妒驱使，他杀死了那个朋友。因此他被那个朋友的鬼魂缠上了。有一天，他遇到一位睿智的老人，向老人坦白了一切。老人驱散了鬼魂，视老人为顾问的卡伦成了一名勇士和征服者，一名统治者。老人去世后，朋友的鬼魂再次缠上卡伦。他立刻就消失不见了，他的权力和显赫地位化为泡影，他游向白人的船只，向那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无宗教信仰者求救。他们给了他一个咒语：一枚周年纪念的六便士银币。咒语起了作用；卡伦又变成了人。

仅从字面上看，这是一部关于土著迷信的小说。但对于康拉德来说，它远不止如此，它比《礁湖》更深奥，更精彩，他坚决认为应该抓住它的全部意义。《礁湖》中所有隐含的暗示现在都得到了解释。那些白人有名有姓，他们像合唱队一样说话、行动。因此，我们就得思考两种文化的并存。一种是开放且没有信仰的，另一种是封闭且受古老魔法统治的。一种“处在外部的黑暗的边缘”，探索世界，另一种被囚禁在世界的一小部分里。但幻觉就是幻觉，海市蜃楼就是海市蜃楼。伦敦本身、伦敦的街道生活，难道不是海市蜃楼吗？“我看见它了。它就在那儿，它喘息，它奔跑。它翻滚。它强大而有活力，如果你不留神，它就会撞击你，但对我来说，如果它和其他事物一样是真实的，那我就要上吊了。”所以，这部小说的结局虽然浪漫，但有些令人费解。

让简单的故事承载很多信息。与更为朴素的《礁湖》相比，《卡伦》需要更为复杂的反应。感受——黑夜、独处和厄运——还不够。作者希望我们不仅仅参与他的幻想，还得站在小说的事实之外，同时思考这个事件——唱诗班或评论要求我们这么做。小说已经变成一则寓言。不过，一切都没有被操控，因为一切都没有得到证实。被唤醒的只是奇迹。

在后来出版的小说集的序言中，康拉德写道：“于我而言，对于现实的浪漫情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他没有刻意寻求浪漫的主题，它们自告奋勇而来：

我对（我的主题）拥有自然权利，因为我的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自己。如果它们的轨迹偏离了有组织的社会生活惯例，那可能是因为我早先为了遵循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而的确有些偏离惯例。那个念头一定非常真实，因为它助我度过了所有幻想破灭的危险。但我的文学生涯的开端远不能给我的想象一个更广阔的空间。相反，仅仅是处理日常生活之外的事情就给了我一种责任：更加谨慎地忠实于自己的真实感受。问题是如何让陌生的事物变得可信。为此，我得创造、再现，将它们笼罩在合适的真实氛围当中。鉴于我的目标一直是谨慎地渲染思想和事实中的真相，这是最艰难，也是最重要的任务。

但《卡伦》这部小说中的真相理解起来是有难度的。幻觉中的世界，成为自己文化（有信仰的和无信仰的）囚徒的人，这些都是一个人不得不为之做好准备的真相，或许有人已经掌握了一半的真相。因为小说本身并没有令人信服地呈现这些。如同马来群岛的永恒生活，伦敦的生活是海市蜃楼。这种暗示令人困惑，因为小说结尾关于伦敦街道长达两页的描述过于平实：毫无表情的脸庞、双轮有篷的出租马车、公共汽车、“愉快交谈着的”女孩、“说着污言秽语的肮脏男人” 、一个警察。在这份名录中，没有一样东西能说服我们相信小说里描述的生活是海市蜃楼。现实没有和作者的幻想相融合。海市蜃楼的概念还得被运用，这是用词的问题，对于一个相对直白的画面来说，那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标题。

我已经相当详尽地考虑过这部简单的小说，因为它稍稍阐释了我在遇到重要作品时将面临的困难。我和康拉德的感受一样，那就是：我没有抓住要点。小说，尽管本身很简单，但在某些时候，似乎总会让我无法理解。还有用词，那些出于作者的需要、忠实于作者真实感觉的词。那些词挡了道，它们使意思变得模糊不清。《白水仙号上的黑家伙》和《台风》等名著晦涩难懂。

一八九六年，年轻的H. G.威尔斯在一篇关于《海隅逐客》（写在《黑家伙》之前的一本书）原本温和的评论文章中写道：“康拉德先生非常啰唆。与其说是在讲故事，不如说是透过句子的迷雾断断续续地看故事。他还须学会另一半伟大的艺术，即不描写事物的艺术。”康拉德给威尔斯写了一封很友善的信。但同一天——这个故事记录在乔斯林·柏恩斯的传记中——他在给爱德华·加内特的信中写道：“有些事情留下了印象，产生了效果。什么事情？它只能是词的表达——词的排列组合，风格。”对于小说家来说，这是对风格的惊人定义。因为小说的风格，或者说所有散文的风格，不仅仅是“词的排列组合”。它是看法，甚至是编排的排列组合。它知道哪里放什么问题。但康拉德以准确为目标。准确要求他毫不隐讳。

正是这种毫不隐讳，这种不情愿让小说自己说话，这种渴望从明确的情形中发掘所有秘密，导致了《吉姆老爷》的故弄玄虚。要明白作者想要解释的内容并不总是那么容易。这部小说通常被认为和荣誉有关。我自己觉得它的主题是关于种族流浪者，这个主题在一九○○年要比今天微妙得多。这就是康拉德的毫不隐讳，引文可以证明这两个观点。然而，《吉姆老爷》是一本帝国主义的书，这两个观点有可能事实上是一个观点。

不论《吉姆老爷》有多神秘，它都不是吸引我的类型。幻想、想象、小说（如果你喜欢的话）都曾经过毫不隐讳的提炼。关于康拉德，有一些偏颇之处，甚至是未完之处。他似乎不能超越他最初关于小说的简单理解，他的发明似乎很快就失败了。即便是他的多样性，也有些探索性和不确定的地方。

《间谍》，一个似乎刚开始就结束了的惊悚警察故事，有点阿诺德·贝内特和伦敦苏活区内部的《莱西蒙台阶》的痕迹，有着威尔斯式对伦敦街道名称、出租车司机和羸弱马匹的搞笑——在应对已知事物、被描写的事物时，令人惊叹的天赋似乎离开了作者，他不得不依靠其他作家的想象力。《在西方目光下》是关于俄国革命和背叛的主题，有可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但后来消失在分析之中。设置过度的小说《胜利》：那个单纯而冷淡的男人从一家在东方巡演的音乐公司里解救了一个女孩，并将她带到一个偏远的岛屿。在那儿，灾难以匪徒的形式，来到他们身边。关于南美的《诺斯托罗莫》，人物和主题一片混乱，我根本无法读完它。

这是康拉德作品的多样性，对我来说，这些作品似乎都有瑕疵。《胜利》的男主角刻意地疏远世界；“除了厌恶外，他磨掉了一切”；对我来说，这如同老生常谈，康拉德在他的小说中磨掉了那些我想从小说中寻找的想象、幻想和发明等特质。康拉德的小说就像一部附有详尽解说词的简单电影。一部电影：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物和场景。但现实主义通常要求有琐碎、偶发的对话，紧接在琐碎的动作之后。结尾处戏剧性的骚动突显了之前发生的事件的缓慢和比例不当，而解说词则突出了人物是演员这个事实。

但是，我们在不同时间怀着不同目的阅读。我们将自己的“小说应该是什么样”的看法带给小说，那些看法的形成是基于我们的需求、教育、背景或者我们对自己背景的看法。因为我们阅读的确是为了找出我们已经了解的事情，我们将作者的美德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他的原创性，他提供给我们的信息，能够在我们脑海中留下印象。

我想起，伟大的作家笔下写的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我没有生活在那样的社会中，我无法分享那些作家的假设，我在他们的世界里看不到我的世界。我的殖民地世界更加混杂和陈旧，更加受限。用康拉德的话说，到了我开始思考自己背景秘密的时候了：那座位于南美大河奥里诺科河入海口的岛屿，是地球上康拉德式的黑暗场所之一。在那儿，我父亲首先为自己，然后为我孕育了文学抱负。但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我所有的浪漫故事，甚至是现实，都取自那个抱负：当我听到《礁湖》时，我没有将它设定在我熟悉的有着泥泞河流、红树林和湿地的那座岛屿，而是某个遥远的地方。

对我来说，我们当中那些出生在那里的人似乎都令人称奇地赤裸着身体，而我们的存在纯粹是肉体的存在。那不是一件容易解释的事，即便对自己也是如此。但在康拉德的小说《卡伦》里，我后来发现了自己对那片被精确把握的土地的情感。

真的，看着那个被陆地包围、远离大海的地方，险峻的山坡将它与陆地隔绝，很难相信临近街坊的存在。它是静止的，完整的，未知的。那里的生活带着一种与外界隔绝的令人不安的效果悄悄地继续着。那里的生活似乎莫名其妙地缺乏任何会唤醒思想、触动心灵、暗示时代不详次序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它似乎是一片没有记忆、遗憾和希望的土地。在那里，任何事物都无法熬过夜幕的降临。每一次日出就像一幕特制的耀眼演出，与傍晚和翌日没有联系。

那是一段我早些时候会匆忙读完的文字：辞藻华美的段落，经过深思熟虑的说明文字。现在，我在它的浪漫主义中看到了一种精确，一种思想和同情的巨大努力。这种努力没有因那片土地的特点而中断。它延伸到了所有身处黑暗或偏远场所的人，那些出于各种原因被认为是没有清晰世界观的人：身处幽灵世界的卡伦本人；《胜利》中那个自我放逐、在中国农民“凭本能存在”的环境中自给自足的中国人——王；《进步前哨》中那两个比利时帝国的建筑工人（他们离开同伴后无能为力，住在非洲中部，“像身处大屋子的盲人似的，只知道他们接触到的事物，看不到事物的一般状况”）。

现在，我认为《进步前哨》是康拉德写过的最好的小说。它是一部关于两个普通比利时人的小说。他们不熟悉新近成立的比属刚果，他们发现自己无意间通过黑人助手用非洲人换取了象牙，被周围的部落成员抛弃后，他们疯了。但我对它最初的判断只是文学上的。这故事似曾相识；我读过其他讲述孤独的白人男子在热带国家疯掉的小说。我对康拉德的再发现，或者说是发现实际上始自《黑暗的心》中的一个小场景。

我认为非洲背景——那片充满抢劫、许可残忍的“萎靡不振的土地”——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就是这样被假设束缚着。对我来说，这个背景现在是这本书中最有效的部分，但在当时，那只不过是我的猜测而已。库尔茨是一个上游象牙代理商，他对原始人拥有的无限权力导致了原始主义和精神失常，他的故事对我不起作用。但书中有一页文字是直接说给我听的，讲的不仅仅是非洲的事。

汽船要到上游去见库尔茨，那就像“穿越到了世界的起始时期”。在岸边见到了一个小屋。屋里空无一人，但有一本有着六十年历史的书《航海技术要点探究》。书很破，没有封面，但是“被人用白色棉线充满爱意地重新缝过”。在噩梦中，这本“有着原理图和令人厌恶的数值表”的古老书籍“令人厌烦”，但这本书“目的单一”，“真正关心行动的正确方式”。对于小说的叙述者来说，它似乎“比专业信号灯更加光芒四射”。

或许因为我接触这一场景的时间过长，抑或是因为我更能接受小说的其他内容，所以现在，我对这个场景的印象不那么深了。但我认为当时它回应了我开始体会到的政治恐慌。

殖民地居民会有一种安全感，居住在一个固定的世界里。我猜在我的幻想中，我将自己去英国看作是去一个纯文学的地区。在那儿，不受历史上的意外事件或背景的束缚，我可以为自己谋一个浪漫的职业——当作家。但在这个新世界里，我觉得地面在我脚下移动。新的政治，人们对自己努力破坏的机构那令人好奇的依赖，信仰和行为令人惊骇的简单，动机的腐败，似乎注定要保持半成品状态的社会：这些事情开始占据我的思想。它们不是我能摆脱掉的。我发现康拉德——六十年前，在伟大的和平时期——已经在我之前到过所有地方。不是作为一个有动机的人，而是作为一个像《诺斯托罗莫》里的人那样的人，将世界上的半成品社会看成是持续不断制造并自我毁灭的地方。那里没有目标，“成功行为固有的某些东西……随之而来的是这种想法的道德败坏。”惨淡，但又被深刻体会：一种真理和半安慰的东西。

要了解康拉德，就必然要适应其经历，还必然要丢弃一个人关于“小说应该做什么”的成见，尤其是让一个人摆脱礼仪小说或喜剧的微妙变体。当艺术复制生活，而生活又反过来模仿艺术时，作家的原创性通常会被掩盖。《间谍》似乎是一部恐怖小说。但希特督察，他的举止言谈得体，但他异常令人不安，和之前的小说中的警察截然不同——尽管之后有许多跟他一样的警察。而且，尽管表面上很相似，但那位不可一世的女士，一个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女赞助人，并不是另一个布拉克内尔夫人：

他的观点本身没有什么可以让她感到震惊或吃惊的地方，因为她是从她那高贵地位来判断这些观点的。事实上，那种类型的人很容易理解她的同情心。她不是一个剥削人的资本家。从某种程度上讲，她超越了这部关于经济状况的戏剧。她非常同情以更为明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普通的人类苦难，恰是因为她对这些一无所知，以至于她得在她能够了解其残忍性之前将她的想法翻译成精神痛苦的术语……她开始相信他的未来理论，因为这和她的偏见不冲突。她不喜欢社会组合中财阀统治这个新因素。让她尤为反感的是，作为人类发展的一种方式，产业主义似乎呈现出呆板、冷漠的特征。温和的米凯利斯的人道主义希望不会导致彻底的毁灭，但会导致该制度在经济上的损失。事实上，她并不明白这一制度的道德损害在哪里。它会消灭所有她不喜欢、不信任的暴发户，不是因为他们去过所有地方（她否认这一点），而是因为他们对这个世界完全缺乏智识，而这正是他们观念粗鲁、情感乏味的原因所在。

不是另一个布拉克内尔夫人。而是一个更为真实并且在不止一个国家都能找到的人。或许更为年轻，但人道主义的忧虑依然掩盖了相似的傲慢和质朴，掩盖了财产、特定的财富、地位或特殊的名称是人类自尊唯一可能的起因这个信念。同样地，在如今，我们能在多少个国家找到和以下这个男人相似的人呢？

那个半截身子已入土的炸药战争的老兵是他那个时代的伟大演员……这位著名的恐怖主义者在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如此高地抬起小拇指来反对社会这幢大厦。他不是实干家……怀着更为微妙的意图，他扮演了一个傲慢且恶毒、唤起邪恶冲动的魔法师。这种邪恶冲动潜伏在盲目的忌妒和令人恼火的无知虚荣中，潜伏在贫穷的磨难和痛苦中，潜伏在正直的愤怒、怜悯和反感那充满希望且高贵的幻想中。他那邪恶天赋的阴影就像一小瓶致命毒药的气味一样缠着他。那个瓶子现在已经空了，没用了。一旦垃圾堆式的东西任期届满，那个瓶子就要被扔掉。

这段文字中，让我印象深刻的短语是“潜伏在……高贵幻想中的邪恶冲动”。但是现在，另一个短语变得很显眼：“令人恼火的无知虚荣”。这也是康拉德用过的最好的短语。我们一度忽视的词语在另一时刻熠熠生辉。

但《间谍》中的那个人物成了这个段落的主题，而他只存在于段落中。他叫卡尔·云迪，不是我们记得住的人物之一。尽管康拉德深入描写了无政府主义者、警察、政府部长，但从生理上讲，卡尔·云迪和那么多其他人一样，是个丑八怪，一个滑稽可笑的人。可以说，在小说中，他那富有戏剧性的外貌没有一处匹配于那个段落中的深邃见解或者种种对此人物本应具有的思维水准的暗示。

我对作为小说家的康拉德持保留意见。他的创造性想象存在着缺陷和未经使用的方面。除了《诺斯托罗莫》和一些小说外，他无法让我参与他的幻想。对我来说，《吉姆老爷》更像一首叙事诗，而非一部小说。对我而言，康拉德的价值在于他在六七十年前就思考了我的世界，一个我今天才认识的世界。在本世纪其他作家身上，我没有这种体会。他的成就源自诚实，而诚实是他的困难之一，即“小心翼翼地忠实于我的真实感受”。

康拉德没有任何弄虚作假的地方。他不会在小说中重造国家。我们现在明白，他从真实生活中选择事件。他思考这些事件。“思考”是他的准确词汇。他在《诺斯托罗莫》中描写女主人公的话可以用到他自己身上，“心灵智慧如果既不关心理论的建立和破坏，又不关心偏见的维护，那么它就没有随机单词可供自由支配。它所念出的单词具有正直、容忍和同情等行为的价值”。

每一个伟大的作家都是由一系列特殊环境造就的。就康拉德而言，这些环境是众所周知的：他在波兰度过的青年时期，二十年的四处游荡，在年近四十时定下心来写作，在英国（外国）或多或少封闭的经历。需要一起考虑这些环境；不能将一个环境置于其他环境之上。起步较晚这个事实与背景和零散的经历密不可分。但是，起步较晚非常重要。

最富想象力的作家通过他们的作品发现自我和他们的世界。康拉德在给出版商威廉·布莱克伍德的信中写到，当他定下心写作时，他就是一个性格已经成形的人。他知道自己的世界，并且已经反思过自己的经历。独处、热情、深渊：这些是康拉德作品中始终如一的主题。一个作家的作品具有统一性。尽管《胜利》在风格上更简单直接，可是撰写《胜利》的那个康拉德并不比二十年前撰写《阿尔迈耶的愚蠢》的那个康拉德更富有经验，更博学。他在早年岁月的不确定性似乎主要体现在文学方面，在对主题和情感的尝试上。一八九六年，也就是《阿尔迈耶的愚蠢》出版后第二年，他放弃了《拯救》那不切实际的冗长，不仅撰写了《礁湖》，还开始创作《跃进前哨》。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小说与我对康拉德的理解相对立。一个是那么浪漫，一个是那么欢快而艰难。它们的创作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小说中有格言警句。它们贯穿康拉德的作品，而且它们的语气从来没有改变过。说话的正是那个博学的人。“深藏在每个人心里并妨碍了那么多英雄行为和那么多罪恶的对结局的恐惧”，这句话出自一八九五年出版的《阿尔迈耶的愚蠢》。以下这句话则出自一九○四年出版的《诺斯托罗莫》：“一个人的爱情姗姗来迟。这爱情不是最壮观的幻想，而像一场富有启示意义且无价的厄运”——在小说中，这句话几乎是过于令人吃惊。下面的话出自一九○七年出版的《间谍》：“好奇心是自我启示的形式之一，而按部就班、漠然的人总是保留了部分神秘感。”最后是一九一五年出版的《胜利》中的一句话：“人生天赋那致命的不完整性使得它们变成了谬见和陷阱”——这句话似乎能融入康拉德早期的任何一部作品。

对我来说，对一个作家的作品产生兴趣就是对这个作家的人生产生兴趣，一个兴趣自然接着另一个兴趣。在我看来，康拉德的写作生涯有些特别令人沮丧的地方。像易卜生那样的作家，他的人生和他的戏剧一样令人不安。对感官生活的屈服，以及和感官一样难以满足的创造天性那短暂的满足感，对人们来说一直是难解之谜。但就易卜生而言，发展中的、变化中的、被这些怀疑和冲突充实着的作品总是让人兴奋。当康拉德定下心写作时，他的所有主题和所有结论似乎都已经存在于他的脑海中。一本书中的几行字就可以让人想起《诺斯托罗莫》，一小段对话和一本书也可以让人想起《间谍》。但经验真的存在于过去。写作生涯的辛劳在于挖掘这种经验，在于“寻找”——康拉德原话——合适的主题以供思考。

康拉德对小说的看法似乎在他写作生涯早期就已经形成了。无论他的早期写作练习中有多少不确定性，这些看法从来没有改变过。一八九五年，在他的一本书出版之时，他给一位也是刚开始写作的朋友写了一封信：“（你的小说）的所有魅力、所有真相都被小说的结构——（也可以说是）被小说的技巧所摒弃，而这些结构或技巧让小说看上去像是伪造的……你有许多想象力，即使我能活到一百岁，也没有你那么多想象力。那种想象力（我希望我也能有）应该被用来创造人类灵魂，来揭示人类心灵，而不是创造只是正确讲述意外事故的事件。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培养你的诗歌才能……你必须压榨出自身的每一个感受、每一个想法、每一个概念。”威尔斯的故事中提到，当康拉德遇到威尔斯时，他说：“我亲爱的威尔斯，这本《爱情和鲁雅轩》讲的是什么？简·奥斯丁到底在讲什么？究竟有什么意义？”所有这些引文都来自乔斯林·贝恩斯的传记。康拉德后来写道：“这个英国民族主义小说家很少认为他的作品——他的艺术练习——是积极生活的一种成就。凭借这种积极生活，他将对读者的情感产生某种明确的影响。他只是简单地将它视作自我情感的一种本能的，通常是无理的宣泄。”

康拉德的这些观点是法国和欧洲的观点吗？毕竟，康拉德喜欢巴尔扎克（作家中最令人喘不过气来的一位）。而对法国社会着了魔的巴尔扎克，通过本能和无理性，获得了某种与康拉德口中他与生俱来的能力（即“现实的浪漫感”）非常相像的东西。康拉德恼怒地排斥英国的社会风俗小说和“意外事件”小说。他这一行为是在为他缺乏想象力和尽可能紧密地忠实于每一个真实场景的哲学需求寻找合理的解释。这一切至少是有可能的。在小说中，他没有试图去发现，他只是试图解释。《在西方目光下》一书中的叙述者说，每一个故事的发现都是一次道德的发现。

根据大多数作家的经验，小说那富有想象力的发挥经常改变作家对小说最初的看法。通过经验、幻想和各种冲动，小说通常自我暗示。但小说得经过作家那戏剧性的想象力的考验，它的各个部分从而得以幸存。事情要么有效，要么无效；真的就是真的，错的就是错的。而试图让其小说起效、迁就其想象力的作家可以说的比自己知道的要多。对康拉德来说，小说似乎是固定的。就像古诗开始部分的散文“论点”一样，是他人给予的。康拉德清楚地知道自己得说些什么。但有时候，就像在《吉姆老爷》和《黑暗的心》中那样，他说的要比原本的少。

《黑暗的心》分成两部分。现在我们知道，一部分是关于刚果的完全精确的报告文学：康拉德的学识几乎能够识别那部小说中的每一个人。另一部分是关于库尔茨，那个放纵自己成为某个野蛮非洲神的象牙代理商的小说。该书在背景上像是虚构的。库尔茨的想法用文字表现出来，似乎不错：他将要展示“通过独处，一个人无拘无束的脚步可能将他带入原始时代怎样的秘境当中”。这些词语令人陶醉，但又是抽象的，刻意想出来的观点依然是实用的。康拉德对这部小说的评论表明了他对小说的态度——那不是自然而然的东西，而是对事实的虚饰。“书中的经验稍微（只是稍微）偏离了一点事实，但我认为它基于一个完全正当的理由，即为了让读者更加清楚地领会意图。”

神秘性——这是康拉德的话。但作品本身，想象的东西没有神秘性，神秘性一直就是作家的概念。激情和深渊的主题在康拉德身上反复出现，但他的作品中没有类似易卜生《幽灵》中的夜景：亮着的灯、要喝的香槟，灯和香槟只是强调那所房子的荒凉，一种最初似乎是永恒且任意的但后来却被发现是来自内部的荒凉。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场景，让我们超越自己所目睹的一切，并成为我们各种经验的象征。同样是以荒凉为主题的小说，这本书和哈代那本讲述无辜者的拒绝、复仇和破败现状的小说《枯萎的臂膀》没有丝毫相似之处，后者超越了作为其基础的乡村魔幻故事。而康拉德是一位过于特殊、过于具体的作家，他过于紧密地忠实于事实，如果由他来思考那些小说的话，他或许会将它们转变成个人历史。

对于像易卜生和哈代那样的作家来说，幻想满足了他们或许无法表述的冲动和需求。我们得靠自己的力量找出或翻译出那个幻想的真相。对于康拉德来说，这个过程被颠倒了。我们几乎是以真相——在某种程度上，以有时候被认为是格言的便携式真相——为开端，并逐步揭示真相。促使他成为作家的特殊环境迫使他采取这种写作方法。弄清楚这种执拗的写作方法需要异乎寻常的智力和同情心。我们应该尝试康拉德笔下的“诗歌才能”，并且从他的角度看问题。他的一部早期小说就能够让我们做到这一点。

那部小说叫作“回归”，和《卡伦》写于同一时期。小说的场景设定在伦敦。有趣的是，它的两位主人公都是英国人。阿尔万·哈维是伦敦人。他“个头很高，身材不错，相貌堂堂，而且身体健康。他那清亮而苍白的脸上常见的精致之下有着一丝轻微的专横的野蛮痕迹。拥有这种专横的野蛮是因为取得了在某种程度上难以取得的成就，通过在比赛或赚钱这门手艺中取胜，通过轻松地掌控动物或穷人。”很显然，这与其说是一幅画像，不如说是格言和关于中产阶级的观点。

一天晚上，我们跟随哈维回家，来到他的更衣室。那里点着煤气灯，蝴蝶状的火焰从铜制的龙嘴里喷出。屋里到处都是镜子。屋里瞬间都是身为中产阶级的阿尔万·哈维。这让人感到心满意足。但他妻子的梳妆台上有一封信：她离开了他。随后，我们跟随哈维经历了他那中产阶级式反应的每一个细节：震惊、恶心、羞辱、愤怒、悲伤。一段接一段，一页接一页。令人称奇的是，康拉德用他纯粹的分析智慧吸引了我们。

后来，我们听到有人进了屋子。那是哈维的妻子。毕竟，她没有勇气离开。接下来的一切更加令人印象深刻。我们和哈维一起一步一步地挪动。一开始，我们有一种轻松和胜利的感觉，盼望着惩罚那个女人。后来，在五年婚姻之后依旧是个陌生人的那个女人“拥有地球上没人能给予的不可或缺的天赋”。所以，哈维“不由自主地相信了一个谜……相信秘密的存在——其无形而宝贵的必然性——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但正在离他而去”。他想“迫使那个女人放弃那个天赋。”他跟妻子说，他爱她。可是，那些拙劣的话语激起了她的愤怒，激起了她对男人“物质主义”的蔑视，激起了她对自我欺骗的怒火。到目前为止，这部小说是成功的。之后，它就逐渐枯萎了。哈维记得，他的妻子没有勇气离开。他觉得，她没有他现在需要的“天赋”。离开之后再也没回来的人正是他。

这部小说重复使用一些神秘的词语——“谜”、“无形而宝贵的必然性”。但小说中没有真正的叙述和真正的神秘性。别的作家可能会记述事件的过程。对于康拉德而言，戏剧性和真相不在于事件，而在于分析：辨别意识的各个阶段。通过这些阶段，一个没有激情的人可能就会意识到激情的重要性。这是处理这种主题最困难的方法。在创作这部八十页的小说的过程中，康拉德深受其害。他在给爱德华·加内特的信中写道：“它令我的人生中有五个月的时间痛苦不堪。”如此辛劳，尽管有智慧和真实感悟，尽管有电影的细节——镜子、喷火的铜龙——但是《回归》依旧是富有想象力的散文，而不是小说。康拉德认为，真相经过了分析。但人物依旧是抽象的。

而这给出了另一条线索。中产阶级的观念都很相似，都是有意识的无激情，是令人愉快的，是属于物质享乐主义者的。因此，甚至于婚姻也是一场阴谋——那是外来者带有讽刺意味的看法。一年前，当康拉德受困于《拯救》一书时，他写信给加内特：“其他作家都有自己的出发点，都有某种可以抓住的东西……他们依靠方言，或者传统，或者历史，或者一时的偏见或时尚。他们利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可以辱骂或者赞扬的关系或信念——或者是辱骂或者赞扬这些东西的缺失。但无论如何，他们知道如何开始写作，而我不知道。我当时有一些印象，有一些感知……可它们都已经失去光泽。”

这是一位作家的抱怨。他错失社会，他开始明白幻想或想象在封闭且有序的世界中能够更加自由地行动。康拉德的经历过于分散，他通过表象了解了许多社会，但他没有深入了解社会。他对人类的理解是全面的。但是，当他将《回归》的场景设定在伦敦时，立刻就被限制住了。他不能冒太多风险，他不能超越他的知识。当一部作品完成时，作家的劣势就可以表现为优势。在某种程度上，《回归》从一开始就将我们带到幕后，让我们明白这部作品必不可少的奇特之处和小说背后令人惊叹的辛劳。而小说如今依然是对我们这个世界的一种思考。

思考作家的神话是一件有趣的事。康拉德身上有一种关于正直之人的帝国主义观念。这个观念不是康拉德的最佳品质，但至少反映了他的作品。伟大作家的神话通常和他们的作品有关，而不是他们的生活。今天，越来越多的情况是，作家的神话关于作家自己。作品变得不那么突出。过去产生过许多伟大小说的伟大社会已经破碎。写作变得更加私人化，更加具有个人魅力。作为一种形式，小说不再拥有信念。不再旨在解决实际困难的实验研究腐蚀了人们的反应。和画家一样，小说家不再意识到他的解释职能。他试图超越它，他的读者日渐减少。因此，我们居住的这个总是全新的世界，在未经检验和思考，在被相机变得平庸的情况下前进着。没有人唤醒真正的惊奇。这或许是任何时代对小说家的作用的一种公正定义。

康拉德五十年前去世了。他去世后的五十年里，他的作品渗透到了他认为是黑暗的世界的许多角落。那是康拉德式沉思的主题，它告诉我们这个新世界的一些事情。或许我们如何评价康拉德并不重要，他被人谈论，这就足够了。你们会记住这一点，因为《黑暗的心》中的马洛说过：“一个故事的含义不是像果核一样藏在故事之中，而是包裹在故事之外，让那故事像灼热的光放出光晕一样显示出它的含义来，那情况也很像雾蒙蒙的月晕，只是在幽灵般的月光的照耀下才偶尔让人一见。”

一九七四年七月

后记：两个世界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

今 天对我来说很特别。我做过读书会，但从未做过演讲。我对每一个邀请我做演讲的人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是事实。一个和文字、感情、观点打了将近五十年交道的人竟然没有什么可与人分享，可与人诉说，这或许很奇怪。但我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在我的书里了。而剩余的一切尚未完全成形，我几乎没有发现它们，它们在等候我的下一本书。幸运的话，它们会在我写作时出现，我会对此感到惊讶。我在写作时寻找的就是惊讶这个因素。这是我判断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方法，而这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普鲁斯特曾经深刻探讨过作为作家的作家和作为社会存在的作家之间的区别。可以在《驳圣伯夫》里他的几篇文章中看到他的这些观点。那本书汇集了他早期的文章。

十九世纪的法国评论家圣伯夫认为，要了解一个作家，就有必要尽可能多地了解这个人的外在，了解他的生活细节。用作家自身来诠释作品是个诱人的方法。这似乎不容置疑。但普鲁斯特能够非常令人信服地对此提出批评。“圣伯夫这个方法，”普鲁斯特写道，“忽视了一点点自我认识就能教给我们的东西——书是另一个自我的产物，不同于我们在日常习惯、社会生活和个人缺点中所展现的自我。如果我们想要了解那个特别的自我，只有通过搜索我们的内心，并试图在那里重塑自我，才能实现。”

我们在阅读作家的传记，或者任何一个依赖灵感的人的传记时，都应该牢记普鲁斯特这些话。生活、怪癖和友情的所有细节可以为我们展开，但是写作之谜依旧。文献资料，不论多么迷人，都无法解开写作之谜。作家的传记——甚至自传——永远存在这种不完整性。

普鲁斯特是放大幸福的大师，而我想再回到我刚才所提的《驳圣伯夫》。“事实上，”普鲁斯特写道，“一个人给予公众的正是他隐藏在内心深处的自我，这是他在孤独中写成的，只为自己而写。一个人建立在个人生活之上的作品——对话……或者那些已经出版了的顶多被看成对话的客厅文章——是非常肤浅的自我的产物，而不是内心深处的自我，那个只有将世界和世界中的“我”撇开时才能找回的自我。”

普鲁斯特写下这些文章时，他还没有发现那个引领他走向他的伟大的文学创作——幸福——的主题。从我引用的话语中，你们会发现他是一个依靠直觉并在等候运气的人。我在其他场合也引用过这些话。因为它们阐释了我如何写作。我依靠直觉。一开始写作时就如此，现在还是这样。我不知道故事的结局是什么，也不知道我将在下一部作品中走向何方。我依靠直觉发现主题，凭直觉写作。刚开始写时，我只有一个想法，一个框架。只有在几年以后，我才会完全明白我写了什么。

我之前说过，我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在我的书里。我现在进一步说明。我会说，我是我全部作品之总和。我的每一本书都是凭直觉觉察到的，每一本小说都是凭直觉写成的。我的每一本书和上一本相比，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认为，在我的文学生涯的任何一个阶段，可以这么说，最后一本书涵盖了之前所有的书。

事情会变成这样，是因为我的背景。我的背景极度简单，又极度复杂。我出生在特立尼达。那是一座位于委内瑞拉奥里诺科河河口的小岛。因此严格来说，特立尼达不属于南美洲，也不属于加勒比地区。它被发展成一块新世界种植园殖民地。一九三二年，我出生时，特立尼达的人口大约为四十万。其中，将近十五万是印度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他们的祖先几乎全是农民，全部来自恒河平原。

这正是我的小社区。那次来自印度的移民潮发生在一八八○年后。交易是这样的：人们签订五年的契约，在种植园里工作。契约到期时，他们会得到一小块大约五英亩的土地，或者被遣返回印度。一九一七年，因为甘地和其他人的鼓动，契约制度被废除了。因为这个原因和其他一些原因，对于许多后来者，土地或回国的承诺未获兑现。这些人自然极度贫困。他们睡在首都西班牙港的街道上。我小时候见过。我想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很穷——我意识到是很久以后了——他们也没有给我留下印象。这是种植园殖民地残酷的一面。

我出生在一个叫查瓜纳斯的乡村小镇，距离帕里亚湾两三英里。查瓜纳斯是个奇怪的名字，拼写和发音都很怪。许多印度人——他们在这个地区占多数——更愿意用印度种姓名称查汉来称呼它。

三十四岁那年，我弄清了我的出生地的名字。那时，我住在伦敦，已经在英国生活了十六年。我正在写我的第九本书。那是一本关于特立尼达以及那里的人的历史的书，我试图重现那些人及其故事。我常常去大英博物馆阅读关于该地区的西班牙语文献。这些文献——来自西班牙的档案——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为英国政府复制的，那时，英国和委内瑞拉之间发生了一场难以解决的边界争端。这些文献始于一五三○年，终结于西班牙帝国消失之际。

我当时正在阅读的是寻找黄金国的愚蠢行动和英国英雄沃尔特·雷利爵士的残忍入侵。一五九五年，他突袭特立尼达，杀光了能杀的所有西班牙人，并沿着奥里诺科河向上寻找黄金国。他什么也没找到，但他回到英国时，却说自己找到了。他展示了一块黄金和一些沙子。他说他在奥里诺科河沿岸的悬崖上挖出了金子。英国皇家造币厂说，他要他们检验分析的沙子一文不值，一些人说，他事先从北非购买了那块黄金。他后来出版了一本书来证明他的观点。四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相信雷利发现了一些东西。雷利那本书真的很难读，它的魔力在于那个极长的书名《发现伟大、富饶、美丽的圭亚那帝国及相关的伟大的黄金之城马诺阿（西班牙人称之为黄金国）和依美利亚、阿诺玛亚、阿玛帕亚等省份和其他国家及其相邻河流》。听起来多么真实啊！可他就没去过奥里诺科河。

像某些运气不佳的欺诈犯那样，雷利因为自己的幻想而入狱了。二十一年后，又老又病的他在伦敦牢狱获得释放，前往圭亚那去找他声称已经找到了的黄金。在这场欺骗性质的冒险活动中，他的儿子死了。为了自己的名誉，为了自己的谎言，这个父亲置儿子于死地。之后，他悲痛万分，失去了活下去的目标，回到伦敦等待被处决。

故事本应到此结束。但西班牙人的记忆很长久，这无疑是因为西班牙帝国的通信非常缓慢：一封信从特立尼达寄到西班牙可能需要长达两年的时间。随后的八年间，特立尼达和圭亚那的西班牙人还在和帕里亚湾的印第安人算账。有一天，我在大英博物馆读到一封西班牙国王写给特立尼达总督的信。信件标注的日期是一六二五年十月十二日。

国王写道：“我要你给我关于那个名叫查瓜纳斯的印第安部落的信息。你说过，那里有一千多人，他们的性格很糟糕。英国人占领这个镇子时，他们给英国人做向导。他们的罪行还没有受到惩罚，因为军队不方便做此事，也因为这些印第安人不承认他们自我意志以外的主人。你决定给他们惩罚。遵守我给你的规定，告知我事情的进展。”

那个总督做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在大英博物馆的文献中，我没有找到更多关于查瓜纳斯的资料。或许，塞维利亚西班牙档案馆里那小山般的文件中有关于查瓜纳斯的其他文献。英国政府的学者错过了这些文献，也许他们认为这些文献不够重要，不需要誊抄。真相就是，这个曾生活在帕里亚湾两岸、一千多人的小部落消失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在查瓜纳斯（查汉）这个镇子里，没有人知道任何关于他们的事情。在大英博物馆，我想到，一六二五年以来，西班牙国王这封信第一次对一个人产生了真正的意义，而我就是这个人。那封信在一八九六年或者一八九七年被人从档案馆里挖掘出来。它消失过，然后它又沉默了几个世纪。

我们生活在查瓜纳斯。每天上学——那时我刚开始上学——我从外祖母的宅子出发，步行经过两三个位于主干道的商店、华人店铺、周年纪念剧院和散发着臭味的葡萄牙人小工厂。工厂每天早上将生产出来的蓝色和黄色的廉价长肥皂放在外面风干、硬化。每天，我步行经过这些似乎永远不变的东西，前往查瓜纳斯政府学校。学校那一边是延伸到帕里亚湾的甘蔗园。那些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人原本可以拥有自己的农业、历法、法典和圣地。他们原本可以了解帕里亚湾奥里诺科河上的水流。现在，他们所有的技能以及关于他们的一切都被毁掉了。

世界总是处在运动之中。世界上的每个人在某个时间都曾被剥夺过一些什么。我想，一九六七年我对自己出生地的发现让我震惊万分，是因为我此前对此一无所知。但在特立尼达这个农业殖民地，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就是这样盲目地生活着。当局并没有策划让我们一直处在愚昧无知的状态。我认为，简单地说，只是因为人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关于查瓜纳斯的这类知识未被重视，重现这些知识也非易事。他们是一个小部落，是土著居民。这些人——住在大陆上，住在被叫作B. G.（英属圭亚那）的地方——是个笑话。我觉得特立尼达所有种族的人都知道这些说话大声、行为不得体的人，他们被叫作“沃拉胡恩”。我曾以为这是捏造的词，暗示着野蛮。直到四十多岁，我去委内瑞拉旅行时，我才明白那个词其实是当地一个相当大的土著部落的名字。

我小时候，有一个模糊的故事——现在对我来说，那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故事——土著居民有时会乘独木舟从大陆来岛上，步行穿越特立尼达岛南部的森林，在一个地方捡拾某种水果或者献上某种祭品，然后越过帕里亚湾回到潮湿的奥里诺科河河口。这个仪式一定非常重要，才能在四百年的动荡中，在特立尼达土著居民灭绝后幸存下来。也许他们去特立尼达只是为了捡拾某种特殊的水果（尽管特立尼达和委内瑞拉拥有相同的植物群落）。我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何而来。我不记得有人调查过这件事。现在所有记忆都已丢失。那个圣地，如果存在过的话，也已变成了寻常之地。

过去了的已经过去。我想，这就是大众的态度。我们这些来自印度的移民对这个岛的态度也是如此。大多数时候，我们过着一种仪式化的生活。我们还不会自我评价，而自我评价是学习的开始。生活在查瓜纳斯，我们有一半人在假装——或者不是假装，只是感觉，但又没有形成观点——我们将印度带到了特立尼达。我们可以像铺地毯一样把印度铺在平坦的土地上。

我外祖母那座位于查瓜纳斯的宅子由两部分构成。砖泥结构的前半部分被漆成了白色。它类似于印度的房子，楼上有一个巨大的、带栏杆的阳台，楼上的楼上还有一间祈祷室。它的装饰细节非常耗时耗力，柱子上有莲花柱顶，屋里还有印度教诸神的雕塑。这些都只是人们根据对印度建筑的记忆完成的。在特立尼达，这是一个奇特的建筑。这栋房子后面是一栋法属加勒比风格的木头房子，楼上有一间屋子打通了，将两栋房子连了起来。大门在侧面，在两栋房子的中间。那是一扇高耸的瓦楞铁大门，带木制门框，有利于高度保护隐私。

因此，幼年的我就有了这种两个世界的感觉：高大的瓦楞铁大门外面的世界和家里的世界——至少是我外祖母家的世界。这是我们种姓意识的残余，排斥并隔绝外部事物。在特立尼达，作为新移民，我们是一个弱势群体。因此那种排斥其他事物的想法是一种自我保护。它使我们能够暂时（只是暂时）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按我们自己的规矩生活，生活在我们那个衰落的印度。这形成了一种异乎寻常的自我中心。我们朝内看，我们过我们的生活，外面的世界以一种黑暗的形式存在着，我们什么都不打听。

隔壁是一家穆斯林商店。我外祖母的商店的小凉廊紧挨着他家光秃秃的墙。那人叫梅因。他和他家的情况，我们只知道这些。我想我们一定见过他，但我现在想不起他长什么样子。我们对穆斯林一无所知。这种陌生感，这种被排斥在外的感觉，甚至延伸到了其他印度教徒身上。比方说，我们中午吃大米，晚上吃面食。一些特立独行的印度人颠倒了这个顺序，晚上吃大米。我把这些人也看作陌生人。大家想象下那种情境，我当时还不满七岁。因为七岁时，我在查瓜纳斯外祖母家的生活就结束了。我们搬去了首都，后来又搬去了西北部的山区。

但这种在禁闭和排外的生活中逐渐形成的思维习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缓慢消失。要不是父亲写了那些短篇小说，我可能会对我们印度社群的日常生活一无所知。那些小说给予我的不仅仅是知识。它们给了我端正的品行。它们给了我立世之本。我无法想象，要是没有那些小说，我的内心会变成什么样子。

外面的世界是黑暗的，我们什么都不打听。我已经到了可以了解印度史诗的年纪，尤其是《罗摩衍那》。我们那个大家族中，年龄比我小五岁左右的孩子就没有这么幸运。没有人教我们印地语。有时候，有人写出字母表让我们来学。也就那样而已，剩下的就靠我们自己了。因此，随着英语的渗透，我们失去了自己的语言。我外祖母家里宗教意识浓厚；有许多宗教仪式和宗教读物，有些仪式会持续很多天。但没有人为听不懂印地语的我们解释或翻译。因此，我们祖先的信仰逐渐远去，变得异常神秘，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再没有关系。

我们不打听印度和留在印度的家人。我们的思维方式变了，但我们又希望了解印度。可一切都为时已晚。我对父亲的家族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自尼泊尔。两年前，一个喜欢我名字的友善的尼泊尔人寄给我几张复印件。那是一八七二年英国出版的关于印度的词典《贝拿勒斯有代表性的印度教种姓和部落》中的几页。在许多名字中，那几页纸列举了圣城贝拿勒斯姓奈保尔的尼泊尔人群体。我就知道这么多。

除了我外祖母家这个世界（在这里，我们中午吃大米，晚上吃面食）以外，还有一个巨大的未知世界——这个只有四十万人口的岛上的世界。当中绝大多数人是非洲人或者非洲裔。他们是警察和教师。其中一个是我在查瓜纳斯政府学校的第一位老师。多年来，我一直充满敬意地牢记着她。岛上有首都。很快，我们都得去那儿求学、就业，得在陌生人中间永久定居。岛上有白人，他们并不都是英国人，还有葡萄牙人和华人，和我们一样，他们曾是移民。比这些人更为神秘的是我们称作西班牙人的人。他们是暖棕肤色的混血人种，在西班牙时期，特立尼达岛尚未脱离委内瑞拉和西班牙帝国时来到岛上——这段历史绝对是孩童时期的我无法理解的。

为了介绍我的背景，我不得不用上很久以后我才学到的知识和观点，这些主要来自我的写作。小时候，除了那些在外祖母家学会的东西以外，我几乎一无所知。我想，所有孩子都是这样来到世界上的，不知道自己是谁。但对于法国孩子来说，知识正在等着他们。知识就在他们周围，间接地来自他们长辈的对话，出现在报纸和广播中。在学校里，被选入教材的几代学者的删节版作品会提供关于法国和法国人的知识。

在特立尼达，尽管我是个聪明的男孩，但我的周围也是一片黑暗。学校没有向我解释过任何东西。我被塞满了事实和公式。一切都要背诵，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抽象的。我还是不相信存在什么计划和阴谋，把我们的课程设计成那样。我们接受的是标准的学校教育。在别的环境下，这样的教育也是有意义的。至少，某些失败得赖我。因为我有限的社会背景，我很难想象出其他社会或遥远的社会是什么样的。我爱书，但我发现读书很难。我与《安徒生童话》和《伊索寓言》这类书相处良好，这类书不受时间影响，没有地点限制，不排外。在皇家女王学院上六年级（最高年级）时，我开始喜欢上某些文学教材——莫里哀的《大鼻子情圣》——我猜是因为它们具有童话特质。

我成为作家后，小时候那些在我周围的黑暗成了我的写作主题：土地、土著居民、新世界、殖民地、历史、印度、伊斯兰世界（我觉得自己和它也有关）、非洲，然后是英国（我在那里写作）。我说过，我的每一部作品都站在上一部肩上，而我是我全部作品之总和。我说过，我的背景、我作品的来源和动力既极其简单，又极其复杂。你们或许知道在查瓜纳斯这个乡村城镇，一切都是那么简单。但我想你们会明白，对于作为作家的我而言，一切都是那么复杂。尤其是在初始阶段，当我已有的文学模式——那些我只能说是我的错误认知给予我的模式——涉及完全不同的社会时。但你们或许会觉得，我的素材那么丰富，开始写并写下去应该不难。然而，以上我提到的我的背景源自我后来通过写作获得的知识。请相信我，我作品中的模式只是在最近两个月才确定的。听别人给我念我旧作中的段落，我找到了其中的联系。直到那时，我最大的麻烦就是向人们描述我的写作，讲述我做了什么。

我说过，我是凭直觉写作的作家。过去是，现在也是。我从来没有计划。我不循任何体系。我凭直觉创作。每一次，我的目标就是写一本书，创作一些简单、有趣的东西。在每个阶段，我只是在自己有限的知识、感悟、天赋和世界观内写作。通过写作一本又一本书，这些都得到了发展。我不得不进行之前的创作，因为在关于这一类主题的书里，我找不到我想要的内容。我不得不为自己清理自己的世界，并解释它。

我不得不去大英博物馆和其他地方查找档案，以便了解真实的殖民地历史。我不得不去印度旅行，因为没有人能告诉我，我祖父母生活过的印度是什么样子。有尼赫鲁和甘地的作品，可奇怪的是，给我更多信息的是甘地和他在南非的经历，但那还不够。有吉卜林，有像约翰·马斯特斯那样的常驻印度的英国作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势头很猛，声称要写三十五部相互关联的关于殖民地印度的小说，但后来放弃了），有女作家写的浪漫故事。那时候涌现出的为数不多的印度作家都是中产阶级，城镇居民，他们并不知道我们祖先生活过的那个印度。

当了解印度的需求得到满足时，了解其他地方的需求就出现了：非洲、南美、伊斯兰世界。我的目标一直是填补我的世界图景，这种决心我小时候就有了：让我和自己轻松相处。善良的人们有时写信请我去德国或者中国旅行，写写那些地方。但已经有许多好作品写过那些地方了。在那些地方，我愿意依靠已有的作品。那些主题是留给别人的。那些不是我幼时体会过的和我有关的黑暗。正如我的作品得到了发展一样，我的叙事技巧、知识和感悟也有提高，因此我的作品也有了统一性，有了焦点，尽管看上去我在从许多方向着手写作。

开始写作时，我对前方的道路一无所知。我只是想写一本书。我试着在英国写作，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那里。但我的经验似乎太贫乏，不足以支撑我写一本书。我在别人的书里找不到任何类似于我的背景的东西。渴望写作的年轻的法国人或英国人可以找到榜样，然后踏上他们的写作之路。而我什么都没有。我父亲那些关于我们印度社群的小说属于过去。我的世界则截然不同。它更为城镇化，更为混杂。我们大家族混乱不堪的生活中那些简单客观的细节——卧室或休息的地方、吃饭的次数、人口总数——似乎难以处理。我的家庭生活，外部世界，有太多需要解释的东西。同时，还有太多关于我们的信息是我所不了解的，例如，我们的祖先和历史。

终于有一天，我突然有了以西班牙港（我们从查瓜纳斯搬到这里）为写作开端的念头。那里没有将世界隔绝在外的高耸的瓦楞铁大门。街道生活于我而言是开放的。对我来说，从阳台上观察街道生活是极为愉悦的。我要写的正是这种街道生活。我希望写得快一些，以避免过多的自我质疑。因此我简化了一切。我没有交代儿童叙述者的背景。我忽略了街道上的种族和社会复杂性。我没有做任何解释。可以这么说，我待在地平面。我只是展示人们在街道上的原本样子。我一天写一个故事。最初写完的几个故事都非常短。我担心素材用不了多久。但后来，写作发挥了它的魔力。素材源源不断地出现。故事变长了，不可能在一天内写完了。不过后来，在某一阶段，似乎非常容易就能获得的、带着我向前的灵感枯竭了。然而一本书已经写完了，我自认为是一个作家了。

随着接下来两本书的完成，作家和素材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我的视野也变得宽广了。接着，直觉引领我写一本关于我们家族生活的大部头作品。写这本书时，我的写作抱负得以发展。但是在成书时，我觉得我已经用尽了能用的岛屿素材。无论我怎样思考，我再也写不出其他小说。

后来，意外事件拯救了我。我成了一名游客。我去加勒比地区旅行，对于自己曾经是其一部分的殖民地环境有了更多了解。我去了印度，在祖先的土地上待了一年。那是一趟将我的人生一分为二的旅程。我所写的关于这两趟旅行的书将我带进新的情感领域，给了我一个我从来没有过的世界观，扩充了我的写作技巧。在我随后的小说中，我能够将英国和加勒比地区写进去，这曾经对我来说很难。我还能将特立尼达岛上所有的种族群体写进我的小说里，那是我之前从未能够做到的。

新的小说关于殖民地的耻辱和幻想，事实上，是一本关于弱势群体如何撒一些关于自己的谎言、如何对自己撒谎的书，因为那是他们仅有的资源。书名为“模仿者”，但它不是在写善于模仿的人。它讲的是模仿那种成熟状态的殖民地居民，那些对自己的一切日渐失去信任的人。不久前，有人给我读了这本书中的几页文字——我已经三十多年没有读过那本书了——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写的是殖民地精神分裂症。但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从来没有使用抽象词汇来描述我的写作目的。如果我这么做了，我就永远不能完成这本书了。这本书是凭直觉写就的，只是用了近距离观察的方法。

我曾对自己职业的早期阶段做过一个小调查，以显示我的出生地仅仅十年间在我的作品中所经历的变化和发展：从街道生活的喜剧到研究广为传播的精神分裂症。原本简单的东西变复杂了。

小说和游记这两种文学形式给了我看待事物的方式。你们会明白，为什么各种文学形式对我来说同样宝贵。例如，在写完第一本关于印度的书二十六年后，我开始写第三本关于印度的书，我突然想到，对游记而言，最重要的是和作者同行的人。这些人得定义自我。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但需要一种全新的文学形式来实现，需要一种全新的旅行方式。而那就是我后来第二次前往伊斯兰世界时所使用的方式。

我总是仅受直觉驱使。我没有体系，无论在文学上还是政治上。我没有指导性的政治观点。我认为，这可能和我祖先有关。今年去世的印度作家R. K.纳拉扬没有政治观点。我父亲在一个非常黑暗的年代创作小说，不求回报。他也没有自己的政治观点。这或许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我们都远离权力。这给了我们独特的视角。我觉得，我们更倾向于发现事物中可笑和可悲的特质。

大概三十年前，我前往阿根廷。那正是游击战的关键时期。人们正在等待已入暮年的独裁者庇隆流放归来。整个国家充满仇恨。庇隆主义者等着算老账。其中一个人对我说：“有好的折磨，也有坏的折磨。”好的折磨就是你施加给人民的敌人的，坏的折磨就是人民的敌人施加给你的。另一方的人也这么说。没有什么真正的辩论。有的只是激情和从欧洲引进的政治口号。我写道：“在口号把活的问题变成抽象的问题的地方，在口号要与口号斗争到底的地方，人民没有理想，只有敌人。”[1]

阿根廷的激情依旧折磨着他们，依旧排斥理智，消耗着生命。现在也没有解决之道。

现在，我的写作生涯接近尾声。很高兴我做了已经做过的事，很高兴我富有创造性地逼着自己走了尽可能远的路。因为我凭直觉写作，也因为我的素材具有让人困惑的特质，因此我的每一本书都像是一个恩赐。每一本书都让我大为吃惊，直到开始写作之前，我从不知道书就在那儿。但对我来说，最大的奇迹就是着手写作。我觉得我可能还没开始就已经失败了——这种焦虑感依旧很真实。

和开始时一样，我将用普鲁斯特《驳圣伯夫》中精彩的一段来结束我的演讲。他说：“如果我们有写作的天赋，我们想描述的美好事物就在我们心中，它是模糊不清的；它就像记忆中让我们开心的旋律，尽管我们没法再次勾勒它的轮廓。那些痴迷于对这种他们从不知道的真实的模糊记忆的人是有天赋的人……天赋就像一种记忆，能让他们最终更加贴近这种模糊的音乐，清楚地聆听，并将它记录下来……”

普鲁斯特说，写作靠天赋。而我则会说，写作靠的是运气和辛劳。

二○○一年

注释

[1] 引自奈保尔的《我们的普世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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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鲍嘉

没有名字的东西

乔治和他的粉红房子

职业选择

曼曼

B.华兹华斯

懦夫

花炮师

泰特斯·霍伊特，中级文学学士

母性的本能

蓝色马车

只是为了，爱，爱，爱

机械天才

谨慎

直到来了大兵

哈特

告别米格尔街

鲍嘉

每天早上，哈特起床后，总要坐到屋后阳台的栏杆上，扯大嗓门朝对面喊：“有什么事吗，鲍嘉？”

鲍嘉总会在床上翻个身，用谁也听不见的声音

咕哝道：“有什么事吗，哈特？”

大伙儿为什么叫他鲍嘉可是个谜；不过，我猜一定是哈特给他起的这个名字。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电影《卡萨布兰卡》上映的那年。就是那年，鲍嘉的名字红遍了整个西班牙港，小伙子们纷纷开始仿效鲍嘉那种冷硬的姿态。

人们在叫他鲍嘉以前叫他佩兴斯①，因为他从早到晚总在玩那种游戏。但其实，他并不喜欢打牌。

你不论什么时候走进鲍嘉的小屋，都会发现他坐在床上，面前放着一张小桌，上面摆着七行纸牌。

“伙计，有什么事吗？”若有人来，他总是这么轻声招呼一句，然后就不说话了，一沉默就是十或十五分钟。你会觉得真要和鲍嘉说点什么几乎不可能，他好像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而且傲气十足。他眼睛很小，总是睡意蒙眬，脸很胖，头发黝黑发亮，手臂圆润丰满。可他并不滑稽。他做什么事都不慌不忙，即使洗牌时舔一下大拇指的动作也十分优雅。

他是我见过的最百无聊赖的人。

他假装要开缝纫店谋生，甚至还付钱让我为他写个招牌：

本店专事裁缝

定做各种西服

价格低廉公道

他买了台缝纫机和一些蓝、白、棕色的粉笔。但我怎么也想象不出他能和什么人竞争；而且印象中，他连一件西服也没做过。他有点像隔壁的那个木匠波普，波普就从未做过一件像样的家具，可整天总是计划呀，刨呀凿呀，做着我想被他称作榫头的东西。每次我问他：“波普先生，你在做什么呀？”他总是回答说：“哈，孩子！这个问题提得好，我在做一样没有名字的东西。”鲍嘉倒好，连这点作为也没有。

小时候，我从未想过鲍嘉是怎么挣钱的。那时，我总以为人长大了自然就会有钱。波普有个干各种活计的老婆，而且她最终成了许多男人的朋友。我简直想不出鲍嘉会有母亲或者父亲，他也从不往他的小屋带女人。他住的那间小屋叫仆人房，但里面从没有什么伺候那栋主屋住户的人住过。不过是建筑上的设计罢了。

像鲍嘉这样的人居然也会交朋友，在我看来可真是奇迹。但他确实有许多朋友；有一阵他还算得上是我们街最受欢迎的人呢。过去我常见他蹲在人行道上，身边围着的都是这条街上的大人物。连哈特、爱德华和埃多斯这样的人说话时，他也总是眼皮朝下，手指在地上画圈圈。他笑时从来不出声，也从不讲什么故事，但每逢聚会，大家总要说：“我们得请鲍嘉来。那家伙鬼着呢。”我猜，鲍嘉一定给了他们很多安慰和快乐。

不然哈特怎么会像我刚才说的，每天早上都要扯着嗓门喊：“有什么事吗，鲍嘉？”

不然他怎么有耐心天天去等鲍嘉那句模糊不清的回应：“有什么事吗，哈特？”

但有天早上，哈特喊过之后，没人回应。过去那种似乎不可改变的东西消失了。

鲍嘉不见了。他走了，一句话都没说就离开了我们。

整整两天，街上的伙计们都闷闷不乐的。大家聚在鲍嘉的小屋里。哈特拿起留在桌上的那副纸牌，又若有所思地将它们两三张两三张地抛落下来。

哈特说：“你们觉得他会不会去了委内瑞拉？”

但没人知道。鲍嘉很少对他们吐露什么。

第二天早上，哈特起床后，点了一支烟，走到屋后的阳台上，刚要张口喊，突然想起鲍嘉离开了。那天早晨他给牛挤奶的时间比平时要早，牛很不高兴。

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过去了，鲍嘉还是没有回来。

哈特和朋友们索性将鲍嘉的房间当成了俱乐部。他们在那儿打牌、喝朗姆酒、抽烟，有时还把偶遇的女人带过去。没过多久，哈特就因聚众斗殴、赌博遭到警方的关顾，他得花一大笔钱贿赂才能把自己从麻烦中解救出来。

就好像鲍嘉从没来过米格尔街一样。毕竟，他在这条街上只住了四年左右。他刚来时只带了只手提箱，想找个住处，哈特正蹲在家门口，一面抽烟，一面读着晚报上有关板球积分的报道，鲍嘉就问了问他。即使是那会儿他的话也不多。据哈特讲，他当时只说了一句：“你知道哪儿有房子？”哈特把他领到隔壁的院子里，就是这间带家具的仆人房间，每月租金八元。他立刻在那儿安置下来，然后取出一沓纸牌，独自玩起“佩兴斯”来。

哈特对此印象很深。

从那以后他一直神神秘秘的。他成了“佩兴斯”。

等到哈特和其他人已经或快要把鲍嘉忘了的时候，他却回来了。他是在某天早晨七点左右回到家的，进门后发现埃多斯和一个女人在他床上。那女人尖叫着跳了起来。埃多斯也跳起来，但并不害怕，只是很尴尬。

鲍嘉说：“走开！我累了，想睡觉。”

那天他一直睡到下午五点钟，醒来时发现屋里挤满了老朋友。埃多斯的嗓门又大又聒噪，好掩盖他的难堪。哈特带来了一瓶朗姆酒。

哈特说：“有什么事吗，鲍嘉？”

“有什么事吗，哈特？”哈特见鲍嘉接过了话茬，好不高兴。

哈特打开朗姆酒，又吆喝博伊去买瓶苏打水。

鲍嘉问：“哈特，你的牛都还好吗？”

“都好着呢。”

“博伊呢？”

“也好。我刚才还叫过他，你没听见？”

“那埃罗尔呢？”

“他也很好。不过鲍嘉，出了什么事？你好吗？”

鲍嘉点点头，然后喝了一大口马德拉斯产的朗姆酒，接着又一口，又一口；没过一会儿，他们就把那瓶朗姆酒喝光了。

“不要紧，”鲍嘉说，“我再去买一瓶。”

大伙儿从未见鲍嘉喝过这么多酒，也从未听他说过这么多话。他们都很惊讶，可是没人敢问鲍嘉去了哪儿。

鲍嘉说：“你们这帮小子就一直没离开过我这屋吗？”

“没你在，不一样。”哈特回答道。

不过大伙儿都很紧张。鲍嘉平时总是抿着嘴说话，可这次他微微咧着嘴，口音里还带点美国腔。

“当然，当然。”鲍嘉这话说得纯正极了。他就像个演员。

哈特拿不准鲍嘉是不是醉了。

你们知道，光看相貌，哈特很像演员雷克斯·哈里森，而他平时也总是极力加强这种相像。他也把头发朝后梳，两眼眯缝着，说起话来简直就是哈里森。

“见鬼，鲍嘉，”哈特说，他变得颇像雷克斯·哈里森，“你还是快点把一切都告诉我们吧。”

鲍嘉露出牙齿笑了笑，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我会说的。”他说完站起身来，将两只大拇指插进腰带，“别急，我会把一切都说出来的。”

他点了一支烟，朝后仰去，烟熏着了他的眼睛，他眨了眨眼，然后慢条斯理地讲起他的故事来。

他在一条船上谋了份差事，去了英属圭亚那。从那儿他下船去了内陆地区，在鲁普努尼当上了牛仔，向巴西走私物品（他没说是什么），他还将一些年轻的巴西女子带到乔治敦。他在那儿开了一家最棒的妓院，干得正红火，拿了他贿赂的警察却背信弃义，将他抓了起来。

“那地方可高级了，”他说，“没有乞丐，都是些法官、医生和市政要员。”

“然后呢？”埃多斯问，“进了监狱？”

“你怎么这么蠢！”哈特说，“要那样，这老兄怎么还会和我们在这里待着？为什么你们这帮人都这么蠢？你干吗不让他讲下去？”

可是鲍嘉生气了，拒绝再说一个字。

从那时起，这帮兄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鲍嘉成了电影中的鲍嘉。哈特成了哈里森。早晨的对话变成了这样：

“鲍嘉！”

“住嘴，哈特！”

鲍嘉现在成了这条街上最让人害怕的人。据说连“大脚”比佛都很怕他。此时的鲍嘉竭尽酗酒、打牌、赌博之能事，经常朝独自走在街上的女孩骂脏话。他买了一顶帽子，把帽檐压得低低的，几乎遮住了眼睛。他常常一个人站在院子那堵高高的水泥护墙边，双手插在口袋里，一只脚抵着墙，嘴里永远叼着根香烟。他几乎成了一处固定的风景。

后来，他又不见了。他本来正和一帮朋友在他屋里打牌，突然起身说：“我去上趟厕所。”

他们就四个月再没见到他。

等他回来时，人长胖了点，不过脾气也变坏不少。这次口音可完全美国化了。为了完成那模仿，他开始同孩子们亲近起来。他在街上招呼他们，给他们钱买口香糖和巧克力。他喜欢轻拍他们的脑袋，给他们忠告。

他第三次离开又回来后，在自己的房间里为这条街所有的孩子（或用他的话说，“小家伙们”）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聚会。他买了好几箱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和差不多一蒲式耳②的糕点。

后来，那个住在米格尔街四十五号的警官查尔斯来了，把鲍嘉抓了起来。

“别胡来，鲍嘉。”查尔斯警官说。

但是鲍嘉没明白他的暗示。

“怎么回事，伙计？我可什么也没做呀。”

查尔斯警官便告诉了他。

这件事在报纸上引起了小小的轰动。对鲍嘉的指控是重婚罪，不过报上并没有披露细节，所有内幕都得靠哈特去挖掘了。

“是这样的，”那天晚上哈特在人行道上说，“那老兄离开了他在图那普纳的第一个老婆，然后来到了西班牙港。他们生不出孩子。他在这儿一直觉得很伤心，很压抑。然后他又走了，在卡罗尼找了个姑娘，让她有了个孩子。卡罗尼人从不在这种事上凑合，所以鲍嘉只好和那姑娘结了婚。”

“可他为什么又离开了她？”埃多斯问。

“为了做条汉子，和咱哥们在一起。”

①一种单人纸牌游戏，英文（Patience）的字面意思为“耐心”。

②英美制容量单位，1蒲式耳约为35升。

没有名字的东西

波普自称是个木匠，可他做的唯一的东西就是自家后院芒果树下那个马口铁的小工棚。就是这么个小工棚他也没有盖完。他懒得给屋顶上的马口铁皮钉钉子，只在上面压了几块大石头。一刮大风，屋顶就像散了架似的发出乒乒乓乓的可怕声响，随时都有飞走的可能。

不过波普从不闲着。他总是在锤呀、锯呀、刨呀，忙得不亦乐乎。我喜欢看他干活。我喜欢那些木头——乔木、香树和蟾蜍树的香味，我喜欢那些木屑的颜色，也喜欢那些锯末像粉一样落在波普鬈曲的头发上。

“你在做什么呀，波普先生？”我问。

波普总是说：“哈，孩子！这个问题提得好。我在做一样没有名字的东西。”

我就喜欢波普这一点。我觉得他就像个诗人。

一天我对波普说：“我想做点东西。”

“你想做什么呢？”他说。

我一下子还真想不出到底要什么。

“你看，”波普说，“你也在想一样没有名字的东西啦。”

最后我决定做一个鸡蛋架。

“你做这东西给谁？”波普问。

“我妈。”

他笑了笑。“你觉得她会用这东西？”

你别说，我母亲还挺满意那个鸡蛋架，用了差不多一星期。后来她好像把它给忘了，又开始像过去一样往碗里或碟子里放鸡蛋了。

我把这事讲给波普听，他笑道：“孩子，要做东西，就要做没有名字的。”

我给鲍嘉的裁缝店写了招牌以后，波普也要我给他写一个。

他取下夹在耳朵上的一截红笔头，琢磨着该怎么写。起先，他想称自己是建筑师，但我劝他放弃了这个主意。他的拼写老没个准儿。写好后的招牌如下：

建造师及承包人

木匠

家具师

招牌由我执笔，所以我在右下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波普喜欢站在招牌前。不过，不熟悉他的人前来咨询时，他总不免有点紧张。

“那个木匠伙计？”波普总这么说，“他搬走了。”

我觉得波普要比鲍嘉随和得多。鲍嘉很少同我说话，波普却特别健谈。他谈的都是关于生死、工作之类的严肃话题，我发觉他真的很爱跟我说话。

但在这条街上，波普却不是招人喜欢的人。倒不是大家觉得他疯疯癫癫或很傻。哈特常说：“你们听着，波普太傲气了。”

这么说波普不公道。波普有个习惯，每天早上总要拿着一杯朗姆酒站在大街的人行道上。他从不喝杯里的酒，只是见有熟人，他就用中指蘸蘸酒，再舔舔手指，然后朝那个人挥挥手。

“我们也买得起朗姆酒呀，”哈特总说，“但我们就不像波普这样炫耀。”

我自己倒从来没这么觉得。一天我向波普问起这事。

波普说：“孩子，早晨太阳刚出来，天还有点凉，要是知道你一起床就能出去走走，一边晒太阳，一边喝点朗姆酒，你会觉得很舒服。”

波普从不挣钱，都是他妻子出去工作。好在他们没有孩子，这样倒也过得去。波普说：“女人爱干活就让她们干吧，反正男人生来不是干活的。”

哈特说：“波普娘娘腔，不是条好汉。”

波普的妻子在我学校附近的一个大户人家做厨娘。那时她下午常等我，然后带我去她的大厨房，还给我好多好吃的。我唯一不喜欢的就是我吃东西时她坐在一旁盯着我的样子，好像我是为她吃似的。她让我叫她阿姨。

经她介绍，我认识了那个大户人家的园丁。他是个棕色皮肤的英俊男人，很爱花。我喜欢他照看的花园。花园里的花圃总是黑幽幽、湿漉漉的，草坪上的草长得又绿又水灵，又总需要修剪。有时我会帮他给花圃浇水。他常把割下的草放在小袋里，让我拿回家给我母亲。草对于老母鸡可是好东西。波普说：“你阿姨走了，孩子。”

“去哪儿了，波普先生？”

“哈，孩子！这个问题提得好。”他说到这里便再没往下说。

后来，波普发觉自己成了受欢迎的人。那个消息马上传开了。一天，埃多斯说：“波普怎么了？像是没有朗姆酒了吧。”哈特听后跳了起来，差点给了他一巴掌。打那以后，大家经常聚在波普的工棚里。他们谈板球、足球和电影——什么都谈，除了女人，就是想让波普高兴。

波普的工棚里不再有锤子声和锯子声。木屑闻起来不新鲜了，颜色也变黑了，几乎像烂泥一样。波普开始酗酒，喝醉以后的他我可不喜欢。他身上一股朗姆酒味，经常大哭大叫，然后就发火想打人。这使哈特那帮人接纳了他。：“我们过去错怪了波普，他是条好汉，和我们一样。”

波普喜欢这些新伙伴。他生性健谈，对街上那帮人也总是挺客气，一直很奇怪自己怎么会不受欢迎。现在他好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波普并不真的高兴。这友谊来得太晚了点。他发觉他并不像预期的那样喜欢那帮人。哈特竭力想让波普对其他女人感兴趣，但是波普做不到。

波普没在意我年龄小，有些话也会对我讲。

“孩子，等你到了我这把年纪，”有一次他说，“你会发现你一旦得到自以为喜欢的东西，你就不会再珍惜它们了。”

他讲话就这个风格，像谜一样。

终于有一天，波普离开了我们。：“他不说，我也知道他去哪儿了。他是去找他老婆了。”

爱德华说：“你觉得她会跟他回来吗？”

哈特说：“等着瞧吧。”

我们也用不着等很久，报上很快就报道了这件事。哈特说果然不出他所料。波普在阿里马打伤了那个拐走了他妻子的男人。那人就是给过我许多袋青草的园丁。

波普倒没出什么事，只是被罚了点款就获准回来了。当地的法官警告波普以后最好别再去骚扰他妻子。

有人编了首关于波普的卡里普索小调①，它在那年很流行呢，还成了狂欢节的进行曲，安德鲁斯姐妹乐队为一家美国唱片公司演唱了这首歌：

有个木匠伙计去了阿里马

为寻一个名叫伊梅尔达的小活宝。

这可是米格尔街的大事件。

在学校，我常对人说：“那个木匠伙计是我特别好、特别好的朋友。”

在板球场和赛马场，哈特逢人便说：“认识他吗？天哪，我和那老兄过去整天在一起喝酒。乖乖，他可真是海量。”

波普回来后完全换了个人。我一要跟他说话，他就对我大呼小叫。哈特和其他人一带着朗姆酒去工棚看他，他就把他们轰出去。

哈特说：“你们看，女人把那家伙整疯了。”

但是过去那熟悉的声响又从波普的工棚里传了出来。他拼命干活，我真想知道他是否还在做没有名字的东西。但我害怕，没敢问他。

他往工棚里拉了一盏电灯，开始在夜间干活。货车一辆一辆地停在他家门外，将东西拉进拉出。后来波普又忙着粉刷房子，将墙面刷成亮绿色，又将屋顶刷成大红色。哈特说：“这家伙准疯了。”

他又补充道：“就像他又要做新郎官一样。”

哈特没怎么说错。不过，我不在乎哈特怎么说。我很高兴，又能看到波普早晨擎着朗姆酒站在外面，用手指蘸蘸酒同熟人打招呼，我又能问他：“你在做什么呀，波普先生？”并得到那熟悉的回答：“哈，孩子！这个问题提得好。我在做一样没有名字的东西。”

波普很快又恢复了过去的生活方式，他仍然把时间都花在做那样没有名字的东西上。他又停止了干活，他妻子又到我们学校附近的那户人家做了厨娘。

波普的妻子回来以后，街坊几乎都在生波普的气。大家觉得以前对他的同情受到了嘲弄，都白费了。哈特又说道：“我早就讲过，那个该死的波普就是太傲气。”

但是现在波普不在乎了。

他常对我说：“孩子，今晚回家祈祷吧！愿你像我一样快活。”

后来发生的事太突然，我们谁都没料到会出这种事。哈特也是读了报纸后才知道的。他总爱读报，常常从早上十点一直读到晚上六点左右。

哈特喊了起来：“我看到了什么啊？”他把那标题拿给我们看：小调里唱的木匠入狱。

太不可思议了。原来波普一直东偷西盗。所有那些新家具（这是哈特的说法），都不是波普做的。他偷来别人的东西，然后把它们重新组装。实际上他偷的东西太多，有些用不上的只好拿去卖掉。他就是这么被抓住的。我们这才明白那一阵子为什么总有许多货车停在波普家门口。他什么都偷，就连装修房子用的涂料和刷子也是偷来的。：“这老兄真笨，为什么他要去卖偷来的东西呢？你们说说，为什么？”

我们都认为他这么做确实太蠢。可是，我们打心眼里佩服波普，他是条真正的男子汉，也许比我们谁都强。

至于阿姨……

哈特说：“他被判了多久？一年？就算表现好提前三个月释放，那也还有九个月。我断定她顶多守三个月的妇道。过了这段时间，米格尔街就不会再有伊梅尔达这个人了。”

但是伊梅尔达再没离开米格尔街。她不仅继续干着厨娘的活儿，还开始帮人熨洗衣服。街上没有人因为波普做了见不得人的事而感到遗憾，毕竟这种事大家都有可能去做。他们只是可怜伊梅尔达一个人还要坐守空房那么久。

波普回来后成了英雄。他成了那帮小子中的一员，混得比哈特和鲍嘉都强。

但对我来说，他变了。这种变化使我伤心。

因为他开始干活了。

他开始为别人做莫利斯式椅子、桌子和衣橱。

这之后我问他：“波普先生，你什么时候再做没有名字的东西呀？”他竟臭骂了我一通。

“你他妈的真烦人，”他说，“快滚开，否则我非揍你不可。”

①一种流行于西印度群岛的民歌，多为即兴编唱，以讥讽为主题。

乔治和他的粉红房子

我怕“大脚”比佛，但更怕乔治，尽管“大脚”比佛是这条街上块头和力气最大的人。乔治长得又矮又胖，蓄着一撮灰色的小胡子，肚子特别大。他看上去不会伤害任何人，但总是自言自语，骂骂咧咧的，因而我从来也没想过对他友好。

他就像他家院子前拴着的那头驴，又灰又老，除了偶尔嘶叫一番外，就像哑巴一样。你会觉得乔治对身边的事情从不关心。说来也怪，我发觉没有人说乔治是疯子，可人人都说我挺喜欢的曼曼疯了。

乔治的房子也让我害怕。那是座破烂不堪的木屋，外面涂成了粉红色，马口铁做的屋顶上布满了黑锈。房子右边的那扇门总是开着，内墙从未粉刷过，日子久了便显得灰黑灰黑的。房间的一角有张很脏的床，另一角放着一张桌子和一个凳子，此外再没有别的家具。没有窗帘，没有壁画。就是鲍嘉的屋里还挂着张劳伦·白考尔的画像呢。

我简直不敢相信，乔治有妻子，还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和波普一样，乔治也喜欢让妻子做家务和院子里的活儿。他家养了几头牛，为这我也恨乔治。因为牛棚里淌出的水弄得街上的阴沟臭气熏天，而我们在人行道上打板球时，球经常掉进沟里。博伊和埃罗尔就总故意把球放在臭水沟里沾湿，用来恶作剧。

乔治的妻子从来就不是个体面的人。在我心目中，她仅仅是乔治的妻子而已。我也一直以为，乔治的妻子几乎总在牛棚里面。

乔治经常开着家门，坐在外面的水泥台阶上，而他妻子则在忙碌。

乔治从未成为米格尔街上那帮人中的一员。他似乎并不在乎。他有妻子、女儿和儿子，他一个个地打他们。儿子伊莱亚斯长大后，乔治就更多地打女儿和妻子。他的打骂好像并没给做母亲的带来任何好处，她只是越长越瘦。可女儿多利却越打长得越欢。她一年比一年胖，一年比一年咯咯咯笑得厉害。儿子伊莱亚斯越变越严肃，但从没跟父亲顶过嘴。

哈特说：“伊莱亚斯那家伙心肠太好。”

一天鲍嘉当着众人的面说：“哼，乔治那老东西，我真恨不得狠狠揍他一顿。”

有几次，趁伊莱亚斯和大家在一起时，哈特对他说：“小子，我真为你难过，你为什么不治治那个老东西呢？”

伊莱亚斯总是说：“这是上帝的事情。”

那时伊莱亚斯只有十四岁左右。不过他生来就那个样子，为人严肃，而且有雄心大志。

自打乔治买了两条阿尔萨斯狼狗，并把它们拴在家门口水泥台阶下面的木桩上之后，我就更怕乔治了。

每天上午、下午我经过他家时，他总是对狗说：“扑过去。”

于是那两条狗便会又蹦又跳地狂吠起来。拴狗的绳子绷得紧紧的，我总担心狗再跳一下那绳子就会断了。同样有一条阿尔萨斯狼狗的哈特可从来不用狗来吓唬我。记得哈特曾对我说：“见到狗千万不要怕，大胆走，不要跑。”

所以，我每次走过乔治家时，宁愿提心吊胆多受点折磨，也不敢加快脚步。

我不知道乔治是就不喜欢我一个人呢，还是对大家都看不上。我从未和街上的伙伴们探讨过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说自己怕叫唤的凶狗实在太丢面子。

好在没过多久，我就习惯了那两条狗。经过乔治家时，我也不会再被他的笑声吓倒。

一天，乔治站在人行道上，我走过去时听见他在咕哝。那天下午和第二天我又听他在咕哝。他在说：“马脸！”

有时说：“怎么住在这个地方的人都长着副马脸。”

有时又说：“小屁股！”

还有：“怎么世界上有屁股这么小的人？”

当然，我假装什么也没听见。可过了一周左右，我再听乔治这么咕哝简直要掉眼泪了。

一天晚上，我们在人行道上打板球，博伊把球击进了希尔顿小姐家的院子里，球出了界，我们只好结束（我们以六比零赢了）。那天晚上我问伊莱亚斯：“你爸爸怎么老是跟我过不去？他为什么老是取笑我？”

哈特笑了，伊莱亚斯却一脸严肃。

哈特说：“都取笑你什么来着？”

我说：“那个胖老头笑话我是马脸。”其他的话我都说不出口。

哈特笑了起来。

伊莱亚斯说：“伙计，我爸这人爱开玩笑。但你得原谅他。他说什么就让他说去。他老了，活得不容易。他不像我们这些人受过教育，可他的心眼并不坏，和我们一样。”

他说话时一本正经，哈特没笑。以后每次经过乔治家时，我总告诫自己：“我应该原谅他。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后来，伊莱亚斯的妈妈死了。她的葬礼是米格尔街有史以来最寒酸、最可悲，也最孤独的葬礼。

那间空空的前屋在我眼里变得更加可怜，也更加可怕了。

奇怪的是我开始同情起乔治了。米格尔街上的那帮人在哈特家外进行了“验尸”。哈特说：“他打她打得确实太狠了。”

鲍嘉点了点头，然后用右手食指在人行道上画了一个圆圈。

爱德华说：“照我看是他杀了她。博伊告诉我，就在那女人死之前的那个晚上他还听见乔治毒打她呢。”

哈特说：“你们以为那帮医生和法官在这儿是干吗的？寻开心吗？”

“我发誓，”爱德华说，“这事绝对假不了。博伊绝不会在这种事上撒谎。那女人确实是被打死的。伦敦经得住这样的轰打，乔治的老婆可经不住。”

那帮人中没有一个为乔治说话。

博伊说的话完全出乎我对他的了解。他说：“多利真是可怜了。你们猜他还会打她吗？”

哈特聪明地说道：“我们等着瞧吧。”

伊莱亚斯退出了我们的圈子。

葬礼之后的头几天乔治一直很伤心。他喝了好多朗姆酒，在街上来回走，又是哭又是捶胸，到处请人宽恕他，求人可怜他这个命苦的鳏夫。

几周以后，他还是不停地饮酒，还是在街上跑来跑去，请求大家宽恕，搞得大家莫名其妙。“我儿子伊莱亚斯，”乔治总这么说，“我儿子伊莱亚斯原谅我了，他到底是个受过教育的孩子。”

一次他碰到哈特。哈特说：“你家的牛怎么样了？你给它们挤奶吗？喂它们吗？你现在也想宰了你的牛吧？”

乔治于是把牛全卖给了哈特。

“上帝会说这是趁火打劫，”哈特笑道，“我说这是一笔交易。”

爱德华说：“这对乔治有好处，他是在赎罪。”

“嗯，我也这么看，”哈特说，“我给他的钱足够他喝两个月的酒。”

有一周时间，乔治不在米格尔街。这期间我们见到多利的机会多了。她把前屋打扫得干干净净，又从邻居那儿讨来些鲜花摆在屋里。她咯咯咯的笑声也比以前多了。

街上有人（不是我）毒死了那两条阿尔萨斯狼狗。

我们都希望乔治是永远地走了。

可他却回来了，还是醉醺醺的。不过他不再哭了，也不那么绝望了。他还带了一个女人。那女人是个十足的印第安种，有点老，但看上去很结实，足够对付乔治的了。

“她好像也是个酒鬼。”哈特说。

那女人成了乔治家的新主人，多利只好再搬回到后屋空荡荡的牛棚里。

后来我们又听说了不少乔治打人的事，大家都说为多利和那个新来的女人难过。

我同情那个女人和多利。我真想不通这世上有谁愿意与乔治生活在一起。大约两周后的一天，波普对我说：“乔治的新老婆离开了他，你听说了吗？”我听后一点也不惊讶。

哈特说：“真不知道等我给的钱花光了，他会怎么样！”

我们很快看到了答案。

那座粉红房子几乎一夜之间便成了人声鼎沸的场所。有许多女人进出，大声喧哗，对自己的穿着毫不在意。每次我经过那粉红房子，那些女人便朝我说下流话，有的还挤眉弄眼，邀我“进去乐乐”。除了这些不相识的女人外，还有许多坐着吉普车来的美国兵。米格尔街上充满了笑声和尖叫声。

哈特说：“乔治那家伙把这条街的名声都搞臭了。”

一时间，米格尔街好像属于那些陌生人了。就连哈特和其他小兄弟想在人行道上坐下来商谈点事情，都没法找到一块清静的地方。

可是鲍嘉却与那帮陌生人混得挺熟，一周里总有两三个晚上和他们在一起。他假装对看到的那些事很反感，可我不信，因为他总是跑回去。

“多利怎么样了？”有一天哈特问他。

“她工作了。”鲍嘉这意思是说她很好。

“我知道她工作了，”哈特说，“可她做什么工作呢？”

“噢，帮人扫地、做饭。”

“给所有人吗？”

“给所有人。”

伊莱亚斯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每次回到家就再也不出门。他在外面吃饭，眼下正准备参加什么重要的考试。他不再关心家庭，鲍嘉曾这么说过，或者应该说这么暗示过。

乔治仍然在酗酒；可他发财了，现在穿上了西服，还打上了领带。

哈特说：“他肯定挣了大钱，否则他拿什么去贿赂警察和那些人。”

然而，我最不理解的是那些陌生女人对待乔治的态度。她们好像很喜欢他，也很尊重他。而乔治对她们却并不温和。他还是那副样子。

一天他向大家宣布道：“多利现在没有妈妈了，我只能又当爹又当妈。我说现在该是多利嫁人成家的时候了。”

他选中了一个名叫“剃刀”雷泽的家伙。简直再也想不出比这更适合他的名字了。他长得矮小，又很瘦，光洁的嘴唇上蓄着一撮整齐坚硬的小胡子。他的裤子总是熨得笔挺，两条中缝线又直又清晰。据说他身上总带着一把刀子。

哈特不希望多利嫁给“剃刀”雷泽。“他是个危险人物，”他说，“没准什么时候就会在你背上捅一刀。”

但多利仍是咯咯地傻笑。

“剃刀”雷泽与多利在教堂举行了婚礼，然后回到粉红房子举办招待宴。女人们个个打扮入时，还来了许多美国兵和水手，喝酒笑闹，向乔治道喜。那些女人和美国人让多利和雷泽亲嘴，亲了一遍又一遍，女人们还在一旁起哄。多利仍是笑个不停。

哈特说：“你们知道吗，她不是在笑，是在哭呢。”

那天伊莱亚斯没在家。

女人和美国佬唱起了《甜蜜十六岁》和《时光流逝》。然后他们又让多利与雷泽亲嘴。有人喊道：“说话呀！”于是大家都笑了，跟着喊道：“说话呀！说话呀！”

雷泽任由多利站在一旁傻笑。

“说话呀！说话呀！”参加婚礼的客人们起哄。

多利笑得更厉害了。

这时乔治开口说道：“多利，你结婚了，没错。可你别以为自己长大了，我就不能把你放在大腿上揍你屁股了。”这句玩笑话引得客人们都乐了。

多利却突然止住了笑，愣愣地看着大家。

有那么一瞬间，大家都沉默了，虽然时间短得几乎让人觉察不出。忽然一个醉醺醺的美国水手挥手嚷道：“乔治，你可以放这女孩做点更好的事嘛。”大家一听都大笑起来。

多利从院子的地面上抓起一把石子就要朝那水手扔去，可她突然停住了，哇地哭了出来。

接着是一阵笑声、欢呼声和叫声。

多利后来怎么样，我不得而知。爱德华说她住在大桑格雷。哈特说他曾见她在乔治街市场上卖东西。不管怎么说，她离开了米格尔街，永远地离开了。几个月后，那些女人开始消失了。停在乔治家门外的吉普车也比以前少了。

“你也该整顿整顿了。”哈特说。

鲍嘉点了点头。

哈特接着又说：“如今要在西班牙港找个好去处容易得很。乔治的问题就是太笨，成不了大器。”

哈特真是个预言家。六个月之内，粉红房子里就只剩下乔治一个人。那以后，我常看见他坐在门前的台阶上，不过他再也不看我了。他看上去又老又疲倦，神色悲伤。

不久他就死了。哈特和几个兄弟凑了点钱，我们把他葬在拉佩鲁斯公墓。伊莱亚斯也来参加了葬礼。

职业选择

午夜过后，街上会定时地传来两种声音。大约两点钟光景，你听见的是扫路人的声音，然后在黎明前夕，清洁马车来了，你能听见清洁车夫们铲那些由扫路人堆成了堆的垃圾。

街上的男孩没有一个想成为扫马路的。但你如果问哪个男孩将来想干什么，他准会说：“我想做个马车夫。”

驾蓝色马车当然是件有吸引力的事情。那些人简直是贵族。他们只在清早工作，其余的时间都闲着。他们没事可干，于是经常罢工。罢工的诉求也不高，只为一天增加一分钱这样的事。或者，有人被解雇了，他们就罢工。战争开始了，他们罢工；战争结束了，他们也罢工。印度独立了，他们罢工；甘地死了，他们也罢工。

埃多斯是个清洁车夫，令大多数男孩都很羡慕。他说他父亲当年是最好的清洁车夫，还对我们讲了许多那位老把式驾车技术如何高超的故事。埃多斯出身印度下层，不太会说假话。他驾车的本领是家传的。

一天我在清扫家门口的人行道，埃多斯走过来想把扫帚拿走。我喜欢扫地，不愿把扫帚给他。

“小家伙，你对扫地懂多少？”埃多斯笑哈哈地问。

我说：“怎么，这也有很多学问吗？”

埃多斯说：“这是我干的事情，小家伙。我有经验。你还是等长到我这么大再说吧。”

我把扫帚给了他。

这之后我难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感觉自己似乎永远也长不到埃多斯那么大，永远也不可能具有他称之为经验的东西了。我变得更加羡慕埃多斯，更加想做一个清洁车夫。

可伊莱亚斯却不是这样的男孩。

当我们这些组成米格尔街少年俱乐部的人蹲在人行道上，像哈特、鲍嘉等人那样大谈诸如人生、板球和足球这类话题的时候，我对伊莱亚斯说：“这么说你不想成为清洁车夫喽？那你想干什么呢？做个扫地的？”

伊莱亚斯干脆地朝阴沟里吐了一口痰，低头看了看，然后非常认真地说：“我想做一名医生。”

要是这话出自博伊或埃罗尔之口，我们大家准保都会笑的。可我们知道伊莱亚斯与众不同，伊莱亚斯很有头脑。

我们都为伊莱亚斯感到难过。他父亲乔治打起这孩子来根本就是要命，可伊莱亚斯从不哭，也从不跟他父亲顶嘴。

一天我要去奇恩的铺子买三分钱的黄油，我邀伊莱亚斯一起去。当时没看见乔治，我以为不会出事的。

可我们刚走了两座房子那么远就撞见了乔治。伊莱亚斯很害怕。乔治走过来厉声说道：“你去哪儿？”说着就在伊莱亚斯的下巴上重重地扇了一巴掌。

乔治喜欢打伊莱亚斯。他常用绳子把他捆起来，然后再用他在自家牛棚的阴沟里浸湿的绳子抽他。就是这样伊莱亚斯也不会哭。事后不久，我都会看见乔治和伊莱亚斯在一起有说有笑。乔治常对我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一定在奇怪我和他怎么这么快就和好了。”

我越不喜欢乔治，就越喜欢伊莱亚斯。

我是相信他总有一天会成为医生的。

埃罗尔说：“我敢跟你们打赌，他做了医生后会把我们大家忘了的。嗯，伊莱亚斯？”

伊莱亚斯的嘴角浮现了一丝微笑。

“不会的，”他说，“我才不会那样呢。我会给你、博伊以及你们大伙儿好多好多钱的。”他边说边挥动着那双小手。我们仿佛看见伊莱亚斯已经成了一名医生，并拥有了凯迪拉克汽车、黑色手提包和电视机之类的东西。

伊莱亚斯开始到米格尔街那头的学校上学了。那所学校看上去根本没有学校的样子。在我看来它和其他房子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外面多了一块招牌，上面写道：

泰特斯·霍伊特，中级文学学士（伦敦大学函授教育）

保证获得

剑桥中学文凭

说来也怪，尽管乔治动辄就打伊莱亚斯，可他对儿子能受到教育却感到很自豪。“这孩子学到的东西还真不少。他能读西班牙语、法语和拉丁语，还会写西班牙语、法语和拉丁语。”

伊莱亚斯在母亲去世的前一年参加了剑桥高中的结业考试。

泰特斯·霍伊特来到我们住的街这头。

“那男孩会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这次考试的。”泰特斯·霍伊特说，“他肯定会获得好成绩的。”

我们看着伊莱亚斯穿着干净的卡其色裤子和白衬衫走进了考场，都带着敬畏目送他。

埃罗尔说：“伊莱亚斯写的所有东西都不会留在这里，你们知道，那伙计写的每一个字都要送到英国。”

这话听起来让人不敢相信。

“你们以为呢？”埃罗尔说，“伊莱亚斯的脑子好使着呢。”

一月份伊莱亚斯的母亲去世了，三月份考试结果出来了。

伊莱亚斯没有通过考试。

哈特将登在《卫报》上的名单看了一遍又一遍，他一面找伊莱亚斯的名字，一面说：“说不定他们出错了。这是常有的事情，尤其是名字这么多的时候。”

伊莱亚斯的名字没有在报纸上。

博伊说：“你们还指望什么呀？是谁改的考卷？是英国人，难道不是吗？你们指望他们会让伊莱亚斯通过？”

伊莱亚斯当时也在场，他脸色很难看，一言不发。

哈特说：“真他妈的可耻。他们要是知道这孩子有多难过的话，就会让他尽快通过的。”

泰特斯·霍伊特说：“别着急。罗马也不是一天就建成的。今年！今年情况肯定会更好。我们要让那些英国佬开开眼。”

伊莱亚斯离开我们，和泰特斯·霍伊特住在了一起。我们很少能看见他。他夜以继日地在学习。

来年三月的一天，泰特斯·霍伊特乘车到我们这里说：“你们听说了吗？”

“什么事情？”哈特问。

“那男孩是个天才。”泰特斯·霍伊特说。

“哪个男孩？”埃罗尔问。

“伊莱亚斯。”

“伊莱亚斯怎么了？”

“这孩子通过了剑桥高中的结业考试。”

哈特惊叹道：“剑桥高中的结业考试？”

泰特斯·霍伊特微笑道：“全凭他自己。他得了三等。他的名字明天就要见报。我总是说，我现在还要说，伊莱亚斯这孩子脑子真好使。”

哈特后来说：“可惜伊莱亚斯的父亲死了。他虽然没有一技之长，却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受到良好的教育。”

那天晚上，伊莱亚斯回来了，所有人，大人和孩子，都簇拥在他身边。他们什么都谈，就是不提念书的事情，伊莱亚斯也在谈论电影、女孩子和板球之类的话题。他看上去仍旧很严肃。

趁谈话中断时哈特说：“你现在打算做什么呢，伊莱亚斯？找工作吗？”

伊莱亚斯吐了口唾沫。“不，我想我要再考一次。”

我说：“那是何苦呢？”

“我要得个二等。”

我们明白了，他是想做医生。

伊莱亚斯在人行道上坐下后，说：“是的，伙计，我要再考一次，今年我要让那位剑桥先生看了我的考卷后拍案叫绝。”

我们没有吭声，可心里却在嘀咕。

“最让我头疼的是英语和温学（文学）。”

从伊莱亚斯嘴里说出的“温学”是我听过最漂亮的单词。这个词听起来像是能吃似的，就像巧克力一样好吃。

哈特说：“你是说你要读很多雌歌（诗歌）吗？”

伊莱亚斯点了点头。让伊莱亚斯小小年纪就学温学和雌歌，我们觉得很不公平。

伊莱亚斯搬进了粉红房子，那房子自他父亲死后一直没人住。他又开始发奋学习了。他回到了泰特斯·霍伊特办的学校，不是去做学生而是去当老师。泰特斯·霍伊特说他每月付给伊莱亚斯四十元的工资。

泰特斯·霍伊特补充说：“他配拿这份工资。他是全西班牙港最聪明的孩子之一。”

伊莱亚斯回到我们身边后，我们发现他变得更优秀了。他成了这条街上最干净的男孩。他每天要洗两次澡，刷两次牙。他洗澡和刷牙时都站在那座房子前面的水龙头前。他每天早上去学校之前都要将房子打扫一遍。他和他父亲截然相反。他父亲又矮又胖，而且特别脏，而他又高又瘦，特别干净；他父亲酗酒，骂脏话，他滴酒不沾，没人听他说过一个脏字。

我母亲常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学学伊莱亚斯？我真不知道上帝怎么会给我这么一个儿子。”

每次哈特或爱德华打博伊和埃罗尔时，他们总是说：“你为什么要打我们？你知道，又不是每个人都能和伊莱亚斯比。”

哈特常说：“伊莱亚斯这孩子不仅有头脑，人也很好。”

因此知道伊莱亚斯第三次参加考试没通过后，老实说，我有点幸灾乐祸。

哈特说：“你们都看见了这些英国佬是什么德行。这里没人敢对我说这孩子通不过考试，但你们要是以为他们会给他高分，那就大错特错了。”

大家听了都说：“真可耻。”

哈特问伊莱亚斯：“你现在打算做什么呢，孩子？”伊莱亚斯说：“你知道，我得找个工作。我想做卫生检查员。”

我们于是谈论起他穿着一套卡其色制服，戴着一顶卡其色帽子，手里拿着一个小笔记本，挨家挨户地做检查的情景。

“是的，”伊莱亚斯说，“卫生检查员，这正是我想做的工作。”

哈特说：“我想干这一行挺有钱的。我听你父亲乔治说过，为了堵住卫生检查员的嘴，他每月都要付他五元。假设有十个或八个这样的人，这就是说——让我算算，十乘五等于五十，八乘五等于四十，这样你每月至少可以得到四十到五十元。听着，这还不包括你的工资。”

伊莱亚斯说：“我可不是冲着这些钱去的。我确实喜欢这份工作。”

这一点是很好理解的。

伊莱亚斯说：“只是要得到这份工作，还要考试。”

哈特说：“他们不会把考卷送到英国去吧？”

伊莱亚斯说：“不会。不过，我可是考怕了。我在考场上没有运气。”

博伊说：“我还以为你要做医生呢。”

哈特说：“博伊，你把嘴闭上，否则看我不砍断你的小尾巴。”

但博伊并没有什么恶意。

伊莱亚斯说：“我改变主意了。我想做个卫生检查员。我确实喜欢这工作。”

伊莱亚斯连续三年参加卫生院考试，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他开始说：“在特立尼达你还能指望什么呢？就是请人剪个脚指甲也要行贿。”

哈特说：“那天我在船上碰见一个人，他说在英属圭亚那卫生检查员的考试容易得多。你可以去圭亚那考试，然后回来工作。”

伊莱亚斯乘飞机去圭亚那参加了考试，但没有通过，于是又飞了回来。

哈特说：“我遇见一个巴巴多斯人，他告诉我巴巴多斯的考试要容易点。他说容易得很。”

于是伊莱亚斯又飞到巴巴多斯参加了考试，但还是没有通过，只好飞了回来。

哈特说：“那天我碰到一个格林纳达人……”

伊莱亚斯说：“闭上你的臭嘴，要不我就跟你没完。”

几年之后，我也参加了剑桥高中的结业考试。剑桥的考官给了我二等。我向海关申请工作，没费多大力气就通过了。我领到一套带铜扣的卡其色制服和一顶帽子。那套制服很像卫生检查员的工作服。

我头一回穿那套制服时，伊莱亚斯恨不得揍我一顿。

“你妈为给你弄到那份工作都做了什么手脚？”他喊道。我正要揍他，被埃多斯一把拦住了。

埃多斯说：“他不过是伤心和忌妒罢了，没有其他意思。”

后来，伊莱亚斯成了这条街上的贵族之一，驾起了清洁马车。

“这里没有道理可讲，”伊莱亚斯说，“面对现实吧。我真的喜欢我现在干的工作。”

曼曼

米格尔街上的所有人都说曼曼是个疯子，所以大家都离他远远的。曼曼疯没疯，我说不准，不过倒是能想出许多比曼曼疯得多的人。

反正他看上去并不疯。中等身材，体形瘦弱，相貌也不差。他从不像疯子那样盯着你看。和他说话，你准会得到合情合理的回答。

不过他也确实有些怪癖。

每逢选举，不论是市镇议会选举还是立法机构选举，他都要参加，而且总要在选区各处贴上宣传海报，海报印刷得很考究，上方总是那句“投票”，下方则贴着他本人的照片。

每次选举，他得到的选票总是正好三张，这一点我觉得很蹊跷。就算曼曼投了自己一票，那其他两票又是谁投的呢？

我问哈特。

哈特说：“伙计，我也说不清。这确实是个谜。也许是两个爱开玩笑的人。不过，这爱开玩笑的人不断地做同一件事也真很有意思。想必他们也像曼曼一样疯了。”

那两个给曼曼投票的疯子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每次看到有人行事稍有古怪，我就会想：“是不是他给曼曼投的票？”

小城中的这两个神秘人一直未露真身。

曼曼从不干活，可他也从没闲着。他对文字，特别是写下来的文字格外着迷。为了写好一个字，他会花上一整天的工夫。

一天我在米格尔街的拐角处碰到了曼曼。

“孩子，你去哪儿？”曼曼问。

“我去上学。”我说。

曼曼板着脸看着我，用嘲讽的口吻说道：“这么说，你是去上学喽？”

我不假思索地说：“我当然上学了。”我发现自己说话时竟在不知不觉地模仿曼曼那地道纯正的英国口音。

口音是曼曼身上的又一个不解之谜。如果你闭上眼睛听他说话，准会以为他是个英国人，一个上流社会的绅士，尽管这位绅士说话时不那么注意语法。

曼曼自言自语道：“这么说，这个小家伙是去上学喽。”

说完他便不再理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长粉笔，开始在人行道上写起来。他画了一个很大的S轮廓，然后将它填满，接着又画了C、H和O，后来又画了好几个O，一个比一个小。他越写越潦草，写了一大串O。

中午我回家吃饭时，他已经到了法国街，还在地上写O，一面写一面用破布擦掉写错的。

到了下午，他已经绕着街区转了一圈，差不多又回到了米格尔街。

我回家换去校服穿上平时的便装，又来到街上。

他现在已经到了米格尔街的中段。

他说：“这么说，小家伙今天已经上过学了？”

我说：“是的。”

他站起来直了直腰。

接着他又蹲下，在地上画了一个巨大的Ｌ轮廓，然后在里面慢慢地填了起来，样子十分专注。

填完之后，他站了起来，说：“你的活儿干完了，我的活儿也干完了。”

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你对他说你要去打板球（cricket）了，他就会先写好“CRICK”，然后全神贯注地一遍遍写“E”，直到再见着你。

一天，曼曼来到米格尔街头的那家大咖啡馆，朝坐在凳子上的顾客大呼小叫，好像他是条狗。店老板是个葡萄牙人，个头很高，手背上长满浓密的汗毛。他说：“曼曼，趁早滚出店门去，免得我跟你过不去。”

曼曼听后只是笑。

结果他们把曼曼扔了出去。

第二天，那位店老板发现有人在夜里潜入咖啡馆，打开了所有的门。不过没丢什么东西。

哈特说：“你千万不要得罪曼曼，他可记仇了。”

那天夜里，又有人潜入咖啡馆打开了所有的门。

第三天夜晚，咖啡馆再次被人潜入。这一回在每个凳子的中央和所有桌子的台面上都留下了一小团一小团的粪，柜台上也排了粪。

一连好几个星期，咖啡馆老板都是街上的笑柄。过了很长时间，人们才开始重新光顾那家咖啡馆。

哈特说：“怎么样，我说得没错吧。我不喜欢和那家伙啰嗦。这种人心眼坏着呢。他们生来就如此。”

正是诸如此类的事才使得大家疏远了曼曼。他唯一的伙伴就是那条白耳朵上带着黑斑的小杂种狗。这条狗某些地方有点像曼曼，很怪，从不乱叫，也不盯着你看，你看它时，它总是看向别处。它也从不与其他狗来往，若有哪条狗对它表示亲热或敌意，它便会蔑视地瞟上一眼，然后头也不回地慢慢走开。

曼曼爱自己的狗，那狗也爱曼曼。他们俩谁也缺不了谁。若是没了这狗，曼曼就无以为生了。

曼曼好像还一手控制了那条狗的拉撒。

哈特说：“这真难住我了。我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事情其实都开始于米格尔街。

一天早晨，有几个女人起床后，发现她们头天夜里泡着的衣服上沾满了狗粪。没人愿意再用沾上狗粪的被单和衬衫，所以曼曼轻易拿到了这些脏衣服。

曼曼经常拿着这些衣服去卖。

哈特说：“就是这种事才使我怀疑那家伙是不是真的疯了。”

曼曼的这套把戏从米格尔街开始扩散至其他街道。那些深受曼曼的狗之害的人倒巴不得别人也有同样的遭遇。

米格尔街上的人简直为曼曼感到骄傲了。

我不知道是什么使曼曼改邪归正的。也许与他的狗死了有关。它是被汽车轧死的。哈特说：“当时它只尖叫了一声就一命呜呼了。”

曼曼一连数日四处游荡，看上去神志恍惚，若有所失。

他不再在地上写字了，也不再和我或街上其他男孩说话了。他开始自言自语，经常握着双手不住打战，像得了疟疾似的。

一天，他说他洗完澡以后看见了上帝。

这并不让我们觉得惊讶。在西班牙港，实际上在整个特立尼达，看见上帝是常有的事。第一个看到上帝的人就是从富恩特林来的通灵按摩师格涅沙·庞迪特。他见过上帝，还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叫“上帝对我说的话”。许多敌对的通灵人和不少按摩师都宣称有同样的经历。我想，既然上帝在此，曼曼看见他也就不足为怪了。

曼曼开始在米格尔街拐角处玛丽商店的遮篷下布道，每周六晚上都这么做。他蓄起了胡子，穿一件白色的大长袍，手里拿着《圣经》和其他圣物，站在一盏乙炔灯下。曼曼是布道高手，所用方法很奇特。他的布道不仅使女人流泪，还能让哈特那样的人坐立不安。

他总是用左手敲打着握在右手中的《圣经》，用纯正的英国腔说道：“这几天我一直在和上帝交谈，他和我谈起你们这些人时可颇有微词呀。这些日子你们也都听见了，所有的政客都在谈论如何使本岛自给自足的问题。你们知道昨晚上帝说了什么吗？就在昨天晚上，就在我刚吃完饭后，上帝对我说，‘曼曼，过来看看这些人吧！’他令我看到丈夫吃妻子，妻子吃丈夫，还令我看到父亲吃儿子，母亲吃女儿，还有兄弟吃姐妹，姐妹吃兄弟。这就是那些政客口口声声说的什么让本岛自给自足。兄弟们，快听上帝的话吧，现在还来得及。”

每周六晚，我听完曼曼的布道就要做噩梦。奇怪的是，他越是吓唬大家，大家越是愿意去听。募捐时，大家给他的钱也越来越多。

他平时总是穿着那件白袍子，走东串西到处讨饭。他说这么做是奉了耶稣之命，他已经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施舍给了别人。看着他那把长长的黑胡子和那双明亮深邃的眼睛，你又怎么能拒绝他呢？他不再把我放在眼里，也没再问过我：“这么说，你是去上学喽？”

米格尔街上的人也不知道他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大家只好安慰自己，说曼曼确实疯了。不过我觉得，他们和我一样，也吃不准曼曼是否真的疯了。

之后发生的事情并非完全出人意料。

曼曼宣称他是新的救世主。

有一天哈特说：“你们听说了吗？”

我们问：“什么？”

“关于曼曼的事，他说他打算这两天就上十字架。”

“现在没有人敢碰他，”爱德华说，“谁都怕他。”

哈特解释说：“不是的，不是那回事，他是要把自己送上十字架。没准儿哪个周五他就要去布鲁盆地那儿，把自己绑上十字架，然后让人们用石头砸他。”

有人笑了起来，我想是埃罗尔，但发觉没人跟着笑，便又沉默了。

除了对曼曼感到疑惑和忧虑外，我们还为他感到骄傲，毕竟他是我们米格尔街出来的人。

在商店、咖啡馆和某些人家的大门上相继出现了一些手写的通知，宣布了曼曼要上十字架的消息。

“到时候布鲁盆地那儿肯定会有许多人，”哈特不无得意地说，“我听说他们还要派警察去呢。”

那天一大早，商店还没开门，阿里亚皮塔街上的无轨电车还没开始营运，米格尔街的拐角上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许多男人穿着黑衣，而穿白衣的女人更多。他们在唱圣歌。另外还有二十来名警察，不过没唱圣歌。

曼曼来了，他看上去很消瘦，却显得很神圣。女人们一见他便哭叫着冲上去，争着摸他的长袍。警察们站在一旁，以防发生不测。

一辆装着一个巨大木十字架的货车开了过来。

一身哔叽西服的哈特看上去很不高兴。他说：“他们告诉我，十字架是用做火柴的木料做的，不重，轻得很。”

爱德华急切地说道：“怎么这么说？这可是关系灵魂的大事。”

哈特说：“我没说什么啊！”

有人要把十字架从车上卸下来给曼曼，但被他制止了。那天清晨他的英国口音给我们的印象极深：“不是在这，放到布鲁盆地那儿！”

哈特听了很失望。

我们步行去了布鲁盆地，在西班牙港西北面群山中，那里有一道瀑布，我们走了两个小时才到达。曼曼从路边背起十字架，走上一条岩石嶙峋的山路，然后下到盆地边。

有几个男人竖起十字架，将曼曼绑了上去。

曼曼说：“用石头砸我吧，兄弟们！”

女人们哭着将一些沙子和碎石朝他脚边扔去。

曼曼呻吟着说：“上帝，宽恕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接着他大声喊道：“砸我呀，兄弟们！”

一块鸡蛋大的卵石击中了他的胸口。

曼曼叫着：“砸呀，砸呀，用石头砸我呀，兄弟们！我会宽恕你们的。”

爱德华说：“这家伙真勇敢。”

人们真的朝曼曼的脸和胸口扔起了大石块。

曼曼似乎受了伤，也很惊讶。他大声喝道：“这究竟是怎么了？你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吗？听着，快把我从这东西上放下来，快点让我下来。我要找那个朝我扔石头的狗杂种算账。”

一阵怒吼从爱德华、哈特和我们其他人站着的地方传了出来。

一块更大的石头打中了曼曼。女人们也真的朝他扔起了沙子和石块。

我们清楚地听见曼曼在大声叫唤：“别做蠢事了，住手，你们听见没有！你们听着，这个狗屁玩笑该结束了。”接着，他破口大骂，骂得大家都被震住了。

警察带走了曼曼。

当局把他监禁了起来，永远地监禁了起来。

B.华兹华斯

在米格尔街，每天都有三个乞丐准时来到热情友好的人家门前。大约十点，会出现一个身缠腰带、外穿白夹克的印度人，我们会把一罐米放进他背后的口袋里。十二点会过来一个叼烟袋的老妇人，她会得到一分钱。下午两点是一个孩子领着个盲人来讨钱。

有时，我们也向流浪汉施舍。一天有个男人来乞讨，说他很饿，我们就让他饱餐了一顿。接着他又要了支烟，我们给他点上，他才肯离去。之后他没再出现。

有天下午四点左右，来了一个特别奇怪的乞丐。当时我已经放学回家，换上了便服。这个人对我说：“孩子，我可以进你家院子吗？”

他身材矮小，穿戴整齐，头戴礼帽，身着白衬衣和黑裤子。

我问：“你要干吗？”

他说：“我想看看你家的蜜蜂。”

我家院子里有四棵美洲棕榈王，上面聚满了不请自来的蜜蜂。

我上了台阶，喊道：“妈，外面有个人，说想看咱家的蜜蜂。”

母亲走出来，看着那个人，不太友好地问：“你要干吗？”

那人说：“我想看看你们的蜜蜂。”

他英文流利，几乎可以说做作。我看出母亲有些顾虑。

她对我说：“待在这儿，他看蜜蜂时，你看着点他。”

那人说：“谢谢您，太太。您今天行了善。”

他说话缓慢，而且字正腔圆，就好像每说一个字都要花他钱似的。

我们看着蜜蜂，那人和我，蹲在棕榈树下，看了大约一小时。

那人说：“我喜欢看蜜蜂。孩子，你喜欢看吗？”

我说：“我没这闲工夫。”

他沮丧地摇摇头，说：“我就爱干这个，就是看。我能整天看蚂蚁，你看过蚂蚁吗？还有蝎子、蜈蚣和两栖鲵，你看过吗？”

我摇摇头。

我说：“你是做什么的，先生？”

他站起来说：“我是诗人。”

我说：“好诗人吗？”

他说：“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

“你叫什么，先生？”

“B.华兹华斯。”

“B是比尔吗？”

“布莱克，布莱克·华兹华斯。怀特·华兹华斯是我哥哥，我们心灵相通。就连看见牵牛花那样的小花，我都会哭。”

我问：“为什么哭？”

“为什么，孩子？为什么？你长大就明白了。你也会成为一个诗人，懂吗？当你做了诗人后，你就会为任何一件事哭泣。”

我忍不住笑了。

他问：“你喜欢你妈妈吗？”

“她不打我的时候，我就喜欢。”

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张印着字的纸片，说：“这张纸上有一首最伟大的写母亲的诗歌，我打算便宜点卖给你，四分钱了。”

我进到屋里，说：“妈，你想用四分钱买一首诗吗？”

母亲说：“你听着，告诉那该死的家伙，赶快夹着尾巴离开我的院子。”

我告诉B.华兹华斯：“我妈说她没有四分钱。”

B.华兹华斯回答：“这就是诗人的不幸。”

于是他把纸片放回口袋，似乎并不介意。

我问：“像这样到处转悠着卖诗也挺有意思，只有唱卡里普索小调的人才这么做。有很多人买吗？”

他说：“没有一个人买过。”

“那你为什么还要继续转悠呢？”

他说：“这样我能看到许多事情，我一直希望遇见诗人。”

我说：“你真的认为我是诗人吗？”

“和我一样好的诗人。”他说。

然后，B.华兹华斯走了，我祈祷着能再见到他。

一周后，我下午放学回家，在米格尔街的拐角又遇到了他。

他说：“我等你好久了。”

我问：“卖出什么诗了吗？”

他摇摇头。

他说：“我的院子里有棵西班牙港最好的芒果树，现在芒果熟了，又红又甜又多汁，我等在这儿，就是为了告诉你，并请你去吃芒果。”

他住在阿尔贝托街正中心的一座单间小屋里，院子里郁郁葱葱的，有一棵高大的芒果树，一棵椰子树和一棵李子树。这地方更像荒郊野外，完全不像是城里。街上看不到什么高大的混凝土房子。

他说得没错。芒果又甜又多汁，我一连吃了六个。黄色的芒果汁顺着手臂流到胳膊肘上，也从嘴角流到下巴，连衬衣也染上了果汁。

我回到家后，母亲问：“你去哪儿了？你以为你现在长大了，可以到处跑了？去给我折根鞭子来。”

她狠狠地打我，于是我跑出了家门，发誓再也不会回去。我来到B.华兹华斯家，我气冲冲的，鼻子还流着血。

B.华兹华斯说：“别哭了，我们出去走走。”

我停止了哭，却还在抽泣。我们沿着圣克莱尔大道漫步，经过大草原公园，一直走到赛马场。

B.华兹华斯说：“现在，让我们躺在草地上，仰望天空，我要你想想，星星离我们有多远？”

我按他说的去做，明白了他的用意：我感觉不到任何东西，同时又感到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骄傲和痛快。我忘记了生气，忘记了眼泪，也忘记了所有的不幸。

我说我感觉好些了，他便开始告诉我星星的名字。不知道为什么，我牢牢地记住了猎户星群。直到今天，我都能点出猎户星座，而其他的早忘光了。

这时，一道光射到了脸上。我们看见一个警察走过来，便从草地上起来了。

警察问：“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B.华兹华斯说：“四十年来，我也一直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我们于是成了朋友，我和B.华兹华斯。他对我说：“关于我和芒果树，还有椰子树和李子树的事，你不要告诉任何人，你必须保守秘密。如果说出去了，我会知道的，因为我是诗人。”

我向他发誓，并信守了自己的诺言。

我喜欢他的小屋。里面的家具虽没有乔治家前厅的多，但看起来比较干净舒服。不过，也显得冷清。

一天我问他：“华兹华斯先生，你为什么留下了院子里的这些灌木，它们不会使这地方变得潮湿吗？”

他说：“听着，我给你讲个故事。从前，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相遇了，然后相爱了。他们深爱着对方，于是结了婚。他们都是诗人。小伙子喜欢文字，而姑娘喜欢草地、花朵和绿树。他们在一间小屋里生活得很快乐。有一天，女诗人对男诗人说，‘这个家将要有另一个诗人了。’但这个诗人并没有出现，因为姑娘死了，小诗人也随她去了，死在了她的肚子里。姑娘的丈夫非常悲痛，说再也不会去碰姑娘花园里的任何东西，所以花园保留至今，草木恣意地生长着。”

我看着B.华兹华斯，他在向我讲述这个动人的故事时，似乎苍老了许多。我听懂了他的故事。

我们经常走很远的路。我们去植物园和假山花园。在黄昏时分爬上“大臣山”，看着黑夜降临西班牙港，看着城里和港口的船只上逐渐点亮灯火。

他做任何事情都像是平生第一次，都像是参加教堂的仪式。

他总对我说：“喂，去吃冰激凌怎么样？”

当我说“好”后，他又会变得很严肃，说：“喂，我们去哪家冷食店呢？”好像这是件多么了不起的事。他常常为此考虑好久，最后说：“依我看，应该去这家店打听一下价格。”

世界变成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地方。

一天，在他院子里，他对我说：“我有个天大的秘密要告诉你。”

我说：“真的是秘密吗？”

“现在来说还是。”

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说：“只有我和你知道，记住。我正在写诗。”

“哦！”我很失望。

他说：“但这是一首不同寻常的诗，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诗。”

我嘘了一声。

他说：“迄今为止，我写了五年，也就是说，如果我保持现在的速度，再花二十二年就完成了。”

“那么，你写下很多了吗？”

他说：“不多。我一个月写一行。但我确保它是一行好诗。”

我问：“那上个月的那一行好诗是什么？”

他望着天空说：“往昔是幽深的。”

我说：“多美的诗行。”

B.华兹华斯说：“我希望从自己一个月的经历中提取精华，倾注到这一行诗中。因此，在二十二年后，我将写一首唱到全人类心里去的诗。”

我满怀惊叹！

我们仍一起漫步。一天我们正沿着码头的防波堤走着，我问道：“B.华兹华斯先生，如果我把这枚钉子扔进水里，你认为它能浮起来吗？”

他说：“这是个奇妙的世界。你扔下去试试，看看会发生什么。”

钉子沉了下去。

我问：“这个月的诗怎么样了？”

但是他再也没告诉过我其他诗行，只是说：“就好了，你知道，马上就好了。”

有时，我们会坐在防波堤旁，看着轮船驶入海港。

但是我再也没有听他说起那首全世界最伟大的诗。

我觉得他正慢慢老去。

“你怎么生活的，华兹华斯先生？”有一天我问他。

他说：“你的意思是我怎么挣钱的吧？”

我点点头，他却诡异地一笑。

他说：“每年在卡里普索的季节我都要去唱小调。”

“那够你一年的开支吗？”

“足够了。”

“写完这首最伟大的诗后，你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吗？”

他没有回答。

有一天，我到他的小屋去看望他，发现他躺在小床上。他看起来苍老又虚弱，我忍不住想哭。

他说：“诗写得不太顺利。”

他没有看着我，望着窗外的椰子树喃喃自语，仿佛我并不存在。“二十岁的时候，我感觉浑身都是力量。”就在这时，就在眼前，我发现他的面容变得越来越苍老而疲倦。他说：“可那……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然后，我感觉到一阵刺痛，就像被我妈抽了一记耳光。我能在他脸上清楚地看见它，任何人都能看见。死神已爬上他那布满皱纹的脸。

他看着我，见我泪水盈眶，于是坐了起来。

他说：“过来！”我走过去坐在他膝头。

他凝视着我的眼睛，说：“哦，你也能看见它了，我就知道你有诗人的眼光。”

他看起来没有一点悲伤，这反而使我再也忍不住，大声哭了出来。

他把我搂进他单薄的胸膛里，说：“你想听我给你讲个好玩的故事吗？”他对我微笑，想让我振作起来。

可我什么也说不出来。

他说：“当我讲完这个故事后，我要你保证你会离开，再也不要回来看我。你能保证吗？”

我点点头。

他说：“好。那么听着。我曾经给你讲了那个男诗人和女诗人的故事，你还记得吗？那不是真的，是我编造的。所有什么写诗和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作，也都是假的。这是不是你听到的最好玩的故事呀？”

但他的声音中断了。

我离开了那所房子，哭着跑回家，像个诗人一样，看到什么都想哭。

一年以后，我又沿着阿尔贝托街走，却没再看到诗人房子的丝毫踪迹。它没有消失，但与消失没什么区别。它被推倒了，被一栋两层的大楼取代。芒果树、李子树、椰子树都砍去了，有的只是砖块和水泥。

就好像B.华兹华斯先生从未出现过。

懦夫

“大脚”比佛长得真大、真黑，米格尔街上人人都怕他。倒不是他的大个头黑皮肤让人害怕，周围比他更黑更大个的人也不是没有。大家怕他是因为他很少说话，总是绷着个脸，阴沉沉的。他看上去很危险，和那些从来不叫却总是斜眼盯着你的狗一样可怕。

哈特常说：“他不和我们说话只不过是在装腔作势罢了。他不说话是因为他没话可说，就这么回事。”

可是到了赛马场和板球场上，你又能听到哈特这么对别人说：“我和比佛吗？我们可是知心朋友，伙计，要知道我们俩是一起长大的。”

在学校，我也常对别人说：“比佛就住在我家那条街上。你听着，我和他可好可好了，要是你们当中有哪个敢碰我，我就去告诉比佛。”

其实，当时我连一个字都没跟比佛说过。

我们米格尔街上的人说起他都很得意，因为他在西班牙港多少算个人物，名气挺大。有一回比佛朝特立尼达广播大楼扔了块石头，打碎了一扇窗户。这种事也只有比佛敢做。后来法官问他这么做的动机时，他竟说：“为了叫醒他们。”

一位好心人为他交了罚款。

有一阵子，他找了份开公共汽车的差事。一次把车子开到城外五英里远的卡来纳吉后，他叫所有乘客下车洗澡，自己站在一旁看笑话。

之后他又找了份邮递员的差使，老是投错信。有一回，有人在码头附近发现他拿着半包邮件，在帕里亚湾里泡他的那双大脚。

他还说：“伙计，你说得倒轻巧，你去跑东跑西地送信看看，这活累着呢。”

特立尼达的人都觉得比佛很滑稽，而我们这些熟悉他的人却不这么想。

“钢铁帮”的名声就是被比佛这样的人搞臭的。比佛总想挑起和其他帮派的群架，可块头大样子凶的他，自己从来不参与打架。那么一来每次他蹲监狱都不超过三个月。

哈特最怕比佛了，他常说：“怎么比佛就不死在监狱呢？”

你可能会以为，到了狂欢节，比佛在街上敲着盘子、跳着舞时至少会笑一笑，脸色会好看些。那么你想错了。越是这种时候，他的脸绷得越紧，脸色越难看。他敲盘子时的那股认真劲儿让你觉得他是在做一件神圣的事情。

一天，我们一大帮人，包括哈特、爱德华、埃多斯、博伊、埃罗尔和我，一起去看电影。我们坐成一行，边看边说笑，十分开心。

突然，后面有人轻声说道：“住嘴！”

我们回头一看，是比佛。

他慢慢从裤子口袋里抽出一把刀，打开后插在我的椅背上。

他看着银幕，用友好但令人害怕的语气说：“说吧！”

直到电影结束我们都没吭一声。

事后哈特说：“只有警察的儿子才敢这么做。只有警察的儿子，还有神父的儿子。”

博伊说：“你是说，比佛是神父的儿子？”

哈特说：“你真笨，神父怎么会有孩子。”

我们从哈特那里听了不少关于比佛父亲的事情，感觉他和比佛一样可怕。有时候，我和博伊、埃罗尔谈到挨打的经历时，博伊总说：“我们挨的打算什么，比佛被他爸爸打起来那才叫惨呢。他长这么大就是被打出来的。那天我在大草原碰到一个贝尔蒙特来的小男孩，他对我说挨打确实能帮助长高呢。”

埃罗尔说：“你真他妈的笨，伙计。这种蠢话你怎么都信！”

有一次哈特说：“比佛的爸爸是个警察，他每天都要揍比佛，就像给他吃药一样，每天三顿，饭后必揍。知道比佛怎么说吗？他常说，‘等我长大后有了孩子，我也揍他们，往死里揍。’”

其实我母亲打我时我也常有这种想法，只是觉得难为情，没有说出来。

我问哈特：“比佛的妈妈呢？也经常打他吗？”

哈特说：“哦，天哪！那不是要了他的命嘛！比佛没有妈妈。他爸爸没结过婚，谢天谢地。”

有一阵西班牙港满城都是美国人，特别热闹。孩子们不久就发觉这些美国人既随和又慷慨。哈特开始做起了小生意。他让我们五个小孩到处去讨口香糖和巧克力。我们每给他一包口香糖，他就给我们一分钱。最多的时候我一天能挣十二分。后来有个男孩告诉我，哈特拿着我们给他的口香糖转手卖给别人，每包要六分钱。可我不相信。

一天下午，我站在家门口的人行道上，看见一个美国兵从街那头走来。当时大约两点钟，天很热，街上几乎空无一人。

我突然奔上去问：“大兵，有口香糖吗？”那美国兵吓了一大跳。

他咕哝了一句，好像是骂我“小叫花子”。我想他要扇我个耳光了。他长得不算高大，可我还是怕他。我猜他喝醉了。

他朝我龇牙咧嘴。

突然传来一个粗哑的声音：“喂，别碰那小家伙，听见没有。”

原来是比佛。

就这么一句话，那个美国佬一下子服软了，扭头就走，还竭力装出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

比佛连看都没看我。

打那以后我再没问过：“大兵，有口香糖吗？”

这件事非但没使我喜欢上比佛，我想我反而更怕他了。

后来我把那桩美国佬与比佛的事情告诉了哈特。

哈特说：“美国人不是个个都那样。你总不能因为这就放弃每天挣十二分的机会吧！”

不过我还是决定不去乞讨了。

我说：“要不是比佛来得及时，那家伙准会杀了我。”

哈特说：“你知道，好在比佛的爸爸在比佛长大前就死了。”

我问：“他爸爸怎么了？”

哈特说：“你没听说过？这事可轰动呢。一九三七年，有一帮黑人在油田闹事，把他打死了。比佛的爸爸就像比佛现在这样，总爱充英雄。”

我说：“哈特，你为什么这么不喜欢比佛呢？”

哈特说：“我倒说不上不喜欢他。”

我说：“那你为什么这么怕他呢？”

哈特说：“你不也很怕他吗？”

我点了点头。“但我总觉得你对他做了什么事，所以你很担心。”

哈特说：“其实也没做什么，只是闹着玩罢了。以前我们这帮小兄弟还经常教训比佛呢。他小时候长得瘦极了，我们总追着他到处跑，真是相当好玩。他根本就跑不动。”

我挺同情比佛的。

我说：“这有什么好玩的？”

哈特说：“你往下听就是了。你猜后来怎么着？比佛成了我们当中跑得最快的人。学校运动会上他跑一百码的成绩是十秒四。他们是这么说的，不过你也知道特立尼达人都不善于计时。不管怎样，打那以后我们都很想和他交朋友，可他根本不理我们。”

我不明白比佛为什么不揍哈特和那帮小时候欺负过他的人。

但我还是不喜欢比佛。

比佛做过一阵子木匠，其实只是做了两三个硕大无比的衣柜，又粗糙又难看，可居然都卖了出去。后来他又成了泥瓦匠。特立尼达的手艺人中没有一个叫得响的，没有一个是行家。

有一天他来我们院子里干活。

我站在一旁看着他。我没有对他说话，他也没有和我说什么。我注意到他把脚当泥刀使，还咕哝说：“这活儿真累，老是得弯着腰。”

他做那活儿很在行，那大脚干什么都够用。

下午四点左右，他总算干完了活儿，这才和我聊了几句。

他说：“小家伙，我们出去走走吧！我太热了，想凉快凉快。”

我并不想去，但又觉得不去不行。

我们一起走到码头附近的海堤，在那儿观海。不久天就黑了，码头上灯光闪烁，世界显得很大，很黑，也很宁静。我们站在那里，都不作声。

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猛地传来一声尖叫，打破了黑夜的寂静。

这突如其来的奇怪叫声差点没把我吓死。

原来是只狗，身上是黑白花纹，耷拉着两扇大耳朵。它身上湿淋淋的，直往下滴水，不停地朝我们摇着尾巴示好。

我说：“过来，小家伙。”那狗抖了一下身子，将水溅到了我的身上，然后一下子扑到我的怀里，又叫又踢。

我一直没有注意比佛，等抬头找他时，发现他已跑出了二十码远。

我喊了一声：“没事的，比佛。”

不过在听到我叫他之前，他已经停下了脚步。

他高声喊道：“噢，天哪，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的脚被一个大瓶子划破了！”

我和狗朝他跑了过去。

等那狗跑到他身边时，他好像忘了脚上还流着血。他抱住那只湿淋淋的狗，抚摸着它，高兴地笑了起来。

他的脚伤得很厉害。第二天我见它缠上了绷带。我们院子里的活儿他也不能来完成了。

从那以后，我觉得我比米格尔街上的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比佛了，我总担心自己是不是了解得太多了。我觉得自己就像黑帮片中的一个小喽啰，因为知情太多最终遭杀身之祸。

从那以后我总是能感觉到比佛知道我在想什么。我觉得他担心我会说出去。

然而，尽管我随时都要脱口爆出比佛的秘密，我对谁也没说过。我很想让他放心，可总是没有机会讲。

他在街上一天，我就一天得不到安宁。我能做的就是阻止自己对哈特说：“我不怕比佛，我不懂你为什么这么怕他。”

有一次，我和埃罗尔、博伊坐在人行道上谈论战事。

埃罗尔说：“如果他们选安东尼·艾登大人当首相，我们就能打败德国人，狠狠地教训他们一下。”

博伊说：“艾登大人有这么大能耐吗？”

埃罗尔只是哈了一声，很不屑的样子。

我说：“是的，我一直认为只要选安东尼·艾登大人当首相，战争就能很快结束。”

博伊说：“你们这帮人太不了解德国人了。德国人强着呢。有一个小兄弟告诉我，德国人可是用牙齿就能咬断铁钉。”

埃罗尔说：“但现在有美国人站在我们这边。”

博伊说：“可他们没有德国人那么强大。所有德国人都像比佛一样又高又壮，你们知道，他们比比佛还勇敢。”

埃罗尔说：“嘘！瞧，他来了。”

比佛离我们很近。我觉得他已经听到了我们的谈话。他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我。

博伊说：“你为什么嘘我？我又没说什么坏话，我不过说了一句德国人像比佛一样勇敢而已嘛。”

我瞥了一眼比佛，只见他眼里闪过一丝乞求的神色。我移开了目光。

比佛走远后，埃罗尔说：“伙计，你和比佛之间好像有点儿什么。”

一天下午，哈特在读晨报，突然对我们喊道：“伙计们，瞧我在这儿读到了什么？”

我们问：“又出了什么事？”

哈特说：“是比佛。”

博伊说：“什么？是不是又把他投进了监狱？”

哈特说：“比佛学打拳了。”

我知道他为什么要学打拳，但我不愿说。

哈特说：“他非被打趴下不可。他要是以为拳击就像摔跤一样，那他会发现他大错特错了。”

很多家报纸对这件事作了大肆渲染，最有趣的标题是“小丑成了拳击手”。

以后再看到比佛，我觉得我能正眼盯着他看了。

现在我不再怕他，而是为他担惊受怕了。

其实我大可不必这样。比佛很快获得了被体育记者称道的“巨大成功”。他击败了一个又一个拳击手，米格尔街上的人不仅更怕他，也更以他为傲了。

哈特说：“这不过是因为他打的都是些没用的无名小辈，他还没碰到真正的高手呢。”

比佛好像又把我给忘了。我们见面时，他不再看我，也不再停下来和我说话。

他成了米格尔街的不安因素。我和别的人一样怕他。比起以前，我倒愿意如此。

他甚至更爱装腔作势了。

我们常见他穿着一条式样很蠢的栗色短裤在米格尔街上跑来跑去，一副目中无人的表情。

哈特吓坏了。

他说：“他们不该让坐过牢的人去打拳击。”

一天，一个英国人来到特立尼达，当地的报纸采访了他。那人声称自己是拳击手，曾获皇家空军拳击赛的冠军。他的照片上了第二天的晨报。

两天后，报上又登出了一张他的照片。这一次他只穿了一条黑短裤，戴着拳击手套，对着摄影师摆出一副打拳的架势。

标题是：谁敢向此人挑战？

特立尼达人回答道：“比佛敢向这人挑战。”

大伙儿知道比佛同意接受挑战时真是欣喜若狂。米格尔街成了新闻的热点，连哈特都十分高兴。

哈特说：“我知道这么说很蠢，但我还是希望比佛能打败他。”于是他在米格尔街上到处同那些有闲钱的人打赌。

那天晚上我们都到体育馆助威去了。

哈特跑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手里挥动着一张二十元的钞票，喊道：“二十比五，比佛肯定能打败他。”

我出六分钱与博伊打赌，赌比佛会输。

事实上，比佛出场走到拳击台上，旁若无人地跳来跳去时，我们看着都很兴奋。

哈特喊道：“是个男人。”

比赛惨不忍睹，我没敢多看。我一直在注意人群中唯一的一个女人。她是美国人，要不就是加拿大人，自始至终嚼着花生。她是个标准的金发女郎，头发像稻草一样黄。每当一拳打下去，人群欢呼时，她就抿一下嘴唇，好像那一拳是她打出去的，再接着恶狠狠地嚼起花生。那女人既不叫喊，也不站起来，更不挥手什么的。我讨厌她。

场内呼喊声此起彼伏，而且音量越来越大。

我听见哈特喊道：“加油，比佛，使劲打，使劲打呀，伙计。”然后是声嘶力竭地大叫：“想一想你爸！”

可哈特的叫喊声渐渐弱下去了。

比佛输了比赛，输了比分。

而哈特却在五分钟内输掉了将近一百元。

他说：“这下我得卖那条黑白花纹牛了，就是我从乔治那儿买来的那头。”

爱德华说：“这是天意。”

博伊对我说：“我明天再把欠你的六分钱还你。”

我说：“明天给？你把我当成什么人啦？百万富翁？嘿，伙计，快把钱给我，现在就给，听见没有？”

他只好给了钱。

这时观众席发出一阵又一阵的笑声。

我朝拳击台上看去。

比佛哭了。就像个孩子，越哭声音越大，听起来也越发伤心。

我一直为比佛深藏着的秘密现在终于大白于天下了。

哈特说：“什么，哭了？”然后大笑起来。

他似乎把牛的事儿全给忘了，说道：“哎，瞧这家伙呀，嘿！”

米格尔街的人都在取笑比佛。

只有我除外。我了解他，尽管他是大人，我是孩子。我真后悔，当初不该和博伊打那六分钱的赌。

第二天，报纸写道：拳击手泪洒擂台。

特立尼达人认为，比佛这个小丑又做了一件可笑的事情。

可我们并不这么想。

后来，比佛离开了米格尔街。我最后一次听到人提起他，是说他在拉芬蒂勒的一个采石场做工。

大约六个月之后，特立尼达流传起一件丑闻，这使大家觉得被愚弄了。

原来那个自称皇家空军拳击赛冠军的人根本就没参加过皇家空军，也不是什么有名的拳击手。

哈特听后说道：“在我们这个地方，这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

花炮师

外人开车经过米格尔街肯定只会说：“贫民窟！”因为他看不见别的。但是我们这些生活在这儿的人却把它看作一个大千世界，每个人都与众不同：曼曼是个疯子，乔治是个笨蛋，比佛是个懦夫，哈特是个冒险家，波普是个哲学家，而摩根则是我们的小丑。

至少那时我们是这么看他的。但过了若干年再回过头去看，我觉得他本应得到更多的尊敬。这当然是他自己的不是。他总爱故意出丑，没人笑他，他就不舒服，他整天都在琢磨一些新招，希望博我们一笑。他是那么一种人：他一旦发明了比方说把一根火柴放进嘴里然后又用香烟把它点着的玩笑，一旦他做了一次，就会一遍一遍没完没了地做下去。

哈特总说：“真无聊透了，明明我们都知道那家伙根本就没有那么开心，他还老想显得自己多有趣。”

我觉得有时摩根也知道他的玩笑不怎么成功，他会因此特别沮丧，我们就觉得挺对不起他。

摩根是我这辈子碰到的第一个艺术家。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追求美，即使扮演小丑时也不例外。摩根会做花炮。他特别喜欢花炮，谈起花炮来总是一套一套的，什么“太空舞”、“生命之舞”。不过这都是米格尔街上的人闻所未闻的话题。摩根看出这一点之后，就越发爱用更大的词来寻我们开心。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是我从摩根那儿学来的大词。

但是在特立尼达很少有人使用摩根的花炮。每逢岛上重大的节日——赛马节、狂欢节、哥伦布发现美洲纪念日和印度人抵达日周年纪念，其他人用朗姆酒以及音乐与漂亮女人在海边狂欢时，摩根总是气得发疯。

摩根常去大草原公园观察对手们做的花炮，听到那些花炮在天空噼啪作响引得人群一片欢呼时，他就会怒气冲冲地跑回家把自己的孩子们都揍一通。他有十个孩子。他妻子太高大了，他揍不了。

每逢这时哈特总要说：“我们最好快把消防队请来。”

因为过不了两三个小时，摩根就会在后院里傻乎乎地走来走去，然后拼命放花炮，这个时候我们总会听到他妻子在一旁喊：“摩根，别干蠢事了。你有十个孩子，还有老婆，你现在可不能死啊！”

摩根就会像头公牛一样咆哮起来，照着马口铁栅栏就是一阵猛打。

他嚷道：“所有人都想打败我。所有人。”

哈特说：“听着，这才是摩根的心里话呢。”

摩根经常这样发作，搞得大家都很怕他。每当这个时候，他都会产生一个念头，就是巴库要来打他。巴库是我叔叔，他是个机械天才。每到晚上十一点左右，这念头就好像要在摩根的脑袋里炸开似的。

他会踢打着栅栏大喊：“巴库，你这个大肚皮饭桶，狗娘养的，有种出来打一架。”

巴库却只是趴在床上用低沉悦耳的声音读着《罗摩衍那》。

巴库身材魁梧。摩根长得瘦小，他的手和手腕是米格尔街上最小、最细的。

巴库太太会说：“摩根，你为什么就不能闭上嘴去睡觉？”

摩根太太回答道：“嘿，你这个小脚女人！听着，你最好别来管我男人。你怎么不管好你家那口子？”

巴库太太说：“你嘴巴放干净点。要不别怪我过去抽你两巴掌，听见没有？”

巴库太太身高四英尺，宽三英尺，厚度也有三英尺。摩根太太身高六英尺出头，块头像个举重的。

摩根太太说：“你干吗不让你那个大肚皮老公去多修些汽车，别再哼呀唱的念那些该死的东西？”

这时，摩根就会跑到人行道上，装腔作势地哈哈笑着对我们说：“听听呀，听听这些娘们儿！”他从屁股后面的口袋里取出一个小酒瓶喝几口朗姆酒，又说：“快来看呀！你们听过那首小调吗？

他们越是对我使坏，

我在特立尼达就越是活得自在。

我就是这么感觉的。明年这个时候，我要让英国国王和美国国王付我几百万给他们做花炮，谁都没见过的最漂亮的花炮。”

哈特或其他什么人就会问：“你要为他们做花炮？”

摩根说：“做什么？做个屁。明年这个时候，我要让英国国王和美国国王付我几百万给他们做花炮，谁都没见过的最漂亮的花炮。”

这时，巴库太太会在院子后面说：“他有大肚皮。你那口子有什么？我可说不准明年这个时候他能有什么。”

第二天早上摩根又像往常一样清醒了，开始谈起了他的试验。

这个摩根与其说是人，还不如说像鸟。这倒不仅仅因为他瘦得像根火柴棍，而是因为他的脖子很长，能像鸟脖子那样灵活转动。他的眼睛很亮，而且永远转个不停。他说话时头总是一点一点的，好像不是在吐字说话，而是在啄谷粒。他走起路来又轻又快，而且不住地回头望，生怕有人在追他似的。

哈特说：“你们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吗？都是他老婆害的。他太怕她了。西班牙女人性子可火暴了。”

博伊说：“你是说，他是因为这个才想做花炮的？”

哈特说：“人是很滑稽的。你永远不能了解他们。”

摩根甚至拿自己的样子开玩笑，见到有人看他，他就又伸胳膊又蹬腿。

摩根还爱拿他妻子和十个孩子开玩笑。“真是奇迹，”他说，“我这样的男人居然会有十个孩子。我都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爱德华说：“你怎么就肯定他们是你的孩子呢？”

摩根笑道：“我也在怀疑呢。”

哈特不喜欢摩根。他说：“我也说不清楚，不过他身上就是有些东西让我受不了。我总觉得他做事太过火，总觉得这家伙没有一句真话。我怀疑他甚至对自己也在撒谎。”

我想当时我们没有人理解哈特这番话的意思。摩根变得更加讨人厌了，我们见到他很难笑得出来，而笑声却是他需要的。

摩根的花炮试验还在继续，偶尔我们也能从他家听到一两声爆炸，看到升腾起的彩色火焰。这是我们街上一项经久不衰的娱乐。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摩根发现没人愿买他的花炮，于是拿它们开起了玩笑。他不满足于家里有爆炸声时街上传出的笑声。

哈特说：“一个人开始嘲笑自己一直在奋斗的东西，真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哈特断定摩根就是个傻子。

我猜是哈特的缘故，我们都决定不再嘲笑摩根了。

哈特说：“他早晚会停止那套装疯卖傻的把戏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

摩根疯得越发厉害了，一个星期里两三次要找巴库打架。打孩子也比以前更频繁了。

为了让我们发笑，他使出了最后一招。

这事我是从摩根的四儿子克里斯那儿听说的。我们当时在米格尔街拐角处的那家咖啡馆里。

克里斯说：“你知道，和你讲话是犯罪。”

我说：“那就别和我说话了。又是因为那个老家伙吗？”

克里斯点点头，拿出一张纸，上面的标题是“罪与罚”。

他得意地说：“看到了吧！”

是一个很长的单子，开头是这样的：

要是打架 1）在家  五鞭

2）在街上  七鞭

3）在学校八鞭

克里斯看着我，面带愁容地说：“这很滑稽是不是？居然拿打人开起玩笑来了。”

我附和了一声，然后问道：“但是你刚才说和我讲话是犯罪，这上面怎么没有写？”

克里斯指给我看：

和街上的小痞子讲话  四鞭

和街上的小痞子鬼混  八鞭

我说：“你爸自己不介意和我们说话，怎么换成你们就错了？”

克里斯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星期天你来看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我能看出克里斯非常高兴。

星期天我们去了六个人。摩根迎接了我们，把我们领进了他的客厅，然后就走了。那儿有许多椅子和凳子，好像要开音乐会似的。摩根的大儿子站在角落的一张小桌前。

突然这家伙说了一声：“起立！”

我们都站了起来，摩根出现了，朝大家微笑。

我问哈特：“他为什么要笑呢？”

哈特说：“法官走进法庭时都要这么笑。”

摩根的大儿子喊道：“安德鲁·摩根！”

安德鲁·摩根走过来站在父亲面前。

老大高声宣读道：“安德鲁·摩根，你被指控犯有用石头砸多萝西小姐家院子里的罗望果树的罪行；你被指控犯有为买弹珠而从别人身上拽走三颗纽扣的罪行；你被指控犯有殴打多萝西·摩根的罪行；你还被指控犯有偷窃两块香糕和三块蛋糕的罪行。你认罪吗？”

安德鲁说：“认罪。”

摩根在一张纸上草草地写了两笔，然后抬起头来。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安德鲁说：“我很抱歉，先生。”

摩根说：“我们得依法办事。罚十二鞭。”

就这样，摩根对他的孩子逐一进行了审判，就连老大也不例外。

接着摩根站起身来说：“上述宣判将在今天下午执行。”

他冲着大家一微笑，然后离开了房间。

这个玩笑非但没有奏效，而且适得其反。

哈特说：“哪有拿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开这种玩笑的，还要让整条街的人来看热闹。没有这么干的，没有。”

我觉得这玩笑确实有点过火，让人惧怕。

那天晚上摩根走在人行道上时满脸笑容，可他并没有得到期待的笑声。没有人跑过去拍他的后背说：“摩根这家伙真疯了。你们听说他这些天是怎么打孩子的吗……”没人说这样的话，没一个人和他说一句话。

这对他显然是个打击。

那天晚上摩根喝得烂醉，到处找人打架。他甚至还和我过不去。

摩根太太把前门锁上了，摩根只好在院子里跑来跑去。他就像一头发了疯的公牛，对着栅栏又是吼又是撞。他反复念叨：“你们这帮人认为我不是条汉子吗？告诉你们，我爸生了八个孩子。我是他儿子，我生了十个。你们全加在一起也不及我一个。”

哈特说：“他很快就会哭一阵，然后去睡觉。”

可是那天晚上我却很长时间难以入睡，我一直在想摩根的事，觉得他挺可怜的，因为他肯定被一个小恶魔附身了。我认为这正是他出毛病的根源。我想象有一个红头发、龇牙咧嘴的小鬼正在他肚子里用叉子戳他。

摩根太太带着孩子们到乡下去了。

摩根也不到人行道上找我们玩了。他在忙着搞试验。一连串的小爆炸和烟雾又出现了。

除此之外，米格尔街头一片宁静。

摩根很少露脸了，我猜不出他又在搞什么名堂。

接下来那个周日下起了倾盆大雨，大家都被迫早早上床睡觉。街面上很潮湿，闪着水光，十一点时外面寂静无声，只有雨滴打在波纹铁皮屋顶上发出的滴滴答答的响声。

一声短促的尖叫划破了整条街的宁静，把我们都吵醒了。

我听见了一阵开窗的声音，还听见大家说：“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

“是摩根。是摩根。摩根出事了。”

还没等别人反应过来，我已经冲到了街上，来到摩根家门口。我睡觉从来不换睡衣。我不属于那个阶层。

我在摩根家漆黑一团的院子里最先看见的，是一个女人的身影匆匆地从屋里跑向后院大门。那扇门的外面有条下水道，由米格尔街一直通到阿方索街。

雨渐渐小了，没过多久我身边就站满了人。

一切都显得有点神秘——那叫声，那个消失的女人，以及那座黑洞洞的房子。

接着我们听见摩根太太的叫嚷：“特雷莎·布莱克，特雷莎·布莱克！你和我的男人在干什么？”声音带着巨大的痛苦。

巴库太太就站在我的身边。“我早就知道这个特雷莎了，只不过没说罢了。”

巴库说：“你什么都知道，就像你妈。”

房间里一盏灯亮了。

接着灯又灭了。

我们听见摩根太太说道：“你干吗怕开灯？你不是男人吗？把灯打开，让大家都来看看你这个大男人。”

灯打开了，接着又灭了。

我们听见摩根的声音，但太低了，分辨不清在说些什么。

摩根太太说：“好啊，英雄。”灯又打开了。

我们听见摩根又在咕哝。

摩根太太说：“不行，英雄！”

灯灭了，然后又亮了。

摩根太太说：“把灯打开。来呀，让整条街的人都来看看你这个大英雄吧！来呀，让大家都来看看男人是个什么东西吧！你不是孬种，你是个多么了不起的男人。你不但和我生了十个孩子，你还要和别人再生几个。”

我们听到摩根苦苦哀求的声音。

摩根太太说：“你在怕什么呀？你不是总爱逗人笑吗？你不是个小丑吗？来呀，让大家都来见识见识你这个小丑，你这个大男人吧！让大家都来瞧瞧男人是个什么东西吧！”

这时摩根哭号着，想要说些什么。

摩根太太说：“你要是再把灯关了，我就像掰火柴棍一样掰断你那根细小的尾巴，你听好了。”

接着前门被用力打开了，我们看见了一切。

摩根太太正拦腰抱着摩根。他几乎一丝不挂，身子瘦骨嶙峋，就像个长着一张老头面孔的孩子。他没在看我们，而是看着摩根太太的脸。他在她怀里拼命挣扎，想挣脱出去。但摩根太太是个强壮的女人。

摩根太太也没有看我们，而是看着她怀里的男人。

她说道：“这就是我的那个大男人吗？这就是我嫁的男人，我伺候了一辈子的男人吗？”接着她大笑起来，声音沙哑又难听。

她看了我们一会儿，接着说：“好了，你们笑吧。他不会在乎的。他不就是希望人笑话他。”

一个瘦男人被一个壮女人如此轻而易举地提在半空，这场面确实很滑稽，我们也确实笑了。开始只是暗暗发笑，接着爆发为捧腹大笑了。

摩根到米格尔街后，还是第一次真正被大家笑呢。

可这彻底击垮了他。

第二天，我们都等在人行道上，准备用笑声迎接他出来。但一整天我们都没有看到他。

哈特说：“小时候，我妈常对我说，‘孩子，你笑了一整天了，你晚上保准会哭的。’”

那天夜里我又被吵醒了，是被叫声和警报声吵醒的。

我朝窗外望去，只见外面天是红的，还有红烟滚滚。

摩根家失火了。

好一场大火！报社的摄影记者纷纷爬进隔壁人家抓拍，引得好多人围观他们，而不去看大火。第二天晨报上刊登了一幅第一流的照片，照片右上角的人群里还有我的身影。

那天晚上的火真叫大啊！这是西班牙港自一九三三年国库被烧毁以后最漂亮的一场火，当时还有一首小调唱道：

那辉煌灿烂、美丽壮观的场面，

正是国库被毁的情景。

这场火之所以如此美丽，是因为摩根的花炮全被燃响了。就是在这场大火中，人们才第一次领略了摩根花炮的魅力。以前常嘲笑摩根的人现在都觉得有点对不起他。我后来去了许多国家，但再没见过什么花炮秀能胜过那天晚上摩根家的那场。

只是摩根再也不做花炮了。

哈特说：“小时候，我母亲常对我说，‘男人想要什么，真的很想要什么时，他就会拼命去争取，可一旦得到了，就不喜欢它了。’”

摩根的两个志向都实现了。人们笑话了他，现在仍在笑话他。他制造了世界上最美丽的花炮。不过正像哈特所说的，当一个男人得到了他渴望已久的东西，也就不再喜欢它了。

我们预料得没错，这事果真闹上了法庭。摩根被指控犯有纵火罪。记者纷纷拿摩根大开玩笑，当然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我记得有一个标题是：花炮师被指控为纵火狂。

但令我高兴的是摩根没有被判刑。

有人说摩根后来去了委内瑞拉。也有人说他疯了。还有人说他在哥伦比亚做了赛马场的职业骑师。总之众说纷纭。不过米格尔街的人总爱编造传奇。

泰特斯·霍伊特，中级文学学士

这个男人生来就注定是国内地方街道委员会活跃而重要的成员。是残酷的命运将他安排到了这个城市。他是天生的导游，哲学家，可以和任何驻足聆听他的人做朋友。

战前一两年，我来到西班牙港后，遇到的第一个男人就是泰特斯·霍伊特。

父亲去世后，母亲把我从查瓜纳斯镇接过来，我们乘坐火车再换汽车来到米格尔街。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乘坐城里的汽车出行。

我对母亲说：“妈，你看，他们忘了按铃了。”

母亲说：“该死的你要是敢按铃，就给我下车走回家去，听见了吗？”

过了一会儿，我说：“妈，看，大海！”

汽车里的人大笑。

母亲简直怒不可遏。

第二天一早，母亲对我说：“现在给我好好听着，我给你四分钱，你去米格尔街街角的那家商店买两块一分钱一块的面包，再买一分钱的黄油，然后赶快回来。”

我找到那家店，买了面包和黄油，就是那种红色的、有点咸的黄油。

然后，我找不着回家的路了。

我发现大约有六条叫米格尔的街，但似乎没有一条上有我家那样的房子。我来来回回走了半天，还是没有找到，我开始大哭。我坐在人行横道上，鞋子也让沟里的水弄湿了。

我身后的院子里有几个姑娘正在玩，我看见她们后还是不停地哭，一个穿粉红外衣的女孩走过来问：“你为什么哭？”

我说：“我迷路了。”

她把两手放我肩上说：“别哭，你知道你住哪儿吗？”

我从衬衣口袋里抽出一张纸条给她。这时，一个男人走了过来。他身穿白色短裤和白衬衫，样子有些滑稽。

他问：“他为什么哭？”声音粗哑，但很有趣。

那女孩告诉了他。

他说：“我带他回家吧。”

我让那女孩也一块儿走。

他说：“对，你最好向他母亲解释一下。”

那女孩说：“好吧，泰特斯·霍伊特先生。”

那是我刚认识泰特斯·霍伊特那会儿发现的最有趣的事之一。那女孩称呼他为“泰特斯·霍伊特先生”，不是泰特斯，也不是霍伊特先生，而是泰特斯·霍伊特先生。后来我才发现每个认识他的人都这么叫他。

我们到了家，那女孩向我母亲解释了情况，我母亲却为我感到难为情。

然后那女孩离开了。

泰特斯·霍伊特先生看着我，说：“他看起来像个挺聪明的孩子。”

母亲用嘲讽的口气说：“像他父亲。”

泰特斯·霍伊特说：“喂，年轻人，如果买一条半鲱鱼要花一分半，那买三条鲱鱼需要多少钱？”

即使在乡下，在查瓜纳斯,我们都知道答案。

我脱口而出：“三分。”

泰特斯·霍伊特吃惊地打量着我。

他告诉我母亲：“这个孩子聪明伶俐，太太，您应该多费点心，送他去一所好学校，给他吃好的，好让他好好学习。”

我母亲沉默不语。

泰特斯·霍伊特离开时还说：“保重！”

这是有关他的第二件趣事。

母亲狠狠揍了我一顿，还说揍我不是因为我迷了路，而是因为我在阴沟里弄湿了鞋。

那天事后，我便绕着院子，用我自己的调子边跑边说：“保重！保重！”

那天晚上，泰特斯·霍伊特又来了。

母亲似乎不太理会。

泰特斯·霍伊特问我：“你识字吗？”

我说识。

“写呢？”

我说可以。

“好，瞧着，”他说，“拿些纸和笔来，我说你写。”

我说：“纸和笔？”

他点点头。

我跑到厨房说：“妈，你有纸和笔吗？”

母亲说：“你以为我是什么？开小店的吗？”

泰特斯·霍伊特大声说道：“是我要的，太太。”

母亲不情愿地应道：“哦。”

她说：“在我衣柜最底下的抽屉里有个钱包，那里面有支笔。”

她又从厨房的架子上拿给我一本抄写本。

泰特斯·霍伊特先生说：“现在，小伙子，写吧。把这个房子的地址写在右上角，下面写上日期。”然后他问：“你知道我们要把这封信写给谁吗，孩子？”

我摇摇头。

他说：“哈，孩子！哈！我们写给《卫报》，孩子。”

我说：“是《特立尼达卫报》吗？那份报纸？什么，我写给《卫报》！可只有非常了不起的大人物才能给《卫报》写信。”

泰特斯·霍伊特微笑着说：“所以才让你写，是要让他们吃一惊。”

我说：“我给他们写什么呢？”

他说：“你现在写。就写，‘致《特立尼达卫报》编辑。亲爱的先生，我只有八岁（您几岁了？不过，这不要紧），昨天我母亲让我去城里采购。亲爱的编辑，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大都市里徜徉——拼作p-e-r-e-g-r-i-n-a-t-i-o-n，不幸的是，我偏离了母亲指给我的线路……’”

我说：“哦，天哪，泰特斯·霍伊特先生，你是从哪儿学到这么多大词的？你确信这些拼写没有错吗？”

泰特斯·霍伊特笑了。“我花了一下午构思这封信。”他说。

我写道：“……在这种绝望的情形之下，我被一位米格尔街的泰特斯·霍伊特先生所救。这只能说明，亲爱的编辑，在这个世界上，善良是人类尚未泯灭的品质。”

《卫报》从未发表这封信。

当我再一次见到泰特斯·霍伊特先生时，他说：“好啦，别在意。有一天，孩子，总有一天，我要让他们刮目相看，并让他们关注我说的每一个词，等着瞧吧。”

他在离开前说：“你喝牛奶吗？”

他说服了我的母亲让我每天喝半品脱牛奶。牛奶对大脑有好处。

我人生中最遗憾的一大事情，就是没有实现泰特斯·霍伊特对我的学业寄予的厚望。

我至今仍然对他的关心心存感激。他的观点有时候会与我母亲的发生冲突，蜘蛛网的事情就是一例。

博伊，那个我迅速结交上的朋友，正教我骑车，而我从车上摔下来，小腿胫骨受到严重损伤。

我母亲尝试用烟熏的蜘蛛网蘸朗姆酒治疗我的伤口。

泰特斯·霍伊特吓坏了。“您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他嚷道。

我母亲说：“泰特斯·霍伊特先生，我真诚地请求你先管好自己的事，等哪一天你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再听你教训吧。”

泰特斯·霍伊特拒绝被奚落，他说：“快带孩子去看医生。”

我看着他们争吵，不在意任何一方的话。

最后我去看了医生。

泰特斯·霍伊特再次出现时有了一个新的角色。

他告诉我母亲：“这两三个月，我在红十字会学习了急救课程，让我替你包扎孩子的脚吧。”

这实在让我惊恐不已。

后来有一个月左右，米格尔街的人都知道早上九点我会准时发出尖叫声。泰特斯·霍伊特喜爱这活儿。

这一切都为了解这个人的本性提供了线索。

下一步就很顺理成章了。

泰特斯·霍伊特开始教书了。

和所有伟大的事业一样，它是从小处做起的。

他决定参加伦敦大学函授课程的文学学位考试。他开始自学拉丁语，而且在学到一点后迅速教给我们。

他召集了我们三四个人，在他家的阳台上授课。他院子里养着鸡，那地方臭气熏天。

拉丁语课程没有持续多久。到第四种变格，我和博伊、埃罗尔开始质疑，都是泰特斯·霍伊特不太喜欢的那种提问。

博伊说：“泰特斯·霍伊特先生，我认为你这些全是瞎编的，你知道，你一边讲一边编。”

泰特斯·霍伊特先生回答：“可我告诉你，我没有编。你瞧吧，白纸黑字写着的。”

埃罗尔说：“泰特斯·霍伊特先生，我感觉是有个人坐上一天胡编乱造，然后让别的人来学。”

泰特斯·霍伊特问我：“bellum这个词的宾格单数是什么？”

我觉得自己很坏，因为我要背叛泰特斯·霍伊特了。我说：“泰特斯·霍伊特先生，在你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如果有人问你这个问题，你会有什么感觉？”

然后博伊问：“泰特斯·霍伊特先生，夺格是什么意思？”

因此，拉丁语课结束了。

但是，无论我们怎么嘲笑泰特斯·霍伊特，我们都不能否认他是个有学问的人。

哈特常常说：“那个男人，是个思想家。”

泰特斯·霍伊特思考着各种各样的事，有时也有危险的事。

哈特说：“你知道吗，我认为泰特斯·霍伊特不喜欢上帝。”

泰特斯·霍伊特会说：“真正重要的是信念。瞧，我相信，如果我现在把从口袋里拿出的自行车灯安装到什么地方去，确确实实地相信它并对它祈祷，我期望的事就会成真。这就是我的信仰。”

此时他会起身离开，也不忘了说声“保重”。

他习惯冲我们说：“大家安静一下。我刚才一直在思考，来听听我思考了什么。”

一天他冲过来说：“我在思考这场战争该怎么结束。如果欧洲能沉陷五分钟，那么所有的德国人都会被淹死——”

埃多斯说：“可英国人也会被淹死。”

泰特斯·霍伊特表示认同，他看起来很悲伤。“我疯了，”他说，“我疯了。”

他茫然地离去，嘴里自言自语，还不停地摇着头。

一天，我们正在谈论巴巴多斯对特立尼达的板球比赛，他骑着车来到我们跟前。局势对特立尼达不利，我们都很焦急。

泰特斯·霍伊特冲过来就说：“安静。我刚才一直在思考。瞧，孩子们，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世界根本就不真实？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脑，而你们却在思考着别人的事情？就像我这样，有个世上无双的大脑，却在思考你们这帮人，思考战争和这些房子还有港口的船只。这一点你们想过吗？”

他从没对教书失去兴趣。

我们经常看见他随身携带着那些大部头书走过。都是关于教育的书。

泰特斯·霍伊特常常说：“伙计，这是科学。特立尼达的问题就是老师们没有科学的教学方法。”

他还说：“伙计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就是让年轻人的头脑得到训练。好好想想，想想吧。”

后来的事很快就表明，无论我们对教书这事有什么样的想法，泰特斯·霍伊特已经专心致力于训练我们的大脑了。

他组织了米格尔街文学和社会青年俱乐部，还让这个俱乐部并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青年协会。

我们常常聚在他家，那里总是有各种食品和饮料。墙上挂满了名言警句，一些是打印的，一些是从杂志上剪下来贴在硬纸板上的。

我还注意到一件了不起的东西，就是“时间表”。

从中我了解到，泰特斯·霍伊特早上五点半起床，读一些希腊哲学家的书到六点，再花十五分钟洗澡和锻炼，花五分钟读晨报，十分钟吃早饭。总而言之，这真是令人敬畏的行为。

泰特斯·霍伊特说：“如果我遵照这个时间表，三四年内我就将成为一个有学问有修养的人。”

米格尔街俱乐部没有维持多久。

是泰特斯·霍伊特的错。

任何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不会让博伊做秘书。博伊把时间光花在记录到场人的名字上了。

而且我们大家不得不进行写和读的活动。

米格尔街文学和社会青年俱乐部最终变成了电影批评家聚会的场所。

泰特斯·霍伊特说：“不行，伙计，我们不能让你们这些孩子整天谈论电影，我必须给你们找点宣传的工作。”

博伊说：“泰特斯·霍伊特先生，我们要宣传干什么？那是德国人的事。”

泰特斯·霍伊特笑了。“那不是这个词的正确含义，孩子。我的做法才是它真正的含义。孩子，是教育使我知道了这些。”

博伊作为我们的代表被派去参加青年协会的年会。

博伊回来后说：“那个青年协会糟糕透了，尽是一帮老家伙。”

可口可乐、糕点和冰激凌的吸引力渐渐消失，有一些人开始逃会了。

为保住俱乐部，泰特斯·霍伊特使出最后的努力。

有天他说：“下周日，俱乐部将去参观乔治堡。”

反对声响成一片。

泰特斯·霍伊特说：“瞧，你们这些人就是不关心祖国。你对乔治堡了解多少？你们没有一个人了解这个地方。但是，伙计们，这是历史，你们的历史，你们必须了解这样的历史。你们必须记住，今天的男孩女孩就是明天的男人女人。你们知道吗，古罗马人有句名言，叫思想健康才能身体健康，我认为我们应该去乔治堡。”

仍然没人响应。

泰特斯·霍伊特接着说：“在乔治堡顶上，有一条小溪，溪水凉凉的，如水晶般清澈，我们登顶后，就可以在那儿洗澡。”

我们不再坚持。

后一周的周日，我们一组人乘无轨电车去往穆库拉普。

当售票员过来收费时，泰特斯·霍伊特说：“一会儿再说吧。”下车时他才付钱。所有车票钱加起来是两先令。但他只给了售票员一先令，并说：“伙计，票我们不要了。”售票员和泰特斯·霍伊特都笑了。

去往山顶的路很长，红土飞扬，天气炎热。

泰特斯·霍伊特说：“这座堡垒是法国人在的时候修的，当时他们准备侵略特立尼达。”

我们气喘吁吁。

我们从没意识到有人曾这么看重我们。

泰特斯·霍伊特说：“那是在一八○三年，我们正在与拿破仑打仗。”

我们看见路边有几杆破旧生锈的枪和一堆生锈的炮弹。

我问：“法国人侵略了特立尼达吗，泰特斯·霍伊特先生？”

泰特斯·霍伊特失望地摇摇头说：“没，法国人没有袭击，但我们做好了准备，伙计们，准备迎战他们。”

博伊说：“你确信那儿有你说的小溪吗，泰特斯·霍伊特先生？”

泰特斯·霍伊特说：“你把我当什么了，骗子？”

博伊说：“我没说什么呀。”

我们走得都流汗了，博伊脱下了鞋子。

埃罗尔说：“如果那儿没有小溪，有人就该下地狱。”

我们到达了堡顶，迅速地扫了一眼，目光落在一片坟地上，那儿竖着几块很久以前战死的英国士兵的墓碑。我们透过望远镜眺望辽阔的西班牙港，它就在我们的脚下伸展，还有远处街上的行人，他们在望远镜中和真人一样大。

接着，我们去寻找那条小溪。

我们没有找到。

泰特斯·霍伊特说：“它一定在什么地方。我小时候常常来洗澡。”

博伊说：“那现在它怎么了？干掉了吗？”

泰特斯·霍伊特说：“看来是这样。”

博伊十分生气。这不能怪他，因为爬上山来本身就很不容易，大家都又热又渴。

他于是不留情面地侮辱起泰特斯·霍伊特来。

泰特斯·霍伊特说：“记住，博伊，你是米格尔街文学和社会青年俱乐部的秘书，记住你代表我们参加过青年协会的会议。记着点。”

博伊说：“去死吧，霍伊特。”

我们惊呆了。

因此，文学俱乐部解散了。

之后不久，泰特斯·霍伊特获得了中级文学学士学位，并创建了自己的学校。在他的花园里竖着个特大的招牌：

泰特斯·霍伊特，中级文学学士（伦敦大学函授教育）

保证获得

剑桥中学文凭

有一年，《卫报》想了个绝妙的主意。他们发起并成立了贫困者基金，在圣诞节期间帮助有需要的人。这个基金很受欢迎，几年后改作“最需救助者基金”。每年十一月初，《卫报》都会宣布本年度基金的目标，大家兴奋地看着基金一天天积少成多，直到圣诞前夜。关于基金的消息总占据报纸的头版，每个捐赠者的姓名也都荣登报端。

有一年的十二月中旬，这一盛事愈演愈烈时，米格尔街成了新闻。

哈特给我们看了报纸，我们读到：

向小小捐款人学习

为响应在圣诞节期间把欢乐送给不幸之人的号召，从西班牙港的米格尔街寄来了一封信函，它捐款数目最少但感人至深。寄信人是该地区一位中学校长、中级文学学士，泰特斯·霍伊特先生。写信人是校长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生。我们征得霍伊特先生的允许将全文刊印如下：

“亲爱的霍伊特先生：我只有八岁，您肯定知道，我是《卫报》小小善联盟的成员。每周日我都会读胡安妮塔阿姨的专栏。亲爱的霍伊特先生，您总是赞誉慈善的美德，还常常提到《卫报》最需救助者基金开展的那项为不幸人带去圣诞欢乐的美好事业。我决定响应您真诚的呼吁，我只有很少的钱——实际上是六分，但霍伊特先生，请收下吧，把它送到《卫报》最需救助者基金，也许它能给一些不幸的人送上圣诞的欢乐！我知道钱不多，但是，和寡妇一样，我愿献出自己小小的力量。霍伊特先生，我永远都是您的学生。”

报纸附有一大张泰特斯·霍伊特的照片，在闪光灯下，他睁大双眼微笑着。

母性的本能

我猜劳拉保持了一项世界纪录。

劳拉有八个孩子。

这倒没什么好奇怪的。

八个孩子有七个父亲。

这才要命！

正是劳拉给我上的第一堂生物课。她刚好住我家隔壁，所以我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她。

我注意到她的肚子几个月就大了起来。

然后又有几个月见不着她。

等下次见着她时，她的肚子又平坦了。

然后，几个月内，发酵膨胀的过程会再次出现。

对我来说，这是周边世界里的一大奇迹，所以常常去观察她。她对于自己经历的事情十分乐观，常常指着肚子说：“这事又发生了，可你经历了三四回就会习惯了，虽然它是件相当麻烦的事。”

她常常抱怨上帝，数落男人的丑恶。

她的前六个孩子就来自六个男人。

哈特常说：“有些人是很难满足的。”

但我不愿让你们觉得劳拉把时间都花在了生孩子和勾引男人上，而且总在可怜自己。如果鲍嘉是这条街上最百无聊赖的人，那么劳拉就是最快活的。她总是那么开心，而且她很喜欢我。

每当有李子和芒果，她总会给我一些。如果她做了糖饼，我也能吃上几个。

即使我那特别讨厌嘲笑，尤其是讨厌我被嘲笑的母亲，也常常嘲笑劳拉。

她经常对我说：“我不明白劳拉为什么这么喜欢你，好像她的孩子还不够操心似的。”

我认为我母亲说得没错。像劳拉这样的女人，再怎样也不会嫌孩子多。她爱她所有的孩子，虽然你不会相信她对他们讲话是用怎样的语言。她的喊叫和谩骂都是我闻所未闻，并且终生难忘的。

哈特曾说：“伙计，在用词方面，恐怕连莎士比亚都比不上她。”

劳拉常常喊：“奥文，你这个大嘴畜生，给我滚过来。”

还有：“加文，如果你不赶快回来，我就让你火烧屁股，听见吗？”

或者：“罗娜，你这罗圈腿黑母猪，你为什么不睁眼瞧瞧你都做了些什么！”

把有八个孩子的母亲劳拉与同样有八个孩子的华裔太太玛丽相比，可能不太公平。玛丽真的很会照顾孩子，从没有训斥过他们。但值得一提的是，玛丽的丈夫有一家小商店，玛丽有条件对孩子们和颜悦色，她会用炒杂碎、炒面和炒饭之类的东西喂饱他们。但劳拉找谁去要钱来养活孩子们呢？

总有些男人晚上骑着车慢悠悠地来到劳拉的屋前，吹口哨叫她。他们可不是来给孩子们送钱的，他们只想要劳拉。

我问过我母亲：“劳拉靠什么生活？”

母亲扇了我一个耳光，说：“小孩子家少打听，知道吗？”

我想到了最坏的方式。

但我希望那不是真的。

因此，我去问哈特。哈特说：“她有不少朋友在市场上卖东西，他们常常免费给她一些。她的前三个老公也会给她点东西，但不多。”

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劳拉本人，她长得不算漂亮。借用有一天博伊说的：“她那张脸像极了电动车的电瓶盖。”而且她的身材也太过丰满。

我说的是她还只有六个孩子时的情况。

哈特说：“劳拉有新男人了。”

大家笑道：“旧闻了。按劳拉的做法，她会与每个男人都尝试一次的。”

但哈特说：“不，这次是真的。那男人现在和她同居呢。今天早上我赶牛出来时看见他了。”

我们等候并密切留意着这个男人的出现。

后来才知道，他也在留意并等着我们的反应。

没过多久，这个男人，纳撒尼尔，就成了米格尔街我们大伙儿中的一员。但很显然，他与我们不同。他原先是西班牙港东区的，在我们看来那儿比较脏，而他的言语也确实粗俗些。

他放话说自己是东区皮卡迪利街的地痞，还讲了许多打架斗殴的事，到处宣称他曾经让两三个人破相。

哈特说：“我认为他根本就是在吹牛。”

我个人也不信任他。他是个身材矮小的人，我一向认为小个子男人更可能具备邪恶和暴力的倾向。

但他最令我们厌恶的还是他对女人的态度。并不是因为我们有骑士精神，但他对女人的轻蔑让人反感。他总是对路过的女人粗鲁地指手画脚。

纳撒尼尔总是说：“女人就像母牛，她们和母牛一模一样。”

当那个富态的理考德小姐路过时，纳撒尼尔就说：“瞧那头大母牛！”

这真让人不是滋味。我们所有人都认为，理考德小姐的肥胖不该受人取笑，而是应该得到同情。

起初，纳撒尼尔试图让我们相信他知道怎样摆布劳拉，还暗示他常打劳拉。他总说：“女人这种货就喜欢挨揍。你们听说过那首卡里普索小调吧：

不时地把她们击倒，

不时地让她们趴下，

打青她们的眼睛，踢紫她们的膝盖，

然后，她们就会永远爱你。

这绝对是关于女人的不变真理。”

哈特说：“老实说，虽然女人很古怪，但我不知道劳拉那样的女人看上了纳撒尼尔什么。”

埃多斯说：“我对女人摸得最透。我认为纳撒尼尔就是在撒谎，我猜他和劳拉在一起时，准是夹着尾巴的。”

我们常常听见从那栋房子传来打斗声和孩子的尖叫声，等到我们见着纳撒尼尔时，他总是说：“刚刚给那女人一点颜色。”

哈特说：“真是有趣，劳拉看上去一点也不伤心。”

纳撒尼尔说：“她真的只需要拳头，拳头才会让她高兴。”

纳撒尼尔当然在撒谎，出拳的并不是他，而是劳拉。有一天纳撒尼尔戴着帽子试图遮挡挨了打的眼睛时，真相终于暴露了。

埃多斯说：“看来他们编的那首卡里普索小调唱的是男人，不是女人。”

纳撒尼尔正想上前与身材瘦小的埃多斯较量一下，哈特说道：“还是去和劳拉较量吧。我了解劳拉。她不是要打残你，只是要你和她过日子。不过一旦她开始厌倦你，你最好赶紧滚，小家伙。”

我们祈祷发生点什么事情，使纳撒尼尔离开米格尔街。

哈特说：“我们用不着等多久了，劳拉怀孕八个月了，再等一个月，纳撒尼尔就得滚。”

埃多斯说：“与七个男人生下七个孩子，这会是个名副其实的纪录。”

婴儿降生了。

那是个周六，前一天晚上我还看见劳拉在院子里倚着栅栏。

婴儿是在早上八点降生的。真神奇，就在两小时后，劳拉便隔着墙喊我母亲了。

我躲了起来，偷偷张望着。

劳拉趴在窗台上，嘴里还吃着芒果，黄色的果汁沾了一脸。

她对我母亲说：“婴儿今早出生了。”

我母亲只是问：“是男孩还是女孩？”

劳拉说：“你认为我有那种福气吗？真是很倒霉，又是一个女孩。我只想让你知道情况而已。好啦，我要进去了，还有些针线活儿要做。”

就在当天晚上，哈特的预言似乎要变为现实了。傍晚，劳拉出门来到人行道上，朝纳撒尼尔喊道：“喂，纳撒尼尔，过来。”

哈特说：“这是见鬼了吗？她不是今天早上才生了孩子吗？”

纳撒尼尔还想冲我们炫耀一下，对劳拉说：“我忙着呢，不去。”

劳拉向前迈了一步，我看见她摆出了打架的气势。她说：“你不来？不来吗？这是我听到的吗？”

纳撒尼尔怕了，他试图与我们说话，但又很不安。

劳拉说：“你以为你是个男人？你听着，别在我面前充什么男子汉。对，纳撒尼尔，我说的就是你，你那瘦屁股蛋，就像是裤裆里塞了两块烂面包。”

这是劳拉的又一句妙语。我们都忍不住大笑起来。看见我们笑，劳拉也憋不住笑了。

哈特说：“这娘儿们真实在。”

但是即使孩子出生后，纳撒尼尔也没有离开米格尔街。我们都烦躁起来。

哈特说：“要知道，一不留神，她就要和这个男人再生一个。”

纳撒尼尔不走也不是劳拉的错。她经常揍他，而且现在完全是公开地揍了。有时，她把纳撒尼尔关在门外，然后我们就会听见人行道上传来他的哭声和乞求声。“劳拉，亲爱的，劳拉，心肝儿，就让我住一晚吧。劳拉，心肝儿，让我进去吧。”

如今他再也不吹嘘自己如何摆布劳拉了，也不再往我们这帮人里扎了。我们倒挺开心。

哈特常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回老家干河去。那儿的人没什么教养，他应该活得快乐一些。”

我也搞不懂他为什么留在这儿。

哈特说：“有些男人就这样，喜欢受女人的气。”

而劳拉对待纳撒尼尔越来越厉害了。

一天，我们听见劳拉对他说：“别以为你让我生一个孩子，就拥有了我。你听着，这孩子是个意外。”

她威胁着要叫警察。

纳撒尼尔说：“但这孩子谁来养呢？”

劳拉说：“那是我的事。我不需要你留在这儿。你在这儿还多张嘴。如果你现在不立马离开，我就，就去叫查尔斯警官来抓你。”

搬出警察作威胁到底把纳撒尼尔吓住了。

他流着眼泪离开了。

但劳拉的肚子再一次大了起来。

哈特说：“啊，天哪！她居然和同一个男人生了两个孩子！”

米格尔街的一大奇迹就是没有人挨饿。如果你坐下来拿着笔和纸尝试算一算，你就会发现那是不可能的事。但我是在米格尔街长大的，我敢保证没有一个人挨饿。也许有人挨过饿，但你从没听说过。

劳拉的孩子们长大了。

最大的是个女儿，叫罗娜，开始在圣克莱尔大道的一户人家做用人，还跟着塞克维尔街的一个男人学习打字。

劳拉常说：“世上没有什么比教育更重要，我可不想让孩子像我这样生活。”

劳拉的第八个孩子如期而至，和往常一样毫不费力。

那是她最后一个孩子。

倒不是因为她疲倦了，也不是因为她失去了对人类的爱，更不是因为她丧失了生儿育女的热情。事实上，劳拉似乎没有变老，也没有少一点快乐。我总是感觉，只要给她机会，她就会继续生下去。

有天晚上，大女儿罗娜学习打字回来，说：“妈，我要生孩子了。”

我听到劳拉发出一声尖叫。

我头一次听到了劳拉哭。那是非同寻常的哭。她似乎把她一生储藏的泪水都哭了出来，把以前用笑声掩盖的哭都发泄了出来。我听过葬礼上的哭声，其中有不少是装出来的。而那天晚上劳拉的哭声是我听过最恐怖的。它使我感觉整个世界变得荒唐可悲，我差点要为她哭泣了。

整条街都听到了劳拉的哭声。

第二天，博伊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她对那事这么伤心，她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嘛。”

哈特非常生气，抽出皮带打了博伊。

我不知是该为谁难过——劳拉还是她女儿。

我感觉劳拉现在羞于在街上露面。当我再次见着她时，难以相信她就是那个总和我笑呵呵的、还给我糖饼吃的女人。

她已经变成老太婆了。

她不再对孩子们大喊大叫，也不再打他们。不知道她是不是仍旧关心孩子们，还是已经对他们失去了兴趣。

但我们从没听到劳拉责怪罗娜一句。

这让人忐忑。

罗娜带着她的孩子回到了家。街上没有人拿这件事开玩笑。

劳拉的家变得安静而死气沉沉。

哈特说：“生活真他妈的活见鬼。你明知道麻烦要来了，可他妈的什么事也做不了。你只能坐下来，望着等着。”

和许多周末版上刊登的悲剧一样，又一出悲剧上演并登报了。

罗娜在卡来纳吉投海自尽。

哈特说：“他们为什么总是这样游啊游，直到累得游不动为止。”

当警察上门把这件事告诉劳拉时，她没说多少话。

她说：“这样好，这样好。这样更好。”

蓝色马车

我希望长大后能成为埃多斯那样的人，原因当然很多。

首先，他是我们这条街上的贵族之一，到哪儿都驾着清洁马车，而且只在早上干活。

其次，正像大家说的那样，埃多斯是个名副其实的“传奇少年”。这并不是说他会写壮观的诗歌，而是说他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悠闲自得、穿着考究、醉心于女人的人。

哈特常说：“听着，这个埃多斯太干净，简直不像个驾清洁车的。”

埃多斯有洁癖。

他一刷牙就是几个小时。

事实上，和陌生人谈起埃多斯时，你只要说：“你认识的，就是那个嘴里总是含着根牙刷的小个子。”

我特别羡慕埃多斯这一点。有一天大中午的，我嘴里含着根牙刷，在院子里走来走去。

我母亲说：“你搞什么名堂？你怎么不撒泡尿玩？”

这话让我难受了好几天。

但这并不能阻止我把牙刷带到学校去含。风头是出了不少，可我很快意识到只有埃多斯这样的人才能总这么含着牙刷。

埃多斯老是穿得很考究。卡其色裤熨得笔挺，皮鞋擦得锃亮。他穿衬衫时经常敞开三个纽扣，你都能看见他毛乎乎的胸脯。衬衫袖子总是正好卷在手腕上方，你正好就能看到他戴的那块金表。

埃多斯穿大衣时，你也能看见他那块表。从他穿大衣的样子看，你会觉得他没发现大衣袖口被不小心卷进表带里了。

长大之后，我才发现埃多斯原来是多么瘦小。

我问哈特：“你觉得埃多斯说的女人怎么怎么追他是真的吗？”

哈特说：“没错，小家伙。现在女人可随便啦。只要有钱，就是侏儒，她们也追。”

我说：“我才不信你说的话呢。”

我那时太幼稚。

不过我一直认为，如果世上只有一个讨女人喜欢的男人，那么他准就是埃多斯。

他坐在那架蓝色马车上的姿势真优雅。他嘴里含着牙刷的样子多神气！

不过坐在马车上的埃多斯从不跟人说话。那时的他和踩着地面的那个他完全是两个人：不苟言笑，一本正经。若我们想像往常爬到雪橇后面那样从后面爬到他车子上，他便会恶狠狠地拿鞭子抽我们，还大吼：“你们把这当成什么车子啦？你老子也买不起这样的车子，听见没有？”

每年，埃多斯的清洁车都会被市议会评为最干净的清洁车。

听埃多斯谈论他的工作保准会让你感到伤心和自卑。

他说他认识西班牙港从市长往下的各级重要人物。

他会说：“昨天我刚给卫生局局长收拾了两三桶垃圾。你们知道，我和他可熟啦。我给他清理垃圾可有年头了，开始那会儿他就是伍德布鲁克的一个小医生。想当年我还常挨他训斥呢。我昨天见他时，他说，‘埃多斯（你们知道他总是这么叫我），埃多斯。’他说，‘来喝杯酒吧！’嘿，我这个人干活时就不爱喝酒，因为喝酒耽误事啊。好家伙，他可是差点没把我从车上拽下来。我没办法呀，只好陪他喝了几杯。他对我讲了他所有的苦恼事儿呢。”

还有许多故事，讲贵妇人站在垃圾桶后面等他，女人央求他帮忙清理垃圾。

每逢清洁工罢工，你准能看到埃多斯。我早就说过，这些清洁工可傲气啦，容不得别人指手画脚。

他们知道自己有这个权力。要是他们罢工的话，西班牙港会在二十四小时内腐烂发臭。

在这些重大日子里，埃多斯总是若有所思地在米格尔街上走来走去，看样子很气愤，一脸凶相，对谁也不搭理。

这种时候，他总是戴一条红围巾，嘴里含一根红柄牙刷。

有时我们也去伍德弗德广场看罢工集会上激昂的人群。

看见埃多斯唱歌我真惊讶。那歌声非常雄壮，但他的样子很悲伤。

哈特告诉我：“这儿有密探。他们会把埃多斯和其他人唱的每句话都记下来。”

找出那些密探并不困难。他们都穿着清一色的便服——棕色帽子、白色衬衫和棕色裤子，正用红铅笔在很大的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而埃多斯看上去并不害怕！

我们都知道埃多斯这个人不是好惹的。

那个时候你不能指责埃多斯傲慢。

一天埃多斯带了一双鞋回家，不动声色地把鞋拿给我们看，好像我们看不看他都不在乎似的。

他一边刷牙一边看着别处说道：“这鞋是我今天从垃圾堆里搞到的。它们就扔在那儿，我随手给捡了回来。”

我们连连惊叹，那鞋子几乎还是新的呢。

“这样的东西就真的有人给扔了。”埃多斯说。

他接着补充道：“我们这行可有意思啦。你只要去找就什么都能找到。我知道有个伙计那天还捡到一张大床呢。有一回我在圣克莱尔大道上捡垃圾，有个傻乎乎的女人从屋里冲出来求我进去，说要给我一台收音机。”

博伊说：“你是说富人扔的都是这样的东西吗？”

埃多斯笑了，把头转了过去，对我们的无知表示同情。

埃多斯和鞋子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条街。我母亲听后愤愤不平，说：“你瞧这是什么生活呀。我在这儿拼死拼活地干活，却没人扔给我一双那样的鞋子。那个小瘦猴倒好，整天游手好闲，想要什么就能找到什么。”

埃多斯很快又捡到了许多东西。他带回来一副床架，又弄回来好几打稍微有些裂的茶杯茶碟，好多好多木头和各种各样的插销、螺丝，有时甚至还能捡到钱。

埃多斯说：“今天我和一个老伙计聊天。他告诉我最要紧的是别把鞋子扔掉。只要在别人扔掉的鞋子里面仔细找，保准能找到很多东西。”

最后我们都说不清，埃多斯的工作和他捡到的破烂，哪一样更让他得意。

他每天都要花上半小时时间从他的那辆车上卸破烂。

谁要是需要几颗钉子或者一小块波纹铁皮，找的头一个人就是埃多斯。

有人找他时他总是装出一副老大不情愿的样子，不过我感觉出他是高兴的。

他常说：“我整天累得要命，好不容易才搞到这些材料，可他们倒好，跑过来张口就说‘给我这个，给我那个’。”

街上的人都把埃多斯捡来的破烂称为埃多斯的“材料”。

一天，刚开设学校不久的泰特斯·霍伊特正对我们说他买书要花很多钱。

他说：“至少要花掉我六十元。”

埃多斯就问：“你花那么多钱能买到多少书呢？”

泰特斯·霍伊特说：“哦，大概七八本吧！”

埃多斯讥笑起来。

他说：“我能让你只花十二分就搞到一大捆书。你干吗为了八本书花那么多钱呢？”

埃多斯卖出去很多书。

哈特花二十分从他那儿买了一本书。

就这样，泰特斯·霍伊特使大家都受到了教育。

埃多斯还到处推销他捡来的画。

一天，埃多斯说：“今天我捡了两张非常漂亮的画，是两张非常非常漂亮的风景画，加了画框的，考究极了。”

我回家后说：“妈，埃多斯说他要卖我们一些风景画，总共十二分。”

我母亲的表现真出人意料。

她把手在衣服上擦了擦就走了出来。

埃多斯拿着风景画过来了。他说：“画框上的玻璃有点脏，不过一擦就干净了。瞧，这些风景可是棒极了。”

画面上是几艘船航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我发现母亲差点高兴地叫起来。她反复地说：“我一直想要些漂亮的风景画。”然后她指着我对埃多斯说道：“你知道，孩子他爸那时就总画风景画呢。”

埃多斯听后有点吃惊。

他问：“他画得有这么美吗？”

母亲没有回答。

谈了一小会儿，母亲付给埃多斯十分钱。

要是有什么东西推销不出去的话，埃多斯就会去找我叔叔巴库。巴库这个人什么都愿买。

他常说：“没准哪天这些东西就会派上用场。”

哈特说：“听着，埃多斯现在满脑子装的都是‘材料’，世上就有这样的人。”

我原本没愁这样的事，直到有一天埃多斯找到我，说：“你有没有想过收集废公共汽车票？”

这我可一点都没想过。

埃多斯说：“瞧，有些事情像你这样的小家伙还是可以干干的。你每集到一千张废公共汽车票，我就给你一便士。”

我说：“你要公共汽车票干什么？”他笑了起来，好像在说我是个傻瓜。

我没有收集公共汽车票，但我发现许多男孩都在这么做。埃多斯许诺过，收集到一百张废公共汽车票的人就可免费坐一次他的马车。

哈特说：“他要是开始收集大头针才愁人。”

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使埃多斯的头脑再次像法官一样清醒了。

那天他说：“我碰到麻烦了。”

哈特说：“你不会是要说，你是个小偷，那些材料都是偷来的吧？”

埃多斯摇了摇头。

他说：“我把一个姑娘的肚子搞大了。”

哈特说：“你怎么肯定就是你呢？”

埃多斯说：“她是这么说的。”

没想到这区区小事竟会让埃多斯这么紧张。

哈特说：“别犯傻了，伙计。这种事谁都会碰上的。”

但这话并没有使埃多斯感到安慰。

他都没心思捡破烂了。

最后他索性洗手不干了。

哈特说：“埃多斯那样子好像是他自己要生孩子似的。”

哈特又问埃多斯：“你怎么能肯定那孩子就是你的，而不是别人的呢？要知道有些女人就是靠这种方法挣钱糊口呢。”

埃多斯说：“没错，她生过别人的孩子，可我还是有麻烦。”

哈特说：“她是劳拉那样的人？”

埃多斯说：“不是，劳拉只给一个男人生一个孩子。那小娘儿们却给一个男人生两三个。”

哈特说：“瞧你，别着急。你还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孩子呢。等等再说，等等再说。”

埃多斯满脸愁容地说道：“她说要是我不要这个孩子的话，她就会让我失业。”

我们都倒抽一口气。

埃多斯说：“她认识很多人。说要让他们把我从圣克莱尔大道赶到干河去。那地方的人都是穷光蛋，什么东西也不扔。”

我说：“你是说在那儿你就捡不到什么材料了吗？”

埃多斯点点头，我们明白了。

哈特说：“俗话说得好，男人是蜈蚣心肠，女人心肠比蜈蚣还要坏。我就知道有一种女人，她生一堆孩子，这些孩子由父亲们养着，她还要父亲们拿钱给她。这种女人年纪轻轻的，就已经从很多男人那儿得来很多钱，但自己一个孩子也不养、一点责任都不负。就有这样的事情。”

博伊说：“别着急，埃多斯。等着瞧，说不定不是你的孩子呢。等着瞧吧。”

哈特说：“博伊，你是不是还小，这种事情轮得上你插嘴吗？”

几个月过去了。

一天，埃多斯宣布道：“昨天她把孩子生下来了。”

哈特说：“男孩还是女孩？”

“女孩。”

我们都为埃多斯难过。

哈特问：“你觉得是你的孩子吗？”

“是的。”

“你要把孩子带回来？”

“过个一年再说吧。”

“那你现在就没有什么好愁的啦。要是你的孩子，就把她带回来，伙计。你照样可以到圣克莱尔大道捡你的材料。”

埃多斯表示同意，但他看上去并没有多一分高兴。

那孩子还没到米格尔街，哈特就早早给她起了个小名。他叫她乐乐。后来大家都这么叫她，直到她长成大姑娘。

一天晚上，乐乐的母亲将乐乐带来了，但她自己没待多久。埃多斯见我们都夸孩子的母亲长得漂亮，心情也好转了不少。她看上去是个野性十足、有西班牙味道的女人。

不过我们一眼就看出乐乐不可能是埃多斯的孩子。

博伊哼起了小调：

中国孩子叫我爸爸！

我自己黑得像煤炭，

我老婆黑得像沥青，

可是，

中国孩子还是叫我爸爸！

哦，上帝，有人在我的咖啡里加进了牛奶。

哈特拧了一下博伊，然后对埃多斯说：“这孩子长得真好看，埃多斯，像你。”

埃多斯说：“你真的这么觉得吗，哈特？”

哈特说：“当然啦，伙计。我想她长大后肯定是个讨人喜欢的小姑娘，就像她爸爸是个讨人喜欢的男人一样。”

我说：“你女儿真漂亮，埃多斯。”

那孩子睡着了，小脸红扑扑的，看上去确实很漂亮。

埃罗尔说：“为了她，就是让我等上十六年也心甘情愿。”

埃多斯听了这些话眉开眼笑，最后竟独自莫名其妙地大笑起来。

哈特说：“闭上你的嘴，埃多斯。会吵醒孩子的。”

埃多斯问：“你真觉得她长得像我，哈特？”

哈特说：“是的，伙计。听着，埃多斯，我觉得你做得对。要是我也这么不小心，也在外面有了孩子，我会把他们都领回家自己养的。把他们都领回家抚养吧，伙计！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埃多斯说：“哈特，有个鸟笼我捡来好长时间了。明天我就把它拿来给你。”

哈特说：“我想要个鸟笼，可是想了很久很久了。”

没过多久，埃多斯又成了我们熟悉的那个埃多斯，重新炫耀起他的工作和捡的旧货，当然还多了乐乐。

乐乐成了这条街的孩子，街上所有的女人，包括摩根太太、巴库太太、劳拉和我母亲，都帮着照料她。

要是米格尔街有谁想笑话乐乐，那么等他看见乐乐在茁壮少儿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照片还见了报，他也就把嘴闭上了。

只是为了，爱，爱，爱

一天早上九点钟光景，一辆灵车和一辆轿车在希尔顿小姐屋前停了下来。轿车上下来一男一女，两人都身着黑衣，中年模样。当男的走过去对灵车里的两个男人轻声说话时，那女的哭了起来，但哭声不大，姿态很端庄。

我想希尔顿小姐的丧事在米格尔街恐怕是最简便最不事声张的了，与我们为另一个寡妇理考德小姐举办的葬礼没法比。理考德小姐是个社会工作者，得过帝国勋章，住在这条街上条件比较好的那片区域。那次葬礼上我数了数，有七十九辆汽车和一辆自行车。

那一男一女中午时又回来了，院子里已经燃起火堆，床垫、枕头、床单和毯子都被扔进火中。

然后，这座灰色木屋的所有窗户都被打开，这景象我以前从未见过。

这个星期过去后，门前那棵芒果树上钉了一块牌子：此屋待售。

这条街上没人认识希尔顿小姐。她活着时，屋子前门总是上着锁，没人见她出来过，也没见有人进去过。这让大家没法为她难过，也没法说怀念她。

要说她的房子，我只记得两种颜色：灰色和绿色。绿的是芒果树，灰的是房子本身和防止人偷摘芒果的马口铁栏杆。

如果你的板球掉进希尔顿小姐的院子，你就别想把它捡回来了。

希尔顿小姐死的时候不是芒果成熟的季节，不过我们捡回了十好几个板球。

在新人还没搬进来时，我们就开始讨厌他们了。我想我们是有点担心。当时已经有一个街坊老是向警察抱怨我们，说我们在人行道上玩板球，就算我们没玩板球他也会抱怨我们太吵太闹。

查尔斯警官会走过来说：“小伙子们，警长又派我来了，那该死的家伙又来电话了。你们悠着点儿。”

一天下午我放学回来后，哈特说：“来了一男一女，女的漂亮极了，但男的丑得没法说。看上去像葡萄牙人。”

我看不到太多的东西。前门开着，但窗子又关上了。

我听到一条狗在狂吠。

有一点很快就清楚了：甭管这些人是谁，至少肯定不是那种会报警投诉我们吵闹打搅他们睡觉的人。

那天夜里，倒是那座房子里闹得不行，收音机开到最响，直到深夜特立尼达电台停止播音。狗在狂吠，那男人也在叫嚷。我没有听见那女人的声音。

第二天早上，哪儿都极其安静。

我一直等到见到那女人才去上学。

博伊说：“你知道，哈特，我想我在哪儿见过这女的，我在穆库拉普街上送牛奶时见过她。”

这位女士和我们米格尔街有点格格不入。她衣着太考究了点，长得太漂亮了些，举止也雅气。她也与其他女人一起挤在玛丽的小店里买面粉、大米之类常常断货的东西，这让人觉得有点滑稽。

我想博伊是对的。这个女人更应该出现在穆库拉普街漂亮房子的花园里，穿着短裙短衫蹦蹦跳跳，背后是穿着制服、小心翼翼等着侍候她的仆人。

几天后，我见到那男人的机会多了。他又高又瘦，面相很难看，脸上还长着粉色的斑。

哈特说：“天哪！他是一流的酒鬼。”

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这个高个子男人几乎每时每刻都醉着，浑身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劣质朗姆酒味。我有点怕他，每次见到他，都会走到街对面。

如果说他的妻子——或者甭管她是谁吧——穿得比这条街上任何一个女人都体面的话，他的穿着可是比我们所有人都糟。他甚至比乔治还邋遢。

他似乎也不干任何工作。

我问哈特：“这么漂亮的女人怎么会跟他这样的人搞在一起？”

哈特说：“小子，你不会明白的。告诉你你也不信。”

这时我看到了那条狗。

它有公羊那么大，像公牛一样凶。它长着一副它主人那样的长脸。我常见他们俩在一块儿。

哈特说：“如果那条狗哪天跑出来，这条街可就要遭殃了。”

几天后哈特说：“你们知道吗，有件事真让我吃惊。我没看到他们搬进去任何家具。看样子他们好像只有那台收音机。”

埃多斯说：“我倒有好多东西可以卖给他们。”

我常想着那座房子里的那个男人、那条狗，还有那女人，我为她难过，为她担心。我喜欢她，她做事井井有条，与邻里和和气气，她尽力做得与其他女人一样，并不想与众不同。

后来，殴打开始了。

那女人常常哭着跑出来。我听见那条凶狗的狂吠，那男的叫着、骂着，出语之难听让我们都震惊不已。

哈特对大一点的人说：“这不明摆着么，还能有什么事？”

爱德华和埃多斯都笑了。

我问：“什么事，哈特？”

哈特笑了。

他说：“小子，你太小了，不懂。等到你穿长裤吧。”

因此，我作了最坏的猜测。

那女的突然好像完全不顾羞耻了。她会哭着跑向街上任何一个人，喊道：“救救我！救救我！他抓住我就会杀了我的。”

有一天她冲进了我家。

她并没有为自己的不请自来道歉。她惊恐至极，甚至都哭不出来了。

我从没见过母亲这么热心地去帮助什么人。她给那女人茶和饼干。那女人说：“我不明白这些日子托尼怎么了。但你知道，只有在夜里他才这样，在早上他可好了。可是快到中午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就疯了。”

起初我母亲对这个女人说话时过分地字斟句酌，还拿腔拿调，发音夸张，并且设法去押韵，她安慰说一切都会“不可阻挡”地好起来的。通常母亲管男性叫“男人”，现在她开口闭口“男士们、他们”，并拿我去世的父亲为例。

我母亲说：“这孩子的父亲的行事之道正好相反，每次我步入他的房间，他便会‘砰’地从床上跳起来，‘哇哇’地窜出去，嗯，我是说叫喊着跑开。”

但是那女人来过三四次后，我母亲恢复常态，不再装文雅了，对那女人说话就像对待劳拉和巴库太太一样了。

我母亲说：“那么，告诉我，赫瑞拉太太，你干吗不甩了这个不是东西的男人？”

赫瑞拉太太说：“我知道这听上去很傻，但我喜欢托尼，我爱他。”

我母亲说：“古怪的倒霉爱情。”

赫瑞拉太太开始谈论托尼，口气就像在说她钟爱的小男孩。

她说：“他有许多优点，他的心肠很好，真的。”

我母亲说：“我可不懂什么心不心的，我只知道应该在他屁股上狠狠来一拳让他醒醒。你怎么能让这种人一次一次给你难堪呢？”

赫瑞拉太太说：“不，我了解托尼。他病的时候是我照看他的。都是因为战争，你知道。他是海员，中过两次鱼雷。”

我母亲说：“该再挨一下。”

“你可别这样说。”赫瑞拉太太说。

我母亲说：“得了，我只是有话直说罢了。你不是过来问我建议的吗？”

“我不是来征求建议的。”

“你是来找我帮你一把，而我不过想帮帮你，就是这么回事。”

“我并没有要你的帮助或建议。”赫瑞拉太太说。

我母亲并没有发火。她说：“那么，好吧。回到那个了不起的人身边去。全是我自找的，谁叫我去掺和白人的事。你听过那首卡里普索小调吗：

只是为了，爱，爱，爱，

爱德华国王把王位都抛开。

好了，让我告诉你，你不是英王爱德华。回到你那个了不起的爱人身边去吧。”

赫瑞拉太太这时总是走出门去，说：“我希望我再也别来这儿了。”

但第二天晚上她又会来的。

一天，我母亲说：“赫瑞拉太太，大家都怕你们的那条狗。那东西对这个地方来说太野了点。”

赫瑞拉太太说：“那不是我的狗，是托尼的，连我都不能碰它。”

我们都瞧不起托尼。

哈特说：“女人是该时不时地修理修理，但这家伙干这事就像练手似的，也忒狠了。”

他的酗酒也让人讨厌。

人们经常在各种地方见到他烂醉如泥地倒在地上。

他也曾试图对我们友好些，却让人感到比什么都难受。

他总说：“好啊，小伙子们。”

他好像不会说别的什么了。而每当哈特和其他大人出于友好试着跟他说话时，我总感到他并没在听。

常常是别人正说到一半他便突然起身，一言不发地从我们身边走开。

哈特说：“这也好，我觉得我看他太久会吐的。你们看到了吧，白皮肤有时也这么脏。”

的确，他的皮肤让人恶心，白中带着黄和粉，还布满棕色和黑色的斑点。他左眼上面有块皮肤呈暗粉色，看上去像是烫伤以后新长出的肉。

但我感到奇怪的是，如果你只看托尼那两只又瘦又皱的手，你倒会可怜他，而不是厌恶他。

但我只是和哈特及其他人在一起时才只看他的手。

我想赫瑞拉太太大概只看见他的手了。

哈特说：“我倒要看看这事要多久才能了结。”

赫瑞拉太太显然并不想很快了结。

她和我母亲最终还是成了朋友，我常听到她谈计划。她说她以后要买一些家具，我想她已经买了几样。

但她谈得最多的还是托尼，要是光听她说，你会以为托尼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

她说：“托尼正打算离开特立尼达。我们可以在巴巴多斯开个旅馆。”

或者：“只要托尼一好转，我们就要开始一次长途旅行。”

又或者：“其实托尼严于律己，有坚强的意志，真的。只要他体力恢复，我们会好起来的。”

托尼仍旧是老样子，似乎对自己的这些计划一无所知。他不肯安静下来，变得越来越狂躁，更招人厌了。

哈特说：“这家伙像个从下三烂地方来的白痴，恐怕连茅坑是干吗的都忘了。”

情况还不止这些。他似乎变得极其仇视人类了，看一眼陌生人就足以令他破口大骂。

哈特说：“我们得收拾一下托尼。”

他们揍他的那个晚上我也在场。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哈特都记着这件事。

那场面太可怕了，真的。哈特他们并没有怒气冲冲的，托尼也没有发火，他毫无表情，一点也不想反击，对打在身上的拳头没丝毫反应，他也不惊恐，既不哭叫也不求饶，只是站在那儿挨揍。

但并不是因为他勇敢。

哈特说：“他只是醉得一塌糊涂而已。”

最后，哈特生起自己的气来。他说：“这是在占便宜。我们不该打他。那人没感觉。”

从赫瑞拉太太的谈话看，她对此显然一无所知。

哈特说：“不管怎样，这倒是让人松了口气。”

那段时间每一天，我们都在想一个问题：像赫瑞拉太太这样的女人怎么会和托尼缠在一起？

哈特说这他明白。但他好奇赫瑞拉太太究竟是谁，我们也都想知道，就连我的母亲也急着想知道。

博伊出了个主意。

他说：“哈特，你知道一种声明吗？就是在老婆或老公出走后登的那种？”

哈特说：“博伊，你小子真他妈的长大了，长得他妈的这么快。真见鬼，你这小毛孩儿怎么会知道这种事情？”

博伊以为这是夸奖。

哈特说：“你怎么知道赫瑞拉太太把老公甩了？你怎么知道她没嫁给托尼？”

博伊说：“你听我说呀，哈特，我在穆库拉普街送牛奶时见过那女人，这我跟你说过的。”

哈特说：“白人不会干这种在报上登声明之类的事的。”

埃多斯说：“别瞎下结论，哈特。你对白人了解多少？”

最后，哈特答应以后会仔细看报。

接着就出了大麻烦。

一天，赫瑞拉太太尖叫着奔出那座房子。“他疯了！我告诉你们，他疯了。这次他真的要杀我。”

她对我母亲说：“他抓了一把刀，开始追我，说‘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语气还很平静。”

“你对他做了什么吗？”我母亲问。

赫瑞拉太太摇摇头。

她说：“这是他第一次威胁要杀我。这次可是来真的，我知道。”

刚才她还没哭，说到这儿失声痛哭，像个小女孩一样。

她说：“托尼全忘了，我为他做的一切他全忘了。他忘了他生病时我怎么照顾他。告诉我，这公平吗？我为他做了一切。一切。我放弃了一切，钱和家庭。全是为了他。告诉我，他这样对待我对吗？噢！天哪！我是做了什么，要受这样的罪呀？”

她就这样边哭边说。

我们让她尽情地发泄了一会儿。

然后我母亲说：“托尼看起来是那种说杀就杀的人，而且他不会觉得自己是在杀人。今晚你要睡这儿吗？你可以睡在孩子的床上。他可以睡在地上。”

赫瑞拉太太并没在听。

我母亲摇了摇她，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

赫瑞拉太太说：“我现在好了，我要回去与托尼谈谈。我想我是干了什么事冒犯他了。我必须回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好吧，那我也不坚持，”我母亲说，“我想你把爱情这东西看得太重了。”

赫瑞拉太太又回到那座房子里。我和母亲等了半天，以为会传来喊叫声。

但我们什么也没听见。

第二天早上，赫瑞拉太太又和平常一样好端端的了。

不过你可以看出来，她正一天天地风采渐失，变得黯淡，脸上出现了皱纹，眼睛又红又肿，眼窝开始下陷，让人不忍正视。

哈特跳了起来，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老早就知道了。”

他给我们看分类广告中的个人声明栏。那里有七个人离开了配偶。我们随着哈特手指的方向读到了这样一段话：

我，亨利·休伯特·克里斯蒂安尼宣布，我的妻子安吉拉·玛丽·克里斯蒂安尼，不再受我关爱和保护，并且本人对她的债务概不负责。

博伊说：“就是那女人。”

埃多斯说：“是的，克里斯蒂安尼，是个医生。我太知道他了，我给他清过垃圾。”

哈特说：“现在我来问你们，为什么，到底为什么一个女人会因为托尼离开这样的男人？”

埃多斯说：“是啊，我太知道克里斯蒂安尼了。漂亮的房子，漂亮的车子。你们知道，还很有钱。好久没见他了。我在穆库拉普街倒垃圾桶时就认识他了。”

半小时内这消息就传遍了米格尔街。

我母亲对赫瑞拉太太说：“你该报个警。”

赫瑞拉太太说：“不，不，不要警察。”

我母亲说：“你怕托尼，但好像更怕警察。”

赫瑞拉太太说：“要出丑的……”

“出丑！天哪！”我母亲说，“你性命都难保，还怕出什么丑。好像那男人还没让你难堪透似的。”

我母亲说：“你干吗不回去找你老公？”

她这么说的时候以为赫瑞拉太太会惊讶得跳起来。

但赫瑞拉太太很平静。

她说：“我对他毫无感情。我简直无法忍受他那种干干净净的医生气味。那让我窒息。”

我很理解她，也想给母亲使眼色。

托尼更加不对劲了。

他常常手拿半瓶朗姆酒坐在门前的台阶上，身边陪着那条狗。

他好像完全与外界隔绝了，看上去全然没有知觉。极难想象赫瑞拉太太，或者说克里斯蒂安尼太太会爱上他。而要想象他爱上任何人就根本是不可能的了。

我觉得他就像只动物，就像他的那条狗。

一天早上，赫瑞拉太太过来后平静地说：“我决定离开托尼。”

她如此平静，我看出我母亲在担心。

母亲说：“这次又出了什么事？”

赫瑞拉太太说：“没什么。昨晚他叫狗往我身上扑。他好像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没笑，没有任何表情。我想他是疯了，我要是不走，他应该会杀了我的。”

我母亲说：“你回哪儿去？”

“我丈夫那儿。”

“在他登了那个启事后？”

赫瑞拉太太说：“亨利就像个孩子，你知道。他就是想吓吓我。如果我今天回去，他会很高兴的。”

说着，她神色严肃起来，看上去有些异常。

我母亲说：“别这么肯定。他认识托尼吗？”

赫瑞拉太太有些古怪地笑了。“托尼是亨利的朋友，不是我的。一天亨利把他带回来，他病得不成样子。你知道，亨利就是那样。我从没见过像亨利那样乐于做好事的人。他生来就该是个当医生的行善家。”

我母亲说：“你知道，赫瑞拉太太，我真希望你像我一样。如果有人在你十五岁时就娶了你，我们就不会有这些心啊爱啊等等乱七八糟的事了。”

赫瑞拉太太哭了起来。

我母亲说：“对不起，我并没想让你哭。”

赫瑞拉太太抽抽搭搭地说：“不，不是因为你，不是因为你。”

我母亲有点失望。

我们看着大哭的赫瑞拉太太。

赫瑞拉太太说：“我已给托尼留了一些吃的，大概够吃一个星期。”

我母亲说：“托尼是个大人。你不用为他操心。”

他发现她走了以后，简直是嚷翻了天，他像狗那样咆哮，又像婴儿那样号啕大哭。

接着就是酩酊大醉，不是往常那种醉法，而是完全不省人事，越喝越醉，越醉越喝。

他完全忘了那条狗，让它饿了好多天。

他东倒西歪地满街晃悠，在每所房子前大喊大叫，想找回赫瑞拉太太。

回到家里他就拿狗出气，我们老是听到狗的厉声尖叫和呜咽。

最后，连狗也背叛了他。

不知怎的，那条狗挣脱了链子，朝他扑去。

托尼吓醒了。

狗跑出房子，托尼在后面追。他蹲下来，吹了吹口哨。狗站住了，竖起耳朵，转身看着他。这个烂醉的怪人朝他的狗笑着，吹着口哨想唤它回来，这场面让人觉得滑稽。

那狗站着不动，盯着托尼。

它的尾巴举起来摆了几下，又垂了下来。

托尼站起来朝狗走去。那狗转身跑了。

我们见到他趴在一个房间里的褥垫上。屋里几乎空空如也，只有那褥垫和一些空酒瓶，还有许多烟头。

他醉了，睡着了，脑袋的姿势很古怪。

那双又瘦又皱的手看上去是那么脆弱，让人难受。

芒果树上又挂了一块“此屋待售”的牌子。一个男人带着五个孩子搬了进去。

托尼还不时地回来，吓坏了新来的人。

他总是要钱，要酒，还老要那台收音机。他说：“你拿了安吉拉的收音机，我要收租金，一个月两元，现在就给我钱。”

新房主是个小个子男人，很怕托尼，总是不敢搭腔。

托尼会看着我们，笑笑说：“哎，小子，你们知道安吉拉的那台收音机，是不是？那么，这家伙玩的什么把戏？”

哈特说：“谁能告诉我为什么世上会有托尼这种人！”

两三个月后，他不再来米格尔街了。

我再见到托尼是很多年以后了。

那时我正在去阿里马的路上，就在拉芬蒂勒采石场附近，我看到他开着一辆卡车。

他还叼着一根烟。

我能记得的就是这些，还有他的那双瘦瘦的手臂。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去卡来纳吉的路上，我从克里斯蒂安尼的屋前走过。以前我一直绕着那儿走。

克里斯蒂安尼夫人，或者说赫瑞拉太太，穿着短裤短衫，正坐在花园里的一把安乐椅上看报。透过敞着的门，我看见一个穿制服的仆人正在准备午餐。

车库里有一辆黑色轿车，新的，很大。

机械天才

我叔叔巴库可以称得上摆弄机械的天才。记忆里他总是有那么一辆机动车什么的。但他并非总是认同制造商的设计，因为他常常把发动机拆得一塌糊涂。泰特斯·霍伊特说这也是爱斯基摩人的习惯。这是看一本地理书知道的。

我所记得的巴库，并非他的相貌，而是他在车底下蠕动的那对脚板。他在车底下时我总是担心车会从千斤顶上滑下来砸在他身上，因为这好像随时都会发生。

有一天它终于发生了。

他发出轻微的呻吟。只有他老婆听到了。

她惊叫道：“噢！天哪！”接着马上哭了起来。“我就知道会出事的，他出事了。”

巴库太太说起丈夫时总是用“他”。

她冲到院子边上，听到巴库在呻吟。

“男人，”她轻声问，“你怎么样？”

他的呻吟声更大了。

他说：“见鬼，我还能怎么样？你瞎了眼啦？没见到这么大辆车把我屁股都砸扁了！”

贤妻巴库太太又哭了起来。

她敲打着马口铁围栏。

“哈特，”巴库太太喊道，“哈特，快来呀。车子压着他了。”

哈特正在打扫牛棚，听见巴库太太的叫喊后笑了。“记得我怎么说的吗？”哈特说，“干傻事迟早遭殃。这么崭新的车，谁叫他去瞎折腾！”

“他说曲轴不灵了。”

“那么他是要找曲轴吗？”

“哈特，”巴库在车底下喊道，“等你把我从车底下拉出来后，看我不马上拧断你的尾巴。”

“男人，”巴库太太对她丈夫说，“你还逞什么能啊！人家好心来帮你，你还要揍人家。”

哈特一副受委屈的样子。

他说：“这可不是新鲜事了，我早料到会这样的。我掺和别人的事总是好心没个好报。算了吧，我可不管你和你老公了，我回牛棚去了。”

“别这样，哈特。你别跟他计较。想想吧，要是这么大一辆新汽车压在你身上你会怎么说。”

哈特说：“好吧，好吧。我得去叫几个小伙子来。”

我们听到哈特在街上喊：“博伊！埃罗尔！”

没人回应。

“博——伊！埃——罗尔！”

“来啦！哈特。”

“见鬼！你们这两个小子到哪儿去了，嗯？你们以为自己现在长大了，可以两手插在口袋里对我爱理不理了？你们刚才在抽烟，嗯？”

“抽烟，哈特？”

“究竟怎么回事？你们突然聋了吗？”

“是博伊在抽烟，哈特。”

“他撒谎，哈特。是埃罗尔在抽，我只是站在那儿看他。”

“你们是当了警察了还是怎么着了，嗯？看我不打你们的屁股。埃罗尔，去抽博伊一下。博伊，去抽埃罗尔一下。”

我们听见他们俩抽噎起来。

巴库在车底下吼道：“哈特，你就不能别管教他们？现在你亏待他们，以后他们会把你关进大牢。你就不能不管教他们？他们都长大了。”

哈特回头喊道：“你操心操心自己吧，要不我让你烂在车子下面。”

巴库太太对丈夫说：“少说几句吧，男人。”

还好，不是什么大祸。千斤顶滑了下去，不过大轴砸在了一堆木墩上，巴库被罩在车下，但没有受伤。

巴库出来后看着自己的衣服。是一条卡其布裤子和一件背心，被机油弄得又黑又硬。

巴库对他老婆说：“它们现在真脏了，是不是？”

她骄傲地回答：“是的，男人。”她说：“它们真的脏了。”

巴库笑了。

哈特说：“好啦！帮你们抬车这差事让我腻味透了。要我说，你还是去找个技师来看看吧。”

巴库并没在听。

他对他妻子说：“曲轴没事，是别的什么东西坏了。”

巴库太太说：“行啦，你得先吃点东西。”

她看着哈特说：“他一修车总忘了吃饭，老得我提醒他。”

哈特说：“跟我说这些干吗？要我写下来送到报社去吗？”

我想晚上看巴库修车，于是对他说：“巴库叔叔，你的衣服看上去又脏又油。我不明白你怎么还能穿着它们。”

他转身朝我笑了。“你以为呢，小子？”他说，“像我这样的技师没时间穿干净衣服。”

“这车怎么啦，巴库叔叔？”我问。

他没有回答。

“是挺杆松了吗？”我问。

巴库告诉我不少有关汽车的事，有一件就是挺杆老是松。把任何一辆汽车给巴库，他告诉你的头一件事就是：“挺杆松了。你听，听见了吗？”

“是挺杆松了吗？”我又问。

他马上朝我走来，急切地问：“什么？你听到它松了？”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巴库太太就把他拉开了，说：“行啦，是有什么东西松了。现在先吃点东西吧，男人。天哪！今天你可真是把衣服弄脏了。”

压着巴库的那辆车并不算新，尽管巴库吹嘘说它差不多是新的。

“它只跑过两百英里。”他老这么说。

哈特说：“我知道特立尼达小，但不知它竟会这么小。”

我还记得车子买来的那一天。那是一个周六，上午巴库太太来看我母亲，两人谈论米面的价格和黑市。走的时候她说：“他去城里了，说要买辆新车。”

于是我们等着看新车。

但到中午了，巴库还没回来。

哈特说：“这会儿那家伙十有八九正在拆发动机呢。”

大约四点钟光景，我们听到一阵嘭啪咔嗒的声音，于是沿米格尔街朝码头那边望去，看到了那辆车。这是一辆一九三九年款的蓝色雪佛兰，看上去很新很豪华。我们开始挥手欢呼，我看到巴库挥着左手。

我们蹦跳着跑到巴库家屋前的马路上，又挥手又欢呼。

车开近了，哈特说：“快跑，伙计们！快逃命。他像是疯了。”

太悬了！车从屋子边上冲了过去，我们都停止了欢呼。

哈特说：“车子失去控制了。这辆车早晚会惹麻烦的。”

巴库太太大笑起来。“你说什么呢！”

但我们还是叫喊着追着那辆车跑。

巴库不再挥左手了，而是警告大家闪开。

终于，在阿里亚皮塔街口，车奇迹般地停了下来。

巴库说：“我拐进米格尔街后拼命踩闸，但刹车失灵了。真奇怪，今天早上我还把刹车拆了检查过呢。”

哈特说：“现在你可以干两件事，把你的脑袋拆了检查检查，或者把你的屁股卸了，免得害别人遭殃。”

巴库说：“你们这帮小子得帮我一把，把车推回家去。”

当我们把车推过做花炮的摩根家门前时，摩根太太喊道：“嗨！巴库太太，我看到你家今天买了辆新车。”

巴库太太没搭理她。

摩根太太说：“喂，巴库太太，你让你老公用他的新车带我兜兜风吧。”

巴库太太说：“行，他带你兜风，但你老公得先买辆驴车带我兜风。”

巴库对妻子说：“你闭上嘴，行不行？”

巴库太太说：“干吗让我闭嘴？你是我老公，我得帮你说话。”

巴库板着脸说：“你听着，我没叫你帮忙时你少给我多嘴。”

我们把车推到巴库家屋前就走了，留下他们俩在那儿斗嘴。这场争吵没多少看头。巴库太太坚持称自己有权站在丈夫一边为他说话，巴库却拒不领情。最后巴库打了他妻子。

这事干起来并非听上去的这么轻松。巴库太太的体形会让人想起秤砣，实际上她满身横肉。她要是把两手垂在身体两侧，看上去像一对括号。

至于她吵架时的嗓门……

哈特常说：“就像留声机快倒时的声音。”

我记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巴库试着用棍子打妻子，后来就改用粗得多的板球棒，我不敢肯定这是不是哈特的建议。但不管是谁出的主意，反正巴库从皇后公园运动场的一个地摊上买了根二手板球棒，上了油，从此就用它来揍妻子。

哈特说：“只有这玩意儿能让她有点感觉。”

最奇怪的是，负责保养这根板球棒的正是巴库太太本人。博伊曾多次去借这根球棒，巴库太太都没答应。

就在车子砸在巴库身上的那天晚上，我去看他修车。

“你是说那挺杆松了吗？”他说。

“我什么也没说，”我说，“我只是问你。”

“哦。”

巴库拆开发动机，一直折腾到深夜。第二天是周日，他又忙活了一整天，晚上也没歇着。周一早上技师来了。

巴库太太对我母亲说：“公司派来了技师。问题是特立尼达的技师都是乳臭未干的毛小子，对汽车连最基本的都不懂。”

我跑到巴库家里，见技师正把头埋在汽车前盖里，巴库坐在侧踏板上，给技师递过来的每一件东西上油。见他手指浸在机油里时那副兴高采烈的样子，我说：“让我也来擦下油吧，巴库叔叔。”

“走开，你小子还太小。”

我坐下来看着他。

他说：“挺杆是松了，我已经修好了。”

我说：“太好了。”

技师在骂娘。

我问巴库：“那些螺丝怎么样？”

他说：“我得检查一下。”

我站起来走到车边，挨着巴库坐在踏板上。

我看着他，说：“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吗？”

“什么怎么回事？”

“周六我听发动机的声响，觉得不对劲。”

巴库说：“你小子真是越来越聪明了，有长进。”

我说：“是你教我的。”

实际上我知道的也就是挺杆、螺丝、发动机声响和——对了，我把它忘了。

“你知道的，巴库叔叔。”我说。

“什么，孩子？”

“巴库叔叔，我猜是化油器有毛病。”

“你真这么想？”

“我肯定，巴库叔叔。”

“好吧，让我来告诉你，我对技师说的第一桩就是化油器，可他不信。”

技师的视线离开发动机，抬起一张脏脸，生气地说：“白人亲手造的发动机让一帮愚蠢的家伙乱搅一通，能有什么好结果？”

巴库朝我眨眨眼。

他说：“我觉得是化油器有问题。”

在所有的钻孔中我最喜欢化油器孔了。有时巴库启动发动机时，我就用手捂着化油器孔，一会儿之后再放开。巴库从来没有说明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也没问。有时我们把汽油从油罐里吸出来，我再把汽油倒进化油器里帮巴库发动汽车。我常常请求巴库让我来发动汽车，可他总是不答应。

一天发动机起火了，好在我及时跳开了。火没烧多久。

巴库从车里出来，大惑不解地看着发动机。我想他是被它惹恼了，我以为他会立即把它拆了。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操练化油器孔。

终于，技师试了一下发动机和刹车，说：“行了，现在车修好了。简直比我造一辆新车还费事。别再乱折腾它了。”

技师走后，我和巴库沉思着绕车走了两三圈。巴库轻抚着下巴，没跟我说话。

突然，他跳上驾驶座，摁了几下喇叭。

他说：“你觉得这喇叭怎么样，孩子？”

我说：“再摁一下，让我听听。”

他又摁了一下。

哈特从一扇窗中探出头来嚷道：“巴库，让那该死的车安静一会儿。你把这儿吵得像在办婚礼。”

我们没理会。

我说：“巴库叔叔，我觉得这喇叭不怎么对劲。”

他说：“你真这么觉得？”

我做了个鬼脸，吐了口痰。

于是我们开始捣鼓那喇叭。

最后我们把一小段电线缠在方向盘上。

巴库看着我，说：“你看，拿这根线碰一下任何有金属的地方，喇叭就响了。”

听上去不太可能，但就是这么回事。

我说：“巴库叔叔，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呢？”

他说：“这些够你学一辈子的。”

这条街上的人都不喜欢巴库，都觉得他讨厌。但我喜欢他，就像我喜欢木匠波普一样。现在想来，巴库也算一个艺术家。他摆弄机动车纯粹是为了兴趣，他好像从不为钱发愁。

但他的妻子却整天操心钱的问题。和我母亲一样，她觉得自己生来是个理财能手，生来就能无本生财。

一天她跟我母亲谈起这事。

我母亲说：“出租车现在很赚钱，拉着美国人和他们的女朋友到处跑。”

于是巴库太太鼓动她丈夫买了辆卡车。

这辆卡车简直是米格尔街的骄傲。是辆又大又新的贝德福德，巴库把它开回来的那天我们全涌上街去欢迎。

连哈特都要惊叹了。“要说只有英国人能造出来的东西，那就是卡车了，”他说，“你们知道，这可不是福特和道奇比得了的。”

当天下午巴库就跟卡车干上了，巴库太太逢人便炫耀：“你们干吗不来看看他是怎样修卡车的？”

巴库不时地从车底下爬出来，擦擦车身和车前盖，然后又钻回车底下。可他看上去并不开心。

第二天，那些借钱给巴库买贝德福德卡车的人组成一个代表团来到巴库家里，请求他别再折腾那卡车了。

巴库一直待在车底下，拒绝回应。代表们生气了，其中几个女人开始哭了起来。但巴库仍然无动于衷。最后代表团只好悻悻然离去。

代表团走后，巴库开始把气出在妻子头上。他揍她，说：“都是你让我买卡车，都是你，都是你。你只知道钱、钱，就和你妈一样。”

但他发怒的真正原因是他无法把发动机按原样装好，有两三件东西放哪儿都不合适，让他伤透了脑筋。

车行派来了一个技师。

他看了看车，然后极其平静地问巴库：“你到底为什么要买贝德福德？”

巴库说：“我喜欢贝德福德。”

技师吼道：“你干吗不去买一辆劳斯莱斯？车行里有的是封闭式发动机的车！”

然后他边干活边难过地说：“太可惜了，简直让人想哭，这么好端端的一辆新车。”

启动器彻底坏了。巴库只得用曲柄摇把发动车子。

哈特说：“真是丢尽了脸！多新的车，锃亮锃亮的，闻上去都是新的，底盘上还有粉笔图样呢，竟然要像个破烂手推车一样，用摇柄来发动。”

但巴库太太骄傲地说：“那拐棍一摇，车就能发动。”

一个周六的早上，也是个赶集的日子，巴库太太过来哭着对我母亲说：“他进医院了。”

我母亲说：“出事了？”

巴库太太说：“他发动那辆车，就在集市边上，一摇那拐棍，车子发动了，但车挂了挡，撞上了另一辆卡车。”

巴库在医院待了一个星期。

自打有了那辆卡车后，巴库就一直恨他妻子，不时地用那板球棒揍她。她也反击，不过是用舌头。我印象里巴库总是吵不过他妻子。

要把卡车倒进院子里可不是件容易事，巴库太太的责任是指挥倒车，她乐此不疲。

一天，她说：“好，男人，倒，倒，朝右拐一点，好，正好。噢，天哪！不，不，不，男人！停！你把栏杆撞倒了。”

巴库突然疯了一般，汽车猛地撞上了水泥栏杆，然后又不顾巴库太太的大呼小叫继续朝前冲，接着又倒车，把栏杆整个儿撞垮了。

他怒气冲天，也不管在外面哭的巴库太太，走进自己的小房间，脱到身上只剩一条裤衩儿，趴在床上开始读《罗摩衍那》。

卡车并不赚钱，为了揽活儿巴库还得招聘装卸工。在那帮正要涌进西班牙港的又黑又高的格林纳达岛民中，他挑了两个矮个儿。他们管巴库叫“老板”，管巴库太太叫“夫人”，倒是挺好听。但每当看到这两个穿着破衣烂衫、戴着压得不成形的毡帽的人无忧无虑地趴在卡车车厢里时，我就会想，他们是完全不知道自己正身处险境，也不知道大家在为他们担惊受怕。

现在巴库太太开口闭口就是这两个人。

她会伤心地对我母亲说：“后天我们要付那两个工人工钱。”两天后她又会说：“今天我们付工人工钱了。”好像是到了世界末日。用不了多久她又会难过地跑来对我母亲说：“后天我们还得付工人工钱。”

付工人工钱——一连几个月我好像没听到过其他什么事。这几个词在街上已经家喻户晓，成了习语。

周六博伊会对埃罗尔说：“我们去罗克西看演出吧。”

埃罗尔会翻出衣袋说：“我不去了，伙计。我付工人工钱了。”

哈特说：“好像巴库买卡车就是为了给工人付工钱的。”

终于，卡车不见了，那两个装卸工也不见了。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了。就在别人的卡车开始赚钱时，巴库太太却把卡车给卖了。他们买了辆出租车。但那时出租车生意竞争很激烈，跑八英里只收十二分，刚够付油费。

巴库太太对我母亲说：“那辆出租车赚不了钱。”

于是她又买了一辆出租车，还雇了一个司机。她说：“两个总比一个强。”

巴库读《罗摩衍那》的时间更多了。

就连这也让街上的人反感。

哈特说：“听听他们俩，女的操着那嗓门，男的念念有词地唱着该死的印度歌。”

再看看那场面。又矮又胖的巴库太太，站在院子里的水龙头边上对她丈夫大喊大叫。他穿着裤衩儿趴着，忧愁地哼着《罗摩衍那》。突然，他跳了起来，一把抓过墙角那根板球棒，冲了出去，对着巴库太太一顿狠揍。

随后是持续了几分钟的平静。

然后只剩下巴库的声音，他独自唱着《罗摩衍那》。

但巴库太太仍然以自己的丈夫为荣。只要听听下面的斗嘴，就能看出巴库仍然主宰着他妻子。

摩根太太会说：“昨晚我听见你老公说梦话了，说得好响。”

“他不是在说，”巴库太太说，“是在唱。”

“唱？哈哈哈哈！你知道吗，巴库太太？”

“什么，摩根太太？”

“如果你老公为晚饭唱祷告的话，你们俩会饿死的。”

“你听着，他知道的东西比这条街上的哪个蠢货都多。他能读会写，英语、印地语都会。你怎么蠢到连《罗摩衍那》是本圣书都不知道？你要是能听得懂他唱的东西，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胡说八道了。”

“那么今天早上你老公好吗？最近是不是又在修什么新车了？”

“你听着，我可没工夫跟你嚼舌头。他知道怎样修车。我倒奇怪怎么没人告诉你老公到哪里去修他所谓的花炮。”

巴库太太总是吹嘘巴库一个月能读两三遍《罗摩衍那》。“有些部分他都能背出来了。”她说。

但这并不怎么顶事，因为这赚不了钱。她为第二辆出租车雇来的司机一直在糊弄他们。她说：“他可把我坑惨了。他说出租车挣不了几个钱，倒是我还欠他呢。”她把司机解雇了，车也卖了。

她使出浑身解数来挣钱。她开始养鸡，不料好一些被偷了，剩下的又被街上的狗追得到处乱窜，而且巴库也讨厌那味道。她开始卖香蕉和橘子，但这与其说是为了挣那点小钱，还不如说是自娱自乐。

我母亲说：“巴库干吗不出去找份工作？”

巴库太太说：“你为什么想要这样呢？”

我母亲说：“不是我想要这样。我是为你着想。”

巴库太太说：“你忍心看到他和西班牙港这地方粗野蛮横的家伙们一起工作吗？”

我母亲说：“可他总得干点什么呀。人们总不会付钱给一个钻在机动车下或者唱《罗摩衍那》的人。”

巴库太太点点头，看上去有些难过。

我母亲说：“瞧我说的！你肯定巴库懂《罗摩衍那》吗？”

“我完全肯定。”

我母亲说：“那好，这就好办了。他是个婆罗门，他知道《罗摩衍那》，他还有辆车。他很容易成为一个梵学家，一个货真价实的梵学家。”

巴库太太拍起手来。“这主意太棒了。印度梵学家现在可赚钱了。”

就这样，巴库成了一个梵学家。

他仍然爱摆弄他的车。他不能再用板球棒打巴库太太了，但他很快活。

我总忍不住想到一个画面：圣带缠腰的梵学家巴库在车底下蠕动着，或者摇着曲柄发动车子，而什么地方有贫困的印度教徒正等着他去安抚灵魂。

谨慎

直到一九四七年，博勒才相信战争已经结束，那之前他常常说：“那仅仅是宣传，只是用来欺骗黑人的谎言。”

一九四七年，美国人开始拆除乔治五世公园里的兵营，为此许多人感到失落。

一个周日，我去找博勒，他一边给我剪发，一边说：“听说战争结束了。”

我说：“我也听说了，可还是有些怀疑。”

博勒说：“我明白你的意思。那些人是宣传的行家，但我是这样看待的，如果他们要继续打仗，就会保留这些兵营的。”

“可他们拆除了兵营。”我说。

博勒说：“确实。二加二等于几？告诉我，等于几？”

我说：“四。”

他若有所思地为我剪了会儿头发。

然后说：“好，我很高兴战争结束了。”

理完发，我一边付钱一边说：“你认为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你觉得我们要去庆祝一下吗？”

他说：“别着急，伙计。别着急。这是件大事，我还得好好想想。”

于是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我还记得那个晚上，当停战的消息传到西班牙港，人们疯狂不已，街上就像在过狂欢节。一首新的卡里普索小调不胫而走，街上的每个人都随歌而舞：

日日夜夜，玛丽·安小姐

伴着男友漫步河边。

博勒看着舞蹈的人们，说：“愚蠢！愚蠢！黑人怎么这么愚蠢？”

我说：“可你没听见吗，博勒先生？战争结束了。”

他吐了口唾沫说：“你知道什么？你去打仗了？”

“可收音机已经播了，我也在报纸上看到了。”

博勒大笑。他说：“任何人都会把你当孩子看。你自以为长大了，但你居然还相信报纸上的一切？”

这话以前我也听过。博勒活了六十岁了，他发现的唯一真理就是：不能相信报纸上的任何东西。

这是他全部的哲学，但这并没有使他高兴。他成为这条街上最悲伤的人。

我认为博勒生性就是悲伤的。十一年来，我每周至少见他一次，但确信从没见他笑过，除了冷笑。他个子高挑，不胖不瘦，却面带苦相，嘴角下撇，眉毛下挂，两眼大而无神。

令我吃惊的是，博勒不做理发师后还能维持生活。我猜他是一个登记在册的搬运工，他的手推车是我见过的最小的。

那不过是两个轮子上架了一个小盒子，他独自推着。那高大的身躯，带着一副听天由命、无所谓的架势，让你觉着他这么做是何苦呢。小车上只装了两三包面粉或糖。

每逢周日，博勒又变回理发师。如果他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事，那就是会理发。

博勒经常对我说：“你知道塞缪尔吗？”

塞缪尔是我们这儿最成功的理发师。他很富有，每年都会花一周时间去度假，而且喜欢让每个人都知道这事。

我说：“是呀，我知道塞缪尔。可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他碰我的头发。他根本不会理发，只会在我头上乱抓一气。”

博勒说：“你知道是谁教会塞缪尔理发的吗？知道吗？”

我摇了摇头。

“我，是我教塞缪尔的。他刚开始学理发时，连自己的胡子还不会刮呢。他哭着求我说，‘博勒先生，博勒先生，教我怎么给人理发吧，我求你了。’好，我教了他，瞧他现在怎样了，嗯？塞缪尔是越来越发了，但我仍旧住在这间破烂的老房子里。塞缪尔有一间专门理发的屋子，而我还得在那棵芒果树下露天理发。”

我说：“可是在外边挺好的呀，比在闷热的屋子里坐着好。可是你为什么平常不给人理发呢，博勒先生？”

“哈，孩子，这是个大问题。事实是，我就是信不过自己。”

“不对。你理发理得非常好，比塞缪尔强。”

“我倒不是这个意思，孩子。当一个人坐在你面前的椅子上，你呢又不喜欢这个人，手里还捏着一把剃刀，这个时候什么怪事都可能发生。这些天，我只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给他理发，我可不愿意随随便便给谁理发。”

尽管在一九四五年时，博勒并不相信战争已经结束。但在一九三九年，他是最大惊小怪的人之一。当时西班牙港仅有的三份报纸，《特立尼达卫报》、《西班牙港新闻报》和《晚报》，他每期都买。战争爆发后，《晚报》开始发行特刊，他也买。

那些日子里，博勒老说：“有许多人自以为可以摆布别人的生活，他们以为我们穷，我们就无知。可我偏不信这个邪，你们听着，我会每天坐下来读报纸，天天这么做。”

博勒对《特立尼达卫报》特别感兴趣，有段时间，他每天都要买下二十多份。

《卫报》正举行一种叫“失踪的球”的有奖游戏。他们在报上印出足球比赛的图片，但不标出球的位置。你只要用“X”标出球的位置，就有机会赢一大笔钱。

标注这个失踪的球便成了博勒最大的乐趣之一。

起初每一周，博勒都很高兴地给《卫报》寄上一份标有“X”的报纸。

对我们大家来说，这是一周中最激动人心的事。

哈特常说：“博勒，我打赌，你一旦赢钱了，就会忘了我们大家。你会离开米格尔街，在圣克莱尔大道买栋大房子，伙计，是吧？”

博勒说：“不，我不会留在特立尼达，我想走，去美国。”

博勒开始标两份X图了。然后三份、四份、六份。他没有赢到一分钱，人却变得越来越暴躁。

他总是说：“你们听着，这是一个巨大的恶作剧，那些办报纸的家伙早就阴谋好了，他们已经定下了谁会拿这个奖，他们只想把所有黑人的钱骗到手。”

哈特说：“你不要灰心，再认真地试一次就行。”

博勒买了一沓坐标纸，放在印着“失踪的球”图片的报纸上面，然后在每条线的交叉处，他都标上一个X。为了做好这事，博勒不得不每周买一百到一百五十几份的《卫报》。

有时博勒会叫博伊、埃罗尔和我过去，说：“现在，孩子们，你们认为那个失踪的球在哪儿？瞧，我要你们闭上眼睛，用这支铅笔标出它的位置。”

有时博勒会问我们：“这星期你们梦到过什么没？”

如果你说你什么都没有梦到，博勒就会非常失望。我常常会编几个说说，博勒就会来解梦，把它们和失踪的球联系上。

大伙儿开始叫博勒“失踪的球”。

哈特常说：“瞧那丢了球的家伙。”

有一天，博勒走进了《卫报》办公室，在警察赶到之前，狠狠揍了一个助理编辑一顿。

在法庭上，博勒说：“你们听着，那个球根本就没有失踪，因为它从来就不在那儿。”

博勒被罚款二十五元。

《新闻报》登出一则消息：

“失踪的球”一案

行凶者被罚

尽管博勒花了将近三百元试图标中失踪的球，但是连个安慰奖都没得到。

在法院结案后不久，博勒就停止了日常的理发，也不再看《卫报》。

我记不得博勒为什么不再看《晚报》了，但我知道他为什么不再看《新闻报》。

战争期间，西班牙港有一阵子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住房紧缺。一九四二年，一名声称能救济无房户的慈善家出现了，他说他预备启动一个建房互助计划，愿意参加这项事业的人，只要存入两百元作为基金，一年后他们就可不花一分钱得到一栋崭新的房子。一些重要人物都支持这个新计划，还举行了许多的宴会，为这个项目打下一个美好的开端。

这个项目投入了大量的广告，据说有五六栋楼盘已经建成，并交付给了一些参加过宴会的人。报上刊登出多张人们手拿钥匙开门并迁入新居的照片。

博勒看了《新闻报》上的这些照片和广告后，掏了两百元。

一九四三年，建房互助会的负责人失踪了，和他一起消失的还有两三千栋梦想中的住宅。

博勒从此终止读《新闻报》。

那年十一月的一个周日，博勒向我们这帮坐在芒果树下等着他理发的人宣布了一个声明。

他说：“现在我告诉大家一些事情。请上帝为我作证，如果我违背了我的誓言，那就让我的两只眼睛瞎掉。听着，从今天起，我不会再看报，哪怕我学会了中文，我也绝不看中文报纸，你们听清了吗？你们不要相信报纸上的任何东西。”

当时他正在给哈特理发，哈特听完后立刻站起身离开了。

后来哈特说：“你们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想我们再也不能让博勒理发了。你们明白，这家伙真的把我吓着了。”

我们不必好好琢磨哈特的决定，因为几天后，博勒就来告诉我们说：“我会一个一个地拜访你们这帮家伙，因为那将是你们最后一次看到我。”

他看起来十分沮丧，我想他就要哭出来了。

哈特说：“这下你要做什么？”

博勒说：“我要离开这个岛，永远不再回来。这儿到处是该死的骗子。”

埃多斯说：“博勒，你会带走小推车吗？”

博勒说：“不会，怎么，你喜欢它？”

埃多斯说：“我在想，对我来说，它似乎挺不错的。”

博勒说：“埃多斯，车归你了。”

哈特说：“你去哪儿，博勒？”

博勒说：“以后就知道啦。”

那天晚上，他离开了我们。

埃多斯说：“你们认为博勒是疯了吗？”

哈特说：“不。他是去委内瑞拉了。他之所以保守秘密，是因为委内瑞拉的警察不喜欢从特立尼达过去的人。”

埃多斯说：“博勒真是个好人呀，他走了我很难过。你们知道，有些人还对博勒留下的小推车眼红呢。”

那天晚上很晚，我们去了博勒的小屋，把他留下的所有有用的物品都一扫而光，不太多，就一小块油布，两三把旧梳子，一把弯刀，一条板凳。我们都很伤心。

哈特说：“这个国家的人对可怜的博勒的确不怎么样，我对他的离开没有一点责怪。”

埃多斯很实际地环顾房间，说：“但是，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了，伙计。”

第二天下午，埃多斯宣布：“你们知道那辆小推车我换了多少钱？两元！”

哈特说：“这事你做得太他妈急了，知道不，埃多斯。”

然后，我们看见博勒本人在米格尔街上走。

哈特说：“埃多斯，你有麻烦了。”

埃多斯说：“是他自己给我的，又不是我偷的。”

博勒比任何时候看起来都更疲倦更沮丧。

哈特说：“怎么了，博勒？你创纪录了，伙计。别跟我说，你去了一趟委内瑞拉，又回来了。”

博勒说：“该死的特立尼达人！该死的特立尼达人！我不明白为什么希特勒不来这儿，炸死岛上那些婊子养的。他炸错人了，你们知道吗！”

哈特说：“坐下吧，博勒。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博勒说：“现在不行。我有些事要先去办一下。埃多斯，我的小推车呢？”

哈特笑了。

博勒说：“笑什么，我不明白有什么好笑的。小推车呢？埃多斯，你以为你能做出那样的推车？”

埃多斯说：“你的小推车，博勒？可是你已经给我了。”

博勒说：“我要你把它还给我。”

埃多斯说：“我把它卖了，博勒。瞧这两元钱，是我卖了赚的。”

博勒说：“你出手可真快，伙计。”

埃多斯站了起来。

博勒说：“埃多斯，有一件事我求你以后别再做了。听着，埃多斯，当我求你了，别再找我理发了，我都不相信自己。去把我的那辆小推车买回来吧。”

埃多斯嘟哝着离开了。“这个世界真可笑，还真有人把一辆小推车看得那么重。它能跟我的蓝色清洁车一样吗？”

博勒说：“如果我能亲手抓住那个拿了钱却没把我送去委内瑞拉的孬种，我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你们知道那人干了什么吗？他开着摩托艇带我们兜了一晚上，然后把我们扔在了一片沼泽地，说到委内瑞拉了。我碰见一些人，就和他们说西班牙语，但他们摇着头大笑。你们知道怎么回事吗？他还是把我们搁在特立尼达，只不过距离拉布雷亚三四英里。”

哈特说：“博勒，你还不知道你有多幸运呢。有些这样的人会把你杀了，然后抛尸野外，伙计。他们可不想给委内瑞拉的警察惹麻烦。要知道，去委内瑞拉是违法的。”

打这之后，我们很少见着博勒。埃多斯设法找回了那辆推车，让我转交给博勒。

埃多斯说：“你知道黑人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就过不好吗？当时你也在场，他自己给我的，现在又让我还给他。就给他吧，告诉他，埃多斯让他见鬼去吧。”

我对博勒说：“埃多斯说很抱歉，让我把这辆小推车送回来。”

博勒说：“你了解黑人是什么样的，他们拿别人东西的时候手很快，轮到给别人点什么就不情愿了。这就是黑人过不好的原因。”

我说：“博勒先生，我也拿走了一件东西，但我送回来了。就是那块油布，我拿给我妈了，可她让我拿回来。”

博勒说：“不要紧。对了，孩子，这些天谁给你理发的呀？你的头看起来像只鸡窝。”

我说：“是塞缪尔给我理的，博勒先生。我告诉过你，他根本不会理发。你瞧他把我的头理成什么了。”

博勒说：“周日过来吧，我给你理。”

我犹豫了。

博勒说：“你在害怕吗？别傻了，我喜欢你。”

于是周日我过去了。

博勒说：“你的功课怎么样啊？”

我不想说大话。

博勒说：“我想让你帮我做点事，但又不确定该不该找你。”

我说：“交给我办吧，博勒先生。我愿意为你办任何事。”

他说：“不，别急。等你下次过来时我再告诉你。”

一个月之后，我又去博勒那儿，他说：“你识字吗？”

我向他保证说识。

他说：“好吧。我要做一件秘密的事，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你能保守这个秘密吗？”

我说：“是的，我能保守秘密。”

“我这样的老头子也没多少时日了，”博勒说，“我这样孤零零的老头子活着总该图点什么吧，所以我要告诉你下面这件事。”

“什么事呀，博勒先生？”

他给我剪头发的手停下来，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张打印的纸。

他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问：“一张彩票。”

“是的。你真聪明，孩子。的确是张彩票。”

我说：“可是你让我帮你做什么呢，博勒先生？”

他说：“首先你必须向我保证不告诉任何人。”

我向他作了保证。

他说：“我想让你帮我看看这张彩票是不是中了。”

六周后开奖了，我去看博勒的彩票中了没有，然后告诉他：“你的号码没有中，博勒先生。”

他问道：“连二等奖也没中吗？”

我摇摇头。

但博勒并不失望。“果然不出所料。”他说。

差不多有三年的时间，这一直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在这些日子里，博勒买了每一期的彩票，但没有一张中过。没有人知道这事，甚至连哈特和别的人都对他说：“博勒，我觉得有件事你该去试一下。你干吗不去买买彩票？”博勒总回答：“我早就不干这种事了，伙计。”

一九四八年圣诞节期间，博勒的号码中奖了。虽然不多，只有三百元左右。

我跑到博勒的屋子，对他说：“博勒先生，你中奖了。”

博勒的反应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他说：“瞧，孩子，你现在倒是能耐大了。你可别把我惹毛了，否则看我不揍扁你。”

我说：“可你真的是中奖了，博勒先生。”

他问：“你他妈的怎么知道的？”

我说：“我看报纸了。”

一听到这儿，博勒真的生气了，他一把抓起我的衣领，尖声嚷道：“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你这个没用的小杂种，绝不要相信报上的任何东西。”

我只能向特立尼达赛马俱乐部核实。

我告诉博勒：“这是真的。”可他拒绝相信我。

他说：“这些特立尼达人就会撒谎、撒谎。他们就知道骗人。他们骗得了你，可骗不了我。”

我把这事告诉了街上的人：“博勒彻底疯了。这人中了三百元，可就是不信他中了。”

一天，博伊对博勒说：“喂，博勒，你到底还是中了彩票呀。”

博勒追着博伊，大吼道：“你这蠢货，竟敢嘲笑一个可以当你爷爷的人。”

再看见我时，他说：“你就是这样保守秘密的？就这样保守秘密？你们这帮特立尼达人怎么都这样，嗯？”

之后博勒把他的小推车推到埃多斯屋前，说：“埃多斯，你不是想要我的小推车吗？给你，拿去吧。”

接着，他拿起弯刀把小推车砍得稀烂。

他又对着我喊道：“人都以为我好愚弄。”

然后他掏出彩票，把它撕碎，冲到我面前，硬是把那些碎纸片塞到我的衬衣口袋里。

后来，他孤零零地在他的小屋里待着，很少出门来到街上，也不再和谁说话。每月唯一出来的那次，就是去领养老金。

直到来了大兵

爱德华是哈特的兄弟，多才又多艺。我总认为他疏远我们是件很可惜的事情。我刚认识他那会儿，他还常帮哈特喂牛，也像哈特一样，看上去沉稳乐观。他说他再也不玩女人了，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板球、足球、拳击、赛马和斗鸡上面。这样他就不觉得枯燥了。他也没有什么大志向烦恼自己。

和哈特一样，爱德华也很崇尚美，但他并不像哈特那样养各种羽毛美丽的小鸟。爱德华喜欢绘画。

他最爱画的是一只棕色的手握着一只黑色的手。他要画一只棕色的手就只是一只棕色的手，没有明暗面什么的。他画的大海就是一片蓝色，群山就是一片绿色。

爱德华会自己把画装裱起来，加上红色的画框。他的作品在一些大商店，比方说萨弗托利、福格蒂和约翰逊都有卖。

但对米格尔街来说，爱德华却是个危险分子。

他要是看见摩根太太穿着新衣服，就会说：“嘿，摩根太太，你穿的这件衣服真漂亮，不过我想上面还可以加个装饰。”

他要是看见埃多斯穿着新衬衫，就会说：“啊哈，埃多斯，你穿了新衬衫呢，伙计。你最好在上面写个名字，否则被人拿走了你都不知道。我替你在上面写个名字吧。”

就这样，他毁掉了许多衣服。

他还有个习惯，就是把他画了图案的领带拿来送人。他常说：“我有件东西要送你，拿到后别忘了用在身上。我是因为喜欢你才给你的。”

要是那人没打他送的领带，他就会大发雷霆。“黑人真没良心。听着，那伙计没有打我送的领带。我坐车到城里，进约翰逊商店，找到男士服务部，碰上一个姑娘，买了一条领带，然后我再坐车回来，走进房间，拿起画笔，打开颜料瓶，把笔蘸上颜料，再在领带上画。我花了两三个小时去画，忙乎了这半天，那家伙却不打那领带。”

除了绘画，爱德华还张罗了其他许多事情。

我到这条街上没几个月的时候，有一天爱德华说：“昨天晚上我搭公共汽车从科克里特回来，路上听见汽车轮子碾在螃蟹背上的声音。你们知道那个附近有椰子树和沼泽地的地方吗？那地方满地都爬着螃蟹。有人说这些螃蟹甚至还往椰子树上爬呢。”

哈特说：“满月前后确实会有许多螃蟹出来。我们今晚就去抓爱德华看到的那种螃蟹。”

爱德华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最好再带上些小家伙，那个地方螃蟹多极了，他们就是捡也能捡到很多。”

于是我们这些小男孩被召集到了一起。

爱德华说：“哈特，我想到一件事。要是我们带上把铁锹，抓起螃蟹来不是更容易吗？那地方螃蟹多得不得了，有时候只要一铲就行了。”

哈特说：“好哇。我们去牛棚取铁锹。”

爱德华说：“差不多了。不过，你们穿的鞋子是不是都够牢呀？你们最好穿牢一点的鞋子，那些螃蟹可不是闹着玩的，一个不小心，它们就会把你们的大脚趾钳跑的，到时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哈特说：“我就用上我打扫牛棚时穿的护腿。”

爱德华说：“我们最好再戴上手套。我认识一个人，有一天他正抓螃蟹呢，突然发现他的右手离开他走了。他定睛一看，才发现原来有四五只螃蟹把他的那只手钳跑了。那老兄急得大跳大叫。所以我们还是小心点为好。你们这群小家伙要是没有手套的话，就用些布把手裹上。这样就没事了。”

那天深夜我们一起爬上去科克里特的公共汽车。哈特和爱德华都穿着护腿，我们其他人拿着弯刀和棕色的大麻袋。

哈特带的那把铁锹还散发着牛棚的臭味，车上的人都捂住了鼻子。

哈特说：“就是要让他们闻闻。他们嫌牛身上的气味，但都还要喝牛奶。”

车上的人瞥了一眼护腿、弯刀、铁锹和麻袋，便把目光移开了。他们停止了谈话。售票员没有让我们买票。车上静悄悄的，还是爱德华首先打破了沉默。

爱德华说：“我能不用弯刀就不用。杀生总归不太好。最好抓活的放进麻袋里。”

许多人在下一站下了车。汽车开到穆库拉普路时，上面只剩下了我们。售票员站在车厢前头和司机说话。

快到科克里特终点站时，爱德华突然说：“哦，天哪，我想我忘了一件事情。我们到时候总不能让公共汽车把螃蟹拖回去吧。我得去打个电话叫辆搬运车。”

他提前一站下了车。

我们在皎洁的月光下走了一段路，然后离开马路爬到了下面的沼泽地里。一阵微风从大海那边吹来，到处都弥漫着海水的陈腐气味。椰子树下一片漆黑。我们又往里走了一小段。一片云遮住了月亮，风也停了。

哈特喊了一声：“你们小家伙没事吧？小心脚啊。我可不想你们中哪个回家时只剩了三个脚指头。”

博伊说：“怎么我没看见有螃蟹呀。”

十分钟后爱德华追上了我们。

他说：“你们装满几袋了？”

哈特说：“看来有人先我们一步，把螃蟹抓光了。”

爱德华说：“瞎说。你没看见月亮还没出来吗？我们在这里等一会儿，等月亮出来了，螃蟹就会出来的。坐下，孩子们，我们等一会儿。”

有半个小时，月亮都被云彩遮着。

博伊说：“我有点冷，想回家。我看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螃蟹。”

埃罗尔说：“别听博伊的。我知道他。他是怕黑，怕螃蟹咬他。”

就在这时，我们听见远处传来隆隆的响声。

哈特说：“好像是搬运车来了。”

爱德华说：“不是搬运车。我从山姆那里约了一辆大卡车。”

我们默不作声地坐等月亮出来。突然有十几支手电筒朝我们照来。有人吼道：“别惹事儿。你们哪个要是耍滑头，就狠狠挨顿揍。”

我们发现围着我们的好像是一队警察。

博伊哭了起来。

爱德华说：“有人在打老婆，有人在破门偷东西。你们警察有时间怎么不去做点正经事？来这儿消遣吗？”

一个警察说：“你说什么呢？是想让我在你嘴里吐口痰吗？”

另外一个警察说：“袋子里装的是什么？”

爱德华说：“只是螃蟹。我说，你们可得小心点。这些螃蟹可大了，它们会把你们的手咬掉的。”

没人敢往那些袋子里看一眼，有一个肩章上带很多条道道的人说：“这些日子你不管问坏人什么话，他都有办法应对，就像美国佬一样。”

一个警察说：“他们带着口袋、弯刀、铁锹和手套。”

哈特说：“我们在抓螃蟹。”

那个警察又说：“用铁锹抓螃蟹？呦，新鲜呀。你们听说过用铁锹抓螃蟹的吗？”

我们费了番口舌才让那些警察相信了我们的话。

那个头头说：“我真想把那个打电话来的狗崽子揍一通，他说你们要杀人。”

那帮警察终于离开了。

天太晚，我们没赶上末班车。

哈特说：“我们最好等一下爱德华约的那辆卡车。”

爱德华说：“我有一种预感，那车不会来了。”

哈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慢慢说道：“爱德华，你哪里是我的亲兄弟，你简直就是个狗娘养的。”

爱德华一屁股坐在地上大笑了起来。

后来打仗了。希特勒入侵了法国，美国人入侵了特立尼达。茵维德大人编了一首很流行的小调：

我和体面的老婆过得心满意足

直到来了美国兵毁了我的生活。

有史以来第一次，特立尼达人人都有了工作。美国人付的工钱相当丰厚。茵维德唱道：

父亲、母亲和女儿

都在为美元工作！

这块土地上的货币！

是美国币！

爱德华丢下在牛棚的工作不干了，他在查瓜拉马斯的美国人那里找了份差事。

哈特说：“爱德华，我觉得你这么做是很愚蠢的。美国人不会永远待在这里的。现在为了挣上一笔不顾一切，三四年后会没饭吃，这样做是很不明智的。”

爱德华说：“这场战争看来要打很长时间。美国人可不像英国人，这你们是知道的。虽然他们让你玩命干活，但他们真的会给报酬。”

爱德华把他的那一部分牛卖给了哈特，这标志着他开始和我们疏远。

爱德华完全向美国人投降了。他穿起了美国式样的衣服，嚼起了口香糖，讲话也尽量往美国腔上靠。除了周日，平时我们很少能看见他，他让我们感到渺小和自卑。他对衣着越来越讲究，还戴了一条金项链，并且学着网球运动员的样子戴起了护腕。护腕这东西才刚刚在西班牙港的时髦年轻人当中流行起来。

爱德华并没有放弃绘画，但也不再主动为我们画画了。我想这点对大多数人来讲倒是个解脱。他参加了一个什么广告海报比赛，但连个安慰奖都没得到，然后他真的对特立尼达生气了。

有个周日他说：“我真傻，我干吗要把自己两只手画的东西给特立尼达人去评判。他们懂什么？换作是在美国，情况可就不同了。美国人才是人，才是真正在行的人呢。”

听爱德华讲话的口气，你会觉得美国是个巨人居住的庞大国家。这些巨人住在硕大无比的房子里，开着世界上最大的汽车。

爱德华常常说：“瞧瞧米格尔街这副模样。美国可没有这么窄的街道。这条街在美国只够做人行道。”

一天晚上我和爱德华一起去码头，那是美国兵营的所在地。隔着铁丝网能看见一个露天电影院的巨大屏幕。

爱德华说：“你想想，他们在特立尼达这么个破地方都能造出这样的电影院，在美国的电影院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又朝前走了一阵子，来到一个岗亭前，里面站着个哨兵。

爱德华用他最好的美国口音说：“大兵，有情况吗？”

我没想到那个戴着头盔、面相很凶的哨兵竟回答了爱德华的话，而且没用多久爱德华就和他聊得火热，两人嘴里的脏话一个比一个多。

回到米格尔街后，爱德华变得趾高气扬，他对我说：“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知道我和美国人的交情。”

他碰见哈特时又说：“那天晚上我和一个非常要好的美国朋友聊天，他对我说一旦美国人介入，这场战争就会马上结束的。”

埃罗尔说：“我们可不想这样赢。只要大家选安东尼·艾登大人当首相，战争就会很快结束的。”

爱德华说：“闭嘴，小东西。”

然而爱德华最大的变化，要数又开始谈论女人了。在此之前他一直说他和女人再也没有瓜葛了。他说很久以前他的心曾被女人伤透了，那时他发过誓。不过到底是怎么个伤心事大家也不清楚。

可是现在每逢周日，我们看见爱德华时，他总要说：“你们应该到那个基地上看一看，那里的女人可机灵啦，哪像特立尼达的女人那么笨。那儿都是些时髦女人，档次高着呢。”

我记得埃多斯这么说了一句：“你别想入非非了，那些娘们儿不会和你有什么瓜葛的。她们只需要那些个头很大的美国佬。没你的事。”

爱德华骂了一声埃多斯“小虾米”，便怒冲冲地走了。

他开始练习举重，在这方面，他又跑在了时尚的前头。我不知道那时特立尼达发生了什么，但所有的年轻人都对健美产生了兴趣，几乎每个月都有健美比赛。哈特总安慰自己说：“别慌。不过是一眨眼就过去的事情，我见多了。他们说是在练肌肉，等冷静下来就会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被他们称作肌肉的东西将来都会变成脂肪的。”

埃多斯说：“我还没见过这么滑稽的场面呢。现在在菲利浦街的乳品店里，到处都能看见一队队黑乎乎的男人坐在柜台前大瓶大瓶地喝着白牛奶。为了炫耀粗壮的胳膊，他们都穿着无袖运动衫。”

过了不到三个月，爱德华穿着一件无袖运动衫出现在我们中间。他变得比以前结实多了。

很快，他谈起了基地上那些追求他的女人。

他说：“我不知道她们看上我什么了。”

有人建议组织一次当地人的才艺表演，爱德华说：“别笑死人了。特立尼达有什么懂才艺的人？”

第一场演出在电台转播了，我们大家在埃多斯的屋里收听了整个过程。爱德华始终笑个不停。

哈特说：“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唱唱看？”

爱德华说：“给谁唱？特立尼达人吗？”

哈特说：“帮他们一把吧。”

出乎大家的预料，爱德华还真的唱了起来。终于，哈特忍无可忍地说：“我再也不能和爱德华住一间屋了，我想他该搬出去住了。”

爱德华真的搬出去了，但搬得并不太远，还是在米格尔街上。

他说：“这也不错。我受够了牛臊味。”

爱德华参加了一次当地的才艺表演。我们本都指望他多少会得个奖。那次演出是由一家饼干公司赞助的，我记得比赛的第一名得到了一笔钱。

“他们还给另外几个人发了三十一分钱一包的饼干。”哈特说。

爱德华也得到了一包饼干。

他没把饼干带回家，而是把它扔了。

他说：“我把它给扔了。我为什么要把它扔了？这正是我要告诉你们的。特立尼达人不识货。他们生来就笨头笨脑。在基地，美国人都求我给他们唱歌。他们知道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次。那回我在基地一面干活一面唱歌，上校走过来说我嗓子真好。他还邀我去美国呢。”

哈特说：“那你为什么不去呢？”

爱德华恼怒地说：“总得给我点时间吧！我总得等一等看一看再作决定吧！”

埃多斯说：“那些追求你的娘们儿怎样啦？她们是追上你了呢，还是把你晾在一边了？”

爱德华说：“喂，听着，我可不想跟你过不去。你还是饶了我，把嘴闭上吧！”

爱德华带美国朋友上家里来时总是装作不认识我们。他和那些美国人走在一起时，老学他们的样子把手臂晃来晃去，看上去活像只大猩猩，特别滑稽。

哈特说：“他把挣来的钱都花在了朗姆酒、姜汁酒上，去讨好那些美国人。”

我猜，我们都多少有点妒忌他。

哈特开始放话说：“找份和美国人一起工作的差事并不难。我只是不想让别人管着罢了，就是这样。我喜欢自己当头头。”

爱德华已经很少和我们混了。

一天他拉长着脸找到我们，说：“哈特，我好像得结婚了。”

他说这话时操着特立尼达口音。

哈特看上去有点犯愁。他说：“为什么？为什么？你为什么非得结婚不可？”

“她怀孕了。”

“这叫什么话。要是个个都因为女人怀孕了就结婚，那不是乱套了吗？你是想和特立尼达人不同，但这又能怎么样呢？这样你就会成为美国人啦？”

爱德华把他那条美国式的紧身裤往上拉了一下，又像美国演员一样做了个鬼脸。他说：“你是个很有办法的人，不是吗？那姑娘与众不同。当然我以前也谈过一两次恋爱，可这个妮子不一般。”

哈特说：“她靠得住吗？”

爱德华说：“靠得住。”

哈特说：“爱德华，你是个大人了。要不要和这个姑娘结婚，你应该自己拿主意。你为什么要过来让我逼着你和她结婚呢？你是个大人。你不一定非得征得我的同意后再做这做那嘛。”

爱德华离开后，哈特说：“每次爱德华到我面前说谎时，他都像个小孩子。他瞒不了我。他要是和这个姑娘结婚——虽然我没见过她，也觉得这小子会后悔的。”

爱德华的妻子是个高个子白皮肤的女人，身材很瘦，面色很苍白，总像有病似的。她每走一步似乎都很吃力。爱德华把她护得特别严，从不把她介绍给我们。

街上的女人们说三道四起来嘴巴可真够快的。

摩根太太说：“那女人生来就是个惹祸的。我真为爱德华感到难过。他这是给自己找麻烦。”

巴库太太说：“她算是现代女子，光想让丈夫白天工作，回到家还要做饭、洗衣服和打扫房间，她们自己只知道涂脂抹粉，扭着屁股招摇过市。”

哈特说：“她哪儿怀孕了？我怎么看不出来？”

爱德华已经彻底从我们这个圈子里脱离出去了。

哈特说：“都是她害的。”

一天哈特冲着马路对面的爱德华说：“喂，过来一下。”

爱德华沉着个脸，用特立尼达腔问道：“什么事情？”

哈特笑了一下说：“那孩子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出世？”

爱德华问：“你问这个干什么？”

哈特说：“要是我对自己的外甥都不关心，岂不是要叫别人笑话我这个当舅舅的。”

爱德华说：“她不生孩子。”

埃多斯说：“这么说，是她编的谎喽？”

哈特说：“爱德华，你撒了谎。你起先说她怀孕了。其实她没有怀孕，你是知道这点的。她根本就没有对你说她怀孕了，这一点你也很清楚。你要是想和那个女人结婚就结好了，干吗要撒谎呢？”

爱德华看上去很伤心。“实话对你们说吧，我想她生不出孩子。”

当这个消息传到街上那些女人的耳朵里后，她们说的话和我母亲说的一样。

她说：“你们在哪里见过脸色潮红又苍白的人能生孩子的？”

尽管我们没有证据，尽管爱德华家里还有美国人的喧闹声，我们还是感到爱德华和妻子的关系有点儿不对劲。

有一个星期五，天快黑的时候，爱德华跑到我这儿说：“放下你读的那些愚蠢的东西，找个警察来。”

我说：“警察？我现在怎么去找警察？”

爱德华说：“你会骑车吗？”

我说：“会。”

爱德华说：“你有车灯吗？”

我说：“没有。”

爱德华说：“拿着这辆车，没灯就凑合着骑吧。你一定要找到警察。”

我说：“我找到警察后，对他说什么呢？”

爱德华说：“她又要自杀了。”

我还没骑到阿里亚皮塔街就碰上了警察，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其中一个还是警官。他说：“你想跑哪儿去，嗯？”

我说：“我就是来找你们的。”

另一个警察笑了起来。

那警官对他说：“他还挺机灵，我想法官听了这话也会喜欢的。挺新鲜，我也爱听。”

我说：“快走吧，爱德华的老婆又要自杀了。”

那警官说：“哦，爱德华的老婆怎么总要自杀？”说完他大笑起来，接着又说：“这位爱德华夫人又要在哪儿自杀？”

我说：“就在离这儿不远的米格尔街上。”

那警察说：“你瞧他，真是挺聪明的。”

那警官说：“是挺聪明。想让我们把他搁这儿，去找那个又要自杀的人！谁会听这小家伙胡说八道！你的自行车执照呢？”

我说：“我说的是真话。我陪你们一起去，把那座房子指给你们看。”

爱德华正在等我们。他说：“怎么这么长时间就只找来两个警察。”

那两个警察随爱德华进了屋，人行道上聚集了一小堆人。

巴库太太说：“我早就料到了。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会有这个结局的。”

摩根太太说：“生活真有意思，要是我也像她一样不能怀孕就好了。哪有女人生不了孩子就要自杀的道理。”

埃多斯说：“你怎么就知道她是因为这个原因要自杀的呢？”

摩根太太抖了抖肥厚的肩膀。“那还会为了什么？”

从那时起，我开始同情爱德华了，因为街上的那些男人和女人都不给他个澄清事实的机会。不论爱德华在家里为美国人举办多少大型的聚会，只要埃多斯喊上两句，他的情绪便会受到影响——“伙计，你为什么不把你老婆带到美国去？你知道，美国医生可神了，什么病都能治好。”要是巴库太太建议她去阿里亚皮塔街头上的加勒比医院验验血，爱德华的情绪也会受到影响。

爱德华家里的聚会越来越野，也越来越奢侈了。哈特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爱德华这样只会害了自己。”

聚会当然没有使爱德华的妻子高兴起来。她看上去还是很虚弱，脾气还是那么不好。现在我们有时能听见爱德华扯大嗓门和她吵架的声音。这可不是我们街上常见的那种两口子间的争吵。爱德华的口气听起来很凶，但实际上都在竭力取悦妻子。

埃多斯说：“我倒希望我娶的女人能那样。伙计，要是我的话，会好生揍她一顿，把她调教得像竹竿一样笔直。”

哈特说：“爱德华是自作自受。我相信他真的爱上那个女人了，真是愚蠢。”

哈特和埃多斯以及其他大人物还能和爱德华说得上话，要是他们想说的话。可如果是我们这些孩子要和他搭讪，他非但没有耐心，反而威胁要打我们，所以我们总是离他远远的。

可每次爱德华经过时，博伊总要大着胆子用美国口音傻乎乎地说：“大兵，有情况吗？”

这时爱德华便会停下来，狠狠地盯着他，然后向他猛冲过来，嘴里还大骂着。他常说：“你们看特立尼达的小孩都成啥样了？你小子活得不耐烦了，屁股欠揍，是吧？”

一天，爱德华抓住博伊，挥起鞭子就打。

每打一鞭，博伊都要喊：“别打了，爱德华。”

可爱德华越打越狠。

这时哈特跑了过来，说：“爱德华，快把那孩子放下，否则这街上要出大麻烦的。把他放下，听见没有？你知道，我可不怕你的粗胳膊。”

街上的男人看不下去了，纷纷上来劝阻。

博伊脱身后对爱德华大嚷：“你有本事就自己生个孩子来打啊。”

哈特说：“博伊，你再说我就打你的屁股。埃罗尔，去给我折根结实的树枝来。”

那个消息是爱德华本人说出来的。

他说：“她离开我了。”说话时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埃多斯说：“我真替你难过，爱德华。”

哈特说：“爱德华，你这孩子啊，不是你的，强求不来的！”

爱德华好像并没有听。

埃多斯得寸进尺地说道：“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她，我觉得男人不该娶一个不会生育的女人。”

爱德华说：“埃多斯，闭上你的小贫嘴。你也一样，哈特。别在那儿假惺惺。我知道你们有多难过！你们明里装难过，其实还不是在笑话我。”

哈特说：“谁在笑话你？你有火要发，冲别人发去，别冲着我来。跑了老婆的男人也难怪会这样。茵维德的小调怎么唱的——

我和体面的老婆过得心满意足

直到来了美国兵毁了我的生活。

这不怪你，得怪美国佬。”

埃多斯说：“你知道她跟谁跑了？”

爱德华说：“我是对你说过她和别人跑了吗？”

埃多斯说：“没有，你没说过，这只是我的感觉。”

爱德华伤心地说：“没错，她是跑了。和一个美国兵。我还给那家伙喝过好多朗姆酒呢。”

没过几天，爱德华便到处放风说：“这是件好事。我可不想讨个不会生孩子的老婆。”

现在没人再嘲笑爱德华的一些美国做派了，我想我们都很乐意他回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可他对此兴趣不大。我们很少在街上看见他，他只有在不工作时才出来散散步。

哈特说：“他被迷住了，在找她。”

在茵维德大人编的那首小调中，歌手的妻子被美国人抢走了，当他恳求她回到他的身边时，她唱道：

茵维德，我心意已变，

我和一个美国兵同居了。

这首小调成了爱德华遭遇的真实写照。

一次他怒气冲冲地走了回来，看上去气色很不好。他说：“我这就离开特立尼达。”

埃多斯说：“你去哪儿？去美国吗？”

爱德华差点没给他一记耳光。

哈特说：“你是想就这么让一个女人毁掉你的生活吗？别做得好像你是天底下头一个碰到这种事的男人。”

可是爱德华根本听不进去，执意要走。

到了月底，他把房子卖了，离开了特立尼达。我想他是去了阿鲁巴，要不就是库拉索，在一家荷兰的大石油公司工作。

几个月之后，哈特说：“你们猜我听到了什么？爱德华的老婆给她的美国佬生了个孩子。”

哈特

哈特喜欢故弄玄虚。就拿他同博伊与埃罗尔的关系来说吧。他对人说他们是他的私生子，可有时他又说他也弄不明白究竟是不是，然后信口地说他和爱德华曾经同时和一个女人同居过。有时他又说他们是他的儿子，是他和前妻生的。你要是听见哈特讲孩子的母亲在临死之前是怎么将他们叫到床头，叮嘱他们好好做人的故事，你准保会哭的。

后来我发现博伊和埃罗尔其实是哈特的外甥。他们的母亲原先就住在大桑格雷的灌木丛中，在她丈夫死后不久也去世了，于是他们就过来和哈特住了。

两个孩子对哈特一点也不尊重。他们从不叫他舅舅，只管他叫哈特。他们不在乎哈特捏造说他们是私生子。事实上，关于他们的身世，哈特怎么说他们就怎么附和。

我对哈特的第一个印象，是他主动带我到运动场去看板球比赛。片刻之后我发现他还从附近的四五条街上挑了十一个男孩一起带去了。

我们排队站在售票处。哈特把我们的人数大声点了一遍之后说：“一张全票，十二张半票。”

许多人都投来了惊讶的目光。

卖票的说：“十二张半票？”

哈特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说道：“十二张半票。”

我们十二个人在哈特的带领下鱼贯入场，到处找空位子，好不热闹。

有人喊道：“他们都是你的孩子吗，先生？”

哈特微微一笑，让人觉得真是这么回事似的。我们坐下后，他又指着我们大声点了一遍人数。他说：“我可不想回去后跟你们妈说弄丢了一个，让她寻死寻活的。”

那天是特立尼达队和牙买加队决赛的最后一天。格里·戈麦斯和莱恩·哈宾为特立尼达队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戈麦斯的积分达到一百五时，哈特兴奋得上蹿下跳，大声嚷道：“你们听着，白人就是伟大。”

这时，一个卖饮料的女人从我们前面走过。

哈特说：“你玻璃杯里的东西怎么卖？”

那个女人说：“六分一杯。”

哈特说：“我要批发价，给我十三杯。”

那女人说：“这些都是你的孩子？”

哈特说：“这有什么不对吗？”

最后那个女人卖给我们每杯五分钱。

当莱恩·哈宾的积分到八十九时，他被罚下场，特立尼达人都开始起哄。

哈特愤愤不平。“被罚下场？被罚下场？他怎么会被罚下场呢？简直是抢劫。还是个特立尼达的裁判呢。天哪，现在就连裁判也拿贿赂了！”

那天下午哈特教会了我许多东西。我是听他说话才知道原来板球运动员的名字很好听。他看板球比赛时的兴奋和投入也感染了我。

我问他记分牌是怎么回事。

他说：“记分牌的左边记的是那些击完球的击球手的名字。”

我会记住这一点，是因为我原来还以为说击球手击完球其实是委婉地说他被罚下场了呢。

在比赛间隙喝茶的那会儿工夫，哈特显得特别激动。他到处拉人打赌。他手里挥着一张一元的票子跑来跑去地吆喝道：“一元对一先令，赌黑德利的得分不是双数。”要不就是：“一元，赌斯托梅尔会接住第一个球。”

裁判员出场时，我们当中的一个小男孩突然哭了起来。

哈特说：“你哭什么？”

那男孩哭着咕哝了一句。

旁边的一个男人喊道：“他需要个瓶子。”

哈特转过身劈头对着那个男人说了一句：“两元，赌今天下午牙买加队要输五个球。”

那男人说：“赌就赌，我看你那性急的样儿，肯定要输。”

他们请另一个男人帮他们拿着赌注。

那个小男孩还在哭个不停。

哈特说：“你看你这不是当众让我难堪吗？你想要什么就直接说啊。”

男孩只是一个劲地哭。另一个男孩凑到哈特耳旁说了点什么。

哈特说：“噢，天哪！这怎么会呢？他们才出来不久呀！”

他让我们站起来，然后领着大家离开看台，在运动场的马口铁栅栏前一字排开。

接着他说：“好，现在开始小便。快点尿，你们都快点。”

那天下午的板球赛精彩极了。包括大名鼎鼎的黑德利在内的牙买加队在三十一轮比赛中输掉了六个球。天色越来越暗，特立尼达队快速投球手蒂勒尔·约翰逊的发挥简直无与伦比，而且越打越快。

我们左边的一个胖老太太总冲着蒂勒尔·约翰逊大呼小叫，每次都还要转身对我们轻声说：“我认识蒂勒尔时他还是这么点高的孩子呢。我们总在一起玩弹珠。”说完又转过身去尖声叫喊。

哈特赢了赌注。

我很快就发现哈特身上的一个缺点，就是爱打不可能赢的赌。特别是在赛马场上，他输了很多钱，不过也有赢的时候，每次赢了钱他都会慷慨地拿出来，请我们米格尔街上的人吃一顿。

我从没见过像哈特这样享受生活的人。他做的事情既不新鲜也不伟大，事实上，他每天几乎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但是对每一件事都乐此不疲。他还不时地把一些非常普通的事情弄出点花样来。

他有点像他的那条狗。那是一条我所知道的最温顺的阿尔萨斯狼狗。我发现米格尔街上的狗都有点像他们的主人。乔治的杂种狗瘦瘦的、脾气古怪，托尼的狗长得凶神恶煞，让人害怕。哈特的狗是我知道的唯一富有幽默感的阿尔萨斯狼狗。

这条阿尔萨斯狼狗的行为乍看起来很古怪。但如果你扔个什么东西让它去捡，它就变得活蹦乱跳。一天，在大草原公园，我把一个番石榴扔进了一片茂密的灌木丛中。它取不出来，气得又哼又叫。突然，它转过身来高叫着从我身边跑过。我一扭头，还没看清楚是怎么回事，它已经向灌木丛跑了回来。我没发现有什么异常，等再扭头时，正好看见它叼着另一个番石榴放到了灌木丛的后面。

我喊了它一声，它便吠叫着冲过来。

我说：“去，伙计，去把那个番石榴捡来。”

它跑回灌木丛，探了探头又嗅了一下，然后冲进去叼回了刚才它自己放的那个番石榴。

我真希望哈特养的那些漂亮的鸟也有他的阿尔萨斯狼狗这么温顺。那些金刚鹦鹉看起来怒气冲冲的，就像一群爱斗嘴的老女人，见人就攻击。哈特的屋子因为它们变成了危险之地。金刚鹦鹉会冷不防在你小腿上这儿啄一口那儿咬一下。哈特试图让我们相信这些鸟是不咬他的，可据我所知它们会咬他。

说来也怪，本来美好的事物到了哈特和爱德华手里就会变得可怕。比方说，爱德华的绘画，哈特的那些尖嘴的金刚鹦鹉。

哈特总是给警察添麻烦，不过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方说在这儿打一架啦，在那儿赌博啦，要不就是在别的什么地方酗酒，等等等等。

但他同警察的关系并不差。事实上，每逢圣诞节，查尔斯警官总要带着邮递员和卫生检查员到哈特的住处喝上一杯。

查尔斯警官说：“我也是没法子呀，为了糊个口。你是知道的，哈特。不用别人告诉我，我知道自己再也升不上去了。”

哈特说：“这有什么，警官。我们在乎个什么。你的孩子们最近怎么样啦？以利亚好吗？”

以利亚是个聪明的男孩。

“以利亚？哦，我想他今年要搞个展览。哈特，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只能碰碰运气，没别的办法了。”

每次他们都是以好友身份告别。

但是有一次，哈特麻烦惹大了，原因是他往牛奶里掺水。

他说：“警察和那帮人过来盘问我水是怎么到牛奶里的。好像我知道一样。我哪儿知道水是怎么到牛奶里的。没错，我是把锅浸在了水里，但只是为了让牛奶快点凉下来，而且怕锅翻，我还专门采取了保护措施。我猜肯定是那个锅有个洞，就是这么回事。有一个很小的小洞。”

爱德华说：“那你最好老老实实向法官说明一下。”

哈特说：“爱德华，你说得倒轻巧，你以为特立尼达是英国啊。在特立尼达，你听说过有哪个说了真话的会有好下场？在特立尼达，你越天真，他们越让你坐牢，你出的贿赂就得越多。你得贿赂法官，给他们送鸡送鸭，要大个头的来克亨老母鸡才行，还得送钱，还得贿赂那些检察官。等一切贿赂都到位了，你才有可能被判得轻一点。”

爱德华说：“说的也是。不过你总不能主动认罪呀。你应该编个理由才是。”

结果，哈特被罚了两百元，还让法官给狠狠地教训了一通。

哈特气呼呼地从法庭回到家里。他取下领带脱了衣服，说道：“这个世界真他妈的滑稽。你洗个澡，换上干净衣服，打了领带，穿上夹克，擦亮皮鞋，都为了什么？就为了站在某个愚蠢的法官面前让他把你臭骂一通。”

哈特耿耿于怀了好些日子。

他说：“希特勒做得对，伙计。把所有的法律书都烧光。把它们都烧光。把所有这些该死的东西堆成一大堆点上火，把它们烧掉，看着它们烧。希特勒是对的，伙计。我不知道我们干吗要和他打仗。”

埃多斯说：“你在胡说八道，哈特。”

哈特说：“我也不想这么说，我也不想。但希特勒就是对的。把那些法律书烧掉。把它们统统烧掉。我也不想这么说的。”

一连三个月，哈特都没有和查尔斯警官说过话，查尔斯警官很伤心，他总是托人捎口信代问哈特好。

一天他叫住我说：“今晚你要去看哈特吗？”

我说：“是的。”

“你昨天看见他了？”

“看见了。”

“他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噢，我是说他气色怎么样？他看上去好吗？高兴吗？”

我说：“他看上去特别烦恼。”

查尔斯警官说：“哦。”

我说：“还有事吗？”

“哎，你别急着走呀……”

“怎么了？”

“没怎么。没什么，没什么。你等一下再走。听着，你把这话捎给哈特听。”

我就对哈特说：“查尔斯警官今天把我叫到他家，又哭叫又哀求，请我务必告诉你他不会和你过不去，他说向警方告发你往牛奶里加水的人不是他。”

哈特说：“什么水、什么牛奶？”

我不知道怎么往下接。

哈特说：“你瞧瞧，特立尼达现在都成了什么样子了。有人说我的牛奶里有水。没有一个人看见我往牛奶里掺水，但现在大家讲话的口气好像他们都看见了似的。所有的人都在谈论什么牛奶里加水。”

我发现，哈特对这事讲得很欢。

我总把哈特看成是个有一套习惯的人，很难想象出他有另外一面。我猜他带我去看那场板球比赛时有三十五岁，坐牢时有四十三岁。但对我说来，他不论哪个岁数都一个样。

他的长相，我已经说过了，像雷克斯·哈里森。皮肤呈深褐色，中等身材，走起路来有点罗圈腿，另外他还是个平脚板。

在我看来，他下半辈子恐怕也就是做那些事情。板球、足球、赛马，上下午都读报纸，坐在人行道上海侃，圣诞前夜和新年前夜喝醉酒乱嚷嚷。

除了这些他好像什么也不需要。他已经满足了，我甚至不相信他会需要女人。当然，我知道他有时也去城里的某些地方，不过我想他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女人，还不如说是为了体验强力的刺激。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使得米格尔街俱乐部分崩离析，从那以后，哈特也变了。

我猜这是爱德华的错。我想，我们当中没人意识到哈特有多喜欢爱德华，也没有人意识到爱德华结婚令哈特有多伤心。爱德华的妻子和那个美国兵私奔后，哈特简直难掩喜悦，可当爱德华去了阿鲁巴后，他又深深地陷入了失望。

有一次他说：“所有的人，一旦成年就甩头走了。”

又有一次他说：“我真他妈笨，我应该像爱德华和其他人那样，也去美国人那儿工作。”

埃多斯说：“这几天晚上哈特在城里到处寻欢作乐。”

博伊说：“这有什么，他是成年人，难道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埃多斯说：“有些男人就这样。其实，所有男人都这样。他们开始老了、怕了，所以总想干点年轻人的事情。”

埃多斯这么说让我特别生气，因为我不愿把哈特想成那种人，可最糟糕的是我还感到可惜，因为我觉得埃多斯说得没错。

我说：“埃多斯，你为什么就不能少想点这种下流事？你干吗不把这些下流的想法扔进垃圾堆里？”

后来有一天，哈特将一个女人带到了家里。

打那之后，我觉得和哈特相处有点不自在了。他现在成了一个有责任有义务的男人了，他再也不能把时间和注意力统统放在我们身上了。更糟糕的是，大家都装作那个女人不存在似的，就连哈特自己也不例外。他从没提过她。他这样做好像是为了让我们相信，一切都和以前一样。

她是个浅褐色皮肤的女人，三十岁上下，有点发福。她喜爱蓝色。她叫自己多莉。我们常常看见她独自一人在哈特屋子的窗口往外看，神情茫然。她从不和我们说话。事实上，除了在屋里喊哈特的声音，我几乎没听过她说话。

但是博伊和爱德华对她带来的变化感到很高兴。

博伊说：“我还是头一回和一个女人生活在那座房子里，感觉就是不一样。我说不上来，但感觉这样好多了。”

我母亲说：“你瞧男人有多蠢。哈特明明知道爱德华遭遇过什么，但他还是和那个女人纠缠不清。”

摩根太太和巴库太太很少看见多莉，所以也谈不上什么不喜欢她，可她们却一致认为她是个无所事事的懒女人。

摩根太太说：“我看这个多莉一副阔太太的派头。”

哈特的生活并没因多莉的到来而改变，于是我们也就很快忘记了多莉的存在。我们还是一起去看所有体育比赛，还是经常坐在人行道上胡侃。

每当多莉尖声问道：“哈特，你要过来吗？”哈特总是不去搭理。

半小时过后多莉又会问：“哈特，你到底过不过来？”

这时哈特便会说：“我这就来。”

我不知道多莉是怎么过日子的。她几乎不出门，而哈特却几乎总是泡在外面。她大部分时间好像都是在窗口向外看。

他们俩可谓这条街上最怪的一对。他们从不一起外出。我们也从没听他们笑过。他们甚至从没吵过架。

埃多斯说：“他们就像两个陌生人。”

埃罗尔说：“你们可别信埃多斯的。你们别看哈特坐在这里时一声不哼，回到家就不一样了。他和多莉讲话时简直就像变了个人，还给她买了许多珠宝，这你们都知道。”

埃多斯说：“我觉得她就有点像马蒂尔达，你们知道，就是那个小调中的女人——

马蒂尔达，马蒂尔达，

马蒂尔达，你偷了我的钱

去了委内瑞拉。

买珠宝！哈特是怎么了？他搞得好像自己是个老头子似的。女人对哈特这种男人图的不是珠宝，而是其他东西。”

从表面上看，大伙儿发现哈特家只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所有的鸟都被关进了鸟笼，二是那条阿尔萨斯狼狗被锁上了链条，看上去很可怜。

大家在哈特跟前闭口不谈多莉。我想是这整桩事来得有点突然。

其实，后来发生的事情更突然。我们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才得知全部细节的。我起先是发现哈特失踪了，慢慢才听说了许多谣言。

事情的真相是后来在法庭上才搞清楚的。多莉从哈特那儿跑了，当然没有忘记带上哈特送的全部礼物。哈特追到她后发现她和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一顿大吵之后，那个男人逃走了，哈特只好把气撒在多莉身上。后来，据警方的证词说，他含泪到警察局自首时称：“我杀了一个女人。”

其实多莉并没死。

根据当时的消息，我们都以为多莉死了，有一两天没人敢相信这是真的。

米格尔街突然沉寂了下来，没人聚在哈特家外面的电线杆下谈天了，没人打板球了，没人打搅睡午觉的人了，俱乐部也死气沉沉，停止了活动。

我们无情地把多莉忘得一干二净，只是想着哈特。我们打心底里觉得他没有错，并很为他感到难过。

我们在法庭上看见了他。他变了，变得苍老了，他蠕动着嘴朝我们笑了笑。他还是好样的，我们哈哈地笑着，但心里却在流泪。

检察官问哈特：“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吗？”

哈特说：“一片漆黑。”

哈特的律师是个胖胖的小个子男人，名叫奇塔兰詹。他穿着一套带气味的棕色西服。

奇塔兰詹滔滔不绝地背诵波蒂亚仁慈宽恕的主张，要不是法官打断他，他都不见得会停。法官说：“奇塔兰詹先生，你说的话都很有意思，有些甚至是对的，但你却在浪费本庭的时间。”

奇塔兰詹接着大谈什么爱情的原始冲动。他说哈特为了爱情舍弃了自尊，就像当年安东尼为了爱情而抛下了整个帝国一样。他说，在法国——谈起法国他可有发言权，因为他去过巴黎——在法国，哈特会成为英雄，女人们会给他戴花环。

埃多斯说：“知道吗，这就是那种把人送上断头台的律师。”

哈特被判了四年刑。

我们去弗雷德里克监狱探望过他。我没想到监狱竟是那个样子的。四周的墙是乳白色的，并不很高，我很惊讶地发现大多数探监的人都乐呵呵的，只有少数几个女人在哭。监狱的整体气氛就像个聚会，人们有说有笑。

那次探监，埃多斯特地穿上了他最好的西装。他手里拿着帽子，环顾了一周，然后对哈特说：“这地方看上去不太坏。”

哈特说：“他们下周就要把我转到卡雷拉去。”

卡雷拉是个关犯人的小岛，离西班牙港几英里。

哈特说：“别为我担心。你们了解我的。出不了两三个星期，我就会让他们给我个轻松点的差事做的。”

每次我去卡来纳吉或库马纳角洗澡，都要眺望碧绿的海水那边的卡雷拉岛。这座岛高高耸立于海中，上面有许多排列整齐的粉红房子。我曾试图想象那些房子里发生的事情，但怎么也想象不出。我常想：“哈特在那边，我在这边。他知道我在这里想他吗？”

但几个月后，我越来越关心自己的事情了，有时会连续好几个星期都想不到哈特。我也觉得羞愧过，但无济于事。我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我不再想念哈特了。偶尔脑袋空下来时，我会停下来想一想再过多长时间他才会出来，但这是无所谓的事。

哈特进监狱时我十五岁，等他出来时我已经十八了。这三年之中发生了许多事情。其间我离开了学校，在海关找了份工作。我不再是个孩子了，我已经长大成人，在挣钱了。

哈特的回来并没有激起波澜，这倒不仅是因为我们这帮孩子都长大了，还因为哈特自己也变了。他身上的一些灵气不见了，我们之间的谈话也不那么投机了。

他回来后走街串巷，对熟人聊种种遭遇。

我母亲给他端了杯茶。

哈特说：“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中。我先和几个监狱看守搞好了关系，你猜怎么着？我只是私下搞了两手，他们就给了我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务。那儿的图书馆真大。什么深奥的书都有。那地方泰特斯·霍伊特肯定会喜欢。书多极了，就是没人去读。”

我给哈特递了一支烟，他毫无表情地接了过去。

突然他大喊道：“啊呀，我才发现！你现在都成大人了。我离开那会儿你不抽烟的呀，也难怪，都过去这么久了。”

我说：“是的，确实有日子了。”

其实也没有多长时间。就三年光景，可在这三年里我长大了，开始带着批判的眼光审视周围的人。我不再希望今后成为埃多斯那样的人了。他太瘦弱，我以前一直没有意识到他个头是这么小。在我看来，泰特斯·霍伊特也是又笨又乏味，没有一点意思。一切都变了。

自从哈特进了监狱，有一部分的我也随着消亡了。

告别米格尔街

我母亲说：“你在这个地方变得太野了，我想你该离开了。”

“去哪儿，委内瑞拉吗？”我说。

“不，不去委内瑞拉。去个别的什么地方。我知道委内瑞拉，像你这号人一到那儿就会被关进监狱的。不，去个别的什么地方。”

我说：“那好吧。等你想好了再决定吧。”

母亲说：“这事我要去和格涅沙·庞迪特商量一下。他是你爸爸的朋友。不管怎么说，你必须离开这里。你变得太野了。”

母亲说得没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确实变得有点野了。我现在喝起酒来就像鱼喝水似的，还搞许多其他的名堂。我是在海关学会喝酒的，在那儿我们经常以各种借口没收酒。起先，我一闻到烈性酒就难受，但总对自己说：“我必须熬过这一关。就把它当成药喝，捂上鼻子，闭上眼睛。”这一招果真奏效，没多久我就成了喝酒老手，开始承受酒徒的骄傲。

这之后博伊和埃罗尔向我介绍了城里不少玩的去处。一天晚上，我记得是在我上班后不久，他们领我去了一个地方，那儿离海滨广场不远。我们一起上了二楼来到一个小房间里，屋里挤满了人，点着一盏盏绿色的灯，光线浓厚得像果冻。房间里哪儿都站着女人看着我们。还有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禁用脏话。

我们在酒吧点了酒喝起来。酒很甜。

埃罗尔问我：“你看中哪个娘们儿了？”

我猛地明白了，觉得一阵恶心。我跑出去径直朝家走去，既觉得有点恶心又有点害怕。我对自己说：“你必须闯过这一关。”

第二天晚上我又去了那家俱乐部，从此就成了那儿的常客。

我们经常举行各种舞会，带着朗姆酒和女人到马拉加斯海湾彻夜狂欢。

“你变得太野了。”母亲总这么说我。

我也没把这当回事，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喝过了头，整整醉了两天。清醒后，我发誓再也不抽烟喝酒了。

我对母亲说：“这不是我的错，都是因为特立尼达。这儿的人除了喝酒还能干什么？”

大约两个月后，母亲说：“下星期你得和我一起去，我们去看看格涅沙·庞迪特。”

格涅沙·庞迪特早就抛弃了通灵的那套。他现在从政了，而且干得蛮不错。他在政府里搞了个什么部长之类的头衔，我听人说眼下他正忙着竞争大英帝国勋章呢。

我们到了圣克莱尔大道他住的那所大房子，发现这位大人物的穿戴变了。不再是以前的腰带头巾打扮，而是一身昂贵的西服。

他热情地接待了我母亲。

他说：“有什么事尽管说，只要能办到的我一定帮忙。”

母亲哭了起来。

格涅沙对我说：“你想到国外学点什么呢？”

我说：“我什么也不想学。我只想离开这里，就这样。”

格涅沙微笑着说道：“政府不提供这类奖学金。只有各位部长能像你刚才说的那么做。不行，你必须学点东西。”

我说：“我从没想过要学什么。让我考虑一下。”

格涅沙说：“好吧，你考虑吧。”

母亲一面哭一面感谢格涅沙。

我说：“我知道我想学什么了。工程学。”说这话时我想到了叔叔巴库。

格涅沙大笑了起来，说：“你知道工程学是什么吗？”

我说：“现在还不知道，不过我可以用心学。”

母亲说：“你为什么不学法律呢？”

这话让我想起了奇塔兰詹和他穿的那套棕色西服，于是赶紧说：“不，我不学法律。”

格涅沙说：“现在只剩下药剂学的奖学金了。”

我说：“我可不想做药剂师。我可不想穿着白大褂向女人推销口红。”

格涅沙微微一笑。

母亲说：“这孩子说话没个分寸，您千万不要介意，庞迪特。他就学药剂学。”然后转过身来对我说道：“只要你用心，没有学不会的东西。”

格涅沙说：“考虑一下吧。要是你学药剂学，你就可以去伦敦，就可以看到雪，看到泰晤士河，看到国会大厦啦。”

我说：“那好吧。我就去学药剂学。”

母亲说：“庞迪特，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才好。”

她一面哭一面数出了两百元，递给了格涅沙，说道：“钱不多，庞迪特。但我就有这些。是攒了很长时间才有的。”

格涅沙接过钱时一脸难过的样子。他说：“你不应该为这种事烦恼。能出多少出多少吧。”

母亲哭个不停，最后，连格涅沙也哭了起来。

见此情景，母亲赶忙擦干眼泪说：“庞迪特，您真不知道我现在有多烦恼。什么都要钱，没钱就什么都办不成。我真不知道上哪儿去搞这么多钱。”

格涅沙不哭了，但母亲又哭了起来。

过了一小会儿，格涅沙退了一百元给我母亲，又呜咽起来。他说：“把这钱拿回去，给孩子买些好衣服吧。”

我说：“庞迪特，您真好。”

这话深深地打动了他。他说：“等你获得了文凭和学位从英国回来，成了大人物、大药剂师，我再过来要回你欠我的也不迟。”

我告诉哈特我要走。

他说：“去干什么？做劳工？”

我说：“政府给了我一笔奖学金，让我去学药剂学。”

他说：“是你自己争取到的吗？”

我说：“不是我，是我妈。”

埃多斯说：“这是件好事。我认识一个药剂师，我为他清理垃圾有好几年了。那家伙富得都什么样啦，钱那是滚滚地来。”

消息传到伊莱亚斯那儿，他却是另一种反应。有天晚上他跑到我家门口，大喊：“贿赂，贿赂。你们就知道贿赂。”

我母亲也狠狠地回敬了一句：“抱怨别人贿赂的都是自己拿不出东西贿赂的穷光蛋。”

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一切准备就绪，只待我出发了。在此期间，特立尼达政府向英国驻纽约领事馆写了封信，让英国领事馆了解了我的情况。美国人要我保证不会使用武力推翻他们的政府，最后发给了我签证。

临行前的那个晚上，我母亲在家举办了一个小型聚会。聚会有点像葬礼上的守灵。来的人个个神情沮丧，都说会很想我的，但转身就把我忘了，只顾埋头吃喝。

劳拉在我面颊上亲了一口，并给了我一个圣克里斯托弗的大勋章，让我把勋章挂在脖子上。我答应她我会的，然后就把它放进了口袋。巴库太太送了我一个六便士的硬币，她说那个硬币是她专门准备的。其实，它看上去同其他六便士的硬币没有什么不同，我想，后来我把它给花了。泰特斯·霍伊特不计前嫌，给我送来了普及版丁尼生诗选的第二卷。埃多斯给了我一只皮夹，还发誓说它是新的，几乎没有用过。博伊和埃罗尔什么也没给我。哈特送了我一包香烟，说：“我听说你戒烟了，但是拿着这个吧，说不定你会改变主意的。”结果我还真的又抽上了。

巴库叔叔一晚上都在修车，就是那辆第二天要送我去机场的汽车。我几次跑出去让他别忙了，可他都说化油器有点毛病要修修。

第二天早上，巴库早早起床后又修起汽车来。我们本来打算八点出发，可到了十点巴库还没有修完。我母亲有点着急，巴库太太也不耐烦了。

可巴库还躺在车下，边修车边吹着口哨，是《罗摩衍那》里的一对儿对句。等从车下钻出来后他还乐呵呵地说道：“你们等急了吧？”

我们终于准备完毕。还好巴库没有修坏发动机，它还能点上火。我的行李被装上了车子，我这就要永远离开这所房子了。

这时我母亲说：“等一下。”

她把一个盛了牛奶的铜壶放在门口。

我现在也闹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那扇门很宽，足够过一辆汽车，那壶大约四英寸宽，就放在正中间。我记得我是蹭着门边走的，根本没有靠近那只铜壶，但我还是把壶给踢翻了。

母亲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

我说：“这是不祥的兆头吗？”

她没有回答。

巴库在按喇叭了。

我们上了车，巴库发动了汽车。车子沿着米格尔街开到赖特森路，又朝南码头开去。一路上我没朝窗外看一眼。

母亲一面哭一面说：“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在米格尔街上看到你了。”

我说：“为什么？就因为我踢翻了那壶牛奶？”

她没有回答，只是一个劲儿地为打翻的牛奶掉泪。

直到车子开出了西班牙港城郊，我才朝外面望去。天气晴朗而炎热。稻田里一些男女在干活，路边的一个水塔下一群孩子正在洗澡。

我们及时赶到了皮亚尔科。这时我真希望自己没有得到那份奖学金。在机场的候机大厅里我很害怕。一群肥硕的美国人在酒吧喝着不知名的饮料，那些戴着太阳眼镜的美国女人一脸傲慢，讲起话来嗓门特别大。他们看上去都挺富有挺自在的。

接着广播里分别用西班牙语和英语说，二○六次航班的起飞时间推迟六个小时。

我对母亲说：“我们回西班牙港吧。”

我知道过不了多久，我还会在候机厅里遇到那帮美国佬，我只希望和他们碰面的时间越短越好。

回到米格尔街，我最先看见的就是哈特。当时他正拖着脚从咖啡馆里出来往回走，胳膊下还夹着一张报纸。我朝他挥了挥手叫了起来。

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以为你这时已经在天上了呢。”

我很失望，倒不光是因为遭到了哈特的冷遇。我失望，是因为我走了，注定要永远地走了，可米格尔街上的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并没有因为我的离开而有丝毫变化。

我看了看门口那只被打翻的铜壶，然后对母亲说道：“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再也不会回到这里来了呢？”

她笑了，看上去很高兴。

我和母亲、巴库叔叔以及他太太一起在我家吃了最后一顿饭，然后又沿着那条通向皮亚尔科的滚烫的马路返回机场。飞机已经在等着啦。我认出了一个海关官员，他免检了我的行李。

播音员的声音冷静而又漠然。

我拥抱了母亲。

我对巴库说：“巴库叔叔，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但我想我听见你车子的挺杆有撞击声。”

他的眼睛一亮。

我和他们一一告别，快步向飞机走去。我没回头看，只看着前面自己的影子，一个在柏油碎石路面上跳动着的小不点。

版权信息

书名：失落的黄金国

作者：【英】V. S. 奈保尔

译者：马群英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6-03-01

ISBN：978-7-5442-6180-7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前言

序 徒劳的征服者

第一部 第三块侯爵领地 1592~1618

一 水晶山 1592~1595

二 父与子 1595~1618

第二部 西班牙的投降 1633~1797

三 荒无人烟的殖民地 1633~1776

四 三次革命 1776~1797

第三部 拷问路易莎·卡尔德隆 1797~1813

五 第四次革命 1797~1800

六 “使用酷刑” 1801~1802

七 刽子手的清单 1803.1~1803.7

八 受害者：I 1803.7~1806.2

九 受害者：II 1806~1808

十 继承者 1809~1813

尾声 雅凯之死

前言

大 约一百年前，我的祖先开始从印度来到特立尼达。我一九三二年出生在一个叫查瓜纳斯的乡村小镇，离帕里亚湾一到两英里。我出生在我爷爷一九二〇年建的房子里。那座房子有用栏杆围起来的屋顶凉台，还有印度雕刻，在印度人居住的镇上一点也不显得另类。如今在特立尼达，那样的房子是建筑上的异类，但那时，它跟周围的建筑很搭调。查瓜纳斯镇上居住的主要是印度人，人们庆祝的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节日。我生下来首先听到的语言是印地语（或者说是它的变体，比哈尔方言）。

一切看上去是那么的安定和完美，很难想象查瓜纳斯曾有另外一番景象。没人觉得奇怪：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四百多年后，在世界上这个曾被他称为印度的地方真的居住着印度人，而那个被他称为印第安人[1]的民族已经消失。他们没有留下任何纪念物，没人怀念他们。查瓜纳斯不过是个地名，此外别无深意。很多印度人后来管它叫“乔汗”，这源自印度的一个种姓。

直至我开始意识到我们的过去曾被切断，疑惑才随之到来；我写作本书时，疑惑仍不断增加。一天，我在大英博物馆里了解到我出生地名字的起源。西班牙帝国的通信很慢，一封信从特立尼达送到马德里要花上两年时间。一六二五年，也就是罗利[2]试图在圭亚那寻找“金山”的八年之后，西班牙人还在交换有关寻找金山结果的信件。西班牙国王在一六二五年十月十二日写信给特立尼达总督：“朕命你提供一支叫查瓜纳斯人的印第安种族的信息。你曾报告他们人数逾千，脾性恶劣，正是他们带领英人占领了那个镇。彼等罪行未得严惩，只因还未能集结用以惩罚他们的部队，且因印第安人只受自我意志掌控，从不听命他人。你已决定要给他们惩罚，望遵朕之训令，并将进展报朕知悉。”

特立尼达总督最终做了什么，没人知道，但不久之后，在那个叫查瓜纳斯的地方，已无人知晓这里曾住过查瓜纳斯人。据我目前所知，他们的存在只在这份文件里有记载，而这份文件一八九七年才从西班牙的档案里被发现。

撰写罗利生平的人通常急于追溯他被关在伦敦塔的日子。就像罗利本人一样，他们很少注意到那些被离弃之地。新大陆这个不引人注意的小地方瞬间跟历史有了触碰，随后又陷入黑暗。查瓜纳斯人在沉默中消失。他们的消失并不重要，那不是任何人故事的一部分。但这与一个殖民地怎样在新大陆建立起来有关。特立尼达曾在两个时刻被“历史”触碰。本书的目的便是记录那两个重要时刻。故事结束于一八一三年。从印度来的印度人在一八四五年开始到达这里，但殖民地的建立远在那之前。

[1] 前文的“印度人”和此处的“印第安人”，原文均为Indians。

[2] 沃尔特·罗利（Walter Ralegh，1552－1618），英国探险家、朝臣、作家，伊丽莎白一世宠臣，组织若干次前往美洲的探险和殖民活动，并将马铃薯、烟草等植物引入英国，1616年带领探险队到美洲寻找黄金国，空手而归后以谋反罪被詹姆斯一世处死。

序

徒劳的征服者

本 书由两个被遗忘的故事组成。第一个故事是寻找黄金国的终结。这个故事通常用沃尔特·罗利爵士的语言讲述，单独作为他经历的一部分。故事从他一五九五年突袭特立尼达和南美洲开始，以他一六一七年令人费解的归来结束，当时他是从伦敦塔假释的囚犯。然而，黄金国实质上是西班牙人的幻想。特立尼达的内陆城镇圣约瑟夫以及它的港口，“他们叫它西班牙港”，罗利曾袭击过那个定居点，此即作为寻找黄金国的基地被建立起来。圣约瑟夫城是一个七十五岁西班牙征服者的全部功绩，它是西班牙人在穿越南美洲的其中一段伟大旅程结束时建成的。对那个西班牙征服者而言，黄金国的探险以劫持、幽禁和精神失常告终。他的殖民地——继墨西哥和秘鲁之后在新大陆建立第三块西班牙侯爵领地的梦想——成了西班牙帝国荒无人烟的殖民地。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将近两百年后。它是由英国资助的革命者试图从新占领的特立尼达岛开始，在西班牙帝国发起一场高规格革命的故事。当时的情况很复杂。作为革命根据地的特立尼达，同时正被建成英国的奴隶制殖民地。这种复杂的情况在一次丑闻中被揭示了出来。在一八〇一年圣诞节前两天，一个十四五岁的西班牙黑白混血女孩路易莎·卡尔德隆被带到西班牙港监狱的阁楼（已成为处罚黑人的中心）并受到拷打。随后对英国总督的审讯成为伦敦的轰动性事件，这位总督后来在半岛战争中成为威灵顿的将军和滑铁卢的英雄。

西班牙港的历史是独特的新大陆探险史，它包含在这些故事中。在没有受到外界侵扰的新大陆，像西班牙港这样的地方没有与世隔绝的生活，它会随着外人的到来而发生改变。沃尔特·罗利爵士也向往南美革命：印加人被英格拉－铁拉人从西班牙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实现了一个印第安人预言），并融入公正、美丽、富饶以及多种智慧相结合（年轻的印第安人将在英国接受教育，与英国女人结婚）的大英帝国。南美革命爆发时，英国是支持的。但英国的目的是贸易。特立尼达曾经是“黄金国区域”的一部分，当大英帝国来到特立尼达时，它有着种植园、黑奴、皮鞭、烙铁、割下黑奴耳朵的大刀、刑柱和西班牙港监狱的酷刑密室。

计划失败。南美革命失去控制，自行发展。西班牙港没有成为南美独立之后的大英帝国贸易港口。甚至在路易莎·卡尔德隆遭受拷打时，大英帝国的目标已向东方的亚洲转移。西方的蓄奴岛很快衰落下来，西班牙港再次沦为偏僻的自治市。探险结束。

在今天被称为哥伦比亚的地方，[1]曾经有一个金人，这个镀了金子的人是每年都要在松节油上翻滚，全身涂满金粉，然后跳入湖中的酋长。但这个金人部落是在哥伦布来到新大陆之前就已经被征服的一代。这是西班牙人所追寻的印第安人的记忆。而在丛林里的印第安人心中，记忆是和西班牙人征服秘鲁的传说交织在一起的。

印第安人总说起一个富饶文明的民族，只需几天就能到达。有时那里有几件制作精美的金器，也有人曾在丛林里发现一座太阳庙。有一次，一个疯狂的探险者回来，说起一座巨大的城市，它的街道又长又直，庙里到处都是金子做的神像。在墨西哥、秘鲁和新格拉纳达之后，一切皆有可能。过了五十年，经历了许多次灾难之后，西班牙征服者们仍然前赴后继竞相去西班牙，请求允许探索充满希望的新大陆。探险从大陆的西部开始，然后移向东部。一五六九年，有三个人因为最崇高的理由对特立尼达提出主权要求。那个被选去减少信奉基督教的印第安人数量的人带了十二名牧师上岸。两周后，他报告福音派教会取得全面胜利，然后便消失了。

有关这些探险的记载很少。一无所获的西班牙征服者没有什么可汇报的。他们相信奇迹，但奇迹没有眷顾他们。哥伦布到达特立尼达时，以为来到了靠近伊甸园的外部。他向当地人要珍珠：珍珠是露珠掉入张开的牡蛎形成的。当地人面容失色。让人失望的事是世界上最大的财富将在最黑的黑人土地上被找到。大西洋上，飞鱼只是飞进哥伦布轮船里的鱼：新世界有限的目录上又被确认的一条。“我们经常看到众多飞鱼一起飞跃，被其他的鱼追赶着，好似一群云雀被猎鹰追捕。”一百年后，一名穿越大西洋去特立尼达的英国士兵将会像发现者那样写道。

对西班牙征服者而言，没有奇迹等于一无所有。一个地方仅仅是它的名字，风景只是地形复杂或简单的土地。在峡谷、山脉、山峰、森林、草地、河流、平原和泉水边，生活着赤裸但高贵的当地人：这份不够准确的记载是一五七〇年一位西班牙牧师对特立尼达的描述。西班牙人的描述语言大多贫乏，这是西班牙人的不足。没有想象和才智，伟大的行动变成了溜达，这是西班牙损耗的一部分。黄金国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死亡成了数字。

后来，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有人发言证实了在特立尼达的登陆与在想象中有峡谷、河流、平原和泉水的岛屿的存在。“收到鄙人之信函，陛下定然大为惊奇，不过……”这是一封向国王腓力二世抱怨的信。这封信出自一五七〇年登陆事件的幸存者之手，在寻找黄金国的探险中，那一年发生了四次灾难。写信的人说，特立尼达的居民已经被“消灭”，一部分西班牙人已死，一部分已离开。写信的人叫弗朗西斯科·瓦兹克斯·德·布拉沃，他去了玛格丽塔珍珠岛，在那里为国王效劳了二十五年。也就是说，他一直是位忠诚的臣民，除了最后两年，他一直干得不错。后来，法国和英国的海盗开始来到玛格丽塔岛。西班牙官员与他们进行贸易。与外国人有贸易往来是非法的，布拉沃这个忠诚的臣民表示抗议。

所有的官员都反对他。总督公开威胁他。布拉沃说：“他们说我的那些房子是这里最好的房子，他要把它们留在他正在建的城墙之外，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好处，还要花许多钱。由于这些房子将被留在城墙之外，它们就会被推倒。他说他还可以用其他方式伤害我，因为他说我口无遮拦。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上述提及的他对我的憎恨和敌意。因为我公开说出了事实，已经六十六岁了，还有很多小孩，而且不是这个岛上财产最少的人，所以他能对我造成许多伤害。”

西班牙人天真的另一面是利己主义。布拉沃虽然没有说，但玛格丽塔的城墙必不可少。几个月前，埃米亚斯·普雷斯顿上尉来袭击过。罗利在洗劫特立尼达的西班牙港和圣约瑟夫城，并完成奥里诺科河探险之后，也曾尝试袭击玛格丽塔岛。

布拉沃于一五九五年十月写信给国王。六七十年前，来自波多黎各的信能在三个月内到达西班牙。但文书工作随着帝国的扩大在增加，布拉沃的信经过十四个月才到达国王手里。信被国王亲自记录在案，并交给全科型法官。这个地区很重要。最大的黄金国探险队（买船的钱是向佛兰德斯商人借来的）最近已离开西班牙前往特立尼达。罗利的袭击就像另一个黄金国存在的证据。上个月，西班牙国王宣布了他的第二次破产。

这次探险所依靠的人就是那位七十五岁、被罗利夺走一切的西班牙征服者。他花费了一大笔财产，在超过十五年的时间里，用三次探险获得的有关黄金国的资料都被罗利抢去，并记载在罗利的新书《发现广袤、富饶和美丽的圭亚那帝国》当中。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本书出版，并谈到这个西班牙征服者的俘获与屈辱：他的士兵被屠杀。在监狱被打开、印第安人酋长被释放后，他的特立尼达定居点遭到袭击，被疯狂的印第安人付之一炬。

现在，援助就要到来，当国王感兴趣时，这个年老的西班牙征服者却无可救药了。他与自己的拥护者——不足十二人——生活在奥里诺科河一座荒无人烟的岛上。他正在躲避他的西班牙敌人时，罗利将他交给了西班牙人。他现在几乎精神失常，再也见不到一座城镇了。

[1] 此书写于1969年，当时认为传说中的黄金国位于哥伦比亚。现今一般认为最可能的遗址是在南美秘鲁高原一处叫库斯科的地方。

第一部

第三块侯爵领地

1592~1618

一 水晶山 1592~1595

这 个最后一无所有的西班牙征服者叫安东尼奥·德·贝里奥。他十六年前第一次出发去西印度群岛时，是位六十岁的退役军人。他生于一五二〇年，是柯尔特斯进军墨西哥的那一年。贝里奥参加过多场战争，这些战争一方面为西班牙带来荣光，另一方面也使西班牙日益衰落。他曾在锡耶纳作战，曾与巴巴里的海盗战斗，也曾在德国作战，在阿尔巴公爵的率领下与荷兰人战斗，还曾在格拉纳达与改信穆斯林的叛逆教徒交战。他曾亲眼看见两个兄弟战死沙场，还有一个兄弟死于著名的勒班陀海战。在那场海战中，西班牙大胜土耳其，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贝里奥很晚才结婚，当时五十三岁或五十四岁。他妻子是西班牙征服者克萨达的侄女。克萨达曾抢走奇布查人的财产，在大致位于哥伦比亚的地方建立了新格拉纳达西班牙王国。克萨达很富有，他的庄园一年能获利一万四千达克特，他还有总督的头衔。但克萨达想成为继柯尔特斯和皮萨罗之后新大陆的第三个侯爵。黄金国，如果他找到它，将是第三块侯爵领地。这是他在年迈时与西班牙国王做的交易。他的探险持续了三年，两千人中只有二十五人活了下来。克萨达几年后去世，还因麻风病而毁容。他在新格拉纳达的财产传给了他的侄女，再由侄女传给安东尼奥·德·贝里奥。这就是一五八〇年贝里奥从欧洲战场退役之后，去西印度群岛要求继承的财产。他当时六十岁，但他的家庭成员很年轻。最大的女儿五岁，儿子两岁。

贝里奥到了新格拉纳达之后，发现克萨达的遗嘱中有一条要求他“坚持不懈地”继续寻找黄金国。贝里奥五年后写道：“我认为，没有时间休息。”十三年后，当探险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他便不再给其他解释了。“具备的条件以及我自己内心的向往足以说服我去探险，因此我决定做好准备，出发去寻找黄金国。我召集了一大队人马，还准备了牛、军需品，以及其他必需品。带着这些耗资不菲的装备，我出发了。”不过，这些在一个句子里就写完的准备工作，花了三年时间。

贝里奥进行过三次探险。第一次历时十七个月，死了很多人。第二次持续了二十八个月后结束。“当我正在造小船，准备顺流而下时，一个船长叛变，带着他手下的大部分人逃跑了，所以我不得不去追他。”时间在贝里奥的叙述中消逝，就像他的精力在逐渐消退，沿路经过的风景在慢慢远去一样。贝里奥准备开始他的第三次探险。十年过去了。他七十岁，有六个女儿，儿子现在十二岁，将会与父亲一起去探险。

这就是贝里奥曾多次提到的那次伟大探险，不是因为他看到的奇事奇景或者穿过了一块新大陆，而是因为他在半路上的一次行动，在他心里，那次行动能让他跟古代的英雄媲美。

计划是顺着奥里诺科河向下游行进，一直到黄金国的山岳地带，在河里找一条穿过山脉的通道，人们都认为那道山脉守护着传说中的城市。这是一支小型探险队，还不到一百二十人，外加少数挑夫和黑人。一半人分乘二十条小船在河里航行，由贝里奥指挥；另一半人骑着两百匹马在河岸上行走，由一名曾经辅佐过克萨达的老兵指挥。

就这样，他们走了一年，但没找到穿过山脉的通道。然后便是雨季。他们在被水淹过的奥里诺科河河岸扎营，麻烦开始了。“小船丢了，三队西班牙人，总共三十四人，带着很多匹马逃走了。一种几乎像瘟疫的疾病害死了我所有的挑夫和三十多个西班牙人。”为防止更多人逃跑，打消他们返回新格拉纳达的念头，贝里奥下令将剩下的马全都杀掉。那是一次英勇壮举，探险结束后，贝里奥一直赞叹不已。

他们吃马肉，将树干挖空做成四条小船，顺流而下来到加勒比人的领地。加勒比人是食人族。每年两次，由多达三十条小船组成的加勒比人船队逆流而上，猎捕人类。沿岸三百五十里格内人口锐减，都被吃光了。但贝里奥遇到的食人族很友好。他们给贝里奥提供食物，还自愿带领了一段去黄金国的路程。他们把他带到卡罗尼河河口，来到一个叫莫里基多的酋长的领地。

莫里基多看起来闷闷不乐，他在东北海岸与西班牙人有过接触。贝里奥几乎回到了文明社会。莫里基多说到黄金国只有四天的路程，但贝里奥不喜欢莫里基多跟在后面。“我只有五十名士兵，其中只有十五人身体健康。我也不能离开小船，因为如果这些小船丢了，我就一无所有了。”又有五人病了，当贝里奥与莫里基多因为食物发生了争吵之后，他决定离开。

贝里奥现在关心的是活下去，走出奥里诺科河，到一个西班牙人的定居点。沿河而下一段路程后，他发现一艘抛锚的西班牙航船，这是五十年前在一次寻找黄金国的途中发生的灾难，一位著名的西班牙征服者丧生，他是柯尔特斯的朋友。不过，贝里奥抵达的下一个领地的酋长很友好。他已经八十岁，对每一个人，甚至加勒比人都很友好。他很了解特立尼达。为躲避家乡部族间的战争，他在特立尼达度过了少年时代，他说在那里见到过很多外国人。在奥里诺科河河口航行并非易事，他觉得应该给贝里奥提供一名领航员。

“我沿着奥里诺科河顺流而下直至入海。奥里诺科河有很多河湾和狭窄的水道，两百里格的河岸有四十多里格被淹。我出来的那个河湾正对着特立尼达岛，离大陆四里格。我决定待在那里，在岛上住下来，重新召集我的人以便再次进入圭亚那。但上帝和命运捉弄人，我们一入海就分开了。船很小，士兵们病了，又没有经验，不会划船。我带着二十人到达特立尼达，在那里待了八天，虽然我的人都病了。”

他选了心中已考虑好的地方作为定居点：港口，河边的内陆城镇。峡谷里有黄金的痕迹，那里的河流像是要模仿圭亚那的河流似的，名字叫卡罗尼。“我发现岛上住了很多人，都是些很温和的当地人，土地非常肥沃。”之后，他将生病的士兵带上小船，开始最后一段危险旅程，穿过龙嘴激流到玛格丽塔珍珠岛。

那次探险历时十八个月。贝里奥被击垮了。在特立尼达岛上那八天的考察是他最后神志清醒的努力，仅仅比永久的萎靡不振稍微好一点。他在玛格丽塔岛上听到的第一件事，是他妻子在大陆的另一端新格拉纳达去世了。他给国王写信说：“她于陛下之西印度群岛留有七女、两子。”有一个女儿是在他离开后出生的。“为陛下效劳。女儿之嫁妆，吾已消耗殆尽。”

他要的不是钱。他想要他十四岁的儿子继承探险事业，以及探险带来的奖赏。但旅程也显示出贝里奥儿子的品性。他被父亲派往加拉加斯和新格拉纳达，去寻求更多的人与供给品。他本应该返回，但却留在了新格拉纳达的家里。

贝里奥的探险不是黄金国传说的一部分。西班牙帝国辽阔无边。有关贝里奥探险失败的报告，很快被淹没在西班牙锡曼卡斯那一大堆未经筛选的帝国记录之中。贝里奥探险的故事是通过罗利爵士的记叙为人所知的。当三百年后，贝里奥的报告被发现时，西班牙帝国时代已经结束，黄金国的传说已经定型：那是罗利的故事了。

玛格丽塔岛的总督是位非常年轻的男子，被一个大家庭所困扰。但他很热情。他安排贝里奥住在家里，借给他钱，还答应给他安排人手。他说，他早就听说贝里奥在奥里诺科河遇到了困难，并在一周前派出了一支救援队。贝里奥没料到有如此待遇。很久以前他就认为：“出生在西印度群岛的人只能坚持三天。”他写信给西班牙国王，汇报遇上了一位好总督。与此同时，这位总督也写信给国王，提出由他自己去寻找黄金国。总督说，贝里奥是个老傻瓜，他走错了路线，损失了一半兵力，还因为愚蠢错过了救援队。

几个月后，救援队回到玛格丽塔岛，同时从莫里基多的领地带回三百名印第安人奴隶。玛格丽塔岛的采珠业一直需要奴隶，用于潜水，消耗很快。他们从大陆和特立尼达岛获得奴隶，有时靠抓，有时也通过跟酋长或家族的主人公平交易获得。加勒比人会为了三四把短柄小斧卖掉一个侄子或侄女，女儿则要价稍高一点。在玛格丽塔，一个十二三岁的姑娘转手能卖一百五十比索，那时候一比索能买一顶英国王冠。

不过，贩卖印第安人奴隶是非法的。贝里奥以为，那个闷闷不乐的莫里基多再也不会让西班牙人经过他的领地去黄金国了。贝里奥向总督抱怨，还写信给国王。印第安人不能“像黑人那样被贩卖”。印第安人是国王的臣民。黑人不是，他们天生就是奴隶。总督逮捕了救援队队长，两天后又将他释放。西印度群岛的规矩是：Se obedece, pero no se cumple。即法律是用来遵守的，而不是用来执行的。贝里奥后来发现，总督、救援队队长和莫里基多都是朋友，也都是奴隶贩子。他误解了莫里基多闷闷不乐的原因，他有了三个敌人。

贝里奥病了，断断续续地发烧。他请求总督说实话，他和他的朋友们是不是想自己去寻找黄金国。总督说不是。但贝里奥不相信他的话。“他否认是因为我是他的客人。”贝里奥解读他人行为的方式还是西班牙式的。为得到总督的帮助，他提出将自己一半的侯爵领地给他。他们可以一起住在特立尼达，一起经过莫里基多的领地去黄金国。总督拒绝了，贝里奥没什么可给的了。

贝里奥这样提议，是因为又出现了新的有关黄金国的传说。一个叫阿尔布加的人，在丛林里生活了十六年后又重新现身。他是那支几乎被人遗忘了的黄金国探险队的唯一幸存者，有关他故事的很多版本都在西印度群岛流传。据说，阿尔布加曾负责探险队的军需品。后来军需品发生爆炸，他以特别的方式被判处死刑：被放到一条小船上，沿着奥里诺科河随波漂流。那支探险队后来被印第安人歼灭，但阿尔布加获救并得到照顾。有两个星期他都被蒙上眼罩，被人领着从一个定居点到另一个印第安人定居点示众。一天中午，他来到另一个定居点。眼罩被摘下来后，阿尔布加发现自己身处大马诺阿，金人之城。

“他一整天都在城里走，第二天从太阳升起开始走，直到日落之前来到了印加王的宫殿。”阿尔布加被安排住到宫殿里的房间，得到热情款待。他学会了印加语，在有些故事版本里，他还跟一个印第安女人结了婚。一天，印加王问阿尔布加，他是想留下来还是回到他的族人那里。阿尔布加说他想回去。印加王送给阿尔布加金子作为告别的礼物，还把他带到领土交界处。对阿尔布加来说，当时非常危险，他所有的金子都被土著印第安人偷走了。他设法将一些金珠子放到葫芦里，印第安人以为葫芦里装的是食物。

阿尔布加可能从来没有存在过。没人见过他，故事里说他回去之后没活多久。他死于波多黎各，当时正在等船去西班牙。没人见过那些金珠子，阿尔布加将它们留给神父做弥撒了。黄金国，一开始只是作为寻找黄金的目的地，后来包含了更多的内容。它成了一部新大陆传奇，一个香格里拉美梦，一个完整的没有受到破坏的世界。这样的世界存在过，但西班牙人毁了它。现在，带着一种激发想象力的失落感，西班牙人希望再次冒险。故事随着西班牙人的失败变得越来越神秘。它带领西班牙人超越了丛林里的现实生活，它戏弄了每一颗匮乏的心灵。

马诺阿市建在丛林里，也在一块寒冷的高地。食物很可口。“人们吃不胀肚的玉米，不吃根茎和其他使人变柔弱的食物。”他们不是赤身裸体身背弓箭的印第安人，他们穿衣服，使用金币，但在宴会上也照样酗酒，场面很壮观。不过他们只用标枪作战，所以来自外面世界的普通人可能会有些独特。那个金人就能解释这一点，他远不是什么神秘人物，他是从秘鲁逃走的印加王的后代。

但被印第安人同化了的西班牙人是个古老的传说，阿尔布加回到原来的世界，沿着奥里诺科河到达特立尼达和玛格丽塔岛的故事，完成了黄金国的浪漫传奇。这令贝里奥兴奋，也让罗利激动，他的故事甚至有可能仿效了贝里奥的探险故事。

在加拉加斯，有一个受过教育的西班牙人，叫多明戈·德·维拉。他听说了贝里奥的探险以及途中杀马的故事，觉得那是一件“能够使行为者伟大、著名和不朽的壮举，可以与古代的类似事迹相媲美”。然而贝里奥穷困潦倒，这让他非常气愤。“对于现今谋大事者的行为，大家的态度是这样的：多数人报以诽谤，少数人加以赞美，没人给予奖赏。”维拉有钱。据大家所知，他至少拥有黑人奴隶，妻子佩戴宝石，并且由贴身黑人侍从照顾。在一五九二年的加拉加斯，黑人非常少见，价值不菲。维拉在加拉加斯招募了二十八名士兵，去玛格丽塔岛为贝里奥提供援助。

维拉不是西印度群岛人，所以贝里奥给他讲述了第三次探险的经过，以及过去一年在敌人家中寄人篱下无法自主所受的种种屈辱。贝里奥说，这种感觉比他过去十多年来的流浪所经历的还要糟。维拉宣誓效忠这位英雄和他的探险事业，贝里奥任命他为“寻找黄金国的驻地长官”，取代他缺席的儿子。

听闻阿尔布加那令人兴奋的故事之后，驻地长官的第一个紧迫任务，是找到地方扎营并平定特立尼达。贝里奥已经选好了营地，打算重新管理帕里亚湾两岸的印第安人部落。维拉对他们进行了派遣。一五九二年四月十八日，贝里奥给维拉颁发委任书。四周之后，维拉带兵登陆特立尼达，随行的还有一名修道士和一位公证人。

在“库穆库拉普港”（现今西班牙港的一部分），他正式占领了这座岛屿，“圭亚那、多拉多和马诺阿这些富饶地区的边境及奥里诺科河通往这些地区的入口。”维拉砍倒一棵四十英尺高的树，做成十字架，然后向十字架“脱帽致敬”，他叫修道士帮忙把十字架竖起来，在竖起的十字架旁划出一小块方地，请公证人观看并作见证。他抽出剑说：“我以草皮和树枝占领你！”然后他举着剑，猛砍周围的树枝和茅草。

公证人说他已见证这次占领。维拉举着剑说：“绅士们，我以我们的国王和他的总督安东尼奥·德·贝里奥的名义占领这片土地。如果你们当中有人试图以异国的王子或其他人的名义质疑我这次行动，那就让他站出来。无论我是否具备武装力量，作为我们国王忠实的封臣以及安东尼奥·德·贝里奥总督的驻地长官，我都承诺给予回应。”

维拉说得既响亮又清楚，没人会误解他的话。他一遍又一遍地喊：“这里有人反对我吗？”少尉展开军旗，士兵高呼：“国王与总督万岁！是次占领进展顺利，若有人反对，我们坚持到底誓死捍卫！”

接着，用公证人的话说，“在上述的那年那月那日占领了那个港口之后”，控制土著印第安人的时候到了。维拉通过翻译官告诉两位一直在旁边观看的酋长，他已经占领了这座岛屿，打算在岛上建“一两座或更多座”西班牙人的城市。酋长们现在是西班牙国王的封臣，在“所有与我们神圣天主教信仰有关的事情上”，他们将接受西班牙人的教导。他们也会受到保护，以抵抗加勒比人的袭击。公证人认为酋长们已同意，随后维拉让他们摸一本书以表忠心。

维拉和他的士兵回到小船上，划船经过印第安人的康奎拉比亚村，直到卡罗尼河。他们逆流而上，穿过人口稠密的村庄以及种满玉米、甘蔗、土豆和棉花的土地，直至来到一个酋长叫瓜拉瓜拉勒的村庄。占领岛屿四天之后，维拉准备在这里建造奥伦那·圣约瑟夫城，奥伦那是贝里奥已故妻子的姓氏。

维拉把瓜拉瓜拉勒和他的印第安人召集起来，告诉他们，他已经以西班牙国王的名义接管他们，并且要以天主教的信仰教导他们。公证人认为印第安人“很高兴”。维拉宣读了贝里奥的委任书。在委任书里，贝里奥讲到他的探险以及所经历的苦难，讲到他已经花费掉的价值十万美元的黄金，以及他已经航行经过了六百里格奥里诺科河。他说，定居特立尼达是为上帝和国王效劳，对寻找黄金国非常重要。

维拉用脚步丈量出这座新城市的广场，说：“奥伦那·圣约瑟夫城，我以国王陛下和安东尼奥·德·贝里奥总督的名义将你建立。如果这里有人不同意或者有抵触的想法，请他现在跟我到战场决斗。”所有西班牙人都说城市应该被建立起来，要坚决维护，他们也会帮助守卫这座城市。维拉请公证人见证这一事件和地点。接着他重复了一次用草皮和树枝占领的仪式，没人提出挑战。

维拉对印第安人说，他们周围五十里格的土地将要被分给在这里定居的西班牙人。忠诚将受到赞扬，犯罪要接受惩罚，应建立公正的秩序。再也不会有印第安人作为奴隶被卖到玛格丽塔岛。他们会得到保护，不受加勒比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的袭击。（那时，本杰明·伍德上尉正带领四艘航船进入帕里亚湾。）城市广场将被建在维拉本人现在站立的地方。他用图标示出位于广场边的西班牙人居住区，也标示出教堂的位置，并把教堂命名为圣母受孕教堂。正如柯尔特斯在建立韦拉克鲁斯时（即便当时在进军墨西哥的途中）首先出示绞刑架和颈手枷一样，维拉在瓜拉瓜拉勒的村庄也宣布新法律，将一根高高的粗杆敲入地面用作绞刑架和颈手枷，来惩罚那些违法者和做坏事的人。

他安排修道士给圣约瑟夫城做弥撒，以便圣人请求上帝保佑这座城市平安兴盛。做过弥撒之后，他任命了市政委员会。那天做的所有事情都由维拉的黑人奴隶埃尔南多绕着新城大声通知了所有人。

岛上大约有三万五到四万印第安人，但他们并非都是西班牙人所称赞的“爱好和平的印第安人”。维拉带了二十八名士兵，但没有使他们屈服。不过，留在玛格丽塔岛的贝里奥最终从新格拉纳达得到一些钱，招募了五十名新兵。贝里奥说，这些士兵贵比黄金。他们赶到特立尼达，维拉开始行动。

他的计划是与一个叫阿瓦克斯的游牧部落结盟，安排他们住在已被清空的帕里亚湾两岸的陆地上。首先要镇压并重新安置的是新城周边地区。维拉认为事情进展顺利，没有必要“施加惩罚或大开杀戒，因为当地人已自愿提供服务与和平”。维拉从来没有说起瓜拉瓜拉勒。四年之后，在总结这次殖民的历史时，一位到当地视察的官员写道：“瓜拉瓜拉勒撤退到其他地方去了。”

但这次占领行为是不合法的。西班牙国王并没有将特立尼达授予贝里奥，而是把它交给了库马纳总督。库马纳总督不久后出现，开始制造麻烦。他的年纪与贝里奥的一样大，在西印度群岛待过多年，是一个印第安奴隶贩子，也是莫里基多的朋友。他要求别人依法办事，自己却违反法律。只能用西印度群岛的方式（在西印度群岛，法律是用来遵守的，不是用来执行的）来对付他。这是可能的，因为每一位官员都单独跟国王建立契约，行为合法与否以成就来判定，因此，每个人都尽力使自己变得强大。

贝里奥没有拒绝库马纳总督的要求，他只是说，特立尼达已经被平定并有人定居。若想把该岛建成“西印度群岛最富裕的商业中心”，需要的是正直诚实的商人和大概五百名免税黑人。他认为，没有国王的直接指示，不能将这个地方拱手让人。在写给国王的信中，他的观点同样如此。之后，他带着十五名新招募的士兵去了特立尼达。他的士兵比库马纳总督的多，不可能被驱逐。三年后，他收到国王的来信：给他三年时间去寻找黄金国——法制健全的第三块侯爵领地，拥有“全世界最崇高的尊严和最巨大的财富”。

他发现，这个岛一点也不安宁，平定它并非像维拉说的那么顺利。英国商人正在印第安人中挑拨离间，还有报告说印第安人被带回英国培训成翻译。加勒比食人族正从北方的岛屿向无人居住的多巴哥岛迁移，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威胁。

贝里奥只有一百名士兵，他不能等太久。他派维拉带领三十五人横穿帕里亚湾去查看，占领奥里诺科河河边的陆地，他自己则留在圣约瑟夫城，“又老又没用，不想成为他们的负担”。

四周后，维拉返回。他损失了十名士兵，但带回了黄金：十七只制作精美的金鹰和金豺。他带回的不只是黄金，他说他找到了黄金国——寒冷的高地城市，庙里全是黄金。他说起一个穿着衣服、文明且懂艺术的民族，这个民族的人有用草编织动物的独特技能，“栩栩如生，值得一看”。他们来自西方，二十年前征服了丛林里的印第安人。那是曾经逃亡的印加人建立的新帝国，“那里的印第安人多得遮住了太阳，那里的黄金多得溢出了平原”。

故事传遍西印度群岛。慢慢地，十七只金鹰和金豺被传成了“四十只制作奇特的纯度最高的金盘子，用金子装饰和镶嵌的圭亚那剑，用黄金装饰的翎毛，以及各式各样的珍品”，这是埃米亚斯·普雷斯顿上尉从一个曾跟维拉对话的西班牙人那里听到的。在卡塔赫纳，故事版本是黄金国已经被征服，金人为向西班牙国王表示敬意，送去了“金制的巨人雕像，重达四十七公担，被当地的印第安人奉为神像”。一位了解特立尼达的法国人将金鹰和金豺说成了“二百万两黄金”。

贝里奥在特立尼达的存在是否合法已不再重要。他写信给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宣布发现了黄金国。他没有为自己要求封赏。他有了第三块侯爵领地，这是他很久以前与国王达成的协议，他很快就能奖赏所有的随从。但有二十个人，他想奖赏的不仅是金钱。十三年来，他们在他身边，陪他经历了三次探险和所有的屈辱。他想让这些人“出名并得到尊重”，让其中的十二人成为圣地亚哥的骑士。一个很快就会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却要求得到圣约瑟夫丛林里的荣誉：贝里奥仍然是古老的西班牙做派。

但那里什么也没有。贝里奥没去过的地方，维拉也没去过；贝里奥没听说过的事情，维拉也没听说过。圭亚那有黄金，但数量很少。秘鲁的手工制品已传遍南美，莫里基多有时在海岸边拿金“盘子”与西班牙官员做交易，也可以接触到印第安人。笑话出在维拉那里，有人用黄金和他换一把短柄斧，他“把黄金展示给士兵看，然后把黄金扔了，表示非常不在乎”。维拉自己发现了传说中的细节，觉得他应该要证实它们的真实性。他听说过金人的故事，也听说过涂金粉的仪式。现在，他从来自丛林的印第安人那里听说了黄金国的狂欢，“他们拿起前面提到的金粉在身上到处涂抹，让勇敢的人展示，最后身体被黄金覆盖，他们再涂抹碾碎的药草”。

印第安人告诉维拉，到黄金国只有一天的路程。“我们说要去那里，他们告诉我们那个地方正在欢度酒节，会杀了我们。”这很像证据。有关黄金国的传说，叙述中有叙述，证据里有证据，已成为最绝妙的小说，真假难辨。

印第安人告诉维拉，夺取黄金国需要一千名士兵。贝里奥没有这么多人，他决定派维拉带着金鹰和金豺这些表示黄金国存在的证据，回西班牙向国王求助。

不过，首先要确保通过莫里基多的领地进入黄金国的路必须安全。在一次伏击战中，维拉损失了十人，莫里基多必须受到惩罚。莫里基多跑到住在海边的西班牙朋友——一个奴隶贩子那里，请求把自己藏起来。他献出黄金，但还是被交给贝里奥的人并被处决。他们给莫里基多的叔叔戴上镣铐，牵着他走了十七天，他“像条狗一样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直到付了一百盘黄金和各种脾石串当作赎金为止”。

严罚之后便尝试和解。莫里基多的儿子接受了洗礼，贝里奥的人称他为唐，并以礼相待。但那些“好战的”印第安人只记得惩罚，在部落内部新创立的贝里奥派无足轻重。领土必须得到士兵把守。贝里奥规模不大的部队现在分成两支，一支在大陆，一支在特立尼达的圣约瑟夫城，他就像一个被这两地困住的人。贝里奥常说，这次探险的守护者是魔鬼。

库马纳总督仍继续要求对特立尼达的管辖权。他派人告诉贝里奥说要杀了他。加拉加斯的总督拒绝贝里奥在加拉加斯继续征募士兵，并且派出了自己的探险队。棕褐色草原上，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将一百七十个人悉数包围，很快吞噬。（两年后，当地的印第安人夸张地告诉罗利，他们杀了三百人。）年轻的玛格丽塔岛总督继续阻挠，但他在保卫玛格丽塔岛免受英国武装民船的侵扰时牺牲，这对贝里奥来说似乎又是一种安慰。印第安人的仇恨，来自北方食人族的攻击，以及武装民船的袭击，这些都是让贝里奥忧心的事。曾经有一百人将玛格丽塔岛摧毁，但在特立尼达岛的贝里奥只有不到五十人了。

维拉前往西班牙召集人马，但他在加拉加斯延误了好几个月。他的消息满天飞，总是人未至而传闻已先行。埃米亚斯·普雷斯顿上尉听到过他的消息，乔治·波帕姆上尉“突袭”一艘回西班牙的西班牙航船时，也发现了几份维拉关于特立尼达和奥里诺科河流域的文件：各种占领行为、建立特立尼达城、发现黄金国的“所有财富”（“如果要在这里记下来的话，四页纸都不够”）。甚至在抵达西班牙之前，维拉的消息就已经传到伦敦，传进住在泰晤士河边达拉谟宫的沃尔特·罗利爵士耳朵里。

罗利四十岁，刚结束在伦敦塔的第一次羁押。贝里奥七十四岁，已历经十四年探险，发现了黄金国。除了等待，他什么也不能做。他从来没有这么脆弱过。在他的圣约瑟夫居住地，有条狭窄泥泞的河流，岸边有几座用茅草盖起来的小屋，那条河叫卡罗尼，一个金子般的名字。贝里奥已同囚犯无异。

在等待的几个月里，另一件戏剧性的事情在贝里奥周围发生，他却一直不知道。一五九三年六月，英国海船“爱德华·波拿芬切号”驶入帕里亚湾，“希望在那里补充给养”。六个月来，船员们只吃米饭过活，现在非常饥饿。船长在圣约瑟夫港口看到贝里奥的士兵，就在叫康奎拉比亚的印第安人村庄的位置，但没有让大伙上岸：西班牙仍然声名远扬。“爱德华·波拿芬切号”已经在海上航行了两年多。它已完成了一次著名的航行，从英国到东印度群岛，穿过印度洋，绕过好望角，再往上一直越过大西洋。上一次停留是两个月前，他们要在圣海伦娜岛取水。

十个人乘着海船上的小艇上了岸。圣海伦娜岛并非“如传闻一般是人间天堂”。岛上荒无人烟，气候炎热，到处都是小山包。为给水手们提供方便，葡萄牙人在上面种植了柠檬树和无花果树。岛上只有一座建筑，一座“小教堂”。“爱德华·波拿芬切号”船员登陆时，教堂里有人在唱歌。他们推开门，看到一个赤身裸体的男子。那男子很害怕，以为他们是葡萄牙人，想杀他。

他是一名英国裁缝，出海时生病了。他被放到圣海伦娜岛，在岛上独自生活了十四个月。他白天待在小教堂里躲避日晒。当他明白这些陌生人是他的同胞时，“在突然经历过度的恐惧和喜悦之后，他有些精神恍惚，这让我们非常难过”。太阳下正晒着四十张山羊皮。“因为需要衣服”，他们给他做了“两套山羊皮的衣服，羊毛露在外面，他就像加拿大的野人”。

“爱德华·波拿芬切号”到达帕里亚湾时，他还活着。但八天后，当这艘船搭载着快要饿死的船员再次穿过龙嘴时，他也许已经死了：这艘船已经是艘鬼船，它的旅程很快就会在叛乱、疯狂和神秘中结束。

这就是哈克路特在《航海》中记载的故事。一百年后，它成了《鲁滨逊漂流记》中的情节。与哈克路特的记述一样，海难发生在另一个水手身上，地点是百慕大的一座岛。不同的是，笛福让故事发生在一个有加勒比食人族出没的荒岛上，就是那些令贝里奥非常恐惧的食人族。小岛的西边是奥里诺科河，“河口北部是特立尼达岛”。克鲁索[1]的岛是真实存在的，就是多巴哥岛。笛福小说中凶狠却不堪一击的西班牙士兵是真实存在的，他们来自贝里奥的圣约瑟夫城。

事实与虚构交织：贝里奥将新大陆的两种想象联结在一起。他是这片土地上的第一个人，是见到第一颗种子上第一根嫩芽的人，是打出“自土地形成以来第一枪”的人，这是黄金国探险的一个方面。《鲁滨逊漂流记》的中间部分是全书精华，那是一场独角戏，都是心理活动。人们似乎总是在远处，积极主动但又默默无闻，忙着自己的事情，好像从望远镜里看到的景象。

贝里奥那些快要饿死的士兵必须得到拯救，因为人类有相互怜悯之心。但正如克鲁索想的那样，当唯一的好处是生存时，他们会怎样服从命令？他们必须订立契约：信息已经发出。但这时克鲁索想起这个地方既没有笔也没有纸。遇到这个噩梦般的既不可理喻又确实存在的难题，那些关于纯真、财富和权力的美梦都结束了。克鲁索得到了拯救。

虽然从内部看，西班牙满是忧患，但它仍然具备声望，这对在特立尼达的贝里奥是有利的。外国航船都会像“爱德华·波拿芬切号”那样小心翼翼地驶进。新的一年，从新格拉纳达来了一些士兵，贝里奥想把他们派到莫里基多辖区的要塞。当特立尼达、圣约瑟夫和西班牙港这些地区开始被称作康奎拉比亚时，西班牙人就开始了等待与观察。有时候，他们冶炼当地矿石，贝里奥的修道士会充当“冶炼师”。有时候，他们不得不去击退瓜拉瓜拉勒那些一无所有的印第安人。阿瓦克斯印第安人尽心尽职，警告南方来的外国船只不要进入帕里亚湾。贝里奥也不自找麻烦。他没有阻止印第安人被带去英国学英语。他允许船只补充食物和水。有时候也允许他们进行贸易，虽然这是违法的。没有西班牙船只去那里。贝里奥和他的西班牙人就像航船失事后的幸存者，住在远离大陆的地方。

雅各布·维登船长被允许上岸补充淡水和木柴。但他问了很多问题。他在帕里亚湾到处游荡，按照他的说法，自己是出来寻找“爱德华·波拿芬切号”的，这很荒唐。一天，几名阿瓦克斯印第安人乘小船来到维登的船载小艇。小船上有当地的加勒比狗，早期的旅行者说这种狗是不吠的。印第安人说他们要去树林里猎鹿，邀请水手一起去。水手们同意了，“但此时岸上射来一枪，贝里奥的伏兵将他们全部抓捕”。

这件事情真假难辨（出自维登之口），但确实死了人。维登船长匆忙回到英国向他的主子汇报。除了其他身份，沃尔特·罗利爵士还是一位专业的武装民船船长。雅各布·维登是他的总队长，他是被派去视察的。

罗利正在计划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他希望人数超过对方，占有压倒性优势。他考虑的不仅仅是掠夺圣约瑟夫城和黄金国的探险，他还在筹谋一个圭亚那帝国，帝国内印第安人的数量和英国的技术会从根源上摧毁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的力量。他可以与贝里奥分享探险，但他比贝里奥走得更远。如果贝里奥在这个阶段有机会解释探险的目的，他很可能会说是金子和第三块侯爵领地，并且他会把这当作是为国王（能够准许臣民享受财富与荣誉的唯一一人）效劳。个人的成就停滞不前，如同处在空旷的南美丛林中，与任何事物都没有关联。而罗利会将个人抱负融入更伟大的事业中去。他有社会和组织的整体观念。虽然贝里奥的老兵曾与心怀不满的土著（在荷兰、格拉纳达和南美）打交道，他却没有产生这种意识。

罗利对这块土地有清晰的三重维度的观点，并认可它的潜在价值。但这种想法并非罗利独有。罗利的副手，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研究员劳伦斯·基米斯如此描述西班牙的弱点：“这些西印度群岛的大国，并没有姻亲、法律、语言或宗教上的共同关联，即便没有对外贸易他们也能坚持下去。这些国家并非幼稚到不清楚自身实力。我发现，他们认为自己在控制西班牙人，而不是被西班牙人控制。”

除此之外，贝里奥看起来像来自另一个时代的人。为自身历史、几个世纪的穆斯林规则以及慢慢净化土地而付出代价的西班牙人，仍然作为个体存在，仍然致力于神圣的战争，以及过时的骑士制度。在新大陆，这利益至上的阴暗面使得每个人都是孤立的，并且最终只为个人生存而奋斗。

在伦敦等待女王下达委任书的罗利与在特立尼达的贝里奥一样，都认为已经拥有黄金国。但两人都有自己的焦虑。库马纳总督力争特立尼达主权，一天，他带士兵来到西班牙港，要求贝里奥离开。贝里奥表示拒绝，然后总督离开了。贝里奥非常不安，他要求自己的士兵写一张表示忠心的声明（这是《鲁滨逊漂流记》的梦魇，又一次印证了笛福想象的事实）。

与此同时，罗利听说一位年轻的英国宠臣要去特立尼达探险，寻找黄金国。但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探险，只是为了获得经验，“变成熟些”——部分是女王的意思。年轻人想去南太平洋，女王不同意，说那条路线对于一个只有二十岁的人来说太危险。罗利很生气，但他必须等，等到年底，女王下达委任书。他后来写道，如果印第安人的酋长受到伤害，就“从此向所有的好事告别吧；因为虽然我自己像个小丑，却希望其他人有未来，并且想争取让这些酋长为陛下效劳，而不是将他们洗劫一空；我知道其他人会怎么做”。

这个年轻人是罗伯特·达德利爵士，莱斯特伯爵的私生子。菲利普·西德尼爵士是他的堂兄弟。他的母亲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堂妹，曾搬到女王的宫殿居住。根据下个世纪名人传编者的记载，年轻的达德利是位伊丽莎白式的“非常有造诣的绅士”：“一位严格的海员，一位优秀的航海家，一位出色的建筑师、数学家、医生、化学家，等等。”他坐下时仍非常高大，因擅长用长矛格斗出名，也因“是第一个训练狗坐下来捕捉山鹑的人”而出名。

他的人生一开始很顺利，但很快就变得糟糕。从特立尼达返回一段时间之后，他要求依法办事的主张遭到抵制，于是他离开第二任妻子和孩子，自我流放去了意大利。在那里，他能够使用在英国被否定的头衔。他成了天主教徒，利用一切场合迫害英国异教徒。一开始，他还与英国保持联系，将新船的设计图纸发送回去，有一次还“提议约束议会的无礼”，但几年之后，他成为意大利的贵族，只效忠于佛罗伦萨。

七十二岁时，他写的关于航海的作品用意大利语出版。他将此书献给托斯卡纳大公爵。一同被献上的还有特立尼达和圭亚那的地图，它用海船和裸体的印第安人作为装饰，地名都用意大利语标注（以S.Gioseppe表示圣约瑟夫[2]）。当新大陆上一个岛屿的海滩成为他的舞台，他成为英国拥护者心目中“骑士的唯一典范”，当他代表“出于责任与忠诚，我们必须维护的最高贵的女王”向贝里奥发去一封（或是假装发去一封）表示轻蔑的信函时，智识被保留，五十年前的探险荡然无存。

改变了的不只是忠诚。在特立尼达，那是充满梦想和骑士精神的时期，是诗意地见证英勇壮举的时期，是挑战的时期，是在充斥危险和野蛮民族的奇特炫丽的森林里找出命定敌人（以及西班牙人如何胜任这个角色）的时期。

对这次探险最详尽的记录一直到一八九九年，它们都被保存在手稿中。手稿是怀亚特上尉写的。他身份不详，视达德利为骑士中最伟大的英雄，并把自己看作达德利的侍从。他追求一种能够同时契合探险与自身角色的风格。海上风暴如同“世界的第二次大洪水”。怀亚特的日记总是追求这样一种效果，它第一次体现出横跨大西洋到特立尼达的美妙之处：全体船员在特内里费岛庆祝圣诞节，“那天很热”，大家“从一艘船游到另一艘船”，“对彼此大声欢呼”；二十二天的旅程；飞鱼像一群受惊的云雀从海面掠起；新的气候条件。

在怀亚特日记之前的特立尼达文件里，海洋只是海洋，没有对新大陆气候的描述。弗吉尼亚、纽芬兰、圭亚那雨林和安的列斯群岛是一体的。地形整齐匀称。哥伦布曾看到花园，它们就像三月里巴伦西亚的花园，没人知道更多。怀亚特脑中都是以前看过的伦敦剧本（他能背诵新剧《西班牙悲剧》中的某些章节），他开始写传奇故事。但在欣赏自然界的时候，他的文字里同样充满惊叹，可以看出，中世纪时期的新大陆探险正在慢慢结束。而贝里奥，怀亚特砍伐森林时遇到的奇怪敌人，也在探险中受到了双重禁锢。

达德利有一百四十名士兵和两名有经验的水手。本杰明·伍德上尉非常了解特立尼达。水手长亚伯拉罕·肯德尔是当时英国最好的航海家之一。九年前，他和德雷克在西印度群岛航行，曾参与圣多明各城为期一个月的逐户毁坏活动。他曾在一次环球探险中带着两艘小艇从帕里亚湾逃跑。因不时有航船失事，这种探险目前已经结束。肯德尔与危险有一种模糊不清的联系，所以他不受人喜欢。一些传言提及他不允许有人死在自己的甲板上，为防止有人这样死去，他曾把类似于鲁滨逊·克鲁索这样的人流放到圣海伦娜岛。

以达德利的实力，他本可以占领特立尼达。但他不想有战争。他不知道贝里奥实力如何，也不想与罗利对抗。他此行真正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经验，为了考证有关印第安人、西班牙人和黄金的传说。他刚将船停靠在沥青湖边的帕里亚湾，便派一位船长和“几位绅士”去看看能否遇到“一些野蛮人，或者至少与他们进行对话”。印第安人被带过来了。他们给印第安人刀子、喇叭、珠子、鱼钩和小斧，希望他们带一些黄金回来。结果他们拿来了坚果、水果和烟草。

他们中有一个印第安人会说西班牙语。这是一个警告的信号。但达德利问他附近是不是有一座金矿。印第安人说马上带他们去。他带领他们沿着海岸走了八英里，来到外国人经常挖金子的地方。怀亚特和他的朋友挖了许多沙子和白铁矿。每人肩上都扛了一袋，再走八英里回到船上。

第二天早上，达德利命令陆军上岸。不久之后，他自己也上了岸。船上鸣礼炮，士兵们“反复高喊伟大的训令”，枪声“响彻山谷”。他们向金矿进军，井然有序。怀亚特认为，“即便有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向我们冲过来，他们也不能对我们造成伤害”。怀亚特前一天行军十六英里，这次又全副武装行军八英里，但他关心的是司令官。

“就这样，在极其炎热的日子里，我们在深沙中走了八英里，司令官在前面带路，上帝知道，他一点也不习惯那样步行。我们最后来到金矿的所在地，将装备放到便捷的地方，安排好哨兵之后，剩下的人都被派去搜集矿石。我们很快就搜集了很多，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桶装满后，还剩下四分之一大桶，我们无法带走这么多。这时，海水涨潮，我们被迫待到半夜，然后，潮水退却。

“这时，司令官感觉到雾霾开始降临，于是砍了很多树枝铺在地上，他躺在上面，上了年纪的巴罗把自己的旗子盖在他身上，怀亚特在我们当中挑选了一些最强壮的人，围站在他旁边。

“这样休息了一段时间，他醒了。没过多久，我们接到警报。我想这是哨兵疏忽所致的错误判断，并非真有敌人攻击。因为夜晚总有一面像火一样的旗帜出现，我在森林里至少看到过几十次，它们上面好像挂着许多点燃的火柴。我说服自己，给警报带来的恐慌找了一个借口……

“就这样，当士兵休息好，潮水开始退却时，司令官下令返回。命令是通过号角和鼓声下达的，我们全体步行前进。水深及腰，司令官第一个下水，水没到他的裆部。作为一位宠臣，这对他来说非同寻常，但作为西印度群岛的司令官，享有行军中的最高权威，肩负坚定不移的决心，这么做并非不合适。我们都跟在身后，毫无疑问，这些行为将证明他是骑士中的唯一典范。无论决定做什么事情，他都会根据主人的想法和建议去做。一旦有了应该做的事情，他会迅速地完成。他会像恺撒大帝那样说：我来，我见，我征服。[3]”

凌晨两三点，他们回到船上。海湾的岸上是一片空地。不过他们在午夜全副武装地走过去，产生了戏剧般的效果。他们共有两次冒险，一次是萤火虫，一次是潮汐，而且身上沾满沙子。西班牙人没有出现。那天，达德利起床时对自己说：我来，我见，我征服。他准备制作一块合适的铭牌。他在一块铅板上雕刻出女王的兵器，兵器下面刻了一句拉丁语，代表伊丽莎白女王和他占领了这个岛。铭牌做好时已是黄昏。达德利把自己的剑交给怀亚特，要他把这块铭牌挂在金矿边的树上。

怀亚特明白这个任务的重要性。他马上带着同伴上岸——更富有戏剧性——他们在黑暗中走了八英里来到矿山。他们决定在岸上的树林里过夜，遂选了一处有水有树的地方，怀亚特解释说：“那是所有士兵行军服役的两样必需品。”他们花了一个小时构筑防御工事。当他们觉得自己的营地“不容易被攻破”时，便安排哨兵把守，其他人躺下睡觉。

怀亚特睡得很好，不到三天，他步行四十英里。早上，他听哨兵说昨晚听到了狗吠，还有一团火出现过好几次。怀亚特“怀疑有敌人在进行侦察”。现在，礼炮齐鸣、号角吹响之后，他认为到了该小心的时候了。他“开了两三枪”，然后“尽量隐秘地”走了一百步进入树林。他们看到沙地里的脚印，怀亚特认为这是敌人的侦察员在晚上留下的。这样的发现让他感到满意，他认为没有必要做进一步的秘密行动。回到营地后，他召集属下，“井然有序地”朝金矿进发，那是他们“要完成任务”的地方。

“首先，我们庄严地吹了三次号角，士兵站成一圈，怀亚特在中间，手持女王的兵器，兵器被一块镶有深色银丝边的白色丝巾包裹住。赖特先生和文森特先生陪在旁边。我们每个人都带着武器，展开司令官的旗帜，用号角与锣鼓开道……我们就这样走上山顶，来到一棵生长茂盛的树边，然后停下来。一阵静默之后，怀亚特向部队宣读铭文，先用拉丁语，然后用英语。他亲吻铭牌之后，让一位木匠用准备好的锤子和钉子把它固定在选好的树上。

“我们宣读：‘尊敬的罗伯特·达德利爵士派我们来到这里，以他的名义并且用他的剑来完成这次光荣的行动，上帝支持他，他发誓会以这把剑击败世上的任何骑士。’宣读完毕，号角和锣鼓齐鸣，大伙高呼：‘上帝保佑我们的伊丽莎白女王。’我们尽可能庄严地完成交给我们的任务，然后便走下山。”

怀亚特又看到进一步效劳的机会。他让手下每人都带了“同样多的”白铁矿，然后行军八英里回到船上。

第二天，他们有了一个主意。他们坐船到金矿所在地。达德利称它为“侨民港”。虽然无法从岸上看到，但他们可以从海上看到有“设防和驻守的”西班牙港。亚伯拉罕·肯德尔记得那里是印第安人的康奎拉比亚村。他有些不安，但达德利认为那是一个为船只提供“淡水、弹药和修整”的好地方。他派陆军上岸。怀亚特现在承认，前一天那些“难以攻破”的防御工事“建得过于匆忙”。他们将它拆掉，又建了一些“无法击垮的”防御工事。达德利自己留在船上，又上岸待了一会儿，亲切地与“野蛮人”交谈，他说服了其中两三个跟他回到船上。这对野蛮人来说很危险：他们中至少有一个会被扣留。这对达德利来说也很危险：这些印第安人会说西班牙语，也有西班牙名字。

午夜时分——怀亚特的叙述有些跳跃，事情变得模糊起来——达德利带信给怀亚特和其他人，要加快速度，并且把船准备好。说西班牙语的印第安人就是树林里的侦察兵：正如肯德尔担心的那样，贝里奥的西班牙随从从一开始就与这些印第安人建立了联系。本杰明·伍德船长已经去了一个印第安人村庄进行谈判，还没有回来。他们肯定要去攻打那个村庄。战争不可避免。

“第二天，乔布森船长决定行军去帕拉考，占领那个镇。但正当他命令怀亚特准备一个连队出发时，我们发现从树林中的峭壁里出来两三个人，他们向我们挥舞着停战旗，表明来和我们谈判是合法的。乔布森船长立即同意。当他们来到他面前时，他说：‘Vinie en pais ou con gero.’用我们的话翻译过来就是：‘你们要和平还是要战争？’然后他们交给他一封信。”

就这样，隐瞒国籍的西班牙敌人出现了，他们举着停战旗，言语粗鲁。信一定是贝里奥写的。后来达德利说，贝里奥有三百人，是为他“准备的”。这只是贝里奥在根据印第安人探子的情报虚张声势，他在特立尼达只有不到五十人，而且都被分派在圣约瑟夫城和西班牙港。那天晚上，达德利又给岸上的士兵传送了一条消息：多次行军之后，他们应该谨慎小心，不让对方了解自己队伍的人数。如果有西班牙人出现，就告诉他们达德利非常鄙视他们。但是第二天，达德利将他的三只小帆船派回了英国。

他们在等待贝里奥第二次来信，信可能关乎本杰明·伍德船长以及将他释放的条件。第二天黄昏，信来了。送信的是两个印第安人，他们还带来了礼物。达德利接过信，露出鄙视的神情（他也命令部下采用这种态度），拒绝与印第安人说话，也不接受礼物。第二天，他下令所有士兵从岸上撤退，载满枪手的船整晚都停靠在近海处，“若有人攻击兵营，枪手就从他们背后进攻”。到了早上——毫无疑问，本杰明·伍德又和他们在一起了——他们准备离开。

不过还有时间再做点事情。他们又准备了一块铅铭牌，上面写着：罗伯特·达德利，英国人，莱斯特伯爵之子，登陆此岛此地，将之命名为“侨民港”，并在此停留，做心仪之事，未受任何干扰。一个士兵，未带达德利的剑，也没有号角与锣鼓跟随，独自将铭牌带上岸，将它立起来，或者说只是放在了那里。因为他没带“木匠”，并很快就回到了船上。他们向岛的南部驶去，离开了贝里奥的港口和巡逻队。

探险还没有结束。他们仍然带着那个说西班牙语的印第安人俘虏巴尔塔萨，并且还抓了另一个印第安人。他们问巴尔塔萨有关黄金国的事，他不想说。他们“威胁说要杀了他”，他才说，而且愿意带他们去黄金国。另一个印第安人不需要任何威胁，他说，所有关于黄金国的传说都是真的，“那里的野蛮人脖子上挂着精美的金块，代替了铠甲”。根据怀亚特和其他人后来的回忆，那个印第安人只是通过“手势”“确认”了这一点。

但这对达德利来说已经足够了。他说他会和巴尔塔萨一起去黄金国。有人反对：“大家都认为，这么一位重要且有前途的勇士，就像还没有用羽毛装饰的矛，不应该冒险坐在又小又简陋的船上。”达德利明白这一点。他也知道，这些人害怕留下来接受亚伯拉罕·肯德尔的指挥，他们“有些害怕”他的“邪恶”。肯德尔本人坚决不去。被选上领队的是带第二块铭牌上岸的人。他并不乐意。怀亚特听到他说，“前一天晚上梦见自己被淹死了”。

他带着“两位大副、水手长、炮手长、下士和下士的副手、军械修护员、一位木匠、两位有教养的少年船员，以及两位勤勉能干的荷兰人”，还有那两个印第安人出发了。他们穿过海洋来到大陆，一周以来音讯全无。怀亚特和其他人“每天在船上向上帝献祭，非常虔诚地祷告，祈求上帝保佑他们”。两个星期过去了。肯德尔放弃了他们。他已经在嘀咕船边那些危险的“激流和漩涡”，还有以前“由此引发的灾难性经历”。像往常一样，他急于减少自己的损失，于是准备撤出帕里亚湾，避开贝里奥的西班牙随从。

在帕里亚湾的另一端，巴尔塔萨带领寻找黄金国的队伍来到一个印第安人村庄。他们从那里的村民口中听说了黄金的故事。之后巴尔塔萨带着他们往一条小河的上游走，河里全是倒落的树木和森林中的残枝败叶，以至于有些时候他们不得不抬着船前进。正当他们这样朝南美丛林“挺进”时，一天晚上，巴尔塔萨这个“狡猾的恶棍”溜进了树林。他们“大吃一惊”，赶快把另一个印第安人绑了起来。但这于事无补，因为他们现在才发现，他既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说西班牙语，只是不停地指着某处说，“Paracoa，Paracoa”。他试图为他们指出回到帕里亚湾开阔水域的路，但他们没有理睬他。

后来，即便“我们认为将这个倒霉蛋捆绑得非常严实，他也在一个夜晚相同的时间逃上了岸。不过这次的河更宽。我们紧追不舍，折腾了很久。但我认为他很难回到他的国家，因为他被棕褐色的戟击中了”。第一次见到圭亚那的河流时，它是那么“美丽，宽阔，无边无际”，白色、朱红色，甚至“纯蓝色”的水鸟在河上掠过，“周围始终如一的美丽景色与河岸自然地融为一体，时常让人感到愉悦”，现在，对于他们来说，这条河已成为可怕的劳动场地，“划船、拖船和抬船”。他们不停地祈祷出现奇迹，然后来到了帕里亚湾。

他们当时昏昏沉沉地——已经三天没喝水了——开始把船划向错误的方向。他们不得不划回去。后来，当回到离开达德利和肯德尔的地方时，他们一艘船也没有看到。他们决定冒险去西班牙人那里，划船回“侨民港”。在那里，他们看到自己的船与另一艘停靠在一起。新船来自英国的普利茅斯。五天前，这艘船奇迹般地出现，救了他们。光凭这一点就能够让肯德尔和达德利自愿留下来。达德利欢迎这些“快要饿死”的人回来，他下令鸣炮“整整一小时”。

第二天，达德利建议，根据已获得的经验，以及新来的英国船提供的保护，他们应该再尝试一次寻找黄金国的探险。他问是否有人愿意同行，但没有，“一个也没有，虽然我有权绞死或杀死他们”。这次他不得不一个人去，没人会阻挠他。而且，达德利想做一些事来干净利落地结束这次探险。他开始怀疑那些沙子和白铁矿（后来他说，他一开始就知道那仅仅是沙子）。他也想给新来的人留下好印象，他们了解那个地方，不是傻瓜。他决定穿越特立尼达。他仔细选了一个地方，它在圣约瑟夫城、西班牙港和那些奸诈的阿瓦克斯印第安人村落的南边。

故事以老套的方式开始：向新来的人展示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怀亚特先带领三十名士兵登陆，准备在达德利上岸时以“响彻山谷的枪炮声”迎接他。然后他们抓了一些印第安人做向导。这些印第安人立马宣誓效忠于伊丽莎白女王。他们向印第安人打听黄金的事，得知“侨民港”附近有个印第安人是用熔化的白铁矿炼制黄金的专家。他是个友好的印第安人，怀亚特转述他的话，“已经习惯了我们每一次设防和换哨的号角声与枪声”。但巴尔塔萨的事已经传开。这名印第安人黄金专家用了几秒钟就逃进树林。他“恰好从我们手里逃脱，在火上煮沸的食物都没来得及处理，我们让他连吃的劲儿都省了”。

他们在密林里行军，越过实际并不存在的“高高的令人厌烦的山岭”，涉过“深深的危险的河流”。同抬着船在圭亚那被阻的河流里行走相比，这还不算糟糕，但怀亚特认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参加过行军的人才能领会他们的艰难，因为特立尼达以及一些类似的国家都“森林茂密，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不一样”。

印第安人在他们到达前的那个晚上逃走了，留下房子和晚餐。达德利仍然将白铁矿作为重点，他发现了许多有渣滓的坩埚。怀亚特认为，印第安人之所以逃跑，是因为号角声和频繁的步枪声，“我们是故意这么做的；我们仍然要告诉那些西班牙人我们行军的方式；举旗向英国致敬，完全忽略那些西班牙鸟人”。

行军二十英里之后，他们在一个空荡的印第安人村落扎营。他们听到了周围那些一无所有的居民吹响的哨声。怀亚特和其他人认为，那是战争之哨。他们绑住印第安人向导的手臂，用“亮晃晃的匕首抵住他们的喉咙”。但于事无补，有个印第安人挣脱绳索逃跑了。那晚什么都没有发生，但第二天早上，他们决定尽可能安静且迅速地回到岸边，不鸣号角，不放步枪。他们当晚登船，探险结束。

煮沸的晚餐，夜晚的战争之哨，空荡的房屋和烹饪器具：这是我们能接近的真实的印第安人生活。一八六八年，当查尔斯·金斯利[4]这个喜好游山玩水的人参观这些高地森林时，那些印第安人的村落和众多安静的居民可能已经消失了，他们曾频繁地在圭亚那河流和特立尼达森林之间迁徙。正是印第安人的消失使得西印度群岛这片区域的时间错位。在怀亚特的叙述中，达德利的探险距离我们如此之近，似乎也能够被放入这片充满神话的土地，构成其历史夜空的一部分，虽然只能以怀亚特喜欢的方式。

与达德利一起在夜晚行军的新来者是波帕姆上尉。他并没有像达德利期望的那样令人印象深刻，但正是他“截获”了多明戈·德·维拉发出的关于寻找黄金国的急件。波帕姆知道沃尔特·罗利爵士去特立尼达和圭亚那探险的计划。这些计划都要依靠印第安人的支持。多年以来，罗利一直在培训印第安人做翻译。他肯定不会认同达德利对当地印第安人的虐待与恐吓。

波帕姆肯定把信息告诉了达德利。达德利一回到英国就给罗伯特·塞西尔写了一封言语卑微的信。罗伯特·塞西尔是女王的首席大臣，投资支持罗利的探险。后来，在写给哈克路特的信中，达德利把有关自己探险的描述删减了很多，变得很谦逊：没有了装运沙子的部分，没有了隆重设立铅铭牌的部分，没有了威胁印第安人要将他们杀死的部分，没有了用号角和步枪将印第安人驱逐出家园的部分。他写道：“船长和我，为了沃尔特·罗利爵士停留了六天到八天（我们猜测，罗利爵士此次探险是有目的的），最后，凭借我们的智慧和他的船，我们本可以做成一些好事。但感觉即便过了六周到八周他都不会来，因此波帕姆船长和我都认为，不能再继续停留了。”

六天到八天的等待实际上是波帕姆停留在帕里亚湾的时间。达德利和波帕姆根本就没有等。他们傍晚回到船上，第二天早上离开——离开得正是时候。十天后——并不是六周到八周（达德利写信时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一点），罗利从南方进入帕里亚湾。

罗利的武装力量并没有如计划中那样强大。他本来准备安排与埃米亚斯·普雷斯顿上尉在特内里费岛见面，但由于之前被罗利骗了奖金，普雷斯顿宁可自己去突袭。在穿越大西洋时，罗利与自己的两艘船被冲散了。因此他小心谨慎地进入帕里亚湾，在特立尼达岛的西南端停留了四五天。他虽然看到了印第安人的营火，但并没有看到印第安人或西班牙人。他认为，印第安人没来到船边，是因为害怕西班牙人。他从英国带来的两个印第安人翻译上了岸。他们从帕里亚湾靠近库马纳的区域征募了两个代理人。

船抛锚了，罗利放下一艘小艇沿着海岸航行。退潮时，他在河湾边露出的红树林根部看到了牡蛎。与哥伦布一样，他查阅古典权威著作，老普林尼的《自然史》。罗利查阅的不是第九卷——记述珍珠是露水滴入张开的牡蛎形成的，而是第十二卷——他认为它对红树林这样的植物有具体描述。罗利后来写道，在特立尼达，牡蛎是长在树上的。这被认为是他的谎言之一。他研究了沥青湖。亚伯拉罕·肯德尔曾表示，沥青“有助于修补容器”，罗利也这么认为。十二天后，与他分散的两艘船赶来。就这样，三艘较大的船，七艘较小的船，还有三百名士兵，一同驶向西班牙港。

在一面白旗下——西班牙和英国处于战争状态——维登船长乘坐旗舰的小艇前往“登陆点”。贝里奥的侄子担任指挥官。他有八个西班牙人和二十五名阿瓦克斯弓箭手。维登肯定在前些年就被认出了。他解释说，英国航船来特立尼达只为“补充给养”，他们要经过这里去佛罗里达卡纳维拉尔的英国定居点。维登带去了一封罗利写给贝里奥的信。西班牙人后来说，罗利也送了一枚戒指表示友好。维登说，他们现在带着大批武器和军需品前往佛罗里达，如果贝里奥需要的话，他们可以分一些给他用来镇压土著。

罗利的信被送给了圣约瑟夫城的贝里奥，维登邀请贝里奥的侄子和八个西班牙人到旗舰上喝酒。这些西班牙人很多年没有喝过酒了，但他们不相信维登。维登催促他们，最后，贝里奥的侄子和四名士兵“在一定不会受到伤害的前提下”登船。他们饶有兴致地参观那艘船，主动提出购买亚麻布和其他东西。他们大吃大喝。罗利同他们谈起弗吉尼亚和卡纳维拉尔，表示自己只是想在回英国的途中顺便拜访弗吉尼亚——这话得到了他们的信任。喝了一点酒后，西班牙人感到很“快乐”。他们“吹嘘圭亚那及其财富，以及他们知道的所有路线和通道”。不久之后，宴请结束，西班牙人被扣留。

罗利的翻译和他们的代理人非常忙碌。那晚，一只载着两个印第安人的独木舟来到旗舰旁，其中一个是酋长。更多的印第安人来了，他们不停地抱怨说，贝里奥“把土地分割，给每个士兵一份；他把这个国家原先的统治者——德高望重的酋长变成奴隶，用锁链禁锢他们，将他们赤裸的身体与烧过的熏肉放在一起，还有其他此类的折磨”。他们从大陆带来阿瓦克斯印第安人，将他们重新安置在特立尼达，“那个地方有什么就吃什么”。最近，两名印第安人因为和英国海船进行贸易而被绞死并肢解。

罗利询问贝里奥的实力。印第安人说，贝里奥没有多少士兵，时刻希望能扩大队伍。去圣约瑟夫城有两条路，一条是沿卡罗尼河往上，不过这条河很窄，很容易被阻断；另一条是穿过印第安人的区域，要翻越西班牙港的高山。

第二天，又有八名贝里奥的士兵带着送给罗利的礼物来到西班牙港：家禽、野味，还有水果。维登邀请他们上船喝酒，“消遣一下”。他们拒绝了。维登给他们送了一些酒到岸上。天黑之后，又来了两个西班牙人，开始和他们的伙伴喝酒。

又一艘满载士兵的小艇离开旗舰。旗舰上发出信号，岸上的十四个西班牙人都被刺死。与此同时，贝里奥的侄子和他的四个手下在船上被杀。不久之后，西班牙港有了一百二十名英国士兵，罗利的翻译来到瓜拉瓜拉勒人和卡里涅帕果特人中间，告诉他们是时候了。

那天深夜，印第安人醒来，西班牙印第安人后备军潜伏起来，行军开始。考尔菲尔德船长带着六十名英国士兵走在前面，罗利带着四十名士兵跟在后面。太阳升起时，这些英国人和印第安人来到圣约瑟夫城。“几声枪响之后”，战斗就结束了。他们进入广场，英国人大喊：“和平！和平！”他们找到大约十二名西班牙人，除了贝里奥和在贝里奥第三次探险时担任副手的老人，其他人通通都被杀掉。

晚上，贝里奥的十六名士兵以及他在特立尼达剩余的驻军沿着卡罗尼河逃跑了。有些人去了沥青湖，那里有友善的阿瓦克斯印第安人和小船。有些人躲在沼泽地里。落在后面的西班牙女人跑进了森林。罗利说这些西班牙人“逃过一劫”，他本想将他们杀光，而且他还记录了这次屠杀，因为他觉得一位实干家应该这么做。“如果在我背后留下一支对同样的事业感兴趣，并且每天都希望得到西班牙援助的部队，我还不如去舔屁股。”

瓜拉瓜拉勒的族人重新占有了他们的村庄，贝里奥成了他自己建立的城市的囚犯。在建成这座城市的当天，多明戈·德·维拉曾竖起绞刑架和颈手枷，以之作为法律到来的象征。罗利写道，监狱里有幽灵，“我走进城市的同一座监狱，里面有五位领主，或者说小国王（在西印度群岛，他们被称为酋长）”。“他们被锁在一根铁链上，快饿死了，被折磨得大小便失禁：用他们的语言说是‘acarewana’。最近，自从英国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来了之后，他们称自己为‘船长’，因为他们发现，每艘船上的首领都这么称呼。这五个被锁在铁链上的船长叫瓦纳瓦纳勒、卡罗里、马卡利马、塔罗帕纳马和阿特利马。”

即便在奇思幻想时，罗利的思维也很严密。三百年后，西班牙文件被发现，瓦纳瓦纳勒——这个在野蛮名册上的名字得到证实并被赋予意义。根据那位前去游历的西班牙全科型法官的说法，贝里奥建城之后，“瓜拉瓜拉勒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瓜拉瓜拉勒的族人洗劫了圣约瑟夫城。罗利应他们的请求，两天后放火烧了这座城市：草屋，用茅草盖起来的教堂，圣方济会的女修道院。罗利后来带着他的两名西班牙囚犯去了西班牙港，在那里停留了三天。他把酋长们叫来，通过翻译与他们对话。

“我让他们明白，我是一位女王的仆人。女王是北方最大的酋长，是一位处女。她手下的酋长的数量比岛上的树还要多。她是卡斯泰拉尼人的敌人，因为他们实行暴政和压迫。她解放周围所有被他们压迫的国家，已将所有北方沿岸的国家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女王也派我来解救他们，并且保护圭亚那地区免受侵略和征服。我将女王陛下的画像给他们看，他们都充满了崇拜与尊敬，就像崇拜偶像一样。”印第安人说，罗利的女王是Ezrabeta Cassipuna Aquerewana，“意思大概是最伟大的女王、最伟大的指挥官伊丽莎白”。

然后，罗利将贝里奥和他的副手带到特立尼达岛的南部。他没有在西班牙港留下士兵把守。

某天，第一个生还的西班牙人来到玛格丽塔岛。玛格丽塔岛的总督马上派出一只小船去西班牙港，船上有二十名印第安人桨手、六名西班牙士兵和一名军官。他们第二天到达，西班牙港又归属于西班牙人。对于西班牙人来说，战败比胜利更让他们清醒，他们搜集了如下事实：死亡人数、贝里奥士兵的逃亡情况、印第安人的敌对行动。罗利的名字给他们带来了麻烦。他们称他为拉里斯先生、瓜特拉尔、瓜塔拉尔，有时是瓜特拉尔伯爵。从罗利给印第安人的委任书中，他们知道了他使用过的头衔：康沃尔伯爵，英国女王警卫队队长。

他们从阿瓦克斯人那里听说罗利在岛屿的西南端，正在砍树修建堡垒。他已经架好三门大炮。他仍然与印第安人对话，承诺解放他们，要他们承认英国女王的权威。女王的兵器被陈列在一根高杆上。

贝里奥不明白这比袭击还要严重，也不知道他已经一无所有了。他损失了三十名士兵，这些人贵比黄金。他的侄子也死了。但他表现得像是一名只打了败仗的士兵。罗利写道：“这个贝里奥是一位出身良好的绅士，非常勇敢，非常开明，是一位充满自信、心胸宽广的绅士。我会尽量根据他的地位和价值来派遣他。”

与“在西印度群岛出生的人”一起度过几年之后，为了奉承罗利，贝里奥才给予回应。罗利很感兴趣，他提问题，贝里奥像给国王写信那样回答他。他告诉罗利，他曾在欧洲服兵役，退役后来了西印度群岛，开始探险。他讲到伟大的第三次探险，杀马以及造船；讲到阿尔布加留在马诺阿金城印加王的宫殿里；讲到西班牙官员的忌妒以及与印第安人之间发生的麻烦事。

罗利弄清了所有奇怪的名字和所有复杂的阴谋。有时候，他不得不套一些事实出来：地形的具体细节，以及贝里奥曾经说起但认为不值一提的印第安习俗。贝里奥将穿越未知大陆的探险转变成了缺粮少水的困境、突发的疾病、滚滚急流和难以跨越的高山。想透彻地了解探险的罗利开始觉得贝里奥“胸无点墨”，并且“对这些事情不感到好奇”。

贝里奥很虔诚，献身于信仰，几乎与世隔绝。对他来说，除了黄金以外，身体是唯一的奇迹，是一个谜。疾病就是疾病，“几乎像瘟疫一样”，是上帝的安排。罗利想知道更多。他将真实与中世纪的幻想混合在一起。“阿玛派亚地区是一块位于河边且地势较低的沼泽地。由于洪水总是以小支流的方式排出，穿过沼泽地带，所以滋养了各种毒虫和毒蛇。西班牙人没有怀疑，也没有预见到这一危险，他们喝了那里的水之后感染了一种非常严重的流感。”

这次谈话提到维登前一年的探险以及贝里奥杀死维登八名士兵的事。贝里奥只是简单地说，维登对黄金国过于“好奇”。

罗利说，他也对黄金国感兴趣。这就是他来这里的原因，也是他在岸边建造堡垒的原因。而关于弗吉尼亚和卡纳维拉尔的对话，仅仅是对话。

贝里奥愈发愚蠢。罗利写道，他“突然极度忧郁和悲伤，并用他能用的所有理由来劝阻我”。即便吃水深度为十二英寸的小船也搁浅在沙坝上，洪水季节马上就要来临，印第安人怀有敌意。他试图虚张声势。他说，他希望某天自己的儿子从格拉纳达带援军过来。他拒绝提供更多信息，也不知道这些河流和部落的名字，只知道奥里诺科河，“他任何时候都没有与居民交流的意愿”。

圣约瑟夫城被烧毁一个月之后，玛格丽塔总督从阿瓦克斯探子那里得到消息——其中有两人在英国人口中得知——罗利仍然对贝里奥很友好。不仅在宴会上款待他，还请他担任去黄金国的向导，穿过奥里诺科河河口“杂乱无章的岛屿和被水淹没的陆地”。罗利说自己已经知道很多，贝里奥和维拉写给西班牙国王的信都在他手里。

一周之后，探子报告，贝里奥将被交给印第安人用箭射死，他的七十五岁的同伴阿尔瓦罗·豪尔赫会被绞死。这两人被拖上岸时，“枪炮齐射”。但他们未发一言。探子说，两天后，罗利带着贝里奥和豪尔赫到奥里诺科河上游去了，但并不确定。这时候，由于一些即将出现的原因，贝里奥和豪尔赫没有在罗利的记叙中出现。

罗利离开了三十天，其中有一半时间用在从帕里亚湾到奥里诺科河的途中。他偶然得到的第一个印第安人很有礼貌。印第安人说可以给他们引航，但几天之后的事实证明他并不会。他上次去奥里诺科河还是十二年前，那时他是一个孩子，现在已经不记得路了。“如果上帝没有送给我们另一个帮手，我们很可能会在那条迷宫一样的河里找不到来去的路，漂上整整一年。”另一个帮手是偶然抓获的印第安人，是第二个把他们带入奥里诺科河的俘虏。

作为一个探险者，罗利和达德利一样没有经验，甚至比达德利更胆怯。他一直认为自己人手不足，渴望新事物，但又对未知感到不安。对他来说，从二十英里外欣赏卡罗尼河的瀑布美景已经足够，因为自己“不擅长步行”。他的同伴们鼓励他走过一个又一个山谷，然后他高兴地发现“有鹿穿行于每条小径，夜归的鸟在每棵树上的歌声百转千回，白色、深红色、粉红色的鹳和鹭栖息在河畔，还有清新的空气”。

住在奥里诺科河河畔的印第安人已获知特立尼达的西班牙人被屠杀的消息。在莫里基多的领地上，他们欢迎罗利，视他为解放者。对西班牙港的印第安人说的话，罗利也对他们说了一遍，增加了七年前西班牙舰队被打败的细节。他听说过有关黄金国的古老传说，也听说过“矿山”的事。他们给他指着远方的一座山，说那里产钻石。印第安人希望他马上去寻找黄金国。但他拒绝了。他人手不够，供给也不足。他说，明年英国会派给他一千人，再加上印第安的“边境居民”，总共一千五百人，到时他就会出发。

他开始分发一些物品——后来被那位西班牙全科型法官称为“他从英国带来的奇怪的东西”。它们是金币，“价值二十先令的新币，上面刻有女王陛下的头像”。印第安人佩戴金币表示他们效忠于新主人。他把两个年轻的英国人留给印第安人酋长，其中一个是十六岁的孩子。作为交换，酋长把自己的一个儿子交给他们带到英国去。他们是如此相互信任，尽管罗利与奥里诺科河的印第安人相处的时间还未超过六天。

回帕里亚湾的途中下起了雨。罗利苦不堪言，不寻常的旅行对他来说都不容易。特立尼达的印第安人探子说他“非常高兴”地回来了。有关罗利“发现”圭亚那和黄金国的故事到此结束。“既然上帝乐于将我们平安地送到船上，那么是把圭亚那留给他们崇拜的太阳的时候了。我们继续向北行驶。”有诗意地节制，这是罗利说谎的方式，探险仍未结束。

贝里奥仍被囚禁。在特立尼达，在罗利的船上或堡垒里，他开始给玛格丽塔写信，希望借一千四百达克特作为他和阿尔瓦罗·豪尔赫的赎金。这并不过分，一个黑人价值五百到八百达克特。罗利写道：“这不同于我以往的生活——像流浪汉一样旅行，从一个海角到另一个海角，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只是为了掠夺普通的战利品。”但罗利的探险投入了太多资金，他开始考虑钱的问题。

不过还有很多让罗利分心的事情。他也在考虑黄金国和第二年的计划。他认为应该在西班牙港建一座堡垒。他派出两艘小艇去测量水深。玛格丽塔有消息说，罗利的人开始在沙滩上有淡水的地方挖地基。玛格丽塔总督派出一艘船去打听更多的消息，但它没有到达特立尼达就回来了，带回的消息是瓜特拉尔要来袭击了。

第二天，玛格丽塔出现了罗利的十艘船。他试图夺取这里的采珠业，但在损失一人后放弃了。他派阿尔瓦罗·豪尔赫上岸协商赎金。协议达成，但西班牙人内部争吵了起来。罗利转移到库马纳并计划进攻。他的翻译征募的两名印第安人代理人就来自库马纳，他们说知道通往市内的秘密通道，他们也保证会像在特立尼达一样发动印第安人起义。但他们和罗利都不知道的是，埃米亚斯·普雷斯顿船长四周前刚刚走过这条通道，西班牙人已经准备好战斗了。

接下来便是一场大屠杀：英国人勇猛登陆，西班牙人快速撤退到已经准备好且地势更高的位置，枪炮一齐射向袭击者。袭击者发现自身正处于一个没有任何掩护的山坡上。罗利的人转身跑回船上。西班牙人和他们的印第安人后备军在后面追赶。库马纳总督写道，阻止人们加入到追击队伍中去的只有仙人掌，然而“我不怪它们”。在袭击者试图爬上船时，印第安人弓箭手已为他们准备好毒箭，四十名英国人死在岸上。西班牙人给出了部分名单：卡罗菲尔德（考尔菲尔德船长，行军去圣约瑟夫城的首领）、泰森（塞恩船长）、格朗非罗（罗利的表兄弟，格朗维尔船长）。

上船后，痛苦接踵而来。中毒的人因口渴而“躁动不安”，但罗利认为喝水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糕。贝里奥不知道毒药的成分，西班牙人用大蒜汁作解毒剂，但为时已晚。罗利没有提到的一点是，他精确地写出了（“也有一些必要的离题”）毒药的影响。“这些士兵承受了世界上最难以忍受的折磨，忍受了最惨痛和不幸的死亡。有的发疯而死，有的肠子从身体里流出：不久颜色黑如沥青，气味难闻，没人能忍受去治疗或照顾他们。”

罗利自己也无法忍受。有两艘荷兰商船距离库马纳较远。罗利在那船上待了几天，只在晚上回到自己的船，回到挂着绿色丝绸幔帐的船舱。库马纳总督观察后认为，罗利这样做是因为他非常伤心。贝里奥后来说，船上死了二十七人。

没有可能得到贝里奥的赎金了。库马纳总督不太可能付钱。他是贝里奥的宿敌，曾发誓要杀了贝里奥。如果贝里奥被带回英国，他会这么说。经协商，贝里奥和阿尔瓦罗·豪尔赫可以用来交换一名受伤的英国男孩。

离库马纳较远的地方有一座西班牙人的房子。那人叫法哈多，愿意同每一位想做生意的人交朋友，不管是英国人、荷兰人，还是印第安人。法哈多曾是莫里基多的奴隶贸易伙伴，也曾把莫里基多交给贝里奥的人处死。罗利把贝里奥和阿尔瓦罗·豪尔赫带到法哈多的房子里，他们一起吃饭。罗利的海军上尉基米斯认为，贝里奥“失去了部队，已是孤家寡人，没有任何希望了”，现在“除了自我安慰和消遣之外，不能对任何事情打起精神”。

罗利也损失惨重。但他和法哈多说起他们的旅行。法哈多想知道罗利是否见过卡罗尼河边上的“脑袋不长在肩膀之上”的部族。法哈多是“一个最诚实的人”，他说“他见过这个部族的许多人”。罗利把这次谈话写进书里，没有提及法哈多的名字，他说不希望法哈多受到西班牙当局的威胁。他也说，在库马纳见面是“偶然”发生的。九年后，也就是罗利在伦敦塔的时候，这次谈话为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提供了一句台词：“……那些食人族和脑袋长在肩膀下的怪人。”

库马纳总督看着罗利离开，在正在写的报告中增加了如下内容：“后记。今天，星期五，三十号，英国人驶船离开……据说他要回英国。他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趾高气扬地离开。”两周后，离开古巴西部时，罗利遇到埃米亚斯·普雷斯顿这位友好的敌人。埃米亚斯·普雷斯顿成功袭击了玛格丽塔和库马纳，他用一种可想而知的讽刺语气写道：“我们与尊贵的沃尔特·罗利爵士相遇。在痛苦又快乐地发现圭亚那以及奇袭特立尼达岛之后，他开始返回。”

留下的只有受害者：圣约瑟夫城被铁链锁住的瓜拉瓜拉勒人；西班牙港码头那些“很多年没喝过酒”的“可怜的士兵”；“突然变忧郁”的贝里奥；库马纳仙人掌林中的尸体；船上正在腐烂的人。罗利留在丛林里的十六岁男孩已经死了。印第安人说，他的英国服装让一只老虎害怕得发疯。圣约瑟夫城的印第安人虽然觉醒，但没有得到保护，不久后会被再次镇压。

罗利回到伦敦，几周之内写了一本胜利之书，歌颂那块土地和那里的人民。至于本国的农民，他总是一提起笔来就放弃了愤怒，好像他们是被派来考验他的。在特立尼达和圭亚那，劳工通常从事“防止普通人破坏和偷窃的令人不胜其烦的工作”。就是死亡也没让他们免遭讽刺：维登那被害的八名士兵做起事来“像无人领导的聪明人”。至于爱尔兰人，罗利只有蔑视：食物、进食方式、威士忌、醉态。但他喜欢印第安人，因为他们是“世界上最能吃最能喝的人”，他也鼓励自己的随从与他们喝酒。印第安有一种木薯酒，由女人把浸透的木薯嚼碎，然后从牙缝中喷出来（女性嘴里的酸有助于发酵），他发现这种酒“干净而甜美”。他充满赞许的眼光落在酋长身上。酋长正懒洋洋地躺在吊床上，身边有两名女人侍候，她们正“用长柄勺把六只杯子装满酒”。纯粹出于乐趣，他观察其中一个妻子：“我一生中几乎没见过如此讨人喜欢的女人。她身材不错，黑眼睛，胖胖的身体，五官端正，头发长度几乎跟身高一样，打了很多漂亮的结。”他不仅对酋长的妻子赞赏有加，还非常喜欢被带到集市上出售或以几把小刀作为交换的女孩。他写道：“她们跟我在英国见到的任何女孩都一样有好身材，一样讨人喜欢。”

被当作解放者：那是梦想的一部分。对罗利来说，奥里诺科河的印第安人欢迎他的那六天、魔幻般的森林和远眺“水晶山”的记忆融合在一起。水晶山“就像非常高的白色教堂塔楼”，一条宽广的河流从上面倾泻而下，没有碰到山的任何一个部分。除此之外，还有从未见过的“矿山”。最后，记忆将他拉出伦敦塔，伦敦塔也许是他潜意识里寻找的完美背景。在那里，他从岁月赋予的无法胜任的角色中解放出来，生存与死亡的真相达成和解，他归于沉寂。这就是他抢劫得来的东西，在探险之后，在摧毁了那么多人与物之后，迟来的东西。

“幸好黄金国没有被发现。”这是遭到罗利袭击后，西蒙·德·玻利瓦尔在加拉加斯写下的第一句话。

[1] Robinson Crusoe，《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主人公鲁滨逊·克鲁索。

[2] 圣约瑟夫在英语中为St Joseph。

[3] 原文为拉丁语。

[4] 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1819－1875），英国作家、牧师。

二 父与子 1595~1618

最 终来到库马纳的，是贝里奥的大约十二名士兵、特立尼达的难民和莫里基多领地失散的守卫。他们还想继续效劳，可已无事可干。贝里奥和阿尔瓦罗·豪尔赫待在法哈多的房子里无所事事。后来贝里奥开始相信，他的宿敌库马纳总督正在密谋杀他。贝里奥把他的人集合起来，向内地进发，前往在第三次探险时给予帮助并提供向导的老酋长的领地。但那位酋长已经成为罗利的人，他手下的印第安人痛恨所有西班牙人。贝里奥和手下躲在奥里诺科河的一个岛上。那里食物不多。

来袭击的不是印第安人，而是一队西班牙人。头领叫费利佩·德·圣地亚哥。费利佩在贝里奥位于新格拉纳达的家中长大，跟贝里奥一起探险已有十二年。他参加过第三次探险，是见证了圣约瑟夫城建立的二十八人之一，后来签字宣誓效忠于贝里奥。他正好在罗利袭击圣约瑟夫城前逃离，去了大陆。几周以后，他和几个印第安人划船经过那里时，又经历了一次打击。他被罗利的船发现了——罗利说他是“一位西班牙绅士”——罗利的人“非常开心地”追击。罗利悬赏五百英镑捉拿他们，塞恩和考尔菲尔德船长奋力追赶。费利佩跑掉了，但被失败搞得精疲力竭，他决定易主，为那些有可能胜利的西班牙官员（也就是贝里奥的敌人）效劳。

费利佩接到的命令可能是杀了他之前的首领。但那位西班牙全科型法官说，进攻贝里奥时，费利佩的行事带有个人“感情”。那场战斗不是决定性的，双方各死了一人。在抓获罗利留下的第二个英国人（他在西班牙监狱里服刑七年）之后，费利佩去特立尼达重新平定了岛屿，并且在贝里奥的奥伦那·圣约瑟夫城的位置建立了蒙特斯·圣费利佩城，“距离海洋和他们口中的西班牙港三里格”。蒙特斯是费利佩转而效忠的官员的名字，为他提供士兵的人。

再也没有瓜拉瓜拉勒或他的印第安人的消息。西班牙人将印第安人分为三类：从事生产的印第安人、作战的印第安人和拥护和平的印第安人。费利佩将他的印第安人归于从事生产的一类，这也显示他们平定岛屿之后都做了些什么。

但费利佩转变得太晚了。在这个失败的时刻，贝里奥已成为一位名人，他的探险经历已闻名于卡斯提尔，尤其是托莱多、埃斯特雷马杜拉和拉曼查，这些地方很快被称为堂吉诃德之地。这归功于罗利，他袭击的消息（以及西班牙人的胜利）就像证明黄金国存在的证据。这也归功于多明戈·德·维拉，他在西班牙为贝里奥宣传已有一年多。

贝里奥被罗利抓获的消息帮助了维拉的事业。维拉宣布自己仍然是寻找黄金国部队的驻地长官，是贝里奥忠实的仆人。维拉给国王写信说，如果贝里奥被带回英国，那么应该把秘鲁、哈瓦那、里斯本和其他地方的所有英国囚犯都拿去换他。贝里奥是有功劳的，是为皇家效力的重要人物。通过他，本国的信仰可以在黄金国的内部传播。贝里奥是英雄。“苦难如此严重可怕，以至于人们听说时，都以为是无稽之谈。”贝里奥是忌妒的牺牲品，他的敌人应该受到压制，所有入侵者都应该从他的地盘上被赶出去。“因为在他辛苦了那么久并消耗大量财富之后，别人却成了受益者，特别是还有九个正直的、理应得到奖赏的孩子。我只要求公平。”贝里奥不可能在公平的战斗中落败。在圣约瑟夫城，他没有堡垒，没有军需品，没有大炮，没有马匹。当敌人来攻击时，他的士兵逃跑了。维拉说，所有这些都会在某天为人所知。时间会“揭示真相”。

维拉找到了听众。国王又一次濒临破产，愿意赌一次。他出资七万达克特资助维拉探险。塞维利亚市出资五千达克特。退役的步兵上尉以及许多家庭的长子加入了探险队伍，有些人卖掉农场和房子也去参加。探险人数从五百增加到一千，再到一千五百，还有人说达到了两千。也有挫折。英国人——又是罗利——袭击了加的斯。他们没取得胜利，但罗利的海军上尉基米斯报告说，去特立尼达探险的船都“化为灰烬”。快艇是从佛兰芒人手里赊来的。同时，为在他的领地保证贝里奥的安全并且惩罚国王的敌人，他们派出全科型法官。

法哈多逃到库马纳后面的山上，他与敌人做生意，鼓励敌人来贸易，按法官的话说，“他一点都不像基督徒，活在错误之中，还在这里宣扬”，他公开绘制港口图，测量港口水深，公开卸下从安哥拉、几内亚和佛得角走私得来的奴隶。库马纳总督是贝里奥的敌人，当法官的下属试图挖出一些被埋起来的走私货时，他非常生气。全科型法官写道：“我为所有违法乱纪的行为诅咒他。我关押了他的一名官员，因为他将三颗昂贵的珍珠廉价卖给了英国人。”

其他的西班牙官员明白了，他们说站在贝里奥这边。玛格丽塔岛的总督说，他一直认为，完成黄金国的探险需要的只是时间。

贝里奥仍在奥里诺科河河边的岛上。敌人的毁灭，国王的支持，以及不久后维拉强大的武装力量，二十八艘船，有史以来驶入帕里亚湾最强大的西班牙舰队，这些对他来说都来得太晚了。

十八个月之后，维拉奄奄一息，他能言善辩的天赋甚至语言表达能力都没有了，在圣约瑟夫城写了一份关于自己战败的混乱不堪、滑稽可笑的陈述。之后的二十多年里，那次探险的幸存者虽然分散在帝国各处，却都在诅咒维拉这个名字。在委内瑞拉和特立尼达，这次失败成了西班牙民族的恐怖记忆。弗雷·安东尼奥·考林写的十八世纪教会史保存的就是这一民族记忆。

考林说，一五九六年复活节前一周的周日或周一，那些船停泊在帕里亚湾。一百名士兵被派去占领西班牙港，并将费利佩·德·圣地亚哥逐出圣约瑟夫城。任务很容易就完成了。但西班牙港无法为一千五百人提供住处。他们在沙滩上盖起了临时棚屋，修道士们立刻去安慰受伤和绝望的士兵。他们整晚工作，第二天也没有休息。即便他们退到沙滩上比较隐蔽的地方，身后也跟着许多女人，有些还带着孩子，他们用圣洁的话语慰藉士兵。女人们说，从探险开始的情形来看，她们就知道结局会很糟。

不过，还有另一个远方的见证人：罗利的副手劳伦斯·基米斯。他回到奥里诺科河告诉当地的印第安人，为什么沃尔特·罗利爵士那年不能去他们那里。基米斯听说维拉有二十八艘船，其中十艘还停泊在西班牙港，“有些停泊在康奎拉比亚，其他的停泊在小岛边的水流入口处。”灾难远未到来。费利佩·德·圣地亚哥在圣约瑟夫城的监狱里等候处决。费利佩的士兵，“这场插曲的参与者”，已经乘小船回库马纳和玛格丽塔岛去了。

维拉没有记录费利佩·德·圣地亚哥被捕和被处决的情形。当他写的时候，那已经不重要了。维拉说，登陆不久（无疑是在基米斯看到“构筑防御工事”之后），他召集了许多小船和独木舟，给贝里奥送去了八百七十名士兵。麻烦从此开始。维拉不知道，圭亚那在罗利造访后已改变了主意。印第安人正从西班牙控制的地区撤离。即便在困境中，西班牙人也从不种植庄稼，他们的食物依赖于印第安人。印第安人撤离以后，因为没有种植庄稼，西班牙人饥饿至极。基米斯在灾难发生前写道，他发现即使贝里奥只有几个人，也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寻找食物，因为印第安人离开了他们的住所，已经半年没有种植庄稼，导致食物严重不足。因此西班牙人不得不去很远的地方找面包，以很少的食物果腹”。八百七十人的到来是场灾难。

一定有人袭击过远方的印第安人村庄和物资供应地，印第安人一定遇到了麻烦。阿尔瓦罗·豪尔赫领导的对黄金国的袭击，如维拉所言，有点“老套、盲目、无力”，进攻遭到伏击。印第安人杀了阿尔瓦罗·豪尔赫和大约三百五十名西班牙人。这之后，一切都变糟了。维拉从特立尼达送出的供给没有到达贝里奥手里，它们被那些对黄金国不再感兴趣的人带到了加拉加斯。加拉加斯本应该提供补给，已经收了钱，但补给一直没到。加拉加斯的新总督是在贝里奥第二次探险途中发动叛乱的人，现在维拉向国王表示抗议已经太晚了。

特立尼达和圭亚那有很多人叛变，他们十个一伙二十个一群地逃跑，都被印第安人杀掉了。还有一些人被西班牙官员引诱而离开。“根据他们的说法，这是伟大的怜悯之举，”维拉写道，“但上帝重建了他的事业。”修道士们鼓励他们的绝望。“我为他们效劳，”维拉写道，“我也给予他们应得的尊重。除此之外我不想与他们有任何来往。”

维拉派出的横穿帕里亚湾的救援队遭遇了一支来自多米尼加岛北部的加勒比食人族舰队。大约有三百个加勒比人。他们把男人杀掉或吃掉，把女人带走。据考林记载，是不知如何幸免于难的修道士将残骸掩埋的：“这是一场惨无人性的大屠杀，胸腔被撕开，心脏被吃掉，其他部分被从关节处切成块。其中有个从马德里附近的圣西尔韦斯特雷来的可怜女人，他们从她的子宫里拉扯出一个婴儿，把婴儿和母亲的内脏一起扔在头颅边。”

维拉听说后，带了一百人离开西班牙港，前往帕里亚湾对面加勒比人猎人后分享猎物的知名地点。维拉说，海上风暴骤起，他损失了四十人。他和活下来的人到达大陆，但放弃了营救的努力。他当时想，既然已经到了半途，应该去看看贝里奥。

这是他们三年来的第一次会面。维拉希望贝里奥至少能对他的效劳给予一些认可。他发现贝里奥变得沉默寡言。维拉写道：“贝里奥甚至没有客套地说一句‘我会按陛下所愿行事’。”

“先生，”维拉说，他的信里这时候出现了直接对话，“你这里有小船，命令他们去特立尼达获取补给并交换货物，然后把人召集起来。我自己会向河边友好的印第安人求助。他们会给我们食物，让我们获得物资。然后我们会师。到了夏初，所有的事情和所有的人都会准备好。”

“我们想做的太多了，”贝里奥说，“如果我们想做的太多，我们最终什么都做不成。”

这就是记录下来的贝里奥说过的唯一一句话。维拉等了三天，但贝里奥什么也没说。他一直想要人，想要的不是西印度群岛上的人。现在他们做得太多，已经因人数过多而陷于自我毁灭。维拉回到特立尼达。两人之间没有进一步的交流。

维拉说，他不断派人去贝里奥那里，但他们都叛变了。他派一名修道士带领一队人去，但没起作用。士兵们将修道士绑起来，用剑击打他，威胁说要淹死他。他们把他放在一个荒凉的海滩上，让他成为食人者的食物，但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圭亚那饥饿的西班牙人密谋杀死贝里奥。这是西班牙人的仇恨——贝里奥疯了，已经奄奄一息。与维拉见面之后的第八个月，他死了。

贝里奥十九岁的儿子已经离开父亲六年，好像一直在等待机会似的，他现在来到圭亚那，要求继承父亲的领地。维拉去看他，向他汇报并移交领地，贝里奥的儿子取得了头衔：唐·费尔南多·德·奥伦那·伊·德·拉·奥斯，国王陛下钦命的黄金国、圭亚那、大马诺阿以及特立尼达岛地区的总督和总司令。他留在圭亚那，维拉则回到圣约瑟夫城。

维拉说，他已经让圣约瑟夫城和西班牙港的印第安人臣服。他写道：“他们耕地，令土地肥沃。”但仍然没有足够的食物供应留在特立尼达的三百人。八十匹马又是额外的负担。在圣约瑟夫城的新堡垒里，有十门大炮，但人们都在等死。

维拉于一五九七年十月在圣约瑟夫城写了这封信。根据考林的记载，当这封信到达国王腓力二世手里时，维拉已经死于尿道疾病。国王本人也行将就木。帝国的文书工作现在像例行公事般自动接纳失败和悲痛。国王写道：“把所有与这件事有关的文件放到一起。”然后，它们被遗忘了三百年。揭示真相的时间将贝里奥吞噬。这个寻求西班牙新大陆第三块侯爵领地的人，就连一张肖像都没有留下。

罗利仍然每年派一艘船去圭亚那。但对于西班牙人，特别是费尔南多·贝里奥来说，探险已经结束。费尔南多跟父亲来到西印度群岛时才两岁，当父亲开始伟大的第三次探险时，他十二岁。他十四岁时回到新格拉纳达，留在了那里。现在，作为总督和总司令，费尔南多为特立尼达任命了一位副总督，这位副总督为这个职位支付了四千达克特。他可以利用在特立尼达征收的税款给自己发工资。

费尔南多在圭亚那待了三年。他和一个印第安女人生活在一起。他在圭亚那的圣多马开发了一个定居点，然后又设立了另一个定居点。印第安人撤离了，周围三十里格内没有印第安人种植任何庄稼。费尔南多说，他败给了印第安人的战争中最糟糕的一种——饥饿。他“减少”新定居点的人口，去了他父亲那座不幸的圣约瑟夫城。现在那里只有五十人，副总督颇有怨言。他做了桩糟糕的买卖，想把它取消，连工资都无法筹集。圣约瑟夫城的皇家金库里只有一千六百五十二比索，这意味着作为副总督，他只有权力给自己十六点五比索的工资。费尔南多给了他钱，也给了他自由。

十六点五比索，一名官员的工资，这提供了一种标准。寻找黄金国失败以后，西班牙大陆的这片区域已不受西班牙帝国的关注。玛格丽塔这个几乎没有资源的珍珠岛只有五十一户居民，其中十九户住着牧师和寡妇。然而，它已是这个地区最有前景的地方了。这片区域并不能为官员们带来什么，当他们发现这一点时，都像孩子一样向国王诉苦。

“陛下想要奖赏我。但我的运气没有持续多久。我得到这个微不足道的职位，但我视若珍宝，因为这是陛下您的愿望。”“给我换个工作吧，”西蒙·德·玻利瓦尔写道，“任何人都能管理委内瑞拉，即便他的能力十分低下。”没有船从西班牙来，工资也没有着落。“我在上帝面前发誓，我已经二十个月没有得到一个雷阿尔[1]了。我要吃饭，要不是我的几个印第安自由民在我的小块地上种了点玉米，他们和我都不会有东西吃。为了养活我的家人，我必须这么做，考虑到我不能从事其他工作，我相信陛下会认为这做得不错。”“现在有人向我收房租。有总督要付房租的吗？更何况我一点钱都没有，怎么付房租？发布一条命令吧，那样我就可以不付房租住在这屋子里了。”

那些与世隔绝的官员生活危险重重。“我在一封信里请求陛下赐予我加拉加斯的总督职位。但现在我恳请陛下不要给我了，因为传言说上一届总督被药草毒死了。几天前，一位到访的主教也出于同样原因而死。我听说，那里的人有用药草的习惯，那个地方发生过一些奇怪的死亡事件，我恳求陛下可怜可怜我。”外国的海盗随心所欲地袭击小规模定居点，有时只是为了消遣。一天，几个荷兰人将一伙采珍珠的西班牙人从玛格丽塔岛掠走，问他们玛格丽塔岛有多大。西班牙人说非常大。荷兰人大笑。他们知道，在采珠工作繁忙的时候，玛格丽塔岛的五十一户居民里大概只有三十五人。

西班牙人一直没有足够的东西吃，还有被吃掉的危险。食人的加勒比人越来越频繁地寻找猎物。“他们吃抓到的印第安人，用尽可能残忍的手段杀死西班牙人……当这两种人都没有的时候，他们就吃黑人。”一份报告显示，黑人被他们阉割并且“无限期奴役”，直到被吃掉。

加勒比人或许不会招惹西班牙人和他们宝贵的黑人，就像他们不去招惹荷兰人和英国人一样（甚至还成了他们的朋友）。但嗜食同类对西班牙人而言从来不是玩笑。就像印第安人公开的鸡奸习惯，以及在谈话时不避一避就随地小便的习惯，嗜食同类同样会唤起摧毁、破坏和奴役的渴望。“他们的罪行臭名昭著，后果严重，不能指望通过福音书去感化他们，陛下必须消灭这些岛屿上的加勒比人。”加勒比人必须被宣布为奴隶并加以追捕。计划一次又一次被发往马德里，要求西班牙士兵进行灭绝式袭击，要求军舰巡逻（军舰由被俘获的加勒比人操纵）。“如果不这样做，想要保住特立尼达、库马纳、玛格丽塔岛和其他地方的任何一个定居点都是不可能的。”

但几乎没有回复。帝国太大了。在墨西哥、秘鲁、珍宝船护卫队以及欧洲遇到的困难面前，那些岛屿和东部大陆并不重要。一位西班牙历史学家说，特立尼达有许多印第安人，但它不是一个“好”地方。有时，经过几年通信之后，珍宝船队的护航舰会进行一次大扫荡。但这于事无补。加勒比人继续袭击，外国人不断前来。

但外国人不是来袭击的，他们来做生意，那是大买卖。荷兰人从委内瑞拉买盐。英国到特立尼达买烟草，以满足罗利发起的烟草热。特立尼达几乎脱离了西班牙帝国，它已成为一系列英语词汇：Trinidad，Trinidade, Trinidado。在弗吉尼亚之前，英国使用这些词指代烟草。对西班牙人来说，与外国人做生意是非法的。但没有其他可以做买卖的人了。特立尼达没有西班牙船只到来，附近的定居点几乎无人踏足。“即使警卫还在食堂，黑人还在戴着锁链睡觉，只要看到一艘哪怕仍在两里格之外的商船，人们也会跑出去与他们交易。有些人甚至会搭船去佛兰德斯和英国。”

每一位西班牙官员都在违法，每一位西班牙官员都在抱怨自己的无助，或抱怨其他西班牙官员。“陛下把我派到一个敌人众多我却无力攻击甚至连表示敌意都不行的地方，我在心里哭泣，流下血泪。我恳求陛下帮我换一个地方去做总督，让我不用每天都无助地看着敌人行动，承受巨大的痛苦。”“实不相瞒，我的财务主管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人。他玩忽职守的行为一次接着一次，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惩罚他。”

有时会进行调查。“持有开业证书的佩德罗·德·利亚诺是陛下任命的法官，他来这里了解到，某些城镇一直在无耻地进行的非法交易和物品交换。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也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行事不考虑任何个人利益。”五个月后，前面提到的抱怨的官员给国王写信谈到这位法官。“我尽我所能去帮助这个人。对于那些进行非法交易的人，我非常严厉，会亲自处罚犯人。当前面提到的那位有开业证书的人看到我比他先行一步，导致自己的贪心无法得到满足时，他就不怀好意，严重违反了陛下为他制定的委任条款。他在所有地方都派出了自己的司法官员，付给他们丰厚的薪水，去打探各种隐秘细节……”

当每个人都犯罪，当像法哈多这样的西印度群岛老手都能成为总督时，法律就无法执行了。“总督派我去逮捕两位市长，他们在我做弥撒时逃跑了。有几个警卫是同谋。我设法抓回了一位市长，但另一个跑掉了。我很伤心以致卧病在床，现在也没恢复。那个跑掉的人根本不畏惧上帝或者国王。甚至有牧师也被卷入到这件事情中来。”

除了上帝和国王，那位与世隔绝的西班牙官员不用效忠于任何人，也没有别的念想。他孤立无援，西班牙人同外国人一样是他的敌人。“陛下知道，卡塔赫纳、哈瓦那和波多黎各的总督已经被调查并确认有罪。我请求陛下恩准我到其中一个地方做总督，这样您就不会再听到对我的投诉了。”这是西班牙衰弱的一部分表现，它可能被其他拥有更先进集体观念的人利用。一名英国外交官在西班牙港写道：“这里有一个西班牙人，禁止善待落入他手中的英国人。他和许多西班牙追随者潜入大陆，公然反对国王的行动。我已派出小船去寻找他。我知道如果可以和他谈一谈……他会很好地为阁下效劳。”

另一位英国商人兼探险家写道：“我斗胆冒昧地认为，并且希望几年内可以得到证实的是，只有烟草这种商品可以给从业者带来巨大的利益，就像西班牙人曾在西印度群岛通过最优质的银矿获得利润一样。”但对西班牙人来说，特立尼达的烟草只是累赘，就像委内瑞拉的盐。如果烟草种植地被摧毁，就不会有非法贸易，印第安人就会再种植粮食作物，回到矿上工作。但是烟草种植地被摧毁了，贸易却没有停止。

至于委内瑞拉的盐，西印度群岛的战争理事会经过一个冬天后断定，它“无论对这些王国还是对西印度群岛来说都是无用的”。因此，盐场应该被销毁。拒绝为荷兰人供盐也是对佛兰德斯反叛者最有力的制裁，从而终止那场消耗巨大的战争。一名工程师被指派汇报引水冲掉盐场的可能性。另一位官员写信给国王：“给我一些毒药。水里有毒，盐里就会有毒，从而给荷兰、泽兰和英国造成损害。我敢肯定，这样他们就不想再回来要盐了。尽可能隐蔽地给我一些毒药。”

出人意料的是，在去检查和汇报的工程师与官员中，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人：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不是后裔，而是海军上将本人，极不情愿的西班牙无敌舰队指挥官。大英帝国便是在那次打败西班牙后崛起的。在人们的想象中，他在那次大败之后便消失在自己的庄园里，贫病交加。八年后，在他担任安达卢西亚总督时，英国袭击了加的斯，停在加的斯港准备送维拉去特立尼达进行黄金国探险的船只“化为灰烬”，这更增添了他的耻辱感。

但意想不到的是，在无敌舰队战败之后十六年，对新安达卢西亚地区的调查，对阿拉亚盐场的步测，对帕里亚湾以及特立尼达与玛格丽塔岛之间海域的调查，依旧面临同样的困难（现在敌人是未提及名字的荷兰人和英国商人，以及乘坐小船的加勒比食人族）。加的斯被袭击之后，他写道：“我禀告陛下，给我派送人手与资金是非常必要的，但从没得到过回复。”现在，这再次成为他报告的主要内容，结果还是没有回复。

无话可说，无事可做：这是皇家沉默的惯例。然而，无事可做——这也是事实。帝国横跨整个世界，它太辽阔了。费尔南多·贝里奥与这些抱怨、焦虑的官员不同。他继承得来的职位是终身的，也从来不请求免职或是调任。他时而待在圭亚那，时而待在特立尼达，从不抱怨。他仍然代表官方寻找黄金国，但从未写过报告。不过其他人会写到他。“费尔南多先生并没有尽忠职守。考虑到他现在所在之处，即使有五百年也找不到黄金国。我禀告陛下，他已经交易和卖掉了八千多个印第安人。”“他不是在寻找黄金国，他是在买卖印第安人，现在已经卖掉一万多个印第安人了。陛下您要知道，这个人在哪儿，黄金国就不可能在哪儿。”

“他像往常一样陷入麻烦，出于同样的理由：没有足够的牛或马。我本人认为整件事情很荒唐。士兵们感到厌烦，他们认为这一切是个笑话，觉得自己被骗了。”有时候批评是含糊的。库马纳总督于一六〇五年写信回复一个曾在一六〇三年提醒他的人（现在每件事情的进度都变得更加缓慢了）：“我于一五九八年接到命令，调查寻找黄金国的事务。我派出公证员和少尉带着四名士兵去做秘密调查，没要求士兵带奴隶回来。我只要他们把那些因为正当理由被费尔南多·贝里奥驱逐的印第安人带回来。”

“除了圣多马和特立尼达岛，各地的烟草作物都已被连根拔起。特立尼达有很多布匹交易，总有英国和法国的轮船在那里做这类生意。”玛格丽塔岛的总督说，帕里亚湾和奥里诺科河“就像一个贸易市场”。寻找黄金国而经过的河流现在已成为公认的走私路线。“所有走私的布匹都被运到那里，然后直接进入秘鲁，这对皇室国库非常不利。”

“这些以及其他罪行的领导者和发起者就是总督。他行事一点也不像基督徒，根本不顾及自己是陛下封臣的事实。他行事就像一位专制的君主，像个没有信仰的野蛮人，身上没有一点基督徒的特征。

“我们很少听说这个人，也很少收到他的消息。但从我听到的一些信息来看，这并非一次了不起的征服，虽然它并不由陛下承担费用。但或许正因为不是由陛下承担费用，基督教才面临危险。妄想发现黄金国的追求必须付出代价，因为士兵生活不加节制又荒淫无度，既不遵守上帝的准则，也不遵守国家的法律，丝毫不约束自身恶习。所以，那个地方吸引并且欢迎不尽责的俗人和僧侣，以及叛教的修道士。那里通常是恶棍的发源地。除此之外，据说这位绅士的身体不太好，即便没有垮掉，实际上也很糟糕了。他身体不健康的原因众所周知。”

费尔南多·贝里奥和一个印第安女人住在一起。一个西班牙官员写道，她是他去黄金国的向导。费尔南多患上的很可能是梅毒。梅毒是印第安人的疾病。在哥伦布第二次航行后，它被带到欧洲，是新大陆对旧大陆的唯一报复。

费尔南多从来没有写到过他的疾病。他没有写过任何东西，他是一个精力日益衰退、对自己那毫无律法可言的王国感到满意的三十岁中年男人。不过，愚蠢而又腐败的费尔南多仍然是西班牙人，能像屋檐下的瘦黄蜂那样迅捷地蜇伤人。在特立尼达，瘦黄蜂至今还被叫作“西班牙人杰克”。按照西班牙人的习俗，他继承了堂兄罗德里戈的姓氏德·拉·奥斯。罗德里戈那天去了西班牙港码头会见罗利的人，被他们用酒引诱到旗舰上杀掉了。还有很多事情等着费尔南多去报复。

这个地区越来越有知名度了，传言满天飞。塞缪尔·珀切斯继承了哈克路特的《航海》文集，他问罗利的副手基米斯，脑袋长在肩膀下的人是否真的存在。基米斯说，他们只是“没有脖子”。印第安人被英国人与荷兰人利用来对付西班牙人，又被荷兰人利用来对付英国人。印第安人获得了枪支。一位英国到访者写道，他们已“学会有条不紊地摆弄他们的枪支，其中有些人枪法很好”。

罗利现在成了国王的囚犯，他对那个地区有属于自己的记忆。然而，在伦敦塔内，那些记忆正在变成幻象。他依旧派遣或资助船只。但比起探险，他更感兴趣的是与印第安人保持联系。那里仍然有记得他的印第安人。

一个叫罗伯特·哈考特的英国人来到圭亚那，计划在那里建造殖民地和种植园。他对海边的印第安人谎称自己是罗利派来的。这个名字把一位印第安人酋长和几个酋长的追随者引出丛林。他们穿着罗利几年前送给他们的英国服装，但已破烂不堪。哈考特不得不解释罗利已有十四年没来的原因。罗利那位年事已高的印第安人翻译兼仆人伦纳德去过英国，他走了很远的路来与哈考特会面并招待他，“不是用印第安人那种普通粗陋的礼仪，而是用更文明的方式”。伦纳德希望英国人住下来，并且带他看了一块地，说适合盖房子。在南美丛林里出现“房子”这个英语单词，让哈考特感到震惊。当晚有月食，印第安人将火焰箭射向月亮。刚从英国回来的印第安人马丁对这一习俗做了解释，“嘲笑他们的天真”。

这就像罗利的南柯一梦，那里仍然流传着有关黄金以及金城马诺阿的古老传说。哈考特要向导带路去马诺阿。他们提供了一个向导。但当他们来到印第安人描述的地方时，发现什么也没有，“我们的向导当时露出不知廉耻的无知的表情”。哈考特一直认为在伦敦流传的矿山传说有点夸张，不过，他还是留下三十个人寻找大马诺阿，然后北上去了费尔南多·贝里奥的烟草王国特立尼达。

三艘英国轮船停泊在帕里亚湾南部。这里有一些不能确定的信息：哈考特用了两星期才到达西班牙港。两天后，费尔南多·贝里奥的副手和随从来到船上并接受款待。哈考特想要烟草，但西班牙人有其他难题。“他们坦率地承认正被加勒比人严重袭扰，不知道怎样才能制服他们。”在最近的一次加勒比人袭击中，八个西班牙人被杀，有许多人受伤。哈考特的外科医生治疗了一些伤员。

南部的三艘英国轮船跟随哈考特来到西班牙港。但“西班牙人手里也没有优质烟草”。这不正常。哈考特突然想起，“缓兵之计和谄媚之语”也是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发现，大约每天凌晨一点钟的时候，他们允许其他船来参加贸易，已经有七天了。”

“黛安娜”号的主人是一个住在伦敦的荷兰人。“珀涅罗珀”号和“奋进”号的主人是一个叫霍尔的伦敦商人，他是罗利的朋友，罗利的一些下属就在那两艘船上。哈考特离开后不久，从“珀涅罗珀”号和“奋进”号上岸的三十六人被费尔南多·贝里奥在西班牙港的副手抓住。他们被背靠背地捆绑在一起，割开了喉咙。贝里奥与罗利的恩怨算清了。哈考特非常幸运，他其实一直在使用罗利的名号。

当一位英国大臣兼外交官到来时，有关这场杀戮的记忆仍然鲜活。他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过罗利的资助，已经在亚马逊－奥里诺科河流域探险一年。后来他到达帕里亚湾，在西班牙港发现十五艘“运输烟草”的英国、法国与荷兰轮船。他与西班牙人就霍尔和罗利的下属被害一事发生争执，“他们对待那些人比对待摩尔人还要残忍”，但最终争吵“平息下来”。西班牙人行动很频繁。他们将牛和马集中在西班牙港，准备重新向圭亚那进发。“但这一切都将消失，化作青烟。因为总督很懒散，不适宜做艰苦的事情。比起建立殖民地或带军前行，他更擅长种植和销售烟草。”

记录这些的外交官是托马斯·罗伊爵士。四年后，作为英国国王派往印度莫卧儿王朝的第一任大使，他从印度西部的苏拉特港出发去印度北部的阿格拉，进行了一次缓慢而又枯燥的旅程。那是一个更加绚丽夺目的帝国。不过它有着同样的弱点：国王只是国王，臣民只是一些雇佣兵，它不是一个民族。它对知识性的东西关注很少，因此它的衰落也会更迅速、更彻底。罗伊对阿格拉宽敞的大理石宫殿里不易相处、忧心忡忡的官员没什么印象，如同他对住在西班牙港草屋里忙碌的费尔南多·贝里奥的西班牙人没什么印象一样。“这里的西班牙人傲慢无礼，但又贫困软弱。他们的安全信念是：武力即名誉。”即便是西班牙港的行动也有懦弱之处。罗伊发现，那只是因为他们“每天都在期待国王的公平正义”。

他们在等待国王的调查员。这需要一些时间。特立尼达每年对英国商人的烟草贸易价值六万英镑，对大陆商人同样如此，这已成为一桩丑闻，曾被大使写入报告。西班牙警告过费尔南多·贝里奥：“……另外，该做的还是要做。”如果威胁再直接，就不是王室的措辞了。即便决定调查，也还有不少抱怨。特立尼达的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一直在吹嘘自己有足够的走私布匹，足够他们使用十四年。在一艘捕获的英国轮船上发现了来自费尔南多·贝里奥和他副手的信件，甚至还有来自一名圣方济会修道士的信件。费尔南多本人保持沉默，甚至没有编造借口。有传闻说他正在玛格丽塔岛接受某种医学治疗。

调查的准备工作用了两年时间。距离托马斯·罗伊爵士的到访已有一年，他们“每天都在期待”的调查法官——委内瑞拉的前总督，才终于离开玛格丽塔岛前往特立尼达。与他一起出发的有三艘汽艇和一艘双桅平底船。他带着三十名西班牙官员和士兵、一百多个印第安人和黑人，用了两个星期跨海航行到西班牙港。然后，法官又从西班牙港去仅有三十二座茅草屋和四十名成年男性的圣约瑟夫城。但费尔南多·贝里奥没有住在那里，他住在帕里亚湾对面的圭亚那。

法官投宿在一间从未被记载过的小旅馆里，向地方理事会出示了他的委任书。然后他去听弥撒。圣约瑟夫城的所有市民，甚至“重要的女人”，都跟着法官回到旅馆。他们带了一份请愿书，如果法官同意，他们想让公证员宣读。法官表示同意。公证员一开始读，所有市民都跪了下来。请愿书的内容是恳求宽恕。市民们说，他们都有罪，无一例外。他们与外国人做交易已经很多年了。如果法官想施以绞刑，就不得不从孩子开始。法官被“令人同情的场面”感染了。他让男人、女人和小孩都站起来，尝试安慰他们。他说，他会建议国王进行一次大赦。

他用了一个月时间记下他们的忏悔，最后认为，费尔南多·贝里奥“罪行严重”。不过费尔南多显然不打算去见法官，法官只好决定到费尔南多那里去。但就在那时，警报声响起，加勒比人又来袭击了。“我现在身处一个一天二十四小时手里都要拿着武器，保护自己免受加勒比人攻击的城市。”法官写道。他对当地的西班牙人深感同情，也同意他们的观点，认为加勒比人应该被消灭或者被奴役。

法官的人击退了加勒比人的攻击，然后法官去了西班牙港，准备从那里去圭亚那。他发现，即便当他在圣约瑟夫城收集非法贸易的证据时，外国船只也会来到西班牙港。法官将对费尔南多·贝里奥的指控增加到三十八条。费尔南多在圭亚那接受调查时态度冷漠。他说他很贫穷，缺乏生活必需品，担任总督的十六年来一直都很贫穷，一直缺生活必需品。法官——他从没有描述费尔南多或是相关背景的细节——大发雷霆，他说费尔南多应该被判死刑。他禁止在圭亚那种植烟草。然后，他回到了特立尼达。

西班牙港的外国船只更多了。“但佛兰芒人和英国人在这个港口进出自由，就像他们在英吉利海峡一样。”这位法官写道，“这里的西班牙人很少，敌人又很多，以至于它不是一个可以手握钢笔散步的地方，而更适合肩扛步枪四处巡逻。”他“伏击”了一艘英国轮船，把船长囚禁起来。“在我把他绞死之前，”仅此而已，没有更多，“我问了他许多问题。”船长坦白还有其他的外国轮船正在路上。

轮船出现：战舰和整支无敌舰队。法官准备去迎接他们。但船是西班牙人的，属于无敌舰队的一部分。五十年来，虽然航行的线路与时间是固定和公开的，无敌舰队一直非常成功地保护运送珍宝的船队。西班牙的战争理事会已经决定，无敌舰队应该去特立尼达水域进行为期两天的扫荡。但现在经过多次通信之后，这一拜访看起来已无必要。特立尼达水域并没有外国船只。一个理由是，他们已被印第安人伙伴警告。有关这一警告的总体信息已在前段时间被送往西班牙，但还没有人读到相关文件。

西班牙的舰队司令赞成继续航行。时间很宝贵，运送珍宝的船队比外国贸易商船更加重要。法官迫使他停留六天。没有外国商船出现。这两人之间有过交谈。法官说，他只是急切地想要效忠国王，剿灭异端。无敌舰队离开之后，法官暂停了费尔南多·贝里奥的特立尼达总督职位，任命了一位副总督，然后回到玛格丽塔岛写报告。

他并不着急，他提出一些惯常的建议：更多的居民，永久的驻防部队，更多的西班牙商船。他附加了一份有关黑人的备忘录，黑人一直被非法运到特立尼达用来交换烟草。在结尾时，他提到自己。“我不是在抱怨自己调查期间每天只有六达克特的报酬。一名内政法官每天可以得到十达克特，我却不得不带领那些如果我不给他们就一无所有的士兵前行，不过对我来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周围有许多外国人，我很高兴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因为我知道自己乐于用这种方式为陛下效劳。”

玛格丽塔岛的总督写了一封表示支持的信。两份文件一齐被送往马德里。九个月后，国王把总督的来信记录在案：“把这封信和其他关于烟草的文件归纳在一起，直到做出决议为止。无须回复。”

决议终于在两年后做出，这时费尔南多·贝里奥去了西班牙，提出自己无事可做和被免职的问题。在这之前，他一直住在圭亚那。没有他的特立尼达比往常更糟糕。副总督精力太充沛。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派十二名西班牙士兵和一些阿瓦克斯弓箭手去寻找并捣毁圭亚那的一个荷兰人烟草种植园。荷兰人有大炮。西班牙人吃了苦头，直到弓箭手向荷兰人用茅草覆盖的堡垒发射火焰箭。六个荷兰人被烧死，他们用来交换的所有货物都在大火中被毁，烟草种植园被夷为平地。这场胜利招惹来荷兰人同盟加勒比人的报复性袭击。有一艘海盗船威胁要攻占圣约瑟夫城，圣约瑟夫城的西班牙人发动起义反抗副总督，因为他带来了“苦恼和麻烦”。

此时，就像一个人应避免陷入那些没必要被煽动起来的不愉快情势一样，费尔南多·贝里奥去了西班牙，在莱尔马公爵面前提出了他的“正当理由”。公爵以国王的名义治理西班牙，他的恩惠是有代价的。费尔南多被免去了黄金国和特立尼达总督职位，但他得到一些补偿。他得到一笔两千达克特的借款（最终成为礼物）、新格拉纳达的一块土地以及分配而来的一些无主的印第安人。因此，六年后，对费尔南多·贝里奥的指控终于结束。那位法官没有得到报酬，不久后去世。

西印度群岛战争理事会认为，圭亚那和特立尼达的新总督应该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军人，在西印度群岛的事务方面富有经验。有三个人值得考虑，最后被选中的是迭戈·帕洛梅克·德·阿库纳。此人对西印度群岛一无所知，但他出身高贵，是西班牙驻伦敦大使的亲戚。他和费尔南多乘同一艘船离开西班牙，后者要去他在新格拉纳达的庄园。

帕洛梅克有高高的个头和胖胖的身材，在圣约瑟夫城和西班牙港那些瘦弱的西班牙人中非常显眼。他很严肃，从波多黎各带来士兵听他差遣。他严禁违法交易，检查他所怀疑的人的账目，对任何欺骗性的行为都给予罚款。如果有人声称付不起，他就让他们写借条。两年之后，那里的西班牙人开始密谋杀了他，或者把他放到小船上送离岛屿。

就在此时，在多个传言之后，西班牙传来消息，沃尔特·罗利爵士要来了。

这是一场疯狂的举动。西班牙人已经不再寻找黄金国。荷兰人什么都没找到，法国人也什么都没找到。罗伯特·哈考特曾嘲笑寻找黄金国的设想。托马斯·罗伊爵士什么都没找到。对许多商人来说，圭亚那已经褪去那些关于烟草和印第安人敌对部落的神秘感。罗利本人不再提及黄金国和大马诺阿，但他在伦敦塔里不断地梦见矿山和水晶山。

二十年前，在奥里诺科河上的那个星期，他相信自己曾见过这样一座山—他从来没有见过的矿山。然而他没有更公开地彻底追究探险的事。六十四岁时，他被从伦敦塔释放出来。十三年之后，他寻找黄金的信念变得非常强烈，“找到圭亚那的黄金就像……从餐厅去卧室不会迷路一样”，他接受自由的前提是荒谬的，就像在玩室内游戏。矿山在西班牙的属地，西班牙人会知道他的行动。他必须在不惊动西班牙人的情况下找到矿山，失败的惩罚是死亡。

刚被释放，他寻找矿山的信念就减弱了，行动的意愿也消失了。他把寻找矿山的所有责任都抛给那位宣称见过矿山的老朋友基米斯。后者的想法和一半行动计划都是狂热的：圭亚那，东印度群岛，西印度群岛，法国的工作，海盗。经过伦敦塔的调解与和平，以及对死亡的审视之后，罗利已准备好重新回到这个世界。这是违背自我的行为。从他轻易对儿子、曾经一起做生意的乡下人，甚至后来的印第安人（世外桃源的居民）动怒，可以推断出他的自我怀疑、灰心丧气与无能为力。他就像一个全心全意投入一连串事情的人，现在被这些事情挟制着。走霉运：很多时候都是如此。但不管运气好坏，当事人常常会有一种精神暗示，但现在罗利并没有试图控制事情进展的精神暗示。他生性孤僻，事情总围绕着他发生。

这就像一出开篇即错的喜剧，罗利一方和那些亦步亦趋的西班牙人都有错，双方都像外行的探险者，也都对失败感到焦虑，而且一直担心钱的问题。一六一六年三月，罗利被从伦敦塔释放。十一月，有关他计划的第一条消息传到马德里。罗利知道西班牙人已经听说了这件事，他告诉一个朋友自己“什么都不怕”。十二月，他的船“命运”号出发。那些还没有准备好的西班牙人甚至不知道该做什么。直到一月份，西印度群岛战争理事会才决定，他们什么也不做。因为没有足够的钱，而且来自伦敦的消息或许需要再核实。以现有的力量，玛格丽塔岛、特立尼达和委内瑞拉的总督能做的不多，但他们应该警惕。

两个月后，西班牙驻伦敦大使给马德里写了一封更加紧急的信。西班牙向玛格丽塔岛、委内瑞拉和特立尼达再次发送警告，别的什么都没说。三个星期后，伦敦又发来两封信。又过了三个星期，他们准备了一份行动计划书：增援远洋舰队，强化牙买加岛防御工事。再两个月后，即一六一七年六月，在收到新消息之后，他们决定没有必要强化牙买加岛的防御工事，也没有必要召集舰队去追赶罗利，因为他已经离开了，没人知道他要去哪里。新的警告被送往特立尼达、委内瑞拉和玛格丽塔岛，一式两份，是五个月里的第三轮。

几天之内再次开始。西班牙大使从伦敦写信说罗利在普利茅斯推迟了行程。他给养不足，缺少资金，陷入了绝望。最后，罗利出发了。但他总碰上恶劣的天气，不得不靠岸，先在法尔茅斯，又在科克郡。船上的人“不停地争吵和打斗”，很多人受了重伤。罗利用了八个星期才进入公海。

他给朋友基米斯写信，“我知道，除了几个绅士之外，你的人都是人渣。”他的愤怒被写进他开始记录的航海日志里。日志简短、有大量空白、语言粗俗、句子松散不连贯，记录着英里数、罗盘方向以及恶劣天气。在加那利群岛，他遇到西班牙人的阻挠。他的一位船长弃船逃回英国。在佛得角群岛，他损失了一艘中型舰。所有人都睡着了，没有人值班，这艘中型舰驶入罗利所在船只的船首斜桅下，沉没了。“不过上面的人获救了，虽然他们更应该被绞死。”之后便是“疾病”。死亡情况最初只是记录在航海日志的页边空白处，后来便成了航海日志的主要内容，和记录恶劣天气的内容混在一起。

“九月二十九日……星期一，米迦勒节，我们的军士长鲁巴尔先生死了，这是我们的重大损失。修帆工也死了，我们还有六十个病人，我所有的仆人都病了。除了我的男侍，没有仆人服侍我了。十月一日……我们遇到飓风暴雨的袭击……十月二日……星期五，一个号手和一个厨师死了……十月六日。从星期天的十二点到星期一的十二点我们航行了二十八里格。这个星期一早上，约翰·哈奥德先生死了。从海军少尉到船长：诺斯、海军上尉佩顿和霍斯先生病倒了。我们重要的炼制工富勒先生死了，我们深感悲痛。十月十二日，从星期六的十二点到星期天的十二点，一直风平浪静……我们航行了不到六里格……这个星期天早上，霍斯先生死了，他是一位正直又有教养的绅士，才病了六天……十月十三日。从星期天中午到星期一中午，我们航行了不到十二里格。由于天色很暗，我们什么都看不见，这是非常不幸的二十四小时，我们失去了我的副手约翰·皮戈特船长，他来自大陆。我忠诚的朋友约翰·塔尔博特先生，他跟我在伦敦塔里生活过十一年，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一个可靠的、正直的人。我们也失去了加德纳先生和莫登特先生，他们两位都是非常健壮的绅士，我自己的厨师弗朗西斯也死了……”

天气还是很糟糕。“我今天观察到，当然以前也观察到，早上出现彩虹并不能保证有个好天气，这跟英国不一样。”十月的最后一天，罗利自己也病倒了，然后有两个星期没写航海日志。除了“偶尔吃点炖梅子”，二十天来，他几乎什么都没吃。他不停地出汗，不得不“昼夜各换三次”衣服。到达圭亚那海岸时，他仍在病中，不能动弹，但他一到那里就派人去“打听我的老仆人伦纳德，一个陪我在英国待了三四年的印第安人”。他在连笔都无法正常握住的情况下，不无妒意地在航海日志里写下九年前伦纳德在圭亚那给予罗伯特·哈考特的帮助。当时罗伯特·哈考特以罗利的名义行事。伦纳德没有出现。

“船上有很多病人，不能动弹，发出污秽的恶臭，快熏死我们了，让人厌烦。”就这样，伴着因毒箭而化脓的人，他终于看到了新大陆。他让人把自己抬到岸上，派人去找他的另一个印第安仆人哈里。哈里派来了他的兄弟和两位酋长，他们整晚都和罗利待在一起。第二天罗利给妻子写信：“在我处于逆境时，上帝给了我强壮的心脏，现在它要在地狱之火中经受锤炼。”疾病夺走了他四十二个人的生命。“告诉你我是这里的印第安人之王或许有些虚夸，但我的名字在他们当中还有一定的影响力。在这里，他们供给我新鲜的肉类和所有田地里盛产的食物。所有人都为我提供服务。”

但伦纳德还是没有出现。当哈里来见罗利时，“他的英语几乎已经忘光了”。这是罗利印第安王国之梦的结束。他在圭亚那海岸待了两个多星期，但没有写到印第安人。当他在特立尼达再次写到他们时，写的却是一场没有特色的土著弥撒。二十二年里，圭亚那和特立尼达都发生了改变。印第安人已经被西班牙人、英国人和荷兰人的分分合合折磨得疲惫不堪。就在罗利给妻子写信的时候，正有一位叫詹森的船长从邻近海岸的弗拉辛向圭亚那航进。他已经与圭亚那有十二年的贸易往来。

罗利埋葬了死者：死于五周前的皮戈特船长，死于十天前的黑斯廷斯船长。船上鸣炮致敬，岸上齐发三枪。

多年探险之后，如今不了解黄金国、马诺阿、水晶山或者矿山会更好。基米斯知道矿山的位置。他计划带五艘船和四百人去寻找。罗利的儿子与基米斯同行。

罗利本人和其他人去特立尼达等候。早上的彩虹并未带来晴朗的一天。他来到岛屿的南部海岸，发现了可怕的征兆：一天中已出现十五次彩虹，“一条彩虹的两端在船尾相接，形成一个完美的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船上的人也都没有见过相似的情景。”他将船停在岛屿的西南端，二十二年前，他曾在这里举起伊丽莎白女王的武器，建了一座堡垒，向印第安人致辞，聆听贝里奥的探险故事。

而现在，没有印第安人来到他的船边。如果上岸的话，罗利会很危险。虽然西班牙人数量少，也感到不安，但他们已做好准备。总督迭戈·帕洛梅克在圭亚那。但他在特立尼达的副手已砍倒大树，阻断了从西班牙港去圣约瑟夫城的陆上通道。这条通道是罗利和他的印第安人支持者在一五九五年的行军路线，现在这些支持者都被对手征服了。

有两个星期，罗利待在原地，没在航海日志上记录任何东西。这一年的最后一天，他“向北朝Conquerabo行驶，Conquerabo就是西班牙港”。他将船停泊在沥青湖。第二天，他在航海日志上做了记录。他看着湖，“所有的沥青都像小喷泉一样从地面涌出，流淌一段距离之后，在空气中硬化，覆盖了所有平地。这里还有许多条小溪，里面有淡水鱼”。他们吃鱼，也吃了“许多当地菜……肉的脂肪很多，菜很精致”。

接下来的十九天里，他什么都没有记录。基米斯带领的去奥里诺科河的队伍已经离开六个星期。罗利变得急躁起来。他船上的一位传教士说，罗利不怎么谈论矿山的事，当他谈起时，“也远不如以前那么自信了”。他说要走，要离开奥里诺科河的队伍。他说不管他们回不回来，都无所谓，因为“他们除了吃以外什么都不会，被派出海也是因为朋友都想摆脱他们”。他说特立尼达有许多烟草，甚至开玩笑说要在西班牙港登陆，然后朝圣约瑟夫城进军，就像他在一五九五年做的那样。但他什么都没做。

他派了一艘船去西班牙港买烟草。西班牙人等到船上的小艇与岸边有大约四十步距离时，二十支步枪一齐开火。在小艇掉头逃回时，西班牙人破口大骂。没有人受伤。但罗利再也没提及烟草贸易或者在西班牙港登陆的事情。他派了一艘船回岛屿的西南端等候基米斯的消息。几天之后，有三个人和一个小男孩在沥青湖上岸，受到枪击时，他们“在沥青里打滚”。一人被杀，一人游到了船上，一人跑到树林里藏了起来。小男孩被抓。船上拉响警报，小艇被放下。西班牙人逃跑了，丢下了他们的小船、斗篷和其他“装备”。沥青湖并不安全，罗利回到了岛屿的西南端。

第二天，警戒船看到一只独木舟从南边划来，上面有几个西班牙士兵和划桨的印第安人。西班牙人逃跑了，但有七个印第安人被抓。他们不会说西班牙语。通过手势，罗利明白他们来自特立尼达的一个小村庄，那里距离东部十六英里，大概一天的路程。罗利把其中三人带上船，派十二个人和剩下的四个印第安人“去看看他们的城市，和他们做买卖”。他们正在路上前行时，罗利的一个人感觉他认识其中一个印第安人。两年前，他们在奥里诺科河见过，罗利的人记得这个印第安人会说西班牙语。他扭住印第安人的胳膊。印第安人坦承罗利船上的一个印第安人也会讲西班牙语。他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罗利。

罗利船上会说西班牙语的印第安人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并回答了问题。他说，他从去过他村庄的圭亚那印第安人那里听说，英国人和西班牙人在奥里诺科河上发生了纠纷。英国人占领了圣多马镇。总督“迭戈·德·帕米塔”与两位船长都被杀，其他的西班牙人逃跑了。英国一方也有两位船长被杀。

如果这是事实，那么这就是结局。罗利自始至终都知道他会为这种海盗行为付出代价。除非基米斯找到矿山，除非基米斯能带回哪怕“一两篮子”矿石以证明有关矿山的故事不是杜撰的。至于这两位被杀的英国船长：罗利已经有六天没在航海日志上做任何记录了。

从印第安人村庄回来的人带回一个印第安人，他讲述了有关圣多马的同样的故事，还增加了“其他种种细节”。这种含糊不清现在是罗利唯一的戏法。他看到岸上有营火，但派去侦察的船没有发现任何人。两天后，他派了一艘小船去奥里诺科河上游打探消息，由一个被抓获的印第安人做引航员。

一天，一艘中型艇从怀特岛来到帕里亚湾。这次会面让罗利感到振奋。他写了航海日志，但把月份弄错了。当时是二月中旬，他错写成一月。他一遍又一遍地审问船上的两名印第安人。他们的回答变了。有一个说战斗发生时他正在圣多马。罗利心烦意乱。他派了十六名步兵到印第安人村庄去抓更多会讲西班牙语的印第安人。步兵没有带回一个印第安人，相反，他们抓获的印第安人全跑了。

罗利允许两个印第安人中的一个上岸，与岛屿东部的一个部落做交易，用小刀换取食物。如果他四天之内还没有回来，船上的印第安人就会被绞死，和那个担任奥里诺科河引航员的印第安人一样，留下的印第安人对这一安排“表示默许”。

四天过去了，去换食物的印第安人没有回来。“我带着那个印第安人上岸，把他牢牢地和我们中的一个人连在一起，就这样领着他。他指给我看一些树，上面结着香树脂，我弄到了一点。它闻起来有当归的味道，是很珍稀的。十点后，天气非常炎热，树林里到处都是蚊子，我回来把印第安人交给一位大副和其他三人看管。但我刚一离开，他们就把绳子解开，印第安人很快跑进了树林。尽管我告诉过他们，如果印第安人没有被绑起来的话，就算中间只隔着一棵树，舰队里所有的英国人加起来都不能把他带回来。除了被派去奥里诺科河的那个印第安人，我现在一个印第安人都没有。我很担心，由于水手的疏忽，他也会跑掉。这些水手（我指的是普通水手）除了掠夺和偷窃对什么都不上心。”

对罕见香脂树的兴趣，身体上很快出现的不适，对特别派去考验他的“普通水手”的愤怒：这就好像到了最后关头，他要改变自己去适应倒霉的事情，准备马上采取行动从新大陆撤退，恢复精力。

第二天，他与来自怀特岛的中型舰的船长达成协议，这艘中型舰可以跟随他六个月。下午，他派了三位绅士和六十个人到印第安人村庄，看看能否抓回逃跑的人。当天晚些时候，出现了一艘来自奥里诺科河的小艇，上面有位印第安人乘客，穿着华丽的西班牙服装。他刚从西班牙总督家的囚室里被释放。英国人用有些夸张的敬意对待他。这些人都受了惊吓，行为古怪：他们带来了消息。

印第安人说的都是事实。六个星期前，圣多马受到攻击，西班牙总督被杀。印第安人清晰地记得他的名字。总督叫迭戈·帕洛梅克，他们叫他迭戈·德·帕米塔。他们甚至还知道一同被杀的两位西班牙船长的名字：他们把阿里亚斯·涅托叫作“阿里那塔”，把胡安·鲁伊斯·蒙赫叫作“胡安·鲁埃斯”。他们还提供了“其他种种细节”：“贝德福德伯爵夫人的亲戚”哈林顿先生受了伤，还有两位英国船长也死了。一位是曾率领“敢死队”的科兹摩船长，另一位是罗利的儿子沃特。

有一个印第安人见证了罗利听到消息的这一时刻。他是阿瓦卡人，基督徒，叫弗朗西斯科。他当时可能在罗利的船上，也有可能在刚刚到达的小艇上。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位西班牙官员。六个月后，这位官员在调查时复述了他的话：“这个印第安人告诉证人，他在瓜塔拉尔将军的船上被囚禁时，曾看到一艘小艇带来沃特被害的消息，那位将军听完之后，为儿子的死哭了起来。”

罗利的航海日志里没有提到那艘小艇。日志被封存，再也没有新的记录。

本来不需要有人牺牲。如果矿山存在，如果在发现和开采矿山前能够占领被士兵守卫的圣多马要塞，就可以在不发生冲突的前提下达成目标。西班牙的守卫和居民本来准备不打仗直接投降。他们想除掉帕洛梅克，收回借条和抵押品（包括多娜·安德里亚·玛利亚·德·贝里奥的大量银制盘子），它们是被强行拿走用来代替罚金的，正保管在帕洛梅克家的皇家保险箱里。基米斯的队伍一来，西班牙人便看到了制造“意外事件”的完美时机。六天前，曾有人想刺杀帕洛梅克。后来，有些西班牙人认为，帕洛梅克在英国人到来之前就已经被杀害。

进攻在午夜后开始。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帕洛梅克的尸体被赤裸裸地放在广场上的一棵木棉树下。“头部左侧被剑从上到下一直劈至牙齿部位”。西班牙人的目光坦诚，印第安人的目光或许同样如此：看到总督尸体的印第安人妇女说她们“为他”放声大哭。但这一点不确定。随后，圭亚那官员与特立尼达官员之间发生了冲突，后者想使前者名声扫地。可以确定的是，卫兵早就逃跑了，英国人在夜晚攻击的是一处被遗弃的定居点，守卫的人不超过三个：总督，可能还有他不久前从特立尼达带来的两位上尉。

罗利的儿子参与了这次行动。他离开长矛队，向前猛冲，“不幸被一颗子弹击中”，一名英国目击者写道，“他甚至没来得及请求天父宽恕自己罪孽深重的一生”。之后，英国人与西班牙人之间再无交流。英国人进行掠夺并且放火。西班牙人撤到了一座岛上，在那里他们发现自身人数以七比一占据优势，因此决定围攻。

当时，和每一个去黄金国的印第安人向导一样，基米斯什么情况都不了解。他不了解黄金，也不了解矿山。他或许一直在期待另一座圣约瑟夫城，以及被解放的印第安人的狂喜。他发现的几乎是一座空城：一个跛子牧师，两个被主人释放的黑人，帕洛梅克家被链子拴住的印第安人，帕洛梅克的印第安仆人，一个葡萄牙年轻人，以及第二天早上发现的三个印第安妇女。妇女们都被带进帕洛梅克的卧室，基米斯在那里设立了临时办公室。他们发现一个六十岁的男人，高高瘦瘦，一只眼睛轻微斜视，拿着一根大约一码长的磨得发亮的木制指挥棒。基米斯告诉他们不用怕，只要给他的人做饭就好了。稍后他让他们把死掉的西班牙人找出来埋掉。妇女们说不知道怎样埋人。于是基米斯的人把尸体绑在一起，放进总督在前一天准备防御工事时挖的坑里面。第二天，他们埋葬了英国死者。裹尸布包着的尸体被放在厚木板上，由一队人将木板扛在肩上，队伍环绕广场行进两圈，降旗致哀。

黑人可以在定居点自由走动，但帕洛梅克的仆人侥幸逃脱了。他说，因为某些原因，他有一半西班牙人血统。如果黑人们没有指出他的谎言，说出他是来自新格拉纳达的纯正印第安人的事实，他也许早被英国士兵绞死了。帕洛梅克家里被链子拴住的印第安人因为公然辱骂西班牙人，并且说自己很欢迎英国人的到来而陷入麻烦。现在英国人很尊敬他。他们称呼他为森纳·唐·佩德罗先生，给他穿漂亮的西班牙服装——是已去世总督的特大号服装吗？——并且邀请他一起进餐。他们让葡萄牙年轻人游街示众，并鞭笞他。在知道了这个年轻人并不了解有关黄金的情况之后，英国人也允许他自由走动。

没有黄金，这就是麻烦所在。看来基米斯并不比他手下的人知道得更多。一天晚上，他出去拿回一小块“矿石”。结果发现没有价值，于是他再也不谈论这件事了。占领圣多马六天之后，他写了一封信给罗利，并派出一艘小艇把信送过去。小艇上还载有帕洛梅克家的两个印第安人，一份从国库带来的文件，一卷烟草，一只乌龟，一些橘子和柠檬。他沿河的上游继续探险，结果中了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埋伏，六人被杀。然后他又逆流而上航行了两百多英里。罗利和他都没有在这条河的这一段航行过，他的无知与茫然现在已显露无遗。

帕克船长给罗利从海岸派回英国的那人写信：“艾利船长，你从我们这里离开实在太幸运了，你无须经历无法形容的痛苦……我们占领那个镇后，基米斯船长带了很多人陪他找金矿，来回折腾了大约二十天，一直要我们对找到金矿抱有希望。但最后我们发现，他的延期只是幻觉，他就像马基雅维利，因为他欺骗了所有人……我再也不愿对上帝和人类说起这个可恶的家伙了。”

没有基米斯的消息。他的探险几乎以饿死收场。他已无法掌控局面。对敌视西班牙人的那些印第安人开放的小镇，已被洗劫一空，然后付之一炬。与罗利在帕里亚湾会面的时候到了，他的船上挂着两面白旗。

“他让那个异教徒的呼喊在地狱得到了回应。”八年之后，弗雷·西蒙在自己出版的历史书里这么描述罗利儿子之死。这也是发布信息的时刻：“但因为将军儿子之死，每艘船上即刻开始的哭泣声马上把他们的快乐冲刷得一干二净。”这是失败者必须忍受的残忍行为。这是罗利二十二年前就已经做过的残忍行为。当时他这样记录寻找黄金国的西班牙人：“他们（那些印第安人）杀了西班牙人，把他们埋在难以找到的地方，以这种方式给予西班牙人一处完整的领地。”这是罗利至今依然可以做出的残忍行为。但现在目标不是西班牙人，而是基米斯，他终生的朋友。一六〇三年，基米斯因与罗利关系亲密而遭受拷问。他在二十一年前曾宣誓：“我将自己和剩余的岁月，全部交给罗利，我所有的思想都只有在行动中才能存活。”

在罗利心里，责任都应该由基米斯承担。写完信件三个星期后，基米斯到达帕里亚湾。那时，罗利心里对基米斯的指控已经成型并且非常坚定，其中的一些内容，罗利可以假装相信，也可以添油加醋。自从被释放以来，他一直缺乏行动能力，怀疑行动的价值。他离群索居，唯一做的事情就是为死亡做好准备。他对矿山存在的信任已转化为虚无，再无其他。

有黄金，有矿山，两座、三座、七座、八座。这就是西班牙人为之战斗的原因。基米斯一直很“顽固”，他拒绝听从指示（他后来在伦敦塔里将这些指示写出来，当时他是安全的）。如果基米斯再多待两天，他很可能得到罗利的老朋友印第安人酋长的帮助。（但伦纳德没有来，哈里也不会说英语了。）他曾扬言要自己去矿山，但他的船有些破旧，士兵也有反抗心理。他再次建议在西班牙港登陆，然后步行去圣约瑟夫城，但只是说说而已。基米斯毁了一切。罗利在国王面前的信誉消失了，财富都浪费了，儿子死了，他的健康状况也很糟糕。

他讽刺基米斯，迫使他采取行动。关于基米斯的死，他写了三份详细的报告。“他当时告诉我，要等我一会儿，会给我更满意的答案。但我刚从他那里回到我的船舱，就听到一颗子弹从我头顶飞过的声音。我派人去问是谁开的枪，他们回答是基米斯擦枪时从船舱的窗户射出的。他的男仆走进船舱，发现他躺在床上，周围全是血，再看他的脸，发现他已经死了。这是一把小型手枪，子弹只击碎了肋骨。但男仆把他的身体翻了过来，发现他身上插着一把长刀，只有刀柄露在外面。”

罗利的报告骇人听闻。自杀者通常蒙受谴责，而罗利这个诡辩家知道如何利用理论偏见。“他欺骗所有人，最可憎的是他也欺骗自己。”帕克船长这样写基米斯，“对于许多心中没有上帝的人来说，他们杀死自己，不想继续活下去，是因为他们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坏事，我不愿再次对上帝和人类说起这个可憎的人。”

在他们驶离帕里亚湾时，探险正在一天天走向终结，罗利请求人们离开他，然后又抱怨他们的离开。基米斯的“顽固”在罗利心里滋长，也在他的信里蔓延。顽固变成执拗，无法言说。帕洛梅克的仆人对事业有益，他要随罗利回英国。他要告诉人们——罗利一直是他的翻译——圣多马有金矿。他没告诉基米斯，因为基米斯没有问起这件事。

故事的内容越来越离奇，曾有西班牙人在夜晚叛变并发起进攻（西班牙在人数上以七比一占优势）。罗利从一开始就被国王出卖给西班牙人。圭亚那不再属于西班牙了。他一直记得当时自己病得很厉害，视力减退，胸膜炎复发，随时都有可能死去。他坚持认为圭亚那有黄金，甚至杜撰了黄金矿主的名字：佩德罗·罗德里戈·德·巴拉那（南美的一个地名）、埃尔马诺·弗吕蒂诺（埃尔马诺的意思是兄弟，弗吕蒂诺是他从基米斯发过来的圣多马财政部门的文件上挑选出来的名字）、弗朗西斯科·法哈多（弗朗西斯科·德·维多斯是一五九五年打败罗利的库马纳总督的名字。法哈多是一个西班牙人的名字，罗利曾和他一起在库马纳吃饭，谈论那些脑袋长在肩膀下的人）。

罗利从来没有忘记帕洛梅克的仆人，他现在是去黄金国的唯一向导。“告诉你我可能成为这里的印第安人之王是虚荣心作祟。”这个印第安人和罗利在伦敦塔一直待到最后，是印第安国王以及他们的漂亮女人纵酒狂欢的残梦。罗利希望他能为英国贵族效劳。

罗利也从来没有忘记基米斯。在他被处决的那一天，他谴责基米斯，说出了短笺上的内容：“他认识矿山首领，却没有找到矿山。他看到我儿子被杀，却自己跑掉。”

这就是探险的终结。它从一开始就像一个梦，和新大陆一样辽阔无边的梦。它在这次搜寻矿山的行动中结束，并且是从未有人见过的矿山。这是一次业余的行动，所有的大人物，以及少数几个小人物，都死了。

三个多月后，迭戈·帕洛梅克的尸体在浅坑里腐烂，是基米斯的人把尸体扔进去的。当从尸体堆里把他挑出来埋葬时，只能从身高去辨认。西班牙国王听说帕洛梅克的死讯之后给特立尼达写信：“朕失去一位如此忠诚的官员，万分悲痛。朕非常怀念他，并且对其继承人赐予恩惠。这位总督在你们国家是否留下债务或者未尽的义务，报朕知悉，以便下达合适的命令。钦此。圣洛伦佐·埃尔·雷亚尔，一六一八年九月十八日。”

七个星期后，罗利在伦敦被处决。迭戈·帕洛梅克的仆人目睹了那场处决。他后来去了马德里，从那里转道回西印度群岛。在西印度群岛，他把罗利的故事告诉了历史学家弗雷·西蒙。

最后那场探险的秘事都记载在罗利的关于第一次圭亚那之行的书上，书名叫“发现伟大、富饶和美丽的圭亚那帝国”。这是一本关于探寻世外桃源的书，书中写到矿山与黄金，辽阔的疆域，涂了釉彩一般的森林。在那个世界里，感官、需求和生命本身都能得到延伸。这本书是世界传奇故事的一部分，书中的细节清晰真实。从发现、征服新大陆过程中不为人所知的野蛮行径，到后来殖民统治过程中的残暴行为，都在这本书中有所记录。这一阶段转瞬即逝，但传奇能够得到理解。不过作者也会竭力掩饰很多。他是国王的宠臣，他的天赋从来没有在审判法庭规则要求的行为上发挥作用。在行动细节的描写上如此不严谨，这是很致命的。

罗利记录的是世外桃源和胜利，但事实是失败和六天紧张的探险。没有人见过矿山：这是他所写内容不严谨的一部分。基米斯和罗利视自己为这些大事件的参与者和重要人物，维拉也这样看待安东尼奥·贝里奥和他自己。探险是英雄之举。但他们的世界跟旧时的世界一样小，世界也正在随他们的努力而改变。印第安人也变了，他们因失败和绝望而愈发迟钝。如今，在他们茫然的子孙后代身上，并没有智慧和敏捷的痕迹。这种智慧和敏捷曾深深吸引罗利，被他视为最可怕的敌人，海上霸主。

欧洲的轮船来来回回。种植园越来越多。被新大陆的奴隶们伐倒的巴西红木正由阿姆斯特丹的犯罪分子在打磨房里打磨。作为中世纪探险目的地的新大陆已经终结，它已成为不断发展的旧大陆的可耻延伸，是旧大陆潜在的贸易基地。没有人会再以罗利、罗伯特·达德利或怀亚特船长那样的眼光看待特立尼达和圭亚那了。

同以前一样，灾难过后，费尔南多·贝里奥就会出现来认领他的领地。他的认领是合法的，但态度让人生厌。他的意思是，只要他一转身，一切都会出问题。但其他地区的官员不太高兴。新格拉纳达具有威严的皇家法院表示，他们打算这次采取强硬的态度，不想出现抗议、延误和谎言。

这是奇耻大辱，费尔南多给国王写信。他说，在三十年不间断的效劳之后（他不到四十岁），他不希望得到这种待遇。他收到一封宽容的、几乎像慈父回复的信。“你知道，国家的开销很大。财政部资金不足，不能满足这方面的所有需求。因此，你要像以前一样尽力而为。”

一段时间后，费尔南多失踪了。一六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新格拉纳达的皇家法院愤怒地向西班牙报告费尔南多擅离职守。但西班牙在三个星期前就已经得到消息，费尔南多未经任何人的许可从特立尼达去往西班牙，在地中海被摩尔人海盗抓获。费尔南多一生都在贩卖奴隶，却在四十四岁时发现自己被送到阿尔及尔热闹的奴隶市场。随他同行的十二岁侄子也被带去拍卖。阿尔及尔的总督故意透露信息给被赎回的西班牙人，说他若将这个男孩（是个上等货色）放到土耳其市场出售，他会获得更多回报。这位总督觉得，为了西班牙人民，他能做的就是为这个男孩“再付赎金四千比索”。消息传到国王那里，他付了双倍赎金。费尔南多却在被赎前就死了。

费尔南多死后三年，有一封来自特立尼达的信。信很短，但内容惊人，揭露了他再次侵吞公款的事。一年之后，一位新总督报告说，他在费尔南多·贝里奥的财产中发现三百五十公担烟草。他向马德里请示，同时表示烟草已开始变质，他已将烟草“借给”当地富有的市民。两年后，他收到回信：把烟草卖掉，获得的利润通过大帆船从卡塔赫纳送往马德里。这位总督认为：为何不用这些收益支付士兵军饷？在这次通信之后的第五年，他收到回信：很好，支付士兵军饷，余下的送往马德里。

贝里奥的名字仍然在费尔南多那个从阿尔及尔赎回来的侄子马丁·德·门多萨身上延续。他有时会在这个名字后加上德·拉·奥斯，有时加上贝里奥，有时加上德·拉·奥斯·伊·克萨达。一百年后，在被遗弃的圣约瑟夫城（曾是寻找黄金国的基地），有了关于马丁·德·门多萨的记载。几乎可以肯定，他是贝里奥的后裔。因此，西班牙征服者那些伟大的名字在被征服或者所谓的被征服的地方消失了。十八世纪末，大陆上的人向旅客洪堡指着一个衣衫褴褛的牧童，说他是西班牙征服者冈萨雷斯·希梅内斯·德·克萨达的后裔，这很可能不只是当地的传奇故事。冈萨雷斯·希梅内斯·德·克萨达曾为西班牙赢得奇布查族的财富，建立了新格拉纳达王国，并把寻找黄金国的探险以及探索新大陆第三块侯爵领地的梦想传给自己侄女的丈夫。

[1] Real，西班牙和拉丁美洲旧时使用过的一种银币。

第二部

西班牙的投降

1633~1797

三 荒无人烟的殖民地 1633~1776

特 立尼达很少向西班牙运送货物，也很少收到来自西班牙的货物。一六三三年之后，西班牙商船有二十年时间没有出现过。但它仍然是帝国的殖民地：那条哥伦布认为流自伊甸园的大河，被淹的河口土地，海湾，岛屿。一段时间后，名字流传了下来，“这些黄金国的殖民地”，首府仍然是安东尼奥·贝里奥的城市。“圣约瑟夫·德·奥伦那这个级别低下的城市”，就像一封请愿书上写的：一些茅草屋，一座失修的教堂，经常没有做弥撒用的酒，或者没有灯油。

弗吉尼亚和卡罗莱纳的开发令特立尼达的烟草失去了市场。但圭亚那仍然折磨着西班牙人。他们在那里发现了水银（西班牙水银充足），外国人不断涌来。这些外国人主要是荷兰人，一直扬言要移民，直至后来英法联合将他们消灭。荷兰人与加勒比女人联姻，并且一度与特立尼达的七个印第安酋长结盟。他们洗劫圣约瑟夫城两次。第二次，他们抢走了这座城市所有西班牙人的衣服和为数不多的十五个黑人。西班牙人躲在茅屋里无法出门，直到有人从玛格丽塔岛送来衣服，“他们才穿了衣服去被烧的教堂里听圣言”。

这块殖民地是负担。但它和那些西班牙人主动将土著消灭然后拱手让给外国人的加勒比岛屿不一样。西班牙人害怕失去奥里诺科河上这块关键的殖民地，它的不堪一击让官员们非常不安。袭击，抱怨被忽视，投机与走私，另一块被遗弃的殖民地的威胁，请求得到船、士兵、资金：最后国王生气了。处理西班牙与印度群岛贸易的契约局准备了一份关于特立尼达的备忘录。国王回信：“你们提到钱的事，就好像我拿了你们或者其他人的钱一样。又好像如果我没拿，就不会失去米兰、佛兰德斯的大片区域和整个勃艮第一样。”

这个地区不再适合西班牙人单独行动。但玛格丽塔岛的一位总督说，决心与进取心比人数更重要。他毁了自己的事业。以玛格丽塔岛和特立尼达不足八十人的兵力，他相继突袭了荷兰、法国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定居点，并俘获了一百人。其中三十六个是黑人，是有价值的战利品，其他人则成了问题，因为他们的人数几乎与西班牙军队的人数一样。西班牙人的部队里有很多黑人、黑白混血儿和别的混血儿，“目光短浅的人，总是随口就撒谎，不能坚持到底”。一天早晨，除了十九个男孩，总督在玛格丽塔岛的沙滩上将囚犯绞死并埋掉。

之后他很害怕，命令他的人不要说出去。他把十九个荷兰男孩藏在民房里，教育他们信仰天主教。国王听说后给他写信：“我命令你，完成任期报告后返回朝廷接受特殊任务。照我说的做，我会准许嘉奖。”总督及时赶回西班牙，以为国王会奖励他一些未分配的印第安人，或者是惯常的骑士勋位。结果他发现自己和儿子都受到惩罚并降级。国王也非常不安。在任何力量薄弱的地区，进取心和决心都不过是增加了权力时代的黑色传奇[1]，会招致报复。

加勒比海不再属于西班牙人。同以前相比，现在的西班牙人更多的是依靠自身。一名西班牙官员出去查看特立尼达的防务，最后没有回到岛上。他在背风群岛遭遇法国海盗追击，他们抓获他后，把他遗弃在迪耶普。他写信向西班牙大使求助，他说他很肯定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正在西班牙挨饿，但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我病了，躺在床上，”特立尼达的总督迭戈·德·埃斯科瓦尔写道，“我被敌人和充满敌意的土著人包围，求助了四次，但这里没有总督愿意帮我。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人曾忍受过这样的厄运与辛劳。”他没有酬劳，他的十名士兵都光着脚。他们需要鞋子，需要盾牌来抵御印第安人的弓箭。这只是那么多封信当中的一封。

“告诉圣达菲的人，这里的教堂与其说是教堂，还不如说是条通道。告诉他们，我们没有任何东西用来做弥撒，修道士们很沮丧。告诉他们，我们衣不蔽体，死者没穿寿衣就下葬。晚上没有灯，我们不敢在城外走动。告诉他们，现在整件事情看起来就像一个笑话。荷兰人正对印第安人说我们死了，没人会来帮我们。”

“人们想离开。我没拿到工资。自从我来到这里已经被敌人抢劫了四次。我光着脚走路，几乎全裸。整件事情都令人难以置信。”

他成功地唬住了新格拉纳达的圣达菲当局。他们给他送去衣服、士兵和物资。几个月后，一些士兵回到圣达菲，身无分文，悲惨可怜。迭戈·德·埃斯科瓦尔曾在圭亚那碰到过他们。他带着物资，告诉士兵在他去特立尼达期间耐心等候。他们有五个月没见到他。然后他带着荷兰人的商品回来卖给士兵，用了五个月时间在特立尼达做救济品生意。

一六四一年，马德里当局命令进行调查，六年后又发送了一封提示信。“没有收到报告。你们肯定有足够的时间。”和其他很多事情一样，这件事也没了下文。下达命令要求汇报的人就是从阿尔及尔赎回来的费尔南多·贝里奥的侄子。他和叔叔一样，从不抱怨。他统治特立尼达十年，最后还请求延长任期。曾经有一次，他威胁说，如果不能从西班牙得到帮助就辞职。他的辞职请求获得通过，但不知为什么，他从未获悉这个消息，马德里也忘了此事。这是一个荒凉的殖民地，比一百年前还要荒凉。“致唐·璜·穆诺茨，”若干年过后，国王的信以此开头，“你好像是，或曾经是，我们的总督……”

没有人愿意担任总督的时候终于来临。西印度群岛理事会将三个人的名字提交给国王，并对每个人的情况进行了大致说明。“我提名唐·洛伦佐·德·西恩富戈斯。”国王的秘书写道，国王则在末尾附上指示。“陛下，”西印度群岛理事会回复，“已按陛下恩典通知唐·洛伦佐·德·西恩富戈斯，并授予他特立尼达和圭亚那的总督职位，但他找借口推辞不愿赴任。”八个月后，理事会又尝试了一次。“陛下，”理事会汇报，省略了客套话，“已将陛下恩典通知唐·弗朗西斯科·德·桑迪连，但他找借口推辞不愿赴任。”

出现了新的危险：海盗，法国人和英国人，披着兽皮、身上沾满污垢和动物鲜血的加勒比败类。他们那无人监管的土地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上，西班牙人曾使那里的人口大量减少。他们猎捕的牛和猪是西班牙人留下的家畜所繁殖的后代，只不过已从驯养变成野生。猎人们也变得野性十足。现在他们有了带头人和保护者，成了海上的强盗。

一六八四年，五艘满载法国海盗的船来到西班牙港寻找黄金国的黄金，他们是从北方的印第安人那里打听到消息的。总督急忙赶到圭亚那。他的西班牙士兵将他铐在圣多马的小礼拜堂，把枪丢入奥里诺科河，跑到丛林里去了。总督和一些官员都被袭击者俘虏。三个西班牙人受到严刑拷打，一人被打死。后来，总督被放到特立尼达的海滩上，饥饿难耐，痛苦不已。袭击者带走了总督的银制墨水壶和所有黑人。“唉，圭亚那城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总督写道，“这座城市经常被摧毁、洗劫。它仅有的十间茅屋，它的名声，它的噩运，以及一件汗衫都没有的市民。”

六十年前，费尔南多·贝里奥的继承人曾投诉他的书记员。“这个人几乎不知道怎么写材料，如果要用合适的方式完成陛下的工作，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特别是我自己几乎不写东西。”玛格丽塔岛现在纸张短缺。在特立尼达，总督的墨水壶丢失以后，也没有了墨水。在黄金国的殖民地，帝国的文书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了。

北方的岛屿落入法国和英国手里，变得愈发具有价值。奴隶打理的甘蔗种植园永久地改变了地貌和人口（都宣称对圣基茨岛拥有主权的法国和英国，在一次迅捷的行动中一起消灭了加勒比人）。北美的人口越来越多。特立尼达退出了历史舞台。没人来袭击，也没有人来做生意。西班牙人就像遭遇海难的人那样生活，接近大自然，只关心生存问题。

西班牙人坚持了下来。逐渐消失的是印第安人。经过几次袭击得来的小规模胜利，并且在英国人、荷兰人和法国人陆续离开之后，西班牙人平定了这个地区。“我从海上回来，派阿古斯丁·德·圣地亚哥上尉带领同伴从陆路去惩罚他碰到的所有印第安人，烧毁他们的庄稼，他这么做了。”这是一份早期关于平定区域的报告。也有新的疾病出现。一个世纪之前，多明戈·德·维拉说有四万印第安人，现在已降至四千。

在大陆和帕里亚湾，印第安人仍然很危险，加勒比人仍然每年都猎捕人类。“狂妄、勇敢、好战，”一名西班牙官员现在非常钦佩地说，“他们是和平与战争的主宰者。”但在特立尼达，阿瓦克斯印第安人已经从西班牙人的盟友变成了仆人，而且非常顺从，有人甚至建议让他们皈依基督教。

圣方济会的人非常热心。在特立尼达和圭亚那建立传教团的皇家法令颁发后不到一年，第一批传教士便来到圣约瑟夫城。主教环顾印第安人的村庄，做了关于“愉快的开始，他期待的成果，以及众多等着在上帝的帮助下被拯救的灵魂”的报告。横渡海湾去圭亚那的旅程则没有那么愉快。十二位传教士遇到了一百五十个加勒比人，那些加勒比人分散在七艘小船上。“上帝保佑，我们与加勒比人战斗了七个小时之后，他们撤退了。和我一起的只有一人死亡，四人受伤。”

传教士们出来时有些匆忙，没有带上所有的必需品。他们用来召集印第安人做祷告的钟，还有香炉、枝形吊灯、盛放圣油和酒的桶、酒、油、面粉、蜡烛。他们还需要纸。几乎什么都缺。“许多异教徒的转变都从服饰、装饰和教堂仪式开始。我无须为陛下作画以描绘印第安人的生活环境，他们是一个实利主义的民族，只对看到的事物有反应。如基督门徒所言，通过他们所见，他们甚至知晓看不见的上帝。”

两年后，传教士们还没有得到他们要求的东西，仍在写信与西班牙交流。但这些传教士已经开始工作了。他们让三百个印第安人奴隶获得自由，并规定不能用“只”来计量印第安人，“只”是称呼奴隶的量词。他们为一些获得自由的印第安人建造了一个叫圣克鲁兹的定居点，并将其他人安置在西班牙港。当时西班牙港只有十个西班牙人。他们设立了乡村教区。这些都是自给自足的劳动聚居地。进去的印第安人要接受洗礼，并被教育要养成为挣钱而工作的习惯。挣到的钱先用来买衣服，然后向王国表示一点敬意。他们必须远离未接受洗礼的印第安人和黑人。

西班牙定居者开始抱怨。他们说自己被剥夺了使用印第安人劳工的权利，教区的印第安人被纵容过头，无所事事。总督与传教士之间有了矛盾，印第安人也并非总是配合，因此传教士们有点灰心。他们开始觉得，印第安人是野蛮民族，宁愿生活在丛林里也不愿生活在城镇。这就像终审判决。对西班牙人来说，文明生活就是城镇生活。两百年前，哥伦布在消灭海地中部的印第安人后就指责他们是丛林居民。

教区里的印第安人变得更加难以控制。一六九九年，他们爆发了。这是最后一次印第安人叛乱，也是印第安人生活的最后印记。它为特立尼达留下了第一批基督教殉道者，以及第一个圣迹。

当时，其中一个教区正在修建一座新教堂。一天早上，两个印第安劳工在一名修道士和一名西班牙木匠的监督下干活。他们笨手笨脚的。在修道士看来——这是圣方济会官方的说法——他们是故意笨手笨脚。他斥责他们，还说会报告给当天下午来视察的总督。一个印第安人扬起铁锹，将修道士打翻在地，另一个印第安人用刀将西班牙木匠刺死。然后他们都发出古老的战争怒吼，所有受过洗礼的印第安人都从茅屋中跑了出来。

受伤的修道士挣扎着走到旧教堂，跪在圣母像前。印第安人用箭刺穿了他。一直到死，他都在为他们祈祷。另一名修道士正在教区一个偏僻的地方做祷告，这是合适的殉道方式。第三名修道士正在厨房里准备大家的午餐，他拿起十字架，跪下等待。这四具尸体被埋在新教堂的地基下。旧教堂受到了亵渎，教区被焚，总督和他的随从受到伏击。总督、军士长、司库、书记员和其他人都被杀害。他们中了印第安人的毒箭，慢慢地死去。

在圣方济会官方的记载中，修道士们临死前原谅了印第安人的罪行。但是圣约瑟夫城的六十名西班牙人很快就发现印第安人在攻击他们，因此充满仇恨。圭亚那不能立刻派兵增援。当地的船长在二十个月之前就离开那里，前往新格拉纳达寻求帮助以度过日后的危机。两个月前，一些西班牙步兵上尉和信奉基督教的印第安人赶来。造反的印第安人被扔进了海里。最后一场战斗发生在特立尼达的大西洋海岸，接近哥伦布在一四九八年第三次航海途中于傍晚登陆时看到的地方。哥伦布视力不好并且睡眠不足。当他在月光中朝这个海角驶去时，想起了扬帆行驶的大帆船，于是称之为加莱拉[2]海角，从此，这个名字便流传了下来。

当时这个海角附近有许多印第安人（男人、女人和小孩）投海自尽，但更多的是被逮捕。他们的罪孽太深重，不能在宽阔的海滩上立即处死。他们被带到圣约瑟夫城接受拷打和审问。六十一人被判处死刑，一部分被枪决，二十二人被游街示众。传令员宣读罪状，然后他们被绞死，头和手被剁掉，身体被分成四大块，每一块都被钉在公路上。

一年之后，一群官员来到教区所在地。当他们从新教堂的地基下挖出修道士的尸体时，发现尸体仍然保持完好，还有新鲜的血液从伤口处流出。这些尸体被送到圣约瑟夫城，安放在教堂供公众瞻仰九天，这期间尸体一直保持完好。关于这一事件，有人写了一首诗，《一个悲伤的故事》。这是西班牙人在特立尼达创作的唯一一篇文学作品，但很快就被遗忘。听过那首诗的人只记得它写得不是很好。

有一份报告指出，三十年后，内波伊斯部落的阿瓦克斯人在西班牙人遭遇加勒比人袭击时帮助过他们。但是在加莱拉海角的海滩上发生的那场战斗结束之后，印第安人已经不重要了。他们被征服，被重新集中到教区，要通过劳动挣钱纳税。西班牙定居者迫切要求使用印第安人劳工。教区也失去了自治权，开始由政府控制。一百年来，印第安人的数量稳定在两千左右。然而到了十九世纪，印第安人几乎消失了。

一八八五年，有一个印第安人带领一位多米尼加传教士去了那块经历过屠杀和奇迹的杂草丛生之地。多米尼加传教士将它报告成印第安人的传说。在耶稣升天日和耶稣受难日，人们可以听到丛林里有唱歌的声音，也可以听到祈祷声中的西班牙人的声音：四百年后，印第安人告诉来访者的仍然是他们认为对方想听到的内容。那个地方长满了兰花。多米尼加传教士带了一些回到西班牙港，将它种在修道院的卧室旁，以纪念那些殉道者。

北部种植甘蔗的岛屿变得更加重要了。六百二十平方英里的瓜德罗普岛被用来和加拿大交换。法国和英国曾为这些岛屿兵戎相见。那是没有英雄的战斗，为了几块土地，通过四处招来的雇佣兵决一雌雄。黑人越来越多，正遭受饥荒（种植的庄稼很少），很容易发生奴隶起义，但那些庄园也无能为力。特立尼达没有什么价值，它很安全，内部也没有矛盾。西班牙人增加到一百人，后来又增加到一百五十人。他们在那里种了点可可豆，出口到西班牙。那里的事务都小而琐碎。

木匠把账单交给总督，总督授权司库付款，司库说没钱，总督命令借钱。钱借来了，付清了木匠的钱，然后偿还借款。一份十二页的文件被送往马德里，里面的每件事都经过起誓，都有签名。仍然被名誉折磨的圭亚那再次请求帮助。圣约瑟夫城市政会开会认为他们也无能为力。他们派一人出岛：马德里得到了通知。总督视察了西班牙港和圣约瑟夫城的军队情况，“在这种经常发生战争的时候”，发现了五十磅炸药。他爬上西班牙港附近的一座山，在热浪中煎熬。（他是第一个提到特立尼达天气炎热的西班牙人，那是一七一一年。）但他并不介意，因为他有“永远为陛下效劳的渴望”。他成立了一所文法和神学学校，以“驱散黑暗”。

那是西班牙人的讽刺和自嘲，它会变得有悖常情。有些传教士未经许可便离开岛屿。总督抓获了两个来访的修道士。虽然正在发烧，他还是骑马带他们去了西班牙港，在那里连夜用小船将他们送到没有牧师的教区。他认为自己通过这一行动拯救了许多灵魂。“我没有得到报酬。如果我有更多的精力，肯定愿意为陛下做更多事情。但我现在虚弱无力，在这个炎热潮湿的地方虚度青春，暴露在恶劣的天气里。陛下，我几乎总在危难中，因为这些地方什么都没有。很多次，我不得不吃草，如同置身沙漠。所有这一切都是公开、声名狼藉和尽人皆知的，也是公共财产。”

可可树枯萎了，这块殖民地的收入降至二百三十一美元。一位总督离开十四个月去寻找黄金国。然后是西班牙帝国在行政区域上的大调整。安东尼奥·贝里奥那荒凉的黄金国殖民地最后消失了。特立尼达从圭亚那分离出来，两个地方都并入加拉加斯总督区。加拉加斯不断发展，很快就会有自己的大学。贝里奥的城市——如此多的名字恰恰反映了它的不堪一击：圣约瑟夫·德·奥伦那，特立尼达的圣约瑟夫，有时甚至被称作圭亚那的特立尼达——不再直接向马德里发送急件。

在黄金国殖民地消失的那一年，特立尼达的大西洋海岸冲上一艘来自加那利群岛的断桅小船，船上装的是特内里费出产的酒，饥肠辘辘的船员都醉得不省人事，因为酒是他们几周来唯一的食物。两年之后，对发现和探险的拙劣模仿好像在继续，又有三个殉道的传教士从奥里诺科河被送到圣约瑟夫城安葬。

这些人是西班牙帝国的新探险者。他们殉道的故事在西班牙版画上得到赞美，和两百年前欧洲其他国家指责西班牙征服者残忍一样，富于想象，充满血腥。弗雷·安东尼奥·考林所记载的教会历史完成了西班牙的英雄轮回：西班牙人的血正在偿还印第安人的血，殉道的英勇事迹取代了征服的英勇事迹。

经历了可可豆枯萎病之后，这个岛屿又复苏了。人口增加到一百六十二人，收入增加到一千二百一十八美元。后来出现了天花，连猴子都死了。定居者的士气顿时崩塌。有一百多年之久，他们靠大自然生存。现在，他们不顾西班牙的法规，离开圣约瑟夫城的茅屋，和之前的印第安人一样生活在丛林里。

他们想单独留下来。一七四五年，因为总督在西班牙港“对他们太粗暴”，他们把总督铐了起来。八个月后，士兵从委内瑞拉赶来将他释放。圣约瑟夫城市政会的地方行政官员被关押，一些定居者被流放到了哈瓦那。新任总督命令市政会用茅草盖教堂，市政会说没钱，结果什么都没做。五年后，哈瓦那的流亡者回来了，有人为他们求情。据说，没有了中坚力量，整个市镇都遭受创伤，甚至没有人去捕鱼。

一七五七年，一位新总督来到圣约瑟夫城，发现街道上到处坑坑洼洼，长满了“树和灌木”。很多茅屋都没有人住，还有一些茅屋的屋顶和泥巴毁坏严重，地基看起来是空的。市政会的会议厅没有完工被搁置在那里。市民住在丛林里，他们拥有的几个黑人已成为他们的同伴。总督在圣约瑟夫城找不到落脚的地方，于是待在西班牙港。他写信给圣约瑟夫城的人民，要求他们清扫街道，将会议厅修好，打造一个装档案的柜子，找“一本装订好的像样的工作簿”用来为市政会做会议记录。

他们回复说不能按总督要求的去做。他们人手太少，非常贫穷，以树林里能挖到的、海里能捕到的东西为食，很多天都没东西可吃。如果总督强迫他们做事，他们也会像很多人一样，离开这个岛屿。即便他们有工具，清扫街道、填补洼洞也要用掉一年多时间。他们没有工具，也没钱去买，更何况整座岛上没有任何工具。

“虽然困难重重，但还是要命令岛上唯一的木匠佩德罗·邦图去造一个档案箱，直到可以从居民那里收钱时再支付给他工钱，居民应为此事做出贡献。但总督阁下必须提供木材，市政会知道岛上无人能制作木材。若有机会，请阁下务必从大陆弄些锁和铰链，这里什么都没有。需要下命令整理市政会的文件。如果有纸张，还要制作一本工作簿，市政会的成员目前一张纸也没有。”

这是一份全面的回复。总督没有施压。他留在西班牙港直到任期结束。而那个从未建立的没有理事会的渔村，却成为特立尼达总督居留的地方。那里的西班牙人从海龟体内提取油汁，从甘蔗糖浆里提取朗姆酒——西班牙大陆的甜美味道——还饲养鸣禽用来出售。

圣约瑟夫城的市民现在已成为古老的新大陆的基础。创始人的名字已被遗忘：有人认为是贝里奥，还有人说是约瑟夫·德·奥伦那。市民仍然与他们的黑人一起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竭力不让医生离开。那位医生给他们免费的药，他们觉得再也找不到像他那样的医生了。他们与牧师吵架，让教堂有段时间关了门。他们认为总督野心太大，密谋造反，却缺乏技巧，也没有毅力。他们通过决议要建一所学校，规范度量衡，把同伴从丛林里招呼出来，一起打造装文件的柜子。结果他们什么都没做。他们密谋反抗另一位总督，也失败了。他们把文件弄乱并藏起来以进行报复。来了一位新医生，但死了。一个法国人接替了他，法国人出示了法文证件，但市政会的人看不懂。他们的笔记上写着，新来的人至少看起来像一名医生。

新总督来了。圣约瑟夫城市政会的工作人员没有去西班牙港参加国王的生日庆典。总督非常在意他们的怠慢。市政会受到威吓。但他们说自己不知道必须参加庆典。何况那天下雨，他们没有马匹。不过，他们在备忘录里表示抗议。他们写道，“皇室的旗帜随着枪炮声升起”，去都城参加国王的生日庆典是总督的职责。

如果不受历史制约，他们本可以继续靠挖取食物为生，十八世纪也可能就那样悄悄地流逝。但是，西班牙突然想起要将特立尼达抓在手中，于是西班牙的美好生活走向了终结。帝国的其他地方得以重新整编并快速发展。委内瑞拉曾像特立尼达一样穷。在罗利袭击圣约瑟夫城之后，西蒙·德·玻利瓦尔曾请求换个地方。他写道：“任何人都可以征服委内瑞拉，即便是能力很差的人。”现在玻利瓦尔家族非常庞大，他们还有少量丛林里的印第安人和黑人。加拉加斯有一所大学和一座剧院。如果委内瑞拉还不是一个国家，它至少也有自己的社会准则。因为帝国容忍自己的殖民地有独立生活。不久之后，帝国就要面临这种独立生活带来的威胁。但荒谬的是，最终正是这种独立生活造就了帝国的成功。

现在特立尼达同样如此。它再次被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它可以守护那些与曾经的黄金国一样具有吸引力的殖民地，当然不是守护他们免受袭击和海盗的威胁，而是警戒舰队和军队的调动。它需要增加人口，加强防御，它要成为帝国的另一个军火库，第二个卡塔赫纳。它要成为南美贸易的中心。但要实现这些目标，特立尼达必须脱离西班牙。因为西班牙没有这么多人，特立尼达只能接收外国移民，并且应该是罗马天主教徒，这是某种保证。

这样的移民（一些是爱尔兰人，但更多的是法国人）就在附近，就在北部的蓄奴岛上。加勒比地区的法国人已经习惯了受到征服，也习惯了外国人（通常是英国人）的统治。一些破产者或者那些将无法赎回的土地、庄稼和黑人抵押出去的人，都希望受到征服。被征服意味着法国人的债务可以一笔勾销，也有机会向英国商人再次借款，因为英国商人每次来到被征服的岛屿都盼望做生意，放高利贷。在好客的西班牙政府统治下，特立尼达已经处于守势，提供特殊的避难场所。

这些严于律己的西班牙人现在意识到失去了机会，想要去模仿。不管怎样，他们都希望将黄金国旧殖民地的这一部分变成西印度蓄奴岛，以便让它和北方的岛屿一样有利可图。但当时不是帝国在新大陆颁布决议的时候。皇家殖民的法令从马德里发出，于一七七六年到达了“我那迎风的特立尼达岛”的总督手里。

[1] The Black Legend, 16世纪下半叶，西班牙崛起并控制欧洲大片区域，因而被欧洲妖魔化，塑造成残暴、偏执、压迫、自以为是的帝国形象。西班牙人将这一过程称为“黑色传奇”。

[2] Galera，有大帆船之意。

四 三次革命 1776~1797

在 特立尼达，没人会问有关债务、黑人抵押或其他负债问题。大约四百个来自不同岛屿的法国人愿意过来，并且声称能带来三万三千个黑人，这很夸张。法国人一直在讨价还价，他们想要避难所和土地，但不想遵守限制贸易的西班牙法律，不愿纳税。他们希望与法国在牧师、遗产、旅游等方面保持联系，认为这并不尴尬。他们还希望有法律保障他们对黑人的所有权，因为当时的法律对于从委内瑞拉抓回来的逃跑的黑人没有任何意义。

他们说自己一直在考虑带着黑人去美国。法国人的代表说：“新的美国宪法赋予人极大的自由，让每个公民神往不已。”确实，新英格兰非常寒冷，特立尼达则很温暖。但在佐治亚、卡罗莱纳和佛罗里达，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可以种植他的黑人以前常种植的作物。这位代表在一七七七年写道，“虽然美国人还要被迫接受大英帝国统治很多年，但不久之后，新政府权力的增加或许会在平衡两个大陆的权力上发挥有趣的作用”，如此一来，西班牙会蒙受损失。法国人的代表说，西班牙有必要开发加勒比群岛。但不能让西班牙人自己去开发，他们太懒惰了。现在外国人和一些西班牙人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

也许被要求的太多了。也许对于堡垒能否保护南美大陆，西班牙存在一些争议。有人认为，最好的保护是无人海岸带，还有人提到“游击队”。有一段时间，关于特立尼达什么都没发生。在谈判《凡尔赛和约》期间，英国暗示，他们不介意用直布罗陀换取特立尼达。西班牙人很生气，他们谁也不知道特立尼达在哪里。西班牙驻巴黎的大使告诉他们，一旦放弃特立尼达，他们将失去整个南美大陆。不久后，马德里采取行动，满足希望移民的法国人提出的所有要求。

重点在于土地和黑人。移民必须是罗马天主教徒，他们每人将得到三十二英亩土地，每带进一个黑人，又会得到十六英亩土地。每个自由的黑人或黑白混血儿会得到十六英亩土地，他拥有的每个黑人也会得到十六英亩土地。移民在十年内无须为黑人纳税，而且在十年里可以免税引进黑人。如果出售货物所得的钱用来购买黑人，那么出岛销售的货物只需交百分之五的税款。黑人法典即将颁布。与此同时，每个移民都需要有足够多的武器来控制他拥有的黑人。

一名海军军官（一个新派西班牙人）被派去做总督。他叫何塞·玛利亚·查孔，是卡拉特拉瓦骑士修道会的骑士。作为西班牙皇家舰队的队长，他于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在莫比亚为自己赢得了声誉。他在特立尼达的副手是一位级别很高的军械师。墨西哥将会提供大量开发土地的资金。

查孔总督同西班牙港和圣约瑟夫城的西班牙人有些摩擦。他们不希望受到打扰，已经习惯了在森林里觅食。他们认为，随着移民的到来，祖先的土地会变少。他们声称拥有整个岛屿的所有权，有时还将“他们所谓的财产”卖给移民。查孔的报告认为，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的，“那就几乎没有剩余的土地用来授予新的殖民者了”。

他像外国人一样责备他们。作为西班牙人，他们贫穷、懒惰、狡猾。他用一条法令驳回了他们的所有要求。为了将他们隔离在圣约瑟夫城，他命令市政会在西班牙港开会。内地的鱼很少，从西班牙港购入的鱼价格昂贵。圣约瑟夫城的西班牙人最终失败，走出了丛林。他们现在属于少数派，在西班牙港开会的市政会会员在十个人里有七个是法国人，还有一个是爱尔兰人。

黑人方面也有一些麻烦。有些移民为了在特立尼达得到更多的土地，以值得信赖的黑人和黑白混血儿为诱饵，从其他岛屿盗猎黑人。政府和利物浦的一家公司“贝克和道森”签订了从非洲进口“新”黑人的合约，但后者将最好的黑人送到了哈瓦那。移民开始抱怨。于是两个爱尔兰人巴里和布莱克做起了贩卖黑人的生意。他们不做新黑人的买卖。他们的黑人来自其他加勒比岛屿，而且并非总是通过合法的方式获得。有些黑人已经到了使用寿命的尽头，但总有隐藏他们真实年龄和疾病的办法。巴里和布莱克有一批黑人，每人卖价不超过三百美元，但四十个当中有三十四个在上岸后三天便死了。

马德里开始干预。这件事和其他事情都得到了控制。蓄奴殖民地的忙乱和敏感已开始为人所知。类似布莱克的人是这一代人当中的先驱，在某种品质上也有贵族气派。马德里出资一百万美元用来提高农业水平，并赠送资助的工具。移民获得减免赋税的权利。城市区域得到界定，岛屿的其他部分被划分成不同的行政地区。西班牙港也被纳入了区域网计划。从英国进口蒸汽机，规范度量衡，规定面包和肉的价格，清出麻风病患者，先前承诺的黑人法典也得以颁布。

黑人到达后要在一年内接受天主教教育和洗礼，他们的饮食和衣着要得当，每个黑人都要有自己的床，每间房住的黑人不能超过两个。需要明白的是，黑奴的主要职业是农业劳动，“而不是那些需要久坐的工作”。每个黑人每天可以有两个小时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耕种，并且每年得到两美元报酬。十七岁以下或六十岁以上的黑人不用劳动。任何人不得在节假日劳动。年老或者是患慢性病的黑人不可遗弃，必须由他们的主人照料。

黑人要警惕有伤风化的事。妇女不得从事与性别不符的工作，也不得与男性一起工作。在圣日做过弥撒之后，黑人需在主人或主人管家在场的情况下“适当消遣”。不可喝太多酒，男性黑人不可与女人待在一起，一个种植园的黑人不可和另一个种植园的黑人掺和在一起。黑人的娱乐活动必须在祷告前结束。鼓励黑人结婚。丈夫的主人可以以公平的价格购买妻子，或者将丈夫卖给妻子的主人。

惩罚形式仅限于监禁、上镣铐和鞭打。只有主人或主人管家可以鞭打黑人。无论犯了任何错误，鞭打都不能超过二十五次，并且“不得有青肿或流血的地方”。受到更严厉惩罚的黑人会被充公。主人若违反法典任何条款，将被罚款五十至二百美元。

这是一部健全开明的法典。它在西班牙位于阿兰胡埃斯的皇宫签发，但由一位特立尼达的法国种植园主撰写，这位种植园主与查孔总督一样，有一个黑白混血家庭。如今，在法国的岛屿上，种族法让人极度蒙羞。在英国的圣文森特岛，种植园主联盟则在二十年前通过了《使奴隶成为不动产法案》。其中一条规定，黑奴打白人会被“割掉鼻子，或割掉身体的任何部位”。

特立尼达法典得到实行了吗？证据显示，在一七九〇年的西班牙港，法国人大量移民前，西班牙人的做法比这部法典温和得多。

一七九〇年八月的某个早晨，一个叫弗朗西斯科的十九岁黑人在西班牙港的一个院子里守灵时，刺死了一个说荷兰语的黑人。随后与之相关的法律程序被记录下来，这为人们了解当时西班牙港黑人的生活状况提供了条件。

一个自由的黑人妇女死了，在她家中举办的守灵活动成了彻夜的黑人聚会。当时没有宵禁。但如果一个黑人夜晚外出，他必须带一支点燃的蜡烛。这可能是当时的法律规定，后来的西班牙港同样如此。住在主人家里的许多黑人可以随时自由出入。和水手弗朗西斯科一样，很多人在外面有工作，主人并不总是知道他们身处何地。萨利、帕利和贝尔奇在守灵，这个妇女叫帕塔·德·雅蒙，绰号“猪脚”。哈姆、斯坦、西皮奥、瑞和参孙也在那里。他们有些人说荷兰语，有些说西班牙语和法语。

他们都不到三十岁。只有在奴隶贸易被废除之后，加勒比地区的黑人才开始能够多活几年。弗朗西斯科是十九岁或二十三岁，他自己也不确定。他准备与之结婚的妇女也是奴隶，年龄稍长。弗朗西斯科觉得她欺骗了自己。午夜过后，当他站在她的屋外叫她出去守灵时，他的情绪不是太好。守灵期间，弗朗西斯科借故与一个正在唱诵玫瑰经的荷兰黑人吵架。弗朗西斯科说这个荷兰黑人愚昧无知，根本不知道自己唱的是什么。结果是，他刺死了对方，争吵结束。

参加守灵的黑人并不都是品行端正的人。控方证人萨利后来说，她是“一个出去做散工的黑人妇女，过着不健康的堕落的生活，她的女主人忍受不了她的行为，将她送出海岛”。这是对女奴隶的惩罚：驱逐出去，不再属于某个家庭。据说“猪脚”“作为一个自由的黑人妇女，甚至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在屋檐下或正在建造的房子里度日；她大部分时间都是醉醺醺的，自暴自弃，沉溺于各种罪恶行径中”。

西班牙港的奴隶制不是简单的种族问题。奴隶仍然作为个体而存在，并非被彻底抛弃。根据西班牙的法律，弗朗西斯科是一个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他声称自己是“加拉加斯殖民地库里普地区的居民，住在这个港口是因为他是住在这里的唐·曼纽尔·索尔萨诺先生的奴隶。职业是水手，未婚，信奉罗马天主教”。弗朗西斯科是一个痛恨遭受歧视的人。与他同船的水手，无论黑人还是黑白混血儿，都不愿与他一起吃饭。他们说他是奴隶，应该等他们先吃。当第二次去岛屿的南部时，他们将弗朗西斯科留在了岸上。

弗朗西斯科的耻辱源于社会原因，并非种族原因。他就像古典时代的家奴。这一点在弗朗西斯科的律师做最后陈述时也被披露出来。他否认所有的指控证据，因为那些证据是奴隶给的。“根据第十三部法律第十六章第三条，奴隶不能作证。如果这些案件允许他们作证，他们必须先接受拷问，因为奴隶长期处于被压迫状态，具有绝望的心理。每个人都应该怀疑他们言语的真实性。除非给他们好处，否则他们会掩盖真相……众所周知，世界上没有人像奴隶那样卑鄙。”

这是传统世界的声音，但也是为一个奴隶所做的辩护的一部分，它冗长而细致。案件被提交到加拉加斯。当拷问弗朗西斯科的命令下达时，当局安排他逃跑了。

特立尼达的黑人法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班牙人的温和，对个体的关心，以及古老的西班牙法律人本主义。这种温和也存在于特立尼达，存在于依然没有生产力的圣约瑟夫城丛林，以及依然贫穷的西班牙港。这里没有矿山，或者说，至今没有大农庄。

一七七六年，西班牙为了保护她的帝国，将加勒比海无人居住的岛屿对外国移民开放。一七八九年，即发生法国大革命的那一年，《特立尼达黑人法典》颁布。时间的选择总是出现问题，事件超出了西班牙的控制。当加勒比人的财富结构在十八世纪发生改变时，西班牙还在寻找种植甘蔗的岛屿。

法国大革命在圣多明各引起了反响，那是加勒比海最富有最活跃的蓄奴殖民地。那里一直摩擦不断——白人、黑白混血儿与黑人之间，富裕的白人与低微的白人之间，宗主国的居民和殖民地的居民之间，官僚和商人之间，现在又增加了不断发展的法国政治派别。这场革命好像给每个人都带来了某些东西，包括富裕的白人，低微的白人和黑白混血儿。他们之间一直争吵不休，直到一七九一年八月，黑人点燃圣多明各北部的战火发动起义。当时特立尼达正在审判弗朗西斯科。

第二年，一支共和军军队从法国赶来，声明支持黑人。马提尼克岛也在共和党人的控制之下。白人和黑白混血儿种植园主带着他们忠诚的黑人从岛屿来到特立尼达。几周后，英国和西班牙联手攻打法国。西班牙的装备太差，并且与在圣多明各发动起义的黑人相互勾结。英国冒着本国被入侵的危险，出动所有兵力去征服圣多明各，目的是通过摧毁法国财富的来源——法国加勒比海帝国——进而摧毁法国。英国海军包围了法国共和党人的岛屿，将它们一个接一个地占领。之后轮到了法国共和党人的逃亡。其中一些人来到特立尼达，查孔阻止不了他们。

白人、黑白混血儿、黑人、保皇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三年之内，在关于移民条件的所有讨论结束之后，一个人口多样化的法国殖民地在特立尼达形成，并且是一个处于起义和无政府状态的殖民地。敌人就是当局。当局指的是英国、法国政府、法国的奴隶主、白人奴隶主。敌人包括造反派、危险的黑人、傲慢的自由黑白混血儿、劝诱改宗的共和派、黑白混血儿、白人或黑人。西班牙与这些冲突无关。而查孔由于没有自己的军队，成了本应由他组建和发展的殖民地的旁观者。

然而，无论多么无能，西班牙仍在和法国打仗。革命的思想对于西班牙帝国来说非常危险。即便像“共和”与“同志”这类词，也会对查孔上司告诉他的“宗教的神圣、民众的安定和殖民地应保持的必要的从属性”带来危害。查孔企图阻止非保皇派的法国人进入特立尼达的管理阶层。当英国人夺取拥护共和政体的马提尼克岛时，他很高兴。法国人、白人和黑白混血儿会因为这一点而记住他。他们的内部划分出许多阵营，但都对英国人持有最深的敌意。这是传统，与意识形态无关。

现在留在加勒比地区的是维克托·乌格斯。他是罗伯斯庇尔的革命使者，英国人的敌人。他是西印度群岛的黑白混血儿，但也是法国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复仇者的角色，他再合适不过：出身贫寒，失败的理发师、旅馆老板、船主，然后是法国军队的中尉，现在回到了儿时的岛屿担任行政长官，带领一支一千五百人的小型舰队。他从英国保皇党人（兵力是他的十倍）手里夺回瓜德罗普岛，处死了三百名法国保皇党人，将英国总督的尸体掘出。纪念这一事件的铭碑上有对英国国王表示不敬的词句。

维克托·乌格斯的兄弟在圣多明各被起义的黑人杀害，但他仍宣布废除奴隶制。他征募黑人入伍，给海盗提供军火，送酒、火腿、盐和武器给岛上的土著印第安人。他警告英国，他们每杀害一个法国共和党人（不管是黑人、白人还是棕色人种），他就会杀两个英国战俘。加勒比地区曾有很多海盗和雇佣兵，革命是新生事物。维克托·乌格斯在马提尼克和多米尼加煽动的起义失败，圣卢西亚麻烦依旧，在圣文森特和格林纳达，许多白人被杀。巴黎的政党代表大会听到这一消息表示非常满意。

维克托·乌格斯是法国人，也是法国的代表。在特立尼达，白种法国人对他的最终评价没有对英国人的那么差。英国人在法国保皇党人的帮助下占领了临近的多巴哥岛。那里一位叫威廉斯的上校辱骂法国人是胆小鬼和妓女。他也污蔑一个法国人是scoundrel[1]。在法国人听来，这个词的发音很刺耳，于是他们把它转换成了scondrel。英国人的辱骂事件流传下来，差不多十五年后被一个法国旅行者得知。这位旅行者将它写进自己的书，并在脚注里解释说，scondrel是英语当中很卑鄙的脏话，他不会翻译出来。战争、奴隶起义和屠杀对加勒比地区的法国人构成了威胁。但这是一种令他们既怀念又痛恨的伤害。

自由-法律-平等，这是维克托·乌格斯众多公告的标语。在海地，黑人起义的领袖杜桑具有出人意料的天赋，他加入了法国共和党人一方。牙买加的逃亡奴隶发动了一场起义，严重到足以称为一场战争。特立尼达的黑奴也有动乱的迹象。在法典颁布之后，在讨论免税以及购买黑人的价格之后，法律似乎再也不能保障对黑人的所有权了。查孔总督本人也失去了一些黑奴，可能是被偷了，也可能是逃跑了，去大陆找他们则很不安全。

西班牙港的科布伦茨庄园突然死掉了一百个黑奴。他们每个人价值二百七十到二百八十美元，种植园主破产了。后来，在更和平的时期，地产被变卖。和其他人一样，新来的黑奴因为不适应奇怪的气候，很快就病了。建在沼泽湿地里的西班牙港对身体尤其有害，但科布伦茨的黑奴“适应了”。他们是被毒死的。这就是蓄奴岛的生活方式，投毒是黑奴发泄怨恨、愤怒或绝望的最后武器。一百具痉挛的尸体：这不是黑人法典里设想的奴隶制和新殖民地。如今看来，法典里的内容就像一个令人满足的田园美梦，梦里有肥沃的土地，以及白天劳动晚上祈祷的黑奴。伴随着黑奴而来的是一种臆想，在这种臆想中，那些富饶的、被一些西班牙人视为典范的蓄奴岛已经存在了一百年。从一个岛屿到另一个岛屿，传来的都是炮火与屠杀的消息。

作为一个在充满种族仇恨的岛上娶了黑人小老婆、有了黑白混血儿的男人，作为一个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帝国官员，作为一个在法国殖民地的西班牙人，查孔已经彻底无能为力。他用泥土与麦秆修建了四座小塔楼用以防御。然而第一场雨过后，它们就坍塌了。每个男人的心里都想防御一些什么，但他什么也防御不了，也没有值得防御的对象。

法国与西班牙签署了和平条约，在恢复与法国的同盟关系之前，西班牙暂时保持中立。查孔的境遇没有变化，法国的殖民者没有原谅他。作为友好中立国的法国或许比敌人还危险：法国海军办公室里有一份文件，里面提及占领岛屿之后能够获得的利益。

在有很多黑白混血儿种植园主居住的岛屿南部发生过一次黑奴起义，西班牙港附近的另一次起义遭遇挫败。查孔估计，他需要三千到五千人来控制这个岛屿，但他只有不到一百人。

西班牙海军上将阿里斯蒂萨巴尔造访西班牙港，查孔恳求他留下来。但阿里斯蒂萨巴尔上将不能停留，他还要去西属圣多明各。这个岛屿上曾被哥伦布称为西班牙岛的部分已割让法国。圣多明各市是新大陆留存的最古老的定居点，阿里斯蒂萨巴尔的任务是去这座城市的大教堂找回哥伦布的遗骸。一五四一年，哥伦布的儿媳将他的遗骸从西班牙的托莱多带到了那里，现在阿里斯蒂萨巴尔必须把遗骸运回哈瓦那。[2]

阿里斯蒂萨巴尔把查孔需要援助的信息带到了哈瓦那，古巴有人愿意提供帮助。这个人是让·弗朗索瓦，他以前是奴隶，是早期圣多明各起义中的一个人物。他曾和西班牙人一起抗击法国人，在西班牙与法国签订和约后移居古巴。他现在提议带他的黑人游击队去守卫特立尼达。一个非常真诚的提议。但他的提议让查孔感到害怕，被拒绝了。法国人本应得到救援，但他们非常烦闷。因为游击队员是黑人，他们是法国人。有谣言在法国人中盛传，查孔打算把特立尼达岛交给他们的敌人英国人。

管理体系彻底崩塌。没有建筑用的石头或石灰，没有兵营，没有监狱，除了那座炮台和被洪水冲蚀的泥塔以外，没有任何防御工事。没有警察，有四个黑奴将他们的白种主人打死了。这件事让人们意识到还有更大的威胁存在。查孔立刻将这几个黑奴绞死。绞死黑奴是非法的，但已经不重要了。这个岛属于法国共和党人，他们中有富人、穷人、黑人、棕色人和白人，也存在内部斗争。查孔非常希望能够远离所有人。黑奴戴起了三色帽章，高唱《马赛进行曲》。这是法国人荒诞精神的一部分：奴隶起义不是彻底的奴隶起义，种族战争也不是彻底的种族战争。当地的所有仇恨都与法国的革命政治纠缠在一起。巴黎给每一方都提供了同样简单的革命词汇，像是从剧本里挑出来的，甚至有北部新历法上表示气候的可爱名字：芽月、雾月。

帕里亚湾属于西班牙，它保持中立。但法国共和派的武装民船去那里整修，查孔却不能阻止。英国轮船去那里追捕，查孔也不能阻止。“警钟”号护卫舰有三十二门大炮，已经击沉了三艘武装民船。特立尼达岛真的不再属于西班牙，西班牙再次失败。

一天，“警钟”号与装有二十门大炮的轻巡洋舰“斑马”号驶入帕里亚湾。“警钟”号的舰长沃恩在龙嘴巡航，封锁了帕里亚湾。沃恩捎信给查孔：海湾里有法国的武装民船，“警钟”号和“斑马”号正在采取行动。查孔回复说他不承担任何责任。拂晓前，武装民船遭炮击沉没。“斑马”号回到它的驻地背风群岛。“警钟”号停泊在西班牙港的海湾。沃恩舰长登岸拜访查孔。查孔的房子在海滨的卡列码头，刚好位于退潮时暴露在外的黑泥平地之上。

“警钟”号上的一些水手留在码头附近。几位军官沿着新城里一条短而直的街道来到格里菲思夫人的家。格里菲思夫人是威尔士人，有两个待嫁的女儿。沃恩离开查孔家后也去了那里。他们听到外面有叫喊声。被击沉的武装民船上的船员回到了西班牙港，在码头附近与英国水手打了起来。

沃恩和军官向他们的队伍跑去。他们在人数上没有优势，而且身处一个充满敌意的城市。他们躲在一座石头房子里，在前面设置路障。法国人越来越多，主要是有色人种，有些人还带了武器。“警钟”号的外科医生受伤了。

西班牙驻防部队的八十人匆匆赶来，站在人群和房子中间。在一位西班牙军官与人群争论时，有人传话给沃恩，让他们从后门出去。西班牙士兵最终撤退。法国人破门而入，洗劫了那座空房子。然后他们在市内游行，高唱《马赛曲》，还冲入军械库。街上出现了三色旗和帽章。

他们的政府可能因为商业原因发动战争，但法国人和英国人也会因为怨恨对方而打仗。那天受到屈辱后，沃恩心烦意乱。第二天早上，他带领两百五十人在西班牙港登岸，并让他们在卡列码头以战斗队形排列，“警钟”号则几乎无人防守。他不顾在岸上警戒的西班牙军官的反对。“我是你的囚犯”，那位军官说着交出了自己的剑。沃恩无心理会这种形式，继续向市区挺进，那里有四五百名全副武装的法国共和党人在等着他。

查孔迅速采取行动，将他小规模的驻防部队置于法国人和英国人之间。他用英语对沃恩说，特立尼达属于西班牙，是中立方，沃恩正在违反国际法，不要指望夺取或者占领这个岛屿。岛上几乎全是法国人，如果发生战斗，少数英国居民和所有西班牙人肯定都会被杀死。

沃恩听完，和他的军官避到一边讨论了一会儿。然后沃恩来到查孔身边，以剑致敬，转身带着部队回码头去了。聚集的人群跟在后面，有的吹口哨，有的说风凉话，还有的唱歌。

当天晚上，西班牙港发生了一场骚乱。有人向英国人开枪，一个英国黑人被杀。查孔给马德里的和平亲王戈多伊写了一封长信，请求增援士兵与轮船。沃恩没有可以求助的人，他回到“警钟”号上自杀了。

几个月后，西班牙政府签发的对英声明里提到了沃恩和“警钟”号，这份声明签发于官方宣战前几天。查孔在特立尼达的同盟现在是一位共和派法国人，曾经非常痛恨查孔。他的敌人是英国，最近才对英国在加勒比地区的胜利表示欢迎。

在圣多明各和其他地方，英国军队正面临失败，英国的海军兵变正在酝酿。尽管有维克托·乌格斯，英国海军仍然统治着加勒比海。在南美海岸，殖民地伯比斯、德梅拉拉和埃塞奎博沦陷，然后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达岛也相继沦陷。

西班牙的军事准备是防御性质的，但实力还在。怀疑会消耗力量，带来噩运。西班牙港西部的查瓜拉马斯是一个极好的港口，因为这个原因，人们认为它可以轻而易举地保护西班牙船只。必须建一座堡垒来保护查瓜拉马斯。但人们一直都在怀疑堡垒的价值。敌人可以在很多没有防御的地方登陆，堡垒可能会被攻占。在安全的西班牙港口里得到保护的西班牙舰船上，西班牙人正在练习射击。每一样准备都有它的危险，每一项优势都有它的缺点。

委内瑞拉送来一位工程师和一门大炮，但由于英国海军的把守，印第安人劳工不能来建造堡垒。一艘来自波多黎各的运送资金和军需品的轻巡洋舰被捕获。有五艘运送增援部队去卡塔赫纳的西班牙战舰停靠在西班牙港。查孔希望士兵们帮他建堡垒，他说服舰队司令留下来。但士兵们不适应，很多人都病倒了。没有钱可以用来照顾他们，一些士兵不得不依靠西班牙人的私人援助。

西班牙人对失败的想象里也包含事实，为防御进行的每一项准备都只会招来进攻。英国人一直在谋划这件事。现在，因为查瓜拉马斯港有了新舰队，进攻计划随即被提上日程。进攻的规模巨大，不能犯任何错误。堡垒还没完工，人们连喝的水都没有。生病的士兵将二十门加农炮和三门迫击炮拖入炮台，其中不能开火的不止一门。工程师的精美图纸派不上用场，将被送往伦敦。它们如今还在那里，没有被用过，引人注目，像是在等待判决。

英国军队将在一七九七年二月十三日当天或早些时候，前往格林纳丁斯群岛一个叫卡里亚库的小岛集合。这需要将巴巴多斯、多巴哥和圣文森特的七千多名士兵装载于四十艘运输船内运送过去。二月十二日，哈维上将和阿伯克龙比将军离开马提尼克的总部。当他们于二月十四日来到卡里亚库时，发现一切都准备就绪。一名六十五岁的曼丁哥黑人引航员带领舰队通过龙嘴进入帕里亚湾。这是现在西班牙人自己有时会忽略的细节。多年前，墨西哥总督在一次正式访问特立尼达的途中被堵在龙嘴外，两个星期之后返回。

二月十六日，听说英国人来进攻时，查孔和西班牙舰队司令或许正在西班牙港吃午餐。西班牙人好像从来都不会做好准备。查孔在西班牙港有六百名士兵，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身体健康。那天早上，还有一些人正躺在病床上。查孔有民兵，但民兵从来就不可靠。城北的矮山头上有一个炮台、两座堡垒，这些就是他的防御工事。西班牙舰队司令可以尝试带领他的小分队逃出帕里亚湾的困境，或者留在帕里亚湾，攻击部队运输船，这是经过讨论的。但他自己的船可能被摧毁，也有可能扰乱这次进攻。因为这样的进攻需要士气十足以及训练有素的船员，而西班牙舰船人手不足，有些船员还生着病。

大约下午三点，英国军队开始进入帕里亚湾。舰船一艘接着一艘，总共有十八艘，而西班牙舰队只有五艘。英国的行动目的明确，非常精准。

查孔命令两百民兵去增援留守海军要塞的一百三十名士兵。但民兵解散了，离开军官逃进了丛林。帕里亚湾的战斗继续，就像永不停歇的海军训练。正如战略家最初的设想，敌人尽管很强大，却无法前进。四十艘被两艘护卫舰和一艘轻巡洋舰“斑马”号保护的运输船驶入帕里亚湾，来到西班牙港的对面。他们一直在西班牙舰船的射程以外，现在也停泊在岸上任何大炮的射程之外，虽然只有一门。

西班牙船张满帆，预示马上要开始航行。两艘单桅帆船和在新舰长指挥下的护卫舰“警钟”号仍然在龙嘴里航行，控制着出口。西班牙舰船没有移动。天黑前，九艘英国战舰排列成一个弧形，面对西班牙舰队的五艘舰船，把它们封锁在非常安全但是不受保护的海港内。西班牙人担心的事情成了现实。

夜幕降临，舰上的灯亮起来，标示着早上战斗的位置。只有三艘英国巡洋舰在黑暗的委内瑞拉大陆和特立尼达半岛之间游弋，仿佛近在咫尺。西班牙舰船和保护他们的堡垒静默无声。

西班牙港的法国共和党人非常急切。但查孔很冷静，好像对失败并不在意，他更关心的是档案和国库里的东西。他派人将那些东西转移到了圣约瑟夫城。当法国人要求武器或者行动信号时，查孔说：“快了，先生们。”[3]最后他打开军火库，法国人尽其所能地拿走许多武器，据说有四五千支步枪。然后，法国人同民兵一样，消失了。

在凌晨一点半到两点之间，西方传来爆炸声，张满帆的西班牙船起火了。火已经烧了一段时间，只是没人发现。天还没亮。散落在新船甲板上的硫黄和树脂不易燃起明火，船在起火爆炸前已经闷烧了很久。爆炸仍在继续。船上的火持续燃烧至清晨。

早上九点，舰队司令和他的参谋赶到西班牙港。他们是乘坐舰上小艇来的，停靠在海岸附近。战争理事会通过紧急撤退的决定，军官们亲自撒播硫黄。他们放弃了堡垒，堵住了加农炮和迫击炮的炮膛。水手和堡垒里的人都躲入了丛林。

法国人把那天早上查孔和舰队司令的会面编成了一个故事。“你把船烧了！”查孔说，“一切都没有了。”“不是一切都没了，”舰队司令边说边画着十字，“我设法救了孔波斯特拉圣詹姆士的雕像，它是我和旗舰的守护神。”

一艘西班牙船没有被烧掉，两艘英国舰上的船员救了它，作为战利品。堡垒被占领。阿伯克龙比将军一大早登上了保护军队运输船的护卫舰。其他舰船逐渐靠近市内，与守护炮台的人进行了短暂的交锋。一门西班牙大炮爆炸，死了一名士兵。他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西班牙阵亡者。

中午，英国军队开始在城市西部登陆。一艘单桅帆船提供掩护，这是海军们最后的责任。士兵上岸后便踩到了深深的黑色淤泥，距离干燥的陆地还有几百码。他们行走在没膝的淤泥里。寻找浅水域的阿伯克龙比选择了这个岛上最糟糕的登陆点。好在岸上没有枪炮的攻击。

士兵的装备很重，据说他们的制服能度过加拿大的冬天，可是当时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在淤泥和腐臭气味的尽头，有一家制糖厂，里面是桶装的朗姆酒和甘蔗糖浆。士兵们在朗姆酒里加了糖，喝完之后就休息。接近五点时，他们开始向西班牙港行军，一支队伍走主干道，另一支向北部的山区进发，太阳炙烤着他们的后背。

查孔从市内撤退到他那两座山上的堡垒里，与炮台失去了联系。他带着大约三百五十人。为了配合这场西班牙人的告别演出，他也征召了一些背着弓箭的印第安人。他派出一支队伍巡逻。巡逻队回来报告，敌人部队的德国猎手已穿过北部山区，占领了两座堡垒的前方阵地。查孔撤出了堡垒。

“我仍然振作精神，”他后来给马德里写信（说自己摧毁了“德国军团的大部分”），“抱着微弱的希望，希望能够攻击山上的敌人从而进行突围。因此我向四面八方派出了传令员，但没有结果。当我赶到我指定的那个地点时，发现只有舰队司令在那里。”

时间已是晚上。一名英国军官拿着一面白旗来到查孔、舰队司令和他们的参谋人员所在地。英国人下令停火，也请求查孔停火。军官呈交了阿伯克龙比将军的书信。“向总督声明。我痛心地看到，他的部队已无丝毫能力用以执行命令。我请求他指定协商的地点。我愿为他提供体面的投降条件，这也是为那些优秀而忠诚的士兵考虑。”这是一封慷慨大方的书信。查孔和阿伯克龙比进行了会谈，当天晚上就投降条件达成一致意见。

所有的军官和信奉天主教的军人都“投降成为战俘”。他们要在第二天下午五点“带着战争的荣耀行军离开”，然后将武器放在距离他们的居住地三百码处。从那时开始，英国政府会提供他们日常开销。他们可以保留私人物品。军官可以佩剑。他们会被尽快送往西班牙，在那里视自己为战俘。在得知自己被交换的通知之前，他们不能拿起武器反抗英国或英国的同盟。一些军官将被释放六个月，去处理英国在西属美洲的私人事务。所有的政府财产，包括军需品，必须附上清单移交，私人财产仍然不可侵犯，所有的法律和契约继续有效，信仰自由，保护有色自由民的自由。

第二天早上八点，他们在西班牙港以东几英里的庄园里签署投降书。国库里比较贵重的东西已在两天前被藏于地板下。几天后，西班牙人的军用保险箱会被送到加拉加斯，国库里的东西不是被一并送过去，就是被查孔带去加的斯。

查孔是令西班牙皇家海军蒙羞的军官，是交出自己领土的帝国总督，也是不战而降的卡拉特拉瓦骑士。阿伯克龙比把他看作是“正在衰落的国家”的代表，很不想让他个人受到屈辱。查孔也喜欢英国人，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他曾是他们的囚犯，英国人也是使他备受折磨的法国共和党人的敌人。

无疑地，查孔支持阿伯克龙比的命令。投降的第二天，若有任何人当自己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公民，就要在十天内带着自己的财产离开这个岛屿。他们会提供去往荷兰、法国或西班牙殖民地的交通工具。剩余的人如果希望在国王的政府下生活或拥有财产，就要向乔治三世宣誓效忠。“除了绅士的剑和猎枪”，所有的武器都要上缴。尊重财产，尊重绅士的权利——引人注目的语言——由一个忙碌的士兵说出来，它是一个新帝国的信条。

英国海军业务繁忙。他们计划进攻西班牙最近发展起来的另一个加勒比岛屿波多黎各。哈维和阿伯克龙比很快就离开了。阿伯克龙比留下他的副官做特立尼达的总督，每天发给他三十先令，给他留下了一千人，其中一半是英国人，剩余的是德国人、黑人和法国保皇派。阿伯克龙比认为无须担心西班牙人的反扑。如果他们来了，“从西班牙军队的本质来看，即使他们在军队规模上处于劣势，也很可能采取有魄力的行动，从而取得胜利”。

有魄力的行动：这是对buena disposición y gallarda resolución的恰当翻译。玛格丽塔岛的总督，那个曾经带了很多囚犯，不得不勒死一些的总督，一百六十年前曾使用过这几个词，确立西班牙人在黄金国殖民地反抗侵略者的行动原则。这位总督写道：“经验告诉我，比起军队规模，战争胜负更多取决于能否采取有魄力的行动。”

那里仍然一片冷清，查孔就这样将西班牙统治了三百年的土地从手中放开。他的敌人说，他接受了英国人的贿赂。这很有可能。但也有另外的解释。一七九七年，英国即将面临失败。查孔以为战争就要结束，和平条约会让岛屿重归西班牙，可以把它从严重威胁西班牙帝国的法国以及共和派法国人手里解救出来。他满腔热情地与阿伯克龙比总督留下的皮克顿上校合作。有皮克顿的士兵在，法国人和其他人都不敢轻举妄动。几年来，查孔第一次感觉到在特立尼达是安全的，他甚至可以重新得到逃跑的黑奴并把他们卖掉。

皮克顿是个急性子的威尔士男子，三十八岁。他是一名职业军人，但从没打过仗。他被人们记住，只是因为发生在布里斯托尔的一件事。那时，第七十五团在美国独立战争后期被击溃。当他在格林念出指令时，一些士兵开始抗议。皮克顿抽出剑，奔入抗议的人群中，猛地推倒了领头的人，秩序很快得以恢复。之后，皮克顿做了十二年工资只有一半的上尉。无所事事的状态毁掉了他的好脾气。在最近西印度群岛的战斗中，没人看到他采取行动。他只是阿伯克龙比的众多随从之一。特立尼达是他第一个重要的驻地。

当听查孔说起混乱无序和共和主义的事情之时，他召集了西班牙港市政会的工作人员。他把剑放在桌上，说着说着就发起了脾气。他说如果有一点混乱的征兆，就将他们全部绞死。查孔有一个很特别的敌人，一个来自马提尼克的法国人。这人过去常说，他已准备好断头台，如果那天来临，查孔会是第一个上去的人。皮克顿说要马上去绞死他，把他的庄园烧掉。皮克顿有六英尺多高，有一副“可憎的表情，这种表情经常挂在眉毛上”。法国人央求了半个小时。没有人被绞死，也没有庄园被焚毁。但在西班牙港的街道上再也没有发生过法国共和党人的游行。

对查孔而言，这是一场令人满意的报复。但皮克顿也告诉了他一个消息。皮克顿说，英国人正针对西属人的财产谋划一场全面战争，给居民的宣言书已经印好：“命运眷顾西属美洲大陆的居民：完全和彻底的贸易自由，废除所有进出口关税，自由种植和出售你们的农作物，政府经选举产生，受英国军队的有效保护。”

尽管加拉加斯非常富裕并拥有自己的大学，但它没有印刷机。被印制的文字享有权威。查孔将这些印刷完毕的宣言书看作宣战的新方式，他认为这将产生“最致命的后果”。贸易的自由不是法国共和主义的自由，但隐含的意思是一样的：西班牙帝国的终结。富而不强的一方没有选择朋友的自由，只有选择掠夺者的自由。查孔看到，加拉加斯的海军上校也更绝望地看到，英国人不会放弃守卫奥里诺科河的岛屿。

查孔谋划夺回特立尼达岛，他与岛上的西班牙人商议。但太晚了，皮克顿将受过良好教育的西班牙人（尤其是律师）赶出岛屿。西班牙的舰队司令已被派往西班牙，现在查孔本人也被赶往了加的斯。

一年之后，查孔和舰队司令在加的斯受到战争法庭的审判。库马纳总督为查孔辩护，舰队司令由他的兄弟辩护，他的兄弟在为日益衰退的西班牙效劳的过程中成长起来（先是驻伦敦大使，后来成为墨西哥最后一任让人印象深刻的总督）。查孔和舰队司令都被宣判无罪。但特立尼达的失去带给人的感受日益加深。拿破仑对此感到愤怒，担心其他西班牙殖民地向英国投降。西班牙对此感到愤恨，特立尼达的法国人也对此感到愤恨。而且，他们也不能确定在签署和平条约前特立尼达不会再回到西班牙手里。他们害怕西班牙人的报复。

特立尼达的法国人已经宣誓向乔治三世效忠，但他们急于向马德里证明，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效忠西班牙。他们把情况告诉了皮克顿，表示对即将离任的西班牙总督进行调查是惯例。皮克顿同意了。委员会召集会议，法国居民把指责查孔将特立尼达岛交给英国的情况记录了下来。他们给马德里发送请愿书，经由纽约向西班牙派出使者，最终说服了拿破仑。波士顿和伦敦的报纸刊登了这位总督不战而降交出殖民地的故事。

战争法庭做出判决三年之后，西班牙国王推翻了法庭的判决。西班牙舰队司令被剥夺官衔，查孔被终身逐出西班牙领地。他们必须永远对此事保持沉默。几年后，在法国入侵西班牙、英国成为西班牙的盟国之后，舰队司令恢复了官职。然而此时，查孔已死于葡萄牙。

对加勒比地区的法国人和西班牙人而言，这是一段艰难的日子。这三次革命，美国人、法国人和黑人的革命，在英国和美国贸易动机这一问题上（他们与西班牙帝国的贸易数额在十年内增加了二十倍），给他们留下的是困惑和分歧。关于查孔最刺耳的话出自鲁姆·圣劳伦特之口，这个法国人在二十年前参与了有关法国人移民条件的谈判。鲁姆当时更关心追回逃亡奴隶的问题。他的母亲，罗斯·德·加内斯·德·拉·尚瑟利耶，德肖拉斯侯爵夫人，在西班牙港附近定居时拥有七十五个黑奴。拉·尚瑟利耶庄园仍然存在，里面仍有黑奴。但鲁姆现在在圣多明各，是法国理事会的专员，是黑人革命的雇员。

鲁姆写信给加拉加斯的海军上校，说查孔卑鄙狡猾，使西班牙军队古老的光彩变得晦暗，应该受到惩罚，以防其他人把西班牙的殖民地和西班牙舰船出卖给英国。作为一个同盟者，他写了这些；然后作为黑人革命的雇员，他以经典的革命词汇放出消息。“我们的方阵正在前进，一手持剑，一手持宪法。”叛变者已被处死，或者争取到了自由。“与其他的公民一样，我们的新兄弟非洲人知道他们有什么权利和义务。奴隶制是反对神法和自然法的最大罪行，对农业、工业和商业同样有害。”他警告委内瑞拉人，他们一直有自己的黑人问题。委内瑞拉人认为，不管鲁姆是不是同盟者，都应该有保留地对待他。

鲁姆很快在圣多明各遇到了麻烦。他又有了移民计划，他建议，应该发动牙买加的黑人革命，如果可能的话，将他们从种植园里暗中移走。他下令行动，结果被杜桑逮捕，关了一段时间，然后被赶往美国。杜桑的支持者迷惑不解，但杜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鲁姆早就易主。命令他在牙买加采取行动的是拿破仑，为的是重新引起英国人对圣多明各的敌视。拿破仑的目的，现在当然也是鲁姆的目的，就是破坏黑人革命。

专员鲁姆被流放美国，总督查孔在贫穷的葡萄牙旅店奄奄一息：伴随着第四次革命的成熟，西属美洲的二手革命有激情但没有原则，有领袖但没有英雄，混乱不堪，身处其中的人有时候会发现很难说清自己的立场。

皮克顿总督将西属美洲革命看作一个他未曾经历的军事行动的机会，将革命看作特立尼达职责之外更重要的延伸。他给高喊自由口号的革命者以庇护。但皮克顿从前任手里接过来的岛是一个蓄奴岛，他个人就代表法律。在他的岛上要有秩序，不能有革命。这样的情势对革命者很危险，对皮克顿也很危险。当他的耻辱到来时，会比鲁姆或者查孔的耻辱更具轰动性。然而，经由这一耻辱得到的荣誉，或许这个十二年来只领一半月薪的三十八岁男人，已经不再期待。

[1] 流氓、无赖之意。

[2] 他弄错了。被取走的是哥伦布的儿子迭戈，即西印度群岛总督的遗体。1877年，人们在圣多明各大教堂的地下室里找到了装有哥伦布遗体的铅盒子，它至今仍在那里。—作者注

[3] 原文为意大利语。

第三部

拷问路易莎·卡尔德隆

1797~1813

五 第四次革命 1797~1800

皮 克顿将军五十六岁时死于滑铁卢战役。他在此前两天的四臂村战役中已严重受伤，但他给自己绑了绷带，隐藏了伤情。当他的顶头上司威灵顿下令撤退时，皮克顿大发脾气，说在滑铁卢打仗简直糟糕透了。

威灵顿说皮克顿是“一个粗野的满嘴脏话的恶棍”。但那时的皮克顿已经有了特许证：巴斯骑士，国会议员，半岛战争的英雄，下议院的议员们一致认为他是“杰出的民族先驱者”。他在罗德里戈、巴达霍斯和维多利亚赢得的声誉比约翰·摩尔爵士还要高，摩尔爵士也是一七九七年在西印度群岛每天拿三十先令的军事总督。

皮克顿死后十年，政府决定在卡马森给他建一座雕像，国王亲自题名。皮克顿的兄弟是彭布鲁克郡的一位教区长（他刚从皮克顿在特立尼达的庄园回来，因为虐待庄园里的两名黑人被当局罚款一百六十四英镑），他通过内政大臣罗伯特·皮尔爵士表达了他隐隐不安的谢意。皮克顿的传记由马里亚特上校撰写。马里亚特是小说家，是特立尼达一个奴隶主的儿子。一八三五年，也就是皮克顿死后的第二十年，马里亚特的两卷本《人生》出版，后来又再版一次。当时有人认为皮克顿比威灵顿更重要，但这不过是人们对皮克顿所受屈辱关注的延续，在他拥有四年荣光之前。

皮克顿希望达到的以及实际取得的军事荣耀没有持续下去。获得荣耀的前提是具备勇敢的品质：烟幕散尽，英雄带领士兵冲上巴达霍斯被炮火轰开的缺口，走在从布萨克斯撤退的葡萄牙部队的最前面，戴着混色睡帽大喊“冲啊！”“万岁！”这种“可恶的好战之徒克劳福总有一天会让我们陷入困境”的风格，是当时的作战风格。“一支对待朋友比对待敌人更可怕的军队。”阿伯克龙比在爱尔兰这么说，皮克顿在西班牙港也这么说，但这种情感被认为是属于威灵顿的。皮克顿和其他人的荣誉都被纳入威灵顿更为复杂的建国神话中。皮克顿的荣耀取代了耻辱。当荣耀退去，他本人以及他的耻辱也都被人遗忘。

出现在《新门监狱纪事》里的人物看起来像另一个托马斯·皮克顿。《新门监狱纪事》是很受欢迎的英国罪案审讯纪事，里面有“偶尔的评论……原始趣闻轶事……道德反思……自首以及受害者最后的呼喊”。书中，处于理查德·弗格森案件（一八〇〇年的大斋节巡回审判时被判有拦路抢劫罪）与乔治·沃尔德伦案件（犯案多次，最后被流放到博塔尼湾）之间的，则是托马斯·皮克顿侯爵（特立尼达新近总督）案件，“因逼迫路易莎·卡尔德隆招供，于一八〇六年二月二十四日被判滥用酷刑罪”。

那只是一次审判。调查在三年前就开始了，当时皮克顿还在特立尼达。可以说，审判直到皮克顿去世才结束。审讯记录在霍威尔的《国家审讯》里占有一千个专栏。伦敦公共档案馆里经常有人翻阅有关皮克顿的文件，它们被磨损得很厉害。那件事情是具有明显倾向的书籍、小册子以及文章的主题。在伦敦，甚至有人出售路易莎·卡尔德隆的照片以及拷打她的工具。

皮克顿见过路易莎两次。第一次是在某天傍晚的西班牙港，当时她被带到政府大厦的大厅里，被指控犯有盗窃罪。第二次是在四年后的伦敦，他第一次接受审讯。但皮克顿受审不只是因为路易莎·卡尔德隆的事情，也是因为十八世纪末担任特立尼达总督时发生的事情。最初有三十七项控诉，拷打路易莎·卡尔德隆只是其中一项。很快地，审讯好像成为迫害。奴隶制确实存在，也让很多人富有起来。但皮克顿显然是因为担任一个奴隶制殖民地的总督而受到了审讯。在美国、英国和法国，有人想利用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的革命。革命者自己背叛了革命，革命者之间也相互背叛。但显然地，革命失败也是皮克顿受到审讯的原因之一。

他是人们良知的牺牲品，也是超越现实的博爱和理性思想的牺牲品——一个三十八岁的失业士兵，到西印度群岛去碰运气，既不在乎奴隶也不关心革命，只寻求战斗和荣誉，就像某个召集士兵撤退的军队、下令冲锋的军官。

得到军事总督的职位，是因为皮克顿会西班牙语，那是当他还是海军少尉时在直布罗陀学的。一开始，他的职责很明确：在一个混乱、充满法国共和党人小团体的殖民地维持秩序，保护殖民地免受攻击。在海湾对面的委内瑞拉大陆，有很多法国共和党难民以及来自特立尼达和其他岛屿的有色人种。比起西班牙主人，他们对战争更不关心。英国海军已经离开，西班牙和法国的武装民船又回到了海湾和岛屿附近的水域。皮克顿没有海军，他的卫队也不可靠。

德国雇佣兵没有得到报酬，开始逃跑。少校病了，其他军官都是无能的人。委内瑞拉人给每个逃逸者六美元，如果带了武器则给二十美元。他们也付钱给船夫，让他将逃逸者送到海湾对面。对每一个抓回或杀掉逃逸者的人，皮克顿会付十六美元。有十四名德国士兵被抓回来之后立即绞死。西班牙港还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西班牙人的苦工，也就是先前住在丛林里的人，成了威胁。他们总是拿着弯刀，而且使用得很灵活。圣约瑟夫城里，一个喝得醉醺醺的苦工走进一位西班牙女士的房子，站在“大厅的中央”虐待她。士兵们被召集过来。当地的西班牙行政官以为苦工会被驱逐出岛。查孔会这么做，但皮克顿觉得这还“不够”。苦工当天即被绞死。这些苦工们都习惯把教堂当作避难所。但皮克顿打消了他们的念头，据说他在教堂的正门外面竖了一个绞刑架。

岛内逃跑的黑人被追捕。一个叫普雷森特的黑人妇女在西班牙投降前与一个黑人士兵私奔。一天下午，她被带了回来。她的主人在第二天早上去认领，但太迟了，他的“值钱的奴隶”已在日出时被绞死。

一个自由的黑人妇女向行政长官控诉，说她在军火库附近被四名皇家工人强奸。行政长官是爱尔兰人，把她送到皮克顿那里，“我想皮克顿在西印度群岛听到强奸的事会感到高兴”。当天晚饭后，行政长官到码头散步，看到其中一个被控告的人正要被绞死。“恶棍！”皮克顿大喊，“你说谎话会下地狱的。”军事法庭宣布其他三个每人打一千五百鞭。

皮克顿正是通过这种不偏不倚的恐怖行动来维持秩序。但比秩序和防御更重要的是大陆革命。已经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加的斯的英国领事有段时间一直在分发宣传资料，皮克顿的具体声明起到了某些作用。自从耶稣会的成员被驱逐出巴拉圭之后，圣方济会的传教士（他们之前的总部在圣约瑟夫城，如今依旧缺少教堂用品）就对西班牙政府不满。但他们现在承诺，如果英国人进攻，他们会让自己的印第安人“不要插手”。还有一个生于加的斯的商人，在库马纳做皮克顿的代理人，对英国人提供的生意很感兴趣，他的目的是将加拉加斯和库马纳置于英国人的直接控制之下。

传教士和商人的怨恨不会导致革命。革命是在其他地方酝酿起来的，在拉瓜伊拉的监狱里，在一个从西班牙运送过来的囚犯的牢房里。

囚犯名叫比科内利，马略卡人，住在马德里，在那里开办学校，写过一本儿童教育方面的书。他也是共济会会员、共和党人，写过一本有关政治的书。不久后他便密谋叛变，想要一个像法国那样的西班牙共和国。他把武器藏在学校里。经历了被出卖、被抓、受审之后，他和三个支持者被判处死刑。后来他获得减判，被判终身监禁在巴拿马。他被带到委内瑞拉的拉瓜伊拉，单独关押在当地的监狱里，在那里等船将他带到巴拿马。

对委内瑞拉来说，他是个不同寻常的囚犯。他说他不能吃监狱里的食物，不喜欢睡在地板上，需要肥皂和水用来洗衣服。狱卒很尊重和保护他。比科内利请求要一名牧师，谨慎一点的官员不会认为这是他要悔改的迹象。他得到了牧师，牧师很快就成了他的支持者。

不久，光是通过狱卒和牧师两个人的联络，就让整个拉瓜伊拉都参与到革命中来。比科内利在看守的配合下可以在港口自由活动。拉瓜伊拉是谋反的好地方。几百个法国共和党战犯已经在那里待了好多年，一直宣传自由和平等，每一个人都能用自己的方式将它们解释一番。比科内利的支持者中有一个叫何塞·埃斯帕纳的高级官员，也是种植园主和奴隶主。还有一个叫曼努埃尔·瓜尔的退伍士兵，他在加拉加斯老兵营待了三十三年后才被提升为上校。

这是一次迅速的谋反行动。比科内利于一七九六年十二月到达拉瓜伊拉，一七九七年六月成功逃脱，他计划七月发动起义，宣言比较简单。印第安人手中的美洲被夺走，是主持正义的时候了。未来将没有阶级划分，没有奴隶制，没有印第安人的贡税，和平统一，没有宗教犯罪。共享所有货物，甚至不会有香烟货摊，因为所有东西都是免费的，大家互称“兄弟”。共和国的旗帜将有四种颜色，代表四个种族：白色、蓝色（代表黑人）、黄色（代表混血儿）、红色（代表印第安人）。

一个叫蒙特西诺斯的富人也是谋反者中的一员。他试着让他的理发师（一个混血儿）参加了革命。理发师是混血儿部队的一名军官，他将这件事告诉了同事，同事又告诉了随军牧师。蒙特西诺斯的房子被搜查，二十四人被捕。瓜尔、埃斯帕纳和比科内利不得不逃到了库腊索岛。库腊索是法国人的岛屿，西班牙和法国是同盟国。但法国的共和党人总督给谋反者提供避难所，宣称他们是法国公民。当比科内利在街上对着一个西班牙人大喊“你这个告密者，走狗，你这个人类公敌”，并威胁用剑刺死西班牙人之后，总督才将他们赶出了岛屿。

谋反者跑到由维克托·乌格斯统治的瓜德罗普岛。休斯非常欢迎他们。比科内利创作了一首革命歌曲，它时而叫“美洲歌曲”，时而叫“美洲十四行诗”，时而叫“美洲卡曼纽歌”[1]：“人民万岁！平等万岁！法律万岁！公正万岁！自由万岁！”

瓜尔跑到马提尼克岛。他对英国总督说，委内瑞拉已经为革命做好了准备，需要得到军事上的帮助。总督认为瓜尔正是皮克顿要找的人。曼努埃尔·瓜尔和何塞·埃斯帕纳都被送到了西班牙港。

他们的革命不是皮克顿脑海里想象的为军事行动提供可能性的简单革命。革命旗帜上的四种颜色代表革命的四个目标：平等，自由，财产，安全。这些词有特别的含义：混血儿的平等，奴隶的自由，商人的财产，所有人的安全，它是美国人、法国人和黑人的革命总和。正如一位西班牙官员所说，革命是件荒谬的事情，他们“叫嚷着”争取所有的东西，却丝毫战斗力都没有。确实，目前革命是失败的。委内瑞拉宣布大赦，三个混血儿告密者被任命为上校，每月拿六十比索，获得一块有西班牙国王头像的金质勋章，还被允许使用“唐”的头衔。但委内瑞拉官员们谈到“皮特先生推翻美洲既不公平也十分可憎的计划”，“无宗教信仰、腐败的国家”，以及“西班牙统治的甜蜜与束缚”时，没有使用与革命口号相抗衡的词语。

革命无法维持下去。但对皮克顿来说，这是一次革命。它有领导人，并且领导人由他来安排。皮克顿写信告诉伦敦当局，说大陆上的“道德革命”已经取得进展，现在不仅有可能推翻西班牙政府在加拉加斯的统治，还有可能“撼动整个帝国事业”。一个意外的收获是，聚集在安戈斯图拉打算进攻特立尼达的委内瑞拉部队，不得不转而对付国内安全的威胁者。

皮克顿下令袭击海湾对面的国家。特立尼达的很多人都熟悉那里，和那边的人有来往，圣方济会的人帮了忙。法国共和党的难民四处逃散。许多牛和其他供给品被带了回来。第二次袭击的结果不是很好。西班牙人和共和党人一直在等待。他们向汽艇射箭，死了二十个人，丢了带给圣方济会的教堂钟。皮克顿认为，仍有必要处处小心，当地很多有色人种依然是“无法和解的共和党人”，放逐和警戒性的惩罚还将继续。马提尼克向特立尼达派发了援军，英国总司令建议派给他“更严厉的警察”。

秩序得到恢复，经济甚至还得以增长。热衷殖民的人又带来了大概一千个黑人。道路得到改善，看样子庄稼也能够有好收成。虽然就委内瑞拉人的需求来说，有些英国产品过于精美，但与大陆的贸易依旧保持着。特立尼达岛甚至会将委内瑞拉的产品再出口到其他岛屿。留在那里并获得财富的法国种植园主不想回到西班牙统治时的不稳定状态。年底，英国人对特立尼达的统治已经巩固。大陆上的革命看起来很有希望。皮克顿每天三十先令的津贴被取消，代之以年薪一千二百英镑。

有瓜尔和埃斯帕纳在，西班牙港成了革命的中心。但欧洲也有西属美洲殖民地的革命者，新近在委内瑞拉发生的事件最终证明革命者是可信的。欧洲的革命者也很焦虑，他们不想错过革命。这些革命者中最有名的（那一代人中最负盛名的南美洲人）是弗朗西斯科·米兰达，有时候被称作德·米兰达、米兰达将军、米兰达伯爵。他当时四十七岁，离开委内瑞拉已有二十六年。一七九七年，米兰达在巴黎，但一直麻烦不断。年底，他戴着假发和绿色的眼镜，化装逃到英国。他的箱子有一个临时安装的假底，他携带的俄国护照上的名字是米兰多夫。

八年来，米兰达已经两次把关于南美革命的计划交给了皮特首相。米兰达说，他想将革命从法国人“可恶的箴言”中挽救出来。他和朋友们为哥伦比亚制定了一部宪法，哥伦比亚将是取得独立的美洲的名字。这部宪法就像英国的宪法，由上议院、下议院和世袭的印加组成。八年前，皮特有些专制，米兰达经历过挫折，但皮特现在好像对革命表现出兴趣，米兰达在日记里表达了对他的原谅。

皮克顿后来写信说他不认识米兰达。但皮克顿有可能在二十二年前的直布罗陀见过米兰达。皮克顿那时十七岁，是个少尉。米兰达那时二十五岁，在西班牙人的部队担任上校，他去过直布罗陀，受到部队官员的款待。对皮克顿来说，在部队没什么事可干，他们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威尔士的彭布鲁克郡度过，正如皮克顿的教区牧师兄弟四十年后的回忆——“在野外玩球以及阅读名著”中度过。对米兰达来说，那里有冒险，有荣耀，也有挥霍：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担任西班牙陆军中校；在古巴有关于金钱、黑人和走私的丑闻；被逮捕、被释放，与西班牙关系破裂，逃往美国；然后流亡欧洲。

一开始，流亡生活很刺激。米兰达是欧洲知道的第一位有文化的南美人，许多大门都为他敞开。他去得最远的地方是俄国。他讲的有关宗教裁判所的事情令叶卡捷琳娜陶醉。她因为他作为一个革命者所历经的危险而喜欢他。此后，俄国驻欧洲大使由米兰达担任。

米兰达年轻时在加拉加斯，很渴望去欧洲。他向往比委内瑞拉的种植园和商业中心更具挑战性的文明和社会。他比任何欧洲人都爱欧洲，因为他从来不会把欧洲的优雅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从未停止让自己准备好以效忠欧洲的努力。他非常引人注目。法国人提及要派他去圣多明各担任总督，让他做革命军的将军，因为他曾经在西班牙军队里担任这一职位。接着发生了一次不大的军事灾难，然后便是审讯和监禁。但米兰达令拿破仑印象深刻，就像他后来给威灵顿留下的感觉一样。二十多年来，他经历了谈判、失望、战败、破产，但从未厌倦。

他自授头衔，这是他在殖民地追求浮夸的标志。一开始作为他对宗主国的献礼，后来作为他这个外人缺乏安全感的一部分，因为他感觉还没有融入这个环境。他开始挖掘自身魅力，西属美洲殖民地的革命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成了让他自豪的事。西属美洲殖民地上有黑人吗？没有，或者很少。南美人是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印第安人是印加人——一个等待解放的高贵民族—的后裔。在特立尼达和西属西印度的其他岛屿上有黑人，但他们不是哥伦比亚的一部分。米兰达和他的同事愿意交出除古巴外的所有岛屿，以换取英国的帮助。

米兰达现在交给皮特和美国驻伦敦大使的计划，是英美联合进攻南美。英国将得到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由黑人居住的小岛、三千万英镑，以及在新西属美洲殖民地的商业利益。美国将得到商业利益。三个大国对抗法国的防御联盟即将出现。皮特对他的计划很感兴趣，美国大使也表示支持。他们认为，米兰达应该先派一个代理人到特立尼达，告诉他们援助很快会到的消息，并留意革命的形势。

代理人是一个叫卡罗的古巴流亡者。他还没出发，西班牙在巴黎的情报人员就打听到了他的任务，对他外貌的描绘已在西班牙沿线各港口传播开来。据说，卡罗会以一种“非常奇怪的打扮”到达特立尼达或委内瑞拉，戴着“与黑人的浓密短鬈非常相似”的假发，“他用染料在脸上和身上涂了同一种颜色，不管是水还是汗，都无法将它洗掉”。革命者和追踪他们的人都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件事情——即便像米兰达如此简朴的人都有假名和绿色眼镜——加拉加斯通知委内瑞拉所有港口的工作人员，如果没有进一步通知，他们都要“仔细”摸一摸所有从外面来的黑人的脑袋。

后来，就像以前一样，米兰达非常失望。美国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说他认为，“这个人”（米兰达）是一个“好奇的探险家”，他的信不值得回复。皮特更关心拿破仑一世的进攻，所以没有发表意见。不管卡罗有没有乔装，这件事都被一再延迟。美国人又提了一次，然后便不管了：他们正在与法国人谈一项协定。米兰达写给英国内阁的军事计划在被转送到西印度群岛总部的途中被西班牙人截获。委内瑞拉下令，如果米兰达登陆，就把他抓起来。这项命令好像表示他们至少还是在意米兰达的。

皮克顿于一七九八年五月写信给伦敦当局：“有一个加拉加斯本地人，我知道他现在在伦敦，但可能会派上用场。不是因为他有很多当地知识，或者是身为加拉加斯的一个店主的儿子，拥有很多人脉资源（他从小就离开了祖国）。而是作为一个经常被人们谈论的本地人，他可能会吸引人们注意，从而让我们有利可图。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建议不要询问他或让他知道此事，直到他被处死。”

店主的儿子就是米兰达。米兰达的父亲甚至不是西班牙人，他是加那利岛人，移民到加拉加斯从事布料生意，而且做得很好。他受到当地贵族的歧视。有关他在民兵中的地位，曾经有过一次争论，后来国王下达指令不许再讨论米兰达的家庭背景，才平息了争论。谁是皮克顿的告密者？他在库马纳的代理人？贵族中持不同意见的人？在米兰达于欧洲经过了多年的阅读、畅想和学习之后，谈论自由和宪法之后，殖民世界依然存在。它只知道鲜血和金钱、可可和烟草，以及管理黑人和店铺。米兰达失败的原因很简单：作为一个流亡者，他的实力和尊严一直掌控在别人手里。只有他的敌人，西班牙政府，才总把他当回事。

大家都希望英国早点行动。但几个月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发生。英国的军队仍然被牵制在圣多明各，英格兰仍然受到法国进攻的威胁。特立尼达的德国雇佣兵虽然受到鞭打，但还是力争酬劳并继续逃往委内瑞拉。皮克顿对西班牙港的革命感到不安。革命的第一位行动者比科内利已被英国人抓获，作为战犯被送往百慕大。在那里，他鼓动爱尔兰的军队造反。皮克顿决定把何塞·埃斯帕纳和曼努埃尔·瓜尔藏到他信得过的种植园主家里。

皮克顿写信给伦敦当局说，有人在悬赏要这些人的脑袋。但他现在的计划是要防御外来进攻。他在山上修建了一条新路，在北海岸建造了一座小堡垒，它们像是为撤退做的准备工作。他担心西班牙人进攻。总部一度有传言说，特立尼达被一支西班牙的海军部队重新占领了。皮克顿开始像查孔那样写信，他需要两千人来维持秩序，他不能让法国的有色人种忠于自己，感到非常失望。如果英国还想继续控制这个岛屿，就要给他一定的防御工事。

革命者发现，和伦敦的米兰达一样，没了护照，他们就成了囚犯。何塞·埃斯帕纳宁愿——也许得到了皮克顿的许可——藏在朋友当中，待在委内瑞拉自己的庄园里。当然，他已经过乔装打扮，穿得像个水手，戴了黑色的眼罩。毫无疑问，拉瓜伊拉港口的办事员还在寻找乔装的黑人，他得以蒙混过关。

不需要代理人的时候，米兰达的代理人卡罗却来到了西班牙港。卡罗一点也不像个黑人。在巴黎的西班牙人被别人的乔装愚弄了。卡罗由于生病变得很虚弱，一直在抱怨。他经历了一段艰苦的日子，从伦敦到西班牙港的行程花了近一年时间。他的船被一个法国海盗俘获，海盗带他到阿尔及尔，差点把他当成英国探子绞死。后来在葡萄牙耽搁了一段时间，横跨大西洋，他吃尽了苦头，接着在巴巴多斯又耽搁了一段时间。在从巴巴多斯出来的船上，卡罗一直担心西班牙海盗，他们会把他当作英国间谍绞死的。

他的任务已不再具有意义。他带去的英国和美国将联合进攻的消息已经过时。所以，他一到达西班牙港就被逮捕，被送到皮克顿那里。他们要求确认他的身份，但他的证件丢了。他被当成西班牙政府的间谍痛打一顿，被命令离开岛屿。卡罗称他是英国政府的探子，皮克顿说他没有得到通知。“我一听说卡罗这个名字，就知道你是个可疑的人物。”皮克顿用西班牙语说，脸上挂着他那出了名的令人望而生畏的笑容。

卡罗病了。没有船，他只得留下来，但不准见任何人。皮克顿有时邀请他吃饭。他一直在犹豫是否应该将他送回米兰达手里。他捏造了几个借口：委内瑞拉还处在动乱中，只需要一位领导者和两千人。但卡罗很快就了解到特立尼达的委内瑞拉革命者的情况。

“委内瑞拉人没有统一的计划，”卡罗于一七九九年四月写信给米兰达，“他们没有远见。他们准备的是更换主人，而不是解放自身。他们觉得要求独立和不受他人控制是一样的。他们以为光靠抵制西班牙人的统治，将自己置于其他国家的保护下就能获得独立。”

皮克顿看了卡罗的所有信件。这一封，他转送到了伦敦的战争部副部长那里，作为米兰达不可信赖的证据。

米兰达一直想离开英国去特立尼达。美国的大使没有能力帮忙。俄国的大使说，如果叶卡捷琳娜还在世，俄国会给米兰达两艘战舰外加两千人，但现在是“怪才”保罗一世掌权。有两个英国人说要用战船把米兰达送到南美，让他做“那块陆地上的华盛顿”。他们认为，“比起血腥昂贵的欧洲战争，这种冒险能让英国获得更多的荣誉和利益”。他们的想法没有实现。与此同时，战争部副部长哈斯基逊告诉米兰达，他因为卡罗的那封信，“最近成了政府怀疑的对象”，不能拿到护照。

“为了指出一个毫无瑕疵的人的毛病，看专制政府是怎样靠诽谤武装自己的！”米兰达在日记中写道。

在委内瑞拉的法国共和党流亡者递交了一份进攻特立尼达的计划。加拉加斯从来就不喜欢共和党人，认为那份计划有点“莽撞”，因此拒绝了。但那个消息让皮克顿不安。为了让革命的威胁持续下去，他加快了小册子宣传战的步伐。有些小册子是米兰达的，有些是在当地写的。

“自由！将所有金属变成黄金的点金石。看看北美的居民，你会发现造物主喜欢让人们居住在自由之地。再看看其他地方，遗憾的是，与自然法则相违背的奴隶制正在蔓延。遗弃、孤独和沉默是暴政的结果。”

“西班牙受到欧洲各国的打击，以荣誉为代价乞求和平，这都是由于她不尊重同盟者应得的惩罚。她说她一定要臣民顺从。但她的海军被摧毁，她的陆军混乱不堪，她的国库空空荡荡，一个这样的国家怎么能强迫人顺从呢？造物主给了你世界上最美丽最肥沃的国土，在这样的国家，你只要有自由就能成为最快乐的人。”

革命是残忍的。三十年前，西班牙对米兰达来说是一个有老教堂、清真寺、绘画、美酒（他的日记里有相关罗列和描述）、迷人的妓女、漂亮的衣服的国家，是一个有书籍和学习氛围的国家。他一直渴望在这个国家的军队服役。为表明自己有资格，他还准备了一份贵族系谱，以证明几代人的纯正血统和贵族生活。柯尔特斯的同事迭戈·德·奥尔达斯在要求征服奥里诺科地区时就提交了这样版本的贵族系谱。

大汽艇来往于特立尼达和委内瑞拉。无论是从特立尼达到委内瑞拉的贸易，还是从委内瑞拉到特立尼达的贸易，都是违法的，但双方都允许。汽艇从特立尼达装载英国人的货物和皮克顿的宣传资料；从委内瑞拉带来牛、驴、烟、盐、干肉、所有违禁品和西班牙政府探子。对皮克顿来说，探子有很大用处。西班牙港河岸的政府大厦为他们敞开，有些人还会经常被邀请到那里吃晚餐。皮克顿晚上可以喝红葡萄酒和马德拉白葡萄酒。

加拉加斯听说皮克顿曾经询问一艘中立船的船长，有没有在奥里诺科河看到一艘英国战舰。当船长说没有看到时，皮克顿显得“困惑又沮丧”。加拉加斯也听说皮克顿只是假装担心委内瑞拉人的进攻，以此令委内瑞拉人放弃警惕。伦敦在秘密筹备进攻部队。特立尼达已经有五千支步枪，用来帮助委内瑞拉的起义。

一天早上六点，海港的警卫带了一个委内瑞拉人来到政府大厦。皮克顿已经穿好衣服准备上马。委内瑞拉人称他是因为教堂的事情而来。皮克顿请他共进早餐。委内瑞拉人第二天来的时候，皮克顿刚收到来自英国的报纸，他谈到欧洲的战争和西班牙的不利形势，也谈到委内瑞拉，他给那个人看了委内瑞拉人计划进攻的报道。

皮克顿突然命令他离开岛屿。委内瑞拉人什么也没吃，他没有一点时间，甚至连衣物都来不及拿。当然，他是个探子。他饥肠辘辘地横渡过海湾后，向上司抱怨说，委内瑞拉的每一件事或每一个决定，皮克顿都能在两天内知道。

库马纳总督给皮克顿提供了两万美元，皮克顿给了他二十美元。

皮克顿现在的目的，是再一次建议即刻行动，这不只是对委内瑞拉当局的提议，更是出于现实考虑，对特立尼达革命者的提议。他将他们从藏身地带出来，给他们钱，送他们到码头附近西班牙人的小货摊和酒馆处。

“你们这些人怎么就甘愿做奴隶？难道你们不懂得英国人享有免税自由吗？你们这么优秀，难道想继续做奴隶？”

一天，一位委内瑞拉的特工在西班牙港的店铺里听到了这些话。为了掩人耳目，他买了一块奶酪。说话的是胡安·曼萨纳雷斯，一个三十四岁的律师，从西班牙经伦敦到达这里，曾在西班牙入狱。他在大街上跟委内瑞拉人搭讪，然后把话题引向人权、挣脱枷锁获得自由，以及他本人在事业中所受的苦难。

“到时候，他们会希望好好地认识我，认识圣达菲的总督阁下，以及圭亚那总督。哦，是的，他们发出了委任书，但我们会在我宣布投降条件的那天相遇。好好看看这张脸，你很快就会在那边看到。”

这是一张消瘦、没有血色、长满痘疮的脸。曼萨纳雷斯身高五英尺两英寸，普通身材，黑色卷发，上身穿夹克衫，下身穿马裤。他白天很忧郁，但到了晚上就很直爽，在皮克顿的餐桌上很受欢迎。加拉加斯人听说到的就是这些。曼萨纳雷斯充当了闷闷不乐沉默寡言的老兵曼努埃尔·瓜尔的指挥角色。

“你不知道这个人？但如果你了解委内瑞拉，你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个人呢？我亲爱的先生，在你面前的是瓜尔，加拉加斯的朋友。”

这时候过来的一个委内瑞拉人是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叫曼努埃尔·德·埃斯帕纳，他来看望他的哥哥安德烈斯。安德烈斯在投降后就一直待在特立尼达，在海湾的一艘战船上为英国人效力。安德烈斯为敌人效劳，他在安戈斯图拉的母亲很是伤心，所以让曼努埃尔去和他谈一谈。

“老弟，你弄错了。”安德烈斯说，“但别走，要发生大事了，我们需要有志气的人。今天晚上，我们将与我的两个伟大的朋友谈话。你一定要听听他们说什么，那对我们太重要了。”

当晚八点左右，瓜尔和胡安·曼萨纳雷斯来到安德烈斯的房间。他们讨论的是美洲政府和西属美洲的事情。曼努埃尔说他一直是西班牙国王忠实的臣民，瓜尔和曼萨纳雷斯便沉默不语。

四天后，他们邀请曼努埃尔到他们住的地方，对他说：“朋友，你不认识我们。你一定要知道，我们是你的朋友。如果不想做奴隶，我们这些美洲人（革命的一个词语）就一定要联合起来。”

曼努埃尔表示他们应该说得更清楚些。

“我们需要大概二十到三十个战士，为了解放我们被侵占的美洲土地。”

曼努埃尔说：“我已经到了要考虑生计的年纪，宁愿做伐木工也不愿为敌人干活。”

“不，朋友，”曼萨纳雷斯说，“你理解错了我们的意思。为敌人干活是一回事，为你自己的国家效劳是另一回事。你已经到了保卫自己国家的年纪。你和你的哥哥都是有志气的人，我们敢肯定。我们也相信自己很容易就能成为祖国的解放者。”

“朋友，”曼努埃尔说，“我知道你讲到的这些，所有为自由而努力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他们会一直那样，我不想成为他们中的一个。自我出生以来，父亲就干活抚养我，自从我有能力以来，我就自己养活自己。看来我得一直通过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不管是谁统治美洲，对我都没有任何帮助。”

“停，”瓜尔说，“作为一个奴隶养活你自己是一回事，就像你现在这样。如果我们获得自由，情况会完全不同，那时你就会成为第一个将军。”

曼努埃尔开始为难。他从来没有想到自由还可以这样定义，说他会仔细考虑。他回到了哥哥的房间，把一切都告诉了他。

“嗯，你是怎么想的？”安德烈斯问。

“我是怎么想的？我想我要回家，离开这个地方。我不想考虑不可能的事情。”

“你让我惊讶。作为美洲人，你的智商却这么低。”

“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相信那些人的话。”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到时候英国会援助我们多少兵力。”

安德烈斯一直劝了他两天，最后他勉强表示同意。如果革命像安德烈斯说的那么简单，而且他以后能做将军，他就参加革命。安德烈斯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瓜尔和曼萨纳雷斯。他们给曼努埃尔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将一些文件送给大陆的一位牧师。

皮克顿邀请曼努埃尔到政府大厦吃饭，把他介绍给正在作客的马提尼克岛的英国总督，给了曼努埃尔三百比索（“我不得不花费大笔钱来满足大陆上的人”，皮克顿在当月写信给伦敦当局，请求加薪），承诺到时让曼努埃尔指挥一艘战舰。皮克顿说，伦敦已经下令进攻，至少会有五千人，军事行动大概在四个月后进行。这将是一场伟大的战斗，曼努埃尔能让它成为不流血的战斗，他带着的那些文件会赢得很多委内瑞拉人的支持。

瓜尔说他知道委内瑞拉有六个市镇准备起义。他当着曼努埃尔的面对皮克顿说，他只需要一百五十到两百个人，再加几艘战舰。皮克顿说可以给他安排，他还会得到一支在海岸边巡航的小舰队，以支持瓜尔。

曼努埃尔·德·埃斯帕纳一回到安戈斯图拉的母亲家里，委内瑞拉当局就开始找他。但曼努埃尔并不知情，他正沿岸前行去送文件。他与朋友以及陌生人住在镇上和种植园里，每次三到四天。委内瑞拉人出行的方式就是这样。二十四天后，他到达了目的地。下午五点钟，他找到住的地方，然后便出去逛了逛，买了香烟，喝了一杯酒。他在街上碰到几个年轻人，听到他们说：“他们在找他。”

他问：“谁？”

“你。”

第二天一大早，一些民兵骑马来到他落脚的甘蔗园，曼努埃尔听到他们在打听“一个刚从特立尼达来的年轻人”。庄园里的人说他们不认识这样的人，民兵们便离开了。

曼努埃尔离开庄园，一直骑马前行直到晚上。他在一个种植园里找到住的地方，在吊床上睡下。十一二点时，他听到民兵的马声。他跑进柠檬园，看到有人拿着火把在搜索外屋。其他人走后，有两人留了下来。曼努埃尔在柠檬园待到黎明，然后选择自首。

曼努埃尔一开始在撒谎，但官员们很友好，因此他把自己知道的和盘托出。

库马纳总督仔细读了审讯记录，向加拉加斯的海军上校汇报说他并不担心。他了解皮克顿“说谎和虚构的伎俩”，认为伦敦或马提尼克岛不可能已准备好一支大规模的远征军，皮克顿在对瓜尔和曼萨纳雷斯撒谎，就像他曾经对曼努埃尔·德·埃斯帕纳撒谎一样。他不相信委内瑞拉有六个市镇准备起事，也不相信瓜尔现在是中心人物。他觉得可能是英国在煽动和武装委内瑞拉的黑人，以建立另一个圣多明各。当然，应该采取防范措施。

事实上，加拉加斯已经赢了。第一次委内瑞拉革命已经被摧毁。当曼努埃尔·德·埃斯帕纳被逮捕和关押的消息传到特立尼达时，那里正在发生更严重的事情，因此没人关注这边的情形。革命的悲剧发生了：何塞·埃斯帕纳戴着黑色眼罩化装成水手，从西班牙港返回大陆时已经被抓。

何塞·埃斯帕纳是种植园主和奴隶主，但他回去发动——作为革命的第一步——黑人起义。他希望从自己庄园里的黑人开始。这些委内瑞拉的革命者和他们的口号一样简单。两年前在拉瓜伊拉第一次越狱后，两位革命者走到官方翻译的住处，在周围闲荡，直到被抓获，他们还以为那是法国领事馆。现在，何塞·埃斯帕纳已经大名鼎鼎，有人在悬赏要他的脑袋，他藏在了自己的房子里。他自己建了一个藏身的地方，不管前门何时被打开，那个地方总是非常隐蔽。他不再靠黑色眼罩伪装自己，而是穿得像个烧炭翁一样在街上行走。

他给他的黑人放一天假用来谋划起义。其中一个向当局告了密。何塞·埃斯帕纳的房子因此被监视。一天晚上，哨兵听到一声巨响。他抓住了其他的看守。女仆马上承认，何塞·埃斯帕纳没有躲在藏身地。他爬上屋顶，跳到隔壁房子的屋顶上，顺着烟囱往下爬，跌落到一个放有盘子的支架台上，发出了很大响声。他被带到加拉加斯，六天后接受审判。他已经忘了“敬畏上帝，人文情怀，以及与宗教社会同样神圣的任务”。他的目标是“流许多无辜的血，掠夺，纵火，毁坏家庭，无序，混乱，无政府状态，对宗教的蔑视和贬低”。

判决如下：“从监狱里带出来，绑到野兽的尾巴上，领到绞刑台前，由庭吏宣读罪状。在绞刑吏手里，他的生命将被终结，斩首，四马分尸。他的脑袋将被装在一个铁笼子里带往拉瓜伊拉港，钉在一根三十英尺高的柱子顶上，然后把柱子立在市镇的加拉加斯之门”。他的身体部位将被发配到与革命有关的地方。两天后，也就是一七九九年五月八日执行了判决。当天晚上，他的脑袋和身体其他部位被装在骡背上运到了指定的地方。

第二个月又有五人被执行死刑，三十三人被放逐，很多人被强迫工作了一段时间。背叛了何塞·埃斯帕纳的黑人每个月将领取三百比索用来生活。特立尼达的绞刑执行之前，瓜尔就急于筹划进攻的事情。他只要求两百人和两艘战舰提供一两天的保护。皮克顿写信给总部，瓜尔写信给委内瑞拉的朋友。但总部没有权力，也没有军队，瓜尔的信件又在委内瑞拉被拦截，与之相关的人都受到了审讯。被人们称为瓜尔和埃斯帕纳革命的造反运动，就这样结束了。

皮克顿送往伦敦的信件越来越少，后来一连四个月都没写信。在西班牙港，革命者和他们的赞助人关系越来越疏远。每一位革命者都认为是皮克顿背叛了埃斯帕纳。米兰达伤心的代理人卡罗还被关在西班牙港的监狱里。有传言说，卡罗将乔装混入大陆，皮克顿好像同意了，但现在卡罗改变了主意。他写信给米兰达，说他们应该单独发动革命，如果延期，会危机四伏，“秘密会泄露出去”。皮克顿最后命令他离开。特立尼达的革命者再也没听到过他的消息。他们猜想他去了大陆，然后也被出卖了。

加拉加斯的海军上校是个新人，为摇摇欲坠的帝国积极效劳。只用很少的钱和文书工作就组建了委内瑞拉情报部的，就是他。他察觉到皮克顿和他仅存的革命者之间有隔阂，于是想利用这一点。他写信给库马纳总督：“一开始，我会给你单独寄一封信。你可能会遗失，或者甚至抄一份送给皮克顿上校。这样他可能会以为送信给他的人背叛了我们，在为他效劳。”这封信以委内瑞拉官方公函声明的文体写成，值得信赖。里面提及瓜尔和曼萨纳雷斯在滥用皮克顿的信任，他们的行为方式已经破坏了英美同盟，最近也让爱尔兰处于危险中，他们的宣传根本就不值得皮克顿这样的人去认真思考。一位摇摇欲坠的帝国的海军上校也会关心一位正在日益变强的国家的总督，皮克顿这样说道。

“在我看来，这是将皮克顿的注意力转移到他们内部的好时机。我们不要讨论进攻的事。”海军上校写信给他的总督们说。

皮克顿做出了回应。他写信给伦敦当局，声称一支委内瑞拉远征军正在筹备之中，他要求得到帮助。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他给伦敦写了两三封信，信里讲到逃亡者、移民、授予土地、账目。接下来的四个月里，他什么也没写，没什么可汇报的。

离开特立尼达前，卡罗好像去见了瓜尔，瓜尔接任了米兰达在特立尼达代理人的任务。瓜尔五十七岁，米兰达四十九岁，三十年前，他们还年轻时，在加拉加斯就认识彼此，可以说他们现在都成了囚犯。瓜尔写信给米兰达，重新介绍了自己。他有“被西班牙政府列为一七九七年加拉加斯谋划革命创始人的光荣历史”。他讲述了自己四处流浪和遭遇迫害的生活，称米兰达是祖国的救世主，求他到特立尼达来完成祖国独立的事业。

米兰达将瓜尔的信带到一位英国部长那里，表明革命还在继续。“他是加拉加斯人，”米兰达写道，“他在民兵团工作过，很受欢迎。他来自一个富裕的贵族家庭。米兰达将军与他有私交。”富裕！贵族！米兰达将欧洲人的概念作为单独的词用于一个更简单的世界：委内瑞拉依靠黑人耕种的种植园，西班牙港低矮的木屋，泥泞不堪的海滨，简陋的西班牙商店，一个印刷厂。他的语言虽然用得准确，但引人误解。他把他的小册子送给瓜尔。瓜尔“满怀热情”地阅读，写信时那些革命的高尚词语又回到了脑海。“我们祖国的一个微笑，比暴君的所有恩惠都要宝贵得多。”“我相信，缺口一旦被阿喀琉斯的长矛戳破，将永远无法闭合。”

与此同时，两年来一直在支持米兰达的特恩布尔先生（来自伦敦特恩布尔－福布斯家族）给米兰达写信讲到钱的问题。“真的，我亲爱的先生，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预付款的单期利息已达到每年一百英镑。我敢保证，福布斯先生和我一样愿意为你效劳。但为了使你我双方都满意，必须对资助进行限制。”

不过，英国有可能再次进攻南美。征服了特立尼达的阿伯克龙比将军从苏格兰来见米兰达。米兰达给他看了地图，介绍了那边的情况和数据，并提出建议。“将军们开始来见我了。”米兰达于一八〇〇年三月写信给瓜尔。马德里当局听说了此事，发出警告。瓜尔写信给委内瑞拉的朋友：英国的远征部队人数在增加。后来，阿伯克龙比带领他的部队去了埃及，直到在那里去世。

米兰达写信给瓜尔说：“这个国家向我们做出的每一个承诺最后都没有得到兑现，除了背信弃义和毫无诚信，我什么都没看到。”米兰达说，在伦敦的所有西班牙裔美洲人都去了革命情绪再度高涨的巴黎。“我一再要求拿到我的护照离开这个国家，他们却要以反叛罪拘留我。”他没有收到瓜尔的信，怀疑瓜尔的信已被中途拦截。“如果你有机会写信给我，要写美利坚合众国的全权公使金先生收。”

一年以来，皮克顿再也没有写过有关革命的事情。他把米兰达的这封信送往伦敦，作为米兰达“不是很积极地为英国政府效劳”的进一步证据。

付出代价的是在特立尼达的瓜尔。在他写给委内瑞拉通讯员的信件里，他尽量消除不利影响：英国几周后会派援助过来，英国是个伟大的国家。有关他的信件都被拆开，不光是从伦敦的来信，还有他写往委内瑞拉的信。

西班牙港有传言说瓜尔认识的委内瑞拉人之中，有一个是接受委任的投毒人，库马纳总督提供用鸦片做的或者是碎玻璃做的药丸。

“我希望你身体健康，抱有希望，永远不要被暴政压垮，暴政总是不牢固的。再见了，永远爱你的老乡和仆人，曼努埃尔·瓜尔。特立尼达，一八〇〇年九月八日。”这是他最后一封信，被委内瑞拉当局拦截了。

“从事你所说的自由事业的人们最后结果总是很惨。”曼努埃尔·德·埃斯帕纳曾经说过。他现在在委内瑞拉的监狱里。他的哥哥安德烈斯在西班牙港的监狱里，被关押的原因不明。圣地亚哥·马里诺的特立尼达庄园被没收。但圣地亚哥·马里诺和安德烈斯·德·埃斯帕纳都还活着，他们可以改日再战。胡安·曼萨纳雷斯曾经可以自由支配皮克顿给他的钱，穿着欧洲人的夹克衫和马裤，胡言乱语（委内瑞拉的侦探认为那是“充满愤恨和绝望的人的大话”），在西班牙港非常惹眼，但后来再也没人看到过他。他无声无息地死了，不知是哪一天死的，当时才三十六岁。曼努埃尔·瓜尔离开西班牙港，去了圣约瑟夫城。关于投毒者的传闻出现三个月后，瓜尔死在那里。

库马纳总督可能提供了毒药，但特立尼达的西班牙人认为皮克顿应该为投毒负责。没有公开的指控，皮克顿什么也没说。他的西班牙裔美洲原告们从来没有寻找事情的真相，发发牢骚就够了。革命的情况暂时是这样。

加拉加斯人知道更多。他们知道那个投毒人，收容了他。他叫安东尼奥·巴伦西拉，曾经是瓜尔的朋友。两年半前，加拉加斯人传说他是在特立尼达为英国人效劳的西班牙人之一。他筹集了一个雇农公司，追捕从内陆逃跑的黑人。英国的总司令让他做队长，每个月给他六十比索。皮克顿以前常对委内瑞拉人说，他有能力召集西班牙士兵。

巴伦西拉一直在等待革命的到来，但革命迟迟不来，所以他又改变了主意。他就像消失了的米兰达代理人卡罗一样。特立尼达的西班牙人不关心卡罗去了哪里。卡罗没去大陆，也没有被人出卖，他回到了英格兰。他投诉皮克顿，想从英国政府和米兰达那里得到钱。然后，他去了汉堡。他一直给米兰达——他的“朋友和主子”，“朋友和老乡”——写一些诙谐抱怨的信。他在信里写道，他几天前遇到几个法国人，他们中没一个有自己的原则，每一个人都“既是贵族又是保皇派，是民主主义者和雅各宾派的混合沙拉”。几乎就在同一天，卡罗疯狂地写信给汉堡的西班牙部长，请求给他一些钱，还附了一封信给西班牙国王，乞求得到原谅。只求国王允许自己过平静的生活，有可能的话让他在皇家服役，以弥补他的过错。革命是一出闹剧，米兰达是个骗子：米兰达想成为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的印加王。卡罗没有得到原谅。他三年后因贫困死于葡萄牙。在特立尼达，他和瓜尔一直被人们视为革命烈士和皮克顿的受害人而受到纪念。

被称为瓜尔和埃斯帕纳革命的造反运动影响重大，那些从来不与当地匹配的外来词，那些最后以流血收场的乔装和假名，那些被挂在公共场所的头颅！某天在加拉加斯，何塞·埃斯帕纳的一个朋友从刽子手那里逃脱了两次，他在广场被追赶时，人们都在默默地看着。刽子手之前是个杀人犯，二十年前被免除死刑，条件是他余生都要做刽子手。他现在老了，不得不与犯人斗争，将他们放进套索。可是没人帮他。

一八〇八年，皮克顿摆脱了丑闻的困扰后，米兰达和威灵顿在伦敦碰面讨论进攻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威灵顿最终没有到美洲，他和皮克顿都去了西班牙，与入侵的法国人作战。但威灵顿后来讲到了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我一直害怕为了政治目的去解放任何一个国家。我一直说，如果他们可以自己发动起义，是很好的事情。不要去煽动他们，那将要承担可怕的责任。”

[1] 一首流行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歌曲。

六 “使用酷刑” 1801~1802

想 不到的是，米兰达竟想安抚皮克顿。伦敦换了新政府，他们对米兰达的进攻计划感兴趣。米兰达说皮克顿应该是其中的一位将军。皮克顿马上做出反应，他说米兰达对南美的任何冒险事业都很重要。皮克顿写信一周后，和平到来，所有进攻计划都不得不被搁置一边。皮克顿当时四十三岁，如果以后再进攻南美，也不会带他一起了。

几年后在伦敦，皮克顿和米兰达成了朋友。但他们不可能于一八〇一年在特立尼达一起工作。英国的一位女士注意到革命者米兰达在讲到“伟大原则”时的“自负”。她原谅了他。但皮克顿可能没那么友好，他太了解米兰达的背景了。米兰达一辈子都待在欧洲，已经养成了年轻时的贵族气质。皮克顿在特立尼达做了四年半总督，已经成了殖民地居民。当他摆脱了革命、革命者和西班牙人的身份时，便把特立尼达变成了他的机会。他成了一个种植园主，拥有黑人。他成了奴隶制的坚定拥护者，就像是奴隶事业的皈依者。他懂奴隶的词汇，能够私下开玩笑，把奴隶制描绘成“来自海岸的非洲人的援助”。

伦敦当局认为，居住在特立尼达的应该是自由人。皮克顿假装同意，但他在战争期间迎来的，是从圣多明各和其他法国岛屿上移民而来的法国保皇党人，他们每人都带来一百个左右忠实的黑人：洛皮诺特·德·拉弗雷西耶尔伯爵、蒙蒂尼亚克子爵、鲁弗雷伯爵、卡斯特勒特伯爵、蒙塔朗贝尔男爵、杜邦·杜·维维耶·德·古维尔骑士。皮克顿和英国统治者又给了这些人一次机会，不需要他们承担任何新的责任。在特立尼达，曾经使加勒比异常激动的贵族统治原则复兴了。

在加勒比海地区遇到麻烦前，贵族统治慢慢地用黑人来衡量自身价值。在白人与黑人之间，法国人区分了一百二十八种颜色，从两者各占一半的真正的黑白混血儿到白人与半白人混血儿，再到有一百二十七度白的混血儿，都属于“有色人种”。这种分类是最近才有的——大约一百年前，法国岛屿上的奴隶既有白人也有黑人——来自在人类种族上没有安全感的人。他们身上渗入了黑人的血，非常担心对抑制竞争不利。十八世纪下半叶，圣多明各产生了一系列种族法案，人们试图将有色人种赶出种植园，禁止他们买房或拥有自己的黑人。官方登记的有色人种不能佩剑，不能穿法国服装，不能在法国接受教育或被称为“先生”，不能举办舞会，不能玩法国人的游戏。

特立尼达没有法律，也没有律师，记忆中只有西班牙人的办事方式。它是皮克顿的王国，皮克顿就是法律，法国种植园主是他敕封领地的贵族。他一八〇〇年为他们重写了《黑人法典》。西班牙人的法典考虑到了黑人自己的需要，新法典只关心奴隶主的需要和担忧。

鞭打次数的上限从二十五提高到了三十九。黑人要带证件，如果晚上九点后还在街上就要被鞭打二十五下。黑人的舞会必须在九点前结束；卖给黑人的朗姆酒，除非是五加仑及以上，否则会被禁止；有色的自由人如果允许黑人跳舞会被罚款。周六晚上特别安排的巡逻让这些规则在西班牙港得以执行。

工作时间被延长了，皮克顿写道，新来的黑人肯定会偷懒，他们“宁愿挨饿也要休息”。“另一方面”，皮克顿继续写道（他的字迹总是歪歪扭扭），种植园主们“持续增长的财富”“使得他们大量购买黑人，扩充了他们的势力”。允许黑人周六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这样就不用给他们分发食物）的习惯因此被取消。如果种植园主不让他们的黑人在周六工作，就会被罚款五十美元。

克里奥尔的黑人都是在种植园里出生成长，他们总是比别的黑人更顺从。目前为止，受西班牙法典保护并且不做有伤风化之事的黑人会受鼓励生孩子，“这样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便不能彻底取消进口奴隶，从非洲进口黑奴的数量也会大大减少”。如果一个女人的孩子超过三个，而且孩子们都很健康，那每个孩子一年会得到一美元；如果一个女人有七个孩子，她就不用在地里干活了。

其他法律禁止黑人卖从自己土地里种出来的庄稼，如果他们从主人那里偷东西就会受到惩罚。最严重的惩罚是针对使用魔法和巫术的黑人的。黑人巫术是法国人最害怕的，它能带领人们走进一个黑人的地下世界。从属关系、镇压竞争、镇压任何导致谋反和暴动的事情：法典标示着奴隶岛的危险。再也没有委内瑞拉人进攻的威胁，岛上的西班牙人可以忽略不计。法国的自由有色人充满仇恨，但已被制服。危险在于黑人自身，每一个奴隶岛的繁荣程度都在依靠黑人的数量来衡量。

每周日早上，民兵在太阳底下训练三个小时，他们当中有皇家的白人，忠心的有色人种。在橘林兵营，早晚都有士兵被鞭打，既有黑人士兵也有白人士兵。外面的人估计在卫队一年要挨打四次。有时候，士兵们会受到皮克顿刑罚。皮克顿恢复了这种古老的军事处罚：将士兵捆好，把手腕绑起来倒挂，升到一个滑轮上，然后被慢慢地放下来，大脚趾尖刚好落在一根钝木桩上。

特立尼达的土地很便宜，甚至可免费获得，但黑人和机械设备很贵，建立一座有七十五个黑人的庄园大概要花八千英镑。皮克顿自己没钱，他做总督的年薪在最后一个任期才从一千二百英镑涨到三千英镑。他的敌人们说，皮克顿在西班牙统治时期会追捕逃到内陆的黑人，然后把他们卖到当地或委内瑞拉来挣钱。他抓黑人和卖黑人都靠一位西班牙上校帮忙，他后来杀了上校。如果我们不认识安东尼奥·巴伦西拉，毒害曼努埃尔·瓜尔的人，就会以为那是谣言。巴伦西拉开了家雇农公司，专门追捕逃跑的黑人，他去了大陆很多次，最后去了委内瑞拉，再也没有回来。

另一项指控是皮克顿抢了一个孤儿家传的十五个黑人。虽然有可能是因为在孤儿未成年时没有缴清他们的养护费（养一个黑人每年至少要花费四十美元），所以才把黑人没收，但财产转让确实发生了。两个西班牙人犯向伦敦当局抱怨，投降时，他们的钱被抢走了。皮克顿说他们撒谎。还有人说，皮克顿扣留了遗赠给他的钱。皮克顿找了个借口，把钱拿走了。

皮克顿通过与美国货船进行非法交易在自己的庄园里储存了家畜、木材和其他藏货，包括给黑人的咸鱼。伦敦来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就像两百年前任何一位西班牙总督一样，皮克顿回信说他储存东西只是希望在岛上缺货和发生饥荒时能派得上用场。伦敦的商人抱怨，他们在特立尼达纳税过高。皮克顿承诺送一份账单过去，但没有送，他的会计“不愿意”。

对一个殖民地的总督来说，这些都是比较温和的行为。伦敦还从来没有指责或威胁过他。一个总督的合法收入是酬金。皮克顿估计特立尼达岛总督的酬金是每年一万两千美元。他说他没有拿过酬金，但那是在他申请涨工资的时候。从拍卖办公室拿的酬金是每月五百美元。征服特立尼达后，西班牙港很流行台球，每张台球桌每月要付给皮克顿十六美元。

这并不过分。酬金不是付给政府，而是付给官员。皮克顿的秘书每天的工资是半几尼，他也拿酬金，去格林纳达的护照要收一美元，委任一个特立尼达皇家殖民炮兵要收十六美元，律师执照要收四十美元。当一艘商船进入海港时，每人都会得到小费：税务员、海军军官、审计员、殖民地的秘书、检察官、海港里的师傅，甚至海洋堡垒里的官员都有一两美元。

西班牙港监狱里的狱卒是个法国人，他有一个很好的狱卒名字，叫瓦洛。只要有人要他抽黑人鞭子（这是皮克顿规定的对逃跑黑人的惩罚），或割黑人的耳朵，他就会得到酬金。为防止意外发生，瓦洛会提前拿酬金。有一次，刀刚切进黑人的耳朵，人就死了。之后主人肯定不愿意付削耳费。对于监狱里的黑人，瓦洛每天每人收两个硬币，大概一先令或二十分钱。这些钱包括看管费和伙食费：咸鱼、干马肉和面包。

一个获得自由的黑人从格林纳达到特立尼达找工作。他找到了工作，但没有得到报酬。他厌烦了，向雇主索要七十美元工钱，雇主将他送进了监狱——不用通过法律程序。瓦洛最后发现这个黑人是自由人，身无分文，没人给他付监禁费，便把他当作自己的财产代替监禁费，然后把他卖了。

职员里面比瓦洛地位低的是警察。西班牙港有六名警察。有色人种认为这种工作有失体面，所以只留给没有黑奴的自由黑人。警察只要抓到违反宵禁的黑人并把他拘留，或抓到天黑后没有拿灯走路的黑人，就会得到酬金。主人随后会赎回他的黑人。新来的黑人经常是警察的猎物，因为他们习惯于在晚上到主人房子前去吸烟，了解街上的生活。新来的黑人通常只说某种非洲语言，警察假装听不懂他的解释，把他带到监狱里。有些克里奥尔的黑人和警察串通好，在宵禁后被抓。如果警察遵守协定，那个黑人就会获得自己赎金的一部分。但他要付出代价：离开监狱后，他的主人要打他二十五鞭。

和平让士兵忧虑，让皮克顿感到一种特别的威胁。他一直担任英国的总督，作为英国权力的代表统治着一处外国殖民地。但现在，因为和平，英国移民开始过来，有些从其他岛屿来，有些从英格兰来。皮克顿把他们看成入侵者，“西印度群岛的糟粕和沉积物”或者是从利物浦和兰开斯特来的破产店主和冒险家。他不能阻止他们的到来，但能不让他们进政府大厦。据说，当英国人到政府大厦报到时，皮克顿有时会将他带到塔楼，指着绞刑架说：“看那个绞刑架，先生！如果你不规矩点，你就会被绞死。去忙你的吧，不要让我听到抱怨你的话。”

新来者对皮克顿议论纷纷。他们说，他“出生在威尔士山区的某个地方，不知道父母是谁”，“在山羊群里长大”。他的兄弟也是名士兵，曾经在好望角因为“胆小和残忍”而被撤职。他的妹妹嫁了个美国人，美国人“叫贝迪，是个小掮客，以前是个巡回玩杂耍的人或者演员”。贝迪曾经去特立尼达拜访皮克顿。那次拜访没有什么丑闻，但英国人将它编成一个带有恶意的道德故事。据说，“小贝迪”对皮克顿的生活方式和头衔感到吃惊，“在卡拉克塔克斯之前或之后的日子里，家里还从来没有人拥有过那样的日子”。贝迪觉得这与自己格格不入。皮克顿感到很羞愧。一天，他终于崩溃了，向贝迪承认，“他们住在威尔士每年只有二十磅收入的日子”比现在要好多了。

王国受到了威胁。但一开始看起来很像私人间的斗争，皮克顿的贵族们没有参与。

到访的人现在总是从北部进入帕里亚湾。他会见到哥伦布曾经见过的风景，奥里诺科河——哥伦布大陆上的那条天堂河流——将潮水推向远方。即使在龙嘴外面的水也带有泥土，呈橄榄油色，且不规则变化，但很明显，边上有白色的泡沫。到访者把远处的南美大陆看成一座低矮的完整的山脉。然后山脉裂开，龙嘴海峡出现：委内瑞拉在右边，特立尼达在左边。

海湾里仍然有乘独木舟的印第安人。他们来自委内瑞拉，那里的内陆还保留有印第安人村落。在特立尼达，最后的印第安人住在他们的保留区，终日酗酒，非常懒散。海峡两岸没有耕种的迹象，还都是哥伦布最初看到的植被。特立尼达远处多岩石的小岛上长了一层碧绿的青草，猴子吱吱唧唧地叫个不停。

黑人苦工在唱歌，顺流而下到西班牙港的到访者经过深水海港（那位西班牙海军上将在那里烧了自己的船）、浅水海湾和沼泽地。靠近西班牙港时，出现很多私人的木制码头。最大的码头是用石头砌的，带有老式的西班牙炮台。城镇呈小矩形布局，到处是绿地。城镇建在沼泽地之间，北边被山包围，非常闷热又对健康不利。到访者认为，那些乏味的小木屋“很适合在里面烤活人”。

监狱里的高温是其中一大惩罚，里面有专门的隔间叫热黑牢[1]。在黑的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温度从来没有低于一百华氏度的时候。锁着镣铐的囚犯躺在地上，很快就会消瘦下去，变得精神失常。这些房间在功能上与监狱的阁楼不一样。阁楼是“通透”的房间，留给有素质的白人犯人，他们可以比下面的人付更多钱。阁楼最近也被装成了拷问室，里面有烙铁、镣铐、滑轮和其他装置。这意味着狱卒让－巴蒂斯特·瓦洛的工作更多了。他买了一个黑人来帮他，黑人名字叫波多黎各，瓦洛叫他“卜提科”。

监狱里总是关满了犯人。警察们很贪婪，那些没有受到保护的（黑人或白人），没有遵守宵禁的黑人，或者喝醉的英国水手，都不得不小心行走。瓦洛的监狱、军事营地，以及皮克顿的房子是西班牙港三幢最重要的建筑。到访者听说的唱歌的黑人苦工和工头，都住在这个监狱里，他们是城市的财产。

西班牙港仍然有许多西班牙人，大部分是混血儿。他们让城镇保持着委内瑞拉风格，与法国人的种植园显然不同。西班牙人里有商人、水手，还有技艺娴熟的工匠，但他们没有新来的英国人富裕，受的教育也没有他们多。政府大厦附近的酒馆是西班牙人开的。西班牙人开的商店里卖盐、烟，以及劳工的日常必需品。英国人开的商店会卖更好一点的商品，如衣服和葡萄酒。西班牙人中很少有人能阅读图书。只有街道的名字和一些政府公文用西班牙语。印刷较好的四版周报《新闻报》用法语和英语出版。从欧洲过来的长篇新闻通常报道的是两个月前发生的事情。广告主要和种植园有关：出售黑人、手推车和其他装备，对逃跑黑人的描绘。那些黑人通常是残废的，只有一只眼睛，或者“有很多挨打的痕迹”。

《新闻报》于每周六发行。周日早上会进行白人和有色人种民兵的操练。有钱人可以想到办法避免参加这种操练，但英国商店里年轻的签约店员总是要出席的。那些店员每年挣一百到二百美元，还得自己买民兵套装。阅兵结束后，店员回到他们的商店，安息日也不歇业。

与黑人不一样的是，签约店员没有假日。与黑人相同的是，他们死时也很年轻。每一百个到特立尼达来的英国穷人，一年之内会死二十到三十人。黑人很容易死去，因为过度劳累、劣质食物和特殊的黑人病（比如说因食土癖而导致的胃疼[2]）。一位到特立尼达的苏格兰小册子作家[3]说，他已注意到这种病，它是绝望的产物，把自己卖到美国为奴的苏格兰高地居民中有人得过这种病。但在特立尼达，那些年轻的可怜白人死亡，则是因为他们的恶习。

西班牙港的恶习是台球、酒和性。据说，从那时候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烈酒”是“英国下等人的毒药”。半美元或两先令一加仑的朗姆酒，很快就会让移民参加“不愿意出海的水手的宴会，然后被奴隶轻视，最后在黑人的小屋断了气”。英国商人喝他们在英国常喝的红葡萄酒、马德拉白葡萄酒、波尔图葡萄酒，就像他们经常穿着“由绒面呢料制成的长大衣”坐下来吃饭一样。几年前他们才承认，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轻便衣服更适合当地的气候；在热带地区，马德拉白葡萄酒和波尔图葡萄酒不适合下午喝。但他们的偏见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如果英国商人接受了朗姆酒，他们就不是英国人和中产阶级，而成了西印度人，在文化上是中立的，在一个简单到没有阶级的社会，他们也没有了阶级。

然后便是性。欧洲人一到那里就开始找情人，“不是黑人，就是黄种人，或者青灰色皮肤的”。如果他喜欢一个黑人妇女，会和她的主人谈价格。如果他遇到一个自由的有色妇女，会和她的母亲谈价格。自由的黑白混血女人一般会做中间人。一个叫佩里夫人的黑白混血女人，在西班牙港开了最好的妓院，妓院的名字叫“英国人的咖啡屋”。公布这则消息的苏格兰小册子作家说，西班牙港的所有小旅店都是妓院。唯一一家真正的客栈是“由一个值得尊敬的叫麦凯的小苏格兰高地人开的；因为在他店里没有那么多放荡的女人，没人鼓励他这样做，这就是西印度堕落的程度”。

西班牙港黑白混血女人的美貌众所周知。一位英国旅行者在二十五年后解释了原因。“比起我们英国人的血来，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血好像能更好地与黑人的血混合。我们吃了太多的牛肉，喝了太多黑啤，不能与黑人血管里热带的淋巴彻底融合。因此，我们的黑白混血女人更多像是脏兮兮的白种女人，而不是那种由法国人或西班牙人混血而成的高贵富裕的东方女子。我想，从步态、姿态、体型和气质来考虑的话，可以在周日的西班牙港看到世界上最好的女人。”

皮克顿有一段时间在政府大厦公然与一位叫罗塞特·史密斯夫人的自由黑白混血女人住在一起，他在特立尼达的法国朋友很少提起这件事，后来他在伦敦的控告人也同样如此。对那个到特立尼达访问的苏格兰小册子作家来说，她是政府大厦里粗暴可怕的女人。皮克顿把卫队的燃料契约给了她。苏格兰小册子作家说，那是蜜月礼物：“接受这份薄礼，亲爱的，它的利润能让你买些小饰品。”

有位史密斯先生，人们只知道他欠了他妻子一些钱。这一事实让罗塞特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女冒险家。流传下来的关于她的事情大多是谣言。没人谈论她的长相，她肯定长得漂亮。据说她与皮克顿共享追捕黑人得来的利润。为了一份酬金，她会将男人们送往监狱，为了另一份酬金，她也会将他们放出来。她从店里买东西不付钱，尤其是英国的玩具。她一周举办两次纸牌游戏[4]，在皮克顿的支持下，她要求西班牙港所有英国上流社会的人都参加。

在英国人看来，当罗塞特提出要买格里菲斯夫人的房子时，推翻她的机会就来了。格里菲斯夫人是西班牙港的老居民，和她“两个温柔的女儿”住在一起，十四年前卷入了沃恩上校和“警钟”号之间的斗争。合同已拟好。罗塞特要付三百“乔司”买格里菲斯夫人的房子，大概合一百二十英镑。她把一个黑人女孩和二十五乔司给了她，作为部分付款。她还有黑人，但她不想和他们分开，她说一得到史密斯先生的欠款就付清剩下的钱。格里菲斯夫人签了某种表示同意的协议。

后来格里菲斯夫人说她什么也没签，她不知道她签了什么，罗塞特骗了她。她拒绝离开房子。罗塞特向市政会的首席法官申诉。首席法官是爱尔兰人，他以前与罗塞特有过节，那时她像皇室成员一样，因为一个爱尔兰渔夫没有将他抓到的海龟献给她而想将他绞死。现在首席法官说他无能为力。根据传言，罗塞特在政府大厦对皮克顿大发脾气。

“如果你不让我住进格里菲斯小姐的房子，就别上我的床。”

皮克顿传来首席法官，说他是卑鄙的人，然后将他解雇。他随后下令一队黑人士兵将那座房子包围，不让任何东西或者任何人进去。士兵们侮辱格里菲斯夫人和她的几个女儿，整晚大吵大闹。当格里菲斯夫人表示抗议时，他们说整个团的人明天都会过来。罗塞特站在外面，告诉士兵，如果他们让任何人进去，她就会扒了他们的皮。水没了，蜡烛也没了。一个和格里菲斯夫人女儿订了婚的军队外科医生想偷偷带一罐热水进去，结果被抓个正着。格里菲斯夫人的一位黑白混血儿邻居想给她送些橘子，罗塞特到她那里，告诉她最好小心点。五天后，格里菲斯夫人将房子交给了罗塞特。

因此，有关皮克顿的事在英国人中传开。传说追溯到皮克顿刚到特立尼达岛的日子，一个因强奸而没有经过审讯就被绞死的士兵加拉格尔的故事被大家说了一遍又一遍。据说，皮克顿和加拉格尔在妓院因为一个妓女而吵起来。一个嫖资为一“葡萄牙币”的白黑混血女人，知道皮克顿和加拉格尔之间争吵的往事。为了取悦皮克顿，她后来控诉说她曾经被加拉格尔强奸，还被抢走一块手帕。“他再也不会偷你的手帕了。”[5]皮克顿说。他逮捕了加拉格尔，问他：“你看到过日出吗？”加拉格尔说“看到过”。“你看不到日落了。”加拉格尔被绞死了。

这就是有关英国人暴行的传言：一个寡妇被黑人士兵侮辱，一个士兵被不公正地绞死，但这些事情都和政府大厦划清了界线。瓦洛监狱里的黑人，死于胃痛有食土癖的黑人，好像都是在别处发生的事。

英国的移民源源不断地过来。一个法国的到访者认为，移民中的商人去西班牙港就像是去另一个新的黄金国一样，成了“有趣的、有时是滑稽的景观”。他们穿着全套英国服装上岸，但又准备进行热带冒险，肩上都扛着来复枪。跟在后面的是他们的黑人，拿着样品箱、帐篷、油布棚屋。他们不顾当地的生活习惯，自给自足，保留了在英国生活的全套家什。他们之间曾严肃秘密地讨论过与他们痛恨的和从来没有了解过的外国人做生意是否有前景。很多人都破产了。英国商人不知道西班牙法律保护的是债务人，都在早期竞相借钱给一开始就不打算还钱的法国人和西班牙人。

英国人有些荒诞，因为他们是新到的外来者，而且很排外。那位法国到访者认为，他们“因为不擅社交而退化到半开化的亚洲人水平”。英国人的荒诞也表现在比周围的人更喜欢冒险，更有天赋。委内瑞拉人有他们的“可可和烟草侯爵”，法国人有他们一百二十八种不同肤色的贵族统治，英国人是有具体天赋的“新人”。他们在特立尼达的甘蔗种植园里用蒸汽机，谈到要开运河将内陆打通。《新闻报》的英国编辑是一位教育程度很高、很有文采的优秀印刷工，他的报纸对西班牙港来说简直是太好了。

英国人还不是殖民地的人，仍属于英国的一部分。他们的欲望更复杂，殖民地能让他们得到某种释放。英国商人喜欢决斗：“决斗的人越谦逊，对手就越残暴。”在特立尼达的英国人与皮克顿成了对手，这很快就不是传言，而成为英国政治斗争的延续。英国的移民要求获得权利。他们谈到要写信给伦敦的报纸和伦敦的律师，想在特立尼达实施英国宪法。他们计划写请愿书，召开公共集会。

实行英国宪法意味的不只是宪法本身，更意味着特立尼达将由英国人统治。它不仅剥夺了自由有色人种的公民权，还剥夺了皮克顿的法国贵族种植园主的公民权。英国人一点也不荒诞。他们与皮克顿斗争不是为了个人私事。王国受到了威胁，英国人只是其中之一。

奴隶社会也有自己的滑稽之处。黑人女厨师烧焦了星期天的蔬菜面糊。她的法国女主人下令进行一次严格的鞭打—四柱皮克顿刑罚，是法国人喜欢用的“四柱”鞭打法。女厨师的衣服被剥掉，手脚伸平，脸朝下面对地面，手腕和脚踝被系在四根柱子上。女主人站在一边吸烟。每打一鞭子女孩就大喊：“哎哟，哎哟，夫人！我的背！”“很好，我的姑娘。”她的主人回答，“你为什么烧焦我的蔬菜面糊？”[6]

有一次，瓦洛将自己认领回来代替酬金的自由黑人的背打到脱皮。后来，一个很同情他的狱友和一个有财产的黑白混血儿和这个正在流血的黑人说话。黑人说：“古伯纳是个魔鬼，狱卒是他的兄弟。监狱是地狱。当狱卒说绞死他，古伯纳就说拿绳子来。”黑白混血儿用黑白混血儿有产者常用的小心翼翼的语言汇报，“这样的修饰让我那些可笑的同事们很兴奋”。他给了那人一美元。

甚至是夺走很多黑人性命的食土癖和胃痛也成了污秽的讽刺诗主题。但对法国的种植园主来说，黑人的自杀从来都不是好笑的事。对于黑人的自杀以及中毒死亡，法国的种植园主有种宗教上的恐惧感。自杀、投毒、巫术，疯狂的黑人团体，无用的监工的鞭子和链条，没有被怀疑的秘密话语：唉，真遗憾。[7]可能是这样，火焰与复仇的夜晚，都是庄园主非常恐惧的事情。自己的黑人中一旦有沉静的迹象，法国种植园主便表现得像被自己害怕的魔法附身的人。

一七九四年，在西班牙港北部的科布伦茨庄园，一百个黑人中毒而死，庄园因此被遗弃。一八〇一年十月，蒙塔朗贝尔男爵买下了这个庄园的一半，让一百四十个经验丰富的黑人在庄园里干活。但是在蒙塔朗贝尔男爵买下庄园的第一个月里，他的黑人就死了一百二十个，第一批六十个，第二批四十个，第三批二十个。与此同时，在西班牙港西部一个叫迭戈马丁的地方，圣蒂莱尔·贝格拉特的庄园里也有越来越多的黑人中毒。这看起来像是一场阴谋，是黑人对权威的挑战。蒙塔朗贝尔是新来的，但贝格拉特是皮克顿最亲密的朋友，是当年的最高行政官。

贝格拉特是马提尼克人，是最早移民到特立尼达来的法国人。他是皮克顿在西班牙刚投降时就威胁说要绞死他们的种植园主，因为他是个麻烦的共和党人。贝格拉特当时的共和主义理想只是希望不受政府的干涉，但这种想法早就消失了。他受过教育，明白事理，思路清晰，有种不动声色的幽默感。他与皮克顿截然相反，但两个人慢慢开始配合得很好。贝格拉特是岛上最擅长管理黑人的人。他为皮克顿建立了一个奴隶殖民地。所有有关黑人的问题，皮克顿都听他的意见。

贝格拉特证明了自己管理黑人的能力。他将黑人召集起来，当着他们的面解剖一个死了的黑人，然后和医生一起寻找毒药的痕迹。这件严肃的事情触动到了投毒者。投毒者是种植园医院里的一名护士，叫提斯柏。她还没有受到指控就到隔壁的种植园主那里请求帮助。他把她送了回来。贝格拉特还叫来其他几个种植园主一起调查提斯柏。她撒谎，说话前后矛盾。“为了利用她一开始的焦虑，不给她思考的时间，”贝格拉特后来写道，“我下令将她的手绑起来吊着，离地面五六英尺。大约两秒钟，她立刻承认了犯罪行为，还说出了所有的帮凶。”

皮克顿赞成即刻审讯被指控的黑人。贝格拉特认为应该先立案。就像他后来所说，在这种事情上，他想办得“巧妙”些。他建议应该把这些黑人送往监狱，单独关押五六天，然后再审问。皮克顿表示同意。贝格拉特和蒙塔朗贝尔庄园里所有被怀疑的黑人，以及其他被认为有牵连的，都被带到了监狱里，总共有二十人。有些被瓦洛用烙铁烫，有些被他用链子锁住，有些被他关在热黑牢里，还有些人的腿被他用榫眼接到木桩上。

几天以后，一个从马提尼克岛来的法国人审问黑人，这个法国人在马提尼克岛审理过很多投毒案件。他建议黑人应该接受审判。皮克顿指定了七个种植园主担任法官，贝格拉特是其中之一，他们坐在监狱的一间房里。审讯耗费很多时间，但他们没要钱，贝格拉特说这是他们慷慨的例证。后来，伦敦法庭上有人指出当时有三四个黑人受到严酷的拷打。但贝格拉特予以否认，拷打只有一次，是针对医院里的婊子提斯柏。

投毒案委员会在一八〇一年十一月正式成立。十二月上旬，一些爱争吵的英国移民在酒馆里聚集讨论为英国宪法请愿的事情，很快就吵了起来。结果证明准备请愿的是伦敦派激进分子，一个狂热的人甚至吹牛说他和通讯协会有联系。大部分签约职员都在请愿书上签了名。那些更具威望的移民没有签，他们与英国还很亲近，比起皮克顿，他们更害怕伦敦的激进主义者。年长的英国酒馆老板说，“在他调酒时，他听到一些非常激烈的争吵声”。

一位商人说，他觉得整件事情“只是一场为了满足险恶目的的阴谋”。一位民兵团长离开，因为他不想“和下层人混在一起”。还有一人改变了主意，因为他通过会议认识到，没有多少能让英国宪法起作用的“有经验和有知识的人”。到最后，只有六七个人留了下来，决定再试一次。他们说两星期内会举行一次公共聚餐。与此同时，请愿书会留在海厄姆的店里供大家签名。

然而，皮克顿出乎意料地强硬起来。他禁止聚餐，声明如果聚餐，会动用武力予以驱逐。他下令调查那些在请愿书上签了名的人。首席法官和书记员一整天都在写证词。有一两个签约职员态度很坚定。上了年纪的酒馆主人说，他并不是太在意这件事情，签名只是为了获得额外的生意。但这种表面上的法律形式——一个不可靠的爱尔兰法官提问，一个出生在西班牙的书记员用西班牙语记录（每一次宣誓作证他都能得到一份酬金，并且记录和纸张额外收费）——让岛上不为人所知的“西班牙”法律的恐怖变得真实：审问，拷问，树桩。这些足以让很多人失望。温特弗拉德先生向更直接的压力屈服。他是海关审计员，从一艘商船上收取的酬金高达二十美元。皮克顿说，如果他发现温特弗拉德先生的名字在请愿书上，会毁掉他。温特弗拉德先生有四个无父无母的侄子需要照顾。他跑到海厄姆的商店，要求把自己名字擦掉。海厄姆照办了，温特弗拉德先生“眼里含着泪水感谢他”。

关于事件的带头人，没有挖出什么东西，但也足够了。有人在另一个岛上“被人从背上把长袍扯下来”。被当众虐待是丢人的事情，只有靠逃离来挽回声誉。这个英国激进分子逃到特立尼达岛，因为“做了不诚实的事”被一个法国贵族当众杖责，更确认并加重了他的耻辱。一个科西嘉人看到了这一切。

至于从通讯协会来的桑德森博士，他在酒馆聚会时差点和一个有声望的商人打起来。另一个英国人说他“没用”。但唯一一个说桑德森坏话的是狱卒瓦洛，因为这一点，他让很多人大吃一惊。他拿酬金，干自己的活，用或简单或复杂的方式鞭打黑人，割掉他们的耳朵，用烧红的烙铁在犯人脸颊上烙印子，将仓库装满，检查黑牢。这一职位具有迷惑性，但他干起来并不痛苦。他会说（他后来是这么说的），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使用酷刑。但瓦洛凡事都有自己的判断。

瓦洛不喜欢桑德森。桑德森可能是个激进分子，但“宣誓作证的人认为桑德森博士是非常没有人性的人，是糟糕的主人”。桑德森没有多少庄园，却鞭打自己为数不多的黑人中的一个，打在黑人的脸上，瓦洛不喜欢这样。还有控诉桑德森的黑人婊子，她控诉桑德森虐待她，控诉得到了证实。她被充公并住在监狱里，病得很厉害。瓦洛有时会买一个很虚弱的黑人放在监狱里做投机买卖，但这个女孩病得太厉害了。瓦洛请求桑德森把她赎回去。桑德森说她现在是政府财产，不关他的事。女孩两三天后就死了。

激进主义者拥有奴隶。理智上的困惑在等待从英国来的激进分子。皮克顿对那些“假装仁慈”的人尤为愤怒。他说，那些人“经常把仁慈挂在嘴边，却从来不操心”。

激进主义者没有得到人们的信赖，请愿失败。但它毕竟是英国人的事件。一个科西嘉种植园主听说海厄姆的店里有一份重要文件等待签名，便跑去签名。海厄姆对他说，不允许外国人签名，“听到这个回答，那位宣誓作证的人走了出去”。不久后，请愿不得不秘密进行。海厄姆在监狱里待了一天一夜，他和他的一位朋友被解除了民兵里的职务。没有聚餐。

这段时间，投毒案调查委员会的七个种植园主经常坐在监狱里开会。黑人被他们从牢房带出来，接受审讯，然后又被送回各自的拘禁室。他们靠水和车前草维持生命。

种植园主们会定期向皮克顿汇报。他们对他提起了一个叫奥比诺的黑人。根据经验，他们认为这个黑人特别危险。奥比诺是个巫师兼术士。他用一根有毒的鞭子在Μ.拉德维扎的庄园里害死了很多黑人。他们彻底调查他，但认为他还没有交代全部事实，应该受到拷问。皮克顿传话给瓦洛。在阁楼接受拷问后，奥比诺被带下来，绑到柱子上，双腿被放进铁足枷。

热黑牢里还有一个危险的黑人，是一个叫拉福蒂纳的男巫。他令黑人生病，“与恶棍有危险的联系”。他曾经想自杀以逃脱逮捕，这是对他另一项严重的控诉。在黑牢里，他变得既愚蠢又虚弱，再也站不起来，反复被审问，不得不由两个监狱里的黑人把他拖出来，一直扶着他去见法官。

贝格拉特匆忙拷问了种植园里的医院护士提斯柏，然后说她已供认不讳，但这种招供不具备法律效力。她被带到阁楼里接受拷问。瓦洛的助手波多黎各干了用力拉绳子的重活。她又一次招供。但虽然被打得皮开肉绽，全身浮肿，她仍然不愿指控自己的丈夫。法国种植园主担心的就是这种坚强，这种坚强暗示着在黑人中间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起了作用。

监狱是个恐怖的地方，否则就不是监狱了。调查委员会的种植园主们走进监狱，面对拷问、招供和正在腐烂的尸体。这些就像会将他们压垮的非洲的黑暗：火药变成昆虫肆掠种植园，符咒战胜手杖，钱成了粪，黑人抽搐而死，世界在血光中终结。

皮克顿再也不能退缩。他可能会说他还是名士兵，革命失败不是自己的错，他的抱负在别处。但特立尼达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与监狱里的种植园主一样，他不能冒险。十二月二十三日，当投毒案调查委员会正在调查时，一名乡下警察将一个黑人当作逃跑的奴隶带了进来。两位共有这个黑人的英国移民匆匆忙忙赶到西班牙港去为他求情。他没有逃跑，只是在生气，“在庄园里藏了起来”，他不像逃跑的奴隶那样经常跑进林子里。但皮克顿已经下令给瓦洛。瓦洛的刀切进黑人的耳朵，血花四溅，黑人倒地而死。

监狱外的城市看起来很平静。每天傍晚，当太阳下山的枪声从海边的堡垒传来时，皮克顿便出去散步。在政府大厦附近讲西班牙语的区域，黑人、黑白混血儿和西班牙人都出来在屋前的台阶上聊天，在格林市场附近的黑人货摊或是在西班牙人的酒铺里喝酒。政府大厦附近的酒铺兼杂货店，是一个叫罗德里格兹的西班牙人开的。十二月七日太阳下山时，这里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情。

路易莎·卡尔德隆走进这家店铺。她什么也没买，只是在里面闲逛了一会儿，和罗德里格兹的妻子聊了聊。路易莎年约十四，有两个姐姐，母亲是一个已获解放的委内瑞拉黑白混血女人。路易莎在一个叫鲁伊斯的黑白混血儿商人那里做了两年半的女主人和女管家（根据她母亲的说法，她是要和他结婚的）。对路易莎来说，那将会是一桩很好的婚事。鲁伊斯白手起家，开始在一个西班牙人开的商店里做店员，后来有了自己的事业。他赢得了皮克顿的喜爱，给卫队提供鲜肉，从大陆买进牛和骡子。他的店铺在政府大厦的正对面，里面出售盐和烟。他很成功，至少西班牙的黑白混血儿是这么认为的。他拥有三个黑人（虽然他们的质量不算上乘），两座房子，还有手推车和骡子。

每天傍晚，路易莎都会离开鲁伊斯的店铺兼住所，然后回母亲家。她一般不会去罗德里格兹的酒铺里闲逛。她要罗德里格兹的妻子出来到桥那边走走。罗德里格兹的妻子说她不能去，路易莎便待在那里。然后，卡洛斯·冈萨雷斯走进来。罗德里格兹要他在店里坐一会儿，卡洛斯说他太忙了。卡洛斯是出生在委内瑞拉的黑白混血儿，三十六岁，现在和妻子住在西班牙港。他是个商人，很富有。罗德里格兹问卡洛斯停在海港的新纵帆船怎么样，卡洛斯说很好。

路易莎离开商店，卡洛斯也随之离开。他在角落里的鲁伊斯店铺前赶上了她，他们说了几句。然后，她走进了店里。他沿着街道走了一段，心不在焉地和一群在门阶处的人打招呼，然后往回走。鲁伊斯店铺靠海的一侧有一条狭窄的通道，正对街道。卡洛斯走进通道，“站在那里假装撒尿”。一个黑人男人和一个黑人女人从街上走过。女人朝他大喊：“那里是大家经常洗厨房用具的地方！”卡洛斯继续沿着通道走，“时不时假装正在撒尿”，直到走到侧门处。路易莎打开了侧门。

卡洛斯有可能进去了，也有可能没进去。他后来说没进去，因为路易莎说鲁伊斯就要来了。卡洛斯离开时没有走直路，而是经过海滨的仓库，回到家里。接着他就听说——黑人们在四处散播消息——鲁伊斯丢了两千美元。

卡洛斯发现鲁伊斯的店铺里挤满了人。皮克顿也在那里，他傍晚散步回来时接到了鲁伊斯的投诉。隔壁一个卧病在床的人说他听到侧门被打开，有类似劈开箱子的声音。皮克顿离开了。无疑地，卡洛斯很高兴地与鲁伊斯谈论那些与己无关的话题，他问鲁伊斯有没有检查他的黑人。鲁伊斯说检查了，但已经向皮克顿指控了路易莎和另一个人，一个男人。时间一到就会有证据：侧墙的木板会被拆掉。鲁伊斯的黑人说他只看到被撬开的箱子。但他是个黑人，是个出了名的小偷——鲁伊斯因此很便宜地买下了他——没人在乎他的证词。

路易莎·卡尔德隆当天晚上被带到皮克顿的住处。他在楼下的大厅里审问了她。罗塞特在那里，但什么也没说。皮克顿说，如果路易莎不承认，就叫那个刽子手鲁多维戈（一个会说英语的黑人，叫威廉·佩恩）“把手放在她身上”。鲁多维戈会将钱从她身上“抽”出来。路易莎没什么好说的。她和她母亲——她母亲站在街道的外边听审讯——由四名士兵押送到监狱，住在女囚区，当晚没有戴镣铐。

鲁伊斯虽然丢了两千美元，却在第二天买了满满两船的骡子和牛。皮克顿忙于英国移民和他们请愿的事情，没有注意到。而负责路易莎·卡尔德隆案子的首席法官贝格拉特，也正忙于投毒案的事情。贝格拉特在监狱里进进出出，只是命令瓦洛“用两把锁”锁住路易莎，将她母亲带往楼上的牢房。

那段时间对瓦洛来说是最忙碌的时候。三天后，他把店主海厄姆带进监狱。后来鲁伊斯——他没有说明自己的身份——过来问他，有没有可能给路易莎提供比平时监狱里更好的食物。有可能。瓦洛的妻子罗斯让路易莎与他们吃一样的食物。狱卒遵循这样的原则：一边是法律规定的惩罚，另一边是人们愿意付出金钱而得到的偏爱。

路易莎和她的母亲在监狱里被关了一个多星期，就在此时，一个西班牙人突然通过印第安人布道团来到西班牙港。他拜访了鲁伊斯，与这黑白混血儿居然是“老乡”。他们谈论盗窃的事情，邻居们也加入进来。一个女人说失窃当晚在过道里见过卡洛斯·冈萨雷斯。后来，这位西班牙人穿得更正式一些，礼节性地拜访了皮克顿。

“他们偷了佩德罗先生的东西。”皮克顿说。

“他们是这么说的。”那个西班牙人说。

“你说‘他们是这么说的’是什么意思？你是有恶意还是有疑心？”

西班牙人被吓到了。“先生，我刚听到一段对话。”然后他对皮克顿说了从鲁伊斯的邻居那里听到的话。

第二天早上，卡洛斯·冈萨雷斯的家被搜查。当天晚些时候，卡洛斯被逮捕。后来，刚好在圣诞节前几天，贝格拉特接手了这件案子。

贝格拉特作为首席法官的任期在当月底结束，他已没有多少时间。十二月二十二日，他调查了大多数目击者。很多人在失窃的那天傍晚见过卡洛斯和路易莎。那个出生于西班牙的书记员把他们说的话都记了下来。案子看来很简单，路易莎招供就可以了。但路易莎在监狱里接受审讯时，什么也没说。贝格拉特认为，稍微拷问一下，进行“轻微的折磨”，就像对那个男巫所做的一样，可能会起作用，但需要皮克顿的许可。他现在的身份是首席法官，不是投毒案委员会的成员。

第二天早上，他写了一张刑罚申请单：“对路易莎·卡尔德隆用刑。”他和书记员将刑罚申请单带到政府大厦。皮克顿看了看，然后签了名：托马斯·皮克顿。

真是该死。根本就没有发生盗窃，卡洛斯·冈萨雷斯和路易莎·卡尔德隆是被充满忌妒的鲁伊斯陷害的，这点毫无疑问。但后院里这个黑白混血儿的阴谋很快就被接下来的围绕签名和拷问的丑闻所淹没了。

贝格拉特和书记员当天还审问了三个证人。贝格拉特傍晚走到监狱，审问了鲁伊斯的搭档。按照皮克顿的命令，他也被关了起来。太阳下山的枪声响起时，贝格拉特准备去审问路易莎。她被关在阁楼里。贝格拉特、书记员、瓦洛、波多黎各，还有两个警察一起走了上去。房间低矮，宽度同监狱一样，屋顶两端向下倾斜。路易莎坐在一端的地板上，双脚套着铁环。铁环在一根铁杆的两侧，铁杆被固定在一根木柱子上。即便这些铁器不碍事，路易莎也不能站直身体，屋顶倾斜得太低了。

拷问工具很简单：系有长绳的滑轮被固定在天花板上，绳子的一端打了一个结；滑轮正下方的地板上放了一根六英尺高的尖木桩，木桩的顶部是平的，圆形，直径半英寸。

一个警察以前是奴隶苦工，他小声告诉路易莎，让她说是卡洛斯拿了钱。路易莎见过两个年轻的黑人妇女在房间里被拷问的情形，但她什么也没说。

大概七点，贝格拉特拿出表，把它放在桌子上：他知道西班牙的法律不允许每次拷问超过一小时。他下令开始。

瓦洛将路易莎的铁环解开。两个警察扶着她站起来，举起她的左手，将手腕放进滑轮绳子一端的绳套里。瓦洛和波多黎各抓住滑轮绳子的一端，将绳套拉紧。然后，两个扶着路易莎的警察将她的左腿弯曲，单独用一根绳子和她的右手绑在一起。瓦洛和波多黎各继续拉绳子，直到他们将路易莎捆绑起来的身体拉离地面。瓦洛和波多黎各的拉力会落在路易莎的手腕、肩部、胸腔和腰部。

他们将路易莎拉起，然后又放低，直到她右脚大脚趾球部位落到半英寸宽的木桩上支撑起她的整个重量。“在这种姿势下，”贝格拉特写道，“路易莎大喊‘啊、啊’，重复了好几次，呼喊着上帝和圣母。”瓦洛和波多黎各紧紧地拉着绳子，拉了大概二十分钟。路易莎没有招供。贝格拉特命令瓦洛和波多黎各再拉绳子，直到只有路易莎的大脚趾碰到木桩。“她保持这种姿势，像先前那样大叫。”又过了二十分钟。瓦洛和波多黎各继续拉绳子，直到单独靠拉路易莎的手腕把她吊起来。十分钟后，她乞求把她放下，她坦白。

路易莎的母亲在阁楼下的牢房。她都听到了。

瓦洛和波多黎各放松绳子，路易莎被松开带到楼下瓦洛的房间。她靠在桌旁，表情很痛苦。贝格拉特“亲手”给了她一些酒和水，她慢慢恢复过来。一个警察将卡洛斯·冈萨雷斯从他的牢房里带来，路易莎说他偷了钱。他吓得目瞪口呆。然后，瓦洛将路易莎带回阁楼，将她放进向下倾斜的屋顶一端的铁环里。

瓦洛不确定路易莎的名字是什么，他说话带鼻音，路易莎的名字省略后就成了路易丝·卡登。他不知道她为什么遭到拷打。他看到她很痛苦，但不知道对她的拷问是不是有些严重。别人付钱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拷打路易莎，酬金是六十里尔，大概三十三先令，或者六点五美元，这正如他应鲁伊斯的要求，让路易莎与他们吃一样的食物。“她甚至在早上还有咖啡。”他后来说。但瓦洛欣赏路易莎的精神：“她那么坚决，我很吃惊。”

对瓦洛来说，时间过得很快。他以为拷问只持续了十五到十八分钟。但根据贝格拉特的手表记录，拷问持续了近五十三分钟。这种拷问源自十八世纪军队里的惩罚，施刑从来不超过十五分钟。这种惩罚会让很多人受跛足和疝气之苦，军队中已经停用很多年了。

第二天一大早，贝格拉特让其中一个警察把书记员带到监狱。路易莎·卡尔德隆要重新受审。当时是圣诞节前夜，贝格拉特想在节日前，在他做首席法官的任期结束前处理好这件事情。书记员拿着墨水壶和纸张过来。两个警察在那里，瓦洛和波多黎各也在那里。十一点前，他们六个人走上阁楼。瓦洛在当天早上没时间给路易莎吃的喝的，但即便当时想到也太迟了。贝格拉特问偷来的钱在哪里，路易莎说不知道。贝格拉特拿出表放在桌上。

瓦洛取下路易莎的镣铐，两个警察将她绑起来。这一次，她的右手被放进绳套里。波多黎各用力拉绳子，她的右脚落在木桩上。“以这个姿势，”拷问开始时书记员就详细记录着，“这个路易莎喊了几次圣母。”她什么也没承认。放下她后，他们又用另一种方式把她捆起来，吊着她前一天晚上被磨破的左手腕重新升上去。

她最后喝的东西是酒。现在她要求“一点点醋”。“我想她受苦了，”书记员后来说，“因为我看见她哭。”她昏过去两次，第二次昏过去时，他们以为她不会醒了。一个警察用手臂抱着她。贝格拉特派瓦洛下去拿点醋。瓦洛总是在监狱里放一些醋，每次打过黑人后在他们的伤口上擦一点。瓦洛三分钟后回来，朝手心里倒了点醋，然后放到路易莎的鼻子底下。她还被吊着，波多黎各一个人拉着绳子。当她苏醒后，发现自己被松开了。

对瓦洛来说时间又过得很快。他以为拷问只持续了五分钟，贝格拉特的计时是二十二分钟。但正如瓦洛后来所说，他没办法计时：“我在忙着别的事情。”路易莎一“恢复”过来——贝格拉特认为她晕过去是“假装的”——瓦洛又将她铐起来。将近正午时，六个男人离开阁楼。审问在圣诞节暂停。那一年的圣诞节正好在周五。

鲁伊斯的合伙人虽然不再受到怀疑，但周六圣诞节时他仍然被遗忘在监狱里。他请求释放，然后便得到了释放。在同一天，路易莎和卡洛斯得以短暂地离开监狱。他们跟着贝格拉特、书记员、两个警察，以及一群士兵，他们一起走了三个街区，大概一千五百步，走到鲁伊斯的房子前，路易莎“一直在吸烟”。所有的证人都被召集起来。鲁伊斯的房子也被搜查，路易莎母亲的房子也被搜查，卡洛斯·冈萨雷斯的房子被搜了两次。没有找到钱，卡洛斯和路易莎被带回监狱，上了脚镣。

星期二，二十九日，贝格拉特非常忙碌。那一天，他的投毒案委员会通过了第一轮判决，当天执行。

叫布基的黑人被控告犯有施巫术、占卜和投毒罪。他被单独关了几个月，现在被带出监狱，由士兵押送到教堂。在宗教的事情上，新来的黑人被认为是稚子[8]——小于六岁的孩子，可以不经过教诲就接受洗礼。西班牙港的副牧师给布基施了浸礼。士兵们给他戴上手铐，将他带到绞刑架处。绞刑执行十五分钟后，黑人刽子手将布基的身体取下，砍下他的脑袋。没有脑袋的尸体被绑在一根树桩上。脑袋被拿走钉在通往圣约瑟夫城的山路的一根柱子上。

与此同时，监狱里一个叫皮埃尔·弗朗索瓦的黑人被命令跪下接受判决，然后被带往教堂。他已经是基督教徒，没有受到施洗。念过祷告文之后，他被“上了重重的镣铐”。士兵们把他带到绑有布基的尸身的树桩处。很多黑人都在观看，瓦洛监狱里的一些黑人正拿着柴把等着。皮埃尔·弗朗索瓦被锁在绑有尸身的木桩上。有人给他穿上一件撒满硫黄的衬衫。监狱里的黑人垒起柴把，刽子手点火。

当时大概下午三点，是他们吃饭的时间。站在一边观看的黑人没有逗留。他们跑到街上，一直大叫。硫黄的味道加上两具燃烧的尸体，让很多人从家里跑了出来，有些白人害怕这是大屠杀。这种惩罚仪式由贝格拉特和法国种植园主发明。他们后来说在马提尼克岛经常这样做。

当天通过了第三轮判决，流放黑白混血儿伦纳德。

一八〇二年新年之际，贝格拉特将首席法官的职位移交给一位西班牙种植园主。他随后即刻查封了卡洛斯·冈萨雷斯的财产：家具、银器、亚麻制品、油脂、一些牛、两个黑人和那艘纵帆船。之后他便不紧不慢地在周末处理这件案子。他放了路易莎的母亲，路易莎还是戴着镣铐待在阁楼里，卡洛斯也依旧被铐起来。他们现在在监狱里只是囚犯，戏剧性的事件已不出现在他们的案子里，而是伴随着贝格拉特。他还是监狱里的常客。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五，贝格拉特和他的投毒案委员会发布了对五个黑人的第二轮判决。

其中四个黑人归贝格拉特判。鲁伊森被判定为男巫的学徒，因此被放逐。他的教唆者安托万也被放逐，离开前要在前额印上烙印。费力克斯被放逐，并且被割下耳朵。费力克斯很幸运，投毒案中他“嫌疑很大”，但他的老婆医院护士提斯柏即便受到酷刑也不愿控告他。提斯柏将会被处死。那个来自其他庄园想自杀的投毒者拉福蒂纳，也会被处死。他一直被关在黑牢里，现在既不能走也不能站，他们把他放到一辆手推车上带到行刑地。提斯柏是走着去的。被绞死前，提斯柏用方言说：“与我所受的苦比起来，这只不过像喝一口水。”她希望她丈夫费力克斯不要受到伤害。她自己将“去见上帝”。被绞死的那一刻，人们听到她喊费力克斯的名字。

费力克斯在那里和安托万一起观看。这是惩罚他们的第一部分：看别人受刑。然后，他们被弄成残废。拉福蒂纳被绞死。提斯柏和拉福蒂纳的脑袋被砍下来，尸体在一堆准备好的柴火上被烧掉。第二天，星期六，提斯柏的脑袋被带到城市西边贝格拉特位于迭戈马丁的庄园，钉在一根柱子上。拉福蒂纳的脑袋被展示在城市北边吕泽特位于圣安的庄园里。

星期天早上六点，两个英国人在散步。码头上的哨兵发现岗亭上贴了一张传单，封缄纸还是湿的。

“残暴的惩罚将毁灭人类。将残酷的场景展示给众人看，结果是摧毁所有善良的心。它唤起的是厌恶而不是恐怖，它引起的是冷漠而不是恐惧。当下层人民有权实施这些受到教导的行为时，残暴的惩罚将会鼓励他们为了报酬去实施酷刑。巴里奥镇长令[9]，人道主义者[10]。”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此富有文采、抽象并且有争议的传单不可能是听从法国地方长官М.伯纳德的命令张贴的。毫无疑问，这是英国人写的。皮克顿发布了两条愤怒的具有讽刺性的公告（“……某个激进的慈善家……黑人的温情……投毒者……险恶的阴谋者……”），并悬赏五百美元寻找贴广告的人。

哨兵帮了忙，“人道主义者”找到了。他是个英国律师，最近刚到特立尼达，是桑德森、海厄姆和其他人的同伙。在他那里找到了传单的副本。他解释说他星期天早上在码头抄下了那些文字。哪里来的墨水？他说他派了一个黑人男孩从海厄姆的店里买的。在早上六点钟买吗？他开始支支吾吾。他说哨兵在码头上见到的另一个英国人应该对这件事情负责。哨兵不同意。于是，律师被驱逐出境。

投毒案委员会公布了第三轮判决。曼努埃尔，一个伊博族黑人，将按正常的方式被处死。提斯柏和拉福蒂纳刚刚在十天前被行刑，他们决定将曼努埃尔带到圣约瑟夫城。瓦洛监狱里的黑人被提前派去准备柴堆。曼努埃尔在监狱里戴着足枷关了六个月，行刑时间到了，他被铐上链子，装进手推车。

转移到圣约瑟夫行刑，看起来像是对律师所做抗议的让步，但加重了黑人雅拉和尤巴的判罚，又推翻了这个结论。对雅拉和尤巴的控告并不严重。他们“不恰当地利用了黑人的轻信和愚钝”，委员会决定将他们流放。皮克顿下令，先把他们带到圣约瑟夫城观看曼努埃尔被施以绞刑、斩首、焚烧，然后将他们的耳朵割下来。割下耳朵的刑罚确实是拜英国律师所赐。

关于行刑的事，《新闻报》只字未提。它的躲闪也是一种现实。对多数人来说，生活仍在继续。英国移民继续过来，感到失望的移民继续离开。一个苏格兰人打算离开，在曼努埃尔被行刑一周后，他于一八〇二年二月十五日的《新闻报》上发了一条布告，要他的债务人付钱，要他的债权人拿账目来。他也为“一个勤快的男侍和一头优质马报了价”。巴尔弗上校警告说，他再也不会费力去抓那些跑到他的草地上去的山羊，而是要把它们杀了。佩兴斯·尼布斯，一个自由的有色女人，请求“通知她的老客户和公众，她下个星期会恢复她喜欢的个性，每天早上去集市，在那里她会得到最好的东西，汤、牛排、烤肉、水煮肉。水煮肉总可以盛放在任何喜欢的玻璃制品里面吃”。

这一期的《新闻报》出版的前一天，路易莎·卡尔德隆和卡洛斯·冈萨雷斯又被加了一副铁链。卡洛斯在当天请求释放。他的买卖被毁，他的新纵帆船“在太阳底下暴晒，风吹虫咬”，他的身体“因为缺乏运动，因为被关押的地方不干净，因为身上的镣铐”而变差。他的请求导致首席法官让两个人的关押环境变得“更糟糕”。

卡洛斯还是没有招供，路易莎没有说出被偷的钱在哪里。在被加了铁链的两天后，路易莎“跛着腿，全身浮肿”，她被放出监狱去找一名“辩护人”为她辩护。辩护人必须有名望，但没有必要是律师。一名医生被允许来见卡洛斯，他是个老英国居民，是特立尼达颇有名气的“热病”专家。他说，卡洛斯的“小毛病”源于他“心神不安”，然后收了两美元。下午早些时候，路易莎回到监狱，满眼泪水。她请求了四个人，但没有一个愿意为她辩护。

六周后，又一个黑人巫师被绞死。他的同伙被要求在旁观看，脖子上绕着一根绳子，好像下一个被绞死的就是他。但在绞刑架下宣读的判决不是绞刑。他的耳朵被割掉，右脸颊被印上红色的烙印，然后被放逐。

一周后，投毒案委员会结束了他们的工作。那个有毒鞭、被绑在监狱里一根柱子上几个月的奥比诺被绞死并斩首。他的尸体被烧成骨灰吹散在风中，头颅被钉在墓地附近的树桩上展示。三个黑人目击了这一过程，随后他们的耳朵被割下来，右脸颊被烙上烙印，遭到放逐。其中一个黑人名叫伊卡尔。伊卡尔、提斯柏、皮拉姆：法国人有时候喜欢给他们的黑人取古典名字。这是证明殖民地向往田园生活的一个方面。

特立尼达的英国反对派喜欢假装自己处于危险中。一天，一个叫雷德黑德的人，因为在街上打了皮克顿的一个朋友被关押起来。英国的激进分子间有谣传说，他们的耳朵不安全了，应该割掉雷德黑德的耳朵，监狱里那些致残的惩罚不只是针对“黑人的惩罚”，而且有可能已经超过了不为人知的西班牙法律所批准的范围，应由皮克顿、贝格拉特和瓦洛来执行。但这只是谣言。皮克顿不得不小心对付英国移民。他可能会送一两个人到监狱里待一小段时间。如果有合适的案子，他也会驱逐某些人。否则，他只能通过处理某个人的黑人来达到处理该人的目的。他们可能会因为虐待而被没收，可能会因为违反宵禁而被拘留，可能会因为逃跑而被致残。

皮克顿是通过道森的黑人惩罚道森的。道森是利物浦的一个黑人贩子（他家里的一个黑人叫利物浦），以前卷入过一场复杂的财产争夺战。他将黑人卖给一个庄园，但没有收到钱。道森对庄园提出索赔。皮克顿的判决对道森不利，道森利用激进分子的造反制造麻烦。皮克顿说道森是“该死的老流氓”，并送去消息。道森说皮克顿的意思是“如果我自己不小心点的话，他会把我卖了”。道森没有把皮克顿的话当回事。

道森有一个虔诚忠实的黑人叫哥利亚。一个周日，哥利亚在去教堂的路上被警察逮捕。道森周二骑马到西班牙港去赎哥利亚、表示抗议。他说他的黑人总是被抓。皮克顿说这一次有额外的监禁费，两块四便士的硬币，因为道森对他的黑人“太纵容了”，哥利亚有把弯刀，而且“与治安官作对”。道森拒绝付钱，他说他已经给了哥利亚去教堂的通行证，黑人携带弯刀是经过允许的。

两天后，道森的几个黑人来到西班牙港。他们去监狱见哥利亚，发现他在监狱院子里的绞刑架下，“从屁股到肩部都被打烂了，被用打牲畜的鞭子无情地鞭打过，身上的肉被一大块一大块地打掉”。哥利亚被带回种植园，醒来后只跟主人说了几句话，几天后就死了。

一八〇二年四月，在英国的殖民地多米尼加，西印度第八团的黑人部队造反杀了指挥官，因为团长曾经有一段时间扣留了他们的生活费给自己用。在瓜德罗普岛，法国人接到拿破仑的命令，正打算在一场激烈的战争后重建黑人奴隶制度。在圣多明各，黑人革命仍在继续。杜桑被敌人设局抓获，拿破仑的妹夫勒克莱尔将军的目的是消灭克里奥尔的黑人，从非洲重新运一批黑人过来。在巴黎，拿破仑展示出和目的有关的事实，以证明这种行为的必要性。超过五万法国军人会丧命。

皮克顿、法国种植园主以及已经成为种植园主的英国人会认为，特立尼达没有受到动乱的影响。特立尼达岛繁荣起来了，不仅建立起奴隶制度，黑人的数目也逐月增长。有些黑人是通过惯常的渠道买进来的，更多的是他们的主人从库腊索岛、圣多明各、马提尼克和其他动荡不安的岛屿带过来的。

仅仅几年之后，大家（包括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同意，皮克顿是“殖民地的救世主”。但在特立尼达的英国反对派仍然满怀英格兰的政治态度，让皮克顿不得安宁。皮克顿像个受迫害者一样给伦敦当局写信。他被指控对黑人过于残忍，他说有这个想法的人是想煽动黑人造反，妨碍治安。他错了。他的很多对手已经开始购买黑人，让黑人为自己干活。他们也投诉皮克顿的黑人士兵，说他们“每天习惯于侮辱每一位欧洲人，他们的总督想让陛下的大臣们相信，他要求黑人最大限度地遵守和服从”。他们因为他“是英国人的总督却奋力阻止英国法律延伸到英国的殖民地”而攻击他。他说，要求实施英国法律，无异于要求自由的有色人“在法律上被粗鲁地对待”。于是，皮克顿无疑让自己陷入了困境。他的对手有英国的激进分子、英国的人道主义者、英国的爱国者，也有殖民地的奴隶主。他们占领了每一个职位。皮克顿不可能赢得这场口水战。

他的对手给其他岛上的报纸写信。他们写给伦敦的律师厄斯金。现在，更为危险的是，他们派了一个使者带着所有指控到达伦敦。贝格拉特和其他人支持皮克顿，他们通过支持的决议，决定派自己的人去伦敦。他们选中一位法国贵族，杜邦·杜·维维耶·德·古维尔骑士。

特立尼达政府在伦敦的代理人，就是那位小说家的父亲约瑟夫·马里亚特。他在特立尼达拥有土地和黑人。“德·古维尔刚到的当天早上就来见我，”马里亚特几周后写信给皮克顿，“但对你在特立尼达的政府的指控，我不需要他的解释就能做出判断。激进共和主义不再风行，不管共和主义者怎样大声疾呼，都不能在这里给你带来什么不利影响。”

马里亚特太忠于他的事业，他表达的是希望而不是事实。一八〇二年七月，英国大臣们决定削弱皮克顿的权力。特立尼达将由一个三位专员组成的委员会管理。皮克顿是第二位专员，负责军事。第一位和第三位专员将从伦敦派出。国务大臣霍巴特阁下言辞激烈的信与马里亚特的信同时到达了西班牙港的政府大厦。

这样的安排不仅仅是因为反对派。皮克顿建立了秩序，但他做错了工作。伦敦当局不想在特立尼达建立另一个西印度奴隶殖民地，他们希望特立尼达成为自由人居住的殖民地，它将成为废奴主义者的礼物。伦敦当局曾经建议让西班牙雇农在那里定居。伦敦的报纸曾经为定居者做广告：白人定居者会得到十英亩地、家具、一年的粮食、一座房子的补助金。他们曾经还谈到把伦敦的妓女送到那里去“增加白种人口”。一个在亚洲海上服役的海军上尉写了有关免费从中国移民的备忘录。他写道，奴隶的劳动过于昂贵。人们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但皮克顿不理会这些。他欢迎的人是有头衔的法国人和他们的黑人。伦敦的大臣们曾经很担心，认为皮克顿不应该赐予他们那么多土地。但最终土地制度和黑人庄园都被建立了起来。

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特立尼达的价值在于它将成为英国与南美交易的中心。这也正是那些源源不断地来到西班牙港的商人所希望的。贸易不需要黑人。它需要西属美洲殖民地独立。独立需要革命，而皮克顿放弃了革命。

皮克顿放弃的不只是革命，还有特立尼达的西班牙人。他将大部分富人和有文化的人驱逐出境。他这样描写留下来的苦力：“除了饥饿，什么都不能让他们尽最大努力工作。他们的行动总是半途而废。”但革命在特立尼达持续了下来，或许是作为怨恨持续下来的。从农村来的紧张地与皮克顿谈路易莎·卡尔德隆案子的西班牙人是个革命者。与其他人一样，他记得何塞·埃斯帕纳和卡罗。他们仍然相信，这两人是被皮克顿出卖的。胡安·曼萨雷斯三十六岁死于西班牙港，曼努埃尔·瓜尔在圣约瑟夫城被毒死，安德烈斯·德·埃斯帕纳仍被不明不白地关在瓦洛的监狱里，圣地亚哥·马里诺被放逐，他的庄园被没收。

皮克顿被降职的消息对于伦敦的弗朗西斯科·米兰达来说是个好消息。米兰达又变得重要起来。他正在与要去做第一专员的人讨论事情。他还在挑选两个人，英国政府秘密批准这两人作为他的代理人，和第一专员一起去特立尼达，到那里重新建立与伦敦的联系，为英国进攻大陆做准备。

新殖民地的新政体给很多人带来了新希望：第一专员本人，在他身边追求官位的人，响应公告的移民。

还有其他人：一位在费城的苏格兰小册子作家。他一接到警告就离开了。年轻的弗兰克斯小姐，“美洲市场的装饰物”，给了他一册“少年读物”作为临别赠礼。作家是个神秘的人。他可能是一位英国部长的探子，也有可能是伦敦一份“民主报纸”的编辑，曾鼓动海军造反，还有可能是通讯社的人。他是最早的外国通讯记者，正如他所说，是一个“游历者”。身为作者，他很高兴被一些官员形容为“害虫”。四年来，他一直在攻击美国和海地。他的政治立场是激进分子－人道主义者－爱国主义者。现在，他被不明身份的人叫去报道特立尼达，揭露皮克顿。

还有一个人不慌不忙。他就是第三位专员，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是塞缪尔·胡德海军准将，一位海军英雄，在尼罗河口海战中担任纳尔逊将军的副手。他要在伦敦停留一小段时间讨论与法国人作战的事。法国战争看样子很快就会开始了。

但皮克顿还是总督，请愿书底下他的简短指示是“最后决定”。有关路易莎·卡尔德隆案子的文件，最后被送到他手里。路易莎被铐起来八个月之后得到释放，手腕上留下了一个终身印记。卡洛斯要付一千八百美元的罚款和案件费用。他被驱逐出境，他妻子在西班牙港安了家。

一周后，皮克顿给霍巴特阁下回信。他一开始的语气很平静，但很快就激动起来：“……诽谤和误传……卑鄙的和无关紧要的……品德声名狼藉……”但他会服从。他已经为专员们租了“城里最好的房子”，他不能请他们待在政府大厦。政府大厦只有“一间可居住的卧室，我自己已经住了”。

皮克顿认为没什么好隐藏的，即便是罗塞特·史密斯也没什么好隐藏的，决心消除了疑虑。他现在的目标是清理，不要有突出的问题。卡洛斯·冈萨雷斯需要付清费用。书记员统计了一下，有三百三十九个条目：拜访、布告、招供、两次用刑、判决、纸张、记录，合计大概是三百一十三美元。

为了付钱，卡洛斯的妻子试图从没收卡洛斯财产的人手里收回财产，但她大吃一惊。没收财产的人列出了自己为卡洛斯维修和保养纵帆船的账单，总共花费一千二百九十八美元，包括两次追赶和抓捕纵帆船上一个黑人的二十六美元。卡洛斯的妻子向皮克顿提出抗议。纵帆船在海湾服务，而不是用于航行到欧洲，新船价值九百美元。纵帆船马上就被拿出来拍卖，“先是通过敲鼓宣布，随后就是通过一个平时担任传讯员的叫西尔韦斯特的黑人奴隶口头宣布，因为没有常规的拍卖员”。没有人出价。没收财产的人自己出价六百美元买了纵帆船，卡洛斯的妻子表示同意。拍卖的费用，从裁判员到传讯员，要一一付清。对卡洛斯来说，那是一次让他破产的通奸，他再也没回特立尼达。

他就像那个黑人贩子哥利亚的主人道森一样，道森又失去两个黑人，包括叫利物浦的那个。道森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离开了特立尼达岛。所有其他制造麻烦的人被关进了监狱。皮克顿可以写信告诉伦敦当局，他已经为专员们做好了一切准备，岛上“一切太平”。

皮克顿忽略了他的黑人刽子手威廉·佩恩（他叫他鲁多维戈）的不满。自从在圣约瑟夫城施绞刑、斩首和焚尸以来，卢多维戈就没有得到过酬劳。与西班牙人统治时期一样，瓦洛没有监督人，他只对皮克顿负责。瓦洛没有把酬劳交给卢多维戈。他肯定已经意识到，属于皮克顿和他的时代正在逝去。瓦洛老了，很快就会退休。自从割了黑人的耳朵导致黑人死亡以后，他的权力就有了减弱的迹象。那次事件引起了一些流言蜚语，英国奴隶主一直在抱怨他们的损失。瓦洛不再割耳朵。在波多黎各的帮助下，他改为在阁楼里折磨犯人，在楼下进行“四柱”鞭打和其他诸如在监狱院子里进行的轻微惩罚。但是割耳朵和在绞刑架下进行的严酷鞭打，就像导致哥利亚死亡的那次鞭打，以及在门外进行的惩罚，他都让威廉·佩恩去做。他曾经给过威廉·佩恩两个四便士的硬币，但后来就没再给。经过了那忙碌的一年，威廉·佩恩对瓦洛和皮克顿的怨恨越来越深。

后来，正好在那一年的年末，第一专员到达前的日子里，又爆发了一起黑人投毒事件，还是在蒙塔朗贝尔男爵的科布伦茨庄园里。那些走起路来腿就痛的食土人中间又多了一些发胀的尸体。又有六个投毒者（其中有两个女人）被带到监狱，在热黑牢里发热的木瓦下方上了镣铐。还有三个——贝努瓦、塞尔彭特、皮拉姆——被带上阁楼，由瓦洛和波多黎各拷问。但没有柏蒂·乔治或蕾切尔。后来，伊丽莎白上台执政。瓦洛叫她莎白。贝格拉特又组织了投毒案委员会，在监狱里审讯、判刑。投毒现在已成为周期性事件，皮克顿一直忙于这种事，就如贝格拉特对他说过，马提尼克岛过去经常发生这种事情一样。

[1] 原文为法语。

[2] 原文为法语。

[3] 原文为pamphleteer，文章撰写者，尤其擅长政治性文章。

[4] 原文为法语。

[5] 原文为法语。

[6] 原文中的对话为法语。

[7] 原文为法语。

[8] 原文为西班牙语。

[9] 原文为法语。

[10] 原文为拉丁语。

七 刽子手的清单 1803.1~1803.7

第 一专员于一八〇三年一月三日来到西班牙港，一起来的有他的妻子、妻子的妹妹、随身侍从、四个年轻的干事（得为他们在政府里找些或是设置一些带薪工作）、五个测量员（包括米兰达的两个代理人）、委员会秘书、一个被授予首席检察官这种无意义的职位的人，还有很多移民。一艘战舰将他们从朴次茅斯运送过来。第一专员期待的就是这种阵势。他四十八岁，见多识广，知道在政府部门、部队和东印度公司工作是怎么回事，而其他人此时还在摸索着阐释权限和职责。他知道，像他这样的人正是代表了一种大英帝国的风格。

但风格没有体现在服装上。第一专员与他那些年轻的干事们穿得一样。他穿了温莎式的蓝色套装，红色的衣领和袖口，淡黄色棉布马甲和短裤，蓝色长筒袜，粗扣鞋子。他带有礼服佩剑，拿一根棍子，吸着鼻烟。他是富拉顿家族的威廉·富拉顿上校，苏格兰埃尔郡的议员，伦敦和爱丁堡皇家协会的成员。他在埃尔郡有庄园，他的妻子是雷伊男爵的女儿。他曾经在埃尔郡写了一本有关农业的书，还有一本书是关于他在印度的两年军事生涯的。二十年前，他在东印度公司的部队被授予上校头衔，而且，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科罗曼德岛海岸南方部队的司令官”。

他在印度的经验无疑对他得到第一专员的职位起了作用：抚慰外国人，在西班牙人控制之下的美洲大陆扩大英国的影响。殖民地副秘书长是他的一位老朋友，在印度时和他是同事。富拉顿上校遵循关系、财富、教育（他曾经与威廉·贝克福德的老师进行大旅行[1]）、经验、准备效劳以及压制丑闻的原则。一七九四年，他组建了一支轻骑兵在爱尔兰服役，一直拖欠生活费，草料费也被付给了虚构的人的虚构的马匹。一八〇〇年，他组建了另一支部队，但之前部队的丑闻还没有平息。约克公爵给国务大臣写信说，如果富拉顿没有成功处理几项“严重的索赔事项”，就不能被派往特立尼达。

但是他来了。第二天，他在“正规的仪式”（他喜欢这么说）下登陆。西班牙港市政会的两名官员到码头上迎接，白人和黑人士兵夹道欢呼，举枪致敬，敲锣迎接。官员们将他带到政府大厦，他将委任书给皮克顿看。皮克顿对他表示欢迎，将他介绍给市政会的成员以及皮克顿的委员会。

第二天，《新闻报》专刊说第一专员应邀发表演说，演说赞扬了皮克顿的管理方法。富拉顿让手下的一个随从将报纸寄往伦敦，随报纸一同寄过去的还有一封表示否定的信。证据，证人，揭发信：这就是第一专员的办事方式，一个习惯了官场纷争的人的办事方式。第二天，委员会秘书建议，应该宣布所有现存的“法律、习惯和雇佣关系”仍然有效。富拉顿表示同意。但到了晚上，他改变了主意。第二天早上六点，他又派了一个年轻人到《新闻报》的印刷室搜取证据，但太迟了，公告的五十份复印件已经被贴到西班牙港各处。富拉顿命令印刷工将所有的公告撕下。公告被撕下之后，整个岛上的人都知道了富拉顿和皮克顿之间有冲突。皮克顿的权威受到了挑战。

一开始只是风格上的冲突。皮克顿是个拥有黑人的暴君，生活在政府大厦的黑白混血儿罗塞特·史密斯的暴政下。这种身份的不确定性让他成了殖民地居民中的一员。人们经常看到他穿着“柔软的夹克”骑马到处闲逛。他说法语，法语方言，还有西班牙语。他讲西班牙语的流利程度甚至让委内瑞拉人吃惊。他随时将大门敞开欢迎来客。三十年后，种植园主们还在讲皮克顿的笑话。那些笑话几乎总带着一些威胁，被人们添油加醋地讲出来。

富拉顿一家对外人很温和。富拉顿经常称他的妻子（雷伊男爵的女儿）和他妻子的妹妹为“我家里的女士们”，总是对她们很恭顺。这令他成了一个“怕老婆的男人”。在一片蛮荒之地，这样的行为会得罪人。多年以后，这件事情结束，罗塞特·史密斯只剩下了一个淫荡的名字，法国人和英国人却记得雷伊男爵的女儿们是“两个曾经来折磨一个西印度殖民地的最成熟的政治阴谋家”。

这个评判不公平，它只是让简单的男人变得更简单这一粗劣方式的一部分。一八〇三年的女人们很少被提及，人们更关心的是生育。生了小孩的黑人妇女如果愿意靠种植园将孩子养大会得到奖励。如果需要增加白种人口，人们会建议将伦敦的妓女运送过来，没人会介意这件事。那本就不是女士待的地方。

一月的雨下个不停。皮克顿为富拉顿一家找的“市里最好的房子”结果证明不是很好。房子又小又旧。西班牙港的每一样东西，甚至连肉和蔬菜都是从外面运来的，价格昂贵。蓄奴岛上经常缺少食物。才过了几天，富拉顿一家就发现，以第一专员每年三千英镑的薪水，他们不可能“在任何地方体面地生活”（新形势下的新词），除非他们自己养牲畜，自己种蔬菜。富拉顿夫人觉得她应该自己动手做黄油。虽然外面下着雨，但富拉顿即刻去乡下找了一块地，在市里找到了一所新房子。他的阅历帮了忙。他选了一座失修的政府大厦，让木匠和泥瓦匠马上开始干活，黑人苦力（城市的财产）当起了建房劳工。几个月后账单出来，总共大概花费六千美元，被转到了财政部支付。

特立尼达没有那么多工作可以提供给富拉顿的随从。那里没有政府组织，皮克顿的个人统治建立在临时委员会和西班牙式的遗俗上，富拉顿为一个随从设立了一个根本不需要的宪兵司令的职位（大概相当于警察专员）。对于其他人，富拉顿除了让他们做“人口专员”（不承担责任，有一点薪水），以及在自己的身边做秘书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测量员更惨，他们的薪水是固定的，每天十先令，在西班牙港根本不够。测量员是富拉顿特别设置为他个人服务的，其中两个是米兰达南美革命的代理人。

拉瑟福德上校来的时候是特立尼达测绘局局长，他认识米兰达将近三十年了。他是美国人，来自南卡罗莱纳州，在独立战争爆发前就放弃美国去了英国。他于一七七五年十二月（皮克顿当时也在那里，是年轻的少尉）在直布罗陀与米兰达第一次见面。后来，他们一起游历美国。拉瑟福德曾经支持米兰达的进攻计划，帮忙做过介绍。

拉瑟福德在特立尼达至少有份工作。土地的所有权一片混乱，有必要设置一个测量员的职位，但他的助手没有工作。富拉顿有时说这个助手是语言学家，有时说他是西班牙律师，有时说他是植物学家。助手叫佩德罗·瓦尔加斯，他按西班牙人在美洲殖民地的方式给自己取了一个密探的名字：史密斯。他参与了一七九九年新格拉纳达的一个阴谋，然后逃到英国。在那里，他对流放和革命充满热情。在一封给皮特的信里，他说自己是美洲土著——“西班牙人所说的印第安人”——的后代，因为他妈妈是土著。他后来担任米兰达和拿破仑之间的信使。就像其他所有西属美洲殖民地的革命者一样，瓦尔加斯在流亡期间的境况变差，他的种族自豪感越来越弱，而且忍受着贫穷和失望。

他正在写信给米兰达，一天十先令的报酬只能让他住在黑人的茅屋里，他没钱跟白人一起住。这是英国政府对西班牙美洲人和革命的又一恶行。但瓦尔加斯还是要做代理人的工作。他劝告他的上司，对于西班牙港的西班牙政府探子问题，他所写的并不属实。但他主要收集西班牙美洲人在特立尼达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证据：他自己的不适、死亡、关押、对革命者的出卖和放逐，以及皮克顿的敌意、对西班牙苦力和水手的绞刑。

这些报告没有帮到在伦敦的米兰达，但帮到了特立尼达的富拉顿，为富拉顿那份一直在脑海里的“报告”增加了“材料”。特立尼达的西班牙人后来知道，在皮克顿统治了几年之后，他们在这个曾经属于自己的岛上终于有了一个听众。他们来到了富拉顿这里。一想到他能用他们的语言与他们交流，富拉顿就很高兴。

前来的一个西班牙人在西班牙统治时期是个军队工程师。他说他被诬告犯抢劫罪而蒙冤入狱，关押期间正值路易莎·卡尔德隆事件发生，他知道很多有关路易莎·卡尔德隆被囚禁和拷问的事实。富拉顿觉得这个西班牙人会派上用场，应该雇用。他决定将无聊的宪兵司令职位并入警察长的工作，把西班牙人任命为副警察长。

那些自由的有色人种也把富拉顿一家看成他们的保护者。富拉顿写道：“不管我什么时候出去，或者我家里的任何一个人出去，居民们都会以他们最擅长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敬意和关心。”英国的反对派也将富拉顿视为支持者，他们开始讨论再举行一次公共聚会。

这就是站队的问题。站在皮克顿一边的，一直是法国和英国的种植园主，但礼仪还是要遵循的。女王生日那天，皮克顿在政府大厦举办了舞会，富拉顿一家认为舞会过于“豪华”。不知道罗塞特·史密斯有没有去参加。

那里有监狱，富拉顿一到特立尼达就听说了，年轻的宪兵司令曾经到过那座监狱并且向他做了报告。监狱的事不能不管，富拉顿不希望自己显得总爱窥探什么，但他认为应该先传递一条信息给瓦洛。信息内容是，人们不应该被无缘无故地送进监狱，罪犯的过错应该被详细列出，在瓦洛鞭打某人或让某人致残之前，应该有一份报告。

这是一条简单的信息，但这条信息不仅让监狱里的程序变得复杂，可以说，它实际上是废除了监狱。富拉顿和他的宪兵司令并不真明白监狱是怎么回事。监狱自有它代表法律的一面，但更多是教训黑人的地方。它是公共设施，要求人们配合。它经营的费用依靠种植园主的资助，由瓦洛管理。要求进行常规的汇报，有监狱的工作簿，以及将罪犯的过错详细地列出，就是忽略了监狱的功能以及资助人的权利。一旦黑人们知道瓦洛在自己的监狱里不能随心所欲，他在监狱里的威信就会大打折扣。

正如瓦洛担心的那样，在监狱里干了十三年后（有六年是在皮克顿的统治下）以后，他的工作就要结束了。他开始提及离开特立尼达岛去美国的事。

法国人庄园里收到的消息，是第一专员已经禁止鞭打黑人或给黑人上镣铐。那两位到码头迎接富拉顿的地方官员表示抗议。第一专员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正在破坏秩序。破坏秩序是一项严重的指控。富拉顿赶紧安抚他们。他说这其中有误会，地方官员们应该马上写信给瓦洛。如果地方官员要求瓦洛鞭打黑人和给黑人上镣铐，瓦洛当然可以继续照做。第一专员的意思是，监狱里上了镣铐的黑人不应该不经允许就受到惩罚。这样的意思仍是一种干预。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边，瓦洛和其他一些拥有黑人的主人依旧表示担忧。

三天后，在一周一次的市政会会议上，富拉顿又提出了监狱的话题。他说，也许需要一座新监狱。贝格拉特没有同意。但有个地方官员知道有一块地可以被用来建造新监狱。当天傍晚，他们都去看了那块地，随后顺便参观了监狱。

刽子手威廉·佩恩心情很不好。他听说富拉顿可以维护被压迫者的利益，于是一见到他就投诉，说自己干了一年活才得到两个四便士的硬币。富拉顿要他把投诉的内容写下来。

瓦洛带着一行人参观，监狱里臭烘烘的。富拉顿认为那些狭小拥挤的牢房是“引发瘟疫的容器”。楼下那间较大的牢房（二十英尺宽的正方形房间）里关了五六十个黑人，男女混在一起，脖子或腰部被用铆钉固定在铁链上。有的人赤身裸体，至少有十几个快要饿死了，瘦得皮包骨的样子“简直就像妖怪，完全没了人样”。那些黑人叫什么，谁送他们进来的，什么时候会释放，这些瓦洛并不是都知道。瓦洛说很多黑人都是他的负担，因为没人为他们付监禁费。富拉顿认为这是因为收监禁费不合理，但他什么也没说。瓦洛一直说个不停，他指着一个“妖怪”说她是他的，他最近以两个四便士的硬币把她买来做投机生意。富拉顿反对这种“交易”。瓦洛不能理解，他知道自己没什么可隐瞒的，但直觉意识到会有危险发生。他们走到监狱的后面，他笨拙地让一行人经过一扇门。富拉顿要求看一看。

这里是热黑牢的走廊。低矮的没有窗户的牢房里，关了五个从蒙塔朗贝尔男爵的庄园里送来的投毒者，他们在热烘烘黑漆漆的牢房里赤裸着身体，“有些人仰面平躺着，双腿被固定在不能移动的镣铐上”。他们已经在那里好几周了。瓦洛最初带进来六个，已经拷问了四个。有一个肯定已经死了。

贝格拉特是审判投毒者的首席法官，他回答了富拉顿的问题。他对富拉顿讲了他们在马提尼克岛常干的事情，承诺给他看岛上的政务会年报。“率直的个性让我以为，上校的目的是获得没有在殖民地居住过的欧洲人不知道的信息。因此我认为，把自己知道的每一项见闻和每一次领悟报告给他是我的职责。”贝格拉特两个月后写道。

富拉顿特别想知道他见过的黑人们有没有受到拷打。贝格拉特说，除了拷打，没有别的办法让“恶棍”讲真话。但他的直觉告诉他，他不能实话实说。于是他说，只拷问过一次，用于投毒案的调查。他说自己是怎样将一个黑人的尸体剖开，医院护士提斯柏是怎样跑到邻居那里寻求帮助。他讲了前一年的大面积投毒事件，导致骡子大批发疯，黑人大批死去。

富拉顿记下了这些可怕的数字。黑人是牺牲品，也是威胁。奴隶制度作为具有双重恐怖性的制度，为自己提供了存在的理由，也暴露了情势的不稳定性。富拉顿说，即便那些人有罪，对地牢里五个黑人的惩罚也已经够了。贝格拉特理解了富拉顿的意思，决定将这些疯狂的黑人放出去，以证据不够为由。参观结束。

当一行人正打算离开监狱时，威廉·佩恩将写好的控诉材料交给了富拉顿。

在圣约瑟夫城被绞死，尸体被烧，头被砍下　　　1个男人

在圣约瑟夫城割耳朵　　　　　　　　　　　　　同上

割耳朵，烙印记　　　　　　　　　　　　　　　4个男人

在绞刑架下鞭打　　　　　　　　　　　　　　　同上

带枷惩罚　　　　　　　　　　　　　　　　　　同上

带枷示众　　　　　　　　　　　　　　　　　　同上

在集市割耳朵　　　　　　　　　　　　　　　　同上

在监狱院子里割耳朵　　　　　　　　　　　　　同上

在市里鞭打一个黑白混血男人和一个黑人男人　　同上

在监狱的院子里将两个黑人男人的耳朵割下　　　同上

部分酬劳：两个四便士的硬币

威廉·佩恩

富拉顿说他当天晚上思考了很多，试图尽量对看到的保持理性，尽量对“缺乏管制的黑人”和“过度的投机买卖，不合适的食物，以及种植园主和监工的不当管理”进行权衡。第二天下午，他回到监狱，再次看到了他已经看到过的。他下定决心说，如果新监狱没建成，他会亲自将囚犯转移到海港的一艘废船上。他现在坚持要一份囚犯的清单，上面要列出他们所犯的罪和受到的惩罚。他让他们每周汇报一次被关押的黑人的情况。

皮克顿第二天拜访富拉顿并提出抗议，认为他去参观监狱像某种批评。富拉顿说没有批评的意思，并且感谢皮克顿如此坦率。

富拉顿夫人做黄油，认为自己做的黄油与剑桥的一样好。她开始喜欢上这个国家和她统治的人。她对受到压迫的人很友好，尤其是反应热烈的西班牙人会用一种他们从来不知道的礼节对待他们，让他们进入她这种地位的人的浪漫幻想。富拉顿也清楚自己的角色。在二十年前的印度，他觉得在一群虽然腐败但有进取心的英国新人中间，自己生活在国家衰退的时期。他与皮克顿的斗争就有来自这种想象的歇斯底里、自以为是，甚至自我珍爱。

他的敌人们后来说，他从英国出来决心告发皮克顿，这很有可能。但他真正决定战斗是在监狱里受到震撼的那一刻。他总是回过头去看威廉·佩恩的清单，总回想起贝格拉特说的不是故意施以酷刑的解释。按逻辑，富拉顿本应从事废奴事业，但他是个渴望证明自己的管理者，而不是改革家。黑人应该是奴隶，应该受到管束。在监狱里，他们应该被铐起来，被鞭打，但他们不应该被惩罚得过于严重。和皮克顿一样，富拉顿也困惑了。对他来说，他的事业显而易见而且合情合理，但他从来不能对自己的事业恰当地下一个定义或者是为事业辩护。他的事业——有时是出于人道，有时是为了“英国的民族性”——消逝在他的自我辩白和仇恨里。他开始憎恨皮克顿。他忘记了自己的职位是第一专员，也忘记了憎恨的原因。

现在他需要证据。他的随从四处打听，记录别人的陈述。被他任命为副警察长的西班牙人开始调查路易莎·卡尔德隆的案子。米兰达的无用的代理人佩德罗·瓦尔加斯终于有事可做了。瓦尔加斯既了解西班牙法律，又知道英国大臣们的办事方式，因此担任解释者和中间人。起诉皮克顿成了瓦尔加斯的事业和工作，他从革命的幻想回到了现实世界。直到去世，他一直在进行这项工作。

两个星期后，他们收集了很多信息，案件成形。但对富拉顿来说，这还只是个开头。案子反反复复，停了又启动，迂回曲折，充满羞辱，为之付出的努力持续了五年。这个案子让他发疯，让他丢脸，最后要了他的命。

从费城来的苏格兰小册子作家P.F.麦卡勒姆最后来到西班牙港。他在纽约病了，“得了间歇性热病，是闪米特人的那种。加仑说的复杂的间歇性隔日热，那种病持续不断，在白天发作”。他觉得上帝让自己得了热病很不公平。在旅行中，他已经“克服了意想不到的困难，把自己暴露在每一次致命的狂风中”。如此坚韧不拔，仅仅是这位记者或大不列颠人的传奇人生的一部分。抱怨显示了一个人的感性。弗兰克斯小姐从费城来照顾麦卡勒姆。结果证明，这次疾病是“上帝为延长这位作家生命而做的一次奇妙安排”，因为他原本打算搭乘去西印度群岛的船，在航行途中沉没，船上的人全部遇难。他认为自己幸免于难“是为了将第二个宁录的罪公之于众”。

麦卡勒姆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自己所看到的皮克顿的西班牙港。他在星期天登陆，但没有见到安息日的迹象。赌室里挤满了玩台球的人。（同行的一位乘客拿出台球桌和“其他赌博器具”，打算开一家赌室。他以前是伦敦人，“说自己是药剂师或硫酸盐制造商”，后来和一位女演员私奔，在法国和美国流浪了很多年。）

乘客们被带到政府大厦。他们等了一个半小时，麦卡勒姆开始讨厌看到皮克顿的秘书。“那个两足动物”（我们开始意识到麦卡勒姆是狄更斯的前辈），“蹲下来，然后又蹲下来，有时会在一面镜子里看自己柔弱的样子；时而朝东咧着嘴笑，时而朝西咧着嘴笑，欣赏自己的牙齿；当他趾高气扬地走路时，会像雌鹅那样咯咯咯地叫”。

皮克顿走了出来。“这个唐，”麦卡勒姆想，“这个暴发户唐。”麦卡勒姆渴望皮克顿侮辱他或威胁他，至少也要提一下那有名的绞刑架。但皮克顿没有对麦卡勒姆说话，甚至没有看他。被皮克顿忽视的时候，麦卡勒姆自我安慰思考道德的问题，回过神来时发现他已经离开了。

麦卡勒姆一找到住的地方（军营旁边，从早到晚都是鞭子声）就开始干活。他拜访了一个印第安人传教团。他忌妒印第安人“不惹人讨厌的思维方式”，但“对他们观念上的无知表示惋惜”。他觉得那位传教士是个好色之徒。他看到黑人妇女戴满了链子，从脖子到脚踝。感谢上帝他是白人。他收集事实和数据，询问有关农作物和当地水果的事情。（据说在一八〇三年，香蕉的形状和颜色会“让人想撒尿并且产生性欲”。）他拜访了富拉顿，“与这位优秀的人在他的书房里待了一个小时”。他也和英国的反对派接触。

反对派与皮克顿之间又有了摩擦。他们曾经发布公告说要再次集会，要求实施英国的法律。但皮克顿表示他还是不喜欢这个主意，集会被取消。现在反对派决定每周六在麦卡勒姆的旅馆里集会。他们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叫“丑陋俱乐部”。俱乐部有书面的规章制度。作为秘书，麦卡勒姆的职责是保存这些记录和“文件”，但他很小心。如果裁判所的人（他这么称呼贝格拉特和他的朋友们）“知道我的笔如此忠于人道事业，他们很快就会折磨握笔的这只手”。

麦卡勒姆在爆发危机的那一周到达。富拉顿和法国的种植园主经常做出让对方吃惊的事情，法国人很紧张。有传言说富拉顿反对瓦洛买监狱里的黑人做投机生意，这一消息让他们非常气愤：人们可以卖自己的黑人，想卖给谁就卖给谁。有人向富拉顿投诉，一位法国面包师“鞭打折磨”他的七个黑人，打得非常厉害，“他们的哭声对别人造成了干扰”。一个黑人已经被打死，另一个被打瞎了一只眼睛。让人生气的是，富拉顿竟然听别人投诉这种家务事。面包师听说后“突然暴跳如雷”。

富拉顿还做过更加过分的事。一位法国司令官，或者说西班牙港西部卡雷纳格区的区长，与一位黑白混血儿种植园主一直有矛盾。这个黑白混血儿是个出了名的惹事大王，因为“胡闹”，他已经被周六巡逻队开除了。周六巡逻队的任务是带走喝醉和闲逛的黑人，以及赶跑宵禁时间后聚会的黑人。现在，这个黑白混血儿拒绝派他的任何黑人当司令官的修路工。司令官说他要把黑白混血儿送到瓦洛手里。黑白混血儿说他身上有现金可以付给瓦洛。就这样，他去了监狱。但司令官忽略了富拉顿的命令，没有说明黑白混血儿犯了什么罪，所以富拉顿将他放了。

司令官暴怒。他说，自从西班牙人统治时期开始，他就担任司令官，已经有十三年了。他送到监狱去的每一个人都坐了牢。现在他受到了羞辱，黑白混血儿很高兴。有发生动乱的危险。被释放的黑白混血儿跑到他邻居那里。他的邻居以前是革命者，他跑到海岸边“大喊”：白人和有色人种是平等的。第一专员支持有色人种，反对白人。

这件事发生在麦卡勒姆到达后的星期二。更糟的还在后面。星期六早上，一个年老的法国有色人种妇女从其他岛屿来到西班牙港。她以前被皮克顿放逐，但她向富拉顿发出请求，他书面答应她回来一个星期。上午九点，她向富拉顿汇报。两点半，她去了一个警察的屋子。皮克顿要她马上离开这个岛屿，还亲自写了一条放逐令。富拉顿让警察离开，告诉女人她可以留下。接着他拿了放逐令，由他的一个随从送给委员会秘书。

秘书说富拉顿上校应该小心行事，“因为这样的做法会让皮克顿将军的敌人胜利”。

“我没权利回答你什么。”随从说，然后回到富拉顿那里。

后来，富拉顿夫妇、富拉顿夫人的妹妹和随从一起吃饭。与他们一起的还有三位西班牙客人：新任命的副警察长，路易莎·卡尔德隆案件的书记员，佩德罗·瓦尔加斯。

大概八点钟，当他们正在客厅喝茶时（书记员和副警察长忍受着味道怪异的饮料，因为这是独特礼仪的一部分），皮克顿进来要求和富拉顿谈谈。他们穿过敞开的门到达隔壁阳台。一会儿工夫，皮克顿与富拉顿都喊了起来。哨兵听到了，仆人们也听到了。皮克顿在敲阳台的栏杆，富拉顿也敲栏杆表示反击。后来暴风雨结束，皮克顿离去。

笔，纸，富拉顿要他的随从写一份陈述。他们开始写“……下面签名的这些先生……用餐……坐着喝茶……突然大家都很吃惊……威胁性的大声叫喊的语调……”富拉顿为没有让西班牙人也写一份而表示歉意。他有着“狡猾的目的”。大家在陈述下面签了名，富拉顿仔细看了看，并没有写全面。他写道：“他们漏写了皮克顿准将在与富拉顿上校说话时暴躁地敲击阳台栏杆，这当然使得富拉顿上校更猛烈地敲栏杆。”

星期天上午，富拉顿与家人一起去教堂。然后，在随从的帮助下，他准备了文件、瓦尔加斯的报告、副警察长的报告。每一份文件他们都复印了几份。富拉顿夫人可能也帮了忙，她有时候充当业余秘书的角色。富拉顿打算在第二天的委员会特别会议上提出对皮克顿的所有指控。

但当天晚上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担任军事专员的皮克顿，将所有卫兵和哨兵从城市撤回了。军人一直是有真本事的治安人员，而警察只是处理喝酒和闲逛的黑人。富拉顿看到了自己的危险——也许会有更多的黑白混血儿冲到海滩大喊“起义”。之前的迹象表明，他“鼓励”了这些人。他没有自己的部队，并且在训练民兵时遭到反对。这就像他丢了工作。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与皮克顿决斗的想法，“绅士之间处理私事的常用方式”。这当然不可能。但这之后，富拉顿常在处于困境时以这种决斗的幻想安慰自己。

第二天，富拉顿在委员会会议上详细列出了对皮克顿的指控。对于“被关押，被放逐，被加了脚镣，被鞭打致残，被刑讯逼供，被绞死，被烧或被用其他方式惩罚过”的人，不论种族和肤色，他都要求提交一份确定的名单列表。

他的行为引起了轰动。其中有一部分是贝格拉特的错，他主动将所有信息告诉了富拉顿。但没人指责贝格拉特。贝格拉特本人也感到很震惊。他后来说：“我那么坦率真诚地把知道的一切告诉他，他本应要感谢地方官员的细心。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他却从那一刻起就决定要写一份可恶的指控摆在你面前。今天他把那份指控递给大家时，所有人都很吃惊，都停下来默默地看着对方，因为恐怖和惊讶而吓呆了。”

委员会的成员要求两位专员和解。经过三个小时的讨论之后，富拉顿说，为了政府和平起见，他愿意和解。指控材料被委员会的人员撕毁。富拉顿后来写道，幸好他在家里有备份。皮克顿给富拉顿夫人写了封道歉信。信被留下来作进一步的证据，也做了备份。

富拉顿在自己处于守势时都那么固执，所以，在暂时和解的时期，他变得越来越贪婪。他说，委员会的秘书在皮克顿和他之间制造麻烦，应该停职。三天后他重提了这个要求，作为愿意和解的条件。他想让自己的宪兵司令接管秘书的职位，想让自己手下其他的随从也在政府部门工作，想让佩德罗·瓦尔加斯做翻译官。至于他自己，他想清楚地说明，他“应该处理每天行政上的各项事务”。

他要求的太多了，争论再次发生。第二天，在夺取特立尼达的六周年纪念日，皮克顿写了辞职信。笔迹比平常更整洁，拼写还和以前一样。“我现在清楚地意识到与一个不讲诚信、性格残暴的人共事的困难。自从他到达的那一刻起，就带来了黑暗神秘的阴谋诡计。”他滔滔不绝，“华而不实的慈善事业……炫耀伟大的人道精神……有产者的深深焦虑……狡猾巧妙的谣言……最自私、最有成见的动机……给值得尊敬和正直的人带来痛苦。”

当天晚上，刚好宵禁之后，富拉顿的副警察长管理下的巡逻员发现，一个黑人睡在码头岗亭一个士兵的背包、毛毯和大衣上。与此同时，几个总引人怀疑的水手在守着一艘小船。巡逻员“已经被黑人缠上了”，堡垒里的卫兵拒绝帮忙——这是皮克顿长期有效的命令——因此水手们逃走了。虽然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对富拉顿来说，这是他没有权力甚至处于危险的证明。

他希望过几天情况会有所改变。第三专员塞缪尔·胡德海军准将在巴巴多斯岛停留了将近两个月，他对巴巴多斯岛总督的大女儿产生了兴趣。但胡德终于上路了。富拉顿曾经在伦敦见过胡德，对他赞赏有加，认为他是一个军官、真正的绅士、海军英雄、学者，是一个“专业水平高、大家都喜欢的人”。富拉顿已经为胡德租了“西班牙港最好的房子”。房子的位置很好，能看到海湾和过往的船只。他已经详细嘱托他的一个年轻人为海军准将“做最舒适的安排”。

他也决定，不管皮克顿会说什么，先到旗舰上去欢迎胡德。他决定带詹姆士·彭丁先生一起去。詹姆士先生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是岛上唯一一个有头衔的英国人，出来是为了追求官位。一年前，阿丁顿首相把他推荐过来，说是如果有破产事务官之类的职位而且他也合适的话，就让他做。皮克顿没有为詹姆士先生找到工作，因此他现在愿意站在富拉顿一边。

胡德让富拉顿失望了。他从一开始就声明自己拥护皮克顿，他很清楚地表明，他不喜欢富拉顿，不喜欢富拉顿为他选的大房子，不喜欢富拉顿的那个想服侍他的善于奉承的随从，也不喜欢富拉顿夫人。富拉顿一直都想不通。胡德是个大忙人，关心的不是特立尼达，而是一场大战争。但对富拉顿来说，胡德的拒绝是永久的伤痛，他极不情愿地产生了怒火。几个月后——战争又开始了，胡德外出作战，后来得到提拔——富拉顿才想到要与胡德决斗。

一切准备就绪，令人费解的欢迎仪式结束了。富拉顿和詹姆士·彭丁先生按计划走到旗舰上，让皮克顿和他的士兵们留在码头。当一行人上岸时，皮克顿没有理会胡德，而是走到詹姆士先生面前说：“我希望阁下能够健康到达，请允许我恭喜您在特立尼达岛安全登陆。”

詹姆士先生迷惑不解。

皮克顿解释说：“我听说，阁下已经被指定担任专员。”

詹姆士先生当时才明白自己受到了侮辱，气愤的皮克顿准备将事情闹大。怒火终于爆发。詹姆士非常气愤，情绪低迷了好几个星期，看到自己没什么出路，他回了英国。

胡德很爱惜自己的名声，甚至连《新闻报》上有关他的文章都要过问。码头上发生的事情本应该对皮克顿不利，但没有任何影响。从那以后，什么事都不正常了。胡德赶走了富拉顿的随从。对于富拉顿夫人，他一开始彬彬有礼。他们有共同的朋友，比如伦敦的托马斯·特罗布里奇先生，不久后在百慕大“衰亡”的可怜的米切尔女士。胡德喜欢巴巴多斯锡福斯阁下的女儿。但胡德这个四十岁的单身汉可不是省油的灯。不久之后，他就直白地说，富拉顿夫人让他生气，他认为她是个危险狡诈的女人。

与胡德一起从巴巴多斯来的英国总司令也直白地表达了对富拉顿一家的愤怒。总司令之前住在富拉顿家。他是个大忙人，挂念着测量、防御工事和防御计划的事情，不能忍受富拉顿和富拉顿夫人“打扰他的公事”。一周后，他搬到小册子作家P.F.麦卡勒姆住的旅馆。富拉顿表达了他不参与阅兵的“详细理由”。他解释说自己不想被人认为“干预军队事务”。或者当他检阅过后，如果总司令发现了地方部队的问题，他要负责。这种没出息的借口使他更失礼于人。总司令暴怒。周末，富拉顿发现自己被孤立了，处于劣势。

胡德、总司令和皮克顿的相同之处，不仅在于他们都忠诚效劳，厌恶“文件”、阴谋和律师，还在于他们都不喜欢特立尼达岛上居住自由人。几周以前，总司令暗示过富拉顿，但富拉顿没有反应。将军和海军军官们想要属于自己的土地。海地败将梅特兰、海军上将科克兰以及其他人都期望得到土地作为效劳的奖赏，希望建立黑人庄园。那些和富拉顿一起来的英国移民什么也没做。他们变得越来越穷，还得偿还来时的路费。特立尼达物价很贵，黄油要每磅六先令，每一个移民每月要付一百美元租金。他们没人得到任何土地或工具。一个威尔士男子开始清理一小块地，却被人用瓦洛和监狱里“三十九鞭子和黑人的惩罚”吓跑了。

但当胡德和富拉顿在伦敦面谈的时候，他们曾就自由白人移民达成了统一意见。富拉顿认为胡德并非真的变了，也认为胡德和总司令并非真的站在皮克顿一边。他想这样告诉他们，他有证据。曾有人经过政府大厦时听到皮克顿和胡德在争吵。还有人从跟随总司令的一名官员那里听说，总司令认为当地的士兵落后了二十年。

富拉顿敢肯定，如果他能和胡德私下谈谈，他会让胡德明白。但胡德不想私下见面，所以富拉顿不得不在委员会的会议上说起这件事情。富拉顿说，他去了两次监狱，确实有所冒犯，但西班牙法律规定，总督应该每周到监狱参观一次，狱卒应该在监狱记事本上做记录。瓦洛的助手波多黎各前来作证。波多黎各说，富拉顿上校没有命令将所有黑人的镣铐解除和禁止鞭打黑人。上校只是口头要求他不要将上了镣铐的黑人惩罚得太严重，没有写在书面上。

这没有用。胡德依旧与皮克顿站在一边，两个人总在一起。军队仍接到不要给民事提供帮助的命令。一群水手在周日的下午闯进一家商店，没人阻止他们。垃圾在热烘烘的街道上腐烂，而负责收垃圾的警察归部队管理。传言有人要起诉富拉顿干预司法和滥用市镇基金：西班牙港市政会按每个黑人苦力每天二十分的价钱付给瓦洛，让他给黑人提供食宿，而富拉顿把黑人苦力当作建筑工人，让他们给自己和胡德建造房子。还有，在军队被收回后，他又把黑人苦力当作应急警察使用。指控有些可笑，但富拉顿小心应对着。佩德罗·瓦尔加斯和宪兵司令帮了忙。

对富拉顿的指责变得越来越私人化。皮克顿说，他是“一个有手段的诡计多端的人，受控于一个狡诈的女人”。确切地说，他是个疯子。皮克顿这么认为，胡德也这么认为。与此同时，首席检察官向富拉顿暗示，他只需道个歉就可以解决问题。鉴于胡德没站在他一边，富拉顿的气势减弱了，但他还是很固执，越来越沉迷于和皮克顿决斗的幻想，拖延时间。他说他会写信寄往伦敦。如果国务大臣同意，会指定富拉顿向皮克顿道歉的条件。

胡德和总司令在岛上才待了两个星期，总司令就要离开了。英国的反对派也许通过小册子作家麦卡勒姆交给他一封请愿书，他将请愿书交给了皮克顿。之后富拉顿又给了总司令一些文件。总司令第二天退回文件并表示感谢，然后上了船。

富拉顿慢慢地了解到，政务会的会议记录没有被送往伦敦。他很紧张，觉得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他宣布自己不能正常参加政务会或委员会的会议。他希望避免每天“争吵的语调”，而且，他想在岛上走一走，“准备汇报的材料”。

富拉顿的话模棱两可，胡德和皮克顿严厉地批评了他。富拉顿上校是要退出委员会吗？他能不经允许就离开吗？他能不经其他委员的同意就写报告吗？简短的信函来来去去，一天有四封。讽刺的是，代表胡德和皮克顿写信的是富拉顿之前的宪兵司令，富拉顿让他做了委员会的秘书。

富拉顿的支持者是英国反对派和麦卡勒姆的“丑陋俱乐部”，他雇用麦卡勒姆做代理人，用从特立尼达国库里拿来的“秘密服务款”付给他工资。麦卡勒姆认为富拉顿“天性善良”。但富拉顿和富拉顿夫人都不能与麦卡勒姆和每周六晚聚集在“丑陋俱乐部”的朋友们轻松相处。他们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却喜欢显摆他们的文化和政治观点。麦卡勒姆不能很好地驾驭法语和西班牙语，却喜欢用法语词和西班牙语词。他用的词汇很古老，类似拉丁文：lancinated,facinorous,siderated。

他们在政治观念上也有隔阂。富拉顿将自己的事业界定为维护英国的民族特性，以及正义和保护的原则。麦卡勒姆在乎的却是作为英国人的权利。麦卡勒姆反对特立尼达的奴隶制，其实是反对“利物浦的某些人”变得越来越富有，反对“继续坐在四轮大马车里，吃海龟、喝波尔图葡萄酒或红葡萄酒”的黑人贩子。他其实是反对那些将军和军官，他们正在使贫穷的英国移民（尤其是苏格兰高地的人）丧失土地和希望。理论上，这也是反对黑人的存在，与反对黑人没什么区别。麦卡勒姆喜欢杜桑，认为他是“最优秀的人”。但同时，他一想到海地或一看到隔壁兵营里的特立尼达黑人部队，就会非常“痛恨”。

最早与皮克顿作对的英国反对派已经分成两派。一派是有名望的，主要是商人；另一派是少数激进分子，人们认为他们鼓励黑人反抗。还不到十八个月，分界就模糊了。反对派人数增加。在一个黑人很容易就能被购买和出租、对黑人的投资和收入低于一百英镑的殖民地，反对派激进人道主义的一面（这一面源自伦敦的争论和法律原则）变弱了。现在是商人代表着反对派，他们希望英国的法律确保英国人统治。

富拉顿、麦卡勒姆、商人、激进分子残余：他们有使用相同语言的共同敌人，但这些语言可以代表四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因此，在富拉顿的支持者中间，一开始很容易显露出来的正义和保护问题——命令狱卒，要求有监狱记事本——变得模糊不清。在奴隶制和废除奴隶制之间，人道主义者该在哪里停下来？法国的有色人种该怎么处理？他们经常被羞辱，但他们当中也有很多有经验的革命者。富拉顿建议应该对他们强硬一些，但又不能太严格，这相当于什么也没说。

富拉顿不仅处于劣势，自己也迷迷糊糊。他不能明确自己的事业。四封书信来往之后的第三天，胡德和皮克顿叫他去参加政务会议，讨论财政问题。但最后并没有讨论财政问题。富拉顿听到皮克顿收回了自己为那天在富拉顿夫人家阳台上发火而做的道歉。“他想到什么就讲什么。他总是在相似的场合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富拉顿听到他说，他周围“有一群阴险狡猾的人，他们丧失了财产和名誉”。富拉顿听到皮克顿无情地陈述了奴隶殖民地的原则。

皮克顿再也不讲非洲人的“帮助”，或者将黑人的舒适度与欧洲农民的舒适度相比较。“在所有建立了或容忍奴隶制度存在的国家，法律都会允许主人通过合理和适度的惩罚使奴隶顺从。但第一专员下令，没有他的命令就不能惩罚黑人，他其实已经取代了奴隶主和地方官员的权力，导致奴隶在一定程度上不受主人和地方官员的支配。临近的殖民地爆发了革命，令国家成为一片废墟，他们的痛苦自然提醒我们不能进行这么危险的改革。”

即便没有辱骂，事态也很严重，和解已不可能。富拉顿认为，他是第一专员，不管胡德是否站在他一边，都到行动的时候了。他对他的随从说，从现在开始，他打算公开收集证据。为调查证人，他指定两个英国人为律师（三年后发现，其中一个根本就不是律师），指定佩德罗·瓦尔加斯为他的西班牙助理法官。大部分工作已经完成。两天内富拉顿就能准备一份详细列有对皮克顿三十七条指控的临时文件，其中包括不经审讯就行刑、误判、刑讯逼供，还有一条是将活人烧死。接下来需要审讯皮克顿。富拉顿脑海里唯一的问题是在哪个地方进行审讯。

有一艘船即将开往英国，乘客里有些是与皮克顿关系很好的军人。富拉顿已经不相信邮政，他认为，派一个测量员作为信使将信件送到英国会更加安全。

其他的信件与这艘船一同去往英国。其中一封是皮克顿攻击富拉顿、赞扬胡德的信。还有一封是佩德罗·瓦尔加斯写给米兰达用以攻击皮克顿的信。瓦尔加斯暂时不做助理法官，回到了已差不多被遗忘的秘密革命世界。他使用古体字写信，使用不会导致任何危险的词汇。他写道，在特立尼达和委内瑞拉的西班牙人都把米兰达看作他们的救世主。

富拉顿当天去了监狱，将一个无故关押了两年的黑白混血儿有产者释放。富拉顿一直有权利这么做。瓦洛和他的妻子罗斯·巴尼耶·瓦洛很配合。他们总能做到鉴别权力，执行命令。这虽然不关他们的事，但他们一直很乐意发表评论。瓦洛说，他总觉得皮克顿对黑白混血儿“特别怀恨在心”，但他和太太已经为黑白混血儿做了他们能够做的。瓦洛太太认为，在这件案子上，皮克顿表现出了“恶意和仇恨”。

三天后的政务会上，富拉顿宣读了他送往伦敦的对皮克顿的指控。皮克顿勃然大怒。富拉顿写道：“任何一个脾气与他一样难以控制的人了解到他当时的愤怒，都会马上杀了他。我有武器，他没有。我把手放到剑上，但没有拔出。”

胡德非常生气。他说富拉顿的文件是“损害名誉的东西”。他就在那一天，到达特立尼达的第三十天，辞职了。所以，现在有两位专员辞职。第三位，也就是富拉顿，感到很害怕，打算逃走。他用国库里的经费租下的纵帆船正在港口里等着。

这时候，富拉顿得到从伦敦传来的坏消息。上一届政府的两位部长，也就是皮克顿的赞助人，正打算罢免他，不让他做国会议员。他们认为，专员的职位是王权下有利可图的公职。但富拉顿现在没时间去考虑这些，他甚至没有回复胡德和皮克顿对他的计划的愤怒的质问。还有几样东西他需要尽快得到：贝格拉特第一次投毒案委员会的报告，瓦洛的有关刑讯逼供的证据。

瓦洛又一次表现得非常配合。他坐在屋子里路易莎遭受折磨后倚靠的桌子旁，用法语写下特立尼达的刑讯逼供史。

路易莎·卡登或卡尔德隆：那天她在贝格拉特的脑海里留下了印象。他觉得他应该检查一下有关当时过程的记录，“看纸上写的是否有误”。他走到书记员那里。书记员说，富拉顿上校几天前来要犯罪记录，他已经把岛上所有的犯罪记录交给他了。

政务会特别会议上宣布的消息使人震惊。他们攻击富拉顿，富拉顿的宪兵司令表示抗议。他们决定取消书记员的职位，宪兵司令表示抗议。他们决定逮捕书记员。

傍晚，富拉顿一家正在与随从吃晚餐，宪兵司令带来消息，说书记员被关在市政会的一名地方官员布莱克法官的家里。按照西班牙法律，被关在私人的家里而非普通的监狱里，是公务员的特权。出于某种原因，也许是要去收集证据，也许是准备马上逃走，富拉顿穿着全套制服：镶有红边的蓝色温莎式外套，礼服佩刀。马车也已经备好。他拿起手杖，同宪兵司令和一个随从驾车前往布莱克法官家。太阳快要下山了，富拉顿急匆匆跑上楼梯，走到上层楼梯平台大喊：“卡斯特罗先生在这里吗？”

卡斯特罗是书记员的名字。他和布莱克法官正坐在桌边讨论某些法律问题。听到富拉顿“官气十足的语调”，他们都站了起来。

“卡斯特罗先生在这里吗？还是在监狱里？”富拉顿边问边走进去。

“在。”布莱克法官说，“卡斯特罗先生在这里。那边。”

富拉顿走到卡斯特罗身边，抓住他的手臂。“卡斯特罗先生，我的朋友，跟我来。”[2]他转向布莱克法官，“你为什么、又有什么权力将卡斯特罗先生关起来？”

布莱克法官说他是按委员们和政务会的命令行事。

“他是自由的吗？他能出去吗？卡斯特罗先生，你自由吗？”

“我是囚犯。”卡斯特罗说。

“你看，先生。卡斯特罗先生是名囚犯，这是违法的，或许会被施以绞刑。[3]这是有关绞刑的问题。我要把卡斯特罗先生带走。”

布莱克法官说卡斯特罗在他的监管之下。“如果你硬要带他走，我不会阻挠你。”

“好，不然这样，卡斯特罗先生，我任命你为这片殖民地的人口专员。”[4]人口专员是不能被逮捕的。“现在看看。”[5]富拉顿对布莱克法官说（当然，他们的对话是这样的）。“如果你要囚禁……”[6]富拉顿突然停下来命令宪兵司令去家里叫其他的随从来。“拿本圣经过来，拿本圣经过来。”富拉顿对布莱克法官说。

布莱克法官拒绝了他的请求，他不想发誓。

“圣经没有必要。”宪兵司令说，“布莱克先生是罗马天主教徒，可以凭十字架起誓。”

布莱克法官说他是新教徒，不过这都没关系，他并不打算起誓。

“没必要写了。”宪兵司令说，然后将写下的东西撕了。

富拉顿的其他随从到达，皮克顿称他们是“同党”。他们不怕布莱克法官。布莱克法官是个中年人，有些顽皮，因小气出名，自从他作为奴隶贩子从外地运来四十个生病的黑人并以罕见的高价卖出（有三十四个在三天内就死了）后，人们都开始害怕他充满欺骗性的买卖。

“记住，先生。”随从刚到，就对富拉顿说，“你对我说过，我会被绞死。”

同党受到惊吓，差点没站稳。富拉顿发现，既然书记员是西班牙人，布莱克法官是爱尔兰人，那么就没有必要使用惯用的法语“绞刑”了。他说他没有威胁布莱克法官。他刚才说的是，书记员给他的文件与绞刑有关。

“先生们，”富拉顿对他的随从说，“听好了，我说这是违法的行为。这种行为是违法的，难道不是吗？先生们。”

“完全违法。”他们说。在布莱克法官看来，他们像在背书。

“不管怎么样，记住，你对我说过我会被绞死。”布莱克法官说。

想到最初的案子，富拉顿说：“公开的报告是，你曾经威胁说要把那些提供对皮克顿将军不利证据的人关起来，放逐，或绞死。”

布莱克法官说：“我答应你，所有这些惩罚都不会施加在卡斯特罗身上。”

争论就此停止。卡斯特罗默默地坐着。也许，作为新任命的人口专员，他不能遭受逮捕。但富拉顿放弃了营救的尝试。

次日，富拉顿登上了正在等待的纵帆船。逃离，或者离开一段时间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他想，这是唯一安全的办法。佩德罗·瓦尔加斯和两个随从跟着他。但纵帆船在当天和第二天都不能起航，因为岸上的人想要他们的犯罪记录。胡德说，如果富拉顿试图起航，他会扣押那艘船，或将它击沉。全市的人，包括麦卡勒姆和“丑陋俱乐部”的成员，都在看着纵帆船，在那里等待。

富拉顿在纵帆船上继续给国务大臣写信。“此刻，我不确定是否该把自己当作一个囚犯。他们动用海军拘留我，阻止我去完成阁下的指令。我在岸上时一直受控于皮克顿将军的部队。”

富拉顿夫人探访过丈夫。一个随从也来到船上，当着富拉顿夫人的面汇报——他“觉得这是他的职责”——胡德说的话。富拉顿觉得这与胡德“以前的方式和性格”不同。与其说这是“司令官的语言”，不如说是“一个喝醉的水手长的措辞”。

富拉顿的宪兵司令仍然是委员会的秘书，胡德和皮克顿通过他给富拉顿送去了一封更正式的信。他们表达了对他出逃的震惊，要求他归还犯罪记录。

当宪兵司令带着富拉顿的回信回来时，有人正在政务会上宣读一份谴责富拉顿的决议。他大声读道：

“我请你通知委员和政务会的成员，任何将犯罪记录带离这个岛屿的人，不是极其不关心公共职责，就是直接违反了公共职责。目前，你信里提到的所有犯罪记录，都在岸上被安全地保存。”富拉顿只要得到保证：他的律师可以复印一份。记录就会被送回。不过，律师们“这时候还不知道文件在哪里”，这是他最后一件让人吃惊的事。

胡德被愤怒击垮，皮克顿被他的讽刺击垮。他们惊得目瞪口呆，一句话也没说。随后宪兵司令大声宣布自己要辞去秘书的职务，将委员会的文件扔在一个职员的大腿上，然后走向富拉顿的纵帆船。纵帆船不久便驶向格林纳丁斯群岛——现在要扣押它或击沉它已毫无意义。

到达格林纳丁斯群岛后，宪兵司令带着富拉顿好几封表示愤慨的信件和其他文件登上了一艘开往英国的船。第一专员富拉顿在安的列斯群岛上巡游，寻找总司令。第二专员和第三专员都已辞职，富拉顿认为，总司令是唯一能保护他和妻子免受两个专员伤害的人。在西班牙港，两位专员的平静已转变为对不公平的抱怨。和富拉顿一样，他们也开始写哀伤的信件（信里面也有附件），寄往伦敦，寄给国务大臣，甚至寄给首相。

除了写信寄往伦敦，他们也行动起来。他们解雇了港长（是他帮富拉顿找来了纵帆船），也解雇了富拉顿的副警察长。他们将书记员卡斯特罗当犯人关押起来，将所有给富拉顿的同党提供过证据的人驱逐。他们将一个西班牙黑白混血儿赶到英国，将一个西班牙人赶到委内瑞拉。他们让代理卡洛斯·冈萨雷斯的西班牙律师永远离开。他们将革命者安德烈斯·德·埃斯帕纳从监狱里释放出来。

还有拒绝将他的黑人送去做修路苦工的黑白混血儿，他以前被关在监狱里，后来因为地方司令官没有写清被关押的理由而被富拉顿释放。他又被抓了起来，罪状写得很清楚。他被关了七个月，但之后又被释放。逮捕他只是形式，真正的目的是重建司令官的威信，以及打消黑白混血儿的积极性。司令官按法国人的方式行事，如此处理自己受辱一事，令自由的有色人种开始完全信任。据说，索索、巴罗、斯坦尼斯洛斯·德·克劳克斯，还有在其他地方组织起义的黑白混血儿又回到了岛上。毫无疑问，被释放的黑白混血儿现在感觉自己受到了特别保护，他谈到要起诉司令官。但他去找的律师不仅建议不要起诉，还让他利用所剩不多的时间离开气愤的司令官。黑白混血儿明白了律师的意思，匆匆忙忙卖掉家产搬走了。

皮克顿和胡德在政治上也有行动。他们打消了白人小佃农想定居的念头。大概有一百名退役士兵（普鲁士人和荷兰人）移居特立尼达岛。他们没有获得预期的小块土地，相反，“为了不给他们发粮食”，他们被分到庄园里作为额外的种植园劳动力。

为了削弱英国人对富拉顿的支持，他们提出白人联合起来控制黑人和黑白混血儿的原则。这是贝格拉特的主意。他一直提及用加拿大式的宪法保护法国人的利益。但他现在说，假若黑人和黑白混血儿不再像以前那么“温和”的话，法国人就会接受英国的宪法。否则，特立尼达岛会成为另一个海地，“在那里，波拿巴不可战胜的部队已经被这些人打败并摧毁；在美洲拥有殖民地的欧洲国家一定要联合起来使这些人屈服”。

他们又一次试图将富裕或有名望的英国人与激进或下等的英国人区别开来。市里张贴了告示，让英国的商人们放心，胡德和皮克顿“考虑到了他们的利益”。与此同时，他们对英国的闹事者采取了打击行动。麦卡勒姆朋友的一个黑人被关押并打成残废，“丑陋俱乐部”被解散。

皮克顿和胡德都想除掉麦卡勒姆。皮克顿知道麦卡勒姆在写一本书，他也觉得麦卡勒姆是某位英国部长派出来的探子。胡德记得，他死去的兄弟曾经在伦敦一份“民主的”报纸上遭受辱骂，麦卡勒姆曾在那里当编辑。胡德也认为，那份报纸对曾经的一场海军叛变负有责任。

他们一开始让麦卡勒姆在民兵队伍里工作。麦卡勒姆表示拒绝，说他只是个过客，几周后就会离开。他也向他的朋友们解释，民兵是自行设立的志愿兵，里面没有什么工作“值一法新”，他打算“打击第一个想朝他下手的人”。他的几个朋友没有参加周日的阅兵。星期三上午，麦卡勒姆被邀请在一间私人房子里见几位民兵官员。他们给他一把椅子，让他解释。消息传开，有人过来观看。

麦科勒姆发表了一场有关英国臣民自由的演说。他说，如果他们想将这间房变成星室法庭[7]，他们会发现他是位不好对付的敌人。后来他们让他离开，但他知道，“他的厄运……现在肯定近在咫尺”。五天后的下午，他被捕，被带到胡德家，面对胡德与皮克顿。

“你必须讲讲你自己。”皮克顿说。

“等回到伦敦，我打算把你想了解的东西发表出来。如果你有时间读一下的话，我相信你会发现我写得很有意思。”

“先生，我不可能觉得有意思，你是妨碍公共和平的人。”

“请允许我告诉阁下，你刚才说的不是事实。不过，对于你的直属部下，我就不能担保了，因为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黑人军营里的三名军官拿着棍棒痛打一位英国绅士。”

“你对这个殖民地有什么看法？”

“作为英国国民，我想没人能剥夺我在英国殖民地上的居住权。然而，我也没什么要隐瞒的。当我在美国大陆旅游时，听到了很多有关皮克顿准将的传闻，我那时就非常渴望见他。”

皮克顿露出他那招牌式的咧嘴笑容。

麦卡勒姆问了几个有关君主、权威和自然权利的“法律问题”。他在证明，逮捕他是不合法的。

“安静，先生！”皮克顿说。

“很好，先生。我想不久后你们就会在正义的源头听到我的声音。”

“住嘴！”胡德说，这是他第一次开口。

命令被写了下来。

“我们指控他蔑视法庭。”皮克顿说。

“那我可以把自己看成是政治犯。因此，我要求得到相应的特权。”

皮克顿没有理会。他用西班牙语对一位官员说：“告诉瓦洛，除了仆人，不能让任何人和这位囚犯说话或见面。”

三点半，麦卡勒姆已经被关进监狱。他称这座监狱是巴士底狱，但他的牢房很大，将近二十英尺长，十英尺宽，只有他一个人住，由两名黑人士兵看守。牢房里的蜘蛛“和欧洲的螃蟹一样大”，但里面也许没有“蝎子、蜈蚣、无脚蜥蜴和蚊子”。上面的黑牢里关了一个老黑人妇女，是投毒者，看起来七八十岁的样子。下面的牢房里关了五六十个上了镣铐的黑人，他们的链子叮叮当当响个不停，“身上不停地散发出难闻的气味”，通过地板的裂缝升上来。

瓦洛“总阴沉着脸，是最丑陋的怪物”。作为小册子作家，麦卡勒姆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描写肖像的天赋。瓦洛像往常一样健谈。他谈到美国，说自己正在考虑去那里。当麦卡勒姆说他口渴时，他拿出掺了水的朗姆酒，麦卡勒姆喝起来。但他一想到有可能下了毒，就停了下来，一直等到他的仆人拿晚餐来才喝了水。他的仆人也同时为他带来了笔、墨水和纸。麦卡勒姆开始在狱中写日记。

第二天，他患了痢疾，一直昏昏欲睡。他确信自己是因为喝了瓦洛掺水的朗姆酒而中毒。他知道，“公开”他的旅行是恐怖的，但一想到自己的职业责任，他便有了安慰。即便在生病，他还是记录下瓦洛鞭打四个黑人的过程：一名妇女，一个男孩和两个男人。他们遭受的是“四柱”鞭打法。鞭子有四英尺长，中间粗，每打一鞭子囚犯身上就有三四英寸长的痕迹。“每当受害人发出叫声（几乎每个人都如此），或挣扎着想逃脱时，站在前面的瓦洛就会毫不留情地踢他们的脸。”

因为痢疾，麦卡勒姆当天晚上睡不着。第二天早上，他通过仆人送了一张便条给一位朋友（朋友的黑人已经被打残，仍然在监狱的某个地方），看他是否能够安排帕克医生来见他。十一点钟，几个士兵过来要将麦卡勒姆带到皮克顿和胡德那里。他说自己走不动。

瓦洛很担心，他哪一方都不会得罪。“哦，先生，他们很快就会强迫你走的，你一定要自己走。”

他们让他走到胡德那座能看到海湾和船只的房子里，他在阶梯处的烈日下站了三个小时。麦卡勒姆想见的帕克医生流着眼泪走下来，麦卡勒姆走上去。皮克顿拿了麦卡勒姆当天早上写的便条，他将地址写成了“巴士底，重罪犯区”。

“这张便条是你写的吗？”

“是的，先生。这张便条不是写给上面称呼的那个人，而是写给阁下的。称呼没有什么区别，内容是相似的。”

“什么是相似的？”皮克顿问，他像富拉顿有时质疑自己的发音一样质疑麦卡勒姆的用词。

“我希望你不要把我当成编纂词典的人。”麦卡勒姆用了一个更夸张的词。

“你叫什么名字，先生？”胡德问。他仍在探查神秘的存在：麦卡勒姆的名字是皮埃尔·弗兰茨。

“阁下对它并不陌生。”

“请问你在哪里出生？”胡德继续问。

“虽然我当时也在场，但确实说不清楚。大不列颠岛上的某个地方。”

“你是在哪里受洗的？”

“仪式举行时我肯定在场，但我想不起来了。”

“你的父母讲到过那个场景吗？”

“可能讲过。”

“你之前在什么学校上学？”

“难道你没发现我没有进过学校吗？”

“站起来，先生！你知道你是在和谁说话吗？”

“我已经告诉过你我站不起来了。至于知不知道你是谁，也许我比你希望的知道得更多。”

“住嘴，先生！”

麦卡勒姆拿出他的鼻烟壶。

“请问你吸鼻烟有多久了？”胡德大声问。

“虽然吸第一撮鼻烟的时候我在场，但我确实不记得了。也许你现在以为自己在船的甲板上审问你的厨师。但请记住，我不会像厨师那样受你的控制，所以不会害怕遭受你所谓的惩罚。”

胡德虽然经常唠叨，却总能让人有哭出来的冲动。

“我鄙视你的胡言乱语。”胡德说，“将他带走，把他关起来！”

麦卡勒姆走下阶梯到明亮的院子时，看到麦凯走上来。麦凯就是那个“苏格兰高地人，身材矮小，值得尊敬”，他原本打算在西班牙港开一家没有妓女的客栈，但没人支持他。他是“丑陋俱乐部”的成员，正拿着装有俱乐部“文件”的盒子。麦卡勒姆没有和他说话。

麦卡勒姆疲惫不堪，受到胡德的威吓后胆战心惊。他四小时后回到监狱，病恹恹的。瓦洛正在执行任务，麦卡勒姆看到他把两个人放到树桩上，一个接一个，然后鞭打。大概一个小时后，麦卡勒姆的仆人送晚餐来。牢房里的黑人士兵“在饭菜里翻来翻去”，看里面有没有信件。麦卡勒姆表示反抗，一个黑人士兵“大吼”，亮出刺刀。麦卡勒姆没了胃口。黑人将他的晚餐吃了，没有感谢他。

当天召开政务会。皮克顿说了很长一段话，为他的管理方式辩护。会上宣布民兵服役是强制性的。另一项宣布的事情，是悬赏一百美元寻找失踪的犯罪记录。“丑陋俱乐部”的文件里没有相关记录。

刚过中午（这好像是专门逮捕犯人的时间），又一个英国囚犯来到监狱。他被放到麦卡勒姆隔壁的牢房。那间房和麦卡勒姆的一样长，宽不到十英尺，只有七英尺半。里面已经关了两个英国人，一个印第安人，两个法国黑白混血儿和四个黑人。

新来的犯人是廷布雷尔医生，皇家炮兵部队的一名外科医生。三年前，当寡妇格里菲斯夫人和“温顺的女儿”被皮克顿的黑人士兵包围在那座她说没有卖给罗塞特·史密斯的房子里时，廷布雷尔医生帮了她。之后，廷布雷尔医生娶了格里菲斯夫人的一个女儿。她现在来看望狱中的丈夫，但并不能给予多少安慰。一个黑人士兵站在她旁边，麦卡勒姆甚至觉得，“如果她张开嘴，士兵会将刺刀刺入她的胸膛”。

传言皮克顿打算收买格里菲斯夫人。但廷布雷尔医生的案子更严重。早上七点钟，他被带到胡德的房子里，下午两点回来。他告诉麦卡勒姆（麦卡勒姆已经忘了自己中过毒，得了痢疾），他将六年前一个炮兵犯有强奸罪但没经过审讯就被绞死的证据给了富拉顿的律师们，所以被关进监狱。廷布雷尔整个上午都在否认他把证据给了富拉顿这件事。他后来说，他是想保护律师们。皮克顿和胡德决定，要将廷布雷尔交给军事法庭审判，因为他“将指挥官的秘密信息泄露了出去”，这在西印度群岛是犯罪，还因为他“与有色人和黑人待在一起”。正如富拉顿后来所说（歪曲了一点事实），第二项指控“完全成立，因为廷布雷尔医生在监狱里与九个有色人和黑人一起被关在一间十二平方英尺的牢房里”。

廷布雷尔的事让麦卡勒姆沮丧。不通风、臭气熏天的牢房和底下黑人链子的响声也让他很难过。大概四点钟，一直没有闲下来的瓦洛发现服侍付费犯人的黑人狱童犯了错误。他只是一个小男孩，但瓦洛毫不犹豫地干起了他的本行。他将他放在桩木上，将他的衣服剥了，用鞭子打他，然后在伤口上拍了点酸橙汁。

一个小时后，一封写给“西班牙港监狱囚犯P.麦卡勒姆先生”的信送了过来。信上签名的是曾经被富拉顿解雇、现在又被胡德和皮克顿恢复职位的委员会秘书。“先生，我受命通知您，您将于明天晚上被遣回到你来的地方纽约。”措辞的变化很熟悉。麦卡勒姆将信放下，思考着，最后发现皮克顿和胡德希望的事情没有被漏掉：遣回到你来的地方纽约，从那里走向刑场……

但遣送被推迟，麦卡勒姆说是因为他们和美国纵帆船的船长就价钱问题争论不休。他继续待在监狱里。第二天，他的仆人带来一封信，像他嘴里“嚼的烟草块那样被藏着”。信是另一个苏格兰人写来的，他曾经被捕，被审讯，然后被释放。信的格调很高，是“丑陋俱乐部”的遗风。信里面没什么内容。“那些屈尊使用才能去揭露怪物们的邪恶的作家们，对人类幸福所做的贡献不比那些只展示优点的人少。”

麦卡勒姆打起了精神。但他还得在监狱里待上一天（瓦洛早上将三个黑人捆在木桩上，鞭打他们，然后在他们的伤口上撒上盐、醋，还有监狱里的灰尘），之后警察来接他，将他带到港长那里，港长又将他带到兵营隔壁的住所取箱子，再将他带回码头，拿到收据后将他交给美国船长。在这艘特别的船上，有些船员得了黄热病，纽约流行的那种病。麦卡勒姆后来说，急于想除掉他的委员们用七百美元贿赂了极不情愿的船长。委员会秘书说他付了五十六美元。

两个星期前，在格林纳丁斯群岛的尤宁岛，富拉顿将他的第二个信使（宪兵司令）送上了去英国的轮船。然后富拉顿去了北方，追赶总司令寻求帮助，从一座岛到另一座岛。总司令也像是一个被追赶的人，最初一直朝北，然后快速向南，一直到巴巴多斯岛的总部。富拉顿继而转身朝南。他好像收到了消息，放弃了总司令。

他与佩德罗·瓦尔加斯讲到对南美和所有岛屿进行“科学”调查的必要性。这种看似能让清闲的他们有点事干的想法变得越来越强烈。富拉顿开始称瓦尔加斯为“科学家”，瓦尔加斯也开始接受自然科学家的角色。他已经是米兰达的革命代理人。对富拉顿来说，他是测量员、官方翻译以及西班牙法律的助理法官（他说他曾在新格拉纳达担任三位总督的秘书）。

他们就这样不紧不慢地来到一个月前离开的特立尼达水域。他们沿着北海岸航行，在山脉的掩饰下，从西班牙港一直到其他有人定居的地方。然后他们沿着大西洋海岸航行。富拉顿时不时上岸去试探他找的民众的反应。他说，在“没有被皮克顿直接影响”的地方，他可以得到“款待和尊敬”。但在岛屿的东南端，有人给他看了一则公告。皮克顿和胡德宣布，富拉顿违背国王的命令擅离职守，不再是第一专员。

这是胡德作为第三专员的最后一次行动。他已经回到巴巴多斯岛总部。和法国人的战争又要开始了，他被任命为背风群岛部队的总司令。皮克顿又一次单独统治特立尼达岛。他将富拉顿家的哨兵撤回，亲自解散在院子里工作的黑人苦工。苦工们当时正在填补之前为了排掉雨后积水而挖的沟渠。富拉顿夫人和她的妹妹听到皮克顿大喊。她们来到阳台，正好看到两车碎石被放置在阳台前，然后所有的黑人都离开了。

富拉顿知道胡德已经离开了。当他进入帕里亚湾时，他也听说皮克顿已经颁布了详细的戒严令；胡德已经将帕里亚湾皇室海军双桅船交给皮克顿指挥；海军上尉得到命令，如果看到富拉顿的纵帆船停在西班牙港就即刻没收。富拉顿让皮克顿的计划“落空”了，“因为我没有在西班牙港停泊，也没有通过暴力的方式重新夺权，而是从伊卡科海角（他在那里与当地的司令官有点摩擦）航行穿过帕里亚湾直接到了巴巴多斯岛”。

在富拉顿和佩德罗·瓦尔加斯开始逃往巴巴多斯的那一天，米兰达正在伦敦用西班牙文写备忘录。与法国的战争在前一天开始了，米兰达要马上前往特立尼达。他想命令英国的部队与特立尼达的黑人部队即刻进攻委内瑞拉。部队的人数不多，但“足以在大陆起到推动作用。从瓦尔加斯委员信件的摘录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居民正在着急地等着我们，特立尼达岛上的大部分西班牙人想加入我们。光是这些就足以让大不列颠陛下的部长们相信，我有必要听从祖国的心声，她正处于危险时刻，唤我回去救她。”

幸运的是，胡德外出巡航不在巴巴多斯，富拉顿与总督取得了联系。他没有接近总司令，只是写了封信。“比起单独与皮克顿准将比试或带领力量相当的部队在战场上攻击他，没有什么能更让我满足了。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作为手里只拿了一根警棍维护和平的治安官，我不会挑起战火，单独去挑战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假如让我通过武力方式从敌人手里夺取西班牙港的话，那么除了皮克顿准将，我不知道我会真心地希望哪位将军来与我抗衡。”

富拉顿没有马上送出这封信。第二天，他又写了一封更长的信，是写给不在的胡德，代替胡德从来都不希望发生的私人会面。“我相信，我们与皮克顿准将的交往没有让我们忘记军人和绅士的行为。”富拉顿在信里写了胡德从来没有听过的所有解释，所有证据，并且向他汇报了所有已经向他汇报过的东西。他写得很悲伤。“您的赞赏是我不变的主题。”然而，有人听到胡德在西班牙港的大街上大声说富拉顿的行为“很无耻，极为无耻”。“至于你和我，我们的性格，仅在战争事业这方面说，很早就已经确立。我很清楚，当你和我处于相对的情况下时，发出或接受挑战对任何一方来说都是极不合适的。”

富拉顿也没有马上送出这封信。但后来他运气很好，从伦敦去特立尼达的装有快件的邮船到达巴巴多斯。国务大臣已经接受皮克顿的辞职，确定了富拉顿作为第一专员的行政权力，明确让他指挥皇家部队和特立尼达忠诚的民兵。信的原件已被送往特立尼达的皮克顿手中。富拉顿将复印件寄给特立尼达卫队的队长、指挥民兵的官员、巴巴多斯的总督，还有不友好的总司令。他很快就收到总司令的回信，以及宴会的邀请。

邮船三天后到达特立尼达。皮克顿决定，应该先放一放刚从伦敦过来的“有关这件重要事情”的邮件，与此同时，不能让富拉顿上岸。他宣布了戒严令，给部队分发实弹，调试海洋堡垒里的大炮。但与此同时，皮克顿也准备离开。他指定贝格拉特做他的产业代理人。贝格拉特组织“主要业主”向皮克顿致辞，他们也为皮克顿的演讲订购了剑，以便“在伦敦准备着”。

两天后，富拉顿的纵帆船从南方进入海湾。纵帆船不是独自航行，而是由一艘战船护航。富拉顿曾经乘战船从英国出发。

皮克顿派一名官员带着一封信上了纵帆船。富拉顿不再是第一专员，不许上岸。为防止富拉顿偷偷上岸，纵帆船上的小船和战船遭到查封。富拉顿夫人只有在战船船长的陪同下才被允许登上纵帆船。

富拉顿转到战船上，战船在西班牙港西部的查瓜拉马斯半岛航行了三天。在航行和“巡查”时，富拉顿给皮克顿写了一封信，准备了一则公告。他也给巴巴多斯的总司令准备了一封信，信中有附件。瓦尔加斯和其他人一直忙于把所有的东西都备份。航行结束时，卫戍部队那位心烦意乱的指挥官派了一位使者到富拉顿那里。富拉顿对他要求的事情给予保证。富拉顿说，皮克顿没有打算“让你掌控军队，军队有时会违反你的命令，还有可能对要求他们支持公民政府的国王不忠”。

就在同一天，富拉顿派了他的一个随从带一封信上岸给皮克顿。“我请你确定，如果只是你个人受到了侮辱或者想阻止我完成我的公共职责，那么我希望你能在摩尔阻止我上岸。如果你本人这样做，我会拔出我的剑，将你的身体刺穿。”

他们现在都收到了信。富拉顿将他的信寄给总司令，三个星期后另一封信又写好了，他寄给了胡德。富拉顿收到特立尼达卫队指挥官的来信，他对富拉顿的“不利形势”表示担忧，但觉得富拉顿在求助于总司令而不是求助“在准将直接控制下的部队”这一点上显示了“判断力”。

后来，危机突然结束。总司令决定替换掉皮克顿，来接皮克顿的双桅船已经到达海湾。就在当天晚上，一八〇三年六月十四日，皮克顿“和有着古铜色皮肤的情人深情地告别后”（虚构的润色是麦卡勒姆加上的），登上了双桅船，前往巴巴多斯岛。大约六年半后，皮克顿的统治结束了。在富拉顿看来，这样的结局就像逃跑。富拉顿后来写道：“皮克顿亲自虐待或侮辱过的很多人都表示，他在白天上船会不安全，或者他在殖民地的权力一旦被剥夺就会很危险。”

皮克顿再也没有回特立尼达，罗塞特·史密斯也随即消失。

这是富拉顿登陆前三天的事。他想要大家明白，第一专员的特权是什么，军事力量的局限是什么，这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信件。然后，他发布了公告，这是对他权力的界定。第二天上午九点，他“以常规的形式”登陆，不是从他用于旅行的纵帆船，而是从他前几天转移过去的战船上登陆。他注意到有色人种和黑人都非常高兴。“需要我亲自干涉和积极地劝告，让他们别张灯结彩。这在一座完全由木头建起来的城市里是非常危险的。”

当他得知皮克顿已经被胡德和总司令雇去远征事先计划好的法国岛屿圣卢西亚和多巴哥，后来又收到胡德从他的旗舰（这位海军英雄的伟大领地）上写来的信时，他的胜利感荡然无存。“先生，我不得不告诉您，您的长信我已经收到，比起第一页和最后一页（我唯一细读的部分）要求的事情，我更愿意忙于对国家来说更实在的事情。”

目前富拉顿还有另一件痛苦的事情。他的一个随从死了，还未成年，死得很突然。但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他去做。现在轮到他来恢复（港口主任、副警察长、书记员）、解雇（政务会、首席检察官、伊卡科斯不友好的司令官），以及接收呈文了。他收到一份主要由英国商人、契约职员、“丑陋俱乐部”以前的成员和已经变贫穷的白人移民签名的呈文。他们祝贺他“在您做出选择的时刻……在远处”管理他的政府，希望他建立“英国的司法系统”。

自由的有色人种很害怕这个系统，三天后，英国的有色人种（他们将自己与有革命污点的法国有色人种区分开来）准备和提交了充满焦虑的呈文。他们考虑当地英国社区之外的事情，感谢至高无上的君主，“他挥动英国的权杖……他让所有的英国臣民认为并且感觉到他们生活在一个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风格是正义和保护的典范：这是模仿富拉顿自己的语言。但富拉顿现在关心的是证明自己是管理者。“我最热切的愿望和努力，是加入和解的原则和对每一个人的财产与人身提供不可侵犯的安全。另一方面，让我特别满意的是，我可以证明，我从来没有发现特立尼达的白人或有色人种产生违抗或不服从命令的倾向。”

富拉顿加强了对黑人的管理。在最近的骚乱期间，警察巡逻已经被暂停，黑人在没有主人通行证的情况下到处自由走动，尤其在码头附近。他们在晚上击鼓、跳舞、跳高，让人厌烦。

富拉顿还是一位讲求平衡的行政官，他做出明确的指示，对进口的货物征收百分之三点五的关税。英国商人表示抗议，他们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英国法律发挥作用。没有了皮克顿的阻挡，忠心也开始易主。对所有的支持者而言，富拉顿不再是必不可少的角色。

现在，富拉顿一方面急着回应对他的每一项批评，另一方面在为皮克顿的案子积累尽可能多的材料。他手忙脚乱，孤立无援。在回应英国的有色人种时，他含糊不清地阐述了皮克顿、贝格拉特和其他人在三个月前就已经阐述了的殖民地种族原则。但富拉顿看得更远。他听说，巴哈马群岛上的很多种植园主不久前已经改变了主意，不再搬到皮克顿的特立尼达，而是带着自己的五六千黑人去了美国。这被记入了皮克顿的档案。然而，住在特立尼达的自由白人小佃农和黑人种植园主的关于爱国主义－人道主义－激进主义的愿望才是富拉顿、麦卡勒姆和“丑陋俱乐部”之间的纽带。

有原则和雅量的愤怒已变得不可能。最困难的是奴隶制度。正义和保护的原则——现在只有英国的自由有色人种会这么说。废除奴隶制度很久以后，人们还记得英国和法国的有色人种对他们的黑人管理很严厉，这种封建君主的权位是他们唯一的特点。

富拉顿收到从伦敦的来信，收到他的朋友副部长的来信，收到宪兵司令的来信，新的总督将被任命。有可能要对皮克顿进行司法调查，需要证人和材料。富拉顿拜访了詹姆士·彭丁先生。詹姆士先生自从胡德到达的那一天被皮克顿侮辱后就一直保持沉默。富拉顿将一些文件交给他送往伦敦。（詹姆士在伦敦付出了代价，皮克顿的支持者们当众侮辱他，说他做这件事是为了免费回英国。）

佩德罗·瓦尔加斯也趁机给米兰达送去一份报告。这是三个月来他的第一份报告。这段时间他一直和富拉顿在海上，抄写文件，“研究植物”，追赶别人，也被人追赶。但他还是发现自己有话要说。瓦尔加斯告诉米兰达，加拉加斯的革命时机已成熟，委内瑞拉人准备为革命牺牲他们的生命和财产。为确保成功，瓦尔加斯已在特立尼达准备好一切。“别忘记你出生在美洲，她会张开双臂欢迎你。”

然后，瓦尔加斯重新回去开始工作：起诉皮克顿。时间紧迫，新总督随时都会来。很显然，只有两项控诉能得到证实：一是贝格拉特的投毒案委员会刑讯逼供、举行火烧活人和死人的仪式；二是路易莎·卡尔德隆的案子。关于投毒案委员会，瓦尔加斯有他的担心，因为根据西班牙的法律，奴隶只有在被拷问时给出的证词才有效。但路易莎·卡尔德隆是个自由的女人，她的年龄会是有利条件。瓦尔加斯的想法是，西班牙法律禁止对未满十四岁的人使用酷刑。路易莎·卡尔德隆被拷问时十五岁。瓦尔加斯认为她的年龄应该被改为十三岁。他说服西班牙港的老西班牙牧师在名册上做改动，开一份假证明。要训练路易莎·卡尔德隆的母亲记住女儿的新年龄。她再愿意不过了，她甚至愿意说女儿被拷问时才十岁。

出生证，法律程序的细节，这些都在文件里。伦敦方面也要求证人到场，这没有问题。证人们都愿意跟着富拉顿去伦敦——这是富拉顿的权力——愿意待在伦敦，由英国政府出钱。两个捆绑路易莎的警察，在拷问时将整个过程记下来的书记员卡斯特罗，拉绳子的波多黎各（瓦洛的助手），一直见风使舵的瓦洛，还有路易莎。后来，除了贝格拉特，每一个和拷问有关的人，拷问者和被拷问者，都出发前往伦敦。副警察长也很想去。他帮忙获得了很多证据，一直准备着对十字架发誓，有时候只是那种用两片纸粘在一本普通书的封面上的十字架。

富拉顿忙于清理他在政务会的记录上发现的对他的几项诽谤。比如，他读到，在某天的宴会上，富拉顿夫人安排一个黑皮肤的黑白混血儿坐在蒙塔朗贝尔男爵旁边，这种“奇特的现象”极其危险地提高了黑白混血儿的“狂热想象力”。富拉顿给男爵写信。男爵回信说，（如果真那样的话）他早就立刻从餐桌上起身了。富拉顿的告密者撒了谎，男爵承诺会随时随地质问他。富拉顿将信传了过去，让那两个人去“调解”这件事情。

还有人指控他精神错乱，指控他闯入布莱克法官的家，威胁要绞死他。但时间不够了，当时是他待在西班牙港的最后一个上午，新总督就要到了，海港里的船只正准备出发与护航战船汇合去英国。行李已被打好包，富拉顿夫人，她的妹妹和仆人，随从都准备好了——富拉顿只有这最后一个上午能调查布莱克法官了。

最让富拉顿恼火的是，他在政务会的记录里被描绘成“用几乎不可理解的粗俗的法国方言说话”。他说的是绞刑[8]，布莱克法官记录成通通绞死[9]。富拉顿也反对记录里用西班牙语记述他走进布莱克法官的家时“一只手举着剑，另一只手举着手杖”[10]。他说他只不过是把它们带了过去。

布莱克法官说：“西班牙语只是字面翻译。”

“用西班牙语听起来更糟。难道你现在手里拿着一根大棍子，我就有理由说你要威胁我吗？”

“当然不能。我现在手里拿的手杖是普通治安官的区别标记，大家都叫它正义棒，我们通常会对着这根棒宣誓。”

对布莱克法官的调查持续了四个小时，直到有人宣布新总督到来才结束。

富拉顿欢迎总督的到来。他的欢迎演说里不只是欢迎的话，还说明了他所做的一切。

在某个阶段，他觉得自己需要有力的证据，所以派人去叫已经打包完毕并与其他人一起在码头等船的书记员卡斯特罗。被派去的人带回的消息，是新总督一开始宣誓，布莱克法官就逮捕了卡斯特罗。布莱克法官还想逮捕副警察长，但副警察长比卡斯特罗更敏捷，或许也比卡斯特罗更愿意逃跑，于是设法跑到船上去避难了。

布莱克法官被召回到政务会。他说逮捕卡斯特罗是因为传言他打算乘船去英国，但他没有交出工作时的所有文件。卡斯特罗确实指定了一名代理人。但布莱克法官不确定那名代理人是否符合条件。代理人看起来是白人，但有可能“他的血管里流着黑白混血儿的血”。

富拉顿仍然是带薪第一专员，但现在只是名义上的，他没有行政权。布莱克法官的无礼已不再是无礼。富拉顿发现，他与新总督待在一起“协调事情”的时间太长了，他本应知道早已到了离开的时候。他的随行人员很多，将近二十个，包括证人和仆人。但他现在没时间去清点和检查。他只让一个和他一起来的移民留在这里。这人现在穷困潦倒，已经花光了三百英镑积蓄，老婆和女儿都死了。他认为自己在“富拉顿上校”的保护之下，白种自由民过来定居都是因为有富拉顿。但现在不是追究原因的时候。富拉顿告诉这位贫穷的鳏夫如果可以的话把土地弄到手，然后匆匆忙忙地上了船。他走的时候没带箱子的钥匙，有些仆人也没和他一起离开，包括瓦洛。

为了处理瓦洛、卡斯特罗、钥匙和仆人的事情，富拉顿命令佩德罗·瓦尔加斯留在后面照应。瓦尔加斯还是一名官员，他的职位不可剥夺。书记员文件的事情几天内就能理清。但瓦尔加斯现在不能说服卡斯特罗去英国。再次被布莱克法官逮捕，卡斯特罗已经吓坏了。如果去英国，他要求至少有皇家传票的保护。

瓦尔加斯甚至已经找不到瓦洛了。三十年来，瓦洛第一次不在他的监狱里。他也被吓坏了，藏了起来。布莱克法官没打算要抓他（不可能将狱卒关进监狱），但他告诉过瓦洛，如果英国人按照英国人的法律在英国会对他怎么样。瓦洛明白了他差不多要掉进去的陷阱：拷问别人的人会被拷问，鞭打别人的人会被鞭打，割别人耳朵的人会没有耳朵，快要退休的狱卒会被关在别人的监狱里。瓦洛被黑人刽子手的不忠以及富拉顿对监狱事务的干涉搅得不安宁，他决定逃跑。他像富拉顿逃避布莱克法官那样逃避富拉顿。瓦洛逃离码头，逃离监狱，逃离城市，在布莱克法官的庄园里藏了十一天，直到瓦尔加斯离开，去英国的风险消失。

富拉顿于一八〇三年七月二十日离开，距离他来时正好二十八周。现在，监狱里没有狱卒，狱卒的助手在外海。刽子手几周前就消失了。总之，特立尼达岛没有任何需要他做的事情了，这就是他为自己列出的那份清单所付的代价。

[1] The Grand Tour，旧时英国贵族子弟需要遍游欧洲大陆，是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 原文为法语。

[3] 原文为法语。

[4] 原文为法语。

[5] 原文为法语。

[6] 原文为法语。

[7] Star Chamber，15世纪至17世纪英国著名司法机构，以滥刑专断闻名于世。

[8] 原文为法语。

[9] 原文为法语。

[10] 原文为西班牙语。

八 受害者：I 1803.7~1806.2

富 拉顿刚刚离开之后的两三天，岛屿便一切恢复正常。新总督急于安抚大众，将富拉顿曾经任命的一半委员解雇，又将富拉顿曾经解雇的一半委员恢复职位。瓦洛离开了布莱克法官的庄园，没有回监狱，其他人接管了他的工作。但新来的人没有经验，几天后，需要拷问一个黑白混血儿（可能是男巫师：黑人的地下生活还在继续），瓦洛又被临时召回。

这个黑白混血儿一直纠缠一个黑人妇女，要她和他睡觉。他最后只是想表达他的友谊，于是同她握手。他用拇指指甲按住她的手掌，她大叫了起来。接着她的小指变弯，手臂开始抽筋肿胀。街上的黑人开始跑，他们又害怕又愤怒，向路过的一位城市官员控诉。

被带到监狱的黑白混血儿说他使用的不是毒药，它的主要成分是春药，是他花一美元从种植园里一个聪明的老黑人那里买来的。老黑人现在已经死了。这种药已经让两个女人“热烈地”爱上了他。他通常将它与水银、指甲碎屑和油脂混合在一起。也许剂量太多了，老黑人警告过他这一点。他走向瓦洛（布莱克法官的命令），接受拷打。他交出解药配方，“浸在朗姆酒里的玫瑰油”，但没起作用。瓦洛再次回到监狱。这一次，黑白混血儿被打得昏了过去，在一摊冷汗中躺了一会儿。对于死了的种植园老黑人和一美元，他又有了新的说词。他说，他是从一个曾因巫术而遭放逐的黑人那里获得的药。

这很严重。黑人妇女的脖子开始肿起来。两个医生给她做了检查，发现她的双手“因为劳动而起了老茧”，没有被抓伤，于是怀疑她根本就没有中毒。确实，月经期一结束，她就停止了歇斯底里，恢复正常。不过大家认为，比起黑白混血儿在拷问期间所受的痛苦，她因为害怕中毒而遭受的痛苦更多。一个说话“像真理之友”的官员甚至认为，黑白混血儿“如果没有昏过去会受到更多的痛苦”。黑白混血儿被放逐——草药是草药，黑人的巫术是黑人的巫术。他们告诉他，他很幸运，没有被绞死。

富拉顿和路易莎一行也许还在加勒比水域上。在维尔京群岛的托托拉岛，富拉顿等了一会儿他的钥匙、仆人和佩德罗·瓦尔加斯。然后，他们一行（现在是十八个，卡斯特罗和瓦洛不在）在英国的护航舰队护送下前往欧洲。皮克顿也在去英国的路上，他和胡德的远征没有持续很长时间。皮克顿没有看到打仗，也许是他的运气。在圣卢西亚的战斗一天就结束了，皮克顿隶属的军队只是备用。在多巴哥岛根本就没有战斗，他又担任了大概一周时间的军事长官。

当皮克顿和富拉顿竞相赶往英国时，伦敦的弗朗西斯科·米兰达却急着要去特立尼达。佩德罗·瓦尔加斯早期的信里充满了抱怨，没有激起他想去的欲望。但瓦尔加斯近期的报告又让革命变得真实和紧迫起来。米兰达宁愿放弃英国政府给他的五百英镑津贴，而向政府贷款一千五百英镑。这些钱能让他去特立尼达，帮他征募部队进攻委内瑞拉。“这项提议的目的，是将我所有的一切献给我的国家。我深信，有一项更正义、更重要、更光荣的事业还从来没有呈现给芸芸众生。如果像英国这么强大和富有的国家……将难以解释。”

英国人的回复，是部长们正忙于爱尔兰的事情。伦敦的部长们也很了解特立尼达。两个月后，富拉顿和皮克顿相继回到英国，米兰达本人肯定已知道了一点。与富拉顿一起到英国的有黑人、黑白混血儿和他的新西班牙法律专家（三位总督的前任秘书）佩德罗·瓦尔加斯。

富拉顿一行先到。他们在格拉斯哥港上岸，在秋天的埃尔郡富拉顿庄园里度过了几天。富拉顿夫人不是很舒服，医生说是热带气候和长时间海上航行引起的。在西班牙港的街道上很不起眼的路易莎·卡尔德隆，突然成了一个有异域情调、说西班牙语的“克里奥尔人”。她“面容独特”“举止优雅”“线条优美”，用西印度的方式戴了一块穆斯林头巾。她和曾经帮忙拷问过她的黑人（包括瓦洛的波多黎各）在富拉顿两名仆人的照料下送往伦敦。富拉顿没有浪费时间，马上着手准备枢密院的案子。但也有传言说在埃尔郡的富拉顿夫人曾经带路易莎坐她的马车。富拉顿夫人后来说这是诽谤，并起诉了诽谤的人。

富拉顿和路易莎在伦敦掀起轩然大波，皮克顿则在一八〇三年十月登陆时才发现自己已成为公众人物。一家报纸报道：“特立尼达的血腥总督回英国了，有人性的朋友们正准备将他带到正义的法庭，让他在那里接受惩罚。”

皮克顿写信给时任首相阿丁顿，没有谈特立尼达的事情。他提到法国进攻的威胁，并建议了防御策略：提供一支民兵队伍，由处于战略要地的军械库供应弹药；穿灰白色制服；需要少量的非正规军袭击敌军纵队，骑兵袭击追赶的特遣部队；正规部队只争夺“有利位置”，不冒险打“常规战”。这是一种以全面战争为条件的游击战争。实际上，依靠这种战术，海地的黑人在一七九四年和一七九八年之间消灭了英国的军队。但这封信没能让首相同意接见他，已有许多人就防御策略写信给首相。一个秘书给皮克顿回了信。这是他长期失宠生活的开始：一个在战争时期从来没有打过仗的将军。

对路易莎·卡尔德隆来说也只是开始。现在，她经常在枢密院和法院前描绘当时的情景，面对五年后依然设法装作不相信或装作很痛苦的律师。她在圣诞节前两天的西班牙港监狱里怎样举起这只手，弯曲那条腿，怎样被绑起来悬在空中。贝格拉特和计时的手表，波多黎各和绳子，贝格拉特和酒，晚上的烙铁，瓦洛和醋——刑讯逼供成了仪式性的行为，这些都是它的组成部分。问题总是一样的。最后，所做的回应、所说的话和表明的态度没有传达出任何信息。但每上演一次，刑讯逼供的这出戏就变得越来越固定化，效果越来越强。戏剧上演的场景（瓦洛的监狱），与很多法庭审判的场景一样，成了一个神秘的地方，每个人的脑海里都在想象当时的情景。不过没有监狱的平面图，人们只是通过监狱里个别的不相关的牢房去了解它。早在审判前，皮克顿在特立尼达委员会的朋友就将它推倒了。

富拉顿离开还不到一个星期，大家就发现他已经将特立尼达国库里的钱用光了。六个月前他到达时国库里总共有十万美元，六年的积蓄。富拉顿离开之后岛上还有钱，英国的商人和种植园主靠从商人那里贷款来维持生活。但政府好几年都穷困潦倒。

总督的住宅（以前是富拉顿的）破败不堪（“下大雨时几乎不可能有一块干燥的地”，走在地板上要一直“小心翼翼”），没有钱修补。如果要获得邻近土地，政府会以一部分黑人苦力支付。当需要购买自由的黑人为公共工程干活（每人六十镑）时，政府不得不从当地的发货人那里贷款三年。兵营里的吊床杆垮了不能修，墙壁上到处都是洞，士兵们睡在破败的地板上。他们不定期从伦敦得到补给，但每到那时，他们都穿得破烂不堪。

皮克顿政府每年的花费是八千美元。但富拉顿和他的随从在六个月内就花光了这笔数目，花在薪水、旅行和“秘密服务”上。除此之外，富拉顿的房子花了六千美元；为将十八个随行人员带到英国，在船上准备的必需品花了一千六百美元；富拉顿任命的所有人口专员的工资（包括瓦尔加斯和几个测量员）；和其他所有费用加起来相当的测量部门（瓦尔加斯又在里面，还有小册子作家麦卡勒姆）的费用。

特立尼达的首席检察官在一封信里详细列出了这些费用清单，然后寄到伦敦。富拉顿曾经解雇了这个人，但富拉顿一走他就恢复了职位。现在正在枢密院忙着的富拉顿引述特立尼达岛西班牙法律助理法官佩德罗·瓦尔加斯的意见，说首席检察官没有财政权。不过富拉顿也对回答财务上的问题做好了准备。他不仅认为自己过去的行为合法，还要求政府给钱。他还是每年收到三千英镑的第一专员，所有的人口专员也还是人口专员。其中有一些九年后还在要工资。十年后，宪兵司令还在要酬金。律师、黑人和黑白混血证人，还有路易莎·卡尔德隆，他们都有权要他们的费用。一开始，佩德罗·瓦尔加斯代领路易莎和其他人的钱，但财政部的法律顾问怀特先生不久后便决定直接与他们打交道。因为副警察长在索霍区的住所被找到了，他每天只有一几尼的收入。

首席检察官和他的朋友们无法接触到富拉顿。但对书记员卡斯特罗或者瓦洛或者想去伦敦作证的人来说，副警察长至少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副警察长的收入属于中等水平。他欠别人的钱，别人也欠他的钱，但后者已被遗忘。两个星期后他的债权人就开始制造麻烦。他的底部包有铜皮的小艇（铜覆材，保护船体免受热带雨水的侵蚀，还是新的，很昂贵）和艇上的黑人被拿出来拍卖，以低价卖出。然后他家里的黑人也被卖掉。再后来，到那一年的年底，他的房子也被卖了。

一八〇四年的新年，皮克顿于去年十二月就被捕的消息传到了特立尼达。枢密院命令国王的使者“将所说的皮克顿准将带到他们面前”，去回答七项非法行刑和一项刑讯逼供的指控。皮克顿被关在一所私人房子里，保释金是四万英镑。这么高的金额意味着罪行很严重。接下来还有另外七项指控，都与投毒案委员会有关。之后的指控也许是在西班牙港兵营里大量绞杀德国雇佣兵，他们找到了证人，小说家的父亲马里亚特帮了忙。

在伦敦，与法律上的仪式和礼节相反，一切都简化为陈述、原则和措辞。案子令人吃惊，看来已没有希望。在特立尼达，这看起来则像是迫害。老蒙塔朗贝尔男爵在历经多年不安的日子，以及失去了一百五十个黑人后，想要过一种全新的生活。不富裕的人早就有可能被毁掉了。一个英国移民说，他在马提尼克岛的一位朋友不得不烧死他的四个黑人。还有人说，瓜德罗普岛的一位种植园主即便在岛被英国人占领的情况下也烧死了两个黑人。贝格拉特说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例子，当时没有英国的国民“敢反抗或者是对法国的法律进行评论”。只有在特立尼达，“政府的敌人总是”对“想象中的犯罪行为”“大呼小叫”。他说，当时在马提尼克岛有一个新的投毒案委员会。

贝格拉特说，投毒者不是唯一的恶棍[1]，还有最近发生的纵火案。一个西班牙港的人从楼梯上向下看时，发现正有人准备将他的房子点燃，不久以后，他又发现同样让人不愉快的事。帕特里斯先生抓到两个逃亡的黑人正准备点燃他家的藤条。除了“这个恶魔般的种族”，还有很多法国的有色人种，知名的白人杀手。他们有时候甚至被放逐到伦敦，但总是又悄悄地溜回来。人们也谈到刑讯逼供。瓦洛的皮克顿刑罚“在骑兵团很著名”。贝格拉特讽刺地说，对这种刑罚的“精确”描绘应该被送到伦敦。

震惊愤怒过后，人们对皮克顿被捕这则新闻的反应得到梳理。很多人——他们被从小机构里解雇，财产被没收——开始前来控诉皮克顿。新总督希斯洛普准将想要安抚大家，因此进行了公正的判决。他在西印度待了将近十年，已经放弃了军事上的雄心。他喜欢佳肴，他的敌人们用十八世纪无情的讽刺描述方式，将他刻画成一个“酒鬼的角色”。二十年前，他参加过直布罗陀包围战，那是他的最后一次战斗。现在，他四十岁了，只是想寻求一份工作和安稳的生活。

在富拉顿和皮克顿的这场纠纷中，他不想偏袒任何一方，但他想理清所有事情，只因为他担心自己上任的第一周就被拷问过的黑白混血儿（那个使用春药的人）。一个当时被关在监狱里的意大利水手看到了拷问的过程，消息传到留下来的英国激进分子耳朵里。他们给这个意大利人很多提示，最后他撒谎说当时瓦洛拉起绳子，波多黎各将囚犯吊起。大家都知道，波多黎各当时已和富拉顿去了英国，于是意大利人又被关了起来。曾经提示过他的英国店主（岛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英国激进主义者）很高兴获许离开特立尼达前往英国。

与此同时，针对刑讯逼供和焚烧黑人有一次整体调查。贝格拉特和其他人将自己或者在其他岛上的朋友当中知道的类似这样惩罚的事情记录下来。贝格拉特甚至还找来西班牙法律书，以表明如果嫌犯小于十四岁，大于六十岁，或者是孕妇，就不能用麻绳将他们吊一个小时。

监狱统治最终被推翻。瓦洛最后失去了这份突然变得混乱的服务性工作。

所有这些都做得很及时。从伦敦传来的下一个消息，是虽然枢密院在审查其他指控，但米德尔塞克斯郡的大陪审团发现了一份对皮克顿的真实的起诉书，起诉他“行为不端，导致一位自由的黑白混血儿路易莎·卡尔德隆受到刑讯逼供”。于是，西班牙港要开庭调查目击者，王座法院发布了书面训令。没过几个星期，富拉顿新书《有关特立尼达事务的声明、信函和文件》的副本就被印了出来。

信件从英国到达特立尼达大概要花两个月的时间。书面训令在五月中旬发出，十一月底在特立尼达法院归档，延误可能是由战争引起的。

据说，一支法国舰队五月份到了海岛附近。皇家海军、种植园主和商人在什么应该得到保护的问题上争论了一年。种植园主和商人说应该保护财产，海军说应该保护海军——“英王政府的移动财产”。海军希望在查瓜拉马斯港建造堡垒，种植园主和商人希望建造堡垒来保护西班牙港和周围的种植园。希斯洛普总督于是踌躇不定。花费七万五千英镑后，他将查瓜拉马斯的黑人劳力撤回，用了一万英镑在西班牙港的山上建了一座小堡垒。不管做什么，种植园主都不愿他们的黑人被征用，希斯洛普总督就主要使用有色人种的黑人来安抚种植园主。殖民地的居民谈论财产和权利，这很奇怪。战争保护了两者，也从来不遥远，但战争总是别人的事情。

争论的事情肯定用了贝格拉特很多时间，延误了书面训令的到位。富拉顿的不合格的出庭律师——几年前，他花了四十美元从皮克顿的秘书那里购买了律师资格证书——回到西班牙港，就路易莎的年龄问题指导路易莎的母亲和其他友好的证人。那些黑白混血儿很热情，有些人以为，把路易莎的年龄说得越小，就越能突显刑讯逼供的不合法。贝格拉特有更多的事情要做，要确定路易莎的年龄，要指导瓦洛，要重写审讯记录。记录已被更改，贝格拉特将它在家里放了几个月。

那次刑讯逼供是件很潦草的事情，是在一八〇一年的圣诞节匆匆忙忙完成的。要将非法行为全部描述出来并非易事。最讨厌的是，每一个阶段的记录都需要书记员卡斯特罗签名。卡斯特罗现在和瓦洛一样，害怕每一个人，拒绝签名。即便签了名，他也威胁说要在法庭上坦白。贝格拉特开始威吓他，在证人面前指责卡斯特罗的记录有“遗漏”。这种方法起了作用。记录里确实有遗漏的地方，卡斯特罗屈服了。

路易莎在被拷问前应该有个“辩护人”。贝格拉特将这一点写进了刑讯逼供令里——不是指一个真正的辩护人，而是按他的意愿指派一个人。他只能这样做，因为一名真正的辩护人自然会对刑讯逼供令表示抗议，会耽误很长时间。宣布刑讯逼供令和执行刑讯逼供之间应该有五天时间，但贝格拉特马上就执行了。他现在在刑讯逼供令里加进一条说明：刑讯逼供必须马上执行，“为的是避免进一步的拖延会影响这个案子”。西班牙法律禁止在二十四小时内进行两次刑讯逼供。贝格拉特在晚上七点拷问了路易莎，然后在第二天，也就是圣诞节前夕的早餐后，大约上午十一点又拷问了路易莎。他也修改了时间。对于“刑讯逼供行为”本身，贝格拉特写进了所有西班牙人在拷问时要做的预备工作——对着十字架宣誓，三次警告以及法官的自我宽恕：“假如她受到了任何伤害或者死了，都该由她自己负责，不应归因于法官。法官只是在尽力调查事情的真相。”

犯人招供要在刑讯逼供后的二十四小时内进行，并且要在一间没有刑讯逼供装置的房间里才能得到正式批准。在最后请求辩护的阶段，贝格拉特把自己很好地藏了起来。最先提出请求的是一个在案件中担任翻译的男子。他是一个无足轻重、穷困潦倒的西班牙人，他没有表示抗议。

贝格拉特写道：“当执行刑讯逼供时，没有什么事情能阻止她，不管是爱还是恐惧。但出于对事实的尊敬，她马上揭开了秘密的面纱。”他写到第二次刑讯逼供。“然而，法官大人还不满意，急于想知道谁是帮凶。为了查明真相，他觉得有必要再进行一次刑讯逼供。这一次，她耐心地忍着，坚持不懈地维护和重复她后来的证词。在第二次刑讯逼供期间，她为了真实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以英雄的精神忍受了所有的折磨，对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来说，这是特别了不起的。”

因此，所有重点都被写了进去：路易莎被拷问时的年龄，对罪行的承认，对刑讯逼供程序的解释和辩护。这作为对路易莎的辩护，最后的请求不是很合理，作为对贝格拉特的辩护，即便是修改过的程序也有矛盾的地方。比如，紧跟在没有刑讯逼供签名确认后面的就是刑讯逼供。但就像首席检察官不是首席检察官，书记员不是书记员，富拉顿的律师也不是律师。

修改过的记录被还给卡斯特罗，书面训令被归档……上述托马斯被这么雇用，但他没有法律观念，坏透了，充满敌意。他打算侵害、压迫西班牙港的路易莎·卡尔德隆，通过非法、残忍和非人道的手段，让上述路易莎遭受巨大的耻辱，身心承受痛苦，这没有一点合理或可能的理由。在上述场景的掩护下，将上述路易莎（一个还不到十四岁的女孩）进行非法的、残忍的和非人的折磨。用一根绳子将路易莎的手腕捆起来，把绳子穿过固定在某监狱某牢房的天花板上的滑轮……通过残忍和非人的折磨，路易莎的手掌、手腕、手臂和腿被严重擦伤和扭曲。上述路易莎因此很虚弱，病恹恹的。上述路易莎经历了巨大的侮辱和压迫。是对我们和我们法律的蔑视，是公然违背国民的自由，歪曲公众正义，违背他上述的责任，给其他相似的案件造成不利影响，违反了我们的和平、我们的王权和我们的尊严。

正义、责任、尊严，这些是当时具有政治意味的词汇。上述托马斯，上述路易莎：平衡被破坏，这在西班牙港是危险的。有色人种的行为在“变坏”。法院书面训令通过五张印好的传单以及在《新闻报》上的一则广告被公布，一周后，政务会推迟了有色人种九点钟的宵禁时间，但法院拖延了好几个星期。富拉顿的律师不在；然后是首席检察官（奇怪的是，他代理辩护的工作）不在；后来是要主持庭审的希斯洛普总督病了。直到第二年，即一八〇五年（在伦敦的皮克顿请求枢密院加快速度，十三个月后，法院允许他交出四万英镑保释金），第一个证人才被传讯。

第一个被审问的是书记员卡斯特罗。他用西班牙语和英语发誓，已将做过修订的记录交给了法院。首席检察官问这是不是原始记录，卡斯特罗说是。卡斯特罗和律师都没有时间去读贝格拉特所做的全部改动，都不知道贝格拉特解释了为什么一签署刑讯逼供令路易莎就受到拷问。当首席检察官提示卡斯特罗说贝格拉特等了那法定的五天时，卡斯特罗表示同意。他说他忘了将这一点写进去。富拉顿那位不合格的律师很喜欢盘问，但不知他这样问的目的是什么，问题总是绕回原处。他没有使卡斯特罗感到不安。卡斯特罗那一整天都表现很好。

但贝格拉特后来吓了一跳。他听说，庭审结束后，卡斯特罗去见了富拉顿的律师。他也听说，卡斯特罗正在找一个能在他面前宣誓的有能力的人。

卡斯特罗没有参加第二次庭审，他派人去说他病了，于是对他的审问暂停。路易莎的母亲被传讯，富拉顿的律师马上就遇到了麻烦。

“请准确说出路易莎·卡尔德隆的出生日期。”

“我不记得她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但我知道她生在八月的圣路易斯节，她被关进监狱时十岁。”

富拉顿的律师想得到一个更合理的答案：他只要这个女人说路易莎当时十三岁。“路易莎·卡尔德隆进监狱时是不是不止十岁？”

这是暗示性的问题。

“不是。”路易莎的母亲说，“是不到十岁，而不是超过十岁。”

首席检察官接着问。

“你的年纪？”

“四十岁。”

“你怎么知道自己四十岁？”

“因为我从我的国家来的时候有受洗证明。”

“你能识字或写字吗？”

“不能。”

“你看过你女儿的出生登记本吗？”

“佩德罗·瓦尔加斯先生给我看了副本。”

“谁是佩德罗·瓦尔加斯先生？”

“那个带走我女儿的总督的语言学家。”

“你女儿现在多大？”

“十五到十六岁。”

一个简单的圈套：路易莎是在三年前进的监狱。

“你知道你的女儿路易莎为什么被关进监狱吗？”

“因为鲁伊斯先生指控她犯了她从来没有犯过的盗窃罪。”

“在路易莎被送到监狱之前，难道她不是作为佩德罗·鲁伊斯的情人与他住在一起吗？”

“是的，他们之前承诺结婚。”

“在路易莎被指控犯了盗窃罪之前，她和鲁伊斯一起住了多久？”

“两年五个月。”

因盗窃罪被关进监狱时十岁，做情人时七岁：首席检察官没什么可问的了。他既愤怒又无能为力，最后剩下的就是富拉顿的律师羞辱证人了。

“如果你女儿进监狱时是十岁，到现在已过了三年，她现在怎么可能是十五到十六岁呢？”

“不，我说的是路易莎已经十四岁了。”

这更糟糕。她误会了律师愤怒的原因。她的话正在接近真相。

“你的意思是路易莎被关进去时十四岁？”

“是的。还没满十四岁，快十四岁了。”

这就是他想要的回答。她的证词差点毁了他的案子，但他最后得到了想要的东西。他坐下来。翻译官将审讯路易莎母亲的记录递给她，她画了押。

五天后重新开庭。卡斯特罗来了。富拉顿的律师说卡斯特罗想收回第一天说的话。卡斯特罗读了一份宣誓书，这份宣誓书归进了档案。他说他撒谎是因为担心自己的自由和财产，“因为有些人很狡诈，他这个宣誓证人指证出哪些人都同样危险”。他再也不会说什么，只在“值得尊敬的欧洲审判人员”面前提供证据。他的话还没说完，富拉顿的律师便突然倒下。他总是晕倒，可能是身体不大好，也有可能是喝了酒。

第二天，希斯洛普总督担任庭长，他要卡斯特罗列出他所害怕的人并作出解释。卡斯特罗说他不能，原因他已经说过。首席检察官向他施压。卡斯特罗仍拒绝回答。他因为蔑视法庭而被关进新建的普通监狱。两年前，他还被认为是位绅士，不能被关进普通监狱。在监狱里，他听说他已经被解雇掉市政会管理者的职位。他在西班牙人统治时期花钱买了这份工作，这是他财产的重要部分。但他没有证据。富拉顿的律师帮不上忙，他又病了。卡斯特罗开始妥协。他说他会在法庭上回答问题，但希望先将问题带回家，将答案写下来。希斯洛普总督表示同意。卡斯特罗在监狱被关了一周后释放。

当案件在市议事厅重新开庭时，贝格拉特在场。卡斯特罗拒绝当着贝格拉特的面发誓。贝格拉特回避，但他的到来起了作用。卡斯特罗又害怕了。他对首席检察官说，他不知道谁在记录上“画了线”，他重复了很多第一天说过的证词。

富拉顿的律师在整个庭审期间都保持沉默。卡斯特罗说路易莎被拷问时是十五岁，富拉顿的律师只是要求他重复一遍。最后，当卡斯特罗想说波多黎各和其他人跟着富拉顿一起去了英国时，富拉顿的律师表示反对，这是为了戏剧效果而不是因为法律。

庭审终止。富拉顿的律师病了近一个月。后来便颁布了戒严令。

西班牙已经加入了战争，站在法国一边。希斯洛普总督从伦敦听说西班牙的海军上将格雷维纳在马提尼克岛，准备攻打特立尼达。希斯洛普感到欣慰的，是他在西班牙港西部的山上筑了防御工事。他带着文档资料，商人带着账簿，都搬了上去。留在西班牙港的人得到建议，如果战败，尽量与敌人议和。

面粉短缺，火药也短缺，军事驻地很小，结果证明有色人种和忠诚的民兵都是不利因素。（一个民兵队长后来写信给国务大臣说：“阁下，对于一个曾经为陛下效劳没有什么瑕疵的人来说，指挥一支由外国人组成的军队肯定非常苦恼。用英语指挥这些人，在操练和演习时用法语和西班牙语做必要的解释特别困难，也令人尴尬。”）希斯洛普觉得，有必要招募一队黑人武装骑警。他很小心，只选那些“忠心和性情好的黑人”。但种植园主们既不想武装他们的黑人，也不想失去他们。希斯洛普提出条件，每个黑人在招募时都会被公正地估价，如果他受伤或者牺牲了，他的主人会得到补偿。

结果那次警报有误。六个星期后，政府又搬回城里。希斯洛普想到那几周食物短缺，便让西班牙港所有的面包师为民兵做了很多桶饼干。

早在被干扰前，卡斯特罗就已变得越来越懦弱。现在，他更加沮丧。

“我威胁或恐吓过你吗？”首席检察官问，“还是你害怕或担心我？”

“没有。”

过了一会儿，受到首席检察官的鼓励，卡斯特罗解释了记录中让他困扰的遗漏。遗漏只有两处：一个签名，一个签名后的手写花体字。“我想不起别的了。”

富拉顿的律师站起来反复询问，首席检察官表示反对，希斯洛普总督驳回了他的反对，但富拉顿的律师没什么可问的。他问了五个不相干的问题，然后坐下来。

第二天，他继续处理路易莎的年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看来没什么希望了，他叫来另一个有破坏性的黑白混血证人。

“路易莎·卡尔德隆和佩德罗·鲁伊斯一起住时多大？”

“据我估计，根据她母亲告诉我的，她那时十岁。”

富拉顿的律师不知所措。“她那时在你看来是那个年龄？”

这话像是鼓励。

“是的。她那时还不是成年女人，没有乳房，因此我觉得她是那个年龄。”

当天晚些时候，富拉顿的律师叫来路易莎的教父。

“向审判人员尽可能准确地陈述她受洗的时间。”

“我记不清了。”

“她那时看起来多大？”

“还不到一个月大的女孩。”

富拉顿的律师彻底绝望了。“她受洗是不是已经十年了？”

“我想是的，或多或少。”

这么说路易莎现在只有十岁。那她是在七岁被关进了监狱受到逼供，四岁半成了别人的情人。富拉顿的律师像个木头人，他将黑白混血儿交给首席检察官。首席检察官没有提问。

富拉顿的律师说他没有证人要传讯了。有一个警察，但他在大陆。

首席检察官传讯瓦洛。瓦洛知道整个特立尼达的刑讯逼供史，他就这个话题说的一切几乎都是灾难性的。富拉顿的律师反对，大家都很不解，没人理他。瓦洛对证词发誓。他现在退休了，不必待在满是灰尘的监狱里，不必在监狱里流汗，也许穿了他最好的便装，也许有一点担心，也许在坐过四轮马车后还有一点虚弱。首席检察官简单地问他，一步一步诱导他。

“路易莎·卡尔德隆与其他犯人的待遇是不是一样？”

“她的待遇比其他任何犯人的都好。”

“她被关在怎样的房子里？”

“她被关在一间大房子里。”

“对犯人来说，那样的房间舒服吗？”

“那是用来关白人的房间，是监狱里最好的。”

“她在监狱里吃得好吗？营养怎样？”

“她和我吃一样的东西，在早上甚至还有咖啡喝。”

“你阻拦过别人帮她吗？”

“没有，从来没有。相反，她姐姐每天都给她带来糖果和烟草。”

这听起来像一间旅馆。富拉顿的律师反复询问。他的问题让瓦洛一开始就说出在西班牙人统治时期的监狱里没有刑讯逼供的工具。但这只是幸运的一击。重要的事实被遗漏在那里，富拉顿的律师很快就像往常一样不加选择地问起来。他问监狱里的日常事务，黑人苦力的口粮，（“从来没有少过？”“从来没有少过。”）烙铁，棍棒。瓦洛再现了监狱里的生活。

“距离你看到皮克顿刑罚有多久了？”

“那座老监狱里一直有，但自从建了新监狱，皮克顿刑罚就被废除了。”

新监狱依然只是一幢楼房，有一个新的狱卒，别人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瓦洛就是瓦洛，新名字永远不会有这种分量，一直都没人知道。那是瓦洛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他自己的黑人波多黎各和布里克在两年前被带到伦敦陌生的街道上，（“他现在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他和富拉顿先生在一起。”）现在他自己，十五年来一直名声远扬的人，消失了。

法院终于做了最重要的工作。叫鲁伊斯的男人听说他和一个四岁或七岁或十岁的女孩睡觉（就像有人说的，女孩的乳房还没长大），随即便表达了他的愤怒之情。贝格拉特被他的朋友首席检察官传去作证，他表示抗议，但只是做做样子。他的回答流利、准确、详细。他制服了富拉顿的律师，打败了书记员卡斯特罗。

“我从一七八四年起就认识他了。他当时为这个岛上的总督巴里托上校效劳。查孔先生到来后，他做书记员，整个地区的人都厌恶他，因为他曾经是玛格丽塔岛老兵团里的一名普通士兵，后来去了安戈斯图拉，加入海岸护卫队。在玛格丽塔岛，他是利特蒙迪上校的仆人和理发师。这些让我相信，他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学过西班牙法律。”

对卡斯特罗的处罚和公开贬损确实是现在要做的事情。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两次戒严令之间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贝格拉特和他的朋友们在接收训令的法庭一直忙于这事。

这一次的警报是真的。法国舰队已经避开纳尔逊在地中海的封锁，解除了对西班牙舰队的封锁。据悉，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已经驶向加勒比海。希斯洛普总督带了档案材料和五百桶饼干躲在筑了防御工事的小山上。不过，他发现自己忘了在水桶和水壶里装水。民兵的物资供应官也是个商人，有点小运气，成功地索取了他没有交付的东西。

一天早晨，十三艘战船出现在北海岸。海岸的士兵点燃他们的小泥堡垒，然后逃跑了。下午，已经做好战争准备的战船驶入帕里亚湾，将海湾封锁。没有战争，来访者是纳尔逊，他历时二十四天横跨大西洋，正在冒险追赶三个月前错过的法国舰队。在西印度群岛，他被一艘美国双桅船和一艘私人特立尼达纵帆船误导：信号是由一个商人的职员发出的，他当时在查看敌情，于是点燃了泥堡垒。纳尔逊以为岛屿已经被占领，以为法国和西班牙的舰队在帕里亚湾。他发现自己已经浪费了三天，于是在第二天早上七点（没有与岸上的人交换信息）驶回欧洲。希斯洛普总督民兵的不光彩行为被记录在“胜利者”号的航海日志上，没有加入评论。此时距离特拉法加海战还有四个月。

六个星期后，特立尼达岛从纳尔逊的警报中解脱出来，恢复常态。当收到训令的法庭重新开庭时，一切已变得乱糟糟。富拉顿的律师要求延期，没有出席。大家断定他是在“嘲弄”法庭，法庭休庭。至少过了一年以后，大家才知道他不是个真正合格的律师。但就目前来看，在他差不多毁了富拉顿的案子之后，人们提出了异议，他被放逐。

伦敦的这件案子让大家都很忙。富拉顿写信给财政部，索要离开特立尼达以来的薪金（总共五千二百五十英镑）和他的随从的费用。只有伦敦能解决问题。他在信中说，大家都知道，特立尼达的国库是空的。皮克顿此时也决定索要薪金。第三专员塞缪尔·胡德海军准将回到了英国，富拉顿觉得枢密院也应该调查他。富拉顿释放的黑白混血儿有产者因错误关押向皮克顿索赔四万英镑。一个新的殖民地秘书卡斯尔雷男爵，不是富拉顿的朋友们的朋友，他撤销了特立尼达委员会，切断了富拉顿和国库的供养联系，富拉顿表示抗议。皮克顿写信给卡斯尔雷男爵，说给路易莎·卡尔德隆开假出生证明的西班牙助理牧师应该受到惩罚。枢密院决定再派一个委员到特立尼达，调查皮克顿的投毒案委员会。

小册子作家麦卡勒姆的书在前一年就说要出版，后来受到皮克顿朋友的威胁而推迟，不过最终得以面世。《特立尼达游记》厚达三百五十页，里面记载了巴巴多斯、海地和美国的恐怖事件，“世界的尽头”，一块实行奴隶制的土地，骗子横行，基督教消失，“城市由酒馆和铁匠铺组成”，在“南北卡罗莱纳州的沼泽海岸”的人、苏格兰高地地区的人和麦卡勒姆自己的人都像黑人一样被奴役。新世界是谋杀、欺骗和伪装：他们付钱给麦卡勒姆让他声援事业，但他的激情有时就像他的文风，是狄更斯的榜样。他在前言里说，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叙述这些让特立尼达岛不幸成为戏院的暴行，是我太沉溺于粗暴的风格”。但他给出了理由，“我自己就是压迫的牺牲品”。

对黑人的描写非常多。但一八〇〇年的黑人与三个世纪前拉斯卡萨斯的印第安人一样无名无姓。这是所有农奴制的沉默。即便瓦洛的助手波多黎各，也只是一个黑人和一个名字。投毒，给一个因劳动而双手起茧的女人春药，一个聪明的老巫师，奥比巫术，一有机会就击鼓跳舞：这些都只是表面的东西。它们暗示了全部虚幻的地下生活，这种生活将克里奥尔的黑人、新黑人、法国黑人和英国黑人联系起来。

新世界是虚构的：这种虚幻的黑人生活一直在变化和发展。在移民组成的特立尼达，这种生活变得多面立体。一个超越了劳动并且比劳动更真实的梦，一个有关权力和虚荣的梦，有关头衔、旗帜和制服的梦，国王、王后和朝臣的梦。种植园主看见自己的黑人时只把他当作黑人，从来不会想其他的什么。他有可能知道，有些黑人会穿上别人丢弃的衣服迎接其他黑人，一起吃饭，一起跳舞，一起乱蹦乱跳：在黑人院子里模仿白人娱乐。但他不知道，那个黑人马车夫——属于罗塞特·史密斯，现在叫罗塞特·皮克顿——现在正从西班牙港里格比先生（商人和黑人贩子）的店铺里运货物。种植园主不知道的是，这个特别愚蠢的黑人马车夫在晚上是一位国王，有十二位朝臣和自己的套装：一件有红色领口的黑色外套，一个肩膀上有绿色的缎带，一顶带黑色帽章的帽子。

只有黑人们知道，如果圣多明各、马提尼克或瓜德罗普的种植园主知道这些事情会感到害怕。黑人起义的开始和结尾如此突然，背叛如此随意，通常只是黑人虚幻生活的一个方面，但一位有能力的领导人会让起义成真。当秘密成为自身的保障，当幻想淹没并嘲笑由劳动和财产构成的世界，那一刻就会出现。就像一八〇五年十二月第二个星期的大白天里在里格比先生的店铺外发生的事情那样。

年老的法国店员达格维尔正在辱骂运货马车夫，他们叫他金。金心不在焉，把东西装得乱七八糟，他开始警惕起来。

金的同伴说：“他们现在在店铺里对我们很粗暴。几天前，一个白人小男孩打我。”

金说：“如果达格维尔先生现在在路上，他就不会这么傻逼地来打你。”

“傻逼”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金没有压低嗓音，达格维尔听到了。

清早，德加内斯·德·拉·尚瑟雷里先生正在河里洗澡，这条河穿过他在城市北部一座阴凉山谷里的地产。有十二个黑人妇女，头上顶着香蕉篮子，从旁边路上走过。她们摇动沙沙作响的豆荚，边用方言唱歌边跳舞。面包是白人的肉[2]，一个妇女唱起来。合唱曲叫《圣多明各！》

酒是白人的血。

圣多明各！

我们要喝白人的血。

圣多明各！[3]

“面包是白人的肉，酒是白人的血。我们要喝白人的血。”这是首老歌，从另一个岛传来。德加内斯先生没有把这首歌看成是针对他的。他只听到田园歌曲，是对生活的再创造。对很多像他这样的人来说，田园生活早已消失。

梅蒂韦夫人病了。她的丈夫是一位种植园主，也是卫队的外科医生。两位女士晚上来看望她，梅蒂韦医生将她们带到妻子的卧室。在那里，她们听到了有节奏的摇豆荚的沙沙声。梅蒂韦夫人立刻说：“是这首歌。”梅蒂韦医生走到窗户边听了起来。

我们吃的面包是白人的肉

可口！

我们喝的酒是白人的血。

可口！[4]

有人看到梅蒂韦医生在窗户边。一个黑人大喊：“安静！安静！”[5]梅蒂韦医生跑到黑暗处，没发现有人。

他审问他的黑人。荒谬的是，在唱歌和戏剧之后，他们的话很随意。但时候一到，他们就会像魔术师一样，揭示真实的世界，这也是幻想的一部分。他们说，黑人将在西班牙港西部的卡伦纳格聚会。至少会有三个黑人团体，每一个团体都由自己的国王领导。三年来，西班牙港的黑人大概每周捐二十分钱到中央基金。黑人们不知道谁是财务员。

梅蒂韦医生的一个黑人要求去卡伦纳格。

“我对你的厚颜无耻感到吃惊。”梅蒂韦医生说。但这个不合情理的请求让他吓了一跳。他在特立尼达只待了八年。他开始咆哮，说有关卡伦纳格的事情他都知道。

梅蒂韦医生警告他的邻居。但有些人仍然无动于衷，即便是已经醉了的德加内斯·德·拉·尚瑟雷里先生，也没有表现出兴趣，但希斯洛普总督听了他的话。一个棉花种植园里的监工最近被杀，凶手消失在内陆的森林里。在西班牙港，一个黑人士兵杀了一名警官。希斯洛普总督听完梅蒂韦医生的话便派兵出发，让他们按照梅蒂韦医生的黑人列出的名字到各庄园去抓那些黑人。他们当天晚上抓了诺埃尔王（那个运货马车夫），抓了刚果王，抓了参孙王、爱德华王、赫罗尔德王、西蒙王和巴普蒂斯特王；他们还抓了很多王后和公主，太子和王妃。但“无所畏惧”团的“法官”老米歇尔和其他两个领导人逃走了。

第二天开始调查（也是审讯）。有人认为，调查需要的是“简易模式”，而不是西班牙法律的“拖延程序”。大家去咨询一个西班牙律师。他说，必要性和东罗马帝国的法典，都证明简易模式是正当的。诺埃尔王，那个运货马车夫，推翻了国王的证据。

游戏结束了。但并不是所有的黑人都知道，有些人继续警告和嘲笑。审讯的第一天，两位法国女士坐在她们的阳台上，看到一个穿白衬衫的黑人骑着一头白骡子进了西班牙港，在阳台下停了下来。一个黑人走到他面前，他们开始谈话，提到一个法国人的名字——他们想要法国人的脑袋。这时一个女人走下楼梯，黑人匆匆离开。

四天后——审讯进展顺利，黑人的地下王国像被揭开的蚁丘，鞭子、铁链，还有更糟的在等着他们——皇家民兵的惠特森上尉在街上遇到一个黑人。这个黑人说：“假设他们这次杀了白鬼，就再也不回来了。”他要让周围的人都听到这句话。

惠特森上尉用棍子打这个黑人，然后抓住他。黑人说他会将上尉带到一个其他黑人也会这么说的地方。他们开始朝那里走。黑人挣脱想逃跑。惠特森上尉边追边喊人帮忙。一个民兵扑向这个黑人，将他摔倒在地。这就是夜晚幻想的残余：威胁，投降，白天的鞭打。

通过审讯得知，黑人们计划在圣诞节起义。先是砍下德加内斯先生和罗沙先生的脑袋，要吃猪肉（为了盛宴他们贮存了很多），在尚德先生庄园的风车房里跳舞。最后，他们会去梅尔维尔先生的庄园里喝圣水。

在市政会议室里讲出来的是一个让人迷惑的黑人故事，是由延续的、令人困惑的空想组成的不相干的碎片。在宵禁和太阳升起那段时间之间，这些忍受了那么多苦难之后的国王和朝臣，将军和法官，都会相互拜访、交换礼节。他们会送出祝福，也会给予惩罚。法国、英国、非洲、种植园、教堂和议会提供典礼、头衔和权力的仪式。

国王都有自己的旗帜。巴普蒂斯特王将他的旗帜藏在一个“印第安人的篮子里”。一个自由的黑人妇女收了十二美元做那面旗。他们被抓时，她正在为猴子团的参孙王做旗帜。这些国王们喜欢相互攀比。卡伦纳格爱德华王的制服是“褐色的荷兰麻布夹克衫和裤子，有蓝色的缎带和外套披风，绑在一起，可以系带子”。他的官员们将木剑涂成白色和绿色。参孙同爱德华发生了争执，他离开爱德华，组建了自己的团队，给自己和他下属们做了同样的制服。参孙可以这么做，因为他是一个强大的人，他是医生，还有一个卖火药的店铺。然而在白天，参孙喜欢假装成一个愚蠢的上了年纪的伊博黑人。

一个团队可能全部都由克里奥尔人组成。非洲人的团队坚持要“纯色”人，拒绝黑白混血儿。有的人表示了对年代久远的岛屿的忠心——马提尼克团、瓜德罗普团、格林纳达团，甚至还有丹麦团。每一个加入的人都有一个头衔，可能是“女队长”或者“女士总管”。当西庇阿加入卡伦纳格团队时，他被授予“我主圣约翰”的头衔。他没同意，只想成为“秘书”。在聚会时，他“展示了胡乱涂写的本领”。在现实生活中，他是首席检察官的人，但并不是那个真正的首席检察官，他是一个虚构的身份与另一个身份的混合。

国王们相互交换礼貌文雅的信息：有的黑人会写字。信息由年轻的妇女传送，有时甚至由上了链条的苦役犯传送。白天的匿名身份帮了他们的忙。一个腿跑起来就痛的黑人会说，他的脚里进了碎片，要到河里去洗，否则会得破伤风。到了晚上他就消失不见。第二天早上，有人看见他穿一件大衣回到种植园，成了一个看起来很滑稽的黑人：穿一件大衣，因为去拜访国王和王后是非常正式的事情。诺埃尔王，那个运货马车夫（在白天是那么愚蠢的人）派了四名代表去迎接一位国王，因为需要“迎接国王的仪式”。国王们自己“不使用任何仪式”。仆人会给国王大蕉和美酒，盛宴由卡拉萝、牛肉和朗姆酒组成。

晚上可能会有其他的仪式。严肃的法官老米歇尔会处罚罪犯，像种植园里的监工那样鞭打他们，或罚款，或让他们跪两个小时，一起敲石头，或将他们驱逐出团队两个星期。有时候，诺埃尔王和他的王后玛丽会征收捐助金。然后他们会烘焙一个大面包，面包块被送给国王的所有朝臣，有时也送给另一个国王。有时候，会有人送“圣餐”（没有放盐的小点心）给国王和王后。参孙王的臣子每人要付两美元才能参加典礼。对一个国王来说，钱总是重要的。参孙的朗姆酒每瓶卖二十七分。

夜晚的王国数量在增加，到处都充满了幻想。种植园主也许观察到了他的黑人有种“不安”，这些没有秘密也不美丽的种植园主正在成为幽灵，然后因为无知和简单而受到嘲笑。黑人们用“谜一般的歌曲”嘲笑他，直接警告他。有些词，比如“遗憾[6]”，包含了所有的秘密，但只有黑人知道。

现在是午夜，虚幻的生活瞬间幻灭。黑人们摇动沙沙作响的豆荚、在明亮的窗户外唱歌，之后，士兵过来搜查，销毁了旗帜和制服。国王和臣子们被惊醒，成了俘虏，他们说只是在玩。他们现在很愿意说话。只是在后来，当他们完全处于另一个世界的时候，这种健谈才成了有意识的背叛。参孙的王后，那个做了旗帜的自由女人，谴责他们：“现在出问题了，你们就说自己与它无关。但在之前一切都顺利和容易的时候，你们都觉得很有意思，都想加入。”

不过，对有些人来说，游戏还在继续。多米尼克·里维带了一些“文件”到政务会去证明他的清白。商人和黑人贩子里格比先生宣读了文件。文件中有逃跑的国王写的一封信。多米尼克·里维不明白为什么这些文件不能救他。

审讯于一八〇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开始。十二月十九日，第一次行刑。三个黑人在西班牙港的主广场被绞死，脑袋被砍下来。他们的尸体被挂在链条上，脑袋被钉在高木桩上。这是他们嘲笑种植园主的结果。一个自由的黑人耳朵被割掉，又变回奴隶，被卖到岛外。其他“主要参与者”的耳朵也被割掉，每人挨了一百鞭子。被打了五十鞭的人要永远戴上铁环。参孙的王后要“永远戴着链条干活”，“有一条腿戴一个十磅重的铁环”。所有的王后、公主和王妃，即便是那些被描述成朴实的、闹着玩的或清白的，也都要受到鞭打，有些三十九鞭，其他的二十五鞭。“玛丽、博纳维塔、玛丽、玛丽·于尔叙勒和琼萝丝每人被打二十五鞭”：这是漫长审判的最后判决。这么多的玛丽——它几乎不是个名字。

黑人团体的亵渎事件引起了极大恐慌，尤其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在西班牙港的新教教堂，克拉珀姆先生举行了一个感恩仪式。

审问在圣诞节后继续。地下活动范围很广，几乎每一个人的黑人都参与了。又一个黑人被绞死，头被砍下来。还有六个黑人的耳朵被割下来，被卖到岛外。

卡斯尔雷男爵从伦敦写信过去表示赞成。他写信给希斯洛普总督说，他无须别人告诉也知道“这群人”应该受到监视。事实上，特立尼达的首席检察官刚刚告诉过他这件事。首席检察官在伦敦为皮克顿作证，“使富拉顿的事情变得更复杂”。（这些话是海地那位被打败的梅特兰将军说的，他还在特立尼达要求得到土地。）首席检察官补充说，这次起义确实是因为“一群白肤色的人”。

然而在当地，故事却变了样。“妖怪们”想“除掉所有白人，将他们放在尚德先生家的新风车房里碾死”。“恶棍们”说，到时将只有“一种颜色”。

在边疆的恐怖氛围下——“无所畏惧”团的法官老米歇尔还没有被抓到，他们悬赏二百美元要他的脑袋——枢密院的律师到那里去调查四个圣诞节前皮克顿的投毒案委员会焚烧活人和死人的事。律师在那里待了一个月，错过了老米歇尔的投降。老米歇尔是因为饥饿而被迫从“躲藏的地方”出来的。但律师和贝格拉特、布莱克以及其他人谈话，认为皮克顿的案子不需要辩护。特立尼达的事情变得简单化。三年来，英国定居者对博爱和激进共和主义的混淆（伦敦人的说法）消失了。

但伦敦依然存在抗议。白肤色的一批人都在这里：富拉顿、富拉顿的不合格的律师（他被放逐，感到很愤怒）、小册子作家麦卡勒姆、激进的店主、被移交军事法庭并被放逐的民兵供应商兼司令官。

希斯洛普总督只寻求平稳。他的房子越来越潮湿阴冷，破败不堪，国库一分钱也没有。人们的批评给忙碌的一年增加了烦恼，问题接踵而来，审讯一场接一场。现在被审的是那个黑白混血儿，他因为非法关押而起诉皮克顿，要他赔偿四万英镑。希斯洛普说，他臭名远扬，曾经被从其他岛屿驱逐出来。在马提尼克，他被上枷示众，脖子上挂了一张写着“殴打白人的黑白混血儿”的小牌。希斯洛普不喜欢审问，他觉得那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希斯洛普一直担心正在执行的法律。他所做的所有事情的合法性几乎都受到那些伦敦人的质疑。希斯洛普写道，从小时候起，他就被当作一名士兵养育，培养服从“合法上级”的美德。现在，“作为一个压迫者被拖上去面对公众”，对他来说太难了。除非他的权力被清晰地界定，否则他再也不会对任何人行刑，即便是“最残暴的杀人犯”。

事实上，有一件很令希斯洛普吃惊的事情。卡斯尔雷男爵已经同意了圣诞节的绞刑。之后又有其他消息陆续传来。更糟糕的是，同时传来的还有P.F.麦卡勒姆那幸灾乐祸的小册子的很多副本，是以他个人名义写给岛上人民的。最关键的消息是，在一八〇六年二月二十四日，路易莎·卡尔德隆的案子被提交到了威斯敏斯特王座法庭首席法官埃伦伯勒大人手里。审讯持续了一天，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七点，最后，皮克顿被判有罪。

在西班牙港的执行法庭所确定的内容——路易莎被逼供时的年龄——与其说是为皮克顿辩护，不如说是为贝格拉特和瓦洛辩护。埃伦伯勒大人和皮克顿的律师挑出来很多证据，认为它们都没什么价值。律师不想为贝格拉特和瓦洛辩护，他说，如果一名办事员不按法律执行命令，那就是办事员的责任。要是瓦洛知道这件事，他当时会很难堪。

皮克顿在四法院的大厅里走来走去。他高高的个子，脸色蜡黄，看起来五十岁左右，穿了黑色的衣服。路易莎·卡尔德隆看起来十八岁左右，在大冬天里穿了白色的衣服，这是不是富拉顿夫人的主意？根据《新门监狱纪事》的记者说，路易莎穿了白色的衣服，戴了白色的平纹细布穆斯林头巾，通过一名翻译描述了被逼供的情景。然后，当年帮忙折磨她的黑人警察，在伦敦待了两年后，他们的关系变亲近了。她叫他拉斐尔先生，他讲了自己的故事，用了大量说明性手势。

皮克顿的律师说：“那位绅士已经站在这里向各位介绍了某种表演，但我不会申诉。我希望这个案子能够以我精通法律的朋友看来很不错的方式呈现给你。”然而，重要的是刑讯逼供命令本身。特立尼达实行的是西班牙法律而非英国法律。而且应该强调的是，英国的法律也不总是英国殖民地的法律。比如，在英国的殖民地圣文森特，割鼻子和剁手是合法的。皮克顿刑罚在刑讯逼供中并不罕见，在任何人文科学的词典里都可以找到它。它是部队里的惩罚，用于“为他们的国家效劳，为保卫他们的国家牺牲热血付出生命的勇士”。即便假定拷问路易莎·卡尔德隆是不合法的，也不能说拷问她是出于恶意。“各诉讼当事人之间没有争议，没有……”

“你不能探究这个问题，”埃伦伯勒大人说，“如果行为不合法就可以被假定是出于恶意。”他一整天都这样警惕和精确。现在他只是简单地陈述问题。“问题是，西班牙法律是否允许这样的行为？”

一八〇一年，西属西印度群岛有关拷问的法律条文是什么？是不是贝格拉特和他的朋友们发现的那些古老时期的法律？埃伦伯勒大人将它们一一排除了，不是太“久远”就是“太可疑”。他比看起来要更了解西班牙法规。皮克顿的证人们没有帮助到他。

特立尼达的首席检察官不懂西班牙法律。他说他看到特立尼达人在翻阅古老的法律书籍，以为那些是国家的法律。他自己不懂西班牙语，在特立尼达没有出过几次庭。他太冷静了，什么也没说。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四年前作为皮克顿的使者来到英国并留下来的杜邦·杜·维维耶·德·古维尔骑士，被问到是否知道西班牙时期的刑讯逼供。他误解了这个问题，大喊：“从来没有！从来没有！”[7]这让起诉方和辩护方非常吃惊。他后来才明白这个问题，方才谈到罪犯的拇指被捆在一起。但已经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有一个了解西印度群岛的证人在当地使用过西班牙法律，有一本正宗的西班牙法律书籍的副本《法律汇编》。当时正值西班牙和英国交战，这是伦敦唯一一本《法律汇编》的副本。来自西印度群岛有这本书籍副本的西班牙律师，正是佩德罗·瓦尔加斯。

“你对这本书的内容熟悉吗？”

“熟悉。更确切地说，熟悉一部分。有些部分我已经忘了。”

“里面有没有条款说逼供是合法的，或者间接提到逼供？”

“没有，先生。据我所知，没有关于逼供的。”

“你听说过哪些岛屿或者西属西印度群岛的哪些地方使用过刑讯逼供吗？”

“没有，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你知道是否有法律允许实施逼供吗？”

“有。在一二六〇年或一二六六年左右，有这样的古老法律。”

这就是起诉案件。辩护律师要求佩德罗·瓦尔加斯翻到《法律汇编》里有关盗窃的部分。瓦尔加斯笨手笨脚地寻摸那三卷本，翻阅起来，但什么也没找到。“一共有三卷。”他说，“找到那一部分会比较困难。”

“你什么时候到那里的？”

“我想是一七九九年。”他当时是革命者，从新格拉纳达来的被放逐的反叛者，曾向皮特表明他的印第安人血统。

“你有没有根据移民法在国务大臣的办公室登记你的名字？”

“我想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你不能问他这个问题。”埃伦伯勒大人说，“他会被罚款，不应该问这样的问题。”

“你在这个国家有没有以史密斯的名义通行过？”

“是的，有过。”他以史密斯先生的名义在拿破仑和伦敦的马丁先生（米兰达）之间担任过快递员，但那是五年前的事。

“你有没有被富拉顿上校雇用调查皮克顿将军？”

“我想没有，我没有被正式雇用。”

皮克顿的律师不断施压，瓦尔加斯步步后退。辩护律师嘲笑：“一位有经验的法学家，一个机灵的辩护人。”但瓦尔加斯的证据得到肯定，皮克顿被判有罪。

这是一场公共戏剧的终结。“人道主义者非常满意。”富拉顿说，但他的成功就到此为止了。案子继续，还会有新的审讯。对富拉顿来说，事情已经向糟糕的方面发展。他已经病重两个月。特立尼达专员的职位已经被撤回，他的薪水没了。卡斯尔雷男爵一直在妨碍案件的进展，枢密院已经推迟对皮克顿其他指控的调查。

新一轮审讯被批准。兰斯道恩侯爵的藏书被拿出来售卖，皮克顿的律师发现其中有《法律汇编》，瓦尔加斯的证据受到质疑。一位曾经在特立尼达供职的陆军军官出版了一本书支持皮克顿。富拉顿起诉了这位军官，富拉顿的朋友、前殖民地副部长也起诉他，特立尼达的副警察长也按照要求这么做了。最终，书被收起来，但三个案子的问题纠缠在了一起。

副警察长的证据最后没有起作用。他已经是个废人，一个漂泊在索霍区的外国人。他失去了在西班牙港的财产：房子、船和黑人。现在他听说贝格拉特和其他人正计划阻止他回特立尼达。应瓦尔加斯的要求为路易莎·卡尔德隆做假出生证明的老西班牙助理牧师也没有起到作用。他病了，在皮克顿的坚持下，他将于不久后因做伪证而受到审讯。

伦敦有人捉弄麦卡勒姆，在《环球》报上插入了这样一则广告：“如果《特立尼达游记》的作者P.F.麦卡勒姆先生，从现在开始的十四天内不将他留在查林十字路口萨福克街四十号的几样东西拿走，它们就会被卖掉以交付他的部分租金。若想重新获得剩下的东西，必须要通过法律程序。”

麦卡勒姆可以幸免于难，但佩德罗·瓦尔加斯遇到了麻烦。他改变了想法，放弃了米兰达，转投富拉顿，现在正与富拉顿一起沉沦。他没有什么技能。有一段时间，他冒充植物学家，在肯辛顿做一些工作，但没持续多久。他失去了顾问、测量员和人口专员的工作，向国库要钱。他要求得到人口专员工资的请求，被送到他以前的一位同事和革命代理人特立尼达测绘局局长手里。那人是米兰达的挚友。于是他的请求被拒绝。在伦敦的瓦尔加斯什么也不是，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

[1] 原文为法语。

[2] 原文为法语。

[3] 原文为法语。

[4] 原文为法语。

[5] 原文为法语。

[6] 原文为法语。

[7] 原文为法语。

九 受害者：II 1806~1808

“瓦 尔加斯在特立尼达没有尽到义务，他现在又忙于植物学的工作，加入了皮克顿的原告行列！”米兰达给他的朋友特立尼达测绘局局长写信。

瓦尔加斯从特立尼达回来四个月后，米兰达就意识到已经失去了他。米兰达没有想到瓦尔加斯会背叛他，还是一位英国大臣告诉他的。后来他觉得不能没听到瓦尔加斯的解释就谴责他。不久以后，他就对瓦尔加斯的事闭口不提了，就像在特立尼达，他对瓦尔加斯的前辈卡罗的事情避而不谈一样。卡罗也曾经背信弃义，西班牙人说他乔装成了一个黑人。

后来，米兰达在吃晚饭时从富拉顿那里听说了瓦尔加斯的事。富拉顿当时一直关注着皮克顿的案子，把这个消息当成好消息告诉米兰达，他一直想说服米兰达站在他一边。在特立尼达，为了得到英国人的支持来反对皮克顿，富拉顿声明拥护英国宪法。但从此以后，岛上关于种族问题的事情变得简单化，同盟阵营已经改变。现在，富拉顿把米兰达要求实施英国宪法的事情说成是皮克顿的“诡计”。他说，目的是推翻革命和使西班牙人在特立尼达的利益受损。

米兰达每隔几周就和富拉顿一起吃饭。他们曾约在斯特兰德街的冠锚酒吧见面，然后参加了艺术学会的晚宴，米兰达是客人，富拉顿是有票的会员。富拉顿了解学会的详情，之前几乎以主人的身份写信给米兰达介绍学会。这其实是他在以另一种方式向米兰达介绍自己。米兰达是位收藏家，他在格拉夫顿街租下的两间房子里堆满了图书、报纸和画作，已欠伦敦书商几千美元。

米兰达总是很友好，但他没有明确表态。他对皮克顿案件感兴趣，不是因为他对路易莎·卡尔德隆和富拉顿感兴趣，而是因为特立尼达是南美革命的根据地。皮克顿受审时，米兰达正好不在伦敦，他五个月前就离开了。他成了英国政府错综复杂的欧洲-南美部署中的障碍，最后在一八〇五年九月被允许离开，派到美国，身上带着六千美元。如果有可能，他会进攻南美。

他所收到的信件中有一封（“我亲爱的将军”）来自富拉顿，信里从头到尾都表示关心，希望他成功。他在一张纸上记下富拉顿的地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张纸虽历经艰险，但还是保存了下来，不过这是他们关系的终结。

被派去调查黑人投毒案的枢密院律师已经离开。“无所畏惧”团的大法官老米歇尔已经从丛林里出来自首。当米兰达战败来到西班牙港时，他获得皮克顿被定罪的消息后仍然感到焦虑。

他曾经异想天开地去进攻委内瑞拉，但以失败告终。还没登陆委内瑞拉，他就被击败。当他于一八〇六年六月来到西班牙港时，感觉就像三十五年后回到了老家。他在一七七一年离开委内瑞拉，特立尼达可以说是他的祖国的一部分，一个被忽略的地方。圣约瑟夫城的西班牙人和他们的黑奴住在丛林里，整天喝得醉醺醺的。西班牙港到处都是渔夫的小房子。就像被关在塔中的罗利，在外流亡多年的米兰达一直在准备这次回归。争论被反复研究；信使曾带来希望；怀疑者被说服，但不是说服他们相信梦想，而是说服他们参与商业冒险。行动到来的时刻就像一场白日梦，简单，明显，但又怪异。

行动在最后已成为一场混乱、唯利是图的冒险，偷偷摸摸，但又广为人知（《里士满询问报》将特立尼达描绘成集合点），成为追踪在美国的外交和法律上的谣言：船和武器由一位美国商人提供，质量不算最好；两百名从纽约各地招来的新兵，并非都受过训练；海上，甲板上的印刷机为南美人民印刷公告，独立共和国的红蓝黄三色旗被高高挂起，新兵和解放者查阅军事手册。米兰达一刻也不停息，总在清洁他那洁白的牙齿，性情急躁，“对别人的反驳不耐烦”，和难以相处的美国统帅大声争吵；米兰达有高高的个子，近六英尺，身材魁梧，耳朵后已有白发，但他只有五十六岁，他是欧洲人，甚至可以说是英国人，服饰华丽，将上过发胶的灰白长发“束于脑后”，即便用甲板上的木桶洗澡，他也会穿一件红色的浴袍；米兰达总是高谈阔论、大声演讲，他很聪明，而且生活节约，喝的主要是加了糖的水；米兰达这个贵族，这个严守纪律的解放者，经常邀请大众嘲弄他的美洲士兵。

远征军一路走走停停，争吵不断，就这样来到了委内瑞拉的卡贝略港。委内瑞拉的士兵正在等着他们。交战四十分钟，侵略者乱成一团，惊慌失措，抛弃了两艘纵帆船和六十个人，四十个人被关押，还有十个人被一位精力充沛的军官开枪打死，正是这位军官在七年前毁掉了何塞·埃斯帕纳的革命。他们的头被砍下来，然后挂在树桩上。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看似只是说说的革命，游戏一样的行动（旗帜，制服，暗号“美洲”），接着便转变为海滩上的真实鲜血，大路上的头颅。

富拉顿想说服米兰达站在他一边，向他表明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他提到在特立尼达岛的英国人对革命的敌意，以及他们迫害留在岛上的西班牙人。富拉顿透露消息，说希斯洛普总督强迫所有西班牙人服兵役——“自愿”但费用昂贵：制服和装备大约每年要一百美元。通过这种方式，他将很多贫困的西班牙人（潜在的革命军）赶出岛屿。在伦敦讨论入侵计划时，大家建议让特立尼达的总督做指挥官。米兰达无法克制自己，他写信给一位英国官员说，在特立尼达总督的控制下，带领远征军是“不可忍受和不光彩的”，尤其因为皮克顿总督之前一直粗暴地对待革命。

现在，当他异想天开的入侵计划失败时，他本应失去价值，本应遭到贬谪，但他却受到加勒比地区英国人的非正式援助。他仍然重要，人们在他身上仍寄予厚望。格林纳达的梅特兰总督给了他新的供给品。他在巴巴多斯岛招募新兵，科克兰海军上将送给他战船。虽然有人悬赏三万委内瑞拉比索要他的脑袋，希斯洛普总督却像对待英雄那样在西班牙港迎接他，把他安顿在一座闲置的房子里。这座房子以前是富拉顿的，现在是政府大厦。米兰达还是一副指挥官的模样，保留了一贯的军事风格，把房子称作“总部”，并很快忙活起来，在里面设想新的入侵计划。希斯洛普总督很热情，承诺给米兰达五百到七百新兵，更有意思的是，他封锁了西班牙港通往大陆的航线。

在西班牙港，一封来自米兰达新的美国支持者的信正在等着他。“我发现这个岛上的每个人都受到皮克顿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他们保持警惕。”富拉顿以前在伦敦也说过同样的话。事实的确如此。三年后，事情发生了变化。皮克顿在英国人中不再有敌人，也不再是暴君，不反对英国法律。他只是一名英国总督，因为一些黑白混血儿和黑人的事情而受到迫害。

但现在这已无关紧要。对抗皮克顿和皮克顿主义者，只是富拉顿一个人的事情。米兰达关心的是筹备最新入侵计划，特立尼达的事情该怎么样就怎么样。米兰达待在政府大厦指挥这场入侵战争。希斯洛普总督帮了忙。

实际上，做主人招待米兰达使希斯洛普恢复了活力。米兰达是一位杰出的伦敦人，对掠夺殖民地和在殖民地发财不感兴趣。米兰达到达时，希斯洛普几乎不与秘书说话。米兰达注意到，他们的争吵已“到了白热化阶段”，两个人曾因为秘书一桩不光彩的生意发生争吵。不久后这个秘书挣了钱回到英国，在议会谋得一席职位。他写信给伦敦当局，说希斯洛普是酒鬼和好色之徒。这种仇恨毁了希斯洛普在政府大厦的单身生活。他对米兰达的欢迎是真心实意的，米兰达对他的影响也在希斯洛普送往伦敦的急件中得到体现。希斯洛普写道，米兰达在大陆有很多支持者，对冒险只有好处。

对希斯洛普总督以及在特立尼达的英国人来说，米兰达是一位名人。他不仅是把法国人赶出南美、从而让英国人在那片大陆经商的南美革命家，还是一位杰出的伦敦绅士。他的文化内涵赋予了他这种魅力。他总是与优秀的人打交道，显得与众不同。在英国人心中，米兰达与当地的西班牙人劳工、店主和船长不同，他就是要来解放那些人的。皮克顿曾经这样描写特立尼达的西班牙人：“除非不得已，否则他们永远不会努力。他们总有不干活的理由。”现在英国人仍对西班牙人持这一态度。米兰达比当地的西班牙人更具外国特性。在特立尼达，他与众不同。

英国人有自己的态度。米兰达离开委内瑞拉三十五年，现在几乎没有南美人了解他。对一些普通人来说，他是领导，是受压迫者的魔术师。其他人看到的只是欧洲社会的成功（这种成功的内涵也被延伸为暗指性别上的成功：也许是凯瑟琳大帝，也许是海丝特·斯坦霍普夫人），他们要么带着怨恨之情，要么带着崇敬之心，将这种成功看成对南美魅力也是他们自身魅力的挖掘。他们只看到自己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无能，这是米兰达说的。他们想不到更深层次的殖民掠夺，以及失去现实世界的感觉（米兰达花费毕生精力使这个世界变美好）。南美革命者中没有一人像他那样在流亡中坚持了那么长的时间，或者还能像他那样保持健康。没有一人像他那样经常性地显示出理智上的自我珍惜。对约翰·亚当斯来说，米兰达是“阿喀琉斯，受到或真或假的身体伤害”。大多数委内瑞拉人不会慷慨地对他做出评价。对他们来说，米兰达很容易失去价值。他光说不做，装模作样，是小丑和骗子，是有私心的印加王。

在特立尼达，米兰达被出卖了两次。对他忠心的人已经死了，比如老曼努埃尔·瓜尔。瓜尔是米兰达少年时代在加拉加斯的朋友，他被皮克顿抛弃，据说是被毒死的。米兰达是对瓜尔而不是那些被抛弃在卡贝略港的美国冒险家表示尊敬。他收集了所有能收集到的七年前有关革命和死者的信息。为了表示敬意，他去圣约瑟夫城拿了瓜尔的死亡证明。

还有一些人一直忠于革命。比如安德烈斯·德·埃斯帕纳，他说服自己的兄弟参加革命，但很快就被关进委内瑞拉人的监狱。他本来梦想日后成为将军，结果被皮克顿关了起来。安德烈斯后来成为特立尼达日益扩大的测绘局的一名“测量员”。特立尼达的测绘局局长写信给米兰达赞扬安德烈斯：“除了攻打堡垒，他什么都不想。”安德烈斯很忠诚，但与其他革命者的关系不好。特立尼达的革命曾因缺乏实际行动而日渐衰弱，现在甚至连借来的革命意识都没有了，仅仅成了有关个人野心和个人冲突的事情。

曾经有一个法国人或英国人来到特立尼达，但很快就沉默不语。在别人的激励之下，他给出了理由。他娶了古维尔骑士的女儿，妻子是“蒙塔朗贝尔男爵的远房亲戚”。他以为米兰达会明白，这是“这个地方的第一次结亲”。如果米兰达明白，他就会尽快推荐他做特立尼达委员会的书记员，因为该职员刚好在头一天出了严重的事故，估计活不了多久。

一位年老的特立尼达西班牙人送来一封信。信很可疑，写信的人没什么文化，他以卡罗旧相识的名义向米兰达表示支持和钦佩。卡罗背叛了革命，但在特立尼达仍然有传言说他曾被皮克顿出卖。米兰达了解到更多有关佩德罗·瓦尔加斯和富拉顿的副警察长之间关系的信息。米兰达现在才听说，副警察长有可能是西班牙政府的探子。

瓦尔加斯曾经写道，美洲正张开双臂等着米兰达。但这是瓦尔加斯在放弃革命时写的。特立尼达的很多西班牙人和瓦尔加斯一样，向米兰达表示敬意，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委内瑞拉人。但他们对他的事业失去信心，有些人已经改变了主意。米兰达是希斯洛普总督的贵宾，本该如此。但特立尼达的西班牙人认为自己是被剥夺财产、被忽视的群体，很多人开始希望岛屿被还给西班牙。这样的谣言流传开来。当地的西班牙人都不愿意拿起武器反抗西班牙帝国。至于那些富裕的西班牙人，米兰达称他们是“可鄙的走私商”，他们肯定反对入侵和革命的想法。米兰达正在调查瓦尔加斯已经发现的东西：导致瓦尔加斯士气大减的东西。

西班牙的新兵很少，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新兵之间争吵不断。有一个美国人反对在英国人麾下服务。洛皮诺特·德·拉弗雷西耶尔伯爵退出，因为他拒绝受美国人的控制。一天晚上，米兰达船上的船员喝醉了酒，打算造反。他们开了一枪，亮起三盏灯，最终以船员被送进西班牙港监狱收场。

米兰达在纽约、西班牙港和伦敦的债务越来越多。一个伦敦书商为了要钱向他施压，有人威胁他要把格拉夫顿街房子里的书搬走，有人威胁要把那房子租下来，还有女主人写来的让人心烦的信件，她也是米兰达两个幼儿的母亲。

米兰达年轻时喜欢妓女，会像对待美酒一样记下她们的样子和价钱。他在中年晚期与莎拉发展的这段平和的感情，在他的英国生活中是一块秘密区域，就像他事业中的其他秘密。然而他却完全忠诚于她，在离开伦敦前写的遗嘱里，他也表现了对她的忠心。有人或许会写：“你愿意独自乘坐四轮马车来……”然而他没有理会别人的反对，去培养那份感情。他独自去了。

莎拉的信虽然省略了一些字和音，却洋溢着爱恋与兴奋之情。尤其让她高兴的，是两岁大的头生子利安德。但黑暗总如影随形，她收到过别人的指点，告诉她小心虚伪的朋友，以及不要恐惧深渊。

“我亲爱的小利安德每天都用笔墨写信给将军，要你给他寄玩具和漂亮的东西，当他生气时……我会离开你妈咪，到将军那里去。他拿一本书，有关你的东西读上半个小时，告诉你他会长成一个好男孩，当听到大家都说他了解的东西和比他大两岁的人一样多时，我非常高兴。

“每一件事情都是暂时的，利安德像他妈妈一样不常想起，现在你不在旁边，我会尽量鼓励他想起所有人。草里有蛇，我们都……”

西班牙港一定是空白的存在。它是通往故乡的大门，与此同时，它又是世界的尽头。

到西班牙港一个月后，米兰达动身发动新一轮进攻。那是一个言语的时代。临走时，他给希斯洛普总督留言：“我希望激励我们纯粹目的的神能让我们成功。当子孙后代了解得更多时，他们就会对事情做出公正的评判，认为我们的事业不仅是爱国行为，也是光荣行为。”他还对他的部队发布公告：“将人民从压迫和专制政府中解放出来的光荣机会就摆在眼前，人民应该有更好的命运，他们应该享受慷慨的上帝给予的世上最出色国家的庇佑。但他们受到了专制统治的束缚，那种专制太过残忍，是人性再也无法忍受的。哥伦布发现并亲自到过的海湾将会见证我们的英勇努力和辉煌行动。”

三个月后，他回到西班牙港，在大街上受到西班牙人的嘲笑。他的远征军因为意见不合、供给不足、管理不善和过于野蛮而被解散。作为步兵团长参加远征的安德烈斯·德·埃斯帕纳讲到士兵在撤退期间挨饿、被绳子鞭打，指控和那些杂乱的事情会在审讯时浮现出来。

但米兰达差点就成功了，他轻而易举地夺取了科罗镇。希斯洛普总督截获一封委内瑞拉人的急件，急件暗示米兰达可能会取得进一步成功。这名委内瑞拉官员说，如果英国人决定帮助米兰达，科罗就有可能成为另一个直布罗陀。科罗“能让整个大陆散发光芒”。但米兰达没有得到要求的帮助，除了两个逃跑的黑人，委内瑞拉人无人响应他发布的公告，他们对一位正在拜访的主教更感兴趣。十天后，米兰达撤退。

他返回西班牙港没有任何仪式，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蒙上一层当地的色彩。两星期前来了两百个华人移民。他们由一名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在加尔各答的华人社区招募，并秘密地运出来，没人希望中国政府知道这件事情。他们被带到西班牙港，在希斯洛普总督规划的植物园里工作，种植蔬菜。蔬菜在特立尼达一直都供不应求。西班牙人苦力种的东西不多，可可园、棉花园、咖啡园和甘蔗园里没有多余的黑人。种蔬菜挣不到钱，所以他们希望华人会成为特立尼达免费亚洲农业劳动力的来源，成为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缓冲器。华人一旦与白人存在利益关系，自然就会与黑人隔离开来。

然而，有一段时间，对白人、黑白混血儿和黑人来说，华人只是他们寄托情感但又疑惑不解的审视对象：穿着奇怪的服装，留着长长的辫子，走小碎步但速度很快，举着精致的阳伞。他们看起来不像能种蔬菜或让植物园变得茂盛的人，他们看起来甚至不像农民。还打着阳伞！也许他们在加尔各答没有找到合适的华人。

发生的很多事情都足以证明，米兰达所谓的事业只是一个幻想。多年流浪之后，他还是独自一人，没有一方可以依附。他收到的唯一有意义的问候来自英国人，英国的某个人。但他从来不信任英国。美国人告诉他，英国打算把南美变成另一个印度，这消息对他来说并不新鲜。他曾经对美国感兴趣，独立战争后，他还和成为特立尼达测绘局局长的人参观了战场。但从那时起，他开始变冷静了。他视美国人为冒险家，怀疑联邦能否团结一致。

回来的路上，他遇到杰斐逊总统和他在华盛顿的内阁。杰斐逊谈到欧洲的战争时说：“他们打仗时，我们会为他们提供食物。”

“前提是他们付钱。”一位部长补充说。

“那当然。”杰斐逊说。

特立尼达显然变得更加腐败了。英国移民已经变得与法国人一样具有殖民倾向，把复杂的文化动机简化成钱和种族问题，不再将他们的行动归诸理想。西班牙的革命者相互争吵，其中有一些很奸诈。种姓或种族战争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特立尼达虽然不再是委内瑞拉和西班牙帝国的一部分，却和米兰达三十五年前逃离的委内瑞拉一样。

但米兰达坚持自己的事业。一个跟着米兰达从纽约出来并目睹卡贝略港悲剧的美国人，用辛辣的笔触描写了米兰达的失败。“他热爱自由，崇拜正直，尊重智者，敬重谦卑，喜欢象征古老黄金时代的高贵而美好的正直与真诚。”米兰达殖民剥削意识浓厚，为这个世界和他的角色准备得太充分了。多年流浪过后，他开始以浪漫的方式处理问题。比如，在特立尼达，他从不见黑人，黑人不是他革命浪漫主义的一部分，不是他想象的纯粹而美好的世界的一部分。在他的想象中，印第安人高贵而不野蛮，是传说中的印加人的后代。米兰达痛惜他们在特立尼达的堕落。他将这种印第安人的浪漫传递给了朋友测绘局局长。局长经常和代表团里那些堕落好酒的印第安人待在一起，因此被称为殖民地土著—印第安人。

两次进攻都失败了。针对第二次进攻造成的灾难，会有一次审问。政府大厦不再是米兰达的家或“总部”。但米兰达已经习惯了遭遇挫折。一旦有可能，他便派人（派去的不是西班牙人）去伦敦寻求帮助。他的胃口不小：四千名士兵。而他自己只能留下来坐等结果。

整整一年，从一八〇六年十月到一八〇七年十月，米兰达一直在特立尼达等待。这是具有双重流浪意义的一年，离开委内瑞拉漂泊在外是他长期不变的流浪，离开英国又是一种新的流浪。这是他最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他在伦敦的声誉是他的一切。当时，他的债权人步步紧逼，那些觉得被他出卖过的人生他的气、奚落他。伦敦的来信又带来他被别人出卖的消息。

英国政府之前给他六千英镑去进攻南美。但另一个人，一个英国人，一个曾被派去夺取好望角的米兰达的密友，后来利用机会进攻布宜诺斯艾利斯，也许是伦敦当局同意他那么做。英国政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投降时，米兰达正好从委内瑞拉撤军。米兰达担心的是，英国人想征服南美而不是解放南美。

还有其他的信。特恩布尔－福布斯家族的特恩布尔先生受米兰达的债主骚扰，尤其是伦敦书商的骚扰（他一直威胁要把莎拉和孩子们赶出格拉夫顿街的房子）。“他对我特别冷漠……我可能病了，我的心都要碎了。”特恩布尔多年来一直支持米兰达，希望他能发动进攻，并且已经把他公司的出口传单和委内瑞拉商人名单发给了他。米兰达打算在独立后分发这些传单，再加上他个人的推荐。米兰达也把特恩布尔看成好朋友。在遗嘱里，他把自己的画留给了特恩布尔。

“我永远亲爱的将军，我珍惜每一次给我亲爱的朋友写信的机会，因为这就像是我和你在晚上聊天，我相信不久后就会看到或听到你的幸福，我对你安危的担忧每天都在增加，我每一个小时都在向上帝祷告，乞求它保护你能够避免周围的危险，保佑你获得荣誉和成功，我能感受到你的爱。只有我两个可爱的孩子能给我安慰，每当我看到他们，我对你安危的担忧就增加一分。我亲爱的利安德的每一个眼神和动作都像我亲爱的先生，他不停地说起你，抱着我让我答应你会回来，你会给他带很多漂亮的东西。我们坐在一起时，他和我讲将军妈妈，我们谈论你好几个小时，然后他想买一艘船，到你那里去，他的话是那么的天真和有趣。我有时不希望听别人讲，我叔叔在给他画像时都不能让他安静地坐一会儿。”

在西班牙港的大热天里，米兰达得到消息——他们在七月中旬点火以便于格拉夫顿街的两间图书室通风。他的书和报纸都很珍贵（他已经决定独立后把它们捐给加拉加斯大学），除了在开借条的情况下借给过几个特别的人，那些书还从来没有被带出过房子。前特立尼达测绘局局长拉瑟福德上校回伦敦后去拜访并和孩子们一起玩。拉瑟福德最近常与大臣和将军们坐在一起讨论南美的事情。他现在没有工作，处于中年后期，急需用钱。这些英国的新一代都是个体的人，个人意识强烈，没有受到过英国氏族或团体的保护。而在特立尼达，它表现为英国侵略和为钱疯狂。这种空虚是真切的。在狄更斯早期的作品里，它就像一个孩子对黑暗的恐惧。

“我亲爱的利安德这时候一直在给爸爸写信，告诉他他不会戏弄他的弟弟，他会念书，但他喜欢铁环和陀螺，路边有个市集，他买了一把枪，一把刀，还有鼓，所以你几乎听不到对方说话，我亲爱的先生，这些是他最快乐的日子。”

从伦敦上流住宅区来的家信，但莎拉的来信总让他陷入恐慌：写作的努力，集中精力，将易控制的焦虑变成突然的恐怖。收到莎拉的来信后不久，米兰达在特立尼达的信件中发现了司法部长的邀请函：“如果米兰达将军能光临周四下午四点的家庭晚宴，格罗斯特先生会非常高兴。”司法部长处理完皮克顿的案子后回到了特立尼达。光明重现！这是米兰达为人熟知的一面，是在特立尼达的英国定居者看到的一面。但他曾在写给伦敦的信件里流露出痛苦。在特立尼达，他专心于展现实力。不管伦敦有什么样的背叛，不管莎拉多么忠诚地急于告诉他种族教训的事情，米兰达依赖的都是在特立尼达的英国人的善意。

然而，虽然米兰达百般谨慎，他还是会犯错误。皇家海军上尉亚历山大·布莱里想进攻委内瑞拉的安戈斯图拉。在特立尼达，布莱里执行航海条例，限制英国人和英国船只做生意。布莱里曾经在海上不受希斯洛普总督的管制，有很大的权力，并且是科克兰海军上将的朋友。科克兰曾经对米兰达帮助很大。布莱里是个财主，在西班牙港有一座价值一万美元的房子，他乡下的产业包括三十三个黑人和十一头骡子，价值一万三千英镑。

米兰达从布莱里手里借钱，受他的邀请，住在他的庄园和他在西班牙港的房子里。他们一起谈生意。米兰达想筹钱还掉一些债务，布莱里同意买米兰达的“利安德”号轮船。后来布莱里开始找麻烦，认为米兰达的仆人“根据对不同地点的偏见和不同的时刻，过于随意地使用骡子和黑人”。他突然宣布退出，交易没有谈成。

米兰达在伦敦的声誉就像一张底牌，任何人都可以揭开。但英国人急于为布莱里辩解。布莱里是个流氓，和希斯洛普总督的秘书一样，是希斯洛普总督的灾星，他与那位秘书是一伙的。布莱里的海军司令部只不过是海港里的一艘破船，是关押战犯的监狱，他买的时候没花多少钱，然后以高价卖给了海洋事务所。四年里，他靠和受他保护的美国走私商和南美的商人分成以及奖赏发了财。（因跟希斯洛普总督赌气，他没收了运送华人的那艘船。）

英国人为布莱里进行辩解。米兰达很宽厚，说他会“怀念”布莱里的优点，“忘掉他的反复无常”。于是，对大部分英国人来说，他在伦敦的声誉得以保持。他不能和希斯洛普总督待在政府大厦，因为这看起来像英国官方对进攻计划的赞同，但他受到了欢迎。布莱克法官送来一封古怪卖弄的既有英语又有西班牙语的邀请函，邀请他去过圣诞节。（“亲爱的将军，圣诞节是我们一起[1]举行宴会和欢闹的时节。”）政府大厦要举办舞会，米兰达是社交场合的名流，有人把关于一群英国人沿乡村庄园游览一个月的日记给他看。

乡村发生了改变。英国的种植园主越来越多，有很多人无法负荷，欠了债。虽然程度不深，但他们形成的生活方式仍能够被认出是来源于英国人。人们通常骑马去朋友的庄园里吃晚餐，在那里过夜或者度过周末。庄园都很现代化，洛的庄园里有一台新蒸汽机，一天生产的甘蔗汁和三个“牛拉磨坊”里的一样多。“一八〇七年三月六日星期四。一整天都待在家里。将军给麦科吕里小姐上了法语课。饭后与女士们散步一直到晚上，走了一英里，看看各处的改进。三月七日星期五。一整天都待在家，晚饭后和女士们在庄园附近随便走了走。”

英国人试着联络米兰达，使用最合适的方式和最恰当的言辞。他给予反应，并且按他们期望的去做。他把一个老种植园主（以前是英国反对派的大敌人）评定为享乐主义者，这被记录了下来。他发现另一个庄园里的女士“穿着很单薄”，有一个穿的衣服甚至“很透明”。

晚宴上，英国人对米兰达指使萨凡纳大教堂的西班牙牧师剥削八百个印第安人感到气愤。“他慢慢地压榨他们的劳动力，就像从森林里把雪松木砍倒然后拖出来，给自己建一座不知有多大的宽敞的房子。”一个“卑微”的西班牙人卖给印第安人朗姆酒，然后与那位牧师一起分得利润。米兰达对“骑马和乡村生活感到很满意，但讨厌人们对待印第安人的方式”。不过，当他在一个庄园里看到两百个黑人穿着主日服装被召集在一起唱圣歌时，他什么也没说。

他们曾经去过的一个庄园叫联合庄园，为皮克顿和一个叫麦克唐纳的男人共同所有。当时没人在家，东西到处都是，有很多书。但米兰达发现没有一本是麦克唐纳的。米兰达没有进入敌人的房子。自他到达以后，他已经了解了很多。如果富拉顿和佩德罗·瓦尔加斯以及其他人在伦敦失败了——宪兵司令正在请求得到他的酬金，那位副警察长失去了每天一几尼的津贴，正在请求回特立尼达并要求得到一块地作为对他损失的补偿——他们在特立尼达就没了支持者。

有人为皮克顿发动捐款，委员会当天在西班牙港国王街的佩里夫人餐厅举行晚宴（“晚宴四点开始”）。米兰达在当地的一位东道主应邀赴约。他在前一天就乘船离开，但因刮大风没能成行，只得返回。自希斯洛普总督而始的每一个英国人都以为米兰达是站在正确的一方。米兰达本人被邀请赴宴“去见皮克顿上校的朋友”，他没有去。但他的确是站在了正确的一方。

米兰达从乡村回到西班牙港一周后，法院下达了关于路易莎·卡尔德隆案子的第二封书面训令。伦敦审判后已经过去十四个月，枢密院提出了富拉顿的其他控诉。皮克顿很快就会被卡斯尔雷男爵带到国王面前（富拉顿愤然将这句话写在宽幅纸张上）。但皮克顿交了四万英镑保释金，一年之后才能复审。第二封书面训令要求的有关酷刑和特立尼达西班牙法律的证据已经于十一个月前被交到伦敦，但它是作为特立尼达委员会急忙订下的决议而提交的，（“然而……”）因此被控方律师拒绝，认为那“只是一种声明，与审判时做的记录相反”。现在，同样的证人将被传唤，同样的实情将得到确定。

书记员卡斯特罗是关键人物。他现在不怀疑酷刑的合法性。他记得，在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当他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和一些朋友路过当地的监狱，正好听到两个男人“叫喊恸哭”，他们是牧师谋杀案的疑犯，当时正在“监狱的单间里”遭受酷刑。现在，卡斯特罗向法院提供的证据更加直接。证据是有关黑人弗朗西斯科的，他因为谋杀另外一个黑人而在一七九一至一七九二年间被审判，曾被施以酷刑。卡斯特罗在那件案子中担任书记员，他设法找了一份记载那件案子的副本，原件已被送到加拉加斯，后来没有被送回。

几个星期后，给路易莎·卡尔德隆开具假出生证明的西班牙助理牧师死在西班牙港监狱。他在西班牙港已担任二十一年助理牧师，正要因伪证罪和伪造罪受到审判。与此同时，副警察长放弃了富拉顿强迫他插手的诽谤案，离开伦敦去了特立尼达。政务会内有传言说他被禁止进入特立尼达岛，不知道最后结果如何，他消失了。

卡斯特罗、助理牧师和副警察长都是西班牙人，都站错了队。现在，羞辱特立尼达的西班牙人是很容易的事情。他们就像散兵游勇，没有效忠的对象，每个人都只有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寻求和平。米兰达本应该注意到这点，但他已经形成了流放者的临时补偿意识。特立尼达有黑人和西班牙走私商，他没能看到殖民体制下的特立尼达是殖民体制下的委内瑞拉的延伸。但委内瑞拉有它的特殊性：一部分属于秘鲁，一部分属于欧洲。

米兰达曾派人去伦敦请求得到四千名士兵的援助。但伦敦没打算给他四千名士兵，甚至连四百个也不愿意给。米兰达最后才认清，对于第三次远征，英国不会给予任何帮助。在特立尼达，他已经没什么可以期待的了。派往伦敦的使者还没有回来，他却要准备回英国了。

但希斯洛普总督对米兰达和米兰达的事业期望很高。特立尼达有“很多烦心事”，希斯洛普渴望离开，因此把米兰达的事业看成自己的机会。尽管米兰达已经失败了两次，闲散了一年，又遭到英国人的遗弃，他还是想放弃特立尼达的总督职位，在米兰达的麾下当一名士兵。

对希斯洛普来说，这是特别令人烦恼的一年。布莱里上尉扣留了运送华人移民的船，希斯洛普与他协商了几个月才令船得以放行。那些华人被寄予厚望，但令人失望，他们一点也不懂种植。他们梳着辫子，举着阳伞，慵懒奢华，沉溺于鸦片和赌博，供养他们的费用很昂贵。有传言说，当一个华人在植物园里劳作时，另一个人会在他身后为他撑伞。还有一个令人始料未及的问题，自由的有色女性看不上华人，华人又看不上黑人妇女。没有女人，华人越来越无法忍受。他们开始叫嚷着要求回加尔各答。最后，让大家如释重负的是，他们上了来时的船，被送了回去。

布莱里上尉又有了更多的麻烦。他违抗希斯洛普的命令，公开说他根本不在乎，还扣留了另外一艘船。他因“蔑视罪”被关押，这让他更恼火。他在监狱里表示抗议：“这个地方臭气熏天，肮脏不堪，足以毁了大量黑人和其他被禁锢在如此狭小空间里的身体。”宪兵司令说监狱每天都有人清洗，“已经很干净了”。他说布莱里甚至选了个“小套间”。（西班牙港和它的监狱！两个月前，米兰达救助了一个身无分文的瑞典囚犯，他付不起监禁费，一直靠面包和水生活。）

布莱里被释放后便疯狂行事。一个受布莱里保护的西班牙走私商抱怨说有个英国人一直在检举他。布莱里的手下将检举者引诱到港口布莱里的船上。接着便是一通拳打脚踢，他们还用一发十二磅重的炮弹威胁检举人，在他身上涂了焦油。事后，他向希斯洛普总督控诉：“你的请愿人将他的帽子丢在了后面。”总督允许他乘自己的船上岸。但后来他在西班牙港街道上又受到追捕，最后被困在一座房子里，头和脸被棍棒乱揍，一名见习军官“低着头”守在门外。他趁机逃跑，接着便是一阵“抓小偷！”的喊叫声（涂上焦油后，他看上去像一个黑人）。人群越聚越多，他跑进某人的院子里，藏在后院一间黑人房里的一张“黑人床”底下。

“谁？”主人问。

“我。”

“你是谁？”

“利克先生。”

头部的两处伤口一直在流血，他被迫投降。要不是港长介入，布莱里的手下会把他杀了。这是一种海军的热情，马里亚特先生的儿子会把这些写进他的小说里。

希斯洛普总督只想离开。在米兰达动身去英国前，他给米兰达写了一封信，表明了自己的想法。“这封信是私人并且秘密的，只交给米兰达将军自己思考。”在信中，希斯洛普说他想辞去总督的职位，想参加米兰达的任何一次远征，但他不能接受低于少将的军衔。“我的主要目的是被人体面地聘用，自然不能损害我的个人利益。这是为了他人着想，而不是为我自己。我不能对这件事表现得漠不关心。”

米兰达的回复很简单，希斯洛普可以依靠他。希斯洛普很认真地对待这个承诺，为他的新事业做准备，他开始每天早上花一两个小时学习西班牙语。

最后，人们都来求助米兰达。在船上，他收到一张来自海军军校学员的纸条。这名军校学员是航行中的一个临时雇员，想“通过测试获得上尉军衔”。这个年轻人“有点微醉，因为是我的生日”，想当一名普通水手。他想要米兰达将军为他求情。

虽然在过去二十七个月以来历尽艰险，但米兰达把富拉顿写给他表示善意的信件和他的地址保留在了伦敦的家里。富拉顿说的有关特立尼达和皮克顿主义者的一切都是真的。但富拉顿的战争只能靠他自己，米兰达没什么要回复给他的。一八〇七年年底，富拉顿病得很严重，陷入了困境。他的支持者们已经四处分散。小册子作家麦卡勒姆又写了一本小册子，但他正在寻找另外的事业和新的赞助人肯特公爵。皮克顿的运气越来越好，对他不利的案件因素正在慢慢消散，复审的结果可以预料。富拉顿自己的诽谤诉讼则越来越糟。他一直在拖延，一直在利用证人进行干预，他有可能会因蔑视罪而被关进监狱。米兰达没有给富拉顿带来希望或者好消息。从希斯洛普总督和其他人那里带来的消息都是给皮克顿的。皮克顿曾经是西属美洲革命的好朋友，后来成为敌人，但很显然，现在又是朋友了。

现在皮克顿要给米兰达提供有关英国在特立尼达的早期统治以及当时英国政府对革命表示支持的文件。米兰达也做了一些事情回报他。他在一八〇八年一月底第一次遇到惠灵顿时，对他谈起了皮克顿。在伦敦，米兰达是个大人物。有权势的人都想利用各种机会与他见面。这是一种能量，富拉顿和希斯洛普总督都了解这种能量，皮克顿也会慢慢明白。它不是佩德罗·瓦尔加斯转而为第一专员富拉顿效忠时所理解的那种能量。富拉顿当时对任命职位这件事情慷慨大方，他清空了特立尼达的国库。

四年来，米兰达一直对瓦尔加斯的事保持缄默。但如今在伦敦，米兰达翻出了瓦尔加斯在一七九九年寄给他的信，当时瓦尔加斯刚刚逃难到那里。瓦尔加斯在信中提到他参加了新格拉纳达的阴谋，还提到对阴谋者的逮捕和拷问。拷问以及西班牙帝国——这与瓦尔加斯在第一次审讯时交出的证据相矛盾。这是为皮克顿而做的事情，出于私利与报复。但瓦尔加斯曾是个真正的革命者，他的经历以及他的话曾令米兰达激动不已。但拷问也是真的。

米兰达抛弃了瓦尔加斯，也抛弃了瓦尔加斯的主人富拉顿。富拉顿现在很孤独。他收到了一封信。写信的人曾在日志里详细记载了米兰达在特立尼达的乡村之旅，后来和米兰达一起回到英国。信里可能有责骂性的言辞。富拉顿住在伦敦的酒店里，把信还给米兰达，并附上一张正式的简短便条（“富拉顿上校向您道贺”）。几天后，一八〇八年二月十三日，富拉顿去世。

希斯洛普总督为了新事业一直在学西班牙语。米兰达用西班牙语给他写信，在附言里告诉他富拉顿去世的消息。“富拉顿死了，公众几乎没有注意到这条消息。”那个日志作者写信给米兰达：“尊敬的将军，与你分别后几分钟我便听到富拉顿去世的消息，我的信肯定让他觉得……我担心富拉顿是服用了某种药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从富拉顿作为第一专员航行到西班牙港，等待以“常规的方式”登陆那年开始，到今年刚好第五年。监狱还在那里：戴着铁链的黑奴，瓦洛买来进行投机买卖的女人，热黑牢。这都是他的事业，他的困扰。五年后，他们要了他的命。英国的国民特性，公正和保护的原则，责任的概念，角色的概念——错误的改正者，迫害者，被迫害者，卑鄙小人，被遗忘的人——这些就像传奇故事里周而复始的复仇，其中包含着形影不离的同情。

两个月后，皮克顿获少将军衔。六周后，一八〇八年六月的一个星期六，在王座法院举行对皮克顿的复审，埃伦伯勒大人和一个特别陪审团出席了庭审。路易莎·卡尔德隆和那名西班牙警察都在英国待了五年，已经会说英语，不需要翻译人员。他们又重新描绘了七年前的两次拷问场景。路易莎再次展示了手腕上的伤。（“走近一点，将伤展示给陪审团的成员看。”）米兰达记下陪审团的调查结果，没有提任何人的名字：拷问在特立尼达的西班牙法律中是允许的。还有几项手续要办，可能需要几年时间，但皮克顿被宣判无罪。公众对他案件的热情两年前就消失了。在米兰达看来，当下这场审判也是对怀特洛克将军的审判。他曾经想夺回布宜诺斯艾利斯。特立尼达的前任测绘局局长拉瑟福德将军，每天都去庭审现场，然后回来汇报。

皮克顿利用米兰达给他的信，迫切要求逮捕佩德罗·瓦尔加斯。路易莎·卡尔德隆和那个西班牙警察已经没有主人，不再有意义。他们现在都感觉自己在骗人。虽然手腕上还有明显的伤痕，但他们已经通过律师得到了回特立尼达的护照，消失了。瓦洛的助手波多黎各曾经帮忙拉过绳子，他也消失了，或者可能死了，又或者已成为伦敦黑人区中的一员。

一八〇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皮克顿写信给殖民地的副部长：“至于有关佩德罗·瓦尔加斯做伪证的那些信件，我不得不请求您就当它们从来没有存在过。”佩德罗·瓦尔加斯已经死了。在遭遇失败、背叛和身体衰弱的悲惨境地之后，皮克顿的行动让人感到一种不安的优雅。虽然困难就在面前（尤其是与卡斯尔雷男爵在一起时），他的势力却仍在加强。

在整件事情中，只有富拉顿无望的诽谤案仍然悬而未决。富拉顿夫人接手了这个案子。案子拖了好几个月，总有新的宣誓书出现。埃伦伯勒大人在反对又一次休庭时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只要我还有力气，我就会一直坐在这里听案子的审判，直到精力耗尽。”富拉顿夫人每发布一次声明，都会令自身的处境变得更差。她死去的丈夫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多次侵吞公款被人痛骂，她自己说的曾和路易莎·卡尔德隆（当时是外国人）在埃尔郡同坐一辆马车的事情也为人所不齿。而他们做过的重要且真实的事情却被人们遗忘，被认为与富拉顿的案件无关：他们曾在西班牙港翻修过的房子（现在又成了废墟）里为饱受压迫的人提供食物，提高修养的礼仪，街上人们赞许的目光，被推倒的监狱，阻止使用酷刑，以及再也不会发生的把黑人活活烧死的惨剧。

“法制最有益的目的之一，就是阻止进一步的愤怒或伤害发生，”埃伦伯勒大人最后说，“审讯是引起进一步愤怒的原因，每一个正直和有感情的人都希望避免这样的事情。”他停止了审判。

每一个人的同情都会周而复始地浮现。日志作者以为他的信加速了富拉顿的死亡，他曾参加米兰达在特立尼达的远征，头衔是上校（但他不是真正的上校）。富拉顿去世四个月后，他穷困潦倒，因欠债被关进监狱，正写信请求援助。

米兰达也有自己的烦心事，他和威灵顿认真谈论了进攻南美的事情。后来拿破仑迫使西班牙国王退位，法国军队入侵西班牙。西班牙成了英国的盟国，所以英国进攻南美不再可能，反而是威灵顿会带领一万名士兵去西班牙。他把米兰达带到街上，并告诉了他这个计划。米兰达大声抗议，威灵顿上前几步，对他说：“小声点，我们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我认为那是我最艰难的时刻。”他后来说。

是年的早些时候，一场大火毁了米兰达留在西班牙港的“衣物、武器装备和军火弹药”。这件事就像一个征兆，是发生夸张的抗议和夸张的财务索赔的另一个原因。但米兰达已经五十八岁了。和罗利一样，他是个行动派，但总是厄运缠身，诸事不顺。他现在对不作为的抗议，也许就像年老的罗利曾在伦敦塔里的抗议一样，虽然是形式上的，但让人恼火。西班牙发生的事情在南美造成了影响，这些事情都与米兰达和皮克顿有关。对于皮克顿来说，它们是他在半岛的荣誉。而对于米兰达来说，它们则是他在委内瑞拉最后一场意想不到的行动，又一次失败、耻辱、背叛以及在监狱里度过的悲惨余生。

[1] 原文为西班牙语。

十 继承者 1809~1813

随 着西班牙被占领和战争的结束，帝国已经独立。西班牙和英国现在是盟国，所以加拉加斯和西班牙港之间的自由来往成为可能。这正是西班牙港的英国商人们所希望的：加拉加斯需要的大量东西，他们都能够提供。加拉加斯要求的第一样东西是一台印刷机——加拉加斯有一所大学，但没有报纸。希斯洛普总督从格林纳达岛购得一台旧印刷机，派《特立尼达周报》的编辑去帮《加拉加斯政府公报》安装这台机器。然后希斯洛普总督向加拉加斯要几位律师作为回报。皮克顿之前将所有西班牙律师赶走了，自那以后在特立尼达就没人能帮忙处理涉及西班牙法律的事情。

对希斯洛普总督来说，殖民地的法律一直是个问题。一个因欺诈而受到起诉的商人逃到英国，径直进入上议院，声称他不能因为违反了西班牙法律而受到英国法庭的审判。他的做法引起很多人模仿。一个叫勒比的法国外科医生兼种植园主违反了废奴主义者宣传的条款，一天上午，他“在早餐前”将他的一个黑奴鞭打致死，还说自己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他这样说似乎也不无道理。因为一七八九年的《特立尼达黑人法典》没有被加拉加斯法院批准通过，皮克顿的一八〇〇年法典也没有获得皇室的批准。希斯洛普总督和他的法官只能罚勒比一百五十美元了事，原因是“他在做外科手术时没有善待他的黑奴”。

就在几个月前，发生过一起更大的丑闻。一个叫贝西·迪金斯的自由黑人妇女对自己的几个黑奴非常残忍，这一点人尽皆知，甚至像皮克顿和蒙塔朗贝尔男爵那样有地位的人都知道。她指控一个印第安人——从圣文森特岛来的加勒比人——偷了咸鱼和面粉。她叫来自己的黑奴和她邻居的黑奴去抓那个印第安人。抓到后，她将那个印第安人捆在院子里折磨他。她自由的黑人邻居当天夜里总“听到尖叫声和痛苦的呻吟声”。第二天早上，到贝西的院子里“买面包”的人看到那个被打残的印第安人被拴在一根柱子上，脸贴地趴着。有些人对“混血女人”贝西说，那个印第安人是个自由人，不是她的黑奴，她会惹上麻烦的。但两三天后，贝西和她的两个黑奴（一个克里奥尔黑奴，另一个是刚来的伊博黑奴）一起把那个印第安人拖到了一条沟里，用石头把他打死，然后贝西用弯刀将尸体肢解。

买面包的人的报告传到了地区司令官手里，他来调查。贝西的丈夫因患风湿腿脚不便，快要死了，什么都不知道。贝西说她不知道那个印第安人在哪里，他是个自由人，不是她的财产，所以她不打算去找他。但是，在贝西受到惊吓的黑奴的帮助下，他们开始搜寻。那条沟臭气熏天，令一个苦力呕吐。那个印第安人的尸体，或者说“碎尸的一部分”，被藏在野香蕉叶下，大部分已经被乌鸦“啄食”，头颅则不见了。贝西的一个黑奴将搜查人员带到一个看起来像坟墓的地方，但挖出来的头颅却是一个黑奴的——另一个未解之谜，但现在不值得去追究了。

贝西被逮捕，被关在监狱里和黑人苦力待在一起。一天后，她的丈夫死了。又过了几天，当监狱在西班牙港大火中被烧毁时，贝西逃了出去，最后辗转到了伦敦，在红狮广场一位律师的帮助下，她声称免受英国法律的制裁。

希斯洛普总督写信给米兰达，将英文习惯用语变成精确的西班牙语，“我的生活很不如意”。他坚持学习语言，在他破旧的房子里每天清晨为此花上一个小时。他写道，西班牙语很快会取代德语成为通用的军方语言。在其他的信里，他曾为“在西班牙没有漂亮、优雅的女士”感到惋惜。尽管新套装的钱已经支付，特立尼达的士兵现在还穿着破烂的大衣、马裤和鞋子。希斯洛普哀叹没有真正的世界。这是在暗示米兰达，他随时准备被传唤。但这些信件都是私人的。伦敦人看到的只是一位负责的、疲惫的、有时还歇斯底里的官员。他在特立尼达的敌人看到的只是一个无能的管理者，一位绅士，渴望受人喜欢，有点偏爱食物和美酒。希斯洛普用西班牙语写信给米兰达“在过去的六年里，我看到了我这一辈子都不会看到的人类的恶行和卑鄙”。

但希斯洛普总督抱怨得太早了，他为之准备的真正的世界和伟大的事件才刚开始，革命最终来到了委内瑞拉。西班牙突然元气大伤。脱离了西班牙，委内瑞拉正被分裂成由种族和宗族组成的小分支。但这并不是希斯洛普总督和米兰达所期望的革命，而是法律的缺失。宁静贫瘠的殖民社会变得血雨腥风。现在看来，西班牙的失败远不是其管理上的失败，殖民社会本身不可能产生法典和仲裁。不服从仲裁，联合便不再可能。

殖民社会只与种族和金钱有关，人的智慧只用于可可、烟草、糖和怎样管理黑奴，这样的社会和希斯洛普总督在特立尼达岛感受到的一样扭曲，也和米兰达早期在加拉加斯以及近年来在科罗历险时的感受一样。即便从外面传来了美酒、优雅的礼仪、书、艺术以及鲜活的文化理念，也不能让殖民社会有所改变。简单的社会才能养育淳朴的人。

对殖民地居民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自我毁灭性的结论。虽然米兰达经验丰富，但他的分析总是从政治角度出发，总体现在与他自身文化教养不相关的口号上。一七九九年，佩德罗·瓦尔加斯在给皮特的自荐信中曾自豪地写道，南美人是世界上最淳朴的人。他没有看到欧洲人在贫困中寻找浪漫的复杂思想。还有一个能证明这种淳朴性的例子：即使到了后世，当革命不再属于米兰达时，米兰达在特立尼达的新助手（西班牙人，曾为皮克顿提供有关路易莎·卡尔德隆案件的信息，住在阿里马印第安人代表团附近一个臭名昭著都是懒人的村子里）还在四处游说。他写道，米兰达“像偶像一样被崇拜”，他在委内瑞拉人心中的形象就像弥赛亚在犹太人心中的形象。

对希斯洛普来说，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那是自己和米兰达关系瓦解的开始，是他的委内瑞拉传奇梦想的终结。他是英国殖民地的总督，不能公开支持盟友帝国的解体。他也是一个到处充满黑人和顽固的黑白混血儿的殖民地的总督。意想不到的是，所有不同种族的人都支持革命。和十多年前的皮克顿一样，希斯洛普对委内瑞拉的革命感到紧张不安。米兰达谈到过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也谈到过印加人和西班牙征服者的文化融合，但没有谈到黑人和黑白混血儿。他没有提到，革命中的白人和黑白混血儿军官会在街上“手挽手地走路，齐声歌唱”。即便在没什么黑人的巴塞罗那地区，情况也是如此。

在曾经是黄金国的地方，西班牙帝国正在衰落，大英帝国已经崛起。但是，正在建立起来的英国殖民地与当初毁于自身的西班牙殖民地，几乎一模一样。

委内瑞拉实行西班牙法律。特立尼达被英国统治十二年之后，就再也没人知道实行的是什么法律了。人们充分利用西班牙和英国的两种法典，一般都按自己的喜好行事。特立尼达的法律体系一片混乱，有好几百桩没有处理的案子。希斯洛普总督多年来一直在寻求帮助。现在，伦敦的卡斯尔雷男爵终于认为，特立尼达需要的是首席法官。

这一想法是一个叫乔治·史密斯的人向卡斯尔雷提出的，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在西印度群岛的格林纳达担任法官。史密斯和卡斯尔雷谈过一次，然后和卡斯尔雷为这份工作协商了一年。史密斯曾说，这份工作“会很费力，而且没完没了，但对我来说，这是我要做这份工作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史密斯要求年薪四千英镑，后来勉强同意两千英镑，不包括其他酬金。（他们的一个敌人说，他是卡斯尔雷的妹夫。）一八〇九年五月，乔治·史密斯被派往特立尼达，让那里的法律恢复正常。

不过，虽然史密斯为自己是一名英国法官而骄傲，接受过“正规的专业教育”，（他说自己和那些殖民地的乌合之众不同，他们是在西印度群岛获得律师资格证的。）但他并不是作为英式的首席法官出来的，而是作为西班牙式的皇家代表（唯一代表）。奇怪的是，虽然来自伦敦，他却有很多西班牙的头衔，并且都是英国国王亲笔签名授予的。史密斯是米兰达的朋友，曾借阅米兰达的西班牙法律书籍。经过起草和多次修改，他仔细地写出了自己的委任书，包括头衔。

在特立尼达，史密斯很重视自己的头衔。他是个单身汉，脾气暴躁，还有点耳背。他喜欢人们称他为“殿下大人”。有些人觉得他疯了。有一个英国移民在写给他的信中，挑衅地称他为“乔·史密斯先生”，那人随后便陷入“亵渎罪”的麻烦之中。史密斯出来时就做好了处理这种殖民地的鲁莽行为的准备。他以前在附近格林纳达岛的殖民经历似乎让他发狂。而在特立尼达，史密斯显然很快就有了一项事业，这项事业与他的薪水、酬金和西班牙头衔无关，也不是废除奴隶制——虽然他与伦敦的废奴主义者尤其是威尔伯福斯的妹夫的友谊是影响他的一个因素。史密斯的事业是惩罚英国的殖民社会。它是英国人对社会的怨恨，是英国人内部的问题，和黑人没什么关系。对他来说，黑人只是一些没有名字又随处可见的讨厌鬼。

任职前，史密斯曾给卡斯尔雷写信，提到“殖民地属性”中的“道德原则的大众需求”，特立尼达的情况证实了他的偏见。“除非你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否则很难了解殖民地的人。”他说，“一般说来，在殖民地定居的是被祖国抛弃的人，但在特立尼达定居的则是被其他殖民地抛弃的人。”他无所事事，愿意接纳每一个人。“我一点也不在乎这里任何人的想法”，他写信寄往伦敦，寻求警力支援，承诺会把这份工作做好。他在特立尼达总是有话直说，承诺“会有严刑峻法”，也说到做到。他一到特立尼达，便质问几位官员，司法部长很快表示抗议，说自己被当成了小学生。一个当地人本以为自己可以趁着一桩司法案件私下接触到史密斯，结果被史密斯的英国仆人轰下了台阶。

“这个殖民地过去十年来的私下交易令人毛骨悚然。”史密斯汇报说。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他处理了七百桩著名的案件，获得酬金五千美元。他声称他从律师和商人那里找回大量财产，“那些人从未有过一先令，现在却热衷于从去世的朋友家人和继承人那里掠夺财产”。被揭露的骗子和债务人发出的“恐怖叫声”已成为“民众娱乐和笑声的来源”。债务人是像萨布利奇那样的种植园主。一八〇七年，也就是在宣布英国奴隶贸易违法之前，萨布利奇从一个利物浦发货人手中购买了一整船刚到的黑人。那些黑人差不多价值一万三千英镑，萨布利奇一直没有付款。在史密斯到来之前，没有任何办法催促他付款。

史密斯对这个社会的评价接近于希斯洛普总督，因此希斯洛普总督很欣慰。与此同时——他不喜欢与人为敌，是个绅士——他可以说，法律不受他的控制。在高兴的时候，希斯洛普愿意忽略史密斯的暴脾气。史密斯的邻居是个商人，他的妻子旺斯夫人在一桩小的债务案件中作证，话有点多。史密斯告诉她，如果她不管住自己的嘴巴说自己该说的话，他会让警察把她带到下面的监狱。旺斯夫人一回到家就晕了过去。

史密斯还对噪音很敏感。虽然他的耳朵有点背，但他无法忍受晚上的狗叫声，或者邻居家黑人们的交谈声。他命令他的英国仆人杀了任何在夜间狂吠的狗，仆人们很兴奋地执行命令。一天晚上，他们用石头砸旺斯夫人邻居的狗和房子，好像发生了争执。另一天夜里，马路对面杜·卡斯特雷特伯爵院子里的黑奴争吵起来，全被史密斯的英国仆人抓进了监狱。他们被狱卒痛打一顿，每人三十九鞭（监狱里的最高纪录），然后，第二天早上被还给主人。人们普遍认为，伯爵的黑奴“有价值，而且遵守纪律”，在此之前，他的黑奴没有一个挨过打，这是令伯爵非常骄傲的事情。于是，他向希斯洛普表示抗议，希斯洛普把他交给了史密斯，而史密斯奇怪的道歉方式，是邀请伯爵到家里共进早餐。

更令人气愤的，是史密斯对麦金托什的处理。麦金托什靠出租十二三个黑奴为生，他们的性格不是太好。也许因为他们听说过史密斯的反英偏见，于是投诉说遭到虐待，希望被充公。这些黑奴全被带进了监狱。史密斯召见麦金托什，说他不适合管理黑奴和财产，命令麦金托什抵押一定的有价证券。然后，让所有人都感到吃惊的是，他下令鞭打所有黑奴。

他既惩罚了奴隶，也惩罚了奴隶主，这清楚地表明了他对奴隶制的态度。七年前，奴隶制的问题让富拉顿很为难，因为他也具有一种使命感。但富拉顿很快意识到，奴隶制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因此应该管理好黑奴。最后，他只能说黑奴不应该被惩罚得过于严厉。史密斯感到愤怒的原因则更为复杂：他厌恶整个奴隶社会，不仅厌恶奴隶主，也厌恶奴隶，不仅厌恶殖民的白人，也厌恶受压迫的黑人。

不过，在处理种族问题或社区问题时，史密斯需要某种参考，需要一个有代表性的群体。一开始，他选择了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然而，虽然他把他们描绘成害怕“英国殖民者狂躁傲慢的性格”，但也不能提供足够令人满意的对比。自由的有色人种可以：虽然受到压迫，但不是黑奴，还拥有黑奴，同时被他们自己的半特权困扰，身上流淌着像病毒一样的混合血液。史密斯成了他们的支持者。最终，这里成了唯一的殖民地战场。这就是让宗主国（法国、西班牙、英国）每一条明确的原则停滞不前和堕落腐化的原因。这些原则包括革命的原则、提升智力的原则、社会进步的原则、公平与自由的原则。然而种族，这种殖民地的污点，让整个殖民社会变得简单了。

几个星期之后，史密斯发现，黑人吵闹、商人和种植园主如此狡猾的部分原因是希斯洛普的温和。而希斯洛普也开始对史密斯起了疑心。史密斯变得像患有狂躁症一样易怒。

最近刚到的一位卫理公会的传教士投诉，他曾被民兵队长哈维先生痛骂一顿。“警察！”史密斯大喊，“警察！警察在哪里？先生！去把哈维先生带来。”哈维问他触犯了哪一条西班牙法律，史密斯说“取缔闹事法”。

还有一些其他的投诉。富拉顿在伦敦的宪兵司令发现，他以前在特立尼达常和副手分享的两百英镑酬金被取消了。这位“软弱胆小的”副手去找史密斯咨询酬金的事情，史密斯羞辱他，说依据西班牙法律，他的工作没有意义，现在没有什么警察的任务需要他去执行，那些酬金“还不够给他的上司买一顿晚餐”。如果这个副手或者他在伦敦的上司再来惹事，他们两个都最好小心点。

掠夺寡妇和孤儿的人已经被打败，史密斯也汇报了“大众的娱乐和笑声”。但现在应该注意的是，笑声背后的财富正在逐渐消失。所有处于纠纷中的财产，以及所有逝者的房产和钱财都落入了一个叫司库员[1]的官员手中。自从史密斯任职以来，价值十八万英镑的财产就这样溜走了，只有四千英镑被归还。司库员是一个年轻男子，叫威廉·伯恩利。他突然与史密斯走到一起，因此也出现在记事录里。伯恩利是谁？是史密斯以前在西印度地区的格林纳达效劳时认识的人吗？史密斯只说他是弗吉尼亚人，是位绅士。史密斯认为那些对司库员的抗议不值一提，纯属没事找事。他说，被司库员拿走的钱在伦敦的司库那里，用于政府的有价证券。特立尼达的地产也由司库员管理。

“管理”是个关键词。这个词让拥有财产的当地人害怕，他们中有些人一开始也是管理者。有财产的当地人是对的。不管史密斯知不知道，这位年轻的弗吉尼亚绅士，也就是他的司库员，为特立尼达最大最持久的财产奠定了基础。

史密斯曾承诺会制定严刑峻法，他也一直在这么做。皮克顿和富拉顿的案子刚刚归于沉寂。当地的白人肯定认为，史密斯这个人（他们的唯一皇家代表）集皮克顿和富拉顿的特点于一身，又回来折磨他们——他结合了其中一人的暴力独裁和另一人的使命感与对金钱的渴望。

反对意见终于出现。反对派要求撤销史密斯的职务，像在皮克顿时期呼吁实施英国宪法一样。在希斯洛普统治下的那些管理松懈的年代，没人在意法治。法律的不确定性适合很多人，尤其是负有债务的人。现在，因为史密斯的恐怖专政，法律变得重要起来。而且和皮克顿时期一样，英国宪法比法治更有意义。它意味着统治者是当地的白人，而不是像史密斯这样的伦敦官员。它意味着取消所有债务。现在，它也意味着剥夺自由有色人种的公民权。而且还有一个合理的借口：委内瑞拉处于混乱中，麻烦可能会蔓延到各个领域，在特立尼达的法国有色人种中间，仍然存在怨恨和不敬的共和因素，他们仍然在等待荣誉降临的那天。

史密斯只看到种族问题，只看到对他的示范社区里面有色人种（既不是白人，也不是黑人）的威胁，只准备为他们去斗争。《新闻报》不顾史密斯的命令，印刷了要求实施英国宪法的请愿书和支持信。史密斯派人在印刷厂逮捕了那个编辑，将他关了三个月。希斯洛普总督表示反对，说史密斯在干涉出版自由。史密斯回应说，在实行奴隶制的殖民地，谈论出版自由没有任何意义。

因此，皇家代表史密斯和希斯洛普总督之间的争论最终得以公开。他们争论的焦点并非出版自由，而是有色人种的自由。希斯洛普是位绅士，不管怎样，他还是希望在这块生活了七年的殖民地上得到同事的喜欢。但在面对任何与种族相关的问题时——尤其是现在，在委内瑞拉传来革命和种族分子煽动的消息时——他的立场总是相当明确。他接受了要求实施英国宪法的请愿书，并且不顾史密斯的反对，将请愿书交给了伦敦当局。

史密斯亲自给伦敦当局写信。他说，英国宪法依赖于“大众的自由”，而在这片奴隶人口已占据五分之四的殖民地上，英国宪法会成为“绝对的讽刺”。“在陪审员事先了解每一个案子，种植园主担任法官，士兵担任首席法官的情况下”，由陪审团审判是荒谬的。“相反，西班牙法典则简单得多，在一个缺乏文明的国家，它能给出明确的优先权。”“当我看到这些与利益相关，与热情相关，与偏见相关的冲突，并且社区里每一个阶级都和其他阶级作对时；当我将祖国在政治上的智慧与这里没受什么教育的殖民者脑中狭隘顽固的政策作比较时，我大声反对建立内部的立法机构。”在自由事业中为非自由主义辩护：种族问题使得每一项原则都无法发挥作用。

至于请愿书，史密斯说，在上面签字的人超过一半“是无名小卒，或者一文不值。签名的都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人，包括商人的店员、学徒、印刷工以及被社区抛弃的人。”像这样的人，“他们地位低下，不管多么值得尊敬，他们的名字都不适合出现在与政治有关的请愿书里，就像村里店主的店员名字不适合出现在由英国某郡的不动产持有者递交给君主的请愿书里一样。”自由有色人种的事业带来了社会满足感：英国人内部的问题有时会被遗忘，比如路易莎·卡尔德隆遭受酷刑。

送往伦敦的书信和请愿书让问题一直停留在那里。在西班牙港，斗争变得更加私人化。一个英国移民给史密斯写信说：“我把你的友谊看作一种玷污，记住，当我把‘尊敬的’这几个字放到你名字前时，并不代表我把你看成是我尊敬的女王陛下理事会里的一员。我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把你和西班牙港一位与你同名的绅士区分开来。如果被当作是你，他会脸红的。”这封信来自一个叫洛克希德的男子，他是爱丁堡皇家学会成员，史密斯曾经没收了他的一些黑奴。

史密斯继续随心所欲地对待黑奴和他们的主人，随时对两者使用暴力。警察局长投诉，说小商贩们（被主人雇佣为小贩的黑人）晚上八点以后还待在大街上，总要去将他们赶跑。史密斯说：“很好，下个星期一宵禁的枪声一响，你便到我这里来。”史密斯骑上马，在约定的时间已经准备好，警察局长也骑上马，他们一起走了两三个街区。“他们在那里。”局长边说边后退，“你看到那边的光了吗，先生？”“你待在那里不要动，长官，我让你看看我是怎么将他们赶走的。”史密斯说。然后他径直朝人行道上的小集市疾驰过去。黑人们尖叫着散开，扔下他们主人的货物。从此以后，暂时没有了小贩们带来的恼人之事。

自由的有色人种向希斯洛普总督准备了他们的请愿书，他们想获准与君王对话。请愿书这件事体现了史密斯的影响力，它是示范社团递交的，有教养、服从，而且正确。“请愿书里透露出对合法当局的尊重，他们都是秩序的遵守者和国家的热爱者。他们恭顺服从，忍辱负重，坚韧刚毅，走过政治上蒙羞的阴暗时期……使用必要的方法来唤起思考成了他们的义务：在殖民地上存在不计其数富裕并且有用的自由国民，他们有权做某些事情。（与此同时，他们也始终如一地遵守原则和秩序，尊敬和服从他们的政府，他们宣称会按政府的要求行事，不会有任何逾矩行为。）”

希斯洛普总督不明白。他要求有色人种说得更清楚一些，他们害怕的“恼人规则”究竟是什么？他们回答得更小心了。“因为他们一直认为，任何与他们有关的具体要求或主张都会很不合适，他们从来没有考虑或鼓励过对这个问题的任何讨论。”事实上，正如大家所知，有传言说实施英国宪法后，自由的有色人种将会像黑人一样受到鞭打，这正是有色人种害怕的事。

希斯洛普说，他不能允许他们与君王对话。因为这会让人们认为有色人种在害怕什么。他暗示，恐惧都在另一方面。委内瑞拉传来了坏消息，军政府要实行“罗伯斯庇尔式恐怖”，这会尤其令欧洲的西班牙人遭殃。当地传言，大批的法国有色人种和共和党人会在圣诞节时被带到岛上。晚上，煽动性的信函被张贴或扔得满街都是。

后来发生了一件小事。一个法国混血儿“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扬言要踢打一个法国人。这个混血儿是一位革命将军的前副官，七年前被驱逐到英国，但他改名换姓后混了回来。后来发现他在有色人种的请愿书上签了名，被关押起来后，他又逃跑了，悬赏抓捕他的告示也被撕毁。在一些人被关押，一些人被驱逐出境，以及对所有十二岁以上自由有色人种的男性进行了快速的人口统计之后，有色人种沉默了。

史密斯把英国的请愿者称为恶人，与他的言论相对应，马里亚特先生在英国说西印度群岛的有色人种是“卑鄙无耻的种族”，是纵火犯和亡命之徒，缺少教养，没有礼貌。“向这些人灌输‘人的权利’的学说”已经造成了很多伤害，“我只能把史密斯先生煽动他们的行为比作疯子在四散火把……”

这就是所有种族或宗教争论的对称性。但有关英国宪法的事情没有任何进展。这是史密斯的胜利，是他在伦敦的废奴主义者朋友以及在特立尼达的自由有色人种的胜利。

英国人内部的斗争依然存在，存在于史密斯和希斯洛普总督之间、史密斯（他说自己是“一个正常的英国人”）和英国人之间、史密斯和殖民社会之间。史密斯声称自己和现任外交大臣卡斯尔雷男爵、枢密院长卡姆登勋爵以及下一任首相利物浦勋爵之间的关系密切，他的胜利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他继续镇压殖民地的官员，不管他们职位的高低。

因购买黑奴而欠债一万三千英镑的萨布利奇被宣告破产。他的甘蔗被没收，庄园也被征用，司库员向萨布利奇讨要所有债务。萨布利奇通过《新闻报》表示抗议，结果被关押了三天，并被威胁将像黑奴那样受鞭打。一天深夜，一个法国女人投诉说刚被丈夫打了，担心生命受到威胁。“去把那个家伙带来，关进监狱。”史密斯对他的警官说。那个“家伙”是个翻译官，在“脏兮兮的令人恶心的”监狱里同黑人苦工待了六个月。后来，他被带到史密斯的住处，被告知要么付一千美元，要么离开特立尼达岛或继续待在监狱。他选择回到监狱。史密斯解释：“像阿德里安这样的情况，靠罚款来惩罚是没用的。”这些没受过什么教育、身无分文的冒险者一直让史密斯恼火，他们都因为黑奴的存在而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即便是自由的有色人种，他们的自由也要受到限制。一个自由的男性有色人种向另一个人发出挑战进行决斗，随即被送到监狱关了两个月。

作为西班牙式的皇家代表，史密斯的权力已经触及各个方面，甚至没办法分清史密斯的权力和希斯洛普总督英国式的权力有什么区别。但现在有人可以提供建议了，他们是委内瑞拉的律师。既然西班牙和英国处于和平时期，他们就被送到特立尼达帮助处理与西班牙法律有关的事务，他们至少可以规定皇家代表的权力。这些委内瑞拉人很勇敢，他们积极地选择自己的队伍。史密斯聘请了两个委内瑞拉律师，并自掏腰包付了他们两千美元。希斯洛普聘请了一个，付了三千三百美元。在加拉加斯，他们都是杰出的律师，但他们现在关心的不仅仅是西班牙法律。他们曾因革命争吵，彼此厌恶。现在，他们准备通过英国的庇护人带着委内瑞拉的仇恨战斗到底。

这些律师中，最精明、要价最高的叫安德烈斯·勒韦尔·德·戈达。他站在希斯洛普一边，是西班牙和英国议和之后首批来到特立尼达的委内瑞拉人。当来到特立尼达时，他才能第一次将特立尼达和委内瑞拉作比较。他开始怀疑委内瑞拉的独立事业，而这独立事业正是他在学生时代就开始支持的。勒韦尔觉得，委内瑞拉人在思想上和社会状态上还没有为独立做好准备，而且，如果没有西班牙及其帝国，委内瑞拉将四分五裂。勒韦尔对委内瑞拉的看法与史密斯对特立尼达的看法一致。事实上，勒韦尔一开始打算为史密斯效劳。但他曾是委内瑞拉人，而且很奢侈。他曾说，作为皇家代表，史密斯就是一切，而希斯洛普一无是处。也许因为他要价太高，史密斯解雇了他，所以他又到希斯洛普一边。希斯洛普付了钱——三千三百美元，这样的数目暗示他们曾讨价还价——勒韦尔立刻着手对付史密斯及其雇用的律师。他说，史密斯的律师是骗子，他们鼓动“疯疯癫癫、耳聋、既不会说西班牙语也不懂西班牙语的史密斯”去相信自己可以是唯一皇家代表，他们无疑是在嘲讽西班牙法律。

勒韦尔·德·戈达三十三岁。他记得当特立尼达还是西班牙帝国的一部分时，在帕里亚湾对面他父亲的庄园里，能听到西班牙港日落时的枪声。勒韦尔并不介意在已经成为英国殖民地的西班牙人岛屿上从事西班牙法律方面的事务。他说，为一个友好的国家效劳是他的荣幸，而且酬金很高。这些他甚至在四十年后还记得。英国的法律诉讼费超出委内瑞拉人的想象，他可以坐在自己的马车里自由进出政府大厦。勒韦尔认为，他的成功招来了委内瑞拉人的忌妒，他得以进入特立尼达以及他在特立尼达获得的地位，给委内瑞拉（《新闻报》的主编着手为加拉加斯的主要报纸建立一个二手出版社）和革命带来了影响。

勒韦尔对委内瑞拉的独立事业心存疑虑，但他还没有公然放弃。一八一〇年五月，他去委内瑞拉向新克里奥尔政府的最高执政团致辞。他作了有关独立和自由的演讲，言辞激昂，赢得阵阵喝彩。但是，他看到的新的敌意让他感到害怕，“忌妒吞噬我们，这种忌妒并不像其他地方的忌妒，也许只属于这些纬度……他们只有看到敌人的骨头才满意。”勒韦尔说，委内瑞拉有医生、律师和音乐家，但他们各自为战，并没有建立一个相互支持的社会。他认为独立是漫长而又血腥的混乱。他回到了特立尼达，宣布自己是“哥德”——南美人对欧洲西班牙人的辱骂性称呼。

勒韦尔·德·戈达，戈底斯摩：很显然是玩文字游戏。在特立尼达的勒韦尔鼓励大陆的每一次支持西班牙的运动。委内瑞拉人请求驱逐勒韦尔，“这个不近人情的畜生不配拥有一个南美人的名字”。勒韦尔在特立尼达有曾在委内瑞拉时的劲敌。他的敌人是辅佐史密斯的律师，是一些激进的共和党人。他们说勒韦尔不再是一名律师，他曾经因欺骗黑人被加拉加斯的律师学院开除。勒韦尔说他们是财富猎人，忌妒他在特立尼达英国人中的成功，“就像杂货店店主忌妒隔壁的杂货店店主一样”。勒韦尔讽刺的是佩德罗·瓜尔和米格尔·佩纳，他们是玻利瓦尔未来的同事、公使和谈判代表。其中，米格尔·佩纳这个名字也出现在史密斯的私人工资单上，这又引起了一阵波澜。

然而，如果说史密斯和希斯洛普分别是这些敌对的委内瑞拉人的保护者，那也可以说两人是他们的棋子。比如，律师们认为，如果希斯洛普的职位从英国总督变成类似西班牙总督的职位，与史密斯的皇家代表一职相抗衡的话，特立尼达的宪法系统就会变得更清晰，更能与西班牙的法律相融合。希斯洛普也乐意与史密斯互通西班牙式的问候和书信：“上帝让你风光了多年。”“总统和他的兄弟法官是这么下达命令的。”“把这个与相关文件放一起。”直到最后，信件全是用西班牙语写的。

对希斯洛普来说，这已经足够。他当总督当得太久了，承受了太多的压力，开始请求伦敦当局找人替代自己。“从我咨询的专业人士的意见以及我自身的感受出发”，他写道，他需要一点改变，需要在英国待几个月。如果他能在五月份回去，那就太好了，“那时气候比较温和，最适合与这里的气候抗争了十五个年头的身体”。

但代替他的人并非马上就能找到。况且英国的移民不喜欢留下来单独与史密斯待在一起。他们坚持让希斯洛普留下来，在勒韦尔·戈达的协助下，像西班牙总督一样斗争到底。

希斯洛普的地位被重新界定。现在，勒韦尔·德·戈达装修了西班牙港市政厅。在此前二百二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市政厅已经荒废，要么灌木丛生，要么自西班牙投降以来被英国总督的官员所用。在西班牙统治下的美洲殖民地，市政会通常是当地的执行委员会，以确保有权之人的统治。勒韦尔·德·戈达宣称西班牙港市政会有更多的作用。他规定了市政会古老的卡斯提尔人的特权，还宣布市政会是保护人民免受君主欺压的独立护民官。

委内瑞拉的一些地方是通过法律宣布独立的。希斯洛普和市政会现在通过法律质疑史密斯作为皇家代表的所作所为。市政会说，萨布利奇被关在普通监狱里“与黑人”一起待三天是违法的。萨布利奇拥有财产和地位，理应受到尊敬。希斯洛普公布了决议。同一天，市政会的主要官员开始佩戴红丝带，低一级的官员则佩戴白丝带，以示他们是人民的保护者。

几个月前，史密斯在反对实施英国宪法时建议，市政会应该恢复它以前的地位。但他现在写给英国国王的二十五页请愿书里充满了对市政会的怨恨。他说，市政会违背了西班牙和印度群岛的所有法律，丝带是嘲弄的标记，是“对王权的篡夺”。希斯洛普应该受到惩罚，市政会应该被解散，而它的成员应该被罚款。

市政会和勒韦尔·德·戈达并不害怕。他们攻击史密斯最害怕的地方，拒绝承认史密斯任命的司库员，进而任命了他们自己的人。他们有西班牙法律的支持，这种任命是市政会的特权。

史密斯输了。与希斯洛普一样，史密斯认为自己需要休息。他想和朋友们一起在格林纳达过圣诞节，因此请求希斯洛普准许他离开。勒韦尔拒绝。作为总督，希斯洛普无权批准皇家代表离职，只有国王才可以这么做。市政会的司库员也表示抗议，他希望皇家代表在离开殖民地前做一个“公正存款”的声明。市政会要求凡是关于史密斯的事都有直接与国王对话的权利。史密斯说他打算给伦敦当局写信，获准将市政厅夷为平地。但他没有写信，也没有到别的地方去过圣诞节。

勒韦尔·德·戈达曾经是加拉加斯大学获过奖学金的法律系学生，他被史密斯拒绝，但最终取得了胜利。相对于米格尔·佩纳和史密斯的其他律师，他很机敏，而且多才多艺。就像米格尔·佩纳和革命者在大陆感觉到敌意一样，史密斯也开始感觉到委内瑞拉人对勒韦尔的憎恨。对他们而言，勒韦尔·德·戈达既聪明又可怕，“我们的绝对不会被遗忘的倡导者”，以前是朋友，后来“变成一个从地狱逃出来扰乱我们的魔鬼”。他们悬赏缉拿他，希望将他驱逐。希斯洛普不予理会，他认为应该给勒韦尔特立尼达土地，以奖励他所做的贡献，以及弥补他在委内瑞拉被没收的地产。

地方上的事情只占用了勒韦尔一小部分时间，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谋划库马纳的反革命活动，而且至少去过大陆一次。但在特立尼达，他的一举一动都被米格尔·佩纳和其他人监视着。阴谋被揭发，他在库马纳的两个同谋被捕。四十年后，勒韦尔在他痛苦夸张的传记里记录的，是这件事和在委内瑞拉发生的其他事情，而不是与史密斯的法律争斗。

委内瑞拉革命的戏剧性事件正要上演。对勒韦尔、佩纳以及其他委内瑞拉人而言，一八一〇年下半年在特立尼达最重要的事件是英国皇家海军舰艇“蓝宝石号”从英国驶入西班牙港。

舰艇上有一位年轻的委内瑞拉“代表”，他曾前往英国为委内瑞拉的独立争取认可和支持，但得到的只是威灵顿兄弟的私人承诺，他们说英国不会反对，而且英国军舰会护送他回来。希斯洛普与这位代表相处得不愉快。这个年轻人个子不高，五官分明，有着非洲人或者印第安人的血统，常常公然表示对拿破仑的崇拜。

让强势力量相互抗衡是常用的革命策略，但这让希斯洛普感到担忧，于是他写信给伦敦当局，转送从委内瑞拉传来的最新消息：欧洲的西班牙人被赶出了新巴塞罗那；因为希斯洛普自身模棱两可的态度（他听说包括自己在内的英国人都被说成是“骗人的政客”），那里的反英情绪高涨；有色人种开始制造麻烦；法国步枪和军刀已经运到；一艘美国船在拉瓜伊拉卸载武器。看来法国人要来接手了。

这个代表有一个请求。就像米兰达四年半之前那样，这个代表也对革命家曼努埃尔·瓜尔感兴趣。曼努埃尔·瓜尔一八〇〇年死于特立尼达，现在被认为是委内瑞拉的革命烈士。瓜尔在皮克顿统治期间被毒杀的事件一直是特立尼达的谜案。米兰达曾经复印了瓜尔的死亡证明。这个代表现在想从圣约瑟夫公墓带走瓜尔的尸骨，但希斯洛普拒绝了。比起大多数委内瑞拉人，勒韦尔·德·戈达在英国人的事情上更有经验。他写道：“对英国人来说，挖出尸体和人骨是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但勒韦尔说他让希斯洛普给予了批准（整件事情都是勒韦尔叙述的）。不管怎样，委内瑞拉人是这么猜的：勒韦尔从圣约瑟夫的西班牙教区牧师那里得知（这位牧师曾为米兰达提供了瓜尔的死亡证明），瓜尔并没有被埋在圣约瑟夫公墓。瓜尔到死都不知悔改，所以他的尸体被扔进了卡罗尼湿地。勒韦尔说，这位代表挖出来并带上“蓝宝石号”的，其实是一名英国医生一匹非常小巧的爱马的骨头。这是委内瑞拉人的说法，又开启了一个谜题。这也是勒韦尔在四十年之后对委内瑞拉革命、一位革命烈士以及这位代表的嘲弄。

希斯洛普不知道的是，“蓝宝石号”上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米兰达的行李。行李是这位年轻代表从格拉夫顿街的书籍、孩子们以及管家那里拿来的，用于不属于任何人也不受任何人控制的革命事业。米兰达曾投身于一个年龄只有他一半大的人。他现在六十岁，正是安东尼奥·贝里奥出发去西印度群岛，投身于黄金国以及那些“西印度人”的年龄。

米兰达乘另一艘英国战舰出发。勒韦尔·德·戈达说，一天，一艘英国护卫舰从龙嘴发出信号，这位代表从西班牙港码头发出回应信号，随后便乘“蓝宝石号”离开。细节是想象出来的，但米兰达绕过了曾收留他一年的特立尼达，绕开了一直梦想着宏伟解放运动以及漂亮的西班牙女人的希斯洛普总督。这位年轻代表是个波拿巴主义者，至少在说话方面是。米兰达准备穿二十年前一位法国革命将军的套装上岸。这好像回到了在伦敦的那些年，好像一个复仇和机会主义的手势，虚弱无力，最终伤害了自己。因此，经过一生的准备，米兰达最后竟出人意料地成了南美人，就像歌剧一般。

然而，被召唤回国并不是梦想实现的时刻。委内瑞拉人一直让米兰达等待。接下来二十个月的失败可想而知：当地人充满怨恨，殖民者的威望降低；借鉴而来的宪法的法律原则不能解决有关种族、肤色和宗教信仰的冲突，草草构建的社会逐渐衰退成细微的利己主义；米兰达自己尝试领导未被承认的有色人种，这是一个权势日渐衰落的人做出的努力；革命被真正的民有西班牙政府军击败，那些人害怕恐怖，却传播恐怖。后来，就像勒韦尔·德·戈达在他政治生涯一开始就发现的一样，米兰达在他漫长政治生涯的最后才震惊地发现，原来社会是错的，他的事业也是错的，一切根本就不值得称颂。这确实是惊人的发现——他的代理人放弃了事业，经历了痛苦——但这种发现肯定也像一种和解，因为米兰达在生活中体验到了这一真相。虽然战败，但他还可以自由行动。于是，他开始以全新的方式思考西班牙。他开始寻找新的伙伴，但后来被出卖了。

一八一〇年十一月底，在西班牙港，戏剧性的一幕开始了。港口停着“蓝宝石号”战舰。在米兰达被出卖的那一天，它本应该在拉瓜伊拉等着。如果米兰达没有决定最后一晚在岸上度过的话，战舰已经把他带到安全地带了。米兰达战败后，西班牙港有两个人出卖他：这两个叛徒为了重获自由，会在凌晨三点钟叫醒米兰达，把他送到圣卡洛斯城堡的地牢里。一个叛徒是史密斯的律师米格尔·佩纳，另一个是那个二十七岁的代表。希斯洛普认为他是波拿巴主义者，但没有把他的名字报给伦敦。他，就是玻利瓦尔。

不管有没有那些尸骨，马的也好，烈士的也好，玻利瓦尔都会乘“蓝宝石号”与米兰达去他的集合地，任由安德烈斯·勒韦尔·德·戈达和米格尔·佩纳，以及他们的助手在西班牙港通过斗争解决革命的问题，为西班牙帝国效力。对所有人来说，闹剧几乎已经结束。

对于有人悬赏缉拿自己，勒韦尔引以为豪，他正在库马纳策划第二次革命。他受到了佩纳的监视，被一个笨拙穷困的特立尼达西班牙人尾随。这时候人们很容易遭到谋杀。但在多民族的城市，它只是一个私人剧场。在特立尼达，西班牙人要么是美洲西班牙人，要么是西班牙黑白混血儿，他们是英雄还是恶棍，完全取决于自身。在西班牙港，这些西班牙人长期以来一直是让人沮丧的因素。比起西班牙人，法国人更富有，英国人更有活力。委内瑞拉革命之后，西班牙人开始将自己界定为外来人，在语言、服装，谋略和血统方面都乱七八糟，但他们只对自己人来说是危险的。

《新闻报》的编辑是《加拉加斯公报》的合伙人。与他在英国的同事一样，作为一个感受到了特立尼达干扰出版自由的记者，他写道：“希望女神从欧洲大陆移民到西印度群岛的西班牙帝国，这样的话，数百万同胞都将从政府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并在女神的庇护下享受上天赋予的权利。”但这些原则，以及他作为商人的焦虑，向这位特立尼达编辑显示了他与委内瑞拉人之间的距离。即便是曾经对委内瑞拉有浪漫主义情怀的希斯洛普总督，也成了一位代理领事。委内瑞拉人给法国人太多的鼓励。希斯洛普觉得，足够有威慑力的将是“语气坚定的海军部队”。

米格尔·佩纳和他的朋友们学了一些玻利瓦尔的波拿巴主义反英谈话，他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谈话是怎样的惹人愤怒。一天，话题转向从欧洲传来的战事消息上。夏天的胜利过后，马塞纳一直被阻挡在惠灵顿设于葡萄牙托里什韦德拉什的防线外。佩纳的一个朋友用西班牙语说：“英国人是猪。他们的士兵胆小可鄙，不敢出来面对法国人。很快就会征服英国，波拿巴迟早会成为世界之王。”

这样的话出自委内瑞拉人之口，希斯洛普不能接受。在发往伦敦的急件中，他附上了那些西班牙语，没做任何翻译。但他不能攻击佩纳和他的同事，他们受到史密斯的保护。佩纳是史密斯的律师，据说甚至可能会成为政府官员。

虽然史密斯的权威受到挑战，但他的权力依然存在。他的弗吉尼亚司库员继续处理有争议的地产，“低价买入，高价售出”。司库员可能感觉出自己时日不多了，他甚至去查封暂时外出者的财产。史密斯惩罚表示抗议的人。有人抗议是他预料之中的事，这确证并延伸了他惩罚罪者的使命感。好像受到惩罚的人越多，他的工作就越做不完。

比如，有一个叫桑德森的英国律师，曾声称自己懂一些西班牙法律。桑德森是英国移民中的一个领导，正是史密斯想要压制的一类人。桑德森谈论法律、民权和英国宪法，但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支持一个简单的奴隶制计划。史密斯的一位朋友，威尔伯福斯的姐夫曾写过一本叫《甘蔗殖民地的危机》的废奴主义小册子。作为回应，桑德森写了《伪装的解放——殖民地真正的危机》。作为懒惰的黑人在特立尼达拥有特权的例子，桑德森讲述了一个白人男孩的故事。史密斯在一场谋杀案审判中没有接受这个白人男孩的证据，说白人男孩“讲不清上帝是什么”。但在另一件案子中，“史密斯详细记录了一个黑人男孩的证词，这个黑人男孩比前面提到的白人男孩还小；通过观察，他看上去不仅没有上帝的概念，而且没有任何有关宗教方面的知识”。

通过调查，史密斯发现，桑德森曾在一起诉讼案中收取了双方的费用，桑德森被暂时停职。市政会支持桑德森，勒韦尔·德·戈达给他提出建议。以西班牙法律为支撑，桑德森在一封写给《新闻报》的信里，质疑史密斯作为皇家代表的权威。“我蔑视他篡夺的权力，我认为他是个卑鄙无耻的人。”史密斯授权没收桑德森的财产，并“将他关到普通监狱里”。勒韦尔·德·戈达说，桑德森是律师，不能被送到“关有黑人和犯罪分子的”普通监狱里。桑德森作为一位绅士，应该先服毒，这是委内瑞拉人的建议，但桑德森宁可来一次轰轰烈烈的反抗。

桑德森没被关进监狱。相反，他被新上任的副警察长赶出城，被带到希斯洛普六年前建的山顶堡垒。他在一间空房里过了一夜，第二天，“冒着差点要了命的倾盆大雨，忍着肝病的折磨”，他被带下山，总共走了五英里，走到史密斯的法庭。

史密斯让法庭上的人走开，然后将大门关上。他一身休闲打扮，穿着白夹克衫，男士马裤，没有坐在法官席上。他让桑德森宣誓。桑德森想知道自己在哪个法庭受审，诉讼当事人和证人是谁。但史密斯没有回答，下令将桑德森押回堡垒。桑德森在当天晚些时候给希斯洛普的信中写道：“就像上文提到的，在同样艰苦的条件下走路。三次五英里的路程，每次都是在正午顶着烈日行走，有时下大雨，没有提供交通工具。因此，如果约翰·桑德森不许骑朋友的马，他就必须冒着生命危险一步一步爬上山。”

这次事件之后，大家觉得史密斯已经完全疯了，不得不把他当作“逃亡者”处理（逃亡者是当地词汇：一个逃跑的黑奴被认为是不正常和危险的）。情况紧急。希斯洛普最终获准离开。一些人觉得，没有了希斯洛普的保护，“被放逐并把这块裸地留给史密斯更好”。

但勒韦尔有个主意。他已经宣称市政会有古老的卡斯提尔人的特权。现在他觉得，虽然史密斯的委任是英国国王批准的，但根据西班牙法律，委任可能会遭到作为人民保护者的市政会的拒绝。希斯洛普表示同意，特立尼达的事件变成了更为扑朔迷离的委内瑞拉事件的翻版，其中，委内瑞拉的律师们倒转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角色。革命者佩纳支持史密斯的独裁，反革命者勒韦尔开始秘密地为一场地方上的叛乱准备法律案件。这都只是幻想和胡闹。但每一个人，委内瑞拉的律师以及英国的官员（他们时而是负责人，时而是助手），都玩得非常严肃。

像以前一样，勒韦尔希望在多方面快速出击。他知道史密斯对西班牙法律不大了解，因此他首先希望除掉史密斯的法律顾问。米格尔·佩纳和他的两个朋友被指控煽动叛乱和伪造文书，在没有听证会的情况下，他们被命令即刻离开特立尼达岛。

史密斯要求解释，但希斯洛普什么都没说并且拒绝见他。米格尔·佩纳给希斯洛普写了一封表示抗议的长信。他受邀来到特立尼达，已经放弃了在加拉加斯体面的职位。他问心无愧，想要指证他的证据。一个没有什么地位的人可以被任意驱使：探险者、小男孩、船长、酒鬼或者游手好闲的人，“但不能这么对一位西属美洲绅士”。“在我的国家，英国绅士是不会受到这种蔑视的。”但这封信没起什么作用。辱骂勒韦尔没有意义，驱逐令继续执行。

然后，希斯洛普下令将桑德森从堡垒监狱里释放出来。三天后，当史密斯还在反对释放桑德森时，一个巨大的打击降临。市政会向希斯洛普交了一份决议，决议提出，史密斯的权力自相矛盾，违背了西班牙法律，应被停职。勒韦尔几周前就为史密斯的停职准备了十条法案。史密斯现在没了律师，只能自己查阅西班牙法律书籍。他说，只有当他的任命有可能会造成“臭名昭著的丑闻和不可弥补的罪行”时才能受到质疑。勒韦尔将这些话（用西班牙语）写到了市政会的决议里。史密斯暂停了勒韦尔·德·戈达作为律师执业的资格，还威胁说要“在我们国家……通过每一个法庭”追查希斯洛普。

但他知道这是一场政变，要求去英格兰。希斯洛普说他们之前讨论过这个问题，只有国王才可以准许皇家代表离开岗位，只有在史密斯提出到普通的住所或对他当政期间的行为做出调查之后，他才能离开。

就像每一个在大陆被免职的殖民地官员一样，史密斯现在的唯一出路，是逃走。史密斯的司库员，那个年轻的弗吉尼亚人安排了这一切。一天下午，他们骑马朝北穿过大山来到希望庄园。第二天早上五点，他们两个乔装成水手，登上一艘驶往格林纳达的双桅船。在格林纳达，史密斯在转乘一艘驶向英国的船之前，把律师的权力授予司库员。司库员回到西班牙港，那里的政务会已经“决定，上述乔治·史密斯，已经腾空了在管理委员会的席位，以及他在殖民地占用的所有办公室”。政变结束。

在特立尼达，这是一场模拟叛乱。在海峡对岸的委内瑞拉，叛乱真实发生了。米格尔·佩纳被驱逐出西班牙港的当天，库马纳爆发了支持西班牙的反叛乱运动，这场运动是勒韦尔和其他人策划的。但反叛乱运动没有持续多久。攻占的城堡被重新夺回，更多的难民来到了特立尼达，库马纳请求移交“我们的对手欧洲的西班牙人……忘恩负义的怪物”。委内瑞拉人摇摆不定，现在这是南美特色。

米格尔·佩纳作为“西属美洲绅士”在西班牙港微不足道，但他作为米兰达和玻利瓦尔的同事在加拉加斯则很快活跃起来。米格尔·佩纳诋毁英国，向委内瑞拉国会提出独立的建议。勒韦尔·德·戈达说，他用松散的语句表达夸张的思想，“简洁、夸张、诗意的跳跃”。对这一声明的总结，被英国加拉格尔和拉姆公司（加拉格尔是《特立尼达新闻周刊》的编辑）在加拉加斯用三种语言印刷出来，其中一份被送给特立尼达政府。每个人都要获得自由，但人人都得是罗马天主教徒。输入黑奴已被禁止，但已经拥有黑奴的人可以带黑奴入境。

思维混乱，行为混乱：几天后开始大量逮捕和处决欧洲的西班牙人。西班牙港的英国商人深受其害，许多被处决的人还欠他们钱。西班牙帝国已经破产，它那限制贸易的法律已不再重要。但英国人将西班牙港建成南美商业中心的梦想也开始破灭。

这是委内瑞拉充满血光的一年，也是充满公共恐怖与反恐怖的一年。殖民秩序正在瓦解，每一个人都感到不安。每一个人——印第安人、欧洲的西班牙人、黑白混血儿、牧师、可可和烟草侯爵夫人——都要保护自己免受潜在敌人的侵害。

希斯洛普总督一直渴望为米兰达效劳，以及进行一场崇高的解放战争，但这一年什么事都没发生。有人被临时派去接替他。一八一一年四月，在特立尼达待了差不多八年之后，希斯洛普终于可以离开了，他在六月底去了英国。多年来他一直期待在英国度过夏天，但他一登陆就遇到了麻烦。希斯洛普自己的小反叛——将史密斯免职，反抗国王的权威——使殖民大臣利物浦男爵非常愤怒。

史密斯在英国，桑德森也在英国，两人都准备在英国法庭上继续争吵。勒韦尔·德·戈达现在在西班牙港，他最近非常得意，常坐着带篷马车往返政府大厦。但作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委内瑞拉人，他处境尴尬，既没有国家，也没有工作。他的庇护人和敌人突然离开，像被他用法律技巧赶走了一样，他孤单一人。这是将自己的事业与他人的事业融为一体的流亡者的命运。勒韦尔对自己处境的解释更不可思议。比如，他看到史密斯没有回来，便以为是因为伦敦的卡斯尔雷男爵“已感到羞愧”。

不可思议的是，勒韦尔因自己为特立尼达的英国政府效劳而向行将就木的西班牙帝国政府索要回报。回报来了，勒韦尔被任命为库马纳、巴塞罗那和玛格丽塔殖民地的总督和司库。可是，这所有的殖民地都在叛军手里。勒韦尔去了波多黎各，但那里无事可做。他后来去了西班牙，说是“去探求一些有用的知识”，但其实是想看看能否在西班牙政府找到一个更加现实的工作。

他发现西班牙政府依赖于加的斯，此地人口众多，正受到法国人的炮击，这里的其他地区被法国军队控制。西班牙本身已成为一个概念，但这使勒韦尔感到兴奋，因为他第一次离这个伟大的世界和这些伟大的事件如此之近，来到一个有典故的国家，来到一个据说像薛西斯入侵时期的希腊一样的国家，来到曾使奥斯特利茨、耶拿和马伦戈这些名字闻名遐迩的军队面前。作为一个西班牙美洲人，勒韦尔拥有特权，他可以接近各方，包括法国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整个一八一二年，他都留在西班牙。

在米兰达的想象中，委内瑞拉几乎没有黑人。但现在游走于委内瑞拉各派之间，米兰达越来越像一位有色人种起义的领袖。他动员了很多人。硬币很少，人们不相信新纸币。三月，加拉加斯发生地震，对一些委内瑞拉人来说，这是上帝不赞同起义的信号，事情已经开始朝不利于米兰达的方向发展。一支刚超过两百人的西班牙政府军，在一名海军军官的带领下，已于三个月前登陆，各种肤色的人开始集结加入这支队伍。这支狂热的人民军，在恐惧和战利品的驱动下，陆续取得胜利。

西班牙正得到解放，威灵顿处于攻势。四月，皮克顿率领他的部队猛攻巴达霍斯的城堡，让被解放的西班牙居民经历了一夜恐惧。那是这场战争中最出名的洗劫行动，也是皮克顿最著名的战斗。利物浦男爵几天后在众议院说，这场战斗“是科学和勇敢的典范”，“迄今没有军官能够超越”。光荣最后终于到来，皮克顿五十三岁，他作为一名战士的事业两年前才刚刚开始。

攻打巴达霍斯的城堡之后不久，勒韦尔·德·戈达去看望皮克顿，他们十年前在特立尼达见过。勒韦尔有可能想和皮克顿谈工作的事。但勒韦尔的说法是，皮克顿在那场大战后派人去找他，想了解自己在特立尼达的庄园怎么样了。

在伦敦，桑德森和史密斯的案子已经被送到王座法院。埃伦伯勒大人和几位曾在皮克顿的官司以及之后的诽谤案中出庭的律师都参加了庭审。他们对特立尼达的事情开始有了一定的了解。桑德森说，他被剥夺了谋生手段并丧失了名誉，他需要获得补偿。史密斯只希望阻挠庭审的进行，他请求延期，说想让勒韦尔·德·戈达、米格尔·佩纳和其他加拉加斯律师接受调查。法庭决定派人去调查加的斯的西班牙律师，史密斯说这没用。总检察长说：“我们很清楚，委内瑞拉和加拉加斯市正在发生叛乱，你还是把我们送到月球上去好了。”埃伦伯勒大人开始变得不耐烦，但史密斯获得了延期许可。

两个月后，委内瑞拉的叛乱结束。米兰达战败，被玻利瓦尔和米格尔·佩纳交给敌人，成了拉瓜伊拉的囚犯。每天都有共和派犯人被关进监狱，有些被拷打，有些被绑起来鞭打，有些被火烧，有些耳朵被割掉。特立尼达接收到了越来越多的委内瑞拉难民。

西班牙帝国看似已经在委内瑞拉得以重建，勒韦尔·德·戈达准备回家。时候到了，关于伟大世界和伟大事件的梦想开始消退。当在威灵顿进军前退却的法国人重新于秋季进城时，勒韦尔正在马德里。勒韦尔说，他不想看到威灵顿的“反应”，便即刻离开了马德里，日夜疾行赶去塞维利亚，甚至没停下来吃东西。

是年年底，勒韦尔离开西班牙前往波多黎各。到达之后，他发现委内瑞拉的形势又发生了变化，一切摇摆不定：那位西班牙海军军官看似重新树立了西班牙的权威，其实只是确立了个人暴政，为制造恐怖事件而实施恐怖行为。存在拯救和报复的呼声，共和派也曾成功地从西班牙港重新侵入东部平原，他们总共九十四人，带了五支步枪，一桶火药，但是没有大炮。这是南美人的小规模进攻。

现在是这种模式：微小的努力带来严重的后果。共和派领袖是圣地亚哥·马里诺。他在委内瑞拉的圭里亚和特立尼达都有庄园，皮克顿曾一度将他在特立尼达的庄园没收。圣地亚哥寡居的姐姐除了做别的事情，还在西班牙港经营一家商铺，这对他也有所帮助。在西班牙港的所有西班牙人都参与了那项计划。他们在西班牙人的小商店和小酒馆里谈论争吵，偶尔威胁要开枪。

要搭乘前两艘船的人在马科斯先生的商铺里集合。当一名委内瑞拉组织者用手枪挑战所有在场的欧洲西班牙人要与他们决斗时，码头上发生了一件事。这个委内瑞拉人说，侵入者要砍掉委内瑞拉每个欧洲裔西班牙人的脑袋。他告诉一个表示同情的美洲人，入侵得从特立尼达开始，因为委内瑞拉人是“弱智和胆小鬼”。确实，小船上的人大多数是法国的有色人种，有些人还穿着忠诚民兵的红夹克。有一个英国有色人，以前在帕克上尉的连队里“常常击大鼓”。也有一些自由的黑人，其中有个男人名叫乔－乔，他挎着一把海上自卫队军刀，漫不经心地说：“如果可以自由行事，我会把每个英国人的脑袋都砍下来。”

黑人划船顺河而下，来到圣地亚哥位于查卡查卡雷小岛上的庄园。历经九个小时的跋涉前往圭里亚之前，圣地亚哥在那里杀了一头白色的阉牛，与他的士兵分享了牛肉。一个叫吉姆的白人杀了一只山羊。六点钟时，天色已暗，他们乘一艘纵帆船和一艘小船前行。大部分人只配有一把短剑，没有别的东西，所有人都收到十美元报酬。据说这些钱来自西班牙港一位逃难的委内瑞拉侯爵。这位侯爵向圣地亚哥许诺，每攻下一座城镇，就给他五千美元。

第二天，西班牙港宣布戒严令，成立审查的军事法庭。但当天晚上八点，越来越多的小船开始公然离开西班牙港，负责人佩剑在码头上四处走动，征募新兵和收集武器还在继续。科西嘉人苏西尼在广场上向朋友吹嘘，说“要购买一些国王的武器，然后把武器卖给共和党人，这样可以投机赚钱”。苏西尼从德国人哈里手里买了三十支不带刺刀的旧步枪，每支五美元。

德国人哈里是政府大厦的警察，在德国人的军团有朋友。苏西尼派三名黑人去哈里位于杜克大街的院子拿步枪。然后，苏西尼顺便到圣地亚哥姐姐的商铺看看，问有没有人想要三十支步枪。几天后调查这件事情时，苏西尼说他没有买步枪，只是和德国人哈里喝了一杯格罗格酒。但哈里说，是苏西尼买走了那些步枪。哈里为自己辩护，说只有两支步枪有点用，“买那些步枪是为了修理其他的步枪”，有些步枪甚至没有撞针。

给新兵的预付款是四美元，剩下的六美元将在小船上支付。一些有色人种拿了四美元却不想走，但他们骗不了潘塔莱翁。潘塔莱翁是海上自卫队的列兵，有一把手枪。在第三组小船离开西班牙港之前，潘塔莱翁在黑白混血儿的院子里四处走动吓唬人，对他们说要么上船，要么退回四美元。弗朗西斯科和他的兄弟退回了四美元，忠诚民兵的低音鼓手锡利也退了四美元。

这是一个有月光的夜晚。皇家炮兵里的一名德国投弹手基督徒尤尔森在城里四处闲逛。他走过西班牙教堂，沿着三烛路走到海边。海岸边坐着七八个人，一人向他点头致意。尤尔森走过去，一个穿着深色夹克衫的年轻人（“穿得像位绅士”）和他说话。这人指着沙滩上一艘有很多人的小船说，如果尤尔森愿意上船，可以给他四美元，然后还会给他八美元。

这些钱已经很多了，现金是特立尼达最缺的东西。但尤尔森有点犹豫，他需要时间好好想想。尤尔森有几个黑白混血儿朋友，他向他们的院子走去。他们说都拿了四美元，穿深色夹克衫的人在组织新兵入侵委内瑞拉，他就是两天前在码头上挑战所有欧洲裔西班牙人的那人。尤尔森回到兵营，把这事说给“在部队担任文员的炮手”布莱克特听。布莱克特说，尤尔森应该向总督禀报此事。尤尔森最终没有去委内瑞拉，他很幸运，圣地亚哥·马里诺不允许任何去那里的人再回来。

唐·弗朗西斯科·罗卡塔拉达住在西班牙教堂附近，他在房子旁边的空地上听说了这次暴乱，然后到朋友阿迪拉（他是书记员）那里，说：“快来看他们是如何对待戒严令的。”

有二十个人正在月光下说话，海上自卫队的列兵潘塔莱翁配有手枪，像是负责人。他正说给他们十美元可不是白给的，其他人就这一点在和他理论。但他最终将他们送上了船。

“我们去赚钱吧。”他说。小船离岸时，他朝空中开了一枪。

“卑劣的起因，”几天后代理总督向伦敦汇报时如此表述这次入侵，“仅限于少数游手好闲的人。”他掌握着事实。军事法庭在这些事件还没结束时就开始调查。汇报像是新闻报道。目击证人从委内瑞拉划船回去时被抓。不太可能发生但真实发生的事情是他们旗开得胜：早上三点在圣地亚哥的圭里亚庄园登陆，行军半小时到城里，向圭里亚反抗的司库“砍了九刀”（但他活了下来），攻下了那座城。

发生这件事几天以后，圣地亚哥·马里诺的第一批急件以逐字翻译的方式公开，急件“以波拿巴的文风写就”，充满感叹号，但很简洁。

“罗宾斯！我在圭里亚受到普遍欢迎。”

“保罗！我们在十三号早上三点进入圭里亚，十四号进入蓬塔德彼德拉，十五号进入伊拉坡，受到人民的普遍欢迎。简单点说：其他城市邀请我们，但是我们还需要一百名法国人和一些武器。我们的希望在你身上，希望你能利用一切渠道给我们送过来。尽快，尽快，尽快！最后你会得到报答。马里诺。哥伦比亚独立元年，一月十六日。”

“瓦内其！过来在我的部队里做军官吧，我们的部队正向库马纳进军。把库尔曼也带来。”

“瓦尔迪兹！如果你希望我们能在十五天内到达库马纳，带一百个法国人和一些武器过来。”

“洛尔达！我们已让这座城市独立。你赶紧给我们派一些人来，赶紧！赶紧！”

因此在最后，在经历羞辱和被驱逐之后，法国的有色人种终于（他们很激动，富有攻击性，也很残忍）证明了自己。法国革命承诺很多，他们随波逐流。现在，二十年之后，他们的共和时刻已经来临，尽管共和不是他们自己的事业。大部分人迟早要被杀掉，委内瑞拉人的胜利从来不会持久。这场二次入侵是委内瑞拉战争中的插曲，就如同几个月之后西班牙港来了一个加拉加斯当局的悲伤的特使，请求英国总督从中调停。

从加拉加斯来的人控诉共和党人在黑人、黑白混血儿和其他人中间鼓励法国式的平等理念，甚至鼓励英国人手下的黑奴从特立尼达逃亡。共和党人现在正需要尊重，希望与在特立尼达的英国政府平等相处，不承认这一指控。他们没有鼓励黑奴从特立尼达逃跑，所有被抓的黑奴都被关起来，任凭他们合法的主人处置。

委内瑞拉的混乱已经结束，匆匆忙忙建立起来的社会已经解体。对持久的事业而言，它过于简单。唯一的事业是自我和生存：因为简单而导致的悲剧，十四年前在西班牙港就上演过。当时曼努埃尔·德·埃斯帕纳还不满二十一岁，因为有人承诺给他将军的制服，让他掌控一艘护卫舰，他便背叛了母亲，背叛了信仰和帝国。“四十一年之后，”勒韦尔·德·戈达在一八五一年写道，“这场委内瑞拉革命仍未结束。”

米兰达因为被出卖而没有参与这场革命以及所有的行动。他被从委内瑞拉送往波多黎各的监狱。一八一三年，勒韦尔·德·戈达就是在那里遇见他的。他们不再是敌人，现在他们对西班牙和委内瑞拉的想法相似。勒韦尔视米兰达为“一座会走路的图书馆”，很喜欢听他说话。米兰达虽然仍然渴望看报纸，但已再次将整个世界简化为理念。他很安宁。勒韦尔非常敬畏这位老人的身体仪态。为了记得更清楚，他总是观察细节：米兰达将半只柠檬的汁液挤入一大杯茶里，制成“柠檬水”，喝茶时一点一点地咬柠檬皮，这样茶和柠檬就能被同时消耗掉。

与罗利一样，监狱或许是米兰达潜意识里非常需要的场景。它将无为、失败和流放的状况戏剧化。米兰达想着伦敦和格拉夫顿街的房子，也想寄钱给莎拉和孩子们。至于委内瑞拉和南美，他现在看到的只有混乱和外国人的控制。没有外国人的控制，他告诉勒韦尔·德·戈达，居民就有自由和义务“使庄园高产”。当听说他要被从西印度群岛转移去欧洲的加的斯监狱时，他说了句“感谢上帝”，然后拥抱带来这个消息的波多黎各海军上校。

米兰达在加的斯的监狱里待了两年半，直至他一八一六年去世为止。委内瑞拉在打仗：革命又失败了。欧洲在打仗，托马斯·皮克顿中将在滑铁卢光荣牺牲，时年五十六岁。他在夸特布拉斯受伤后隐瞒了两天伤情，对威灵顿的撤退命令非常生气，在亲自对他的第五师下令之后不久就死了：“冲啊！万岁！万岁！”米兰达在监狱里一直小题大作地操心他的“文件”，直到最后一刻。

特立尼达秩序井然，大英帝国正在迁入。临近的小派别都被赶走，他们都失败了。伦敦当局确立了自己的权威。在与市政会的斗争中，史密斯被判定是正确的一方。他官复原职，但没有回到特立尼达。之后他又被判定是错误的一方。市政会假定自己有卡斯提尔的特权，挑战君主权威，不仅被判定是错误的，而且属于专横放肆、卑劣粗鄙。新总督只有二十八岁，但出身良好。他报告说，市政会的成员不知道他们本应执行的法律，很少关注自身的职责，他们的财政部门“名声最差”，于是这些人都被解雇了。唯一受到尊敬的是年轻的弗吉尼亚绅士威廉·哈丁·伯恩利。他做史密斯的司库员发了财，现在拥有很多可使用的殖民地土地，因此不能忽视。他拥有这么多，就不得不负起责任，不得不站在当权者的一边。

这位年轻的总督代表权力，握有英国总督和西班牙总督的所有权力。为执行西班牙法律，伦敦当局把加拉加斯皇家代表的所有权力都给了他，因此他既是主教，又是出纳、书记员、讲述人，还是皇家领地的管理人和市政会的负责人。他另有一项继承得来的权力，就是神圣罗马天主教堂的皇家副赞助人。这位年轻的总督认真履行职责，几年之后，这成了一场英国请愿的主题。

“一位西班牙牧师谈到别人对他的投诉时说，在他手拿圣油经过时，有两位绅士没将帽子摘下来，为了让他们去照顾一位病人，拉尔夫·伍德福德先生命令将他们关进监狱，在教堂公开忏悔，然后被驱逐出这个岛屿，尽管他们出身于非常体面的家庭。”

在庄严的场合，新总督拉尔夫先生会乘坐由四匹马拉的马车来到政府大厦，身边跟着骑马侍从以及骑在马上的副官。他要检阅仪仗队。在议事厅，他和伟大市议会的成员一起穿上西班牙长袍，然后拿着代表伟大市议会永久成员的办公权杖，在手举武器的士兵中间领着队伍步行走向西班牙教堂。牧师会在那里迎接拉尔夫先生，并将他带到特制的椅子旁。在一个固定的时刻，圣饼被端上来。教堂外，士兵高举武器，防波堤上大炮鸣炮二十一响，以示致敬。

拉尔夫先生并非罗马天主教徒。在英国，天主教解放是几年之后的事。他继承和尊重的神圣罗马天主教堂皇家副赞助人的头衔，是最早于一五〇八年由朱利叶斯教皇授给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阿拉贡和卡斯提尔王国的君主）的，因为他们将摩尔人驱逐出西班牙并将基督教植根于美洲。

一五〇八年，墨西哥还没有被发现，还没有西班牙人来特立尼达劫掠平民作为奴隶，玛格丽塔岛的采珠业也还没有发展起来，帕里亚湾到处是印第安人的小船，椰子、甘蔗和杧果还没有取代特立尼达的红树林和乔木林。在那片已经被改变了的人口稀少的土地上，外部的诸多干涉已被遗忘。有关真实的人和真实行动的记录已经在锡曼卡斯的档案纸上丢失。才发生在两百年前的对黄金国的寻找，以及重新发现新大陆的梦想，都已成为神话。一切都好像回到了世界起点。西班牙港最古老的西班牙家庭讲述了早期西班牙征服者约瑟夫·德·奥伦那的故事。他建立了一座城，被印第安人打败，又被某个叫安东尼奥·德·贝里奥的人继承。但这两个名字都已被遗忘：贝里奥的名字，以及他希望赋予荣誉的妻子的姓—奥伦那。

三百年之后，海湾两岸的西班牙帝国有了继承人。

[1] 原文为西班牙语。

尾声

雅凯之死

与 黄金国探险结束之后一样，西班牙港再次退出历史，此后的一百五十年里记述的只是一个偏僻的城市。西班牙港不会成为独立南美的大英帝国贸易站，那场革命误入歧途。与此同时，十八世纪大英帝国在西部生产蔗糖的岛屿和奴隶种植园慢慢萧条。帝国正向东转移，向亚洲那些不正常的、富裕的和正在等待的地区转移。那些本来以为自己的事业已经结束的人，于是有了新的机会。这是英国的运气，是它在很多方面超越世界其他国家的回报。

一般情况下，名声不好的西班牙官员现在已没有机会了，而英国官员总能再次得到机会。史密斯在锡兰又得到一个高级职位，但他自杀了。希斯洛普五十多岁时在印度找到自我，作为德干部队的总司令，获得男爵爵位，还发了财，但此后遇到了麻烦。他在塔尔内屠杀了三百名驻军，还绞死了马拉塔总督。他的这些行为引起了批评——众议院的公开鸣谢中没有提到他——有关塔尔内战利品的案子被送到枢密院。希斯洛普败诉，威灵顿说这是他唯一感到满意的事，如果那些钱到了希斯洛普手里，就“会像希斯洛普的其他财产一样，被他用来买墨西哥债券和哥伦比亚有价证券”。

在西部地区，一八〇七年奴隶贸易的废除和一八三四年奴隶制的废除（伦敦的决定，伦敦的胜利）是种植甘蔗的岛屿开始走向衰落和被抛弃的时期。舰队司令科克兰从一艘运奴船上解救了一百七十名黑奴，他以为，为了换取衣服和食物，这些黑奴会在他特立尼达的庄园里作为“学徒”工作十四年。他还以为，政府会多给他一些土地来消化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但对其他的移民来说，机会越来越少。特立尼达测绘局局长的工资降低了。他的工资依靠测量封地，而这些封地依靠连续不断地进口黑奴。对于那些野心勃勃并且有天赋的人来说，对于有钱可以借给别人的商人来说，对于认为自己正在从事崇高事业的律师和记者来说，他们在特立尼达已不再有前途。特立尼达岛只能如此，它只不过是一个边区的小村落，是浑浊的死水一潭。特立尼达曾作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当时被称为“黄金国的殖民地”），这是错误和失败。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它同样是错误和失败。而且，当它与帝国其他地方的生活隔离开之后，帝国的循环便开始加速：特别的美德和生机很快被它们自身包含的特别的腐朽所取代。

在这座由种植园主、船长、士兵、奴隶、妓女、格罗格酒店主，以及出售盐、烟草和干肉给苦工的零售店店主组成的城市（主要由西班牙人、法国人和非洲人居住），早期的英国移民显得与众不同并且令人吃惊。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过于傲慢，看起来可笑、无知、容易上当受骗。这种与众不同不仅在于他们的财富和商业冒险（有时也是他们的愚蠢）、他们的衣着、他们具有英国特色的饮食礼仪，以及其他看重家庭生活的标志上，也在于他们智力上的活跃。很自然地，他们处于优势地位。这种活跃——给伦敦律师和报纸的威胁信，对权利和自由的肯定——是宗主国的舶来品。奴隶制社会的自我实现来得如此容易，这种活跃开始变得反常，然后逐渐消失，英国人则将他们的卓越更简单地看作种族魔法。帝国向东方转移，有野心的人选择移民，这更是一种智力损耗。特立尼达的英国人变得像法国人，爱争论的特质消失了，男人的身高也降低了。最后留下来的，只是一块殖民地。

一八〇七年，特立尼达反对废除英国奴隶贸易的一个理由是，这对非洲人不公平，他们现在不仅不能接触文明社会，还得被装进脏兮兮的外国轮船上。这种争论隐约提到几种理念，可以看出是英国人的思维方式。而一八二三年反对禁止鞭打黑人妇女的法规则不同。据说这部法规是一种破坏白人家庭的手段，因为白人家庭已经面临很大的压力。黑人妇女的无礼人尽皆知，这部法规会鼓励她们去挑衅主人。据说有一件这样的事：一天，一对年老而虔诚的法国夫妇被餐桌上淫秽的话语激怒，于是打了那个黑人，结果夫妇两人的生活毁于罚款。这些反对来自已经接受新社会价值观的人，他们已不再用宗主国的标准评价自己，只以经济和种族上的与黑人的距离来衡量他们的卓越。

这种卓越被双方接受。他们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来塑造殖民地。一开始，智力活跃的时候，像富拉顿、希斯洛普和史密斯这种对自己和世界充满期待的人都不同程度地感觉到，这片殖民地是不完整的，是错误的。随着智力的衰退，这种不满也逐渐消失。这样的官员不会再来，也不会再有麦卡勒姆那种将西班牙港看作宗主国的延伸而前来拜访的作家。

一九〇〇年，远离帝国主要运输线的西班牙港比一八〇〇年的时候还要偏远。曾经来过此地的十九世纪作家——特罗洛普、金斯利、弗鲁德——作为游客从主要的工业国来到帝国的边区村落，被人塑造成不朽的英雄。有关帝国历史表扬皮克顿而贬低富拉顿的说法，早已变得具有相对性，年代也是错误的。特罗洛普担心劳工短缺；金斯利描写植物，以温柔的笔触刻画这里的人民；弗鲁德忧心忡忡地描写种族和帝国。谁都没有质疑这片农业殖民地所缺少的生活，什么都不生产，什么都要依靠进口，人们认为教育是生活上无关紧要的事情，它只针对那些有志向的穷人，而富人、白人以及无忧无虑的人只要能读书、会计算就完全可以了。

这三位作家都关心如何“使庄园产量更高”。为达到这一目的，合同工（有些是华人，有些是葡萄牙人，但主要是来自古老的饱受苦难的印度－恒河平原的印度人）代替了黑奴在庄园里劳动。综合以往的模式来看，这是人类一种新的退步形式。印度人是从来不理解权威的民族，他们不具有历史感，隐秘的仪式统治和保护着他们。在特立尼达乡村，他们创造了一种简单的、田园般的印度文化。他们代表了殖民地的某个元素。殖民地成了帝国的混合物，一个微型帝国。

它充满传奇，它等待被人发现，它等候着游客。二十世纪早期，从英国来的游客并不是想欣赏阳光和沙滩，而是来到加勒比地区寻找历史，来到这片赢得十八世纪伟大海战的海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胜利突然变得遥不可及。当时来到这里的游客主要是美国人，他们为伏都教、黑人舞蹈和愤世嫉俗的黑人歌曲而来，也会在狂欢时节为这里的乐队而来——奴隶主竭力压制的黑人地下生活。世界的过去有很多种面貌，模糊不清。它到底属于谁？

今天，对于这座城市来说，我已是一个陌生人。比起我在这里求学的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八年，西班牙港变得更大、更亮丽、更喧闹，教育水平也更高了。那时，尽管有战争和美国的基地，它依然像世界的边缘地带。委内瑞拉（特立尼达岛过去曾是它的一部分）就在海峡对面，有的时候都可以用肉眼看到。但委内瑞拉或许只是存在于地理书上的事实。西班牙语在特立尼达已经消逝，那里再也找不到西班牙帝国的痕迹了。英属圭亚那则更近。如果一份委内瑞拉报纸头版的标题写着“英国，请把特立尼达和圭亚那还给我们，否则我们会用武力收回”，会显得很荒谬。

委内瑞拉正在被它的石油财富改变。（一八五一年，在勒韦尔·德·戈达去世之前，他还为西班牙政府没有在法国战争期间从加的斯移民到委内瑞拉感到痛惜。有了“学者、有钱人、富豪商人、伟大的农业学家、政治家和一流的工匠……文明肯定已在这四十一年里渗透到每一个地方。热病可能已经被消除，蛇和老虎可能已经消失，甚至蚊子也不见了。在伊甸园里，我们只有智慧、财富和健康。”）但对于西班牙港来说，委内瑞拉仍然是一个遥远的国家，那里有独裁者、军队、虐待狂，以及突然到来的革命和难民。但当难民出现在西班牙港街头时，他们不过是黑白混血儿，是令人好奇的普通人。

事情在发生，但最终什么也无法保留——西班牙港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留下来的只有人，他们的过去无法在任何一本历史书里找到。皮克顿成了一条街道的名字，除此之外，没人知道更多。历史是一部关于哥伦布的童话，是一部关于土著加勒比人和阿拉瓦人奇异习俗的童话。现在已不可能将那些过往放进历史里了。历史是特立尼达的五分邮票：罗利发现了沥青湖。历史也是一部很少提及奴隶制但经常讲到废除奴隶制的童话，它说好人战胜了坏人。这是讲述故事的唯一方式。任何其他的版本都很可能会以模糊不清并且受到警告结束。奴隶从来没有真实存在过，就像已被灭绝的土著，他们只能从日常生活中重新塑造自己。因此，他们还在。但又如同瓦洛的监狱（监狱的平面图没有保存下来），他们只能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文献记载中的奴隶没有自己的面孔，他们沉默，没有名字。没有任何故事。

但有一个例外。贝尔－艾尔甘蔗种植园里的工头雅凯有他自己的故事。多米尼克·德尔特是贝尔－艾尔的所有者，是最早的法国定居者之一。西班牙港中部的一条街还留有他的名字，并指明了他庄园所在的位置。一八〇六年一月，当希斯洛普总督收集奴隶投毒的证据时，德尔特说起了雅凯的故事。德尔特是位受过教育的男士，和他的黑奴住得很近，但他是作为一个受害的种植园主来讲述的。二十一年里，他损失了一百二十五个黑奴，有小孩也有成年人，大部分是被毒死的。

一八〇三年九月，为德尔特太太处理家务的奴隶生了个小男孩，孩子的父亲很可能就是德尔特。小男孩成了整个庄园的宠儿。他快一岁时，在一天早上躺在母亲屋外的篮子里抽搐起来。他的肚子胀得很大，死得很奇怪。庄园里的人都很悲伤，大家都看出他是被毒死的。当月，德尔特有八个奴隶被毒死，还有很多人因被下毒病得很严重。在为小男孩举行葬礼期间，德尔特把他的黑奴——他所有干活的黑奴——叫到一起，要他们找出下毒的人。

所有的黑奴都出席了小男孩的葬礼，只有工头雅凯没去，他太伤心了。他当时六十六岁，作为一个黑奴，已经很老了。庄园就是他的生命，他已经开始爱上德尔特和德尔特的家人了。

第二天，德尔特的一个家奴告诉他必须找一个新工头了，因为雅凯疯了。德尔特把雅凯送到庄园的医院，雅凯在那里哭了一个星期，整天整夜地号叫，特别是在晚上。后来他平静下来，要求庄园里的黑奴集合。他告诉德尔特，自己要和几个黑奴谈话，说着列出了他们的名字。

雅凯当着德尔特的面在黑奴当中走来走去，随后停下来与八到十个被他列出名字的黑奴说话。

他说（当时对话用的是法语，这里是德尔特复述）：“你们记得吗，有次我要你们吃米饭和肉，还喝了一些朗姆酒，后来你们吐血被送进了医院？”

黑奴们想起来了。

“你看，先生，”雅凯对德尔特说，“我没对你说谎。”然后雅凯开始招供。“我想毒死你和你全家。你知道，作为工头，我每天早上都会把你的水罐装满。有三次我都想放入足量的砒霜，但总有某些东西在阻止我，阻止我的是一种恐惧。”但他最后本可以将计划付诸实施。“我本来可以毁了你。你所有的奴隶本来都会死。你全家人本来都会死。”之后他把小男孩毒死了。但他不知道会造成如此巨大的悲痛，他自己会如此伤心。小男孩的死是他的“不幸”。

与其说德尔特是愤怒还不如说是吃惊和悲伤。他说，他以为自己对雅凯来说一直是个好主人。

理由是：年老的雅凯开始变得善妒。

“你是工头，”德尔特说，“你管理这些黑奴，为什么不多毒死他们几个？”

雅凯说，他并不是没想过这样做。他一直给黑奴们东西吃，但他们并不总是接受。

黑奴们说是这样的。雅凯很急迫，很笨拙。他们已经知道真相有一段时间了，庄园里的工头就是下毒的人。

黑奴们想把雅凯扔进糖厂的炉子里。德尔特说不行，他觉得不能惩罚这个老人。

雅凯还在坚持，他说自己该死，但不想被烧死。“给我一根绳子，我自己上吊。”

德尔特很好奇，他派人拿来一根绳子和一个拖架。

雅凯把绳子的一头系在拖架上，头伸进套结里，然后却害怕了。

几天后，德尔特又把干活的黑奴集合起来，调查雅凯毒死小男孩的事。雅凯说，他已经注意到受宠的小男孩会在某个时候被单独放到篮子里。他把砒霜装入一个鼻烟壶，把鼻烟壶放在裤袋里，等待时机。时机一到，他就快速行动。给小男孩下的砒霜太多了，他从西班牙港的一个男人那里买了两次砒霜。他甚至卖给了朋友一些。他知道其他的庄园里也有下毒的人。

德尔特问起其他的砒霜。雅凯说，小男孩死后，他把砒霜都扔到炉子里了。

几天后，他们发现雅凯死于中毒。至于他是不是服毒自杀，没人知道。

一九六六年九月至一九六八年十一月

（一九七三年一月修订）

目录

印度之旅序曲：申请一些证件

第一部

第一章 想象力停驻的地方

第二章 阶级

第三章 来自殖民地的人

第四章 追求浪漫传奇的人

第二部

第五章 达尔湖中的童话屋

第六章 中古城市

第七章 进香

第三部

第八章 废墟狂想曲

第九章 枕上的花环

第十章 紧急状态

第十一章 还乡记

尾声：奔逃

印度之旅序曲：申请一些证件

船上的检疫旗刚降下，孟买港务局卫生处派来的最后一批打赤脚、穿蓝色制服的警察刚离开我们这艘轮船，果亚人柯艾略①就立刻跑上船来，伸出一根长长的手指头，向我招了招，把我引进船上的酒吧，悄声问道：“您身上有没有起司？”

柯艾略被旅行社派来协助我通关。他身材高瘦，衣着寒酸，脸上带着一副紧张兮兮、焦躁不安的神情。我猜他说的“起司”是某种违禁品。我没猜错。他向我要干奶酪。在印度，这可是寻常人家吃不起的珍贵食品。印度政府限制干奶酪进口，而一般百姓还没学会制作这种食物。说来挺有趣，直到今天，印度人也还没学会漂白新闻用纸。但是，对于柯艾略的要求，我却爱莫能助。这艘希腊货船供应乘客的干奶酪，实在不怎么可口。从埃及亚历山大港起航后，在三个星期的航程中，我常常向那位面无表情的侍应生领班抱怨，他们的干奶酪实在难吃。如今，我怎么好意思向他开口要一些干奶酪带上岸去呢？

“没关系，没关系。”柯艾略说。他不相信我的说辞，更不愿意浪费时间听我编造理由。他走出酒吧，蹑手蹑脚沿着一条走廊来回逡巡，查看嵌在舱房门上的每一个名牌。

我走进自己的舱房，打开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凑上嘴巴，啜一小口，接着又打开一瓶梅达克萨斯白兰地，同样啜一小口。我打算把这两瓶酒带进禁酒的孟买市。在印度政府观光局工作的一位朋友事先提醒我：把整瓶酒原封不动带上岸，肯定会被没收。

稍后，我跟柯艾略在船上餐厅会合。他的神态和举止自在多了，不再那么紧张兮兮。他手里抱着一个巨大的希腊娃娃。娃娃身上穿着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在柯艾略那身寒碜的衬衫和长裤衬托下，显得格外耀眼、亮丽。她脸庞上那两块红扑扑的腮帮子和一双湛蓝的一动不动的眼睛，使柯艾略那张瘦长的脸孔显得更加阴郁浮躁。柯艾略看见我那两瓶已经打开的酒，脸色登时一变。

“干吗把它打开呀？”

“法律规定的，不是吗？”

“把它藏起来啊。”

“这瓶梅达克萨斯白兰地，瓶身太长，怎么藏啊？”

“平着放不就得了？”

“这种瓶子的软木塞并不可靠。朋友告诉我，他们准许你带两瓶酒上岸，不是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帮我拿这个娃娃，把她抱在手上，告诉他们这是一个纪念品。你身上带着‘游客介绍卡’吧？好！这份文件很重要！只要亮出这张卡片，他们就不会搜你的身。干吗还不把这两瓶酒藏起来呢？”

柯艾略伸出双手，猛一拍，霎时间，一个身材矮小骨瘦如柴的男子打着赤脚，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二话不说，拎起我们的行李就走。自从柯艾略上船以后，这家伙就一直躲在一旁静悄悄等候着。我们怀里搂着布娃娃，手里拎着那只里面装着两瓶酒的袋子，爬下船舷，跳进一艘汽艇。柯艾略的随从把行李放好，然后独个儿在船尾蹲下来，整个身子蜷缩成一团。跟主人共乘一艘汽艇，让他感到局促不安，仿佛违反了什么戒律似的。这位主子，只偶尔瞄一两眼我怀里的娃娃，在整个航程中，他只管睁着眼睛，凝视前方，脸上写满了不祥的预兆。

对我来说，早在好几个星期以前，东方世界就已经展现在我眼前了。还在希腊时，我就已经感觉到，欧洲在我眼前逐渐隐没消失。希腊的食物甜腻腻的，充满东方风味，有些我小时候曾经品尝过。希腊的街市到处张贴着印度电影海报——据说，希腊观众最欣赏的是一个叫娜吉丝的印度女明星。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希腊人热情好客，颇有东方人之风。对我来说，希腊之旅是为埃及之旅作准备的。埃及——黄昏的亚历山大港，宛如一座无比壮阔的、亮晶晶的大拱门矗立在冬季的海洋上。防波堤外，细雨，前任国王②的白色游艇悄无声息，幽然浮现碧波中。船的发动机突然停了，骤然间，码头上响起一阵喧闹声，成群身穿脏兮兮无领长衫的男子仿佛听见信号似的，叫嚷着，争吵着，叽叽喳喳，争相爬上这艘已经满载乘客的轮船，在船中奔跑穿梭着。就在这样的一个国家，而不是在希腊，东方世界正式展现在我眼前：脏乱、盲动、喧嚣、突如其来的不安全感——你突然发觉，四海之内皆非兄弟，你的行李随时都会被人摸走。

就在这种地方，你体会到向导的重要性。这种人了解本地习俗，能够帮你摆平一切问题，连那些印刷粗糙、文法不通的表格和申请书，他都看得懂。“我教你怎么填。”在海关大楼，向导指着表格对我说。偌大的一间屋子，挤满了脚夫、导游、官员、闲人、警察和观光客，闹哄哄的，活像一个市场。一个希腊难民凑到我耳朵旁悄声说：“听着，他们打算今晚下手打劫观光客。”他（我的向导）却指着表格上那条标明“日期”的虚线，吩咐我说：“在这儿填写‘一部柯达照相机’。”然后他又指着“签名”那一栏命令我：“在这儿填写‘未携带黄金、首饰或宝石’。”我提出异议。他说：“填！”这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听在我耳中却很像阿拉伯语。这位向导个头高大，脸色阴沉，带着几分好莱坞式的邪气。他头上戴着一顶土耳其毡帽，手里握着一根藤杖，不停敲打着他的大腿。我遵照他的指示把表格填妥。他这一招还真管用。“现在，”向导脱下他头上那顶绣着“旅行社”字样的毡帽，换上另一顶代表“×旅馆”的帽子，对我说，“咱们到旅馆去吧。”

此后，一幅接一幅景象次第展现在我眼前，让我看到了以前只在书本上认识的东方世界。在我心目中，每一幅景象都是一个新发现：头一遭，看见那被无数照片和文章描绘得几近神秘的阿拉伯无领长衫，活生生地穿在街头那些男人身上，对我来说，这不啻是一种启示。在那家年华老去、风光不再却依旧充满旧王朝遗风的旅馆，我嗅到了印度种姓阶级制度的气息。那位年纪颇为老迈的法国侍应生只负责招呼客人，替他跑腿打杂、端盘送碗的是一群头戴毡帽、腰缠束腹带、眼神忧伤、一个劲儿绷着脸闷声不响的黑人小厮。旅馆大厅聚集着成群身穿花哨制服的黑人服务生，他们不停钻进钻出，忙得不亦乐乎。跨出旅馆大门，来到街上，你期待的那个东方世界霍然展现在你眼前：面黄肌瘦的儿童、脏乱、疾病、向观光客讨取小费的声声哀唤、沿街叫卖的小贩、四处兜售不知什么票券的黄牛、一抬头就可以瞥见的伊斯兰教寺院尖塔。城中随处可见帝国主义遗留的痕迹：暗沉沉、冷清清、四面嵌着玻璃的欧洲风格商店；发廊里，满脸哀伤的法国美容师压低嗓门说，市面上再也找不到法国香水了，只好将就使用气味浓郁的埃及香水；市场上，一位来自黎巴嫩的商人以轻蔑的口吻谈论“本地人”。他说他不信任这帮人，除了他的助手，而后者却背着他的主子悄悄告诉我，总有一天，黎巴嫩人和欧洲人全都会被驱逐出埃及这个国家。

一幅景象接着一幅，你以前在书本上读到的东方世界，如今，一一呈现在你眼前。在开往埃及首都开罗的火车上，那位坐在过道对面的先生忽然清起喉咙来，一连咳了两声。他鼓起腮帮子，用他那根无比灵活的舌头，把嘴里那团浓痰卷成一颗小球，然后伸出拇指和食指，从口中撮出这颗痰球，凑上眼睛，仔细观赏了好一会儿，才把它放在手心上缓缓揉搓着，直到它消失。这位男士身穿三件式西装，身边放着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开得震天价响。开罗到了！东方市集的万种风情霍然展露在眼前：堆满垃圾的狭窄街巷，即使在冬天也臭烘烘的；栉比鳞次的小店里摆满各种仿冒品；人群熙来攘往；满街汽车喇叭齐鸣，让原本已经够刺耳的市嚣声，变得令人更加难以消受；颓败的中古世纪建筑物，一幢一幢，依旧矗立在瓦砾堆中，四处散布着青绿色和宝蓝色瓷砖，让人联想起那早已经消失的“美”和“秩序”的时代——一座座水晶喷泉旁发生的一桩桩风流韵事，唉，在那个其实也不怎么讲求秩序的时代，也许真的发生过吧。

市场中有一个补鞋匠，头戴白色瓜皮小帽，鼻梁上架着一副钢框眼镜，颏下蓄着一部花白胡须，脸庞上布满皱纹——这位仁兄应该摆个姿势，让美国《国家地理》拍张照片：双手灵巧、一脸坚毅的东方匠人。我的鞋底松脱了，走起路来啪嗒啪嗒响。能不能帮我修补一下？他蜷缩着身子坐在人行道上，低头干活，听我这么一问才抬起头来，眯起眼睛瞄了瞄我的鞋子、长裤和雨衣：“五十披亚斯德③。”我说：“四十。”他点点头，伸出手来脱下我的鞋子，然后拿起一把铁锤，二话不说就开始把一根长达一寸的铁钉敲进我的皮鞋。我慌忙伸手抓住鞋子，他笑了笑，一手举起铁锤，一手抓住鞋子不放。我使劲一扯，他终于松手。

埃及的金字塔早已沦为公共厕所——这一点，旅游指南之类的书当然不会提起。四处人潮汹涌：导游、“守门人”、赶骆驼的和成群的男孩（他们的驴子全都名为“威士忌加苏打”）。讨取小费的叫唤声此起彼伏：爸客施舍！爸客施舍！“进来喝杯咖啡吧。我可不是要你买东西哦。我只是想跟您聊聊。尼赫鲁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咱们不妨坐下来谈谈，交换交换意见。我可是大学毕业生啊。”我赶忙搭乘空荡荡的公共汽车回到亚历山大港，提早两天，登上了那艘希腊货轮。

接下来就是一段烦闷而漫长的航程：一个又一个非洲海港，看起来就像辽阔的大陆边缘上的一块块小空地。就在这儿，你终于领悟到，尽管埃及有很多黑人，但它并不是真正的非洲；尽管街上到处可见伊斯兰教寺院的尖塔和阿拉伯男人的无领长衫，但埃及毕竟不是东方世界——它是欧洲的最后疆界。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港，男人们身上披着的无领长衫显得干净许多，簇新的美国轿车满街奔驰，十分拉风。当局不准我们上岸。我们只好待在船上，眺望吉达港码头上的风光。一只只骆驼和山羊，被一艘艘脏兮兮的不定期货轮上的起重机和吊钩卸到码头上，斋月即将结束，这些畜生将被宰杀，让人们解馋。高高悬吊在半空的骆驼们惊慌失措，只管拼命伸张它们那突然变得毫无用处的四肢，降落到地面时（有时轻轻地，有时砰然一声），它们赶紧蹲伏下身子，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然后朝伙伴们跑过去，挨挨擦擦，互相抚慰。港中一艘汽艇突然失火。我们的轮船拉起警报。几分钟之内，好几辆救火车就赶到现场。我们船上一个年纪轻轻的巴基斯坦学生说：“独裁政府办事可真有效率啊。”

我们已经到过非洲，但船上竟然有四位乘客还没打黄热病预防针。从巴基斯坦传出的天花，这阵子正在英国蔓延。我们担心，轮船抵达卡拉奇港口，会遭受巴基斯坦当局刁难。进港后，一群巴基斯坦官员爬上船来，接受船长招待，几杯酒下肚，检疫的程序也就免了。然而在孟买港口，印度官员却滴酒不沾，连船长敬奉的一杯可口可乐也没喝完。他们感到很抱歉，但那四位没打预防针的乘客必须被送到圣克鲁斯的隔离医院，否则，这艘船就得停留在外港。这四个乘客中，有两位是船长的父亲和母亲。这一来，我们只好待在外港了。

这是一段非常缓慢的航程。我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思，虽然复杂，却十分肤浅。但它毕竟是东方之旅的一段必要的序曲。见识过开罗的市场，卡拉奇的街市风光就不会让人感到格外惊讶。在这两个城市，人们都管小费叫“爸客施舍”。气候的转变非常急遽，从地中海的冬天骤然转换成红海的溽暑，其他改变则缓慢得多。从雅典到孟买，一路上你会察觉到，对人的定义正在逐渐转变，你会发现一种对你来说崭新而陌生的权威和服从关系。欧洲人的身材容貌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非洲人的体型和五官，然后，经由闪米特民族聚居的阿拉伯半岛，融入雅利安人种控制的那一部分亚洲地区。一路上你看到的人，仿佛缩小了，变形了。他们一路跟着你，伸出手来苦苦哀求你赏几个钱。我的反应只能用“歇斯底里”来形容。生平第一次，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高尚的、具有完整人格的人，不容人侵犯，因此，在恐惧心理驱使下，我对那些人的态度颇为凶暴残忍。至于我究竟用怎样的眼光看待东方世界，这一点都不重要。这会儿，我还没有时间进行这样的反省。

唉，肤浅的印象，过度的反应。这一段旅程中，倒有一件事永远铭刻在我心间。轮船停泊在孟买外港那天，我就想起这件事。那时，我伫立在甲板上，眺望着泰姬陵大陆酒店背后的落日，心里想，如果孟买只是这段航程中我们经过的许多港口中的一个，高兴时上岸走走，探险一番，不高兴时就待在船上，不去理睬它，那该多好啊。

那件事发生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在这座城市，马车四处横行，只管骚扰游客。马儿骨瘦如柴，车身破破烂烂，就像马车夫身上的那件衣裳。马车夫向你打个招呼，然后把车子驶到你身边，一路跟随你，亦步亦趋，如影随形，直到另一名游客出现在眼前，他才转移目标放过你。每次摆脱这帮家伙的纠缠，逃回船上，我就会大大松一口气。站在甲板上观看马车夫骚扰别的游客，感觉上就像观赏一部无声电影：不幸的人一出现，马车夫就驱赶马车飞窜到他身边，纠缠上他，比手画脚，一路跟随着他，配合他的步伐，最初健步如飞，然后夸张地放慢速度，最后不疾不徐，亦步亦趋。

一天早晨，空旷冷清的偌大码头，忽然热闹起来，感觉上，就像一部无声电影变成一首寂静的史诗。一长排又一长排的双色出租车络绎不绝地开过来，停泊在码头大楼外；一组组黑色马车散布在码头四周，好像只等导演一声令下，就大举出动。右边码头大门，更多的出租车和马车如潮水般不断涌进。马儿踢踏踢踏奔跑不停。马车夫扬起右手，飞扬着马鞭。但这股兴高采烈劲儿只能维持短短的一下子。很快，每一辆马车都各就各位，安静下来。大伙儿期盼的访客终于出现在眼前：一艘巨大的白色远洋邮轮，船上乘载的可能是多金的观光客，但也可能是身上只带了十英镑、准备迁居到澳洲的移民。邮轮缓缓地、悄悄地驶进亚历山大港。更多出租车闯进码头大门。更多马车发狂似的奔驰在码头上，到头来却落得一场空，车夫闲着没事，只好喂马儿吃草。

邮轮一大清早靠岸。直到中午，第一批乘客才走出码头大楼，进入那闹哄哄、乱成一团的码头广场。仿佛听到导演一声令下，马车夫们从柏油地面上卷起草料，塞进驾驶座底下的箱子，然后蜂拥上前，把从船上下来的每一个乘客团团围住。这些乘客看起来活像一只只大肥羊：粉扑扑，怯生生，一副任人宰割的模样。他们手里提着篮子，拎着照相机，头上戴着草帽，身上穿着光鲜亮丽的棉布衬衫，以抵御埃及冬天的寒气（一阵凛冽的朔风正从海上吹来）。但我们的同情心早已经转移：我们现在站在亚历山大港马车夫这一边。他们乘兴而来，意气风发，却被困在码头上，苦苦等候一整个早晨，所以，这会儿我们都想看到他们一拥而上，劫持这帮观光客，把他们押上马车，穿过码头大门扬长而去。

结果却让我们大失所望。就在邮轮乘客被马车和出租车团团包围，准备弃械投降束手就擒的当儿，两辆簇新的、亮闪闪的游览车驶进了码头大门。从船上俯瞰，这两部车子看起来活像两个精工打造、价格高昂的玩具。一前一后，两辆游览车穿梭在成群的马车和出租车中，缓缓地兜了一圈，转了一个大弯。转眼间，码头上聚集的那群身穿五颜六色棉布衬衫的观光客全都消失无踪，地面上空荡荡的，只剩下冷清清的柏油。马车夫眼睁睁看着肥羊跑掉，不甘心，纷纷追上前，但没追上几步就垂头丧气跑回来，守候在原来的位置上。马儿张嘴衔起柏油地面上四处散落的草料，自顾自吃起来。

一整个下午，成排的出租车和马车依旧逗留在码头上，守候那些没坐上游览车的邮轮乘客。这类乘客并不多。他们三三两两走出码头大楼，举手招呼出租车。尽管不受欢迎，马车夫们的热诚和斗志依旧十分高昂。一有乘客露面，他们就跳上驾驶座，挥动马鞭，催促马儿快跑。这群身上披着破旧大衣、脖子上环绕着围巾、懒洋洋无所事事的马车夫，刹那间仿佛变了一个人，浑身充满活力和意志。有时，马车夫们缠上了落单的邮轮乘客，他们为了抢生意，一言不合就争吵起来，把乘客吓得直往后退缩；有时，一辆马车跟随一个乘客，亦步亦趋来到码头大门口，就在那儿，我们望见这位远远看起来身形十分渺小的乘客停下脚步，认命似的叹一口气，乖乖爬上马车。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天色渐渐暗下来。马车不再奔驰追缠客人。它们缓缓地兜着圈子，在码头上闲荡。北风越来越凛冽，码头陷入黑暗中。华灯初上，但那成排马车依旧在码头上逡巡。直到邮轮灯光大亮，连烟囱都被照耀得宛如火树银花一般，马车夫们才死了心，一个接一个悄悄溜走，把零零碎碎的草料和一堆堆马粪遗留在码头上。

那天夜里，我独自走到甲板上。不远处，街灯下孤零零停放着一辆马车。从晌午到现在，它就一直待在那儿。早些时候，码头大楼周遭闹得不可开交，马车夫们争相抢夺客人，它却静悄悄退隐到一旁。一整天，它没载上一个客人，这会儿深更半夜，当然更不会有客人出来叫车了。车上点着一盏灯，昏昏黄黄。马儿把嘴巴伸到马路中央一小堆干草上，自顾自地吃草。寒风中，车夫身上裹着大衣，手里抓着一大块抹布，不停擦拭着晶亮冷清的车篷。擦完，他拿出一根掸子，拂拭车身上沾着的灰尘，然后又拿起抹布，在马儿身上擦拭一番。不到一分钟，他又钻出马车，重新擦拭起来。一整晚，他就这样钻进钻出，擦拭不停。马儿只管低头吃草，车夫身上的大衣闪闪发光，马车亮晶晶的。整天整夜没等到一个客人。第二天早晨，邮轮驶离亚历山大港，码头又变成一片荒芜。

而今，坐在汽艇中，即将登上孟买码头（奇怪，岸上的起重机和建筑物上的名字全都是英文），我心里想的却是那只不吭声、只管蹲伏在主人身后的动物。同样让我感到不自在的，是码头上的那群衣衫褴褛、身材瘦弱、跟周遭的石砌建筑物和金属打造的起重机形成强烈对比的身影——这些异国身影可一点都不像通俗小说里描写的那样浪漫。我忽然领悟到，在孟买，就像在亚历山大港，权力并不值得骄傲。动辄发脾气，摆架子，到头来只会让你瞧不起自己。

当然，柯艾略（教我填写各种表格，帮我摆平一切纠纷的向导）说得一点都没错。孟买果然实施禁酒令，而且雷厉风行。我那两瓶已经打开的酒，被身穿白色制服的海关人员没收了。他们召唤一位脸色阴郁、身穿蓝色制服的男士前来，“当着我的面”查封这两瓶酒。这位蓝衣男子慢吞吞进行这项因属于体力劳动而略显低下的工作，但他仿佛把它当作一种享受似的。他的神态举止告诉我们，他可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国家公务员，尽管这会儿他正在从事一项低级的体力劳动。海关人员交给我一张收据，告诉我，只要我申请到许可证，我就可以领回这两瓶酒。柯艾略却没那么乐观。他说，洋酒一旦被查扣，瓶子总会莫名其妙被打破。但他自己的问题却解决了。海关人员没仔细搜查我们随身携带的物品，连问都不问一声，就让柯艾略的希腊布娃娃过关了。他从我手里抱过娃娃，收下向导费，掉头就走进孟买市街，转眼就消失无踪。这辈子，我再没见过这个人。

待在孟买挺累人的。天气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整个人奄奄一息。磨蹭了几天，我终于下定决心去领回我那两瓶酒。早晨，我作出这个决定，下午，我准备出发。站在“教堂门车站”的阴影中，我犹豫着，究竟要不要跨越那条暴晒在毒日头下的大马路，一路步行到观光局。内心挣扎了好几分钟，我终于鼓起勇气穿越马路。眼前出现一排石阶。我奋力爬上去，坐在一台风扇下歇息。一股比那张许可证还要强大的诱惑力，把我从昏睡中唤醒过来——楼上的办公室开着冷气。在那儿，印度可是一个井井有条，甚至称得上奢侈的国家。办公室的装潢还挺时髦的：墙上挂着一幅幅地图和一张张彩色照片，木架上陈列着各式传单和册子。很快就轮到我了。我依依不舍站起身来，走上前填写表格。办事员也得填写表格，总共三份，而我只需填写一张。接着，他打开好几本各式各样的账册，在上面不知书写什么。最后，他把一沓阔页纸递到我手中——原来，这就是“持有洋酒许可证”。这位先生办起事来干脆利落，待人彬彬有礼。我向他道谢。他说不必客气，只是一点文书工作而已。

一天只做一件事——这是我的生活准则。直到第二天下午，我才搭乘出租车回到码头。身穿白色制服的海关人员和身穿蓝色制服、从事低等体力劳动的那位男士，看见我回来，颇感诧异。

“你落下什么东西了吗？”

“两瓶酒。”

“你搞错了！我们从你身上查扣了两瓶酒，当着你的面查封的。”

“是啊，我现在打算把它们领回去。”

“可是，我们不会把查扣的洋酒留存在这儿呀。我们没收和查封的每一件东西，都立刻送到‘新海关大楼’。”

离开码头时，他们竟然搜查我搭乘的出租车。

新海关大楼是公共工程处兴建的一栋庞大的双层建筑物。整栋房子弥漫着政府机关特有的阴森气息，屋里人潮汹涌，挨挨挤挤，热闹得就像一间法院。车道、走廊、阶梯、通道，到处都是人。“酒！酒！”我一路嚷着，一路跟随服务人员从一间办公室走进另一间办公室，走马灯似的转来转去，钻进钻出。每一间办公室都坐满身穿白衬衫、鼻梁上架着眼镜的年轻男子，他们坐在办公桌前，形容枯槁，一脸憔悴，面对桌上乱七八糟堆放着的各种文件。一位官员把我打发到楼上去。爬上楼梯，我看到一群打赤脚的男子坐在石板地上。最初，我还以为他们在玩纸牌，那是孟买街头随处可见的休闲活动，仔细一瞧，才发现他们在整理包裹。其中一个说，我走错地方了，我应该去后面那栋楼房。这栋建筑物楼下的一个房间挤满衣衫褴褛的男女，看起来就像一间大杂院，但是，另一个房间却堆满布满灰尘的破旧家具，乍看之下，让人误以为这是一间旧货店。无人认领的行李就存放在这儿。我终于找对地方了。我走上楼，站在一列长长的队伍后面，缓缓向前移动。队伍尽头，孤零零坐着一位会计师。

“你找错人了。你应该找那位穿白色长裤的先生。瞧，他就坐在那儿。他人很好。”

我朝这位官员走过去。

“你的‘持有洋酒许可证’带来了吗？”

我掏出那一沓签过名盖过章的阔页纸，递到这位官员眼前。

“你的‘运输准证’带来了吗？”

这玩意儿，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你得去办一张运输准证。”

我满身臭汗，筋疲力尽，一急之下险些迸出眼泪来。“但他们没告诉我啊。”

这位官员很有同情心。“我们一再叮咛他们，需要办这个准证。”

我掏出身上所有文件，一股脑儿扔到他眼前：持有洋酒许可证、海关收据、护照、码头使用费收据和“游客介绍卡”。

他煞有介事地把我的文件从头到尾翻看一遍。“没有。我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儿没有我需要的运输准证。从纸张的颜色一看就知道。运输准证是浅黄色的。”

“运输准证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他们为什么不发一张给我呢？这个准证到底有什么用处？”

“我必须先看看你的运输准证，才能把被查扣的东西交还给你。”

“拜托了。”

“对不起。”

“我马上就给报社写信，揭发这件事。”

“请便。我一再嘱咐他们，记得叫那些领取查扣品的人申请一张运输准证。不单是为了你！昨天，有个美国人到这儿来领取查扣品。为了这张准证，他气得发誓，一领到被查扣的那瓶酒，他肯定会把它砸碎。”

“帮个忙，告诉我，我在什么地方可以弄到这个什么运输准证。”

“发给你收据的人，应该同时给你运输准证呀。”

“可是，我刚从他们那里来呀。”

“我不知道。我们一再叮咛他们。”

“回旧海关大楼！”我告诉出租车司机。

这回，大门口的警卫认出了我们，不再搜查我们的车子。这座码头是我进入印度的大门。只不过几天前，这儿的一切事物对我来说都是新奇的：黏湿的黑色柏油，旅客兑换外币的小亭子，各式各样的摊位，身穿白色、蓝色和卡其色制服的海关人员——我兴致勃勃，仔细观看码头上的这些人和这些景物，因为在我心目中，它们是码头大门外那个印度的缩影。如今，我却懒得再看它们一眼。尽管感觉迟钝，我内心深处却感受到一股报复的快感：这几个穿白色制服的海关官员和那个穿蓝色制服的、工作低等的家伙狼狈为奸，玩忽职守，被我当场逮着了，看他们还有什么话说。

可是，他们却装出一副很无辜的样子。

“运输准证？”其中一位官员说，“你没搞错吧？”

“你告诉他们你打算离开孟买？”另一位官员问道。

“‘运输’准证？”又有一位官员离开自己的办公桌，朝向一位官员走过去，问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运输’准证啊？”

这位官员倒是听说过这玩意儿。“他们曾经行文通知我们。”

原来，运输准证的作用，是让人们把领回的查扣品，从海关大楼运送到旅馆或民宅。

“拜托，发给我一张运输准证，好吗？”

“我们这儿不签发运输准证。你得去……”他抬起头来瞄了我一眼，心肠软了，“呃，我把地址写给你吧。瞧，我把你的编号也写在上面。这一来，你到新海关大楼后就不必再像没头苍蝇那样四处乱找了。”

出租车司机一副气定神闲、见怪不怪的模样。看来，这种场面他早就见多了。我把地址念给他听，没等我念完，他就猛踩油门，飞驰进晌午时分满城汹涌的车潮中，一路穿梭蛇行，来到一栋外面悬挂着黑白两色布告板的巨大砖砌建筑物前。

“去吧，”从司机的口气，我听得出他满同情我的。“我在这儿等你。”

每一间办公室门外都挤着一小堆人。

“运输准证！运输准证！”我一路叫嚷。

在几个锡克教徒④指点下，我终于来到大楼后面一间低矮的库房。旁边有一扇门，门上标示着“禁区”。一群工人排列成一纵队，鱼贯走出门来，举起双手，让把守在门口的武装警卫搜身。

“运输准证！运输准证！”

我走进一条长长的走廊，看见那儿聚集了一群锡克教徒。他们是货车司机。

“洋酒准证！洋酒准证！”

好不容易，我终于找到了这间办公室。它坐落在底层的一间低矮的长方形房间，避开天上那一轮火热的日头，整间屋子阴阴暗暗的，就像伦敦城里的地窖，但四处弥漫着老旧纸张散发出的一股暖烘烘、灰扑扑的霉味——文件堆满各个角落：在那一排排直伸到灰色天花板的架子上、在办公桌和椅子上、在办事员和身穿卡其色制服的信差手中。那一沓沓卷宗被翻阅过无数次，皱巴巴、软趴趴的，几乎每一页都打起了折角。许多档案贴着早已褪色的粉红纸条，一样皱巴巴、软趴趴，上面标示着“速件”、“急件”或”立即办理”。在这一堆堆、一沓沓和一捆捆的文件中，一群面无表情的办事员四处散坐着。他们有男有女，拱起肩膀，垂着头，躲藏在办公桌上堆叠的卷宗后面，脸色显得十分苍白——印度人特有的那种苍白。一位戴眼镜的老先生，独自坐在房间角落一张办公桌前，脸有点浮肿。我猜，大概是消化不良的缘故。别看他这副德行，若不是这位老先生坐镇这间办公室，说不定他手下那群办事员早就被堆积如山、无所不在的文件淹没了。

“运输准证？”

老先生慢吞吞抬起头来，瞅了我一眼，脸上并没显出惊讶或愠怒的表情。各种贴着粉红纸条的文件，散布在办公桌上。一台台式电风扇恰好放在那儿，不断吹拂桌上的纸张，却没把它们弄乱。

“运输准证。”他嘴里喃喃地念着，仿佛在咀嚼这几个听起来冷僻的字眼。但他在脑海中的档案搜索了一会儿终于恍然大悟。“填写一张申请表格吧，一张就够。”

“您能不能给我一张表格？”

“这种表格到现在都还没印好呢。你就写一封申请函吧。呃，把这张纸拿去，坐下来写。写给‘孟买市间接税务暨禁酒事务局局长’。你的护照带来了吧？把护照号码写上去。哦，别忘了写下‘游客介绍卡’号码。我会立刻办理这件事。”

我遵照指示，把“游客介绍卡”号码〔TIO(L)156〕抄录下来。老先生果然立刻办理这件事。他把我的文件递交给一位女性职员。“德赛小姐，能不能请你马上填写一张运输准证？”在他的口气中，我听到一种难以言喻的骄傲。在这间办公室待了一辈子，他依旧能够体会和感受这份工作给他带来的无穷乐趣，而且，尽管不动声色，他也愿意将这种乐趣传递给他的手下，与他们分享。

不知怎的，我却连最简单的句子也写不出来，连最普通的英文单词都会拼错。情急之下，我把办公室主任给我的那张纸揉成一团。

主任抬起头来瞄了我一眼，带着责备的口气，温和地说：“一份申请书就够啦。”

在我身后，德赛小姐正在填写表格。她使用的是前大英帝国政府机关普遍采用的那种粗钝、无法擦除、字迹又难辨识的铅笔——这种书写工具的唯一优点，是它能够应用在复写纸上，减少抄写的麻烦。

好不容易，我终于把申请书写好了。

就在这当口，我带来的女伴忽然头一垂，身子向前一倾，砰然一声，整个人昏倒在椅子上。

“水！”我对德赛小姐说。

她一面书写，一面伸出另一只手来，指了指架上一个满布灰尘的空玻璃杯。

办公室主任正皱着眉头批阅其他文件，这时他抬起头来，望了望昏倒在他前面那把椅子上的女人。

“身体不舒服吗？”他的口气还是那么的温和平稳。“让她休息一会儿吧。”说着，他伸出手来，把桌上那台电风扇挪开。

“水呢？”我问道。

躲藏在文件堆后面的女职员们纷纷抿起嘴唇，扑哧扑哧笑起来。

“水！”我扯起嗓门，朝一位男职员呼喝了一声。

他站起身来，一声不吭，朝房间尽头走过去，转眼消失无踪。

德赛小姐把表格填妥，抬起头来，惊恐地望了我一眼，然后抱着厚厚的一本拍纸簿走向办公室主任。

“运输准证准备好了，”主任对我说，“你把申请书写好，就过来签个名吧。”

那位男职员回来了，两手空空。他一声不响，径自朝办公桌走过去，一屁股坐下来。

“水呢？”

他瞅了我一眼，然后低下头来自顾自处理他的文件。他没开口，也没像一般印度人那样耸耸肩膀，但眼神中却流露出一股厌恶。

这种态度比不耐烦还要令人难以忍受。这简直就是粗鲁、没教养、忘恩负义。就在这当口，一个身穿制服、骄傲得就像一位军官的杂役，趾高气扬地走进办公室。他手里端着一个盘子，上面放着一杯水。我现在总算弄清楚了：职员是职员，杂役是杂役，各司其职，不相混淆。

危机宣告结束。

我在表格上签下三个名字，终于领到运输准证。

主任打开另一个卷宗。

“纳德卡尼，”他柔声呼唤一位男职员，“这份备忘录我看不懂呢。”

他早就把我忘得干干净净。

出租车内闷热不堪，座位滚烫。我和女伴来到朋友的公寓，一直待到天黑。

朋友的朋友走进屋里来。

“怎么了？”

“我们去申请运输准证，她昏倒了。”我故意轻描淡写，免得让朋友难堪。随后我又补上一句：“也许是因为天气太热的缘故吧。”

“这跟天气毫无关系。你们这些从国外来的人，老是怪罪这里的天气和水。这位小姐根本就没事！来到这个国家之前，你们就对印度存有成见。你们读了太多西方人写的、对印度充满偏见的书。”

那位打发我去申请运输准证的官员看见我回来，显得非常开心。但这还不够。我必须去找库尔卡尼先生，向他查询缴交仓库费用的手续。问清楚该缴多少钱后，我得马上赶回来，跟身穿蓝色制服的职员接头，然后到出纳室走一趟，把仓库费用付清，再回头去找库尔卡尼先生，领回我那两瓶酒。

我手里握着一沓文件，找不到库尔卡尼先生。有人想把它拿走。我知道他只是好奇和好心，想看看上面写的是什么东西。我不肯放手。他瞪着我，我瞪着他。我终于放手。他翻了翻那沓文件，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走错地方了。

我扯起嗓门尖叫一声：“库尔卡尼先生！”

周围的人全都吓了一大跳。有人跑过来安抚我，把我带进隔壁一个房间。原来，库尔卡尼先生就一直躲在这儿！一群民众正在排队等候。我冲到队伍前头，高高举起那沓文件，一面挥舞，一面朝库尔卡尼先生大声叫嚷。他赶忙伸出手来，夺下我手里的文件，匆匆浏览一番。队伍中的几个锡克人开始抱怨。库尔卡尼先生哄他们说，我是一位大人物，有急事，而且我比他们年轻。说也奇怪，听到这番说辞，那几个锡克人登时就安静下来了。

库尔卡尼先生吩咐手下，把相关账册全都搬过来，堆放在他办公桌上。他低着头，一面翻阅账册，一面举起手里拈着的那支黄铅笔，做出一个灵巧而优雅的手势。聚集在办公桌前的那群锡克人，立刻向两旁散开。库尔卡尼先生拿起眼镜，架在鼻梁上，抬起头来瞄了瞄对面墙上挂着的日历，扳起手指头，计算一番，然后摘下眼镜，又低下头来查看账册。他举起黄铅笔，又做了一个心不在焉的手势。锡克人又排成一队聚集到他的办公桌前，把墙上的日历挡住。

接着，我又回到楼上。身穿蓝色制服的职员拿起印章，在库尔卡尼先生交给我的那张纸上盖个印，然后打开两本账册，把这笔账登录进去。出纳员又在文件上盖个章。我掏出钱来，把仓库使用费付清。出纳员把这笔收入登记在另外两本账册中。

“嗯，办好了，”海关官员接过那份盖着两个关防大印、外加三个签名的文件，匆匆浏览一番，然后在上面签下自己的大名。“手续完备，你可以领回你那两瓶洋酒了。赶快到楼下去找库尔卡尼先生吧。办公室快关门了。”

①果亚是印度西海岸一个地区，濒临阿拉伯海，距孟买约400公里，原为葡萄牙属地，1961年12月并入印度，现为印度联邦一个行政区。柯艾略（Coelho）是葡萄牙姓氏。—译者注（本书中除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②这里指埃及国王法鲁克一世（Farouk I, 1920－1965），1936年登基，1952年逊位。

③披亚斯德，埃及、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和苏丹的货币单位，符号为P。

④锡克教徒信奉的锡克教为印度教的一支。一般人印象中的锡克人身材魁梧，头缠红布巾，蓄着络腮胡，以骁勇善战闻名于世。

第一部

第一章 想象力停驻的地方

南太平洋的对跖群岛（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使我们想起孩提时代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和疑问。只不过几天前，我还期盼，这一座荡漾在大海中虚无缥缈的堡垒会成为我们返乡航程中的一个定点，但是，现在我发觉，就像我们的想象力停驻的每一个地方，它其实只不过是一个阴影——向前迈进的人永远捕捉不到的东西。

——达尔文

《小猎犬号航海记》（Voyage of the Beagle）

那位做生意的朋友批评我：你读了太多西方人写的、对印度充满偏见的书。这么说对我并不公平。他认为正确、值得一读的书，我读过不知多少本。况且印度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成为我童年生活的背景。我外祖父来自印度，但他从不曾向我们描述这个国家的山川文物，因此对我们来说，印度并不是真实的——它只不过是一个存在于特立尼达这个小岛外面的茫茫太虚中的国家。离开印度后，我们家族的旅程就算终结了。印度是虚悬在时间中的国家。它跟我后来发现的那个国家——许多经过格兰茨出版社和艾伦与安文公司出版的立论“正确”的书籍，以及《特立尼达卫报》刊载的发自印度的电讯——实在联系不起来。在我心目中，印度依旧是一个特殊、与世隔绝的地方，它哺育过我外祖父和其他出生在印度以契约劳工身份来到特立尼达的乡亲，但即使是这段历史，后来也湮没在茫茫太虚中（就像印度这个国家），因为在这些人身上，我们看不到卖身契约遗留下的痕迹，甚至看不出他们当过劳工，做过苦力。

如今，回想起特立尼达岛上的童年生活，我记得一位老太太。她是我母亲娘家的朋友，皮肤白皙，满头华发，平日喜欢穿金戴银，显得十分阔气。她只会讲印地语。她那优雅的举止言谈，配合她丈夫的翩翩风采（他唇上留着浓密、花白的八字胡，身上总是穿着一套纤尘不染的印度服装，却十分沉默寡言，跟他妻子的聒噪形成鲜明的对比），一开始就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我心目中，这对夫妇简直就是高不可攀的外国人，虽然他们跟我们家非常亲近，平日往来十分密切（他们经营的那间小铺子，就在我外祖母的商店附近）。他们来自印度。这样的出身和背景赋予他们一种神秘而迷人的魅力，但这份魅力到后来竟也变成一种障碍。他们漠视特立尼达，不，应该说，他们自绝于特立尼达。这对老夫妻根本不想学英文，而英文正是孩子们日常使用的语言。老太太嘴里有两三颗金牙，因此，人人都管她叫“金牙婆婆”。这个混合了美式英语和印地语的称呼显示，她所属的那个世界如今已经渐渐消退、隐没了。金牙婆婆一辈子没生养过儿女，也许就是这个缘故，她常来我们家走动，在孩子们面前扮演祖母的角色。这份苦心并没得到回报，大伙儿还是不怎么喜欢她。此外，她老人家还有一个缺点：贪吃，就像一个小孩，常常不请自来，到我们家吃饭。你若想整她老人家，很简单，只要拿一块巧克力通便剂请她吃。有一天，她在我们家发现一大玻璃杯看起来像椰奶的东西，二话不说，端起来就往嘴里直灌，一口气喝个精光，结果却生病了，躺到病榻上。她老人家终于忏悔了——但她那种悔悟听起来却像是责备。原来，她喝了一大杯白色颜料。令人诧异的是，她老人家竟然硬着头皮把它喝光，眉头也不皱一下。在饮食方面，金牙婆婆倒是充满实验精神，喜欢尝新，一点都不像印度人。这个耻辱一辈子跟随着她，直到她去世那天。就这样，一个“印度”在我们眼前垮掉了。长大后，我们搬进城里，金牙婆婆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便渐渐缩小了，贬低了，变成一个古怪的乡下老太婆，不值得我们交往。那时她的世界显得那么遥远，那么死气沉沉，然而事实上，时间并没把我们跟她老人家分开。

我还记得一个叫“巴布”的人。他也留八字胡，十分严肃沉默，平日不苟言笑，一如金牙婆婆的丈夫。在我外祖母的家庭中，巴布占有一个奇怪的职位。他也是在印度出生，但他为什么会待在我们家，独个儿居住在厨房后面的一个房间里，到现在我还不明白。我们小时候居住的那个世界实在很窄小闭塞。关于巴布，我只知道他出身武士阶级（即刹帝利），如今，这个雄赳赳的大男人，每天黄昏却孤零零蹲在阴暗的房间里，给自己弄一顿简单的晚餐——揉面，切菜，做一些在我看来只有女人才该干的活儿。难道，这位印度武士也当过劳工？在我们小时候，这是难以想象的，但后来却被证实了，只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不在乎这种事情了。我们已经搬家，外祖母要找人帮我们挖一口井。巴布从他仍居住的那个房后的小房间来了。井越挖越深。巴布乘吊床进入井中，把挖掘出来的泥土堆放在吊床上，让人们拉上去。有一天，吊床没有运载泥土上来。巴布挖到了石头。最后一次，他乘吊床回到地面上，随即收拾行囊，返回他那个太虚幻境中。往后，我再也没看见过他。偶尔看到板球场边缘那个深洞，我才会想起这位印度武士。井口已经铺上木板，但每次看到精力过人的守场员奋勇追逐边线球时，我就会感到心惊肉跳，生怕他们一脚踩进坑洞中。

严格说，在特立尼达，“印度”并不是显现在我们周遭那些人物身上，而是存在于我们家中的一些器物上：一两张破旧不堪、脏兮兮、不再能够睡人的绳床，这些年来一直不曾修补过，只因为在特立尼达实在找不到拥有这种技能的工匠，但我们还是把绳床保存下来，让它占据家中一点空间；几张用稻草或麦秆编织成的草席；各式各样的黄铜器皿；好几台木制的传统手工印染机，早已报废，因为现代工厂生产的印花棉布花样又多，价格又便宜，况且，印染技术也早已经失传了，在特立尼达再也找不到一位印染师傅；大本大本的书籍，纸张粗糙易碎，油墨浓浓腻腻；大大小小的皮鼓和一架残破的簧风琴，一幅幅五颜六色的图片，画中的印度神或坐在粉红莲花座上，或光芒四射地背对着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琳琅满目的祈祷用具——铜铃、铜锣、模样很像罗马油灯的樟脑炉、用来舀取和分配“神酒”的长柄汤匙（印度农民的神酒，平日喝的是红糖和水，加上几片菩提树叶，节日里喝的则是加糖的牛奶）、各式各样的神像、一颗颗光滑圆润的鹅卵石、用檀香木削成的棒子。

我们家族的旅程已经终结了。如今，在我个人的这趟印度之旅中，我会发觉，我们家族的迁徙和转变——从印度北方邦东部，漂洋过海来到特立尼达，到底有多彻底，究竟能不能再回头。当初，我外祖父从老家的村庄出发，走好几个钟头的路，来到最近的铁路支线车站，搭一天一夜的火车来到港口，然后搭船在海上度过三个月，最后才抵达特立尼达。而今，“印度”只存在于我们家的一些器物中。但我们的印度小区，表面上看起来自给自足，却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很快，我们就不再使用传统的扫帚。木匠、泥瓦匠和补鞋匠的技艺，本地人可以提供，但我们到哪里去找织工、印染师傅、制作黄铜器皿和印度绳床的工匠呢？因此，我外祖母屋里的许多东西是无法替换的。这些东西备受珍惜，因为它们来自印度，但外祖母继续使用它们，直到这些东西彻底残破、腐朽了，而她老人家并不会因此感到懊恼悔恨。后来我才领悟到，这就是印度人的生活态度和人生观：习俗必须保持，因为它是古老的东西，这就是薪火相传。至于究竟有没有一个古老的过往文明支撑这种传承，却不是那么重要。古老的东西，无论它是一尊笈多王朝①神像还是一张绳床，不管它有多神圣崇高，都必须被人使用，直到它残破腐朽、不堪使用为止。

小时候，对我来说，哺育过我周遭许多人、制造出我家中许多器物的印度，是一个面貌十分模糊的国家。那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把我们家族迁徙的那段日子看成一个黑暗时期——从大海伸展到陆地的那种黑暗，就像傍晚时分，黑夜包围一间小茅屋，但屋子四周还有一点光亮。这一圈光芒就是我在时空中的经验领域。即使到了今天，尽管时间扩展了，空间收缩了，而我也已经在曾经被我看成黑暗的地区，神志清明地畅游过了，但那团黑暗依旧残留着，残留在今天我再也无法接受的那种人生态度、那种思维和看待世界的方式中。当年，我外祖父鼓起勇气，完成了一趟险阻重重的航程。生平第一次离乡背井，他面对的是一个崭新、令人惊愕的世界，包括距离他那座村子好几百英里的大海。可是，不知怎的，我总觉得，一旦离开家乡，他老人家就不再观看这个世界了。后来，他曾经返乡，但只是为了带回更多印度的东西。在特立尼达，为我们家兴建一栋住宅时，他拒绝参照岛上各式各样的殖民地式建筑风格，而是自己动手设计蓝图，建造出一间笨重、平顶、怪模怪样的屋子，而这种房舍，日后我在印度北方邦那些残破的小镇一再看到。外祖父他老人家遗弃了印度，然而，就像金牙婆婆，他也弃绝特立尼达。可是，他却能够脚踏实地活着。他那座村子外面的任何事物都打动不了他的心，没有人能逼迫他走出他的内心世界，不论到哪儿，他都随身携带着他的村庄。一小群亲友，加上几亩土地，就足够让他老人家在特立尼达这座岛屿中央，心满意足地重新建立一个北方邦东部的村庄。在他心目中，这儿就是辽阔浩瀚的印度大地。

身为他的子孙，我们却无法弃绝特立尼达。我们家那栋房子外观很奇特，但也不比岛上其他房屋独特多少。从小我们就察觉到，我们这座岛屿聚居着各色人种，汇集着各式各样的房屋。毫无疑问，他们也有自己的一套器物和习俗。我们吃某种食物，举行某些仪式，遵守某些禁忌，我们了解到别的种族也有一套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信仰。我们不愿分享他们的东西，也不想让他们分享我们的东西。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没有人教导，但从小我们就体会到这点。我们从不刻意去想，我们身为印度人在这个多元种族社会的处境。别的种族难免会批评我们（长大后，我才领悟到这点），但这些话不会传进我们家里，而就我记忆所及，小时候我们家从不讨论种族问题。尽管生活在一个充满种族差异的社会中。说也奇怪，我在这方面却能够一直保持赤子之心，纯真得不得了。记得，在学校念书时，我最喜欢的一位老师却让我感到很迷惑，因为他有一头纠结成一窝的鬈发。百思不得其解，我竟然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位老师跟我一样，这会儿还在长大中，再过几年，头发自然会长得又长又直。我们家里从不讨论种族问题，但不知怎么回事，从小我就觉得穆斯林比其他族群更特别。他们不值得信任；他们会陷害你。穆斯林一走近我外祖母的屋子，大人们就会指点着他那与众不同的帽子和灰白胡须，警告我们，可千万要小心，莫招惹这种人。在我们眼中，我们家族之外的每一个族群所具有的特征，在其他印度人（尤其是印度教徒）身上比较容易察觉，因此也比较让人放心。种族意识迟早会进驻我们这些小孩的心灵，但在这之前（一直到最近），我们凭借古老的、印度式的阶级区分来面对社会上那种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些许情趣和风味的族群敌对关系，尽管这种区分在今天的特立尼达早已经变得毫无意义。

我们家庭外面的每一件事物都具有这种歧异性。离家时，我们得面对和接受这种差别，有时甚至可以把它忘掉，譬如在学堂里。然而，每次跟别人交往，一旦发现对方咄咄逼人，侵犯到我们的信仰和习俗，我们就会开始退缩，跟他们保持一段距离。记得有一回（其实这件事是后来发生的，那时我们的家庭生活已经产生很大的变化），我被带去探访一家人。他们跟我们家并没有亲戚关系，这使得我们的造访让人觉得有点突兀。不知什么缘故（也许是听别人说的吧），我心里早就认定他们是穆斯林，因此，在我眼中，这家人的生活方式确实与众不同，简直就是非我族类。这种差异显现在他们的外表、衣着、房舍以及我最担心的——食物上。他们请我们吃一种又硬又脆、跟牛奶搅拌在一起的细面条。不知怎的，我就是相信，这种食物肯定跟某种神秘诡异的仪式有关。望着手里的一碗面条，我实在吃不下。后来我才晓得这家人是印度教徒。我们这两个家庭，后来还成为亲家了呢。

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和生活方式总会无可避免地渐渐凋萎变质。我们搬到特立尼达首府后，由于城里印度人很少，这种改变进行得更快了。外面的世界大举入侵。我们变得越来越退缩，遮遮掩掩，躲躲藏藏，仿佛见不得人似的。然而有一回，我们却公开向这座城市提出挑战。我外祖母想在一株菩提树下举行一种叫“卡塔”的印度教诵经法会。整个特立尼达岛，只有一株菩提树，而这棵树生长在府城的植物园。我们向有关单位提出申请。出乎我们的意料，许可证竟然发下来了。于是，一个星期天早晨，我们一家子围坐在挂着植物园标签的菩提树下聆听印度教大师念诵卡塔经文。燃烧供品的火堆，噼噼啪啪响个不停，整座植物园弥漫着松脂、红糖和印度奶油的气味，铜铃、锣鼓和海螺等法器的吹吹打打震天价响。早晨在植物园中散步的市民，男女老少，纷纷驻足围观。一位谨守星期六为圣日的基督复临安息日教派信徒只管瞪着我们，显然把我们当成异端看待。在幽静的植物园中，一场古老的、源自另一个大陆的、属于雅利安人种的宗教仪式，正在一株菩提树下举行，距离特立尼达总督官邸不过数百码之遥。整个场景充满田园风味，宛如一首牧歌。但直到长大后，我们才体会这一点。那时，我们还在学校读书，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众目睽睽之下参加这种仪式，实在让人觉得很难为情。我们羞答答怯生生地端坐在菩提树下，忍受别人异样的眼光。我们那个原本隐秘的世界，很快就缩小了，渐渐消失了。尽管如此，特立尼达首府西班牙港的少数几位虔诚的印度教徒，偶尔还会供养婆罗门，而我们这一家正巧属于这个阶级，于是我们就去接受供养，大吃大喝，临走时还接受主人的馈赠——几匹布和一个红包。我们从不怀疑自己的好运。高高在上接受供养，确实是一种好运道。吃完一顿大餐后回家，穿着普通的衬衫和长裤走在街上，我们又变成普通的孩子，跟城中其他男孩没什么两样。

在我看来，这样的好运道难免有些许欺诈色彩。我的家族栽培过无数梵学大师——印度教的智者和贤人，但我从小就不信宗教。我对宗教仪式毫无兴趣。这些活动往往拖得太长，没完没了，而食物到最后才端上来。我听不懂印度教祭典使用的语言（家中的长辈似乎以为，凭着本能和直觉，小孩子应该听得懂这种语言），从没有人向我解释仪式和祷词的含义。在我眼中，每一场仪式都是一样的。神像对我毫无吸引力，我不想花心思探索它们的来历和意义。我不信宗教，厌恶仪式，没有能力从事玄学上的思考——这似乎违背了遗传规律，因为我父亲天生喜欢思索宗教（尤其是印度教）的问题。因此，生长在正统印度教家庭的我，对印度教几乎一无所知。尽管如此，我毕竟受过印度教熏陶。那么，印度教对我的影响究竟是什么呢？或许，印度教提供给我一套修身养性、待人处世的哲学吧。我不清楚。我叔叔常对我说，我的弃绝其实是可以被接受的、另一种形式的印度教精神。剖析自己的内心，我只找到印度教对我的三种影响：人类的差异性（这点我在上文已经解释过）、模糊的种姓阶级意识，以及对一切不洁事物的排斥。

直到今天，每次看到有人用自己的盘子装食物喂养猫狗，我就会感到不寒而栗。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不洁的行为，就像小时候在学校，看见同学们分享一支棒冰，你吮一口我舔一下，或者就像在别人家里，看到妇女们手里拿着一根长柄勺，一面搅动锅子，一面舀取食物往自己的嘴里送。这样的情景总是让我感到恶心。这不仅仅是族群的差异性，它还牵涉到印度教的一大禁忌：不洁。说也奇怪，在形形色色的食物禁忌中，只有甜食被豁免。我们在街边摊购买木薯糕，吃得津津有味，但黑人工人逛街或看球赛时最爱吃的黑布丁和各种腌制食物，我们打死都不敢尝一口。你也许会以为，我们家里吃的食物，千百年来从不曾变换过，吃来吃去总是那几样东西。实则不然。族群之间的食物交流究竟是如何进行的，我并不清楚，但我知道，我们家族不断采纳其他族群的烹调方式，诸如葡萄牙人的西红柿和洋葱炖锅（里面几乎可以加入任何食材），以及黑人用山药、大蕉、面包果和香蕉制作的各种食品和点心。其他族群的菜式一旦被吸收，就变成我们家庭食物的一部分，但外面餐馆和路边摊卖的东西，我们还是不敢品尝，我的偏见是那么的深，以致十八岁生日前几天离开特立尼达时，我只在餐馆吃过三次饭。从特立尼达出发，转眼就抵达纽约市，但这段旅程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场梦魇。我在这座城市度过了又饿又怕的一天。搭船前往英国的南安普敦港，一路上我只吃甜点和糖果。我给服务生小费时，他忍不住对我说：“别的客人拼命大吃大喝，就像猪一样，先生您只吃冰淇淋，真难得啊。”

食物是一回事，种姓又是另一回事，两者可不能相提并论。年纪稍长后，我很快就发现，种姓阶级制度在特立尼达其实只是我们关起门来玩的一种私人家族游戏，但有时候它却能够影响我们对外人的态度和看法。有一位远亲结婚了。听人家说，她丈夫出身“查玛尔”阶级——所谓“查玛尔”就是皮革工人。这个男人很有钱，交游广阔，很有见识，在他那一行中称得上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但他毕竟是个“查玛尔”。也许，这只是个谣言（印度人的婚礼总会出现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和毁谤），但往后每次见到这对夫妻，我就会想起这个谣言，而这种对种姓差异的敏感性是不由自主产生的。这一辈子，只有这一次，我用种姓阶级的眼光看待一个人。这场婚礼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举行的。在印度，一般人也会被他们所属的种姓阶级染上特定的色彩，尤其是事先公布种姓身份，不管这样做是出于善意或恶意。然而，同样是种姓阶级制度，在印度和特立尼达，它给我的感觉却截然不同。在特立尼达，种姓并不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偶尔提到种姓，也只不过用它来彰显一个人的潜在特质——它传达出的讯息，跟一位手相家或字迹鉴定专家的见解，实在没什么两样。在印度，种姓却意味着一种强制而且残酷的劳力分工：可以把一个打扫厕所的人贬到社会最底层，让他受尽屈辱，而这是我在特立尼达时从没想到过的。在印度，种姓可不是好玩的东西。待在印度那段日子，我从来不想知道我遇到的那些人出身什么种姓阶级。

我没有信仰，我不喜欢参加宗教仪式。在这种活动中，我总是看到荒谬的一面。我拒绝跟堂兄弟们参加“贾内瓦”——新生儿生命线仪式。典礼结束时，接受仪式的小伙子顶着一颗大光头，拿起一根簇新的丝线，捡起行囊和手杖，向族人们宣布，他准备前往圣城巴纳拉斯②求学。（两千年前，住在印度乡村的小伙子就是这么做的。）他母亲哭哭啼啼，哀求他别走，但他坚持要去圣城求学。就在这当口，家族中一位长辈被召唤前来，劝导这个小伙子。小伙子心一软，终于放下手里的行囊和手杖。这出戏看起来还挺精彩的。但我没忘记，此刻我们身在特立尼达岛上，距离南美洲海岸只有十英里，而我也知道，如果我的一位学业成绩并不怎么好的堂兄弟，打扮成印度教托钵僧的模样，光天化日之下出现在西班牙港街道上，假装前往印度圣城巴纳拉斯求学，那肯定会引起路人围观，指指点点，我才不想这浑水。如今回想起来，我却觉得，在特立尼达岛上一间庭院中演出的这出古老印度戏剧，乍看之下荒诞不经，实际上倒是很感人很有意义的。

我拒绝参加这类活动，不过话说回来，童年时代有关印度教的记忆，却也并不全然是负面的。有一天，学校上自然科学课，老师要我们用虹吸管做实验。这项实验的目的，我现在忘了，只记得老师拿出一个烧杯和一根管子，要全班同学依序传递，接到烧杯和管子的同学，必须凑上嘴巴吮一吮管子，然后观察烧杯里的化学反应。传到我手里时，我没吮那根管子，就把它传到下一位同学手中。我以为没人发觉，但却听到后排一位同学压低嗓门悄声说：“这家伙是真正的婆罗门。”这位同学也是印度人，家住西班牙港，是班上最难缠的男孩，大伙儿都怕他，但他说这话时语气却相当友善，甚至还带着几分赞许。这让我感到有点惊讶。我原以为出身西班牙港的男孩对印度教的传统一无所知，没想到他却一眼看出我的身份和阶级。同样让我感到诧异的是，他竟然在公开场合把我们的另一半生活（隐秘的那一半）揭露出来。听到他那句话，我却也觉得很开心。从此，我对这个印度男孩有了好感，对他格外亲切，但同时也感受到一种共同的悲哀、共同的失落：我的失落（他并未察觉到）是我自己的个性造成的，可说是咎由自取；而他的失落，从他的行为看来，却是历史和环境造成的。这种感觉，日后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时空，又会强烈地涌上我的心头——那时我客居伦敦，整个人都迷失了。

西印度群岛的一些作家，尤其是乔治·拉明，对我的作品颇有微词；他们觉得，我不够关注特立尼达岛上的其他非印度族群。根据拉明的说法，不同族群间的冲突和对立是西印度群岛最基本的生活经历。这话没错。西印度群岛的族群问题越来越严重。然而，把我童年时代那个文化的衰微看成是族群斗争产生的结果，不免会扭曲事实。在我看来，各个族群的文化在西印度群岛并存，互相排斥，壁垒分明。其中一个文化日益萎缩凋零，这是无可避免的趋势，因为生活在这个文化中的人只依靠记忆过活；表面看来，这个文化依旧完整，但那只是个假象。它衰颓了，并不是因为遭受外力攻击，而是因为它不断遭受另一种文化的渗透。我只能根据自身的经验，提出我的看法。我在这本书中描述的家庭生活，事实上在我六七岁那时就已经开始消散，我十四岁时，它就已经不复存在。我弟弟虽然只比我小十二岁，但我们之间却存在着一道比寻常代沟还要难以跨越的鸿沟。对我们家族那个隐秘的、苟延残喘的、一直撑到二十五年前才崩塌的世界和文化，我弟弟毫无记忆，而这样的一个世界和文化，是从东半球一个神秘幽暗的国度——印度，一路延伸到西半球的特立尼达。它日渐衰弱呆滞，终至败亡。

对我来说，这样的世界能够存在于特立尼达（即使只是在一个小孩的意识中）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而更令人诧异的是，我们居然能够接受两个分离而并存的世界，一点也不觉得格不入。在其中一个世界中，我们仿佛戴上眼罩，只看得见我外祖父的村庄，一旦走进外面的那个世界，我们才会有充分的知觉，才会有完整的自我意识。而今来到印度，我会发觉，我那个比较新的、现在也许比较真实的自我所排斥的许多东西（自以为是、对批评无动于衷、拒绝面对事实、说话含糊其辞、思想矛盾的习性），在我的另一个自我中都能够找到响应，而我却以为，这个自我早已经被埋葬了，想不到一趟印度之旅就足以让它复活。我了解的比我愿意承认的还要多，还要深。我在这本书中描述的成长经历，虽然因很早就被中断而失去意义了，但却能够在我心灵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这不能不算是一桩奇迹。印度人是古老的民族，也许，他们会永远属于那个古老的世界。印度人对已经确立的、历史悠久的事物，怀抱着一种莫名的敬畏。在外人看来，这样的态度固然显得有点笨拙荒诞，令人难以理解，但却会让人联想起古罗马的喜剧——滑稽而认真，这展现了罗马人虔诚的一面。我早已弃绝传统，然而，当我听说在孟买举行的印度教“排灯节”庆典上，现在使用蜡烛和电灯泡，取代我们在特立尼达仍旧使用的那种用陶土制造的古老油灯，我心里就感到非常气愤。这又是为什么呢？我是一个天生不信宗教的人呀。可是，当我听到那位同学悄声说“这家伙是真正的婆罗门”，我心里感到莫名的悲哀——我是为了古老习俗的衰微和宗教信仰的沦丧而哀伤啊。多年后，在伦敦，当我接到拉蒙的死讯时，我再一次感受到这种悲哀。

拉蒙约莫二十四岁。他死于一场车祸。这样的结局倒也在人们意料之中。他玩车玩了一辈子。为了汽车，他跑到伦敦，把他的父母和妻儿丢弃在特立尼达。拉蒙刚抵达伦敦，我就结识了他。第一次见面是在切尔西区③一套脏兮兮暗沉沉的出租公寓里。这栋楼房的正面，看起来跟这条体面的、欣欣向荣的街道上其他房子的正面一模一样：白色的墙壁、黑色的围篱、色彩明艳的长方形门户。若不是门口散置的牛奶瓶和窗口悬挂的廉价窗帘，我们根本看不出这是一套出租公寓。就在屋里的一条走道上，一个昏黄迷蒙的四十瓦电灯泡底下，我第一次看到拉蒙，他个头矮小，头发浓密，发梢翘起，脸上的五官刚硬粗糙，就像他手上那十根又粗又短的手指头。他嘴唇上留着两撇八字胡，下巴布满胡楂，看起来好几天没刮过脸了。他身上那件套头毛衣，显然是借来的。这件衣服原来的主人，可能是一个前不久来过伦敦的特立尼达人，此人把毛衣带回家去，向亲友炫耀他到过温带国家。拉蒙上身裹着这件套头毛衣，整个人看起来邋里邋遢，十分寒碜。

他这个人的形象跟这套出租公寓的陈设倒是挺相配的：脏兮兮的绿色墙壁、黏腻腻的油毡、门把手四周的一圈汗渍、廉价椅子上早已经褪色的椅套和坐垫、污痕斑斑的壁纸。无数过客住过这套公寓，但从没有一位肯花心思把房间打扫、整理一番：窗台底下堆积着一层煤灰；天花板被烟火熏得黑黝黝；冷清空洞的壁炉里残留着很久以前一位房客遗留下的一堆灰烬，让人想起野外的露营地；破旧的地毯散发出阵阵恶臭。没错，拉蒙看起来跟这套公寓挺相配，但不知怎的，却又显得格格不入。他毕竟是个外国人。特立尼达岛上那一个个没有篱笆的后院，和一间间在主屋旁边加盖的小屋，才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他应该脱下套头毛衣，打着赤膊，黄昏时分迎着沁凉的晚风，漫步在终年苍翠欲滴的特立尼达乡野中，观赏那一群群嬉戏了一整天、终于合上眼睛打盹儿的小鸡，眺望邻家院子里升起的袅袅炊烟。而今，同样是黄昏时分，他却身上裹着别人的套头毛衣，呆呆地坐在一张低矮的床铺上——这张床多少人睡过啊，多久没清理过啊！它是坐落在伦敦市切尔西区一栋出租公寓里的一个附有家具的房间，灯光昏黄，迷迷蒙蒙。屋里的那部电热器，被人吐了不知多少泡口水，奄奄一息，根本抵御不了伦敦的潮湿和酷寒。拉蒙的伙伴们早已经溜出公寓找乐子去了。他不像这帮人那么机灵，他不在乎衣着。他不能体会他们那股兴高采烈的劲儿。

拉蒙很害羞，一天到晚闷声不响，你问一句他答一句。瞧他回答问题的口气，你会以为他是一个坦荡荡、没有任何秘密、从不考虑未来（反正未来也没什么目标）的人。他离开特立尼达，只因为他失去了驾驶执照。他的犯罪生涯很早就开始了。那时，他只不过是个孩子。第一次被捕，是因为无照驾驶。第二次落网，是因为故态复萌，在禁令犹未解除的情况下私自开车。一桩罪行导引出另一桩，直到后来，他在特立尼达再也待不下去，必须走人。拉蒙得找个地方继续玩他的汽车。他的父母亲四处张罗，凑了一笔钱，把他送往英国。两位老人家这么做，只因为拉蒙是他们的儿子，而他们一直很疼他。然而，每当拉蒙谈到父母亲为他所作的牺牲，他的口气总是淡淡的，仿佛那是他们该做的事情。

拉蒙这个人不懂得如何评估行为的道德标准和意义。对他来说，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他还能怎样。他把妻子留在特立尼达，她为他生了两个孩子。“我想我总可以在别的地方混出一点名堂来。”说这话时，他的口气却丝毫不带特立尼达黑街好汉的傲气。他只是陈述一个事实，他不想对遗弃妻儿的行为或英雄气概作出任何道德上的评断。

“拉蒙”（Ramon）是西班牙名字。他取这个名字，因为他母亲是委内瑞拉混血儿。他曾经在委内瑞拉待过一阵子，后来被当地警察驱逐出境。但他是印度教徒，根据印度教的习俗和礼仪迎娶他现在的妻子。我看得出来，他跟我一样，并不把这些习俗看在眼里，甚至比我还要轻视这些玩意儿，因为他从小就在外面闯荡，年纪轻轻就被迫接受一个陌生的、对他来说跟伦敦市切尔西区一样怪异的文化，哪像我，从小受到家庭的保护，在温室中长大成人。

拉蒙很纯真。他是个迷失自我的灵魂。若不是他对汽车有一份强烈的感情，他和一般动物实在没有两样。人类的心灵，分成好几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专司评断和感受。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部分存在于拉蒙的心灵，那么，它肯定是一张白纸，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涂写。他想开车就开车。他看上一辆汽车，二话不说，就立刻动手把车门弄开，把车子开走。他偷车可是一把好手。早晚他会被逮到，这点他倒不怀疑，但他很看得开。你跟他说一声：“我的车子需要一个轮毂盖。你能不能帮我弄一个？”他立刻走到街上，四面望望，二话不说，就从一辆汽车身上卸下他看中的第一个轮毂盖，大大方方拎回家。他果然被逮到，但他从不责怪别人。这种事情早晚会发生，责怪别人也没用。他的纯真（你别以为拉蒙只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令人不寒而栗。他像一部复杂的机器一样纯真。这样的人，竟然也有温柔的一面。出租公寓里住着一位未婚妈妈。在拉蒙无微不至的呵护和照顾下，这对母子才不会遭受别人的欺凌。

但他的最爱却是汽车。在这方面他是个天才。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出去。来到伦敦才几个星期，就有人看见他穿着沾满油污的衣裳，埋头修理一辆破旧的汽车，一个身穿厚斜纹布制服的男子站在他身边，跟他讲价钱。拉蒙大概赚了一些钱。但他挣的钱全都花在购买新车和缴付罚款上——为了帮客户修车，他隔三岔五就跑到街上，偷一盏车头灯或其他零件，结果给逮到好几回，被判罚款了事。其实他大可不必偷东西，但他还是偷了。尽管如此，街坊邻里很快就传扬开来，这个特立尼达人修车还真有一套。找他修车的人越来越多。拉蒙一天到晚忙个不停。

然后，我听说他给自己惹上了一个大麻烦。住在出租公寓的一个朋友，央求他帮忙烧一部小型摩托车。在特立尼达，如果你想烧一辆汽车，就把它开到浑浊的卡罗尼河畔，放一把火，然后把烧成一堆废铁的车子推进河中，神不知鬼不觉。伦敦也有一条河。一天傍晚，拉蒙把摩托车抬进他当时拥有的一辆厢型货车中，然后把车子开到河堤上。还没来得及放火，一个警察就突然冒出来——这就是拉蒙的命：警察总是在节骨眼上出现在他眼前。

我本来以为，既然这部摩托车还没被放火烧掉，事情应该不会闹大。

“你别想得太天真，”住在出租公寓的一位仁兄说，“我们犯的可是阴——谋——罪！”他带着敬畏的口气，把那几个字从嘴巴里吐出来。这位仁兄也被起诉，罪名是共谋犯罪。

拉蒙的案子在巡回法庭审理。我特地去旁听。这个法庭可真不好找。一位警察问我：“先生，您可是收到传票前来应诉的？”这个英国警察的问题和他的礼仪一样令人感到迷惑。好不容易找到巡回法庭，感觉上我仿佛回到了特立尼达首府西班牙港圣文森特街。“共谋者”全员到齐，排队站，模样极像一群做坏事被逮到的学生。他们全都穿上西装，仿佛准备接受未来的雇主面谈似的。这帮平日喜欢喧闹、把切尔西街的邻居吵得鸡犬不宁的小伙子，星期天早晨，会聚集在屋前人行道上，互相修剪头发，就像在西班牙港那样，而这个时候邻居都在街上洗车子，这会儿却乖乖坐在法庭里，噤若寒蝉。前后简直判若两人。

拉蒙站在一旁，离伙伴们远远的。他也穿上西装，打上领带。光看他脸上的表情，光听他打招呼的口气，你会误以为我们是在出租公寓见面。一个女孩依偎在他身边。她相貌平平。看她那身装扮，你会误以为她正准备去参加舞会呢。他们俩脸上都没有表情，仿佛一点都不为他们的处境担忧——这个女孩跟拉蒙一样，常常莫名其妙给自己惹上麻烦。拉蒙的雇主比他们俩还着急。他是开修车厂的。今天他特地穿上硬邦邦的咖啡色粗呢西装，上法庭来为拉蒙的“品德”作证。他那张脸红扑扑的，有点浮肿，显示他的心脏有毛病。作证的当儿，他那两只眼珠在他那副粉红框眼镜后面只管眨个不停。他站在拉蒙身边。

“他是个好孩子，好孩子，”修车厂主人一个劲儿地说，眼泪夺眶而出。“千不该万不该，他交上一帮坏朋友。”我做梦也没想到，这种单纯的男人间关系的简单说法会具有那么大的力量，那么感人。

这场审判到头来却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结局。开始时还煞有介事：证据呈堂，交叉讯问。（控方引述拉蒙被逮捕时说的一句话：“喂，条子，你终于把我逮着了！这次我认栽，长官。”我可不相信拉蒙会讲出这种话。）替拉蒙辩护的是法院指派的一位年轻律师。这小伙子穿着时髦，一走进法庭就兴奋得像一只公鸡。他比他的当事人拉蒙还要起劲，在审讯的过程中不断回头来给拉蒙加油打气。有一回，他发觉主审法官的某一个动作违反了法庭礼仪，他霍地站起身来，严正地提出责难。主审法官竟然不以为忤，笑眯眯地聆听他的指责，然后郑重地提出道歉。感觉上，我们仿佛置身于幼儿园：拉蒙的辩护律师是全校风头最劲的学生，法官是幼儿园园长，至于坐在旁听席的我们，则是一群骄傲的家长。法官清清喉咙，开始以他那法院式的洪亮嗓音，缓缓作出他的总结陈述。霎时间，法庭内的冷肃气氛消散了。显然，这位英国法官并不了解特立尼达人的心态和作风。他说，在他看来，一群年轻人聚集在河堤上，企图放火焚烧一部小型摩托车，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充其量也只是一群少不更事的学生闲着没事的恶作剧。不过，如果这帮人企图欺诈保险公司，讹取保险费，情况就非常严重了……旁听席上坐着一位美艳绝伦的印度少妇。她脸上一直挂着微笑。每次法官嘴里冒出一句俏皮话或者精彩的句子，她就得强忍住，不笑出声来。法官显然早就注意到她。他的总结陈述听起来就像两人之间的一场对话——这对男女，一个是白发苍苍、自信满满的英国绅士，一个是温柔端庄的印度妇人。陪审团的紧张情绪（一位戴着帽子和眼镜的女士把身子倾向前，双手紧紧抓住陪审席的栏杆，脸上流露出痛苦的表情）和庭上的气氛显得有点格格不入。法官宣判被告无罪，当庭开释。对这项判决，连警方在内，都没有人感到意外。拉蒙的辩护律师得意极了。拉蒙却还是那副德行：面无表情，爱理不理。他那群伙伴（共谋者）听到判决，一个个都瘫倒在被告席上，浑身虚脱。

没多久，拉蒙又给自己惹上麻烦，但这回可没有一位修车厂主人出面，替他辩解。听说，这次他偷了一辆汽车，也有人说，他把车子的引擎破坏得不能再修复。反正，他被送进牢里蹲了一阵子。出狱后他告诉人家，他在布里克斯顿待了几个礼拜。“然后，我到肯特郡的一个地方走了一趟。”这是出租公寓一个房客转告我的（在那桩焚烧摩托车的案子中，这家伙是共犯）。在出租公寓，拉蒙变成了大伙儿消遣的对象。再过一阵子，我就听说拉蒙死于一场车祸。

他是一个孩子，一个单纯的男人，一位另类创作家。在他看来，世界既不美丽也不丑恶，人生虽然不算美好，但也不值得悲哀。我们的世界并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这种人安身立命。“然后，我到肯特郡的一个地方走了一趟。”他不懂幽默，也不会伪装。对他来说，这个地方就像另一个地方，没什么分别。世界充满这种地方，而我们就在这样的地方生活，对周遭的世界视若无睹。拉蒙死了，我必须替他讲几句公道话。他是我们家族信奉的那个宗教的一分子，而我们都是这个宗教的不肖子孙，但我却觉得，我们的这种沉沦是一种纽带，我们是那个巨大、朦胧、神秘国度的一部分——小小的但非常特殊的一部分。只有在我们想到她的时候，这个国家才会对我们产生意义，而即使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也只是她的一群远房子孙。我希望拉蒙的遗体受到应有的尊敬。我期盼，他们能够依循古老的印度教礼仪，让他安息，只有这样做，才能赋予他的生命些许尊严和意义。也许，当年流落在卡帕多西亚④或不列颠群岛的罗马人，也有同样的感受吧。今天的伦敦距离我们那个世界的中心十分遥远。伫立在格洛斯特郡⑤一座罗马别墅的废墟，罗马人肯定会感觉到，英国距离家乡十分遥远。这个国家，一如那幅象征性的、有许多图像的、四周有折角的古老地图所显示的，部分地区被小天使⑥吹出的云朵覆盖，显得十分阴冷、迷蒙、荒凉，流落在这儿的旅人都渴望赶快回到温暖而熟悉的南方家园。可是，对我们这种人来说，这样的家园并不存在。

我没参加拉蒙的葬礼。他的遗体没被火化。他们把他安葬在墓园。主持葬礼的是一位来自特立尼达的学生。他出身的阶级，使他有资格主持这类仪式。他读过我写的书，他不想在葬礼上看到我。出席的权利遭到了剥夺，我只好凭空想象葬礼的情景：一个腰缠白布的男子站在拉蒙遗体旁，叽里咕噜不知念诵什么经文，四周矗立着一座座墓碑和一支支十字架（一个晚近兴起的宗教的表征），远方蹲伏着伦敦郊区一堆堆低矮的房子，天空灰蒙蒙的，弥漫着无数工厂排放出的废气。

我们应该感到悲伤吗？拉蒙死得其所，他的葬礼也够体面，而且，他的葬礼是免费的——替拉蒙办理后事的那家殡仪馆，车子在半路上抛锚，拉蒙死的前几天碰巧路过那个地方，自告奋勇，帮他们把车子修好了。

就这样，小时候，印度存活在我的心灵中，是我的想象力驻留的地方。它并不是后来我在书本和地图上认识的真实的印度。我变成了民族主义者，连贝弗利·尼克尔斯写的那本书《审判印度》（Verdict on India）都会让我感到很生气。可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维持不了多久。第二年，印度独立了，而我对印度的兴趣也随之消散。我学会的一点印地语，如今几乎忘得一干二净。然而，把我跟我认识的那个印度分隔开来的，不仅仅是语言。在我看来，印度电影太过冗长沉闷，但却又让人感到不安——他们总是喜欢描写腐败的生活、痛苦的经历和死亡，连葬礼上的一首挽歌或一个盲人的悲叹，都可以改编成电影，风靡一时。诚如格兰茨出版社旗下一位作家指出的，印度人全都沉迷在宗教中（这位作家对这种现象似乎颇为赞许）。我既没有宗教信仰，对信仰本身也毫无兴趣，我无法崇拜上帝和圣人。因此，我没有机会接触到印度文化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层面。

然后，从印度又涌来一拨新移民，但这个印度可不是金牙婆婆和巴布的那个印度，而是另一个不同的、在我看来跟我毫无瓜葛的印度。在我们眼中，这批来自古吉拉特⑦和信德⑧的商人简直就是外国人，跟叙利亚人没什么两样。他们关起门来，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那时我真担心，他们这样活下去总有一天会窒息死掉。这帮人成天只管拼命工作赚钱，难得出门走一走透透气。他们家中那些皮肤白皙面无血色的妇女，终年足不出户。凄厉哀怨的印度电影歌曲不断从他们屋里传出来，吵得左邻右舍不得安宁。他们对特立尼达的社会毫无贡献，也从不参加印度人族群的公益活动。在我们心目中，他们是一群精明狡黠的生意人。如今回想起来，我发觉，当时我们对他们的看法，其实也正是岛上其他族群对我们的观感。然而，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的旅程还没终结，他们的私密世界还没开始凋零萎缩。他们时不时就回乡一趟，进行买卖和嫁娶活动，带来更多新移民。我们之间的鸿沟日渐扩大。

我来到了伦敦。这座城市变成我的世界中心，经过一番艰苦的奋斗，我才来到这儿。但我迷失了。伦敦并不是我的世界中心。我被哄骗了，而我没别的地方可去。伦敦倒是一个让人迷失的好地方。没有人真正认识它，了解它。你从市中心开始，一步一步向外探索，多年后，你会发现你所认识的伦敦，是由许多个小区乱七八糟拼凑而成的城市，小区与小区之间阻隔着一片又一片阴森森的、只有羊肠小道蜿蜒穿过的神秘地带。在这儿，我只是一座大城市中的一个居民，无亲无故。时间流逝，把我带离童年的世界，一步一步把我推送进内心的、自我的世界。我苦苦挣扎，试图保持平衡，试图记住：在这座由砖房、柏油和纵横交错的铁路网构筑成的都市外面，还有一个清晰明朗的世界存在。神话的国度全都消退隐没了。在这座大城市中，我困居在一个比我的童年生活还要窄小的世界里。我变成了我的公寓、我的书桌、我的姓名。

印度越来越近了。近乡情怯，尽管我极力克制，尽管我熬过了许多个年头，历经了伦敦的生活，克服了和各种各样的恐惧，模糊了对亚历山大港那位马车夫的记忆——印度，我童年生活中的神话国度，我对它的一点情感，这会儿又在我心中苏醒过来。我知道这是很愚蠢的感觉。我现在搭乘的这艘汽艇够坚实，也很脏。好天气和坏天气，各有一套收费标准。热浪一波一波袭来，令人浑身不适。放眼眺望，我们看见漫天迷蒙的热浪中幽然浮现出一座巨大的、繁忙的城市，它的居民，成群攀附在海港中其他船只上，看起来非常瘦小，预示着我们即将面对的那些可怕的事物。岸上的建筑物逐渐逼近我们。码头上的憧憧人影，渐渐变得清晰起来。那一排排建筑物洋溢着伦敦风情，散发出英国工业城市特有的气息。尽管心里早有准备，这幅情景乍然出现在我眼前，虽然有点眼熟，却也显得无比怪诞突兀！也许，所有的神话国度都是这个模样：阳光灿烂耀眼，景物灰暗破败，直到我们离开的那一天，海滨水湄都乱糟糟散布着一堆堆废弃物。

生平第一次，我发现自己变成了街头群众的一分子。我的相貌和衣着看起来和那一拨一拨不断涌进孟买市“教堂门车站”的印度民众简直一模一样。在特立尼达，印度人是一个独特的族群。在那座岛屿上，每一个族群都是独特的。“与众不同”变成了那儿每一个人的属性和特征。在英国，印度人是与众不同的。在埃及，印度人显得更加独特。如今在孟买，每走进一家商店或餐馆，我总会期待一种独特的、与众不同的反应和接待，但每次都大失所望，感觉就好像被人剥夺了一部分自我似的。我的身份一再被人识破。在印度，我是个没有特点的人。只要我愿意，我可以随时遁入街头汹涌的人群里，霎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是特立尼达和英国制造的产品，我必须让别人承认和接受我的独特性。在印度，我渴望重申我的独特性，但我不知如何着手。

“您需要一副墨镜吗？先生，听您的口音，我猜您应该是刚从欧洲回国的留学生。因此，您一定能够理解我说的话。您瞧，这些镜片能够调和阳光，提升色彩。由于这种镜片的发明与问世，先生，我敢向您保证，人类光学史上最新的一章已经写成了。”

原来，在这帮人眼中，我是刚从欧洲留学回来的印度学生。我跟这位店主东拉西扯，聊得还挺开心，但我没买他推荐的那种镜片。我向他买了一副“克鲁克斯牌”太阳眼镜，贵得吓人。它的夹式镜框是印度制造的，我前脚才跨出店门，它就坏了。我实在太疲累了，不想回到店里，说着连我自己都觉得荒谬刺耳的欧式英语，跟店主理论。我躲藏在墨镜后面——镜片在破裂的镜框中咔嗒咔嗒响个不停。孟买市的街道白花花，在我眼前一个劲儿闪烁摇晃。我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了一缕游魂，悄无声息，一路走回旅馆，经过那个身材丰腴态度傲慢的英印混血女郎，经过那位獐头鼠目身穿黄褐色丝质西装的英印混血旅馆经理，钻进自己的房间，一头扑倒在床上。头顶天花板上一台电风扇兀自旋转不停。

①笈多王朝于公元320年至540年间统治印度北部，文治武功极为昌盛，是印度历史上一个黄金时代，印度古典文学和艺术在这个时期发展至巅峰。

②巴纳拉斯，现称瓦拉纳西。

③切尔西区是伦敦的文化区，位于伦敦市西南部，泰晤士河北岸，艺术家与作家多居于此。

④卡帕多西亚，小亚细亚东部一个古国，公元17年被罗马征服，成为罗马帝国的行省。

⑤格洛斯特郡，位于英格兰西南部，罗马古迹处处可见。

⑥小天使，基督教神话九级天使中的第二级天使，掌管知识，常以有翅的儿童姿态显现， 十分可爱。

⑦古吉拉特，印度半岛西部一个地区，濒临阿拉伯海。

⑧信德，位于印度河下游，现在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首府为卡拉奇。

第二章 阶级

他们告诉我那个锡克人的故事。听说他离乡多年后回到印度，一个人坐在孟买码头上守着他那一堆行囊，默默哭泣。他已经忘记印度到底有多贫穷。这是一个典型的印度故事——它的人物和情节安排，它的通俗剧色彩以及它的感伤，都流露出印度特有的风味和情调。然而，在这个故事中，最能够体现印度精神的却是它对贫穷的态度：对成天忙着其他事情、偶尔思索贫穷问题的印度人来说，贫穷能够在他们心中引发出最甜美的情感。哦，这就是贫穷，我们国家特有的贫穷，多悲哀啊！贫穷激起的不是愤怒与改革，而是源源不绝的泪水，是最单纯的一种情操。“那年，这家人变得那么贫穷，”备受读者爱戴的印地语小说家普林禅德在作品中写道，“以至于连乞丐都两手空空离开他们家门口。”这就是我们的贫穷：让人感到悲哀的倒不是乞丐本身，而是这群叫花子竟然两手空空离开我们的门口。这就是我们的贫穷：以印度各种语言文字写成的无数短篇小说中，这种贫穷逼迫一个又一个清纯美丽的姑娘，出卖身体，赚钱偿付家人的医药费。

印度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因此，对它的贫穷感到愤怒是没有用处的。在你之前，多少初履斯土的外国人像你一样，看到了印度的贫穷，说出了你现在说的那些气话。不只是外国人，我们自己的子女从欧洲和美国回来时，看到家乡的贫困，肯定也会说出同样的气话。别以为只有你才会感到愤懑和不屑，只有你才会那么敏感。你也许会看到更多：你也许看过街头那一群群小叫花子脸庞上绽露的天真笑靥；在孟买市区人行道上，满街席地而卧的人群中，你也许看见过一家人（父亲、母亲和小婴儿）相拥而睡，自成一个天地，自给自足，仿佛有一堵墙把他们跟外界（包括你在内）阻隔开来似的。在沁凉的孟买早晨，一家三口醒过来，看见你正睁着眼睛，瞪着他们瞧，心里肯定会觉得很别扭——正是你的凝视侵犯了他们的隐私，你的义愤和不平惹恼了他们。你也许看见过那个独自在孟买街头过活的小男孩，他拿起一根扫帚，把他在人行道上的地盘打扫干净，铺上草席，然后躺下来。在他那瘦小的身躯和枯萎的脸庞上，你看见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的生活遗留下的斑斑烙痕，但他只管仰躺在地面上，自顾自地把玩着一把短小的蓝色塑料手枪。那成群穿梭在草席之间、走过街边一栋栋闪烁着广告和竞选标语的房屋的路人（包括你在内），他视若无睹，不理不睬，置身于孟买城中那浓浊的、热烘烘的空气中，这个小男孩竟能自得其乐。正是你的惊讶，你的愤怒和不平，剥夺了他身为人应该享有的生活权利。别急，你在这儿再待六个月看看。随着冬天的来临，会有一群新的观光客涌进孟买城。跟初来乍到的你一样，他们也会谈论印度的贫穷，也会表现他们的气愤。你会同意他们的看法，然而，内心深处，你却会感到莫名的恼怒，因为那时你会觉得，他们看到的也只是表面的现象而已。发现自己的感觉被别人如此精确地重现模仿，你是不会感到开心的。

十个月后，我重访这座城市，对自己当初抵达孟买时所表现的歇斯底里，感到颇为惊讶。天气比较凉爽了。在科拉巴区，家家庭院张灯结彩，五颜六色的圣诞灯饰从窗口探伸出来，繁星一般，闪闪烁烁映照着孟买城上那一片黑漆漆的天空。这座城市并没改变。我自己的一双眼睛却改变了。我已经见过印度的乡村：狭窄残破的巷弄，流淌着绿色黏液的排水沟，一间挨着一间、狭小逼仄的泥巴屋子，乱糟糟堆挤在一起的垃圾、食物、牲畜和人，肚腩圆鼓鼓、沾满黑苍蝇、身上佩戴着幸运符、躺在地上打滚的小娃儿。我亲眼看见过一个饥饿的小孩，蹲在路旁大便，身边一只癞皮狗虎视眈眈，等着吃小孩的屎。在安得拉邦①，我发现那儿的居民个头非常瘦小，身体十分孱弱，让人怀疑大自然是不是在开玩笑，把印度人的进化过程往后推。在这样的地方，悲悯和同情实在派不上用场，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经过改良的希望。我感受到的是莫名的恐惧。我必须抗拒内心涌起的一阵轻蔑，否则，我就得抛弃我所认识的自我。也许到头来我感受到的只是深深的疲倦，就在歇斯底里的当儿，我心中骤然间感觉到一种宁静祥和。我终于学会了把自己和周遭的世界分隔开来。如今，我终于懂得如何区分美好的和丑恶的事物，如何区分彩霞满天的苍穹和那一群群在夕阳下干活、身形显得格外渺小的佃农，如何区分美丽高贵的手工艺品——黄铜器皿与丝织物，以及制作这些东西的那双干瘪瘦小的手，如何区分雄伟壮观的历史遗迹和蹲在废墟中大便的小孩儿，如何区分“物”和“人”。我终于领悟，在印度这个国家，你随时可以找到逃避的窍门。几乎每一座城镇都有一个比较祥和而且干净的角落，让你躲藏在那儿，疗伤止痛，恢复你的自尊心。在印度，最容易也最应该被视若无睹的东西就是那些最显眼的现实。因此，尽管出行前阅读过许多有关印度的书，但抵达这个国家后，我却发觉，这些著作并不能帮助我做好心理准备。

初抵印度，令人怵目惊心的现实宛如排山倒海一般直向我逼近，而我却不能像在亚历山大港、苏丹港、吉布提港和卡拉奇时那样，逃回船上去。那时我做梦也没想到，竟然可以把丑恶的现实从美好的东西中（从自尊和自爱的领域中）分离出来，在它们中间画一条界线。滨海大道，马拉巴尔山，从卡玛拉·尼赫鲁公园眺望到的满城华灯、城中矗立的一座座帕西寂静塔②——这些景点是印度观光局所推销的孟买市，也是一连三天我们被三位热心的友人带去游览的地方。然而，另一个孟买，另一个令人心悸的孟买，却隐藏在这些观光胜地背后。这才是真正的孟买：里面居住着数百万身穿白色衣裳的人，宛如白色潮水般不断涌进和钻出“教堂门车站”，就像赶着去或离开一场无休无止的足球赛似的。这就是即将显现在我们眼前的孟买城：郊区那一条条宽广壅塞、纵横交错的马路，路旁乱糟糟挨挤在一起的店铺，高耸的廉价公寓大楼，破落的阳台，密如蛛网的电线和四处张贴的广告；戏院门口的印度电影海报，比英国和美国的电影海报还要清凉性感，剧照中的印度女明星，展示着比好莱坞姐妹们还要丰硕的臀部和乳房，浑身洋溢着无比旺盛的生殖力。隐藏在大马路背后的一户户人家，一间间庭院：密不通风，闷热不堪，静止的空气中弥漫着各种各样的不知名堂的臭味，窗口显示的不是一窗椭圆形的灯光，而是满院子的晾衣绳、衣裳、家具和各式箱子，堆堆叠叠，乱成一团。通往北部的道路两旁，散布着一间间被花园环绕的红砖工厂。这些工厂令人联想起英国的米德尔塞克斯郡，唯一不同的是依附在工厂旁的，并不是一排排半独立式的或连栋住宅，而是一座座贫民窟和一堆堆垃圾。娼妓（印度报纸管她们叫“欢乐姑娘”）四处出没。可是，在这些大杂院中的一栋建筑物里开设三家妓院，阴沟和厕所臭烘烘的，连勒克瑙③出产的檀香油都遮盖不了，还能到哪儿去寻找欢乐呢？情欲就像怜悯，是希望的改良品。面对这种情欲，你只会感受到你的性冲动究竟有多脆弱。你犹豫不决，逡巡不前，不敢贸然探索。你把全副心神集中在你的厌恶上。手握棍棒的男子把守在妓院门前。这帮人究竟在防备谁，又在保护谁呢？暗沉沉的、臭气弥漫的走廊里，呆呆地坐着一群非常苍老、非常肮脏、整个身子萎缩得不成人样的妇人。这时你会觉得有些人是多么微不足道。这群妇人是清洁工，讲得白一点，就是专门服侍妓女（孟买市普罗大众心目中的“欢乐姑娘”）的用人。她们还算幸运，总算还有一份工作可做。就在妓院门口，你窥见到了印度那令人惊悸的、一个层级一个层级不断倒退的堕落。

我说“层级”，因为我们会渐渐发现，在印度，人类的堕落是经过缜密的测量和界定的，就像绘制地图一样，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印度的普罗大众（那一拨拨身穿白衣，有如潮水般汹涌在街头的人群）是不可能被分类或被评定等级的。这种情形就像印度的土地：尽管从火车上眺望，印度那广袤无垠的乡野是由一小块一小块不规则、杂乱无章的田地所组成（官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百姓随意处置他们的田地），事实上，这些土地全都已经被彻底勘察测量并绘成图籍，保藏在政府属下的各个收税区。在那儿，一捆一捆包扎在红布或黄布中的地契资料，堆积如山，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这得归功于英国人。他们不辞辛劳，从事这项艰巨的工作，为的是满足印度人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心理需求：界定和区分。界定自己，你就能够把你的自我从周遭人群中抽离出来，你就能够确定自己在社会的位置，你就能够摆脱印度那无所不在的随时会吞噬你的乱象——莫忘了，印度是一个无底洞，而“欢乐姑娘”的用人就坐在深渊边缘等着你。戴某种特定样式的帽子或头巾，留某一种型款的胡子，穿西装或穿政客们最喜欢穿的手织棉布服装，身上佩戴克什米尔印度教徒或马德拉斯婆罗门的阶级标志——这些东西全都是一个人的表征，证明你属于某一个社群，证明你是一个有价值，有正当职业，对社会有贡献的男人，就像保藏在收税区里的地契，证明你拥有某一块土地。

这种需求是普世的、全人类共通的，但印度人的做法却是独一无二的。“做你分内的事，即使你的工作低贱；不做别人分内的事，即使别人的工作很高尚。为你的职守而死是生；为别人的职守而生是死。”这是《薄伽梵歌》的一段经文。早在荷马的《尤利西斯》之前一千五百年，印度的史诗已经在倡导阶级观念了，而它的影响力一直维持到今天。在旅馆负责整理床铺的服务生，若被客人要求打扫地板，他肯定会觉得受到侮辱。在政府机关办公的文员，决不会帮你倒一杯开水，就算你昏倒在他面前，他也无动于衷。你如果要求一个建筑系学生画图，他肯定会把它当作奇耻大辱，因为在他看来，身为建筑师却从事绘图员的工作，不啻是自甘作践。就是这个缘故，蓝纳士（根据他办公桌上竖立的一块三角形木牌，他的正式职称是“速记员”）才会拒绝上司的要求，把他用速记法写下来的一封信函，用打字机打出来。

蓝纳士是在政府机关中服务的文员，月薪一百一十卢比，觉得非常满足，直到月薪六百卢比的公务员马贺楚被调到他的部门，担任他的上司，情况才改变。马贺楚出身东非共和国一个印裔家庭，在英国大学受教育，后来被派到欧洲工作，最近才回到印度。蓝纳士和他那伙月薪一百一十卢比的同事，私底下很瞧不起从欧洲回来的印度人，但对马贺楚这位长官，他们却颇为敬畏，因为他们听说这人很厉害。据说，马贺楚熟读《公务员行为守则》的每一个篇章和每一项条文，他了解自己的职责，也知道自己享有哪些特权。

新官上任没多久，马贺楚就把蓝纳士召唤进办公室，以很快的速度向他口授一封信。这难不倒蓝纳士。他把上司讲的每一句话记录下来，得意洋洋，回到他那张标示着“速记员”的办公桌。那天，长官没再召唤他，但隔天早晨他一进办公室，马贺楚就把他叫进去。蓝纳士进得门来，看见上司铁青着一张脸孔，气咻咻的，两撇修剪得十分整齐的小胡子直往上翘，两只眼睛只管瞪着他。马贺楚刚洗过澡，刮过胡子。蓝纳士望望长官身上穿着的那套欧洲剪裁定制的灰色西装，再看看他脖子上系着的那条英国大学领带，然后低下头来，瞧瞧自己那身松松垮垮的白色长裤和领子敞开、下摆拖得长长的蓝色衬衫，心里不免感到有点自惭形秽，然而，他表面上却依旧装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模样。在蓝纳士看来，长官向下属发脾气，不管什么原因，都是挺自然的事——他自己也常常无缘无故责骂每天两次前来孟买市玛哈姆区帮他打扫公寓厕所的清洁工。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中，发发脾气骂骂下人只不过是小事一桩，根本不值得放在心上。它只是在显示两人之间身份的差别和阶级的不同。

“你昨天记下的那封信，到底怎么了？”马贺楚劈头就问，“昨天，你为什么不把这封信打好，拿进来让我签名呢？”

“还没让您签名吗？真对不起，我马上就去查查看。”蓝纳士出去一会儿，然后回来向上司报告：“长官，我已经催过打字员奚雷拉尔，但他这几天实在很忙，手头上有一大堆信件要打。”

“奚雷拉尔？打字员？难道你不会打字吗？”

“哦，不，长官，我是速记员。”

“你以为速记员是干什么的？从今天起，我向你口授的信函，你都得自己动手打出来，明白吗？”

蓝纳士的脸色嗖地一白。

“听到没有？”

“长官，那不是我的工作。”

“不是你的工作？好！现在我就向你口授一封信。午餐之前你把它送回来，让我签名。”

马贺楚开始口述。蓝纳士颤抖着手，握住钢笔，歪歪斜斜记下长官口授的内容。口述完毕，蓝纳士朝向马贺楚一鞠躬，转身走出上司的办公室。下午，马贺楚按了按桌上的蜂音器，召唤蓝纳士进来。

“你今天早晨记下的那封信，在哪里啊？”

“还在奚雷拉尔那儿，长官。”

“昨天那封信，现在也还在奚雷拉尔那儿。我不是吩咐过你，从今天起，我向你口授的每一封信，你都得自己动手打出来吗？”

蓝纳士不吭声。

“那封信在哪里？”

“报告长官，那不是我的工作。”

马贺楚举起拳头，猛一敲桌子。“今天早晨，我们不是讲清楚了吗？”

蓝纳士也以为事情早已经讲清楚了。“长官，我是速记员，不是打字员。”

“蓝纳士，听着，我要向上面举报你抗命。”

“那是您的权利，长官。”

“别用那种口气跟我说话！你不肯帮我打字，对不对？让我听你亲口说一次。你说：‘长官，我不愿意帮您打字。’”

“我是速记员，长官。”

马贺楚把蓝纳士打发出办公室，然后自己去见部门主管。长官让他在接待室等候了好一会儿，才把他叫进去。这位老先生今天已经够累的了，但他还是打起精神，接见马贺楚。他知道，像马贺楚这种刚从欧洲回来的留学生，个性都有点毛躁，求好心切嘛。可是，在他这个部门，以前从没有人要求速记员打字呀。当然，从宽解释，速记员的职务或许也包括打字。但这样来定义打字员未免太宽泛了点儿。何况，这儿是印度。在这个国家，无论做什么事情，你都得考虑考虑对方的感受。

“报告长官，如果这真是您的看法，对不起，我只好把这桩案子呈报‘联邦公共服务委员会’，让他们来处理。我现在向您举报蓝纳士抗命，然后通过您，要求委员会对速记员的职务展开全面的调查和质询。”

主管叹了口气。马贺楚简直在拿自己的前程开玩笑。这小子偏要把事情闹大，也只好由他了。展开这样的一项调查，肯定会给他这个部门带来一大堆麻烦：成堆的文件、问询和报告。

“马贺楚，你就劝劝他吧。”

“请问长官，这就是您对这件事情的结论？”

“结论？”主管支支吾吾，“我的结论是……”

电话铃响了。主管伸出手来一把抓起电话，回头朝马贺楚笑了笑。马贺楚立刻起立，告退。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马贺楚发现蓝纳士并没遵照他的吩咐，把打好的信摆在他桌上，让他签名。他立刻按了按桌上的蜂音器，把蓝纳士召唤进来。蓝纳士应声出现在长官面前。他绷着脸，弓着腰，把拍纸簿紧紧搂在穿着蓝衬衫的胸前，眼睛只管瞪着脚上那双鞋子。这副恭顺严肃的德行却也遮掩不住他脸上流露出的那股得意和兴奋。原来，他已经知道马贺楚去见过主管，而且他也明白，主管根本不吃马贺楚那一套。他没受到任何惩处，连一句训斥也没有。

“蓝纳士，我现在向你口述一封信，记下来。”

蓝纳士打开拍纸簿，掏出钢笔，开始在画线纸上歪歪斜斜涂写起来。他越写心里越慌，背脊忍不住冒出冷汗。原来，马贺楚要他记下的这封信，是要求主管把他开除，罪名包括：抗命、未能胜任速记员的工作、顶撞上司。把一件事情记录在文件上，已经够严重的了，更糟的是，这封信会交到奚雷拉尔手里，让他用打字机打出来。蓝纳士这次肯定要受羞辱了。他咬紧牙关，强作镇定，把长官口授的信函一字一字记录下来，然后垂着头，等待长官开释。马贺楚终于把他打发出办公室。蓝纳士如逢大赦，立刻逃到主管那儿。他在接待室苦苦等候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被传唤进去见主管，但不一会儿，他就出来了。

那天下午五点钟，蓝纳士伸手敲了敲马贺楚办公室的门，然后恭恭敬敬站在门口，等待召唤。他手里捏着一沓打好的信函，哆哆嗦嗦，一个劲儿颤抖不停。马贺楚抬起头来，看见蓝纳士眼眶里噙满泪水。

“啊！”马贺楚说，“奚雷拉尔终于加把劲，把我的信全都打好了。”

蓝纳士一声不吭跑到马贺楚办公桌旁，把手里那沓信函放在桌面那块绿色的吸墨纸板上，扑通一声，双膝下跪，整个人趴在地上，双手合十，触摸马贺楚脚上那双油光水亮的皮鞋。

“起来！起来！这些信是奚雷拉尔打的吧？”

“我打的！我打的！”蓝纳士跪伏在地板上铺着的那张破旧的草席上，只管哀哀啜泣起来。

“把你们当人看待，你们就来劲了，开始作怪了。把你们当畜生看待，你们就乖了，趴在地上像狗一样。”

蓝纳士一面啜泣，一面伸出手来不停抚摩擦拭马贺楚的皮鞋。

“从今天起，你愿意帮我打字了？”

蓝纳士伸出额头，一个劲碰撞马贺楚的皮鞋。

“好吧，咱们现在就把这封信给撕掉。在我们这个部门，要想提高办事效率，也只好用这个方法了。”

蓝纳士泪眼汪汪，不停地在马贺楚鞋子上磕头，直到那封信的正副本全都被撕成粉碎，扔进废纸篓，他才站起身来，擦干眼睛，跑出办公室。这一天的工作终于结束了。现在，他跟随满街推推挤挤的人群踏上归途，回到他那套坐落在孟买市玛哈姆区的公寓。一时间，他还不习惯面对这个新世界给他带来的耻辱。他心灵中最敏感最脆弱的部位（他的自尊）被人侵犯了。若不是担心他会一头栽进那个无底深渊，他怎会容忍这种侵犯呢？这是人生中一出小小的悲剧。他已经学会服从，他应该能够存活下来。

类似的悲剧在孟买不断上演着，在无数男人（就是我们在街头看到的那一群群身穿白衣步履轻快的上班族）心中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就像世界上每一座城市的上班族，朝九晚五，这些男人每天匆匆出门，匆匆回家。媒体上的广告全都是为这些男人设计的，电车为他们按时行驶，电影海报把目标指向他们。瞧，海报中的女明星，一个个浓妆艳抹，搔首弄姿，争相向这些男人展示她们的豪乳丰臀——她们是古代印度雕像中那些女神的后裔，而这些女神像，跟创造她们的人分开之前，一直代表印度普罗大众内心中那股卑微的悲剧性渴望。

印度社会和它所遭受的亵渎，对身穿意大利式西装、打着英国大学领带的马贺楚来说，也是一个崭新的经历。在东非、英国大学和欧洲待了这么些年，他带着殖民心态回到印度，恍若一个异乡人，难免觉得格格不入。在自己的祖国，马贺楚举目无亲。他只是一个月入六百卢比的人，因此，平日他也只能够跟月入六百卢比的其他人交往。但在这个阶层，像马贺楚这种刻意扬弃阶级标志（食物、种姓和服装）的“外人”，毕竟不多。他很想结婚，而这也是他父母亲的愿望。但他抱着殖民者的心态求亲，眼光未免太高了些。“别打电话来。我们会打过去给你。”“谢谢你对这门亲事感兴趣。等我们把应征者的数据处理完毕，我们会通知你。”“我们并不觉得，月入六百卢比有什么了不起。”最后这句话可是女方家族的长子说的。马贺楚觉得，如果再降低标准，那就只好到乡下找老婆了。就这么样，马贺楚的终身大事一再蹉跎。久了，连他父母亲也灰心了。马贺楚满肚子怨气，但也只能向朋友们发发牢骚。

马立克就是常常听他诉苦的朋友。在印度，马立克也是一个“新鲜人”。身为工程师，他月入一千两百卢比，比马贺楚多一倍，但两人同病相怜，惺惺相惜，经常聚在一块儿互吐苦水。他居住在孟买高级住宅区一套设备完善的公寓。以伦敦的标准来衡量，他的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但在孟买本地人眼中，他的生活非常优渥奢华，令人艳羡。可他一点也不快乐。能力都不如他的欧洲籍工程师，在印度人经营的公司充当专家顾问，月薪高出他三倍，只因为他们是欧洲人。这就是马立克的遭遇。游子返乡，但在孟买，他却永远是个异乡人，甚至比那帮应聘前来担任客座的欧洲技师，还要像一个外人——印度公司的大门，永远向这些老外敞开。凭马立克的能力，他绝对有资格晋升“管理阶层”，担任初级行政主管，但第一次见面他就告诉我，好几次他向别的公司试探，结果却都碰了一鼻子灰。他是一位工程师，这很好。他从北欧留学回国，那更好。他现在服务于一家有名望的跟欧洲关系密切的印度公司，这更让人刮目相看。然后对方问他：“你有车吗？”马立克没有汽车。事情就这么样吹了。对方甚至还没问起他的家世和出身。

坐在他那套过时的现代主义风格公寓里，马立克只顾哀哀诉说着。最近这阵子，他心灰意冷，实在提不起劲来把屋子好好收拾整理一下。整个公寓乱糟糟的：横七竖八的书架、四处摆放的陶艺品、堆满杂物的咖啡桌。访客稀落，把屋子收拾得再整齐，给谁看呀？就像一个没有人会注意到的女孩，花了一番工夫细心打扮，准备出门。时髦的家具就如同时髦的衣裳：没有人注意，没有人赞赏，只会让你感到更加悲伤。凌乱的咖啡桌上摆放着一张镶在镀金框子里的巨大照片。照片中的女孩是白种人，长得很漂亮，一头褐发披肩，脸颊两旁的颧骨高高凸起。我没问他这女孩是谁，但马立克后来主动告诉我，这女孩早已经死了——多年前，在北欧家乡。我们一面喝咖啡一面聊天。录音机播放马立克在欧洲留学时录下的歌曲（天哪，这些歌曲连我都觉得古老）。就这样，我们坐在孟买城中一套公寓里。周遭环绕着一个又一个光影迷离的街道，底下闪烁着弧形的滨海大道灯光。就这样，我们坐在中央摆放着北欧姑娘遗照的客厅，一面聆听那一首又一首哀伤而古老的歌谣，一面翻看那几本不知被人翻了多少次的相簿：披着大衣的马立克、马立克和朋友们、马立克和那个女孩。照片的背景不外乎是白雪皑皑或松树丛生的高山，再不然就是露天咖啡座。马立克和马贺楚哥俩，一个月入一千两百卢比，一个月入六百卢比，这会儿聚在一块，相濡以沫（书架上摆着几部易卜生原文剧作），暂且忘掉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遭受的耻辱，暂且沉湎在回忆里：遥想当年，在北欧留学，身为一个男人和学生就已经足够被社会接受，而身为印度人，更为他们的身份增添些许神秘的魅力和光彩。

十三四岁那年，吉凡离开家乡的村子，到孟买找出路。在这座大城市，他举目无亲，晚上只好在人行道上打地铺。好不容易，他终于在法特区一家印刷厂找到工作，月薪五十卢比。他没找房子，晚上依旧睡在人行道上。根据孟买的习俗，你只要在人行道上同一个地方一连睡几天，这个地盘就归你所有，别人不得侵占。吉凡能读能写，天资聪颖，待人殷勤。在孟买混了几个月后，他就开始帮他那间印刷厂承印的一家杂志拉广告。老板一再给他加薪。这小子如果好好干下去，厂长的位子早晚是他的。突然有一天，他跑进老板的办公室，向他提出辞呈。

“我总是留不住好员工！唉，这是我的命，”老板说，“我苦心栽培他们，训练他们。把本领学到手，他们就离开我了。你找到什么样的新工作啊？”

“老板，我还没找到新工作。我想请你老人家帮我找找看，可不可以呢？”

“啊！原来你要求我给你加薪。”

“您误会了，老板。我不是来向您要钱。这阵子每天骑着脚踏车在街上跑，我觉得有点累，而且我也不再年轻了。我希望能找到一份办公室的工作。我希望拥有一张自己的办公桌。只要能在办公室工作，薪水少一些也不打紧。老板，您能不能帮我留意一下？”

吉凡已经拿定主义。老板心肠很好，二话不说，就把这个得力助手推荐给另一家公司。晋升为办公室职员的吉凡，工作十分勤快，对老板忠心耿耿，一如当初他在印刷厂工作时那样。老板十分器重他，没多久，就把整个公司交给他管理和经营。吉凡省吃俭用，存下八千卢比，相当于约六百英镑。他利用这笔钱购买了一部出租车，以每天二十卢比的租金（马贺楚一天的薪水）把它租给别人开。他继续在公司工作，但他依旧睡在人行道上。吉凡那年二十五岁。

华桑特在孟买一座贫民窟长大。小小年纪，他就离开学校，出外找工作。一大早他就跑到孟买市证券交易所周围徘徊逡巡。厮混久了，所里的交易员都认得他，隔三岔五差遣他到外面去办点事，帮他们跑跑腿。华桑特渐渐地变成了交易员们专用的信差，替他们送电报。一天，一位交易员把一封电报交给华桑特，要他拿到电信局拍发，但没给他钱。“没关系，”交易员告诉华桑特，“月底他们会跟我结账，把账单寄给我。”就这样，华桑特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商业机密：如果你每个月拍发的电报超过一定的数量，电信局就会让你赊账。于是他灵机一动，向证券交易员们提议：每天，他到交易员办公室收取电报，拿到电信局拍发，月底结账。他只收些许服务费，但集腋成裘，没多久他就存了一笔小钱，甚至可以租下一个小房间，充当电报收发室。收进来的每一封交易员电报，他都仔细看过一遍。没多久，他对证券市场的运作就了如指掌。他开始进场买卖股票，着实赚了一笔钱，变成一个富翁。如今他年纪大了，在孟买商界也有了一点地位，他在高级商圈拥有一间装潢颇为高雅的办公室，雇用了一个接待员、许多秘书和职员，但这只是充门面而已。重要的工作，他都拿到那间狭小拥挤的电报收发室去做，因为在别的地方，他实在没办法静下心来思考。当初过穷日子时，华桑特白天从不进食，发迹后，他依旧保持这个习惯。白天吃东西，会让他觉得昏昏欲睡，提不起劲来做任何事情。

在印度，制作皮革的工人是最低贱最肮脏的一种人。因此，在阶级意识十分强烈的印度半岛南端，发现有两位出身婆罗门阶级的兄弟，竟然从事这一行，心里难免会感到非常诧异。他们的工厂规模不大，却也自给自足：住家、工作坊和占地四英亩的菜园。兄弟俩，一个身材比较高瘦，身体强健，成天在城中各处奔走拉生意，争取订单，他的眼光十分敏锐，对外国皮革制品（公文包、日记簿封面和照相机皮套）的最新型款和设计都了如指掌。另一位兄弟身材比较肥胖，个性沉稳，负责管理工厂，监督工人干活。兄弟俩感到最得意的，是时不时就会有一位顾客对他们说：“这真的是你们自己做的吗？看起来像进口的。我敢打赌这肯定是美国货。”每次听到这种赞美，兄弟两个就会乐得一个劲儿扭动身子，哧哧笑个不住。对于“劳资关系”（这是那位身材比较高瘦，星期天早晨会穿着汗衫和卡其色短裤的兄弟的用语），他们两人的看法倒是很开通进步的。“你必须想法子，让他们高高兴兴地工作。我不能做这种工作。我也不能让我的儿女做这种工作。所以我必须想法子，让工人们开心。”从街上捡来的一个“流浪儿”，刚开始在皮革工厂干活，日薪一卢比，干到十四五岁，薪水调高到每天四个卢比；制作皮革的师傅，月薪一百二十卢比，外加一笔年终奖金，约莫两百四十卢比。“对！”另一位兄弟接着说，“你必须想法子让他们开心。”这家工厂生产的皮件全都是手工制造的。为此，兄弟俩感到颇为自豪，但他们一生最大的愿望，却是创建一座以他们的姓氏为名的“工业园”。他们出身一个贫穷家庭。刚开始时，他们制作信封。今天，他们的工厂除了生产皮件，也制造信封。在工厂一个角落，一个男孩站在堆集得十分整齐的一沓信封纸上头。一位师傅挥舞着一把宽刃大刀，把男孩脚趾旁的纸张剁成一块块。其他男孩蹲在另一个角落，把依照规定样式切割好的纸张，折成一个个信封。这两位兄弟的身家财产，总值七万英镑。

在印度的阶级体制中，稍稍逸轨，出外冒点儿险是被容许的，但阶级意识早已根深蒂固，没有一个印度人能够彻底摆脱他的种姓根源。它就像一种肉体的渴望：商场大亨一天到晚窝在他那间狭小简陋的办公室，舍不得离开；崛起中的年轻企业家，依旧睡在人行道上；出身婆罗门阶级的皮件制造商，不让儿女介入这个行业，以免遭受污染。西方新世界输入的现代商业机制（股票买卖、电报、劳资关系、广告等等），表面上看起来跟印度社会格格不入，但实际上，这些玩意儿全都已经被吸纳进阶级制度中，与之融为一体。很少印度人能够置身于阶级体制之外。马立克和马贺楚是例外。对印度社会所能提供的、所能容忍的那种冒险，他们不感兴趣，但他们的愿望和野心，却不能见容于印度社会，因为它会带来纷扰不安，破坏社会的稳定。排斥阶级标志（服装、食物和职业）就等于排斥阶级制度本身，结果，马立克和马贺楚发现，他们被这个社会遗弃了。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他们竟然寻找积极进取的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式的冒险，难怪会到处碰壁。

“不义的混乱一旦在社会蔓延开来，女人就会犯罪，变得不贞洁。女人一旦失贞，克里须那啊，种姓就会混淆，社会就会紊乱。”这句话也是出自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但你大可不必担心，即使在今天的印度，也不可能发生种姓混淆，社会紊乱的现象，更不可能让老百姓恣意越轨，冒险犯难，尽管每个星期天早晨，老旧的英国俱乐部都会举行宾果游戏，尽管街上到处可以看到英国八卦报纸《每日镜报》黄色首版的海外版（身穿莎丽装的印度女士伸出玉指，争相购阅）和《女性杂志》的亮丽封面（上街购物的美艳少妇，把它当作阶级标志搂在怀里，身后跟着手挽菜篮，亦步亦趋的用人）。尽管在孟买、德里和加尔各答的夜总会，你可以听到乐队弹奏哀伤的乐曲，英印混血女歌手握着麦克风，演唱哀伤的歌谣，看客们说着过时的英国俚语，高声谈笑：“哦，把你的外套脱下来，扔到那儿去吧。”“哟，我的妈呀！”在这种场所大伙儿都使用英国名字：邦迪（Bunty）、安迪（Andy）、弗雷迪（Freddy）、吉米（Jimmy）和邦尼（Bunny）。这些人可都是真实的。他们身上的装扮（外衣、领带和领子）和他们嘴里的英语，使他们看起来和听起来都像极了英国的邦迪、安迪和弗雷迪。但那只是表面而已。实际上，安迪是安南德（Anand），丹尼（Danny）是丹德华（Dhandeva）——这都是典型的印度名字。他们的婚姻是父母安排的，将来他们子女的婚姻也得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生命中遭遇任何疑难，他们都会去找占星家，请求他指点迷津。舞池中每一对翩翩起舞的男女，都受命运之神眷顾。度完假，搭乘邮轮从果亚返回孟买的帕西教徒（可能是弗雷迪的朋友或远亲），也许会聚集在船舱中，旁若无人，引吭高唱英美流行歌曲《芭芭拉·艾伦》《白杨树丛》和《我不是铁石心肠》。但他们在孟买创造的那个欢乐的小英国，却具有强烈的德鲁伊教色彩。他们崇拜火，他们的教义褊狭而诡秘。在他们人生旅程的终点，矗立着阴森森的“寂静塔”，门口镌刻着古代图腾，墙后举行令人毛骨悚然的仪式。

与特立尼达岛上的印度人不同的是，对这儿的印度人来说，内在和外在世界是分不开的。两个世界和平共存。印度只是假装成殖民社会，因此，它的荒谬很容易显露出来。它的模仿既是殖民地式的模仿，又不纯然是殖民地式的模仿。那是一个古老的国家特有的一种模仿——这个古国，在过去一千年间，并未拥有自己的王室和本土贵族统治阶层，早已经学会挪出一些空间（但那也只是在社会的顶层）容纳外来的入侵者。在这一千年中，外在的模仿对象不断变换，但内在世界永远保持不变，而这正是印度人生存的秘诀。因此，像奥文顿这样的一位十七世纪末期的旅行家，他所撰写的旅游指南，直到今天，在很多方面仍旧适用于印度大部分地区。以前，印度人模仿的对象是莫卧儿人④，未来，他们也许会模仿俄国人或美国人，今天，他们模仿英国人。

“模仿”也许是一个太苛刻的字眼，不太适合用来描述影响印度社会这么深远、这么广泛的东西：建筑物、铁路、行政体系、公务员的培训和经济学家的养成。描述一位印度科学家特有的行为比较适当的字眼也许是“精神分裂”：就任新职位之前，他会事先请占星家替他选个良辰吉日。但我还是坚持要用“模仿”这个词，因为取得了很多成就，这种“精神分裂”的症状就被掩盖了，因为我们看到的现象，有太多只是单纯而荒谬的模仿，令人啼笑皆非，而根据我的观察，在全世界各色各样的人种中，印度人最具模仿天赋。那位第一次跟我见面的印度陆军军官，乍看起来，跟英国陆军军官简直一模一样。他刻意把自己装扮成英国人：举手投足、一言一行全都是英国式的，连喝酒也讲求英国品位。摆在印度这样的一个社会，这种印度式英国模仿简直就像一首狂想曲。你越看就会觉得越荒谬。你刚抵达印度时的感觉，渐渐获得了确认和证实：印度人模仿的并不是真实的英国，而是由俱乐部、欧洲老爷、印度马夫和用人组成的童话式国度——“盎格鲁－印度”。整个印度社会仿佛被一个漫不经心的骗子玩弄于股掌之间。我说他漫不经心是因为这个骗子玩够了，不感兴趣了，拍拍屁股走人了，留下那帮“盎格鲁印度人”，每个星期天早晨，成群拥进加尔各答的教堂，膜拜早已经被它的欧洲子民遗弃的神，留下弗雷迪和他那满口英国俚语：“安迪，把你的外套脱下来，扔到那儿去吧。”留下那个同样满口怪腔怪调的印度陆军军官：“唉，我的天！今儿个我感到好累！”这个骗子还留下一大堆词汇，诸如“民防线”、“兵营”和“开小差”……这些充满魔幻色彩的字眼，如今已经被印度人全盘吸收，变成“印度化的盎格鲁－印度”日常语言的一部分。在这个国度，主宰大众品位的是琐碎无聊、充斥着八卦新闻的《女性杂志》和《每日镜报》，而霍克斯比太太就像住在城郊的米勒曼特①，是优雅举止的权威。

社会顶层倒还存留着一些空间。在这一股模仿风潮中，一个新贵族阶级渐渐形成了，崛起了，但它的成员并不是政客和公职人员，而是那群在外国（主要是英国）公司服务的企业主管。印度人管这帮新贵叫“箱贩”。当初保留给外国人和征服者的特权，如今全都归属他们。这个新兴商业阶级，也正是马立克（每月“支领”一千两百卢比的工程师）和马贺楚（月薪六百卢比的公务员）全心全意追求的目标，却不得其门而入。两人失望之余，就开始讥笑起这批新贵来。我们现在的社会地位，比他们高一等哦，就像他们比蓝纳士高一等那样。记得蓝纳士吗？那个身穿印度式宽松白色棉布裤子，下班后赶搭通勤火车回到玛哈姆区公寓房间的速记员。而蓝纳士又比佛法特路那位“欢乐姑娘”的用人高一等。至于低贱的帕西教徒，那就更不用说了。度完假，搭乘邮轮从果亚返回孟买，同乘一艘船，我们却根本听不到他们引吭高歌《阿夫顿河水慢慢流》。

邦迪是一位“箱贩”。全印度的人都妒忌他，嘲笑他。“箱贩”这个名称的来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身为企业新贵的邦迪，有时也会半开玩笑地说，这个名称肯定跟街头小贩的箱形摊子有关，但比较可靠的一种说法是，它源自英印时代仆人身上背的文件箱——英国小说家吉卜林在《自述》中曾经以感性的语气提到这种箱子。别人都羡慕邦迪拥有公司提供的一套豪华公寓、一份高得离谱的薪水和一种特殊的本事：他能够跟现实的印度（独立后的印度）保持距离，心里却不会感到愧疚。这种疏远也引起别人的不谅解，让他饱受奚落。他是个好靶子。在商贾阶级中，邦迪是新入门的人，而这个阶级非常古老，虽然从事买卖，但受过征服者的提携奖励，俨然变得高贵起来。邦迪就是受到这两样东西吸引（征服者的光环和做生意的利润），才决心加入这个阶级。

邦迪是“好人家”的子弟，祖上当过兵，干过公务员，甚至有人说他们家拥有贵族血统。他们家脱离真正的纯粹的印度已经有两三代了。跟他父亲一样，邦迪可能就读过说印度语或英语的公立学校，上过说英语的大学（本地有两所英语大学），在那儿学会了英国腔调的英语——这种口音，到现在他还努力保持着，尽管他没办法完全摆脱印度人讲英语特有的怪腔调。他结合东西方两种文化，自认“心胸开阔”。他让他的印度名字转化为最近似的英语名字，就像征服者口中的印度地名。佛道斯（Firdaus）变成了英语中的弗雷迪（Freddy），詹姆谢德（Jamshed）变成了吉米（Jimmy）。至于昌德拉谢卡尔这个典型的印度名字，实在没办法转化为近似的英语名字，只好变成最普通的英语名字“邦迪”或“邦尼”了。邦迪知道，身为旁遮普省的印度教徒，如果他敢娶孟加拉省的穆斯林或孟买市的帕西女子为妻（虽然在目前这个阶段，这样做需要一点点勇气），对他的前程肯定大有帮助，因为大伙儿都会说，他自诩“心胸开阔”，这可不是胡说。邦迪摆脱了一个禁忌，却不能不遵守另一条戒律：你千万不能把吉米（他那间陈设简单的冷气办公室，是跟别人共享的）带到安迪家做客（他那间陈设豪华的办公室，可是一个人专用的），否则就会触霉头，犯下不可饶恕的过错。

邦迪的祖父也许抽着水烟袋，又也许是在一个脏兮兮的房间斜躺在长枕上，跟客人谈买卖。邦迪做生意，则是在俱乐部跟客户边喝边谈，或是在高尔夫球场上边挥杆边谈。“箱贩”的圈子很小，对高尔夫球也没什么兴趣，但雇主却要求他们学会打高尔夫球，以便建立“人脉”。因此，在全印度的乡村俱乐部，你常会看到邦迪和安迪两人，郁郁寡欢，徜徉在高尔夫球场上，陪客户挥杆——每次走进南印度班加罗尔城的蒙蒙细雨中，安迪总会怀念起英国的雨季。他们这个圈子还保存着其他一些传统，因城市而不同。在加尔各答，每个星期五下午，他们聚集在周林希区一家叫费尔波的餐馆，举行狂欢派对，痛饮一番。英国人统治印度的时候，他们举行这种派对是为了送别启航去往英国的邮轮，顺便庆祝周末的来临（那时每周工作四天半）。如今，寄往英国的邮件都是飞机运送，但阶级意识强烈的邦迪却坚持保留这个传统，尽管在一般印度人心目中，它的起源并不怎么光彩。邦迪可一点都不会感到尴尬。

一般印度人觉得邦迪很滑稽可笑，因为在他们眼中，邦迪的行径和作风实在有点怪诞：他让他那从小讲英语的儿女们喊他“爹地”；他刻意模仿西洋人的礼仪，一看到妇道人家走进房间，就霍地站起身来；他讲究室内装潢，强调西方品位；他把浴室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他准备一大堆毛巾，让如厕的客人随时取用（在印度，这可是打扫厕所的用人干的活儿——印度家庭的厕所和厨房，是访客心中的最大梦魇）。但邦迪可不是一个小丑。他刻意和现实的印度保持距离，但他可也不愿意把自己变成一个欧洲人。他欣赏欧洲的迷人光彩和魅力，然而，天天跟欧洲人接触，基于民族自尊，他不得不在这帮老外面前保持印度人的身份。他努力融合东西方的文化传统——也许太过努力了，以致他对印度艺术和手工艺品的赞助，在别人眼中，跟外国游客的品位实在没什么两样。他家客厅墙上悬挂着当代印度织锦和好几幅来自康格拉、巴索里和拉贾斯坦的古怪素描画。印度画家贾米尼·罗伊的一幅色彩鲜艳的充满东方市集风情的作品，竖立在毕加索的石版画和法国画家希斯里的复制作品旁边。邦迪家日常吃的食物，糅合印度和欧洲风味，但他平日只喝欧洲酒。

邦迪家中的这些糅合东西方风格的陈设，反映出来的是他更深层的自我，而这是他的朋友和敌人从不曾察觉到的。事实上，邦迪只是假装成一个殖民者。在他自己心目中，他跟每一个人都平等，但同时却又高出大多数人一等。在他心灵中，就像在每一个印度人心灵中，内在世界依旧保持完整，不曾遭受任何侵犯。邦迪也许会欣赏他妻子和儿女的一身白皙诱人的肌肤，甚至会为它感到自豪。他也许会努力装出一副轻率、不屑的态度和口吻，要求你仔细观察他子女的肤色。你会发觉，他们的白皙并不是欧洲人的那种白皙（在邦迪看来，欧洲人的白皙就像罹患白化症的印度人，显得很不健康）。事实上，尽管欧洲人备受荣宠和嫉妒，人人都以模仿欧洲人为荣，但在印度人心目中，欧洲人却是“不洁”的民族。邦迪和客居印度的欧洲人同属一个社会阶层，但内心深处，邦迪却隐藏着一股强烈的排他的古老雅利安人种的意识。出于这个缘故，英印混血儿皮肤再白皙，思想再英国化，也不可能打进邦迪的社交圈子，除非他们拥有显赫的家世。在印度，英印混血儿只能以外人的身份存活在社会的下层。（事实上，他们也不想永远待在印度。他们的最大梦想是移民到英国。果然，他们来到了英国——皮肤比较白皙的则移民到白色的澳洲。来到伦敦后，他们聚居在福里斯特希尔这类地方，形成一个个闭塞且哀伤的小聚居区。每个星期天，他们穿着很短的衣裳上教堂做礼拜——这身装扮在印度会被视为“反印度”，在英国则被看成“非英国”，充满殖民地风情。《女性杂志》和《每日镜报》一上市，他们就争相购阅。他们的浪漫梦想总算实现了。）邦迪对待欧洲的态度，就像一位好色的清教徒：他瞧不起被他诱奸的女人。

礼拜天早晨，邦迪总会邀请朋友到他的公寓喝酒。如果他住在孟买，这套公寓肯定坐落在马拉巴尔山，如果他住在加尔各答，他的寓所肯定远离为他的工厂提供劳力的贫民窟。

“昨天，我陪副局长打了几洞高尔夫球……”这是安迪说的。

“呃，局长告诉我……”

邦迪和安迪说的可不是生意。他们讨论的是中印边境战争①的事。在这种时候，他们竟然感到沾沾自喜，因为他们在高尔夫球场上结识了一位权贵人物。他们的谈话让人感到不安，倒不只是这个原因。我们听到的是一种非常奇特、非常诡异的闲谈。我们应该怎样描述这种谈话呢？它不偏不倚，只陈述事实，不作任何结论。听到这种谈话，你会恨不得站起身来，走到邦迪和安迪面前，抓住他们的肩膀，使劲摇一摇，对他们说：“说出你自己的意见，告诉我们，你对这场战争的看法！至少你应该说：‘如果我是国防部长，我会怎样怎样。’告诉我们，你究竟站在谁那边。不要老是装出一副漠然的无动于衷的模样，仿佛在谈论跟你们无关的一些小灾祸似的。生气呀，激动呀，为印度的安全担忧呀，设法把你们那零零碎碎的闲聊串联起来，理出一个脉络，好让我们了解你的看法和立场，就算你的看法有偏颇，充满偏见，也没关系。瞧你们现在这副德行！就好像在谈论知名的历史事件似的。”

听了他们之间的闲谈，我们不免开始怀疑邦迪和安迪两人，表面装的是一套，心里想的却是另一回事。我们开始察觉，他们内心中有一个隐秘的世界，他们随时可以退缩进去，却很难真的进入。霎时间，这栋公寓仿佛悬浮在一个太虚幻境中。真实的印度就在大门外，近在咫尺，然而，住在这栋公寓的人却拒绝承认它的存在，眼不见心不烦：满街出没的乞丐，纵横交错的臭水沟，骨瘦如柴、面如菜色的成年人，肚腩鼓胀、身上爬满黑苍蝇、躺在垃圾堆中悲伤哭泣的小孩儿，市场中满街散布着的一堆堆牛粪和人屎，成群脏兮兮瘦巴巴怯生生、随时龇起牙来扑向同类的癞皮狗——就像它们周遭的人类。公寓里的装潢非常时髦，非常西方化，但里头许多装饰品却是印度式的。整个陈设给人的感觉是虚无缥缈，欠缺根基。书架上陈列的那些小说，跟其他国家书架上陈列的几乎一模一样——看来，通俗的品位是没有国界的，而且流行得很快。但小说讲的毕竟是人的故事，而住在这套公寓里的人，却一点都不关心人类遭遇的问题。瞧，那个受过高深教育的婆罗门，这会儿，手里不正捧着英国通俗作家丹妮丝·罗宾斯的言情小说，读得津津有味吗？（他把罗宾斯女士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同印度马德拉斯省政府出版的一卷卷厚重的古代占星学文献资料并列在一起。）瞧，那个目前在旁遮普大学就读的小伙子，手里不正捧着“女生文库”的平装书，读得如痴如醉吗？邦迪的太太每次到俱乐部，不是抢着阅读《每日镜报》和《女性杂志》吗？她不也常常去找占星家，央求他指点迷津吗？

显然，在某个环节上沟通出了问题，但大家都没察觉到，因为表面看来沟通的渠道早已经建立。成群年轻人聚集在咖啡馆，热诚急切地讨论如何将“剧场”引进“群众”中。乍看之下，你会误以为你在孟买撞见一群英国剧场工作人员，他们就像印度军官模仿英国军官，在装扮上、在举止谈吐上，印度戏剧工作者效法英国戏剧工作者。就像他们在英国的同行，印度戏剧工作者心目中的“剧场”，只不过是《怒目回顾》（Look Back in Anger）⑦这出戏，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凭着专业知识把剧名减缩成《回顾》（Look Back）两个词。他们张开双臂接纳西方的东西，但内心深处却不自觉地排拒这些东西蕴含的价值观。于是，在邦迪的公寓里，闲谈继续进行着，没完没了，而就在这一刻，中国军队即将突破印度防线，长驱直入阿萨姆平原。这时，你不会再觉得这帮人的模仿滑稽可笑——不像刚抵达孟买时，身心交瘁，你在肮脏酷热的街道上看到一幅巨大的海报，错愕之余，只想捧腹大笑。原来，这幅海报告诉印度民众，牛津和剑桥剧团即将在孟买市公演英国经典名剧《不可儿戏》⑧。

退缩、排拒、价值观混乱——这些都是非常抽象含糊的字眼。我们需要更具体直接的证据。一九六三年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出版社发行的一部印度小说——曼诺哈尔·马冈卡尔的《王侯》（The Princes），在这方面倒能提供我们一些具体的例证。这出中古世纪式的悲剧，讲的是一个印度小王侯的故事：印度独立后，他骤然丧失权力，饱受屈辱，一时想不开，竟然赤手空拳跑去追捕一只受伤的老虎，结果惨死在畜生爪下。这是一本非常坦诚的小说，作者的写作技巧也颇有可观之处。马冈卡尔对当时印度贵族的户外生活，显然相当了解，描写起来头头是道，连对狩猎不感兴趣的读者，也能感受到它那魔幻般的迷魅气氛。

这位王侯的祖先是一群出没于印度南部德干高原、不属于任何种姓阶级的土匪。取得政治权力后，他们奉献十万卢比给印度教上师，以交换阶级特权。这帮强盗多年来积聚的财富，如今全都贮藏在国库中，变成了具有宗教神圣色彩的宝物，由一群精挑细选的家臣看守。对这个侯国的王室来说，这批财货是他们的祖传之宝，绝对不可用来改善人民的生活。王侯反对改革。在这方面，他的立场十分明确。英国人决定在邻近地区兴建水坝时，他鼓动当地的原住民投票反对。王侯每年颁发五份奖学金，每份价值七十英镑，以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童。他对自己倒是慷慨得多。他拥有两座宫殿和三十辆汽车，外加每年七万英镑的零用钱。花一千五百英镑从西姆拉⑨带回一个艺妓，对他来说只是小事一桩。王侯殿下平日无所事事，整天进行各种休闲活动。他是一个神射手，最擅长追捕受伤的老虎。“我出身高贵，家道殷实。”王侯殿下最爱引述《薄伽梵歌》的诗句。“谁敢跟我平起平坐？”他可是言行一致的人。一九四七年，一群爱国志士占据这个侯国的行政大楼时，王侯殿下单刀赴会，排闼直入，二话不说，一伸手就抓住刚升上去的印度国旗，硬生生给扯下来。他无法接受联邦政府内政部提供的优惠条件。当他发现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他的心碎了。但他没发脾气，也没哭泣。他念诵着《薄伽梵歌》的诗句走出宫殿，赤手空拳追捕一只受伤的老虎，结果惨死在畜生爪下。这位出身高贵家道殷实的王侯，终于陨落了。

这是中古世纪的悲剧观。

人生的教训可归纳为一点：

我们崛起，亲爱的斯宾塞，所以我们活着。

斯宾塞，我们活着是为了死亡，崛起是为了陨落。

最耐人寻味的是，这位王侯的故事竟然是透过他儿子（也就是这部小说的叙事者）的观点，呈现在读者眼前。王子诞生于一九二○年，在英国人为王子们办的英国式公立学校受教育。二次大战期间，他加入英国陆军，担任军官。他说：“随着年岁增长，我发觉我越来越能认同我父亲的价值观。”在公立学校受过教育，体验过大侯国王子对小侯国王子的势利作风（英国人试图扫除这种势利作风），在陆军混过之后，他来到避暑胜地西姆拉，结识了一个英印混血女郎，两人坠入爱河：

英国人确实懂得如何抗拒改变。在喜马拉雅山区，春天已经来临了。西姆拉这座城镇看起来跟五十年前，甚至一百年前一模一样。霍克斯比太太也许就住在附近。转个弯，走几步路就到她的家。

“我喜欢你的香水，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牌子。”

“香奈儿五号。我那瓶快用完了，只剩下一点点，我把它全部搽在身上——跟王子约会嘛！”

“哦，谢了！下回我买几瓶送你。”

在印度首都德里的几家俱乐部混过之后：

“辩论？”我大叫起来，“可以啊！我们当然可以来一场辩论。我们不是每天都当父亲，他妈的！你到底想跟我辩什么啊？”在新德里待了将近两年，我总算学会了交谈的艺术：鬼扯，言不由衷，但很轻松。做人莫太认真严肃，放轻松点儿，这是最要紧的。

这是王子长大后，离开他父亲那个破败的侯国和他就读的那间本地小学，周游印度各地的经历。小说开始时，叙述者（王子艾布海拉吉）和他的同父异母兄弟查鲁杜特还是小学生。在学堂里，兄弟俩跟出身贱民阶级、只能坐在教堂后面地板上听讲的同学保持距离，不相往来。一天早晨，孩子们趁着下课休息，在走廊上玩起一种“芒果籽足球”游戏。那群小贱民站在远处观看。其中一个跑上前来加入这场球赛，把查鲁杜特绊了一跤。出身高贵阶级的孩子们（包括艾布拉海吉）纷纷伸出手臂，指着小贱民们破口大骂：“剥牛皮、吃牛肉的浑蛋，满身臭烘烘！”他们把那个胆敢冒犯他们的小贱民抓住，连人带书包一股脑儿抛进池塘里。“私生子！”满身湿淋淋的男孩指着查鲁特叫嚷：“你根本不是王子。你娘是娼妓！”

“私生子”这个字眼引起艾布拉海吉的好奇。他跑去问英文老师莫尔顿先生，这个英文单词到底是什么意思。莫尔顿老师支支吾吾。艾布拉海吉后来回忆：“我能够理解他的尴尬。他这个人心思敏锐，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他。查鲁杜特和我们家那群庶子的出身来历，他早就探听得清清楚楚。”那天在学堂，师生俩从头到尾没有提起发生在走廊上的事。

小贱民卡纳克昌德丢了书包，第二天两手空空来学校上课。老师不让他进教室。那天下午，王子艾布海拉吉发现他“蹲在墙头，垂头丧气，一脸忧伤”。隔天早晨他依旧蹲在那儿。艾布海拉吉问他发生什么事。他说，他不敢待在家里，因为如果他父亲发现他丢了书本，肯定会把他痛打一顿，而他又没钱买新书，老师不准他进教室。艾布海拉吉把自己书包里的书全都送给卡纳克昌德，其中有一本小说叫《拦路大盗的宝藏》（Highroads Treasury），是莫尔顿先生送给王子的礼物。那天，不知什么缘故，莫尔顿老师忽然问起这本书。王子据实回答，老师点点头表示理解。隔天早晨，卡纳克昌德到学堂找艾布海拉吉，把《拦路大盗的宝藏》还给他。“这是别人送给你的礼物。我把它带回来还给你。”

这段插曲非常直率，却也十分感人。从吵架、遗忘到良心发现，整个过程描写得栩栩如生，颇为写实。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笔锋一转，作者突然冒出一句话，把这段插曲的感人效果全都抵消掉了。身为读者的我们乍然听到这句话，难免感到错愕。作者通过叙述者艾布拉海吉，评论卡纳克昌德这个人：“小时候他很可爱，就像一枚印度银币。长大后怎么会变得那样暴戾、那样难缠呢？”卡纳克昌德像印度银币一样可爱！这个吃牛肉、满身臭烘烘、蹲在教室后面地板上听老师讲课、丢了书本后一连两天坐在墙头上的小贱民，竟然跟印度银币一样可爱！因为他接受世袭阶级制度，所以他很可爱、很健全？他把人家的东西还给人家，不肯据为己有，在王子眼中这个小贱民就变得很可爱？

不管怎样，这对王子和贱民之间渐渐发展出一段友谊。一天，卡纳克昌德送给艾布海拉吉一个礼物：几颗巨大的豆子，没什么用途，只适合放在手掌中把玩观赏。“第一次碰触穷人从森林里捡来当玩物的豆子，我心里感到些微不安。”王子回忆他当时的心情。他接着说：“如今回想起来，我才领悟，通过卡纳克昌德，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到印度那颤抖的贫穷。”这是很奇特的措辞——“颤抖的贫穷”。乍看之下，“颤抖”这个形容词似乎是多余的，但仔细玩味，它虽然显得有点夸张造作，却也让人觉得十分生动写实。也许这个词作者只是随手拈来，没什么特别的用意。

在作者笔下，卡纳克昌德的贫穷确实让人怵目惊心，颇具戏剧效果。他的午餐只是一小块烤焦了的面包、几根红辣椒和一颗洋葱。

对他来说，连洋葱都是难得尝到的珍贵食物。平日午餐只有一片粟米面包，蘸着辣椒粉和花生油吃。我坐在一旁，目瞪口呆，看他吃东西。看他那副狼吞虎咽的模样，仿佛饿了好几天……他一手抓着烤焦的粟米面包，一手捏着洋葱，轮流咬着，直到吃完最后一口，才伸出舌头把手指舔干净。

作者仿佛在描写一只稀有动物的进食习惯。他把贫穷当作一种奇观：这就是我们印度人的贫穷。王子艾布海拉吉请小贱民卡纳克昌德吃巧克力。卡纳克昌德接过来，连包装纸一块儿把巧克力一股脑儿塞进嘴巴。艾布海拉吉惊叫一声。卡纳克昌德赶紧把巧克力吐出来——莫忘了，这个小贱民十分可爱，就像一枚印度银币，然后说出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哦，我不知道。我还以为殿下跟我开玩笑，要我吃绿色的纸。”

卡纳克昌德天资聪颖，但英文很差。王侯设置奖学金，每年资助五个本邦子弟进入中学就读，但申请者必须提交一篇英文作文。艾布海拉吉捉刀，帮卡纳克昌德写了一篇文章，果然获得奖学金。王侯殿下颁发奖学金那天，卡纳克昌德的父母亲莅临观礼，“高兴得快疯了”。殿下勖勉学子们：“真理、诚实、信仰，以及最重要的——忠义，是人生四大美德，其价值远远超过世俗的财富和报酬。”说着，他举起马鞭，嗖地挥向卡纳克昌德。小贱民摔倒在地上后，殿下又挥动马鞭狠狠抽了他两下，然后“掏出手绢，仔细地擦了擦手”。王子艾布海拉吉吓坏了。后来他说服他母亲拿出一笔钱来，资助卡纳克昌德进入中学就读。日后回忆起这件事，艾布海拉吉告诉读者，卡纳克昌德从不曾表示过“感恩”之意。这位王子备受折磨，不是因为卡纳克昌德曾经遭受他父亲当众羞辱，而是因为“他把这个善良、上进的男孩子送去中学读书，结果却使他变成一个狂热的革命分子，贻害邦国”。瞧，这部小说的作者在节骨眼上又冒出一句突兀且歪曲事实的评论，让身为读者的我们猝不及防，仿佛被人暗算了一下。

岁月递迁，光阴荏苒，我们再看到卡纳克昌德时，他已经变成一个民族主义者，积极参与印度的独立建国运动。他没忘记小时遭受的羞辱。印度独立了，报仇的时机来临了。如今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面目可憎、时而狂妄自大、时而卑躬屈膝的家伙。王侯统治的小侯国，一夕之间化为乌有。更令人不齿的是，卡纳克昌德竟然率众在街上游行，高呼：“王侯死了！”

卡纳克昌德这样做实在太过分了，我永远不会饶恕他。他欺侮一个已经倒下却依旧不肯服输的男子汉。他羞辱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这个人是一只绵羊，他的报复是绵羊的报复——一如我父亲生前所说。

这般倨傲顽强的态度和口气突出的是过时的、中古世纪的阶级观念，公立学校式的公平竞赛观念激发了一种反抗的热情：这场骚乱的原因显而易见。尽管表面上，艾布海拉吉以公理为名，发誓要替父亲报仇。他决定仿照他父亲生前的做法，当众羞辱卡纳克昌德——如今回想起来，这个贱民当初实在应该被鞭打一顿，免得他忘记他的阶级身份。艾布海拉吉决定在公开场合，用马鞭狠狠鞭打卡纳克昌德。“这种人，一挨打就会扯起嗓门尖叫。这个可怜的家伙还没学会咬紧牙关，默默忍受惩罚。”小说就在这儿结束。作者显然希望我们赞许这样的结局。王侯惨死后，作者以为只有这样做才能让叙述者（王子艾布海拉吉）的内心恢复平静，也才能让读者感到欣慰和满意。

印度的贫穷在“颤抖”。艾布海拉吉为他父亲当众鞭打卡纳克昌德感到罪疚，归根究底，与公立学校的道德准则无关。他只是为自己的过失（把一个善良的男孩转变成一个革命分子）而自责。这部小说就像变魔术一样，印度社会的残酷现象全都消失在教科书式的空空洞洞的西方词汇里（诸如“颤抖的贫穷”）：叙述者告诉我们，他父亲拒绝将“基本人权”赋予“人民”；他跟我们谈论“人民的共同愿望”。在这本书里，从头到尾我都没看到我认识的那个印度：那一畦畦贫瘠不堪的田地；那一窝窝只有三只脚的狗儿；那一群群身穿红衣出没在火车站、汗流浃背、头顶上扛着笨重的马口铁衣箱的脚夫。书中写道：“雨过天晴，山峦苍翠欲滴，空气中弥漫着松脂和花香，四野寂沉沉静悄悄，只有偶尔响起人力车夫尖锐的呼叫声。”人力车夫，跟驮载货物的动物没什么两样，他们看起来不能再低贱卑微了。而他们竟然以这种方式出现在小说中：我们看不到他们的身影，只听到他们那宛如节日歌声般、为避暑胜地西姆拉镇增添几许浪漫气氛的呼叫。这就是印度式的逃避现实；这就是印度人的“盎格鲁－印度”乱象的一部分。

旅人也必须面对这样的印度。劳苦大众的面目变得模糊了。剩下来的印度人（模仿西方人在舞池中翩翩起舞的那些男女）也许就能成为温和的嘲讽对象。但首先，你必须漠视存在于那个背景中真正的、显而易见的印度。

①安得拉，印度东南部的一个邦，人口十分稠密，2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4800万人。

②帕西教徒是公元7－8世纪从波斯逃亡到印度以躲避伊斯兰教迫害的祆教徒（拜火教徒）的后裔。“寂静塔”高约30英尺，是帕西人遗留亲人尸体，让兀鹫啄食的地方。帕西人称之为“达克马”。

③勒克瑙，印度北部城市，北方邦首府，以生产香水闻名。

④莫卧儿人，16世纪征服并统治印度的蒙古族及其子孙，他们在印度半岛建立的伊斯兰教帝国于1857年被英国消灭。

⑤米勒曼特，英国剧作家威廉 · 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1670－1729）的戏剧《如此世道》中的女主角。—编者注

⑥这里指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

⑦《怒目回顾》，英国当代剧作家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1929－1994）的代表作，1956年首演，轰动一时，被视为战后英国戏剧的里程碑。这出戏道出年轻一代的心声，英国剧作家竞相仿效，形成所谓的“愤怒青年”（Angry Young Men）运动。

⑧《不可儿戏》，英国剧作家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的著名喜剧作品。

⑨西姆拉，印度北部一个市镇，为避暑胜地。

第三章 来自殖民地的人

好吧，印度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国家。

——甘地

往来市中心和郊区之间的通勤火车上，那个男子穿梭在人堆中，钻进钻出，散发传单。他手上的一沓传单脏兮兮、皱巴巴的，用印度通行的三种文字诉说一个难民家庭的悲惨遭遇。有些乘客接过传单，认真阅读起来。其他人看都懒得看一眼。火车开到一个站上，停下来。散发传单的男子从一扇门钻出去，一位妇人带着一个小男孩，从另一扇门钻进来。这对母子并不是传单上描述的那个家庭。出现在传单上的亟待各界伸出援手的，是一位贫困的孟加拉妇人和她六个挨饿的子女，而不是眼前这个身材瘦弱、衣不蔽体、浑身邋里邋遢的瞎眼男孩。他高高举起双手，哀哀地向乘客们乞求。两行泪水不断从他那红肿的眼眶中流淌出来。一个妇人跟随在男孩身后，推着他，从车厢这头走到另一头。她扯起嗓门，一面哀号一面伸手，从那群懒得抬起头来的乘客手里，熟练地接过一枚枚小硬币。她忙着收钱，没工夫停下脚步来，央求吝于施舍的乘客赏几个铜板。火车靠站之前，这对母子已经走到门口，准备更换车厢。火车停下，娘儿俩钻出车厢，另一个男子钻进车厢。他匆匆忙忙穿梭在人堆中，赶在火车抵达下一站之前，收回先前散发的传单。

整个过程进行得十分迅速。车上的每个人，包括乘客在内，对这一幕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脏兮兮的木制车身上张贴着油印的告示，用三种文字警告乘客不得在车上施舍，也不可接受陌生人的香烟，因为“这些香烟可能掺有麻药”。但没人理睬政府的警告，看见乞丐进来，依旧大大方方掏出铜板儿，布施一番。在印度，做乞丐可是一种神圣的职业，他能唤起每个人的慈悲心，包括穷人在内。刚才那个男孩的眼睛，说不定是被弄瞎的，以便在郊区通勤火车上乞讨，而散发传单的那个慈善团体，显然摆了个乌龙，向乘客发出错误的传单。但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施舍，这种自动自发的慈善行为，反映的是人对神的一种发自内心的虔敬，一如在神像前点一根蜡烛，或在祈祷时转动法轮。就像祭司，乞丐也有他的天赋职责。和神职人员一样，他也需要一个属于他的组织和团体。

但有一位观察家提出不同的看法：

如果我有权力，我会封闭每一个供应免费餐点的慈善团体。它使我们国家堕落和沉沦，因为它鼓励懒惰、游手好闲、伪善，甚至犯罪的行为。这样的慈善并不能增加我们国家的财富，不论是物质上或精神上的财富……我明白，成立一个机构，让人们脚踏实地努力工作，然后才让他们吃饭，比成立一个慈善团体难得多……但我相信，以长远的眼光来看，这样做毕竟划算得多。如果我们不希望看到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人成几何级数增加，把我们国家整个淹没掉，我们就应该立刻采取行动，解决这个问题。

这位观察家乍看之下似乎是个外国人，他不明了乞丐在印度社会扮演的角色。他使用欧洲的标准，衡量印度这个东方国家。即使掌握权力，他的改革也不可能成功，因为太过激进。当然，在解决乞丐问题上，他失败了。

俯瞰达尔湖的商羯罗查尔雅山是斯利那加城①最美丽的景点之一。攀登这座山，你得小心翼翼，步步为营，因为山坡上有好几个地点被印度游客当作厕所使用。上山途中，如果你撞见三位女士结伴儿并排蹲在山腰，你不必惊慌。她们会瞅着你咯咯笑，仿佛对你说：不要脸，跑来偷看人家大便。

在马德拉斯，高等法院旁边的巴士站是最常被人们当作公厕使用的地方。旅客抵达车站。为了打发时间，他就撩起身上穿着的缠腰布，旁若无人蹲在排水沟旁解决。巴士抵达，他放下缠腰布，从容上车。一位女清洁工拿根扫帚，把他拉出的那堆东西给扫掉。在南印度这座大城，有时你会看到一位鼻梁上架着眼镜的道貌岸然的老先生，漫步走过坐落在海港的大学。突然，他停下脚来，撩起缠腰布，露出只系着一条细细薄薄丁字带的光溜溜的屁股，当街蹲下，就在人行道上撒起尿来，撒完，从容起身，慢吞吞整理好丁字裤，放下缠腰布，若无其事继续散步去了。傍晚时分，滨海大道人来人往，非常热闹，但没有人看这位老先生一眼，也没有人脸上露出尴尬的表情。

在果亚，清晨时分，你也许会想出门走一走，沿着曼杜威河畔的回栏大道散散步。往下一瞧，你却看见距离路面六英尺的水边，蹲着长长一排人影，乍看起来，就像一丛丛被浪潮冲刷到岸边的海草似的。在这一点上，果亚的居民和古罗马帝国的公民看法一致：大便是一种社交活动，从事这种活动时，他们得蹲在一块儿，边拉边聊天。拉完，他们站起身来，光着屁股涉水走入河中清洗一番，然后回到马路上，跳上脚踏车或钻进轿车里，扬长而去。整个河滨散布着一堆堆排泄物。就在这一团臭气中，人们讨价还价，买卖刚从船上卸下的鱼货。每隔约莫一百码，河边竖立着一块蓝白两色的搪瓷牌。这个告示是用葡萄牙文写的：污染河水的人，必受严厉惩罚。但没有人看它一眼。

印度人喜欢随处大解。通常他们蹲在铁路两旁，但兴致来时也会蹲在海滩、山坡、河岸和街道上，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解决个人问题。深闺制度下长大的伊斯兰教妇女，在这档子事上可就含蓄得多。但这是一种宗教上的克己行为。据说，农民（不论是穆斯林还是印度教徒）一旦被迫使用封闭的厕所，就会罹患幽闭恐惧症。我在北方邦一座纺织城镇结识了一位相貌英俊的伊斯兰教小伙子。他在一所有趣的学院就读，身上穿着雅洁的尼赫鲁装——连纽扣都跟这位印度总理身上的一模一样。对这个现象，他却有另一种解释。他说，印度人是具有诗人气质的民族。他自己就常常跑到旷野上大解，因为他是个诗人，热爱大自然，而大自然正是他用乌尔都语写的那些诗歌的题材。在他心目中，人世间最美好、最具诗情画意的活动，莫过于黎明时分迎着朝阳蹲在河岸上。

在外国旅客眼中，这一群群蹲着的人影，简直就像法国雕刻家罗丹的作品《沉思者》一样永恒，一样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但印度人从不提起它——不论是在日常谈话中，还是在文学作品和电影里。如果这只是一种掩饰，那倒也无可厚非。但事实是：印度人对这些随处蹲着大便的同胞，根本视若无睹。他们甚至会板起脸孔，义正词严地否认这些人的存在。这种集体的盲目，源自于印度人对污染的恐惧——他们自诩为全世界最清洁最爱干净的民族。他们遵照教规，每天沐浴一次。对他们来说，沐浴可是人生一桩大事。印度人想出各种办法保护自身，以免遭受任何形式的污染。排便时，必须遵循一套正规、纯洁的程序。做爱只能使用左手，吃饭只能使用右手。人的一切活动都被严格规范、净化。因此，刻意观看蹲着的人不啻是歪曲事实——你应该看穿表面现象，探寻隐藏在背后的真理。聚集在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俱乐部的女士们先是否认印度人在街上公然大解，接着她们会皱起眉头，一脸嫌恶地提醒你，欧洲人的生活习惯才真的令人不敢恭维：做爱、上厕所和进食，全都使用右手；每个礼拜洗一次澡，把身子泡在一缸脏兮兮的臭水中；洗脸、漱口、吐痰，全都使用相同的盆子。她们举出这类夸张的、充满情绪性的例证，并不是想证明欧洲人究竟有多脏，而是想凸显印度的清洁和安全。这是印度式的辩证法，印度式的观察。如此一来，在他们眼中，光天化日下成群蹲着的男女和路边那一堆堆粪便就会消失无踪，眼不见为净。

且让我们再听听那位观察家怎么说：

散布在这块土地上的，并不是一座座景致优美的小村庄，而是一堆堆粪便。进入印度的村庄，可不是一个赏心悦目的经历。通常，我们得闭上眼睛，捏住鼻子。周遭的一堆堆垃圾和一阵阵臭气，实在太碍眼、太刺鼻了。

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向西方学习的一门科学就是公共卫生。

由于我们的不良生活习惯，我们污染了神圣的河川，把圣洁的河岸转变成苍蝇的滋生地……一把小小的铲子，就足以铲除印度人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一大困扰。随地弃置排泄物、在大庭广众间擤鼻涕、把痰吐在街头——这些行为都是一种罪过，不但亵渎神圣，而且糟蹋人性。这种人从来不为别人着想，实在太过自私。不把自己的排泄物遮藏起来的人，即使住在深山里，也必须受到严厉的惩罚。

这位观察家看到的是一般印度人视若无睹的现象。他的眼光和理想是西方的、外国的。印度人自吹自擂的每日一浴，却被他讥为“这是哪门子的沐浴”。他可没耐心慢慢去探索隐藏在仪式行为背后的意图，并在意图中寻找真相。他一心只想搞好印度的公共卫生。在伦敦，他读过有关素食主义和洗衣技术的书。旅居南非时，他学过簿记。如今回到祖国，他开始阅读探讨公共卫生的著作。

在他那部探讨乡村卫生的著作中，蒲尔博士指出，排泄物应该掩埋在距离地面不超过九到十二英寸的泥土中。根据他的观察，地表的土壤充满各种微生物，而阳光和空气又能轻易穿透它，因此，只需一个星期，排泄物就能够被转化为柔润、肥美、香喷喷的土壤。任何一位村民都可以测试蒲尔博士的理论。

这段话所呈现出来的，是这位观察家独特的眼光和特有的语调。他对公共卫生的关心（在印度传统中，这可是厕所清洁工人的职业），并未受到一般印度人的肯定和认同。不信，你就到新德里国际机场，瞧瞧那儿的厕所吧。印度旅客随地大便——在地板上，在男厕的小便池中（在小便池中如何大便？恐怕得施展印度人最擅长的瑜珈术）。由于担心受病毒感染，大便时，印度人都不敢坐在马桶上。他们采取半蹲的姿势，以至于厕所的每一个隔间，地板上都沾满他们拉撒出来的屎尿。没有人在乎。

在欧洲和其他地方搭乘卧铺旅行时，一般人都会选择上铺。睡在上铺，一来可以享有比较多的隐私，二来不必遭受别人的臭脚和不断打开的车厢门的干扰。在印度搭火车旅行，睡在上铺还有一个好处：灰尘比较少。可是说也奇怪，印度人偏偏喜欢睡在下铺。这倒不是因为把寝具摊开来，摆在下铺比较方便（脚夫和服务生会帮你这个忙），而是因为爬到上铺睡觉，多少需要耗费一点体力，而在印度传统中，任何需要体力的活动都被认为是低贱、堕落的，能免则免。

这回，我搭乘特快车到德里，车票是印度铁路局一位高级官员帮我订购的，因此，顺理成章地，我分到了下铺。我的室友年纪约莫四十，西装笔挺，模样看起来像是一位高级职员或大学教师。分到上铺，他显得有点不开心。他先向服务生抱怨一番。火车开动后，他开始喃喃自语，怨这怨那。我看不过去，便主动提议跟他交换睡铺。他登时眉开眼笑。可是说也奇怪，他依旧站在睡铺旁，一动不动。原来，他的寝具是服务生帮他摊在上铺的，如今他必须等待火车抵达下一站，找另一个服务生，帮他把被褥搬下来。这一等就是两个钟头。我困了，想早些安顿下来。于是我自告奋勇，充当服务生。他只管笑眯眯站在一旁，袖手旁观。我忍不住发脾气。他登时收敛起脸容，刹那间变得面无表情——印度人以这种方式告诉你：沟通的渠道中断了，他不想再跟你这个不可理喻的家伙打交道。体力劳动是低贱、堕落的。只有外国人敢提出不同的看法：

脑力和体力分离的结果，使印度人成为世界上寿命最短、最缺乏随机应变能力、最受剥削的民族。

这位观察家，这位失败的改革者当然就是甘地：圣雄、伟大的灵魂、印度国父、老百姓心目中的神。他的名字被赐予全印度的街道、公园和广场；他的雕像和纪念碑矗立在全国各个角落和首都德里的河阶浴场——游客必须打赤脚，踩着滚烫的沙砾步上台阶；他的画像被供奉在每一间槟榔店，悬挂在无数办公室中——戴着眼镜，赤裸着胸膛，浑身散发出慈悲和智慧的光芒；他的形象无所不在，甚至被简化成卡通人物，用霓虹灯描绘出轮廓，装饰每一个举行婚礼的新房。尽管如此，他却是现代印度政治领袖中最不像印度人的一个。他观察印度的方式，和一般印度人截然不同：他的观点和看法是直接而坦诚的，而这种态度在当时（今天仍然如此）是革命性的。他看到的与外国游客看到的完全相同。他不刻意漠视、回避明显的现象。他看到乞丐和恬不知耻的所谓贤人智者；他看到印度教圣城巴纳拉斯的脏乱；他看到印度医生、律师和新闻记者令人咂舌的卫生习惯——他看到印度人的麻木不仁和拒绝面对现实的习性。印度人的习气、印度社会的种种问题，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剖析这个有如一潭死水般停滞的、腐朽的社会，探索它的病根。呈现在他三十多年前著述中的印度，至今依然存在——这足以证明，身为改革者，他是失败的。

甘地能够以如此清晰透彻的眼光观察印度，是因为他在殖民地住过。回到印度定居时，他已经四十六岁，在南非居住了二十年。南非有一个远离祖国、孤悬海隅的印度小区，这种对比使甘地更能清晰、严正地进行自我分析和批评。在英国殖民地出生长大的甘地，一身结合东方和西方、印度教和基督教的文化传统。与甘地相比，尼赫鲁可说是地道的印度人。对这个国家及其历史，尼赫鲁有一种浪漫的、近乎盲目的感情，他的著作所呈现出的印度，跟现实似乎有一段差距。观察祖国时，甘地从不曾丧失他那批判的、比较的、源自南非的眼光。对古代印度的光辉历史，他从不曾像尼赫鲁那样狂热地歌颂，只是偶尔含糊其辞地讲几句捧场话，应酬一番。但是，在国大党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中，是甘地（而不是尼赫鲁）要求印度民众，除了关心大会通过哪些决议案，还要特别关注他在大会上观察到的一些令人不安的现象：来自南印度的讲泰米尔语的代表独自进食，因为他们担心，跟非泰米尔语族共食一堂，会使他们的身心遭受污染；有些代表明知清洁工人已经下班，没人清理排泄物，却依旧公然在走廊上大小解。

甘地要求民众关注这些现象，可谓用心良苦，因为这个问题牵涉到的不仅仅是公共卫生。从一个看似琐碎、不值得大惊小怪的现象（出席重要政治会议的代表，在走廊上随便拉撒），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探讨整个印度社会的病根。公共卫生牵涉到种姓阶级制度；种姓阶级制度造成印度人的麻木不仁、欠缺效率和无可救药的内斗；内斗使印度积弱不振；积弱不振导致列强入侵，印度沦为殖民地。这就是甘地看到的印度，而这个印度在土生土长的印度人眼中是不存在的。若想看到这样的印度，你必须具备西方人的那种直接单纯的眼光。值得一提的是，刚从南非回到祖国时，甘地以一种崭新的、充满启示性的热诚，向印度民众阐释西方基督教的简单真理：“在上帝的宝座前，我们终将受到审判，而他的判决所依据的理由，并不是我们生前吃过什么东西，结识过哪些人，而是我们到底帮助过谁，以什么方式帮助他们。一生中，只要我们帮助过一个遭逢不幸的人，我们就会受到上帝的恩宠。”这种新的圣经式的训诲，正是当时印度所需要的。在甘地启发下，我们发觉，在西方，如今大家早已耳熟能详的基督教道德观，当初肯定曾经被视为异端，充满革命性。印度教徒也许会在这种服务精神和理想中，尝试寻找《薄伽梵歌》所赞颂的“无私行为”。但这只是印度式的歪曲——自古至今，印度人总是试图吸纳外来观念，然后加以摧毁、废弃。《薄伽梵歌》所表彰的那种无私行为，说穿了，只是为了达成一己的愿望，满足个人的需求。这样的无私只会进一步巩固种姓阶级制度。它跟甘地（印度的革命志士）所倡导的那种实用的日常服务精神和理想，完全是两码事，不可同日而语。

服务精神、排泄物、用劳力换饭吃、清扫街道的重要性，然后又回到排泄物。这些都是甘地毕生关注念兹在兹的课题（暂且不谈他提倡的非暴力主义和其他思想，而把焦点集中在他对印度社会的分析）。乍看之下，这些课题显得杂乱无章，而且有时会让人觉得不舒服，但实际上，它们可以串联起来，构成一个合乎逻辑的整体观念，而这个观念是透过甘地那源自殖民地的直接而单纯的眼光呈现出来的。

瞧瞧这四个正在洗刷阶梯的男子。地点是孟买城中的一家令人不快的旅社。第一个男子提着水桶，一面走下台阶一面泼水；第二个男子握着一把用树枝编织成的扫帚，使劲刮擦台阶上铺着的瓷砖；第三个男子拿着一块破布，把台阶上的脏水抹一抹；第四个男子捧着另一个水桶，承接台阶上流淌下来的脏水。清洗过的台阶，看起来依旧脏兮兮，黑黝黝的地砖上矗立着的墙壁，如今却沾上了一摊摊污水。旅馆里的浴室和洗手间臭烘烘的；木制家具和装潢每天都得沾一次水，湿漉漉的，早就腐朽了；水泥墙布满黏糊糊的、绿色和黑色的不知什么名堂的东西。你可不能抱怨这家旅馆不干净。没有一个印度人会同意你的看法。四个清洁工人每天准时上班，而在印度，只要准时上班就不会有人找你麻烦。身为清洁工人，你可不一定要拿起扫帚，认认真真把地板打扫干净。那只是附带的职责。你的真正职责是“担任”清洁工人，当一个下贱的人，每天做一些下贱的动作。譬如说，打扫地板时你必须弯着腰，驼着背。在时髦的德里咖啡馆，打扫地板的工人必须蹲着，像螃蟹一样爬行，在顾客的腿胯间钻进钻出，不得抬头乱瞄，不得碰触顾客的身体，不得站起身来。在查谟市②，你会看见成群清洁工人游走在街上，用赤裸的双手捡起地上的垃圾和粪便。这是社会要求他们干的低贱工作，而他们也心甘情愿接受这种屈辱。他们本身就是秽物，他们愿意以秽物的面目出现在人们眼前。

阶级是一种奖惩制度。印度的种姓阶级把每个人禁锢在他的身份里。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不牵涉到奖惩，职务和责任就变得无关紧要。所谓“人”，就是他对外宣示的身份和功能。在这方面，印度人是直截了当的。穷人一定是瘦子，富人一定是胖子。我在加尔各答结识一个来自玛瓦尔邦的小商人。这位仁兄天天吃糖果和各种甜食，希望自己长胖些，以便向别人夸耀他的财富。在旁遮普，最受欢迎的一句恭维话就是：“您又长胖啦，看起来气色挺好的。”在北方邦的每一座城镇，你会看到一个身材肥大的富翁，身上穿着清爽、干净的白衣裳，大剌剌地坐在三轮车上，而踩车子的肯定是一个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一副未老先衰模样的瘦子。满街乞丐哀号。印度教圣人弃绝人世的一切。政客们成天板着脸孔，不苟言笑。我问印度政府行政部门的一个见习生，为什么他会加入公务员行列，他想了想，回答说：“这个工作很体面、很有威望。”他身边那些同事纷纷表示赞同。这个回答倒是挺诚实的。难怪，中印战争时，阿萨姆邦的整个行政体系一夕之间瓦解，官员们全都作鸟兽散。

印度人的观念中并没有“服务”这回事——提供服务早就不再是种姓阶级制度的一个理念。商人的功能是赚钱。他打算把鞋子卖到俄罗斯，于是他寄出样品，都是一级棒的货色，接到订单后，他运送一船鞋子给对方，但鞋底却是用厚纸板做的。他好不容易才说服对印度人做生意的方法感到疑惧的马来西亚商人，终于争取到一张药品订单，但他运送给人家的却是一瓶瓶添加颜料的开水。身为商人，他的职责不在于供应货真价实的商品，他的职责是赚钱——不择手段。鞋子被俄国人退回，马来西亚商人对他的颜料水提出抱怨。他只怪自己时运不济，但作为商人，他必须忍受这些考验和磨难。他从一种买卖转到另一种买卖：从鞋子转到药品，从药品转到茶叶。茶园需要细心照顾。到了他手里，没多久，整座茶园就变成一片荒野蔓草。短视和欺诈，可不是经营茶园的好方法。但这个商人只是在发挥他的功能，履行他的职责。后来，为了实现他的另一项功能，这位商人把他的财富全都施舍掉，改行当起游方僧人，以托钵行乞度过余生。

马德拉斯城的裁缝帮你做的长裤，褶边竟然是虚假的。洗过一次后，这条裤子就缩水，再也不能穿了。他把他那家西服店的标签缝在裤腰，央求你帮他介绍顾客。顾客上门，他就有钱可赚，而他吸引顾客上门的方法，并不是制作质量一流的裤子，而是设法打响他那家西服店的名号。一位专门制作衬衫的裁缝，站在街头散发传单，昭告全城百姓：他的店开张了。日本人把他驱赶出西非。“他们的最后润色比较好。”可他一点都不怨恨。他只怪自己时运不济。但他的因应之道并不是改进他的技术，而是挥别“野蛮的非洲黑人”，回到印度老家重起炉灶。他帮你做的衬衫，简直会把你活活气死。袖口太窄，差一英寸；下摆太短，竟然差上好几英寸；才洗过一回，整件衬衫就缩得不成样子。节省布料可以让他多赚几文钱，因此他对你格外热情——每次遇见你，他就会动用三寸不烂之舌，央求你再到他店里定做一件衬衫。（如果上回你是通过某位有力人士介绍，到他店里定做衬衫，为了防止你报复，下回见到你时，他肯定会对你加倍亲切热诚，帮你做一件宽大得离谱的衬衫，作为补偿。）每天早晨，他总会站在店门口不停哈腰，向过往的路人行九十度鞠躬大礼。这是他持盈保泰的窍门。至于生意，那是他和上帝之间的契约，别人不应该过问太多。

“上钩之后，她就应该施展浑身解数取悦他。一发现他迷恋上自己，她就应该毫不留情地榨干他的钱财，然后把他甩掉。这是青楼女子的职责。”印度《爱经》如是说。这部古代经典赤裸裸地揭露了一个社会的情欲。在印度，没有一本手册比它更古老、更实用。把人生看成幻觉的宗教，鼓励民众在世俗的虚幻的男女关系中采取务实的态度。这也许是一种必要的平衡和调剂。青楼女子的职责（请注意“职责”这个字眼）本质上跟商人的职责没什么两样。如果你想了解，印度人如何把商业欺诈和垄断视为高尚的品德，你只消读一读印度古典文学中的一些短篇小说。牛是神圣的动物。印度人尊奉它，让它活着，但同时却任由它在光溜溜的寸草不生的城市街道上游荡逡巡，不闻不问。在德里——昌迪加尔公路上游荡时，即使它被一辆货车撞倒，一整个下午躺在血泊中，它依旧是神圣的动物：村民们会围绕在它身边，防止任何人杀害它。相反，印度人眼中的邪恶动物黑水牛却被饲养得又肥又壮，浑身皮毛锃亮。它并不神圣，但比圣牛更值钱。《爱经》指出，在十五种情况中，通奸是被允许的，其中第五种情况是“这种秘密关系必须是安全的，而且能为当事人带来一笔财富”。罗列完这十五种情况后，《爱经》告诫读者：“切记，唯有在上述情况下，这种行为（通奸）可以获得允许。它绝不能被用来满足个人的情欲。”这种道德上的模棱两可，事实上跟《爱经》以及其他古代印度修身指南所倡导的文人雅士生活规范和职责是一致的：一个有教养的人必须“从事不会危害来生，不会耗损钱财，但同时又能带来快乐的各种活动”。

《古代印度故事》是一本翻译自梵文原典的选集，一九五九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印行。在导论中，范布伊德能（J.A.B.Van Buitenen）指出：

（在这本选集中）如果我刻意淡化这些故事的“精神”色彩，那是因为我觉得一般人（印度人也好，美国人也好）过度强调印度文化的灵性层面。事实上，古典文明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凸显精神价值。在古代印度，连那些携带骷髅的隐士和云游四海的高僧，都对生命充满热忱，能够在一场火葬仪式中看到轻松幽默的一面。历史中朴实无华的佛陀，在这些故事中，也化身为各种各样多姿多彩、充满生命力的人物，这些人物形象层层叠叠形成了一座高耸的万神殿。在某些故事中，连自由意志也可以变成主题。故事中有一个四处飘荡的精灵，在陷入混沌、无形的灵境之前，特地让自己化身为一种生命形式，以便享受生存的乐趣。我们真不敢相信，在一千年间会有那么多生命死亡。

《薄伽梵歌》以一种接近宣传家的热忱强力推广的种姓阶级制度，可被视为古代印度务实主义的一部分。它是古典印度的“生命”。如今，它已随着社会腐朽、僵化，而它的产物——上文所探讨的种姓阶级“功能”，变成了它现在唯一拥有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清洁工人的欠缺效率和商人短视无情的作风，又如何能避免呢？最近印度政府设立奖学金，奖励急公好义、见义勇为的青少年，却面临找不到候选人的窘境。孩子们都不敢让父母亲知道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救助别人。但你不能因此一口咬定，印度人是懦弱的民族，不懂得欣赏见义勇为的美德。真正的原因是：冒着生命危险救助别人，是军人的“功能”，别人不应该越俎代庖，多管闲事。一个陌生人失足掉入河中，快被淹死了，在河岸上野餐的印度人会装作没看见，继续吃喝玩乐。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人都是一座孤岛，人人只为自己的“功能”负责，而功能是每个人和上帝之间的私人契约。实现一己的功能，就是实现《薄伽梵歌》所倡导的无私精神。这就是种姓阶级制度。毫无疑问，刚开始时，它是农业社会的一种有效的分工，但如今它却分隔“个人功能”和“社会义务”，分隔“职位”和“责任”。它变得欠缺效率，充满破坏性。它创造一种心态，阻挠所有的改革计划。它使印度人热爱演说。它使印度人耽于姿态和象征性的行动。

象征性的行动包括：植树周（官员们发表演说后，拍拍屁股走人，种下的树苗自生自灭，结果百分之七十的树苗都枯死了），消灭天花周（据报道，中央政府一位部长基于宗教理由，拒绝接种疫苗；花几个卢比，你可以向医疗人员购买接种证书），扑灭苍蝇周（官员们在某一个邦宣布举办这项活动，招来成群苍蝇），儿童日（报纸第一版刊登尼赫鲁总理针对儿童问题发表的一篇精彩动人的演说，最后一页却刊登了一则报道：为贫穷儿童提供的免费牛奶，通过某种渠道流入加尔各答市场并公开贩卖），消灭疟疾周（在这个讲印地语的村庄，居民大多是文盲，但墙上却漆着用英文书写的标语：“大家集体消灭疟疾”）。

行动一旦沦为象征，标签就变得格外重要——对人、事物、地方都是如此。一个空旷的、四周环绕着围墙的地方，从它的陈设和装置，你一眼就可以看出它的用途，但门口却依然挂着一块巨大的招牌：儿童游乐场。另一个空旷的、一端摆放着舞台的场子，门口挂着一个招牌：露天剧院。在前头引导省长车队的吉普车，车身上漆着白字：先导车。新德里是各式各样的标签集中地，满街悬挂的衙门招牌，看起来活像一个公务员开设与经营的市场，连古老神圣的建筑物都逃不掉这种劫难。在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一座兴建于八世纪的庙宇矗立在商羯罗查尔雅山上，大门口悬挂着一块五彩缤纷的招牌，让人误以为这是一家男士精品专卖店。马德拉斯附近的马哈巴里普拉姆村，庙宇林立，香火鼎盛。其中一座庙宇的古老石墙上，嵌着一块铜牌，以纪念那位倡导和推动神庙修复工程的部长。马德拉斯的甘地纪念堂，是一栋小巧的柱廊式建筑物，墙上镌刻着纪念堂筹建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姓名。整个名单的长度比一个人还高。

现代国家的机制和体系存在于印度。衙门四处林立。这些公家建筑全都挂着招牌，贴着标签。有时它们会预见民众的需求，而这种预见本身往往就是一种对需求的满足。现在，且让我们瞧瞧，印度观光局散发的一份传单底部印着的几行字：印度政府新闻与广电部广告与视觉宣传署，为交通运输部观光事务局设计并印制。结构太完美了，标签太恰当了。有时我们难免会觉得，它所传达的只是一种美好却十分空洞的意图。我看到的《家庭计划新闻》刊载一系列简短的、花絮式的新闻，报道一些实行家庭计划的家庭的近况。最引人注目的倒是那一张张照片：一群身穿莎丽、风姿迷人的印度妇女，聚集一堂，商讨家庭计划。交通灯是一座现代城市必要的装置。北方邦首府勒克瑙，当然也有交通灯，但在这座城市交通灯只是一种装饰品，而且非常危险，因为部长们为了尊严，绝不会在红灯前停下车子，而这个邦光是部长就有四十六位。戈拉克浦尔市的糖果店，根据本市法规，必须装设玻璃柜，展售他们的商品。玻璃柜倒是装设了，但里面空无一物，旁边却陈列着一堆堆暴露在污浊空气中的糖果。昌迪加尔市最近兴建了一座设备一流的现代化剧院，问题是：谁来写剧本？

危机一旦发生（就像那次中印边境战争），这整个体制和结构的象征本质，就会立刻暴露出来。大官们纷纷发表演说，报纸充斥着政客们的谈话。公众人物摆出的姿态受到广泛的宣扬：印度政府卫生部部长（一位女士）公开捐血，另一位贵妇捐献珠宝首饰。娱乐休闲活动暂时中断。接下来该怎么做呢？没人知道。也许应该制定一项“国土保卫法案”（Defence of the Realm Act）吧？大伙儿都管它叫“躲啦”（Dora），这给这个正确的标签增添了些许亲切、熟悉的色彩。一连几天，全印度老百姓都在谈论“躲啦”，仿佛把它当作一个有魔力的字眼。一九三九年，英国政府宣布在印度实施“躲啦”法案，③而今印度政府也如法炮制。英国人挖掘战壕，而今印度人也在德里挖掘战壕，但只把它当作象征性的动作，这边挖一条，那儿挖两条，在公园挖，在树下挖，把整个德里市弄得乱七八糟。这些战壕可没白挖：它呼应印度人对露天厕所的永远难以满足的需求。不用说，供应军队（军队装备极为简陋，只具象征意义）的补给品，通过某种渠道流入加尔各答市场，被公开贩卖。

建立在象征行动上的、东方式的“尊严”和“功能”观念，这就是种姓阶级制度所倡导的那种危险的腐朽的务实主义。象征性的服装、象征性的食物、象征性的膜拜——印度人成天与各种各样的象征打交道，无所事事，懒懒散散。“懒散”产生自公开宣示的“功能”，而“功能”脱胎自“种姓”。贱民制度并不是种姓制度的最有成效的产物，这只是讲求人性尊严的西方人的看法。然而，在这个制度的核心，我们却看到厕所清洁工人的堕落和沉沦，却看到（如同甘地在一九○一年所看到的）一群衣冠楚楚的政客排排蹲，解开裤裆，旁若无人地在公共建筑物的走廊上大解。

“贱民制度一旦清除，种姓制度就会得到净化。”乍听之下，这句话仿佛是甘地式或印度式的矛盾思想，甚至可以被解释为对种姓制度正当性的承认。但事实上，它是一种革命性的评估和看法。土地改革并不能说服婆罗门阶级把自己的手放在犁上去亲自耕田，不能使他们想相信自己不会因此丧失尊严。把奖状颁给见义勇为的儿童，并不能消解他们心中的疑惧：冒着生命危险救助别人，是一桩不可饶恕的罪过。把政府职位保留给贱民，对谁都没有好处。这样做，不啻是将重大的职责交由不合格的人承担，出身贱民阶级的公务员，很难安于其位，因为一般民众对他们早已存有成见。需要改革的是制度本身，应该摧毁的是种姓阶级心态。所以，甘地不怕别人嫌他唠叨，一再提到印度人到处丢弃的垃圾和粪便，一再提到厕所清洁工人的尊严，一再提到服务精神和勤劳工作的重要性。从西方的观点来看，甘地的观念不免显得过于狭窄琐碎，甚至有点怪诞，但事实上，他是通过一个在西方殖民地长大的印度人的眼光，把西方的一些简单理念应用于他的祖国。

印度毁了甘地。他变成了“圣雄”④。印度人敬仰他的人格。至于他一生所传达的讯息则无关紧要。他的出现激发了印度传统文化中“无形的、弥漫一切的精神情操”。他的形象唤醒了印度人的一项传统美德：在德行高洁的人面前应该自谦自贬，而这种自贬，《爱经》肯定会赞同，因为它确保人们来生会飞黄腾达，因为它不鼓励人们从事任何漫长、艰苦的体力活动，因为它能够给人们带来某种快乐。象征性的行动是一种诅咒，给印度带来无穷的祸害。然而，身为印度人，甘地不得不跟象征打交道。于是乎，清扫厕所变成了偶尔举行的一种神圣仪式，因为它受过“圣雄”那伟大的灵魂的赞许，但厕所清洁工人还是跟以往一样被人轻视、践踏。甘地亲手操作的纺车，并不能提升印度劳工的尊严，它被吸纳进庞大的印度象征体系中，很快就丧失它的意义。甘地一直是个矛盾的悲剧性人物。印度民族主义脱胎自印度教复兴运动，而甘地曾大力支持的这种宗教信仰复兴却使他的改革遭受挫败。在政治上他是成功的，因为他广受印度民众爱戴和敬仰；在改革上他是失败的，而这同样因为他太受尊敬。他的挫败，全都记录在他的著作中——直到今天，甘地依旧是外国人游览印度的最佳向导。这种情况就像南丁格尔在英国变成了圣徒，她的雕像矗立在英国各个角落，她的名字挂在每个英国人嘴边，但她当初所描述的医院却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改善。

甘地失败得更惨。他被封为圣人，这使得他变得更温和、更安静，这使得他看起来有点愚蠢，这使得他丧失了他惯常的优雅风度。

“请问，这是开往德里的火车吗？”在莫拉达巴德市车站，我匆匆跳上火车，钻进车厢中的一个隔间，用英语询问里面坐着的一群农民。

“你知道你现在是在哪一个国家吗？你想问路，就得讲印地语。这儿只准讲印地语。”

这个人显然是这群农民的首领。看来，他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在向我宣扬印度民族语言的重要性。在别的时候别的地点，他或许会对我很客气，甚至恭顺。但这会儿他的身份却是一位身穿黄袍、身材肥胖、脸色红润的贵人（印度的贵人都长成这副模样，少有例外），在他面前，这群农民中的妇女和小孩都得保持毕恭毕敬的态度。

甘地和印度民众的关系也是这样。他是印度精神文明的最新象征。他加固了民众和上帝之间的私人契约。在印度，甘地只留下这些遗产：他的名字、老百姓对他的画像和雕像的膜拜、探讨非暴力主义的各种研讨会和讲习班（印度人似乎以为，非暴力主义是甘地生前教导他们的唯一东西）、具有崇高道德和象征意义的禁酒运动（即使在中印战争时，有关方面也不忘鼓吹禁酒）、政治人物的行头和装扮。

瞧瞧这位衣着简朴、装扮得体的乡下政客。他出现在地方上的一个政治集会，大谈圣雄甘地的精神和祖国的前途。

“为了当选，这个家伙谋杀了十七个人。”印度政府一位行政官员告诉我。

这一点都不矛盾。圣雄甘地已经被吸纳进印度那混沌的精神世界和腐朽的务实主义中。革命志士变成了神，他生前传达的讯息从此消失无踪。甘地未能把他那直接坦诚的眼光和理想传留给印度。诡异的是，待在印度一整年，我竟然找不到一个能够告诉我甘地究竟长得什么模样的民众，他们可都是甘地的崇拜者。这个问题并不怎么适合向印度人提出，因为一般来说，印度人欠缺描述事物的才能，但我得到的回答却让我感到非常诧异。有些人说，甘地身材瘦小；马德拉斯城一位仁兄却告诉我，甘地身材魁梧，高达六英尺。在一些民众印象中，甘地皮肤黝黑，但另一些民众却记得他的皮肤非常白皙。人人都记得甘地，很多人甚至拥有他的个人照片。但这些照片并不管用，因为大家实在太熟悉甘地的形象了。每当一个传说与神话形成时，情况就会变得如此。你不能在神话和传说中增添或减少任何东西。形象已经固定简化，不可改变，就算你亲眼看见过这个人，也不能改变这种形象。甘地生前说过的每一句话，写过的每一篇文章，几乎全都被记录、保存下来。有关甘地的书目简直可说汗牛充栋。然而，在印度，甘地早已经退隐到历史中。感觉上，他仿佛活在一个古老的时代。那时，人们出外旅行得依靠双脚，文件得抄写在树叶或黄铜板上。

①斯利那加，印控克什米尔首府，著名避暑胜地。

②查谟，印控克什米尔的冬都，夏都为斯利那加。

③那时是为了防备日军入侵。

④“圣雄”（Mahatma），梵文，意为“伟大的灵魂”。印度人把这个称号加在德高望重的人士姓名前，以示尊敬，如“圣雄甘地”。

第四章 追求浪漫传奇的人

简单明了、直截了当，但却蕴含着无穷遐想空间的印度电影片名，一直很吸引我。就拿《私人秘书》（Private Secretary）来说吧，在印度，连亲吻镜头都不准出现在银幕上，一般男人想在现实生活中体验电影所描写的那种艳遇，连门儿都没有，但他们可以透过片名遐想一番：“作风开放”的女孩、时髦的办公室（里面一定有打字机和白色的电话）、男女共处、不伦之恋、婚外情、悲剧。我一直没去看这部电影。我只看过海报：一具胴体（如果我没记错）横陈在办公室地板上。《豪放女》（Junglee）是另一个令人难忘的片名：一个女郎伫立在海报中，背景是喜马拉雅山的皑皑白雪。《人生一场空》（Maya）的海报上，一个伤心欲绝的女人在流泪。《摇摆》（Jhoola）显然是一部欢乐的歌舞片，但这样的片名却难免引人遐思，想入非非，如同《私人秘书》和《临时房客》（Paying Guest）。

我们是临时房客，地点是德里——一个充满象征的城市，最初属于英国殖民政府，现在则是印度共和国首都。整座城市的四处宛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一簇簇黑白两色的告示牌，展现了各种狂热的行政活动：××咨询委员会、××研究院、中央政府××部、××局。全城大兴土木，街头巷尾矗立着一座座用竹竿搭成的鹰架，乍看之下活像一窝窝巨大、怪异的鸟巢。德里是一座永远在成长中的城市——我们抵达之前，它已经成长了四十年。这是一座由公务员和承包商组成的城市。在德里，我们是临时房客，而我们的房东马辛德拉太太的丈夫就是一个承包商。

她派遣她家的司机开车到火车站接我们。这样的接待让我们感到非常开心。钻出三等冷气车厢，踏上那光溜溜热烘烘的月台，你感觉到身上的衬衫骤然间变得滚烫，热得让你透不过气来。你对这个城市的兴趣，霎时间消失了。头昏脑涨，活受罪。在那闷热得像烤箱般的月台上，人们依旧穷忙着。成群脚夫身穿红上衣，头缠红布巾，推推挤挤，吆吆喝喝，争相招徕客人。招揽到顾客的脚夫背起金属打造的箱子——一个衣箱、两个衣箱、三个衣箱，全都沾着从孟买市一路带到德里的灰尘——踉踉跄跄，跌跌撞撞，朝向车站门口走去。电风扇在我们头顶上狂乱地旋转着。乞丐哀号不停。巴基拉斯旅馆派来的那位男士站在人堆中，使劲挥舞着脏兮兮的宣传折页。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对南极探险家来说，中途放弃比咬紧牙关坚持走下去可要容易得多。于是，我伸出手来，从这位仁兄手里接过宣传折页，站在那一拨拨熙来攘往、宛如潮水般从我身边流过的人群中（我对他们的活动已经丧失兴趣），开始集中心神，阅读宣传折页中的法文信函。在德里城的溽暑中，一切都变得扭曲、模糊：

经历一趟艰辛的旅程来到德里，在巴基达斯旅馆好好休息一番，我满心喜悦，彻底消除了疲劳。我特别感谢服务人员的殷勤友善的招待。我没期望什么，但请相信我，住在这家旅馆绝不仅仅是坐在那令人愉悦的庭院中，畅饮美酒而已。

费尔·贝斯·乔治，法国葛雷米（塞恩）

1961年7月28日

畅饮美酒：渴望渐渐转变成了精神错乱。先生，你到底期望什么？我没期望什么，只想好好休息一番。亮晶晶的水泥地上，并排躺着许许多多伸开四肢的躯体——成群无家可归的印度人，睡在印度火车站。找不到工作的脚夫四处蹲着。一个女乞丐也蹲在地上，扯开嗓门哀号。我只想好好休息一番。但这座城市并没有可以让人好好休息一番的喷泉。德里的街道十分宽阔壮观，一个又一个环岛，不计其数。这是一座为巨人打造的城市：视野辽阔深远，格局方正恢弘。这是一座仍然在规划中的城市，犹未完成，犹未人性化。它是为那些试图躲避它的空旷和它那白花花的灯光的人而建造。在这些人眼里，德里城中的树木看起来就像建筑图样上的树木，只是装饰品，并不能让人乘凉。总而言之，这是一座以纪念碑为模式打造的城市。城里每一栋建筑物都被贴上标签，就像建筑师的图画。街道上移动的每一样东西，都变得格外渺小——骑脚踏车的男人身后拖着黑的影子。一个幅员辽阔、不断向外扩张的城市，是不容许人们停下脚步来歇息的。它鬼赶似的驱使人们，成群蜂拥向城中纵横交错的林荫大道和四处林立的购物中心；它驱使千百辆机动黄包车，轰隆轰隆，穿梭在大马路中央的车阵中，钻进钻出。在这座纪念碑一般的大城市面前，人类的躯体仿佛都缩小了。

我们寄宿的房子坐落在新德里的一个“新殖民区”，说穿了，就是新近开发的住宅区。我们离开空旷辽阔、恢弘典雅的市中心，驱车进入这个小区，骤然间看到一堆标新立异、杂乱无章的现代建筑物，心里感到有点突兀。乍看之下，就像一座印度村庄突然被转化成一座水泥和玻璃打造的市镇，一夕之间，扩大好几倍。小区内的房屋还没编上统一连贯的门牌号码。狭窄的无名巷弄中，挨挨挤挤，穿梭着一群群锡克人。他们满脸迷惑，挨家逐户寻寻觅觅，门牌号码既然不可靠，他们只好根据土地编号寻找他们的房子，土地编号是依据购买日期，按照年代顺序排列的。极目所见尽是漫天尘沙、一排排白色和灰色的水泥房屋、光秃秃的寸草不生的庭院。每一个锡克人身后都拖着一条黑的影子，鬼影般飘忽在烈日下。

我们坐在簇新但空空洞洞的壁炉前，一面享受头顶那台电扇吹出的阵阵凉风，一面啜饮着可口可乐。

“那个比哈尔①男孩是个笨蛋。”房东马辛德拉太太一开口，就为她家司机的驾驶技术向我们致歉。

这个印度女人身材丰腴，看起来相当年轻，两只眼睛睁得又大又圆。她懂得的英文不多。每次找不到恰当的字眼，她就会咯咯一笑，然后把视线从你身上转移到别处去。她会说一声“嗯”，伸出右手托住下巴，眼神一下子变得空茫起来。

房子是新的。楼下弥漫着混凝土和油漆的味道。房间还没装潢好，家具不多，显得空荡荡冷清清的。整个屋子四处摆着电风扇。浴室的设备全都是从德国进口的，非常罕见，非常昂贵。“我喜欢外国货，”马辛德拉太太说，“简直爱死了。”

她对我们带来的那几只皮箱以及里面装着的东西格外感兴趣。她忍不住伸出手来，摩搓着我们的皮箱，脸上流露出无比虔敬和喜悦的神情。

“哎，我爱死外国货了。”

她眼睛睁大，带着三分畏惧七分仰慕的神情告诉我们，她老公可是一位承包商哦。他可是白手起家，辛辛苦苦打拼才有今天。他长年在外，白天在丛林中奔波干活，晚上睡在帐篷里。她留在城里，帮他照顾家庭，让他无后顾之忧。

“一个月三千卢比家用钱。这年头的物价！三千卢比怎够用啊，简直是开玩笑。”

她并不是向我们炫耀。她出身一个纯朴家庭。她接纳她的新财富，一如她接受以往的贫穷。她虚心学习，求好心切。她渴望获得我们这两个外国人的赞许。她家窗帘的颜色，我们还喜欢吗？墙壁的颜色呢？瞧，那边的灯座可是进口的，从日本进口的。屋子里每一样东西都是进口的东西，除了（走进饭厅吃午餐时，她悄悄告诉我们）那台黄铜制的温热器。

她陪我们坐在餐桌旁，伸手托住下巴。她不吃午饭，只管睁着眼睛怔怔地瞅着我们的盘子。每次目光接触时，她就咧开嘴巴微微一笑。这可是她第一次经营民宿呢。说着，她咯咯笑起来。以前她从不曾接待临时房客，因此，如果她把我们当自己的小孩看待，我们千万不要责怪她。

她的几个儿子回家了。十几岁的小伙子，个头长得挺高，但神态却很冷漠，不像他们的母亲那么热诚。一走进饭厅，兄弟们就在餐桌旁坐下来。马辛德拉太太拿过一把汤匙，把菜肴舀到儿子们的盘子里，接着也帮我们舀一些。

她扑哧一笑，瞅了瞅大儿子，对我们说：

“我希望他讨个外国老婆。”

儿子没有回应。

我们谈起德里的天气和最近这一波热浪。

“我们才不怕热浪呢，”男孩说，“我们的卧室都装有空调。”

马辛德拉太太望了我们一眼，促狭地笑了笑。

那天下午，她坚持带我们出门走一趟，到城里买点东西。她想给楼下那个房间买几幅窗帘。我们说，她刚才带我们看的那个房间，里头的窗帘可都是簇新的，看起来挺高雅挺精致的。她说，不，不，我们太客气了。今天下午她一定要买几幅新窗帘，她希望我们充当她的外国顾问。

于是，我们开车回到市中心。一路上，马辛德拉太太不时伸出手来，指着车窗外那一座座矗立在德里城中的纪念碑，叫我们观看：胡马云②陵寝、印度门和拉什特拉帕提·巴凡纪念碑。

“新德里，新德里！”马辛德拉太太幽幽叹息起来，“印度的首都。”

我们从一家商店逛到另一家，也不知逛了多久。越走越疲累，我还得打起精神，有一句没一句跟马辛德拉太太闲扯。“瞧！”我伸出手臂，指着店里摆着的那一堆花哨的、鞋尖高高翘起的东方式绣花拖鞋，对马辛德拉太太的儿子说：“瞧，这些鞋子多可爱。”

“太俗了！我们不穿这种鞋子。”

这几家铺子的店员都认得马辛德拉太太。一走进店门她就向大伙打招呼，亲切得不得了。店员们赶紧搬来椅子。她坐下来，一边伸手摩挲着布料，一边跟店里的人寒暄闲谈。一卷又一卷窗帘布摊开来，展现在马辛德拉太太眼前。她不动声色，只管笑眯眯看着，然后笑眯眯站起身来，走出店门。她的举止非常优雅自信。她光看不买，店员们也不会生气。她心里早就有个谱，知道自己需要哪一种窗帘。逛了半天，她终于找到她想要的布料。

那天傍晚，马辛德拉太太带我们参观她家的壁炉。那是她老公亲手设计的，形状不规则，挺花哨的。石栏上的凹洞（用来装置电灯）模样也很花哨，同样出自她丈夫的手笔。

“瞧！多么现代啊！我们家的装潢和摆设全都是现代的风格。”

第二天早晨，油漆匠来到马辛德拉太太家，重新粉刷那间没人使用的、才刚粉刷不久的房间，以搭配昨天下午买回来的窗帘。

马辛德拉太太闯进我们的房间。吃过早餐，我们脱掉外衣，正躺在床上吹风扇。她一屁股在床边坐下来，一边跟我们聊天，一边把玩着我那位女伴的丝袜、鞋子和胸罩。她对这些东西的价钱很感兴趣。在她怂恿下，我们爬下床来，跟随她到隔壁房间看油漆匠干活。她拿出窗帘布料，站在刚油漆过的墙壁旁边，问我们颜色到底配不配。

平日在家，马辛德拉太太闲着没事，成天只管盘算如何花掉那笔每个月三千卢比的家用钱。她有个要好的朋友，“梅塔太太。秘书。妇女联盟。梅塔夫人。空调和其他家电最有名的品牌也叫梅塔。”这个名字经常出现在广告上，我们早就耳熟能详。马辛德拉太太定期探访梅塔太太。马辛德拉太太定期咨询她的占星师。马辛德拉太太定期上街购物，到庙宇烧香。她的日子过得既充实又甜蜜。

那天下午，一个身材高大、年纪约莫五十岁的男子来到马辛德拉太太家。他说，他在报上看到广告，知道这儿楼下有个房间（我们现在住的那间）要出租。这位男士穿着双排扣灰色西装，一口英语带着浓重的、硬邦邦的军人腔调。

“嗯。”马辛德拉太太把眼睛瞄向别处。

西装革履的男士继续讲他的英语。他告诉马辛德拉太太，他是一家大公司的业务代表——跟外国有关系的公司。

“嗯。”马辛德拉太太的眼神一下子变得空茫起来。她伸出一只手，托住下巴。

“晚上不会有人在这儿睡觉，”男士仿佛有点心虚，舌头开始打结。也许他忽然想到，和报纸上的招租广告所招徕的那些“外交人员”相比，他那家公司根本不算什么。“我们可以预付一年租金。租约一签就是三年，怎么样？”

“嗯！”马辛德拉太太用印度斯坦语回答这位男士的英语。她说她必须征求她丈夫的意见，况且，还有好多人对房子感兴趣。

“我们打算把这间房子当作办公室使用，没有其他用途，”男士似乎有点恼怒了，也许，他觉得他的尊严受到了冒犯。“晚上我们只留下一个人，在这儿守夜。您住在这儿，绝对不会受到任何干扰。我们现在就可以预付一万两千卢比租金。”

马辛德拉太太只顾睁着眼睛，茫茫然，不知瞪着什么东西，仿佛在嗅着墙上的新油漆，或者盘算着什么时候才把新窗帘挂上去。

“笨蛋！”男士前脚才跨出门坎，她就哧的一声笑起来，“这家伙跟我讲英语呢！假洋鬼子。笨蛋。”

隔天早晨，她绷着脸，闷闷不乐。

“信。我公公写信告诉我们，这两天他就要来我们家住一住，”原来是这件事让她不开心。“老人家一天到晚唠叨，碎碎念，叫人受不了。”

那天下午我们外出回来，一进门，就看见她一脸哀伤，跟一位身穿印度服装的白发老者坐在一块儿，态度颇为恭谨。霎时间，她整个人仿佛缩小了，怯生生的，一副如坐针毡的模样。向白发老者介绍我们时，她特地强调我们的外国背景和来历，然后她就把眼睛瞄向别处，自顾自发起呆，不再吭声。

白发老者一脸狐疑，上下只管打量我们。一如马辛德拉太太向我们暗示的，这位老先生果然很健谈。他对自己，尤其是他的年龄（约莫六十出头）感到颇为自豪。他跟我们谈起他的一生——他谈的并不是他的经历，而是他在六十年岁月中所养成的习惯。他告诉我们，每天早晨他四点起床，出门散步四到五英里，然后回家阅读《薄伽梵歌》的若干篇章。这个生活习惯他已经保持了四十年，值得向年轻人推荐。

马辛德拉太太忽然幽幽叹息一声。我看得出来，她早已经受够了公公的唠叨。为了让她喘口气，我只好硬着头皮跟老先生攀谈，央求他告诉我们他的经历。但他这一生并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事迹值得向我们报告。他所能提供的只是他居住过和工作过的一连串地点。我向他提出具体而明确的问题，要求他描述他待过的那些地方，譬如山川景色、人文地理等等。但马辛德拉太太似乎不明了我的用心。她并不接受（也许，基于为人媳妇的职责，她不能接受）我的帮忙。她一径坐在那儿，默默受苦。到头来，被我赶走的并不是马辛德拉太太，而是她的公公。他终于走出屋子，独个儿坐在屋前那座小花园里。

“你好调皮啊。”马辛德拉太太瞅了我一眼，笑了笑。她的神情看来很疲累。

“夏天到了，”晚饭后，老头子忽然说，“我在屋外旷野上睡觉已经两个礼拜了。每一年，我总是比别人早几个礼拜，跑到户外睡觉。”

“今晚，您就睡在屋外吗？”我问道。

“当然。”

他就在大门外打地铺。我们看得到他，毫无疑问他也看得见我们。凌晨四点——看看天色，准没错，我们听见他起床，出门散步之前先上厕所，漱口，噼里啪啦，不知搞些什么名堂，然后关上房门。再过一会儿我们听见他回来。起床后，我们看见他正在阅读《薄伽梵歌》。

“每天早晨散步回来，我总会读几页《薄伽梵歌》。”老先生告诉我们。

读完圣诗，他就在屋子里闲晃。他找不到事情做。想不理他，还真办不到。他总会找机会跟你攀谈，喋喋不休，没完没了。我开始怀疑这老头在监视我们。

下午，出外回来，我们撞见我们真的不想看到的一幕：又一个应征者上门来，打算租下这栋屋子楼下的房间。那位准房客看起来怯生生的，忸怩不安。跟他面谈的是马辛德太太的公公。老头子态度还算和善，但口气却咄咄逼人。我看得出来，他责备的对象是他的媳妇。可怜的马辛德拉太太，她羞得无地自容，只好把脸孔埋藏在她那身莎丽装里。

此后，她再也没有多余工夫照顾我们了。公公前脚才跨进她家门槛，她整个人就萎缩成一团，变成一个典型的印度小媳妇，可怜兮兮。如今，我们难得有机会听她提起她对进口物的热爱。我们变成了她的包袱。每次静静坐在一旁，聆听我们跟她公公的谈话，她偶尔会看我们一眼，脸上绽露出疲倦的笑容。我们知道，她也很无奈，毕竟她是人家的媳妇。跟她相处一段时日，我们只有在头一天，看到她那神采飞扬，浑身充满活力的模样。

那个周末，我们计划到乡下走一趟。我们几乎是抱着愧疚的心情告诉马辛德拉太太，我们必须抛下她，让她在屋里跟她公公单独相处几天。不料，听到这个消息，她眼睛登时一亮，仿佛听到天大的喜讯似的，整个人又活跃了起来。她说，放心去吧，好好玩一玩，把行李留在房间里，她会帮我们看着。她喜滋滋地帮我们打点行装，还特地做了一桌好菜，让我们饱餐一顿，然后才送我们出门。她站在屋前那一座石头砌成的花哨的篱门下，挥着手，目送她家那位比哈尔司机（记得马辛德拉太太管他叫“笨蛋”）载着我们离去。身材丰腴，脸容哀伤，眼睛睁得又圆又大的马辛德拉太太！

到乡下度周末！我们心中浮现起沁凉幽静的乡野风光：一丛丛浓荫密布的树木、一畦畦苍翠的农田、一条条流水潺潺的小溪。离开德里，我们心里唯一想望的东西就是水，但一路上却没看见一条溪流，没遇到一处浓荫。这儿的道路只是一条窄窄的碎石路，两旁的路面铺着泥巴，尘土飞扬。路边的树木和田地都沾满了沙尘。途中，我们驱车穿越一片褐色的旷野，极目荒凉，好几英里不见人烟。旅途尽头出现一座小镇。不巧，我们抵达时，镇中正发生一桩凶杀案。杀人的穆斯林逃掉了。被杀的印度教徒的尸体，得赶在天亮前秘密火化。然后，警方得严密监控两边人马，防止发生骚动。整个周末，我们的主人忙着处理这个案子，没工夫招待我们。我们只好待在警局，享受那高高悬吊在天花板上的电扇吹出的凉风。墙上挂着一个框子，里面镶着一张纸，纸上罗列着几十条用打字机打出的简化法令规章。对面墙上装设着一个壁炉。它让我们联想起冬天，但这会儿冬天离我们可远得很哪！我这一辈子，不论到哪里，时机总是不对，感觉上就像在标志不清楚或不实在的火车站盲目摸索，一路上遇到的总是月台上那架已经故障多年的餐点贩卖机、产品早已停止销售的广告、过时的火车时刻表。这个警局里，壁炉架上方挂着一张照片：在一片荒芜风蚀的土地上，一棵树孤零零矗立在一条干涸的小溪旁。这张照片流露出来的那种憔悴和坚忍是印度这个国家特有的。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

天空渐渐阴暗下来。我们搭火车回到德里。一路上，我们等待暴风雨来临。后来我们才发觉，天上那一团团看起来像雨云的东西，其实是沙尘。火车上的茶房欺骗我们（几个月后，在这列火车上，这个小伙子又会再欺骗我们一次）。一位乘客谈起政府官员的贪渎，其他乘客纷纷发言，大骂政府腐败。起风了，沙尘四处飞扬——工程师告诉我们，水不能渗入的地方，印度的沙尘都钻得进去。我们渴望回到城中，渴望洗个热水澡，然后把自己关在门窗紧闭冷气开放的房间里。

回到马辛德拉家，只见楼下一片漆黑。大门上了锁。我们没钥匙，只好拼命按门铃。过了好几分钟，一个仆人蹑手蹑脚打开大门，悄声叫我们进去，把我们当成他自己的朋友似的。我们的房间可一点都没变，和我们离开时一模一样：床铺凌乱不堪，行李原封不动，信件、各种传单和好几只装满烟蒂的烟灰缸，依旧散置在床头茶几上。整个房间乱成一团，静悄悄的，四处布满灰尘。我们仿佛听见楼上的房间（就是马辛德拉太太摆放印度式黄铜制温热器的房间）有人压低嗓门吵架。

仆人告诉我们，老爷从森林回来了，正在跟夫人拌嘴呢。“老爷对夫人说：‘你让临时房客住进我们家？你拿他们的钱？’”

我们明白了。原来，我们是马辛德拉太太的第一批（肯定也是最后一批）临时房客。她平日待在家里，闲极无聊，想找几个房客来陪她解解闷——前些天上门来谈租约的几位男士，大概也跟我们一样，变成了马辛德拉太太解闷的工具。也许，妇女联盟秘书梅塔太太也把她家楼下房间租出去。也许，梅塔太太家住过一连串显赫的外国临时房客。

可爱的马辛德拉太太！每个月三千卢比的家用费，她还嫌不够呢，竟然瞒着她老公把楼下房间租出去，弄点私房钱。但她对我们的照顾和关怀却是真诚的，洋溢着一股印度式的温情。这一辈子，我们再没见过她，也再没见过她的儿子。我们从没看见过她丈夫。至于她公公，我们只听见他在屋里屋外走动的声音。我们躲藏在自己的房间里，竖起耳朵，等待他就寝。隔天早晨，我们听见他起床，接着听见他出门散步。我们又等了好几分钟，然后才悄悄爬下床，拎起行囊，蹑手蹑脚钻出大门，叫醒在附近排班候客的出租车司机，扬长而去。过了几天，我们通过一位朋友，把我们应该付的房租寄给马辛德拉太太。

酷暑中的德里，如今回想起来，朦朦胧胧有如一团迷雾。留存在我们记忆中的是远离尘嚣、退隐到阴凉处的那些时刻：阴暗的卧房，午餐，门禁森严、与世隔绝的俱乐部，大清早开车出城探访图古鲁克禁城遗迹的旅程，“森林大焰”的奇观。在印度，观光旅游是挺累人的一件事。很多景点，你必须打赤脚才能进入。印度教庙宇的入口处总是泥泞不堪，而清真寺的庭院却又热烘烘的，比晌午的热带沙滩还要烫脚。每一座庙宇和清真寺门口，从早到晚聚集着一群闲人，一看到观光客穿着鞋子进来，他们就蜂拥上前，把他给团团包围住。每次看到这帮人嬉皮笑脸、游手好闲的德行，我就忍不住冒火。同样让我觉得刺眼的是墙上张贴的告示：“如果您觉得脱掉鞋子有损您的尊严，本寺愿提供拖鞋，供您暂时穿用。”在德里城中的河阶浴场，游客必须打赤脚，在滚烫的沙地上步行很长一段路程，才能抵达甘地火葬的地点。我不想忍受这种不必要的折磨，拒绝跟随观光局向导走上去，一个人在树荫中坐下来——脚上穿着鞋子，活像一个异教徒。身穿蓝色衬衫的印度学童，四处逡巡徘徊，寻找美国观光客。这些男孩子看来都很健康，一副营养充足的模样，脚上穿着整齐的鞋子，手里抱着课本，神态显得非常骄傲。一看见美国老太太出现，他们就纷纷拔起腿来，蜂拥上前。这些老太太早就听说印度是很穷的国家，一看见学童们跑过来，立刻停下脚步，打开荷包，掏出硬币和钞票，笑眯眯分发给孩子们。这会儿，那群被阻隔在大门外的职业乞丐纷纷伸出脖子，满脸艳羡，垂涎三尺，探头探脑地只管向门内张望。我已经被太阳晒得头昏。心头火起，我跳起身来，冲向那帮小毛头，恨不得狠狠揍他们一顿。孩子们吓得一哄而散。那群美国老太太瞪着我，上下打量不停。她们还以为我是年轻而骄傲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呢。管他的，她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我气咻咻跑回游览车上，浑身疲累不堪，心里觉得很羞耻。

这就是我对德里的感受。如今，每次走进印度政府的衙门，我就忍不住扯着嗓门大叫。看到那一排排坐在长长的办公桌前、埋首在一沓沓文件堆里、核查各种各样的纸条或数着钞票（一百卢比扎成一捆）的年轻人，我心里就有气。天晓得，这些印度人每天在穷忙什么！“别向我抱怨。你可以通过适当的渠道提出申诉。”“通过适当的渠道！适当的渠道！”碰到这帮人，你只好自认倒霉。冷嘲热讽对印度人是不会发生效用的。“别向我抱怨。要抱怨就去找我的上司。”“妈的！到底谁是你的上司呀？”我存心挑衅，希望能激怒这帮小官僚，但我得到的响应往往只是冷冷的一瞪。面对这样的反应，我还能怎样呢？就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我只感到疲累和羞耻。

在路提彦市③，我要求隐私和保护。这样我才能设法让自己冷静下来，免得一时失控，又让自己变成一只暴怒的猛兽。参观这座新城，在那一排排隐藏在商店的招牌和稻草编成的百叶窗后面的柱廊，在那无比恢弘的景观中，我可以感受到一种优雅的格调和气派：新建的塔楼矗立在林荫大道尽头，古老的圆顶寺院坐落在另一端，遥遥相对。这儿，我可以感受到在孟买常听人们谈起的那种“精心设计”的气氛。我可以感受到它作为一个新首都的骄傲和兴奋。这份骄傲，显现在星期天早晨“运动俱乐部”的聚会中：一群前任联合国官员聚集在这儿，以地方总督的口吻，谈论刚果的战乱。这份骄傲也显现在报纸刊登的消息中：设立在德里的外国大使馆，争相为德里市民提供“文化”休闲活动。这座城市终于获得它应有的崇高国际地位，随之而来的，是各式各样的“外交”新玩具。然而，在这座城市中，我却被迫从一个阴暗的房间躲进另一个阴暗的房间，以逃避户外的现实——逃避那满街的灰尘和毒辣的阳光，逃避那成群身穿花哨莎丽、在建筑工地上干活的低贱妇女。（在印度，只有出身卑贱的妇女，才会穿花哨的莎丽。）在我眼中，这是一座虚幻不实的城市，骤然间从平原上冒出来：十七和十八世纪废墟中，矗立着一幢幢超现代建筑物。乍看之下，这座壮观的城市显示着它拥有一块富饶、繁荣的腹地，但事实上，我们搭了二十四个小时的火车，前来德里时，一路所见尽是烈日下一片荒凉贫瘠的土地。

而今，傍晚时分，钻进斯利那加特快车的铝制车厢，躺在卧铺上，等待开车的当儿，回想这些天在德里的经历，我对印度那纷纷扰扰的乱象竟然开始感受到一种莫名的、近乎邪恶的愉悦。我喜滋滋地回味当初花费二十四个小时、搭乘火车前来德里的旅程；我喜滋滋地期待那即将展开、一路北行、穿越旁遮普平原把我带到全世界最高的山脉的长达三十六个钟头的旅程。我感到庆幸，这会儿我能够躲藏在豪华车厢里，跟外面的丑恶现实隔绝开来，虽然，透过那悬挂着橡胶珠帘、随时可以打开的车厢，我还是看得见月台上的景物：头缠红布巾的脚夫、贩卖书报的印度手推车、四处叫卖的小贩。车厢中的电扇悬挂得那么低，以至于从我的铺位望出去，整个月台仿佛覆盖着一支支旋转不停的电扇叶片。这些景物，我原本恨得要死，而今我却对它产生一份依恋之情（我也知道这种感觉很虚妄），因为一旦火车开行，进入克什米尔后，气温陡然下降二十度，这些景物都会消失，一切又会恢复正常。

从车厢中望出去，夜晚的旁遮普平原一片漆黑，悄无声息，只看得见火车投射出去的一圈圈不断移动的灯光。一间寂静无声的小茅屋，黑的，蹲伏在暗沉沉的田野上，等待黎明。此外，我还能期望看到什么呢？早晨，我们抵达帕坦科特，克什米尔铁路线的“终点”。这个词的英文具有强烈的科技、工业和戏剧色彩，一路上我却常常在那些讲印地语的乘客口中听到，心里不免觉得怪怪的。清晨时分，车站凉飕飕的。晨曦中，我们隐约可以看到周遭的丛林，感觉上，山脉仿佛就在附近，后来我们才知道山脉距离这儿远得很哪。下车时乘客们纷纷穿上羊毛衫、夹克、羊毛背心和套头毛衣，戴上花哨的帽子，甚至戴上手套。这些毛织品全都是适合在小阳春假期穿着的衣物，严格说，这会儿还不需要，但人们把它们都穿在身上，心中期待着即将展开的克什米尔假期。

在邻近巴基斯坦边界的这一片平坦的灌木丛生的原野，最初我们只察觉到印度陆军的存在：树立着一个个路标的军营、用石灰水粉刷的营房、成排的军用卡车和吉普、两三辆操练中的轻型坦克。士兵们身穿橄榄绿战斗服，头戴丛林帽，走起路来昂首挺胸，雄赳赳的，看起来挺帅气的，跟一般印度男子很不一样。中午，我们在查谟市停歇一会儿。吃完午餐，我们沿着印度军队在一九四七年巴基斯坦入侵时兴建的山路，进入克什米尔。天气越来越凉爽，沿途尽是山丘和峡谷，从车窗内望出去，只见层峦叠嶂一路绵延到天边，渐渐隐没。我们搭乘的巴士行驶在奇纳布河畔。车子一路往上攀爬。我们回头一看，只见河水注入一座四处漂荡着木头的峡谷中，汹涌澎湃。

“您打哪儿来啊？”

印度人最爱问陌生人这个问题。每一天，我都得回答五次。现在我又得再解释一次了。

他坐在走道对面那个座位，身上穿着西装，看起来还满体面的。他头顶光光，鼻子尖尖（古吉拉特人特有的那种鹰钩鼻），脸上流露出愤世嫉俗的神情。

“对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您有什么看法啊？”

这又是印度人喜欢问陌生人的问题。我装作没听出里头蕴含的讥讽。

“别客气，把你心里的想法坦白说出来吧。”

“还不错，印度很有趣。”

“有趣。你命好，不必住在这个国家。我们全都被困在这儿。知道吗，这就是我们的处境：被困在一个地方，动弹不得。”

坐在他身旁的是他那个身材丰腴、一副心满意足模样的太太。显然，她对我和她丈夫之间的谈话没有兴趣，却老是趁着我望向窗外，偷偷打量我。

“举国上下贪污腐败，结党营私，”他告诉我，“人人都想离开印度，进入联合国工作。医生全都出国去了。科学家到美国发展。这个国家的前途一片黑暗。能不能请问你，你在你的国家一个月赚多少钱？”

“一个月，大概五千卢比吧。”

我这拳打得太重了点，但他咬紧牙关承受了。

“你赚那么多钱，从事什么工作啊？”

“教书。”

“教什么啊？”

“历史。”

他显然不以为教历史值得骄傲。

我赶忙补充：“另外还教一点化学。”

“很奇怪的结合。我自己就是一位化学老师。”

每一位浪漫文人都会遇到这种事情。

我说：“我在综合制中学教书，什么东西都得教一点。”

“原来如此，”他脸上的迷惑忽然转变成恼怒，鼻子开始抽搐起来，“奇怪的结合。化学和历史。”

我开始感到不耐烦了。在这趟旅程中，我还得和这个家伙相处好几个钟头。我不想再跟他闲扯，就转身去哄一个哭闹不休的小孩。但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幸好，没多久车子就在路旁一个能俯瞰翠绿山谷的休息区停驶下来，让乘客们出去透口气，活动活动筋骨。山中松林密布，空气十分清凉。这会儿在我们的感觉中，印度的平原就像一场疾病，病愈后你再也记不起生病时的感受。我们带来的毛衣终于派上用场。克什米尔假期真正开始了。回到巴士上，我发现那位化学老师已经跟他太太换座位。看来，他也不想跟我闲扯。

抵达巴尼哈尔镇时，天已经黑了。夜凉如水，客栈暗沉沉的，四处看不见一盏电灯。服务生点起蜡烛，为我们准备晚餐。月光下，山腰上那层层叠叠的梯田看起来就像镶着铅条的老旧的格窗玻璃。隔天早晨，一觉醒来我们却发现，原来，山中的梯田竟是那么苍翠润湿，绿油油的一片。车子穿过巴尼哈尔隧道，一路往下行驶，经过一座座宛如童话般绿草如茵、坐落在杨柳丛中依偎着潺潺流水的村庄，最后进入了克什米尔河谷。

克什米尔天气凉爽，色彩缤纷：满田金黄的芥菜、白雪皑皑绵延天际的群峰、顶头那一片蔚蓝的苍穹——在克什米尔的天空中，我们又看到了那一团团变幻莫测、仿佛在演戏的云朵。男人们身上裹着褐色毛毯，伫立在迷蒙晨雾中，头上戴着毡帽、遮住耳朵、打着赤脚的牧童出没在那一座座陡峭湿滑、乱石满布的山坡上。中途我们在卡齐宫镇停车，打尖歇息。阳光下满镇尘土飞扬，市场乱糟糟闹哄哄的，沁凉的空气中四处弥漫着木炭、烟草、菜油、陈年垃圾和粪便的气味。铺着泥巴的屋顶上，野草丛生。我记得在我小时候阅读的《西印度读本》中，有一则故事提到，一个愚蠢的寡妇把她家的母牛牵到屋顶上去。现在我终于明了，她为什么会这么做。一辆辆巴士载着一群群胡须染成红色的男子，朝南边开去。刚才我们就是从那个方向进入这座城镇。又有一辆巴士驶进城中，停下来。守候的群众纷纷拔起腿来，蜂拥上前，推推挤挤聚集在车窗前。车中一个满脸倦容、两眼布满血丝的男子伸出枯瘦的一只手，向大伙挥别。他和车中其他乘客一样，要去麦加朝圣。在这个群山环绕的山谷，吉达港，显得多么遥远啊。这个阿拉伯进香客港口礁岩密布，处处险滩，把湛蓝的海水转变成翠绿色。城中那一间间炊烟缭绕的茅舍里，胡须浓密、眼睛淡灰色的锡克人（不久前他们还是克什米尔的战士和统治者），坐在地板上煮东西。每一家小吃摊上都挂着花哨而醒目的招牌。笨重的白色杯子布满裂缝，桌子摆放在露天的地方，上面铺着格子花纹油布，桌下的地面早已经被吃客踩踏成烂泥巴了。

山脉一座接一座不断向后退却，河谷渐渐扩展，变成一畦畦土质松软、水源充足的田野。车子沿着河畔那一排白杨和垂柳行驶。抵达艾旺提普尔时，在一座散布着一间间小木屋的、宛如童话的村庄外，我们骤然看到一堆灰色石头，矗立在平野上。这座废墟在建筑学上属于所谓的“楣式结构”④。门廊上矗立着一根根坚实的方形柱子，陡峭的石砌山形墙雄踞在廊柱顶端，神龛四周环绕着一排石柱，规模宏伟，气象万千，但却也显得有点笨拙，这让人的思绪不禁飞回到了数个世纪之前充满虔敬的古代。后来我们听说，这座废墟原本是一间印度教庙宇，兴建于公元八世纪。车子经过这座古迹时，没有一位乘客失声惊叹，没有一只手伸出车窗指指点点。印度人生活在废墟中，对什么都早已习以为常。印度这块大地上处处散布着古迹和雕像，没什么了不起。在斯利那加城外的潘德雷桑镇，军营旁边就有一座风格相似、规模较小的庙宇。士兵们正在操练。一辆辆军车和一栋栋营房，排列得整整齐齐。马路旁边树立着军部的告示牌，飘扬着师部的军旗。

我们的车子在“入市税征收处”停下来。这是一幢洋溢着中世纪风情、模样十分古雅可爱的建筑物，门口停放着成排“达达－奔驰”货车。这些车子的尾板装饰得十分花哨，上面印着几个花体字“请按喇叭”，底色不是赭红就是粉红。店铺中聚集着一群浑身裹在毛毯里的男子，他们坐在高耸的地板上，抽着水烟。我们绕过市中心，走进一条两旁矗立着一排高大的法国梧桐的林荫大道——克什米尔人相信，这种树木的阴影十分清凉芬芳，具有医疗作用。我们来到一栋簇新的红砖建筑物的庭院。“游客接待中心”就坐落在这儿。对街树立着一块巨大的告示牌，上面张贴着尼赫鲁总理的照片和训词；他老人家呼吁民众，把外国游客当成朋友看待。告示牌下聚集着一群克什米尔人，大呼小叫，态度十分嚣张，连那些头上缠着布巾、手里握着警棍、昂首挺胸高视阔步的印度警察，也不太敢招惹他们。

这群大呼小叫的男子中，有一些是船屋的主人或是他们的仆从。乍看之下，我们真不敢相信这帮人拥有一栋像样的房屋，能够提供游客膳宿服务。但船屋确实存在。这些漆成白色的水上住宅坐落在湖中，依偎着苍翠的岛屿，白白的、长长的一排，跟湖畔群山上的积雪相互辉映。湖岸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道水泥阶梯，从湖滨大道通往水晶般湛蓝的湖水。或蹲或坐，一群男子聚集在阶梯上抽着水烟。他们的游船，克什米尔人管它叫“施客啦”，挨挤成一团停泊在岸边，船上撑着遮阳篷，船舱中铺着坐垫，红黄两色，煞是好看。我们搭乘游船前往湖中的船屋。踩着岸边一座小巧可爱的阶梯，我们走进船屋中。一看到里面的陈设，我们整个人都呆住了：地毯、黄铜器皿、镶在镜框里的照片、瓷器、墙上的精工镶板、擦洗得亮闪闪的家具——全都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古董。刹那间，闹哄哄的艾旺提普尔城和整个印度，全都消失了。进入这间船屋，我们仿佛置身在“英国人的印度”。主人拿出过去好几十年来房客留下的早已经泛黄的便函和各种推荐信让我们观看。其中有好几张请帖——船屋的主人受邀参加英国军官的婚礼（这些军官现在都已经当上祖父了吧）。在镇上的游客接待中心，这位船屋主人显得那么的卑微，他低声下气，踩着脚踏车，一路跟随我们乘坐的出租双轮马车，哀求我们造访他的船屋。这会儿，前脚才踏入屋门，他整个人就完全变了个样。他脱掉鞋子，在地毯上跪下来，向我们奉茶。霎时间，他的举止言谈变得有如瓷器般精致高雅。在今天的印度，你难得遇到对传统礼节这么娴熟的人。他拿出更多照片（他父亲的照片、他父亲的房客的照片）和更多的推荐函，让我们观赏。他最爱讲英国人在船屋举行盛宴的故事。

屋外，积雪覆盖的群山环绕着湖泊。阿克巴大帝⑤建造的哈里·帕尔巴特堡矗立湖心。远处，白杨丛生的地方，我们看得见湖滨小镇雷纳瓦里。隔着一片空旷的水域，湖对岸苍翠的山坡上有一座花园。看起来，经过千百年的冲刷，山顶流失的土壤已经把山腰上的石缝全都填塞了。这座莫卧儿皇家花园，规模十分宏伟，气象万千：高耸的平台、笔直的线条、矗立在花园中央的亭台楼阁、宛如阶梯般一级一级往下流淌的水道。在克什米尔，我们可以接受莫卧儿人和印度教徒。但英国人在这儿出现——他们遗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歌谣、书籍和那些遗留在全世界最壮丽的花园“夏丽玛”的手印，却让我们觉得难以接受。英国人竟然闯入这个四面环山的幽谷，盘踞这座处处可见水烟袋和俄式茶壶的城市。今天，在城中那条名为“官邸路”的街道，我们可以看见一间专供藏族商旅住宿的客栈，坐落在尘沙弥漫的广场上。那些藏族人穿着长统靴，戴着毡帽，把头发编成辫子，身上的衣裳灰扑扑、脏兮兮的，一如他们那饱经风霜的脸庞。男人和女人装扮一模一样，分不出性别。

我们没租下船屋。里面藏放的各种遗物和纪念品，到今天依旧显得那么的个人化，那么的感人。它们所代表的浪漫传奇跟我毫无关系，而我也不可能把这些遗物跟它们的传奇分隔开来。住进这间船屋，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闯入者，就像我在当地俱乐部所感受到的那样。这些俱乐部的撞球场的墙上依旧悬挂着三十年前的漫画（镶在镜框里），但图书室乏人照料，早就荒废了，一整个世代的品位被冻结封存起来，而吸烟室墙上依旧悬挂着几幅污痕斑斑的铜版画，画中的彪悍骑士据说是“亚菲迪人”或“俾路支人”⑥，但透过灰尘满布的玻璃，我们实在看不清楚他们的马上英姿。印度人大可以悠游自在、无拘无束地穿梭在这些遗物间，它们所代表的浪漫传奇，其中有一部分一直属于他们，而今，他们把这段传奇整个地继承下来。我既非英国人也不是印度人——他们的光荣历史，我无从分享。

①比哈尔，印度东北部的一个邦。

②胡马云（Humayun，1508－1556），印度莫卧儿王朝第二任皇帝。父亲为16世纪征服印度、建立莫卧儿帝国的蒙古大将巴伯尔（Baber，1483－1530）。

③路提彦（Sir Edwin Landseer Lutyen，1869－1944），英国著名建筑师，新德里的市区规划与建设大都出自其手。“路提彦市”特指由他负责设计的德里新市区。

④楣式结构，建筑中使用“横楣”而不用“拱”的构造方式。

⑤阿克巴大帝（Akbar，1542－1605），莫卧儿王朝皇帝，1556年至1605 年间在位。

⑥亚菲迪人，骁勇善战的民族，现居住于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开伯尔山口一带。俾路支人，俾路支斯坦的贵族和统治阶层。

第二部

第五章 达尔湖中的童话屋

丽华大饭店

一流设备·抽水系统·业主巴特

我们的旅程快结束时，这块招牌才出现。“我是诚实的人。”C级船屋的主人对我们说。那时，我们正站在他那腐朽的船屋中一个长满霉菌污痕斑斑的舱房里，面对一个白色的水桶。“我如果告诉你们，这间房子有抽水马桶设备，那就是不诚实。”然而，在丽华饭店大厅中，业主巴特先生却一边向我们出示一沓薄薄的推荐函，一边指着翠绿墙壁上悬挂的好几幅照片，对我们说：“装置抽水系统之前拍的。”显然，他强调的重点不同。我们望着照片中那一张张笑眯眯的脸孔。至少，我们不会被这样出卖。为了驱除游客的疑虑和猜测，那块招牌树立在铺着沥青的屋顶上。在三盏电灯照射下，从湖畔的商羯罗查尔雅山远远眺望，你肯定可以看到它。

我们真不敢想望，这家旅馆会有这么先进的设施。它坐落在湖中一个岛屿（长约八十英尺、宽三十英尺）的一端，是一栋粗糙的双层建筑物：赭红色的混凝土墙、绿色和巧克力色的梁木和窗棂、未上漆的波状铁皮屋顶。整个旅馆总共有七个房间，其中一间是餐厅。实际上，这家旅馆是由两栋房屋构成的。一栋坐落在岛屿一角，两面墙壁不断被湖水冲刷。楼上楼下，各有两个房间。一条窄窄的木造回廊环绕着顶楼。另一条回廊搭建在湖面上，环绕着底楼的两边。第二栋屋子楼下有一个房间，楼上有两个，其中第二个房间是一个半圆形、多边的木造楼阁，从主屋凸伸出来，地板用好几根木竿子支撑着。一座木梯通到连接两栋屋子的走廊。整幢建筑物屋顶铺着涂上沥青、有棱有角、设计极为繁复的波状铁皮。

整个旅馆给人的感觉是粗糙、草率、急就章，就像它的主人留给游客的第一眼印象。巴特先生小心翼翼走到栈桥上，迎接我们。他头上戴着一顶缩小的、俄国式的克什米尔毡帽。他身上那件下摆长长的印度式衬衫，从他腰下那条宽宽松松的长裤中，探伸出来，飘荡在他上身披着的棕色夹克下面。这副装扮显示，这个人并不十分可靠。他脸上那副宽边眼镜让人联想起心不在焉的学者，可是，他手中却握着一把铁锤。陪伴在他身旁的是一个瘦小的男子。他打赤脚，上身穿着一件脏兮兮、紧绷绷的灰色套头毛衣，下身系着一条宽大的白色棉裤，腰间扎着一根绳子。这个男子头上戴着一顶松垮垮的、羊毛编织的睡帽。这使他整个人看起来非常古雅，让人想到莎翁剧中的工匠。第一印象往往是不可靠的。这家伙叫亚齐兹。抽水系统犹未竣工。水管和马桶已经装设好，贮水槽虽然已经运到，但到现在还没开箱呢。

“一天，”亚齐兹用英语告诉我们，“两天。”

“我喜欢抽水马桶。”巴特先生说。

我们翻阅以前的房客留下的推荐函。两位美国客人非常热情，洋洋洒洒，把丽华大饭店着实夸赞一番。一位印度太太的留言说特别赞赏这家旅馆为度蜜月的新婚夫妇提供的“私密”。

“装设抽水马桶之前哦。”巴特先生说。

他的英语水平实在有限，说来说去就是这几句话。因此，我们只好通过亚齐兹跟他打交道。

我们开始讨价还价。为了避免受骗上当，我据理力争，态度咄咄逼人。后来我发现这一招还挺管用，虽然有点过分。一言不合，我就转身掉头而去，旅馆主人说好说歹，把我给拉回来。这倒很容易办到，因为船夫拒绝把我载送回湖滨的马路。想想自己奔波了一天，也够累了，我就在半推半就的情况下，跟巴特先生达成协议。最后，我订下半圆形客厅隔壁那个房间，客厅也归我使用。我需要一盏台灯。

“十到十二卢比，怎样？”亚齐兹说。

另外，我还需要一张书桌。

亚齐兹搬出一个矮板凳。

我伸出双手，比了比，告诉他我需要大些的桌子。

他指着草坪上摆着的一张老旧的、饱经风吹日晒的桌子，要我瞧瞧。

“我们会给它上漆。”

我伸出一根手指，敲了敲桌面。

亚齐兹比了个手势。巴特先生看出他比的是两根支柱，微微一笑，举起手里握着的铁锤。

“我们会修理。”亚齐兹说。

这时我才领悟，原来他们两个在玩某种游戏，而我莫名其妙变成了游戏的一部分。这会儿，我们置身在湖中一个岛屿上。放眼望去，周遭只见在湖面上捕捉鱼儿的成群翠鸟和一只只五彩缤纷、聚集在花园中啄食的戴胜鸟。岛上，芦苇、杨柳和白杨丛生。一排排船屋背后，我们眺望得到白雪皑皑矗立在天际的群山。此刻，站在我面前的却是一个头戴睡帽、蹦蹦跳跳的男子。花园尽头有一间新建的、还没上漆的小木屋，木屋坐落在柳荫深处，显得十分温馨可爱。那是亚齐兹的家。这个家伙耍起铁锤和其他工具来，真有一手。他很会巴结客人。他是一流的即兴演员，能够满足客人的任何需求。莎翁剧中的工匠是不戴睡帽的。这家伙看起来反倒比较像童话中的人物——伦伯尔士迪特斯金①或白雪公主手下的一个矮人。

“你先付定金，签三个月租约。”

亚齐兹嘴里冒出的这句英文，并不能消除他浑身散发出的童话般的魅力。巴特先生不会写英文。亚齐兹是个文盲。我只好自己写一张收据，然后在一本账册背后写下租约，签下名字。这本巨大的、看起来挺气派的账册摆在餐厅灰尘满布的架上，里面登录的账目乱七八糟，简直就像涂鸦一般。

“你写三个月？”亚齐兹问道。

我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所以我没写三个月。奇怪，这个文盲怎么看得出来呢？

“你写三个月。”

搬进去的前一天，我们出其不意地突然造访丽华饭店。这家旅馆还是上次我们看到的那个老样子，什么都没改变。一如上次，巴特先生站在栈桥上迎接我们，身上还是那副装束，脸上依旧带着心不在焉的神情。那张应该上漆钉牢的桌子现在还摆在草坪上，摇摇欲坠，没上漆也没钉牢。我要求的那盏台灯，连影子都没有。上次我们来看房子时，亚齐兹伸出一只手，摸了摸隔开浴室和卧房的那面墙，向我们保证：“我会给它再涂一层油漆。”他食言了。墙上那块布满节瘤的簇新木板凹凹凸凸，依旧涂着薄薄的一层蓝漆，十分鲜艳刺眼。巴特先生一声不吭，一路跟随我们参观房子，态度颇为恭谨：我们停下脚步，他也跟着停下脚步；我们查看某一件摆设，他也挤在一旁查看。看来，身为这家旅馆的主人，他也不敢确定我们会找出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浴室还是老样子：马桶装好了，但依旧贴着胶带；水管接上了，水箱却连影子都没有。

“不住了，”我说，“不住了，把定金还给我吧。我们走，不住这种地方了。”

巴特先生还是闷声不响。我们掉头走下阶梯。就在这当口，亚齐兹出现了。他依旧戴着睡帽，穿着套头毛衣，钻出他那间隐藏在柳荫中的小木屋，一路跌跌撞撞、踉踉跄跄地穿过花园，朝我们跑过来。他身上那件毛衣斑斑点点，沾着蓝色油漆——原来，这家伙还是个油漆匠呢。仔细一瞧，我们发现他鼻尖上沾着一大块油漆，怪模怪样的。他手里捧着一只马桶水箱，献宝似的，直送到我们面前来。

“两分钟！”他说，“三分钟！马上就装好。”

头上戴着羊毛睡帽、模样酷似白雪公主手下一个矮人的亚齐兹，我们怎么舍得抛弃他呢？

三天后，我们搬进这家旅馆。一切都准备停当。为了赶工，住在花园另一端的人全都拿着扫帚、刷子、锯子和铁锤前来帮忙。桌子已经整修好，用铁钉钉得牢牢的，桌面涂着一层已经开始剥落的蓝漆。一只巨大的电灯泡，顶端覆盖着一个半球形金属灯罩，用一根弯曲的、伸缩自如的支架托着，固定在一块镀铬圆盘上，一团乱麻似的纠缠在一起的电线，把灯泡和插头连接起来。（上回我交代过他们，我需要长度适宜的电线。）这就是我的台灯。我们走进浴室一瞧：马桶的水箱终于装好了。就像一位魔术师，亚齐兹伸手拉了拉马桶的链子——哇塞，水冲出来了。

一箱水冲完后，亚齐兹喜滋滋地告诉我们：“巴特先生说，这家旅馆不是他的，是‘你们’的。”

除了亚齐兹和巴特先生，丽华大饭店还有好几位员工，其中一位是清洁工。这个小伙子成天穿着一身脏兮兮、松垮垮的衣裳。另一位是负责拉客的外务员，叫阿里·穆罕默德。这家伙个头矮小，年纪约莫四十，一张脸苍白得就像死尸，加上他那口凹凸不平的假牙，保证你半夜碰见他会吓一大跳。每天出门拉客，他准会穿上一套印度式蓝条纹礼服（宽大的长裤配上一件没有翻领的外套），穿上鞋子，戴上克什米尔毡帽，随身携带一只装有表链的银表。一天两回，他钻出他那间坐落在花园尽头的小茅屋，把脚踏车扛到“施客啦”游船上，让船夫载着他穿过湖面，经过那一家矗立在水面上的西服店（一间小小的、歪歪斜斜的小木屋），经过一丛丛白杨和垂柳，经过一排排船屋，经过尼赫鲁公园，一路把他送到湖滨的石阶，让他在那儿登岸。然后他骑上脚踏车，沿着湖滨大道，前往游客接待中心。在那儿，阿里·穆罕默德站在门口的树荫里，跟那群聚集在尼赫鲁肖像下的马车夫、船屋主人或他们的员工一块儿拉客。此外，丽华大饭店还有一位厨子，克什米尔人管厨子叫“砍杀妈”。他的年纪比亚齐兹和阿里·穆罕默德大些，身材却挺拔得多。个头虽然矮小，比例却非常匀称，配上他日常穿着的那件长下摆衬衫和那条顶端宽松、底部尖细的长裤，使他整个人看起来满高挑的，简直就是玉树临风。（他那双脚长得挺秀气。）这家伙成天闷声不响，仿佛在想心事。可惜，他脸上原本十分端正的五官，全都被他那满肚子的火气扭曲得不成人样。他隔三岔五从厨房里钻出来，站在走廊上，一连好几分钟，只顾呆呆眺望着湖水。他那双赤脚有一下没一下只管敲击着地板。

我们在丽华饭店的第一餐，简直就像一场宗教仪式。餐厅水泥地板铺上老旧的草席，桌上摆着两只小小的塑料桶子，里面插着一束塑料做的长梗雏菊，红、蓝、绿、黄，色彩缤纷煞是好看。“巴特先生买的！”亚齐兹说，“六卢比哦。”他走出去拿汤。过了一会，我们就看见他和阿里·穆罕默德两人，各端着一盘羹汤，钻出小茅屋，蹑手蹑脚，小心翼翼沿着花园小径走回餐厅来。

“保温箱下个礼拜送来。”亚齐兹说。

“保温箱？”

“下个礼拜哦。”他压低嗓门，悄声说。他的口气听起来就像一位脾气很好的护士，正在哄一个被宠坏的、动不动就哭闹的小娃儿。他从肩膀上拿下一条餐巾，四处拍打，把那成群小苍蝇驱赶出餐厅。“没什么。天气有点热，小苍蝇都死了。大苍蝇飞进来，赶走小苍蝇。然后蚊子飞进来，叮咬大苍蝇。然后它们就飞走了。”

我们竟然相信他这套鬼话。他走出餐厅，站在外面那间从楼上凸伸出来的起居室下面。不一会儿，我们就听见他扯起嗓门，凶巴巴地向厨房或路过的人（看来是湖中的居民）大呼小叫，口气跟刚才哄我们时截然不同。透过我们身后的窗子，我们可以看见芦苇、群山、积雪和天空。在我们眼前，亚齐兹头上戴着的那顶睡帽不停晃动——他时不时把头伸进还没装上玻璃的窗框，窥伺我们。此刻，我们置身在一个陌生的异乡，但在湖中这座小小的岛屿上，我们受到妥善的照顾，没人敢伤害我们。一盘一盘佳肴美食，不断从花园尽头那间小茅屋中端送出来。大快朵颐之际，我们哪有工夫去想自身的安全。

看见我们吃得挺开心，亚齐兹也感到很高兴。他扯开嗓门，向厨子呼叫，口气颇为傲慢无礼。厨房里传出抱怨声，紧接着是一阵静默——显然，厨子被亚齐兹的大呼小叫给惹恼了。拖延了老半天，厨子才慢吞吞钻出小茅屋，走进餐厅跟我们见面，身上并没系着围裙，一脸腼腆，羞答答的。他做的菜还能吃吗？晚餐我们想吃什么呢？“喜欢什么样的茶点？小圆面包？喜欢什么样的布丁？浸过葡萄酒的杏仁布丁？乳脂松糕？苹果馅饼？”

白雪公主早已经离开人间，但是，她的烹饪技巧却一直留传在克什米尔湖中的一座岛屿上。

初春时节，早晨一觉醒来，有时你会看到山峰上覆盖着夜里飘落的雪花。湖水清澈冰冷。你看得见成群鱼儿聚集在芦苇丛中或湖床上觅食，就像一群陆地动物，太阳出来时，每一条鱼儿身旁都拖着一条黑影子。随着日出，气温陡然上升，这时穿上毛衣就会觉得很不舒服。淫雨总是跟随热浪而来。每逢下雨，湖中的天气就会突然变得寒冷起来。云层笼罩着群山，有时直逼湖岸，有时飘散进山谷中，一团团，一絮絮。坐落在商羯罗查尔雅山顶、矗立在我们头顶上一千英尺处的寺庙，这会儿隐没在云雾中。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婆罗门僧侣头上戴着毡帽，身上披着红褐色毯子，怀里揣着一只小炭盆，孤零零坐在山顶的寺庙里。风吹过湖面时，苍翠的芦苇摇曳不停。水波粼粼的湖面，再也看不到群山的倒影。湖中一朵朵宛如紫红色碟子的莲花，随风翻卷，旋舞不停。湖上的船只全都躲进避风港。好几艘船驶到旅馆栈桥下，躲避风雨。偶尔，船夫和乘客会上岸来，走进旅馆厨房，讨取一些木炭，装进水烟袋或取暖用的炭盆中（他们把这种柳条编成、涂上泥巴的小火盆，安置在毯子底下）。雨过天晴，湖面又变得一平如镜。

旅馆坐落在“施客啦”游船主要航道上——纵横交错的航道是湖中的公路网，但却十分宁静，听不见汽车喧嚣。旅游季节还没正式开始。旅馆周遭，湖中的生活一如往常进行着。每天早晨，我们总会看到一艘艘“施客啦”戴着满船草料，如同小型船队一般，鱼贯驶过旅馆门前。划船的妇女盘腿坐在船尾，乍看起来，整个人仿佛漂荡在水面上。根据本地习俗，湖中的市集每天都必须更换地点。昨天，它在旅馆正前方的莲花塘外举行。今天，它转移到航道另一端——那儿停泊着的一艘旧船，是湖上最小巧的店铺。市集中，买卖双方总是争吵不休，仿佛随时都会干上一架，但那些动作——挥舞拳头、抬高嗓门、气咻咻把船划走、回头破口大骂、在人们劝说下又把船划回来、继续讨价还价——全都只是湖中市集的交易方法，不值得大惊小怪。一整天，湖上船只穿梭不停。贩卖奶酪的男子穿着一身白衣，活像一位祭司，端坐在船上那一堆堆圆锥形的白奶酪前，不停摇着手上的铃。他坐在遮阳篷下，划船的伙计坐在船尾，忍受风吹日晒。卖牛奶的妇人浑身戴着首饰，珠光宝气：好几枚银耳环从她那两只肥大的耳垂悬吊下来，乍看就像一长串钥匙。卖糖果糕饼的男子，把货物全都装在一个红色箱子里。这位“小圆面包和奶油”贩子，每天都会跑来旅馆叫卖。他那艘“施客啦”船板上写着一个大大的N。“美——丽的花儿！奇——妙的花儿！可——爱的花儿！”这是花贩布尔布尔的叫卖声。他的玫瑰使我们的房间一整个礼拜弥漫着香气。他的香豌豆花，买回来那天就枯萎了。他建议我们在花上撒一些盐巴。我们照做，但香豌豆花依旧熬不过一天就凋谢了。我们为了这件事吵起来。尽管如此，我每天清晨还是期盼看到他那艘“施客啦”载着满船五彩缤纷的花卉，驶过我们旅馆门前。可惜，旅游季节正式展开后，他就离开这个湖泊，转移阵地，到聚集着A级船屋的纳金湖卖花去了。警察局的“施客啦”在湖上日夜穿梭巡逻——警官端坐舱中，划船的小警察蹲在船尾。漆成红色的邮局“施客啦”船舱中，职员盘着腿，坐在一张低矮的办公桌前，卖邮票，盖邮戳，不时摇一摇铃，忙得不亦乐乎。在湖上做生意的每一位商人，手下都有一个负责划船的伙计，而这个伙计往往只是一个七八岁大的小孩。但我们并不会觉得这样做很残忍。这儿的孩子，就像不久前世界其他地区的孩子，在穿着、外表和谋生能力上，都像一个成年人——具体而微的成年人。每天深夜我们总会听见这些小孩唱着歌，抖擞精神，一路把船划回家。

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个湖区表面看起来只是一片苍翠的荒野，加上几栋摇摇欲坠的房屋和一些得过且过、依靠本能生存的居民，但事实上，这整个湖沼地区早就经过详尽的规划，具有严密的组织。一如陆地的百姓，湖中居民也实行劳力分工。水域的划分早已确立，虽然分界线只是一根弯弯曲曲、晃晃荡荡的铁丝，但居民们不会擅自闯入别人的地盘。好几位老大坐镇湖中，各有各的势力范围，互不侵扰。每一区都设置一所由居民选出的地方法院。这种管制是必要的，因为这个湖泊资源非常丰富，人口相当稠密。一个湖养活很多人。它为种菜的农夫提供肥沃的淤泥和丰茂的水草。瞧，一个男孩把一根弯曲的竹竿插入湖中，只消翻搅一下，就能捞起一大束肥美的、湿漉漉的水草。这个湖泊也为牲畜提供饲料。湖中丛生的芦苇，是盖房子铺屋顶的上好材料。满湖的鱼儿，四处出没——站在热闹的河滨浴场上，你可以看到成群鱼儿悠游在河阶下清澈的湖水中。在晴朗的日子里，你会看见渔夫们三三两两，散布在湖中，仿佛行走在水面上似的：他们伫立在那一艘艘静静荡漾的“施客啦”船舷上，举起手中的三尖鱼叉，凝视着湖水，眼神锐利得就像栖停在杨柳树上的一群翠鸟。

亚齐兹答应帮我们装置的保温箱，终于送到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板条箱，由于年代久远，整个箱子看起来烟熏熏、灰扑扑的。亚齐兹把它搬到餐厅一个角落，让它斜斜地立在凹凸不平的水泥地板上。箱子的内壁粘贴着洋铁皮，其中一边装设着门键，可以开关。一排架子把保温箱分隔成好几层。吃饭的时候，亚齐兹就端来一只炭盆，安放在保温箱底部。此后，他就不必再端着热腾腾的浓汤，老远从厨房走到餐厅。每天早晨，我们总会看见阿里·穆罕默德蹲在炭盆旁，背对着我们，伸出手指头，聚精会神地翻烤着土司。那股专注劲儿真让我们感动。后来我们才发觉，事实上他是在聆听克什米尔电台播出的十五分钟宗教歌曲节目（在英语新闻之后）。他弓起背脊，一副焦虑不安的模样。我猜，他担心我们会提前吃早餐，或把收音机转到别的电台，或支使他去做别的事情。这一来，他就没工夫听完他的宗教歌曲了。一大早，他就穿得很体面，准备出门替旅馆拉客。我怀疑，如果不是穿着这身拉客服装，他会在有一天早晨烘烤面包时，突然回过头来问我：“您想认识克什米尔舞女吗？”说着，他会龇起上排假牙，笑得很诡异。“我可以把她带到这儿来。”

我原本以为这家旅馆是最安全的地方，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设局，想从我手里敲诈一笔钱。“不，阿里。你先带我去看看她。如果我喜欢，我自己会把她带到这儿来。”

阿里·默罕默德回过头去，面向保温箱，又自顾自翻烤起土司来。他一时冲动，向我推荐克什米尔舞娘。此后他绝口不提这档子事。

保温箱送来后，旅馆的设施改进得更加快速。两条破旧的长草席交叉铺在两旁长满三色堇、从厨房通向餐厅的狭窄小径上。每逢下雨天，这两条草席沾满雨水，看起来就像两根黑带子，横铺在绿油油的草坪上。再过几天，他们从湖中挖出一些残破的木板，铺在这两条草席上。接着，负责擦拭家具的工人（一个成天闷声不响的男孩）来上班了。他擦拭客厅中的“沙发套”和那张老旧的书桌（抽屉里塞满苏联宣传品，都是阿里向他在“游客接待中心”结识的俄罗斯人讨来的）。他擦拭椅子、床铺和餐桌。他一声不吭，从早擦到晚，天天擦，饿了就跑进厨房吃几碗米饭。后来他走了，旅馆的家具还是跟往常一样脏兮兮。铺草皮的工人紧跟着来了。他挥动工具，这里挖挖，那里掘掘，把光秃秃的湖岸弄得满目疮痍，惨不忍睹。

大伙儿忙得团团转，但每到下午旅馆的员工就会停下手边的工作，歇息一会儿。这时，亚齐兹准会蹲在厨房走廊上，呼噜呼噜抽着水烟。他脱掉平日惯常戴的睡帽，换上一顶毡帽，变成一个普通的克什米尔人（一合上眼睛就能睡着）。成群访客（船夫和小贩）纷纷上门来。厨房所在的那间小茅屋不时传出嬉闹声。有一回，大伙儿玩疯了，我们瞥见亚齐兹冲出厨房，跑到走廊上，头上没戴帽子。这一刹那我们看到了他的真面目：原来这家伙是个秃子。天气晴朗、阳光普照的下午，巴特先生和厨子两个人，身上从头到脚裹着毯子，躺在草坪上睡午觉。

两个油漆匠来到旅馆，给墙壁上第二层漆。其中一个活像中古世纪的人：一张宽阔憨厚的脸，脑瓜子上戴着一顶脏兮兮的棉布小帽，模样一看就知道是个劳工。另一个没戴帽子，身上穿的是时下流行的西式绿色工作服。装扮虽然不同，这两个家伙的油漆功夫倒是旗鼓相当，难分高下。什么都不必准备，拿起刷子，哥儿俩就开始干活。他们不会画直线。他们的眼睛根本看不见水泥和木板、天花板和墙壁、玻璃和窗框之间的界线。我站在一旁观看，一时技痒，忍不住拿起刷子在还没上漆的墙壁上涂鸦，画几只鸟儿和动物，再加上几张鬼脸。咯咯一笑，哥儿俩也在墙上画出几只不知名堂的怪物。身穿工作服的油漆匠用克什米尔语询问头戴瓜皮小帽的油漆匠：“我能不能向他要‘爸客施舍’呢？”瓜皮小帽望着我，连声说：“不能不能。”但瓜皮小帽前脚才跨出门槛，工作服就用英语对我说：“我们帮你把房间油漆得这么漂亮，赏点小费吧？”

油漆匠刚离开，玻璃工就接踵而来，给餐厅的窗子装上玻璃。只见他气定神闲，只瞅了窗格子两眼，伸出手来比画一下，二话不说就开始切割玻璃，切啊切，割啊割，然后往窗格子上一装，钉几根小铁钉，拍拍屁股走人。紧接着，他们在楼梯、走道和顶楼的回廊上都铺了簇新的、用椰子壳的纤维编织成的席垫。铺在回廊的席子显得太宽（一根排水管阻挡在中间），他们就干脆让席子的一边翻卷起来。楼梯铺上席子，却没装上栏杆，让人走在上面提心吊胆的，一不留神难保不会摔落下来。每次下过一场暴雨，走道上铺着的席子全都被打湿。席子才铺上两天，他们又弄来一块绿色印花塑料桌布，铺在餐桌上。事情还没完呢。穿工作服的那个油漆匠又冒出来。他拿着一把刷子，从一扇绿色房门走到另一扇绿色门，蘸着棕色油漆，在门上画个号码，用抹布擦一擦，修饰修饰，结果，他画出来的号码乍看之下就像一团团黏糊糊的巧克力。干完活儿，他就走进厨房，享用一大盘米饭。

丽华大饭店的整修终于完成。一天早晨，亚齐兹把咖啡端送到我面前时，忽然对我说：“老爷，小人想请您帮个忙。能否请您写封信给‘光光局’，邀请马丹先生来饭店喝杯茶。”

马丹先生是克什米尔观光局局长。我跟他有过一面之缘。那时，我央求他帮我们找一家旅馆。他说：“二十四小时内给你回音。”我们痴痴等待了几天，并没接到任何回音。我把这段过节向亚齐兹解释。

“请你写封信给‘光光局’，邀请马丹先生来喝茶。不是你请他喝茶，是我请喝茶——巴特先生请喝茶。”

他锲而不舍，每次伺候我们用餐，他就使出牛皮糖功夫，死缠烂打，央求我写信给观光局。丽华大饭店新近开张。它既不是船屋，严格说也不是旅馆，因此它需要获得观光局某种形式的认可。我很乐意帮他们写一封推荐函。只是一想到邀请观光局长来喝茶，我就不免踌躇起来。亚齐兹和巴特先生（他总是躲藏在他那副眼镜背后，羞答答，笑吟吟的）却不了解我的苦衷，一个劲儿坚持要我写一封邀请函。于是，一天早晨，在巴特先生和“全克什米尔游船工人联合会”那位看得懂英文的秘书监视下，我写了一封信给马丹先生，邀请他来喝茶。

巴特先生亲自到城里走一趟，把信送到观光局。吃午餐时，亚齐兹向我们报告说，马丹先生读了我的邀请函，但没有答复。这家伙生怕我的自尊心受到伤害，赶忙补上一句：“说不定他已经把回信写好，只等打字员打字，打好后就会派信差送过来。”

亚齐兹显然了解程序。我们等了好几天，仍然不见马丹先生的信差上门来。我有一部打字机，我也曾收到克什米尔大公手下一位军官送来的邀请函，但现在我却发觉，我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邀请观光局长来喝茶）都帮不上忙。巴特先生没说什么，他的沉默，恐怕并不完全是因为语言不通的关系吧。过了几天，我又碰到一件更糗的事情。“全克什米尔游船工人联合会”秘书打算向交通局长陈请，要求增加公交车班次。陈情书就是我草拟、打字、签名的，但送出去后却石沉大海，杳无回音。亚齐兹了解程序。几天后，我发现房里的灯泡昏暗不明，便要求亚齐兹帮我换一个。他说：“二到三卢比。你付，我付，还不是一样？”当然由我付钱。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敢提出异议呢？

旅游季节开始了。丽华大饭店虽然未获观光局认可，但由于斯利那加城内的住宿设施相当有限，而我们的房租也还算合理，因此，很快，我们就开始招揽到客人。我挖空心思，想出一大堆计划，打算好好替丽华大饭店宣传促销一番。我挑出几套比较可行的营销策略，向亚齐兹提出，然后通过他向巴特先生呈报。他们俩只管笑眯眯聆听，感谢我的好意和热忱，但只要求我帮他们做一件事：阿里·穆罕默德把那些穿西装、打领带的老外从“游客接待中心”带到我们饭店时，我就出面跟他们攀谈，设法说服他们留下来住几天。执行这种任务，失败固不足喜，但成功也会让我感到不悦。说穿了，我只想霸占这家饭店，一个人住在这儿，不受其他游客侵扰。亚齐兹看透我的心思。就像溺爱子女的父母，他一径哄慰我：“开饭时，你先吃，一个人吃。我们给你准备私房菜，别的房客可都吃不到的哦。这家饭店是您的，不是巴特先生的。”每次新房客搬进来，他就会跑来对我说：“老爷，这对大伙都好。对饭店，对巴特先生，对大家都好嘛。”有时他会伸出一条胳臂，指着天空喃喃自语：“感谢上苍给我们送来客人。”

我还是感到不快乐。这是一家另类旅馆，招揽来的却是传统房客。首先，搬进来的是出身婆罗门阶级的一个家庭（随后还会有好几家搬进来），他们不吃旅馆的食物，自个儿烧饭做菜。一家人聚集在房门口，剥豌豆，筛米，切胡萝卜。他们蹲在楼梯底下放置扫帚的橱柜旁生火煮饭。他们打开花园的水龙头，在那儿冲洗碗碟锅盘，把新铺的草皮践踏成一团团烂泥。其他房客有样学样，纷纷把垃圾扔到草坪上，把衣服晾在花园里。我在这儿度过的几天宁谧的田园生活，终于结束了。一天，亚齐兹向大伙宣布（这家伙还真会表演，脸上带着一副既兴奋又哀伤的神情）：一群信仰正统印度教的印度游客，约莫二十人，即将住进丽华大饭店，停留四天。房间不够住，部分客人只好在餐厅打地铺，而我们也只好委屈一些，将就在客厅用餐。我听到这个消息，心直往下沉，谁都安慰不了我。亚齐兹看在眼中，连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我们痴痴等待那帮印度游客上门。在我们面前，亚齐兹脸色阴沉，仿佛有人得罪他似的。盼望了好几天，那二十位房客终究没有露面。这下，亚齐兹脸色更加难看了，仿佛全天下的人都对不起他似的。

这阵子，不顺心的事情多得很哪。刚搬进来时，我就跟他们讲好，每天早晨快到八点时就把餐厅的收音机打开。一听到嘟嘟声，我们就走下楼来，一面吃早点，一面收听英语新闻。一天早晨，收音机传出的不是嘟嘟声，而是印地语电影主题曲和推销食品饮料的印地语广告，诸如“阿斯匹林”和“好立克”。仔细一听，我们发现那是斯里兰卡电台播出的节目。我扯着嗓门，朝着窗口大喊，叫亚齐兹立刻来见我。他走上楼来说，八点钟听德里播出的英语新闻的规定，他已经告知那个来自孟买的小伙子，但这家伙硬是不睬他。

第一眼看到这个孟买小子，我就打心里讨厌他。他总是穿着一条紧身裤和一件黑色人造皮夹克，一头浓密的发丝梳得油光水亮，肩膀老是一耸一耸，带着左撇子特有的矫揉造作、自以为高雅迷人的邪气。这小子走起路来，脚步轻盈得就像一个拳击手，动作干净利落。在我心目中，这小子简直就是孟买贫民窟的马龙·白兰度。我们从没交谈过。是可忍孰不可忍，管他穿不穿皮夹克，如今我也只好跟他拼了。

我冲下楼去。收音机开得震天价响。马龙·白兰度端坐在草坪上一把破旧的藤椅里。二话不说，我伸出手来就把音量调低，仓促间几乎把收音机关掉，然后定下心神，把频道转到克什米尔电台。阿里正在烘烤土司面包。从他的背影我可以看出，他不打算介入这档子事。我坐在餐厅里听完英语新闻。一等新闻播完，孟买白兰度就霍地站起身，掀开门帘闯进餐厅，伸出手来把收音机转到斯里兰卡电台，二话不说，一转身，撩开门帘冲出餐厅。

冷战就这么持续下去，每天早晨和傍晚都得交手一次。亚齐兹保持中立。阿里显然站在我这一边。一如以往，他默默蹲伏在保温箱前，烘烤他的土司，但再也听不到他最爱听的克什米尔语宗教歌唱节目了。双方僵持不下。我试图打开僵局。一天早晨，我告诉阿里，比起斯里兰卡电台播放的广告，克什米尔歌曲好听多了。阿里猛然抬起头来，一脸惊惶。后来我发现，旅游季节才开始几个星期，阿里就受到游客影响，他们的晶体管收音机总是转到斯里兰卡电台，阿里的口味开始改变了。他迷上了广告歌，爱死了电影主题曲。这些歌曲代表的是现代的、山外的世界——那些穿扮入时、荷包饱满的印度游客就是打那儿来的。克什米尔音乐属于湖泊和山谷，跟山外的音乐相比，未免显得过于粗糙土气。原来，我们的童话国度竟是这般脆弱，简直不堪一击。

过了几天，我因为肚子疼，病倒在床上。隔天早晨我听见有人敲门，进来的人竟然是孟买白兰度。

“昨天我没看到你，”他说，“听说你病了。今天你觉得好一点了吗？”

我说，今天我觉得好多了，谢谢他来看我。接着就没话讲了。我搜索枯肠，想找出一些话来说。他只管静静站在床边，一副从容不迫、气定神闲的模样。

“你从什么地方来？”我问。

“我从孟买来。”

“孟买。孟买的哪一区啊？”

“达达尔。你知道这个地方吗？”

正如我想象的。“你从事什么工作？在医学院念书吗？”

他抬抬左脚，耸起肩膀，又摆出一副桀骜不驯、邪里邪气的架势。“我是这家旅馆的客人。”

“这我知道。”

“你是这家旅馆的客人。”

“我是这家旅馆的一位房客。”

“那么，你为什么说我是医学院学生呢？为什么？你是这家旅馆的客人。我是这家旅馆的客人。你生病，我来看你。你为什么说我是医学院学生呢？”

“对不起。我知道，因为我们都住在这家旅馆，你才来看我。我不是存心冒犯你。我只是想知道你从事什么工作。”

“我在保险公司工作。”

“谢谢你来看我。”

“不客气，先生。”

他耸起左肩，伸手掀开门帘，走出房间。

从此，我们两人以礼相待。我帮他把收音机转到斯里兰卡电台，他帮我把频道调到克什米尔电台。

“老爷！”一天下午厨子突然扯着嗓门呼唤我。他一边敲门，一边钻进房间来。“我今天休假，现在要回家了，老爷。”他讲起话来就像连珠炮似的，一副行色匆匆的模样。通常，总是亚齐兹陪着厨子走进我的房间，但今天下午，厨子刻意避开亚齐兹，悄悄溜进来。从窗口望出去，我看见亚齐兹侧着身子，躺在厨房走廊摆着的一张绳床上。

“老爷，我儿子病了。”他瞅着我，脸上绽露出羞涩诡秘的笑容。他那双精致小巧的脚，不停地摩擦着地板，一副忸怩不安的模样。

他大可不必耍这一招。我的手早就伸进裤袋，从一沓用订书机钉在一起的钞票（总共一百张）中抽出几张来。那个星期，本地的印度国家银行只有这么多现金。我不敢把整沓钞票掏出来，只能把手伸进裤袋里，慢吞吞地偷偷摸摸抽出几张：我知道克什米尔人一看到花花绿绿的钞票，就会立刻亢奋起来，目露凶光，令人不寒而栗。

“我儿子病得很重，老爷。”

这家伙跟我一样急躁。

“老爷！”他沉下脸来，显得很不高兴。三张钞票不知怎的粘贴在一起，看起来好像只有一张。接过钞票仔细一瞧，他登时眉开眼笑：“哦，三卢比！好啊。”

“老爷！”过了一个星期，厨子又扯着嗓门呼唤我，“我太太生病了，老爷啊。”

站在房门口，他一边数着我递给他的钞票，一边回过头来，带着坚定的语气对我说：“老爷，我太太真的生病了。病得很重啊，她染上了伤寒。”

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有点担心。厨子告诉我这件事，除了礼貌上的原因，恐怕还有别的企图。吃中饭的时候，我向亚齐兹打听厨子太太的病情。

“她根本没染上伤寒！”亚齐兹紧紧抿住嘴巴，忍住一脸笑意。他显然在嘲笑我那么容易上当受骗。他脸上的表情使人很生气。

我把厨子的伎俩给揭穿了。他不再跑进我的房间，向我诉说他的亲人病得有多重，我不忍心想象他在厨房里遭受同事们羞辱后忍气吞声的模样，更不想看到亚齐兹那副得意洋洋的神情。他以为，从此他可以吃定这个厨子，爱怎么摆布他就怎么摆布他。在这座小小的岛屿上，每天，从早到晚，我都得跟旅馆里每一位员工打交道，尤其是亚齐兹。最初，这种牵扯让我感到很不习惯。这之前，在我心目中，所谓“仆人”只不过是帮你做事，领取一笔酬劳，然后回家过自己日子的那种人。但对亚齐兹来说，工作却是他生活的全部。亚齐兹有个不曾生育的妻子，居住在湖中某处，但他不常提起她，而据我所知，他从不曾回家探望过她。服务和伺候客人，是亚齐兹的人生目的。这是他的本事，也是他的谋生方式。它超越了仆人的制服和表面的恭谨，它赐予他力量。我在书上读过，十八世纪的欧洲仆人非常霸道，竟然操控主人的生活。《死魂灵》和《奥勃洛莫夫》这类俄国小说所描写的仆人，其傲慢无礼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在印度，我亲眼看过女主人和男仆人争吵，就像一对发生口角的夫妻，充满激情，结果往往是床头吵床尾和。现在我终于明白个中缘由。你若想拥有一个贴身仆人（他唯一的本事和功能是取悦、伺候主人）你就必须自愿地、爽快地交出一部分自我，任由仆人摆布。它创造出一种原本不存在的依赖感，它要求回报，它能够让一个成年人退化成婴孩。我越来越在意亚齐兹的情绪，而他也越来越受我的心情影响。他有能力激怒我，看见他闷闷不乐，一整个早晨我都开心不起来。我变得非常敏感，总是怀疑他对我不忠，热情减退，不再像以往那样尽心尽意伺候我。于是我就开始生闷气，不睬他。于是他就（视心情而定）通过别人向我道晚安，或根本不向我道晚安。隔天早晨，一觉醒来，我们又会和好如初。有时，我对他招揽来的房客感到不满，一连几天不理他，借此表示抗议。每次他一提到最近菜价涨了，我就会怀疑他想从我荷包里多挖一点钱，一气之下，我就会在大庭广众间公然跟他吵起架来。我只要求他对我忠诚，但这是一种奢求，因为我毕竟不是他的雇主。故而在我们的关系中，我不得不采取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的手段，而他都能随机应变，应付裕如。

我说过，他的服务不是穿着制服的层次。事实上，他从没穿过仆人的制服。他身上总是穿着同一套服装，看起来脏兮兮，闻起来臭不可当。

“亚齐兹，你会不会游泳啊？”

“哦，会的，老爷，我会游泳。”

“你在什么地方游泳啊？”

“就在这湖中呀。”

“湖水很冷呢。”

“不冷，老爷。每天早晨，我和阿里·穆罕默德都会脱掉身上的衣服，跳进湖里游泳。”

原来如此。我心中的一个疑团终于解开了。“亚齐兹，你到裁缝店定做一套衣服吧，我付钱。”

他立刻沉下脸孔，装出一副身心劳累的模样，仿佛被工作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似的，但我看得出来，这会儿他心里高兴得很哪。

“亚齐兹，定做一套衣服要多少钱啊？”

“十二卢比，老爷。”

今天我心情甚好。看见阿里·穆罕默德披着他那件邋里邋遢的蓝色条纹西装，穿着背心，戴着表链，走出旅馆大门，准备前往城里的游客接待中心招揽客人，我一时心软，忍不住把他叫回来。

“阿里，你到裁缝店定做一件新背心吧，我付钱。”

“是，先生。”

阿里内心真正的感觉很难被察觉出来。每次有人叫他的名字，跟他说话，他都会流露出一副惊慌失措的神色。

“定做一件背心要多少钱啊？”

“十二卢比，先生。”

奇怪，不管定做什么样的衣服，价钱都是十二卢比。我回到楼上房间。还没在那张蓝色书桌前坐定，砰然一声，我就听见房门被推开了。回头一瞧，我看见厨子腰上系着蓝围裙，气咻咻闯进房间来，一步一步向我紧逼，一副准备找人干架的态势。他伸出一只手，拍了拍我那件搭挂在椅背上的夹克，沉声说：“我要一件外衣。”说完，他往后退出两步，仿佛被自己的粗暴行为吓着似的。“你送给阿里·穆罕默德一件外套，你送给亚齐兹这家伙一套西装。”

莫非他们在厨房嘲笑他？我想起刚才亚齐兹脸上的表情：一张脸绷得紧紧的，抿住嘴巴拼命忍住笑。一回到厨房，这家伙就笑开了。我可以想象他在厨子面前表现的那股得意劲儿。至于阿里·穆罕默德，当时他正准备前往城里的游客接待中心，招揽客人。我猜，他听说我要送他一件衣服，就立刻折回厨房，把好消息告诉大伙儿。

“我是一个穷光蛋。”厨子伸出双手，拂了拂他身上那件看起来还算精致雅洁的衣裳。

“送你一件衣服，要花我多少钱啊？”

“十五卢比。不，二十卢比。”

太贵了。“离开这儿时，我会送你一件外套。我离开那天才送给你。”

厨子一听，赶忙在地板上跪下来。他伸出双手，想搂住我的大腿，表示感激，但椅子的四只脚和横木阻挡在面前，使他无法如愿。

我看得出来，他内心饱受煎熬。我知道这几个家伙为了衣服的事情，在厨房里吵了好几架。厨子是自尊心很强的人。他的身份是厨师，可不是一般仆人。他不屑讨好别人。他瞧不起像亚齐兹这种成天胁肩谄笑、巴结主人的马屁精。他这种人什么事都看不顺眼，常常招惹别人，但到头来吃亏的总是他自己。

约莫过了一个星期，有一天吃晚餐时，厨子叫人送来一锅炖肉和一锅炖菜。这两锅东西看起来并没什么不同，唯一的差别是其中一锅有几块肉丁和肉片。我不吃肉，一看到这锅炖肉就倒尽胃口，连那锅炖菜也不想吃了。亚齐兹感到很委屈。看到他那一脸难过的模样，我心中暗喜。他端着两个锅子走回厨房。不久，我们就听见厨房里传出厨子的叫骂声。亚齐兹两手空空，独个儿走回餐厅——瞧他走起路来慢吞吞的样子，仿佛脚疼似的。过了一会，餐厅门帘后面忽然响起呼声。厨子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只见他一手提着煎锅，一手握着切鱼刀，满脸涨红，脸上的五官歪七扭八，模样真吓人。

“你为什么不吃我的炖菜？”

他站在我身旁瞪着我，气急败坏，扯着嗓门尖叫：“你为什么不吃我的炖菜？”我真担心他会举起手里提着的煎锅，在我头顶上狠狠敲几下。果然，他举起了煎锅，我看见里面装着一大片煎蛋卷，但所幸他并没朝我头上敲下去。这个人每次发完脾气，就会立刻流露出一脸惊恐惶惑的神色。显然，他也知道自己的弱点。

我跟他一样难过。但一想到油煎鸡蛋卷，我就觉得反胃，直想呕吐。一股怒气蓦地从我的丹田升起，直窜到我脑子里来，摧毁我的判断力，使我变得非常不理性。霎时间，我变成一个心胸狭窄、目光短浅的人。

“亚齐兹！”我大吼一声，“你能不能请这人出去？”

这样的反应实在太粗鲁、太荒唐、太无聊、太幼稚了。但这种发泄虽然使人丧失理智，却也能让人感到振奋。从愤怒的状态中恢复过来，过程往往十分缓慢、痛苦。

不久，厨子就离开了丽华大饭店。他突然辞职。一天早晨，在亚齐兹陪伴下，他走进我的房间告诉我说：“老爷，我要走了。”

亚齐兹知道我会问什么问题。他抢先代替厨子回答：“老爷，您应该替他高兴。别担心。他在巴雷穆拉城那边的一个家庭，找到了一份挺不错的工作。”

“我要走了，老爷。现在麻烦您给我写一封推荐函。”厨子站在亚齐兹身后，斜起一只眼睛，伸出一根手指头，指着亚齐兹的背脊不停摇晃。

我坐在打字机前，立刻给他写了一封推荐函。这封信写得很长，非常感性，但我认为这样的推荐函对未来的雇主并无任何用处。它只能证明我同情这个人：我觉得，他跟我一样不能适应社会。趁着我写信的当儿，亚齐兹忙着拂拭房间里的灰尘，脸上一径挂着笑容。

“我现在要走了，老爷。”

我把亚齐兹打发出房间，然后掏出一沓钞票，悄悄塞进厨子手里。他接过这笔钱，什么都没说，只缓缓地、充满感情地说了一句话：“提防亚齐兹这家伙！”

“您应该替他高兴，”厨子走后，亚齐兹又用同样的话安慰我，“两三天内，我们就会找到新厨师。”

就这样，我对丽华大饭店的观感，刹那间改变了：原本我把它看成湖中的一间童话屋。

“老爷，请您帮个忙。您写封信给‘光光局’，邀请局长马丹先生来咱们饭店喝杯茶。”

“亚齐兹，上回我写信邀请他，他没来呀。”

“老爷，请您写封信给‘光光局’。”

“不，亚齐兹，我不想再邀请他来喝茶了。”

“老爷，请您帮个忙。您亲自到城里走一趟，拜会马丹先生。”

这伙人聚集在旅馆厨房里，又想出了一个馊主意。每个星期，阿里·穆罕默德都必须申请许可证，进入警卫森严的游客接待中心，招揽客人。这一来，他就平白浪费了不少宝贵的拉客时间。他需要长期许可证，这样整个旅游季节都能够通行无阻。厨房那伙人认为，我肯定能够帮他弄到一张这样的通行证。

“他们会签发这种季节通行证吗，亚齐兹？”

“会的，老爷。罗达的船屋就申请到一张。”

我们这家坐落在湖中不受官府认可的另类旅馆，竟然遭受歧视和打压。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立刻跟马丹先生取得联系，约好时间拜会他。那天，在旅馆主人巴特先生陪伴下，我乘坐双轮出租马车进城。

游客接待中心的职员居然认得我！上回我写的那封信，让丽华大饭店着实出了一阵子风头。好几位官员一看见我，就纷纷走上前来，笑眯眯地争相跟我握手——我对克什米尔旅游事业的关切，让他们感到很开心，虽然有点疑惑。印度官僚体系固然效率不佳，公务员办起事来拖泥带水，一问三不知，但他们绝不会遗失或遗忘任何文件。在官员们亲切招呼和簇拥下，我这个主动替本地一家旅馆撰写推荐函的热忱可嘉的外国游客，被送进那间挂满图片的局长室，会见马丹先生。

成群访客等候局长召见。一看到彬彬有礼、神情却十分严肃的马丹先生，我差点想打退堂鼓。寒暄完毕，我总得找个话题谈谈，可不能就这样开溜。于是我说：能不能请马丹先生交代手下，给阿里·穆罕默德签发一张季节通行证？当然。阿里·穆罕默德必须符合申请条件，而这得由观光局认定。

“通行证已经取消了。我猜，您那位朋友拥有英国护照吧？”

我没把话讲清楚，难怪局长大人会有这样的误解。我赶紧补充：阿里不是游客，他只想见见游客。他是克什米尔人，一家旅馆的员工，基于工作需要，他想进入游客接待中心。虽然我也知道游客必须受到保护，但是，能否请局长先生通融……我越说越急切。我只想快快把这件琐碎的事情办妥，保住我的尊严，走出局长办公室。

马丹先生耐心听我陈述。他说，如果阿里提出申请，他会慎重考虑。

如逢大赦，我忙站起身来向马丹先生道别，逃跑似的走出局长室，把消息告诉巴特先生。

“现在，您赶快去见科长吧。”巴特先生说。我糊里糊涂，被他拉着走进一间挤满办公桌和公务员的房间。

科长不在办公室。稍后我们在走廊上找到了他。原来是一个穿着浅灰色西装、身材挺拔、笑容满面的年轻人。他看过我写的信，明白了我的要求。他说，只要旅馆明天提出申请，他会看着办。

“明天，”我转告巴特先生，“明天你再来一趟。”

我甩下巴特先生，拔腿就溜，匆匆忙忙穿过国营百货公司的庭院（这儿原本是英国总督官邸），一路走到浑黄的杰赫勒姆河畔，登上河边的堤岸。总督官邸的克什米尔式精工木雕早已经腐朽，斑斑驳驳。官邸旁边有一座充满英国风味的破旧印度式小木屋，门口挂着一块招牌：百货公司咖啡屋。矗立着成排法国梧桐的官邸庭院，依旧十分壮观，一个个精心设计、形状各异的花圃，栽种着雏菊，散布在辽阔的草坪上，争奇斗艳，煞是好看。总督官邸坐落在堤岸一端——我常听本地人说，以前英国人不准印度人走到堤岸上来。堤岸入口处的旋转栅门如今已经被砸掉了。绿草如茵的河滨，处处树立着告示牌，禁止游人在草坪上骑车与散步，但人们视若无睹，我行我素，河岸的草地早已经被车轮辗出一条又深又长的辙迹。成群母牛聚集在官邸前庭花园前自顾自低头吃草——这些建筑物，实际上只不过是克什米尔建筑风格的翻版，但乍看之下，却仿佛是模仿“仿都铎式”的作品。好几家老式店铺依旧存在，非常宽敞，非常阴暗，里面摆满玻璃橱柜，仿佛仍然期待那些“不辞而别”的英印混血儿回来。早已经褪色的广告招贴，依旧在促销早已经不再贩卖的商品，例如水饼干②。店堂里的木板和墙壁上，依旧镌刻着英国主顾（总督和总司令之流）的姓名。在一家专门售卖动物标本的店铺中，墙上挂着一幅镶在框子里的照片：一个英国骑兵军官，伸出他脚上那只擦拭得亮闪闪的皮靴，踩在一只死老虎身上。

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已经消逝了，另一个光辉灿烂、属于市集的时代还没来临。但我们不必等太久。“先生，您即使不说，从您的衣着和口音我也看得出来，你的品位是英国式的。您请进来坐一坐。让小弟我拿出几件本店专卖的符合英国品位的地毯，请您评鉴评鉴。您瞧，这就是英国的品位。我可是行家。现在，您不妨再看看另外几条地毯。瞧，又粗又重，印度式地毯嘛，质地当然也就比较粗糙低劣喽……”

克什米尔最棒的约会场所——

没错！就是咱们这间“总理餐厅”

喂，朋友们，东尼率领五位劲爆舞者

今晚登台献唱，以娱嘉宾

朋友们来吧，尽情享受三十六种冰淇淋

在咱们这间星光闪闪的酒吧

喝个痛快，不醉无归！

传单上是这么说的。我依照地址，来到这家簇新的、充满现代风味的餐厅——根据另一份传单，它是城中“最开放”、“最有搞头”的约会场所。时间太早了，东尼和五位劲爆舞者还没登场，我叫了一升贵得吓人的印度啤酒，独个儿坐在空荡荡、静悄悄的餐厅里，试图把今天早上的不爽忘掉。

喝完啤酒，我沿着尘土飞扬的官邸路一路走下去，驻足一家书店前，和那位满脸胡须的老板攀谈。他是从信德省逃出来的难民，在孟买念大学，拥有文学和法学双学士学位。他告诉我，他今年八十岁了。我不相信。“呵呵。我说我今年八十岁，因为我不想说我今年七十八岁。”他谈起一九四七年巴基斯坦入侵并大肆劫掠巴雷穆拉城的往事。那时，在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市——如今已经沦落为双轮马车夫、阿里·穆罕默德和“总理餐厅”的城市，人们花五百卢比，买一张原本只要八卢比的公车车票，争相逃到查谟市。“如今我成天坐在这儿，没事可干，只好读读书，笑看人生。”他阅读史蒂芬·里柯克③的作品。他最喜欢蒙罗少校④写的短篇小说，百读不厌。为什么他把小说家沙基称为蒙罗少校呢？他解释说，他在一篇文章上读到，沙基本名蒙罗，而蒙罗是一位陆军少校。他觉得，称呼自己最喜爱的作家，应该把他的军衔加在他的姓名前，以示尊敬。

我搭乘双轮出租马车，回到河畔的石阶浴场，路上遇到巴特先生。我叫他上车。真可怜，他等我等得都快哭了。早上我匆匆忙忙离开他。他没听懂我的话。一整个早晨，他就痴痴地站在游客接待中心，等我回来接他。

隔天早晨，我把季节通行证申请书打好，让巴特先生带到城里去。今天天气格外闷热，气温节节上升。中午时分，天空忽然沉暗下来，随即乌云密布，放眼望去，只见藏青色的群山倒映在湖水中。狂风骤起，哗啦哗啦横扫过湖面，翻卷起荷叶，鞭打着杨柳树，摇荡着湖中一丛丛芦苇。下雨了，气温陡然下降。湖中的空气变得冷飕飕的。巴特先生冒着大雨从城里赶回来。他头上那顶毡帽淋了雨，湿漉漉，毛茸茸，闪烁着水珠。他身上那件夹克沾满雨水，衬衫下摆滴滴答答流淌着雨珠儿。他拱起肩膀，缩起脖子，把脸庞埋藏在翻起的领子里。我看见他踩着花园中铺着的木板，慢吞吞地朝厨房走去。他脱掉鞋子，钻进屋里。我回到书桌旁，一边工作，一边竖起耳朵，倾听楼上的脚步声。我以为巴特先生会打着赤脚走上楼来，向我报喜。但他一直没露面。

我再也忍不住了，只好问亚齐兹：“巴特先生到底拿到通行证没？”

“拿到啦！一个星期。”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我正在客厅喝咖啡。身穿工作服的油漆匠从门口探进头来，问道：“老爷，您帮我打一封推荐信好不好？”

我没回答。

①伦伯尔士迪特斯金，德国民间传说中的矮人。他把亚麻变成黄金，送给一位姑娘当嫁妆，条件是：她嫁给王子后生下的头一胎婴儿，必须送给他，除非她猜出他的名字。她果然猜出他的名字。矮人一听，立刻自杀。

②水饼干，一种用小麦粉和水制成的淡味饼干。

③史蒂芬·里柯克（Stephen Leacock，1869－1944），加拿大作家兼经济学家。

④蒙罗少校（Henry Hugh Munro，1870－1916），在缅甸出生的苏格兰小说家，笔名沙基（Saki）。

第六章 中古城市

水位陡然下降。栈桥的阶梯整个暴露在水面上，连最底下的一级也露了出来。湖水变得更加浑浊了。成群鱼儿黑黝黝，游窜在夏季的湖泊中。矗立在北方天际的群山，积雪已经消融，山上的石头暴露在天光下，岩嶙峋，远远看起来仿佛被漂白过似的。山脚阴凉的林园中，枞树出落得更加繁茂了，东一丛西一簇，郁郁葱葱。湖中的白杨树丧失了春天的翠绿，杨柳飘散在湖面刮起的狂风中。芦苇长得太高了，弯弯曲曲的——每次风起时，它们就随风摇曳摆荡起来，宛如一波波汹涌的浪涛。皱成一团的莲叶，在又长又粗的梗茎支撑下，从水面上凸伸出来，乱糟糟的。过了几天，一朵朵蓓蕾冒出来了，像没有盛开的郁金香。一个星期后，满湖莲花蓦地绽开，粉红粉红的一片，好似回光返照一般。旅馆花园中，金英花和山字草四下蔓生，有如一丛丛野草，如今全都被拔除了。取代三色堇的法国金盏花，长得越发茂密了，这会儿全都冒出了蓓蕾。牵牛花躲藏在餐厅墙脚阴影里，显得病恹恹的，和园中的天竺葵一样，它们身上沾满涂料，那可是油漆匠的刷子泼洒出来的。高代花正在盛开中：一簇簇姹紫嫣红，宛如一片搅拌在一起的颜料。我们刚搬进这家旅馆时，园中的向日葵还只是一株株幼苗，如今却已经长得非常高大，叶子十分宽阔，我再也无法把头探进花丛中，观赏它们那有如一颗颗星星般的蓓蕾。娇美可爱的大丽花绽放了，红艳艳的，闪烁在翠绿的芦苇、垂柳和白杨丛中。

翠鸟依旧逗留在旅馆周遭，但其他鸟儿却不再像以往那样，常常飞临我们的花园。我们最怀念戴胜鸟——它那长长的、成天只顾啄食不停的嘴巴，它那双翅膀上黑白相间、弯弯曲曲的条纹，它头顶上那一簇每次降落时就像扇子一般张开的冠毛。一如亚齐兹所言，热浪一旦来临，小苍蝇就会成群死亡，取而代之的是体型比较硕大的家蝇。迄今，我碰见过的那些苍蝇都不敢亲近人类，但这些家蝇却趁着我在工作，公然地栖停在我的脸庞和手臂上。一连好几个早晨，还不到六点钟，我就被一只苍蝇的嗡嗡叫声吵醒。（这家伙居然逃过了我喷洒的杀虫药！）亚齐兹曾预言，一旦蚊子来临，苍蝇就会仓皇躲避。在他心目中，苍蝇是上帝差遣来的使者。一天下午，我看见他戴着帽子躺在厨房里，酣然入睡，脸庞一片黑，栖息着一只只吃饱喝足的苍蝇。

这之前，我只管向他索取杀虫药。现在，我要向他索取冰块了。

“这儿的人不喜欢吃冰，”亚齐兹说，“吃了冰，满身热烘烘的，更加难受。”

为了他这句话，我们之间又展开一场冷战。

酷暑天，湖泊北岸的山脉从早到晚笼罩在烟霭中，灰蒙蒙一片。太阳下山时，谷中弥漫着琥珀色的霞光，暮霭苍茫，一缕缕烟雾飘荡在湖中的白杨树丛间。每一株树木，轮廓都十分鲜明。从商羯罗查尔雅山顶眺望，烟雾缭绕的斯利那加城，远远看来就像一座巨大的工业城镇，矗立城中的一株株白杨，乍看就像一根根高耸的烟囱。斯利那加城前方，阿克巴城堡雄踞在湖中央一座赭红山丘上，映照着落霞，气象万千。太阳悬挂在城堡左边的天空——原本白灿灿的一轮，这会儿已经转变成淡黄色，湖畔群山，灰蒙蒙一路绵延到远方天际，终于隐没在暮霭中，再也望不见了。

堤岸外有一座中古城镇。乍看之下，它仿佛是中世纪的欧洲城市。时而尘土飞扬、时而湿气弥漫的城镇，四处洋溢着各种各样的味道和气息：汗淋淋的人体，五彩缤纷、沾满污垢、腥臭扑鼻的服装，黑漆漆臭烘烘、暴露在天光下的阴沟，一堆堆暴晒在太阳下的煎烤食物和垃圾。满城野狗出没（挺漂亮的狗，可惜没人理睬），成群蹲伏在商店门廊下，饿得发慌的小狗打着哆嗦，瑟缩在悬挂着血淋淋鲜肉的肉摊底下那潮湿阴暗的狭小空间中，吠叫不停。城中巷弄纵横交错，巷中栉比鳞次，排列着一家家阴暗的店铺和一间间拥挤嘈杂的庭院。满街长裙摇曳，成群男孩蹦蹬着瘦巴巴、伤痕斑斑的腿，四处流窜。这一幢幢挨挤成一堆的木板房子，当初兴建时，花了多少心思，用了多少工夫啊！只要你仔细瞧一瞧，在那饱经风吹日晒、早已变得一片灰黑的外表下，你依旧可以看到精致的木雕和繁复的装饰。铜器专卖店阴暗的店堂中，每一件黄铜打造的器皿亮晶晶，闪闪发光，散发出一种奇异的美。灰暗的泥泞巷弄中，一簇缤纷灿烂的色彩蓦然出现在你眼前——一堆金黄和翠绿的糖果，虽然布满苍蝇，却也让人垂涎欲滴。在这儿，你可以重新体验红黄蓝三原色的吸引力，那是玩具和一切会发亮的东西的色泽。在这儿，你能够找回被压抑了很久的儿童时期的品位，那也是农民的品位，骤然出现在这座城市里（以及印度其他地区），显现在金属亮片、彩色灯泡和我们曾经觉得美丽的一切事物中。从溢满了垃圾的狭窄巷子望进去，你会瞥见那一座座大杂院里，晾晒着色彩缤纷而图案精美的毛毯、地毯和轻柔的围巾。这些色彩和图案源自波斯，传入克什米尔，得以发扬光大。所有的编织品，从价值二千卢比的地毯到一件只卖十二卢比的老旧毯子都显示出极致的奢华。在这座肮脏灰暗的中古城镇，色彩是唯一的美，显现在每一张精工编织的毛毯、每一盆塑料雏菊，以及（如同中古世纪的欧洲）每一件缤纷亮丽的服装中，供人们欣赏品鉴。

与色彩相辅相成的是欢乐的节庆。整个冬季，城镇陷入冬眠状态。游客离开了，旅馆和船屋全都打烊休息。克什米尔人蜷缩在窗户狭小、光线暗淡的房间中，浑身包裹着毯子，坐在炭盆旁，消磨一整个冬天。春天带来阳光、灰尘和庙会，也带来色彩、噪音和露天饮食。每隔两周，克什米尔河谷中就有一个地方举行庙会。这些庙会大同小异。在每一场庙会中，你准会看到那位售卖各式图片的小贩。他把货品全都摊开在地面上：构图呆板、色彩浓艳的卷轴，画中的印度和阿拉伯清真寺是克什米尔人向往的圣地，还有电影明星照片、政治领袖的彩色肖像，以及成堆的平装廉价图书。市集中到处可见贩卖廉价衣服和廉价玩具的摊子。茶棚和糖果点心摊散布在各个角落。一位面目枯槁、模样吓人的印度教圣徒端坐尘埃中，身前摆着一排小瓶子，瓶中装着“蝾螈眼和狗舌头”——印度教的避邪物。从扩音器播放出来的音乐，不断回荡在庙会中。湖上的游船也传出阵阵音乐。春天的克什米尔湖泊，不只是游客的观光景点，也是本地人吃喝玩乐的地方。湖面上荡漾着一艘艘简陋的未上漆的小型船屋——本地人管它叫“东阁”（doonga）。厨娘和船夫随船出租。船夫沿着船舱走来走去，有时举起篙子，有时倚着它。舱中传出的阵阵嬉闹声，他似乎充耳不闻，但其实沉醉其中。一位妇人（也许是船夫的妻子吧）穿着一条邋遢的裙子，浑身戴着银首饰，独个儿坐在高高翘起的船尾，手里握着一根长桨，不停地划着。划啊划，荡啊荡，毫无目的。“东阁”总是停泊在距离花园和房屋不远的湖上，在这儿摇荡一整天，晚上就划到岸边花园，度过一宿。在“东阁”上举行的派对，往往会进行好几天。宾客们随时下船，赶回城里，办完事又回到船上来继续寻欢作乐。对我来说，这种休闲活动实在太过单调冗长，只会把自己累个半死。每个冬季，我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哪有余力从事这种活动。坐落在西北方、距离我们旅馆不过数里之遥的甘德巴尔镇树丛中举行的市集，把这个季节的庙会带到高潮。湖上的“东阁”和“施客”，全都划到那儿，停泊过夜。荡啊荡，挤啊挤，吵啊吵。

在这个中古城镇，一如在任何一座中世纪城市，人们生活在古迹林立、奇观处处的环境中。在斯利那加城，人们终日流连在莫卧儿皇帝建造的好多座花园里。园中的小桥流水，亭台楼阁，早已荒废，但大体上仍然可以看出当年的气派格局。每逢星期假日，夏利玛花园的喷泉依旧喷出一簇簇多姿多彩、变幻莫测的水花，尽管有好几只喷嘴已经弯曲或破裂。这些花园的建造者，早已隐没在历史中，变成了传奇。关于这些神秘人，后人所知不多，只晓得他们都非常英俊，非常勇敢，非常有智慧，而且他们的妻子都非常美丽。“那座古迹，看到没有？”担任向导的克什米尔工程师伸出胳臂，指着十六世纪末叶阿克巴大帝建造的那座矗立在达尔湖中央的城堡，对我们说：“这座城堡是五千年前兴建的。”湖中的哈兹拉特巴尔清真寺供奉着一根毛发，据说是从先知穆罕默德的下巴上拔下来的胡子。陪同我们参观的医科学生说，这根毛发是“某位人士”经历重重阻难，冒着生命危险带到克什米尔来的。这位人士到底是谁？从事什么行业？打哪儿来？这个学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他只知道，途中这位人士遭逢一场重大的劫难。为了保护先知的遗物，他用刀子在胳臂上划出一道口子，把毛发藏在里头。这根毛发确实是先知的遗物——这是不容置疑的。它具有无边的法力，以至于连鸟儿都不敢飞越供奉它的清真寺，印度教徒膜拜的圣牛，也不敢把屁股朝向它蹲坐在地上。

上帝眷顾克什米尔人，克什米尔人以无比的热忱敬奉上帝。“穆哈兰”①是回历的一个月份。在这个月中，克什米尔人以十天时间，哀悼和纪念在卡尔巴拉②遇刺身亡的先知后裔胡笙（Hussain）。在此期间，每天太阳一下山，我们就听到湖上回响起什叶派穆斯林的哀歌。身为逊尼派穆斯林的亚齐兹，笑嘻嘻地告诉我们：“什叶派并不是真正的穆斯林。”然而，到了第七天早晨，打开收音机，听到播音员讲述大家早已耳熟能详的卡尔巴拉事件时，亚齐兹却哭了。他越哭越伤心，脸上的五官扭曲成一团。他冲出餐厅，边跑边嚷道：“我忍不住哭了，我不喜欢听到这个故事。”

哈桑巴德城的什叶派信徒准备举行一场盛大的游行。听说，行列中有人用铁链鞭打自己的身体。那天早晨，情绪平复下来后，亚兹齐怂恿我们到哈桑巴德城走一趟，见识见识，他会安排我们的行程。于是，我们搭乘“施客啦”，沿着水面上漂荡着绿色浮渣、两旁垂柳摇曳的船道，朝这座湖畔城镇出发。途中，我们经过一间又一间肮脏的庭院、一道又一道残破的水泥阶梯、一条又一条腥臭扑鼻的排水沟。我们看到成群大人和小孩，男男女女，聚集在河阶上洗衣服。我们旅馆的洗衣工，竟然也在这里洗我们的衣裳。我差点晕过去。湖上的水道恶臭，四处飘发着阴沟特有的怪味。每经过一间庭院时，孩子们就兴冲冲跑出来，一副小大人的模样，依照伊斯兰教礼仪向我们打招呼：“愿您平安。”

抵达哈桑巴德城，我们停泊在好几十艘撑起雨篷或华盖的“施客啦”游船中间，下得船来，走进城里，经过一座不知名的废墟，来到举行夏季庙会的地点。街道经过一番洒扫，尘土不再飞扬。遮阳篷和摊子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街上摩肩接踵，人来人往。有钱人家的女眷，从头顶到脚踵，浑身包裹在黑色或褐色的衣裳里，脚上穿着厚厚的鞋子，密不通风。这些妇女三三两两，结伴行走在街上。我感觉得出来，她们透过悬挂在眼睛前的面纱，好奇地打量我们。穷人家的妇女是不戴面纱的。在克什米尔，就像在其他地方，保守和体面是一种特权，只有崛起中的家族才享受得起。我们从一对父女身边走过。这位父亲让他女儿把玩他那根簇新的还没使用过的鞭子。

这条空旷的充满乡野风味的道路尽头，就是城中的大街。窄窄的一条街道挤满了人。男人们大多穿着黑衬衫，一个男孩手里举着一面黑旗。不久，我们就遇到几个乩童。他们身上的衣裳沾满鲜血，绷得紧紧的。这会儿，游行还没开始。在众人仰慕的眼光注视下，乩童们大摇大摆行走在马路中央，故意推挤那些明天又会成为他们的长辈或上司的人。一排狭窄湫隘的楼房栉比鳞次地矗立在街边。二楼以上用枕梁支撑的楼层，开着一排窄小而形状奇特的窗户。从街头望上去，每一个窗口就像一幅中世纪图画：一群妇女聚集在窗前，专注地俯瞰着大街。年轻的姑娘容光焕发，而年长的妇女由于终年隐匿在屋子里，不见天日，脸色看起来非常苍白。这一张张脸庞出现在阴暗的窗户中，轮廓显得格外鲜明。窗户底下，人潮汹涌的街道上，停放着好几辆载满警察的卡车。一群男孩正在折磨躲藏在肉摊底下的小狗。我们听见狗哀嚎挣扎的叫声——小小的身子竟然能够发出那么响亮的声音，真让人惊讶。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落。被困在人群中动弹不得的汽车司机，拼命按喇叭。人声鼎沸、满街喧嚣中，蓦地响起伊斯兰教师尊的声音。他通过麦克风（这玩意儿在印度式的集会中是不可或缺的）向群众讲述卡尔巴拉事件的原委。师尊的声音充满悲情，近乎歇斯底里。讲着讲着，他老人家悲从中来，泣不成声，但他还是一个劲儿撑下去。师尊站在街道中央一顶遮阳篷下，整个人被满街汹涌的人群吞没。群众中，有些人手里举着彩色三角旗。

出现在街头的乩童越来越多。其中一个乩童的背脊血肉模糊，惨不忍睹，鲜血染红了他的裤子。他迈开大步行走在街上，故意碰撞路人，每次撞到别人时，他就皱起眉头来，仿佛责怪人家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似的。这个乩童腰间悬挂着一根鞭子。它是用大约六条金属链子编织成的，每条链子长十八英寸，末端系着一小枚血淋淋的刀片。鞭子悬挂在腰际，乍看之下活像一支苍蝇拍。这些乩童的脸孔，跟他们身上的鲜血一样令人心悸。其中一个没有鼻子，只有两个孔穴，出现在他那张血肉模糊的三角形脸庞上。另一个只管睁着两颗凸出、满布血丝的眼珠。第三个乩童没有脖子——一团肥肉从脸颊延伸到胸膛。成群乩童游走在街头，招摇过市，四下睥睨，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模样。但我怀疑他们身上那件沾满血迹的衣裳来路有问题。有些衣服看起来太干了，也许是去年穿的，也许是向别人借来的，也许是事先沾上动物的血。但其中有一位乩童显然是玩真的：他那颗半秃的头颅胡乱包扎着绷带，鲜血依旧滴滴答答流淌不停。鲜血代表荣耀。展示越多鲜血，你就能够获得越多掌声。

我们离开城中那条人潮汹涌、热烘烘的大街，走向城外的旷野，在一座尘土飞扬、地上满布足迹的坟场坐下来，观看一群男孩玩游戏。他们手里拿着一颗颗鹅卵石，不知在玩什么，但显然那是一种中古时代留传下来的游戏。今天早晨之前，对我来说，宗教狂热是一个难以理解的谜团。但在城中那条大街，血腥仪式却显得那么自然，那么寻常。街上，只有那成排的警车、一两辆偶尔路过的汽车、震天价响的麦克风，以及小贩叫卖的用马口铁圆罐子装的冰淇淋，不属于中古世纪。在这座城市中，反而是那群游走街头的美国女孩，会被看成不可思议的怪物——在这场宗教庆典中，她们竟然穿上在伦敦街头肯定会引起骚动的凉快衣裳，扭腰摆臀，招摇过市。在乩童眼里，这群洋妞似乎不存在。他自顾自走到运河台阶上，当着众人的面脱掉身上那件沾满血迹的衣裳，浑身赤条条站在阳光下，仿佛献宝似的。他才是这座城市的真正子民。今天是他的日子，他爱干什么便干什么，谁都不能阻挠他。他用血淋淋的背脊换来这项特权，把枯燥单调的修行转变成一场壮观而惨烈的表演。

表现在乩童身上的狂热，源自一个单纯的过度简化的认知：宗教只是一种庆典和仪式而已。亚齐兹说过：“什叶派信徒不是真正的穆斯林。”他一边向我们示范，一边说，什叶派信徒祈祷时，是以这种方式弯腰俯首，和真正的穆斯林截然不同。他认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比较接近，跟印度教的距离就已经远了，因为基督徒和穆斯林都实行土葬。“可是亚齐兹，很多基督徒选择火葬呀。”“这些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一位医科学生向我们解释伊斯兰教和他最厌恶的教派锡克教之间的差异。他说，穆斯林宰杀牲畜时，一面念经，一面放血，让它慢慢死亡，而锡克教徒拿起刀来，一刀便砍下牲畜的头颅，连经也不念一句。他伸出手来比画一下，忍不住摇摇头，用手捂住脸庞。宰牲节③那天，旅馆主人巴特先生送我们一个蛋糕，上面用糖霜写着两个词：Id Mubarak（恭贺宰牲节）。收到贺礼，我们才知道这天是伊斯兰教的大节日。一整个早晨，成群游船载着一家家男女老少（他们个个穿着干净的白衣或蓝衣，正襟危坐，神情显得非常肃穆），穿梭在湖面上。这天是探访亲友、馈赠礼物和欢宴聚餐的日子，但对克什米尔人来说，今天也是一年中唯一能够使用肥皂和水清洁身体、去除污垢、穿上使人浑身发痒的新衣服的日子。可是，宰牲节究竟代表什么意义呢？带着礼物前来探访我们的医科学生、工程师商人，都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我们只知道，在这个日子里，穆斯林都必须吃肉。

对这些人来说，宗教只不过是一场盛大精彩的表演：一连串庆典；成群戴着面纱、活像终年被关在养鸡场笼子里的母鸡的妇女（那位商人告诉我们，妇女戴上面纱，“男人才不会想入非非，蠢蠢欲动”）；祈祷前，成排男子站在大庭广众前，以宗教礼仪洗涤自己的生殖器；祈祷时，万名信徒同时跪伏在地上。这种宗教糅合欢乐、忏悔、歇斯底里和荒谬（这点最重要），给信徒带来一整天，甚至一整个季节的满足。它响应人们每一个单纯的需求和情绪。它是“生命”和“法则”；它的仪式不容许任何改变或质疑，因为改变和质疑会摧毁整体，甚至会危害生命本身。“我不是很好的穆斯林，”那位医科学生第一次见面就告诉我们，“我怎能相信，世界是在六天中被创造出来的。我相信进化论。但我不敢告诉我母亲，怕她老人家生气。”但他并不排斥伊斯兰教的任何仪式，他接受伊斯兰教的每一条律法。比起亚齐兹，这位医科学生更像一个宗教狂热分子——亚齐兹对自己的教派和体制很有信心，因此能够抱着宽容、好奇的态度观察别的教派和体制。人造卫星的发射，暂时动摇了一些穆斯林对他们宗教的信心，因为根据伊斯兰教典籍，大气层的上层早已被神封闭，只准许穆罕默德和他那匹白马进入。但只要脑筋转个弯，教义何尝不能配合新的科技发明。于是，穆斯林说：“俄国人把人造卫星放在白马背上，让它带上天空。”不管怎样，教徒的信心终会恢复，因为比起教义衍生的仪式，教义本身并不那么重要。对这些人来说，比起进化论，有些教徒的主张（譬如说，妇女可以不戴面纱）更加可怕，更应该批判和封杀。

这些仪式和习俗，并不是经过千百年慢慢发展出来的。一个外来的征服者，一夕之间，把这整套仪式强加在被征服的民族身上，取代另一套仪式——后者，毫无疑问也曾一度被认为不可改变，无可替代，但如今却连一点痕迹也没遗留下来。克什米尔人特有的、中古世纪式的思维，能够把一座数百年前建造的城堡，随随便便说成具有五千年历史。同样，他们也有本领把三四百年前发生的事件遗忘得一干二净。就是因为欠缺历史意识，他们才那么容易改变宗教信仰，而且改变得极为彻底。许多克什米尔家族姓氏，譬如我们的旅馆主人巴特先生，至今仍然带着浓厚的印度教色彩。但是，对于他们的印度教出身和来历，克什米尔人却连一点记忆都没有。有一个穴居民族，住在克什米尔山区。男的一个个蓄着小胡子，五官鲜明凸出，相貌十分英俊，我猜他们是中亚游牧民族的后裔。每年夏天，他们骑着骡子下山来，跟鄙视他们的克什米尔人做买卖。当初，这些人怎么会来到克什米尔？民间流传着这么一则传说：“很久很久以前，他们居住在山外。后来，喀布尔的一位国王对他们展开屠杀。他们逃离家乡，翻山越岭，来到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山谷的人自己却完全遗忘了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如果你告诉亚齐兹，他的祖先极可能是印度教徒，他听了肯定会很生气，认为那是奇耻大辱。“那些玩意儿？”开车经过艾旺提普尔废墟时，担任我们向导的工程师满脸不屑地说，“那些是印度教的古董。”这会儿，他正引导我们参观克什米尔河谷的古迹，而印度教废墟就坐落在大路旁，但他并没放慢车速，也没作进一步的评论。在他眼中，这座八世纪的废墟根本不值得参观，它并不是他的历史的一部分。他的历史是从他的征服者开始的。尽管这位工程师拥有好几个学生，尽管他曾经出国，见过世面，他本质上仍然是一个中古世纪式的、改变宗教信仰的人，永远困宥于圣战之中。

可是，克什米尔人信仰的却又不是纯粹的伊斯兰教。正统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反对迷信，但克什米尔人一看见先知穆罕默德遗留下的一根胡须，就会立刻陷入狂喜状态，浑然忘我。沿着湖岸，处处可见克什米尔穆斯林搭建的神龛，每天晚上点着灯火。我知道，如果我告诉亚齐兹，真正的穆斯林不会膜拜先知的遗物。他肯定会这么回答：“你说的那种伊斯兰教徒，不是真正的穆斯林。”如果今天有一位征服者，就像数百年前的那位，强迫克什米尔人改信他的宗教，把一整套律法强加在他们身上，我敢说，再过一百年，没有一个克什米尔人会记得伊斯兰教是什么东西。

宗教如此，政治何尝不是这样？报纸上成篇累牍，分析探讨克什米尔局势，但在克什米尔人看来，这些讨论简直就是隔靴搔痒，根本弄不清楚问题的真正症结。在克什米尔河谷地区，最仇视印度的是从旁遮普移民过来的伊斯兰教徒。这帮人大多身居高位，掌握政经大权。在他们眼中，克什米尔人既“懦弱”又“贪婪”。他们常到我们旅馆串门子，带来各种传言：部队移防、兵变、边境冲突。克什米尔人带进政治的并不是个人的利益，而是民族神话和奇迹。他们的神话集中在一个人物身上——阿卜杜拉酋长。此人就是印度总理尼赫鲁口中的“克什米尔之狮”。他解放克什米尔人，让他们获得自由。他是克什米尔人的领袖。他原本对印度非常友善，但后来反目成仇。自从一九五三年以来，除了当中几个月，他的日子全是在牢狱中度过的。除此之外，克什米尔人无法提供给我更多讯息——我一直弄不清楚，这位领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到底有什么魅力和功勋。他们一再告诉我（仿佛这就能够解答一切问题似的）：一九五八年，阿卜杜拉酋长出狱时，从库德镇来到首府斯利那加城，老百姓沿途夹道欢迎，马路上处处铺着红地毯，场面感人极了。

“听着！”一个大学生对我们说，“让我告诉你，阿卜杜拉酋长如何为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由。他为老百姓的自由奋斗了很多很多年。然后，有一天，克什米尔大公开始担心起来，非常担心。于是，他派人把阿卜杜拉酋长找来。他对阿卜杜拉酋长说，‘只要你让我保有王位，我愿意把半个王国割让给你。’阿卜杜拉酋长一口回绝了。大公非常生气，说，‘我会把你扔进热腾腾的油锅。’你也知道，被扔进油锅是什么滋味。你会被煮成一锅肉羹，尸骨无存，只剩下一堆灰烬。阿卜杜拉酋长可一点都不在乎，他说，‘好吧，把我扔进油锅煮一煮吧。但我告诉你，从我的每一滴血中，都会冒出另一个阿卜杜拉酋长。’大公一听，非常害怕，慌忙宣布退位，把王位让出来。这就是阿卜杜拉酋长为克什米尔人争取自由的经过。”

我提出质疑。我说，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是不会用这种方式处理问题的。

“不信，你可以随便问一个克什米尔人。”

这位大学生讲述的是一九四七年发生的事件，但是，对于印度国大党、甘地、英国和入侵克什米尔的巴基斯坦军队在这桩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却故意略而不提。这位大学生是知识分子，通晓英文，称得上是克什米尔社会的精英。在这个阶层下面的，是一群像亚齐兹那样的克什米尔人。他们怀念以往的日子，因为那时物价比较便宜，只可惜大公的作风太过专制，引起民怒。最近发生的这段历史，早已经沉陷进克什米尔人的意识深处，变成一则中古传奇。亚齐兹和旅馆的厨子，曾经在英国人手下工作过，他们了解英国人的品位、技能和语言。他们还记得，英国人管神职人员叫padre（神父）。每次，亚齐兹听见他们称呼狗bugger（小家伙），就觉得格外亲切舒心。但英国人莫名其妙离开了，一如当年他们莫名其妙来到克什米尔。年轻一代的克什米尔学生，却只能从历史课本中认识、接触英国人。对他们来说，英国人在克什米尔的这段历史，就像光辉灿烂的莫卧儿王朝一样古老，遥不可及。

有一天，巴舍尔告诉我：“东印度公司在一九四七年撤离。”在我们的政治讨论中，这是巴舍尔唯一一次提到英国人。他今年十九岁，在大学念书。“我是最好的运动员。”第一次见面时，他向我表明他的身份。“我是最好的游泳选手。我懂全部化学和全部物理学的知识。”对于克什米尔人和印度人穿睡衣上街的习惯，他深恶痛绝。他告诉我，这辈子他从没在街上吐过痰。巴舍尔自认是受过高等教育、思想开放的知识分子：不论是什么教派的信徒，巴舍尔都可以跟他“共餐”（inter-dine，这是印度次大陆惯用的英文单词）。平日，巴舍尔喜欢穿西装，他的英语说得还挺流利，因为“我出身一个有名望的书香门第”。

巴舍尔对历史一无所知，也许是因为他天资不够聪颖，也许是因为他受的是英语教育，而英语并不是他能够充分掌握的语言。每次他说best（最好的），他的意思其实是very good（很好的）。也许是因为他的老师和教科书有问题。后来我有机会查看他的历史教科书。那是一本典型的印度教科书，课文全部采用问答方式。书上说，种姓阶级制度的一个优点，是它能够让人们的血统保持纯洁，而葡萄牙人在印度的势力之所以衰微，原因之一是他们实行异族通婚制度。巴舍尔对历史的无知，也可能只是因为他和他的朋友们对政治毫无兴趣。事实上，如果不看报纸，不听广播，即使你在克什米尔待了好几个星期，你也不会察觉，这个地区的局势动荡不安是国际瞩目的焦点，各方都在谈论克什米尔问题。全印电台巨幅报道联合国针对克什米尔问题展开的一年一度的辩论。巴基斯坦电台一再声称，在克什米尔，一如在印度其他地区，伊斯兰教正遭受无情的打压，而克什米尔电台则一再抗辩，反唇相讥。上回，印度总理尼赫鲁来到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城。巴基斯坦电台报道说，尼赫鲁在一个公开场合演讲，听众发生骚动，整个场面乱成一团。事实上，尼赫鲁是来养病的。不管怎样，巴舍尔对近代史和他的国家目前的处境，竟然无知到这个程度，着实令人诧异，而他还是社会精英呢。在他下面还有一群脏兮兮打赤脚、营养不良、穿蓝衬衫的小学生，他们这辈子不会有机会上大学。在这群小学生下面，还有一群一辈子没上过学的克什米尔人。

一天下午，我喉咙发炎，正躺在床上休息，巴舍尔忽然带着一个叫卡迪尔的年轻人来看我。卡迪尔今年十七岁，个头很小，四四方方的脸庞上闪烁着一双柔和而深邃的眼睛。他在大学主修工程学，但却一心想成为作家。

“他是最好的诗人。”巴舍尔告诉我。他正在我房间里徘徊逡巡，东张西望。忽然，他停下脚步，一下子躺在我脚上，伸手拿起我的香烟就抽。他带卡迪尔来看我，但他真正目的是向卡迪尔炫耀，他认识我这个从国外来的作家，因此，他才刻意装出一副跟我非常熟悉的模样，仿佛是多年的好友，平常他是不会跟我这么亲近的。我不好意思把他赶开。可怜我的脚趾头，被他的背脊压得快折断了。

“巴舍尔告诉我，他要带我去见一位作家，”卡迪尔说，“我就来了。”

“‘最好’的诗人！”巴舍尔用手肘支撑起他的身体，松开了我的脚趾头。

诗人穿着一件邋里邋遢的衬衫，敞开领口。他那件套头毛衣，顶端有个破洞。他看起来瘦小，敏感寒酸：我真是服了他了。

“他的酒量‘大得惊人’哦！”巴舍尔说，“他喝‘太多’威士忌。”

这证明卡迪尔的确有才华。在印度，身为诗人和音乐家，你必须一天到晚装出一副很哀伤很忧郁的样子，你必须一天到晚喝得醉醺醺的。

可是，卡迪尔看起来那么年轻，那么寒碜。

“你真的喝酒吗？”我问卡迪尔。

他只点点头：“是的。”

“朗诵你的作品吧。”巴舍尔命令卡迪尔。

“他听不懂乌尔都语。”

“你朗诵，我翻译。你知道，翻译诗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愿意接受这项挑战。”

卡迪尔开始朗诵他的作品。

“他这首诗，”巴舍尔开始翻译，“讲一个穷船夫女儿的故事。你明白吗，诗中他说，这位姑娘把颜色赐给玫瑰花。你懂吗，先生？别的诗人会说，玫瑰把颜色赐给这位姑娘。他却偏偏要说，她把颜色赐给玫瑰。”

“这首诗很美。”我说。

卡迪尔忧郁地说：“除了美，克什米尔什么都没有。”

然后，巴舍尔睁着他那双亮晶晶的大眼睛，开始朗诵一个对句。他说，我在德里会发现这两句诗镌刻在一栋莫卧儿建筑物上。他忽然变得多愁善感起来，“你知道吗，有一天，一位英国绅士在山中散步，看见一位古查尔姑娘坐在树下。她非常美丽。那时她正在阅读《古兰经》。英国人走上前去对她说，‘你愿意嫁给我吗？’她抬起头来，回答他，‘当然，我愿意嫁给你，但首先你必须放弃你的宗教，改信我的宗教。’英国人说，‘当然，我愿意为你改变宗教信仰。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我最心爱的人。’他果然改变宗教信仰，娶这位姑娘为妻。他们婚后非常快乐，有四个儿女。其中一个儿子从军，官拜上校，另一个儿子成为承包商。女儿嫁给阿卜杜拉酋长。这个英国人非常有钱。太有钱了。尼都大饭店就是他的产业。你知道尼都大饭店吗？斯利那加城最好的饭店。”

“奥伯莱皇宫饭店才是最好的旅馆。”卡迪尔说。

“尼都大饭店是最好的。最好的饭店！你现在知道了，她是英国人。”

“谁啊？”

“阿卜杜拉酋长的妻子呀。纯粹的英国人。”

“她不可能是纯粹的英国人。”卡迪尔说。

“纯粹的英国人。她父亲是英国人啊！尼都大饭店是他的产业。”

就这样，每次聊天，话题总会转到克什米尔传奇人物阿卜杜拉酋长身上。他跟新德里不是挺亲近的吗，后来怎么又会闹翻呢？一位朋友告诉我，那是因为印度政府想收购克什米尔邮局，但阿卜杜拉不肯出售。显然，双方为自治权问题展开了一场政治拉锯战。（克什米尔政府要求更大的自主权。）然而，告诉我这件事的朋友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说，这个坐落在斯利那加城堤岸上的邮局，其实是一家超级商店，生意好得不得了，引起印度政府垂涎，才处心积虑想把它从克什米尔政府手中抢走。我这位朋友是知识分子，竟也说出这种话来。显然，克什米尔当局把这桩单纯的政治事件（要求更大的自治权）刻意加以扭曲简化，然后才让老百姓知道。你若想让政治宣传发挥效果，就必须配合老百姓的知识程度，而中古世纪式的宣传，就跟现代游说技巧一样有效：简单明了，一针见血。巴基斯坦电台声称：印度政府花一大笔钱，在克什米尔推行教育，目的是破坏伊斯兰教及其律法。比起克什米尔政府的官方文告（尽管它提供的是具体的事实和数据），巴基斯坦电台的宣传显得更加有效。

“阿卜杜拉当过五年多的克什米尔邦首席部长。可是，他到底为老百姓做过什么事情呢？”

“哦，这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他什么都没做。他不接受任何人帮助。他要让克什米尔人民挺起腰杆站起来，学会自力更生。”

“当了五年首席部长，什么事都没干，你们还觉得他非常伟大。为什么呢？能不能请你举出一个具体的事例，证明他真的非常伟大。”

“好吧，我告诉你一件事。你知道，有一年克什米尔稻子歉收，老百姓挨饿。他们跑去向阿卜杜拉酋长陈情，‘我们没有饭吃，肚子空空如也，给我们米吧。’你知道他怎样回答老百姓吗？他说，‘吃马铃薯。’”

这可不是幽默，而是一个诚恳而中肯的建议。印度人只愿意吃他们平日吃惯的食物，而每一个省份的主食都不一样。在旁遮普省，印度人的主食是小麦；在克什米尔，就像在印度南方，他们只吃米饭。亚齐兹身材矮小，但却充满精力，就是因为他平日都只吃饭——一大盘一大盘，上面浇一点西红柿汁。稻子歉收时，克什米尔人就得挨饿。马铃薯也许买得到，但在他们心目中马铃薯并不是食物。阿卜杜拉要求老百姓吃马铃薯，可谓用心良苦。不用说，这样的忠告老百姓是听不进耳朵的。久而久之，这件事就渐渐演变成一则充满智慧、几乎具有预言意义的传奇，世世代代留传下去。很早很早以前，有一年闹饥荒，老百姓跑去向他们的领袖陈情：“我们没有食物。我们都在挨饿。”领袖说：“谁说你们没有食物？你们有马铃薯。马铃薯也是一种食物啊。”

克什米尔街道上，你不时看到白色的吉普和旅行车呼啸而过。每天下午，这些车子运载成群戴着草帽的妇女和孩子到城外野餐。傍晚，坐在车中的是一群去俱乐部打桥牌的男女。这一辆辆吉普和旅行车车身上都漆着两个四方形的窄小英文字母：UN（联合国）。它们的职责是巡逻并监控印巴边界的停火线。这些车子出现在克什米尔街道上，让人产生时空错乱的感觉，就像莎翁名剧《恺撒大帝》里面的时钟。

但克什米尔现在很有钱，比以往有钱得多。他们告诉我，一九四七年，全克什米尔只有五十二辆私家车，现在却有将近八千辆。一九四七年，一个木匠每天收入两三个卢比，而今每天却能赚到十一个卢比。街上戴上面纱的妇女越来越多，这显示克什米尔男人的经济能力已经大大提升——对双轮出租马车夫或售卖燃料的小贩来说，娶一个戴面纱的新老婆，毋宁说是最有面子、最能表现财富和身份的事。根据有关方面估计，克什米尔一如印度其他地区，政府拨的建设经费有三分之一被贪污掉。这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一位克什米尔裁缝，提起他那位担任测量官和某种档案管理员——当地人管这种职务叫“帕特瓦里”（patwari）——的朋友，脸上流露出又羡又妒的神色，因为这家伙每天都有一百卢比的进账。货车司机对交通警察也万分敬仰，因为他每个月向他们收取的保护费多得吓人。印度国会和媒体隔三岔五就发飙，严厉抨击贪污行为。全国大小官员看到风头不对，纷纷采取行动自清，因而闹出一箩筐笑话。在某一个邦，一位部长亲手将他的门房扭送法办，罪名是贪污渎职——原来，这个门房每次看见部长大人，都会深深鞠一躬，满脸谄笑，显然意图索取小费。德里一位建筑师告诉我，即使是这种象征式的“肃贪”行动，也往往会产生负面的效果，因为它会打击公务员的士气，降低行政效率。在印度，贪污是必要之恶。官员不贪污，政令就推行不了。

从我那位工程师朋友口中，我终于探听出，这种体制在克什米尔究竟是如何运作的。譬如说，某甲向政府承包工程，挖掘一百立方英尺的泥土。他寄出一张账单，要求政府支付两百卢比。为了防止承包商浮报工程款，印度政府制定一套查核和复核程序。承包商申报的账目必须经过查证，查证必须经过背书，背书必须经过批准。这套程序执行得非常彻底，目的在于确保公平。查证完毕后，每个人（从部门主管到跑腿的工友）都知道有这么一桩工程，而这些人你都必须一一打点。承包商依照一定的百分比，从额外利润中拨出一笔钱，按照一定的比例分给相关部门的员工。这一切都有规范可循，都是光明正大地进行。诚如我那位工程师朋友所说的：一切都是“通过正当的渠道进行”。使用印度公务员的这个口头禅时，这位工程师忍不住露出笑容。几乎没有一个公务员能够置身事外，而事实上，也没有人不想分一杯羹。你想做政府生意，就得花钱打通关节。挖掘一百立方英尺的泥土就老老实实申报一百立方英尺工程款的承包商，不啻是自找麻烦。而我听说，确实曾经有一些洁身自爱的公务员被调职或革职，罪名是贪污。“即使承包商是你的亲戚，身为公务员，你还是指望他送你一个红包。这是原则问题。”工程师如是说。在任何一个案子中，身为主管的人不一定分到最大的一块饼，但集腋成裘，经年累月下来，他捞到的外快肯定比手下多得多。

与我谈论这些事情时，这位工程师正待在他的帐篷里。营地坐落在一座松树林边缘，太阳一下山就变得非常寒冷。一条小径通往他的帐篷，两旁排列着一颗颗漂白的石头。不远处树立着另一座帐篷。他手下的员工正在那儿准备晚餐。工程师告诉我，刚到这个营地时，员工对他充满敌意。前任工程师分配红包不公，引起手下不满。他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拿出他应得的一份分给弟兄们，同时还帮他们弄到一些一般人不容易取得的物资，这才平息了众怨。这位工程师声称，他个人是反对这种体制的，但只要运作公平，它确实有助于提升工作效率，而他也就乐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体制能够激发员工的工作热忱。就拿电线杆来说吧，根据政府的规定，每根杆子必须高三十四英尺，埋入地面必须深达五英尺（杆子的直径和周长，政府也明文规定）。一旦双方协议使用三十二英尺长的杆子——只有使用这种低于标准的电线杆，大家才有希望分到花红——工人们就必须赶紧把它竖起来，免得被人识破，如此一来，工作效率自然提升。完工后，谁又能看得出来，这些杆子插入地面只有三英尺呢？

这位工程师的说辞虽然无从查证，但我觉得，它至少解开了一个谜团：为什么克什米尔的森林会遭受大量非法的砍伐，以致许多林地变成光秃秃的一片。克什米尔人都声称，这种现象是最近几年特别酷热的夏天造成的。有一个现象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斯利那加城中，电线低低悬挂在杆子上，仿佛随时都会掉落下来砸向路人头顶，令人怵目惊心。

这阵子，我们居住的那家旅馆的花园被糟蹋得面目全非。首先，一群工人跑来挖掘，竖立起一排丑陋的电线杆。接着，另一群工人跑来挖掘，插上一根根杆子，用来支撑遮阳篷。有如闪电一般，只消三两下工夫，湖中的木匠们就把遮阳篷给竖起来，非常草率。湖中的居民三五成群，穿着睡衣和宽宽松松的裤子，纷纷涌进旅馆花园，有的提供建议，有的卷起袖子帮忙，有的只管站在一旁看热闹。遮阳篷是船屋的附属品。这是它出现在旅馆花园的唯一理由。除此之外，对我们来说，它简直一无是处。太阳出来时，它提供不了多少荫蔽。待在里面，反而让人觉得闷热不堪。每次看到快要下雨了，船屋主人就急忙把遮阳篷收起来。这座遮阳篷具有扇形边饰和黑色条纹，看起来，跟湖中其他的船屋的遮阳篷一模一样。它们全都是出自同一位裁缝之手。这家简陋的裁缝店坐落在湖中航道上。每个人（花贩、杂货商人、头缠红布巾的警察）经过那儿时，都会走进店里歇歇脚，聊聊天，抽几口水烟。

过了一两天，旅馆主人巴特先生亲自动手，把遮阳篷的杆子漆成淡绿色。我走下楼来，站在一旁观看。他抬起头来，对我笑一笑，然后又低下头去自顾自干活。过了一会儿，他又抬起头来，但这回笑容不见了。

“先生，您邀请马丹先生来喝杯茶好吗？”

“不行，巴特先生。”

长夏漫漫。我们一直提不起劲儿来，参访附近一带的古迹和废墟：坐落在湖外山腰上一眼就可以望见的仙子殿、阿克巴大帝在湖中央建造的哈里·帕尔巴特堡、潘德雷善镇的神庙、玛尔丹德镇的太阳庙、艾旺提普尔的庙宇。现在我们终于下定决心，准备一口气看完这些古迹。

到艾旺提普尔村参观古庙那天，天气十分凉爽：褐色的田野显得非常干燥，一畦畦绵延在暗沉沉的灰蓝天空下。我们漫游在废墟间，弄不清楚这些古迹的来历：规模宏伟而气象万千的中央祭台，散布在瓦砾间、用石头雕凿的形状像砧板的圣水盆，四处林立的雕像。一路跟随我们的那个村民，对这座古庙的历史也不甚了然。“全都倒塌了。”他说着印度斯坦语，挥挥手，指着周遭那一片废墟对我们说。“全部？”“全部！”印度斯坦语是印度北部通行的一种方言。它有个特色：重音特别多。我渐渐喜欢上了这种语言。这位村民带我们去看一根石柱的基座，他比手画脚地告诉我们，这是圆石磨底下的垫石。他对这座古迹的认识，就只有这些。我们没给他小费。参观完古庙，我们一路走下山去，到村子里等公共汽车。

穿蓝色衬衫的学童们刚刚放学。沿着一条小巷走下去时，我们看见一位年轻的锡克族教师带领一群男生在学校庭院里打球。孩子们一拥而上，团团围绕住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抱着一大摞用脏兮兮的沾满墨迹的布巾包扎起来的书本。在我们劝诱下，一个男孩拿出他的英文课本。他翻开一页，上面印着课文的题目：Our Pets（我们的宠物），但他却把它念成Our Body（我们的身体），然后开始滔滔不绝朗诵起课文来。我们翻查课本，发现他念的竟然是另一课的课文。咦，这一本又是什么课本呢？乌尔都语？孩子们忍不住捧腹大笑：那是帕尔西语，波斯的一种方言，连三岁小孩都看得出来。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我们钻出人堆，告诉大伙儿，我们要搭车回到斯利那加城。孩子们纷纷伸出手臂，帮我们招呼公共汽车。一辆接一辆公共汽车满载乘客呼啸而过。一辆汽车飞驰过来，踌躇了一会儿，终于踩刹车。一个克什米尔人钻上车去，却被售票员赶下来。售票员让我们上车。

我们坐在后座，周遭尽是一些满身恶臭、腰间缠着一条脏兮兮褐色棉布巾的印度人。车后堆放着好几十个戴尔达（Dalda）铁罐子。坐在我身旁的那个家伙，伸开四肢躺在坐椅里，一副病恹恹的模样，只管呆呆瞪着两个眼睛。成群印度苍蝇（传染病的媒介）大模大样栖停在他的嘴唇和脸颊上。他时不时张开嘴巴，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呻吟。满车男女老幼只顾聊天，没人理睬他。过了好一会儿我们才看出来，这辆车载的是一群“低收入”观光客，而坐在我们身旁的那些人，就是他们的仆从。

车子在一座废墟旁停下来。身穿卡其色制服、嘴唇上蓄着一撮八字胡的司机，回过头来，请乘客们下车，到废墟中走一走，看一看。大伙儿只管呆呆坐着，一动不动。司机催促大家下车。一位老者（我们已经看出他是这群观光客的领袖兼导师）幽幽叹口气，吃力地撑起身子，钻出车门。他身上穿着一件黑色印度外套，头顶上扎着一个发髻，显示他是印度教的婆罗门。大伙儿纷纷站起身来，跟随他老人家下车。

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一群小孩，嘴里一个劲嚷着：“派沙，老爷，派沙！”老者用印地语对孩子们说：“哦，你们向我讨钱对不对？年纪小小的要钱干什么啊？”孩子们又齐声叫嚷起来：“罗弟，罗弟，面包，面包！”“你们要钱买面包，对不对啊？”老者逗够了孩子们，才掏出钱来打赏他们。大伙儿见状，纷纷打开荷包掏出钱来。

老者拾级而上，攀登到石阶顶端，意气风发，观看起脚底下那一片壮阔的废墟来。他说了几句俏皮话，然后开始发表演说。大伙儿毕恭毕敬跟随在他身旁。他老人家的眼睛往哪儿瞧，大伙儿就往哪里看，但他们脸上的表情显示，他们对这座古迹一点兴趣都没有。

一个身穿白色法兰绒长裤、年龄约莫十六岁的男孩朝我跑过来，兴冲冲地告诉我：“这座古迹是班度家族④的城堡。”

我说：“这根本不是一座城堡。”

“这是班度家族城堡。”

“不是。”

男孩伸出手来，迟疑了半晌，朝向老者挥了挥。“他老人家说这是班度家族的城堡。”

“你去告诉他老人家，他搞错了，他胡说八道。”

男孩吓了一跳，仿佛骤然间被我揍了一拳似的。他蹑手蹑脚地从我身旁溜走，猛然转个身，逃回到那群围绕着老者的游客身边。

乘客们全都回到车上。正要开车，老者忽然宣布：开饭时间到了。售票员再次打开车门。一个又老又脏的无牙男仆，立刻从昏睡中苏醒过来。他开始干活，手脚干净利落，浑身是劲儿。首先，他把后座堆积的铁罐子搬到灰尘满布的车厢地板上，往车门口推过去，然后搬到路旁草地上。看来又得耽搁一阵子了，我忍不住向司机提出抗议。穿白色法兰绒裤子的男孩只管盯着我，一脸惊惶。现在我总算弄清楚，原来车上的乘客是一家人，这辆汽车是他们包租的。他们让我们搭便车，是出于慈悲心肠。这家人全都下了车，整个车厢空荡荡，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孤零零坐在后座，眼睁睁望着那一辆辆公共汽车（车上显然还有空位）擦身而过，驶向斯利那加城。

这家人属于婆罗门阶级，吃斋，平日用餐、食物的准备和分配必须遵照传统的习俗和固定的程序。除了那个邋遢的老仆人，谁都不许碰触食物。一听到主人宣布开饭，这个平日病恹恹的老家伙精神一振，容光焕发，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似的。只见他伸出脏兮兮的手指头（几分钟前，这些手指头还捏着一支皱巴巴的香烟，接着又从满是灰尘的车厢地板上，抓起沾满灰尘的罐子）开始准备和分配食物。首先，他从第一个罐子中拿出面饼，分发给每一个人。然后，他用勺子从第二个罐子中舀出咖喱马铃薯。最后，他打开第三个罐子，用手指捞出酸辣酱。当然，为主人准备食物时，他只能使用右手。这个老仆人家世清白，出身一个正当的阶级。他用右手准备的食物绝对不会受到污染，保证纯净。大伙儿都吃得很安心。路旁的草地原本空荡荡的，这会儿，却突然冒出一群村民和好几只克什米尔长毛狗，把这一家人团团包围起来。狗垂着尾巴，远远站着，一动不动。在它们身后，克什米尔的田野一畦畦伸展开来，绵延到天边山脚下。村中的男人和小孩，站在这群蹲在地上用餐的观光客身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吃东西。众目睽睽之下，这家人仿佛变成了国际影视红星，开始装模作样起来。他们端起碗盘，吃得津津有味，啧啧有声。他们稍微提高声调，谈笑风生。老仆人干起活来就更加带劲儿了，只见他不停钻进钻出，忙得不亦乐乎，但却一径皱着眉头，满脸不耐烦，仿佛被身上的重责大任压得喘不过气来似的。他紧紧抿着他那张光秃秃、连一颗牙齿都没有的嘴巴。

老者把仆人叫过去吩咐几句话，仆人就朝我们走过来，一副大忙人的模样。他二话不说，把两块面饼塞进我们手里，在饼上放几块咖喱马铃薯，在马铃薯上浇一些酸辣酱。然后，他老人家就抱着他那几只罐子，匆匆走开，伺候他的主子去了。当然，我们是用右手拿的食物。

这个家族的一位发言人走到车门口，对我们说：“请尝尝我们的食物吧。”

我们开始吃起来。我们发觉村民们的眼睛都瞪着我们。我们发觉那一家人的眼睛也瞪着我们。我们一面吃，一面微笑。

老者代表他的家族，向我们伸出友谊之手。此后，一路上，他都尽量跟我们聊天，我们一径微笑着。现在，反而是那个穿白色法兰绒裤子的男孩绷着脸，不理睬我们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设法保持微笑——一路笑到我们的目的地斯利那加城。

身在印度，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异乡人，一个过客。它的幅员，它的气候，它那熙来攘往摩肩接踵的人群，这些我心里早已经有准备，但它的某些特异、极端的层面，却依旧让我觉得非常陌生。不由自主地，我试图用一个岛民的眼光（莫忘了，我是在一座小岛上出生、长大的印度人），观看印度这个国家：我刻意寻找那些我所熟悉的细微而容易掌握的事物。初履斯土，我就发觉，种族的血缘关系和共同点有时会变得没有多大意义。我在德里的俱乐部和孟买的公寓结识的印度人，我在乡下“郡县”遇到的村民和官员，在我眼中，全都是陌生人——他们的身世背景，对我来说是一个谜团。感觉上，这些人的心胸非常狭窄，但同时却又显得无比开阔。表面看来，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所受的限制和束缚比我大得多，但他们却是一个泱泱大国的百姓。他们能够轻易、毫不浪漫地接纳和理解巨大而复杂的事物。在我看来，印度的自然景观过于苍凉杂乱，让我觉得格格不入——我怀念印度人聚居的特立尼达岛上那井然有序、和谐宁谧的乡野风光。有一回，在印度北部的阿格拉附近，我看到（或者以为我看到）这样的一种乡野风光，但是，一群病恹恹、孤零零、躺在绳床上的人影却骤然出现在我眼前，破坏了整个画面。这些令人怵目惊心的细节，不管怎么看，都和我在特立尼达岛上一座小镇所认识和体验的印度，连接不起来。

而今，出乎意料，在克什米尔，我却跟一个外出旅游的印度家庭相遇，而这场邂逅竟然让我感到莫名的温暖和亲切。我跟他们一样探访班度古堡，分享他们的欢乐。我看到他们掏出铜板，赏给那群伸手乞讨的儿童。我品尝他们那匆匆准备和分发、但却严格遵守传统礼仪的午餐。这家人好熟悉啊，就像特立尼达岛上那些印度家庭。我一眼就看出这家人的关系：谁是强者，谁是弱者，谁是专门搬弄是非的人。我跟这些印度人原本隔着三个世代（我外祖父从印度移民到特立尼达），但骤然间，我们之间的差距缩小了，隔阂消除了，仿佛变成了同一个世代的人。

这场邂逅，不只唤醒了我的童年记忆，也激发了我那被压抑已久的意识。食物的准备和分发，必须遵守一套严格的礼仪和程序。这一点，我能立刻体会和理解。同样，我也能够理解，为什么严格的礼仪和肮脏的食物会掺混在一起，为什么那位老仆会以一种造作轻率的态度，把面饼和马铃薯塞进我们手中。这其实是一种错乱而扭曲的禁欲主义，印度人可以从中获取某种必要的乐趣。它也是一种信念（也许源自宗教，也许源自物资和器具极端匮乏的乡村社会）：奢华的生活和繁复的礼节是不必要的、虚夸的、荒谬的。＊

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印度人对传统习俗和仪式的尊敬。

然而，我和这个印度家庭之间，毕竟隔着三个世代和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那个男孩指着废墟说：这是班度家族的城堡。班度是《摩诃婆罗多》的英雄人物。这是印度举世闻名的两大史诗之一，具有神圣的地位，而《薄伽梵歌》就是《摩诃婆罗多》中的部分章节。根据一些学者的考证，这部史诗成书于公元前第四世纪，而它描述的事件可溯至公元前一五○○年。我们参观的这个废墟，显然是一栋四面有围墙、墙外毫无防御工事的建筑物，怎么看都不像五位骁勇善战的王子的城堡。但那个男孩却一口咬定，这是班度家族的城堡。他又不是没看过城堡——斯利那加城中就有一座，每个人都看得到。坐在游览车上的这家人，明明知道这个废墟不是一座城堡，却睁着眼睛说瞎话。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渴望看到神奇的古迹，而是因为生活在处处是古迹的国家，他们已无法辨识神奇的事物了。难怪，在司机百般催促下，他们才勉强站起身来，走下车去观赏这座废墟。他们从小就熟知《摩诃婆罗多》的故事，把它当作史实来接受。它已经融入他们的意识中。以具体的形式展现这些故事的石头建筑物，他们根本不感兴趣，何况这些建筑物已经沦为一座废墟，毫不起眼。所以，他们就随口说，这是班度家族的城堡——一堆残垣破瓦，不再有任何用处。开饭时间到了，大家坐下来吃面饼和咖喱马铃薯吧。班度家族和《摩诃婆罗多》真正的光辉，永远留存在他们心中。

我们来到斯利那加城外数英里的潘德雷善镇。在这儿的军营中，我们发现一座窄小的、只有一间祭殿的庙宇。它歪歪斜斜地矗立在洼地中央，庙旁有一株浓荫蔽天的大树，周围是一个小小的人工池塘。这是一潭死水，水面漂荡着落叶。庙宇的石造部分显得非常沉重粗糙，裂痕斑斑。人们随便用混凝土修补，看起来挺刺眼的。在建筑风格上，这间寺庙近似艾旺提普尔废墟——那个男孩口中的“班度家族城堡”。不同的是，这间庙宇目前仍在使用，而这一点使它的存在具有意义（对印度人来说，建筑物的意义在于它的用途，而非它的历史）。超乎物质层次的丧失，会让人们产生一种浪漫的悲情，但在这儿，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都觉得，他们从不曾丧失任何东西。一栋建筑物倒塌了，被摧毁了，不再具有任何用途了，但另一栋建筑物会取而代之——规模也许大一些或小一些，外观也许更美或更丑。阿克巴大帝的湖中堡垒东边，有一座早已沦为废墟的精美建筑物。它极可能是一座皇陵。两座塔楼原本矗立在一间墙壁嵌着黑色大理石的阴凉四合院一边。塔楼已经崩塌，砖砌的圆顶布满裂罅。结构匀称优美的莫卧儿式拱门，不知被谁塞满一块块如今已经开始碎裂的剥落的泥砖。一堆堆瓦砾堵塞住皇陵的入口，散布在那一座陡峭的、通往下层祭殿的楼梯间。殿堂满布灰尘，精美的石雕窗饰早已破损不堪，残缺不全。然而，只有观光客才会前来凭吊这座壮丽的废墟，感叹它的腐朽。在本地人眼中，比这座古迹更重要的建筑物，是他们用波状铁皮在那儿建造的、专供附近清真寺的香客使用的厕所和澡堂。

莫卧儿花园维修得非常完善，看起来依旧很美，因为它到现在仍然是一座花园——仍然在使用中。同一个时期兴建的皇陵，早已经丧失它的用途，因此人们才会在它的废墟中建造厕所。这种盲目讲求实际用途的意识，把整个克什米尔河谷糟蹋得疮痍满目，面貌全非。只有观光客才会凭吊它的废墟，也只有观光客才能欣赏它的美。莫卧儿花园本来坐落在湖畔的林园，景致十分优美，如今，在浓荫密布的查斯马莎希花园中，那座高过树梢头的宝塔式绿色亭台旁边，却出现十间簇新的“观光茅屋”，分成两排，一排六间，另一排四间，看起来十分突兀刺眼。亭台另一边则是政府宾馆——尼赫鲁总理在这儿住过。宾馆旁边有一家牛奶低温杀菌和装瓶工厂。坐落在工厂一侧，不用说，当然就是那座规模宏大的国营农场了。他们在这儿饲养绵羊。山坡上散布着绵羊的足迹，一路延伸到山顶的仙子殿。这栋十八世纪建筑物，原本也许是一座图书馆或天文台（现在已无从考查），如今它那野草丛生，四处飘漫着野生白玫瑰的清香有成群蜜蜂飞绕出没的平台上，却散布着一堆堆羊粪。透过那一排灰泥早已剥落、露出砖块的拱门，我们可以眺望到山下的湖泊。近来，湖上出现越来越多汽艇，乐坏了湖中的居民。这些船舶污染空气和水源，马达声震天价响，回荡在整个湖面上，螺旋桨卷起一团团烂泥巴，宛如旋涡一般。汽艇开走后，湖水依旧激荡不已，哗啦哗啦，不断冲刷着临水的花园，摇荡着那一艘艘穿梭在湖中的“施客啦”。而这只是一个开端而已，好戏还在后头呢。

克什米尔人那中古世纪式的思维只能看到延续性，这种思维如此顽固。它存在于这样的一个世界中：尽管历尽沧桑，这个世界依旧保持它的和谐与秩序，依旧可以被人们“视为当然”。这样的思维只重视事物的延续性，从不曾发展出历史意识——历史意识是一种丧失感，也从不曾发展出真正的美感意识——那需要天赋的评鉴能力。这种思维把自己封闭起来时，这种缺失会使它感到安全。一旦暴露出来，它的世界就会变成童话中的桃花源，显得无比脆弱。从克什米尔祈祷曲转到斯里兰卡电台广告歌，只需切换收音机频道。把克什米尔玫瑰转换成一盆塑料雏菊，也只是举手之劳而已。

平日，巴特先生总是在旅馆花园那座船屋式遮雨篷下，以正式的礼仪接待客人，不管他们是观光客还是湖中的居民。一个星期天早晨，天气异常闷热，我望向窗外，看见一位衣装体面的年轻男子独个儿坐在遮雨篷中，矜持地端起茶杯，一口一口慢吞吞啜饮着。阳光透过篷子洒在他身上，使他整个人看起来红扑扑的，非常可爱。他身前搁着一个用金属打造的茶盘，盘中整整齐齐地摆放着这家旅馆收藏的一套精美瓷器。

楼梯上忽然响起脚步声，笃笃笃。接着，门上响起一阵敲门声。亚齐兹走进房间来，气喘吁吁，神情严肃，左边肩膀上搭着一条毛巾或抹布。

“老爷，下来喝杯茶。”

我刚喝过咖啡。

“老爷，请您下来喝杯茶。”亚齐兹一边说，一边喘气，“巴特先生说的。不是喝‘您自己’的茶。”

我下楼去见这个衣装体面的小伙子。这阵子，巴特先生时不时就把我召唤下来，要我帮忙应付那些吹毛求疵、难以伺候的“客户”。我动用如簧之舌，跟这些客人周旋。在我游说下，他们往往会接受巴特先生所提的比阿里·穆罕默德在“游客接待中心”提出的要合理得多的房租。

小伙子放下茶杯，腼腆地站起身来，怯生生望着我。我拉过一把破旧的藤椅，一屁股坐下来，请他继续喝茶。几秒钟前，亚齐兹还装出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仿佛他是这家旅馆的老板似的。这会儿，他却变得十分恭谨，一个劲儿鞠躬哈腰，帮我倒茶，然后蹑手蹑脚退出去，不敢回头看我们一眼。但不知怎的，我却感觉得出来，他依旧保持高度警戒，留神倾听我们的谈话。瞧他那副德行：身上穿着一条宽宽松松的裤子，头上歪歪斜斜戴着一顶毡帽，肩膀搭着一块抹布，黑黝黝的两只脚没穿鞋子，啪嗒啪嗒踩在地板上。

我说，今天天气好闷热啊。小伙子点点头表示同意。我接着说，再过一阵子，天气就转凉了。斯利那加城的气候就是这样变化莫测，但湖中肯定比城里凉爽，而咱们这家旅馆，又肯定比任何一间船屋凉快。

“这么说来。你待在这儿，觉得非常愉快喽？”

“没错，”我说，“我挺喜欢住在这家旅馆的。”

话匣子一打开，我就动用如簧之舌，向他推销这家旅馆，建议他在这儿住下来。但显然，这小伙子跟我不投缘——在我面前，他似乎感到很不自在。看来，这回我无法完成巴特先生交付的使命，帮他争取到一个新房客了。

“你从哪里来？”我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印度人最喜欢向陌生人提出的。

“哦，我是从斯利那加城来的，”小伙子回答，“我在观光局工作。这几个月，我常常看到你在城里走动。”

我亲自撰写、用打字机打好、具名发出的邀请函并未发生效用，而巴特先生和亚齐兹这两个土包子，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竟然能够把观光局的官员邀请到旅馆来喝茶。幸好亚齐兹表现得还算有风度。他说，我在花园接待那位年轻官员的过程，厨房那伙人都看在眼中，感到非常满意。过了几天，他向大伙宣布：观光局副局长卡克先生已经接受邀请，即将前来咱们这家旅馆视察，说不定还会坐下来喝杯茶呢。听亚齐兹的口气，仿佛这件事是由我一个人促成的。

卡克先生来了。一看到他搭乘的游船驶到栈桥下，我就赶紧溜进浴室，把自己反锁在里头。等了半天，却没听见楼梯上响起笃笃脚步声。巴特先生也没召唤我下楼去，那天和往后几天，大伙都没提起卡克先生来访的事。直到一天早晨，在“全克什米尔游船工人联合会”秘书陪同下，巴特先生走进我的房间，我才知道卡克先生的来访已经产生了效果。巴特先生央求我用打字机列举出咱们这家旅馆的“设备和特征”，以便刊登在观光局出版的旅馆名录里头。我觉得很没面子，我没办成这件事，就连最后的懦弱行径也与这事无关。巴特先生一径微笑着，显得很开心。二话不说，我坐在打字机前开始打字。

工会秘书站在我身边口述：“旅馆，西方风格。”

“是！是！”巴特先生一个劲点头，“西方风格。”

“这我不能打出来，”我说，“这家旅馆根本不是西方风格。”

“冲水马桶，”巴特先生继续口述，“英国食物。西方风格。”

我站起身来，伸出胳臂，指着窗外厨房旁边那间小小的箱形房屋。

这间房子约莫六英尺长、四英尺宽、五英尺高，里面住着一对身材瘦削、成天板着脸孔的中年夫妻，我们给他们取个名字叫“赊民夫妇”。他们是耆那教⑤信徒。这对夫妇把他们家的锅碗瓢盆全都带到克什米尔来：自己煮饭烧菜，自己洗锅子，从不跟任何人混在一起。他们蹲在花园水龙头下，抓起地上的烂泥巴，使劲擦洗碗盘。最初，他们以游客身份住进这家旅馆，租用楼下的一个房间。他们有一台晶体管收音机。我常看到这对夫妇跟巴特先生一块儿坐在遮雨篷里，聚精会神听广播。收音机摆放在他们中间一张桌子上，天线竖立起来，音量调得很高。我们听亚齐兹说，巴特先生正在跟这对夫妻谈一桩买卖。一天早晨，我们眼见夫妻俩把锅碗瓢盆、床铺被褥和板凳椅子，一股脑儿从旅馆房间搬到厨房旁边那间箱形小屋。不用说，这是这桩买卖那商讨的结果。那天黄昏，我们就看见屋里亮起灯光，从墙缝中照射出来，跟着我们就听到屋里响起收音机播放的音乐。这间房屋有一扇窗子，大小约莫一平方英尺，歪歪斜斜，摇摇晃晃，看来肯定是克什米尔木匠的杰作。透过这个小窗子，我依稀看得见屋里的陈设。有一天，我正在窥视，却被发现了。一个女人的手从窗户中伸出来，砰然一声把窗户合上。

而今，我伸出手臂指给巴特先生看的，就是这间箱形小屋。

工会秘书忍不住嘿嘿笑起来。巴特先生只微微一笑。他伸出一只手来放在自己的心窝上，嘴里一个劲儿说：“先生，先生，恕罪，恕罪。”

夏天的斯利那加城非常闷热。游客们纷纷上山避暑：喜欢“印度风味”的人，成群跑到帕哈尔甘镇；崇尚“英国品位”的游客，则选择古尔玛格村作为度假地点。没多久，房客全都走光了，整个旅馆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就像初春时节我们刚搬进来时那样。草坪上不再有人洗衣服和碗盘，台阶底下藏放扫帚的橱柜也不再有人蹲在旁边煮饭。在太阳暴晒下，花园水龙头四周的烂泥巴渐渐干枯，凝结成一块块黑色的泥土。园中，向日葵盛开，花团锦簇，煞是好看。夏日炎炎，连做生意的人都变得没精打采。贩卖围巾的那个家伙——他有个古怪的名字叫“毛拉纳·值得做”（Maulana Worthwhile），有天跑到旅馆来，问我有没有英国鞋油。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只有这玩意儿才治得好他身上的癣。地方法院在旅馆遮雨篷下聚会，选出新法官。选举结束后，大伙喝茶吃蛋糕，庆祝一番。最近这阵子，亚齐兹常常提到古尔玛格村。他用暗示的口气对我说：“先生，您什么时候到古尔玛格村度个假啊？”他要我们带他一块儿去。只有在这段生意清淡的日子里，他才离得开旅馆，出外走一趟。但我们一再拖延，因为我们实在舍不得离开仲夏时节的湖泊，我们要尽情享受这难得的清静。

这一片宁谧祥和，骤然间消失了。

德里城中住着一位“圣人”。今年，有一家在东非共和国经商致富的印度人返回祖国度假，在德里城中见到这位圣人。双方甚是投缘。这家人决定把假期奉献给圣人，全心全意服侍他老人家，供他老人家差遣。今年，从印度洋刮来的季风也迟到了。圣人坐在德里家中，闲极无聊，有一天忽然向徒众们宣布：“我打算到印度教圣地克什米尔走一遭，探访埃玛纳锡的神圣洞穴，观赏冰清玉洁的千蛇湖，朝拜湿婆神当年舞踊过的平原。”这群来自东非的印度商人一听，二话不说，立刻收拾行囊，准备好几辆美国制造的加长型礼车，亲自护送圣人到克什米尔。但他老人家却说：“路途遥迢，舟车劳顿，我身上这把老骨头怎担受得起呢？你们开车先上路吧。我搭乘印航子爵式飞机随后就去。”安排停当，大伙开车上路，一路朝北行驶，一天一夜后终于抵达圣城斯利那加。进得城来，已经是子夜时分。二十名香客抵达的消息，立刻在空荡荡的门可罗雀的船屋间传扬开来。不管他们走到哪，身后总是如影随形地跟着成群扯着嗓门厉声尖叫的船夫，央求香客们到他们船屋住几天。这群香客来到湖中一座小岛上，看到一家小小的旅馆。“这就是咱们一直寻找的地方！我们就在这儿住下来，恭候圣驾吧。”一整晚，船夫络绎不绝，纷纷上门，哀求香客们到他们船屋瞧一瞧，住住看。整个旅馆扰扰攘攘，乱成一团。

这是阿里·穆罕默德的说辞。

“但香客们说：‘我们不想住船屋。我们只想住这家旅馆。’”吃早餐时，他告诉我们。

这是丽华大饭店开张以来招揽到的最大一批客人，难怪负责拉客的阿里·穆罕默德感到那么得意。他可不是亚齐兹，我们的处境，他压根儿不放在心里。亚齐兹爱莫能助。一看到我们，他就像见到鬼一样远远避开。

这群香客有备而来。他们那几辆加长型礼车——湖中居民啧啧称奇的最新科技产品，运载一大捆一大捆树叶。这些叶子据说非常神圣。香客们把它当作碗盘使用，就像古时的贤人君子那样。他们嫌水龙头的水不够纯净。每天清早，他们带着特制的容器，前往湖畔的查斯马莎希花园，从皇泉中舀取纯净的泉水。当然，他们自己煮饭烧菜，不让别人碰触他们的食物。他们在草坪上安放几块石头当作炉灶。负责烧饭的是四个身穿橘黄袈裟、模样像阴阳人的小伙子。烧完饭，他们无所事事，整天闲荡。对这帮人来说，圣洁就意味着简朴：在一堆石头上煮饭；把食物放在树叶做的碗盘里，一口一口扒着吃；不辞劳苦，到几英里外舀取山泉的水来喝。但是，这样的生活反映出的也是一种懒散而漫不经心的人生态度。旅馆房间里的地毯全都被翻卷起来，窗帘高高挂起，家具乱成一团。身为一位圣人的徒弟，过着简朴的生活，使这帮人变得异常狂妄自大。这群香客中的男人，成天在草坪上高视阔步，大摇大摆。在他们面前，阿里和亚齐兹，甚至旅馆主人巴特先生，都得蹑手蹑脚，低声下气。这些人讲话就像吵架似的，嗓门特别大。他们时不时就用力清一清嗓子，呸一声，把一团浓痰吐到池塘中的一朵朵荷花上——这种植物是前任克什米尔大公从英国带回来的，跟印度教崇奉的莲花没有多大关系。他们端着树叶盘子，蹲在他们刚吐过痰的草坪上吃饭，吃完，就开始打嗝。这帮人打起嗝来，就像打雷一般，但节奏控制得恰到好处，仿佛训练有素似的。光从他们的打嗝声，您就可以判断出来谁是师兄，谁是师弟。这伙人的大师兄年纪约莫四十，个头又高又壮，浑身肉颤颤的，跟师弟们一样，他身上穿着袈裟，但额头上却缠着一条五彩斑斓的花布巾，独树一帜。他手下那群小伙子，一有空就做俯卧撑或其他健身运动。看来，这帮人日子还过得挺惬意的。对他们来说，这次跟随圣人出游，就像一群童子军到野外露营一样，非常好玩。不幸的是，我们这家湖中旅馆——丽华大饭店，竟然变成了他们的露营场。

至于圣人何时抵达，却一直没有明确的讯息传来。他的徒众可不敢掉以轻心。他们隔三岔五就驱车直奔斯利那加机场，迎接从德里来的每一班飞机。那几个身穿橘黄袈裟、模样像阴阳人的小伙子，则奉命留守在旅馆。闲极无聊，他们开始玩起某种游戏来。我站在一旁观看，只见他们随手捡起一些残砖破瓦，默默地、慢慢地、专注地构筑一道临时防御工事，把他们放置在草坪中央当作炉灶使用的石头团团围绕起来。这时我才发觉，他们根本不是在玩游戏，而是在建造一座围墙，防止外人偷窥，因为我们这些“不洁”的人的目光会污染他们的食物。事情还没完呢。由于这家旅馆的草坪已经被无数“不洁”的人践踏过，这帮人决定把草皮全部铲掉。这会儿，他们穿着袈裟蹲在花园里，正在默默地进行破坏工作。

我叫亚齐兹来见我。自从这群香客搬进旅馆以来，我们就没打过照面。他垂着头，一副腼腆羞怯的模样。显然，他也看到了这帮人在花园干的好事。最让我生气的是，他竟然帮这些身穿橘黄袈裟的家伙找来一块木板，铺在他们挖掘出来的烂泥巴上。这种搞法简直莫名其妙。但他又能怎么样呢？巴特先生最近手头紧，正在伤脑筋之际，上帝给他送来一批客人。他告诉我，这群香客可不是寻常的游客，他们是圣人（所谓圣人，就是如假包换的圣贤）的门徒，绝对不会乱搞的。

那天下午，香客们终于把这位圣人带回旅馆来。刹那间，整个旅馆的气氛改变了：原本是乱糟糟的一团，打嗝声此起彼落，现在却突然变得无比肃穆寂静，只听到徒众们急匆匆的脚步声和叽叽喳喳的耳语声。圣人端坐在遮雨篷下一把椅子里。妇女们再也忍不住，纷纷冲出旅馆，拜倒在圣人脚下。圣人正襟危坐，也不正眼看这些婆娘一眼。大部分香客只管呆呆坐在一旁，睁着眼睛，瞻仰他们的上师。说实话，这位圣人长得比他的徒众们体面得多，果然称得上宝相庄严。他那件橘黄袈裟裹着一具结实光滑的古铜色身躯，他那张脸孔十分端正坚毅，看起来反倒比较像一位企业主管。

那几个穿着橘黄袈裟的小徒弟，蹲在他们构筑的防御工事里头，帮师父烧饭做菜。香客们分成两排，静静坐在草坪上陪圣人用餐。饭后，眼看太阳就要下山了，上师领导徒众们齐声吟唱起圣歌来。两个徒弟端来一盆水，擦洗师父的袈裟。洗干净后，他们合力把衣服提起来，不停摇晃，直到整件袈裟全都干了才停手。

我走进厨房，找人聊天，却看见大伙儿挨挤成一团，闷声不响，轮流抽着一筒水烟。

“在他们眼中，我们全都是不洁的人，”一个船夫说，“这样的宗教未免太不近人情了吧？”

这正是巴基斯坦电台对印度教的指控。然而，连这位船夫都尊敬印度教的圣人，说话时刻意压低嗓门，以免惊扰他老人家。

隔天早晨一觉醒来，我们发现花园中的草皮又被铲掉一些，泥泞满地，惨不忍睹。香客们更加肆无忌惮，他们聚集在花园中，闹哄哄的，忙得不可开交：有的聚在一起剥豌豆，有的在煮东西，有的在打嗝，有的在刷牙（呸一声，把满嘴牙膏吐到池塘中的荷花上），有的在洗澡，有的在洗衣服，有的在台阶跑上跑下。

吃早餐时，我问阿里·穆罕默德：“这些人什么时候离开啊？”

他显然没弄清楚我问这话的原因。他微微一笑，露出嘴里那副凹凸不平的假牙。“上师昨晚开示：‘我喜欢这个地方。我觉得我喜欢这个地方。我在这儿也许会待上五天，也许待上五个星期，不一定。我觉得我挺喜欢这个地方。’”

“把亚齐兹叫来。”

亚齐兹来了。他手里拿着一块抹布，一副没精打采的模样。抹布脏兮兮的，他也一身脏兮兮的，我也一身脏兮兮的——在圣人眼中，我们全都是不洁的人。

“亚齐兹，麻烦你转告巴特先生一声：要么他们走人，要么我们走人。”

巴特先生来了，眼睛只管望着鞋尖。

“这根本不是西方风格的旅馆，巴特先生。这根本不是丽华大饭店。这是丽华寺——印度教神庙。我马上就去写一封信，邀请观光局长马丹先生来喝茶。”

亚齐兹知道我在虚张声势。这最后一句话，只是吓吓巴特先生而已。亚齐兹精神一振，挥了挥他手上那块抹布，一面擦拭餐桌，一面问道：“先生，您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到古尔玛格村度个假啊？”

“好主意，好主意！”巴特先生连连点头，“到古尔玛格村度个假。带亚齐兹一块儿去。”

我们只好妥协。当下，我们决定到古尔玛格村避避风头，过几天再回来。

“可是，巴特先生，我先跟你讲好！回来后，如果我们发现他们还待在这儿，我们就立马走人了。”

“没问题，先生。”

事实上，我有办法让这群香客和他们的上师在五分钟之内收拾好行囊，乖乖离开丽华大饭店。我只消告诉他们：为求“洁净”，他们铲掉花园的草坪，把它转变成一间厨房，用栅栏围起来，可是，他们的厨房下面却有一个坑洞，那是旅馆的化粪池。

“亚齐兹，我们是不是应该查问一下，前往古尔玛格村的公共汽车什么时候开出？”

“不必查问，老爷，班车多得很哪。”

早上刚过八点钟，我们就赶到公车站。亚齐兹穿着他向巴特先生借来的那双褐色大皮鞋，一瘸一拐，走到售票窗口前，帮我们买车票。

“我们错过了八点钟的车。”他两手空空走回来。

“下一班什么时候开呢？”

“十二点钟。”

“那我们该怎么办，亚齐兹？”

“还能怎么办？等啊。”

这座簇新的公车站新近才落成。克什米尔人三三两两，从男厕钻出，伸出手来就往门帘上抹一抹，把手擦干净——这幅门帘可是用时新布料缝制成的。一个装扮得挺整齐体面的女乞丐，手里拿着一沓精心印制的传单，分发给旅客们。传单诉说她的悲惨遭遇。我们只好待在车站，等下一班车。

古尔玛格村究竟有什么魅力，那么吸引亚齐兹？它只不过是一个度假村，坐落在海拔约莫三千英尺的高山上，俯瞰着克什米尔河谷。几栋简陋的木屋，散布在一片苍翠的牧草地上。村子的一边，山坡上松树丛生，牧草地一路绵延到山脚。村子另一边矗立着高耸的山峰，即使在夏日炎炎的八月天，山上的石缝依旧堆满褐色的积雪。大雨滂沱中，我们抵达古尔玛格村。今晚，我们借住在朋友的一幢单层平房小别墅里。一跨进门槛，亚齐兹就被主人打发到仆人房，直到雨停，我们才又看见他。那时，他正沿着一条湿漉漉的泥巴路，从村子中央的市集回来。只见他一脚高一脚低，吃力地蹬着巴特先生那双笨重的皮鞋，模样甚是古怪。（后来，巴特先生哭丧着脸孔告诉我们，亚齐兹陪伴我们到山村走一趟，把他那双宝贝皮鞋糟蹋得不成样子。）一看到我们，亚齐兹脸上就绽露出笑容，显得非常开心。“先生，您还喜欢古尔玛格村吗？”

来到山村后，我们一直窝在屋子里，只看到乌云覆盖的山峰，以及一簇簇丛生在那片绿油油湿漉漉牧草地上的紫色野花。我们也看到几栋早已沦为废墟的建筑物，那是被一九四七年入侵的巴基斯坦部队放火劫掠夷为平地的废墟。其中一幢规模宏伟、气象万千的木造建筑物，从屋顶一路崩裂下来，乍看之下就像一个巨大的玩具。夜晚，风起时，听到它那残破的彩色玻璃窗，咯吱咯吱响个不停，真会让人做噩梦。

亚齐兹是否在村子周遭走了一趟？难道他有一位特别的朋友，居住在古尔玛格村？他在这儿有个女人吗？这一整天，他的心情起伏不定。早晨，他还是旅馆里一个手脚利落、办起事来讲求效率的仆人。坐在车站等公共汽车时，他那张原本充满期待的脸庞，却渐渐变得木然，一副昏昏沉沉、神志不清的模样。直到坐上汽车，双手紧紧搂住那个装着三明治的篮子，他才稍微放松心情，有一搭没一搭跟我们闲聊。下了车，我们骑上小马，穿过松树林一路朝古尔玛格村行进。刹那间，亚齐兹整个人全都变了——他变得非常活泼调皮，活像一个淘气的小顽童。只见他跨坐在马鞍上，颠一颠，跳两跳，手里不断挥舞着马缰，啪嗒啪嗒直响。好一会儿，他只管策马来回奔驰，把山中其他马儿惊吓得四处逃窜。我终于明白：吸引他前来古尔玛格村的就是这群小马。看来，他身上还残留着游牧民族的血液。即使穿着皮鞋，一旦跨上马鞍，他就不再是一个小丑似的旅馆侍应生，连他身上穿着的那条宽宽松松、裤脚尖细的长裤，也变得甚是帅气，因为那正是中亚细亚骑士的服装。第二天，我们离开村子到山中游玩。一有工夫，亚齐兹就骑上马，即使在最陡峭最崎岖的山径上。一跨上马鞍，他就变成一个神采飞扬、意气风发的小伙子。每当马儿失蹄，在山路上滑一跤，他就兴奋地扯起嗓门大声叫嚷：“哇，哇！别急，别急嘛！”他变得很健谈。他跟我们谈起一九四七年的印巴战争。根据他的说法，入侵的巴基斯坦部队笨到把黄铜看成黄金而争相抢夺。他为什么不喜欢走路呢？亚齐兹终于告诉我们原因：有一年冬天，他离开原来的雇主，到克什米尔河谷来找工作，身上一文不名，他只好徒步穿越覆盖着积雪的巴尼哈尔山隘，结果生了一场大病。从此，医生不准他再走路。

在我们眼中，亚齐兹是一个千面人，具有多重性格。我们最喜欢看他跟我们的朋友（山中别墅的主人）打交道，看他如何在他们身上下功夫。他使出当初在我们身上用过的一招：一面以仆人之礼伺候他们，一面评估他们身为主人的分量。朋友家里有一群仆人，并不需要亚齐兹服侍，但不知怎的，亚齐兹却跟他们攀上关系，变成了他们最信赖的仆人。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求取某种报偿。他只是遵循自己的本能和直觉。亚齐兹不识字，是个大文盲，然而他却能把旅馆的客人当作观察和研究的对象。这些人也是他的职业，毫无疑问也是他的娱乐。这样的邂逅和人际关系，构成他的生活圈子。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他的反应被训练得异常敏锐。（他体察到我们的感觉，二话不说，就“正式地”把旅馆的厨子打发走，叫他另谋高就。他还对我说：“这是为了他好，你应该替他高兴。”可怜那个厨子莫名其妙被炒鱿鱼，只能在他背后诅咒他。）亚齐兹那口英文，全是用耳朵学来的：听别人怎么说，他就怎么说。一般印度人学英文是通过书本，发音非常怪异。亚齐兹说起英文来，咬字就比许多印度大学生精确得多，口音也比较地道。他讲英文，有时难免犯错。譬如，他总是把any当成some：anybody don’t like ice⑥——但这种错误却也显示他对英文这种偶尔听人家说说的语言，具有惊人的学习能力。最让我诧异的是，我在平日言谈中使用的一些字眼和词组，几天后就会从亚齐兹口中说出来，而这家伙模仿我的腔调和发音，竟也惟妙惟肖。如果他识字，能读能写那还得了？可是话说回来，亚齐兹身为文盲，不是反而使他的知觉变得更加敏锐吗？他精通人情世故，善于跟人打交道，一如这个地区的统治者（他们也是文盲）：锡克教徒领袖兰吉特·辛格和“查谟与克什米尔联合邦”的建立者古拉布·辛格。在我们看来，文盲是一种缺陷。但对居住在一个比较单纯的世界里的天资异常聪颖的文盲来说，识字也许是一种累赘，反而会使人们的情感和知觉变得更加迟钝。也许，在他们眼中，读写能力只是抄写员应该具备的谋生技能。

返回斯利那加途中，我发觉，亚齐兹刻意装出一种表情，准备面对他的雇主巴特先生：他不再有说有笑，兴高采烈。他绷着脸孔，闷声不响，一副疲惫不堪的模样。一坐上公交车，他就把行李一股脑儿往自已身上堆放，尽量把自己弄得很不舒适。下车后，他脸上那副表情会让每一个人都相信：这趟古尔玛格村之旅，非但不能纾解他在旅馆工作的劳累，反而让他觉得更加疲倦。在我们面前，他刻意表现出很不耐烦的模样，简直把我们当成他的一大负担。说不定他跟我们一样，一想到回到旅馆就会再看见那位印度教圣人和他那群门徒，心里就觉得很烦。我搭乘出租马车，沿着湖畔林荫大道回到旅馆时，亚齐兹忽然对我说：“巴特先生告诉我，你不肯支付我的向导费。”

向导费！这家伙什么时候当过我们的向导了？他不是天天缠着我们，央求我们带他去古尔玛格村吗？他在那儿骑马游玩，费用不都是我们支付的吗？

“圣人昨天开示——‘今天，我觉得我应该去帕哈尔甘镇走一趟。’”

回到旅馆，刚跨进门槛，我们就听到阿里·穆罕默德宣布的好消息。果然，这帮人全都走光了，只留下一些痕迹，证明他们曾经在这儿住过：满目疮痍的草坪、沾满泥巴的墙壁和散落一地的扁豆（有一些已经发芽）。花园里，美人蕉开始绽放了，鹅黄的花瓣带着朱红的斑点，煞是好看。

我捡起发芽的扁豆，拿给巴特先生瞧瞧。

“哦，先生，抱歉抱歉。”他说。

也许为了表示他的歉意，隔天早晨，他带着亚齐兹走进我的房间。根据亚齐兹的翻译，他对我说：“先生，您邀请克什米尔大公卡兰·辛格来咱们旅馆喝杯茶吧。卡兰·辛格大公大驾光临敝店，为了表示欢迎，我会把旅馆招牌拿下来，把客人全都赶走，把大门关上。”

＊对印度人（尤其是印度教徒）来说，奢侈是一种虚夸造作的行为，能够 伤人的元气。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比印度人更不重视室内装潢。这似乎跟印度的历史和文化有关。印度教的《爱经》指出，风雅之士“应该居住在繁华富庶的地方，最好是一座城市、都会或热闹的村镇”。这部男女情爱宝典然后为起居室的装潢和陈设作出这样的规定：“外房必须放置一张床，铺上厚厚的垫子，中间凹陷。床头和床尾各放置一个枕头。整张床必须铺上干净的雪白床单。床旁必须放置一把睡椅，专供行房之用，以免弄脏床铺。床头上必须装设一个莲花形托架，上面放置一幅彩色画像或一座神像。托架底下，靠着墙壁应该摆放一张茶几，宽约一腕尺。桌上放置下列物品，以增进鱼水之欢：香脂和软膏、花环、彩色蜡碗、香水瓶、石榴果皮和特别调制的蒟酱。床旁地板上必须放置痰盂。一堆象牙从墙中伸出来，悬挂下列物品：一只琵琶、一块画板、一个装着颜料和画笔的罐子、几本书和几个花圈。一把高背圆椅放置床旁，供休憩之用。棋盘和骰子应该放置墙边。房间外面走廊上，装设一排用来悬挂鸟笼的象牙。”——作者原注

①回历的第一个月。

②卡尔巴拉，位于伊拉克中部，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圣城。伊斯兰教创立者穆罕默德生前并无子嗣，亦未指定继承人。他逝世后，伊斯兰教分裂成两大政教派系—什叶派和逊尼派，逊尼派的名称源自“逊纳”。这是一部传统律法，据说是根据穆罕默德的言行编集而成，被视为《古兰经》的补充典籍，具有和《古兰经》同等的效力。逊尼派声称，他们有权任命先知的继承人。而什叶派坚持，穆罕默德的表弟阿里和他的子孙才是正统、合法的继承者。

③原文为Id。伊斯兰教的两大节庆都称为Id：开斋节（Id ul-Fitr）是斋戒月结束时的节庆。宰牲节（Id ul-Zuha，或称 Bakr-id）则是纪念先知易卜拉欣之子易司马仪被用于献祭之事。这里的Id应是宰牲节，伊斯兰教徒庆祝宰牲节的方式是宰杀一只公羊或山羊。

④班度家族，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一个英雄家族。

⑤耆那教，公元前 6 世纪在印度兴起的二元论禁欲主义宗教。

⑥意为：任何人不喜欢冰块。但其实应该是“有些人（somebody）不喜欢冰块”。

第七章 进香

年轻的克什米尔大公卡兰·辛格，目前是“查谟与克什米尔联合邦”的民选元首。他鼓励我们参加进香团，前往永恒的神明——埃玛纳锡的洞穴朝圣。这个洞窟位于斯利那加东北部约莫九十英里海拔一万八千英尺的埃玛纳锡山。它坐落在山腰，距离地面一万三千英尺。埃玛纳锡洞窟被印度教徒奉为圣地，因为每年夏天洞中都会出现一个冰雪凝结成的、长达五英尺的阴茎图腾。这是湿婆神的象征。据说，这只阴茎会随着月相变化伸缩自如。每年八月，月圆之夜，它的长度达到顶点。进香团就在这一天抵达。就像德尔斐①，埃玛纳锡洞窟是古代世界遗留下来的奥秘。岁月变迁，沧海桑田，它之所以能够留存到今天，因为它是印度教的圣地。这种宗教无始无终，根本不像西方人熟知的那种宗教，但千百年来，它一直存在于印度，作为人类宗教意识的一个宝库和活生生的档案纪录。

若干年前，卡兰·辛格曾前往埃玛纳锡洞窟朝圣，但据我所知，那时他不是跟随进香团一块儿去的。回来后，他写了一本书，记录这趟朝圣之旅。我无法体会他的宗教热忱，但书中对雪山、冰湖和山中变化莫测的气候，描写得极为精确逼真，让我读得津津有味，不忍释手。对我来说，这个洞窟的真正奥秘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它坐落在一条长二十英里的山路尽头。吉普车只能开到昌丹瓦里村。从这里出发，香客们沿着山径行走两天，才能抵达朝圣的地点。一年中总有好几个月，这条山路消失在喜马拉雅山脉的积雪中，看不见踪影。夏天来临时，尽管克什米尔政府工务局努力维修，路况依旧十分恶劣，险阻重重，尤其是在天气恶劣的日子里。这条羊肠小道，蜿蜒攀升上一座长达两千英尺的陡坡，穿越一个海拔一万五千英尺的隘口，沿着迂回曲折、光秃秃的山边凸伸出来的一座狭窄的岩脊，通往埃玛纳锡洞窟。在林木界线外，呼吸非常困难。夜晚气温陡降，变得十分寒冷。山中的积雪从不曾完全消融。在隐蔽的山沟和峡谷，积雪依旧十分坚厚。夏日，流水潺潺的山涧上，冰雪形成一座座坚固的桥梁，表面看来，跟周遭的土地一样布满褐色的沙砾，但就在几英尺之下，它却凹陷成一个个低洼的冰蓝色洞穴。

埃玛纳锡洞窟是怎样被发现的？它的奥秘和传奇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这个地区十分荒芜，草木不生。经过这儿的旅人，找不到燃料和食物。喜马拉雅山区的夏季十分短暂，气候变化莫测。当年的探险之旅，一如今天的朝圣旅程，必须进行得非常快速，分秒耽搁不得。隐藏在冰雪底下的每年匆匆露一次脸的埃玛纳锡洞窟，它的奥秘和传奇，究竟通过什么渠道，传扬到古代印度的每一个角落呢？它坐落在“冰雪之乡”喜马拉雅山脉，怎么会跟酷热的北印度平原和棕榈丛生的南印度海滩扯上关系呢？然而，很早很早以前，这个洞窟就已经被探测过，它所蕴含的奥秘也早已经被发掘出来。矗立在埃玛纳锡洞窟背后的是凯拉斯山②，山后有个湖泊叫玛旁雍错。进香团经过的每一个地点，都拥有一则古老的神话和传奇：这些岩石是被神打败的妖魔变的；从那边的湖泊中，护持神毗湿奴骑坐在一条千头蛇的背脊上，骤然显现；在这片平野上，湿婆神曾经跳过一场宇宙的毁灭之舞——他那满头飞扬的绺绺发丝，转化成这儿的五条溪流。这些神迹每年只显现几个月，然后就被另一个巨大的奥秘（冰雪）覆盖起来，进而消失无踪。这儿的山脉、湖泊和溪流，的确是孕育神话和传奇最适当的地点。进入山中，仿佛置身于太虚幻境。这儿的山川从不曾向人们显露它的真面目，它们只是悄悄地揭开面纱，然后又匆匆地把脸孔遮藏起来。每年，它们都得忍受一次众人的骚扰：山径上的一块石头松脱了，砰然一声滚落进溪中；进香客绕过一堆积雪，把旁边的一条小路践踏得尘土飞扬。然而，每次朝圣完毕，香客们匆匆忙忙下山后，这儿的山川又变得虚无缥缈，遥不可及。数以百万计的香客曾经进入埃玛纳锡洞窟，但在这块荒凉的土地上，他们只遗留下些许痕迹。每年冬天，大雪降临，把人类的足迹扫除殆尽。每年夏天，洞窟中又会出现冰雪凝结成的阴茎图腾。年复一年，这个玄秘现象总是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眼前。

神被供奉在洞窟中：一根巨大冰冷的阳具。印度教的哲学思维是那么高超繁复，而它的仪式却又是那么原始单纯。四大皆空的观念和阳具崇拜，其间并无任何关联。它们源自不同的反应层次。但印度教从不弃绝任何东西，而这种做法也许是对的。洞窟中的那根阳具一直留存到今天，但香客们并不把它当作男性生殖器官，而是把它看成湿婆神的面相和生命的延续。这两者都是印度的象征。每次出门旅行，穿越印度那荒凉残破的乡野时，我总是觉得，在这块土地上只有生殖力量依旧保持它的功能；它脱离了它的工具和牺牲品——人类，单独存在。被它贬损摧残得不成人形的印度教徒，却依旧把它的标记看成欢乐的象征。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这趟朝圣之旅都挺恰当的。

“你需要一个厨子，”亚齐兹说，“你需要找一个人来帮助我打点一切。你需要脚夫，你需要清洁工，你还需要七匹马。”

马的主人当然跟我们一起上路。这一来，我们这个朝圣团人数多达十四人，牲畜不算在内。亚齐兹担任总管。

我开始删减人数。“我们不需要厨子。”

“老爷，他不只是帮我们烧饭做菜，他还担任我们的向导呢。”

“两万香客一齐上山，咱们还需要向导吗？”

厨子是亚齐兹的拜把子兄弟，人长得胖胖的，成天笑眯眯的。我原本想带他上路，但他却通过亚齐兹告诉我：跟他老哥一样，他的双腿有毛病，不良于行，医生不准他长途跋涉，因此他需要一匹专用的马。接着，他又通过亚齐兹，从厨房传出话来：这回跟随我上山朝圣，他需要一双新鞋。这个贪得无厌的家伙，我可雇用不起。我也把脚夫从名单中剔除掉。我们上山朝圣，身边带个清洁工人干什么，只需随身带一把小铲子就行。

被我这么一删减，亚齐兹整个人登时变成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他服侍过规模更大、气派更恢弘的进香团。显然，他以为这回我们上山朝圣，一切都会依照老规矩来进行。在亚齐兹的想象中，他身上穿着外套和长裤，头上戴着毡帽，高高跨坐在马背上，四下奔驰，指挥若定。而今他看到的却是一连五天的苦差事。但他这辈子还没去过埃玛纳锡，如今有机会一游，感到非常兴奋。他告诉我们：最先登上埃玛纳锡山的是一群伊斯兰教徒。这个洞窟，连同它的阴茎图腾，原本是一间伊斯兰教“寺院”。

亚齐兹向巴特先生提出报告。巴特先生找来一位懂英文的抄写员。几天后，我又染上感冒卧病在床时，巴特先生差人送来他的估价单：

从斯利那加到帕尔吉米，搭乘汽车      30.00

三匹骑乘用的马                      150.00

两匹运载行李的马                    100.00

帐篷和厨具                          25.00

桌椅和床铺                          15.00

一个脚夫                            30.00

小计 350.00

清洁工                              20.00

额外的搬运工和脚夫                  20.00

小计 390.00

从8月11日到8月17日

七天口粮                            161.00

总计 551.00卢比

若搭乘汽车到伊姆里·纳锡，需另加100卢比。

这份用英文书写的估价单，字体怪异，许多英文单词的拼法乱七八糟，但它所估的价钱，我大致看得懂。只瞄一眼，我就看出来，我被他们当成一只肥羊了。我感到很难过。我和他们相处四个月，对他们可谓仁至义尽，能帮忙的事情我都大力帮忙，甚至为他们举行一场派对，然而这伙人竟然用这种方式回报我。他们太让我失望了。我在病床上已经躺了两天，心情低落，一看到这份估价单，登时气得从床上跳起来。我推开亚齐兹，冲到窗口，把窗户推开，扯着嗓子朝巴特先生叫嚷（我的声音听起来连我自己都觉得非常怪异，很诚恳却又不很诚恳，大概因为在呼叫的过程中，我尽力提醒自己，我必须使用巴特先生能够理解的字句，就像跟小孩说话那样）：“这样做不好啊，巴特先生。巴特老爷，这样做不诚实。巴特先生，你知道你对我做了什么事情吗？你伤了我的心。”

巴特先生正站在花园里，跟几个船夫说话。他慌忙抬起头来，一脸诧异。然后，我看见他那张向我仰起的脸庞，刹那间变成一片空白，毫无表情。他什么都没说。

发泄完后，我觉得自己很愚蠢，感到非常羞愧，于是就悄悄把窗门关上，蹑手蹑脚回到床上。以前常听人家说，印度这个国家会把人们性格中那些隐秘而丑恶的层面激发出来。刚才大声叫嚷的那个人，莫非就是真正的我？这就是印度对我造成的影响吗？

不论如何，经我这么一闹，整个旅馆的人都吓坏了。等我冷静下来后，他们纷纷走进我的房间，环绕在我床旁，跟我逐项讨论估价单上的价目。他们显得很忧虑，仿佛我罹患的是某种恶疾，而不仅仅是感冒。从他们的神态和口气中，我也看得出来，他们心里责备我：我跟他们相处这么多个星期，却一直刻意把自己那容易感情冲动的个性隐藏起来，不让他们知道，他们才会一时失察，开出这么一份估价单。这又怎能怪他们呢？

磋商了半天，我们终于从估价单上删掉好几十个卢比。大伙儿又变成好朋友。巴特先生显得很开心。他亲自陪同我们到帕哈尔甘，给我们送行。亚齐兹也很开心。他头上戴上自己的毡帽，身上披着阿里·穆罕默德的蓝色条纹西装，脚上穿着拖鞋（巴特先生拒绝再借出他的皮鞋）和我的一双袜子。唯一让他感到遗憾的，是他手下并没有一大群随从。但话说回来，到山里进香，谁又会带着一大堆跟班呢？我们手下倒是有几个仆从，我们得为他们准备另一座营帐。日落时分，我们来到昌丹瓦里村，在炊烟袅袅、人潮汹涌的树林里扎营。在亚齐兹快速明智的安排下，大家齐心协力，突破重重限制，为我们建立起一座颇为温暖舒适的营帐。亚齐兹忙进忙出，向马夫和助手发号施令，对我则表现出一副曲意奉承近乎夸张的恭顺态度。整个营地乱成一团：满坑满谷的帐篷和绳索、用石头堆砌成的炉灶、成群蹲伏在树丛中大小便的进香客。林中早就散布着满地粪便。黎德河畔每一块大圆石，只要人们能够攀登上去，就会出现一堆堆臭烘烘的排泄物，而我们的营帐就坐落在河边。亚齐兹想尽办法，让我们跟其他进香客保持一个距离。他把我们当作展示品，向众人炫耀。这是他的职责，也是他引以为傲的专长。那天早晨，我们从旅馆出发前往古尔玛格村时，一路上，他喜滋滋地告诉途中遇到的每一个人，他跟随我们去古尔玛格村度假。而今，在帐篷里，他一面倒热水让我洗手，一面喜滋滋地告诉我：“一路上每个人都问我，‘你家老爷是谁啊？’”听他的口气，仿佛在恭维自己似的。

可没想到，隔天他就碰到麻烦了。从昌丹瓦里村出发，香客们沿着鹅卵石的黎德河畔，轻快地行走了约莫半英里路，来到那座高达两千英尺宛如石墙一般矗立在路旁的琵苏·格堤峭壁。这儿，山路变得非常狭窄。一连两英里路，它蜿蜒穿梭在乱石堆中，一直往上攀升。根据传说，这些石头是被神杀死的妖魔变成的。香客们排成长长的一纵队，慢吞吞地鱼贯行进。在昌丹瓦里村，整个队伍停顿下来，动弹不得。干等了好几个钟头，队伍才开始移动。我们终于走出村子。就在这当口，我们蓦然发觉，我们手下的一个马夫，竟然趁着我们今天早晨昏睡时悄悄开溜。这一下，亚齐兹可就有苦头吃了。沿着山径，一路攀登上琵苏·格堤峭壁顶端，马夫必须时时守在马身旁，牵着它们，催促它们上山——一路上，我们不时听到马夫们的吆喝，偶尔还听见砰然一声，行李从马背上掉落下来。亚齐兹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乖乖从马背上爬下来，牵住那匹驮载着帐篷、主人却潜逃无踪的马，沿着陡峭的小径，一路陪伴它上山。瞧他那副德行：身上披着蓝色条纹西装，头上戴着毡帽，脚上穿着尼龙袜子，伸出双手托住马的臀部，把它推送上山。据他自己说，医生曾禁止他走路。这会儿，他也顾不得什么尊严了。他就像一个小孩，开始抱怨。他用克什米尔语大声诅咒，发誓要报仇。他要求我写信给观光局长马丹先生。他手上那根马鞭不停挥舞在空中，啪嗒啪嗒响。“该死的猪猡，王八蛋！”他用英文大声咒骂。他脚上那双尼龙袜子松脱了，一直滑落到他那两只趿着拖鞋、使劲蹬着地面的脚丫子上。我们不理他，自顾自策马前进。亚齐兹的呼叫声越来越微弱。回头一望，只见他牵着马，小心翼翼穿梭在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上，不时还得闪躲散落一地的帐篷杆。每回头望一次，我们就发现他变得更渺小，更憔悴，更愤怒。

我们攀登到峭壁顶端，停下脚步，等待亚齐兹。等了好一会儿，才看见他气急败坏地驱赶着那匹倔强的马，可怜兮兮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他身上那件向阿里·穆罕默德借来的蓝西装沾满尘埃，变成黄褐色，就像我借给他的那双尼龙袜子的颜色。袜子顶端已经滑落到脚跟上。他那张狭小尖细的脸庞淌着汗，风尘仆仆。看着他身上那件皱成一团的衣裳，我可以感觉到，他那双不良于行的腿正不停打着哆嗦。看他那副狼狈不堪的模样——从高高在上的管家，一下子沦落成低三下四的克什米尔马夫，我原本有点幸灾乐祸，但现在看到他这副可怜兮兮的嘴脸，我反而感到有点不忍心。

“可怜的亚齐兹，都是那个该死的马夫害你变成这个样子。”我说。

我不该安慰他。从这一刻开始，他从早到晚喋喋不休，只顾埋怨那个临阵脱逃的马夫。“老爷，您一定要扣他的薪饷！您一定要写封信给‘光光局’的马丹先生，检举这个马夫，要求政府吊销他的执照！”为了补偿他一路徒步走上琵苏·格堤峭壁的辛劳，他骑着马，从这儿一直走到舍施纳格湖。我们叫他下来，让他的助手骑一会儿，歇歇脚，但他装作没听见。我们只好自己下来，把马让给助手骑。这个可怜的助手，爬上琵苏·格堤峭壁后就被亚齐兹当作出气筒。在这座高山上，呼吸很困难，徒步行走更是痛苦，即使爬上一段平缓的山坡，也会让你气喘吁吁。根据合约，我们必须提供亚齐兹一匹坐骑。这会儿，只见他高高地骑坐在马背上，威风凛凛，一路策马前进。他又变成了高高在上的管家，身上背着一个英国热水瓶，顾盼自如，好不得意。（“这只热水瓶挺美的！”他伸出手来，一面抚摸热水瓶，一面模仿我们说话的口气对我们说。）一路上，他不时停下来等我们。一等我们赶上来，他就央求我：“您一定要向政府检举那个马夫！您一定要请求政府吊销他的执照！”从他那副咬牙切齿的模样，我看得出来，他心里真的恨透了这个马夫，非得好好教训他不可。

在我们身前和身后，进香的队伍绵延成一条细细的、歪歪斜斜的长线，看不到起点，也望不见尽头。人类的渺小，凸显出大自然的壮阔。进香客的行动，衬托出山脉的沉寂。山路上的泥土早已经被人们践踏成灰尘，厚达好几英寸；你一脚踩上去，一团灰尘就跟着飞扬起来。队伍在狭窄的山径上鱼贯而行，缓缓前进。你不能超越别人，可也必须提防别人超越你。灰尘充塞在湿漉漉的岩石底下。灰尘飘散在山沟中凝结的冰雪上。在一条山沟中，伫立着一个头戴瓜皮小帽的克什米尔人。他手里握着一把铲子，不停地挥舞着，铲起地上的积雪，以几文钱的代价，卖给路过的进香客。队伍后面的人不断向前推挤，前面的进香客无法停下脚步来。卖雪的克什米尔人挖起一铲子冰雪，拼命往前冲，追上已经离开的进香客，匆匆讨价还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然后又慌忙跑回来，挖起另一铲子冰雪，卖给另一群进香客。就这样，一整天他在山径上不停挖掘跑动。他一年只做这一天的生意。

我们已经跨越林木界线，这会儿，正向奶绿色的舍施纳格湖和湖中的冰川一步一步行进。从克什米尔大公卡兰·辛格的那篇文章，我得知，冰冷的舍施纳格湖水具有神奇的疗效。他那个进香团的一些成员，不辞劳苦，徒步走下半英里长的山坡，来到湖畔，就是为了能够在这个神圣的湖泊中浸泡一番。但卡兰·辛格自己却采用一个折中办法：“我必须承认，我使用的是一种非正统但比较便捷的方法——我叫人把湖水挑上来，把它烧热，再让我沐浴。”我很想在这个地方逗留一会，到湖畔走一趟，但后面的进香客不断推挤上来，而亚齐兹也急着扎营，不愿在这儿停留一分一秒。

亚齐兹的焦急并不是多余的。我们抵达时，整个营地已经挤满了进香客。山中，水流湍急。乱石满布的河岸上早就蹲着长长一排进香客，一个个脱下裤子，开始大解。我们若晚到几分钟，也许就找不到一个比较干净的地点，洗去身上的灰尘。数以百计的马，卸脱了身上驮载的行李，这会儿正蹒跚踯躅在山坡上寻找青草。这些马，肯定会有好几匹死在旅途中。晚霞金灿灿的，洒照在舍施纳格湖畔三座雪峰上。夕阳中，只见整个营地炊烟袅袅，四处弥漫，把那一座座帐篷转变成群峰林立，在暮霭中缥缈的小山脉。印度教的苦行高僧接受克什米尔政府供养，分成两排，坐在一个空旷而不受污染的地点，正在用餐。落日照射下，他们身上的橘黄和猩红袈裟显得格外灿烂夺目。这些高僧是克什米尔观光局从印度各地邀请来的上宾。我猜，这是一种公关手段，目的在于推动克什米尔的旅游业。在官方用语上，我们全都是“观光客兼进香客”。

亚齐兹依旧喋喋不休，要求我惩治那个半路落跑的马夫。我知道他把我当成报仇的工具，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不抗拒，乖乖任由他摆布。在他苦苦哀求下，我终于屈服。晚餐后，我让他带领我穿过冷飕飕暗沉沉的营地，钻过一根根四处悬挂的绳索，跨过一条条闪闪发光的沟渠，经历重重险阻，来到进香团随行官员的帐篷。昨天傍晚，我在昌丹瓦里村见过这位官员，今天晚上他看见我，显得非常高兴，亲切地跟我打招呼，把我迎进帐篷里。我也感到很欣慰。为了亚齐兹，也为了我自己，因为我发现自己在这个营地中还拥有一点影响力。这一切都看在亚齐兹眼里。显然，他感到很满意。如今，他不再是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管家，他只是我手下一个卑躬屈膝、亦步亦趋的仆从。在他操纵下，我变成了一个受骗的观光客，是权利遭到侵害的一方。陈诉完毕后，亚齐兹悄悄退出帐篷，留下我一个人单独面对这位官员。我强打起精神向官员说明事情的原委。官员煞有介事地掏出笔记本，逐项记下我的控诉。然后，我们谈起组织这么一个进香团会遭遇到的种种困难。他请我喝杯咖啡——印度政府咖啡委员会赠送的。

我坐在咖啡委员会营帐里喝咖啡。就在这当口，一个身材高挑、容貌秀丽的白种女孩走了进来。

“嗨！”她打个招呼，一屁股在我身旁坐下来，“我叫乐琳。”

原来是个美国妞。她说，参加“雅特拉”（印地语，进香团之意），她感到非常兴奋。这个女孩说起英文来总爱夹杂着几个印地语。

乐琳长相还挺吸引人。但这种年轻貌美、四处浪荡的美国妞，我遇得太多了。把她们当作美国中情局或其他情报机构的间谍，倒是挺有趣的。但这种美国女孩实在太多了，不可能全都是特工人员。事实上，她们是一种新型的美国人。这种美国人男女都有。他们云游四海，混吃混喝。我在埃及就曾经碰到一个。她来探访英国小说家劳伦斯·德雷尔笔下的亚历山大港，每天只靠几个披亚斯德过活，成天吃些不干不净的东西，愿意接受任何东方形式的资助。在希腊，我曾经请一个厚颜无耻、公然伸手向人乞讨的美国佬吃饭，把他喂饱。据说他还是个“教师”！他说他不曾上过餐馆，也不曾住过饭店：“看到门，我就敲。”（这家伙肯定是中情局的间谍。有趣的是，他也把我当成一个间谍。他问我：“为什么不管我到什么地方，即使是鸟不拉屎的穷乡僻壤，都会碰到印度人呢？”）在新德里，我遇到这类美国人中最老练的典型。他是个“研究生”，举止言谈却十分粗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参加一场婚宴，结识一个陌生人，于是就毫不客气地搬进他家，一住就是六个星期。对这帮美国佬来说，印度（全世界最大的贫民窟）具有异常的吸引力：“文化”的卑微固然甜美，但“精神”的卑微却要甜美得多。

于是，我对这个叫乐琳的美国女孩说：不，我并不喜欢参加进香团。我觉得，这些印度香客毫无卫生观念，随处吃喝拉撒，把山中的每一条河流全都污染了。但愿他们遵从圣雄甘地的劝诫，随身携带一把小铲子。

“那你为什么还要来呢？”

面对乐琳的质问，我登时哑口无言。我一时气愤，说了不该说的话。我试图把我们之间的谈话引导回正轨上，聊些轻松的话题，我请乐琳谈谈她的经历。

她说，她原本计划在印度旅游两个星期，没想到一待就是六个月。她喜欢上了印度哲学。这趟朝圣之旅结束后，她打算到乡下找一处专供人静修沉思的静修处，住上一阵子，她想寻找人生的答案。

这个美国妞长得还挺秀丽：颧骨高高的，脖子又细又长。乍看之下，她的身材显得有点瘦削，但那种瘦削非常性感——瞧，她那对乳房多么浑圆高耸。我认为拥有这种身材的女孩不可能在乡间静修处中静修一辈子。然而，不知怎的，在帐篷的灯光照射下，她的眼神却闪烁不定，令人难以捉摸。我猜，这个女孩的童年生活一定很不快乐，家中一定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一点，再加上她那身略显粗糙的肌肤，使她那张秀丽的脸庞让人感到莫名的不安。

我希望能再看到她。分手前，我们答应保持联络，但往后的整个朝圣行程中，我们却无缘再见。

不过，乐琳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

说来荒谬，第二天早上我还是被亚齐兹说服，又去向政府官员抱怨一番，要求他惩治那个半途脱逃的马夫。看来，此仇亚齐兹非报不可，而他相信，政府官员有权处置任何人。亚齐兹神采飞扬，洋洋得意，跨上坐骑随同我们出发。还没走上一英里路，我们的寝具就从那匹没人看管的马背上翻滚下去，掉落山崖。我们的马队被迫停下来。亚齐兹只好牵着马爬下山崖。把寝具搬回马背上，再把它驱赶上来。半个小时后，他才气咻咻追上我们，嘴里一个劲儿诅咒：“猪猡！该死的猪猡！王八蛋！”从这儿到潘治达尔尼，一路上他时而低头沉思，闷声不响，时而咬牙切齿，大肆咆哮。

舍施纳格湖坐落在海拔一万三千英尺的山腰。从湖畔出发，爬上一座两千英尺高的山坡，我们来到玛哈古纳斯隘口。一堆堆漂白的灰色石头霍然展现在我们眼前，积雪只是暂时消失而已。这一带的山峦，岩石上全都有纹理，就像木材一样，但每一座山峦的纹理角度都不尽相同。从这儿开始，山势渐趋平缓。我们一路策马走下山坡，来到潘治达尔尼平原。这是一块骤然出现在两山之间的平地，长达一英里，宽约四分之一英里。一股凛冽的山风迎面刮来，冷飕飕的。水流湍急，一条条小溪穿梭在灰石堆中，迸溅起一簇簇水花。这儿的山色变得十分荒凉——刹那间，我们仿佛来到了北极。乍看之下，这片“平原”仿佛是月球上的景观。

在这片湿漉漉、灰蒙蒙的平原边缘，我们看见一匹马卸下行李，松脱脚上绑着的绳索，孤零零伫立朔风中，不停打着哆嗦。它的克什米尔主人站在一旁，眼睁睁瞅着它挨饿受冻，无可奈何。平原另一端，营地闹哄哄的——进香团在这儿扎营，度过最后一夜。脚夫和马夫们已经在谈论回程的事了。连一路绷着脸生闷气的亚齐兹，也感染到这种气氛。他用行家的口气向我们宣布：“明天，我直接回昌丹瓦里村。”他口中的“我”，包括我们每一个人。

下午三点左右，我们搭起帐篷。帮我们准备好茶水后，亚齐兹就走出帐篷，说要到外面走走。我们看出他有心事。还不到半个钟头，他就回来了，脸上那副心不在焉的神情消失了——他满脸堆笑。

“老爷，旅途还愉快吗？”

“非常愉快啊。”

“马死了。”

“马死了？！”

“清洁工人刚才来这儿，把马抬走了。”在海拔一万两千英尺的高山上，我竟然从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口中听到这个噩耗，感觉怪怪的。“老爷，您为什么不给巴特先生写封信，向他报告旅途的情况呢？咱们进香团设有一个邮局。您随时可以在这儿把信寄出去。”

“我没信纸，没信封啊。”

“我买。”

他早就准备好了。他从身上那件向阿里·穆罕默德借来的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张国内邮笺。

我是以寄明信片的态度和心情，给巴特先生写这封信的。写完，我正要把信封起来，亚齐兹忽然说：“老爷，请您把这个也装进去吧。”我抬头一看，发现他手里拿着一张脏兮兮的纸条，仿佛是从一个信封上撕下来的，再仔细一瞧，发现那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乌尔都文字。

“亚齐兹，这种国内邮笺，里面是不能装进任何东西的。”

他立刻把纸条撕成粉碎，扔到地上。往后，他没再提起过这件事。我不相信他真的把我写的那封信寄出去了，至少，巴特先生从没收到它。显然，亚齐兹托我寄的便条是一封密函，连那位乌尔都语抄写员，都不知道这张便条到底寄给谁——邮笺上的地址是我写的。原来，亚齐兹这一整天都在筹划这件事。可是，他为什么那么轻易就放弃呢？难道只是一时觉得好玩而故弄玄虚？即使是出于好玩，它也险些让亚齐兹这个文盲，通过我将一个秘密讯息传送到九十英里外，传给某一个人。为此，我心里感到很不安。对亚齐兹这个人，我究竟了解多少呢？我诚心诚意对待他，他会以同样的心意回报我吗？难道说，他只对雇主一个人忠诚？

在路途中行走的时候，香客们形成一支长达十到十五英里的队伍。一连好几个钟头，这支队伍不停地向前推进，绵延不绝，从一个营地跋涉到另一个营地。太阳渐渐沉落在灰蒙蒙的、朔风怒吼的平原上。一匹马倒毙在路途中。这里，年年都有马匹倒毙。香客们依旧埋头赶路，一个接一个走下山坡。穿过平原，一支五彩缤纷蜿蜒曲折的队伍，迅速消失在黑夜中。在营地灯光照射下，我们看到长长的一纵队进香客，缓缓地、静静地、不停地行进——克什米尔马夫，头上戴着瓜皮小帽，沾满灰尘的脚上穿着破破烂烂的草鞋；容貌俊秀五官轮廓分明的古札尔人，脚上穿着小巧精致、鞋尖高高翘起的镶宝石皮靴；侧着身子坐在马背上的妇女，浑身包裹着衣裳，白天用来抵御风沙，夜晚用来保暖。

香客们拖着疲累的步伐进入营寨——今天早晨的高昂情绪早已消失大半。惊险刺激的朝圣之旅即将结束。香客们心中依旧浮躁不安，但那是一种队伍解散、各自回家前的心情。大部分香客提早就寝，准备一早起床，加入凌晨四点钟出发的队伍，抢先进入埃玛纳锡洞窟参拜神。“印度咖啡委员会”营帐中悬挂的海报早已沾满污痕，斑斑驳驳。再过几个钟头，这些海报就会被撕掉。比起舍施纳格湖畔或昌丹瓦里村的营寨，这儿的营地少了一些深更半夜还在游荡的人。营寨大门口，矗立着一座灯火通明的帐篷，里面展示着好几支银杖——一百年来，克什米尔王室每年都会差遣部属，带着令牌参加朝圣之旅——但今天晚上再也没有一个香客看它们一眼。这些光彩夺目的宝器，香客们早就见识过了。另一座帐篷中，静静坐着聆听上师开示的信徒，比起前两个夜晚，也减少了许多。根据卡兰·辛格那篇文章，我可以想象，在这趟朝圣之旅中，每晚扎营时，上师总会向信众吟诵《埃玛卡塔》经文。这部描述朝圣之旅的梵文经典，“据说是湿婆神在埃玛纳锡洞府中念诵给他的妃子帕瓦蒂听的”。这位上师相貌堂堂，长发披肩，两眼炯炯有神，一脸胡须浓黑卷曲，模样看起来挺酷的，简直可以当杂志封面人物。他体格非常强壮——置身在寒风刺骨的高山中，他竟然光着肩膀。今晚，在他那座通风的营帐中，上师闭上眼睛，双手交握在膝盖上，端坐着向信徒们吟诵经文。昏黄的帐篷灯外，银色的月光洒照山中：明天就是月圆之夜了。山中的石头白花花的，就像山涧中迸溅起的一簇簇水花。朔风怒吼，蚀人心骨。进香团的营寨渐渐沉静了下来。

通往埃玛纳锡洞窟的小径是一座狭窄的、成对角线上升的岩脊，蜿蜒曲折，一直延伸到潘治达尔尼平原外的群山之中。第二天早晨，阳光灿烂，我们从营地出发，展开最后一段的朝圣之旅。这时，早起的香客已经从洞窟中朝圣回来。一群衣袖上系着红色“工务局”臂章的男子站在狭隘的路角，监控来往的人畜。朝圣回来的香客，额头上全都被涂上一层檀香膏，每个人脸上都露出狂喜的神色。他们看到了神。他们神采飞扬，意气风发，大摇大摆行走在狭窄的山径上，不肯让路给迎面而来的香客。一路走下山，他们扯着嗓门不断叫嚷：“湿婆神大慈大悲！”正准备进入洞窟的香客，就像一群排队站在戏院门口等待上一场观众看完电影走出戏院的男女。面对那群蜂拥而出、不断呼喊口号的香客，他们压低嗓门，悄声响应：“湿婆神大慈大悲！”

“你！”一个额头上带着檀香印记的小伙子，用英语向我大声呼喝：“你为什么不喊‘湿婆神大慈大悲’？”

“湿婆神大慈大悲！”

我立刻响应。他呆了呆。“好吧。”他放过了我，继续走下山去。“湿婆神大慈大悲！”

我们沿着山径行走了一会儿，眼睛蓦地一亮，一簇簇鲜黄的花儿绽开在陡峭的山坡上。香客们都知道，鲜花是奉献给神的最佳祭品。今天早晨，从四点钟开始，一拨又一拨香客经过这儿，把路旁伸手可及的野花，全都摘光了。我们这群晚起的香客，只好将就着把从营寨市场买来的早已经枯萎的花儿，呈献给洞中那位神。走了一会儿，我们看到山径旁石洞中蹲着好几个克什米尔人。他们身前摆着一束束黄花。原来，这群闷声不响、眼神闪烁不定的家伙，都是卖花的。

我们沿着山径一路往下走，不久之后，就从阳光普照的旷野走进一条阴冷狭长的山谷。看来，没多久前，这座山谷还是一条河流的河床。谷底四处散布着褐色的碎石，两旁的峭壁带着黑斑，依旧遗留着潮水冲刷的痕迹。仔细一瞧，我们才发现散布在河床上的东西，并不是碎石或灰色的沙砾，而是一堆堆陈年积雪——土壤的颜色和质地全都被遮盖住了。山谷的一边，长长的一纵队进香客不断移动，不断延伸。远处，香客们正穿过结冰的河床，远远看去，就像一个个小黑点，中间夹杂着三两件色彩鲜艳的衣裳，在满布碎石的积雪上不断蠕动着。这边是一座山，那边是一道山谷和一条河流：这儿的地形就这么简单，这么容易理解。人们习惯用自己的世界（一个比较小比较容易掌握的世界）的尺度，衡量这儿的山脉。当你发现，一纵队进香客进入山中，越变越小，很快就消失在表面看来很小的一个空间里，你就会开始领悟，喜马拉雅山脉究竟有多么高耸辽阔。

这座山谷变成了印度的象征。我们骑马沿着山路前进。然而，在草木不生的阴暗山谷中的褐色的积雪上，却赫然出现一群来自平原、握着手杖徒步行走的香客（手杖是在帕哈尔甘镇向路旁的小贩买来的）。这支零零落落的队伍，走到山谷尽头，跟另一纵队香客会合在一起。整支队伍穿过积雪的河床，朝遥远的目标前进，最后消失在灰褐色的群山中，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神确实存在！那一群群朝圣回来的香客，通过他们脸上的表情和嘴里的呼喊声，传达出这个令人欣慰的讯息。但愿我能够分享他们的喜悦。但愿，在旅途尽头，我也会像他们一样快乐。

不过，在整个朝圣旅程中，甚至在克什米尔逗留的这段日子里，我确实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喜悦：那是置身山中，尤其是喜马拉雅山中，特有的一种喜悦。感觉上，我跟周遭的群山声息相通，心灵契合。我喜欢在心中念诵它们的名字。印度、喜马拉雅山脉——对我来说，它们是一体的。小时候，在外祖母家里，我常在墙上悬挂的一幅幅五彩缤纷的宗教图画中，看到这些山脉：一座座白雪皑皑的圆锥形山峰，矗立在冰蓝色的天空下。它们已经成为我想象中的印度的一部分。那个时候，居住在距离这座我从小就熟悉、显得十分亲切真实的山脉十分遥远的特立尼达，如果有人告诉我，有一天，我会漫步行走在这些山中，我肯定会以为他在开玩笑。长大后，我知道那些图片并不真实，它们传达的讯息并不是我所需要的。但内心深处——内心那个至今还保存着一颗赤子之心的角落，这些图片透露的真理，依旧深深吸引着我，依旧有实现的可能。祖母家的那些图片，以及后来我在印度市场和路边书摊看到的那些脏兮兮的沾满灰尘的图片，给我带来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感觉。而今，我就是带着这种感觉，仰望喜马拉雅群山。置身这座大山中，只是暂时拥有它——只是加深你内心中那份可望而不可即的感觉。拒斥千头蛇施纳格的传说并不难，但这个传说毕竟存在——因为这个传说，舍施纳格湖仿佛变成了我的。我拥有它，但以前曾经丧失它，而今，不久之后我又得再度离开它。把喜马拉雅山脉（不知多少前辈勘探过的喜马拉雅山脉）看成一个象征——印度的、失落象征，难道这只是一种荒诞不经的想法？瞧，在酷热的平原上，印度人带着向往的眼光，回头眺望喜马拉雅山脉。如今，他们只能经由朝圣之旅、传说和图片，回归到这座山中。

行行复行行，进香队伍走到阳光普照、冰雪消融的山谷尽头时，一幅小时候看过的图画活生生展现在我眼前：一个苦行僧，身上只披着一件豹皮衣，打赤脚行走在喜马拉雅山的积雪上，仿佛即将看到他一路追寻的神。他手里握着一根三叉戟，就像握着一支长矛，叉尖上系着一幅三角旗，宛如纱巾一般飘荡在风中。他独自一个行走在山路上。看来，他来这儿朝圣好多次了。这位苦行僧是个年轻小伙子，长得十分英俊——英俊得令人不安。他的肌肤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浑身涂抹着白灰。他那一头金黄发丝披在肩上，早已被太阳晒得火红。这使得他那俊秀的外形看起来更加不自然，更加诡异：完美的五官、浑圆的头颅、矫健的四肢、轻盈而充满自信的步伐、走路时不停颤动的腹部和背部肌肉。进香团出发前几天，我在斯利那加城中见过他。那时，他正坐在一株法国梧桐下歇息，公然暴露他那软绵绵的生殖器。那副模样看起来像个浪人或游民，抑或头一次进城的山胞。他把白灰涂抹在他那赤条条的躯体上，固然显示他对肉身的漠视，但也给他那俊美的容貌增添几分邪恶的神采。而今，他却将他那高贵的气质和情操，赋予每一个进香客——他追寻的目标就是他们共同追寻的目标。

走出阴暗的山谷，壮阔的金字塔形的埃玛纳锡山霍然出现在我们眼前。满山散布着岩石，白灿灿晃漾在阳光中。山坡上的洞窟漆黑，悄无声息，比我原先想象的还要高耸宽阔，期盼了多年，如今乍然看到这座洞窟，觉得格外亲切，感觉上它就像宗教图画中所描绘的仙山洞府。挨挤在洞口的进香客，显得非常渺小——越是简单的地形，越需要人类来衬托其辽阔壮观。山坡下，成群准备进入洞窟的进香客，浸泡在清澈神圣的埃玛华蒂溪流水中，用沙砾擦洗他们的身体和四肢。当年前来这儿朝圣时，克什米尔大公卡兰·辛格采用折中办法，斋戒沐浴，一如他在舍施纳格湖畔扎营时那样：“在这儿，我又采用非正统的方法沐浴净身。我叫人把溪水舀进桶里，带进帐篷中，但这回我并没把水烧热，就直接用冰冷的溪水洗澡。溪水非常清澈，浇在身上觉得暖洋洋的。因此，这场冷水澡并未让我觉得很不舒适。”

阳光、白石、流水、赤裸的身子、五颜六色的衣裳——好一幅田园风光，出现在海拔一万三千英尺的高山上。然而，就在溪畔山坡上，整个场面却闹哄哄的，乱成一团。小溪对岸，疏疏落落地站着几个身穿卡其色制服维持秩序的警察，以及一小群袖子上系着红色臂章的工务局员工。沐浴后，香客们争先恐后攀上山坡，来到洞口，加入那一堆已经净过身子、正挨挤在神龛前准备参拜神明的群众。这个神圣的洞窟约莫一百二十英尺宽，一百英尺高，一百英尺深。偌大的山洞，容纳不下源源涌入的香客。湿淋淋的洞窟中，有一条陡峭的坡道通往内殿——神明的居所。坡道前头，装设着一排高耸的铁栅栏和一扇向外开启的门。大家不断向前推挤，把大门给堵住了。好不容易，大门被打开了，香客们蜂拥而入，整条坡道沸沸腾腾，人头攒动，人堆中不时传出凄厉的呼叫声——倘若一个不小心，被挤出坡道，从阴暗的洞窟直摔落到阳光普照的白花花的山坡，肯定会粉身碎骨！一拨一拨进香客，不断攀爬上山坡来。新来的香客打赤脚，手里捧着新鲜的或已经枯萎的花束，拼命挤进人堆中，让汹涌的人潮把他们推送进洞中。每个人都身不由已，跟随人潮前进或后退。一位妇人吓得哭出声来。我爬到坡道口，伸手抓住铁栅栏，探头向内一瞧，只见满坑满谷的人头和一个因为潮湿或被熏黑而变得黑的拱形石窟。我退下来。远处山谷中结冰的河床上，进香的队伍绵延不绝，朝山坡上的洞窟持续挺进，乍看之下宛如一长串鹅卵石或沙砾，斑斑点点，五颜六色，一路向后延伸，变得越来越细微渺小。一连几个钟头，也许一整天，洞窟中的坡道都会挤满进香客。

我不想参拜什么神明了。我宁可坐在洞口观赏山川景色。亚齐兹不愿错失这难得的机会。他是穆斯林，不崇拜偶像，但一个虔诚的穆斯林的身份，并不妨碍他作为一个克什米尔人的好奇。他挤进洞口，转眼消失在人堆中——我只看得见他头上那顶不断向前移动的毡帽。我蹲在湿漉漉的、四处散布着纸屑和香烟盒的地面上。一个头戴瓜皮小帽、浑身脏兮兮的克什米尔伊斯兰教徒，蹲在我身旁，替虔诚的印度香客看管鞋子，每双收费四个安钠③。生意还真不错。亚齐兹跟随群众缓缓前进，好不容易走到门口，却被挤出人堆外，就像一粒种子从一个橘子中迸出来。瞧他那副德行：头上戴着毡帽，身上穿着向阿里·穆罕默德借来的蓝条纹西装，一脸仓皇，双手紧紧攫住铁栏杆。他手脚并用，奋力挣扎了好一会儿，终于挤进狭窄的门洞，接着，整个人连同他的毡帽消失了。

好久好久，我只顾蹲在充满回音的洞窟中，等亚齐兹回来。短短几个钟头，这个神圣的洞窟就变成了闹哄哄的印度市集。市集！我最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在高潮来临的时刻。我却突然感到非常沮丧，就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就像我刚抵达印度、在孟买登岸那天的感觉。参拜神明是信徒的职责。我只管蹲在神龛外头的洞窟中，眼睁睁瞅着身旁那个克什米尔人看管的一堆鞋子，以及那一枚枚散落在报纸上的铜币。

亚齐兹终于回来了，蓬头垢面，一脸肃穆，他带着既满足又失望的口气向我报告（我丝毫不感惊讶，因为他毕竟是穆斯林）：洞中并没有传说中的阴茎图腾。也许，今年洞中的冰雪没有凝结成一根巨大的阳具；也许，它形成了，但在香客们闹哄哄的参拜中，很快就消融了。神龛中空荡荡的，只有信徒们奉献的一堆鲜花和钱币。尽管如此，香客们参拜完毕，走出洞口时，脸上依旧带着狂喜的神情，就像我们早上遇见的那群朝圣回来的信徒。

“我们来这儿，可不是为了观看一根阳具，”一位香客说，“我们是来求取精神经验的。”

精神经验！蹲在洞窟中，聆听着满洞回响不停的叫嚷声和脚步声，愣盯着满地湿漉漉的垃圾，眼角瞅见一拨接一拨攀爬上来的进香客（对我来说，他们的人数比壮阔的山川景色还要令人感到震撼迷惑），我只觉得头昏眼花。不寻常的自然变化增长是一个精神象征。一旦增长失败，它就变成了象征的象征——这种螺旋式的、莫名其妙的逻辑，让我感到窒息。我赶紧冲出洞口，走进阳光中。参拜过神明的香客驻足洞口，仰望山坡上的两只石头鸽子——据说，它们曾经是湿婆神的门徒，后来得罪神明，被罚变成鸽子，永远居住在这座山上，陪伴洞中的湿婆神。我没抬起头来，只顾一路跑下山坡，从一块石头跳跃到另一块石头，一直跑到那条清澈的小溪，才停下脚步。

我们的回程将会十分快速。在潘治达尔尼平原，今天早晨还矗立着的营寨，如今几乎已经拆除殆尽，而我们的行李也已经打包好，放在马背上，等着我们。亚齐兹主张，从这儿直奔昌丹瓦里村。他希望能在明天赶回斯利那加城，以便参加另一场宗教庆典：城中的哈兹拉特巴尔清真寺，即将公开展示先知穆罕默德的那根胡须。我原本打算在山中多住几天。但不行，我们必须赶路。整个营地乱哄哄的，大伙儿都忙着收拾行囊，准备回家，那股匆忙劲儿就像逃难似的。以后再找个机会回来住一阵子吧。本来，我们可以在山中待一整个夏天，好好体验一下这儿的天气。我记得，那天早晨，在舍施纳格湖畔的营地，大雾突然从白雪皑皑的山峰降落下来，迷迷茫茫，笼罩了整个湖泊，但没多久，却又突然消散，露出一个阳光灿烂的天空。整个下午，我们可以待在人迹罕至的溪畔，享受大自然的宁谧。“以后再找个机会”，我心里知道，这只是说说而已。事实上，潘治达尔尼营地的荒凉气氛，那种曲终人散的感觉，已经感染了我。朝圣之旅已经结束了，这条山路已经走过了。对我们来说，回程就像馊了的食物，不再有新奇之感。

晌午，途中，一个头戴青色帽子的克什米尔人突然出现，要求加入我们的队伍。一言不合，他就跟亚齐兹吵起架来。那时，我正徒步行走在山径上，远远看见两个人比手画脚，吵得不可开交，赶忙跑过去瞧一瞧，才发现那个克什米尔人竟然就是临阵脱逃、半途开溜的马夫。这会儿，他又跑回来了，试图夺回两天前被他遗弃的那匹马。谁都阻止不了他。亚齐兹叱责他，他就吓得缩起脖子，仿佛挨了一拳似的。亚齐兹苦苦等待的报仇机会终于来临了。在我们眼中，他那一脸愤怒轻蔑的表情还真吓人，但看在克什米尔人眼里，那只是虚张声势。事实上，连我们都看得出来，这两个人吵起架来好像在演戏。马夫低声下气，只管哀求，对亚齐兹的辱骂无动于衷。亚齐兹扯着嗓门，破口大骂。马夫哀哀哭泣起来。亚齐兹跨坐在他那匹瘦小的马背上，只管摇荡着他那两只穿着袜子、趿着拖鞋的脚，表情漠然。马夫擦干眼泪，二话不说，拔起腿来朝那匹被遗弃的马冲过去，伸手就要攫住它的缰绳。亚齐兹尖叫一声。马夫刹住脚步，收回手——那副德行就像一个小偷被当场逮住，头顶上挨了一棍似的。他恼羞成怒，不再哭泣也不再哀求，而是扯开嗓门，跟亚齐兹对骂。他一会儿退缩，一会儿冲上前，最后，他慢慢后退到远处一个角落，伫立在那儿，不时伸出拳头，挥向头顶那一片蔚蓝的喜马拉雅天空。

“抵达帕哈尔甘镇时，您立刻去向‘光光局’检举这个家伙，”亚齐兹气定神闲地对我说，“他们会吊销他的执照。”

舍施纳格湖畔的营地空荡荡的，香客几乎全都走光了。放眼望去，只见整座营寨疮痍满目，惨不忍睹。我们从车门口经过，继续往前行走了几英里，直到薄暮时分才停歇下来，在一个小小的营地上搭起帐篷。接下来一连好几个钟头，我们看见一盏一盏灯光，闪闪烁烁，从山上一路延伸下来，经过我们帐篷门口，继续往前行进。这群香客匆匆赶路，直奔昌丹瓦里村。皓月当空，月光下只见山径上飞扬起滚滚尘沙。

剩下来的一段路程好走多了。第二天清晨，我们来到昌丹瓦里村的树林，中午时分，我们就已经望见了帕哈尔甘镇。终于，我们又回到了绿野平畴、阡陌纵横的世界。往后的路程都是下坡路。我从马背上爬下来，徒步跑下山坡，避开九曲十八弯的吉普车道，把亚齐兹和其他伙伴远远抛在后头。亚齐兹骑着马徜徉下山，悠哉悠哉的。独个儿行走了一会，我才跟大伙会合。我们沿着碎石路走进镇中。经过公车站和观光局办事处时，亚齐兹并没提起那个开小差马夫的事，而我也没有提醒他。倏地，他从马背上跳下来，伸出嘴巴，二话不说，就往一个陌生人的水烟袋上抽了两口。看来，他已经放弃了高高在上的总管身份。抽过了烟，他一头钻进人堆，消失无踪，过了好一会儿才又出现在我们眼前。他把衬衫前摆打个结，当作盆子，里面装着一大堆豌豆，也不知道究竟是从哪里弄来的。骤然间，他从进香团总管转变成了旅馆服务生，而且转变得还真彻底。他身上不再背着热水瓶。那个英国热水瓶，就像巴特先生的鞋子，早就被他毁掉了。

头戴青色帽子的马夫，站在我们的基地（一座搭建在大树下的营帐）门口，恭候我们。一看见我，他就扯着嗓门哀哀哭泣起来，但谁都听得出，那只是干号，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自我作践。他一面哭，一面朝我奔跑过来，二话不说，就在我眼前下跪，伸出两只孔武有力的手，紧紧攫住我的双腿。其他马夫纷纷走过来，围聚在我们身旁，脸上露出幸灾乐祸的神色。用衬衣前摆兜着一大堆豌豆的亚齐兹，站在一旁，笑嘻嘻的，只管瞅着这个半途开溜的马夫。

“老爷，您可怜可怜他吧，他是个穷人。”

怎么回事？亚齐兹一路喋喋不休，向我抱怨这个马夫，如今却公开替他求情。没搞错吧？

马夫一听，哭得越发响亮了。

“他家里有老婆孩子，”亚齐兹说，“老爷，您就别向‘光光局’检举他了。”

马夫伸出双手，上下揉抚着我的双腿，然后伸出额头来，在我的鞋子上使劲磕着。

“老爷，他家里很穷，您就别扣除他的薪饷了，您也别要求政府吊销他的马夫执照了。”

马夫紧紧搂住我的大腿，一个劲地用他的额头摩擦我的膝盖。

“老爷，他不是一个老实人，他是一只该死的猪猡，可他家里实在很穷，您就开开恩，别向‘光光局’检举他了。”

这两个家伙仿佛在唱双簧，把我当成一个观众。

“好吧，好吧，”我说，“我不向观光局检举他。”

马夫倏地站起身来。他那张宽阔的克什米尔农民特有的憨厚脸庞上，看不出任何表情——他只是在干活而已。他伸出手来，干净利落地掸掉裤子膝盖处沾着的尘土，然后从口袋中掏出一沓卢比钞票，挑出五张，当着我的面递到亚齐兹手里。

这就是亚齐兹替他求情的代价。莫非前一天下午，这两个家伙就已经达成某种协议？甚至，早在好几天前，他们就已经设计好这一幕？一路上，亚齐兹喋喋不休，向我抱怨这个马夫，难道只为了多赚五个卢比？这怎么可能？那天亚齐兹牵着被遗弃的马，辛辛苦苦，攀爬上险峻的琵苏·格堤峭壁，这应该不是演戏吧？可是，亚齐兹实在太滑头了，谁也摸不清楚他心里在打什么主意。这家伙似乎吃定了我：他当着我的面收受一份礼金——羊毛出自羊身上，那是我的钱！一路上，他刻意抬高我的身份，显然，他拿我这个“要人”当作幌子，把那个马夫吓得一愣一愣的。但我知道他心里对我的真正看法：我是个滥好人。面对这样的一种评价，我感到十分气恼，但为了我的尊严，我不会跟亚齐兹吵架。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我的仆人，他爱怎么看待我就怎么看待我吧。回到斯利那加城，再跟这家伙算账也不迟。

亚齐兹接过那五个卢比，清点无误，一把塞进口袋里。他以为我会责备他，但我什么都没说。亚齐兹对我的看法果然是正确的。

马夫牵着他的马，朝我走过来。

“赏点小费吧。”他伸出一只手。

旅馆花园中的向日葵凋谢了，乍看之下，就像一个个即将沉落的太阳。它们那宛如火舌的花瓣早已枯萎，变成软绵绵的一团。我计划的行程已经告一个段落，该离开克什米尔了，不过我得先向几个朋友辞行。我们造访的第一家，是住在古尔玛格村的那对夫妻。

“这阵子，我们也遇到一些挺有趣的事情。”男主人伊斯迈告诉我们。

这对夫妻经常碰到奇人奇事。他们喜爱文艺活动，屋里总是聚集着一大群作家和音乐家。

“这趟朝圣之旅的路上，你有没有遇到一个名字叫乐琳的女孩？”

“美国女孩？”

“她告诉我们，她打算到埃玛纳锡洞窟走一趟。”

“太巧了！她也在你们家住过吗？”

“她和雷菲克差点把我们逼疯了。”

这桩奇遇（据伊斯迈说）开始于斯利那加官邸路上一家叫“印度咖啡屋”的餐厅。一天早晨，伊斯迈在那儿遇见了雷菲克。雷菲克是锡塔尔琴④演奏家。在印度，你若想成为一位音乐家，必须先熬过一段漫长艰辛的学徒阶段。尽管雷菲克今年快三十岁了，尽管（根据伊斯迈的说法）他的琴技十分出色，但至今犹未闯出名堂来，只能在地方电台举行演奏会。最近的一场演奏会即将举行。为了养精蓄锐，雷菲克特地前来克什米尔度假，为期两周。他身上没什么钱。爱才如命又十分慷慨的伊斯迈，立刻邀请这位素昧平生的音乐家，到他那栋坐落在古尔玛格村的小别墅小住几天。雷菲克拿起他的锡塔尔琴，就跟伊斯迈走了。

这样的安排，双方都很满意。搬进别墅后，雷菲克发觉这对夫妻真的能了解艺术家的气质和性情。他们欣赏雷菲克的音乐，雷菲克在他们面前卖力演出。别墅中的日常作息，也很符合雷菲克的生活习惯。宾主聚集在客厅喝酒聊天，听了一整晚的音乐，直到午夜才吃晚餐。日上三竿，大家才起床吃早餐。下午，有时候按摩师来访，手里拎着一只印有他名号的黑色小箱子，里头装着按摩的工具。之后，倘若没下雨，宾主就结伴到松林中散步。大伙儿有时采集蘑菇，有时捡拾干枯的松果带回家当柴烧，在壁炉中噼噼啪啪生起一堆熊熊燃烧的大火。

一天下午，有个人闯进来，一切都变了。

那时，他们正坐在阳光灿烂的草坪上喝咖啡，忽然看见山坡下的小径上出现一个白种女孩。她正在跟一个克什米尔马夫争吵。这个洋妞孤零零的，竟敢闯进山里来，现在显然碰到了麻烦。伊斯迈请雷菲克下去走一趟，看看他能帮上什么忙。就在这一瞬间，雷菲克的假期毁了，他整个人迷失了。约莫过了一两分钟，他回来了，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再也不是伊斯迈夫妇认识的那个文质彬彬、跟他们一起到林子里摘蘑菇的锡塔尔琴演奏家。乍看之下，他就像一个着了魔的人。在这短短一两分钟内，他变成一个征服者，但在征服对方的过程中，他也把自己整个人交了出来——一桩情缘，一段爆炸性的男女关系，就这么样建立起来。雷菲克把马夫打发走后，带着这个叫乐琳的美国女孩回到别墅来。他告诉主人，乐琳想在他们家住几天。他们会介意吗？他们能不能腾出一个房间来？

伊斯迈夫妻一听，呆住了，但又不能不表示同意。那天晌午，他们带这位新客人到林中散步，看看那座矗立在四十英里外、满山积雪宛如油漆般闪闪发光的南葛·帕尔巴特峰。一行人走着走着，雷菲克和乐琳忽然开溜，双双消失在林子里。伊斯迈夫妻感到有点不是滋味。夫妻俩反倒像新来乍到的客人，默默地、局促不安地自顾自继续散步，不时停下脚步来观赏风景。没多久，雷菲克和乐琳又追了上来，但他们脸上却看不到丝毫的满足和倦怠，反而露出一副歇斯底里的模样。这两个男女刚认识就争吵，而且吵得还真凶。这会儿，他们一言不合，竟然在主人面前打起架来。两个人脸庞上早已经布满抓痕。她伸出脚来，狠狠踢了他几下。他哀号起来，伸手甩了她一巴掌。她扯开嗓门厉声尖叫，举起手里拎着的皮包，没头没脑往他身上抡过去，然后又伸出脚来狠狠踢他。他膝头一软，摔倒在地上，整个人滚落下长满荆棘的山坡。他浑身伤痕，血淋淋的，一面吼叫，一面从山坡底下爬上来，一把抓住她的皮包扔到山谷中——往后它就静静躺在那儿，直到大雪降临，把它掩住。她看到自己的皮包被扔掉，一屁股在地上坐下来放声大哭，就像一个小孩。一看见她哭成这个样子，他那满腔怒火登时烟消云散。他赶紧跑到她身边，低声下气哄慰她。她一头钻进他的怀里。

回到屋里，他拿出锡塔尔琴，向她倾诉心事。一首曲子接一首曲子，他只管弹奏不停。琴声如泣如诉，好久好久回荡在偌大的一栋别墅里。那天晚上，他们又吵了一架。尖叫声和咆哮声惊动了警察——他们驻守在边界，提防巴基斯坦部队突击。就在去年，巴基斯坦突击队越过停火线，进占基兰玛格山坡，烧杀掳掠一番，然后又立刻撤回巴属克什米尔。

狠狠吵了几架后，这一对男女身上都伤痕累累。如果让他们继续居住在一起，说不定会闹出人命。神志清醒时，乐琳就离开屋子，独个儿到外面游荡。有时，雷菲克出去把她找回来。有时，雷菲克还在屋里弹锡塔尔琴，乐琳自己跑回来。伊斯迈夫妻俩受够了。第二天晚上，趁着乐琳出外游荡，他们要求雷菲克立刻搬走。雷菲克拿起锡塔尔琴，顶在头上，二话不说就转身走出大门。这个时候的雷菲克，显得十分温顺，仿佛又变成了伊斯迈夫妻当初认识的那位锡塔尔琴演奏家。看到一位音乐家背起乐器，被赶出大门，伊斯迈夫妻心肠一软，要求他留下来。他果然留下来。乐琳在外游荡累了，也回到屋子里来。一切又重演。

最后，浑身瘀伤、疲惫不堪、时而清醒时而迷糊的乐琳崩溃了。对伊斯迈夫妻来说，跟雷菲克共处三天有如三个星期；在乐琳和雷菲克的感觉中，却仿佛是一辈子——乐琳再也受不了了。她非得离开不可。她打算参加进香团，到埃玛纳锡朝圣，然后找一处静修舍住下来。作为女人和美国公民，乐琳拥有足够的意志力，使她能够摆脱雷菲克这个印度男人的纠缠。

这个美国女孩走了。雷菲克待在屋里，扯开嗓门厉声叫唤：“乐琳！乐琳！”她的名字从他那张印度嘴巴里冒出来，让人听得头皮发麻，毛骨悚然。

他每天依旧练习弹奏锡塔尔琴，但弹着弹着，突然间他会扯着嗓门尖叫：“我一定要把乐琳找回来！”

雷菲克体验了男女之间的激情。我羡慕他，但也可怜他。分手后那段日子里，他日夜思念乐琳，但我猜，最让他魂牵梦系、难以忘怀的也许不是那三天共处的时光，而是两人当初见面的那一刹那：他走下山坡，蓦然看见这个陌生的女孩。她睁着她那双乌溜溜的惊恐不安的眼睛望着他——从此，她再也不会用那样的眼神看其他男人了。那天傍晚，在朝圣的旅途上，我在舍施纳格湖畔冷飕飕的“印度咖啡委员会”帐篷里遇见乐琳时，雷菲克也许正抱着锡塔尔琴，坐在古尔玛格村那栋别墅里，厉声呼唤乐琳的名字。记得那个时候，在乐琳那双眼眸中，我看到一个破碎的家庭和不快乐的童年。后来事实证明，我的观察是正确的。然而，古尔玛格村别墅里的纷纷扰扰，我却错过了。

雷菲克终于离开古尔玛格村，出门寻找乐琳。她曾告诉他，她打算找一处静修舍住下来。可是，印度这个国家到处都是静修舍，雷菲克上哪儿去找呢？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一天下午，我正坐在旅馆房间书桌前埋头写作，忽然听见花园里有一个美国口音的女人在说话。我走到窗前，探头望了望。果然是乐琳！我正想回到书桌前继续写作，忽然瞥见一个男人的后脑勺和一双宽厚结实的肩膀。这个男人穿着黄褐色夹克。看来，乐琳终于投降了，不再追寻生命意义和心灵境界了。今天他们俩结伴来旅馆喝茶。坐在房间里，我听到他们在向旅馆的员工探询房子的事，后来还听见他们四处走动看房间。

“一切都thik？”乐琳问道。印地语的th，她总是拿捏不准，发音非常怪异。这个美国大妞到现在还是对印度充满兴趣，说起英文来总不忘夹杂几个印地语字汇。“一切都没问题吧？”

她身旁的男人压低嗓门，叽里咕噜回应几句话。小两口儿结伴走下阶梯。

第二天，他们就搬进来了。我从没跟他们打过照面。从早到晚，两口子都待在房间里。整个旅馆时不时呜呜咽咽回响起锡塔尔琴声。

“我猜，”吃晚饭时亚齐兹告诉我，“那位老爷和夫人今天结婚了。”

那天半夜，我被旅馆中举行的一场活动吵醒了。隔天早晨，亚齐兹端着咖啡走进我房间时，我问他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那位老爷昨晚迎娶夫人，”亚齐兹压低嗓门，悄声告诉我，“喜宴在凌晨一点钟举行。”

“天哪！”

“巴特先生和阿里．穆罕默德替他们请来一位伊斯兰教长老。她皈依伊斯兰教了。长老给她取个伊斯兰教名字。他们结成夫妻了。半夜一点钟举行喜宴。”半夜吃喜酒，跟这桩姻缘一样让亚齐兹感到十分新奇。

这会儿，天色已经大亮，新房依旧静悄悄的，连锡塔尔琴声也消失了。新婚夫妇并没起床共进早餐，也没结伴走到阳台上观赏日出。一整个早晨，房门紧闭——莫非夫妻俩躲在房里，不好意思出来见人？午餐后，他们才蹑手蹑脚悄悄溜出旅馆。我没看见他们出去。

直到傍晚时分，我坐在草坪上喝茶时，才看见乐琳独个儿从湖对岸返回旅馆。她身上穿着一件蓝色棉布连身裙，手里握着一本平装书，模样看起来挺酷的。乍看之下，和一般观光客并没什么两样。

“嗨！”

“我没听错吧？你真的结婚了？”

“你知道我这个人容易感情冲动。”

“恭喜啦。”

“谢了。”

她在我身旁坐下。我看得出来，她有点害怕，想找个人谈谈。

“我到底是不是疯了？我对印度教这么感兴趣……”她把手里那本平装书拿给我看：雷杰戈巴拉查里（Rajagopalachari）用英文讲述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故事。“如今，一夜之间，我却变成了一个穆斯林，还取了一个伊斯兰教名字呢。”

“你的新名字是什么？”

“齐诺比雅，你觉得这个名字好不好听？”

这个名字很美，但它也给乐琳带来一些麻烦。她不明白，她究竟会不会因为婚姻丧失美国国籍。她也弄不清楚，她到底能不能留在印度工作。她只知道，现在她很穷，婚后得跟随丈夫住在某一个印度城镇，过清苦的日子。究竟有多清苦，我想她现在还没完全体会出来。但尽管如此，每次提到雷菲克时，她总是以“丈夫”相称，仿佛他们俩已经结婚了几十年似的。她开始关心“我丈夫的事业”和“我丈夫的演奏会”。

这对新婚夫妻，比乐琳自己想象的还要贫穷。“丽华大饭店”这样的旅馆，对他们来说也过于高级了。婚后第二天，他们就不得不搬到别的旅馆。那天早晨结账时，双方争执起来了。

亚齐兹告诉我：“他说我敲竹杠，还责怪我：‘你为什么告诉其他房客我结婚了？’我回答说：‘你为什么要保密呢？结婚是一件好事啊。男人讨老婆，办桌请客，有什么好隐瞒的呢？你们吵醒我那位老爷，他向我抱怨，我才告诉他你们结婚了。’”

“亚齐兹，你真的没敲他们的竹杠？”

“怎么会呢，老爷。”

“可是亚齐兹，他真的没什么钱。到克什米尔来度假的时候，他并没想到他会结婚。他们的婚礼，到底花费多少啊？”

“哦，老爷，你问到底花费多少钱？有些新婚夫妻送给主持婚礼的伊斯兰教长老五个卢比，有时给十五卢比，有些五十卢比。”

“他们给了多少钱？”

“一百卢比。”

“你这个家伙好狠哪！你怎么可以让他当冤大头呢？他哪里付得起一百卢比！难怪，他现在没钱付旅馆的住宿费用。”

“老爷，我也是为他着想呀。你讨了个美国老婆，就应该风风光光办桌请客。你就应该像帕西教徒办喜宴那样，噼噼啪啪放烟火庆祝一番。你不应该躲藏起来。他们没办桌，连一杯喜酒也没请我们喝。”

“他太太是美国人，他们真的没钱。”

“老爷，你被他们骗了。他们把钱藏起来。很多外国人跑到克什米尔来乱搞，随便结个婚，觉得很好玩。可是老爷，让我提醒您，克什米尔的结婚证书是有法律效力的。”

阿里·穆罕默德听到亚齐兹这么一说，立刻掏出一张结婚证书。我凑上眼睛仔细一瞧，发现上面果然有齐诺比雅、雷菲克和巴特先生的签名。

“老爷，他们想隐瞒也来不及了，”亚齐兹说，“他们的婚姻是有效的。”

看来，他们争的不只是金钱而已。他们觉得，身为克什米尔人和穆斯林，他们的尊严遭受了践踏。他们诚心诚意欢迎一个美国女孩皈依他们的宗教，而今他们却担心自己被愚弄了。

“他不付房租，我就拿走他的锡塔尔琴！”亚齐兹说。

雷菲克在斯利那加城奔走一整个早晨，四处张罗，终于筹足这笔钱。中午时分，夫妻俩搬出旅馆。我们正在吃午餐时，齐诺比雅走进来向我们道别。一个男人站在门帘后，躲躲闪闪。

“雷菲克！”

他应声走进来，站在她身后约莫两三英尺处。

她脸上那副泰然自若的神情刹那间消失了。显然，她知道我们已经听说了古尔玛格村发生的事。

“这是……”她忸怩地说，“我的丈夫。”

在我想象中，雷菲克是一位心灵饱受煎熬、神情十分憔悴的音乐家，不料出现在我眼前的竟是一个身材中等、体格健壮、脸如满月、五官平板的家伙。我原本以为我会遇到一位目光炯炯神态傲慢的锡塔尔琴演奏家，没想到我看见的却是一个睡眼惺忪、畏畏缩缩的小伙子。瞧他那副德行，就像一个偷偷抽烟被当场逮住、慌忙把香烟藏在身后、悄悄把嘴里那口烟吞进肚里的少年。雷菲克是印度人，又是一位音乐家。我期望看到的是一头长发和一件袖子宽大的印度式白衬衫，而不是一颗小平头和一套印度裁缝店定做的黄褐色西装。

怎么看，雷菲克都不像是一个会通过锡塔尔琴向恋人倾诉衷曲的大情人。他只是一个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已经结婚的小伙子。可怜的雷菲克！他到克什米尔来只是想度个假，却莫名其妙讨了个美国老婆，把自己弄得疲累不堪，身上一文不名。以往我总是以为，激情是一种天赋，不是每一个人都拥有的。现在我却觉得它是一种奇妙而复杂的机缘，每个人一生中总会遭逢的。

雷菲克伸出手来，跟我紧紧一握——感觉上就像跟军人握手似的。接着，他把手伸进西装内襟口袋，掏出一支不怎么起眼的钢笔，以一种流畅的文书字体写下他的地址（如今，也是乐琳或齐诺比雅的地址了）。

“你们一定要来看我们！”她说，“哪天晚上有空，就来我们家吃晚饭吧。”

一转身，夫妻俩掀开门帘走出去了。从此以后，我再没遇见过雷菲克。

我们也该打包行李，离开克什米尔了。我们该向这个有两扇窗子、窗外有群山的旅馆房间说声再见了。湖畔的芦苇已经转变成黄褐色，每天下午，我们看见一艘艘运载着已经收割的芦苇的“施客啦”游船，航行在湖中的水道上。向日葵的梗茎变得十分粗大，成群鸟儿聚集在一堆乌黑的、被太阳晒焦的花瓣中，啄食种子。一天下午，花园中的向日葵全都被砍掉了，扎成一捆，丢弃在厨房门口。疮痍满目，整个花园暴晒在太阳下。向日葵的残株，看起来就像木材一样的发白。

一天黄昏，亚齐兹邀请我们到他家那栋高高矗立在湖中的砖房子里吃晚饭。他亲自撑船，送我们过去（船上载着一罐从旅馆带去的自来水，罐口覆盖着餐巾）。夜色迷蒙，“施客啦”游船上悬挂着一盏灯笼，静悄悄地沿着一条垂柳夹道的水路，朝亚齐兹的屋子荡过去。亚齐兹以古礼对待我们。恍惚间，我们仿佛走进了威尼斯水乡中。我们坐在楼上一个空荡荡的、家具全都被搬走、家人全都被赶出去的房间，但我们听得见门后有人在走动，讲悄悄话。亚齐兹跪在我们面前，陪我们聊天，但这个时候的亚齐兹不再是旅馆服务生，而是我们的主人——一个家道殷实、独立、认真而有主见的男人。妇女和小孩涌进房间时，亚齐兹在他们面前表现出来的面貌，却是一个负责顾家的男人。这栋房子的墙壁十分坚厚，黑黢黢的，感觉挺温暖舒适。墙上装设着一个个拱形壁龛，窗子很小。冬天，屋里摆个火盆，一家人围炉闲话家常。屋外，整个湖面都已经结冰了，冰层坚厚到可以让吉普车在上面驰骋。我们得赶在大雪降临斯利那加城之前离开克什米尔。

我们在旅馆吃完最后一顿晚餐后，巴特先生召集全体员工，参加“小费致赠典礼”。出席的员工包括亚齐兹、阿里·穆罕默德、厨子、园丁和打杂的小厮。在前几天举行的一场婚礼中，他们已经失望过一次。这次我不想再让他们失望——从他们脸上的笑意，我看得出来，他们相信在这个时代，依旧还有一些讲究格调、出手大方的客人。他们以优雅的伊斯兰教礼仪，领受我致赠的礼金和用打字机书写的感谢状，脸上一径微笑着。也许，他们只是表示礼貌而已，也许，他们已经学会如何应付吝啬的客人。但亚齐兹显然感到很满意。这一点，我看得出来：他故意装出满不在乎的模样，匆匆瞄一眼，二话不说，就把整沓钞票一股脑儿塞进口袋里，然后就板起脸孔开始干活，不断忙进忙出，仿佛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这一刻，对他来说，把餐厅布置整齐是他最重大的职责，远比领取小费重要得多。但我知道，一走出餐厅，他就会开始放松。他们全都会放松。那天傍晚，我走进厨房抽最后一口水烟时，我发现他们团聚在一起，一面欣赏我花费一番心血为打杂的小厮撰写的感谢状，一面哈哈笑个不停。

第二天，我们一早上路。巴特先生亲自划船，把我们载送到湖滨林荫大道。天还没亮。湖面上静悄悄的。一辆双轮出租马车停驻在湖滨大道上等客人。我们坐上马车，经过一间间门窗紧闭的船屋和湖畔一圃圃莲花。一个男子站在湖滨大道石栏上，正在做健身操。车篷垂得很低，我们得倾身向前，才望得见车厢外的湖泊和群山。整个城镇渐渐苏醒过来了。抵达游客接待中心时，我们发现里头闹哄哄的，挤满了人。

“三个卢比。”车夫说。

在这座城中居留了四个月，湖滨的马夫都知道，我搭乘马车进城，每次只付一又四分之一卢比车钱。但今天情况特殊。我愿意付两个卢比。车夫拒绝接受。我不肯多给。车夫举起手里握着的马鞭，一副想打人的模样。情急之下，我伸出双手掐住他的喉咙——这个举动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大概是因为一早起床，心情不好的缘故。

亚齐兹出面调停：“他不是游客。”

“哦！”马夫松了一口气。

他垂下握着马鞭的右手，我放开了他的喉咙。

我们的车票是预订的，但我们还是必须跟一大堆乘客挤在一起，大叫大嚷，争着上车。亚齐兹和阿里·穆罕默德自告奋勇，帮我们抢位子。我们退到人堆外。

就在这一刹那，我们看到了乐琳——齐诺比雅。

她只身一人，眯起她那双近视眼，察看停靠在车站上的每一辆公车。她上身穿着一件奶油色短衫，腰间系着一条巧克力色裙子，模样看来清瘦多了。看到我们，她并没显得很开心，也没什么话可讲。拖延了好久，她终究决定去她的印度教静修舍住上一阵子，再跟她丈夫相聚。这会儿，她正忙着寻找她那辆公车。那是开往雷达基顺的班车。她把这个地名改成比较亲切顺耳的“罗陀·克利须那”。到现今，她还着迷于印度教神话和传说。克利须那是黑暗之神，而罗陀则是他调戏过的一位年轻貌美的挤牛奶姑娘。

寻寻觅觅，眯起眼睛查看每一辆公车的号码牌，寻找那部开往“罗陀·克利须那”的车子，乐琳——齐诺比雅消失在人群中。

我们的座位保住了。我们的行李被搬到车顶上，覆盖着防水布。我们伸出手来，跟亚齐兹和阿里握手道别，回身钻进车厢。

“您不必担心那个马夫会找你麻烦，”亚齐兹说，“这件事我会处理。”他的眼睛闪烁着泪光。

公车开动了。

“马夫？”

“您别操心，老爷。正确的车钱是三个卢比。我会付给那个马夫。”

司机猛按喇叭。

“正确的车钱？”

“三卢比是早晨的费率，老爷。”

他说得对。我也知道，早上搭乘马车必须付三卢比。

“两个卢比，三个卢比，何必计较呢？再见，再见，老爷您不要操心。”

我赶忙伸手掏钱。

“您别操心，老爷。再见。”

我把几张卢比钞票塞到车窗外。

亚齐兹接过钞票，两行眼泪扑簌簌滚落下他的腮帮。即使在这样的时刻，我都不敢确定，亚齐兹曾经当过我的仆人。

乐琳上身穿着一件奶油色短衫，腰间系着一条巧克力色裙子。雷菲克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两件衣裳。说不定，昨天晚上他看见她打开衣箱，拿出裙子和短衫，准备今天穿着上路。今天早上在车站分手后，他再也没看见过她。她在静修舍住了一阵子，然后就离开印度。他写信，她回信，然后，他的信原封不动被退回来了。她的双亲早已经分居，如今居住在不同的国家。其中一位接纳他，另一位却不承认他是女婿。但他还是继续写信给她。分手好几个月了，他依旧痴痴想她。

这些事情，我是后来才听说的。在另一座城镇的邮局，有一封信函等待我前去领取：

丽华大饭店

代客安排

健行、打猎、钓鱼

导览古尔玛格村及帕哈尔甘镇

业主：巴特

敬启者：

本月七日大函收悉。信中您提到，前往目的地途中，您曾遭遇一些困难，因为您搭乘的巴士中途抛锚。所幸吉人天相，您终能平安抵达目的地。

我相信，克什米尔的风光和此地的人情习俗，必将永远留存在您的记忆中。恳切盼望您能再度来访，让我们有机会再为您服务。

您的房间，曾经住过一位来自孟买的客人和另一位来自德里的客人。

我们的家人向您问候。

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您的惠顾。

巴特敬上

（穆罕默德·西迪克·巴特）

①德尔斐，古希腊城市，以神谕著称的阿波罗神殿坐落在这里。

②凯拉斯山，即西藏阿里地区的冈波仁齐圣山。

③安钠，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旧货币，相当于十六分之一卢比，1960年停止发行。

④锡塔尔琴，印度的一种六弦乐器，形状像拉长的琵琶。

第三部

第八章 废墟狂想曲

当年，英国人对印度的统治是那么彻底，后来他们撤离这个国家却又是那么坚决，无可挽回。对我来说，即使在印度待了好几个月，在我眼中，英国人的统治所遗留的痕迹，依旧带着几分虚幻不实的色彩。我在一个英国殖民地出生长大。对我这种出身的人来说，英国人在印度留下的遗迹，原本应该显得很熟悉。然而，英国和印度一样，是一个具有多重性格和面貌的国家。表现在特立尼达岛上的“英国”，跟我居住多年的“英国”不尽相同，而这两个英国，和我目前在印度看到的这个遗留下许多痕迹的英国，也实在联系不起来。

这个英国，在我抵达印度的那一刹那，就让我感到深深的不安。那时我正坐在汽艇中，抬头一望，却看见孟买码头上的起重机展示的全都是英国名字。当一个怪异但却早已存在的事实终于获得确认，展现在我们眼前时，我们心里都会感到不安——骤然间，我们丧失了评估的能力，眼前的一切仿佛都变得虚幻不实。但对我来说，这种不安还有更深一层的根源。面对孟买码头的景象，我猛然醒悟，这些年来，我在潜意识中一直欺骗自己：矗立在冰蓝色天空下的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群峰，确实是存在的，一如我祖母家里那些宗教图画所描绘的那样。我童年的印度，在我想象中，那是一块从我外祖母的屋子延伸出去的土地，与周遭的异质文化完全隔绝开来——外国势力是不存在的。这种想法是怎样形成的呢？特立尼达岛上的印度小区，虽然正在萎缩中，但仍旧自成一个世界。跟岛上的英国人打交道（我们对他们所知不多），不啻是一种侵犯——我们宁可跟我们更熟悉更了解的中国人和非洲人交往。我们每天都得接触这个异国文化，最后完全融入其中。我们改变了，有得也有失。失去的是一个曾经完整无缺的东西：印度——我们心目中的印度。

历史事实并没有刻意被湮没打压，以保存印度作为一个完整国家的观念。这些事实全都被接受，但也全都被漠视。来到印度后，我才发觉，这是印度人待人处世的典型的退隐态度的一部分：对显而易见的事实视若无睹。这种心态，在其他民族中肯定会引发精神错乱，但印度人却把它转化成一套博大精深、强调消极、超脱和接受的哲学。此刻撰写本书，在探索内心、自我反省的过程中，我终于体悟，这套哲学有一大部分从小就融入我心中，成为我的人生观最重要的一环。长期居留英国，身心遭受各种压力，在这套哲学影响下，我扬弃了狭隘的国家观念，不再对任何团体效忠——除了对个人。它让我安于自我，安于工作，安于我的姓名（后两者与前者截然不同）。它让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人海中的一座孤岛。它教导我，如何保护内心中仅存的一些美好纯洁的东西，不让它们遭受各种外在的、腐败的力量玷污。

在这种心态下，面对英国人遗留在印度的痕迹，我原本应该冷静漠然，无动于衷。然而，这些痕迹却迫使我面对一个事实：我一直在欺骗自己，虽然这种自我欺骗是隐藏在内心深处那个容许幻想存在的角落，可是一旦被揭穿，你还是会感到非常痛苦。这种羞辱，我以前从不曾体验过。在这方面，我的感受肯定比那些行走在孟买街道上熙来攘往的印度人深刻得多（这种街道拥有荒诞不经的英文名字，两旁矗立着宏伟的帝国式建筑物）。这种情况就像在特立尼达，我从不曾感受到身为殖民地子民的屈辱，但外来的、不相干的人，反而会有这种感受。

我无法将殖民地的印度和殖民地的特立尼达联系在一起。特立尼达是英国殖民地，但连三岁小孩都知道，我们那座岛屿只不过是世界地图上的一个小黑点，因此，对我们来说，身为英国子民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身份，至少能够把我们纳入一个更大的体制中，赋予我们一个更明确的定位。这个体制并不会让我们觉得受到压迫。尽管身为英国子民，在制度、教育和政治形态上，我们却是属于新大陆。特立尼达的人口由许多种族组成，英国人很少，自成一个社会，与其他族群鲜少来往，因此，在我们心目中，英国只是世界众多国家中的一个而已。

对一般特立尼达人来说，英国是一个陌生的国家，只有那些自以为高雅、有教养的特立尼达人，才会刻意追求英国品位。在大多数特立尼达人心目中，美国比英国重要得多。英国人制造的汽车精致小巧，性能不差，适合谨慎小心的司机使用，但在我们感觉上，美国人制造的才是真正的汽车，一如他们制作真正的电影，培养一流的歌手和乐团。美国电影诉诸人类共同的情感，表达人类共同的心声。他们的幽默，我们一听就懂。美国电台的节目十分现代化，多彩多姿，迷死人了——至少我们听得懂他们的口音，不像BBC节目，你听了十五分钟新闻，还弄不清楚主播到底在讲什么。美国大兵喜欢肥胖的妓女，皮肤越黑的越对他们的胃口。他们把这些女人弄上吉普车，众目睽睽之下，招摇过市，从一家俱乐部飞驰到另一家俱乐部，四处撒钱，一言不合就跟人家干起架来。这种人，你可以跟他们沟通。站在他们身旁，英国士兵看起来就像一群外国人。在特立尼达，英国兵总让人觉得怪怪的，很不对劲儿。他们要么很吵，要么装出一副矜持的模样，拒人于千里之外。他们讲的英语口音怪异，听起来很刺耳。他们喜欢自称“家伙”——《特立尼达卫报》曾在一篇报道中探讨这个名词的含义。但他们并不清楚，这在特立尼达可是骂人的话。他们的制服，尤其是短裤，看起来怪模怪样，穿在他们身上简直难看极了。英国兵不像美国兵那么有钱。有时，我们看见他们成群聚集在叙利亚人经营的店铺里，购买廉价的女用内衣裤，实在不成体统。这就是特立尼达民众心目中的英国。当然，还有另一个英国（总督和高级公务员所属的那个英国）存在于这座岛屿上，但对我们来说，这个英国显得太过遥远，跟老百姓没有关系。

我们是一群很特殊的殖民地子民。在西印度群岛的大英帝国，历史相当古老。这是一个海洋帝国，除了一两座广场和海港，它并没有留下多少宏伟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由于特立尼达位于新大陆——直到一八○○年，岛上还没有多少人居住，在我们看来，这些建筑物简直就是属于史前时代。就是因为它的历史古老，在我们心目中，大英帝国不再是一个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格格不入的东西。我们得保持一种超然客观的态度，才看得出我们的制度和语言全都是大英帝国造就的。

统治印度的那个英国，和我们在特立尼达岛上接触到的英国截然不同。它是强加在印度人民头上的东西，跟印度传统格不入。规模宏伟、具有十八世纪英国建筑风味的灰色圣乔治堡，不管你怎么看，都跟印度南部大城马德拉斯的景观连接不起来。在加尔各答，一栋门面宽广、廊柱林立的豪宅，坐落在通往杜姆杜姆机场的一条繁忙、拥挤的道路上，据说是克莱夫将军①生前居住过的房子。它出现在这座东方大都市，显得非常突兀。就因为它显得格格不入，它的年代（英国殖民印度的历史，比西印度群岛的大英帝国历史短得多）让人们感到格外惊讶：这些规模宏伟的十八世纪西方建筑物出现在印度，照理说，应该显得很浅薄，缺乏深厚的根基，但现在我们却发觉，它们已经完全融入这个充满外国废墟和遗迹的国家，变成它的一部分。这就是“印度的英国”显现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面貌：它属于印度的历史，它已经死亡。

跟这个英国不同的是身为印度殖民地宗主国的英国。直到今天，这个英国依然活着。它存活在印度的各个角落和层面。它存活在印度的行政区域：英国人将印度的城镇划分为“军区”、“民区”和市场。它存活在军官俱乐部和餐厅：军官们穿英国式制服，蓄英国式八字胡，手持英国式短杖，说英国式英语，使用擦拭得亮晶晶的银器进餐。它存活在地政事务所和档案局：那儿保存的字迹整齐但早已经泛黄的土地调查资料，加起来，就等于是一整个大陆的地籍簿。这些档案，是英国测量官骑着马，带着成群仆从，忍受风吹日晒，花了无数时日走遍印度各个角落所取得的成果。（一位年轻的印度行政官告诉我：“这种工作，把他们弄得身心俱疲。出差一趟回来，就没法子再做别的事情了。”）这个英国存活在俱乐部、礼拜天早晨的宾果游戏、黄色封面的英国《每日镜报》海外版——印度中产阶级妇女那十指纤纤、指甲修剪得十分整齐的手，总是握着这么一份报纸。这个英国也存活在城市餐厅的舞池中。这样的一个英国，比我这个来自特立尼达的印度人当初所想象的，要鲜活得多。它更气派，更具创造力，但也更加粗俗。

但不知怎的，我总觉得这个英国并不真实。它出现在吉卜林和其他英国作家的作品中，感觉并不真实。如今它活生生展现在我眼前，感觉还是一样不真实。难道是因为它是英格兰和印度的混合？难道是因为我的偏见——我那出身特立尼达殖民地、说英语、深受美国影响的偏见，使我无法接受这种欠缺互动和竞争，任由一个文化凌驾在另一个文化之上的关系？我觉得，对印度来说，这样的结合不但是一种亵渎和侵犯，而且荒谬可笑，因为它制造了一些非常滑稽、诡异的效果，譬如，服装的混合穿搭与对一种外来语言大量的、一知半解的使用。还有一个现象让我感到不安，而反映这种现象的，正是英国殖民政府遗留下的建筑物：贮藏历代测量官耗尽心血搜罗来的各种地籍数据的档案局、俱乐部、戏院、警署、火车站头等车厢候车室。我总觉得，这些建筑物地基太过宽敞，天花板太高，廊柱、拱门和山形墙装饰太过华丽。在我看来，这些建筑物既不是英国式，也不是印度式，不伦不类，摆在印度这个贫穷残破的国家，显得过于虚浮。它们反映的是“积极”的观念，而不是真正的积极进取的行为。它们自外于印度，跟周遭的景观格格不入——事实上，比起殖民地初期的英国式建筑（乍看之下，简直就像是原封不动从英国直接搬到印度来的），它们的异国风味更加浓烈。最能反映这种阴沉拘谨建筑风格的是加尔各答的维多利亚纪念堂和寇松勋爵②赠送给泰姬陵的“礼品”。他们明明知道，这样的建筑风格肯定会招来嘲讽和讪笑，但他们不在乎，因为他们有信心：身为统治者，他们禁得起任何人的嘲讽。置身在这些建筑物中，你会感到莫名的尴尬。直到今天，它们还试图主宰周遭的人群，不论是在屋内的还是在屋外的。

这些现象和事件全都记录在吉卜林的作品里，除了英国人撤出印度、放弃庞大遗产的那段历史。你若想认识英国人统治下的印度，不必亲自到印度走一趟。没有一位英国作家对印度的描写，比吉卜林更坦诚，更精确；没有一位英国小说家比他更能揭露他本人和他那个社会的真面目。在作品中，他把“盎格鲁－印度”遗留给我们。我们只需阅读他的小说，就能够找到当年活跃在印度殖民地的各种典型人物。我们发觉，这些人时时刻刻意识到他们的身份、角色、权力和独特性，然而，对于他们的处境，他们却又不敢公开表示欣喜和得意，因为他们全都是肩负重责大任的殖民地父母官。这些责任可都是真的，但表现在吉卜林的作品中，所产生的整体效果却是：这帮人全都在演戏，他们全都是演员，他们知道观众对他们的期望。他们卖力演出，没有人愿意搞砸这出戏。典型的吉卜林式殖民地行政官员，身边永远跟随着一大群鞠躬哈腰、胁肩谄笑的仆从。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国度中，但一辈子都在流亡，饱受骚扰、迫害和误解——误解他们的人，往往是他们的上司和他们试图提拔的本地人。身为他们的代言人，吉卜林有时会装出一副愤愤不平的模样，大声疾呼，从而产生出一种假惺惺的、咄咄逼人的、自怜自艾的效果，简直就像一出“戏中戏”。

待在英国老家的那帮人，身份和地位跟我们相等，但却能享受美好的英国城镇生活：繁华热闹的大街、满城璀璨的灯火、一张张笑脸迎人的面孔、成千上万的乡亲、满街游逛的漂亮英国女人……被放逐到印度的我们，却被剥夺了遗产。待在英国老家的人，正在享受这一切。他们并不知道这份遗产究竟有多丰美。

自赞自夸之余，却也不忘装腔作势地抱怨几句：这是俱乐部作家（接受俱乐部的价值观，透过俱乐部会员的眼光观看这些人物的作家）特有的一种阴柔而幽怨的笔调。一九一二年出版的小说《针毡》（Tenterhooks）中，英国小说家艾达·莱弗森（Ada Leverson）精确地描述了这种笔调：

我总觉得，他（吉卜林）没经过别人介绍，就直接用我的教名称呼我。有时我甚至觉得，他想跟我交换帽子呢……他和他的读者总是那么亲近，熟稔得就像老朋友似的。

可是，难道你不觉得，他总是跟他笔下的人物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吗？

我说吉卜林是一位俱乐部作家，当然是在使用一个具有特别含意的词。“俱乐部”是“盎格鲁－印度”的一个象征。在《自述》中，吉卜林告诉我们，在拉合尔，每天傍晚他都会到俱乐部用餐；在那儿，他常遇到刚拜读过他前一天写的作品的读者。吉卜林很珍惜这种机缘。俱乐部会员的赞许和认可，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他是为这些人写作，而在他的小说中，情节总是跟俱乐部有关。他那独特的坦诚和他身为一位诗人般的“盎格鲁－印度”编年史家的价值，就展现在这些作品中。然而，这也正是他特有的弱点，因为他只使用俱乐部的价值观，描写俱乐部发生的事，这样做只会让他自己和俱乐部的真面目，暴露在读者眼前。

吉卜林的作品，在风格气质上与英国人遗留在印度的建筑物是一致的。在帝国的外壳内，我们找到的不是撞球场式的漫画或郊区的中产阶级的小说品位，一如在地方性的俱乐部中，而是霍克思比太太这号人物：西姆拉城的才女、社交王后、实际统治者和传奇人物。她待人慷慨热诚，但却反而身受其苦。她的智慧并不是真正具有深度的智慧。在今天的读者看来，她身边那些男人对她的仰慕显得有点小家子气、有点感伤。但这个圈子——王后、朝廷和弄臣，却显得那么的完整、齐全。不管我们赞同与否，这些人创造出一套体制，让他们能够存活在特殊的异国环境。身为读者，我们实在不忍心拆穿他们的虚假面目。我们对吉卜林小说的响应，只能在这样的个人层次上。他太诚实，太热心，也太单纯，太有才华。他的弱点和缺失让人觉得尴尬，但我们不愿批评他，因为那会让我们觉得很残忍。霍克思比太太的虚伪和造作，早已经被毛姆拆穿。她曾这样形容书中另一位女性人物说话的声调：听起来，就像一列地下火车驶进伦敦伯爵府车站时踩刹车发出的声音。毛姆评论说：霍克思比太太如果真的是她声称的那种人，她就不应该出现在伯爵府车站，更不应该搭乘地铁，到那样的地方去厮混。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和观点，看待吉卜林作品的其他层面。他把他笔下的人物描写得太伟大、太了不起了，而这些人物——也许不像吉卜林那么充满自信，那么有安全感，也把自己看得很了不起。他们在一个小圈圈里交往互动，幻想逐渐凝结成一种僵硬的信念。而今，他们的真面目全都暴露在我们的眼前。

从德里到卡尔卡，你可以搭乘夜班火车。从卡尔卡前往西姆拉，你可以坐汽车，经由公路上山，也可以搭火车，经由那条如同玩具一般很小的蜿蜒穿梭的窄轨铁路上山。我搭乘汽车，前往西姆拉。跟我做伴的是一位年轻的印度行政官员。我们俩是在开往卡尔卡的火车上结识的。途中，他满怀忧伤地告诉我，自从一九四七年以来，西姆拉城就开始没落了。对他来说，以及对所有印度人来说，西姆拉神话是真实的。西姆拉城的光辉历史是印度传统的一部分，而今却被糟蹋了：城中竟然出现槟榔摊。我们一路聊着。厢形车后座不断传来声。那是我的旅伴饲养的织巢鸟发出来的。它们被关在一个覆盖着幕布的巨大鸟笼里。鸟儿们吵得不可开交时，这位官员就回过头去哄慰它们，模仿母鸡和鸽子，一会儿咯咯叫，一会儿咕咕叫。从车窗口望出去，不时瞥见那列蜿蜒行驶山中、看起来好像玩具的火车。火车从隧道中钻进钻出。元月中旬，山中空气冰冷，但火车上的乘客却只穿着衬衫，倚着敞开的车窗静静向外眺望——这毕竟是印度。在一般人心目中，印度一年四季都是夏天。

初抵西姆拉城，乍看之下，果然如同这位印度官员所说，这座吉卜林笔下的城市确实已经没落了。整个城镇湿漉漉冷飕飕的，狭窄的街道泥泞不堪，身材矮小、打着赤脚的男子背着沉重的货物，一步一步登上山坡。他们的帽子使我想起克什米尔，想起那成群衣衫褴褛、守候在旅游景点巴士站上争相拉客的脚夫。在这样的地方，你真的能够找到吉卜林描绘的那种魅力吗？百闻不如一见，你从小在书本中认识的每一个印度景点，不都是跟西姆拉城一样：先是欺瞒，接下来就是颓败、没落。前景中的那些人物乍然出现在你眼前，对你的心灵造成强劲的冲击，然后开始从你的视界隐退消失。这会儿，你的视界就会变得更加敏锐，更加挑剔，就像在一个熟悉的、阴暗的房间中，你的眼睛逐渐习惯了黑暗那样。

视界收缩，西姆拉城幽然显现：坐落在一系列山脊上的城镇，迂回曲折、纵横交错的巷陌，宛如一座迷宫。在我想象中，城里鼎鼎有名的林荫步道又宽又直，但如今亲眼一瞧，却发现它只不过是一条狭窄弯曲的马路。每隔几码，路旁就竖立着一个告示牌，警告人们不得随地吐痰，但如同那位印度官员告诉我的，街上四处摆着槟榔摊，鲜血般的红渍渍的槟榔汁吐得满地都是。照相馆橱窗内，依旧展示着一张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中的英国女人，身穿三十年代流行的服装。这些照片可不是古董。照相馆门庭若市，生意好极了。在印度，每一样东西都会被继承下来，没有一样东西会被抛弃，如此生生不息。今天，林荫步道已经变成“喜马偕尔邦”③政府的办公场所，门口挂着醒目的招牌。官员们乘四十年代末期的绿色雪佛兰轿车穿梭在狭窄的街巷，空气一下子变得凛冽起来。街上行人渐渐消失，市场渐渐沉寂。山脊上四处亮起电灯。在灯光闪烁的黑暗中，市中心更加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眼前：好一座充满童话风味的英国乡下城镇！瞧，城中那一栋栋以所谓“双重模仿”风格建造的房子：宏伟的教会大楼，向当地人宣示异国宗教的权威；门面寒酸简陋的店铺，却矗立着装饰华丽的山形墙——你几乎可以看到头戴睡帽、身穿睡衣的男子，手里拿着灯笼或蜡烛，从店堂中走出来，仿佛在向路过的人炫耀小店中根本就不存在的温暖和舒适。这座城镇是神奇的创造品。它建立在幻想上，而支撑这个幻想的是一份让人不得不由衷赞赏的自信心。但这并不是我期望的城镇。我感到有点失望。这种感觉，就像你在书上读到一处坐落在康布雷的房子，而今看到的却是一处坐落在伊里尔斯的房子的照片。创造这座城镇的眼光是正确的，但那是一种童稚的、创造神话的眼光和想象力。世界上，没有一座城市和一个景点能够变成真正的真实，除非作家、画家和重大的历史事件赋予它一种神话的特质。西姆拉永远都是吉卜林的城市：一个孩童对“老家”的憧憬和怀想。它是一个双重的童话国度。印度扭曲和扩大这个国度。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它扩大了原本就是一个幻想的城镇。这就是吉卜林捕捉到的现象，而这也正是他的作品独具的风格精神。

那天夜里，西姆拉城下雪了——今年冬季的第一场瑞雪。隔天早晨，旅馆服务生以魔术师的口气向房客们宣布：“瞧！大雪降临了。”他拉开窗帘，让我瞧瞧窗外那一片白茫茫、岚雾缥缈的山谷。吃过早餐，我们发现岚雾消散了。滴滴答答，雪水不断从屋顶上流淌下来，成群乌鸦拍打着翅膀，聒噪不停，从一株松树飞扑到另一株松树。树枝上的积雪纷纷掉落下来。远处底下的山谷中，狗汪汪叫着，兴奋得如同狂欢似的。积雪宛如徽章一般，覆盖在“喜马偕尔邦”（好名字：雪乡）政府布告板上，乍看就像一幅圣诞节海报。城中林荫步道熙来攘往，挤满一早起来散步的假日游客。山中的积雪依旧很深。我们离开高高矗立在天上的西姆拉城，一路下山，积雪渐渐消融了，看起来就像一块块撒落在僵硬地面上的盐巴，转眼消失无踪。白茫茫的大雾笼罩着旁遮普平原。火车延误，飞机停飞。我们穿过重重大雾，驱车缓慢驶向德里。

若想了解我们在印度看到的十八世纪英国，我们就必须把它看成印度的一部分。我们实在很难想象沃伦·黑斯廷斯④是英国人；把他当作印度人看待，倒还比较适合。英国的殖民统治经验，虽然跟印度息息相关，却也是十九世纪英国的一部分。

让我们看看《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这部小说中的两个人物：阿德拉和罗尼。昌德拉波城的操场上，太阳下山了。这一对情侣离开正在进行中的马球比赛，走到远处一个角落坐下来。今天早上他向她发脾气，现在他向她道歉。没等他把话说完，她就打断他的话，说：“小伙子，我看我们还是取消婚约吧。”此刻两人心情都很糟，但都设法克制，没讲气话。过了一会儿，阿德拉说：

“我们处理这件事的方式非常英国化（British），但我想这样做应该没有问题。”

“身为英国人（British），我们这样做当然没有问题。”

这段对白耐人寻味。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读这对情侣的对话，仍然觉得非常新鲜。阿德拉口中的British，固然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意义（故事发生在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印度），但福斯特（E.M.Forster）笔下的其他人物，也都会使用这个字眼，描述相同的感觉，传达相同的意念。对福斯特作品中的人物来说，他们的“英国性格”就像一种民族特征，向一切非我族类的事物提出挑战，同时也遭受挑战。那是一种公式化的理想，不需要加以阐释。阿德拉口中的British，几乎可以用小写字母拼写成british。我们很难想象，另一位英国小说家简·奥斯汀会以同样的方式使用这个字。在《傲慢与偏见》中，这个字曾经出现过一次。首度造访朗波恩庄园时，男主角之一的柯林斯谈到德·包尔小姐的美德：

可惜她身体欠佳，不能待在城里。正如有一天我对凯瑟琳夫人所说的，她不能前往伦敦，使得英国（British）宫廷丧失了一颗最璀璨的明珠。

对简·奥斯汀和柯林斯来说，British只不过是一个地理名词，与阿德拉口中的British是两码事。

同样的一个字，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用法：一百年的工业发展和帝国势力扩张，阻隔在两者之间。这个时期开始时，我们可以察觉到，当时，在各方面英国都面临急遽的转变：从驿马车转变到火车，从哈兹里特（Hazlitt）的散文转变到麦考利（Macaulay）的评论文章，从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转变到他的另一部小说《我们的共同朋友》。画坛百花齐放：康斯特布尔（Constable）发现天空的灿烂色彩；布宁顿（Bonington）发现光影、沙滩和海洋多彩多姿的变化。他们作品中洋溢的青春和热情，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这是一个崭新的、自我发现的时期：狄更斯发现英国，伦敦发现“小说”这种文学形式，连济慈和雪莱的诗作，也都展现出前所未见的新气象。这是一个朝气蓬勃、对未来满怀憧憬的时期。可是，骤然间，英国步入了中年，英国人踌躇满志，沾沾自喜。自我发现的过程结束了，英国的国家神话建立了。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众所周知，我在此不想多说，只想指出一点：那个时候英国举国上下沉湎在自恋中。这是可以体谅的，但英国却因此丧失了一些珍贵的东西。英国人观看世界的清晰、敏锐的眼光，突然变得晦暗、迟钝。英国民族性确立了，此后它将成为英国人衡量、评估世界一切事物的准绳。在十九世纪的英国游记文学中，我们察觉到一个趋向：品质日渐低落——从达尔文（1832）、特罗洛普（Trollope，1859），到金斯利（Kingsley，1870）、弗鲁德（Froude，1887）。这群作家越来越不愿探索自己的心灵，他们只想报道他们的“英国性”。

这个时期开始时，哈兹里特可以用轻蔑的口气，批判美国小说家华盛顿·欧文以英国为背景写的作品，因为他觉得，自从《观察报》创刊以来，这个国家各方面都产生了急遽的变化，正朝未来迈进，而欧文却在作品中刻意描写罗杰·德·柯维里斯爵士和威尔·温伯士这类过时人物。哈兹里特拒斥神话的态度，就像今天有些英国人对出现在美国媒体上的英国旅游广告感到不满一样。（一九六二年，《假期杂志》刊出这么一则广告：“遨游伦敦的美好途径。搭乘萨本纳航空公司飞抵曼彻斯特，下机后，驱车直出机场，经过一栋栋英国乡间茅舍，一路驰向伦敦，悠游自在，尽情享受美景无限的英国乡野风光。”）然而，神话很快就变成英国人心目中很重要的一件东西，而在新的自恋中，阶级意识和种族意识都被凸显了。一八八○年代的木偶戏“潘趣”（Punch），让伦敦佬用萨姆·韦勒（Sam Weller）特有的、早已消失的口音讲英语，以娱大众，达到搞笑的效果。福斯特作品流露出的阶级意识，跟简·奥斯汀的截然不同。在奥斯汀的小说中，阶级意识是一种近乎根本的、原始的社会划分和区隔。在一个被阶级弄得支离破碎的国家，譬如英国，刻板印象也许是必要的，因为它能帮助沟通。但是，如果过分重视和强调刻板印象，它就会局限英国人的心灵视野，扼杀他们的探究精神，甚至偶尔促使他们排拒真理。

过去一百年间，英国文学中出现的一些奇异的、令人费解的缺憾，追根究底，实在可以归因于这种依赖：太过重视和强调已经确立的、令人心安的事物。狄更斯之后，英国再也不曾出现一位文学巨人。当前的英国社会环境，不允许作家以狄更斯式的、与神话融为一体的辽阔视野和深邃眼光从事文学创作。直到令天，伦敦依旧是狄更斯的城市，他死后，再也没有作家好好瞧瞧这座城市了。描写伦敦城内个别地区（譬如切尔西、布鲁姆伯利和伯爵府车站）的小说所在不少，但对于这座现代的、机械化的城市以及它所承受的种种压力和挫折，英国作家却视若无睹，鲜少着墨。而这正是美国文学中一再出现的主题。诚如小说家彼得·德弗里（Peter de Vries）指出的，这是城市居民的主题：这些没有根的人生于城市，死于城市，“宛如传说中的槲寄生，虚悬在两株橡树中间，一株是住宅，另一株是办公室”。这是一个重大文学主题，不应该只属于美国，但在举国上下沉迷于自恋中的英国，它却被简化成银行职员的形象：准时上下班，做事一板一眼，偶尔闹点小笑话。

这样的主题既然遭到漠视，我们就很难期望，这个时期的英国会出现几部伟大的小说，将国家意识或帝国意识的形成和发展，翔实地记录下来。〔在这方面，我们实在不能指望历史学家发挥功能。比起小说家，他们更能接受社会的价值观。他们是为这些价值服务的。大英帝国的崛起，对十九世纪英国人的世界观产生无比深远的影响。这点毋庸置疑。然而在《英国社会史》（English Social History）中（据说这是一部经典名著），史学家特里威廉（G.M.Trevelyan）只花了一页半的篇幅，探讨“海外影响”。他是以这样的口气谈到这个问题：“……邮政制度的建立，使得居住老家的双亲，能够与‘远赴殖民地’的儿子保持联系。儿子经常返乡省亲，口袋中总是装满钞票。他也带回了很多故事，讲述他在这些崭新的、人人平等的土地上的经历和见闻……”〕毛姆早期的一部小说《克拉多克太太》试图在比较小的格局内探讨这个主题。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农夫，他费尽心机，利用高超的民族主义，打进他太太所属的上流社会。这个时期的其他英国小说，最多只触及这场大转变的某些阶段。若想一窥全貌，了解整个发展趋势，我们就必须涉猎许多小说家的作品。

《名利场》的主要人物奥斯本自诩为殷实的英国商人。他口中的“英国”，只是跟其他国家——譬如法国，作一个对比和区别，只不过是德昆西之流的英国作家所倡导的爱国主义。《名利场》作者萨克雷笔下的殷实英国商人，处心积虑地想把出身西印度群岛、拥有黑人血统的富家女斯沃茨小姐娶进家门，做他的儿媳妇。小说中的班布尔先生和斯奎尔斯先生是英国人，但那并不是他们个性中的最大特征。然而，二十年后，在狄更斯的小说中却开始出现完全不同的人物！《我们的共同朋友》这部小说中的波斯纳普先生认识外国人，而他以身为英国人为荣。约翰·哈里法克斯只是一位绅士。小说家莱德·哈格德（Rider Haggeard）却把他的一部作品献给他的儿子，希望他成为一位英国人和一位绅士。基于同样的希望，汤姆·布朗被他父亲送到名校“拉格比”就读。到了《霍华德庄园》（Howards Erds）这部小说，我们发现，连伦纳德·巴斯特这种人也会说：“我是英国人。”他口中的“英国人”比德昆西口中的“英国人”往前跨出了一大步。发展到这个阶段，“英国人”这个名词已经被赋予丰富而微妙的含义。

我们不能责怪小说家们接受社会的价值观。很自然，在这个时期的英国小说中，作家关注的焦点，渐渐从人类的行为转移到这些行为的“英国性”——在这些作品中，“英国性”若不是受到赞许，就是遭到严密的检验和批判。这种转变，反映在狄更斯早期作品中的客栈和七十五年后福斯特描写的辛普森餐馆之间的差异上。在一九一○年出版的小说《霍华德庄园》中，福斯特描写这家坐落在伦敦市斯特兰德街的餐馆：

她浏览这家餐馆，欣赏它那精心布置、反映我们国家光辉历史的陈设。虽然比不上吉卜林的作品那么老旧，那么充满古英国气息，但这家餐馆却能精心挑选它的摆设，唤起人们的记忆。她实在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它为大英帝国培育的官员，从外貌上看来，跟亚当斯牧师和汤姆·琼斯⑤颇为神似。四下响起零零碎碎的交谈声，听起来怪刺耳的。

“你来了！今天傍晚，我就会拍发一封电报到乌干达……”

福斯特的批判一针见血。他揭露了一个沉迷于工业和帝国势力中的民族的神话所蕴藏的矛盾。英国占据乌干达，跟汤姆·琼斯这号人物根本扯不上关系，就像你不能把吉卜林的短篇小说，和同时代的小说家哈代的长篇小说相提并论。处于权力巅峰的英国人，给人一种演戏的感觉：扮演英国人——某一个阶级的英国人。现实隐藏戏剧，戏剧隐藏现实。

这种特质，固然使英国人博得某些人的好感，但也招致另一些人的批评：英国人太虚伪。在这个时期，代表大英帝国的粉红色宛如疹子一般，在世界地图上迅速蔓延扩张，英国神话也随着演变，就像一个发展中的语言。元音长度改变了，新的成分加入了，而字典的编纂总是跟不上变化的速度。预估的、随时可以调整的神话（辛普森餐馆的亚当斯牧师、在乌干达或印度操劳的帝国建立者）和现实之间，永远存在着一段差距。滑铁卢战役结束后很久，英国才出现一个沙文主义的军国主义时期——肇始于克里米亚战争，终结于英国在南非的挫败。直到大英帝国建立后，商人和行政人员作为帝国建立者的观念才产生，而我们的小说家吉卜林，却板起脸一本正经地号召全世界的统治者，参与这项伟大的建设。这是清教徒演的一出戏。在“老家”英国，它创造了伦敦市斯特兰德街的辛普森餐馆。在印度，它创造了西姆拉城——英国殖民政府的夏都。在《守护者》（The Guardians）一书中，菲立普·伍德拉夫（Philip Woodruff）告诉我们，那个时候聚集在西姆拉城的官员们“纷纷表态，自己是一个纯正的英国人，假装对印度一无所知，刻意避免印度的用语和习俗”。

位于地球另一端的特立尼达，才是真正的帝国创造物。定居在这座岛屿上的许多种族，全都接受英国的统治、英国的制度和英国的语言，从不曾提出异议。然而，表现在印度的那种“英国风”和“英国民族性”，在特立尼达却完全看不到。在我看来，这就是印度殖民政治最诡谲的特质：矫揉造作，以凸显“英国风”——感觉上，仿佛整个国家都在演戏，而演出的戏码竟是一出狂想曲。这个特质显现在殖民时期的所有建筑物中，尤其是那些看起来有点怪的纪念性建筑物，诸如加尔各答的维多利亚纪念堂和新德里的印度门。这些建筑物的风格，根本配不上它们所赞颂的帝国权力。它们缺乏早期英国建筑和更早期葡萄牙人在果亚兴建的大教堂的那种纯朴扎实。

在《统治印度的人》（The Men Who Ruled India）书中，伍德拉夫以哀伤的笔调和罗马式的虔敬，论述英国人在印度的功绩。这项功绩诚然非同小可，我们应该对它表示虔敬，但是，伍德拉夫笔下的印度殖民地，绝不能等同于一般人心目中的印度殖民地：头戴遮阳帽的英国官员（甘地觉得这种帽子确实有用，但为了民族尊严，他拒绝戴它），成群鞠躬哈腰、胁肩谄笑的印度仆人，被奉为超人的英国殖民者，被当作“黑鬼”看待、只能充当仆役和小职员的当地人——他们那口破英文被收集成书（至今在旧书摊还可以找到），供精通英文的人士欣赏，博君一笑。这样的一个印度殖民地，出现在成百上千、跟印度有关的英文书中，尤其是以印度为背景的儿童图书，甚至出现在文森特·史密斯（Vincent Smith）接受牛津大学出版社委托为斯利曼（Sleeman）的著作所做的注释中。

对伍德拉夫来说，印度殖民地的这一面，尽管千真万确，却是一个令人感到尴尬、困窘的现象，并不能代表英国人在印度的努力和功绩。希望看到英国的殖民统治的意义（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人，伍德拉夫也好，像曼锡（K.M.Munshi）那样的印度人也好，都会有同样的感觉。曼锡在一九四六年出版的小册子，取名为《英国造成的祸害》（The Ruin That Britain Wrought），内容不言自明。尴尬是难以避免的：英国人一方面展现狂妄自大的种族优越感，另一方面却诚心诚意地在印度进行各种建设。究竟哪一面才是真实的呢？两面都是真实的，其间并不存在任何矛盾。种族优越感是“伦敦市斯特兰德街辛普森餐馆的幻想”，在微小的印度背景及印度人的屈从衬托下，它显得格外鲜明、突出。服务的精神也是这个幻想的一部分，也同样的鲜明而突出。两者出自同一群人，而这些人知道他们在印度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也知道印度人对他们的“英国性格”究竟有何期望。伍德拉夫指出，大英帝国在印度的施政和作为具有“非英国的”、太过“预谋”的一面。这是难以避免的。在印度，做一个英国人就是比别人高一等。

马德拉斯的一位印度报社记者，恳切邀请我出席他的演讲会，主题是“危机中的莎士比亚英雄”。加尔各答的一位企业主管向我说明，为什么他决定从军，到前线去和中国军队作战。他板起脸孔，严肃地说：“我觉得必须护卫我的——我的——”他自嘲地笑起来，“护卫我的权利——我想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就打高尔夫球，谁也管不着。”不久前，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在一篇文章中说，硕果仅存的真正英国人，几乎都是印度人。这句话发人深省，只因为它承认，所谓英国“性格”，其实是幻想的产物。统治印度数百年的莫卧儿人也是外来民族，也一样拥有荒诞不经的幻想，但最后他们全都融入了印度。诚如印度人一再指出的，英国人拒绝融入印度社会，最后他们全都逃回英国。他们并没留下崇高不朽的纪念碑，他们也没留下任何宗教，除了作为值得奉行的行为准则的“英国性格”——骑士作风加上法治观念，在印度人心目中，这种精神是独立存在的东西，可以跟英国的殖民统治、种族优越感和今天的没落分隔开来。马德拉斯的一位婆罗门，阅读美国小说家奥哈拉（O’Hara）的作品《露台春潮》（From The Terrace），越读越感到厌恶。他说：“有教养的英国人，绝对不会写出这种乱七八糟的小说。”这句话出自一位曾经被英国人统治的印度人口中，格外难能可贵，而这也是殖民地宗主国遗留下的一笔珍贵的遗产。“英国性格”会永远存活下去，因为它是幻想的产物——它是民族艺术的一件作品，它会比英国这个国家存活得更久。这就是英国人很轻易就撤离印度，对这个前殖民地不再怀念，不像荷兰人到今天还念念不忘他们统治过的爪哇，也不像法国人为了保住阿尔及利亚这个殖民地，不惜诉诸战争的原因。而这也就是撤离印度还不满二十年，英国人就让这个前殖民地淡出他们的意识和心灵的原因。追根究底，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所显示的是，英国人跟他们自己的关系，而不是英国人跟他们统治的那个国家的关系。严格说，这不是帝国主义作风。它指陈的并不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善恶是非，而是它的缺失和挫败。

印度人不愿正视他们的国家面临的困境，免得被他们看到的悲惨境况逼疯。这种心情我们能体谅。同样，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印度人欠缺历史意识——有了历史意识，他们还能够继续蹲在古迹和废墟中，照常过他们的日子吗？哪一个印度人能够抱着平常心，阅读他们国家最近一千年的历史，而不感到愤怒和痛苦呢？在这种情况下，印度人只好退缩到幻想中，躲藏在宿命论里，把人间的一切交给上天（好几所大学开设占星学的课程），然后站在一旁，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眼睁睁看着世界其他国家日愈进步，心里安慰自己说，这一切我们早就经历过了，没什么了不起。飞机、电话和原子弹这类玩意儿，在古代印度就已经存在了，不信，你就翻开印度的史诗看一看吧。外科手术在古代印度是一门高度发展的医学——我手边有一份全国性大报，你翻翻看吧，上面有一篇报道证明我绝不是在吹嘘。印度的造船技术，是古代科技发展的巅峰。民主政治也是古代印度的一大成就。每一座村庄都是一个自治共和国，自给自足，井然有序。乡村议会有权惩罚犯罪的村民，把他吊死或砍掉他的手。今天，印度人的当务之急就是重建这个宁静祥和、宛如田园诗一般的古代印度。一九六二年，中央邦率先推行“乡村自治”。大伙儿兴高采烈，准备复兴古代印度光辉灿烂的文化；政客们兴致勃勃，谈论古代印度的刑法——看来，在印度的这个邦，犯罪的村民肯定会被乡村议会吊死或砍断双手。

十八世纪的印度内政不修，乱成一团，引起列强觊觎。但在印度人眼中，情况并非如此。每一个印度人都会告诉你：英国人来临之前，印度非常富裕，工业发展正面临重大突破。曼锡在他那本书中说，那时每一座村庄都有一所学校。印度人对历史的诠释，几乎跟印度历史一样充满悲情。更让人感到沉痛的是，以往的脏乱又重现在今天的印度。这些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一片乱象：巴基斯坦脱离印度，独立建国；印度内部纷纷扰扰，为语言、宗教、种姓阶级和行政区的划分争吵不休。印度这个国家似乎永远需要一个征服者，担任仲裁人，摆平他们内部的纠纷。具有历史意识的民族，不会用这种方式处理他们的内部问题。这就是印度历史的悲哀：它欠缺成长和发展。这样的历史只告诉我们一件事：人类会一代一代活下去。在印度历史中，你看到一连串开始，却看不到终极的创造。

在印度历史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块不时被成群老鼠或蝗虫摧残的土地。后欧洲历史转移到印度历史，感觉上，就像从珊瑚礁的历史（每一个行动和每一次死亡，都为继起的生命奠定一个新的根基）转移到建筑在荒凉沙滩上的一连串城堡的编年史，读来令人沮丧。

这是伍德拉夫比较欧洲和印度历史得出的结论。他采用的意象非常鲜明突出，但他把印度历史比喻成沙滩上的城堡，并不十分恰当。海浪冲刷上来，沙堡登时消失无踪，没留下任何痕迹，而印度可是一个充满废墟的国家。

从南方进入德里城，你看到的是绵延四十五平方英里的废墟和古迹。距离这座现代城市不过十二英里之遥，你会看到规模宏伟、四周环绕着城墙的图格拉卡巴古城遗留下的废墟——这座城市被遗弃，是因为附近缺乏水源。阿格拉市附近的法特浦夕克里城依旧保存完整，但也因为缺乏水源被遗弃。（“你为什么想去法特浦夕克里城呢？”旅行社职员站在德里旅馆门厅质问我，“那儿什么都没有”。）在泰姬陵，我听到一位向导对一群澳洲游客说：“她逝世的时候，他说：‘我不想再住在这儿了。’于是他跑去德里，在那儿建了一座很大的城市。”对生活在废墟中、周遭环绕着古迹的印度人来说，这几句话就足以解释历史上的一切创造和衰败。下面是我们从《默里旅游手册》“巴基斯坦章”第一条旅游路线前十页摘录下来的片段：

达塔现在是一座小镇，但在一七三九年它是一个拥有六万人口的大城……达塔的主要景点是大清真寺，长六百英尺，宽九十英尺，拥有一百个圆顶。一六四七年，沙贾汉开始兴建这座伊斯兰清真寺，若干年后，奥朗则布才将它完成，如今大部分已经倾颓了……

北边一英里半……是赫赫有名的尼赞——乌德——丁陵墓……据说，这座陵墓是改建自一座印度教寺庙的遗址。

游览亚罗雷——古城亚洛尔遗址（亚洛尔、乌杰和海得拉巴，据说是亚历山大兴建的许多城市中的三座）……一系列废墟绵延向东北方向。雷蒂站……南方四英里处，矗立着宏伟的维吉诺特城遗迹。被穆斯林征服之前，它是这个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如今只遗留下一堆堆瓦砾。

木尔坦……非常古老，据说是亚历山大时期的史料提到过的马里人的首都……原来的寺庙矗立在城堡中央，后来被奥朗则布摧毁。在寺庙遗址上建立的伊斯兰清真寺，毁于一八四八年的一场炮火，片瓦无存。当时木尔坦城被敌军围攻。

沙贝克·艾尔昆王在位期间，下令重建这些堡垒。六英里外的亚洛尔古堡被摧毁，为重建工程提供建材。

苏库尔，人口七万七千，以前是有名的珍珠贸易和黄金织品生产中心。最近这儿开始兴建一间规模庞大的饼干厂。

伊斯兰清真寺建立在印度教神庙遗址上：层层叠叠的废墟。这是在印度北方。在南方，我们看到的是一座伟大的古城维查耶纳伽尔。十六世纪初期，它可是一座方圆二十四英里的大城市，后来被敌军劫掠一空，变成一座死城。四百年了。今天我们造访维查耶纳伽尔，远远看到的只是一些遗迹，零零落落散布在废墟中，和周遭那一堆堆褐色的、充满超现实气氛的岩层融合在一起，难以辨认。附近的村庄残破不堪，尘土四处飞扬，村民的体格都非常孱弱瘦小。进入古城，眼睛一亮，我们看到一幅无比壮丽的景观：从根布利村通往古城的道路，笔直地穿过几栋古老的建筑物，来到城中那条长长的、十分宽阔的大街。大街一端有一道石阶，另一端矗立着一座精工雕琢、金碧辉煌的印度教寺庙。石造建筑物的底层，在四方形的石柱支撑下，依旧屹立。门上雕刻的图形中，我们看到一群翘起双腿的舞女。走进这壮阔大门内，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群骨瘦如柴、有如蜥蜴一般生活在石头堆中的男人、女人和儿童。他们是这栋伟大建筑物的继承人。

一个小孩蹲在泥泞的街道上，一只浑身毛发脱光、露出粉红皮肤的狗守在一旁，伺机而动。小孩挺着大肚腩站起身来，狗立刻扑上前去饱餐一顿。寺庙门外有两尊札格纳特⑥木雕像。这两座神像浑身雕刻着各种色情图案：一对对男女缱绻在一起，正在性交或口交——冷冰冰的，面无表情。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观赏印度色情雕刻艺术，总算实现了多年的心愿。然而，最初的兴奋消失后，随之而来的却是无比的沮丧。性是痛苦，创造即是毁灭。阳物之神湿婆，同时表演生命之舞和死亡之舞——一位多么诡异的神，但又多么的印度！废墟中有人居住。城中大街栉比鳞次的建筑物中，矗立着一座用石灰水粉刷的簇新寺庙，门口树立着一幅幅三角旗，随风飘扬。大街尽头的古庙依旧香火鼎盛，墙上依旧装饰着白色和红褐色相间的直条纹。一块高达六英尺的告示牌树立在门口，上面罗列着各种服务的费用。另一块大小相同的牌子，记载维查耶纳伽尔城的历史：很早以前，有一回，君王祈祷后，天上降下“金雨”。印度人把这则传说看成真实的历史。

骤然间，一阵大雨（可不是金雨哦）横扫过敦格巴特拉河，降落在维查耶纳伽尔城中。我们爬上大街后面的一座石坡，钻进一个石窟中避雨。仔细一瞧，原来这是一座用粗石砌成、犹未竣工的山门。一个身材非常瘦削的男子一路尾随我们到这儿。他身上包裹着一条薄薄的白色棉布被单，被单上斑斑点点，沾着雨珠。他掀开被单，让我们瞧瞧他那骨瘦如柴的胸膛，然后比了个手势，表示他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我们没睬他。他不再看我们，自顾自咳嗽起来——病人的咳嗽。当啷一声，他的手杖忽然挥落在地板上。石头铺成的地板流淌着雨水。他撑起身子，爬上一座石台，任由他的手杖浸泡在雨水中。他蜷缩着身子躲藏在角落里，不声不响，一动不动。从阴暗的山门眺望出去，只见漫天雨丝灰蒙蒙的，笼罩着这座四处矗立着石塔的城市。闪烁着雨珠的灰色山坡上亮晶晶的，到处散布着当年开探石矿遗留下的痕迹。雨停了，那人爬下石台，捡起湿漉漉的手杖，把被单缠绕在身上，准备离开。我心中的恐惧和厌恶转化成了愤怒和轻蔑。这种感觉就像伤口一样纠缠着我，让我感到十分苦恼。我走到他面前，掏出几张钞票递给他。在印度这个国家，你很容易就能够尝到权力的滋味。他收下小费，带领我们走出石窟，引导我们爬上湿漉漉的石坡，一路走一路指指点点：这儿是一座石山，这儿是山上的建筑物，这儿是五百年前遗留下的凿痕。这是一项未完成的、突然被遗弃的建筑工程，就像埃洛拉⑦的石窟——据说，有一天工人们突然放下工具逃跑了，留下未完成的建筑物，供后人凭吊。

在印度，所有的创造活动都带着一种迫切感：它随时都会中断，随时都会被摧毁。建设是人类的本能，就像穷人饿着肚子也要做爱。为盖房子而盖房子，为创造而创造，每一项创造都是独立的存在——它本身就是一个开始和终结。伍德拉夫说，印度历史就像“建造在荒凉沙滩上的城堡”。这个意象虽然不十分精确，但在马德拉斯附近的玛哈巴利布勒姆，我们确实看到，在海边荒凉的沙滩上，矗立着一座荒废的“海岸庙”。经过一千两百年的风吹雨打，它的雕刻装饰早已经被盐分侵蚀得荡然无存。

玛哈巴利布勒姆和印度南部其他地区的废墟，具有一种统一性。这些古迹反映出的是印度教文化的持续和连贯，尽管日愈萎缩。在印度北方，古迹所显现的却是文化的缺失和挫败——连壮丽无比的莫卧儿建筑，也会让人产生一种窒息感。欧洲也有纪念碑，纪念他们的“太阳王”——伟大的君主。法国有罗浮宫和凡尔赛宫。但在欧洲，这些建筑物却是国家精神发展过程中留下的见证，它们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情操。它们使一个民族共同的、增长中的文化资产更加丰美。在印度，这一座又一座壮丽的清真寺和奢华的陵寝，这一栋又一栋宏伟的宫殿，反映的却只是征服者的贪婪、暴虐，以及印度的无助与任人宰割。莫卧儿皇帝拥有帝国疆域内的一切财富——这就是莫卧儿建筑传达出的讯息。据我所知，英国只有一处建筑物具有这种麻木不仁、穷奢极侈的特质，那就是布伦海姆宫。读者不妨把英国想象成这样的国家：四处矗立着布伦海姆宫，五百年间不断被摧毁、重建，每一栋都是国家赏赐给老百姓的礼物，但加起来却毫无作用，并不能为这个国家创造出一个活力充沛、生生不息的文化，到头来，只留下一些陈迹，供人凭吊而已。泰姬陵诚然十分精致、典丽，一砖一瓦，将它整个搬运到美国重建，肯定会受世人赞赏。但在印度，它却是一栋虚有其表、毫无用途的建筑物——它只是一个暴君为他的妻子（这个外国女人嫁给他十五年，每年为他生一个孩子）兴建的陵寝。这玩意儿花了二十二年才完工，而导游会津津乐道告诉你，它究竟花了多少银子才盖起来。你可以从阿格拉市中心，搭乘三轮车前往泰姬陵。一路上，你可以尽情观赏三轮车夫那绷得紧紧的、闪烁着汗珠的细瘦四肢。务实的英国人说，英国征服印度，并没给印度老百姓带来任何好处。但话得说回来：在印度历史上，征服者从没造福过老百姓。这就是印度北部的古迹和废墟传达出的讯息。

以往，英国人曾经在泰姬陵门前搭建一座高台，举办舞会，在伍德拉夫看来，这简直就是粗俗不堪的行为，令人不齿。然而，这种粗俗却是印度的传统。对欧洲人来说，“尊重过去”是一种新的观念。把印度的历史揭露在印度人眼前，让“尊重过去”变成印度民族主义一个要素的，也是欧洲人。直到今天，印度人依旧通过欧洲人的眼睛，观看他们自己的古迹和艺术。研究印度艺术的印度学者，撰写论文时，都觉得有必要引述欧洲学者的著作。印度艺术还不能跟欧洲艺术相提并论，而英国学者的看法——印度人没有能力设计和建造像泰姬陵这样的建筑物，到现在也还没有印度学者对此提出辩驳。不被欧洲人欣赏的印度古迹只好沦为废墟，没人照顾。勒克瑙和法扎巴德的建筑物，就是因为当初英国人对这两城的统治者感到不满而遭到漠视。勒克瑙城的大皇陵日渐倾颓，终于化为一片废墟。法扎巴德城的陵墓群，被市政府工务局涂上一层又一层厚厚的、看起来像石灰水的涂料，以致陵墓上的石雕装饰品全都被遮盖起来，几乎看不见了。其他建筑物的金属装饰品，则被涂上一层厚厚的、湖蓝色的油漆。一根白色的阿育王柱矗立在一座古老的花园中央，显得非常突兀，破坏了整体景观和谐匀称之美，挡住了拱形入口处的视野，而这根柱子竟然是一位印度行政官员树立的，以纪念佃农制度的废除。相形之下，欧洲人发现的古迹和废墟却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和维修。这些古迹就变成了官方认可的“印度古代文化”。这个文化展现在今天印度全国各地的建筑物中：新德里阿育王旅馆那几座小巧玲珑、看起来挺滑稽的圆顶阁，加尔各答电台那几座同样小巧玲珑、看起来同样滑稽的圆顶阁，散布在勒克瑙动物园的一根根装饰着轮子、大象和其他印度图案的小柱子，马德拉斯“甘地纪念堂”模仿维查耶纳伽尔古迹的石斗拱。

独立后厉行民族主义的印度，它的建筑物，在精神上，却非常接近英国殖民政府的建筑物：两者都试图表现兴建者的自我意识。这些建筑物看起来很滑稽，但也让人感到悲哀。它们不属于印度。它们只反映出现代印度人对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一种虚夸的、假惺惺的虔敬。这些建筑物欠缺活力。就像印度各地的古迹和废墟，这些建筑物流露出的是一种虚脱感，它们代表的是一个迷失方向的民族。它们给我们的感觉是：历经无数世纪的创造，印度人的元气终于枯竭了。自从康格拉和巴索里这两个画派创立以来，印度艺术就陷入混乱中。印度艺术家面对新世界，一时不知所措。那座矗立在印度北部的阿姆利则市纪念大屠杀死难者的石碑，设计非常蹩脚：一块笨重的红色石头，雕刻着一些看起来像火焰的图形。在勒克瑙，纪念当年兵变事件的英国纪念堂，就是那座已经荒废的总督官邸（印度人以一种虔敬的、让游客感到诧异的爱心保存这栋建筑物），而就在对街，却矗立着一间新建的印度纪念堂：一根比例不太对劲儿的大理石柱，顶端装设着一个小小的、看起来很滑稽的圆顶（这玩意儿也许代表火炬）。看到这些建筑物，感觉上就像看到印度人在舞池中大跳西方交际舞，说多造作就有多造作，说多别扭就有多别扭。我造访过的佛教遗迹，每一处都弄得面目全非——当局试图在原址上重建印度古代文化。譬如，在印度北部哥拉克浦市附近一座古老禅寺遗留下来的废墟中，如今竟然矗立着一座新建的、仿古的庙宇。平坦辽阔的俱卢之野，是《薄伽梵歌》中阿朱那和替他驾驶战车的克利须那神进行对话的地方。而今，这个古战场上却建立起一座新寺庙，花园中树立着一块大理石碑，上面雕刻着印度史诗中的这一个有名的场景。在艺术水平上，这块大理石碑比市场上售卖的印度艺术品差多了。那辆战车静止不动，那些马死气沉沉，显得十分笨拙。这件作品竟然出自印度艺术家之手，而印度雕刻曾经是世界艺术的瑰宝——在印度南部的维查耶纳伽尔古城，印度雕刻家曾经创造出“万马奔腾”的世界奇观。

印度艺术家的创造力突然枯竭了。到底什么地方出了差错？让我们看看建立在俱卢之野的那间寺庙。庙中有一块铜牌，上面镌刻着这样的铭文：

此庙由赛斯·巴尔迪奥·达斯·毕尔拉君侯殿下出资兴建，并为新德里的圣达摩西华·桑格主持开光大典。凡是印度教徒，不分教派，诸如萨纳丹教徒、圣萨玛吉教徒、耆那教徒、锡克教徒和佛教徒，只要身心纯洁，本寺皆竭诚欢迎光临参拜进香。

注意：罹患传染性疾病的人，不得进入本寺。

粗糙的语言配合虚夸的自我评价，这篇铭文传达出的讯息不外乎是：印度也许很贫穷，但在精神上她却是富足的，而她的老百姓在身心上是纯洁的。虚夸的自我评价、粗糙的石雕工艺、对外国语言的滥用——这些现象串联在一起，正好反映出印度的现状。

有些印度人否认印度造型艺术已经衰微。其他印度人则持相反的见解，但他们认为莫卧儿人不应该为这个现象负责——有些西方人指责，莫卧儿皇帝阿克巴好大喜功，穷奢极侈，大兴土木，将建筑和装饰艺术推展到极致，因而枯竭了印度造形艺术家的创作源泉。许多印度人认为，应该为印度造型艺术的衰微负责的是英国人。入侵的英国人把整个印度搜括一空，在他们统治下，印度的制造业和手工艺日渐式微。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事实，但是，我们也莫忘了，英国在印度也有一些建设，一如伍德拉夫在他的著作中列举的。不过话说回来，用一家饼干工厂交换印度的金线刺绣艺术，英国人的做法也未免太绝了。印度这个国家，以往曾经被征服者掠劫过，但民族生机和传统文化一直延续下来，但是到了英国人手里，它却突然中断了。也许，英国人确实应该为印度艺术的衰微负责（艺术衰微，只是现代印度人整体迷失感的一部分），就像西班牙人应该为墨西哥人与秘鲁人的迷失与困惑负责。追根究底，这是两种价值观（积极的和消极的）之间的一场冲突，而世界上最消极的价值观，莫过于十八世纪两大宗教（停滞不前的伊斯兰教和疲弱不堪的印度教）的结合。后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一旦跟印度发生冲突，输家肯定是印度。＊

民族的迷失，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谜团。在特立尼达上学时，老师告诉我们，当年西班牙人入侵时，西印度群岛的原住民纷纷“生病死掉”。出产香料的格林纳达岛有一座悬崖，当地人给它取个可怕的名字：跳崖。据说西班牙人抵达时，成群美洲印第安人在这座悬崖跳海，集体自杀。西印度群岛还有其他迷失、困惑的族群，但都存活了下来：居住在马提尼克岛和牙买加岛上的贫贱印度教徒，几乎全都被来自非洲的黑人小区吞没了。居留在南美洲苏里南的爪哇人，饱受当地人欺凌嘲笑，成天垂头丧气——你实在很难把这些印度尼西亚人跟那群纠集在雅加达街头、放火焚烧外国大使馆的印度尼西亚暴徒联系在一起。与秘鲁和墨西哥不同的是，和欧洲接触后，印度并没有因此枯萎凋零。如果印度是一个纯粹的伊斯兰教国家，它大概早就完了。但作为印度教国家，它与征服者打交道的经验非常丰富：它总是有办法迎合入侵的外人，最后，总是能够将他们吸纳进印度社会中，把他们全都同化。今天的印度人（尤其是居住在孟加拉的）对待英国人，就像他们的祖先对待别的征服者，不论是印度土产的征服者，还是来自亚洲其他地区的。看到这一幕，你会觉得很有趣，但也会感到很悲哀。

这种试图迎合欧洲人的心态，表现在拉姆·莫恩·罗伊（Ram Mohun Roy）的生平事迹中。这位深受英国影响的早期改革者，如今长眠在英国西南部的布里斯托尔市。好几个世代后，这种心态又显现在奥罗宾多（Sri Aurobindo）的成长过程中。这位由革命志士转变成玄学家的印度人，七岁就被父亲送往英国就读。他父亲要求他的英国监护人严密看管这个小孩，不准他跟任何印度人接触。稍后，这种迎合心理也反映在加尔各答的穆里克宫，但却让人觉得有点哀怜。这栋早已残破的豪华宅第——仆人们在大理石回廊上烧饭做菜，看起来就像电影布景。从高耸的大门口走进去，感觉上，我们好像在拍摄一部电影：摄影机跟随我们前进，在这座坍塌的石墙边停驻片刻，然后，在那件早已褪色的装饰品前停留一会儿。开始时，整个场景一片死寂，悄无人声，接着，充满回音的内殿传出各种声响，大门外，新月形的车道上同时响起马车声——当年，穆里克宫的主人交游广阔，经常款待来自各方的客人。一排高大的加尔各答科林斯式石柱，矗立在建筑物的正面。从欧洲进口的喷泉，如今依旧在庭园中表演水舞。代表世界四大洲的四尊雕像，仍然伫立于大理石铺成的中庭，各自占据一个角落——如今，这儿已经成为养鸟的场所，放眼望去只见四处悬挂着鸟笼。底楼有一个大房间，里头供奉着一尊庞大无比的维多利亚女王雕像。另一个房间的天花板上悬吊着一盏光彩夺目的水晶灯，但底下的家具上却积满灰尘——这处宅邸搜罗的英国家具，足以开设一百家古董店。穆里克宫的主人——一位孟加拉地主，向神态倨傲的欧洲访客展示他对欧洲文化的热爱。偌大的一间房子，里面除了屋主的肖像，却没有一样东西是印度的。然而，我们在穆里克宫已经可以察觉到，英国人和孟加拉人的接触并不顺畅，让双方都留下一肚子怨气。

上文提到的“英国民族性”，和印度其他征服者带来的宗教不同。它并不需要皈依者。最能接受“英国民族性”的是孟加拉人，但居留在印度的英国人根本不把他们看在眼里。延宕多年、即将实现的大英帝国理想，却毁于帝国建造者的帝国主义神话——毁于英国人对“英国民族性”的幻想。诚如一位英国官员在一八八三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指出的：这个幻想是“居留在印度的每一个英国人——从最高到最低阶层，从居住在简陋平房里的农场职员……到高坐宝座上的总督——共同遵守的信念……这些英国人相信，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上帝指派他们管理和统治其他种族”。尼拉德·乔杜里所著《一个印度小老百姓的自传》一书的卷首题词，刻意模仿帝国修辞风格。这段文字简直就是一篇墓志铭，纪念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这桩未完成的帝国情缘。翻译成拉丁文，我们可以用“图拉真⑧字体”将它镌刻在新德里的“印度门”上：“纪念在印度的大英帝国。它把我们视为子民，但我们并不满足，要求它赋予我们完整的英国公民权，因为我们心灵中最美好的、充满生机的一面，是在大英帝国统治下形成和发展的。”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印度这样适合接纳征服者。人类历史上也没有一个征服者，像英国那样受到欢迎。这桩美好的情缘，到底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呢？有人归咎于当年的兵变事件。有人说，白种女人来到印度后，英印关系就变质了。这可能都是原因。但是法国人，不管有没有白种女人陪伴在身边，对亲法的孟加拉人，肯定会采取不同于英国人的态度。我认为，问题的根源不在印度，而是在英国：在某一个时期（确切的时间很难判定），英国人的情操和价值观忽然产生急遽的转变。那个吸引印度人的英国文明，被另一个英国文明所取代。情况非常混乱——伦敦市斯特兰德街辛普森餐馆为大英帝国培育的官员，从外貌上看来，跟亚当斯牧师和汤姆·琼斯竟然颇为神似——这个时候许多印度人，从奥罗宾多到泰戈尔，从尼赫鲁和乔杜里，都把心中的迷惑记录在他们的著作中。

也许，直到现在我们才看清楚，英国殖民政府背离过去的英国价值观，究竟有多彻底。英国殖民者拒绝融入印度社会。他们从不曾像莫卧儿人那样宣称：如果地球上有乐园，它肯定就在这儿——就在印度。英国人统治印度，同时却又对印度表示轻蔑和不屑。他们把英国投射到印度这个国家；印度人被迫退缩到民族主义中，而这种民族主义，最初看起来还是模仿英国人的。为了看清自己的面貌，为了以征服者带来的新的价值标准衡量自己，印度人必须从自己的文化中跳脱出来。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的自渎。事实上，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在麦克斯·马勒⑨之流的欧洲人和其他外国学者（他们的著作被印度民族主义作家大量引述）帮助下，印度人才能够获得比较正面、令他们感到欣慰的自我评价。

于是，印度人开始有意识地、自觉地回归他们的精神文化传统，就像“俱卢之野”寺庙的那块碑铭所宣称的。普拉萨德呼吁，将科学精神化。这是一家报纸报道已故印度总统普拉萨德的一篇讲词（他退休后，几乎每天都要演讲）所拟的标题。影响所及，《印度时报》出现了这么一则报道：

精神文化的“零售商”

（桑提尼克坦1月16日讯）阿查里雅·维诺巴·巴韦昨天宣称，为了促销我国的精神财富，他愿意充当一名“零售商”。

在本市举行的一场招待会中，他告诉宾客们：佛陀、耶稣、克利须那神、泰戈尔、罗摩克利须那和维韦卡南达是“精神文化的批发商，本人则是一个零售商，从我们那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仓库中提取货品，供应乡亲”。

——PTI通讯社

于是，印度人开始有意识地回归印度古代文化。在一场为前任省长举行的招待会上，大伙儿静悄悄地围坐在墙边一排椅子里，谁也没吭声。忽然，对面有一位宾客扯着嗓门，大声问我：“在你居住的那个国家，印度文化走势如何？”当年参加过印度独立运动的前省长，这会儿穿着厚厚的印度式裤袜，坐在主位里。听见这位仁兄的询问，立刻倾身向前，聆听我的回答。据说，他老人家热爱印度文化——后来我在报纸上读到几则报道，才知道他经常演讲，畅谈他对印度文化的看法。为了向他老人家表示我认真看待这个问题，愿意跟大家一起讨论切磋，我也扯着嗓门，隔着偌大的一个房间大声回答那位仁兄：“您说的印度文化，到底是什么东西？”陪同我前来的印度行政官员，吓得立刻闭上眼睛，露出一脸痛苦的表情。前省长坐回椅子里。满堂宾客噤若寒蝉。

于是，印度人有意识地、自觉地回归了精神生活和古代文化，一如英国人回归到斯特兰德街辛普森餐馆的汤姆·琼斯和亚当斯牧师的阶段。然而，无可避免地，这种不自然的自觉总会伤人们的真性情和真感觉。旧世界，充满一再创造、一再毁灭、千百年来绵延不绝的废墟的旧世界，如今再也存活不下去了。印度人骤然投身进一个新世界中，苦苦挣扎，四顾茫然，只看到新世界的形式，却捉摸不到它的精神。他们试图在自己的土地上求取新身份，却变成了失根的兰花。

他们建立起双重标准。加尔各答发生霍乱，五百人死亡。这则新闻只出现在一家印度报纸的“简讯”中。二十名儿童的死亡，也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费洛札巴德市天花蔓延

《印度时报》新闻供应中心专电

（阿格拉6月1日讯）据悉，费洛札巴德市近日爆发了天花疫情，目前正在迅速蔓延中。

据悉，贾洛里·卡兰村已有二十人死于天花，大部分是儿童。

在同一家印度报纸上，比利时十六名矿工的死亡，却是大新闻。因土地纠纷打官司的农民一脸茫然，坐在法庭里，张开嘴巴，呆呆聆听双方律师使用他们听不懂的语言进行辩论。法院大门外灰尘满天，闹哄哄的，有如市场一般，成群无所事事的农民在闲荡，打字员坐在稀疏的树荫下，操作他们身前那架老爷打字机，律师们穿着刺眼的暗灰色法袍，晃来晃去，等待顾客上门。这间市场式的法院，是已经改变的、但却依旧停留在法律层次上的价值观中运作的。它只是一种假装，一种繁复的仪式，帮助印度人渡过这个尘世。另一种法律——种姓阶级制度，虽然把数以百万计的印度人贬为贱民，但也必须受到珍惜和尊重，模仿西方制度，只能掩饰印度人的精神分裂。印度这个国家必须进步，必须扫除贪污腐败，必须追赶上西方国家，但这些真的很重要吗？一点点贪污会危害整个社会吗？物质生活真的那么值得追求吗？以前，印度人不是已经享受过这一切吗？古代印度不是早就有了原子弹、飞机和电话吗？跟印度人谈论这些问题，听他们强词夺理，你真会被他们活活气死。然而，我只需回想我外祖母在特立尼达岛上的那栋房子，回想他们对内在和外在世界的朦胧知觉，我就能够理解他们的逻辑，体会他们心中热烈积极的情感和冷静消极的绝望。但我已经学会观察，我无法否认自己亲眼看到的现象。他们居住在另一个世界。他们没看见那些一早起床就成排蹲在铁路旁大便的印度人。更重要的是，他们根本不承认这些印度人的存在。我为什么要刻意观看蹲在铁路旁的这些人呢？在开罗，我不是遇到过成群乞丐吗？在里约热内卢，我不是参观过黑人贫民窟吗？

今天的印度，语言也乱成一团。除了英国人，印度历史上的每一个征服者，都曾把一种语言赠予印度人。然而，直到今天，英语在印度依旧是外国语言。这是英国统治印度遗留下的最大缺憾。语言就像一种感官。印度独立后，官方继续使用英语（它永远只是印度的第二语言），但这肯定会在印度人心理上造成莫大伤害。这就像强迫英国城镇巴恩斯利的议会，以法语或乌尔都语议事一样。这一来，效率肯定会降低。更严重的是，它会在行政官员和老百姓之间树立起一道藩篱，而且，它会妨碍印度人寻求自觉。在政府机关被迫使用英语的印度公务员，常会显露出一脸惊慌、手足无措的表情。对他来说，英语就好像一种难以理解的符咒，勉强使用这样的语言与人们沟通，只会使他的反应变得非常死板僵硬。于是，他的上班时间就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中度过去了，而下班后，使用自己的语言，他又变成一个思想敏捷、谈笑风生的人。印地语已经被政府指定为印度的国语。全国一半人口通晓这种语言。使用印地语，你从北部的斯利那加到南部的果亚，从西部的孟买到东部的加尔各答，一路通行无阻。然而，印度北部却有很多人不屑使用他们的国语，假装听不懂。在南方，当年甘地推动的学习国语热潮，如今早已退烧了。有些人说，把印地语这种北部方言明定为国语，只会让北方人占尽便宜，不如依旧使用英语，让南部和北部保持平等，即使牺牲行政效率，即使让大部分老百姓保持文盲的身份也值得。有些印度人甚至指出，印度这个国家永远需要一个征服者充当仲裁人。拥护印地语的人以一种新的自我意识，拒绝简化这种复杂的语言，让更多人能够理解，反而挖空心思，让它变得更复杂更难懂。Radio（收音机）是一个举世通用的英文单词，但推行印地语的人却不屑使用它，硬要把它转化成怪里怪气的voice from the sky（来自天空的声音）。

印度作家开始写作西式的长篇小说。印度人在这方面的尝试，进一步显露出印度这个国家目前的乱象。长篇小说是西方特有的文学形式。它反映出西方人对人类处境的关怀，描写的是此时此地的现实生活。在印度，有思想的人是不屑探讨现实生活的。他们认为，作家的责任是满足拉达克里希南总统⑩所说的“人类对精神世界的基本需求”。从西方观点来看，以这种心态写作或阅读小说，都是不恰当的。出于对精神世界的基本需求，许多印度人迷上《剃刀边缘》（The Razor’s Edge）和《魔鬼代言人》（The Devil’s Advocate）这类小说——光看书名，我们就知道那是一部宗教寓言小说。除了精神价值，小说还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呢？故事、“人物塑造”、“艺术”、写实手法、主题、感人的情节、优美的文字？到现在印度作家和学者还在争论不休。于是，我们看到大学男生手里捧着女生文库的平装书，读得津津有味；于是，我们看见新德里名校圣史蒂芬学校的学生宿舍摆满美国儿童漫画书；于是我们看到，在一位学者的书房里，英国言情小说家丹妮丝·罗宾斯的一整套作品，和一卷卷占星学著作并列在一块儿；于是，我们发现，印度出版社印行的一套平装本简·奥斯汀作品，把她当作一位善于使用“明喻”的小说家来促销。

这只是印度人模仿西方的一部分。这是一种自渎的行为。同样的现象处处可见：在昌迪加尔市，一座新剧院落成了，却找不到剧作家撰写剧本；作家们一年到头忙着开会，讨论如何“融合民族感情”和如何协助政府推动五年经建计划，以及如何解决作家们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似乎无关写作，反而跟翻译扯上关系——作家们觉得，英文这种语言，用来翻译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的作品，也许不成问题，但它无法精确而传神地呈现出使用印度“语言”写作的小说的风味。这可能是事实。我读过的英译印度小说不多，但读过几本后，我就不想再读了。我发觉，连备受读者爱戴的伟大小说家普林昌德（Premchand），其实只是一个二流的寓言家。他的作品探讨的总是那几个社会问题：寡妇的地位啦，媳妇的处境啦。其他作家很快就让我感到厌烦，因为他们的作品讲来讲去都是那一套：贫穷很悲哀，生离死别最是令人伤怀。印度小说中充斥着贫穷的渔夫、贫穷的佃农、贫穷的人力车夫这类人物。在这些作品中，你常会遇到年轻貌美的姑娘，她们总是莫名其妙地突然死亡，再不然，就是陪伴地主睡觉，以偿付家人的医药费，然后自杀。许多“现代”短篇小说，其实只是新瓶装旧酒的民间故事。我参加在安得拉邦举办的泰卢固⑪作家会议，领到一本小册子。首先，它讲述泰卢固民族如何奋斗，试图建立一个独立的泰卢固邦（坦白说，我对这种事情不感兴趣）。接着，它告诉我们，有多少烈士死于这场斗争，最后才提供我们一段简短的泰卢固小说发展史。从这份数据看来，泰卢固小说刚开始时，全都是模仿《威克菲尔德牧师传》和《东林传》这类英国小说。再往南走，我遇到一位印度作家，据说，他的作品深受海明威影响。

《威克菲尔德牧师传》和《老人与海》这两部西方小说，说什么也跟印度风土人情扯不上半点关系。刚开始时，日本小说也师法西方。谷崎润一郎坦承，他的早期作品受欧洲小说影响太深。然而，尽管在形式上模仿西方作品，日本小说依旧能够呈现出日本人特有的世界观。这使得谷崎润一郎的早期作品，以及三岛由纪夫的近作，都具有一种独特而迷人的风味：那种奇特的白描手法，创造出一种无与伦比的、超然的、客观的效果，使整部作品乍看之下似乎毫无主题。尽管在西方人眼中，这种叙事方法有点奇怪，但它反映出的却是日本作家对现实人生的探索，以及他们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充斥印度文学和电影的温情与感伤，所反映出的却是逃避现实的心态——印度作家把冷酷的现实简化成温馨美好的情感。印度式的滥情和西方作家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完全是两码事。

纳拉扬（R.K.Narayan）作品最大的特色和成就，是以神奇而迷人的手法转化印度社会和文化的缺失。我这么说，并没有不敬的意思。事实上，纳拉扬是我非常敬仰和欣赏的印度作家。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反映出印度小说特有的茫然感——印度作家对小说的功能和价值，总是感到怀疑，因而产生出这种特殊的茫然感，但他的坦诚、幽默和（最重要的）认命，却赋予他的作品一种高超的力量，使它不至于沦为通俗小说。他的作品深入印度社会的底层。若干年前，他在伦敦告诉我，不管发生什么事，印度永远会存活下去。他似是随口说说，但我听得出来，这句话对他来说可是一种非常深沉的信念——深沉到不需要特别强调。这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属于比较古老而缺乏自省能力的印度。这种人生观在文学中造成一个奇特的效果：出现在纳拉扬小说中的印度，并不是游客看到的那个印度。纳拉扬是从印度的角度呈现人生的真相。冷酷的现实生活，大部分被剔除出他的作品，很多人生现象被视为当然，无需加以探讨。纳拉扬作品中存在着这样一个矛盾：他的小说形式蕴含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而他的人生观却排斥这种关怀。纳拉扬小说的神奇魅力——有些评论家说那是契诃夫式的——就是产生自这种冷静内敛的矛盾。他的风格独树一帜，别的作家无从模仿，而我也认为，他的作品代表的不是印度文学终将达到的那种综合性。使用英文写作的年轻一辈的印度作家，早已跟纳拉扬分道扬镳。在那些描写从欧洲返国的留学生所遭遇的困境的小说中，这些作家所表现的，仍然只是个人的困惑和不安。他们的作品，可以视为记录印度乱象的文件。深入印度社会底层，同时却又能够以宏观的角度观察、批判它的唯一作家是R.普罗尔·贾布瓦拉（R.Prawer Jhabvala），而她是欧洲人。＊

印度和英国之间的这场邂逅，终归破灭，它在双重的幻想中落幕。新的觉悟使印度人不可能回到从前，他们对“印度民族性”的坚持，却又让他们无法迈开大步向前走。在这个国家，你也许找得到一个自从莫卧儿时代以来就不曾改变过的印度，但事实上，它已经改变了，而且改变得非常彻底。你也许会认为，印度模仿西方所取得的成果是积极正面的，直到你发觉（有时感到很焦躁，有时感到很不安）：东西方之间的全面沟通和交流，是不可能的；西方的世界观是无法转移到印度的；印度文化中依旧存在着一些西方人无法进入的层面，可以让印度人退守其中。在今天的印度，消极的东方世界观和积极的西方世界观都已经被稀释、冲淡了，两者互相制衡。西方文化对印度的渗透不够彻底，英国人试图改变印度人的信仰和文化，结果却知难而退。印度的力量和印度的生存能力，来自消极的世界观，来自印度人特有的近乎本能的生命延续感。这种人生观一旦被稀释，就会丧失它的力量。在“印度民族性”的概念中，生命延续感注定会丧失。创造的欲望和动力消退了，印度人得到的不是生命的延续，而是生命的停滞。这种现象，反映在“古代文化”建筑物中，反映在许多印度人感叹的生命元气的丧失（其实，这主要是心理上的，而不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反映在邦迪和他那群朋友的政治闲谈⑫中，反映在“俱卢之野”寺庙的石雕里——一群死气沉沉的马和一辆静止不动的战车。湿婆神早已不再跳舞。

＊撰写本章之前，如果我有机会阅读加缪的《反抗者》，我也许会采用他的术语。加缪所说的“具有反抗的能力”，正是我所说的“积极进取”和“具有自省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加缪举印度教徒和南美洲的印加人作为例子，证明世界上有些民族缺乏反抗的能力。“反抗的问题……只对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人有意义……由于政治自由理论的兴起，在我们社会中，人们越来越察觉到人的价值，而政治自由理论的实践，也使得人们对现存体制越来越感到不满……这个问题牵涉到人类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日益增长的自觉。事实上，对印加人和印度教贱民而言，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因为他们的传统文化早就替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相信，传统是神圣的。在一个把某些事物奉为神圣的社会中，反抗的问题根本无从产生，因为这样的社会不可能出现真正的问题，一切问题都已经有了答案。玄学被神话取代。人世间不再有任何问题，只有永恒的答案和评论，而这些也许是属于玄学的范畴。”—作者原注

＊“我们可以将‘服从文学’（大致上跟古代历史和古典时期同属一个时期）与崛起于现代世界的‘反抗文学’区别开来。我们发现，在‘服从文学’中，小说并不多见。少数称得上是小说的作品，描写的多半是幻想，而不是真正的人生经历……这些作品只能说是童话，不配称为小说。在后来兴起的‘反抗文学’中，小说形式才获得真正的发展，直到今天，依然充满旺盛的生机和无穷的潜力……现代长篇小说的诞生，恰逢反抗精神的兴起。它在美学的层次上表达相同的理想和追求。”（加缪《反抗者》）—作者原注

①克莱夫将军（Robert Clive，1725－1774），英国将军，为英国独占印度奠定基础。

②寇松勋爵（George Nathaniel Curzon，1859－1925），英国政治家，1899 年至 1905 年担任英国驻印度总督。

③喜马偕尔，印度北部的一个邦，首府即西姆拉。

④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1732－1818），英国政治家，1773年至1785年担任英国驻印度第一任总督。

⑤汤姆·琼斯是18世纪英国小说家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1707－1754）代表作《汤姆·琼斯》的主人公。亚当斯牧师则是其另一部作品《约瑟夫·安德鲁斯》中的人物。

⑥札格纳特，印度教保护之神毗湿奴的第八化身牧牛神克利须那的神像。印度教徒相信，在祭典中被运载这尊神像的车子辗死，即可升天。

⑦埃洛拉，印度南部村庄，以印度教遗迹闻名于世。

⑧图拉真（Trajan，52－117），罗马皇帝，公元98年至117年在位。

⑨麦克斯·马勒（Max Muller，1823－1900），出生于德国的英裔梵文学者与语言学家。

⑩拉达克里希南（1888－1975），哲学家和教育家，1962年至1967年任印度总统。

⑪泰卢固，一个聚居在印度东南部安得拉邦的种族。

⑫参阅本书第二章。

第九章 枕上的花环

“您一定猜不出我是干什么的吧？”

这个中年男子身材瘦削，五官轮廓分明，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他那两只眼睛只管瞟来瞟去，鼻尖上闪烁着一颗晶莹的汗珠。冬天早晨，我们搭乘的火车二等车厢没开暖气，冷飕飕的。

“我也许能帮得上忙呢，我在铁路局工作。这是我的工作证。你见过这样的工作证吗？”

“你是查票员。”

他咧开嘴巴笑了笑，露出秃秃的牙龈。“先生，你弄错了。查票员都穿制服。”

他哈哈大笑起来，直笑得唾沫横飞。“看来你永远猜不出我的身份。嗯，我告诉你吧。我是北方铁路局的‘表格与文具视察员’。”

“表格与文具！”

“对。我一年到头在路上奔波，不分昼夜寒暑，从一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视察每一个火车站办公室使用的表格和文具。”

“视察员先生，您当初是怎么干上这一行的？”

“别提了，先生，往事不堪回首。”

“千万别这么说，视察员先生。”

“我可以混得更好，先生。您听我这一口英文，还挺流利的吧？我的老师是英国人哈丁先生。我是大学毕业生，拥有文学士学位。当年我雄心勃勃地进入铁路局工作。他们把我安置在仓库里。那段日子，我每天从货架上搬下成捆的表格和工具，交给脚夫。当然，申请单先得经过上头批准，我才会发给他们这些东西。”

“当然。”

“在仓库蹲了好几年，我才熬出头来，坐进办公室。过程十分缓慢，但我还是熬过来了。我一辈子都待在铁路局的‘表格与文具’部门。我养活一家人。我让我的儿子接受良好的教育。我把女儿风风光光地嫁出去。我的两个儿子，如今一个在陆军，一个在空军，是军官哦。”

“听您这么一说，视察员先生，您这一生成就还挺大的，挺值得骄傲的。”

“哦，先生，您别消遣我！我这一生算是白过了，没什么可以夸耀的。”

“视察员先生，能不能请您谈一谈您的工作。”

“机密，这是业务机密。不过您若真想知道，我就告诉您吧，首先，我得拿出一份文具申请单给您瞧瞧。”

“看起就像一本小册子，总共十六页。”

“有时，申请单会送到站长那儿。每年一次，我们向各车站的站长发出这样的申请单。站长把申请单填妥，呈上三份。顺便一提，您现在看到的文具申请单是最基本的一种。还有其他形式的申请单。”

“站长把申请单呈上去，然后……”

“然后，申请单就交到我手里了。接着，我就开始进行查访的工作。我搭火车来到那座车站，不动声色，跟着其他乘客一块儿下车。有时，我还挨车站站长一顿臭骂呢，而他竟然不知道我是查核他的申请单的。这时我才表明我的身份。”

“你好狡猾啊，视察员先生。”

“是吗？身为‘表格与文具视察员’，我必须摸清我手下每一位站长的底细。他们的个性显露在申请单上。从他们填写的表格，你可以看出他们是怎样的人。您瞧瞧这份申请书，这是昨天填报的。”

这份申请单用黑笔填写，旁边用红笔加上密密麻麻的注解和批示。

“翻到第十二页。看到没有？这位站长竟然申请一百本便条簿。”

“天哪！你只给他两本。”

“这位站长有六个儿子，全都在学校读书。那一百本便条簿，有九十八本是给他的孩子用的。身为‘表格与文具视察员’，我知道他们会耍什么伎俩。哟，火车到站了！我得在这儿下车了。看来今天我又会碰到一箩筐鲜事了。但愿我有机会告诉你，这个火车站的站长究竟申请哪些文具。”

“前些天，我遇到你手下的一位‘表格与文具视察员’。”

“你遇到什么？”

“铁路局的‘表格与文具视察员’呀。”

“我们局里没有这种人。”

“这个人可不是我捏造出来的。他还把文具申请单拿出来给我看呢。”

一听到“文具申请单”，这位朋友只好招认了。

“纸包不住火，这项机密还是泄露出去了。有些人在铁路局工作了一辈子，从没听说局里有这么一号人物。唉，这阵子为了安排总统行程，我忙得晕头转向。我们那位前总统不喜欢坐飞机。你知道，对铁路行政人员来说，安排总统行程是多伤脑筋的一件事吗？更改行车时刻表、重新规划路线、检查铁轨——一寸一寸地检查啊。总统驾临之前二十四小时，派出大批保安人员，四处巡逻，监控可疑人物。然后，你得亲自扮演替身的角色，在总统专车抵达前十五分钟，搭火车在同样的路线上先走一趟。如果有人想暗杀总统，首先遭殃的人就是你。”

“在你们这座伟大的城镇，我们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才能喝到一杯咖啡啊？”

“在咱们这个地区，火车站是文明的中心。那儿供应的咖啡挺可口的。”

“我们到火车站去吧。”

“先生，您点什么？”

“两杯咖啡。”

“对不起，我们不卖咖啡。”

“哦。那么，来一壶两人份的茶吧。顺便把顾客申诉表拿来让我们填一填。”

“先生，您说什么？”

“顾客申诉表啊。”

“先生，我去跟经理讲一声。”

“不必了。你把那壶茶跟顾客申诉表拿来就行了。”

“我为这件事向您致歉。火车站的餐饮，是交给当地承包商办理的。我们把咖啡和茶叶交给承包商，他却转卖给别人。我们拿他没办法。这个承包商认识一位部长。这是我们印度特有的现象。瞧，服务生回来了。”

“他把顾客申诉表带来没有？”

“没有。他端来了两杯咖啡。”

印度铁路！它永远留存在每一个旅人记忆中——不管你是在印度哪一个地区旅行：北部、东部、西部或南方。然而，却很少作家记述印度铁路的浪漫传奇。这个规模无比庞大的机构，缩短了印度的距离。它在每一个车站张贴一幅早已褪色的布告，信心满满地宣称：误点的班车通常会准时抵达目的地。确实，印度的火车通常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可是，印度铁路局的浪漫传奇真的存在吗？一个这么复杂这么优秀的组织，应该属于一个比较富裕的、拥有繁华的城市让游客寻幽探胜的国家。然而，把浪漫传奇赋予印度城镇的只是距离（或你对距离的认知）而已。（那些城镇的名字全都罗列在车厢内的黄色布告板上。）火车的动力把距离吞噬消化，然后将它排泄掉。火车鼓足马力，加速前进，而不久之后你就会发觉，火车的速度变得跟铁路两旁那一片贫穷、辽阔、单调、渺小的土地一样毫无意义。这块土地仰卧在苍穹下，奄奄一息，死气沉沉，直到火车抵达下一站，它才突然苏醒过来，闹哄哄的，仿佛把一路上压抑着的精气和活力全都宣泄在这一个时刻，这一个地点：身材矮小、汗流浃背的脚夫，头上缠着红巾，身上穿着印度式长衫，扯着嗓门呼叫；卖茶水的小贩提着大茶壶，随身带着杯子四处叫卖（杯子用后就砸掉）；卖槟榔和咖喱点心的小贩在人堆中钻进钻出，吆喝不停。（装食物的盘子，是几片用干枯的小树枝缀在一起的树叶，用过后就被扔到月台或铁轨上——那里，早就有一群野狗等着，一看见“盘子”掉下来，就纷纷扑上前去，龇牙咧嘴抢成一团，抢不到食物的狗就会扯开嗓门嚎叫不停。）印度的火车站既是避难所，也是民众活动中心。光滑沁凉的水泥月台让无家可归的人有个栖身之处。整座火车站天花板下，悬吊着一台台低矮的风扇，癫癫狂狂，不断地旋转着。日出日落。火车继续开行。奔驰中的列车映着金黄的曙光或晚霞，从车厢顶上把一条长长的、直直的影子投落到铁轨上。前方，依旧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土地，前路迢迢。铁轨不会着火燃烧吗？火车会带领我们进一个富饶的、让老百姓挺起腰杆儿过日子的国度吗？不，这一列热烘烘的浑身沾满尘土的紫红色车厢，只会把我们带领进另一座车站，让我们听到更多叫声，让我们看到更多匍匐在地上的人体、更多四处流窜的狗，然后，把我们送进头等车厢候车室，享受一场不怎么舒适的淋浴，战战兢兢地吃一顿味同嚼蜡的午餐或晚餐。事实上，在印度铁路局心目中，货运比客运重要得多，而它的客运营收主要来自三等车厢，而非头等车厢——那一节节简陋的车厢，总是挤满下层社会的民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怎能责怪铁路行政人员对印度铁路的光辉和浪漫传奇视若无睹呢？印度铁路服务印度的广大民众——无休无止而且准时。这是它的职责。它让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许多印度人认为只有在三等车厢才看得到的“真正的”印度，它也让我们看到了印度的茫然、无奈和无穷无尽的苦难。印度铁路的浪漫传奇，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这会儿，我正坐在三等车厢中——这可不是一般的印度式三等车厢。它有空调设备。整个车厢布置得就像飞机的客舱：一排排隔开的坐椅，高耸的椅背可以随意调整；双重玻璃窗悬挂着窗帘；座椅中间的通道铺着地毯。我们搭乘的是印度铁路的“尊贵”客车。这一列冷气车厢，行驶在印度三大城市和新德里之间。只花四英镑，你就可以舒舒服服旅行一千英里，以每小时三十五英里的速度奔驰在印度的大地上。

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印度南方。车上的乘客大多是个子瘦小、五官清秀的南印度人。旅程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管静静坐在车厢中，显得很羞怯。在这群乘客中，你一眼就注意到那个鹤立鸡群的锡克人。他的身材十分魁梧，动作很大，脸上的胡子却很稀疏（锡克男人脸上大都留着一副浓密的胡须），额头上低低地紧紧地缠绕着一条黑色头巾，看起来就像西方人戴的贝雷帽。刚看到这个锡克人，我还以为他是来自欧洲的艺术家呢。他不理车厢中四处张贴的告示，大模大样举起皮箱，二话不说就把它塞到行李架上。这个动作把他那一身结实的、有如举重选手一般的肌肉，全都展现在我们眼前。放好行李，他回过头来，不屑地打量了全车乘客一眼，撇撇嘴，满脸鄙夷——他显然没把我们看在眼里。他的座位在车厢前面，跟我相隔四五排，他一坐下来，我就只能看到他头上那条黑布巾的顶端。不知怎的，我竟然被这个锡克人深深吸引住了。我的两只眼睛，仿佛着魔似的，不时回到那条头巾上。旅程开始还不到一个钟头，我就觉得，这个锡克人的身影有如阴魂一般紧紧纠缠着我。我担心（在密封的空间中旅行，我总是会这样担心）我对他的好奇和兴趣会引起他的响应，结果，我们之间难免会发生某种接触，而这正是我想避免的。

锡克人让我着迷。他们是印度硕果仅存的男子汉。在我看来，印度所有族群中，跟特立尼达岛上的印度人最像的就是锡克人。两者同样拥有浑身发泄不完的精力，野心勃勃，引起其他族群嫉视。他们善于耕种和操作机械，他们为此感到非常自豪。他们喜欢开出租车和货车。跟特立尼达的印度人一样，在外人看来，锡克人宗族观念很强，喜欢关起门来吵吵闹闹，搞他们的派系政治。但锡克人毕竟属于印度，除了这几点相似处之外，对我们来说，他们是一个神秘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族群。锡克人的个性，似乎全都被他那一脸胡须和头上缠着的布巾遮盖起来。他们的眼睛总是空空洞洞的，不流露任何表情。他们在印度享有的独特声望，使他们显得越发神秘。锡克人骁勇善战，举世闻名。身为军人和警察，他们的胆识和狠劲儿令人闻风丧胆。尽管如此，在一般印度人心目中，锡克人却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族群。在印度民间传说中，愚蠢的锡克人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形象。据说，锡克人的愚昧跟他们的头巾有关：锡克人那一头从未修剪过的头发，长年包扎在头巾中，热烘烘的，难免会伤害到他们的头脑。这当然只是传说，姑妄言之。不过，锡克人的政治——由寺庙阴谋、圣人、充满神迹的绝食和美国大西部式的仇杀（从德里通往昌迪加尔市的公路上，时不时就传出枪声）所构成的一种政治，确实显得有点滑稽可笑，却也令人不寒而栗。锡克人精力充沛，这点毋庸置疑，但对一般印度人来说，锡克人的精力未免太过旺盛了：咄咄逼人，让人有些害怕。

前一个星期，我们这列客车出了一点车祸，原先那辆餐车被砸毁了，铁路局临时调派一辆来替代。如今，从我们的车厢到餐车，中间并没有直接的通道。我们想用餐，得等到火车抵达下一站，才能从车厢走下来，转到餐车上。我发觉那个锡克人跟随我下车，在书摊前闲荡。我爬上餐车，背对着车门坐下来。整个车厢嘈杂无比。乘客们说着元音很重的印度南部方言，高声谈笑。这帮南印度人开始放松身心。这会儿。他们一个个伸出舌头，舔食他们那黏糊糊、湿漉漉的食物。他们喜欢把食物放在手心上，搓弄一番。瞧，他们一边咀嚼食物，啧啧有声，一边把凝乳和米饭放在手心上，不停地揉搓拍打，然后，出其不意地（仿佛要让他们的食物吓一大跳似的）把混合在一起的凝乳和米饭揉成一个小团子，湿漉漉的，放到嘴巴前面，咻地把整个饭团吞进肚子里。接着，他们又展开另一回合的揉搓、闲聊和叹息。

“你不介意我坐在这儿吧？”

我抬头一看，是那个锡克人。他手里握着一份《印度图画周报》他头上紧紧地斜斜地包缠着一条黑布巾，身上紧绷绷地穿着一件衬杉和一条扎上皮带的长裤——这副装扮看起来，倒像儿童故事书里的海盗。他的英文讲得还挺流利，显然，这个锡克人在国外住过一阵子。这会儿，他的嘴角居然带着一丝笑意，不再紧紧绷着。他挪动他那高大魁梧的身躯，挤进桌子和椅子之间的狭小空间，一边坐下来，一边撅起嘴巴，似笑非笑地打量餐车中那群正在使劲揉搓、拍打食物的南印度人。

“喜欢车上的食物吗？”他鼓起胸膛，呵呵笑了两声。“你是从伦敦来的，对不对？”

“可以说是。”

“我从你的口音听得出来，刚才，我听到你跟警卫讲话。你知道汉普斯特德①这个地方吗？你知道芬治礼路吗？你知道菲茨章大道吗？”

“知道，但不熟。”

“你知道班比咖啡店吗？”

“没去过。”

“你去过芬治礼路，就一定知道班比咖啡店。你还记得那个身材矮小、脸上留着一小撮胡子、成天穿着紧身裤和高领套头毛线衣的家伙吗？”说着，他又呵呵笑起来。

“记不得了。”

“你记得班比咖啡店，就一定记得这个人，小不点儿。不管什么时候你去班比咖啡店——不管什么时候，你去芬治礼路任何一家咖啡店，你肯定会在店里看到这个家伙，蹦蹦跳跳，钻进钻出。”

“他在店里干什么，操作煮咖啡的机器？”

“不，不，他不是干这行的。他什么都不干，成天在咖啡店里晃来晃去，无所事事。小胡子，个头小小，挺会逗趣的。”

“你怀念伦敦？”

他抬起眼睛，瞄了瞄那群正在使劲揉搓饭团的南印度人。“喏，你自己看吧。”

一位身穿莎丽装、鼻梁上架着一副蓝色眼镜、膝头上坐着一个小孩的妇人，正伸出舌头，咂巴咂巴舔着咖喱酱。她张开手上的五根指头，把掌心平贴在盘子上，然后把手指合拢起来，将手掌伸到嘴巴上，咂巴咂巴舔起来，直舔到手掌干干净净为止。

锡克人又鼓起胸膛，发出呵呵的笑声。

“终于开车了。”火车驶出车站时，他松了口气。“在这儿，我可不想碰到其他锡克人。抽根烟吧。”

“锡克教徒是不抽烟的，不是吗？”

“我这个锡克教徒，烟瘾可大得很呢。”

正忙着舔食咖喱的妇人听到这话，猛然抬起头来。车厢中的南印度人，纷纷停下手边的工作——他们正在揉搓饭团，瞄了瞄我们两个，然后又纷纷转过头去，仿佛受到惊吓似的，不敢再看我们一眼。

“人渣！”锡克人嗖地板起脸孔。“瞧，这些猴子睁着眼睛正瞪着你呢。这副德行！”他倾身向前，悄声对我说：“你知道我的最大毛病是什么吗？”

“不知道。告诉我吧。”

“我对肤色存有偏见。”

“哦？这种态度不好。”

“我知道。那只是一种偏见。”

看来，这个锡克人可不是好惹的，我应该敬而远之，但我的特立尼达出身和教养却误导了我。“我对肤色存有偏见。”这句突如其来的陈述是特立尼达式的，它是一种高明的社交手腕，邀请对方进行一场半认真的、无伤大雅的闲聊。我响应他的邀请，而他显然也准备接纳我。我竟然忘了英语只是他的第二语言，而在日常谈话中，很少有印度人（包括锡克人）懂得使用和欣赏反讽。此外，尽管这个锡克人口口声声说，他很怀念伦敦的芬治礼路和菲茨章大道，但骨子里，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印度人——对这种人来说，阶级和教派的禁忌是不可违背的。他公然在火车上抽烟，但那只是一种虚夸的反抗和挑衅。其他锡克人不在场时，他才鬼鬼祟祟地把香烟掏出来，点上一根。他遵守锡克教的习俗，头上缠着布巾，脸上留着胡须，腰上配着一把匕首。在这种情况下，我怎敢公然拒绝这个锡克人的友情，对他不理不睬呢？

点菜的时候，他特别交代餐车服务生：“我不要米饭。”显然这也是阶级禁忌的一种：米饭是“非雅利安人种”聚居的印度南方的主食。等待服务生把食物端上来的当儿，他伸出一根手指，一边蘸着口水，一边翻看《印度图画周报》。“瞧！”他翻到一页，递到我眼前叫我看，“在这张照片中，你能找到几只南印度猴子？”他让我看的是一篇有关雅加达亚洲运动会的报道。照片中的印度国家代表队几乎全都是锡克人——不戴头巾，把长长的头发扎成一束，用丝带绑起来，这些锡克人看起来挺陌生的。“这是哪门子的‘印度’代表队！没有我们锡克人，这个国家怎么存活得下去？你知道吗，如果我们锡克人袖手旁观，巴基斯坦军队肯定会长驱直入，占领全印度。你给我一师锡克部队——只要一师就够了，我保证三个月内横扫这个被神诅咒的国家。到时候你看看，这些南印度人渣敢不敢阻挡我们？”

我跟这个锡克人粘上了，如今想逃也来不及了。往后，我们还得在火车上共处二十四个小时。每到一站，我们一起从冷气车厢中钻出来，在月台上散散步，透透气，享受炽热的阳光。我们一起用餐。抽烟时，我站在一边把风，免得让其他锡克人撞见。“我不在乎，”我的锡克朋友说，“但我不想让其他锡克人看见我抽烟，免得他们难过。”我们聊起伦敦、特立尼达和咖啡店，也谈到印度和锡克人。我们都同意，锡克人是印度最优秀的族群，但是，他认为值得欣赏的锡克人却寥寥无几。我绞尽脑汁，实在想不出几个有名望的锡克人。我提到一位锡克宗教领袖。“他是该死的印度教徒！”我的锡克朋友说。我提到另一位。“他是被神诅咒的穆斯林！”我提到几位政治人物。他告诉我，这几个人全都是奸诈的政客，“有个家伙输掉选举，心里不甘，就叫几个手下抬着几个票箱跑过来说：‘等等，我们忘记数这些选票。’”我提到锡克人的活力和旁遮普省的繁荣。他嗤之以鼻：“对！清道夫都出头了。”我们谈起锡克作家。我告诉他，我很喜欢库雪旺·辛格的作品，他花费毕生精力，整理锡克教的经籍和历史。“库雪旺？他根本不了解锡克人。”根据他的看法，描写锡克人最有深度的作家是坎宁安（Cunningham），但他已经死了，就像所有杰出的锡克人一样。“今天，我们锡克人是一群没有希望的可怜虫。”我这位锡克朋友说。

他讲的那些故事，有许多确实很滑稽，令人发噱，但有时我会在他一本正经讲述的故事中——尤其是那些跟锡克教领袖有关的，看出一种无心的幽默。我们的交往是在相互的误解中开始的，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之间发展出一段情谊。随着旅程的进展，他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尖酸刻薄，而这正好反映出我自己的心情。一路上触目所见尽是吵闹不休的火车站、贫瘠的田野、残破的市镇、骨瘦如柴的牛群、憔悴苍老的人群。他对这幅景象的反应，跟我的反应太相似，因此我一时没有察觉到，这样的反应对一个印度人来说是很不寻常的。说也奇怪，他的反应虽然激烈，但却稳定了我的心情——这个锡克人仿佛变成了我那个非理性的自我。铁路两旁的土地越来越贫瘠，他的态度也变得越来越凶暴，但他对我却显露出一种奇异的、深沉的柔情，就像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对待一个侏儒那样。

将近午夜时分，我们抵达一个接驳车站。我得在这儿换车。整座月台看起来就像医院的太平间：朦胧灯光下，只见地上躺着一排排身躯，乍看之下，就像一个个皱缩的白色包裹；一双双骨瘦如柴的胳臂、一条条青筋毕露的腿、一张张布满灰色胡楂的脸庞，就从这个白色包裹中探伸出来。人们睡觉了，狗也睡觉了。其他人和其他狗就从他们身上践踏过去，影影绰绰，迷迷蒙蒙，看起来就像是从尸体上冒出的气体。一列火车停靠在月台旁。静悄悄的三等车厢，挤着几百张黑黧黧汗淋淋的脸。装有铁栅的车窗顶端悬挂着黄色的牌子，显示这群旅客此行的目的地。火车头喷着气，嘶嘶响个不停。误点的班车通常会准时抵达目的地。风扇呼啸旋转。原野上四处响起凄凉悠长的狗吠声。一只狗瘸着脚，一拐一拐走到月台尽头，消失在茫茫黑夜中——它的一只前腿不知刚被谁砍断了，血淋淋的，只剩下一截血肉模糊的残肢。

我的锡克朋友帮我把行李拎下车厢。此时此刻，我格外感激他陪伴在我身边。在车上，我们已经互相交换地址，约定重聚的地点和时间。临别时，我们又再许诺一次：我们将结伴周游印度南方。印度还是有一些好玩的地方的。我们会一块儿去打猎。他会教我打猎。他说，打猎很简单，保证我一学就会。他说，我肯定会很喜欢那些大象。然后，他就回到他那个装有双重玻璃窗的冷气车厢中。汽笛响起了，火车轰隆驶出车站。然而，车站并没改变多少：依旧挤满旅客，依旧等待交通工具。

约莫两个小时后，我那列客车才开行。这会儿车厢停靠在月台旁。我把三等车票换成头等，然后蹑手蹑脚，小心翼翼沿着灯光朦胧的月台走下去，经过一排排躺在地上的人和狗，经过一节节闷热不堪、早已挤满乘客的三等车厢，一路走到头等车厢门口。售票员打开我那个包厢的门，让我进去。我把门闩上，拉下所有的百叶窗，试图把狗的嚎叫声和月台上那一张张愣瞪着眼睛的脸孔、一副副骨瘦如柴的身躯，阻挡在车厢外。我没开灯。这会儿我只想躲藏在黑暗中。

我并不期望跟他再聚，但我们还是见面了，一如我们分手时的约定。地点是在印度南部一个城镇。在那儿，除了这个锡克人，我只认识一位经营糖果铺、家境相当富裕的印度人。他非常好客——好客得让我感到有点畏惧。每次去探望他，我都得尝一尝他铺子里卖的各种糖果。这些东西又甜又腻，只消尝几口，就会让你一整天吃不下饭。我那位锡克朋友也很好客，但我比较能够接受他招待朋友的方式。他先请我喝酒，让我恢复胃口，然后再请我好好吃一顿饭。他放下手边的工作，终日陪伴在我身旁。我感觉得出来，他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一尽地主之谊，更重要的是，他想借此展现他对我的友情。这让我感到非常尴尬，因为我实在无法响应这样的友情。幸好，这会儿我的心情比在火车上时平静多了。我再也不必随着他的情绪起舞。

“这个城镇原本是个军营，现在却变得乱糟糟的，”他告诉我，“以前他们不准黑鬼进入这座城镇，现在呢，黑鬼满城走动，到处都是。”

他还是那么容易动气。不同的是，在火车上，我能够从他的愤怒中看到一种幽默感或自嘲。现在，他是真的生气了。

“这帮人！每次你招呼他们，都得大叫一声：‘仆欧（boy）！’否则，他们根本不会响应你。”

我早就注意到这点。在旅馆，我也跟其他客人一样，动不动就大叫一声：“仆欧！”但我总是拿捏不准正确的发音和腔调。旅馆的仆欧和房客身上穿的服装，都是南印度式的，有时我难免会叫错人。因此，我的呼叫总是带着一种询问和抱歉的意味。

锡克人并不觉得这个故事很好笑。“你知道他们怎样回答你吗？你会误以为你在演一部电影，出现在你眼前的是一群美国黑人。你叫他们一声‘仆欧’，他们回答你：‘是，主人。’天哪！”

看什么都不顺眼，动不动就生气，这个锡克人变成了我精神上的一大负担。他的愤怒就像一种自虐。他终日喃喃自语，不知在生谁的气。当初我没看清楚这个锡克人的真面目，而就在这样的误解中，我助长了他对我的友情和信赖。我们在车站黯然分手，后来我们又在这座城镇重逢，感觉十分温馨。我毫无保留地接受他为我拟定的一切计划。他已经安排好，带我一块儿去打猎。如今，我想打退堂鼓也来不及了，可我又不想继续跟他混下去。进退两难，我只好任由他发牢骚，装着没听见，让我担心的不仅仅是他的怒气。他对我的态度越来越亲昵，让我感到更加不安。身为主人，他对待我这个宾客可谓无微不至，他把照顾我当作他的天职。我看得出来，他对他的国家感到非常失望，心中充满怒气。我也看得出来，他很寂寞。印度的现状对他来说是一种屈辱。这点，我的感觉和他完全相同。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终究没有摆脱这个锡克人。他陪伴在我身边的时间越长，而我介入他心中的怨恨也越来越深，但那是一种消极的、焦虑不安的介入，正在等待解脱的时机。

一天，我们结伴去探访一座十八世纪宫殿的废墟。经过一番清理和整顿，它变成了市民们休闲野餐的场所。在这儿，我们看到的印度是她那优雅殷实的一面；市场和火车站被远远地阻隔在围墙外。这座废墟，是我这位锡克朋友常游之地。这会儿他带领我漫游其间，一路指指点点，神态显得非常肃穆，甚至有点骄傲。附近有几间更古老的庙宇，但却引不起他的兴趣。我想我知道原因。他去过欧洲，曾经因为他的头巾、胡子和他那一头长长的、未曾修剪过的头发，被欧洲人嘲笑过（也许他太过敏感了，总是怀疑别人取笑他）。从此，他以另一种眼光看待印度和他自己。他知道欧洲人喜欢什么。这座已经荒废的宫殿是欧洲式的。能够带领我参观这样的废墟，让他感到很开心。我们漫步花园中。他又谈起他为我安排的狩猎之旅。他说，我肯定会很喜欢那些温驯安静的大象。我们流连在花园中的水槽旁，边吃三明治边喝咖啡。

回程中，我们顺道参观附近的一座寺庙。这是我提议的。孤苦无依的住持，看起来就像一个叫花子。他打着赤膊躺在绳床上，看见我们走进庙门，赶忙从床上爬下来迎接我们。这位住持不会讲英语，只能比手画脚招呼我们。我的锡克朋友哈哈笑起来，脸上露出轻蔑的冷漠的神情。住持装着没听见，自顾自走在我们前头，引导我们走进低矮阴暗的庙堂，不时伸出他那只枯瘦的胳臂指指点点，以赚取一笔向导费。光线十分暗淡，我们看不清楚庙堂中的石雕。对住持来说，这些雕刻品的重要性远远比不上香火缭绕的神龛。龛中点着油灯，映照着一尊尊色彩鲜艳、装扮得像玩具娃娃一样的黑神像和白神像——这证明，自古以来，印度就是雅利安人和德拉威人①杂居的国家。

“这就是问题所在。”我的锡克朋友说。

住持睁着眼睛望着神像，等待我们的赞许。听锡克人这么一说，他点了点头。

“你去过吉尔吉特吗？”锡克人问我，“你应该到那儿走一趟。居住在那个地方的全都是纯种的雅利安人，长得漂亮极了。你让两三个德拉威人搬到那儿去住，没多久，他们就会污染雅利安人的血统，使他们堕落腐败。”

住持点点头，带领我们走出庙堂，站在一旁看我们穿鞋。我掏出一些钱递给他。住持一声不吭，回到他那间窄小的禅房。

“迁居印度之前，我们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种族，”车子驶出庙门时，锡克人忧伤地说，“亚利亚，这是梵文中一个非常尊贵的词。你知道它的意思吗？贵族。你应该读几部古老的印度教典籍。这些书会告诉你，在以前那个时代，亲吻黑种女人的嘴唇，是一种非常不洁的行为。你以为这是锡克人在胡说八道？你读读那些书吧。雅利安人和德拉威人之间的恩怨，很早以前就已经存在，现在它又冒出来了。报纸上不是说吗，这些黑鬼在搞独立运动，试图建立自己的邦国。这些人欠揍。总有一天，我们会狠狠教训他们一顿。”

车子经过的地方，土地贫瘠，人口稠密。广阔的田野上，最干净整齐的东西就是这条马路。马路两旁散布着一个个长方形坑洞——农民在这儿挖掘黏土，修建他们的茅屋。沿路栽种着一排浓荫密布的大树，根部整个暴露在日头下。田野中四处可见倾倒的树木——人类渺小的活动给大自然带来了浩劫。路上车辆稀少，但却挤满行人，他们无视天上那轮毒日头、满路飞扬的尘土和我们的汽车喇叭声。妇女身上穿着鲜艳的紫色、绿色和金黄色衣裳，男人则衣衫褴褛，不堪入目。

“这些人全都拥有投票权。”

我回过头来看了看我的锡克朋友，发现他那张脸孔绷得紧紧的，充满怒气。他神情显得更加倨傲冷漠，嘴唇不停地蠕动着，仿佛在喃喃自语。他到底是用哪一种语言在说话呢？他究竟是在祈祷还是在念咒呢？此刻，我又感受到了几天前在火车上体验过的那种歇斯底里。而今，我觉得，我必须负起双重责任。这个锡克人看每一样事情都不顺眼，他的火气越来越大。他的心情我能理解，而我也热切盼望这块土地和这群民众能够改变。锡克人的嘴唇依旧蠕动不停。于是，我试图以我的咒语制衡他的咒语。我感觉到灾祸降临，我渐渐丧失了理智。我试图对我们在路上遇到的每一个没饭吃的穷人，展现我的爱心。但我失败了，我知道我失败了。面对我身旁这个锡克人的愤怒和轻蔑，我终于屈服。不知不觉，我的爱心转变成了一种自戕式的歇斯底里——我渴望看到更多的腐败、贫穷和饥饿，我渴望看到更丑陋、更怪诞、更畸形的人。此时，我只想看一看人究竟能够堕落到什么程度。我恨不得把人类的沉沦，全都吸纳进我的心灵。对我来说，这就是终点，这就是我个人的失败。我知道，这一刻的污点会永远烙印在我心灵中。

工务局修筑的一条高耸的白色排水沟上，一个男人伫立着，乍看之下就像一尊雕像。破破烂烂的衣裳悬挂在他那骨瘦如柴的身躯上，遮掩着他那细瘦的、宛如烧焦的木棍一般的四肢。

“哈！瞧那只猴子，”呵呵一笑，我的锡克朋友脸上露出憎恶的表情，“天哪！这是人吗？即使是动物，如果它们想存活下去……即使是动物。”一时间，他竟也找不到适当的措辞，只好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即使是动物。人？那个、那个东西是人吗？他拥有什么？本能？他拥有本能，晓得什么时候吃喝拉撒？”

他以为他代替我说出了心里的感觉，就像几天前在火车上那样。他不知道，现在我已经觉悟了，不想再跟他一样陷入歇斯底里中。他刚才说的那几句话是他自己的，与我无关。他施展在我身上的魔咒，已经破除了。

我们的车子奔驰在公路上，扬起一团一团尘土，遮盖了路旁的农民、树木和村庄。

有时我觉得，我们实在太过愚蠢，太过优柔寡断，太不诚实。这趟旅程结束时，我们之间的交往就应该终止了。当着他的面告诉他，我不想再跟他见面，会让双方都感到很痛苦，但这可以避免。我可以悄悄换一家旅馆，从此消失。这是我的一贯作风。但不知怎的，这回我并没这么做——黄昏来临时，我发现我又跟他一块儿喝酒了，把农民和尘土，黑神和白神，雅利安人和德拉威人全都抛到脑后。刚才在路上，我心中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也许是酷热的天气和过度的疲劳所引发的吧。这会儿，喝了几杯浑浊的印度啤酒，感觉好多了。我们兴奋地聊起伦敦、咖啡店和那个“滑稽的小家伙”。

黄昏转变成黑夜。三个人围坐在一张摆满玻璃酒杯的桌子旁。除了我和锡克人，还有一个刚加入的英国人。这个身材肥胖、满面红光的中年人是做生意的，讲起英语来带着浓浓的英格兰北部口音。几杯酒下肚，我只管静静坐在一旁，聆听他们谈论锡克人的历史和军功。刚开始时，英国佬显得兴致勃勃，但没多久他脸上的笑容就僵住了。我洗耳恭听。我的锡克朋友说，兰吉特·辛格③死后，锡克人就开始衰微了。印巴分治后，锡克人的处境更是每况愈下。他也谈到一九四七年锡克人展开的报复和种种暴行。④我感觉得出来，这些暴行是故意说给我听的——今天下午一路驱车回到城里，他早就盘算好怎样教训我了。这家伙心机太深，让我不寒而栗。

肚子饿了，我们要吃晚饭了。于是我们转到附近一家餐馆。那个英国佬有事先走。

餐馆灯光明亮。

“他们瞪着我！”

餐馆闹哄哄的，密密麻麻坐满客人。

“你看，他们在瞪我。”

我们走到一个拥挤的角落。

我坐下来。

啪！我的锡克朋友伸出手来，一巴掌打过去。

“这些可恶的德拉威人，竟敢瞪着我。”

坐在隔壁桌的客人挨了一巴掌，仰面躺在地板上。旁边一把没人坐的椅子，正好可以充当他的枕头。他满脸惊惧，睁大眼睛，双手交握在一起，模样既像哀求又像致敬。

“军爷！”他仍躺着哀声呼号。

“竟敢瞪着我，你这个南印度人渣！”

“军爷！刚才我听到朋友说：‘瞧，一个军爷走进来了。’于是我就转过头去望一眼，并没别的用意。我不是南印度人。跟您一样，我是旁遮普人。”

“人渣！”

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当初在火车上，一看到这个锡克人，我就本能地觉得很不对劲儿——有些人浑身散发出暴力的气息，让害怕暴力的人一看就会觉得不寒而栗。我既然交上他这个朋友，难免就会重新评估我对这种人的看法。然而，在我们友情中所有的谬误和别扭的背后，我却一直对他保持戒心。很自然，这一刻我会感到惊恐，甚至自我厌恶，但这一刻也正是我一直期待的时机。于是，我站起身来走出餐馆，搭乘人力车回到旅馆。街上空荡荡的，悄无人声。由于我跟这个锡克人的交往，从一开始，这座城市就仿佛被扭曲了——不管是出于轻蔑或是出于某种爱心，我透过这个锡克人的种族主义眼光，观看和评估这座城市。如今，这种偏见却使我感到很不舒服，就像刚才目睹的暴力让我觉得恶心。

我叫车夫掉转车头，把我载回餐馆。我的锡克人朋友早就走了，但那个挨揍的旁遮普人还待在餐馆里头。他睁着眼睛，气咻咻的，跟几个朋友站在柜台旁。

“总有一天我会把你那个朋友给杀了！”一看见我，他就扯开嗓门咆哮起来，“明天，我就去杀那个锡克人。”

“你可不能杀人。”

“我不但要杀他，还要杀你。”

我回到旅馆。电话铃响了。

“喂，人渣。”

“嗨！”

“我碰到一点小麻烦，你就开溜了。你还自称是我的朋友呢！你想知道我对你的看法吗？你是一只脏兮兮的南印度猪猡。你别睡觉，我马上过去把你痛打一顿。”

他在旅馆附近打电话给我。几分钟后，他就出现在房门口，使劲敲了两下，深深一鞠躬，然后大摇大摆高视阔步走进我的房间，就像演戏似的。我们两人的脑子现在都清醒多了，但我们的谈话依旧充满醉意，就像玩跷跷板似的，一上一下，一进一退，摆荡在两极之间，时而惺惺相惜，把酒言欢，时而反唇相讥，撂下狠话。每次我们的谈话摆荡向其中一个极端，肯定会有一个人（要么是他，要么是我）出面纠正。我们之间终究还存在着一份情谊。我们边聊边喝咖啡。我们的谈话摆荡来摆荡去，变得越来越虚假。最后，连剩下的一点情谊都被消磨光了。

“哪天我们一块儿去打猎吧，”临走时，他说，“我已经安排好了。”

这是一流的、好莱坞式的退场台词。也许，他是诚心诚意邀我打猎。我摸不清这个人的心意。印度人讲英语，往往会引起奇奇怪怪的误解。折腾了一整天，这会儿我只觉得浑身疲累不堪。尽管我们一块儿喝咖啡，尽管我们共同演出一出好戏，内心深处我知道，我们之间的友情已经终结了，从此我们不会再见面了。我松了一口大气，但心中却也觉得有点遗憾和惋惜。毕竟，我们曾经相知相惜，结伴同游，而我对他的误解竟是那么深。

一觉醒来，我却感到莫名的恐慌。我看过一九四七年旁遮普屠杀事件和“加尔各答大杀戮”的照片；我曾听说，当年火车（令人难忘的印度火车！）运载一车厢一车厢的尸体，穿越边界；我亲眼看见旁遮普公路两旁立着一座座坟茔。然而，跟我的锡克朋友决裂以前，我从不曾把印度看成一个暴力国家。而今，我却在空气中嗅到了暴力的气息。这整座城市，仿佛沾染了我亲眼看到的那种暴力和自虐。我只想趁早逃离这个地方，可是，火车票和公车票早已被预订一空。这几天，我走不了。

我去探访我那位经营糖果店的朋友。他看见我走进铺子，登时眉开眼笑，一面招呼我在桌旁坐下来，一面吩咐店员端上一盘最香最甜的糖果，请我品尝。主仆两个陪伴在我身边，看我吃糖果。这些印度糖果甜得跟什么似的！“别吃肉，吃糖果吧。”我忽然想起小说家吉卜林说的这句话（也许我的记忆有误），越想感触越深：“肉”可是一个血淋淋的、令人怵目惊心的字眼。我感谢这座城市让我体验到它那温柔、脆弱、甜美的一面，但它也让我感到害怕。

第二天黄昏，在这家糖果店里，主人向我介绍他一位正巧来访的亲戚。听到我的名字，那人登时吓了一跳，还以为他在做梦呢。他正在阅读我写的一本书，对他来说，我可是一位居住在数千英里外的遥不可及的作家，不料，我竟然出现在一座荒僻的印度城镇，坐在市场里吃糖果！他原以为我是个老头儿，没想到我竟然是一个“巴查”——小伙子！能够认识我，他感到非常荣幸。我可以告诉他我住在哪一家旅馆吗？

那天晚上我回到旅馆，一打开房门，就看见一股辛辣刺鼻的白烟汹涌而出。这可不是一场火灾。有人在我房间里点上檀香。我赶忙掏出手帕蒙住脸，走进房间，推开窗门，打开天花板上的电风扇，然后鬼赶似的冲到走廊上。我那两只眼睛被烟熏得泪汪汪。过了好几分钟，烟雾才逐渐消散。一大束一大束香四处插着，乍看就像一根根即将熄灭的火把，灰烬滴落在地板上，宛如一堆堆鸟粪。我的床铺撒满鲜花，枕头上放着一只花环。

①汉普斯特德，伦敦西北部的一个享有自治权的行政区。

②德拉威人，居住在印度南部的非雅利安系的种族，皮肤黝黑，个子矮小，在相貌和身材上与居住在北部、皮肤比较白皙、个子比较高大的雅利安系印度人有相当大的差别。锡克人属于雅利安人种。

③兰吉特·辛格，克什米尔锡克教徒的领袖。参见本书第六章。

④1947年，印巴分治，随即引发一场种族仇杀。

第十章 紧急状态

中印军队在中印边界的尼法和拉达克地区，同时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印度报纸的斗大标题兴高采烈地宣布这个消息。那时，我正在马德拉斯旅行。旅馆的服务生三三两两聚集在走廊上或楼梯口，争相阅读报纸上的新闻。在山岳路，一群失业男子平日总是纠集在克瓦里地餐馆门外，替吃完饭的客人叫车子，赚取小费。这会儿，他们却都围聚在一位男士身旁，竖起耳朵聆听他高声朗读泰米尔语①报纸上刊载的消息。人行道上，一群妇人把煮好的食物舀到工人们的盘子里，每人收取几安钠。街旁的街巷里，打赤膊的车夫双手握着车把子，使劲推着笨重的手推车，哼哼嘿嘿，踩着碎步，穿梭在满巷川流不息的车阵中。这样的一个场景跟报纸上的标题摆在一起，显得很不搭调。印度这个国家，并未具备打一场现代战争的资格和条件。“以往足以和神圣罗马帝国抗衡的印度，也许，将来只能与危地马拉和比利时并列。”四十年前，小说家福斯特就曾借笔下人物菲尔丁②之口，作出这样的一个充满嘲谑意味的预言。独立十五年后，印度在很多方面仍旧是一个殖民地。它的主要产品，依然是政客和空谈。它的“工业家”其实只是一群贸易商、机械进口商和政府特许的制造商。它的行政体系仍旧是消极的、被动的，只负责稽征税捐和维持秩序，而今，面对战争，它也只能以言词回应激愤的民情。印度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这是史无前例的。它实施“国土防卫法案”，要求民众准备防毒面具、燃烧弹和消防用的手摇灭火泵。对印度人来说，“紧急状态”意味着：某些公民权利的中止或撤销、使谣言和恐慌加速蔓延的新闻检查制度、充斥报纸的口号式大字标题。“紧急状态”变成了言词——变成了一连串英文字。“这是一场全面战争！”孟买市一家周刊在封面上宣称。公务员考试委员会询问一位考生：“何谓全面战争？”他回答：“全面战争就是全世界都参与的一场战争。”前线传回来的消息越来越糟。据说，一支廓尔喀③佣兵只带着短刀就奉命到前线作战。一支印度军队只穿汗衫和球鞋，就被赶上飞机，从阿萨姆平原飞到中印边界的尼法特区。这个国家司空见惯的街头暴力，骤然间凝聚起来，形成一股沛然的、莫之能御的力量。民众们都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解放的、革命的气氛。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如果光靠意志就能打败敌人，只消一个礼拜，中国军队就会收兵。然而，政客们只顾喋喋不休，夸夸而谈，行政官员只会按照法令规章办事。赫赫有名的印度陆军第四师，一交手就被中国军队打得溃不成军，落荒而逃。印度人引以为荣的印度陆军雄师，遭受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独立的印度共和国，如今却让人觉得它只是言词的产物：“我们为什么不应为我们的自由奋斗呢？”结果，它真的就在言词中崩塌了。领袖的魔力再也发挥不了效用。没多久，印度人的激情就渐渐转化成了宿命论。

中印边境战争已经一个星期了。一天晚上，我的朋友在家里举行宴会，客人包括一位制片人、一位编剧家、一位新闻记者和一位医生。进入餐厅之前，大伙儿先在回廊上小坐片刻。我坐在一旁聆听宾客们高谈阔论，心想，如果我把他们的谈话据实报道出来，读者肯定不会相信。这帮人的谈话时而琐碎轻浮，时而充满嘲谑意味，时而绝望，时而慷慨陈词。大伙儿情绪都很低落，气氛沉闷极了。制片人说，中国军队一路挺进，到达雅鲁藏布江畔就会停下来。他的口气还算平和，态度显得相当冷静。没有人质疑他的看法：印度面对这场危机，只能消极地因应。大伙儿忽然改变话题，讨论起佛家所说的“业”和人类生存的意义。我还没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话题又转回到边界局势上。印度政府仓促应变的窘态，被狠狠嘲弄一番。大伙儿没有责怪任何人，也没有提出任何因应方案，只是把当前局势的荒谬性指出来而已。接下来呢？“有一个事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医生说，“那就是，在霍乱流行的当儿，注射霍乱预防针是很危险的。”这个医学上的模拟，我们一听就懂：面对入侵者，印度毫无准备，现在才开始准备不但愚蠢，而且危险。大伙儿都接受这个看法。制片人重复他的预测：中国军队推进到雅鲁藏布江，就会停下来。有人提起圣雄甘地。话锋一转，医生却谈起他对超自然现象的研究心得。他仿佛准备展开一场辩论似的声称，“伟大的治疗家通常会使用自身的力量，挽救自己的生命。”于是，大伙儿兴致勃勃地谈论起神迹来。我仔细观察大伙儿脸上的表情。看起来，他们是很认真的。但他们真的相信他们讲的这一套吗？说不定，他们的谈话只是一种中古世纪式的清谈——南印度婆罗门阶级的餐前闲聊。主人终于宣布开饭了。大伙儿终于达成一个结论：印度人也遗忘了他们的咒语，如今面对战争，只好坐以待毙。于是，边界危机就在这场清谈中消弭于无形。我们心平气和、若无其事地走进餐厅，坐下来吃晚饭，谈了谈别的事情。

生活依旧，印度人的日子还要过下去。

征婚启事：一位月入二百卢比的年轻大学生，征求一位具有泰卢固族血统、出身婆罗门阶级、非高西格族、年纪在二十二岁以下的新娘。

旅馆门外路边草地上，一群妇人和水牛成天在垃圾堆中钻进钻出，搜寻旅馆抛弃的剩饭剩菜和用来包装食物的香蕉叶。一条褐色小狗奄奄一息，躺在垃圾堆旁，就像一个待决的死囚。它被拘禁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内，等待死神的降临。一天早晨，它静静趴在地上，看起来好像已经死了。一只乌鸦飞临，小狗忽然竖起尾巴，然后又垂下来。

容貌秀丽、气质高雅的婆罗多④舞者，一流大学毕业，出身贵族家庭，心胸开阔，性情温柔，皮肤白皙，身材高挑，具有现代淑女气质，二十一岁，愿意嫁给工厂老板、商业巨子、家道殷实的地主、医生、工程师或高级企业主管。种姓阶级、宗教信仰、国籍均不限。

从新德里传来的前线消息，并没有任何改变，但印度教的屠妖节即将来临了，成群乞丐从四面八方涌进马德拉斯市山岳路。乍看之下，这个男孩可一点儿都不像乞丐。他长得挺俊俏，一身咖啡色皮肤十分柔嫩细致。他腰间系着一条红短裤，肩膀上披着一块白布巾。一看见我走出邮局，他就迎上来，朝我笑了笑，伸出左手，掀开肩上的白布巾，露出他那只畸形的、模样十分丑怪吓人的右臂。他这只手怎么看都不像人的胳臂：它的形状极像女人的乳房，唯一不同的是，末端并不是一颗乳头，而是一根细小的手指头上的一小片指甲。

除了秘书和那个头上顶着一束发髻的警卫，总共有八个人参加在“三重神智学会”举行的演讲会。今天的讲题是“我们的宗师安妮·贝赞特⑤”。主讲人是一位中年加拿大妇女。她说，她来自温哥华，但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根据安妮·贝赞特的说法，很早以前，温哥华曾经是神秘学研究重镇。安妮·贝赞特的爱尔兰血统，使她具有异于常人的通灵能力——这点毋庸置疑，而她的个性则是由她的前生经历所决定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安妮·贝赞特是一位伟大的导师。每一位神智学家，都必须立志成为一位导师，让她的讯息继续传播人间，让她的著作继续流传在世界各地。“神智学会”目前遭遇的困境是民众的冷漠（针对这个问题，学会秘书刚才已经谈得很多）。很多人心中肯定有一个疑问：如果安妮·贝赞特今世今生跟我们在一起，为什么她一直没在“神智学会”露面呢？这个问题不合逻辑。为什么安妮·贝赞特非在“学会”露面不可呢？她为“学会”所做的工作，在前生前世已经完成了。如今，她肯定是以另一个名字，在另一个领域从事同样重要的工作。听众中的两位男士开始打瞌睡。

本地治里⑥位于马德拉斯南方一百英里处。城中的奥罗宾多静修院⑦四面围绕着洁白的高墙，显得十分清幽宁谧。一九五○年，奥罗宾多临终时，曾警告印度总理尼赫鲁，“黄种人”必将扩张势力，试图染指印度。他预测中印之间一定有一场战争。这项预言记录在奥罗宾多静修院的一本刊物中，白纸黑字，作为历史的见证。最近几天，这本刊物一再被翻阅。接待员引导我参观静修院时，随手一翻，就翻到了记录奥罗宾多预言的那一页。

大师的打坐坛十分高耸，布满鲜花，坐落在静修院中的一方阴凉的庭院里，现在已经成为信徒们集体打坐参禅的地方。“圣母”还活着，但很少露面。只有在重要的周年纪念日，诸如奥罗宾多的诞辰和圣母抵达印度的日子，圣母才会“现身”。我对奥罗宾多的生平事迹略知一二：他几乎完全在英国受的教育，回国后成了革命者，躲过了逮捕，逃到当时是法国属地的本地治里，定居在那儿，从此不再搞政治。他在本地治里建立一座静修院，广收徒众，变成一位德高望重的圣人。至于那位“圣母”，我几乎一无所知，只知她来自法国，是奥罗宾多生前的伙伴，在静修院中享有特殊的地位。我花三个半卢比，在静修院附设的书店买了一本《奥罗宾多论圣母书信集》。

问：我认为，作为一个“个体”，她一身具现全部“神力”。她把“神恩”导引到物质的层面，让整个物质世界有机会改变和转型。请问，我的看法正确吗？

答：正确。她一身具现神力，是为了让世俗意识产生蜕变，以便吸纳上天赐予的超心灵力量。之后，在超心灵力量的主导下，世俗意识将会进一步转变，但整个意识仍不会超心灵化——首先，地球上将出现一个新种族，代表“超心灵”，而人类则代表“心灵”。

布列松（Henri Cartier Bresson）拍摄的“圣母”照片，也陈列在静修院书店中，让游客选购。照片中的人是一位年龄不详的法国妇人：一张瘦骨嶙嶙、有棱有角的脸庞，笑嘻嘻的，绽露出两排巨大的、稍微凸出的牙齿，但她的脸颊却显得相当丰满，露出两只阴暗深沉的眼睛，跟她那一脸灿烂的笑容很不搭调。她把围巾束起来，用绳子或别针系在脑勺后，两端垂落在脖子两旁。

问：为什么“圣母”要穿戴这么华丽的服饰呢？

答：你赞同“神性”是象征贫穷和丑恶的观念吗？⑧

奥罗宾多和“圣母”身上都散发出“神光”。奥罗宾多的光是淡蓝色的，据说，死后好几天，他身上依旧散发出灿烂的光芒。“圣母”的光则是白色的，有时会转变成金黄。

我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和意义描述圣母或我本人的光时，我们探索的是一种特殊的、玄秘的现象——从“超心灵”发射出来的某种光芒。圣母身上散发的是“白光”，它能够净化心灵，启迪心智，把“真理”的精髓和力量导引到物质世界，使它产生蜕变……

圣母当然不会刻意向人们展示她身上散发的光。人们自动自发，接二连三跑来观看——据我所知，静修院中已经有二三十人看过圣母身上的光。它显然是一种征象，显示高层力量（我们不妨称之为“超心灵力量”）已经开始影响物质世界。

静修院的组织和运作也是由“圣母”一手主导的。奥罗宾多答复信徒的质问时，偶尔显得很不耐烦。由此可见，静修院成立初期，内部曾经出现一些纷争。

静修院的组织和运作，以往曾经出现一些问题，造成人力的浪费。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主要原因是员工们一意孤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完全不尊重圣母的意愿。经过一番整顿后，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善。

你们以为，圣母脸上没有笑容，是因为她对员工们的工作感到不满或不赞同。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通常，那只是显示圣母正在全神贯注思索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向你的灵魂提出的。

那时，圣母并不知道你跟T谈过话。你以为那就是她对你感到不满的缘由。这是毫无根据的臆测。你觉得圣母的笑容神秘兮兮的，这也只是你个人的想象。圣母说，她的笑容可是最真诚、最和善的。

你千万莫以为，因为你的法文太糟，圣母才不愿改正它。真正的原因是我担心她太过劳累，不让她接下额外的工作。现在她已经够忙的了，每天晚上都得核查一大堆账本，批阅一大沓报告，回复一大堆来函，根本没有时间好好睡一觉。事情总是做不完。如果她答应每一个刚开始使用法文写信的人，帮他们修改他们写的东西，那么，每天晚上她就得多花一两个小时在工作上。这一来，她就得一直工作到早晨九点钟，小睡片刻，十点半才下楼来。因此，我才劝她不要帮你们改法文。

对圣母的诽谤和一切不洁的念头，都会伤害她的身心，因为她已经把静修院的人，全都接纳进她的心灵意识里。她不愿把这些不洁的东西送回给他们，以免伤害到他们的身心。

今天，尽管“圣母”已经退隐了，但在静修院的日常运作中，我们还是可以察觉到她的影响力。布告栏上张贴着告示，提醒居住在院内的信徒，切莫跟来自马德拉斯的人接触，因为那座城市发生了霍乱。另一张告示则警告闲杂人等，莫聚集在静修院门口喧哗。这些布告都是圣母签名的——一个龙飞凤舞气象万千的M。静修院只是奥罗宾多学会辖下的一个机构。它所在的本地治里城，如今已经完全融入南印度社会中，连当年风靡一时的法语，也早已消失无踪。但奥罗宾多学会辖下的那一幢幢栉比鳞次、维修得十分良好的建筑物，依旧充满法国情调——乍看之下会误以为，本地治里是一个坐落在热带海岸的法国小镇。面对门外那一片白花花闪烁在海浪上的阳光，围墙上的窗户全都关得紧紧的，而这些围墙全都漆上代表奥罗宾多学会的颜色。如今在本地治里，唯一欣欣向荣的组织和机构似乎就是奥罗宾多学会。在城外，它拥有好几座庄园。在城内，它开设工厂、图书馆和印刷厂。这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组织，在全体成员通力合作下运作得非常有效率。日益增加的成员，都是从世界各国和印度各地招募来的，据说“圣母”生平最讨厌三样东西：政治、烟草和性爱。跟随父母亲住进静修院的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必须学会一技之长，以便将来谋生。这些儿童中的“班长”穿着特殊的制服，一种非常短的充满法国风味的短裤。工作跟打坐参禅一样重要，在静修院中，体力活动是日常生活的部分。（后来，在马德拉斯，有一个英国人告诉我：有一天，他在本地治里遇到一群身上穿着奇装异服、脚下踩着溜冰鞋、年纪相当老迈的欧洲人。一时好奇，他就一路尾随他们，结果发现他们走进静修院的大门。这个故事可能是捏造出来的，因为在静修院中，我只看见过一个欧洲人。他打赤脚，一身粉红色皮肤非常醒目，身上缠着一条腰布，外加一件印度式外套。他那一头雪白的长发和满脸胡须，乍看之下，跟已逝的大师奥罗宾多颇有几分神似。）就这样，奥罗宾多学会从世界各地招募会员，避免了近亲交配、同种繁殖的问题，而会员们也都拥有一技之长，齐心协力，使他们的组织越来越兴旺。

譬如说，现任秘书长原本在孟买经商，后来退隐到静修院中，改名“纳华贾达”，意即“新生儿”。如今，他的外表看起来依旧像一个生意人。他手里拎着公文包，行色匆匆，一副大忙人的模样。但他告诉我，他一辈子从没这么快乐过。

“现在我得走了，”他说，“我得上楼去探望圣母她老人家。”

“您能不能告诉我，关于中印战争的事，圣母有什么开示？”

“一九六二年是个坏年头，”他匆匆背诵圣母的开示，“一九六三年也肯定是个坏年头。一九六四年，情况会开始好转。一九六七年，印度会打赢这场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我真的该走了。”

一连好几个礼拜，我常常看到这个年轻人。我原以为他是出身法国或意大利的见习企业干部。这个身材高瘦的小伙子戴着墨镜，拎着公文包，走起路来步伐歪歪斜斜，显得有点轻浮。但他那张脸总是流露出自信满满、坚毅果决的神情。让我感到纳闷的是，这个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空闲的时间四处晃荡呢？别人在上班，他却站在公车站牌下，好像在等公车。下午，我总会在博物馆内碰到他。晚上到表演场所看印度传统舞蹈时，我也会跟他不期而遇。我们两人隔三岔五就在街上擦肩而过。一天早晨，在旅馆顶楼走廊，我们迎面相逢，彼此都吓了一大跳。一个谜团终于解开：这个小伙子竟然是我的邻居——他的房间就在我隔壁。

这人让我感到惶惑不安，我也给他造成一些困扰，而我却不晓得。在马德拉斯，一般人都不喜欢邀请陌生人到家中做客。不管地位有多崇高，他们宁可纡尊降贵，亲自登门拜访你。这一来，我就得成天待在旅馆房间，接待房客。“仆欧”进进出出，给新到的访客端送咖啡。我猜，就是因为我房里常常传出一群人喝咖啡聊天、谈笑风生的声音，住在隔壁的这个小伙子才会精神崩溃。一天早晨，我们同时走出房间，正眼也不看对方一眼，各自把房门锁上。我们同时转身，刹那间，两个人站在走廊上面对面碰上了。僵持了一会，突然，有如连珠炮一般，他嘴里冒出一长串美式英语，滔滔不绝，我根本没有插嘴打招呼的余地。

“你好，你在这里待了多久了？我的情况糟透了，我在这儿待了六个月，体重减轻了十六磅。当初，我内心听到东方的召唤，哈哈，于是我就千里迢迢跑到印度来，学习印度古代哲学和文化。我到处乱转，就像一只没头苍蝇，我就快被这儿整疯了。你觉得这家旅馆怎样？住在这儿，让我感到心里发毛，”他耸耸肩膀，“印度的食物让我受不了，”他撇撇嘴，伸出手掌拍拍他脸上戴着的墨镜，“我的眼睛都快瞎掉了。印度人很诡异。他们排斥外人。请你帮个忙。你的房间一天到晚都有人进进出出，热闹得跟什么似的。你认识住在这儿的英国人，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们吧，把我介绍给他们吧，他们也许会接纳我。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

我答应试试看。

我把这个美国小伙子的情况告诉一位朋友。他说：“好吧，我帮不上这个忙。经验告诉我，当一个人在内心深处听到东方的召唤，千里迢迢跑来印度时，你最好敬而远之，千万别招惹这种人。”

我没再试。此后，我就尽量避免跟这个美国小伙子见面。幸好我再没遇到过他。这一阵子一连串水灾，加上部队的移防，造成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之间的铁路交通全面停摆。经过抢修，火车终于恢复行驶了。

“妇女专车”——斗大的黄色标志，赫然展现在一些车厢上。更多的车厢身上用粉笔写着“运兵专列”。乍然看到这一车一车士兵朝北方移动，穿越贫瘠破落的印度田野，前往烽火连天的边界，我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相貌俊秀、谈吐斯文、身穿草绿军装的士兵，在他们那嘴唇上蓄着八字须、手里挥舞着短杖的长官带领下，出现在火车站。刹那间，原本乱糟糟、闹哄哄的月台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变得井然有序。我猜，这些小伙子心里一定很怀念他们那脏乱不堪的家乡。一位身材矮小圆胖的少校跟我坐在同一个包厢。上车前，他跟送行的妻子和女儿肩并肩，静静坐在马德拉斯中央车站月台上，谁也没吭声，上车后，他就一直静静坐着，手里握住一只香槟酒瓶，里面装着开水。火车开行了好一会儿，他才打破沉默跟我攀谈。一开口，他就问我一个一般印度人最喜欢问陌生人的问题：您是打哪儿来的？从事什么工作？士兵们也变得活泼起来。途中，火车在蔗田旁边停下。一个士兵跳下车厢，拔出刀砍甘蔗。其他士兵纷纷跟进。霎时间，整座蔗田到处都是挥刀砍甘蔗的士兵。农夫气咻咻跑出来。士兵们掏出钞票，塞到农夫手里。农夫眉开眼笑。火车开行时，他还笑嘻嘻向我们挥手道别呢。

晌午时分，火车的影子拖得长长的，跟随我们一路奔驰。日落、黄昏、黑夜——火车穿过一座又一座灯光朦胧的车站。这是一趟典型的印度铁路之旅。以往，一路所见的景物对我来说毫无意义，而今，在战争威胁下，却突然变得值得珍惜爱护。冬天早晨，火车迎着和煦的阳光，驶向我向往已久的孟加拉平原时，我对印度和她的百姓的感觉改变了——变得充满柔情，充满关爱。以往，我总是带着不屑的眼光看待这个国家。车厢中有一群孟加拉乘客。我看到一位男士脖子上环绕着一条长长的羊毛围巾，上身穿着一件褐色的苏格兰粗呢夹克，腰间系着一条孟加拉式缠腰布。这一身装扮显得非常优雅自然，跟他那端正的五官和轻松自在的姿态配合在一起，相得益彰。脏乱腐朽、视人命如草芥的印度，竟也能产生出这么多相貌堂堂、温文儒雅的人物。印度制造出太多人口，结果却弃绝了生命的价值和尊严。然而，它却允许一部分人茁壮成长，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比这些印度人更有教养、更有个性、更有自信心的了。你若想了解印度人，就必须把他们当作“人”来看待，把每一场邂逅看成一桩有趣的冒险和奇遇。我不想看到印度沦陷，我会受不了。

就在这种心情中，我漫步在加尔各答街头。这座城市，是尼赫鲁心目中的“梦魇”，是美国某一家杂志评选的“全世界最悲惨的城市”，是某一位美国作家笔下的“瘟疫怪兽”，是最让世界卫生组织头疼的“亚洲霍乱最后的根据地”。这座城市当初兴建时，只计划容纳两百万人口，而今在它的人行道上和贫民窟中，却住着六百万人。

“老鼠！”豪拉车站餐厅的服务生伸出胳臂，兴冲冲地指给我看：“瞧！一只老鼠。”这只浑身毛发脱光的粉红色小动物，慢吞吞地穿过铺着瓷砖的地板，爬上一根水管。餐厅中坐着的那个阿萨姆军人及其妻子，只顾低头吮吸盘中的米饭和咖喱鱼，连眼皮也懒得抬起来一下。这幅景象确实令人怵目惊心，但我心里早有准备。真正让我惊讶的，却是豪拉桥对岸那座红砖砌成的市镇。如果你能够忽视那满街的摊贩、人力车和那一群群身着白衣、行色匆匆的印度人，你肯定会误以为，此刻你正置身在英国的伯明翰市。然后，薄暮时分走进市中心，你会以为你闯进了伦敦城。瞧，那座烟雾弥漫、草木葱茏的梅登公园，不就是海德公园的翻版吗？雾中漫街霓虹迷蒙闪烁，酒吧和咖啡馆四处林立的乔林希区，不就像是伦敦牛津街、公园巷和贝斯沃特路的综合体吗？不远处的胡格利河，不就是一条更宽阔、更浑浊的泰晤士河吗？聚光灯照射下，前任印度陆军总司令身穿黑西装，挺着腰杆子，伫立在一座高台上，带着美国桑德赫斯特军校口音，说着印度斯坦语，向一小群懒洋洋的听众发表演说，主题是如何因应战争。一辆辆有如战舰一般浑身漆成灰色的加尔各答电车，慢吞吞地以每小时不到十英里的速度，行驶在大街小巷中。电车出入口，挤满身穿白衣的印度男人。在印度旅行的这段日子，第一次，我发现自己置身在一座大城市中。这是一座看起来挺眼熟的大都会：街道的名称几乎全都是英国式的，诸如埃尔金、林赛和艾伦比，这和街上熙往攘来的印度人相比，显得格格不入。驱车出城，进入郊区，在茫茫烟雾中看见一根根烟囱矗立在棕榈树丛间，这种格格不入的感觉，越发加深了。

据说，印度的玛瓦尔⑨商人已经向有关单位查询，在中国管理下经商前景如何。同一个消息来源指出，印度南部的马德拉斯人，尽管一直反对将印地语颁定为印度国语，现在却已经开始学习中文。士气低落，人心惶惶。面对势如破竹的中国军队，阿萨姆省的行政系统一夕之间全面崩溃，官员和老百姓纷纷逃亡。但加尔各答面对的不仅仅是战争，即使没有战争，这座城市也已经死定了。当年的印巴分治，使加尔各答丧失了大半的腹地，而成群难民的涌入，更加重了它的负担。连大自然都跟这座城市作对：流经市区的胡格利河开始淤塞。但加尔各答的死亡不仅是形体的，也是心灵的。这座霓虹闪烁、脏乱不堪、人口过剩、黑金充斥、奄奄一息的大都会，一肩承担起印度近代史的悲剧和英国殖民统治的失败。在这儿，人们对印度和英国的接触一度充满期望。在这儿，印度文艺复兴运动轰轰烈烈展开，印度改革运动领导人，有很多出身孟加拉省。然而，也就是在这座城市，英国人和印度人反目成仇。当初人们期望的文化交流并未实现，印度人元气大伤。孟加拉一度在思想观念和改革热忱上领导印度全国各邦，而今，只不过四十年后，连印度人一听到加尔各答这个名字，都会不寒而栗，因为今天它代表的是贫民窟、霍乱和腐败。加尔各答人的美学意识和艺术创造力并未消退——坊间贩卖的每一件孟加拉纪念品和市场上展示的每一种出自难民之手、备受剥削的“手工艺”，都具有一种高雅迷人的艺术品位——然而让人感到悲哀的是，这样的艺术才华只会更加凸显出这座城市的衰微堕落。今天的加尔各答，再也看不到杰出的领导人物，除了电影导演萨蒂亚吉特·雷伊和摄影家贾纳，这座城市再也不曾产生过伟大的艺术家。加尔各答人不再从事文化探索和艺术实验，如今，全印度的知识分子都纷纷从这场“印度大实验”中撤退。建立加尔各答城的英国人，早已经卷铺盖走人，但他们的影响力依旧残留在这座印度城市：英国人开设的公司行号遍布城中的乔林希区，生意好得不得了。而对城里的印度人来说（这些是已经夭折的印度复兴运动的产物，其中有很多如今坐在冷气大楼里办公），印度的“独立”只给他们带来一个好处：从此他们就能够像英国人那样撤出印度。这帮人撤退后，剩下来的印度——让我们那么惦念那么关怀的印度，究竟会变成怎样的一个国家呢？难道它只是一个名词，一个观念吗？

从火车上眺望，新兴的钢铁城杜尔加布尔看起来就像一幅绵延不绝、灯光闪烁的图画。我走到车厢走道上，观看这一城灯火，直到灯光一盏一盏消失在我眼前。多么微小的一个希望，多么容易破灭啊！邦迪拉今晚沦陷了。整个阿萨姆平原暴露在中国军队的炮火下。尼赫鲁总理向全国人民发表演说，试图鼓舞民心士气，但他那套说辞听起来却像是哀悼国家的沦亡。成群藏族人在圣城巴纳拉斯火车站下车。他们那一张张宽阔的、红润的脸庞绽露出迷惘的笑容，没有人听得懂他们讲的语言。他们只管呆呆地站在行李旁，茫然不知所措。这些人披头散发，身上穿着臃肿的、脏兮兮的茶褐色衣裳，头戴毡帽，足蹬皮靴，模样一看就知道是外乡人。旅馆空荡荡的，国内航线的班机全都取消了。身穿黑西装的年轻经理和身穿“仆欧”制服的侍应生无所事事，三三两两站在走廊上，闷声不响。不知怎的，我心中忽然兴起一个念头：我何不趁这个机会狠狠跟他们杀价，花点小钱，在这家豪华旅馆住几天。于是我走上旅馆门前的台阶，开始讨价还价，锱铢必较，我对经理说：“房租包括早晨的咖啡哦。”经理无可奈何地说：“好，好，包括早晨的咖啡。”

旅馆坐落在巴纳拉斯城的军营区，周遭杳无人踪，宛如一座死城。住在这儿，你会产生一个错觉：你是一个游民，擅自闯入别人的房子赖着不走。但在市区，你却嗅不到一丝战火气息。河边石阶上堆积着一捆捆木柴。一具具穿着华丽寿衣的尸体，躺在撒满鲜花、布满垃圾的河岸，卑微地等待火葬。偶尔从柴堆冒出的火焰，闪烁在恒河反射出的强烈阳光中，摇曳不定。家属们围聚在火堆旁，谈笑风生。河边那一排排用巨大的字体镌刻着各种名号的陡峭石阶，挤满游客，热闹得就像假日的海滩。虔诚的印度教徒三五成群，或伫立水中，或躺在遮阳伞下，或围聚在一位师尊身边，聆听他老人家的开示。年轻人站在一旁舒展四肢，自顾自做健身操。高耸的白色河堤后面，迂回曲折的街巷中，小贩们穿梭在阴暗但幽雅的（可惜地上四处散布着一堆堆牛粪）石造楼房之间，贩卖巴纳拉斯城的名产：玩具、丝织品和铜器。寺庙中身兼祭司和向导两职的小伙子，穿扮得整整齐齐，一身光鲜。他们一面嚼槟榔，一面口出秽言，诅咒拒绝捐献香火钱的观光客。

我到一座尼泊尔庙宇参观。根据《默里旅游手册》的说法，这座寺庙“被色情雕刻品弄得面目全非。这些玩意儿并不值得观赏，你可别受到接待员的诱惑”。接待员是一个小伙子，肩膀上披着一头长长的女用假发。我央求他带我去参观这些雕像。“瞧，这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淡淡地说，“瞧，这是另一个男人。这家伙是个急性子，因为他老是催促那对男女：‘快啊，快啊！’”向导总爱捏造这类故事，讲给游客听。我可不喜欢这样的评注。色情艺术提供给人们的愉悦是非常短暂、非常虚幻的。我后悔没遵循《默里旅游手册》的指示。

吃午饭时，我请那位忧心忡忡的年轻经理打开收音机，让我听听新闻，前线传来的依旧是坏消息。旅馆经理站在我身旁，背着手，低头瞅着收音机——即使心情不好，他依旧不忘礼节。突然，我听见播报员提到“中国边防部队”，心中一动。

“经理先生，我们现在收听的是北京电台的广播！”

“这是‘全印电台’呀！我常收听它的广播。”

“只有中国电台和巴基斯坦电台的新闻，才会提到中国边防部队。”

“可是，这是英语新闻啊。你听，他的口音……奇怪，这个广播听起来很清晰。”

他说得没错。播报员的声音听起来既清晰，又响亮。我们试图转到新德里电台，但听到的却是嘎嘎声和电波干扰。接着，我们听到一个十分微弱、飘飘忽忽的声音。

第二天，战争结束了。有如变魔术一般，刹那间，旅馆又住满了客人。

战争结束了，但“紧急状态”依旧维持着。身为地方行政长官，这位高干必须继续巡视他的辖区，一方面鼓舞民心士气，一方面为国防基金募款。我跟他见面时，他刚结束一段巡视行程，收到地方人士致赠的一本相簿，里面张贴的几乎全都是他接见地方士绅或接受他们欢迎的照片。这会儿，我跟他手下几位干部坐在他那辆旅行车后座，翻看这些照片。车子行驶在一条典型的印度公路上：两条泥巴路夹着一条铺着碎石的狭窄车道。泥巴路上的土壤早已经被牛车车轮碾磨成细细的、厚厚的灰尘。这是典型的印度尘土：它不但损毁路边的树，也糟蹋了公路两旁一百码内的田野，行政长官的座车开抵每一座尘土飞扬的车站时，我们面对的总是千篇一律的欢迎仪式：接待委员会、花环、健美操表演、粗糙简陋的地方产品展示会。

这位行政长官对肥皂和鞋子情有独钟。每一站，我们都会看到满脸胡须的穆斯林鞋匠站在一排鞋子后面，恭候长官驾临。本地的肥皂制造商，则站在他们那一堆笨重的、奇形怪状的肥皂旁边，等待长官检阅。一天黄昏，在晚宴上，身穿深色西装的长官向大伙解释，他为什么会对肥皂和鞋子那么感兴趣。一谈起这件事，他的声音就变得非常温柔。他说，他有个女儿在英国念书，经由电视或其他教育传播媒体的报道，她的同学们得知，印度这个国家所有城市的老百姓都不穿鞋子，不洗澡，也都不住在房屋里。“爸爸，这是真的吗？”这个哀伤的小女孩质问她父亲。从此，这位行政长官辖区内的所有工匠都必须制造鞋子和肥皂。接受欢迎时，长官一时兴起，往往会从团团包围他的地方缙绅中挣脱出来，跑到马路对面，跟列队欢迎他的穷人家小孩打招呼。有时他会行使行政长官的特权，拿起欢迎会上展示的肥皂，分送给孩子们。随行的摄影记者纷纷举起照相机，争相猎取镜头——看来，没多久又可以贴满一本照相簿，呈送给长官了。

这是一趟旋风式的访问。让我感到诧异的是，这么辽阔、贫瘠的地区竟然能够动员这么多人力物力，组织这么盛大的欢迎会。更让我感佩的，是居住在漫天尘土飞扬、物资极端匮乏的环境中的人，竟然能发挥艺术才华，创造出各种精美的手工艺品。我很想多留一会儿，感受一下充满希望的气氛，但我们的行程实在太过仓促，要参观的展览会实在太多了。我坐在旅行车后座，因此每到一站，我都得最后下车。通常，我还来不及观赏琳琅满目的展览品，长官和他的幕僚就已经回到车旁，等我上车，然后他们才一个接一个鱼贯钻进车厢中。

我们在欢迎会上停留的时间比较长。一群身材孱弱、四肢细瘦的小男生穿着白短裤和背心，聚集在大太阳下，为长官和贵宾表演体操。欢迎会上树立着一座座牌楼，上面用印地语写着“欢迎”二字。长官接受地方人士奉献的花环。在印度，通常一位政治人物接过花环后，会立刻将它从脖子上拿下来，交给随从——接受属下礼敬，又立刻显露出轻蔑的态度，是印度官场的典型作风。但这位行政长官并没这么做。他只顾低着头，让欢迎他的地方士绅把一个又一个花环戴在他脖子上，直到那一簇簇金盏花碰触到他的耳朵，从背后看，此时他的模样极像一尊装扮奇特的神像：一只手拈着雪茄，另一只手拿着英国式遮阳帽。他的随从就站在旁边，手里捧着长官的雪茄盒，他那一身装束看起来活像莫卧儿王朝的大臣。英国人这一招很厉害：他们把在他们之前统治印度的莫卧儿人，贬为随从和跟班。

一群农民聚集在装饰华丽的帐篷中，一排排坐在草席上。官员们则坐在一排椅子上，前面摆着一张桌子。一听见长官点到自己的名字，农民就站起身来，走到长官面前，深深一鞠躬，双手奉上钞票，捐献国防基金。（一位官员告诉我，随着国防基金不断累积，国民的储蓄日愈减少。）好几位妇女羞答答走到长官面前，脱下身上戴着的首饰，双手奉上。偶尔没有人响应长官点到的名字。这时，坐在草席上的农民就会七嘴八舌向长官报告：他家里有人死了，他家的牲畜死了，他病了，他突然远行了……一张张钞票随随便便堆叠在奉献盘上，摇摇欲坠。官员们似乎不把这笔钱看在眼里。

长官开始训话。他说，紧急状态还没有结束，因为中国军队仍然驻留在印度的神圣领土上。长久以来，印度人民在某些政治人物误导下，沉溺在非暴力主义的理想中。如今，国难当前，印度人民必须振作起来。长官为了唤醒民众，首先诉诸农民的爱国情操，接着向在座的民众分析中国对印度造成的威胁。他声称，以印度的任何一套标准来衡量，中国人都是“不洁”的民族。他们吃牛肉（这是对在座的印度教徒说的）；他们吃猪肉（这是对听众中的穆斯林说的）；他们吃狗肉（这是对全体印度民众说的）。中国人什么都吃：猫肉、老鼠肉、蛇肉——全都被他们吃进肚子里。农民们只管静静坐在地上聆听，脸上木无表情，直到长官打出手里的最后一张王牌，召唤印度教的“毁灭女神”⑩，农民们才振奋起来。

长官身边有一位“啦啦队队长”。他是一位身材高瘦的老汉，身上穿着老旧的双排扣灰色西装，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手里拿着一顶看起来跟长官的帽子一模一样的遮阳帽，嘴里咂巴咂巴不停地嚼着槟榔。他的嘴巴很大，沾满槟榔汁，两片嘴唇红涎涎的，好像在滴血。他只管静静坐着，面无表情，仿佛在脑子里演算数学题目。这会儿他忽然伸出手，扶扶眼镜，慢条斯理走到麦克风前，望着大伙儿，好一会儿没开腔。突然，石破天惊，他张开他那张血盆大口，露出一嘴烂牙和槟榔渣，扯开嗓门尖叫一声：“圣母卡利呀——”

“万岁！”大伙儿眼睛一亮，纷纷扯起嗓门回应。刹那间，一朵朵笑靥绽开在农民们脸庞上。“圣母卡利万岁！”

“你们说什么？”啦啦队队长说，“我没听见。”这是他最得意的一句台词，每次聚会都会用到。“我们再试一次，这回你们要喊大声一点，让我听见！圣母卡利呀——”

“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次，两次，三次，群众们呼唤印度教毁灭女神的名号，情绪越来越高昂。啦啦队队长骤然转身，走回到他的座位旁，一屁股坐下来，把手里握着的那顶遮阳帽搁在膝头上，睁着眼睛直视前方，咂巴咂巴，自顾自又咀嚼起槟榔来，似乎重新在脑子里演算刚才那道数学题目。

有时听众太少，只有小猫两三只，长官就会板起脸孔拂袖而去。这时官员和警察就会全体出动，急急慌慌，四处拉人。于是农民们被迫放下手上的活儿，离开田地和农舍，孩子们被驱赶出学校来，在老师押送下，前去聆听长官训话。晚上举行的音乐会却不愁找不到观众。本地的知名歌手嚼着槟榔，轮着上台，演唱他们自己创作的歌曲。他们手里握着的麦克风，全都用白布包扎起来，以免沾到歌星嘴里喷吐出的槟榔渣。画家们通过一幅幅素描画，呼吁民众努力储蓄，提高生产，踊跃捐输。偶尔有一位野心勃勃的剧作家，把他特地为这场战争创作的剧本搬上舞台，以彰显印度人民奋勇抗敌为国牺牲的精神，但这位剧作家跟村民们一样，并不知道中国人到底长成什么样子。

搭乘火车，或开着汽车行驶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这时从车窗望出去，你会觉得，印度需要的只是同情和怜悯。这是一种廉价情感。也许印度人的看法是正确的：我那种悲悯——非常勉强、非常造作的一种情感，使我扭曲了人性。它使人们疏离，它让我在这些单纯而朴实地展示人性的音乐会上，感受到心灵的震撼。愤怒、怜悯和轻蔑，本质上是相同的一种情感。它们并没有价值，因为它们不能持久。你若想了解印度，就必须先接受这些感情。

我跟随长官，来到了一个表面上看起来跟周遭村镇没什么两样、但却以出产军人著称的地区。他们的尚武精神，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是古代的某种血统融合，在种姓阶级制度的保障下一直延续到今天，还是拉其普特人⑪独有的一种坚毅顽强的血统？我们不得而知。印度充满这类谜团。帐篷中挤满前来聆听长官演讲的民众。许多人穿上军服，挂上勋章。啦啦队队长把这些老兵集合在一起，请他们坐在帐篷边缘一条板凳上。长官训话时，有一两位老兵却站起身来，自顾自在马路上踱步。这之前，长官面对的听众都是那些被迫放下手边的工作、满心怨气前来听训的农民。但这里的民众完全不同：一开始他们就专心听讲。老兵们凝起眼神，直视长官，脸上的表情随着长官的语气而变化不停。长官说中国人吃猪肉，老兵们的眉头一个个皱了起来。长官说中国人吃狗肉，老兵们的眉头皱得更深了。长官说中国人吃老鼠肉，老兵们昂起头颅，眼珠一颗颗凸出来，仿佛遭受电刑似的。

长官还没讲完话，听众中忽然跑出一个男子。他走到长官面前，扑通一声跪下来，泪流满面。

群众松了一口气，脸上绽现出笑容。

“起来，起来！”长官说，“你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吗？尽管说吧。”

“您要我到前线打仗，我也愿意打仗。可是，家里没饭吃，我怎么打仗呢？我家的田地都丢了，我怎么打仗呢？”

群众抿着嘴，哧哧笑起来。

“你失去了你的田地？”

“是，在土地重划中全都失去了。”

长官回头跟啦啦队队长咬耳朵讲了几句话。

“好的田地，他们全都分配给别人，”陈情的男子哀哀哭泣起来，“坏的田地，他们全都分配给我。”

老兵们捧腹大笑。

“我会调查这件事。”长官说。

群众一哄而散。陈情的男子消失在人堆中，嘲笑声渐渐平息下来。我们转往村长家，参加这位沉默寡言的村长为长官举行的茶会。

那天晚上还有另一场音乐会，主办者是当地的一位教师。晚会即将结束时，他走到台上向大伙儿宣布：他最近写了一首新诗，如果长官不嫌弃，他愿意朗诵给大家听。长官拔出嘴里咬着的雪茄，点点头。一鞠躬后，老师开始比手画脚、滔滔不绝朗诵他的作品。那一行行押韵的印地语诗句宛如一串串活蹦乱跳的音符，淙淙，不断从老师嘴里流淌翻滚出来。蓦地，老师扯开嗓门大放悲声，把他的朗诵带到了高潮。他呼吁印度人民齐心协力，在人间创造一块神圣的净土——

……萨蒂雅·阿辛姆萨。⑫

老师一鞠躬，伫立在台上，等待听众的掌声。

“萨蒂雅·阿辛姆萨！”长官坐在台下怒吼一声。他那高举在空中准备使劲拍打的双手，忽然僵住了。“你疯了吗？崇尚真理，扬弃暴力——什么话！这种时候，你还跟他们讲真理和非暴力吗？这一整个下午我苦口婆心，鼓舞民心士气，难道你们都没听进耳朵吗？老师啊，你好糊涂！”

诗人伫立在台上，弓着腰，缩起脖子。台前的帷幕咻地降落下来，覆盖在他头顶上。

可怜的诗人！他苦心孤诣设计的晚间节目，晚会上表演的那些歌颂伟大祖国的短剧和歌谣，全都是出自他的手笔。然而，一轮到他自己上台，亲自朗诵他的杰作，他却开始胡说八道起来，仿佛鬼迷心窍一般。这些年来，他经常在公开场合朗诵诗篇，歌颂真理和非暴力主义，备受官员们的赞许，享尽民众的掌声。积习难改，如今在长官面前他又老调重弹，因而遭受公开羞辱，也是自作自受。

几个星期后，尼赫鲁总理驾临印度北部的勒克瑙市。他站在停机坪上，一径鞠躬哈腰，从内阁四十六名成员手中，接过四十六个花环。这是我从勒克瑙市一位行政官员口中听来的故事，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印度行政体系奉中央政府指示，在勒克瑙市认真举行民防演习：实施灯火管制、发布空袭警报、挖掘战壕。他们原以为，尼赫鲁总理看了一定会非常高兴。不料，他老人家一看却发起脾气来。他说，挖掘那么多战壕，简直是庸人自扰。

“紧急状态”可说已经结束了。

①泰米尔语，居住在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的德拉威人使用的一种语言。

②菲尔丁，《印度之旅》中的一个人物。

③廓尔喀，一个居住在尼泊尔的民族，以勇猛著称。英军和印度部队中都有廓尔喀佣兵。

④婆罗多，印度南部一种传统舞蹈，以往表演者都是神庙专属的舞娘。

⑤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1847－1933），拥有爱尔兰血统的英国神智学家。神智学，西方一种神秘主义哲学。它认为人类可以借由精神上的自我发展，洞察神性的本质。近代的神智学纳入甚多佛教和印度教的教义。

⑥本地治里，原本是法国在印度的一个殖民地，位于印度半岛东南海岸，现已归还印度。

⑦奥罗宾多是一位在英国受教育的印度玄学家。有关他的生平事迹，请参阅本书第八章。奥罗宾多静修院是他在本地治里建立的一座静修中心。

⑧原文为法语。

⑨玛瓦尔，原为印度西北部一邦，亦名焦特布尔，现已并入拉贾斯坦邦。

⑩毁灭女神，即卡利，大地之母，湿婆神之妻。

⑪拉其普特人，印度北部刹帝利族之一部，属于种姓制度中的武士阶级。

⑫原文为印地语，意为“崇尚真理，扬弃暴力”。

第十一章 还乡记

紧急状态结束了，我那为期一年的印度之旅也即将告终。短暂的冬季很快就消失了，这会儿坐在屋外晒太阳，不再是一种享受——漫天尘土飞扬，直到雨季来临才会平息下来。但我还得去探访一个地方。对这趟旅程，我早已丧失了兴趣。印度的魔力在我身上施展不开。在我心目中，印度依旧是我小时候想象的那个国家——一个“幽暗国度”。就像喜马拉雅山的关口，我一穿过去，它就立刻关闭起来，又变成一个阴森神秘的国度，它似乎永远存留在我小时候想象的“永恒”中。而这个永恒，我一辈子都无法穿透，尽管这一年来我踏遍了印度的土地。

在这一年中，我并没学会接受印度的现实。我体会到的是，在印度我是一个异乡人，而我也满足于做一个在殖民地长大的印裔特立尼达人，没有过去，没有祖先。但为了履行我对家母的承诺，我必须前往北方邦东部一个城镇走一趟——这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镇，方圆数里内连一座古迹都没有，唯一可以向外人夸耀的是，据说佛祖曾经居住在这儿。我在镇上逗留了几天，终日在街头晃荡或待在旅馆里读小说。想起对母亲的承诺，我终于开车上路，沿着那条挤满农夫（他们根本不把汽车看在眼里）的乡间公路，前往我母亲娘家的村庄。六十多年前，我外祖父以契约劳工的身份，从这个村子出发，前往特立尼达。

开车穿越印度西部和中部地区，你会感到奇怪：居住在这儿的数以百万计的印度人，到底怎么过活。一路上，难得看到几座聚落和村庄，放眼望去，尽是一片荒凉贫瘠的褐色土地。如今，行驶在这条乡间公路上，你的感受却完全不同。展现在你眼前的是一片平坦而辽阔的田野，顶头是一片湛蓝高耸的天空，苍穹下的大地万物显得格外渺小。每隔一段路程，一座村庄就会霍然出现在你眼前——低矮的房舍，四处弥漫的灰尘，仿佛跟周遭的土地融合成一体。马路两旁卷起一团团尘土，每一团尘土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正在干活的农夫。偌大的一片土地，四处都有人在走动、干活，展现出无比旺盛的生机。

在三岔路口，我们遇到一个自愿充当向导的陌生人，我们让他上车，在他指引下，我们把车子开上一道堤防。尘土飞扬的堤岸上矗立着一排高耸的老树。当年，我外祖父离开家乡远渡重洋时，肯定就是沿着这座堤岸行走到村口的。我忍不住多看了它几眼。对我们来说，这块土地早已不存在了，而今它却骤然展现在我们眼前，而且显得那么的平凡、熟悉。我不想多看，因为我担心看到的东西会让我伤心难过，而此刻我身边还坐着几个人。不是这家！不是这家！一路上向导只管指指点点，叫嚷不停。这家伙感到非常兴奋，因为他做梦也没想到，今天他会坐上一辆吉普车，陪同一个千里归来的游子寻亲。一座又一座村庄消失在车子卷起的烟尘中。忽然，向导眼睛一亮，伸出胳臂朝向右边指了指：瞧，那就是杜比家族居住的村庄。

村子坐落在堤岸后面，远远看起来还挺幽雅的，比我想象中美好多了。附近一座辽阔的芒果园，给整个村庄平添几分宁谧的有如田园诗般的气息。两座白色的尖塔矗立在蓊郁苍翠的木叶间，显得十分皎洁、清净。从小，我就常听家人谈起这两座浮屠，如今乍然看见它们出现在眼前，心里当然很高兴。定居特立尼达后，我外祖父试图重建他留在印度的家庭。他帮老家的亲人赎回他们的田地，此外还捐出一笔钱，在家乡兴建一座寺庙。结果，寺庙没盖成，只建了三座神龛。在特立尼达，我们总以为家乡的人又穷又懒，一无是处。如今从公路上眺望过去，那两座尖塔却让我觉得非常亲切，非常安慰！

我们跳下吉普车，踩着松脆的泥土钻进芒果园中。高高耸立的、枝叶亭亭的芒果树下有一口人工池塘，周遭的土地上，斑斑驳驳，散布着从枝叶间洒落下来的阳光。一个男孩走出来。他那细瘦的身子赤条条，只系着一块腰布和一条圣带①。他满脸狐疑，只管打量我——我们这一行人声势浩大，乍一看就像官府派来的一群公差，难怪这个小孩会感到畏惧。陪同我前来寻亲的那位印度行政官员，向男孩说明我的身份，男孩又惊又喜，先试着上前拥抱我，又跪了下来，伸手摸摸我的脚。我赶忙抽身，挣脱他的手。男孩引领我们走进村子，边走边向我解释我们之间的亲戚关系。好复杂！这男孩对我外祖父一生的经历，简直了如指掌。这座村子至今还流传他老人家的事迹：当年他远渡重洋，到异乡打拼，赚了很多很多钱。

一年前，我可能会被我现在看到的景象吓呆。但在印度旅行了一年，我的心态和眼光都改变了。和印度其他村庄比较，这座村子看起来相当富庶，甚至还很幽雅迷人。房子大多是砖造的，有些坐落在台阶上，有些门口装着两扇精工雕刻的木门，屋顶上平铺着瓦片。村中的街巷全都铺上柏油，显得十分干净。我们看到一个用混凝土打造的槽子，那是喂养牛的地方。“这是一座婆罗门村庄！”随行的官员忍不住赞叹起来。村里的妇人全都没戴面纱，露出一张张秀丽的脸庞，她们身上穿着白色的莎丽装，显得十分素净。我们走过时，这些妇女并不回避，只管大大方方瞅着我们。在她们脸上的五官中，我看到了我母亲和姐妹们的影子。“婆罗门阶级的子女，果然很大方！”随行的官员又低声赞叹起来。

这个村子住着杜比和堤瓦利两个家族，全都属于婆罗门阶级，全都有某种程度的亲戚关系。我们看到一个男子站在屋外冲澡。他身上赤条条，只系着一块腰布和一条圣带，手里拿着一只黄铜盆子，舀着水，一瓢一瓢只管往自己身上浇泼。瞧，他的姿势多优雅，他的身体多苗条细致！在人口稠密、贫穷脏乱的印度，这种令人眼睛一亮的人体美，究竟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这些人属于婆罗门阶级。他们只需花点小钱，就可以租到肥美的田地。根据《印度政府公报》的报导，这个地区“充斥着婆罗门”：他们的人数，占印度教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到十五。也许这就是尽管这个村子的居民彼此之间都有亲戚关系，但他们并没住在一起而过着公社般的生活的原因。我们离开村中的砖瓦房子，继续往前走，在一间小茅屋门前停下脚步。我好生失望！原来，这儿就是我外祖父所属的那个杜比家族的现任族长拉马昌德拉居住的地方。

他出门去了。一路跟随我们的成群大人和小孩，纷纷扯开嗓门叫嚷起来：“哦，他怎么偏偏挑选今天出门呢？”但他们会带我参观神龛：瞧，这些神龛保管得多好啊；瞧，您外祖父的名讳就雕刻在神龛上呢。大伙儿七手八脚，打开祠堂的铁栅门，让我进去瞻仰龛里的神像。这几位神刚擦洗过身子，换上光鲜的衣裳，身上涂抹着新鲜的檀香膏。今天早晨供奉在它们座前的鲜花，到现在还没凋谢呢。刹那间，我的时空意识变得模糊、混淆起来——这一刻展现在我眼前的，竟然是与我外祖母在祈祷室中供奉的神像一模一样的神。

忽然，我听到一位老妇人的哭叫声。

“谁的儿子？哪一家的？”

愣了好一会儿，我才发觉她讲的是英语。

“朱苏德拉来了！”大伙儿纷纷往两旁退开，让出一条通路给老太太。她蹲在地上，一步一步往前挪移，边走边哭，不停地用英语和印地语尖叫。她那张苍白的脸庞满布皱纹，看起来就像一块晒干的泥巴。她那两只灰色的眼睛迷迷蒙蒙。

“朱苏德拉会跟你讲你外公的事。”大伙儿说。

这位老太太去过特立尼达，认识我外祖父。大伙儿引导我们两人，从祠堂走进茅屋里，让我坐在绳床上铺着的一张毯子上，朱苏德拉就蹲在我脚边，在随行的印度行政官员翻译下，一面哭泣，一面讲述我外祖父的家世和生平事迹。这三十六年来，朱苏德拉一直住在这座村庄，在她的宣扬下，我外祖父的事迹渐渐变成一则充满传奇色彩的印度童话，四处传诵。这个故事村民们听多了，早已了如指掌，但这会儿大家都静静围聚在我们身旁，一脸肃穆，竖起耳朵，专心聆听老太太的讲述。

朱苏德拉说，年轻时，我外公离开村子，前往圣城巴纳拉斯求学。自古以来，婆罗门的子弟都得走这条路。但我外公是个穷学生，家里没钱。那阵子年头不好，五谷歉收，甚至还发生过一场饥荒。一天，我外公遇到一个人，他告诉我外公，地球的另一端有个国家叫“特立尼达”。这座岛屿上有一群印度劳工，他们需要梵文学者和教师，工资很可观，岛上的土地又很便宜，而且他们愿意负担应征者的旅费。把这个讯息透露给我外公的人，可不是胡扯的，他是一位招募员——村民们管这种人叫“卡爷”，负责征召劳工到特立尼达干活。年头好的时候，村民们也许会朝他身上扔石头，把他赶出村子，但这阵子大家都挨饿，对他说的那一套才开始感兴趣。于是，我外公签下契约，到特立尼达工作五年。他们当然没让他当教师，而叫他到制糖厂工作。老板提供膳宿，此外每天给他十二个安钠，相当于十四便士。这是很高的薪水。即使今天在我们印度老家，一般劳工的薪水也没这么高，甚至比政府在灾区以工代赈所付的薪资还高出两倍呢。每天晚上下班后，外公就以梵文学者的身份从事教学工作，赚取外快。出身圣城巴纳拉斯的梵文学者，在特立尼达并不多见，因此我外公很受欢迎，连制糖厂的英国老板也敬他三分。一天，老板对他说：“你是印度教的一位大师。能不能请你帮我一个忙，我很想有一个儿子。”我外公说：“没问题，我帮您想个办法，让您的夫人生个儿子。”果然，没多久老板娘就产下麟儿。这位英国老板高兴极了，指着蔗田就对我外公说：“瞧，那儿有三十亩地，地里的甘蔗全都是你的。”外祖父雇来一群工人，把甘蔗全都砍了，以两千卢比的价钱卖掉，然后辞掉工作，自己开店做生意。好运接二连三降临。一位在特立尼达定居多年的富商，有一天忽然登门拜访我外公，对他说：“我观察你已经好一阵子了。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很上进的年轻人，将来肯定会出人头地。我有个女儿。如果你不嫌弃，我想把她嫁给你做妻子。我愿意拿出三亩土地当作嫁妆。”外公兴趣不大。这个富商又说：“我再送你一辆单座双轮马车。你把马车出租，可以多赚点钱。”于是，我外公成了亲。婚后他的事业蒸蒸日上，生意越做越大。他盖了两间房子。没多久，他就带着一大笔钱回到家乡，帮助亲人赎回二十五亩田地，然后又回到特立尼达。但他老人家是个天生的浪子，他打算再回印度老家走一趟。“赶快回来啊！”家人叮咛他。（这句话，朱苏德拉是用英文说的。提到那辆单座双轮马车，她也用英文buggy。）但我外公从此再也没回到特立尼达。从加尔各答搭乘火车返乡的路途上，他老人家病倒了。他写信给家人：“太阳下山了。”

故事讲完了，朱苏德拉忍不住掩面哭泣起来。大伙儿只管静静坐着，一动不动。

“我应该怎么做？”我问随行的官员，“这位老太太年纪一大把了。我想给她一点钱，但我不知这样做会不会冒犯她？”

“她高兴都还来不及呢，”官员回答，“给她一点钱，请她替你安排一场‘诵经法会’。”

我遵照官员的指示做。

接着，他们拿出照片让我观赏。这一张张照片，在我眼中就跟祠堂里的神一般古老，一样被人遗忘。翻着，看着，我的时空意识又渐渐变得混淆起来——置身在一个幅员辽阔、让人觉得彷徨无依、非常容易迷失的国家中，骤然间，我看到了一张在特立尼达拍摄的老照片：上面戳印着的照相馆名称和地址，依旧那么的明亮清晰。相形之下，照片中的那个深褐色人物却已经褪色了，变成模模糊糊的一团。在我那被唤醒的记忆中，这个人物早已经退隐消失了。他属于一个想象的世界，他从来就不曾属于印度的现实世界。

这次，我是硬着头皮，心不甘情不愿地前来这座村子寻亲的。我没抱着很大的期望，我心里还真有点害怕呢。我也知道，我这种态度实在要不得。

有个人想见我，是族长拉马昌德拉的妻子。此刻她正待在内室，等我去见她。我进屋时，一位身穿白衣的妇人跪伏在我面前，伸出双手，抓住我那两只穿着德国名牌皮鞋的脚，哀哀哭泣起来。好一会儿她只管哭泣，抓住我的脚不肯放手。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问随行的官员。

“别理她。待会儿，有人会走进来告诉她，这可不是接待亲戚应有的礼貌！她应该下厨，给远道来访的亲戚准备一些吃的东西。这是咱们这儿的习俗。”

果然不出官员所料。

食物端上来了。尽管乡亲们热诚款待，盛情可感，但在英国殖民地出生、长大的我，却依旧小心翼翼跟这帮人周旋，不敢鲁莽行事。否则，一时冲动，我准会把口袋里的钱全都掏出来，塞进朱苏德拉老太太那双皱巴巴的枯瘦的手里。这会儿，面对乡亲们端上来的餐点，我想起了那位地方行政官员的告诫：“煮熟的食物，你可以尝一尝，但千万不要喝他们的水。”长官是印度人。于是我说：“谢了，今天我身体不舒服，我不能吃东西。”

“喝点水吧，”拉马昌德拉太太说，“喝水总可以吧。”

随行的官员对我说：“你看到那片田地吗？上面栽种着豌豆苗。你就请他们摘一些豌豆让你吃吧。”

我们每个人都吃了几颗豌豆。我答应再回来探望乡亲们。村子里的男人和小孩陪伴我们，一路走到吉普车旁。我沿着来时路，驱车回到城里，心中的恐惧全都消失了。

那天晚上我在城中的旅馆写信。今天的行程太奇妙，太不可思议了。它扭曲了时间，我沉湎在回想中，不时惊醒过来，茫茫然回到现实：此刻深更半夜，我正坐在一座城镇中的一家旅馆里。盘旋在我脑海中的，尽是我在那座印度村庄看到的神像和照片。老太太口中说出的零零碎碎的特立尼达英语，好久好久，只管萦绕在我的心头。写完信，我的情绪依旧十分亢奋。写信的过程中，我释放出来的并不是个别的孤立回忆，而是被遗忘已久的一整个心情和感觉。我终于上床睡觉。忽然，我听到一首歌谣——一支二重奏。最初，它仿佛从我的记忆深处传出来，响应我此刻的心情。但我并不是在做梦，这会儿我心中一片清明。那首歌谣是真实的。

你将永恒的意义赋予我的爱情，

你唤醒我那颗沉睡的心。

美人，你是我的爱，我的宝石。②

破晓时分，歌声从对街的一间店铺中传过来。这是一支三十年代末期流行的曲子，好多年前我就没再听到这首歌了。直到这一刻之前，我早已把它遗忘。我甚至弄不清楚歌词的意思——我一直不明白，这首歌究竟想传达什么讯息。对我来说，它呈现的只是一种纯粹的心情。在这似醒非醒、如梦如幻的一刻，它把我带回到另一个世界的另一个早晨。那天，在市场上游逛，我看到了我外祖母家中的簧风琴（其中一台早已破损不堪）、锣鼓、印刷子模和黄铜器皿，全都是属于一个已经消失的时代的东西。我又感觉到时间溶解了，消散了。我的肉身和形体飘在大街上，心中感到十分惊惶，却也觉得无比兴奋。

我走进一家理发店，打算把胡子刮一刮，但却发现这家理发店并不供应热水。我那满腔热忱登时化为乌有。一时间，我又变成了一个急躁的旅客。太阳高挂天顶，驱散了早晨的寒气。

我回到旅馆，发现一个乞丐守候在我房门前。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我用蹩脚的印地语问他。

他抬起头来望了我一眼，他那颗头颅剃得光溜溜，只在头顶上留着一撮毛发。他那张脸瘦骨嶙峋，宛如一颗骷髅头，那双眼睛炯炯发光，仿佛闪烁着两团鬼火。刹那间，我的急躁转变成了惊惶。我还以为我撞见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修道僧（这阵子，我正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部小说）。

“我是拉马昌德拉·杜比，”他说，“昨天您到我们村子里，我碰巧不在家。”

我心目中的杜比家族族长，可不是这么一个骨瘦如柴、满脸谄笑的人物。他脸上硬挤出的笑容，使他的表情看起来更加阴森可怖。一团白色的黏糊糊的唾沫凝聚在他的嘴角，看起来很恶心。

印度行政体系的一群见习干部正巧住在旅馆里，其中三位跑过来，自愿充当翻译。

“我找你找了一整天了！”拉马昌德拉说。

“请你们告诉他，我感谢他的关心，但他实在不必老远跑来找我，”我对三位实习干部说，“昨天在村子里，我已经告诉乡亲们，改天我会再回去探望他们。请你们问问他，他是怎么找到我的。我没留下住址呀。”

他走了好几英里路，才搭上火车到城里，然后走到行政大楼附近，向人们打听那位昨天带着一个特立尼达人下乡的官员。

见习干部替我翻译的当儿，拉马昌德拉脸上一径挂着笑容。现在我才看清楚，他这张脸孔根本不是修道僧的脸孔，而是一个营养不良、面黄肌瘦的人特有的脸孔。他的眼睛炯炯发光，因为他罹患某种疾病。他的身体十分瘦削，简直就像一根竹竿。他背着一只笨重的白色麻袋，跑来找我。这会儿，他喘着气把麻袋从背上卸下来，放到桌子上。

“这是你外公田里栽种的稻米，”拉马昌德拉说，“我也给你带来了一些你外公祠堂里的祭品。”

“我该怎么办呢？”我问那三位见习干部，“我可不想背着三十磅米回去。”

“他不是要你收下这一大包米。你只要拿出几粒就行了。不过，祭品你可得收下。”

我捡起几粒质量低劣的稻米，然后拿起祭品——一颗颗灰色的看起来脏兮兮的蔗糖，放在桌子上。

“我找你找了一整天了！”拉马昌德拉说。

“我知道啊。”

“我走路，然后搭火车，然后在城里走来走去，四处打听你的下落。”

“麻烦你了，不好意思。”

“我想见见你，想邀请你到舍下吃一顿便饭。”

“过几天，我就会回村子里去。”

“我找你找了一整天了。”

“我知道。”

“我想邀请你到舍下坐一坐，我有事要跟你谈。”

“过几天，我回村子里时，我们可以谈。”

“那时我们一定要见面啊！我想跟你谈一谈，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

“到时候我们再谈吧。”

“好。现在我要告辞了，我找你找了一整天了。我有要紧的事跟你谈。我想邀请你到舍下坐一坐。”

“我受不了了！”我对那三位印度行政体系见习干部说，“叫他走吧。谢谢他来看我，然后叫他走。”

其中一位见习干部把我的意思转达给拉马昌德拉，口气婉转，礼数周到。

“现在我得告辞了，”拉马昌德拉回答，“我得趁着天还没黑，赶回村子里。”

“趁着天还亮着，赶快回去吧。”

“可是，在村子里我怎么跟你谈话呢？”

“我会带一个人来，帮我翻译。”

“我想邀请你到舍下坐一坐。我找你找了一整天了。村子里人那么多，我怎么跟你谈话呢？”

“在村子里，你为什么不能跟我谈话呢？”我回头对三位见习干部说，“拜托，把他弄出去吧。”

三个小伙子合力把拉马昌德拉推送到房门口。

“我给你带来你外公田里的米。”

“谢谢！天快黑了。”

“下回你来我们村子，一定要跟我谈谈啊。”

“好，我一定会跟你谈谈。”

房门终于关上了。三位见习干部也走了。我在床上躺下来，让天花板上那台电风扇吹拂我的身子。然后我走进浴室，冲了个凉。我正在用毛巾擦拭身体，忽然听见装着铁栅的窗扉上响起“刮——刮——”的声音。

又是拉马昌德拉！他站在窗外走廊上，脸上硬生生挤出笑容来。我不必找人帮我翻译，我知道这家伙要说什么。

“我不能在村子里跟你谈，那儿人太多。”

“我们在村子里谈吧，”我用英文说，“现在赶快回家去！你今天跑了这么多路，也累了。”我比手画脚，好不容易才把拉马昌德拉打发走，然后匆匆拉下窗帘。

过了好几天，我才下定决心，再回到村子里走一趟。一开始就不对劲儿，仓促间找不到交通工具，一直拖到下午三四点钟才启程。车子慢吞吞行驶在乡间公路上。今天是那座在三岔路口的村庄市集的日子，十分热闹，只见成群牛车挨挤在马路上，一会儿行驶在左边车道，一会儿转到右边，毫无章法。路面上卷起一团团尘土，覆盖在来往的人车身上。公路两旁漫天尘沙飞扬，把沿途的村庄、田野和树木全都遮蔽了。交通壅塞，成群牛车纠结成一团。车夫只管呆呆坐在车上，模样看起来跟拉车的那只阉牛一样斯文沉静。

三岔路口更是乱成一团。空气中沙尘弥漫，它洒落在我的头发上，粘贴着我的衬衫，钻进我的指甲缝中。我只想呕吐。我们的车子被困在车阵中，好半天动弹不得。突然，司机不见了——这家伙竟然把汽车钥匙也带走了。我们可不想钻出车子，在漫天尘土中摸索着四处寻找他，只好耐着性子待在吉普车上，偶尔按按喇叭。过了半个钟头，司机回来了。他的眉毛、胡子和油亮的头发都黄澄澄的，沾满尘沙，但他脸上的笑容却非常灿烂。这家伙神通广大，不知从哪儿买到了一些蔬菜。向晚时分，我们才抵达村口的那座堤防。太阳下山了，把漫天尘沙转变成一团一团金黄色的晚霞，而我们就在这一片霞彩中，走进村庄，每个人头顶上都仿佛戴着一个光环。如今，在我眼中，这块土地不再阴森可怖。我觉得我已经熟悉了它。但我心中还存在着一份焦虑：拉马昌德拉正在村子里等着我。

他果然等着我。这会儿，他身上没披着那件我在旅馆看见过的斗篷，只在腰间系一块腰布和一条圣带。我瞅了他那瘦巴巴、仿佛随时都会折断的身子一眼，忍不住打个寒噤。一看见我，他就摆出一副欣喜若狂、毕恭毕敬的姿态：他那颗剃得光溜溜、亮光光的头猛然向后一仰，两只眼睛睁得圆滚滚，紧闭的嘴唇迸溅出唾沫来，一双细瘦的胳臂高高举向天空。我们见过一次面，这会儿，他把我当成专程到他家做客的贵宾，装模作样表演了好一会儿，才放松下来。

“他说，上帝差遣你来见他。”随时的印度行政官员替我翻译。

“是吗？咱们等着瞧吧。”

在官员翻译下，我这句话变成了一句非常客气的问候。

“请你到他家里吃点东西，好吗？”

“不好。”

“至少赏个脸，喝杯水吧。”

“我不渴。”

“你拒绝他的款待，因为你嫌他家里穷。”

“他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

“至少吃一口饭，意思意思。”

“告诉他，天黑了。告诉他，你得赶回城里去，调查那桩盗用‘国防基金’的案子。你在车上跟我提到这个案子，不是吗？”

“他说，上帝今天差遣你来见他。”

“我没工夫跟他瞎扯。你问他，他到底要跟我谈什么事情？”

“他说，如果你不到他家里吃饭，他就不告诉你。”

“不说就拉倒。”

“他说，他想私下跟你谈一谈。”

他带领我们穿过他家的茅屋，走进一座小小的、铺着石板的院子里。他的妻子——前几天抱着我脚上那双德国名牌鞋子哀泣的女人，此时蹲在一个角落，脸上蒙着面纱，假装在擦洗一些黄铜器皿。

拉马昌德拉只管背着手，在院子里来来回回踱步，好半天才冒出一句话：想吃点东西吗？

我没回答。担任通译的官员自作主张，胡诌几句，替我回答拉马昌德拉。

拉马昌德拉说，我来得正是时候，这阵子他刚好碰到一些困难，也许我可以帮他的忙。他正考虑对某人提出一项小小的诉讼，只是他刚打完一桩官司，花费了两百卢比，现在手头很紧。

“这一来，问题不就解决了？手头没有钱，就不要打那场新官司呀。”

“怎么可以不打呢？这桩官司跟你有关系啊。”

“我？”

“这桩官司牵涉到你外祖父的田产。昨天他不是背着一袋米，跑到城里送给你吗？那些米就是那块地生产的。所以他说，上帝今天差遣你到这儿来。你外祖父的田地如今只剩下十九亩了，如果他不打这场官司，这十九亩地恐怕也保不住。田地若是丢了，谁还肯来看顾你外祖父的祠堂呢？”

我劝告拉马昌德拉，忘记官司和祠堂，好好耕种那十九亩地吧。这是一块很大的田地——我自己连半亩地都没有呢。政府会帮助他开发这块土地。他一个劲儿点头：我知道，我知道！但他年纪大了，身体不行了。他转过身子，骄傲地向我们展示他那细长的、骨瘦如柴的背脊。这些年来，他过着苦修禁欲的生活，每天花费四个小时照料我外祖父的祠堂。现在他又得打这场官司。况且，十九亩地能种出多少稻子呢？

我们的谈话绕着这十九亩地转来转去。担任通译的官员也帮不上忙，他只能把我那尖锐的不耐烦的口气转变成比较委婉、比较温文有礼的应答。断然拒绝并不管用，拉马昌德拉就像牛皮糖一样死缠着我。看来，我不能再待下去了。于是我霍地站起身来，走出拉马昌德拉的茅屋，身后跟随着一大群村民和小孩。大伙儿浩浩荡荡，一路把我送到村口的芒果园。

拉马昌德拉笑容满面地陪伴我走到村口，殷殷话别，直到最后一刻，他也不忘向村民们炫耀他跟我之间的交情。一位身材比较结实、相貌比较俊雅、举止比较高贵的男士（这个人显然是拉马昌德拉的死对头）走上前来，把一封信递到我手中，然后告退。我看了看那封信函，发现信封上的墨水还未干。一个男孩奔跑过来，在吉普车旁停下脚步，一面把衬衫下摆塞进裤腰，一面问我们能不能让他搭便车到城里去。就在我跟拉马昌德拉讨论土地官司的时候，这个男孩匆匆忙忙洗了个澡，换上干净的衣裳，背起他那个小包袱，顶着一头湿漉漉的头发，跑来找我们。我这次造访，把这座宁静的婆罗门村庄弄得闹哄哄的。乡亲们对我冀望太高，都想请我帮点什么忙。我实在受不了，只想尽早抽身。

“我们该不该让他搭便车？”随行的官员向男孩点点头，转身问我。

“不，让这个小泼皮走路吧。”

我们驱车离去。我没向乡亲们挥手道别。吉普车的前灯发射出两道灿亮的光芒，穿透那飞扬了一整天、现在总算逐渐平息下来的尘沙。我们的车子驶过去时，路面上的尘土又再翻滚起来，漫天飘荡，淹没了村中疏疏落落的灯光。

我的印度之旅就这样匆匆地、草草地结束了，留下的只是一份怅惘和自责。我开始奔逃，离开这个国家。

①圣带，印度教上三个阶层的男子系在身上象征重生的带子。

②原文为印地语。

尾声：奔逃

为期一年的旅程结束了。晚餐前，我开始打包行李，然后吃晚餐。十点整，我赶到航空公司办事处。里面那座装饰用的小喷泉悄静无声，死气沉沉，形状像翅膀的柜台空荡荡的，看不见一个人影，铺着天蓝瓷砖的喷水池早已干涸，湿漉漉的，散布着垃圾。昏暗的灯光下，四处堆放着花哨的杂志。一群旁遮普移民坐在角落里，满脸愁容，只管呆呆守望着他们那扎成一捆一捆的、堆放在磅秤旁的行李。十一点整，我赶到机场，准备搭乘午夜起飞的班机，但却一直等到凌晨三点多钟。在等待的过程中，我得不时体验印度公厕特有的恐怖。这一整天，我就在焦虑、恼怒和恍恍惚惚的心情中度过了。好不容易终于挨到破晓时分，时间却仿佛变得更加漫长，更加难挨了。我时而清醒，时而昏睡。几分钟之前的行动骤然间变得模糊孤立起来，回想时，你会感到一种莫名的迷惘。你人还在机场，却已经感觉到印度开始从眼前消退、隐没。在等待飞机的几个小时中，印度的现实被扫除掉了，到后来，阻隔在你和印度之间的并不仅仅是空间和时间。

在机舱中，一片片纸屑忽然飘落在我膝头上。一头金黄的长发丝和一双碧蓝的大眼瞳，骤然出现在我前面的座椅上。啪嗒，啪嗒，细小的脚不停地蹬踢着我的后腰。“小鬼头，不要胡闹！”坐在我身旁的那位系着安全带、沉醉在梦乡中的中年美国男士，突然睁开眼睛，扯开嗓门吆喝一声。“他们从什么地方弄来这群孩子？干吗要带孩子出门旅行呢？我怎么那么倒霉，每次在飞机上睡觉，就会被一群小孩吵醒！我有一位朋友，他每次看见飞机上的小孩调皮捣蛋，就会对他说：‘孩子，你到外面去玩好吗？’喂，坐在前面的小女孩，你干吗不带着你那一沓五颜六色的彩纸，到外面去玩呢？”前面那双蓝眼睛和一头金发丝，倏地沉落进深蓝色的坐椅里。“坐在我后面的那个小孩，早晚会被我揍一顿！这小王八蛋一直在踢我的肾脏。先生！夫人！请你们管教一下你们的孩子，好不好？他……吵到了我的太太。”这会儿，他太太正安详地躺在他身旁：一个中年美国女人，裙摆翻卷起来，露出两只穿着皱巴巴松垮垮的玻璃丝袜的膝盖。一朵笑靥绽开在她脸庞上，她睡得很甜。

我可睡不着。轰隆轰隆的引擎咆哮声中，我只觉得整个人恍恍惚惚，似醒非醒。我时不时就站起身来，到厕所走一趟，把航空公司为男宾准备的古龙水涂抹在身上，提提神。一群坐在后座的旁遮普人，全都睁着眼睛，身上散发出浓郁的体味，其中一两个躺在蓝色地毯上，好像生病了。机舱内灯光朦胧，长夜漫漫。我们仿佛在跟时间赛跑，追逐那一步步向后退却的早晨。但曙光还是来临了。破晓时分，我们抵达贝鲁特。经过一趟阴森可怖、如梦似幻的旅程，感觉上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清新的明亮的世界。刚下过一场雨，停机坪亮晶晶的，闪烁着水珠，显得十分沁凉。机场外矗立着一幢幢高楼，一看就知道是一座大城市。城中充满完整的、真正的男人，就像此刻我们在机场上看到的工人：他们穿着机场工作服，把活动扶梯推送到机舱门口，或搭乘电动货车，把行李从货舱中卸下来。这些男人是干苦工的，但走起路来却趾高气扬，自信满满，一副男子汉大丈夫的神态。印度属于黑夜——一个已经死亡的世界，一段漫长的旅程。

罗马，机场，早晨依旧。一架架波音和卡拉维尔飞机横七竖八地停泊在机坪上，乍看就像一堆玩具。机场大楼内，一位身穿制服的女郎行走在中央大厅中，来来回回只管踱步。她头上戴着一顶骑师帽，脚上穿着一双长统马靴——这应该是新近才流行的装扮吧。她那张脸浓妆艳抹，四处招引男人的目光。我怎么对别人解释，我怎么向自己承认，我对这个虚幻谬误的新世界（离开印度后，我骤然投入的一个世界）感到无比的厌烦呢？这个世界的生命证实了另一个世界的死亡，然而，另一个世界的死亡却也凸显出这个世界的虚假。

那天晌午，我来到了马德里——在我心目中，这是全世界最优雅的城市。我打算在这儿待两三天。十年前，我曾在马德里求学。现在路过这儿，何不趁着这个机会重温旧梦呢？如今我只是一个观光客，自由自在，身上有点钱。然而，这时的我刚经历过一桩重大的事件——我的印度之旅在二十四小时前才刚刚结束。我不该进行这趟旅程，它把我的人生切割成两半。“到了欧洲，记得马上给我写封信，”一位印度朋友叮咛我，“趁着记忆犹新，把你对印度的印象告诉我吧。”在这封信中我到底写些什么，如今我早就忘掉了，只记得当时我的情绪非常激动，写起信来，语无伦次，东拉西扯。然而，就像我以印度为题材写的其他文章，它并不能驱除我内心中的梦魇。

在德里的最后一个星期，有一天，我和朋友到布料店逛逛。如今抵达马德里，我在行囊中找到了一个印着印地语字母的褐色包裹，里面装着一截布料，长度跟我的夹克刚好相同。这份礼物是我在印度结交的、只相聚了短短几天的一位建筑师送的。相识后两三天，他就向我表明他对我的情谊，而我也适度回报。这就是印度人可爱的地方。在印度旅行，你常会遭逢这样的情缘。这位建筑师开车送我到机场，乍听班机延误的消息，我当场大发脾气，他却不动声色，只管在旁哄慰我。我们一块儿喝咖啡，等待班机起飞。分手时，他把包裹塞进我手中。“答应我，到了欧洲，你就立刻把这块布缝在夹克上。”

我照他的话做了。一年的印度之旅，纷纷扰扰，在我心中留下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印象，但我最记得的，却是一位萍水相逢的朋友送的一块印度布料。

几天后，我回到了伦敦。走在熟悉的街道上，看到广告和橱窗展示的家庭用品——英国文化似乎特别强调家庭的重要，经过那一幢幢瑟缩在隆冬中的花园住宅，窥望屋子里的一个个温暖小窝，在这座我曾经生活和工作多年的城市中，我却感到无比的空虚，仿佛在肉体上我整个人都迷失了。就在这样的心情中，我做了一个梦：

一块椭圆形的新布料硬邦邦地放在我眼前。我知道，只要我能依照某种特定的尺寸，在这块布料的某个特定部位，剪下一块小小的椭圆形布，那么，这一匹布就会开始伸展，一路绵延到整个桌面，整间房子，乃至于整个物质世界，直到这整套戏法被人拆穿。我一边玩味着这句话，一边把布匹摊开来，凝神观看，试图找出隐藏在里面的线索，但我知道，尽管我知道线索确实存在，尽管我渴望把它找出来，这一辈子我都不会找到。

印度教徒说，世界是一个幻象。我们常常把“绝望”二字挂在嘴边，但真正的绝望隐藏在内心深处，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直到返回伦敦，身为一个无家可归的异乡人，我才猛然醒悟，过去一年中，我的心灵是多么接近消极的、崇尚虚无的印度传统文化，它已经变成了我的思维和情感的基石。尽管有了这么一份觉悟，一旦回到西方世界，回到那个只把“虚幻”看成抽象观念，而不把它当作一种蚀骨铭心的感受的西方文化中，印度精神就悄悄地从我身边溜走了。在我的感觉中，它就像一个我永远无法完整表达、从此再也捕捉不到的真理。

一九六二年二月至一九六四年二月

版权信息

书名：游击队员

作者：【英】V. S. 奈保尔

译者：张晓意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3-03-01

ISBN：978-7-5442-6465-5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前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前言

当人人都想战斗，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去战斗了。人人都想打自己的小战役，人人都是游击队员。

——詹姆斯·艾哈迈德

一

午 饭后，简和罗奇离开位于高地住宅区的房子，驱车前往画眉山庄。他们下到山脚下热烘烘的市区，然后穿过市区开上海滨大道，大道上胡乱地刷着标语：“真正的黑人，不要投票。节育是一项针对黑人种族的阴谋。”

大海发出沼泽的气味；海面没有涟漪，泛着光，看不出颜色；热气像是被来自铝土矿装卸站的粉红色尘土给盖住了。车子驶过市场，冷藏拖车正在卸货；驶过垃圾场，垃圾正在残存的红树林沼泽里燃烧，一群黑色食腐乌鸦有的弓背蹲坐在篱笆上，有的在地上跳来跳去；驶过盖满房子的山坡；驶过新住宅区——其实就是一排排水泥和瓦楞铁皮做的未粉刷的盒子，如今跟早先拆掉的那些棚屋没有什么两样；驶过光着身子在满是红色尘土的笔直的新大街上玩耍的小孩；驶过后院晾衣绳上晾着的破衣烂衫；之后，眼前豁然开朗。市区周围的景色一览无遗：一面是正在逐渐干涸成大平原的沼泽；另一面是从平原上拔地而起的连绵群山。

如此开阔的视野并没有持续多久。村庄渐渐变成郊区。一些水泥房子的侧壁上涂有广告。残存的田地里也立着大广告牌。不一会儿，车子来到了工厂区。从这里开始便可以看到画眉山庄的告示牌：山庄名，英里数，象征性握紧的拳头，“为了土地和革命”的口号，最底下一行写着立牌子的公司名。广告牌都是新的。当地的可口可乐公司立了一块；那家美国铝土矿公司阿马尔、几家航空公司以及市区里的许多商户也都立了牌子。

“吉米让很多人感到害怕。”简说。

“听到你这么说，吉米会很高兴的。”罗奇说。他开车的时候总要戴墨镜，那副廉价的墨镜让他看上去有点像个小丑。

“画眉山庄。”简说。

“在这里你应该念‘花眉山庄’。《呼啸山庄》里的。这里念作‘呜啸山庄’。”

“我觉得这名字很英国。”

“我想这名字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吉米不会把自己当成希思克利夫什么的。他上过写作课，《呼啸山庄》是他必读的书之一。我想他只是喜欢这个名字。”

山上在冒烟，如今每天一大清早山上就开始冒烟：丝丝缕缕的白烟慢慢化作尘土的颜色，最后与雾霭融为一体。山下呈赭石色的民居上方，干旱把山坡变成了褐色；燃烧后的灌木在一片褐色之中留下一块块奇形怪状的深红色疤痕。黑乎乎的柏油马路油光发亮，远远看去在热浪的侵袭下变了形。路缘草带已经被火烧黑，有些地方还在燃烧。虽然光天化日之下简和罗奇看不见火光，但有时透过汽车的轰鸣，还是可以听见火焰的爆裂声。

工厂区车来车往，交通繁忙，但仍然不难看出这里不久之前还是一片田野。在大棚屋和没抹灰的现代水泥建筑之间，在高高的铁丝网和进行了景观美化的庭院之间，随处可见田地、大庄园和庄园村庄的痕迹：菜地、桩子支撑着的老木屋、棚舍，以及有着百日菊、仙丹花丛和木槿树篱的空落落的前院。大路两旁的田地里如今杂草丛生，立着些出售建筑用地和厂房的牌子。有时在下沉的田地里会看见一辆生锈的汽车，好像汽车冲出了马路，就被干脆遗弃在那里了；有时则会看见成堆的废弃车辆。

简说：“我以前觉得英国在衰败。”

罗奇问：“怎么个衰败法？”

驶过工厂区，车辆慢慢变少。拐离公路，他们才终于看见乡下模样的地方。可是这里的灌木丛好像被人砍过，由于干旱显得死气沉沉。有些地方铺着水泥和柏油；偶尔还可以看见一排排的红砖柱子，上面挂着枯萎的葡萄藤，让人联想到考古发掘：这些柱子或许曾支撑一间罗马公共澡堂的地面。这里原是一个工业区，是独立之初实施的那些失败的工程之一。国家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免税期；很多投资者冲着免税期来了又走，到别的地方去了。

罗奇说：“我希望有东西可看。不过我很怀疑。”

“你有没有告诉他我要来？”

“我跟他说的时候他十分反对。不过依我看他其实很高兴。他又拿干旱当借口。不过吉米就是这种人。总觉得自己受委屈。”罗奇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这种人还不止他一个。”

简没有说话。

罗奇道：“吉米说有几个小子离开了。我猜是跑回城里了。我想他们不喜欢有人来监视他们的感觉。”

“你的意思是他们只想要宣传。”

罗奇笑了笑。“突然袭击对他们没有害处。只有这样才能逼他们做他们宣称自己想做的事。”

这个曾经的工业区里道路狭窄，路边杂草丛生，部分凹凸不平的石子路面已被杂草覆盖。这里是大平原的一部分，地势平坦；但是矮灌木少了，而且与次生林混杂生长。道路纵横交错，只是所有弯道看上去都一个样，初来者一定很容易迷路。车子离开大路后，他们就没再看到画眉山庄的告示牌。突然，在这片荒原上，一块崭新的黄红黑三色告示牌出现在他们眼前，牌子最上端画着那个象征性握紧的拳头。

画眉山庄

人民公社

为了土地和革命

任何时候未经事先批准

严禁入内

奉最高统帅

詹姆斯·艾哈迈德（哈吉）之命

最下面一条，红底白字写着立此牌的当地公司的名字：萨波利切公司。

罗奇说：“我们得叫吉米把语气收敛些。”罗奇正是为萨波利切公司工作的。

“哈吉？”简说。

“就我所知，哈吉指朝觐过麦加的穆斯林。吉米用它指代‘先生’或‘阁下’。只要他记得，他就这么用。”

过了这块牌子，不久便出现一条岔路。他们开进岔路。没多远，眼前出现一个涂着黑红色斜条纹的岗哨亭。亭子里没有人；同样涂着黑红色条纹的铁横挡一头附着重物，原本是要做进出关卡的，如今却竖垂着。车子继续向前行驶。这条岔路和他们刚才拐离的那条路一样窄，路缘参差不齐，柏油路面被路边横向生长的牧草和野草吞噬。车子穿过一片次生灌木林和树林；仍然不见耕耘的迹象。

简说：“他们有很多地啊。”

“是啊，”罗奇说，“吉米几乎样样不靠谱。可他却不知怎么成功了。萨波利切公司想把地全买下来。我想是要投资。可是吉米插足干涉，公司只好把这块地交还。签了二十五年的租约。作为礼物。就是这样。”

罗奇笑了，简看见他的臼齿：隔得很开，牙根发黑，牙龈偏高——看上去像骷髅头。

路拐了个弯，简和罗奇看见一大片空地，空地三面被树林包围，针叶树瘦小的白色树干和白色树枝编织成三道树墙。空地从这头到那头都被犁出了垄和沟。沟里长满亮晶晶的绿色杂草；田垄则呈浅褐色，干得跟骨头似的，只有一两道垄上有些胡乱种植、没成活的作物。路的远处，背靠一面树墙，有一座露天矮棚，用整根的棕榈树枝盖的屋顶。棚子附近有一辆红色拖拉机，一半车身在树林里：看上去和公路路堤下高高的草丛中那些生锈的汽车一样，已被弃置不用。这片田地似乎也已经荒废。可就在这时，简看见三个男人，接着又出现一个，在田地那头工作，身子掩蔽在树林里。

罗奇说：“那是做给我们，或者说是做给你看的。现在是他们规定的休息时间。下午这个时候根本没有人在地里干活。”

过了空地又是树林，以瘦小的针叶树白色枝干为线串联，以高大的棕榈树为支柱。棕榈树笔直的树干上长满黑色的针，垂挂着带刺的枯叶和一簇簇冲破船形的灰绿色外壳而出的黄色坚果。接着，路的两旁又从树林变成空地。一边，树林被砍掉了，只剩下树桩和低矮的灌木。另一边则是光秃秃的土地，没有了树木、棕榈和灌木，有些地方都露出了浅红色的黏土。就在这一侧，离岔路不远处，有一道光溜溜的棕色斜坡，坡上有一栋长长的简陋屋舍。它孤零零地矗立在空地上。混凝土砖砌墙，瓦楞铁皮铺的斜屋顶。屋顶看上去晃眼灼热，几乎未伸出墙体，没有投下丝毫阴影。

车停了，四周一片寂静。即便当车门啪地关上时，也没有人从屋里出来。没有风；灰绿色的树墙纹丝不动；沙砾下的柏油路被晒得软绵绵的。简和罗奇走上一条三根木头捆在一起做成的小桥，通过干涸的水渠。光秃秃的大地被炙烤得硬邦邦的。简需要阴凉；而唯一的阴凉就在那栋长屋子阴暗，几乎可以说是黑咕隆咚的门后。

一如往常，简走在罗奇前面，好像她知道路似的。罗奇停下来望望四周。当看见简爬上微斜的山坡朝长屋门口走去时，他突然感觉到，正如他之前担心的：简不该来这里，她的出现像是入侵。印花衬衫透出里面的胸罩，紧身裤在她的肚子、腹股沟和私处勒出一条单一而突兀的弧线：这样的装束在市区倒还过得去，在高地住宅区的购物广场也不会引人侧目，可是在这里就显得太招摇，随便到有些花哨了：伦敦，异国，错误。此外，罗奇再次发觉：简太白了，她的白跟当地白人的白根本不一样。她白得难以捉摸；连年龄都叫人猜不出。他快步走上前，想去保护她。一条尖脸、瘦巴巴的浅褐色流浪狗冷不丁从屋后窜出来，站在一旁望着他们。

刚走进屋感觉还挺凉爽；同时，外面刺眼的阳光让屋内显得很暗。走进小屋，一脚从黏土地踏上水泥地，简和罗奇看见一个未打扫过的角落里放着一个钢制档案柜和一把旧餐椅，一张落满灰尘的桌子上摆着一台看似报废的打字机、一台报废的复印机和几个铁文件盘。等到眼睛适应了屋内的光线，他们看见两排铁床沿着水泥地排列开去。不是所有的床上都有被褥；有些只有薄薄的床垫，上面铺着条纹棉布。有人用的床上方的钉子上挂着衣服：光亮的合成布料做的彩色衬衫，运动套衫和穿在身上太惹眼、脱下来又太不起眼的牛仔裤。

其中的四五张床上有人。几个男孩或者是小伙子躺在床上看了看简和罗奇，然后将目光转向瓦楞铁皮或者对面的墙。他们黝黑发亮的脸上神情漠然；没人招呼进屋的这两个陌生人。

罗奇说：“曼尼。”

被叫的那个男孩动也不动地说道：“艾哈迈德先生在洗澡。”

罗奇笑了。“在洗澡？吉米和你们一起干活了？”

曼尼没有回答。

简能透过鞋底感觉到水泥地上的沙粒；这让她很不舒服。

“这里的一切都是他们自己修建的。”罗奇对简说，听着却好像是在对男孩子们说。他摘下墨镜，看上去不那么像个小丑了；他的样子比他的声音或举止给人的感觉更孤僻。他咬着一条眼镜腿，说：“曼尼，你以前是个石匠吧？”

曼尼坐起来，双脚垂在床边。他瘦瘦小小的。他床边的地板上有一个黄麻袋，里面装着大约一打的绿色番茄。

刚进来时觉得凉爽的屋子现在没有那么凉爽了；简意识到瓦楞铁皮正在散发热气。屋子也比她想象的通透，光照充足。临马路的那面墙的顶端开着长方形的窗户，磨砂玻璃镶在铝框里。一切都暴露在阳光底下，等待检查：男孩子们、他们的脸、他们的衣服、窄小的床铺以及床铺底下的地板。

此刻，看得出档案柜旁边墙上那张类似大图表的东西原来是一张时间表。简正端详着这张表：沐浴、喝茶、田间劳动、工棚劳动、田间劳动、早餐、休息、工棚劳动、晚餐、讨论……突然听见罗奇说：“吉米。”她抬起头，看见一个男人出现在屋子远端的门口。

起初简只看到白色日光下的一个人影。等他走进屋子，简才看见他赤裸着上身，肩上搭着一条毛巾。当他踏着小而轻的步子从铁床中间宽阔的走道走过来时，越发给人一种整洁的感觉。他细腰宽肩，面无表情，脸颊刮得干干净净，胡须剪得整整齐齐，穿着一件浅褐色光料子做的紧身裤，以至于从腰部到鞋子显得光滑、紧绷，这一切都给人以整洁的感觉。鞋子是薄底尖头，在红色的粉尘下闪闪发光。

吉米没有简原以为的难看，也不那么像黑人。简以为他至少跟那些男孩子们一样黑，但眼前这个人很像中国人。浓密的胡须遮住了上嘴唇，使得饱满的下嘴唇显得突出。他的眼睛小、黑、木然，加上胡须下紧闭的双唇，给人紧张、沉默寡言、难以捉摸的印象。

吉米对罗奇说了声“主人”，对简则视而不见地点了点头。然后他无视屋里的沉寂，不慌不忙地从肩膀上取下绿毛巾，放到餐椅的椅背上，又从墙上的一颗钉子上取下一件灰、蓝、绿色的短上衣。暗沉的颜色消除了他的脸和他较白的胸部之间的色差，让人感觉没那么不安了。终于穿好后，他打开桌子上的抽屉，说：“是的，主人。如你所见，我们还在维持着。”

简说：“我看见你们有一台复印机。”

“从萨波利切公司拿来的二手货，”吉米答道，“多半是最后一手了。”

罗奇说：“学会用对你们有帮助。”

“是，主人。”吉米从抽屉里拿出一叠复印件递给简，说：“给你提供一些背景情况。”

简看见最上面的那张纸已经卷了角，落着灰，上面写着“一号公报，机密”。

罗奇说：“全是些天方夜谭。吉米，我看见拖拉机还是不能用。唐纳森没来吗？”

“嗯。萨波利切的人这么跟你说的？”

“他没来过吗？”

“来了，主人。唐纳森来过。”

罗奇不再深究此事，换了个话题：“好吧。我们去看看你们对化粪池做了哪些工作。”

两人走到屋外太阳底下去了，简待在原地。她感觉此刻男孩子们在看着她。她低头看手上的复印件。“一切革命始于土地。人生在地球上，每个人都有一块自己的地方，这是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人们应该通过和平友爱的方式取得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在这一精神的感召下，我们这群无畏的人来到原始森林，这就是画眉山庄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哲学。”这是公报开头几行。可是接着读下去，简发觉公报很快变成了罗奇所说的：天方夜谭，一篇小学生作文，语法不通，语意不明，讲到森林里的生活，讲到孤独的人的焦虑、危险和需求，讲到缺水缺电，缺乏交通工具。然后是一堆抱怨，抱怨那些没有兑现承诺的人和公司，抱怨那些送来的有毛病的设备。

简抬起头，刚好与一个男孩的目光相遇。简在这个男孩床边的墙壁上看见一幅画：是一幅吉米·艾哈迈德的钢笔画像，突出了他的头发、眼睛和胡须，比本人看上去更像黑人。画像底下歪歪扭扭地写着：“我不是任何人的奴隶和种马，我是勇士和火炬传递者。——吉米·艾哈迈德哈吉。”

长方形的窗户外是白晃晃的天空。但是简此刻感觉到的不光是炎热，还有孤立无助。将来，在高地住宅区，在伦敦，这次画眉山庄之行会是有趣的谈资。但是此刻，在这栋简陋的屋子里，看着桌上破破烂烂的办公器材、墙上的画像和黑色剪报，看着铁床上的那些男孩，想到屋外的阳光、荒地和环绕着它的树林，简感觉自己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这时，简听见嘶嘶的声音。这是她在这个小岛上慢慢认识的街上的声音之一。当地人就是这样呼唤远处的人的：这嘶嘶声能在一条繁忙的马路上穿透车流的声音。嘶嘶声是其中一张床上的男孩发出的。简知道是在叫她，可她没有理会，而是试着继续读手上的东西。

“大姐姐。”

简没有抬头。

“白小姐。”

简抬起头，往铁床的方向迈了一步。这一步给了她勇气，她在两排铁床中间走着，寻找那个叫她的男孩。

只有曼尼是坐起身的，其他男孩都躺在床上。当简走过一个男孩的床铺时，那男孩直愣愣的目光好像穿透了她的身体。但是随后，她听到他自言自语似的轻声说：“那么你知道你的名字。”这时他隔壁床上的男孩用大一点的声音粗鲁地说：“给我一美元。”说话时他没有看简，油亮的脸侧靠在薄薄的枕头上，两只长得很近的充血的眼睛盯着后门。

他的脸窄得出奇，一边还是扭曲的，仿佛出生时遭受了什么伤害。扭曲的那半边脸上的眼睛半闭着；额头和颧骨上有突出、发亮的肿块。头发梳成一根根的小猪尾辫：一颗美杜莎的头。

简从挎包里取出钱包，拿了一张折了两折的红色钞票递给那男孩。男孩举起手，但没有改变姿势，仍旧没有看简，他接过钱，手落在床上，说：“谢谢白小姐。”就这样，没有别的什么可做或可说的了。简穿过床铺往回走，身后静悄悄的。她从屋内的水泥地一脚跨到屋外滚烫的红色黏土上，来到了阳光底下。

简看着那些棕榈树，笔直的树干上长满了黑色的针，破破烂烂的麻布包扎着一面生长一面腐烂的树心。从公路到树墙之间的土地全部被收拾平整，光秃秃、亮晶晶的。但长屋后面的土地看上去已经荒废，无人照料。简看见几个由旧木板和软趴趴的铁丝网随意搭建而成的空鸡舍，与市区新住宅小区露天院子里的那些鸡舍相仿：身处灌木林之中，眼前所见却已然是一幅城市贫民区的景象。她看见一堆堆的旧木料和瓦楞铁皮，一圈圈的旧铁丝、鼓形桶：一个后院垃圾堆。她看见一个坑，坑里有几个干掉的黏土堆和一个混凝土块堆。空地尽头，在一个高高的水泥台基上有一个瓦楞铁皮搭的厕所，在强烈的阳光下白晃晃的，厕所门开着。水泥屋的后墙上连着一个茅草屋顶，屋顶从墙的半截开始，一直斜到快接近地面。在茅草屋顶的黑影里，在一个用修剪过的树枝做成的洗碗台上放着还没洗的瓷碗、盘子和盆子；地面又黑又脏。孤立无助，简想马上离开。

当看见罗奇和吉米朝她这里走来时，她从罗奇脸上的忧郁和愤怒看出，他刚刚和吉米争吵过。但吉米还是和刚才一样面无表情，胡子下面的嘴唇紧紧地闭着。

罗奇说：“过不了几天这儿就会出现传染病。”

吉米说：“是，主人。”

罗奇朝简笑了笑。他的愤怒像她的一样；但他的微笑令她沮丧。以前，她觉得罗奇的微笑充满忧郁和嘲讽，是遍观世界后发出的微笑，如今看来不过是僵硬的、毫无意义的嘲讽。抑或连嘲讽都不是，而是挖苦、挫败、耍性子。

三人一起朝汽车走去，开车来到田地里。简和罗奇坐在前面；吉米坐在后座。简情愿以为此行已经结束，没想到不一会儿就下了车，又回到酷热和刺眼的阳光底下。他们穿过马路来到树墙旁经平整的田地边的小路，一个跟在一个后面：罗奇、简、吉米。罗奇怒气未消。吉米的木然逐渐变成一种冷静。简甚至觉得他是个体贴的人：她立刻就意识到了这点。

吉米用他那轻柔的声音问：“你跟男孩们相处得怎么样？”

“我们没说什么话。”

罗奇头也不回地说：“他们没什么话可说。”

吉米咕哝了一声：“哼。”

强烈的阳光照在他们身上，照在树墙上。树墙没有远看时那么绿，那么浓密，而且显得更干。没有风。小路又硬又崎岖，他们踩在上面扬起阵阵尘土。简汗流浃背，满身尘土。

罗奇问：“他们有没有跟你要钱？”

“一个男孩管我要一美元。”

吉米说：“是布莱恩特。”

“一个扎猪尾辫的男孩。很黑。”

“是布莱恩特。”吉米说。

罗奇问：“你给他钱了吗？”

“没有。”

吉米说：“哼。”

三人走在树林和干旱的田地之间，走过犁沟，干巴巴的泥土上长着绿油油的野草；走过刷有萨波利切公司名字的废弃红色拖拉机；走过摇摇欲坠的茅草屋，长茎番茄苗在屋里那些干土做的浅盒子里变得枯黄；走过就在小路上的两处人的粪便。他们跨过粪便后都不作声了。

然后，简一面想着树荫，一面想着吉米和他的男孩们干起来也许不那么吃力的活儿，问道：“你们有没有种果树？”

吉米回答：“以后种。现阶段我们需要钱，所以主要种植经济作物。”

他们来到田地尽头，这里四个穿牛仔裤、橡皮靴的男孩时而站在长满野草的犁沟里，时而跨坐在四道干巴巴的田垄上。看见他们过来，男孩们低垂着闷闷不乐的双眼，不情不愿地往地里种长茎番茄苗，好似在拙劣地模仿十九世纪种植园照片（当地人已经开始收集这样的照片）中的情景，这些菜苗刚被插进满是尘土的小坑，就一个个在恐惧中枯萎了。

“番茄。市场上卖八十分一磅。营销，主人——会是个大问题。”吉米对简说，就像在介绍一种当地特有的蔬菜。

罗奇说：“等到了那一步再说吧。”

他们离开那些男孩，走到树林边缘一片弯向田地的竹林。竹林里很凉爽，地面松软，落满枯叶。竹子的茎从鲜绿到鲜黄再到麦秆色，颜色各异，在重力的作用下摇摆着，相互摩擦，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有一簇竹子燃烧过；但是已经有绿芽从烧成焦黑灰烬的竹心冒了出来。

这块竹林掩映下的地里的野草长得几乎跟灌木一般高了。穿过竹林，他们来到吉米所说的菜园子；这里种的蔬菜专供画眉山庄。菜园子里没有犁沟没有田垄，只有齐膝高的野草。可是不论吉米还是罗奇，都没有对眼前的景象感到惊讶。吉米突然起劲儿地把草拨开，找他们种的菜，指给简和罗奇看：形状怪异、颜色苍白的茄子，发育不良的秋葵。吉米很兴奋；好似一个人发现了大自然的朴实和它亘古不变的规律，发现了对别人、对他都同样奏效的自然进程。

*

吉米不住在画眉山庄。他的房子离这里有一段距离，与公社那栋陋室隔着一片树林。可以沿林里的一条小路过去；但可以从旧工业区的那条岔道过去。三人钻进汽车。

吉米出乎意料地邀请简和罗奇去他家；罗奇一直觉得吉米对自己的住所挺保密的。但是简并不觉得惊讶。她已经开始感觉到吉米最初的冷淡只不过是一种紧张的表现；他其实很看重这次拜访，并作了准备，准备了他的出场，准备了他那没有表情的脸；渐渐地，他放开了，变成一个愈来愈急切地想表现自己、给人留下好印象的人。刚才在菜园子里，当吉米弯腰把杂草拨开、找他们种的菜时，简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他是候选人了。在此之前，她一直在因炎热和厌恶而烦躁，现在变成了知道自己正在被追求的女人的烦躁。她变得自在多了。

车还没开到斜条纹的岗哨亭，重新戴上墨镜的罗奇就已觉察出简的情绪变了。这种情绪在他们于伦敦刚刚认识时就曾出现过：那种烦躁，混杂着突如其来的羞涩，是她特有的风格。罗奇心想：海葵正在海底摇曳着它的触须，安全，根基牢固，毫不在乎自己吸引来了些什么东西。这母夜叉是那么随便，无意中算尽机关，对自己的身体毫不在乎，如此明显地想要糟蹋它，同时又对它呵护有加，对肤色、牙齿、头发，无不细心保养。

吉米的房子独自矗立在一条窄路的尽头，路的另一头在距离树墙不远处戛然而止。这里还是工业区的时候，它是一位美国工厂经理的住所。在宽限期，工厂撤走了资金和设备；把厂房（其实就是一些瓦楞铁皮或者木材搭的空壳）当作建材拍卖、拆除了；原先的工厂如今只剩下这条死路、路两边的平地和路尽头的这幢房子。

房子四周长着高高的夹竹桃，有粉的有白的，还有疯长的叶子花：在一片褐色之中突然出现的一抹亮色。房子建在一个矮水泥墩上，赭石色的水泥墙壁，整体结构简单；但是瓦楞铁皮屋顶却做得颇为复杂，是想模仿当地人所说的加州风格。

他们到门口时，一辆蓝色小货车从院子里开了出来，上面写着：陈氏兄弟优质杂货店。罗奇靠边停下让货车过去，然后才开车进去，穿过白晃晃的前门廊，驶进房子侧面阴凉的停车棚。远端的水泥台阶上堆着纸板箱，里面装满了大包小包的东西。

“他们送货到这里？”简问。

“而且还是免费的，”罗奇一面摘下墨镜一面说道，“不能靠土地生活的话还可以靠这个。”

“他们是我的中国兄弟。”吉米说。当他们走回阳光底下，来到房子前面，吉米直接问简：“你了解中国人吗？”

简露出羞涩、兴趣盎然、开心的神情。

“我出生在一个中国杂货店的后屋里。不过我以为这事显而易见。”

“我对中国杂货店一无所知。”简说。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老觉得饿。我的中国兄弟了解这种情况。”

花园里有的植物烧焦枯萎，有的却长势旺盛。长长的马唐草茎多于叶，而且已经干枯，露出一块块干巴巴的泥土。然而，致使土地荒芜、山林着火的干旱却让无人修剪的叶子花和几乎光秃秃的木槿丛开出了最娇嫩的花朵。如今是长新叶的季节，但凡有新叶冒出来的地方都还是嫩绿嫩绿的。

阳光照射着水磨石的门廊，透进客厅。一块钢青色、点缀着黑黄斑点的英国地毯几乎铺满了整个地板。家具也是英式的，同样透出一种天真无邪的时髦感；像英国集镇大街上家具店的橱窗里陈列的那种。结实的三件套方沙发上盖着一层厚厚的、毛茸茸的假虎皮，还有厚厚的垫子。定做的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相同品红色封面的书：“世界上最好的一百本书”；还有几本平装书和一叠同样摆放整齐的唱片。一个蓝色玻璃花瓶里插着三朵叶子花。屋内井然有序；显然为这次拜访收拾过。

简觉得自己应该评论两句，就说：“感觉就像在英国。”

吉米说：“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来自英国。有句话说得好：你也许无法在英国过活，但是英国教会你如何生活。”

在两个定做的架子上，在书本和唱片下面，有两排没有镶框、放在廉价的立式相架中的照片：吉米在伦敦与各界人士的合影。简认出其中的一些名人：一个演员、一位政治家、一名电视制片人。这些人在简的生活圈子之外，在伦敦，简对他们的名字毫不关注。可是在这里，他们看上去光彩照人。简的脑海里产生一个想法：在这里，在自己的祖国，吉米的身价被贬低了。

简说：“你的英国纪念品。”

吉米听出简的语气里那种不自觉的嘲讽，眼神变得不安，接着，胡须底下的嘴被紧紧闭上。

简的目光落在了另一张放在相架中的照片上。这是一张残缺不全的照片，中央被挖出一个不规则的洞，想来是要把某个人排除在外。照片上剩下两个混血小孩，胖乎乎的脸蛋，粗犷的五官，头发比吉米的鬈曲，皮肤也不白。一张残缺不全的照片，让人想到那个被挖掉的人：简觉得奇怪，一个如此喜欢照片的人怎么会没有孩子们单独拍的照片。

一道三角形的白光从门廊射进客厅，照在钢青色地毯打卷的边缘，地毯松松垮垮地铺在水磨石地板上。阳光照出屋子中央椭圆形桌子的烟灰色玻璃上那细细的灰尘。简看到桌子上排列着几封贴着英国邮票的航空信，像是在等待接受检查。

简说：“你一定很想念英国吧？”

简看见吉米欲言又止：仿佛自己问的问题是个圈套。

“英国处在风暴眼。这是他们非常幸运的地方之一。”罗奇用他那懒懒的语气说，正是这种语气曾让简在他的话语里寻找深层含义。

“半死不活叫幸运？”简把有些羞涩的脸（肤色红润，保养得极好）从吉米面前转开，眼睛里立刻冒出了怒火。

这是罗奇教她的，她把这句话，这个一闪而过的观点收集、合并进自己混乱的话语和观点储备库里：她随时会从中抖出一些话来，跟她收集它们时一样容易，然后就忘了自己曾经说过这些话。她，曾嫁给一位年轻政客，驾轻就熟地扮演政客的好太太，如今她一样能轻而易举地回归到这样的角色上。她没有记忆：许久以前罗奇就得出了这个结论。她前后不一，有时甚至背道而驰。她只知道自己是什么人，生来是要做什么的；她紧紧抓住这点不放；这是她的定心丸，让她能够安全地冒险。在冒险中，她不在乎，又或许根本没有意识到她说的话与她信心满满地塑造的形象相互矛盾；这种不在乎或者无意识，这种荒唐感的缺失，是她屹立不倒的原因之一。

吉米终于开口：“我想念我的孩子们。”

他给客人上了软饮料。他说他是穆斯林，不喝酒。端来饮料后，吉米在其中一张毛茸茸的沙发上坐下。他用拇指和中指夹出一道褶子，灵巧地把裤子提了提，然后将赤裸的手臂平放在沙发的扶手上，开始用手掌轻轻地摩挲那厚厚的人造毛皮。简注意到吉米的动作，也抚摸起自己沙发上的毛皮。十分光滑，仿佛抹了油一般；简手心发痒，感觉不舒服。

起褶的紧身裤使吉米显得十分整洁；他的动作幅度极小，也极细心。整片下嘴唇湿漉漉的，中间部分粉红粉红的：简认为是他不停用舌尖去舔，才成了这种颜色。他的脸颊刮得干干净净；硬邦邦的胡楂深深嵌在粗糙的皮肤里，脸颊和下巴在刮胡刀下变得凹凸不平，肿块上还有刮须用的白色粉霜。

吉米端上来的软饮料不好喝，像一瓶没有摇晃过的橙汁最上面那层发白的水，有股怪味。两个毛玻璃杯仍垫着木垫放在玻璃罩着的桌子上，外壁上淌着水珠，差不多还是满的。

罗奇不再开口说话。他眉头紧锁，一脸不悦。简则镇定自若。

吉米说：“英国不真实。”

“你说不真实是什么意思？”罗奇问，“你知道自己的意思吗？”

简说：“我明白他的意思。”

吉米轻舔了一下嘴唇，双手停止运动，手指平摊在沙发的扶手上，直起腰，紧紧地靠在沙发背上。“在英国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你们知道英国人是什么样儿。人人参加游行、集会，然后他们丢下你，回家喝茶。”

“英国人还是回家喝茶吗？”罗奇问。

吉米看了看简。她饶有兴趣地听着，面带微笑，羞涩，脸通红。吉米说：“我及时地抽身了。我很幸运。在英国黑人会变得……”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像玩童一样。英国人把黑人当作玩童。”

吉米用错了词。简猜测他要表达的意思是：玩物。

简说：“玩童。报纸让人有这样的印象。”

这么说，在伦敦，简听说过他。吉米说：“嗯。”

罗奇说：“我刚才没看见斯蒂芬斯。他怎么了？”

“我想他背弃我们了，主人。”

简说：“再跟我说说英国的事。”

罗奇说：“我在问他斯蒂芬斯的事呢。”

简笑了笑，跷起腿。

“这些人妄想一夜之间就看见成果，主人。斯蒂芬斯太狂了。你以为你给我送来了一个工人，殊不知送来的是一个想取我性命的毛头小子。他觉得他才应该住在这里。”吉米朝屋子挥了挥胳膊。“每个人都想当头儿。”

罗奇说：“这么说斯蒂芬斯走了？”

“我不知道，主人。”

简说：“这里的生活一定很艰苦。”

“我不知道什么叫艰苦，”吉米说，“对我来说这就是生活。就是工作。我是一个工人。我出生在一个中国杂货店的后屋。我是一个白鬼中国佬。知道白鬼是什么意思吗？就是中文里的黑鬼。他们也有这么一个词。他们觉得我回到这里以后就会是这么一个白鬼。‘哦，他在英国是个大人物咧，可是在这里他就只是一个白鬼。让他搞他的运动吧。让他和黑鬼们较量吧。让他看看自己能走多远。这里可不是英国。’他们以为他们把我困住了。如今他们知道了他们是把自己困住了。是不是，主人？他们必须支持我，主人。萨波利切公司和其他所有的人。他们必须帮助我变强大。因为，如果我失败了——哼。我是唯一站在他们和革命之间的人，如今他们明白了，主人。因此我也就成了他们唯一害怕的人。他们知道我手里只需拿起一只话筒，整副纸牌就会倒下。我和其他人不一样。我不是街头政客。我不演讲。没人会把我当成颠覆分子关进监狱。我不是颠覆分子。我是这个国家每个资本家的朋友。每个人都是我的朋友。我不会上街去推翻政府。没人会开枪打我。我在这里，我就待在这里。如果他们想杀我就得上这儿来。我没有枪。”吉米把赤裸的手臂从沙发上举起来，亮出手掌。暗色上衣的短袖滑下他那苍白而结实的二头肌，露出腋窝下的腋毛。“我没有枪。我不是游击队员。”

吉米突然住嘴，把手放了下来。他讲得忘乎所以；语速太快，语无伦次。他在胡言乱语；把很多东西搅在了一起。他的眼睛半闭着；下嘴唇向外突出。他的手平放在沙发的扶手上，手指僵硬地并拢。

“你的妻子是英国人吗？”简问。

吉米站起来。他的眼睛又闭下去一些；下嘴唇开始外翻。光滑的额头出现皱纹，下眼睑开始发黑。他说：“是的，是的。”

罗奇觉得他们该走了。

*

“每次跟吉米见面，我都至少要跟他发一通火，”罗奇一面开车一面说，“好把他拉回现实。他今天异常兴奋。我想是因为你。”

“他在拼命表现自己。”

“可他说的每句话里都有那么一些是事实。这才是奇怪之处。”

“那间可怕的平房。那些看起来跟傻子似的男孩。田里的那些大便。”

“你给那男孩钱了吗？”

“没有。”

“一旦你允许他们敲诈你，就很难在他们面前树立权威。”

简说：“哈里·德通哈说吉米阴险邪恶。我发现那些男孩要更令人担心。”

“就像他们说的，在装混混。但是如果你让他们得逞那就危险了。这也是我至少要跟吉米发一通火的原因之一。”

“英国的强奸和性骚扰是真的吗？吉米是因为这些被驱逐的吗？”

“我没有理由质疑这点。但是人无完人，你只能看人下菜碟。”

简说：“不知道小多丽丝对这一切怎么看。”

“多丽丝？”

“我在想吉米的妻子。我想她一定是个叫多丽丝的平庸女人，你不觉得吗？”

“在伦敦看上吉米的不是哪个多丽丝。世界就在你眼前，而你却成天异想天开，这可真是奇怪。管某人叫多丽丝并不是一种观点。等于什么都没说。讲多丽丝和田里的大便并不能构成观点。”

“也许我就是没有观点。”

“但愿你不要假装你有。还记得那次在格兰德利特太太家你是怎样打断了大家的谈话吗？你以为自己忧心忡忡，说什么棚户区、什么在垃圾堆里乱爬的可怕的小黑虫。你以为你说的事物大家以前都没看见过。你以为你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忧心。但其实你什么也没说。那只是一种拙劣的自我表现的方法。”

“哦，我现在已经看不到棚户区了。”

车子驶上大路。阳光斜照在简和罗奇的脸上。山上在冒烟；不过，尽管天气依然炎热，没有一丝风，山上的阳光却变了，从中午的阳光变成了下午的阳光。笼罩山顶的烟雾慢慢变黄，预示太阳即将落山；天边开始出现晚霞。

车子来到工厂区：来来往往的车辆、焦黑的路缘草带、平坦的旧种植园里看上去不会长久的厂房、装饰性树木。还有矗立在枯黄的草坪上、像是从树林里抢救出来的树干光滑的小王棕。工厂后面的田地里汽车随处可见，男人们正在把一捆捆割下来的草装进后备箱。这些是给他们仍在饲养的母牛等家畜的饲料，大路两旁的房子和小屋后面时常可见牲口棚。

一个男人不慌不忙地在他们的车子前面跑步，不理会来往车辆和令人难受的烟雾：一个老黑鬼，长脖瘦脸，穿着黑色跑步短裤和一件湿透了的白色背心。大家都知道他，一个神经病，总会在奇怪的时间到马路上跑上几英里，不论白天还是夜晚。简心想这又是一样她已经可以视而不见的东西：像这个跑步的老黑鬼一样的疯子，住在山里、新住宅区、山底的市区以及一些大马路旁的后院里的流民：这些被社会抛弃的人属于另一个社会。

“政府真的害怕吉米吗？”简问。

“政府害怕每一个人。吉米说得对。政府得帮助他，假装支持他，这个实干家。他有来自英国的名声。你不能简单地撇开他。”

“他对英国准怀有很奇怪的想法。”

“我猜能达成他的目的就行。”

“听你的语气好像不喜欢他。”简说。

“这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再说我不在乎吉米。他和其他人一样，想做头儿。”

“当然，他在欺骗大家，是不是？大家也在欺骗他。每个人都在无中生有。”

“你只能顺应环境。”罗奇说。

“可是他肯定知道那些地种得乱七八糟。他不知道吗？还是说他和其他人一样脑子不正常了？”

车子一路迎着太阳，在越来越拥堵的路上缓缓行驶，穿过郊区，来到城区：来到了燃烧中的垃圾场，又多了好几堆新垃圾；来到了新住宅区，红色长街上此时熙来攘往，挤满了男人、女人和小孩；来到了市场，冷藏拖车停在没有铺砌的前院；来到了海滨大道，以前说要在这里建一个滨水文化中心，要建步行街、几栋宾馆、一座剧院和一个游艇停泊码头，可如今这里却被铝土矿装卸站的红色粉尘覆盖。这里的路凹凸不平，路缘也不齐整；长着一簇簇耐旱野草的没有铺砌的人行道上堆放着胡乱刷着标语的水泥管、被风削平顶部的沙砾堆和其他修路材料，铝土矿粉、发黄的报纸片和褪色的香烟盒混杂其中。

“succubus[1]是什么东西？”简问。

罗奇的墨镜上落了一层细细的红色粉末，让他看上去像个瞎子。“听着好像是incubus[2]之类的东西。不过应该不是这个意思。”他说。

“我跟哈里·德通哈说我们要去找吉米·艾哈迈德时，他说吉米是个succubus。”

“听上去像是一种蛆虫。人身上携带的寄生虫，水蛭之类的。”

车子终于拐进了市区，来到一片商家的仓库区。这里有很多小酒馆，每家小酒馆都传出喧哗声。这里以前属于市中心。如今这座城市不再有中心。随着汽车的出现和增多，山区也被开发出来，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郊区，拥有自己的购物和休闲中心；之前在山坡上砍树种地的农民把地卖了，搬到了平地上。回到高地住宅区，空气温和许多，没有那么炎热了；城区被抛在脑后，变成一道与大海、红树林和大平原融为一体的风景。就像现在，城区与黄昏的颜色融为一体，海边升起烟雾和粉红色的云彩，与绚丽的灰色、红色和橙色云朵交相辉映。

一抹琥珀色的阳光照在山坡枯黄的植被上。简刚到这里的时候，这些植被在她眼里只是风景的一部分，但其实里面隐藏着陌生和危险：无家可归的疯子，沿着旧路流浪，穿过花园，走过房子和被开垦的树林，像原住民那样只认得世代不变的景物，坚持着某种古老的通行权。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流民；有着茫茫然红色眼睛的流民。还有土匪。警车在这些高地住宅区巡逻。有时晚上或清晨可以听见炮火声。报纸、广播和电视上说有游击队。

简和罗奇住的房子建在一片光秃秃的大草坪上，是在一块凹凸不平的山坡上凿出了这么一块平地，一边还留有一道天然的土墙。有草的地方是黄褐色的，靠近土墙的地方则几乎光秃秃的，此刻夕阳照射下的草地金黄一片；每棵草、每块土都投下一道阴影，使得整个地面看上去十分引人注目。房子本身和草坪差不多宽；不高，只有一层，木瓦屋顶伸出粗坯的水泥墙壁一大截，墙上长着某种常春藤。

屋后的露天阳台外是一道斜坡，斜坡底下是隘谷和树林。城区在远远的山脚下，是大平原的一小部分。大海的边缘仍泛着光，但是其他部分和沼泽已经变暗，与大平原融为一体，分不清哪里是海哪里是陆地。

“那么不真实，”简说，“那么隐蔽。最高统帅。那些所有宣传。那些食物。当然了，这些是游击队的绝好掩护，不是吗？”

[1]指在男子睡觉时降临并与之性交的女妖。

[2]指在女子睡觉时降临并与之性交的男妖。

二

天 空逐渐变得雾蒙蒙的，夜晚的寒气降临到了山上。隐藏在夜幕之中的城市隆隆作响，和平时一样，成千上万台收音机一齐播放着雷盖音乐。仿佛在某处，人们月复一月地在举行同样的聚会，播放同样的音乐。同样的聚会，同样的音乐，在山脚下，在城市的大街上，在重建区，在翻过垃圾场的市郊。同样大的声音，人群、车辆、广播音乐同样固定的节拍在白天听不见，到了夜晚便清晰可辨。如同路边的火光，在日光下看不见，现在则一清二楚：公路两旁星星点点的小火苗冒着烟。

画眉山庄里又黑又静。天空先是变为深蓝色，后来就渐渐地和四周的树墙一样黑了。脚步声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回响；小伙子们发出的每一个声响从水泥和瓦楞铁皮上反弹回来，听上去尖锐刺耳，向他们提醒着这里的空寂和外面的黑夜；这些小伙子在城里都是扯着嗓门说话，在这里却轻声轻气，近乎耳语。两盏油灯在每个角落投下阴影。

从前，在这栋小屋盖好之前，在墙还没有抹灰，玻璃窗还没有安上去的时候，小屋里比现在热闹、快活。那是斯蒂芬斯在的时候。可是斯蒂芬斯走了，一些小伙子也跟着他离开了；如今半数以上的床铺是空的，只剩下相似的光秃秃的床垫和贴在墙壁上的剪报（黄色的黏胶把纸张背面印的东西透了出来）诉说着曾有人住过。

那些离开的是有家可回的小伙子；在城里他们有母亲，有阿姨，或者有他们唤作阿姨的女人。留下来的则是无处可去的小伙子；像布莱恩特这样的。城市造成这样的孩子大量产生，他们是被不小心怀上的，经过后院的生产阵痛和出生仪式后逐渐被抛弃，而后他们只好让自己依附于某些团体，再通过这些团体依附于某些可以暂时提供吃住的人家。

布莱恩特想念斯蒂芬斯。斯蒂芬斯把画眉山庄变成了一个快乐的地方。他有很多话说；他读书；他有想法，还懂得很多常识。小斯蒂芬斯长着一个可笑的酒糟鼻：但是当他开口说话，你就不觉得可笑了。斯蒂芬斯不用非待在山庄里不可；他有妈妈，有家。可是斯蒂芬斯因为自己的想法来到山庄，他的到来让很多小伙子高兴。并非斯蒂芬斯说的每句话布莱恩特都理解；他只知道跟斯蒂芬斯在一起他觉得开心和安全。斯蒂芬斯知道怎么鼓励人。可如今斯蒂芬斯走了。他没有回城里他妈妈家：这点布莱恩特确认过了。没有人知道斯蒂芬斯去哪儿了。

没有了斯蒂芬斯和那些在他之后一个个离开的小伙子，布莱恩特晚上不想待在山庄里。他不喜欢和留下来的小伙子们在一起。他们和自己太像了；和他们在一起他感觉茫然无措。他想出去，待在其他人中间。他有那个女人给他的一美元，还有其他钱；这些钱让他躁动不安。

几乎在看到那个女人的第一眼，布莱恩特就决定要冒险跟她要钱。刚开始他不确定对方会不会给他钱，甚至担心会被告状；可是当他叫她，看见她脸上的恐惧时，他立刻知道不会有问题。这个小小的胜利把他和屋里的其他小伙子分离开来。但是他已开始觉得他的胜利不知怎的变了味，他变得不安。他不说话；不与他人接触，摆出一副有人不小心冒犯了他的样子。

他们早早吃了晚饭，米饭和炖肉。吃完饭，布莱恩特把自己的盘子拿到小屋后面的茅草披屋，在洗碗的水桶里蘸了一下水，然后放到洗碗台上。他没有回屋里去，而是绕到屋子前面，避开从门口射出的光，来到马路上。不久，他就将小屋微弱的灯光抛在身后了，在漆黑一片中朝公路走去。他不喜欢黑，也不喜欢夜晚在灌木林里摸索前行，但心头的兴奋给了他勇气。要步行三英里。他走得很快，等来到公路上他已满身是汗。

他知道车不好打。画眉山庄名声不好。他记得斯蒂芬斯在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并不苦恼，有时还故意装混混以迎合他们的坏名声。每隔四五分钟就有一辆车经过，车灯把他照得分明：一个穿着牛仔裤和条纹运动套衫的黑人小伙子，身材矮小，面目狰狞，扭曲的脸因为流汗而发亮，一根根蛇一样的发辫散发出敌意，让他显得越发丑陋。他拼命招手，没有车停下来；站在公路上，周围全是灌木林，他开始感到孤独、害怕。想到这个夜晚就要泡汤，变得无趣，想到要沿着原路郁闷地走回去，之前的兴奋变成了反胃。

终于有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车里几乎坐满了；无疑这就是司机冒险停车的原因。布莱恩特在一个胖女人身旁坐下，当他们的肩膀碰到时他能感觉到那女的躲开了。十五或二十分钟后，出租车驶离公路，来到一个小镇上，这是围绕着工厂区的中心发展起来的一个小镇。出租车在靠近小镇中心一个挂着一只发亮的时钟的店门口停下，布莱恩特就在这里下了车。

刚过八点，距离夜场电影开始还有半个小时，距离街上变冷清也还有半个小时，夜晚最后宝贵的半小时，人行道上三三两两悠闲的人群，生意红火的卖椰子的手推车，咖啡馆和酒吧，店铺屋檐底下的小吃摊和牡蛎摊，甚至还有小型的宗教集会，闪烁的霓虹灯、陶瓶里冒烟的火把、宛若圣诞节烟花棒的电石灯，似乎有很多乐子可供选择。不过如今的布莱恩特变聪明了；不再是个毛头小子了；他知道这些东西都是骗人的。他身上有钱，他得把钱花掉；或者说他想赶紧摆脱这些钱，同时他也知道他完全是在浪费，到头来这天还是会像它开始时一样结束。

布莱恩特走进一家华人开的绿颜色的咖啡馆，这是一栋老旧的木建筑，像座谷仓，天花板上垂下两个没有灯罩的灯泡。他要了一杯花生宾治，同时砰砰地敲打吧台，还“啊！啊！啊！”地大喊。他这么做并没有什么理由，只是想引人注意，想看看吧台后面那个穿着背心和卡其短裤的中国人的眼神。这个中国人眼睛几乎眨都不眨。花生宾治又酸又臭；不过布莱恩特并没有把它吐出来，而是将蜡纸杯放在吧台上，付了钱，走了出去。

他想看电影。大部分电影他都看过了；在这些乡下电影院，一些影片被放了又放。年龄小一点的时候，他看过黑人主演的不同人种混交的黄色电影；这些电影看的时候很刺激，过后则令人沮丧，还是斯蒂芬斯告诉他这种电影是邪恶的，会把人毁了。布莱恩特选了西德尼·波蒂埃主演的两部连播，走进一家装有百叶窗、电风扇吱呀作响的小电影院。又是独自一人，夜晚接近尾声。

在第一部电影里，波蒂埃饰演一个带枪的人。布莱恩特一直很喜欢这部电影，但他知道这是假的，不让自己陷进去。第二部是《谁来爱你》。这是布莱恩特最喜欢的电影；让他哭也让他笑，是他的最爱。不久他便完全沉浸其中：他在这部电影里的波蒂埃身上看到永远不会有人知晓的自己，任何人都不会，多么可悲：这个人已在布莱恩特携带的这具躯壳里死去，在电影中则被真真切切地展现出来，布莱恩特知道那就是他，没有紧张不安，没有愤怒，没有佯装的丑陋，而是幽默风趣、谈笑风生。看着看着，他开始为自己被剥夺的人生难过：他幻想将来有一天，他成为真正的自己，不是一个带枪的人，也不需要一份伟大的职业或者什么豪言壮语，就是他自己，那个他被爱，被家和家里的人重新接纳。他抽泣起来，其他人也跟着他抽泣起来。

电影院的杂役小子忙活起来，他关掉电扇，让屋里安静下来，接着打开出口，又拉上窗帘遮住街上的灯光。外面寂静无声；车辆稀少。布莱恩特已经在害怕空虚，害怕一天的终结了。他的钱已经花光了，他又和早晨的时候一样穷了。钱给他带来的兴奋过去了。等到电影结束、他离开影院，咖啡馆应该关门了；酒馆也应该关门了；只剩下那辆卖椰子的手推车，空椰子壳比椰子多，一些人就睡在商店的屋檐下，喝醉酒的，神经不正常的，还有一个戴草帽的老妇人在借着一支火把的亮光卖剥了皮的橘子。这个夜晚就只剩下打车返回、沿着树墙与灌木丛之间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路步行回到山庄了。于是，电影还没结束，布莱恩特就伤心起来，想着上天对他如此不公，想着他不幸的一生。整个一生。

回去比出来时更难打到车。布莱恩特站在发亮的时钟底下；夜已深，街上行人稀少，出租车里没有乘客，可是司机们都假装没看见他。最后终于有一辆长途合乘出租车停下来，车上有两名乘客，布莱恩特钻了进去。直到车开上公路，他才开口说：“画眉山庄。”

车子驶离工厂区后，司机在油门旁边的车底板上摸索起来；坐在后座上的布莱恩特听到响声，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司机有一把短剑。布莱恩特紧张不安，他说：“怎么这年头人人都喜欢扮坏蛋？”话一出口他被自己凶恶的口气吓了一跳。司机没理他，只是咕哝了一声。几分钟后当布莱恩特大喊：“停车！停车啊！你要去哪儿？”他又咕哝了一声，然后把布莱恩特放下，收了他的钱。车前灯一闪而过，红色的后灯也逐渐远去；只剩下布莱恩特独自一人站在黑暗中。

布莱恩特是在距离通往画眉山庄的马路不远处的一个交叉口下的车。他没有往山庄的方向走，而是抄一条近路：不一会儿灌木丛不见了，树墙前的那栋房子展现在他眼前。有灯亮着，不是彻夜不熄的昏暗的车棚灯泡，而是客厅射出来的灯光。

吉米还没睡，布莱恩特知道他一定是在写东西。吉米笔头勤快。布莱恩特对吉米的写作十分尊敬，他知道吉米这么晚还在写东西一定是因为有什么事情发生，让他头脑兴奋。

*

吉米在写作。很晚时他才有了写作的心情。下午的烦乱情绪一直挥之不去，从黄昏到日落，从日落到深夜。吉米通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作的，在烦乱的时候，在迷失自我的时候，在突然间回想起过去某些事情的时候，抑或是在感到恐惧的时候。

下午，当简和罗奇让他滔滔不绝地讲啊讲时，他开始感到他的话语无法为他提供支持，他在和他的话语彼此分离；他的眼前一片漆黑，浮现出一个永久遗失的世界，他看见自己的生命正在那片荒原上终结。简和罗奇走了以后，他让自己沉浸于那片漆黑之中，封闭着下午的记忆：那是关于简的回忆，而她的仪态和言谈举止告诉他那漆黑是专属于他一个人的。然而同时，在他的幻想中，简赶走了那片漆黑；他想象简穿着喇叭裤紧张、颤抖地站在小屋外光秃秃、亮晶晶的泥地上。

我不明白一个这么有成就的男人怎么会在这种地方浪费自己的生命，跟这些——说实话，我实在不敢恭维——一无是处的当地人在一起，看他们像畜生一样随地大便，还不在高高的草丛里拉，而是在路上，因为，你听着，他们怕蛇。

这种事我这种阶级的人是看不惯的，可是彼得却面不改色，我想大便周围嗡嗡嗡的苍蝇声在他听来就像音乐一样呢。他说他要让大家知道他喜欢和当地人在一起。真可笑。那是因为他们让他感觉良好，和他们在一起，他有一种他在别处体会不到的优越感，尽管他总说革命，说他在南非为黑人受尽折磨。

我在来这里之前就听说过这个叫吉米的人。我在伦敦听说过他，他在那里是个名人，但我从未想到命运之神会让我们相遇。在这里他是一个争议人物，谁都不能无视他，人人都议论他。对于一般人，普通大众，他是个救世主，他了解、热爱普通百姓，因此，对于其他人，即政府和富有的白人公司之流，他是个异类，他们害怕他，排着队要给他钱。萨波利切公司的罗奇先生也是，他以为他在利用吉米达到自己的目的，其实他也害怕他。

因此，我想方设法要见这个人，虽然我知道他不见我这样的访客，他讨厌别人去打扰他。终于到了约定的日子，我来到画眉山庄，看见他光着膀子，他的皮肤并不黑，而是可爱的金色，像一尊青铜神像，我惊呆了，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他不发一言，我害怕这种冷漠的沉默，然而我被他那完美的礼节，还有他让那些没有教养的黑人尊敬他并懂得守一些规矩的方式所折服，要知道这些黑人可不知道什么规矩。

你无法相信他和他们是如此不同。其他人住在公路或者山上简陋的棚屋里，只要有一块旧木板和一个沥青桶，他们就可以过活，你应该亲眼看看那些棚屋，然后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瞧不起这些当地人。可是吉米的房子不一样，当我走进去，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从这头到那头，所有的东西都是最好的，所有的东西都整齐、干净，收拾得井井有条。而且他的藏书可真多，在这方面一点儿也不节省。他显然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如今这样的人不多了。

我说：“你介不介意？”然后走向书架。他说：“那些可不是摆设，是货真价实的书。”我抽出《呼啸山庄》。“啊，”他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你看的是勃朗特姐妹那部伟大的作品。一个多么天才的家庭，你不得不相信遗传。要喝茶吗？”

我看得出他是一个不易相处的人，但是他努力尽到宾主之仪，而且尽管他很愿意（这点出乎我的意料）在茶桌上与来客闲聊，可我看得出他脑子里始终在想着伟大的思想和计划。但是他绝不会透露半点他的想法，他知道怎么管住自己的嘴。他生活在自己奇特的小世界里，他的脑子里装满了大事情，他背负着全世界受苦大众的重担，背负着住在棚屋里、在肮脏的小后屋里长大的人们的重担。

我被这个男人深深吸引，我情不自禁，当我看着他的时候，我两眼放光。彼得吃醋了，可是这不奇怪，什么革命什么对黑人的爱总是这么就荡然无存了。回家的路上我恍恍惚惚，什么也看不见，晚上，彼得的碰触令我反感。我们很少干那事，可是突然间他欲火焚身，他清楚个中原因，而我看得出不久彼得就会站到另一群人那边，试图摧毁这个男人。

我连梦里都是这个男人，可我不知道我们能否再见面。我知道我若再去打扰他，他定不会原谅，我不想惹他厌烦。他是所有特权的敌人，而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产阶级，我知道尽管他表现得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其实他恨我这样的人。我只要看着他的眼睛就能明白何谓仇恨。

开始动笔的时候吉米是迟疑的，只是把一些话记在便笺本上。渐渐地，他兴奋起来；文字不再仅仅是文字；他觉得自己可以写很长时间。此时，由于太兴奋了，他停下笔，起身在房间里踱步。走着走着，他想起了外面的黑夜和树林；他的自信心又一点点消失了。忧伤向他袭来，一如疲惫、愤怒和宿命感；等回到书桌前，他发现写作的激情已不复存在，且不会再回来。便笺本上的文字又只是文字而已了，虚情假意的。

一天，我开车行驶在公路上，突然，车流之中，我的车坏了，就在这个我需要帮助的时刻，吉米开着他的阿斯顿·马丁轿车经过——

只有文字：吉米再次搁笔。

一天，在海滩上，明媚的阳光透过椰子树洒到树下的沙丘和汽车上，美不胜收，除了有一群野蛮人——

听见马路上传来脚步声，吉米停下笔等着。布莱恩特从前门廊进来，眼睛红红的，气喘吁吁，面无表情。他动作粗暴，好像他此刻急冲冲地跑进屋只是为了让人注意他自己的情绪。他什么也没说，也不看吉米，一屁股在两张毛绒沙发的其中一张上坐下，腿分得开开的，头靠在背垫的顶上，望着天花板。眼角有刚流下的泪水。

吉米问：“布莱恩特，你去看电影了？”

布莱恩特没有回答。

“《谁来爱你》？”

布莱恩特用一根长长的、弯曲的手指擦去一边眼角的泪痕。

吉米知道这部电影，也知道布莱恩特看后的反应。他说：“去给自己弄点阿华田。”

布莱恩特没有动。

吉米说：“看着牛奶，别煮沸了。”

吉米看着布莱恩特站起来，动作没有刚才那么粗暴，然后看着他离开客厅。他望着布莱恩特留在身后的门发了一会儿呆，然后转向书桌，翻开便笺本上新的一页。

亲爱的罗伊，上次我寄给你一些从本地小报上剪下的剪报，我想那些剪报会让你产生兴趣，让你对我们在这里做的事情有所了解。这里似乎没有一个掌权的人意识到危机迫在眉睫，整个世界就要爆炸，而想到世界目前的构成，想到那些在画眉山庄和我一起工作的小子，我就觉得摧毁这个世界才是摆在明智的人面前唯一的办法。

每当停下来想想建设性的努力不受赏识，想想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我就会产生摧毁的冲动，想看到所有的东西被大火吞噬，而在这样的夜晚，我觉得我几乎要为我们的世界，为生活其中却得不到保护的人们哭泣。当我想到我曾对自己的人生寄予多么大的期望，当我想到希望这么快就破灭，我黯然神伤，而当我再想到那些从未有过任何期望的人，我就更加伤心。我们是地狱之子。

也许说到底，罗伊，这个世界只为现在拥有它的人而存在，而有些人永远都不会拥有任何东西。将来的赢家是已经取得胜利的人，如今他们不愿冒险，比如那些自由主义者。你比我清楚，当危机来临时，这些人多么让我失望。你以为把我变成他们的玩童，然后赶出英国，他们就会放过我。但他们没有。在这里他们也还是不放过我，你能想象吗？这些来炫耀炫耀他们乳白色的大腿就以为对事业作出了贡献的自由主义者。

不过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利用价值，彼得·罗奇先生也是。我称他为主人，他都没听出我是在拿他开玩笑。他是南非伟大的白人革命者和受尽折磨的英雄。他写了一本书，我想你应该都没听说过，但在这里，当然，他是一个震惊世界的畅销书作家。现在他为我们这里一家老牌帝国主义公司萨波利切工作，这个公司以前是一个巨大的奴隶贸易公司，如今却假称黑人们很美丽，还雇佣了罗奇先生来证明这一点。我假装配合，你又能做什么呢——

他突然停笔。魔力失效了。文字有时带给他无限可能，现在却不能让他恢复自我。他是一个迷失的人，比小时候更加迷失，那时在父亲的店里，在学校，在城市的街道上，他只看见他看见的，而且一无所知。

布莱恩特静静地坐在毛绒沙发上看着他。玻璃罩着的桌子上放着一个阿华田空杯。他的眼睛不再湿润；脸上又有了表情，情绪比刚才平静了些；他的猪尾辫软趴趴地垂着。

“布莱恩特，你向那位女士要钱了吗？”

“吉姆？”

“你向她要钱了吗？”

“吉米，你知道我不会干那种事。”

他给予别人安慰，可他自己更需要他们的安慰。他走向布莱恩特，这个从出生起就奇丑无比的人完全就是在某些特定情绪下的自己的写照。他抱住布莱恩特。

三

高 地住宅区的新建房流行用红杉木百叶窗取代玻璃窗，关上窗，屋里便一片漆黑。每天简就是于这样的漆黑中（她关上百叶窗不让虫子钻进来）在自己的房间里醒来，然后重温片刻她的神秘旅程。夜间长途飞行：抹去了过去和距离的引擎的嗡嗡声；到达一个又一个灯火通明的机场的回忆，更像是梦，而非对真事的回忆；兴奋过后人疲惫得没有反应；以至于，离开伦敦才几个小时，她就觉得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这种陌生感起于伦敦机场。乘客已经全部登机；突然来了一则大雾警报，所有人都从飞机上下来；然后再次登机，又等了五个小时。伦敦就在外面；但飞机里面已是乘客和空姐构成的另一个世界。这些空姐在地面上是伦敦的一部分，并不引人注意，此刻在飞机上穿着特别的制服，却显得很英国、很有异国情调。乘客身上也起了变化：烦躁不安与过分自信突显出来，主要是脱掉外套、松开领带的男人们；黑人乘客当中，服饰和言行举止上的差异愈发鲜明。

飞机在伦敦耗了一下午，在不知深夜还是凌晨的时候到达纽约。几个美国人走上来，两个男人在简身边的空座位上坐下。简太累了，没有理睬他们，只是注意到他们带的黄色书，标题用小字印在简单的白色封面上。每当她小睡片刻醒来，总会发现两个人都在看书。拿骚机场，中转候机厅关着，一个像是走廊的地方有微弱的光。一个有些不好意思的黑人——尽管穿西装系领带，一看就知道是个工人——想勾搭一个红头发女孩。再次登上飞机，简伸手去拿已被放在椅后背口袋里的《荡妇》；可是坐在她旁边的美国人，书的主人，把他那肉乎乎的手放在了她手上，拿走了书，说：“这可不是小女孩看的东西。重口味的。”再次醒过来后就没办法接着睡了，一些窗户透进亮光；盘子，动作麻利的空姐现在在制服外面系上了围裙，这样她们的角色又变了。那个美国人对简说：“你需要特别护理。”

飞机着陆，几个穿卡其制服的黑人一面继续高声聊天，一面匆匆登上飞机喷洒杀虫剂，气味十分刺鼻。走出飞机，刺眼的阳光和炎热的天气让简一时不适应。那两个美国人带着她穿过水泥走廊来到入境安检处。途中，她的衣服被汗水浸湿，眼前掠过几块不规范的法语标示牌。他们带着她径直来到一排队伍的前头；他们一定是什么大人物，因为他们不用办手续就通关了，简也跟着他们通关了，没有提交入境卡，没有出示回程机票，也没有给她的护照盖章。

在海关大厅等行李的时候，简的脑子渐渐清醒过来。她已经在想那两个美国人中的一个了：他成了候选人。他给了他在这里的地址，简注意到他不住在城里。他问她住在哪里，谁来接她。简漫不经心地提起罗奇的名字，语气里暗示他是一个名人，期待那两个美国人——发出或惊讶或担忧的感叹，简此刻判断他们是做生意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听说过罗奇，也没有听说过他所在的公司。

走出海关大厅，两个美国人见到了罗奇，脸上露出惊讶，甚至可以说是失望的表情。罗奇中等身材，没有穿外套，比在伦敦时苗条，甚至有些清瘦，他靠在铁栏杆上，衣着和姿势无异于出租车司机和临时搬运工，只不过他是懒洋洋地站在出口。那两个美国人的失望和突然的冷淡传染给了简，立刻也成了她对此次会面的反应。

他们不习惯在公共场合接吻或拥抱。

罗奇说：“你和大人物坐同一班飞机。”

“他们一路上都在看黄色书。重口味的。”

“他们是铝土矿公司的。这个地方是他们的。”

“他们带我过了入境安检。安检员没有看我的护照或者回程机票什么的。”

“但愿你离开的时候不会因为这个而有麻烦。”

“我需要特别护理。”

车子经过一片已经热烘烘的绿色平原，车窗打开着。右手边是美得令人惊叹的山峦，蓝色的雾霭下绿意盎然，起伏的山脊线在晨光中显得十分柔和。简不认识山上的植被，只觉得是绿油油的一片。她想：以后，以后我就会知道这些是什么了。

报废的汽车；路旁高草地边地中海颜色的小房子。篱笆后面井然有序的庭院里的工厂；然后是垃圾场，望不到尽头的小镇，七零八落的店铺和挤挤挨挨的房子的斜屋顶，生锈的瓦楞铁皮，百叶窗和回纹窗格，后院的绿色植物，电线，歪歪斜斜的墙，破烂的人行道，没有清理的排水沟，“真正的黑人，不要投票”的标语。接着，车子向上驶往高地住宅区，人行道变成路缘草带，房子变大了，周围还是可以看到一间间小棚屋。但是之后，棚屋不见了，只有宽阔的马路，大花园，大房子，植被把刚刚经过的市区和平原遮挡住了。往上行，感觉还是清早，随着车子盘旋而上，偶尔可以看见山下烟雾朦胧的平原，分不清哪里是陆地，哪里是沼泽和大海。

一道水泥墙壁，沿山坡而下，草坪一侧的两条水泥路还处在阴影里；一间爬满常春藤的平房，一栋宽阔的大房子，面向一个红花点点的绿色山坡。百叶窗的房间，关上红杉木窗，屋里一片漆黑；一个黑人女佣，咖啡。简渐渐入睡，旅途中的画面颠三倒四地出现在她的梦境里：黑人，空姐，两个美国人，夜晚的机场，白天坐车经过的绿色平原；飞机的引擎声还萦绕在她耳边，就像某样东西抹去了那个被她抛在身后的世界的痕迹，筋疲力尽和紧张焦虑，她感觉自己好像侵犯了他人领地，她愈发觉得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她在一片漆黑中醒来，一时不知自己身处何方。她起身拉开红杉木百叶窗，强烈的阳光让她睁不开眼。

这不过是四个月前的事情。那一天一夜一晨的旅行，那些一连串的梦一般的画面在简的新生活中仍然历历在目。她刚到这里的时候，到处还都是绿色的，山上繁花似锦。但是紧接着就开始干旱，而且她听说这是四十年来最严重的干旱。山上的树木都枯了；很多竹林着了火；高地住宅区的植物也沾染了市区的某种颓废。树木凋敝；植被大都干枯稀疏；邻家的房子现在看得到了。但是山下的市区和平原还是和简第一天到这里时一样陌生。同样没有改变的还有她一到这里就产生的信念：她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其实她隐约料到会这样。她早已习惯料到她的决定可能是错的；她开始觉得这个世界又一次辜负了她。

在伦敦，简觉得罗奇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她为自己挑中他的眼力而自豪。那时在她看来，罗奇是个实干家，而在她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可以被称为实干家。那些人，记者、政客、商人，每星期每星期地对报纸上最新危机事件、电视上最新议题发着牢骚；他们鹦鹉学舌、人云亦云；他们几乎歇斯底里地谈论着这个国家的衰败。但是这些小危机总是会过去，秘密议论的政治阴谋和商业诡计最终化为乌有；他们说的尽是些陈词滥调，久而久之，人们不再相信他们说的话。失败永远是别人的事：成天把危机挂在嘴边的人自己却往往十分平静，满足于自己的职务，生活在自己的职责之中，故步自封，跟自己谴责的那些人差不离。

简感到虚弱、漫无目的和隐隐约约的不满，这种不满现在针对的是这个世界，是男人。一天晚上晚饭前，在她家里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她当时和情人在一起，他是一个左翼记者，她对他的观点不再感到惊奇，她看穿了他的虚伪和野心，也不再读他写的文章。她喜欢他的英俊，但仅仅像喜欢一幅画：这具外表光鲜的躯体给予她的太少。他压在她身上，她没有反应；他想亲吻她，她把头扭开；她的私处干干的，他难以进入。突然，她一把将他推开，他赤身裸体、毫无防备地站在床边。她无意取笑他，只是弯起右膝，点了一支烟。他问：“你干吗这样？”她回答：“我想干吗就干吗。”他给了她一个耳光，重重地打在她的下巴上，烟从手里掉了下去。他又给了她一个耳光，她的脸热辣辣的，她哭了起来；她敏捷地捡起掉在床上的香烟，起身裹上床单，冲进浴室。她任由眼泪肆意流淌，却小心地不发出声音。她等着他来敲门：打算不作回应。她听见卧室里的脚步声，听见脚步声到了走廊，然后走下铺着地毯的楼梯，最后她听见前门关上的声音。她在浴室里待了一会儿，等着门铃响，等着被拯救。但他没有回来；这时她发现自己湿了，顿觉失望和恶心。

这件事之后不久，她遇见了罗奇。他刚刚出版了一本讲述自己南非经历的书。他被逮捕、严刑拷打、审判、监禁，后在国际组织的抗议下被驱逐，他在南非的资产亦遭冻结。第一次见面罗奇并未给她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但是后来她读了他的书，通过他的书接近他。而不久，她便感到不可思议，她居然根据他的书和他在书里描述的经历就判定自己了解他。

在简看来，罗奇是个实干家，和她认识的任何人都不一样。他话不多；他没有一套一套的理论；单是他这个人本身就扩大了她的世界观。她一直觉得南非颇为神秘，而罗奇仿佛把她带到了那个遥远的国度，带入了真实的事件和行动；她觉得他让自己对人类的可能性有了新的认识。她很高兴他的长相并不出众，旁人奇怪她看上他什么让她感到满足：这个四十多岁的小个子男人，一脸愁容，面颊凹陷，从鼻子到嘴角有着深深的皱纹，眼光略带嘲讽。

两人从不谈论南非，也不讨论他的书；至于他被严刑拷打、投入监狱的事情，简宁愿不去想。他来自一个更为重要的世界；她认为他和自己一样看到了她所在的这个世界即将被摧毁，而且他不仅看到了，还有所行动。他是一个实干家；他的书和经历就是证明；她以为他的过去在召唤他，所以当他没有停下来享受他的书带给他的荣誉，而是突然决定离开伦敦，接受这么一份不太靠谱、待遇也不怎么好的工作，来到这座小岛，为一家听起来像是由殖民店主们构成的公司工作，她以为他是要去一个新的、令人意想不到的世界纷乱的中心。

简已经决定要追随他，追随他的生活。她已经决定等房子一租出去就跟随他离开。可是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引起了她的怀疑。罗奇竟然张口大笑；以前她只看见过他微笑。罗奇张口大笑，他嘴角上翘，露出萎缩的牙龈和长长的臼齿，之间有着黑色的缝隙。简感觉自己仿佛瞥见了一具骷髅的牙齿，瞥见了半人半羊的萨蒂尔，瞥见了这个人的灵魂。她一度觉得他相貌不凡，甚至开始觉得他英俊。而这一瞥像是瞥见了一个丑陋的陌生人。她让自己把这个荒谬的瞬间抛到脑后；她已经下定决心。可是在她到达的那一刻，她的怀疑又回来了。在她的这些感情经历中，她总是会得到某种警告、某种小暗示，某种预示未来的小信号。而现在，被预示的事情就在眼前。

四个月过去了，如今她知道了她到这里第一天就知道的事情：她来到了世界尽头的某个地方，来到了某个穷尽了所有可能性的地方。她自己都觉得奇怪：当初在伦敦她怎么那么单纯，竟然相信世界的未来在这样的地方酝酿着，掌握在这样的人手中。

高地住宅区自成体系，与城区不相往来；起初邻居们生活其中的那种歇斯底里的状态吸引了她。在这里，在这个她自以为来到了世界中心的地方，人们谈论的却是离开，是移民加拿大和美国所需的证件：这些谈论是秘密的，因为离开一出口就好像是背叛和投降。没有人比哈里·德通哈更像高地人，没有人比他更原住民、更安定。可是自从哈里利用经常去加拿大出差的机会弄到了加拿大的永久居住权的消息被不小心走漏了以后，这些品格一夜之间就变得令人恐惧和恼火。

哈里把家里一间装有空调的休息室布置成酒吧，酒架上挂着一个发光的小牌子，上面写着“哈里酒吧”，摆着他收藏的尊尼获加威士忌和其他酒吧物品。这里一直以来都是大家聚会的地方。屋里的气温低到可以穿羊毛衫和毛衣；灯光昏暗；来自各个国家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酒吧广告营造出移动的圆圈、泡泡或喷泉的效果。就在这里，在一种奢侈的、度假似的而非具有危机感的氛围中，大家习惯了与站在自己的吧台后面的哈里谈论空调，谈论当晚室内会冷到何种程度，谈论当地局势。

起初，简还等着弄清楚这些局势的详细情况，等着认识人们口中的那些人物，山下市区里的实干家、政客。可是人物众多，他们的行动原则混乱不堪，话题转瞬即逝，很快，简就失去了兴趣，不再想谈论新的政治联盟，反正这些联盟常常是一事无成，也不再想分析新的政治威胁，这些威胁同样稍纵即逝。这里不会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这个地方就是它所呈现的那样，不会再多。再者，罗奇也并非像她原本想象的那样身居要职——她清晰地记得她在机场的海关大厅向那两个美国人提起他的名字，等着他们发出惊叹的情景。

简明白了，罗奇是来这座小岛避难的。他是雇佣他的公司的一名职员；他属于高地住宅区这种地方；他是半个殖民者。他在这里远不如在伦敦有名气。简至今仍不理解罗奇为何如此突然决定离开伦敦。她怀疑这座岛上是否有超过六个人读过他的书。当然，他有一定的名声，在南非受过苦的名声。没有这个名声，他是不会被萨波利切公司雇佣的，自然也就不会得到工作许可。对这个名声有尊敬，但是还有别的：一种奇怪的施恩的态度。

简想不通为什么这里的人对罗奇抱有施恩的态度，对格兰德利特太太却是敬重，甚至是敬畏。格兰德利特太太出身于一个老种植园主家庭。她是一个棕色皮肤的老女人；在她举办的鸡尾酒会和晚宴上，她总要说点什么或做点什么，提醒黑人他们在她的房子里显得多么奇怪，直到不久前都只有黑佣才可以进她的房子。

格兰德利特太太的本地口音相当重。她说仆人们说的英语；这是她的特权之一，也是她与自己请到家里来，有些还操着一口纯正的英国英语的黑皮肤要人保持距离的方式。在这些聚会上，格兰德利特太太总是能设法说一次“黑鬼”这个词，仿佛只是一种幽默，她喜欢引用一些旧时街上或种植园里说的带有“黑鬼”的习语，希望她的客人们能听懂。比如，说什么东西非常合适，她会说“就像山药适合黑鬼的嘴”一样合适；那些黑人听了就会哈哈大笑。一次，简听见她形容一个话太多的人说他的嘴“就像一个生病的黑鬼的屁股一样动个不停”。

这些把来格兰德利特太太家当作一种荣耀的人在那里夸张地假装自在，对于这类老掉牙的种植园习语，他们与她一起哈哈大笑，不去理会掺杂在她话里的种族挑衅。而同样是这些人，却可能对罗奇咄咄逼人。他们知道他的南非史；他们觉得跟他在一起是安全的。但是他们好像要进一步考验他，每一个初次见到罗奇的人似乎都想听到他发表一些个人声明和爱的宣言。通常这些人一开口就把种族歧视归咎于罗奇，或是摆出一副罗奇要为他这个岛民在其他国家所受的一切侮辱负责的样子。这种事情简碰见过不止一次。

还有一件事也奇怪得很。这些在格兰德利特太太面前避而不谈种族问题的人，却爱跟罗奇打探南非的事。他们想进一步了解黑人在那里遭受的侮辱；而当他们听到他们想听的内容时便表现出尴尬、不安甚至是愤怒。一天晚上，当罗奇谈论那里的气候，谈论那里热爱体育运动的人们，谈论白人的健康体格，简看见周围人那冷冷的恨意。罗奇也看见了。从那以后，即便别人逼他——这件事不胫而走——他也不再谈论了。

格兰德利特太太在她旧式的老房子里挑衅黑人；黑人就来挑衅罗奇。他们对罗奇的要求要比对格兰德利特太太高得多。数周后，简发现尽管大家对罗奇的过去确有崇敬之情，但是在很多人眼中，罗奇不过就是一个丑角。他不是什么专业人士和生意人，他没有任何重要的技艺。他是一个做善事的实干家，永远不会呈现出什么成果，他所做的就是代表他的公司与穷人打交道，组织男子俱乐部和体育活动，在这里发个奖杯，到那里送个板球装备。他与吉米·艾哈迈德共事，很把他当一回事，比那些给吉米钱的人还认真；他贿赂贫民区的小子，让他们去画眉山庄工作。

在高地住宅区和其他任何地方，当地人，不论是不是黑人，都可以对未来、政客和政治冷嘲热讽。可是罗奇，因为他的过去、他的书（这里几乎没人读过他的书，书里记述的事情是那么遥远，完全属于另一种生活）和他的工作，却必须对未来持一种比较乐观的态度。罗奇应该为自己辩护。可是他从不多说。他似乎对别人的嘲讽满不在乎，对有人要他讲讲他的工作时人们彼此之间交流的眼神满不在乎。

于是，简发觉：在这座在她想象中将会上演拯救世界的行动的小岛上，罗奇只是个难民。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他住在哪里不是由他说了算的。他以大公司雇员的身份入住高地住宅区，他的职位高到可以分到一栋房子，而邻居们也是以此接受他的。在哈里的酒吧，人们愉快地跟他打招呼；他被看作高地住宅区某个古怪但可靠的居民。而他似乎也接受这样的角色。

正是罗奇的消极被动让简觉得失望、反感。他们刚认识的时候，罗奇不愿多作解释，他的平静让简认为他有着长远的眼光，对未来有着某种设想。即便是现在简偶尔也会想：如果不考虑她的失望而是着眼于罗奇的人生，他也许就是一个圣人，从高处俯视着芸芸众生的愚蠢行径，并一次又一次地给予原谅。可是她看到了他萨蒂尔式的笑，瞥见了他那长长的臼齿、变黑的牙根和牙齿之间宽大的缝隙。他的眼神和话语从不表露什么。简明白，以前她以为他是把他的愤恨一直压抑在心里，对在南非的遭遇的愤恨，对出了岔子的人生的愤恨，有一天他会爆发并采取行动。然而如今，她已不再相信他有这样的激情。他唯一有能力做的似乎就是进行廉价的挖苦，主要是针对她。她已认定：根本就没有什么谜，罗奇没有什么事情要报复，他性格之中的某个部分，某个行动的马达，已经被切除。

当简对罗奇还抱有期待时，她从来不问他在南非蹲监狱的事情，不愿让他谈论他所受的侮辱。可是有一天，当她在心里已将他放弃、为两人的关系画上句号，她问他难道不曾对在监狱的遭遇怀恨在心。而得到的回答令她大吃一惊。罗奇本可以给她看个伤口、向她吹嘘某种美德，抑或只是诉说一段经历，可他却说：“你得明白我一向认可权威。这可能跟我上的学校有关系。”

*

就这样，这天早上简醒过来，就像她第一天醒过来时那样，发现红杉木百叶窗的房间里一片漆黑，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发现她又在一个男人身上看见了并不存在的东西。

简走过罗奇房间外面的镶木地板走廊，他和她一样也把房门微微打开以便空气流通，来到后面一间几乎空荡荡的大房间。这个房间没有什么功用，只是公司住房没有装修的空间的一部分。她打开折叠门，来到凸起的砖砌门廊。铁桌、啤酒瓶和酒杯都蒙上了露水；空烟盒浸湿了，水淋淋的；铁椅上集了一座子的露水。

太阳还没有升起；下面，在棕色的山坡下，平原和寂静的城市在雾霭中影影绰绰，沼泽上空白雾茫茫。简绕到房前。草坪和草坪四周湿漉漉的；近来露水是草坪唯一的水分来源，因为自从干旱以来政府禁止浇灌花园。从草坪一侧的土墙可以看出这里在被夷为平地之前是什么样子：草和草根长在一层薄薄的表层土上，一种砂岩，红色黏土。靠近土墙的草坪表面满是小小的黏土块。

简心想，她什么时候决定离开就可以离开，这是多么幸运啊。没有多少人有这样的自由：做一个决定，然后付诸实践。这是她幸运的地方之一；每当这个时候，她总是用这点幸运来安慰自己。她有这个特权：这是她最大的信念，超越其他一切她在生活的冒险中储存在她灵魂里的那些零碎的、互不相干的想法——她从一打男人那里学到的由一打理论组成的垃圾堆。她可以离开；她可以使用那张她到达时移民官员没有查看的回程机票。

她是幸运的，她有特权。然而，每当危机来临，而她的危机总是与她在男人方面的失败密切相关，她就会看到这个世界处于危机之中，而她的特权虽然可以带给她安慰却毫无用处。她可以回到伦敦；那个她已经放弃的社会，那个她认为面临毁灭的社会，依旧在运转。她会在伦敦安全地生活，但是是安全地生活在衰败之中。

简总是在自己身边看见衰败，即便只是在日常生活中。火车站的自动售货机里装满了糖果，可她知道总有一天里面会变空的；它们注定是要空的，正如她孩提时所见的那样，不过是堆还没有人想到要拿走的破铜烂铁。她看见已经无人居住的大广场，没有人住得起那里的房子。她看见越来越小的空地；看见建筑另作他用，与原先的设计不符。看见一栋房子外挂着一块伦敦郡议会颁发的名人故居匾牌，会让她联想到她周围住的不再是名人伟人，在未来几年内再没有哪栋房子有资格挂上这样的匾牌。

没有哪栋房子、哪个人物会被铭记。她知道，她感觉得到。然而她依恋着自己的房子，寻找具有实干精神的男人。她关注时尚的每一个变化，却也知道大多数时尚都是华而不实的。在一家新开的高级餐厅，在崭新的装修中，她可以看出衰败、劣质的迹象。

她生活在变化之中，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但是这并不能掩盖更大的世事无常的事实。可是她有特权：她每天都要对自己说一遍。安全是她特权的基础。然而，她却讽刺地看见周围的人都是逐利争名之辈，只在乎死板的规矩和形式，看不见灾难正在逼近。在她眼里，她的女性朋友都是一些空容器，等着男人来填满。这些男人的名字在她们的交谈中一遍遍出现，罗杰、马克、约翰。而当你看到本人，就会发现他们和这些女孩一样空虚。然而罗杰、马克、约翰也曾是简心目中的模范男子，她在他们身上看到非凡的品质。简就在她的言、行与感觉的矛盾之中，在知道自己安全却又抱着世界在衰败、在走下坡路的观点的矛盾之中，从一个危机走向另一个危机。

可眼下她身处异乡，这种变化无常的感觉更加明显。报纸和政府说褐色的山里隐藏着游击队员。屋后光秃秃的山和后花园，楔入一片林子和一个隘谷；在那个看不见的隘谷里有一群赤脚的流民，衣衫褴褛、疯疯癫癫，每天早晚成群结队从那里经过，他们步伐轻快，嘴里念念有词。简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高地住宅区看上去高高在上、很安全，其实隐藏着不为人知的人性的躁动不安。这些大房子，这些大花园。这里的房子永远不可能置齐家具，永远不可能成为居住了两三代人的家。它们永远不可能像格兰德利特太太的老木房那样，木工装饰腐烂了，阿拉伯式浮雕花纹的内拱都沾上了灰尘，深褐色的地板已经翘起但被磨得光滑明亮，木地板的硬漆木纹从软一些的木头上凸显出来。而高地住宅区的这些新房子再过多少年也还是如此：只是一些水泥壳。即便运来一卡车一卡车的表层土，这里的花园也永远不会开花结果，不会凉爽，不会有绿色的步行道。这些花园太大了；它们总有一天会缩小。山下凌乱的市区和郊区工厂会慢慢蔓延上来，穿过公路和树林，最终占领这里。这个地方不可能出现伟人，它已穷尽所有可能。

天空明亮起来，沼泽上方的白雾渐渐散去。白天难得的凉爽很快就会过去。整个大平原上会开始燃起火焰，从高地住宅区透过一个个小孔往下看，就好像大地到处都在冒烟。远处，机场若隐若现。飞机的形状不是十分明晰，只是一些白色的小亮点。

格兰德利特太太曾说：“有时我只是看着机场，心想它真是好远啊。”她这么说只是想制造不安，但是很容易想象高地住宅区被封锁、包围。事实上，如今每天晚上就已经有种被封锁的感觉。警察在山上所有的主要道路上设置了路障，为晚宴、酒会，甚至是去哈里的酒吧增添了冒险色彩，也为高地住宅区居民的歇斯底里提供了意义。他们觉得受到山下的威胁，越搬越高，直到像在简和罗奇之前住在这栋房子里的人家一样，不能再往上搬就飞走了。

房子里没有留下什么以前那些住户的痕迹。黄褐色的水泥墙壁上干干净净，没有钉子的痕迹，没有挂过相片。空荡荡的后屋的踢脚板上有一些划痕和黑色的擦痕，可能是一个或几个孩子玩游戏留下的；但是仅此而已。

屋外的痕迹则要多一些。他们在屋前靠着梯状水泥墙的一半假山一半花坛的地方种了玫瑰；幸存的纤弱的黄色花梗上有时还会开出小小的单花瓣花朵，当天开花当天枯萎。他们在黏土里种下的灌木，不仅没有长大反而干枯了。屋前唯一真正生长的是那些自己繁殖的小树苗：长在假山石头间的凤凰树，大门边上水泥裂缝里的三四株粉色风铃木，一株荆棘，黑色带刺枝条上长着数以百计的黄色小花。

屋后的水泥台阶延伸到了风化的山坡上，尽头有一堵挡土墙。台阶两旁的柏树发育不良，挡土墙底下长着些半死不活的百慕大草，雨季时，草坪和后门廊周围的草籽被雨水冲到了这里。挡土墙过去是一块平地，那里的土壤比较好，所以之前是一个菜园子，还种有香蕉树。简和罗奇都没有碰过菜园子。简很少走进台阶和挡土墙后的这片地势较低的园子；来到这里几个星期后她才发现园子尽头、隘谷边缘有一排洪都拉斯松树树苗。

前一户人家留下的最大的东西当属建在花园比较平坦的这一边的这栋不知是儿童屋还是临时房的建筑。可以看出是出自当地木匠之手：与其说它是市区随处可见的棚屋的缩小版，还不如说是翻版。小屋是木结构，紧贴地面，有一个房间和一个斜屋顶。墙是借用其他建筑上的旧木板搭的，所以五颜六色，还装有一扇旧镶板门。小屋看上去似乎仍完好无损，但其实已经开始腐坏。屋檐下有一个巨大的沙子筑的黑蚁窝，简原以为里面生活着很多蚂蚁，今天早上才发现蚁窝早已四分五裂，又干又空。

小屋的门开着一道小缝，简推了推，门开了，但是只能开到一半。一阵针扎似的刺痛划过简的手，像是被虫子叮了一下；简赶忙去拍刺痛的手，突然发现有人住在小屋里。

漆黑的小屋里只有透过木板缝照射进来的丝丝光线，满屋子散发着难闻的香烟、灰尘和旧衣服的气味，还有一股像是小动物尸体的味道。一个山上的流浪汉就睡在这里。他的头发乱七八糟地扎成长长的猪尾辫，有些地方是红棕色的，泛着厚厚的蓝色油光。一张大脸，阳光照到的地方很黑很亮。他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躺在另外一堆破破烂烂的衣服当中。

简拍打手的时候，那人咕哝了一声。简看见他身边有一把短剑和一个旧油漆罐。她立刻转身，门也不关，快步走回水泥台阶。到了台阶，她跑了起来，跑上台阶，跑过百慕大草和发育不良的柏树，没有回头。他在那里多久了？他把花园里那栋小屋当成他的家多久了？跑到最上面一层台阶，在木槿丛旁，简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她什么也没有看到。

简想起画眉山庄那栋小屋里的布莱恩特和他那咄咄逼人的猪尾辫。他和那个睡在儿童屋里的人一样，来自山下的城市和平原，站在高处，城市和平原一览无遗。刚刚在山坡下的花园里，景物的比例变了；简仿佛一时间被带进了包含在那个视野中的错综复杂的生活。

太阳出来了，照在简的太阳穴上，树林和儿童屋投下阴影。平原上的雾霭渐渐散去。山峦以前是绿色的，只是风景的一部分，是点缀着红色和橘色的森林火的近景。

简想起布莱恩特，想起吉米·艾哈迈德。Succubus。回到屋里，简透过半开的房门看见罗奇还在睡觉。她改变主意，没有叫醒他，而是退回走廊，来到大客厅，透过观景窗可以看见屋前还处在阴影中的草坪。简从放在几乎空荡荡的架子上的平装书里取出《学院英语词典》，翻到她想找的那一页：“Succubus：与睡眠中的男子性交的女妖。”

罗奇在房间里喊道：“简。”

简来到罗奇的房间，罗奇说：“我刚刚做了一个噩梦，就在你从花园回来时。有人要折磨我。一个穿深色西装的医生。他说：‘我们要把你阉掉。’我知道我不想让他在我身上使箱子里的那些家伙。而且要弄我只要去厕所弄就可以了。”

罗奇以前从没说过这样的梦，简感到不安。刚开始他确实很紧张，可是讲着讲着他的紧张好像慢慢消失了，最后他居然笑了。简不知如何是好，表达同情、发表评论的时机过去了。

简说：“人总会在醒来以前做各种奇怪的梦。”

一辆汽车或是货车停在屋外。它在马路上转了个弯，然后就轰隆隆地驶下山去了。

简说：“报纸来了。我去拿。”

房子的另一头传来收音机的声音，是女佣阿德拉在她的房间里收听早间的赞美诗节目。这个节目是一个美国南部教会赞助的，专门播放黑人灵乐。

阿德拉虽然年轻，却很虔诚。她身体健康、体形丰满，却没有落下过一场美国南部传教士在市区举行的信仰疗法集会。一开始简觉得这些集会听上去很有意思，阿德拉告诉她有跛脚的黑人扔掉拐杖、拆掉绷带，在月台上奔跑欢呼；有被施了魔法的男孩把原本嵌在肉里的钉子等金属成功取出。可是不久，简就后悔鼓励阿德拉去参加这些集会；因为自从她得知简和罗奇是未婚“同居”后就很不高兴。她坚持要穿一件白色制服，像一个星期五晚上的女传教士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搜寻简和罗奇的新罪行，满屋子都可以听到她的抱怨声。

简走到前门去拿报纸时听见阿德拉的尖叫。她知道她尖叫的原因：后阳台的铁桌子上放的啤酒瓶。

“朗姆酒！”阿德拉大喊，“朗姆酒！朗姆酒！我的天啊，他们居然在这栋房子里喝朗姆酒！”

吃过早餐——阿德拉回到自己的房间继续听收音机：音乐、广告、政府通告——简对罗奇说：“如果我告诉你我要回伦敦，你会说什么？”

罗奇正在看报纸上的警方新闻：前一天白天和傍晚发生的事件：突袭、枪战、贫民窟的斗殴，山底下城区很多人的生活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遭遇危机。

他说：“我会说但愿我能跟你一起回去。”

“可要是我永远离开，要是我不再回来呢？”

罗奇没有放下报纸，而是一直在读。直到摊开报纸翻页时，他才以他那一丝不苟的口吻说：“那就比较复杂了。”

罗奇没有再说什么。他的平静浇灭了简争辩的念头。情绪、感情和事件引导她采取行动。她一直有这个想法；现在更是如此。她早已决定；而把决定付诸行动的时刻就要到了。当罗奇回来吃午饭的时候，两人谈了别的事情；危机又好像过去了。

四

这 个男人占据了我整个的心思，让我再无心去想其他无关紧要的事情，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再见到他。他在英国受了那么多苦，我想他不愿意见到我这种人。在这里人们只把他看作一个黑鬼，但是我这种阶级的女人能够看出他的本质，我理解，在英国人们在他身上看到了什么。这里的人说他出生在一个中国杂货店的后屋，说他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混血黑仔，是一个中国佬在某个黑夜撞大运种下的，这太可笑了，但是我看得出他是一个出身高贵的人，只有我这种阶级的人才看得出来，在我眼里，他是一位王子，来帮助这些又穷又苦的黑人，没有人愿意帮助这些黑人，他们自己更是不求上进、得过且过。

他是他们期待的领袖，我坚信终有一天他们将在大街上游行，为他献上王冠，那时，人人都说：“这个人出生在一个中国杂货店的后屋里，但是正如凯瑟琳对希思克利夫说的那样：‘你的母亲是一个印度公主，你的父亲是中国皇帝。’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请注意，这发生在英国，在那些牙买加人和巴基斯坦人来到英国，让英国人产生种族情绪、变得不喜欢像他这样的人之前。他们将会把他看作一位王子，有着金色的皮肤。

好几次我开车经过他那栋孤零零的、令人生畏的房子，时常看见深夜时分他的书房里还亮着灯。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我不想打扰他、惹他厌烦，因为我知道他正在写那本约稿的书。一天，我鼓起勇气给他打电话，当他接听时我的心狂跳不止，我放下了电话，虽然我渴望听见他那温柔、有教养的声音，那深褐色的声音，正如很多人所恰当描述的那样……

吉米推开便笺本，打量起布莱恩特。布莱恩特正坐在两张毛绒沙发的其中一张上看报纸，尽力在翻页时不弄出任何声响。

布莱恩特过去不看报纸。但是斯蒂芬斯每天都看，布莱恩特也学样看起报纸来。斯蒂芬斯有自己的看报习惯。他特别爱看晚报。他不看那些外国新闻与政治要闻，他只看与警察相关的报道，而晚报上的这类报道更长、更新鲜，虽然常常和晨报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却多了不少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他要找的就是这些细节。他能从街区的名字，从警察和目击者对某个事件的描述，从汽车在哪里被盗、之后又在哪里被找到等信息中读出他的朋友和敌人在做什么。斯蒂芬斯就是这样看晚报的，就像在看一张写给他个人的布告。此刻，布莱恩特就在试着用这种方式看报纸，他仔细阅读清清楚楚地印在报纸上的种种细枝末节，半希望半不希望能以此获得斯蒂芬斯的消息。

停下笔，思路中断，孤独来袭，吉米感到写作后的虚弱。他打量着布莱恩特：扭曲的脸，一根根的小猪尾辫，一张一合读报的嘴唇，蓝色旧牛仔裤里纤细的双腿；吉米像为自己难过那样为布莱恩特难过。

吉米起身离座，在蓝色的地毯上踱步。他走进卧室，站在五斗橱上的电话旁。犹豫了一下后，他拨通电话，屏息等待。

阿德拉说：“罗奇公馆。”

吉米没有作声。

“罗奇公馆。”

吉米放下电话，回到客厅，在书桌前坐下。

我的心完全被这个男人占据。他很孤独，我看得出。这里的人忌妒他，他们的座右铭是：要灭灭这小子的威风，他们只想把他扔到树林里去任由他腐烂。在英国也是，英国人也想干掉他，于是编造出强奸和性骚扰，他的名气大到他们无法容忍，在他们看来，他只是一匹种马，所以他们把他送回来等死。但是他不是一个会被轻易打败的人，我相信他会让他们大吃一惊，他是一个令人过目难忘的人。

一天，我和往常一样浏览报纸以找寻他的新闻时，突然看到他将在狮子俱乐部[1]的一个大型集会上发表演讲，国内外的大人物，每个人当然都想听听他关于时事的看法。他将在艾伯特王子饭店的午餐时间发表演讲，我决心到时一定要去。

我在大堂的一处公告牌上看到他的名字和照片，我发现每个人都暗自兴奋，服务员们安静地聚拢在他正在演讲的房间外面。最后，我听见屋内传来一阵掌声，人们的欢呼仿佛永远不会停止。一个服务员喊道：“他来了！”只见吉米走了出来，身边的国内外大人物认真倾听他说的每一个词。这些人西装革履，而他穿着打褶的裤子和毛式衬衣，十分随意又不失体面，而且彬彬有礼，他与每个人亲切、友好地交谈。他的衣着也许随意了点，却展现出他黑豹般柔韧的身体线条。

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里。我不知道他认不认得我，我该不该上前跟他搭讪。正在这时，他说：“这不是克拉丽莎吗？”我说：“你记得我？”那些大人物往后退了一步，能让大家看到我是这个有名却十分谦虚的人的朋友，我无比自豪。他说：“我当然记得你。我欠你一块钱。”

一抹笑意掠过他的双眼，我无比惊讶，因为什么事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一定是看出了那天在山庄里我是多么害怕。我想此刻跟我说话的时候，他一定也从我浅色的眼睛里看出了恐惧，因为当我和他在一起，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被施了催眠术的兔子。我想束手就擒，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将用自己的双手掬来水，我将从他温柔的手里喝水，从此我将不再惧怕他。

吉米因为兴奋而虚弱无力。他感觉到自己的裤子湿了。他一面被那个美丽的梦折磨，一面又感到甜蜜的忧伤。那是他多年前还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听说的一个故事；只是一个故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慢慢变成一段对亲眼所见的回忆。一个周末，这个故事在市区的后院里传播开来，星期一早晨便被男孩们带到了学校。他们重复着从后院的女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对发生的事情心怀敬畏而非震惊，害怕惩罚降临到所有人身上，语气半是防卫，半是认命。

这是一个白人女孩在海滩被一伙暴徒强暴的故事。女孩流血，尖叫，然后昏了过去。其中一个暴徒跑到椰子树林里的一条咸水溪边，试图用双手为女孩捧些水来。

在那个星期一的早晨第一个把这个故事告诉吉米的男孩——从那个男孩的声音里可以辨出他住的那个后院的女人们的口音——那个男孩认为捧水的部分是事情发生后的疯狂和恐惧。而吉米却觉得那是整个故事中最感人的部分。这个故事深深地印到吉米的脑海里，他还逐渐想象出一个像旅游海报一样风格化的场景：椰子树下柔和的光线和模糊的树影，白色的沙子，阳光闪闪的浪花，纵横交错的弯曲的灰色椰子树干后面一片碧海蓝天，流血的女孩倒在一辆旧福特的前挡泥板上，掬着水的合拢的双手，感激的眼神，记忆里的恐惧。

吉米写不下去了。他从梦中醒来，发现四周一片虚空，发现自己如此细心准备的内心独白，却没有听众。他心神不宁，他想像福特前挡泥板上的那个女孩一样大叫。这种时候，他需要人群、冒险、邂逅，需要能够帮助他忘记自己的事物。可是周围只有一动不动的灌木丛和废弃的工业区。

他走过去站在布莱恩特坐的沙发旁，没有人爱、被抛弃、迷失方向的布莱恩特，简直和自己如出一辙。然而即便在布莱恩特身上也隐藏着某种美。他把一只手搭在布莱恩特的肩膀上，手指碰了碰布莱恩特的脖子。布莱恩特说了声“吉米”，报纸从手里滑落。要是他的美能够为人所知就好了。吉米把手伸进布莱恩特的套衫，抚摸着颤动、变硬的乳头，线条优美的胸部，再向下是结实的肚皮。布莱恩特开始吞咽口水，肚子上的肌肉收缩、下沉。往下，过了肚脐，是僵硬的腹股沟，有弹性的毛。他已经长成男人了，被隐藏的完整无缺的美。

“吉米，吉米。”

然而过了一会儿，吉米突然——几乎是粗暴地——把手收了回来，接着起身走进卧室，拿起电话。

简接的电话。“你好。”

吉米没有说话。

“你好。”简报了电话号码。

“简？我是吉米·艾哈迈德。”

“哦，是你。”

她上钩了：吉米能听出来。

他说：“你接电话的方式太英国了。只有英国人会这样接电话。”

“你指报电话号码？”

“你好吗？”

“累。而且热。”

假装生气：她要害羞了，要采取行动了。

“简。明天我要进城。要在艾伯特王子酒店见几个公司主管。他们请我吃午饭。你两点钟可以到大堂吗？你知道艾伯特王子酒店吗？”

“你找我做什么？”

“我们可以聊聊英国。我想在和公司主管们吃完饭后换换心情。”

“你要我一个人过去吗？”

“你愿意的话可以带主人一起来。不过我想把你的一块钱还给你。”

吉米停下来等着简的回应；他想大笑，想打破紧张，他能感觉到气氛正变得紧张。他想说：真是个坏小子。可是接着，他一本正经地放下了电话。

回到客厅时，吉米仍旧表情严肃。但是他的不安平息了。布莱恩特看出他的新心情，捡起报纸接着看起来。吉米感觉头脑清晰了；世界在他眼里变得无比美好。

[1]创建于1917年的全球性慈善服务组织。

五

吉 米打了一辆出租车，一点过几分到达艾伯特王子酒店。身着制服的门卫打开车门。吉米至今仍对艾伯特王子酒店感到不自在，所以总是选择坐车过来。以前，就在战争爆发之前和战争结束之后，在飞机和大批游客出现之前，艾伯特王子酒店是岛上最大的饭店；对吉米而言，即便他去过伦敦，这个酒店的名字也依旧透着奢华。

以前，围绕着大公园的这一带是一个高级居民区。后来住在这里的人纷纷移民或者搬往山上；公园附近的这些私人大宅被改造成政府办公室、宾馆或者公司的办事处；再后来，独立以后，就成了使馆和领事馆。尽管用混凝土进行了翻修和加固，也尽管内部嵌有铁柱，艾伯特王子酒店看上去依旧是一副老派大庄园的样子：木头结构，磨得发亮的地板，一个走廊似的露天大堂。以前酒店禁止黑人进入，接待自北方坐游艇到来的游客；在海滩被发现之前，这里就只有观光客。可如今，它有种被遗弃的感觉，现在的游客都到海滩边的酒店去了，艾伯特王子酒店成了本地人光顾的地方。门卫和服务生的制服都不如从前崭新、笔挺；建筑本身也开始出毛病，大堂的木地板已经变形。午餐时间，翻修过的空调酒吧里挤满了在附近上班的人；气氛随意，而以前这里可是高档场所。但在吉米心中，艾伯特王子这个名字听上去仍旧十分悦耳，仍旧透着特权和华丽。

吉米在露天大堂紧挨着空调酒吧的一把柳条椅上坐下，点了一杯橘子汁。到一点半，午饭时间来这里喝酒的人差不多都离开酒吧返回了办公室，大堂里没什么人了。后面的墙上贴着英国海外航空公司伦敦海报的旅行服务台空荡荡的；电梯也不忙；电梯司机、门卫和服务生在大太阳底下休息。

饭店面对着公园。干旱烧光了公园里的草，稀稀拉拉的几个午间行人匆匆走过，扬起一阵阵灰尘。在正常时节，公园是艾伯特王子酒店吸引顾客的地方之一，如今只是一块尘土飞扬的空地；灰尘都落到大堂的地板上来了。公园的围栏在战争期间被拆掉了，算是岛民对战争的一种支持，留下一个个小小的铁墩子。战争结束以后没有再装围栏，如今公园和人行道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界线。人行道因为大树不断延伸的树根而到处变得歪歪扭扭，公园里很多地方又被行人踩秃了。公园的另一边是第一个山脊，布满了疤痕似的住宅区，一道道红色的伤口即是弯弯曲曲的公路，红屋顶、银屋顶和黄白墙壁映在棕色的背景中。

橘子汁喝完了。简迟到了。吉米轻松了些。大约两点过一刻，简来了。她穿着紧身裤，腹股沟被勒出一条弧线；她不紧不慢地走进大堂，艾伯特王子酒店对于她显然没有对于吉米那么重要。

吉米看不出简此刻的心情。背对着公园里的阳光，她比他印象中矮，走路姿势笨拙，有点拖步。她的手臂相对于身体显得短了些，紧贴在身体两侧。她的脸是一个谜：他记不住她的脸，而此时，他想他明白这是为什么了。她的脸没有个性，轮廓模糊，难以名状；它可以变出很多张脸来。他注意到她的嘴，仿佛是第一次见到：她的嘴太大了，上嘴唇有点肿，好像被抽过似的，皱起的垂直线条表明曾经受过伤。这样的嘴巴让他联想到某些小孩子和仍然孩子气的大人的嘴巴：柔弱，被宠坏，还有着这种柔弱和受宠引发的残忍。

吉米已经想好要用怎样的表情和心情来迎接简了。可是此刻，当他审视着她的脸，他改变了主意。他站起身，走向她，说：“我的车在外面等着。”

“我们要去哪里？”

“我家。”

“到这里来真够辛苦的。我想喝点冰的东西。”

吉米跟着简走回他刚才坐的地方，大堂最里端。这个位置很开阔：前面是大堂，一侧有一条宽阔的走道，像一条室内走廊，再过去是一个露台，在水泥围墙内营造了一个小树林花园：这会儿太阳就在其正上方，在茂密的树林的阴影下生长着厚厚的葡萄藤和爬山虎，有着心形的大叶子，下面一点的叶子已经在干旱中枯萎，黑土干巴巴的。

吉米背靠着墙坐下，按铃叫服务生。简在一半在走廊里的椅子上坐下，把包放到了地板上，神态轻松。吉米注意到：这个女人有时间，她在等待事情发展。

吉米说：“如今在公共场所我都喜欢靠着墙坐。一种简单的防身法。在公共场所必须保持警惕。永远不要背对着门坐。”

简拿出一只蓝色圆筒的打火机点燃香烟。吉米注意到她淤青的上嘴唇向下遮住牙齿，然后紧紧闭住，这让他觉得有些反感。她的眼睛开始变得湿润；她不再像刚到的时候那么冷漠随意。

吉米提了提裤子，感觉自己的动作干净利落，自己的衣服也干净利落。他用右手的大拇指和中指摸着小胡子。

“打火机不错。”他说。

“法国的。用完就扔。我想里面装的是撒哈拉的天然气。”

简把打火机递给吉米。但是她的眼睛开始被怒气笼罩。服务员来了，她点了一杯朗姆宾治，然后抽着烟，看着那个小树林花园。

吉米把打火机立在桌子上。

他说：“你也许不相信，小时候我最大的梦想是在这里做服务生。以前这里不许黑人进来。”

“这地方真够破的。”

“人总是在不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才偏偏得到它。这个世界是为那些已经拥有它的人存在的。为那些无需冒险的人。”

朗姆宾治来了。

“比如你在画眉山庄看到的那台复印机。我们得到破得不能再破的东西，他们还期待我们感恩戴德。”

简抿了一口朗姆宾治，似乎恢复了精神。

“和主管们聊得怎么样？”她问。

吉米没听懂。他的脑子飞速转动，他感觉自己被出卖了。就像在梦境中似的，一堆混乱的画面迅速在他的眼前闪过：简坐车到了他家，看了他写的东西，一切暴露无遗。一时间，他乱了手脚，突然，他想起他们在电话里的谈话。

他说：“狮子俱乐部？”

“彼得是俱乐部的会员。他来了吗？”

“主人没来。这些生意人现在都站在你这边，可是我不会对任何人保证我会好好表现。我不会对主人保证。萨波利切公司希望我这样，可是他们休想得逞。”

“这里没人喜欢萨波利切公司。”

“我恨他们。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发家的吗？萨波利切是普鲁士或德国某处来的移民。他于一八〇三年到达。他去了特立尼达，在那里可以用黑奴换土地，你带去的黑奴越多获得的土地就越多。自由买卖。一八〇七年奴隶贸易被废止。就像英国的出入境管制：每个人都想赶在禁令生效之前再捞一笔。萨波利切从利物浦的一家公司订购了一船的黑奴。具体数量没有人知道。两三百个，一个人头一百英镑。船到了以后禁令就生效了，萨波利切拒绝付款。等风波平息后，萨波利切变成了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后来他离开特立尼达来到这里。这就是这家非常非常受人尊敬的公司的发家史。”

简的怒气又回来了，她的眼睛湿润了；吉米觉得她要么快要哭出来要么就要发脾气。

她说：“真不明白为什么每个人都要讲这个故事给我听。萨波利切的发家史我已经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了。”

“这是主人的公司。”

“又不是我的！”

吉米说：“听着。我不希望我们成为朋友。”

简一下子警觉起来，有所戒备。

吉米注意到了她的变化，说：“在英国我有太多的女性朋友。”

她明白他的意思。他打量着她的眼睛。

吉米没有给简接话的时间。他用下巴往公园的方向指了指，说：“以前上学的时候，下午有时我们会到这里来玩。打板球、踢足球。白人会看我们玩。我们就会故意调皮捣蛋。我曾在英国遇见一个小时候来过这里的女孩。她随父母来的，住在艾伯特王子酒店。她对这里的回忆就只有那些在酒店外面的公园里踢足球的黑人小男孩。我们推算了一下日期，我觉得她当时一定看见我了，我一定是那群黑人小男孩中的一个。你怎么看？”

“她是你不能与之做朋友的女性之一吗？”

这个女人在求爱，准备被求爱。

吉米严肃地说：“今天下午要见你我很紧张。我顾不上头发，顾不上衣服。一看见你的眼睛，我就体会到了我对你的感觉。它们就像现在这样。似乎要尖叫出来。”

简不想让这个话题中断，问道：“你干吗紧张？”

“我担心我的想象欺骗了我。”

“是吗？”

吉米没有回答。他按铃叫来服务生。“布莱恩特在等我们。他想把那一块钱还给你。车子会载你回来。”

简可能会拒绝。但是吉米现在知道她会去。

*

门卫不再斜靠在门廊的铁柱子上，他站直身，吹了一声口哨。马路对面，一群司机坐在一棵大树稀疏的树荫底下的公园长椅上，那个又矮又胖的司机听到口哨声，站了起来，拍了拍屁股。那辆美国大车在路上拐了个大弯，驶进半圆形的酒店车道。

高温和朗姆宾治作用下的简迷迷糊糊的，她注意到车的尺寸。真是又可笑又可怜，她差点笑出声来。门卫打开车门；吉米给了他小费。真是又可怜又可笑。车座很烫；太阳火辣辣地照在她的手臂上。车子离开灰尘满天、阳光刺眼的公园和遍布红疤的山峦，朝市中心驶去，越走越热；从车窗吹进来的风暖烘烘的。黑色的柏油街道，仍是居民区的样子；白色或黄白色的房子；又小又黑的阴影。蓝色挡风玻璃外是灰色的天空。

车里头很宽敞，两人坐在座位的两端，相隔甚远。吉米笔直、端正地坐着，左脚搭在右膝盖上，紧身裤向上缩起，露出薄尼龙袜，右手放在露出的下半截小腿肚上。简坐在司机的正后方。司机鲜艳的蓝色衬衫是亮闪闪的合成材料做的，透出底下的黑色皮肤和白色网状背心；被衬衫领口遮住一半的脖子上是一圈厚厚的黑肉和几缕稀稀疏疏的头发卷；从蓝色挡风玻璃透进的一束蓝光照在他赤裸的肥胳膊上。

吉米说：“那是网球俱乐部。”

简没有转头看，只是用余光瞥见路边有几栋建筑：没有空地，没有球场的影子。但是这一带就是这样：新建筑在老空地上见缝插针似的拔地而起。

吉米说：“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女孩，她父亲是情报局的。他到这里后，有一天去了网球俱乐部。有锦标赛还是什么的。当然了，黑人不准入内。看见这里的白人表现得好像没有战争这回事，他很生气。他觉得马提尼克岛上的维希人随时有可能占领这座岛。他问其中一名选手，坐在他旁边的一个男孩，一副酷酷的、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问他难道不曾想过应该为他的祖国而战。那个男孩回答说：‘我更喜欢打网球。’”

简坐在座位的一端，心不在焉地听着，沉默不语。朗姆宾治和酷热让她迷迷糊糊的，有种她喜欢的冒险感觉。她听着吉米讲那个女孩的事，一个没有名字、父亲在情报局工作的女孩，简知道这不过是他编出来希望吸引她注意的故事，觉得有点好笑，但她允许自己去想象这么一个女孩；允许他灌输给她的这些意象在她的脑海中漂浮，并以此为消遣。

简已经经过市区无数次了，早就看腻了车外的风景。此刻，当她的兴奋逐渐升级为恍惚，感觉世界在融化，她发觉自己捕捉到了细枝末节：老式西班牙建筑的天台悬挂在人行道的上方，衣衫褴褛的乞丐们呆呆地坐在那里，旁边是卖泥巴模样的蛋糕、彩色糖果和钉在板子上的彩票的老女人。简感觉飘飘欲仙，感觉自己正在从一个安稳的世界被载往某处暂时不安稳的所在，她在冒险。她料到了会这样。她没料到让她感到一阵惊恐的是自己突然间掉进了市区，未知的、之前从未来过的市区。然而身体里的另一个她却依旧觉得好玩：这车真可笑，自己怎么会坐在里面，怎么会和吉米坐在这样的车里面。多么令人费解；多么荒唐。

吉米在一旁说：“如今他们都走了。加拿大、英国、美国。澳大利亚。都走了。”

那些网球选手。多么古怪，酷热之中，为他们献上的挽歌。吉米说着，简听着，两人仿佛隔得很远。仿佛吉米被抛在了身后。

车子来到大广场，这里曾经有一片树林，有柏油步行道，如今则挤满了汽车和简易的木头摊位。一打的喇叭高声播放着雷盖音乐，一会儿赛过汽车和卡车的轰鸣声，一会儿又低下去。病怏怏的流浪狗在广场上游荡，有些就趴在人来人往的人行道上；简端详着其中一只，死气沉沉的眼睛，身上有一块从黄癣皮里长出的生肉似的瘤子。车子来到海边，大海并没有给人凉爽、清新的感觉：细细的粉红色铝土矿尘埃，生锈的瓦楞铁皮棚屋，燃烧的垃圾场散发出的恶臭：山峦、森林、大海、红树林，这里的一切都变得脏乱不堪。

简像从来没见过似的仔细地打量着车外的景物，越来越兴奋。此刻，车子开始在公路上飞驰，驶过山坡上的棚屋，驶过新住宅区的红色长街，每栋小房子都投下一样角度的阴影。炎热的空气，汽车的轰鸣，飞驰的速度，简听任着这一切的摆布：小小的亢奋，她相信这亢奋仍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她知道这种感觉很快会过去，世界会重新变得实在，她的视线会恢复清晰。

吉米时不时评论一下车外的景物。他说话含糊不清，简也没有认真听。小小的亢奋变成了冒险；简喜欢这种感觉，希望被这种感觉包围，这种晕晕乎乎的感觉，奇怪的是，吉米的在场并没有对此起任何作用：炎热制造的亢奋，越开越快的汽车，满眼的堆在衰败之上的衰败，腐烂之上的腐烂。

简盯着司机的脖子看，盯着鲜艳的透明蓝色衬衫的领口里那近乎光溜溜的黑色粗脖，盯着脖子上的那圈赘肉，盯着那几缕跟他皮肤一样黑的小卷发出了神。

“那个是哪里来的？”

这次吉米直接跟简说话。此时车子已经远离市区，来到了工厂区，路边是烧焦的路缘和凹陷的田野，田野里停放着废弃的汽车残骸。

简摸了摸吉米指的银项链，说：“摩洛哥的。”她本想说：别人送的，但是话到嘴边却变成：“六便士。一个情人送的。”

吉米仍旧笔直地端坐在座位的另一端，沉默寡言，被这段车程和简的沉默不语搞得很尴尬，不停地舔舌头。他和在画眉山庄第一次出现在简面前时一样沉默寡言，但是这次却显得十分荒唐可笑。

“他不相信贵重的礼物，他不希望我们俩之间有钱的事情。”简补充道。

吉米听出了她的语气，说：“一件送给应有尽有的女孩的东西。”

可是当汽车驶离公路，进入废弃工业区，周围只有灌木丛和灌木丛里残存的房子地基，简的兴奋迅速变成某种类似犹疑的情绪。当车子停在吉米的院子里，白晃晃的太阳底下一片寂静，灌木丛挡住了所有的视线，简注意到又矮又胖的司机的那对强有力的粗胳膊，顿生失望之感。

兴奋逐渐消退；简又能清楚地作判断了。房子还是她记忆中的样子：点缀着莫名的黑色和黄色斑点的钢青色地毯，架子上的书和照片，包括那张一个女孩或者女人被挖掉了的照片——是父亲在情报局的那个吗？简认识那么多男人，挑选那么多男人作为候选人，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原本被冷眼旁观的一个房间或者一栋房子突然就变了性格，变成另一种房间，充满某个男人的个人特征。这个房间此刻让她感到反胃；恢复清醒的她试着在脑海里迅速回放把自己带到这里来的一连串事情，改变了自己这一天的性质的事情，努力找回镇定。

吉米说：“你的眼睛好像要尖叫出来。”

简几乎是带着怒气转向吉米，两眼湿润，似噙着泪水。

吉米把手搭在简的肩膀上，然后被她的反应吓了一跳。她把嘴贴在他的嘴上，双唇大开。吉米吓了一跳，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当散发着烟味的舌头和嘴唇——曾经受过伤的嘴唇——为所欲为着——此刻没有了秘密，没有了情人从摩洛哥买礼物送她的虚张声势，言语变得苍白无力——当她的吻渐渐变得索然无味、毫无意义，吉米先是心想：这个女人真是如饥似渴，并不为之奇怪。可是他转念又想：这个女人根本就像个小女孩，无知得很，她想要的都在接吻里面，她以为她可以用表现强势来掩盖她的无知。

简胳膊底下的衬衫湿了；吉米这会儿才注意到。她的胸部紧紧地贴在他身上，他都不觉得那是胸，而只是一堆肉。简给他的反应时间太短了。他本应好好酝酿一下高潮，可此刻他感觉高潮在快速溜走。终于，他把嘴从简的嘴上慢慢移开，把她紧紧地抱住，喘着气。他感觉到高潮已经溜走，而且再也回不来了。

吉米抱着简，程式性地问：“我们要不要到隔壁房间去？”

简飞快地耳语道：“别问傻问题。”她的耳语一点儿也没有亲昵之感，然后立刻摆脱了吉米的拥抱。

简迈着进艾伯特王子酒店大堂时那种有点拖沓的步子，仍旧背着挎包，不紧不慢地走进卧室。她走在吉米前面，好像她知道怎么走似的。房间里铺着一张缀有鲜艳大花图案的栗色地毯，一张双人床上铺着黄色的烛芯纱床罩，仿木头纹理的床头柜，台灯，梳妆台，五斗橱上放着一部电话：像英国大街上家具店的橱窗里陈列的那种卧室，看上去非常刻意。地毯松松垮垮地铺在水磨石地板上，赭石色的水泥墙壁光秃秃的，房间里的光线单调刺眼。打开的窗户外面是一片死寂和炎热：烈日炎炎的浅蓝色天空，有气无力的灌木丛，连带刺的棕榈树的树冠也纹丝不动。

简无视吉米放在自己湿乎乎的腋窝底下的那只手，飞快地把挎包放在梳妆台上，麻利地脱掉鞋子，解开裤子，把内外裤一齐褪下，穿着衬衫飞快地倒在了床铺中央，把脸转向墙壁，好像屋里就她自己一个人。她的速度令他目瞪口呆；他害怕自己会再次错过高潮。她的冷漠让他感到孤独，他开始担心会失去她。他看见她的肚皮是白的，双腿晒成了古铜色。她的腹股沟处没有什么毛发，可能是刮过；那私处就像一张发不出声音的笨嘴。

吉米在简的身边躺下，没有脱衣服，再次被她那用力夸张的亲吻吞没，她的双唇张得大大的。他伸手去摸她腹股沟处的细毛，然后将手指慢慢往下移。这时，简停止亲吻，一把推开他的手，带着此刻伴随着她所有话语的怒气说：“别挑逗我。”吉米坐起来开始脱鞋。简已经退了回去；吉米再次感到害怕。他赶紧脱掉内外裤。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吉米僵坐在床上，听着铃声不停地响啊响。

“看在上帝的分上，去接电话。”

吉米站起来，简看见他腿上稀稀疏疏的扁扁的黑色小卷毛；他腿上的毛还比较像黑人的。现在他身上只剩那件毛式衬衣，看上去就像哪个从棚屋里头出来的小毛孩，那些小毛孩通常只穿一件背心，露在外面的小鸡鸡就像一个个小塞子。吉米就这样走向五斗橱，拿起电话。

电话铃不响了，突然变得很安静，可以听见从房子里某个地方传来的脚步声，橡胶鞋底踩在水泥地上的声音。

吉米透过房门喊道，“没事。没事。”

简一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马上就知道是谁了。

“是，主人。”吉米说。

简翻身趴在床上，大喊道：“记得把这事儿写到下一次的机密公报里。”语气很难说是笑还是生气。

她摊开手脚趴在床上，衬衫紧紧地贴在身上，双腿叉开，毫无优雅可言，她的臀部很宽，白白的屁股又扁又大，比她那晒成古铜色的腿来得光滑。

“我没有见过他，主人。”吉米对着电话说。

简把双臂塞到胸膛下面。

“我知道，主人。我知道。主人，我会给你回电话。”

吉米挂了电话，走过乱扔一地的衣服，回到床边。简依旧脸朝下，双臂压在身下，睡着了似的。他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臀部。她没有反应。他在她身边躺下，她没有动弹。他趴在她身上，又仅仅感觉到一堆肉，对她身体的形状失去了感知。简依旧一动不动。一阵怒火突然向吉米袭来。他一把抓住她的肩膀，从她身上起来，试图从她的后面上她。简大喊：“不！”猛地转过身来，把吉米甩了出去，胳膊肘撞到了他的下巴。他举起手要打她；可她闭着眼睛，说了句奇怪的话。她说：“爱，爱。”他笨拙地躺在她的身上，再次被她那夸张的亲吻吞没；他上了她，说：“我不行，我不行，你知道。”

“所有的男人都这么说。”

这时，就这样，没有痉挛，他那紧绷的小小力量从他体内泄露了出来，就这么结束了。他内心恼怒不已。

他把头靠在她的肩膀上，她的衬衫上，闻着她的汗味，不过为时已晚。

简说：“爱，爱。”

吉米退缩了，不情愿地滑出简的身体，他从她身上移开，把脸枕在她的胳膊上。

简问：“你每次都穿着这件毛式衬衣做爱吗？”

简的话音里连嘲讽都没有。她已经远在天边了。当吉米睁开眼，他看见简屈起右腿，露出刚才她不让他的手碰的地方，仿佛只有她自己一个人似的。屈起的腿，膝盖以上十分苗条，微微弯向一侧：她的姿势带有某种男性味道，她那只轻抚着那条腿的手也带有某种男性味道。她看着自己的手和腿。她多么细心地把自己的皮肤晒漂亮啊！她又是多么细心地把自己的腿毛刮干净！皮肤看上去就像被擦伤了一样；可如今已经有新毛长出来了。

“彼得想干吗？”简问。

“他问斯蒂芬斯的事。一个以前在山庄待过的小子。”

简抖了抖吉米枕的那只胳膊，说：“我要起来了。”

吉米离床沿很近。他站起来，穿着他的毛式衬衣站在床边。

简迅速地从她那边下了床，双腿一摆同时落地。然后，她胳膊一挥，一把将黄色的烛芯纱床罩从床上拉下来，床头灯都被她弄倒了；吉米没来得及端详简裸露的身体，她就已经把自己包裹了起来，出于在一次随意的性行为后想把自己隐藏起来的本能，出于想重新把对方视为陌路人的本能；接着，尽管包裹着硕大的床单，她敏捷地把房间里自己的每样东西都捡了起来，每样她刚才随意丢弃的东西，就跟不要了似的：她的鞋子、挎包、裤子和里面的内裤；带着她的每样东西，清除了房间里自己的痕迹，她走进隔壁的浴室，一副熟门熟路的样子，然后砰地把门关上。

半裸的吉米打量着房间。他错过了高潮；长久以来伴随着他的空虚又回来了；腹股沟上面那两处地方开始剧烈地疼痛起来。他听见她用马桶的声音，听见她冲水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她想再冲一次；可是没有水了。他开始穿衣服；这时他才发现刚才简在他身下躺着的地方，白色的床单上有一大块水渍，一大块渗过烛芯纱床罩留下的圆形污渍。感觉就像她的身体是独立于她的举止、言语和态度而存在的；可是他错过了高潮。

不一会儿，浴室的门打开了，简已经穿戴整齐，头发也重新梳理过；她又如陌生人般冷漠，仿佛不曾交出什么，需要被重新追求。透过浴室敞开的门，吉米看到烛芯纱床罩被挂在淋浴区低矮的砖砌墙上，乱糟糟、湿答答的。这个女人情人无数却依然如饥似渴；如小女生一般缺乏经验，却被宠坏；不知不觉养成娼妓的坏脾气和举止，在尝尽失败和耻辱后，在妓院的女佣身上寻求报复，想方设法为她们创造工作，下等人欺负更下等的人，从中品尝胜利的滋味。她现在看上去是如此冷漠；如此扬扬得意。吉米恨透了她。

他说：“车还在外面。”

简一言不发。

但是他还是陪她走了出去。在房子侧面的停车棚，简再次见到穿蓝衬衫的司机和那个绑猪尾辫的小子。她自己打开车门，坐进车里等着司机。

她几乎看也不看吉米，说：“我希望你从主管们那里得到了你想要的。”

简离开后，吉米腹股沟上面那两处地方疼得越来越厉害。他渴望布莱恩特的触摸，渴望布莱恩特温暖结实的肌肉和他安抚的嘴巴与舌头。

六

小 小的亢奋消失了；其实早在她到达吉米的房子之前就已经开始消退了。此时回到车上，重新坐在司机身后，重新盯着近乎光溜溜的黑脖子上的那圈赘肉和赘肉上的那几缕小卷发，简浑然不觉车外景物之凄凉，只觉得炎热和隐约的悲伤。这悲伤并非痛苦，而是她常有的一种心情，可以忍受。她回味着刚才的激情，可是房子和卧室的画面闯进了她的回忆。她的脑海里闪过只言片语，这些话并不是讲给某个特定的人听的，简想象自己像个孩子似的哭着说：“我到处找。我找啊找。”

内心的风暴逐渐平息。那些只言片语也平静下来，变成一种陈述。简把目光投向司机的后视镜：他那双小红眼睛正在打量她，并迎住她回瞪的目光。她转头望向车外的田野；路边的废弃汽车；远处男人们忙着把草塞进汽车后备厢拉回去喂牲口的小小身影；冒烟的山峦，在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的照射下呈黄色。但是她知道司机在时不时地盯着她；每当她往镜子里看，都会看到他那双作着评定的红眼睛。这时，一个完整的句子在她的脑海里闪现，一开始还没有什么含义，而等她琢磨过来，她吓了一跳。她想：我在玩火。多奇怪的话，如此突然又如此清晰地浮现在她的脑海里：不请自来，犹如一则对真实的暗示，破坏了原本挡在她和那栋凄凉的房子之间的安全感和距离感。

车子进入市区：安全了。燃烧的垃圾场：褐色的烟非同寻常的浓，油腻、刺鼻，简受不了，关上了车窗：五彩纸屑般的垃圾堆，浓烟之中影影绰绰的卡车、男人、女人、小孩，偶尔闪电般穿过黄色火焰的食腐乌鸦，提防着人类，在铁丝网旁不安地呱呱叫唤。火：冒烟的山峦、烧焦的路缘解释着那句话。可是这个解释并不能让她满意，并没有让她解脱。车子经过下午热闹的市区，向上驶往高地住宅区，空气逐渐变凉爽，平原在她身后下坠，越来越低，这一路上简不停在想：我在玩火。

到了，司机没有下车给她开门。简下车时说了声“谢谢”。司机只是抬了抬下巴，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表示他听见了。然后他立刻从座位上抬起又矮又胖的身子，扭头往后看，一只肥肥的黑胳膊抱在前座闪闪发亮的塑料椅套上，飞快地在车道上倒了车，驶出大门开上马路，不见了。

简的双腿之间湿漉漉的，身上都是那个男人的味道，尽管她在那栋房子的浴室里试图用香水掩盖。她觉得手指头上的味道尤其重。她得洗个澡。阳光透过红杉木百叶窗射进铺着白色瓷砖的浴室，又干又热。她关上百叶窗，脱掉衣服。可是水龙头里干干的。水很紧缺，一到下午就停水。

简累了，但她没有躺下休息。她把裤子和衬衫重新穿上，走出自己的房间。房子里就她一个人，她在几个大一点的屋子之间走来走去，然后来到后门廊，在一把铁椅上坐下，先是等五点钟开始上晚班的阿德拉，然后等罗奇。

当罗奇出现时，简对他说：“花园的小屋里住着一个人。”

简的担忧似乎让罗奇更冷静。他开玩笑地说：“可能是阿德拉的朋友或亲戚。我们得小心。”

罗奇走下屋后阳光照耀下的水泥台阶，走过发育不良的柏树。简在阳台上看着。罗奇打开门，然后抬头看着简，下午的阳光照在他微笑、露出疑惑不解的表情的脸上。简也走了下去。小屋的门一推就开了，里面空荡荡的。那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流浪汉已经带着他的罐子和破布离开了。只留下一股淡淡的旧衣服、动物尸体、油脂和大麻温暖的气味。

罗奇问：“你什么时候看见他的？”

“昨天早上。可我当时太害怕了，没有跟你说。”

“看来他似乎更害怕你。”

六点钟左右，阿德拉在厨房里喊：“水来了！水来了！”一时间屋子里所有的水管和水槽几乎同时哗哗作响。山上的阳光金黄，柔和；焖烧的天空慢慢暗下来；夜晚的雾气笼罩了平原和大海。简洗了个澡。

那天晚上她对罗奇说：“今晚我能跟你睡一起吗？”

罗奇说：“我不是应该习惯一个人睡吗？”

“不是为了你。是为了我自己。”

罗奇没有再说什么。简把枕头放到他的床上。

七

这 里的形势令人绝望罗伊，这里的人太容易背叛，黑色的脸戴着白色的面具，你不知道谁是你的敌人，敌人无时无刻不在渗透你的阵营。主人罗奇先生纠缠不休地询问一个他们送到这里来的小子的去向，城里来的一个叫斯蒂芬斯的小流氓头儿，他们想搞一场剧烈的政变，想让他取代我，好像我会让那小子把我拖到街上去让警察打死。不罗伊我就待在我这个没有设防的城堡里，时候到了我会采取行动的，到时人们会自愿来找他们的领袖。可是现在形势渐渐变得令人绝望，在死寂的夜晚我失去了勇气。我感觉自己必输无疑，他们在派其他的特工来，我不知道怎么对付……

吉米停住了。文字在依旧新鲜的伤口上盘旋。他审视着这个被侵犯了的房间：书本、相片、地毯、铺垫子的沙发，一切都摆放得整整齐齐。还有卧室，那张被玷污了的床，他到现在还是不愿意过去。多么凄凉！布莱恩特去哪儿了？他可以跟他分担此刻的痛苦，他的遭人嫌弃可以化解他自己的落寞。屋外的夜晚和灌木林。寂静无声。

有一个笑话，我讲给你听。一天我们这里教堂的一个大人物，一个主教之类的，用既不是拉丁语也不是英语而是某种黑鬼的语言讲道，他说那是一种非洲语言，约鲁巴语之类的，当然了这里的人都听不懂“摸不着头脑”，你听着，他讲的是绝望是大罪过。多可笑啊，这就像那些他们喂给人们好让人们保持安静的讲种族通婚的哈莱姆电影。这些人活在梦境里。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会相信人们还能消化那样的话。

我父亲的房子里有很多间公寓，我从上学的时候起就记得，那个时候如果你不去教堂，他们就用鞭子“打烂你的屁股”。可是如今那栋房子满了罗伊，没有公寓了。我想我和所有人一样欺骗自己说在某个地方有一间公寓在等着我，但其实我并没有真的在骗自己，你肯定不相信，早在我还是个从父亲杂货店的后屋去上学的孩子时，我就知道我是从那间后屋来到这个大千世界的，可它不是我的，我一直知道我在骗自己，我不相信自己有或者会有一间公寓。

别人拥有公寓，他们酒足饭饱，就像我们称为艾伯特王子“高级”酒店里的那些人，以前有时下午放学后他们会带我们去那里，去外面的公园，去玩，去让别人看看我们，去给我们看我们不能去的地方。即使在英国，当世界在谈论我的时候，当所有人都在随大流的时候，我也知道我没有公寓，一切终将成为泡影。

这里的事情令人绝望罗伊，当领袖自己都开始感到绝望，事情糟透了。整个地方快要爆炸，现在我看不出我如何控制革命。当人人都想战斗，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去战斗了。人人都想打自己的小战役，人人都是游击队员。

听见前门廊传来轻轻的脚步声，吉米转头看见布莱恩特站在门口，穿着深蓝色短袖套衫和牛仔裤，猪尾辫竖了起来，有些吓人，扭曲的脸流着汗，亮晶晶的，眼睛红肿。他站在蓝色地毯外面，在阴影里，等着吉米注意到他。

“布莱恩特。”

“田间劳动。”布莱恩特说，然后走进房间，他走路的样子和摆头的姿势暗示他在生气，不想说话。

他在一张沙发上坐下，拿起报纸，稀里哗啦地翻起来。台灯的黄色灯光照在他那扭曲的半边脸上，照出瘦得皮包骨的额头。他的嘴角有白色的唾沫，红肿的眼睛像快要哭出来了一样。

吉米知道布莱恩特的脾气，没有理他。有布莱恩特坐在旁边，吉米变得冷静了。他看了看刚才写的东西；似乎写远了。他的绝望自动清除。他一时失控，可现在他好多了；现在他又能清楚地思考了。

“是的，克拉丽莎，”这个迷人的、了不起的男人说，“我欠你一块钱，我记得你。”当他说这话的时候我紧张起来，我看着他的眼睛，知道戏该收场了，我感觉到他能看穿我，什么事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他表白。

我说：“吉米我找你是为了警告你。他们恨你吉米，他们想干掉你因为他们害怕世界上被压迫的人对他们的恨，害怕被压迫的人们找到一个领袖。他们决心找出并且干掉这些领袖吉米。”

他说：“克拉丽莎回去告诉你的老板们我再也不会逃走了。”我说：“我的老板们吉米？”他说：“没有人会把我从我没有设防的城堡中拉出去枪毙克拉丽莎。你听着克拉丽莎以前我曾被你这样的人蒙骗过可我不会再上当了，你满口讲革命但其实你属于统治集团克拉丽莎，你以为你来到可怜的黑人面前炫耀一下乳白色的大腿他们就会相信你说的话。你以为你来跟黑小子们玩玩然后就可以回家去，但是我告诉你克拉丽莎，黑小子们不玩了。我知道你在玩什么把戏克拉丽莎，现在告诉我你父亲是不是情报局的？”

我说：“吉米我告诉过你我请求你理解，我有我的职责可是我被你这样的男人迷住了。”他说：“黑小子们不玩了，酒店大堂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你的把戏克拉丽莎，看看四周，看看这些服务生，你以为他们不知道你是堆腐肉，你以为出租车司机们不知道，每个人都看到你在公共场合跟我搭讪，他们会知道你是堆腐肉的，所以我得警告你以后你恐怕只能在白天、在公共场所走路了克拉丽莎。”

他的话让我的心充满恐惧，我看着他一眨不眨的眼睛却看不到同情，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让他知道他占据了我的整个心思，没错我是统治集团的，我是某个阶级的，我只有靠诋毁英国来减轻怀疑，我理解我在他眼里看到的憎恨，看到那种憎恨我什么都明白了。

“这是你的一块钱，”他把一张钞票扔到桌子上，说“我已经跟服务生结账了。”说完他转身大步离开大堂，所有人惊讶地站在原地，包括我。

我不知道该往哪里看，我感到孤立无助，他说得对，服务生用奇怪的眼神看我，出租车司机用奇怪的眼神看我，无论白天黑夜都是如此仿佛吉米让我在这个地方再也待不下去，我在每一张我看到的脸上都看到他那流露出强大嘲讽的脸，我开始意识到这样的心神不宁会把我逼疯。我害怕极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而现在我不能告诉我的丈夫，我只能承受，我感觉自己只能寄希望于吉米的怜悯，求他再给我一次机会，因为我知道是他在主宰我看见的身边的憎恨，只有他能将这恨转变为爱。

在公共场所我小心翼翼地走路，在安静的地方也是如此，因为我不知道什么东西会突然扑向我，每当看见有人走过来我都要问自己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想干什么。当然我恨这些懒惰的人，难怪他们无所作为，可是现在我害怕自己对他们抱有的这种憎恨和不屑因为我感觉到我会遭到报复，不管走到哪里我都害怕遭到报复，在街上，在高地住宅区，在满是游客的海滩上，因为每个出租车司机每个服务生都知道我是什么，一天中午在海滩上我正在小树林里散步突然看见一群跟画眉山庄的那个小子绑着一样猪尾辫的小伙子，他们慢慢朝我走过来我走快他们也跟着走快，接着他们取笑我追我，我知道我的时候已到只有吉米能救我，我开始穿过树林往大海的方向跑因为那里至少有游客救生员什么的可是我好像永远到不了那里，我口渴，天空碧蓝万里无云我想喝水这时我看见远处有一辆汽车我拼命朝它跑去我跑小伙子们也跟着跑我看见那是一辆有弧形前挡泥板的旧福特——

“那只老鼠！”布莱恩特突然把报纸扔到地毯上大喊道，“吉米，今天我看见那只白老鼠了！”

吉米吓了一跳。他周围的光线变了；他转头看见布莱恩特不是远远地在中午的海滩上，而是坐在一张毛茸茸的沙发上，脸颊一半亮一半暗，眼泪快要夺眶而出。吉米推开椅子站了起来。

“别碰我，吉米！”布莱恩特大喊道，“你要是碰我我就杀了你，吉米！”

吉米本想用亲切的土腔土语安慰布莱恩特，一开口却变成严肃的标准英语。他说：“她来找你，布莱恩特。她想要回她的一块钱。”

“吉米，吉米。”布莱恩特把头往后一甩，哭了起来。

吉米走过去把手放在布莱恩特的肩膀上，用手指按住他粘了沙子的套衫和底下湿漉漉的皮肤，把脸贴近布莱恩特的脸，说：“我会把她给你的。”

八

每 天早晨醒来，罗奇心想：我把我的一生建在了沙子上。他曾以为自己是一个实干家，如今却惊讶地发现他已离那个自己那么远，变成了一个坐等事情发生的人；他平静地等待事情发生，这种平静在他每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带给他一阵恐惧，这种恐惧在随着一天的惯常生活的开始而在阳光下消退之前会凝结为一句话：我把我的一生建在了沙子上。

他在等简离开他；他在等他在萨波利切公司的公关工作变成一件毫无意义的事，他所做的一切变成徒劳。在他看来这两个失败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他心想：我把自己困住了。一个失败他可以对付；可两个失败，还相互交织在一起，在这个被遗忘的世界的角落，让他不知所措。他既不能行动也无法撤退；只能等待。

然而他知道在他周围的很多人眼里，他是一个要干一番事业的人。这可以理解，但是也很奇怪；因为他没有什么政治教条，也不再梦想功成名就，甚至也许他根本就从未这么梦想过。倘若他有一套理论，一套政治信仰，他就可以把这些东西抛到一边，承认他的理论是错误的，像他的一些同事做的那样，怪罪这些理论或者怪罪这个世界辜负了他的理论，从而不必为自己开始新的人生而有背叛之感，这样反倒容易些。可是他没有什么理论；他不相信理论；他对自己做过的事情抱有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不会随着失败，或者随着对曾经激发某些行动的信仰的放弃而消失。

也许他是有一些机会抽身，回到本属于他的生活中去。他可以不用在南非遭受严刑拷打；他可以不用写那本书；他可以不用接受萨波利切公司的工作；即便接受了，他也可以不用跟画眉山庄和吉米·艾哈迈德打交道。责任感，惰性，也许，也许还有一阵小小的不期而遇的乐观主义，总是觉得这次的决定会带来某些好的结果，会最终解放他，让他能够回到以前的生活。然而每个决定却让他离他觉得是自己本应该过的生活越来越远，让他在四十五岁依旧漫无目的。他是个有远见的人，甚至可以说是愤世嫉俗的。他对人对事的反应很快；可是到了行动上，他就常常无视自己之前察觉到的。他总说：“你只能顺应环境。”他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在他忽略了某些事实以后做出来的。

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把简看透了。他注意到了所有的蛛丝马迹；但是他们的关系却是建立在他忽略这些迹象的基础上的。

当时简是准备出版罗奇的书的公司公关。那时罗奇刚到英国，在南非生活了多年后，对英国的售货员、出租车司机、接线员、秘书的快节奏还很不适应。简打电话邀请他共进午餐，讨论书的宣传，电话里的她声音迷人、能说会道；他以为这是出书的例行公事，便不好意思地答应了。他以为会是一位专业人士；可是当他来到出版社的办公室，女前台接不通简的分机；他在等候室里翻阅出版社的书目，打量一尊铜色小雕像：一个袒胸露乳的苗条女人，头顶举着一个空篮子或者空碗。大约十五分钟后简才出现，而且令他吃惊的是，她是从街上回来的。她出去买东西了，忘了吃饭的事。

原来简才刚开始做这份据她称“可怕的”工作。她半是道歉地说着这份工作的可怕和她对业务的不熟悉，邀请罗奇分享她以此为乐的心情。她说她不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接着又暗示其实也没关系，因为反正这是一家“很烂的”公司。

罗奇不觉得自己的书有多了不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能把这席关于公司的话简单地看成一个不把工作当回事的懒惰女人的言论。简表现出一副言之凿凿、深恶痛绝的样子。于是罗奇追问她；他问这家公司为什么很烂。她说不上来；她无话可说。她笑了笑，睁大眼睛，红着脸，羞答答的，以此结束了关于公司的话题，结束了耍脾气的心情。在展示了热情的天性后以微笑来掩饰，罗奇着实吃了一惊。

令他同样惊奇的事情还有：当简收起她的魅力和小女生似的不称职，她开始谈论他的书，那双大眼变得湿润。罗奇立刻就发现她根本就没有读过他的书，还发现她对他所写的这种类型的书有着自己的想法，急于将自己置于这个她想象中的作者的立场上。她说：“殖民地的警察太可怕了。”罗奇听了怔住了。她说这句话时毫不犹豫，语气坚定，好像源自对这个话题颇有研究。“殖民地的警察”，这里的年代错乱不像是故意的。在罗奇看来，这句话不像是读历史书获得的看法，而更像是从历史事件亲历者那里得来的二手材料——以前无意间听到的谈话，别人的经验：她只是把这些东西记在了脑海里，突然间想到了就拿出来用。

她的无知令人咋舌：报纸的宣传白做了，他的书白写了，但是她的热情盖过了她的无知，盖过了她业已造成的忙碌和心烦意乱的印象（午饭前去买东西，忘了自己热切安排的饭局，情绪突变，忙得没时间看报纸），必是因为心烦意乱她才做出这些不耐烦的动作：手腕一挥，把手套扔到餐桌上，好似在拍一只苍蝇，亦似一个好装模作样的打牌人打出一张王牌。

罗奇没有纠正简“殖民地的警察”的说法，也没有告知她自己到底写了一本什么样的书。他写的东西太私人了；而她又是这么无知。此外，他的政治观点很复杂；写这本书让他发现它们比他所意识到的还要复杂。他对自己的书有些赧颜；他知道即便经过出版社的编辑加工，他的书还是语意不明、冗赘难懂；虽然重写过，但他还是无法克服想要掩盖自己被捕、遭受严刑拷打、蹲监狱、最后获得释放的悲惨经历的本能。

罗奇懒得跟她解释，任由她把一套详尽的关于非洲和种族的革命观点，一个特殊的秩序即将被消灭的观点，安到自己头上。他没有反驳；可是看到他没有如她所愿表示认同，简放弃了这种宏大的视野，转而说起伦敦从西印度来的公共汽车售票员，说他们又有效率又幽默风趣却饱受种族歧视，好像认定罗奇会表示同情。

简说最近在她的一个朋友家，当这个朋友开始说“移民”的坏话时她愤然离去。罗奇可以想象她走出那栋房子的样子：他想象她做着一些粗鲁的动作，比如突然坐直身体，然后随着这一肢体动作的发出，发现自己不能不把整个行为完成：捡起打火机、挎包、手套，穿上大衣，动作迅速、夸张。罗奇用意识的眼睛津津有味地观看着这一画面，觉得颇为有趣。但他并不相信简仅仅是为了那些公车售票员而离开朋友家的；他怀疑她是否真的离开了。虽然简说：“无论什么都不会促使我再跟她讲话。”他还是不相信她真的跟她绝交了。

简的世界简单、夸张，而且女学生气，虽然她已经是个二十九岁的女人了。她似乎意识不到自己的想法有多单纯，自己有多孩子气；这种怀疑的缺失，就像一种自知之明的缺失，让她显得强势，增加了她的存在感。她是那种他不想与之争辩也懒得纠正的人。他只注意到，午餐时，她不断抛出一些她自认为激进的观点来寻求他的认同和赞赏。这令他始料不及，心生感动。

于是，简为讨论罗奇的书而安排的这顿午餐变成了她的观点的一次展示。她成了实干家，探求者；他成了她的听众。简时不时会为他的书、他的人生、她想象中他经历的危险而称赞他两句；但是最后总会说回到英国，说回到她自己，说回到她所属的阶级的观点，她似乎急于教诲给罗奇。“殖民地的警察”一说暗示在她眼里世界的组织结构依旧很简单，暗示她还活在一个已经消失的时代，或是对一个已经消失的时代的想象中；她如此迷恋英国和她的阶级，表明她还认为英国是世界的中心。

吃完午饭，两人走回简的办公室；在她那个小小的房间里，罗奇见识了她如何担任主管。刚才她邀请他一起拿她的不称职开玩笑，而现在她则邀请他分享她工作中的恼人事。她朝电话那头的一个男人大喊大叫了一通；放下电话后，她红着脸，眼里闪着怒火对罗奇说：“你究竟能指望一个整天靠点头哈腰讨生活的男人做什么呢？”由于被她迷得神魂颠倒，他觉得她讲电话的方式和之后的解释合乎情理，可以接受；后来才意识到其中的矛盾。

刚开始，简还会试着站在他这边，或者说是她认为的他这边。现在，他半个人已经被她拉了过去。他觉得她不仅与她的工作、她的阶级和英国显得不和谐。她与某种更宏大的东西也显得不和谐；他开始被这种神秘，被他在餐厅里感觉到的她身上的心烦意乱所吸引。

简年纪轻轻，十七八岁的时候就结了婚；她把这段婚姻说成是一次绑架。出于某个罗奇没能听明白的原因，她把她的早婚归咎于她的母亲和一个叔叔（她的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她责怪她的学校没有给她良好教育，初入社会的她傻乎乎地准备把自己交给遇到的第一个男人。

她嫁给了一个年纪比她大一倍的男人，一个当时被认为正在往上升的政治家。可是自那以后他就开始下落，后来成了商人；虽然此刻简说到他的政治观点时语带鄙视，说到他的“美貌”时语带嘲讽，但是很明显，当年他的英俊和卓越都深深吸引了她；虽然她总是说对于这桩婚姻她是被迫的，但是从她说的其他事情中可以明显看出当年她才是追求者，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集美貌、卓越和财富于一身的政治家，在她之前的女人都没有发现他的优点。这个政治家似乎并不知道这个女学生在追求他，直到他的朋友对他说：“你难道看不出来那个女孩喜欢你吗？”简说起这段往事忧伤里带着快乐，仿佛这是她唯一的浪漫时期，以后就开始了漫长的不幸人生。

这位英俊的政治家由于单身太久，改不掉学生时代的习惯。甚至在蜜月期，这个年轻姑娘醒着躺在他身边的时候他还在自慰；整个蜜月期，漫漫白日，简都被晾在一边。“我当然想一直待在床上。”简对罗奇如是说，这第一次性的警报让他感到不安。她说起他教给她的五行打油诗，一些扼杀激情的黄色诗句。只有妓女才能让他兴奋起来，付了钱马上来；对简他几秒钟就完事了，通常他更喜欢独自手淫，说这些的时候简仍然像一个刚刚发现男人的神秘之处的女学生。

被简如此描述的这个人小有名气，他的照片偶尔会登上财经版面。罗奇推算出他应该跟自己差不多年纪。昔日受人崇拜，如今惨遭背叛；这进一步向罗奇拉响了警报。也许是简夸大其词；他们的夫妻生活一定还有其他方面。然而简对这个男人的无情鞭挞也是对她自己早年受打击、受伤害的人生的无情鞭挞。

两年以后两人离婚了。但是这并没有给简带来真正的解放。她暗示那以后她换了一个又一个情人，仍不停受伤害。她直言不讳地详述自己如何被迫堕胎。听她的语气，好像这一切都不是她的选择。事件、社会、男人的本性，以及她作为女人的需求把她推进了性的丛林，让她在未知中危险地摸索。

罗奇以为自己理解这一切。于是，不出两周，两人开始交往：简是受伤害的那个，而他，虽然自己的生活一团糟，却是给予安慰的那个。他很快渗透到他在她身上发觉的激情的核心。他就是那个理解她的人：简表现得仿佛他的确是一样。在她夸张丑陋、又突然又古怪的孩子气、气势凌人得让他吃惊的亲吻中，他觉得自己能够看到她过去的一切。

这些不过是不到九个月之前的事。当初两人如此迅速地达成的共识，最终却成为两人关系的限制。在产生不悦、紧张和怒气之后，他们只能回到这种共识中：简是受伤害的那个，罗奇是给予安慰的那个：简似乎对这样的共识心满意足，而罗奇却觉得越来越乏味。

若是在伦敦，两人也许早就好聚好散；这段从未超出预想的关系只会给他留下一抹淡淡的回忆。简会消失在偌大的伦敦，他偶尔会在别的女人身上瞥见她的影子，听见她发表过的观点。他将能够认出她；他将满足于成为她又一个失败的情人。然而在这里，在高地住宅区，她和自己一样是外国人，没有东西给她作掩护，而摆放着结实的木制家具的空空荡荡的公司房和褐色的山脚下快要爆炸的市区也向罗奇提醒着他自己的失败，在高地住宅区，他的未来在视线中渐渐收缩，同时他意识到自己年纪已经不轻，在这里他渐渐依恋上了简。

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已经把简看透了：那些全是她的表演。然而伦敦掩盖住了的东西在高地住宅区这里，为时已晚地现于光天化日之下。在伦敦，罗奇常常看见别人（他自己也是）把简忽来忽去的怒气和不友好误以为是在表达一种观点。在伦敦，她从这里那里，有些甚至是从他这里借去，然后凭印象胡诌的简单评论往往被看作她完整如一的性格的体现。如今罗奇发觉，在伦敦，简像个外国人；也许她也发现自己像个外国人。也许她觉得她这些简单的观点换作从其他背景的女人嘴里说出来不足为奇，但如果出自她口中就不那么简单了。

然而在这里，在高地住宅区，人们并不了解英国人的说话方式，加上简跟罗奇联系在一起，因此人们仅从字面上理解她说的话。这里的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压抑着的歇斯底里状态之中，人们的野心和妒忌不再和车、房或者好东西有关，而是和安全感相联系——把钱转移到海外，弄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居留签证——就连地道的高地人哈里·德通哈也悄悄地弄到了加拿大的永久居住权。这里的人认为他们目前的生活方式即将结束，而简却随意兜售着她的虚无主义，随意发表着世界即将崩溃、体系面临瓦解的观点，讲一些这里的人不爱听的话。没有人相信她的热情。她从伦敦来，她可以回伦敦去，没有人把她当回事。

一天晚上在格兰德利特太太家，罗奇看见一位律师年轻的妻子面对滔滔不绝的简变得默不作声；接着，这位年轻女士僵在那里，装作没有看见简的样子。这是一位棕色皮肤的漂亮女人，穿着一件收腰的蓝色礼服，很优雅，脸颊上涂了一抹胭脂，显然是为大房子里的这次晚宴精心打扮了一番。这个变化发生在无声无息之间，没几个人会注意；但是罗奇，当他将这位女士的优雅和庄重与简的滔滔不绝和紧张不安，此时已渐渐变成咄咄逼人和歇斯底里相比较——而且那天晚上简穿了一件北非条纹麻布裙——罗奇头一次发现简在外表上的不雅，这把他吓了一大跳。简不停地讲啊讲，似乎没发觉到有什么不对劲儿。但是她是知道的，而且她觉得受伤了。那晚回家后，她十分沮丧，一言不发：从那以后，她开始远离，不久就变成厌恶他们在高地住宅区的生活。

一群无聊的人，简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群等着被拉去宰割的羊；他们活该有此下场。简继续搜寻着证明他们无聊的证据，罗奇看着她的厌恶与日俱增。他不止一次地听见她拿出她的法国打火机，对要看看这种罕见型号的人说：“我想里面装的是撒哈拉的天然气。”这属于她惯于丢出的一类评论，这句话无疑是从她有时说起的伤害过她的众多失败情人之一的那个记者那里借来的。在伦敦这也许是句有趣的话；在初次见到她的人听来这句话可能代表知识、机警和一点对政治的关心；这句话可以引发多种话题：法国，阿尔及利亚，阿拉伯人，勘探，世界自然资源枯竭等等。可是在这里，这句话只是被听作一个地理事实，没有人懂得如何往下接。

简生活在一群没有世界观的人中间，她本以为一旦离开英国就不会这样了。她生活在一群只关心自己的境遇和自己的政客（简已经不再费心去试着记住他们的名字）的殖民者中间。她生活在一群听不懂她的语言的人中间；她感到格格不入。也许正是这种与周围这群视野狭窄、缺乏想象力的人格格不入的感觉，让她更加直言不讳、热情高涨；也许正是这点成就了发生在格兰德利特太太家的那件著名的、令人难忘的事件：她说到岛上的种种触目惊心，说到“在垃圾堆里翻找的可怕的小黑虫”，硬生生地打断了大家的谈话。

这就是她的伦敦作风，她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她不在乎自己的观点是什么；是她的作风把她推得太远了。对此她心知肚明；那天回到家，罗奇一言不发，简红着脸，露出羞答答的微笑以作回应，和两人初次见面那回她答不上来为什么那家出版公司很烂时一样。

没有了听众让她做熟悉的自己，她的阶级本性——在那栋房子里，和罗奇这个唯一对她一知半解的人在一起，简开始故态复萌。伦敦掩盖了的东西在高地住宅区一点一点地暴露出来。对英国和她所属阶级的迷恋，衰败的观点，认为世界将被熊熊大火吞噬的观点：在伦敦时，罗奇以为这源于她确信这个世界不是它应该是的样子。后来才发现她的想法更简单：世界将被熊熊大火吞噬是因为它不再是原来的样子，或者说不再是她以为的原来的样子。在这种想法背后是阶级和金钱的固定特性，对此伦敦的她似乎浑然不知。

这种浑然不知留存下来。她没有记忆：许久以前罗奇就得出过这个结论。她全无义务让自己的态度和行动保持一致。正如他发现的那样，指出她的自相矛盾是没有用的。她不会感到羞愧，因为她根本不在乎，她无需向任何人解释什么。她只为自己当时当下所做的或所说的负责；她就是她此刻所是的样子。罗奇曾被他眼中的她的神秘之处所吸引。可如今他当初认为是在受伤和不幸中产生的热情，在他眼里却变成了“不可能受伤害”。

对于这段关系，简并没有投入多少感情。现在回过头看，从一开始她就随时准备撤退。当初，简在认识他没多久的情况下就离开伦敦跟随他来到这里，在他看来这是个了不起的举动，是她热情性格的体现；但其实那不过是因为她觉得自己不可能受伤害，相信一切到头来都会无果而终。罗奇知道自己的角色从安慰者变成了伤害者。他成了她又一个失败情人，又一个与她所想的不一样的人。

简从一个试图把自己歇斯底里的世界观灌输给高地住宅区居民的女人——那些凭印象胡诌的、热情洋溢的评论毫无逻辑可循，看似就要引领她得出某种结论，却从未曾有结论：许多事情搅混在一起：来自西印度的公共汽车售票员在伦敦受到的蔑视，她那些女性朋友的肤浅，岛上触目惊心的棚户区，山里的游击队员——变成了一个冷静、置身事外的访客。

简对他的失败、他的工作也渐渐变得漠不关心。她假装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彼得最近就是在忙这个吗？”“彼得这么说的吗？”刚开始语带讥讽，后来就变成了无所谓。于是高地住宅区人人都知道他们关系破裂；而且认为是他做得不够好。就他所知，在高地住宅区，人们所说的不够好只可能指性能力；他还知道人们将这与他在南非蹲过监狱联系在一起加以解释。

简再一次来到了一个周期的末尾。现在，从被抛弃者的角度，他可以看出她将如何发动新的一轮攻势。她在这里没有听众，暂时休眠；但是他可以想见，等回到自己的国家，有了熟悉的听众，在经历了又一次失败的冒险后，她又会发出同样的热情、伤心、受伤的信号：又一番表演，出于本能，没有心机，就像当初引他上钩时那样。安全的、根基牢固的海葵在海底摇曳着它的触须。

她的本能、她的浑然不知、她的不可能受伤害：他迷恋上了她。他渴望在她的不可能受伤害上留下些许凹痕；他渴望让她看清楚她自己。然而日复一日，他从高地住宅区下到衰败的市区，驶向自己在萨波利切公司那些老办公室里毫无意义的公关工作；日复一日，他越来越软弱。他是个无用的人；他也开始像简看他一样看自己；虽然他和她的观点似乎不谋而合，虽然他们很少吵架，因为他们在看待这个岛和岛上的可能性方面很少有分歧，但他开始渴望她的崇拜，她的大度，渴望她能理解他目前的生活，理解他的努力白费了，生活辜负了他的乐观，想到这点他便觉得沮丧，因为这就像是在证明他现在确实一无是处。他以前从不曾寻找这种认同；他意识到这是个危险的信号。每天早晨他都在想：我把我的一生建立到了沙子上。

九

在 市区的这一带街道十分狭窄，有些比羊肠小道宽不到哪儿去，而且蜿蜒曲折。掩映在高大的面包树和芒果树下的房子十分矮小，有些简直可以说是袖珍，每栋房子矗立在自己的那一小块地里，几乎把每个缝隙都填得满满当当。在当地艺术家为旅游业创作的画里，这里仍旧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红色的锡皮屋顶边缘是一圈白色的浮雕花纹，映衬着高大的绿树，粉红色的夹竹桃和红色的一品红弯向狭窄的人行道，还有弯弯曲曲的小路和绵延的山峦。但是如今即便在画里人们也能看到黑色的柏油街道尽头是肮脏的土路，越往山上就越细，岔出一条条小径；越过交错的红屋顶，可以看见光秃秃的山坡上散落着一些细木桩支住的小木屋。在旱季，棚屋呈现出灰尘的颜色；风化的山峦反射着光和热；整片地方就像一个火山口，被包围着，没有空气。

这里曾经是一个体面的下层社区。如今这种体面仍然随处可见：一些小房子外排列着整齐的篱笆，正门还挂着铃铛，或者蕨草吊篮，在小小的前阳台上投下阴影。可是夹在小径、绿树、红屋顶中间的居民区已经不复当年。有些房子里仍住着人家；但是更多的房子已经成了年轻人偶尔借宿一晚、蹭一顿饭的营地，这些年轻人打小就发现自己流落街头、无家可归，只认识这些房子里自己唤作“姨妈”的上了年纪的女人。

如今这个居住区混乱无序，很明显缺乏市政管理。空房子被改造成了钢鼓乐队的活动场所，或者露天汽车维修店；没有轮子的小汽车和大卡车堵塞了小路。排水沟里满是垃圾，黑黑的水面上泛着一层白色的泡沫。墙上涂有过期的竞选标语、种族口号和编造的非洲人名：夸梅·曼丁哥（奴隶，仆役长），有的字迹潦草，有的则相当工整。这些标语和名字之间有某种竞争的味道，一个比一个稀奇古怪，营造出一种幽默的效果，与威胁和愤怒的文字形成强烈反差。

这就是斯蒂芬斯住的地方。这就是他拉帮结派的地方。三个月前，他便是让自己从这里被带到了画眉山庄，带到了土地上去：如罗奇所愿，斯蒂芬斯让自己相信了他那半政治的口号：土地，在土地上劳作的尊严，基于土地的革命。现在斯蒂芬斯不见了；罗奇很担心。简从画眉山庄回来以后说过山庄是游击队员的掩护所。她只是随口说说，大概已经忘记了说过这话。可是罗奇记得。他不相信报纸、广播和电视上讲的游击队员。但是他相信城里的匪徒帮派。

斯蒂芬斯母亲的房子在某条旧柏油街道一条分叉的土路上。罗奇把车停在柏油路面上，离拐角有一段距离。现在是下午两点，一天当中最热、最静止无风的时候。街道上空空荡荡，暴露于太阳光底下；电线杆几乎没有投下什么阴影；房子的阴影都缩回到了屋檐下。锁车门的时候，罗奇听到一阵嘶嘶声。他刚要转头，却突然停住。一个男孩穿过柏油街道径直朝他走来。罗奇戴上墨镜。

男孩说：“你。给我一块钱。”

罗奇没有走开，而是看着男孩。他看见靠得很近的呆滞眼睛，右眼皮上有一个小脓包：被吞噬了一半的灵魂，已然一具行尸走肉，注定失败的人生。

男孩说：“一块钱给你洗车。”

罗奇试了试车门的把手，说：“一块钱帮我看[1]车？”边说边朝拐角走去。

男孩走在他旁边，不停地用双手比画着。他低垂着手肘，抛出手臂，张开手掌僵硬地做出撒东西的动作，好像要让自己看起来很生气。他嚷嚷着：“一块钱，伙计，嘿，一块钱！”

罗奇不理会他，而是将注意力投向他刚才待的那个院子：说不定他的朋友就在那里看着呢。

这时，一个男人穿过土路朝他们走来。罗奇正要左拐走上那条土路，突然听见那男人说：“嘿，离那个男人远点。”

这个声音让罗奇警觉起来。一个深沉、放松的声音。一张冷静的脸：一张知道自己的价值的脸。一个买得起软革皮鞋的人，皮鞋虽然普通、没有擦亮、布满灰尘，但是鞋背却显雅致。这是一个有工作的男人，一个有目的的男人。惊奇过后，直觉告诉罗奇：这是一个便衣。罗奇带着怀疑又迅速地瞥了那个男人一眼：他已经走开，天气如此炎热他却步伐轻盈，没有渗汗的尤卡坦短袖衬衫在旧牛仔裤上方摆动，证实了他的怀疑。他心想：这栋房子正在受到监视。

罗奇慢慢地往山上走，动作夸张地避开石头、坑洞和布满灰尘的垃圾，一边想着：我应不应该卷到这件事情当中？但是他知道现在回头已经太迟了。

罗奇要找的房子原本是左手边的最后一栋。但是没有铺砌的土路胡乱地在山坡上延伸，两边盖起了房子；路被踩平了，像涂了灰泥似的又硬又滑；山坡上分叉的土路尽头散落着一些小木屋和营房。

斯蒂芬斯太太的房子就是这些袖珍房子中的一栋。水泥墙壁，瓦楞铁皮屋顶，四英尺高的水泥台基。小鸡在台基附近的浅坑里又厚又干又脏的尘土中休息，在酷热中张开嘴咯咯直叫。这栋房子显出几分气派；它不是棚屋；与其说是山坡上的房子，不如说是柏油街道上的房子。它是按本地区的标准样式建造的：从中间纵向分开，右边是几间卧室——前面一间卧室的门式毛窗户打开着，松弛的窗帘绳上挂着半块蕾丝窗帘——左边是一个小阳台、起居室和厨房。

罗奇走上一段浅浅的红色水泥台阶，来到阳台。两把扶手起泡、椅垫褪色的莫里斯椅就几乎占据了整个阳台。起居室门框上的白漆已经开裂，而且很脏。他敲了敲门，然后咬着眼镜腿转过头。他先抬头望了望天空和盖满房子的黄色山坡，然后又低头看了看穿尤卡坦衬衫的男人刚才站着的那条没有铺砌的土路。他看见两个街区以外有一个与人行道齐平的小酒吧，生锈的瓦楞铁皮篷子下那敞开的入口黑洞洞的。

罗奇本打算待一会儿就走。他只想问问斯蒂芬斯的事，试探一下斯蒂芬斯太太知不知道她儿子的下落。可是当斯蒂芬斯太太猛地打开摇摇欲坠的毛玻璃门时，罗奇发现自己已经决定绝口不提她的儿子。

斯蒂芬斯太太是一个身材匀称的高个子穆拉托[2]女人。齐膝的裙子在胸和肚子部位勒得紧紧的。短短的头发编成一个个小辫子，眼睛凹陷，脸颊上有一块不健康的、发亮的肿胀。

罗奇庆幸自己不打算提起斯蒂芬斯，因为当斯蒂芬斯太太说：“啊！罗奇先生。你吓了我一跳。我透过玻璃往外看，纳闷这个白人是谁。”当她这么说时罗奇从她的语气和冷淡的态度，就像是在跟站在他右肩后面的某个人说话——判断出她一点儿也不友善。

斯蒂芬斯太太把罗奇请进屋时故作自然，她的眼睛似乎一直扫视着街道和山坡，然后才转身走回屋内，在涂了清漆的地板上拖拉着拖鞋，小心翼翼地穿过挨挨挤挤的家具：和阳台上那两把莫里斯椅配套的长椅、一张中心台、一个餐具柜、一张大餐桌和六把餐椅：标准的岛上旧式家具，罗奇高地住宅区房子里家具的缩小版。

斯蒂芬斯太太不是一个人。屋子远角，窗户旁边，一个老一些的女人坐在一把餐椅上。她的个头比斯蒂芬斯太太小，更瘦，扁平的脸上挂着微笑。

罗奇说：“我刚好路过这里，斯蒂芬斯太太。”

斯蒂芬斯太太说：“是啊，是啊。我所有的朋友都是刚好路过。要喝冰果汁吗？邻居，你要喝果汁吗？”她一边走出后门一边说：“只有我的孩子们不来找我。”

罗奇朝那个老妇人笑了笑。后者也朝他笑了笑，没有说话。

关于她的儿子，斯蒂芬斯太太已经作出声明。她话里的责备和怀疑在这个令人窒息的房间里徘徊下去：虽然门式窗打开着，屋里仍旧没有一丝空气。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但此刻罗奇觉得他得把这趟社交拜访进行到底。这间屋子让他感到压抑、不安；他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浅粉色的水泥墙壁上挂着斯蒂芬斯太太的几个孩子的镶框照片。一个年轻男人穿着学位袍：这很像一张摆在伦敦照相馆橱窗里的照片，被拍照的人看不见摄影师的嘲讽，眼里只有恭维。其他那些面孔：路人的面孔，在街上毫不起眼，奇怪的是，这些在这里被赋予荣耀的面孔看上去却更加脆弱。这个世界是多么不堪一击，沉重、过多的家具填满了整个房间，却又好像不属于这里：你可以轻易地忽略掉那套莫里斯家具和餐桌餐椅；可以轻易地把这栋房子想象成一小块黄泥土地上的一个薄薄的空壳。

水泥墙壁上的涂料已经脱落，落满灰尘的灰泥底下露出粉色的粉浆，在齐臀高的地方有一道亮闪闪的污垢。一个木头隔断把这间小小的客厅和两间卧室（半掩的门后的两个黑洞）隔开，隔断上的旧油灰已经掉光了。隔断的这一面贴着画眉山庄的海报：“我不是任何人的奴隶和种马。——吉米·艾哈迈德哈吉。”罗奇越发紧张。脆弱，脆弱，这个世界需要无限的容忍，无限的忍耐：这些家具，海报，穿学位袍的年轻人的照片。

老妇人跟随着罗奇的眼睛，看着照片上穿学位袍的年轻人说：“那是劳埃德，玛德琳的大儿子。”她的声音悦耳、有教养；她似乎比斯蒂芬斯太太有教养，可她说到玛德琳的时候语带尊敬，说到劳埃德好像他是一位成功人士似的。“他现在在英国。”说完老妇人又笑了笑，点了点头。

罗奇知道斯蒂芬斯的这个哥哥：他在战争爆发前去了英国。英国，罗奇心想：在这里可真难撇开英国。而且有这么多个英国：他的、简的、吉米的、劳埃德的，以及这位老妇人脑海里的英国——很难想象那是什么样子的。

“没错。”斯蒂芬斯太太说道。她回到屋里，手上端着一个漆了鲜艳的红苹果色的锡托盘，上面有两杯西柚汁。“没错，劳埃德在伦敦。”她小心地穿过家具朝罗奇走来。“可是劳埃德忘记了他的母亲。”她转身朝餐桌走去，拖着步子，好像还在扭着屁股。她把托盘递到老妇人跟前，说：“邻居？”然后她坐了下来，仿佛只是在对着房间说话：“没错，劳埃德忘记了所有人。真不知道那里有什么好的，让他如此行事。”然而不一会儿，斯蒂芬斯太太就清楚地表明她是知道的；问题在劳埃德的妻子，是他妻子不让他回家。“没错，邻居。我不怨恨任何人。我以前也有一个男人，我知道想留住一个男人是怎么回事。但是希尔达做得太过分了。大家都以为我对希尔达做了什么。你知道她不给我写信。她只给自己家写。我还听说他们拥有的每件东西都是最好的，希尔达一个人做两份工作什么的。啊，让他们享受着吧。他们的好日子很快就会到头了。到时他们就想回来了。他们就会明白只有自己人才会对你好。果汁够不够甜，罗奇先生？要不要加点糖？”

“不，不用，斯蒂芬斯太太。”

“没错，邻居。我以前也有一个男人。现在我得自己谋生。诺利在这里的时候，我还可以得到几分钱，可是自从他被那个中国佬骗去后，我就再也没从他那里得到一个子儿。罗奇先生，你一定要叫诺利偶尔回来看看他的母亲。”

“我很少去那里，斯蒂芬斯太太。一个月就去一两次。”

“没错，邻居。我知道想留住一个男人是怎么回事。”

“希尔达就是这样，”老妇人说，“她娘家就是这样。没教养。土包子。希尔达就是这么个人。”

“没错，亲爱的。两份工作，什么都是最好的。但是他们会明白的。只有自己人才会对你好。那个中国佬有什么好的，罗奇先生？谁在英国给了他那么大的名声？他要那些男孩干什么？不管人们说什么，诺利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孩子。”说着她突然哭了起来。

老妇人说：“邻居。”

罗奇说：“斯蒂芬斯太太。”

“那个中国佬，”斯蒂芬斯太太说，“我一向不喜欢那个中国佬。可是我支持这个政府，罗奇先生。这个政府永远不会倒台。”

“只要以色列还在。”老妇人边说边点头，还朝罗奇微笑。

“没错，”斯蒂芬斯太太说，“以色列处于全盛时期。”

“谁会想到有这么一天，玛德琳？”

斯蒂芬斯太太叹了口气。“谁会想到有这么一天？”说着她站了起来，在她刚才坐着的餐椅和莫里斯长椅的椅背之间朝罗奇走近一步，说：“可是罗奇先生，您都没有喝果汁。您不喜欢吗？要不要多加些冰块？”

罗奇几乎没怎么喝，而是让兑了水的西柚汁缓缓流过他几乎紧闭的双唇，未尝到味就被下排牙齿截住了。他手里的玻璃杯又冰又黏；地板底下的母鸡在酷热中心满意足地咯咯叫着；灰尘和鸡粪的味道从打开的窗户飘了进来。隔壁地皮上那棵面包树的叶子绿得耀眼。餐桌看上去又脏又暗；但是在罗奇的记忆中这个房间里的所有家具都抛过光，亮晶晶的。

斯蒂芬斯太太问：“您要不要多加些冰块？”

罗奇把玻璃杯举到嘴边，喝了两大口。西柚淡淡的苦味在他的嘴里停留；他咽下果汁，咂了咂嘴，想把那味道弄出去。

“诺利是一个好孩子，”斯蒂芬斯太太一边说一边重新坐下，“他在这里的时候，我总是可以得到几分钱。我不知道他觉得待在那个中国佬身边有什么好的。我不知道他怎么会相信那些连自己都照顾不了的人会照顾他。”

此刻她不再掩饰她的敌意。她的下巴翘起；小小的眼睛射出冷光；她的语速变快了，声音里带着怒气，偶尔还会结巴。

老妇人说：“玛德琳。”

斯蒂芬斯太太冷静了些。“没错。我以前也有一个男人。我也有。”

“希尔达是希尔达，”老妇人说，“但你不要忘了劳埃德是什么人。”

“什么都是最好的，亲爱的。这是希尔达向我传递的信息。你知道诺利用他获得的第一笔钱买了什么吗？第一笔钱。他去城里买了两个竹编花瓶架，把它们装在了墙上。”

其中一个还在，在角落里：一个不规则四边形小架子，周围装饰着竹条，竹条上烧制了对角线图案，底下有一个菱形的竹条边框做支架，上面同样有对角线图案。现在架子上是空的；落满灰尘的竹条上挂着小小的破蜘蛛网。对一个孩子来说，这个花瓶架一定相当漂亮：罗奇虽然很熟悉这个房间，却从来不知斯蒂芬斯还有这一面。这也是斯蒂芬斯一直压抑着的一面。

“劳埃德出生的时候黑人还是奴隶，”斯蒂芬斯太太说，“诺利出生的时候黑人已经统治这里了。没有人能让种植园时代回来，您听见了吗？不管是您，萨波利切，还是那个中国佬。”

到目前为止，在斯蒂芬斯太太对自己勉强的、时有时无的礼貌里，在她与老妇人闲聊却十分严肃的语气里，在她的故作自然里，罗奇只看见了敌意。此刻他看见斯蒂芬斯太太因为伤心而心烦意乱；这让他更加不安。他觉得自己正从她此时似乎有些混乱的话语里窥探到一种人格、一个世界，它们跟这个令人窒息的小房间一样疏离和诡秘。

罗奇试着朝斯蒂芬斯太太笑了笑，想表示他理解，也愿意倾听她的控诉。可是他的微笑让她更生气了；他有些慌了。

“人得自己照顾自己。”斯蒂芬斯太太说。

这是她颠来倒去一直在说的观点之一，是让她痛苦不已的一个死结，这个结不停地自己解开又打死。罗奇只能继续微笑。可是那个老妇人似乎比罗奇更清楚应该如何往下接：“玛德琳，玛德琳。”

“腐肉。”斯蒂芬斯太太说。

罗奇听得出这话里的性意味。只是他没想到会有这种鄙视，女人对女人的鄙视，在这个房间里，来自斯蒂芬斯太太的鄙视，就像是对她自己的身体、她对邻居的，对胖的、瘦的、筋疲力尽的身体的鄙视。罗奇嘴里的西柚味变得更苦了；他将这与窗外飘进来的鸡粪和灰尘的味道联想在一起；舌头上的唾液越发黏稠，令人作呕。

“在英国，他们就是用这个喂那个中国佬的。这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好东西。他们就是用这个喂他，然后把他打发到这里来的。穿着紧身内裤招摇过市。他们臭死了，罗奇先生。他们就跟腐肉一样臭。”

罗奇大笑，嘴巴张开，露出长长的臼齿。他笑她讲得如此难听；他以为他应该笑。可是斯蒂芬斯太太生气了，她盯着罗奇的眼睛直到他看出她在生气。他赶紧把嘴合上；他的笑容再次凝固。

“我跟您说，罗奇先生，”斯蒂芬斯太太说着将身子前倾，“白种女人只和自己人结婚。可是她们喜欢黑仔。”

老妇人点点头，朝罗奇笑了笑。她把腿上的裙子抚平，咬了咬嘴唇，轻声说：“但是她们只和自己人结婚。”像是在陈述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我要把杯子收走了，罗奇先生。”斯蒂芬斯太太说，她站起来，再次穿过餐椅和莫里斯长椅之间的通道。

罗奇交出湿溻溻的玻璃杯，当他把玻璃杯递给斯蒂芬斯太太时，他注意到斯蒂芬斯太太的裙子上有小花图案，肚子和胸部有污点。罗奇的右手又湿又黏；鼻孔里满是鸡粪的气味。当斯蒂芬斯太太接过玻璃杯，放回餐桌上的托盘时，他打量起照片里劳埃德穿的袍子来。

“可黑人要是任由自己被愚弄，那就是活该了，”斯蒂芬斯太太说，“不过这样的日子很快就要结束了。劳埃德出生的时候黑人还是奴隶。诺利出生的时候，以色列处于全盛时期。诺利一出生便知道这点。他一出生便知道以色列之后就该轮到非洲了。不管任何人说什么或者做什么。”

“先是以色列。”老妇人说，又像是在肯定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罗奇站起来。

“您要走了吗，罗奇先生？”斯蒂芬斯太太问。她看上去比他刚进来时苍老，眼睛下方的眼圈也更黑了；看上去更加痛苦，精疲力尽。

“是的，”罗奇说，“我得回办公室了。”

罗奇迈步朝毛玻璃门走去。斯蒂芬斯太太沉重地从椅子上起来，跟在他后面。罗奇自己打开摇摇欲坠的门：屋外的强光迎面袭来。

“您见到诺利时一定要叫他偶尔回来看看他的母亲，罗奇先生。”斯蒂芬斯太太说。

罗奇走下红色的水泥台阶时斯蒂芬斯太太把门打开着。她不是在看罗奇，而是茫然地扫视着天空和山坡。当罗奇站在土路上转身朝她挥手时，发现她已经把门关上了。

太阳敲打着他的太阳穴；他的衬衫热得发烫。尘土厚厚的一层；他怀疑灰尘穿过袜子钻进了他的脚踝。苦涩的唾液在嘴巴后部越积越多，令人作呕。他动了动舌头和脸颊，朝尘土里吐了一口黏糊糊的唾沫，然后看着唾沫被尘土包裹成一个小球。他的胃里翻滚；鸡粪的气味和有毒的灰尘堵住了他的鼻孔，他咬紧牙关；可还是又吐了一口唾沫。他快步下山，不理会路上的灰尘、碎石和垃圾。他看见两个街区以外的那个酒吧黑洞洞的入口：他知道有人在那里监视着他。管他要钱的那个男孩就坐在他车子对面的那栋房子的台阶上。他一直待在那里盯着。

车门的把手很烫；坐进车里感觉快要窒息。座椅发烫；他的嘴里又泛出黏糊糊的唾沫；他感觉灰尘黏在他的脸和手上，甚至钻到了衬衫里面。他小心翼翼地开车绕过停在马路边的小汽车和大卡车，经过泛着一层白色浮沫、堵塞了的排水沟。车里凉快了下来；他不再流那么多汗了。

罗奇终于拐进了一条宽阔些的街道，古老的雨豆树伸出宽阔的人行道撒下阴凉。这是这个由小房子和弯弯曲曲的小路组成的居住区的边界。这里的房子变大了，很多被改造成了办公室和商学院。空气清新了些：这条街通向大公园。就在这里，在快到公园的地方，在雨豆树可怜巴巴的树荫下，在一道悬挂着一种叫“流血的心”的葡萄藤——这种葡萄藤有心形的叶子，因为干旱变成了棕色，心形的血红色的花朵——的长长的白色水泥墙旁边，就在这里罗奇看见两个男人蹲在人行道上。不远处，街道的左手边，一辆旧黑色汽车紧挨人行道停着，左手边的两个车门朝人行道打开着。车里坐着两个男人，一个在前，一个在后，都面对着人行道。坐在后面的那个男人留着浓密的、修剪整齐的胡须，一只脚在车里，一只脚在人行道上。

罗奇心想：斯蒂芬斯真的有麻烦了。

*

大约十五分钟后，罗奇来到了市中心萨波利切公司的停车场。年老的穆拉托门卫像平时一样坐在他的温莎椅上，嘴里叼着一只小烟斗，大腿上放着沉重的警棍。他朝罗奇笑了笑，欠身跟他打招呼。他的身材高大粗壮，一张小小的圆脸与巨大的身躯不相协调；浅褐色的皮肤非同寻常的光滑。他快退休了，看上去更像个检票员而非门卫。罗奇看见门卫微笑，看见他要起身。可他对门卫视而不见；他径直从他面前走过，看都没看他；他看见那笑容变成了惊讶。

罗奇走上楼，在办公室外过道上一个古老的洗手盆里洗了手；水变成了黑色。办公室里很凉快。百叶窗被封上了；空调的嗡嗡声掩盖了街上的嘈杂声；下午的阳光透过绿色的玻璃照射进来，落在上了油的深色地板和浅绿色的木头隔断上，给房间蒙上一层柔和的绿色光辉。

罗奇汗淋淋的衬衫干了；他能感觉到盐巴和灰尘沾在他的脸和脖子上。他想打电话给吉米·艾哈迈德；但一转念又变了主意。他之前给吉米打过电话问斯蒂芬斯的事，吉米一味敷衍他。主动联系吉米永远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还是让他先采取行动比较好；吉米好玩这种小小的权力游戏。

今天是星期五。一天的工作已接近尾声，一周的工作也已接近尾声；大家开始三五成群悠闲地围站在办公桌旁，一些人的肩上披着办公室里用的毛巾。罗奇来到盥洗室，脱掉衣服洗了个澡：高地住宅区要到晚上才有水。盥洗室位于楼里翻修了的部分，没有空调。水泥墙壁是白色的，窗户打开着；阳光刺眼。罗奇的脸又开始发烫，他能听见街上的喧闹声。除了小汽车的引擎声、大卡车的轰鸣和自行车的铃铛响，有一个声音他听得尤为清楚：一个瞎眼乞丐的叫喊声。他是一个臀部以下截肢的年轻人，每周五都会到市区这边来。“帮帮穷人！帮帮瞎子！感激不尽。帮帮穷人！帮帮瞎子！万分感谢。”声音响亮，从不停歇：这是一种表演，有着戏剧性甚至是喜剧的特征：这个乞丐知道自己很有名。

罗奇知道这个乞丐。可是此刻听着他持续不断的叫喊声却看不见他人，他只感觉到这声音的奇怪和他自己的孤立无助。与此同时，一种不安感向他袭来，起初隐隐约约，或许还有些特意，并不针对什么，可是随后，当他半裸着站在阳光照射下的水泥盥洗室里，闻着热烘烘的酸味时，这种不安瞬间变得势不可挡。他渐渐不能自已；他的知觉开始错乱；他继续感觉到自己希望如此。他的情绪不对；而他还足够清醒，知道自己如果带着这样的情绪走出去进到市区，必会引来身体攻击。他一面擦干脸和胸口，一面想：我等下回去时一定要小心开车。回到绿色的办公室时，他又想给吉米打电话。可是他转念又想：我得小心；我绝不能被卷进去。

四点钟办公室关门了。砰砰的关门声在楼里此起彼伏，脚步声在木地板上回荡。罗奇下楼往停车场走去，经过一扇门，门后的过道通向位于主办公区底下的黑洞洞的百货商场。店员们有的正在将一卷卷布包起来，有的在收拾柜台：一群衣着整齐、领带工整的年轻男人。这些人上班时间给人文质彬彬的感觉，但其实是从类似他下午去拜访的那种房子里出来的，而且商场打烊以后，比如现在，他们的举止就变样了。在停车场，罗奇能听见这个释放的城市发出的吼叫：那个乞丐的音量提高了，更多的人，更多的小汽车和大卡车，叫喊声，不计其数的自行车铃铛。

门卫仍旧坐在他的温莎椅上。他面无表情地看了看罗奇。罗奇跟他打了声招呼，宽慰地看到他那光滑的、圆圆的婴儿脸上露出一抹微笑。

罗奇已经尽他所能去熟悉下午开车回家路上的各种危险。在市区的商业中心，他要当心突然停住又突然启动的合乘出租车，那些司机经常把他们赤裸的胳膊伸出车窗挥舞。接着在公园附近，他要当心骑自行车的人，尤其是当中爱表现的：撒把的骑车人，庆祝着一周工作的结束，一路上大敞衣衫，让衬衣下摆在车座上迎风摆动，骑得飞快，窜来窜去超过其他慢悠悠的骑车人。他还要当心骡车和手推车，当心公交车站的长队。

下午的阳光已经略显琥珀色，照射进车辆碾过柏油马路参差不齐的路缘扬起的灰尘中；路边的草带枯萎发黄。车子开始上坡；空气变清新，街道变宽。罗奇经过植物园；被火烧过的竹林制造出毁灭的效果。没过多久，车子还在上坡，他看见几辆黑色警车封锁了半边马路。

市区要是发生了什么事件，警察就会封锁上山的逃跑路线，这是例行公事。在这里待了七个月后，罗奇已经认识了在这一带执勤的警官。随着减慢车速，他认出了那名巡佐。他以为会被放行，不想那名巡佐却示意他靠边停车。他朝巡佐笑了笑；巡佐看上去很尴尬。那个带来复枪的男人可没有笑。其他车辆也慢了下来，却被放行。他们搜查了他的车：后备箱、引擎、座椅下面，还摸了摸车门上的缓冲垫。罗奇站在路边，暴露在琥珀色的太阳光底下。

一个推着自行车上山的工人朝警察喊：“搜他！”

不一会儿，一个棕色皮肤的年轻人在他的车子被放行后，将头伸出车窗朝罗奇喊：“告他们！告他们！”这帮不了罗奇什么。

巡佐的表情从尴尬变为公事公办。两人没有交谈；搜查完毕，罗奇没有朝巡佐微笑。两人像陌路人一般分开。罗奇慢慢地把车开走了。阳光柔和；树荫正好撒在马路上。空气越来越清新，车子来到了花园区，儿童、穿制服的佣人和喂得饱饱的看门狗，罗奇心里想着：我有麻烦了。他一面在这些安静的马路上像在市区时一样小心翼翼地开着车，一面心想：也许我应该离开。

一抹金色的阳光洒在屋前光秃秃的草坪上。罗奇从厨房进了屋。阿德拉还没来；简出去了。屋子里又闷又热。他打开后屋的门，来到门廊上。凉爽的空气使他振奋。从这里可以望见机场和飞机银白的闪光。傍晚的雾气已经在垃圾场和沼泽上方聚集起来。他看着光线逐渐变化，看着云端被染上颜色：玫瑰色，金色，然后是淡紫色。

屋里水槽传来哗哗哗的声音。阿德拉穿着熨烫过的白色制服朝罗奇走来。

阿德拉轻声说：“水来了，罗奇先生。”

罗奇被她的温柔吓了一跳。

“您要喝茶吗？”阿德拉问，语气友善。她在门廊上站了一会儿：她有话要说。她说：“您的女士和德通哈夫人出去了。”但这不是她想告诉他的。她接着说：“您知道汉迪·拜厄姆医生吗，罗奇先生？”

罗奇见过这位新来的美国福音传教士的海报，但此时他被阿德拉的送气音弄糊涂了，拿不准这位传教士是叫安迪还是汉迪。

“昨晚过后我感觉好极了，罗奇先生。好极了。汉迪·拜厄姆说他不会亲手去医治任何人。昨晚他说现在人们得自己医治自己，他只是去指导他们的。他说以色列正处于全盛时期，如今力量到了黑人这边。他叫我们转向旁边的人，握住他们的手，然后祷告，使劲祷告，这样每个人都会医治他的邻人。”

说着阿德拉演示起来。她分开结实的双腿，前脚掌离地，身体后仰，双手各自做着扣握的姿势。扣握的双手变成紧握的拳头；她闭上眼睛，颤抖起来。

“我就这样握住邻人的手，他也这样握住我的手，我们祷告啊祷告，直到汉迪·拜厄姆叫我们停下来，大声问我们是否得到医治。您真应该听听那喊声，罗奇先生。您知道汉迪·拜厄姆吗，罗奇先生？你们当中应该有一个人去认识他。他长得还有点像你。体形啊，肤色啊。”

这像是一种褒奖。这是阿德拉第一次对他表现出这种尊敬。

[1]“看”的英文watch与上文“洗”的英文wash发音相似。

[2]指黑白混血儿。

十

这 一段海岸断断续续地多岩石。涨潮时，哈里·德通哈称作海滩屋的房子底下根本就没有海滩；海水会漫到矮悬崖脚下。退潮时露出一条狭窄、曲折的粗沙带，上面落满海草和海葡萄，都是海洋垃圾。距离这里两百码的悬崖壁里有一片海滩。以前有一条森林河就从那里流入大海。如今古老的河道里长起了大树。河水把它的淤泥带到海里，形成一个宽阔、凸出的河床，致使这里的海水向后退，愈发平静，只有一些小浪花以奇怪的角度拍打过来。退潮后这里是一片海滩：一大片被水浸泡过的泥沙，逐渐向海倾斜，有灰色的圆石小岛、压碎的贝壳、褐色的小螃蟹和搁浅的小鱼。原来的森林河如今只剩下一条微不足道的小溪流，在林地里聚成一个水塘，倒映树影，又暗又绿；水塘的水会漫到海滩上来，几英寸深的小水流，路径永远变换不定，一个微小的河口，在灰色的沙子上留下波浪或辫子形的细纹。

这是个古老的地方。印第安土著当年就在这里把他们的独木舟拖上岸；在这个背阴的河床，一个聚会场所周围，曾经有印第安人的村庄和菜园子。菜园子比印第安人存在了更长时间，甚至比森林、种植园和现在的海滩房更久。木薯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生长起来。从欧洲来的水手们因为淡水溪而知道这个地方。如今这里是当地人的一个休闲活动场所，不适合游客观光，不适合游泳，而是适合星期天远足，适合喝酒狂欢，适合一些需要大海或者河流的宗教仪式的庆祝活动。

上午十一点，这里人头拥挤。一辆辆旧巴士停在上面的辅路上，车身是当地人用木头钉上锡铁制成的，车窗上挂着衣服。灌木丛上也挂着衣服；包裹和篮子到处都是。收音机播放着雷盖音乐。树荫外，在干沙子形成的一小块悬崖上，一群穿着黑色或红色袍子的男人和女人面向大海，一边摇铃一边吟唱。酷热之中，从内陆看上去，蓝蓝的天空变成了银色。

简、罗奇和哈里·德通哈走到离小河口和人群很远的地方，此刻正在往回走。他们走在悬崖和退潮海水之间狭长的沙带上；不一会儿他们就又看见散落在沙子上的长长的白蜡烛，周围是一团团的海草、椰子树的枯枝和被从海中央某处冲上岸的陌生的罐头盒。这些长长的白蜡烛还很新，很完整，只有烛芯顶端燃烧过。把毛茸茸的黄色箱子板砍成木条，再用钉子钉成的木筏也遍地都是，蜡烛就放在这些木筏上漂入大海，被第一个打过来的海浪浇灭，或者遇到第一个湍流就翻了。远处，在河口外的浅滩上，一场戏剧又在上演：一个穿黑色袍子的男人站在齐腰深的海水里，一手摇铃，一手按住一只小木筏，一个穿着宽松连衣裙、蒙住眼睛的女人站在他旁边，一只手举着一根点燃的蜡烛。黄色箱子板做成的木筏被角度怪异的小浪推离下水的地方很远，沿着大海边缘颠簸，撞到泥沙，继续往前漂，最终搁浅。沾满黑泥沙的蜡烛就散落在了河口的海滩上。

哈里·德通哈中断深呼吸练习，气喘吁吁地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十分讨厌看见这玩意儿。”湿热的空气让他窒息。

简和罗奇等着他缓过气来。他喘了几口粗气，恢复了深呼吸的节奏。

简说：“蜡和水。火和水。”

一个赤脚的胖女人带着三个穿白衣服的年老的女随从，正在布道、大叫、吟唱。“圣母玛利亚躺下，圣婴躺下。”只有这两句清晰可辨，那女人每讲完一堆不知所云的话就反复说这两句。她低头看着海滩；像是在跟一个躺在那里的人讲话，从她的动作看，她在不停地假装铺开一张毯子或是被单。这是她一个人的狂热。没有人在听她说话；没有人停下来看她；她那三个穿白衣服的随从手举着《圣经》安静、悠闲地站在一旁，没在看她，而是茫然地看着大海和来来往往的行人。

干沙子的悬崖上传来铃铛的响声。一群蒙住眼睛的人正准备走到海里去。他们手举未点燃的蜡烛，原地踏步；在他们周围身穿黑色或红色袍子的男人和女人在吟唱。悬崖底下潮湿的海滩上有人在看着他们：这些观看者半裸着身子，黑褐色的皮肤沾上了一块块干成灰色的泥巴。他们起身跟着摇摆起来，仿佛被铃声的节奏和头顶上那六个蒙住眼睛、穿得严严实实、正在干沙子上踩着洞的人的踏步传染了。

踏步的人三人一组，站成两排。最前面的是个中年女人；她笔直地举着蜡烛，双手和臀部单调的摇摆着。另一个是位年轻男子；他每次跺左脚都像是要摔倒的样子，不过这是他自创的踏步方式：他允许自己的身体这样做，颤颤巍巍地落脚，假装要摔倒。他们跺啊跺，脚越踩越深。那个中年女人流了很多汗；白色连衣裙的袖子上渗出一大圈一大圈的汗水。她身体挺得笔直；上下摆动的胳膊肘和踩踏的双脚形成它们自己的节奏。她像个首领一样踏着步。她旁边的男人踏步的样子则像个小丑。白色的遮眼布突显了他宽阔的额头、难看的厚嘴唇和凹陷的下巴。铃铛声不绝于耳。虽然带头摇铃的人——身穿黑袍，系黄色腰带，看上去挺时髦——似乎挺爱出风头，很高兴吸引来人群围观，虽然围观的人当中有些开始恶搞地模仿起踏步的人，所有的眼睛都看着他们，看着那些一上一下的脚，看着那个笔挺的女人，她那蒙眼的脸抬得高高的，手和胳膊肘有节奏地摆动着，看着那个穿卡其裤、白衬衫，快要摔倒的男人，但是蒙着眼的男女却仿佛被关在一个私密的世界里。

过了一会儿哈里·德通哈说：“我想我们应该继续往前走。”

简因为处于经期而脸色苍白，嘴边还出现了一些小红点。“他们不反对吗？”她问。

哈里回答：“对他们来说，人越多他们就越高兴。”等他们走远，他又补充道：“可是有时看着这些东西我会感觉脚下的地在动。”

他们走过一个穿黄色泳衣、戴红色帽子、把坑坑洼洼的棕色双腿平放在泥泞的沙子上的胖女人，走过远离那些宗教仪式的家庭聚会和其他人群，走过搁浅的箱子板做的木筏和散落在地的完整的蜡烛，来到河道的尽头，悬崖壁向上升起，海滩再次变得狭窄，被退去的潮水冲刷干净，只留下新鲜的海洋垃圾：海草、浆果和缠在一起的藤蔓，像是断裂的花环。风和海水的声音减弱了铃铛和收音机的声音，雷盖音乐和铃铛声一样单调地重复着。这里的海水不那么平静，随着每一次海浪打来，沙砾沿着弯弯曲曲的海滩，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一段之字形的巨大的水泥台阶——涨潮的海水找到了悬崖和水泥的弱点，将最底下的几级台阶冲刷得支离破碎，像岩层一样——通向哈里的房子。哈里每上几级台阶就要停下来喘口气。到了顶端，他把双手托住臀部，大口呼气再大口吸气，这样做了五六次后才好像没事了。

他说：“瞧，现在我能控制呼吸了。我知道我战胜了哮喘。问题是我不知道是因为蜂蜜饮食法、瑜伽，还是深呼吸。这里的那些该死的医生们也不知道。我问老菲利普斯，他说：‘啊，哈里老弟，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觉得一定是心理作用。’”

此刻呼吸顺畅，哈里的演说便有了一种异乎寻常的韵律感，起起伏伏，出乎意料的强调，出乎意料的变速。“心理作用”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就像一句歌词。

虽然并不高，这里的空气还是比下面清新，没有河口的空气那么热、咸和潮湿。哈里的房子建在悬崖边上；干枯的、多卵石的草坪笼罩在洪都拉斯松树和杏树的树荫下，水平的黑色树枝上长着绿、红和棕色的扁圆叶子；在门廊里只能看见天空和远处的大海，没有刺眼的反射光，非常凉爽。椅子已经摆出来了，还挂着两张危地马拉吊床。朗姆宾治、玻璃杯和一碗冰块放在桌子上。

哈里说：“在上面，你根本不会相信底下正在进行那种荒唐的事。”

每个星期天，简和罗奇都会到哈里·德通哈的海滩屋来：一大早，两人从高地住宅区出发，开车穿过沉默的市区、安静的郊区和工厂区、顺畅的马路；穿过曾是咖啡和可可种植园的灌木丛，经过从那时起饱受日晒雨淋的小锡铁木头屋；沿着多岩石的海岸，一路上有杳无人迹的海湾沙滩，尖尖的岩石，白色的冲击浪，风大浪高、岩石密布的小海湾；穿过树林，越往海边的悬崖树木就越稀少：最终到达目的地，清晨的微风，清晨的阳光，在海滩上漫步，然后喝朗姆宾治直到中午。

简来过海滩屋五六次了。她知道这是固定活动。可是今天比以往少了什么；房子里少了某个人。原来是少了玛丽－特雷瑟，哈里的妻子。她一声不响地离开了哈里。一天下午她开车送他们的两个孩子去机场，孩子们放完假要回加拿大上学；之后她就没有回家了。

事情十分有戏剧性。德通哈家是高地住宅区最有名的人家之一。对于不太了解他们的人来说，比如初来乍到的简，德通哈夫妇的快乐似乎过了头，甚至是被迫的；他们好像什么人都喜欢；太轻易地跟人交朋友。可是德通哈夫妇的自然不做作消除了所有疑虑；他们就像没有秘密的人；而他们也成了简和罗奇唯一的朋友。这是一个如此安稳的家；他们对家里的设备，花园，对大家在被叫作“哈里的酒吧”的那个黑暗、冷气很足的房间里的轻浮举动是那么的自豪。两人婚姻的破裂令很多人不安。但少有人同情哈里，因为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更令人不安的消息：德通哈家已经取得了加拿大的“永久居住权”。哈里一度是最彻底的高地人。如今，对于高地住宅区的许多居民而言，他的这两条新闻仿佛是双重证实：他们都清楚他们生活在一种不安定之中。

这种不安定、一个秩序突然被动摇的情绪延伸到了海滩屋，致使简和罗奇都分别意识到他们在岛上最后一个共同的娱乐——在哈里的海滩屋度过星期天——也要结束了。门廊上的家具还和以前一样；条纹吊床还和以前一样；约瑟夫在厨房里忙碌着；可是这一天就只剩下例行公事，这栋房子已经像是一个空壳了。

玛丽－特雷瑟离开了，但她并没有走远。她的公务员情夫也住在高地住宅区。她承认自己对哈里仍然有某些义务，所以每周她都会回家里两三次，看看是否一切正常。甚至有人说她这个星期天可能会到海滩屋来。可是这会儿都快中午了，显然她正在别处过这一天。

哈里说：“简，你星期五遇到她了吧。她有没有跟你说她要来？”

“她没说。”

哈里在吊床里摇晃起来，吊床挂在门廊的两根前柱之间。简坐在门廊靠里的一把椅子上，因此感觉哈里像在大海和天空之间摇晃，他穿着毛边百慕大短裤、白色帆布鞋和红色条纹运动衫，两只胳膊紧紧地抱在胸前；那双凹陷、忧郁的眼睛下面有黑眼圈。

哈里说：“我还叫了梅雷迪思和帕梅拉。可是看样子他们俩有事来不了了。这就是问题所在。当你丢了老婆那感觉就像举行了一场分手的婚礼。一些人是男人这边的，一些人是女人那边的。”

哈里的措辞和韵律感流露出一种无意识的幽默。罗奇大笑。简留意着他那些长长的黑色臼齿。他说话的时候简继续打量着他的脸，冷静、沉思的脸，仿佛没有哪种人类经验是他不理解的。“这是很正常的危机。她会回来的。人到了四十一岁都会觉得能重新开始真好。而到了四十二岁我们就会嘲笑这种事。”

哈里说：“是，彼得。这是你告诉我的。我也一直坚信这点小哲理。可是我不知道，伙计。这件该死的事拖得太久了。我开始觉得他们俩要永远玩下去了。我不知道玛丽－特雷瑟是怎么了。她完全变了一个人。我不知道有的人怎么会改变这么多。有一天我对她说：‘玛丽－特雷瑟，那家伙只是喜欢跟你上床。’你们猜她怎么说？简？彼得？她说：‘那你以为我喜欢什么？’你们能相信吗？”

简说：“我相信。”她的脸没有刚才那么苍白了。朗姆宾治开始发生作用：她的语速变快了，有些囫囵吞枣，说完她自己就大笑起来。

哈里说：“看来你了解的比我多。我从来不知道玛丽－特雷瑟会说这样的话。她走路的样子都给不一样了。现在她回来在屋子里像鬼魂一样四处移动。静悄悄的，但是很麻利。我跟你说，伙计。她的手是这样的，呼呼－砰砰，就这样。她把所有东西都收拾好就走人。现在她回家来的时候就像一个修女。你知道那些工作的修女吗？真的，她就像中了什么邪似的。那家伙用了什么伎俩？星期五我才刚问过她：‘玛丽－特雷瑟，那家伙用了什么伎俩？念了什么书还是怎么的？告诉我，玛丽－特雷瑟。我也可以念。’”

他的语气从严肃变成自嘲。他笑了，从吊床上起来，说：“我去看看约瑟夫在干什么。”他往屋里走去时简和罗奇听见他说：“玛丽－特雷瑟不应该这样对我。”仿佛不愿放走他的笑话。

罗奇在吊床上摇晃起来。简抿了抿朗姆宾治，然后喝了一大口。她喝得太快。她没有味觉，罗奇心想。她吃喝东西就跟她有时说话一样，囫囵吞枣。这是他关于她开始明确的一点，自从他们分道扬镳、她不再需要自己的安慰以后，他开始注意到她外表的不优雅。

简躺在铝支架的安乐椅上，一只手遮着眼睛。此时她的脸这里红一块那里红一块，像长了红斑点；眼睛雾蒙蒙的。她点燃一根香烟；可是几乎刚点着她就用中指一弹，把烟扔到了干枯的草坪上。她出神地躺在椅子上，表情痛苦，但又好像是准备休息的样子。她一动不动地躺了一会儿，然后突然把双腿往椅子的一侧一甩，站起来走进屋去。

罗奇摇晃着吊床。此时的阳光有着一种固定不变的耀眼炫目。风和海水的声音听上去好像变了，不再是早晨那种清新的声音，而是单调、重复，烘托着中午的死寂。简扔到草坪上的香烟冒出浓浓的烟雾。罗奇听到若有若无的铃铛声，好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似的；之后这个声音就挥之不去了。他的眼睛有些难受。是因为阳光；他感觉到头要开始疼了。他离开吊床，进屋去拿他的墨镜。

客厅里又暗又凉快；再走两三步就到了卧室，这里更暗，面向大海的窗户装着铁丝网，外层的百叶窗半关着，里面的木叶板向上斜拉，只有几缕白光从板条缝间投射进来。简站在窗户旁边，床的另一头。她的棉衬衣下面一丝不挂；蓝裤子和里面的内裤都扔在床上。这样半裸着的简看上去又高又大。罗奇进来时她看了一眼他，然后就转过身去面对着窗户，好像要坐到床上。她重重地在床沿上坐下，那块地方在她的压力下陷了下去；但她并没有坐着，而是把自己向后用力抛去，张开双腿，脚抬起来抵住墙壁，将手里的东西——罗奇这才看清楚那是卫生栓——塞进双腿之间；然后几乎是一边坐起来一边从床上抓起蓝色的塑料卫生栓盒子，手腕压低，水平一甩，朝放垃圾桶和他们的海滩用品的墙角扔去。盒子撞到墙壁，啪嗒一声掉到地上。

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十分迅速；简看上去就像个运动员。她的肩膀几乎还没有碰到床人就猛地坐了起来；甚至当罗奇在床头柜里摸索和车钥匙放在一起的墨镜时，他还未从刚才的一幕缓过神来，简已经穿上内裤长裤，一声不吭地走出去了。

罗奇独自一人待在屋里，看着窗户和洒进来的缕缕阳光。他戴上墨镜，把它推到眼睛上方，体验着既刺眼又凉快的奇怪感觉。除了他进来时的那一瞥，简没有再看他。把自己向后用力抛到床上的动作，迅速地塞进去的动作，尤其是把塑料盒子扔向墙角的动作，她那双大手的动作：仿佛当时的她不属于她的身体，仿佛她的体内有一个和她的身体——这个她如此珍视并全力满足其需求的身体——不相一致的灵魂。

罗奇在屋里多待了一会儿。当他回到门廊时，简重新躺在她的椅子上，抽着烟；哈里在他的吊床里摇晃着，双臂紧紧交叉，好像很冷的样子。

“是不是很美好啊？”哈里望着大海说。停顿了一下，他又说：“在这里可以见鬼的如此美好，伙计。”

他的话在他们之间徘徊。过了一会儿他说：“嗯，我想玛丽－特雷瑟不会来了。梅雷迪思和帕梅拉最好快点。不然我可要不等他们先吃了。我感觉梅雷迪思一定会迟到。梅里最近有些奇怪。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我听说他在慢慢接近权力。我跟你说，伙计，不论人们怎么说，我真他妈高兴弄到了加拿大的永久居住权，你听到了。”他笑了，接着笑声变成哽咽、大口的喘气声。“这样的生活方式真他妈奇怪。刚才你们在里面的时候我坐在这里看着吊床生锈的吊钩想：‘我最好在锈得越来越厉害之前赶紧把这地方重新粉刷一遍。’可我连明年谁会来这里享用这栋房子都不知道。住在一个地方却不知道会不会留下来，这样的生活方式真他妈荒唐。”

海滩上又传来铃铛的声音，声音随着海风起起伏伏，然后消失了。

哈里说：“我讨厌音乐。”

罗奇说：“这个朗姆宾治很不错，哈里。我喜欢肉豆蔻的味道。”

简听出罗奇那干巴巴的、确切的、责备的语气，感到困惑的她决定不予理睬。

哈里说：“它们经过了很好的加工处理。你在酒吧里喝到的大部分东西都是未加工的。”

简说：“我不介意下面海滩上的那些人。我被迷住了。我想我可以看那个男的和女的一整天。”

“他们也可以那样做一整天，”哈里说，“那些人可以跳着舞下地狱，伙计。你知道吗，简，我从不和着音乐用脚打节拍。从不。”

罗奇说：“我在监狱里的时候会在脑海里播放一首首完整的交响曲。”

简说：“可是，哈里，我还以为你是一个极其出众的舞者呢。”

“你知道他们在多伦多叫我什么吗？卡利普索[1]·哈里。在那儿，你一告诉别人你是打哪儿来的，他们就以为你为音乐痴狂。”

罗奇说：“哈里，你不该生在这里。”

“不，彼得。你不能这样说。不过我的意思是，你怎么能尊敬一个和着音乐用脚打节拍、在椅子上跳起舞来的家伙呢？不说别的，我觉得这样看起来太他妈没教养了。尤其是如果这是一个上了点年纪的家伙。你会觉得这种人一点儿自制力都没有，他随时有可能撕开衣服在房间里昂首阔步。你刚才是不是说到监狱，彼得？”

“我曾经在脑海里播放一首首完整的曲子。从头到尾。不骗你。我还会给自己计时。”

“只有在那种地方才应该允许这种事情。在监狱里，而且在你的脑海里。可是，彼得，你说的是真的吗？”

“有些人锻炼身体。有些人写日记。而我给自己安排了音乐会。”

“幸亏是你不是我。但是你说的这事太不可思议了，伙计，彼得。简，他说的是真的吗？”

“我不知道。不过我想我可以相信。”

“要是有办法我会取缔音乐。还有跳舞。让它们都变成犯法的事。播一张唱片就坐半年牢。播雷盖音乐就去做苦工。简，我是说真的。这个国家被音乐给毁了。想想现在海滩上正在进行着什么。想想本来可以多美好多安静，不是吗。一整天都没有那些该死的雷盖。”

简身体前倾，飞快地说：“我知道玛丽－特雷瑟现在在干吗。她正和着音乐用脚打节拍呢。”

哈里说：“那家伙到底用了什么伎俩？”说着从吊床上坐起来，双腿悬空。他的腿细细的，棕色，毛边百慕大短裤下方的小腿又细又长；白色帆布鞋看上去很大。“自从那姑娘不受约束以后，她的语言，简，那姑娘现在跟我用的语言，我都羞于跟你讲。你觉得他们现在在干吗？干那个，是吗？”哈里躺回到吊床上，看着门廊的天花板。“一直在干那个。”

简说：“说不定此刻他们正在大吵特吵。星期天是叛变者的坏日子。说不定他们一早上都没有说话。”

“卡利普索·哈里。”哈里在吊床上摇晃起来，打量着吊床的吊钩。“如今我都放弃解释了。人们总是想叫你什么就叫你什么。总是用你最后离开的地方来称呼你。简，彼得，你们知道吗，我的姓‘通哈’真的是南美一个小镇的名字？我们在通哈的时候人们管我们叫德科多巴。我想在科多巴的时候，又管我们叫本什么的。反正总是你最后逃离的地方。”

罗奇说：“通哈？”

“在哥伦比亚。我不知道。我从没去找过这个地方。没有人听说过通哈。我想这就是我们离开的原因。还有那些战争，你知道，一八三〇年，一八四〇年。当时西格特家族正把他们安古斯图拉苦味酒的生意从委内瑞拉转移到特立尼达。我们到了这里。大英帝国，英语：我认为这样做非常明智。如今至少我可以去任何地方。我想该挪挪地方了。”

简带着一种老者的睿智说：“机场。每天我看着机场，心里在想它什么时候会关闭。”

“格兰德利特太太，”罗奇说，“我觉得还不致如此。”

“不过你的运气一直很好。”简对哈里说。

罗奇说：“没有你好。”

简躺回到椅子上，嘴唇慢慢地合上了。

过了一会儿，哈里说：“我不想走。我爱这个国家。可是当你感觉脚下的地在动却假装什么都没感觉到，那是他妈的愚蠢。有一天我和那个老家伙塞巴斯蒂安站在办公室外面。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他。他有躁郁症——这种患者的疯癫都表现在财产上。他当时就在发病。他这个样子的时候连他的家人都奈何不了他。大家都在卖或者试图在卖东西，塞巴斯蒂安现在却只想买东西。这家伙会半夜跑到你家。突然想买这个或者突然决定买那个。当时我和他站在人行道上，试着让他冷静下来，不让他进办公室。这时一个老黑鬼推着一辆小小的箱车走过来。老黑鬼，一张喝多了朗姆酒的老脸——这样的人成千上万。他走到我们面前停了下来，举起手，指着我说：‘你！你是个犹太人。’就这样，然后推着他的小车继续往前走。他没有大吵大闹，仿佛只是想停下来问我时间。他妈的为什么一个老黑鬼要停下来这样跟我搭讪？他让我感觉好像回到了一九三八年我背着背包走下船的时刻。”

罗奇说：“他大概是喝醉了。”

“啊，是啊。喝醉了。可他究竟想表达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的人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最近每个人似乎都疑神疑鬼的。每个人都紧张兮兮的。你们难道没有感觉到吗？每个人都觉得别人有什么大秘密。瞧，就像我知道人们听说了永久居住权的事以后对我的那种感觉。就像我这两三个星期对梅雷迪思的感觉。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只知道梅里在搞什么鬼，我最好小心一点。知道吗，在这个地方，有时你会不知道自己生活在哪个世纪。格兰德利特太太有没有跟你们说她的公公是怎么死的？一天早上他去一个庄园里转，过了半个上午他回到宅子里吃早饭。他从自己的保温瓶里喝了些水，马上就感觉想吐。你们知道他要的第一样东西是什么吗？一个盆子，吐在里面。他过了六个小时才死。六个小时。”

“下毒，”罗奇说，“太非洲了。”

“他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了。你们知道他临死想的是什么吗？他要人们把他吐的东西收集起来拿给警察，所有东西。这是他临终时说的唯一的事情。他在人世间的最后几个小时就是这样度过的：满脑子想着黑鬼、警察、惩罚。仿佛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回到了一百五十年前，又成了一个奴隶主。我可不想死的时候满脑子想着这些，伙计。要知道，这不过是一九三八年的事。你们知道他们是怎么抓到下毒的人的吗？一个月以后，圣诞周的时候，一个又老又疯的黑女人开始在镇上招摇，大喊大叫：‘我看见耶稣了！我看见圣母玛利亚了！’就是她下的毒。在人们把她送进精神病院之前她差点引起骚乱。她跟格兰德利特家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她只是在那天早上看见了老格兰德利特，仅此而已。当我听到人们喊耶稣和玛利亚，当我在海滩上看见蜡烛，我就觉得好笑。”

简说：“格兰德利特太太从没跟我讲过这个故事。”

“人会选择性遗忘。但是倘若今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格兰德利特太太身上，她的反应会是一模一样的。这些人和你我不一样，简。这里是他们的地盘。那个推着箱车的黑鬼会指着我说‘你是个犹太人’，却不会指着塞巴斯蒂安说‘你是个白人’。他知道那是塞巴斯蒂安先生。”

太阳开始朝门廊上悬挂着罗奇的吊床的那边倾斜。屋顶的黑影渐渐以某个角度向南移动。简扔到草地上的烟已经燃尽；风正在侵蚀烧成灰烬的小小烟卷。天空和大海白茫茫的；海水从下面飞溅上来，拍打在悬崖底下的粗沙上，发出刺耳的声音。桌上碗里的冰块浮在水面上。洪都拉斯松树在微风中摇曳；杏树因为有宽大、扁平的叶子和结实的横枝，几乎纹丝不动。上午过去了；很快就到吃午饭的时间了：海滩屋星期天短暂的高潮。吃完午饭就是打盹儿的时间了，不说话，各自放松，休息；然后就是开车再次穿过树林、可可种植园和灌木丛，回到傍晚热气滚滚、灰尘满天的市区。

悬崖底下传来说话声，起初若隐若现，接着逐渐与微风和海浪的声音区别开来。这声音不容回避；三人都侧耳倾听。说不清这说话声是从哪个方向传来的。简觉得和高地住宅区他们家花园下面的隘谷传来的说话声很像。显然是一群人在一边快走一边说话。不一会儿声音就到了房子的正下方；然后这群不见踪影的行路人走远了，他们的声音也消失了。

简说：“我不会叫格兰德利特太太白人。”

罗奇说：“没有你白。”

哈里从心不在焉中回过神来，眼睛底下的黑眼圈很深，他说：“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在这里她是格兰德利特太太。她不是外人。”哈里又在吊床上摇晃起来。“还有，知道吗，看着那吊钩生锈得越来越厉害，我知道我会把这个地方重新粉刷一遍。你没法做其他事。但是这样的生活方式真他妈荒唐。听，我想是梅雷迪思来了。”哈里从吊床上跳起来，吊床懒洋洋地摇晃着。

他们听到汽车进了院子。哈里穿过客厅到了厨房；当引擎熄灭（好像就在厨房后面），当车门砰地关上，他们听见哈里说话了，一开始还是跟他们俩说话时的语气，但是慢慢地，语气变得更加轻快、有力时，显得有些假了：“呃，梅里老弟！我刚刚还在说你不会来了。帕梅拉呢？她来不了了吧。我怎么开始觉得大家在抵制我，伙计。啊，快进来。彼得和简早上就来了。他们几乎要把朗姆宾治喝光了。”

*

梅雷迪思·赫伯特是罗奇在岛上认识的第一个工作以外的人；有一阵子两人走得很近。他们是在格兰德利特太太家的晚宴上认识的；即便没有开怀畅谈过，罗奇也同样会发现梅雷迪思与众不同。他不像一两个年长一点的、穿着轻松一点的黑人那样假装跟格兰德利特太太合得来。他对局势的理解很全面。听到格兰德利特太太的种族笑话不会笑，对她的挑衅也不予理会。格兰德利特太太对他有所保留；在梅雷迪思对这个浅褐色皮肤、故意出言不逊、说话带着夸张的本地口音的中年女人表现出的彬彬有礼中，罗奇发现一种像是同情的东西，对一个在岛上的地位已经非她所想的女人的同情。

梅雷迪思四十岁上下。曾经从政，还一度是位部长；但是很快就跟政党闹翻了，辞了职。他说到自己，亦或是别人说到他，都不像是在说一个被排挤的政客，而是一个政治隐士；这使他显得与众不同，因为对于很多人，政治是他们唯一的生计，政治上的失败就意味着灭亡。常常有一个新部长，升得太高太快，搬到了高地住宅区，有司机有保镖，让所有人都很难堪，他的孩子们被隔离、关在大花园里，他们的脸上和言行举止之中无不带着贫民窟的气息，直到有一天，正如他们突然被征招，这家人又回到黑暗的山脚下，因为奢侈的品位而倾家荡产。但梅雷迪思有其他经济来源。他是一名律师；他还利用政治隐士的身份每星期在电台做一个叫“邂逅”的访谈节目，为他赢得了一些名声。他在节目里言语犀利，愤世嫉俗，对受访者一视同仁。

梅雷迪思婚姻幸福，有一个还很小的女儿；他似乎能将政治失意与自己的私生活分离开来，给人感觉过得悠然自得。在高地住宅区的歇斯底里中——与一开始罗奇对哈里·德通哈话又多声音又大的感觉不同——跟梅雷迪思在一起感觉平静、放松。说来奇怪：当梅雷迪思掰着又短又粗的手指数落着一件件罪证、清晰地分析主要局势时，他可以比任何人都更忧郁。而当别人因为担忧而灰心丧气或焦躁不安时，他却好像不为他自己预见的临近的混乱所动。一次，在讲到岛上机构的瓦解时，罗奇听到他说：“我们生活在一栋没有围墙的房子里。”然而从他自己的生活看却好像一切刚好相反。在他愉快的法律实践中（他说这份工作全面地锻炼了他，拓展了他所有的才能），在他快乐的电台工作中，在他融洽的家庭生活中（他的妻子来自一个历史悠久的穆拉托家庭），在他修建房子、操持家务的过程中，他似乎确信世界将延续下去，而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对于刚刚来到岛上的罗奇而言，这种政治兴趣与私人安宁的结合让他感到平静。

但是自从简来了以后，两人的关系就不再那么密切了。在最初的那段日子里，简寻求的并不是平静，甚至对梅雷迪思喜欢分析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也丝毫不感兴趣，所以她觉得梅雷迪思“很古板”。简第一次去梅雷迪思家拜访，要离开的时候，梅雷迪思一手拿着一个布娃娃，一手牵着小女儿走到花园门口挥手告别，这个人看上去确实太居家，太安稳了：这点罗奇看得出。简还认定梅雷迪思是个无趣的人；后来又认定他长得丑。罗奇说她是吹毛求疵。简对此心知肚明；可是注意到自己产生的影响，她坚持说：“我就是受不了他那副嘴脸。”本来，只是她不假思索、随口说说的评判——梅雷迪思很古板——后来就成了她任性的成见。简和梅雷迪思之间很快就滋生出一种默默的相互敌对；罗奇知道这种敌对是做作的，源于简对她不在乎的人随意、本能的残忍，这是她懒惰的残忍部分，是她不想被打扰，然而他还是被她的情绪影响了。

自从两人渐行渐远，自从他们不再相处融洽，罗奇开始觉得梅雷迪思的性格——曾经吸引他，似乎给他带来平静的性格——不过是演戏。他开始在梅雷迪思的居家生活中发现夸张和自卫。他开始觉察到这种性格背后的不安。从梅雷迪思能让别人灰心丧气而自己却好像不为所动的本事之中，罗奇开始感觉到梅雷迪思自己的歇斯底里、愤怒、空虚和可能就隐藏在他所夸耀的家庭生活背后的蠢蠢欲动的野心。经过这样一番解剖，梅雷迪思的性格不再可能是完整的，不再可能和表面上看到的一样。罗奇开始对梅雷迪思有了戒心。于是他转向哈里·德通哈，此人不仅始终如一，而且事实证明表里如一，令人惊讶：他没有秘密，他把自己的担心公诸于众，他的态度从未改变过，他的商业活动汇入他的社交生活。

*

“这么说帕梅拉来不了了？”哈里一边说一边把梅雷迪思从黑暗的客厅领到门廊上。哈里的厚底帆布鞋白得晃眼，在他那纤细的棕色腿的反衬下看上去大得可笑。“每个人表现得仿佛我和玛丽－特雷瑟之间的事像一场分手的婚礼。一些人是男人这边的，一些人是女人那边的。”

梅雷迪思走到门廊上，隆重登场，他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说：“我听说她让他很不好过，伙计，哈里。她缠着他去搞永久居住权。”

“哦天啊，梅里，伙计。你也是吗？”

梅雷迪思个子不高，步履轻快。虽说瘦，但是身体看起来很结实：他的体重要比看上去的沉些。他穿着一件有领扣的白色衬衫；脖颈处没有扣上，但也没张得很开，不像假日的打扮。衬衫在他结实的肩膀处绷得太紧，衣领太靠近脖子：好像缺了条领带。

梅雷迪思的出场秀还没结束，他站在门廊上，双手挥而合拢，用一只火柴盒去敲一只香烟盒，说了声：“简。”

“你好，梅雷迪思。”简边说边在椅子上调整了下腿的姿势。梅雷迪思说：“彼得，我要找你。”

“好事还是坏事？”

“这取决于你。别这么害怕。我们待会儿再说。今天早上你们干了些什么啊？”说着他在罗奇吊床旁的铝支架的板凳上坐下。

哈里说：“老样子呗。我们去海滩上散步。看着人们做着形形色色的事儿。”他说得好像他们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上午。“你看见那些人了吗？”

梅雷迪思拿了一杯朗姆宾治，说：“这个地方有很多疯子。”

简说：“他们是疯子吗？”

哈里说：“他们反正不正常。”

“要说他们正常简也不相信。”罗奇说。

“客人的礼貌，”梅雷迪思说，“干杯。‘我们就像你们。你们就像我们。’萨波利切公司最近有什么新闻，彼得？”

“我不确定你问我是不是问对了人，”罗奇说，“我已经决定离开了。”

哈里吃了一惊。“你没跟我说过，彼得。”

梅雷迪思抿了一口酒，微笑着对简说：“这么说你们要离开我们了，简。”

简说：“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这话。”

罗奇说：“我刚决定的。”他张开嘴笑，露出他的臼齿，“一直以来我听见的尽是关于这些疯子的事。”

哈里坐在他的吊床上前后摇晃着，帆布鞋的鞋尖碰到了水磨石地板，他说：“不过说真的，这个地方到处都是疯子。有一天我就在想这事儿。我在赛马场，从‘螺帽和螺栓’[2]买了些坚果——你们知道那个卖坚果的家伙吗？我突然间想到这些卖花生和腰果的人都是疯子。我说我是突然间想到的，但其实我从小就知道。我一直知道这些人都是疯子。可笑的是我居然从未觉得可笑。而且，知道吗，一旦你发觉这里有疯子，你就开始不停地碰见他们。真可怕。”

梅雷迪思说：“你听上去忧心忡忡的，哈里。”

“在任何别的国家这些人都会被关起来。不知道我们这里什么时候流行起这种风尚，一个人疯了以后就在胳膊上挎上两只大篮子，穿上网球鞋，开始沿街叫卖：‘坚果，坚果。’”

梅雷迪思说：“我可得留心你。”

简说：“这听上去是最棒的治疗方法。”

罗奇说：“会让时髦开放的伦敦好好开开眼。”

“我上的小学附近住着一个白痴小伙子，”梅雷迪思说，“他是白人，个头挺高，嘴巴没法合上。他会指着我们说：‘砰！砰！’他就只想和你玩牛仔和印第安人的游戏。你要是砰回去可就把他乐坏了。可那样的话你就会一整个学期不得清静。我们叫他‘砰’。就是这样。没人理他。他只是一道风景。”

简说：“多人道啊。”

“人道？”哈里说，“那是我们的堕落。我们纵容懒惰。”

梅雷迪思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听听彼得怎么说。”

“以前我觉得人要随遇而安。现在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

“我们对疯癫不够重视，”梅雷迪思说，“看报纸，听广播，读任何一份政府报告：你会觉得我们都是非常有逻辑、非常理智的人，我们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我想这是我的错。我早就知道了这种疯癫。打从骨子里知道。毕竟我是伴着这种见鬼的事长大的。和你一样，哈里。可是我假装它并不存在。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当你开始想事情、写东西，或者操心资源和你的五年计划的时候，你就忘了疯癫，忘了下面海滩上的那些人。一个好的政治家绝不应该这样。”

哈里说：“但是你说的这事太鬼扯了，梅里。如果人们真的好好规划，这个地方会是一个天堂的，伙计。我们可以有真正的工业。我们用不着就这么让美国人拿走我们的铝土矿。”

“我在飞机上遇到两个铝土矿公司的美国人，”简说，“他们一路上都在看黄色书。重口味的。《荡妇》和《吸干》。”

“我们可以有真正的工业，”哈里说着在吊床上躺下，胸口发出喘气声，像是在为鸟儿的歌唱伴奏，“而不是现在的这些垃圾。一个工厂，一个有钱的白皮肤商人，一个有钱的黑人政客。”

“你说的这些都没错，”梅雷迪思说，“可是他们不见得想要你觉得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想要别的。下面河边的那些人有别的需求。”

“哦天啊，梅里伙计，你知道好多人都他妈的堕落了。你自己这么说的。看到和我一起上过学的小伙子们如今也堕落了，我太难过了。你总是对自己说：‘哦，这家伙还好。那家伙还可以。’可是有一天当你看见他的肚子垂在裤带上头，你就知道这家伙已经完了。简，你知道吗？一旦看到这些人到达肚子垂在腰带上头的阶段，你就知道他们的脑子是怎么工作的了。你就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事。你只要看这个就行，肚子和裤带。在聚会上遇到这些人，我真他妈的不好意思。简，他们一次要两杯喝的，吃饭就跟没见过食物似的。”

梅雷迪思说：“他们很饿。”

他面带僵硬、受伤的微笑看着哈里。这微笑，以及他脑袋的姿势，凸显了他的鼻子和嘴之间的宽度。他脸上的这个部分看上去特别脆弱：由此可以看出他以前在学校里可能常受欺负。他对哈里的回应有一种学童的俏皮。

哈里在吊床上交叉双腿，望向令人目眩的大海。“二三十年前大家都在减肥。你可以在每个后院看见锻炼的人。你还记得那股健美热吗，梅里？真是美好啊，伙计。曾让你感觉那么棒。你还记得那些小伙子们走路的样子吗？”

“‘翅膀’，”梅雷迪思一边笑着说一边放下杯子摆起姿势来：挺直肩膀，抬起胳膊肘，双手自然下垂，“大猩猩式走路。不过这是那个时候的需求。”

哈里说：“我们说的不是同一种语言。”

“你是假装听不懂我说的话。”梅雷迪思说。他的笑容消失了，一针见血，话音里流露出怒气。“下面海滩上的那些人要是稍稍正常一点，你不觉得他们会把这里一年烧毁两次吗？疯癫使这个地方得以维系。”

简说：“这样方便了格兰德利特太太。”

“方便了所有人。方便了你、我、哈里、彼得和萨波利切公司。”梅雷迪思话音里的怒气消失了。当他再次开口时，他恢复了平静，带着本地口音：“不过，呃，哈里？以色列之后是非洲。”

“哦，梅里伙计，”哈里支支吾吾地说，“我不知道。但如果《圣经》上这么说……”

罗奇说：“《圣经》上有这样的话？”

梅雷迪思笑了，还是平静的语气：“我想你得看得仔细些。可是告诉我，简，你跟梁先生的儿子相处得怎么样？”

简说：“你指吉米·艾哈迈德？”

梅雷迪思冲她笑了笑。“上学的时候他叫做吉米·梁。你是否曾看进他的眼睛，明白了何谓仇恨？”

简一脸迷惑。

“我只是引用了一家英国报纸一篇访谈中的话。一个女人写的采访。她在写吉米的时候完全变成了一个阴道。”

哈里说：“天啊，梅里。”

梅雷迪思冲哈里笑了笑，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了一遍，像是在解释：“她完全变成了一个阴道。”

哈里说：“真不知道如今我的耳朵尽听到些什么话。”

“这位伟大的黑人领袖突然声名鹊起时我在伦敦。我得说这让我大跌眼镜。我向来只知道他是梁先生的儿子，想方设法进入那里的华人圈，说要去中国给毛泽东出主意。”

罗奇笑了：“真的吗？”

“你知道那里的人。他们认为所有的中国人不是像查理·陈就是像傅满洲。当时我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他们叫我去找这个黑人反叛分子做一个三分钟的节目。他们给了我一个温布尔登的地址。我到那里一看，是一栋巨大的房子。我说不上来是什么风格或者属于哪个时代——当时我对这些一窍不通。在这种地方长大的人怎么会知道什么建筑风格。对我来说房子就只是房子。有的新有的旧，有的大有的小，有的穷有的富。这是一栋有钱人的大房子。这位领袖就住在这儿。和操控他的女人在一起。如今我能判断出这个女人属于中产阶级或者上流社会之类。可是当时我只知道她是一个住在大房子里的白皮肤女人。她正在安排所有的公关活动，我坐在那间大客厅里，看着这个男人像个上了发条的玩具一样行动。而那个扁屁股的高个子女人在一旁看着，对自己的黑色哈巴狗非常、非常满意。他走来走去，汪汪乱叫。而她对我，一个真正的黑鬼感到不安。不过你瞧这整个新闻有多假。那个女人才是主角。我应该采访她。不过我还是把狗的汪汪乱叫录了下来，剪辑成三分钟做晚间节目。这就是我对吉米·艾哈迈德传奇的小小贡献。”

简说：“她就是他的妻子吗？”

哈里说：“你明白我所说的纵容的意思了吧？简，英国人为什么如此纵容这个男人？以前我们在报纸上不知看了多少胡说八道。”

梅雷迪思说：“我把他视为这个地方最危险的人物。”

罗奇说：“听见你这么说他会很高兴的。”

“他危险因为他有名，因为他还保留着很多英国给他的光环，还因为他什么都不是。‘爸爸，我是中国人吗？’‘不，儿子。你只是我的孩子。’中国人一点儿都不为这种事情苦恼。也就没有丝毫纵容。从那以后你就可以利用吉米·艾哈迈德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任何人都可以利用这个人在这个地方搞出乱子来。他可以被设置。他是我认识的最容易受别人影响的人。”

罗奇说：“我怎么从来不觉得。”

梅雷迪思说：“你给他的东西不对。”

哈里大笑，然后说：“你给了他工作。”

“我没有给他任何东西，”罗奇说，“我只是试着帮助他做他说他想做的事。”

“我知道，”梅雷迪思一面点点头，一面飞快地说，“土地，基于土地的革命。这是伦敦的设置。但是要是你以为吉米打算来这里把自己埋没在灌木丛中，那你就看错他了。他需要不断地搞出事情来。他的身体里有一股……那个词叫什么来着？驱动……”

简说：“驱动力。”

“他的身体里有一股驱动力需要发泄出来。在英国他最后以强奸和性骚扰收场。在这里同样的驱动力会促使他收场。”

罗奇说：“你觉得他在这里会怎么收场？”

“他可能会变成一个百万富翁。可能会成为下一任首相。一切取决于他是怎么被设置的。以现有的情况来看什么事情都有可能。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吉米不会就这么默默无闻地在灌木丛里鸡奸几个贫民窟的小子了事。”

“吉米也是这么想的，”罗奇说，“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夸大其词了。”

哈里说：“我不觉得。”

梅雷迪思说：“明天这个人可能会说出什么话，做出什么姿态，或者卷入什么事件，然后一夜之间变成一个英雄。强奸白人女性，逃离英国，讨厌中国人——他能引起很多共鸣。我知道。就以我自己为例。我无需太费力就能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对这些华人店铺的感觉。吉米总是说自己出生在一个华人杂货店的后屋里。在英国这样的出身听上去贫寒而有趣。可是以前我忌妒吉米。大多数男人也和我一样，呃。一家店——店怎么可能倒闭呢？一家店什么都有。你的母亲偶尔才放心让你去那里买东西。以前我每天要经过梁的店铺四次。店就在我上学的路上。吉米的母亲是个大美人。棕色的皮肤，漂亮的五官，西班牙风情，胳膊下面有一大溜黑发。我无法形容那头秀发多么吸引我。很长一段时间，我无所适从。我从未如你们在阅读中了解的那样对同性产生兴趣。我一直都是异性恋。我曾经忌妒老梁，心想，只有有钱人，只有拥有店铺的人才能娶到那么漂亮的女人。我以为这是生活的一个真相，以为我们的女人都跑去嫁给开店的华人了。对此你无能为力。不需要有人告诉我什么：我知道我就没有那种命。”

童年，罗奇心想：听这里的人谈论他们的童年真是奇怪，仿佛那是一段刚刚被发现和领悟的岁月。不过梅雷迪思以前从未讲过这些，罗奇怀疑梅雷迪思知不知道他这席话暴露了自己多少东西。

哈里说：“我不相信，梅雷迪思。”

“不过那店铺根本称不上是杂货店，”梅雷迪思说，“一家杂货店应该是另一种样子。漂亮的水泥房，结实，体面，有像样的招牌。”

哈里说：“杂货店可以卖酒。”

“梁的店铺不过是一间小棚屋，生锈的锌皮屋顶，破破烂烂的地板，歪歪斜斜的墙壁。不过我是过了很久才看清这一切的。我想是从英国回来以后吧。我们生在这个地方就像小猫一样瞎。所有的人。什么都看不见，即便是受了教育，即便是出了国，也仍然如此。看看我，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时，肩膀上扛着一台录音机就去了那栋温布尔登的房子，一点儿也不了解那栋房子和那个女人的事，只看见一个白种女人和一个混血华人住在一栋大房子里。要过很久才能开始看清一切。渐渐地你就能看出这个看出那个了。你可以这样一直看下去，但是你必须停下来。你会开始忘记小时候的感受。你会开始忘记自己是谁。如果你看到了太多，就会落得自己一个人住在山上的房子里的下场。这样的事已经开始发生在我身上了。”

“你不会的，梅里，”哈里说，“你说的我觉得都很有道理。可要是连你这样的人都开始说这种话，那这个地方就没有未来了。”

“你从来都不瞎，哈里，”梅雷迪思说，“这个国家唯一的一个。”

“要是你觉得我们都应该开始跟着雷盖音乐乱蹦乱跳，我可不干，呃。我要是有办法就在这里取缔音乐。”

“你所说的未来指什么？你想要什么？不同的人想要不同的东西。简不会想要你想要的东西。要是能实现一个愿望，简，你想要什么？我们来玩这个游戏吧？”

海滩上再次传来说话声，大家都侧耳倾听：那群人回来了，还是和刚才一样一边快走一边说着话。声音更加高亢，其中一个声音——听不清是男人的还是女人的——走到房子正下方时发出一阵尖笑。

哈里说：“约瑟夫差不多要走了，去游他的泳。留下来吃午饭吗，梅里？”

“不，伙计。帕梅拉在等我。”

简说：“我们来玩那个游戏吧。问我一个愿望。”梅雷迪思说：“说说看。”

简说：“我想要很多很多钱。”

梅雷迪思说：“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你抢了我想说的话，”罗奇说，“你总是不失时机，亲爱的。”

梅雷迪思说：“哈里，你呢？”

“时机？”简说。

“跟我们说说你觉得自己多么优越。”罗奇说。

哈里说：“我的一个愿望？嗯，梅里老弟，我想过很多。我想最诚实的回答就是我什么都不想要。眼下我只想让玛丽－特雷瑟回来。”

梅雷迪思说：“你的意思是你希望处在一个能够什么都不想要的位置上？”

“我可没这么说，梅里。我知道你的居心。不，伙计，我没有什么意思。我不希望想要什么东西。”

罗奇说：“你想当一个植物人。”

“可以这么说。”

简说：“太可怕了。”

“你真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哈里，”梅雷迪思说，“你太自暴自弃了。彼得你呢？”

罗奇一字一顿地说：“我想要拥有最强大的性能力。”

简从湿润的双唇间吹出一股烟，样子丑陋，她说：“那又有什么用？”

梅雷迪思微笑着说：“可是会很好玩。”

“我们一整天都摆脱不了这个话题了。”哈里说。

罗奇说：“那你呢，梅雷迪思？”

梅雷迪思还在对简微笑。接着他的表情突然变严肃。他把头微微抬起，再次凸显了外翻的鼻孔和嘴巴之间的宽阔。他停顿了一下；故意营造一片寂静，像是要发表一个准备好的声明。他说：“我希望能好好做自己。”有那么一会儿，他保持着抬头的姿势和脸上的表情——被欺负的学童的表情，一动也不动。加上他是四人当中唯一一个坐直的黑人，于是，他仿佛成了门廊的中心，孤零零地坐在薄条纹椅垫的矮凳上，在阳光下分外清晰显眼。最后，他终于放松下来，再次微笑。

哈里说：“你这是作弊，梅里伙计。你叫我们每人说一个愿望，自己却说了四五个。这就好像你叫一个人用一个词说出他想要什么，而他回答‘全部’。”

“我并不觉得我在作弊。要我说我想要的比你还少。我希望在临死时感觉自己曾经活过。我也可以反着说。我不希望感觉自己白白过了一辈子。”梅雷迪思严肃地说，完全没有去迎合哈里愉快的口气。此时阳台上的他又像是坐在一个舞台上，背对着白色的天空和炫目的大海。

简说：“这游戏变得有些吓人了。”

“你这么觉得？”梅雷迪思说，“要是人对自己毫无期待，或者一无所求，那才真正吓人呢。”

罗奇说：“人类的野心无限。”

“可是能力是有限的，”梅雷迪思说，“我们现在就可以来证明这点，我们四个。有时间吗？”

简说：“是另外一个游戏吗？”

哈里从吊床上坐起来，气喘吁吁，凹陷的眼睛周围看上去好像有淤青。他一面呼哧呼哧喘气一面说：“约瑟夫在闹脾气了。”

简说：“我们来玩这个游戏。”

哈里下了吊床，朝客厅走去。“你们听到锅碗瓢盆的声音，以为约瑟夫在尽责。可是我和约瑟夫就好像妈妈和孩子一样。我知道他弄出的每一个声音的意思。而我告诉你们：约瑟夫正在发脾气。”

梅雷迪思说：“哈里，你出来的时候拿上铅笔和纸。”

哈里吸了吸牙齿，走进屋去。先是一阵气喘吁吁的低语，接着是沉闷的杂音，然后是锅碗瓢盆乒乒乓乓的声音。回到门廊上时，哈里喘着粗气，百慕大短裤的流苏在膝盖上一晃一晃的，巨大的帆布鞋闪着白光，他手里拿着铅笔和备忘的便笺本。

梅雷迪思接过便笺本写了起来。他说：“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然后把你们的答案写下来。”

简说：“要是我们的答案都一样，那就不像游戏了。”

“你不能用猜的，简。”梅雷迪思停下来把便笺本面朝下放在水磨石地板上，“我要你们回答的不是一个单词或一个句子。事实上，我要你们充分发挥想象力。”

“这里面要是有陷阱，我可不玩。”哈里说。

“没有陷阱。”梅雷迪思说，“假设你应有尽有。好吗？所有东西，任何东西。我只想知道你怎么度过一整天。一个工作日，如果你还在工作的话。我要细节。你可以为自己添加各种品格，但不可以回避这个问题。我要的不是一张列出你的财产、天赋或者成就的清单。我要看你怎么带着你的福气度过二十四小时。只需要记住：如果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画家，那么你会把大量时间用在画画上。”

简说：“可我不能就那样回答。我得想一想。”

“回答得好，”梅雷迪思说，“我想这证明了我的观点。”

“而且我不知道我愿不愿意告诉你我完美的一天。”

“谁说是完美的一天？这就是女人的反应。不过没关系，简。你已经退出了。”

罗奇说：“这并不意味着她的期望不高。”

“这意味着她的期望很含糊。而这项练习的要点就在于不能含糊其辞。以前我不想说，可是这个游戏确实不适合女人玩。她们的期望总是跟另外某个人有关。比如我们不想听到的那个完美的一天。女人没法想象得太具体，因为她们有着太多的可能性。她们可以是任何东西。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在她们身上。可是这些并不由她们掌控，而是取决于那个找到她的男人。想想就觉得可怕。我常想，我要是女人一定会吓得半死。”

罗奇冲简淡淡一笑，说：“简可没有吓得半死的样子。”

简硬邦邦地说：“我已经退出了。”

“哈里不需要时间想，”梅雷迪思说，“开始，哈里。让我们看看早上你起床了。可爱的卧室，美丽的风景，漂亮的房子。”

“啊，是的。我会吃一点蜂蜜，然后我想我会做瑜伽。”

梅雷迪思说：“你没有哮喘。病已经治好了。”

“我还是会吃一点蜂蜜，做瑜伽。”

“好极了。”

“然后我想是在花园里散散步。我不会看见沙子和树枝。没有干旱。”

“美丽的花园，”梅雷迪思说，“不过这房子在哪儿？在哪个国家？”

“我爱这个国家。不过你知道这局势。”

“你不管走到哪里都很安稳。你有绝对的安全感。”

“我得为孩子们想。他们比我更有雄心。我想房子会在多伦多。哦，早餐过后，吃一点蜂蜜，我就去办公室。”

“红红火火的生意。”梅雷迪思说。

“不，不太大的生意。经营一家大到你感觉不到的企业一点儿意思都没有。我比其他人都早到办公室。凉爽、安静、整洁的办公室。我喜欢一早待在一个整洁的办公室里。旁边没有人，没有人在说话，你的桌子上空空的。我就利用这段时间思考，最初的半个小时。我的脑子里涌现出各种各样奇妙的点子。我想清楚要怎么做这个怎么做那个，感觉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然后其他人陆陆续续进来，信件来了，工作开始了。上午过了一半的时候，一些人进来说某个问题快把他们逼疯了。于是，我听他们讲，查阅文件，然后马上就看出该怎么怎么办。我说你应该这样那样，这些家伙听得目瞪口呆，知道了为什么我是老板。嗯，接下来就到了午餐时间。一切从简。你知道我。我一吃得或者喝得太多就会喘不过气来。”

“太棒了，哈里。”梅雷迪思说。他站起来把他做记录的便笺本递给简。

“我忘了，”哈里说，“哪里都不可以有音乐。我在哪里都听不到音乐。下午我口述几封重要的信件，信件内容我已经在脑子里想了一整天了。三点钟我把秘书姑娘叫进来，准备下班。就这样。八九个问题。全部解决，我感觉生意兴隆指日可待。我会提前做好几年的规划，你知道。四点钟我感觉他妈的好极了。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像是回报。”

简看了梅雷迪思写的以后哈哈大笑。

哈里说：“我说了什么很好笑的话吗？”

简说：“没有，没有。继续，哈里。接着讲。”

“晚上我回到家，在花园里散散步，做做瑜伽，在游泳池里扑腾几下。然后洗澡，换上干净的衣服。我喜欢干净的棉布。然后一些可爱的朋友来吃晚饭。最后在酒吧里结束这一天。”

“就这么多？”梅雷迪思问。

“我想就这么多。”

简说：“梅雷迪思说得对。”

她把便笺本还给梅雷迪思，梅雷迪思把本子递给罗奇。

罗奇看见上面写着：说话者描述的生活正是他现在过的或者曾经过的生活。背景可能会变，但是没有人会重新开始或者干什么新的事情。

哈里从吊床上起来，说：“让我看看，彼得。”

四人全都站了起来。太阳滑过门廊的一角。阳光强烈；烧焦的草坪开始散发热气。

罗奇说：“我想我也一样。我会把背景换掉，这样我就感觉不到跟任何东西有任何关系了。”

“解脱，”梅雷迪思说，此时他又像是一位朋友了，“这样会很好。做自己就好。我也是这么想的。”

罗奇说：“在这个新环境里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位成功的律师。就像你。拥有所有品质的律师。学识，记忆力，判断力，知人之明……”

简说：“你没有提到玛丽－特雷瑟，哈里。”

“我想到了，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不想把她放进去。”

梅雷迪思说：“别信他。他不确定。不过一般都是这样。男人们在玩这个游戏时很少提到女人或性。应有尽有的男人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这么说很残忍，却是事实。”他站在简的旁边。简跟他一般高。他开始不停地垫起、放下脚尖，又开始甩胳膊，拿火柴盒去敲香烟盒。他说：“不过这个我们可以以后再好好谈谈，彼得。在广播里。我早就把你列在‘邂逅’的名单上了。其实我就想找你说这事。你早该上我的节目了。可是我想先让你安定下来。我觉得问一个初来乍到的人对这个地方有什么看法毫无意义。”

罗奇说：“原来是这样，那我真是舒了一口气。不过我想我得问问萨波利切公司。”

梅雷迪思说：“他们应该给你奖金。这对他们大有好处。节目程序十分简单。我们录一个小时，然后剪成二十五分钟。跟我们今天聊的差不多。一些不落俗套的话题。绝不提我们的海滩、我们的热情好客，或者我们的敬老之道。我下星期会给你打电话。”

说完他踮起脚尖，朝简欠了欠矮小但结实的身躯，说一声“简”，然后就甩着胳膊，拿火柴盒敲着香烟盒，迈着轻快的脚步走进黑暗的客厅，隆重退场，和入场时一样。他用本地口音大声说：“哈里，约瑟夫哪儿去了？走了吗？小心别让他也离开你，呃，哈里。”

车门砰地关上。引擎启动。

哈里说：“哦，好的，梅里伙计。很高兴你过来。向帕梅拉问好。跟她说抵制结束了。嗯，就这样吧，伙计。”

车开走了，哈里回到客厅，气喘吁吁，看上去很累。

约瑟夫到海滩上去了。不过他已经把桌子摆在了客厅另一头的凹室，食物也放在宽阔的厨房传菜口的架子上了。

哈里说：“来，我们坐下吧。”

他的语气还是送走梅雷迪思时所用的打趣的语气。但他的声音变得有些沙哑。突然，他闭上眼睛，举起颤抖的双手，说：“我想尖叫。我想跑到什么地方割断我的喉咙。”

罗奇说：“数到十，哈里。”

当简挤进凹室的长椅和餐桌之间时，哈里双手撑在屁股上，抬起头，短促、大声地呼吸起来。当他最终止住气喘，大家都就座了以后，他说：“最近这人让我很反感。不是因为他说的话，而是他散发出来的某种感觉。看着他的脸和那淡淡的微笑，你会觉得，哦我的天，有什么用，活着干吗。你都想用手去砸一扇玻璃窗。而他最后总是看起来他妈的那么高兴。这让我很生气，伙计。”

简说：“我忍不住一直看着他。他把我迷住了。我觉得他坐在那张矮凳上就像一只惆怅的小青蛙。”

罗奇说：“这很可能解释了很多事情。”

“他今天很不友善，伙计，”哈里说，“对不起，简。我很抱歉。我从没听过梅雷迪思当着人的面那样说话。”

简说：“我没怎么听他说什么。我只是坐在这里仰慕他。”

哈里说：“有人给了他权力的希望。你们是否注意到他没有多说自己那完美的一天？我还等着听他是不是首相呢。不过他压根儿没提政治。”

罗奇说：“这我可以理解。”

“不，伙计，”哈里说，“他渴望权力，或者说他以为的权力。我听说了一些事。他真是个十足的大傻瓜。他们会再一次把他咬得稀巴烂。而这次他真的会把他的生活毁了。我不知道他怎么会觉得自己可以去海滩上跟那些人说话。他们才不想听他这种人废话呢。”

罗奇说：“所以他今天忧心忡忡的。他知道他会被咬得稀巴烂。”

“我不知道人怎么会变这么多，”哈里说，“简，你不会相信以前跟梅雷迪思在一起多有意思。这里要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你只需听听梅雷迪思的分析，他会将方方面面理得清清楚楚，让你的神经安定下来。你会觉得有这样的人在身边，事情不会那么糟糕。可是看看今天。要知道，我可从没听过梅雷迪思对吉米·艾哈迈德这样大发议论。梅雷迪思觉得此人就是一个笑柄。今天他说得好像他想杀了这家伙似的。”

“他忌妒住在温布尔登的那个女人，”简说，“我猜他也想让我们看着他的眼睛，明白何谓仇恨。”

罗奇笑了，说：“他犯不着这么做。我在试着弄明白他最后让我们玩的那个游戏。目的达到了，不是吗？我想主题很简单。就是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不可能把自己想象成别人。我觉得仅此而已。”

哈里说：“‘你将来过的生活就是你正在过的生活。’星期天的上午告诉别人这个真是他妈的扫兴。”

罗奇说：“这得看你怎么想了。也可以是安慰。”

“‘没有人会开始新生活’，”哈里说，“不，伙计。他误解我了。”

海滩屋的星期天接近尾声。三人酒足饭饱，在阳光下昏昏欲睡。大家都不说话了。以前这个时候，穿着长裙的玛丽－特雷瑟就会走过来，轻声问她的客人们要不要休息、下棋、散步到河口去，或是开车进入灌木丛。她温柔的存在让假日生机勃勃。没有她，房子死气沉沉的。外面阳光白晃晃的，海浪不停地拍打着陡峭、狭窄的岸沿，随风传来隐隐约约的铃铛声和说话声。暴露在风和阳光里的这栋悬崖上的房子，感觉空空荡荡、被人遗弃。

[1]流行于加勒比海地区，以时事为主题的民歌。

[2]原文为Nuts and Bolts，nut在英文里还有“坚果”和“疯子、怪人”之意。

十一

开 始的一段路紧邻海岸：下午的大海波光闪闪；岩石密布的海湾此刻有一半陷在阴影中，小海湾里没有人游泳，高高低低的岩石从光滑的灰沙子中钻了出来；耀眼的白色浪花拍打着黑褐色的礁石。接着大海的声音愈来愈远，车子开进了树林。高大的白色树干的树木上悬挂着一根根长着巨大的亮晶晶的心形叶子的藤蔓，三四种野生的多刺棕榈树混生其间。这条公路就像一条绿色隧道。然而看上去浓密、古老的树林却是伤痕累累。一块块烧焦的空地上枯黄的次生灌木林奄奄一息，彰显着干旱的威力；那儿的阳光强烈、顽固。有时，一路开过去，树林就只是路边的一道屏风，可以看见后面强烈的阳光和空地。

简又累又焦虑，脸色苍白，嘴角的红点十分显眼。每当感到忧虑，她的眼睛就会湿润。

她问：“你觉得玛丽－特雷瑟会回来吗？”

罗奇说：“在今天之前我一直觉得她会回来。现在我不怎么确定。今天见了哈里让人明白她一直以来在忍受着什么。”

“哈里温馨的小世界要破碎了。”简心不在焉地说，“‘伙计，这周日到海滩屋来，伙计。’”

罗奇说：“我们看着温馨。是不是真的温馨就不知道了。”

简说：“好吧。”过了一会儿她加了一句，“每样东西都有属于自己的时节。”

罗奇听出这是他说过的话。他说：“我想我们在他们看来一定也很温馨。我们只是客人。”

“我真他妈高兴我是客人。”

树林逐渐让位于次生灌木丛：杂草丛生的旧咖啡和可可种植园，随处可见的高大的绿荫树给人以树林的感觉。车子经过废弃的旧可可豆干燥室，安装在栏杆上的屋顶曾经是可移动的，如今有些屋顶永远地敞开着。偶尔，路边的泥土院子里出现一间间正在腐烂的棚屋，看上去空空荡荡、摇摇欲坠。棚屋的门和窗打开着，铁皮屋顶锈迹斑斑，没有刷漆的旧木头已经褪成死灰色。有时会看见一间间棚屋组成的小村子，村里有用桩子撑着的快要倒塌的小商店。敞开的门口挂着鲜艳的铁皮广告牌，柜台上的玻璃箱里放着软面包和蛋糕，跟外墙一样斑驳灰暗的架子上摆着几罐便宜的糖果，立着几瓶甜汽水。

有时可以看见一座木头的小教堂或者教会副堂。有时一处看似民宅的门口挂着一个布告牌，跟商店招牌一样鲜艳，告诉人们这里是一个私立教派所在地。路上有步行去做礼拜的人群，在炎热的下午盛装打扮，男的穿着深色西装、棕色鞋子，女的穿着轻薄的粉色或黄色长裙，透出底下的缎子内衣，他们的影子投在丘陵地蜿蜒起伏的黑色柏油路上。

一些院子里有小孩在玩耍。有时可以在阳台上看到一个打赤膊的男人，脸和手比胸膛还要黑，像被火烧焦了似的，坐在用装糖的麻袋做的吊床上，抱着一个光身子的婴儿。父与子：灌木丛中无聊的星期天。这是一条繁忙的公路，距离熙熙攘攘的市区只有两个多小时的路程。然而这些村庄似乎与周末的出游交通隔绝：被施了魔法的村庄，搁浅在时间的河中，属于另一个时代，一个没有未来的时代。

简说：“真是令人沮丧，不是吗？很难想象我第一天到这里的时候竟为之倾倒。那天早上你来机场接我。我累极了，什么都看不进去。可是我心想以后我会好好了解这里，这里很漂亮。那是最美好的一天。可如今知道自己准备离开了，我就不再这么觉得了。我不在乎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走这条路了。梅雷迪思真可怕，不是吗？瞧，我对他的看法是对的。你还跟我说他非常温文尔雅。”

“他确实在隐瞒什么事情。”

“这个词怎么能用在长成那样的人身上呢？他听说你要离开的时候脸都绿了。”

罗奇微微一笑。

简说：“他那张小青蛙脸整个儿拉了下来。他不喜欢你在这里，可是你说你要离开他又觉得很受伤。他只是想让你留在这里陪他玩他的那些小游戏。”

“他今天非常不友善。毫不遮掩。”

“他的不友善无关紧要。”

罗奇微笑了：萨蒂尔式的微笑。“我没觉得有什么关系。反正你是无所谓。”

“对付他那种人得一开始就给他脸色看。要是你不想玩，他也拿你没办法。”

“这不是游戏，简。你不可能打一棒就跑回自己的垒。”

“说什么性啊阴道啊。我猜他觉得我应该尖叫着从椅子上跳起来。我知道他不过是在生温布尔登那个富婆的气。”

“我得说我从没听说过这个女人。我只听他说过那次采访。我猜从这样一个地方看，她一定越来越像一个女神。对他们俩而言都是。”

“他们俩？你指吉米·艾哈迈德？”

罗奇没有回答。

简说：“你知道她是谁吗？”

罗奇突然生气地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是说了吗，我仅仅听说过她而已。”

“我在想他客厅里的那张照片。只有小孩没有母亲的那张。”停顿了一下，她才对他的生气做出反应，说道：“我以为你了解这个地方的某些事。一些特别的事情。你为什么要来这里？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你觉得在这里你能干什么？”

“我当初和你一样一无所知。我只看过报纸。我以为我在这里会有事情可做。真正的工作，不是我以前做的那些。朝九晚五。我想哈里刚才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和他感觉一样。工作让人觉得非常平静。不过如果事先玩过梅雷迪思的游戏，我就会知道不是这么回事了。”

“没有人会开始新的生活。”

“我的情况要更复杂一些。我不仅看不到未来，我甚至还看不到对我而言一个美好的未来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就是我到达的阶段。我要是够诚实，就应该像你那样告诉梅雷迪思，即，我需要时间想一想。哈里可以想多伦多和他的摩天大楼——我相信那确实是哈里的梦想，你觉得呢？可是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了。恐怕我不再认为自己是个政治家了。很奇怪，不过我发现成年以来我一直这么认为。而我现在又能做什么呢。这么多年我竟然一直乐观其成。我从来没想过这些问题，而别人也不会跟你说这种事。”

“你觉得哈里在多伦多能成功吗？他在这里没问题。可是他并不真的懂得做生意。在多伦多别人会把他咬得稀巴烂的。”

“哈里这种人走到哪里都能成功。你也是。不管梅雷迪思说什么，你都可以重新开始。”

“你这么觉得？”简生气地说，看向窗外。

如今的罗奇把简看得透透的。那种生气，那种看向窗外的动作让他把她看得一清二楚：她本能的表演，从伦敦延伸到了这一片异域的灌木丛中的汽车里。他可以想见过去的几个月怎样变成又一次背叛与伤害的经历。他可以想见她的怒气、她的高兴、她的歇斯底里、她奔向新的情人，又会对他看似全心全意、竭力讨好，仿佛他就是最后一任：这段新的关系会再次掩盖她自己已确定的事情，没有风险，也不会有承诺。

他说：“伦敦等着你。不管你怎么拼命吹，你知道房子不可能被你吹倒。要是你知道房子真有可能被你吹倒，你会吓死的。你以为梅雷迪思这种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吗？他的态度真的让你那么意外吗？”

“他想什么我才不感兴趣。”

公路再次拐向海边，可可和咖啡树让位于灌木丛，没有树木的沼泽地里枯黄的灌木丛。浅浅的水池已经干涸，露出龟裂的硬泥。

罗奇说：“我觉得梅雷迪思只是在逞强。这个地方可能被吹倒，而这里就是他的所有。他看见了我和你所看见的。每天他都试图让自己接受这个现实。”

一座涂着银色油漆的铁桥横跨在一条河流上，河水缓缓地流淌过一片红树林，红树林倒映其中，河水呈现黄绿色。水位下降；露出水面的红树根上挂着一丝丝干成土灰色的黏质物。车子咯吱咯吱地驶过桥上的木板，两旁是用大量螺栓固定的桥架。阳光照在黄绿色的水面上，投下桥架的阴影。开下河堤时，看见一条条铁锈色的溪流汇入他们刚刚经过的那条河，想象着一种原始的自然景色，阳光和黏质物，热气和植物的腐烂，一时间，罗奇有一种凄凉的感觉。

他说：“这里的人谈论童年的方式真可笑。吉米，梅雷迪思。好像那是很久很久以前，另一个世纪的事。好像他们刚刚才领悟了似的。”

路变平坦了，车子进入一片椰子种植园。时间好像一下子到了傍晚。路很窄，就是在沙子上铺上一层柏油和石子。椰子树的灰色树干又高又弯。放眼望去都是椰子树，而且排列得整整齐齐，从车上看去树木就好像在移动，在耀眼的天际和又长又低又污浊、被下午的阳光照得白晃晃的碎浪之间纵横交错。近处是椰子种植园的垃圾：枯萎的棕榈叶，棕色、闪着光，成堆的椰子壳，等待采收的黄绿色椰果。拍成照片会很好看。相机会拍下一切，甚至是碎浪后面橄榄绿的大海，甚至是海滩上黄色的泡沫。可是它拍不到凄凉：他们到达这里之前一路驶过的凄凉，黑暗即将降临、一天就要结束的忧愁，昏暗的阳光将要射进种植园工人用石灰水粉刷过的棚屋的凄凉。

每一棵椰子树都有黑色编号；很多树上涂着一圈圈橘色的枯萎病药剂。种植园继续延展着。

罗奇说：“难怪他们说起童年。童年就在这里，等着他们。看看这些就让人感觉好像回到了五十年前。”

这里的海滩不适合游泳。不过沙滩上，在远离椰子树和掉下来的椰果的安全之地，还是随处可见车门打开的旧汽车和三三两两的人群。穷苦的人——穷人家丑陋的女孩们怀揣着少女的天性：别人的愉快、希望和欢乐。别人的星期天：简想到哈里的海滩屋，孤零零地矗立在悬崖上；想到黑夜降临河口；想到黑夜来到他们在高地住宅区的房子。昏暗中椰子树纵横交错；远处大海在下午的阳光中闪烁。她的疲惫和怒气逐渐被恐惧取代。不针对任何东西的莫名的恐惧；但是一整天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简判定是时候离开了：逃离刻不容缓。

罗奇摘下墨镜，在昏暗的椰子林里不需要它。简瞥了他一眼，看见他眼里的忧伤。

她说：“对你来说一定很艰难。”

罗奇言简意赅地说：“是，很艰难。在这样的一天。”

车子经过路旁一个用木头搭的简陋的小货摊，一家人围在货摊旁，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显然那是他们的摊位，供应一些蔬菜和鲜艳的布满小斑点的水果。不久，车子经过一群戴着粉色和蓝色的塑料卷发夹在散步的女人和几个只穿着卡其短裤的男人。

罗奇突然激动地说：“我讨厌所有这些人。我恨这个地方。”

她自己的怒气和忧虑消失了。她原来只知道他冷静，好挖苦、讽刺：既像圣人又像萨蒂尔，难以分辨。此时，她有些同情他，发现其实他有种小孩子脾气。她看见他太阳穴上的血管，看见他嘴巴的样子；车子在昏暗的椰子林中行驶，他们右手边很远的地方海天一线，此时此刻，简第一次对罗奇感到紧张。

罗奇说：“不过，就像你说的，星期天不是好日子。明天早上就没事了。”

这才是她熟悉的态度：她所谓的圣人的态度，每件事情都有借口般令人满意的解释，每件事情，每段新的经历，每个新的事实或观点，都可以融入他那个让自己保持冷静和疏远的个人体系。他的表情放松了，又戴上了她熟悉的苦行僧的面具。她不再那么紧张了；但还是被他搞得心烦意乱。

路旁的椰子树间出现一个缺口。阳光洒在路面上，照亮了几间建在沙地上的饱经风吹日晒的木屋，灰色的沙子和腐坏的椰子树经过这么多年已经混为一体。过了缺口，椰子树不再整齐，也没有了编号。一座白色木桥，一条浅浅的泛红的小溪；然后他们终于开出了种植园，再次来到下午明媚的阳光下。

简说：“你得让那人别再来烦我了。”

“哪个人？”罗奇戴上墨镜说。

“吉米。没完没了的电话。”

罗奇没有反应。

“不知道阿德拉会怎么想。你接了电话，他总是让你五分钟后打回到另外一个号码上。”

罗奇笑了。“他就是这样。他喜欢让人感觉总是有人打电话给他。他每次来办公室见我都会接一通电话。”

“一天中午我去艾伯特王子酒店见他，好像挺正常。他说他要和狮子俱乐部的人会面。”

“狮子俱乐部的人是不会约在艾伯特王子酒店的。他在碰运气。不过你总是可以从吉米的话里发现类似的愚蠢的小漏洞。”

“他坐一辆美国大车来的，还有司机。”看见罗奇微笑，她的语气变轻松了。“一个黑胖子，穿着透明的尼龙衬衫和打结背心。”

语音未落罗奇便说道：“吉米有什么可说的？”

“他说起一个他在伦敦遇到的女人，说战争期间她还是个孩子，住在这里，她父亲在情报局。”

“我从没听说过。”

“他们住在艾伯特王子酒店，这个小女孩会望向外面的公园，看小学生们玩耍。他说他就是那些孩子中的一个。”

“我想知道他是从哪里听来这个故事的。”

“我发觉自己正在被他软化，心想我该走了。他说用车送送我。门卫叫来了那辆讨厌的车。我能做的只有一直板着脸。车一启动他就靠过来亲我。亲嘴唇。司机一定以为我是他在酒店里勾搭上的女人。一点儿都不好笑。太可怕了。”

“我就知道会有这种事。”

“你知道？”

“在艾伯特王子酒店和吉米见面就跟在广播上发表声明一样。他知道的。”

“太可怕了。那胡须，那又湿又厚的嘴唇。猪肝色的嘴唇，里面是粉红色。还有那个司机和那辆车。”

“我最后一次跟吉米通电话的时候他很奇怪。这几天形形色色的人都在给我暗示。”

他停下来等简接话。简一言不发。

他说：“这里的人并非都是友善的。看看今天上午的梅雷迪思。”

简的脸色十分苍白。她点了一支烟，风把烟雾吹出打开的车窗。

她说：“我可不想再见到梅雷迪思。”

“这事很容易解决，”罗奇说，“我们可以顺道去找他谈谈。不用绕多少路。”

车子离开了灌木丛和庄园区，进入平原，右手边是山和山谷。公路从这里直通进住宅区、小镇和毗邻工厂区和市区的开阔田野。红棕色的山在冒烟。田野到处被火烧成了黑色。

简说：“我可不想再见到那栋可怕的房子。”

“对吉米这种人不能太含蓄。不然他领会不了你的意思。况且突然袭击对他没有害处。”

罗奇自在地开着车，没有了之前的激动。他的语气听上去心满意足，几乎是在享受；他的决心有些像他刚才的发怒一样孩子气。

简不再反抗，屈服于事件，正如屈服于动感。车子会停下；事件会发展到高潮；危机会过去；她又会恢复镇定。当车外的景色变了，当车子离开公路，驶进被次生灌木丛包围的废弃工业区，当她再次看见她以为自己这辈子再也不会看见的景象，她发觉自己暗暗兴奋起来，陷入小小的狂喜之中。她觉得一切尽在掌握，但她还是时不时地回过神来，惊奇、忧虑地想起自己正坐在车里，坐在罗奇旁边，行进在一段特殊的路上，过去与未来变得模糊，有种危机即将降临的感觉。

枯黄、衰败的草坪，反射着强光的多棱角瓦楞铁皮屋顶，赭石色水泥墙壁上的太阳光，倾斜的阴影，叶子花鲜艳、柔软的花瓣，粉色的夹竹桃和枯萎、打卷的凝血色木槿花，延伸到白色躯干的树墙的废弃灌木丛：一切都跟记忆中一模一样。一切都继续存在着。

车子停在公路上，罗奇下了车，砰地关上车门，简也下来了，她的狂喜结束了；当她恢复镇定，她对已经消失的兴奋感到既惊讶又后悔。直到他们走进院子，穿过开着的门时，她才猛地想到：罗奇会知道她第二次来这里的事情，发现她与吉米见面的情形并不像她讲的那样。

院子里没有人。没有人从房子里出来，阳光下的门廊白晃晃的。房子侧面的停车棚是空的；水泥地上的一点旧油污上落满灰尘。从门廊通到客厅的门开着。

罗奇喊道：“吉米！”

没有人答应。罗奇走进客厅，简跟在后面。她又看到那块点缀着黑色和黄色斑点的铜青色地毯；书架，书，立式相框中的照片；比上次凌乱的书桌；厚重的、套着毛茸茸的假虎皮的三件套沙发。长沙发上放着一份胡乱折叠的报纸；玻璃罩着的桌子上放着看上去黑糊糊的漫画增刊。东西表面覆盖了一层薄薄的新灰尘；他们走过房间，扬起的灰尘在白色的门廊反射进来的光束中翩翩起舞。看着这个无人居住、暴露无遗的房间，可以想象它搬去家具、空空荡荡、只剩下墙壁上那些深褐色的搁板的样子。简打量着那张残缺不全的照片中那两个绷着脸、表情木讷、一头卷发的孩子。

罗奇一边喊着：“吉米！吉米！”一边穿过房子，简跟在后面。她走进一个她上次走过的过道，警觉和厌恶之感再次油然而生；她开始感觉到迅速离开这里、恢复镇定的需要。他们响亮的脚步声在水泥房子里回荡。罗奇打开厨房的门，一股臭味扑鼻而来，看到肮脏的盘子，在高温中腐坏变质的食物，奇怪的食物，简更加不安了。她心想：我要尖叫。刚开始这念头只是以话语的形式浮现在她脑海中；后来她开始在心里激起一阵想象的尖叫。

罗奇现在知道房子里没人了，他不再小心翼翼，而是突然变得好奇，打开了更多的门。简跟在后面。她看见卧室。看见没整理的床、两个凹陷的枕头、床单上干掉的灰白色污渍、一两撮头发、不知是灰尘还是烟草的污点、一半掉在铺着栗色地毯的地板上的黄色烛芯纱床罩。浴室的门半掩着，简瞥见淋浴区低矮的砖墙。她抬起头，透过高高的、有栅栏的窗户看见外面的景色：下午的天空，远处灌木丛的轮廓线，带刺的棕榈树的树冠。房间封闭；一股涂料和旧衣服的气味；风都没能吹散这味道。床头柜上有两本平装书。廉价的纸张在高温中卷起边角。色情封面。一罐浅浅的、圆形的什么护肤霜。

简和罗奇站在门口，罗奇咬着墨镜的一条腿，刚刚的兴奋劲儿消失了。

他说：“他不在这里。我们要不要去山庄看一看？”

“我们回家吧。”

简跟着罗奇回到客厅。罗奇在虎纹长沙发旁站了一会儿，咬着眼镜腿，环顾四周。简盯着那些照片。屋子里比刚才更热了，从门廊口射进来的阳光十分强烈。

简说：“但愿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水就来了。”

罗奇朝书桌走过去，拿起一封蓝色的航空信读了起来。

简说：“我想我们该走了。这个地方瘆得慌。”

罗奇把信扔回桌上，说：“他又被拒绝了。”

简走到桌子旁，没有用手拿起桌子上的信，而是直接读了起来。

亲爱的吉米，收到你的来信我们非常高兴。依据你的描述，你那里听上去确实条件成熟。你确实是人得其位，位得其人。不过汤姆森勋爵和《星期日泰晤士报》可能是你计划写的十三卷系列的更好买主。你知道，那一块我们不熟，而且我们感觉与众不同但具有启发性的严肃新闻会比你说的心理分析对我们更有用，虽然我知道这是你的强项，而且我几乎无需提醒你，我个人一定会很感兴趣。老实说，我不知道我们还可以坚持多久。我渐渐觉得我们是一个无可救药的轻浮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正在听天由命，一路咯咯笑着走向被人遗忘。如我们所知，形势和从前大不一样了，我个人觉得该做好迎接暴风雨的准备了。不过话说回来，也许你的经历真的可以写成一部强有力的、尖锐的小说——对了，听说你的创作进展顺利我很高兴。它必定会给这一文学形式带来急需的鼓舞——同这个多隅的岛上的所有事物一样，小说似乎行将消亡。想必你一定听说了这里的房地产价格涨得厉害。我们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在多塞特郡购买了一处破地方，最近正忙着整顿，好让自己至少在即将到来的暴风雨中有个庇护所。当地人到目前为止都还友好。至少没有人在我们的门上画纳粹标志或者往我们的信箱里扔粪便。不过等他们了解我们以后可能就会这样做了。马西娅向你问好。我们会继续关注报纸，了解你和你做的事情的新闻，远在这里的我们觉得这些非常刺激。你永远的罗伊。

简读信的时候罗奇站在她旁边。

她说：“他真的在写小说吗？是小说吗，你觉得呢？”她从一沓纸底下抽出一个便笺本。

一个声音说：“有什么事吗？”

简转过头，看见那个有着美杜莎脑袋的小子，扎着充满敌意的猪尾辫的小子，有着扭曲的脸和受煎熬的红色眼睛的小子。他站在门口，穿着牛仔裤、运动套衫和帆布鞋。他气势汹汹地朝他们走来。

简对罗奇的冷静感激不尽。

罗奇说：“是布莱恩特吧？吉米在哪里，布莱恩特？”

男孩没有回答。他走到书桌前，把便笺本、信和其他文件整理好，拿一个蓝色烟灰缸压住。接着他走到沙发跟前，把报纸重新叠好。

罗奇问：“吉米在哪里，布莱恩特？”

当布莱恩特转过头开口说话时，他几乎是在喊：“干吗问我？”

罗奇说：“我们来看吉米，布莱恩特，”

“他在城里。”说完布莱恩特在沙发上坐下，抽泣起来。“他在城里。他在城里。”他的眼睛是红的：充满敌意的红变成了哭泣的红。

罗奇坐在沙发扶手上。“出什么事了？”

布莱恩特说：“他们杀了斯蒂芬斯。”

简说：“‘杀了’？”

“什么时候？”罗奇问，“我今天还没看报纸。报纸上报道了吗？”

布莱恩特靠在沙发上，把头转开，看着天花板。他在抽泣；他在等着别人安慰。

罗奇说：“报纸上报道了吗？”然后他又对简说：“梅雷迪思没有说这事。他应该告诉我的。”

“报纸上没说，”布莱恩特一面用瘦长、弯曲的手指擦眼泪一面说，“今天一早发生的事。他们在等他。他们在广播里说他先掏的枪。他们在等他。监视他妈妈的房子。”

“梅雷迪思知道这事！”罗奇噌地站起来，说：“梅雷迪思知道！”这个事实似乎对他很重要；胜过布莱恩特告诉他的事情的其他方面，是最让他震惊的。他问：“吉米是去那里了吗？”

“今天下午警察交出了尸体。他们把尸体从太平间搬到了他妈妈家。我不想去。”

罗奇对简说：“我想我应该去一趟。”

布莱恩特靠在沙发上，转过脑袋，用他长长的手指擦了擦眼角。“我也应该去。可是我觉得我会受不了。”

“我载你一程。”

简想大叫：不！

布莱恩特说：“让我待在这里吧。”

简说：“我想回家。”

“让我待在这里。”布莱恩特看着天花板说。

“简！”罗奇命令道，“我们走。”

简被罗奇的语气吓了一跳。他已经迈开大步矫健地往外走，浅卡其色的裤子似乎都在腰间摆动了起来；简赶紧跟上他。可是当他们坐进汽车——两人的脸和背上立刻渗出汗水：虽然车窗一直开着，可是空气是热的，座位滚烫——罗奇却一动不动。

罗奇把双手放在方向盘上，自言自语道：“我得小心开车。这种时候一定要小心开车。”

仿佛不在乎简有什么反应，仿佛车里只有他一个人，罗奇自顾自慢慢地在狭窄、空荡的马路上启动了车子。他一面紧张地打着方向盘，一面紧盯着柏油路面，有的地方路缘参差不齐，有的地方杂草丛生，一簇簇枯黄的野草使路面松动，变成沙砾。简默不作声；好像车里也只有她一个人。阳光渐渐变黄；把灌木丛墙变柔和了，后面是被夷为平地的荒原、发育不良的灌木和倒地的长长的野草。车子慢慢驶向公路，不过没有开始时那么慢。烧焦的山出现了，暗红色和棕褐色，很多地方在冒烟。西斜的太阳清晰地照出山上的每一处凹陷，每一处褶皱。车子拐上公路，路面被车辆碾得又黑又光溜。

罗奇说：“我想我应该去一趟。现在那房子里一定很可怕。”

路上车辆不多。工厂都关着。远处，褐色的田野深处零零散散地停着几辆车。那些车的后备厢打开着，可以看见司机们渺小、孤立、专注的身影，正在为家里饲养的牲畜割草。水泥和锡铁建成的居住区的空地上有小孩子在玩耍，扬起阵阵灰尘。

“梅雷迪思知道，”罗奇说，“星期五他们把我拦了下来，你知道，搜了我的车。”

他现在半是自言自语半是对简说，可是简没有吭声。

经过凹陷的田野上的废弃汽车，经过工厂，经过更多的乡下居住区、郊区，他们接近市区，垃圾堆冒着黄灰色的烟，烟在这个静止的下午慢慢地向上、向远处散开去，与铝土矿装卸站的粉红色尘埃混合在一起，满满渗透着夕阳的余晖。阳光给柱子支撑着的棚屋染上一层金色，棚屋像是为红色的山坡搭的脚手架。大地开始感到窒息。然而棚屋区改造工程静悄悄的：千篇一律的红土大街上没有平时的熙熙攘攘。烟雾和堆积如山的五颜六色的垃圾堆之中没有卡车，也没有多少觅食的动物。每根篱笆桩上都蹲着一只无动于衷的黑色食腐乌鸦，其他的在地上笨拙地跳来跳去，一次跳两英尺。

简把自己这边的车窗摇上来，以挡住外面的油烟和浓浓的死亡的气息。

罗奇说：“把尸肉啄得一干二净。它们会把尸肉啄得一干二净。”

罗奇一直保持警惕，虽然加快了车速，但还是紧盯着路面，仿佛在留心路障，因此没有足够的精力注意到他跟随的车流逐渐稀少；过了一会儿才发现自己开进了一片安静的市区。车子穿过水泥运河，运河抽光了原本不断上升的沼泽水，沼泽就变成了市区的一部分。可是桥上不见星期天下午“趾高气扬”的人群，不见头戴塑料卷发夹的年轻、肥胖的女人，不见衬衫露在裤子外面、一路敞着胸的男人。

市场里不见正在卸货的冷藏拖车。也没有在一种商队留宿客栈的氛围中，为长夜和明早的市场做准备的摊贩和脚夫。只有几辆警车停在满是灰尘的市场里，警察三五成群地站在各自的车子旁。

罗奇说：“我就知道我有麻烦了。星期五他们搜了我的车。他们看见我去了那栋房子。”

简说：“我想回家。”

她摇下车窗，较为清新的空气吹了进来。

罗奇突然拐进一条十字街，其中的一条贯穿市中心。

他说：“我必须去。他们一定以为我知道。”

车子来到主广场，罗奇看着眼前的景象就像从未见过一样：广场上空空荡荡的，没有人也没有车，中央的木头摊位草草关上了窗板。在方形的现代建筑中间，他看见复折式瓦屋顶，褪色的红白花纹瓦楞铁皮屋顶，时髦的尖顶，有装饰的锻铁阳台：这些老建筑上部的室内装饰原本不会引人注目，如今却因为底下空空荡荡而显得格外醒目。没有餐车或卖椰子的推车，没有人在公交车站排队，没有人挤在街角等合乘计程车：广场上阳光斑驳，排水沟里满是垃圾，宽阔的十字路口灰尘在打转。他看见几辆警用卡车停在通往广场外面的有树荫的街道上。他看见一群群警察。他看见来复枪和锡头盔。

罗奇把车停下。一个戴锡头盔、持来复枪的警察从一群警察中冲了出来，在阳光下穿过十字路口，朝这边跑过来，他的靴子踏在柏油路上砰砰地响。他在喊着什么，听不清楚。虽然拿着来复枪，他看上去还是不堪一击，而且有些可笑：哔叽短裤、外露的大腿、警棍、绑腿。

他喊道：“你们他妈的在这里做什么？”

当这名警察跑近时，罗奇发现他年轻而又紧张。他的脸刮得干干净净；每一个毛孔都清晰可见，有凹痕的上嘴唇渗出了汗珠。

他说：“你这是要去哪儿？”

他的语气更多地带着愤怒而不是威严。胳膊下面的灰色衬衫都湿透了；短袖底下露出一英寸左右的白色背心。

其他警察没有几个往这里看。他们大都在望着那些空荡荡的有树荫的街道。

罗奇说：“对不起。我们不知道出事了。很严重吗？”

“麻烦，我不知道。大麻烦。你们住在这附近吗？你们住在哪儿？”

“高地住宅区。”

“伙计，赶快开回家去吧。走环路，开车。别停。开车。”

说完他转身跑过空荡荡的广场，回到同伴那里。

罗奇按照指示发动了车子。他开出广场，驶上环绕市中心的那条马路，开得飞快。这条宽阔的马路两旁是些低矮的店铺、木栅栏、咖啡馆、酒吧、挤在夹缝中的老木头房子，偶尔可以看见一栋宽敞些的、如今已废弃不用的旧式房子，阳台上悬挂着蕨草吊篮，间或有几间新建的水泥房。这条路平时热闹非凡，现在却几乎空无一人，墙上、木栅栏上的标语和海报显得格外醒目。罗奇一次又一次地看见“节育是一项针对黑人种族的阴谋”；看见“不要投票”。看见安迪·拜厄姆医生的宣传海报“美国献给上帝的礼物”。看见“以色列之后是非洲”。看见“以色列之后”。他看见并且意识到过去数周自己经常看见这个“AIA”[1]，几个竖着写的字母，有时被简写为象形文字似的双向箭头——一个在同一时间被发现和解开的谜团。车子驶入宁静的高地住宅区，保姆们仍坐在枯黄的草坪上，孩子们仍在玩耍，他继续开得飞快。购物广场关着门。车子越爬越高，经过门上贴着“泰勒”标签的房子，在“温家”[2]转弯，然后经过“莫顿家”。最后终于到达自家的院子。他们下了车，周围一片寂静，仿佛刚才飞快的行驶中两人各自陷入了一阵精神错乱。

他们默默分开。房子的门都关着，屋里很闷。简打开屋后的折叠门走到门廊上。这里又安静又凉快。

房子的阴影已经覆盖了半个倾斜的后花园。阳光仍旧可以照到那栋儿童屋，小屋的门开着。阳光洒在山坡褐色的植被上。雾霭才刚刚开始笼罩山下平地上的市区。一片寂静。周遭和山下的收音机都停止了播放：雷盖音乐聚会终于结束了。远处，机场慢慢隐退到雾霭之中，出现两架白色飞机。

简心想：我拖得太久了。

[1]即After Israel Africa，以色列之后是非洲。

[2]原文为法语。

十二

阿 德拉在家里，不过星期天是她的休息日；而且大家已经达成共识：星期天不跟她讲话。只有她主动开口，简和罗奇才可以跟她讲话。星期天阿德拉忙活自己的杂事：把她的床垫拿到窗户外面晒太阳，拍拍她的床垫；洗她自己的衣服。她还会做一大堆吃的：星期天她要在家里招待亲戚朋友。她有自己的前门，在车库那边；她还有一个后门，门前有一段水泥台阶，可以当座位用。

一堵大约十英寸长的水泥墙把阿德拉的小后院与后花园的其他部分分隔开来。前任住户曾试着用开花的藤蔓植物和本地常春藤覆盖这堵墙壁。由于干旱，藤蔓已经蔫了；常春藤的叶子掉光了，褐色的枝条开始从墙壁上脱落。松开的枝条看上去像一只只死掉的千足虫，成百上千只小脚悬在半空中；还附着在墙壁上的则看上去像泥巴硬壳，是黄蜂或蚂蚁的窝。这堵水泥墙就只是一堵水泥墙；没办法把它看成一个装饰性建筑。在它后面是阿德拉和她的私人世界。

这一生活在星期天突显了这栋房子其余部分的冷漠：硬邦邦的公司家具，没有照片、干干净净的墙壁。这栋房子需要阿德拉。没有她——或是她在墙的另一边——这栋房子就感觉空荡荡的，没有人气。此时已是黄昏，阿德拉的一天也已接近尾声：她洗的衣服收进来了，她的客人们（如果有的话）回去了。

夜幕降临。市区灯光点点，山上也亮起一盏盏孤灯。四周依旧一片寂静。门廊上凉意渐起。屋内，不知是桌灯还是壁灯把一个个偌大的房间衬得阴沉幽暗；吊灯照出空虚。没有水。

简不想在房子里走动，或者做任何会发出声响的事情。她筋疲力竭；更加筋疲力竭。她听见罗奇蹑手蹑脚走动的声音：他也好像被这寂静感染了。之前，只要有他在，她就感到放心，她需要他的存在，需要感觉到他对自己的回应。但是此刻，虽然侧耳聆听着他弄出的声响——她听见他试水龙头，打开、关上冰箱，窸窸窣窣地翻报纸——她却开始躲避他；而他似乎也在躲着她。终于，她走进没有开灯的客厅，这里依旧暖和；她久久地待在那里，直到在疲惫、黑暗、寂静的作用下，她逐渐平静下来，对此她感到意外。

不一会儿，两人在厨房里碰面了，荧光灯冷冷地照在白色的塑料桌面上。两人吃了沙丁鱼、奶酪、面包；喝了淡啤和咖啡。罗奇的态度跟他的动作一样轻描淡写；他也慢慢从紧张的情绪中缓过劲儿来了。但是他们之间没有连贯的交谈。

他们听见阿德拉打开了收音机。厨房的时钟显示此刻将近七点半，由美国某个南方教会赞助的周日晚上的赞美诗节目就要开始了。果然，不一会儿音乐声响起，在简看来，这标志着高地住宅区星期天最死寂的时刻，一整周最死寂的时刻的到来。阿德拉关小音量，但是歌词仍然清晰可辨。

哦来到这树林里的教堂。

哦来到这山谷里的教堂。

罗奇说：“阿德拉似乎不担心。不知道她听没听说。”

简看着他，没有回答。她心想，他说他梦见自己被折磨的那天我就应该离开了，即我在儿童屋看见那个流浪汉的那天。

一条笔直、崭新的道路通向机场。简刚到岛上的头几个星期，他们下午会开车去机场兜风。然后坐在玻璃墙壁的候机厅，喝着朗姆宾治，看着飞机，宽广的柏油路和青草地好像一直延伸到山上似的，夕阳照在山坡上。那时的山是绿的；机场路两边的甘蔗地也是绿的，高高的甘蔗开满了花[1]，绿色的茎叶上面顶着灰蓝色的羽毛；有时回来的路上，他们会在机场路旁卖篮子等编织品、吸引游客眼球的小摊前停下来。可是不久，差不多就在简刚刚熟悉甘蔗和它的花时，田地被烧了，甘蔗收割了；原来的绿色、封闭变成一片焦黑、平坦、开阔。再然后，干旱来袭；这样的自驾游也就停止了。那天下午他们开车经过机场路；简当时压根儿没去想这件事。

一直以来，简觉得自己随时可以离开。她有回程机票；在伦敦别人告诉她要来这个岛需要有一张回程机票。她的护照也是有效的。护照不但是新的，而且（她出生在战时的渥太华）上面写着“持有者有权在英国居住”。一本依旧干干净净的护照：她入境时护照上没有盖章。当铝土矿公司的那两个美国人带她通过入境安检时，没有工作人员要求看她的护照或是回程机票。她避开了检查；没有她的入境记录。她记得这是她到这里的第一天早上的那种错位感的一部分，经过长途夜间飞行的她精疲力竭、睡眠不足，飞机的噪音还萦绕在她的脑海里，她浑身还散发着飞机的气味。她从海关大厅出来看见罗奇，突然有一种失望和错误的感觉。她随时准备离开。

看着白色厨房里强光下的罗奇，简心想，如今事情失控了。我在这栋房子里，和这个男人在一起。

阿德拉的收音机时而传来悲伤、深沉、含糊不清的演讲，时而传来赞美诗的歌声。此刻在简听来，这赞美诗唱的不仅是星期天晚上的伤感，还有她在这里度过的分分秒秒的伤感和不完整；高地住宅区给人感觉偏远绝世。

简在死沉沉的荧光灯下打量着罗奇的脸。以前在她眼里，这是一张如此精致、清苦、深沉的脸。如今看着这张故作轻松、甚至是高兴的脸，她觉得它疲倦而虚弱；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会一度被他迷惑？很久以前，她认为他是一个行动派、实干家。后来，她把他看成一个知识分子，通晓世故，他的阅历使他遇事冷静，如圣人一般。如今，她觉得他跟自己一样，屈服再屈服，任凭事情摆布，只不过他经过一番分析把这些事情纳入了自己的体系。他的知性是骗人的，是滥用智力，是权宜变通。如今她明白了为什么当他分析得头头是道、言谈机智的时候最让她生气。普通，她看着他，想到这个词。她吓了一跳，竭力抵制这个词：这就像是报复，不真实。然而这个词在她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她看着他，心想，不管他做过什么，他真是太普通了。

房子里什么地方传来金属的咝咝声，盖过了阿德拉的赞美诗的声音。接着是啪嗒声、呜咽声和持续的咯咯声。水来了，打开的水龙头流出水，贮水槽就要满了。

罗奇说：“真高兴他们终于想起来了。我相信仅此而已，你知道的。只是有人忘记了。我要好好洗个澡。下一次可能要等很久。”

水管安静下来了。阿德拉的赞美诗节目结束了，收音机关掉了。只剩下寂静。

简回到自己的房间，她一面调整红杉木百叶窗，一面想：我是孤单一人。她被自己的冷静吓了一跳。

她听见罗奇洗澡的声音。她躺在床上，一面渴望睡意降临，一觉到天亮，一面回想着白天的画面：吉米·艾哈迈德房子周围的褐色灌木丛；那个警察刮得过于干净的上嘴唇上汗珠底下的血斑，他跑过空荡荡的广场时那令人惊奇的优雅姿势；杂草丛生的可可和咖啡种植园里失落的灰色村庄；透过椰树林看见的明亮的大海；飞车返回高地住宅区；河口、蜡烛和蒙眼踏步的人。她想，自从来到这里，我一直是孤单一人。想到这里，她心里一惊，清醒过来。这时电话铃响了。

电话在水泥墙壁上有几个几乎空空如也的架子和摆放着硬邦邦的公司三件套的客厅里回响；铃声反弹进空荡荡的门厅，沿着水泥墙壁和走廊的镶木地板，到达简的房门的胶合板上。罗奇没有从浴室里出来接听；电话不停地响啊响。她最终打开灯，从床上起来。她让卧室的门开着，这样卧室的灯光可以照到走廊上，反射进门厅，在客厅里投下一丝微弱的光亮。

简站在响个不停的电话旁。她心想，我等它响十次。她偶然瞥见面对前草坪的观景窗上反射的自己模模糊糊的影子：在屋外漆黑的衬托下显得如此实在，那密封的玻璃，如此脆弱。她拿起电话。

“喂。”

“简，我是哈里。”他把自己名字里的两个音节拖得很长，“我担心你们，姑娘。”他那悦耳的声音总是让人感到意外。“你们到家了？”

“到了。”

“我也到了。你们觉得这个小小的刺激怎么样？”

“这里挺平静的。”

“简，我不知道你和彼得今天晚上有没有出去的打算。但他们要在一两个小时以后宣布紧急状态。我想他们一定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或者说将会发生什么事。都是警察的错。他们问都没问就把那个被他们打死的小子的尸体交了出来。他们以为尸体会回到他母亲家。可是你们应该知道，那个吉米·艾哈迈德抬着尸体在城里煽动人们示威游行。每个人都洗干净脚跳进去。每个人都举着一根棕榈树或者椰子树的树枝。和平之箭。你们以前听说过吗？我可从没听说过。想象一下要是那是你自己的尸体，被人抬着在城里走来走去。那些人太疯狂了，天啊。”

“玛丽－特雷瑟好吗？她有没有跟你联系？”

“啊，孩子，玛丽－特雷瑟刚给我打了电话，看我到家没有。是她告诉我要宣布紧急状态的。她还跟约瑟夫讲话了。约瑟夫现在激动得不得了。阿德拉怎么样？你知道，我不应该在她面前说太多。”

“这容易。今天她不跟我们讲话。”

“星期天。我想起来了。好了，简，我们要保持联系。谢天谢地，电话还能用。你知道，也许根本没什么事。他们可能就是追打几个白人，烧掉几家华人的店，如此而已。对你算是一个不错的小刺激。跟你在切尔西或者托特纳姆看见的可不一样。”

简在走廊里遇见罗奇，他光着膀子，穿着睡裤。

他问：“谁打来的？”

简说：“吉米。”

“吉米！你怎么没叫我？”

“不是吉米。是哈里。他说发生了骚乱，要宣布紧急状态。”

“谁在骚乱？”

“我不知道。你干吗不自己打电话问他？”

简没想到自己的口气会这么不耐烦。她从他身边走过，看见他表情惊讶，脸色阴沉。

罗奇用他那一丝不苟的语气说：“我这就打。”

简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到床上，关了灯，她听见话筒被摘下来时电话铃的叮当声。

她心想，事情失控了。

*

简醒过来，密闭的房间里一片漆黑，她想起那段噩梦般的旅途，想起一个动荡不安、慢慢解体的世界，还隐隐约约想起一场大灾难。她让自己赶快清醒过来。她的脑子恢复清晰，混乱和噩梦退去了。她打开百叶窗，和每天早晨一样，强烈的阳光刺得她睁不开眼。枯黄的前草坪上落满露水。她打开屋后的折叠门，看见砖砌门廊上的铁椅和桌子都湿了。山上还没有开始冒烟；山下的城市清晰可见，还有挤挤挨挨的红树林沼泽和平静的灰色大海；机场的白色飞机在晨光中闪烁。城市寂静无声。这往往是一天之中最美好的时刻。

简穿着一条宽松的条纹麻布裙朝前门走去，她穿这条裙子参加过几次晚宴，现在当作晨衣。报纸放在大门口的报箱里，她愣了一下才突然想，真是奇怪，生活竟然在继续，报纸竟然在夜里被印出来，早晨送到每家每户。

头版看不出什么歇斯底里，保留了一贯的版面格式，只有几则明显互不相干的不同报道提到了前一天的事情。头条宣布紧急状态，底下是用粗体字登出的官方声明。左边单独一栏，附上一张丑陋的老照片，说梅雷迪思·赫伯特被政府召回，担任一个没有实责的部长。该页最下方有一则双栏报道“游击队员在黎明枪战中被杀”，讲警察打死斯蒂芬斯、从他母亲家里缴获钱款的事情。还有一则读来像是官方公报的新闻报道了市中心的“警察部署”。

平常的新闻，普通的一天，和简来到这里以后每天读到的新闻没什么两样。

阿德拉起床了。从她的房间里传来一阵巨大的清喉咙的声音，像是要掩盖其他声音似的。接着便是她的早间广播节目“我听见南方的土地在唱歌”。六点半。

生活在继续。阿德拉穿上她的白色制服，开始在偌大的房间里走来走去，噔噔地踩在镶木和水磨石的地板上，房子仿佛又恢复了生机。把昨天的晚饭收拾干净后，阿德拉将手指伸进啤酒杯，放在杯壁上，停顿了片刻，接着一阵狂怒。她浑身颤抖，紧锁眉头，紧闭双唇，发出一声不知所云的愤怒的声音。生完气，抗议完，她拿起杯子继续干活。

七点，一如平时的工作日，他们收听当地电台转播的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当中并没有提到这里爆发的危机。

吃过早饭，看完报纸，罗奇说：“这么说，昨天梅雷迪思和我们见面时已经是个部长了。我想他是故意保密的。我得说我越来越糊涂了。我搞不懂这些人。所有这些小秘密。我想我很容易受骗。斯蒂芬斯太太无疑骗了我。我没料到，甚至想都没想到，她竟然为儿子藏钱。”

简听着，努力听着每字每句，可是她无力也不想对他的话做出任何回应。当她意识到自己的沉默伤害了他时为时已晚，他的脸色像昨晚一样阴沉了下来。

罗奇离开厨房，走到后门，低头看着山下的城市。

他说：“吉米的重要时刻。做做样子罢了。我从不认为会发生那种事。一种姿态而已。梅雷迪思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停顿了一下，接着半是自言自语地说道：“昨天我应该到那栋房子去的。他们准以为我知道所以没有去。”

突然，罗奇转过身，步伐坚定地走回厨房，来到橱柜半墙后的用餐区。简正在用一只笨重的硬陶杯喝咖啡，那是公司发的。她知道他正朝她走过来；她感觉到他突然间的怒气。她用左手扶住杯子，举到唇边，手肘支在白色的塑料桌子上。她的眼睛又大又湿润。罗奇被她那副期待的神情、她的姿势、她放在咖啡杯上的嘴唇激怒了。

罗奇说：“我一直在想。我一整个晚上都在想。我听见你说你的朋友们。谁是你的朋友？你说了些什么？你答应给他们什么？你有什么可以给他们？”

罗奇以前从未这样跟她说过话。而他的生气一点儿也没有让她觉得难过。她放下杯子，然后心一横，拿起报纸，站起身，撩起长长的麻布裙，走到门廊上，在一把铁椅上坐了下来，阿德拉已经把椅子擦干，太阳出来了。

她坐在椅子上，进一步确认着昨晚她心里产生的孤独感。但是意想不到的是，她发现自己从这种孤独感中汲取了力量。

她坐在太阳底下，阳光越来越毒，直到她被晒得昏昏沉沉。她经常在早上这么坐着，直到炎热和繁忙的城市噪音把她赶回屋子里：汽车喇叭和摩托车的声音、小孩子的哭声、自行车的铃铛声，缓慢行驶的卡车和公交车的声音越来越大，慢慢变成一种有规律、有节奏的颤抖，与一千台同时收听一个频道的收音机的响声混合在一起，听上去竟像是雷盖音乐的节拍，这是太阳和炎热的产物。可是今早的城市异常安静。太阳和炎热没有唤醒众生，反而好像使这座城市变得死沉沉的。太阳晒干了长在后花园断墙边的长长的百慕大草丛；抹去了木槿的叶和花上面的露珠；晒干了门廊周围的草坪。山坡上和远处的大平原上开始升起一缕缕烟。红树林和大海在热气中模糊一片。

刚过中午，简看见山下城市的第一处烟。不是灌木丛着火冒出的细白烟，也不是垃圾场燃烧的灰褐色浓烟；而是一小团漆黑的浓烟在不停地往外冒，冒啊冒啊，一直是那么浓那么黑，不时有小小的红色火星和火光冒出来既而又落回黑烟之中。是爆炸，只不过声音没有传到山上来。从高地住宅区往下看，阳光照耀下的城市依旧一片寂静。接着又有两处地方着火，两小团黑色浓烟冒出。

哈里打来电话。简接了。

哈里说：“他们在烧卖酒的店。今天早上他们又游行了一次。那个吉米·艾哈迈德。知道吗，我听说他们在追打梅雷迪思。警察现在他妈的吓得不敢开枪了。你瞧，简，我觉得我们应该定时通电话。以防万一。我听说政府要下台了。有一两个家伙已经飞走了。”

简说：“可是我没有看到一架飞机飞走。”

“我也是。不过他们是这么说的。卡车正载着一车一车的家具、瓷器什么的去机场。瓷器！你瞧那些人！别人会以为韦奇伍德和斯波德[2]倒闭了呢。要不是局势这么可怕，这种举动真是可悲。不过，你瞧，我们得通电话。保持联系。只要电话还能用。你那边的食物情况怎么样？够吃吗？”

“不知道，不过我想应该够。”

火继续燃烧着静悄悄的市区。阿德拉走了出来，站在门廊上看着山下的城市。但她绝口不跟简或罗奇提火的事情；他们两个也都没有说起火的事情。

下午一点到五点是阿德拉的自由活动时间。可是下午三四点当简到厨房去弄一杯水时，看见阿德拉还在那里，穿着她的制服，正在给切片面包抹黄油：两三片抹好黄油的放在一边，还没抹的放在另一边。面包片旁摆着一碟一碟的金枪鱼和三文鱼酱，一碗一碗的鸡肉丁、黄瓜片和鸡蛋饼。阿德拉没有理睬简，只顾抹她的黄油。

简说：“做三明治？”

阿德拉紧闭双唇，紧锁眉头，手里不停地抹着黄油，一副忙得无暇闲聊的样子。

简看出阿德拉的情绪随时可能爆发，不再说什么。她喝了一杯冷水——冰箱里放着四瓶为停水的下午准备的水——回到自己关着百叶窗的房间。她开始想，说不定会停电。没有电，没有水，没有冰箱，没有电灯，不能做饭：只能靠三明治度过漫长的封锁期。他们会不会把那些三明治全部吃光？那些三明治能存放多久？她想起哈里说的食物的事情，突然担心起来。她走出厨房来到走廊上，看见了罗奇。他已经去过厨房，看到了简看到的那一幕；他也在担心。

他说：“我们好像正在失去我们的一部分口粮。”

简回到厨房，说：“你做了很多三明治啊，阿德拉。”

阿德拉说：“我要拿到局里去。”

局里，警察局。简无话可说。她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阿德拉仍旧紧锁着眉头，用灵巧的双手在两个柳条编的购物篮里各垫上一块湿布，将三明治放进去，再用另一块湿布盖上，最后打上结。

去给战士、保护他们的人送吃的？阿德拉从哪里学来这个的？她表现得仿佛以前也曾经历过类似的危机，仿佛在这种时候就应该做些什么，如同婴儿出生或者有人去世时就应该做些什么一样。她未征得他们的同意就开始准备三明治；也没叫人帮忙。准备妥当以后也没有要人开车送她。简看着她把篮子挂在结实的手臂上，大踏步地沿着车道朝大门口走去，太阳底下的她步履轻盈，影子一跳一跳的，看上去像个身着白色制服的护士，令人炫目。奇怪的是这一幕让人觉得放心。

此时太阳已经来到了房子前面，照在水泥墙壁、百叶窗和观景窗的密封玻璃上。该去把后门打开了，午饭后他们把后门关了起来，不让强烈的太阳光照进来。简过去把门打开，看见房子的阴影刚好遮住了门廊；她在一把仍旧热乎乎的铁椅上坐下，等阿德拉回来。寂静的城市此刻有四五处着火点。第一处着火点冒出来的烟仍旧是黑色的，不过不再那么浓密了。

这时简看见了飞机。她没听到什么声音，是一转眼就消失不见的淡褐色尾烟将她的视线转移到一架正从机场起飞、离这座城市远去的飞机上。

简就这么坐在铁椅上看着房子的阴影慢慢移向后花园的斜坡。她看着热浪消失不见，感觉到门廊和门廊周围渐渐变凉。她听见阿德拉回来了。她一直在等阿德拉，因为她的存在让她觉得安心，她能给这栋房子带来生气，她比他们更了解这栋房子，对它有一种拒绝给予他们的敬意。她也在等阿德拉带回最新的消息。但她没有去找阿德拉。她一直坐在那把椅子上，阿德拉也没有到她这里来。

她听见罗奇在房子里不安地走动的声音。但他没有到门廊上来。她听见他去跟阿德拉说话，试着礼貌地、拐弯抹角地从她嘴里得到一些最新消息。阿德拉的语气生硬、不悦。后来罗奇确实打开了她的金口，但她的话不甚分明，简就没有听下去。

阳光逐渐变黄。房子投在花园斜坡上的阴影越来越远。光线又变成琥珀色，给长在断墙边快要枯死的百慕大草增添了一丝色彩。这些草的草籽是在很久以前的雨季里被从前、后草坪的泥土里冲刷来的：瘦弱的草茎颜色苍白，草尖是浅绿色的，越往根部越枯黄。琥珀色的阳光更深浓了，一时间花园和山坡上暗褐色的植被散发出光芒。

简听见电话铃响了。她没有起身。罗奇接了电话；她听见他在跟哈里讲话；她不想理会他说了什么。

琥珀色的阳光褪去了。城市依旧一片寂静。在刚刚入夜的天空的光辉里，城市和大海慢慢变暗，点点火光闪着光亮。等到一盏盏电灯亮起，火光暗了下去。可是偶尔，火光会突然变亮，可以看见黑烟在动。门廊上越来越冷了。厨房里荧光灯开始闪烁，蓝白色的灯光照在屋后的草坪上，融入花园斜坡的黑漆里。简听见厨房里水龙头哗哗哗流水的声音。水来了。她终于要起身回屋里去了。她边走边想，这件事过后，我将独自生活。

一整晚，这个决心像一个新的安慰一直伴随着简，到了早晨都还在。城市一如既往地寂静，现在变成一种紧张，草坪又湿了，门廊上的铁椅也湿了，城里的烟火没有那么浓那么黑了，好像差不多燃尽了。

星期二的早晨一切如旧：阿德拉的卧室传来的各种声响和广播节目的声音，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早餐。简保持冷静。可是过了午饭时间，她没有听见阿德拉叫开饭。她走出关着百叶窗的房间去找阿德拉，没有找到。后门开着，砖砌的门廊被晒得滚烫。这时简无法再冷静了，这是危机发生以来她第一次感到恐慌。

没有阿德拉的房子显得空荡荡的。过去的一天半里，阿德拉是自己和罗奇之间的纽带。没有阿德拉，这栋房子就没有意义。简感觉房子的墙壁是那么单薄，百叶窗是那么脆弱，玻璃是那么易碎，他们的房子在高地住宅区是那么孤立无助。即便是在漆黑的卧室里她也不再感到安全或受到保护。一整个炎热的下午她就待在卧室里，一边想象着城里在大公园枯黄的树木旁拔地而起的更方正、更高大的建筑周围燃起更大的火，一边等阿德拉回来。她这么一直等到黄昏。这时电话铃响了，她急忙冲到暖烘烘的客厅去接。

是哈里，这是他这天打来的第二通电话。

他说：“很糟糕啊，姑娘。他们说警察撑不下去了，脱掉制服跑了。可是我不知道。我们的警察局里还有警察。约瑟夫也还往那里送吃的。”

“哦，约瑟夫也在送吃的？”简费了好大劲儿才说出这句话，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二十四小时没有讲话了。

“玛丽－特雷瑟给他打了电话，”哈里说，“这儿附近的人好像都在这么干。”

简说：“阿德拉拿了些三明治去。”

“我觉得不能怪警察。他们不知道他们在打谁，也不知道在为谁而战。现在人人都是头儿。我听说连政府都没有了。你听说梅雷迪思的事了吗？他够有种的，居然试着去跟他们谈判。他们追打他。”

“梅雷迪思会照顾好自己的。”

“啊，我想你说得对，孩子。”

“玛丽－特雷瑟怎么样？”

“她很好。她一直在打电话。我不知道她跟约瑟夫说了些什么，反正约瑟夫一直很冷静。”

“阿德拉离开我们了。”

“简。”

“今天中午离开的。”

“她可能只是去散步了。发生了这么些刺激的事，她可能决定把要紧事放在第一位。她可能有事要到隘谷去一下。”

“她把收音机带走了。”

“啊，孩子，我不知道你是幸运还是不幸。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叫你上这儿来过夜。还是我应该到你那儿去。说实话，我不是很喜欢独自和约瑟夫住在一起。”

简放下电话，四周又恢复了寂静。时间不知不觉溜走，已经是晚上了。电灯亮了起来，但不是所有地方的灯都亮了。城里的一些区域依旧一片漆黑。不规则的亮光时而与主干道的白色灯光交织，构成奇怪的图案，像是在显微镜下看到的。焖烧的垃圾场在黑暗的包围之中发出微弱的光。城里漆黑的区域也有五六处着火点。有时火苗会突然红光一闪，照亮升起的黑烟；待红光褪去，烟就难以看见了。

*

第二天一大清早，哈里过来了。简刚在后门廊待了一会儿——海面如镜，昨晚城里的火如今只剩细细的白烟，罗奇把报纸忘在了门廊的铁桌上，被露水浸透了，阿德拉看见准会生气——就听见汽车引擎在前门空转，然后开了进来。她来到前草坪，看见哈里已经把车停在车道上，正在关大门。

哈里一副星期天的打扮，穿着去海滩屋的行头：齐膝的流苏短裤，为哮喘而备的高领长袖运动套衫。他走过湿漉漉的草坪，穿白色帆布鞋的双脚显得硕大无比，走起路来忙不迭的样子。

简很高兴见到哈里，可是打过招呼后她便发现无话可说。两人绕过房子，从后门廊走进厨房。罗奇在厨房里。他没有搭理简；他看上去紧张、焦虑。可是他和简一样急切地想见到哈里；面对热情得几乎说不出话的欢迎，哈里似乎有些不知所措。

哈里紧身短裤的右口袋鼓鼓的。

罗奇说：“我希望这玩意儿没有上膛。”

“没有，伙计。我可不想把自己的小鸡鸡打飞了——请原谅，简。我只是不想让约瑟夫发现。”哈里把左轮手枪拿出来给简和罗奇看，三人在早餐桌旁坐下。“这以前是我父亲的。”

简把水壶的电源插上。“你以前用过吗？”

“我没用过。不知道我父亲有没有用过。这玩意儿跟他老人家有点像。他身高约五英尺，脾气和这玩意儿一样。你们没发现这小东西看上去一点儿都不可靠吗？我觉得你用这玩意儿只会打伤自己。”他把手枪塞回口袋，说：“不过这里真他妈安宁，伙计。太安宁了。阿德拉回来没？”

简说：“我没听见她回来。”

哈里把手枪塞进去一些，说：“知道吗，以前我们总是取笑老人。取笑他们那些有趣的小习惯。可是在有些事情上他们确实是对的。我父亲从来不雇用他不能用自己的双手击倒的人。他曾经对我说：‘哈里，如果你要雇用一个将在家里或者办公室里与你密切接触的人，别去想什么资历啊，推荐啊。这些最后再去考虑。你要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是：必要时，我能不能打烂这个人的屁股？’如今他们都派人去美国学什么人事管理之类的狗屁。你唯一要学习的人事管理应该是你能不能打烂这个人的屁股。没什么好笑的，简。你听我现在这么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大块头、虎背熊腰的黑鬼正在我的房子和院子里走来走去。我跟你说，简。我都不敢跟约瑟夫说早上好。”

简一面在公司发的笨重的杯子里泡速溶咖啡，一面说：“可是，哈里，你的哮喘好了。”

“啊，姑娘，常言道，以毒攻毒。”

罗奇说：“有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哈里说：“我觉得没有。我想没人知道警察到底在下面遇到了什么事情。我想就连警察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只是紧张兮兮地坐在那里，吃我们的东西。”

“吉米呢？”罗奇说，“有他的新消息吗？”

“吉米好像从新闻里消失了。一开始都是关于吉米·艾哈迈德和和平之箭的报道。现在各种各样的人都冒出来了。彼得，告诉我，在星期天之前，你有没有听说过和平之箭？我怎么会没听说过？”

“你问谁也不应该问我。我什么都没听说。我没想到吉米会挑起这种事情。我一直以为他是那种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落跑的人。”

“也许他原本是打算这么干的。可是事情发展得太快。对梅雷迪思而言也是。这两个人都想逞英雄，结果都引火烧身。”

罗奇微笑着说：“梅雷迪思肯定有更长久的打算。”

哈里说：“一个小孩子都可以告诉梅雷迪思，他们把他召回政府不过是为了把他扔给群众。瞧瞧一个人如何在两天之内毁掉自己的一生。约瑟夫告诉我他们对梅雷迪思干了些什么好事。他们把他的衣服扒光。约瑟夫说有人甚至要拿刀刺他的小鸡鸡——请原谅，简。后来他们给了他一根棕榈树枝，让他自己逃命。瞧瞧这些人的脑子里尽装着些什么东西。梅雷迪思就是其中之一。现在他得躲起来。这件事过后他在这里恐怕待不下去了。这地方太小了。”

罗奇说：“我想给吉米打电话。有一两次我都已经走到电话跟前了，却又变了主意。”

“我也是。我无事可做，想给梅雷迪思打电话，表示支持他之类的。可是我不知道到底要对他说些什么。后来我甚至不确定我听说的关于他的事情是否有一半是真的。”

简说：“你可以打电话恭喜他成为部长。”

“是啊，”哈里说，“可以说梅里迪思如愿以偿。”

简说：“星期一下午你有没有看见飞机？”

“姑娘，我不能跟你瞎说。要是每个说想离开的人都在那架飞机上，那该死的东西根本就飞不起来。”

罗奇说：“不止是格兰德利特太太没法到机场去。”

简没有理睬罗奇的话，而是对哈里说：“可是这地方总不能这样下去吧。总不能变成一块熟透的大干酪烂掉吧。”

罗奇看着简，说：“怎么不能？”这是两天来他第一次跟她说话，内心的愤怒在他的话里表露无疑。

简依然看着哈里，眼睛湿润了。她把咖啡杯举到唇边。

哈里回看着简的眼睛，然后把视线移开，轻轻地、慢慢地说道：“底下那些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口口声声说独立，其实他们并不真的相信时代变了。他们仍旧觉得他们只是在碰运气，等到表演结束，会有人下去抽他们鞭子。要知道，他们隐隐希望事情早点结束。要是你跟他们说这次没有人会下去抽他们鞭子、收拾残局，他们会疯了的。”

哈里说话的时候简看着他。罗奇看见简眼里的神情：受伤害的那个。他的怒火又上来了。

罗奇说，几乎喊了起来：“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把这个地方给拆了！”

哈里不安地说：“好吧，老大。”

简还是看着哈里，说：“那么现在我们干什么呢？”

哈里说：“我们干什么？什么都不干！我们只能紧张地坐在这里等。”

罗奇看着简和哈里之间，目光茫然地说：“这个世界不再是从前的模样。所以它必将被大火吞噬。”

哈里站起来，说：“简，我想打个电话。”

简说：“你可以用客厅那个打。”

“没什么私密的。我用这里这个就好。”

哈里走到挂在通往车库的门边墙壁上的电话前，开始拨号。

罗奇探过白色的早餐桌，将自己的脸凑近简的脸。简看见一张充满仇恨的脸。那天，当她第一次看见他露齿而笑，看见他那长长的黑色臼齿，她就下意识地想到了这么一张脸，可是为时已晚，她已经决定跟他、决定踏上这次冒险之旅。

罗奇恶狠狠地说：“没错，这个世界将被大火吞噬。你也会一起被吞掉。”

哈里对着电话说：“伯蒂，我是哈里。”

简无意间听到哈里怎么报自己的名字：她现在明白了他为什么要把名字里的两个音节拖得很长，因为他只说名不说姓。

“伯蒂啊，你最近像红花侠似的。你觉得这个小小的刺激怎么样……不过我还是很高兴找到了你。伯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的报纸上面什么都没说。那玩意儿越来越像填字游戏，整版横竖都是提示。你要留在下周公布答案吗……我理解……我理解目前的局势……不过这真是个好消息，伙计。如果这消息是真的……嗯，帮我们插点东西进去吧……我不知道。我听说要组织义务巡逻……我同意你的看法，伯蒂。我们也不想招惹是非。说实话，我想到一个标题‘高地居民的狗儿们饥肠辘辘’。我想应该让底下一些人知道这里的狗从星期天开始就没有吃过东西了……不用小题大做，但是千万别忘了登。第一或者第二版……我不觉得这样太隐晦。对有关责任人是相当直白的讯息。而且我觉得是个不错的小故事……好了，伯蒂伙计，我会看明天的报纸，愿上帝……愿上帝？是啊，伙计，我们现在讲话越来越像老人家了。”

哈里回到早餐桌旁。简和罗奇默默地坐着，互不相视。

哈里说：“好消息。如果这消息是真的的话。伯蒂说他觉得警察控制住了局势。只是星期一的那架飞机打击了很多人的信心。”

简又倒了一杯咖啡，三人走到外面的门廊上。简把湿透了的报纸清理掉，然后和哈里一起把桌椅擦干。

就座后，哈里说道：“简，你能想象这里是绿色的样子吗？”

简说：“我刚来的时候这里就是绿色的。可是从来如此。我从来都得想象错过的东西。”

罗奇说：“伯蒂有没有提到政府？”

“他什么都没说。不过我想那群人仍然掌握着控制权。幸运的一点是还没有哪个大人物被杀。因为，一旦开始这样的杀戮就停不下来了。我们就会有一两代人的时间变成南美洲那样。星期天梅雷迪思把我吓坏了。他说得好像要把吉米·艾哈迈德杀了似的。我以前从来没有听他说过那样的话。不过当时他们正把梅里打扮得漂漂亮亮准备扔给群众。现在这两个人都得跑了。”

罗奇说：“这么说吉米玩完了？”

“我想是的。据我听到的。再没有人提起他了。他赌了一把，输了。”

罗奇说：“我看不出吉米会冒这样的险。是不是事情刚好围绕着他发生？”

哈里说：“吉米在这里从来就没有搞头。我不知道别人怎么跟他说的，我不知道在伦敦人们跟他说了什么。但是在这种时候他不过就是一个中国佬。”

罗奇说：“我想我也玩完了。”

哈里说：“此话怎讲？”

罗奇笑了笑：“萨波利切公司也会想找个人打扮一下扔给群众。”

哈里说：“我们听新闻吧。把收音机拿出来吧，简。昨天晚上有一则关于这件事的小报道。不知道你们听了没有。‘骚乱的起因仍旧不明。’”

简进屋拿来他们塑料外壳的收音机，调到本地台。“将基督带到这个国家”节目结束了。主持人匆匆地播了一条广告，报了电台的名字；然后开始转播伦敦的新闻。收听信号很好。新闻提要里没有什么，前一半的新闻里也没有什么。突然，在一则关于阿根廷的新闻之后，他们听到了他们想听的。

“……骚乱已经过去两天了，目前局势依然紧张。早前有报道称警察撤退、政府下台，均已被官方否认。来自官方的消息称警方已经重新控制他们之前撤离的首都大部分地区，目前各部门运转正常。没有伤亡报道。骚乱的起因仍旧不明。不过该地区的一名记者在发给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里称：认为这是一场大规模的反政府叛乱的想法不值一提。该记者还说这场骚乱的起因更有可能是激进的年轻群体抗议失业和他们所认为的外国对本国经济的持续控制……”

简说：“真高兴终于弄清楚整件事情了。”

哈里说：“你是指‘外国对本国经济的持续控制’？不过你知道，最后底下那些人会相信这就是他们现在在干的事。因为他们正在干的事太疯狂了。”

“以后书上也会这么写，”罗奇说，“人们也会这么议论。然后你就慢慢这么相信了。并且开始据此做事。”

城市的某片地方闪着炫目的强光，如同波光粼粼的大海：棚屋重建区里的新铁皮屋顶反射着太阳光。

哈里说：“警察撤出了城里的大部分地区？真他妈高兴我原来不知道形势有这么糟。”

“说不定过一两天我们就会知道现在形势有多糟。”罗奇说。

三人坐在椅子上看着静悄悄的城市，脸和腿上开始感觉到太阳的温度。湿漉漉的百慕大草渐渐干了。光天化日之下几乎看不见城里的火在冒烟。

哈里说：“以前我们这里有私人的安全巡逻。二十四小时。我打赌很多人此刻一定在想要是还有那个就好了。”

简说：“为什么没有了？”

哈里夸张地拉下脸，耸耸肩说：“有的人说不喜欢，有的人说太贵。但是主要是因为在这种形势下人们从不可能合作。他们以为真正出事的时候，他们可以为自己买到和平，所以他们一个个地被干掉了。他们更喜欢做他们现在做的事。简，你认识伊薇特吗？她给警察们烤蛋糕，还在上面抹上糖霜，我的天。好像警察局里在举行什么儿童狂欢节似的。约瑟夫也是，精心制作三明治，连面包皮都要切掉。”

简说：“他们一个月就收十块钱？”

罗奇说：“很便宜，不是吗，简？”

“每家，”哈里说，“不过你知道，他们可不怎么样。一个从美国来的聪明人决定给这些警卫配备摩托车和对讲机，然后把费用升到二十块钱一个月。事情就这样坏了。车子和对讲机把这些人的脑袋冲昏了。从此他们整天骑得飞快，要是你站在门口喊‘救命’，撞了狗屎运他们才会听到。”

*

八点整，天上出现直升飞机。一开始是放大了的蚊子的嗡嗡声，接着很快就变成轰鸣和嗒嗒声，打破了寂静，让门廊上的交谈无法进行下去。直升飞机是从右方隐藏在山后的一处海湾飞过来的。其中一架的声音盖过了其他几架。房子好像在颤动，砖铺地板的门廊下面是泥土填的台基，感觉摇摇欲坠。（门廊盖在斜坡上，以前塌陷过一次；人们掀起上面的砖头，才发现下面什么也没有，是一个坑，本来填的土都塌了。）噪音淹没了房子；尘土四起。飞机淡淡的影子先是投射在斜斜的花园，接着又落在花园下面隘谷对面树的树梢上。飞机上的美国标志十分醒目，坐在里面的人也清晰可见。

其他几架直升机在山上其他地方上空盘旋。远处，另外一种直升机，中间稍稍拱起，三架一队，跌跌撞撞地飞过依然平静的大海、灰绿色的红树林和褐色的平原，到达机场，贴近地面盘旋，而后升起，原路返回，似黑色的昆虫飞回它们隐蔽的巢穴。

哈里说：“挨鞭子了。”

巨大的声响再次淹没了房子：巡逻的直升机飞回来了，在他们身上投下一片阴影，门廊好像随时会垮掉。尘土飞扬。

远处的平原上，三架一队的直升机降到机场上，几乎要停下，但随即又生气似的飞走了。

哈里问：“彼得，你有没有望远镜？双筒望远镜。”

罗奇摇摇头。面无表情。

哈里说：“但愿约瑟夫不要拿着我的望远镜跑到花园里去。他很可能干这种事。大傻瓜。他们从上面很容易打到他。我得说我坐在这里感觉赤裸裸的。美国人什么人都打。他们比南美洲人还坏。”

罗奇说：“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知道到底有多糟。”

哈里说：“而我还在试图藏一把小小的左轮手枪不让约瑟夫发现。我以前就在想这种事何时会发生。美国人不允许这里的人阻止他们挖铝土矿。简，你瞧见了吧？美国人不只是看黄色书。”

他们听见直升机的声音越来越近，都等着。可是这次它往底下飞去了，好像是沿着公路往城市去了。

哈里说：“我早知道这个政府不可能倒台。就像罗威膨胀螺钉还是什么来着的广告说的：‘固定，然后遗忘。’”

罗奇说：“我见过一次这种场面。或者说类似的场面。我见过一个小镇变得空空荡荡。那时正是中午，一辆辆汽车沿一个方向飞速离开。同一条路的另一个方向开进来一列装甲车。车子走得并不快，但它们总给人这样的错觉。后面跟着一列荷枪的骑警。骑警们不紧不慢，他们有的是时间，全世界的时间。就是一个矮子坐在上头都显得高大。他们穿着防弹衣，看上去像一群胸口瘦弱、很怕冷的老弱病残。我相信那是我见过的最恐怖的事情。杀戮前的准备。”

简说：“你是说我们只能坐在这里看着事情发生？”

罗奇说：“在这上面你什么都看不到。”

三人继续坐在门廊上看着，很少说话，只是没什么新的好看的了，都是他们已经看过的东西：直升机在城市上方的山上巡逻，另一批直升机把士兵和车辆运送到机场。

太阳越来越热；慢慢地，山上和平原上的灌木丛再次燃起火苗。三人离开门廊进到屋里，闷闷不乐地坐在依然凉快的客厅，透过观景窗看着外面枯黄的草坪和慢慢缩小的房子的阴影。

哈里说：“我可以告诉你们现在底下在干什么。一大堆人在寻找掩护。每个人都一下子清醒过来了。什么棕榈树枝，什么和平之箭，没有人记得了。‘我？我怎么会跟那码子荒唐事扯上关系？’有这种念头的人正是当初那些想把这个地方给拆了的人。现在每个人都站在了政府这一边，都爱美国人。整件事简直让人想哭。”

屋内又恢复静默，三人侧耳倾听，等着哪里传来声响打破寂静。阳光越来越强烈；炎热开始驻扎下来。他们时不时地听见直升机的嗒嗒声，顿感轻松。枯黄的草坪明亮起来；观景窗开始反射热气。他们沉默无语。空荡荡的房子令人压抑；他们不再想坐在一起，而想单独待着了。

早晨还凉快的时候，罗奇和简都很高兴见到哈里。而此时，两人以一种对待陌生人的礼节目送他走向自己的车子。白色帆布鞋让他的双脚和之前一样显得硕大无比，走起路来忙不迭的样子；古老的左轮手枪从紧身短裤的口袋里鼓了出来。他带着凄凉走了，也把凄凉留下了。

中午，他们关上后门，把门廊上强烈的太阳光和城市一起关在外面，城市里处处可见铁皮屋顶反射的太阳光，沼泽、大海和土地在热气中变得模糊不清。两人等待着声响。可是城市仍旧一片寂静。没有响声，没有枪声。一下午都非常安静。

傍晚，当他们再次把后门打开、出来坐在房影笼罩下的门廊上时，四周仍旧是一片寂静。夕阳给没有水汽的白云、灌木林火高高升起的烟和垃圾场涂上一层金色。底下不知哪里响起自行车的铃声，声音传到山上依旧十分清晰。接着是一台收音机的声音，然后山上另一个地方也响起收音机的声音，似与之遥相呼应。黄昏，城市慢慢恢复了生机，仿佛是在经历了一场久违的大雨之后恢复了生机。灯光一盏盏亮起，黑暗一点点被吞噬；没有火光。山上和山下，收音机一齐播放。

可是高地住宅区的这栋房子里依旧空空荡荡，死气沉沉。早晨，阿德拉重新出现，走路不再啪啪用力，肌肉似乎也放松了，一举一动似乎不愿引起注意。紧张情绪似乎已经离她而去。她的鼻孔不再颤抖，圆圆的眼睛里略带笑意。没有人问她昨天去哪儿了，可是她自己说：“我的教母病得很厉害。”

[1]甘蔗开花是反常现象，可能与环境异常有关，会导致甘蔗糖分下降、出糖率低等问题。

[2]二者均为英国著名瓷器厂。

十三

“ 帮帮穷人！我感激不尽。帮帮瞎子！我万分感谢。”那个没有腿的瞎乞丐回来了，仰起的面孔上空洞的红眼睛，沉稳、响亮的叫喊声，在人行道上滑着他矮矮的小推车。

星期五的下午，市中心恢复了往日的熙熙攘攘：卖糖果、香烟和赛马场彩票的小摊贩；把廉价的蛋糕和小葡萄干卷装在玻璃箱里卖的中年女人；自行车和合乘出租车，时不时有司机伸出一只胳膊比画着舞蹈演员般复杂的手势，以指明自己行车的路线；卖椰子的手推车和小货车。脏水从一千条污水管里流入露天的排水沟。不过行人当中没有穿校服的，再者，虽然马路上没有几个警察，却不见闲逛的人群。人们边走边四下张望，有的像是踩在碎玻璃上似的。人们在重新认识他们的城市：到处可见乱涂乱画的箭头，一些商店的窗户依然关着，一些用木板封了起来。有一两家店铺的门面被砸了个稀烂，大门敞开，似乎已被主人抛弃：路人纷纷避开这些店铺，仿佛这些地方的人行道被用绳子围了起来。

罗奇站在萨波利切公司的停车场外等梅雷迪思。

梅雷迪思开着他的蓝色小车准时出现。罗奇原本以为会有公务车。他拿不准该怎么跟这个当上部长的朋友打招呼。不过，当他跟梅雷迪思问了好，打开车门，坐进车里，和梅雷迪思一起看看四周的车辆，最后启动车子，一时间，感觉似乎自星期天以来什么变化都没有。可是等到车子进入车流、该交谈了，罗奇感到很不自在。他本以为可以想出点什么说的，却发现脑子里一片空白。他记起从哈里和萨波利切同事那里听说的关于梅雷迪思在这周发生的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所以对事件只字不提。他沉默得太久，当他想起要祝贺梅雷迪思当上部长时为时已晚。

梅雷迪思说：“真高兴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彼得。很抱歉通知得这么匆忙。”

朋友，部长，电台记者。

这两人正开车驶往广播电台，为梅雷迪思的节目“邂逅”录制采访。星期天，梅雷迪思提到了这件事；罗奇也没有忘记。他百般猜测，在脑子里演练了各种形式的采访；他是有备而来的。录音的事是昨天安排的，显得有些匆忙，不过却相当正式，是梅雷迪思在部里的秘书，而不是梅雷迪思打的电话。

罗奇说：“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说这句话的时候，罗奇想起星期天简说的话。她说梅雷迪思不喜欢罗奇待在这个岛上；可是当罗奇说他准备离开时，梅雷迪思的脸拉了下来。此刻罗奇瞥了梅雷迪思一眼，梅雷迪思的表情并没有变化。

梅雷迪思说：“为什么？”

“我觉得我在这里无事可做。”

“别再说了，留到节目里说吧，不然就没了。星期天在哈里家我跟你说我们可能会聊聊哲学，聊些与众不同的东西。可是现在变成主要聊时事。常常是这样。你要是太追求时事，到最后就会变得很无趣。”

墙壁上、窗户上随处可见乱涂乱画的箭头。可是城市看上去并无大碍。并没有多少栋房子被火烧得面目全非；即便是在中国粮食批发店和叙利亚布料店的街上，虽然常看到某家店靠近人行道的地方被烧得焦黑，上面几层却仍旧完好无损。

梅雷迪思说：“这个地方居然还在运转，真是神奇。”

一时间梅雷迪思又变成了朋友，像罗奇刚认识他的时候那样。可是他表现出来的警惕却是新的：弓着背开车的矮小身影，紧握方向盘的小手，孩子的手。受伤的、坚定的笑容（如今看来是藏着什么秘密）也是新的，属于一个新的人：这人迎接着街上行人投来的目光，然后回以脑袋轻轻摆动：对于希望看到他点头的人他就点点头，对于不希望看到他点头的人就什么都没有，只是下意识地动动脑袋。他的权力得到了认可；他担任部长的政府度过了危机。然而罗奇认为，梅雷迪思对此仍旧半信半疑，仍旧觉得是在做梦。

一开始罗奇觉得难为情，现在渐渐觉得恶心。

梅雷迪思说：“吉米吓了大家一跳。”

罗奇平静地想，他要找我麻烦。

梅雷迪思问：“简好吗？”

“她现在不怎么跟人讲话。”

“我猜我们在她心目中的地位更低了。”

“她要走了，你知道。”

“我想总有一天我们会被逼上绝路。这次真是死里逃生啊，彼得。”

“有必要出动直升飞机吗？”

“我不知道。士兵没有离开机场。我什么都不知道。”

电台大楼是一栋三层高的新楼，在马路的尽头。一道砖墙的两侧分别是出口和入口，都敞开着。进去后，手持来复枪的警察站立在一道木栏后面，这是罗奇今天头一次看到武装警察。进出车道粉刷过的路缘石中间有一个花园：装饰性的蓝色瓷砖的水池里空空的；灰头土脸的灌木丛和植物从落满灰尘的泥土中长出来，开出的花却十分鲜艳；一簇簇小羽叶棕榈的树干弯弯曲曲，呈锯齿状。车道表面新铺的黑色沥青在酷热中变得黏糊糊的。画了新的白线的停车场被大楼挡住了阳光。梅雷迪思避开白线，小心翼翼地停好车。

两人从车里出来，并肩朝入口走去。入口在大楼的侧面，晒着太阳。罗奇边走边问：“吉米呢？”

“他不会现身。”

“不现身？什么意思？他被捕了？”

“这样说有点过了。会有其他人跟吉米算账。他退隐了。你比我了解他。”

玻璃门内凉快多了。梅雷迪思的半信半疑不见了。在这里他是记者，是部长；他收起笑容，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前台棕皮肤大个子女人站了起来，梅雷迪思向她介绍罗奇。手持来复枪的警察身体僵直地盯着。

梅雷迪思对那个女人说：“我们要用E录音室。”然后微笑着对罗奇说：“那里的视野好。”

两人乘电梯上了二楼，来到一条漆黑的走廊，梅雷迪思打开走廊的灯。朝走廊里走了一小段，梅雷迪思推开一扇双开门，打开另一盏昏暗的电灯。眼前的小屋子一片漆黑，左手边大一点的屋子则是亮的。

梅雷迪思说：“录音室经理不在这里。不过我想我们可以进去。瞧，这儿可不比英国广播公司。”

说着，他打开一道双开门，把罗奇领进隔壁那间大一点的屋子。进屋后他又说：“彼得，你不介意在这里稍等片刻吧？我去看看经理哪儿去了。”

说完，梅雷迪思走了出去，身后的双开门关了起来，录音室里一片寂静。罗奇站在密封的观景窗前，看见了前所未见的城市景色。在市中心，你只能看见四周的建筑。可是在这里，曾经的高级居民区，没有高楼遮挡视野，越过被高大的柱子和王棕墨绿色的叶子衬得如梦如幻的银色、红色屋顶，罗奇看见大海和奔向大海的起伏的山峦。山上光秃秃的，到处有火烧过的痕迹，不少地方正在冒烟。太阳正徐徐落到山的后面，大海闪闪发光。山后的海面上停泊着的无疑是美国的军舰。罗奇一面想象着太阳落山后山峦和王棕映在夜空下的景象，一面想，这里还是很漂亮的。真遗憾之前我从未见过，也从未欣赏过。过了一会儿，他又想，不过也许没有人会欣赏这里的景色。

这些想法在罗奇的脑海里慢慢形成文字，然后形成一个个完整的句子，仿佛当他在寂静的房间里等待梅雷迪思（似乎等待了很长时间），他开始自言自语。

寂静的房间，寂静的风景：观景窗是用两块厚重的玻璃做的，中间隔着一堵墙厚的距离。玻璃反射着热气。注意到这一点，罗奇很快发现房间里有一股暖暖的、发霉的、毛茸茸的味道，像是地毯上的灰尘和绒毛飘到了空气中。

双开门被推开，梅雷迪思走了进来。

梅雷迪思说：“经理来了。”

“这里面真闷。”

“空调要过一会儿才起效。”

两人在一张圆桌旁坐下，桌上放着话筒、一盏绿色的灯和一个笨重的玻璃烟灰缸。

梅雷迪思说：“我没有笔记。我们就像平时聊天一样。重要的是你、我此刻在说什么，而不是你下一句想说什么。重复或者回到之前的话题都没关系。讲我们过去讲过的东西也没关系。就和平时聊天一样，也不用假装我们不认识。我就叫你彼得，你就叫我梅雷迪思，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叫我的话。我的问题不好对付哦，彼得。”

罗奇说：“我没什么可隐瞒的。”这是他事先准备好的俏皮话。

隔壁的小房间亮起微弱的灯光，透过玻璃窗可以看见一个穿白衬衫、打领带的高个子男人。他朝彼得和梅雷迪思笑了笑，在他的机器前坐下。

梅雷迪思说：“他就是录音室经理。”

罗奇出汗了。他说：“这里都是灰尘的味道。哈里要是在这里，他的哮喘马上就犯了。”

录音室经理的声音通过话筒传了过来：“我们试试说话的音量，好吗？”以他的身高而言，他的声音特别轻柔，甚至有点儿女气。

梅雷迪思微微抬起头，对录音室经理和罗奇笑了笑；罗奇注意到他外翻的鼻孔和嘴巴之间的那一大块地方满是汗珠。梅雷迪思对着话筒说：“每天我在各个方面都越来越好。”

经理比了一个竖起大拇指的动作，梅雷迪思说：“彼得？”

罗奇对着话筒说：“这里需要用吸尘器吸一吸。”

桌子上的绿色灯泡亮了。

梅雷迪思说：“我们这就开始吧。”他对着话筒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邂逅’对彼得·罗奇的采访。”他停了停，然后用今天最轻柔、最放松的声音开始说：“彼得，我们开车来录音室的路上，你说你在这里无事可做了。你可以说得详细一点吗？”

“我渐渐感觉自己像个陌生人。最近发生的事情让我感觉自己像个陌生人。”

“比你刚到这里的时候——七八个月前——还陌生？”

“那时我没想这么多。那时我很高兴来到这里。”

“可是你刚来到这里，来到一个你从未来过的地方，难道没有想到自己会是个陌生人吗？”

“从这个意义上讲没错。不过当时我觉得有事情等着我做。我以为这里的某些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可以做一番事情。”

“你是指种族问题？”

“是的，种族问题以及相关的一切事情。我指的是卸下了这个包袱，不再浪费时间和生命背负这一包袱。我以为我在这里可以做一番事情。工作。”

“我看你的手在比画。我想你说的工作指的是建设性的工作。”

“这是作为人的需求。我想人总是太晚才意识到这一点。”

“创造。通过创造逃避现实。”

“如果你想这么说的话。”

“可是了解你背景的人会觉得奇怪，你说你渴望创造性的工作，那怎么会选择了这么一家公司？”

“萨波利切公司。”

“正是。”

“不是我选择了。应该说是机会自己出现的。而我喜欢他们给我的机会。我接受这份工作的时候并不了解这家公司。”

“现在你了解了。”

“但是这并不会改变我的态度。我知道这家公司在这里有些历史，这里的人对他们有成见。但是我也知道这家公司做了很多改变。我觉得他们想到雇用我就是这种改变的表现之一。”

“有些人会说这是公关。”

“是的，我向来知道这一点。可是这样还不够吗？我更关心他们给我的工作，而他们给我的工作在我看来是公平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们只能姑且相信人们自诩的意图和态度。一个人要是太刨根问底，追求绝对的纯洁，最终只能一事无成。”

“那我想，恐怕我们的一些态度会让你生气，彼得。再者，我们都于心有愧。我们对从事我们的事业的外国人有特殊看法。这样不公平，但是我们往往敬仰这些人。”

“可是我不认为我的路就得走得比别人窄。我不是来做秀的。我不知道这里的人为什么会这么想。”

罗奇的火气突然间上来了。他满身是汗；衬衫全湿了。他离开话筒，说：“这里面的空气真是难闻死了。”

“空调好像不够足。”梅雷迪思说。他也满身是汗。他敷衍地看了看四周，接着又对着话筒讲起来。

“彼得，你说你来这里是希望有机会抛开其他压力，做一番创造性的工作。而你确实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在公众眼里，他们把你与农业公社的想法联系在了一起。你知道，就是回到土地上，基于土地的革命。我想这件事不是很成功，这不是什么秘密。你有没有很失望？”

“要是成功了会很好。”

“当初你觉得会成功吗？”

“我有自己的怀疑。我觉得这是‘反历史的’。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离开土地往城市里跑。这些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们想要更多的刺激，更多的电灯。他们想变得更有钱，还想变得更聪明。他们不希望感觉自己被淘汰。当然，他们当中很多人正在遭到淘汰。”

“你觉得在这里历史发展的趋势不会倒过来吗？”

“我来到这里以后觉得不会。你不能只是做个回到土地上去的姿态。你不能假装。土地是一种生活方式。”

“或许也是一种工作方式。而不是一种脱离世俗的方式。不过彼得，我觉得你说到了关键词：假装。”

“只有非常富有的国家里非常富有的人才能脱离世俗。穷人不可能脱离世俗。”

“可是我们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可能你也观察到了。我们太容易受别人的想法影响。我们自己没有什么想法。不过话说回来，彼得，你说农业公社的想法是反历史的，可是你帮着做了。”

“他们说这是他们想要的。”

“你自诩的意图理论。”

“要是让我选的话，我会选择其他项目。城市里的项目。”

“可是就是这个反历史的计划，这个你觉得不会成功的计划，各种人和机构都被迫参与，却什么也没做出来。”

“我们希望人人参与。或者说越多人参与越好。”

“这点你们确实成功了。”

“从这点看这件事情似乎可以成功。我们获得了政府很多的鼓励。很多的帮助。”

“政府也相信他们自诩的意图。”

“我们都被误导了。或许我们都心怀一丝希望。”

“也有可能是我们心怀一丝希望，却误导了其他人。你觉得这个错误源于何处？”

“我想可以说源于这里，源于这里的社会。这个社会的组织结构不适合工作，不适合工作或个人的自尊。”

“这个我们不争辩。但是你难道不觉得跟领导也有关系吗？”

“你是指吉米·艾哈迈德？”

“既然你提到了这个人，就跟我们说说他吧，彼得。说来奇怪，你比这里的大部分人都更了解他。”

“我觉得作为一个领袖，他很有吸引力。他似乎能把事情做成。而且他有支持者。”

“我知道。我跟吉米一起上过学。那个时候他叫吉米·梁。这个我以前跟你说过。我一直觉得吉米是一个问题人物。他突然间摇身变成黑人领袖的时候我在伦敦。事实上，我还是最先去访问他的人之一。那时他住在温布尔登的一栋大房子里，而且我觉得他备受关照。他那时有几个很有影响力的朋友。可是，知道吗，吉米说到这个国家的时候，我无法接受。他说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十分丢脸。我跟你说过，吉米说以前他在学校里玩过香蕉皮的游戏。你把香蕉皮扔下去，掉这一边你将来会娶一个白皮肤的女人，掉另一边你会娶一个黄皮肤、长雀斑的女人。你可以想象那些女专栏作家对这件事多感兴趣。”

“我觉得你小题大做了。”

“可是有时候小事情比自诩的意图更能看出端倪。我在学校里就从没玩过这个游戏。也没听说有谁玩过。我觉得这像是一个中国人的游戏，英国人却把它当真了。”

“可能吧。不过我不了解这些事情。在英国的时候我并不认识吉米。我是在这里认识他的。来这里之前我没怎么听说过他。”

“我们是一个依赖性的民族，彼得。我们需要别人的认同。当一些在外国取得名声的人来到这里，我们往往对这些人心怀敬仰。你自己也在抱怨这点。说到这里，我有另外一个问题。你知道黑人在英国的地位。你知道他们的不易，那些仇恨之战。可是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却引起了某些人的兴趣并因此成名，然后被派回来当领袖。”

“你觉得这里面有阴谋？人们对这个可不怎么感兴趣。”

“我就是这个意思：人们不感兴趣。他们无知，不在乎。但是某些人感兴趣。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英国这样一个地方，会有人对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感兴趣？是因为内疚吗？混到了一点黑——像英国人讲的——黑人血统？还是其他原因？是另外一种关系？提供服务，相互服务。”

“我觉得你太在意那些人了。”

“你这么觉得？”

自从微笑着说了那句试音量的话，梅雷迪思一直严肃、沉着、面无表情，尽管汗水和酷热让他的眼睛放光。此刻是他今天录音过程中第一次生气。但是罗奇不相信他真的生气了。那不过是装出来的、做给自己看的、律师在法庭上惯用的生气。罗奇感到惊讶、失望，同时反倒平静了。

罗奇问：“我们录了多久了？”

梅雷迪思调整了一下表情，说：“没多久。”接着又对着话筒讲起来。

“这个问题我们暂且搁在一边吧，彼得。你刚才说你发觉吉米·艾哈迈德很有吸引力。”

“他似乎能把事情做成。”

“可是他要做的事情是反历史的。你觉得一个杂货店出身的人真的能够胜任他要做的工作？还是你觉得既然是反历史的，所以无所谓？”

“我认为他应该选择从事别的项目。对吉米这种人，你得时常把他拉回现实。务农是一件严肃的事情，需要付出巨大而枯燥的努力，不适合那些容易厌倦或者希望速成的人。”

“我觉得你太天真了，彼得。你刚到这里的时候是个陌生人，不了解这里的情况，这一点我接受。可是后来，难道你还认为一个中国杂货店出身的人能够实现黑人的抱负？”

“吉米好像有支持者。”

“是啊，支持者，所以我们的妓院才人满为患。不过这个我们也先搁在一边。刚才你说你来这里，是因为你希望做创造性的工作。这暗示你感觉自己受人需要。”

“我错了。”

“受人需要的感觉很好，当然也暗示你感觉自己会受欢迎。你是受欢迎的。你生活在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里啊，彼得。你可以有那么多犯错误的机会。不管我多么希望与白人一起工作，他们都不会欢迎我的。”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罗奇看向别处，说：“我喘不过气来了。在这间录音室里我没法清楚地思考。”他是心平气和地说这番话的。

汗水从他的前额流进他的眼睛，从脖子流进衬衫。他想起隔壁灯光昏暗的小房间里的录音室经理；刚才那番话半是对他说的。可惜玻璃后面的高个子男人没有反应，白色衬衫、条纹领带的他一副很凉爽的样子。他没有听见罗奇的诉求，依旧面无表情，不动声色。

罗奇的视线越过梅雷迪思和话筒，落在散发着热气的观景窗上。两扇玻璃后面是寂静的风景：太阳徐徐落到山的后面，天空渐渐变成浅赭石色，银色的大海，红黑色的山峦，王棕映着天空逐渐变暗。

经理注意到两人的沉默，说：“要停下来吗？”又是那特别轻柔、唱歌一般、甚至有点女气的声音。

梅雷迪思满脸是汗，湿了的衬衫粘在锁骨上，露出下面的皮肤和背心。他说：“我们再录一会儿。我也很难受，彼得。”说着，他从后口袋抽出一条稀松的白色手帕；可是他转念一想，没有用手帕，而是把它放到绿色的桌子上。

“我没有想要为难你，彼得。尤其是现在你说你要走了。你对未来有什么计划吗？你接下来想做什么？”

“我想我会回英国另找一份工作。”

“还在同样的领域？”

“不了。”

“这么说你不管我们了。我感觉我们让你失望了。感觉你跟我们在一起不开心。”

“我希望我的人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什么意思？你后悔自己做的事情了？你觉得全都是白费力气？”

“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梅雷迪思。我没有后悔。假设重新来过，我想我还是会这么做。我无从选择。我根本没想过是不是白费力气。我只是希望我本无需做这些事情。我希望世界是另一个样子，这样今后我就不会觉得自己被迫选哪一边。我希望自己不曾走进这个特殊的陷阱。”

“陷阱？”

“觉得自己不知怎么回事就参与了一个行动、一项事业。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事情。你明白我的意思，千万别假装你不懂我的意思。”

“就像你说的，你感觉自己在这里是一个陌生人，你感觉自己没能融入进来。我能想见我们的一些观点会让你生气。我觉得我们让你失望了。我们没有好好用你——除你之外其他很多人也是如此。因为你是一个勇敢的人，彼得。读过你的书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勇敢的人，你为自己的信仰吃了大多数人吃不了的苦头。我们可不可以聊聊你的书？你不会觉得难为情吧？”

“可以聊我的书。”

“你的书很棒，堪称经典。不过你一定不希望我把评论家们说过的话再说一遍。”

“评论家们可没有这么说过。”

“我对这本书有些疑问，其中一个是，虽然这本书政治性很强——我也知道你认为自己是政治动物，但是里面好像没有什么政治理论体系。”

“我没听懂你的意思。”

“这个我们谈过了。你好像只是在描述自己的遭遇，降临到自己头上的一些事情。”

“有人跟我说过这个，出版商说过。我想这是它作为一本书的问题所在。”

“你描写了白人对黑人最触目惊心的敌视，你和你认识的人触目惊心的遭遇，有些人还在南非。你把一件件具体的事情描写得非常清楚。可是有时候，读者不是很明白你在表达什么，或者说你想表达什么。”

“我动笔写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本来，很清楚的事情写的时候变得很混乱。我突然感觉有太多人要写，有太多我觉得重要的事情要写。我觉得自己没办法把事情说清楚。可是我希望读者不会注意。”

“不过最令人惊讶的，还是你冒了那么大的风险、付出那么高的代价，却只得到那么一点点成果。现在回过头去看你书里描写的游击行动，那些小小的破坏活动——它们跟别的国家别的人搞的游击行动实在没法比。你觉得这样公平吗？”

“我们是业余的，别的国家的情况不一样。”

“也许动机也不一样。隔那么远，我无从判断。我唯有钦佩。但是我发现很难想象你们怎么会以为做那些事情能起什么作用。拆拆铁路啦，炸炸电站啦。”

“我现在也对我们以前做的那些事情表示惊讶。我想是我们生活得太安逸了。我们高估了炸弹的作用。”

“那只是一种姿态，你们只是在做一种姿态。”

“我们当时可不这么认为。”

“而你和你的战友们为这种姿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你遭到严刑拷打，彼得。”

罗奇盯着话筒，温热的汗水顺着头发流到前额，扎得他痒痒的。

“即便对这件事情你也只是单纯描述。”

罗奇转过头去看观景窗。火红的天空底下王棕只剩温暖的黑色剪影。

梅雷迪思说：“不怨恨。不生气。很多读者有这种感觉。不过我这儿有一个问题。在学校——很多人还记得——有时老师惩罚我们。我不知道现在是哪种方式，我们那个时候是罚抄句子。‘不守规矩的人没有好下场。’”

梅雷迪思说话的语气、加快的语速都向罗奇暗示，这席话是他事先准备好的。罗奇还在他的声音里听出了职业性的笑声。罗奇顺从地——一种对精心准备、不依不饶的人的顺从——把头转回来，再次面对梅雷迪思。他看见他在微笑，不是那种振奋的脸的微笑，是梅雷迪思的另一种微笑。

梅雷迪思说：“老师要我们抄写这句话。五十遍，一百遍，甚至两百遍。有男生还卖抄写的句子。在我看来，这就是你的书所传递出的信息。你不守规矩，受了罚，可是世界照旧。”

“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是这样。”

“这就是你的书所传递出的信息。你忍受了非人的遭遇，你试着与之妥协。我看得出这样的态度给你带来了内心的平静。可是这是死胡同，行不通。这不能为我们其他人做任何事情，不能给我们其他人带来希望。”

“也许对我而言确实是死胡同。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认为我应该带来希望。”

“我说过了，我们敬仰像你这样的人。我想确定你到底可以给我们什么。彼得，你不怨恨，不生气。难道你不觉得你让自己变成了社会良知？”

“我不明白人们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你明白。人们希望有人在背后为他们拧扭双手，替他们挡住邪恶之眼——我们这里叫mal-yeux[1]，你听说过这个词吗？人们十分愿意你来代表他们的良知，替他们受过，而他们可以继续他们的仇视，恶棍和精神变态们也可以继续在严刑室里折磨人。”

“那些人不是恶棍。他们是百分之百的普通人。穿西装，住带花园的漂亮房子，喜欢去高级餐厅，送长大成人的女儿去欧洲待一年。”

“正是你这种人让他们过上了舒坦的日子。你的社会需要你这种人，你属于你的那个社会。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你说跟我们在一起你感觉像个陌生人，有些不知所措。”

“我是来这里工作的。”

“这个我们前面说过了。我没有要为难你，彼得。不过你要明白，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你真的已经跟过去妥协了吗？你真的觉得所有努力已付诸东流？”

“还没有妥协。我一辈子都害怕疼痛。害怕身陷可能遭受疼痛的情形。”

梅雷迪思把桌上的白手帕揉成一团。“听你这么说好像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事似的。”

“我知道。我以前也觉得疑惑，以前我为此感到害怕。”

“对疼痛有阴影。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这样。你在你的书——刚才我们提到过——描写你青年时期的那一章里谈到了集中营。”

“出版商让我写在那一章里。”

“你在那一章里谈到集中营，说那是青春期对你影响最大的经历。”

“我四十五岁了。我想我这一代人大多都受了影响。”

“你因此而同情犹太人？”

“我所感受到的和犹太人没有任何关系。”

“你是否曾想为这些受苦的人报仇？”

“我想赞美他们，在我心里。而不是诋毁他们。”

“不生气？”

“我感觉到的不是生气。”

“那你感觉到什么，彼得？”

“我感到羞愧。”罗奇用右手碰了碰自己的左手臂，感觉到上面温热的汗水。“我为这个身体感到羞愧。”他的右手仍旧放在湿漉漉的手臂上。“自己的身体遭受如此对待，我感到羞愧。”

“考验的时候来了。你摆出了你的姿态。拆掉铁路，炸毁电站。姿态很重要。你为后果做好了准备。”

“勇敢心理。非常令人谦卑。不过现在你跟世界和平共处了。不怨恨，不生气。疼痛的阴影、人类的苦难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不是，现在比以前更糟。”

梅雷迪思揉着白手帕，看着录音室里的时钟，好像没听到。“我想我们谈论南非的种族问题谈得够久了。无论如何，现在，我不能说我们到家了，但是我们到了你艰难人生历程的终点。你感觉自己像个陌生人，无法融入进来。你参与了一个农业公社，你认为这样的公社是反历史的，不会成功。但是对于你这是做一番创造性事情的机会。用你的话说，是作为人的需求。对你而言有工作很重要，你不太在乎结果。彼得，我们录得差不多了，现在我要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而且请你一定要回答，因为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非常重要：你有没有想过画眉山庄公社是游击队的幌子？”

“有一两次这么想过，但是我把这个想法否定了。”

“你错了。但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又为什么把它否定了？”

“我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我在报纸上看到有关游击队的报道。但是我觉得这难以置信。我不相信游击队的说法。”

“那你相信什么？”

“我相信帮派团伙。”

梅雷迪思仰起脸，越过话筒看着罗奇，对着他微笑了几秒钟。然后他转向录音室经理所在的小房间，漫不经心地推开椅子，说：“录完了。太棒了。我们出去呼吸新鲜空气。”

梅雷迪思站了起来，罗奇还坐着。梅雷迪思的衬衫全湿了，罗奇可以看见梅雷迪思背心底下肚脐凸出来的地方，这就像发现了一个秘密。罗奇感到头痛，太阳穴阵阵作痛，他不知道自己干吗盯着梅雷迪思的肚脐看，他心想，是的，这是我的错。我本应该先看那个地方，还有腰带。

琥珀色的夕阳照进录音室里。打开双开门，一盏昏黄的电灯使房间里更显黑暗，而且很冷。冰冷的空气刺穿罗奇湿漉漉的衬衫，几秒钟前还热得不行，现在一下子被冻得起了鸡皮疙瘩。

录音室经理穿白色衬衫，系条纹领带，看上去沉着冷静。体面的旧式白衬衫和领带，黝黑、光滑的皮肤，典型的非洲人的特征，宽厚的肩膀，填写钉在写字板上的一式两份的表格时慵懒的样子，不慌不忙、谦恭地转身看着罗奇和梅雷迪思的样子，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他是个乡巴佬，说不定是家里第一个受教育的，第一个在城里得到一份体面工作的。他在椅子上坐直身子，朝罗奇和梅雷迪思笑了笑。

他用唱歌般温柔的声音对梅雷迪思说：“二十二分三十五秒。”

梅雷迪思说：“加上开场白就可以做成二十五分钟的节目，不用删什么东西。”

梅雷迪思在昏暗、凄冷的走廊里迈着轻快的步子。

“好极了，彼得。”

“你们会不会把中间那些停顿删掉？”

“会的，那些会删掉。你好像很担心的样子。明天我会剪辑，会录一个开场白。没什么可担心的，会比你想的好。这些事情我比你在行。”梅雷迪思的语气如他的步伐般轻快。

罗奇说：“录音室经理看上去相当冷静。”

“这些人什么都听不见。他们只听见声音和音量。他们可以边听边看书或者写信。”

当两人步入咝咝作响、感觉冰冷的电梯时，罗奇说：“我很抱歉提到帮派团伙。能不能把那句删掉？”

“为什么？我觉得很好。”

“当时我想到了那个男孩的母亲。”

“可是这是事实。她知道这是事实。这才是这里的人应该知道的。”

罗奇没有再说什么，两人走进大堂。手持来复枪的警察站得僵直；大块头、棕色皮肤的中年女人从椅子上半起身。

外面阳光柔和，但一跨出有空调的大楼，他们还是感到炎热，前院新铺的黑乎乎的沥青散发着热气。从这里望不到山和海，只能看见黄昏的天空映衬下的一些王棕的树梢：深灰色的枝条，深红色的没有水汽的云朵。

罗奇突然感到一股强烈的精疲力尽的忧伤：工作了一天之后的疲惫，徒劳无功的努力，大千世界无处安身的感觉。同时，他也为其他人、那些扎根在这里的人感到忧伤：为乡巴佬录音室经理，为手持来复枪的警察和女前台忧伤，这两个人对梅雷迪思都是毕恭毕敬的。也为梅雷迪思忧伤：他感到无比的恼怒，甚至是鄙视，不知道他们的世界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

梅雷迪思说：“我送你回萨波利切？你的车在那里吗？”

“不在。简今天用车。”

“那我送你回家。”

两人不再说话。一来到街上，看见路人在看他们，梅雷迪思先前的半信半疑就又回来了，他的兴奋消退了。罗奇的忧伤转为顾虑，他开始担心自己今天说的话。他觉得自己做得很好，就是最后没控制住说到帮派团伙。但是当车子驶过熙熙攘攘的市区的平坦地带，十字路口货摊的一两盏灯亮了起来。当车子爬上高地住宅区，空气变得清新，他想起了其他事情；他越是回想令人窒息的录音室里那合情合理的、克制的表演，越是觉得后怕。梅雷迪思做得太过了，自己怎么会让他如此得寸进尺？罗奇感觉自己一直恍恍惚惚，现在才慢慢恢复神志。等到车子到达目的地时他开始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罗奇的车子在车库里。

天色渐暗，来到高地住宅区、远离了人群的梅雷迪思恢复了镇定。“想必简在家里，我进去跟她打声招呼。”

罗奇没有带梅雷迪思从车库的门进屋，而是带他穿过草坪，走过爬着常春藤、粉刷粗糙的水泥墙壁和观景窗来到前门，这个门极少用到；然后穿过大厅，走进几乎空空荡荡、一无是处的后屋，最终来到铺着砖地板的门廊。

简在这里，穿着裤子和衬衫。铁桌上放着晚报、一杯淡啤、香烟和她的蓝色打火机。

简的头一动不动，她漫不经心地说：“你好，梅雷迪思。”

底下的城市已经笼罩在夜色之中，但山上还有些许阳光。木槿花光彩熠熠。

梅雷迪思微微一笑，那种既自满又受伤的微笑。

简问：“录得怎么样？”

梅雷迪思说：“非常顺利。彼得很担心，可是他没什么可担心的。”

简说：“彼得很会表达。”她的语气平静，像是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

梅雷迪思重重地在一把铁椅上坐下，拿起报纸。简看着底下漆黑的城市：开始有灯亮起来。

“我们谈论的内容广泛，”梅雷迪思说，“我们谈到了共同的熟人。”他把报纸折起来，丢在桌子上。“你要离开我们了，是吧，简？”

阿德拉穿过后屋来到门廊。简抬头看着她。

梅雷迪思说：“但愿不是我们把你吓跑的。”

简说：“阿德拉？”

阿德拉没有理会简。她站在梅雷迪思的椅子旁边，恭敬地朝他微微弯下腰，用简和罗奇都没听到过的劝诱语气说道：“赫伯特先生要喝啤酒吗？”

梅雷迪思站起身，踮着脚尖，说：“不了，谢谢你，阿德拉。我要走了。”

阿德拉面带赞许。他脸上的表情表明她的恭敬、她礼貌的言语得到了回报。

梅雷迪思一上一下地踮着脚尖，说：“你一定要再来，简。以游客的身份，来度假。”

简用水汪汪的眼睛看着他，点了点头。她犹豫了一下，不过最后还是说：“再见，梅雷迪思。”

罗奇没有动弹。

天全暗了。木槿花淹没在夜色之中，东边的天空一片墨蓝。罗奇的心情如同落日，感觉他们每个人的世界都是如此不堪一击。录音室经理，体面的衣着和电台工作带来安全感；电台大楼大堂里手持来复枪的警察；那个女前台，对梅雷迪思毕恭毕敬；梅雷迪思，简，他自己。对于他们每个人世界都是如此不堪一击。祸患悬在头顶。

梅雷迪思用皮鞋后跟笃笃地敲着水磨石地板和镶木地板，隆重退场。罗奇陪他走到前门时，他大声说：“彼得，你明天一定要听，会比你估计的好。”

[1]法语，意为“邪恶之眼”。

十四

罗 奇说：“糟透了。”

他和简依旧坐在门廊上。

简问：“那你为什么还要录呢？你可以不录。”

“虚荣。可怕的虚荣心让人在这种时候做傻事。而且，除了我和梅雷迪思之外，还有第三个人。一个本地的高个子黑人，坐在隔壁的小房间。第三个人：这总是致命的。你开始被这第三个人牵着鼻子走。你不能辜负自己。你不知不觉失去理智，而这都是你自找的。你自以为一切都合乎逻辑，自以为表现得很理智。可是坐在隔壁小房间的那个人根本连听都没听。梅雷迪思说那人是录音室经理，说那些人只听见声音和音量。我想他什么都没注意到。”

“你觉得他们是一伙的吗？”

“我不知道。一开始我觉得梅雷迪思故意把空调关掉了。后来我觉得我想错了。再后来我又觉得他是故意的。再然后，你瞧，我其实并不感到意外。我隐约预料到会有这种事。”

“你没有叫他们检查看看空调是不是正常？”

“没有。我不想那么做。我不想提。”

“你也没有说‘屋里真热’之类的？”

“我说了，我说这个房间需要用吸尘器吸一吸。但我不想提空调。不知怎的，这个念头就是挥之不去。虚荣。懊恼。愤怒。鄙视。我隐约预料到会有这种事，我猜他们要找我麻烦，可是我没想到梅雷迪思竟然那样激我。而且你不知道，这种时候你很快就感觉自己无力抵抗。”

简断然说：“他是故意的。你太容易让他摆布了，而且录完以后他居然还想上家里来？”

“他们就喜欢这样。他的目的我看得一清二楚。这样更糟。这个紧张兮兮的小矮子。反帝国主义，反白人。骚乱之后的肃清。这个政府官员想拉拢他的黑人民众来打倒所有的敌人。但是他紧张兮兮的，我看他对自己做的事、说的话都半信半疑，就跟律师一样。真是傻透了，我跟你说。我很恼火。因为你知道哈里说得对，那些人只是把梅雷迪思养肥了，等着将来有一天把他扔给群众。”

门廊上已经很凉了。厨房的荧光灯照射到了后花园里。

简说：“水来了。去好好冲个澡，就会感觉好很多。”

简说得干净利落。说完，她拿起她的打火机和香烟站起身。可她那命令的语气中却带有一丝出人意料的温柔，罗奇倍感安慰。他起身照她说的去做。

简有时会听从内心突然产生的本能，变得随和自然，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吓罗奇一跳。只是这种时候很少，很突然，与他们其余的共同生活不相干；而罗奇记得这些时刻。来这里大约一个月，一天晚上，简突然对他说：“你的头发太脏了，我来帮你洗一洗。”在浴室里，简脱得只剩内裤和胸罩；他则脱掉衬衫坐在洗脸盆前的一个凳子上。简靠在他的肩膀上，认真地帮他洗头，只是说他的头发太脏了。他能感觉到她的头发和皮肉下面的骨头，但是没有露骨的挑逗，之后也没有做爱；他们就像两个小孩子在玩过家家。

*

简和罗奇坐在厨房的白色餐桌旁吃晚饭。阿德拉在她自己的房间里。

罗奇说：“我没说谁的坏话，没说假话，没说不是自己的感受的话。其实我今天说的那些话要是搁在上周，大家表面上都支持吉米的时候，没有丝毫不妥。这个节目会是一次很好的宣传。吉米会觉得是一次很好的宣传：备受争议的人物什么的。可是今天跟梅雷迪思在一起，我应该想到吉米已经垮台了。风向变了。可是我没有这么想。问题就来了。梅雷迪思到萨波利切公司来接我的时候，我一心想着不要提到星期天以后发生的任何事情，我都没有跟他说起他当上部长的事。结果在录音室里，我还在假装吉米并没有倒台。不知怎的，这种时候你脑海里就是有这些想法，而且还不肯放它们走。”

简说：“说不定吉米不会听广播。”

“梅雷迪思会让他听到的。不过我没说谁的坏话。我说吉米容易厌倦，说你得时常把他拉回现实。这些话我常跟他说。我说我觉得公社并非一个好想法。我想我不应该这么说。梅雷迪思当然还会添油加醋，把我们说得跟骗子似的。”

“他自己才是骗子。他有没有提到温布尔登的那个女人？”

“提到了。”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知道我觉得你干了什么吗，你把吉米留给梅雷迪思和其他人宰割。”

“是啊，事情会变成那样。我想那些人还不知道他们就快走到那一步了。当你感觉脚底下的沙子在移动，却没有东西可以抓，那种感觉太可怕了。没有法律。”

“不过你要走了。那个人却要待在那栋房子里，等着他们为所欲为。”

“是啊，总有一天会出事的。我希望事情不会变成那样。太奇怪了。当你出去看这个国家，看那些老庄园，当你看到这个国家的人们步行去教堂，躺在吊床上摇晃，或者在他们的小酒馆里喝酒，你不会想到这是那样一种国家。可是每个国家都是那样一种国家。很容易就会变成那样，快得惊人。梅雷迪思问我受到严刑拷打的事，我应该跟他说。万事开头难。朝下体踢出第一下很重要，需要很多勇气。可是那之后你就无所不能了。你可以踢一个人的下体直到他流血为止。然后不知不觉，你停手了，因为你已经毁了一个人，他再也翻不了身了，你只有将这具流血的肉体扔出窗外。到了那个地步事情就很容易了。”

简说：“可是你要走了。”

罗奇讥讽地说：“是啊。我想我会回伦敦去，把这里的事情都忘掉。”

此刻，他离开门廊时的好心情，他在餐桌旁坐下时的好心情已经消失殆尽。一时间两人都不说话。

过了一会儿，罗奇再次开口。这时他的脸色苍白、疲惫。他说：“以前我有时候会去里斯本，那是个好地方，充满危险、特务和南非人。可是那里不是非洲。我喜欢去看斗牛。他们对我说葡萄牙的斗牛不会把牛杀了。我相信了，经常去看。可是后来我听说斗牛结束后牛就被拉去宰了。那些牛没其他用处了。不知为什么，我一直以为矛或倒钩会被拔出来，伤口会痊愈。我的天啊，我们当中的任何人怎么可以活着？真是奇迹，纯粹是人类对人类自己的慈悲为怀。”

他的话吓着了简，他却浑然不觉。

“当我享受美食的时候，我会想我何以有如此口福。当我夜晚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会想我何以有如此待遇。这一切轻而易举就会被剥夺，每天晚上我都在想这个。要折磨我简直太容易了。一旦把一个人的双手绑住，他就任由人摆布了。”

简说：“太可怕了，我不想听了。在这里没有人会伤害你，你知道。”

这不是罗奇所期待的反应。他隐约希冀得到安慰，重温之前那种温暖的感觉，简昙花一现的另一面。

简离开餐桌，罗奇留在厨房里；他听见阿德拉打开收音机，调小音量。然后，他来到门廊上，外面很冷，但他在一把铁椅上坐了下来，听着山下的城市传来雷盖音乐的隆隆声。

后来，罗奇把后门关上，进屋刷牙，换上睡衣，然后来到简的房间。夜里，简都会关上红色百叶窗，而把房门半开着透气。罗奇没有敲门直接走了进去。

简坐在床上看一本平装版的哈代的《丛林人》，没有盖被子，穿着素白棉布睡裙的她显得很高大。她的手臂露在外面，罗奇可以看见她的胸部。他在床尾坐下。定做的衣橱的一扇门开着：看得出她已经开始打包了。她没有带多少衣服来。他看着衣橱里的杂物，而她继续看她的书。这就是为什么虽然貌合神离，两人偶尔还是会在一起：将性爱当成一种身体慰藉和相互服务，不会引起任何变化。

罗奇有意识地让自己的语气保持平静，像是在说给自己听：“知道吗，今天的事让我想起之前在伦敦发生的一件事情。你可能已经忘记了，或者压根儿就没放在心上。你是最不热心的公关经理。”

简抬起头看着他。

罗奇微笑着说：“你让一个人来找我。你给了他我的住址，他来找了我。哦，你打电话告诉我的。你说他想采访我还是写篇报道什么的。”

“这种人多了去了。”

“不是为了我的书。就这样，他来了。我很高兴接受采访。你知道，这样才感觉像个作家。哦，他来了。一个非常高大的男人，穿着一件黑色皮夹克，戴着无框眼镜。真的非常高大。穿着一双高筒靴，很时髦。你告诉我他叫吉尔，记得吗？我记得那双靴子——像牛仔，像纳粹。他彬彬有礼，知识渊博，见多识广。接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而且很快就发生了。太快了，我根本反应不过来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他从一个询问我观点的人突然变成一个给我观点的人。那双靴子的感觉也变了，什么时髦，什么像纳粹——是真的纳粹。他的腔调变了。就连我房间的感觉也变了。我期待一个记者——我觉得我的房间应该会让他感兴趣。可是它突然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房间。这个男人向我传递了一条信息。他要我闭嘴，或者最好是离开英国，否则就要把我杀了。他说了这个字。他很喜欢用这个字。”

“可是你在伦敦，你可以把这件事告诉出版商。你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行动。”

“你的伦敦跟我的伦敦可不一样。我一再强调这个男人非常高大。不只是因为我矮小。你知道我不怕人，我很清楚什么情况下可能发生什么事，我可以提高警惕。但我并不害怕，我就是这样的人。这很可能跟我上的学校有关系。我想一个人要是认可权威，相信规则，就不会害怕任何个人。可是我怕这个男人。我看得出他喜欢自己的工作，表现得夸张了一点。人在这种时候总是喜欢装得很有范儿。这可能只是一个恶作剧，可我当时并不这么想。我觉得他是认真的。我相信他说的话。”

“所以你上这儿来了？”

罗奇微微一笑。“这是主因。”

“你并不是为了你说你想做的工作到这里来的？我以为你是为了这个才匆匆忙忙地离开的。”

“哦对，工作。对于我来这里做什么工作你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梅雷迪思也想知道我的工作。”

“他想知道无可厚非。你说人应当随遇而安。所以这儿的人议论你的话是有道理的。你是个难民。”

“这个工作机会是自己出现的，而且看似是我可以做的工作。”

“如今你把吉米留给那些人宰割。谁会给他工作？吉米说得对。你们全都把他变成了‘玩童’。玩物。现在你要把他扔给梅雷迪思。”

“是他把自己变成玩物的。”

“这样啊，那我有事要告诉你，我有事要告诉你们两个：他是我的情人。”

那本书一直放在她的胸口上，此时她又把它拿了起来。她的脸跟她的手臂一样红。

罗奇转过脸看着她，说：“我相信你没有说谎。”

“我为什么要对你说谎？”

罗奇站起来，说：“我想这对梅雷迪思而言可能不是什么新闻。”

说完，他走出房间，把门关上，这才想起来简开着房门透气。

过了一会儿，他过来把门打开。简仍旧在看书。罗奇站在门口。她抬起头，看见他那张萨蒂尔似的脸。

罗奇说：“他有没有拍张你的裸照？你没为他摆个双腿叉开的姿势？”

简的神情似笑非笑，又迷惑又紧张。

罗奇又说：“他们对自己玩弄过的女人不都是这样吗？把照片放在钱包里拿给别人看。还是他有其他把戏？其他蔑视的把戏。”

简没有作声。罗奇让门半开着，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十五

你 好玛乔里，我打赌你收到这封信一定感到惊讶，我能想见你用修剪漂亮的纤纤手指拿着它的样子，你不会相信你在用手纸做着其他事情（开个玩笑），哼哼鼻子，是吉米吗，这次他又想要什么，他已经从我这里得到了所有他想要的东西。这就是我所知的如今的玛吉，和以前不一样了，按你的话说，更老更有智慧了，这些我都理解亲爱的，我不愿我们之间谁又生谁的气。

亲爱的我坐在这个寂静而安详的热带的夜晚给你写下这些话，因为我想清理一下自己的心，你是我唯一可以写信的人，而且我想让你知道你说得对，你的预言要通通变成现实了，我将会孤独、没有人爱地死去，我将愤愤而终，已无其他可能了。这样死去是悲惨的，而且玛乔里我感觉今晚死神临近，在时而被猫头鹰的叫声打破的热带的寂静中我可以听见它的脚步声，老实说亲爱的我感到释然，我觉得我现在该走了。小时候夜里听到猫头鹰的叫声我们就在油灯的灯芯上插上大头针把死神赶出屋子，但是我不相信这样做能阻止棺木逼近。

你会不会收到这封信，抑或他们会把它连同我的其他财产一起扔掉，说这又是一件垃圾，他留下的东西全是垃圾。不玛吉不要哼鼻子，我不是在恳求你的怜悯或是在喊“狼来了”或许你会这么想。如今你已经帮不了我了，起码我知道这点，起码相信我这点，没有人帮得了我，而且你可能永远也收不到这封信。

我跟你说玛乔里，小时候我以为童年是一个伪装时期，以为这是我显出本色之前的必经阶段，等我长大成人一切就都好了，多可笑啊玛乔里多可笑。

外面很黑，在伦敦你无法想象这里的黑夜会有多黑，我在伦敦的时候忘乎所以，如今当我回想起伦敦回想起那些地方我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来到这个这么偏僻荒凉的地方的，不明白自己为何会像鬼魂一样在这里终了，这里才是我的世界，我生在这里，这里不是伦敦，像一场噩梦，可是我知道我还没有醒过来。

今晚，坐在这里，坐在我的书本、信件和其他死气沉沉的东西中间，我感觉自己像地球上的最后一个人。我希望我就是那最后一个人，然而漆黑的屋外有一个我爱的人，一个叫布莱恩特的小伙子，他可能会吓着你，我给了他那么多爱，如今他伤心得发了疯，想想看一个小伙子发了疯，想想看他的头脑和心里在发生些什么，我能感觉到，而他想拿我出气。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怪在我头上，可是我知道他只是讨厌自己，讨厌自己的人生，虽然我们相去甚远但是我理解他，而他等着杀我。我可以随时出去拧断他的脖子，太容易了，一个贫民窟的小子的脖子。我可以出去向他挑战，把他吓得屁滚尿流，可是我转念就想到这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若有人看见我们，两只一无所有的公山羊在打架，不过是在娱乐大众，他们会怎么笑话，他们会喜欢这样，笑到最后的是他们。可是我不会让他们如愿以偿，我在想我要走出去在黑夜里等他，然后转过身让他做他想做的事。这是最好的解脱方式，我累了。

我知道人一生中总是要在数到九的时候才重新站起来。检验男子汉就要这样，不是在他站着的时候，而是在他倒下的时候，可是我已经太多次站起来又倒下。如今时间的走廊变成一间挂满镜子的屋子，映照着一次次地站起来的我，而这次我希望他们数到十。

他在外面等了三天了。画眉山庄已经没有人了，他去那里又回来，去了又回来，一次又一次，穿过灌木丛，但是我知道山庄里没有在做饭，他们从来就没怎么做过饭，他们太娇生惯养了，我让他们过得太舒服了，他和其他小子们一样懒惰、没出息，贫民窟的小孩儿，饥肠辘辘，可是他们不在乎，他们只知道甘薯、面包果和咸鱼。我在门口给他放了些吃的，你是不是觉得他像只狗，他像只狗一样爬过来，吃我给他放的东西。世界上充斥着太多这种事情，让你害怕，让你羞愧，人们总是要让你恨他们，因为我待他像只狗，他在夜里像只狗一样爬过来吃东西，我听见他在吃之前要在水泥台阶上磨他的短剑，像童话故事里的巨人那样磨利他的刀子，就为了让我知道他有一把短剑，早晨台阶上的白盘子就空了。

玛乔里你看看痛苦是怎么来的，看看男子汉的光荣是怎么消失的。我把他从臭水沟里捡了来，你不会相信那景象，一个有毒的黑色稻草人，头上绑着蟒蛇一般的猪尾辫。他视自己为粪土、垃圾，是我让他发现自己的美，可是他已经忘了，他的男子汉气概让他疯狂。玛乔里你明了男子汉的光荣与痛苦，你会理解我承受不了这么多，每次看着自己赤裸的身体我就感到痛苦就想到你，你让我发现了自己的男子汉气概，你第一个把我变成一个男人，别去管别人怎么说，直到今日每当低头看自己我就想到你，在你面前我无需隐藏任何东西，也无需假装成任何人，你不知道这其中的快乐。可是变成男人的我比以前更痛苦。孩子时候我就是一个孩子，可是自从你把我变成男人我再也无法忍受做杂货店后屋里的那个孩子。女人做的和能够做的事情，她们不会感到羞愧，不会为这些随之而来、不得不承担一切后果的孩子们着想，女人不知道男人会因为她们所做的事而恨她们，千万别让你的孩子们发现关于你的真相。

玛吉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我想清理一下自己的心，抹掉过往。你把我变成一个男人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我不得不表现得像个男子汉。其他人都在笑话我，你以为我不知道，不，我知道他们在笑话我的男子汉气概和我的痛苦，可是我也在笑话他们，他们不知道，等他们发现的时候他们不高兴了，就把我送回这里，让我再次变得一文不值，我知道他们的目的，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我是假装顺从。你不应该让我失望玛乔里，你不应该和那些人站在一边，我不想像恨那些人一样恨你，你是我的造物主，你伤了我的心，你造就了我然后又让我觉得自己像垃圾，只配做垃圾。不过真是可笑，人们总是想方设法让我犯错然后又让我失望，所以我将如你所料愤愤而终玛吉，这样死去不悲惨吗。

你们把我送回这里，让我变得一文不值，可是我又站起来了。想必你在报纸上看到过关于我的消息，想必我让你吃惊了，这里的人知道我是什么人，知道我做过什么事，知道我能够给予他们什么，男子汉的光荣与痛苦，更不用说我会给他们带来革命，他们知道，所以上周我本来可以把这个地方烧成平地，可是那个死掉的小子的母亲不让我待在她家里，然后那些疯狂的黑人开始大喊什么以色列和非洲，而我是一个失败的人，我一直是失败的，我从小就知道这点，我知道我在骗自己。可是现在我是一个男人玛乔里，是你把我变成男人，这是你带给我的痛苦，而你看看这一切如何结束。亲爱的，亲爱的就在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我愈发感觉浑身赤裸，而想到它的无用让我感到伤心，只有别人需要它的时候这些事情才有意义，它们从中汲取生命，你知道人们说，临死之人会有一次高潮。

打开的便笺本就摆在他面前，书桌上还有几张废纸。但是他的目光已经从他写的东西上移开。看样子他早就停笔。他已经恢复镇定。

屋子里布满了阴影，只有书桌上的台灯亮着。房子里充斥着各种声响：瓦楞铁皮屋顶偶尔发出刺耳的啪嗒声，房梁发出的嘎吱声。最后，他终于在这些声响之外听见了他苦苦等待的声音：屋外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不甚分明，更像是搅动空气的声音。

他喊道：“布莱恩特？”这时打开的带栅栏的窗户外传来清晰的脚步声，软软的橡胶鞋底在屋子侧面飞快移动。他站起来大喊：“布莱恩特！”厨房外面的水泥台阶上打磨短剑剑刃的声音，让他打起了冷战。他赶忙四下走动，打开屋里所有的灯。他说：“布莱恩特，今天晚上不要冲动。听见了吗？别动手，小子。”

他来到厨房，靠门站着。他抬头看着天花板，说：“你累了。你不舒服。你为什么不吃点东西然后回去休息呢？回去休息吧，布莱恩特。我们明天再谈。我会去山庄看你。我们会谈一谈。还不到世界末日。我们将离开这个地方到别处去。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你会好起来的。不过现在你得回去休息。”

十六

前 面的旧卡车载着一车河沙，卡车的双轮胎碾在柔软的沥青上咝咝作响。沙子是湿的，在往下渗水，但是卡车并没有在路面上留下水痕。因为断断续续的褐色小水流跟着卡车一起飞驰，在炎热的午后迅速蒸发，一碰到柏油路面就消失了。

简坐在一辆出租车里。这是一辆风光不再的美国大车，车的零部件已经不再严丝合缝。车子虽大，却无法阻挡强烈的阳光和热气。热风和废气飘进车窗，阳光从司机一侧直射进来，把塑料椅套晒得滚烫。

卡车从通往甘蔗林和机场的路口驶过。出租车继续跟在卡车后面：机场并非简的目的地。不一会儿，在一只脏兮兮的黑色赤膊的示意下，卡车拐进了一个工厂的院子。数英里后，路上车辆逐渐减少，工厂区被抛在身后，出租车驶离大路。简看到她以为自己再也不会看到的景色：崎岖不平的窄路，到处坑坑洼洼，路缘长满杂草，一片片被烧为平地的地方，一排排的砖头柱子，看上去还很新，但是上部的木头已经脱落，悬挂着枯萎的藤蔓，远处的树墙。

出租车在房子前面停下来。叶子花和木槿花在烧焦的花园里显得格外灿烂。

简对司机说：“你能不能等一等？我一会儿就出来。”

“多久？”

“十五分钟，半个小时。”

“等你好了再打电话给公司吧。”

简付了钱，走进敞开的大门。车子在车道上转了弯，庞大的车身把几颗零落的碎石弹开，车轮把风吹到这里来的小土疙瘩碾成赭石色的粉末；然后车子沿原路返回。

没有人听到车的声音从屋里出来。车棚里没有车，水泥地上的油渍早已干掉，蒙上了灰尘。前门关着，简记得以前是开着的。阳光已经斜斜地照着浅浅的水磨石台阶和门廊，上面落满沙土，无人清扫。

不等简敲门，吉米就把门打开了。他的手搭在门上，有一会儿眼睛好像没有看着简，而是看着她的身后。他还是她第一次在画眉山庄见到他时的样子，他光着膀子从两排铁床中间的过道走过来，然后穿上那件暗色的毛式衬衣。此刻他就穿着那件外衣；胖嘟嘟的脸颊和那时一样刮得干干净净、粗糙不平，胡须底下饱满的双唇一样紧闭着，眼睛一样木然地打量着。

短暂的沉默后，吉米说道：“简，你来了？”

“为什么你听起来好像很惊讶的样子？”

“我没有惊讶。”

简从他身边走进屋去，他关上门跟在后面。虽然装栅栏的窗户开着，屋里还是感觉很闷，而且乱七八糟的：她看到他并没有为她的到来收拾房间。凌乱使家具显得更为廉价，更像是临时存在的：不再能给人带来愉悦。有垫子的毛绒沙发上放着几张报纸，餐桌上杯盘狼藉，上面还有黏糊糊的印子。钢青色的地毯松松垮垮地铺在水磨石地板上，边缘打着卷：很容易想象地板上没铺地毯时的样子。玻璃罩着的桌子上落满灰尘，书桌上散放着一堆纸张、便笺本和蓝色的航空信。

简在玻璃罩着的桌子旁的一张有垫子的沙发上坐下。人造皮毛感觉热乎乎的。简下意识地摸了摸扶手上的毛，跟上次一样痒痒的、滑滑的。

吉米说：“随意些。你要喝点什么？没有朗姆宾治了。你喜欢喝那个，对不对？”

“现在喝那个太热了。我喝白开水就行。”

吉米走到厨房，上次简看过那间房子一眼，他在里面说道：“现在水量很小，简。”

窗外吹进热风。天空是淡蓝色的。

吉米从厨房里出来，递给简一杯水，没有加冰块。杯壁是湿的，他的手也是湿的。他在书桌旁坐下。

“那么，简，我有什么可以效劳的？”

简正要把湿漉漉的杯子往嘴边送，突然看见杯子是脏的，水里有些深褐色的细流。她把杯子举在嘴边，说：“我要走了。”

“你在电话里说了。你要回伦敦去了。主人呢？”

“我想彼得也要走了，”她把杯子放回玻璃罩着的桌子上，“不过我不知道他的事。”

“这么说过几天你就回去了。过几天你就可以看电视了。英国广播公司和英国独立电视台，早上可以收听‘今日’广播。”

“别说了，我把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想到这些我就心情沉重。”

“是吗？”

“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吗？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我可以见见什么人？”

“你要跟他们说什么？”

“我跟他们说我见过你。”

“就这些？”

简躲开吉米的视线。过了一会儿，她说：“你留在这里吗？”

“简，你知道你为什么来吗？”

简没有回答。

“你来是因为你要离开了，所以你才到这里来。你要是不走根本不会来这里。你带给我这么多痛苦，简。”

“我不明白我怎么给你痛苦了。”

“我不是在请求你的怜悯，简。千万别误会。这有什么意义呢？你和大家一样都知道事情的真相。”

简揪住刚才的问题不放：“我怎么给你痛苦了？”

吉米换了一种语气，说：“你戴的是那条摩洛哥项链。”

简伸手去摸项链，然后又放开，项链落回衬衫领口处因为曝晒而变得粗糙的皮肤上。

吉米说：“情人送你的项链。”

简为自己当时的夸张、调皮和不实微微一笑。

“他不希望你们俩之间有钱的事情。”

“吉米，你确定没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做的吗？没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帮你带给你的孩子们？”

“你在那里不会受欢迎，你已经带给我很多痛苦，简。不要再火上浇油了。”

吉米突然停住话头，一面张开手示意简，一面抬起头侧耳倾听。一阵热风吹动窗帘，扬起屋里的灰尘。简也跟着他一起听，远处灌木丛中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那声音平稳得就像寂静的一部分。

吉米一面听着一面说：“现在你要走了。”突然间他又放松下来，看着她，说：“我喜欢你的项链。”

简用拇指和食指将项链上的三个坠子捏在一起，轻轻地上下晃动。

吉米说：“我记得这些坠子。”

简让坠子落回那块因为曝晒而变老的皮肤上，说：“这东西一文不值。”

“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可是我喜欢它们，我想大概是因为戴在你身上的缘故。你今天为什么戴着它们？”

“我没有想过。”

“你没有想过，简？可是你要来见我呀。这条项链我记得清清楚楚。你的一切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现在你要走了。主人知道你在这里吗？”

“我跟彼得说我要来找你。”

“他叫你带话了吗？”

“他要带什么话？”

“他很担心你，简。他一会儿会到这里来，你知道吗？他说有事找我。这么热的天来这里真是好笑。主人不会让你走的，简。没有你会要了他的命的，你知道吗？”

“彼得？你是说彼得在乎我？彼得谁都不在乎。”

“你是他最后的机会。”

“我不相信谁是谁最后的机会。”简一面说一面打开挎包，拿出香烟和打火机。

“我记得这个。”

“你记得什么？”

“我记得你此刻的样子，你的眼睛，你的嘴巴。”

简点燃香烟，把打火机拿在手上。吉米走到那个架子旁，拿来一个笨重的圆形烟灰缸，蓝色的玻璃里有气泡，烟灰缸放在玻璃罩着的桌子上。他站在简的身边，简透过宽松的毛式衬衣的短袖可以看见他的腋窝。简的眼睛湿润了。吉米在她坐的毛绒沙发的扶手上坐下；简抽烟的动作幅度变小了。

吉米说：“我害怕自己看见的东西。”

“为什么？”简把还没有烟灰的烟头在烟灰缸的厚沿上掸了掸。

“事情总是这样。我料到我会跟你有染，我料到你会再来。”吉米轻声说，“你跟主人说了？”

简看着他，湿润的眼睛里充满愤怒和惊慌。

吉米看着她拿烟的那只手里的打火机，说：“我记得这个打火机，撒哈拉的。”

简把烟放在烟灰缸上，准备咽一咽唾沫。这时，吉米一把将她的手紧紧地按在烟灰缸上；简把自己的脸凑近吉米的脸，张开嘴巴，香烟从她的手指间滑落，打火机刺痛了她的掌心。简张大嘴巴，往吉米的嘴上一贴，双唇和舌头开始狂动起来。

吉米把自己的嘴巴移开，说：“冷静。你太贪心了。你这样接吻只会暴露你自己。一个女人的一生都在她的吻里。”

吉米松开简的手；打火机掉在玻璃罩着的桌子上。简的头仍然向后仰着；吉米再次朝她的嘴靠过去，这次她的双唇几乎没有分开，舌头也没有伸出来。吉米说：“这样好多了。”他先用舌尖轻轻地舔她双唇之间，然后舔她下嘴唇的里边。接着还是轻轻地，他吮吸她的下嘴唇。随后他把嘴移开，看着她。她还是闭着眼睛，说：“太美妙了。”他用双手捧起她的脸，手掌底端夹住她的嘴角，遮住了差不多已经消失了的经期红斑点，把她的双唇挤了起来。他把自己的嘴整个儿贴在她的嘴上。她张开双唇，发出一声短叫；接着，他往她的嘴里吐了一口唾沫。她咽了下去，他放开了她的脸。她睁开眼睛，说：“太美妙了。”他把手放到她湿漉漉的腋窝下，想把她抱起来。可是她自己站了起来。

她说：“你的眼睛在闪光。”

“你的眼睛依然在尖叫。”

吉米用指尖碰了碰简的后腰，两人像老情人一般漫不经心地走进卧室。

简看到光秃秃的赭石色墙壁，看到亮晶晶的褐色定做衣橱，看到高高的大窗户外的灰色天空。浴室的门半掩着：简看到淋浴区低矮的砖墙，看到干干的水泥地板。两人分开站着，各自开始不慌不忙地脱衣服。床没有整理，床垫上端露在外面，皱巴巴的被单的中间部分因为用久了而磨平、发黄，还有几点干掉的污渍。黄色的烛芯纱床单一半悬在床脚，一半掉在栗色地毯上。

简一面解开衬衫的扣子一面微笑着说：“你的烛芯纱床单。”

“你还记得啊，上一次你好像根本不在意它。”

简缓缓地点了一下头，调皮地笑了笑。她脱掉衬衫，扔在棕色的五斗橱上。在身体其余部分的比衬下，她脖子底下那块老化的红色皮肤看上去像一块皮疹；她那刮干净的腋窝处的肉褶子湿了。她摘下那条摩洛哥项链，任由它落到五斗橱上，发出轻轻的哐当声。她没有脱胸罩：她的胸不大。吉米注意到她的难为情。她脱掉鞋，人一下子矮了。然后她如运动员般先抬起一只脚，再抬起另一只脚，拽掉了裤子，发出一声男人般的闷响。接着，突然，她的内裤就卷成一小团掉到地毯上，人则坐到乱糟糟的床上，头靠在油糊糊的枕头上，对着吉米挤眉弄眼；她看上去又显得高大了。她张开双腿，将一只手放在那儿，手指向上滑过湿湿的皮肤和毛发。荡妇的动作，吉米想到，似乎还“哼”了一声。

简说：“我讨厌这件衬衫。”

“我把它脱掉。”吉米轻声说。

那儿看上去很大的吉米靠近简。简闭上眼睛，说：“吻我，吉米。”然后张开双唇，缩回舌头等着。吉米俯向她，手掌夹住她的嘴角。她发出一声短叫，他把自己的嘴贴到她的嘴上。他让她咽了一口唾沫，她把双手放在他的背上，说：“爱，爱。”

简感到吉米的双手压在她的肩膀上，突然，她整个人被翻了过去，趴到了床上，吉米蹲坐在她身上，她的臀部和双腿被夹在他的膝盖、大腿和双脚之间。吉米说：“今天会不一样，简。我们换种方式做。”简要起身，但是吉米用左手按在她的两个肩胛骨中间，又用右手打开她的下体。简双手拍打着床铺。当吉米顺着她脊柱的底部，刚一碰到她变小的那儿，简就大喊：“不！”当他蹲坐在她身上，脚踝抵住她的臀部，开始上她，简发出干巴巴、刺耳、做作的哀号。吉米像在跟小孩子讲话似的说道：“可你是个处女，简。你今天来找我真是件好事，不是吗？”这次简真的痛苦地叫道：“拿出去，拿出去。”说完再次哀号起来。吉米说：“像你这么个大姑娘，而且是个处女，简？很痛苦。我知道很痛苦。可是瞧瞧，你没有带凡士林。像你这么个大姑娘每次出门访友时都应该带上凡士林的。”简说：“哦我的天啊，哦我的天啊。”吉米说：“这样比较好，简。你不知道吗？难道没有人告诉你把双腿合上会更好？你是不是很高兴今天来了这里？无论哪种做法，把双腿合上总会更好。”吉米插得越来越深，直到整个人几乎直直地坐在她身上。他说：“今天我们破了你的处女身，简。”他开始缩回，他脸上和胸口的汗水滴在了简的背上；简呻吟着；可是不一会儿他又用力地上了，简尖叫起来。她拍打床铺的手停了下来，涨红的脸侧压在枕头上。她停止哀号；她把右手放进嘴里，开始咬大拇指；真实的眼泪流了下来。简一面啜泣一面咬着手指，开始哀求，一会儿是一声压抑的尖叫，一会儿是喃喃低语：“拿出去，拿出去。”她的身体渐渐软下来，浑身是汗。吉米抽出来了，说：“好了，好了。”简问：“你拿出去了吗？”吉米说：“拿出来了，简。你已经失去了你的贞洁。”

简保持着吉米离开她时的姿势，脸侧压在枕头上，眼泪流下了她的鼻梁；她那没有晒黑的臀部合在了一起，微微舒展，吉米刚才坐的地方全是汗，那里的细毛在汗水中平铺着，愈发明显。她一声一声地啜泣，抽鼻子。

当吉米从她身上下来，站在一旁，不去碰她的时候，简像个孩子般说道：“你把我弄哭了！你把我弄哭了！”她的脸红通通的，满是泪水，人却异常地平静。

吉米说：“那天我一看到你就知道你是这样的。一看到你的眼睛和你嘴巴的形状。”

“我的‘媚眼’。”

“你是块腐肉。”

简吓了一跳，不是因为吉米说的话，而是他的语气。简转过身，看见他的眼睛亮闪闪的，好像什么也看不见，瞳孔是两个发光的小点。他的那个地方依然勃起，看上去很大。

吉米把一只手轻轻地搭在简的肩膀上，说：“你好像很害怕的样子，简。”

“我在想我该走了。”

说着，简把双腿摆到床边，吉米的手从她的肩膀上滑落，她站了起来。

“可是我还没有到高潮呢，简。”

吉米看着简。简弯下腰拾起内裤，顾不上去遮掩那块多毛的、敞开的肉，又一次暴露着她的秘密。她一弯腰、一起身就把内裤穿上了，一气呵成，遮住了那块没有晒黑的、赤条条的部位。

吉米说：“还有你的嘴巴，简。你有一张甜蜜的嘴巴。我一看到你就知道你有一张甜蜜的嘴巴。我们应该给它取个名字。”

吉米还是看着简。她拉起裤子，穿上鞋，扣上衬衫，戴上那条摩洛哥项链，理了理头发。

她说：“我想我该走了。”

吉米坐在床边，勃起的地方渐渐耷拉下来。他说：“你该走了。不过现在你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了。你会再来要的。”

“我要打电话叫出租车。”

“你要是能叫来一辆算你运气好。不过你别担心，主人会来接你的。主人不会让你走的。”吉米站起来，他已经蔫了。“我们走到山庄去等主人。”

电话在五斗橱上，但是简没有拿起它，也没有离开房间。她就站在原地，站在五斗橱和房门之间，等吉米穿好衣服。枕头还是她刚刚起来时的样子，又扁又湿；肮脏的被单上又添了几块水渍。吉米慢悠悠地穿着衣服。当他抬起下巴、扣上那件毛式衬衣最上面的纽扣时，他说：“你讨厌的衬衫。”简没有理他。

两人走出来到了客厅，蓝色烟灰缸里的香烟已经差不多燃尽了，只剩下一根粉末状的烟灰条。玻璃罩着的桌子上的玻璃杯在她刚才放下它的地方。她捡起打火机和挎包，跟着吉米来到门廊。阳光照在水磨石地板上十分耀眼。吉米没有关前门。

两人走到炎热的户外。吉米的房子和灌木丛墙之间没有树木。这条路上有些乱石：散落的鹅卵石、沥青碎石子、土块。路突然戛然而止，破裂的沥青马路变成一条土路，穿过干枯的田地（地里原本杂草丛生，后来因干旱变成了平地），通往灌木丛墙。

吉米说：“主人一定在等你。这是条捷径，只要十分钟。”

简没有说话。

吉米又说：“我们还会见到布莱恩特。你记得布莱恩特吗？”“我不想见到布莱恩特。”

“可是他有东西要给你，他有东西要给你。”

远远望去，针叶树瘦小的白色树干和白色树枝编织成的绿色树墙似乎密不透风，走近以后才发现原来比想象中稀疏。

吉米说：“布莱恩特和我现在不是朋友了，简。你要帮我们和好。”

灌木丛里比外面凉快。地面干干的，洒落着一层落叶和大块大块的光斑。一开始似乎没有路，只有断断续续几处落叶有被踩过的痕迹；从跟着吉米走出卧室到现在，简第一次感到迟疑。他把手伸向她的肩头，指尖下移到她棉衬衫的短袖上。然后轻轻地，他捉住她的胳膊，拉着她往前走。针叶树白色树干上那些干泥巴的蚁穴好似一条条黑色的静脉。野生的香蕉树上开着花，一个个橙色和黄色的永远不会结果的矛头，因为树心分泌出来的淡紫色树胶而黏糊糊的。

吉米说：“据说那棵树底下总是有一条蛇，所以要当心，只能看但永远不要去碰。这是灌木丛的重要原则。”

两人来到了树丛中央，身后没有光、没有空隙，前头除了树还是树。

“这么说你要走了，简。你到这里来是因为你要离开了。你在伦敦有一栋漂亮的房子吗？”

“住习惯了。”

“我打赌里面肯定收拾得井井有条的。在温布尔登附近吗？”

“不。不在温布尔登附近。”

“假设你不在的时候房子烧掉了？”

“房子投保了。”

“你会索性再建一栋？”

“我想是的。”

吉米突然紧握简的胳膊，说：“闻一闻，简！”

简停住脚步，环顾四周。

吉米问：“你闻到了吗？”

“什么？”

“蛇。”

“我什么也没闻到。”

“性的味道，简。变质、腐坏的性。肮脏的阴部的味道。”

吉米松开简的手臂。灌木丛里渐渐亮起来；他们快要走出去了。不一会儿，透过树木可以看见山庄所在的空地了：白晃晃的阳光下的一片褐色。一股厕所的味道传来，越来越刺鼻。厕所就在灌木丛外太阳直射下的一个高低不平的水泥台基上，瓦楞铁皮的墙壁、屋顶和门，下垂的门开着。耀眼的绿色苍蝇在厕所周围和里面嗡嗡直叫，撞击着瓦楞铁皮。

两人走出灌木丛，来到山庄的后院：没有树荫，灌木丛被夷为平地，地上寸草不生。主建筑挡住了马路和马路另一边的田地。瓦楞铁皮屋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混凝土墙壁处在阴影中。一圈旧铁线，一堆旧木料，一个废弃的铁冰柜，白色的搪瓷洗脸盆：这些只是后院的一部分垃圾。后墙上连着一间矮披屋，茅草屋顶一直斜到接近地面；屋顶下有黑色的阴影。地上散落着各种后院项目的残骸：铁丝网拉成的破破烂烂的牲口圈；铁丝网和旧木板拼凑而成的鸡舍；一个干掉的坑，挖出来的泥土就堆在一个混凝土块堆的旁边。

披屋的阴影里有个男孩坐在地上。他坐在茅草屋顶和地面的夹角之间，膝盖蜷起，脑袋和胳膊都搁在膝盖上，好像睡着了。他的白色帆布鞋被尘土弄黄了，褪色的牛仔裤上沾满灰尘，胳膊肘划破了，黑色的胳膊上沾有尘土。

“你记得布莱恩特吧？”

简说：“我不记得他。”

“他记得你。”

坐在地上的男孩抬起头来：扭曲的脸，充满敌意的猪尾辫，视线模糊的红眼睛，一只眼皮耷拉着。他站起来，跑进披屋，出来时，手里拿着一把短剑，泪眼汪汪。

他喊道：“吉米，吉米。”

吉米用右手一把锁住简的喉咙，几乎把她举到了自己面前。由于用力，他的嘴角后拉，刮得干干净净的脸颊微微鼓起，仿佛是在微笑。

他说：“布莱恩特，老鼠！杀了这只老鼠！”

布莱恩特踉踉跄跄地冲过来。

“你的老鼠，布莱恩特！你的老鼠！”

简的右手搁在锁着她脖子的手臂上面，布莱恩特朝她的右手臂砍去第一刀。

砍了第一下便会砍第二下、第三下……

锋利的剑刃碰到肉。皮肤被割开，露出底下的肉，有一瞬是斑驳的白肉，不一会儿炫目、恶心的鲜血喷涌而出，而布莱恩特只会不断地朝已经砍过的地方砍。

他痛苦、绝望、泪眼汪汪地说道：“帮帮我，吉米！”

于是吉米把那脖子勒得更紧了。他几乎感觉不到简的脖子；他只感觉到自己的力气、自己光滑的皮肤和自己紧张的肌肉。他一心想着光滑的皮肤和紧张的肌肉，直到简开始往下掉。她的身体越来越沉；他的力气渐渐没用了；当他感觉到她的下沉，一股凄凉之感在他的内心慢慢升起。然后，他什么也感觉不到了，唯有凄凉。

吉米蹲在地上，在化粪池的干坑和挖出来的土堆旁边，看着地面而非那张脸，看见的却不是地面。他看见一片阳光明媚的沙滩，椰子林后面的大海和天空明亮耀眼，女孩流着血倒在汽车的前挡泥板上，喝着他合拢的双手里的水，畏惧的眼睛里渐渐充满爱意。然而他身下的这双眼睛闭上了，什么都不知道了，什么都感觉不到了，也把一切都带走了。他进入一片虚无；他消失在这片虚无里。

接着，吉米迷失了，迷失于时间的开始。可是时间没有开始。他的魂魄飞出了身体。他整个人完全被这种迷失感吞没，而随着他意识到这点，这种感觉愈发强烈。他想用尖叫来解脱。慢慢地，世界清晰起来，时间明确了界限。吉米独自一人在一个插满焚香的石屋里，四周的石板上搁着一具具石棺，石棺里没有死的死女人躺在白色的百合花中间。一个女人从石棺里坐了起来，百合花从她身上滚落。她是苏丹人，就像他在伦敦看见过的那些苏丹人：吉米可以从那漂亮的白色棉裙、苍白的棕色皮肤和脸颊上愈合的伤痕判断出来。她挤眉弄眼，神情淫荡，长着一张下贱的大嘴巴，就像他上学时在一张黄色照片上看到的法国妓女，她穿衣而坐，裙子却撩了上去，两腿叉开，那毛茸茸的一大团暴露无遗。她从那凿得十分粗糙的石棺里坐起来，百合花从她身上散落下来，她挤眉弄眼，伸出一只手说：“黑鬼，给我一块钱。”

即便在这里，尽管他迷失于时间的开始，尽管他迷失在时间本身里，不知道自己是谁或自己是什么，他还是被出卖了，他内心的秘密暴露了。

这个秘密让吉米惊醒过来，他的凄凉感结束了。他蹲在这个女子身旁，边上就是那个干坑，碎裂的内壁上还留有叉子印。布莱恩特在哭，手里拿着短剑，好像随时要尖叫出来的样子。

“吉米，吉米。”

吉米站起来，抓住布莱恩特的胳膊，说：“布莱恩特！”

“吉米，吉米。”

“埋在这里，布莱恩特。”

“埋在厕所里，吉米。”

“不行，乌鸦会来。”

布莱恩特和吉米一道抬头看了看苍白的天空。

两人合力把简连同她的头发（没染到血污的地方仍然松散着）、项链、打开的书包一起放进坑里。坑是几个星期前挖的，旁边的土堆看上去已经硬掉了；但其实只要一碰土堆就会碎裂，浅黄色、风化了的外壳底下是红棕色的土。两人先是用手和脚，然后用水泥块，再然后用铲子，一点点把土堆刨开，填进坑里，直到什么都看不见，只剩下灰尘、疲惫、灼痛的脸和胳膊，汗水以及热辣辣的太阳。

远远地，从马路那边，传来隐隐约约的口哨声。没有调子，而且几乎在他们听到的那一刻就戛然而止。

两人一起抬头看天上：什么都没有。

这时口哨声又响起，而且越来越近。布莱恩特看着吉米。吉米说道：“布莱恩特。”布莱恩特朝他的短剑跑去。吉米又喊道：“布莱恩特！”这次布莱恩特服从了，学着吉米的样子做了起来：擦掉裤子和衬衫上的红棕色泥巴。吉米解开毛式衬衫的扣子，布莱恩特拿着他的短剑，两人一起朝房子的后门走去，突然进到阴影里。

一个年轻人从马路那边朝这里走过来。此人身材矮小，上身穿鼓起的、松松垮垮的蓝色衬衫，下身穿棕色条纹紧身裤，戴着一副白框墨镜，挤脚的鞋子让他走起路来一瘸一拐，肩上挂着一个白色航空包。

布莱恩特说：“曼尼。”

吉米说：“没地方去，跑回来了。一个个都是，可是太迟了。”

“吉米，吉米。”

“太迟了。”

“让我去把他干掉，吉米。让我去把他干掉！”

吉米没有回答。他走进屋里，在两排空床之间站住。布莱恩特独自留在后门口。

曼尼从太阳底下走进来。他摘下白框墨镜，满头是汗，鼻子闪闪发光。他看着吉米，怯生生地叫了声“艾哈迈德先生”，然后低下头。他那偏小的黑色鞋子出奇的尖，尖头已经翘起，脚后跟也磨穿了。他走到自己原来的床铺跟前，背对着吉米和布莱恩特，在空荡荡的床垫边坐下。他打开航空包，从里面拿出一些小小的绿色番茄，放在水泥地板上。

布莱恩特站在后门说：“让我去把他干掉，吉米。”

曼尼没有动。

吉米在其中一张空床上坐下，说：“曼尼。”

曼尼转身说：“是，艾哈迈德先生。”

“你回来了？”

“我从公路那里走过来的，艾哈迈德先生。”

“这么热的天走这段路够长的。我们在干活。”

“艾哈迈德先生。”

“现在你回来了。来收我的番茄。”

曼尼的脸突然僵住，没有了表情。闪闪发光的鼻子上开始渗出一颗颗小汗珠。

吉米站起来，一只手重重地拍了拍裤子右边的口袋，说：“曼尼！”

曼尼也站起来，眼角红红的。

“我的钢笔不见了，曼尼。”

“艾哈迈德先生。”

“我的红色伯罗牌钢笔。黄色的笔杆，红色的笔帽。可能掉在外面哪里了。我不想丢了它。去帮我找。”

曼尼走到过道上，停住，看着白晃晃的前门，然后慢慢地朝吉米、布莱恩特和后门走去。

吉米说：“去化粪池那边找找看。”

曼尼穿着挤脚的鞋子一瘸一拐地走出去，裹着紧身裤的屁股显得又翘又结实，一条皱巴巴的手帕塞在屁股上的口袋里，鼓鼓的，露出一个角。

吉米说：“我不想丢了那只笔，曼尼。”

吉米在另一张床上坐下，布莱恩特依旧站在后门口。

过了一会儿，两人听见轻轻的脚步声，接着看见了曼尼。他一看见他们就在距离后门五六英尺处停下了脚步。他的头发沾上了灰尘；蓝色衬衫的领口和胳膊底下被汗水浸湿；膝盖以下的裤子也满是尘土。

吉米说：“曼尼。”

“对不起，艾哈迈德先生。”

“你什么都没看见？”

“没有，艾哈迈德先生。”

吉米说：“躺下吧，布莱恩特，休息一下。进来吧，曼尼。”

曼尼走进屋里，汗淋淋的脸绷得紧紧的，目光灼热，走路还是一瘸一拐的。

吉米说：“瞧瞧你把一身好衣服给毁了，曼尼。”

曼尼好像没有听见。他径直走向自己的床铺，都没去拍拍头发、裤子、手上的灰尘，就坐在了床垫上。他低头看着水泥地板，泪水涌上了他的眼睛。

吉米说：“我们都累了。我们都得休息休息。不过你怎么办呢，曼尼？你要去哪儿呢？这里没有食物了，山庄关闭了。”

曼尼一动不动，眼睛依旧泪汪汪的。

布莱恩特从最靠近后门的床铺上起来，说：“有人来了。”

吉米走到墙边，踮起脚尖透过百叶窗往外看，见远处的马路上，从最远的那片空地开来一辆车。引擎盖十分炫目，可是挡风玻璃处在阴影里，看不见开车的人是谁。

吉米说：“躺下，布莱恩特，省省力气。曼尼，我去洗一洗。”

说完，他从后门走了出去。布莱恩特把短剑放在墙壁和他的床之间的水泥地板上，然后平躺在空荡荡的床垫上。床垫填充的椰子纤维刺出了垫套。布莱恩特看着瓦楞铁皮屋顶，屋顶看上去还是那么新，上面印着蓝色的小公鸡标志和生产商名，一个远在加拿大的工厂。

车子越来越近，最终停了下来，车门砰地关上。随着一阵踩在泥土块和鹅卵石上的脚步声，罗奇出现了，穿着白色短袖衬衫，浅色的卡其裤勒在扁平的腰间，戴着墨镜。他走进屋里，摘下墨镜，把一只眼镜腿放进嘴里。他脸色苍白，一副不耐烦的样子。他看见了曼尼眼睛里的泪水。

罗奇说：“曼尼。”

曼尼没有抬头，只是回答道：“艾哈迈德先生去洗脸了。”

“你们在干活？”

曼尼没有回答。罗奇一面等待一面打量着屋子：桌子上的那堆破烂办公设备，落满灰尘的废弃打字机，生锈的复印机；墙壁上的作息时间表，床铺上方的剪报；吉米·艾哈迈德突出了头发和胡须的简笔画像：“我不是任何人的奴隶和种马，我是勇士和火炬传递者。”水泥地板上落满灰尘；铁床上空空荡荡；光秃秃的床垫散发出椰子纤维的味道。罗奇看见屋里远端那张床上有人。

罗奇说：“布莱恩特。”

布莱恩特也没有吭声。

这时，吉米出现在门口。他光着膀子，面无表情，胡须遮住了嘴巴，他双眼打量着罗奇。

吉米说：“主人。我们还以为你抛弃我们了。来巡查吗？您还在检查吗？”

罗奇说：“你们好像都很紧张。”

“我们刚刚在干活，生活还得继续。布莱恩特可以带你出去看看，曼尼也行。”

布莱恩特从床上起来，坐在床边，面对着墙壁。

吉米沿两排床铺中间的过道走过来，在离罗奇几英尺处站住。吉米说：“曼尼回来了，主人。”

曼尼在床垫上侧了下身，掏出后口袋里的手帕。

罗奇问：“唐纳森来过吗？”

“我们与唐纳森没有瓜葛，一切都随风而去了。”

吉米的胸部比他的脸和前臂要白，流着汗。两个紫褐色的、跟女人那般大的乳头中间长着几缕硬硬的短毛，出奇的黑。

罗奇咬着眼镜腿，问：“他没来看拖拉机吗？”

“你是说要回去？”

“这个我不知道。他没来？”

“他来了我们也没看见，我们一下午都在忙。布莱恩特带你去看看。”

“没有人来过？”

“我们没看见任何人。”

罗奇看了看曼尼。他的眼睛还是湿的，还在看着地板。皱巴巴的手帕停留在右手里，没有用，同一只手里还拿着一个蓝色圆筒打火机。他心不在焉地用大拇指擦拭着顶端的铜色金属。罗奇迟疑了一下，心想：撒哈拉的天然气。就在他迟疑的时候，他的目光碰上了吉米的目光——吉米的眼睛里充满惊讶，甚至有一丝恳求一闪而过。几乎与此同时，罗奇看到布莱恩特站在房间的另一头，看着他。

罗奇把眼镜腿从嘴里拿出来，在拇指和食指之间甩了起来，朝曼尼的床走了半步。然后停下，转身，看着铁床、床垫和墙上的海报，慢慢地朝明亮的门口走去。当他来到太阳底下，他说：“办公室里的人都知道我上这儿来了。他们肯定告诉了唐纳森。白跑一趟。”罗奇戴上墨镜，又说：“不过没关系。”说完一脚从水泥地板跨到了干燥的红土地上。

罗奇一直往前走去——土地渐渐变成黏土，被太阳烤得硬邦邦的，表层落满灰尘——突然，隐隐约约听见吉米喊“主人”。

他没有停步。

他心想，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了一个屠宰场。这句话似乎是自个儿跑到他的脑子里来的，他又想，我刚刚做了一生中最勇敢的事情。他把心思集中到吉米身上，在心里对他说：你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你不敢。

罗奇走过干涸的水渠，走过树干和压实的泥土构成的小桥。他坐进车里，没有再看他刚刚走过的土地或是他刚刚离开的那栋房子。他心想，要是你现在敢对我怎么样，我就杀了你。

车子前驶，后退，再前驶就开上了马路，还是没有人喊他，然后他朝着太阳驶去，经过田地，坏掉的拖拉机仍旧矗立在树墙边；经过又干又平的垄和沟，上面长满亮晶晶的绿色杂草；经过灌木丛，带刺的野生棕榈树，指向天空的红黑色条纹挡杆，萨波利切公司立的写着“画眉山庄”、看上去还很新的牌子；经过废弃工业区的废墟，杂草丛生的柱子依旧整齐地排列着，铺砌过的平坦地带长出野草和野生小树苗，破碎的水泥里随处可见生锈的加固钢筋。

不久，车子驶上公路，融入下午的车流之中，熟悉的景物一幕幕从罗奇身边掠过。烧焦的山峦在冒烟，已经发黄的太阳清晰地照出山上的每一处褶皱和凹陷。远处，褐色的田野里有人在割草。路旁废弃的汽车；乡下居住区；燃烧的垃圾场，穿梭在浓烟和五彩纸屑般的垃圾堆中的卡车和路人，大胸脯的黑乌鸦有的蹲在篱笆桩子上，有的在地上跳来跳去；贫民窟似的新住宅区，一排排一模一样的锡铁和水泥盖的小屋里住满了人，小屋在红色长街上背对背、面对面一字排开，在他经过时似乎有规律地开、关着；铝土矿的粉尘；炎热、嘈杂的下午的市区，正在融化的柏油，喇叭轰鸣的公共汽车和出租车，气恼的、汗淋淋的骑车人。

当车子爬上空气较清新、花园较大、路缘较宽的高地住宅区时，罗奇心想，我待在家里不安全。他们会来找我的。我不能一整夜保持警惕。我得去艾伯特王子酒店过夜。

下午的高地住宅区阳光柔和。高高的天空中薄薄的、没有水汽的纯白色云朵逐渐增多，迎接日落。罗奇在车库停好车，没有从后门走进厨房，而是返回前草坪，穿过被太阳晒得褪了色的斑驳的前门，走进门厅，走过镶木地板的走廊，来到简的房间。平镶胶合板的门半开着。

罗奇喊着“简”，轻轻地推开了门。

百叶窗开着，房间里明亮而温暖。床是铺好的，但没有床罩；可以看见白色的棉睡裙压在枕头底下。床头桌上放着平装本的《丛林人》，封皮和前面几页因为高温而翘了起来，打了卷。定做的衣橱的底板上，手提箱已经装了一半。只有那条北非条纹麻布裙还挂在衣架上。所有的架子都清空了，只剩下一个架子上放着一只小首饰盒、一些瓶瓶罐罐、一条檀香珠子项链，以及简的护照和装机票的纸夹。护照里还有简数月前填写但没有提交的入境申请卡。

罗奇把机票从夹子里拿出来，撕碎，放进自己的口袋，然后把入境卡也撕碎。可是护照就没这么容易销毁了。他的脑子飞速旋转，排除了种种可能性。护照既不能撕碎扔到厕所里冲掉，也没办法烧毁。屋里没有明火；只有门廊边上有一个烤肉用的铁玩意儿。

罗奇拿着护照走进客厅。客厅里因为太阳照射、因为枯萎的草坪散发出来的热气、因为固定的观景窗而非常暖和。

罗奇拨通哈里·德通哈家的电话。约瑟夫接的。

等哈里来听电话的工夫，罗奇打开护照，打量起简的照片：照片已经褪色，简的脸太大了，头发稀疏，学生气。

“哈里。我是彼得。”

“啊，啊，伙计。”

“哈里，简离开我了。她没有带走衣服，但把机票和护照拿走了。”

罗奇看着简在护照上填写的资料。“职业：出版商。出生日期和出生地点：1943年7月17日，渥太华。”

哈里说：“真是个不幸的消息，彼得伙计。”不过他的语气里并没有流露出惊讶。“你确定吗，孩子？”

居住国：英国。身高：五英尺六英寸。

罗奇说：“我不知道还能怎么想。”

“你比其他人都清楚。不过你知道，彼得，我觉得这是玛丽－特雷瑟引发的连锁反应。”

“简留下来的衣服不是很值钱。她压根儿没带多少衣服来。”

罗奇翻了一页，读到：“此护照对所有英联邦成员国和所有海外国家均有效。”背书：“持有者有权在英国居住。”

哈里说：“说不定她坐了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那班飞机。明天早上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不过，这样吧，我给机场的麦肯齐打个电话。现在有巴西航空的航班，入境安检处的人应该在那里。我一会儿给你回电话。”

“谢谢你，哈里。”

护照上没有离开或者到达的印章，就像一本从没用过的护照。

等放下电话，他被自己所做的事情吓着了。

他来到门廊上坐下，看着山下的市区。

他听见阿德拉喊：“水来了！你们俩，水来了！”

云朵变成了粉红色。天空中出现一道道灰色。电话铃响了，罗奇走进客厅，发现自己把护照落在了电话旁边。

“彼得。我是哈里。简回来了吗？”

“没有回来。”

“入境安检处的人没有她任何离开的记录。不过他们也没有她的入境记录。按照官方的说法，简从来没有到过这里。你、我和其他一些人知道她来过这里。可是官方没有她来过的记录。你最好明天早上打电话到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去问问。”

“只能这样了。”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也要走吗？”

“我想我也只好走了。”

“我想只能这样了。”

“谢谢你，哈里。”

罗奇走进简的房间。房间还是他刚才离开时那样。衣橱的门开着；《丛林人》放在床头桌上。百叶窗开着，琥珀色的阳光洒满房间。罗奇把护照扔进衣橱底板上装了一半的手提箱里，然后走出来，坐在门廊上。

太阳落山了。市区的灯一盏盏亮起来。阿德拉在厨房里；荧光灯透过厨房的窗户照射出来。

当电话铃响的时候，罗奇并不感到意外。他走进客厅。客厅里一片漆黑；他没有开灯。

吉米说：“我想见你。”

“我不想见你。”

“我不是在请求你。我是在告诉你：我要你马上开车到这里来。”

“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

“你一定要来，主人。我没有其他人可以叫了，他们都离开我了，主人。”

“你只能待在原地，吉米。我也不会去见你。”

“布莱恩特不对劲。你们把他逼疯了。你一定要过来帮我对付他，主人。”

“你也别想到这里来。这几天你出来不安全，吉米，你知道的。到处都有警察设置的路障。高地住宅区的入口就有一个。我想你会发现他们对你特别感兴趣，你明白吗？我也要离开你了，事情就是这样。我们都要离开你。我要走了，离开这里。简和我明天就走。她正在房间里收拾东西。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吧。你听见了吗？吉米？”

“主人。”

一九七三年九月至一九七四年十一月

版权信息

书名：重访加勒比

作者：[英] 奈保尔

译者：王爱燕

出版社：海南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5-07-01

ISBN：978-7-5442-7713-6

目录

CONTENTS

序

第一章　中途航道

第二章　特立尼达

第三章　英属圭亚那

第四章　苏里南

第五章　马提尼克

第六章　奔赴牙买加

它们只是因为出产的财富而受到重视，那里的社会也从没有显现出特别崇高的一面。那里有豪华奢靡的生活，也有犯罪与恐怖、反抗与屠杀。那里有浪漫的传奇，可主角都是海盗和亡命徒。生活的自然魅力在那样的条件下无法呈现。自拉斯·卡萨斯[1]之后，西印度群岛不曾出现过圣人，也没有英雄，除非出于对黑人的热爱而将杜桑[2]推崇为英雄。那里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独立性格和目标的民族。

——J.A.弗劳德[3]《西印度群岛的英国人》（1887）

[1]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de las Casas，约1474－1566），16世纪西班牙多明我会教士。曾致力保护西班牙帝国治下的南北美洲印第安人，竭力控诉虐害他们的西班牙殖民者。他的著作《西印度毁灭述略》是揭示西班牙殖民者种种暴行的重要文献。（本书中若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2]弗朗索瓦－多米尼克·杜桑·卢维杜尔（François-Dominique Toussaint Louverture，1743－1803），海地革命领导者之一。

[3]詹姆斯·安东尼·弗劳德（James Anthony Froude，1818－1894），英国历史学家、小说家、传记作家，作品有《卡莱尔传》《从沃尔西沦陷到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英国史》《西印度群岛的英国人》等。

序

（兰登书屋，第三版）

《重访加勒比》出版于一九六二年，是我的第一部游记。以下引自初版序言：

一九六〇年九月，我利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提供的奖学金，回特立尼达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访问。在此期间，总理埃里克·威廉斯博士建议我写一部关于加勒比地区的非虚构作品。我有些犹豫。小说家写作，结局往往连自己都意识不到，而且意识不到反而更好。无论如何，我决定斗胆一试。

在一九六九年那一版的序言中我又加了下面这段：

一位新西兰作家在评价我的另一本书时说，我所描写的是附庸文化和附庸经济面临的问题。要是我在写《重访加勒比》时能够想到这么精准的说法该多好啊！那将会使很多事情更明晰，书的结构也会更紧凑，谈到这种具有政治或种族自信的文化中的自愈力时，可能也不会那么罗曼蒂克了。

尽管上面这段评价对本书有所保留，可我依然觉得本书是站得住脚的。或许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旅行”，那次旅行和写作的过程如今依然历历在目。尽管本书的主题很严肃，我仍希望读者能捕捉到其中简单的快乐，并产生共鸣。

第一章　中途航道[1]

破 相的男人/深深浅浅的黑色/差劲的旅客/抽烟斗的人/学生/准备抵达西印度群岛/道义上的胜利/盛装打扮，如同去教堂/种植园，繁荣，衰落/“你知道斯劳巴克斯吗？”/作者遇到麻烦/互致问候/烟斗哥惹麻烦/一瓶白兰地/第二乐园

和我同坐一节车厢的有几位绅士，还有准备归队的军官、返乡做生意的种植园主、身背来复枪子弹匣去猎杀短吻鳄的年轻猎人……诸般人等与我一样，前去搭乘开往西印度群岛的邮船。上年纪的人在谈论蔗糖、收成和群岛的经济崩溃。

——J.A.弗劳德《西印度群岛的英国人》（1887）

滑铁卢的港口联运列车站台上挤满了移民模样的西印度人，我不禁庆幸自己是坐头等舱去西印度群岛。头等舱的票价并不贵，九十四英镑，这些钱在法国轮船上只够买个二等舱的座位，但在西班牙移民船“弗朗西斯科·博巴迪拉号”上，用这个价钱我却搞到一个单间。

虽说站台上的大多数人和车厢里的一些人并不乘火车去南安普顿，可我进的那个车厢依然人满为患。一个留着纳京高[2]发型的男人逗着坐在他膝头的戴帽子的胖娃娃，那娃娃打扮得像件包装精美的礼物：浑身都是缎带和荷叶边，嘴里含着塞子般的橡胶奶嘴，而那下垂的嘴角上滴答着的口水，堪称点睛之笔。两位头戴呢帽的女士颓然倚窗而坐，她们身穿薄纱般的连衣裙，内罩艳粉色缎子衬裙，腿上穿着粉红长筒袜，脸上的脂粉已经溶化得斑驳陆离，油亮的大手攥着皱巴巴的绣花小手绢。她们表情拘谨，郁郁寡欢。货架上、地板上放着盛食物和婴儿用品的篮子。

抱孩子的男人正向坐在他对面的男人讲述伦敦生活的艰辛。

“就像电视上推销的斯托克人造黄油，”他说，“有几个人能说出它跟真黄油的区别，又有几个人真的关心你哪！”

他的语速缓慢，口气漫不经心。坐在窗边的女人凝视着窗外，一言不发。那脸蛋儿胖嘟嘟的婴儿瞪着大眼睛，淌着口水。伦敦在列车两侧飞掠而过：房屋的污秽后墙、公共汽车的红色车顶、崭新夺目的广告、小店的招牌、穿白色工作服站在梯子上的男人。一幕幕画面已恍若记忆。在这片我们已经割舍的应许之地，列车不过是上午的一种噪音而已。

“喂，我给你讲过那个工头吗？”他不紧不慢地说。现在毕竟在火车上，不在英格兰的土地上。“有一天他说：‘黑子，过来一下。’我盯着他说：‘好啊，这就来。’我走过去，啪地一拳，直把他从玻璃窗打飞出去。”他并没有抬手比画，依然逗弄着膝头的孩子。

你能看到装婴儿用品的篮子里那些属于英国的东西，几分钟前还稀松平常，这会儿却成了旅行者的标记和纪念品：一瓶葡萄适、一个塑料奶瓶（在西印度群岛，人们会用小朗姆酒瓶当奶瓶）、一盒婴儿爽身粉。

“啪！一家伙就打到玻璃窗外去了。”

检票员推开车厢门，他上了年纪，个子很高。在这趟列车上他算是外国人，可他的态度中立；就算在布莱顿的火车上他也会是这个样子。

“谢天谢地，幸亏那天我手里没拎着扳手，不然我今天也不可能抱着孩子坐在这趟车上了。”

检票员查票，打孔，随手把门拉上。

一个相貌丑陋的大个子黑人从隔壁车厢走进走廊，透过他那条松松垮垮的薄裤子可以看到长度不合比例的大腿。他肩背宽阔，肩膀厚得极不自然，看上去像驼背，使他整个人显得不堪一击。他身上那件浅灰色夹克又大又肥，像件短大衣；黄色的衬衣很脏，磨破边的领口敞着扣子；领带歪歪扭扭地耷拉着。他走向窗户，打开通风口，把脸探出去，脑袋向左微微一侧，吐了口唾沫。那张脸生得十分怪异，半边脸像是被砸扁了；一只眼睛眯缝着，厚嘴唇簇成一圈肿胀的瘤子；那只巨大的鼻子也是扭曲变形的。当他缓缓张开嘴吐唾沫的时候，那脸变得更加畸形。他吐唾沫的动作很慢，断断续续，淋淋拉拉。当他把脸缩回来时，他的目光和我的碰上了。

我感觉自己勾起了他的敌意，此后我再也躲不开这个破了相的黑人。去卫生间时，我们的目光又遇上两次。我去找餐车时，看到了他。列车上没有餐车。回来的路上，我又看到他。他身旁坐着一个比他瘦小得多的黑人，也穿着浅灰色外套，一对空茫的大眼活像煮熟的鸡蛋，长胳膊长手，拳头笨拙地攥着，搁在膝头。他的裤子太短，紧巴巴地缩上去，裤脚离袜子好几英寸远，使他看上去像一个长高后仍然穿着以前衣裳的男孩。他的嘴张着。和他们同一车厢的还有一个体格像摔跤手的黑人和两个白人小伙子：一胖一瘦，都是秃顶，穿着崭新的运动夹克和裤缝笔挺的法兰绒裤子。

我们车厢里的婴儿正在吃饭。小娃娃流着鼻涕，嘴角淌着汤汤水水；嘴里呼噜呼噜、吧唧吧唧地响着，还老是打嗝。

“‘怎么着，你想要房租？’”喂孩子的男人正说着，“‘我告诉你，就按以前的房租，一分不多。’他说：‘黑子，我是上来收房租的，不然你就给我从这房子里滚蛋。’我盯着他，说：‘好啊，白老爷，上来吧。’他爬上来。我咣！给了他一脚，他就顺着楼梯扑通扑通滚了下去。”

“上星期我打那儿经过。他竖了一个牌子，上面用绿漆写着：有色人种勿入。绿漆写的。伙计，我告诉你，就像斯托克黄油广告一样。”

车抵南安普顿，客流愈稀。留着纳京高发型的男人只是来为妻儿送行的；他自己还要留下应对气势汹汹的房东和工头，还有“有色人种勿入”的牌子。

我们被引到远洋码头上一个不怎么豪华的候船厅，紧邻火车站的车棚，幽暗隐蔽，站在那里可以看到当天上午乘“弗朗西斯科·博巴迪拉号”抵达的移民：密密麻麻肤色各异的一大群人被圈在木头护栏里面，鸦雀无声，仿佛是被关在玻璃后面。我们站在门口向里张望，没人踏出游客候船厅进入移民等候区。那些凝视的眼睛流露出关注、不满、怜悯、嘲弄的神色，老油子们打量着新来者的穿着打扮，与他们当年刚入境时的装束大同小异：白色薄法兰绒裤子、热带风格的天蓝色西装、宽肩夹克、长裙，还有那些宽檐呢帽，这些并不为西印度人熟知的服饰，却被赴英的西印度移民当成是时尚的。廉价的纸板行李箱上标着复杂的地址，最后都是大大的“ENGLAND（英格兰）”。他们在暗影中一动不动地站着，穿深色制服的搬运工和铁路工作人员在周围匆匆来去。一片寂静。

那个破相的黑人站在候船厅中央，他身材魁梧，如同一根图腾柱。站在他身旁的是那个裤子很短、手长胳膊长的矮个子黑人，他不时扭一扭脖子，眼神却一成不变，嘴巴张着，嘴角耷拉着，一双笨拙的大手微微握着拳。那个英国胖子给破相的男人递上一支雪茄，替他点上火。这举动显得颇为殷勤，我不禁好奇他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们依然鸦雀无声，同外面的移民一样沉默不语。可此时谣言开始满天飞：有七百、一千、一千二百名移民已经搭乘“弗朗西斯科·博巴迪拉号”抵达；他们将由两列火车运到伦敦，然后奔赴各自的目的地——那些地址都骄傲地写在那群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提着的手提箱上。

“你不会喜欢和西印度人一起旅行的，”旅行社的人说过，“那些人下船的时候，连码头工人都要作呕。英国码头工人什么没见识过，能让他们作呕，那可不一般。”

“弗朗西斯科·博巴迪拉号”的状况的确触目惊心。七百名移民下船后，船员来不及打扫。油漆斑驳，金属生锈。我所在的头等舱十分逼仄，我只能在床铺上打开箱子；地上尽是灰尘和绒毛。水壶里的水浑浊不堪，热水管不出水，电灯不亮。我按铃叫服务员，等了很久服务员才露面，他看上去老迈疲惫，我竟有些后悔打扰他老人家，便只提了电灯和水垢的问题，不料他却狡辩，于是我也不让步，告诉他没有热水。

“马上，就来。[3]”他说。

这话比“明天[4]”紧迫。可后来我经过他的小隔间时，看见他正坐在椅子上打盹呢。

好处还是有一个。在这艘离境的船上，坐头等舱的旅客不多，当船沿索伦特海峡行驶时，站在甲板护栏旁的那群人大多是经济舱的旅客。开餐锣一响，他们便消失在甲板下的餐厅里。头等舱旅客算上我只有九个人，大家在简陋的大餐厅一角分三桌坐下。

一个上年纪的有色人种男人一落座就开了腔：“我说，这些多巴哥黑家伙，有不少人脑子贼好使呢。”

这是在西印度，“黑”的含义更加精确。我是对黑色深浅颇有眼力的人，这个男人那样说没有风险。他自己是欧非混血，五官和肤色更接近欧洲人。同桌男女没有一个黑人。据说那个男人的妻子是西班牙人。克莱亚是来自英属圭亚那的葡萄牙人。菲利普来自特立尼达，在那里有桩“小生意”，他可能是白人、葡萄牙人、有色人种，或是犹太人。

“好多英属圭亚那黑人也不蠢。”克莱亚说。

人们对特立尼达、牙买加和巴巴多斯的黑人的智商评论一番，然后开始打听有没有共同认识的人。克莱亚和菲利普还真有，是二十年代曾在西印度群岛举行巡回赛的足球队里的人。

克莱亚是个瘦小秃顶的男人，尖尖的鹰钩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牙已经掉光了。但他以前做过羊倌，讲起话来声如洪钟。

“你还记得斯基皮吗？”他问道。

“想不起上次看到他是什么时候了。”菲利普答道。

“咳，反正你再也见不到他了。这兔崽子得了胸膜炎，死啦。还有弗兰基、博迪、罗伊·威廉斯，统统死翘翘啦。”

餐厅服务员是个中年人，一张哭丧脸，不会说英语。

“可是我给你说啊，”克莱亚粗门大嗓地说，“我得在这船上待十四天呢。想想吧，伙计，想想。我想要些西红柿，你们有吧？西红柿。我肚子出了点问题。”他向我们解释，“西红柿，懂吗？我，想要，西红柿。我想要西红柿。真搞不懂他们从哪儿挑了这些不会说英语的人。”

那位西班牙太太不会说西班牙语；克莱亚自己也不会说葡萄牙语。西印度人说英语，一遇到外国人，他们便摆出所有英语民族的那种语言傲慢。

旁边桌上坐的是一对来自爱尔兰的小两口和一位英国图书管理员。图书管理员很郁闷，她本以为“弗朗西斯科·博巴迪拉号”是艘旅游客轮，还订了往返船票。可她刚听人说，这艘船是去西印度群岛的，还要接上七百名移民。

下去的时候，我看到那个老服务员拿着扫帚和簸箕从我船舱里出来。他微微一笑，颤巍巍地走开了。然而地上依然很脏，床铺下面的一团团绒毛还在滚来滚去。可我也不能抱怨，电灯总算亮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被克莱亚吵醒了。他住在我对面的船舱。他光着膀子，只穿着一条裤子就走进我的船舱。他没戴眼镜，一张小瘦脸很憔悴，胡子茬也开始冒出来，稀疏的头发东倒西歪。他抱着自己的肩膀。

“嘿，伙计，睡得好吗？给我一支烟吧。”他从我手中接过烟点上，“我说，看样子你睡得不错呀。老天爷，我这一夜可倒霉透了。不想太早打扰你的，以为你还睡着呢。可我的箱子打不开了。我的睡衣、肥皂、剃刀和胃药，每件该死的东西都锁在那箱子里。你想帮我试一下吗？”

那个帆布手提箱塞得挺挺的，胀鼓鼓的。克莱亚当初竟能把它扣上，也真是个奇迹。

我试着钥匙，他坐在床上说：“这些该死的钥匙我都试过了。”

最后克莱亚跳上箱子，我拧钥匙，总算打开了。

“伙计，太感谢啦！太感谢啦！哎，但愿我别感冒，你带没带胃药和感冒药？这肚子可把我折腾得够呛。都怪那该死的西班牙食物。我这是头一回坐西班牙船，这辈子我也不会再坐第二回了。”

整个上午都能听到他在厕所外面啪嗒啪嗒地徘徊，抽着烟，耷拉着脑袋，仿佛在沉思默想。他领带歪斜，眼镜滑到鼻梁半截，双手揣在衣兜里。我一出去，他就向我汇报进展。

“快了，快了，我觉着快出来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到午饭点，他晕船了。

我把这事向同桌吃饭的人汇报了。

“他今早五点钟就把我吵醒，问我要胃药。”菲利普说。

那个有色人种男人麦凯先生说：“我们这趟船上还有两个疯子呢。黑家伙。今天上午我跟他们的看护聊过。看护是白人，英国政府出钱给他们买的往返船票。”

菲利普接茬道：“我看见他们在那儿溜达来着。真是滑稽。但那些专门关押别人的人，你总能看出来。他们走路的样子很特别。你注意过吗？”

“你瞧这些黑家伙，到了英国，把这国家搞得臭气熏天。”麦凯先生说，“我是说，黑人要想发神经，待在自己国家发好了。”

他们谈起特立尼达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的电话工人罢工。麦凯先生说这次罢工是种族事件。说到这件事，他动了情，突然间又把自己看成黑人。他已经老了，从来没有升到高层，上司都是从英国派过来的。

“你知道，都是这些葡萄牙人惹的麻烦。”他说，“他们自己的手在臭烘烘的咸鱼桶里搅和，还老说黑鬼这个、苦力那个什么的。”

“我想这船上有个名单，”菲利普说，“到阳光甲板上看看去。”

“我得说我没兴趣去看那些救生艇。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咱们都得完蛋。等船一到亚速尔群岛我就给自己和太太买意外保险。我想，在亚速尔群岛可以买保险吧？”

“可是孩子他爸，你不会说那儿的话呀！”麦凯太太说。

“哦，他们说什么话？某种葡萄牙方言？”

“差不多吧，”菲利普说，“但我可以帮你。”

“怎么，你懂葡萄牙语？”

“以前我们在家里说。”菲利普答道。

果然，菲利普是葡萄牙人。

麦凯先生不吭气了。他盯着那盘西班牙食物，表情很不舒服。

菲利普轻快地说：“这特立尼达越来越像美国了，这些个罢工啊、抢劫啊什么的。你听说了吗？警察抓住一个家伙，他把八万三千块钱的钞票塞进一只五斗橱里了。”

麦凯先生后来又说起去亚速尔群岛买保险的事。此后的旅途中，他只谈黑人，绝口不提葡萄牙人和其他人。这让他的风格很受束缚。但在西印度群岛就和在上流社会一样，你必须完全搞清楚同伴是谁才可以开口：你永远不知道对方是何方神圣，更重要的是，他们与何方神圣有瓜葛。

天气和煦，在下舱憋了一两天的经济舱旅客，此时似乎一个个或一对对地冒出来，晒着太阳。那两个精神病患者也和看护一起出来。有一位来自北爱尔兰的年轻浸礼会传教士，他是第一次去西印度群岛任圣职，出于责任感选择了经济舱。他边读大部头的神学著作边记笔记。一位年约八旬的黑人老太太穿着扎眼的旧衣服，欢快而好奇地走来走去。当年她离开圣基茨岛去英国找工作，有传言说，她返乡的船票由英国政府买单。

因为旅客人数少，船上的阶级分界就被忽略了。一个来自英属圭亚那的印度屠夫上午下午都在头等舱甲板上溜达。一个高大英俊的黑人也在甲板上走来走去，一走几个小时，跟谁都不搭话。他吸着一只极小的烟斗，拿着平装书《十诫》，同名电影的原著。麦凯先生说，这个人在英国得了精神病，应他自己的要求，英国政府遣送他返乡，路费也由英国政府承担。

我们扎进经济舱的人堆里，回来时都带了故事。

那位图书管理员塔尔小姐回来时闷闷不乐。她遇到一个女人，那女人离开英国，是因为她没办法为自己和宝宝找到栖身之所。塔尔小姐说：“孩子一出生，母子俩就被房东扫地出门，房东还竖起一块大牌子，用绿漆写着：有色人种勿入。难道偌大一个英格兰容不下一对母子？”

“他们容的人已经不少啦。”麦凯先生答道。

“我真不明白，你们西印度人好像满不在乎。”

“宽容啊什么的，说说还可以，”麦凯先生说，“但是你们很多英国人都忘了，有一种黑人——像牙买加人——其实只是动物。”

“可这女人不是牙买加人啊。”塔尔小姐有点让步了。

“这些黑人啊，不少人都把英国人给惹毛了。”麦凯先生说到此，打住话头。他像所有善良的西印度人一样，不愿听人家说英国不好。

我自己遇到的是一个棕色皮肤的格林纳达人，三十三岁，长得膘肥体壮。他说他在格林纳达有十个孩子，他们身处各地，生母各异。他当年背井离乡奔赴英国，就是为了甩掉他们。可后来他的想法变了，觉得应该回去正视自己的责任。他甚至觉得该成家了。至于同哪一个结婚，他还没拿定主意，但很可能是和他最小孩子的妈妈。他很喜爱这个孩子；对其他孩子他都没有感情。我问他，那你干吗生那么多呢，难道格林纳达没有避孕措施吗？他愤然答道，他可是罗马天主教徒。此后的旅途中他再也不搭理我。

我们贸然闯入经济舱旅客中，有人带回故事，有人还掳回人口。克莱亚掳回来的是一个来自英属圭亚那的印度男孩，名叫克里帕尔·辛格。这孩子太讨人喜欢了，于是大家约他一起喝茶。

麦凯太太翻来覆去地说：“好帅，好白净啊！”

克莱亚说：“这孩子来自英属圭亚那最好的人家。你没听说过？土产生意巨头，辛格兄弟公司，好家伙，辛格三兄弟呀。”

克里帕尔·辛格看起来谦恭有礼，言谈举止也证明克莱亚说的不假，只是他不想自吹自擂。他身材高挑，五官俊秀，嘴唇如同女孩般娇柔，吸烟的姿势紧张中透着优雅。

“克里帕尔，给我讲讲你家里的情况吧！”克莱亚说。

克里帕尔稍稍欠身，给大家递烟。他酒意微醺，克莱亚也是醺然欲醉。

“你得知道，他们不是生产土产的，”克莱亚边接过克里帕尔递过的烟边说道，“他们只做买卖。克里帕尔，给大家讲讲。”

“好白净啊！”麦凯太太说。

此后的旅途中，除了回经济舱吃饭睡觉，克里帕尔一直泡在头等舱。他在经济舱找不到合适的人陪他喝酒；与他同住的是一个令他深恶痛绝的英属圭亚那屠夫。

“那人说、说他是去英国度假的，”想起那屠夫在甲板上跑来跑去的情景，他说，“可他七、七个星期都是靠领、领救济金过来的。”

克里帕尔自己是去英国求学。游学英伦是西印度青年，尤其是富家子弟的奇特行为之一，可以一直持续到壮年。克里帕尔在英国和欧洲大陆悉心钻研，直到有一天，他父亲惊觉开销之大，便召他回国成家立业。他的学业已经接近尾声，坐经济舱回国是他最后一次花家里的钱。

一天早上，刚离开亚速尔群岛不久，我发现克莱亚兴致很高。

“怎么着，怎么着，伙计？你这兔崽子，竟然从来没告诉我你还是个文化人呢。走，咱们去喝一杯。”

克莱亚遇上我算是走运。他晕船，我有抗吐剂；他头疼，我有第斯普林止疼药；他脚上长鸡眼，我有司格尔医生鸡眼膏。他想喝酒找不到克里帕尔·辛格，就来找我。陪他喝酒有风险，因为他喝得快，两杯酒下肚就醉，而且身上很少带钱：他喜欢事后结账。

他在酒吧里说：“你知道，我今天早上拉得可痛快了，一气呵成。”难怪他情绪那么高涨。“小子，你还是个挺棒的作家呢。是啊，伙计，我在亚速尔群岛邮局看着你呢。你写卡片写得飞快，我都没看清你写的啥。”

菲利普也坐过来。他一直在房间里读《爱之劫》，我觉得不该读这样的书，可他说：“这种印度哲学很了不起。”

“确实了不起，”克莱亚说，他已经醉了，“菲利普，回到家你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我想啊，首先得给汽车上个保险。”

“伙计，我要用泻盐彻彻底底清一清肠胃。”

克莱亚和菲利普都有女儿，都在英国结婚成了家。克莱亚的女儿不久前结的婚，菲利普则刚参加完女儿的婚礼。

“奈保尔，你知道失去女儿是啥滋味吗？”克莱亚问，“她冲着火车喊：‘别走啊，爸！’你知道当爸的是啥心情吗？你不知道，奈保尔。‘别走啊，爸，别留下我。’那可是他唯一的女儿。”他用脚踢着凳子的横梁，泪水夺眶而出，“菲利普，他不懂。”

“是啊，老兄，他不懂。”

“菲利普，你女儿住在哪里？我女儿住在达德利，一个鸟不拉屎的破地方。”

菲利普没作声。他走出酒吧，过了会儿抱着一个影集回来，白色的皮革封面上印着：女儿的婚礼。菲利普为女儿担心。我翻着影集，从那些面孔、穿着和背景看得出他们是劳动阶级，我明白他忧虑的原因。在西印度令人艳羡的东西，到英国就完全变了样。

那一天，好像人人都在惦记儿女。麦凯夫妇把儿子留在英国。麦凯先生这是最后一次出远门，今后再也见不到儿子了。

“英国人全套的做派他都学来了，”麦凯太太自豪地说，“他说起什么都是‘酷毙了’，‘帅翻了’，他那些英语俗话、英语口音什么的，咱都跟不上趟儿啦。”

想起这些，麦凯先生莞尔一笑。

一个英国罪犯逃到特立尼达，可能会受到当地白人社会的欢迎，还可以有一番作为。西印度群岛只认钱和种族，这里的人一旦跨出自己的社会，进入一个标准更为复杂的社会，他们便立即迷失了方向。

无论看五官还是仪态，船长都颇有贵族气派。他从不邀请旅客与他同桌坐，只与他的高级船员一同进餐。我不知道这是西班牙海军的规矩还是移民船的规矩，我想是后者。我们只能和无线电报务员和事务长接触，我们从他们口中得知，就在运送我们在南安普顿看到的那些西印度移民之前，这艘船刚送了几百名摩洛哥移民到麦加。有些移民死在半路，只好将他们的尸体抛进海里，事后还得给轮船喷洒灭虱药。

英格兰渐行渐远，人们开始更积极地为西印度群岛做准备。他们按肤色划圈子，按种族划圈子，按地域划圈子，按钱多钱少划圈子。可西印度总归是西印度，没有什么圈子是固定不变的，一个人可以属于所有圈子。一小群印度人开始像比赛一样谈论起伦敦、巴黎和都柏林，比较在英国、加拿大和美国读书的孩子谁更优秀，讨论特立尼达的政治局势。他们谈到黑人种族主义，谈到种族通婚，说来说去便说急了眼，歇斯底里起来。那些英属圭亚那的印度人不那么激动，其中有个男人，旅途中要么玩大富翁，要么读拉达克里希南的《印度哲学》第一卷。我相信多种族共存是西印度群岛的当务之急，哪怕暂时还不能实现多种族合作，但这些印度人的观点让我很不安，我很想进一步探讨，可是和哈桑先生闹了点不愉快，只得退出这个圈子。

哈桑先生借给我一本《时代》杂志，我又转借给菲利普（换他的《爱之劫》来看）。第二天哈桑先生找我要，那杂志却不翼而飞了。从那之后，哈桑先生每天四次、五次、六次找我讨杂志。他在甲板上等着向我要，在电影开演前结束后等着向我要，在餐厅外等着向我要，在酒吧里等着向我要。我再三再四请他喝酒，可他依旧不依不饶。我向他保证，一到特立尼达我就给他买一本，可他就想要他自己那一本。被他折磨了三天之后，我只好钻到下面的经济舱，却奇迹般地发现有人手里拿着一本《时代》。不消说，正是哈桑先生的杂志。哈桑先生谈的主要话题是他的财富和他所受的迫害，迫害他的有政府部门、海关官员、运输公司、岳父岳母、孩子的老师。我诚心诚意地祝愿他的迫害者们身强力壮，长命百岁。

一天，酒吧里差点爆发一场种族冲突。一群经济舱乘客，似乎是因为旅途漫漫，近乡情怯，加之看到头等舱酒吧比下面人少得多，便有些恼火，决定闯进来。那天晚上，一伙人唱着歌冲进来。他们一哄而入，在吧台前你推我挤，大声嚷嚷着点酒。但酒保拒绝为他们服务。那群推来搡去的人猛然呆住，高涨的兴致一下泄了，在吧台前一声不响地站了几秒钟。一个人退了出去，其他人也跟出去。他们一起走到甲板上，而后又折返，站在走廊里嘀咕着什么。最后，一个男人走出人群，扣好上衣，走到吧台前说：“请给我一包香烟。”酒保递过香烟。那人看着香烟，表情诧异。他犹豫了一会儿，便悠然迈着大步，昂然而出。那群人赢得道义上的胜利，便大声唱着歌，跑回经济舱酒吧去了。

可怜的塔尔小姐越来越忧虑返程，谁劝她都没有用。菲利普建议她干脆在特立尼达放弃海上的阳光之旅，乘飞机回英国。

“我可不骗你，”麦凯先生说，“在南安普顿的时候，看到那帮黑猩猩下船，我浑身难受。那景象真是吓人。有些人不愿承认自己是西印度人，真不能怪他们。”

麦凯太太说：“安格斯总对别人说他是巴西人。他长得也确实像巴西人。”安格斯是她儿子，那个说话带英国腔、满口英式俗语的人。

我们已经靠近圣基茨岛。一杯酒，一轮绚丽如火美不胜收的夕阳，四周加勒比群岛柔灰色的轮廓，十七八世纪欧洲海军操练技术的水面：这些都不足以驱走近在眼前的恐惧。这天晚上，我们的船要接上第一批移民。圣基茨岛，英属西印度群岛殖民地之母，（按一六六七年居民的说法）是“英国人在美洲未开化的食人生番中所居住的最早也是最好的土地”，如今，这个面积六十八平方英里的小岛人口过剩，出产一点海岛长绒棉，蔗糖滞销，烟草——欧洲定居者最早种植的作物——早已不再种植。一六二五年，托马斯·沃纳曾把烟草带回英国，作为他事业成功的证据。历史上的罗曼史——沃纳和他的印第安情人，还有他们的儿子“印第安”沃纳——也早已湮没无闻。留下的只有关于那段历史残酷野蛮的提示：奴隶被拐骗至此，等繁华不再，他们的后裔遭到抛弃，而如今，那些后裔的后裔又打点行装，挥别故土，在海面上追寻“弗朗西斯科·博巴迪拉号”的烟囱，准备踏上另一条中途航道。

轮船停泊时已是夜晚，远离海岸。根本看不到圣基茨岛，映入眼帘的，只有首府星星点点的灯光。我们寻找补给船，却被几点灯光欺骗。除了汽车照明灯，一切都静止不动。

麦凯先生说：“哎！他们这里也有汽车吗？”

经济舱和头等舱的乘客已经不分你我，在栏杆后面站成一溜儿，眺望玩具大小的首都发出的点点灯光——那样的弹丸之地，人们从一地到另一地，竟还煞有介事地开车呢。

麦凯先生后来到酒吧，和我们坐在一起，报告说一个疯子已经下船，一艘汽艇把他和看护接走了。

看护独自回来了，不久也在酒吧现身。尽管他肩负严峻使命，却也为应对热带天气做好了准备。我们眼见他由一名身着灰色法兰绒衣装、脚穿软底鞋的官员，摇身一变，降格为一个穿红衬衫和凉鞋的乘客。

一阵混乱，几声呼喊，告诉我们移民到了。

左舷甲板的一部分已被绳子拦起来，船舱升降口扶梯已经降下。明亮的灯光照得甲板直晃眼，在黑色的水面上闪闪烁烁。他们来了，乘着三艘大划艇，摇摇晃晃地荡过来。一些男人坐在船舷边缘，用长桨将船身稳住。警察早已登上大船。几张桌子直接摆在船舱升降口前面，事务长和船上其他工作人员坐在那里，看着长长的打印名单。下面，船在摇晃。我们只能看到白衬衫，黑面孔，五颜六色的帽子，各种包裹、手提箱、篮子。手持长桨的男人们时不时吼上几声，声音很快消失在黑暗中。乘客的声音我们却一点也听不到。有时候，也就一两秒钟的工夫，一张脸扬起来，打量着白色的轮船。我们看到女人和孩子，盛装打扮得如同要去教堂。他们看起来都有点萎靡，那些衣服已经穿上好一阵了。灯光闪闪烁烁地打在他们身上，好似在对他们进行检查。灯光之外便是黑暗。我们能分辨出西装、簇新的宽檐呢帽、滑脱的领带、亮闪闪的脸庞。

“他们至少应该用汽艇把这些人送过来，”塔尔小姐说，“至少应该用汽艇！”

经济舱旅客俯身望着下面，嘁嘁喳喳，每当划艇碰上轮船一侧，或某个移民试图踏上升降口被挡住时，旅客们就发出一阵哄笑。

很快，移民开始登船。升降口立即变得拥挤不堪，从轮船到下面的划艇，排了一队人。他们神情疲惫，衣服被汗水浸透，茫然的脸上闪着油光。警察一边一个站着。他们出示船票和崭新的护照。我们站在那里看着，一条绳子拦在中间，把我们和他们分开。身穿蓝色粗布工作服的船员倚着栏杆，对那些黑人女子指指点点，赞叹她们长得多么漂亮。我们还从没见过他们这么活跃呢。

甲板开始拥挤起来。旅客们会在这里那里认出某个移民。

“怎么，你已经回来啦？”

“伙计，我只是去度个短假。”

“我想去那里试试运气。你在那边见过费迪、沃利斯或别的人吗？”

但大多数人都默不作声。有一两个还没有出示证件就想从绳子底下钻进来，经济舱的旅客此时突然有了权威，把他们赶了回去。甲板上堆满格子图案的塑料袋、牛皮纸包裹、捆着绳子的纸板箱。人越聚越多，我们已经看不到事务长和他的桌子。人群挤着绳子。一个穿蓝西装、戴帽子、领带滑开的男人挤在我身上，他眼睛通红，一张惊恐的脸几乎贴到我脸上。他声音嘶哑地问道：“先生，这是去英国的船吧？”汗水顺着他的脸往下淌，衬衫粘在胸膛上，“没错吧？是直达的吧？”

我从绳子后面的人堆中挣脱出去，绕到右舷甲板。这里依旧寂静无声，一片漆黑。我眺望着岛上的灯光。

“嗨！”一个很大的声音说。

我一转身，看到一名旅客。整个旅途中我们还没说过话。

“假期结束，”他说，“野牛上船了。”

他说得很认真。这名旅客，他是干什么的呢？也许是个小官，或是小学教员。野牛上船了。在西印度，没有什么态度是新鲜的。搁在两百年前，他可能也是奴隶，旅客也会这样说他。一八〇五年，一位作家这样说过：“克里奥尔[5]奴隶看新来的非洲人时，眼神充满鄙夷，反过来他们又被黑白混血儿鄙视，因为后者的肤色更接近棕色。而这两种人又都被白人排斥疏远。”在这艘船上，只有葡萄牙人和印度人是外来成分。麦凯先生与他所说的黑家伙，那位游客和他口中的野牛，他们之间的关系几世纪以前早已定型。

移民在船上跑来跑去。他们站在过道里，透过窗户往酒吧里张望。轮船突然间变得拥挤不堪。头等舱的酒吧成了唯一的避难所，许多从南安普顿和我们一起上船的经济舱乘客都涌到这里。没有人反对。现在只有两个阶层：旅客和移民。

两个移民小孩游荡到酒吧里，依然穿着为出国准备的繁琐的衣服。于是酒保拿他们撒气，他掀开柜台上的活板，往外轰那两个孩子。他对他们招人喜爱的样子视若无睹，带着一脸厌恶，毫不手软地举起他们，放在外面的甲板上。

想当年，一艘贩奴船从西非港口的一个停泊点驶往另一个停泊点，沿途搭载“货物”，有时会耗时三个月之久。现在“弗朗西斯科·博巴迪拉号”只需要五天。轮船从圣基茨岛到格林纳达，再到特立尼达，最后到达巴巴多斯。这一趟旅程呼应着另一趟旅程：西印度探险的辉煌鼎盛与徒劳无功。英属西印度群岛没有创造任何东西，既无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各国的文明，又无海地或美国的革命。这里有的只是种植园，繁荣，衰落，忽视：这样大小的岛屿也不要求别的东西。

像牙买加这样的岛屿，在历史上占有什么位置呢？一五九七年，一部题为“安东尼·雪莱爵士航海实录”的书写道：“此岛肥沃丰美，乃本洲多地之花园与谷仓。我们尚未在西印度群岛见过比此处更宜于生活之乐土。”从这些，再看一八五九年特罗洛普[6]写的话：“如果能做到，我们宁愿完全忘记牙买加。可它就在那里，地球上的一个点，既无法视而不见，又不能抛到九霄云外，但愿我们能忘得掉它。”从一八五九年的特罗洛普，再看一九五九年的拉斯塔法里派[7]成员——他们弃绝牙买加，梦想回到非洲那个名为埃塞俄比亚的天堂——说的话：“牙买加本是一座美丽的岛屿，但这片土地已被几个世纪的罪恶所玷污。”

一四八三年，哥伦布将他的航海计划禀明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国王却瞒着他派了一艘船驶往大西洋。一四九二年，发现新大陆后不到几周时间，哥伦布的伙伴平松[8]抛下他，自己指挥着“品塔号”舰船驶向一片未知的海域寻找黄金。在这个新世界，欧洲人的探险活动所包含的所有因素都一一呈现在葡萄牙国王的背信弃义中，在平松的勇气、背叛和贪婪中。

美国南部诸州流传着一个神话，说奴隶社会拥有风雅的文化。在西印度群岛，奴隶制和蓄奴庄园制造的却只是粗鄙，“像鸬鹚”那样胡吃海塞、“像海豚”那样狂饮烂醉的男人，贪婪和残忍滋生出没有规矩标准、没有高尚追求的社会；这个社会遍地文盲，为此首都的官员们一直抱怨到上世纪中期，于是牙买加总督沃恩提出建议，将一批英文书放在“最显眼之处，使勤奋好学之士伸手可及，盖因对品性高尚之人而言，最可笑之过乃是无知”。一个又一个旅客证实，此地民风野蛮，一位十七世纪的观察家曾如此评价巴巴多斯：“此岛如同粪堆，乃英格兰倾倒垃圾之所，恶徒荡妇之辈多流徙于此。英国恶棍至此，算不得奸诈小人；放逐至此之娼妓若做娴雅之状，风尘女子若有些姿色，亦可嫁与富有庄园主为妻。”[9]

如何书写西印度群岛这段徒劳无功的历史？历史学家该采用什么口气？是否应像艾伦·伯恩斯爵士[10]那样学术，时不时控诉一下某些野蛮行径，将西印度群岛的野蛮行径置于欧洲野蛮行径的大环境中？是否应像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11]那样，将一系列暴行与另一系列暴行相比较，结论是后者的卑鄙之处尚未彻底揭露，因而对西班牙不公平？或者是否应像西印度群岛的历史学家那样，至今才刚开始正视历史，却采取一种置身事外的冷漠态度，只是将买卖奴隶看作商人重利的另一种表现？这些岛的历史恐怕永远不能讲述得令人满意。残酷不是唯一的难题。历史是围绕成就和创造而建构的，而西印度群岛却毫无创造可言。

早上，我的心情平静了些。移民换下了他们出门的装束，穿上更简单、不那么束手束脚的衣服，他们坐在阳光下，甲板仿佛变成西印度群岛贫民窟的周末街景。有一两个女人甚至穿上休闲裤，布料是新的，还没洗过，看得出在箱子里压出的褶子。

我同一个穿卡其布裤子、蓝衬衣、没系带的白色帆布鞋的男人聊起来。他是个大块头，双手粗大，声音浑厚，语速缓慢。他是面包师傅，生意好的时候一周可以赚三十块钱。我觉得这在西印度已经相当不错了，很奇怪他为什么放弃工作去英国。

“嗯，我告诉你啊，”他说，“我问主。我双膝跪地，问主。主说什么我都照做。别管那些去英国把那里搞得一团糟的牙买加人。我注定会成功的。我双膝跪地，早上跪，晚上跪，请求主给我开示。”他眯起眼睛，凝视着地平线，缓缓举起一双大手，那手势像在恳求，又像在扼住什么东西的咽喉。

我试图把话题拉回到烤面包上。

他不听，继续用《圣经》的话语讲述他的宗教体验，讲他与主之间的对谈。之后他打住话头，问道：“你知道斯劳巴克斯吗？”

“死牢？巴克斯？”

“我就是去那里。你觉得那儿会不会有面包房？你觉得他们一开始能给我多少钱？十二镑？十五镑？”

“我不清楚。你烤的面包好吗？”

“蒙主的佑助。”

他让我担心。但我和很多人谈过后，发现他们大都请教过主的示下，而主建议他们抛下自己的工作——和我谈过的人没有一个失业的——去斯劳巴克斯。在斯劳巴克斯挣钱多，而且只要他们说清楚自己不是牙买加人，就会受到尊重。只有牙买加人才会在种族骚乱中挨打，而且他们活该，因为他们目不识丁，忘恩负义，惹恼了英国人。[12]

那天上午，那位戴着牧师领圈的年轻浸礼会传教士干得很卖力。解释英国在哪个方位，伦敦在哪里，讲解斯劳巴克斯这个倒霉的地名的由来。他画了无数张伦敦地铁图，他向一个男人建议，从南安普顿去斯劳巴克斯，还是不要打车为好。

以下摘自圣基茨岛的《劳工发言人报》一九六〇年九月十四日的文章（《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出自《提多书》二章八节）：

上星期一上午，巴斯特尔制糖厂发出最后信号，宣布工厂机器已经停止榨糖。至此，一九六〇年持续整个甘蔗收割季节的极大困难已告一段落。

甘蔗刚种上不久，一些工人就明显表现出兴趣下降，表现为：1）他们有可能移民去英国；2）制糖业显然难以招募到年轻的农业工人……起初，移民英国的人数没有产生严重影响，产量一直稳定；直到四月份，工人们临时通知经营者，表示他们打算去英国。

五月份有一股更大的移民潮，有些种植园明显遇到困难，作物收割无法完成。

由工会和联合会诚〔原文如此〕立的生产委员会到第二年就生存艰难，因为一些经营者无视委员会工作的重要性，使其根本无法发挥作用。但这也给大多数种植园带来恶果，因为经营者和工人都无法轻易弥合工业关系中存在的分歧。上星期一，正是在大多数此类种植园中，大批甘蔗没有收革〔原文如此〕完。

二百二十三名工人从巴巴多斯招募而来……

我们的问题

以前只需操心每月薪水的种植园经营者现在焦头烂额，他们试图把六百吨甘蔗没有收割这件事怪罪到工会头上，是这样吗？

受到传教士的鼓舞，午饭后我也走到移民中间。他们坐在一张张长条桌上轮流吃饭：“Son buena gente[13]，意思是他们是些好人。”一名船员说。我想弄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圣基茨岛，想去英国寻找什么。我没有官方身份，没有牧师的领圈，还引起了移民首领的注意。他是一个高个子、大屁股、棕色皮肤的小伙子。

“啥都别告诉他，”他跑过来，屁股后面跟着一帮人，“啥都别告诉他。他想干啥？”

他受过教育，去英国旅行过一趟。他说话很快。

“你想干啥？你干吗给这些穷人泄气？”

他不给我开口的机会。

“这些穷人刚上船，你就给他们泄气？”

“我啥都没干，他就走过来问东问西。问我为啥去英国什么的。”那个受上帝启示的面包师说。

“别理他，”那首领说，“他是个蛊惑分子。”

这好像是移民中人人皆知的骂人话。

“伙计，出啥事了？”

“我们发现了一个蛊惑分子。”

“蛊惑分子？”

“你是肯尼亚来的吧？”那首领问，“我敢打赌你是肯尼亚来的。”

“他叫我黑鬼呢。”有人说。（我在一个移民给我的一份《劳工发言人报》的边上随手记下他的一些细节：收获季节一天挣三点九元，农闲时一天二点八二元。目的地是斯劳巴克斯。他没有请教主的示下。）

“怎么啦？怎么啦？”

“一个肯尼亚来的蛊惑分子叫波西黑鬼呢。”

“他叫我黑鬼。”波西说，从他的声音听得出，这会儿他真觉得很受伤。

“我说，这里可不是肯尼亚，你听好。”那首领说，“真恨不得让小伙子们把你摁进水里。英国政府派你来蛊惑人心的吧？看他能不能证明他不是肯尼亚人？”

那位传教士帮我解了围。

“我知道那种挑拨离间的人，”那个首领对他的追随者说，“他才不管穷人死活，整个安圭拉岛都被飓风刮走他们也不会关心的。”

我断定麦凯先生、菲利普、克莱亚以及大多数旅客的态度更保险。他们待在酒吧，全当这些移民不存在。我又回到他们中间。

“那个浸礼会的孩子忙得昏天黑地，”克莱亚说，“他准是十分喜欢这活儿。”

“他说他愿意跟他们一起去英国呢。”菲利普说。

“好在是他，不是我，”麦凯先生说，“感谢上帝，明天下午我就该下船啦，到此为止。”

我是从移民首领口中才第一次得知飓风多娜横扫安圭拉岛，夺走了许多人的性命。《劳工发言人报》刊登了更多细节：往还电报和对救援行动的报道。那些电报引起我的兴趣，首先是因为它们的风格：前面很啰唆，只在结尾处才省略几个介词以表达情势紧迫；再则是因为行文中流露出西印度官员对他们新头衔的喜悦之情。圣基茨岛的面积是六十八平方英里，蒙特塞拉特岛三十二平方英里。

蒙特塞拉特岛首席执政官，致圣基茨岛首席执政官，一九六〇年九月九日电：惊悉安圭拉岛遭受飓风多娜之灾，谨向您、并通过您向蒙受多娜飓风蹂躏之民众转致蒙特塞拉特岛政府及人民之问候。执政官。

圣基茨岛首席执政官，致蒙特塞拉特岛首席执政官，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电：接贵方九日慰问电深表感激。首席执政官。

就这样你来我往，互致问候。倒是牙买加的曼利先生更加直接：

牙买加首相曼利，致圣基茨岛首席执政官索斯维尔，一九六〇年九月八日电：惊悉贵岛蒙受天灾深表同情。若需援助敬请告知。曼利。

曼利先生这么客气，圣基茨岛首席执政官打定主意要比他更客气：

圣基茨岛首席执行官，致牙买加首相曼利阁下，一九六〇年九月八日电：接阁下慰问深为感激。需食物、衣物、现金。索斯维尔。

随后补发一封弥补疏漏：

圣基茨－尼维斯－安圭拉首席执政官，致牙买加首相曼利阁下，一九六〇年九月九日电：上文补充。若援助帆布不胜感激。首席执政官。

报道最后由一篇关于救灾工作的文章收尾。作者是约翰·布朗先生，同期报纸上还登载了一则启事，就在一船船移民还在“弗朗西斯科·博巴迪拉号”的阴影中飘摇时，布朗先生将举行一场题为“方言、戏剧和西印度文化”的讲座，并为一家文学俱乐部致开幕词。

（布朗先生写道：）令人不那么鼓舞的是，救援工作似乎没全局统筹。各种工作都有组织者——实际上组织者人多为患，执行实际工作的人反而很少……不言自明，殖民地需要一个飓风救援工作中央统筹单位……而且有必要明确界定它与红十字会、青年商会[14]等志愿组织之间关系的确切性质，以防止责任不明，行动混乱。

我知道“等”指的是哪些机构，但青年会对我而言还是蛮稀奇的。身处这艘移民船，很难将西印度群岛同那些衣冠楚楚的年轻商人，穿着讲究、乐于助人的年轻太太，以及广为宣传的公共服务行动联系起来。

那位移民首领到头等舱餐厅饮茶。他的举止极为得体，品茗仪式每一个步骤他都不会遗漏。他的追随者们透过窗户赞赏地望着他，他则专心品茶。没和我们同坐，没有交谈的机会，他看上去略显拘谨。但我觉得他日后必成大器，有朝一日也会跻身那些互发电报的大人物之列。茶已饮毕，他立即用餐巾纸优雅地贴一下嘴唇，回到他的追随者中，边挥洒自如雄辩滔滔，边在甲板上走来走去。我们能瞥见他那大屁股时隐时现。后来，甲板上竖起头等舱和经济舱之间的隔栏，截断了他的步履，他就同追随者们待在他们的保留区中。

但有人不赞成竖隔栏，就是那个吸烟斗的黑人——整个旅途中他一直独来独往，读《十诫》。他习惯在甲板上几小时几小时地散步。现在他冲破餐厅外的隔栏，冲破酒吧外的隔栏。酒保把隔栏竖起来，烟斗哥就把它推倒。于是一场口角爆发了。烟斗哥一边走一边回头嚷嚷。餐厅经理在餐厅外的隔栏处拦住他，他提高嗓门吼着，餐厅经理和他对吵。烟斗哥一气之下抓起隔栏，将上面的细绳一扯两段，摔在地上。他从餐厅经理身旁挤过去，大叫大嚷，气得语无伦次。一群群移民涌过来，表情茫然，恰似坐划艇刚上船那会儿的神情。高级船员应召而至。烟斗哥一边迈着稳健的步伐在甲板上徘徊，一边冲破一个个隔栏，他那歇斯底里的喊叫在甲板上回荡，与他沉静的步伐毫无关联。当他再次转到餐厅门口时，身后跟了一大帮神色惶恐的移民。移民首领急急跑上前来，就像那次跑向我一样；他的追随者给他让出一条路。可他却只是刹住步子，滔滔话语止住了。烟斗哥独自走着，又一阵怒火蹿上来，他冲过隔栏。隔栏一边的甲板上站着黑压压的移民，隔栏的另一边，船员和服务员站成一个冷漠的白圈。一身黑衣的烟斗哥迈着坚定的步伐向他们逼近。

“他疯了。”麦凯先生说。

移民中发出嗡嗡声。

“别对他动粗，”事务长喊道，“船长有令，不要对他动粗。”

烟斗哥坚定地前行。

“我要抓住你！”餐厅经理说，口气中并没有威胁的意味，只不过是用了一句美国式的说法。

吃晚饭的时候，麦凯先生说：“真糟糕，真糟糕，看到这么漂亮的畜生给套住了。”他心里不好受，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他现在只能勉强吃片生菜叶子。他说话只是出于习惯，说出的话和声音中的苦恼没什么关系。“你知道，我跟他说过一两次话，这家伙人不坏。这么漂亮的黑子。真糟糕，真糟糕。”他的嘴因痛苦而扭曲着，“他在英国的日子一定很难熬。现在他们打发他回去找妈妈了。”

“他们给他打了一针，把他安置在医务室了，”菲利普说，“我得说，我根本没想到会这样，竟敢当着所有人的面侮辱西班牙长官。”

“要我说啊，少吃点难吃的饭就不会这样了，”克莱亚说，“要是那一针给我多好啊。自从上了这船，我就没睡着过。是这儿的饭太糟糕，这也西班牙式那也西班牙式的，难以下咽。”

晚饭后，我去了医务室。门开着，除了角落里的一张床上躺着那个烟斗哥，其他床都空着。他依旧穿着那条黑哔叽裤子、蓝衬衣，脑门上贴了一小块膏药。要关住他，连门都用不着。

那天深夜或第二天凌晨，我们的船还要在香料之岛格林纳达装一批移民。这将是我们在船上的最后一夜，于是大家在酒吧里搞了一场小聚会。酒保没有为我们做准备，我们三下五除二就把他的白兰地和西班牙香槟喝光了。我们叫醒事务长和服务员，结果还是没搞到酒。就在我们和服务员说话的时候，一个圣基茨岛来的移民说，如果我们需要白兰地，他可以帮我们搞到。

“还是让那可怜的家伙自个儿留着吧，”麦凯先生说，他那阵心软劲儿还没过去，“那很可能是他买的第一瓶也是最后一瓶白兰地。等他到了英国，寒气逼人，有了这瓶酒，他会高兴得不得了。”

可那个移民打定了主意。他是个中年人，矮小肥胖，戴着一副眼镜，皮肤上满是抓挠的印子。

我和克里帕尔·辛格跟他去下面的船舱。我们一路向下，沿着一条条磨光的闷热走廊，在一个个婴儿身旁择路而行，偶尔能瞥见小得令人窒息的房间中，蒙在床单下、一个摞着一个的脑袋，敞开的手提箱，听到周围压低声音的沉闷的动静，看到男人女人们在房间和卫生间之间来来去去。那个移民没有让我们进他的船舱，他把门打开一半——里面有四个铺位，每个铺位上都有一个脑袋从被单下露出来，还有许多手提箱——他挤进去，关上门，旋即拿着一瓶酒出来。瓶上的标签几乎全撕掉了，只剩下一角，上写“白兰地”。

克里帕尔·辛格看起来很满意，我以为他是品酒的行家。他给那个移民五块钱，那人便退回船舱，关上门。

我们拿着酒跑上甲板，呼吸着上面的新鲜空气，缓过劲儿来。

菲利普说：“这是朗姆酒，就算西班牙香槟也不是这颜色。他们把这东西叫甘蔗白兰地。”

我们三个人又一起钻进闷热的下层甲板，敲了敲门，那个移民开了门。他穿着背心和睡裤，没戴眼镜。他把钱退给我们，拿回酒瓶，一句话都没有说。

“塔尔小姐，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麦凯先生说，“你看出这帮畜生怎么对待自己的同胞了吧？他还没有去英国呢。等几个白人哥们儿扑到他身上狠揍他的屁股时，他就开始叫唤什么肤色歧视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们正在清晨的静谧中离开格林纳达。太阳还没有升起，海水是一片闪亮的灰色，天空明净，山峦冷碧，山脚下的海水笼罩在阴影中，波平浪静。四周的一切如同星期天的早晨。早饭后，艳阳高照，热力四射，船头上密密麻麻地站满了移民。长裙短衫在微风中鼓荡，他们指指点点，笑语喧喧，仿佛在乘船做海上一日游。

现在我们承认麦凯先生是我们的西印度专家。菲利普问他：“这些格林纳达人怎么样？他们和圣基茨岛人相处得确实不错吧？”

“你这可难住我了。圣基茨岛人不喜欢安提瓜人，可我不了解格林纳达人。我只希望他们到达特立尼达之前不要打起来。”

午饭时，海水忽然由深蓝变为橄榄色，新加入的橄榄色水流边缘镶着白色泡沫。原来我们已经驶入奥里诺科河入海的水流中。没想到这水流北上如此之远。据哥伦布说，那道白线一侧是淡水，另一侧是咸水，不知这话是真是假。

我们在驶近南美洲：一道低低的灰色山脊在远处绵延。说不清南美止于何处，特立尼达又始于何处。那些山峦正像是另一个岛屿。除了水的颜色，没有什么能告诉我们大陆已近在眼前。山峦高大起来，一段凹陷成为分界，一道海峡映入眼帘。哥伦布称之为“龙口海峡”，乃是帕里亚湾凶险的北入口。我们的右侧是委内瑞拉，一片朦胧的灰色；左侧是特立尼达，几座巉岩高耸的小岛，上面绿植如盖，参差披拂，其上是迷蒙于暴风雨中的北岭山脉。

一四九八年，哥伦布是从南面他称之为“蛇口海峡”的地方进入帕里亚湾的。在他们向海湾艰难行驶时，奥里诺科河入海形成的强劲水流使他举步维艰，几乎毁掉他的舰船。他写到：水流咆哮不止；某次夜半时分，伫立甲板之上，但见“海面上浪高如舰，由西向东，以排山之势，缓缓翻滚而至；汹涌翻腾的海面之上，一道强劲的巨浪呼啸而来……时至今日，思之犹然心悸。”最后他终于驶入海湾，发现湾中竟是淡水。正是这一发现鼓舞他宣布了他最惊人的发现。他在给费迪南和伊莎贝拉[15]的信中写到，他发现自己正在靠近人间天堂。没有一条河流像帕里亚湾那样深，那样宽；而且，他根据自己读过的地理学和神学著作得出结论，地球在此处形如女子的乳房，而这一人间天堂恰在乳头之上。帕里亚湾的淡水自这一人间天堂流出，而天堂本身则由于其特有地势，船只无从靠近，若非上帝许可，无人可以抵达。

船离特立尼达越来越近，听着周围晴空中雷声滚滚，看着山峦上雷电闪闪，我们的船向左缓缓拐了一个弧形大弯。站在船中部左舷甲板上，可以看到船尾的余波迅速消逝为层层玻璃般的涟漪。

移民们比画着什么。

“我希望移民局看好这些家伙，”麦凯先生说，“你知道，对他们来说，特立尼达有点像第二乐园。要是有机会，他们当中会有一半人直接在这里跳下船呢。”

我们已经自命为领袖，自命为移民局官员了。

“让他们瞧瞧，”麦凯先生说，他说的是那些移民，“我们这里有汽艇，不用坐那该死的划艇。”

汽艇在我们船侧飞驰，上面的旗帜发出僵硬的啪啦啪啦声，艇身上标着笔画粗重、令人欣慰的白字“警察”，艇上的人制服笔挺，干净利落。

“你知道，特立尼达这岛不错。”麦凯先生说。

“我听说现在这里的警察都招收大学生呢。”菲利普说。

从海上看，西班牙港是个令人失望的城市，映入眼中的只有北岭山脉上的树木。女王皇家学院的塔楼穿透如盖的绿树，高大雄伟的蓝色萨尔瓦托利大楼直插天空。在腾布拉朵拉的铝土装料站，铝土粉尘飞扬，空气因之而变黄。

靠近码头了。移民们聚集在甲板上，为一睹特立尼达的风采而把通往跳板的路挤得水泄不通（麦凯先生说，有几个人会留在这里）。

“让小岛上来的人先走。”他说。

有人在我耳边小声说：“伙计，你就是蛊惑分子，老蛊惑分子。”

说话的是波西。

身穿那件上岸的西装，手里拎着打字机（从没有派上用场），我感觉自己还挺像那号角色的。

克莱亚正在发脾气。船上的代办人没有给他订去英属圭亚那的机票。他愤怒的吼声在整个船上回荡，一直跟到跳板，即使他消失在海关办公室后我还听得到。克里帕尔·辛格跟在他身后，他身着西装，落落大方，但表情郁郁寡欢，紧张地吸着烟，他的学习时代终于结束。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们。菲利普消失了。麦凯夫妇消失了。塔尔小姐消失了，等待她的将是同移民共度的十七天。

天空上涂抹着深深浅浅的鲜红与金黄，瑰丽多姿；在夕阳的映照下，棕榈树与雨树呈现一片黑色。此时的酒吧空无一人，颇为异样，如同那天下午在南安普顿时的情形。酒保想托人去帮他买件埃尔特克斯网眼布短袖T恤。他正在和那个精神病人的看护讨价还价。那人已经变成红脸膛，一身游客打扮：上身穿红衬衣，下身穿卡其布裤子，头戴草帽，脚蹬凉鞋，肩上斜挎一台相机。

我们乘车离开码头区。路被移民堵得水泄不通，其中有许多从英属圭亚那乘飞机过来的印度人。到处是出境的移民，到处是为他们送行的人。到处是汽车。我们的车开得极慢，在大门口被拦住，检查护照。

一个警察说：“请把烟熄掉好吗？”

我便熄掉了烟。

[1]旧时奴隶贸易船从欧洲出发，欧洲人用工业制成品在非洲西海岸换取奴隶，然后将奴隶带往美洲，用奴隶换取当地的原材料后返回欧洲。中途航道特指奴隶贸易船从非洲到美洲的航程。

[2]纳京高（Nat King Cole，1919－1965），美国爵士钢琴家，同时以柔和的男中音闻名于世。

[3]原文为西班牙语。

[4]原文为西班牙语。

[5]此处指出生在西印度群岛的黑人。

[6]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1815–1882），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杰出小说家，代表作为系列小说《巴塞特郡纪事》，非虚构作品《北美游记》《西印度群岛与西班牙大陆》等。

[7]拉斯塔法里派，即拉斯塔法里运动或拉斯塔法里教的信徒，是20世纪30年代兴起于牙买加的黑人基督教宗教运动，相信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是上帝在现代的转世，是《圣经》中预言的弥赛亚重临人间，鼓吹好斗的黑人民族主义。

[8]马丁·阿隆索·平松（Martín Alonso Pinzón，约1440–1493），西班牙航海家、造船家。哥伦布第一次航海探险的组织者之一。1492年8月，平松指挥探险船“品塔号”从巴罗斯港出发，后到达巴哈马群岛的华特林岛，继航古巴和海地北岸，于1493年3月15日返回西班牙。

[9]以上引文及本书其他多处引文，出自艾伦·伯恩斯爵士所著《英属西印度群岛史》。——作者注

[10]艾伦·卡斯伯特·麦克斯维尔·伯恩斯爵士（Sir Alan Cuthbert Maxwell Burns，1887–1980），英国殖民地官员，曾任英属洪都拉斯和黄金海岸等地总督，业余时间撰写了《尼日利亚史》《英属西印度群岛史》等著作。

[11]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Salvador de Madariaga，1886–1978），西班牙作家、历史学家和外交家，作品有《英国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哥伦布传》《西语美洲帝国的兴起》《西语美洲帝国的灭亡》等。

[12]安·夏普丽在为伦敦《标准晚报》撰写的系列文章《我与移民同船旅行》中转述过一个牙买加人的观点：“‘这些吃面包果的愚蠢小黑鬼（他指的是小岛上的人）。我是投票赞成联邦的，但自从我上了这艘船，才算见识到这些光脚黑鬼是什么德行。当我们拒绝加入联邦之后，我伤心得一整天吃不下饭。’”可现在他们这么侮辱我，那些人都是从那些丁点儿大的小岛上来的——圣基茨岛、蒙特塞拉特岛、安提瓜岛——那些岛太小了，你要是在那些岛上跑，一加速就会掉进海里去。“‘他们是去伦敦追梦的，不知道迎接他们的是什么。可在伦敦，要是有人问他们是哪儿来的，这些啃地瓜、吃面包果的小黑鬼们就会说，牙买加，因为他们那些小岛根本没人听说过。’”（《那夜刀已出鞘》，1961年10月26日）——作者注

[13]西班牙语。

[14]一个以青年商人为主力的非营利性非政府公益组织。

[15]西班牙国王和女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探险之旅的资助人。

第二章　特立尼达

殖 民地的玩世不恭/莎士比亚学者/社会版/格调问题/面包黄油布丁/去赛马会/历史/无限的容忍/建筑幻想/广播狂欢/加菲尔德与鲍嘉/第一次看见这里的风景/新广告/本伍德·迪克先生/美德、知识与信仰/写作的洗涤剂功能/文化是夜总会表演的一个节目/无赖社会/“母亲真是伟大”/“这脑瓜儿多机灵啊”/“拜托，黑鬼先生，拜托啦”/微妙的种族区分/印度人的世界/两种种族主义

由于他们许多辈人都生活在过渡性的土地上，在父辈的房舍与真正的埃及之间安营扎寨，如今他们都成为漂泊的灵魂，精神摇摆不定，缺乏坚定信念。他们遗忘了很多东西，也多少吸收了一些新思想，而且因缺乏真正的定位而不相信自己的感受，甚至不相信自己对束缚自己的枷锁怀有的仇恨。

——托马斯·曼《法律》

学习拉丁语的热情取代了对它的憎恶。同样，我们的国服也开始受到青睐，宽大的罗马式长袍随处可见。于是不列颠人渐渐受到诱导，喜欢起那些使邪恶变为愉悦的设施——拱廊、浴场、奢华的宴席。他们把此类新鲜玩意儿叫作“文明”，可实际上，这些不过是奴役的特征。

——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

“弗朗西斯科·博巴迪拉号”一触到码头，船舷一抵上橡胶减震垫，对特立尼达原有的恐惧便又涌上我心头。我不想留在这里。我不敢保证离开轮船的安全庇护后，能否再次离开这座海岛。我什么都没有忘却：混凝土时代前流行的木屋，百叶窗半开半掩，山墙和檐口雕着回纹浮雕；三十年代流行的混凝土建筑，带L形阳台和向前凸出的卧室；四十年代流行的叙利亚风格的两层楼房，用带图案的水泥块建成，顶层和底层的格局完全相同。霓虹灯更多了。万丈雄心——那只推动这一切的手，正在往杯中注酒——与技术并不匹配，导致了特立尼达式的效果：生机勃勃，略带瑕疵的现代感。汽车更多了。从车牌号来看，如今路上跑的车将近有五万辆；我离开那会儿还不到两万辆。整个城市跟着钢鼓乐队的音乐一起跳动，这对小说家或游记作家来说倒是不错的开篇语。钢鼓乐队曾被看作是西印度文化的高度体现，它们的音乐却也是我厌恶的声音。

初到一个城市，尤其是夜晚到达，那一刻，街上的人们会呈现出某种特征：他们稔熟某种游客所不了解的仪式；他们从一种神秘进入另一种神秘。可如今，驱车穿过西班牙港，望着一群群人在街角徘徊，在火炬照耀的售货摊和椰子车周围游荡，我却感受不到那种初来乍到的兴奋，而是心烦意乱，与其说是因为熟悉，倒不如说是因为我感到一切依旧。在海外度过的岁月消失了，我拿不准自己生活中哪些是真实的：在特立尼达生活的前十八年还是之后在英国度过的那些岁月？我从来都不想在特立尼达生活。上四年级的时候，我在肯尼迪编的《拉丁语入门》修订版书后环衬上写下豪言壮语，发誓在五年内离开。六年后我离开祖国；到达英国几年之后，睡在开着电暖炉的坐卧两用房间，我仍会被噩梦惊醒，梦见我又回到了酷热难耐的特立尼达。

我以前从没有审视过自己对特立尼达的这种恐惧，也从来不愿去想。我只在小说中表现这种恐惧。只是此时此刻，行文至此，我才能试图审视它。我知道特立尼达无足轻重、没有创意、玩世不恭。这里仅有的行业是法律和医药，因为不需要其他行业，而最成功的人士则是代办人、银行主管、经销商人。这里承认权力，但谁也没有尊严。人们认为那些显赫人物都是骗子，不值一提。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承认英雄的社会中。

这里发生的故事从来都不是关于成功的，而是关于失败的：出色的男人、优秀的学子，或英年早逝，或精神失常，或沦为酒鬼；前途无量的板球运动员因为与当权者意见相左，大好事业付诸东流。

也是在这里，人们常说的骂人话是“自命不凡”，表达对任何拥有不同寻常技能之人的憎恶。在这个什么都不生产、永远不需要证明其价值、永远不要求效率的社会，那些技能无用武之地。于是这些人就得被锉掉锐气，或者用特立尼达的说法，把他们“熬干”。没人知道什么叫作宽容大度，那种英雄惜英雄的崇敬，那种品德我只从书中了解过，只在英国见到过。

对于才华这种无用之物，特立尼达人以诡计取代之。他们将诡计广泛应用于大事小情，用之不辍，熟能生巧。他们也会赞赏：赞赏学习好的学生，因为学业上的成功与日常生活无关，它使整个社区颜面有光，又不对它造成任何威胁；佩服那些赢得奖学金的人，直到他们变得自命不凡；赞赏赛马。再就是赞赏板球运动员。

板球在特立尼达从来不单单是一项竞赛。在一个不需要技术，不奖赏优胜者的社会中，板球是唯一能让男人充分发挥才干并以国际水准对他进行评判的活动。独立于球场之上，超越一切要埋没他的阴谋诡计，板球运动员的真正价值昭示于天下。他的种族、受教育程度、财产多少都无足轻重。我们没有科学家、工程师、探险家、士兵或诗人，板球运动员是我们唯一的英雄人物。正是因此，板球运动才在西印度群岛搞得那么大张旗鼓，人们那么热情高涨；也正是因此，西印度群岛人长期以来无法在板球运动中进行团队合作。人们看重个人表现，大家去看比赛也是为个人表现而鼓掌，除非某个选手具备英雄品质，否则我们不会去看他，不管他的价值可能有多大。也正是因此，那些关于失败的故事，关于被毁掉的板球运动员的故事最令人难过。他是特立尼达故事中反复出现的人物，艾罗尔·约翰[1]创作的特立尼达戏剧《彩虹披巾上的月亮》中也出现过板球运动员。

尽管我们知道我们的社会出现了问题，可我们并不打算评价它。特立尼达太无足轻重，像大家说的那样，它不过是世界地图上的一个小点，我们从来都不相信读它的历史有何价值。我们所有的兴趣都集中在外面的世界，越远越好；澳大利亚比委内瑞拉更重要——天气晴朗时，我们都看得到委内瑞拉。我们自己的过去已被掩埋，没有人愿意把它挖掘出来。这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时间感。一九一四年的英国是昨天的英国；一九一四年的特立尼达却属于黑暗的中世纪。

这里偶尔也会有种族抗议，却激不起深刻的情感，因为它只代表一小部分真相。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为他在社群中的地位而奋斗，但社群却并不存在。我们属于不同的种族、宗教、群体和集团；却不知怎么都聚到这个弹丸小岛上来。除了共同的居住地，没有什么东西把我们凝聚在一起。没有民族情感，不可能有，没有深刻的反帝情绪。实际上只有我们的英国性，都属于大英帝国这一点，才使我们有了些身份认同。因而抗议只是个体的、孤立的、无人理睬的。

只有在战争[2]接近尾声时，有限的成功故事才为人所知，那些故事讲的是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立下卓著战功的男人，在英美大学任教的男人，在国外获得认可的歌手。这些人都是逃离者。他们在老家“自命不凡”，在国外扬名立万；既然他们的名声不是令人不屑的当地的小名气，特立尼达就痛痛快快、大大方方地接纳了他们，还会夸大他们的价值。

失败的威胁，逃离的需求：我所了解的那个社会就是用这些刺激人们奋进的。

以下摘自《特立尼达卫报》：

文学是我们的遗产

《卫报》编辑

十月二十二日的《特立尼达卫报》中，一篇报道金价下跌的文章名教〔原文如此〕“金子不再闪烁”，其中写到：这让我联想到一句名言：“闪烁（glitter）的不都是金子。”

出于对文学的兴趣，我得说这句名言引用失当，正确的说法应为“闪亮（glister）的不都是金子”，典出《威尼斯商人》。虽说“闪烁”和“闪亮”的确含义相同，可恕我直言，“闪烁”不是莎翁原话，既然我们继承的是“闪亮”，就应该把它原封不动地传给后世。

这样说并非是责备那些用词错误的人。

相反，这是我的恳求，恳请保护那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构成我们文学遗产的语言文字。

诺曼·A.卡特《圣奥古斯丁学报》

没有人对“弗朗西斯科·博巴迪拉号”上的出境移民有很大兴趣。大家倒是更关心特立尼达有多少移民。这里的人口由一九四六年的五十六万激增至一九六〇年的八十二万五千人。移民除了来自西印度其他岛屿，还有的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已经新建了两个白人郊区，可是特立尼达却将所有恼怒指向西印度移民，尤其是格林纳达人。记不清从何时起，格林纳达在特立尼达就被当作一个可笑的词，和维甘[3]在英国的遭遇一样。针对来自格林纳达和其他小岛的移民所进行的不定期的驱逐是卡里普索[4]小调的主题。

就在我到达前不久，新闻正大肆报道警方发起的又一场针对非法移民的行动。世界各地对待移民的态度并无二致——移居英格兰的西印度人的故事（“二十四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恰与移居特立尼达岛的格林纳达诸岛人的故事相同。全岛的格林纳达人惊慌四散，躲藏起来，导致群情激愤。（因为看重移民的廉价劳动，许多雇主为他们提供庇护之所。后来在偏远的奥图瓦尔区，我见到一伙文森特人栖身的小窝，他们为当地的企业采集红树根上的牡蛎。）一位名为黑勋爵的卡里普索小调歌手唱道：

让一让，让我也过过瘾。

他们在广场上鞭打格林纳达人。

让我抽上一鞭子，让我也过过瘾。

他们在广场上鞭打格林纳达人。

自打听说我们这儿有联邦，

他们一股脑儿涌到这岛上。

新闻上整天都在说格林纳达人。特立尼达最近的热门人物是一个二十四岁的格林纳达小伙子，他娶了一个八十四岁的特立尼达老太太。他们的照片经常见报。电影院的经理们一直试图让他们亲自露面；还有一种谣言，很可能是政府支持者最先造的谣，说反对党临时主席请这个格林纳达人作为候选人参加下一次大选。《星期日卫报》刊登了对这对夫妻的专访，附有新娘喂鸡的照片和新郎在足球比赛中做巡边员的照片。这个格林纳达人说他在老家有四个孩子（从而驳斥了一个流传很久的谣言）。他离开孩子们的母亲是因为她和她的家人“催”他结婚。

一天上午，有几个人在西班牙港的一辆出租车里讨论此事。

坐在我身边的胖女人说：“要我说啊，这老不正经真是人老心不老呢！老天，她每天早上醒来都是啥模样啊？我还没五十呢，可早上起床看到自己那副尊荣，还是会吓个半死哩。”

坐在前面的女人说：“我男人想对我毛手毛脚的时候，我就脑门子冒火，恨不得给他一拳。我跟你说啊，我就给他个后背，然后深吸一口气，假装睡得死死的。”

“孩子，你说得没错。一个街坊对我说，这个格林纳达人每天只想出门上学。他出门上学，她待在家里喂鸡。你看到她在《卫报》上喂鸡的那张照片了吧？”

以下摘自《特立尼达卫报》：

时装秀

星期天下午，星光汽车影院在放映首场电影之前，与新开业的波丽安娜童装店联袂推出了一场赏心悦目的童装秀。除了惹人喜爱的漂亮童装，还有小小的男女模特，他们的表现令人惊叹，其中有个小家伙还不满两岁。他们个个举止从容，镇定自若。展示的服装包括碧姬·巴铎风格的巴隆牌泳装，但就算是碧姬·巴铎本人也未必能像克里斯汀·柯西耶和蕾娜塔·洛佩兹那样，将那套泳装演绎得那么完美，更不用说巴利·温特小少爷身穿马龙·白兰度比基尼的迷人风采了……莅临欣赏的热情观众包括艾萨克·爱卡奥夫人及孙子孙女、A.迪克森夫妇、丹尼斯·克鲁克斯夫妇及子女、弗兰克·德·弗雷塔斯夫妇及家人。

特立尼达自认为很现代，这一点西印度其他地区也承认。这里有夜总会、餐馆、空调酒吧、超级市场、冷饮店、汽车影院、汽车银行。但在特立尼达，现代还有点别的意味。它意味着时时警醒，乐于改变，随时准备接受电影、杂志和连环漫画上暗示具有美国特色的东西。选美皇后和时装表演是现代，像洛依丝这样的名字——在特立尼达念作劳伊丝——也是现代，它源自四十年代引进的美国连环漫画《超人》的女主人公洛伊丝·莱恩。普通电台不现代，商业电台才现代：在我小时候，谁不知道最新的广告歌，就会被人当成土老帽。

要想现代就得无视本地产品，选择美国杂志上做过广告的产品。只有穷人和为数不多的移居此地的英国中产阶级才喝特立尼达出产的优质咖啡。其他人都喝雀巢、麦斯威尔、蔡斯暨桑伯恩，这些牌子更贵，但因为是杂志上做过广告的，故而可以接受。当地工匠采用当地木材制作的莫里斯安乐椅，高雅舒适，却因为不现代而无处可觅，只能去穷人家里寻找。取而代之的是进口的钢管家具、香港制造的塑料丝编椅和细脚伶仃的铸铁椅。

西印度群岛大学学院出版的《加勒比季刊》上登载了阿尔弗雷德·P.桑恩博士的一篇文章，研究这种“显性心理特征”所导致的经济后果。他写道：“为数众多的中上阶层岛民避免经常食用许多本地产根类食物或土产食品，而青睐与之营养价值等同（且价格往往更高）的进口食品。”他建议政治领袖和新晋精英做出表率，这将比“激烈的咒骂和苦口婆心的规劝”更加有效。

根据高低贵贱的标准，将甘薯之类排除在社会中上等收入阶层的餐桌之外，有什么正当理由吗？英国的王公贵胄，甚至优雅的公主王妃们，不也与英国的码头工人一样，同享普通的“爱尔兰”土豆吗？即使“伦敦佬”给这种廉价根菜改名为“地蛋”，也没能动摇这些出身高贵的消费者。

这是西印度群岛的老问题。早在一八五九年，特罗洛普就在牙买加抱怨过这个问题：

但值得注意的是，全岛各处的人们都热衷于英国菜肴，鄙视或假装鄙视他们自己的土产。他们会给你奉上牛尾汤，即便海龟要便宜得多。几乎每餐都有烤牛肉和牛排。人们豪饮啤酒。聚会时本可以吃甘薯、鳄梨、高山甘蓝、芭蕉以及另外二十种美味的蔬菜，人们却非要吃难以下咽的英国土豆；至于英式酱菜，他们简直都吃上瘾了。

十年后，查尔斯·金斯利[5]在特立尼达过冬，他在《终于》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因为特立尼达出产蔗糖、香草和可可，一个德国人决定在这里生产巧克力。他付诸行动，生产出的巧克力价格是进口巧克力的四分之一。“可皮肤白皙的克里奥尔人不买。质量不可能好；不可能是真货色，除非（他的巧克力）先运到时尚之都巴黎，在大西洋上往返奔波两次。”去牙买加的游客经常抱怨他们吃不到牙买加食物。有一次，我在位于西班牙港的一个知识分子小俱乐部里向服务员要番石榴果冻，他们却只有青梅果酱。

于是，现代性在特立尼达就成了一个缺乏自信、没有自己品位或格调、急于接受指导的民族极度敏感的问题。英美国家有专门针对这类人的杂志；在特立尼达，提供此类指导的却是广告公司——它们受人欢迎不仅是出于此种原因，而是因为广告公司本身就是现代的东西。

特立尼达原本没有广告公司，我们所有的最接近广告的东西是立马克尔爽肤水的“一瓶微风般的清爽”和费尔南德斯先生的“你不喝朗姆酒，那是你的事；你要是喝朗姆酒，那就是我们的事”。其余的只能因陋就简：商店门前挂一张打折商品表，以及常见的有关消除口腔异味的牙膏广告故事。如今情况变了。据说判断一个国家要看它的广告业，而看一眼特立尼达的广告就很能说明问题。在特立尼达，戴黑眼罩的男人不是为哈撒威牌衬衣做广告，而是为酒精饮料做广告。百慕大点心被描述成“优质饼干一族”，其中的“拖把妹”饼干专为“心灵年轻”的人打造——这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如同特立尼达葡萄柚果汁的广告词一样不知所云：“健康微笑罐里装”。百慕大饼干家族的脆脆饼广告词是“直接能当饭”。听话听音；这句广告词似乎要让特立尼达人相信，百慕大点心果真是“薄脆饼干”，就是电影和动画片中美国人吃的那种美国货。老橡树朗姆酒引进时搞了一场终极对决赛。（也许只是一场十秒钟的对决赛，但我可能把它和别的比赛搞混了。）在这场大比拼中，几个从各种族精选出来的特立尼达人，衣冠楚楚、笑语喧喧地站在酒吧里，没有一个黑得扎眼。真正的黑人会在“壳牌石油，一路不愁”中作为修车行伙计出场；正常情况下，黑面孔只用于自行车、黑啤酒这类商品的广告中。

这些是外国广告公司的杰作，特立尼达人对此感恩戴德，虔诚接受。当现代广告业的整套理念在别处遭受抨击时，特立尼达为它提供避难所：特立尼达人不具备经营广告公司的技能，这一点早有公论。确实，没有外来协助，说不定商业电台就不会这么容易办起来。在商业电台运营初期，每天早上七点一刻，道格·哈顿就开始《购物聚焦》，这是一档音乐和“资讯”节目。有时他会给人们打电话，问他们知不知道他播出的“曲子”叫什么；答得出就会有奖，奖品由一些乐于为大众娱乐效力的公司提供。八点钟哈顿停止广播，把时间留给一些当地新闻、更多的资讯和讣告。但八点半时，哈顿的同事哈尔·莫洛出场，播出《莫洛的旋转木马》，一档资讯与音乐节目，一直持续到九点钟。白天剩余的时间里哈顿和莫洛不再出现，直到晚上他们才再次上场，主持一档竞赛节目，也许是才艺秀，或者放唱片，提供更多的资讯。如今哈顿和莫洛已经隐退，也许为时过早，但特立尼达人自始至终都很尊重他们：他们心地单纯，他们的工作不为更广阔的世界所了解，他们摒弃大都市的成就与名望，致力于为殖民地的人们服务。

因此，虽然特立尼达被它自己的优秀人才抛弃，却总是有幸能够吸引具有冒险精神的人。

一个英国人告诉我，有个成功的美国商人曾对他说：“我是二流角色，但这里是三流地盘，我在这里混得好好的，干吗要走？”

大家如此强调美国，英国自然就被看作老派老土。特立尼达的现代性更招人喜欢的一方面是在这里有可能吃得好，可以吃到几种英国美食。有一天我走进一家英式餐厅。特罗洛普关于土豆的说法依然适用，这家餐馆是一个能点“某某加薯条”的地方，吸引心情抑郁的侨民和一些具有英国头脑的特立尼达精英。服务员衣冠楚楚。我怏怏不乐的心情与服务员不苟言笑的表情挺搭调，直到我问他甜点是什么。他面露尴尬之色，最后终于说：“面包黄油布丁。”他差点笑得声音变调，表明如此荒唐的情况完全怨不得他。

于是特立尼达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这是一个欣欣向荣、活力十足，甚至疯狂的小岛。得益于一系列火灾，西班牙港市中心的主要街道已经重新翻修，萨尔瓦托利大楼代表一切属于现代的东西。别处仍然保留着外墙平坦的石墙房屋：住宅改作商店，以满足城市不断扩张的需求。马路拥塞，车辆蜗行，停车成了老大难。商店里没有品牌的商品质量不高，价格却高得离谱；标价高出实际价格百分之五十甚至百分之百；有些商品，比如日本产的小饰品，标价甚至高出实际价格的百分之三百：特立尼达人不买对的，只买贵的。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公务员再次加薪，西班牙港的冰箱随之售罄。在投注店，你可以为当日的英国赛马会下注。特立尼达本土也有数不清的赛马会。在我小时候，赛马会一年只有三次。作为岛上为数不多的娱乐，赛马一直大受欢迎，如今有更多流通货币，赌博无处不在。赌博不丢人，甚至几乎成了一种产业，我听说，如此一来，不少公务员都身陷高利贷之中。

我们驾车沿双车道的莱特森路离开西班牙港去赛马会。这条路纵贯于西班牙港市区和填海建成的曾用作美军基地的码头之间。我们路过了正在施工的工学院——比英属圭亚那的那所工学院要晚几年，却是未来的希望。我们路过了现代风格的海员与海港工人工会总部和新建的消防队总部。之后我们沿比瑟姆高速公路行驶——这条路是在填埋的湿地上修建的，为的是缓解东部干线过大的交通压力。我们右手边是城市的垃圾场，露天焚烧垃圾冒出的腾腾烟雾迷蒙了天空。左手边是城外的棚户区，紧挨着城市，一直延伸到山上：每个窝棚都在红土山丘上投下棱角分明的黑影，有一种古怪的美，让人禁不住想把这片景色画在粗糙潮湿的画布上。秃鹫在公路上盘旋。在特立尼达，这些黑色的秃鹫从不会远离。它们栖息在海滩椰树优美的枝干上。城里有无数的流浪狗，当某只在马路上轧死时，正如我们看到的，秃鹫就猛扑下来，将那早已饿得干瘦的尸体啄食干净。它们时不时拍着沉重的翅膀飞起来，躲避往来车辆。美洲红鹮越过红树林向我们的右方飞去，姿态笨拙，却不失优美。高速路上每隔一段就会出现一个英式交通指示牌，提醒司机们除超车外都要靠左行驶。

我们边开车边听收音机里的音乐，两个电台，有歌曲，有广告，每隔一会儿就报一次天气情况（好像天气随时会发生突变似的）以及新闻“整点报”。这一切让我们感觉如同置身于一个由庞大、丰富的物资供应地支持的激动人心、奢侈讲究的大都会之中。很快，这个物资供应地出现了：零星的马车，小小的房子，在小菜园里劳作的人们。听着车载收音机、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我们身处一个世界，他们则身处另一个世界。

一辆驶近的汽车闪着灯。

“警察，”朋友说，“车速监视区。”

我们遇到的每辆车都发出同样的警告。果然，没过多久我们就经过一个郁郁不乐的警察，他坐在路边，穿一身故作随便反显得扎眼的衣服，看着手里的什么东西。

乡下人，主要是服装艳丽的印度人，正在步行去赛马会。我们拐下主路，看到前面一望无际都是车，崭新的，五颜六色的，在阳光下耀眼夺目。这与我所了解的特立尼达一点都不一样。

一八七〇年，查尔斯·金斯利去西班牙港参加赛马会，看到一匹奄奄一息的马被一群有色人种的男人围着，他建议给马盖上条毯子，但是“白费口舌”，因为“那可怜的畜生是中暑昏倒的”。金斯利不是去赛马会下注的——这是三十年来他第一次去赛马场——他也没提到赌博。他谈到法国人破败的旋转木马（“一大堆愚蠢的玩意儿”）、坐在草地上的人们（“一片片鲜艳的花圃”），还有新酿的朗姆酒“令人作呕的气味”。他说，他去看赛马会是为了“在人群中随便逛逛”。那五花八门的人种让他大为惊诧。书的那一章配着蚀刻画插图。一群特立尼达人参加赛马会：黑人、印度人、华人。黑人男子和男孩头戴草帽，身穿肥大的无领衬衫和七分裤，这是十八世纪欧洲服装的热带简化版，后来作为民族服装在夜总会中重新流行。一个黑人女子裹着头巾，身穿几层浆得硬挺的裙子——一八五八年年底，安东尼·特罗洛普在圣托马斯岛走下“西印度号”蒸汽船时，在码头边看到的卖花女就是类似的装束。他说：“这些裙子让她笔直的身段看起来像是能随意折叠的庞然大物，若由《笨拙》放手去画，颇可夺人眼球。”印度男人裹着头巾，穿印度式外褂，裹着腰布，手持短杖；那个印度女人穿着联合省[6]的长裙，披着一条披巾。华人则是中国农民的装束，那个男人扎着辫子，手里举着一把撑开的伞。

在如今的特立尼达赛马场，你不会看到一群人围着一匹垂死的赛马，七嘴八舌，不知所措。没有辫子，没有卡里普索歌手的传统服装，头巾也难得一见。服装都大同小异，民族特色仅仅表现在服装颜色上。金斯利那本书里的蚀刻画上的三组人物代表三种孤立的文化。如今这些文化已经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其中的中国文化，几乎难觅踪影；所有标准都近似于蚀刻画中本不在场的标准：欧洲人的标准。

西班牙港的维多利亚皇家研究所外面立着一只锚，嵌在水泥中，依然完好无损。旁边的标牌上写着：此锚或为当年哥伦布劈波斩浪进入帕里亚湾时遗失之物。可以说，特立尼达被发现后的三百年历史，所余仅此而已。西班牙人对南美洲有利可图的地区兴趣更浓，这个岛上从没有白人正儿八经地定居过。岛上为数众多的印第安地名——塔卡里瓜、图纳普那、瓜亚瓜亚雷、马亚罗、阿里马、纳帕里马——说明这里缺乏早期殖民者的足迹。多巴哥有斯卡波罗和普利茅斯，特立尼达没有；牙买加有汉普斯特德和海格特，特立尼达没有；英属圭亚那海滨有温莎森林和汉普顿宫，特立尼达也没有。

一五九五年曾有过一阵小小的兴奋。西班牙总督贝里奥将此岛当作寻找黄金国的据点。雷利[7]来了；他用从沥青湖中挖出的沥青填塞船上的缝隙，宣称这里的沥青比挪威产的质量更高；他品尝了生长在红树根上的簇簇坚硬的小牡蛎，认为其味甚美；而且因为“离开了同我一样有兴趣共图大业的驻军做后援，当时就算有头驴，我也会吃得津津有味”。他洗劫了当地西班牙人的小定居点，带上贝里奥做向导，沿奥里诺科河溯流而上。

直到一七八三年，特立尼达诸岛上居住着七百名白人、黑人、有色人种和两千名印第安人时，移民才初具规模。移民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是为躲避革命和奴隶暴动而逃离海地的保皇派。当时特立尼达只是名义上属于西班牙，即便在一七九七年被英国征服之后仍保留着法国特色，特罗洛普曾在一八五九年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既然特立尼达是英国殖民地，你首先想到的是，这里的人应该说英语；接着，想到被英国打败的另一方，看到这里的西班牙语地名，你以为这里的人应该说西班牙语。可实际情况却是，他们都说法语……因为这里是被征服的殖民地，岛上的人对这里的管理没有多少发言权。可你却明显看得到，由于他们说的是法语，行为举止按法国人的习惯，信的是罗马天主教，结果竟把这里搞得比牙买加人把牙买加搞得还要糟糕。

尽管新大陆流传着有关西班牙人的黑暗传说，可西班牙奴隶法规却是最不残忍的。毫无疑问，也正是因此，很少有人遵循这一法规。特立尼达被英国征服以后，一段时间内仍沿用西班牙法律，第一任英国总督皮克顿便一丝不苟地遵循这种西班牙法规。（他甚至动用了一点刑讯逼供，这是西班牙法规许可的，他却因此在英格兰名声扫地。）按照西班牙法规，奴隶更容易赎买自由，到一八二一年，特立尼达已有一万四千名有色人种的自由民。种植园面积很小：一七九六年可耕种土地有三万六千英亩，分属于四百五十个种植园，没有一个有机会发展为大庄园。一八三四年，奴隶制被废除。因此，特立尼达的社会从来没有像西印度其他岛屿那样围绕奴隶制体制巩固下来，人们也没有关于起义惨遭镇压的记忆。

奴隶制被废除后，英国法律取代了西班牙法律。这为个人确立了基本的权利。作为被征服的英国直辖殖民地，此岛接受伦敦的直接管辖，但由于反对奴隶制的团体持续对政府施压，种植园主组织一直受到遏制。如今在特立尼达很难找到奴隶制遗风；而英属圭亚那、苏里南、马提尼克和牙买加的过去却难以回避。一八七〇年，金斯利认为特立尼达黑人比英格兰工人的日子过得还舒服。一八八七年，弗劳德由于“总是看到黑人种族的无边幸福”，只得警告说，“人类生活过于幸福，难免会招致某些力量的忌妒，有朝一日它们会设法扰乱西印度黑人的生活”。

整个十九世纪，移民活动一直在持续。早在一八〇六年，政府就预见到会废除奴隶制，由于不愿看到黑人人口增加，他们曾试图输入中国劳工。他们从勒阿弗尔引进法国劳工，从马德拉岛输入西班牙劳工。奴隶制被废除后，黑人拒绝去种植园干活，为了解决由此导致的劳动力短缺，政府只得从马德拉岛、中国和印度输入契约劳工。结果证明，最合适的劳工是印度人；除了几次中断，从印度引进移民的做法一直持续到一九一九年。移居特立尼达的印度人共计十三万四千人，大多来自比哈尔省、阿格拉省和奥德省。[8]

故而特立尼达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个注重实利的移民社会，它不断发展变化，却从来没有定型，一直保持着临时营地的氛围；因为没有长期的野蛮统治，没有历史，它在西印度独一无二；但这是一个殖民社会，不是一个扩张的社会，统治即便温和也是独裁，加之面积狭小、地处偏远而受到进一步局限。这一切相结合造就了它的特殊性格：它的热情洋溢和它的缺乏责任感。此外，还有超出宽容的宽容：对恶行视而不见，对善行也无动于衷。“卡里普索之乡”并非广告文案杜撰的。它是一部分真相的写照，而今重返故乡，让我心中不安的正是这种欢快气氛，这种欢快，让那些目睹棚户区窝棚、现代高速公路上盘旋的秃鹫的游客感到难以理解，也让我这个记得这里曾是失败之地的人感到莫名其妙。

以下摘自《特立尼达卫报》：

星期六夜里，录音机中播放的蔡阿明的歌曲打破了郊区的宁静，圣安妮区渔人街的居民一定纳闷，住在1号A户的新邻居到底在搞什么名堂。他们并不知道，四个单身男同性恋者，都是城里的时髦人物：吉米·斯皮尔斯、尼克·普劳德福特、大卫·伦维克和彼得·盖尔斯鲁特乔迁入户，正在举办温锅聚会。苏格兰威士忌同各色淡酒烈酒轮番上场，参与拼酒的有马尔科姆·马丁、艾迪·德·弗雷塔斯、帕特·迪亚兹、莫琳·朴恩·提普、琼·劳尔、吉莉安·杰夫罗伊、琼·斯皮尔斯等。你真应该看看第二天早上地板上的那片狼藉。

西班牙港是世界上最喧嚣的城市，可这儿又是个不让人讲话的地方。在我小时候，老伦敦影院的牌子上写着：“让电影说话。”而如今却是收音机和电视在讲话、唱歌、说顺口溜；钢鼓乐队咚咚作响、嘭嘭不断；各种乐队轮番轰炸——现场演出、磁带录音，留声机和录音机。进了餐厅，大家的手忙活起来，嘴也免除了说话的需要。眼神发呆、太阳穴蠕动、甩开腮帮子大嚼，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咬肌上。一到家里，只要你开口说话，便有人打开收音机。收音机的音量必须开得大大的。如果屋里有超过三个人，大家便手舞足蹈起来。汗流浃背，跳啊跳啊。声音大些，大些，再大些。如果收音机音量还不够劲儿，大家就会把街上路过的钢鼓乐队请来助兴。跳啊、蹦啊，挥汗如雨。每一家都开着收音机或电视。人们在街上谈话时都隔着二十来米，即使离得很近，他们说话的声音也如震颤的音叉般刺耳。这一点离开特立尼达后才意识得到：你会觉得英属圭亚那人说话声音听起来小得不自然，刚到那里的一两天，每次跟人说话都得身体前倾，好像在密谋什么，因为你觉得那样窃窃私语，定是有什么机密。同时，大家还在跳啊跳啊，喊叫声压过拖沓的舞步。如果你安静下来，周围的喧哗便在你四周呼啸。你怎么喊声音都不够高，说出来的话仿佛是自你身后发出。在这里只待上一个小时，却疲惫得如同在某个意大利滑板车轰鸣的地狱里待了一整天，脑袋都要炸裂了。才十一点钟，聚会刚要热闹起来，你就得告辞，虽然明知这样不礼貌。

开车沿新的杨格夫人路行驶，噪音渐行渐小，于是感觉凉爽起来。到达岛顶，俯视一城璀璨，黑夜中闪着琥珀色和爆炸蓝，背景是海港中的舰船，还有远处帕里亚湾石油井架喷出的橘色火焰。刹那之间万籁俱寂。随后你又开始听到城市的声音，压过你原本没有注意到的蟋蟀的唧唧鸣叫：犬吠声，钢鼓乐队的音乐。你一直等到广播电台结束夜间播音——而随公寓出租的电视机却从不关掉：它们一直开着，等待清晨噪音的汇集——然后你盘旋而下，重新回到城市，淹没在喧嚣之中。整整一夜，狗一直在叫，上千只狗接力般嗥叫狂吠，此起彼落，难分难解，从这条街到那条街又回到这条街，从城市的一端传到另一端。你不禁纳闷，那十八年你是怎么忍受的？情况一直就是这样吗？

我小的时候，西班牙港人经常在星期天下午盛装打扮，去热带草原散步。有车一族会缓缓开着车转来转去。这是一种仪式性游行，参与者以此确立自己的地位。这也是令人愉悦的漫步。草原南面排列着富人高雅的建筑和女王公园饭店，对我们而言，这些代表极致的奢华和现代。北面是植物园和市政厅广场。西面则是马拉瓦尔路。

马拉瓦尔路堪称世界建筑奇观之一。那是一条长长的路，两旁没有多少住宅。这条街曾经巨富云集。它北起于一座堂皇的苏格兰式城堡；然后是白厅：一幢稀奇古怪的摩尔－科西嘉式建筑，在它被改建为政府办公室之前——白厅这个名称倒是先有的——里面悬挂着描绘牧童和牧羊女的挂毯，装饰用的假壁炉里还有纸糊的木柴。白厅再往前是一座装饰着大量铁艺品的宫殿，具有浓郁的东方情调，可是据说这是仿一座法国城堡建的。然后还有一座纪念碑式的赭黄与铁锈色的西班牙殖民地时期的宅邸。街道尽头是女王皇家学院的公共事业厅，红蓝两色，意大利风格；学院的钟楼里装着一口大本钟。

这就是老特立尼达的品位：个性十足，杂乱无章，并非土生土长——白厅并不需要壁炉，相反，每个办公室倒是需要两三台电扇——而是凭记忆创造。这里没有当地标准。这里的行为举止同建筑一样，怎样才算文雅，都得靠每个人异想天开。在这个移民社会，记忆渐渐模糊，没有指导性的品位。人们在成长过程中发展出自己的品位，而这些品位通常都是现代派的。

这里没有指导性的品位，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品位可言。在特立尼达，教育不是你花钱去买的，相反，人们花钱是为了免受教育。严格说来，教育是针对穷人的。白人孩子早早便辍学回家，就像特立尼达人喜欢说的那样，“会扳着指头数数”就行；但这却表明某种程度的特权。白人孩子去银行、大东电报局或大型商行工作，而许多特立尼达人的最大心愿就是做银行职员或推销员。白人社区中也有些人不可理喻地要接受教育，而他们几乎毫无例外都会离开此岛去别处。如果说上流社会指的是言谈出众，品位不俗，成就超群，白人社区则从来都算不上上流社会。他们受人羡慕，只是因为有钱，有机会吃喝玩乐。尽管金斯利对他的特立尼达白人房东很有感情，可他还是说：“当然，在新大陆，法国文明实际上不过意味着芭蕾舞女郎、台球案子和轻薄的靴子；英国文明不过是赛马和板球。”七十年后，詹姆斯·蒲伯－轩尼斯[9]说了同样的话并加以延伸。“受过教育的非洲裔和他谈的话题同他在英国惯常谈论的一样：书籍、音乐和宗教。而这里的英国人主要谈论网球比分、乡村俱乐部、威士忌、社会地位和汽油。”教育完全是穷人的事，而穷人无一例外都是黑人。

随着殖民社会的开放，白人社群发现自己处于劣势，于是改变了对教育的态度。他们如今的看法是，念书不丢人，说不定还有用处，于是白人社会决定接受教育。当地新建了一所寄宿学校，看上去是面向白人的。我在那里的时候，英国派过一位校长来指挥这场判断失误、注定要全军覆没的战斗。他发表过一个不切实际的声明，说要塑造性格。之所以说不切实际，是因为为时已晚：社会的品位早已根深蒂固。

这种品位并不是由马拉瓦尔路旁的建筑所代表的文化和金斯利书中蚀刻画里的人物相结合而造就的。这些文化和人物都已屈于压力被抛弃，每种压力——二流的报纸、广播节目和电影——都很有说服力。

你可能会指望新闻业为在别处无从施展才华的人才提供出路。可自然而然地，本地人才和本地的卓越人物一样备受诋毁。行家——那些讲英语的哈顿们和莫洛们——都是引进的；特立尼达的新闻业一直无人重视，从业者的薪酬菲薄，地位从来都不如汽车推销员。报纸相当依赖那些填充版面的美国或英国大报纸的专栏、连环漫画、鲁埃拉·帕森斯的电影八卦以及如何让皮肤白里透红的美容小贴士。

人们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殖民社会主要的可耻现实；它不要求效率，不要求品质，而因为没有人要求，效率和品质也就无人赏识。

广播出现得更晚，情况也更糟。美国送来哈顿和莫洛，英国送来丽的呼声。一代人长大成人，从小就相信所谓广播，现代广播，指的就是一首歌后面跟一段顺口溜，以及五到十分钟一集、时时插播广告的肥皂广播剧。像《大利拉的影子》这样让全特立尼达痴迷的晨间广播连续剧，每五分钟一集，照我的估算，其中有两分钟的广告。这种类型的商业广播，以广告推销特有的亲热口气，将它的价值观成功地灌输给听众，结果特立尼达不满足于只有一家电台，人们怀着普遍的热情办了第二家。

但报纸和广播不过是电影院的辅助，电影院的影响才是无可估量的。特立尼达观众热情洋溢，很容易入戏。《江湖侠侣》中的劳伦·巴考尔被问“你从哪儿来？”时，她答道：“特立尼达，西班牙港。”观众便开心地叫道：“你撒谎！你撒谎！”他们就这样不停吵吵着给人物支招，对电影评头论足；影片中每打出一拳，观众就发出一阵呻吟。影片中曾受人鄙视的主人公发了大财，衣锦还乡（无可挑剔的衣着相当重要），找以前整他的人报仇时，观众便会欢声雷动。当主人公最终拒绝好莱坞“坏”女人（像《爱到天堂》中的那一类），或者给她一个耳光时，观众便发出讥讽的笑声。总之，对于美国电影中所有的俗套场景，他们都反应热烈。

除了那些播放首映影片的影院外，几乎所有影院都在上演美国片，而且还是老片。特别受青睐的影片被反复播放，像亨弗莱·鲍嘉主演的《卡萨布兰卡》；《乱云飞渡》；埃罗尔·弗林、约翰·韦恩、詹姆斯·卡格尼、爱德华·G.罗宾逊和理查德·韦德马克的电影；像《道奇城大对决》和《神枪手》这样的西部经典；还有鲍嘉拍的所有电影。有打斗场面的电影就是好电影。《掠夺者》的宣传噱头是其中有史上最长的打斗场面（我想对打的是兰道夫·司科特和约翰·韦恩）。《兄弟》是为数不多受人欢迎的英国电影，片中有一段精彩的打斗，还有一幕是马克斯韦尔·里德抽出一条绳子准备把帕特里夏·洛克痛打一顿，这也使影片增色不少（“你就是欠抽”）：羞辱女人对特立尼达观众很重要。还有些连续剧，像《红圈会里的贼大胆》《蝙蝠侠》《间谍捕手》，在原产国都是儿童节目，到特立尼达就成了大人消遣解闷的主要娱乐。这些片子从来不是一集一集地放，而是一股脑播完。它们的广告噱头就是片长，胶卷数量反复被说起。迟到的人会问：“演几卷了？”当时，电影院正在重演一部名为《影子》的四十年代的连续剧，他们鼓励新一代观众“要像你老爸那样为之疯狂”。

特立尼达观众在影星身上寻找一种特殊的派头。约翰·加菲尔德有那种派头，鲍嘉也有派头。当鲍嘉头也不回地冷冷训斥张牙舞爪的劳伦·巴考尔“你喘的气都喷到我脖子上了”时，特立尼达观众便把他看作自己人，欢呼道：“这才叫爷们！”当加菲尔德在《天生草芥命》中说：“我该怎么办？跟往常一样，跑呗。”影院中便爆发出一阵阵崇拜的尖叫：“哎呀，哎呀，哎呀！”一名囚犯曾在法庭上说：“从今以后，我就要像《天生草芥命》中的约翰·加菲尔德一样了。”为此他还登上了晚报头条。丹·杜里埃出演《血红街道》之后也成了受人青睐的演员。在《无名街道》中，理查德·韦德马克一边啃苹果，一边用枪撂倒几个人，这就叫派头；他那让人浑身冰凉的干笑更是爱煞人也。对特立尼达人来说，一个演员只有满足观众的某种渴望才会有派头：鲍嘉的男子汉气魄，加菲尔德逃亡者的浪漫，杜里埃的邪气和威胁，韦德马克冷酷的残忍。

在这样的电影中积极入戏三十年后，特立尼达人，无论是坐在前排、中排，还是楼座，都只能对好莱坞模式的电影产生反应。除了这种模式，其他的都理解不了，哪怕同样是美国拍的；美国之外的任何东西都不值得考虑。英国电影，除非是美国调调，否则放映时电影院门可罗雀。《相见恨晚》是我在法语老师的极力敦促下去看的，当时电影院里加上我只有两个观众，他在楼座，我在楼下后排。因为特立尼达属于英国，按规定，电影院必须放映一定量的英国电影，于是他们就想出一种应付规定的办法，一天之内连放四部英国片，比如说，下午放《相见恨晚》和《我走我路》，晚上放《旷野行者》和《亨利五世》。

特立尼达人对英国电影的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在伦敦时我很喜欢看《哈瓦那特派员》，但在特立尼达重温此片时，我却不那么痴迷了。我看出它是多么的英国腔调，多么自恋，多么土气，对于观众来说，那些关于英国腔调的英国笑话是多么无聊。所有喜剧场景观众都一声不吭，只有到有戏剧冲突的情节观众才活过来，当剧中人物用小酒瓶玩西洋跳棋，吃掉一个子儿就要喝掉一小瓶酒时，观众竟然爆发出赞叹的欢呼：对特立尼达人来说，这才叫派头。

一个了解法国情况的审查委员会查禁法国电影。意大利、俄国、瑞典和日本的电影，在特立尼达闻所未闻。这里看得到好莱坞风格的蹩脚印度电影；但萨蒂亚吉特·雷伊的“孟加拉三部曲”却没人放映。我相信尼日利亚人不仅痴迷好莱坞电影，还痴迷印度电影。老实说，西印度人可不怎么兼容并包，在特立尼达，印度电影最庞大最热情的观众，除去偶尔几个头脑古怪的人，其他都是印度人。

如果说胸怀世界的特征是有好奇心，那特立尼达自命的世界主义则是带有欺骗性的。这个移民殖民社会没有自己的标准，多年来受制于二流报纸、广播和电影，人们的头脑早已僵化封闭。各种族、各阶层的特立尼达人都按好莱坞二流电影中完美男人的形象重塑自身。特立尼达现代主义的全部意义不过如此。

以下摘自《特立尼达卫报》：

儿童舞蹈令观众痴狂

琼·明歇尔

本文不是对星期四晚上在女王大厅首演的《一九六〇年舞蹈时间》的评论。我只想通过此文对一场赏心悦目的娱乐晚会表达我和在场观众的由衷赞赏。

哪一个节目出类拔萃？每一个都完美无缺，无可挑剔！

有什么能比《魔幻玩偶芭蕾舞》更可爱？足有一百多名初中生参与扮演那些玩偶：童话中的洋娃娃、毛茸茸的小黄鸭、小小的胖胖的黑白两色的熊猫、金棕色的泰迪熊、英姿飒爽的小锡兵、法国小洋娃娃，还有破衣烂衫的安妮布娃娃。

你能想象出什么比那对小巧可爱的日本玩偶、那些旋转的陀螺、弹着班卓琴的托普西、莫普西和黛娜更招人喜爱的吗？他们都兴高采烈，手舞足蹈，他们的每一套服装设计都很精致，做工都很精美。

《彩绘娃娃的婚礼》来了，就连好莱坞《百老汇旋律》也不会表演得如此精彩！

俏丽的伴娘身着彩虹般的芭蕾舞短裙，踮着脚尖翩翩起舞。还有小红帽和捣蛋鬼，哈尔斯玛家的双胞胎扮演的新郎和新娘——我要如何描绘他们的魅力，而无须一遍遍重复同样的赞美？

乡下要安静些，只是有时候会有宣传印度电影的广告车在路上缓缓行驶，音量开得震天动地，惊得鬼神不安。我经常去乡下，不只是图清净。我仿佛第一次看见这里的风景。我原先一直痛恨太阳和一成不变的四季。我原以为这里的植物单调乏味，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觉得“热带风情”这个词有浪漫情调。而如今，加勒比地区司空见惯的东西——普普通通的椰子树，竟把我迷住了。我发现了每个特立尼达孩子都知道的事：站在树下往上看，那黄色肋骨般的锥形树枝，恰如一个正圆形车轮的辐条。我已经忘记这里的叶子这么大，形状这么五花八门：手掌般的面包树叶子，心形的野芋叶子，形如弯曲的剃刀的香蕉树叶子——阳光透过时，叶片几近透明。驱车驶过椰树种植园时，你会看到幽暗的绿影之中那些弯曲的灰白色细树干纵横交错，构成迅速变换的图案。

我以前从不喜欢甘蔗田。一马平川，没有一棵树，酷热难当，甘蔗田代表我所讨厌的热带和西印度的一切。塞缪尔·塞尔文的一个短篇小说取名为“甘蔗味苦”，这个题目足可以用作加勒比历史的题记。这是一种野蛮的植物，长得很高，样子像草，叶面粗糙，叶片如同剃刀的利刃。我知道甘蔗是这里的经济支柱，可我更喜欢绿树成荫。现在，置身于特立尼达中部和南部起伏的大地上，我发现就连甘蔗也可以很美。将近收割时节，驱车穿过甘蔗田，两旁蔗林如墙；但在起伏的乡间，你可以俯视覆盖着一望无际的高大甘蔗的山坡：钢蓝色羽穗在灰绿色地毯上飞舞，呈灰绿色是因为每一条长长的叶片向后弯曲，露出浅色的反面。

可可树林则是另一种风致。它们如同童话中的树，幽暗阴凉，拖着阴影。挂在短粗梗上的可可豆荚，颜色艳丽，如同绿色、黄色、大红、朱红和紫红色的蜡质水果。一天傍晚，我驱车去塔马纳，发现田地被水淹了。平展的黄色水面在黑暗中发出汩汩的声响，低矮的树林的黑色树干在水面上兀然挺立。

每次返回西班牙港都要路过棚户区，此时海湾玻璃般的海水被夕阳染红；红树沼泽，垃圾焚烧场上缭绕的橙色烟雾，一头头山羊，若有所待的秃鹫，一切都笼罩在夕阳的余晖之中。

每个人都要学着去观察西印度群岛的热带地区。这里的风景从没有被人记录，去特立尼达艺术学会看看展览，就会发现本地画家也帮不了你。外来画家贡献了几幅水彩画，特立尼达人呈现了不少地方色调。其中一幅画题为“热带水果”，这样的题目放在温带可能还会有点意义。另一幅画的标题令人吃惊，叫作“土著茅舍”。画中有常见的别致有趣的本土特色和本土风俗，游客眼中的景象，而这类本土画作似乎也正是针对游客创作的。沙滩风景是用颜料管中挤出的颜料直接涂抹出来的，画家没有做出丝毫努力来捕捉天空的深度、光线的亮度和热带地区颜色的不稳定性。更有天分的画家已经不再记录风景：叶子的图案太具魅惑力。在艺术方面，正如在其他所有方面一样，特立尼达一步就从原始风格跨进了现代主义。

许多年前，居住在牙买加的艾德娜·曼利夫人需要为当地一些素描和油画做评委。她写到，这些画没有一幅是描绘牙买加面孔的。“信不信由你，更糟的是，在一幅牙买加市场风景习作或速写中，市场上的女人们艳红头巾下露出的竟是金黄的头发、粉红的脸庞，连眼睛都是蓝色的。”乍看之下，这种情形好像已经改变，因为如今的特立尼达，连广告都用黑面孔了。但促使牙买加艺术家将他所知道的黑得无可救药的人画成金发桃腮的冲动依然存在，甚至更加强烈了。

让我不安的正是那些黑面孔广告。我想我太习惯以前的景象：白人因为用了高露洁牙膏刷牙而获得新的自信，白人因为用了棕榄沐浴露洗澡而永葆少女般的肌肤。问题是，广告中出现的不是真正的黑面孔，只是黝黑的面孔，这才是矛盾的地方。参加老橡树朗姆酒终极对决赛的不是真正的黑人；他们的五官显然不无欧洲特征，灯光一打，几乎与白人无异。真正的黑人只有壳牌石油广告中的修车行伙计。那么，这些广告所针对的中产阶级、这些会被自己的黑人形象所冒犯的中产阶级，到底是哪些人呢？

他们在夜总会里闲坐，每一曲结束都会鼓掌，就像电影中的美国人一样，尤其是像在老音乐剧中那样，女主人公在餐馆中引吭高歌，听到掌声响起，便做出一副惊讶又尴尬的表情。他们有汽车影院，有户外烧烤（barbecue）——这本是加勒比人的风俗，是加勒比人用的词，改头换面后又回到加勒比。他们的房屋、装饰、娱乐和食物都是从美国杂志上抄来的。这是好莱坞的二流世界。区别只有一个。

当时，特立尼达出版了一本新杂志，叫作“西印度家庭”。它被描述为“一本为妇女创办的西印度杂志……专为你而办的杂志，在特立尼达本地创作与印刷。”第一期就有《资深心理专家回答家庭问题》。我相信特立尼达有两位精神病医生；但根据文章内的证据，杂志中所说的问题和心理专家都来自美国的报纸专栏文章。“斯蒂芬·诺里斯解梦，此君就这一引人入胜的话题进行过二十多年的写作。”给这个专栏定位更难。J.H.太太写道：“我梦见我和丈夫在埃及，抗击进攻的阿拉伯人……”题为“拉丁情歌”的连载言情小说中，女主角玛茜·康纳斯是位美国夜总会歌手，一位黑发女郎，“身段窈窕，一头乌发高盘在头顶……真正名门佳丽的写照。”这一切竟都出自这本“在特立尼达本地创作与印刷”的妇女杂志。

他们还是做了某些让步的。封面上是一位黑人女子，可灯光使她的皮肤呈红铜色。但在威乐牌炉子——妈妈有台漂亮的威乐炉——的广告中，两个黑人小孩竟长着“好看的”（而不是黑人的）头发。泰克斯煤气的广告就更发人深省——你怎么做饭时还能那么……有范儿？干吗要告诉他？这样的小秘密只会使忙碌的主妇拥有迷人的神秘感！干吗要戳穿美丽的幻象？可我们知道，她在使用泰克斯煤气。这一广告的亮点在于呈现出一幅所谓其乐融融的西印度家庭画面，爸爸开怀大笑，宝宝骑在爸爸肩头挥着小手，妈妈笑容可掬地炒着菜。但这幅画面在构图、用色和服装上都煞费苦心，暗示这不过是一个晒得有点黑的白人家庭，或许是在“悠长的暑假”里晒的，正如雅芳保湿护肤乳广告中所说的，“皮肤遭受风吹日晒”。

詹姆斯·蒲伯－轩尼斯在战争将要爆发之前曾在特立尼达待过，他认为黑人姑娘演唱《罗蒙湖》的景象“令人作呕”。华兹华斯写水仙花的那首诗好像是唯一一首大多数特立尼达人都知道的诗。但长期以来，特立尼达都有一股抵制水仙花诗歌的运动——尤其是水仙花，因为特立尼达的学生们不认识水仙花。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放弃任何文学和歌曲带来的快乐。只有当那些唱《罗蒙湖》的女孩子故作苏格兰人状时才会显得荒唐。这一点特立尼达人很清楚；人们只有到了苏格兰才希望穿百褶裙。但对于特立尼达人的头脑而言，在特立尼达假装美国人却并不荒唐；尽管他们卖力地抵制华兹华斯，却没有人公然反对特立尼达人终其一生每天都生活在其中的幻想。

他们永远也不能将自己与他们在画报和电影中看到的一切等同起来，于是挫折感更强烈，因为他们的头脑已经封闭，无法接受其他任何事物。现实总是和理想脱节；但是在特立尼达，这种幻想是一种形式上的自虐，比起那种令穷人喜欢看关于富人的电影、让英国歌手操一口美国腔的幻想来说，这种幻想的欺骗性要大得多。其区别之大，正如《特立尼达卫报》刊登的艾米丽·波斯特学院提出的关于如何约会的建议（《男子必须去女子家中拜访》）与“麻雀”演唱的卡里普索小调之间的区别：

孩子，叫你姐姐下来吧，

我有东西要送给她。

告诉她，我是本伍德·迪克先生，

来自桑格里格兰镇。

她和我很熟，我已把自己给了她。

嗯，她一定还记得我。去吧，去吧。

告诉她本伍德先生来啦。

新大陆的黑人直到最近仍不愿正视自己的过去。对他们来说，生活在西印度群岛，说法语、英语或荷兰语，按欧洲人的样子打扮，或仿照他们的举止，信欧洲人的宗教，与他们吃同样的食物，这些都自然而然。不了解事实的游记作家称他们为“原住民”，他们也欣然接受。“这是我阳光下的岛屿，”哈里·贝拉方特先生唱道，“自从开天辟地时，我们的人民就在这里劳作。”非洲已被遗忘。更令人惊诧的是，早在奴隶制初期，欧洲尚未开始瓜分掠夺非洲，你可能会以为非洲会成为秘密传说中自由幸福的神秘土地，可它却只让人想到羞耻。祖辈的乐土不过是诗人布莱克[10]的幻想，不是新大陆黑奴的幻想，除了像一八三四年特立尼达起义中的战士达格这样的人。达格打算向东走，一直走回非洲。在奴隶制被废除二十六年后，一八六〇年，特罗洛普写道：

克里奥尔黑人，也就是在非洲以外出生的黑人，是多么奇怪的种族啊！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迄今也没有哪个国家真正接纳他们。他们没有自己的语言，迄今也没有接受哪种语言，因为他们仍像没有受教育的外国人说外语一样说一口蹩脚的英语。他们没有国家观念，没有种族自豪感。他们没有自己的宗教，而作为一个民族，几乎还说不上接受了什么宗教。西印度的黑人对非洲一无所知，只把它当作一种骂人话。如果分配他和非洲移民在同一个种植园里干活，他不会和他们一起吃饭，一起喝水，一起走路，就连干活时也不大愿意挨着他们，他认为比起新来的人，自己的地位要优越得多得多。

这是奴隶制对黑人造成的最大伤害。奴隶制教他们自我鄙视，给他们灌输了白人文明的理想，让他们看不起其他所有文明。做奴隶时，他们被剥夺了信仰基督教的权利以及受教育、组建家庭的权利；获得解放以后，他们决心得到这些；而每向白人社会迈进一步，都会使他们的处境变得更怪异，更不堪一击。特罗洛普以不同寻常的冷漠口吻评论道：“他热衷于成为有学问的人，用高雅的词语为难自己，做出痴迷宗教的样子，乐于猴子学样似的模仿文明人那些小小的斯文举止。”白人社会的一切都得从头学起，而每走一步，黑人都要面对曾经压制他而如今他正在努力掌握的那种文明的残酷。在牙买加时，有个白人女子对特罗洛普说：“现在这些人竟然也结婚了。”特罗洛普评论道：“我觉得，我能从她说话的语气中猜出她的想法，她似乎认为，黑人结婚是在冒犯地位更优越的白人的特权。”

但在西印度人看来，他们从不觉得自己处境怪异。

（休·斯普林格博士最近在《加勒比季刊》上写到）我们有必要尽可能从我们的角度看待自己，认识到我们的文明并非孤立的文明，而是那个被称作西方文明的文明大分支的组成部分。说到底，这是我们民族生活的起点。我们的文明根植于西方文明，我们的价值观总的来说是基督教－希腊传统的价值观。这种传统的特点是什么？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美德、知识和信仰——希腊的美德、知识的理想和基督教的信仰。

这可称得上是一首对大英帝国的不错的颂歌，其中有无意的讽刺，还有对肮脏的宗教史的无视；这不足为奇，因为乐意忘记和忽视过去是西印度幻想的组成部分。无疑，特罗洛普和那个牙买加白人妇女的话能使西印度人从更好的角度审视自己的处境。

妈妈有台漂亮的威乐炉。你怎么做饭时还能那么……有范儿？

曾有两千万非洲人踏上中途航道，可是在新大陆，几乎连一个非洲名字都没有保留下来。直到前几天，非洲部落男子还在荧屏上引起了西印度观众讥讽的笑声。讽刺黑人的喜剧（其价值观是基督教－希腊传统的价值观）更受追捧。追求基督教－希腊传统时——有人可能把这解释为白人观念——你必须否认过去，蔑视自我。要变黑为白才行。据说，集中营里的犯人过一段时间后会真的相信自己有罪。黑人在追寻基督教－希腊传统时，会承认他的黑就是他的罪，于是便把人分为白、陈白、霉白、土色、茶色、咖啡色、可可色、浅黑色和乌黑色。他从没有认真怀疑过他所向往的文化中的偏见是否合理。在法属区他向法国人看齐；在德属区他向德国人看齐；在英属区他则向白人和现代看齐，真正像英国人却根本不可能。

生活在一种借来的文化中，西印度人尤其需要作家告诉他，他是谁，他的处境如何。这一点西印度作家没有做到。迄今为止，大多数作家只是反映或迎合他们的种族或肤色群体所持有的偏见。不少作家关心的是如何让自己的群体摆脱黑人身份，向白人靠拢。这种荒唐在一部小说中达到极限，小说中一个肤色较浅的黑人（作者更喜欢称他这类人为“优等有色人种”）呼吁对肤色更黑的黑人宽容。在那种语境中，关键不在于他呼吁了什么，而是呼吁行为本身：这种行为暗示，在某种小说中，浅肤色的黑人同白人一样，具有相同的情感，相同的偏见，行为举止也和白人无异。于是棕色皮肤的作家会塑造出棕色皮肤的主人公，其言谈举止即便不是非常得体，却也与白人类似；他们会通过不遗余力地侮辱其他族群来进一步确立自己的地位。这种想被人看作是与众不同的、想获得尊重的强烈渴望并不新鲜。一百年前，特罗洛普发现“地位不稳固阶层的有色人种姑娘”热衷于用鄙夷的口吻向他谈论黑人。“我听到有个女子这样谈论，可我原本很肯定她自己就是黑人呢。她没有使用污言秽语，而是温和地谈到劣等种族。”当然，如今黑人作家可以还击了，他可能会像某位作家那样，说到“散发着卡其布和种族臭气的英国士兵们”。对于刚出道的黑人作者而言，整个西印度阵线的写作与文学无关，与种族战争密不可分。

那些没有安全感的人渴望被描绘成英雄。本来反语和讽刺能达到更好的效果，但却不被接受，而没有哪个作家愿意让他的群体失望。正因如此，那些生动活泼、富有创意的特立尼达方言得不到西印度人青睐，而正是这种方言在国外为西印度写作赢得很多朋友，也招来同样多的敌人。西印度人不反对在当地使用这种方言，特立尼达最受欢迎的专栏是《晚报》上的一个方言专栏，撰稿人机智诙谐，颇具才华，人称“金刚鹦鹉”。但他们反对在拥有国外读者的书中使用方言。“那样的话我可不说，”一个妇女对我说，“是你才那样说话呢。”特立尼达人希望他们的小说就像他们的广告一样，有洗涤剂的功能，而主要是因为这个，人们经常抱怨描写所谓中产阶级的作品太少。

事实上，描写西印度中产阶级的作品有很多，但这些人很难与白人区分开，本质上也常常与白人无异，以至于连中产阶级自己都认不出自己来了。西印度的中产阶级不容易写。要想使这些人物不滑向面目模糊的美国东岸白人，你需要具有极敏锐的讽刺天赋，可能还要有股子坏劲儿。你必须把他们当作有血有肉的人，有实实在在的问题、责任和情感——这些已经有人做到了——还要把他们看作一伙生活被空想毁掉的人，而这空想便是他们背负的十字架。是否有人尝试过诚实地探索这一阶层，很令人怀疑。做到这一点所需要的天赋——细腻和野蛮——只能在成熟的文学中生长出来，只有当作家不再考虑是否会令自己人失望时，他才会向成熟文学迈进。

黑人与白人世界的纠葛是西印度写作的另一个局限，这一局限也毁了美国黑人的写作。美国黑人的主题是他的黑。这不可能是任何严肃文学的基础，而且一旦美国黑人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为自己的利益发出了抗议，他也就再没有别的话可说，这种情况一再发生。除了两三个例外，西印度作家迄今避免了美国黑人式的抗议写作，但他们的目的也同样是为了宣传：使自己的群体被接纳。

格雷厄姆·格林说：“喜剧需要一个坚实的社会常规框架，一个作者对之怀有同情却置身其外的框架。”按照这一定义，西印度作家没有能力写出喜剧，而且正如我们看到的，他们对喜剧不感兴趣。格林先生的定义可以再引申：一种文学只能产生自一种坚实的社会常规框架。而西印度人了解的唯一常规是他们与白人世界的纠葛，这便使他们的作品失去普遍的感染力。这种情境过于独特，读者被排除在作品之外，他受邀旁观，却不能参与。任何一种足够坚实的社会常规框架，无论它与读者自身的差异有多大，进入它都更容易。进入像卡马拉·雷耶[11]这样的非洲作家的部落世界都比进入西印度文学世界更容易。

任何作家都不应该因反映他的社会而受到责备。假如说西印度作家受人责备，那是因为他们接受和张扬他所属群体的平庸的种族观与肤色价值观，他们不仅没能诊断出社会的疾病，反而使之加剧。

特立尼达人只有在卡里普索小调中才会触及现实。卡里普索是一种地道的本地艺术形式。凡在特立尼达以外创作的歌曲都不能算作卡里普索。卡里普索涉及本地事件、本地人的态度，运用的语言也是本地方言。纯粹的卡里普索，最好的卡里普索，外来人是听不懂的。机智诙谐和用语巧妙别致是卡里普索的根本；没有这些，一首歌无论音乐多美，唱得再好都算不上卡里普索。世界各地的百十名平庸的游记作家（他们记录了“特意”为他们演唱的打油诗）和百十名“卡里普索歌手”已经糟蹋了这种形式；如今在国外，卡里普索通常只被看作一种用易上口的旋律和蹩脚的英语编的简单顺口溜。如今游记作家们心照不宣地拒绝接受卡里普索，这种态度与先前不加甄别的接受同样愚蠢，因为两种反应都没有建立在对真正的卡里普索了解的基础上。

卡里普索低劣化，特立尼达人同所有人一样难辞其咎。正如他们乐于欣赏自身美国式的现代性，他们也乐于迎合旅游宣传册中的理想。他们清楚，特立尼达是以卡里普索和钢鼓之乡的形象面向世界的。他们打定主意不让世界失望，他们对自己进行讽刺性模仿的才华是不可限量的。美国人期望看到土著服装和土著舞蹈，特立尼达人便要探寻这两样。

在特立尼达，最常用的词莫过于“文化”。人们说起文化，仿佛它和日常生活截然分开，与广告、电影和连环漫画截然分开。它像某种本地特色菜肴，像卡拉罗杂烩汤——用蟹肉、蔬菜，以及各种调味佐料煮成的浓汤——这样的东西。文化是一种舞蹈，不是那种三个人以上聚在一起就会跳的舞蹈，而是穿上土著服装在舞台上跳的那种舞蹈。文化是一种音乐，不是由著名乐队以现代方式演奏录制在磁带上的音乐，而是钢鼓音乐。文化是一种歌曲，不是那种像卡里普索那样已经成为特立尼达民歌的广告歌，也不是从早到晚都听得到的美国歌曲，不是这些，而是卡里普索。简言之，文化是夜总会表演的一个节目。特立尼达人最开心莫过于看到美国白人游客在夜总会为他们的文化鼓掌欢呼。

以下摘自《特立尼达卫报》：

林波舞[12]有望进入西印度电影

卫报航运记者乔治·阿里恩

意大利电影导演洛伦佐·里希阿迪先生携他的摄影师夫人于星期二飞抵特立尼达，为巴尔第电影公司计划在西印度群岛拍摄的电影选秀，并挑选可用的拍摄场地。不到几小时，他们便被古道热肠的旅游董事会秘书奥立弗·伯克先生接到西班牙港南码头上新开张的米拉马尔俱乐部，观看曾被誉为“林波舞之王”的奇那浦勋爵及其舞蹈团表演的林波舞。

“太精彩了！”里希阿迪赞叹道，“我会考虑把林波舞运用到电影中，虽然现在一切尚未决定。”他昨天说。

这是里希阿迪夫妇加勒比探索之旅的最后一站。

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游历过古巴、牙买加、圣托马斯岛、波多黎各、马提尼克、圣卢西亚、格林纳达和巴巴多斯。

这样谈论文化还是比较新的现象。文化是四十年代某些政客提出的观念，它为人们所接受，主要是因为它符合一些人对自己的空想生活渐渐感到的朦胧的、少有人理解的不满。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基于种族、肤色、黑色的深浅、宗教和财富分裂成一个个互不相容的小圈子，而宣传本地文化是这样的人群中能够产生的唯一形式的民族主义。任何特立尼达群体都会迫于压力分裂成更小的组成部分，最可悲的表现莫过于一九五八年的伦敦种族骚乱。白人、有色人种、葡萄牙人、印度人和华人都以为自己不会遭到骚乱分子的袭击；有些黑人以为只有牙买加黑人才会遭受袭击，有些学生和专业人士以为只有底层黑人才会受到袭击；而在包括白人、棕种人和黑人在内的西印度体面阶层中，人们普遍有一种感受，认为那些“黑家伙”的麻烦都是自找的，因为英国人被他们激怒了。当西印度人本该抱成一团时，他们却急于撇清自己；别忘了，麦凯太太的儿子安格斯曾告诉别人他是巴西人。

特立尼达不可能存在民族主义。在殖民社会，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着想；每个人都拼命抓住能够允许他抓住的那点尊严和权力；他们无须对自己的岛尽忠，对自己的群体也几无效忠的责任。要理解这一点就得理解始于一九四六年的特立尼达政治乱象。当时，成人普选权未经全民辩论动员就宣布实施。这种特权让人们措手不及。旧有的态度仍深固难徙：政府是很遥远的东西，本地的杰出人物受人鄙视。新政治专属于那些看到巨大商机的有经营头脑的人。这里没有党派，只有个人。腐败并不出人意料，只会引人发笑甚至多少还得到些赞赏：特立尼达人一直佩服那些“机灵鬼”，就像西班牙文学中十六世纪的无赖，在一个感觉只有偷奸耍滑才能出人头地的地方，靠耍心眼混日子，占上风。

一八七〇年，金斯利访问圣费尔南多，一个“欣欣向荣的快乐小城”。唯一令他不舒服的是黑人的房舍，它们“大多是由最五花八门、最惨不忍睹的破木片东拼西凑搭建起来的”。

一问方知，这些材料大多是偷来的；假如一个黑人想盖房子，他不会去买材料，而是这里偷块板，那里找根棍，再到别处踅摸一颗钉子……丝毫不关心这样做会给正在修建的房屋造成多么严重的损害；他把这些材料严严实实地藏在邻居屋后，等他凑够了一堆材料，一间新的小棚子就像变戏法一样冒出来……可正是那位向我抱怨的先生颇为坦率地告诉我，这种习惯只是可恶的奴隶时代留下来的传家宝，那时候奴隶在别的庄园里的小偷小摸行为是受到自己主人纵容的，因为假如甲的黑奴抢乙，乙的黑奴便去抢丙，以此类推，循环不止。这样的事态令人沮丧，其效果还会导致另一种恶果：此事除了本身是错误的，还必定滋生出上百种别的坏事。

喜欢坑蒙拐骗的无赖行径一直存在。试卷漏题屡见不鲜；在一九六〇年剑桥学校证书考试中，生物试卷在开考前几天便已经全岛尽知。奴隶制、人口混杂、缺少民族自豪感和封闭的殖民体系在相当程度上使西班牙无赖世界的态度在这里重现。这是一个丑陋的世界，一片尔虞我诈的丛林。在这里，痞子英雄不偷就得挨饿，被人抓住就会打个半死，于是他尽可能先下手为强；弱者备受凌辱，强者从不露面，遥不可及；这里不允许任何人有尊严，于是每个人都得为自己争出头；这是一个没有创意的社会，战争是这里唯一的行业。

因此在特立尼达，你必须时刻小心保持尊严，无论是在商店里还是在银行里，在过马路还是在开车，都要摆出一副派头。药店对待贫穷病人的恶劣态度早已臭名远扬。在银行里，外国雇员的服务态度更好些；他可能知道你的账户中存款微薄，可还是会彬彬有礼。在公路上开车，没人会为了你把远光调成近光，你必须以牙还牙，开大灯闪晕对方，你得学习特立尼达公路上的游戏规则，在令人目眩的灯光中开车，照得对方紧急转向。

在无赖社会，暴力和野蛮是可以接受的。二十年前，一首极为流行的卡里普索小调极力主张重新施行肉刑：

抡起过去的九尾猫[13]！

狠狠抽他们！这样他们就会改弦更张。

用火辣辣的鞭子，赶他们去卡雷拉岛（监狱岛），

这样他们就会乖乖讨饶。

一九六〇年遭警察追捕的格林纳达非法移民是卡里普索小调的一个主题；当地居民为警察的粗暴行径欢呼叫好：

你要是看到他们怎样捉住那伙恶棍，

朋友们哪，你得又喊又叫。

他们有些能识文也会写字，

可说出话来南腔北调。

警察对他们说：“说猪猡，你这蠢货。”

他们说的却是“基佬”，于是在警车里挨了顿臭揍。

多愁善感和野蛮粗暴共生共存。一个人看到二流电影中一幕感人的母子戏时转过头用嘶哑的声音对你说：“我说孩子，母亲真是伟大。你可只有一个妈啊。”而同一个人，看到贝尔森集中营[14]的场景时竟会发出讥讽的笑声。

将政治组织引入这样一个喜爱腐败和暴力、缺乏对人的尊重的无赖社会，是有危险的。这样的社会不可能立即承担起责任；只有通过培养责任感才能对其进行再教育。改变必须自上而下进行。死刑和肉刑，是对野蛮行为的煽动，都必须废止。必须重新激发出行政部门的活力。在殖民时代，公务员的升迁之路被国外派来的公务员所阻，有时候这些外来人员更平庸，偶尔也会腐败，于是本地公务员只得将所有创造力消耗在琐碎的投机钻营上，将无名的邪火发泄在百姓身上。他的职责就是当个小职员，从来没人要求他做事高效；他也从来无须做决定。如今他被抛进管理体系，由原先的职员或顶多是有行政级别的高级职员变成管理者，一般的公务人员都有些力不从心。歧视百姓的态度仍然存在，推诿责任的传统也阴魂不散。而大众却因为有求于人，对权威依然又惧怕又蔑视。大多数商业公司的情况也和行政部门的情况无异。

若要提高效率，这些态度也会发生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讲，高效的行政服务就是为他人着想的行政服务。如果要求提高效率，药店服务员就会明白，自己不是凌驾于贫穷患者之上的大老爷，警察也不再是手握强权的恶霸；也许，原先从上到下人人都能感觉到的那种要颐指气使才能展示权威的需求会逐渐降低。

以下摘自《特立尼达卫报》：

萨姆·库克将举行义演

美国杰出歌手萨姆·库克和他的夏日乐团将在十一月九日和十日最后一站巡演结束后，为特立尼达孤儿院的全体人员举行一场义演。

此事在纽约萨姆·库克公司写给特立尼达的萨姆·库克歌迷俱乐部秘书瓦尔蒙德·琼斯（肥仔）先生的一封信中被披露，赞助此次演出的正是这个俱乐部。

义演日期定在十一月十一日，库克先生在圣费尔南多当地最后一场演出的第二天。

以下摘自《特立尼达卫报》：

萨姆·库克的“代理人”逃往马提尼克

距离他的偶像歌手原定的演出时间只剩三十六小时，萨姆·库克歌迷俱乐部秘书“肥仔”瓦尔蒙德·琼斯却出人意料地于昨天上午逃往马提尼克，此时西班牙港环球剧院的门票早已销售一空，这令大批购票观众措手不及。

琼斯先生，制造这场尽人皆知的义演骗局的始作俑者，是宣传萨姆·库克来特立尼达访问演出的“经理人”。

根据琼斯先生的安排，那位美国歌星应于今晚在西班牙港环球剧院演出两场，明天将在圣费尔南多帝国剧院演出两场。按信上的说法，他将于星期一携一个六人乐队抵达皮亚科机场。直到昨天晚上，那位歌星和乐手们还没有出现。

据悉，环球剧院四点半和八点半两场演出的门票早已抢购一空。报道还说，圣费尔南多的票也卖得如同“刚出炉的热烧饼”。

琼斯先生在离开之前曾透露，库克将在约定的四场演出之后，为孤儿进行一场义演。

西班牙港一位广告商为宣传萨姆·库克的特立尼达演出投入了一千多元，他对琼斯先生的离去颇感惊讶，立即叫停了针对演出在做的进一步推广。

原定于昨晚在西班牙港布雷顿厅酒店举办的欢迎库克先生的鸡尾酒会也没有举行。几位受邀的客人到场了，得知库克先生尚未抵达时，大为失望。

期望在布雷顿厅酒店见到库克先生的所有人之中，最感失望的也许是一位来自驻查瓜拉马斯美军基地的美国海军军官。他说他向琼斯先生预付了“几百元”，后者同意安排那位歌星到基地进行短暂的演出。

一天下午，在大草原附近，三个小青年围着一辆椰子车谈论那场骗局。

那个印度人说：“我不明白怎么会有人恼他，这脑瓜儿多机灵啊！”

“我姑姑也是这么说，”一个黑人男孩说，“她一点也不觉得被坑了。她觉得出那两块钱买的就是他那股机灵劲儿。”

她觉得出那两块钱买的就是他那股机灵劲儿。这样一来，什么分析都立刻变得荒唐可笑。因为这正是无赖社会产生的天然的世故和宽容，别的你还能指望什么呢？不假思索地谴责无赖社会意味着无视它的重要特征。这种特征不是它诱惑你或让你着迷的能力。因为如果说这样的社会滋生玩世不恭，它也滋生宽容，但不是不同阶级、不同宗派等等之间的宽容——反正特立尼达也不存在这东西——而是某种更深刻的东西：对所有人类行为的宽容，对人们展现的每一种机智与格调的喜爱。

在特立尼达，做任何事都没有一定之规。每幢房子都可能华而不实。大家都是找到谁就跟谁过，住得起哪儿就住哪儿。排斥异己根本毫无意义。任何团体的禁令都无人理会。如果说特立尼达人是世界主义者，那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而言，而非按旅游宣传册上的标准。特立尼达人善于应变，玩世不恭，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一成不变的社会习俗，倒是觉得别人的习俗很好玩。他们是天生的无政府主义者，从不把大人物当回事儿。他们生性古怪，如果说古怪指的是表达个性，不怕嘲笑，不受阶级戒律的约束的话。如果说特立尼达人没有道德标准，那他也不会像伪善者那样堕落得那么深，不会假虔诚之名要求党同伐异，比如他绝不会像那个伦敦房东那样，将自家住宅改为寄宿公寓，收高房租，还操心房客生活堕落，这种行为虽得到社会认可，实则惹人讨厌。所有使特立尼达人成为不可靠、受人盘剥的公民的特点，也使他成为拥有符合人性的价值观、只在乎机智和格调标准的聪明伶俐的文明人。

当特立尼达人渐渐成为更可靠、更高效的公民时，他们也渐渐失去了自己的本性。贫富之间——公务员、专业人士、劳工之间——鸿沟日渐加大。阶级分界更加固化，在这片土地上，往前追溯不了多远，大家不是劳工，便是骗子，有时候是劳工变成了骗子，而初现雏形的中产阶级却在大谈他们的祖上如何如何。标准正在由中产阶级创立，社会流动性也已削弱。随商业电台和广告商而来的是现代社会的种种设施机构，它们制造抑郁和不快，扼杀社区精神，将人们禁锢在由相似的抱负、相似的趣味和相似的自私自利铸成的相互孤立的牢狱之中：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种族斗争。

在特立尼达，人们说起种族问题时指的不是黑人和白人之间的问题，而是黑人和印度人之间的对抗。这一点白人并不承认，他们坚持认为基本问题仍是白人群体对其他非白人群体的歧视。但既然很少听到有人抱怨白人有偏见，你发现白人在黑人听众面前鞭挞自己种族的偏见就不稀奇了。他们这样做时，往往是转述其他白人的荒谬言论，同时申明自己并没有与他们同流合污。

事实是，特立尼达的权力分配太均衡——白人经营商业，印度人涉足商业和专业工作，黑人从事专业工作和行政工作——以至于种族歧视没有什么意义。卡里普索歌手“麻雀”最近预测的情况已经出现：

嘿，瞧现在这形势，

所有贩卖黑鬼的买卖都要叫停。

不久，在西印度群岛就会是

“拜托，黑鬼先生，拜托啦！”

尽管白人大谈种族歧视，特别是谈给外人听，但人们对当地的白人并没有普遍的反感。可是针对“外侨”出现了一股越来越强的敌意——外侨占据高位，对当地人是一种威胁和羞辱，让人联想起高级职位都留给外国侨民的时代，联想起在英国遭受的歧视。但这种敌意并不普遍，仅存在于中产阶级中那些根基不太稳固的人中间。

白人的种族偏见在现实中出现分流是不可避免的。黑人的文化纠葛都是与普遍意义上的白人社会之间的，而非本地白人——本地白人对教育兴趣索然，很少涉足专业领域。殖民体制的分崩离析让白人的无能暴露无遗，与此同时，也使受教育更多的非白人群体受到压抑的抱负得以施展。混乱的社会等级划分也有所帮助。岛上每个群体都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精英阶层。外来侨民相信他们才是精英；以精英自许的还有当地白人、商人、专业人士、高级公务员、政客、运动员。这样一来，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自己何时被排除在精英阶层之外，倒也皆大欢喜。而最重要的是，本来可能针对白人的仇恨却导向了印度人。

如今，在整个加勒比地区，黑人张扬自我的渴望从来没变过。这使得他们在牙买加与白人、有色人种、华人、叙利亚人和犹太人起冲突，在马提尼克与白人和有色人种起冲突，在特立尼达与印度人起冲突。乍一看，黑人与印度人的相互仇视让人迷惑不解。在很多层面，他们都说同样的语言，拥有同样的渴望——妈妈有台漂亮的威乐炉——连乐趣也日渐相同。他们没有利益冲突。黑人住在城里；印度人在乡下务农。写得一手好字满脑子鬼主意的黑人当公务员；本领相当的印度人则去从商。两者都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近来，随着印度人进入行政机构，小岛上来的黑人打入出租车行业，两者之间产生了一定的正面交锋，但比起特立尼达人习以为常以至浑然不觉的那种长期存在的体力劳动划分来说，这些就算不得什么了。比如说卖椰子的商贩是印度人；从黑人手中买椰子很别扭，甚至不明智。没有人，甚至没有一个印度人，会雇一个不是黑人的瓦匠或木匠。工作层次越低，分工越细：黑人卖冰及其直接副产品：刨冰、榨冰和炼乳冰球。印度人卖冰棍。战前，印度人打扫西班牙港的街道，黑人清理粪池。他们都打心眼儿里瞧不起对方。战争期间，小岛上来的黑人开始扫大街，一些印度人觉得这是印度人甘心放手的另一例证——放手是他们父辈的美德。

如果“弗朗西斯科·博巴迪拉号”上的移民没有说谎，在圣基茨岛，黑人烤面包还算小有成就。可圣基茨岛总归是圣基茨岛。在特立尼达，黑人开面包店就要冒不小的风险，开洗衣店更是自讨苦吃。不管在里屋如何，特立尼达人愿意相信，给他们洗衣服、烤面包的是一双白人或华人的手。同样，尽管人们老抱怨说白人和浅肤色的职员霸占银行职位，黑人还是有种强烈的感觉，无论一个黑人为人多么可靠，他却不懂得如何管钱。说到钱的问题，黑人和印度人都有种近乎迷信的想法，认为他们的种族靠不住。几乎没有一个特立尼达人不曾感到或说过：“我跟自己种族的人打交道总是倒霉。”关于多种族社会中的这一方面，鲜有社会学家关注到。

这一切似乎很和谐。可特立尼达却在种族战争的边缘蹒跚摇摆。政治一定难辞其咎；但必是仇恨先结下，政客们才大显身手，把一切搞得更糟。印度人和黑人拼命比赛看谁更瞧不起谁，这丝毫无益于促进双方关系。而参与这种蔑视比赛的还是那些头脑开明的人，他们乐于呼吁自己的群体对另一群体表现得宽容大度，不料对方的开明人士声称是自己一方在容忍，并不禁让人气不打一处来。双方还有一个颇为激烈的争执：到底是谁先瞧不起谁的。

我们只需说，这种相互仇视的确存在。前面说过，黑人对白人以外的所有人都极为蔑视；他们的价值观是最顽固不化的白人帝国主义价值观。印度人瞧不起黑人，因为黑人不是印度人；此外，他们还继承了白人对黑人的所有偏见，并以皈依者的狂热劲头将每一个身上流着一丁点儿黑人血液的人都看作黑人。弗劳德在一八八七年写道：“这两个种族比白人和黑人还要势不两立。那些亚洲人更强调自身优越性，他们大概担心如果不强调，白人会忘掉他们的优越性。”就像恳求进化的猴子一样，每一方都声称自己比另一方更白，印度人和黑人都要吸引那些并不领情的白人观众来瞧瞧他们有多么鄙视对方。他们的相互鄙视是以白人作为参照的，可讽刺的是，如今他们的相互对立应该早已达到了巅峰，可此时白人的偏见却早已无关紧要了。

对于印度人，其他民族的人几乎一无所知。外人只知道他们住在乡村，耕田种地，生活富裕，热衷打官司和暴力活动。毋庸置疑，印度移民中有少量的罪犯和军人——一两个低级军衔作为姓氏保留下来了——某些印度乡村过去因为时不时出现几宗谋杀悬案而笼罩在黑帮气氛下。特立尼达人都知道，在印度村庄里开车撞人后停车是自讨苦吃。至于有没有发生过司机停车后被殴打的事，我不知道。[15]外人对印度教或伊斯兰教一无所知。人们知道的唯一一个印度节日是穆斯林的侯赛因节，人们敲锣打鼓，过去还表演棍术比武。黑人有时候也敲鼓。印度式的婚礼也为人所知。人们对婚礼仪式并没有多大兴趣，只知道在这样的婚礼上，不论谁去都会有饭吃。简单如印度名字和穆斯林名字的差异，也没有人知道；黑人比一般英国人更懒得费劲读对印度人的名字。部分原因和态度有关，黑人认为只要不是白人，其他的都不值得费心；另一部分原因是印度人难以捉摸；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许多印度人已经高度现代化，认为印度习俗是应该抛弃的东西。因而尽管印度人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的习俗仍被认为是古怪的，甚至异乎寻常的。

使印度人成为社会异类的一切也赋予他们力量。他们置身局外，与黑人白人间的争斗绝缘。岛上其他任何人都不会像他们那样受制于各种清规戒律。关于食物，关于不洁，他们都有烦琐复杂的规矩。他们的宗教赋予他们的价值观与社区中其他人信奉的白人价值观不同，这使他们免于自我鄙视；他们从未失去对自己出身的骄傲。比宗教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家庭组织，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世界，充满争吵和忌妒，家里的人逃不出去，外人也无从渗入。它囚禁你，也保护你，一个一成不变的世界，等待衰朽。

伊斯兰教是稳定的宗教。印度教则没有组织，没有固定信条，没有等级划分；它在不断自我更新，依赖经常冒出来的上师和圣人。在特立尼达，印度教只会凋谢，但它的戒律却顽固地延续着。不同种姓之间通婚只在最近才不招惹麻烦，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婚姻仍然会导致家庭分裂；与本种族以外的人结婚则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城市里的印度人，属于中产阶级的印度人和皈依基督教的印度人才比较容易跳出印度人的思维框架。从各个方面看，信仰基督教的印度人更开明，适应性更强。但是在向白人靠拢的这条艰辛路途上，他们却远远落在黑人后面，因而更加缺乏安全感。

印度人住在乡村，能够拥有完整的社区生活。这是一个被忌妒、家族世仇和村庄间的世仇所吞噬的世界；但这却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一个殖民社会中的社群，没有责任，几乎不受当局管辖。人们效忠的范围很小：忠于家族，忠于村庄。这造就了印度人偏爱的那种村中长老式的政客，也说明为什么印度领导人在处理政党机构和政策这类事时表现得那么差劲，那么不称职。

一个农民思维、金钱思维的社群置身于物质主义的殖民社会中，因切断根基而在精神上停滞不前，其宗教因为缺乏哲学内涵已沦为空洞的仪式：历史偶然和民族气质相结合，已经将特立尼达印度人变成彻头彻尾的殖民地居民，甚至比白人还要庸俗市侩。

西印度群岛黑人的动力大多出自于要在这个世界上确立自己地位的渴望。印度人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他们安于自己狭隘的忠诚。无论他们说不说它的语言，信不信它的宗教，知道有个叫印度的国家存在，他们便有了主心骨。他们对这个国家没有多少眷恋。据说一九四七年的印度独立助长了特立尼达的印度种族主义，但这种解释未免流于简单。特立尼达印度人曾关心印度独立斗争，向各种基金会慷慨捐资，但他们自一九四七年开始已经不再插手印度事务。斗争结束，耻辱已雪，他们可以放下自责，在特立尼达安逸宽容的社会里安心地过自己的日子。去过印度的印度移民带着对故乡的贫穷的厌恶回到特立尼达，深信自己高人一等。印度的印度人和特立尼达的印度人之间的关系很快发展成一种无言的嫌恶，这正如宗主国居民与殖民地居民之间的关系，西班牙人与拉美人之间的关系，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之间的关系。

不是在一九四七年，而是在一九四六年，特立尼达举行了第一次普选。那时候，没有执照的乡村律师和村里的头头脑脑们开始出头露面，不只在印度人聚居的地区，而是在整个岛上。那时候，宣传车上的大喇叭提醒人们，你们可是有雅利安血统的。据报道，那时候那位不久之后就得到丰厚回报的政客袒露出苍白的胸脯，呼喊着：“我也是黑鬼啊！”

如今，尽管一种种族主义好像在影响另一种种族主义，两者却有不同的根源。印度人的种族主义是由印度政客在无伤大雅的自我中心中创造出来的，而黑人的种族主义则更为复杂。那是一种对尊严的迟到的主张，其中掺杂着怨恨，有点像城市里的乌合之众对饮食和娱乐的要求。它还具有深刻的理性暗示，即意识到黑人问题不仅存在于别人对黑人的态度中，还包括黑人看待自己的态度。这种种族主义依然很混乱，因为黑人在拒绝接受白人强加给他们的罪恶感时，却摆脱不掉自己从白人那里继承来的偏见，正是这种双重性导致了牙买加小说家约翰·赫恩在一九五七年访问英属圭亚那时描述的那种“毁了那么多黑人的可悲的怀旧情绪。他们退回到各种辩解之中——为自己的状况，为无休止的‘历史’解释，为自己的方向感缺失。那种感情用事的肤色情谊，使得作为‘非洲人’有一种廉价的兴奋感。”

在黑人与印度人的冲突中，双方都相信自己会获胜。双方都没有看到这种争斗可能会毁掉这个卡里普索之乡。

特立尼达幽默感的特点是它能够将严肃的国际危机转换成私人间的笑话。西班牙港莱特森路那片名声不好的危险的夜总会被称作“加沙地带”——我看到过大字标题“加沙地带爆发枪战”——一旦将本地地名与国际争端相联系，夜总会的老板们就会在乡村咖啡馆反复提到这些地名，急于给他们那些不起眼的小店涂上点戏剧色彩。因此毫不奇怪，当刚果占据了几周的报纸头条之后，刚果领导人那些响亮的名字——卡萨武布[16]、卢蒙巴[17]、蒙博托[18]——便给特立尼达人插上想象的翅膀。任何有点权势的人，尤其是工头和警察，都变成了蒙博托：“小子们，当心，蒙博托来啦。”卡萨武布和卢蒙巴的名字可以用在随便什么人身上；我还遇到过一个临时绰号叫达格（哈马舍尔德[19]）的人呢。这种已为人熟知的高端角色扮演正是特立尼达人喜爱空想的口味的一部分，在为期两天的狂欢节的狂饮欢闹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无所不用其极。[20]

后来喜剧变成悲剧。卢蒙巴被俘，被羞辱拍照后惨遭杀害。获知卢蒙巴死讯几周后，我在西班牙港的一条主干道上遇到一个游行队伍。队伍排列整齐，参加者都是黑人。他们唱着赞美诗，这与横幅和标语上充满火药味的口号形成强烈对比。这些人以一种定义不明、囊括一切的方式反白人、反教士、亲非洲。如此景象我以前从没有在特立尼达看到过。这展示的正是约翰·赫恩曾经描述的那种“感情用事的肤色情谊，使得作为‘非洲人’有一种廉价的兴奋感”。这代表了黑人种族主义徒劳无功的一切。加沙地带和被称作蒙博托的警察代表的是旧特立尼达。这支唱赞美诗的游行队伍代表的则是新特立尼达。

那时候我想，这纯粹是地方性爆发，迫于本地的政治压力而产生。但不久，就在我当时准备奔赴的旅行中，我看到这种爆发十分普遍，反映出整个加勒比地区黑人社区中暴露出来的情绪：混乱，方向不明；这是黑人对忍受已久的罪恶感的拒绝；是那场推迟至今、最终爆发的斯巴达克斯起义，比杜桑·卢维杜尔起义更激进；也是对中途航道这一头的旧账的了结。

[1]艾罗尔·约翰（Errol John，1924–1988），特立尼达演员、剧作家。

[2]此处指第二次世界大战。

[3]英国西北部靠近曼彻斯特的一个工业城市。

[4]西印度群岛的即兴讽刺小调，起源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种植园，对社会现实、政治事件或各种要人进行诙谐的讽刺，节奏灵活，有爵士风。

[5]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1819－1875），英国牧师、历史学家、作家，代表作有《向西去啊》《水孩子》等。

[6]即今天的北方邦和北阿坎德邦地区。

[7]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约1552－1618），英国探险家、作家、政治家，伊丽莎白一世宠臣，组织了若干次前往美洲的探险和殖民活动。

[8]关于移民的上述事实来自1960年伦敦出版、由四人合著的《发展中的西印度群岛》。——作者注

[9]詹姆斯·蒲伯－轩尼斯（James Pope-Hennessy，1916－1974），英国传记和游记作家，曾任特立尼达总督赫伯特·杨格的私人秘书。

[10]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11]卡马拉·雷耶（Camara Laye，1928－1980），非裔圭亚那作家，法语非洲文学的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有《非洲孩子》《国王的光辉》。

[12]西印度群岛舞蹈，舞者需向后仰，从离地越来越近的杆下通过。

[13]用九股打结的绳子做成的鞭子，曾作为英国海军体罚的工具，后被当作刑具。

[14]二战时期德国北部的纳粹集中营。

[15]“一位聪明又好心的印度记者带我去阿格拉看泰姬陵。车要开一百二十英里，穿过尘土飞扬、焦渴干涸的乡村。每到一个村庄，司机就把车速减到每小时十英里，手一直按在喇叭上。我的朋友说：‘要是在这种地方撞了人，当地人就会把车烧毁，杀死车里的人。’”见约翰·韦恩撰《印度访问记》，刊载于《邂逅》，1961年5月。旧省阿格拉是特立尼达印度移民的祖籍地之一。——作者注

[16]约瑟夫·卡萨武布（Joseph Kasavubu，1910－1969），刚果共和国（金）（今刚果民主共和国，1971年至1997年间称“扎伊尔共和国”）首任总统。1965年被国民军总司令蒙博托·塞塞·塞科发动的政变推翻。

[17]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Émery Lumumba，1925－1961），刚果共和国（金）首任总理。1961年1月被叛军杀害于加丹加。

[18]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éséSeko，1930－1997），曾任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1965－1971）和扎伊尔共和国总统（1971－1997）。他通过政变上台，在第一次刚果战争中被推翻。1997年病逝于摩洛哥。

[19]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öld，1905－1961）瑞典人，从1953年4月10日起担任第二任联合国秘书长，1961年9月18日因飞机失事，在北罗得西亚殉职，同年被追授诺贝尔和平奖。

[20]1957年，有人在勋爵棒球场偶遇巴巴多斯作家乔治·拉明。那天索伯斯在对阵马里列博恩板球俱乐部时得了一百分。据说这个西印度人欢呼道：“第一次进军板球界的克里姆林宫就得了一百分，伙计，克里姆林宫啊。”如此可见，冷战的戏剧性被借用到了寻常活动中。——作者注

第三章　英属圭亚那

白 色木城/圣诞假期/有波浪形隔板的房子/贾根夫人/白皮书/内地/热带草原/殖民地前哨/印第安人/越过边境/布兰科河/博阿维斯塔的灯光/夜生活/白天的博阿维斯塔/新年致辞/班克斯啤酒/郁闷的旅途/大庄园/高与低/去波塔罗河/家事/渡河/黑人的焦虑/混乱的人群/演说家/贾根家族/家宅/又一场政治集会/原汁原味的政治/去罗赖马山/采矿工/卡耐玛/可可与河水/传教站/一个美国家庭/秘密饮品/星期六安息日/乌特西河畔/永远无法抵达目的地的旅行者/白水还是黑水？/飞越卡马朗河

但凡那里有个可维持温饱的秘书职位空缺——在德梅拉拉[1]这样的职位收入相当可观——我定会祈求守护女神眷顾，找殖民办公室的官员们软磨硬泡，发动朋友的朋友托朋友递条子！因为德梅拉拉是热带的乐土，西印度的拉塞拉斯王子的幸福谷[2]，加勒比海货真价实的乌托邦，大西洋彼岸的伊甸园。

——安东尼·特罗洛普（1860）

从空中向下看，特立尼达的大西洋海岸轮廓恰如地图上一样，波浪翻卷着蕾丝花边般的泡沫不断向岸边涌来，绿水镶着黄边。在远离岸边的海里波浪开始涌动，稳稳地卷向岸边。云彩在明亮的蓝色海面上投下影子，如水下的礁石，又如渐渐晕开的滴滴墨迹。很快，蔚蓝色的海水转为棕色，越来越深的阴影轮廓清晰，有时以白色标出边界。然后便是南美大陆：如一片灰绿色簇绒地毯，有些地方磨成棕色，河流好似干涸泥地上的裂缝。时间一分一分过去，我们飞速掠过一成不变的冷漠大地——这片广阔大陆上的一角，在这里，树木在泥滩上生长、倒伏、自生自灭。

你从空中向下看，就能对英属圭亚那了解很多：它的大小，它的空旷，居民区间的相互隔离。在这个与英国面积一样大的国家，生活着六十万人。飞过人口密集的东部海岸带时，你会明白这个幅员辽阔、本该充满机会的国家为什么会动荡不安。这里土壤肥沃。甘蔗田被尺子般笔直的沟渠分隔，仿佛一幅幅机织地毯。甘蔗田绵延不断，直到图案被一片排列紧密、同田地一样布局精确的白色和铁锈色木屋打断。那些是工人的房子：你感觉甘蔗田被糟蹋了，建筑选址也太随意了，因为在这片开阔广袤的绿色土地上，这个定居点本可以建在其他任何地方。迈克尔·斯旺在《黄金国的行军》中写道：“为逼迫维尔京群岛的黑人干活，丹麦人砍倒他们的刺果番荔枝树，如今英属圭亚那的蔗糖业要保住足够的劳动力，需要想千方设百计才行——生活在热带的人好逸恶劳，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不高，也不愿为提高生活水准而辛苦劳作。”

一片空旷。向内陆飞行，首先越过棕色的德梅拉拉河河畔的一片甘蔗田。田地戛然而止，丛林出现了；丛林中有些不规则的小块区域被偷偷摸摸地毁坏了，这反映出一种态度，你渐渐会把这种态度同英属圭亚那联系起来。这里的森林沦为湿地，因为土壤贫瘠，硬木树一旦被伐，就不容易重新种活。几分钟后，飞机越过城镇、田野和林中空地，你身处森林上空，森林茂密、平整、密不透风，偶尔煞风景地冒出一条黑色河流，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反着光，宛如一条金色或红色的静脉流经一片死绿。森林继续延伸。你不再往外看，直到三四十分钟后，大地一裂而变为丘陵和山谷，再往前是热带大草原，旱季呈现出大理石般的绿色、棕色和赭黄色纹路，夹杂着划痕般的白色小径、溪流萎缩的河床，两旁是看起来丰美多汁的椰子树。离此不远便是巴西，同样空旷，一片无法理解的广袤无垠。

奇怪的是，从飞机场驱车去城里时，你会发现这里和西印度群岛其他狭小拥挤的岛屿一样，房屋一个紧挨着一个。沿途的德梅拉拉河被丛林遮住，这条河本来会提醒我们自己身处大陆。事实上，只有那些雅致的高脚木楼和其他岛屿上的不同。圭亚那人懂得如何用木材盖房子；即便是最不起眼的木屋也是比例恰当、格调宜人的，而那些后来建的混凝土建筑却带着熟悉的西印度式乏味和笨拙。圭亚那人用木头建造带尖塔的清真寺，带栏杆和穹顶的印度教寺庙；他们还建了一座大教堂；甚至还搞出维多利亚哥特式风格。对这些木制建筑，他们深感羞愧，认为是贫穷落后的象征，是特立尼达那样的富裕岛屿上的混凝土建筑的拙劣替代品；既然大家还认为木屋易遭火灾，看来很可能不久之后，只有十分贫穷的人才会住在这些迷人的房子里，而西印度最美丽的城市，典雅、统一、宽敞的乔治敦，很快便会被毁掉。

乔治敦是一座白色木城，你会想将它在质地粗糙的暗灰色纸上勾勒出来，用黑墨和浓稠的白色颜料，暗示那些两层楼房的轻灵和脆薄，那种脆薄在夜晚灯光透过顶楼的阳台、窗户和敞开的格栅照出来时最为明显，其效果宛如从里面照亮的中国式微缩牙雕宫殿。这座城市由英国人创立，所幸它并不是英国人建的，英式殖民地建筑在西印度群岛鲜有辉煌时刻；它主要由荷兰人修建，荷兰的影响犹存。街道是棋盘式布局，一度沿袭荷兰风格，沿主干道修起沟渠。如今大多数沟渠已经填平，取而代之的是沥青铺就的人行道，两侧种植华盖亭亭、枝杈繁多的雨树，其外形如橡树，但比橡树更高贵华美。

所以说，来到这里的第一天，我竟有种置身于拓荒前的美国西部边疆城镇之感，实在是荒谬之至。我想，可能是因为那些木制建筑，还有空空荡荡的街道——我到的那天恰是圣诞节次日的节礼日。另一个原因就是那个无处不在的名字，布克，一个曾在一九五三年的危机中声震全球的名字。布克公司是英属圭亚那最大的商人和种植园主的公司，在一个时期内实际上控制了整个国家。按人民进步党的说法，他们过去是，现在可能依然是这块土地上的反派。现在，看到这个名字出现在五金店、食品店、机床商店、杂货店、出租车上，我感觉自己是来营救乔治敦的：我脚蹬马靴走在大街上；胡子拉碴、声音粗哑、嚼着烟草的老布克和布克家的五个儿子正等着，打算把我一枪撂倒；当地土人早已逃离街道，瑟缩在理发店和酒吧里。

实际上圣诞节庆祝仍在继续。和我寄住的公寓相邻的房子里，一个面带愁容的白人醉汉自窗户探出身来；我隔壁的房间里也有一个醉汉在呻吟，还跟着收音机断断续续地唱普契尼的歌剧。他发出的每一点声响我都听得到。木制隔墙和上面的通风口确保声音都传得过来。于是我在房间里走动都得蹑手蹑脚，做什么都尽量不出声，只是听着隔壁的声音。

那天深夜我被惊醒了。

“我是酒鬼，我是酒鬼，”那个男人拖着长腔，呻吟道，“我刚刚意识到，我是多浑蛋的酒鬼啊。”

“是你把自己搞成这样的，”一个女人说，哀伤中又有些抚慰。

“不，不，我是个酒鬼。”然后，他又若有所思地说：“英属圭亚那最可恨的大酒鬼。”

“是你自己搞成这样的。”女人的声音带点哭腔。

沉默。一声呻吟，没头没脑的片断歌声。然后男人吼道：“照你妈说的去做吧！”

我直挺挺躺在床上，一声不响，不想动，生怕发出一点声音暴露了自己。

我早听说圭亚那的圣诞节庆祝要持续一周，所以第二天早上听说隔壁的醉汉又喝醉了时，我并不惊讶。我尽早离开房间，打了好几个电话，还算成功，到半上午的时候一个朋友的朋友，名叫阿卜杜尔，带我去他的朋友拉希姆图拉家。这家人富有且受人尊敬，住在环境优雅的小区里的一所大宅中。房屋的上层很敞亮，装着百叶窗和德梅拉拉式上下推拉窗，清爽风凉。只是油漆开始脱落，家具也很粗笨。房里有一大块空间没人用，墙上挂的只有挂历。

拉希姆图拉先生是个大块头，透过短裤能看到他那双肥肉颤颤的大腿，他一脸的疙瘩，有乌龟般短粗的脖子。他语带歉意地说，他只是暂时住在木房子里，不久就要把它拆掉，用混凝土盖一座更现代的房子。

他把我们介绍给麦克，一位年轻的英国军人，他长着一双呆滞的吊梢眼，两排大板牙，一副厚嘴唇，唇上一线小胡子，很淡，但明显是斜的。麦克一副受气包相，他是脸颊胖嘟嘟的拉希姆图拉小姐的朋友。

威士忌端上来后，主人要我们欣赏那些酒杯。杯子上刻着“百龄坛新手指南”：上面像量杯一样标有刻度，不同高度上标着“滴酒不沾”、“谨小慎微”和“当心醉酒”。杯底是一个人吊在绞架上：这是“最后一滴”。

“昨晚你去中国人那里啦？”拉希姆图拉先生问他的一位葡萄牙客人。

“我们最终还是决定去印度人那里。”

他们说的是乔治敦的俱乐部；拉希姆图拉先生颇为自豪地解释了节庆期间俱乐部的疯狂活动，他女儿则给大家递着新端上来的酒水。

坐在房间一角的女人们开始谈论大不列颠和英属圭亚那各自的优点。

“英属圭亚那人比英国人更热情好客。”拉希姆图拉先生说。

“我同意。”麦克说。

之后他们谈论起季节，说如果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而不只是雨季和旱季，那多好啊。我觉得他们有意把谈话引向有利于麦克的方向：现在他正像受邀建言的专家一样大谈季节。他详细描述雪的样子，宣布要讲个“可笑的故事”。拉希姆图拉太太和小姐还没听就笑起来。麦克开言道：这事发生在“我们搬新家之前”。他停顿了一下，好让大家把这句话听明白。杯子再次斟满，他一饮而尽。我焦急地等着那个早已经让拉希姆图拉小姐咯咯笑的故事，她一只手颤抖地握着酒瓶，另一只手捂着嘴。最后故事终于来了：有一年冬天，麦克的父亲推开后门去做一件不便言明的事时，被屋顶上滑下来的雪盖住了。

拉希姆图拉太太尖声叫道：“我爱英格兰！”

拉希姆图拉先生溺爱地看着她。

阿卜杜尔倚在伯比斯折叠扶手椅上，说他讨厌英国，再也不想踏上那个国家，这话给和睦的西印度－英国关系泼了瓢冷水。

他的话让所有人大吃一惊，连他自己也吃了一惊。

“当然我也有过一些朋友，”他打破了自己制造的沉默，随后冲麦克一笑，“但也都是些很矜持的朋友。”

“可这就是英国啊。”拉希姆图拉太太舒了一口气，说道。

麦克表示同意。他看起来缓和了些，就他在英属圭亚那受到的热情款待和圭亚那人民的好客发表了一篇小小的演说。

尴尬时刻过去了。两个国家的神话受到赞美：圭亚那的好客，英国的内敛。拉希姆图拉先生如释重负地晃着大腿。

几个打扮过于讲究的姑娘走上楼梯，发出开心的惊叫。显然，她们的家境同拉希姆图拉家一样殷实。麦克要带这些姑娘去军营，这次出行似乎颇为重要。

我们起身告辞，接着又去了拉姆凯里辛家。阿卜杜尔告诉我，这家的一周圣诞娱乐十分精彩。无论白天黑夜，食物酒水供应不断，应有尽有。与此相应，拉姆凯里辛家大宴宾客的地方像是一个大厅，纯粹是当代建筑，完全是现代风格。生活区和其他区域之间不是用墙断开，一角的卧室只用一条波浪形的隔板与周围隔开，另一角是厨房，还有一角是一个设施完善的宽敞酒吧，装潢得很像真正营业的酒吧，客人们坐在凳子上，主人充当酒保。拉姆凯里辛家号称有世上所有种类的酒。看起来很有可能。

我们被简单介绍给厨房外的食客，随后便加入酒吧中饮酒的人群。威士忌我是不能再喝了，要红葡萄酒，他们没有，便给我倒上莱茵白葡萄酒。“加点冰，”一个正在喝酒的拉姆凯里辛家的人说道，顺手将两块冰放进我的杯子里。我一饮而尽，随后被引着匆匆参观了一下房子。屋子一侧有一溜阳台，此处也站了不少人。从他们的外貌和打量我们的眼神来看，显然是这家里的人；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农民到家里来。在被波浪形的隔板隔开的一间卧室里，我们撞见一大群躺在床上的女人。我感觉像是贸然闯入了大家闺秀的闺房，加之那些女人看上去属于多种种族，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我没有同她们打招呼，她们则像小狗一样躺作一团，傲慢地盯着我。

我回到酒吧，松了一口气。一路上经过各式各样的陶瓷饰品，其中一件是一本翻开的书，上面写着主祷文。

吧台边上，人们在讨论饮料制造业：好像“竞争”正在扼杀这个行业。

“要是我，就会把账单塞进一两个软木塞里，”吧台后面那位老拉姆凯里辛先生说，“我就会这么办。不用大张旗鼓，也不惹麻烦。”

在他的鼓动下，酒客们都开始一种接一种地疯狂实验起来：葡萄酒、甜露酒、烈性酒。我早上喝过酒，脑袋已经有点断片儿，便决定只喝加冰莱茵白葡萄酒。老拉姆凯里辛先生把冰碗推到我面前，我拿了两块。刚把冰块放进杯子，正在喝酒的那个拉姆凯里辛，给我的第一杯酒加冰的那个人，对我说：“我不知道你在哪儿学的喝酒。你不知道葡萄酒里不能加冰吗？”

老拉姆凯里辛先生说他喜欢简单的生活，建这幢房子的目的是招待外国商人：乔治敦的旅馆不够档次。

“你得给这些家伙留下好印象，”他说，“我可以告诉你，我投进去的钱都能赚回来。和大人物打交道你就得把他们当大人物对待。你得敢想才行。”

阿卜杜尔点点头对我说：“拉姆凯里辛先生就很敢想。要知道，刚开始他干的也是小买卖。我们这些刚起步的人，有好多东西得向他学习。”

坐下吃饭时，我听人说，自从来了政治和贾根[3]家族，这个国家已被搞得乌烟瘴气，我感到很惊讶。

我们到达阿卜杜尔家时，发现他太太很苦恼。她的车撞着一个小孩。她停下车，可那孩子爬起来跑掉了。没人告诉她那是谁家的孩子，住在哪儿——“你了解这些黑人”——所以她也不清楚那孩子受没受伤。

寄宿公寓里的醉汉依然醉着。

斯塔布鲁克市场外面，生机勃勃的人行道上，挤满卖水果的小贩、水果篮子、果盘和箱子。我向一个衣着体面、推着自行车的上年纪的黑人打听怎么去政府大楼。

“我正要经过那里，”他说，“上车吧。”

我犹豫着。他十分瘦小，但他坚持要带我，我觉得拒不接受会让他不高兴。于是我坐在他的自行车大梁上，他推着车跑了几步，跳上车座，喘着粗气，我们摇摇晃晃地穿过车流。就这样，我来到贾根夫人的办公室。

对贾根夫人的恶意描述我读过很多，也听说过很多，以至于我先入为主地偏向她。尽管来访的作家让她吃过很多苦头，她还是在那间装了空调的小办公室里亲切地接待了我。她坐在一张收拾得整齐有序的巨大办公桌后面，桌上摆着她丈夫和子女的照片。她的提包放在地板上。我觉得她本人比照片上要迷人得多：戴眼镜的女人很少有上相的。一袭朴素的布裙勾勒出她匀称的身材；一对大耳环和涂成红色的脚指甲给她增添了一丝与办公室气氛不太协调的轻佻。门上标着：珍妮特·贾根议员，劳工、卫生和住房部部长。她神情疲倦，时不时发出紧张的笑声，打断自己的谈话。

她说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他们赢得一九五七年的选举时，没有谁比她更惊讶。一九五三年宪法被悬置，她和其他人遭到囚禁，英国军队进驻，自那以后，国家失去了主要动力。那时，许多“缺乏毅力”的支持者放弃了；曾在一九五三年大获全胜、一度完全掌控国家权力的政党，于一九五五年沿种族界线分裂，一边是印度人，一边是黑人，国家遭受进一步挫败。实际上，种族问题已成为英属圭亚那的主要问题。说起这些时她怀着真挚的遗憾。在我们后来的会面中，她反复谈到这个问题，而我认为她遗憾的不只是种族主义，她还对一九五三年结成的战斗情谊和友谊感到惋惜。她依然记得如今已与她为敌的某些人吃些什么、他们说话的方式、她的孩子对那些人说过什么话。自一九五三年，人民进步党也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支持，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英属圭亚那不具备特立尼达所拥有的杰出人才。

我那天上午去拜访她，是专门为安排我在内地的行程。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办公桌后面墙上的地图；你会猛然意识到这个国家有多大——拉希姆图拉家族和拉姆凯里辛家族已经让你忘了这一点。贾根夫人游踪遍及国内，比我见到的大多数圭亚那人都更了解这个国家。她最喜欢的是东部的伯比斯区。那是最活跃的地区，培养过板球运动员、大多数的作家和最好的政治家：不用说，她丈夫就是伯比斯人。

办公室的侧门打开了，走进来的正是切迪·贾根本人。他身穿西装，手提公文包。他来就是说一声，他要去银行签一份收购乔治敦电力公司的贷款协议。

这是一幕奇异的家庭生活场景，我感觉自己是贸然闯入的外人。

一九五三年，英属圭亚那宪法被悬置，英国军队开进这个国家，贾根夫妇遭到了西印度社会的抛弃。特立尼达心惊胆战，不允许切迪·贾根在皮亚科机场下飞机；应该注意的是，那个时代的特立尼达政界要员如今都已名声扫地。贾根夫妇及其政党被指控煽动罢工、暗中破坏公共事业和公共权力、散布种族仇恨，并全面推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据“来源可靠”的消息证实，他们还计划“纵火烧掉企业资产和地位显赫的欧洲居民及政府官员的住宅……这一情报的证据是，有人报告说出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情况，一些没有汽车的人购买汽油，装在罐子和瓶子里”。

这些都记录在发表于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日，即宪法被悬置十二天之后的英国政府白皮书里：这一公文将持续几周的扣人心弦的事件压缩为四十四个不带感情、编上号码的段落，共分为六部分——导言、部长们的行动、经济后果、暴力的危险、人民进步党领导人和共产主义、女王陛下政府的决定——每部分都有斜体字小标题，整个公文后面还附有三个附录。公文的行文心平气和，绝不会漏掉人名后面的先生、夫人、博士，虽然是它协助将那些名字所代表的人投进了监狱。

这份公文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外表。它是由公共情报局在英属圭亚那“奉命翻印”的。“奉命翻印”这几个字印在标题页上；标题页包括十行文字，排满全页，四号字，斜体大写，两行末尾是逗号，最后一行末尾是句号。整个文件的样子有种奇怪的老派的感觉，让人联想到一百年前的印刷式样，里面叙述的事件仿佛也那么古老。标题页背面是一张墨印的女王全身照，照片说明用的是哥特体字母。随后的几页上有温斯顿·丘吉尔爵士的照片（顶上有一颗大星），总督阿尔弗雷德·萨维奇爵士的照片（他的星小一点），秘书长约翰·高奇阁下的照片（和丘吉尔一样大的星），议长尤斯塔斯·伍尔福德爵士的照片（小星），国务委员会主席（小星）；司法部长与财政司长（被挤到附录三中，分别在第九、第十段中间，没有星）。文件中间的这些照片与平心静气地描述那些应予以谴责的行为和思想的白皮书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照片中的这些人遭到了那些照片没有登出来的人的不可原谅的、不公正的冒犯和欺凌。

我常听人说起森林带以南的热带草原之乡鲁普努尼，于是打算去一趟，在莱瑟姆待几天。莱瑟姆是行政中心，地处圭亚那和巴西的边界，离乔治敦约二百五十英里。以前去那里要走水路，花几周时间，漫长而艰辛；后来有了可以赶牛马的小径。如今你可以搭乘英属圭亚那的空中航线“达科他号”，九十分钟便可抵达。但是身处海边，你只会意识到这个国家的殖民设施以及它与加勒比诸岛之间的距离之近，依然会忘记英属圭亚那还和巴西接壤。对大多数圭亚那人来说，这条海岸就是圭亚那；再往里，一切都是丛林。

确实如此。就在乔治敦以南二十英里的阿特金森飞机场，丛林已经出现。飞机场是美国人在战争期间修的，如今仍在使用；他们亮闪闪的银橙两色的现代化飞机，姿态优美地停在停机坪上，使尾巴上翘的“达科他号”相形见绌，“达科他号”一副穷困而劳累过度的样子。英属圭亚那空中航线的办公室和库房在一间阴暗的小棚子里，以前是美国人建筑的一部分。跑道东翘一块西陷一块，跑道边上的钢丝网边冒出野草；四周遍地是丛林。

天在下雨，乘客们站在比地面略高的游廊上，站在他们的箱子和篮子中间。这群人不会让人联想到英属圭亚那。他们中有许多白人，还有四个印第安人。飞行员，一个穿红衬衣的胖乎乎的高个子男人，是欧洲人。海岸——甘蔗、灌溉沟渠、工人房屋、政治较量、共产主义——早已远去。我们打着廉价的黑伞走向飞机，伞上潦草地涂着“英圭航空”，字很大，你会觉得那不是为了提示自豪感，而是为了防止被偷。机舱里没有座椅，两侧各有一条纵贯机舱的金属台，上面放着一溜连在一起的薄橡胶垫，上面配有安全带。飞机前头堆满了货物。我注意到那里有几箱啤酒、一张床、一台缝纫机、几袋面粉：内地的所有东西，小到别针，大到路虎，都要由这些无畏的“达科他号”飞机，以每磅九分钱的运费运来。

一个年长的美国人坐在我旁边。他个子很高，驼背，但壮硕的胸膛仍然表明他力大无比。假如我当时知道他已经八十五岁高龄，是鲁普努尼最早的拓荒者和本地知名人物本·哈特的话，我会多注意他的。[4]实际上我对坐在对面的那四个美洲印第安人更感兴趣。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些人，特立尼达人很怕他们，称其为“狂野的印第安人”，而沿海地区的圭亚那人则轻蔑地称其为“公鹿”。当中那个男人打着赤脚，身穿卡其布裤子和松垮的白衬衣，用手帕捂着脸。两个女人盯着地板，那个身着粉红色连衣裙、头戴宽檐草帽的女孩则盯着其他乘客看，可是你一和她对视，她就立即咬着下唇，低下头。只有当我们开始在草原上方低空飞行，机舱里热得喘不过气来，飞机颠簸摇晃，有人开始晕机时，他们才活跃起来。这时女人们脸上挂着狡黠的笑意看着其他乘客，手捂着嘴，仿佛要掩住咯咯的笑声。

第一站停在一个叫好望的地方，走出机舱，仿佛进入另一个国度，进入了美国西部片的场景中。平坦的红色大地点缀着一簇簇叶面粗糙的野草，一直绵延到淡灰蓝色的山脉中。阳光灼人，我们躲在机翼下的阴影里。飞机两周才来一次好望，好像所有人都出来欢迎了。可他们也聚不成一群，很难看出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因为除了停机坪旁坍塌的小棚子之外，目光所及之处只有一所房子。几乎所有人都是走路来的，因为只有一辆路虎，它属于塞萨尔·戈林斯基，一个结实英俊的俄国移民，被称为鲁普努尼最富有的居民之一。一个高大消瘦的赤脚男子的出现更为当时增添了好莱坞西部片的氛围。此人颇似电影里的得克萨斯人，装束像电影里的牛仔，他讲话带美国口音。结果他竟是德国汉堡人，是戈林斯基的助手。

在这样的环境中，国籍好像无关紧要，尽管初来乍到，却有种熟悉感。异国情调不是来自于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印第安人，而是看到两名身着帅气黑制服、头戴阔边帽的黑人警察。由黑人警察管辖印第安人，这也是一种奇异的角色颠倒：在奴隶制时代，印第安人受雇追捕逃跑的奴隶。如今却是这些黑人，跟我谈起印第安人时，仿佛他们是一帮难以预料的原始人，得好好监视着才行。

一个警察挥一挥手。“你知道，那边就是巴西啦。”这些话显然让他兴奋起来，“你知道，有段时间他们跑到这边来了。”他笑起来，“可你是了解英国人民和英国土地的。伙计，我们把他们赶了回去。”国籍问题不是问题。在这里黑人警察会自称英国人，好像也对。国界那边的一切都是巴西的，这边的一切都是英国的，至于谁更优越，英国人毫不怀疑。

描述英属圭亚那内地最常用的形容词是“广博”，“广博”也指这里的自然资源；而它们总是“尚未开发”。内地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森林遭到砍伐，只是为了给富有的新兴国家腾出发展空间。实际上，内地大片未被开发的土地都是不毛的白沙地，而如何再造森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里有铝土矿，但黄金和钻石只有少量能被开采。

鲁普努尼在英属圭亚那颇为典型。这里是“热带草原”“牧场”“畜牧之乡”，但你可能开车跑一天也看不到一头牛。我到的时候是旱季，土地呈红棕色，坚硬，有些地方完全由红土构成。貌似青草的其实只是苔草。在这片滚烫的荒原上，长得繁盛的只有一丛丛腰果树和芒果树，时不时冷不丁地冒出一团团绿色。还有砂纸树：发育不良，疙疙瘩瘩，外形如同精心侍弄的果树，有时它们分布十分均匀，使整个草原看上去宛如一望无际的果园。但这只是大自然的模仿秀：这种树的叶子像砂纸一样粗粝。在这些树之间是蚂蚁城堡，灰泥垒成的圆锥形结构，有的高达六英尺。尤其当你是在斜坡上看蚂蚁城堡和冒牌果园时，会以为这片土地果实累累，人丁兴旺。每一个城堡都投下黑色的阴影，如同受国家名胜托管协会保护的原始石碑，于是你感觉下一个浅浅的山谷间便会出现一个村落，一家供应热饭冷饮的旅馆。可道路只是不断延伸，你会经过更多的蚂蚁城堡和砂纸树。一排棕榈树，有如一列头顶绿冠的灰柱子，标出溪流的水道；灰蓝色山脉阻住地平线。幻想消逝，唯余一人形影相吊。

草原有时候会失火：一道低低的断断续续的火苗，不规则地缓缓移动，将大地分为两种颜色：一边棕绿，一边焦黑。老鹰在白烟之上飞翔，等待扑向穿过火线逃命的蛇和其他动物。有些火是牧场上的人点的，想烧掉长得密不透风让青草无法生长的苔草；有些是喜欢看草原燃烧的印第安人挑战法律，随意放的火；我听说，有时候整片山脉都会燃烧起来。那样的大火肆虐过后，草原真的会变成一幅月球上的景象：黑色大地上冒出疙疙瘩瘩的树，像假树，上面挂着卷曲的铜色叶子。

这些山谷中有巴拉塔树割胶业和烟草种植业，再加上畜牧业，足以养活为数不多的人口，甚至能使一些人发家致富，却不足以使此地对整个国家发挥多大价值。与其说鲁普努尼适合拓荒，倒不如说这里更适合浪漫幻想。拓荒者想的是看城市在沙漠中拔地而起，浪漫主义者却希望保持原样。鲁普努尼的居民希望保持原样；尽管他们依赖乔治敦，却对乔治敦政府企图管理此地的野心有种无言的憎恨——管理相隔很远的小居民点对穷国来说是一种负担——处理官员和居民的关系也相当令人头疼。

有些怨恨无疑与种族有关。政府官员，尤其是警察，是黑人；在鲁普努尼，黑鬼，也就是来自沿海地区的黑人，依然是危险和恐怖的象征：逃跑的奴隶，曾经是印第安人的敌人，如今又是毁掉他们生活的罪魁。

特立尼达没有关于奴隶制的记忆；但在英属圭亚那，奴隶制却难以忘怀。黑鬼这个词为圭亚那黑人所憎恶，因为它让人联想到奴隶制；他们喜欢别人称他们为“非洲裔”，但这个词在特立尼达却是严重的冒犯。人人都知道印第安人曾追捕逃奴；我听人们反复提到这一点，白人提，黑人也提；而在鲁普努尼或在任何地方看见印第安人，都会唤起不寒而栗的记忆。[5]

行政中心莱瑟姆是以殖民地一位前任总督的名字命名的，这是一个整洁但布局杂乱无章的小镇，几十幢丑陋的加勒比风格的混凝土房屋坐落在曲曲折折的红土路旁。牧场主们把莱瑟姆说成是一座城市，说人口太拥挤了。这话乍听起来好像装模作样，热情过头，可在空旷的草原上旅行几天之后，你自己也开始觉得，莱瑟姆就是一座城市，生活设施几乎过多了。这里有一条机场跑道、一个屠宰场、一所医院、一家旅馆、一座发电站、一个板球场——鲁普努尼坚硬的土地很适合投球——还有一座凉亭。飞机跑道与屠宰场相邻，远处是蓝灰色山脉低低的山脊。跑道上，“达科他号”定期着陆，起飞，惊起一团团红色尘雾，带来物资，运走牛肉；警察们站在一旁，并不引人注目。偶尔有一架小型飞机越过边境飞进来，一个巴西商人或走私客拎着手提箱跳下飞机（边防线没有人巡逻，也没有海关稽查这一说），他们就像走下出租车一样，也许会在这里等一两天，再搭乘去乔治敦的飞机。

在地区长官的两层混凝土住宅上方，联合王国的米字旗高高飘扬，足以让国境线那边的所有巴西人都看到。地区长官内维尔·弗兰克是圭亚那人，是位称职的地区长官。他的官员派头无可挑剔，让人放心；私底下他轻松随意，令人愉快，语带机锋，有点拿捏得当的玩世不恭。他初来此地，那一周他第一次参加鲁普努尼的板球赛，第一个进球，以五十三分的成绩成为得分最高的球员，这再合适不过了。要在这一区树立长官威信，恐怕没有比这更恰当的方式了；要想在这里露脸，恐怕也没有比这更合适的方式了。

莱瑟姆的生活中心是泰迪·梅尔维尔宾馆，在飞机跑道的一头。这幢建筑貌似一所简陋的大宅子，是人们在沙漠上因陋就简、辛辛苦苦地建起来的，用“宾馆”一词称呼它未免太堂皇、太冷漠。倒是“客栈”这个暗示离群索居的栖身之所、宾至如归的温暖款待的词，用在这里更贴切。在这里，乘飞机坐路虎舒舒服服四处游逛的观光客会受宠若惊地发现，自己会享受忍受舟车劳顿的旅行者的待遇。客栈里永远有地方，哪怕只是在格子窗、水泥地的凉亭里挂的一张吊床，而且在这里食物总是随时供应。

阳台上的扶手椅用本地皮革制成，小餐厅的枝形帽架上挂着绳子和枪套。一头友善的猪随意出入，鼻子在地板上东嗅嗅西闻闻。偶尔还会有一只小食蚁兽羞答答地出现，沿着墙摇摇晃晃地蹭过来，四条如同毛绒玩具的柱状腿下面却隐藏着弯曲锐利的爪子，等长到成年，这样的爪子足以让它同美洲豹抗衡。梅尔维尔家的男孩们好像无处不在，他们相貌英俊，身材匀称，动作轻捷灵活：这让人有一种置身于西部片的强烈幻觉。在酒吧喝着一元三十分一升的上好巴西啤酒，葡萄牙语和英语一样时时入耳。这些同那些不熟悉的大啤酒瓶上的葡萄牙语标签（巴西制造）都不是幻觉：莱瑟姆是一个边疆城市。

新年舞会是莱瑟姆的大事，就在这家旅馆举办，贴在酒吧门口的手写海报上说，将会有一个巴西乐队到场，他们从博阿维斯塔远道而来，那里距此八十英里，要渡过两条河，需艰难跋涉五个小时。还会有一卡车一卡车的巴西人来到这里，因为像莱瑟姆和博阿维斯塔这样的边疆城市，都以为对方是罪恶的渊薮、冒险家的天堂而艳羡不已；已经有人悄悄告诉我，博阿维斯塔有妓院。

半下午的时候，巴西人来了，旅馆登时爆满。女人们占据盥洗室，嘁嘁喳喳，聒噪不已。几小时之后，她们似乎都已经从旅途劳顿中恢复过来，盥洗室地板上散落着乱糟糟的发团和一球球脱脂棉。走廊里有一只绿白两色的空盒子，上面写着玫瑰蜜乳[6]——我推测是香水——不消说，是巴西制造[7]。

我听说这样的舞会在过去颇为粗野，有时还会有人大打出手。现在安静得多，我觉得莱瑟姆为过去落下的名声十分懊悔，尽管如今依然有人认为这种舞会不适合体面人家的女人参加。最先跳舞的是印第安人，那些体面人则目不转睛地冷眼旁观，仿佛不清楚自己费心耗力地大老远跑到这里来，在盥洗室捯饬一番，还涂上玫瑰蜜乳[8]，到底是为了啥。

在远离舞场喧闹的阳台上，我偶遇了一个体面的巴西男人和两个体面的巴西女人，他们正百无聊赖地坐在泰迪·梅尔维尔的皮椅上。同这一带的许多巴西人一样，他们是葡萄牙裔，带点印第安血统。我们试着交谈，试着，是因为他说葡萄牙语，不大懂英语，而我只会一点西班牙语。那个男人是工程师。他的妻子，一位严肃而优雅的美人，是公务员；他妹妹——很遗憾尚未婚配——来自贝伦，会和他们同住一段时间。我们交换了地址。他们力邀我去巴西这个伟大的国家。我要是去的话一定要去看他们。我们漫步回到舞场，就此分开。

印第安女人们沉默地跳着，眼睛看着地板，专注于舞步，仿佛无视舞伴的存在。她们的光脚板踏着地板，轻轻跺着脚。我看不出她们有何迷人之处。

我曾经努力想对印第安人这个整体产生兴趣，却做不到。我读不懂他们的表情，听不懂他们的语言，而且永远无法估计可能同他们交流到什么程度。置身于多元化的民族之中，总有某些人具有一种将失败感、茫无目的之感传染给你的力量：他们是情感的寄生虫，靠吸干你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生命力而自肥。印第安人对我就有这样的效力。

关于鲁普努尼，最令我郁闷的记忆有关弗兰克带我参观的一个印第安村庄。村外竖着一块牌子，上面潦草地写着：“注意：村长有令，除神父、医生和地区长官外，严禁陌生人进入本村。村长菲利克斯。”这个通知并非由政府提议；通知的目的是保护村民免受某些拉选票的政客的骚扰，反正他们也不会投票。这是一个由茅舍和简陋木屋构成的小村落。这里的老师，一个印第安人，住在最大的木房子里，与村子隔着一段距离。学校在另一座木房子里，现在空着，但与许多别处的小学一样，墙上贴着地图、图画和作息时间表。可这个学校根本教不了什么，只会让学生更糊涂、更自卑。

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奎格利神父正经过这个村子；他在学校里过的夜，房间中央还挂着他的吊床。他和我们说话时，男人和男孩们围在我们身旁，有的在教室里，有的在外面明晃晃的太阳底下。年轻的满怀兴趣和期待，上年纪的却不看人，好像他们觉得只要人到场，就算对地区长官尽到礼数了。

奎格利神父问：“法斯提诺，你想去乔治敦吗？”

“想去，神父。”一个穿灰色法兰绒裤子的男孩答道。

然而，法斯提诺以及与他一样对自己的村庄和印第安人的境遇不满的其他人，能在乔治敦干什么呢？他们在那里受人鄙视；有的也许能当上交警；但也不过如此而已。奎格利神父认为国家应该给他们更多的话语权，政府应对他们的就业权提供部分保障。

村长菲利克斯，就是名字写在醒目的牌子上阻止外人进村的那位，似乎兴致索然。我们谈话的时候，他懒洋洋地坐在一条凳子上，弯腰曲背，眼睛盯着地下，一双套在松松垮垮的裤子里的短腿晃荡着。后来，他又神情恍惚地带我们去他的茅舍。他的茅舍与大多数印第安人的一样，黑乎乎，脏乎乎，乱七八糟，到处是尘土。我看到吃的东西混在灰尘泥土中间，就像听见粉笔在黑板上吱吱嘎嘎响一样浑身难受：我简直无法留下来欣赏他们的瓦伊瓦伊研磨板——一块插着尖锐小石头的木板——据说那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纪念品。那时候我才觉得，对食物的敬畏，即处理食物的规矩和戒律，是文明的一大要素。

音乐持续了一夜。我过一会儿醒一次，听到音乐在响：那声音像雨点一样给人以抚慰；但还有一种古怪的咕咕哝哝的声音，像在日本电影里听到的那种声音。早上，一切安静下来。那些巴西人，乐队和舞者，公务员和工程师，都已经坐上卡车回博阿维斯塔去了。舞厅地板上、阳台上、路上，到处都是空啤酒瓶；一小群一小群的印第安人心满意足地看着他们参与制造的混乱。

餐厅里来了位新客人，是个买卖人，祖籍叙利亚。他是那天早上乘飞机来的，去乔治敦途经此地。喝咖啡的时候他劝我也做买卖，到巴西生活。我提到困难所在：从乔治敦到莱瑟姆一磅的运费要九分钱，恐怕生意不好做。

“那有啥麻烦？”他说，“你在乔治敦花一块钱买进，然后呢？然后你花一块钱运货。然后你再三块钱卖出。有啥麻烦的？”

那一周，博阿维斯塔有一场博览会，有关畜牧或农业方面的，莱瑟姆的官员应邀出席。英国农业官员修森，就是那个穿着得体的卡其布裤子，却喜欢光着脚走来走去的年轻人，要带两名助手，他同意带上我。进巴西不需要护照，但需要渡过卡库图河。渡河的地方，河水宽不到一百码，那些危险的小浅滩上插着木棍标示路线，在这些沙滩上，路虎车一旦停下便会陷进去。当路虎开始下沉，水位上升时，我拼命提醒自己，博阿维斯塔的大卡车每周要在这里过两次河呢。

我们终于抵达对岸，来到了巴西。地上没有任何不同的迹象，没有什么能证明我们就在巴西。大草原平坦、光秃、耀眼，天空也一样高远，地面同对岸一样坚硬。道路延伸，两旁挺立着棕绿色的粗糙草丛：两条平行的白色车辙被一溜汽车底盘掠过的低矮植物分开。随着渐渐深入巴西，我感受到了地图早已告诉过我的事实：热带大草原果然属于巴西，相比之下，英属圭亚那那点草原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我们经过几座茅舍小镇，有时候会被人拦住，是些葡萄牙血统的印第安人，喊着要“搭车去博阿维斯塔[9]”。“不带人，不带人。”修森说。于是他们退回去，并没有流露出怨恨或失望，继续等，天知道要等多久才能有辆车愿意捎他们去博阿维斯塔。从这儿的草原上看，博阿维斯塔一定是灯火辉煌。拦车的人当中有个十分苍老的白发黑人。人们在新大陆已经听惯了黑人说英语，突然间听到他们说别的语言，会吓一大跳；黑人在新大陆被塑造出那么多的形象，但这一幕还是会让人重新看待他们的处境。在热带大草原上，这个老人明显是一个异类，一个外来户，可他对别的东西都一无所知，既不知道别处风景，也不知道别种语言。

突然间，眼前不可思议地冒出一座未经粉刷的混凝土大楼。上面用笨拙的蓝色字母写着：医疗站[10]，墙上贴着选举宣传画，上面印有政客们的照片，他们衣着讲究，长着让人信不过的面孔。这是一所医院，可里面没有器械，没有医生，没有病人：巴西，一个伟大的国家，它疆域辽阔，所有地区都靠纸上谈兵来管理。

站在热带草原上，无论往哪儿望，看到的都是山脉，低低的，淡淡的，远远的。若没有这些山岭，一马平川会让人难以忍受，尤其是有时候连砂纸树也不见踪影。路旁有一棵死去的白树，还没到它跟前，就早早注意到它扭曲的枝干，如同电影画面般给空旷镶上框子，标出刻度。之后你所看到的，不是一座山脉，而是一个孤零零的山丘，轮廓分明，突兀，孤立；你的眼睛盯着它挪不开；它渐渐长大，扩展，轮廓却变得不分明起来。那山丘不为人所知；它小小的岩石断层，山上生出又枯萎的稀疏植被，都无关紧要；它只作为地标而存在。

热带草原上的景观不停变换。潮湿的洼地中树丛茂密，宛如森林。但最怡人的是溪流，周围的土地郁郁青青，棕榈树倒映在清澈的水中。我们在一条溪边停下，洗洗脸，泡泡脚；正在这时，一辆路虎绕出绿树丛，箭一般地冲过浅滩，绝尘而去。那是鲁普努尼的塞萨尔·戈林斯基，他和我们一样正赶奔博阿维斯塔。我们跟了上去，但是没追上。戈林斯基认识路，路虎飞卷起尘雾，仿佛在炫耀他高超的车技。

大地上绿色更浓了。我们驶过一个农场[11]：一所粉刷过的房子，外墙刷成蓝色，坐落在香蕉树和橙子园之间。孩子们从院子里望着我们，一个标志牌告诉我们此地的名字：好望。冷不丁地，我们已经到了亚马孙河支流布兰科河岸边。几座小岛遮住视线，看不到前方的景象，我们只能靠高居对岸的那一溜不起眼的房子来推测河流宽度。那些房子有白色的、棕色的，零零落落，被落日柔和的余晖照亮：博阿维斯塔，冒险之城，一整条街都是妓馆。白色的沙洲从河这岸和最近的小岛之间的浑水中冒出来。刹那间，你会沉溺于孩童般的幻想，以为可以从一个沙洲跳到另一个沙洲，就这样一跳一跳，跳到那个低矮平坦的岛上。

现在我们明白戈林斯基为何那般风驰电掣了，他是指望能赶上轮渡。一趟轮渡只能载两辆车，他排在第二，前面是一辆色彩很炫的威利斯吉普（巴西制造[12]，连轮胎都是）。轮渡刚走，下一班至少得等一个小时。威利斯吉普的司机是个巴西军官，他郁闷而无奈地说，说不定会推迟到第二天早上呢。我们坐在岸边吃橙子。太阳渐渐西沉，博阿维斯塔的房屋也变得越来越柔美。

一艘带舷外马达的小船沿河驶来，说可以带旅客去对岸。修森决定让我和他的一个助手先过去。我们离开时，有人喊着请船夫捎信，提醒轮渡再回来。船在小岛和沙洲间蜿蜒横渡，用了二十分钟才到对岸。一大群女人和小孩在靠近河岸的地方洗澡。此时天已黄昏，树木和停泊的船只在明亮的天空和河面上勾勒出轮廓。我们爬上陡峭的河岸，走上一条土路，路面坑坑洼洼，疙疙瘩瘩，像一处建筑工地。

博阿维斯塔是个荒谬的城市：破旧的房子东一簇，西一簇，挤在宽大的街道两旁。街道的布局是按照城市规划大师的思路设计的。不料街道并没有建成，结果是这里修一小段，那里修一小段，突兀而随意。那些设计师是为二〇〇〇年设计的，可二〇〇〇年的通衢大道，如今在巴西的红土地上只是一段一段哪儿也没连接起来的路。一个有趣的结果便是，虽然就人口而言，博阿维斯塔只是一个小城，可按距离看却是一个大都会，只是没有大都会应有的公交服务来缓解距离问题。在这片精心设计的荒芜之上，路灯灯柱整齐排列，这是美好未来的一部分；几座宏伟的建筑，包括一个屠宰场和一家医院，尚未取得建筑许可，却都已经建起来了，等待未来的到来和人口的增长。如今这里的人口主要包括大量冗余的公务员和养着这些公务员的走私客；巴西政府出于经济和方便的考虑，容忍这一地区有走私存在。

一辆出租车送我去旅馆，这是一辆威利斯敞篷吉普，只有吉普才能对付这里的路面。旅馆很气派，也是为公元二〇〇〇年设计的。彼时，这座旅馆一定能雄踞繁华都市中心的优势地段。到那时，潇洒清廉的警察会在绿树成荫的大马路上指挥交通，喷泉会在精心维护的花园中喷涌。可如今的市中心却是一个大而无当、毫无特色的尘暴坑。常有一辆辆色彩亮丽、挤满欢快的巴西人的敞篷吉普飞驰而过，卷起红云般的尘土，遮住城中林立的路灯灯柱和电线杆，遮住尘暴坑另一头因为距离而显得很小的一座座房屋。这座新建的粉红色旅馆，已经有废墟的感觉，如同一个节节败退的文明的遗迹，散发着荒废的气息。两个光脚的孩子送我去房间，他们神情腼腆，脏兮兮的，穿的衣服也是按博阿维斯塔的样式，为他们尚未长成的身材缝制的。房间里有一张床、一把椅子、一盏没有灯泡的台灯、一个难看的黯淡的衣橱、一个没有热水可能永远不会有热水的热水龙头和一扇窗户。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一片倒满垃圾的荒地。就在这样的地方，我出去的时候，前台竟要我出示护照，实在岂有此理。开始我还用西班牙语和他理论，后来我干脆放弃，生气地用英语说：我没有护照。他耸耸肩，放弃了，接着剔牙。

黑暗降临，掩盖了灰尘，也掩盖了空旷。四面八方，目之所及，博阿维斯塔都被电灯照得通明；灯光仿佛标出了大街、广场和大都会中提供丰富感官享受的新月形街区。可我还是想躲开这个尘暴坑，于是朝旅馆右边建着杂乱无章的木棚子的小街上走去。这时修森的助手轻轻推了推我，尴尬地说：“那条街上的女人很坏。”

“很坏？”我问。

他变得异常慌乱。“哦，她们很坏。”他说，我觉得他的话不老实。之后，他又加了一句，仿佛是在向小孩子解释问题：“要知道，坏男人才去那条街上见那些坏女人。”

我没有追问下去。我们穿过尘暴坑向一条柏油马路走去。这条路路面平坦，在这座城市实在少见，且已经广泛投入使用；到处贴满白漆写成的巨幅选举口号。在一个散发着狗屎味的肮脏小酒吧喝了杯啤酒后——我后来发现所有的酒吧都有股狗屎味——修森的助手离开了我。我决定去拜访在莱瑟姆邂逅的那个巴西工程师和他的公务员太太。

他们住在一幢白色小房子里，那条街上挤满了白色小房子。同那条街上的所有房子一样，也同博阿维斯塔的大多数房子一样，上面标着字母P.N.，代表国有财产，这是巴西的说法，其实指的是政府财产。

他们正坐在灰尘遍地的院子中的一棵芒果树下，享受夜晚的凉爽，我的到来让他们大为吃惊。芒果树树枝上挂着一个大功率的电灯泡，发出耀眼的光芒。从没有哪个城市如此挥霍灯光，到处挂满电线。我站在没有铺路面的人行道上喊他们，他们手搭凉棚遮住刺眼的灯光，发出叫喊声。与其说是开心，倒不如说是惊奇。那个来自贝伦的小姑子正坐在缝纫机旁缝制一小块从莱瑟姆买回来的布料。工程师身上穿的还是舞会初遇时穿的那身衣服：白裤子、绿条衬衣。他的那位公务员妻子穿着毛茸茸的拖鞋，我觉得穿这样的鞋很不适合，几英寸厚的尘土上到处是散乱的脚印，在强力灯光下，每一个都留下黑白浮雕般的轮廓。

听到他们压低声音喊着欢迎，有几个人从那座属于国有财产的小房子里走了出来，看起来是另外一家人。但那位公务员介绍说，那是她丈夫的家人。她的严肃，如今我理解为忧郁。丈夫被打发去买啤酒，她则走进前厅，里面登时灯光大亮，耀眼的光线跃上未完工的街道，灯光透过侧窗玻璃，射进院子里。她很快走出来，手拿一个盛着白色液体的瓶子。她说那是一种特殊的巴西饮料，是她为自己准备的。原来是刺果番荔枝，加勒比群岛每家后院都长着这种果树，不大需要人照料。我们喝着刺果番荔枝果汁；工程师买回啤酒之后，我们又赶紧喝酒，怕一放就热了；与此同时，我们尽最大努力交谈着。

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博阿维斯塔本地人，他们说，这在巴西都成了笑话，他们把这里看成穷乡僻壤中的穷乡僻壤。他们担心我对巴西产生不好的印象，问我以前看没看过巴西利亚的照片？之后工程师问我读没读过莎士比亚。原著？他羡慕而惊奇地看着我。他也喜欢看书。是的，他太太说，他确实嗜书如命。“卡蒙斯[13]、但丁、亚里士多德，”工程师说，“雪莱、济慈、托尔斯泰。”足足有一分钟，我们俩都在交换作家名字。那些名字，只要工程师认出来，就会叫一声“啊！”，最后他说，是的，读书是件很棒的事，能够提升一个人的水平。

谈话时，芒果在我们中间坠落。每句话后面都会有阵笑声，填补了对话中的断档，活跃了气氛。我离开前，那位公务员说她很乐意第二天带我去各处逛逛。我说那敢情好，可她的工作呢？她耸耸肩笑了笑；她九点钟去酒店接我。

回去的路上，我穿过被月光照亮的死气沉沉的城市，走上那条妓院街。月光下，黑色的微型溪流闪着光，在坚硬的土地上切出深沟。一两座破败的木屋中传出音乐，声音不吵，有几个人在跳舞，舞姿也不狂浪。里面那些女人很胖，韶华已逝，毫无特色。她们看上去不洁净，也不大努力做出“坏”女人的样子，以至于我拿不准她们是不是妓女。不同文化中的妓女的外貌和勾引方式真是千差万别。我径直回到旅馆。一打开房间的灯，蟑螂四散奔逃。蚊子却一动不动。我关上窗子，把外面空地上垃圾的气味关在外面，然后全身涂满驱蚊剂，于是热烘烘闷呼呼的气味上又加了一种味儿。驱蚊剂瓶上的标签向我保证，至少可以四小时高枕无忧。

餐厅高大轩敞，窗户很多，光线充足。这地方本该像个体育馆，只是摆了张超大号L形桌子，使房间看来像多半家具被搬走的大学食堂。第二天早上，我发现餐厅里有个人。他十分热情地欢迎我，仿佛他一个人眼看要闷死了。他用西班牙语告诉我，他从里约来，是做生意的（我想他指的是贩私货），在博阿维斯塔等飞机，已经等了三天。他去过市里唯一一家电影院，逛遍了所有酒吧，现在无事可做，都快憋疯了。我问他逛没逛过妓院。是啊，他闷闷不乐地说，逛过了；正想说下去，身后忽然传来金属般清脆的吧嗒吧嗒声。我们转过头，看到一只鸟，或貌似鸟的东西，翅膀扑打着玻璃窗。里约来的男人站起身走到窗边，伸手捏住那个生物，止住了它的骚动。“蟑螂。”说着，他将它放进裤兜里。一回到桌边，他眼中的神采便黯淡下来，说话的语气像是在博取同情。是啊，他去过妓院了，实际上就是昨晚去的。可是那些女人viejas，feas y negras[14]，即又老又丑又黑。

随公务员四处逛逛就意味着会错过博览会，本来我可以由此看看博阿维斯塔的另一面；事后修森说博览会相当不错。公务员刚过九点就来接我，那时候她已经处理完一天的工作。和博阿维斯塔的大多数公务员一样，她没有多少事可干。于是我们踩着滚烫的尘土到处逛。无论到哪儿都逃不开狗屎味儿，到处都能看到正在交配的杂种狗，身体紧扣，难解难分，面目空茫而蠢笨。我见到一些羸弱的孩子，大多都患上了某种皮肤病，还有一两个身体畸形。我们去了一家老掉牙的印刷所，那里印制粗糙的政府公报，里面的人多数看上去无所事事。我们去了一个不卫生的小市场，里面出售的货物，除了一些印第安草编扇子，基本都是舶来品；还去了一所修女办的妇产科医院，那里整齐洁净，令人钦佩；最后我们还去了政府大厦，行政部门的神经中枢。

政府大厦是一座庞大却没有特色的混凝土建筑，里面静悄悄的，到处都是公务员、打字机和文件夹。我被带进一个铺着地毯的房间，参观市长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办公桌后面没有人（我想他去看博览会了）。墙上挂着一张巨幅的巴西彩色地图，展现出该国之辽阔——我们昨天走过的地方多么微不足道啊——以及博阿维斯塔的偏远。一张休闲桌上摆着两大本白色影集。公务员催我打开看看。我以为会是工业规划的图表、地图和照片，结果看到的竟是来自巴西各州各地的选美皇后们踩着高跟鞋的玉照：布兰科河小姐，亚马孙小姐，等等。在公务员和一名秘书宽容的、笑眯眯的目光注视下，我翻着一张张亮光相纸照片，看着一位位选美皇后，好证明我是男人，且不愿得罪巴西女人。走廊里的一只玻璃罩下面有一个规划精美的城市模型，它简洁对称，堪称完美。这是未来的博阿维斯塔。我辨认不出，于是问我们现在所在的大厦在模型的什么位置。没有人能告诉我。

我们回到那所属于国有财产的房子喝东西。有个小贩在叫卖，高价兜售从英属圭亚那走私来的布料。东西买了，小贩被打发走了；而后工程师走进来，衣服上沾着油漆，他太太替他道歉，解释说他上午在修理家里的汽车，给车喷漆。我们道别后分头去吃午饭。我对我的午饭很不满意。没有鱼，因为博阿维斯塔是公务员、牧场主和走私客的城市，大家都认为在布兰科河打鱼赚不了钱。没有蔬菜，因为日本移民种的菜不够，或者因为这里的日本人不够。

下午，我们与工程师的妹妹一起去了巴西航空棚屋似的办公室，为她安排回贝伦的航班：好像公务员及其家属不用花钱便可飞遍巴西。从航空公司办公室回来后，观光结束。我很高兴，我已经受够了烈日、尘土和杂种狗。我们拐向一条排列着白色小房子的街道，在那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工程师。

他站在梯子上，唇边耷拉着一根雪茄，右手拿着一把油漆刷。他正在给一所属于巴西国有财产的房子刷墙，是三个油漆匠之一。我该怎么办？假如他太太，那位公务员，没有告诉我他一上午都在修汽车，我可以停下脚步，与他相视一笑。

我没有看工程师，继续向前走。两个女人落后了一点；我听到低低的交谈声。片刻后我走过那所房子，又过了一会儿，两个女人赶上来了。我们没有提起工程师。难道我看错了？还是说我不可原谅地失礼了？我和她们在他们家门口道别，她们没有请我进去。我感谢了她们的盛情款待。我希望自己的话更随意一些，可语言横亘在我们之间。我是个不折不扣的陌生人，她们却对我如此慷慨大方。我沿着尘土飞扬的宽阔马路回到旅馆，心里十分难受，希望再也不要见到他们。

我再也没有遇到他们。热带草原上刮起狂风，市中心迷失在尘雾中。人们走在路上时用手帕捂着脸。我在博阿维斯塔停留的剩余时间里，风一直没有停，我和里约来的那个男人关在旅馆里，吃橙子，看沙尘暴。

我搭塞萨尔·戈林斯基的车回到莱瑟姆。那段驾车之旅十分美妙。车还在巴西草原上驰骋时，夜幕已经降临，我们只好借着路虎车灯的光亮渡河。第二天，旅馆里聚了不少人，都在等去乔治敦的飞机：有几个家住鲁普努尼的孩子，要返回沿海地区的学校；有几个在不同牧场度假的人；还有几个眼神空洞、拎着破烂不堪的手提箱的巴西商人。

正如丛林始于阿特金森飞机场，如今看来沿海地区始于这家旅馆。就连沿海地区的政治也出现在我们身边，名为“太阳报”的报纸上刊登着标语：“阳光之地，人人有份”。《太阳报》是联合力量党（“远见卓识眼明亮——加入联合力量党”）的喉舌，该党是那年年初由一位葡萄牙裔的乔治敦商人彼得·达圭阿尔建立的。联合力量党反贾根、反伯纳姆[15]、反左派。它主张“团结联合六个种族”（印度裔、非洲裔、葡萄牙裔、白种人、混血种族人和印第安人），并向这些种族提供“更多工作更高工资更多工业更多土地更多教育更多钱”。大家人人有份：你会想象，连那些受“更高工资”威胁的人也会赚到“更多钱”。

《太阳报》合订本第一卷第八期头版刊登着达圭阿尔先生面带微笑手执钢笔的照片。他坐在写字台后，写字台上摆着一个印有他姓名和“总经理”字样的牌子，他身后是一个钢制文件柜和一个保险箱。照片下面附有达圭阿尔先生的新年致辞，内容悲观，与他的笑脸和保险箱格格不入。

如今举国上下处于艰难困苦之中，失业严重，经济落后，致使无法保障人们基本的生活需要，而无此则谈不上幸福和发达。以我之见，当此历史阶段，若是祝愿圭亚那人民新年幸福、兴旺发达，未免虚伪。

我对圭亚那同胞的新年祝愿是，让我们万众一心，振奋精神，努力结束蔓延全国、围困大众的萧条状态。

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这一问题会从四面八方向我袭来。我的回答是：“我们国家具有潜在的财富。”最近，一位国际合作联盟（ICA）调查员告诉我们，在对英属圭亚那进行观察后，他想说，我们就坐在宝库之上。我以为，我们的国家应该全面开放，投入大量资金以使那些财富为所有人共享，否则，我们今后不可能有幸福兴旺的新年。

现在说说新闻。刊登在头版的这篇文章是《王与汗公司雇员拿到五千五百元红包》。一百名员工将从这笔钱中获益，报纸第五版登着汗先生的照片。他挽着袖子，笑容满面地与一个工人握手，另一只手拿着一张支票。背景中可能是王先生，他正对着镜头微笑。“工人们对王先生、汗先生和公司赞不绝口。”尽管“汗先生说工人们在相互协作时有些散漫，他希望他们能以新年为新起点，以新的眼光看待问题，达成共识”。

尽管达圭阿尔先生心情黯淡，报纸上还是刊登了一则王先生和汗先生的“合伙人和员工”祝愿“所有客户和朋友新年快乐，兴旺发达”的广告；怪的是，报纸第八版还有一张达圭阿尔先生本人和别人握手表达节日问候的照片。

社论声称贾根博士是共产主义者，“对付”伯纳姆先生“必须极为小心”，因为共产主义的烙印不易根除，社论赞扬达圭阿尔先生提出了“对英属圭亚那发展唯一有建设性的计划”。报纸上刊登的有联合力量党的广告、《太阳报》的广告、冰冰凉软饮料和班克斯啤酒（都是达圭阿尔的企业）的广告。报纸还报道了约翰·弗雷德里克博士的讲话：

你是想拥有像班克斯酿酒厂这样的盈利企业的股份，还是想纳税来维持像铁道部和巴氏消毒厂这样赔钱的国有企业，然后再听人家告诉你这些企业属于你，就因为它们属于政府？

在这些纷纷扰扰之间，上帝并没有被遗忘。一个宗教栏目（从风格和观念上看是源自美国的）提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你都可以做些什么，为当今世界的主流社会恢复你认为失去的价值观”，专栏讲述了一个纽约年轻银行职员的故事，他转行做了教师，尽管这意味着每年要失去一千八百元的收入。

在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时，他说：“当我眼前那些小眼睛因为意识到新的发现而焕发光彩时，想到我就是推动那些新发现的工具，什么牺牲都是值得的。”

另一个故事来自航海时代，讲一个年轻水手在暴风雨中爬上桅杆，吓得惊慌失措。“孩子，不要往下看！”大副喊道，“往上看！”于是他往上看，终于安全地下来了。

通过“往上看”，仰望上帝，展望全人类的事业，你的个人问题便会显得无足轻重，而且会迎刃而解。

在旅馆游廊上候机的旅客中，有个来自乔治敦的有色人种姑娘。她说她不关心政治，但认为自己支持达圭阿尔。其他领袖都是共产主义者。而且“瞧瞧达圭阿尔先生用班克斯啤酒为这个国家做出的贡献吧”。

难以置信的是，这其中确实有关联。酿酒业在加勒比地区往往是最早的工业项目之一。它是进步的标志，现代化的希望，而当地啤酒就是当地自豪感的主要来源：牙买加的红带啤酒、苏里南的巴波啤酒、特立尼达的加勒比啤酒、英属圭亚那的班克斯啤酒。在英属圭亚那，凡是听到有人赞扬联合力量党的地方，便会听到有人谈论班克斯啤酒。[16]

乔治敦的寄宿公寓里，那名醉汉依然酩酊，依然在呻吟，依然卧床不起。我动了动身子。

乔治敦，英属圭亚那最美的城市，却让游客最为恼火。试试早上要杯咖啡，简直没门儿。昨天你表示不喜欢温水泡的“速溶”咖啡，尤其是先倒水后加咖啡，而不是先放咖啡后加水；于是今天早上旅馆端来的便是半勺去年磨的咖啡末加上一品脱温水，因为你很愚蠢地说过，你要“用”研磨的咖啡——显然，“用”在圭亚那语中是指“喝”或“吃”。抱怨是白费口舌。那些印度服务员因过度劳累而行动迟缓，他们被老板和顾客呼来喝去，已经吓得什么也听不懂。（昨天晚上，一个印度人愤愤地向老板娘抱怨：“我待自己人很好，可是你听好，我和这些服务员可不是同一阶层的。”“我知道，我知道。”老板娘答道，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当你今天早上七点一刻下来，询问服务员为什么没有按你的要求在六点半把你叫醒时，那个中年服务员满脸惊恐地说：还不到六点半呢。尽管黄格子油布桌布上摆着塑料杯垫，可你只啜了一口咖啡，就知道难以下咽。

于是为了找一杯咖啡，你开始在这个白晃晃热烘烘的城市中汗流浃背地四处奔走。咖啡馆只供应冷饮；宾馆里的是速溶咖啡。你给一个朋友打电话，他推荐了一个名字诱人的咖啡馆。你向好几个圭亚那人问路，他们指错了方向，并非出于恶意或无知，纯粹是因为愚蠢。最后你终于找到凯特厨房（比如说）。你等了十五分钟；点了六七次；六七次都会有某个迟钝的女服务生，或是葡萄牙人，或是非洲人，或是印度人，隆起的肚腹暗示患有便秘，她以文盲般的认真劲儿写下你简单的要求，仿佛那支笔是铁笔，那沓纸是蜡纸。但咖啡没有来。在凯特厨房里，没人认识你，所以没人招呼你。

半小时后你满头大汗地站起身，因为咖啡馆里很热，密不透风。你发现自己激动而一针见血地说：“你们圭亚那人是我见过的最慢腾的人！”这些话只对你自己有影响；女服务生只是呆愣愣地瞪着你，你走进炎炎白光之中，气得浑身乱抖，只能用刚跳进脑中的那些辱骂的词语来安慰自己。

冷若冰霜，不积极主动，没精打采，只有敲竹杠时才来劲儿：

这些就是跳进我脑中的话。所以，每当沮丧到接近崩溃时，我便把玩这些词语，换个形容词，再添上另一个，直到我能够“往上看，展望全人类的事业”。

想搞到顿饭也同样不可能。乔治敦所有的餐馆和宾馆提供的几乎只有“家常烤鸡”，不过是烤鸡块装在一只脏乎乎的篮子里端上来（圭亚那人喜欢的正是那只篮子）。除非你像圭亚那人那样酷爱这种取了美国名字的“摩登”菜，不然就得饿着。你对服务生说要赶时间，也不过是白费口舌。你得等一刻钟才能拿到菜谱，一盘炒鸡蛋也得等一个小时。不要抱怨：那人已经加快速度了。你不能在旅馆房间做饭；不能在街上做饭。你能怎么办？以下摘自我的日记，仿佛摘自一个虚弱无力的探险者日记中的自述：

一月十七日。乔治敦的悲惨日子之一。在布克购物。打出租车花了四十五分钱。没吃午饭。朗姆酒馆；布克快餐店；买罐头起子和纸杯。

一月二十五日。在乔治敦的日子之一。早上醒来，情绪很坏……

圭亚那人那种疟疾病人似的慢慢腾腾在加勒比地区尽人皆知，就连英属圭亚那人自己也承认。有些雇主喜欢雇佣岛民，说这些人天性更主动，更自立。我听说，把一个圭亚那人留在丛林里管理一个观察站是很危险的：等巡视员们回来时，会发现茅舍坍塌，仪器生锈，那个圭亚那人发了疯。相反，你会发现一个岛民把丛林搞成一个齐齐整整的种植园，离开时还依依不舍。

我同一位圭亚那官员谈话时，他说这得怪疟疾。但不只是疟疾的问题，还有历史原因。奴隶制延续了三百年，而且格外野蛮：说起奴隶制，荷兰人的记录比法国人的更加黑暗。结果，非洲裔对独立充满激情，对他们而言，独立与其说是维护自豪感，倒不如说是渴望不受人管制、置身事外。因此在英属圭亚那内地会有那么多非洲淘金客，他们永远发不了大财，但却过得逍遥快活，超然社会约束之外，只是不触犯法律而已。也因此在相邻的苏里南存在de luie neger van Coronie[17]，即克罗尼的懒黑人，他们在偏远的定居点过着安稳的日子，偶尔会拿着一两个椰子到榨油厂换点现钱，除此之外别无所求，却把榨油厂、政策制定者、政客和消费者搞得很绝望，因为克罗尼人生产的未经提炼的油比从荷兰进口的精炼油还要贵。

然后是土地。圭亚那河流众多，必须要保护肥沃的海岸地带不被洪水冲刷；这片土地低于海平面，因此还得抵御海水的冲刷。灌溉和排水必须大规模进行，否则便没有价值，但小农场主没有这样的能力，因此农场必须大才行。可大庄园的弊端又随之出现：从空中向下看，绵延无尽的田地被横平竖直的灌溉沟渠分割，一簇簇工人住房分布其间。迈克尔·斯旺一九五八年谈到种植园问题时写道：“如今英属圭亚那的蔗糖业需要想千方设百计才能保住足够的劳动力……制糖业主要的弊端都可以追溯到对人力短缺的忧虑。”契约劳工制代替奴隶制，将成千上万的印度人弄到西印度群岛，这种制度在英属圭亚那实施得最为残酷（如果我们忘记印度人在法属群岛、中国人在古巴所受的虐待的话）。为了高效管理这些大庄园，工人必须被当作一个孤立的等级，还要不断提醒他们自己的地位。

在沿海，随处可见让人联想到过去的东西，让人联想到有意冒犯的东西。“大通间”——那种分隔成许多小间、每间住一家的长条形房间——几乎完全消失了；有人把乔治敦郊外仅存的一两栋当古迹指给我看。但是当你乘火车沿埃塞奎博河河畔的帕里卡与乔治敦之间颓败的铁路旅行时，吸引你目光的不仅是野草丛生的沟渠中的睡莲。铁轨一侧，你能看到工人的住房，一些挤挤挨挨、外形相似的小房子；另一侧则是高级员工的寓所：你会觉得，这种掌权者与下属员工的对峙，对任何有志气的民族来说都是无时不在的刺激。

怪罪庄园主、怪罪布克公司是件容易事。甘蔗是丑陋的作物，有段丑陋的历史。迈克尔·斯旺提到的愚蠢而不可一世的监工有不光彩的家世。但在英属圭亚那，归根结底还是应该怪这片土地。这里需要大庄园；而大庄园造就了布克公司。尽管布克公司近年来厉行改革，应该受到称赞，可他们也得为自己曾经扮演的角色、虽不情愿却仍然不得不勉力扮演的角色承担责任。布克公司应受谴责，不是因为那些冷酷而缺乏想象力的雇主——大庄园同样免不了有这样的雇主——而是因为它是殖民社会中的殖民社会，因为它造就了殖民社会中的殖民社会：这种社会是对圭亚那人民的双重禁锢。

奴隶制、这片土地、大庄园、布克公司、契约、殖民体系、疟疾——所有这些联手造就了一个既革命又极为保守的社会，并将圭亚那人塑造成如今的样子：慢慢吞吞，愁眉不展，表面上言听计从，实际上独立不羁，他们为自己生活的一小角圭亚那而自豪，对任何自我批评以外的批评都十分敏感。当圭亚那人面无表情地盯着你瞧时，你要知道他已经不理解你的意思了，于是他以为你想听什么就会说什么。你很难揣测圭亚那人到底在想什么；但如果你事先有了主意，你会发现对方多半会附和你。有个圭亚那人对我说：“在英属圭亚那，人人都撒谎。”这不是撒谎，只是表达不信任，是圭亚那人的一种条件反射；一九五七年英国殖民部官员赴英属圭亚那调查政治局势，得出贾根主义作为政治势力已是强弩之末的结论。想到此，你不禁对这些官员产生同情。

应该唤醒圭亚那人民的政治意识，将他们组织起来，这种观点并不令人惊讶。大庄园和通讯困难催生了一种社群情感，这种情感在特立尼达那样的地方是不存在的。至于民众是否得到政治教育则另当别论。人们发现，政治政策在英美可以像其他商品一样兜售。但在英属圭亚那，这些问题从来不会令人困惑，而且任何东西都无须兜售。政治判断简单明了，就像那个姑娘，她支持达圭阿尔先生就是因为他酿造班克斯啤酒。

埃塞奎博河中有个名为威肯纳姆的小岛，平坦、潮湿，那里的人们种植稻米。一个周末，贾根夫人去那里为一个新安装的高位水槽举行开工仪式，我与她同行。这是威肯纳姆第一次供应清洁的水源，为此大家都盛装出席，政府新闻社也派了摄影师到场。演讲过后，大家鼓掌喝彩，但不等贾根夫人启动水泵（排在打印议程表的第八项，但仪式没有完全按程序走），一个穿西装戴帽子的男人就站起身，吵吵嚷嚷地抱怨新水价过高，差点儿把开幕式搞砸了。庆祝活动提供饮料，楼下是汽水，楼上是威士忌，而在整个庆祝过程中，那人一直在抱怨，还一度威胁说不再支持政府。

这就是英属圭亚那的政治判断水平。无论部长们走到哪里，都会遇到鸡毛蒜皮的抱怨；无论何时，只要贾根博士在乡间停住脚，便立即被求他帮忙的人团团围住。政府是选举出来的，可这并不重要，人们依然要求政府同以前一样行使家长的责任，只是要更温和些；而民选政府就应该做出回应。“人民”已经了解自己的力量，那种兴奋劲儿还很新鲜，以至于每个新选民都把自己看作一个施压集团。就这样，人民——不是政客心目中的抽象概念，而是那些企图以乞求、行贿和威吓达到目的的人，因为他们过去就是靠这些手段办事的——威胁着一个负责的政府，最终也将威胁他们自己的领袖。这是殖民地衣钵的组成部分。

以下摘自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七日乔治敦的《晚报》：

品茗余兴

星期六晚上，菲耶·克拉姆－尤文庆祝十八岁生日，晚会在梅因大街她两位姑妈——艾薇·克拉姆－尤文与康斯坦斯·克拉姆－尤文——的住所举办。晚会上，菲耶收到平生最大的惊喜之一。

十点钟左右，一辆拉车停在大门口，阿特金森皇家汉普郡兵团的几个男生抬着一口巨大的箱子走进大厅。这是阿伦·毕晓普、艾文·奥桑、大卫·佩里和彼得·可科恩博士送给菲耶的礼物。

男孩们坚持要她立即打开箱子，当她打开箱盖，你猜从箱子里蹦出来的是什么？是大活人艾文·奥桑，他手里举着三个盒子！在场的客人们真是欢声雷动！第一个礼品盒上题着：“三个极品朋友赠”。打开这个盒子，菲耶看到救济院和部分工作人员的照片。第二个盒子里装的是一桶洁厕灵和一个马桶刷，第三个里面是一架极为别致的双筒望远镜，是两个甜露酒瓶用陶瓷制品固定在一起做成的。

从来没有什么惊喜构思得如此别出心裁，完成得如此圆满，我们到现在还好奇，停在梅因大街克拉姆－尤文家台阶前的那辆拉车到底下落何在。

菲耶本人看上去魅力四射，一如既往的光彩照人，她身着……

圭亚那人的距离标准很奇怪。他们会自豪地告诉你，他们最大的河流埃塞奎博河入海处宽达二十英里，河里有好几个像巴巴多斯那么大的岛。但沿埃塞奎博河上行仅有四十英里、航路十分便捷的巴蒂卡定居点，却被他们称作丛林、“内地”，尽管最早的种植园就在这片丛林中傍着那些焦糖色河流而建，用圭亚那诗人A.J.西摩的话来说，“覆灭的荷兰种植园之梦，在这些流向大海的圭亚那河流中”。这些种植园如今已踪迹杳然，只剩东一堆西一堆的残砖，当年作为压舱砖乘荷兰舰船从荷兰漂洋过海而来——你曾在那么多荷兰油画中看到过这种红色扁砖，被一个一个细细描摹——它们让人联想到精心描绘的洒满阳光的教堂墙壁，以及或井然有序或粗俗土气的室内景象，如今，发现它们横陈丛林之中，唤起的只有关于野蛮的奴隶制种植园的记忆，这景象委实令人不安。

在西印度城镇，历史仿佛已经死去，不再重要——也许是因为过去如此难以想象；也许是因为明媚的阳光；也许是因为那么多东西都临时凑合，又都那么新，肮脏不堪的景象完全属于当下。要感受过去，你需要身处圭亚那河流这样的空旷之地。这些河流，这片丛林，这些石头，在新大陆被发现前便已如此：而今此景犹在，河岸上丫丫杈杈横躺着枯死倒伏的树木，丛林并非一棵一棵彼此独立的树，而是某种参差披拂、垂挂缠绕、沉重不堪的东西，某种衰朽的东西，活着的树干如同白色柱子，树枝则像黯淡无光的绿丛中的白色脉管，它们在黑色河水中投下倒影，宛如一幅挂毯。

仿佛一切都在等待被发现。但那种空旷只是一种错觉。河岸边点缀着小居民点和营地，住着印第安人、矿工和伐木工。丛林中最难行处都有小径甚至道路穿梭其间。通往巴西的道路始于巴蒂卡。最初是水泥路（试验性地铺了路面），很快变成土路，宽阔的红色道路在丛林中穿行，路两边种着试验性的青草带，毫无底气地赖在森林脚下的白沙地上。裸露的树木看上去像史前动物，长着庞大的身躯和极小的脑袋；沙土地有的地方洁白如雪，让人想起盛夏落雪；那些黏土坑，颜色和亮度都像揉皱的铁锈色锡箔纸。这样的土壤中可以生长橙子树和洪都拉斯松树，可是这里再也种不活硬木树。不久，宽阔的红色道路萎缩成林间小径，一直延伸到波塔罗河边，在距巴西还有八十英里的地方戛然而止。在内地，英属圭亚那很容易让你产生这样的感觉：这片土地拥有的只是临时的林中空地和试验性的路面，道路要么渐行渐窄最终消失，要么像从鲁普努尼延伸出来的牲口小径那样又回到丛林中。

在这里，你对数字的看法也变了。二十个人就是一大群人；一百个人就是一座城市。回到乔治敦不仅是从过去回到现在，而且是从空旷进入难以容忍的过度拥挤。沿海地区因根除疟疾而人口暴增。人们心中充满对土地的渴望。乔治敦的儿童数量惊人，每到午后时分，爱尔博伊斯顿区的大街小巷看起来就像课间休息时的校园。即便是现在，圭亚那已经有大量失业人口。沿海地区的人口安置耗资巨大，虽然那里有很多闲置土地；要开发内地则耗资更大。英属圭亚那八万平方英里的国土上生活着六十万人口，而移民还在增加。你不禁会觉得这种圭亚那特色真让人摸不着头脑。

以下摘自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圭亚那画报》：

画报观点

从事身边的工作

昨天我们看到一则有趣的广告，上面写着“诚征家政服务人员”。广告上说报酬优厚，包食宿。

此类工作在德梅拉拉铝矿有限公司所在的采矿小镇麦肯齐找得到。

不仅麦肯齐招募厨师和女仆，乔治敦和周边地区的许多地方也都提供此类就业机会。

厨师和女仆是家庭的得力助手，应当被接纳和欣赏。

鉴于英属圭亚那失业率很高，妇女和女孩们不应轻视这类就业途径。在真正的正派人眼中，这类工作并不低人一等。因为如果没有人做女仆，女主人就得亲自打理一切家务。

假如家庭主妇必须做家务，难道会有人说她降低身份了吗？这种想法很荒谬。从本质上看，没有哪一种工作是下贱的。

如果我们国家有更多待业妇女和女孩意识到这一点，利用这些工作机会，自食其力，而不是选择继续待业以至受到各种坏影响的攻击，则善莫大焉！

在西印度群岛参与竞选的政治人物当中，贾根夫妇精力最为充沛。每到周末，他们或他们那些部长级同事都会去国内某地。这个周末他们要去伯比斯，贾根博士的老家。很多人对我说，那里是国内最“进步”的地区。他们邀我同行，贾根博士要亲自到旅馆接我。

而我竟迟到了。我去马路对面的餐馆吃了点“快”餐。等了四十五分钟，吃饭用了三分钟（炒鸡蛋）。等我回去的时候，贾根博士半坐在吧台凳子上。他穿了件运动衫，看起来很放松。之后我又想起还有要洗的衣服。我飞奔上楼，提着一包没有系起来的脏衣服下楼，交给吧台的服务生，并付了小费。（付小费也是白费。两天后我回到宾馆时，那包脏衣服依旧塞在吧台下面，我听说那成了随后接班的服务生眼中的谜。）

贾根夫妇住在一座朴实无华的单层木屋里，是圭亚那风格的高脚木屋。房子是开放式的，没有保护设施[18]，楼下养了一只宠物猴。除了楼上有几个堆满书的书架和杂志架（《纽约客》也在其中）之外，这座木屋与许多圭亚那人家的房子并无二致。

此次伯比斯之行算是家事。贾根家的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要去与贾根博士的母亲共度周末。他们对我很冷淡；想起关于他们的说法和描述，尤其是关于那个男孩的，我并不惊讶。不久，贾根夫人到了。她手脚麻利地做好准备——他们要在车上吃饭——还花了点时间挑了本书。她选的是柯莱特的《流浪女伶》（在威肯纳姆时她在读多丽丝·莱辛）。车里很挤，但还要来两个孩子，是贾根博士的弟弟瑟保罗的孩子。我们去另一条街的一座木屋里接上他们。贾根博士说：“就像去野餐一样。”车里，孩子们传递着橙子和香蕉，确实像去野餐。

我听说贾根博士的一个兄弟和我同名，于是大家谈起名字来。贾根夫人说，瑟保罗去纽约的时候，发现宾馆工作人员对他毕恭毕敬。一看账单方知原因：上面的称呼写的是保罗爵士[19]与贾根夫人。

我们还没有出乔治敦，一个骑自行车的黑人喊道：“印度苦力们就算被贾根埋了也不会在乎！”

让人觉得奇怪的好像不是那种辱骂，而是辱骂竟那么随便：眼前是一辆满载贾根家人的汽车，而那人竟用这么简单的话表达对本地主要政治问题的不满。你原本还期待会更正式一点呢。

“尊重对手，是你在英国才能学到的东西。”贾根博士说。

我们继续谈论名字。贾根夫人说贾根博士的另一个兄弟把名字由楚尼拉尔改成了德里克；而姐妹们中间除了一个人之外，其他人都取了英语名字。

恰好一百年前，特罗洛普抱怨英属圭亚那沿海地区的路况，这是他在这里时唯一不喜欢的一点。从那时到现在，路况并没有改善。路面是烧土铺的，比生土路面稍微耐用些，但也有限。路面到处坑坑洼洼，无论你如何躲闪都避之不及。那一小段平坦的“试验性”路面造成了简短但令人崩溃的对比，让你的挫折感更加彻底。可出租车和公交车经常走这些路，车多的时候就缓慢但坚定地沿直线颠簸而行，道路通畅时则像疯狂的蚂蚁似的七拐八绕，迂回前进。英属圭亚那随处可见的劣质铝土能铺就更持久的路面，可烧土是农民的产业，所以路面必须用烧土铺。

我们路过很多黑人定居点，其中一个名叫巴克斯顿，让人想起他们的故事。托马斯·巴克斯顿和威尔伯福斯曾为废除奴隶制奔走呼号。奴隶获得解放后，一些曾经为奴的黑人不愿为主人工作，便共同出资买下一些荒废的种植园，建起这些黑人村庄。其中最早的一座种植园购买于一八三九年，花费一万元。八十三个黑人当场捐出六千元现金，扬眉吐气地用手推车把钱送去；其余四千元在三个星期内付清。虽然遭到种植园主和政府的阻挠，乡村运动依旧进行得如火如荼。种植园主逐渐失去劳动力。政府害怕经济崩溃，为制造“自由但没有土地的劳动者”而限制公有土地的发放，并对那些私自占用闲置土地——英属圭亚那存在大量闲置土地——的人予以惩处。[20]

结果是印度移民解决了劳动力问题，而曾经的奴隶却被这片土地打败了，被只有大庄园才能解决的排水和灌溉问题打败了。我们经过一个凄凉灰暗的村庄，正像特罗洛普看到过的那些村庄：那是一片灰暗的沼泽中的一座灰暗的烂泥岛，岛上立着一座座遭风吹雨淋日晒而变得灰暗的木屋。贾根博士告诉我，这一带没有防波堤，这里的居民也不想建：如今他们不再是农民，成了渔民。

新阿姆斯特丹，英属圭亚那第二大城市，坐落在伯比斯河畔。贾根博士之前听说轮渡两点五分离开，我们及时到达河边，方知轮渡离开的时间是一点二十五分和三点四十五分。“这个国家的人毫无效率。”贾根博士说。但是布莱蒙特庄园的一艘汽艇正要渡河，为得到必要的许可，我们开车来到庄园办公室，一座低矮的白色建筑，精心修剪的草坪沟渠环绕，渠中生长着花盘硕大、色泽红艳的王莲[21]，使人倍感清凉。探险家尚伯克正是在伯比斯河中发现了这种花。贾根夫人像女孩般咯咯笑着告诉我，他们尽量同那些庄园保持恰当关系。尽管她没说，我还是感觉到，这样请人帮忙，而且人家答应得这么痛快，是挺让人尴尬的一件事。

我们刚到对岸，有一个人向贾根博士走来，递给他两元钱党费。一个上年纪的黑人来接我们，他是党的工作人员。新阿姆斯特丹是反对党的大本营，我们听说反对党领导人伯纳姆先生本人正在城里（他很可能赶上了一点二十五分的那班轮渡），当天晚上要发表演讲。贾根夫人说，在竞选巡回演讲时，有时候执政党得和反对党同住一家招待所。但在这里就没有这样的危险。我们要住在政府大厦。

新阿姆斯特丹的政府大厦是老达夫森庄园的宅邸，一幢白色的二层建筑，堂皇典雅，建在高大的柱子上，宽阔的露台丝网环绕，地板闪闪发光，房间宽大轩敞，到处散发着浓郁的古木气味，那种明确无误的热带庄园宅邸的气息。大厦内有达夫森家族遗留的物件。客厅里，除了两幅镶起来的鸽谷照片外，墙上别无他物；给我安排的那个房间里挂着一幅伊顿公学的彩色版画，淡蓝的色彩，浅淡，迷蒙。露台上，宽大的屋檐投下阴凉，丝网挡住了昆虫，但遮不住视线，透过它可以看到花园和网球场。我和党的工作人员谈话。他像一个如今有权利进入这所大厦的人那样坐在藤椅上；但他把帽子搁在膝头，谈话也主要围绕达夫森家族。说到他们，他饱含深情，津津乐道；贾根先生在楼上某个房间歇息，外面的扩音器发出沉闷的嗡嗡声，播报着伯纳姆先生晚上将要发表演讲的消息，使得炎热的午后愈发显得沉寂。

扩音器没完没了地广播着。党的工作者把话题转向政治，我觉得他有些不情愿，因为在新阿姆斯特丹，人民进步党的前景并不明朗。还是种族的老问题。新阿姆斯特丹的居民主要是黑人，而黑人担心印度人占上风。他自己倒是看不出谁占上风有什么关系。在英属圭亚那，任何人都有机会“进步”——在西印度群岛，进步就是意志坚定，志在必得——而这里也有和印度人一样“进步”的黑人。他只是希望有更多进步的黑人，也确实可以有，因为尽管印度人拥有更多财产，可黑人挣钱更多。

这样的话我在乔治敦也听到过，而且是听另一方的支持者说的。许多圭亚那黑人因为心里没底，担心自己——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一个群体——两次被人超越，先是被葡萄牙人（葡萄牙人和黑人之间于一八五六年和一八八九年发生过骚乱）超越，如今又被印度人超越，他们感到自己时运不济，正处于自我剖析的心境。圣诞节期间曾有人发起过一场运动，号召人们厉行节约，只购买绝对必要的东西。运动最终失败了，商店抱怨有人搞种族主义。

在乔治敦，有一个精力充沛、魅力十足、情感丰富的黑人女子跟我谈了一个小时，她以急迫的、近乎绝望的口气谈到圭亚那黑人的缺点。她期望黑人的行为举止有尊严。看到狂欢节期间黑人女子在街头乐队中又蹦又跳，她觉得恶心：印度女子、葡萄牙女子、白人女子、中国女子，她们没有人那样做。（可她们在特立尼达就会那样做，因为在那边这被认为是现代，是解放。）黑人把钱浪费在喝酒上，把喝酒当作富有和白人的标志。（这样说当然过于简单化，尽管应该说贾根博士也把酗酒看作这个国家的痼疾之一。）她期望黑人有印度人的勤俭和决心，许多受人尊重的黑人家庭把财产挥霍掉，结果落到印度放债人手中，完全任人摆布。最主要的问题是，黑人缺乏印度人所具备的家族观念，这是他们任人欺凌的根源。三百年的奴隶制教给他们的只是：他是孤立个体，人生苦短。

现在，坐在达夫森宅邸的露台上，这个党的工作人员在讲同样的问题，没那么多的分析，语气也不那么迫切和绝望。进步的人到处都有，他说，没有哪一个种族可以垄断进步。于是话题转到圭亚那的大家族上，再次谈起了达夫森家族。贾根夫人走过来，我们一起喝茶；孩子们已经被打发到奶奶家去了。

那天下午稍晚些时候，贾根博士要发表两场演讲，不在新阿姆斯特丹城里，在城外的村子里。汽车已经由三点四十五分的轮渡运过来；留下贾根夫人读她的柯莱特，我们前往党委办公室，一栋破旧的木楼，去接党的几个工作人员，带上扩音设备。离开市里时，我们接上了当地发言人，其中有阿约得哈辛，本地区的委员。我听说他已经有段时间没去拜访选民了，因而声誉不佳。

一卡车穿蓝制服的警察去了将要举行第二场集会的村子；还有一卡车警察，他们的卡车开进了我们停车的村子。在一座用木材和瓦楞铁盖起来的红色商店兼酒馆的两侧，警察已经各就各位。一些男孩坐在商店走廊的扶手上。那样一帮人，站得那么分散，有的在马路对面的院子里，有的在附近房子的台阶上，乍一看，你会以为警察比观众还多。一走进商店的院子，贾根博士就被一群稻农代表围住；他本人个子很高，也被这群农民围得找不见人。农民们都穿着出门拜客的衣服：熨过的卡其布裤子，硬邦邦、亮闪闪的鞋子，熨过的白色或亮蓝色衬衫，刷得干干净净、样子簇新的棕色呢帽。

党的几个工作人员挂起扩音器，试了试声音。有人介绍了阿约得哈辛先生，当他就政府的成就发表他那斗志昂扬、过于高亢的演讲时，有人在会场里兜售党报《雷声报》[22]。一直到轮到贾根博士发言时，那群稻农才放开他。他刚开了个头，那些党的工作人员和阿约得哈辛先生就驾车而去，为第二场集会“暖场”。贾根博士的激情洋溢与周围的田园风光和马路对面听众平静的表情形成鲜明对比。一头受惊的牛沿路狂奔而去，几秒钟后牛倌飞奔追来。一位缠头巾、裹腰布、身穿白衬衣的学者轻快地蹬着自行车驶过；一辆拖拉机、两辆货车也从会场驶过。贾根博士讲到德梅拉拉电力公司的收购问题、土地重新安置计划和选区设置报告。夜幕降临时，他还在讲。他讲了一个小时——商店走廊里的孩子们不停地交头接耳，咯咯嬉笑，又被人制止——他的讲话很受欢迎。

他冷不丁转身走进商店，独自一人，远离人群，一声不响地喝了一杯班克斯啤酒。所幸当时没有摄影师。那一周早些时候，有人拍到贾根夫人在喝一杯冰冰凉饮料，那跟班克斯啤酒一样是达圭阿尔的产品，报纸对此大做文章。

另一个村里的暖场并不成功。扩音器出了问题，一名党的工作人员在讲话，但没有人听。他站在一个新建的混凝土结构的大型食品店屋檐下的一个箱子上，食品店灯火通明，店门大开。一小群人，主要是黑人，三三两两地站在明亮的院子里，站在黑黢黢的路上，聊着天。每当有车开着刺眼的大灯驶过来，路上的人群便散开，挪到路旁的草坪上，不再重新聚在一起。人们不停地走来走，嘁嘁喳喳地说个没完。有个黑人在发言，他语气随意，翻来覆去地责难政府歧视黑人。一个男人在路边的黑影里不停地发问：“政府到底为这个地区做过什么？”“这个地区有多少人分到过土地？”显然他在村里是个人物，因为他每次开口，大家便开玩笑似的向他欢呼。他措辞有力——“土地”一词有种惊人的法律意味——这无疑也是他受人欢迎的原因。党的工作人员试图同时对付那个发问者和出毛病的扩音器，结果力不从心，徒劳无功。后来扩音器干脆被扔到一旁；贾根博士在没有设备的情况下将刚才讲过的内容以同样饱满的激情讲了一遍。他比前面的发言人吸引了更多人的注意，但人群仍然混乱无序。又有人在控诉政府对黑人的歧视，路旁的人群中甚至有人在轻声咒骂。

我们坐车回新阿姆斯特丹，一路上众人沉默无语。在政府大厦，宽敞的餐厅里灯光昏暗，新刷的墙上光秃秃的，只挂着一幅荷兰人绘制的新阿姆斯特丹的老地图（高大的森林[23]围绕一个小小定居点）。晚饭摆在一张光可鉴人的长条桌子一头，用布盖着。贾根夫人走下楼来，看她的表情，仿佛在等着灾难性的消息。她说自己是悲观主义者，我现在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她的头发刚刚梳过，我推测她此前一直躺在床上读柯莱特。

“怎么样？”

“还行。”贾根博士很简练，很疲惫，他好像有能力在激情与平静间不停转换。

伯纳姆先生的集会已经开始。原本寂静的城市中回荡着扩音器发出的轰鸣，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晚饭后，贾根博士出门拜访，我听取了贾根夫人的建议，打算去伯纳姆先生的集会上看看。会场在一条主街上，贾根夫妇的司机开车送我过去。伯纳姆先生穿一件普通的短袖运动衫，正站在一个高台上讲话。他一眼看到司机，评论了一句，但其中有太多当地的暗语，我根本没听懂。可司机又羞又恼，尽管他自己也是见过世面的政治活动家，听到比较过激或挑衅性的话还是莫名的敏感。那天晚上早些时候，在之前那场混乱的集会上，当一个女人口出秽语时，他还用手捂住耳朵。

伯纳姆先生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演讲家。他语速缓慢，用词准确，切中要害。他很少打手势；脑袋向前探着，表情坚定，推心置腹，表述简单，但丝毫没有居高临下的感觉。他极为冷静，声音优美，抑扬顿挫，令听者全神贯注，百听不厌。在他沉稳的说话方式背后隐藏着惊人的机敏，而正因为他不露锋芒，语速没有时快时慢，语调没有忽高忽低，讲话效果反而更好。

“伯纳姆！”一个骑自行车经过的小伙子喊道。“先生你好。”伯纳姆回应道，声音那样平稳，你得过几秒钟才意识到那几个字不属于演讲的内容。“你撒谎！你撒谎！”有人在一辆驶过的汽车中喊道。伯纳姆没有立即接话。等他把刚才正讲的那句说完，汽车已在远处越来越小，他才继续说：“哦，既然那个蠢货永远也不会明白……”时机把握得无可挑剔，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哄笑。听众中有人开始抗议。伯纳姆停下来，慢慢转过头，盯着那个发难者，明亮的灯光在他脸上闪烁，那张脸上的表情很疲惫，但还有一种大人不记小人过的轻蔑。沉默在持续。此时伯纳姆的表情变为恼怒，他又转回麦克风。“正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他开口说道。无疑，他在英属圭亚那的声誉部分造就了他的成功。他的演讲以风趣著称，人们来听他的演讲就是为了找乐子，正如新阿姆斯特丹这帮听众，无疑也是为此而来；一大群听众，各色人等，人人开心。

不幸的是，伯纳姆先生言之无物。他指出人们对现状普遍不满，却没有把问题揭示清楚。他讲到需要教育，并许诺假如他掌权，便要建立一个经济规划局。他提到贾根夫人，原先的同事，称她为“来自芝加哥的小妇人，我们海岸的外来户”；他讲到种族问题，虽然只是旁敲侧击，但态度仍然令人不悦。“我警告印度人……贾根说过他要控制经济的制高点。制高点，让我给你们翻译一下，就是你们的生意，你们的土地，你们的商店。”对听众中的黑人来说，这信息十分清楚。

我听说，一九五三年英属圭亚那宪法遭到悬置后，伯纳姆先生和贾根博士都在牛津大学发表过演讲。尽管权力和责任已经带来某些变化，但贾根博士依然故我。伯纳姆先生却不是这样。在一九五三年的讲话中，无论多么没把握，他还是表现得像个有话要说的人。可到一九六一年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无话可说。在中间这段时间内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导致了一九五五年贾根与伯纳姆的决裂？

在英属圭亚那，几乎任何大事都不可能查明真相。调查和多方查证只会把人吓懵。贾根博士指责伯纳姆先生搞机会主义；他说伯纳姆先生接受了西印度政客们糟糕的建议。一九五七年贾根博士大选获胜之后，曾寻求与伯纳姆先生和解，这是实情。但另一方面，伯纳姆先生，这个私下里魅力四射、几乎让人为他从政而惋惜的人，在他的乔治敦集会上——基本是他的新阿姆斯特丹讲话的老调重弹——说，贾根夫妇早在一九五三年大选前就已经谋划好了要“终结他的政治生涯”。因而，和解根本不可能达成；此外，贾根博士是个“斯大林主义者”，贾根夫人不是知识分子。然而考虑到伯纳姆先生才华如此卓著，上面的说法依然不能解释他为何没能建立一个富有建设性或具有促进作用的反对党。虽然提供不了证据，但我却以为，两人在圭亚那的主要经历十分类似，两人之间的惺惺相惜、相互尊重要大于他们之间的怀疑，或许两人都在为对方变成现在的样子而痛惜。

但是裂痕存在，国家因此而产生种族分裂，造成的局面恰如特立尼达局势在镜中的倒影：在特立尼达，黑人占大多数，在英属圭亚那，印度人是多数派。随着将近一半人口退出政府自治实验，国力严重削弱，岌岌可危。种族对立导致袭击和反击，冲突持续不断；这种对立又受到一些冷嘲热讽的跳梁小丑们的挑唆怂恿——各国的野心家多数都是这种人——于是导致压力越来越大，足以轻易冲昏双方领袖的头脑，使整个国家陷入混乱；尽管由于面积及其社区分布的隔绝状态，英属圭亚那比特立尼达更能承受动荡。

星期天上午，我们驱车沿科兰太因河畔向东到达莫兰特港，贾根博士的出生地。莫兰特港是甘蔗种植园，一马平川，大得吓人，好几英里长，好几英里深。人们为土地的广袤而十分骄傲，相信莫兰特港人杰地灵，养育出最优秀的圭亚那人。他们最为骄傲的是贾根博士，其次是当地板球运动员。在墨尔本国际板球锦标赛那场难分难解的比赛中，乔·所罗门奇迹般地击倒澳大利亚人最后一个三柱门。好几个从小就认识乔的人不止一次把他家指给我看。

莫兰特港的居民主要是印度人。那天上午，贾根博士要去一个工人住宅区为一座印度教神庙举行揭幕仪式。定居点的白色木屋沿沥青铺就的狭窄街道排列成长方形。我们看到一大群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大多身着白衣，有的站在路上，有的站在粉刷过的新庙的院子里磨损的地上。庙是混凝土建筑。我觉得它同圭亚那的许多混凝土建筑一样，笨重，不典雅，但很有趣味，因为尽管是座印度教神庙，它却明显受了穆斯林建筑的启发。穆斯林建筑像穆斯林教义一样规范、有特色，比印度教的建筑更容易记住，也更容易复制。除了几座简单的印度教神庙，清真寺是特立尼达和英属圭亚那的大多数印度人知道的仅有的非西方建筑。

贾根博士受到他兄弟乌迪特不拘礼节的欢迎。乌迪特仍然在这里的庄园工作，他身材魁梧健壮，穿着蓝衬衫和卡其布裤子，裤腿挽到脚踝，打着赤脚。贾根夫人把我引见给她的婆婆，一个矮小结实的白衣妇人。她穿着一条印度长裙、紧身衣，围着披巾。她儿子继承了她的相貌，只是那样的五官长在她的脸上稍显厚重。她态度朴实，不慌不忙，不出风头，同儿子打过招呼后，便退到一边。有人给贾根博士和夫人戴上花环。之后，贾根博士站在神庙门口发表了简短的讲话，讲自力更生的重要性，而这座神庙便是自力更生的一个例子；他说他很高兴能主持这一建筑的揭幕仪式。他剪了彩——西方与东方愉快的结合——并帮助众人将神像搬到庙内。我们脱掉鞋子跟着进去。水泥地板上铺了三块颜色图案各异的地板革。男人坐左边，女人坐右边。贾根夫人坐在婆婆身旁。主持仪式的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年轻的婆罗门，他身穿配有饰带的白绸上衣，一头齐肩长发梳到脑后。当地知名的中年歌手用簧风琴伴奏演唱了一首他专为这一盛事创作的印地语叙事曲。歌曲主题是贾根博士；歌词中多次出现英语的“一九五三”。一曲终了，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起立鼓掌。

“别！别！”我右边一个穿蓝衬衫戴眼镜的男子喊道，“这是神庙。”

掌声立即停止，我们许多人尽力装作没有拍过手的样子。

那位婆罗门呼吁我们合作。

贾根博士再次发言。他说，听到赞美的歌曲真让人高兴。这神庙是一座精美的建筑，为需要实践自力更生的圭亚那人民做出了良好表率。他的党保障宗教自由，尽管有很多相反的说法，但他来到这里便是明证。

“用印度斯坦语说几句，”那个穿蓝衬衣的狂热教徒用英语低声说，“他们会喜欢的。”

贾根博士坐下了。

又是一首歌，然后出乎我的意料，秘书宣读了一份关于神庙活动的报告，当然十分简短，可女人们还是受不了，开始交头接耳。

“安静！”那个狂热教徒跳起身喊道。

那位婆罗门呼吁大家合作，温和地要求大家保持秩序。

那个狂热教徒穿着袜子站起身致感谢辞。他用印地语对偶句作为开场白，又长篇大论地责备我们竟在揭幕仪式上拍手，亵渎了神庙。之后他讲到永恒真理，即信仰。他紧紧盯着贾根博士，说：“这个国家的印度教徒会为自己的信仰而战。这一点，谁都不要忘记。”

贾根博士直视前方。

典礼一结束，贾根博士便立即被一群谈论土地的人围住。我们其他人穿上鞋，走进与神庙毗邻的一间旧棚屋，在那里吃哈尔瓦——浸过糖汁的水果、椰子片、香蕉，喝饮料。走出木棚，我们坐在车里等贾根博士，车外烈日当头。围住他的人越聚越多，他一次次想往路边退，都没能脱身。司机被打发过去叫他。他是个小矮个儿，挤进人群就没了踪影，于是又有一个人被打发过去找人。“那些最难缠的骗子总是这样拦住他不放。”贾根博士的母亲说道。她已经在家里给他准备好了午饭，急着带他离开，而且车里十分热。过了很多分钟以后，贾根博士终于挣脱出来，走到路上，身后还跟着一群人。

贾根博士的母亲和兄弟乌迪特一家住在工人住房中，与庄园的高级职员住宅区隔着一条主干道。高级职员住宅区周围有铁丝网围绕，门口有门卫把守。工人住房是高脚楼，掩映在果树林中，让人有种窒息的感觉。但每座房子都建在一片相当大的地上：造成那种压抑感的是房屋之间纵横交织、尘土飞扬、积水残留的羊肠小径，更重要的是那些树，它们在吹来臭水沟气味的风中簌簌摇晃着。但很容易就能看出贾根家的孩子为什么总是渴望来莫兰特港与奶奶同住。对于城里孩子来说，院子里平整的泥地打扫得干干净净，排水沟渠和低矮的果树带来沁人心脾的清凉，这一切令人陶醉。

房子很朴素，建得很粗糙。因为原先没粉刷的木板新近刷过漆，屋里看起来很亮堂。狭小的客厅内不平整的地板上摆着一套莫里斯安乐椅；屋子中间的茶几上摆着一本相册，还有一摞横七竖八的美国通俗杂志；墙上只有几张罗马天主教挂历，此外别无装饰。没有水槽和自来水管，我们就在餐厅窗外用水罐洗手。吃饭时，贾根博士的母亲不停地劝我们多吃点儿。饭很可口，而且多得吃不下。吃完饭我已筋疲力尽。贾根夫妇下午要去看运动会，我实在难以应付，便问我可不可以休息。乌迪特带我走进一间与客厅相通的小小的卧室。卧室里毛毛刺刺的木板墙刷成钴蓝色；我倒在一幅基督画像下，酣然睡去。

乌迪特叫醒我时已经入夜。贾根夫人回了乔治敦，贾根博士在新阿姆斯特丹。我要在莫兰特港过夜。乌迪特为人庄重和蔼。他端来一罐水，让我提提神。而后他带我沿着主路走了很久，商店和新开张的咖啡馆照亮了道路，街上挤满星期天晚上看电影的人，显得很热闹。我们谈起本地区多种多样的农作物；乌迪特告诉我，现在正在引进可可树。乌迪特和他的兄长之间的不同并不令人吃惊；在许多西印度群岛家庭中都有相似的情形，由于对中产阶级的定义理解不透彻，他们可笑地自称“中产阶级”。

晚饭后，贾根博士的母亲把相册拿给我看。那本相册被许多双手翻过，唯一令我感兴趣的照片是贾根博士在美国读书时寄回来的一张。那是在照相馆由一位缺乏想象力的摄影师拍的，俊美帅气、光彩照人的小伙子回眸顾盼，对自己的容貌并非浑然不觉：那不是一张政客的脸，也不是一个将因阴谋烧毁乔治敦的罪名而身陷囹圄的男人的脸。如果说贾根太太为儿子感到骄傲的话，她并没有表现出来。她极少提到他；合上相册后，她开始关心起我和我的家人来。我抽烟太凶了；我在糟蹋自己的健康；我不想戒烟吗？还有喝酒也是个坏习惯，她希望我少喝点。我们说话的时候，乌迪特的孩子们拿出课本，借着煤气灯的灯光在餐桌上做作业。房子通了电，装了灯泡；但电力供应掌握在镇上开办小型发电站的不同企业家手中；在电力安排上似乎有些问题。早些时候，别人给我讲过一个十分傲慢的办事员，说他不屑于拓展他们发电站的服务。

贾根博士会在早上回莫兰特港，在芦蒲玛哈尔剧院的公众集会上就土地重新安置计划发表讲话。我动身去剧院的时候，乌迪特的妻子让我叫切迪“回来喝茶”。这一要求只能拖延，因为贾根博士已经站在剧院舞台上，他身后坐了一整排的政府官员，有黑人、葡萄牙人和有色人种，都坐在折叠椅上。地方官员身着西装；工程师们穿着卡其布短裤和白衬衣。

发问者被请到台上讲话，贾根博士一遍又一遍地向那些申请土地而不得的人们解释，政府对他们的申请都慎重考虑过，并把土地批给了最需要的人。最后，有土地的人开始登台。他们站得规规矩矩，衬衫袖口扣好扣子，拿帽子的手背在身后。他们说话声音很轻，仿佛意识到那些没有土地的人的敌意，而没有土地的人占听众的大多数。有人反对政府干预；有人不愿意别人对他该去哪儿放牧指手画脚；对于提案中的财产限制，有人表示反对。

贾根博士：你有多少土地？

发问者咕哝了句什么。听众在窃窃私语：“看到他了吧？看到他了吧？你看他现在装得有多低调了吧？”

贾根博士：你有一百英亩？

观众惊得倒吸一口冷气，有的是真的惊诧，有的是假装惊诧，掺杂着因当众揭穿一个早为人知的秘密而产生的喜悦。发问者用帽子轻拍着大腿后侧，直盯着贾根博士。

贾根博士：那这一百英亩土地，你种了多少？

发问者又咕哝了一句。

贾根博士：十二英亩。你有一百英亩，你和你的儿子们种十二英亩。可是伙计，我要是有把镰刀，一个人就能种的比这更多。（此时，贾根博士的语气由拉家常变为雄辩）这正是这片土地的祸根。这么多人没有土地，那么多肥沃的土地却用不起来，就这么荒废着。这样的事情，这届政府要加以制止。

观众发出赞许的嗡嗡声，当发问者手里捏着帽子低头盯着台阶走下舞台时，赞许的嗡嗡声变成嘲弄的嗡嗡声。又有一位发问者走上台讲了一阵，听众仍然发出嘲弄的声音，贾根博士举起手，让大家安静。

贾根博士：好。你种了十五英亩，你辛勤耕作，你辛辛苦苦拉扯老婆和五个孩子过日子，你不明白为什么政府或他人要来对你指手画脚，告诉你该干什么，或者把牛拴到哪里吃草。很好。我们知道你干活很卖力。可是告诉我，你家的牛踩坏的是谁家的稻田？你用的水又是从哪儿抽出来的？从旁人的地里，对吧？那他该怎么办？

人群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赞叹贾根博士机智地推翻了一个最初貌似合理且无懈可击的论点。

集会就这样持续着，直到高潮。这场高潮是由坐在后排的一些没有土地的人在吃吃的笑声中准备好了的，他们可能也是党员。一个“人物”，赤着脚，穿着卡其布裤子和衬衫，从举止上看好像微有醉意，他犹犹豫豫，令人发笑。他走上舞台，一路上观众起哄般地为他鼓掌。一上台，他便代表没有土地的民众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措辞克制的演讲。这是一场完美的表演，从开头——“像我这样的人，没文化，不会说好听的”——到人人皆知的本地笑话，到对自私和贪婪这些导致圭亚那问题的根子进行的毁灭性的谴责。等他说完后，大家已经没有别的话要说。只需让一个穿白短裤的工程师举着地图，解释一些技术方面的细节。

即便如此，会后贾根博士还是被人们团团围住，他把解释过的问题重新解释一遍。有个人投诉的问题很特别：政府要他给他的出租车挂牌照，却按面包车的牌照收钱，他要让贾根博士纠正这一做法。他口中的出租车就停在剧院的院子里，是辆厢式货车，可以坐十个人。

此时天过晌午，没有时间去同乌迪特的太太喝茶了。贾根博士下午五点得去为乔治敦一家木薯加工厂主持揭幕仪式；他的儿子还在新阿姆斯特丹等我们，想及时赶回去看下午场的西部牛仔电影。我们同一些政府官员一起乘车，动身返回新阿姆斯特丹。车子一路飞驰，这里的路铺了沥青，光滑平坦。我们听到敲打的声音，响声不停，而且越来越大。这声音我听着耳熟，就在离开特立尼达前不久还听到过。我们停车检查车轮。前轮很牢固，后轮用手一推就晃。卸掉左边的轮毂盖，我们发现所有的螺丝帽都松了，从螺栓上齐齐地凸出来，还有一两圈丝就要掉下来了。真令人费解。

“这周末你算见识到原汁原味的政治啦，”在新阿姆斯特丹政府大厦吃午饭时，贾根博士对我说，“你要真打算考虑点问题，只能出国。”

说起贾根博士，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看法。一些人信不过他，因为他是共产主义者；另一些人信不过他，因为他不再是共产主义者，而成了又一个为权力所诱惑的殖民地政客。对一些人来说他是种族领袖。对一些人来说他没能成为种族领袖。（“我讨厌切迪，”一个地位优越的印度人对我说，“我越看他就越讨厌他。有朝一日这个国家的印度人会清醒过来，发现切迪已经把他们卖到河下游去了。”）而对其他人而言，正像一个黑人提醒过我的一样（这一点很容易忘记），贾根博士代表了剧烈的种族变化：他不是白人。殖民体制就是殖民体制，许多棕种人和黑人，那些“体面的”棕种人或黑人，觉得很难原谅这一点。

西印度殖民地的状况独一无二，因为尽管西印度群岛种族和社会构成十分复杂，却纯粹是大英帝国的创造物，以至于帝国退出也几乎没有使这里发生任何改变。在这种情形下，民族主义是唯一的振兴力量。我相信，在热情洋溢与虚张声势之下，一九五三年的英属圭亚那存在着积极的民族主义。这是贾根夫妇、伯纳姆先生与他们的同事的功绩，但那一年宪法遭到悬置，英国派军入驻——这羞辱来得无缘无故——将民族主义毁掉了。刚刚才被战胜的殖民态度就这样轻易死灰复燃。就像诺丁山暴动中伦敦的西印度人一样，这个国家迫于压力而分崩离析；已经聚集起来的能量本该导向一场有序、而且早该进行的社会革命，实际上却被消耗在种族对抗、派系斗争和单纯的恐惧中，造成了混乱局面，如今这种混乱给圭亚那人带来的危险远比一九五三年的所谓阴谋带来的危险严重。

令人压抑的是那种浪费，那种徒劳无功。一想到圭亚那，人们便会想到这是一个资源短缺、各方面都很紧张的国家，一个因地理原因而导致行政管理和公共项目相较其税收和人口而言都大而无当的国家。你会想起总是在决口、总是在修补的防波堤；想起因缺乏资金而用泥土修建的堤坝；想起土路和偶尔出现的试验性路面；想起有必要修建但尚未修建的道路；想起朽坏的铁路（一份政府发展规划文件中有一条实事求是的按语，说“四分之三的客运列车已经十分老旧，眼看就到了无法修理的程度”）；想起英属圭亚那航空公司那三架超负荷运转的“达科他号”飞机和两架格鲁曼水上飞机。你还会想起挤满孩子、如同课间休息时的校园的爱尔博伊斯顿区的街道。

在阿特金森飞机场，一个长着一张阴郁的乡下人面孔的中年美国人倚着英属圭亚那航空公司摇摇欲坠的候机楼廊柱。我猜他是美国人，是因为他那身衣服。那顶草帽和紧身卡其布裤子与众不同；还有那副眼镜。他还挎着一部相机，嚼着口香糖。他的行李装在几个塑料口袋里，搁在身边；他走到哪里就把口袋提到哪里。那种戒备显得很多余，因为周围没几个人，而且都是去内地的旅客：六七个寻找钻石的采矿工、塔尔伯特医生和我。塔尔波特医生是内地“老鸟”，他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去丛林里为印第安人拔牙。他的两三件行李用绳子捆在一起，还带了把雨伞——与他那顶白色巴拿马草帽配起来显得有些古怪——还有一包书，大多有关医生。

我们要去西南部的卡马朗，那里靠近罗赖马山，是英属圭亚那、巴西和委内瑞拉三国交界处。卡马朗是印第安人保留区，最近刚刚开放，但是去那里依然需要政府许可；那些采矿工只被允许去钻石矿时途经那里。

“达科他号”飞机是从鲁普努尼飞来的，卸掉麻袋装的牛肉后，我们登上飞机。那个美国人拒绝搬运工的任何帮助，将各式各样的大包小包串起来，挂在身上，摇摇晃晃地登上飞机，之后他又缓慢而小心翼翼地将那些包解开、卸下，塞进飞机后部。他选了个座位，用手帕掸一掸尘土，坐下来，专心致志地扣上安全带，一边还不停地嚼着口香糖。他的专注被“啪”的一声轻拍打断了，仿佛有人瞅见一只苍蝇，盯了它一阵后想拍死它。

几分钟后，我们飞过沿海地带，飞临巴蒂卡上空，瞥见通往波塔罗金矿区的红土路。映入眼帘的是数不清的森林密布的小岛，拥堵在马扎鲁尼河中。然后便是森林，还是森林。我们不再透过长方形的小窗张望，只是听着飞机轰轰的噪音。我身边那位黑人采矿工正在读《乔治敦纪事报》。他见我从他的肩膀上看，便把报纸递给我。头版头条报道的是库尤尼矿区乱象。很显然，那里的采矿工没有医生，无人管理，只能仰仗委内瑞拉官方。这些情况是一个叫阿格里帕的采矿工告诉《纪事报》的，文章援引他的话说：“要是谁打架被人砍了，没有医生管他，也没有警察找他。”

如同去鲁普努尼的那次飞行，山脉陡然出现。但这里的山都是平顶，表明这是一片出现部分下沉或崩裂的高原，只留下仿佛属于巨人城堡的灰色石墙，有整齐的断面和整齐的塔楼，其中一个方方正正，还有许多是溜圆溜圆的；一股股细细的白色水流沿石墙飞溅而下，最终化为水雾。“奇哉此墙石；城堡为命运摧毁，沦为颓墙残壁；巨人的作品正在坍塌。”教科书中的文字在多年以后无须召唤，不请自来，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但盎格鲁－撒克逊诗人描写的是废弃的巴斯城，这里却是柯南·道尔的失落的世界。

我们准备着陆。我把《纪事报》还给它的主人，他说：“这么说你读过了，嗯？伙计，我就是阿格里帕，这上面的故事是我告诉报纸的。这些事可不是说着玩的。”

下飞机的时候，地区长官比尔·塞加尔来接我们。塔尔波特医生要在他家住一夜。我和那个美国人要去客栈同住一个房间。几个印第安男孩提着我们的行李，那个美国人很规矩地付给每个人小费。我整理包裹的时候，美国人走到外面的阳台上；我离开房间的时候，他走进来。我们没有搭话。

卡马朗河口的定居点围绕简易机场而建，机场位于卡马朗河与马扎鲁尼河的汇合处。从客栈阳台望出去，看到的是峭壁之下乌黑晶亮的马扎鲁尼河，两岸高树如墙，中间夹着平静的河水，一边倒影清澈，一边倒影幽暗；远处，平顶的蓝色罗赖马山矗立在河流尽头。我走到峭壁下，来到水边。三个印第安女孩坐在一块岩石上，吃吃笑着低语，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面带笑容的印第安人。两个印第安男孩咯咯笑着划树皮舟驶过，小舟仿佛在黝黑光滑的水面上掠过。这景象宛如一幅儿童书里的插图，书中讲述着遥远国度中身怀绝技的孩子们的故事。

在定居点一座尚未完工的木屋下面，我偶遇了与我同机抵达的三个采矿工。他们一个是印度人，另外两个是黑人——一个是棕褐色皮肤，另一个是纯黑色皮肤。我在印度人为数不多的几件家当中看到一瓶黄色辣椒酱。见到我，印度人立即打开话匣子；那个棕褐色皮肤的黑人也说起话来；只有纯黑色皮肤的黑人一言不发，而且几乎不看我。人人都知道圭亚那的采矿工，或“猪肉佬[24]”，这几位把我当作一个有些见识的游客，于是对自己的言谈举止都颇为在意，免得辜负他们的名声。那个印度人告诉我他也是潜水员，我向他表达了敬畏，我想他是这样期望的。那个开口讲话的黑人说：“穷人混饭的最好活路。”印度人讲起潜水来。他说，有时候你能在水底下待半天。“那得靠你的专猪力[25]，”那个说话的黑人说道，“没有专猪力的人，过半个小时就得上来。”我问说话的黑人是不是从乔治敦来的。他有些尴尬，说是从“另一个地区”来的。这就意味着他是小岛人；我没有再追问。有个东西飞到一根粗糙的木柱子上，落在我的手上方：是一只蜘蛛，肚子下面坠着一个大圆盘般的白色卵袋。我与采矿工道别，他们开始收拾吊床准备过夜。黑色的马扎鲁尼河在他们身下流淌，远处是朦胧的罗赖马山。

比尔·塞加尔邀我共进晚餐。他也邀请了那个美国人，但美国人谢绝了，嘟囔了一句：不想吃光别人的口粮。我经过客栈房间时，瞥见他正在阳台上的厨房里，他从塑料口袋里拿出一听罐头，小心翼翼地打开。比尔·塞加尔简朴的木屋中堆满书和杂志，没有刷漆的墙上挂着琳琅满目的印第安工艺品，塔尔波特医生正在里面看书。他已经拔过好几颗牙了。塞加尔在冲澡，他喊道：你自己来一杯吧。我从冰箱里拿出一罐淡啤酒——我内疚地提醒自己，这里的一切都是从沿海地区空运过来的。塔尔波特医生向我解释印第安人的吹矢管、黑头箭和串珠小袋。“现在这些都戴在衣服里面，可惜呀！”塔尔波特医生是个浪漫派。他信不过任何技术进步，为逝去的岁月感到惋惜，那时候长途跋涉去内地就是长途跋涉去内地，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变成乘坐“达科他号”飞机做逍遥游。他甚至都不喜欢舷外发动机；我们明天就要乘传教站的汽船沿卡马朗河逆流而上，前往位于委内瑞拉边境的帕瑞玛的传教站，而他竟然宁愿骑马过去。

一个高大瘦削的葡萄牙飞行员也来了，他第二天要驾驶我在飞机跑道上看到的那架鲜红色单引擎飞机，送那些采矿工到钻石矿区去。飞行员不喜欢采矿工在印第安定居点停留超过必要的时间。他告诉我，那个和我聊潜水的印度人，名叫狄奥尼索斯，不会被送到钻石矿区。正是狄奥尼索斯搭乘的那架“达科他号”飞机从乔治敦捎来信，说他没有被雇佣。

比尔·塞加尔走出浴室。黑人配药师欧罗巴先生从飞机场对面的医务室过来后，晚餐的客人总算到齐了。（阿格里帕、狄奥尼索斯、欧罗巴先生，真没法相信卡马朗人竟起这样的名字。）伴着房顶上蝙蝠发出的吱吱尖叫，我们围坐在塞加尔宽大简朴的木桌旁，谈起圭亚那的问题。欧罗巴先生讲到种族和奴隶制问题，他不带怨恨地提醒我们，印第安人曾追捕逃亡奴隶；于是大家又谈起印第安人。

他们对我讲起酒精对印第安人的影响：多年前遭受的侮辱和不公，本来早已忘怀，两杯酒下肚，便又记得清清楚楚，就要和人拼命。我还听说了卡耐玛，雇佣杀手，令所有印第安人胆寒。卡耐玛是十分执着的人，他们离群索居，杀人之前会斋戒；他们杀人的方式十分残暴，包括会把受害人的肠子打成结。卡耐玛一旦为人所知便会失去力量，因而他们只对受害人透露身份。这就是为什么印第安人不愿意孤身前往人迹罕至的地方，即便有人结伴也不安全，因为——谁知道呢？——说不定你的同伴就是一个卡耐玛。但是对印第安人来说，你是逃不出卡耐玛的掌心的，因为卡耐玛不只是杀手：他就是死神。印第安人从来不会寿终正寝：他们总是死在卡耐玛手里。

传教站有一条狗，是一只健壮、漂亮的动物，时时活在恐惧之中。它怕黑，怕虫子，怕突然的动作。当我和飞行员离开塞加尔家，打着手电筒走回客栈时，狗走在我们前面，它总是待在摇晃的灯光中，宛如演员侧身进入不稳定的聚光灯中。回到客栈，狗蹭着我们的腿，寻求安慰。电灯闪了三次，这是塞加尔发给我们的断电信号。很快，整个站点沉入黑暗，而且随着发电机渐渐停息，一切陷入沉寂。我依依不舍地离开那条狗：它刚才被一只甲壳虫吓坏了，正躺在我的双脚间。

我的美国人室友在蚊帐里睡着了，蚊帐是他用塑料口袋里装的支架和圆箍撑起来的。我的床没有蚊帐，保护我的只有塞加尔的保证：这儿没有蚊子。正想上床，我忽然想起下午的时候美国人曾掀开床彻底检查了一番。此刻记起美国人的警惕，我不禁悚然一惊。我猛地掀开床单，劲儿大得没有必要，在床上爬来爬去，尽量悄无声息，打着手电检查着。

早上七点钟，帕瑞玛的船夫穿着长筒橡胶靴、迈着重重的步子上来。美国人已经穿戴停当，打好背包，蚊帐也已经拆下来，他正在系一个塑料口袋。他向船夫道歉说自己还没有准备好，他六点半才醒。我也要坐那艘船。“早知道你也坐这条船，我就叫醒你了。”美国人对我说，这是他第一次跟我说话。我跳下床，进卫生间冲洗了两下，喝了杯雀巢咖啡，因为着急，咖啡是用温水冲的，然后我跑到塞加尔家喊塔尔波特医生。他刚刚坐定，面前是一大桌很讲究的早餐，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对美国人的态度十分不以为然。我晃晃悠悠地走到河边。那个美国人正孤零零地坐在汽船上，周围是他那一大堆塑料口袋。我又回客栈喝了杯可可，然后溜达到医务室。欧罗巴先生兼任邮递员，他正在盖卡马朗的邮戳。阿格里帕和他在一起，还有另外一个采矿工，上了年纪，戴一副眼镜，有点中学老师的派头。他拿出一个玻璃瓶，给我看运气好的人可能会搞到的钻石：看起来像细碎的石头、玻璃和折断的铅笔尖，大小也就铅笔尖那么大。

我们终于准备就绪。但是船要从卡马朗那边出发，美国人还得从汽船上下来，此前他一刻也没有挪窝，等在那里。他把大包小包留在船上，自己爬上山坡，穿过飞机跑道，再走到下面的卡马朗河边。

我们出发了。一个印第安人站在船头，后来他坐在搁在船头的桨上，再也没动过。那样纹丝不动，让我大为好奇，这种好奇因为单调沉闷的漫漫旅程变得难以忍受：不变的声音，不变的河流。一小时又一小时，我只能盯着杵在我眼前的那个穿蓝球衣的宽阔后背、一动不动的长筒橡胶靴，以及按在船桨上的那双手。我给他拍照，用笔勾勒出他的样子，然后又拍照。他的职责是对前方可能出现的障碍，尤其是淹没入水的树桩做预警（河岸上到处都是树桩）。不知是他运气好还是我们运气好：他一整天都没有发出一声警告的呼喊。

平滑的河水是黑色的，带点温暖的棕色调；河流很窄，两岸森林茂密，有种被包围的感觉。有时候我们经过撑船的印第安人，他们比鲁普努尼印第安人的肤色更浅，相貌更英俊。一艘靠岸的树皮舟或独木舟，一条被踩成褐色泥土台阶的通往岸边的崎岖小径，表明岸上有人家。一个由树枝搭成的球门柱一样低矮的建筑物，标明彼处乃是营地。鸟儿们，通常成双结对，在船周围嬉戏飞舞：灰色的大鸟和一些蓝黑翅膀白胸脯的小鸟。塔尔波特医生说，他第一次沿卡马朗河溯流而上时，那种灰鸟伴了他一路。现在它们在前面飞，与船隔了一百多码，因为印第安人会打它们取乐。果然，一个印第安人从船尾抄起一把步枪，他的朋友们叹息着，嘁嘁喳喳地期待着，船也慢了下来，好让他在船头那个纹丝不动的监视哨前面站好。他转过头冲我们微微一笑。“别理他，”塔尔波特医生转过脸，烦躁地说，“他就是想显摆一下。”

于是我不再注意他，我想用河水冲一杯可可。塔尔波特医生带着近乎主人翁的自豪感说，河水很纯净。美国人坐在我们身后，很干脆地谢绝了：他不想吃别人的口粮。塔尔波特医生用杯子舀河水，却把杯子掉进了河里。不管怎么着，凉可可还是冲好了——那河水可以说是酒掺了水[26]的颜色——我刚把杯子举到嘴边，步枪就发出“嘭”的一声巨响，震得我把可可洒在了衬衣和裤子上。那个印第安人失望地叹了口气：鸟没打中。之后，我想刷刷杯子，结果也把杯子掉进了河里。我听到身后的美国人在吹一杯热可可，慢慢地啜饮，那是他早上冲好用保温瓶带来的。他还从密封塑料盒里拿出一份精美的三明治吃起来。

中午时分，我们在一个村子停下。村里的房屋是用木材和瓦楞铁建的，排列得井然有序，这对自诩为旅行家的人而言颇为败兴。这是帕瑞玛传教会的分支。美国人在拍照片，在拍那些吃喝之类的寻常景象时那么细心专注，又那么躲躲闪闪，让大家又迷惑又好奇。印第安人买了木薯面饼，那饼像卷曲的白色圆盘，有两英尺宽，半英寸厚。他们接过面饼，极随便地叠了叠，塞进篮子一角。塔尔波特医生自己也买了一张，一个小男孩给他送到船上，那张饼把男孩半个人都遮住了。我尝了一块，饼又硬又粗，闻起来有些酸，吃起来没滋没味。那个穿蓝球衣的监视哨在两块饼间夹了肉。他满脸笑意，在船桨上坐好；有人递给他一搪瓷盘带红点的米饭。他每吃一口米饭，就咬一块木薯饼。

此时，河岸上出现了棕色和灰色的巨石，巨大破碎的卵石被水流磨圆、为波浪雕刻。有时石头是四方形的，硕大无比，带着裂纹，如同巨人堡垒的废墟。这些岩石上只有几英寸厚的土壤，却生出森林大树，树根向四周伸展，于是土壤便好似由根构成，而那些树则仿佛横空出世，无所依托。许多树都栽倒河中，它们绿的、白的、黑的树干与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形成无数完美的V字形；倒影中折断的树枝和偶尔出现的孤零零的白色树桩构成错综复杂的精巧图案。藤本植物从岸边高耸如壁的森林中悬挂下来，如同缠绕的白色电缆，有时藤蔓直直垂到水中，与倒影相接。这样的风景不适合拍照：热带雨林最容易让人联想到的莫过于上世纪游记中的钢板雕刻插图。

不久，我们安静下来，塔尔波特医生在读一本我从来没听说过的平装本小说。我拿出我的书，企鹅版的《背德者》——真是自作自受，我读它是出于责任感——马上担心起小说的题目是不是不太得体。早些时候，塔尔波特医生给我讲过传教站的戒律，我们现在坐的就是传教站的船：不能吸烟，不能饮酒，不能喝咖啡，不能喝茶，不能吃胡椒，不能吃肉，不能吃无鳞鱼，而且除了赞美诗之外，也不能唱歌吹口哨。我们已经破了几条戒。美国人喝过咖啡，我一直在喝威士忌，以缓解被可可弄湿衣服带来的不适。我还一直在吸烟。

现在船一直在礁石间穿行，船上的人不断向岸上的印第安人喊话，我们终于到达水陆联运点。耳中是瀑布的轰鸣。阳光照亮一边的河岸和河水，水在阴影中时是黑色的，如今却宛如迎光举起的葡萄酒，上面闪烁着亮晶晶的蛛网。货物卸下船。我和塔尔波特医生把所有行李托付给印第安人，之后在有粗有细、高大笔直的白树之间蹚着泥泞穿行，还滑倒了一两次。美国人不许任何人碰他的塑料口袋，他把袋子串在一起挂在身上，动作缓慢，极为缓慢，而且比他当初上“达科他号”飞机时还摇晃得厉害，在黏稠的烂泥中择路而行。我们在另一边等他；过了很多分钟后，他终于出现，皱纹密布的疲惫的脸上既没有现出成就感，也没有受难的表情。

旅程即将结束，几分钟后我们到达帕瑞玛。村庄在我们左边，河的另一岸上清理出一块着陆场。帕尔默，一名二十出头、身材纤瘦的英国农业官员在岸上迎接我们。他穿着卡其布裤子、帆布鞋，头戴大草帽。他对塔尔波特医生的到来尤其欢迎：传教站疫病肆虐，连牧师和他的家人也受到了传染。塔尔波特医生拿着书和伞上了岸，他要住在村长家里。我们又继续走了几百码去传道站办公室。岸上有两个穿游泳裤的孩子，白肤金发，满脸雀斑。在河上漂了一整天，看到的都是莽莽森林和印第安面孔，他们的出现令我大吃一惊。

“你是谁？”那个稍大的男孩问，这正是我想问他的。他的美国口音，加上这次邂逅的不真实感，竟使这样一个简单合理的问题显得有些唐突。

男孩的父亲便是那位牧师，牧师长相很年轻，瘦高个儿，戴一副眼镜，从高高的岸上走下来，到了黑水边。

“我姓温特。”同来的美国人说着，伸出一只长着雀斑、大得惊人的手。我意识到，与牧师的口音相比较，温特先生有种夸张的南方腔。

我们爬上岸。传教站是一圈矗立在山坡上的木房子，位于一大片空地的尽头。空地上还残留着一些尖树桩，说明这里有人在搞破坏，而非搞开发。泥土中嵌着巨大的石块，就像在河里见到的那种。有两三个地方在烧树根：没有火焰，只有白色浓烟。

美国人似乎能相互影响。温特先生不再那么惦记他的大包小包，他滔滔不绝、咕咕哝哝地说起话来，好像要把过去两天憋在肚子里的话一吐为快。牧师的态度更加恳切，口音也更加刺耳。他邀请我们共进晚餐，说真希望能为我们多做些什么。

“要不是我妻子生病，我们早在家中欢迎各位了。”他说。

温特先生的唠叨声戛然而止。牧师在解释时信口提到黄热病，闻听此言，温特先生向周围张望，仿佛在找他的塑料口袋。他的脸色再次阴沉下来，说自己不喜欢吃别人的口粮。

我们要同住在一间尚未完工的简陋木屋中，屋里依然弥漫着新砍下的热带杉木的辛辣气息。牧师帮我挂好吊床。我稍感欣慰地发现，虽然温特先生背了那么多塑料口袋，里面却没有吊床。他有一张草褥子，而唯一可以铺草褥子的东西是一张比他身高短一英尺左右的工作台。他把行李收拾好后，又自力更生起来，他告诉牧师不必抱歉，好像急着把他打发走似的。

我想趁太阳还没有落山去游泳。牧师说河水还很冷，长着锯齿般利齿的水虎鱼还没有出来。保险起见，他陪我走到河边。土里那些巨石引起我的兴致。石头上有齐整的沟槽，仿佛是用模子做出来的效果——我想那是水流的杰作——这些沟槽刻在与它们相似但更宽的刻痕中，暗示此地曾经的壮丽和蛮荒。我问牧师这些石头的年龄。他说基督再临论者早已不理会“地质学家的胡言乱语”，认为世界的年岁是六千年。河水呈黑褐色，傍晚时分，森林中万籁俱寂，要扎进这样乌黑的液体中，实在令人胆寒。你看不到黑暗，而是感觉自己闭着眼睛，置身于一片虚无之中。

在黑色高墙般的森林脚下，那些房屋透出星星点点的灯光。燃烧的树桩发出微红的光亮，噼噼啪啪的爆裂声传得很远。我们那间未完工的房子沉在黑暗中。温特先生铺好床铺——看起来跟儿童床差不多大——上面罩上蚊帐。他就着手电的光喝咖啡、吃三明治。我喝了点威士忌，然后去一位黑人老师家借灯笼。黑人老师的书架上摆着宗教书籍和课本，一家人（包括奶奶）围坐在一张铺着油布的桌边默默吃饭。想起我满嘴的酒气，我问老师准不准抽烟。那老奶奶看着我。老师说牧师很宽容，但他想知道，我不想趁此机会把烟戒掉吗？我向他保证说会努力的，便提着灯笼匆匆离去。

“哇，歇歇[27]你！”温特先生说。屋里黑灯瞎火的，他正坐在床沿上摆弄晶体管收音机。

从外面看，牧师的房子粉刷过，四周围绕低矮的白色木栅栏，看样子很气派，可屋里则像拓荒者的房屋一样简陋。房间里散发着令人放心的新漆的气味：说令人放心，是因为温特先生嘟囔过黄热病会传染。牧师一家——漂亮的女儿、金发碧眼满脸雀斑的儿子，甚至还有小小的黛博拉·苏，拿出她的布娃娃、娃娃的婴儿车和泰迪熊——正符合你从书籍、电影和美国游客那里得来的对美国家庭的期待。只是他们吃素，这倒出乎我的意料。我们吃罐装的果仁粉、饼干、刺果番荔枝，还喝了牛奶。

“你给我的不够。”分果仁粉的时候，小弟弟说。

牧师笑话他：“嘿，你不是不喜欢这东西吗？记得吧？”

牧师告诉我说，这个传教站原是二十五年前在委内瑞拉境内靠近边境的罗赖马山脚下建立的。后来，政府迫于罗马天主教的压力，要求他们离开，他们便迁到英属圭亚那这边，印第安人也跟着迁过来了。

我们身处的地区有世界上最大的瀑布群——最高的部分在委内瑞拉境内，落差约有三千英尺。牧师说，我可能会想去看看乌特西瀑布，这个瀑布算不上重要，落差为七百英尺，并不比凯厄图尔瀑布落差大，可它离这里仅六小时的路程。

从牧师家回去的路上，我又顺道去了趟黑人老师家。和他在一起的有个华人男孩，住在我那所未完工的房子隔壁。他们俩都不喜欢步行去乌特西的想法。他们谈到蛇、老虎和野猪。野猪都是成群猎食，逃命的唯一方式是飞快地爬到树上去，可要爬上森林中那些笔直无枝的树，谈何容易。我记得一位圭亚那作家写过一个活灵活现的故事：一个男孩遭野猪攻击，野猪从脚开始吃他，吃得那么快，结果看上去男孩不是被啃得支离破碎，仿佛只是越变越矮。

那天早些时候，我在卡马朗医务室问过塔尔波特医生帕瑞玛的情况。“城市生活。”他不满地说。“那里的自动电唱机只会唱赞美诗。”我说。阿格里帕笑了，但塔尔波特医生说：“No llames bocazas al cocodrilo hasta que cruzes el río.[28]意思是没有渡过河，莫说鳄鱼嘴巴大。”但我说的也不算错，因为一大早我就被隔壁那个华人男孩闹嚷嚷的赞美诗吵醒了。一天到晚都是这样：人们嘴里哼的只有赞美诗，而且说不定什么时候，那个男孩就会高唱起虔诚的歌曲。

老是听大家谈传染病，醒来时我竟也微感不适，浑身疼，和一整夜在吊床上辗转反侧不无关系。温特先生在支着蚊帐的儿童床上蜷着腿努力入睡，这一夜他也过得很不舒服。

“哎，早上好，”他穿着内衣坐在床沿上，痛苦地说，“你——在——吊——床——上——睡——得——怎——么——样？”他一字一顿，我紧张地等着，总以为下他接下来要说的十分关键。“我还记得”，他接着说，“我第一次睡吊床的感觉。”

我在系鞋带，便停下手听着。

“那可是——”

我等着。

“——相当难受。”

当华人男孩告诉我他也得过黄热病，且帕尔默从村子里来，告诉我塔尔波特医生不太舒服时，我觉得更糟了。温特先生和我更亲近了。我开始像他一样热衷于烧开水，可是就连这也不能让人完全放心，因为我们得用传教站的水壶，使用传教站的公共活动区。我放弃了改过的决心，整整一天，时不时来上一口威士忌作为预防措施。温特先生没有接受我的威士忌，而是服用了某种药片，还偷偷地不停喝热咖啡。喝到第十或第十二杯的时候，他说：“我太喜欢喝咖啡啦。”

传教站的人在为星期六的安息日做准备，提前做饭，烤点心。传教站商店里挤满印第安人，那些船夫也在其中，等着领报酬，然后去花掉。楼下，在只有这个地区才会出产的那一大束一大束香蕉间，有个男人在弹吉他。他是讲西班牙语的印第安人，来自委内瑞拉圣海伦娜。我们聊了几句，之后我去哪儿他便跟到哪儿，跟他说话他才开口，其余的时间，我便享受着我们无言的交流。

温特先生一上午都在搜集土样，他把那些土摊在方块白纸上，搁在我们房间里的木匠用操作台上。我这才得知这就是他此行的目的。“这些土壤有趣极了，”他用近乎兴高采烈的声音说，“有趣极了！”

没有椅子，下午我只好躺在吊床上。隔壁房间的黑人女子喊着让我看空地边那些树上的猴子。果然，它们正吱吱叫着跳来跳去。“它们总在这个点儿出来。”女人说。她不是圭亚那人，而是从某个岛上来的，她丈夫正在学习做牧师。我向她坦承自己不是基督徒，我们便聊起宗教来。她曾遇见一个印度教徒，注意到印度教和基督再临派的观念简直有天壤之别：比如基督再临派相信世界的确是在六天之内创造出来的。他们不喝茶，不喝咖啡，因为这些饮品含咖啡因。传教站里有人想喝代咖啡饮品波斯敦，说不含咖啡因，但被牧师制止了。她帮我烧水，我又向她讨了点糖。接着我想起她关于传教站传染病的说法（“你得当心，只有混血儿才得那病。”——这话具有出人意料的种族主义潜台词），便没有加糖，但是我拿在手里摆弄着，让她以为我已经加了点儿。最后我还是打开了我那罐炼乳。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去河里游了一会儿。温特先生穿着短裤，提着桶下来，往自己身上浇水。几个印第安女子在河边礁石上洗衣服。我觉得她们别具风情，但她们却使温特先生更加焦虑。他说他觉得整条河都被污染了。我们穿过暗夜垂头丧气地走回房间。逃离帕瑞玛的唯一途径是坐传教站的船，但那艘船四天后才离开。晚饭我吃了加工过的奶酪，喝了杯咖啡，开水是温特先生给的。那个华人男孩在高唱赞美诗。我们的灯笼没油了，我去向黑人老师要，发现他们全家正在唱赞美诗。我手提黑着的灯笼，站在台阶上等，看暮色降临在空地上，树桩上映现的红光越来越暗，牧师家里灯火通明。

八点钟，我们借着灯笼闪烁的微光安顿好，准备就寝。我上了吊床，温特先生钻进他的儿童床，我们又谈起步行去乌特西瀑布的事，我想一过星期六的安息日，星期天就出发。我给帕尔默讲过野猪的故事，他说有一次他和一群野猪狭路相逢，与他同行的几个圭亚那人吓得落荒而逃，想爬一棵根本爬不上去的树，都摔伤了。而他从来没听说过那些恐怖故事，他拿出相机拍照，那群野猪从他两边飞奔而过。他妈妈住在乡下老家，喜欢收到热带雨林和野生动物的照片。

“我当然巴不得和你一起去，”温特先生每隔一会儿便说，“巴不得呢。可我太老啦，会拖你的后腿。一开始那一两个小时我总是瞎磨蹭，让所有人先走。我只是磨蹭来，磨蹭去，直到我再次打起精神来。喂，你知不知道这样徒步旅行，什么东西最适合补充能量？烤玉米。我在厄瓜多尔的时候总是随身带些烤玉米。瞎磨蹭。吃了一大把烤玉米。再磨蹭一阵，再吃一把烤玉米。直到我恢复了体力。在厄瓜多尔我就是这么办的。可我会拖你后腿的。真希望能和你一起去。想想跑这么大老远，不去看看那些瀑布挺遗憾的。我说，能帮我个忙吗？你能给我寄张瀑布的照片吗？”

传教站的星期六确实感觉像星期天，人人都穿上做礼拜的衣服，没什么别的活动。华人男孩仍旧待在房间里起劲儿地唱着。温特先生要给我一条火腿做早餐，这次是我谢绝了。他问为什么，我解释说从小我们家里就吃半素，他说他不喝酒也是出于宗教原因。

“我们确实把生活搞得很复杂，”他说，“你说，我在他们的地盘上煎火腿，他们会不会介意？你要是做这些人不赞成的事，他们真挺不乐意呢。”

“我想他们会介意。”我说，“一想到我抽了那么多烟——”

“我还喝了那么多咖啡，”他的嘴微微一咧，一抹十足调皮的微笑在他的脸上绽开，“可我太喜欢喝咖啡啦。现在想来点儿吗？”

之后我们向村子走去，看到塔尔波特医生在给人拔牙，我们松了一口气。他自己已经没牙了，但精神头极好，之前不过是有点感冒。大多数印第安人都上主日学校。不少男人穿着哔叽裤子，有一两个还穿了西服。在一间尚未完工、只有框架的房子里，两个青年正在留声机上放“麻雀”的卡里普索小调。

那天晚上在传教站，牧师的妹妹要在露天地里放彩色幻灯片，印第安人从村子里赶来看，林间路上，传教站庭院里，白色的人影络绎不绝，每个人手中都打着手电筒，于是当暮色渐深、黑夜来临时，人流变成一串串摇曳的灯光。前面放的幻灯片是关于荷兰的。看到那些密密层层挤挤挨挨的房子，观众们都惊得喘不过气来。当牧师的妹妹通过一名翻译——这人因能零星转达这些怪诞的西洋景而得意扬扬——解释说，那小小的前院是大多数荷兰人仅有的土地时，人群发出难以置信和怜悯的感叹。然后是在帕瑞玛本地拍的幻灯片。每看到一张认识的脸，观众便哈哈大笑。当那群黑人教师出现在屏幕上时，五官模糊难辨，印第安人便把手电光在那些脸上晃来晃去，像要把它们照亮，这种做法带着嘲弄的意思，让人颇感不安。

步行去乌特西之所以路途艰辛，只是因为泥路和搭在那些时而嶙峋陡峭的山沟上的一根根圆木。与我同行的两个印第安男孩轻捷地从圆木上跑过去；我则跨过去。遗憾的是鲜有野生动物踪迹。我们只见到野猪的足迹，卢西奥和尼古拉斯龇着牙发出引诱野猪的声音。有一次，卢西奥叫道：“蛇！”可之前我什么也没看到。他砍下一棵小树，削掉枝叶做成木棍，在蛇身上打了三四下，但不是恶狠狠地打，随后把它抛到一旁。林中小路有时只有男孩们看得见，最后一段路要穿过一堆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的树干。我们听到瀑布的声音，透过高大的树梢看到一点瀑布的踪影。突然之间我们就走出森林，站在开阔的土地上：原本壮观的自然此时变得更加壮观，瀑布跌落在一堵宽阔的弧形石墙中间，一棵孤零零的小树长在石墙顶上，细密的水雾笼罩着一切，齐腰深的碧草湿润粗壮，轰然作响的峡谷中水汽腾腾，如同烟雾。卢西奥走到下面的激流边，再出现时他已经换上蓝色泳裤，他正沿着满是巉岩的峡谷一侧往上攀，尽可能靠近瀑布。峡谷上面，虽然怪石嶙峋，崎岖陡峭，但碧草繁茂，如同牧场。尼古拉斯随着卢西奥下去。他们的身影为山脚下巨大的礁石和如削的绝壁标出刻度。

后来，他们在乌特西河边用树叶草草搭了个窝棚——是我坚持要他们搭的（天已经晚了，可我要付给他们每人每天三块钱呢）。我当着他们的面脱掉衣服，在河里裸泳。他们俩比我腼腆，穿衣脱衣都背着我，隔开一段距离。后来我们吃饭。我给他们的东西他们都吃掉了，既没有显得高兴，也没有不高兴，不置一词；随后，他们拿出木薯面饼，起开沙丁鱼罐头，显然，他们认为这才是正经饭。他们对我那瓶威士忌很感兴趣。“先生，是朗姆酒吗？”“不是。”“是威士忌？”“不，是驱蚊虫的某种东西。”卢西奥舔了舔上唇。

我们围坐在火堆旁说着话，身后河水潺潺流淌。卢西奥十七岁；他想学法语。我问了他几个词，他用很标准的发音说出来。但日常对话就不容易了。他们的时间概念好像很有限：他们能够抓住眼前，但既不能回顾遥远的过去，也不能展望未来。如果我在卡马朗听说的话是真的，只有酒精才能激发他们的时间感，但他们喝不惯酒。说到自己和家人，卢西奥只告诉我他父亲死了，其他的几乎说不出什么。

“他怎么死的？”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因为我知道答案，也不想听到答案。

“卡耐玛杀死了他。”说着，他把一根树枝抛进火堆中。

他不考虑将来。他当然想结婚，但不想娶印第安女孩。那还有谁愿意嫁给他呢？“印第安女孩不行，她们什么都不懂。”

传教士教给他们的第一件事必须是自我蔑视。这是异教徒皈依的信仰基础。在这片西印度领土上，精神问题主要是自我鄙视。基督教必须被视作殖民教化的一部分。它是奴隶主的宗教，最初是排他的、种族主义的信仰。它赋予占有者以正当性。它使圭亚那的荷兰人把人口划分为基督徒和黑奴：一七六二年的伯比斯奴隶暴动是基督徒与叛乱者之间的战争。被逮捕的叛乱者以“谋杀基督徒”的罪名被审判，读读叛军首领阿塔之死，会颇有启发：

后来，他们中的五个人被用文火烧，或者说是烤，还有人不停用钳子拧拧他们；另一个人被架在木柴堆上烧，登时毙命。之后，火在阿塔周围慢慢点燃，好让他受罪的时间更久一些；他们十一点钟就点燃了火堆，半小时之后他还没有断气，整个过程中他饱受折磨。他们（叛乱者）都这样任自己被烧死、被车裂、被绞死，既不尖叫，也不呻吟，实在令人吃惊。阿塔只对总督说了几句话，他用黑人的语言呼喊：“上帝啊，我到底做了什么？总督说得对，我罪有应得，我感谢他！”这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恶魔的下场，他的嗜血和残忍夺去了那么多基督徒的生命，给殖民地造成了几乎无可挽回的破坏。

甚至当我在乔治敦读哈特森科对伯比斯奴隶暴动的叙述时，英属圭亚那的基督徒还在抗议政府接管教会资助学校的计划。基督教在英属圭亚那处境告急。为此，阿塔起义的后裔们举行公众集会；一位传教士给《时代周刊》写信。保卫信仰的姿态快速被采纳，到处是圣战的呼号；近代历史则快速地被人遗忘了。但这段历史依然很重要。尽管自奴隶解放以来，基督教一直在彰显自身的作用，而且从诸多方面挽救殖民社会免于彻底堕落，但它仍会让人联想到种族主义，与权力、特权和进步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以为上帝的牧师和行政部门中的高层管理人员一样，应该是白人；只是最近，神职人员和政府白领中才开始出现黑面孔。要努力接受一个不宽容的种族那如今变得宽容的宗教，不可避免会造成严重的心理困扰。做出这种努力，就是承认殖民地居民的角色只是模仿者，一个永远无法抵达目的地的旅行者。“印第安女孩不行，她们什么都不懂。”从卢西奥对自己人民的态度来看，他不仅说出了皈依基督教的印第安人心声，同时这也是东印度人的想法。至于阿塔起义的后裔，这种自我鄙视更是他们信仰的基本信条。

我很庆幸坚持要搭窝棚，因为夜里开始下雨：雨点落在我栖身之所的叶子上，发出悦耳的沙沙声。我听到卢西奥说：“先生，打扰了。我和尼古拉斯可以把吊床挪进来吗？”他们之前一直在露天地里睡；看到他们穿着睡衣，就像早上起来发现他们抽出牙刷和高露洁牙膏一样，让我大吃一惊。

返程路上，我们遇到一个年老的印第安人弓着腰用瓦力希背筐背着一大捆东西。让人泄气的是，他背的竟然都是装喜力啤酒的纸箱子；那一大捆东西上面盖了一顶崭新的巴拿马草帽。半个多小时以后，我们又遇到他家的其他人，这些人正在蹚过一条遍布石头的河床：两个很老的老太太，两个女孩，都光着脚，背着东西。其中一个老太太手里拿着一只朗姆酒瓶，里面盛着白色液体，外面贴的标签是“混合物”。那天上午，森林里好像到处都是印第安人。又过了一小会儿，经过一条清凉的浅溪，溪水流过像铺路石那样又大又平的石头，我们看到圣海伦娜来的吉他手，他正同家人还有一条狗在岸边高处干燥的石头上歇息。他们正在返回圣海伦娜的路上：这一路要走一个星期。他们在一块石头上燃起篝火。吉他手穿着鞋袜，身配刀链，正在用刀子做简易的瓦力希背筐，好背那两个纸板手提箱。他问我要烟。而后，他以印第安人的方式突然起身离去。那条狗怯生生地跟着他，越过浅而急的溪流，往对面的岸上爬，爬了两次都滑下来，等它终于爬上去后，拼命地摇着尾巴。

快到帕瑞玛时，我们走出森林，进入一片开阔的土地。这儿有一间低矮的岌岌可危的土屋，周围种着一小片高大的芭蕉树，还有一丛丛高大的甘蔗。在满地黄土的肮脏院子里，有一家人坐在太阳底下。一个女孩和一个女人，穿着脏兮兮的麻袋一样的连衣裙，逃进黑乎乎的屋里。嚼过的甘蔗渣散落一地，中间丢着两个粉红色橡皮娃娃。那家的男人坐在地上，正不慌不忙地啃甘蔗：他咬一口，嚼一嚼，吮吮汁，咽下去，吐出残渣。我们打过招呼后，继续赶路。走过土屋五十码的时候，卢西奥说：“在这里等等我行吗？”原来他们已经受邀去吃饭。我们又走回去。男孩们卸下身上的瓦力希背筐，在院里的矮凳上落座。女人们在地上放了一块研磨板，上面盖一只草垫，在草垫上摆上木薯面饼。她们取出各式各样的搪瓷锅子：一个盛着油乎乎的炖菜，一个盛着芋头，一个盛着黑眼豌豆。卢西奥和尼古拉斯用一块饼当勺子，舀锅里的东西吃。然后他们从另一个锅里喝一种很稠的白色液体，看起来心满意足。主人们赞许地看着他们，那个男人在院子里有说有笑，女人们则一声不响地站在屋里。他们给我端来的是香蕉和甘蔗。[29]

“嘿，你好啊！”我沿着山坡往上走时，温特先生喊道。他立即连珠炮一般问了一大堆问题。野猪怎么样？山沟里的圆木呢？（那个华人男孩说起过那些圆木，当时吓得我不轻，准是把温特先生也吓坏了。）那俩男孩还行吗？他们有没有把我甩在后面？到那里的时候我是不是累惨了？过了多久才缓过劲儿来的？

“花了两小时？是吧？要是我，那两小时只能磨磨叽叽。我说，那儿的水是什么样的？白的还是黑的？这里的黑水早让我受够了。这么多人在这里洗衣服，一定把整条河都污染了。”他也告诉了我一些消息。他划船逆流而上了一段路程，发现了一条白水溪，好不容易正儿八经地洗了个澡。“我说，你知道这里流行的所谓黄热病吧？我觉得根本不是黄热病，是肝炎（hepatitis）。”

我不知道这个词。

“你很幸运。我以前认识过一个得肝炎的人。这里有十二例病人，对一个比较大的城市来说也已经够多了。我知道不吃他们的饭啊什么的不太好。但是假如我邀请你去我在美国的家——我很乐意你去——假如我得了肝炎，我就不会请你去我家里。我会请你下馆子什么的。”他还在为牧师的晚餐邀请耿耿于怀。“你知道吗？”他密谋似的说，“我在乔治敦的旅馆里都烧开水的。烧开后再放进冰箱里，晾凉。”

隔壁房间里，黑人老师和华人男孩在谈煮鸡蛋。大家好像都在惦记着吃。

我早上下吊床时，温特先生已经穿好衣服，收拾停当。他的蚊帐已经摘掉，无疑已经装进某个塑料口袋里了。我们喝过咖啡，等船的时候谈起了水污染和卫生问题。

“他们这里的卫生一塌糊涂。现在他们的厕所就有味儿，苍蝇乱飞。他们还说要来二十五个男孩子，要是真来了，还不知道会搞成什么样呢。整整二十五个。天哪，他们麻烦大了。”

十一点的时候还不见船的影子。我们又煮了些咖啡，细细品着，尝着黑河水的味道。我们说，纯净无味的水该多么甜美啊。我拿出牧师从自家树上摘下送给我的一只木瓜，请他吃。

“不用，歇歇你啦！我从来不碰软水果的。”

但他拿过一只印第安人给我的香蕉。我们慢慢吃着，没有说话。香蕉不解渴，也不能抑制对清水的渴望。

“你知道，”过了一阵子，他说，“你知道——我真不想现在提这事——但你知道特立尼达产的那种罐装橙汁吧？贴着黑橙两色标签的那种？现在我真想来上一罐。等下次再有这样的旅行，我一定得备上几罐。那东西挺沉，可还是值得带。”

正当我在传教站为一只个头过大、熟过了的椰子讨价还价时，有人说船来了。我们跑下河堤，上了那艘敞篷船。又耽搁了一阵子。炎炎烈日下，河水亮得晃眼，没有一丝风。

“我想啊，”温特先生说——这会儿我很佩服他的自制力——“我想他们现在要去村子里闲逛。”

他们果然进了村子，过了一会儿我们也去了。到那儿以后我们才明白船为什么晚了：河对岸的停机坪上有架新的单引擎飞机。那是传教站的飞机，刚到，由一位穿绿衬衫绿裤子的美国人驾驶，机上乘客是卡马朗河口来的葡萄牙飞行员。此时已是下午一点半，酷热难耐。我和帕尔默在谈庄稼，但是谈得无精打采。即便我们立即出发，天也已经太晚，当天赶不到卡马朗河口。在河上行船只能趁白天，行至半路，还得去印第安村庄借宿过夜。牧师建议我们乘飞机回卡马朗河口。

返程本来要花一天时间，但俯瞰着九曲十八弯的卡马朗河风景，一路听着葡萄牙人和美国人神侃飞机和航线，那口气就像别人聊汽车和绕行支线，半小时后，我们到达卡马朗河口。

我把大包小包往一个印第安男孩身上一撂，几乎是跑着直奔塞加尔的冰箱。我喝下两瓶啤酒，第一瓶一饮而尽，第二瓶放慢速度。摸着手中湿湿凉凉的酒瓶，尽情享受那份炎热中的清凉。多少天以来，烟草第一次有了滋味。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吞下，凝视着马扎鲁尼河流向雾霭笼罩中的罗赖马山。我回到客栈，见温特先生横歪在床上，脚耷拉着，没摘掉的帽子压歪了，脸上一副心满意足、飘飘欲仙的神情。他抬起一只慵懒的手，指了指桌子。

我看到，桌上是一罐特立尼达橙汁。

“在那儿，”他说，“给你留了些。”

我没有向他提起啤酒的事。可他为我留下的果汁，倒进玻璃酒杯还不到一英寸深。

罐里那点橙汁下肚后，他说：“喂，我说，罐里的尽管喝，都喝了吧。我已经喝过了。”

一个来小时后，我们两个都镇定下来，又得准备打包离开了——一架“达科他号”出乎意料地飞来，当天下午就要带我们到沿海。温特先生说：“那果汁真是不错。”微笑在他脸上绽开，慢慢地漾到整张脸上。“我喝了不只我那一份，”他开始笑起来，“喝了一多半呢，差不多把一罐都喝光了。你喝着了吗？”

我给他比画我喝了多少。

“哎呀，真不好意思。”可他还在笑，“我就觉着我喝的超过我那一份了。”

我坦白了啤酒的事。

“味道肯定特别棒。噢，我真盼着赶紧回到乔治敦。我冰箱里还有两瓶水。烧开的，在冰箱里可以放整整一星期。两瓶哪。一回去我就要把水喝个够。”

“不喝啤酒？”

“从来不碰。可我真是喜欢喝水。”

[1]位于德梅拉拉河下游，曾为荷兰、英国殖民地，现为圭亚那共和国领土。

[2]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小说《幸福谷——拉赛拉斯王子的故事》中那个无忧无虑的人间乐园。

[3]切迪·贾根（Cheddi Jagan，1918－1997），英属圭亚那独立运动领导人，印度移民后裔，人民进步党的创建者之一。1953年当选英属圭亚那首相，1961年至1964年任英属圭亚那总理，1992年至1997年任圭亚那共和国总统。

[4]要了解有关本·哈特和其他鲁普努尼人物的好莱坞式传奇故事，建议读者参考迈克尔·斯旺的《黄金国的行军》。——作者注

[5]“前文提到的印第安人结束了远征，六七十名身负弓箭的印第安人回到达格拉特向总督汇报，说他们对森林进行了彻底搜索，找到十一个黑奴并杀死了他们。作为证据，他们取出一根有十一道刻痕的小木棍，要求奖赏。他们总共有六位首领，总督给每位首领一段萨兰波小彩格布、两罐朗姆酒、几面镜子，还有些别的花里胡哨的玩意儿作为礼物。他们很满意，带着这些东西返回内地。”《一七六二年伯比斯奴隶起义的故事》，作者J.J.哈特森科（阿姆斯特丹，1770年），沃尔特·E.罗斯翻译，刊载于《英属圭亚那博物馆及动物园期刊》，1960年9月。同样，18世纪30年代，来自中美洲的莫斯基托印第安人也曾受雇追捕玛卢恩逃奴，只是成效不大。——作者注

[6]原文为葡萄牙语。

[7]原文为葡萄牙语。

[8]原文为葡萄牙语。

[9]原文为不标准的葡萄牙语。

[10]原文为葡萄牙语。

[11]原文为葡萄牙语。

[12]原文为葡萄牙语。

[13]路易·德·卡蒙斯（Luís Vaz de Camões，约1524–1580），被公认为葡萄牙最伟大的诗人，作品常被与荷马、维吉尔、但丁和莎士比亚的作品相比，最著名的作品是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又译《葡萄牙人之歌》）。

[14]西班牙语。

[15]福布斯·伯纳姆（Forbes Burnham，1923–1985），圭亚那黑人领袖，非洲裔，1950年和切迪·贾根等人共同创建人民进步党。1964年至1966年任英属圭亚那总理，1966年圭亚那独立，伯纳姆自1966年至1980年任圭亚那共和国总理，1980年至1985年任圭亚那共和国总统。

[16]在1961年大选中，贾根博士赢得20个席位，伯纳姆先生赢得11个席位，联合力量党赢得4个席位。数月之后爆发了黑人暴动，随后又爆发了美国支持的罢工，多人丧生。最终，在使用比例代表制的选举中，贾根博士被击败。——作者注

[17]荷兰语。

[18]仅仅一周后，贾根夫人独自在家时遭到了袭击。——作者注

[19]宾馆工作人员把瑟保罗（Sirpaul）的名字误解为保罗爵士（Sir Paul）。

[20]以上事实和引文出自艾伦·杨格的文章《建立乡村运动》。杨格先生在他的专著《英属圭亚那的地方自治方法》中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更为详尽的探讨。——作者注

[21]睡莲科，花形硕大，首次发现于伯比斯河，是圭亚那国花。

[22]报纸名取自威廉·莫里斯的诗：听吧！雷声隆隆！看啊！阳光下，大地上，涌起愤怒、希望和奇迹。——作者注

[23]原文为古荷兰语。

[24]指的是在圭亚那内地淘金或寻找钻石的自由采矿工，得此称呼是因为他们经常用腌制过的野猪肉做晚餐。

[25]原文为consecution，是说话人对concentration（专注力）的误用。大多数没受过教育的圭亚那黑人发音都不标准。

[26]原文为法语。

[27]温特先生是南方口音，把“thank you”说成了“thenk you”。

[28]西班牙语。

[29]“虽然没有证据证实甘蔗是美洲本地的作物，但即便在最偏远的印第安聚居区也能见到甘蔗，而且与我们目前在甘蔗种植园看到的品种不同。这些甘蔗很可能是用从早期定居者那里弄到的插条培育而成的。”见文森特·罗斯《印第安人对殖民者的影响》。哥伦布第二次去西印度群岛时带去了甘蔗插条。——作者注

第四章　苏里南

民 族主义/去见媒体/“一种没有精英的社会”/后院里的非洲/混杂语自豪感/阿尔贝托/丛林黑人/遇挫/古怪的母语/两个涂白粉的人/受罚的女奴/自由人/克罗尼传奇/蚊子/荒凉

——我们说的语言，在成为我的语言之前，原就是他的语言。可是，家园、基督、麦酒、主人，这些词由他的嘴说出来，跟由我的嘴说出来，有多么大的不同啊。我在说这些词、写这些词的时候，没办法做到心安理得。他的语言听上去又亲切又有些异国味道，对于我，永远都是学来的话语。我的声音对这些词敬而远之。我的灵魂在他的语言的阴影中，烦躁不安。

——詹姆斯·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

一六六九年，一位巴巴多斯岛（面积一百六十六平方英里）居民在信中写到“一个最近大受吹捧的地方”，“那是从荷兰人手里夺来的，名叫纽约”。他的轻蔑是有根据的，因为即便又过了五十年，巴巴多斯向英国出口的物产也几乎同全部英属北美殖民地加起来出口的一样多。一六六七年发生了一件事，根据《布雷达条约》，荷兰人把纽约让给英国人，作为交换，他们得到了苏里南。当时，荷兰人以为自己占了便宜，他们现在还这么想，因为，正如荷兰小学生学到的那样，英国人已经丢了纽约，而荷兰人依然拥有苏里南。

苏里南，即原先的荷属圭亚那，位于南美洲东北海岸，紧邻英属圭亚那。尽管英属圭亚那最东边的地区科兰太因与苏里南最西边的尼克里之间的共性远比它们与各自首都的共性更多，可是从乔治敦飞行一小时到帕拉马里博，比起从伦敦飞往阿姆斯特丹更让人忐忑不安。在特立尼达和英属圭亚那，除了作为啤酒和奶粉出口国，荷兰几乎不为人所知，此时它突然变得重要起来，远比英国对特立尼达或英属圭亚那更重要。令人惊讶的不仅仅是听到黑人和东印度人——外貌与英属圭亚那和特立尼达的黑人、东印度人毫无二致——说荷兰语；也不仅仅是在西印度环境中看到只有在荷兰才能看到的牌子，像入口、出口、请勿吸烟、禁止通行[1]；或在米兰达博士大街上看到了庄重的荷兰风格的行政大楼。到处都在谈论“荷郎[2]”和“奥姆斯特当[3]”。在苏里南，荷兰就是欧洲，荷兰就是世界中心。就连美国也得靠边站。一位美国官员对我说：“你首先应该忘掉的是，你身处拉丁美洲。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就连竞选期间人们都懒得拉起百叶窗。要说会出什么事的话，顶多是竞选失败的一些反对党成员离开祖国。而他们也就是去荷兰。”然而，自一九五五年苏里南取得实际上的独立，成为荷兰王国中与荷属安的列斯群岛、新几内亚以及荷兰本身平等的伙伴，[4]苏里南给人的感觉就像荷兰的一个热带的、没有郁金香的延伸一样；有的苏里南人干脆把它称作荷兰的第十二个省。

几乎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去过荷兰，他们对荷兰的感情也是真诚的。他们完全没有英属西印度人从英国回来时带回的那种种族怨恨。这里的气氛很轻松。苏里南有黑人、东印度人、荷兰人、华人和爪哇人，人口构成比英属圭亚那和特立尼达更复杂多样，但却没有那些地区存在的种族问题，尽管在两个最大的种族，即黑人和东印度人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愈演愈烈的竞争。苏里南人本着荷兰人的务实精神，并没有忽视族群差异，而是公开承认差异的存在，反而由此避免了种族冲突。政党是以种族划分，但政府却是这些政党的联合，因此每个政党都致力于国家的发展。荷兰人抱怨黑人怀有敌意，但这种抱怨就像黑人表露的敌意一样，都是温和的。尽管印度尼西亚与荷兰之间发生过很多问题，荷兰人与爪哇人之间的关系依旧很亲热。[5]

没有煽动性的政治议题，没有尖锐的种族问题，荷兰政府还为该国发展提供三分之二的资金（三分之一是无偿赠予，三分之一是贷款），民族主义的滋长似乎有悖常理，不应出现。然而，一种动摇现有秩序的民族主义却已经出现，证明西印度群岛对殖民主义的反对不只是经济或政治问题，或像很多人相信的那样，只是种族问题。殖民主义扭曲了属民的身份，尤其是黑人，他们感到迷惑而烦躁。种族平等和同化很诱人，结果却只是凸显损失，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接受同化就是永远接受自己低人一等的地位。苏里南的民族主义不依存于种族或经济仇恨，因而是西印度群岛最深刻的反殖民运动。那是一场理想主义的运动，而且令人心酸，因为它表明殖民文化对西印度人的束缚有多么紧。苏里南的民族主义者说，应该拒绝把欧洲当作启蒙的唯一来源，还应当引入非洲和亚洲文化。可欧洲已经渗透到民族主义者的骨子里，他们觉得非洲和亚洲可鄙可笑。应当抛弃荷兰语——既然“我的灵魂在他的语言的阴影中，烦躁不安”——取而代之的应该是，是什么呢？一种曾被称作塔基－塔基[6]的有限的当地方言。

科尔利来机场接我，代表苏里南新闻办公室正式向我表达欢迎。

“你是作家和诗人。”他说。

“不是诗人。”

“我一眼就认出你来。我感到一种战栗。”

科尔利自己是诗人。那天他刚刚出版了第二部诗集，自费出版，限量发行四百本。他在办公室放了一包，答应一到帕拉马里博就送我一本。同科尔利一起来机场的还有特蕾西亚，一个漂亮的混血姑娘，身材高挑，手和脚踝长得很秀气。她会说一点英语，这让我有点吃惊；当我们乘着月色沿笔直平坦的美洲公路（战争期间修建的）行驶时，科尔利解释起苏里南的语言问题和普遍的文化斗争，对这些，其他国家一无所知。科尔利热爱荷兰、荷兰文学和荷兰人民，因为他用荷兰语写作，而没有用当地方言，主题也不专门针对苏里南，民族主义者便找他的茬。荷兰报纸《爱思唯尔思报》描述他的作品“丰富了荷兰诗歌”，这使他的处境雪上加霜。

我们到达帕拉马里博时天还不晚，可整个城市仿佛已经入睡。我们找到一家廉价酒店，黑人女主人好像有点吃惊。之后我们去科尔利的办公室。我看到一张写字台上有一面小苏里南国旗：白底上有五颗星，分别为黑、棕、黄、白、红色，代表不同种族，中间用黑色虚线连接。我问特蕾西亚哪颗星代表她，她没把握地指了指那颗棕色的。的确，在科尔利递给我的一本小册子中有这样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棕色的星可能也具有隐含意蕴，因为它的色彩也可代表一种成功的实验，许多种族和谐相处，融为一个民族，构成苏里南人口的中流砥柱。”最后科尔利解开一个棕色纸包，抽出他的书。我匆匆翻了翻，没大看懂，但看得出民族主义者的批评还是发挥了作用。他在诗中多次提到苏里南。科尔利还告诉我，他创造了一个代表理想的苏里南女子的词，叫“苏里奈特（Surinette）”，并以它为题作过一首诗。

会见记者。也许是由于他作品的缘故，科尔利相信宣传的价值，想让我也在苏里南出头露面。他认为我的到来算是新闻，重要程度足以登上晨报；我们先送特蕾西亚回家，之后他带我去一家报社。报社在一条棕榈成荫的幽静街道上，我相信与一家面包房相邻。我们从一个侧门进去，沿走廊进入一个灯光明亮的小房间，里面有一个穿衬衣、抽烟斗的高个子荷兰人，他一手握着校样和红铅笔，另一手同我握了握，一脸惊讶的神情。科尔利说话，荷兰人回答。我们来得太晚，报纸已经付印了。果然，在这凌乱的房间一头有一台机器，报纸正在那儿印刷，一个门一样的网格来来回回地一开一合，一次印一面。就这样，我没能上晨报。

英国的帝国主义恰逢英国建筑比较蹩脚的时代，这是英属西印度群岛的不幸。特罗洛普看到金斯敦大感震惊，但是他评论道：“也许我们无权指望，在与教人高雅品位的学校相隔千山万水的地方能看到高雅品位，而且有人可能会说，我们在自己老家造孽已经够多了，在这个问题上还是闭嘴为好。”但荷兰殖民地的运气要好些；尽管帕拉马里博不像乔治敦那样典雅，却有种没落外省式的优雅：棕榈成行的街道、尘土飞扬的人行道、排列紧凑的木房子、带阳台的顶楼，还有一个宁静的大广场，被几座政府办公楼、一家旅馆和一家俱乐部所俯瞰。

在建筑方面，正如在许多方面一样，这些西印度地区都存在对宗主国的迷恋，而且，若将鹿特丹与任何新的英属地区比较，其结果对英属地区来说一直惨不忍睹，却令荷兰人十分快慰。西班牙港的联盟公园是庸俗无趣到近乎玩世不恭的范例；与之类似的还有牙买加的西印度大学学院的建筑。帕拉马里博则不同，它拥有六七座现代公共建筑，足以令任何一座欧洲城市为之自傲。但这些暗示着大都会气派的建筑却与酷热、尘土和午后的静寂颇不协调。因为帕拉马里博很乡气，帕拉马里博很乏味。

刚到的第一天早上，我就被军乐队吵醒，体验了点儿乡下人的兴奋。一小队身穿白色军装的黑人白人士兵和穿巧克力色警服的黑人警察，在下面的街上列队经过，绕行三匝。这样的景致以后再没有在街上出现过。实际上，一过晌午，帕拉马里博街上几乎无甚可观。因为酷热，办公室和商店早上七点开门，下午一点半就关门下班。结果大家都睡得很早，而从早上到上午，总会看到有人在办公室吃东西。

一座楼顶花园在新建的鼓声广播电台大楼上开张。科尔利说那是一家俱乐部，但我是外国人，进去不成问题。确实不成问题。我们受到酒保的欢迎，他没有别的顾客，很高兴有我们做伴。我们俯瞰着寂静的城市。在那些极为私密、气派的和不那么气派的房子后面，是一整排一整排的附属建筑：同一个庭院里既有大宅子，也有租户。那是奴隶制遗迹，这里的奴隶制直到一八六三年才被废除。

科尔利问道：“苏里南人无所事事的时候，都在做什么呢？”

在乔治敦的时候，我曾渴望西班牙港的繁华热闹。如今我却渴望回到乔治敦，可帕拉马里博的人却告诉我，我还不懂什么叫乏味：我应该越过边界去法属圭亚那看看。

刑事调查局的人。我去一家新开张的气派的银行，把手里的英属西印度货币兑换成荷兰盾，这样做很不划算。在那里我遇到刑事调查局政治保安部门的一名调查员。他邀请我去总部看他。我应邀前往，发现他在一间狭小的白色办公室里办公，里面堆满西印度各地的报纸。这名调查员悉心研读这些报纸。他的研究对象是苏里南的安全问题，职责是研究相邻地区的政治动向。他将要去英属圭亚那“观察”那里的选举。

然而，在百叶窗低垂的午后静谧之下，激情在涌动。两周前，一个“旨在加强荷兰王国内各属国之间文化合作的顾问委员会”成立，目的是在苏里南加强“对西方文化，尤其是用荷兰语表现的文化的兴趣和了解”。对此，民族主义者反应激烈；我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发表了一份四页的宣言书，表达谴责和决心，同时发表的还有扬·乌尔霍夫的广播讲话稿。民族主义者能够在广播上发表讲话，体现了受荷兰人启发而建立的政府（这一政府建立了西半球唯一一个清正廉洁的警察队伍）所具有的典型的公正和文雅；乌尔霍夫博士自己就是荷兰人，而且还是荷兰圣经协会成员，这并不令人惊讶。乌尔霍夫睿智、温和的讲话尤其有趣，因为其中对殖民社会进行了分析：

殖民地是一种奇怪的社会，一种没有精英的社会……领导人来自宗主国，是拥有另一种文化的人……殖民文化理想在个人身上造成很坏的后果。它实际上是无法触及的理想……能取得成功的……只是很少的例外，但他们也因此失去了自己的民族性……而且他们的道路并不适合成千上万的其他人，那些人陷入毫无灵魂的模仿中，从没有实现自我。他们学会鄙视自我，却又没有什么新东西可以取代旧的自我。于是，战争结束后，苏里南有很多人自以为凌驾于普通人之上，因为他们吸收了荷兰的语言和文化。有时候，他们会模仿克洛斯[7]写首漂亮的小诗，或者画幅漂亮的小画，或不无技巧地弹奏一曲莫扎特的奏鸣曲；但他们却没有能力创造任何真正的文化成就。等到新的这一代能够大批大批地去荷兰……他们就会震惊地发现，自己的文化是如此空洞。他们与更广阔的世界、与国际社会接触时，两手空空。他们没有自己的歌曲，没有莫扎特。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学，只有克洛斯。他们一无所有，是国际生活中毫无价值的组成部分。曾经引以为豪的原因——“苏里南是荷兰的第十二省”——如今成了羞愧和耻辱的原因。

在英属西印度，这一层面的争议几乎不会摆到桌面上来。不错，是有人谈论西印度文化，但因为不涉及政治而流于肤浅幼稚，而且根植于殖民主义态度，只要不是产自白人宗主国的东西，都被看作野蛮而拒不接受。有关殖民社会可能是没有精英的社会的想法太吓人了，简直没法理解。英属西印度如此消极的一个原因是英国人从来没有试图使殖民地人成为英国人。实际上一想到有人假设宗主国内存在均等机会，正如荷属和法属西印度人轻易以为的那样，英国人便会火冒三丈。在他们的帝国中，英国人是“欧洲人”，而西印度人把英国当作祖国，则令英国人感到好笑、烦恼和震惊。近来，荷兰人鼓励苏里南人相信自己有可能成为荷兰人；我听说，阿姆斯特丹有个俱乐部，光顾它的苏里南籍荷兰顾客边饮杜松子酒边聊天，为失去印度尼西亚而感到惋惜。奇怪的是，荷兰的理想主义导致排斥；而英国抱持犬儒主义，殖民地和宗主国却大致相安无事。

荷兰人主张同化，却没有强制施行。他们比英国人对异质文化更宽容，更理解。法国人则相反，他们的傲慢使除了亲法派之外的所有人在法属西印度的生活都不堪忍受。荷兰人主动奉上的文化被其前殖民地摒弃，让人不禁要替他们感到不平。苏里南是西印度地区唯一真正具有国际色彩的区域，这是荷兰统治的结果。特立尼达如今的国际性本质上只是种族多样性；而苏里南则囊括各种文化，它们虽有改变但依然各具特色，共存共处。印度人仍然说印地语；爪哇人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有点迷茫，在这片不可爱的平坦土地上神往着爪哇的群山；荷兰人按荷兰人的方式自得其乐，克里奥尔人过着苏里南荷兰人的城市生活；丛林黑人则在森林、在河畔重新创造非洲。

尽管人们大谈文化，苏里南人对自己国家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却不怎么了解。我对爪哇人的服饰赞叹不已，这令我的克里奥尔朋友发笑。克里奥尔人只知道欧洲；他们根本不想去了解爪哇人和印度人，只是近来受到民族主义的刺激才试图去理解丛林黑人。一个民族主义分子竟然暗示，苏里南存在的爪哇文化和印度文化对发展民族文化是一种障碍！这表明民族主义情感背后存在的困惑和出人意料的种族情绪。苏里南的文化问题主要是黑人的问题；只有黑人抛弃了自己的过去，而过去是他们与非洲的唯一联系。

对于诸岛上的黑人而言，非洲只是一个词，一种情感。而对苏里南人而言，非洲几乎就在他的后院。在河流之畔，丛林黑人保持着自己种族的纯洁性，保留着非洲的雕刻、歌唱和舞蹈艺术，更重要的是，他们保有自己的尊严。重新发现非洲并非难事。

在家里。在那栋新建的漂亮的牧师住宅中，高个子、黑皮肤、咋咋呼呼的牧师站在铺着绿心木地板的客厅里，在电唱机上播放丛林黑人音乐。“几年以前，你在客厅里是听不到这样的歌曲的。”他说。之后，似乎是为了强调如今是新时代，他用当地方言讲了个笑话。那种语言不恭敬的叫法是塔基－塔基，正确的名称是negerengels[8]，即黑人英语，而民族主义者称之为苏里南语。后来，他领了两名分属不同种族的牧师到房间一角的吧台谈论政治。与此同时，三人的太太在讲政治小笑话，聊政客们的八卦。

民族主义者希望用黑人英语取代荷兰语；艾尔瑟尔先生对这门语言做过很多研究。他在大众学校[9]的办公室里向我解释推广黑人英语的可能性。我推测艾尔瑟尔先生有四十多岁，他为人庄重，态度十分温和，宛如雕刻的黑人脸庞，五官仿佛是分别铸造的，因而你看他的时候也是一部分一部分地端详。他说大多数苏里南人不能正确理解荷兰语，说得也不标准，但黑人英语大家都能理解。他们已经编纂了一部黑人英语词典；这种语言一直在成长：人们在每天的交谈中创造新词汇。我说，使用这种语言就意味着要把世界上所有重要书籍都翻译过来：他们有这么多人力财力吗？他们会想办法的。可作家怎么办？要他们用只有二十五万人说的语言写作，这公平吗？艾尔瑟尔先生说：这不是问题，只要他们写得好，就会有人给他们翻译。这种语言能否表达细腻微妙的含义？能否用来写诗？艾尔瑟尔先生让我考考他。我根据不准确的记忆写道：

昔日寻我，今日躲我，

当年赤脚走进我房，

多么温存、柔顺、听话，

如今却耻于记起，

曾不避危险，

来吃我手上的面包。[10]

他立即翻译道：

Den fre gwe f’mi，d’e mek’mi soekoe so，

Nanga soso foetoe waka n’in’mi kamra.

Mi si den gendri，safri，

Di kosi now，f’no sabi

Fa den ben nian na mi anoe.

我的记忆已经把华埃特简洁的诗行简化得面目全非，艾尔瑟尔先生则更进一步，但不可否认，语言的甜美和节奏还在。我很想看他如何翻译更抽象的东西，可惜我的记性太不争气。

我对荷兰语一窍不通，但喜欢它不可企及的难度，欣赏那种仿佛新创语言般随心所欲的气魄。你说的是Oost woost thoos boost，或类似的声音，可意思却是：“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英语衍生出的方言还能认出是英语，几乎不会使标准英语产生变化，而荷兰语却因为太难学，或者学不会，从而衍生出独立的新语种，而且很快就把荷兰语毁了。南非有厨房荷兰语，荷属安的列斯群岛有帕皮阿门托语[11]，苏里南有黑人英语。对拙劣语法的热衷是荷属地区区域自豪感的一种极为古怪的特色。向来以精神独立不羁而著称的苏里南尼克里地区有一份用模板复印机印刷的报纸，名为Wie for Wie。报纸上的文章无疑是用无可挑剔的荷兰语写的，但报纸的名称却是不合语法的方言英语——“we for we”（“我们为我们”）——以表明这一方言是独家所有。

英语对苏里南方言如此重要，这让人迷惑，可是别忘了，英属圭亚那就在隔壁——尼克里人还打板球呢——而且苏里南在一六六七年之前一直是英国殖民地。实际上，是三百年前遗留在奴隶头脑中的英语构成了苏里南黑人英语的基础。这才真是奇迹。特立尼达在一七九七年之前一直属于西班牙，此后由于从法属诸岛移民，又说了四分之三世纪的法语，可是西班牙语在特立尼达早已死去，法语也只保留在几个短语和结构中。但是在英国殖民者离开三百年后，苏里南依然保存着一种形式的英语。初看之下，英语成分在艾尔瑟尔先生的翻译中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这主要是由于他发音太差导致的。

Ah dee day day we.这句话几乎都是英语，很难相信吧，而且你会在特立尼达的发达地区听到说英语的人这样说。解读一下：I did there there，oui：I did find myself there（to there，to find oneself，to be），yes：I was there（我在那里）。想想一六六七年苏里南奴隶可能说的英语，想想那个时代英格兰的英语发音，如今还有这么多单词尚可辨认，实在不简单。我们可以从斯泰德曼的《远征苏里南反叛奴隶五年纪事》中，看出这种语言到一百年后即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发展到了什么阶段。

在那场战争的一次小规模行动中，一个小分队在森林里被起义奴隶杀得七零八落。按当时的惯例，他们要把死去敌兵的头颅砍掉。其中一个士兵只是装死，眼看要轮到他时，刽子手收起砍刀说：“Sonde go sleeby，caba mekewe liby den tara dogo lay tamara.[12]（太阳要睡觉了。我们只好把剩下的这些狗子留到明天了。）”当天夜里，那个士兵逃走了。尽管这句话经过两次转述，一次由那个荷兰士兵，另一次由斯泰德曼，可是只要说快一点，还是能听出是英语，西非裔口中的英语。

You no sabi waar she iss？荷兰语听起来那么坚定，有时候会让人晕乎乎地以为，带着荷兰口音说任何话别人都听得懂。有一次，在阿纳姆一家餐馆，我竟对女服务员严肃认真地胡言乱语一通，而她却一直面带微笑，让我误以为她听懂了。有天下午我去拜访特蕾西亚，类似的情况又出现了。一位住在后院（我还记得这是奴隶时代遗迹）的女房客告诉我特蕾西亚出去了。我撇着口音顺口胡说起来，自己都不清楚那些词是从哪儿蹦出来的。我问：“You no sabi waar she iss？”“我不知道她去哪儿了，”那女人摇摇头，用认真的荷兰语答道，“先生，我不会说塔基－塔基。”如此说来，我不是胡言乱语，我在说黑人英语呢。

牧师和其他人会说黑人英语可能会被认定是聪明，但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来说，这样说话出于自然，而且依然是一种耻辱。按乌尔霍夫先生的说法，直到最近，小孩说黑人英语要是被妈妈逮着，还会被逼着洗嘴巴呢。

从帕拉马里博往南六十英里，有个叫布罗科蓬多的地方，一家美国铝业公司正在这里为一个炼铝厂修建水电站。该公司在这项工程中获利要比苏里南更多，但这项工程依然被看作国家发展的一部分。新闻办公室安排我们乘坐一辆大型美国汽车（类似客货两用轿车）去工程所在地参观。

我们前往一家高档宾馆接上一位来自阿鲁巴的重要黑人官员和他的摄像师；随后，前往一条棕榈成荫、尘土飞扬的大街，在一家比我住的廉价酒店条件更差的酒店里接了阿尔贝托。阿尔贝托是一家意大利杂志的摄影师，正在对南美进行旋风式采访。离开英属圭亚那之前，我在乔治敦的报纸上读到他到来的消息；我相信他在我之前就离开那里了。现在他要在苏里南逗留几天，然后去法属圭亚那；他希望及时赶到里约，参加那里的狂欢节。阿尔贝托身材细瘦，不高不矮，举手投足间流露出意大利式“优雅”。他有一头波浪般浓密的棕发，他不停地用手梳理它，胖嘟嘟红彤彤的脸上蓄着一抹浓密的小胡子，眉毛在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上闲不住地飞舞着。他二十出头，但可能是留胡子的缘故吧，还有那份记者式的镇定自若，使他看上去至少三十五岁。他的嗓音嘶哑。

我们安排就绪，正要开始长途旅行，车子却在一个中产阶级城市住宅区停下，三个女人兴高采烈地从一所房子里出来，向车子跑来。她们要和我们同去；那位阿鲁巴来的摄影师、阿尔贝托和我被迫离开中间舒服的座位，挤成一团坐进车后，面朝大路。我们的牺牲并没有得到补偿。三个女人中有一个是巴西人，身材肥胖，穿一条难看的白色紧身裤，头上戴一顶难看的白黄两色的草帽，用无数根发卡固定在杂草般的棕发上。另一个女人是荷兰人，她年纪很轻，一副呆板的女孩子相。还有一个女人，已婚，比另外两个年龄大些，高大严肃，她有点像母亲般关照着那两个姑娘，她也是荷兰人。

刚一出发，女人们就开始引吭高歌，也不知唱的什么。我们恨恨地盯着路面。沥青路变成土路，不久又变成红土路，在森林间穿行。我们看不见森林，看见的只有红土。红土扑到我们脸上，我们摇起车窗。红色尘土沿车窗下滑，弄脏玻璃，很快形成阻挡视线的一道道土溜和一团团土堆。我们三人不停用手掌拍打窗户，想把尘土震下去，拍打声仿佛是在给我们身后的歌声进行不和谐的伴奏。微尘从封着橡皮条的缝隙中钻进来，轻轻地落在我们身上，轻得我们都没觉出来。我们不像是浑身撒了粉末，而像是被染过色，而且颜色越染越深。两个年轻姑娘现在正试着练习密集和声，每唱错一次，便像小姑娘一样爆发出咯咯的欢笑。

女人们不顾我们的恳求，把她们旁边的车窗也摇了上去，免得偶尔驶过的汽车掀起尘土落到她们身上。我们憋得喘不过气来。阿尔贝托不再是早上出发时那副清爽利落、一丝不乱的样子。尘土染红了他乱蓬蓬的头发。他不再谈他的旅行（“那过程好恶心”），弓着腰坐在角落里。“我真受罪啊。”他说，痛苦浸透他沙哑的声音。我以为他想让车停下，又不好意思开口。恰在此时，戴草帽的胖女人开始唱一首葡萄牙歌曲；阿尔贝托眼睛缓缓转向一边，皱起眉头，脑门上的尘土片片剥落，他叫了一声：“天哪，真难受！”

我们在布罗科蓬多宾馆喝了一杯，精神好些了。阿尔贝托恢复了记者的精力和无情。他不停地发问，不停地提要求。他能去河对岸吗？附近有没有住着丛林黑人？能带他去丛林黑人的村子吗？新闻办公室的人从客栈院子里的洪都拉斯松树上折下几根松针，递给阿鲁巴的官员和我，让我们闻一闻，阿鲁巴来的摄影师赶紧拍照，阿尔贝托却东跑西颠，到处拍照。有一次我远远看到他站在宽浅的河里的一块大石头上。

等他回来后，我们开车去大坝。在河岸上走的时候，那个胖女人一脚踩进淤泥，丢了一只鞋子，她像小女孩一样狼狈地叫起来。阿尔贝托又恼火又轻蔑地瞥了她一眼，快步走开去，爬上一个陡峭的土堆，顾不上他意大利式的优雅风度，也没心思再梳理头发。“不准拍照！”新闻办公室的人喊道，“禁止拍照！”阿尔贝托没有听到，他已经消失了。等我们再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工地另一头，他蹲下身，又站起来，一个小小的身影迈着小碎步移动着，双膝并拢，只有膝盖以下的腿在动。

两个丛林黑人撑一艘独木舟过来，要卖西瓜给我们。他们的皮肤紫黑铮亮，赤身裸体，只围着块红色腰布遮羞。我以前从没见过丛林黑人，但我觉得他们的形象很熟悉：我在帕拉马里博无数张明信片上看到过。

我们站在巨大新桥的阴影中等待阿尔贝托。最后他终于回来了，我们告诉他丛林黑人的事。“可是我想见丛林黑人啊！”他恼火地说。这句话他重复起来没完：“你们带我去看丛林黑人吧？我想看看丛林黑人。那个是不是丛林黑人？”

回到客栈，我们俩先冲了澡，之后飞快地吃了午饭。戴草帽的胖女人吃了一大堆土豆。我们随便聊了一阵，相互做介绍，透露自己的职业，阿鲁巴的摄影师又在啪啪地按动快门。

那个荷兰姑娘，看上去还像个精力充沛的女孩子，她说她有十二个孩子。

“十二个孩子，”阿尔贝托同情地说，他怎么也看不出这有什么好玩的，“这太可怕了。”

那个姑娘没有放弃，“我认识一个作家，”她说，“在里约。”

这一招奏效了。阿尔贝托正在疯狂搜集有用的南美人名和地址，听到她的话，态度缓和下来。他掏出笔记本。“他人好吗？”

“他五十岁了。”

阿尔贝托生气了。“我真搞不懂你，”收起笔记本时，他说，“我问你他人好吗，你却说他五十岁了。”

阿鲁巴的摄影师在给那位阿鲁巴官员拍照，此时那位官员正身心舒泰地剔着牙，墨镜上映出野外的景色：森林、河水和岩石。

午饭后，阿尔贝托如愿以偿。我们去了一个丛林黑人的村庄，村子在公路旁的一块林中空地上，一条尘土飞扬的短街，两旁是用护墙板搭起来的整齐的盒子，与我们想象的完全不同。没有雕花门，没有我们在书上读到的非洲风格手工制品的踪影，只能隐约看到幽暗的屋内有收音机、缝纫机和一两辆精心保养的自行车。新闻办公室的人让我们不要忘了，这个村子靠近现代工程；村里人参与工程建设，穿正常的衣服。但也有赤条条的孩子在尘土中打滚，还有袒胸露乳的女人，乳房像压扁的木瓜一样耷拉着。阿尔贝托又开始按动快门。女人们笑嘻嘻地逃进她们的盒子里。阿鲁巴的官员慈祥地环顾四周，他的运气更好。他没带相机，拿出一个荷兰盾说服一个女人在她家屋后与她的狗跳了一支舞。当我和阿尔贝托这两个没有付费的参观者走近时，她不跳了。

“我必须给这些丛林黑人拍张照。”阿尔贝托说。但是他不能或是不愿付钱。我们在房屋间徘徊，所到之处，女人们四散奔逃，赤裸的乳房在胸前左右摇摆，上下晃动。“那姑娘纯粹是个白痴。他人好吗？他五十岁啦。不折不扣的白痴。嘘！”

小心翼翼地，他向一个坐在缝纫机旁的女人靠近。女人抄起手中的针线活，一下子消失了。

他回到我身边，一会儿又走了，相机在手中随时待命，蓬松高耸的头发随着他急促的脚步一颤一颤的。这次他比较成功。我看他进了一间小屋。就在此时，那几个姑娘一跃而起，荷兰女孩尖叫一声，跟在阿尔贝托身后冲进小屋，阿尔贝托立即走出来，气急败坏。

“上帝啊，真受罪！啊，我真是活受罪啊！”

我们开始往回赶，阿尔贝托郁郁不乐。“老天爷，我想要一张丛林黑人的照片！”回帕拉马里博的路上，他喋喋不休地发泄他的烦恼。“你听那个人在坝上喊了吧？不准拍照。可为什么？这是不折不扣的白痴规定。当一件事这么不折不扣地白痴的时候，意大利人会说好吧，但我来想点办法，让我能拍成照片。谢天谢地我是意大利人。咱们干吗走这么慢？路上没有别的车。咱们干吗走这么慢？”

“限速，”阿鲁巴来的摄影师说，“而且这是一辆公务车。”

“这是白痴理由。在意大利我们会说因为这是一辆公务车——”他突然刹住，命令道：“停车！”他跳下车，给一台铝土矿石粉碎机拍照。“时间再长点就好了。”他一边往回走一边说，“那样我就能拍得更好了。喂！”

荷兰姑娘把一张纸条放在他手里。她面带微笑，目不斜视。纸条上是一个小女孩画的女人侧影。

“我该拿这东西怎么办？”他问，“我刚才就把手放在这儿，这信就被放进我手里了。我怎么办？”他把纸条塞进红条纹的袜子里，小声说，“这是羞辱我吗？”

“天哪，”后来他又说，“我今天真是受罪啊！”

小男孩失踪了。西非裔自称黑人。对于某些致力于化黑为白的西印度人来说，这样说也太欠含蓄：这意味着再没有进化的可能。委婉语因地而异。我听说在苏里南，报纸寻人启事栏上这样描写黑人男孩：een donkerkleurige jongen met kroes haar[13]，意思是一名深肤色、卷头发的男孩。

苏里南的民族主义领袖，可能也是被议论最多的人物，是爱德华·布鲁马，一位三十五六岁的黑人律师。他深褐色皮肤，中等身材，体型适中，相貌十分引人注目：一双深陷的眼睛炯炯有神，两道剑眉斜插入鬓，眉头经常在鼻梁骨上方紧锁。当他开着那辆庞然大物般的绿色切诺基在帕拉马里博逛时，男孩们和男人们向他挥手，他们互致问候的神情仿佛在密谋什么。尽管民族主义者的鼓动宣传是公开进行的，但他们尚未取得官职，活动也就带点地下性质。有一次我在街上看到一个中年女人扯了扯艾尔瑟尔先生的袖子，小声向他道贺。

民族主义活动兴起于阿姆斯特丹——所有受过教育的苏里南人都了解的城市。布鲁马本人在那里生活过七年，过得很愉快。他宣称这场运动的基础并非种族仇恨，运动也不针对任何种族群体。布鲁马的支持者主要是黑人，可他们并不都认同他的观点，苏里南的荷兰人也不认同。很难看出如何避免种族情绪，因为引起布鲁马和他的追随者激动的文化问题本质上是新大陆的黑人问题。在特立尼达和英属圭亚那，人们还没有普遍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苏里南的民族主义者将文化问题摆到桌面上，但没有像牙买加发起“返回非洲”运动的拉斯塔法里派和美国的黑人穆斯林那样走极端，这正该归功于他们自己。但是他们的思想中有很多东西会吓坏体面人，激起圣战的呐喊。他们对基督教的看法是历史性的：他们既把它看作欧洲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把它看作荷兰语言的组成部分。

可基督教怎能被取代呢？对西印度人来说，基督教不只是一种信仰，还是一项成就。难道要信在丛林黑人中发现的那些幸存的非洲宗教？或者改信伊斯兰教？宗教不能靠命令取代，就像语言不能靠命令取代一样。黑人英语无法替代成熟的文字。丛林黑人很有意思，在某些方面也令人敬佩，但是在这些生活在森林中的人和生活在大陆上的精明老练的苏里南人之间很难产生深刻的同感。于是看起来，这个问题要么必须用暴力和极端方式解决，要么干脆无解。也许无解是必要的，需要的只是深刻地意识到这些国家和文化存在于宗主国之外，存在于欧洲和美国之外。要创造这样的意识绝非易事。比如说，牙买加人比伦敦人还笃信基督教，于是宗主国的褊狭在西印度殖民地会表现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有身份的西印度黑人来说，意大利和日本、尼日利亚一样，属于遥远的异国，而且荒谬可笑。

民族主义者能否在苏里南创造这样的意识，而不滑入徒劳的黑人种族主义，还很成问题。无论这样说多么自相矛盾，可他们之所以能如此尖锐地看待这一问题，应归结于他们继承了荷兰文化，尤其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荷兰语。英语属于一切说英语的人。荷兰语却明明白白地属于荷兰人，以至于在英属西印度人看来是自然、正常的情景，在以荷兰语为母语的殖民地居民看来却不能不觉得怪异。因为会说一门很少为外面世界懂得的语言，荷兰人个个都成了了不起的语言学家。苏里南人也是如此。英语、荷兰语、法语、黑人英语：受过教育的苏里南人都会说。在这个语言列表之外，印度裔的还加上印地语，爪哇裔的再加上爪哇语。这么多世界向苏里南人敞开，因而他们不像英属西印度人那样有股殖民地的土气，苏里南人对自己的处境也有更客观的看法。

成长中的语言。我把艾尔瑟尔翻译的华埃特的诗行给科尔利看。看得出，虽然与民族主义者有诸多分歧，他还是很受触动。他把译文又读了一遍。“Gendri，”最后他终于说，“这是什么词？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它刚出现了二十四个小时。”

离赞德赖国际机场不远，有个名为柏林的丛林黑人村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科尔利和特蕾西亚开车到那里去。不是去看丛林黑人——他们住得离首都太近，早已城市化、蜕化，不再是真正的森林居民。我们去那里是看黑水溪。南美洲泥泞的海岸没法用作海滨浴场，于是这些森林间的溪流，雪白的沙间流过的黑水，便成为苏里南海滨浴场的替代物。我们在睡莲朵朵的溪上泛舟，阳光穿过枝叶洒在水面上，将可口可乐水（这是苏里南人的描述）照成葡萄酒。比伦勃朗的模特还要美艳的特蕾西亚成为这幅伦勃朗油画的点睛之笔。

后来我们在小村子里漫步穿行，没有任何特色表明这里是丛林黑人的村庄。土路两旁是荷兰风格的木屋，到处是树篱；竟然还有一个卖茶点的小屋，贴着一两幅广告。两个小孩光着屁股在满是尘土的路上打滚儿，但其他人都穿着衣服。快到街尾的时候，我们听到阵阵鼓声。特蕾西亚立即兴奋起来。她跑进一个院子，用黑人英语打听，惹得对方很不高兴，他用荷兰语回答她的话。她回到我们身边，说听起来好像是“Hit iss in de bos[14]”，于是我们向bos（树林）走去。

街尽头紧接着丛林。一条小径蜿蜒穿过高草，小径另一头是一间顶上铺着瓦楞铁皮的小棚子，舞者们就在里面。科尔利很紧张；他说他听到有人说：“那些bakra（白人，外国人）来看谁？他们想干什么？”但那些没有跳舞的男女还是挺友好的，于是我们就在棚子外面的长凳上坐下。威士忌在观众和舞者间传来传去；还有盛在玻璃杯里的啤酒。敲鼓的、敲棍的、敲铁罐的人坐在棚子一头，在他们面前，就像在祭坛前面一样，舞者们正在表演，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舞蹈之中：一个男人跳着一种像哥萨克舞的舞蹈，另一个男人蹲着只用脚尖跳，一位老太太，双目紧闭，身体很艺术很性感地扭动着。舞者沾满尘土的脚不停扫过观众手中湿漉漉的细枝。

到目前为止，每个舞者各据棚子一角，但这时，一个矮壮的男人开始扑倒在地，翻滚呻吟。我以为他是表演给我们看的，可他脸上迸出的汗珠看起来很真实。他滚到一个穿蓝色长裙的老太太坐着的地方，她起身给他让地方，还友好地冲我们笑笑。“我不喜欢这个。”科尔利说，他板着脸，表情厌恶而震惊。两个男人佯装打架，但表情动作丝毫不像是闹着玩。科尔利想走，但特蕾西亚用脚踏着鼓点打拍子，不愿离开。

然后，两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一男一女，上场了。他们的脸和身体涂成白色。女人穿着纱丽式样的长袍，露着肩膀，男人穿着红色纱笼，戴一顶红帽子。他们几乎不跳舞。在生机勃勃的舞者之间，他们表现自己的虚弱无力，那男人时不时要由别的舞者扶着。他涂着白粉的脸上没有表情，他还不停地用粉笔往自己身上涂，有时还把粉笔递给那个女人。舞姿变得亲昵起来，我开始像科尔利一样焦虑。我记得我们离城市很近，飞机场就在附近（“苏里南是喷气时代的一分子。”政府宣传册上说），但当科尔利不顾特蕾西亚不高兴，坚持要走的时候，我心里是高兴的。我们正要跨出林子，一个醉醺醺的老太太拥抱了科尔利，一个男人拥抱了特蕾西亚。科尔利自始至终都在担心有人会劝他喝酒，这时他也被迫喝了一小杯威士忌。

科尔利说：“要是再多待半个小时，我就要犯心脏病了。”

科尔利出生在帕拉马里博，离此地只有四十分钟的距离，可对于我们刚才观看的舞蹈，他什么也说不上来；特蕾西亚也说不清。这种舞蹈对他们俩和对我一样新鲜。虽说这里离机场和城市这么近，我并不觉得科尔利的焦虑有什么可笑，我请教的权威[15]提供的解释也没有让人百分之百放心。如果我的观察准确，解读无误的话，这种舞应该是“招魂舞”：

死者给生者的信息也可借随鼓点起舞进入神灵附体状态的舞者之口传达。附体的人用歌声传递信息。显然，有人可能觉得他的神希望他向生者传信，于是感到一种烦躁不安。这种不安促使他先沐浴，然后在身上涂抹白土，因为白色是祖先的颜色……待到黄道吉日，那人在身上涂上更多的白土，也许还给仪式中的其他参与者也涂上，随后便准备进入迷幻状态，好让神借他之口讲话。鼓点的节奏有助于催人进入附体的状态。

苏里南一八六三年废除奴隶制；如此说来，奴隶出身的人现在可能还有健在的。你很难不想到奴隶制，不光是因为每一所大房子四面尚存的遗迹和奴隶居住区在提醒你。我现在渐渐看出来，在西印度许多地区，那么多东西都在讲述着奴隶制。奴隶制存在于植物中，存在于哥伦布第二次航海时带来的甘蔗中——当时他曾提出奴役美洲印第安人，引得伊莎贝拉女王动雷霆之怒；存在于面包果这种廉价的奴隶食品中——一七九三年，三百棵面包树被布莱船长运到圣文森特，卖了一千英镑，而类似的投机曾在“邦迪号”哗变[16]中夭折。在英属圭亚那荒凉的热带草原上，一丛腰果树就是一个印第安村庄的标记；同样，在牙买加，一丛杨桃树表明一个奴隶粮食供应地的所在。（特立尼达的奴隶制只有四十年历史，因而杨桃树也比牙买加少得多。）奴隶制也存在于食物中，存在于岛民们依然喜爱的咸鱼中。奴隶制存在于家庭生活的缺失中，存在于电影院上映有关德国集中营的电影时观众发出的笑声中，存在于人们对含有种族色彩的辱骂的喜爱中，存在于强者对弱者的欺凌中：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人打孩子比西印度群岛人更狠。

对于过去，西印度群岛人感到既害怕，又羞耻。他们知道海地的克里斯托夫[17]和卢维杜尔，知道牙买加的逃亡黑奴；但他们以为在别处奴隶制早已成定局，两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被动地接受。很多人并不知道，十八世纪的奴隶起义像飓风一般频繁、暴烈，许多次他们只是因为遭到“忠诚”的奴隶出卖才被打败。在特立尼达，人们对苏里南的丛林黑人几乎一无所知，尽管他们的故事可能会促进种族自豪感的复兴。

在苏里南，黑人奴隶曾经不断逃往密林深处——在更小的岛上就没有这样的可能性。一六六七年是英国撤退、荷兰占领的交接期，此前，黑奴逃跑的情况并不普遍。在之后的几百年中，野蛮导致逃亡、屠杀、惩罚和变本加厉的野蛮，奴隶逃亡的情况一直持续。直到一八〇七年，还有一个英国旅行者这样写道：“吓唬黑人说要把他卖给荷兰人，感觉是件极为恐怖的事。”斯泰德曼在《纪事》中说明了原因。他写道：“苏里南的殖民地到处是刺鼻的血腥气，土地都被非洲黑人的血染红了。”这样说并不是一种修辞。刚刚登陆，映入眼帘的第一幕景象（他还为自己的书画了速写）就让他很“扫兴”，令他初踏热带的快乐荡然无存：

……一个年轻女奴，身上唯一可以遮羞的是系在腰间的一块破布，那破布已经像她的皮肤一样，被鞭子抽破了好几处口子。这可怜的受害者遭受如此残忍暴行，罪名是她没有完成她明显力所不能及的劳动，为此她被罚抽二百鞭，而且还要在几个月之内戴几码长的锁链，锁链一头锁住她的脚腕，另一头坠上至少一百磅的重物……我给这个不幸的受难者草草画了一张像。

拖着锁链的遍体鳞伤的奴隶，手捧速写本的画家：这景象真是怪异。你不禁纳闷当地人有没有什么议论。斯泰德曼没有提，也许土著人听到这个游客的感叹只会觉得既好笑又惊讶。在当时的苏里南，肉体折磨是家常便饭，从不遮遮掩掩。后来斯泰德曼同一个奴隶交谈，还给了他几枚硬币——那人被锁链锁在一个生着火炉的房间，要在里面待一辈子；他还给一个被铁钩钩住肋骨活活吊着等死的奴隶画了幅素描。

十九世纪早期，“亲爱的老斯泰德曼”——金斯利这样称呼他——的这本书因其自然真实的历史记录以及作者与混血女奴琼娜的爱情故事而风靡英伦，金斯利认为那个故事是“英国语言中最甜美的田园牧歌之一”。这本书这么受欢迎，还有所谓田园牧歌的说法，真让人难以理解；不只是因为十八世纪的优雅如今读来已索然无味，尤其像斯泰德曼这样的作家，优雅并非自然天成；而是因为斯泰德曼的故事令人毛骨悚然，他罗列的那些惨无人道的暴行令人作呕，颇似二战期间对德国集中营的描述。斯泰德曼不是废奴主义者——他去苏里南的目的是协助镇压一七七三年的奴隶暴动——不能将他的作品简单地当作宣传材料。他不遗余力地展现为当时所推崇的细腻情感，比如他为提到虱子而向“娇弱”的读者表示歉意，而且你也不能责备说他耸人听闻。但如今要读斯泰德曼，你得有强健的胃口才能吃得消。他笔下的苏里南仿佛一座庞大的集中营，区别只是这个集中营欢迎游客参观、做记录、画速写。奴隶主比集中营的司令官更加心安理得：世界分为黑人和白人，基督徒和野蛮人。白人在处理与黑人的关系时说不定还会表现出某些顾忌，而基督徒与野蛮人打交道时则百无禁忌。但是出于对荷兰人的公平，我得把前面的引文补全：“吓唬黑人说要把他卖给荷兰人，感觉是件极为恐怖的事。但是反过来，荷兰人也有类似的撒手锏，就是吓唬他的奴隶说要把他卖给自由的黑人。”

逃奴们作战勇猛，荷兰雇佣军和“忠诚的”奴隶（斯泰德曼的军团中有两个黑人，奥克拉和高萨利，十年前出卖过伯比斯奴隶起义首领阿塔）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们也从来没有打过败仗。到十八世纪末，双方停止敌对，丛林黑人的独立获得默认。他们在森林中按非洲人的模式重整生活；他们组成部落，划分部落区域。丛林黑人从不与其他部落或种族的人通婚，他们以纯正的非洲血统为傲：这表明他们是自由人的后裔。他们依河而居，发展出高超的河上生活技能。他们与世隔绝，记得非洲人的雕刻、歌唱和舞蹈技艺；他们记得非洲人的宗教。他们发展起自己的语言；在幽深的内地使它成为非洲语言。五十年前，他们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字。

一九一六年，帕拉马里博政府医院的C.伯恩医生看到他的一个名叫阿伯那的病人，一个来自奥坎讷或朱克部落的丛林黑人，正在写一种奇怪的文字。阿伯那很乐意解释这些文字的意思，他说这是另一个叫阿发卡的部落成员创造的。伯恩结识了这个阿发卡，后者反复向医生和莫辛克神父（一位天主教传教士）解释，当哈雷彗星出现时，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手拿一张纸现身，命令他为自己的人民创造一种文字。于是一生二，二生三：以此类推。这次梦幻之后，他每两三天创造一个符号，直到最后他造出五十六个字符，能够用这些写出自己的想法。一九一七年伯恩访问朱克人的领地时，可以用这种新文字传递信息，这些信息能被人理解并执行。[18]

尽管阿发卡因为未经许可便贸然创造文字，没有得到部落头人（这词的意思很明白）的承认，并被咒骂为“na wissi-wassi man”——“那个变化无常的人”——他的文字却保留了下来；一九五八年，刚格里普还用这种文字收发消息。阿发卡·阿图米西于一九一八年七月去世。在他的坟墓上有一个十字架，上面刻有用他自创的文字写的墓志铭：“Masa Atumisi fu da Santa Katoliki Kerki”，阿图米西是神圣天主教教徒。严格说来，这并不属实；但确是他的基督教学识让他被丛林黑人的酋长们怀疑。如今神秘的是，阿发卡的符号中有三十四个在利比里亚的瓦伊部落文字中被发现。这是否是一个种族记忆的例子呢？抑或阿发卡有点托马斯·曼的恶作剧小说《法律》中塑造的那位摩西的影子？

咖啡之约。我给科尔利打电话，邀他到我住的廉价酒店喝咖啡。他说：“行，我会去和你一起喝咖啡。我七点三十分到，一直喝到八点钟。可是八点以后我们谈些什么呢？谈牧师？你喜欢和牧师谈话吗？这对你的智力有益处吗？没有？那我就不喜欢了。这一晚上我们必须过得充实。让我想想。有了，布鲁马。我们应该谈谈布鲁马。”听到这里，我觉得我还是收回邀请为好。

不去克罗尼区看看，我是不会离开苏里南的。此地居民深得我心，因为他们向来以苏里南最懒散的人而著称，被普遍描述为de luie neger van Coronie，即克罗尼的懒黑人。[19]奴隶制废除后，椰树种植园主把园子丢给原来的奴隶，从此这些奴隶便过起与世隔绝、田园牧歌般的日子（克罗尼与帕拉马里博之间的交通靠海路），把其他种族的新来者统统赶走，包括大约一百名印度人，因为印度人那种旺盛的干劲儿可能有搅乱克罗尼安宁的威胁。直到现在，克罗尼黑人只会把地卖给黑人，而且是与自己一样的黑人。有时候他们也会缺钱花；于是便摘几个椰子卖给榨油厂。那榨油厂也仅出于方便才存在，很少全力生产。当地的政策制定者很绝望，但是克罗尼黑人如今拥有选举权，懂得自己的权力，对别人的催促充耳不闻。他们容许华人在这个地区开商店；不知何故，还允许一家印度农户在此定居。

这真是帕拉马里博的传奇。皇宫酒店的酒保约翰尼了解克罗尼，也认识住在那里的那家印度人，他主动提出陪我走一趟；于是一天清晨，我们就以一百英里的时速上路了。城外的路都没有铺过，路面被轧得沟沟坎坎，像被坦克碾过。骑自行车的人戴着口罩抵挡灰尘，到处是修路工人，有些还戴着护目镜。

大地平坦，一马平川。道路两旁排列着小屋，屋后紧挨着森林。苏里南人烟稀少，这一带更像是被抛弃荒废了，而且怪的是，它似乎与其他一切都毫无干系。这里的居民主要是爪哇人，他们迷失在不熟悉的景色中，而这景色一成不变，丝毫引不起人探索它的兴致。但每座小屋都附带一个种庄稼和瓜菜的园子；这里可没有英属圭亚那沿海地区的农奴。

清凉的椰树林，阳光洒下点点柔和模糊的白色光斑，宣布克罗尼已在眼前。车停在一家华人商店的屋檐下，我开始找懒黑人。马路对过，三个老头在稀薄的树荫下聊天。因为听说他们对外国人很不友好，我偷偷拿出相机，准备拍照。可我发现他们竟然摆好姿势，定格微笑。一个人正往马车上的水桶里加水；他也摆好姿势，还让他儿子露出微笑。另一个男人推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袋椰子，不用说，正要去那个尽人皆知的榨油厂。周围没有其他人。我收起相机。我想，我本来指望能看到更像世外桃源的景象，而不是早已熟悉的破败的西印度村庄，混凝土的政府建筑，木墙与波纹铁皮屋顶的食品店。

酷热高阔的天空下，土地平旷，向北延伸，直抵大海。田地被笔直的长长的运河渠道分割，河边淤泥中斜泊着一两艘仿佛在梵高画中出现过的桅船。我们走向椰林，那里的沟渠茂草密布，蚊子大而毒，透过卡其布裤子和涤纶袜子咬我。炎炎烈日下，一幢幢建在矮柱上的灰黑色小木屋坐落在干净的泥地院中，家家院中都种着三四棵石榴树。每户院中都有一小堆椰子，还有一个用支起的木板做成的水果摊，上面摆着不多的几样水果：两三个橙子，或一个甜瓜，或两三个石榴，仅此而已。小摊对着小摊，中间隔着长满青草的小径和深深的沟渠。沟渠上搭着几段窄得吓人的木板，有时只是砍掉枝子的椰树树干。

酒保约翰尼有七个孩子，他想带些水果回帕拉马里博。他越过沟渠进了一个院子，踏上房前的台阶，敲了敲关着的门。门楣上用蓝漆写着：上帝高于一切[20]。有扇窗户打开了，约翰尼解释着。很快，门开了，一个黑人整理着衣服赤脚走下台阶，进了院子，从低矮的树上摘下几个石榴，有一两次他需要踮起脚尖，然后他将石榴递给约翰尼，接过一些硬币，客气地与我们道别，走上台阶，再次关上门。

我们费了些工夫才找到那家印度人：那些小径、沟渠、房屋、田地看起来十分相似。那座房子矗立在一块长方形地皮上，四周环绕着护城河般的沟渠。一间生锈的瓦楞铁棚子里堆着生锈的破烂儿；一只自行车轮子靠在一根柱子上；几只鸡站在两三株矮小的椰子树下晒干的泥地和尘土中；一条杂种狗气急败坏地吠叫着；闷热的空气中蚊虫密布。一个身着松垮棉布连衣裙、患痉挛性麻痹症的年轻印度女人牵着那条狗。我们越过沟渠，朝屋后走去。在无遮无拦的太阳底下，一位满头白发、一脸白胡茬的老人正坐在地上往身上搓油。蚊子对他敬而远之，对约翰尼也敬而远之，却紧盯住我不放。我的头发、衬衫、裤子，甚至鞋上的小孔都落满蚊子。动动身子也不管用，必须用手拍才赶得走。[21]

见有客人来，老人很高兴。他刚遭遇一场严重事故：从自家房子顶层的窗户摔了下来。“花了他三十荷兰盾呢。”约翰尼说。可听老人讲起来，这事仿佛纯粹是一出喜剧。他觉得自己的老朽很好玩——说到底，这件事简直太搞笑了——并邀请我们一起分享这个玩笑。他的脸已经皱缩，可依然很英俊；浑身上下最生动的是那双眼睛。他在印度出生，作为契约劳工去了英属圭亚那。契约期满后他回到印度，后来又签了份契约。他会说印地语，能说点英语，不会说荷兰语。那他怎么来到苏里南的？这是整个笑话中最甜蜜的一段。他在英属圭亚那结了婚，然后——从妻子身边逃开了！他不止一次说到这一点。四五十年前的那场胡闹是他人生中的大事，到现在想起来还开心不已。他从第一任老婆身边逃走了！

他说话的时候，那个女人与那条愤怒的狗隔开一段距离坐在阴凉地里，她看着我们，手里摆弄着松动的假牙床。

那我是什么情况？老人想知道。我在国外待过吗？国外是什么样子？那里的人需要干活吗？国外的人干什么样的活儿？国外看起来怎么样？他想让我给他描述具体的细节。我试着描述。这么说我还是真了解这所谓的“国外”了？他听得很开心，觉得难以置信，但态度充满敬意：他叫我巴布[22]。他几乎想象不出英属圭亚那和克罗尼以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就连印度也渐渐淡忘，只记得某个火车站——但他觉得外面的世界是真实、奇妙的世界，没有污泥、蚊子、尘土和酷热。他快要死了，死在克罗尼这片沟渠环绕的土地上，他像谈论家务事一样谈论死亡。与此同时，他整天坐在阳光下，有时躺在看起来像鸡鸭棚的东西里；只有晚上才进屋。但他开始忘事了，他以为我们是来参观的，问我们想不想带点儿什么走？一只椰子？

他站起身，女人也站起身，狗低声嘶吼着。他从房子下面的尘土中拿出一把砍刀，给我们砍下几只椰子。

我后背痒，被蚊子咬得满是疙瘩。头皮上也是。无论是意大利产的布匹还是浓密的毛发，都抵挡不住克罗尼蚊子的攻击。

荒凉土地上的凄凉的人；一个惊讶而无奈地发现自己迷失于一片风景之中的人，这片风景从来都不真实，因为这里永远是被迫而临时的居所；奴隶们从一个大陆被劫持而来，又被抛弃在另一个已经无利可图的大陆上，再无别处可逃：我很高兴离开克罗尼，因为这里不光有懒黑人，还有那些经中途航道迢迢而来的人们所面对的满目荒凉。

[1]原文为荷兰语。

[2]分别指的是荷兰和阿姆斯特丹。

[3]分别指的是荷兰和阿姆斯特丹。

[4]1667年至1954年荷兰占领苏里南（旧称荷属圭亚那），1954年苏里南获内部自治权，1975年宣布独立。

[5]此处应指印度尼西亚人民在多年抗争之后终于推翻了荷兰的殖民统治，于1949年12月取得独立，建立印尼联邦。苏里南爪哇人的故乡在印尼的爪哇岛。

[6]Talkie－talkie，即黑人英语，苏里南汤加语的另一种俚语叫法。以英语、荷语发音为基础，以罗马字母拼写的克里奥尔语，常被当作跨社群的通用语，为苏里南各种族主要沟通语言。

[7]威廉·克洛斯（Willem Kloos，1859－1938），荷兰诗人、文学评论家。

[8]荷兰语。

[9]原文为荷兰语。

[10]引自英国诗人托马斯·华埃特（Thomas Wyatt，1503－1542）的《昔日寻我，今日躲我》，与原诗略有出入。上引段落参照王佐良译文。

[11]一种在荷属安的列斯群岛讲的由荷兰语、英语、西班牙语等混杂而成的混合语。

[12]原文为混杂语。

[13]荷兰语。

[14]荷兰语“Het is in het bos”的不标准发音，意为“在树林里”。

[15]《丛林黑人的艺术：南北美洲的非洲艺术》，菲利普·J.C.达科著（伦敦，1954）。——作者注

[16]1789年4月28日发生于英国皇家海军战舰“邦迪号”上的哗变，由弗莱彻·克里斯蒂安率领部分船员反抗威廉·布莱船长。1935年，米高梅公司根据该事件拍成电影《叛舰喋血记》，获得第八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17]亨利·克里斯托夫（Henri Christophe，1767－1820），海地革命将领，在1791年海地独立战争中为杜桑·卢维杜尔的副手，一生致力于反抗法国统治，后被任命为海地共和国总统。1807年，在国内权力斗争中失败，撤到海地北部自立“海地国”，自称国王，1820年自杀。

[18]J.W.刚格里普《苏里南朱克文字的演进》，见《新编西印度群岛指南》（1960）第40页。——作者注

[19]以下出自《一九五八年耶和华见证人年鉴》中一篇关于苏里南的文章：尽管路途颠簸难行，他们还是乘渡船越过两条河，终于将所有弟兄装上卡车走完最后一段路程，175名疲惫却快乐的见证人抵达聚会目的地，一个名为克罗尼的椰树种植园。聚会的亮点是：408人出人意料地出席了在新教教堂对面进行的公开讲话。300人到附近的运河去观看12名新入教的弟兄受洗，这景象让人不禁悬想在使徒时代该是怎样的盛况。“我们为一个与世隔绝的弟兄而骄傲。他每天除了在河上打鱼，还会花时间为基督徒钓鱼。虽然他是那里唯一的见证人，他却从不灰心，而是以热心宣教为人所知。”——作者注

[20]原文为荷兰语。

[21]斯泰德曼曾一巴掌拍死三十二只蚊子。——作者注

[22]Babu，印地语，意为“先生”。

第五章　马提尼克

法 国小村庄/法国风格/一顿法式午餐/有组织的社会/牛奶飞机/往返于法国之间/血战之后/迷失的印度人/没有圣典/圣母

我素来不喜欢盛装打扮或是在大街上“手舞足蹈”，特立尼达的狂欢节总是让我郁闷。今年也是，那些“军乐队”乏善可陈：他们让我想起刚果那些可悲又可笑的照片，栩栩如在眼前。怀揣着狂欢节的抑郁，我往北飞行，越过加勒比海。海水碧蓝，模糊的白色海岸傍着幽蓝的大海；海面上升起一座座褐色小岛，周围镶着白色皱边。

我在《特立尼达卫报》社会版上看到，又有一个美国人买走了多巴哥岛上的一块土地，此前他们已经在巴巴多斯、安提瓜、多米尼加、蒙特塞拉特（为吸引美国客户，蒙特塞拉特政府还曾发起一场运动）诸岛上购买过土地。这些岛狭小、贫穷、人口过剩。曾经，一个民族因拥有财富而被奴役；如今，一个民族又因风景优美而失去土地。土地价格直线上升，在一些岛上，农民已经买不起土地；越来越多的人移民到伦敦、伯明翰和其他六七个英国城市，迎接他们的是冷漠的贫民窟。所有贫穷的国家都把旅游业看作耻辱，却又无法避免。没有一个国家沦落到某些西印度岛屿的境地，他们以发展旅游业为名，将自己出卖给新的奴役。显然，岛上的精英们以游客之乐为乐，只求能够混迹于白人游客之间，而政府针对肤色歧视出台的规定也苍白无力。

“于是她去女卫生间，”岛上的一个出租车司机对我说，“可是，你知道这些人，他们还以为她是随便哪个黑吕（女）人呢，就对她说，不行，抱歉，黑人妇吕（女）不能使用这个卫生间。”出租车司机嘎嘎笑起来，“伙计，他们还不知道她是牧师夫人哪。后来他们得拼命道歉。这种事情在我们这里是不能容忍的。”在出租车司机看来，就算别人不行，可牧师夫人能与游客“同出入”，这就算得上一场个人胜利。

我们在圣卢西亚停留了几分钟。飞机场紧挨着大海，机场的建筑很像火车站的建筑。“这儿让我想起亲爱的老多巴哥。”一个穿百慕大短裤的游客说。于是我更是郁闷得无以复加。[1]

马提尼克属于法国。从特立尼达抵达此地，你感觉飞越的不是加勒比海，而是英吉利海峡。这里的警察是法国人；蓝白色瓷釉的街名牌上写的是法语；咖啡馆用的是法语；菜单用的是法语，出自法国人的手笔。南部景致并非极端的热带风景。起伏的牧场，因常年耕作而磨损得平坦、贫瘠，零零落落地长着一丛丛墨绿的树木，土地的小爪子小舌头探进清澈的海水中，宛如一个气候更温和的康沃尔[2]。其他岛屿往往只有一个主要城市，其他一切都围着它转；马提尼克则不同，这里到处是法国风味的小村庄，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教堂、政府办公室[3]和战争纪念碑（献给为法国而死的孩子们[4]），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杰出人物，他们的后代在教堂里保留着专用座位。广播电台播音时都自称“法国广播电台”。政治标语“拥护戴高乐[5]”（公投不久前刚举行）和抗议集会“殖民主义者谋杀了卢蒙巴[6]”颇有法国本土特色，与加勒比其他地区迥然不同。卖烟卷的小卖部里卖的是高卢烟；广告是琴扎诺、圣拉斐尔和巴黎之夜[7]。只是，大多数人都是黑人。

他们是黑人，也是法国人。因为马提尼克属于法国，是法国法定组成部分，被同化和融合的程度很深，以至于在这儿人们很少提及法国或说普遍被认为是法国的那个地方的名字。“塞泽尔先生在本土[8]”秘书长对我说，似乎塞泽尔先生不是飞行三千英里去巴黎，而是开车到乡下过一个悠长周末。这种不分彼此的神话甚至延伸到国家公路，仿佛它蜿蜒穿过马提尼克乡间，最后直通巴黎。

按杰弗雷·戈罗尔[9]在《非洲之舞》中的说法，早在三十年前，法国派往西非的马提尼克人就被正式认定为法国人，比非洲土著人地位高一等，而后者还在遭受法国人的种族隔离。如今世易时移，我在马提尼克遇到一个马提尼克黑人妇女，她因为非洲的种族歧视而离开塞内加尔故土；在她看来，种族歧视是不可理喻的现象，是原始堕落的标志。说起非洲的种族歧视，她语带愤懑，而且自称法国女人[10]。在游客蜂拥而入的季节里，我在一家餐馆看到一个白人女子转头对一个戴太阳镜的马提尼克黑人说：“这里只有我们是法国人。[11]”一个马提尼克白人问我：“你是英国人吗？”不是，我答道，我是特立尼达人。“啊！”他笑了，“你们居然还分啊！[12]”马提尼克画家亚历山大·伯特兰对马提尼克局势并不十分满意，他有点民族主义倾向，想了解英国的种族骚乱。是什么引起的？他不理解，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怎么会存在肤色歧视呢？当我向他讲起住房和就业方面的歧视时，他惊得烟斗差点从嘴上掉下来；我感觉自己像在对另一个星球的人解释地球是怎么回事。“我很高兴自己是法国人，”他说，那个词顺嘴溜了出来，“哦，是法属马提尼克人。”相对于英国对英属西印度人和荷兰对苏里南人而言，法国更像马提尼克人的祖国。在法国，最高职位都对他们开放；一个法属西印度人能在国民议会中代表一个重要的法国城市，而且一段时间内还成为戴高乐总统的法定继任者。这令他们自豪，但并不惊讶。

圣西尔医生出身于马提尼克一个显赫的有色人种家族。一个星期天，他邀我去圣安妮，去他岳父家的乡村住宅吃午饭。圣西尔是个身材高大、肌肉发达的黑白混血儿；可是没过多久你就会忘记他的种族，只注意他的言谈、态度和手势中的法国特色。南行路上，我们停车与更多客人会合，他们来自法国本土，两男一女，在路边的车里等我们在前头带路。这次会面我们迟到了，圣西尔不住道歉，其中一个男子一笑置之，巧妙应对道：“可这是我的错。我听说，在西印度按时到才是没礼貌呢。[13]”这番客套过后，我们再次出发，中途在两三个地方停下，欣赏某些公认的美景，但在每处只能逗留计算好的几分钟。车子驶过莫内罗平缓的褐色山坡，到达沃克林，此时，几艘渔船驶过来，仿佛是听到了圣西尔的命令。我们又停留了一会儿，欣赏着别有情趣的讨价还价的情形。就这样走走停停，终于到达圣安妮。

我们被引见给圣西尔夫人和她的父亲，还有她两个行为举止、气度魅力都与法国人无异的兄弟。客人们乘着新车陆续到达，车子开上秀林掩映的水泥车道，穿过古老的大门，进入宽敞大宅的宽敞院子。此宅已有一百五十年历史，按特立尼达的标准来说十分古老。我们坐在矮墙环绕的阳台上，喝着用牛奶、朗姆酒和肉豆蔻调制而成的开胃酒，品尝着有滋有味的炸鱼；目光越过一座锈迹斑斑的朗姆酒厂，眺望着大海，看着远处的钻石岩。光线不停变幻，海水随天空变幻着颜色，一下小雨，钻石岩便不见踪影。[14]

地方长官到了，他是个五短身材、圆头圆脑的科西嘉人，大家纷纷起身，迎接他和他那位满头白发、端庄秀丽的夫人。

圣西尔医生宣布，喜欢游泳的人午饭前可以游一会儿。我到楼上一间卧室换衣服。床很大，又高又宽。书架上摆着几本旧书，其中一本是旧版《大教堂》，书页泛棕色，散发着法国旧书特有的刺鼻霉味：反映出曾经敏锐的法国趣味，如今则暗示，这不是一个西印度家庭，而是一个法国家庭，随着老一辈逐渐衰老，随着孩子们长大、离去，阅读的传统已经消失。

我们乘两辆车驶向海边；我们赞叹美丽的景色、温暖的海水、白净的沙滩，以及在沙滩上发现的完美无瑕的脑珊瑚——我们注意到而且承认这些乐趣，似乎是为了讨主人开心，而他仿佛在指导或规定我们的快乐——之后，我们只在水里扑腾了两下，便回到房中，穿好衣服，又喝了一杯，才在长桌周围坐定，桌上早已摆好二十多套餐具。

圣西尔医生在桌子一头落座；地方长官大概坐在另一头。我们的第一道菜是海胆。接着是龙虾。第三道菜是鱼，那条大鱼看上去是整的，实际上却是片开的。之后开始上肉菜。首先是肉末米饭。之后，在大家的惊呼赞叹声中，一名仆人用一只巨大的盘子端着一整头烤猪走进来。仆人拼命忍住笑，绕餐桌一周，把烤猪展示给每一位客人看；客人们惊叹连连，甚至还有人轻轻鼓掌。之后烤猪被端走，很快再次上场，已被切成块，放在小一些的盘子里摆上桌。几道主菜中间，我们吃沙拉清口；从海胆到各种口味的牛奶冻，香槟则是一杯接一杯，从不间断。等咖啡和白兰地上来的时候，已是下午四点半。圣西尔夫人的父亲在讲他童年和刚成人时的故事。地方长官则在午餐过程中半官方地透露，马提尼克将会迎来出人意料的经济发展，这让全桌人吃了一惊。他还讲起戴高乐总统最近的访问中发生的逸事。（此前我听人说，总统受到极为热烈的欢迎，以至于他不停地问身边的人：“可他们是真心的吗？是真心的吗？[15]”战争期间这个岛属于维希政府管辖。）“您骗了我，[16]”总统对地方长官说，“您告诉我只要三步就到城市酒店。可我发现只用了两步。”全桌人哄堂大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地方长官最早告辞，之后客人们结对离开。只要桌上还有人在，茶点就传递不停：咖啡、白兰地、冰激凌，甚至还有茶。等大多数客人离席后，圣西尔夫人朗读了她在巴黎求学的儿子寄回来的家书。信中充满对学生和老师的抨击，客人们对信中那些颠覆传统的文字报以阵阵哄笑。

马提尼克是法国，而且无可怀疑，法国在这里推行的“文化使命[17]”取得了成功，不只是表面上的成功，这一点它在别处并没有做到。法属西印度殖民地正是在这一方面给英国游客——从特罗洛普到帕特里克·利·弗莫尔[18]——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利·弗莫尔在一九五九年写道：“法国最偏远的地区竟认为这（即被吸收为法国的一个行政区[19]）是他们得到的最高赞美和最大利益，实在是对法国帝国管理的极高赞誉。”

就在他写下这些话八年之后，马提尼克发生了种族暴乱，三人丧生；此类动荡在一九六一年再次上演，就在我离开这个岛两周之后。也许马提尼克人都是法国人，但他们大多数人只有在离开马提尼克后才能算作单纯的法国人。在马提尼克，他们是黑种法国人、棕种法国人，或白种法国人。

尽管我们总是说法国人不看重肤色，但种族问题在马提尼克一直不容忽视。在奴隶制时代，法律禁止有色人种自由人和白人穿类似的衣服。人们对血统防备甚严，杜绝任何有一丝黑人血统的人——哪怕根本看不出来——冒充白人。所有在西印度长大的人都无意识地掌握了一门无用的技能，就是辨别人的黑人血统。我自认为在这方面的技术已经不赖了，可到了马提尼克才发现，我还差得远。一次又一次，人家告诉我，我刚刚见到的那个白肤直发、浅色眼睛的人其实是“有色人种”。这样的信息到处传播，家族传说就靠马提尼克的这种口头传统保留了下来。

特立尼达更人道，允许长得比较白的人马马虎虎算作白人。“人道”这个词也许不太合适，因为这种大度有时会让特立尼达人承受欺骗的罪名，而因为全岛人都知道他只有十六分之十五的白人血统而公开自称为“有色人种”的马提尼克人却无须承受这种负担。特罗洛普掌握了一种技巧，能一眼看出因白人血统不纯而变得神经质的人，他的诀窍今天仍然适用。[20]但在特立尼达确实有种宽容的意图和普遍的疏忽，这令马提尼克人大为震惊。尽管特立尼达也会分辨肤色深浅，但从不像马提尼克的情况那么让人压抑。对比一下劳埃德·布雷思韦特的《特立尼达的社会结构》与米歇尔·莱利斯的《马提尼克与瓜德罗普的文明接触》，你就会看得十分清楚。布雷思韦特是特立尼达黑人，在他那部可敬的研究中，不时迸发出喜剧色彩。莱利斯则是见解开明的法国人，他的调查自始至终都很严肃，偶尔还会爆发出一阵义愤填膺。

如果说法国人把文明出口给马提尼克，那他们也出口了社会结构。法国本土资产阶级冷酷的社会偏见已经与源于奴隶制的种族划分相结合，造就出了西印度最有组织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教育、金钱和后天培养的法国特色很重要，但黑人血统则像是抹不掉的平民特征，是祖先为奴的标记；在这样的社会中，布尔乔亚式的法国风格是唯一的标准，社会偏见（有可能就是种族歧视）举足轻重。而在特立尼达，没有什么社会偏见，也没有什么社会戒律是真正重要的：因为标准过于多样，社会分裂成太多的集团。我先在特立尼达生活，后来又作为局外人在英国生活，之前从未体验过如此有组织、标准单一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戒律会把人压垮。在马提尼克，我感觉喘不过气来。偏见由宗主国全盘移植进来。我永远也听不惯马提尼克的有色人种像某些法国人一样说：“那该死的犹太佬就该待在犹太贫民窟里。”

餐桌上的流言蜚语是我听过最道貌岸然、也最暗箭伤人的东西——最后一个修饰词语有种地道的法国味。这一点，再加上一个美国军官对我描述的“法属西印度式的道德”——按照这种道德，每一个有自尊心的男人都要有一个情妇，每个有自尊心的女人也都要有一个情夫，全岛的人对谁同谁睡觉都了如指掌——这让我不禁思念起特立尼达来，思念那里的达观幽默、宽容大度、不谈道德和普遍的社会混乱。

马提尼克社会分为白种人（拥有可验证的纯正血统）、黑白混血儿和黑种人，这种划分得到各方认可，正当合法，无可更改。除了马提尼克，西印度群岛再没有哪个地区能创作出这样一首黑人流行歌曲：

Békéka criéfemme-li chérie，

Mulâtre ka criéfemme-li dou-dou，

Neg-la ka criéfemme-il i-salope.

En vériténeg ni mauvais manière.

白种人称他的女人为亲爱的[21]，混血儿管自己的女人叫心上人[22]，黑鬼叫自己的女人臭婊子。黑鬼真是没教养。

Békéka mangédans porcelain，

Mulâtre ka mangédans faience，

Neg-la mangédans coui.

En vériténeg ni mauvais manière.

白种人吃饭用瓷盘，混血儿吃饭用陶碗，黑鬼吃饭用葫芦。黑鬼真是没教养。

从更高层面来看，也许可以说，圣－琼·佩斯[23]用诗歌描绘自己在附近的法属瓜德罗普岛度过的童年时，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白人身份；而艾梅·塞泽尔[24]《还乡札记》的主题则是他的黑人身份。从马提尼克的各个层面来看，种族都是重要且无法逃避的主题。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解释为什么马提尼克人都是法国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白人，但每个人都能向往成为法国人，就这一点而言，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马提尼克的种族歧视在法国本土无效，而且法国本土人在马提尼克也不受社会种族规范的约束。但此地局势吊诡之处在于，马提尼克人的敌意是针对法国本土人的。同化政策的出发点不错，理想而宽容，结果却令人不快。正如帕特里克·利·弗莫尔所写，它并没有将“与罗纳河口省或滨海塞纳省相同的特权、地位和代表权”赋予马提尼克。法国本土的社会福利并没有推广到马提尼克：据说那样做会扰乱该岛的经济秩序，而且投入也太大。投资项目不来马提尼克。马提尼克的资本家属于狭隘、吝啬、妄自尊大的社群，具有这种社群典型的强烈忌妒心，任何项目只要自己不能插手，他们都会冷嘲热讽，百般阻挠。这样一来，鲜有投资项目能取得成功，马提尼克的资金转而投到法国和其他地区。于是那里的中产阶级说，马提尼克很穷困。马提尼克几乎无法发展，因为它的工业无法与法国工业相抗衡；若不是与法国有联系，马提尼克就完了。

因此除了糖、朗姆酒和香蕉之外，马提尼克什么都不制造。难道他们不能自己生产椰子油，供给只雇了七个工人的人造奶油厂吗？马提尼克确实可以种植椰子吧？一个人会说：“不可能。”另一个人说：“这人疯了，别理他。”就这样争执不休，结果椰子油从国外进口，牛奶则由法国航空公司运牛奶的飞机从法国孚日省空运入境。由于马提尼克是法国的一部分，因此当地特产的朗姆酒不能直接出口到北美或南美，必须先越过大西洋运到巴黎，再从那里转运出去，整个过程让经销商赚得盆盈钵满。同化政策没能让马提尼克成为繁荣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而使这片岛屿沦为无助的殖民地，在这里代理商称王称霸，情况更甚从前。

对法国本土的公务员而言，马提尼克的岗位很轻松，但这不重要，他们希望能尽快离开这里，去首都[25]谋求更好的职位。法国本土或阿尔及尔的外乡人[26]只要有点钱，就会觉得马提尼克很诱人，因为这里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不愉快的事件频繁发生，对这里的有色人口而言，法国警察的存在（马提尼克的警察则去法国任职）意味着更多的挑衅。

正值收割甘蔗的季节，全副武装的法国警察乘坐吉普车在垃圾遍地的乡间道路上往返巡逻。这种景象在西印度群岛并不寻常，我认为这要归功于法国人搞戏剧性事件的天赋。

一天，在一家餐厅里，一个高大魁梧的混血小伙子将身体伏在我的桌子上，咬牙切齿、怒火满腔地用英语说，他要发动一场革命。餐厅对一个可怜的小妓女的服务态度很恶劣，这让他很不满，那个妓女还带着一个打扮过于花哨的小娃娃呢。他说他看到黑人欺负黑人就会火冒三丈。他不是搞政治的，但他要掀起这场革命，把所有白人都赶出去，然后再把这座岛移交给那些搞政治的。他已经小规模地搞起来了：刚刚在雨果大街上，他抽了法国本土人一耳光。

那之后的一天清晨，一个黑人青年来旅馆找我，在楼下餐厅里耐心等候。他准是把我当成报社记者了，说想告诉我某些有关马提尼克的事实，但他说的问题几乎都是我已经知道的——种族、贫穷、人口过剩——然而他的绝望让我难以忘怀。他保证会再来找我，却再也没有出现。

法国本土派来的省长[27]穿着蓝西装，脸上挂着官员特有的笑容，说起话来手舞足蹈，典型的法国做派。他说马提尼克没什么严重问题，我们鼓励工业发展等等。他背后是一幅巨大的马提尼克风景画，色彩绚丽。房间里有三把接待客人的椅子，我坐在其中一把椅子上，离省长那张巨大的办公桌很远，我只得向前探身，他则身体后仰，双手不停画着圈比画。每说完一个长句，他的双手便会停止晃动，脸上迸出灿烂但短暂的微笑，眼睛紧盯着我。

我从机场小镇拉芒丹的市长格拉蒂安先生（他是个共产党员）那里了解到，农村地区发生了一起劳工罢工事件。马提尼克的共产党东山再起，其事业也因格拉蒂安主政拉芒丹而如虎添翼。大家一致认为，这样的结果高效而诚实，但却让格拉蒂安的政敌颇为难堪，因为他们原先只会让人们以为诚实是最坏的策略。格拉蒂安先生（曾是抗议集会“殖民主义者谋杀了卢蒙巴[28]”的主要发言人）边逗弄坐在膝头的孙子边说，这次罢工是马提尼克最重要的事件。毋庸置疑，它导致了几周后马提尼克最严重的动乱。

我不了解这次罢工，因为马提尼克没有日报。苏里南有六种日报和好几种周报；但在马提尼克，报纸是和牛奶一起从巴黎运来的。这样一来，包装纸严重短缺，尤其对香蕉种植者而言，不得不从法国大批量进口旧报纸。香蕉容易碰坏，运输前须得仔细包装，外面是一层硬挺的牛皮纸，里面还要垫厚厚一层用旧报纸裹着的稻草。稻草、牛皮纸和旧报纸都得从法国进口，[29]之后又要马上运回法国。只有大西洋轮船总公司获准在马提尼克和法国之间载运货物；这家航运公司很幸运，它往返运输相同的货物，不断为自己创造工作。

马提尼克有一个由白种人或混血儿构成的士绅阶层和一群头戴草帽、毕恭毕敬的黑人，骨子里相当封建。黑人只能被描述成“农民”，这是一种二十世纪的文学发现，他们举止温和，安于自己的社会地位，普遍缺乏雄心和志气，但这些都被解读为“尊严”。农民脱下宽檐草帽向老爷致敬，但人都有人的尊严，如果老爷不和他握手，农民也会受到冒犯。有一次主人向我介绍一个渔夫，他两手抓着活蹦乱跳的龙虾，我只向他鞠躬致意，事后还为此受到主人责备。我伤了那个渔夫的心，我觉得我也伤了主人的尊严。我本该伸出手，那样渔夫就会把手中的龙虾转个方向，把前臂、后臂甚至肩膀伸向我。所以后来我被介绍给一位双手沾满泥巴的农民时，我坚定地伸出手，果然他向我伸出一条汗津津的前臂。

在这个村里，周一是农民的大日子，下午斗鸡，晚上跳民间舞。那几天阴雨连绵，我们踏上一条车辙深陷、坑坑洼洼的石子路，路两旁是滴着雨水的甘蔗林。我们在途中遇到一个农民，他笔直端坐在一匹瘦骨嶙峋的马上。这条路紧挨着一个低矮的斜坡，斜坡是平顶，上面有户人家，斗鸡场就设在这家光秃潮湿的院子里。斗鸡场面积不大，四周用木桩圈成圆形，木桩上围着一圈赤脚的农民，他们头戴草帽、遮阳帽，口里喊着：“斗啊！斗啊！”斗鸡场周围稍高处有两排简陋的座位，用修剪过的树枝搭成。但座位上没有坐人，只有三两个孩子兀自玩得起劲。几只鸡笼搁在斗鸡场旁边。

斗鸡们的脑袋被啄得鲜血淋漓，面目全非。不仅如此，它们的脖子和屁股也都伤痕累累；这两处的毛早已被剃光，样子很恶心。公鸡们疲惫无力，我感觉它们并不想斗；与我们一起的那个马提尼克人说，这些斗鸡品种很差。斗鸡们有时候只是相互磨蹭着血迹斑斑的脖子，有时候从对手身边走开。随后，农民们一阵叫喊，驱使它们聚到一起，重新投入战斗。它们挓挲着翅膀，又跳又啄地斗上一小会儿。当其中一只公鸡败下阵，人群便爆发出一阵喝彩，像看到拳击手打出致命一拳时那样。在短暂的休息中，鸡主们翻过木桩进入斗鸡场，抱起各自的斗鸡，直到（我相信是）比赛的铃声再次响起。

战斗总算结束了——尽管我没有亲眼看见，但听说看客们都在疯狂下注——遍体鳞伤的公鸡们被带下场，它们高昂着头，瞪着眼睛，目光灼灼。鸡主爱怜地抚摸它们，软语安慰。这一刻来得太过突然，关爱、伤害和平静交织在一起。公鸡和鸡主退离喧嚣，新一轮搏斗已经开始，看客们又大呼小叫起来。鸡主用手指将公鸡屁股上、脖子上和嘴上的血抹去，然后对斗鸡满含爱意地低语抚慰，并把它的脑袋含进嘴里，将浓稠乌紫的血吸出来，吐掉，如此反复四五次，然后再用一颗剥了皮的柠檬，献祭般地轻擦着公鸡满是伤口的裸露皮肤。

到了晚上，院子被火把照亮。斗鸡场里挤满赌徒，而从斗鸡场到棚屋之间那块倾斜又潮湿的黑泥地上则聚集着赤脚的舞者。那些舞者佯装摔跤，鼓手们在击鼓；每个人都在唱“赞成还是反对[30]”——公投中戴高乐支持者的口号已经成了民歌。当主人加入跳舞时，农民们都会喝彩，就连斗鸡场里的赌徒们也会起身观看鼓掌。

美国人上岸时都穿着统一服装，水手们穿水手服，游客们穿游客装：男人们头戴鲜艳的帽子，穿着短袖衫和百慕大短裤，无论男女，人手一只蓝色旅行包，上面印着“加勒比奢华之旅”或类似字样。“午饭在哪儿吃？”一个人喊道。“欧洲餐厅。”另一个人看着指示牌应道。穿着非常短的卡其布短裤的法国宪兵身体明显一僵。出租车司机兴奋地在大街上巡视，一路搜寻，透过咖啡馆的窗户向里张望，只要看到外国人模样的人，便上前搭讪拉客，即便人家已经在欧洲餐厅坐定。很快，游客从中央广场上消失。不到半个小时，他们又心满意足地络绎而回，每人拿着一个从罗杰·阿尔伯特免税店买的包，每个包上都印着一窄条美人蕉，野花图案包仿佛是标准装备。一个美国水手举着一瓶白朗姆酒直接往嘴里灌，从维克多·雨果大街的一头朝另一头大喊大叫，引得游客们厌恶地侧目而视。酒吧里那个长着一副滑稽面孔的高个子北美人，从前一天晚上起就一直在那儿喝酒，谁跟他说话，他就请谁喝酒，嘴里不停嚷嚷：我不是美国佬，我是加拿大人。

加勒比海一直被描述成欧洲的另一片海域，新大陆的地中海。它是一片能唤起人性中所有阴暗本能的地中海，却没有旧大陆对高贵与美丽的激情与之互补；它是一片使文明堕入邪恶的地中海，凡受它吸引者皆被引上邪路。如今，这片海被游客们的奇装异服装点得热热闹闹。如果有人认为，加勒比海三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草菅人命的杀戮场的话——数百万原住民被杀害；种植园永无餍足：曾有三十万奴隶被贩卖至苏里南，如今却只有九万黑人；战火绵延不止：仅在一七九四年至一七九六年间就有四万名英国士兵丧生，还有四万名因残疾退伍——那么能够在西印度群岛活下来，本身就好像是极大的胜利了。

但活着也有不同的活法。西印度群岛到处都有一小群一小群的“穷白人”：英国人、爱尔兰人、法国人，甚至还有德国人。但贫穷并非他们最大的悲哀，他们还有比这更重的损失：他们忘了自己是谁。我读书时用的历史课本中提到，美洲印第安人“染病死亡”，而欧洲人只是“染病”。那时，欧洲人高高在上、不可一世，如今，他们和那些被贩卖的奴隶一样，被输送到这片恶魔之海中的岛屿上，错愕迷惘，不知所措。

我曾打算前往瓜德罗普岛南面的圣徒群岛，去探访那里的布列塔尼穷白人。在《旅人蕉》一书中，帕特里克·利·弗莫尔这样描述他们：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肤色之外，他们已经完全把自己变成了黑人。假如加勒比海所有种族都被遣返回国或回祖籍的话，那今天的圣徒岛人会觉得在非洲丛林里比在法国的布列塔尼更加自在。他们很久以前就已经忘记了法语，现在只能操着一口黑奴的非洲高卢土语。他们对标准法语的了解甚至不如生活在瓜德罗普热带草原上最卑微的黑人，他们也比那些黑人更蒙昧无知。

然而，在我发现马提尼克的印度人之后，已经没必要再去探访那些圣徒岛人了。

我从来不知道，除了经常来这里的特立尼达商人，马提尼克还有印度人。我从来不知道，在奴隶获得自由之后，法属西印度群岛也和英属岛屿一样，曾用从印度和中国移民来的契约劳工代替奴隶劳工，有七万乃至更多的印度人来到马提尼克。不同于英属圭亚那、特立尼达以及苏里南的印度人，这里的印度人祖籍是印度南部，许多人是从法属印度殖民地招募来的。他们没有兴旺发达，正像一个马提尼克人对我说的那样：“他们像苍蝇一样成群死去。”言语间满是盛气凌人的嫌恶。一些幸存下来的印度人则移居到特立尼达，在西班牙港西部定居。只有四五千人留在马提尼克，在北部的甘蔗种植园劳作，或在城市做清洁工，他们没有在社会上留下任何印记，甚至连个开店的人都没有。可能因为他们的人数太少，也可能因为他们和英属圭亚那以及特立尼达的印度人不一样，那些地方的印度人比例均衡，可以重建一个微型印度，有基本的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对抗，伊斯兰教徒也有什叶派和逊尼派之分，在印度教徒中还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种姓体系，即便它会快速瓦解。也可能是因为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印度人，马提尼克的印度人来自一个单一且备受压抑的印度种姓，从他们体貌特征的相似性和宗教活动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就像在印度一样，清洁工的住所和城镇是分开的，可能会隔一条河，法兰西堡的印度清洁工与城里其他人之间则隔着一条水渠。还有一点要注意，那些移居到西班牙港的印度人曾有从事扫马路这一行当的传统，如今这项传统已经消失；这些人被认为是特立尼达印度人中同化程度最高的。很容易看出，没有了那些传统、技能以及其他种姓的驱动，这些人会多么无助；也可以看出，在马提尼克，任何小而穷困的异族群体仍然会被社会大潮无声淹没。马提尼克社会和印度社会一样，组织僵化，等级森严，但其社会标准却匪夷所思，让人难以理解。这个世界由白人、黑白混血儿和黑人构成，呈现出的常见面目带有排外的法国特性；在这样的世界中，印度人始终是局外人。

直到亚历山大·伯特兰向我展示他画的马提尼克印度舞者，讲述他们的“印度教”时，我才知道马提尼克印度人的存在。这种“印度教”指的无非是在某些场合宰杀绵羊献祭，还有形式退化且有失身份的卡莉[31]礼拜；他们已经皈依天主教，却仍然举行这些仪式。一个星期六，安卡·伯特兰驾车载我北上去参观印度教的“小礼拜堂”。我们行驶在经过精心打理的丘陵间，饱览着丘陵上覆盖着的深深浅浅的绿，越过看似经过绿化美化的土地，在特立尼达感受到的闷热不适，在这儿几乎完全感受不到；我们还瞥见云雾缭绕的贝利山脉。

我们去的第一个小礼拜堂是间长方形的水泥小屋，屋顶是瓦楞铁皮的，墙壁漆成了巧克力色与赭色相间的条纹。在礼拜堂磨损的院子里还有一所像兵营一样的昏暗的建筑。许多人，有黑人和印度人，从那所建筑走出来，直愣愣地盯着我们。其中有一个相貌粗鲁、头发卷曲的印度老太太，胯边揽着个小娃娃；还有她的女儿，相貌同样粗鲁；一个非常瘦小、非常年迈的老太太，穿着扎眼的破衣烂衫；一个高个子黑女人；一个身着宽大棉布连衣裙的混血儿；一个裹着马提尼克式头巾的印度女人；还有一个年轻的印度男人。那个年轻人又瘦又小，刘海压在一顶旧毡帽下，上身穿一件撕破的脏衬衣，下身穿一条破烂的卡其布短裤，赤裸的脚上沾着黑泥巴。我们上前和这个年轻人交谈。他五官纤瘦，仿佛是被贫困和营养不良消磨成这般模样；他眼睛明亮，但给人一种不可靠的感觉；若是能忘记他面孔消瘦、四肢软弱无力的话，他甚至算得上英俊。他的脑袋支在木棍般的脖子上，像鸟儿一样转来转去；他还不停地用一只脚的大脚趾去蹭另一只糊满泥巴的脚丫子。他不会说法语；安卡·伯特兰只得把他的土话翻译给我听。

他说，祭祀是在小礼拜堂外的石头上举行。那块石头在一棵赤素馨树下，这时节花开满树，几乎没有叶子，精巧的粉色花朵落在地上，被踩进遭鸡群践踏的黑泥之中。那个年轻人去拿钥匙，一直默默注视着我们的女人们围拢过来。小伙子回来了，平静地打开小礼拜堂的门（正上方是漆成巧克力色的拱门），毫无炫耀之意，径直将屋内那散发着油脂气味的粗俗幼稚的景象展现在我们面前：左右两侧各有一尊骑在马上的大雕像，两尊像雕工都很粗糙，涂着鲜亮的黄色和红色，胡子是黑色的。他们面容静穆，颇有贵族气派，在这样的环境中反而让人伤感。雕刻的长弯刀的刀柄在马前腿中间；雕像前的地面上有一片黑色的蜡烛油。礼拜堂后边低矮的水泥台子上摆着许多小一些的红黄两色雕塑，这些微型雕塑让人更清楚地看到塑造大雕像的技术有多粗糙。这是国王，那青年说，那是王后，那些是他们的孩子。

所有礼拜场所都有一种特殊的陈腐气息；这间黑暗的小屋散发出一股热气熏人的酸腐油脂味儿，令人作呕。就在我们凝神注视时，那个裹着头巾的女人——我感觉她挺爱出风头——走了进来，大声地啧啧称赞，接着她点燃了雕像前的蜡烛。那个年轻人解释完以后，斜倚在墙上，目光从我们身上移开，低头看着泥地；他脸上几乎没长胡子。他说没有圣典，也不知道有没有圣歌；“祭司”什么都知道。祭司是怎么选出来的呢？他说不上来。当他们想要祈求国王和王后的恩典时就会献祭。什么样的恩典呢？他不清楚；祭司什么都知道，可祭司那天下午正在糖厂干活。

我们接着开车去一个小镇，那里的制糖工人住在茅舍里，茅舍旁是几辆大型拖车，里面整齐地装满甘蔗。我们走进种植园一座营房式的院子，里面有可以提供huil[32]的食品杂货店[33]（在法属地区看到这些拼写错误，让人颇感欣慰），接着我们被介绍给几个印度女人，她们长得非常像黑人。随后我们走进一间憋闷的小房间，里面装点着天主教图画和几张照片。在那儿，我们见到了糖厂的“司机”。他身材瘦小，皮肤黝黑，尽管长着个蒜头鼻子，可相貌还算得上俊朗。他身穿一件卡其布夹克衫，头戴一顶白色遮阳帽（在马提尼克，这种帽子似乎是某种仆役阶层中权威的象征：官员的司机都戴着遮阳帽）。

他让我们坐在长凳和椅子上，他带着乡下人的自豪宣称自己已经在蔗糖厂工作了三十六年，关于甘蔗，他若还有什么不了解的，那就不值得了解。他不会说法语，甚至也听不懂。他讲克里奥尔土语，说自己懂“印度语”。这种印度语叫什么呢？“是泰姆尔语[34]。”他说。他能整夜吟唱泰姆尔圣歌。那首歌是什么呢？他摆出一副守口如瓶的男人的架势，不肯回答。

他哥哥走进来，在一条长凳上坐下，倚着一张铺着油布的桌子，一言不发。司机的儿子，一个很黑很俊秀的小男孩，来到屋里，被介绍给我们认识；他很害羞，用左手和人握手。这个司机也是印度教“小礼拜堂”的祭司，他说自己在这个地区出生，一辈子都生活在这里。我是印度人吗？特立尼达有印度人吗？他看上去很怀疑。他说要是有人能和他一起练习，他的“印度语”本来是能跟上的。他说了几个词；因为我对泰米尔语一窍不通，这些词我也听不懂。他的脸上露出一抹浅浅的笑意。

他们端上饮料。我接过一瓶绿色汽水，但没能喝完。司机拿出他女儿婚礼的照片，传给我们看了一圈。照片里的他打着领结。在其中一张照片里，新娘蒙着眼睛，被未婚的女孩们围在中间玩婚礼游戏。人们假装正常，假装有属于自己的重要生活。墙上挂着护照大小的照片，桌子上摆着玻璃杯、饮料：这儿就像这座岛上的任何一间小屋。只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司机跌坐在长椅上，收好那些珍贵的照片，突然陷入沉思，这让我想起那些印第安人，我在英属圭亚那和苏里南时曾去过他们的小屋。你走进一间印第安人的肮脏小屋，既好奇又畏缩；主人满足地坐着，神情迷茫，对你的闯入反应漠然。你问他就答；你不说话，他就一直沉默。

我们将那个司机从沉思中唤醒，随后他带我们去他的小礼拜堂。那些营房的住户，有印度人也有黑人，目送我们离去，为自己能引起参观者的兴趣而感到自豪。这个礼拜堂小多了，简直和壁橱差不多大。外面的献祭石上有一个被侵蚀得模糊不清的雕刻；里面的雕像比我们之前见过的那些做工更粗糙。没有马背上的骑手，只有一架子雕像。那位司机指着一个雕像说，这是圣母[35]。约瑟夫也在里面吗？当然，当然，司机道。我竟会问这样的问题，简直是对司机的冒犯。人们从世界各地赶来参观这个小礼拜堂。我知道吗？这些雕刻是他大儿子做的。这是一种神圣的宗教艺术，他已经把它传给儿子了。特立尼达的印度人——他说得很清楚，他不相信那些印度人真的存在——有跟这一样精美的小礼拜堂吗？他们没有吧？他们有戴手镯的圣母像吗？他开始把我当成骗子了。雕像前的几个小黑碗里盛着发臭的油；油是信徒送来的。我们走回车子跟前，经过一辆拖车，里面装满甘蔗，摞得老高。特立尼达有和这一样大的货车吗？英国呢？我说没有。他看起来很得意，但并不吃惊。

安卡·伯特兰是位民俗学者，也是个想法独特、技巧娴熟的摄影师。当天晚上他要去参加一个民族舞彩排。彩排在海边居民区一间瓦楞铁盖成的低矮陋舍[36]中举行，房子光秃秃的没有任何装饰，内墙都用《法兰西晚报》糊起来了。油灯上覆着一个细长的玻璃灯罩，投下戏剧化的阴影。鼓摆在桌子上，鼓手坐在鼓上，还有几个木棍打击手和一个手风琴演奏者。一阵嘁嘁喳喳过后，人们为舞者腾出地方，彩排开始。舞蹈是贝莱尔。跳舞的女士们年纪很大，戴着大草帽；一位男士戴着一顶白色遮阳帽。黑暗的陋室里挤满衣着邋遢的人们，他们的五官大体还保留着纯粹的非洲人特征。在这个映着黄色灯光的狭长房间里，透过鼓点倾听手风琴的演奏，你可以推想两个世纪前使用的弦乐器，也能看得出，他们的舞姿也不过略微受了点非洲舞蹈的影响。这里气氛变得浓烈，反抗奴隶制的气氛，使人想起种植园里那些漫长炎热的日子，想起夜间从庄园明亮的窗口传出的音乐，以及与这里同样气味刺鼻、被火把照亮的黑奴房屋内的景象。天很热，空气很闷，舞者们大汗淋漓。老妇人们的脸庞隐在草帽下，目光低垂，好似在研究自己的舞步。尽管她们年事已高，体态丰腴，但舞步仍然轻盈，甚至优美。特权阶层的音乐和动作在其他地方已被遗忘，却依然活在幽灵般的、贫寒的优雅之中：非洲舞蹈的暴烈、随兴和令人惊叹的技艺已经沦为这样装腔作势的模仿。

对特立尼达人而言，威尔伯福斯是历史书中的名字。在马提尼克，人们无法避开舍尔歇[37]，这个在威尔伯福斯之后十年出现的解放者的名字。人们在法兰西堡市中心装饰怪异的建筑里纪念他，用全岛各地的街道名和学校名来纪念他。至于为什么，根本不用问。

当我深夜返回旅馆时，一个黑人小伙子轻蔑地冲我喊：“喂！你！你这个英国佬！”肯定是因为我的紫心木手杖——我一直拄着它蹒跚行走。无论如何，我对法属殖民地这些耍猴般的把戏厌倦了。

[1]“静谧而风景如画的多巴哥岛，位于特立尼达东北部，飞机飞行20分钟即可到达。本区的服务员告诉我，西印度群岛中若论彬彬有礼、待人友好，那些岛上谦恭的居民会轻取第一名。多巴哥有很多温顺如绵羊的人，由于耶和华的错爱，他们将在末日审判之前被召集在一起。”选自《一九五八年耶和华见证人年鉴》。——作者注

[2]英格兰西南部一郡。

[3]原文为法语。

[4]原文为法语。

[5]原文为法语。

[6]原文为法语。

[7]原文为法语。

[8]原文为法语。

[9]杰弗雷·戈罗尔（Geoffrey Gorer，1905–1985），英国人类学家、作家，以将心理分析手段运用到人类学而著称。

[10]原文为法语。

[11]原文为法语。

[12]原文为法语。

[13]原文为法语。

[14]1804年1月，在对抗拿破仑的战争中，这个表面呈钻石形的孤立、光秃的岩石上驻扎着一艘英国巡航舰上的120名船员，有男人，有男孩，他们被委任驾驶英国皇家海军“钻石岩号”战斗帆船，骚扰法国海上航运长达18个月之久，最后在遭到“2艘装有74门大炮的军舰、1艘护卫舰、1艘海防舰、1艘纵帆船和11艘炮艇”的武力封锁两星期后，方才投降。——作者注

[15]原文为法语。

[16]原文为法语。

[17]原文为法语。

[18]帕特里克·利·弗莫尔（Patrick Leigh Fermor，1915–2011），英国作家、学者，曾在二战中立下战功。生前被公认为英国上世纪最伟大的游记作家。

[19]原文为法语。

[20]“‘琼斯这伙计不错，是吧？很聪明，也很有教养。’某个陌生人说，他对琼斯的家世一无所知。‘是啊，确实如此，’史密斯答道，他是牙买加人，‘这家伙人不错。可他们确实说过他是有色人种；当然这你是知道的。’下次你见到琼斯，就禁不住仔细打量他，结果还是看不出一丝黑人的迹象。但是假如他大谈血统纯正以及有色人种让人难以忍受的厚颜无耻，这时，也只有到这时，你才开始怀疑。”——作者注

[21]原文为法语。

[22]原文为克里奥尔语“dou-dou”，是西安的列斯群岛对女人的昵称，意为“妻子、情妇、心上人”。

[23]圣－琼·佩斯（Saint-John Perse，1887–1975），法国诗人、外交官，196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24]艾梅·费尔南·达维德·塞泽尔（AiméFernand David Césaire，1913–2008），马提尼克出生的黑人诗人、作家、政治家，法国共产党党员和特立独行的人权运动斗士。

[25]原文为法语。

[26]原文为法语。

[27]原文为法语。

[28]原文为法语。

[29]参见《一九五九年耶和华见证人年鉴》中关于马提尼克的文章：你有机会看到卡车司机从岛上的32个市镇运来成串成串的香蕉，装上专用的船只。有时候会有50多辆卡车排队等候在码头入口。机灵的出版人会利用《觉醒！》杂志，把它拿给第一辆卡车的司机，然后依次传给后面的人。一位传教员说：“我一个小时内就发放了30多本。”——作者注

[30]原文为法语。

[31]印度女神。

[32]应为法语huile的误写，意为“油”。

[33]原文为法语。

[34]原文为Tamul，是说话人对Tamil（泰米尔语）的误用。

[35]原文为法语。

[36]原文为法语。

[37]维克多·舍尔歇（Victor Schoelcher，1804–1893），法国废奴主义作家，曾为废除法属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做出卓越贡献。

第六章　奔赴牙买加

安 提瓜的午后/女仆被炒鱿鱼/拉斯塔法里神经症/闹剧变悲剧/爱中生恨/黑人方案/两个世界/驶往法国人海湾/我的小别墅/魔法/分裂/有节制的主人

安提瓜，及一则寓言

一坐上英属西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法国人的身份便不再重要。目睹一些马提尼克乘客如何在几分钟内从享有特权的混血儿、法国人、牛奶咖啡[1]社会中的“奶油”，降级成普普通通的黑人，颇有警示意味。其实，“mulatto（黑白混血儿）”这个词具有精确而骄傲的种族含义，本来就很少在法属岛屿以外的地区使用。

虽说我很高兴离开马提尼克，但在安提瓜着陆却让我有一种说不清的难过。他们已经把这座小岛的部分土地出卖给游客；他们已经建起一座漂亮的新机场来接纳游客，而且这里的游客人山人海，就和港口联运列车到站时维多利亚港或滑铁卢车站里的西印度人一样密集。我原本并不打算去安提瓜岛——我去那儿只是因为没有直达牙买加的航班——也没有提前做什么安排。我看到一份附有美元标价的旅馆名单，发现我哪一家都住不起，就连住寄宿公寓也很勉强。机场离市区四英里，出租车要价十七先令。那些身着制服的黑人出租车司机争着要拿下我这单生意。我挑了个司机，不等其他人抱怨，我们的车就一溜烟开走了。

“你知道他们不喜欢我在这里，”司机很快打开的哥话匣子，喋喋不休起来（毕竟我们的路程不远）“你知道我不是本地人。可是哥们儿，我太了解这些安提瓜人了。你只有在这儿住得和我一样久，才会知道这是帮什么玩意儿。”

出租车停在一幢浅粉色木屋外，我看到楼下的窗户边有两个黑人老爷子。我站在街上，把包递给他们，随后走进一个破旧不堪的房间，里面挤满了深色家具，正是黑人小资产阶级的家居风格。墙上挂着日历和圣像。侧门通往一个花园，花园里，树下破损的金属桌椅都生了锈。笨重的收音机开得很响：刚成立几天的安提瓜广播电台正在播放唱片。播音员音色柔和，兴高采烈，但频频中断播音，用充满敬意的声音报出广播电台的名字。两点钟，他得结束广播了，我听得出他的伤心和不舍。

我出去探访圣约翰小镇。小镇一片死寂，空空荡荡，被太阳晒得白晃晃的。房子是白色的，很低矮，黑色的街道宽阔笔直，到处门窗紧闭。一则标语写着：青年商会呼吁放慢速度，保持生机；另一个牌子上写着：摩尔公司。我回到寄宿公寓。靠街道的窗子紧闭着，看不到那两个黑人老爷子的踪影，房门也关着；我没有钥匙，喊也没人应。我又回到那条空荡荡的街上，顶着酷热刺眼的阳光走了一阵，回来后使劲拍打紧闭的门，未果；于是又走了一阵，这次走得远些，逛到摩尔公司的牌子下；再次回来，确信四周没人看见，便歇斯底里地不断用力捶门。突然间，门开了，一个仆人十分平静地站在那儿，一声不吭地让我进了屋。我悄悄上楼回到我的小房间，里面的窗帘、床单和油布地毡上都印着碎花图案。

我难以入睡。如果四英里要花十七先令，那很显然我没钱雇出租车去已经废弃的纳尔逊海军船坞（想当年那里被看作英国皇家海军最不卫生的驻地之一）。我的行李箱都在机场。我没有书，没有纸，钢笔里的墨水也在先前的飞行途中用光了。于是我开始蹑手蹑脚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东瞅瞅西看看。我小心地拨弄了几下收音机，没声音。我在客厅外的走廊里看到一个书架，上面摆着一些破旧的杂志和几本精装书。那些杂志都和宗教有关，警告人们世界末日即将到来；而那些书都是“年鉴”。我随手翻开那本《一九五九年耶和华见证人年鉴》，上面写着：“危地马拉。在总统遭到枪杀之后的五个月，政治混乱，诸省各自为政，但宣道还要继续。”我翻过几页，看到：“贝基亚岛。调查显示，由于那些自称信奉真理的人道德沦丧，两位传教员姊妹的积极努力基本上付诸东流。”我拿着这本书，回到楼上的房间。

快四点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说不定安提瓜岛还有电话业务呢。我在不见人影的房子里四处搜寻，欣喜若狂地发现了一部电话和一本小小的电话簿。我开始给政府部门打电话。有时对方在我挂电话的时候才出声；有时则无应答；有时我向电话那端寻求帮助。最后，出乎意料，我竟得到一个积极的答复，来自一个我听过的和善的声音：是安提瓜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声音。

一刻钟过后，他开车来接我去广播站。广播站位于一片烈日炙烤的荒郊野外，有两个房间，已经关门了。播音员有钥匙，我们走进去。他为晚间广播做准备，我则在一旁浏览广播站的唱片和录音带，居然翻出一盒我自己的广播录音，于是把它播了两遍。

一个动作麻利的年轻女子到了。她坐在话筒前，看一眼手表，问道：“现在开始？”播音员点点头。那女子推开几个开关，开始讲话。晚间广播开始。我走到外面，坐在水泥台阶上。一匹马疾驰而过，马背上的黑人男孩没用马鞍，还光着脚丫。太阳渐渐西沉，低矮的山峦渐渐模糊。有那么一会儿，一道金光洒在这片棕色的土地上。

我回去的时候，那幢寄宿房屋里十分热闹。那两位黑人老爷子站在窗户边，三个英国小伙子——寄宿公寓里仅有的其他房客，和房主关系很好——用嬉闹和欢笑填满了这栋摇摇晃晃的老房子。女仆在厨房里嘟嘟囔囔地自言自语，我从她身边走过时，她的嘟囔声更大了：“真不知道她以为自己是谁！老是指使我干这干那；这样不行，要那样。哼！好像我就非在这儿不可，没别处去似的。才怪！哼！等着瞧吧，太太，我会让你好看的！”

我下楼吃晚餐时，那三个英国人正讨论西印度群岛的种族问题。他们大声发表自己的自由主义见解；只是他们的自由主义已经将西印度群岛复杂的种族状况简化成了简单而无足轻重的白人种族歧视问题，虽说这样听上去更让人满意。

“特立尼达情况最糟，”其中一人说道，“那里的白人是人渣。你知道他们对我说过些什么吗？”

我的兴趣被勾起来，下面的话无疑会耸人听闻，但他突然窃窃私语起来。

穿连裤袜的姑娘大声嚷道：“我可是什么肤色的朋友都有。”

话题转向打猎和射击，我猜想在美国发生意外的概率要比在英国高。

年纪较小的小伙子说：“在英国，你会学到绝对不能拿枪对着别人，要是你生在一个喜欢射击的家庭，这一点自幼儿园时就学会了。”

年纪稍大的男人走到我身边，说：“打扰一下，先生。你认识医生吗？”他指的是较矮的那位黑人老爷子，“今天是他的生日。他马上就要进来了，咱们为他唱生日歌吧。”

闻听此言，我把咖啡杯往旁边一推，跑上楼去。

播音员许诺今晚会找个朋友陪我；欢乐的生日庆祝过后没多久，那个朋友来了，带我去夜游安提瓜。有一回我们的前照灯还照见那三个英国小伙子在空荡荡的街上跳舞。观光酒店的休息室和庭院看起来像好莱坞电影的布景，有训练有素、衣着考究的临时演员，只是没有明星。在一家酒店里，最引人注目的表演者是一个精力充沛的黑人小男孩，打扮得像乐队成员，跳起舞来无拘无束，大家都觉得他很可爱。

寄宿公寓的一个老爷子给了我三张格子纸，颇费了番周折之后，还找出一根铅笔头。有了这些，我当晚就在床上写起来，写到深夜时，忽然听见有人敲门。原来是老爷子担心我开着灯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我发现女仆被炒掉了。

女主人说：“那个白人小姑娘问她喜不喜欢这工作，人家没别的意思。而且你真该听听她回的那套话！说我怎么压迫她，怎么让她没完没了地干活，还不让她吃饱饭。当着那可怜的白人女孩的面让我难堪。”

“她太过分了，”老爷子声音高亢，愤愤不平，“太过分了！”

拒绝巴比伦

牙买加本是一座美丽的岛屿，但这片土地却被几个世纪的罪恶所玷污。从一六五五年起，白人和他们的棕种盟友奴役了黑人三百零四年。在此期间，他们每天都犯下数不清的可怕罪行。对黑人而言，牙买加就是地狱，正如埃塞俄比亚是他们的天堂一般。

——“拉斯塔法里派信条”[2]

牙买加向外界展示的是两幅截然相反的画面。一幅是奢华的冬季度假胜地：碧蓝的海洋，洁白的沙滩，打着领结、毕恭毕敬的黑人侍者，条纹遮阳伞下戴太阳镜的人影。旅游业对你至关重要，这是牙买加旅游委员会在绝望中举办的大型推广活动的主题，旨在减轻本地人对外来游客与日俱增的敌意。另一幅画面则出现在运送移民的港口联运列车抵达阴郁的伦敦火车站时。布里克斯顿区用红漆刷出大字：黑鬼回家去；还有到处可见的粉笔字：让英国保持白色。

然而，在牙买加待上一段时间，你有可能既看不到游客眼中的牙买加，也看不到外迁移民眼中的牙买加。游客们在北海岸，那里与岛上的其他地区相隔绝，简直像是另一个国家。游客们参观的是牙买加中产阶级的世界：那里宽敞怡人，人们和蔼可亲，有热情好客的传统，有作家集会和艺术展览，有价格昂贵、奔放不羁的酒吧，有俱乐部、旅馆，还有鸡尾酒会和宴会，一切都营造得妥帖周到，天衣无缝——好像颇费了些心机——这样一来，游客从一个郊区到另一个郊区，能时时受到庇护，不会被触目惊心的景象扫了游兴。当然，开车去乡下的时候难免会看到农民，但他们举止温和，像威尔士人一样能说会道，而且他们说的英语在所有西印度人中最为纯正，与那些走投无路、令人厌恶的刻板移民形象大相径庭。

想看外迁移民眼中的牙买加，你得用心，而且一旦看到，别的东西就再也无法入眼。金斯敦的贫民区实在无法描述。照相机也无法呈现它的惨象，航拍照片除外。潮湿的垃圾场上挤满了用木板、硬纸板、帆布和铁皮搭起来的简陋小棚子，密得透不过气来，落日在它们后面散发着嘲讽的光芒。稍体面些的房子建在干燥的土地上，像集装箱一样，是迄今建造的最小的房子，仿佛一大群人被捉住，塞进一间污秽的娃娃屋里玩耍。有一些房子原本还很像样，如今却密集得几乎爆炸，街道那么窄，房屋间距那么近，完全没有开阔的感觉。秽物满地，垃圾成山；到处都是水洼，而且还明令禁止在垃圾场上建公共厕所。猪和羊像人一样自由来去，仿佛也和人一样独特重要。每个“院子”外面都立着几个信箱——我听说这些牙买加人喜欢互写小纸条——这些信箱就像迷你玩具屋，收信人信箱的形状、号码，甚至常常连位置都和发信人家中的一样。它们突出了金斯敦贫民窟的小人国格局，那里的一切都小得超乎常人所能接受的程度。无论往哪个方向看，你都会看到环绕金斯敦的丘陵，那可是本岛一处美景：此刻，雨过天晴，空气清爽宜人，草木青翠欲滴；待到黄昏时分，远山近树笼罩在暮光之中，朦胧迷离，山丘起伏的褶皱如同动物皮肤一般柔和。如此美景之中，却赫然躺着一只死骡子，牙齿龇在外面，肚子肿胀如鼓。尸体已经在那儿躺了两天；一把扫帚柄调皮地插在它的肛门中。

神经症折磨社会群体，也折磨每个人。在这些贫民窟里，人称拉斯塔法里（简称拉斯塔）的教派已经发展出他们自己的一套生存心理学。他们用排斥回击排斥。他们不剪发不洗脸；对于这种忽略身体的行为，这种深刻的自我蔑视的表现，他们在《圣经》中找到了依据。许多人不工作，将迫不得已变为生活原则；还有许多人靠吸食大麻慰藉自己，说上帝也吸大麻。他们不为任何党派投票，因为牙买加不是他们的国家，他们也不承认牙买加政府。他们的祖国是埃塞俄比亚，他们崇拜塔法里公爵，即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这个世界容不下他们，他们也不再期望成为这个世界的一分子——巴比伦是白种人、棕色人种甚至黄种人的世界，由罗马教皇统治，而教皇是三K党的真正首领——他们只想被遣返非洲，回到埃塞俄比亚。他们对牙买加的进步不感兴趣，准确地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还想加以阻挠，因为那些进步只可能鼓励他们留在巴比伦，继续忍受奴役压迫。牙买加政府一直在强迫黑人移居英国，在那里，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转世为伊丽莎白二世——和她的情人，西班牙国王菲利普——转世为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作为最后的君主统治着奴役黑人的白人巴比伦。但黑人的解放和胜利即将到来。俄国，这头《启示录》中提到的有三根肋骨的熊，即将摧毁巴比伦。毕竟，上帝是黑人，黑种人是上帝的选民，是真正的以色列人：犹太人曾因冒充上帝的选民而受到希特勒的惩罚。

拉斯塔法里运动没有组织。它分裂成形形色色的宗派，没有固定的等级制度、教义或仪式。该运动起源于马库斯·加维[3]的“回归非洲”运动（几百个讲种族和睦的发言人都会借用他那个黑白琴键的比喻）。加维曾声称：一位黑人国王于非洲加冕之际，便是黑种人脱离苦难之时。一九三〇年，海尔·塞拉西加冕为埃塞俄比亚皇帝。这位皇帝是棕种人，他的国家依然有黑人奴隶。这些人们不知道，或是知道了也无人理会。埃塞俄比亚是一个非洲国家；它是一个王国；它是独立的。整个西印度群岛上，几千户黑人家里挂着国王的照片。这之后发生的事始终是个谜。好几个牙买加布道者——这类人在牙买加比比皆是——在对《圣经》、加维和报纸进行了一番独立研究后，断定新大陆的黑种人是埃塞俄比亚人，埃塞俄比亚是黑种人的应许之地；海尔·塞拉西是神；几乎与此同时，他们开始在金斯敦的贫民窟宣扬这最后的希望福音。

一九三五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这被视作应验了《圣经》中的某些预言，也推动了拉斯塔法里运动。意大利方面的宣传也推波助澜。侵略开始后不久，一个名为弗雷德里克·费罗斯的意大利人写了一篇文章，警告白人世界注意这个拥有一亿九千万黑人的秘密组织，说他们誓言消灭白人；该组织由海尔·塞拉西领导，名为尼亚丙害（Nya-Binghi），意为“除掉白人”；他们拥有一支两千万人的队伍和用之不竭的黄金。此文被一家牙买加报纸转载，一些拉斯塔法里弟兄们相当满意地接受了这一消息。随即，尼亚丙害组织成立；他们的口令就是“除掉白人”。

牙买加遍地燃烧着宗教复兴主义热情，各种派别数不胜数，有个把派别逃避现实，躲入充满滑稽幻想的个人世界里，也并不稀奇。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拉斯塔法里派还被看作无害的疯子流浪汉，只是因为他们对污秽满不在乎，才显得格外惹人讨厌。但这场运动日益壮大，吸引了一些人，尤其是一些美国人，那些对生活不是逆来顺受，而是心生怨恨的人；于是这派人和警察的关系恶化起来。直到一九六〇年该组织第一次宣布为一些人的死亡负责时，人们才意识到它的力量。中产阶级既害怕它又以它为耻。当西印度群岛大学学院的研究团队以同情理解的口吻报道这一运动时，抗议之声四起：那样做让人感觉是在给乌合之众脸上贴金。我在牙买加的时候，一名获罪的拉斯塔法里派成员被判处绞刑。当地晚报一窝蜂地报道他的临终时刻和遗言，制造出一种公开处决的气氛，仿佛是在杀鸡给猴看。如此一来，一场闹剧最终演变成荒诞的悲剧。

苏里南的民族主义——一场知识分子运动——拒绝欧洲文化。牙买加的拉斯塔法里运动只不过是这种观念在无产者中的延伸，把它推到了疯狂却合乎逻辑的极限。它维护“非洲人人格”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它与非洲的民族主义类似，但它与西印度群岛的中产阶级黑人民族主义相对立。后者只想否认有一种特殊的黑人人格存在。在多数为棕种人的牙买加中产阶级看来，拉斯塔法里运动是一种黑人下层社会的传染病，是发生在后院的恐吓挑衅。某一天，你的园丁开始变得举止怪异；说起话来神神秘秘；他谈到埃塞俄比亚或沙特阿拉伯（仍是个奴隶国家）甚至是以色列的那片应许之地；他开始留胡子。你就知道他被拉斯塔法里派传染了，随你讥讽他还是解雇他，从此以后，别再指望他能干什么了。

这场运动有待共产党（古巴就在北面）或有政治野心的种族主义者加以组织和利用。然而它可能会挫败或毁掉那些企图操纵它的人，因为拉斯塔法里运动就像一种大众神经症，只能对和自己水平相当的疯癫做出积极回应。这便是它更大的危险。在西印度群岛大学学院研究团队的建议下，牙买加政府决定派遣代表团前往某些非洲国家，研究牙买加移民入境的可能性。这样做就像治疗神经症时只治标不治本：代表团尚未出发，团里的一位拉斯塔法里派成员就被控吸食大麻，锒铛入狱。如今，这场运动正在牙买加如火如荼地蔓延，可是即便真能把这些人遣返非洲，也不会奇迹般地消除拉斯塔法里派终生感受到的被排斥感，同样也无法改变牙买加的社会和经济状况。

牙买加百分之八十都是黑人，不可否认，拉斯塔法里派表达了大多数黑人的基本种族态度，在这点上，他们与英国的法西斯主义者情况类似，那些人狂热宣扬的种族态度其实是多数人持有的，只因为太爱出风头才弄得臭名昭著。如今牙买加最重要的问题是种族问题——从黑种人的角度来说，是他们与棕种人、黄种人和白种人的对立，对立程度依次递增。棕色的牙买加中产阶级一边谈论种族和谐，另一边却小心翼翼地保持那些细微的区别以维护自己的特权，这种虚伪最终只会激起公愤，导致一种彻底的黑人种族主义。可以想见，这会让牙买加变成另一个海地。

华人和叙利亚人的企业已经激起当地人的忌妒和敌意，而富裕的白人游客享受酒店的私人白色沙滩，一天的消费超过一个牙买加人一个月的平均收入，这长期以来刺激着当地人。因此，如今旅游委员会在考虑吸引游客的同时，也要让当地人适应并接受游客的存在。正如某位与这项“产业”相关的人士对我说的那样：“一个花花公子花大把钞票飞到这里。他住进酒店，穿上百慕大短裤和热辣T恤，脖子上挂个小相机，嘴上叼根雪茄，走出去沐浴贵得要死的牙买加冬日阳光。突然‘轰！’的一声，他看到了什么？一张恳求当地人对他客气点的海报。”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日的《星期日拾穗者》用一整版刊登了一篇有关种族问题的文章，作者是大学学院的学生。它直白而不留情面的自我剖析令人忆起了英属圭亚那黑人的情绪。

黑人和白人间的问题：

谁恨谁？为什么？

一位无名作者致《星期日拾穗者》的一封信

前些日子，R.L.M.柯克伍德阁下发表了一次广播讲话，谴责本岛黑人仇视白人事件发生概率上升的状况……

另一位值得尊敬的先生，巴勒姆先生，两次投书《拾穗者》，提醒人们，本岛掌握金钱的是白人、华人、叙利亚人和犹太人。他扬言说，除非黑人停止辱骂和诽谤这些人，否则他们将会离开本岛。那样的话，黑人将面临失业和经济萧条，自食苦果。

……若牙买加黑人像巴勒姆先生说的那样仇视其他种族的话，那他们表达仇恨的方式真可谓异乎他人。

我很肯定，假如造物主给牙买加黑人机会重生为白人，那么百分之八十的黑人都想变成白人……一般来说，黑人偏爱其他种族……我们黑人热爱白皙的皮肤、挺直的鼻子、直发蓝眼……你可能以为教育能够消除偏见，但实际上它也无能为力。就是在这所大学里，一个黑人女生要想成为选美皇后，只有在其他种族的女生都退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相比较而言，几乎没有黑人父母反对孩子与其他种族的人结为伴侣。假如有人反对，往往也是因为担心其他种族的女婿或儿媳会疏远孩子和父母的感情……

几十年来，牙买加黑人受其他种族奴役，为他们服务。我们最新的主人是华人，他们学白人的样子歧视黑人，学得还挺快。可尽管黑人受尽磨难，他们却仍然喜欢服侍白人，尊重白人，而不是自己的同胞……

全牙买加境内每天都有华人商店在我们身边建起来，这些商店也都很好。但每当有白人或浅肤色的客人时，华人店主便以那个民族特有的机灵劲儿，立即变得势里〔原文如此〕，冷落黑人顾客……

一个国家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是黑人，可几乎金斯敦每家银行的职员都不是黑人，这不可能是偶然。（如果你称呼银行里的有色人种女孩为黑人，她们还会觉得受到冒犯呢。）

这是对黑人种族的侮辱……

如今，黑人仍旧是“黑小子”，除非他受过教育。在行政机关，一个成家立业、受人尊敬的男子，就因为碰巧在人手底下当差，便会被人提着姓，“加勒”“威廉斯”之类的呼来喝去。如果有人认为黑人满足于现状，那他想错了。黑人想要改变这个帮助少数妨碍多数的社会结构；他们想要别人尊重并承认他们的身份。他们可能正在盘算，如果别人不尊敬他们，那他们也不会尊敬别人。作为一个种族，他们最想要金钱和经济稳定。“黑人没钱”这个说法如今符合事实，但在今后三十年内必须改变。如果社会渐进发展不能带来改变，那就有必要采用白人在许多国家取得成功的方式。无论采用哪种方式，我们都要达到目的。

至于巴勒姆先生和我们种族里的圣者，那些被神指定的大人和老爷，如果他们不能忍受社会中黑人群体所表现出的成长之痛，那我们祝他们一路顺风，愿他们平静离去。他们的威胁和恐吓吓不倒我们。

最后我想告诉岛上的全体黑人，忌妒和辱骂其他种族并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要解决问题，我们必须从以下几点着手：

（1）尊重自己。

（2）首先支持同胞，其次才是其他种族。其他所有种族都是这么做的。

（3）我们的男人必须展现出更强的责任感和身体上的勇敢。

（4）我们必须发展独立行动的能力，不要任何事情都依赖政府。

（5）我们必须了解“群体意识”的价值，并且愿意为整个种族的幸福牺牲个人和团体利益。

（6）我们必须扫除文盲，减少私生现象。

（7）男人的淫乱和女人的放荡正在削弱我们种族的生命力。我们的年轻男人要早点结婚，让孩子在和谐有序的家庭中成长：因为正是我们的年轻男子将大多数时间花在了打情骂俏、饮酒作乐上。

（8）从事一门营生——省吃俭用，储存积蓄，扩大经营。

你会注意到，这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黑白键弹奏和谐乐章之类的话：迄今为止，二十几岁和三十几岁的年轻人的民族主义发展得更为激愤，知识分子离拉斯塔法里主义已经非常近了。

我去乡下同一名“扎根基层”的共产党员谈话。他在一间盒子般的单间办公室里接待我。房子建在木桩上，里面除了两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台打字机之外再无其他。他站起身，开始发表演说，不断打着手势，讲话声音很大。我不得不恳求他坐下来，说话小点声。他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说自己是有“国际关系”的人。由于来时长途颠簸，又热得难受，我对他的话既没有悚然一惊，也没有肃然起敬。于是他重复了一遍，说自己有国际关系。我邀他去华人酒馆喝一杯，起码那里会宽敞点。他立即就饮酒的危害发表了一篇演说。我说如果他不去我就自己去，他便关上小办公室，随我一起驱车去了酒馆。不管回答什么问题，他都拐弯抹角，还笑着说他学过要“谨慎”。他讲话都是打比方。问他那一地区的共产主义者们是不是正在扩充势力？他说：“河水必须要流动。”对另一个问题，他的回答则是：“我们需要为革命之灯增添燃油。”说到某个阶段，他又口若悬河地发表了一篇长演说，讲述人民受到的压迫和革命的必然性。他们获得古巴的援助了吗？“我学过出言要谨慎。我是有国际关系的人。你认为你会给猫脖子上挂铃铛吗？”我感觉他们并没有得到古巴的援助。我问他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一聊到这个话题，他变得健谈起来，更像个西印度人。他告诉我他刚开始如何在战争期间在皇家空军中鼓动牙买加飞行员。“那时候我有点像那些小伙子们的律师。每当他们真正惹出大乱子，我就告诉他们：‘伙计，你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开始大喊种族歧视。’”想到这些他就觉得好笑。接着，仿佛谈到一场现在看来仍不公平的胜利，他说：“他们逼我去了苏格兰的一个地方，那儿一个黑人都没有。”谈话至此，我发现转移到酒馆真是个错误。我从金斯敦带来两个熟悉本地情况的牙买加人，可那两个傻瓜已经喝醉了。他们开始扯着嗓门大讲共产主义的坏话，而我的共产党员朋友还十分清醒，他用走样的牙买加威尔士修辞，不屈不挠地反击。我丢下他们，去吧台服了点治头疼的药。喊叫声还在继续。喝酒、夸夸其谈、颠来倒去的大声争辩：我参加过许多牙买加人的聚会，基本都是这样收场。

于是，你在牙买加总是生活在两个不相干的世界中：中产阶级的世界——生意人模仿美国人的腔调，以牙买加人的派头夸夸其谈，女人们则喋喋不休地谈论仆人的工资和仆人耍的鬼把戏——和这个世界以外的更大的可怕世界。你看过卡玛纳斯的牙买加赛马场聚会；你还得去卡玛纳斯的甘蔗种植园看看：穿着鲜艳运动衫的失业工人无所事事地站在树下，脸色阴沉而无奈，毫不激动地抱怨他们的菜园被庄园摧毁了：“那些嫩嫩的南瓜啊。”感觉他们是在讲一场谋杀，但故事明显还有另一面。工厂大门上有一句提示语：“一旦发现有人在院子里吃甘蔗，一律解雇。”一个漂亮的黑人农妇带着“现有的”七个孩子，“加上流掉的一共十二个”：“他们已经化灰入土，不会想到我们啦。”

在中产阶级世界，人们谈论的是分期付款购买的冰箱和汽车（一个英国女孩告诉我：“人人都惦记着买汽车。”）、谈论高保真电唱机、谈论劳伦斯·达雷尔[4]。除此之外，你会发现，如今人们的生活态度与一百年前让特罗洛普大为光火的那种态度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些人不愿从事固定工作，对现挣现吃、吃饱就行的日子很满足。就像那个在曼德维尔外的酒吧工作的男人，他辞掉铝土矿公司的工作是因为那工作没完没了，他更喜欢干一阵歇一阵。他说：“我离开铝土矿后，好好地修养了一个月，每天靠喝朗姆酒和水度日。”两个世界都让彼此显得不那么真实；无线电业务却覆盖了两个世界，颇有点如梦似幻的感觉。牙买加电台的广告歌中那种让人窒息的狂喜，以及牙买加广播公司的优质服务（它的谈话、特写、彬彬有礼的讨论和新闻分析）：这些都属于一个稳定自信的社会。我无法将这些同我周围的人或土地联系在一起，它们似乎只是燥热空气中的一些无关痛痒的词语和音乐。

我周游各地将近七个月，开始觉得累了。在牙买加，我的日记越写越短，最后干脆搁笔。也没什么要记录的新鲜事，每天目睹同样的东西——失业、丑恶、人口过剩、种族——每天听到同样周而复始的争论。年轻知识分子的才能被开发，为的是丰富一个稳定的发展中社会，可他们只是不停地说啊说，一遇到挫折就气急败坏。他们在寻找一个敌人，但是找不到。牙买加的压力并非单纯的种族压力或贫穷压力。那是整个奴隶社会、殖民社会和发展落后且人口过剩的农业国家三者累积在一起的压力，不是哪一位“领袖”可以掌控得了的。这种状况需要的不是一个领袖，而是一个能够理解自身、有目标、有方向的社会。可如今的牙买加社会只会滋生自私、玩世不恭和一种自我毁灭的愤怒。

尾声：在法国人海湾

一天晚上，大学学院的校长路易斯博士对我说：“格兰杰·威斯顿让我转达对你的邀请。他在北海岸有一处地产，名为法国人海湾，他想款待与艺术相关的人士。”

几乎是刚到牙买加，我就听人说起过法国人海湾。牙买加有很多昂贵的酒店——在金斯敦，一个狭小的双人间一天要十三几尼；在北海岸，一天的费用高达二十多英镑——据说法国人海湾是最贵的。至于到底有多贵，没人说得清。一些人说一对夫妻住两个星期要花费两千美元；还有人说要两千五。午餐花费五几尼，晚餐九几尼。一个牙买加人带着类似主人翁的自豪感告诉我：即便如此，如果发现你不在纽约社会名流之列，你还是会被拒之门外。

然而，一旦你获准入住，付过款后，你提的任何要求都会得到满足。想吃什么就点什么（“早餐上鱼子酱”）；想喝多少就喝多少（“每小时上一次香槟”）；你可以乘船、坐飞机环岛旅行；汽车、马匹、木筏任由你差遣；你可以打电话到全世界任何地方。如果你不喜欢法国人海湾，你甚至可以离开，选别的酒店住：法国人海湾买单。

路易斯博士和我说过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下文。先是邮局罢工（动荡时局的一次爆发），之后是政府工作人员罢工。无奈之下，我开始收拾，准备调查牙买加旅游业的问题。就在这时，罢工突然结束，威斯顿先生的邀请到了。

我们走山路前往北海岸，然后驾车东行。这一段海岸并没有大力开发；酒店还没有挡住大海。有些地方的沙滩是灰色的，按英国甚至特立尼达的标准来讲还是可以接受的，但在当地却受到冷落。（有许多毫无事实依据的投诉称，所有白色沙滩都被酒店买下，留给牙买加人的只剩黑沙滩——这绝妙地象征了旅游业激起的种族仇恨。）这条路很窄，蜿蜒曲折，与从奥乔里奥斯西行至蒙特哥贝的旅游公路不同，那条路宽阔平坦，比较直，两旁竖着许多酒店招牌、房地产招牌以及提醒汽车司机靠左行驶的警示牌。我们的车驶过破败不堪的村庄，热带地区毫无特色的乡下贫民窟——它们在绿树茂草间衰败：外墙涂成粉色的棚户，木板已经断裂，瓦楞铁生了锈；较棚户稍为气派的水泥建筑丑陋不堪，污迹斑斑；昏暗的咖啡馆里出售汽水、蛋糕和专利药品，软饮料亮闪闪的广告画给屋里添了抹亮色。我们进入安东尼奥港，这是个香蕉输出港，但极少有繁忙的时候，发展早已停滞。灌木丛和黑沙滩再次出现。你很难把这里看作豪华度假区，百万富翁的避世之所。

不一会儿，我们发现车子正沿着一堵长长的石墙行驶。墙上是分开的一些字母，拼成了“FRENCHMAN’S COVE（法国人海湾）”。我们转入一条宽阔的行车道。植被在这里突然间变得整齐有序，视野也开阔起来。在柏油铺就的区域外，几条石子路沿缓坡而上，既而消失。庭院非常幽静。两辆跑车：一辆红色、一辆奶油色，停在一座屋舍的水泥天棚下。那屋舍是一座由石头和玻璃建成的低矮建筑，线条笔直流畅。更多车子整齐停放在阳光下。我忐忑而兴味盎然地四处打量，找寻百万富翁和纽约名流的踪影，却一个都没看见。这样的寂静让我心里发毛，但司机镇定自若，好像他每天都会驱车来法国人海湾一样。他将车径直开到天棚下，在屋舍的玻璃入口处停好，跳下车来，利落地打开车门，啪一声打开后备厢。终于听到了点动静，我竟有些感激。

一个年轻的牙买加女人从屋舍中走出来。她平静地说：“欢迎光临法国人海湾。”接着递给我一封信。之后的一切发生得很快。司机被打发走。一个身穿白衬衣、黑裤子，系着领结的牙买加人把我的行李放在一辆白色小电车上；我也坐上去，和我的行李一起从天棚下毫无遮挡地驶入阳光中，沿着狭窄的石子路一路向上。周围一片寂静，耳畔只有发动机的嗡嗡声。车子驶上右边的岔路，经过一片笼罩着浅绿色阴影的游泳池，然后又爬上绿树掩映的斜坡。我瞥了眼沙滩：那是珊瑚崖间的一段裂口，海水由蓝色过渡为绿色，触到洁白的沙滩时几乎变成透明。黑色的帆布椅被放在巴旦杏树的绿荫下，但海滩上空无一人。车子爬升到更高的地方，沿着草坪的边缘行驶，草坪上种着小椰子树。车子爬上一段陡坡，两旁的树木更加茂密。终于，我们到达住处。“这是您的小别墅。”司机在水泥台阶下停下车，说道。一路驶来，我竟连一个人也没看到。

我的小别墅有点复杂，包括两座灰色的小石屋和一间石头－玻璃结构的房子，它们不在同一高度上，错落有致。小石屋分立在台阶两侧，石头－玻璃房子则位于台阶顶端。石块是手工切割的，大小不一，灰泥深嵌在石缝间。房子的黑门打开，一位戴眼镜的牙买加中年妇人立在门口，她身穿粉色连衣裙，系着白色小围裙，脸上洋溢着热情的微笑。

我走进去，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高大宽敞的房间中，房间几乎建在珊瑚崖边上。靠海的那面墙是玻璃的，透过它可以俯瞰大海。阳台建在珊瑚上，那些珊瑚看起来很像泡沫橡胶。

我看了看室内的陈设：地上铺着一张非印度设计的印度地毯，地毯的三面摆着几把低矮朴素但看上去很舒服的椅子，还有一张沙发；几盏陶制底座的高大落地灯，罩着亚麻灯罩；玻璃桌上摊着几本杂志和书籍（其中有一本《权力精英》）。这里的一切很熟悉，因为它很理想化；你早已在逃避现实的设计杂志中见过它；也因为理想化，它有点与现实相隔绝。出人意料的选址使得这种隔绝更加彻底。玻璃墙外，巴旦杏树仿佛是从灰色珊瑚上冉冉升起。在热带树木中，巴旦杏树最像人造树，绿色、铜色的圆叶子，对称地长在平行伸展的枝丫上。透过那些树叶，你能看到参差高耸的峭壁、蓝色的天空、碧波荡漾的澄澈海洋。

从沿途长满乱蓬蓬的灌木丛的蜿蜒的牙买加道路开始，坐在一辆好玩的白色电车里，一路穿过寂静无人、经过设计美化的院落，来到一座可以俯瞰大海的石头玻璃海景房：让人感觉仿佛驶出了牙买加，似乎只有离开西印度群岛，才能找到游客心目中理想的西印度群岛。

刚才还很热，这会儿突然凉快起来，虽然下面波涛汹涌，却听不到任何声响，这些转变十分突兀，但沉迷于眼前的宁静之中，我竟没觉得有什么奇怪的；现在我才注意到，房子是全封闭的，而且装了空调。

我读了接待处秘书交给我的那封信。信中更加正式地向我表示欢迎，告诉我如何获得我想要的东西，要求我不要给小费，告知我私人管家的名字。随后我拿起顾客名录。名字不多，我看到其中有洛克菲勒和迪芬贝克[5]夫妇的名字。

“您会喜欢这里的。”管家威廉斯夫人说。“那是电话。”她补充道。

我立刻明白了，那就是魔法棒，法国人海湾的阿拉丁神灯，整个牙买加都知道它的威力（“每小时上一次香槟”）。“想要什么尽管吩咐，”威廉斯夫人说，“您只需打电话要就行。”

电话是灰色的，我从未见过这种设计：它直立在一个圆形底座上。

“比如，我想要香槟呢？”

“什么都行。之前来的那些人，您真该看看他们喝酒的架势！噢！那些美国人真能喝。您现在就要香槟吗？”

我需要更烈一点的。“一点白兰地？威士忌？”

“打电话给酒吧就行。”

我迟疑了。

“您真腼腆。”威廉斯夫人拿起灰色的电话，迅速拨了一个号，说：“这里是斯托克斯厅。我的客人想要一瓶威士忌，一瓶白兰地，还要汽水。”

电话里发出一阵刺耳的声音。威廉斯夫人将电话递给我。

“先生，请问您要哪种白兰地？”一个男人的声音问道。

我的回答完全是下意识的：我说了一个知名广告中的牌子。

“达德利是个好小伙。”威廉斯夫人说道。

电话那头的男人有名字，这让我松了口气。一阵敲门声响起，威廉斯夫人领了一位厨师打扮的欧洲人走进来。

“早上好，先生。”我听不出他的口音。“您午餐想用些什么呢？”他掏出便笺簿和铅笔。

我被问得措手不及。我只能想起自己不吃肉，就问了一句：“你们有鸡蛋吧？”

那位厨师的铅笔稍稍离开便笺簿，只有从这一点能看出他的失望。

当初别人讲那些传言的时候，我多用些心思听该多好啊！（“要什么都行”“早餐上鱼子酱”。）

“或者鱼？”我实在想不出别的来了。

便笺簿离笔近了些，“来点三文鱼怎么样？”

“好，来点三文鱼。”

我看着厨师乘坐小白车下山去了。然后又有一辆车开了上来，一个系着领结的牙买加人拎着箱子从车里走出来。

“先生，您的饮料。”他似乎特别开心。他轻巧迅捷地把酒瓶摆好，然后离开。

手里端着玻璃杯，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卧室使房子更显宽敞；屋外树木的阴影投射在玻璃百叶窗上。浴室里有一个用瓷砖铺好的低凹浴缸，像个小池塘。还有一间铺着地毯的更衣室。我回到大厅，推开玻璃门，来到珊瑚崖上的阳台上。我立刻感受到热、风和各种声响：鸟儿的鸣啭、树叶的沙沙声、脚下大海的波涛声。一只划艇在海湾里颠簸。

坐在一把低矮的椅子里，晃着杯子听冰块发出清脆的叮叮声，把烟灰弹进深蓝色的烟灰缸中，我开始读《权力精英》。

喝着威士忌加汽水看这本书，感觉赖特·米尔斯先生的行文风格变得晦涩难懂。于是我放下《权力精英》，拿起一本杂志。这是一本逃避现实的设计杂志。在书里我看到了自己脚下那块地毯。

门口有人。威廉斯夫人带进来两个抬篮子的英俊服务员，用这个篮子装我先前定的餐点，我认为实在大得过头了。他们轻快地摆好桌子，然后隆重地邀我就座。他们动作轻巧，姿势——鞠躬施礼、端盘子时展开手掌——都稍稍有点夸张。他们对自己的角色过于郑重其事，表现得如同一个亲切的魔法师。

鱼子酱配三文鱼。

我听到音乐声。

那个稍高的服务员脸上挂着魔法师般的微笑，他站在一个东西旁边，我现在才认出那是一台立体声电唱机。

不到二十四小时，我对食物和饮料兴致全无。所有东西都在电话那一头，准确说出想要的东西是我自己的责任。可我怎么能肯定自己最想要什么！现在喝一杯威士忌，待会儿再喝葡萄酒，会不会品不出味道来？现在喝葡萄酒，会不会让我在剩下的宝贵下午都呼呼大睡？我真的想要蛋白牛奶酥吗？每个决定都可能会后悔。噢，我投降。我把一切决定权都交给厨师。我再也没点过餐，第二天干脆没吃晚饭。

一边是责任，即满足口腹之欲，一边又想随心所欲，懒得操心，我在两者间挣扎，感到力不从心。我陷入麻木。那瓶威士忌，我只在第一天尝了点，后来就一直没动，那瓶白兰地，直到最后离开我也只喝了半瓶。关于法国人海湾的传言都是真的。但我不想去漂流，也不想划船。经过之前的旅行，我在西印度群岛无法做一个游客。

“您很沉默，”威廉斯夫人说，“就像迪芬贝克家的人。”

七个月以来，我一直游走在各个地区，这些地区除了对当地人有些重要性之外，对外人可谓无足轻重。每个地区都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精力都消耗在应对无聊的权力纷争、维护这个无聊社会的无聊偏见上。我已经看到，每个西印度群岛人，无论地位高低，都怀有多么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这些偏见又常源于自我蔑视；我也看到它们促进了多少重要的行动。人人都在谈论民族和民族主义，但没有一个人愿意放弃特权，就连自己群体的孤立状态都不愿放弃。或许除了英属圭亚那，没有哪个地方存在有约束力的哲学：只有相互矛盾的局部利益。没有群体意识便没有自豪感，于是大家都变得愤世嫉俗。比如，很少有人关心西印度群岛人移民英国的情况。那是底层社会的事，那是黑人的事，那是牙买加人的事。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人们又幸灾乐祸地将移民视作一种让英国人难堪的方式，一种复仇的形式。在这样的幸灾乐祸中，虽然人人都在大谈民族尊严，各方都认为民族尊严问题“迫在眉睫”，却没有人考虑移民的利益或整个民族的尊严。而且，群岛的人口一直在暴涨——三十年间特立尼达人口已经增长了一倍多——每个区域的种族矛盾都日益尖锐。

亚瑟·刘易斯博士对殖民社会中“抗议”领袖和“创意”领袖作过区分。两者间的差异，西印度人很少意识到。在西印度群岛，中产阶级人数众多，人才济济，抗议领袖与时代相悖，而且还是危险地与时代相悖。愚昧无知的民众极易响应种族主义的煽动，破坏性举动总会挑起他们幼稚的狂喜，对他们而言，抗议领袖永远是英雄。西印度群岛向来不缺这样的领袖，暴民统治和独裁主义一直都是现实的危险。弱肉强食的政治将会取代家长作风的殖民统治，它的维系依靠奖赏和报复，是教科书中“天下大乱”的绝佳样板。

最近一期《加勒比季刊》刊登了密歇根大学经济学教授肯尼斯·鲍尔丁博士的一篇文章，题为“小社会理论”，文中描绘了小社会的“毁灭之路”：

人口增长不受抑制，每二十五年就翻一番。出境移民的速度跟不上人口增长的步伐，而流失的又总是社会精英。农场分了又分，越分越小，直到再也负荷不了激增的人口。于是人潮涌向大城市的贫民区，导致大规模失业。由于无法承受贫穷和激增的儿童数量，教育崩溃。迷信与愚昧横行，傲慢紧随其后。所谓自治，意味着每个压力群体都需要安抚。无论是香蕉还是人，优质和劣质产品越来越没有分别，结果导致饥荒和暴乱。兵团射杀暴民，建立军事独裁政权。外国投资和援助干涸；丢下这些岛屿自相残杀，自作自受。事实上，世界已经在它们周围筑起一道防疫封锁线[6]。毁灭之路是真实存在的道路，是条宽阔得吓人又近在咫尺的道路。这一点已经从邻近几座岛屿的情况得到印证，它们已经在毁灭之路上走了很远。

特罗洛普写道：“如果能做到，我们宁愿完全忘记牙买加。”他可能还想说：忘记西印度群岛。如今移民英国受到管控，这片岛屿周围确实已经拉起某种防疫封锁线[7]。忘记已经开始，只是西印度群岛忙于内部纷争，几乎不知道。

在我离开法国人海湾的前一天，电话不寻常地响了起来。

“奈保尔先生吗？我是格兰杰·威斯顿。”声音轻快，甚至有些急促，“我们想知道，晚餐后您是否愿意过来一下。”

我吃完最后一顿晚餐，还喝了一瓶拉菲红酒。

侍者说：“下一季再见。”

威斯顿家并没有住在法国人海湾，而是住在不远处的海龟湾。那是一栋老式牙买加乡村住宅，没有任何引人注目之处，也没有空调。看到这些我并不感到奇怪。

格兰杰·威斯顿竟是个瘦削的男人，长着一张苦行者的面孔，棱角分明。我推测他三十多岁，他穿着一件白色T恤，一条卡其布短裤，扎着腰带。我还见到了他的妻子和小姨子。我们坐在外面，在黑暗中交谈，内容大多与法国人海湾有关。

威斯顿夫人说，他们一直对客人的反应很感兴趣。一些人变得焦躁不安，还有些人则变得非常沉默。我意识到迪芬贝克夫妇和我自己属于后一种。

饮料端上来了，是姜汁啤酒。

我向主人敬烟。但威斯顿夫妇不吸烟。

犹疑之下，我询问起在法国人海湾的花费是多少。

“这我可以告诉你，”格兰杰·威斯顿说，“两个人一个月一千英镑。”

两天后，我坐上英国海外航空公司飞往纽约的“不列颠尼亚号”飞机。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体态圆润的商人，来自巴哈马群岛。他翻领上的扣子表明他是“基甸[8]”，美国圣经传播兄弟会的成员。我的外表像个异教徒。我表情温和，举止文雅；于是从金斯敦到拿骚这一路上我都在聆听基督教的信息。

一九六〇年九月至一九六一年十二月

[1]原文为法语。

[2]《牙买加金斯敦的拉斯塔法里运动》，M.G.史密斯、罗伊·奥吉尔和雷克斯·内特尔福德著。西印度群岛大学学院社会经济研究学会，1960年。在这一节，我大量援引了这本小册子中的内容。——作者注

[3]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1887－1940），黑人民族主义者。生于牙买加，1914年在牙买加创建了全球黑人促进协会，宣扬黑人优越论。

[4]劳伦斯·达雷尔（Lawrence Durrell，1912－1990），英国小说家、戏剧家、诗人和旅行作家。

[5]约翰·乔治·迪芬贝克（John George Diefenbaker，1895－1979），加拿大第十三任总理。

[6]原文为法语。

[7]原文为法语。

[8]《圣经》人物。

目录

序幕：摘自日记《比雷埃夫斯的流浪汉》

合众为一①

告诉我，该杀了谁

自由国度

尾声，摘自日记《卢克索的杂技团》

序幕：摘自日记《比雷埃夫斯的流浪汉》

从比雷埃夫斯港出发横渡到亚历山大①只需两天时间，但一看到那艘肮脏的希腊小轮船，我便后悔没有另作安排。从码头望去，船上就已显得挤挤挨挨的，活像一艘难民船。登船之后，我发现这儿确实没有足够的空间。

也没有什么甲板可言。所谓的酒吧不过壁橱大小，两边开门，迎着一月的风。三个人待在那里就显得拥挤。小小的柜台后有个小个子的希腊酒保，他一副糟糕的脾气，卖着糟糕的咖啡。局促的吸烟室里，前一夜上船的意大利乘客占据了很多椅子，以及地板上的不少空间。他们中间还有一群美国学生，十几岁的样子，但已经长得五大三粗的。他们是白肤色，神情压抑但保持着警觉。剩下的公共区域便只剩餐厅，那里服务员正在为午餐做准备，他们和那个酒保一样疲惫不堪、脾气暴躁。大家都把希腊式的礼节留在了岸上，这种文明或许只在悠闲自得、无所事事抑或寄身田园而一无所求的状态下才会出现。

我们这些上层甲板的人还算幸运，有自己的舱室和铺位。下层的乘客什么都没有。他们只能成为“甲板乘客”，从早到晚所争取的不过就是一块睡觉的空间。他们在我们的下面，一个个穿着地中海黑的衣服，在绞盘和橙色船壁间的避风处，晒着太阳弓着身体或坐或躺。

这些人是埃及裔希腊人。他们要去埃及，但埃及不再是他们的家。他们一度被驱逐，沦为难民。后来侵略者离开了埃及，埃及在遭受种种屈辱之后终于获得自由；而这些贫穷的、靠着简单手艺谋生的希腊人，这些境况也就比埃及人略微好一点的人，实则是这一自由的牺牲品。他们曾坐着和这艘肮脏的希腊船差不多的船离开埃及。现在，他们回埃及探访，混杂在我们这样对埃及没有爱，也没有恨的观光客中间，同船的还有黎巴嫩商人、一群西班牙夜总会的舞女和一些在德国读书的胖乎乎的埃及学生。

那个流浪汉出现在码头的时候，看着挺像英国人；但那可能只是船上没有英国人的缘故。从远处看，他不像流浪汉。那帽子、帆布背包、蓝绿色花呢外套、灰色法兰绒长裤和靴子，让他像个老一辈的、浪迹四方的传奇人士；背包里或许装着一本诗集、一本杂志和一部刚刚开了头的小说手稿。

他身形单薄，个子中等，走路的时候只动膝盖以下的部位，步子小而有力，每一脚都抬得高高的。这步态很有风格，和他带圆点的藏红色领巾一样。但等他走近了，我们才看清他身上的衣服褴褛不堪，领巾打得死死的、污渍斑斑；毫无疑问，他是个流浪汉。走到舷梯前，他摘下了帽子，我们这才发现他其实是个老头，饱经风霜的脸微微发颤，蓝色的眼睛湿润。

他一抬头，看到了我们这些观众，便疾步走上舷梯，连两旁的扶手绳都没有抓。虚荣啊！他向那个一脸晦气的希腊船员出示船票后，既不打量四周，也不询问，便继续快步行进，好像对船上的一切都很熟悉似的。但他走的那条通道其实是一条死路，于是他戏剧化地以一只脚为支点猛地转过身来，然后重重地放下另一只脚。

“事务长，”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对着甲板说，“我得去见见事务长。”

然后他择路去自己的舱室和铺位。

起航的时间推迟了。因为那群美国学生留了几个人看住他们在吸烟室里的位子，跑到岸上买吃的去了。我们只好等他们回来。他们一回到船上，怒不可遏的希腊人就给他们脸色看，使得他们不敢再嘻嘻哈哈的，其中的那些个长相平平的女生更是面色苍白、一脸羞愧。用希腊语骂人的声音简直就像起锚时的链条那般刺耳。很快，海水便将我们与码头隔开，我们于是看到，离这艘船原来的停泊处不远的地方，“莱昂纳多·达·芬奇”号庞大的黑色船体刚刚靠岸。

那个流浪汉又出现了。他已经脱掉帽子，放下背包，神情也坦然了些。两手插在本就鼓鼓囊囊的裤兜里，双腿分开站在狭窄的甲板上，俨然一个老到的海上游客，正享受着一次真正的航海旅行，迎接第一缕海风的吹拂。同时，他也在打量周围的乘客，试图寻找旅伴。他对于那些盯着他看的人没有兴趣；若有谁回应他的注视，他总扭过头去不理睬。

最终，他走到一个浅黄色头发的高个子青年男子旁，站定。

他的直觉是对的。他选中的这个小伙子是南斯拉夫人，在头一天之前，还从未离开过南斯拉夫。这小伙子是个很好的倾听者，尽管流浪汉的口音他听得糊里糊涂的，但脸上始终保持着鼓励般的微笑。流浪汉不停地在说话。

“我已经去过埃及六七次，环游世界也有十来次了。澳大利亚，加拿大，什么国家都去过。我是个地质学家，嗯，过去是。第一次去加拿大是在一九二三年，到现在已经去过八次了。我总共旅行了三十八年，专住青年旅社，这没有什么丢人的。新西兰，你去过吗？我一九三四年去的。也就跟你说说，我觉得新西兰人比澳大利亚人强。不过话说回来，这年头国籍算什么？我自己，我觉得自己就是个世界公民。”

他说话就是这样，满嘴年份、地名和数字，不时冒出一句不知道在哪辈子总结出的、简单的人生感悟。不过，这些感悟机械而缺乏说服力，就连那吹嘘也不能给人留下什么印象。那双扑闪着的眼眶湿润的眼睛出神地盯着什么地方。

那个南斯拉夫小伙子笑盈盈的，偶尔插一两句话。但流浪汉对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不懂怎么交谈，也不想交谈。其实他讲话是不需要听众的。在长年的流浪生涯中，他像是学会了这种自问自答的本领，能迅速地将自己的一生简化成一连串地名和数字。一旦地名和数字背诵完毕，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之后他就呆立在那个南斯拉夫人旁边。船还未开远，比雷埃夫斯港和“达·芬奇”号隐约可见，而这两人的交往已经到了尽头。他没有要旅伴的意思。他要的只是结伴所带来的某种伪装和掩护。流浪汉知道自己是个怪人。

吃午饭的时候，我和两个黎巴嫩人坐在一起。他们俩都是前一夜从意大利过来上的船，都急于表明他们是由于行李才没有坐飞机，而不是钱的关系。他们看上去还挺满意这艘船，尽管嘴上表示了不满。他们一会儿讲法语，一会儿讲英语或阿拉伯语，兴致勃勃地争相讲述其他人，主要是黎巴嫩人，如何用这样或者那样超乎想象的办法赚大钱。

两个人都是四十岁不到的年纪。一个肤色粉红，略胖，穿得颇为随便，套了一件鲜黄色的套头衫。他在贝鲁特的生意实际上就是和钱打交道。另一个黎巴嫩人肤色较深，体格健壮，留着胡子，一副地中海俊美男子的长相，穿着三件套的格子西装。他在开罗做仿古家具，说自从欧洲人走了之后生意就很糟糕，因为商贸和文化都从埃及消失了。本地人对仿古家具的需求不大，但对他这样的黎巴嫩人的敌意倒是与日俱增。不过，我无法相信他真的很沮丧。因为在和我们说话的时候，他还冲着一个西班牙舞女暗送秋波呢。

在房间的另一头，一个肥胖的、戴着厚镜片眼镜的埃及学生正用德语和阿拉伯语大声说话，逗得同桌的一对德国夫妻哈哈大笑。这会儿，那个埃及学生开始唱一首阿拉伯语歌。

那个从贝鲁特来的人用带着美国口音的英语说：“你应该走现代路线。”

“绝对不行，”家具商人说，“我会先离开埃及，关掉我的工厂。太恐怖了，现代风格的家具。它们很奇怪，奇怪极了。路易十六时代的风格，那才是潮流②……”他突然打住，转而为那个唱歌的埃及学生鼓起掌来，并用阿拉伯语冲着他叫好，片刻之后又失去了兴致，压低了声音说：“唉，这些埃及人啊。”这感慨倒也没有什么恶意。他把盘子推开，身子往椅背上一靠，用手指敲着肮脏的桌布，还冲那个舞女挤眉弄眼，扯得两撇胡子直朝上翘。

服务员过来收拾桌子。我还在吃，但盘子也被收走了。

“你正吃着呢，先生？”那个家具商人说，“你得保持安静。我们都得安静。”③

接着，他突然扬起眉毛，转了转眼珠。显然是想要我们看什么。

是那个流浪汉。只见他站在门口，往餐厅里打量。乍看之下，他的衣着似乎还是体面的，他就是能给人这样的印象。他走到我们边上那张收拾过的餐桌旁，在椅子上坐下，调整姿势直到坐舒服了，然后往后一靠，胳膊放在扶手上，好像一家之主坐在主座上，也像游轮上的旅客等着被服侍。他吐了口气，动了动下巴，叩了叩牙齿。他的外套脏得吓人，口袋鼓鼓囊囊的，袋口用别针别着。

家具商人用阿拉伯语说了什么，惹得那个贝鲁特人哈哈大笑。服务员过来赶我们走，我们便跟着西班牙舞女们到那个吹着穿堂风的小酒吧去喝咖啡。

傍晚时分，我想一个人清净一会儿，便爬上陡峭的梯子，到了舱顶围了栏杆的露天平台上。那流浪汉独自一人站在那里，暴露在寒风和烟囱里冒出的灰烟中，两条脏裤腿被吹得鼓了起来，露出磨成碎条的绲边。

他握着一本祈祷书模样的小书，嘴里念念有词，眼睛时开时合，像是在用心祈祷。他那饱经风霜的脸如此脆弱；扎得紧紧的圆点领巾中的脖子也显得不堪一击。眼周的皮肤特别松弛，好像要哭了。真是一个怪人。他找人陪，又需要独处；想引人注意，又躲避别人的眼睛。

我没有去打扰他。我害怕和他扯上关系。远远的下面，那些来自希腊、曾经是难民的人，正或坐或躺，晒着太阳。

晚餐后，那个胖胖的埃及年轻人在吸烟室里继续唱独角戏，嗓子都哑了。听得懂的人笑个不停。连家具商人似乎也忘记了自己对埃及人的不满，和旁人一起鼓掌叫好。那群美国学生因为晕船横七竖八地躺着，冷冷地在旁边观望，像被围困的俘虏一般无助。他们互相讲话的时候都是压低了声音的。

吸烟室里除了美国人，主要是阿拉伯人和德国人，大家还算有默契。埃及学生是演员，而那高个子的德国姑娘则是我们公认的主持人。她拿巧克力给大家吃，和每个人都能攀谈几句。对我，她是这么说的：“你读的这本英文书很好。企鹅出版社出的英文书都很好。”她搭这船可能是去会她的阿拉伯丈夫；我不敢肯定。

我背对门坐着，所以流浪汉进来的时候并未看到。他冷不丁就坐在了我前面那把刚空出来的椅子上。这椅子虽然离那个德国姑娘的座椅不远，但和它以及其他所有人的椅子一点都不显得亲密。流浪汉稳稳当当地坐好，直起脊背靠在椅背上。他的脸不直接冲着任何人，所以虽然房间小，他还是能游离于人群之外，而且成为自己小小的格局里的中心。

他那老态毕现的双腿分得很开，沉甸甸的外套垂在鼓鼓囊囊的裤袋上。他带了些读物来，一本杂志和那本我以为是祈祷书的小册子。现在我看清了，那是一本随身携带的旧日记本，很多纸张都要脱落了。他把杂志对折后再对折，掖在大腿下，然后开始看那本日记。看着看着他出声地笑了起来，并抬头观察是否有人在注意他。翻过一页，他看着看着又笑了，这次更响亮。他扭头朝德国姑娘凑过去说：“哎，你会不会西班牙语？”

德国姑娘警惕地说：“不会。”

“这些西班牙笑话真是太好笑了。”

他又看了几页，终于没有再笑出声来。

埃及学生继续嚷嚷，闹哄哄的场面还在继续。没多久德国姑娘又拿出巧克力。“请？”④声音很柔和。

流浪汉正在摊平杂志。他停下，看看那些巧克力。没有他的份。他于是摊平了杂志，然后，毫无征兆地，他开始撕手中的杂志。他颤抖着双手抓住一页纸，撕了一次，又一次。翻过几页后又开始撕，翻回几页，再撕。虽然埃及学生周围一片闹哄哄的，但撕杂志的声响还是很清晰。是杂志中的图片，那种运动照片、女性图片或者广告惹恼了他吗？还是在准备到了埃及用的厕纸？

埃及学生停止了表演，看着他。那群美国学生也开始张望。发泄过后，在众人几乎死寂的沉默之中，流浪汉开始用行动解释他的做法是有理的。他把破破烂烂的杂志完全打开，怒气冲冲地上下翻着，好像一时分不清杂志的上下，最后终于假装看了起来。他嚅动着嘴唇，他紧蹙着双眉，他又开始撕啊撕，碎纸片、碎纸条在他的椅子周围撒了一地。最后，他把剩下的、松松垮垮的杂志折了折，塞进外套口袋，用别针别好袋口，走出房间，一副被人惹恼了的样子。

“我要杀了他。”第二天早餐时，家具商说。

他穿着三件套西装，但没有刮胡子，黑眼圈让他看起来像是挨过揍。贝鲁特人也是一脸疲惫，衣服皱皱巴巴的。这两人都没有睡好。同舱室的第三张铺位属于一个从意大利上船的奥地利小伙儿，和他们处得还不错。三个人看到第四个铺位上放着一个帆布背包和一顶帽子。到了很晚，三个都睡下后，才发现第四个铺位竟然是那个流浪汉的。

“昨晚太倒霉了。”贝鲁特人说。他斟酌着用词，然后补充道：“那老头就像个小孩。”

“小孩！如果那头英国猪现在进来——”家具商抬起胳膊指着门说，“我立刻杀了他。立刻。”

他对自己的姿态和言语甚为得意，于是又重复了一遍，让房间里的人都能听到。埃及学生带着昨晚表演造成的嘶哑嗓音和宿醉，用阿拉伯语说了句什么。那显然是句俏皮话，但家具商没有笑。他手指敲着桌面，眼睛盯着餐厅大门，鼻孔喘着粗气。

大家都没什么好心情。轮船颤抖的突突声与颠簸折磨着大家的胃和神经；甲板上的冷风虽然让人清醒，但也让人恼怒；餐室里空气陈腐，弥漫着一股子烧橡胶的味道。虽然用餐的人不多，但服务员还是火急火燎的。他们睡眼惺忪，没有洗漱，连头发都乱糟糟的。

埃及学生尖叫起来。

流浪汉走进来了。他神情和悦，像是休息得很好，准备喝咖啡、吃面包，显然没有觉得自己不受欢迎。只见他毫不迟疑，从容走到我们边上的一张餐桌旁，在椅子上坐安稳后，上下牙相互叩击了一下。服务员很快端上了早餐。他津津有味地吃喝起来。

埃及学生又尖叫了一声。

家具商对埃及学生说：“今天晚上让他睡到你们房间里去。”

流浪汉既不抬眼也不去听。他完全沉浸在吃喝之中。那系得很紧的领巾下，喉结忙得正欢。他喝得很响，咽下后伴以满足的叹气；咀嚼的样子很像兔子，一口接一口，急不可耐；张嘴的间歇双手还乘势抱胸，并用胳膊和肘部揉搓体侧，全身心享受美食的模样。

家具商先是看呆了，转而变得怒不可遏。他站起身来，眼睛盯着流浪汉，嘴里喊着：“汉斯！”

那个和埃及学生同桌的奥地利男孩站了起来。他十六七岁的样子，身宽体壮，营养过剩，宽大的脸上总带着笑容。贝鲁特人也站了起来，三个人一同走了出去。

流浪汉完全无视这一切，也无视这一切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只顾着食物。吃完，他发出一声叹息，像是累了。

就像捕猎老虎，诱饵已经放好，猎人和围观者则在平台安全处等候、观看。诱饵是流浪汉的帆布背包。他们把这包放在舱门外的甲板上，静候其变。家具商摆出恼怒得不愿讲话的样子。而汉斯依旧笑眯眯的，只要有人问，便解释这是怎么回事。

但是，流浪汉并没有马上进入角色。早餐后他不见了。甲板上很冷，就算在阳光下也是如此，不时还有翻滚的海浪溅上来。那些跑出来看热闹的人都待不久。家具商和贝鲁特人也频频跑回吸烟室避寒，混在德国人、阿拉伯人和西班牙舞女当中。大家让位子给他们，同情他们没有睡好、心闷气恼。只有汉斯坚守着岗位，冻得吃不消时就躲到舱内，开着门看守。他坐在下铺的床位上，逢人便抬起头微笑致意。

后来就有消息传来，说流浪汉出现了，并且正不出所料地上演一出闹剧。当时一些美国学生已经在甲板上观海，西班牙姑娘们和那个德国姑娘也在甲板上。汉斯把住了舱室的门。我看到流浪汉抓着帆布背包的背带，听到他在家具商用法语和阿拉伯语呵斥的间隙用英语回击着。家具商挥舞着手臂，右手指指点点，西装的下摆迎风飞舞。

早先在餐室，家具商的发火更像是演戏，因为他的地中海人长相、小胡子和鬈发，让人觉得他就是善于表演。可此刻在外面，在备受期待而且受害者又完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他乘势发挥，简直有一股疯劲。

“你这头猪！猪！”

“不……”流浪汉向围观的人求助，但大家无动于衷。

“猪！”

出人意料的一幕发生了。体格健壮、优雅地包裹在笔挺的西装里的家具商，竟然伸出左手，直直向老人的脑袋打去。流浪汉猛地一扭头，那动作和他扭头拒绝被别人看时差不多，然后，他哭了。一拳打空了，家具商一个趔趄撞在船的栏杆上，刚好一个碎浪打来。他双手捂住胸口，摸了摸上衣里的钢笔、钱夹和其他东西。“汉斯！汉斯！”他号叫着，好似伤心欲绝。

流浪汉蹲下身子，止住哭泣，但那双蓝眼珠鼓突着。

汉斯一把揪住流浪汉的圆点领巾，边拧边用力往下扯，同时猛踢那个帆布背包，并揪着领巾把流浪汉整个往前拽。流浪汉被汉斯踢背包的那只脚绊住了。到这时，汉斯笑脸上的那抹紧张没有了，只剩下微笑。流浪汉尽管踉跄了几下，其实还是可以站住。但他宁愿跌倒在地，再坐起来。他手上还紧抓着背包带，继而放声大哭。

“不是真的。他们说的那些话，不是真的。”

那些美国年轻人站在船舷边观望。

“汉斯！”家具商喊道。

流浪汉停止了哭泣。

“汉——斯！”

流浪汉顾不上四下看看，抓起背包站起身，撒腿跑了。

据说他后来一直把自己关在一间盥洗室里。但他在我们面前又出现过两次。

大约一小时后，他走进吸烟室，没有背包，也没有一丝沮丧的迹象。他已经完全恢复了。他进来时还是很唐突的样子，目不斜视。吸烟室不大，仅仅几步，他就已经到了房间中央，差一点就碰到了家具商的腿。家具商伸长了腿坐在一把沙发椅上，精疲力竭的，一只手遮着半闭的双眼。流浪汉先是一惊，随后露出愤怒和鄙视的神情，开始扭过头去。

从错愕中回过神来的家具商嚷道：“汉斯！”他收回伸长的腿，欠身坐起。“汉——斯！”

流浪汉扭头一看，见汉斯拿着纸牌站起来，眼里顿时流露出惶恐的神情，刚才还只是扭扭脑袋，现在全身都调动起来。他抬起一只脚的脚尖，转动身体，另一只脚重重落下，然后撒腿就跑。从进门、迈步，到罗圈腿旋转、撤退，整套动作一气呵成。

“汉斯！”

家具商并非是要汉斯采取行动，他更多是想吓唬、捉弄流浪汉。汉斯心领神会，哈哈大笑，转回身继续玩扑克。

流浪汉没吃上午餐。他本可以及时赶上第一拨吃饭，刚才就已经开餐了。可他又去躲了起来，肯定是躲在某间盥洗室里，再出来的时候已经轮到最后一拨了，这其中有黎巴嫩人和汉斯。流浪汉在门口就看到了他们。

“汉——斯！”

流浪汉不及进门就转身走了。

后来，有人在下层甲板的难民堆中见过他：背着背包，没戴帽子。流浪汉走后，大家也不再提他，但那个笑话仍在酒吧、狭窄的甲板上和吸烟室里流传。“汉斯，汉——斯！”到最后，听到这样的呼叫，汉斯既不笑也不抬头，只是吹个口哨，算是交代。笑话继续传播了一段时间，但到暮色降临时，流浪汉已经被遗忘了。

晚餐时，那两个黎巴嫩人又看似不经意地谈起了钱。贝鲁特人说，根据当前中东的特殊形势分析，从埃及出口鞋子能赚大钱；但目前知道这一情况的人不多。家具商说他几个月前就知道这情况了。两人都说有意投资，并争着表示自己很在行，知道当地的秘密成本，还冷静地分析了可能赚取的巨大利润。不过，他们对彼此其实已经兴味索然。游戏毕竟是游戏，摸清了对方的底牌，也就互相厌倦了。

这是在船上的最后一晚了。美国学生无精打采的状态传染给了其他旅客，他们自己倒活跃起来。吸烟室里，灯光似乎更昏暗了，男孩女孩唧唧喳喳地聊天，声音越来越响；他们走来走去的，其中有个高个子女孩特别活跃。她穿得像芭蕾舞演员，从脖子到腰肢再到脚踝，一身黑色。那个德国姑娘，就是前一晚我们的主持人，看上去病怏怏的。西班牙舞女们也失去了打情骂俏的兴致。至于那个埃及小伙子，虽然宿醉未醒，又加上晕船，还在坚持玩桥牌，并且时而冒出一句俏皮话，时而哼几句歌，但只是被大家报以微笑而已。家具商和汉斯也在玩牌。不管是拿了好牌还是坏牌，家具商都自言自语：“汉斯，汉斯。”这是白天的恶作剧唯一留存下来的东西。

贝鲁特人走进来，看他们打牌。他先站在汉斯边上，然后站到家具商边上，用他们的秘密语言英语，对他耳语道：“那家伙把自己锁在舱室里了。”

汉斯听明白了，眼瞅着家具商。但家具商累了、倦了。他出完牌，和贝鲁特人走出了房间。

回到吸烟室时他对汉斯说：“他说，如果我们进那个房间，他就一把火烧了它。他说他有很多纸、很多火柴。我相信他做得出来。”

“那我们怎么办？”贝鲁特人问。

“我们就睡在这里吧。或者餐室里。”

“可那些希腊服务员就睡在餐室里。今天早上我看到的。”

“那正好说明了餐室是可以睡觉的。”家具商说。

天黑以后，我在流浪汉的房间门口驻足过片刻。起初没有听到什么动静，后来有揉搓纸张的声音传来：那是流浪汉发出的警告。不知道那个晚上他是不是一直没有睡，一直留意着门口的脚步声，等待汉斯破门而入。

第二天早晨，他又回到下层甲板，混在难民中。他又戴上了帽子，是在舱室里找到它的。

亚历山大港出现在地平线上，亮闪闪的一长条：那是沙滩和无数银色的储油罐。天空乌云密布，碧蓝色的海面上波涛愈发汹涌。在寒风冷雨、电闪雷鸣中，我们的轮船驶入了防波堤区。

出入境处的官员还没有上船，旅客们便早早排起了队。德国人站得离阿拉伯人远远的，汉斯和黎巴嫩人，黎巴嫩人和西班牙舞女，也都摆出互不相干的姿态。那个高个子、金头发的南斯拉夫人，因为和流浪汉有过短暂的接触，之后整个航程中始终独来独往。难民们拎着箱子、包袱从下层甲板走出来，这下他们就不仅仅是那标志性的黑乎乎的行李了。他们形体松弛、皮肤粗糙，显然是摄入太多碳水化合物的结果。那一张张斑斑点点的面孔僵硬而冷漠，又带着愚昧的狡黠与诡诈。他们眼很尖，出入境处的官员一出现，他们就推搡着往前挤。这是一种造作的鲁莽，是被压迫者对权威的敬畏。

流浪汉戴着帽子，背着包走了出来。他的举止中没有不安的迹象，但他的眼里有恐惧，眼珠子不停地转着。他在队伍后站好，煞有介事地皱起眉头，好像在抱怨队伍太长。他不停地跺脚，像是很不耐烦那些出入境处的官员，也像是在驱赶严寒。可能他觉得大家都在看他，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背了个包、像山一般高大的汉斯见了他，只装作没看见。那两个在餐室里过了一晚、刮好了胡子的黎巴嫩人，也对他视而不见。他们对他的热情已不复存在。

①比雷埃夫斯为希腊港口城市；亚历山大为埃及港口城市。

②此句原文为法语。

③两处“安静”原文均为法语。

④此句原文为德语。

合众为一①

我现在是美国公民，住在世界的首都华盛顿。无论在这里还是在印度，大家都觉得我混得不错。但是……

在孟买的时候，我非常快乐。我受人尊重，有地位，为一位重要人物工作。当地的头面人物都来过我雇主的公寓楼，吃过我煮的食物并大加赞赏。我还有自己的朋友，夜晚我们会在公寓走廊下的人行道上聚头。我们中的有些人，比如说裁缝师的伙计和我，都是给人家打工的，就住在这条街上。另外那些人是来这段道上睡觉的。我们是体面人，从不和什么地痞流氓混。

晚上天气凉爽，行人稀少，除了偶尔开过的双层巴士和出租车，街上少有车辆来往。我们把门口的路面扫干净，洒上水，把白天藏起来的铺盖卷搬出来，点上小油灯。楼上的住户有说有笑的时候，人行道上的我们读读报、打打牌、讲讲故事、抽抽烟。黏土做的烟斗在朋友间传递。就这样，我们慢慢变得睡意蒙眬。除了雨季，我喜欢和朋友们睡在人行道上，尽管公寓楼梯下有一整个壁橱归我个人使用。

在露天美美地睡一夜，赶在太阳升起、扫马路的人出现之前起床，这感觉还真不错。偶尔我会看见街灯熄灭。大家纷纷卷起铺盖卷，都不怎么说话，一个个急急忙忙地抢着往偏僻的小街、小巷和空地赶，找地方解决内急。我用不着去抢，因为我住的房子里有厕所。

之后大约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完全是自由的，可以随处逛。我喜欢去阿拉伯海边散步，等着太阳升起。整个城市和大海会闪着金色的光芒。唉，那些清晨里的散步；海面上一刹那发出的耀眼的光；吹在脸上、带着咸味的潮湿海风；衬衣的飘舞；晨起后在街边小摊上喝到的第一杯甜滋滋的热茶和第一口烟叶的味道。

但命运叵测。我曾经受到的尊敬、拥有的安全感，全靠我的雇主身居高位。而现在，也正是因为他的地位，我的生活一下子被彻底打乱了。

我的雇主被公司调任到政府部门，派遣至华盛顿。我为他高兴，但也为自己担忧。他将离开孟买几年时间，无法把我调派给谁。因此，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失业，还要从公寓里搬出来。这许多年来，我觉得自己生活安定。我熬过当学徒的日子，尝尽了苦头，真不知道如何重新开始。我绝望了。在孟买我还能找到另一份工作吗？我觉得自己可能不得不回老家，回那个山里的小村庄，回到妻子和孩子身边，不是回去度假，而是永远待在那里。我觉得自己可能要重新变成旅游旺季时山脚下的挑夫，在汽车站追赶刚抵达的公共汽车，在四五十个挑夫中吆喝着抢生意。那可是印度式的行李，不是轻飘飘的美国行李。那是沉重的金属箱子啊！

我真想大哭一场。我已经不能适应那样的生活了。我已经习惯了孟买的生活，吃不起那样的苦。况且我也不年轻了。我积攒了些财物，也习惯了独享壁橱，拥有隐私。我成了一个城里人，习惯了城里的舒适。

雇主说：“华盛顿可不是孟买，桑托什！华盛顿物价很贵。就算我能给你涨工资，你在那里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生活。”

但是从孟买回到山里，去打赤脚！那真是打击，太没面子了！我没脸面对我的朋友，所以我不再去露天睡觉，有时间也尽量待在自己的壁橱里，待在我拥有的物品之间，感觉这些东西都即将离我而去。

雇主说：“桑托什，我心疼你啊。”

我说：“老爷，如果我有点担心的话，那也是在为您担心。您一直过得很讲究，我真想不出到了华盛顿您要怎么应付。”

“肯定不轻松。但这是原则问题。像我这样一个穷国的代表，还带着厨子出国？人家会怎么想？”

“老爷，您总是对的。”

他不再说话了。

过了几天，他说：“桑托什，不仅仅是开销的问题，还有外汇的问题。我们的卢比没有以前值钱了。”

“我明白，老爷。本分就是本分。”

两星期后，就在我差不多要放弃希望的时候，他说：“桑托什，我和政府商议过了，你跟我一起去。政府已经同意了，会安排你的食宿。但不承担你的开销。你会拿到护照和签证申请表。不过，我要你好好想一想，桑托什。华盛顿不是孟买。”

那天晚上我又带着铺盖卷来到街上睡觉。

我一边扇着衬衫下摆，一边说：“孟买真是越来越热了。”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裁缝师的伙计说，“美国人会和你一起吸烟吗？夜里他们会和你坐着聊天吗？会和你手拉手在海边散步吗？”

他的忌妒让我很开心。在孟买的最后那几天，我非常开心。

我为雇主整理好两个箱子，我自己的东西就用几段旧棉布裹起来。机场的人对我的行李横挑鼻子竖挑眼，他们说不能托运这样的行李，因为拒绝承担责任。所以我不得不拖着我所有的东西上飞机。站在机舱口的空姐对每个人都笑眯眯的，唯独看到我的时候就不笑了。她让我坐到机舱的最后面，离我雇主很远。好在那里大部分座位都空着，我就把包裹放在了空座位上。嘿，还挺舒服。

机舱外亮晃晃的，也热得很，里面却很凉快。飞机起飞了，升上天空，孟买和大海在机翼两侧一会儿左倾，一会儿右晃，感觉很美妙。坐安稳以后，我四下打量，寻找看起来和我差不多的人，但不论是印度人还是外国人，没有人是我这样的家仆相。更糟糕的是，所有人都打扮得像要去参加婚礼，而且，天哪，我很快看出来，显眼的可不是他们。我穿着在孟买一直穿的衣服——宽松的长衬衫，系裤带的宽腰裤。这可是相当得体的家仆服装，既不脏也不干净，要在孟买，谁也不会多看我一眼。但在飞机上，只要我站起来，我觉得人人都把头转过来了。

我很焦虑，因此脱掉鞋盘起腿，那鞋子没鞋带但勒得慌。感觉舒服了一些后，我拿出一点槟榔嚼了起来，于是更放松了。嚼槟榔的乐趣一半在于吐汁，但满嘴槟榔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有了麻烦。那个空姐也发现了。她一点也不待见我，对我说话很粗暴。我腮帮子鼓鼓的，什么话也说不了，只能瞪着她。她去叫来了一个穿制服的男人，那人站到了我边上。我把鞋子穿上，把一嘴的槟榔汁咽了下去。感觉糟透了。

过道上，那姑娘和那男人推着一辆装满饮料的推车走过来。姑娘没有看我，不过男人说：“伙计，要饮料吗？”这人倒不坏。我随便指了指。是一种汽水，刚喝到嘴里时感觉还不错，挺刺激的，可再喝就不行了。我正犯愁，那姑娘开口了：“五先令，英国先令，或六十美分。”我吃了一惊。我没有钱，只有几个卢比而已。姑娘跺了跺脚，我以为她要拿本子打我，便赶紧站起来把我的雇主指给她看。

片刻之后雇主从过道走了过来。他一脸不开心，气都不喘地指责我说：“香槟，桑托什？我们有点过分了吧？”他没有停步，继续朝厕所走。回来经过我的座位时他又说：“外币，桑托什！外币！”就是这样。可怜的家伙，他也非常不安呢。

这趟旅程让我吃足了苦头。没过多久，酒和槟榔汁在我胃里翻江倒海，再加上飞机的晃动和噪音，我不停地呕吐，弄得包袱上到处都是。我都顾不上那姑娘会怎么说、怎么做了。后来是更紧急、更糟糕的生理需求。我觉得自己会闷死在机舱后部那间狭小的、嘶嘶响的厕所里。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的时候，我吓坏了。白炽灯下，我的脸色像死人的一般，眼睛充血。空气很刺鼻，而且好像要钻进我的脑子。我站到马桶座上，蹲下。我无法控制住自己。我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到还算有点空间的座舱，回到自己的座位，希望没有人注意我。此时灯光已经调暗了，一些人脱了外套在睡觉。我真巴不得这飞机坠毁算了。

那个空姐把我弄醒了。她几乎是在尖叫：“是你，是不是？是不是？”

我觉得她差点把我的衬衣扯下来了。我拉住衬衣，身子紧贴在窗玻璃上。她满脸是泪，沿过道跑去叫那个穿制服的男人，还差点踩在自己的纱丽上绊倒。

真是一场噩梦。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只知道在旅程的终点，在每个人都衣冠楚楚的机场和候机厅之后，在所有的起飞和降落之后，是华盛顿城。我希望旅程尽快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希望到达华盛顿。老实说，对那个城市我已经有点害怕了。我只想下飞机，走到户外，脚踏着地，呼吸自然的空气，并且弄清楚时间走到了哪一刻。

终于到了。我恍恍惚惚的。那些包裹真重啊！出现了更多封闭的房间和电灯，还有移民官的提问。

“他是外交官？”

“他只是帮佣。”我的雇主说。

“那是他的行李？那个口袋里是什么？”

我觉得很丢脸。

“桑托什。”雇主冲我喊道。

我不得不拿出那些小包装的胡椒、盐、糖和带香味的餐巾纸包、小管芥末酱。都是飞机上的零碎物品。整个旅途中，我都一直在收集这些东西。尽管身体不舒服，但只要经过飞机上的餐饮存放区，我都顺手抓一把。

“他是个厨子。”我的雇主说。

“每次旅行他都这样带调味品吗？”

“桑托什，桑托什，”等坐上了汽车，雇主说，“在孟买，你做什么都无所谓。但在这里，你代表你的祖国。我不得不说，我无法理解你的行为怎么会变得这么出格。”

“我很抱歉，老爷。”

“这么说吧，桑托什。在这里你不仅代表祖国，你还代表我。”

对华盛顿人来说，当时应该是临近黄昏还是夜晚刚刚降临，我不太清楚。时间和光线完全不合拍，情况和孟买的大不一样。我记得这次沿途看到了绿色的田地，宽阔的道路，汽车有节奏地嗖嗖飞驰，声音和孟买街头的噪声完全不同。我还记得看到很多高楼、大公园、大商店，然后出现了一些小房子，没有篱笆，但有灌木丛围着的花园，在这些房子旁，我看到了哈布舍人②，有的站着，更多的是坐着，几乎到处都是。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这些哈布舍人。我以前在故事里听说过他们，在孟买也见过一两个，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华盛顿居然住着这么多野蛮种族的人，而且还能自由地在街上逛来逛去。哦，天哪，我究竟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我说过，我想要站到户外，在户外呼吸，让自己回过神，让脑子思考。但那个晚上压根儿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从飞机到机场到汽车到公寓到电梯到走廊到房间，我一直处在密闭的空间中，空调机发出的嘶嘶声无处不在。

我整个人都恍恍惚惚的，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仔细看。我把那里当成了又一个短暂停留的地方。雇主马上就去睡觉了，这可怜的家伙累坏了。我四处寻找我的房间。没找到，只好作罢。因为想念在孟买的日子，我带着铺盖卷来到走廊，睡在地毯上。走廊很长，门挨着门。都是门。被灯光照亮的天花板上装饰着各种大小的星星图案，有灰色的、蓝色的、金色的。在这片人造天空下，我感觉自己像个犯人。

醒过来，抬眼看到天花板，有那么一刻我以为自己还睡在孟买屋外的人行道上。一会儿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我不知道自己睡了有多久，也不知道当时是白天还是黑夜。唯一能够用来判断时间的线索是一些屋门外放着报纸。想到自己孤零零、毫无保护地睡觉时，有个陌生人，没准好几个陌生人观察过我，我的心里就非常不安。

我推了推房门，发现自己被锁在了外面。我不想吵醒雇主。我想我可以到外面走一走，我记得电梯在哪里。我走进电梯，摁了按钮。电梯降得很快，悄无声息，真像在飞机上一样。电梯停下，蓝色的金属门打开后，我看到的是混凝土浇筑成的走廊和没有粉刷过的墙壁。还有机器的轰鸣声。我猜自己到了地下室，一楼应该不远了。但我已经没有了尝试的意愿，放弃了去户外走走的想法，决定还是回公寓算了。可我没有注意过房间号，连住哪一层都不清楚。我吓得魂飞魄散，一屁股坐在电梯地板上，眼泪流了出来。电梯门又悄无声息地关上，快速上升。

电梯停下，门开了。我的雇主站在门口。他头也没梳，身上还穿着昨天的脏衬衫，纽扣也没有完全扣上。他一副很惊恐的样子。

“桑托什，这一大清早你鞋也不穿跑到哪里去了？”

我本来想拥抱他的，可他拉着我匆匆地绕过那些报纸进了房间，我把铺盖卷拿进屋里。大大的玻璃窗外，是蒙蒙亮的天和这座巨大的城市。我们住的楼层很高，远在树梢之上。

我说：“我找不到我的房间。”

“政府批下来了的，”雇主说，“你肯定你都看过了？”

我们一起找起来。浴室外有条小过道通到他的卧室；另一条更短些的，通到大房间和厨房。就是这些。

“政府批下来了的。”雇主一边说，一边在厨房里走来走去。他打开壁橱的一扇扇门。“政府承诺我们会有不同的门进出，有各自的储物空间。我还有文件呢。”他打开另一扇壁橱门，往里看了看。“桑托什，你觉得政府指的是不是就是这个？”

他打开的这个壁橱很高，和房间一样高，而且有厨房那么宽，大概有六英尺，进深有三英尺。有两扇门，一扇朝厨房开，另一扇与它相对，连着过道。

“不同的门进出，”雇主说，“搁架、电灯、插座、地毯都是分开的。”

“这肯定就是我的房间了，老爷。”

“桑托什，政府里有人和我过不去。”

“哦，别，老爷，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况且这个壁橱挺大的。我会住得舒舒服服的。比起我在孟买住的小鸽笼一样的壁橱，这里宽敞多了。而且这个壁橱的顶还是平的，我就不会撞着头了。”

“你不懂，桑托什。孟买是孟买。在这儿，如果你一开始就住壁橱，别人会误会我们的，觉得我们在孟买都住壁橱。”

“噢，老爷，但他们只要看到我，就知道我只不过是个下人。”

“你是个好人，桑托什。但这些人是恶毒的。不过，如果你觉得好，我也没有意见。”

“我很开心，老爷。”

在经历了那么些不愉快后，我真的挺开心。那天晚上，我爬进壁橱，铺开铺盖，感觉很安全、隐蔽。那晚，我睡得很好。

第二天早晨，雇主说：“桑托什，我们得谈谈钱的事了。你的月薪是一百卢比。但华盛顿不是孟买，这里什么东西都要贵一些，我打算发你一笔补贴。从今天起，你可以拿到一百五十卢比。”

“老爷。”

“我先预付你两周的工资。是外币。两周是七十五卢比，一卢比相当于十美分，总共就是七百五十美分。七点五美元。拿好了，桑托什。今天下午你可以出去散散步，散散心。但是要小心。我们在这里没有朋友，记住了。”

就这样，休息过了，我就揣着钱来到街上。这个城市实际上一点也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可怕。建筑不是特别高大，街道也不是都很热闹。这里有很多美丽的树木。此外还有很多哈布舍人，有些看起来特别野蛮，戴着墨镜，一头鬈发。但看样子，如果你不招惹他们，他们也不会攻击你。

我试图找到帮佣的人聚集的咖啡馆或者小茶摊。但在街头，我没有看到帮佣模样的人。最终，我走进一家咖啡馆，不过还被赶了出来。我进店等了一会儿之后，店里的姑娘说：“你不识字啊？嬉皮士，赤脚的，本店概不欢迎。”

噢，天哪！我没穿鞋就出门了。我赶紧逃跑，心里犯嘀咕：这算什么国家，每天都要穿最好的衣服。就不能穿得普普通通，寻常的样子吗！又不是什么特殊的场合，干吗一定要穿鞋穿好衣服呢？有特别的节日要庆祝吗？多浪费、虚荣啊！难不成有人整天注意着你吗？

这些念头在脑子里打转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环形广场，在那个有树和喷泉的地方——犹如梦想成真了一样，我一下子不敢相信——有很多看起来和我差不多的人。我紧了紧裤腰带，摁住衬衫下摆，穿过马路，来到环形绿地。

有一些哈布舍人在那里弹奏乐器，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还有一些美国人坐在草地上，喷泉边，台阶上。很多人穿得粗糙随便，有些人还没穿鞋；我觉得自己先前对这个民族一刀切的指责下得过于仓促了。然而，真正吸引我的并不是这些人，而是一群跳舞的人：男的都留着胡须，赤着脚，穿着藏红色的长袍；女的穿着纱丽和形状像我们印度的那种巴塔布鞋的帆布鞋。他们摇着钹，哼着曲子，头上下摇晃，身子转着圈，扬起很多尘土。这舞蹈有一点点像牛仔电影里美洲印第安人的舞蹈，只不过这些人嘴里唱的是赞美克里希那神的梵语歌词。

看到他们我非常满足。可不一会儿，一个念头袭来，搅得我心神不宁。或许是因为这些人的混血外貌，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糟糕的梵语发音，我意识到这些人并非我的同类，虽然或许他们一度和我一样。就像某些传言说的，他们和那些哈布舍人一样，很久以前被捉来了这儿，从此变成了没有家乡的人，就像我们那儿四处游荡的吉卜赛人，已经忘了自己是谁。想到这里，我再也没有兴致看他们跳舞了，因为我厌恶他们，这就像你远远看到一群人，以为是自己人，走近了才发觉不是，更糟糕的是他们还低人一等，比如说是残疾人或者麻风病人，虽然从远处看他们并没有异样。

我没有再待下去。离环形绿地不远，我看到一家咖啡馆，像是允许赤脚的人进去。我去喝了杯咖啡，吃了块精美的蛋糕，买了一盒香烟；火柴随烟赠送，是免费的。一切都挺好，只是没一会儿，店里其他赤着脚的人开始盯着我看，还有一个蓄胡子的家伙走近，使劲嗅了嗅我，还笑眯眯地咕哝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接着，另外几个赤脚的也走过来闻我。他们倒不是不友好，但我不喜欢这种行为。离开咖啡馆后，我发现他们中有两三个人尾随着我，就感到很害怕。他们不像坏人，但我不想冒任何风险，于是在路过一家电影院时，我便走了进去。反正我也想看电影。在孟买我每周都要看一次电影。

没什么不妥。电影已经开始了，是英文的，我不太看得懂，但这正好给了我思考的时间。在黑暗中，我开始计算自己花掉的钱。那几样东西的价格看起来很合理，和在孟买差不多：电影票三元，咖啡馆共一块五，包括小费。但我脑子里想的是卢比，花出去的却是美金。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我花掉了九天的工资。

想到这里，电影都看不下去了。我出了电影院，往公寓走。一路上出现了更多的哈布舍人，他们聚集的人行道湿漉漉的，撒满了玻璃杯和玻璃瓶的碎渣，很危险。到了公寓我没有做菜做饭的心思，也没有心情看窗外的景色。我就在壁橱里打开铺盖，躺在黑暗中，等雇主回来。

他回来后，我说：“老爷，我想回家。”

“桑托什，我花了五千卢比把你弄到这里来。如果我现在送你回去，那你得免费为我干六七年的活才还得清这笔债。”

我不禁失声哭了起来。

“我可怜的桑托什，发生了什么事情。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老爷，您预付给我的工资，我今天早晨花了一大半。我只不过出去喝了杯咖啡，吃了块蛋糕，然后看了场电影。”

他的双眼眯缝起来，在眼镜片后闪烁。他咬了咬嘴唇内侧，又用下牙擦着胡髭，说道：“你看，你看。我告诉过你，这里很贵。”

我明白了，我是个囚犯。我接受这个事实，并调整自己的心态。我学会了不出公寓门，甚至还让自己内心平静。

我的雇主是个有品位的人，很快就把我们的公寓布置得像杂志上的家——摆放了各种书籍、印度画、印度纺织品和各种印度雕塑及黄铜神像。我很小心地不让自己因此而得意。这一切当然很漂亮，特别是窗外的景色。但那景色总是陌生的，公寓本身则给我不真实的感觉，不像孟买那个放着藤椅的破旧公寓。我觉得这里的一切和我都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有人来吃晚餐，我就尽好职责。等活儿做好了，我会和来客道别，拉起折叠门，关上厨房，假装离开公寓，然后静静地在壁橱里躺下，抽根香烟。我有单独的出入口，可以随意进出。但是我不想离开公寓，甚至不喜欢去地下室的洗衣房。

我一周去超市一到两次，超市就在我们这条街上。每次都会路过成群的哈布舍人和他们的孩子。我尽量不去看他们，但很难做到。他们坐在人行道上、台阶上，或是红砖房周围的灌木丛旁，有些房子的窗户被木板封了起来。看起来他们很喜欢在户外待着，成天无所事事。有几个男人甚至一大清早就喝得醉醺醺的了。

在哈布舍人的房子之间还散落有一些同样老旧的房子，不过门口日夜都点着煤气灯。这些房子里住的是美国人。我很少能看到他们；他们不怎么待在街上。那些点燃的煤气灯是有含义的，表明这房子虽然外观很旧，但里面是崭新舒适的。我还感觉这应该是美国人对哈布舍人的警告，警告他们离远点。

超市外总有一名佩枪的警察，超市里则有两个带警棍的哈布舍警卫，收银机后面总有几个衣服破破烂烂、上了年纪的哈布舍乞丐。此外，超市里还有不少哈布舍小伙儿，他们虽然年龄不大但都很壮实，在店里等着帮人搬货，就像当年我在山里，等着搬运印度游客的行李。

去超市是我唯一的外出活动，但每次回到公寓我反而开心。公寓里的工作很轻松，因此我有很多时间看电视，英语也有了长进。我渐渐喜欢上了一些电视广告，通过这些广告，我见到了在真实生活中几乎见不到的美国人的样子；在真实的生活中，我只看得到他们家门口的煤气灯。在高高的公寓里俯瞰着这个著名城市的白色圆屋顶、塔楼和绿荫，我就这样踏进了美国人的家，看他们打扫房间，看他们拖地、洗盘子；看他们买衣服、洗衣服，买汽车、洗汽车。我看到他们不停地洗呀，洗呀。

电视留给我的影响很奇妙。如果有机会在街上看到美国人，我会试着把他或她想象成广告中的人，觉得他此刻是在电视节目的空当，所以我能看到他。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人对我而言并非生活中真实的人，而是暂时离开电视画面的人。

有时候电视上会出现一个哈布舍人，但他上电视不是说哈布舍人的事，而是为了展示清洗本领。这是不同的。他和我在街上看到的哈布舍人截然不同，我知道他是个演员。我知道在电视中他是装装样子的，他很快会回到街上露出原形。

一天在超市，那个哈布舍收银姑娘接过我的钱，朝着我嗅了嗅，然后说：“你闻起来总那么香，宝贝。”

她很友善，而我也终于能说清楚我的体味之谜了。那是我抽的烟草的味道，是乡下野草，很便宜。说实话，为这农民的味道，我还有点不好意思呢，但收银的姑娘却说这味道很好闻。快离开孟买的时候，我包了不少这种烟叶，和一百片剃须刀裹在一个包袱里，因为我觉得这两样东西只有印度才有。我拿了些烟草给那姑娘，作为回报，她教了我几句英语。“我黑，我漂亮”是她教我的第一句话，然后她指着外面配枪的警察，教我说：“他，猪。”

在我们公寓的同一楼层，有一个哈布舍女佣，她把我的英语水平提高了一个层次。她也被我的体味吸引，但我很快发现，她同时也喜欢我矮小的身材和异族的模样。她是个大胖女人，大脸盘，高颧骨，眼珠突出，嘴唇饱满。她硕大的身体让我不安，所以我总是把注意力放在她脸上。她误解了我。她时常用很粗野的方式和我闹，我不喜欢那样，因为我无法如愿掌控局势，我情不自禁地迷上她的相貌了。她混合着香水味的体味让我有点神魂颠倒。

她老是往我公寓跑，打断我看电视上的美国人。我害怕她留下的味道。汗水味、香水味、我的烟草味，这些气味混杂在一起，浓浓地弥漫在屋里。我向雇主放在起居室里作为装饰品的铜铸神像祈祷，祈祷别让我名誉扫地。名誉扫地，明白我的意思吧？我知道这里的人会觉得这样的念头很奇怪。他们既然允许这么多哈布舍人生活在他们中间，肯定还是多少尊重哈布舍人的。但在印度，我们都不喜欢哈布舍人。我们那里的书，不管是不是圣书，都说如果我们这种血统的男人去拥抱一个哈布舍女人，是不光彩的、错误的。谁今世做了名誉扫地的事情，来世必做猫、做猴，或是做哈布舍人！

但我在堕落。是因为无所事事，还是孤单寂寞？她觉得我有魅力：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开始有了一种嗜好——去浴室照镜子，纯粹为了看自己的脸。我都不太敢相信自己会有这样的行为，因为当年在孟买，我可以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不照镜子；即便照镜子，也不是为了看长相，而是看头发是不是被剪得太短，或者脸上的痘是不是要破了。渐渐地，我有了一个发现：我长得很英俊。我以前从没觉得自己好看，我一直觉得自己相貌平平，这张脸只不过能让别人认出我。

发现自己长得好看给我带来很多麻烦。我开始沉迷于自己的长相，总想看到自己的样子。这就像一种病。比如说，我会看着电视，忽然想到：你是不是和电视上的那个人一样帅？于是禁不住站起来，走到浴室照镜子。

想到过去，我曾对自己的外貌毫不在意。我意识到那时自己在飞机上，在机场，在那家允许赤脚的人进去的咖啡馆，我一身的破衣烂衫，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个仆人。想到此，我简直老羞成怒。我也认识到，华盛顿这里的人很善良，他们看我穿得破破烂烂，却仍把我当成人对待。

这以后，我很开心自己有一个藏身之地。以前我觉得自己是个囚犯。但现在，我愉快地发现自己在华盛顿需要对付的地方有限：公寓，我的壁橱，电视机，我的雇主，去超市的路，那个哈布舍女人。有一天，我发现自己无法肯定是不是还希望回孟买。躲在那间公寓里，在城市的高处，我已经无法确定自己想干什么了。

我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外表，但能做的非常有限。我给那双旧黑皮鞋换了副鞋带，又买了袜子和皮带。后来我赚了一笔钱。哈布舍人和那些赤脚的人都很喜欢我的烟草，我就卖掉了一些存货。后来发现卖亏了，是超市的那个哈布舍姑娘告诉我的。我得了两百美元不到。钱一到手，我便怀着和匆忙卖掉烟草一样的心情，又匆忙跑出去买衣服。

我至今留着那天上午买的东西——一顶绿帽子和一套绿西服。这套西服我穿着一直嫌大，因为买的时候无知、没有经验。但那种期待我还记得。售货员挺多话的，也算是尽职吧。但是我没有心情听。我拿了他推荐给我的第一套衣服，走进试衣间换上。对于尺寸和剪裁，我完全没有概念。我只是想到那样上等的衣料、精致的裁剪就要披在我卑微的、没什么欲求的身体上，我就觉得我是在找死。我赶紧换回原来的衣服，走出试衣间，说这套绿色西装我要了。那个售货员想要说什么，被我打断了。我又要了一顶帽子。回到公寓，我觉得很虚弱，不得不在壁橱里躺了一会儿。

我从来没有把这套西装挂起来。在商店里，在数那些来之不易的钱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买它是一个错误。这西装连同包装纸一起一直躺在纸盒子里。有那么三四次，我把它拿出来穿上，在公寓里走来走去，还练习在椅子上坐下，点燃香烟，跷起二郎腿。但我没有勇气穿着它走出公寓。后来，我穿了那条裤子，但上装从没有穿出去过。打那以后，我再没有买过西装；很快我便开始穿我现在的装束了：带拉链的夹克衫和长裤。

过去我对雇主毫无保留，没有自己的秘密。没有秘密的生活是轻松的，但直觉告诉我最好还是别让他知道绿西装和卖烟草得来几百美元的事情。就像在此之前直觉告诉我的，最好别让他知道我的英语在不断进步。

过去，我的雇主对我而言就是全部的存在。我曾经对他说，在他面前我只是尘土。这只是一种表述，是我们印度人的客套，但实际情况其实差不多。我的意思是，他是那个在外面冒险的人，而我躲在他后面，通过他来了解世界。我满足于这样的状态，满足于自己只是构成他这个存在的一小部分。和朋友们睡在孟买街头，听着楼上雇主和他的客人们高谈阔论，这样的生活曾经让我心满意足。更让我满足的是，深夜一些客人驾车离去时，会认出在街头睡觉的我，和我打招呼道别。

然而现在，我不再把自己看成是依附于雇主的存在，虽然这个发现并非出自我本意。同时，我也开始把他当作一个外人，比如那些上门来吃晚餐的人那样看待。我注意到他与我年龄差不多，三十五岁左右。让我震惊的是我以前居然没有注意过他的年龄。我还发现他挺肥的，需要运动。他走起路来迈着小步，拖泥带水的。他戴着眼镜，头发一天比一天稀疏。还有，他有个习惯，说话的时候总爱用牙摩擦胡须或咬住上嘴唇的内侧。他常常处于一种焦虑状态，工作很认真卖力，但常常遭到同事公然诋毁。在华盛顿，他和我一样过得心神不宁，和我学到的一样，小心谨慎。

我还记得一个来吃晚餐的美国人。他看到屋里那些神像后说，他从印度一个古寺庙里带回过一个完整的神像雕塑的头，是他让向导把头从雕像上砍下来的。

我看得出，雇主很生气。他说：“那可是违法的。”

“所以我不得不塞了两美元给向导。如果我拿出一瓶威士忌，他会把整座寺庙拆下来给我的。”

雇主板着个脸，毫无表情。虽然他继续尽主人的义务，但整个晚餐期间他都很不开心。我真为他难过。

晚餐后，他来敲壁橱的门。我知道他想找人说话。我只穿着内衣内裤，但那个美国人已经走了，也就无所谓了。我站在壁橱门口，雇主在狭小的厨房里走来走去。整个公寓显得那样悲伤。

“你听到那家伙的话了吗，桑托什？”

我假装没有听懂，听他解释之后，我试着安慰他，说：“老爷，这些白人都是些野蛮人。”

“他们都很恶毒，桑托什。他们以为我们国家穷，所有人都一样。就算你是个政府官员，他们也觉得你和只能赚几个卢比讨生活的向导一样。都是穷光蛋。”

我明白了，他是觉得那个人侮辱了他，我很失望。我还以为他的不满是冲着寺庙的事。

几天之后，我自己冒了个险。那个哈布舍女人来了，像头牛一样在我雇主的装饰品之间走来走去。受她挑逗，我没按捺住。闻到她的味道，看到她的腋窝，我堕落了。她把我拉到沙发上，躺在那条藏红色的毯子上——那是我雇主最好的毯子，产自旁遮普。我无助地把这一刻看成是我的耻辱。在我眼里，她是迦梨——死亡与毁灭女神，黝黑的皮肤，红色的舌头，白色的眼珠，有很多强壮的臂膀。我原以为她会很狂野很猛烈，但她只是挑逗、戏耍，似乎因为我长得矮小、异样，不像来真的，这更让我觉得受到了侮辱。她一直笑个不停。我本想抽身的，但事情还是这么发生了、结束了。事后，我感到非常害怕。

我希望获得宽恕，希望能洗去身上的肮脏，希望她能够离去。最让我感到害怕的，是她在公寓里已经表现得不像一个来客，而是把自己当成了主人。我看着那些塑像、那些织物，想到我可怜的雇主还在某个办公室里受罪。

事后，我在浴缸里泡了又泡，洗了再洗，可她的气味怎么也赶不走。我感觉那女人的分泌物仍旧沾在我这可怜身体的那个可怜部位。我突发奇想，决定用半个柠檬去擦洗。苦修，净化。可这苦修并没有我预想的那么痛苦。为了获得净化，我裸着身体在浴室和客厅里打滚、哀号。终于，我哭了出来，号啕大哭，然后才放松下来。

公寓里很凉快；空调机一直在嗡嗡响着；我看得出外面十分炎热，和我们山里的夏日差不多。我心里生出冲动，想要穿上村子里举办宗教仪式时穿的衣服。我的一个包袱里有一块簇新的围腰布，那是裁缝师的伙计送我的礼物，还没用过。我把布缠在腰上以及两腿之间，点上香，盘腿在地板上坐下，试图让自己陷入沉思并平静下来。没过多久，我就觉得饿了，心里舒坦了一些。我决定禁食。

没想到我雇主回来了。我倒是不介意被他发现我穿成那样在祈祷；要是再早一点可更糟。我只是没想到他不到傍晚就回来了。

“桑托什，出什么事了？”

自尊心作祟，我回答说：“老爷，我常常这么做。”

但我发现他并没有露出赞许的神色。他焦躁不安，完全没有心思来注意我。他脱掉那件浅黄褐色的薄外套，把它扔在藏红色的沙发毯上，走到冰箱前，一气喝下两大杯橙汁，然后挠着胡子，看着窗外。

“哦，我可怜的桑托什，我们到底在这里干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呢？”

我顺着他的目光向窗外望去，没有看到任何异样。大窗户外是一派大热天的景象：淡蓝色的天空，著名建筑的一个个白色圆屋顶在碧绿的树冠后耸立着，那白色在烈日的照射下几乎变得透明了；还有各色杂乱无章的公寓楼顶，周六和周日的早晨常有人在那儿晒太阳浴；往下看，是我走路去超市的那条林荫道，以及路两旁房屋的前前后后。

雇主关上空调，嗡嗡声消失了。稍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了屋外远远近近的警笛声。他把窗户打开，这座不安的城市的喧嚣声一下子涌进了房间。他又关上窗户，屋里又几乎悄无声息了。我看到离超市不远的地方有黑烟冒起。黑烟盘旋着上升，转眼又变得无影无色。这不像是某些公寓楼整天冒出的那种烟。那是浓烟，失火了。

“那些哈布舍人疯了，桑托什。他们要烧掉华盛顿。”

这我倒是一点也不介意。其实，还抱着祈祷和悔过心的我，倒是欢迎这消息。那天下午和晚上，我正是怀着这种释然的心情看着、听着这个城市的燃烧。那些燃烧的画面，我在电视上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看到火还在烧。熊熊大火的势头就像这座名城一样壮观。我不想要这火势停下来，但愿它越烧越大，四处蔓延，将这城里的一切，甚至是这片住宅区、这栋楼，连同我自己，都烧毁、消灭。我希望自己无处可逃，希望连逃生这样的念头都变得荒唐。每当大火有减弱、熄灭的迹象，我就感到失望，情绪低落。

一连四天，我和雇主待在公寓里看着这座城市燃烧。电视上还在播放着我们透过窗户看到的景象，如果把窗户打开，还能听见电视里的声音。后来，火灭了。窗外的景色还是老样子。一座座著名的建筑物还在。一棵棵树也都还在。这是我第一次，自从明白了自己不过是个囚犯之后的第一次，我想要走出公寓，到街上逛逛。

遭破坏的区域比超市还要远一些，那一带我还从未去过。第一次走在又长又阔的大街上，看着两旁的树木、住宅、商店和广告，感到那是真正的城里；但是每一块商店招牌不是被烧了，就是被浓烟熏黑了，商店内外也都被熏得乌黑，毁坏了；火显然还蹿上了楼，熏黑了那儿的窗户，灼焦了红砖，那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沿街走了几英里路都是这样的景象，还有一群群游荡的哈布舍人。起初，从他们身边走过时我装出匆忙赶路、对两旁的破败景象毫无兴趣的样子。但他们笑眯眯地看着我，我于是不由得冲他们微笑。欢乐洋溢在这些哈布舍人的脸上。他们像是刚刚发现了自己能够成就大事，力量还如此之大，因此惊喜万分。他们像是在过节。我和他们一样兴高采烈。

逃跑是个简单的念头，但以前我从没想到过。调整自己适应囚徒生活的时候，我只想着要离开华盛顿，回孟买。但后来我糊涂了。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知道让我再回到孟买、干以前的工作、过以前的生活，已经不可能。我不可能重新成为别人的附属品。早年夜里躺在人行道上闲聊、晨间散步，是种快乐，但那就像快乐的童年：我可不想再过一次童年。

大火过后，我开始在城里长时间地散步。有一天，在甚至还没有逃跑的念头的时候，在观赏着街景、享受着新发现的行动自由的时候，我来到了一条林荫道上，那儿沿街的房子原来是私宅，现在改成了商铺。我看到一个同胞正在他的商店门廊口指挥人把招牌吊起来。看着那招牌，我明白那里成了餐厅，我猜想那人应该就是店老板。他看上去挺焦虑的，还带着些害羞的神色。看到我的时候他冲我笑了笑。这挺难得的，因为我在华盛顿街头遇到的印度人都会无视我。他们让我觉得他们不喜欢看我出现，不想让我问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

我恭维了这个面带忧虑的人，赞美了他的招牌，还祝他生意兴隆。他个子矮小，年龄在五十岁左右，穿着老式的、阔翻领双排扣西装。他双眼凹陷，眼圈发黑，看起来像是最近掉了不少体重。我看得出，这人在我们印度肯定是个有头有脸的人，不像是开餐馆的。我觉得自己和他挺有缘分。他邀请我到店里看看，还问了我的名字，并告诉了我他的名字：普利亚。

穿过门厅是一间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漂亮、最富丽的房间。壁纸像是天鹅绒的，我都想去抚摸上一圈。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黄铜吊灯造型优美，灯光色彩缤纷。普利亚陪着我参观，他的黑眼圈愈发严重，仿佛我的赞美加深了他对自己过度铺张的忧虑。餐厅还没有对外营业，在一角的一个架子上，我发现普利亚放了好几件吉祥物：一个铜盘，盛满了米，象征生意兴隆；一册小账本和一支小铅笔，预示财源滚滚；一盏陶土灯，祈求万事如意。

“桑托什，你觉得怎么样？一切都没有问题吧？”

“肯定不会有问题，普利亚。”

“但你知道吗，我有很多敌人，桑托什。那些开餐厅的印度人是不会喜欢我的。这里都是我的，你知道吗，桑托什。我都是付现金的。没有一点贷款什么的。我不相信贷款。要么现金，要么就别干。”

我明白了，他一定尝试过申请贷款但失败了，所以很为钱的问题焦虑。

“那你在这里是干什么的，桑托什？在政府机构之类的地方工作吗？”

“差不多吧，普利亚。”

“和我一样。这里的人有句老话：如果斗不过他们，就加入他们。我加入了他们。但他们还是算计我，”他叹了口气，打开双臂搁在靠墙的红座椅上，“唉，桑托什，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为什么我们不抛弃这一切，到河边去反省呢？”他舞着手，“世界性的顽疾啊，桑托什。就是一种顽疾。”

我没听过他说的“顽疾”这个词，但理解他的意思。一时间，我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孟买的夜晚，在街头与裁缝师的伙计等人谈天、聊人生。

“瞧我都忘了，桑托什，你喝点什么，茶、咖啡，还是什么？”

我使劲摇摇头③，表示什么都行。他用一种怪异、刺耳的言语冲厨房里的人喊了一句。

“是的，桑托什，顽……疾啊！”他叹了口气，重重地对着红椅子打了一拳。

厨房里走出一个托着盘子的人。乍看之下他像是我们印度人，但再看一眼，我又觉得他不是。

那人回厨房后，普利亚说：“你猜对了，他不是我们印度人，是墨西哥人。可我有什么办法！你找来印度人，帮他们办好文件、手续，申请了绿卡，还有其他所有的事情，然后呢？他们就都溜了。逃得精光。这里有骗子，那里也有骗子，说都说不完。听着，桑托什。我以前是做服装生意的。那边五十卢比买进，这里五十美金卖出。容易。可后来啊，我栽在印度长衫上。人人都要长衫。长衫啊长衫。我就说，那我给你们弄长衫。我进了一千件，桑托什。结果延误了。当然是印度那边的关系。货一年后才到，已经没有人想穿长衫了。我们印度人就是一盘散沙，桑托什。我们根本不做足消费者调查，这是使馆里的人告诉我的。但如果我去做调查，还有时间做生意吗？桑托什，你知道吗，我的问题在于我骨子里讨厌开店。我还做服装生意那会儿，有客人一进来，我就会觉得没面子，找地方躲起来。有时候我还假装自己是客人。什么消费者调查！这帮人就是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桑托什，你和我，咱们俩放弃算了，一起去波托马克河边散散心，好好想一想。”

我喜欢他这番话。离开孟买之后，我还没有听到过如此贴心、有哲理的话。我说：“普利亚，我来帮你烧菜吧，如果你需要厨子的话。”

“桑托什，我怎么觉得我早就认识你了。我觉得你就像家里人一样。我会给你一个睡觉的地方，包伙食，还发零用钱，尽我所能吧。”

我回答：“带我看看睡觉的地方。”

他领着我走出漂亮的店堂，走上铺地毯的楼梯。我本以为地毯和新油漆楼上未必会有，但那儿也全部又新又漂亮。我们走进一间和我雇主的卧室差不多但稍微小一些的房间。

“瞧，嵌入式壁橱，什么都全了，你来看看，桑托什。”

我走到壁橱前。橱门是朝外开的折门。我说：“普利亚，这太小了。我的行李倒是可以放在架子上，但床褥在这里面可铺不开。这也太窄了。”

他不自然地咯咯笑了。“桑托什，你真会讲笑话。我可已经把你看成是一家人了。”

我的脑子这才转过弯来：整个房间都是给我的。我惊呆了。

普利亚也是一副惊呆了的模样。他在沙发床边坐下，眼眶下的黑晕看上去更黑了，双排扣外套让他显得格外矮小。“在这里，他们就是这样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桑托什。你说得有员工宿舍，他们就说会提供的。但他们说的和你说的是两码事。”

我们都不说话，我惴惴不安，他心绪低落，思索着这个新世界的运行之道。

有人在楼下喊：“普利亚！”

他的低落一扫而去，脸上露出笑容，朝我挤了挤眼睛，然后用带美国腔调的英语喊道：“嗨，巴布！”

我跟他走下楼。

“普利亚，”那个美国人说，“我把菜单带来了。”

这个美国人个子很高，穿着皮夹克、牛仔裤、白色厚袜子和一双橡胶底的大号运动鞋，看上去像是马上要去参加跑步比赛。菜单很大，封面上画着一个留大胡须、包着饰有羽毛的头巾的胖男人，有点像航空公司广告里面的人。

“看上去很不错，巴布。”

“我也很喜欢。那是什么，普利亚？那个架子放在那里干吗？”

他以一副马的前半身的姿态走到那个放着盛米铜盘和陶土灯的架子旁。我这才发现架子做工很粗糙。

普利亚看上去很内疚，显然，这个架子是他自己做的，而且他显然并不打算拆了它。

“好吧，反正是你的，”巴布说，“反正我们要营造出一点东方气氛。好了，普利亚……”

“钱，钱，钱，是不是？”普利亚连珠炮似的吐出这些词来，像在逗孩子玩，“但是巴布，你怎么能问我要钱呢？听你一说，人都会以为这家餐厅是我的。但是这餐厅不是我的，巴布。这餐厅是你的。”

我们印度人就是这样讲客套话的，但巴布被弄糊涂了，注意力也就被转到了其他事情上。

我看出来了，尽管普利亚动不动说什么要放弃，说他失败了的生意，并且显得有些神经质，但他其实对付得了华盛顿。我佩服他的本事，也佩服他讲话一套一套的。我不知道他说的那些事有多少是可信的，但我喜欢猜他话里的意思，在心里玩味。我喜欢这人的手腕。他有手腕，又可靠。和他在一起，我知道自己是谁。经历了那段公寓生活，经历了绿西装和哈布舍女人的事，看过烧了四天的大火，和普利亚相处我感到很安全。自从来到华盛顿后，我头一次有了安全感。

我不能说我搬了进来。我只是留了下来。我甚至没有回公寓去取我的东西，因为怕会发生什么事把我扣住、关起来。万一撞见我雇主，向我索要他的五千卢比。万一那个哈布舍女人出现，将我占为己有，我的后半辈子就不得不在哈布舍人中间度过了。再说了，那儿也没有我什么值钱的东西。至于那套绿西装，见不到了我更开心。但是……

普利亚每周付我四十美金，与我原来拿的三美金七十五美分相比，这工资像是很高，对我来说过日子也确实绰绰有余。老实说，我没有多少花钱的欲望。我知道我的老雇主和那个哈布舍女人肯定都在找我，所以觉得暂时不上街为好。好在这也不是什么难事，我在华盛顿都已经习惯了。而且，餐馆里事情很多，我很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过得这么忙碌，少有闲暇的时间。

餐馆一开张就很红火，普利亚兴奋得不行。他常常拿着张大菜单冲进厨房，用英语说：“干得好，桑托什，干得好。”这话我可不怎么放在心上。我喜欢那种把事情做得很完美的感觉。我觉得我是在挣我的自由。尽管藏匿着，每天干活到午夜，可我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掌控自己的生活。

餐馆的侍者多数是墨西哥人，但包上头巾就能冒充印度人。他们的流动性很大，印度打工者也是这样。我和这些人处不来。他们内心恐惧，互相忌妒，还十分奸诈。他们在吃咖喱饭的时候谈的全是文件、绿卡之类的，总是在议论谁快拿到绿卡了，谁为了办绿卡被骗了，或者谁的绿卡已经到手。起初我不懂他们在谈什么，等明白过来，我觉得沮丧极了。

我知道，因为我从老雇主那里逃走了，所以在美国我的身份是非法的了。我随时都可能被告发，逮捕，关起来，驱逐出境，颜面扫地。处境很复杂。我没有绿卡，也不知道怎么办绿卡，更找不到谁商量这件事。

这些秘密压在我的心头。我曾经清清白白，现在却秘密缠身。我不能告诉普利亚我没有绿卡。我不能告诉他我背叛了我雇主，还和一个哈布舍女人有染。我害怕遭报应，因此生活在恐惧中。我不能告诉他我害怕离开这家餐馆，而且一见到印度人就急忙躲开，就像他们躲我那样。如果我承认这一切，就会觉得难堪。打一开始认识普利亚，我就假装自己是个能干的人。我希望能够保持这种形象。可惜的是，现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他总是一副很有哲理的样子，而我也想为自己的忧愁找到宏大的理由。我的思维被这些理由捆绑了，我的忧愁也随之成了一种心病。

这比当初在公寓里的日子还要糟糕，因为现在我有责任了，我一个人的责任。是我决定要追求自由，要为自己的行动负责。想到自己在着火的那些日子里的那种兴奋劲，我就痛心。逃走后最初的那些日子里，我还觉得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可真是莫大的嘲讽。

一年过去了。下雪了，雪化了。我比以前更害怕出门。我的心病越来越厉害。我觉得未来就是一个洞，我正在往里面掉。有时候半夜醒来，我浑身发烫，大汗淋漓。

我依赖着普利亚。他是我唯一的希望，是我和真实世界的唯一联系。他进进出出，告诉我外面发生了什么。他会特意去我们竞争对手的餐馆吃饭。

他说：“桑托什，我从来不相信经营餐馆可以让人相信上帝。但这是真的。我像一个科学家那样吃饭。每天我都吃得像个科学家。我觉得我已经放弃了原来的信仰了。”

这就是普利亚。他的话总能迷住我，那些宏大的理由也让我变得软弱。我和厨房里的其他人越来越疏远。他们谈绿卡，谈将要获得的工作，我真想问他们：为什么？为什么？

镜子每天述说着我的故事。没有运动，加上心病，我失去了英俊的容貌。我的脸变得浮肿、蜡黄、布满斑点，总之变得很丑陋。发现自己长得不错，到头来又失去了这长相，这使我想哭。它像是对我的虚荣的报应，这个报应是我买下那套绿西装的时候就害怕会遭受到的。

普利亚说：“桑托什，你一定要锻炼身体。你脸色不好，眼窝发黑，快像我这样了。你在愁什么呢？是想回孟买，还是想山里的家人？”

只是现在，这些地方我光想一想就觉得，哪怕回去我也是异乡人了。

一个周日的早晨，普利亚说：“桑托什，今天我带你去看一场印度电影。华盛顿所有的印度人，包括用人，都会去。”

我很害怕，不想去，又不能告诉他为什么。但他坚持要我去。上了车，我的心脏就开始狂跳。很快，路边就没有了门口点着煤气灯的房子，只见哈布舍人居住的又长又宽阔、被烧过的街道。路两旁的树木已经冒出新叶，路面上有被铲车推在一起的碎石瓦砾堆，还有围着栅栏的空地、木板条封死的玻璃橱窗以及浓烟熏黑的商店招牌，招牌上的广告语已经过时。汽车在宽阔的路面上飞驰；也只有道路上还有一丝生气。我觉得我害怕得快要吐了。

我说：“带我回去吧，老爷。”

我用错了词。这个词我过去每天要说一百多遍。那个时候，我把自己看成雇主的附属品，它对我来说也没有屈辱的意味，而更像一个人名，一个能给人带来安全感的名字，它带给我的雇主尊严，也因此让我有了尊严。但是普利亚的尊严不可能成为我的尊严，我们之间没有这样的关系。我一直叫他普利亚；这也是他的意思，美国式的，人对人的。对于普利亚来说，这个词是带着屈辱意味的。但他还是应了我的请求，开车把我送回了餐馆。从此之后，我再也不直呼他的名字。

我曾是个帅小伙儿；我失去了英俊。我曾是个自由人；我失去了自由。

有一天天很晚了，一个墨西哥服务生走进厨房说：“外面有人想见见大厨。”

以前没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要求，普利亚顿时紧张起来。“是美国人吗？肯定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派来的。卫生检查啦，健康检查啦，他们随时都可以来检查我的厨房。”

“是个印度人。”墨西哥服务生说。

我警觉起来。我觉得是我过去的雇主来了，这种不动声色的行事作风挺像他的。普利亚则觉得是竞争敌手。尽管他常去竞争敌手的餐馆吃饭，人家上他这儿来吃饭他就觉得不公平。我们俩都跑到厨房门口，透过玻璃窗向灯光昏暗的厅堂里偷看。

“桑托什，你认识那人吗？”

“是的，老爷。”

那人不是我过去的雇主，而是他在孟买的一个朋友，一名政府高官。在孟买的时候他常来我们家吃饭，我服侍过很多次。他一个人，像是刚到华盛顿。他应该刚在孟买理过发，剪得很短，穿一件拘谨的深色西装，一看就是孟买的款式。他的衬衫像是蓝色的，但在餐馆昏暗的五彩灯光下，任何白色的东西都会泛着蓝色。他的样子不像是对食物有什么不满。他的两肘搁在沾有咖喱酱的桌布上，半闭着眼睛，左手挡住嘴剔着牙。

“我不喜欢他，”普利亚说，“不过，毕竟是政府高官。桑托什，你必须出去见他。”

但我不能去。

“系上围裙，桑托什。戴上大厨帽。漂亮。你必须出去见他，桑托什。”

普利亚走进了厅堂。我听到他用英文告诉那个人我马上就来。

我赶紧跑回自己房间，搽了头油，梳了头发，穿上最好的裤子、衬衫和锃亮的皮鞋，以一个绅士而不是厨子的面貌，出现在厅堂里。

看到我，孟买来的人和普利亚都显得非常惊讶。互相寒暄过后，我便等他开口。但他好像没有什么要说的，于是我松了一口气。他没有刁难我。我很感谢这个孟买来的人的圆滑。我尽量不说话，只是微笑。孟买来的人也微笑着回应。普利亚则不安地朝我们两个人微笑。就这样，在厅堂红蓝交错的昏暗灯光下，我们互相微笑着，等待着。

孟买来的人对普利亚说：“兄弟，我有几句话要对我的老朋友桑托什说。”

普利亚有些不高兴，但还是走开了。

我等着他发话。但他说的并不是我害怕听到的。这个孟买来的人并没有提及我的旧雇主。我们继续寒暄。是的，我很好，他也很好，我们认识的每个人都很好。我干得不错，他也干得不错。就是这样。过了一会儿，孟买来的人悄悄塞给我一美元，相当于十个卢比，这要放在孟买可是一大笔小费。不过它不单单是小费，更表明了他的姿态，说明他还记着过去的美好时光。若放在过去，这对我而言可是一大笔钱，但现在我已经看不上了。我感到悲哀、难堪。我本以为他要整我呢！

普利亚在厨房门后等着。他的小脸绷紧了，很严肃。我知道他看到了塞钱的动作。瞄了一眼我的脸色后，他顾不上和我说什么，匆忙走出厨房过来了。

我听到他用英语对孟买来的人说：“桑托什是个好伙计。他有自己的房间，带浴室的，什么都有。下周开始，我每周给他一百美金。一千卢比一周。这里可是一流的餐厅。”

每周一千卢比！我惊呆了。这可比任何当官的挣得都要多。我肯定那个从孟买来的人也惊呆了。或许他已经在为自己刚才善意的举动后悔了，那可是宝贵的外币。

那天晚上餐馆关门的时候，普利亚说：“桑托什，那人是敌人。我看到他的第一眼就知道了。因为他是个敌人，所以我做了桩不好的事情，桑托什。”

“老爷。”

“我撒谎了，桑托什。为了保护你，我告诉他，我准备在圣诞节之后每周发你七十五美金，桑托什。”

“老爷。”

“现在我不得不兑现我的谎言。但是，桑托什，你知道的，这工资我们是负担不起的。日常开支，加上其他种种费用，我不说你也知道。桑托什，我会发你六十美金。”

我回答：“老爷，你不给我一百二十五美金，我就不干了。”

普利亚两眼冒火，黑眼窝显得更黑了。他嘿嘿假笑着，嘟起嘴唇。那个周末，我拿到了一百美元。普利亚还是那个好人，没有对我怀恨在心。

我赢得了胜利。有了这样的胜利之后我才意识到我是多么需要它，意识到在获取自由的过程中，我早就将死亡视为了目标，而不是终结。我已经获得了重生。或者不如说，我的感官复活了。但是，在这座城市里，我如何让我的感官得到滋养呢？这里没有散步，没有知心朋友闲聊。我可以去买新衣服，但那又如何呢？难道我就光照镜子了？或者去街上走走，让路人观赏我和我的新衣服？不，买衣服打扮自己只会让我又回到原来的状态。

餐馆旁隔几家店铺是家蛋糕店，店员是个瑞士或德国女人，厨房里则有一个菲律宾女人。老实说，这两人都没有什么魅力。那个瑞士或德国女人一巴掌可以打断我的脊梁，而那个菲律宾人，虽然年纪不大，但长得极像我们山里的老女人。尽管这样，我也觉得我亏欠了感官的需要，或许可以和这两个女人耍一耍。但我又害怕担责任。唉，我已经明白女人可不是陪你滚完闹完就了事，她们那一百多磅的身躯事后还是会缠着你。

所以胜利时刻就过去了，没有什么庆祝。想一想我就觉得挺奇怪：悲伤是持久的，而且能让人盼着自己死去，但胜利的喜悦一眨眼就过去了。我的胜利时刻过去了，我发现之后等着我的，是我过去所有的伤痛和恐惧：为非法身份、我的旧雇主、虚荣和哈布舍女人提心吊胆。然后我看清楚了，胜利并非来自我的努力，而纯粹是靠运气；命运就是这样来欺骗我们，让我们错觉自己是有能耐的。

但是这种错觉驱之不散，我变得焦躁起来。我觉得要采取行动，改变命运。我决定走出房间，不再躲藏。我开始在下午出门散步，越走胆子越大，一天比一天走得远。我的雄心是有一天走到那块有喷泉的环形绿地，就是我在华盛顿第一次散步走到的地方。那里有人穿着过去印度仆人穿的那种服装，用不标准的梵语唱歌，跳着古怪的美洲印第安人的舞蹈。终于有一天，我来到了那个广场。

那一天，我穿过马路，来到广场，在一条长凳上坐下。哈布舍人就在那儿，还有赤脚的人、穿着纱丽和藏红色长袍跳舞的人。那时是下午两三点，非常热，大家都懒洋洋的。还记得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觉得这里的一切都那么神奇和无法形容。而现在，一切看起来都那么普通、无趣——道路，汽车，商店，树木，四处张望的警察——我们的世界充斥了这么多无用和多余的东西。这里再也没有什么神秘的。我觉得自己知道那些人是从哪里来的，那些汽车又要往哪里去。同时，我又感觉到那里的每一个人都和我有相同的感觉，这让我感到些许安心。从那以后，每天忙完中午那一顿，我就踱到这个广场，一直坐到该回普利亚餐馆忙碌晚饭的时间。

一天傍晚，在那些跳舞的、奏乐的、唱歌的、黑不溜秋的、赤脚的人和警察中间，我看到了她，那个哈布舍女人。我的记忆还是准确的，她肥硕的身躯再次让我惊叹。我决定待在原地不动。她看到我，先是微笑，然后像是想起还有记恨这回事，恶狠狠瞪了我一眼。在我眼里，她再一次变成了千臂迦梨——死亡和毁灭女神。她狠狠地盯着我，打量着我的穿戴。我不由得想，难道我买这几身衣服就是为了给她看吗？她站了起来，块头是那样大，紧绷在腿上的裤子让她看起来更加吓人。她朝我走了过来。我噌地站起来，撒腿就逃。我奔过马路，绕了一点远路，头也不回地到了餐馆。

普利亚正在算账。他做账时候的样子总是显得比实际年龄老，也不急也不躁，但就是老，像一个不再妄想生活还会有任何惊喜的人。我羡慕他。

“桑托什，有人给你送来一个包裹。”

那是一个用牛皮纸包着的大包裹。他递给我的时候，我心想，他的生活多么平静，每天和这些账单、纸条和记账笔打交道，把账记得整整齐齐，每天都记在本子上，一本用完了就再换一本。

我拿着包裹走到楼上我的房间，打开。是一个硬纸盒，里面是那套绿西装，连同它的包装纸。

我觉得肚子上好像开了个洞。我无法思考，还好得马上下楼去厨房，一直要忙到午夜。但忙完我还是得回房间，一个人待着。我躲避不了，我从来就没有自由过。我被抛弃了。我什么都不是。我让自己变得什么都不是。我无法重新来过。

第二天早晨，普利亚说：“桑托什，你看上去脸色很不好。”

他的关心让我更加脆弱。他是我唯一可以说话的人，可是我不知道能对他说什么。我的眼泪落了下来。那一刻，我真希望全世界都变成泪水。我说：“老爷，我不能再在你这里干下去了。”

我这么说，只是要表达我的情绪，表达我想大哭一场、寻求解脱的愿望。但是普利亚并没有迁就我。他甚至没有露出惊讶的表情。“你想去哪里，桑托什？”

我该怎么回答他这么严肃的提问呢？

“你去了那地方就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他已经不要我了。我没法再想眼泪什么的了，赶紧说：“老爷，我有敌人。”

他哈哈笑了起来。“你真会讲笑话，桑托什。像你这样的人怎么会有敌人？和你作对又没什么好处。我才有敌人呢。这一半是你的福气，一半是这个世界的公平所在。也就是因为这样你可以一逃了之。”他笑眯眯地伸出双臂，做出奔跑的姿势。

就这样，我终于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他。我把过去的雇主、我的叛逃和买绿西装的事都告诉了他。而他的反应让我感觉，我说的这些事他都知道。我还跟他讲了哈布舍女人的事情，以为他会骂我一通。如果他骂我，那就意味着他在意我的名誉，他是可以依靠的，我也就还有救。

但他说：“桑托什，你不会有事的。跟那个哈布舍女人结婚吧，那样你会自动变成美国公民。你就成了自由人了。”

我没有想到他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来。他这是要让我往后永远孤独。我说：“老爷，山里老家还有我老婆和孩子呢。”

“但这里才是你的家，桑托什。山里有老婆和孩子，那很不错，他们永远会在那里。但那已经过去了。你得为自己在这里的生活着想。在这里你孤苦伶仃。什么哈布舍不哈布舍的，只要你乐意，这里没有人在意的。这里不是孟买。走在街上谁也不会多瞧你一眼。你做什么也不会有谁在乎。”

他是对的。我是个自由人。我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如果我想要走回头路，我可以回到那套公寓乞求雇主的原谅。如果我想要做回原来的我，可以去警察局自首：“我是个非法移民。请把我遣送回孟买。”我可以逃跑、上吊、自首、认错、藏匿；我干什么都可以，反正我是一个人。但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这就像那时我感觉自己感官复活，想要外出庆祝，却不知道怎么庆祝一样。

空虚的感觉带来的不是哀伤，而是平静。是与世决裂。普利亚没有再对我多说什么，上午他总是很忙。我离开了，上楼走到自己房间。里面仍旧空空荡荡的，仍旧像是在半小时之内就可以成为其他人的房间。我从来没有觉得这房间是我的。我不敢碰那粉刷得毫无瑕疵的墙壁，一直小心翼翼地不去弄脏它。都是为了这一刻。

我试图回想，在过去的日子里，到底是我在哪一刻做的哪件事，把我带到了这间房间。是和哈布舍女人鬼混的那一刻吗，还是那个美国人来公寓吃晚饭，侮辱了我老雇主的那一刻？是我离家看到普利亚站在店门口的那一刻，还是我照镜子、买下绿西装的那一刻？或许更早，是前半辈子在孟买、在山里的时候？我找不出那一刻；每一刻好像都很重要。正是这一连串的事情才把我带到了这个房间。这真让人害怕，令人烦恼。但现在不是做新决定的时候，而是要叫停的时候。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望着天空。门被推开了。是普利亚。

“我的天哪，桑托什！你在这里待了有多久了？你太安静了，我都忘记你的存在了。”

他打量着我的房间，走进浴室，又走了出来。

“你没事吧，桑托什？”

他在床沿坐下。他待的时间越长，我越是发现见到他我还是很高兴的。情况是这样的：我试着想象他冲进我房间的情形，但无法把这与真实的时间相联系，似乎它只发生在我的脑海里。他在我身边坐下后，时间就变得真实了。我觉得自己非常爱他，很快我就又能嘲笑他的焦躁不安了。确实，没过多久，我们俩就有说有笑了。

我说：“老爷，今天上午你一定得放我假。我想出去走走。我会在喝午茶的时候回来。”

他使劲看着我，我们两人都知道我没有说谎。

“行，行，桑托什。你出去好好散个步。走到肚子饿了再回来。你会感觉好很多。”

走在那些已经熟悉的马路上，我想，如果广场上那些穿着印度服装跳舞的人真是印度人该有多好。那样或许我就可以和他们做伴。我们一起上路流浪，中午的时候在大树下乘凉休息，傍晚的时候沐浴在金色云彩和西沉太阳的光辉之中，每到晚上就在村子里落脚，人们会欢迎我们，给我们水和食物，生一堆篝火。但这些都是对过另一种生活的向往。这些人我观察了很久，知道他们就是城中人：电视生活在等待着他们，他们的与世决裂和我的不同。我没有过电视生活。那无所谓。在这个城市里，我孤身一人，无论做什么都无所谓。

曾经，那幢公寓大楼在我眼里像喷泉广场一样神奇。但现在再看到它，我觉得它其实很普通，不很高，墙面砌着白色小瓷砖。一扇玻璃门；向下的四级台阶；右手边有张桌子，信件和钥匙之类放在邮件架上；左手边铺着一张地毯，放着软布包椅、茶几和插着纸花的花瓶；还有那部没有声响的快速的蓝色铁门电梯。我看到了这里的朴素。我知道我要去哪一层楼，那儿的走廊有星星图案的天花板，像人造天空一样照得很亮，闪着蓝、灰、金三色的光。我认识我要找的那扇门。我敲了那扇门。

是那个哈布舍女人开的门。我看到了她做事的公寓。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这套公寓，我本以为它和我老雇主的公寓差不多，一层两户。但是，第一次，我看到了电视里的场景。

我以为她会很恼怒，但她只是很疑惑的样子。我很感激她。

我用英语对她说：“你能嫁给我吗？”

就这样，事情搞定了。

“这样最好了，桑托什，”回到餐馆后，普利亚一边把茶递给我，一边说，“你要成为一个自由人了。一个公民。你将拥有全世界。”

我高兴了，因为他高兴。

就这样，我成了美国公民。我获得了合法身份，在华盛顿生活。我还为普利亚工作，但是我们俩的话没有以前那么多了。餐厅是一个世界，华盛顿的公园和林荫道则是另外一个世界。到了晚上，这其中的几条林荫道就会把我带到第三个世界。那里有被烧过的砖房，砸烂的围墙，野草丛生的花园。其中两栋高楼的砖墙之间，还有一块平地，像是具有艺术气质的孩子会去玩耍的地方，那些哈布舍孩子从来不过去。还有我现在住的那栋黑乎乎的房子。

这房子有股怪气味，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很古怪。但我有勇气在这里住下去，因为我是个异乡人。我把心与头脑关闭上，不再接触英语，不看报纸、不听广播、不看电视和墙壁上贴着的哈布舍赛跑手、拳击手和音乐家的画像。我不想再去了解什么，也不想再学什么。

我是个简单的人，决定只为自己活着。我好像经历过了几辈子，再不想生事了。下午，我有时还会散步到那个喷泉广场。我还能看到那些跳舞的人，但好像和他们隔着一层玻璃。有一次，据传又发生纵火事件了，有人在我家屋外的人行道上用白色油漆喷了一行字：“黑人兄弟”。我懂得这几个词，但我觉得，是谁的兄弟或者什么的兄弟呢？我以前随波逐流，不觉得自己是独立存在的。后来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决定要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获得了自由之后，我不过是认识到一点：我有一张脸，有一副身体，我必须养活这身体，给这身体穿上衣服，年复一年，直至它消亡。

① One Out of Many，与美国国徽上的“Out of Many, One”同义，有“各民族各文化合而为一”之意。

②居住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班图人，是早先由葡萄牙人从非洲东南部带过去的奴隶。

③印度人以摇头表示同意。

告诉我，该杀了谁

我兄弟就是这样的人。挑了个糟糕的上午结婚。天又冷又湿，一座座城镇间的小小乡野不是绿的而是白的。雾霭像细雨一样浸湿了田野，偶尔有头奶牛，也是那样湿漉漉的。一条条小溪流看上去很脏，泛着牛奶般的白，有些河面漂满了空罐头和其他垃圾。到处是水，就像雨季冒着大雨回到家看到的情景，只是积水处还倒映不出天空，太阳还来不及把一切晒热、烘干。

火车车厢里很热，车窗上流着雨水，人和衣服都散发着异味。我的旧西装也有股子难闻的味道。这西装我现在穿大了，但我就这么一套西装，还是有钱时买的。哦，天哪！城镇间几乎没剩下多少乡野了；偶尔可以看到远处有房子，孤零零的，我就想：这样一个清晨，在那房子里看着外面的雨、火车，该有多好呀。这景象飞驰而过，很快又一个小镇出现了，紧接着又是一个，整个地区像连成了一座巨大的城市，一切都是棕黄色的，不是砖头就是铁皮，或者生了锈的马口铁，如同一个潮湿的巨型垃圾场。我的心在下沉，胃揪得紧紧的。

弗兰克正看着我，观察我的脸色。他穿着漂亮的花呢夹克，灰色法兰绒长裤，人又高又瘦，略微有些谢顶。他很开心，因为和我同行。他很开心，因为大家见到我们俩，意识到他是和我一起的。他是个好人，是我的朋友。但内心深处，他是个高傲的人。没有人像弗兰克那样对我好，他还乐意摆出卑微的姿态：并拢双膝，像是膝盖上托着一小盒蛋糕。他脸上没有笑容，那是因为他太睿智、快活了。他那双旧旧的大皮鞋擦得和学校老师的一样亮。每天晚上他都自己擦皮鞋，就像有的人每天祈祷才能感觉良好。虽然他不是故意的，但他总让我感到自己悲哀、渺小，因为我知道我永远不能像他那样衣衫整洁，也永远不能像他那样睿智快活。但是我知道，哦天哪我知道，我已经失去了其他所有人，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朋友就是弗兰克。

有个男孩用手指在车窗的湿玻璃上写字，那些字母没多久就消融了。那男孩有母亲陪着，状态良好。他知道火车到站后他们要去哪里。我一点也不喜欢这样的时刻：火车到站，大家各奔东西；轮船靠上码头，大家各自收拾起行李。每个人都有行李，每个人的行李都不同。车到站，船靠岸，人人步履轻盈，喜形于色，顾不上交谈，因为他们清楚自己要去哪里。而我，自从来到这个国家，就没有弄清楚过。我不清楚我要去哪里。我只能等着，看会发生什么。

现在，我要去参加我兄弟的婚礼。但等火车到了站，我不知道接下来该乘哪路公共汽车，还是需要转火车，不知道该走哪条街道，穿过怎样的大门，敲开哪扇房门，进入怎样的房间。

我的兄弟啊。我记得类似的一天，但很热。白天黑夜都暗沉沉的，雨一直在下，敲打着马口铁皮屋顶。屋子外面的地泥泞不堪，院子里雨水和着泥浆泛着黄色的泡沫，屋子后田野里的巴拉草被雨水打得弯下了腰，一切都是湿漉漉、黏答答的，裸露的皮肤瘙痒难忍。

驴车在屋檐下，驴子在屋后的牲畜棚里。牲畜棚里烂泥、动物粪便、新旧干草饲料混在一起，又湿又脏。驴子静静地立着，背上盖着一个装糖的袋子，防止着凉。厨房在一个棚里，母亲正在做饭，受潮的木头冒出刺鼻的浓烟。于是食物中也都是烟味，不过反正这样的天气里不会有什么胃口。那泥浆、暑热和臭味都让人想吐。父亲在楼上，穿着美利奴羊毛衫和衬裤，坐在阳台走廊的摇椅里一边摇晃，一边用手搓着膀子。烟雾并没有赶走楼上的蚊子，但蚊子也不咬他。他并不是在思考什么严肃的问题，只是看着外面阴沉的天空和甘蔗地，摇着椅子。在马口铁皮屋顶下的某间屋子中，弟弟躺在地板上。他得了疟疾。

这个房间空荡荡的，光秃秃的杉木板上有几个钉子，挂着几件衣服和一本挂历，再没有其他物品。虽然有房子，但没有什么东西放进来。我那漂亮的弟弟得了疟疾，浑身打战，躺在地板上的一个糖袋子上，这袋子上还铺了一个面粉袋，他身上也盖着一个面粉袋。看他那张小脸就知道他病了。他在发烧，可不出汗。你对他说什么，他听不懂；他自己说的都是些胡话。他说，他周围的一切，身体里的一切，都又沉又滑，非常滑。

看起来他像是要死了。你会想，那么小的人儿，长得那么漂亮，却受那么多苦，而我这样的人却这么健壮，这是不对的。弟弟生得眉清目秀，如果活下去一定能成为童星，像埃罗尔·弗林或者法利·格兰杰①那样。房间里的这个漂亮孩子对我来说像个奇迹，一想到可能会失去他，我便无法忍受。让我同样无法忍受的还有那空荡荡的房间，顺着木板墙缝隙弥漫进来的潮气、屋外的黑泥浆、浓烟的气味、蚊子，以及即将到来的夜晚。

这就是我记忆中的弟弟，哪怕后来他长大了。哪怕后来我们卖掉了驴车，买了卡车，拆了旧房子，盖了漂亮的新房子，粉刷一新，里面什么都有，但想到弟弟，脑中浮现的依旧是那个瘦小、多病、代我受苦的漂亮弟弟。我总感觉，谁要是害我的弟弟，我就会去杀了他。我不在乎我自己，因为我没有人生。

弟弟生病的那一年，推算起来应该是一九五四年或者一九五五年，一个很普通的年份，从天气上来看，应该是一月或者十二月。印象中，这事发生在很久以前，所以我无法说出确切的时间。如同无法确定时间一样，我也想不出事情发生的确切地点。我知道我们的房子在哪儿，我知道，哦，天哪，如果我回去，我会在那个路口从出租车下来，沿着古老的萨瓦纳路走。我很熟悉那条路，无论什么天气，我都认得那条路。但是不知道印象中我所见到的情景发生在哪儿。其他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只剩下连绵的雨、即将到来的夜晚、房子、泥浆、田野、驴子、厨房冒出的黑烟，以及走廊上的父亲和躺在地板上的弟弟。

人越怕什么，什么就越会发生，就像心念着危险，危险就必定降临。我又像是在做梦了。我看见自己在一栋英国式的老房子里，像劳伦斯·奥利弗和琼·芳登主演的《蝴蝶梦》里的那种房子。那是一个楼上的房间，有很多百叶窗和浮雕装饰。天气状况不明。我和弟弟在一起，我们在这栋房子里是陌生的访客。弟弟还在求学，在英国念什么学院。这次他是来看他同学，住在他家里。门外走廊上，发生了点什么事情。他们吵起来了，友好的争执，扭打起来。他们本只是闹着玩，但那刀刺进了男孩的身体，就那么轻而易举地刺了进去。那男孩一声不响地倒了下去。我见他满脸惊愕，却看不到一滴血，也不想蹲下去看个究竟。我看到弟弟张开了嘴要叫，但发不出声音。什么声音都没有。我害怕了——弟弟要被送上绞刑架了，肯定会那样，但这只是一次意外，不是真的——那一刻，我知道我长久以来背负着的爱和危险迸裂了。我这一生完了，被毁了，被毁了。

最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我们得和那个男孩的父母一起吃饭。他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两个人，我弟弟和我，还得坐下来和他们一起吃饭。男孩的尸体还在屋子里，就在柜子里，就像电影《夺魂索》里法利·格兰杰演的角色一样。②那尸体一开始就在那里，永远都在那里，除此之外的一切都像是拙劣的模仿。但我们还得和他们一起吃饭。弟弟吓得瑟瑟发抖；他不善演戏。和我们一起吃饭的人，我看不见他们的脸，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

他们可能像这列火车上任何一个白人，比如那个在潮湿的车窗玻璃上写字的男孩的母亲。

现在我帮不了任何人。我的这辈子已经毁了。我希望火车永远也别停下来。但是看啊，房子越造越高，越造越密，都挨着铁轨了；透过潮湿的窗玻璃可以看见房间、厨房里晾晒的衣物和其他东西。伦敦。我很高兴弗兰克与我同行。火车停下来后，他会照顾我。他会带我去婚礼的会场，无论它在哪里。我弟弟要结婚了。我的内心却像灌了铅。

火车停下后，我们任别人匆匆下去。我要稳定一下情绪。走出去的时候雨已经停了，太阳像是要冲破云层。弗兰克说我们有充裕的时间，所以我们决定先走一段。雨后的街道很脏，房屋黑魆魆的，阴沟里堵着旧报纸。我跟着弗兰克走在我熟悉的街道上。我不知道这只是一个巧合，还是弗兰克故意的安排。弗兰克什么都知道。

然后，我就看到了那家店铺，像个带着玻璃门面的脏盒子。

现在它变成了一家专卖滑稽玩具的商店，布满灰尘的玻璃橱窗里放着一些小卡片。娱乐你的朋友，吓唬你的朋友。扑克牌戏法，假牙齿，固体啤酒，橡皮蜘蛛，爽身粉，塑料狗粪。东西不多，但你可能不会相信，从前，有过那么几个月，这地盘是我的。

“就是这个地方，”我对弗兰克说，“我这辈子铸下大错的地方。我倾家荡产的地方。两千英镑。我花了五年时间才攒起来的。五个月时间，在这里就通通没了。”

两千英镑。如果你这辈子总在和美元、美分打交道，那英镑听起来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两千英镑，我父亲十年都赚不到。有过那样的遭遇，还怎么重新振作呢？你或许会说，可以从头来过，再工作，再攒钱。话是可以这么说，但你知道，信心被挫败了，就是挫败了。

弗兰克搂住我的肩，把我从橱窗前拉开。店主，也就是现在租下了这个铺面的新店主，看着我们。他是个黄种人，矮小、秃顶、肚子略微鼓出来。他橱窗里摆放的东西好像都开始积尘了。内心的傲气使然，弗兰克挺直了身子。是做给那个秃顶的家伙看的，做给任何一个注视着我们的人看的。

我说：“你这白狗子。”

弗兰克好像喜欢这样的脏话似的，反而变得温柔有礼。就因为他这样的态度，我开始说些连我自己都不相信的话。

“我要赚很多钱，弗兰克，比你一辈子挣的还多，你这白狗子。我要买下这儿最高的楼，买下整条街。”

但连我自己都知道这是在胡说八道。我知道我这辈子算是毁了，我自己都想笑话这些话。

我不想现在出现在这条街上，不是因为不想被人看到，而是不想看到别人。弗兰克说那是因为他们都是白人。他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也不知道对不对，我总觉得他是在挑衅我，激我去杀个白人。

我想要离开这条街，让自己平静下来。弗兰克带我去了一家咖啡馆，我们在最里面对着墙壁坐下。他坐在我边上，和我交谈。他谈起了自己的童年，我觉得他是想让我知道，他小时候也得过疟疾，躺在一间空荡荡的房间里。不过，他赢得了人生，住在自己的城市里，他变得聪明强壮。他不知道他这么说让我有多羡慕他。我看着纸餐巾上的花朵图案，思绪不知飞向了何方。他不明白我内心深处的想法。就算给他一百年时间，他也不会理解的：这个世界于我而言太乏味，除了甘蔗地和柏油路，别无景致；打小我就知道，我注定没有人生。

世界对我而言太乏味，但对我弟弟来说，就不一样了。他本会有突破，成为一名专业人士。这一点我本会亲眼见证。对于富人和专业人士来说，这个世界并不乏味。我知道的，我见过他们。你盖个茅棚，他们建座大厦；你的屋前是泥地和长满巴拉草的荒地，他们的屋前是花园；星期日你百无聊赖，他们搞搞派对。我们都是娘肚子里出来的，但有些人一步步高升，有些人就落在后头。有些人落后太多，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就无所谓了。

就像我的父亲。他不能读，不会写，但他无所谓。他还拍着胖膀子，笑呵呵地拿自己的浅薄打趣。他说他很乐意这样，把那种生活留给弟弟去过。他弟弟在城里做法律文书，每次碰面，父亲总是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个故事、一个笑话讲，他还把我们，他的孩子们的人生，也讲成笑话。但从他的说笑中，你可以看出他觉得自己非常聪明，他才是得了实惠与好处的那个。我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也是那样。他们接受的教育着实有限；然后，就像过去的人那样，他们结婚了。我的哥哥开始打老婆之类，总之将前辈们的陋习一一延续下来：每逢周五周六都喝得醉醺醺的，乱花钱，且毫无廉耻心。

我在家中排行老四，是第二个儿子。我长大之后，周围的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人离家继续学习深造，返乡后成了大人物。我知道我错过了时机。当我不得不辍学的时候，我明白自己失去的有多么多，于是，我下决心不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弟弟身上。我觉得我看事情比家里人都明白；他们总说我太敏感、暴躁。但我觉得我似乎成了一家之主。我对我们家既抱有厚望又感到羞愧。抱负感像羞愧感，而羞愧感则像一个秘密，总是很伤人。就算到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这种羞愧还是能让我再次心痛。弗兰克是永远也参不透我的内心的。

曾经有个人住在我们家附近的一栋两层楼的房子里。那房子是混凝土盖的，还用了带装饰的混凝土砖块。房子是褐色的，木栅栏是巧克力色的，一切都是那么整洁、美好，好像是可以吃的东西。我每天都研究这幢房子，觉得富人的房子就是这样的，因为里面住的人富有。他是个富人，但他一度和我们一样穷。听说他在南边有几英亩田，田里发现了石油。一个和我父亲一样简单的人，没受过太多教育。但在我眼中，他是个伟大的人，因为有油田、运气、财富和房子。

我崇拜这个人。他一点也不铺张，有时候可以看到他站在路旁等公共汽车，或是坐出租车去城里。如果不知道他是谁，你是不会去注意他的。我把他仔细研究了一遍，通过他梳的头发、扣起的衬衫和系带皮鞋的款式等他身上的一切，看到了运气和金钱。他独自一人住在那栋房子里，孩子们都已经结婚了。据说他和家人不和，总是忧心忡忡的。但在我眼里，那也是他的卓越之处。

一次，村里有人举办婚礼，那种传统的、通宵达旦式的婚礼，这个有钱人让出了自己的房子供婚礼用。婚礼之夜，我第一次走进这栋房子。房子外面看起来很大，里面其实很小。楼下基本上是混凝土柱子和墙壁，空荡荡的。二楼有五个小房间，外加前后门廊。屋里灯光昏暗，非常昏暗。这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一点。还有就是死老鼠的气味。屋子里给人感觉到处是灰尘，走动时会觉得有灰落在身上。那其实不是灰尘，是木虱子的粪便，又小又硬又光滑的“木蛋”；无论把手放在什么地方，你都可以感觉到木蛋在手指下滚动。

客厅里家具塞得满满当当的，殖民风格的扶手椅、双人沙发、中央餐桌，应有尽有。但它们让人觉得只要重重一碰，随时会散架。客厅里除了家具，几乎什么都没有了，没有画，连日历都没有，倒有一沓宣扬基督教的杂志《耶和华的见证》之类。这栋房子像座坟墓，好像没有人生活在里面，好像那个富人不知道造这栋房子做什么用。

然后有一天，富人被枪杀了。是因为钱，还是家庭恩怨，没有人知道。这成了又一桩悬案。黑人警察到处张贴告示，悬赏五百美元捉拿凶犯。整个村子仿佛一下子变成了道奇城，或是《杰西·詹姆斯》中亨利·方达和泰隆·鲍华即将出镜时的场景。③

全村的人都等着看好戏。但好戏没有上演。告示褪了色，剥落了，警方也渐渐忘了这案子。但那栋房子还在。褐色的油漆剥落了，马口铁皮屋顶生锈了，斑斑锈迹一直延伸到墙面；地面的潮气很快爬上了墙，犹如鲜绿色的灌木。鲜绿色变暗变黑，俨然一片灌木。屋子里长霉了，屋顶全生锈了。油漆完全剥落，木头露出纹路，渐渐布满窟窿，松软的部分被风侵蚀，仅剩下中间坚实的部分，像骷髅架。我还住在村子里的时候，那栋房子就已经是那副样子了。

现在我知道了，那个我曾经以为很富有的人其实一点也不富有。从这儿，从这个乡村模样的城市看过去，我觉得自己可以俯瞰到那块潮湿、平坦的土地上的整个村庄，那条起伏不平的、在绿色甘蔗地间穿行的黑色柏油小路，一条条杂草丛生的沟渠，一座座茅草棚，雨后黄色庭院里积起的水，以及那栋正在腐烂的混凝土房屋的生锈屋顶。

你会好奇人们怎么就来到了这个村子，这块地方怎么变成了他们的家。但这儿就是家。星期天早晨，如果阳光灿烂，村里人都不干活，都在自家屋前的院子里休息。村里零零星星长着几簇百日草，一些万寿菊、老姑娘花、鸡冠花、杓兰和常见的芙蓉花。理发师走街串巷，大伙儿就坐在芒果树下让他理发。记忆中，就是在这样一个早晨，我父亲的弟弟骑着自行车从那条柏油路上过来。

父亲的弟弟住在城里。他是怎么进城的，为什么他受了教育而我父亲只字不识，他是怎么从律师那里获得工作的等等事情，都发生在很久以前，在我出生之前，所以它们对我来说都是谜。他是个基督徒，至少起了个基督徒的名字：斯蒂芬。这是他追求进步的一个标志。虽然父亲总在背后嘲笑这名字，但我们都以斯蒂芬为荣。因为有了他，我们家才在村子里有一点小名气，受人尊敬。

他来看我们可是一件大事。邻居们会提早把这消息传到我们家，母亲赶紧在院子里抓鸡宰杀，父亲则忙着准备瓶装朗姆酒、酒杯和水。吃大餐喽！最后，临走前，斯蒂芬会拿出些铜币分给孩子们，让我们看星期日下午四点半的连场日戏。

他来的时候就总是这样的。小时候我崇拜斯蒂芬。正因为崇拜他，有一段时间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人住在城里。但后来我失望了，因为发现斯蒂芬有家室。他有一大堆女儿，都在修道院学校上学，还有个儿子，天资聪颖、学业出众，非常得他的宠爱。这孩子年龄和我差不多，或者稍微大一点。他来过我们家一两次，是个可爱、文静的孩子，不像其他城里孩子那样在我们面前装酷。相比我和弟弟，我父亲更为这样的孩子而骄傲。斯蒂芬的儿子正合乎他的期望：与众不同、聪明，将来会成为一个专业人士。我父亲的这种骄傲是以他特有的方式表达的。他没有给他铜币让他去看戏，而是送了他一支秀兰·邓波儿牌自来水笔和一块米奇手表。

斯蒂芬从来不事先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来。我们也弄不清楚他为什么会在星期天早晨离家，到乡下来和我们聚餐。父亲解释说斯蒂芬喜欢时不时逃离一下现代生活，还说他对他的基督徒老婆不满，而且因为他追求进步，所以烦心事就特别多。我不明白像斯蒂芬这样的人会有什么烦恼。就算真的有烦恼，他也不常表露出来。

斯蒂芬喜欢开玩笑，拿人开玩笑。不等把自行车在树荫下停稳，把帽子摘下，把车锁挂好，把朗姆酒喝上，他就已经开始拿我们寻开心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觉得我们的驴子那么好笑，就像他从来没有见过驴子似的。他老拿驴子嘲笑我们，驴子死了他还是嘲笑我们。后来我们买了卡车。卡车在楼下闲置了几个星期，车轴下放了木块，他也为此嘲笑我们。我们无论做什么都会遭到斯蒂芬的嘲笑。对他的笑话，父亲总报以笑声，让他更是变本加厉。

刚开始的时候，斯蒂芬也常常拿我当靶子。“你准备什么时候把他嫁出去？”他常常这样问我父亲。那时我还小呢。父亲总是哈哈大笑，然后回答：“下一季吧。我给他找了个好姑娘。”随着年龄变大，斯蒂芬看出我并不喜欢这样的幽默，他也就不再拿我开玩笑了。

斯蒂芬并不是一个尖酸刻薄之人。他就是天生爱开玩笑，尽管他有很多所谓的烦心事。有时候他也嘲笑自己。一次，他带着儿子来看我们，说：“我儿子从来不说谎。”我问那个男孩：“这是真的吗？”他回答：“不是。”斯蒂芬扑哧笑了出来，说：“我的天哪，看看你们对他的影响！这孩子刚刚撒了第一个谎。”这就是斯蒂芬，总是诙谐中带点严肃。你会感觉到，他总是嘲笑我们的一大原因是，他希望我们多点进取心。

斯蒂芬一直问我父亲准备让我弟弟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其他人都没指望了，”他说，“但这个孩子你还是可以让他受点教育。戴约，孩子，你想要念书吗？”戴约用脚搓着脚踝，回答说：“是的，我想念书。”我觉得斯蒂芬更关注弟弟，是因为弟弟长得漂亮。他总说：“我要把戴约带走。”父亲会说：“好，你带他走，让他上点学。在这里上学他什么都学不到。这年头，不知道那些老师都在教些什么。”

我一直想，如果斯蒂芬能关照戴约，利用他的关系让戴约进一所城里的好学校，那该多好。但我知道斯蒂芬只是说说而已，或者说，是酒足饭饱之后信口说说。我想严肃地和他谈谈戴约的事情，但不知道要怎么开口。换作一个陌生人倒好办。但斯蒂芬是家里人，家里人反而怪怪的。我不想让斯蒂芬和他儿子觉得我们家要和他们家竞争。如果他感觉出这一层来，他不仅会嘲笑我们，说不定还真的会恼了。

所以我就随他说去。我知道他会一边喝酒，一边开玩笑，眼睛会越来越红，直到忧虑真的在脸上显现出来。饱餐后，他会跳上自行车回到城里，回到他自己的家。

我知道斯蒂芬不会真心为戴约着想，因为他一门心思都在自己儿子身上。斯蒂芬谈让儿子深造的事已经好多年，为此存钱也存了好多年。对此他毫不避讳。儿子去加拿大读大学的事情办得差不多了，离出发的时间也不远了，他还是很紧张。可以感觉得到，斯蒂芬对儿子不单是寄予了厚望，还掺杂着点害怕。他就像抱着一件珍宝，生怕那东西掉下去砸碎，割伤自己。连我父亲也注意到了他的异常，开始在背地里说：“我兄弟斯蒂芬要被他儿子抛弃了。”我父亲就是这样想得开。自己的孩子他可一个也不管，免得日后被抛弃。

一个周日下午，在那个男孩出发前几个月，斯蒂芬来了。像往常一样，没事先通知一声。这一次，他没有骑自行车，也不是一个人。他租了一辆车，里面坐着他全家人。我在屋后的巴拉草地上看到车停下，斯蒂芬家的姑娘们都下了车。我想起了家里的情况，傻乎乎地直跑进屋，想要扫扫地、清理清理房间。但我的心情沉重，因为能想象到那些姑娘会怎么看我们家。最后，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在房子一侧的楼梯上响起时，我装得像父亲那样毫不在乎，一副随便什么都可以调侃的样子，让他们知道我家就这样，就这么回事。

就这样他们都上了楼。斯蒂芬信基督教的妻子和他那些基督徒女儿们脸上满是不屑的表情。如果她们个个长得很丑，倒还让人好受些，可她们不是。我觉得她们的不屑是有道理的。我故意落在人堆后面，不想引起注意。但是，我那母亲，一边把脏脚放在脚踝处蹭，一边从头上拉下面纱，咧嘴笑着说：“啊呀，斯蒂芬，你也不事先告诉我们一声。你害得这孩子……”她指着我，“跑来跑去想要整理整理这屋子呢。”然后她就笑了，好像讲了个好笑话。

这傻女人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跑到屋外的巴拉草地，穿过甘蔗地，努力压抑胸中的羞辱感和愤怒。

我走啊走啊，觉得自己永远不想再回那个家了。但天色渐渐黑了，我还是得回家。沟渠里的青蛙开始呱呱地唱起歌来，家里也亮起了昏暗的灯光。没有谁惦念我，也没有人在意我说过什么，更没有人在意我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谈论一件事情：戴约要上城里，住在斯蒂芬家。斯蒂芬要送他上学，照顾他的学业。斯蒂芬要把他培养成一名医生、律师，或者其他专业人士。一切都安排好了。

真像做梦一样，但这梦来得不是时候。我本该感到开心，却觉得周围的一切都该去死。戴约马上要走了，而我，就像斯蒂芬心里装着儿子一样，开始感到心里装着戴约，一件会不小心摔坏、把自己割伤的东西。与此同时，原谅我吧，一种新的情绪在我内心滋长：我在等待，等待我的父母，等待斯蒂芬一家人，等待那一天所有在场的人——等着这些人通通死去，将我的耻辱一起埋葬。我恨他们。

就算到了今天，我还恨他们，尽管我有更多的理由去恨白人，恨那家咖啡店、恨那条街，恨那些毁了我人生的人。但现在，死去的人却是我。

我曾想象过大城市的样子。它不是这样的，街道也不一样。在我的想象中，那是一座漂亮的公园，有高高的如同长矛一般的黑色铁栅栏；宽阔的人行道上挺立着枝叶茂盛的大树；雨点落在地上，感觉就像《魂断蓝桥》里雨点落在罗伯特·泰勒身上；人行道上落满了扁平的树叶，形状完美，颜色漂亮，金的、红的、深红的。

枫叶。斯蒂芬的儿子去蒙特利尔上大学之后不久，给我们寄了这样一片树叶。信封很长，邮票很奇怪，信纸中就夹着这样一片漂亮的枫叶，是从无数飘落在人行道上的叶子中捡起的一片。我常常把那封信和叶子拿出来看，端详信封上的邮票。我看见他走在人行道上，走在黑色栅栏边。天很冷，他停下来吸了吸鼻子，看着地上的树叶，想起了我们，他的堂兄妹们。他穿着一件厚厚的大外套御寒，胳肢窝下夹着公文包。这就是我想象中他在蒙特利尔求学的样子，在枫叶之国快乐生活的模样。我希望看到戴约也是这样。

斯蒂芬的儿子去蒙特利尔之后，斯蒂芬一家对戴约的忌妒才真正爆发出来。他们对他冷嘲热讽，让他睡在客厅里，每天晚上要等别人都去睡了他才能在客厅里打地铺睡觉。他不像斯蒂芬的儿子，他没有看书的房间，只能待在门廊下读书。斯蒂芬家很小，门廊差不多就在人行道上，所以他可以看见每个路过的人，任何路过的人也都能看见他。看见他？他们都可以伸出手，翻翻他正在看的书。这个常在门廊上读书学习的孩子于是在附近赢得了一点名气和敬意。我觉得正是大家对这个穷苦孩子的一点尊重使得斯蒂芬一家很恼火。他们觉得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学习。

你或许会觉得，斯蒂芬的女儿们应该为她们英俊的堂兄弟骄傲，但她们格外排挤他。和所有穷人一样，她们只希望自己飞黄腾达。打压穷人的总是穷人。她们觉得戴约降低了她们的身份。如果哪一天斯蒂芬给我捎信，说戴约和他的那群女儿闹翻了，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

戴约参加各种考试，但都失败了。你可以想象，这让她们有多开心，让她们忍不住要欢呼庆祝。没通过的原因在于戴约上的是个很差的学校。好的学校他进不去，因为没背景，基础又差。所以他只好去了现在这所私立学校。这学校的老师是一群乌合之众，压根儿谈不上什么资质。但是斯蒂芬的女儿们不这么看。

你或许会觉得，既然斯蒂芬这么崇尚进步，他一定会支持戴约，给戴约这孩子一点实际的帮助和鼓励。但自从儿子走了之后，斯蒂芬变得非常怪异。他对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没了兴趣，像一个服丧的人。而且，他似乎盼着坏消息，等着心爱之物从手里摔落，砸伤自己。他的脸浮肿了，头发也变得灰白、粗糙。

但先得到坏消息的是我。一天，我开完大卡车，精疲力竭地回到家里，看到戴约回来了。他穿得像个访客，整整齐齐的，说他再也不想回斯蒂芬家了。他说：“他们把我当成小工，只知道使唤我跑腿。”我看得出他受了很多委屈，而且很怕我们不相信他，逼着他回去。

我的父亲正是想这样做。他挠着膀子，搓着下巴上灰白的硬胡楂。他很喜欢搓胡子发出的声音。他摆出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自作聪明地说：“这你就得忍着点了。”

所以可怜的戴约只能向我求助。看着他那充满悲伤、恐惧的脸，我心软了，人都要颤抖起来，血液似乎在血管里上下翻涌，胳膊也隐隐作痛，好像里面有一根铁丝，正被拉紧了一样。

戴约说：“我一定要走，一定要离开。我觉得再和那些人待在一起，我就会被他们的忌妒给毁了。”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没有路子，也没有任何关系。斯蒂芬有关系有路子，但我不能向他开口。

“我在这里没事可做。”戴约说。

“去油田怎么样？”我问他。

“油田，油田。白人把肥缺都留给了自己，在那儿顶多做个助理化工师。”

助理化工师，这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印象深刻。斯蒂芬一家觉得戴约什么都没学着，但依我看，这孩子在这两年里长进不少，讲话都不一样了。语速没有以前快，声音也不忽高忽低了。现在讲话他能用很多手势，还带上了一点好听的口音，所以有时候听起来像女人；受过教育的人说话都那样。我喜欢他现在的腔调，尽管眼睁睁地看着我这兄弟变成了一个语言大师，我多少有点尴尬。既然他打开了话匣子，我就任他说下去。说话的时候，他的悲伤和恐惧都不见了。

后来我问他：“如果出国留学，你准备学什么？医学，会计，法律？”

我母亲插话道：“也不知道为什么，从戴约小时候起，我就希望他能当个牙医。”

就她那点见识，你能肯定她在此前从没为戴约的前途思考过，无论牙医还是其他什么，都是随便说说罢了。我们让她把要说的说完。等她下楼去了厨房，戴约才又开始用他的腔调说话。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绕了半天，最后才说：“航天工程。”

这个词，就像助理化工师一样，也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这让我有点害怕了，但戴约说英国有个大学，只要付了钱就能进去读书。反正，我们就这样说好了。他将出国深造，学习航天工程。

我们说好之后，戴约像逃犯似的迫不及待要离开，好像船已经在码头等他，好像他在这个岛上一个月都待不下去了。现实倒也确实如此：他要赶一班船，有几个朋友等着一起去英国。我东奔西走，四处借钱，在各种各样的文件上签字，直到把钱凑齐。

一切进展神速。我还记得看着戴约笑眯眯地登上轮船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这样的时刻，怕是只有日后才能体味出其中的真滋味。轮船起航后，看着它和码头之间油垢斑驳的水面，我感觉很糟糕。我觉得这整件事做得太轻松了，这么轻松往往得不到好结果。不过这些都及不上我心中的悲伤，为弟弟，为这个穿着新西装的纤弱男孩而悲伤。

悲伤的情绪在发酵。我在心里埋怨斯蒂芬一家，怪他们忌妒弟弟，把他逼走。戴约离开两三天后，我忍不住进城去了斯蒂芬家。

斯蒂芬的家在城里一个很糟糕的地段，是栋矮小、老式的木结构房屋。想到过去曾把斯蒂芬视为大人物，我都替自己害臊。现在我看明白了，斯蒂芬在城里可算不上什么，他的所有希望，他女儿们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那个去蒙特利尔读书的儿子身上。对于他们来说，他就是一个王子。在那栋既没有前院，也没什么后院可言的小房子里，他们生活得如同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小小的起居室里挂着小小的外国画，放着小小的打蜡家具。走在里面几乎得弯着腰，否则很可能碰坏什么。

我去的时候是傍晚时分。一家子都在。斯蒂芬在门廊的摇椅里晃着。他那苍老的模样让我很吃惊。头发全部花白了，又短又硬。一家人都看着我，好像感觉到了我是来找麻烦的。我让他们失望了。我亲吻了斯蒂芬的脸颊，也同样亲吻了他的妻子。那些女孩假装没看见我，对此我倒也没有什么意见。

他们给我端来了茶。这茶可不像我们乡下那样，把炼乳、红糖和茶都混在一块儿。不，不是那样的。茶，牛奶，白糖，各归各的放。我假装是那七个小矮人中的一个，他们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然后，不出我所料，他们问起了戴约。

我用他们给我的小茶勺搅了搅茶，呷了一口，放下杯子，然后说：“哦，戴约。他走了。乘的‘哥伦比’号。”

斯蒂芬大吃一惊，椅子也不晃了，然后挤出一点微笑，那模样和我父亲真像。

斯蒂芬的妻子，那个不知羞耻的穿短裙的基督徒，开口问道：“他出去做什么？打工？”

我又举起茶杯，说道：“出去接受高等教育。”

这一刻，斯蒂芬都显得恼火了。“高等教育？他连低等教育都还没有开始呢。”

“这只是个人看法。”我说，借用了从戴约那里学来的词。

斯蒂芬的一个女儿，那个绝顶漂亮又非常恶毒的小不点，跑出来问道：“那他去学什么专业？”

“航天工程。”

斯蒂芬满脸惊愕，我觉得自己要笑出来了。他们个个忌妒得生恨。斯蒂芬的女儿们通通跑了出来，在小小的客厅里把我团团围住，仿佛我是马戏场上的黑姑娘。我还是不动声色地用他们的小茶杯喝着茶。四周墙上贴着外国风景画和照片，好像因为他们是基督徒什么的，就必须知道这些一样。

“航天工程，”斯蒂芬说，“他在机场和城区间开开出租车，怕是会过得好一些。”

女孩们咯咯笑了起来，斯蒂芬的妻子也面露微笑。斯蒂芬又一次展现他挖苦和嘲讽人的本色，取得了话语控制权。这一下这家人的心里又平衡了，感觉好多了。我想再待下去，难保不说出脏话来羞辱他们，便起身离开。走的时候，我还听到一个姑娘在哈哈大笑。我真无法形容当时我心里有多恨。

第二天早晨四点我就醒了，我还在生气。我气得睡不着觉，眼睁睁看着天亮起来。那一整天，去采石场来来回回运货的途中，我一直在生气。

下午干完活，我把卡车停在屋前，叫了辆出租车去城里，去斯蒂芬家。我并不清楚我要做什么。一路上，有一半的时间我在想，就去和他们和解吧，接受斯蒂芬的玩笑话，并且让他们知道我也能笑对他的那些风凉话。

不行，这是懦弱的表现，是愚蠢的、错误的，和敌人怎么可能开玩笑呢？一旦知道谁是敌人，你必须在被他们消灭之前把他们消灭。所以路上的另一半时间我想的是到了那里该如何把那房子里所有的东西都砸烂：在客厅里抄起弯木椅，从这面墙砸到那面墙，从这扇百叶窗砸到那扇百叶窗，砸烂每一个房间，砸烂每个房间里那些该死的浮雕装饰。

然后发生了一件怪事。或许是由于早晨醒得太早了，缠了我一整天的便秘突然消失了。赶到斯蒂芬家的时候，我想的只是赶紧上厕所。

所以我冲进了他们家。斯蒂芬还是坐在小门廊的摇椅上，但我什么都来不及和他说。我也没有向他的妻子、女儿们问好。我直接冲进了卫生间，在里面待了很长时间。我拽了马桶链，等水箱重新注满水后，又冲了一次，这才走出卫生间。我径直穿过屋子，跟谁也没有说话，就回到大街上。我又感到双臂隐隐作痛，不过并没有铁丝拉紧的感觉。我一直走啊走啊，直到头脑冷静下来，最后叫了辆出租车回家。

第二天又是四点钟，天还没有亮，我就醒了，但我感到的是害怕。我想哭，想要祈求原谅，我开始觉得自己出问题了，我的生活、我的脑子都不正常了。我胸中的仇恨也破裂了，我感觉不到恨意。我开始感到迷茫。我想起戴约生病躺在老房子的地板上，想起他乘着白色的“哥伦比”号离开。天亮后起床时，我依然一片迷茫。

我在等待惩罚。我不知道会有怎样的惩罚降临到我头上，但每天我都在等待。每天，我也在等待戴约的来信，但他杳无音讯。我很想再去斯蒂芬家，只是再去一次，就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说。但是我什么都没有做。

后来，斯蒂芬得到了他儿子的消息。消息说他儿子在蒙特利尔脑子出问题了。学业和父亲的期盼让他不堪重负，在蒙特利尔他精神崩溃了，就像那些警犬和宠物，要是主人被杀就会发疯一样。斯蒂芬终于接到了坏消息！王子一去不复返。城里那栋小房子里的那家人乱成一团。真的是乱成一团。

我的父亲说：“我一直说吧，斯蒂芬肯定会毁在那个孩子手上。”

他觉得自己赢了。他什么也没有做，干等着就获得了胜利。不过我没有忘记我的仇恨，那引起我强烈生理反应的仇恨。我真想把他们都杀了。

现在，我又想起了那片枫叶，那个给我们寄枫叶的男孩把它装在贴着奇怪邮票的航空信封里。他在求学，穿着外套，拎着公文包，走在大街上。那条大街还在，雨点也无数次落在上面，黑色铁栅栏旁的人行道上依旧铺满落叶。我觉得自己正走在那条人行道上，走在那些奇怪的叶片上。有时候我会捡起那些奇怪的叶子、奇怪的花朵。我有一张纸，纸上有像学生作业本上那样的虚线，上面还写着一个号码。弗兰克在纸最上端那条虚线上，用他的笔迹写下了我的名字。但是，我不知道能给谁写信，寄上一片树叶，或者一朵花。

水是黑的，船是白的，灯光闪烁。船上，很深的底层舱里，人人都觉得自己像个囚犯。灯光昏暗，每个人都躺在自己的铺位上。早晨起来，海水是蓝色的，但看不见陆地。船到哪里你也到哪里，你再也不会是个自由的人。船里散发异味，像呕吐物，又像餐厨垃圾进出门口的味道。船日夜兼程。海水和天空都渐渐失去了颜色，一切都变得灰蒙蒙的。

我真希望这船能一直开下去，我不想再踏上陆地。我的下铺是一个做珠宝生意的，名叫可罕或者穆罕默德之类。他一直戴着帽子，一直戴着，像是存心要搞笑似的。但他那张小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他已经在嚷嚷着要回家了。我不能回家，我得待在船上。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把自己困住的。

陆地越来越近。一个早晨，透过雨幕已经可以看到陆地了，白的多，绿的少，没有其他颜色。船突然停下，周围很安静。旁边泊着一艘小船，上面有几个穿油布防水服的人。看得见他们在走动，但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经历了这么多天的海上航行之后，眼下的小船和它周围的一切都显得特别鲜亮，像是一张黑白照片突然变成了彩色照片一样：起伏的大海深邃湛蓝，油布防水服黄灿灿的，那些人的脸则红扑扑的。

这片神秘的土地是他们的，你不过是个过客。雨中的那些房子没有一栋属于你。你无法想象自己沿着悬崖上那修得如此平整的路行走，但你又必须走上去。船上乘客带着行李一一走上那艘小汽艇之后，大船马上鸣笛示意。这艘给人以安全感的大白船，它在说再见，它在急着驶离，远离你。鲜艳的色彩不见了，画面也变了，充斥于耳中的是噪音，眼前的是拥挤的人群和行李、火车和汽车。就这样，我两眼一抹黑地上了岸。

我告诉自己，我来英国是为了找戴约，在他求学期间照顾好他。但在码头上我没有看到他，火车站里也没有他的踪影。他就让我这么孤零零的。我摸索着，学着别人的样子，活了下来。我找了份工作，在帕丁顿找了住所，学会了看公共汽车线路，认识各个地名；看着季节由冷转热。我活了下来，勉强过着，但那完全是因为我觉得这不是我的生活。我的感受和在船上时一样，我觉得自己失去了人生，我永远丢弃了它。

我在揣测中度日，几个星期之后，戴约终于来信了。他还想责备我，说不得不写信回老家才问到我的住址。他在另一个城市。信里，他只字未提航天工程，只说他刚读完一个专业，拿到了文凭，现在需要一点帮助，好南下伦敦继续学业。

我向烟厂请了一天假，从邮局里取了几英镑钱，乘火车去戴约所在的那个小城。现在都是那样的。乘着火车或者长途公交车去往一个陌生的地方，根本不知道自己会到什么样的街，敲开什么房子的门。

这条街上清一色都是低矮的灰砖建筑。从那幢楼的院门到门口没几步路，开门的男人一听我报上名字就大为恼火。他是个小老头，衣领里的脖子皮肤松弛下垂，我听不太懂他带口音的话，但听出戴约欠他十二英镑房租，不辞而别了。除非把钱付清，否则他是不会把戴约的手提箱还给他的。我开始讨厌这小老头和他散发着霉味的房子。这房子墙上的污垢闪闪发亮。看到他租给戴约的每周收取三英镑的小房间时，我强忍住怒火才不至于动手揍他。这年头要忍气吞声的时候太多了，至于这样做到底有什么好处，我是说不清。

在这间斗室里，我看到了戴约的行李箱，还贴着“哥伦比”号的行李标签。我付了钱，提了行李箱就走。我不知道戴约在哪里，这四个星期来他躲在哪里。我就像个刚下轮船的傻瓜一样，拎着重重的行李箱，在街头来来回回寻找他。

后来我回到了火车站，仍旧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该就这样离开。候车室里空荡荡的，座椅被人用刀划出长长的口子，让人看了不禁倒吸凉气。我想象着戴约举目无亲地在这里熬过的那些日子，那些白天黑夜。他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被火车带回伦敦的一路上，眼里看到的一切我都恨：房屋，商店，所有过着安稳日子的人，所有在田野上玩耍的孩子。

火车到站后，我等来一辆公共汽车，又转了一辆公共汽车。拎着那只沉重的箱子转过街角时，我猛地看到了戴约。他仍然穿着上“哥伦比”号时的西装，站在我的屋子门口。

看上去他等了很长时间，似乎连等的是什么都忘了。他不消瘦；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他倒是壮实了一点。一看到我，他的伤心劲就涌了上来，我的眼泪也流了出来。我们俩走入地下室，互相拥抱，一起在沙发床上坐下。我注意到他身上散发着异味，衣服很脏，这让我有些难堪。

他把头枕在我腿上，我轻轻拍打着他，像哄一个婴儿，心里念着没有我，他孤苦伶仃度过的这些日子。他用脑袋撞着我的膝盖说：“我没有信心，哥哥，我丧失了信心。”我看到他那几星期没理过的头发，看到那污渍斑斑的衣领，也看到了脏鞋子。他一遍一遍地说：“我没有信心，我没有信心。”

所有想要责备他的话我都咽了回去。我轻轻摇着趴在我腿上的弟弟，直到心情平复下来。天黑了，外面亮起了街灯。我不希望他因为虚荣心而做出错误的选择，想要给他一条出路。所以我开口问：“你还想不想完成学业？”他没有回答，只是抽泣。我又问他：“你不想再学下去了吗？”他抬起头，擤了擤鼻子说：“我没事，哥，我喜欢上学。”我发现他情绪好转一些了。他只是有点担忧，孤独而沮丧，这些都会好起来的，真的。

我走进厨房，打开灯，蟑螂在肮脏的旧灶台和胡乱堆放的锅碗间四处逃窜。我拿出面包、牛奶和一盒纽布朗士维克沙丁鱼罐头。

这是一个满月的夜晚。每逢月圆，楼上的白人老妇总会发作，和丈夫大打出手。咒骂、尖叫和厮打之后，其中一个被另一个赶出去，关在门外，这才罢休。

我生了一堆小火，用了一点点煤，更多的是报纸一类的引火物，和戴约坐下来吃饭。地下室没有洗澡间，我很遗憾。不过，第二天戴约就可以去公共浴室洗澡，六便士，浴室提供柔软的旧毛巾。此刻，那一点炉火让房间变得很暖和，屋里的湿气也烘干了些。老鼠马上闻到了食物的味道，我听到它在抓挠那块我挡在它洞口的纸板。住地下室就像住帐篷一样。我搬进来后不久做了一件搞笑的事情。我在壁炉上方的墙壁正中间挂上了一小块女士手镜。现在，戴约也可以拿它打趣了。

我们拖出沙发床，铺好被子。戴约身上的臭味，死老鼠、陈年的灰尘、煤气和铁锈的气味，我似乎都闻不见了。楼上，那个老女人把丈夫关在了门外。半夜，我被吵醒，是那个丈夫站在人行道上骂街，又砰砰地敲门。第二天早上，一切恢复平静。每月一次的发作就此结束。

就这样，悲伤和恐惧突然过去了，欢乐时光接踵而至。那欢乐的时光来了，它伴随着我们，我开始忘却。斯蒂芬和他的家人、我的父母、甘蔗地、烂泥地、富人那栋摇摇欲坠的房子、夜航船、清晨出现的神秘大陆，这些我都忘了。一切都显得非常遥远，像是另一辈子的事情，像是都和我无关了。我和戴约就这样住在地下室，楼上住着个疯了的老女人，我们不认识其他人，在伦敦的日子就这样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了，我觉得我又活过来了。

我收拾出后面的那间房给戴约住，给他准备好阅读灯和其他一切。他开始了正常的学习生活。他恢复了自信，而且看起来他没说谎，他真的喜欢学习。因为他刚学完一个专业，拿到文凭，就又开始学习另一个专业。我给他买了新衣服，他穿上真是好看，甚至可以说时髦。他说话的腔调更老练了，我觉得他有模有样，比得上任何专业人士。我知道自己没有文化，所以从不过问他的学习。我希望他别再有任何差池。对我而言，能陪着他就够了。

可以说，我慢慢喜欢上了大都市的生活。在老家，人和人相处都很粗鲁，大家都把工作看成是一种罪恶、一种惩罚，我也自由散漫惯了。但在这里，我慢慢喜欢上了工厂。没有人监视你，没有人嘲笑你，大家都是平等的。我喜欢烟草浓烈的香味，也渐渐喜欢上了我操作的机器。还没有切开的香烟从机器里出来，又长又结实，都可以拿来跳绳。我以前从没有想过，工厂永远在那里、早晨起来了就可以过去的这种工作状态，感觉还不错。

每周五，工厂免费发一百根香烟。这些香烟有一种特殊的水印，但是那些从巴基斯坦来的家伙还不知足，有的因为偷窃而被抓。一天，一个白肤色的巴基斯坦人像穿着高筒靴的牛仔那样从工厂出来，他们把他拦住，从他的靴子里搜出很多香烟来。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工厂就像个学校，一开始你并不喜欢，但往后会越来越爱它。

不像开卡车那样疲于奔命，也没有人总责骂你。发放的工资，也都被装在一个小小的牛皮纸信封里，公务员或者专业人士领工资也不过这样吧。固定的工作，固定的收入。几个月后，我还清了在老家的债，有能力攒一点钱了。父亲有点余钱都藏在家里，我可不会像他那样。我把钱都存进了邮局，我有自己的小存折本。一天，我发现自己已经存下了一百英镑。这是我的钱，不是借来的。一百英镑。我很有安全感。我真的无法形容这种安全感。每当想起那笔钱，我就闭上眼睛，把手放到胸口上。

人太快乐的时候，容易忘乎所以。那一百英镑存款让我飘飘然，忘了自己是谁。它让我想入非非，忘了来伦敦是为了什么。现在，我要的不仅仅是安全感。我想让这笔存款不断膨胀，我想看到邮局的人每个星期都在我的存折上写下新的数字，留下不同的笔迹。我像着了魔一样。我知道这很傻，也没有告诉戴约。与此同时，我因为这个小秘密而满心喜悦。既然希望看到每个星期存款都有所增加，我又找了一份工作。四处打听之后，我在一家餐馆厨房找了一份夜班工作。

于是我开始没日没夜地上班，漫长的工作时间占据了我生活的全部。我每天六点起床；七点，戴约还在睡觉，我就出发去烟厂上班；六点左右回到地下室，戴约有时在，有时不在；八点，出发去餐馆，直到半夜甚至更晚才回到家。对我而言，伦敦意味着不停地搭乘公共汽车，早晨、傍晚和深夜；伦敦意味着工厂、餐馆厨房和地下室。我知道我太累了，但那也是快乐的一部分。好比你生病瘦了，反倒会觉得就这么瘦下去吧，倒想看看自己到底能瘦到什么程度。或者好比你是个胖子，虽然不喜欢胖，但也好奇自己到底能够胖成什么样：胖子总爱看自己的影子，像是个秘密的嗜好。夜里睡觉、早晨起床时，我都感觉很累，但我喜欢，也享受这种感受。那也成了我的秘密，就像我在银行的存款，每月以五十到六十英镑的速度增加。至于疲劳，上午过去一半后也就不见了。

我觉得，戴约要是发现我满脑子都是挣钱的念头，他会笑话我。虽然他什么也没有说，但是我知道，作为伦敦城里的一名青年学生，他不会喜欢哥哥在餐馆厨房里打工。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个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转眼两年了，我们毕竟生存了下来，我的存款也在增加。我发现钱让我变得坚强。有了金钱做后盾，我什么都能够忍受。我不在意人们怎么说我、看我。没有钱的时候，我痛恨地下室，曾梦想不仅能给戴约买体面的衣服，也给自己添几件。但现在，衣服对我来说根本无所谓。一想到大家看我穿着工作服走在那条街上、从地下室出来，恐怕没有人会相信我在邮局里存了一千英镑，然后一千两百英镑、一千五百英镑，一想到这点，我就觉得很激动。

这点我自己都很难相信。伦敦的日子！老家的人是这么感慨的，意思是那里的生活多么美好。这不是我追求的，我不是奔着这个目的来的。但是现在，我觉得这样的日子来了；如果说我有什么好害怕的话，那就是怕我自己的能力有限，等有一天戴约读完书，抛开地下室，留下我一个人，我的人生也就完了。

真是这样。那些日子是快乐的。我和戴约同住地下室，我一门心思打工，每天早晨去工厂、晚上去餐馆，还能享受星期天的休假，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有时候我会想起我来到这里的那一天早晨，深绿色水中的那些穿着黄色油布防水服的人。但是，那些好像都成了在另一个世界的回忆，好像是我编出来的一样。

真是疯了。人怎么能这样骗自己呢？看看这些街道。看看这些事物、这些人，都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这个城市是他们的。我不知道我那时以为自己在哪里。我似乎把这座城市当成了自行运转的鬼城，它是我发现的。弗兰克不会懂的。他永远不会明白这座城市在我眼里是什么模样，也不会明白我曾怎样地拼命过。

他只有兴趣听听工头怎么欺负我，餐馆里的人如何互相打斗。他老是问我这类有关种族歧视的事情。他是我的朋友，我唯一的朋友。只有我知道他帮了我多大的忙，把我从多远处拉回来。但是他一直在提问，试图了解我的过去，因为喜欢看到我软弱的样子。他喜欢设陷阱让我掉进去，他急于把我推入黑暗中去。

无论在咖啡馆、公共汽车站，还是在公共汽车上，他的态度都是“离我们远点，这人现在很脆弱，我保护着他呢”。穿着锃亮鞋子、时髦花呢夹克的他摆出的这种态度，让我愈发脆弱。想当年，要我去服装店花现金买上一打花呢夹克都不在话下。

但现在，钱没有了，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我只剩下身上这套西装，还散发着臭味。不过这里的一切都有味道。在老家，在我们老家，窗子永远是开着的，空气流动着，所有东西都是干干净净的。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锁起来的。连在公共汽车上也不透一丝风。

今天，在这个城市的某个地方，戴约要结婚了。我不知道他以为自己在哪里。

我干啊干啊，存啊存啊，钱越来越多。存到两千的时候，我怔住了。我觉得我不能再这样干下去了。我知道这样的生活总有一天会结束，我无法永远打两份工，肯定会出什么事。我不想再这样拼命干活，拼命存钱，把存款增加到三千。于是我干脆什么活都不干了。我辞去了烟厂的活，离开了餐馆。我从邮局里取出那两千英镑，决定花这笔钱。

这就是无知，这就是疯狂。这就是这笔钱带来的疯狂。这笔钱让我觉得自己有能耐。这笔钱让我忘了它是怎么辛苦赚来的，忘了是花了整整四年才存下来的。我手中的这笔钱，两千英镑，让我忘了父亲赶驴车，一个月挣的绝不会超过十英镑。他就是靠着那十英镑把我们养大。一个月十英镑，一年也就是一百二十英镑，我手中的这笔钱，父亲要用十五六年才挣得回来。这笔钱让我觉得伦敦是我的。

我取出钱，按照老家人的做法，盘下了一桩生意。我就是被钱弄疯了。我既不了解伦敦，也不懂生意，但我盘下了一桩生意。我以为，这不过就是像老家人那样，买辆卡车搞运输，赚了钱再买第二辆，然后第三、第四辆。

我想开一个卖咖喱烤肉的小铺子。不是餐馆，更像是跑马场里的那种小食摊，柜台一头放两三盆咖喱，另一头放些烤肉、黑面包、煎薄饼什么的。家乡很多女人都做这种买卖，生意很好。我还在烟厂打工的时候，这个想法有一天突然就冒了出来，后来我就一直记挂着它。这个想法是突然冒出来的，就好像有人把它送给了我，因而我觉得它是可行的。对此，戴约兴趣不大，他只一如往常地大发议论，但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只有猜的份。我不知道他是觉得这生意太不体面呢，还是觉得在伦敦卖咖喱烤肉太滑稽，让人想起老家和那些简陋粗糙的东西。我就由着他说。

首先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店铺的租金。但我没有被吓住，没有就此打住。没有。我还处于疯狂之中，无法停下来。像是要去赶火车一样，不把钱花掉我的心就不安定。我在一条脏乱的小街上租下了一个破烂的小店面，付了几年的房租。奇怪的是，钱一出手，我就知道自己干了件蠢事，意识到钱全出手了，我又一文不名。我感觉这生意肯定会砸。我感觉自己的心在流血，我就是这样一个灭自己威风的傻瓜。

就这样，在四五个星期的时间里，我的世界又发生了彻底的翻转。我不再坚强、富有，无法不在乎别人说什么想什么。一下子，我就又成了穷光蛋，我的寒酸相让我忧虑。我开始渴求那些先前没有给自己的小享受，比如说那种十二英镑一件的花呢夹克：在支付了装修工、电工和原料供应商的钱款之后，我已经买不起了。

然后我还得和偏见和规章制度作斗争。在老家，你可以随时在自家屋外支起桌子做生意。但这里有各种规章制度。那些人穿着花呢和法兰绒制服，拿着各式各样的表格，到店里来盘查，怀疑这怀疑那。他们中有的人还很年轻，相当年轻。他们让我不得片刻安宁。他们板着面孔，挑三拣四，总之对我做的任何一桩事情都不满意。我既要买，又要烧，还得洗。小店地段不好，生意很差。就算我再卖命，起得再早，还是无济于事。

我明白，我把自己给害了。我残存的一点斗志也消失殆尽了。我曾经偷偷抱有的梦想，买下整个伦敦的梦想，就这么破灭了，虽然我一直清楚这本就是痴人做梦。没有了邮局里那两千英镑，没有了现钞，我就没有力量，如同剪去了头发的参孙④。

应付完穿法兰绒制服的人，我还得应付那些英国小混混。我不知道我怎么招他们惹他们了，他们怎么就选中了我。他们的话有一半我听不懂，他们也根本不是那种好打交道的人。一个个穿着奇装异服，寻衅滋事。有时候吃了不付钱，有时候砸盘子、摔玻璃杯，将刀叉拧得七歪八扭。他们好像玩上了瘾，总是那么多人对付我一个。他们就是这样表现勇气与教养。我完全孤立无援。

过去，我卖苦力，打两份工，虽然辛苦，对这类事情倒根本不在乎，因为我兜里有钱。但现在，一切都让我受不了。我无法忍受那帮小流氓讲话的腔调、笑闹的样子和怪异的穿戴。我的内心再次充满了仇恨，就像以前恨斯蒂芬一家那样。仇恨让我心烦意乱。

戴约本该帮我一把的。他是我弟弟。我赚钱都是为了他，漂洋过海来这里也是为了他。但他对我不闻不问。他和我住同一间地下室，星期天偶尔和我吃饭，但他的态度是：我做我的生意，他做他的事情。他有自己的追求，要继续深造学习，或是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有时我回到家，他房间里的灯还亮着，有时我回家后，他才蹑手蹑脚从外面回来。早晨我出门的时候，他总还在睡觉，我也不叫醒他。他就这样在那里，不可能被无视。我开始对他也心生怨恨。

我开始恨他讲话的腔调。我偷偷地盯着看他的脸。他曾是个帅小伙子，喜欢抹凡士林头油，把头发梳得像法利·格兰杰那样；但现在，他的面相变得和普通工人没什么不同了，而且还没有父亲那种因劳作和日晒雨淋积淀下的坚毅。他一开口讲话，就是那种腔调。他什么都能扯，滔滔不绝，而你要说的只是：“戴约，给我一根火柴。”他让我感觉有些不对劲，这样说话的人总归是哪里出了问题。他说话还是有口音，不过一旦说上了就刹不住，好像憋了一整天没有跟人说过话，好像在伦敦连个可以说话的人都没有。

所以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担心戴约。咖喱烤肉店一直挺让人操心的，但对我而言，那已经过去，无法挽回。我辛苦工作，赚来的钱却这样白白挥霍了，什么好处都没有享到。我不可能再从头来过，不可能重回卷烟厂。一方面我无法想象再去忍受那些文盲女工的侮辱，一方面也没有勇气再去应对寒冷早晨坐很长时间公共汽车去上班的辛劳。那样的生活已经终结。现在我把精力都放在了弟弟戴约身上。我观察他的脸，他讲话的腔调和刮胡子的样子。他什么都没有察觉，说话还是那样娘娘腔。我也什么都不提。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我只是观察他，揣摩他。

一天早晨，我很早醒来，发现自己梦遗了。这是我第二次梦遗，第一次发生在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感到精疲力竭，又脏又羞愧。我想去找戴约，请求他原谅我，因为这出事情，我意识到我没有设身处地替他想。我觉得我让他失望了，我暗自背叛了他，我想去找他，像过去那样说说话，弥合我们之间的嫌隙。我觉得我必须让他知道，我一直是爱他的。

我走进后面那间小房间，后院的晨曦透过薄薄的窗帘照进来。我看着睡在窄窄铁床上的这个生着一张苦力的脸的男孩。床旁的桌子上，有我为他铺上的红油布和为他修好的台灯，以及他那些又大又厚的书和闲暇时阅读的平装书。他让我买给他听流行音乐的小半导体收音机也放在桌上。

一张苦力的脸。但更让我受到打击的是，这张熟睡的脸上流露出的悲哀神情，还有这窄小的房间、窗外的水泥高墙和阳光照不到的院子。我不知道，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我和他的未来会怎样，他会有衣锦还乡的一天吗，会坐着轮船回家，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靠岸下船，搭乘出租车回到那个十字路口，一路穿过他所熟悉的街道吗？

我注意到他用作烟灰缸的盘子上搁着价格昂贵的烟，还注意到他的指甲和手指都很脏，上臂赘肉横生。过去，他双臂健壮，走路姿势也很帅，总让我觉得他像方达⑤。

我就这么站在那寒冷的房间里，看着他。只见他人抖了一下，翻了个身，睁开眼睛，意识到我站在他的床前。他吓了一跳，从床上一跃而起。他的床单非常脏，脏极了。

他问：“怎么了？”

没有平日里说话的那股子腔调。他盯着我，像是怕我要杀他一样。他不再说话，好像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一张苦力的脸。

悲哀，悲哀的是我。悲哀像洪水一样将我淹没。

我问：“戴约，你在学什么课程？”

他脸上的恐惧不见了。他想要做出气恼的样子。试图做出气恼的样子。他说：“有人让你当警察了吗？”这话他没有拿腔捏调，也没有说个没完没了。他倒又像个孩子了，在老家时的那个小男孩。

我说：“我不过是想和你说说话。你知道我忙着店里的事情。我们很久没有好好谈谈了。”

他开始扯淡，慢慢又找回了那股子腔调。“好吧，既然你问了，你也有权利问，我就告诉你吧。在这里学习可不容易了，没有你和其他人想的那么容易。很多人到这里来，带着自己的理想，觉得能开始学习……”

我不得不打断他：“你在学什么呢？”

“我要为现代化世界的到来做好准备。我在学习计算机编程，如果你想知道的话。计——算——机——编——程。希望这能得到你的认可，让你满意。”

我拿起桌上那包香烟说：“这很贵。”

他用那种腔调答道：“我抽好烟。”

苦力的脸。苦力的回话。我感觉如果继续待在这间房里，我就要揍他了。

但来的时候，我满心是对他的爱，对他的愧疚。

那一整天，我都很愧疚。店里也诸事不顺，白人小流氓又来捣乱，到了晚上我的胳膊就像绑了铁丝一般沉重。挨过倒霉的一天，我乘夜车回家。下车后，一条戴颈圈的黑狗跟上了我。街灯照着一棵棵行道树，树干上树皮剥落，有几分像家乡的番石榴树。人行道上湿漉漉的，一层薄薄的黑污泥上全是脚印。那条大狗倒是挺友善。我知道它认错了人，想要把它赶走。但它看着我，摇着尾巴，我一走，它也走，而且跟得非常紧，像是要往我身上蹭。

它一直跟着我走啊走，走过那些垃圾桶，来到地下室。这下它总该知道跟错了人吧。但是没有。我一开门它就钻了进来，在厅里跑来跑去，摇着尾巴，很开心的样子，弄得到处都是爪印。

我去戴约房间找他，狗也跟着我。打开灯，看到的只是那张肮脏的床，被子在床中间揉成一团，床单和枕头都发黄了，茶碟里满是烟蒂。哦，我的天哪。

我饿极了，但一想到食物我又犯恶心，便冲了一小杯阿华田。喝的时候，那狗又跑到我跟前，冲我直摇尾巴。它摇着尾巴跟我走到门厅。我打开房门，它总算知道跟错了人，冲上台阶，头也不回地消失在黑夜中。它的离去，让我感觉很孤单。

后来，躺在床上，我听到戴约踮着脚尖走进来，打开他房间的灯。

第二天早晨，戴约还在熟睡，我出门去菜市场。在地铁车厢中，我看到了一则广告：学习计算机编程，为明日世界做好准备。

我明白了。我不吃惊，但满怀怨恨。我想再次看看他受惊的面孔。地铁驶过几站后，我下了车，在站台上走来走去，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我抽了几根烟，看着好几辆列车驶过。我觉得有人开始注意我，便站到对面的站台去，那一边没有那么多人。最后我上了一辆车返回。

算他聪明，这个只配做苦力的小子。他还只抽好烟。哦，天哪。我想象着自己冲进地下室，冲进那间铺着脏床单、放着满碟好烟烟蒂的房间。我想象着自己把他从床上拎起来，照着那张撒谎的、苦力的嘴巴狠狠扇过去。

但我没有勇气走下通往地下室的那几级台阶。我站了很久，低头看着垃圾桶和倒塌的篱笆，篱笆间有三两株无人打理的植物，已经长得同小树般高大；地下室的窗户上满是尘土，小院子里到处散落着经雨淋日晒的纸屑，以及其他各种垃圾。居然还长着一种叫不出名字的草。

那个每逢月圆就要发疯的白种女人打开了前门。她的脸又皱又黄，隐隐有一股黑气，看上去神志恍惚，大概是被每月一次的发作折腾的。看得出她睡眠很不好。她弯下腰去取牛奶，我发现她黄色的头发稀疏得像婴儿的。起身时她看到了我，我想她认出了我，但又在犹豫。我差点想对她说“早上好”，要真说了，那可是我们做了五年邻居后唯一的交流。但我改了主意，快步朝街角走去。我心想：哦，天哪，幸好我改了主意。

但我不能就这样离开，再去菜市场。我没有办法做其他事情，必须先把眼前的事解决。我在街角等了又等。我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直到看见戴约穿着西装、拿着书，从屋里走出来。

我知道他要去的公共汽车站，于是向左转，走到上一站。公共汽车来了，我上了车，在右侧找到一个座位坐下。到下一站，戴约果然等在那里。这样跟踪他挺滑稽的，就好像他是个陌生人。他完全没有察觉到我在暗处盯着他。他出门前大概只是用凉水胡乱洗了一把脸，身上的衬衫很脏。他完全不会照顾自己，把自己搞得那么邋遢。他上了车，往二层走了。他抽的确实是好烟。

他在牛津广场站下了车，趁遇到红灯，我也下了车，尾随他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牛津街。在牛津街的尽头，他买了份报纸，进了一家里昂咖啡连锁店。我在外面等了很久。时间不早了，上午已经过去大半。我跟着他，又来到罗素大街。我证实了他的确无所事事，一会儿在印度食品店的橱窗前张望，一会儿又停下来研究卖外国报纸的报亭外的告示，或是穿过马路去看书店门口陈列着的满是灰尘的旧书。这一带有很多穿西装、打领带、拎公文包的非洲人，也在四处闲逛。我真不知道他们受的那些教育，到底给他们带去了什么。

走着走着，前方没有商店了，人行道旁出现了高高的黑色铁栅栏，戴约转身走进大英博物馆前对外开放的广场。广场上有很多穿着轻便旅行装的外国游客。这里就像是另一个城市，而他像旅游团中的一员。我瞧他穿着西装、夹着书，走上了宽大的台阶。但是，那些游客只是来游玩一天，他们是快乐的，有大巴等着载他们回宾馆；他们有各自的祖国，各自的家，等着他们回去。想到这里，我心头一紧，悲从中来。

他正往里走，我知道没有什么好看的了，但决定还是等着。我一边看着那些游客，一边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在柱廊中、院子里、院子外的树荫下，到处瞎走，还一度往回一直走到托特纳法院街附近。那里有一家热气腾腾、食物味道四溢的印度餐厅。我于是想到了自己的烤肉铺子，想到了我把自己困在那里，在那里浪费生命。午饭时间到了，我都差点忘了。我跑回博物馆，从来来往往的游客间穿过，跑上台阶，正要往里冲时，看到了戴约。他正坐在廊柱下一条木头长椅上抽烟。

他仍然拿着书，伸展着手脚坐着。我心头冒火，恨不得当即跑到他面前，当众给他难堪，当众和他对质。但他脸上的神情让我改了主意，于是我躲到柱子后观察着他。

不单单是那张愁苦的脸。还有吸烟的姿势，他夹着烟的那只手，从嘴边颓然落下，好像什么都不在乎；他四仰八叉的姿态也绝不是在卖弄，倒像是断了脊梁。那是一张疲惫、愚蠢的少年的脸，一个迷失了方向的人的脸。不久前在房间里睁开眼睛、惊恐地看着我的，就是这张脸。这时候，我觉得如果再去吓唬他，他那嘴会张开尖叫。

此时，太阳亮晃晃的。绿草坪修剪得平整漂亮。草地边缘露出的泥土黝黑而肥沃，像是头一回拔掉了灌木杂草的土地，不论种什么都会长得很好。踩在上面，你能感觉到脚下的土湿湿的，种子刚冒出的芽都能看见：细细小小然而一叶又一叶的，一天天地生长。一群穿蓝色短裙的女生坐在水泥街沿上，她们年轻、没有忌惮，大声谈着笑着，招来许多路人的目光。公共汽车来来往往，出租车过来停下又离开，男男女女上上下下。整个世界都在运转。而我，只觉得超然在外，觉得这地方只有弟弟和我而已，几根柱子将我们隔开，我穿着工作服，他穿着皱巴巴的、已经走样的廉价西装，抽着香烟。我真希望他能抽上全世界最好的烟。

我不希望他像斯蒂芬的儿子那样沦为一个蠢货。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想走到他面前，拥抱他，搂住他的头，靠近他，近到能够闻到他身体的味道。我想要告诉他：没事，我会保护你的，你一定不用再念书了，你自由了。我希望他因此露出微笑。但他是不会对我微笑的。如果我现在走到他跟前，他会被吓着，会张开嘴尖叫。我这么做，只能换来这样的回应。我不能走过去，我只能站在柱子后面看着他。

他掐灭了香烟，带上书，走出黑色栅栏之间的大门。午饭时间到了。小饭馆，三明治，人们走出办公室，在树荫下行走。他混在他们中间。但他无处可去。看到他离开，我觉得自己也无处可去：伦敦的生活结束了。

我无处可去，但我继续行走，像戴约一样混在游客中。咖喱烤肉店：那是一个绞索，我把自己的脖子塞了进去。如果我能够撒手不管，就此离去，该多好。让昨天剩下的咖喱变馊、变烂，变得像毒药一样红；让灰尘从天花板上掉下，积起来。趁着戴约还没有彻底被毁，带他回家吧。但愿人能这样，但愿人能毅然决然地抛下被毁了的生活！

离开地下室，离开楼上的那个疯婆娘，离开那个打开窗户什么也看不见的房间。地下室的每个夜晚都在闹老鼠。一次，我拿开那个挡在老鼠洞口的盒子，想用填充剂把它封死，结果发现了盒子上那块被老鼠夜夜挠抓的地方，粘着一大片白色鼠毛。让老鼠出来吧。这里的生活结束了。我承认我输了。来的时候，我一无所有，现在，我还是一无所有。我要走了，依旧一无所有。

我走了一个下午，觉得自己自由了。我不屑地睨着眼前的一切。整个下午过去了，我走累了，却依旧睨着。我睨着公共汽车，睨着售票员和街道。

我蔑视晚上出现在店里的白人小混混。

他们是来捣乱的。但今晚不同了，我对这里没有任何指望了。他们试图挑衅我。这反而给了我力量。参孙又有头发了，他很强壮，什么也奈何不了他。他就要坐船回去了，海水不管在深夜里有多黑，到了早晨就会变蓝。再坚持一会儿，一小会儿，他就要离开了。他要离开，让灰尘掉落，让老鼠出洞。

酒杯和盘子碎了。满耳朵都是狂语与狂笑。让一切都破碎吧。我会带着戴约一起上船，他的脸上不会再有悲伤，他不会张开嘴尖叫。我走出小店，我要走了，手中握着刀。但走到门口时，我有一种想要破口大骂的冲动。我又看到了戴约的脸，这让我浑身无力，胳膊里的骨头变得如同铁丝一般。这些人抢了我的钱，毁了我的生活。我关上门，转动钥匙。我迷迷糊糊的，感觉自己转过头，听到自己说：“今天我要和你们随便谁拼了，两个人一起死。”接下来我什么都没有听到。

然后，就像以往那样，在一片安静中，我看到了那男孩受惊的脸。这很奇怪，因为他和戴约是大学里的朋友，戴约和他待在英格兰一栋老式的木结构房屋里。那是一个意外。他们只是闹着玩，可那把刀轻而易举刺进了那个男孩的身体，他没有挣扎就倒了下去。我无法低下头去看。戴约看着我，张开了嘴，想要叫，但发不出声音。他想要我帮他，他害怕得眼珠子都要爆出来，但现在我帮不了他。等待他的是绞刑架。我不能替他受刑。我知道我心里完全乱了，一直以来背负着的爱和危险破碎了，刺痛着我，我的人生也完结了。一切都不再有声响。尸体藏在柜子里，就像《夺魂索》里那样，只不过地点改成了这栋英式的老房子。接下来，是那不可避免的最糟糕的局面：在寂静中摸黑赶路，和那个男孩的父母同坐在餐桌旁吃饭。戴约在颤抖。他不是一个好演员，他会暴露自己的。就像那个柜子里装的是他的尸体。是我的尸体，我无法看清楚那房子长什么样，也无法看清楚那男孩的父母什么样。像在做一个梦，身体动弹不得，想要快快醒来。

我又听见声音了，我知道我的右眼出事了，但我没法举起手来去摸它。

现在，我在公共汽车上，弗兰克坐在我旁边。我靠窗坐，看着窗外的马路。他靠过道坐，紧挨着我。我们要去另一个火车站，搭乘另一烈火车；然后再换一辆公共汽车。最后，在某栋房子、某个教堂里，我会看到弟弟和他要娶的白人女孩。在这三年来，戴约自谋生路。他放弃了学习，找了份工作。

过去，我常常想象他那天回到地下室后的情形：屋里空无一人，也不会再有人回来。每每想到这儿，我便觉得那是世界末日。但是，没有了我，他反而过得更好；他不需要我。我失去了他。我不知道他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也不了解他现在和什么人交往。有时候我觉得他是个陌生人，不再是我以前了解的那个弟弟。有时候，我又觉得他还是过去的他，并且觉得他像我一样，很孤独。

雨停了，太阳出来了。火车从一幢幢高楼背后经过。楼砖是灰色的，没刷漆，窗框倒是涂上了鲜艳的红、绿色。人们一层层地住在他人的头顶上。高楼的附属楼楼顶上散落着各色垃圾。有几扇冒着湿气的玻璃窗后放着小盆栽。每个人都在属于自己的小小容身之所当中。但你也可以撒手不管，从此消失。后面总有人会出现，打扫垃圾，清理杂物，在里面开始生活，直到离去的那一刻。

下了火车，站在站台上，感觉好像又出了伦敦。候车楼又小又矮，远处的红砖房小而整洁，小小的烟囱冒着烟。车站广场上的大广告牌让人觉得这儿的每个人都很快乐：在一把屋顶形状的雨伞下，一家人吃着肉肠，做着鬼脸，团团圆圆吃着饭。

在等最后一段路途的公共汽车时，我又紧张起来。街道很宽阔，一切都很干净，我觉得自己暴露无遗。还好弗兰克很了解我，他靠近我，似乎要为我遮挡刮来的寒风。他的脸被风吹得有些发白，稀疏的头发有些扬起来，让他看起来像个小男孩。

我好像看到孩童时的弗兰克在这样的街道上玩耍的情景。不知为什么，我看到他脸上脏兮兮的，身上的衣服也脏兮兮的，像那些在街头行乞的孩子。就在我低头看着弗兰克锃亮的大皮鞋，脑海里转着这些念头的时候，一个穿着窄小牛仔裤的小女孩径直走过来，抱住弗兰克的膝盖，向他讨要一便士硬币。弗兰克说没有，那小女孩便捶他的腿，口中还说道：“你肯定有一便士。”女孩年龄很小，还不明白自己拉扯住陌生人是在做什么；她恐怕连钱是什么都未必知道。但弗兰克苍白的脸露出紧张的神色，甚至在小女孩走开后仍旧没缓过劲儿。直到汽车来了他才放松下来。

在最后这一程通往教堂的路上，我觉得自己像是进入了敌区。我无法想象弟弟在这种地方生活，生活在这样的人群之中。街道很宽阔，树木光秃秃的，一切看起来都很新。连那座教堂看上去也是新建的。那是一幢红砖建筑，没有围栏，什么都没有。它就那样兀自立在大路旁。

我们站在人行道上等着。寒风瑟瑟，我很紧张。但我觉得弗兰克比我还紧张。一个穿花呢外套的女人走出教堂。她五十来岁，面容友善。她朝我们笑了笑。弗兰克于是变得比我还害羞。我不清楚她是我弟弟的岳母，还是只是来婚礼上帮忙的。说起婚礼，大家想到的画面总是宾客们在教堂、礼堂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的外面等待。反正不会是我面前这幅场景。

又有些人走出教堂，但不多，其中还有一两个孩子。他们都盯着我看，如同看敌人。这些毁了我的生活的人！

弗兰克碰了碰我的胳膊。我很高兴他碰我，但还是耸了耸肩摆脱了他的手。我明知弗兰克不是那样的，但还是告诉自己：他是他们那一边的，和他们是一伙的，看见我就跟没看见一样。同时，我知道我这样想不对，因为，你看他，他也相当紧张。他想要和我单独在一起，而不喜欢和自己那伙人混。不像在公共汽车上或者咖啡馆里，在这儿他没法装出“我在保护他”的样子。在教堂外，情况不同了，我们两个站在一边，那些神色哀伤的人站在另一边，太阳红彤彤的像个橘子，路面上几乎没有什么树荫，教堂砖墙的四周野草疯长。

一辆出租车停下。是我弟弟到了。他身边跟着一个瘦削的白人男孩，两个人都穿着西装。今天有出租车，大喜的日子。没有缠头巾，没有游行欢庆的队伍，没有锣鼓声，没有欢迎仪式，没有绿枝扎成的拱门，没有婚礼帐篷中的灯光，没有婚礼歌曲。只有出租车，叼香烟、穿尖头皮鞋、梳短发、瘦精精的白人男孩，以及我那衣襟上别着一朵白玫瑰的弟弟。他还是老样子。一张丑陋的乡下苦力的脸，他在和他的朋友们说话，在众人面前摆酷。我不懂了，我之前为什么会以为这三年里他会有所变化。

他和他的朋友向我走来。我看着他的眼睛，看着他的大脸和笑呵呵的嘴。这是一张柔和的脸，也是一张受了惊吓的脸。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没有人惦记上这张脸，没有人想打烂这张脸。他的那个朋友看着我，吸着烟，眯着眼睛吐出烟雾。他瘦削、粗糙的脸上生着一对狡猾的眼睛。

我能感觉到弗兰克的身体变得僵硬，也更紧张了。不过这个时候，那个穿着花呢外套的女士又出现了，并开始用轻快的语调讲话。与其说是在讲话，不如说是在发声。她发出的声音打破了死寂。她把我弟弟和他的朋友带走，然后在他们那群人中间走来走去地张罗。她是个好人，长相也让人觉得舒服。在这个糟糕的时刻，她表现得非常友好。

我们走进教堂，那个和善的女士让我们坐在右手边。右手边除了我和弗兰克，并无他人。接着，别的人也走了进来，在左边坐下。这个丑陋的教堂非常大，以至于大家都坐下后，还是给人空空荡荡的感觉。这是我第一次进教堂，我不喜欢教堂，就像不喜欢有人让我吃牛肉和猪肉。那些花、铜器、古旧的气味和十字架上的身体，无不让人想到死亡。我嘴巴里感觉怪怪的，又犯恶心了，仿佛咽口唾沫就会呕吐。

我垂下头，学着弗兰克的样子。那股气味始终在我的嘴巴里。直到仪式结束，我才抬起头来看我弟弟和他的新娘。那姑娘穿着白裙，兜着面纱，戴着花，活像个死人。她的脸庞很阔，面色很白，没有什么表情，脸颊和太阳穴部位擦的彩妆在闪，像上了蜡。她是个异类。我不知道我弟弟怎么会允许自己这么做。这是不对的。他在这里是一只迷途的羔羊。除了那个姑娘，你可以从其他所有人的脸上看出这一点。

教堂外，空气清新。他们拍了很多照片，尽管如此，这场婚礼依旧更像葬礼。那个和善的女士让我和弗兰克坐进摄影师的车。摄影师是个焦虑的生意人，他戴着金丝边眼睛，蓄着小胡子，一路上都在谈他的生意。他把车开得飞快，和我们老家那些疯狂的出租车司机没有什么两样。他谈他要干的活，谈他怎么开始做摄影这一行，他和报社的关系等等。他甚至一边开车，一边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名片，转过头，笑嘻嘻地递给我们。

他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餐馆模样的地方，一到那里他就忙着拍照，不再理会我们。这是一栋老式建筑，中间是一个庭院，四周有回廊。到处都有快要垮了的棕褐色柱子，像老照片里的英国。有人把我们带进一间小房间，里面的柱子更加破败。所有参加婚礼的人都聚到了这里，并且纷纷摄影留念。小房间容下了所有参加婚礼的人。

有几个女人在哭，我弟弟一脸疲惫、神情茫然，那姑娘，他的妻子，看起来也很疲倦。人生大事就这么草草解决了，一个人就这样迅速毁了自己的生活。弗兰克一直不离我左右，轮到我们坐下的时候他就坐到我的旁边。大家都没什么话说。哪怕守灵的人，话还会多些呢。只有那个漂亮的服务员，系着白围裙，黑长裙子漂亮又干净，她很开心。她是局外人，只有她表现得像是在婚礼派对上一样。

不要给我肉。弗兰克也说不要给他肉。他现在处处想做得和我一样。漂亮的服务员给我们端来了鳟鱼。鱼皮煎得黑而脆，但咬上去，我发现鱼肉是生的，还有臭味。在教堂里感受到的那股恶心味道又在我嘴里泛起，让我又一次想到死人、铜器和花。

服务员又走了进来，她的腋下开始有难闻的气味飘散出来。她问大家是不是要葡萄酒，说她刚才忘了问。没有人听到，也没有人回答。她又问了一次，并且补充说不少人会在婚礼派对上喝葡萄酒。还是没有人回答。突然，一个之前一言不发、愁容满面的老头抬起头，笑了笑，说道：“小姐，你已经得到回答了。”我觉得这人像斯蒂芬，是家里那个睿智而风趣的角色，他说什么其他人都应该开怀而笑。大家听了这话确实都笑了。我觉得我挺喜欢这个人。

我爱他们。他们拿走了我的钱，毁了我的生活，拆散了我和弟弟。但你无法杀了他们。哦，上帝啊，告诉我谁是敌人。一旦找到了敌人，就能杀了他们。但这些人把我弄糊涂了。是谁伤害了我，是谁毁了我的生活？告诉我，该去报复谁。我辛苦了四年存下一点钱，我白天黑夜像驴子一样干活。我的弟弟应该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一个体面人。然而，我们的结局竟是：在这个房间里，和这些人一起吃饭。告诉我，该杀了谁。

弟弟向我走来。他要带着妻子走了，永远地走了。他拉住我的手，看着我，眼泪涌了上来。他说：“我爱你。”这是真心话，就像那次他哭诉自己没有自信心一样。我知道他爱我，这一刻是真的，可一旦走出这间房，这就不是真的了，他将不得不忘记我。因为在那出祸事之后，我打定主意不让任何其他人知情，给老家传回的话是说我死了。所以自那时起，我就已经是个死了的人。

我有自己的地方要回去。这一切结束后，弗兰克会带我过去。我弟弟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我已经记不清他长什么样了。我只看到了雨、房屋、泥地、屋后的田野和田野里被雨打得东倒西歪的巴拉草、厨房里的驴子，以及炊烟、阳台上的父亲、躺在地板上的弟弟，还有那个张开了嘴尖叫的男孩，像电影《夺魂索》里的画面。

①埃罗尔·弗林（1909－1959）和法利·格兰杰（1925－2011）都是好莱坞的著名影星。

②《夺魂索》是希区柯克 1948 年导演的悬疑电影。故事中两名同谋杀人后藏尸于一个大箱中，再邀请受害人的亲朋、老师参加宴会，而宴会就在那个箱子上举行。最后他们的罪行被发现。

③道奇城位于美国堪萨斯州，在电影、文学作品中多以枪手与犯罪横行的形象出现 ；《杰西·詹姆斯》（又译《满寇志》）为西部枪战片。

④参孙，《圣经·士师记》中的人物，是天赋神力的希伯来民族英雄，其神力藏于长发之中。

⑤亨利·方达（1905－1982），好莱坞著名影星。

自由国度

新版序①

《自由国度》这一组小说构思于一九六九年，主要探讨流离失所。构想中，它包括一部核心长篇小说，其背景设置在非洲，此外还有几篇发生在其他地方的小故事：两则笔者在地中海和埃及期间写的日记片段，两则关于印度移民（印度的印度人与特立尼达的印度人）在伦敦和华盛顿的故事。这几则以不同地方为背景的短篇小说是为了强化核心小说，并让非洲素材带上全球化的色彩。

我觉得这一构想清晰明了，但发现别人不是这样认为的。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的戴安娜·安特尔，这个对我的作品一直有相当共鸣、远不止读者的人，更倾向于将这部关于非洲的长篇小说单独出版。出于数点理由，我不喜欢这个建议。我刚刚从费力的写作中解脱出来。我喜欢流离失所这一主题；喜欢多样的背景。那些戴安娜想要抛弃的短篇小说，来得并不容易（其中的一篇移民故事，有三个月时间我每天伏案修改）。而且，最关键的是，鉴于我的这部核心小说着眼于在非洲的英国侨民，而和我背景相同的人中还没有谁反映过这一主题，我觉得很有必要界定自己（这个想法对于当今世人来说会显得很奇怪）。在当时的文学界，像我这样背景的人不多（有几个加勒比出身的写作者，但多是风靡一时而如今已销声匿迹的类型），而且我还发现，虽然我写作、出版已经有十三四年，但我的背景、我笔下的异域素材，对于出版商、编辑和书评人而言，依然是有争议的话题。戴安娜的态度好像是说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但她是在偏袒我。

戴安娜没有坚持；书还是以我写的面貌出版了。它获得了第三届布克奖；尽管一九七一年的布克奖还没有后来那么大——布克奖设立的初衷是奖励那些可能会被忽视的有价值的作品——这书卖得倒不错。于是戴安娜最初的关于出一本简略、不带辅助篇章的作品的构想，没有得到实现。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布克奖水准渐退与世界的改变，加之我也不再觉得自己是写作界的异类，我的想法开始和戴安娜的趋同。我觉得此书中的核心长篇小说被其他篇章湮没了，变得渺小，便也开始认为这篇小说应该单独出版。就这样，在其首次出版三十七年之后，这一单行本由骑马斗牛士出版社发行了，同时完整版继续出版。

构思和写作《自由国度》（包括一整组小说）的那两三年里，我个人正处于极度的低落期。那是我生命中最后一个类似的阶段；在那以后，我懂得了从容。当然在当时，我还不知道自己离从容的境界不远了。写作者的这种令人窒息的低落——一如非洲，甚至比非洲更甚——自然影响到了小说中的每一个人：酒吧男孩，侍者，甚至是那些沿途看到的非洲人。

流离失所的想法并非无中生有。它折射着我个人的处境。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期间，我在伦敦南部买了一栋一八四○年代的小型老屋。在翻修房屋的时候（大部分都没有动），我住进了格林尼治区一家酒店式公寓。当时没有书让我的思想有所寄托。每个糟糕的日子里，我都能反省自己居无定所的境况。一九六五年年底，我动笔写一本书；与此同时，美国一个基金会提供我去东非的机会。我去了非洲，在那里待了九个月，完成了那本书。

回到英国后，我开始着手特立尼达殖民史的写作。我本以为这活儿并不复杂。但这个主题真是太引人入胜了；我对这个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岛屿的历史知之甚少。它在奴役时期的历史细节非常恐怖，恐怖到令人着迷，就像它完全是另一个地方。我花了整整两年时间，才完成了这项艰苦工作。写作过程中，我像是疯了一样，觉得等完成了这本新书，我该把费尽周折买下的那栋房子卖了，离开英国，开始游荡的生活。我昏昏然，隐约觉得这本新书会成功，让我在经济上获得保障。

当然，事情并没有这样发展。委托我进行此项写作的美国出版商利特尔布朗不认同我的作品，不认同我表现的主题。他们的否定意见过了些时候才传到我耳里（这大概拜我的代理所赐）；就这样，离开了英国四处游荡的我，不过几个月时间就发现自己一下子陷入了尴尬的局面。就像（那些日子里）每次面对危机一样，我转而想到了写作。我开始写《自由国度》。

在提笔之日的三年之前，我在东非时，常常会花一整天时间开车，从乌干达的坎帕拉去肯尼亚的内罗毕，沿途景色壮美。在内罗毕殖民风格的诺华克酒店或者是更新一点的泛非酒店住一两晚之后，再开车回坎帕拉。一次，在驶近终点的时候，一个念头不知怎的冒了出来（当时我正在写另一本书）：“这段旅途应该可以演绎出一段故事来。”提笔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念头。正是这个念头逐渐带出了回忆，沿途的风景，以及非洲现代史上的许多片段。

这个阶段，漂泊的生活把我带到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维多利亚市。有个朋友为我在一栋崭新的楼房里租下了一间美丽洁净的房间，房间里家具、瓷器、餐具一应俱全。这是个绝佳的工作场所。维多利亚市是个文明程度很高的老派城市，城里有中国人和韩国人开的果蔬店和一家很不错的旧书店。早晨，我喜欢去咖啡店；下午则往另一个方向走，去一家骑术学校，希望能够在年纪尚允许的时候掌握这一运动来替代高难度的徒手搏击（以失败告终）。晚饭后我去海边散步。在一个小海湾，困着许多长长的杉木之类的木材，它们在岸边受着海浪的侵扰而翻滚，却无法逃脱。这一景象让我觉得很神秘，看很长时间也不觉得厌倦。

然后有一天，我写不下去了。我似乎把脑子里的东西都用尽了。维多利亚的一切于我而言都像是监狱。我变得无所事事，不得不回到英国。当然，我还是没有房子，住进了海豚广场附近一家酒店式公寓。费用很高，而且也没有什么必要。所以住了一小段时间之后，我们去了格罗斯特镇，住进了我妻子的姨妈家。她住在一栋那种两两联排的房屋里，养了一只神经紧张的猫。这只猫曾遭人虐待，后来被她救了下来。

我发现住在这里很安逸。我拿出在维多利亚期间写下的手稿，在那只阴郁的猫咪的注视下，在客厅里坐下开始阅读。我喜欢我读到的。我意识到，约莫六个星期之前让我搁笔的原因只不过是一时的怯懦。我知道该怎样继续写下去了。我重新提起了笔。原本只打算在格罗斯特待几天，结果一住竟是好几个月。晚上，远处会传来铁路编组站的声响，好在那地方离得足够远，声音只是隐约而舒服的。

这就是现在读者手中所握的书的写作过程。其背景和历史糅合了肯尼亚、乌干达和卢旺达三个国家的元素。非洲一直以来没有什么大变化。如果现在坐下来再次呈现这本书的主题，我会描绘出同样的面貌。

在这部长篇小说的下半部分，主人公们在一家已经变得毫无意义的破败殖民地宾馆里度过了一个奇怪的夜晚之后，准备开车回家。主路之后要穿越一个山谷，山谷里道路泥泞。泥泞中，茅草屋升起下午的炊烟，一个个非洲妇女在犁地。她们弯着腰，但腿站得很直。这一画面像是自古便存在的，从中穿梭而过的汽车里的驾驶者因这魔幻般的场景与自己涉足其中的荒谬，而不知所措。他萌生了一个念头，一个奇怪但为他所珍视的念头：他正行驶其上的这条现代化道路在一个转弯之后会变得古旧、杂草丛生而无法通行，而在这道路还是生机勃勃时，路下面山谷中那恒久的生活，将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

这个小小的瞬间并没有被写进我交给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的那本书里。我花了几天的时间去写这个瞬间，但它太神秘了，和小说的其他部分格格不入，最终还是被我抛弃了。多年之后，我改变了想法，觉得还是应该把那个时刻写进书里。但那个时刻已经不存在了：手稿和最初的图书样稿已经被收藏的库房给销毁了。

2007年10月

1

在这个非洲国家里，有一个总统，还有一个国王，他们分属不同部落。两个部落积怨已久，随着国家的独立，他们对彼此的忧虑变得愈发深重。国王和总统都暗中和白人政府派驻当地的代表有过从，而被讨好的白人，就个人情感而言更喜欢国王。但鉴于总统势力更为强大，全权掌握了新式军队，军队里的人都来自他的部落，白人于是决定支持总统，这终于导致总统决定在本周末，发动军队攻打国王和他的臣民。

国王的地盘在南部，沿袭殖民时代的习惯被称为南部总署。鲍比就在此工作，是中央政府下属部门的一个行政官员。但危机爆发的这一周，他在四百英里之外的首都参加一个社区发展研讨会。在首都，没有丝毫战争或者危机爆发的迹象。参加研讨会的英国人多于非洲人。所有非洲与会者都衣冠楚楚，但寡言少语。研讨会于周日中午以自助午宴的形式闭幕。午宴设在一个半公顷大的花园里，花园位于仍属英国辖区的近郊。

尽管大批白人已离境前往南非，很多人被遣送回国，但在这个周日，首都，这个由英籍印度人在非洲荒原里建造出来的都市，和平日里并无二致。这座城市和非洲人的营造能力毫无关系，也不需要有关系。离此不远有专为游客提供半日游的丛林村庄，但在城中，非洲的存在感仅限于半热带式的郊区花园，旅游品商店所陈列的雕刻、皮质商品、做成纪念品的手鼓和长矛，以及新建的旅游饭店里穿着制服、行动笨拙的服务生。这些男服务生的周围永远有白人或者以色列主管的身影。非洲只是一个装饰。它对白人游客和外籍居住者散发着魅力，对非洲人同样有吸引力。它使非洲人离开丛林来到城市，似乎他们就此便获得独立，收获文明。这依然是个殖民城市，散发着殖民地的魅力。每一个置身此地的人都远离故土。

新什罗普酒吧原来只招待白人，现在已成为城中各种族兼容的热门去处，并以种族间的各种“小冲突”而闻名。在这里，常常可见白人敞着衬衫喝啤酒，非洲人则总喝插着鸡尾酒棒、装在矮杯子里的漂亮些的饮料。他们都穿着英国制的达克斯牌西装，头发偏分，左侧低、右侧高高堆起，也就是被城里的非洲人称为英国式的发型。

这些非洲人都还年轻，二十来岁，体态偏胖。他们能写会读，多为高级公务员、政客或政客的亲戚、跨国企业分公司的主管或总经理。他们是这个国家的新生代，自视为实力派人物。他们身穿西装，但这西装的钱很有可能还没有付过；甚至有可能已经把西装面料供应商驱逐出境了。他们来新什罗普酒吧，是为了被白人看到、注意到，就算是匆匆的一瞥也好，这样就有了被任用或者找人麻烦的机会。酒吧里没有亚洲人，种族解放在这儿只是对黑人和白人而言的。

鲍比穿着件黄色棉衬衫，其样式被人称为“本地衬衫”，看上去像套头罩衣，袖子短而阔，领子开得很低。花色很大胆，饰有红黑相间的非洲民族图案，很“本地”，但事实上是在荷兰设计生产的。

和鲍比同桌的那个小个子非洲青年并非本地人。他很快向鲍比做了自我介绍：祖鲁人，来自南非的难民。他穿着浅蓝色裤子，白色衬衫。他在酒吧里的非洲人中间尤显突出，因为他戴着一顶格子布帽。他跌坐在椅子里，不停地把玩帽子，一会儿戴上，拉低遮住眼睛，一会儿取下用作扇子，一会儿又放在胸前用那双小手揉捏，像是在做某种静力肌肉锻炼。

和这祖鲁人谈话并非易事，他同样显得焦躁不安。国王和总统，南非阴谋事件，研讨会，游人，土著人，话题跳来跳去的都谈不深，相互之间也毫无关联。那顶布帽似乎成了他不可捉摸的一部分，让他时而像花花公子，时而像南非矿井里深受剥削的工人，时而像美国吟游诗人。他告诉鲍比他是个革命家，有时候还真像那么回事。

他们在一起待了一个多小时。快十点半了，鲍比觉得有点晚了。他们静默了片刻，目光都打量着酒吧里的其他人，之后那祖鲁人说：“城里现在都有白人妓女了。”

鲍比看着啤酒，啜了一口，慢悠悠地，故意不看祖鲁人的眼睛，心中却在窃喜：终于谈到性了。

“这样不好。”祖鲁人说。

“什么不好？”

祖鲁人坐直身，戴上帽子，将手伸进裤子后袋，同时挺起了小而健壮的胸脯，把白衬衫绷得紧紧的。他掏出一个钱夹，用拇指拨弄着厚厚一沓新钞票。“瞧，有了这玩意儿，我可以去那些欢迎我的地方。不过我觉得那样不好。”

鲍比暗自想，这小子是个男妓。面对宾馆酒吧里的非洲男妓，鲍比心里总是会紧张，不过做好了讨价还价的准备。他说：“你胆子够大的，带这么多现钞在身上。我身上从来没有超过六十或者八十先令。”

“在这个城市里，无论想做什么事情，不带上两百现金都是不够的。”

“对我来说出门在外一百就够了。”

“那你就好好享受吧。”

鲍比抬起头，直视这个祖鲁人。祖鲁人没有闪躲，对视之后，倒是鲍比先把目光移开了。

鲍比说：“你们南非人都够傲慢的。”

“我们不像你们这里的本地人。这些人是全世界最无知的。看看他们。”

鲍比看着祖鲁人。就算是祖鲁人，这家伙的个子也太小了。“你得注意你的言辞。他们可以把你驱逐出境。”

祖鲁人用帽子扇了扇，转身说：“为什么这些白人要到这里和本地人混在一起？几年前，本地人都不能进这个地方。现在你瞧瞧。这不好。我认为这样不好。”

“南非的情况肯定不一样。”鲍比说。

“你想听什么呢，先生？听着，我可以告诉你。我在南非混得不错。我有钱买威士忌，我有女人。吃惊吧？”

“我看得出，很多人会觉得你很有魅力。”

“我告诉你……”祖鲁人压低了声音，鬼鬼祟祟地报出了几个南非政客的名字，说他和他们的老婆或者女儿睡过。

看着祖鲁人紧张的小脸、充满仇恨的眼神，鲍比感到同情和激动。这是非洲式的激动：鲍比忘了自己的紧张。

“这里的南非人，”祖鲁人再次提高了声调，“在这里他们从不让你清静。他们总在寻找同乡。‘你是南非来的？’我已经厌烦了他们的搭讪。”

“我觉得他们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你进来的时候我还以为你是南非人。”

“我！”

“他们总跟我坐，总想跟我搭话。”

“多好的一顶帽子。”

鲍比倾身去摸那顶彩格帽。有那么一瞬间，两个人都抓着帽子。祖鲁人由着鲍比摸帽子的料子。

鲍比说：“你喜欢我的新衬衫吗？”

“我死也不穿这种本地衬衫。”

“我是说颜色。那些漂亮的颜色，你可以穿，我们穿不了。”

祖鲁人的眼神变得严肃起来。鲍比的手指在帽子上慢慢移动，直到快要碰到祖鲁人的手指。然后，他低下头看着两人的手指，肉粉色中透着黑色。

“等我重生的时候……”鲍比说着打住了，这种皮钦语②祖鲁人未必喜欢。他抬起头来说：“如果有机会再生，我希望能够是你的肤色。”他的声音压低了。彩格帽上，他的手指还在动，直到盖住了祖鲁人的一根手指。

祖鲁人不动声色。他抬起头来看鲍比的时候，脸上毫无表情。鲍比的蓝眼睛湿润了，好像在凝视着什么。他薄薄的嘴唇颤抖着，像是定格在了似笑非笑的神态。两个人陷入了沉默。接着，祖鲁人没移动自己的手，也没改变表情，冲着鲍比的脸啐了一口。

有那么一秒左右，鲍比的手指仍停留在祖鲁人的手上。然后他收回手，摸出手帕，擦了擦脸，收起手帕，眼睛依旧盯着对方，嘴唇依旧似笑非笑。祖鲁人一动不动。

这一幕酒吧里的人都看见了。黑人公然盯着他们俩，白人则移开了目光。大家的谈话一度中断。

鲍比站起身。祖鲁人继续凝视前方，前方现在已经没有了人，但他的目光没有因此而出现丝毫涣散。鲍比故意把刚才坐的椅子往后挪了挪，然后视线朝前，垂着左臂，右前臂猛地一推，脸上保持着刚才那僵硬的笑容，向门口走去。他的身体在那件宽松的、随身体晃动的本地衬衫里显得胖胖的，要被献祭似的。

祖鲁人跌坐在沙发椅里。他戴上帽子又拿下，下巴抵着脖子，嘴巴张开又闭拢。他的脸一度绷紧了，毫无表情，而此刻又如同孩子般安然。他的革命成果便是，能到新什罗普酒吧混混，勾搭白人男子。在首都，这个祖鲁人孑然一身，没有工作，靠着一家美国基金会提供的微薄救济金过活。在非洲的这个区域里，美国人，只有美国人，才是支撑着一切的。

那个穿制服的服务生没有忘记职责，他捏着账单朝鲍比追过去，在门口把他拦下。那儿放着一面巨大的土著人手鼓，是这酒吧新装修后添加的饰物。鲍比一开始没有听见，一片惶恐，等明白了之后才释然。他从黄色的本地衬衫下的柔软浅灰色法兰绒裤子的后口袋里摸出钱包，眼睛并不看着服务生，兀自微笑着，好像想起了一个笑话。他给了服务生一张二十先令的钞票，接着心血来潮，又潇洒地给了服务生一张钞票，付了祖鲁人的酒钱；找零也没有要。

宾馆大堂里挂着新公示的总统肖像。这照片是本周末才出现的。在旧版照片里，总统戴着国王部落的头巾，那是独立时国王送给总统的礼物，以作为双方部落团结的象征。这张新照片里，总统没有戴头巾，而是穿着夹克和衬衫，系领带，头发梳成英国式的。摄影棚的灯光照得总统肥嘟嘟的两颊发亮，浑浊的眼睛凌厉地直视镜头。据说，因为总统是非洲人，所以他的眼睛能放出一种神奇的力量。而他的这对眼睛，倒似乎是因为知道这一说法而更显得神奇了。

新什罗普酒吧前的花园里灯火通明，假山石、白色旗杆和上面无精打采的国旗都能看得清清楚楚。鲍比沿着斜坡车道离开那里，驶上黑暗的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两旁杂草丛生，似乎每进入一个郊外住宅区，都要经过这样的荒芜之地。晚上，这儿总有不少乡野村夫出没；他们不断地涌入这个被篡夺了的城市，但因为只有乡间的生存技能，无法一下子在城市里找到容身之所。很多骇人的故事也因此而流传开来。对于这些传闻，鲍比通常不屑一顾，对讲述这类故事的外籍侨民也嗤之以鼻。但现在，他将车开得飞快，迅速穿过被荒野包围的高速公路，绕过宽阔的交通环岛，经过印度集市颠簸不平的小巷——房屋，商店，仓库——来到市中心。这里有着复杂的单行车道，明亮的广场四周有六栋高楼，还有一个尘土飞扬、开阔的停车场。

他住的宾馆大堂空间狭小，在几幅英国猎狐印刷画之间，也挂着总统的新肖像。宾馆建于殖民时代，是鲍比这样的内地官员到首都出差的落脚地。它看起来比实际的年代更久远，风格是仿都铎式的，但用的是粗糙木材，因而它看起来几分似“先锋派”，几分似英式郊区建筑。鲍比并不喜欢这家酒店。他的房间里有一个开放式的壁炉，房间整体呈白色调，毛茸茸的：白墙壁，白羊皮毯子，白包芯纱床罩，还有一张斑马皮床脚垫。

夜晚就这么过去了，一个星期就这么过去了。这是他在首都的最后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他要开车回南部总署。行李已经打点好了。他将留给房童的小费塞进信封里，很快上了床。他很平静。

对于鲍比来说，非洲意味着空旷，意味着在漫无边际的大路上行驶，累人，但是安全；非洲还意味着其他非洲人，长得如同成年人的非洲少年。他脑海里始终盘旋着这样的话：“要搭车？你是个大孩子了，没上学吗？不，不，你别怕。瞧，我给你钱。拉住我的手。瞧，我的肤色，你的肤色。我给你买书的钱。买书，识字，找一份好工作。如果有机会再生，我希望能生成你的肤色。你不要害怕。要不要五先令？”但这番天真的甜言蜜语，基本无法真正述诸言语，因为一旦出口，似乎就带上了嘲讽和自轻。

作为政府官员参加研讨会的一整周里，鲍比一直想象着自己将如何独自一人驱车回到南部总署。但是在自助餐会上，琳达要他捎她回家，他无法拒绝。琳达是南部总署的“大院夫人”之一，也就是那些生活在政府大院里的夫人们。她随前来参加研讨会的丈夫一起飞到了首都，但不想和他一起飞回去。鲍比认识琳达夫妇，还去过他们家吃晚饭，是三年前的事情了，三年过去了，他们还只是泛泛之交。虽然双方并无嫌隙，但彼此的关系半生不熟，有很多不确定性。鲍比原本设想独自体验一下冒险的感觉，对这段旅程充满了期待，现在仿佛要被压力和不自在取而代之了。

与其说是欲望，还不如说是失望使然，鲍比走进了新什罗普酒吧。准备出门前他就预感到这个晚上不会有好结果。他并不喜欢新什罗普酒吧这样的地方，不熟悉泡吧的那一套技巧，也不懂如何去应对各种状况。与那个祖鲁人对视的第一眼，直觉便告诉他这个人不过是个轻佻的挑逗者。但他还是走到了桌子边，以身试之。他不喜欢非洲男妓。这些卖身的少年要价不超过五个先令，但凡高过这个价就纯粹是以钱换性的交易，是不正当的。鲍比很早就有此定论，但还是没有忍住，和那个祖鲁人讨价还价起来。

那个晚上他违反了自己定下的所有规矩；那个晚上也证明了他的那些规矩是何等正确。他没有感到苦涩，也不伤心。他不责怪那个祖鲁人，也不责怪琳达。这事要是发生在来非洲之前，他很有可能因此驱使自己去更危险的地方混几个小时，回到住处后也可能采取更过激、更自辱的行为。但是现在，他知道这种情绪会过去，新一天的早晨也将来临。就算琳达搭车，车照样可以开。

半夜里，他被一阵鸡鸣声吵醒，声音来自宾馆旁的一个小巷子。这是非洲夜幕下各种声音里的一种：夜贼被打扰，惊醒的人各自诅咒谩骂。后来，他看到自己再次来到一个类似新什罗普酒吧的地方。他仰面躺着，穿制服的服务生居高临下地站着；但是他抬不起头，看不清那男孩的长相，看不清他是否在嘲笑他。他的头很痛，剧痛，好像脑袋要爆炸了。他醒来后头还在痛，仿佛脑袋被抽干了。后来他又睡着了，再后来被忽远忽近地在空中盘旋的直升机吵醒，那时已经过了五点，房间里也透进了日光，是起床的时候了。

2

嘎咔——嘎咔——嘎咔——嘎咔，直升机飞得很低，好像在巡视宾馆的停车场，轰鸣声淹没了鲍比汽车的防盗警报声。鲍比打开车门，感觉自己被人监视了一般，因而并没有抬起头看直升机。飞机盘旋了一会儿，斜着冲向高空。

前一天晚上鲍比无所顾忌地驾车穿行过的那片集市，这个时候各家商店和用混凝土、瓦楞铁皮盖的仓库都关着门。简陋的招牌上长长的印地语店名难以辨认，和建筑物一样挤挤挨挨的。过了集市之后，道路就沿着一条宽阔、干涸的沟渠前行。此刻还挺凉爽的，但过一会儿肯定又是灰尘，又是晒死人的阳光。沟渠消失后，路变成了双行道，中间是种着鲜花和灌木丛的隔离带。

联邦俱乐部是殖民时代一些印度人创立的；那是首都唯一一家接受非洲人入会的俱乐部。国家独立后，俱乐部的创建人被驱逐出境，俱乐部被没收，改成一家接待游客的大酒店。酒店有一个花园，杂草蔓生，绕着光秃秃的院子。酒店门口悬臂式的混凝土屋檐下，满是尘土的道路旁，琳达站在一个象牙色的行李箱旁，冲着他挥手。

她心情不错，瘦削的脸上看不出清晨早起的倦容。没有必要去问她为什么会在首都滞留一个晚上。她穿着奶油色衬衫，衬衫下摆松松地遮住了她窄而扁的臀部，一条淡褐色围巾裹住了头发。这一身装束，加之站在混凝土屋檐下，让她显得娇小而男孩子气，没有成熟的样子。她算不上漂亮，面容和实际年龄也相当，但据传她对总署大院里的男人们极具杀伤力。鲍比听过不少有关她的流言飞语，算得上骇人听闻。他为她打开车门，心想：她听闻过的关于他的流言飞语，怕是一样的骇人吧。

他们向对方走去，在空旷的院子里大声打招呼。这是他们俩第一次单独会面，但两人都表现得好似有人在旁观一样。所以在一段时间的静默和紧张之后，场面就变得好像他们俩是演员一般，各忙各的，没有真的在听对方讲了什么。琳达忙不迭地道歉、感谢、解释，与此同时，鲍比则连声地说不用解释不用谢，并慌里慌张地接过那个象牙色的手提箱，如同在舞台上接过道具。

嘎咔——嘎咔——嘎咔——嘎咔。

沉默中，两人都抬起了头。驾驶直升机的是白人。

“他们在寻找国王，”直升机飞走后，琳达说，“他们说他在首都。他坐着一辆非洲人开的出租车逃出了南部总署。还化了装。”

那一定是昨晚外国人圈子里的谈资：鲍比开始对他的搭车人感到沮丧。车从满是石头和年久失修的路面上颠簸着开出院子。

“希望他们还没把他那些可怜的妻子怎么样。”琳达说，她还没有完全放松下来。“你在这一地区很有影响力吧？”

“不能这么讲。我在上流社会里算不上什么人物。”

她兀自愉快地咯咯笑了起来。

鲍比板着脸。他决定让自己显得深沉些，不与她有任何不必要的交往。他已经表示了友好，这足够了，至少就目前的情况而言。

于是他沉着脸，沿着双行车道驾驶；沉着脸把车开上蜿蜒的乡郊小路，路旁是宽大的草坪、树篱、大房子、大花园，园子里常可看见穿着卡其布衣服、光着脚的打杂男孩。

“真不能相信这是在非洲，”琳达说，“这里和英格兰太像了。”

“这里比我所了解的英格兰还奢华一些呢。”

她没有回答，沉默了好一阵。

他觉得自己可能太过咄咄逼人了，于是说：“当然，他们也不允许非洲人住在这里。”

“他们有仆人，鲍比。”

“仆人，是的。”他有些措手不及。没料到她这么快就存心似的和他较劲。接着，就像预言种族大屠杀，他以冷酷而满足的声调说道：“我想那就是有些人，比如说约翰·穆本德－穆巴拉，会拒绝搬出非洲人住宅区的原因。”

“这名字你念得可真准。”

鲍比的深沉变成了阴郁。“嗯，他是不会来找你的。你如果想参观他的作品，就必须自己去找他。去非洲人住宅区找他。”

琳达说：“这个约翰刚开始创作的时候，是个挺不错的画家，风格质朴，我们那时都很喜欢他画的瘦骨嶙峋的牛群什么的。但他画久了，没那么质朴了。现在是一塌糊涂。所以我觉得他留在非洲人住宅区继续画画也没有什么问题。”

“有过这样的说法。”

“关于他住在非洲人住宅区？”

“关于他的绘画。”鲍比痛恨自己的回答。

“他长得实在太胖了。”琳达又说。

鲍比决定不再接嘴。他再一次决定要保持深沉，不再轻易开口。

驶过那些郊区花园住宅，就到了非洲裔城市居民租种的小片土地，这里的树木稀疏了不少。城镇近郊的土地显得很开阔，光线更像是在预告离大海不远了。这里既是城镇又是荒野，高大的柱子上贴着日晒雨淋的广告牌，上面有咧嘴笑的非洲人抽着烟，喝着软饮料，用着缝纫机。

过了这片土地，就出现了小块小块的农田和未经修剪的灌木丛。可以看到非洲人的身影，大多数在步行，有一两个骑着旧自行车。他们的衣服上打着大块红、蓝、黄或绿色的长方形补丁，这是当地的一种风俗。鲍比有点想开口说说非洲人的色彩感，但他忍住了，因为这和刚才那个画家的话题太相似了。

土地开始转为斜坡，视野也随之更加宽阔，感觉离刚过去的那个英国式印度小镇已经很远了。路的一旁是些小土丘，类似于长满了杂草的蚁丘，但它们其实都是树木被砍伐后留下来的。这里已然成了荒地，一片荒芜。就在七十年前，那些和刚才路边出现的一样的非洲人，还居住在这里，在森林的庇护下，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嘎咔——嘎咔。起先只是遥远处低沉的嗡嗡声，很快到了他们头顶；直升机披着晨光在上空盘旋了好一会儿，吞没了汽车的声响和引擎的震动感。路渐渐转为下坡，车时而沐浴在黄灿灿的阳光中，时而行驶于潮湿的阴影中。直升机飞走了，又可以听见风声和车轮声了。

从路边一堆堆的水果和蔬菜摊里跑出几个非洲男孩，他们拎着沉甸甸的花椰菜和卷心菜。这里曾经发生过事故：肇事的司机被愤怒的人群包围攻击，那些人都是一眨眼间从路边的丛林里冒出来的。鲍比放慢了车速。他弯着身子，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低低抬起，朝着第一个冒出来的男孩慢慢地挥。那个男孩装作没看见，鲍比保持微笑，继续挥着手，直到从所有男孩的身边驶过。接着，他想到了琳达，又恢复了深沉的表情。

她若无其事，还是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她问：“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些花椰菜的大小？”听上去，她似乎根本不知道他们在斗嘴。

他冷冷地回答：“是的，我注意到了那些花椰菜的大小。”

“这一点让我感到惊讶。”

“哦？”

“说来有点愚蠢，但我从没想过他们还会种地。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想象中他们都生活在丛林里。马丁跟我说我们要被派到南部总署来的时候，我还以为我们将生活在森林里的一片空地上。我从来没有想到这里竟然会有马路、房子和商店……”

“还有无线电广播。”

“这很荒谬。我知道这很荒谬，但我隐约想象过这样的场景：他们站在树下，靠着长矛，围着那种老式的大唱片机。还有‘他主人的声音’牌唱片。”

鲍比说：“你还记得基金会的那个美国人吗，曾经过来劝我们要做好数据统计工作之类的那个人？有一天我开车带他出去逛，出了城他就吓坏了。一直不停地问：‘刚果在哪里？那里是刚果吗？’那一路他绝对是吓坏了。”

这时车驶上了一条山路，路渐渐变得陡峭起来。路边有个路标写着：警惕山石滑落。

“这是我最喜欢的路标之一，”鲍比说，“我开车的时候最爱找这种路标。”

“语句很精准。”

“不是吗？”

鲍比的深沉已经不知所终，现在再要摆出那副样子恐怕很困难。随着旅程的深入，他和琳达已经成了旅伴，他们都在留意路旁的各种景色，寻找话题。

“我喜欢一大早上路，”琳达说，“会让我想起英格兰的夏日清晨。尽管我得承认，在英格兰的时候，我并不喜欢夏天。”

“哦？”

“我总是觉得我会过得很快乐，但事实并非如此。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总是找不到事情做。夏天总让我觉得自己一事无成，错过了很多。我喜欢秋天。秋天能让我找回一点掌控自己命运的感觉。对我来说，秋天是重生的伟大季节。当然，我这些想法太女孩子气了。”

“我不会说这是女孩子气，倒觉得这挺特别的。我曾经的一个精神科医生认为，每个人在十月都会想到死亡。他说自己一意识到这一点，风湿病就不治而愈了。当然，在悟到这一点的同时，他在家里安装了中央暖气系统。”

“不知道为什么，鲍比，我早先就觉得你看过精神科医生。”她又显露出愉快的样子，“告诉我，你出过什么事？”

他平静地回答：“我在牛津的时候有过一次精神崩溃。”

或许是他说话的语气过于平静，琳达依旧兴致勃勃的样子。“我一直都想问问有过这种经历的人。到底什么是精神崩溃？”

他曾不止一次为精神崩溃下过定义，但还是假装字斟句酌，寻找合适的表述：“精神崩溃，就像看着自己死去。哦，不是死去，是就像看着自己变成一个幽灵。”

她学着他的语气问：“发作时间有多长？”

“十八个月。”

她有点被震住了。他能感觉到。

像是逗孩子一般，他嘿嘿一笑，说道：“看那些可爱的树。”她照着他的话做了。两个人的目光都落在树上的时候，他又搬出深沉的语调说：“非洲救了我的命。”他像是在公布一个声明，为所有事情做了解释，仿佛惩罚并原谅了所有那些误解了他的人。

她陷入沉默，不知如何回应。

这里的风景闻名遐迩。天空有多开阔，大地便有多开阔。地不断地下沉、下沉，大陆架在这里出现巨大的裂缝。极目远眺，山谷广袤无际，与天同色。不管朝什么方向望去，一切都笼罩在云雾中。

琳达感慨道：“非洲啊，非洲。”

“要不要停下来看一看？”

他把车停在山谷边的一片开阔处。两人下了车。

“好凉爽啊。”琳达说。

“真让人难以相信，这里几乎就在赤道线上。”

眼前的风景两人都见过很多次，此时谁都不想说话，生怕说出来的是陈词滥调，或是表达得太过矫情。

“多亏了这些云，”琳达终于开了口，“我们第一次出来的时候，马丁一直对着云拍照。”

“我从来不知道马丁还是个摄影家。”

“他不是。他不过是刚给自己弄了部照相机。过去，他送洗胶卷的时候总用我的名字，这样柯达照相馆的人就不知道是他拍了那些照片。我猜那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垃圾。在厌倦了拍摄云雾后，他又开始趴着跪着拍那些毒蘑菇，还有他能够找到的最小的野花。他那部相机不适合拍那些东西。照片冲出来，都是模糊的，绿的黄的。照相馆的人很负责地把照片不论好坏都寄了回来，寄给我。”

他们差点忘了身边的风景。

“这里好凉快。”鲍比说。

一辆白色桑塔纳开过，也是出城的方向。开车的是个白人，他看到鲍比和琳达，便用力地直摁喇叭，然后加速向山下驶去。

“真不知道他在炫耀些什么。”鲍比说。

而琳达笑了。

他们回到车里。鲍比说：“说起来扯淡，不过我觉得这里所有一切……”他指了指那片绿色山谷，“都属于我。”

她忍俊不禁，把身子朝前倾了倾，大笑起来，说道：“你这么说确实很扯淡，鲍比。”

“但是你知道我的意思。如果我无法确定我能再次看到这一切，我现在可能会无法消受眼前的这些景象，你知道的。”说这话时，鲍比坐得笔直，好像一个刚学会开车的新手，一边开，一边左看看右瞧瞧。“我过去完全不知道世界上有类似非洲这样的地方。我也没有兴致去知道。和你一样，我想到的只是部落、长矛。当然，南非我还是略知一二的。”

“我刚才在想，我们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听到直升机的声音了。”

“直升机的搜索视野不大。我在空军部队怕是就学到了这一点。”

“鲍比！”

“只是服兵役而已。”

“他们是不是已经抓到国王了呢？”

“对方有白人做后盾，他肯定是要遭殃了。在这个问题上，我属于少数派，我知道，但我一直觉得这个国王令人发窘。对我来说，他太英国化了。我们倒是会看到他那些聪明的伦敦朋友会为他做些什么。真是个笨蛋。我敢肯定有人会跳出来，怂恿他说些诸如分裂之类的话。”

“‘有这些外国佬在，这里真让人压抑，是不是？’”

“但他们还觉得这样很有意思，很好玩。我从来不这么想，这点我必须说明。你知道，因为不了解情况，外界会铺天盖地来指责。我们也脱不了干系。为非洲独裁政权效力什么的。”

“这也是马丁所担心的。”琳达说。

“哦？”

“你说的指责。”

“我是来这里服务的，”鲍比接着说，“不是来告诉他们该如何管理这个国家。在这一点上插手的已经太多了。非洲人选择什么样的政府与我无关。无法改变的事实是，他们需要食品、学校和医院。不是抱着服务目的而来的人在这里无事可干。这听起来有些不留情面，可我就是这么看的。”

琳达没有接他的话。

“我的观点没有多少人赞同，我知道，”他说，“我们的公爵夫人是怎么说的呢？”

“公爵夫人？”

“我是这样称呼她的。”

“你是说多丽丝·马歇尔？”

“我俯首于‘黑人区’，她是不是这么说的？”

琳达露出微笑。

“她这话够俏皮。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都认为非洲人是睁眼瞎。你以为非洲人不知道马歇尔家族掌控着老南非铁路？”

“她是南非人。”

“她是这样告诉每一个人的。”鲍比回答。

“‘而且以此为豪，我亲爱的。’”

“‘我在南非学习礼节的时候——’③”

“就是这样，”琳达说，“学得真是惟妙惟肖。还有那个glove-box，你知道的吧？”

“你是指不说glove-compartment④。”

“对，你得说glove-box。”

“‘因为这是南非的ittykit，亲爱的。’”

“确实如此，确实如此。”琳达答道。

“我觉得他们该惩罚丹尼斯·马歇尔，把这两个人派到南非去，越早越好，对大家都好。”

她整了整发际边的头巾，把车窗往下摇了摇。

“好像有点冷了呢，”说完她深深吸了一口气，“在首都就这点不错。那露天篝火。”

这是外国人圈中很普遍的一种看法。一路聊过来，这句让鲍比失望了。他说：“对我来说，首都的诱人之处在于开车回去。我想我是永远也不会厌烦这样的旅程的。”

“别说了，你要让我伤心了。”

“我记不清在哪里读过毛姆的一段话，说得真是精彩。我知道现在他的拥戴者不多，但是他说过，如果你一心想要得到最美好的，而且努力坚持，一直坚持，通常你会如愿。我得说，我开始有那种感觉了。我认为我们始终可以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对你来说，那容易办到，鲍比。但刚才你还在说，你一度都不知道有非洲这样的地方。”

“我现在知道了。”

“我也知道了。但有什么用呢？我或许想留下来，但不能留下来。”

她关上车窗，又深深地吸了口气，凝望着宽阔的山谷。

她说：“我要不是英国人，倒愿意做一名马赛人⑤。马赛女人身材高挑，非常优雅。”

这句话是在恭维非洲：鲍比将其视为一个信号，是她对他的态度改变了。但他还是说：“好一个肯尼亚殖民者。但那些不切实际的非洲人可都是落后分子。”

“他们落后吗？我想到了非洲南部那些用篱笆围起来的村寨。和地理书上的图片一样。拥有一座小小的茅屋，四周围着高高的篱笆，夜幕降临后牵着牛回家，以防备劫匪。”

“我正是这个意思。非洲的彼得·潘⑥。”

“但是，非洲史前状态的那一面，难道对你没有一点影响吗？”

他没有回答。两个人都尴尬起来。

他说：“我得说，我想象不出你住在那种村寨里的样子。”

对此她表示接受。

过了一小会儿，她说：“劫匪。我喜欢这个词。”

这时候，道路不再那么空荡荡的了。通往首都的交通虽然不那么繁忙，却也持续不断：旧卡车、包着头巾的锡克人驾驶的槽车、欧洲人和亚洲人开的小汽车，还有非洲人驾驶的标致车，后者通常崭新、时常超速，里面挤满了摇摆的非洲人。

标致车都是专跑长途的出租车。其中有一辆，鸣着喇叭，在一处陡峭的坡道上超了鲍比的车，吓了他一跳。那些坐在后排的非洲人还转过身来，笑眯眯地看着他们。琳达转过头去躲避他们的目光。标致车继续鸣着喇叭，直到前方突然间出现转弯，它亮起了刹车灯。

“我就搞不懂为什么有人喜欢不停地踩刹车。”鲍比说。

琳达回答：“出于同样的理由，他们把备用轮胎都给卖了。”

弯道接着弯道，那标致车的刹车灯断断续续地闪着，最后终于开远了。

“我刚来这里就注意到，你碰见的每个人差不多都遇到过车祸，或者有认识的人出了车祸。大院里好多人都上着夹板，好像那儿是滑雪胜地一样。”

这是一个老笑话了，但鲍比还是配合了。“这里前不久就出过一次车祸。一个锡克乐队的歌手熄了火，想让车子滑下坡。可不知怎的，方向盘失灵了。”

“后来呢？”

“车子失控冲出了马路，他死了。”

“马丁说他们是那种最糟糕的驾驶员。”

“马路中间要是开着奔驰车，你可以肯定开车的是亚洲人。我受不了那些商店。他们卖香烟给非洲人，不整包整包卖，一定要拆散了一支两支卖。他们从非洲人身上赚足了钱。”

“要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些什么倒有个好办法，只要对他们说：‘嗨，这东西不是南非生产的吗？’他们准吓得魂飞魄散，几乎分文不要地把商店白送给你。”

说到这儿，她打住话头，意识到自己有点过分了。

终于，他们来到山谷底部一个悬崖的脚下。太阳还在爬高；地面上灌木丛生，视野开阔。车厢内有些热了，琳达摇下车窗，开了一道缝。山谷那头的斜坡看上去有些模糊，色彩像是不够饱满，宛如光和距离造成的幻象。他们驱车向那斜坡驶去，奔向高原。路笔直向前。

每小时六十、七十、八十英里：鲍比不知不觉中越开越快，因为这路太好开了。经过山里那段盘旋公路之后，驾驶员在这一段都会忍不住享受一下真正的驾驶乐趣：速度、距离和刺激。鲍比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汽车和黑色的路面上，对时间变得很敏感，不用看表也能估摸出每个十五分钟的长短。

一幢破旧的木屋；减速标志，它先出现在路旁一个褪了色的红白标牌上，然后是刷在地面上拉长了的字。车子一个九十度转弯，越过一条被废弃的窄轨铁路。公路到了这里也变得破败不堪，成了一个散乱居民点的交通干道。道路两旁有马口铁和木料，东歪西倒的临时围墙，长长的铁丝栅栏，上面挂着红色危险警示牌，脏兮兮的岔路，以及灰蒙蒙的院落里冒出的几株树木。接着，出现了一群非洲人，让道路变得狭窄了。

他们戴着毛呢毡帽，帽顶呈圆锥形，帽檐拉得很低。很多人穿着拖沓的长夹克，或棕或深灰的颜色，看上去像是欧洲人的二手衣。还有不少男男女女，衣服上打着五颜六色的补丁，被两三个手拿铅笔和本子的男子领上了一辆辆装有高高的遮阳篷的卡车。身穿黑色制服的警察在旁监视。

“他们今天蠢蠢欲动啊。”琳达说。

鲍比把车开得很慢，没有接茬琳达的打趣。那些不论上了车还是没上车的非洲人，都在盯着他们两个看，一张张黧黑的脸却被呢帽遮住了，看不到。鲍比把手伸出车窗，低低地扬起，想要挥，但又作罢了。迎着看过来的目光，琳达整理了一下头巾，直视前方。穿过人群后，鲍比依旧把车开得很慢，不想让人觉得他们是在逃跑。后视镜里，满身补丁、头戴帽子、面无表情的非洲人愈来愈小。驶出居民点，拐过一个弯，鲍比再次看了看后视镜，镜子里只有一条空荡荡的路。

阳光刺眼。琳达戴上墨镜。放眼四周，灌木绵延，似乎直连到迷蒙的山陵下。天空高远，几缕刚才还变幻莫测的白云，转眼变成了或银或黑的乌云，倏忽聚散。鲍比和琳达都没有开口说话。过了好一会儿，鲍比才让车子提速。

琳达说：“你知道他们想干什么，是不是？”

鲍比没有回答。

“他们是要去参加宣誓大会，立下誓言。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你也知道他们会干龌龊事、吃龌龊东西，是不是？血啊，粪便啊，泥土啊。”

鲍比朝着方向盘欠了欠身子，“我不知道那些说法有多大的可信度。”

“我相信你是知道的。整个周末他们都在首都搞这样的活动。”

“首都谣言漫天。有些人就喜欢耸人听闻。”

“国王和他的拥戴者成了憎恨的对象。还有你和我。这些耸人听闻的传言对我而言可有可无。”

“我知道，我知道。听到誓言，你就想到恐怖分子，还有非洲大砍刀。但是谢天谢地，现在还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我相信他们不过是在宣誓大会上吃生肉表忠心而已。我甚至觉得他们可能并不是真的吃，只是在上面咬一口而已。”

“好吧，相比起来，我猜去总督府签到，吃屎一样的食物、在黑暗中拉着手裸体跳舞，处境好不到哪里，也差不到哪里。”

说完她哈哈大笑。笑声打破了刚才的气氛。

“我必须声明，我并不喜欢刚才那里的场景，”鲍比说，“有那么一刻，我觉得我们好像回到了从前。如果是那样一个状况，我会痛恨自己身处的这个国家，你呢？”

“哦，我不知道。我想我会调整的。我是个很会自我调整的人。”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有一点妒忌国王和他的拥护者们。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会觉得自己被孤立了，自然就会去痛恨现状。我肯定，如果他们更容易相处，我们会更喜欢他们。就好比马赛人。就我个人而言，对他们并没有任何……‘偏见’。”

她墨镜上方窄窄的额头抽动了一下。“哦，这对你来说倒很容易，鲍比。”

“你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今天下午会下雨。我们开出这条柏油公路后就会下雨。我正在观察那边堆积起来的云。经常跟马丁一起旅游，我学会了观云看天色。那段没有铺柏油的路简直就是我的噩梦。只要下半小时的雨，那里就泥泞不堪，汽车会打滑，就像地震了一般，让人受不了。我真的会被搞疯的，打滑，还有地震。”

“我倒没觉得天上的云正在‘堆积’。”

“不过，如果我们不得不去上校那里住一晚，看着雨从湖那边横扫过来，不也挺浪漫的吗？”

“可上校就是那种我宁愿避而不见的人。从听到的种种关于他的传闻来判断，他令人生厌。”

“我得说，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殖民者。他不在乎任何人。”

“我想你说的是他不在乎任何非洲人。”

“鲍比，注意听好了。马歇尔夫妻第一次去他家，夫人要一杯波特酒加柠檬。”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上校举起干瘪的手，指着大门喊：‘滚出去！’把服务生都给吓坏了。”

“南非的ittykit。他这么做我能理解。我都觉得这事挺给他加分的。但是，刚才你为什么说这对我而言很容易？”

“哦，鲍比，我和马丁常常谈起这个话题。除此之外，我们几乎什么都不谈。我十几岁的时候看萨默塞特·毛姆的作品，幻想大千世界，但怎么也没想到我婚姻生活的大部分时间，竟是在为诸如‘服务条款’之类的事情而烦恼。”

“欧谷纳·旺葛－布代尔是我的上司，”鲍比回答，“他是我的……‘老板’。我尊重他。我相信他也尊重我。”

“我很抱歉地说，听你那么顺畅地读出这些非洲人名，感觉很怪。”

“我觉得，欧洲人要是感觉自己在这里受到了歧视，那也是自找的。这位总统每天跑东跑西，告诉这个国家的民众，他们需要我们。但他不是个傻瓜。他清楚老牌殖民主义者在离开南部之前，必会狠狠捞一票，把这里榨干。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好笑。我们训诫非洲人整治腐败，但他们一识破我们的小伎俩，我们就摆出受到歧视的愤怒姿态来。都还不是小伎俩。比如说，有人申请了好几千元补贴，声称要把行李运回国，但实际上那些行李子虚乌有。”

“有那么多行李才好呢。”琳达说。

她心不在焉，早先的好心情消失了，头巾下被压平了的纤细头发遮不住瘦骨毕露的额头，额头泛出油光，墨镜上方出现了几道忧虑的皱纹。

“布索葛－科索罗拿了几页文件给我看。他说：‘鲍比，这是丹尼斯·马歇尔的申请，已经批准而且付了款。但我们知道他最近这次休假，什么行李都没有带。你说这让我们怎么办？’我能说什么？我很清楚大家会在背后指责我‘不忠不义’。但是我是忠于谁的？我跟布－科说：‘我觉得这事应该上报部长。’”

他夸大了自己的地位；他说得太多了。他心里明白，也看出琳达失去了对他的兴趣。他俯身靠向方向盘，对着路面露出微笑，身子在椅子上挪了挪，说道：“我们在哪里停下来喝个咖啡？”

“猎人旅店？”

他并不想去，但还是说：“好主意。我听说那里换了新东家。”

她还是那副心不在焉的模样，说：“那是因为大家害怕政权更迭，财产不安全。”

“亚洲人从中赚了不少钱。”

她没有搭理他。他也陷入了沉默。他本不想给她留下聒噪的印象，让她仍像旅程之初那样觉得他是个内敛、寡言之人。但现在，反倒是她变得阴郁而沉默。

路黑魆魆的，笔直地在单调的灌木丛间穿过。

“我确信你是对的，”过了一会儿他说，“云堆积起来了。这可真难判断该继续赶路，还是避一避。”

他在讨她好，但她丝毫不领情，硬邦邦地回答：“我想喝咖啡。”

两人都看着路。

“我听说了，”他说，“那个萨米·奇森伊并不是个好对付的人。但我不知道马丁这么不高兴。”

她叹了一口气，懒洋洋地整理了一下丝巾和头发。这举止让他有些紧张，不敢动。随后他把身体僵硬地靠到座椅后背上。

公路远处有样东西。那不是个幻觉。两人都盯着看。原来是一只被压死的狗。

“看到这场面我还挺高兴的，”琳达说，“我就等着这一刻呢。”她的语调透着神秘。“这一幕是迟早会看到的。”

“那你是想要离开这里？”

“哦，鲍比，你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你的部门总有事可干，有成果可出。但电台就是电台。你得制作节目。像马丁这样的老电台人，节目做得像垃圾了，当然心知肚明。离开BBC来这里，无非就是想做出好节目。我想马丁错就错在了一点上。他从来就不是阿谀奉承地往上爬的那一类。”

“这我明白。说到电台，我确实觉得他们在宣传政策和转播讲话上做得略有不足。编辑工作也有待加强。”

“我一直以为马丁的职务是区域主管。但他说：‘不，这是非洲国家。那样的工作是留给萨米这种人的。’”

“他们说萨米在英国其实很不得志。”

“当然，事情还没坏到不可收拾。BBC的一些人到现在还记得马丁。去年临走前我们度了个假，在新闻俱乐部里，有人对马丁说：‘哦，你在那里身居高位，是不是？’”

“但想来也是。没人会因为出来这里就毁了前程。那么你还是考虑回英国？”

“人总得考虑未来。但英国，我不知道。马丁已经在四处打听。我确信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也确信。”但他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答。于是他问：“你觉得会是去哪里呢？”

他等着。

她说：“南方。”

他说：“我就生活在这里。”

3

灌木丛占据了整个山谷，从平坦处一直延伸到斜坡上。不过，有些地方地表开裂，植被更是葳蕤。视线的尽头依旧是斜坡，但不再那么陡峭。此时远眺，地平线上净是一片片低矮、绵延而又彼此独立的丘陵。远处隐隐约约有树林，附近似乎有水有溪流。左近零零落落的小土丘在诉说，这里也曾是森林。路两旁出现了与其交会的泥土小路；时不时可以看见路牌，上面写着二十、三十、六十英里开外的地名。开始出现一些小广告牌。车辆仍然不多。

琳达开口了，语调平缓而神秘：“这一路过来，这座小山丘我最喜欢。看起来像是被一只巨大的爪子抓过。”

描述很贴切，正符合鲍比的感觉。

他说：“是的。”

在他们前方，一辆满载货物、上盖遮布的货车从岔路开上了公路。几只小猎犬从货车后挡板的上方伸出头来。两个穿红色夹克、戴红色帽子、穿着马裤和马靴的非洲人，正紧紧抓着车挡板站在汽车尾部，他们被颠得上上下下。

“非洲的这一面可真是奇怪。”琳达说。

她坐直身子，从汽车地板上拿起包，取出化妆盒，开始补妆。她那股子神秘劲消失了。倒是鲍比情绪低落了下来。

“我们在西非的那几个月，”她边说边拍了点粉，斜眼瞟了一下手中的镜子，“你一定不会想到那里的非洲人还有一点点英国范儿吧。跨境进入法语区后，你马上可以看到黑人跟我们一样坐在路边，吃着法式面包，喝着红葡萄酒，戴着小巧的法国贝雷帽。这里也一样了，你看看这些英国范儿的、带狗的黑人保镖。”

开始出现弯道。前方的路不再一览无遗。他们跟在那辆货车后面，猎犬一直盯着他们汪汪乱叫。黑人保镖看着他们的小车，没有一丝友好的表情。路标显示离猎人旅店还有一英里的路程。

“我们得加速了，”鲍比说，“那些乌云越积越厚，情形不太妙。”

“我说过我是行家吧。”

离开主干道，车子拐进陡峭的下坡路。路面是深红色的，而且很窄。路上有两道深深的车辙，中间泥土隆起，路两旁则是微微隆起的田野。前一天或者是当天早上，这里下过雨。汽车在车辙里有些打滑；鲍比手里的方向盘震个不停。

“地还没有干，”鲍比说，“肯定下了很大的雨。”

“很快又要下了。”琳达说。但听起来她并不为此焦虑。

开过一段浅浅的洼地，红色的小路变得弯弯曲曲。放眼望去，四周都是绿意。路已经很难分辨，前方不远处出现了一排树，有些是白色的，光秃秃的，标示了小溪的走向。再往前，又变成了上坡路，出现了一片公共绿地。

“像英国。”琳达说。

“或非洲。”

转过一个弯，路的左边没有了土丘，而是像沼泽地般平坦。这里也确实像沼泽地，东一丛西一簇的茅草和芦苇冒出地面。尽头处有一个疏于打理的木亭，亭子的顶部已经坍塌。

“马球。”琳达说。

“马丁打马球吗？”

车子开过木亭时，他们将破败看得更清楚了。亭子后墙上方有几块木板不见了，地板也少了，阳光透过这些空隙照进亭子。在绿色背景的衬托下，亭子只若一个灰黑色的剪影。看得出，当初建这个亭子的时候，并没有指望它能长久地使用，就当是部队临时搭建并会废弃的那一类建筑物。

“你觉得那些猎犬，等到了一定年龄，会被安置吗？”琳达问，“还是会变成野狗？”

红色小路旁的那排行道树种在一条小溪边。有几株已经死了，是被淹死的。水漫过岩石拍岸的声音盖过了汽车的引擎声。树与树之间偶尔闪过小溪：汩汩的河水，泥泞的河岸。

“天哪，这里一定下过很大的雨。”鲍比说。

道路又转弯了，左拐右绕，然后开始爬坡。路本是用碎石铺成的，泥土被雨水冲刷走之后，碎石都露了出来。车身摇摇晃晃的，不过没有打滑。山丘变得平坦、开阔。他们进入猎人旅店的区域范围：一幢独立的、外墙涂了防腐油的办公棚屋，边上有指示牌；一个半“先锋派”、半都铎式的接待大堂；然后就是两排猎人小屋风格的客房。小屋屋顶盖了瓦，有烟囱，窗子有些粗糙，是落地式的。窗口放了很多人工培育的花。但因为最近下雨，花看起来蔫蔫的。

院子里停着一辆白色的桑塔纳，倒车时在潮湿的沙土上留下的轮胎印迹还清晰可见。鲍比认出它正是在他们停下来欣赏风景时从身边开过的那辆大众车。那位冲着他们摁喇叭的司机身材矮小，四十来岁模样，戴墨镜，穿着卡其宽松裤和样式传统的运动衫。他在等什么人。

感觉到身边的琳达神采奕奕，鲍比心生后悔，不明白自己怎么变得这么健忘，更不明白自己怎么稀里糊涂就答应了来猎人旅店喝咖啡。他决定摆出一副阴郁的姿态。

他皱着眉头把车停好。

“已经过了喝咖啡的时间啦。”开大众车的男子坐在车里冲他们说道。他是个美国人，但美国口音不重。

“不过或许正好可以吃午饭。”琳达回答。

鲍比还在皱着眉头专心停车，满脸严肃，一声不吭，错过了表示反对的机会。

“鲍比，你认识卡特吗？”琳达问。

鲍比锁上车门，几乎都没有抬头，回答道：“我想我不认识。”

“哦，鲍比，这是卡特。”

“鲍比，你的这件衬衫不错啊。”卡特边说边取下墨镜，伸出手。

鲍比立马感觉到，琳达肯定向卡特说过自己什么。

“他们十二点开始供应午餐。”卡特说，“但是要吃的话，现在就得点菜。看到没有，现在人还不多。怎么样，午饭？我去跟老板娘说。”

“我去。”鲍比说。

他朝着大堂走去。

“要去办公室，鲍比，”卡特说，“她在办公室。”

鲍比转过身笑了笑，好像他本知道，只是一时忘了。然后，他又觉得刚才这一笑傻乎乎的，于是又绷紧了脸，僵着胳膊，抿紧嘴唇，面无表情地穿过院子，走上几级台阶，来到不大的办公棚屋。他身上的本地衬衫随着脚步而晃荡。

在那张梳着英国发式的总统的新肖像下，有一个小柜台，柜台后站着一个中年白人妇女，正用左手写着什么。她的右臂打着石膏，吊着绷带。鲍比走进来时她抬了抬头，然后低头继续写。若换作在另一个国家，这微不足道的一幕不会引起什么注意，在这里却不同了。就着门口透进来的光线，鲍比看到柜台后的一角有个非洲人。他在偷笑。

这个非洲人的穿着很像早晨那些被领到卡车上的劳工，只不过他的看上去更有个性，不太像二手衣。棕色条纹夹克上有好几处污渍，大翻领显得很拖沓，夹克倒是合身的，夹克里的套头毛衫做工粗糙，起了球，但也还合身。里面的衬衫，领口部位又油又黑，身上还有两三处没洗干净的汗渍，但贴合得像第二层皮肤。他们在车上看见的那些劳工，面无表情，眼神茫然，帽檐拉得极低，整张脸都躲在阴影里。但办公室里的这个非洲人把圆顶帽拿在手中，整张脸都露着。这副面孔和照片上总统的面孔一样不好看，沧桑但不够老成。总算眼睛里还透着股机灵劲和情感。

他把目光从那名中年妇女身上转向鲍比，露出笑意。鲍比回以微笑。但非洲人没有反应，他的笑像是僵在脸上。

那个妇女抬起头来。

“三人用午餐，可以吗？”

“我们十二点开始。”

然后，好像是因为那个面带微笑的非洲人在观望着，她不想表现得对鲍比很感兴趣的样子，又低下头去写字。

鲍比从办公室出来，没有看到琳达和卡特。他沿着那条小屋之间有打蔫了的花朵夹道的砾石小径往深处走。每扇门外都有一小堆开裂的桉树原木，因为淋了雨而湿漉漉的。一条老迈的灰黑色西班牙猎犬对一堆木头起了疑，正在那里大声地嗅着。小屋后不久前还是森林，现在已是一片斜坡空地，立着一个个土堆，斜坡的尽头是林地。小溪哗哗作响，溪水浸泡着两旁的树根，沿着那些光秃秃的树木一直流淌。

这本是一条林间小溪，而今两旁净是林子被毁之后倒下的树木。站在高堤上，鲍比看见汹涌的红色水流下有着一些平整的石块和大圆石，是踏脚石：倘若这是在一个有序的花园里，逢上宜人的天气，踩石过河必然是种小小的刺激。往上游一点，有一处残垣，很久以前河水就在这里冲开了一个缺口，另辟沟渠，使原来的花园成了泽国，马蹄莲在水中肆意生长。阳光穿透树林，落在一朵朵白色马蹄莲上，衬着底下一簇簇随溪流舒卷的水草，星星点点的。水在这里安静了下来，有些地方汇成了死水潭。

马蹄莲也一下子失去了光泽；树荫下一片黯淡。水泽花园寂静无声。溪流继续奔涌向前。对岸，树干在阴影中呈现黑色，树叶和树枝低垂着。这树林像是童话中的，远离人间烟火。这里不久前刚经过人工改造，树木遭砍伐，鸟兽四散，但这些举动似乎仅仅是为了在这方围起来的风景点中制造出一些人为的艺术效果，因为现在它又回归自然，没有了人类，没有了危险。鲍比想起了国王，那个遭直升机围捕的国王。他抬头望。裹着雨水的乌云越积越厚；前方未铺柏油的公路有百英里之长。

他出了林子，回到小山坡上。西班牙猎犬还在那堆开裂的原木旁转来转去，已经把其中的几根扒了下来。那个面带微笑的非洲人已经走到了办公室外，手里还攥着帽子。鲍比回应了非洲人投射来的目光，走进大堂，进了那间标示为休息室的房间。

这是一间又长又阔的房间，小格玻璃窗上挂着印花棉布窗帘，但窗外的林地、远处不规则的山丘和天空翻滚的雨云还是能看得一清二楚。家具看上去像是旧的，而且近来没有使用。来自丛林、留着英国发式的总统的新肖像挂在几幅彩色英国风景画中间。房间里放着些旧杂志，杂志里满是派对、舞会和乡村别墅以及家具的照片。它们所呈现的英国经过精心拍摄、把令人不快的成分都剔除了的，似乎专给外国人看。而鲍比所熟知的英国乡村是半工业化的、像搭建帐篷般缺乏长远规划的混乱住宅区，老房屋迷失在繁忙的交通要道、铁路和厂房之中。而大自然所存留的，或许只是一条溪流，岸上有些截过枝的杨柳，那充其量是半城市化的废墟。而这间休息室，显然是仿效杂志中的英国风格来布置的。但对鲍比，对那间小办公室里受伤的女人来说，这房间比例失衡，一切都太大了。或许它一向就这么大。

有人尖着嗓子在问：“三份午餐，对吗？”

这嘶哑、刺耳的声音来自一个中年白人男子，他看起来伤得不轻。一条腿和一只胳膊上上下下都打了石膏、上了绷带。他靠一副金属拐杖支撑，每走一步似乎都有脸朝下跌倒在地的危险。

“车祸，”这个人嘶嘶地说道，语气里带着点自豪，“常言道，同一个地方不会挨两次闪电……”他摇了摇头，“见过我妻子了？”

“办公室那位？”

“她也受伤了，”他像个小丑般大幅地把身子往前倾了倾，“哦，是的。但现在没事了。就是有些痒。上石膏就会这样。知道吗，就算最后把石膏取下，最里面的那部分伤还是不会完全愈合。你去南边？在那里工作？短期合同工？”

鲍比点点头。

“那你还挺幸运的。每个月能在伦敦的银行存一半收入吧？攒起来。不过时下南部总署形势很糟，会有大麻烦的，我觉得。”

“我不知道你说的麻烦指的是什么。”鲍比回答。

受伤的男子变得谨慎起来。“这里没什么麻烦，”他冲着总统肖像点了点头，“这个巫医挺好的。没有，这里没有麻烦。旅游业马上要兴起了，这个非洲人知道光靠他自己胜任不了。不管怎么说，这个非洲人可不傻。”

鲍比放下手中的杂志，朝房间外面走。他不慌不忙，因为没有必要。受伤的男子跟了上去，但赶不上他的步伐。

鲍比先前见过的那个非洲人仍在办公室外。那条西班牙猎犬坐在那儿的台阶上，老态毕露，一副茫然的样子。客房门口的那堆原木已经散了。走近之后，鲍比看到一丛茂盛的薰衣草，种了大概有些年头了。他弯下腰，准备折几枝花时，看到散落的原木间有一条蜥蜴的尾巴以及死了的蜥蜴。就在这时，他瞧见了琳达和卡特。琳达冲着他招手，动作幅度很大。她那蓝裤子与米色衬衫，在鹅卵石小路和开阔的山坡间忽闪不定的阳光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鲜艳。恍惚间，好像又回到了这一天的开始，好像他们三人正面对观众出演电影或一出戏。鲍比转过身。注视着这一幕的，其实只有那个非洲人，他正用舌头舔着上嘴唇。

琳达说：“鲍比，你找到什么了？”

“薰衣草。”他举起一枝花，送到她鼻子下方，“我喜欢薰衣草。这是不是太女气了？”

她大笑起来。他这才注意到她的牙齿很糟。“我不会说你太女气，我会说你老派。”

他们三个走进高高的木结构餐厅。她是三个中最亮丽的那个。

餐厅里并无他人。他们坐在房间的角落，紧挨着高高的壁炉。壁炉里没有生火，但木块已经架好了。服务生很紧张，又好像记挂着别的事情，不停摆弄着桌上的餐具。他的白衬衫不太干净，灰蒙蒙的黑领结戴歪了。

卡特说：“你们这些殖民者干得不错啊。”

“这词用得真可爱，”琳达说，“我很少听人说。你这么一说，这词听起来很了不起，很专业。”

“坐在这里，我觉得他们一定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可以称得上是巨人。我想这就是他们到现在还不给我们生火的原因。我们太渺小了。”

或者太丑陋了，鲍比暗自想着，掰开了面包圈。

那个胆怯的服务生大拇指紧紧摁着盘子边，一盘一盘地端上汤。他走路的时候弯着腰，膝盖抬得很高，那双大脚像是很松弛地连在脚踝上，一上一下地拍动。

“他看起来差不多是我们中的一员。”卡特说。

“鲍比，卡特说南部总署现在四点钟开始宵禁。军队显然有点横行霸道了。”

“非洲军队就是派这用场的，”卡特接着说，“他们就是用来对付平民的。”

“这样看来，我们不得不到上校那里过夜了，”琳达说，“或者在这里留宿。”

“那个‘伙计’或许可以为你点燃壁炉的火。”卡特对鲍比说。

卡特的臼齿显然长得有点问题，因而他吃相像条狗，头伏在盘子上，每吃一口都要大嚼一通，而且发出轻微的嘶嘶声，似乎每口都很烫。

他咽下一口食物后，开始说话：“我可不习惯‘伙计’这样的称呼。”

“多丽丝·马歇尔一度想称服务生为男仆。”琳达说。

“那可不就是意料之中的！”鲍比说。

“最后她将就着称他们为招待员。我一直觉得这个词相当荒唐。”

鲍比说：“这冒犯了卢克。他后来跟我说：‘我不是个招待员，先生。我是一名房童。’”

“多丽丝·马歇尔是谁？”卡特问。

“一个南非人。”琳达回答。

卡特面露困惑。

“卢克是鲍比的房童。”琳达说。

“我可以想象，她一定觉得自己在俯首于黑人区。”

琳达大声抗议道：“哦，鲍比。”

“我们开始谈论我最喜欢的话题了，”卡特说，“仆人。”

鲍比说：“这总是我们的游客最着迷的话题。”

卡特继续吃。

“我受不了，”过了一会儿，鲍比环顾着餐厅说道，“我受不了这个餐厅的英国味儿。”

“我在西非的时候，”琳达说，“每个人都开口闭口地说我们是多么糟糕的殖民主义者，说法国人要比我们好得多。过境后，我发现这话说得不错。那里的黑人和我们一样，坐在路边，吃着法国面包，喝着法国红酒，戴着那些可笑的法国小贝雷帽。”

“所以最终，”鲍比说，“我们在这里也会没有用武之地。”

卡特看着鲍比，毫不掩饰咄咄逼人之势，说道：“但是你干得还不赖呀。”

外面开始下雨了，餐厅里暗下来，雨点打得屋顶作鼓声响。

“那段泥泞的路，”琳达说，“我最受不了汽车在泥路上打滑，我会发疯的。”

“我不知道宵禁一事是否属实。”鲍比说。

“你大可以不相信我说的话。”卡特说。

“我确实没有必要相信你说的话。”

琳达假装没有注意到他们的针锋相对。她装出一副少女腔，做作地说：“可怜的小国王，可怜的非洲小国王。”

此后，三个人没怎么说话，喝完了一瓶澳大利亚产的雷司令葡萄酒。午餐结束了，服务生显然是松了口气。鲍比抢过了服务生拿来的账单。卡特流露出不悦的神色。

“办公室，”服务生说，“到办公室付账。”

那个非洲人还站在那里，在窄窄的屋檐下躲雨。雨幕中，远处的山丘一片迷蒙。雨水顺着客房的瓦片屋顶流下来，打在花朵上，冲刷着砾石小路。天几乎有些凉飕飕的。鲍比回来的时候卡特独自一人在餐厅里。他们没有交谈。卡特转过身，看着窗外的雨。琳达走进来了，依旧是那副欢快的样子。

该上路了。鲍比开始忙碌起来。

“我还要在这里待会儿。”卡特说。

鲍比冒雨跑向汽车，把车开到大堂入口处。琳达坐进汽车，看上去有些心烦。就在这时，卡特身后的阴影里似乎有动静。是那位受伤的男子出现了，他的身子向前挪动着，像是对他们充满了兴趣。鲍比正要开动，胳膊上吊着绷带的女人也出现在办公室外的台阶上，她用没有受伤的手朝非洲人挥了挥，并冲鲍比的方向大声喊叫。

鲍比停下来，摇下车窗。

“你能不能捎他到大路上？”

“哦，天哪。”琳达一边说，一边斜着身子将座位一侧自己的东西收拾起来。

非洲人自己打开车门，坐进车子，车子里即刻充满了他的体味。大雨中他们的车子开了出去，窗玻璃被雨水打得一片模糊。琳达僵直身子坐着，鲍比用手背擦拭着挡风玻璃。他看后视镜时，瞧见了非洲人微笑的眼睛。

“你在这里工作？”鲍比问。他的语气轻快、友好、单纯，是他和非洲农村人说话惯用的口吻。

“某种意义上是的。”

“你做什么的？是什么工作？”

“工会。”

“哦，你是说你是工会会员。你组织工人，和老板讨价还价。你为会员争取更好的报酬。对不对？”

“是的，是的，工会会员。你是做什么的？”

“我在这里工作。”

“我没有见过你。”

“我在南边。南部总署。”

“哦，是的，南边。”非洲人笑着回应。

“我是个公务员。政府部门的。什么入档文件柜，出档文件柜，当然，还有茶柜。”

“公务员。那不错啊。”

“我喜欢这份工作。”

车子沿着崎岖的山路慢慢行驶，雨水冲刷着挡风玻璃，雨刷都忙不过来了。在山坡脚下的转弯处，他们看见一个非洲人正朝坡上的猎人旅馆方向走。看见汽车，他站到一边让路。他头上的帽子压得很低，夹克的领子竖着。

“他全湿透了。”鲍比说，语气还是那么友好单纯。

“那是肯定的。”琳达说。

“你停一停。”车里的非洲人对鲍比说。

鲍比再一次在后视镜里看到了非洲人注视他的目光。

“你停下，”非洲人看着镜子说，“你带上他。”

“但他和我们不是一个方向。”鲍比说。

“你停下。他是我朋友。”

鲍比把车停在那个非洲人身边。雨水沿着他的帽檐流落，遮住了他的脸。他冒着雨脱下帽子，一脸畏惧。坐在车后座的非洲人打开车门。那人上了车，朝鲍比喊了声“先生”，就坐到覆着塑料膜的座椅边沿，车上的非洲人把他往里拉了拉。

两个非洲人上车，空间就有点挤了。琳达摇下她那侧的窗玻璃，深深吸了口气。雨点打在了她的围巾上。

平坦的马球场已成泽国，水面上露出星星点点的芦苇和青草丛，犹如一片沼泽地。那破亭子被雨水浸透后，更显晦暗。

“你朋友也是工会会员吗？”鲍比问。

“是的，是的。”先上车的非洲人爽快地答道。

“希望这种天气里，你没有太远的路要走。”鲍比说。

“不远。”他回答。

路前方的车辙很深，泛红的水坑被雨点打得冒泡，车子时不时打滑扭动。路开始上行，通往高处的高速公路。

“你向右转。”非洲人说。

“我们要往左转，”鲍比说，“我们要回南部总署。”

“你向右转。”

红色的泥路已被砂石路取代，路面渐宽，马上就上高速公路了。那个非洲人仍然盯着后视镜里的鲍比看。

“远吗？你要去哪里？”鲍比问。

“不远。你往右转。”

“天哪！”琳达喊道，身子后仰，一手抓住车门把手，试图推开门。“出去！”

鲍比停下车。琳达身后那个淋湿了的非洲人，马上从车里跳了出去。几乎同时，那个一直说着话的非洲人也打开车门下了车，戴上帽子。瞬间就看不见他的脸了，他的微笑抑或威胁，都不再重要。鲍比开上通向高速公路的那段防护坡，将两个非洲人留在泥路边。他们把帽子紧扣在头上，被雨淋得透湿。

“真难闻！”琳达说，“绝对是歹徒。我可不想因为好心，因为对非洲人的友好，而送了性命。”

在转上高速公路之前，鲍比又看了一下后视镜：那两个非洲人仍旧站在原地。

“我和马丁常遇到这种情况，”琳达说，“就是因为参加过那样的宣誓，他们就以为大家都怕他们。”

“不过，我还是感到难堪。他那副趾高气扬的模样，然后突然就走了。我不能理解的是，他为什么要在那里逗留那么长时间。就算不是哪个基金会的人，你也会发现其中有奸险。”

“哪来的奸险。不过是愚蠢。开一下车窗吧，你都可以闻到他们吃的臭东西。”

雨水斜扫进窗，雨滴很大。鲍比朝后视镜看去，那两个非洲人站在高速公路上。黑色的，像符号一般：镜子中，他们在雨幕下、柏油路上的身影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他们走下高速公路，回到通往猎人旅店的路上。鲍比觉得琳达肯定没有看见这画面。他也没有告诉她。

4

“真是太讨厌了。”琳达说。

“我很抱歉，我应该更坚定的。”

“你同情他们，一直同情他们，你说好话，鼓励他们。你都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惹上了萨米·奇森伊的人。恐怕得关上窗了。马歇尔夫妇说这是非洲的味道，你听她这么说过吗？”

“我应该更坚定的。”

“真是种非常特别的气味。”

“我和那些谈论诸如所谓非洲味道的人都合不来，”鲍比说，“这和大家谈论，嗯，马赛人，差不多。”

“你可能是对的。我曾经以为自己不是很敏感，感受不到马歇尔一家和其他人所说的那种他们非常喜欢的非洲气味。但是这次度假回来，我闻到了。那种气味持续了半小时左右，也就那么长。那是一种腐烂的草木和非洲人的体味混杂在一起的味道。其实这两种味道本来就差不多。”

鲍比喜欢那种温暖而封闭的房间散发出的气味。他说：“也许你该去南部看看。”

“这真是太讨厌了。你还记得总统来南部总署的那会儿吗？那些又瘦又憔悴的白人和肥胖的黑人。”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对他们的肥胖有想法。”

“我喜欢把原始人想象成瘦子。你可能不会相信，萨米从英国回来的时候瘦得像根耙子。马丁带着总统参观了他们的工作室。萨米呢，自然连哪个是门把手，哪个是麦克风都分不清楚。你知道马丁事后说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说出来都尴尬。马丁说：‘我要对这个巫医说，他闻起来像只臭鼬。’马丁！你知道的，这种事情让你为每个人，包括你自己，感到羞愧。但接着……”

“哦，天哪。”

“这种闲话可能会传开来，他们就会把我驱逐出境。这我倒是挺乐意。”

“午餐不是个好主意。”

“或许吧。”

“从早上起，你的见解好像有了陡转。”

“我不清楚我有没有什么见解，”琳达的声音变得更轻快了，“也是因此，我希望被驱逐出境。我们必须告诉布索葛－科索罗。”

鲍比不喜欢这种狡黠，也不喜欢说话含沙射影。他开始加速，把车开得很快。这样的速度在湿滑的路上很危险。

他说：“据说动物在完事之后总是很悲伤。”

“这真浪漫，鲍比。”

他决定不再说什么。

雨渐渐小了。天空微微放晴。公路上银光闪闪。

路前方停了几辆军用吉普车，有几个穿斗篷的警察，以及两排斑马条纹的木栅栏，把路堵住了。

琳达说：“这就是所谓的路障吧。”

鲍比放缓车速，调整表情，露出微笑，准备对付警察。

“请别那么友好，鲍比。这些警察早都英国化了。看看他们的黑制服，斗篷和帽子。你可以看出，那个胖的是他们的头头，他的衣服简单但别致。”

琳达说的那个人确实像是负责的，这让鲍比稍感恼怒。那人长相年轻，大肚腩，头上浅浅地扣着一顶深棕色毛呢帽；带有警察标志的斗篷里穿着一件印花运动衫。

他和两名身穿制服的警察从马路中央走到他们的汽车旁。

鲍比说：“我是政府官员。我在南部总署欧谷纳·旺葛－布代尔先生的部门工作。”

没有穿制服的警察说：“驾照。”

查看鲍比的驾照时，他紧闭双唇，皱着眉头，左右手肘紧紧夹住身体，使大肚腩上的赘肉时不时地被微微抬起。

“我的行驶证贴在挡风玻璃上。”鲍比说。

“请打开引擎盖，给我钥匙。”

鲍比拉了一把引擎盖的开启装置，递过钥匙。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开始检查引擎周围和后备箱，穿便服的警察则搜查车门内侧以及座椅间的缝隙。他打开琳达的行李箱，一只宽大的手伸直手指，在那件薄薄的行李上压了压。

“麻烦你们了。”他终于说道。

这意味着他们可以走了。就在车子行将离开时，那个警察像是记起了某项规定一样，面露微笑，把帽子举了举。那轻轻扣着的帽子底下的头发是太过规矩的英国样式：清清楚楚地偏分，一边是拢得高高的大部分的头发，很有弹性的样子，另一边则低而平。

“不管怎么说，让人略感安慰的是，他还算是‘我们中的一员’。”琳达说。鲍比正把车开出斑马纹木栅栏。“我觉得他们正在搜寻从首都逃离的国王，你觉得呢？大家都在传，说他乘出租车跑了。”

“他们在搜查军火。我碰巧听说政府高层很是担忧向南部总署偷运军火的现象。说是利用往来的游客偷运。据传国王的宫殿里绝对藏着一个军火库。话说回来，那几个警察真是非常有礼貌，是不是？”路障，警察，黑色斗篷上的雨滴，一望无垠的道路，自身的安全：鲍比的话语里透着兴奋。“那是西蒙·鲁贝罗在做。他非常重视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人人都说那是因为霍布斯高标准、严要求的结果，但我去年在一个会议上碰到过他，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前几天报纸上登了一篇采访他的文章，我得说，这采访做得非常好。”

“我们都有过‘默哀两分钟’的经验，算是做好了准备。西蒙很英国化。”

“那不是一件坏事，对他来说。”

“‘麻烦你们了’，”琳达模仿着说，“我觉得肯定下宵禁令了，你说呢？我知道我们是白人，而且保持中立，但我也开始考虑我们是不是不该往另一个方向‘赛跑’。我们的盟友好像并不多。”

他的车倒是真在“赛跑”了，他猛踩油门，一半是出于某种莫名的兴奋：在这条空旷的非洲公路上过了路障，逃过了假想中来自黑人的威胁。现在路的一旁出现了高高秃秃的、像烛台般的剑麻叶。雨差不多停了，云高悬在天空，光影更迭，起伏的大地郁郁葱葱，远处群山上明亮的色彩时隐时现。

他看了看油量表说：“我们得在伊瑟停一停，把油箱加满。”

“在抵制亚洲人贸易的那段时间里，大院里的人总是把油箱装满，无论白天黑夜，随时准备出境。”

“我的天哪，”鲍比说，“真够折腾的。那阵子，BBC每天都播特使签署空投协议的消息，空投罐头。”

“我储存了罐头。”

琳达因为胃里的午餐和雷司令酒，加上路途的颠簸，开始觉得不舒服。她脸色惨白，显得很疲惫，下眼圈发黑，晒黑的鼓突的太阳穴此刻看上去像是污点，棕色之中透着蜡黄。

她突然说：“我喜欢这种变幻的光线，你呢？还有剑麻。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空旷，只有棕色茅草屋偶尔出现。你会觉得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她的语调变得神秘起来，就像她在听自己讲话一样。鲍比理解了她的意思。“没有人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

他说：“我们中的有些人知道发生过什么。”

“在抵制亚洲人运动中，有二三十个人丢了性命。其中不单单是那些在太阳底下忙碌的荷兰奶业专家。不知道那些报纸没有刊载、广播没有播报的事件，会不会在非洲人的小报告抑或大报告里，被记载下来。”

鲍比想：她并不关心这些，她关心的是其他事情。她就是无缘无故地想要使坏，把她的情绪转嫁给我。想到这里，他发现自己刚才的兴奋劲已然消散。他等着自己被她激怒。

“地震的时候你不在这里，”琳达说，“我也刚刚来。一天早上，家里的男仆过来，眼里都是泪地说他家的那个村子肯定被地震毁了。我带着他去了警察局，想看看那里有没有伤亡名单。他们没有，而且每一个人都很没有礼貌。那个星期，我每天都去警察局询问这事。但就是没有名单，最后连那男仆也放弃了。没有‘默哀两分钟’。广播上也没有说起。大家都把这事忘了。这里发生过地震吗？发生了又怎样？或许那些人没有一个死掉，就算都死了也没有关系。或许只是那个男仆想闹些事情出来，引起别人的注意。或许这里发生的任何事都及不上其他地方的事有意思。或许像这样一个地方，无论发生什么都称不上是新闻。萨米·奇森伊可以每天播祷告词，说这就是新闻。”

鲍比想，他察觉了马丁的某句抱怨，但只是回应说：“要这样想的话，那这个世上没有任何新闻可言。”

“我不想争辩，我相信你懂我的意思。”

“我们在伊瑟停一下加油吧。”

她多少有点抱歉地说道：“我的脑子现在不是很清楚。”

她从脚下拿起包，放在膝盖上，拿出化妆镜查看了一下脸。“哦，天哪。”她说。像是要驱走坏心情，她轻快地打扮起来，梳了头，重扎了围巾，将先前的倦意一扫而光。她的手臂看上去依然很年轻，从衬衫短袖口中可以望见她刮过的腋窝上有一颗痣。接着，她戴上墨镜坐好，看上去很沉着。

鲍比心中恨起她来。

每隔两英里，就有标着“ESH”⑦字样的路标出现，最后那块颇有英国风格的路牌可能是从英国进口的，上面写着“伊瑟”。不过，四周还是一派荒野。

然后开始出现铁丝栅栏，栅栏后长着老松树；被拖拉机碾出车辙的泥路和高速公路相交，交汇处是一摊摊泥浆水。接着又是荒野。路的一边山峦起伏，公路曲折。一块褪了色的木板上写着不再醒目的警示：前方有铁路道口。车子摇晃着。高大的桉树汇成一片开阔、葱翠欲滴的林子，桉树的树干挺拔，表皮斑驳。远处的大山衬着近处起伏的山峦上围着栅栏的牧场、小丘棋布的开阔地、桉树防护林和开垦过的森林：一幅未完成的风景画，一幅以非洲大陆为背景的草图。

路的两边开阔起来，出现了一些带着大花园的别墅，别墅外观灰蒙蒙的。接着开过一个环岛，环岛中央的花园有修剪过的痕迹，公路随后进了镇子。每隔两三百码就有十字路口出现，路旁都竖着崭新的黑白两色的牌子，上面用大写字母写着某位部长的名字。这个镇子是要被开发的，但没有开发起来。镇上的建筑多半仍是铁皮和木材搭建，唯一看得出一点开发模样的是一幢不大的银行新大楼，以及一个机动车和拖拉机的展厅。路两旁溅满泥点的警亭，低矮的白色混凝土工棚，有几分像首都非洲人聚居的棚户区。

鲍比拐进去的加油站属于一家国家独立后才进驻的石油公司。加油站里高高地立着一块黄黑色的标示牌，上面用国际通行的符号标明了该加油站所提供的服务。但其中的电话符号，被一张褐色的方纸遮住了部分；另一个标示，交叉摆放的刀和叉，被划掉了，显然是手指沾上机油后所为。这木牌下方以及办公楼的白墙上，都是油腻的手指印，或者干脆是整个手掌擦过的印子。铺着柏油的黑色路面泛着油光，而尚未铺上柏油的路面则在雨水的浸透下，油腻腻地反射出彩虹色。

四个穿着破旧蓝色工装裤的人看着他们的车开进加油站。他们身上的衣裤像是二手的。鲍比在有顶棚的工作区外停下车，摁响了喇叭，四个非洲人都动了起来，但是马上，他们像是想起了什么，互相看看，又都犹豫了。四人中有一个特别矮小，工装裤上半截垂到了胯部，在脚踝处又厚厚地卷着。

“我得冒险去下洗手间。”琳达说。

她小心翼翼踩着碎步往前走，头一直低着，裤子在膝盖以下松松垮垮，衬衫上肩胛骨处有一道长长的汗渍。

小个子非洲人和另一个非洲人走到车前。小个子每走一步都会踢到自己累赘的裤子，他拎着一个水桶，拿着一块海绵和一个带铁柄的清洁工具，默默地擦起玻璃窗来。

琳达回来了。“那地方锁上了。”

大个子非洲人把手伸进口袋，用油乎乎的大拇指和食指夹出一把滑腻腻的耶鲁牌钥匙。琳达二话不说拿起钥匙，又匆匆走开。

油，汽油，水，电池，轮胎：鲍比紧张地看着大个子非洲人忙乎，时不时用简洁、友好的话语鼓励一下，并哈哈大笑。非洲人全神贯注地干着活，并没有回应他。琳达回来后，鲍比不再作声。她看起来很沉静，表情在墨镜的遮挡下很难读懂。她站在柏油路的边缘，目光越过马路，眺望远处的崇山峻岭。

最后鲍比付了钱，和琳达回到车上。他们坐着等找钱的时候，发现那个负责清洗的小个子非洲人正把一扇扇车窗玻璃抹黑。琳达皱起额头，叹了口气。大个子非洲人带着找零走了过来。如果她再那样叹气的话，鲍比想，我得好好跟她说说了。非洲人数着硬币，一枚枚放在鲍比手中。太多了，比鲍比给的还多。

“讨厌。”琳达低声说。

小个子非洲人从琳达身边的窗玻璃移到她那一侧的挡风玻璃前。他用力拉开雨刷，开始清洗。他的脸和琳达的齐平，只隔着几英寸距离。他一边干活，一边皱眉，眼睛故意不去看琳达。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大腿，嘀咕道：“讨厌。”

鲍比想，如果她再这么说，我要揍她了。大个子非洲人耐心地把手握成杯状伸着，让鲍比数出找多的零钱，放回他的掌心。鲍比故意用友好、单纯的声音数着钱，给完最后一枚硬币，包括小费，他朝非洲人笑了笑。大个子非洲人离开了，而那小个子拎着水桶来到鲍比那一侧的挡风玻璃前。

琳达说：“你看看这个人都干了些什么。”

鲍比先看了看琳达那一侧的挡风玻璃，又去看那个小个子非洲人。他正在用一个两用清洁器擦玻璃。清洁器一头是橡胶，一头是海绵；但橡胶和海绵都烂了，擦着玻璃的是中间的金属条。他在所有车窗上都留下了一道道深浅不一的刮痕。他还在刮，一边刮，一边皱着眉头，丝毫不理会鲍比的注视，装得很专注。

鲍比仔细端详这个非洲人的长相，发现他的肤色特别黑，属于国王部落的人。鲍比顿时大为恼火。那个非洲人意识到鲍比在观察他，把眉头皱得更紧了。

“你到底在干什么？”

鲍比猛地推开车门，非洲人被车门撞到，差点栽倒。

非洲人站稳后，仓皇地从汽车旁闪开。“什么？”他张嘴想要再说什么，又说不出来，只满脸惊愕，眼里噙着泪，看着鲍比，左手捏着碎裂的大海绵，右手仍捏着金属柄的清洁器。

“看看你都干了什么，”鲍比吼道，“你毁了我的挡风玻璃，所有的玻璃都让你毁了。这汽车要是转手，我会损失好几百先令。谁来赔我？你？”

“保险公司。”非洲人回答。他似乎还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来。

“哦，是吗，你倒是聪明。和你们那帮人一样，什么都知道。保险？我要你赔我。”

鲍比朝着非洲人迈进一步。那人退后一步，因为碍手碍脚的工装裤而显得很笨拙。

另外那三个同样穿着工装裤的非洲人站在远处，一动不动。一个挨着办公室的门靠在白墙上，一个站在黄色木牌前，还有一个站在加油泵旁边。

“我要他们解雇你，把你遣送回去。谁是这里的经理？”鲍比问。

那个靠白墙站着的非洲人举起了手，也就是那个和鲍比打过交道、找他零钱的人。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向鲍比走来。在离鲍比还有几步远的地方，他停了下来，手放在背后，说：“我是经理。”

这显然是公司策略。但鲍比很怀疑他是否有权招聘和解雇。

“我要给你们总部写信。”鲍比说。他从衬衫口袋里拿出一个信封和一支圆珠笔。“谁是你们的上司？谁是你们的老板？”

“区域主管，印度人。”

“老套的亚洲把戏，遥控指挥。他今天会过来吗，你们的区域主管？”

“今天不会。在家。他住在那里。”那个经理指着鲍比开车过来的方向挥了挥手。

“哦，他们今天全藏起来了吧。给我他的地址。你们老板，他住在哪里？”他在信封上胡乱写着，十分不耐烦，到后来几乎是在涂鸦，净是些符号。他说：“这些人不该雇用，他们，还有他们的国王，都积习难改。不过他们的小把戏到此为止。看看我的挡风玻璃。”

那个经理俯下身，表明他在察看。

小个子非洲人那粗布工装服里的身子渐渐放松下来，他像是悔罪似的低头看着油腻腻的院子，手里仍攥着海绵和清洁器，小嘴一动不动。

鲍比对这副漠然的面孔深恶痛绝。他说：“我要报警。”

那个非洲人抬起了头，眼里充满了恐惧。他又张嘴想说什么，但还是无法说出一言半语来。然后，他做了一个像是要把谋生工具海绵和金属柄清洁器都扔掉的动作，转过身就走，粗布工装裤在脚踝处晃动。他一直走到院子边。

“我是政府官员！”鲍比大吼道。

那个非洲人停下脚步，转过身：“先生。”

“你居然敢在我跟你说话的时候，转过身去背对着我？”

鲍比挥舞着右臂，逼近那个小个子非洲人，身上那件非洲款的衬衫摆动着。

那个非洲人没有一点躲闪的意思，眼睛里闪烁的只有期盼的神情。

另外三个非洲人依旧站在原地，一个在黄色木牌前，一个靠着加油泵，那个经理则站在车旁。

琳达往半开的车门外喊道：“鲍比。”口气是中立的，不带谴责；她叫他名字的方式，好像认识他已经很久了似的。

“你怎么敢转过身背对着我？”

“鲍比。”琳达已经打开车门，准备走出来。

四个非洲人都站在原地不动。鲍比冲回车子里，黄色衬衫随着身体晃动。他发动引擎，把车子开到院落一角，又停了下来。

“那个该死的地址，”鲍比说，“我把它放哪儿了？”他做出一副寻找那个什么也没写清楚的信封的样子。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事忘了。”琳达说。

“哦，不行。”

“就像你说的，给总部写封投诉信吧。不管他给了我们什么地址，我都认为我们不应该找过去。”

他继续寻找。

又过了一小会儿，伴着引擎发动的声音，汽车冒出一股蓝烟，轮胎尖啸，鲍比迅疾地把车头转向左边，向镇外开去。他放弃了寻找区域主管的想法。

那四个非洲人依然站在原地不动。

“真是羞耻。”他不安地坐在位子上叹道。

琳达什么也没说。

车子很快出了镇，沿途经过了三四个混凝土大棚屋，一家铸造厂，一块标着“工业用地”字样的空旷地，一条长而坑坑洼洼的双向道，路旁褪了色的广告牌上印着长相酷似白人、大笑着的黑人图片。就这样，他们又回到了公路，上了依山而建的路，路边有一排排没有上漆的木屋，那是倒闭了的殖民种植园。

“真是羞耻。”

乌云下，右边的远山黑魆魆的，再远处的高山被云遮住了。但左边开阔的土地上方，天空依然高远，阳光穿透云层，照得潮湿的路面闪闪发光，被篱笆围起来的牧场一派油绿绿。

鲍比突然踩下刹车，但动作很小心，车没有打滑，而是稳稳地停到路边。路上并没有其他车辆，所以他的操作是安全的。左侧车轮压在草地和泥土上，右车轮还停在柏油路面上。他把身子伏在方向盘上，脑袋轻轻地叩着方向盘，接着微微抬起头，右手肘抵着方向盘，手掌拍打嘴巴，然后托起低垂的额头，手掌继续打自己的嘴巴。

“哦，我的天哪，真是糟糕。”他念叨着。

云朵在天空中竞相追逐，大地忽明忽暗。虽然是午后时分，但天色像是黄昏。

“太糟了，”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掌根部拍打自己的嘴巴，“太糟了。”

他两手抱住方向盘，人趴在上面，宽松的衬衫袖子垂荡着。一天的折腾，那衬衫被阳光暴晒得微微泛红。

琳达什么也没说，也没有扭头去看他。墨镜下的她，不露声色。

鲍比抬起头。“我了解国王的人，”他说，“他可能是个基督徒，每周日都去教堂。一直穿得干干净净。他那两件衬衫，他都非常小心地洗干净、熨平整。他的妻子在南部总署他们村里的学校教一点书。他能阅读。在粗布工装裤的后口袋里一直揣着一小本可笑的平装书。”说这话的时候，鲍比脑中浮现的是他的仆人：同样是小个子，五官长得不错，也属于国王部落。他笃信基督教，是宗教或其他启蒙读物的忠实读者，工资只够他花半个月，前半个月总是喝得醉醺醺，常处于宿醉状态，下半个月就变得沉默，也格外脆弱。鲍比轻轻地叹了声“上帝啊”，然后身体又靠上方向盘，回忆自己在新什罗普酒吧的遭遇。“上帝啊，上帝啊，”他抬起头，“哦，上帝啊。”但这时候他的声调变了。“上帝啊，这真是太美了。”原来他看到了绿色大地在光影变幻下的壮阔景观。

琳达终于有了反应，也转过身去看窗外的景色。

鲍比说：“我毁了他那点可怜的自尊。”

“我不这样认为。”琳达说。她看到了鲍比眼中的泪水，态度因此改变。“我觉得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管怎么说，他们确实需要被教训教训。这对他们一点害处也没有。你应该去看看那个卫生间。你知道吗，卫生间的钥匙还在我手上呢。”

“或许我应该把车开回去。”

“为什么？那样只会真的吓坏他们，说不定他们会以为我们真的叫来了警察。”

“我都快要哭了。”他已经擦拭过眼睛，但眼眶中又盈满了泪水。接着，他挤出一个笑容。

“我表示怀疑。我觉得如果开回去，看到他们正为此事而乐不可支，你还得再发一次火。”

“我要开回去。”

“我和家里的男仆们间也常有这样的情况。他们把你十多罐奶粉弄丢了，你骂了他们一通。事后，你觉得气氛尴尬，走路都蹑手蹑脚的。你以为他们多少会有点自责的吧，哪里想得到他们在自己房间里开心得很。呼朋唤友，个个笑翻了天。”

“我们曲解了他们的笑。”鲍比边说边把玩着挡柄。

“或许是吧。可能那代表着尴尬、不满等诸如此类的感觉。萨米·奇森伊是这样告诉我的。可能一些欧洲人这样告诉过他。但我感觉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笑，正常的笑。”

鲍比发动了引擎。

琳达突然大叫一声，撩起衬衫，在座椅上朝着车门的方向猛烈地扭动身子。

“我被蜇了！快看看是什么。我不敢看。”

琳达仍扭着左臀，撩着衬衫，目光透过墨镜瞪着车顶。鲍比赶紧凑上前，看到她肋骨的下方，有一个越来越大的红色肿块。

“是什么？”琳达喊道，“到底是什么？”

“我看到了肿块，但看不出是什么东西蜇的。”

“哦，我的天哪。”

她的身体仍然僵着，表现得如同一个孩子，鲍比仔细看了她身体露出来的部分：皮肤滋润，带着淡黄色的皱褶，细细的肋骨，为赶路而穿上的胸衣遮住了小得可怜的乳房，蓝色长裤里的内裤，看似和胸衣一样系着带子，像是上手术台的病人穿的。

他弯下腰，吻了那个红肿的地方。琳达的视线从车厢顶落到鲍比的头顶上。她小心地拎着自己的衬衫以免它盖住鲍比的头，并努力保持不动，以免令他不安。

他再次吻了那个肿块，然后问：“好点了吗？”

“好多了。”

他移开了脑袋。她坐直了，放下衬衫。

“希望你没有误会我的意图。”鲍比说。

“哦，鲍比，这是我所遇到过的最美好的事情之一。”

“哦，亲爱的，你这么说让人以为你是在谈生命的诞生呢。”他说着，发动了汽车。

“女人什么都能信。”

她不客气地回答道，而这正是他所期待的。如此一来谈话的情绪就平衡了。就好像是一对了解对方的个性、接受对方的个性的朋友。就这样，他们又上路了。

天变得异常晦暗。密集的乌云压下来，绿野尽头的最后一缕光线也渐渐消隐。雨终于落下来了，势头很猛，敲打在柏油路上泛起一片白花花的水雾，雨声淹没了引擎的轰鸣。外面除了雨，别无他物。待在车内感觉很舒服。

鲍比说：“这些划痕，我想我会习惯的。我曾经被我妈妈养的狗咬过。你可以想象，发生了这样的事，大家都很不愉快：我，我妈妈，还有那条可怜的狗。咬得还挺厉害的。被咬的地方，很奇怪，留下两条完美的、平行的齿印。就在我小腿肚上。那条狗现在已经死了。伤痕还在。你知道吗，我还挺高兴有这个疤痕。”

过了一会儿他说：“曾经有个医生给我配过一些镇静剂。那是几年前的事了。当时我的老毛病有发作的趋势，我觉得自己可能又要精神崩溃了。一旦有过那种经历，你会永远处在那样的恐惧中，我想。”

“镇静剂，哦，天哪，别告诉我你现在还在服用。”

“听着。他给了我镇静剂，小小的白色药片，很普通的样子。但它们有奇特的疗效。三天之后——你真的希望我告诉你吗？”他微笑着说。

“说吧。”

“三天之后，它们灼伤了我阴茎头上的皮肤。”

琳达脱口答道：“太可怕了。”

“完全烧焦了。”他依旧微笑着，补充道。

雨还在下。

鲍比说：“说来奇怪，来这里之前我从没学过驾驶。生病期间，我常常幻想自己驾着车在寒冷的雨夜行驶，漫漫长路后，来到一座山顶小木屋。屋里生着火，很暖和，我在里面非常安全。这样的幻想总能带给我安慰。”

“外面下着雨，屋里生着火。这样的场景总是浪漫的。”

“没错，非常浪漫。但这想象给予我的，更多的是安慰。”他的口气中流露出一丝责备。“我看到自己在那样一个房间里，所有东西都是白色的。白色的窗帘，在微风中飘荡。白色的墙，白色的床。高大的窗户，都开着。窗外，青山滴翠，山脚下，大海碧蓝。”

“听上去像是希腊某个岛上的医院。”

“我想就是那样一个地方吧。感觉万念俱灰，不想做任何事，不想当任何人。只想着要看自己慢慢死去。每个白天我都待在那个房间里。每个晚上也是。我没有床头柜，所以把手表放在地板上。一天早上，我踩在了上面，玻璃碎了。我想去修手表，但又作罢，决定等我好转了再说。”

“开始恐怖了。”

“散步的时候我就戴着那块破手表。这本是很病态的做法了。但更恐怖的是，对于生命的种种无奈，人很快就能适应。刚开始的时候，我说：‘到了下星期我就会好点。’然后到了下个月。很快一年就过去了。”

“不是有种电击休克疗法吗？”

“和镇静剂差不多吧。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认为精神疾病治疗就是一个美国式笑话，精神科医生都和《爱德华大夫》里英格丽·褒曼演的角色差不多。”

“那是部老电影，不过很好看，是吧？”

“不好看。从某种意义上说，休克你是说对了。我就是那样好转起来的。我的那个精神科医生，就是那个告诉自己害风湿病只是因为怕死，于是治好了风湿的医生，在一次治疗结束后对我说：‘你搭我妻子的车顺路回城里吧。’我从没见过他妻子。我坐在他家的客厅里等她。他就是那种不用动器械、在家开诊室的精神科医生。或许我该在其他地方等他妻子。我听到他妻子在和人说话，声音很响亮：‘我可以顺便带上你的，反正我得送亚瑟的一个病人，一个同性恋小伙儿。’她不知道我就坐在那里。我以为我向医生诉说的所有事情都是保密的。我这辈子还没有如此恨过一个人，只愿这两个人都去死。其实这也有点不公平，他给我治病，效果还算不错。我想我是不知不觉好起来的。但这个休克性的打击，就像你说的，刺激到了我，让我的病情有所好转。”

琳达透过刮伤的玻璃看着雨。

“亚瑟的一个病人，一个同性恋小伙儿。”鲍比微笑着。

琳达无言以对。

鲍比知道自己让她感到了尴尬，同时又有所触动。他带着点挑衅意味，接着说：“我想，我说的话没有让你感到惊讶吧？”

“人做丑事，”片刻之后他又说，脸上的那抹微笑不见了，语调也变了，“人做丑事，有时是为了要证明自己是个真正的人。我从未有过这样一种被人利用的感觉。”

“公众对此已经有了很大改观。”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痛恨英国的同性恋。他们又讨厌又肮脏。当时，当然，我被捕了。在一个周六的晚上，我常去的地方。那个警察人还不错。他想要‘改造’我。局面就变得很滑稽。他试图勾起我的欲望，就像在挑逗人去强奸一般。我一度以为他会拿出钱夹里的色情照片给我看，不过最终他做的也不过是常规的做法。他拿走了我的手帕，非常小心翼翼。我的手帕！我都要羞愧死了。那是一条非常脏的手帕。我的案子是周一一大早庭审的，紧接在一个妓女案之后。有罪，有罪。罚款十英镑，罚款十英镑。我告诉法官我是‘一时冲动’，却惹得哄堂大笑，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没有比这说法更愚蠢、更该死的了。但他们很快就释放了我，我还赶上了去牛津的快速列车。哦，是的，在伦敦经历了一个疯狂的周末之后，我还是及时赶回了学校，赶上了学院餐厅的午饭。不过我想，这些丹尼斯·马歇尔应该都跟你说过了。前不久，我‘崩溃’过，向他‘坦白’过。这是我个性中柔弱的一面。多丽丝·马歇尔是怎么说来着，像我这样的人在南非是怎么被处理的？把我们的头发剃光，归为土著人，让我们穿上裙子，然后送到土著部落生活？”

琳达还是盯着窗外的雨。

“我很抱歉。我又像以前那样开始胡扯了，想必让你沮丧了。”

“我在想我们走的路，”琳达回答，“就算路面不是很泥泞，我还是觉得八九点之前我们到不了政府大院。我觉得我们该尽快决定是否拐往上校那里过夜。我开始觉得老移民一直说的‘无论去哪里，都要在下午四点之前赶到’，还真挺有道理的。现在都已经两点半了。”

“我可没有听说过有谁饿死在去南部总署的路上。”

“我们得马上做出决定，前面就该转弯了。”

“看来你的态度是很明确了。”

“我一直觉得老上校挺有趣的，”琳达回答，“而且我很想看看那个湖在暴风雨中的景色。”

“不管怎么说，我很高兴我没有让你不高兴。这里景色很美，是不是？”他看着窗外说，“就像你说的，即使是在雨中。”

“‘连夜’开车赶到山顶小木屋。”

“哦，天哪。我明白了，那成了我的把柄。和丹尼斯·马歇尔的合同不能续签，对此我不能说我感到遗憾。但是我不相信我能够让大家相信，这事其实和我完全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事无关紧要，鲍比。”

“布索葛－科索罗给了我那些文件。我能说什么呢？非洲人的腐败，也是老生常谈。我还能忠于谁呢？”

“多丽丝·马歇尔其实是个很有趣的人。但是大家都不太在意她说什么。”

“我真是想发笑。有些人一直在这里诋毁这个国家，批评这里的国民。一旦他们得走了，那又另当别论了。”

“我认为我就是这样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很遗憾你要离开这里了。”

“你有什么可遗憾的？”

他不能说他感到遗憾是因为他们坐了同一辆车，因为他向她坦白了自己的情况，因为她现在多少了解了真实的他。

他说：“我很遗憾，因为你发现这里不适合你。”

“对你来说就不一样了，鲍比。”

“你总是那么说。”

“看，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封路了。”

十字路口、公路上，以及路旁的田野里，穿制服的警察黑压压地站在雨中，斗篷下佩着来复枪。十字路口的稍远处，一辆辆深蓝色的警车堵住了高速公路通往南部总署的路。红色的警示灯挂在木质的白色路障上。一块白色的长木板上画着一个黑色的箭头，示意一旁开往山里的辅路还是畅通的。

虽然开往山里的路很明显，也没有警察招呼他们停车，鲍比还是停下了车。在路障和吉普车往后大约五十英尺处，两块厚木板横卧在公路中间。木板上有两排六英寸长的金属钉，雨水落在钉子上，飞溅开来。木板后大约一百码处，在公路转弯并消失在低矮的灌木丛中的地方，停着大约六辆尾板上印着军团标志的军队卡车。

鲍比摆出一个笑容，摇下车窗玻璃。窗框上滴着雨水，落雨随风飘进车内。没有一个警察挪脚，也没有警察从吉普车里出来。这时，坐在吉普车后座的一个看似挺年轻的胖男人向前倾了倾身，露出斗篷下黄褐色的花衬衫，他不耐烦地朝鲍比挥了挥手，示意他们快走。他像是正在吃东西。

“感谢上帝，我真害怕他们再查一次车。”琳达说。

“他们在这方面可聪明了。他们很精明，知道我们是谁。”鲍比说。

“至少他们替我们下了决心，”琳达说，“现在我们不得不去上校那里了。我想西蒙·鲁贝罗下的军令到这里就无效了，是不是？军队貌似掌控了一切。但愿我们别再遇上他们的卡车了。他们绝对是恶魔。”

“我对军队一直保持敬意。”

“马丁说无论何时看到军队的卡车，一定要在路边停下，等他们先过。他们撞倒了你也权当寻开心。”

“我倒是希望这只是一次警方行动。我肯定西蒙本人也是这样希望的。”鲍比说。

5

通往山里的这条路，有那么几英里都铺上了柏油，而且和他们刚刚离开的高速公路一样宽敞、安全。但是它没有修路基，而是紧贴地面，因为依着山，所以路旁是平滑、光秃秃没有长树的缓坡。因为别无他物，路旁的栅栏桩就显得格外醒目。被雨水冲刷的道路，顺着山势向前，空荡荡的。山峦在雨幕中模糊不清，但不再像先前那样单是挡住了视线，而是把视线往高处引。

田野，栅栏；一个泥泞的十字路口，旁边竖着褪了色的路标；一个零落的定居点，混凝土和木材搭建的房屋被淋得透湿；树木和灌木丛。路慢慢爬高，变得崎岖，且越来越窄。接着没有了柏油，路面上只剩下凹凸不平的岩石。

车子越开越高，他们瞥了几眼刚刚驶出的高原；尽管是透过雨帘，仍可以看到高原上水土流失的迹象。随着入山越深，眼前就只有路两旁的灌木丛。每个转弯都很急，湿漉漉的石块在细碎的树根和泥土间熠熠发亮。有时候在路边杂草丛生的浅沟里，有时候在路面上，散落着少量塌方山石。

“真不知道该开哪一条路，”鲍比说，“是几百英里、满是泥浆的高速公路，还是这条。”

很快，他们就已经在山的深处。他们不时看到山顶和更远处的山顶，都在雨雾的笼罩之中。就这样行驶了半个小时之后，他们仿佛已经在世界之巅，或者说这片大陆的中心。之前看到的景象，那阳光和灌木丛，黑而直的公路，轮胎的嘶嘶声，绿油油的田地上光影的变换，都像是发生在另一个国度的事情。汽车在岩石路面上颠簸着，偶有几段路的路面上撒满了煤渣，车子开在上面吱吱嘎嘎作响。车一直以低速挡在开，制造出的各种噪音已经盖过了雨声。鲍比和琳达都没有说话，而是聆听着有无其他车辆开过，想着在这条诡秘道路上任何一个黑暗处看见军队的车辆都不足为奇。

偶尔，他们也能看到路旁出现了简陋的小屋和生长着野百合、溅着雨点的小池塘。有时候路的一侧是灰绿色的峡谷：地面倾斜而下，黑色树干上顶着湿漉漉的大树枝，叶子滴着水；峡谷深处是一座座有梯田的小山，红色的小径盘旋而上，通往山顶围着篱笆的小屋，然后又蜿蜒伸展到别处，伸向那些看不见的山谷。

“这就是我想看的，”琳达说，“没想到这里会有农田，他们会把梯田一直开到山顶。没想到这里还有这些小路，看起来它们早早就筑好了。”

“这是我们留给他们的土地吧。”鲍比说。

她把背靠在座椅上，摘下墨镜。鲍比意识到自己刚才失言了，没有踏准拍子。

“现在想来很荒谬，”他很快换了种语气继续说道，“我刚来这里的时候完全不了解非洲，发现他们已经在和铁制品打交道，我很惊讶。从来没有人向我提起。我真的很惊讶。但是你知道，如果你把旧的金属制品随便放的话……”

“不一定要很旧。一夜之间你的车子就可能消失，只剩下座椅，表明那里曾经停过一辆汽车。他们只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可以把一辆波音飞机拆得干干净净。”

鲍比听过这个笑话，但还是笑了。“我来这里之后，隐约感觉到他们不会对我友好，因为我是白人，是个英国人，还因为南非等诸如此类的原因。”

“他们不把南非放在眼里。”

“确实如此。他们极度世故，嘲笑一切。”

“萨米·奇森伊告诉过我，那是因为他们很气愤。”

“萨米喜欢夸大其词，政客都这样。萨米喜欢时不时做些带种族歧视意味的事情。实际上他不过是在考验你。真无聊。我最不能容忍那种社会主义倾向和第三世界的姿态，你觉得呢？那是他在英国的时候学会的，并不具有代表性。他们说他在英国日子不好过。”

“那确实让他对白人女性产生了某种特殊的情结。瞎的、瘸的、傻的，都不放过。”

“真是太可悲了。我不知道我们正在创造多少个萨米这样的人出来。”

“可悲……那是可怕。萨米还觉得自己魅力难当呢，因为他又黑又胖。他觉得他在英国学会了如何和英国人‘打交道’。说实在的，他头脑有点错乱。”

“萨米是个特例。我觉得我之所以喜欢非洲的普通民众，是因为他们不给人压力。你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就接受你是什么样的人。多丽丝·马歇尔说得对。有很多地方我还得感谢丹尼斯。是他让我到这里来的。想想我们年轻时做的那些事情吧：参加LCC⑧的考试，因为大家都考；申请进入海德里公司，因为每个人都在申请。我觉得那是强迫症的一种表现。每个人都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做，可以做好。还有那么多事情做不好，可还会去做。可能光看外表你是稳重的，其实却在随波逐流。我没有什么斗志，离开牛津后能够过上正常的生活我就很满足了。我还不曾想过要让自己充分发挥作为人类一员的作用。这很难解释清楚，我知道，在这里大家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遭到曲解。这里有太多的人擅长哗众取宠。”

“鲍比，你把问题弄得太复杂了。”

“怎么说？”

“人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工作。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像谈论非洲那样谈论他们生活的地方。”

“牛津。那里的人整天谈的都是牛津。”

“我想我们在哗众取宠这一点上确实太过努力了。我们本该从第一天起就清楚这个国家不是我们的。我们应该拿出勇气，该回家的就回家。”

“但你在这里已经有六年了呢。”

“正如马丁说的，真正让我们领受惩罚的谎言是我们对自己撒的谎。”

“你们当真要去南方？”

“那只是一个想法。再过四年，马丁就五十了。我想我们可以回英国了，马丁可以做个自由职业者。就像他自己说的，他不过是个写手。四十六岁的年纪了，不可能真的从头再来。但马丁又不是做自由职业的料。他也没有什么斗志。”

车子在路上不停地颠簸。树木滴着水。透过树叶黑色的缝隙，他们瞥见远处小山顶上的湖泊，一片灰色，就像天空一样。路旁有一株蓝花楹，紫色的花朵刚刚飘落，铺满了树下的岩石和泥地。他们的车碾了过去。

“我的生活在这里。”

“鲍比！”

公路上方长满树木的小山坡上有一条小路，十来个穿着颜色鲜亮、簇新棉质长袍的非洲人排成一队在雨中行走，他们用树叶遮着头。棉布的鲜亮色彩和头顶上的树叶起到了很好的伪装效果。他们没有朝汽车的方向看。

“就是这类事情让我觉得远离家乡，”琳达说，“我觉得这样的丛林生活会永远继续下去。”

“你是康拉德⑨的书看太多了。我讨厌那本书，你呢？”

“你的意思是，他们可能只是去参加一个婚礼，或者某个普通的定期集会。”

“你这么说话听起来像多丽丝·马歇尔。”

“好吧。”

“我爱过丹尼斯。他为我做过的事情，我永生难忘。我和他是在牛津大学校友聚会上认识的，我的人生因认识他而改变。我开始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事情。他为我在这里找了份工作，而且我觉得是他教会了我如何看待这个国家。但是他希望我永远无所作为，好继续充当我的介绍人。他总是说我不懂非洲人，说会替我和他们打交道。我能够站稳脚跟让他很不舒服。真是一个幼稚的男人。他想要把我当成他的私有财产，在发现我和非洲人有身体接触后，他简直要疯了。”

“你们俩都太鲁莽了。”

“他老是说要为非洲服务，我都无法形容我听了有多烦。然后他就开始诋毁我。我觉得我可能要完了。但就在这个时候，我真正开始佩服欧谷纳·旺葛－布代尔和布索葛－科索罗。他们明白丹尼斯想干什么。”

“我不想再听这事了。”

“他们都是那个样子。”

鲍比的兴奋劲一下子烟消云散。他觉得那种坦诚和友好的情绪被自己破坏了，琳达不再信任他。他说得太多了。保不准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将满怀遗憾，而琳达则会成为又一个他要躲的人。他沉下脸，沉默不语。

山坡上出现了更多的非洲人。琳达没有嚷着让鲍比看。他开始找话说，想要回到刚才的氛围中。半个小时前，他还觉得有那么多话要说，现在却想不出任何新鲜的话题。感觉琳达带着责备的情绪坐在他旁边，他只想着把他说过的、能引起她兴趣的话再说一遍。

“我想这就是我一直在梦想的那种开车旅行，”他说，“这山，这雨，这森林。我把它想象成褒曼的国家。”

路旁，有时候是路中央，开始出现一堆堆黄色的、新鲜的泥土。泥土上有重型汽车压过的痕迹，呈扁平状，并且溅得到处都是泥；到处是黄色的小水洼。路的下方有一个山谷，灰绿色的，在雨中若隐若现。山谷中有很多圆锥形的小山丘，每座山丘上都有梯田、茅草屋、草地和围栏，一条条从谷底通往茅草屋的棕色小路像童话中才有的。

“我曾经日复一日沿着这样的小路开车，在那间白色的房子里一待就是几小时……”

“鲍比！”

车子开始打滑，先向左滑，后轮撞上一堆土，车身差点撞上路旁的山体，然后又向右滑，险些坠入山谷。好在知道路上全是土堆，车子翻下悬崖的可能性不大，鲍比才不至于惊慌失措。不过在这种路况下，行进变得不可理喻，车子忽然变成了特别脆弱的物品，好像任何一个晃动都能导致翻车。车子微微滑向山腰处的一条水沟，斜着停了下来。车头对着他们上来的路，车身很大一部分进了路旁的灌木丛，黑色的树枝和湿漉漉的叶子紧贴着左侧窗玻璃。引擎熄火了。他们可以感觉到雨水猛烈敲打着车身和树叶。

鲍比重新启动了车子，并推上了挡。车身一震，他们听到车轮在泥土里打转的声音。他又试了一次。这次车身没有震，他们只听到了引擎的哀鸣。

鲍比打开车门。雨水、树叶和风扑面而来。他弓着背走下车，来到路上，黄色的本地衬衫一开始还随着他的身体而跳动，但很快就被雨水打得透湿，贴在身上。

“我没有看到任何碰撞，”他对琳达说，“我觉得可能是需要推一下。你来开吧。”

“我不会开车。”

“但是得有人推车。”

“我们能等一等吗，等刚才那些非洲人？”

“那还有好几英里路呢。等他们来了，我们可就真的被困在这里了。”

琳达从鲍比那一侧的车门下了车，站在空转的轮子后的水沟里。她先推车，推不动。鲍比指挥她摇晃车身，还是不行，她气得用手掌猛拍车身。鲍比决定试试倒车挡。于是琳达又站到车头去推车。倒车挡起了作用，车从泥潭中倒了出来，鲍比把车开回路上。

接下来，鲍比要设法掉转车头，回到正确的方向上。琳达从车的一侧走到另一侧，指挥鲍比调头。泥浆一直溅到了她的膝盖处，衬衫湿透了，透出胸衣。头发也湿漉漉的，手上全是泥浆。在这个过程中，排气管压到了土堆，里面进了污泥，汽车又熄火了。两人只得丢下车，寻找长树枝来清理排气管。空车以一个奇怪的角度堵住了路，而原来车上的两个人则浑身湿透，抓狂地在灌木丛里分头寻找树枝。鲍比又焦虑又无望地期待能够再次碰到军用卡车，而琳达几乎要发狂了，看到树枝就折，连那些小枝丫小树条也扯下来给鲍比，好像她是在采草药。

两人终于回到校正好了的车上，谁也没有说话。窗外的景色依然壮观，但他们都视而不见。车子里感觉湿漉漉的，塑料椅套和橡胶垫子上沾满了泥，地板和仪表盘上也全是泥。

“不知道是哪个白痴把这些烂泥倒在路上。”鲍比说。

琳达没有回应。

连着开了好几英里，路上好像全是泥浆。每次驶过一大堆烂泥时，他们都心惊胆战，怕车子会再次打滑，失去控制。一路上，他们不知把多少蓝花楹压进了污泥里。又开了一会儿，路上终于干净了。随后雨也停了，天空放晴，西边几乎一派银色。先前在森林里穿行，又下着雨，让人感觉已是黄昏时分。而此刻，他们发觉时间还只是下午。

雨后的山谷异常宁静。道路上空无一人，天空乌云消散，变得浅淡而高远；草木静止，悄无声息。天空像是定了灰色调，太阳不会再出来了。他们又开了一会儿，开始看见人影，有的在路上，有的在木栅栏后。炊烟从一些小木屋里直直升起来。

道路沿山而行，路的一侧始终是山体和树林。树林里那一条条踩踏而成的棕黑色梯田路上，时时有穿着鲜亮新衣的非洲人走过。在丛林里，非洲人黢黑的皮肤和色彩斑斓的衣服起到了很好的伪饰作用，不容易被发现。而眼下，鲍比和琳达驱车经过的山坡上满是非洲人，而且越来越多。山坡上有一处宽阔的、凿出来的平台，上面有个不高的茅草棚。树叶遮盖的棚顶，修剪过的黑树枝充当的柱子，让茅草棚乍看之下就像是森林的一部分。但满棚子都挤坐着非洲人，个个穿着新衣服。无论是山上还是山下，通向茅草棚的曲曲折折的小路上，也都站满了非洲人。

“这不是一场婚礼，”琳达说，“这又是那种宣誓复仇的集会。”

“他们不是总统部落的人。”

“反正也差不了多少。山上某个地方，肯定有一群人已经脱光了新衣服，裸着身体跳舞，手拉手一起吃大粪。总统可能给他们送去了一份上好的大粪。在这里你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你知道山那边发生的事情，对不对？河水都染红了。但那事又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他们是奴隶，被压迫了好几个世纪了。”鲍比回答，火气慢慢上升。

“这也太荒谬了。”琳达说。

他努力把注意力都放在路上。

“不是说他们荒谬，是我荒谬。居然会在这里。”

他们向着一个山脊的顶部开去，天空更开阔了。他们开出了森林，来到了光秃秃的山脊上，一侧的山谷开阔而壮观，往下望去，一个微小的山村呈现在他们眼皮底下，梯田、茅草屋、炊烟、潮湿蜿蜒的道路。这图景随汽车的行驶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迷雾中，让人叹为观止。

但琳达只是说：“褒曼。”

鲍比沉下脸。

他们开始下山，风景从视野中消失。山脊的这一侧，植被不同，草更茂盛了。有几座山头长满了葱郁的竹子。他们瞥见了要去的那个湖，湖面在昏暗的光线下黑沉沉的一片。下山途中，他们再次驶入了幽暗的森林。道路盘旋，更为颠簸。一路上看不到人，直到出现了一片茅草棚和一栋四周开垦过的别墅之后，他们知道离湖区不远了。两个人在车里的冷战和恼怒也差不多消耗殆尽。身上的衣服已经干了，座椅和仪表盘上的污泥也已经结块。

鲍比说：“上校那里能让我们洗个热水澡吗？”

“但愿吧。”琳达柔声答道。

在高低不平的岩石路上又一个转弯之后，他们开出了幽暗的森林，沐浴在傍晚的光线中，眼前豁然开朗。湖就在眼前，连接着地平线，水天一色。路又变成了柏油路。这是一段连接山和湖的公路，没开多久就有一个小镇，随后变成了中央立着路灯杆的双车道林荫大街。路旁种的是高大的棕榈树，进口的，非土生土长的物种。在较为寒冷的国家的度假区，往往会种植这类亚热带植物。

大街并不平整，有一根路灯杆也坏了。林荫道和湖中间隔着一个公园，湖岸有咖啡馆，咖啡馆里是暗的，还没有亮灯。还有一个空荡荡的小型码头。林荫道的另一边是一座座别墅，带着硕大的花园，草木滴翠，和刚刚经过的幽暗森林形成鲜明的对比。一株红色的三角梅缠绕着一棵死去的树。一个破旧的、只有一台油泵的加油站。一家旅游纪念品商店，小橱窗里摆满了象牙和皮革制品。一栋低矮、不起眼的楼房外的一个广告牌上，贴着几张白色手写海报，上面列着几部电影和演员的名字。

然后，这个小镇很快显露出了它的破败。通往别墅的车道旁，植被疯长，别墅门口又满是沙土。公园里的植物也疏于打理。墙上的球形灯泡要么损坏，要么被偷走。金属制品全生锈了。大街不单不平整，还到处是裂缝。混凝土砌成的排水沟被沙土和野草堵塞了，人行道上也长满了野草。有几座别墅的屋顶已经损毁了，更有一栋房子的阳台瓦楞铁皮顶像鸟展开的翅膀那样垂着。

林荫道紧连着公园，路面坑坑洼洼。在林荫道尽头处，有一堵长长的、霉斑遍布的水泥墙。墙的一端因为重力的关系，已经下陷在泥里。入口的上方有一块弓箭形状的指示牌，上面写着“宾馆”。他们转了进去，在水泥坡道上开了一阵，来到一个铺满碎石的小院子里。刚才那堵水泥墙后是一个长条形的旧花园，花园旁有一栋两层楼高、带阳台的木质楼房。房子看起来还算保养得当。

停下车，他们听到了水声，是从湖那边传过来的。靠近他们的停车处的一个小房间里，有人在用英语大声叫嚷。

“那就是上校，”琳达说，“他精神不错。”

6

鲍比和琳达从车里取出行李，屋里那个人还在嚷嚷。鲍比给车子设了防盗铃，开关一开，就响起了哔哔声，到他锁车门时已演变成似喇叭的鸣笛。楼里的人还在嚷，有个非洲人面带微笑，从办公室楼梯上走下来，手里捏着顶呢帽子。看到鲍比和琳达，他的笑意更浓了。不过戴上帽子后，他的脸遮了起来，微笑也似乎消失了。他穿着拖沓肮脏、潮乎乎的欧洲款式的衣服，脚上蹬着双破烂的军靴，踩着湿漉漉的砾石往院子外走去。

鲍比沉着脸，和琳达一起走进办公室。上校听到了汽车的声响，已经在办公室里等着了。办公室很暗，登记簿、纸张、书本和日历堆得乱七八糟。两张阴沉的脸对视了一下。上校比鲍比想象中矮。他穿着短袖衬衫，双手张开撑在桌边。虽然胳膊上的肌肉已经萎缩，但整体还算得上体格强健。他并不理会琳达，那双湿漉漉的黑眼睛紧盯着鲍比。刚发过怒，他眼里还满是激愤，几乎像是要落泪。

上校不打算先开口。遭受了冷遇的琳达也不作声。

“我们要两间房过夜。”鲍比说。

上校的目光从鲍比的脸上挪到他的衬衫上。

贴着办公室的一面墙有一个黑色的铁质保险箱，保险箱上面有个文件柜，再往上挂着一本比利时日历。这儿没有总统的肖像照，只有一幅镶了镜框的水彩画，画的是外面的湖和临湖的宾馆，落款为一九四九年，题着词“献给吉姆”。

上校没有开口，只是打开一本登记簿，递给鲍比。鲍比也没有说话，只板着脸填写。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上校确实上了年纪。他按在桌边的手上有老年斑，皮肤松弛，并颤抖着。鲍比还闻到了他身上的异味。他的衬衫肮脏泛黄，脖颈处满是褶子，褶痕里油腻不堪、脏兮兮的。

鲍比把登记簿递给琳达。上校在柜台后退后几步，转头去招呼服务生。他的手不抖了，等他再转过头来看着鲍比的时候，脸色好多了，眼里甚至流露出几分嘲弄的神情。

他说：“我猜你们是要在这里吃晚饭的吧？”

“可能还会有一个人来，”琳达说，“他可能是被那些泥堆堵在路上了。”

这可是鲍比没有想到的。他继续沉着脸一声不吭，这态度刚才还只是冲着上校的，现在也同样针对琳达。

两人跟着服务生走进主楼，走上楼梯，一路无话。服务生很年轻，穿着黑色的裤子和红色的短上衣。这套衣服穿在他身上像黑人民族服装似的。他每走一步，赤裸的脚后跟便从黑色的鞋子里滑出来。楼梯油漆剥落，转角处堆着一堆没有上过漆的木板，可能是弃而不用的木架。楼上的走廊很暗，铺着黄麻地毯，有股子潮湿发霉的味道。走廊的尽头搁着一张床。鲍比和琳达走进各自的房间，依然一语不发。他们的房间分别位于走廊的两头。琳达比较幸运，她的房间俯瞰着林荫大街和湖面。

鲍比的房间关着，里面几乎漆黑一片。透过刚被雨水敲打的玻璃窗，可以看到宾馆的水塔、树木和灌木丛、邻街建筑的屋顶，以及院子里刷过白石灰的低矮宿舍楼，服务生和他们的家属就住在那里。鲍比听到声调高而细的吵嚷，说的是丛林部落的语言，还有平底锅乒乒乓乓的声响和大呼小叫的惊叹声。小镇的其他地方则都十分静谧。小镇上空悬着一层蓝色薄雾，好像是飘散的炊烟。

床大概是很久以前铺的；印有小碎花的床单四周平整，放被子的地方则陷下去。吊灯光线暗淡，木质天花板上的纹路和节疤在白色油漆的映衬下像是被烧过的疤痕。浴室里的设施陈旧而笨重，洗脸池中有细小的裂缝和水龙头滴水留下的污痕，下水口上的黄铜配件已经发黑。鲍比打开水龙头，喷出来的是红棕色、夹杂着泥浆的水：雨后的湖水。放了一会儿，水始终没有变清，但倒是热的。鲍比洗了起来。

楼下有人打开了收音机。一个非洲人的声音在空阔的木建筑里响起，磕磕巴巴地报道着来自首都的六点新闻，以及新闻之后的评述。那声音把句子读成了一个个词，有时是一个个音节，没有起伏，还时常读错了，然后匆匆吞掉尾音。“封建……怖分子……分裂分子……亚伯罕·林肯……治部队……灭了……歹徒。”在鲍比听来，这出播报像是播音员气得讲话都结巴了。宾馆服务生们像是要和广播竞赛，越发肆意妄为，锅子敲得更用力，笑闹得更欢，叫嚷得更响了。

棕色的水汩汩流过发黑的黄铜，淌进黑乎乎的下水孔，穿过河底蕨草般的黏液。下水口泛出一股恶臭。白毛巾很旧，磨得很薄，还有一股发霉的味道。他举起毛巾准备擦脸，毛巾捂在眼睛上时，倦意突然涌来，他觉得浑身乏力，陷入长途驾车后的眩晕。此时，此地，在这个他一无所知的度假小镇，在湖边，在这间宾馆客房，在这一时刻，他的疲惫变成了哀伤。

他并没有因为这哀伤而难过。虽然孤寂袭上心头，但此刻他只想一个人待着；他享受这种希望独处的感觉。这是漫长的一天；他讲了太多的话，也做了很多错误的判断。他希望缺席，希望被惦记。这是他逃避现实的开始，这是他惩罚自己、同时重新振作的方式。

他没有换裤子，只是穿上了前一天在首都参加自助午宴时穿的灰衬衫，然后下楼了。楼下酒吧里，也就是开着收音机的地方，播音员还在用纠结的声音播报那些充满愤怒的语句。酒吧没有开灯。酒吧外那道长水泥墙只有护栏般高，越过墙头可以看见棕榈树宽阔的齿状树叶，黑影般衬着湖水和静止的云朵。公园里，湖水拍打着灌木掩映的墙壁。淡淡的烟雾浮在空中。天色几乎完全暗了。

鲍比站在宾馆的门口：他不愿意走出去，走到大路上。他在院子里逛了一圈。走到员工住宅区，他瞥见一群妇女和孩子围着篝火做饭，他们都抬起头来看他，他没有料到会有这么多人。他又走回宾馆门口，停下了脚步。他觉得有人在看他，转身便见到上校正倚靠在没有亮灯的酒吧门口，远远地打量他。于是鲍比迈出大门，走到街上。

他沿着宾馆的水泥墙走，走过一栋空置的房屋。房子在一棵大树的掩映中，墙体上生着阴湿的苔藓，门廊上满是土块、砖块和灰泥浆，车道上的沙土弥漫散落到杂草丛中。他拐入一条小街。街不长，整个小镇也就只有三个街区大小。在一栋房子的外廊上，几个非洲人弯腰围着一堆篝火。鲍比经过时，一个穿着破烂军服的人直起身子来。鲍比赶紧把眼睛看向别处。但那人只是要把口袋里的什么东西扔进锅里。

小镇居民不少。很多看似空置的房子其实都有人住，他们都是放弃了丛林生活的非洲人。他们利用能够找到的墙砖、门、窗和家具，试图建造出他们在丛林中的那种圆形茅屋。但他们所能找到的材料都是方形的，因而做起来非常棘手。他们在客厅里搭棚屋，在半开放式的外廊上搭建屋顶。他们在瓦楞板上生火，用砖头做灶石。大部分男人穿着破烂的军服，因为刚淋了雨而湿漉漉的，口袋鼓鼓囊囊下垂着。一辆自行车停靠在门板已经不翼而飞的门口，就像倚在茅屋的栅栏上一样。

人行道上，杂草丛里满是从屋子里扔出的垃圾，都是无法再利用的东西：镜框玻璃的碎片，软垫座椅的残骸，被扒去弹簧的床垫，纸张皱巴巴粘在一起的杂志和书本。鲍比还看到了一个压扁了的烟盒，褪色的红底上印着黑色的“贝尔加”⑩字样。这令人想起欧洲的假日：仿佛比利时和欧洲就在湖对面，而这湖就是英吉利海峡。这个度假小镇并不是为了来非洲旅游的人而建的，它是那些来到非洲、自认为会定居在这里的人为自己建的。他们想在这里植入家乡的情调：公园，堤岸，湖滨大道。但现在，湖那边发生了动乱，国家宣布独立、房产业出现恐慌，军队发动政变，白人逃往南方，亚洲人被驱逐出境，死伤无数，这个度假小镇也就被弃而不用了。

这时，远处隐约传来了一个有节奏的声音，好像是伴舞的音乐，但是声音很微弱，鲍比站定了仔细听，还是无法辨明。他继续往前走。在某条小路尽头的灌木丛处，他看到一排原本是商店的房子，还听到引擎发动的声音。不一会儿，一辆汽车沿着坑坑洼洼的路开过来。那是一辆雪佛兰，开车的是个印度女孩。她在一家店铺前停下，没打量鲍比，匆匆走了进去，高跟鞋敲打着水泥路面。商店里一片漆黑，但依然在营业。白铁皮货架锃亮，一个中年男人站在柜台后面。

那富有节奏的声音变得愈加清晰，还可以听到一个男人在这背景中呼喊。鲍比转过身，面对着开阔的湖面方向，透过黑漆漆的野草、树丛和灌木篱笆，看到闪着银光的沉寂的湖水。那些被当作篱笆的灌木无人修剪，几乎要长成大树了。鲍比循着声音走去，重又回到大路上，他看到一队士兵从一条树木夹道的小路里跑出来。昏暗中，他们的白色背心在黢黑发亮的肤色的映衬下像是一块块闪亮的盾牌，而脚上的帆布鞋则仿佛是鸽子振动的双翅。那个留着唇髭的男子，穿着以色列军服，在队伍旁边跑边喊着口令。

士兵三个一排，看不清脸，只能看到一身卡其裤、白色鞋子和白色背心。他们步伐一致地跑着。那个以色列人，喊着口令，跑到队伍的最前面，然后转过身，一边继续喊口令，一边原地高抬腿，看着士兵们从他身边列队跑过。但是这个以色列人和那些非洲人显然各行其是。以色列人身体力行地示范着标准动作，而那些非洲人，半闭着眼、神情恍惚，像是在跳丛林舞蹈。他们几乎不抬膝盖，面无表情，但又隐约透着极大的快感；他们从以色列人身边跑过，眨着眼睛，把从光头上流下来的汗水甩去，以免淌进眼里。等他们全部跑过去之后，以色列人再次转身，嘴里依然高喊着“啊！啊！”，像牧羊犬般再次冲刺到队伍的头上，徒劳地朝着那些非洲人喊口令。那些非洲士兵因为吃上了军队的伙食，个个膀粗腰圆；而那个以色列教官则显得矮小单薄。

教官和士兵们沿着大街上的一条车道往前跑，鲍比在另一条车道上跟着他们，朝宾馆的方向往回走。昏暗中，跳动的白色背心连成一片，白色的鞋子上下翻飞。他们的身影不时地被道路中央的草木遮挡住。慢慢地，队伍的脚步声越来越远，但那个教官的喊声始终清晰。

过了一会儿，脚步声和口号声重又变得响亮起来。士兵们调转了头，沿着大街往回跑。黄昏的安宁被他们打破，白色的身影也划破了昏暗。鲍比停下脚步观看。但等他们离得近了，看到黑色的光头在白色背心上方上下晃动，鲍比觉得不安。他不应该这样盯着他们看，他会被注意到的。于是他目不斜视，以不受跑步节奏影响的步伐，从这群汗流浃背、不停眨着眼的士兵前走过。那个教官在他几步之遥的地方，一边冲刺一边喊：“啊！啊！”

黑夜降临了。有一两处门廊上，非洲人生起了小小的篝火。有些街灯亮了，发出亮灿灿的蓝光。有一栋房子里亮起昏暗的灯光。大街另一边，杂草葳蕤的公园融为湖水色，一片漆黑。鲍比再次经过那栋大树下的房屋，见背后宾馆的院子里有微弱的灯光，勾勒出屋子的轮廓。水泥墙下一片黑暗。但宾馆车道上有灯光，砾石铺成的庭院光影斑驳。酒吧里亮着灯。琳达站在走廊上，像一个剪影。

“鲍比？”

他确实被惦记了：她听上去很孤独，在等待。她换过衣服了，换上了一条白色或乳白色的裤子。

她低语道：“我想喝杯加柠檬的波特酒。”

酒吧里寂静清冷。就连上校和多丽丝·马歇尔的笑话也没能活跃气氛。

他们默默坐着，呷着雪莉酒，研究着挂在护墙板上的照片和水彩画，以及桌上蒙灰的尊尼获加⑪人形品牌像。上校戴着银边眼镜，坐在一盏吊灯下，一边看书，一边喝着杜松子酒。穿着红色短上衣的服务生无精打采地坐在柜台后面，垂头盯着柜台发呆。

有脚步声传来，踩着砾石，上了水泥台阶，到了走廊，然后一个瘦高个子的非洲人出现在酒吧门口。他套着破破烂烂的军用雨衣，里面穿着黑色西装，脏兮兮的白衬衫上系着黑领结。脚上的军靴沾满了泥。他就站在门口，直到上校抬头看他，才鞠躬问候道：“晚上好，上校先生。”

上校朝他点点头，继续看书。

那非洲人踮着脚，目不旁视地快速走到吧台边站着。服务生给他倒了一杯加苏打的威士忌。他用细长的手指握住酒杯，举起杯子的同时，斜眼看着鲍比和琳达。

上校还在看书。屋内屋外一样静谧。

远处传来了汽车马达的声音，那声音很快上了大路，越来越近，路也被车灯照亮了。车子就在外面，转进了院子。有两个人同时敲起了门。琳达、鲍比和服务生一齐扭头看向走廊。是两个瘦小的以色列人，穿着便服。他们点头向上校致意，对鲍比和琳达未加理睬。服务生走到他们的桌边，他们头也不抬地点了酒，随即用他们的语言轻声谈起来，几乎像是在耳语，好像是受令不随便交朋友、攀谈或东张西望。

那个非洲人一手插在口袋里，喝完了酒。他小心地用拇指和食指拈出一枚硬币，远远地放在柜台一头。走到上校桌旁，他停下来，等上校抬头看他，他才再次鞠躬，说：“晚安，上校。谢谢您，先生。”

上校低了低头。

非洲人走之后，上校举起酒杯，看着鲍比和琳达，带着可称为微笑的表情说：“嗯，好歹还有人讲究穿着。”

琳达露出微笑。

鲍比沉着脸。不过看到上校不再勉强地摆笑脸，他还是挺满足的。

“你们不必向我抱怨你们的房间，我有三四个月没有上楼了。”上校说道，伸出一只手按住髋部。“彼得现在负责客房。他是领班。你们应该看看他的宿舍。我早先还坚持一个月检查一次他们的宿舍，但好多年前就放弃这么做了。实在是受不了。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办法呢？”说完他伸伸腰，双手捧起书，又看了起来。

一个穿着制服的高个子服务生从隔壁房间走进来，对上校说：“先生，晚饭好了。”

两个以色列人立即站起来，端着酒杯往餐厅走。

琳达说：“我上一趟楼。”

鲍比没有在酒吧等她，而是独自去了餐厅。餐厅很大，中间立着两根方柱子，朝着湖的那一面有几扇安了铁丝网的大玻璃窗。两侧墙上有护墙板，上面挂着好几幅水彩画。餐厅里放了大约十二张桌子，都铺好了桌布，摆好了餐具。其中一张桌子上放着半打调味瓶，搁在一个高高的银质调味瓶架子上，还有一摞书刊；这显然是上校专用的桌子。服务生将鲍比带到一个放着三套餐具的桌子前。

服务生块头很大，动作利索，略散发着恼人的体臭。那红色短上衣的袖口和领口都油亮发黑，双颊和脖子上也都泛着油光。他把菜单递给鲍比，菜单上用旧式斜体粗字列了五道菜。

琳达回来了。

“动作挺快的。”鲍比说。

她拿起菜单，使劲皱着眉头。“我看到你房间里有人。”

她一直皱着眉，鲍比明白了她不仅仅是把这事告诉他，还希望他回去看看。这种女性特有的随意发号施令的倾向让鲍比恼怒。但一走出餐厅，他也就不再气恼了。

楼梯间亮着昏暗的灯光，楼上的走廊里没有灯。他打开房间的灯，窗玻璃上投射出了昏暗的画面。床罩没有掀起，打开的行李箱依然是他离开时的模样，黄色的本地衬衫还搭在椅背上。一切都是原样，什么都没有动过。只是房间里的气味似乎是更浓了。

他穿过走廊走进琳达的房间。这间房小一些，但明亮一些，通风也好：上校确实比较照顾琳达。一把扶手椅上搁着白天她穿的胸衣、衬衫和沾着泥浆的蓝色裤子。裤子裤腰上的褶皱和臀部的平整，无一不是私密的，保持着穿着者的体形。床头柜上有个亮眼的银色物体，原来是一小片铝箔纸，从一个小袋子上胡乱撕下来的。不是洗发水，而是一种名字很恐怖的阴道祛味剂。

放荡的女人，鲍比想，真是个放荡的女人。

他低头微笑着走回餐厅。在餐桌旁坐下后，他收起笑容，将脸板起，看到第三副餐具已被收走。这次他又费了些时间才明白琳达的眼神，之前他一直忽视了。他本来决定保持沉默，但忍不住效仿她的语气鬼鬼祟祟地低语道：“我一个人影也没有看到。”

琳达不太满意，眉头紧锁，不耐烦地叹了口气，转移了话题。

这一刻，鲍比痛恨一切。

一会儿，上校步履僵硬地一瘸一拐走了进来，一根手指还插在书里。他脸色潮红，那是喝了杜松子酒的缘故。他满意地环顾餐厅，好像里面坐满了客人一般，然后和蔼地看着琳达。

“你读过这本书吗？”他举起手中的书，作者是娜奥米·雅各布⑫。琳达没有看清书名。“书里将匈奴人的心理描写得很好，”接着他转向服务生，“不用看菜单了，那是我写的。我要一份汤。那些法兰克福来的旅游团。不得不停止接待他们。”

鲍比心想大概是人家不再来光顾吧。

“从他们身上一点钱也赚不到，”上校说，“一点也赚不到。那时我们通常给他们准备自助餐。这点子糟透了。千万别给匈奴人吃自助餐。不把食物通通吃光他们是不会满意的。火腿端上来，他们恨不得一个人吃了。他们总是互相挤着推搡着。我还见过两个女人为此打架。不，不，看到匈奴人来就得赶紧把自助餐收起来，站到门口，告诉他们：‘先生们，今天只供应套餐。’”

“他们的食量惊人。”琳达说。

“和比利时人一样。现在这里有不少比利时人。过去比利时人都是从湖那边过来玩的。比利时人唯一值得夸赞的是他们还挺懂如何鉴别勃艮第葡萄酒。可是，现在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好东西了。当然这些中有很多……”他朝着带铁丝网的窗户、朝着黑暗、朝着湖水挥了挥手说，“很多都是他们干的好事。他们以为离开弹丸之地的比利时来到这里，就立刻能过上美好的生活。行不通。哪有这样的事，美好的生活？暴乱发生之前，有个女人对我说：‘但那是我们的产业。国王给我们的。’你们应该去瞧瞧他们在那儿都做到什么地步了。公馆，宫殿，游泳池。你们应该去看看。他们内部还分成两大族……”

“佛兰芒人和瓦龙人。⑬”琳达说。

“他们的长相和名字正相反。瓦龙人听起来应该很胖，但其实苗条而优雅。佛兰芒人听起来像是很瘦，却很胖。有没有见过佛兰芒人蹭吃蹭喝的派对？他们会订十点的晚餐，但七点就来了。七点！他们先喝酒，就是为了增加饥饿感。到了八点，他们开始饿了，就让服务生不停地跑前跑后拿开胃小食。有比利时人在，你可得看着点你的小食。他们就这样不停地喝，喝，让自己越来越饿。晚餐准备好了，服务生也等在一旁了。但他们说要等到十点。不到十点他们不入席，到了十点他们才有胃口。他们争吵、喊叫、玩牌，小孩子们尖叫。每个人都冲着服务生叫喊，索要更多的小食。只要有一个佛兰芒家庭在，酒吧里就一片喧哗。到了十点，他们开席，可以猛吃猛喝一个半小时。吃得稀里哗啦。母亲，父亲，孩子。每个人都是肉团。他们就那样以身作则。你不能责怪非洲人。非洲人是长眼睛的。他们会看。非洲人在这一点上是很有趣的。你可能得连着几周拼命催赶着他走，但说不准哪天，他突然就可以跟上你一路小跑了。”

厨房里传来撞击的声音，以及几个人高着嗓门说话的声音。其中有一个声音突然变得细长，像是在笑，接着厨房里所有的声音都变成了尖叫。

上校一脸捉摸不透的表情；他不再盯着琳达看。那两个以色列人还在轻声交谈。高个子服务生走过来撤下鲍比和琳达的盘子，留下一抹难闻的体味。

“你们看到那个穿晚礼服的家伙了吗？”上校问。

鲍比皱皱眉。琳达想要回上校一个微笑，但看到上校并没有摆出微笑的表情。

“他来这里有一个多月了，一直穿着那身衣服。我不知道他是谁。”

琳达说：“他彬彬有礼。”

“哦，是的，彬彬有礼。但是他来这里是为了让我安守本分。你说是不是，蒂莫西？”

那个高个子服务生停下脚步，抬起头。“什么，先生？”

“他大概是打算谋害我，你觉得呢？”

蒂莫西站定，手里仍旧端着盘子，努力摆出严肃的神情。他没有回答，见上校低头继续吃饭，才松了口气。

“说不准哪天他们就能跟上你一路小跑了。”上校说。

蒂莫西迈着大步飞快走回厨房。厨房的尖叫声里多了一个嗓音。这嗓音突然又听不见了，随后就是那群人愤愤然尖叫。蒂莫西走出厨房，依然大步流星，依然满脸严肃。他走到以色列人的餐桌边。

“我还记得我们是如何训练那些派去塞萨洛尼基⑭、印度之类地方的士兵的，”上校说，“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把他们捆在马背上。哎哟——哇——哇——他们的号叫隔老远都能听到。有的人出了疹子，有一英寸来厚。但我们到底把他们培养成了骑兵。再把他们派到塞萨洛尼基、印度，随便什么地方。”他的眼睛又直直地看着琳达。“你肯定没怎么听说过那些地方。我想我们这里很快也会变得无人知晓。”

厨房里刺耳的喧嚷慢慢地停歇了。

上校的思绪不知道飞去了哪里，只埋头吃起饭来。

一个瘦高个子的非洲人从厨房来到餐厅，他的皮肤不是黑色而是深棕色的。他步履轻快，像个运动员。他冲着以色列人、鲍比和琳达一一致意，点头微笑，然后走到上校的餐桌旁。他机灵率直的表情让他看起来不那么像非洲人，而更像西印度群岛人或是美国黑白混血儿。他穿着简单但很考究，剪裁得体的卡其裤很干净，熨烫妥帖，灰衬衫的领子干净而挺括，而乳白色的套头衫则有网球手或者板球手之类的运动员的样子。他的头发分明地左右分，棕色的皮鞋擦得锃亮。

他站在上校前，等着上校看他。

然后他说：“我是来向您道晚安的，先生。”口音和上校的有点像。

“好的，彼得。你可以下班了。我们听到了砸东西的声音，也听到了你的尖叫。这次是什么事情？”

“我要去电影院了，先生。”他的皮钦英语听起来很古怪。

“你们看到我们这里破破烂烂的影院了吗？”上校问琳达，“我看部队一撤走，那里就得关门。如果部队撤走的话。”

以色列人没有听见这番话。

“你去看什么电影呢，彼得？”

彼得像是被这个问题问住了。他依旧看着上校，脸上似笑非笑，然后露出典型的非洲式茫然。

他说：“我记不得了，先生。”

“非洲人就是这样。”上校说。这话其实是对琳达说的，虽然没有冲着她讲。

彼得等着上校继续发话，但上校却忙于进餐。彼得镇定下来，脸上又露出似笑非笑的神情。

他终于开口道：“先生，我走了？”

上校点点头，没有抬眼。

彼得迈着运动员般轻快的步伐走了。酒吧里，然后是阳台上，传来他的皮鞋后跟踩地板的声音。等彼得走到水泥台阶处，上校将一个调味瓶猛地砸在地上，吼道：“彼得！”

鲍比猛地一跳。蒂莫西拉长了脸，像是刚被扇了耳光一般。连那两个以色列人也抬起头来看。餐厅、酒吧和厨房一下子声息皆无。

彼得的皮鞋后跟又轻快地踩着地板回到餐厅，站到上校的桌前。

上校说：“给我大众汽车的车钥匙，彼得。”

“钥匙在办公室，先生。”

“彼得，别说这种蠢话。如果钥匙在办公室里，现在我就不会向你要，是吗？”

“是，先生。”

“所以你说的是蠢话。”

“是蠢话，先生。”

“所以你很蠢。”

彼得没有回应。

“彼得？”

“是蠢话，先生。”

“彼得，说自己蠢用不着那么得意。如果你蠢，你就是蠢，还做蠢事。连巫医也没有办法治。”

彼得的眼睛不再四顾，目光落定在上校身上。上校耸着瘦骨嶙峋的双肩，背有点驼。

“哇，他看起来真有教养。”上校似乎又是在说给琳达听，但他并没有看她。“真体面。”他伸出一只手掌，抬起又放下。“但是如果去他住的宿舍看看，不染上什么病就是万幸了。”

彼得的瘦脸拉长了，怒目相向，嘴角也耷拉下来。

“给我钥匙，彼得。”

“钥匙在汽车里，先生。”

鲍比把盘子推到一边，琳达在桌子下踢他。他又坐好。上校看见了这一幕，他的视线从彼得身上转移到鲍比脚旁的地板上，又摆出那种捉摸不透的神情。

他伸出中指做了一个手势。“彼得，咱们宾馆有多宽？”

“一百五十英尺，先生。”

“多长？”

“两百英尺。”

“这三千平方英尺的土地归我管。外面发生了什么我不在乎。这里归我管。如果你不喜欢我的做法，你可以走。马上滚。”

鲍比一根手指按在桌布上，沾起一粒面包屑。

“彼得，你对我有什么看法？”

“我喜欢你，先生。”

“他喜欢我。彼得喜欢我。”

“打我小你就收留了我。你给了我工作，给了我住处。还照顾我的孩子。”

“他有十四个孩子，其中三个小畜生现在和他住在一起。真体面，真有教养，英语说得真好。你不会相信他连握笔都不会，也不会相信他住的地方有多脏。但你喜欢脏，是不是，彼得？你喜欢钻到黑洞里，吃垃圾，跳裸体舞。为了做这些，你不惜去偷去骗，是不是？”

“我喜欢我们的住处，先生。”

“只要我还活着，你就可以待在那里。但是你不能搬来这里，彼得。我可不希望你有那样的指望。如果我死了，你就得挨饿，彼得。你会被赶回丛林。”

“确实如此，先生。”

“你喜欢我。我对你好。但我不是一向就对你好的。在这个房间里，我们接待过那些讨论如何消灭你们的人，记得吗？”

“我不记得了。”

“你撒谎。”

“我喜欢你，先生。”

“还记得被关在冰箱里的男孩吗？”

“那发生在别的地方。”

“那么你记得那事。”

“我从来不谈论那些事情，先生。”

“鞭打？这常常发生吧。还有不允许你们种庄稼的事，你记得吗？你说你喜欢我？”

“我恨你，先生。”

“你当然恨我，我也知道你恨我。上星期你杀了那个南非人。他年老，无助，是不是？住在这里二十年了。娶了一个你们的女人。”

“是小偷杀了他，先生。”

“他们总是那么说的，彼得。但是我们都知道是谁杀了他。是恨他的人。”

“不是，先生。”

“你女人生病的事你还记得吗？”

“你知道的，先生。”

“再给我讲一次。”

彼得直视着的眼睛发红了，眼眶里满是愤怒的泪水。他半张开的嘴巴往下垮，上半边脸则紧绷着。

“这个故事你讲了很多次了，”上校说，“大家爱听。”

餐厅中间，蒂莫西倚着一根方柱子，头斜靠在墙上，看着这一切。

“我妻子病了。”彼得说。愤怒令他哽咽。

“你另外还有三个女人。继续说。”

“她每天晚上在住的地方哭。”

“又黑，又脏，又臭的地方。”

“有一天晚上她病得厉害。我叫了车送她去医院。他们说不行，医院只医欧洲人。土著只能待在茅草棚里。印度医生收留了她。但太迟了，先生。她死了。”

“第二天你就出去找了一些女人，还让她们去森林砍柴。她们把柴火背在背上，晚上回到你这里。这是个好故事，尤其是对游客来说。”

“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些事，先生。”

“你更恨谁，印度医生还是我。”

“我恨印度医生。”

“你忘恩负义。你更恨谁？印度医生还是我？”

“我会永远恨你的，先生。”

“别忘了这一点。你的仇恨会让我活下去。某天晚上，彼得，你会敲我的门……”

“不，先生。”

“你会穿着雨衣，或者夹克。你的胳膊肘紧紧夹着身体……”

“不，先生。不，先生。”彼得一个劲地眨着眼。

“我和那个南非人不一样，彼得。你对我说：‘晚上好，先生。’我不会说：‘哦，是彼得啊，我的孩子，进来，彼得，来喝点茶。你最近如何？家里人好吗？’我不会有茶来招待你的。我会等着。我会说：‘哦，是彼得。他恨我。’你连门都进不来。我会杀了你的。我会开枪杀了你。”

彼得瞪大眼睛，看着上校的头顶。

“我就是这样发誓的，”上校说，“在这些灯光下，当着大家的面，我发誓。去告诉你的朋友吧。”

彼得盯着上校的头顶看了一会儿。他的嘴闭着，嘴角僵硬，红肿的眼睛里没有泪水。他把手插进卡其裤口袋，拿出一个钥匙圈，上面有两把钥匙。他想把钥匙放到桌上，但见上校伸出了手，就转而把钥匙放在上校的掌心中。他没有必要再留下了，于是他走出餐厅进了厨房，脚步还是像先前一样，如运动员那般敏捷轻快。

上校没有看屋里的其他人。他拿起一杯水，但手抖得厉害，于是又把杯子放下。他的脸色苍白。

蒂莫西离开柱子，开始忙碌起来。

上校慢慢缓过神来，脸上恢复了血色，他看着琳达说：“今晚是他们的大日子。为此他们已经准备了一个星期。彼得先生原本准备开着宾馆的大众轿车出现。他们中很多人认为他已经接管这里了。哦，在外面他可称得上是个政治家，彼得先生。那是他的问题。是不是，蒂莫西？”上校已经不再颤抖了，微笑地看着蒂莫西。

蒂莫西也冲着他微笑了一下，松了口气。

厨房里又传来了说话的声音。一声尖叫，然后是一阵笑声。

“你听到他的声音了吗？”上校对琳达说。

琳达点点头，一面将叉子送到嘴边。

“那就是彼得，尽管你未必会相信。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听起来好像在激烈地争论，实际上他们什么也没有说。他们的谈话就像是小鸟叫一样。你真该听听蒂莫西情绪激动时是怎么说话的。”

蒂莫西正帮以色列人撤掉最后一道菜的盘子，听到称赞，他露出了微笑，不过仍一本正经。他的额头微皱，嘴角下拉，嘴唇紧闭。

厨房里又传出一连串笑声。

“那是彼得，没错，”上校说，“他们可以那样笑上好几个小时。毫无意义的傻笑。你觉得晚餐如何？”

“非常好。”琳达答道。

“不用谢我，那是厨师做得好。他告诉我菜名，我写成菜单。你要是看到他本人，一定会笑出来的。”上校微笑着说，“他从丛林里出来没多久，来这里之前从来没有坐过椅子。如果我走了，不知道他会怎么样。但光说有什么用？”

“你打算离开吗？”

“我满脑子都想离开。但现在太晚了。我就盼着美国人来把我们这些都收购了。会有那么一天的，但我可能等不到了。”

以色列人打了个手势，要结账。蒂莫西收了钱，找了零。上校故意不去看。他们经过上校的餐桌时，迟疑了一下，匆匆地对上校弯了弯腰以示敬意。上校什么也没有说，只抬起头算是回应，然后茫然地瞪着眼睛，好像他们干扰了他的思绪。他的眼神就这么茫然凝滞，直到那两个以色列人走到了院子里。他们的谈话声比刚才大多了。

“这些人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上校说。

关车门的声音砰砰响起，一声，两声。引擎发动。

“如果欧洲人五十年前来这里，他们会像猎物那样被猎杀、消灭。再晚个二三十年，可能阿拉伯人会先过来，他们会被绳子绑起来，拉到海边卖掉。这就是非洲。他们一定会杀了国王，对他的部落进行大屠杀。你们认识他吗？有没有一直关注新闻？”

“我只是看见过他。”琳达说。

“他来这里吃过一次午餐。非常有教养。如果我再年轻一点，会跑出去设法救他。当然那样做其实并没有什么道理。他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哪怕只有一丝机会，他也会去捕杀那个巫医。大家总是说任何地方都存在好人与坏人，但在这里人没有好坏之分。他们只是非洲人。他们做该做的事情。你得记得这一点。你不能恨他们，连生他们的气也不行。不能真的生气。”

晚餐差不多结束了。蒂莫西开始收拾餐桌上那些摆好了但没有用的餐具。

“太晚了，”上校一面说，一面整理桌上的书报刊，“对那个南非人来说太晚了。他过去常来这里，直到那一棍子要了他的命。那是他最大的错误。一个老布尔人⑮。被人发现的时候，茶壶是半满的，地板上有两个杯子，到处都是茶水和血迹。他带着妻子来过一两次。那是我见过的最丑的女人，像只满脸皱纹却很开心的老猿猴。”他停顿了一下。“最近几年我在这里遭遇的事情，说来真是让人想哭。”

听到这突如其来的虚伪之词，听到这口气中流露出来的遂了听者心愿的意味，鲍比抬起头来，看到上校也在看他。他喝了口咖啡，吹着杯中的热气。上校移开目光。

厨房里的尖叫和喧哗声停了下来。

上校好像收到了信号一样，站了起来。“不是那些你们在报纸上读到的事情，也不是高级委员会里大家乐意听到的那种事情。对他们来说现在一切都是光明而美好的。千万别得罪了那个巫医。”他站稳身子，又理了理杂志，整了整调味瓶架子，拿起他的书，捂在胸前。“现在这里没多少选票了。”

他说这话的样子，俨然是退场词。离开的时候，他夸张地挺直身子，但掩饰不了髋部受过伤。他的步履很慢，一脚轻一脚重地走过酒吧，沿着走廊回到自己房间。

蒂莫西旋即放松下来，轻快地，几乎是调皮似的迅速将桌上的台布收走。他的动作又大又快，脚下迈着大步子，一步一小滑，像是在展示身高和腿长。房间里飘满了他的体味。

还没到八点半。

“我开始觉得那些比利时人是对的，”琳达说，“千万别在十点前吃晚饭。”

“是佛兰芒人，”鲍比说，“那些胖家伙。”

蒂莫西关掉了三盏灯中的两盏。

“你是本地娱乐活动的专家。”鲍比说。

“在酒吧等我，”琳达说，“我们可以出去走一圈。”

鲍比并不喜欢她那种自信与矫情。就好像失望与黑夜，带出了她作为人妻的那一面，她把他当成了马丁来对待。但是他也不想一个人待着，于是进了酒吧。蒂莫西关上了餐厅里的最后一盏灯，可以听到他走进厨房和什么人尖声讲起话来。酒吧服务生还待在吧台后面，依然垂着头，像是在研究那张吧台。鲍比这才发现他其实是在看书。过了一会儿，琳达也下来了，肩膀上搭着一件羊毛衫。她夸张地抖了抖身体，仿佛这哆嗦不仅仅是因为寒冷。

走在大街上，他们听不到厨房和员工住宅区发出的任何动静，只听见自己的鞋子踩着残破路面上的沙土和松散砾石的声响，间或传来湖水拍打环湖护壁的声音。员工住宅区背面的灯光使宾馆显得更加幽深。宾馆一侧的酒吧间亮着灯，灯光洒在院子里，隐隐照出楼房另一侧开着窗的餐厅，并勾勒出那一侧水泥墙的轮廓。墙外便是大树和空房屋的黑影。

琳达说：“在这里，我不想一个人待着。”

他们前方有一盏路灯亮着一圈残缺的光，在雨后的空气中迷迷蒙蒙。周围物什的轮廓开始明晰起来，影子也更浓重了。灯光照在一段破败的阶梯状围墙上。潮湿的棕榈叶闪着光，公园里亮光点点。

“有趣啊，”琳达小声说，“你简直会忘记这些房子的存在，感觉这湖还从没被人发现过。”

“我不知道你说的‘发现’是什么意思。”鲍比回答。他没有像她那样刻意压低声音。“这里的人一直知道这湖的存在。”

“这我当然知道。我只是希望他们让我们其他人也知道。”

他们来到了那栋屋顶残破、瓦楞铁片像羽翼一样耷拉着的房子前面。有一群人在门廊上围着一小堆火蹲着。

琳达说：“上次我来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搬到这条街上来。”

她正说着，脚下被一块鹅卵石绊了一下。门廊上的一个非洲人站了起来，裸露的瘦腿和破烂的夹克衫在火堆的映衬下形成一个剪影。琳达和鲍比赶忙目不斜视地往前走。

走过那栋房子后，琳达说：“他说得对。他们会杀了他。”

他们经过加油站、旅游纪念品商店和依旧关着门没营业的电影院。他们走到大街尽头，走上一条林荫小道，也就是先前那群士兵跑步出来的路。小路上没有铺柏油，他们的脚踩在湿漉漉的沙子、鹅卵石和落叶上。黑暗很快变得越来越浓重。路旁建筑群苍白的墙壁躲在幽暗浓密的花园之后，几乎看不见；房屋的走廊更像是周围黑暗的一部分。这里没有人生火。路两旁树木低矮，视野不再开阔。

一条狗在吠，声音低沉，它很快跑了出来，跑到他们身旁，声音低沉地咆哮着。是条大狗。他们继续走，狗跟在身后恼怒地护送着他们，直到他们走出它的地盘。前方路的两旁都传来狗叫声，他们很快便置身于一群不再顾着各自地盘的狗中间。有一栋屋子的某个房间里隐隐亮着光，那不是火光。这屋里也有几只狗奔了出来保卫地盘，但它们没有叫，只是用爪子撕扯着篱笆下的灌木丛，然后趴在矮木篱笆上，两条后腿刨着砂石，弄得小石子飞溅。而前方黑漆漆的小路上传来了更多的狗叫声。没有人来喝住狗。

“真是胡闹。”琳达说。

他们转回头。先前他们被狗逼得只能在小道的中间走，现在狗在他们的前前后后到处窜。它们爪子拍打着沙土，发出几乎像是金属物碰撞般的声响；它们的咆哮声低沉但粗暴。前方传来更多的狗叫声。狗越来越多。

“天哪，”琳达说，“这些狗都没有主人，都是些野狗。”

“别出声，”鲍比说，“还有，看在上帝的分上别绊着了。”

他们的说话声确实让狗群更加骚动。小路已经完全被狗占据了，它们跑来跑去，躁动不安，似乎在等待行动的信号：或是它们中最勇敢的那条扑将上去，或是鲍比、琳达突然的一个手势，也或许是一块蹦起的鹅卵石。他们坚持着，稳步向前迈，终于靠近了大路和灯光。

“你说你母亲的狗在你的小腿上留下了两条平行的疤痕？”琳达问。

鲍比怒不可遏，“我要杀了它们。我穿的皮鞋是铁头的。哪条狗要是敢先攻击我们，我就杀了它。我要踢破它的脑袋。我要杀了它。”

这怒气，如同勇气一般，一直没有被拂去。而那些狗像是知道他发怒了，开始慢慢退回到小路边，慢慢落在后面。大路已经很近了，黑暗在白炽路灯的照射下渐渐褪去。显然那些狗的活动范围只在大街外。

鲍比的身体在颤抖。走到大街上，他才慢慢恢复过来。

琳达说：“他们说预防破伤风要打十四针。”

“他们弄这些狗是为了对付非洲人的。”

“没错，鲍比。不过现在它们什么人都攻击。”

“他们训练这些狗专门攻击非洲人。”

“那他们可没有训练好。”

“这事不好笑。”

“那你觉得我该怎么想？”

他们走回宾馆，一路无话，经过火堆时目不斜视。宾馆的酒吧里灯还亮着，办公室旁上校房间的灯已经关了。到了外廊上，琳达一副等着鲍比开口的表情。但鲍比什么也没有说。他板着脸，转身一个人进了酒吧。琳达沿着走廊进了过道。他听到她上楼进自己房间的声音。时间刚过九点而已。刚才的历险前后不到半个小时。

鲍比坐在吧凳上，喝着杜本内酒。刚才的恐惧感已经全然消退，黑暗小径上的惊惶遭遇变得很遥远。愤怒过后是精疲力竭的感觉。身在这间面向浩渺的非洲湖面的酒吧里，他感到孤独而忧郁。他茫然地注视着穿红制服的服务生灰蓬蓬的头，心想，可怜的家伙，可怜的非洲人，可怜的非洲人的头颅。泪水开始涌上鲍比的眼眶。

“我在读法文书。”服务生说。他让鲍比看那本破破烂烂、封面快要掉了的书。

鲍比听到了他说话，但一下子没有会过意。他看着服务生，脑子里还想着那些狗，思绪还停留在“可怜的家伙”上。

“我还看几何书。”服务生又说，从吧台下拿出另一本破破烂烂的书。

这下鲍比明白了，服务生是在和他搭讪，想和他聊天。一些年轻的非洲人会这么做。他们和他们认为比较友善的游客聊天，不仅为了练习英语，也为了学会西方的礼仪，增长见识。鲍比十分感动，因为他成了这样的对象；他十分感动，因为在经历了那些事情之后，这个服务生依然信任他。想到自己居然受上校的影响，到目前为止一眼也没有看过那个男孩，只是把他当成一个穿制服的非洲人、上校的雇员、这家令人厌恶的宾馆的一部分，他心感懊恼。

“你在看几何书，给我看你读到哪里了。”鲍比说。

男孩微笑着，踮起脚尖手舞足蹈。他把手臂撑在吧台上，同时用整个手掌捧着书，翻开了书的前几页。那些页面发黑起毛，纸张边缘都磨坏了。

“我读到这里。”男孩说。他踮着脚，一只手掌摁在左右页面之间，把书推到鲍比面前。

鲍比把书放在吧台中间。“你读到这里？三角形的三个角加起来是一百八十度？”

“我读到这里。”男孩侧身倚着吧台俯下来。“你教我。”

“我教你。你给我一张纸。”

男孩拿出一本账本。

“看着，我教你。我画一条直线。一条直线就是一百八十度。一百八十。现在看着，我用直线画三角。就像这样。这个角和边上这个角，再加上上面那个角，全部加起来是一百八十度。你懂了吗？”

“白八⑯。”

“你没有懂。听着，我再教你一遍。我在这里画一个圆圈。一个圆圈是三百六十度。”

“白八。”

“不是，不是‘白八’。三百六十。三百六。我画给你看‘白八’。我在这个圆上画一条直线。上面是‘白八’，下面也是‘白八’。”

“我看法文书。”

“你读得还真不少。你为什么读这么多书？”

“我明年要上学了。”男孩说，带着些许炫耀。他低头看着鼻尖，噘起下嘴唇，用双手手指把几何书挪到自己那边。“我要买更多的课本。我要找份好工作。”

这些话在鲍比耳边回响，他明白一定是有人成功地走过这条路。鲍比心中不想再多事，不希望这天再节外生枝，出什么状况。但是现在，他为这个以前或许有过老师的男孩感到难过，于是又跃跃欲试了，新的冒险机会总是在最料想不到的时候出现，像奖赏一般。教这个男孩，而之前他都没有注意过他。他仔细打量男孩的脑袋，油腻腻的头发沾着灰尘；他又看到他细长、坚实的脖子。男孩意识到鲍比在打量他，严肃地低下头去看法语书，厚厚的嘴唇一张一合。

“你叫什么名字？”鲍比看着男孩的耳朵问。

“卡罗勒斯。”男孩埋着头回答。

“好名字。”

“你教我法语。”

男孩的那本法语语法书是爱尔兰出版的，由一位爱尔兰神父编写。书的红封皮又脏又黏，褪了色，快要掉下来了。

“你学到哪里了？学到这里了？部分冠词？”

“部分。”

“英语没有部分冠词。所以你不说‘给我一点墨水’。”鲍比顿住了：没想到教语言还真不是那么容易。“在法语里你要说：‘给我一点墨水。’”

“一点墨水。”

“是的。”

鲍比向男孩看去，只见他低着头看书，厚厚的舌头慢慢地在上下唇之间移动。

“酒吧什么时候关门？”鲍比问。

“你教我的是英语，”男孩说，“你没有教我法语。你不说法语？”

“我说法语。听着，我来教你。在英语里你说墨水。”

“墨水。”

“法语里你说 l’ncre。”

“Link⑰。”

“酒吧什么时候关门？”

“随便什么时候。Link。你再教我一些。”

“给我一点墨水。给我de l’ncre。De l’ncre。你说随便什么时候是什么意思？”

男孩腼腆起来，垂下头看着那本快散架的爱尔兰法语书。鲍比清楚地看到了他的头顶：弹簧般的鬈发中藏着一些小绒毛。

“酒吧十点关门。”男孩说。

“你十点给我送茶来。”

男孩的头埋得更低了。“厨房关门了。”

“你给我送茶。四号房间。我再教你。”鲍比屈起手指，用指关节摩挲着男孩油腻而有弹性的鬈发。“我给你钱。”

“厨房关门了。”男孩说。

鲍比打开手掌放在男孩紧绷的脖子上，一半落在弹簧般的鬈发上，一半落在温热的皮肤上。“真是个会讨价还价的小家伙。”他说着，猛然把男孩的脑袋从吧台那侧拉到面前，凑在他耳朵上低声说：“我给你五先令。”

男孩没有使劲缩回去，鲍比摁着他的脑袋，感觉到他努力想保持不动。鲍比将大拇指放到男孩的左耳后摩挲起来，感受着非洲人那光滑肌肤下的骨骼。男孩变得十分安静。鲍比眼泪盈眶。看着自己的拇指，看着男孩精致的耳朵和打着细小卷儿的粗糙头发，他脑子里想的并不是男孩、狗群，或是可能即将发生的亲密关系。他只是被这一刻自己泛滥的柔情和忧郁所淹没了。

突然间，男孩跳了起来。

屋外鲍比的汽车防盗器铃声大作。金属物震颤所发出的忽高忽低的刺耳铃声中，还夹着持续不断的、更为响亮的哭泣声。宾馆院子里灯光渐次亮了起来，一盏接着一盏，直到处处都是亮光。员工住宅区传来尖声说话的声音，很快吵成了一团。

“彼得！”上校在高喊，“彼得！”

员工住宅区里有女人在哭泣。院子里、宾馆里，到处是脚步声。

男孩满眼恐惧，看着鲍比。

警铃还在响。只要车身还在震动，警铃便不会停。

“彼得！”上校还在嚷嚷。

鲍比来到外廊上。外廊尽头上校房间的灯已经打开，门也开着。透过房间的玻璃窗看得见灯火通明的院子。

车库是座开放式的屋棚，里面亮着一只灯泡，周围影子深暗。看不出车身在震动，但警铃还在响，那持续不断的哭泣声变得时断时续。

鲍比检查了车轮，车轮都在。他又检查了轮轴盖，轮轴盖也还在。

一声声哭泣的间隔越来越长，声音越来越弱。警铃发出一连串哔哔叭叭的声音，终于消停了。亮堂堂的院子显得十分悚然，一如刚才打破静谧的警报声。

鲍比回到酒吧。男孩还是满眼惧意地看着他。他已经把酒吧里所有的灯都打开了。

“彼得。”上校还在喊。

员工住宅区终于安静下来。

“狗或者猫跳到了车上，先生。”

“你睡了吗？”

“睡了，先生。”

“你真蠢。”

有几个女人在哭泣。

“我要把你捆起来。蒂莫西！卡罗勒斯！”

卡罗勒斯猛地伸了下脑袋，身子没有动弹。

女人的哭声还在继续，盖过了上校的诘问和彼得平和的回答声。

“卡罗勒斯！”

卡罗勒斯这才动了起来。他的嘴半张着，越发显得厚实，而且凝固了似的。他的动作很笨拙，四肢沉重。他打开酒吧的后门，背对着鲍比站了一会儿，手搁在身后的门把手上。宽而暗的过道那头，一扇镶板门半开着，鲍比瞥见了灯火通明的院子：水塔下圆柱形金属支架上的灯泡亮着，刷着白石灰的员工住宅区也亮着刺眼的光，后面的灌木丛在暗影中反射着熠熠的光芒，像人造景观一样。

“卡罗勒斯！”

卡罗勒斯拉上身后的门，留下鲍比一人在酒吧里。灯都亮着，酒吧似乎变大了。

屋外，女人们一个接一个哭泣，像有默契似的轮流换气。听不清男人们在说些什么。哭泣变成了单调的重复，像背景音乐一样。

酒吧后墙上挂着一幅镶了镜框、带签名的照片。照片放大过，有些模糊，画面上一个男子坐在船里举着一条大鱼，迎着强烈的阳光微笑着。照片中的天气、人的情绪，以及四周的一切，似乎暗示着它摄于一个特殊的日子。墙上还有一本日历，印着非洲的风光。这日历是比利时的一家啤酒厂的赠品，因而上面分别用比利时文和当地的文字印着风景地名称，是红色的字体。半空着的搁架板油漆面陈旧、布满划痕，原本的奶白色大都成了棕色。一个角落里放着六七个空酒瓶，酒瓶上的商标又旧又干又脏。

屋外的哭泣声减弱了，不再像背景音乐。鲍比听到上校的声音。随即哭声再次响起，继而再次消退。然后，一切归于沉寂。

鲍比离开酒吧，快步走过外廊，走进室内过道。通向院子的门半开着，但他没有往外看。他知道那边灯火通明，人影攒动。他也知道有人在观察他的动静。

上楼打开房门的时候，他听到琳达也开了门。她穿着一件棉布短睡袍，闪亮的皮肤像胳膊肘一般锋锐逼人。

她低语道：“是彼得？我就知道，我知道。”

他再次感到，她正让他陷入一种暧昧的、如夫妻般的亲密之中。尽管他也有点希望有人陪伴，但是他赌气沉下脸，好像楼下发生的一切很是冒犯了他。他转过身没有理睬琳达，一语不发推开自己的房门。

院子里的灯光照得房间都亮堂了。他推上门，在最后一刻决定用点力，门砰地一声响。他踢到了地板上的什么东西，不用开灯就看清楚了那是他的车钥匙。

脱掉衣服之后，他才开始不安。他想到了闯入者。有可能会发生危险，难保不会丢了车困在这里。他于是决定收拾行李，以便随时迅速撤离。他在一把椅子旁放上了所有可能需要的东西：整理好的行李箱，裤子，黄色的本地衬衫，鞋子和袜子。他穿着背心和短裤躺上床，突然又觉得自己这样做毫无意义，甚至有点精神不正常：所发生的一切导致了他的这种状态。但院子里的灯光熄灭后，他独自躺在黑暗里，又开始为自己的举措庆幸起来。

仿佛有人在敲门，声音十分轻。他等了等，敲门声又响起。他坐了起来，但没有去开灯。门开了，吊灯被打开了。不是琳达，是卡罗勒斯，端着一个茶盘。世界再次恢复正常；宾馆还是那个宾馆。

“你关上门。”鲍比说。

卡罗勒斯关上门。

“你端茶来了，卡罗勒斯？你真是个好孩子。你把茶端到这里来。”

卡罗勒斯把茶盘搁在床头柜上。他手脚不轻盈，动作笨拙，脸上的神情也变了，眼睛发红，厚嘴唇干得起皱，蒙了层白色的细皮。他的整张脸因不安与犹疑而泛红。

“你坐在这里。和我说话。我教你。”

卡罗勒斯从红色制服上衣紧绷的口袋里拿出一张纸。

“我教你法语？还是教你‘白八’？”

那张纸原来是茶的结账单，用软芯铅笔填的，是上校刚硬的笔迹。

鲍比心中腾地蹿起一股怒火。看到卡罗勒斯一脸凝重，他更恼火了。

他命令道：“铅笔拿来。”

卡罗勒斯早就准备好了笔。

“现在滚出去！”鲍比一边说，一边递回铅笔和账单。

卡罗勒斯没有动，表情也没有变。

“滚。”

“你给我。”

“给你？什么都不给，要给就给你鞭子。”

这话不像是真实的，像是别人嘴里说出来的。他在违背自己的常态。他从床上坐起来，看着那张涨红了的非洲人的脸离他越来越近，看到那张脸上空洞、无意识的愤怒，他自己的怒火消散在了恐慌中。他恐慌，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无从理论，无法控制这局面。

他说：“我给你。我保证。我给你。”

他从放在床头柜上的零钱中取出一先令。

“你给我五先令。”

“我给你，给你。”

拿到钱，卡罗勒斯略带疑心地看了看，然后把目光转移到鲍比脸上，随后朝房门走去。鲍比终于理解了卡罗勒斯是“刚从丛林里出来”，知道自己误读了他的表情，凭空想见了什么。

他说：“孩子。”

卡罗勒斯站住，转过脸看着鲍比。

“孩子，你关上灯。”

卡罗勒斯关了灯，轻轻关上门离开了。

鲍比打开床头灯，倒了一杯茶。茶水颜色很淡，又净是碎叶子。泡茶的水还是温的。糟透了。

7

他坐在车里，同车的还有一个身份不明的女人。他们在争吵。她所说的句句都没错，但句句都很伤人。尽管他都给予了回应，但无从为自己辩解。他不得不吼得比她更响亮，几乎要算尖叫。车子在空荡荡的路上越开越快，方向盘在他手里一跳一跳的，情况危险。她还在一句话一句话地伤害他，越伤越深。他怒火中烧，头痛欲裂，好像要炸开了。转而他不在车里了，而是站在一个人满为患、吵吵嚷嚷的房间里，站在一张桌旁，快要爆炸的脑袋疼得让他崩溃了，他当着众人，四肢摊开躺倒在地。

醒来时只记得头痛。关于那个女人和她言论的记忆已经基本消失殆尽。但伤痛还在。天很黑，但透着快要破晓的迹象。他分析着，梦应该是前半夜做的，都是晚上的那一连串事情害的。不管怎么样，他已经收拾好了行李，可以想走就走。只要穿上裤子，套上那件非洲衬衫，就可以上路了。但是汽油……汽油不够了，油箱没有加满油。于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像梦里那样感到惶恐忐忑。然后，天亮了。员工住宅区隐隐传来说话声，他还瞥见了后院的树木，那是他昨晚不曾注意到的。楼下的收音机打开了，那个非洲播音员又结结巴巴传送出那些来自首都的言辞激烈的新闻。

他走到楼下餐厅，日光、开阔的视野和湖面都让他吃了一惊。天空高远、湛蓝；点缀街道的棕榈树之上便是湖泊，水天相连。昨晚窗户上那似乎把整个房间封住的铁丝网，在这白日里倒对光线一无阻拦，而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昨晚是热带潮湿、凝滞、阴郁的天气，而此刻空气那么清新。宾馆，大道，公园，湖水：度假地的风情尚存。而且在这个早晨，大街上还是有车辆来往的。越过宾馆的水泥墙，可以看到军队的卡车正慢慢地从左往右开过。

上校还是穿着昨晚的衣服，坐在他的桌子旁。他快吃完早餐了，正在喝茶看书。鲍比忘记了前一刻湖水和阳光带来的好心情。他穿着黄衬衫，左臂垂于一侧，右臂晃动着，阴沉着脸快速走到餐厅里唯一一张铺好桌布、放好餐具的桌子边。他板着脸坐下，瞥了一眼上校。上校还在看书。桌布上有面包屑，果酱罐里残留着黄油的痕迹：琳达已经下楼用过早餐了。鲍比阴沉着脸往一片冷面包上涂黄油。

“今早的新闻可不太好。”上校说，嗓音轻松随意，“不过，我想这事儿越早了结对我们所有人都越有利。”

鲍比咬着面包，挤出一抹茫然的微笑。上校没有看见他的笑容，依旧翻着书。

蒂莫西的体味在早晨清新的空气中愈发刺鼻。他拿来早餐菜单。单子和蒂莫西擦拭桌子的红格子抹布一样肮脏。今早他的动作好像更为灵活自在，几乎有些轻佻，有些随意，而且仿佛急着要和人讲话一样。他殷勤地擦拭着桌子，每动一下，就释放出更多的体味。

又一辆大卡车从宾馆前驶过，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

“今天早上军队有行动，”上校说，“军队行动的时候，不是上路的好时候。我通常都会离他们远远的。”

“我想路可能还没有干吧。”鲍比说。

“哦，这些大卡车里总有一两辆会倒霉，掉下悬崖去。”

上校直视鲍比，露出微笑。今天早上他看起来更苍老了。不过他没有板着脸，眼角和嘴边的肌肉都松弛着。

鲍比揣摩不出上校的这句玩笑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上校注意到了。“凡是他们开过的路，路况就变得一塌糊涂。”

“但我想路很快就会干的，”鲍比说，“太阳这么好。”

“哦，这样的太阳，路确实很快会干。用不了多少时间。我想到午餐时间就差不多了。”

这话听起来像是在挽留他们，让鲍比有些意外。不过琳达已经下过楼，她和上校肯定交谈过。

院子里有辆车开进来。车门砰地被关上。上校拿起一枚书签夹在书里。那书签是竹片做的，呈裁纸刀的形状。显然是件旧物。上校等着，显然知道是谁来了。

是彼得，迈着运动员的步子，从酒吧走进餐厅。这个早晨他穿着一身卡其布衣服：下面是昨晚穿的那条卡其布裤子，上面是件熨过的卡其布衬衫，衬衫饰有肩章，并有带纽扣的口袋。衬衫的袖子卷起，左手腕上戴着一块硕大的手表，不锈钢表带闪闪发亮。他的胳膊干瘦，肌肉松弛。肘部松垮的皮肤满是皱褶，说明他实际比看起来要老。他带了两三张手写的单子；想必是出去采购了。

看到鲍比，他停顿了一下，鞠躬、微笑，然后用带口音的英语说：“早安，先生。”

笑容里没有讽刺，像是来自一个老相识那样。它并不是伴随着鞠躬而发生，不过这也只是彼得诸多不协调之处的一面。就像他的衣服、领带、口音，他的微笑只是受训的结果，和个人情感无关。他和蒂莫西、卡罗勒斯一样，属于这家宾馆，属于宾馆的员工住宅区。这令人不安：在殖民者曾出没的地方，鲍比总感觉自己像个非法入侵者。

彼得在上校的桌子旁站定，上校开始检查购物清单。之后他向鲍比再次鞠躬微笑，离开了房间。上校站起来，将书捧在胸口。他稳了稳身子，挺起胸膛，然后踌躇着，仿佛在听军车开过大街的哀号。

他微笑地看着鲍比，说：“每当这个时候，我总觉得离军营越近越安全。他们能更好地控制局势。我不知道你来这儿是否就是要等政变发生。连那个巫医都逃走了。都一个星期了，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但这里倒是太平无事。”

鲍比再次感到匪夷所思。

“当然，再过一两天局势就明朗了，”上校说，“大家都会冷静下来。一两天。”

鲍比隐隐觉得上校是希望他们能留下来陪他。他说道：“我们已经晚了一天了。”

“我们会早点给你们准备午餐的。你们应该可以在宵禁之前赶到南部总署。”

“那儿真的实行宵禁了？”

“四点钟。我们会让你们及时上路的。”

鲍比下楼后，发现琳达在外廊上。她戴着墨镜，看着明晃晃的湖水。她换了一件衬衫，但裤子还是昨天的，上面的泥点刷去了，但留有淡淡的污迹。

她说：“上校告诉你了吗？”

没等他回答，她便走开了。他们还没有和解。

鲍比也没有说话的心情。他特别不想和上校那伙人相处，那令他不舒服。于是他决定装出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这倒让他如释重负了。他沉着脸，在宾馆办公室的各种战争小说、历史传奇中挑了一本，然后在外廊上的一把红色藤椅上坐下，一脸闷闷不乐地读了起来。

琳达则和上校形影不离。他们坐在敞着门的办公室里，鲍比听得见上校的说话声。他们又到院子、车库、花园和宿舍区去散步，不管他们走到哪里，鲍比总能听见上校的声音。他们坐在上校敞开门的房间里，然后站在宾馆门口。上校似乎把这门口当成一个边界，绝不迈出砾石院子跨到与柏油大道相接的水泥坡道上去。

隔一段时间就有军队的卡车慢慢地开过。绿色军帽下士兵们肥胖的脸没有表情。他们应该早上刚洗过脸，黝黑的脸上没有一丝油光。

空气不再像早上那样清新，光线变得很强烈。书完全吸引不住鲍比，他又开始感觉到孤独，在这样一个几乎就要遭遗弃的度假宾馆里。卡罗勒斯走进酒吧，头发灰蓬蓬，皮肤油光光，照旧穿着黑色裤子和紧绷的红色制服，好像他打头天晚上起就没有脱下过衣服、洗过脸。他拿着扫把和抹布，在酒吧里一步一滑地大踏步走，弄出很大的声响，像是在学蒂莫西。然后他看到了外廊上的鲍比。他没上外廊，拿着扫把和抹布退回酒吧，走出了鲍比的视线。鲍比没有动弹。他将书正面朝下搁在膝盖上，凝视着院子中的某处，皱起眉头。他听见卡罗勒斯在酒吧间里轻手轻脚的，不想引人注意。

上校和琳达还在一起，但两人间的对话已经时有冷场。他们走到鲍比的桌边坐下喝咖啡时，鲍比发现这两个人都已经被谈话的情绪搞得疲惫不堪。

鲍比依旧摆出郁郁寡欢的姿态，没有开口的意思。琳达也不说话，只是戴着墨镜露出一丝微笑。而上校似乎也找不出话说了。

鲍比心想，他要开始谈非洲人了。

卡罗勒斯托着咖啡盘站在门口。

上校说：“看来像是不会再有卡车开来了。”

鲍比盯着卡罗勒斯，然后凝视前方，表明他甚至可以当着上校的面强硬。卡罗勒斯吓得手脚都不利索起来。

“知道是什么事情让我困惑吗？”上校一边说，一边用他那四四方方、结实的手拿起咖啡杯，“无论向这些非洲人下什么指令，他们都能摆出一副饱受压迫的样子。你们看到那些司机了吗？开得非常非常慢，看起来非常非常受压迫，好像他们早上刚挨过棍子。其实那只不过是因为教官在边上看着。”

鲍比没有开口，斜举着空杯子，研究杯子釉面上的一处瑕疵。

“你能训练他们，但也只能到这种程度了。”上校说着从鲍比手中取过空杯子，“卡罗勒斯。很快他们就会像疯子一样开卡车，逆来顺受的表情也会变得非常狰狞。卡罗勒斯。”

卡罗勒斯站在门口，惊恐地把目光从鲍比身上转移到上校身上。

鲍比盯着卡罗勒斯。

“卡罗勒斯，这只杯子太脏了。”上校说。这是他这天早上第一次发火。

卡罗勒斯拿来另一只杯子。他们开始喝咖啡。但是上校那本像是装出来的怒意却不见消散。晨间平静的心绪被打破，他的脸绷紧了。琳达继续保持沉默，在墨镜的遮挡下面露微笑，好像内心很平静。鲍比继续摆出郁郁寡欢的姿态。

喝完咖啡上校就走开了。他们听见他嘱咐厨房为他们准备午餐，但他之后的举止却表现得像是他们已经离开了。在他们用午餐的时候，他既没有出现在酒吧里也没有出现在餐厅里。蒂莫西拿来账单结了账。他已经没有先前那么害羞了。

鲍比和琳达拎着行李箱下楼的时候，上校正在院子里，但一副没有瞧见他们的样子。鲍比打开车门，车子的防盗铃又响了起来。上校也是一副没听见的样子，把手插在口袋里，站在大门口。他看看大街，看看湖水，有时又似乎是在看宾馆的建筑，神情是超脱的，像在看一幅画的样子。他对汽车发动的声音置若罔闻，也没有注意到汽车离他越来越近。但就在鲍比放慢车速之时，他突然一鞠躬，冲琳达微笑。

他说：“如果碰到军队，就装死。”

他们离开的时候，正有一队人，八个，从大街上朝宾馆走来，他们上了斜坡，进了院子。两个是印度人，包着头巾，其余的都是穿白衬衫、黑裤子的年轻非洲人。可能是见习土地测量员、军营的建筑师，或是工程部职员。其中一个印度人对上校说了什么。

“午餐！”上校吼道，“这里可不是路边饭馆。前脚踏进来，后脚就想吃上午饭。”

沿着水泥斜坡，鲍比和琳达的车拐到了大街上。亮晃晃的阳光下，大街破损的状况再次让他们吃了一惊。路面上薄薄的柏油涂层胀裂如蛋糕皮。

“不行！”上校还在吼，“不行！不行！”

“我们能吃到午餐多亏了你，”鲍比对琳达说，“你在这里很受欢迎。”

“哦，亲爱的。那也是看在钱的分上。八十五块，那可是一百二十先令。还不算饮品。”

“我不该担心的。他们会吃到午餐的。等加完油，我们要不要回去确认一下？”

她抬起下巴，不耐烦地轻轻嗤了一声，扭头去看宾馆外那栋空房子的爬满苔藓的阴湿绿墙，那是她昨晚没能看到的景象。

8

加油站还在营业。他们加了油，鲍比内心隐秘的焦虑得以平息。为了避免再次从宾馆门口经过，他拐进一条岔路，沿着一条和湖滨大街平行的小路驶出了这个度假小镇。很快，小镇边缘散布的别墅也被抛在了后面。他们开上了山路。

山路松软的路肩被军队卡车压得一塌糊涂，不过路中央倒还坚实、干燥。雨水的冲刷与卡车的重压后，路面上到处是残破的石块和小泥潭，偶见塌陷，其中有大块岩石突起。不过总体来说，路还算好走。修路工人没有在这段连接度假小镇的路上施工，所以没有出现一个个土堆。

他们的车越开越高，进入森林地带，路面还没有干，太阳柔和的光点洒在路面和幽暗的山腰上。那片湖的光亮和开阔被挡住了。有时候他们看得见湖水就在下方，不再波光粼粼，与天融为一色。出了森林后，进入长满蕨类植物和竹子的潮湿山谷，天空变得低矮、压抑；没有了水面的折射，光线也不同了，变得凝滞、沉闷。

他们一直没有说话。

行到此处，琳达开口了：“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找到那个地方的。”

她在挑逗他，但他们还没有和好。鲍比没有回答，她也没再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她很小心地换了一个坐姿。

竹子和蕨类植物渐渐稀少，山顶几乎是光秃秃的。车子开始下坡，经过一个和前一天相似的山谷。田野，梯田，山丘，茅草棚。前一天因为下雨，山谷色调柔和，一派绿与灰；蜿蜒的山路消失在雾霭中；田野里空荡荡的。而现在，在强烈的日光下，色彩变得晃眼。泥土黑漆漆的，植被绿油油的。那些茅草屋，昨天雨幕中看起来像是舒适的容身之地，现在看来不过是污泥满地的篱笆院里的简易茅棚。穿着鲜艳衣衫的妇女和孩子用简陋的工具在划成块的潮湿黑土地里劳作。妇女们一直弯着腰，两腿直而有力地踩在土地上，沿着行株锄地、除草。因为弓着身子，全身只有腰部以上的部位可以动，臀部便僵硬而夸张地一直撅在那里。整座山谷中，除了妇女和孩子，还可以看见不少青烟袅袅的湿草火堆。自古以来丛林里的人就是这样生活的。林子里还有些简陋的小径，不知通往何处。

路的前方有个转角，光秃秃的路肩在那里变宽了，升高了，然后渐渐消失。六七只小家畜挤成一堆，在天空的衬托下像剪影般立在那里。其中有两个原来是赤裸着身体的小男孩。他们眼神呆滞、满身污泥，呆站在那里看着汽车开过。

琳达说：“我一直想给马丁买些白衣神父会⑱的雪茄。你知道这种雪茄吗？花几个先令就可以买一大捆。装在一种干蕉叶做的盒子里。”

马丁，鲍比心想，马丁，我们是离家不远了。他说：“我以为马丁抽烟斗。”

“他喜欢这种雪茄。它们绝对够劲道。不过他并不吸下去，只是把烟吐出来，弄得房间里都是烟味。窗帘里，书架上，靠垫下，到处都是这个味道。过去上校那里有这种雪茄，但这次没看到，我也忘了问。我猜以前这些雪茄都是从湖那边弄来的。不过我想那些可怜的白衣神父们现在要烦心其他事情，顾不上做雪茄了。”

“我不知道。我不明白为什么形势对我们不利时，我们总觉得一切都要毁了。”

“在这一点上，上校看得很清楚。哦，亲爱的，局面真的很糟。”

“对此我无从评判，”鲍比说，“我从来不是那种抱有殖民宏图的人。”

“那地方衰败得厉害。我想大概是从他出了那次事故，伤了髋骨后开始的。客房真是糟糕，服务生也脏，他也不再照料自己了。”

“你一旦不关注他们，就变成这样了。”

琳达没有听出嘲讽之意。她没有回应，意味着认同此话。

鲍比接着说道：“我觉得只有非洲人才有体味。多丽丝·马歇尔怎么说来着？那个殖民智者是怎么总结文明和清洁的关系的？”

“哦，天哪，那个蒂莫西。”琳达说。

鲍比不愿谈这个话题。

琳达说：“我想一定有成百上千的人在世界各地那样生活着，在各种奇怪的地方。”

“他们原本过得不错。”

“那不是关键。”

“怎么说？”

“我认为你无意去理解。那真的很可怕。”她的声音哽咽，让鲍比吃了一惊。“那傻老头还想按自己的意志过下去。哦，天哪，他穿的衬衫脏极了。他需要人陪伴。他是对的。他们正伺机杀他。”

“如果我再待下去，我也会想杀他的。”

“我完全信不过那个叫彼得的家伙。太谄媚，太油滑了，还戴着那么时髦的手表。”

鲍比说：“彼得是太整洁了，这我得承认。”

“上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过炮弹休克症⑲。他告诉我的。他说只要被人责骂几句他就会休克。责骂，这是他的原话。好在后来他康复了。”

这些话让鲍比不满，但是他忍住了没有表现出来。“他可以去南方。”他停顿了一下，又补充道：“那里还有很多黑人等待他拯救。”

“你可以那样说。但现在的问题，不是他该去哪里。他收留彼得的时候，彼得还是个小男孩，刚离开丛林——”

“他培养了他，我知道。”

“哪怕真如你所说的，他们原本过得不错。但是他们迁去了多么陌生的地方啊：塞萨洛尼基，印度。”

“我们学得可真快。我倒不知道我们还往塞萨洛尼基派送移民。”

“我连塞萨洛尼基在哪里都不知道。他已经厌烦了湖景，厌烦了宾馆与住宅区，厌烦了自己的食物和一天要去三次的桌子。但他不会离开。他告诉我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迈出过院门了。”

“这听起来可不妙。我曾有个姑姑，也那样。她生活在最黑暗时的英格兰。”

“但他还是相当有气度，还能供应五道菜的晚餐。”

她把语速放得很慢；他觉得她只是想让自己显得“神秘”。但他看见她的墨镜下流出了一行细细的泪水。他想说“我知道你为什么会哭”，不过最后决定由她去，不助长她的情绪。

他集中起精神开车。崎岖的道路上，到处是军队卡车留下的痕迹：被捣烂的松软的路肩，宽大的车辙，转弯处的泥滩，偶尔还有被掀起的大石块，原先被埋之处是白的，其余地方则呈泥土色。路况依然还过得去，空荡荡的。

“我想你是对的，”琳达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山谷连着山谷，路忽上忽下，但总体说来他们是在往下走。山谷越来越开阔，土壤的颜色渐渐浅了，岩石也渐少，阳光愈来愈炙热。民宅不全是草棚了，烂泥篱笆院也逐渐稀少，开始出现成片由木材和瓦楞板搭建的简易屋棚，偶尔还会看到被遗弃的房舍：一堆风吹雨淋的木板和生锈的瓦楞铁皮。

路旁出现了一个纪念碑模样的东西，像是战争纪念碑或饮用水喷泉，离近了才发现是水鹤⑳。黑色的管嘴从一大堵弧形混凝土斜切面里伸出，墙的顶端有一长条蓝白相间的马赛克，上面镶嵌着一些歪歪扭扭的词：公共建设和福利联合管理局27-5-54。沿途还有七个这样的水鹤。然后是一条单调的道路。

从车上看出去，不时可以望见一条岩石河床的河，河道因地势趋于平坦而越来越开阔。接着山路出了丛林，上了河床旁高高筑起的水泥堤岸。河床里散落着沙岛、半露出水面的灌木丛，以及成堆的在阳光照耀下白花花的岩石，夹带着泥浆的河水在其间被分割成一道道狭窄的水流淌过。堤岸上没有护栏，这种开阔感让人觉得危险。

道路离开了河流，又钻入丛林。不过河水还是离得很近。当路再次弯弯绕绕转出丛林，再次沿河道而行的时候，鲍比和琳达看见宽阔的水泥堤岸上有个士兵，他戴着深红色的贝雷帽，站在明晃晃的日头下。在身后大河的衬托下，他的卡其布制服和黑亮的脸的质感形成强烈的对比，彰显了他的存在。

他朝他们的车挥了挥手，身子微微前倾，穿着锃亮靴子的双脚并拢着。山谷里劳作的非洲人往往很瘦，衣衫褴褛。而这个士兵则膀粗腰圆，被熨烫过的制服包得紧紧的。他很清楚自己的不同，清楚制服和部队伙食带给他的变化。他挥手的动作显得笨拙而慌乱，但还是带着权威，微笑的圆脸上流露着自信。

鲍比在满是石块的路面上将车开得很慢。

琳达说：“他像是个和善的胖家伙。”

那个非洲士兵仍微笑着挥手，手腕带动手掌摇晃。鲍比没有停车。非洲人垂下手，脸上一片茫然。

鲍比瞥了一眼晃动的后视镜，一时间为那种开阔和危险感而眩晕：没有护栏的高高堤岸在车后倾斜着，在身边疾驰而过。他转移视线，看着地面。

“我不喜欢他看我们的眼神，”琳达说，“我猜他现在正打电话给他那些也发胖了的朋友们，他们会在某个路障处等着我们。我猜他现在肯定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个消息传出去。”

“我通常会让非洲人搭顺风车。”

“我没有阻止你。”

“这是什么意思，你没有阻止我？”

“就是我说的那意思。随便在什么地方他们都可以认出你，你穿着这黄色的本地衬衫。”

“看在上帝的分上。”

他本已将汽车减速，此刻，带着点疯狂，他猛踩油门。

“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们不识字，”琳达说，“所以感觉特别敏锐。你知道这一点在我们大院附近一带很常见。有一天马丁和我正开着车，我们看到多丽丝·马歇尔家的男仆，或者该称之为管家，像往常一样喝得烂醉在草地上瞎滚。一看见我们，他立刻冲到路上挥手让我们停车。马丁想停，我不想。那个喝醉了的男仆在五十至一百英尺的距离外，听见了我们的对话，回去后一字不落地复述给多丽丝·马歇尔听。多丽丝很不高兴，用她那口南非腔抱怨说我怎么伤害了她管家的感情。”

鲍比踩下刹车。车停下，他紧紧握住方向盘，身体伏在上面。

“哦，鲍比。你别当真。”

他闭上眼睛，然后又睁开。

“真的，你别当真。你不会真的想要开回去让他搭车吧？”

但他心中，隐隐约约是这么想的。

“那样做太荒谬了。”

“我想起今天上午我有件事情要做，”鲍比说，“我应该给欧谷纳·旺葛－布代尔或是布索葛－科索罗打个电话。我刚刚想起来。”

她接受了这个解释。“我想他们今天未必上班。”

鲍比把手放在引擎开关上。

远处平原上传来微弱的直升机的声响，随着风时断时续，渐渐清晰。鲍比打开引擎，那声音也就听不见了。

他们朝着平原驶去，直升机的声响时远时近，汽车的引擎声和颠簸声已经盖不住它。那条河看不见了，不过周围的土地都像河床一样被漂洗过了似的。路旁有零星的高脚棚屋出现。仙人掌开着花，投下黑色的阴影。路变得越来越沙化，满是凹陷的车辙，转弯的地方净是被车轮溅起的散沙。这是一片古老而枯竭的土地，却依然有人在此安身。

有两个人跑到了路中间，但有可能只是两个男孩。他们赤裸着，从头到脚沾着白色的粉末，白得像岩石，白得像高大的仙人掌虬屈斑驳的根茎，白得像根部从散碎的土壤里露出来的树木的枯枝。不过是四五秒钟的时间，这两个白色的人影已经从石块遍地的公路边跑回到了满是灌木和石块的荒野中，步伐轻而慢。

或许这本是正常的步履；或许他们只是被汽车吓到了；或许是因为涂上了白色，遮盖住了脸，甚至说是遮盖住了赤裸，他们才显得特别轻盈、虚幻；也或许是因为汽车的噪声盖过了他们的喊声和脚步声。

如鬼魅般转瞬即逝，没有留下任何纷扰：鲍比还在努力地排除引擎干扰，分辨直升机的动静，所以没去留意那两个涂着白粉的男人抑或男孩究竟跑到阳光遍野、碎石满地的荒野中的何处去了。琳达也没有留意。其间她和鲍比也没有说话。片刻之后，鲍比才发现他在倾听的直升机，已经飞远，听不见了。

现在，他们已经完全离开了山区，只在后视镜里可以看到洒满阳光的平原边那连绵起伏的青色群山。路边开始出现农场，围着篱笆的田地、十字路口的贫民窟、灰扑扑的院子里的茅屋，以及两三家木板搭就的店铺，木板涂料剥落，门上张贴的广告也已褪色，门框变形，室内黑暗。有一辆印度人驾驶的油车开过，他们减慢了速度让行。这是他们离开宾馆后碰到的第一辆汽车，不过接着又陆陆续续出现了很多：非洲人驾驶的旧卡车，旧汽车。路面又是柏油的了。他们开进了一个市集小镇。

弯弯曲曲的道路旁零星散布着赭红色的小办公楼，这些建筑物之间的地都还空着。这个镇子的大部分土地其实都是荒地，像被侵蚀的河床一样裸露着。这些建筑是意大利风格的，带着一丝南美格调。建筑物的外墙像是长在泥地里，溅满了泥点，墙面上抹着粗糙的石膏混凝土，样子非常原始。歪斜的电线杆，垂荡的电线，破损的柏油路面，杂草丛生的人行道，飞扬的尘土，遍地的垃圾，非洲产自行车，破破烂烂的卡车和小汽车，充当公共汽车站的小棚子：这一切都说明小镇一度的规划并没有实现，不过时下它依然运转着。

一座灰扑扑的公园里长着高大的尤加利树，不少非洲人在里面或坐或蹲。一个市场里有座小钟楼。有个摊位上挂满了卖给非洲人的衣服，衣服挂在衣架上，一件件纵横交错，使这个摊子看起来像是一整张在风中飘摇的旧地毯。钟楼的钟下有几个用水泥砌在赭色底上的红词：集市1951。

过了小镇，路又变得空荡荡的。前方如此空旷，空气如此清新，土地如此平坦荒芜。虽然还有几英里，他们已经可以看见通往南部总署高速干道的路，那儿也空荡荡的。车下的路又黑又宽又直，车子不再嘎嘎作响，倒是轮胎快速擦着地面发出嘶嘶声。气流从半开的车窗里强劲地穿过。

“你感觉到了吗？”鲍比有些兴奋，“在这里你会遇到侧风，非常危险。一不小心，人都能从路上吹走。”

阳光从挡风玻璃的最上端照进来。前一天在加油站弄的每道划痕都一清二楚。而在反着光的引擎盖上，细小的擦痕形成环状图案。

琳达说：“我知道。”

视线越过闪亮的引擎盖，穿过热浪眺望远方，黑色的柏油路面消融成了一道光：路的一侧好像横七竖八地停着几辆车，出事故了。

琳达说：“我就觉得顺畅得让人难以置信。路面越空畅，越容易发生事故。”

他们慢慢接近事故发生地，看到一辆灰色和品红色相间的大众小型公共汽车横向停在路上，一辆蓝色标致轿车停在路沿，还有一辆被撞坏了的深绿色标致客货两用车，车身倾侧，一半陷进了排水沟里。从车牌看，这车被非洲人用作长途出租车。除此之外，还有车辆停在左近。这就是事故现场了：刚刚发生，被毁的车辆令人触目惊心，感慨生命是如此脆弱。

鲍比放慢车速，一个穿着深色裤子、白衬衫的非洲人从小型公共汽车后走出来。鲍比停下车。

“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

那个非洲人眯缝起眼睛瞅着鲍比车上亮闪闪的挡风玻璃，犹豫地看着鲍比和琳达，没有回答。

鲍比沿着可怕的残骸慢慢将车开到前面，看到了一辆白色大众车，又停了车。这辆车的外观和所有白色大众车一样，和他们昨天遇见的那辆大众车一样，但车里出来的人既不白也不矮，而是一个高大结实的黑人，但不是非洲人的那种黑，身材也不同。他棱角分明的脸型和红润的面色说明他有着另一种血统，来自其他大陆，说其他语言。

琳达看着车子的残骸，寻找着血迹、尸体、鞋子和毯子之类。她马上看出这个黑人是了解情况的，于是将身体探出车窗，伸到阳光下，问道：“发生了什么？”

他向琳达微笑并走近他们的车。

“一起致命的交通事故，”他说，“小心驾驶。”

他不是这个国家的人，说话明显带有美国黑人的口音。

他的微笑、口音和建议，使他的话充满了说服力。这种人性的温情让鲍比有些振奋。以前遇到非洲官员或警察在执行困难的任务时，作为无辜的白人，他总能体会到一种感伤，而这次他的感触非感伤所能形容。他急于表现出自己的听从和回应，小心翼翼地开着车从黑色路面上乍然出现又乍然消失的歪扭的黑色轮胎打滑印迹上开过。阳光从刮花了的挡风玻璃的最上端直射下来：他意识到这强光造成的眼花是事故的罪魁祸首，赶紧将遮阳板放下。

后视镜里可以看见客货两用车和小型公共汽车周围的情况。人似乎要比鲍比刚才经过时注意到的多。不过道路开始拐弯，很快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前方停了四五辆军用卡车，车轴离平坦的路面很有一段距离。卡车旁和路沿外的草地上，浅沟外和远处荒地矮小的树木下，都站着挎来复枪的士兵。鲍比降低车速，以表明他没有什么好躲藏的。

所有的士兵都转头看他们的车子。深绿色的军帽下他们那黝黑的脸庞油腻腻的。那些站在路边的士兵像是皱着眉，鼓起的腮帮子把眼睛挤成了一条缝。他们昨天沿着湖滨大街神思恍惚地跑步时，额头是光洁的，现在则紧皱着，挤在两道几乎是光秃秃的眉毛之间。现在他们手中有枪，而除了他们，任何人都没有枪。浅沟那一边树荫下的士兵们也微笑地看着他们的车。

鲍比握着方向盘的一只手抬起，草草一挥，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所有的士兵，微笑的、皱眉的，都只依旧盯着他们的车。

琳达说：“刚才那儿不是意外。”

鲍比开始加速。

“鲍比，他们杀了国王。那是国王。”

前方的路面又黑又直，轮胎擦着湿滑的地发出嘶嘶声。

“那是国王。他们杀了国王。”

“我不知道。”鲍比说。

“那些士兵都知道，所以他们在狞笑。你看到他们的笑了吗？野蛮人。这些又胖又黑的野蛮人。我真受不了他们的那种笑。”

“国王也是黑人。”

“鲍比，别再让我谈论这件事了。”

“我都不清楚我们在谈什么。情况可能像那个人讲的，是一起意外事故。”

“要是那样倒好。你知道吗，我觉得那只是个玩笑。他们说过他乔装打扮，搭出租车逃跑。”

“他一定在附近什么地方上了车。在没有设路障的地方。”

“首都的人都说他会这么做。我还觉得那是一个玩笑。他真的那么做了，往这边逃了。”

“当然，什么分裂啦，独立啦之类，全是扯淡。顺便说一句，这些一直都是西蒙·鲁贝罗的一己之见。国王其实不过是个常年生活在伦敦的花花公子。他在那里倒唬住了很多人。但是我不得不遗憾地说，他就是个十足的蠢货。”

“每个人都这么说。这大概也是我不信的原因。我觉得他不至于没用到那个地步。剑桥口音也好，伦敦腔也好，我觉得那都不过是掩饰。”

“西蒙总是能冷静地统览全局。我无意间得知西蒙非常希望这次行动由警方独挑。”

“不过我们总觉得这些人能够秘密地脱身，能够藏到灌木丛里去。毕竟他是个非洲人，还是个国王。我觉得派直升机，以及让白人开飞机，都是很荒谬的决定。”

“是的，”鲍比说，“那些外国佬害了他。”语气中的愤懑让他自己都吃了一惊，但这愤怒其实不针对任何一个人。他冷静了一下。“那些外国佬害了他，”他重复了一遍，“我希望这消息传回伦敦，希望他那些聪明的朋友也会觉得事有蹊跷。”

他依然把车开得很快，但不再像赛车一般。

他说：“我应该给欧谷纳·旺葛－布代尔打个电话。他应该能帮我们过了宵禁这一关。不过我觉得我们应该不会有什么麻烦，能控制好时间在宵禁前赶到。”

“你知道他们怎么说非洲的吗？”琳达说，“你大老远地往一个地方赶，到了之后却发现无事可做。不过我得说，我开始觉得这次能回到政府大院就是万幸了。”

前方开阔起来，地平线下沉了。远方是淡青色的低矮群山，几乎融进了天空中。稍近处是一座座奇形怪状的孤立的岩山，颜色深一点也绿一点，不过在雾霭中依然模糊。那正是南部总署，国王领地的标志。

“豹冈。”琳达说。

“那是我最喜欢的景点之一。”

“像约翰·福特㉑拍摄的西部片。”

“电影真是无处不在啊。对我来说它就是非洲。接下来的这几个星期，政府大院里肯定愚蠢的流言满天飞，外国报道里肯定也会出现各种见解。如果这些人当真在意这里的情况，出现那样的现象我倒也不会介意。”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介意。糟就糟在这里。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只知道我想回到政府大院。”

尽管车速不慢，但一段时间后，景色依然没有什么变化，那些山冈看起来还是那么遥远。琳达说：“你说他们为什么叫它豹冈？”

鲍比注意到她的声音变了，带着刻意的神秘感。他没有回答。

她说：“我有一次看到一头死去的豹子。”

鲍比专心开着车。

“那是在西非。它的上下牙之间垂着长长的红舌头。有人把它抬进来的时候，我想去摸摸它，看它是否还有体温。不过你绝对不能那么做，因为上面全是虱子。后来有人开始剥它的皮。没了皮之后，它像个穿着紧身衣的芭蕾舞演员，那身肌肉简直让人难以置信。那些都要被切开、丢弃，放在火上烧。第二天早晨起床的时候我还想：‘我要去看看那头豹子。’我把剥皮的事情忘了。”

鲍比说：“我想他们不会剥了国王的皮。”

“我无法忍受那些士兵狞笑的样子。你见过他们的狞笑吗？政变的时候你还没来，八十个海军从天而降。只有八十个，那些狞笑的士兵就扔下枪支，扯去军装，赤身裸体逃进了丛林。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胖成现在的样子，还能跑。机场里的场面很滑稽。政府大院里的每一个人都在机场。但是那些海军并不向我们招手，他们跳下飞机，握着枪跑步穿过鼓掌的人群。”

“我听说过，”鲍比说，“我想非洲人也没有忘记，不过他们不会觉得这事滑稽。你要知道，除了比利时人和刚果人，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这白人从天而降了。”

“萨米·奇森伊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他们很多人都认为国王就是想要这样。”

“我和上校的想法一样。我觉得我应该站出来做些什么事情帮助国王。但我后来知道那样做没有道理。”

“正是如此。那不是你的事，也不是我的事。他们得自己解决。你知道吗，他差点成功了。如果没有被发现，再过九十分钟左右他就能赶到岸边渡过河去对岸。”

“哦，我的上帝。你的意思是，他们一直守在湖边等他？他们肯定等了一整个晚上。等消息传开了，南部总署肯定乱成一团。”

“我想他们会等上一两天再宣布。”

“我再也不想离开政府大院了。”

“这对你来说可是个大改变。”

“当然，”琳达回应他的挑衅，“士兵们说不定此刻正在那里横冲直撞地闹事呢。”

开阔的视野消失了，前方不再一望无垠，而是时有阻挡。出现了更多的树，更多的转弯。他们经过了被分割的小块田地与商店、茅屋，那是一个村庄，可一个人影也没有。

“从到这里的第一天起，我就恨这里，”琳达说，“我觉得我没有权利待在这些人中间。一切都太容易了。他们让事情变得太容易了。这完全不是我想要的。”

鲍比说：“你知道你为什么来这里。”

“他们派吉米·鲁汉基瑞到机场来接我们。四十英里的路程，我得和吉米没话找话说。和有教养的人谈话真累，像和自己玩象棋：每步棋都是你在下。一路上我看见的就是那些可怕的小茅屋。我的内心在尖叫。我知道待在这里我是不会开心的。第一天他们把我们安排在一个很脏的房间里住，他们管那里叫招待所。因为马丁没有足够的积分。那时我们不知道积分这回事。如果让马丁生活在积分制度下，那不管是什么，肯定永远不够用。”

“你们还算好啦。”鲍比说。

“我们隔壁房间有个女孩在哭，那还只是下午。我真的吓坏了。我还从来没有那样渴望做一件事。那天下午我满脑子都想着要回去，到机场坐下一班飞机返回。”

“那你怎么没走？”

“我和萨米·奇森伊开车出去，一路彬彬有礼地谈着话。看到一个赤裸的野蛮人拖着足有一英尺长的阴茎，你得假装没看到。看到两个人涂满白粉，光着身子在高速路上奔跑，你也什么都不能说。萨米·奇森伊在一个会议上读一篇有关广播的论文，里面有一整段文字都是抄袭T.S.艾略特㉒的，有那么多人可以抄，他偏偏抄艾略特的。你也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能说。在外面，你不断地壮胆再壮胆。在大院里你东扯西谈。每个人都在说谎，说谎，说谎。”

“你知道你为什么来这里，就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这是他们的国家。但这也是你的生活。到最后你都不知道自己的感受，只知道要平平安安地待在大院里。”

“可你来这里是为了自由。你很轻松地就适应了，记得吗？”

“毫无疑问，我们对这些事情的看法有分歧，鲍比。”

“不过，现在你怎么想已经不重要了。”

“在大院里，每天晚上你都可以听见他们扯着嗓门鬼哭狼嚎。你知道那是他们在大院外面揍人，把人揍得半死不活。每个星期都有一长串的死亡名单，有的死者连个名字都没有。你要么躲开，要么拿着鞭子加入他们。任何中立立场都是可笑的。”

“你在说马丁还是上校？我跟不上你了，琳达。在首都的那几个美好周末，美好的露天篝火。不知为什么我期待有更多的享受。琳达，你的品位实在让我震惊。‘我很轻松地就适应了’。说得多漂亮，不过如果我们遇到的人都和我们一样，那谁都没有错。你们都在读同样的书。当然，我们读了很多书，是吧？置身于野蛮人之中，我们必须严防我们的脑子生锈。”

“鲍比，这可不像你会说的话。”

“我没有资格，是不是？你该早点告诉我的。但是我本以为你需要一个男仆来散布消息，以为你需要有个人因为你的叫床而兴奋。”

“那是多丽丝·马歇尔的荒唐谣言之一。”

“‘让鲍比来见证。他是丹尼斯·马歇尔的人，’”鲍比的头上下晃动，“‘让我们找鲍比来。你可以对他为所欲为。’‘鲍比，你这件衬衫不错啊。’很风趣。但是你看错了人。”

“你在胡说八道。”

“是吗？”他右手离开方向盘抬起，拍了拍脑袋。“我注意到了所有细节。都摆在那里。”

“我一直觉得你是个浪漫的人，鲍比。”

“你看错了人。”

“我希望事情如你所说的那样。你不可能对大院里的人观察得那么仔细。”

“问题就在这里。你不能指望大家都和你一样，这不是谁的错。”

“我们到此为止吧，鲍比。我收回所有的话。”

“你提到了野蛮人和鞭子。”

“我收回。”

“很多人和你一样，琳达。我们要严防我们的脑子生锈。我们置身于野蛮人中间，需要文化活动。处在这些腌臜的野蛮人之中，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我们还是有这点魅力的。我们每天都用阴道祛味剂了吗？”

“这太荒唐了。”

“用了吗？用了吗？我们用什么牌子的呢？性感女郎？冷艳女郎？清新女孩？女孩清新？你什么都不是。你不过是个烂货。像你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还会出来成千上万。‘我很轻松地就适应了’，‘希望他们还没把他那些可怜的妻子怎么样’。真不懂，你把自己当作什么人物了，又凭什么觉得你的想法很重要。”

她靠上椅背，看着窗外。又经过一个村庄：灰蒙蒙的小窝棚，后院的热带植物，一条泥土小岔路，它的远方是太阳、灰尘与树。过了村庄，公路旁又是满目的灌木丛。

“你这样的人成千上万。马丁也一样。你们什么也不是。”

“请停下车。我要下车。我什么也不想说。请停下车。”

他刹住车，车轮在滚烫的路面上发出刺耳的声音。穿过车窗的风止息了，引擎富有节奏的声响也默然了。树木投下的浓荫越过沟渠。天空炽热而高远。

琳达说：“你说得对。这不是个好主意。”

“你是个傻瓜。你会有麻烦的。”

“我确实很傻。”

“这是你的主意，记住。”

“我会另作安排。我会叫一辆出租车或用别的什么办法。”

她转过身去开车门。他看到她背后的衬衫都湿了，这才察觉自己的衬衫也湿了，感到了凉意。琳达下了车站在路上，一时间似乎失去了方向感，表情被墨镜遮住了。她稳了稳身子。鲍比见她朝着刚刚路过的村庄方向走去。

“你的行李箱。”鲍比喊道。

她没有转身。“你拿去好了。”

他打开车门，站到路上，觉得路依然在移动。在凝滞而闷热的空气中，他开始犯晕，感觉脑袋沉重，像要爆炸似的。

“琳达！”

她仍旧往前走，步伐不大但很利落。她低着头，走在路基颇高的空荡荡的高速公路上，显得如此格格不入。那裤子和衬衫的颜色突然显得十分鲜艳、扎眼，在公路、田野和天空之间，这抹亮色与整个背景变得如同彩色照片，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他坐回汽车，砰地关上车门，把车开走了。干燥的手掌在方向盘上摩擦着，眼睛审视着前方黑色的路面，感受正被阳光照射的引擎盖投掷过来的热浪，那儿反射出一个带着刮痕的灿烂圆环。

几分钟后，他看着西斜的太阳、黑色的树影、空旷的原野、空荡荡的汽车，听着引擎的咆哮声和风声，竟觉得如置身梦魇之中。上校和宾馆，河床边的士兵，抹着白粉、像满身斑纹的动物那样猛地跳到路中间的男孩，以及像慢镜头一样无声地在公路上行走的琳达，每一个画面都清清楚楚地依次出现，却都像是他想象出来的一般。

他需要冷静。意识到这一点，他就冷静多了。梦魇的感觉转而变成了对自己狂暴态度的反省和一种危险逼近的预感。他孤身一人，希望受到报复。但他还是拼命开车。危险潜在路的尽头，危险潜在他的孤独中。但他任凭时间流逝。

车子跳起来，然后重重落到地面，有那么一瞬方向盘脱离了他的手。是路面在这里塌陷了。薄薄的柏油层被午后的烈日晒得发软，融化了似的忽而鼓起忽而瘪下去。鲍比认得这段路，他把脚从油门上挪开。车子又蹦了一下，有点打滑，但是他还能控制住。他停下车，再次意识到四周的静寂、光线和热浪。

他往回开。公路依然阒无人迹。在黏湿的柏油上，他看见他刚才留下的车辙。那会儿在惊慌之中，公路和田野像是他想象出来似的。现在往回开，他吃惊地发现那景象一一再现，原来他记得那么清楚，记得那么多。他的车留下的印迹很正常，很完美。

高速公路上没有琳达的身影。公路一侧的那个小村庄，家家户户好像都关紧门窗撤走了似的。鲍比鸣喇叭也没有人出来。有两三家商店，都是歪歪扭扭的木结构，并且和光秃秃、灰蒙蒙的院子一个颜色。紧闭的门上钉着一块块白铁皮的广告板，铁皮上的色彩被晒得只剩黑色和淡黄色。板上画着一个包头巾的非洲女子满脸笑容地举着一罐湿疹软膏，还有一个满脸笑容的非洲男子抽着香烟。

鲍比驱车拐进村子的土路，一阵尘土随之扬起。后视镜里霎时只见滚滚飞尘，像是猛火升腾起的黄色烟雾。鲍比关上车窗，继续往前开，但尘土抹去了早先见过的灌木丛、高大树木和一栋无人居住的木棚屋，车厢里也越来越灰。他看见一个废弃物堆放场上有一座瓦楞板搭建的大棚屋，陈年而厚实的黑色油垢上蒙着灰。旁边干硬的土地上，长着两三株灌木，后面有一幢白色的水泥平房，悬在几根低矮的柱子上，暴晒在午后的阳光下。

鲍比停车，摇下车窗玻璃。尘土在车身周围翻腾。鲍比又摁响喇叭，一个瘦高个儿的印度小伙子打开了平房的前门。他看到汽车，点头招呼。鲍比有些犹豫。那小伙儿仍站在那外廊和房间之间，似在鲍比和屋内的某个人之间举棋不定。

鲍比走进平房。外廊上，空气吸收了白墙反射的阳光和地板蒸腾出的热量而变得火炉般滚烫，廊上空无一人。在窒闷的小客厅里，在纸花、平装书、镀铬金属架椅子和黄铜色的塑料印度教神像之间，琳达像是在喝茶。她正龇牙嚼着一颗腌辣椒。

鲍比没有理会收留了琳达的中年印度人，直接对琳达说：“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琳达说：“我在喝茶。”

“好吧，我看我们没那么赶。我看我也喝点茶吧。”

“好的，好的。”中年印度人说着，走出房间去备茶。

鲍比、琳达和那个高个小伙子都没有说话。房间里很热。琳达脸红彤彤的。鲍比开始出汗。一个穿绿色纱丽的年轻女子端着一碟腌辣椒和一个空杯走进来，然后又出去了。

“你的房子不错。”那个中年人回到房间后，鲍比说。

“麦卡特兰德太太，”印度人坐下来，晃着腿说，“她去南方之前把这里匆匆转卖了。房子，家具，书，生意，所有的东西。”

鲍比回答：“这些书不错。”

“你买几本去？”那个印度人脚不晃了，朝着书柜俯下身去，用左手抽出几本书来。“给。”

鲍比摇摇头。“你也要去南方？”

男人哧哧笑了起来，把书推回原处。“我在考虑去美国做服装生意。或者开罗。我正筹划在开罗开一个果汁店。”

“那是什么？”

“那些埃及人非常爱喝鲜榨果汁。我一旦能把资金抽出来，就去那里。我兄弟已经去了。你打算去哪里？”

“我住在这里，”鲍比说，“我是名政府官员。”

印度人渐渐停止晃腿，又哧哧地笑着。

琳达站起来。“我想我们该出发了。”

鲍比笑着，抿了一口茶。

“你认识麦卡特兰德先生吗？”过了一会儿，那个印度人问。

“不认识。”鲍比边说边站了起来。

“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死了。”印度人说着，跟鲍比和琳达走到院子里尘土飞扬的土路上。“他是个很出色的赛车手。他以前常常一大早，以一百英里的时速从这里开车去首都。”

鲍比慢慢地走着，抬头看着天空，没有理会向他们挥手道别的印度人。他说：“我们现在必须要做的是在宵禁前赶回南部总署。”

他们上了车。那个印度人站在外廊上看着他们在院子里倒车。尘土再次翻腾。车子开动后，尘土蒙住了路面。

琳达说：“你相信那个人开到首都时速是一百英里吗？”

“你相信？”

“我在想他为什么要把这事告诉我们。”

路口的商店还像先前一样关着门，空无一人。白铁皮广告板上的黑人还是露着笑。屋檐下的影子更长了。

上了高速公路，他们摇下车窗。阳光透过刮花的、满是灰尘的挡风玻璃斜斜地射进车厢。车厢里所有地方都盖上了一层灰，仪表盘上每一粒尘土都被阳光照得投下一个细小的影子。路右边晒软了的柏油路面上，鲍比看见一道他折回村子时留下的车辙。其他车印都被一种更粗的车印盖上了。不止一辆重型车经过这里，基本都是靠左行驶，去往南部总署。

鲍勃小心地驾驶着车。再次来到那段塌陷的路面时，他发现起伏的路面上柏油都晒化了，热气蒸腾。这里就是他先前停下来的地方：掉头时留下的车辙还在。

“我们是不是太晚了？”琳达问。

“我们只不过浪费了半个小时。不过我想如果你朝他们抛个甜甜的微笑，他们也许会请我们喝杯茶的。”

他们都笑了笑，仿佛两人都赢了似的。

那微笑挂在两人的脸上，然后就僵在了那里。他们就带着这表情，在炽热的午后阳光中赶路。路的右侧开始有树影斜斜地投射，落在车子上。陡然间，他们再次看到了豹冈，但这次谁都没有作声。这次豹冈更近了也显得更大了，一半在阳光里，一半在阴影中。垂直而下的岩壁看似不再险峻，而草木丛生的斜坡那锯齿状的轮廓则更为突显。

琳达说：“你真的相信他会去开罗？”

“他在说谎，”鲍比说，“每个人都在说谎。”

琳达莞尔一笑。

然后，她就看到了鲍比注视着路的尽头。那儿有一队军用卡车，一路上的那些车辙正是这些车留下的。

9

他减速。加速。又减速。他和琳达都没有说话。灌木丛掩映下的豹冈始终在路的右侧，树木林立的斜坡笼罩在阴影中。高速公路旁的植被发生了细微的改变。虽然仍以灌木为主，没有农作物，但是渐渐呈现出热带雨林的葱郁。离卡车越来越近。一共有五辆，它们的影子正好投到路的边缘，在柏油路面之外不规整的地面上参差不齐。偶尔没有植被的遮挡，鲍比和琳达可以看到豹冈外是一派热带风貌。那里就是国王和他的臣民们的领地，一片阳光灿然的广袤森林，看似渺无人烟，只有零星的模糊的深棕色，表明了村庄的存在。

坐在最后一辆卡车最后一排的士兵们，戴绿色军帽，握来复枪，凶巴巴地瞪眼看着他们的车。后面的一张张面孔都在阴影中。鲍比看到了司机：戴着帽子的侧影在卡车后视镜里晃动不已，在炫目的背景中只是一个普通的黑色轮廓。当卡车剧烈颠簸或是他扭头去看后视镜和鲍比时，黄色的阳光才会照到他的脸上。

有那么一会儿鲍比和琳达始终就这样和最后那辆卡车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卡车车厢后挡板内，佩戴着条纹状军徽的士兵依然怒目相向。鲍比时不时感觉到那司机在看他；那张脸不断地在后视镜里闪现。

琳达说：“按这个速度开的话，我们肯定来不及了。”

“在这条路上要超车可不容易，”鲍比说，“转弯太多了。”

他们继续前行。士兵继续瞪着他们。

琳达说：“或许我们惹恼他们了。”

鲍比没有笑。

他们来到一个笔直的路段，路面相当干净。

鲍比鸣了喇叭，将车子开出去准备超车。士兵们变得警觉起来。鲍比边加速，边抬头看了一眼那些士兵，但马上移开视线，因为阳光太刺眼了。他开始超车，再次摁响喇叭。卡车往右移动。鲍比的眼前一片明晃晃的光斑。他加速。车子几乎要离开路面了。卡车还在往路的右边移。鲍比的车和卡车在并行。他感觉到车子的右轮开在了路肩上。边上就是沟渠了。他踩了刹车，车子震了一下，弹了起来。卡车加速开到了他们前面。那些士兵露出了友好的微笑。卡车后视镜里露出了司机带着嘲笑的脸：突然之间，看得清那个司机的脸了，旋即又不见了。他们的车斜停在路沿上。卡车越开越远，重又排成了一条线。士兵们的脸看不清楚了。一条裹着卡其布衣服的胳膊从驾驶室伸出来，手腕一动，手笨拙地挥了挥：这是超车的手势。

琳达说：“碰到军队你就装死。”

鲍比的衬衫后背湿透了，脸像火在烧一般。他感觉到了引擎、引擎盖以及挡风玻璃放射出来的热气。空气是热的，车厢地板也是热的。他浑身上下都在冒汗，眼睛刺痛，裤子粘着腿。

他发动汽车驶离了路沿，再次沿着卡车印在柔软柏油上厚实的拉链般的轮胎印往前开。车开得很慢，一直没超过三十五英里每小时。他们时不时地看到那些卡车。豹冈变得越来越大，它那蒙着阴影的树木遍布的斜坡在雾霭笼罩下显得柔和起来。阳光正变得朦胧。

高速公路变得开阔了，前面一连数英里都是笔直得如同通往罗马的大道，在一座座山峦间摆荡。远处的军用卡车变得很小，爬上山消失，然后又出现，开始爬另外一座。他们进入了国王的领地；这段高速公路是由一条古老的丛林道路改建而成的。几个世纪以来，国王的臣民以林木、泥土和芦苇为原材料，筑成了这样一条翻越山岭、穿过沼泽的笔直的道路。远远地，鲍比就看到国王领地的边界立着一栋粉刷过的小石屋和一个警察局。不过此刻，那旗杆上挂的已经不再是国王的旗帜，而是总统的旗帜。

在石屋附近，那几辆卡车驶离了公路，前方又变得空荡荡。但鲍比并没有因此而加速，因为这样做已经失去了意义。时间过了四点，宵禁开始了。他们应该很快就可以看到毗连成片的低矮的现代混凝土建筑物，它们安了玻璃、刷了彩色油漆，像珠串般艳丽。那是美国人建在丛林里、送给这个新国家的礼物，本是要用作学校的，极富象征意义地横跨国王和总统的领地。落成之后，有人过来参观，但从没投入使用。这里既没有过学生，也没有过老师，一直空无一人。今天，这里倒派上了用场。在建筑物前荒草重生的空地上，停满了卡车。卡车的阴影里站着一队肥胖的士兵。

这段路没有置放路障，也没有人挥手让他们停下。但鲍比还是停下了车；他的左边是学校、卡车和士兵，右边是公路以及路旁的石屋，上方飘荡着总统的旗帜。士兵们并没有看他们的车，石屋里也没有人出来。豹冈远处是大片葱郁的森林，在愈发浓重的雾霭中一直延伸至天际。

“我们在这里等他们吗？”琳达问。

鲍比没有回答。

“或许并没有宵禁。”琳达说。

有一个士兵在看他们。他和另外几个士兵站在卡车打开的后挡板旁，个头比身旁的人要矮些。他正拿着白铁皮杯喝水。

“也许上校弄错了。”琳达说。

“是吗？”鲍比说道。

那个士兵甩干杯子里的水，离开后挡板附近的同伴，慢慢朝他们的车走来。他剃着光头，笔挺的卡其布长裤在大肚子下方和两条圆滚滚的大腿摩擦处起了很多褶皱。他嘬起肥厚的双颊，噘起双唇，身子侧向一方，小心翼翼地吐了口痰，以免唾液没清干净，面带笑容地看着汽车。

然后，他们就看见了俘虏。他们坐在地上。有几个趴着，大多数人都赤裸着身体。因为没有穿衣服，在灌木丛、小树和卡车斑驳的影子的投射下，他们倒像是穿了迷彩服般有了遮掩。这些俘虏黑皮肤上的黑眼睛依然灵活，但身体被禁锢住了，几乎不怎么动。他们是国王部落的人，身形苗条、骨架小巧、肤色极黑。他们本有穿衣服的习惯，也是这道路的修建者。但他们作为自由人的尊严，现在已经被剥夺了，他们被当成了丛林土著，落在了敌人手里。有些人被捆了起来，依丛林里的一贯做法，脖子并着脖子，三四个人一组，好像要被卖给奴隶贩子一样。所有俘虏的身上都有猪肝色的遭殴打的伤痕。有一两个人看上去奄奄一息。

那个士兵微笑着，湿答答的手拿着湿答答的白铁皮杯，走近了车子。

鲍比先摆出一个笑容，然后身子倾向琳达那一侧，同时左手将湿透的本地衬衫粘着左腋的部位扯了扯，问道：“你们的长官是谁？谁是你们头儿？”

琳达将目光从士兵们的身上移开，看着远处白色的石屋、旗帜、豹冈和迷迷蒙蒙的林地。

那个士兵肚子贴在了车门上，他温热的卡其布长裤的味道和鲍比左腋以及湿透了的黄衬衫后背上的汗味混在了一起。他打量了一下鲍比和琳达，又看看车里，然后语气柔和地说了些复杂的丛林话语。

“你们的头头是谁？”鲍比又问道。

“鲍比，我们继续开吧，”琳达说，“他们对我们没有兴趣。我们继续开吧。”

鲍比指着马路对面的石屋问：“头头，那里？”

士兵再次开口，这回是对着琳达说的，用的还是那种土著语。

琳达暴躁地回以“我听不懂”，眼睛直视前方。

士兵的反应却是像被人扇了耳光似的。他窘迫地笑了笑，往后退了一步，摇摇白铁皮杯，板起脸放低了声音说：“卜懂㉓，卜懂。”他低头看着车身、车门、车轮，仿佛在寻找什么，然后转身归队。

鲍比打开车门走出来。天凉了，汗湿的衬衫贴在背上飕飕发冷，脚下踩着的柏油路面却还是软的。这下他把那些俘虏看得更清楚了，豹冈后那片森林里升腾起的烟雾也更清楚了。那不是雾霭，也不是傍晚的炊烟，而是丛林里的村庄在燃烧。刚才试图和他们对话的士兵在和同伙们说话。鲍比假装没看到。他的直觉是掉头驾车而去，直奔政府大院，但他克制住了冲动。他挥着右手，横穿明亮的公路，走到石屋前那个灰蒙蒙的院子里，走向石屋的影子中，然后从敞开着的门进去了。

一进门，他就知道自己犯错了，但已经来不及退出去。在凉飕飕的幽暗房间里，桌椅都推到了墙边，墙上绿色的公告牌上有一张总统的新肖像照，四周贴着关于车速、税费、通缉犯的通告，以及各种印刷或复印的名单。房间里没有政府官员，也没有警察。三个光头士兵坐在窗下水泥地板上，军帽搁在膝盖上。看到鲍比进来，他们都站了起来。

“我是政府的官员。”鲍比说。

“先生！”其中的一个士兵说。三个人都起立站好了。

“谁是你们的长官？头儿是谁？”

他们没有回答。这开头还不错，但鲍比不知道如何继续下去。

他们看出了鲍比的犹豫，不再紧张。放松下来后，他们脸上满是疑问。

站在中间的士兵说：“没有头儿。”

鲍比觉得他用错了词。他看了看中间那个士兵，然后又看看右边那个最胖的，也就是刚才喊他先生的，说：“这里是不是发放通行证？”

胖士兵鼓起腮帮子，挤着小眼睛，举起右手，手掌对着鲍比，放在面前慢慢摇了摇。

“没有通行证。”他说。

鲍比看着他说：“旺葛－布代尔，我头儿。”然后脸上带着笑，双手在腹部比画着大肚子，并装出拖着肥胖身体的蹒跚模样。“布索葛－科索罗，我大老板。”

他们没有笑。

“布索葛－科索罗，”胖士兵一边说，一边审视着鲍比的面孔，并嚅动嘴唇和双颊，像是在酝酿唾沫，“布索葛－科索罗”。

“你们没有宵禁？”鲍比问。

“小——禁？”胖士兵说。

站在中间的士兵重复道：“小——禁。”

“你们什么时候小——禁？四点？五点？六点？”

“五点，”胖士兵重复道，“六点。”

鲍比伸出手，指着腕表：“四点，五点，还是六点？”

“你给我？”胖士兵抓住鲍比的手腕说。

黑色的皮肤压着肉粉色的皮肤：在场所有的眼睛都在看。

胖士兵用大拇指摩挲着手表表盘。他的眼神友善如女人的一般，腮帮子和嘴唇又开始嚅动。

中间的士兵解开上衣纽扣，拿出一包压瘪的、半满的烟。这就是广告板上那个咧嘴笑的非洲人抽的牌子。

外面，卡车开始发动。伴着说话声、呼喊声和靴子摩擦柏油路面的声音，驾驶室的车门砰地关上。卡车轰隆隆地慢慢开走了。

“我不能给你，”鲍比说，“我只有这一块。”

他开了个玩笑，他们都笑了。

“只有这一块。”胖士兵重复了一遍，放下鲍比的手腕。

“我走了。”鲍比说。

他朝门口走去，柏油路面上还有阳光，灰蒙蒙的院子里映着斜斜的影子，他的车子前已粘满小虫。

“伙计！”

他停下，这是他的过错。他转过身，面对着幽暗的房间。

说话的是中间的那个士兵。他递过一支香烟。烟很白，夹在中指和食指之间。

“我给你烟，伙计。”

“我不抽烟。”鲍比说。

“我给你，来，我给你。”

鲍比从门口的光亮处走向那几个士兵，情愿接下来的遭遇是发生在黑屋子里，而不是外面的众目睽睽之下。

那个士兵的手还伸着，手掌朝下，香烟垂直地夹在中指和食指之间。然后，他松开手指，香烟掉了下去，与此同时，那手掌仿佛直冲着鲍比的脸抓去，不料转而重重地落在他的下巴上。另一只手则扯住那件黄色的本地衬衫。

“我要告你。”鲍比一边后退一边说，“我要告你。”

另外两个士兵站在他身后，在他快倒地的时候架住了他，熟练地反绞住他的胳膊。前面的士兵似乎不是听了他的话而恼羞成怒，而是受衬衫撕裂的场面和声音的刺激，一而再再而三地撕扯鲍比的衬衫和贴身的背心，同时用先前夹烟的右手怒冲冲地抓向鲍比的脸，似乎想一把抓住他的鼻子、下巴和脸颊。

“我要告你。”鲍比说。

他的胳膊被反绞得更紧，整个身子被向前扔。倒在水泥地上后，他感到一双靴子重重地踩在他的背上、脖颈处与下颌上。他吃惊地看到另外那两个士兵的腿没有动。踩住他的是那个胖士兵。他咕哝着蹲下来，卡其布长裤紧紧地绷在腿上。他揪住他的头发，将他的脑袋砰砰地往地上撞，先是这边，然后是那边。鲍比知道自己的皮肤破了，但还是用眼角注意到另外两个士兵一动不动。

他本以为那个拿着香烟的士兵只是想羞辱他，扯光衣服修理他。对此他还抱有理解与同情交织的心态。但他们做得太过分了，现在鲍比觉得那个开口要手表的胖士兵是想要杀了他。他想：我必须保护自己，我必须装死。

鲍比沉沉地躺在地上，头侧扭，左臂护在上面。那双靴子踩着他的肋骨、腹部，又戳又踢。他努力保持不动。他觉得他没有动。平滑的水泥地面上细小的沙砾粘在他潮湿的皮肤上。他没有睁开眼睛，害怕发现自己看不见了。然后他感到靴子重重地踩在了他的右手腕上，他本该号哭的，剧烈的疼痛感让他清楚地知道自己骨折了，意识到过去的生命中一直都很完整的东西被打碎了。但他抛开杂念，把注意力集中在手腕上。他觉得手腕麻木了，开始红肿。然后他又上路了，在一片明亮的景色中，提心吊胆地注意着车速、车辙和起伏的潮湿的路。

他醒过来了，觉得应该睁开眼睛。整张脸火辣辣地疼。他还能看见，昏暗的房间里穿卡其布长裤的腿不见了。他又等了一会儿，确定房间里没有其他人。他觉得自己必须马上行动，趁着还清醒、还有一点力气。他坐起来，用手腕撑住地，忘记了刚受的伤。他站起身，还站得稳。他没有看自己。他开始走了，没有忘记去看地面，但没看到那个士兵扔下的那根香烟。

室外的光线变得昏黄了一些，地上的影子长了也浅了。灰尘更大，烟雾更浓。太阳照在一辆卡车的挡风玻璃上，照在学校的一扇窗户上。士兵们或蹲或坐地围着一堆堆树枝篝火，吃着白铁皮盘中的食物，喝着白铁皮杯中的酒，不急不慢、从容不迫；他们的眼神和声音都因享用食物而明快起来：这些丛林人，丛林中的王者，快要度过又一个幸运日了。他们身后不远处，阳光照射之下，那些被捆着的黑人俘虏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一个士兵看见了鲍比，便一直盯着他，两眼炯炯有神。目视前方的同时他对身旁的人说了些什么，整队士兵一齐看了过来。鲍比两手垂于身侧，站在门口，任由他们审视。后来他迈开步子向他的汽车走去。它还停在原地，在空旷的道路上挺扎眼的，轮子微微陷在柏油里。士兵们继续吃饭。

琳达依旧坐在座椅上，她俯身替鲍比打开车门。没有人追上来。引擎发动了，鲍比将受伤的右手搁在方向盘上。没有人出面阻止他们离开。在下午阳光的照耀下，挡风玻璃上的每一处刮痕都呈现出金色。豹冈那近于垂直的一侧崖壁也泛着金色，而在阴影中的另一侧则迷迷蒙蒙，半山腰以下的那片林木仿佛和山周围的丛林连成了片。

开了四五百码远后，在山顶上，他们遇到了关卡。一个手持来复枪、帽子把脸遮得一抹漆黑的士兵拦下了他们。他挥手的动作带着非洲人特有的笨拙。但他们还没来得及停下，路另一边一个穿着花衬衫、深色长裤，留着英式发型的人，就在示意他们继续往前开。

鲍比开进拦有白色路障的区域，又开出去，慢慢向前。路的那一侧停着几辆从南部总署开出来的车：标致出租车、破破烂烂的货车和非洲人的轿车。乘客们站在路沿，有的拿着复印的通行证，还有些人已经在草地上或坐或躺，衣服被撕烂了，半赤裸着。全副武装的士兵们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人群中有几个妇女穿着爱德华七世时期㉔风格的衣服。自从传教士出现在国王的臣民中并将其教化之后，这里的女人但凡逢正式的场合或出远门，都会盛装打扮，不过穿的是非洲式布长裙。

公路依旧笔直，宽阔的柏油路面穿越丛林，从一座山头延伸到另一座山头。

琳达说：“我们休息一会儿吧，鲍比。”

他二话不说，把车停在路边。

她试着帮他拂去头发里的灰尘，整理破烂不堪的黄衬衫。她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他不让她碰他的脸。

她说：“你的手表摔坏了。”

鲍比合上沉重的眼皮，黑暗中，他突然为她感到难过，为这个像他一样在生活中遭遇诸多不顺的人感到难过。他想，她的手像护士的手。

他睁开眼睛，看到前方的路。他们继续前行。天空变成了深蓝色，光线越来越弱。丛林里，国王部落的村庄还在燃烧。

这些部落人曾经生活在丛林里古老而笔直的道路旁。他们通过这些道路，在丛林中扩张势力，直到第一批探险者出现。那些村落互相离得很近，路上通常满是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但现在，路上渺无人迹，一座座村落也空空荡荡、死气沉沉，到处是焚烧过的痕迹。那些离大路比较近的村落几乎完全被烧毁了。

琳达说：“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烧了政府大院？”

那里是他们唯一能去的地方。

公路开始往下倾斜，燃烧的村落看不见了。这低陷的路段上，灌木丛高大而幽暗。他们驶入了森林，沿着开凿得笔直的黑色路面从两堵高墙般的树木间穿过，上上下下，不知不觉来到了高海拔处。鲍比的手腕很疼，眼皮越来越沉。然后突然间，眼前冒出一片白色，如同风暴来袭。成千上万只蝴蝶，雪片般从森林中飞出来，落在柏油路面上、草地上、树干上，飞在空中。无数只白蝴蝶，一拨接一拨，舞动着翅膀从林中飞出。这风暴持续着。它们被碾在车轮下，或扑在引擎盖滚热的铁皮上扇着翅膀死去，或粘在挡风玻璃上无法飞离。

琳达打开雨刷上的喷水装置，又启动了雨刷。

路开始上行。蝴蝶如同出现时那样，突然消失了。森林也到了尽头。头顶的天空已经呈现出最深的蓝色。他们看见远处小镇附近的村落还在燃烧，在转瞬即逝的暮色里看起来像是一串断断续续的灯火。

鲍比说：“我想我的手腕一定是出问题了。”

“我真希望我会开车。”

他听出了琳达声音里的恐慌，不过他不在意。公路上依然空荡荡的，经过的村庄无一不惨遭损毁，坍塌的泥屋草棚仿佛成了丛林的一部分，瓦楞铁皮则成了废墟。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女人孩子已经回到了这片废墟中。女人们有着国王部落的人特有的丰腴，依旧穿着爱德华七世时期式样的衣服，与环境格格不入。车子好像是在自动行驶。鲍比对车头灯照亮之处所见的一切都不觉得惊讶：那些被灯光照亮的、脸上充满了疲惫之色的妇女，就该在那儿；镇子郊外的小工业区就该亮着布告牌的灯；双重的高墙之后，昔日光线幽微的国王宫殿就该一片黑暗。

高墙已倾圮，里面也一片狼藉，到处是卡车、士兵和篝火。这个古老的地方，这片不到一百年前才有第一批冒险者到访并带来外面世界消息的丛林，现在遭到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毁灭。宫殿的主体部分建于二十年代，是这里最早使用比芦苇和茅草坚固的材料建成的屋宇。

在宫殿和殖民小镇之间是一片开阔的混杂地带：路边旅馆，垃圾场，牧场，集市和贫民窟。这里几乎不见灯光。路标变得复杂起来：出现了各种批发仓库和交通灯。一些十字路口停着军用卡车和吉普车。车前灯有时还会照到士兵，照亮绿军帽和发亮的茫然的脸。但是没有人用笨拙的手势让鲍比停车。主干道上，英国籍的印度殖民者们所建的旧木屋群中，矗立着六栋三四层的水泥建筑物。有几家印度人开的家具店被洗劫一空。不过大部分商店都上着门板，安然无恙。

经过主干道后，小镇再次开阔起来：有一座公园，对面是闪着零星灯光的主居民区；有一个环岛，被士兵们把持；然后车子离开了小镇，驶进一片黑暗，朝着泛红光的天际，笔直向前，那儿是一处难以形容的非洲式聚居区：房屋、茅草棚、水鹤、停着破旧卡车的汽车修理场、商店、货摊，以及种植蔬菜的后院，一直延伸到政府大院的墙角下。这条道路通常很繁忙，只是夜晚这个时候很危险，因为常常有醉汉和刚出深山老林、尚未学会判断车速的非洲人出现。但眼下，路上空无一人。不过路面更加颠簸了，一方面是被雨水冲出了很多坑洼，另一方面是日间晒化的柏油一团团堆在一起又变硬，致使路面崎岖不平。每颠动一下，鲍比都觉得自己快倒下了。

大院的周围有道路和树木屏障般地环绕着。在一段短短的车道尽头是铁门，门的两根柱子上各亮着一盏球形灯，灯光昏暗。门关着；红白两色的木杆横在门口。鲍比停下车。一束手电筒的光几乎是擦着他的脸庞照过来，一阵目眩中他看到了不少卡车和士兵。

手电筒照着粘满黄白两色蝴蝶破碎躯体的挡风玻璃，最后落在贴于玻璃内侧的大院通行证上。

“晚上好，欢迎。先生，女士。”㉕

说话的是大院的一个守卫，他用他引以为傲的、独特的方言笑着和他们打招呼。他既不是国王部落的人，也不是总统部落的人。他来自另外一个国家。在南部总署，他是中立的，是旁观者，因此和他看守的大院一样平安无事。

大院安然无恙。士兵们是在保护它。木头横杆翘了起来，穿着红蓝两色旧式制服的守卫匆匆从门岗跑出来开门，像是急于让那些正在监视的士兵看到他的工作热情，告诉他们车里坐的是有地位的人。他将半扇门推开，扶住；车子进门时，他举手致敬，然后跑着将门关起。

大院的平面地图上打着灯光。人造庭院里每一条有名字的小径也都亮着路灯。灿然灯光还照着树篱和花园。一些平房和公寓的窗户里亮着灯光，挂在墙上的树皮或草编织的工艺品隐约可辨。还有非洲绘画和书架。小小的俱乐部里挤满了人。

琳达说：“你的手腕怎么样？”

鲍比没有回答。琳达的声音愉快而轻松；他能听出她已经不惊慌了。大院是她的栖息地。她给大院带来了新闻。

夜里，鲍比不时惊醒，在梦中，开车时的心态、路上遭遇的种种危险以及上绷带所带来的安全感轮番上演。晨光熹微的时候，他开始等待童仆卢克。先是用人房响起了收音机的声音，然后隔壁房间传来清脆的赤脚走路的声音，他彻底清醒了。那轻快的脚步声里似乎带着罪恶感。卢克蹑手蹑脚走进卧室，皱巴巴的卡其布长裤挂在胯部，裤管卷着，露出瘦小的脚踝。从卢克的步伐和起皱的白衬衫中，鲍比看出他昨晚一定喝醉了，并且是穿着这身衣服睡觉的。

卢克拉开窗帘，用因宿醉而粗重的嗓音说道：“今天早上蓝裙子去过花园了。”这是他们私下给大院里的一个美国太太起的绰号。她刚来不久，连着几星期都穿同一条蓝裙子。

然后卢克转过身，看到了鲍比。他愣在了那里，紧紧地咬住嘴唇。卢克来自附近的村落，是国王的子民。他了解总统军队的行径。他红红的眼睛瞪着，鼻孔张大了，瘦长的脸颤抖着，鼻子抽了抽，然后松开嘴唇。扑哧一声，伴着右脚轻快的颠动，他笑了出来。

然后，他迈着那矫捷的步子，去收拾鲍比带回来的衣服。但他不再小心翼翼，仿佛屋里就他一个人，毫无拘束。

鲍比心想，我得要离开这里。但大院是安全的，由士兵们守着大门。鲍比又想，我得要开了卢克。

①此为2008年《自由国度》单行本自序。

②指不同种语言混合而成的语言。

③此句在原文中用了很多错误的拼写，表现多丽丝·马歇尔的口音，其中的礼节（etiquette）被写成了 ittykit。

④ glove-compartment 和 glove-box 都是指汽车仪表盘下的储物空间。

⑤分布在非洲东部的族群，至今仍以传统的方式生活着。

⑥彼得·潘，苏格兰剧作家詹姆斯·巴里的同名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个有魔力、长不大的男孩，来自孩子们梦境中的国度“梦幻岛”。

⑦即下文伊瑟（ESHER）的缩写。

⑧英国伦敦工商会考试局。

⑨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波兰裔英国作家。他的许多作品探讨了人性的阴暗面，代表作《黑暗的心》是引发殖民主义反思的经典文本。

⑩原产比利时的香烟品牌。

⑪英格兰威士忌品牌。

⑫娜奥米·雅各布（1884－1964），英国女作家。作品多探讨家庭暴力、对犹太人的偏见及对少数族群的迫害等问题。

⑬比利时的两大民族。

⑭希腊北部港口城市。

⑮有荷兰血统的南非人。

⑯即一百八，男孩的英语发音不准。

⑰法语 l’encre 的发音和英文link近似。

⑱一个天主教传教士社团，因其成员身着白袍而得名。

⑲一战期间大型高能炮弹出现，对很多士兵造成了生理与心理的伤害，导致其神经崩溃。

⑳一种输水装置，用于消防或铁路上给蒸汽机车加水。因其前端像鹤的头部而得名。

㉑约翰·福特（1894－1973），美国著名导演，四度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㉒ T. S. 艾略特（1888－1965），英国著名诗人、评论家、剧作家。

㉓即“不懂”，士兵的英语发音不准。

㉔即1901年至1909年间，当时流行奢华式样的服装。

㉕原文为发音不准的法语。

尾声，摘自日记《卢克索的杂技团》

这次我是坐飞机去埃及的，但途中在米兰停留。这本是出于生意上的原因。不过恰逢圣诞假期，不是谈生意的时间，我不得不在米兰等待假日结束。天气很糟，酒店里空荡荡的，很是凄凉。

一个夜晚，我在一家餐厅吃过晚饭后回到酒店，看到两个穿藏青色西装的中国人从酒店的餐厅里出来。我心想，我们三个亚洲人，都在这工业化的欧洲大陆上游荡着呢。但他们俩压根儿没有看我。他们有同伴：餐厅里走出另外三个中国人，其中两个是穿西装的小伙子，一个是穿着印花短上衣与休闲裤、神采奕奕的姑娘。然后又有五个中国人走了出来，都是生气勃勃的青年男女；接着又是六七个中国人。再往后我就数不过来了。一群中国人涌出餐厅，绕着铺了地毯的宽敞门厅，一边缓步走下台阶，一边轻声交谈着。

这群中国人总有一百来个吧，过了几分钟，酒店大堂才恢复平静。侍者们拿着餐巾站在餐厅门口，注视着涌出的人群，像是终于等到时机发出惊叹。又有两个中国人走出餐厅；他们之后没有别人了。这两个人都上了年纪，脸上有皱纹，个子不高，身材干瘦，戴着眼镜。其中瘦小的那个手里攥着一只鼓鼓囊囊的钱包，神情很不自然，好像重任在肩，紧张不安。侍者们个个挺直了腰板。手拿钱包的中国老人并没有试图做出潇洒的样子，而是迷惑地数着意大利纸币，分发了小费，口中道着谢，一一与侍者们握手。然后这两个中国人又向侍者们鞠了躬，走进了电梯。酒店大堂又变得了无生气。

“他们是杂技团的。”服务台的人说，他与那帮侍者一样流露出敬畏的神情，“从红色中国来的。他们来自红色中国。”

我冒雪离开了米兰。在开罗，我住的酒店后面的死巷子里，孩子们穿着脏兮兮的长衫踢着足球，因为斋月的关系，他们一整天都没进食。那些咖啡馆里——它们比我印象中的更破败——西装革履的希腊人和黎巴嫩商人在看当地的法文和英文报纸，他们闷闷不乐地谈着本要在罗德西亚①进行的烟草买卖，现在成了非法行当。博物馆里依旧出没着那些对外界一无所知的埃及导游。而尼罗河的对岸，有了一家新建的希尔顿酒店。

但埃及终究发生了革命②。路上的标识现在都只剩下阿拉伯语的；如果你向烟草摊上的小贩买埃及香烟，他们会很生气，甚至会认为你在侮辱他们。当我在火车站打算乘车去南方时，看到一群晒得乌黑的士兵，他们让人想起那场与革命同时爆发的战争。他们从西奈执勤回来，在候车室的地板上或蹲着，或躺着。这群形容枯槁的人便是这片土地和这场革命的护卫者，但对于埃及人来说，他们只是普通的士兵和农民，对他们的漠视要比革命本身更古老、更根深蒂固。

一整天，农民们的土地在车窗外掠过：浑浊的河水、绿色的田野、沙漠、黑泥滩、汲水的桔槔，以及灰蒙蒙的小镇，破败的平顶房舍星罗棋布。这些景色和地理教科书中所描绘的埃及一模一样。太阳悬在灰色的天空中；这片土地给人年迈、沧桑的感觉。我在卢克索③下车时天色已经黑了。当晚，我去了卡纳克神庙。第一次参观在夜色中进行，不失为一个好选择。夜色把它和埃及的哀愁阻断：那些气势恢宏的柱子，即便在古代也已经是古迹了，这可都是尼罗河人的杰作啊。

那一年埃及没有硬币，只有纸币。所有的外币都很抢手。卢克索在革命前的王朝时代是王室贵族的冬季度假地，现在正在适应接待普通游客。在老冬宫酒店，身着白色长袍的肥硕黑人侍者无所事事地站在走廊上，他们告诉我，给我准备的房间过去是给阿迦汗住的。房间极为宽敞，摆放了很多古色古香的家具，还带一个阳台，能眺望到尼罗河与对岸低矮的沙丘。

沙丘上墓穴林立。墓穴并不都是历代国王的，也不尽庄严肃穆。古代艺术家在记录某个地位稍逊的人的一生时，偶尔也会用更奔放的笔触：大河流淌，鱼跃鸟飞，珍馐美酒。艺术家们仔细研究过这片土地上的一切，将它们分类，升华成某种图案。他们的视角十分特殊，他们并不知晓其他土地的存在，只知道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是那么富庶、完美。浑浊的尼罗河只是水而已：画中的它是一个碧蓝的波浪图案，虽能看清，但很遥远，宛若神话中的河流。

墓穴里很热。导游，有时候也是守墓人，为了挣点皮阿斯特④，弓着身子用阿拉伯语讲解，指出每一个代表女神哈索尔⑤的符号，用肮脏的手指揉搓着他声称要保护的画。在昏暗的墓穴里欣赏完辉煌的往昔后出去，只见碎石遍地的白色沙漠与炫目的阳光，有时还有些穿着长布衫乞讨的男孩。

这些孩子见有人出来，便急忙从岩石后、沙漠中跑过来。在我看来，他们像是某种沙漠动物。但我的司机能叫出其中几个的名字。他挥手赶他们走，样子像是懒懒地告别。司机很年轻，也是沙漠里长大的，小时候肯定也穿长布衫。不过现在长大了，变了，穿上了衬衫和裤子，并对自己的好相貌颇为得意。这小伙子为人正派、可靠，一点也没有沙漠导游那种狂躁的脾气。他像是厌烦了沙漠，厌烦了其中的古迹、旅游者、导游的套路。他的心思在开罗，向往着在那里找一份真正的工作。

我在沙漠里待了一整天，现在是午餐时间。我随身带了冬宫酒店的午餐盒。我注意到沙漠里有新上台的政府修建的休息室，游客们可以坐在里面吃三明治，还能买到咖啡。我以为司机会把我带到那里，但他走的是一条我不熟悉的小路，来到沙漠中一个长着棕榈树的小绿洲上一间用干木材搭建的大棚屋外。那儿除了穿粗布衫的埃及侍者外，并无其他游客，也没有轿车、面包车。我不想进去。司机似乎想争辩，可又不耐烦，于是顺着我的意把我送到新建的休息室，帮我找到座位，然后说晚些时候来接我。

休息室里拥挤不堪。戴墨镜的游客们一边从硬纸餐盒里扒拉着饭菜，一边用各种欧洲语言交谈。我和两个年轻的德国人同坐在户外的一张桌子旁。一个步履轻快、身着阿拉伯服装的中年埃及人在餐桌间穿行，为游人倒咖啡。他的腰间别了一根骆驼鞭。我慢慢发现休息室四周的沙丘上，聚集了好多生活在沙漠中的孩子。沙漠很洁净，空气也很清新，但这些孩子非常非常脏。

这些孩子是不准靠近休息室的，可他们禁不住可能会得到三明治或者苹果的诱惑，渐渐靠近。而配着骆驼鞭的侍者便会如骆驼那般大喝一声，有时候会奔到孩子们中间，用皮鞭抽打他们，他们便四下逃窜，沙子般柔滑的小腿在飘舞的长衫下拼命地摆动。没有人指责那些试图把食物给孩子们的游客。这是埃及人的游戏，按埃及的规则处理。

这对游人丝毫没有造成困扰，那两个与我同桌的德国人根本没有去注意。玻璃窗后的休息室里，一群英国学生争先恐后议论着卡特和卡纳冯勋爵⑥的事情。而那群坐在露天里的意大利中年游客，看懂了游戏规则后，开始戏弄孩子。他们把苹果扔得老远，让孩子们去捡，还别出心裁地将三明治掰成小块扔到沙地里去。孩子们慢慢地聚拢起来，很快，这帮意大利人周围便吵吵嚷嚷的。那个拿骆驼鞭的埃及人很清楚该怎么做，他在意大利人就座的露天餐饮区附近不停地走来走去并大声吆喝，用鞭子抽打沙地，以此多挣点皮阿斯特。

一个穿鲜红色运动衫的高个子意大利男人站起来，拿出相机。他干脆直接把食物放在餐厅露天区边上，引得孩子们奔过来。这次，那个埃及服务员似乎是觉得对着相机镜头必须表现更真实的一面，所以鞭子不是落在沙地上，而是直接落到了孩子们的背上，他那骆驼般的吼声也更响、更急促了。但休息室里的游客和站在外面小汽车与面包车旁的司机还是各忙各的，完全不受这一幕困扰，任凭手持鞭子的服务员和在沙地里抢夺食物的孩子们闹得不可开交。那群意大利人也无动于衷。穿红色运动衫的人又打开一盒三明治。一个穿白色西装、个子稍矮、年纪稍长的游客站起身，开始调整相机镜头。游客们扔出更多食物，那个服务员则继续追打孩子，他的吼声变成了洪亮的哼哼。

坐在我身边的德国人还是无动于衷；休息室里的学生们仍在高谈阔论。我发现自己的手在颤抖。我终于下定了决心，将吃了一半的三明治放到金属桌面上。我冲到了那个举着骆驼鞭的服务员身边，头脑清醒，情绪焦灼。我大喝一声，夺过鞭子扔到地上。那服务员惊呆了，又很无助的样子。我说：“我要把这一切上报给开罗。”他害怕了，用阿拉伯语央求我。孩子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跑出去几步，然后站住回头观望。那两个意大利人摆弄着相机，墨镜下的神情镇定自若。这帮意大利游客中的女人则靠在椅背上，审视着我。

众目睽睽之下，我感觉这样做是徒劳，只想返回餐桌。回到桌边，我拿起三明治。这一切发生得很快，并未引起骚动。那两个德国人瞪着我，但我不去理会，也不理会那个穿鲜红色运动衫的意大利人。那些意大利女人站了起来，这帮意大利人要走了；穿鲜红色运动衫的意大利人故意将他们的午餐盒和吃剩的三明治连带包装纸扔到沙地上。

孩子们还站在原地。被我夺了鞭子的埃及人过来给我倒咖啡，再次用阿拉伯语和英语讨饶。咖啡是免费的，是他送给我的。在他说话的时候，那些孩子又开始向这边靠拢。他们很快就会过来，从沙地里扒出刚才意大利人在他们面前丢掉的食物。

我不想见到那一幕。司机在等我，他抱着光溜溜的双臂，倚靠在车门上。他目睹了刚才发生的一切。这个沙漠小伙子束着皮带、穿着长裤和运动衫，思想解放、心系开罗，我觉得他应该会对我的行为表示支持，比如打个鼓励的手势之类。但他只是嘴角向上扬了扬，眯缝起眼睛。他把烟头扔到沙地上，踩灭，从双唇间缓缓吐出烟来，然后叹了一口气。这就是他抽烟的方式和习惯。我无法猜出他在想什么。他一脸常态，只是那副厌烦的表情。

那天下午，我每到一处都碰见那辆意大利旅游团的豌豆绿的大众小巴士。每到一处都看见那件鲜红色运动衫，我甚至已经可以认出他莽撞、踉跄和短促的步态，他深色的太阳眼镜和秃顶，以及双臂僵硬摆动的样子。在渡口，我以为终于摆脱了他们，哪知那辆车也开到了渡口，那群意大利人下了车。在卢克索岸边，我以为能和他们分道扬镳，但发现他们也住冬宫酒店。在酒店门厅、酒吧和装点着鲜花、摆放着折叠精美的餐巾的大宴会厅里，那件鲜红色运动衫轻快而自信地在鞠躬迎候的埃及侍者中间穿行。在埃及，那一年只有纸币。

我在卢克索岸边待了一两天。月亮升起时，我又去了卡纳克神庙。返回沙地时，我一心想着要避开那个休息室，司机也心领神会，把我带往棕榈树丛中的棚屋，脸上并没有表现出丝毫得意的神情。那天，大棚屋的生意还不错，外面停着四五辆小巴士。屋里阴暗、凉爽、整洁。有几张桌子拼在一起作为主餐桌，四周坐了大约四五十个中国人，男男女女，轻声交谈着。他们是我在米兰见过的杂技团的部分成员。

那两位长者坐在长桌的一端，旁边有一位体形小巧、五官精致的女士，她看起来像是刚退出了杂技舞台的年龄。在米兰，我并没有在那群人中见过她。到了付账的时候，那个手拿着鼓鼓囊囊钱包的长者，依旧一副拘谨的样子。那位女士对一名埃及侍者说了些什么，这位侍者便将其他侍者叫到一起，排成一行。女士和侍者们一一握手，并赠送礼物：钱，装在信封里的什么东西，以及一枚像章。穷酸相的侍者直挺挺地站着，神情严肃，不敢正视那位女士。他们就像是在接受勋章的士兵。礼品赠送完毕，所有中国人都站了起来，他们轻声谈笑着，迈着轻快、略带外八字的步子走出了回音缭绕的棚屋。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我，似乎也没有去关注棚屋里的状况。即使是在沙漠里，他们仍旧衣冠楚楚，男士们穿着西装，女士们穿着运动服，和在米兰的下雨天里一样。这些中国人安静、矜持、大方、健康，相互之间平心静气：很难想象他们只是观光客而已。

那位埃及侍者仍是一脸的紧张和喜悦，他将像章佩在自己脏兮兮的条纹布长袍上。铸造这枚像章的模子已经磨损，头像的脸部线条不够清晰，但那显然是一张中国人的脸，是一位领袖。信封里装的则是印着美丽牡丹花的五颜六色的中国明信片。

牡丹，中国！有多少帝国曾到访这片沙漠。离我们不远处，是一座巨型雕像，在雕像的小腿部分，哈德良皇帝⑦命人雕刻了诗文，纪念自己的到访。在尼罗河对岸，离冬宫酒店不远处有一块巨石，上面粗陋地刻着古罗马文字，标志着帝国疆域的南端，划出军队撤退的界限。现在，一个更遥远的帝国在宣布自己的到来。一枚像章，一张明信片；但索求的回报倒只是愤怒和不平之感。

或许纯洁的时光只存在于最初。古代的艺术家们并不知道有其他地方存在，他们视自己的土地为世界的全部。当我再次来到开罗，以陌生人的眼光观察开罗的田野、田野中劳作的人，观察灰蒙蒙的城镇和火车站内躁动的农夫，我很难相信这片土地上曾存在过这样的纯洁。或许，尼罗河仅仅作为其上的一片水、一个碧蓝色波浪图案的土地，由始至终只是一个幻象，驱使人去渴求，而只存在于墓穴之中。

火车车厢里的空调不好；但或许是因为那两个黑人乘务员还保留着农村的习惯，喜欢坐在敞开的车门口聊天。沙尘整日吹进车来，天气炎热，唯有等到日落，万物在红色天空的映衬下渐渐漆黑一片时才会凉爽一些。在灯光昏暗的开罗火车站里，有了更多从西奈来的四仰八叉躺卧着的士兵，这些农夫穿着肥大的毛料军装，准备返乡休假。十七个月之后，这些人，或是他们的同类会知道，他们将在沙漠中溃不成军；低空飞行的直升机将拍摄下新闻照片：他们在茫然中，试图走回家去，在沙地上投下长长的身影。

1969年8月至1970年10月

①位于非洲南部的英国殖民地，其中的南罗德西亚于1965年宣布独立，1980年后更名为津巴布韦。

②指埃及七月革命。1952年7月，由埃及自由军官组织执行委员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法鲁克王朝，结束了英国的占领，成立埃及共和国。

③埃及古城，位于开罗以南700多公里的尼罗河畔，是埃及文化古迹集中的旅游胜地。

④一种货币，流通于中东等地区。

⑤古埃及女神，司爱、欢乐等，是古埃及最重要、最受欢迎的神之一。

⑥指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 · 卡特（1874－1939）和著名探险家卡纳冯勋爵（1866－1923），图坦卡蒙王陵墓的主要发掘者，在发现此法老的木乃伊几个月后，卡纳冯勋爵死去，数年间，相关陵墓挖掘者相继死去，坊间传为“法老的诅咒”。

⑦哈德良（76－138），古罗马皇帝。

Table of Contents

大河湾

第一部 第二次反叛

1

2

3

4

5

第二部 新领地

6

7

8

9

10

11

第三部 大人物

12

13

14

15

第四部 战斗

16

17

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

版权信息

目录

序：阅读与写作

第一部分

东印度人

茉莉花

自传之前言

父亲给我的故事

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第二部分

印度人的自传

最后一个雅利安人

戏剧化的土著

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

后记：两个世界

米格尔街

鲍嘉

没有名字的东西

乔治和他的粉红房子

职业选择

曼曼

B.华兹华斯

懦夫

花炮师

泰特斯·霍伊特，中级文学学士

母性的本能

蓝色马车

只是为了，爱，爱，爱

机械天才

谨慎

直到来了大兵

哈特

告别米格尔街

失落的黄金国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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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序 徒劳的征服者

第一部 第三块侯爵领地 1592~1618

一 水晶山 1592~1595

二 父与子 1595~1618

第二部 西班牙的投降 1633~1797

三 荒无人烟的殖民地 1633~1776

四 三次革命 1776~1797

第三部 拷问路易莎·卡尔德隆 1797~1813

五 第四次革命 1797~1800

六 “使用酷刑” 1801~1802

七 刽子手的清单 1803.1~1803.7

八 受害者：I 1803.7~1806.2

九 受害者：II 1806~1808

十 继承者 1809~1813

尾声 雅凯之死

幽暗国度

印度之旅序曲：申请一些证件

第一部

第一章 想象力停驻的地方

第二章 阶级

第三章 来自殖民地的人

第四章 追求浪漫传奇的人

第二部

第五章 达尔湖中的童话屋

第六章 中古城市

第七章 进香

第三部

第八章 废墟狂想曲

第九章 枕上的花环

第十章 紧急状态

第十一章 还乡记

尾声：奔逃

游击队员

封面

版权信息

目录

前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重访加勒比

版权信息

目录

序

第一章　中途航道

第二章　特立尼达

第三章　英属圭亚那

第四章　苏里南

第五章　马提尼克

第六章　奔赴牙买加

自由国度

序幕：摘自日记《比雷埃夫斯的流浪汉》

合众为一①

告诉我，该杀了谁

自由国度

尾声，摘自日记《卢克索的杂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