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TED竞争心理学/（美）玛格丽特·赫夫南（Margaret Heffernan）著;黄延峰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

书名原文:A BIGGER PRIZE

ISBN 978-7-5399-9334-8

Ⅰ. ①T… Ⅱ. ①玛… ②黄… Ⅲ. ①竞争心理 Ⅳ. ①B8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5527号

版权登记号：10-2016-268

Copyright © 2014 by Margaret Heffernan

书名 TED 竞争心理学

作者 （美）玛格丽特·赫夫南

译者 黄延峰

责任编辑 邹晓燕 黄孝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发行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

经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690×980毫米 1/16

印张 20

字数 280千字

版次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334-8

定价 46.00元

引言

2013年8月的一天，晴空万里，新罕布什尔州的阳光透过柴郡县集市周围的松树洒向地面。在市场的外围，最美牲畜的评选正在进行，拉车的马和猪正在接受人们的仔细检查和评判，有些已经戴上了玫瑰花结，其他的则退还给了它们的主人，它们既为主人提供了生计，又是他们的宠物。小孩子们则尝试挤牛奶和羊奶，或者首次驾驶拖拉机。午饭之后，斯莱克怀尔·山姆（Slackwire Sam）在一根没有绷紧的晾衣绳上来来回回地骑着他的独轮脚踏车，而露天市场远端的一个角落是进行拔河比赛的地方，这个比赛被安排在了最后。

市场内圈则是一溜小吃摊，出售炸甜面圈、炸洋葱花球、玉米热狗和棉花糖。这边四个人亲密地并排走着，忙着搬运装炸辣椒鱿鱼的纸盒，或是用于装荧光冰激凌的蛋筒。那边一对双胞胎兄弟肩并肩走着，穿着一模一样的T恤，上面印着“第二修正案：美国第一个国土安全法”，显得得意扬扬。与此同时，三个年轻女孩手里抓着装在塑料袋里的金鱼，正在比较她们得到的奖品。天气闷热，到处尘土飞扬，大家全都慢慢地闲逛着，边吃边谈，寻找着小片的荫凉地，这时，大喇叭里传来了通知：撞车比赛即将开始。

因为天太热，人群没有立刻蜂拥而去，而是缓慢地改变着方向，朝中心运动场走去，露天看台有荫凉的座位很快就被抢占一空。其他的观众只好退而求其次，不情愿地移向了阳光照射下的一侧，分散坐下，戴上帽子。狂热爱好者则将他们的毛巾小心地放在膝盖上。

在竞技场的中心，八辆锈迹斑斑的残破汽车正在轰响马达。49号车的运动旗装饰的是骷髅，38号车在车身上手绘了一个红、蓝、白相间的公司徽标，自豪地为它的赞助商PaintWorx做宣传，这是当地一家修复喷漆的汽车修理厂。72号车的车顶夸张地装饰着牛角，而3号车则为附近基恩市（Keene）的麦丘（McCue）台球厅做着广告。

“你们准备好了吗？”大喇叭传出响亮而刺耳的声音。观众开始参与倒计时：5……4……3……2……1，赛车开始交错，拼命在布满尘土的土地上增加附着摩擦力。现在它们冲出去了，车轮转动着，车身旋转着，硬要将自己拖入碰撞之中。它们的目标就是撞车，最后一辆还能开动的车会赢得奖金。

“严肃起来，伙计，我们需要碰撞！”

随着汽车在运动场中转圈，水箱沸腾了，旋转的车轮甩起油污和泥土。泥浆飞溅，落在膝盖上，人群尖叫着、闪避着，而我的太阳镜也被弄得模糊不清。现在我明白挨着我坐的那位女士为什么要带毛巾了，因为这是乐趣的一部分。

“艾琳（Eileen），你得撞他们！”

艾琳驾驶的是23号车，她戴着防撞头盔，不可能听到人群的尖叫声，但她知道做什么。她驾车呼啸着跑来跑去，迎头碰上了49号车，这是一个容易下手的目标，因为它的底盘已经拖在了地上。然后，她倒退出来，冲向一个拐角。开着25号车的凯尔（Kyle）困在了那里，三辆破烂不堪的汽车退后、加速并撞向他，他被堵住无法动弹，冷却器被摔在运动场的墙上并爆炸了，汽车被撞扁了，凯尔出局了。一旦有一辆汽车趴窝，其他所有车辆就会开过来将其彻底撞毁。

车门、引擎罩和防护板现在都被撞飞到泥土里了，只有四个车轮子还留在原地。72号车现在只能倒着开，拖着一个瘪胎颠簸着前进。所有人都开始乏力了，但只要场上不止一辆车还在开，大赛就不会结束。35号车、66号车和72号车似乎是闻到了血腥味，它们一起朝着艾琳冲过来，但她设法挫败了他们的阴谋，开到了35号车后面，撞上了它的防护板，把它顶到了墙上。

就在当地的消防队员走入场地清理残骸并准备决赛时，喇叭里喊道：“我们已经决出了前三名！”人群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一天，当我坐在看台上时，禁不住感觉正在观看某种寓言故事。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些地方，锈迹斑斑、破烂不堪的制度和理念似乎正在撞击着每一个人，人们受到竞争精神的驱使，而竞争精神为赢者和输者带来的却是极其的无知。五年里，公司破产、道德沦丧、金融崩溃、政治陷入僵局，而辩解之词无不激昂慷慨，当这一切喧嚣退去之后，剩下的就只有竞争的冷酷表演了。

迷信竞争的人通常会把查理·达尔文（Charles Darwin）搬出来，以获得认知上的支持。大多数人引用“适者生存”，却不知道这一说法的出处，它不是来自于达尔文，而是来自于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他巧妙地解释了“自然选择”，将他自己偏爱的政治手段附加其上。社会达尔文派的人主张：因为非赢即输的世界是自然的，我们要进一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而不是质疑自然法则。毕竟，我们是进化竞赛的产物，在这场竞赛中，我们最好的遗传基因得以幸存，其他的则消亡殆尽。

他们很大程度上是受助于《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许多人都知道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写的这本书，不过却从未读过。难怪出版商汤姆·马施乐（Tom Maschler）建议该书取名《不朽的基因》（The Immortal Gene）。道金斯在该书面市30周年纪念版中也坦承：许多人从表面意义上理解其名，不耐烦阅读其中的文字，从而得出结论，认定它是一本为未开化的、肆无忌惮的自私自利进行辩解的书。自私基因只为自己打算，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对此我们无能为力——事实上绝对不是那么一回事，那本书并非论述人类的自私性，事实上，自私正是它强烈反对的东西，其发起的抗争雄辩有力。可是，没有人关心，书名已经给人造成了那样的印象。

热心竞争的人也缺乏数据支持。诺曼·特里普利特（Norman Triplett）是第一批社会心理学家之一，他在19世纪末期证明：如果有对手，骑自行车的速度会更快。即使特里普利特后续的很多研究对此结果进行了细化，并称其也有偶然性，但覆水难收，我们都相信了：在相互对抗中，每个人都会更努力地工作，而且效率更高，业绩更好。体育变成一个普遍的隐喻，使得原本明朗的内容更加模糊不清。

当然，胜利者常常对此争论更加敏感。因为竞争为他们效力，他们无法看清自己的策略有什么错误，这可以理解。失败者无法书写历史。而且，不管怎样，竞争充满了乐趣，具有戏剧性，激动人心，赢家只有一个，而你总能知道身在何处。在似乎没有人知道去向何方，或者做什么的时候，那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

然而，我们已经知道，个体非理性，市场非有效，尽管如此，它们仍在发挥作用，因此，我们也意识到竞争会经常失效，最优秀的未必总能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而且所谓竞争的效率似乎造成了大量的浪费。

到了“囚徒困境”[1]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该博弈是由加拿大数学家艾伯特·塔克（Albert W. Tucker）设想并命名的，它被用来描述竞争模型及其各种表现形式，已应用到从冷战到兴奋剂的众多问题和环境之中，人们称它们为“社会科学的大肠杆菌”。本书不想过多地谈论博弈论，我对它的实践更感兴趣，在其许多变化之中，有一个发现仍然至关重要：当每个囚徒只想争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与伙伴合作的时候，他们就会两败俱伤。个体对自利的追逐会导致集体的失败。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已经严重依赖竞争，寄希望于它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激励我们的孩子，鼓舞成年人，重振公司和事业机构。但我们回避了一个令人不舒服的事实，那就是我们对竞争过于崇拜，使得我们没有能力解决它所产生的问题。

仿佛意识到这一点，年轻的一代热切地寻求实现分享、共同创造和信任的工具与环境，它们是人类特有的追求，而且得到了加强。他们越来越不感到失望。进化科学表明，人类进行协作和配合的能力解释了我们能够幸存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如何共同努力，战胜地心引力，建立持久美好和富有意义的不朽业绩。分享信息的新模式、资源整合、复杂项目的组织和新产品的发明大量涌现，充分证明了无穷无尽的创新和充满激情的承诺会广泛而轻易地打败并取代精疲力竭的竞争。本书中描述的利用广泛合作进行创新的个体和组织证实了人类生存协作、分享、眼界和共同深入挖掘的能力。我们进行联合、合作的能力证实了人类具有无限的休戚与共的能力，而语言是合作的终极工具。

我们全都在竞争，但我们不能只有竞争。携手合作是人的本性，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在我们身边的个体和组织都可以向我们显示它的存在。他们知道成长、学习和创造总要依赖各种各样的人和理念，它们可以自由分享，并得到慷慨的赞美。他们懂得公平、安全和信任是无拘无束进行探索的基本需要，这种探索才能产生新的思想。他们不接受靠失败者的数量来衡量成功的标准，而且他们完全排斥“成功可以量化”这一观念。驱使开拓者前进的并非“得分”，激励他们的反而是信仰：丰功伟业是集体创造的，效率因信任而得，安全感能打开思想的闸门。他们可以教会我们一切，他们尽全力分享。

当我开始探讨这些主题时，迎接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惊讶：你竟敢怀疑竞争？除了竞争还有别的什么吗？多年过去了，这种反应已经消失。现在，当我论述自己的观点时，在人们的脸上，我看到了欣慰和希望的感觉，在人们的言谈话语中，我也听到了这些感觉。是的，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没错，这些替代性选择是真实的、有意义的、可行的和可持续的。有比赢更好的成功方式。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那是一个更大的奖赏。

[1] 囚徒困境展示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假设：两个同案犯被捕，并被单独监禁，因此，他们没有办法互相交流。警察没有足够的证据使其在主要指控上认罪，因此，他们打算依据其较轻的罪名宣布羁押他们1年。但他们也提供了一次交易的机会：如果其中一人能够举证其同伙，他会获释，而那个同伙会因更重的罪名监禁3年。如同所有设计良好的社会科学假设情境一样：如果两个囚徒互相做不利于对方的证明，他们每人会判监禁2年。——作者注

- 第一部分 个人竞争：“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 第一章 争强好胜是天性

- 手足相争的原始冲动

- 睾丸素决定你的好胜心

- 吵架是学习合作的一种方式

- 竞争是本能，合作是天性

- 第二章 分数高低：当知识变成了数字

- 当教育成了商品，分数就成了价格

- 成绩每增长一分，内在动机就会削弱一分

- 越被拒绝，越有吸引力

- 接受不确定性

- 设法筛选胜者会适得其反

- 第三章 男女之争：恋爱如战场

- 性是一种竞赛

- 竞争中的生理本能

- 婚礼也是竞品

- 男女关系中的成败思维

- 家庭不平等，工作就不平等

- 成双入对的诱惑

- 第四章 愤怒的小鸟：谁是谁的上司

- 如何判断你属于哪个社会等级

- 社会地位的层级

- 众包与共享的成功

- 打破管理层级

- 摆脱啄序的鸟

- 第五章 得分，得分：人生的价值在于比较吗

- 光荣的另一半是苦痛

- 竞技的代价

- 赢是一种极致偏执

- 如果球正在下落，抓住它

- 未来公司是员工所有制

- 第二部分 成群结队还是卓尔不群

- 第六章 鸡头凤尾的选择

- 大多数人都在单打独斗

- 正当的不正当行为

- 所有的骗子都是取悦者

- 华尔街之狼

- 贪婪的资格只属于精英

- 为了控制，你必须放弃控制

- 让每个人的利益保持一致

- 第三部分 赢家通吃：事实果真如此吗

- 第七章 “山寨”是竞争的副产品

- 创意越来越趋同

- 共享和信任是可预见的损失

- 错位的舒适感

- 设计思维的用处

- 第八章 大而不倒：风险是如何产生的

- 更大、更强、更贪婪

- 什么样的人拥有公司

- 大数据的自大

- 第九章 逐底竞争：我们还能相信谁

- 被动的沉默与遵从

- 逐底竞争的恶性循环

- 廉价的成本相当高

- 外部性是伪经济学

- 买卖便宜物，别人必定付出代价

- 第十章 世界之巅：多元化的未来

- 世界不是非输即赢

- 基因属于谁

- 博弈论和公地悲剧

- 第十一章 更大的奖励：这个世界会好的

第一部分 个人竞争：“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第一章 争强好胜是天性

手足相争的原始冲动

“我想要第一块！”

艾丽斯（Alice）端来了一盘切好的蛋糕，哈里（Harry）立刻伸手抓了一块。他兴奋、紧张，并且感到刺激。当然，他肚子饿了，但不仅仅是因为饿了。他并不想要蛋糕，他想要的是第一个拿到蛋糕，而且是第一个吃到蛋糕。

这不是一个贫困的家庭，这个家不缺食物。在这个舒适的乡村住宅里，和煦的阳光洒进窗户，厨房宽敞明亮，房间里足够温暖，也有足够多的蛋糕供许多人享用。哈里的父母艾丽斯·霍布斯和保罗·霍布斯（Paul Hobbs）友善、亲切和沉稳。他们都是律师，而艾丽斯的职业生涯更令人赞叹，她选择辞职，为的是用更多的时间陪伴她的三个孩子。

这就是故事的关键情节。房间里充满了紧张、兴奋和略带焦虑的情绪，但跟蛋糕无关，而是跟三个孩子有关，他们每人都想占先，都想得到最多，都想最厉害。

哈里11岁了，他与汤姆（Tom）争抢，汤姆8岁，他比奥利弗（Oliver）大4岁。三个孩子长得都很漂亮，爱吵闹，在他们稚嫩的热情中有一种超凡的魅力。在你观察他们时，你能分辨出他们既没有被宠坏，也不缺乏任何东西。在成长过程中，他们受到很多关爱、注意、激励和支持，当然还有蛋糕，这对他们产生了影响。这个家庭很和睦，所以，他们不是在真的竞争。他们之所以争，是因为他们是人，而人一直都在竞争。

第二天早晨，当太阳开始驱散房屋周围宽阔草坪上的薄雾时，汤姆早已起床，正在熬粥，准备去上游泳课。

哈里问道：“巧克力酱放哪里了？”

他的父亲保罗不确定在哪里，但哈里知道妈妈在星期五时买了一些，而且还没有开瓶。他将这一信息说了出来，表情就像是一位站在议院演讲席上据理力争的政府首相。他的父亲及时地找到了巧克力酱。

汤姆抗议道：“你不能让他吃！”

“可以吃！”哈里反击道。

“你不能吃，”汤姆几近疯狂，“爸爸，你不能让他吃巧克力酱。我要去游泳。等我回来时就没有了……”

在霍布斯家，食物并不是唯一的争论焦点，还有足球、看电视的时间、《大富翁》的棋子、跟奶奶出行、在炉火前的位置和就寝时间，任何事情都要经过一番争吵。因为从来就没有停息的时候，艾丽斯已经筋疲力尽了。

“如果我给每人一块糖果，他们就会不停地打嘴仗，比着看谁更聪明，小熊软糖反而不值钱了。如果我递给他们每人一块小饼干，而我只有两只手，第三个孩子总是会问：‘我的呢？’就好像我不会转身再拿一块饼干一样。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我没有给他们糖果，他们会争执是谁的错误导致今天没有吃到任何糖果。”

因为认识到三个孩子很是争强好胜，艾丽斯邀请我观察他们。他们争胜的渴望非常明显和直接。跟其他人一样，身份定位和宣称势力范围属于天性，艾丽斯能够理解，但儿子们的公开争夺使其家庭陷入了混乱和不稳定。

它也让人精疲力竭。每次睡觉时，他们都会为某件事情争吵。当孩子们不在学校时，争论、争吵、冲突会单调而有规律地爆发，妈妈意识到他们正在争着以引起她的注意和赞赏，而且从不满足。家中乱哄哄的焦点永远是哈里，他是一个漂亮的男孩，个子高挑，长着一头浅棕色的鬈发，时常流露出“当家做主”的感觉。

“哈里在学校打橄榄球，”他妈妈告诉我，“比赛之后，如果没有触地得分，他就会找一个理由，比如他没有被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或者没有人给他机会。他从不会说其他的男孩打得比他好。”

汤姆较小，更安静，似乎心机更深，好像他有不会跟人分享的知识。

“汤姆会观看哈里玩橄榄球，说‘他打得不错’，或‘那一脚踢得好’，他说这些话时感觉不费吹灰之力。慷慨大方对他来说也容易，但他不会毛遂自荐。他不会为自己呐喊。他比较安静，不会找事。”

奥利弗最小，作为家里的娃娃，显然讨人喜欢，因为没有人想占他的位置，他的地位最安全。

“奥利弗很喜欢掺和。他只有4岁，知道不能触怒他的哥哥们。但他非常喜欢表明他也可以玩游戏，他有价值，而且没有理由不带他玩。但说到在家庭里的地位，其实，他只比我们家的狗‘火箭’稍高点。”

在学校，哈里想在他班里当头，而且事实也是如此。妈妈说他擅长自我推销，父亲保罗认为他具备首席执行官的素质，或许是当议员的料。

“哈里必须占上风，必须的。他很用心确保让每一个人都喜欢他。”艾丽斯说，“老师和小孩子都喜欢他，当然了，那是因为在学校，他们不了解在家里他如何以大欺小、盛气凌人。他不想让汤姆好过，他不能宽大，他必须是最好的。只要我一表扬汤姆，你就会看到他起来反抗，一定要把他压下去。”

我们坐在艾丽斯家的客厅里，有几个深奶油色的沙发摆在那里，此时房间里很安静。但艾丽斯提心吊胆，她知道这一时刻不会长久。没错，仅仅过了几分钟，楼上就有什么东西摔到了地板上，我们听到抗议的怒吼和某人的哭声。艾丽斯轻声地叹了一口气，从沙发上起身，过去裁断。

哈里必须是胜者，一定要他兄弟输才行。你可以从他举手投足中看出这一点。当天晚些时候，当艾丽斯设法告诉我汤姆是一个游泳能手时，哈里站到我面前，似乎是想用身体阻断那些话，不让它们传到我的耳朵里。

在接下来的两周里，艾丽斯用日记记下了她儿子们的互动。竞争很残酷。

星期三，12日：汤姆坚持独自去看他爷爷奶奶，因为哈里已经单独去过几次了。这关乎机会平等的问题。

星期四，13日：奥利弗在学校参加了一场歌舞演出。我们告诉他演得很好。“告诉其他人，”他说，“因为他们说它是垃圾。”

星期六，15日：橄榄球引起了一场大争论。

星期日，16日：为鸡毛蒜皮的事争吵不断。原因是，哈里想跟着爷爷去钓鱼，而爷爷只能一次照看一个孩子。为此，汤姆感到沮丧。

星期一，17日：因为洗澡时间大吵大闹。汤姆侥幸成功，有点沾沾自喜。

星期二，18日：生日聚会有人送奥利弗一个蛋糕，引起争吵。他快吃完了（哥哥们每吃一口都会恳求他），这时一块蛋糕裂开，落在地板上，被狗舔了，然后哈里抓起来，吃了下去。真恶心！我责骂了他，但他脸上的表情告诉我：一块意料之外的蛋糕就像中奖，即使狗舔了，那也值。汤姆没有得到狗舔过的蛋糕，崩溃了。

星期三，19日：有人邀请汤姆去看一部新片《憨豆特工2》（Johnny English）。哈里明显妒忌了，埋头学习了几小时。之后，他得意扬扬地现身，声称搞懂了如何下载电影，而且正在下载，没错，是《憨豆特工1》。考虑到我们的垃圾网速，他得下载好几年，然后用更长的时间才能在电脑上观看。这一点也没有减少他的兴致。虽然不确定电影是否好看，但通过挖掘新奇的东西，他成功地找回了一点面子。可以预计，汤姆回来时，他会宣布：“好啊，我已经看了《憨豆特工1》，大家都知道它更好看。”

日记就像这样一天一天地写着。读日记费神耗力，读完之后我好像要虚脱。这一年早些时候，哈里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旅行，时间为一周。艾丽斯告诉我，这期间情况发生了变化。不管是情绪、气氛还是谈话，家里的一切都变了。她反思道：当其中一个孩子不在家时，生活反而非常快乐，真让人伤感。

艾丽斯和她丈夫遇到了一个“手足相争”的坏案例。这种说法最早是由心理学家戴维·利维（David M. Levy）在1941年提出的。花这么长时间来为一种普遍现象命名似乎很不寻常。该隐杀死了亚伯，《圣经》以这个“手足相争”的故事开篇，这是《圣经》里描写的第一个暴力事件。在古代，阿克里西俄斯（Acrisius）和普罗透斯（Proteus）在娘肚子里就开始争吵，俄狄浦斯（Oedipus）的儿子波吕尼刻斯（Polynices）和厄忒俄克勒斯（Eteocles）为了争夺底比斯（Thebes）而互相残杀，罗慕路斯（Romulus）和雷穆斯（Remus）则为罗马的选址而争。莎士比亚则使得手足相争的形象更加丰满：《李尔王》（King Lear）描写的是姐妹之间和同父异母兄弟之间的竞争，《暴风雨》（The Tempest）则概述了安东尼奥（Antonio）和普洛斯彼罗（Prospero）之间长达一生的竞争，而《驯悍记》（The Taming of the Shrew）描写了可爱的比安卡（Bianca）和刻薄的凯瑟林（Katherine）之间激烈的滑稽竞争。从勃朗特三姐妹（Brontes）和简·奥斯汀（Jane Austen），再到索尔·贝娄（Saul Bellow）和乔纳森·法兰森（Jonathan Franzen），小说家们都喜欢用兄弟姐妹的交往带来活力和紧张的气氛。

在当代，克莱门特（Clement）和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利亚姆（Liam）和诺埃尔·加拉格尔（Noel Gallagher）、彼得（Peter）和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以及鲁弗斯（Rufus）和玛莎·温赖特（Martha Wainwright）兄弟或兄妹之间公开而严重的不和表明：不管是名声还是成功都不会为“当第一”这个迫切而根本的需求降温。戴维（David）和爱德华·米利班德（Edward Miliband）兄弟之间为争夺工党领导人的竞争最为微妙，结局是戴维放弃了政治，离开了英国。

由于我们认识到手足相争的原始冲动是真实而普遍的，它就成了故事和街谈巷议的基本素材。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就要为关注、食物、关爱、温暖和保护等生存资源而竞争。作为新生儿，确保母亲或其他看护者专一的注意力完全是一种自然的生物反应。在当今的世界，估计有1/4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2400万儿童失去了父母，每天有16000人死于饥饿。获得足够的关注、庇护、教育、衣服甚至是蛋糕，仍然是无数儿童每天都在争取的东西。一生下来，我们就别无选择，只能竞争。

即使在舒适而且令人安心的家庭里，婴幼儿也对他们所需要的爱、关照和食物被分散或拿走的危险十分警觉。早在婴儿6个月大时，我们就认识到有些威胁要比其他的严重。在一个实验里，研究人员发现，如果母亲专心读书，婴幼儿会相对无动于衷，但要是母亲抱起玩具娃娃，婴儿就很不高兴。

但是，兄弟姊妹的出生激起了最本能的反应，因为新生儿代表的是比书或玩偶更大的挑战，没有哪个妈妈能够否认其存在。朱迪·邓恩（Judy Dunn）是研究同胞关系的专家，她用了接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观察和研究家庭中兄弟姐妹的长期关系。根据她的记录，在同胞的弟、妹出生之后，小孩的淘气程度会上升93%，大都是为了争取被人注意。

“一个新生儿引起的变动是巨大的，”邓恩说，“观察兄弟姊妹非常有趣，他们的关系是绝对无拘无束的。大多数父母不承认，不管你的家庭多么和睦，兄弟姐妹间都会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竞争。无论何时你观察一个家庭都是如此。”

在西方国家，80%的人有兄弟姐妹，因而我们不是作恶者，就是牺牲品，更有可能是两者兼具。情感的和身体的暴力是常有的事。超过一半的儿童在一年之内都有遭受兄弟姐妹暴力的经历。在美国，对家庭暴力的一项全国研究表明：74%的儿童推搡过一个兄弟姐妹，42%的人踢过、咬过或打过他们。据说兄弟姐妹之间的虐待（身体上和情感上）多于父母的虐待，占了家庭中虐待关系的大部分。全国预防犯罪委员会非常严肃地看待同胞竞争，并向父母就如何管理孩子之间的冲突提出建议。我们爱兄弟姐妹，但我们也在某些时候痛恨他们，同胞竞争的理由是无所不在的。

“我把小弟弟放进微波炉，我没关上门，它不会运转。”

“我设法让我的小妹妹喝洗甲油。我倒到她的瓶子里，掺上牛奶，但显然很难喝，因此，她没有喝。”

“我们洗澡的时候，我把弟弟推倒了，但他像老虎一样挣扎，爬出来喘气。”

“我把妹妹扔到了窗外。”

许多兄弟姐妹提醒我作家艾丽丝·沃克（Alice Walker）[1]的一只眼就是她的哥哥用气枪射瞎的，很多人有跟沃克或她哥哥一样的经历，而且乐意告诉我一些细节。但是，如果这些兄弟姐妹造成的意外伤害出自成人之手，就会遭到严厉的批评。如果它们发生在幼年，我们就会希望孩子们从这种残忍的感觉中走出来，用爱和慷慨、自我控制和公平克服它们，或者至少得到减轻。我们把幼年看成理解人情世故的开始，即理解我们的生存取决于什么，如何与别人相处，如何变成一个社会人。我们希望这种暴力会随着这一理解的加深而消退。

我们希望这种情绪会消失，但这种强烈的情绪很难如我们所愿。正如它们在黛安娜·威尔逊（Diane Wilson）整个童年所做的那样，当它们徘徊不去，郁积恶化的时候，就会贻害无穷。

“我出生的日期比姐姐贝思（Beth）的生日早一天。在她看来，我抢了她的风头！”

黛安娜·威尔逊从一开始就跟她的姐姐交恶，在回忆往事时，她觉得家里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黛安娜是5个孩子中最小的，生下来时家中已经有3个男孩和贝思。年龄大的孩子们几乎不了解他们的父亲，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远离家乡在军队服役。他返家之后，身体受损，经济条件也差，这两个姐妹之间的竞争和憎恨更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

“我妈妈在我们之间挑拨离间。我是好孩子，而贝思是难缠的孩子。但这些事从来没有真正地谈论过，它就明摆在那里，自始至终都是暗流涌动。我父亲一直不想卷进来。”

虽然两个女孩间没有发生过身体上的暴力，但她们之间的情绪暴力显露无遗。童年时期的黛安娜一直怨恨其漂亮的姐姐，这种情绪持续不断、令人不快、危险而压抑。贝思的学习能力很强，而黛安娜则相反，这使得两个姐妹的学校生活紧张，而且常常丢人现眼。因为黛安娜在学习上如此失败，贝思时不时地要惩罚她的妹妹，让她倍感沮丧。

“即使我们在学校里，她也经常故意惹我生气。她很擅长这事。当她是孩子头时，会不厌其烦地贬低我，在院子里大叫：‘你的贝雷帽哪儿去了？’我想像她一样有好成绩。谁想像我这样呢？”

戴安娜意识到自己永远赶不上贝思的成绩，便转而学习舞蹈，这反而培养出了她真正的爱好。

“我喜欢跳舞，有时我会想起贝思说过的话：‘舞蹈是三流的艺术，你所做的一切是其他人告诉你做的。’妈妈为我辩护说：‘不要老是挑她的毛病，这是她唯一擅长的东西！’我被夹在中间……爸爸在我10岁时中风了。家庭简直太困难了。”

在这个有5个孩子的家庭里，公开的冲突不会受到鼓励，但父母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技巧调停两个女孩之间紧张的对抗。黛安娜说：“潜在的竞争压力无处不在，但从来不允许公开化。”相反，面对与姐姐无休无止的竞争，黛安娜学会了尽量置身事外。

“我经常阅读欧洲的文学作品，比如《白痴》和《罪与罚》，但我从来不阅读英国作家的作品。这是因为贝思在剑桥大学读英语专业，那是她的地盘，所以，我远离英语小说。后来，大家不断告诉我应该读个学位，我觉得自己不够聪明。我不了解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不会为了与她竞争去攻读学位，我只想离她远远的。”

两个女孩也无法从父母身上学到合作，她们的妈妈反而积极地火上浇油。学舞蹈是黛安娜的一个逃避方式，这样她就躲进了一个姐姐不能也不愿意效仿她的世界。但是，当身体原因导致她无法跳舞的时候，她茫然若失，找不到原来那种对自己的强烈认同感。她姐姐一心要毁掉她所有的抱负，据此她养成了自我颠覆的习惯。

“我不断在想：我不需要与贝思竞争，因此我不需要学位。每个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唯独我看不到！在我挣不到钱、没有学位、没有房子、比不上她时，我设想她就不会忌妒我，或攻击我。她的好胜心太强，唯一不被打败的方法就是我低头认输。我柔弱、脆弱、失败，这就是我与姐姐的差别。”

当我们坐在黛安娜温暖的房子里讨论过去很久的事件时，她明显地表现出了愤怒、疯狂、混乱和害怕的感觉。对于哪些事情能够谈论，她很谨慎，不想让话题影响到家里的其他人。就像许多兄弟姐妹的关系让人痛苦一样，黛安娜小心翼翼地再次踏入仍然能够让她感到害怕和紧张的领域。她现在65岁左右，是一位苗条而吸引人的女士，过着一种充满文化气息和智慧的愉快生活。但这种生活来之不易，等于是在姐妹的交锋中火中取栗，而这个姐姐似乎总是想方设法要让她失败。

孤独和沉默的岁月可能会因和解和重新开始而改变，而且结果常常并不坏。贝思偶尔会邀请黛安娜跟她待在一起，但过后会告诉黛安娜要去外面请别人吃饭，而她却不够格陪伴客人。在她们的妈妈年老并且需要赡养的时候，她们之间的争斗再次兴起，而且跟童年的时候一样激烈，黛安娜感觉她越来越受到冷落和抛弃。

妈妈去世本来应该促使她们暂停争执，但没有起到什么作用。黛安娜参加葬礼时带来一位朋友，这一次姐姐没有说什么。她害怕的不是丧母之痛，而是她的姐姐。在后来的招待会上，这对姐妹再也没有同时出现在同一个房间。此后近20年的时间她们也没有再见面，之后，她们也没有再说过话。

姐妹之间的竞争因为她们的妈妈而加剧，这使得对抗成为黛安娜童年和大部分成年时间里的性格特征。并非只是在与她姐姐的关系中受到了伤害，她在与女性的关系方面也出现了问题，她对其他人心存戒备。如果接近某人，她就感到焦虑，不管是否受到攻击，她都会进行自卫。

“当我要为其他人腾出房间时，我不知道如何表达我的看法，”她告诉我，“我花了很多年才学会如何不在被迫妥协的情况下妥协。整个家庭的起伏不定使得我不可能想到去做真正具有合作性的事情，那种感觉就像死亡。”

在朋友和伙伴的支持下，戴安娜完成了学业，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尽管如此，她感觉与姐姐的斗争或者说是对抗仍然历历在目。在我们谈话期间，我分辨不出她是出于信任我，还是为了反抗姐姐而与我谈话。

但是，我要感谢戴安娜，因为虽然有很多人急切地告诉我同胞竞争的故事，但很少有人愿意就此话题接受采访。这些感觉太危险、太尴尬，让人不舒服，有时甚至是丢人的。对于很多人来说，成年之后的竞争跟他们童年时一样激烈，如果说有变化的话，那只能是因为兄弟姐妹之间在社交上、职业上或地理上彼此远离了。那种热情似乎在逐渐消失，但在父母去世的时候，它会重燃，因为事实证明财产分割这件事常常成为导火索。

显然，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戴安娜的姐姐贝思必须赢。类似地，在霍布斯家，哈里有当家中老大的强烈愿望，这就是说，当他离开时，整个家就会变得非常安静。虽然方式不同，但可以说哈里和贝思是争强好胜的人，这种性格特征被描述为“维持或增强自我价值感的一种方法，个人对不惜代价进行竞争并且要赢（以及避免输）的强迫性需求”。竞争欲望强烈的人在不合适的环境中也会竞争，因为每一次社交接触都代表着一次竞争权力、控制或操纵的机会，非赢即输。因为个人利益和自私自利压过了其他所有的顾虑，所以，有些研究人员也把这种性格看成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极端形式。竞争心强烈的人只在别人输的时候才感觉到自己的成功。

睾丸素决定你的好胜心

现在，我承认我父亲就是一个竞争心强的人。他生在得克萨斯州一个贫穷的家庭，东西从来就没有够用的时候，而他是家里三个男孩中最小的一个。他恨两个哥哥，很早就离开了家，很少跟他们联系，也没有参加他们的葬礼。在成长的过程中，他心中一直燃烧着一个渴望，那就是尽可能远离自己的家。这对他的职业发展很有好处，他决心证明自己的优秀。如果他遇到自己喜欢但不如他成功的人，他就会表现出藐视。因为吸引他的人是比他更成功的人，他那相对而言的失败感阻碍了他的所有的友谊。他是一个精明的谈判者，但对何时应该停止的判断力很差，他擅长达成目标，却有些胜之不武。他曾经雄心勃勃地在石油公司和州政府之间谈成了复杂的合同，不过他告诉我，不要追求一个可行的交易，而是要彻底地击垮竞争对手。或许对于他的雇主总想让他退休这件事，他是唯一一个感到吃惊的人。

我父亲的争强好胜让他成为一个盛气凌人的人。这对我的职业生涯大有助益，因为我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多像他这样的人：很有天赋，但目中无人。这种经历并不是某个行业特有的，这种人物在传媒业就跟在软件开发、风险投资和咨询行业一样随处可见。没有人愿意选择这样的老板，大多数员工一有机会就会走人。我在成长的过程中遇到不少这种性格的人，因而学会了巧妙应对的办法，我擅长避免对抗，有技巧地顺从，但也深深地感到无奈。这些人恃才傲物，相比于建立持久的人际关系，他们更渴望胜利。我爱我的父亲，但我看到他陷入困境，受到孤立和排挤，而他对此无能为力。

就像许多竞争心超强的人一样，他也有吸引力，甚至魄力超凡。竞争的能量和动力是充满活力和迷人的，但就像海妖的歌声引诱着其他毫无察觉的人，一旦撞到人际关系的岩石上注定会失败一样。因此，竞争心超强的人取得的成就常常是一时的，而且代价很高，表现为关系受损、机会错失和失去联系。因为我们认为有些成就高的人属于这一类，也就简单地推测竞争心超强的人总能成功，认为付出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但是，我们应当警惕这种偏见，这个世界并不会为竞争心超强的人唱赞歌，驱动他们的力量也会摧毁他们。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人。

有一个人很特别，他是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位有才气的实习生，是牛津大学的双科优等生，我称呼他为蒂姆（Tim）。蒂姆的哥哥也是牛津大学的双科优等生，但进入了金融行业。我被要求监管蒂姆第一部电影的制作，这让我感到有些困难，因为他向我清楚地表明不需要帮助。他对自己被安排为实习生很生气，虽然他很快就被接纳为同事，他需要证明自己，这种想法让他成为一个难以应付的伙伴。他分到了一个极好的拍摄主题，正如当时电视行业通常的做法一样，他还分到了一大群获过奖的电影技师，蒂姆没有理由不成功。然而，他粗剪出来的节目简直是一塌糊涂。后来，电影剪辑师解释了其中的奥妙。根据职员制作节目时的录音，显然蒂姆没有听任何人的意见和建议，反而十分坚持按照他要求的去做。最后，经验丰富的剧组人员不再出手相助，而是顺从他的每一个指令。他们停止合作，开始服从命令。

在我们重新拍摄和重新剪辑之后，我尝试跟蒂姆解释问题出在哪里。他礼貌地听我讲，然后提出异议。他说他没有涉足过电视，没学过怎么做。许多年以后，我再次遇到了他。他仍然在影视行业工作，从一家公司换到另一家公司，每家公司最初都被他的才华所吸引，每家公司最后都认定跟他共事的成本会很高。

“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竞争，基本上是反社会的。然而，人们在竞争心强烈的人身上观察到了显而易见的成功，受此鼓励，许多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将此类人的动力与高产和高成就联系到了一起。他们争论道：只要一个人有一颗决心要赢的心，经济增长将会飙升，巨大的人类潜力就会得到释放。有些父母会像我祖父母一样有意增强孩子的竞争意识，希望这会让他们在现实世界中坚强起来。戴维（David）和艾达·艾森豪威尔（Ida Eisenhower）就是这样养育他们的孩子的，老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 Sr.）也一样，他说过一句远近闻名的话，那就是他希望自己家中不要出现失败者。“生活就是战斗，”一对父母跟我解释说，“我的孩子越早学会取胜就越好。”

为什么渴望其他人失败的感觉很自然，而跟其他人愉快合作的能力却相反呢？或许由竞争心超强的人引起的戏剧性效果和刺激要比亲社会的行为让人感觉更真实、自然和可信。这是对自然选择的低级误解，但是，这种误解并不只与超级竞争、高成本和反社会的倾向有关，比如恃强凌弱、自恋和马基雅维利主义，而是它不会与更高水平的成功联系在一起。为了能赢而变得道德败坏，并不能保证取胜。

为什么有些人的竞争心超强而其他人则不会如此呢？在生物学家看来，主要的怀疑对象是在子宫中、青春期和成人时的睾丸素，大多数科学家认为睾丸素水平在大脑发育过程中发挥着作用。到成年时，我们每个人体内都已经有了一个基本水平的睾丸素，终其一生它会保持十分稳定的状态。人们发现，睾丸素水平较高的男人不太可能结婚，而是更可能离婚，并且不太可能接受更高的教育或赚到更多的收入。睾丸素有时与攻击行为有关，于是人们认为较高水平的睾丸素可能与对权势更高的需求相关。但是，大量针对此课题的研究未能证明它们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关联。

然而，竞争表现出来的某些细节引起了某些人的兴趣。当被人挑战时，男人的睾丸素水平会上升，如果他赢了，睾丸素水平会再次上升，如果他输了，睾丸素水平会下降。也许它产生了一个激素反馈回路，那些需要权势的人会得到它，因此，就会更有可能也更加能够继续需求权势。女性则不同，在遇到挑战时，她们的睾丸素水平并不会上升。

然而，有关睾丸素最惊人的事实是，它与判断能力差和情商差存在关联。在由著名的孤独症专家西蒙·巴伦科恩（Simon Baron-Cohen）监督进行的一个实验中，睾丸素被注射给女性，当时要求她们参与一个测试，即测量她们察言观色的能力，不出研究小组所料，睾丸素削弱了女性推断意图、情绪和其他心理状态的能力。进一步证实睾丸素水平高反而会对女性的社交智商产生消极影响。其他监控自然循环睾丸素的实验同样发现它会阻止移情作用的发生。

最引起人们兴趣的是观察睾丸素和合作之间关系的研究。在英国研究者尼古拉斯·赖特（Nicholas Wright）及其同事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志愿者被分成几组，有的组口服了睾丸素，而其他组得到的则是安慰剂。要求每个人结成对子工作，观看一个屏幕，期待目标出现的那一时刻。首先，每个参与者必须独立做出决定，然后，他们必须合作做出决定。研究人员非常肯定的是，协同决策更为准确，事实也是如此。但是，他们真正想解答的问题是：睾丸素是提高了合作的质量，还是降低了合作的质量？

结果他们发现睾丸素使得伙伴的合作能力大为降低。这一影响主要被归因于“自我中心偏差”：每个参与者更可能高估自己的意见，并且轻视伙伴的意见。从效果上看，睾丸素水平的提升使得参与者更加以自我为中心，更不可能与其他人共事，其结果就是他们无法从合作中受益。

我们可以看出睾丸素和激烈竞争之间存在联系，但我们不知道的是为什么有些人的睾丸素水平会更高。这一差异说明了问题，但还不能完全解释实验之外的行为和真实生活的复杂性。我们不会也不希望看到有一天激素测试用到了面试或招聘之中。虽然有其复杂性，但有一件事情在科学上是清楚的，那就是单纯的生物学不可能对社会和心理过程的复杂互动作出充分的解释。不管是出生之前还是出生之后，激素水平本身无法解释个性，甚至最相信神经化学的研究人员也不再讨论父母依恋和环境的重要性。需要考虑的其他因素简直是太多了，有几百个之多。气质、先前存在的行为、社会支持和文化等多种因素都会影响结果，而我们的研究一次只能确定几个要素。同一个家庭抚养长大的同卵双胞胎会发育出不同的免疫系统，这一事实证明了所有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其中最具有影响的因素是经历，即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和我们做过的事情。

我们大脑的神经连接关键取决于我们一生的经历，但我们都明白，大部分的基础其实在幼年就已经打下了。一个实验对此进行了最生动的描述，实验中有一只小猫，它的眼睛被缝合上，这样在它出生头3个月里就是闭着眼的。这并非是故意的虐待行为，其目的是查明负责视觉认知的那部分大脑会如何发育。结果是惊人的：负责视觉的脑区没有发育。从大脑扫描成像中可以识别出清晰而且轮廓分明的差异，即大块的黑色斑点，表明这一脑区的神经回路没有发育。更重要的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小猫的大脑不会再改变。早年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已经固化了。这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实验既证明了大脑具有可塑性，也证明了经历对大脑的“雕刻”所达到的精确程度。

通过这一研究，神经科学家揭示出人类大脑的关键路径在哪个发育阶段形成。可以明确的是，不被使用的连接就会相继死去（如那只小猫的），而得到大量刺激的连接就会结合在一起。神经精神病学家艾伦·萧尔（Allan Schore）将其描述为一种“使用或失去的情境。同时激发的细胞会同时连接。不同时激发的细胞则会同时死亡”。从其研究中，萧尔得出的其中一个结论是：过多的焦虑会抑制细胞的发育，经历并解决冲突则让我们培育出合作所需的神经网络。

吵架是学习合作的一种方式

家庭是一个学习的环境，我们从家人那里学会揣度他人的思想。家庭也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让孩子们表现出竞争性的感觉，并以此了解冲突。家庭的重要作用并非减少争论和消极情绪，而是使之成为一个安全的场所，在这里大家能够接受挑战、获得理解，并用亲人间永不言弃的爱化解矛盾。这就是家庭晚餐的目的：不只是食物争抢的战场，还是从热情辩论的互谅互让和激烈交锋中学习的课堂。

伊齐基尔·伊曼纽尔（Ezekiel Emanuel）目前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医学伦理学家，他写了一本书讲述自己与弟弟拉姆（Rahm）和阿里（Ari）成长的故事，拉姆后来成为奥巴马总统的幕僚长，而阿里则是好莱坞的经纪人，据说是美国电视剧《明星伙伴》（Entourage）中的阿里·戈尔德（Ari Gold）一角的原型。在这个三兄弟之家的餐桌上，大家会热情、可靠地交流和诚实地争论，并且互相尊重。他们的争论有规则，即不残酷、无偏见、不犯傻，但可以骂人。伊曼纽尔描写的是许多兄弟姐妹共同的感受，他们回顾过去，称儿时的竞争对他们的社交能力、情感发育以及最终的育儿技巧影响颇深。家庭是他们首先体验到憎恨的地方，但也是他们学会如何处理它的地方。

冲突不仅对大脑的发育至关重要，对情绪和社交的学习也很重要。儿童需要经历冲突，但他们也需要经历寻找解决办法的积极体验：有时会输，有时会赢，但总能历经磨难而生存。许多人认为：小时候的竞争让他们在成年之后更加亲密。然而，竞争欲望强的人从来没有这些体验，因为他们很快就能控制局面，而顺从他们的兄弟姐妹（比如黛安娜·威尔逊）的人也从没有体验过这种感受，因为他们非常擅长如何避免争斗。

有些父母的调解技巧是在家庭中锻炼出来的，与家人在一起的尝试证明：即使非常小的孩子在学习如何建设性地和创造性地解决矛盾方面也具有极强的能力。缺乏调解训练的父母倾向于更多地干预和裁断，他们的孩子更好争吵、苛求和自我开脱。在父母接受过调解训练的家庭，争吵更激烈，但孩子们变得更擅长解决问题，并能自行提出更富创造力的解决方案。在这样的家庭中，父母出手帮助，但不预设最终的结果，因为孩子们会学习自行解决，而且他们做得更好。实验证明，儿童通过互相学习和从父母身上学习亲社会技能的能力很强，而亲社会的技能是他们开展合作以及整合不同的利益、需求和观点所需要的。

对同胞竞争做出的最具创造性的反应是反认同（de-identification），这个词是心理学家弗朗西丝·沙克特（Frances Schachter）新创的。为什么同一个家庭中的儿童，有一半的DNA相同，却表现出很大的差异？这个问题让她很伤脑筋。举个例子说，为什么哈里必须为自己的体育活动失败寻找一个自身之外的辩解，而同样情况下，汤姆则会非常大方地认输呢？在研究了几百对兄弟姐妹之后，沙克特认为兄弟姐妹变得彼此不同是减轻竞争感的一种方式。她看到儿童为了避免争斗而会变得不同，特别是那些性别相同、年龄相近的儿童更为明显，她称之为“兄弟情结”（Cain Complex）。按照沙克特的说法，“反认同”是在维护家庭和谐方面进行的创造性的尝试。

弗兰克·萨洛韦（Frank Sulloway）是一名心理学家和科学史学家，他把兄弟姐妹比作加拉帕戈斯群岛（Galapagos Islands）的达尔文雀，这种雀在进化论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十四种达尔文雀全部产生自同一个原种，大约200万年以前，其祖先就聚集在该岛。因此，达尔文雀成为极好的例子，表明了适应性变化是多么丰富和迅速。萨洛韦认为人类的兄弟姐妹与之类似，通过在家庭环境中学习什么能够引起注意、获得资源和尊重，从而变得越来越不同。

萨洛韦写道：“处理同胞竞争的策略和唤起同胞合作的策略属于主要的功能机制，它们可以确保适应家庭生活。”

因此，原本生物学上的差异受到经历和出生顺序的影响，可能变得极端或适度。这既是一个影响大脑神经连接的生化过程（“神经塑造”），也是保护每一位家人的策略。

萨洛韦认为：“‘小生境’的概念源自生态学领域，它说明了不同的物种如何利用其所在环境中的有用资源。家庭小生境的概念与此类似。为了获得父母身体、情感和智力的资源，同胞之间彼此会展开竞争。根据出生顺序、性别、身体特征和性情的差异，在家庭这个系统中，兄弟姐妹自行创造了不同的角色。”

我们不想跟我们的兄弟姐妹争夺势力范围，所以，我们会认领还没有被他们占领的领域。萨洛韦指出，在寻求资源方面，头生子女总是最容易。在一定时期内，他们绝对拥有父母，不管他们的父母在后来的生活中如何力求公平合理，他们仍然会比晚出生的孩子多得到10%的关爱。通常他们还比晚出生的孩子在智商上平均高出3个百分点。萨洛韦认为，因为得到更多的照顾，而且没有兄弟姐妹与之竞争，家中第一个孩子倾向于与他们父母的兴趣和态度联系更加密切。这让他们对现状更加保守，更想维护，因为他们是占领者，现状充分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相比于最早出生的和最后出生的孩子，中间出生的孩子受到的关注总是较少。年幼的孩子接种疫苗的可能性要比年长的兄弟姐妹更小，每生一个孩子接种的比例会下降20%~30%，即使最好的父母努力做到公平，情况也是这样，何况或许做不到公平。因此，晚出生的孩子面临一个挑战：因为得到的关照和养育较少，以及家庭所采取的保守“立场”，年幼的孩子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以引起父母的注意，并获得资源。他们不会获得父母独有的关照，某种小生境已经消失不见了，而且因为较小和发育较晚，他们所能做的事情要比年长的兄弟姐妹少。能力上的相对不足迫使他们要成为更独特、更引人注意的角色。他们必须多样化，这就使得晚出生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和赞成新的、激进的，甚至是革命性的思想。能力相对较弱也迫使他们更愿意合作，因为大多数晚出生的孩子很早就知道通过结盟会变得更强大。

萨洛韦用大量的历史数据来检验他的理论，比如哥白尼、牛顿和达尔文的科学革命。他指出，晚出生的孩子会采用和谋取新的激进立场，头生子女则选择更保守的立场，甚至是极为保守的立场，每个案例都是如此。他利用相同的观点来解释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分歧：早出生的所持政见更传统和更温和，而年轻的同胞则会发起激进的行动。萨洛韦也对当今世界进行了研究，在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也确认了同样的趋势。通过分析参加大联盟比赛中的同胞，比如乔和多姆·迪马吉奥（Joe and Dom DiMaggio）兄弟以及卡尔和比利·瑞普肯（Cal and Billy Ripken）兄弟，萨洛韦发现弟弟更经常偷垒。

出生顺序的影响仍然有争议，但反认同（de-identification）不存在争议，而且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的家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纳德四兄弟决定分别研究世界的不同区域：沙菲克（Shafeek）选择了南美，克莱尔（Claire）声称去中东，劳拉（Laura）重点关注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留给四弟拉尔夫的是中国和远东，他们的研究范围覆盖了世界各地（显然，他们感觉没有必要选择欧洲，因为在学校里已经教得太多了）。与之类似，摇滚乐队莱昂国王（Kings of Leon）则由三兄弟组成：安东尼·福洛威尔（Anthony Followill）是乐队主唱，伊凡（Ivan）演奏鼓和打击乐器，而迈克尔（Michael）则弹低音吉他，他们的表弟卡梅伦（Cameron）临时补缺，顶替主唱和弹吉他。这个乐队是以他们爷爷的名字命名的，因此他们的努力和自豪感超乎寻常，这种感觉是他们取得成功的关键。

令人吃惊的是，同胞竞争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现象，并且有自己的术语，尽管兄弟姐妹之间的合作可以有很强的生产力和创造性，却没有太多的人研究它。很多家庭既培养出极富天赋的个人，也培养出合作者。沃卓斯基（Wachowskis）兄弟（后来哥哥变性，现为姐弟）拍摄了电影《黑客帝国》（The Matrix）和《云图》（Cloud Atlas），马里奥特（Marriott）兄弟创建了跟他们同名的连锁宾馆，克拉拉（Klara）和约翰娜·索德伯格（Johanna Soderberg）姐妹创建了急救箱集团（First Aid Kit），电台司令乐队的格林伍德兄弟（Greenwood）、勃朗特三姐妹（Brontes）、莱特兄弟（Wright）、伊曼纽尔兄弟……还有很多不为人所知却成效显著的同胞合作事例，它们证实家庭具有培养积极合作者的能力，他们的成功不是为了获得控制或独享成功。兄弟姐妹一起工作并且取得成功并不表示他们会非常平静、消极或相互讨好，事实恰恰相反。威尔伯·莱特（Wibur Wright）说，他喜欢弟弟奥维尔（Orville）的许多方面，包括奥维尔是一个“有益的吵架者”。他们经常激烈地争论，但在制作飞机时，却会共同努力。

竞争是本能，合作是天性

“从小我就认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故事中，”托尼·比卡特（Tony Bicat）告诉我，“母亲是它的中心，是她建立了这个家。她想给我父亲提供一个不受打扰的工作地点。爸爸是一位艺术家，他觉得我们在一起是有意义的。他们强烈地认为，要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家，让我们都生活在里面。”

托尼是三兄妹中的老大。今天再看他们三人，能明显看到血缘关系，不只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特征，比如鬈发和热情而沉陷的眼睛，他们说起话来也全都是平静而且深思熟虑的，对彼此和对世界是豁达的，而且他们都有强烈的好奇心。毫不奇怪，3个孩子长大之后都从事了艺术，而且是需要高度合作的戏剧、电影和音乐，这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中已经学会了如何与其他人共事。让人吃惊的是：比卡特三兄妹描述他们的童年时，每个人都承认没有为争夺控制权而争斗，取胜也不会产生问题。托尼是电影制作人和剧作家，他知道母亲最宠爱他，其他人也都同意，但是似乎没有人特别在意，或许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天地吧。

“蒂娜（Tina）和我弹钢琴、拉小提琴，”托尼回忆说，“尼克（Nick）出生以后，显然他要么是个神童，要么就是很有天赋，这个从小他就表现了出来。如果比赛的话，我们显然不是他的对手，因此，我们从不比较。”

“我是家里的老小，我向来不是很擅长语言，”尼克·比卡特回忆说，“但我总是能用我的绝技赢得哥哥的尊重：我能从一楼的窗户翻出去，或者跳到楼下。当然，音乐对我也有帮助。”

今天，尼克·比卡特是一位获奖作曲家。他为好莱坞的电影、伦敦室内交响乐团、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菲利普·里德利（Philip Ridley）、戴维·黑尔（David Hare）、霍华德·布伦顿（Howard Brenton）谱曲，从电视版的《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到色情音乐剧《蕾丝》（Lace）都能听到他的音乐。如果没有合作者，他的作品就不可能存在，而他很早就从与家人的合作中深刻地学到了这一经验。

“托尼最大，什么事情都比我懂得多。他聪明机智而且感觉敏锐。我想得到他的认可，想让他喜欢我做的事情，想要他快乐。我想要他喜欢我的音乐。”

蒂娜在两个男孩之间出生。

“托尼随口就能讲故事，他很擅长这个，有时还会把我们俩加入故事。”蒂娜记得，“尼克精通音乐，而我要管的是道具和戏装。我要让场景看上去像真的一样。我们各自扮演什么角色在很早的时候就定了。这可能得益于我们有很大的空间，一个大花园。大人就在周围，但我好像没注意他们。只要我们需要，父母总是随时伸手相助。但是，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只是自己干。”

作为设计师，蒂娜与一些世界上最擅长即兴表演的剧团合作，比如眩晕（Punchdrunk）、奥卡姆剃刀和螺旋等剧团。对比卡特兄妹来说，这一切都很自然，因为每一个孩子都为这个集体贡献出自己重要而独特的东西。每个人都有各自擅长的领域和独一无二的才能，没有人能够抢走。这使得合作很安全。他们的童年并非没有矛盾，钱常常不够花，而且关系紧张的时候也很多，但据托尼说，他们很早就学会了尊重彼此的势力范围，而且非常擅长协商。

这种才能会跟随他们一生。当他们的父亲去世后，兄妹三人共同管理他收藏的绘画，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履行这一责任。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比卡特兄妹有时会彼此合作，但更多的是跟其他人合作。每个人都经历过胜利和失败，但他们的职业具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自由感和公平感，既相互支持，又相互独立。

并不是只有幸福的家庭才会如此。在神经病学家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看来，同胞对儿童早年的重大贡献是他们学到了一个基本的生活经验，这个经验始于家庭，但最终得以扩展，应用到了所有的人际关系当中。

“你不会孤单，”伯顿告诉我，“如果你有兄弟姐妹，你不会孤单，不会有被抛弃、被孤立的感觉。但同时，你也不能孤芳自赏，因为这个世界上不只有你。虽然这可能让人感觉糟糕，但它有益于友谊的发展。它意味着你会认识到牺牲的价值，认识到输掉争论你也能存活，你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可以独树一帜：这些对于理解社会非常必要。”

很久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生活是从摇篮到坟墓的长期竞争，以至于忘记了生活还有另外一面：琐碎、感伤、平淡。这让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很是困惑，也非常烦恼，于是，他倾其40年的职业生涯探索竞争对人类灵长类表亲——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生活和行为有多大影响。他说，黑猩猩特别有趣，因为它们非常在乎权力，但权力并不是它们唯一关注的东西。在争斗之后，它们会有精心安排的调解仪式，因为它们看重彼此之间的关系，懂得维护这种关系。黑猩猩、倭黑猩猩、狼、鸟、鬣狗和海豚全都懂得平息冲突和调解分歧。德·瓦尔写道：“如果社会生活完全被统治和竞争所操纵，（这些行为）将是多余的。”

灵长类动物的表现清楚地表明，它们明白得到帮助才能完成目标，单打独斗无法做很多事情。它们擅长建立联盟和调解冲突，它们对亲社会的选择表现出一种本能的偏爱。在其最知名的一个实验中，德·瓦尔证明黑猩猩讨厌不公平，某些情况下，如果不是公平分配的话，它们会拒绝奖赏。即使在与博弈实验不一样的环境中，猿也会在彼此需要时开展合作。人类2岁到7岁之间的孩子也会合作，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后来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以至于影响到了合作的能力？德·瓦尔的许多实验激起了经济学家的义愤，他们无法接受竞争和自私自利竟然并不奏效。不过，他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不少证据，表明我们已经进化出了一种避免残酷竞争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的能力，因为这样做赋予我们一种持续进化的优势。

黛安娜·威尔逊姐妹、我父亲及其兄弟，还有电视制作人蒂姆，我交谈过的许多有兄弟姐妹的人承认同胞之间存在竞争，但都不愿再次体验其所带来的痛苦，所有这一切都证实了充满竞争的生活质量是多么低劣。踏着别人的失败取得成功，就像实验中的那只小猫的眼睛，是一种无法修复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模式。但是，还有纳德兄弟、比卡特兄妹、沃卓斯基兄弟（现姐弟）以及无数的同胞手足，他们超越了竞争，在彼此身上发现了团结的来源和真谛。

我们既有合作的能力，也有竞争的能力。关注和强化哪一点取决于我们自己、家人和生活的社会。在西方最近50年的文化里，竞争已经成了统治和坚持的象征，并被日益增多的图书、工具、应用软件、课程、私人教练和无数的计分卡所强化，使得我们成为更大、更难缠也更成功的竞争者。置身于睾丸素含量决胜负的文化中，我们的信条是：如果当不了凤头，那就是鸡尾；如果不是赢家，便是输家。我们知道问题就在那里，我们只是没有付出更多的努力去改善。竞争而不合作是一种选择，不过它不是进化的必然结果，这种选择会让我们付出很大的代价，不只是会影响我们的家庭关系，而且会影响我们的友谊、组织、机构和我们创造的世界。

对哈里·霍布斯来说，竞争意味着什么？他的好胜心会随着时间而消退吗？让父母疲惫不堪的冲突会让他的心胸慢慢变得宽广吗？难说。

去年，鼓起勇气申请之后，哈里进入了伊顿公学。“家里没有人去那里上学，”艾丽斯告诉我，“我们没有联系，我们只是随他去。但当他知道自己被录取了，也就是说他‘赢’了，他的脸上露出了奇怪的表情：‘我做了什么？’”

[1] 美国黑人女作家、诗人，著有《紫色》等作品。

第二章 分数高低：当知识变成了数字

很少有悲剧比生活受阻更悲惨，很少有不公比失去奋斗的机会甚至希望更痛切，它们源于外部强加的限制，却被错误地认为出自人的内心。我们居住在一个人各有别、各有所爱的世界，但半真半假的偏颇理论却成了意识形态。

——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人的误测》（The Mismeasure of Man），1966

就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的肯德尔广场（Kendall Square）大楼旁边，依次坐落着三个办公大楼，它们最近刚刚进行过整修，透过窗户你就能判断只有部分房间被租用。如果把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园比作一个巨大的3D拼图，那么，这些钢铁外饰闪亮、大理石泛光的大楼就是其中的拼块。与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斯蒂文·霍尔（Steven Holl）和槙文彦（Fumihiko Maki）设计的这些华丽大楼相比，700科技广场（700 Technology Square）就像是站在那里的一匹驮马，但是，这个低调的地方才是解决重大问题的场所。

三楼之上，查尔斯·舒伯特（Charles Shubert）主持教育创新和技术办公室的一项研究项目。舒伯特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圣诞老人，而不是一个搞研究的书呆子，他长得又高又胖，目光温暖而友善，说话带有悠闲的中西部语调和不形于色的幽默感。如果说他是一位低调的大师，等于把他的诙谐打了折扣。尽管表面上看来轻松，但舒伯特及其团队正在应对严峻的挑战，即如何利用大型计算系统和生物信息学促进对微生物生态学的理解。

困难的并不仅仅在于这门学科，难的是舒伯特及其团队所做的模拟，为此，他们运用了大量的处理能力、多个计算机系统和一系列计算机语言。然而，他们的研究非常复杂，软件必须能让这些尖端科学家理解和使用。这项研究包含了众多领域的技术：语言、学科、系统、基础设施、学识水平和个性等全都包含在各种排列组合中，使得舒伯特的研究项目极其复杂。

但是，与这些研究项目的困难相比，更值得注意的是负责研发的这些人。能够轻松地跨越尖端生物学和最前沿技术并能兼容并蓄的人不容易找到。领导这一项目的伊凡·赛拉伊（Ivan Ceraj）是克罗地亚的一位经济学家，他说大多数科学家做不了这个水平的计算机编程，而大多数计算机程序员又理解不了这一水平的生物学。即使你真的发现了两方面都能做好的人，往往是他们在其他地方赚大钱呢。

团队的关键是舒伯特的“发现”：他在不太可能的地方挖掘出人才，这些人让他备感骄傲。和舒伯特一样，贾斯廷·赖利（Justin Riley）来自密苏里州，他是个25岁左右、满脸雀斑的高个儿男孩，棕色的头发、尖鼻子，步态放松，如果你不知道他的身份，或许会以为他是个悠闲、随意的农民。赖利很高兴离开密苏里，但没有想到他会来到麻省理工学院。

“我在十三四岁时真的很厌恶数学，”他告诉我，“幸运的话，我会得C或B。我是一个傻乎乎的孩子，喜欢瞎摆弄。但我对理学课程[1]没有概念，也没想要从事这门学科。”

在计算机和因特网问世的初期，赖利会拆装计算机，并以此为乐。他自学建网站，并因此赚了一点小钱。高中之后，他考上了密苏里州立大学，却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大学4年他就这么混了过来。

“我读过一些人的故事，他们将计算机连接起来做出一些很酷的东西。这方面的事情似乎非常有趣。”他笑着告诉我，“业余时间，我决定研究一下，最终搞了一个学生项目，叫胡图图（HoToTo），名字起得有点傻，它的意思是半熊半人。我朋友和我去了一家大零售店的拍卖会，买了一些廉价抛售的旧设备，想试验一下。我和四五个伙计坐在地板上，拆开计算机，再把它们装起来，烧毁了几个电路，但还是让它们运转了起来，并装上了Linux系统。它就像是一个趴在硬木板上的怪物。”

一天，舒伯特到密苏里看望家人，并决定顺便转转密苏里州立大学，他认识那里的理学院院长。在计算机实验中心的角落里，他发现了赖利，问他在忙活什么。他们交谈了一会儿，舒伯特就走了，赖利也没多说什么。第二天，院长却告诉赖利，舒伯特非常喜欢跟他的谈话，并问是否可以把他的联系方式告诉舒伯特。

“我知道他来自麻省理工学院，我当然会感兴趣！”赖利回忆道，“在这一年里，查尔斯费了不少劲把我弄到这里。甚至我没有拿到学位就开始在麻省理工工作了！幸运的是，事实证明我喜欢编程，但在来之前我没怎么做过。我确实担心自己的能力，我对脚本语言知之甚少，只了解一些循环程序，学过用C语言编程，只是研究了一本书而已。查尔斯和伊凡让我用不熟悉的Java语言。回想起来，我确实对自己能来到这里感到相当吃惊！如果当时我恰好不在电脑房里，我可能就永远碰不到他，也就绝不会来到这里。”

赖利的工作让舒伯特感到兴奋，不只是因为他做得很出色，还因为他的工作证明了舒伯特一直相信的事：普通人的才华要比人们想象或看到的多，他们只是需要伯乐。赖利有一位同事叫萨拉·邦纳（Sara Bonner），舒伯特发现她时，她一边上大学，一边担任行政助理。她过得不愉快，因为她好与人争辩，这样的名声使她在同事中间颇受排挤。

“然后，查尔斯带我出去吃饭，问我是否喜欢做软件开发！我说，你知道我不会编码，我只是写过几个Perl脚本。但他说没关系，他有一笔款项，只要我不在乎工资不高，他就可以教我。我说我不在乎任何钞票，只要它是绿的就行。”

后来，她了解到舒伯特已经观察她一年了，他对她在研究上的努力和用心准备印象深刻。这些正是他要寻找的特质。邦纳说她喜欢麦吉弗（MacGyver）那种人，这个人是一部电视剧中的男主角[2]，他能用日常生活用具解决复杂的问题，主要是利用布基胶带和一把瑞士军刀。这种智慧的思维和实用主义正是舒伯特需要的，他在萨拉·邦纳身上发现了这一点。

“对我来说，我不喜欢高谈阔论，但我在会议中与高级开发者交谈之后，吃惊地发现他们几乎一无所知。查尔斯说我作为用户和程序员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就是不会因为反驳他的意见而不舒服。在我问一个问题之前，我喜欢知道可能的答案，这样我才能准备好谈话。因此，我们在这里有很多有创见的交流。我们不用来回攻击彼此，这又不是竞赛。”

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中，贾斯廷和萨拉并非出色的竞争者，他们不擅长甚至没有兴趣猜测正确的答案，但都保持着对学习和探索的热爱，这是舒伯特所赞赏的特质。在他们求学期间，没有迹象表明他们能进入一所世界一流大学里工作，或者表明贾斯廷会写出一篇有关软件开发的论文，并发表在《自然》（Nature）杂志上。把他们带到麻省理工学院的不是竞争性的教育体制。现在，他们取得成功的潜力则显露无遗，但最后眷顾他们的是幸运。设想赖利不巧去了浴室，或者邦纳不是那么好争论，情况会怎样呢？查尔斯不是神仙，他只是碰巧注意到了他们，碰巧帮助了他们，并且碰巧能够改变他们的生活。但对大多数孩子来说，成功取决于在每个教育阶段的竞争能力。对他们的父母而言，失败是持续、紧迫而可怕的威胁。

“如果孩子不适应这个系统呢？如果你的孩子上错了学校，他现在就可能在什么地方用筐子装煤呢。”贝齐·拉波波特（Betsy Rapaport）告诉我说，“他们的人生已经被设定了一个进程图，读适当的学校，然后得到适合的工作，赚到恰当的工资，最后，你就会快乐，得到提升，直达管理的顶层！”

她笑了，但她让两个孩子顺利通过了纽约州教育体制的测评，现在，她则给很多孩子在大学申请阶段提供指导。从那些孩子及其父母身上，她看到了紧迫感，因为他们认为教育是一种永久的危机。

“从2岁开始这些小孩子就在竞争！3岁时，为了进幼儿园，他们就开始接受训练和指导。幼儿园！他们的父母紧盯着他们，告诉他们如果不能进入这个幼儿园，就不会进入好的小学或中学，然后高中也会失败，他们的生活就会一败涂地。竞争从幼儿开始，而且越来越激烈。”

父母的恐慌已经达到了面对流行病的程度，从而刺激了一类书的出现，这些书的目的就是提供建议，有时它们能起到缓解的作用，有时却是火上浇油，让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感到害怕、颤抖。不管你认为蔡美儿（Amy Chua）的《虎妈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是一个笑谈还是一个指导手册，该书对成功的描述明显触动了美国精神的神经。

追求成功带来的焦虑感已经高涨了几十年，但全球经济危机以及年轻人的高失业率已经将恐惧变成了可自我延续的歇斯底里。如果薪酬丰厚的工作为数不多，那么，光彩夺目的学历就显得至关重要，而教育的风险、成绩的代价也都很大。过去十几年以来，美国年轻人的失业率超过了欧洲，25~34岁之间的美国人的无业率一度超过了26%，这种情况发展得虽然缓慢，却是真实发生了。年轻工人是唯一一个工资下降的年龄组，因为他们在2013年的工资比2000年时还低。因特网、机器人和全球化淘汰了初级工作岗位，因此，要想出人头地，一流的教育显然是唯一的生存方法。你可以忘记逆袭的传奇了，现在，成败都取决于并只取决于学校教育。

对这种恐慌的每一种反应都会促生出几种竞争性的教育市场，在这些市场中，孩子相互竞争，教师相互竞争，并且学校之间为了抢夺优秀的生源而狂乱竞争。因为预期新的特许学校会加剧市场竞争，那些落后的学校必须提升它们的竞争能力。但是，随着竞争市场成为常态，学校开始操纵这个体系，选择并留住进取心最强的学生，同时“劝退”那些成绩不达标的学生。竞争战略从不会提高每一个人的成绩（但所有取得最好业绩的学生能完成学业）。相反，竞争加剧了每个学生对自己的恐慌和绝望，使得他们不得不独辟蹊径，以便可以穿越这个危险的教育丛林。

为了确保孩子取得竞争的胜利，父母会付出极大的努力。我住在波士顿时遇到了一对父母，当了解到一家小学在新生筛选过程中使用红绿灯游戏时，他们就花了几个小时训练5岁的女儿做这个游戏。我知道父母喜欢将他们的孩子送到不太注重数学成绩的学校，为的是让他们不擅长数学的孩子能够胜出。有些大学更看重高平均分数，而不是学生所受教育的质量，有些父亲会考虑将他的儿子送到一家他认为教学水平不高的大学，因为这里更容易得高分。其他父母则采取更普遍的做法，为了让孩子能进入特长班，直接聘请家庭教师，而且常常教到深夜。

除了这些有关上学的战略性决定之外，还有关于体育和乐器的战略性选择，它们在简历中是否最特别，也需要三思：竖琴会比萨克斯管更独特吗？一个吹短笛的男生会比较容易赢得学校管弦乐队的席位吗？

一旦入校，学校很快就会按照资优特长项目的考试成绩将学生划分为有前途的和明显没有前途的。天赋是否能被测量似乎本身就值得怀疑。专家认为现有测试都不可靠，而且有证据表明（4岁孩子参加的）测试会错失至少1/3最有天赋的学生。此外，考前辅导行业会造成评测结果的扭曲：为了确保获得高分，像纽约的聪明孩子（Bright Kids NYC）等辅导公司会针对空间想象力和序列推理能力等方面对孩子展开训练，发放培训书籍，并用几小时的时间培训父母。

“这些测试每发生一次改变，对它的需求就会大增。”聪明孩子的创始人比奇·多鲁克（Bige Doruk）如此说。她不认为考前辅导、教练和培训课程会扰乱评测结果。“这不是正不正确的问题，它关乎竞争。为了孩子，父母总是不遗余力。”

2007年至2012年的5年之内，纽约能有资格进入资优特长幼儿园的儿童数量增加了一倍。没有人认为这一增长是由于聪明的孩子突然多了起来，相反，它是父母及其孩子为竞争而拼搏的结果。因此，到了2013年，由教育档案局主持的ERB测试被修改[3]，这是主要的测试之一，但修订版出来没多久，新的教材和课程就上市了。考试和考前辅导越来越大的影响使得有些学校更喜欢心理学家的评定，但这样一来，促使某些家长要想方设法寻求如何能获得心理学家的好评，从而让他们的孩子更容易获胜。

测试并非将儿童分成三六九等的唯一方式。按学生的兴趣或能力可以将不同进度的学生分到各个班，这叫作“同质分组”。这种方法基于一种教育理念：某些孩子学习数学不费劲，或者阅读速度比其他学生要快，学习慢的理应给予更多的时间，而学习快的不应被他们拖了后腿。在分轨制中，孩子得出了一个更简单的信息：你要么是学习快的，要么是学习慢的；要么是聪颖的，要么是天赋不高的；要么是胜者，要么是输家。孩子们或明或暗地被分类，就像小说《哈利·波特》（Harry Potter）描写的那样，一切要根据霍格沃兹（Hogwarts）魔法学校的帽子来分院。分轨制和择校的固有理念认为孩子的先天素质是能够被判定的，也是有用的，这些特质已经存在，用这种方法就可以判断和区分。在哈利·波特的世界，这个方法是魔法。在现实世界，它就是招生人员、简历和考试。

“等到孩子升上高中，”贝齐·拉波波特告诉我，“他们已经被分别对待了好几年。如果父母有见识，他们不会让孩子选择人文学科，因为这样会导致平均分数下降。孩子可能喜欢人文科学，或者是真的有天赋，但现在父母只关注策略：怎样可以提高分数和平均分？能取得好成绩的最好或最容易的课程是什么？什么是老师最容易给分的？那么，你会发现这些课程挤满了被逼来的孩子，或者说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父母的孩子。他们并不都是心甘情愿的。当然，此后他们还要为上同一所大学而竞争。”

制定这种战略的意图很明显，父母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活得很好，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但很少有孩子会在5岁、10岁甚至是15岁考虑简历对长期收入的潜在影响。他们忙着长大、交朋友和失去朋友、寻找自我和弄清楚自己喜欢什么，与此同时，他们的思维却像猫一样散漫，一会儿热情，一会儿冷漠。懒散的孩子和紧张的父母之间的矛盾引致了极大的挫折感：如果孩子们不能自我激励，那么父母就要提供这种激励，而这个必然的解决办法所带来的问题就是竞争。毕竟，常言说得好，这是一个竞争异常激烈的世界。对于孩子来讲，面对生活的竞赛，什么时候下手都不算早。因此，竞争会在教育系统引起连锁反应：孩子们为学校和测试成绩而竞争，老师为考试分数而竞争（这会影响他们的工资），学校则为杂志和网站上的排名而竞争，因为排名高等于说该机构能够培养赢家。如果孩子在竞赛中成绩更突出，那么争议就出现了，难道在互相竞争时，每个人不是都在努力学习吗？为什么不将教育变成多项全能比赛，让年轻人像参加奥运会那样展开角逐呢？

这种竞争思维催生出了“有教无类”和“奋勇争先”这两个倡议，它们旨在大力提高教育水平，都把教育当成是一个竞争性市场，而且完全相信测试结果，但事实上只有不到1/4的美国人认为这种做法改进或有可能提高了当地学校的教学质量。2009年，民主与共和两党共同努力起草了《共同核心》（Common Core），与把希望建立在考试上的做法相类似，它引发人们对过于重视阅读和数学的担忧，而理学、文学、历史、市政学和艺术等其他学科的教学则受到了冷落。将教师的工资与考试结果挂钩，让家长和教师一样反感，他们都明白这样做只会把学生变成熟练的考试机器，而无法保证他们获得更加深入的学习，无法学会自我激励和自律、社交和情绪控制的技巧、合作、交流和创造性才能，而这些是他们的父母苦心追求的东西。有些州提出一种奖励：高分可以获得现金奖励或麦当劳的优惠券，显然没啥激励的作用。

问题在于短跑运动员会受到奖牌的激励，但是，学会数学的思维、喜欢文字、解码地图或设计一个好的实验需要的是不同的思维和不同的激励。对人类动机的研究至少进行了半个世纪，我们只了解到：排名、奖励和分数等外部奖励盖过了内在动机。显然，每次我们只能深受一件事情的激励，而不是同时受很多事情的激励。金钱、奖牌和奖品都是短期刺激的奖励，却让我们抛弃了长期、自生的动力。

我们坚持认为激励孩子（和成人）的方式就是给他们提供奖励，这是严重违反直觉的。40年前，爱德华·德西（Edward Deci）和理查德·瑞安（Richard Ryan）进行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实验，从另一方面指出了这一问题。自从他们的原创研究发表之后，出现了各种版本的实验和再实验，但都没能对实验提出挑战，实验结论仍然坚不可摧。

在最初的实验中，幼儿园的孩子们被分成3组画画。第一组的孩子得到了可以获得奖励的承诺，即如果他们画画，他们会赢得一个证书。第二组的孩子没有听到任何的承诺，但在画完时会意外地得到一个证书。第三组的孩子只是画画，虽然付出了劳动却什么也不会得到。

两周以后，孩子们再次面对纸和笔。此时的问题是：哪一组孩子会想画画？开始得到奖励承诺的那组孩子是积极性最差的，因为他们觉得：不给证书为什么还要画呢？

他们后来又在多种情况下进行了类似的实验，年龄不同，任务和奖励不同，而且行业和文化也不同，但其结果没有什么变化。不管是分数、星星、证书、金钱或奖品，“每种预期可以拿在手里的奖品对完成任务的激励只是暂时有效，事实上，它削弱了内在动机”。

后来对成人和儿童也都进行了一些实验，它们证实了外部奖励对创造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存在着影响。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郭保山（Sam Glucksberg）发现：如果要求某人带有一定独创性地解决一个问题，并且解决的话会得到一定的现金奖励，那么，相比得不到现金奖励的人，此人解决问题的用时更长。许多其他的实验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不管是分数、奖品或汉堡优惠券，只要对外部回报有所期待，创造活动所需要的丰富思维就会枯竭。而且，真正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需要的是发散性思维、尝试不解决问题的答案和检验概念，关键是要允许犯错。当大家全都关注于考试及其结果时，这些做法根本不会产生。

当教育成了商品，分数就成了价格

早在1950年，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乔伊·保罗·吉尔福特（Joy Paul Guilford）向他的同行提出了一个挑战性的问题：为什么教育和创造能力之间的相关性非常小？吉尔福特对智力进行了心理测量研究，并因此成名，他对智力进行了关键性的划分，称之为收敛思维和发散思维。他指出：收敛思维是指一个问题只找到单个解决方案，与之相比，发散思维要求尽可能多地提出解决方案。前者基本上就是中规中矩，而后者则要求创造性、想象力和探索精神。在麻省理工学院，萨拉·邦纳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发散性思维的人，她总是寻找多种解决方案，并探索替代方案。虽然这可能使她经常与人争论，但她能够比很多同事看到更多的答案，也正是这一点使得查尔斯·舒伯特热切地想雇用她。然而，我们的教育体制对收敛性的思维奖励有加，而对发散性的批评和创造性的思维，它只会抑制。

特雷莎·阿马比尔（Teresa Amabile）和贝思·亨尼西（Beth Hennessey）这两位心理学家接受了吉尔福特的挑战，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致力于用实验探索创造力和教育的联系。他们得出了结论，认为下述5种方式使得教育扼杀了创造性：让孩子们为了预期的奖励而做功课，让学生将精力集中于预期的评价，大量管制，限制选择项，以及创设竞争环境。这些做法全都体现着我们目前所采用的教育体制和政策。我们想要积极主动的、具有创造性的学生，但却选择了削弱这两者的方法和结构。

父母都是为了孩子好，他们想用成绩来证明自己的孩子有天赋、有才华，事实上却让问题随之恶化。我们知道，兴趣要比才能重要，但兴趣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容易受鼓励、开发、善意和耐心的影响，而查尔斯·舒伯特正是从这些方面为贾斯廷·赖利和萨拉·邦纳提供了条件。

在《给予和索取》（Give and Take）一书中，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描写了一位杰出的会计学教授斯肯德（C. J. Skender），他精于教学，杜克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都要聘请他。因为他的学生都取得了成功，人们便认为他是一位善识良驹的伯乐，但这恰恰不是他所擅长的。斯肯德的学生取得了成功，那是因为他关心学生，为他们设定高标准，还有，就像一位学生所写的那样“看到了学生的闪光点”。他的秘密不是竞争，而是兴趣。当孩子们对某件事情产生兴趣，追求它，并且一往无前时，他们就极有可能培养出才能，体会到长知识的快乐。但是，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形成一种安全的氛围，不要怕出错，把犯错当作学习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相比之下，教育体制就像是一个越野障碍赛的赛场，考试和评价将学习变成了商品，而且其中弥漫着对失败的恐惧，这个体系大大限制了对学生的鼓励。学生学会了各种应付考试的方法，但这与学生的能力没有关系。相反，看上去似乎是我们的基因决定了谁喜欢考试，并且还能考得很好。

儿茶酚氧位甲基转移酶（COMT）基因控制着大脑前额叶皮层中的多巴胺数量，而前额叶皮层是我们做决策、制订计划和解决冲突的脑区。COMT基因有两种变异类型：一种产生慢酶，慢慢地消除多巴胺，而另一种产生快酶，能够快速清除多巴胺。多巴胺水平会随压力而上升，足够数量的多巴胺有利于你从容应对，但太多的多巴胺就会把你“淹没”。因此，COMT基因产生慢酶的学生通常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更容易思考。而COMT基因产生快酶的学生则略显松弛，但在压力之下，他们会做出更好的应对。根据这两种基因应激反应的不同，科学家将它们区分为“忧士”和“勇士”，关键在于，虽然所处的环境大为不同，但他们都是优秀的人。因此，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刻苦学习的学生会在考试中落后，而从来不按时交作业的学生却可以考高分。显然，考试表现的不是智力或创造力，它们只是告诉你：你的考试成绩有多好。

对于COMT基因的研究最初是在中国台湾进行的，传统上，台湾极为重视一个考试，即“国中”基测（Basic Competency），孩子到了14岁时就要参加。将这种遗传学上的见解应用到现实世界的考试，证实了这一假设：这种高风险的测验会检验出考试高手，但对培养或检验智力帮助不大。2014年之后，台湾将不再要求必须参加这一考试。现在的教育政策强调提高每个人的常识水平，而不是分类筛选。

当然，考试能帮助老师判断学生能否跟得上课程、已经掌握和尚未理解的知识分别有多少。但标准化的测试通常伴随着一些外部奖励，比如星星、评分等级、奖状或大学的排名，它将理应获得内心满足的学习变成了一种交易：付出努力，得到分数。这个过程奖励的是结果。将眼睛紧紧地盯着外部奖励，学生们失去了学习的意义和快乐。我们本应培养的是对学习的热爱，但我们制造出的却是考试专家。

这种理解可能非常伤感，但其实不是。除了听起来像是一个有价值的想法外，喜欢学习的价值何在？为什么我们不教孩子们找工作和过日子所需要的知识？问题在于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什么。这世界变化得太快，行业也在迅速变化，此消彼长，无法预测未来需要什么样的本领。20年前，谙熟速记、能开动印刷机、会做电气工程、掌握晦涩难解的法律信息结构或精通样机包装是重要的技能，但时至今日，这些技能已经是多余了。老板可以自己打字，报纸也在快速消失，没有人使用打字机，家用电器可以长期使用或被轻易地替代，软件可以接手律师助理的工作，3D打印机可以很好地满足每个人对于模型的需要。甚至医生、律师和记者也必须面对他们的大部分工作会被机器代替的现实。随着用于发明和制造的机器变得更加便宜，而且驱动它们的软件变得更简便易用，很多旧式的专业技能便不再那么受人赞赏，甚至工作的稳定性也在降低。

在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小说《艰难时世》（Hard Times）中，校长托马斯·葛擂梗（Thomas Gradgrind）坚持认为事实就是事实，“只有事实”才是教育和图利经济的基础和基本构建模块。但是，当每个人都能在手机上查阅东西时，情况已经变了。而且，当今研究者用于研究的许多事实在他们读书时并不存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和欧洲核研究组织（CERN）建立的大型强子对撞机已经将10年前看似必要的知识进行了革新。医术是最需要动手能力的知识技能，现在甚至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医生这个职业会因为远程医疗、机器人医疗设备等技术的出现而被瓦解。在这样一个新世界里谋生，我们不可能期望孩子在离开学校时就掌握了所需要的全部技能或知识。因此，我们应将目标设定在让他们离开学校时拥有学习和发散性思维的能力及兴趣，这会让他们受益一生。

这是贾斯廷·赖利和萨拉·邦纳所具备的能力，但它不是竞争性考试所能体现的东西。考试常常巧妙而且无意地让孩子们知道了存在着正确答案，答对了就可以赢得奖励。每个人都得到了这一信息。在指责考试并指出课程表存在压力的同时，老师却把精力放在教学生如何考试上，或明或暗地鼓励学生学会考试。对于额外的补充材料，他们做何反应？“我们不需要知道那些，它们不在考试范围内。”

成绩每增长一分，内在动机就会削弱一分

你不能责备孩子们，对于靠奖励来维持动力的体系而言，这是一种聪明和理性的反应。教师工资取决于考试结果，至少部分取决于考试结果，这样教师就落入了同一个陷阱中。当我们亟须培养产生新创意的想象力、创造力和知识创新精神时，竞争测试却反其道而行之：它培养出的是谨慎行事的本领、事后评判的偏好和总会有个正确答案的想法。

考试所要做的事情极其明确，那就是提供清晰和客观的结果，让学校得以看清谁是班里的尖子，谁是垫底的。我们让孩子屈从的大量考试对于培养他们的内在动机没有丝毫的作用，反而是让学校用来辨别胜者，并给他们排名次。因为大学的入学申请需要（但不做要求）班级排名，许多学校就会提供。因为每个学期各科成绩都有一个平均分，这让学生排名变得简单，有些学校甚至将排名贴在门厅的公告板上。即使对取胜者而言，当平均分被公开时，它也会带来难以应付的社会副作用，即每个人都知道成绩好的人有很多。

“我的女儿在她班里排名第四。”一位纽约的妈妈说，她不希望自己或女儿的名字在此出现，但她确实希望他们的经验为人所知，“对于大多数中学来说，她的成绩都可以排前5名。在初中时，她比较怵数学作业，因此，她找到一个同班同学，也是在班里前5名的，请求他帮她完成数学作业。”

她女儿接着讲这个故事。

“前5名之间更敏感。在我前面的3个家伙的数学和理学成绩都很好，而我不行，很奇怪。我觉得他们有时认为我没有那么聪明。但不管怎么说，我请求他们其中一个帮我，而他却不愿意！”

她暂停了一会儿。

“他说他妈妈告诉他不要这样做，因为这可能危及他的排名。”

中学生总会做很多怪事，比如重点课的课本被藏在了学校图书馆，布告栏上的通告奇怪地消失了。排名自然会导致学生们互相竞争。排名怎么可能不产生这种效果呢？只能说排在前面有很多机会，即使是以百分比排名也是如此。就其本身而言，排名的确灌输了错误的生活理念：要想让我赢，你就必须输。孩子天生是有合作技能的，因此，教给孩子们说：成功是一种单打独斗的活动，等于是为他们的工作生活埋下了一颗不幸的种子，但是，这一教训却被他们牢记在心。难怪耶鲁毕业生亚历山德拉·罗宾斯（Alexandra Robbins）将中学比作一个游戏展：“教育不再关心学习经验，它是一个幸存者的游戏，在这里，孩子们为彼此竞争和钻体制的空子而厉兵秣马。”

心理学家德西和瑞安致力于研究动机，寻找增进内在动机的方法。内在动机属于正反馈，它会鼓励人们参与竞争，接受最适合的（但并非不可能的）挑战，摆脱有损人格的评价，更关键是找到自由的感觉。不管是年轻还是年长的人，当感到在何时工作和如何工作有一些选择权时，他们就会受到强烈的激励，这个工作就成了他们的事情。从琐碎的细节上看，工业实验就说明了这一点，决定何时开关电源的权力就能让工人的生产率提高。但从更复杂的层面上看，德西和瑞安的研究表明：让学生感到他们在为自己而工作，在为自己的目标而努力，而不是为了达到父母、老师和国家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这并非说父母、老师和学校无能为力，他们的正向鼓励、指导和意外奖励价值非凡。

这就是排名所起不到的作用。排名发表了太多有损尊严的评价，并提出了不可能取胜的挑战。关注于排名的好胜父母基本上破坏了他们孩子的自主意识。

失败必然多于成功，消极反馈总是多于积极反馈，因此，竞争的压力和威胁并不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赢，并非每个人都会进入前1%的行列，甚至达到前5%也很难。但差不多每个人都能吸取的教训是：他们注定会输，这会让他们越来越不愿意尝试。“在学校里，”德西和瑞安闷闷不乐地写道，“成绩每增长一分，内在动机就会削弱一分。”奖励前1%的代价是必然让其余的99%丧失前进的动力。

获得适当的分数和班级排名只是大学申请过程的开始。40亿美元的考试和考前辅导产业是教育体制的另外一个特色，这个教育体制已经具有了军备竞赛的特点。近些年来，美国大学入学考试（ACT）和学习能力测验（SAT）之间的正面交锋已经刺激到了正规考试，使之被重新设计，但二者仍然不能对大学的表现做出良好的预测，它总是低估女孩，高估男孩，对家庭收入低的学生整体评估较差。有些父母不喜欢这个考前辅导行业，因为昂贵的考前辅导费只对那些付得起钱的人有利，与真正的学习没有关系，但这些父母发现自己也陷入了教育的军备竞赛之中，他们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落后。

“为了两个孩子，我只好涉足考前辅导，”贝齐·拉波波特坦承，“我没有因此而得意。我只是想：这是一个游戏。因此，我让两个孩子坐下，说道：‘我不喜欢那样做，但你必须玩这个游戏。所以，我为你们在考前辅导班报名了，尽管它很讨厌。’这全都是财力的问题，如果你有钱上开普兰（Kaplan）的教育培训班，你就获得了某种优势。你可能不喜欢它，但你想让你的孩子拥有它。”

拉波波特说，现在，出于忏悔，她在孩子们进行大学申请时给他们提供指导，努力帮助那些没有那么多资源的学生。

“在我申请大学的时候不要求有简历，现在它们很重要了。这样做的意图是鼓励你的孩子丰富他们的经历。不过，你看到的是准备好的简历，你立即就能分辨出来它们是由父母设计的，不是孩子自己搞的。我在一个年轻姑娘的‘爱好和兴趣’栏看到上面写着‘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流利’，我知道那不是真的。你想要她用意大利语来个面试吗？你想清楚了吗？这是不道德的，也不是真的。但有些孩子害怕公然违抗父母之命！另一个简历说孩子是一个业余摄影师，而事实上，他只是偶尔用他的手机拍拍照片。简历中到处添油加醋。孩子们很害怕，他们要为自己的人生做重大决定，不过，他们目前所能争取的就是学校！”

拉波波特认为，在申请大学时，论文是最能表现学生能力的。但是，到了他们开始写的时候，很多人已经失去了这个能力，或者没有意愿去写了。

“我喜欢大学申请论文，因为它能说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你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你能立即分辨出父母是否参与了写作。我难得遇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是擅长写作的。因此，我对孩子们说：‘我知道你想摘那个闪闪发亮的大铜铃铛，但你需要学会用自己的语言表达。那才是奖品！你能说自己的话吗？’但整个教育过程已经扼杀了这一声音。”

如果与美国的父母交流，从他们语气中可以反复听到羞愧和愤怒。具有公正思维的父母会经常感到羞愧，不管是花钱上考前辅导班，还是遍寻人际关系，让朋友、家人甚至是关系极远的熟人牵线搭桥，他们感觉自己不得不利用所有资源来营造一个不公平竞争的环境。

“有个小孩，我给她当顾问，”拉波波特告诉我，“她突然哭起来，因为她想上华盛顿大学，而她最好的朋友也开玩笑似地申请了这所大学，竟然中了！这太可恶了，毁掉了她们的友谊。这就是一个噩梦，因为每个人都在比较，有些孩子开始觉得他们的生活完了，结束了。

“如果学校的学生水平差不多，情况会更糟，你会在那里跟众人短兵相接。我记得一个女孩，她很有教养，也很惊讶，她对我说：‘贝齐，中学时像我这样的人有50个。’她没有觉得独特或特殊。她申请的学校跟她朋友想去的地方完全相同，而且她知道这是一个零和博弈：如果她被录取，她的朋友就不会；如果她的朋友被录取，她就不会。”

有一个父亲告诉我他孩子申请大学的故事，我在美国各地会反复听到这种故事，为了保护他的女儿，这里用的是化名。

“苏珊（Susan）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学习刻苦、努力，擅长体育和语言，进阶可以先修课程、志愿者服务、乐器，可以写满两页简历。她有很多学校可以申请，我不断跟她讲，有这么多选择很幸运！但她最想读布朗大学。必须去布朗大学。

“当时，她的一些朋友也申请了布朗大学，她回到家，好像被出卖了一样。她们怎么敢‘毁’了她的机会？当早期的确认函收到时，她的朋友全都录取了，而她没有。所有这些孩子，百分百进入了先前决定就读的大学，而苏珊没有，她很痛苦。‘为什么我是一个韦斯切斯特女孩？’

“没能进入布朗大学，她被彻底击垮了。她趴在我怀里哭了好几天。感觉拒绝信就像是对她所有努力发出的一张起诉书，似乎她的付出全都白费了。如果奖赏就是你的一切，而你并没有得到，那努力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越被拒绝，越有吸引力

随着学习成为一种商品，一流的常春藤名校就是奢侈品牌。毕竟，这就是考试分数所要达到的目的：在名牌学校赢得一席之地，期待其声望可以为进入美国精英阶层打开方便之门，或者至少不愁找不到工作。竞争性的排名系统也很关键，但它们大多数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产生作用。成为一所一流大学需要有尽可能多的申请者。换言之，被拒绝的学生越多，大学的排名越靠前，其声誉就会猛增，从而让别的学校更加失落。因此，大学会尽可能多地从填报志愿的人中招收申请自己学校的好学生，即使他们可能完全不适合本校。虽然对孩子们没有多大好处，但好生源对大学却是大有好处。

为了保持或增加申请量，大学必须吸引诺贝尔奖获得者担任教职，为学校体育运动队建设大型运动场，并且为学生建造非常舒适的公寓。如此一来，会有更多的学生申请却不得而入，大学得以提高自身的排名。在这个系统中，没有什么措施是鼓励大学少花钱的，因为随着学生之间竞争的加剧，读大学的成本也随之增加，由此造成的必然结果是：美国学生负债超过了10亿美元，达到了创纪录的新高，这个数字要大于国家的信用卡负债，远不是通过破产程序就轻易注销的。

曾几何时，美国人的理想是把教育作为社会流动性的引擎，但如今教育成本在上升，再加上收入停滞，让这一想法落空。高端教育机构中的位置逐渐留给了那些有钱而且参加了特别考前辅导班的人，其他人必须准备冒很大的风险，背上沉重的债务，却没有任何就业的保证。2013年伊始，目前有幸受雇的大学毕业生中大约有48%的人所得到的工作是不需要大学文凭的。因为学费上涨率已经从15%上升至40%，俄勒冈州民主党议员罗恩·怀登（Ron Wyden）尝试提出了《去之前你要知道》（Know Before You Go Bill）的议案，旨在强制大学公布入学费用和学生就业展望的数据。其意图是对父母和学生有可能引致的债务情况提个醒，但该提案也反映出：在人们眼中，教育不过是一种产品，其消费者有权看到一个清晰的、毫不含糊的价格标签。

考虑到背负沉重财务压力的父母，学生们感觉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想方设法得到这些分数。所以，当聪明而有礼貌的24岁学生史蒂文·罗德里克（Steven Roderick）在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大学开始就读时，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得到的成绩是D，他知道自己必须快点做件事了。他听说过阿迪罗（Adderall），这是一种治疗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安非他明处方药，而且知道该药非常容易就能获得。因此，他希望这正是他提高成绩所需要的东西。

“第一次服用时，我为天文课写了一篇极好的论文。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以至于觉得自己能成为博士！”

阿迪罗是二级控制药，使用它的人会形成依赖，需要的剂量会越来越大，它就好比是体育比赛中的兴奋剂：“阿迪罗对于大学就像是类固醇对于棒球：激烈竞争环境中的一种违禁兴奋剂。”

“我的成绩从D和F直接升到了A。但你的大脑已经适应了它，你必须加大剂量，到2011年，我要吃45毫克。我开始觉得阿迪罗既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最坏的敌人。”

因为无法入睡，医生给罗德里克开了劳拉西泮（Ativan），这是一种强效安眠药。但自那以后，他就受制于两种药，一种药让他集中精力，一种药让他放松。他对阿迪罗的需求在上升，最终每次他要服用120毫克。然后，他会停止服用，改服劳拉西泮，睡上几天。他的焦虑水平猛然上升，据他说，即使一个回形针掉到地上也会让他受到惊吓。虽然他将要完成大学课程，但最终他不得不退学，因为他无法拿到足够的学分。

“瞧，”罗德里克反思道，“我就生活在这种以目的为导向的文化中。因此，我们如何说服人们不这样做呢？你天天听人说离开学校找到一份工作有多么重要之类的话，你的负债会越来越多，你会觉得不靠药物就达不到一流。”

悬挂在他们头上的超高奖励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使得像罗德里克这样的学生失去了对所有课程的内在激励。不管是从父母那里，还是从政策制定者那里，他们听到的无非就是考试分数、大学排名、奖励和奖学金。因此，他们自然关注的是闯进下一个竞争阶段所需要的教育商品。产品重要，而过程不重要。如果你不能赢得比赛，那就钻体系的空子吧。

在纽约的斯泰弗森特高中，学术成就是这里的社交货币。该校的女校友中有4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使它在理学课程方面享有极高的声誉，学生很难考进这所学校。但一旦进入，学生就会意识到身边的每一个人都相当优秀。他们如何竞争呢？他们的策略常常很精明，在他们不关心的课程或不想取得突出成绩的课程上作弊，这要比浪费时间来得更容易。孩子们会把答案贴在脸书网上，将公式藏在袖子里，或将试题拍成照片再用电子邮件发给朋友。该学校竞争激烈，学生们两眼都盯着哈佛、耶鲁、麻省理工等大学，失败是不可接受的，因此，不惜一切代价赢得竞争似乎更为可取。在学校报纸开展的一项调查中，80%的学生承认作弊过。

“它变得有点像彩票。”18岁的伊莱亚斯·温劳布（Elias Weinraub）说，他现在就读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它就像是上瘾了，病态很严重。”

一位老师看到家庭作业中频繁出现同样的答案，于是，她开始要求学生手写作业，希望以此打消他们从网上复制粘贴的念头。学校也出现了学生设计出铅笔敲击代码和利用手机相互发送答案的事情。在对4万名美国高中生进行了一项调查之后，结果发现59%的学生有过一次考试作弊的经历。世界伦理研究中心的拉什·基德（Rush Kidder）估计，到他们进了大学读书前，95%的学生有过某种方式的作弊行为。

由于作弊可以达成目标，学生不会戒掉这个不良习惯。2013年伊始，在经历了记忆中最大的一次作弊丑闻之后，哈佛学院[4]强制一个班279名中“略微一半多”的学生离校。在一次在家进行的测验中，大量试题出现了一模一样的答案，甚至错别字都一样，于是，学校要求他们退学。虽然许多评论员对于高等教育机构中的作弊如此普遍而感到吃惊，但在现实中这一点也不奇怪。在发现进入这些学校非常困难之后，学生为了保住自己的竞争优势会不择手段。

这种行为并不是斯泰弗森特高中或哈佛学院所特有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作弊也是一个日趋严重的问题。2013年5月，由于在报考美国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现了作弊戒指，韩国不得不取消了SAT考试。在英国，估计在过去4年里作弊事件上升了50%。作弊如此普遍，以至于各地的考试机构要依赖软件来抑制这一逐渐增长的势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技术确实让作弊更加容易，但也是杜绝它的最好办法。”贾森·朱（Jason Chu）告诉我说，“不过这个问题涉及面太广，它是全球性的。”

朱为图尼丁公司（Turnitin）工作，它开发出的抄袭检测软件被126个国家采用，在这些国家里，课程作业必须接受检查，以确保不存在抄袭行为，检测可以成批或单件进行，而该公司的数据库则来自240亿个网页、3亿篇已存档的学生论文以及11万家杂志和书籍中发表的1.2亿篇文章。该软件会不断地更新和升级，以防止狡猾的学生谋划出不做作业的新方法。由此带来的积极一面是学生更擅长辨别高质量的抄袭资源，消极的一面是出现了比以往更多的“抄袭网站”，这些网站都盯上了中等学校的学生，在隐藏自己的踪迹方面，它们做得更好。

“我们发现学生试图规避我们的系统，”朱告诉我，“他们会选一篇用英语写的论文，将字体或某个字符改成西里尔字母，我们的算法无法识别西里尔字母，因此，我们必须加快步伐。我们已经发现这一点。他们也会将某些单词改成图像再提交。这都需要更多的努力，因为这些花招确实奏效！”

刚开始工作时，朱是大学老师，他说自己热衷于批判性思维。一旦孩子们必须通过图尼丁提交论文，他们很快就会明白必须自己思考。他们更了解如何思考和使用原创内容，并给予应得的信任。虽然企业有其功利的一面，但他感兴趣的是，它用一种奇特的方式帮助教育重回本源。

“学生知道抄袭是不道德的，他们确实知道，即便他们认为它是一种无受害人的犯罪。但真正的问题是，学生们没有考虑过程，他们只想结果。这是我们造成的，因为我们只评价结果。我们告诉学生他们‘挣’的是分数。你这样做，就会得到那个分数。他们的奖赏不是做作业，不是思考，或学会思考，而是分数，一切都是为了分数。”

网络教学没有很大的希望。虽然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慕课（MOOC）具有民主化教育的魅力，但出于评价的需要，它主要是依赖标准的测试和自动打分。换言之，想要成功，你必须知道“正确的”答案。毫不奇怪，像WeTakeYourClasses.com和BoostYourGrades这样的服务网站可以让其他人为你量身定做网络课程，只需700美元就能保证至少得B。

“曾经，普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品德修养，”贾森·朱反思道，“那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强调结果。它已经把其他一切都抛到一边了。你这样干，就会得到那个结果。”

有几年的时间，我在波士顿给工商管理研究生讲授创业家精神的证书课程。我的学生位于长长的教育食物链的末端。他们成功地读完了高中、大学和商学院，每个阶段他们都要通过考试，并做到期望他们做的事情。当他们来到我的课堂，他们选择坐在那里，消耗自己的时间和金钱。但从一开始，他们最想知道的是我如何给他们打分。

我感到惊讶。我正在教这些学生如何开办自己的企业，这是一项跟分数没有多大关系的活动。的确，对于许多学生来说，他们不会创立一家公司，而是很有可能去给一家新创公司打工。但没有哪位投资者或老板会问他们在我的课程上考了多少分。这些表面上热衷创新、敢于冒险的成年人怎么那么在乎考试分数呢？因为他们一生都在接受这样的教育。

不管在哪里讲课，我都会花很长时间教我的学生不要试图判断我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并且鼓励他们寻找自己的答案，但显然这不是他们习惯做的事情，这让我很吃惊。在英国给国际工商管理硕士和理科硕士讲课则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的很多作业依靠的是课程作业，这已经大大超出了他们教学计划的学术课程范畴，这正是最具挑战性的地方。某理科硕士课程完全取决于团队合作的质量——如果团队成员无法一起研究，该团队就会四分五裂和彻底失败。我跟他们解释，畅销商业书《给予和索取》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案例，即最成功的人是最慷慨的人，但他们并不相信我。我解释说这本书是由沃顿商学院教授亚当·格兰特写的，而该学院是世界上最难申请、最难读和定量要求最严的商学院，他们的怀疑表露无遗。跟他们的美国同行一样，这些学生具有完全国际化的成功概念，那就是不择手段地实现个人的成就。

接受不确定性

美国人对于教育的恐慌常常含有这样的潜台词：如果我们不能一起行动起来，亚洲的经济会赶超我们，美国会失去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因而美国人认为亚洲的教育体制是取得较高成就的关键：只要我们让美国学生像亚洲学生那样死记硬背，有动力、有耐心并且服从，那么，我们肯定会保住100年来享有的地位。然而，在新加坡，为奖励而学习不再被人视为一个解决方案，而是一个巨大的教育问题。

“我们认为这种教育对将来没有什么用处。”许添成（Thiam Seng Koh）博士对我说出了心声。

许添成管理着圣约瑟书院（St. Joseph's Institution），这是新加坡最古老的学校之一。它是一家传统的学校，由一位天主教神父于1852年创建。在我参观校园时，学生们全都穿着亮白色的制服，而且这里实行军事化管理。该学校参加O水准考试[5]和排名，并将其全部考试结果对外公布。但许多评论者认为新加坡的教育极为保守，甚至老旧，但表面现象（和陈规老套）可能是骗人的。圣约瑟书院传统的表象遮蔽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思想。

“这种旧式的教育只能有助于孩子们形成一种程式，”许添成继续说道，“但问题在于一旦没有了程式，我们的孩子就会变得非常脆弱。因此，我们需要知道何时改变，何时适应，何时明白程式并不奏效。这不是我们目前的体系所做的事情。我们的尖子学生能够做到，但我们需要更多的普通学生也能做到。如果普通孩子只是设法取得程式，我们立马就会完蛋。这个世界正在快速地变化。如果我们只是让孩子们准备考试，我们就会失败。

“几年以前，我们不再将考试作为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因此，我们去纽约寻求灵感。让我们惊恐的是，他们正在转向！他们正设法向我们的方向前进，而我们正向他们的方向前进！标准的考试不解决这一问题。”

我参观圣约瑟书院的第一天正是开放日，他们领着我转遍了校园。外面的气温高于32℃，有人正在演奏风笛，但这还不是让我最感到吃惊的。在学校的中央，我碰巧看到了正在与哈佛艺术和理学团队一起合作开发的科技项目。该项目的想法是在艺术、理学和工程等学科的交叉之处实现突破。学生们被分到几个小组，共同研究种子概念（seed ideas），其目的就是在文化、工业或人道义务方面满足主要需求或提供机会。这些项目的核心在于它们是由学生自主领导和开发的，而不是由教师主导的。

“艺术和理学提供了不同的情境。教师看到孩子们是能够思考的。如果你允许学生自己负责，他们就能学会如何创造性地思考。他们会犯很多错误，而这就是很好的学习。”

这些项目提出的挑战在于它们不提供正确答案，或者说其目标不是为了得到正确答案，而是旨在激发学生们的发散性思维。没有人知道想法是否可行，因此，研究它们的学生要学会容许高度的不确定性。

“在此项研究中，存在大量争论、反驳和异议。这让我们很不自在。”许添成承认说，“但它很重要。重要之处在于它给学生和教师以安全的回旋余地，犯了错而不用付出代价。在创新和创造性方面，你需要学生们向你提出挑战。那么，如何做到这点呢？孩子们学会如何配合并共同研究的唯一方式就是做，学会如何争论，学会如何展开问题，直到他们能够找到某些答案。艺术和理学项目是困难的，但它们是非传统的。因此，它们……”许添成笑起来，“……它们确实有挑战性。”

“今年学生们想为缅甸筹集资金。但他们遇到了意外困难，教育部不允许学生为外国筹资。”因此，许添成告诉学生们要围绕这一问题想出一个办法，找到可以在本地开展但又可以帮助缅甸的方法。他坚持道：仅仅是让他们解决自己的问题，孩子们就能获得21世纪需要的思考技巧。

虽然许添成将自己形容为一个异见者，但他说自己在圣约瑟书院所做的事情是一次非常认真地做的实验。他仔细而缓慢地取消了某些他认为不利于合作和创造性的体系和期望。其中，最有争议的是彻底取消了按学生的能力分班的决定。

“我们过去经常分尖子班和非尖子班。这全都是根据学习成绩分的班。因此，我们把它打乱了，而学习成绩并没有跌落。教师也没有因为教各类学生而感到压力过大。我们得到的是自信、愿意尝试和不放弃。”

新加坡所有的顶尖学校过去经常争夺尖子学生，这些学生会继续竞争政府奖学金，最终成为常务副大臣（permanent secretaries）[6]。这不是许添成准备让他的学生们步入的世界。

“传统上，成绩最好的3%会上莱佛士书院。我们过去习惯于在那个联盟中折腾，但现在我们不想让学生再受这种狭隘的约束了。因此，我们不再那样办了。从现在开始，我们希望学校接触到更宽泛的学生。有些孩子将会进入政府机关，或者最后管理大型组织。但是，如果你能意识到并不是每个人都跟你步调一致，你在成长过程中制定的政策和做出的决定将会不同。如果你去了一家顶尖学校，周围都是顶尖的人，那就学不会与普通人共事。”

这种实验并不意味着圣约瑟书院的学生不认真学习，他们是认真学习的。但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他们还在学习意义深远的生活技能。

“许多孩子现在对于他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没有概念。没关系。我告诉他们任何的分数只是在某个时点的测量，成绩不能证明‘你是谁’或‘你是否优秀’。但我也告诉他们，他们不是相互竞争的。这帮助他们渡过了困难时刻，因为他们学会了相互帮助。”

这不是许添成的抽象实验，他的儿子也在这所学校，因此，父亲必须躬行己言。

“他不喜欢生物学，因此他退学了。教室里出现了骚动：这是什么意思？但这就是我想发出的信号！现在他挺享受自己的，自由的时间更多了，还玩吉他。他自己能做出某些决定。”

许添成可能是一个异见者，他在圣约瑟书院所做的改变可能是一个实验。但他正在尽力解决让新加坡政府深感兴趣的问题，政府正在热切地观察许添成的实验结果。当我与时任新加坡教育部副部长的黄循财（Lawrence Wong）会面时，他欣然承认分数和指标无法促生这个国家需要的创新和合作能力。许添成的实验很重要，因为大量的死记硬背、更多的考试和顺从式的传统教学方法不会培养出充满活力的和有适应性的劳动力。通过应用所谓“少教多学”这一新的方法，新加坡的教育者正试图在学校的课程表中加入更多的空余时间，为的是加强艺术和音乐课程，培养更多的好奇心和对玩耍的喜爱。在一个被其领导人描述为正式和谨慎异议的国家，认识到现代社会需要勇于探索、接受不确定性，并且敢冒风险的成人，令人精神振奋。如果他们在学校从来没有学过如何做，那在以后的生活中也不可能做到。

设法筛选胜者会适得其反

最振奋人心的近期案例之一不是出自竞赛、奖励或考试，而是出自两位英国教师开创的研究项目。在伦敦科学博物馆的神经系统科学家博·洛托（Beau Lotto）的指导下，布莱考顿小学的教师戴夫·斯特拉德威克（Dave Strudwick）和蒂娜·罗德韦林（Tina Rodwellyn）证实孩子们是科学家：好奇、调查并能提出很多好问题。他们与25位8~10岁的学生一起研究，就有关蜜蜂的问题集思广益。他们首先提出来的许多问题已经被近期科学杂志发表的研究成果解答了，这恰恰表明问题有多么好，相关性有多么高。但那以后，孩子们碰到了一个目前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蜜蜂如何选择去哪一朵花采蜜呢？哪个因素最重要，颜色还是位置？孩子们推断说：“知道其他动物跟我们一样聪明意味着我们可以更了解它们，这也有助于我们帮助它们。”

孩子们与他们的老师和洛托一起研究，并受到鼓励，把他们的实验想象成一个游戏，或者是一个难题。因此，他们设计和制作了一个彩色有机玻璃圈和糖水的游戏，他们将它（与很多蜜蜂一起）放进学校附近的诺曼教堂。实验旨在测试色彩还是放糖水的位置更能吸引蜜蜂。

孩子们在多种条件下观察蜜蜂，记录并分析其结果。他们的结论是：蜜蜂非常擅长解决难题，它们可以协作学习，并可以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孩子们也成功地完成了实验，并用自己的语言写出了论文，发表于科学杂志《生物学快报》（Biology Letters）上。这是破天荒第一次由25位小学生作者发表并经过同行评议的论文，而且用的是他们自己的语言，论文的开头是“从前……”。

或许最重要的是，孩子们学会了像科学家那样思考，并乐在其中。没有考试，孩子们却能学到很多东西，充满乐趣，并有一种成就感。“在做这些实验之前，我们确实没有想过蜜蜂的事，而它们跟我们一样聪明，”学生们写道，“我们也没有想过没有蜜蜂我们无法生存这一事实，因为是蜜蜂让花儿不断地开放。因此，了解蜜蜂很重要。我们发现训练蜜蜂十分有趣。因为你不用每天都训练蜜蜂，这也很酷。我们喜欢蜜蜂。因为你能做之前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蜜蜂似乎能思考），科学很酷，而且有趣。”

布莱考顿的蜜蜂研究项目引起争论，但鼓舞人心，因为它表明，不用高压或考试，仅仅是出于思考的乐趣，年幼的孩子们是能够做出高水平的推理并解决问题的。该项目假定孩子们有学习的能力和热情，并能创造条件做到他们想做的事情，得到能给他们内心带来巨大奖赏的结果。我初次听到这一项目是在其中一位学生进行陈述的时候：她自信、兴高采烈，而且不无骄傲。这种体验远远超过了文凭，它吸引了所有的孩子，而且它没有失败者。

这正是国际学生评估测试（PISA）追求的批判性思维。每隔3年，随机分配的5000名15岁的学生会聚在一起进行一轮的测试。但这些测试和普通考试有所不同。学生不会分为通过或不及格，他们永远不会知道单个人做得如何，而且也没有奖励。PISA测试尝试用基准问题测试87%的世界经济体国家的教育成就。

PISA测试是安德烈亚斯·施莱歇（Andreas Schleicher）的创见，他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官员，和蔼可亲，比你料想中的德国统计学家要和蔼得多。他于1997年开始设计PISA测试，当时，经合组织的国家强烈要求对他们各自教育体制的表现给予可靠的评价。设计测试的目的并不是检查知识，而是围绕着学生应用所学的能力收集数据。施莱歇自己设定了一个不容易达到的目标，他还想问一问学生们的动机、自我信念和学习策略，并围绕某些最让人头疼的教育问题获取一些冷冰冰的数据，这些问题是：教育支出和结果之间有关系吗？班级规模的关键是什么？我们的学校为年轻人接受成人生活的挑战做好足够的准备了吗？某类教学和学校会比其他的更有效吗？排名有作用吗？一个成功教育体制的特征是什么？

第一次考试于2000年举行。一年以后，当考试结果公布时，德国政府要求严惩施莱歇。他收集到的数据严重伤害了国家的自尊心：在阅读和识字能力方面，德国低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PISA的结果表明，在德国这个以教育平等而自豪的国家，学生的成绩与其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要比其他经合组织国家更加相关。德国教育的三元制是指将学生分出等级，在10岁时引导他们分别进入三类中学就读[7]，这种制度有效地限制了学生的成绩。

当我们在爱丁堡见面时，施莱歇笑着说：“分班没有用。”他对建立在统计基础上的结论有着自己的体会：还是小孩子时，他被明确地告知自己“不是读文理中学的料”。那是他第一次对“设法筛选胜者会适得其反”产生模糊的认识。

“教师通常会高估社会背景的影响。这导致他们不再对很多孩子抱有期望。平等和优秀之间不存在权衡。压根没有。表现最出色的教育体制能够给每一个人较好的教育，而不能只是设法挑选或发现少数人。社会缺陷和低教育成果之间的关联性很强，但它并非不可避免。”

施莱歇受到其雇主很好的保护，因此没有丢掉饭碗。但德国并不是唯一对其发现感到不快的国家。美国在读写能力上只是平均水平，数学和理学还低于平均水平，后续测试也没有看出有改进的迹象。英国做得要略好一些，读写能力处于第七位，数学排在第八位，科学素养名列第四位。卢森堡的教育系统最为昂贵，但排名只是比最后一名略高一点而已。

在所有这些坏消息之中还有更令人惊讶的事情。首屈一指的是芬兰，其阅读能力名列第一，理学和数学则分别排在第三和第四位。在全部后续测试中，芬兰仍旧是欧洲教育成就名列前茅的国家。但第一次测试的结果不但让芬兰人感到惊讶，世界其他国家的吃惊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他们。

“我们确实不知道我们做得这么好，”帕西·萨尔贝里（Pasi Sahlberg）告诉我说，“我只能说我们做到了。但事情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

20世纪60年代，90%的芬兰人只会上7~9年的学，大学毕业生十分罕见。这种状况会对整个国家构成威胁，这种普遍的认识导致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所有改革措施的核心是毫不动摇地坚守“教育必须服务于整个国家”这一理念。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其实不然。例如，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坚信“国家的经济、文化和心理的健康依赖于相对少数人才和意志坚定之人的成就”。如果你相信这一点，那么你就会想尽早确认这些人才，并培养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早期的竞争常常对胜者的产生和提升十分有效。但是，芬兰人非常明确地拒绝了这种方法，因为他们认为将一个小的农业国迅速转变成一个工业国，这个挑战太过重大，国家承受不起人才的浪费。因此，改革者需要所有政党以及教学组织的合作：教育非常重要，但绝对不能因此变成了政治游戏。

目前，芬兰学生在18岁之前不再接受标准化的测试，虽然他们会得到书面评估，但他们不会获得分数。那意味着老师不用比较学生，或为他们排名次。学生自己不会这样做，他们的父母也不会。芬兰的学校不再接受检查，20世纪90年代初期，政治家决定取消督学这一做法，萨尔贝里是芬兰最后一位总督学。没有了排名表或按能力分班，争强好胜的人（父母或孩子）需要用来比较学校或孩子的数据、工具也就无从获得了。

“我们发明了《愤怒的小鸟》，因此，不是芬兰人不好竞争，”萨尔贝里笑了，“我们的电视里像英国一样满是竞争性的游戏，可能还要多！但一涉及教育和文化，确实没有给‘把教育当成竞争’留出空间。芬兰的父母将学习定义为个人的发展：分享、帮助、共同做事，以及成为社区的一部分，而不是想方设法比你的邻居做得好。因此，这就是我们没有学校排名的原因。”

萨尔贝里开始在芬兰学校教书，现在他以研究世界教育为生，并且设法理解什么因素让芬兰的实验发挥了作用。他认为，他的同胞完全不必拒绝一切竞赛诱惑。

“我们可以出于某种原因进行一场竞赛，比如乐趣。但我们并不认为它是激励学习热情的方式。我们关注公平和合作，而不是选择和竞争。高风险的测试意欲何为？它限制了孩子们的思维方式，打消了冒险的念头，让孩子们产生畏惧之心。这不是好事，而且毫无趣味！”

萨尔贝里一度认为芬兰的教育体制取得成功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他热切地否定了芬兰的案例是一个例外的说法。

“人们对我说，噢，在一个小国比较容易做到，但芬兰和英格兰、康涅狄格或马萨诸塞一样大。他们说这是民族同质性的缘故，但我们有三种语言，5%的公民是在外国出生的，10%的公民不说芬兰语。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芬兰社会的多样化是欧洲速度最快的！”

赫尔辛基的有些学校拥有大量避难移民，但并没有让教师感到为难，他们认为，关注于孩子们的思考而不是其背景，效果会更好。

“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芬兰能够有如此好的表现，乃是因为我们让孩子在学校里待的时间更长，或布置大量家庭作业，因此，当我解释说上课时间几乎比其他任何国家都短，我们的孩子不用做很多家庭作业，而且很少有竞赛时，许多人觉得难以理解。”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早晨，当我参观曙光小学时，我期待能看到崭新的教学楼、闪烁着光泽的新设备和喧闹的场面。可是我没有看到这些。相反，我看到的是一个小水泥建筑群，操场上也没有几个人。从外面看，它略显简朴，但校内温暖而安静。学生们穿着短袜在走廊里轻快地走着。在教师办公室里，老师们正在煮咖啡、读报纸和做智力拼图。房间里摆着玛丽麦高（Marimekko）水杯、几台电脑、愤怒的小鸟气球、杂乱摆放的舒适椅子，还有轻松的笑声。对于一个周一的早晨来说，教研室里十分有活力。

在教师中间站着的是校长马尔蒂·赫尔斯特罗姆（Martti Helstrom）。他长着灰色的头发，戴着重重的运动型眼镜，最近刚从格雷斯兰（Graceland）旅游归来，他在那里用iPhone拍摄了一个猫王埃尔维斯（Elvis）的短片。我猜他的绿衬衫以及挂在前面的一把黑色大吉他可能是纪念品。我坐着喝咖啡时，大家都笑着看我，马尔蒂一边签署文件，一边说他管理这所学校已经有23年了。

“我们是一个小国，任何孩子我们都输不起。因此，理解孩子们，发现他们如何学习，他们的困难在哪里，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有人都在一起学习，但他们有着自己的步调。只要需要，他们就可以暂停，或者希望有多快就可以多快。

“父母大可以相信我们，因为我们来者不拒，学校不是敌人。有权力的人需要有很好的道德，所以我认为我们没有权力是好事。父母可以选择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哪所学校去，但他们大都送到了离家最近的学校，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会照顾好他们的孩子。我们不想让他们输。当然，这让我们有了很多的自主权，可以用我们认为最适合孩子们的方式安排课程和学时。”

芬兰的教师得到了极大的尊重，它是该国最受羡慕和最受欢迎的职业。经民意调查，当教师要比当医生、建筑师或律师的排名更靠前。所有教师必须拥有硕士学位，很少有人把工资当成对他们的激励。他们怀疑标准化的考试，许多教师称，如果失去了决定如何教学的自由，如果要受到外部检查或绩效工资的支配，他们就会想变换工作。

在教师培训过程中，受训者的最重要品质是移情：能否做到亲切和理解学生，决定了他们能否坚持到培训结束。当他们的培训完成时，通常会接受进一步教育，比如读取更高学位，以及与同事或其他学校的老师共同研究。从事这种职业发展都会受到资助，计划到2016年这笔资金将会加倍。

萨尔贝里称标准化是“创造性的敌人”。取消了标准化的考试，学校就无法对自己排名。相反，它们就有动力共同致力于学校改进，以分享创意、解决问题。这种合作不只是会产生新的计划，还会让每一位教师获得新的职业学习，而且所有的校长都要教学。

“教师非常反对绩效工资，”赫尔斯特罗姆告诉我，“因为它破坏了合作意识。我们不需要那种激励。我们需要激励，每个人都需要，但它必须是发自内心的。我们认为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地提高每一个孩子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如果你有这种成功的感觉，自我感觉就会更好。”

在芬兰，学生的成绩要接受评估。学生得到成绩单，但每个学校都是自己设计的，因此，成绩单无法在学校之间进行比较。国家也会定期进行评估，抽取大约10%的学龄人口作为样本。私立学校可以选择进行同样的测试，并参照国家的标准进行比较。但它是自愿参加的，其结果也不公开。芬兰没有利害关系重大的考试，中央政府的影响也不大，没有学校检查，教师和学校可以保持他们的自治权。

那天晚些时候，我旁听了一堂课，这个班的学生是8~10岁的孩子，他们正在观看一个介绍彩虹如何生成的片子。教室里摆放着钢琴、鱼缸和孩子们为一部学校的电影制作的村庄模型。通常有17名学生在此上课，但那天有几个人因为流感没有到。随着讲述变得十分复杂，好几个孩子站到了他们的椅子上，以便看得更清楚。他们的教师告诉我有时很难做到不干预，在讲话的同时，她还要留意孩子们的情况。

“这比考试更好，如果你能解释清楚某件事情，那么，你就能理解它。我们试过，让孩子们解释如何将分数变换成小数，我几乎快要灰心丧气了！但我们坚持了下来，20分钟后，他们掌握了！”

在中午75分钟的“午休”期间，学生可以选择参加课外活动。一个戏剧小组在表演游戏《公园长椅》，但为了让我能听懂，他们用的是英语。他们不是天使，一个说“振作起来”，而另外一个人会提醒说“你的母亲发脾气了”，但当老师必须离开教室时，他们自行组织了舞蹈练习。

教室外面冬日的早晨阳光明媚，一场激烈的足球赛正在“厮杀”之中。我打断了一位正在读书的年轻教师。

“他们正在学习，”她说，“但我们也在学习。一直都是。他们必须学习理学、数学和语言，但我们必须学习认识他们。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如何能够做到最好。”

“难道你从来没有感到失败、愤怒或沮丧吗？”我问道。

她笑了。“噢，每个人都有不爽的时候。但你要知道，不，真的没有。如果你爱你的学生，你就会坚持下去。你知道他们能做到。你只是要学会如何做到。”

我在校园里并不是经常听到“爱”这个字，但我交谈过的每个人都在表现它。没有人把教书当成一种交换，而是当成了一种终生的关系。但爱呢？当我参观某个高中时，我对校长丽塔·艾勒金允蒂（Riitta Erkinjuntti）提出了这个问题。

“是的，”她说，“为什么不呢？你在这里也可以听到‘爱’这个字。教师了解学生，并且相信他们。当我跟曾经表现很差的学生谈话时，我想：‘你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替你担心。’你必须爱你的学生。”

她所在的学校是赫尔辛基的美湾（Meilahti）综合学校，该校以艺术和设计见长。大多数高中都有自己的强项，学生选择它们正是基于此，而非排名。设计在芬兰的经济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而不是只有玛丽麦高和伊塔拉（Iittala）设计的东西：许多芬兰设计师定义了我们现在称作时髦的样式。从美湾学校毕业，学生要么读大学，要么进入职业学校。该体制设计得没有那么严格，以便让学生在两者之间进行调换，只要他们喜欢就可以这样做。在他们读高中期间，每个学生每周有两个小时的职业指导课，顾问会帮助他们考虑清楚自己的选择，以及他们要走哪条道路。

“我们相信所有的学生。”拉伊拉·皮里宁（Raila Pirinen）说。她是一位亲切热情的女士，既是职业规划顾问，又是教师培训者。在学校放假期间，我跟她待在一起，她仍然工作得十分带劲。

“成绩最好的会成功，但我们不想失去任何一名学生。如果他们需要帮助，他们就会在需要的时候得到帮助。我们有一个强烈的渴望，那就是不要在孩子们中间制造出焦虑。当你害怕时是不可能做出好决策的。我们希望他们做出好的决定。”

早期教育改革者旨在培养的内在动机已经在他们的脑子里扎下了根，因为芬兰人的教育会延续很长的时间。虽然16岁以后的教育不是义务的，但至少93%的芬兰人会完成学业，足以进入高等院校学习，超过50%的芬兰人会继续某种形式的成人教育。

“我总能看到我的学生，他们从来没有真的离开过我！”丽塔·艾勒金允蒂笑着说，“甚至在他们离开之后，我还能在城市里看到他们，或者他们会回来参观校园。很高兴知道他们现在正在干什么工作、正在学的新技术和新的制造方法，这很神奇。他们坚持学习，而我则向他们学习！”

芬兰的民意是反对排名和按能力分班的，芬兰人中成就高、低之人之间的差距是世界上最小的，父母似乎相当愿意将孩子送去最近的学校读书。因为许多学校下午早早就上完课，孩子们可以走回家，在这天剩下的时间里尽情玩耍。

“我们信任这个体制，因为教师很优秀，受过良好的教育。”卡里塔·奥兰多（Carita Orlando）告诉我，“现在更好了。在我上学时，还没有那么自由，我们有点害怕老师。但事情现在较为轻松了，孩子们乐于学习。”

奥兰多有两个孩子，分别是14岁的埃里克（Eric）和12岁的埃丽卡（Erica），他们都在当地学校读书。有一天下午放学之后，我们在他们温暖舒适且有现代感的家里见面了。埃里克在楼上，正在装配一个服务器，而埃丽卡正跟一个朋友玩。春寒料峭，否则，他们就会到户外玩了。他们的父母告诉我，学校课程表按照季节加以调整，这样孩子们回到家以后就总能有户外活动的时间了。

当我们开始讨论学校体制时，我必须给卡里塔和她的丈夫格雷格·奥兰多（Greg）解释什么是排名，他们俩似乎对这个概念感到不可思议，他们不理解这会有什么好处。就像世界上其他的父母一样，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学校表现良好，但似乎对“一个孩子的进步可能会让其他孩子付出代价”这一理念困惑不解。他们对自己的孩子或自己并非没有奢望。格雷格经营着赫尔辛基一家较大的宾馆，卡里塔则创立和管理着自己的会计公司，但她会抽出时间担任一家学校的董事。

芬兰人不是天使，他们的学校也并不完美。就像其他的国家一样，他们也发生过校园枪击案，也总有一些孩子不能成功，当然不是很多。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无法消除，但让人惊奇的是，这个教育体制的成功不是靠学校延长上课时间、增加家庭作业、增加考试的分数或门槛而取得的。它并没有为学校、教师或学生创造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截至目前，芬兰有意避开了教育的企业化，并且将之视为一种威胁。但是，芬兰之所以做得这么好（像韩国一样），按照PISA的安德烈亚斯·施莱歇的说法，在于它的学校让每一个人知道了：芬兰的教育者不接受“若要有胜者，必定有输者”这一观念。

“PISA的目标，”施莱歇说，“不是促进国家之间的竞争，而是获得国家进步所需要的深刻见解。许多地方做到了：韩国、中国、波兰、新加坡，”他沮丧地补充道，“甚至是德国。”

“我们得到了教训。我们现在知道单纯用钱无法让你买到良好的教育；钱只能解释其中大约20%的结果。我们知道早期的按能力分班和取得的成就无关。最成功的体制都旨在成功地提高所有人的成绩，而不是只对少数人有利。我们知道，国家的教育成就与绩效工资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教师能得到还不错的工资。我们知道没有什么教育体制可以凌驾于其教师质量之上。”

如果教育只是为了培养劳动力，芬兰的雇主并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我跟会计公司、宾馆和高科技公司的招聘经理和其他经理谈过，如果他们有什么忧虑的话，那就是他们的工人所受的教育可能超过了岗位的要求。但在一个逐渐看重知识而不是实物资产的社会，作为一个小国，芬兰的生产力是非常高的。2005年，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芬兰在人均科学出版物数量上排名第四，超过了美国、英国和德国，而且人均专利数量也高于平均水平。2011年，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对世界领先国家的技术和创新能力进行了评估，他给芬兰的评价最高。帕西·萨尔贝里认为，让学生为更具竞争性的经济社会做好准备的方式就是在他们读书时不要有太多的竞争。

我想，在参观过的芬兰学校里，我还看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发挥作用。我在埃斯波的教室里看到了它，我在美湾综合学校明亮的餐厅里看到了它，我曾经坐在那里与老师学生一起就餐。饭菜和你期待中的学校食物没什么两样，卫生，但没有什么味道。因此，动力不是来自于这些食物，而是活力。

芬兰的教师把自己看成学生。在我跟他们的每一次交谈中，他们都会讨论自己正在学习的东西，以及他们目前有什么发现和研究。就像布莱考顿小学蜜蜂项目中的老师那样，他们会表露和分享自己的好奇心。他们有动力延续自己的教育，合作开展研究，改进教学方法，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学生，就像他们教的孩子一样。于是，在他们自己的意识里，以及学生的意识里，他们没有处于支配的地位，没有把自己看成是门卫、裁判或记分员。相反，他们与学生一起共同度过人生的这一段旅程，在此过程中，他们会继续探索、犯错和学习。

我们全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拥有富有创造性的、勇敢的思维，在短短的考试季和赛季之后，这种思维仍旧存在，在犯错时会很快恢复活力，独创性地应对世界变化，并且与同事共事时慷慨大方。我们希望孩子们的未来不是取决于进入了正确的学校、认识了合适的人、打败了朋友、作弊和吸毒，或者是足够幸运在正确的时间碰到了生命中的贵人。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持续地学习。

“我的动力并不是学校。”当我们在麻省理工学院相遇时，贾斯廷·赖利告诉我，“我喜欢建东西，就是那种从无到有、给别人制造出有用东西的想法。我喜欢一而再再而三地做这种事，就像坐过山车。一旦你感受过那一刻，你就会想再来一次。”

[1] 美国中学的理学（science）课程包括物理、化学和生物三科，不包括数学，并非中国包括数学、物理和化学的“理科课程”。

[2] 美国电视剧《百战天龙》的男主角，他从不用枪，不使用暴力，而是用科学知识，利用身边的不起眼的小东西化解危机、除暴安良。

[3] ERB即Educational Records Bureau的首字母缩写，意为“教育档案局”，位于纽约。因该测试由教育档案局主持设计，简称为“ERB测试”。

[4] 哈佛学院是哈佛大学下面可授予本科学位的两个学院之一。

[5] 新加坡剑桥O水准考试（Singapore-Cambridge 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Ordinary Level Examinations）简称GCE O Level，译为“O水准”，是由新加坡教育部和英国剑桥大学地方考试委员会共同主办的统一考试，也是新加坡中学生的高考，每年举行一次，并且其成绩为英联邦各个国家承认。

[6] 在英国政府官职序列中，Secretary是指大臣，他们的部称为department，不叫ministry，secretary of state即国务大臣，其下是属于部长的secretary，他们属于民选的政务官。在各个部里面，还有负责事务的最高领导permanent secretary，属于事务官，不是民选的，中文一般翻译为“常务副大臣”，其实这个职位是部里面的最高官员。

[7] 德国的中学大体上分为普通中学（Hauptschule）、实科中学（Realschule）和文理中学（Gymnasium）三类。成绩最好的进入文理中学，将来可升入大学，政府领导阶层、社会精英多半出于此；成绩一般的进入实科中学，毕业后可进入高等专科学校；成绩三流的进入普通中学，出路是加入蓝领阶层。

第三章 男女之争：恋爱如战场

伦敦奥运会期间，所有的体育爱好者都沉醉其中。每次对决、每个分数、每次胜利都能推导出关于伦敦、全球化、竞技热、国民性、种族关系、历史、地理、色彩、设计、天气和衣服的有意义的结论。酷暑难耐，经济低迷，赛场上却捷报连连，它们必定有某种意义。在许多令人愉快的新闻标题中，有一个十分突出：姑娘们不是做得很好吗？2012年，4847位女性参加了奥运会，121人获得了奖牌，其中至少有77枚金牌。

这无疑是种巨大的变化，它不只是发生在伦敦，而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毕竟，在1908年时，男性竞技者的数量要大大超过女性竞技者，其比数为53比1。40年以后，这一比数下降到了10比1，但到了2012年，女性运动员与男性运动员已经差不多势均力敌了：在英国派出的541名运动员中，女性占到了262名，而且每个国家的代表队都有女运动员参赛，这在奥运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然而，比数字更让人吃惊的是战果。美国继续领先奖牌榜，这一点不会让人惊讶。让人大吃一惊的是：美国女性获奖数高居奖牌榜榜首。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女运动员的成绩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运动员，而且胜过了美国的男性，她们赢得了58枚奖牌，而美国男运动员只获得了45枚；在美国获得的46枚金牌中，女运动员占了29枚。

这在当时是惊人的，现在也是。毕竟，这些奥运会成绩与女性表现研究的学术文献大相径庭。一次又一次的实验表明女性不喜欢竞争，在对抗的情况下，她们的表现较差，而且不会自愿参与比赛。古老的刻板印象让人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女性较和善、较温顺、较懦弱，更喜欢交际和合作。女性留在洞穴里照看后代，而具有攻击性的男性伴侣则外出打猎和杀戮。女性缺乏睾丸素、胜利史、嗜血和杀手的天性。养育子女、母性和爱心，这些成就她们可爱特质的因素也造成了她们的失败。

看到女性在奥运会上的表现，企业负责人必定感到了困惑和心慌。他们认为女性天生缺乏竞争动力，因此有借口拒绝女性进入最高管理岗位、不给她们支付最高薪酬、不让她们进入董事会。虽然有些人仍然认为女性的能力不强，比如哈佛大学前校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但其实并不是女性能力有问题，只是因为她们缺乏争强好胜的热情。

女性肯定天生没有竞争力，这种信念引出了一些奇怪的想法。过去5年来，一系列的实验尝试将冒险与月经周期相匹配，试图证明女性真的每个月只有一次竞争，那就是在她们排卵期的竞争。从进化的角度看，这应该有意义，因为愿意竞争会增加受孕的可能性，并可提高后代的质量。但双盲随机试验却破坏了支持这一观念的基础。

剑桥大学性别研究中心组织了一次有关性别差异的讨论，并且聚集了世界上研究此问题的学术权威：语言和交流专家德博拉·卡梅伦（Deborah Cameron）、被哈佛大学指定将真正的科学应用到萨默斯推论的伊丽莎白·斯皮克（Elizabeth Spelke）、以定义孤独症与“男性脑”而闻名的西蒙·巴伦科恩（Simon Baron-Cohen）和进化生物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他们进行了严肃而博识的争论，但最能激发人们思考的是他们的结论：男性科学家认为男女在竞争中存在差异，但女性科学家不同意。女性科学家无法确认男女之间存在任何基础认知或发育上的差异。

这一结论可能会让人吃惊，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应震惊。在观察竞争时，同样出现了分歧：当男性科学家看到男女在竞争上的差异时，女性社会科学家却没有发现什么重大的差别。很多情况是因为差别极其微小、实验设计太复杂或测量结果有误差。但在一片议论纷纷之中，有一个清晰的声音开始回响：女性不太可能选择竞争酬赏制（competitive reward structure）。相比于完成工作而得到酬报，或者因为业绩比同事高出多少而受到奖励，女性常常更愿意选择因为她们的工作而得到酬劳，但那些选择竞争的女性的表现和男性一致。因此，不是女性不能竞争，而是她们不喜欢那样做。

这不可能是因为她们关爱和仁慈的天性。琳达·巴布科克（Linda Babcock）是一个学者，她证明了女性薪水过低的原因是不能通过谈判争取更多的薪酬，她假定让女性打消谈判念头的原因不是缺乏竞争力，而是因为她们认为自己会输。通过做实验，她发现自己的假设是正确的：为发起薪酬谈判，女性要比男性付出更高的社交成本；而且男人对女性的评判更加苛刻。尝试为更高的报酬而谈判对男性与男性一起工作的意愿没有影响，但对男性与女性一起工作的意愿有很大的消极影响。因此，不为薪水谈判而想方设法地竞争，只是消极的现实主义。

出生于以色列的行为经济学家尤里·格尼茨（Uri Gneezy）也涉足这一艰涩领域，这位勇敢、富有想象力的学者对于解决难题有着巨大的热情。当我们在一个明媚的早晨相遇于加利福尼亚州时，他显然胃口大开，这可不仅仅是说他想吃早餐，他还想了解新观念和新兴产业。他的研究之所以吸引人，乃是因为他喜欢在现实世界中做实验或观察实验。虽然他跟任何同行一样很容易就会涉及博弈论，但他并没有像许多学院派经济学家那样闭门造车，而是将自己的发现建立在对现实世界的仔细观察之上。《罚金即价格》（A Fine Is a Price）是他被人引用最多的文章，该文大胆地挑战了货币在人类动机中所扮演的角色。把握了金融脉搏之后，在性别之争这个问题上，他不满足于仅作尝试。相反，他为这一争论赋予了一种独特、坚实而又十分新奇的思维方式。

回顾有关男性和女性对于风险和竞争所持态度的全部文献，他得出的结论是“存在差异”，只不过这种差异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巨大而明显，而且这些差异很多是由社会决定的。在很多研究中，女性比男性更厌恶风险这一事实被理解成缺乏竞争的动力，但格尼茨不以为然，他推测，或许女性仅仅是对她们的能力缺乏自信而已。可能竞争意识并不是一种天生的、无理性的动力，它可能是取决于环境和文化的慎重“算计”。

格尼茨想到一种疯狂而又绝妙的方式来验证他的理论。如果竞争意识是由社会决定的，那么，相比女性缺乏权力的父系社会，在女性掌握权力的母系社会中，女性会更自信吗？当然，找到一个母系社会非常不容易，但格尼茨找到了一个，即印度东北部的卡西族人（Khasi）。那个地方的家庭生活是围绕着祖母运行的。最年轻的女儿永远不会离开家，当年长的女儿在附近建立自己的家庭时，她最终就会变成家长。丈夫加入妻子的家庭，他们没有财产，没有权威，也没有真正重要的社会角色。作为对比，格尼茨还找到了坦桑尼亚的马萨伊人（Masai），对于丈夫来说，妻子还不如他们的牛重要，如果问及他们有多少孩子，他们不会将女儿计算在内。

格尼茨用特有的沉着冷静设计了一个实验，不管是对母系社会的卡西族人，还是对父系社会的马萨伊人而言，这个实验都易于理解和进行。重要的是，实验任务非常简单，不必依赖任何特殊的才能或体能，只不过是把网球扔进一只桶里。他们会组队比赛，并且会要求每个队做出一个选择：他们是喜欢每成功投中一次就得到奖励，还是根据他们比对手多投中的次数而领奖。

两种文化的人掷球的天赋大致相当：参与者投中桶的比例都是约1/4。但是，实验的重点在于：坦桑尼亚马萨伊的男人比女人更多地选择参与竞争，而印度卡西族的女人比男人更多地选择接受挑战。此外，多少出乎格尼茨意料的是，最终结果证明印度妇女比非洲的男性更渴望竞争。换言之，如果生活在习惯于成功和权力的文化中，女性更愿意竞争。

实验涉及的是似乎相距遥远的部落和人，但其发现是真实的。不仅是男人和女人都有竞争之心，而且生活在自信环境中的男人和女人更希望参与竞争。很多企业和政界中的女性不求进取的原因不在于她们从生物学上注定是“花瓶”或弱者，而是因为她们对于自己成功的机会有着精明的判断。“很明显，”格尼茨沉思道，“虽然很多杰出的女性因为拒绝竞争而损失了经济利益，但表现不佳的男性同样因为参与竞争而受到伤害。”

性是一种竞赛

在职场上，评估取胜的机会似乎相当简便。不过在追求性、爱和婚姻时，它又非常微妙。克莱尔（Clare）告诉我说：“我总在想，要想俘虏一个小伙子，我必须特别漂亮，还要有一点风骚、聪明，但不要太聪明。”她在一家工程公司刚刚升任高管，聪明，有教养，和男性职员配合默契。但当她外出约会时，她会关心自己的能力会给人留下什么印象。

“我想要自信，我的意思是说，我是自信的，但你不能太强势。如果是第一次约会，我会想：要小心，要注意观察信号，第一次约会，这个家伙对我有多少感觉？”她有点紧张地哧哧笑起来，“确实需要技巧，因为你想要给那位小伙子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你不能让他感觉低人一头。”

当我问单身男人如何吸引女性时，发现他们有一个类似的想法。罗布（Rob）30岁出头，在媒体行业工作。他的两个哥哥都已经成家，并养儿育女，他说家人希望他像哥哥们一样。

“我知道我的家人期盼着我能把一个漂亮的女人娶回家，因为我哥哥们就是这样做的。因此，一方面我想让未来的妻子比嫂子们更好，另一方面又怀疑自己的条件能找一个非常好的女人吗？我心里很纠结，因为你必须拥有一切，太累人了！身体、心灵、工作、前途、同情心，等等，你知道的，一切。”

罗布说，自己的腼腆并非只是假装正经。他不想给人留下太有心机、老谋深算的印象。但他坦承他是以一种竞争心态考虑自己的恋爱生活的，不只是他的哥哥们，其他所有男人都是他的竞争对手。

作家和治疗专家斯坦利·西格尔（Stanley Siegel）对于这样的表现方式没有那么不好意思。西格尔写道：“所有男人都会在更衣室或撒尿时与其他男人比较‘老二’的大小，这种对大小的目测不是让他们面露得意之色，就是让他们觉得气馁。‘我这是播种用的，不是用来炫耀的’，这话让人觉得耻辱。”

一名帅气、坦率的小伙子告诉我说：“男人想让他们的‘老二’变大10倍。”当男人不得不与女伴的前男友比较阴茎的大小时，他们常常会有怎样的烦恼呢？是咧嘴傻笑着向赤裸的私处致意呢，还是报以得意的笑容？当男人打算发生性行为时，难道他们不会因此感到焦虑吗？

西格尔的女儿阿莉莎（Alyssa）有同感，她也是一位治疗师。许多男性客户的脑子里总是纠缠着“老二”尺寸的问题，挥之不去。“和我讨论过这一问题的男人中，每个人都会测量自己阴茎的尺寸，然后上网去跟其他人比较大小。我认为这种不安全感来自于男性竞争的深层内涵，这种竞争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先天的。大多数男人害怕他们没有吸引和保住伴侣的能力：她会幻想其他男人、离开我去找天赋异禀的人吗？”

伟哥（Viagra）和西力士（Cialis）在美国市场的年销售额就高达近40亿美元。随着伟哥专利权的失效，制药公司一窝蜂地抢着开发睾丸素类药物。即使激素的滥用会引起血栓、肿瘤、不孕和肝损伤，门诊医生还是会开出睾丸素类药物，把它当成是一种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因为它可以提升男性对待性的心情和兴趣。

虽然这些药物针对的是男性（并且大多是由男性开发的），但性欲对于女性也同样重要。它并非是一种新近的现象，在缝纫机、电风扇、水壶和烤面包机出现之后，1901年出现的第五种家用电器就是女用震动器，15年以后，它的销量就超过了烤面包机。进化生物学和现代性学的大量研究证实，女性的性欲与男性一样强烈，女性同样也会准备花费大量金钱用于吸引异性伴侣。在世界范围内，尽管最近不断有可怕的事件爆出，但隆胸业每年的产值超过10亿美元。为了追求外表上的吸引力，大量模特和名人的乳房、臀部、嘴唇和脸不是被增大，就是经过了整修。

但是，身体上的天赋条件往往还不够，财产可以替代这些方面的缺失。我面谈过的所有男性和女性都坚持认为：他们不会认真考虑在财务上不能做出贡献的伴侣。失业的演员、音乐家和艺术家通常是不被列入考虑人选的。在中国，这种偏好更加明显：如果一个男人没钱买房，他将很难找到媳妇。在一个男性要远远多于女性的社会，男人买房就是为了提升自己在婚姻市场中的地位，但这只会促使房价的上涨，使得谈情说爱和住房成为一种高风险的竞赛。有些观察家将中国的房产比作孔雀的羽毛：它是夺人眼球的装饰，没有它的话就无法自信地炫耀。

性是一种竞赛，这种观念贯穿于人类史和神话之中，从希腊诸神、小说家简·奥斯汀到寻找真爱的小说女主角布里奇特·琼斯（Bridget Jones）。男人要与身体、职业或财产实力强于自己的其他男性展开竞争，女性则与聪明、妩媚、标致或可爱的其他女性相竞争。

“刚才，我跟朋友们出去玩了，”克莱尔告诉我，“里面有一个小伙子，很帅，而且单身。他表现出一定的兴趣，后来我们去了另一家酒吧，然后是一家俱乐部，我注意到另外两个女孩老是跟着我们。我记得我当时想：‘我要想办法制止这事。我不愿意看到她们那样。’我只是为了好玩，但也下了决心。我受到了青睐，那两个姑娘不太好受。这的确是一种竞争。我假装什么都没看到，却做了取胜需要做的事情。”

她停了一会儿，露出可悲的微笑。

“如果你没有赢，就会感到垂头丧气。我愿意领先，而不是在后面追赶。我喜欢赢。如果我觉得我赢不了，我就会退出，因为我不想输。”

竞争中的生理本能

根据心理学家戴维·巴思（David Buss）和辛迪·梅斯顿（Cindy Meston）的研究，女性愿意性交的原因有237种。他们还没有关注男性，但男性性交的原因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例如，女性可能是感到无聊、想离上帝更近、让他们的伴侣感觉更爽、惩罚伤害过她们的伴侣、给她们的朋友或伤害她们的敌人留下深刻印象、作为物物交换中的礼物、提升自信、治疗她们的头疼。女性常常把她们的性伴侣视为战利品或奖品，甚至只不过是与多少男人完成性交的记录而已。在很多女性眼里，为了能够成功跻身优胜者的圈子，赢得一位有魅力的伴侣是一项必须取胜的比赛。

现在听年轻人谈论约会场景既有趣又令人难过。克莱尔和罗布都是30岁出头，工作和社交生活都很努力，工作成功、压力不大。外出约会或与朋友聚餐是周六晚上的惯例，感觉就像是必须做的事情一样。穿什么样的衣服，如何举手投足，谈谈前途如何，判断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这些并不容易。

“对我来说，这是最难的部分，”汤姆告诉我，“你看到有些人很有吸引力，你想认识她们，但随后的问题是：她们对我感兴趣吗？有时我会想：她们过多久才会提及男朋友、伴侣、未婚夫或丈夫？用时最短的是多少？25秒！某种程度上，我仍然感觉自己是14岁的少年，坐在学校迪斯科舞厅的边上。你想乐在其中，却不想像一个傻瓜一样冒险。”

汤姆可怜而心虚地笑了笑。他是一位帅气的男士，干着一份体面的媒体工作，却透露出失望之情。像其他每一个谈论性别竞争的痛苦与快乐的人一样，最终他接受了这也是市场竞争的说法。

“你会听到这些暗示，意思是说：我可不是市场上的货物，我已有男友，心有所属，被人预订了。你能听下去，那是因为你不想让人感觉你很傻，但也不想浪费时间与这个女孩长谈，因为一旦她的白马王子走过门口，她就会飘然而去。”

玛丽说道：“市场——我讨厌这种说法，感觉像是来到了卖牲口的大集。”玛丽是一名漂亮的年轻女子，金黄色的长发，目光沉着而温暖，她叙述了在埃克塞特大学所受到的伤害和蔑视。学生宿舍收取不同的价格：有的公寓有专门设计的浴室、双人床和一日三餐，这可比她选择的廉价而老旧的住处昂贵多了。

“人的确是在相互判断对方是否可以成为潜在的伴侣。第一天晚上我遇到了一个家伙，他穿着一件连帽衫，上面印着我去过的一处滑雪胜地的广告。因此，我们就从滑雪开始聊，10到15分钟之后，他问我住在哪里。当我告诉他我住在哪幢公寓楼时，他只是说了一句‘很高兴认识你’，就一走了之！我气得浑身哆嗦。我理解不了，这种无情之人怎么能够找到对象。”

从十几岁的孩子到退休的老人，从同性恋到异性恋，从已婚的到单身的，我交谈过的每一个人在描述伴侣之争带给他们的痛苦时，无不心怀恐惧或厌恶，当然也有人表现得很幽默。他们害怕私下或是公开地受到羞辱，这种心理是十分强烈的。对于成功的幻想是疯狂的，而且常常是不切实际的。大多数时间里，大家都在假装快乐。

“周六晚上，”彭妮（Penny）抱怨说，“感觉好可怕：如果你有地方可去，那就必须花一整天做准备。如果你没有地方可去，上帝啊，你就太失败了。或许你已经辛苦地工作一周，想蜷缩在家里看看光碟。但你感觉很可怜，你会想：‘如果我这样过周六，后半生都会这样过，直到有一天，我成了一个有点疯癫的老太婆，有一天会被人发现死在床上，旁边还有几只猫。’因此，你要重新振作起来，粘上假睫毛，穿上鞋子，蹒跚着走下楼梯，几乎站不住，因为……”她突然停下不说了，之后是长时间的停顿，仿佛突然精疲力竭，“我不知道为什么。有时我真的不知道。只是……因为……”

彭妮在伦敦一家大型会计公司工作，工资很高，预期有一天还能成为公司的合伙人。她已经远远超过了其父母在职业上的成功，她父亲是一位学校老师，母亲则是家庭主妇，偶尔会做一些代课。彭妮对自己的成绩感到自豪，而且父母因她而骄傲。但她莫明其妙地感觉这还不够，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困扰她。

“在会计公司工作不是世界上最迷人、最浪漫的事。”她大笑起来，“我的意思是说，‘我在会计公司工作’不是最有趣的开场白！因此，你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更努力地展示你的另外一面，以推翻男人认为你沉闷无聊的假设：‘瞧，我有幽默感！’‘瞧，我可以穿性感的鞋子和紧身裙。如果摘下眼镜，我真的是人类！’”

许多次周六夜晚的约会都徒劳无果，彭妮感到失望和筋疲力尽，于是转向网上交友。她希望通过分析数据来找到完美的匹配者，从而可以直奔主题。她的朋友尝试过，而她则希望更快地找到满意的对象。

“但是，你猜怎么着？在线照样竞争！你要跟其他所有女性一样，通过照片接受评判……这种体验相当可怕。我不是那种很有魅力的女性，但其他人精通摆造型。而约会网站的男人，有些穿着礼服，有些在山顶上，看上去很古怪，有一个人还戴着自行车头盔，刚完成铁人三项赛事。实在是非常公式化，也很吓人。”

克莱尔、罗布和彭妮都与不同的伙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们“仍在寻找”，但当我坚持想听到直截了当的回答时，他们承认寻找的就是一个结婚对象。然而，避孕、女权运动和性解放可能已经将性和婚姻分离开来，但在普通人的心目中，它们仍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1962年，海伦·格利·布朗（Helen Gurley Brown）出版了令人震惊的小说《单身女孩》（Sex and the Single Girl），尽管从头到尾都在指导女性如何获得令人满意的性，却仍然坚持认为婚前性行为的全部意义在于学会如何选择和成为完美的配偶。2004年，该书再版，格利仍然维持自己的观点：婚前性行为是一种实习。她的书既教女性如何成为极好的爱人，寻求性满足，又教她们如何发现自己喜欢和需要男人的相关特质。但结局总是婚姻。

婚礼也是竞品

婚礼就是奖励，这是大众媒体无情鼓吹的一个主题。名人杂志满是记录这美好一天的照片，甚至《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也觉得必须让主角嫁给一个高富帅的男人，才能为这个连续剧画上句号。虽然该剧冒着极大的风险描写性和女性友谊，却让卡丽·布拉德肖（Carrie Bradshaw）继续单身，这种处理确实太过极端了。

像《执子之手》（Take Me Out）、《晚餐约会》（Dinner Date）、《女友》（Girlfriends）和《为百万富翁做媒》（The Millionaire Matchmaker）这样现实版的电视竞赛走的都是老套路，将性或婚礼定位成最后的战利品。在《单身汉》（The Bachelor）中，浑身肌肉的男子要开飞机、使用电动工具、比赛开摩托车、赢得铁人三项赛、修理房屋和喜欢小狗，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他们具备做一家之主和父亲所需要的身体素质、财务资源和情绪能力。这些身体和财务资产赋予他们权力，可以从25名诱人的佳丽中挑选一人，完成“童话般完美的结局”。《单身女郎》（The Bachelorette）则将这一形式翻转过来，它让主角变成了漂亮、健美、动作优美如芭蕾演员的购物狂女性，她们敏感而伶俐，要从25位心怀渴望、下定决心的和身体健壮的男人中找到她们的白马王子。这些电视真人秀大获成功的原因很简单：有人求婚就是你的胜利。虽然这些情侣关系多数离开镜头后就会破裂，但《单身汉》第13季中有一人最终举行了真正的婚礼，这件事在美国引起了轰动，电视竟然播送了婚礼现场，似乎它是一件国家大事一样。

英国人不需要这种骗人的把戏。大型奢华的婚礼是最终庆祝胜利的仪式，人人热议的王室求婚仪式表现得最明显了。至于戴安娜王妃，童话般的故事变成了警世寓言，但没有关系。当“等待的凯蒂”（Waity Katie）成功地俘获了威廉王子的心时，她因其策略性的耐心等候而广受赞誉。

“28岁时，我跟一个男人约会，我确实爱他，他也爱我，我们决定结婚，”伊莫金（Imogen）告诉我说，“我要获得我想要的东西了，当然说的是婚礼。我们订婚时，我的父母很是激动，但我们显摆得过火了，越来越兴奋，他完全被吓坏了！而我则被突然抛弃了。这是一次可怕的经历，众人皆知。你告诉大家你要结婚，之后你必须告诉大家你又不结了。生命中的唯一，完美的一天，年轻女孩都有这样的梦，而这个年轻女孩的梦破灭了。感觉太失败了。”

进化生物学家认为：所有的物种都有繁殖的动力，而我们追求性伴侣，那只不过是做了所有生物要做的事。有些研究人员走得更远，他们认为战争源于性的竞赛，而在男人仍然是一夫多妻时，这种竞争是普遍存在的。因此，一夫一妻制是社会稳定和文明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政治家仍旧认为给已婚夫妇减税有益于社会，等于这是给这些夫妇的持续性现金奖励）。但是，如果将对性伴侣的追求固化成一种比赛，就等于是过分强调了奖品：非常漂亮的伴侣和盛大的婚礼。

虽然现在讲还为时过早，但同样的竞争故事也适合同性恋的婚姻。我所交谈过的所有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都坚称同性恋的约会地点并没有那么难找。有些人喜欢到处跟人睡觉，更多人则比较专一。现在，公开自己的性取向比较安全，这使得约会地点变得不那么危险，也不再有那么大的秘密可言。

“我认为，在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恋的人群（LGBT）中，婚姻仍然是很多情侣关系的目标，”辛迪告诉我，“最终是为了领到那张纸。它是身份的象征，它给了你退出这个市场的许可。当然，我们还不知道离婚率是多少。但有一点肯定是对的，那就是结婚、领结婚证被看成是一种成就。”

婚礼仍旧是一个大买卖，从其标价就能清晰地看出这一点。婚礼的花费平均在28000美元上下，这已经超过了大多数美国人年收入的一半。纽约是美国结婚最昂贵的地方，在这里，婚礼的花费徘徊在65000美元左右。结果，1/4的新婚夫妇要从借债开始他们的婚姻生活。但是，他们没有想过将来怎么办，只是要庆祝胜利。

“毫无疑问，”戴维告诉我说，“我把它看成是最后的撞线。我42岁结婚，一方面，这意味着我退出了竞赛。终于松口气了！另一方面，我认为这就是‘你赢了’的那种感觉：拥有了奖品一样的妻子及其一切。我曾经说过：因为挑三拣四，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我朋友们认为：哇，我真走运，脚踏多只船，还有足够的男子气概将奖品揽入怀中！所以啊，这就是一种胜利。”

“我觉得戴维确实以我为荣，”萨拉回忆道，“我比他小10岁，那时候，非常苗条，非常漂亮。而且我对自己也感到满意，因为我真的认为他就是我的唯一。我搞过策略，也计划过，确信这次奏效了。因为我有过其他的男朋友，但没有成功地交往下去，我决心这一次要搞定。

“我还记得我的婚前单身派对，周围坐的都是我的女性朋友。她们大都结婚了，当然还有些没结婚，我们开始谈论我们的丈夫、男朋友挣多少钱，比较薪水和发展前景。我坐在那里感觉颇为自得。这是一场追逐赛，我就像马拉松运动员那样实现了自己的策略。因此，才有大喜的日子，又是教堂，又是礼服，我赢了！”

萨拉和戴维的婚礼照片反映出同样的情况：自豪的父母喜上眉梢，旁边是得意扬扬的新郎和新娘，你几乎还能听到欢呼声。但现在，他们都认为那有问题。

“婚礼后的那天很奇怪，”戴维回忆道，“感觉就像是大派对之后的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认为我会感觉到不同，但是我没有。有点宿醉之后的难受，但这就是所有的感觉。”

“我确实从未想过更远的事，”萨拉说，“嫁个丈夫，生几个孩子。就这些吧。这就是我要做的事。之后，我坐在家里想：现在怎么办？我年轻，我聪明，我仍然漂亮，我现在要干些啥呢？”

男女关系中的成败思维

人们一般认为，盛大婚礼是中产阶级的追求，但事实上，这种现象超越了阶级、文化和国家。在伴侣竞争之中，它不是唯一的奖励。在许多不追求婚姻的社区中，他们看中的大奖是孩子。在诺丁汉社区，我亲眼看到了这种现象，在这里，我遇到的许多年轻女性在离开学校不久就期盼着生育宝宝。14岁大的女孩轻松地谈论着她们想要多少孩子，是先有个女孩比较好，还是先要个男孩。

“你希望孩子的父亲长得很帅，”贝思告诉我说，“因为你想要一个漂亮的宝宝。你会睁大双眼，肯定不会跟难看的人发生性关系。谁会想要一个难看的宝宝呢？因此，当我考虑那帮家伙时，我要看的是：此人真有男人味，身体强壮。如此一来，我就知道我会有一个漂亮的宝贝。”

贝思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她说她父亲长得也很帅。他已经不在了，但这不会让她感到烦恼，因为她大多数朋友的父亲也不在家里。她是一名精力充沛、足智多谋的女青年，热情奔放而且机灵。我想知道的是，她曾经想过不要孩子吗？

“可能吧，可能没想过。但你必须有计划，还有其他事情需要你去做。不过，找不到工作的话，你会做什么？没有工作，没有钱，没有孩子，多么失败啊！”

对于贝思和她的许多朋友来说，生一个孩子是成年的标志。对于她那社区的许多男人来说，成为孩子的父亲是有男子气概的象征。有些人会夸耀自己养育的所有孩子，他们的高产表明了他们的性能力。

将性的征服当成是一种竞赛所带来的问题不仅是因为它失去了人性，而且是因为它将注意力放到了对结果的追逐上，很少想或者不去想以后会发生什么。就像是学习和测验，即刻的奖励要比长期的过程更被看重。每个人想的都是如何像头条新闻般宣布怀孕，很少有人承认聪明伶俐的小娃娃不会一直这么可爱。一旦所有的兴奋消失殆尽，养育孩子的艰辛所能给予的奖励就非常少了。同样，盛大的婚礼过后则是长年厮守的平凡日子。

婚礼之后，戴维和萨拉生了两个孩子，还养了一条狗。作为管理咨询师，戴维要长时间地工作，萨拉则在医药行业兼职。与许多夫妇一样，他们都努力处理好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的平衡。但是，他们之间的问题越来越多。

“戴维挣的钱至少是我的两倍，他支付我们所有的假期消费，他买的房子。因此，我感觉我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做些补充：熨衣服和做饭。当然，时间不长，我就厌烦了。情况发生了变化，我只是想：‘我在这里劳作，这是我的家、我的孩子。’我只是觉得：‘你掌握了所有的钱？好吧，在家里所有的权力归我。’如果戴维不出力，那么我就认为他没有贡献。因此，他对孩子来说就没有用处，从来不知道东西在什么地方。他用钱竞争，我以家务竞争。我们都能得分。”

他们都知道，家庭生活变成了一场长期的战争。他们成了“吵架达人”，习惯性地设法胜过对方。如果戴维工作上取得了成功，萨拉就会让他感觉在家没有用。如果萨拉为他们某个孩子安排了一次极好的生日派对，戴维就会抱怨他必须支付账单。现在回过头去看，萨拉说她现在意识到正是自己让他的偷情成为必然。

“我不让他在家里赢，当然，他就不得不在其他地方赢。因此，他就有了风流韵事，但我没有注意到。工作是他成功的寄托，当然也是他的选择，我知道他这样做的原因。”

萨拉和戴维现在分开过了。当我问戴维，在他们婚姻破裂的过程中竞争扮演了什么角色时，他若有所思。起初，他避开了这个话题，但在我们后来的谈话中，他又重新说起了它。

“我猜，我们都是那种竞争心强的人。我总要赢。我搞的那些暧昧，我猜你可以叫它们‘征服’，某种程度上它们只是我单身生活的继续。但我也想，如果我在家赢不了，明白地说吧，萨拉也不打算让我赢，那么，我只好到别的地方参加比赛了。”

偷情并不常见。学术研究指出，夫妻二人花费了很大的精力“监护他们的配偶”，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多数人经历过所谓的“挖墙脚”或“第三者插足”。偷腥的两个最大好处是报复和征服。

埃米莉·布朗（Emily Brown）是一位婚姻治疗师，她在实验室里对夫妇间不忠行为进行了研究。她看到的是，偷腥几乎总是与权势有关。

“通奸是竞争的一种形式，”她告诉我说，“等于是说，有些东西我得到得不够，可能是性、关心、爱、成功，因此，我有外遇也是说得过去的。如果你把成败思维带到夫妻关系中，那是毁灭性的。不敢承认犯错也是一个问题。这些小的竞争因素只会产生裂痕，让人们慢慢地走向分手。如果妻子非常成功，很多男人也会非常挣扎。不是所有的夫妻都如此，但很多如此。”

近期的学术研究证实了布朗的实验。凯特·拉特利夫（Kate Ratliff）和重广大石（Shigehiro Soshi）设计了一项实验，测试伴侣的成功如何影响自尊，他们发现了一个明显的性别差异。“男人的内隐自尊在他们的伴侣成功时较低，而在他们的伴侣失败时会增高，相反，女性的内隐自尊则不受影响。”他们谨慎地指出这些发现适合美国人，而在欧洲人和其他群体中存在着更多的变化，暗示人们的态度取决于社会规范，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性的竞赛也是权势的争夺，安·兰德（Ayn Rand）及其助手纳撒尼尔·布兰登（Nathaniel Branden）之间的情侣关系是更有戏剧性的例子。布兰登比她年轻25岁，他对兰德一见倾心，成为她狂热的倾慕者（甚至还有一种说法，在遇见她之后，他将自己的姓从“布卢门撒尔”[Blumenthal]改成了“布兰登”，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增强与她的亲密关系）。作为一名狂热的“信徒”，与兰德的暧昧关系起初让布兰登受宠若惊，他对这种关系的前景感到兴奋。他们信仰“合乎道德的生活应当是追求理性利己的”，既然他们各自的配偶知道，至少是默许这种婚外情的存在，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就完全符合他们的信仰。甚至出轨所带来的性紧张好像也给他们的婚姻增添了某种情趣。

但是不久，事情就慢慢变得清楚了，以身心交融为起点的这种关系（布兰登如此描述）其实是兰德特意谋求的事情，目的在于全面控制她这位年轻门生的生活。要维持对她的忠贞，布兰登必然对自己的妻子不忠，投入所有的时间、精力和思想为她工作，并且对朋友和同事撒谎，不承认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因为兰德坚持要保守秘密。换言之，他必须在身心上完全服从于安·兰德的需求。起初这是令人兴奋的，因为她是名人，而且他已经被她的思想观念迷得晕头转向了。但是，这种婚外情成为一种关乎存在的竞赛：谁更重要？谁的理念意义最大？在由爱、性、生意和金钱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谁是那个支配者？

随着布兰登年龄的增大和自信的增加，他对兰德的控制不再感到舒服，也无法再忍受这种“说谎和欺骗的生活”。兰德将其著作《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题献给他，并允许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研究所（NBI）宣讲她的著作，他获得的这一切都是她赠予的礼物。当这种关系因受不了竞争的压力而破裂时，他们开始争抢赞助者、追随者和版权。兰德把每个人都看成是敌人或同盟。过了很多年以后，布兰登才清醒地认识到：因为竞争的存在，他们之间的关系注定在劫难逃。

“竞争破坏了我们之间自然而然的愉悦。如果你屈服于它的话，它就会夺走我们工作和生活的乐趣。这是反生命的。”

现在，布兰登年过八旬，看上去就像是一头白发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他仍然记得自己跟兰德的交往和某些令人兴奋的事情。她的照片仍然挂在他在洛杉矶的研究所的墙上，他会说起他的自传《我与安·兰德共度的岁月》（My Years with Ayn Rand），称这是他最喜欢的书之一。但是，他认为她对自由市场的狂热信仰不适用于私人关系和两性关系。

“我与安及其对人类心理的理解相竞争，这是一个错误。要是换个方式处理就好了。她的竞争心太强，太孤芳自赏。当时我没有看透这些。你不可能爱某些人，却又跟她们竞争。”

他停下来，长时间地凝视着我，足以打动人心的蓝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等待着我的反应。

“这是一次大冒险。她是理性的女巫，但理性不是爱情。爱在争吵中不会占上风。”

家庭不平等，工作就不平等

“我认为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男女关系是否公平。”治疗师埃米莉·布朗告诉我说，“我曾经治疗过一对夫妇，太太挣钱很多，先生是教会的财务司库，收入微薄。但他们都真正地热爱自己的工作。女方是养家糊口的主力，这种情况有很多。因此，它是可行的。我就认识这样的夫妇，但他们确实需要努力维持。”

现在，在40%的美国家庭中，女性的收入是主要的经济来源。在英国，这个数字接近25%。这些婚姻得以维持的原因是他们共同致力于一个共享的项目，格伦达（Glenda）称之为“我们”。

“我丈夫和我都在为‘我们’工作，”格伦达告诉我说，“如果他整理床铺，我不会说‘谢谢你’，这就是原因所在，因为他不是在为我干活。我这样想可能是因为我当惯了项目经理。我会说‘干得好！’因为他是为我们干的，他是为这个家干的。我们都会因为我们干的这些事情而受益。”

格伦达及其丈夫有合资办企业的感觉，他们都分别为它贡献出自己的技术和收入。她告诉我，关键在于双方都竭尽全力。如果你的家庭是不平等的，那在工作中也不可能被平等对待，而且这种平等不是用收入来测量的，而是你的奉献。

从我的婚姻看，有时候是我的丈夫独自承担养家的责任，其他时候是我赚的钱比他多得多。从一开始，我们就达成了一致意见，我们要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并且以此为生，而不管结果如何。在家里，我们努力共同应对事务，比如公平地分配照看孩子的责任、分担家务和安排好做我们想做之事的时间。额外多赚钱并不能“买”到额外的特权。

辛迪告诉我，同性恋伴侣的优势之一就是你说不准谁是主要养家的那个人，而且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角色假设。当辛迪和她的伴侣贝思首次相遇时，辛迪刚刚开始创业，是贝思在支撑着她俩的生活。一旦她的生意红火起来，辛迪就成了主要收入者。她说，这种现状确实让人感觉到解脱。

“没有人知道。我们也不在乎。我们轮流当主角。但并不意味着这样就没有焦虑了，这种关系在其他人眼里是怎样的？确实会产生很多较小的社会压力。在这层意义上，婚姻拥有很多股份合作的属性：你们是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经历了“被突然抛弃”之后，伊莫金独自生活了10年。但她仍然想结婚生子。在遇到詹姆斯（James）之后，他们很快就结了婚，婚礼仪式在教堂里举办，很美妙，还有“一个非常简朴但很快乐的招待宴”。这不是比赛的高潮，而只是一个持续一生的项目的开始。

“婚礼在我们的文化中影响力巨大，”伊莫金说，“它只有一天，而且是个开始，不是结束！‘完美的一天’这种想法非常危险。我现在不必穿着又大又蓬松的白色礼服，搞得自己像个蛋白酥皮卷一样！我想做我自己，当与他们之前看到的不一样的我出现时，肯定会把年轻男人吓坏的！”

结婚一年之后，詹姆斯和伊莫金有了第一个孩子，又过了两年，有了第二个孩子，其时，他们都已经40多岁了。慢慢地，他们开始把家庭看成是终极的合作：共同努力找到一起生活的方法。

“我们的背景有很大的差异，”詹姆斯说，“我来自索尔福德（Salford），那是一个很粗野的地方。而伊莫金来自绿树成荫的美丽的白金汉郡。我家有很多冲突，经常有人大喊大叫。这在伊莫金家是不会发生的，他们会谈论自己的感受，但不会喊叫。”

伊莫金觉得她必须更好地理解詹姆斯的出身，以及他所习惯的情感语言。詹姆斯必须认识到咋呼和愤怒地离去并不是解决冲突的唯一方法。他们都认为彼此必须做出很大的改变。

“我认为这和你的改变有关。你仍然是你，但你成长了，变了，”詹姆斯告诉我说，“我再也不是十几岁时的我，也不是二十几岁的我。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人本来就是会变的。”

“我同意，”伊莫金说，“但我认为，对于女人来说，早年的迷失影响很大。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你确实会觉得被挤到了生活的边缘。但之后你会设法再次返回。因为我的家庭，我感觉自己的感受更丰富了。”

伊莫金继续做新闻记者，但詹姆斯则对管理当地一家律师事务所越来越不满意。随着他的失望情绪加重，他们两个决定共同创立一家自己的企业。该公司制作和分销开胃菜和酥皮水果甜点心，詹姆斯掌厨，伊莫金则在采访任务之余做销售和市场推广。

“詹姆斯做的事情，我做不到，”伊莫金说，“他做事井井有条，关注细节。他有一套烹饪的系统性方法，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干两个人的活。我永远做不到！”

“人们想跟伊莫金说话，想从她那里买东西，”詹姆斯强调说，“因为她的记者背景，她喜欢随时接打电话。推销就是理解其他的人，伊莫金擅长此道，我就不行。”

他们并非总能达成一致。他俩喜欢按自己的方式做事，也经历过多数夫妻都经历过的烦恼：詹姆斯把原料撒得满屋子都是，而伊莫金装填洗碗机的方式无法令詹姆斯满意。他们说，最用心的人终将获胜。

“所有的装饰都是我干，因为我关心这事，”伊莫金说，“他相信我的判断，才不管那么多。”

“我可能很喜欢指挥别人，”詹姆斯承认说，“但在很多方面，我会让伊莫金当家，因为我相信她，知道她很擅长。我不太担心，因为我知道她会明智地行使权力。”

他们的谈话都是很实际的。詹姆斯和伊莫金彼此了解对方的优点和缺点，而且彼此高度信守承诺。他们不关注谁赢谁输，像他们这么和谐的婚姻如今并不多见了。

成双入对的诱惑

当今，超过一半的美国成年人是单身，大约3100万人独自生活。因此，单亲家庭比核心家庭、几代同堂的家庭或共享家庭更普遍。他们大多数并不是年轻人或老年人，而是中年人。从世界范围看，瑞典高居榜首，它有47%的家庭是单身男女。

这种新趋势让政治家和社会学家束手无策。至少，它引发了一场住房危机，因为有更多的人想要拥有自己的空间。但当作家埃里克·克林伯格（Eric Klinenberg）开始探索这一前所未有之现象的因果关系时，他发现“剩女”和“剩男”的世界并非荒漠一片。对于很多人来说，单身生活是周期性的，而不是永久的。另外，在社交方面，独居的人比同居的人更活跃，单身创造并享受着一种欣欣向荣的大众文化。

“上学的时候，我加入了国家青年合唱团，”卡罗尔（Carol）告诉我说，“我在那里交了不少朋友，一辈子都保持着友谊。他们很多人结婚生子了，但我没有。我跟很多人约会，现在还是。但我把朋友当成家人，我有什么需要时可以求助他们。他们保有我所有的回忆。”

周六晚上，当卡罗尔想与朋友或网友约会时，她会待在家里。

“丽贝卡（Rebecca）是我最好的朋友，她和我在挑男人的口味上非常相似，我们曾经跟同一个人约会过，时间不同！他叫奈杰尔（Nigel），他在曼彻斯特有女朋友，他背着她跟我们俩搞在一起。扫兴的是，他已经消失了很长时间，但我们拥有了这份难得的友谊。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形成过竞争。”

另外一个单身男人本（Ben）说，他有时真的羡慕“成双成对”的人，由于两个人都挣钱，能住地段更好、更宽敞的房子。但他喜欢独立和友谊，并愿意为此付出时间。

“我住的那条街，大家都非常友好，我了解每个人。我街对面的邻居萨拉，她有点上了年纪，我会带她去医院看门诊，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他们的话，我会顺路拜访他们。在这街上，我照顾别人，他们也关照我，会在我外出时替我喂猫，给我的庭园浇水。我比这里任何家庭的社交生活都丰富，因为我有时间陪伴他们。我喜欢把自己当成这里的黏合剂，让这个街道成了大家庭。”

克林伯格书中提到的单身者，以及我认识和采访过的所有单身者都不把性看成一种奖励，或者把社交生活看成一种竞争。相反，他们享受不同角色的转换，可以是朋友、同事、教父教母、叔叔、阿姨、外甥或邻居。一起住或分开住，跟子女一块生活或不跟子女一起生活，我们的生活方式不需要变成一种由社会决定的竞赛。不过，这需要非常高的社会关联性：人们要善于互助、共享需求和分担负担，并能承认错误。

从美国法律和技术上讲，不管是独自生活还是共同生活，男人和女人现在可以在婚内、婚外或同居时有自己的孩子。这可能会让激烈的社会竞争稍微降降温。但是，养育这些孩子，让他们感到安全，能够与周围的人建立关系，这些活动通常天生就具有社会性，也是需要大家共同完成的。正如一位单亲家长对我说的那样：“我靠自己，但我不孤单。所有的人际关系我都有，跟我儿子、他朋友、他们的父母和老师，还有他的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之间的差异越大，比较或竞争的难度就越大。你需要所有人的帮助。”

所谓简·奥斯汀的喜剧都是高风险的竞赛故事，失败太可怕，以至于不能想，也无法描述。在奥斯汀的世界里，没有资源的女性面对的是一个灾难性的未来，会受到贫穷和无家可归的威胁，也有被抛弃的危险。婚姻和子女仿佛是奥斯汀小说女主角的一切，因为它们就是一切。今天，现代生殖技术和新的社会风俗带来了变化，比如，个人可以选择婚姻生活或单身生活，可以生育子女或不要孩子，可以独居或与自己的父母一起生活，这些变化降低了过去高风险比赛中经常会发生的风险。现在，个人有更多的时间去体验、做出决定，选择更多了。

但是，建立并保持人际关系、教导并学会一系列复杂的社交技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事事都要争，受过这种教育的年轻人在开始社会和两性生活时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而松散的性关系、家庭和社会结构会对他们施加强大的压力。这种挑战是各个地方的男人和女人都要面对的，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在家庭中。

第四章 愤怒的小鸟：谁是谁的上司

19世纪末，如果你想寻找一个既有竞争力又有社会流动性的社会，挪威或许不会是你的首选。这是一个冷漠而保守的地方，其最伟大的艺术家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非常讨厌这种让人变得麻木的风俗，因此，他大部分的创作都是在国外完成的，而且创造的戏剧内容旨在揭露传统等级制度和统治观念。虽然因为自我流放而获得了相对安静的生活，但在易卜生的故乡，人们却在就社会地位、权力和影响展开激烈的争论，也正是在这个国度诞生了第一位系统分析竞争课题的人。

1894年，索尔雷夫·谢尔德鲁普－埃贝（Thorleif Schjelderup-Ebbe）出生于克里斯丁亚那（Kristiania），即现在的奥斯陆（Oslo），父母是成功而富裕的雕塑家阿克塞尔·埃米尔·埃贝（Axel Emil Ebbe）和门加·谢尔德鲁普（Menga Schjelderup）。小时候，他天资聪颖，招人喜爱。他在自己家里接受私人教师的授课，每年夏天都会跟父母一起到15英里远的一处乡间别墅避暑。从6岁开始，这个小男孩痴迷于和农场的小鸡做朋友，他会花几个小时的时间观察它们，给它们起名字，并热切地注意着它们彼此是如何联系的。当全家人在第二年夏天返回时，索尔雷夫马上就能认出所有长了一岁的小鸡，并准确识别出新加入的小鸡。

小男孩非常投入，最后他说服母亲为他买了十几只小鸡。冬天，他会到外面看望它们，夏天，他会整天地观察它们。索尔雷夫对于鸡蛋没有任何兴趣，他想要了解的是它们如何沟通。10岁那年，他开始绘图，而这些关系图准确地描绘出了地位竞争的情形。

“他把对它们等级的观察记录下来，”他的儿子达格（Dag）后来回忆说，“就是这些三角形。这种等级制度看上去挺奇怪：它们形成了三角形、四边形等形状。小鸡A可能是小鸡B的上司，而小鸡B可能是小鸡C的上司，然后你会认为小鸡A将是小鸡C的上司，但不知什么原因，小鸡C可能会是小鸡A的上司。各种身份的循环取决于小鸡何时首次碰面，以及然后发生了什么。如果一只小鸡生病了，关系就会完全颠倒过来。他写的就是这些东西。”

这不仅是一个孩子的童年幻想，谢尔德鲁普－埃贝没有因为长大而放弃这件事情。在就读奥斯陆大学研究动物学时，他仍然继续密切关注着他的小鸡，1921年，他发表了论述母鸡群中等级制度的论文。“啄序（pecking order）”[1]这个词就是由谢尔德鲁普－埃贝提出的。

谢尔德鲁普－埃贝注意到，所有的小鸡都想要第一个吃食，但总是同一只鸡取得成功，他称之为“暴君”。暴君总是只有一个，这只鸡总是啄其余的鸡。在七只母鸡组成的一群鸡中，三只母鸡会啄其他的四只，一只会啄两只，一只会啄一只，有一只母鸡一只也啄不到。所以，啄和吃食的特权是向下递减的，级别最低的那只母鸡吃到的食物是最少的。他写道，这只鸡“因为受啄的次数多而非常紧张。我的印象是它因为不断地尝试避免受罚和得到足够的食物而精疲力尽。与之相反的是，那位暴君似乎感觉很好，它会追逐别的鸡，把它们从食物或窝中赶走，永远不会被其他鸡打扰”。

正如谢尔德鲁普－埃贝描述的那样，啄序总是呈垂直方向的。处于顶层的使用巨大的特权，可以享受更多的食物和安全感，而处于底层的则非常危险。

他观察到“极其严重的气氛笼罩着鸡舍，母鸡们表现出了很大的愤怒和恐惧”。啄序是不稳定的，小鸡们永远不会安宁。反抗会爆发，老一些的鸡尤其容易受到攻击。当新的母鸡被放到鸡舍里时，现有的鸡常常享有优势，并会捍卫自己的优越地位。它们吃的食物也会超过它们的所需，这就是权力的象征。但是，不论何时，“同一群体中的任何两只母鸡都知道谁在‘上’谁在‘下’……社会等级结构已经深入鸡的血脉，仔鸡长大之后就会表现出来，不管它们是与老一些的鸡一起喂养的，还是分开喂养的。换言之，社会结构的倾向是继承的，而不是学习的”。

虽然谢尔德鲁普－埃贝对母鸡间社会关系的分析表明他相当聪明，但是他对人类行为的理解能力远没有那么成功。最初，他被挪威第一位女教授克里丝汀·邦内维（Kristine Bonnevie）纳入门下，根据谢尔德鲁普－埃贝的儿子说，他的这位导师“很霸气，高高在上”。当邦内维觉得一篇嘲笑她的文章出自谢尔德鲁普－埃贝之手时，两位科学家争吵了起来。谢尔德鲁普－埃贝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但邦内维对于他的抗议充耳不闻（后来发现那篇文章是由挪威当时一位著名的小说家写的），并把他逐出了师门。

“你不需要这份工作，”他被告知，“你有钱。”

但像大多数科学家而言，钱并不是谢尔德鲁普－埃贝想要的东西。他渴望得到同行的尊重，并在学术体系内占有一定的位置，却被他的挪威同事拒绝了。他感到焦躁不安，于是游遍了欧洲，在接纳他的地方发表文章和教学。他的论文《对家鸡日常生活的生物学观察》于1924 年在德国出版，其对动物社会行为的研究具有开创性。但是，那对谢尔德鲁普－埃贝的挪威同行没有意义。

“他们说：他已经在德国成名了，但我们不喜欢他，”他的儿子回忆道，“所以，他们想方设法阻止他获得博士学位，这太不公平了。”

谢尔德鲁普－埃贝继续拓展他的研究领域，他写儿童故事和诗歌，研究数学、化学、花香的强度和让旧种子发芽的难度。他写了100多本科技著作，不断地寻求自己在学术体系中的位置，但徒然无功。

“大约是1955 年，”他儿子回忆说，“他收到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的一封信，洛伦兹说：您的著作对我的研究一直影响很大。到了1973年，当康拉德·洛伦兹、卡尔·冯·弗里施（Karl von Frisch）和尼古拉斯·廷伯根（Nikolaas Tinbergen）三位科学家因动物行为学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时，我对父亲说：你应该得此奖！毕竟，他发明了‘啄序’这个词。我的父亲就是发现它的那个人。”

达格记得，在他小时候，他父亲有一本剪贴簿，每当有报道他的研究的文章，他就会裁剪下来，并粘贴到里面。因为经常被人忽视，因此，他珍惜每一次被人提及和成为学术界成员的机会。父亲死后，达格·谢尔德鲁普－埃贝将10卷本的剪贴簿捐给了拒绝给他父亲授予博士学位的那所大学。谢尔德鲁普－埃贝敏锐地辨识并用图形标示出了等级制度和权力争斗，却从来没有学会如何为自己争取利益。

但他留下了巨大的学术遗产。索尔雷夫·谢尔德鲁普－埃贝不仅提出了“啄序”概念，而且还带来了特有的认识，那就是我们都在为地位而竞争，而且它对我们的行为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如何判断你属于哪个社会等级

在大部分时间里，像谢尔德鲁普－埃贝的小鸡一样，我们暗中创建并识别出自己与他人的相对位置。社会等级制度在孩子2岁大的时候就自发地成形了，而且处理社会地位信息的生物系统也随之发育。谢尔德鲁普－埃贝观察小鸡行为的方式非常严谨，而采用同样方式映射人类行为的第一人是哈佛大学的罗伯特·贝尔斯（Robert Bales）。他躲在单向镜后面观察人群，尝试公正地评价主导地位是如何决定的。贝尔斯注意到，虽然一起来的人开始可能是平等的，但就像小鸡一样，几乎是立刻就出现了“向不平等的偏移”。

这种偏移开始将人分类，出现不同的角色和等级，并明确了群体中的不同社会关系。正如原有的母鸡更有可能占据主导地位一样，在小组讨论中第一个发言的人是最有可能建立声誉和统治地位的人。群体中的其他成员会迅速开始选定独特的角色，或确立活动范围。其中一人可能成为先进思想的专家，另外一人可能会成为一个“长期的反对者”。有些人会很擅长维持和平或缓解压力。其他人则赢得了尊重，而少数几个人只是受人喜欢罢了。但所有人几乎立刻就有了自己的角色和等级。贝尔斯得出结论：最受人喜爱的贡献者通常来自等级结构的第二层或第三层。“这不是不可能的，”他写道，“位列思想顶层的人也会最受喜爱，但显然很难。”

贝尔斯密切关注对话创建等级制度的方式，但最近以来，事实表明甚至在说话之前，很多社会等级就已经出现了。仅仅是凝视和视线就可以确立统治地位：那些在说话之前就直视你的眼睛，并且持续这样做的人，不管说话内容是什么，他们会比那些目光迅速移开的人更可能占据主导位置。在身份标示被移除的实验中，研究人员发现所有受试者都能在会话开始之前，明白他们的相对等级是什么。

肢体语言的交流几乎是瞬间完成的，但它仍然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在哈佛商学院这样竞争超级激烈的环境中，艾米·卡迪（Amy Cuddy）非常清楚她所在课堂的啄序：暴君伸展着身体，做出她所谓的“很有权威”的姿势，占用很大的空间。与此相反的是，其他摆出“权力很低”姿势的人会蜷缩着身子，沉默寡言，几乎消失不见。她确信这些不同的姿势与智力无关，但让她很担心的是，它们可能与成绩相关。因此，她想知道单单改变一个人的肢体语言是否可以改变较为安静的学生对于地位的认知，她很清楚，这些学生会做出很大的贡献。她问自己，“弄假成真”有可能吗？

当她试图改变这些学生的姿势时，卡迪发现很多情况下摆出明显“势大”的姿势并不会让他们舒服，也并不相称。所以她试着做一些更微妙的事情：面对关键的社会评价，如果学生还能采用“势大”的肢体语言，他们仍会给人留下“势大”的印象吗？卡迪设计了一个实验，即要求学生在一个模拟求职面试之前私下摆出“势大”的姿势，而且只需坚持两分钟。

她的发现非常惊人。做出“身体强壮有力”的肢体语言，并保持两分钟，这些学生的睾丸素（显性激素）水平上升了大约20%，这让他们感觉更强壮。另外，他们的肾上腺皮质酮（应激激素）水平下降了大约25%。模拟面试的客观观察者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寻找什么，他们给“势大”学生的评价是：更有风度、更引人注目和更有吸引力。仅仅是私下做出更有权势的动作就足以向陌生人传达出一种状态。

我们对权力和等级的敏感性是直接的、无意识的和持久的。但跟视觉信号一样有影响的是声音。肯特州立大学的社会学家斯坦福·格雷戈里（Stanford Gregory）发现，在可听到的人类声音的频率之下，还有一个低低的哼哼声，频率约为0.5千赫，我们都可以在完全无意识的情况下辨别它的存在。这个哼哼声表明了社会地位。通过观察和倾听拉里·金（Larry King）访谈的声波，格雷戈里发现客人越有权势，比如乔治·布什（George Bush）、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诺曼·施瓦茨科普夫（Norman Schwarzkopf），金就会越多采用低声哼哼，以迎合他们的声音。但当他采访不那么有权势的客人时，比如加里森·凯勒（Garrison Keillor）、斯派克·李（Spike Lee）和丹·奎尔（Dan Quayle），他们较低的社会地位促使他们要配合金的声音。格雷戈里得出结论：人类声音较低频率的信号要比声音的高低传达了更多的内容，它传达的是权势。

借助电视转播的19次美国总统竞选辩论，格雷戈里继续检验他的研究成果。在每一个人的辩论中，事实证明，单凭声音就能表明讲话者是否存在优势，并能准确预测民众的投票。在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当上首相之后，引人注目的一个变化就是她降低了自己的声音，而这只是她有意识地表现自己女性柔弱气质的一部分做法。格雷戈里发现了与众不同的东西，那就是我们都能接收和理解有关身份地位的无意识的信号。

口音也能传达地位，南方口音和常春藤盟校口音会成为时尚，也会过时。为了省钱去喜互惠（Safeway）连锁店，还是去全食超市（Whole Foods）[2]，你在何处购物包含着客户可以理解和承认的身份信息。甚至节俭也能传达声望：与其他速冻胡萝卜放在一起时，你那本地出产的有机蔬菜可以为你的环保认证增色。

当我在伦敦从事广播业时，有三个问题可以精准地确定你在啄序中的位置：你做什么工作？你住在哪里？你在哪里上的大学？这些问题的答案会确定你的阶层、收入和前景，如果需要了解你的社会地位，人们看看它们就可以了。

然而，目前啄序没有那么稳定，而且本身更加易变。那些有钱人可能一夜之间会两手空空；那些满怀喜悦的人也可能一夜之间转喜为悲。我们所属的啄序不止一个，比如一名上班的职员可能是教堂里的牧师，但如果是一位具有艺术家身份的银行高管，他在作为艺术家的时候就不会考虑赚取利息的事。

被接纳、被关注和被钦佩的竞争永远都是青春期时更激烈，因为此时身份的认同是很脆弱的。一项针对高中生的观察性研究意在识别社会竞争与青少年吸烟是否存在着关联，观察结果映射出了啄序。当研究人员访谈这些孩子们时，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每个人都知道他们的朋友处在什么层级上，在上面、下跌了、向上移动、在中间、在底部或被驱逐了。他们形容自己所在的社交世界天生就是纵向的，他们可以“识别、区分和标识同龄人的地位、威望和受欢迎的程度”。从收到的信息看，研究人员可以将青少年的关系在同一张图里表示出来，并且像谢尔德鲁普－埃贝描述他的小鸡一样准确。

啄序与吸烟密切相关。青少年吸烟最大的群体是“顶层的”的女孩。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吸烟让她们觉得自信、独立、引人注目。但是，这项研究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它对最高应激水平表现的识别。因为身处有保障的团体中间，在抽烟的时候那些女孩子最不容易受社交压力的影响。压力最大的啄序位置是顶层（那些怕失去优势地位的人）和底层（那些害怕被完全驱逐的人）。

竞争压力在不同的时代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吸烟、乱交、展示自己的聪明和活跃、暴力和嗜睡，这些行为已经成为年轻人的“时尚”。这种竞争是无处不在和持续存在的，可以让人上瘾。才华横溢的玛丽亚·霍恩巴彻（Marya Hornbacher）在其回忆录《虚度》（Wasted）中，描述了人们为瘦身而展开的社会竞赛。

“当今女性要忍饥挨饿，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经常晕厥一样。我这一代和上一代人会假装对食物不感兴趣。我们‘太忙’没空吃，‘太紧张’无法吃。在某种程度上，不吃东西表示你的生活非常充实，你的忙碌如此重要，以至于食物成了你宝贵时间的负担。”

当霍恩巴彻进入那所为有天赋的青少年开设的寄宿学校时，她作为作家的天赋立即显现出来，但她的才能不足以让她高枕无忧。

“当你来到学校，”她告诉我说，“每个人都有天赋，你不过是鱼群中的一条鱼。面对人才，你会努力竞争有限的几个位置。作为青少年，我们只能理解到这个水平。如果我做不到，我就一无是处，所以我必须做到。至于因特劳肯（Interlochen）、乔特（Choate）和克兰布鲁克（Cranbrook）[3]，要达到它们对于外表和体重的要求，女孩们还得拥有完美的身材。”

对霍恩巴彻来说，忍饥挨饿使得她得以提升啄序；屈服于“吃”的诱惑会让她感觉丢脸。甚至在需要住院治疗时，她所谓的“竞争的虚荣心”仍然没有停止。她告诉我说，最后的结果是饮食失调。

“你就是这么赢的。在医院病房时，人们会说：‘14岁时我犯了心脏病。’‘好吧，我12岁时犯了一次。我看到一个女孩死了。’‘好吧，我那样做时没有死。我是肝功能衰竭，我还好。’”

霍恩巴彻有天赋、意志坚定而且幸运。她有真正的深刻见解，在某种程度上，她决心要活下去。她意识到因饿而死表明“我十分愚蠢和胆小”。让霍恩巴彻出众的并不是她的厌食症，而是她的洞察力。饮食失调的人患精神病的概率最高。厌食症患者有5%~10%会在患上精神病后的10年内死去；18%~20%的患者会在20年之后死去，只有30%~40%的患者能完全康复。这不只是一个女孩的问题：男性患上饮食紊乱症的比例越来越大，目前约为15%。此外，在变得更富有和更有社会地位的其他族群中，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是现在所有种族的男人和女人都争相减肥。

从霍恩巴彻的经历可以看出，这种社会竞赛的代价是双重的。首先，它会对身体造成永久的损害，比如心脏受损、不孕不育等。其次，还存在无形的损害，这种极端的社会竞争将大量的精力和注意力投放到个人身上，以至于破坏了人们的合作能力。

“在霍恩巴彻看来，竞争从根本上妨碍了创造力。学校的竞争特性削弱了相互协作的精神。人们设定了一个等式。如果你是持续不断地进行竞争，就会知道如何赢。但你做不了别的。没有余地，也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情、结交任何人。”

霍恩巴彻描述和经历的极端竞争基本上是反社会的，因为自利压过了对他人的关注。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变得缺乏创造性，因为它看不到别人，或对他人做出响应。霍恩巴彻说，为地位而竞争很容易让人上瘾，因此它会驱使你去冒越来越大的风险。这是竞争的消极影响，即如果你在生活的游戏中不是赢就是输，那么，输掉比赛必定是你的错。

社会地位的层级

“现实世界让我感到虚弱无力……电脑故障，一个啜泣的孩子，突然没电的手机电池，日常生活中最小的故障也会让我感觉非常丧气，”瑞安·范·克利夫（Ryan Van Cleave）在其自传《戒断》（Unplugged）中写道，“玩《魔兽世界》使我感觉如有神助。”

范·克利夫是一位有天赋的作家和体贴的老师，绝对不是大家普遍认为的那种书呆子。但是，他却沉迷于电脑游戏，有时每周会花60个小时玩游戏。他在美国一所大学有一份理想的工作，他深爱的妻子也怀孕了。但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什么能够带给他从电脑游戏中获得的那种成就感。

“成为赢家，你必须要有惊人的自信，我在玩游戏时始终很有自信，”范·克利夫告诉我，“对于结果也还算满意——我们都有强迫症（OCD）。通关后会有非常愉悦的感觉。游戏设定的奖励制度是不断为你提供胡萝卜和更好的胡萝卜，让你觉得你正在取胜。然后，还有一个排行榜，你处于公开的世界级的竞技场，让你可以一展拳脚。人们知道谁是最佳团队中的玩家，谁是团队中最好的选手。它们比现实世界更清晰、更绝对。”

游戏中的身份和获胜的喜悦让他感觉非常值得，但也使得范·克利夫忽视了他的妻子、他刚出生的孩子及其工作。虚拟世界的地位让他感觉要更有权势，游戏给了他实实在在的奖励（“我今天比昨天有进步”），还有外部奖励（“每个人都能看到我有多棒”），而这是现实世界永远不可能给他的。

范·克利夫的成瘾不是偶然的，它是被刻意培养出来的，因为所有的电脑游戏都特意设计，吸引玩家为了获得奖励和身份而玩。

“作为一名游戏设计师，竞争力是一项关键因素。在单机游戏中，你希望的是可以跟朋友吹牛。在联机游戏中，你的成绩是每个人都能看到的。”

诺亚·法尔斯坦（Noah Falstein）是一个资深的游戏迷。他个子很高，秃顶，留着一小撮灰白的山羊胡子，有一双十分动人的棕色眼睛，浑身上下散发着智慧和批判性思维。也许最令人惊讶的是他的平静：他可能会开发让肾上腺素飙升的游戏，但他本人则喜欢安静地思考。法尔斯坦是卢卡斯影业游戏公司的元老之一，他在许多规则和术语的制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这些规则和术语已经成为在线游戏和电脑游戏的标准。

“上瘾周期有点让人沮丧，”他勉强承认，“在很多事情上，快乐和成瘾之间界限模糊。游戏就踩在那条线上，作为设计者，我们会寻找让游戏更容易上瘾的办法。这是我们经常讨论的道德困境之一。

“游戏都有强制循环。这确实是一个扰动项，但我们会把它们设计在里面，它让游戏变得更好玩。我们用一种爬山算法：开始时对技巧和挑战性要求低，然后逐渐提升。如果提升太慢，你就会厌烦。如果提高过快，玩游戏的人会放弃。在游戏中，我们会把它描绘成一个颤音，一条波浪线。你会时来运转，并得到额外的挑战。大脑研究指出，它的作用就像体育锻炼一样，消耗和生成葡萄糖。他们会坚持下去，因为他们不知道何时会有一个大礼包，而他们又必须得到它。”

在追求游戏中的身份地位时，范·克利夫沉迷于打赢游戏。他对赢得游戏如此关心，以至于忘了其他人：在为游戏奉献了7年之后，他的妻子威胁说要离开，他的孩子们恨他，他的职业生涯命悬一线。他花真金白银为游戏角色购买剑和盔甲，并耗费时间保证其自尊和成功。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并狠狠地惩罚自己，才把自己拉回到现实生活中。

“能够解脱我深感欣慰，因为没有任何理由就此结束，你可以永远玩《魔兽世界》。我认为，在某个阶段，那就是我想做的事情！我妻子对我戒掉游戏没有信心。”

范·克利夫和霍恩巴都曾经处于竞赛中，甚至几乎牺牲了自己的生活也要追求虚幻的身份。回报都是相对的，因为总会有人比你做得更好，赢得更多，得到更多，只能说满足度是难以捉摸的。社会心理学家称之为“快乐跑步机”，但很快人们就永远无法快乐了。

在互联网繁荣期间，我经营着软件公司，看到“快乐跑步机”大规模地运转着，因为我身边的很多人变得突然非常富有。首先，他们的车子更新、更大和更贵了。然后，他们不断地搬家，常常还会娶一位更年轻的妻子。接下来是游艇。然后，个别人买了飞机，然后是更好的飞机。我自己的生活水准也在快速改善，但我开始明白（这我之前并不知道）这种等级结构是上不封顶的。身份地位始终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我可以告诉你50多岁的亿万富翁仍然在忙碌，因为他们不甘落后。他们非常害怕失败，他们想要每天醒来都追求胜利，就像运动员那样。”

迈克尔·卡普（Michael Karp）是奥普森公司（Options Inc.）一位偏执的管理合伙人，这家公司主要是做猎头服务的。卡普的特长是为银行和对冲基金给员工支付多少工资提供咨询。当企业决定如何分配他们的红利基金时，它们总会打电话给卡普，搞清楚竞争对手给员工开多少工资。

卡普说话又快又猛，不时浏览他的黑莓手机，在走廊上就开始谈业务，他永不满足。当我们坐在一个玻璃墙、绿色大理石桌、黑色真皮座椅组成的会议室时，他马上开始描述自己在企业经营上的无穷能量。

“相关性，非常高。竞品比较？非常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干这个业务，因为我们知道谁做得更好。这就是我们做的。我们会一直跟人交谈。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这种信息我们都有。因此，当某个客户来找我们，想要知道应该开多少工资，我们可以告诉他们还要多掏多少钱才能招聘到想要的人。”

在我们见面的那天（2012年10月24日），《华尔街日报》刚刚刊发了一个有关2012年5位顶级对冲基金经理的报道。卡普很兴奋；这些人他都认识，也很清楚他们会有何反应。

“他们当然会很兴奋，除了那些不在那里的人，他们会很生气！但我了解这5个家伙，我知道他们是如何赚钱的；全都是次次贷！他们都在观察其他人。他们都想知道：另外一个家伙在干什么？他是如何赚钱的？”

卡普握紧拳头，开始粗声大气地说话。坐在他旁边的是杰西卡·李（Jessica Lee），一位优雅的高个儿亚裔美国人，她主要负责分析世界各地有关工资和奖金的数据。

“人都是相对的，”李说，“薪资已成为一条更陡峭的曲线。当我查看交易者的报酬时，2008年之前，你只在同一交易区间内看其中点和平均值。现在整个区间都不再有多大的帮助。紧接着是金融危机，你会看到更多人赔了，只有少数人赚钱。”

“分析4000个样本赚多少钱，并且具体地分门别类，加以分析和比较，实在是一个苦差事，”李说，“它非常折磨人的地方在于，你在这家银行时可能是高级副总裁，而到了另外一家银行可能只是主任一级的管理者，所以，职位可能不同，但他们仍旧是直接的竞争对手。这是很费人工的。”

虽然工作让她苦恼不已，但李仍然坚持着，原因有两个。数据是有价值的产品，通过精心挑选数据，李可以同时在个人、组织、职责和生产率之间进行对比。其结果是每年出具一份年度报告，而奥普森公司会卖掉它，售价11000美元一份。此外，当奥普森公司本身想要招聘人时，准确地知道别人挣多少钱使得企业在薪酬谈判中更加主动。奥普森公司并不是唯一一家收集薪酬数据的企业，薪酬咨询顾问公司是一个行业，但卡普要比大多数竞争对手做得更全面。

“我有一大堆竞争对手，埃贡·策恩德（Egon Zehnder）、斯潘塞·斯图尔特（Spencer Stuart），都是高手。他们干这一行比我时间长，做得也比我大。但我永远不会停止研究。今天星期三，这周我已经办了两个正式晚宴。我10月份还有4个，11月、12月还有很多正式晚宴。我会跟每个人交谈，给每个人递名片。我们永远不会停下来。我们就是这样得到数据的，就是这样赢的。”

人们对工资的考量中，最重要的是相关性。绝对数量本身不会赐给他们身份地位，而你比别人多多少才是关键。这就是为什么薪酬变成了一个贪得无厌的问题：重要的不是获取足够的数据，而是获取更多。

但是，社会地位的取得并不完全取决于金钱。虽然慈善捐赠可能是利他的，但并不只是利他，这也是一种公开宣布地位的方式，就像登上《福布斯》排行榜一样。捐助者并非只是想捐赠，绝大多数人需要看到自己的名字刻在建筑的墙上，这就是冠名权非常值钱的原因。

“我认为不能忽视这种背景下的荣誉制度，荣誉一直是强大的动力。如果他们赚取了巨额资金，并可以利用公司开展慈善的话，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地位和赞誉。这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动力。”

拉塞尔·史蒂文斯（Russell Stevens，遵照本人意愿，使用的是化名）是个一丝不苟、性情温和的人，喜欢金融服务这个成功率很高的职业。但30年以后，他离开了，因为对普遍存在的不当销售感到厌恶，不想再向不需要而且也买不起的人推销抵押贷款和保险产品。他说，销售的动力并不是贪婪，也与股东没有任何关系，企业高管对利润的追求完全基于对个人声望和社会地位的渴望。如果你赚到足够的钱，向慈善机构捐赠了足够的钱，那么，贵族的头衔肯定会随之而来。

“他们备受尊崇，”史蒂文斯说起他从前的老板，“社会地位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力：奖章、头衔的含义太大了，我知道它影响了我的老板及其所有同事的经营方式。我们赞助某些慈善机构、某些会议，给不同组织捐赠设施，投入了大把大把的钱。它真的有效！我不是说他们不关心事业。为了获得身份地位，获得知名度，获得奖章，你必须创造收入。只有公开做才会有效，因此从来没有做好事不留名的人，那样就没有效果了。”

史蒂文斯对他一向引以为傲的行业感到愤怒，但是，他觉得这个行业已经被自私自利的人占据了。他坚决认为驱使这些人的不是野心，而只不过是为自己寻求社会地位。史蒂文斯是一位温和的异见人士，说话时并不带有个人的仇怨或不满情绪，但他感觉对地位的渴望控制了所有公司和机构。

令人吃惊的是，过去10年以来，那些惨败的一流企业负责人及其傀儡领袖却被授予了爵位，其中一些人直到今天依然享受着贵族的身份，比如，詹姆斯·克罗斯比（James Crosby）爵士、弗雷德·古德温（Fred Goodwin）爵士、史蒂文森（Stevenson）勋爵、布朗（Browne）勋爵，等等[4]。

“不只是钱，”史蒂文斯告诉我，“人们想成为‘俱乐部’的一分子。如果你是一个局外人，如果你开始提出质疑，你很快就会被排除在外。这是竞争最有影响力的一部分，那就是谁都不想落后。”

无论是组织、行业或国家，所有的社会系统都有管理层次结构，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或隐或显，而且可能管理层级的台阶非常陡峭或相对平坦。描述一个组织管理层级台阶陡峭程度的指标被称为“权距指数”。

这个术语是由荷兰学者提出的，这位学者是研究组织机构的，而不是一位人类学家。40年来，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有独特的机会去研究庞大的跨国公司IBM，以确定其企业文化为何在不同国家之间有差异，最近他的儿子也加入了研究行列。行为和价值观能做到因地制宜吗？如果能做到，那如何界定差异的特点？为此，霍夫斯泰德定义了一种文化发挥作用的几个突出特点。其中之一就是“权力距离”，他用来描述管理层级台阶的陡峭程度和有权者、无权者之间的情感距离。霍夫斯泰德看到的是权力关系的失衡，多年以前，谢尔德鲁普－埃贝和贝尔斯就研究过这种失衡。但是，霍夫斯泰德不只是观察和解释这种失衡，还要测量它。

现在，苹果手机有一个应用程序叫“文化GPS”，它采用了霍夫斯泰德的研究成果：分值越高，权力金字塔越陡峭。美国的权距评级是40，英国是35，而加拿大为39。在分析了法国（68）、俄罗斯（93）和马来西亚（104）等国家之后，霍夫斯泰德发现，这些社会的财富、权力、技能和地位总是如影随形，一成不变。有权势者享受极大的特权，并且常常出自同一家族。这些社会的特征是经济不平等（往往由税收制度支撑），权力的行使取决于社会或经济的主导地位。在这样的社会中，你不难预料，医生通常会被其病人视为上层人士，教师会被当成传承知识的大师。权力距离代表了大多数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关系，公司的“啄序”通常能反映所在国家的社会等级制度。

“在权距较大的情况下，”霍夫斯泰德写道，“上司和下属彼此认为本质上是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就基于这种既定的不平等。”此类组织中的领导人通常是专制的，当他们做得很好时，就会被认为是好父亲。可视的权力对他们和下属都重要，比如昂贵的汽车可以表明其地位。

通过观察强者和弱者之间的距离，你可以对文化做很多描述，不管它是公司文化，还是国家文化，都是如此。距离总会付出代价，距离越远，社会成本就越高。

20世纪70年代，迈克尔·马尔莫（Michael Marmot）针对1万多名英国公务员开展了一项著名的研究，他证明了那些在“啄序”下层的人压力最大，因而健康状况较差。工作等级最低的男性，比如信使和看门人，其死亡率是那些处于最高位男性的三倍。尽管一些差异后来被解释成生活方式的选择，比如饮食或吸烟，但这些独立的因素无法解释超过1/3的底层工作人员患有心脏病。权力距离对他们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权力确实在身体方面保护了有权有势者，而权力距离让无权无势者身体脆弱，易受疾病的攻击。

最近，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完善了这项研究，确认了马尔莫的发现，即底层的压力最大，但只存在于一个稳定的等级体系内，比如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政府。当社会制度变得很不稳定，遭受较大的变化和重组时，压力就会集中到底层和顶层。处于支配地位的人害怕失去位置，下属则害怕被赶出去。

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自己的立场有非常敏锐的感觉。在调查社会经济地位、压力和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参与者会看到一个有10个梯级的阶梯，并估计自己所在的层级。结果，他们对自己地位的主观感觉比任何有关他们的客观数据更能预测与压力相关的健康问题。

对于医疗保健而言，这一发现表明政府需要掏钱，但它也表示很多创造力都被压制了。管理层级的台阶非常陡峭传递了一个严重、隐含的和连续不断的社会威胁：跌落或出局的耻辱。这些文化对个人施加的压力使得他们很难思考，而这正是我们一百多年来已经知道或应该知道的东西。

心理学领域很少能够得出足以称为定律的结果。但1905年发生了一件事，当时，两位科学家罗伯特·耶基斯（Robert Yerkes）和约翰·多德森（John Dodson）合作研究压力。他们把实验用鼠叫“舞蹈老鼠”，并把它们放入一个缠绕着电线的箱子。这个箱子有两扇门，一白一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使用轻微的电击，他们能教会小鼠区分两个门吗？是的，他们可以；事实上，这些动物的学习随着电击的增强而越来越快。

接下来进行的是形式更复杂的第二个实验：老鼠必须区分黑色和灰色的门，这是一种更细微的区别，这时它们还能做到吗？结果类似一个钟形曲线。轻微电击时，老鼠的学习表现不错，但如果电击增强，效率就会下降很多。这些研究结果后来被称为耶基斯－多德森定律，它指出压力可以促进对容易任务的学习，但面对较为困难的任务时，它会损害学习能力。

最近我们才开始明白为什么耶基斯－多德森定律赢得了定律的地位。任何复杂的任务都对你的大脑提出了大量的要求：工作记忆、执行流程、决策和分散注意力。但压力尤其会削弱前额叶皮层和海马体的功能，前额叶皮层是我们用来思考的脑区，而海马体负责协调解决问题所需的各类不同的心理活动。所以，当感觉受到严重威胁时，我们可能会调动所需的所有智能，但我们不能完全集合起来。

管理层级陡峭的台阶带来的高压力使得人们更难以思考，而且持不同意见还会有更大的风险。很多组织会付出很大代价招聘和培训聪明且见多识广的人，在大多数这样的组织中，最大的问题是搞清楚他们掌握了什么知识。对“组织沉默”的研究表明大多数高管都有不敢说出来的信息、问题或顾虑，不是担心受到报复，就是因为他们感觉说了也没用。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不断出现在天主教教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丑闻中，这些组织中充满了有学识之人，却没有人敢于清晰地表达出来。管理层级的台阶越陡峭，个人的意见就越难以被人听到，所掌握的知识更难以为人所知，而且争论更难以发生。因而学者马林·詹宁斯（Marine Jennings）将“恐惧与沉默”列入组织道德崩溃的七个原因之中。

因此，管理层级的陡峭台阶要付出极高的成本：不仅会让个人的健康变得更糟，而且创造力、创新和生产力也会下降，甚至整个组织的可信性也会降低。还有一种成本，人们很难看到，却极为重要：良好的道德判断。当然，道德和伦理问题特别复杂。我们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认识它们，当人们疲倦或分心时，就无法区分道德与否了。所以，毫不奇怪，权距很高的环境充满了压力和威胁，这种环境通常会导致较高程度的腐败。

当霍夫斯泰德将自己的数据与透明国际组织（TI）贪腐印象指数（CPI）[5]相比较时，他发现权距指数较高国家的出口商要花更多的钱用于行贿。当权者能这样做，又很坦然，因为他们知道周围的人不会抗议或阻止他们受贿。但我们也看到，从学校到高级金融机构的各行各业中，当人们感受到竞争社会的压力时，他们更有可能作弊。竞争越激烈的人，越有可能突破道德底线，这是因为，对他们来说，取胜至关重要。把胜败看得特别重要的社会制度中，管理层级台阶陡峭，权力最大者处于顶层，没有权力者处于底层，操纵游戏看起来比玩游戏安全多了。那些想要改变游戏规则的人无能为力。告密者会成为众矢之的，因为沉默是普遍的，站出来说话是危险的。

从学校到教会，从体育组织到金融服务机构，因腐败丑闻被曝光的机构一个接着一个，我们必须自问：我们要为此承担多大的责任？赌注在上升，但是安全保障却消失了；压力增加了，我们的思考能力却下滑了。我们发现自己被困在了自己设计的一个强制循环中：社会竞争越激烈，管理层级的台阶就会越陡峭，不平等就会越严重，反过来又使得竞争更加激烈。

这个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权势人物出现的一些反常行为：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的权色交易，约翰·布朗（John Browne）作伪证，或安东尼·韦纳（Anthony Weiner）发送色情短信的怪癖。权力使人感觉更加自信，更有可能把其他人看作自己达成目的和获得更多头衔的工具：毕竟，作为一个成功者，他们应该得到奖励。学术研究进一步发现，有权力的人更有可能无视各项公约、道德和对他人的影响，而且权势总是和性骚扰相伴相生。较有权势的人常常表现得缺少社交策略，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需要它。地位、薪酬和权力创造出一种不受影响的感觉，这正是安东尼·萨尔斯（Anthony Salz）调查巴克莱银行之后的发现：“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以及在泡沫期间）雇用最优秀的人才……薪酬促使少数人认为他们是不受普通规则限制的。少数投资银行家似乎失去了分寸感和谦卑感。”

历经40年的研究之后，霍夫斯泰德断定权距指数正变得越来越两极化；随着经济不平等愈加显著，管理层级的台阶陡峭程度越来越令人眩晕。2010年，霍夫斯泰德写道：“财富的增加可能会缩小权距，但前提是它们要造福所有的人。在富裕国家里面，美国是打头的，自从20世纪最后10年以来，某些富裕国家的收入分布越来越不均衡：财富的增加不成比例，那些已经非常富有的人因而受益。这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它加大了社会的不平等，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也体现在法律方面。这种财富的增长因此也拉大了权距。”

很长时间以来，大家都认为英国和美国的政府政策已导致财富集中到了啄序的顶层。从理论上辩护的人认为财富具有涓滴效应，这似乎是亚当·斯密主张的要点所在，即使富人受自利之心的驱使，他们也会“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去做生活必需品的分配，而这种分配与土地被其全体居民均分时本应做到的分配几乎相同，如此一来，他们无此打算，却在不知不觉之中增进了社会利益”。基于此，如果你为富人减税，他们就会花掉额外的钱，而这会“涓滴”进入社会，创造就业机会，创造更多的消费，从而实现经济增长，让所有人过得更好。虽然有其古老的血统，“涓滴”经济学却是产自直观感受，而它的唯一问题是它本来就是无稽之谈。

当巴黎经济学院的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斯蒂芬妮·斯坦特切娃（Stefanie Stantcheva）等经济学家研究18个经合组织（OECD）国家跨越50年的真实数据时，他们发现较低的税率不仅未能促进经济增长，而且造成了更大的不平等。让富人更富只会导致更大的收入不平等，而不会产生更快的增长。他们发现：“降低最高税率导致高收入者更积极地通过谈判争取更高的薪资。”他们的收益是其他人的损失。

正如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科特（Kate Pickett）在《精神层面》（The Spirit Level）中表明的那样，这种不平等的代价是普遍而深刻的：很差的身心健康、弱势群体、罪案率偏高、越来越肥胖、糟糕的教育、靠不住的友谊和更多的暴力。在经济不平等较为严重的国家，学生更有可能在考试时作弊，或者设法购买论文。台阶陡峭的管理层级和不平等破坏了社会契约，将有权者和无权者完全分离。它同样适用于任何存在不平等社会群体的国家，不管这个群体是企业、慈善机构、俱乐部还是一伙人。无论国家穷富和强弱，极端的等级制度会削弱和破坏社会稳定。随着竞争将赢者和输者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异常行为就会激增；吸烟、厌食、整形手术、撒谎、作弊、违规销售、内幕交易和腐败成为激烈社会竞争的副产品。

甚至教皇弗朗西斯（他肯定对权距有亲身感受）也承认涓滴“从来没被事实证实过”，反而促进了不平等。霍夫斯泰德也分析了权距较小的国家，比如芬兰（33）、新西兰（22）和奥地利（11）。在这些社会中，技能、财富、权力和税收制度旨在缩小收入差距。政治和社会地位并非来自权势，而是来自于确保其他人参与和合作的能力。

在这些社会中，病人对医生一视同仁，学生平等对待他们的老师。教育遵循双向沟通原则，教师期望从学生身上看到创造力。在芬兰的学校里，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教师和学生都是学习者。同样，在权距低的公司里，员工不害怕他们的老板；他们随时准备发言、争辩和承认错误，他们通常比较喜欢更具有协商性质的决策风格。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的情感距离要小得多。在这样的组织中，明智的领导人不会显摆自己昂贵的新车或飞机。

虽然高权距的文化已经变得更偏激，但与之相对的低权距文化却变得更加温和。霍夫斯泰德对瑞典国王的一个故事津津乐道，说的是国王无法在一家商店购物时付款，因为他发现自己带了支票簿，却没有身份证明。幸好市民前来解救，用他们的硬币来表明他的身份，这家商店的店员才愿意接受国王的支票，但必须首先记下他的地址。我们可能认为财富与身份的关系是必然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霍夫斯泰德详细分析了权距的幅度，表明人类的啄序是不固定的；它们反映和规定了某一特定时间的特定价值观。我们喜爱竞争，相信竞赛能筛选出最优秀的人才，并形成了一种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不仅不能带来繁荣，而且会适得其反，带来不稳定、压力和腐败。

众包与共享的成功

我们不是小鸡。很多伟大的计划取得了成功，不是因为缺乏权力结构，而是因为有权力结构。迈克·诺斯（Mike North）就是这样一个超级合作者。他担任努科玩具公司（Nuko Toys）的首席技术官，这家公司将扑克牌等生活中的玩具与电脑游戏结合在一起，如《怪物农场》（Monsterland）和《动物星球》（Animal Planet）。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就足够了，但迈克是一个发愤图强的人，一直在寻找更多的方式来使用和扩展自己的知识。所以，他自愿为非营利组织“重新分配（Reallocate）”工作，该组织汇集了众多工程师来解决人道主义的问题。

“工程师是设计和建造世界的人，”诺斯告诉我，“他们想要创造东西和做好事。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如果你是一个好的工程师，你会得到提拔，成为一名经理，你就再也不会做跟工程设计沾边的事了！但工程师真的很想念那种生活。因此，他们来到重新分配这个机构，重新亲自动手干活，创造实实在在的东西。顺着企业管理阶梯往上爬无法做到这一点。”

通过重新分配这个组织，一家慈善机构“神奇之脚（MiracleFeet）”找到了诺斯，这家慈善机构旨在帮助天生畸形足的孩子。重新分配公司的工程师可以帮助他们解决诸多问题中的一个吗？

“一个尼加拉瓜的孩子来看医生，”诺斯告诉我，“他11岁，和爸爸一起来的，那意味着骑马3小时，再坐长途车6小时。当他们见到医生，医生说：‘你得每周来，连来6周。’哇，那可不行！你需要有什么东西，他可以带走、弄懂、自己用。你不能弄得太复杂，那没用。”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诺斯在科技作坊（TechShop）召集重新分配公司的工程师团队，科技作坊是一个向所有“手艺人”开放的工作室。加入科技作坊，你不仅能接触到很棒的工具，也会学习到与你共事之人的丰富知识。科技作坊的创始人坚信发明家必须公开地与他人一起努力，才能相互学习和成长。在诺斯这个项目上，科技作坊引进了欧特克（Autodesk）原型设计软件，也引进了Objet公司的3D打印机打印产品模型。没有管理层级，也没有组织结构，大家聚在一起为孩子生产一种足部护具，方便孩子使用，而且不必天天跑医院。团队分享彼此的工具和想法，迅速解决了这个问题。

“经过20次迭代后，最终神奇支架（Miracle Brace）诞生了，”迈克告诉我，“这就是我们需要帮助、需要科技作坊这样的机构的原因。过去大企业的分级工程模型方式速度太慢，花费太大，而且它得不到产品使用者的反馈。与人交谈，了解他们想要什么，尽可能快地制作样品，获取诸位的帮助、建议和洞察力！这样你就知道怎么做了。”

当他们完成设计后，诺斯前往尼加拉瓜，在孩子身上测试神奇支架。那时，他意识到了合作开发的力量：这种力量让他超越了自身利益，从而使他可以看到其他人，并为他们服务。

“在我看到这神奇一刻之前，它并没有打动我，”诺斯说，“所有这些工具和人聚到一起，帮助我根本不认识的那个人。这确实是人生的改变。你意识到生活远远不止是个人的满足。”

大多数科技作坊的项目都源于创业者，他们希望自己的想法能为公司带来利润。但每个想要在那里工作的人必须对开放式创新有所贡献，而这种开放式创新对企业精神至关重要。机器是了不起的，但是，经验丰富的设计师、工程师和工匠的贡献能产生不同的结果。

在某些方面，神奇支架的实际制造是容易的：重新分配公司的人才、科技作坊的工具和资源就行了。对于任何合作来说，困难之处在于让所有人慷慨无私地一起工作。诺斯没有权力安排任何人做任何事，如何让毫不相干的团队通力合作，为陌生人制造出切实有效的产品呢？

“我想没有任何正式的权力，没有头衔，没有地位，这对工作有帮助，”诺斯坚持认为，“我们致力于人与人的沟通，作为其中一分子，你必须敞开心扉。”

诺斯现在开展了一个帮助人们为发展中国家做设计的项目。其中一部分工作室教参与者教大家如何当小丑，他说这更像是太阳马戏团，而不是红鼻子马戏团。这可能听起来怪怪的，但这种合作交流用人性取代了权力。

“小丑工作室就是这个样子，”诺斯说，“开放，吸引你的听众，这样你就可以在情感层面上交流了。抛开PPT，人人平等，社区观念，沟通意识，这就是一切。”

诺斯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他创建了重新分配，是神奇支架的发明人之一，还有一份制作玩具的全职工作。但最让我吃惊的是他对没有权力结构的协同工作有很多创见。合作项目可能会演变成妥协、冲突或混乱，但培养一种共有的脆弱感是很棒的起点。一起说说笑话可以缩短彼此的距离，让分享变得更容易，学科和技术的差异化合作非常有用。

霍夫斯泰德总是认为得到授权的人不需要有人紧盯着，但他可能也低估了授权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众包可以选择所有可能的方法来解决一个问题，它逐渐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用于解决诸如糖尿病、软件小故障和市场研究等问题。它并非始于互联网，而是宗谱研究：1942年，摩门教会要求其成员提供他们家庭背景的信息。但是，新技术使得从全球范围内的专家和业余爱好者那里寻求创意、信息、反馈或融资变得更加容易、迅速和便宜。像Kickstarter这样的融资平台和Quota、Media这样的内容平台消除了距离：任何有助于赚钱、提出一个好主意、获得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人都有用武之地，无拘无束的反馈和共同学习是分享的唯一回报。众包有点像科技作坊，但通常没有面对面的交流，众包的目的是挖掘世界范围内隐藏在内部金字塔中的专门知识，让卓越的创见能够浮出水面，而不必顾及职衔和权力。

协作网络能做所有的事情，从软件、药物开发到汽车共享、房子共享和个人贷款，这就是所谓的共享经济，协作网络的崛起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因为技术能解决协调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它们让大众浮想联翩，并取得了成功，因为它们表明人有相互联系和分享的冲动。软件不会创造那种渴望，它只是对此做出反应，而业务的成功证明了共同利益的普遍性和力量。

所有的众包公司减少或消除了文化、制度和地理上阻碍学习和限制体验的层级结构。这些众包模式的成长和成功源于一种基本认识，那就是开发新创意或出色完成工作的最好方法不是信守承诺地坚持下去，而是通过分享来获得令人满意的反馈和贡献。众包技术可能是新生事物，但它根植于人类内心深处渴望帮助别人的本能。

打破管理层级

“在这里取得成功的方法是互相帮助。真正的核心价值是贡献。”谢奥纳·巴洛（Sheona Barlow）已为邓迪（Dundee）的戈尔公司（W. L. Gore）工作了26年，她17岁时就离开了学校。暑期时，她打了一份工，当接待员，但她对每件事情都会提出很多问题，以至于工厂领导建议她学习电子工程。最终，该公司资助她在当地大学完成了4年的学业，之后，她上了开放大学[6]，取得了制造技术的硕士学位。一路走来，她生了两个孩子，并做过各种不同的项目，但她并不关注头衔。

“在戈尔，”她跟我解释说，“它不是真的金字塔。你与同事并肩工作，直接沟通。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每个人都努力工作。就是这样。你得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头衔，而是同事的承认和尊重。”

像26年前的巴洛一样，新人会由保荐人带领在组织里四处转转，并在不同的团队里试岗，直至他们找到想要做的项目以及想要共事的人。重点是合作和自主权，不是等级。像巴洛这样的人能在这个环境中茁壮成长，那是因为他们自动自发地工作、学习、帮助同事。虽然戈尔是一个大型的全球公司，营业收入约30亿美元，但在那里认识人并不难，因为每个业务单元限制在几百人以内。这种组织形式是有意而为之的，旨在将权距最小化。

当比尔·戈尔（Bill Gore）于1958年创建此企业时，他在杜邦公司多年的工作经验使他相信他想要做与众不同的事情。他不想要管理层级，他厌恶官僚作风；相反，他寻求创建一个建立在信任和协作基础上的组织。他认为人们每天上班是为了做好工作，想要亲自做或与同事一起做正确的事情，换句话说，他们是可信任的人。

戈尔的工作是设计和制造高科技的医疗器械。公司拥有一流的创新业绩，注册过2000多项医疗器械、聚合物加工工艺和电子产品的专利。虽然戈尔的名声来自制造防水靴和织物的Gore-Tex牌面料，但其收入的大部分来自于为少量顾客定制产品，这些产品经常安装在其他小装置里面。登陆火星的漫游者中的导线组件和材料是由戈尔制造的；手机和飞机黑匣子也含有戈尔的合伙人发明的成熟技术，并由戈尔的合伙公司制造。

公司将其非凡的创新精神归因于其文化。每个人都可以花时间开发自己的项目和创意，并可以邀请其他人来帮助自己，这种自由是很吸引人的。新来的人会得到建议：不要承揽太多任务而无力应付，因为在戈尔的公司，最值得珍视的是兑现承诺的能力。

在戈尔，大家都希望伙伴们可以尽早和广泛地分享自己的想法。戈尔鼓励伙伴们把自己的想法提出来，让同事可以看到、补充、优化和质疑它们。如果一个想法没有引起大家的兴趣，那就很说明问题。如果它激起了争论和讨论，那就更说明问题了。人们是否想要对伙伴的想法有所贡献，取决于他们有多么喜欢跟此人共事，以及此人曾经对他人有多么慷慨和乐于助人。这和在正式的管理层级中行使权力迥然不同。拥有新创意的工程师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谁会想和你一起庆祝？”

伊利克斯（Elixir）吉他弦是戈尔工作方法的典型例子。戴夫·迈尔斯（Dave Myers）是戈尔公司研究心脏移植团队的一员，他花了一些时间琢磨聚四氟乙烯（PTFE），它是Gore-Tex产品中防水的长分子。作为一个自行车爱好者，他想知道自己的自行车辐条加上聚四氟乙烯涂层是否能防护水和沙砾的损坏。结果证明可行，但它无法成为一个主流产品。因此，迈尔斯将类似想法应用到自己其他的消遣方式：弹吉他。吉他弦会因为手上冒出的汗和油而走调。聚四氟乙烯可以同样起到防护作用吗？当发现同样有效时，迈尔斯召开了一个会议，伙伴们聚集在一起，帮助他发展新的产品理念。这个创新是对现有吉他弦的重大改进，市场巨大，伊利克斯吉他弦成了行业标准。

在巴洛带我参观邓迪的工厂时，里面的气氛轻松而安静，环境整洁有序，一点儿也不像“黑暗的撒旦磨坊”[7]。每个人都在努力完成各项工作，协调人员维护流程的通畅，通过检查来确保所有人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如果有不理解的地方或无法做到的地方，也很容易向别人求助。墙上印着比尔·戈尔的一句话：“我们的成功，我们的生存，取决于创造一个社区，一个团队之家。”

在戈尔，领导者确实存在，但他们不是被任命的，他们是脱颖而出的。领导者被定义为“当他或她召集会议时，人们会出席”的人。巴洛成为一个出名的领导者，因为她极好共事，而且是一个很棒的团队建设者。能力是自然显现的，戈尔不用派人去读商学院。

“领导以身作则是关键。”巴洛解释说，“我们有从其他公司来的领导人，他们觉得可以指导和管理其他人，而伙伴们会说：‘我认为并非如此。’如果一个领导者认为自己是领导，所以大家就要跟随，他就错了。他必须赢得同事的尊重和信任。”

公司少数几个头衔之一是首席执行官，但即使这项任命也遵循着同样的逻辑：为经营企业，你必须赢得周围人的尊重和支持。因此，当前任首席执行官卸任时，伙伴们受邀推荐他们愿意追随的某个人。

“没有给我们名单，我们自由选择公司里的任何人，”特丽·凯利（Terri Kelly）后来解释道，“令我吃惊的是，这个人是我。”

凯利的整个职业生涯一直在这家公司。作为一位机械工程师，她开始时研制的是军事面料。像所有其他的伙伴一样，她发起了有吸引力的项目。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赢得戈尔伙伴的信任和尊重，她获任首席执行官。她是一个领导者，只是因为大家选择追随她。

在戈尔，这些关系的关键是规模，所有业务单元都不会超过200人，这使得伙伴之间的关系和承诺变得密切和私人化。虽然会计师可能会坚称这样效率低下，但凯利认为它的好处无疑超过了成本本身，而好处就是易于沟通、信任、互惠和创新。戈尔从未亏损过，这是一家现金充裕的公司，在此工作3年以后，员工可以成为股东。15年以后，他们可以选择在内部转让股票或继续持有。退休时，员工会收到其股份折价后的现金，戈尔的股份不会离开企业。

当按照这种方式设计自己的公司时，比尔·戈尔认为人天生就有合作性，而且他已经准备好了资金来创业。55年以后，戈尔成为一家持续创新的大企业，其非凡的企业文化则一直延续下来。竞争和啄序无法解释它取得成功的原因，没有竞争和啄序可能才是理由。

世界上一些最成功的公司都会尽其所能审慎地创建最为扁平的管理层级。有些企业会这样做，乃是因为其创始人相信这会推动更高水平的创新和协作；在其他人看来，对于权力的排斥是基于一种认识：知识和洞察力常常更多地存在于组织内部，而非高管。

“一天，我正在签支票，我想，我为什么要做这个？我没有买这些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需要它们。我为什么有权这样做？真是愚蠢。”

克里斯·鲁弗（Chris Rufer）是晨星（Morning Star）公司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它以番茄为主材生产产品，是世界上此类产品的最大生产商之一，每年生产数十亿英镑的番茄丁或番茄酱，如果你在美国吃番茄酱或面食酱，你很有可能吃的就是该公司的产品。你不会注意到，因为晨星不会显示在瓶子上，而且你也不会发现该产品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除了它的生产方式。

鲁弗是一个英俊的男人，甚至魅力超凡，但有一些事情困扰着他。他对最终汇总到他面前的支票流程苦思良久。从需要某种东西、得到它，直至为它付款，有大量的人、规则和权力参与其中。鲁弗仔细琢磨了一些核心信条，比如“责无旁贷”，认为它们全错了。为什么公司不能专注于两个基本理念：自由与责任，而不必关注管理层级和控制？鲁弗认为，为他工作的每一个人应该自由思考如何工作和履行责任，并与他们的同事实现它。

“有一天，克里斯传阅了一份写着某些‘同事原则’的草案，这是他给它起的名字。我们大约24个人坐在一辆拖车上谈论它，”道格·柯克帕特里克（Doug Kirkpatrick）回忆说，“我们不是很确定这是什么意思，但是也没有发现它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人们应该离自己的决定更近一点。所以，我们觉得这值得一试。”

在价格大多时候是下降的10年里，生产数十亿英镑的番茄制品既困难，又危险。然而，鲁弗引进了一个管理方法，他们称之为“自我管理”，这也是整个公司开发的。晨星公司没有管理层级，也没有员工。相反，它有的是同事和同事原则，主要内容是：促成事情发生的责任；容许不同价值观、品位、情绪和方法的协议；以及直接沟通和协商的承诺。但两个最为深刻的指导原则是：每个人都必须信守承诺，没有人可以强迫执行。所有人都不可用权力压制他人。

晨星的工厂看上去更像一座炼油厂，而不是一个厨房，而危险程度也和炼油厂差不多，管道、涡轮机、泵和阀门组成了一座迷宫，矗立在加州酷热的阳光下。轰鸣声和气味都非常强烈，每天很多卡车会把新鲜的农产品送到工厂，原始的网状分拣机会将枝条、蠕虫和响尾蛇挑选出来。番茄的水分含量达95%，因此每一批西红柿都要在摄氏100度下煮熟、蒸发和过滤，直到成为含水量为31%的固体，细菌杀灭到足以在外面存放数年而不坏。测试样品颜色、pH值和黏稠度的实验室看起来像是一家制药厂。除了传送带上的西红柿外，所有的人都安安静静、有条不紊。

装有空调的控制室监视着外面炎炎烈日下的蒸发器。只有3个人的工程师小组在一排屏幕上控制着每一个加工阶段。自2002年以来，汉斯（Hans）一直就在晨星工作。他个子高，身体结实，跟他握手感觉像是抓一块砖。他的同事告诉我，他是一位一流的机械师；业余时间里，他还是一个动物标本剥制师和逗孩子们玩的小丑。

“我们这里有很大的自由。我们实践自我管理，就像医生行医一样，”他告诉我，“这并非意味着我们一切都能做到最好，但我们总是设法做得更好。”

汉斯曾在海军服役，他喜欢部队逐级下达清晰的指令。但在晨星，一切都不明确，不过他同样很开心。

“在这里很开心，因为知识就是领导；你找到最了解的人和你一起做决定。所以你总是在学习。在海军，每个人都只是管好自己分内的事。在这里我管着工厂，我的同事管着工厂。如果有问题，每个人都会设法解决。大家一直在学习，建立自己的知识库。我们只想把事情做得更好。”

汉斯站在那里，穿着米黄色的工作服，时常要看一眼他身后的电脑屏幕，给我讲解生产大量番茄酱的细节和细微差别，以及如何不断努力提高效率。

“每年冬天，我们会提出新的项目、效率更高的方法，或改进机械。我们为好方案、好人选投钱，由大家决定这是不是一个好主意。”

“今天的吨位小，卡车还没有交货，因此，我们不得不放慢速度。我们寻求更流畅的方法。我们想要更快，否则就是浪费。”从他的谈话中，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多么热爱自己的工作。

“我们都做很多心理测试，像迈尔斯－布里格斯职业性向测试，因为我们都想了解如何最好地协调。你必须了解下一个相处的人。我是ESTJ[8]，每个人都知道。这太好了，因为每个人都学会了如何相处。”

道格·柯克帕特里克早先在晨星与鲁弗共事，现在则经营着一家自我管理研究所，积极传播公司的理念和知识。他坦承外面的人进入公司很容易就会晕头转向，因为没有正式管理层级那种头衔，买家和供应商发现很难确切地知道谁做什么。

“但他们会发现与我们合作就像和一个合伙人一起共事。我们不会强迫他们。我们与客户和供应商相处的方式就像我们彼此共事一样。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负起责任、信守承诺，并了解别人的需求。”

柯克帕特里克也承认这种低权距文化并不适合每个人。

“有些人已经被雇用，他们从智识上能理解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也公开表示同意。但在某个时刻，他们会决定：‘我可以有我自己的管理层级小岛，我把自己封为小山头的国王，绕开自我管理这个东西。’但文化会把他们压垮，因为这里的每个人都明白他们不能被呼来唤去！当权力玩不转时，智慧之门就会开启：那个人要么接受，要么离开。这里没人可以解雇任何人，但任何人都可以请求某人离开。”

谈到报酬，公司不会参照它的竞争对手。晨星聘用了400余人，平均年薪超过90000美元，还提供很多福利。然而，其主要的吸引力在于员工的能力赢得了同事的尊重，并且有机会学习。

“如果你不辜负同事的托付，”柯克帕特里克说，“你的生活费就会增加。如果你做出一些创新、进行商业尝试后不想再继续，就会有另一个团队来继续研究它。或者你可以自己提出项目。你在这里是一个自我管理、独立的白领，所以，如果你想要额外的东西，那你要用行动来证明。”

柯克帕特里克承认，经营一家庞大而复杂的工厂，每天24小时管理着400人，高温且高风险，这并不容易。但它运转正常。管理这家工厂的团队自豪地经营它、完善它，没有人是老板。

“我不认为这里的人觉得他们在为克里斯工作，”柯克帕特里克说，“他们为彼此工作，为流程工作，为知识工作。这是一个巨大的、根本性的转变，对于习惯于命令控制式管理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你不得不主动放弃权力。”

尽管柯克帕特里克在传播理念方面就像布道一样充满热情，但很少有公司仿效晨星，他对此的解释是：不愿放弃权力。许多人热衷于学习，但大多数缺乏勇气放弃身份和主导地位。艾琳·费雪（Eileen Fisher）不是这样，在过去的10年间，她已经慢慢但坚定地将其服装公司的领导权和所有权交到了员工手中。她之所以这样做，部分原因在于她意识到这样做能确保公司长盛不衰，也因为这样可以让企业各个部分之间保持协作。没有挑战就不会有转变，面料设计师不习惯跟财务人员交谈，决策就会较慢。但现在已经学会了如何留出空间，给予尊重，并倾听对方的意见，因而该公司取得了非凡的成功。时尚行业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充满自负、压力很大。正如费舍尔那样，她现在后悔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公司，毕竟，如她所说，公司其实是所有员工的集合。

芝加哥的软件公司37信号（37Singnals）整整过了14年才雇用了一位经理人，之所以之前不愿雇用经理人，是因为公司有一种渴望，那就是让公司中的每个人获得最大的自由和责任。在北卡罗来纳州，纽柯钢铁公司（Nucor Steel）培训所有的员工做服务型领导者，它不期望新的经理人发布命令、主导会议或创建工作团队，而是倾听、分享和共同学习。该公司不进行绩效考核，而是将7000名员工的名单列入其年度报告：这是一种清晰地表达生产力来源的动人方式。

在南非，第一兰德银行是该国最受推崇的金融机构之一，保罗·哈里斯（Paul Harris）为它带来了激进的平等主义的方法。他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就像戈尔和鲁弗一样，他深信，若要激发人的最大潜能，唯一的方法就是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在层级台阶陡峭的管理结构中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他极力推行这些原则，以至于把它们写进了自己的管理信条中。

“我与大家一起工作；他们并不为我工作。我迷恋上了理解市场趋势、业务以及改进它的方法！因此，我试着告诉所有人，如果得到机会，每个人都会有所贡献。我认为，我从来没有从跟我保持一致的人那里学到任何东西。因此，我欢迎非传统的观点和新想法，不管它们如何疯狂，因为要得到一个好想法必须放弃很多坏想法。我用这种方式利用了组织的集体智慧。

“我认为你放弃的权力越多，得到的权力就会越多，因为当人们被信任和授权时，他们就会全心地投入，并且不会让你失望。我根据提出新创意的能力和信心来判断人的能力。我想让他们表达观点，不要顾及它们是否符合传统。进步取决于新的想法和对现状提出挑战。我根据他们发挥下属智慧的能力，相应地授予他们管理的权力。不根据他们控制了多少人，而是他们解放了多少人。”

凭借革新和雄厚的财力，第一兰德银行闻名整个南部非洲。早在2000年，银行就引入了网上银行eBucks（电子支付系统，它能将购买者聚集在一起），率先引进了电子银行业务，开启了非洲利用手机进行资金转移的先河。然而，当你跟哈里斯谈话时，他会不断地提及员工的能量和热情。什么在驱动他们？什么在驱动他？渴望做得更好。

摆脱啄序的鸟

这些都是大型的、复杂的、创造性的成功企业，为了释放人们的创造力和创新力，它们已经消除或减少了啄序。通过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避开扼杀创造力的竞争力，拥抱那些增强创造力的力量：公平、自主、自由和辩论，它们得以蓬勃发展。它们的案例促使我们避免不平等和管理层级所付出的极高代价，明白它们不是不可避免的灾祸，而是一种巨大的成本。

摆脱啄序竞争造成的压力并不简单。有很多人喜欢在科技作坊、戈尔、晨星、艾琳·费雪、37信号和纽柯钢铁这样的公司工作，但这样的企业却没有这么多。经济危机让许多人无奈地困在了企业里，他们觉得别无选择，只有通过竞争求生存。这很多时候反而证明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9]的存在：能在这种环境中待这么久，证明他们很厉害。毕竟，如果你通过一个高度竞争的系统爬到了顶层，发现它的问题的可能性就会最小。

“我一直好竞争，”卡尔·雷贝德（Karl Rabeder）跟我说，“我付出了很多努力，所以，我的员工也必须努力。”

雷贝德是奥地利人，身材高大，却很敏捷。在一个美丽、晴朗的春日，我与他在马略卡岛上见了面。我们坐在阳光下，他给我讲自己的故事，他由祖母养大，她总是想象如果她有更多的钱、更多的土地和所有东西，她就会自由了。他承认自己从她那里吸取了教训，并刺激他从二十几岁开始创建礼品企业。

“我总是追求自己的极限。我脑子里全是我想达到的可能性。德国市场比奥地利要大10倍，我们可以进入德国市场，然后，我们可能做到整个欧洲和美国，然后也许买一架私人飞机！我问了自己一个最不正确的问题：可能吗？而不是：我真的想要吗？问这个问题会有无数个答案，追随这些答案，你就迷失了自己。”

雷贝德的企业不断地成长。我问他，这是因为他是一个好老板吗？

“不。因为我真的不关注员工。我看不到他们的个性。要做一个好的老板，你必须意识到工作对每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有时我对他们严格，有时很宽容。我试着把他们变成我的复制品。我从不知道他们是谁。”

第一次见到雷贝德时，我不确定他会不会谈论自己的过去，企业曾经让他富有，但他一点也不在乎，描述它时就像是在说外国的事。他告诉我：他的前半生什么都不做，只是跟他身边的人较劲，比较谁的公司大，谁的钱多，总是检查自己在啄序中的位置。但是，那没有教会他独立思考。

最终，到了2009年，雷贝德变得很不开心，以至于卖掉了公司，并成立了非营利组织Credit，致力于减少南美洲和中美洲的贫穷。2010年2月，他宣布将自己所有的财富捐给他的慈善机构，其中包括他资产所得的利润、他的车和他的企业。

现在，雷贝德没有房产。他在马略卡岛租了一套小公寓，去外地就住露营车。他参与为像他这样想要逃离追求地位、等级和特权的人举办的研讨会。他说，看到有那么多人忍受着相同的煎熬，让他感到震惊；他们都急切地逃离对竞争的沉迷，寻找他们曾经以为取胜就会获得的自由。

“我现在活得自由，是我最自由的时候。我在世界各地都有朋友。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只追求人类生活的鸟。现在我自由了，自由得像只鸟！”

在拜访科技作坊、戈尔、晨星和艾琳·费雪这样的公司时，我一次又一次地听到相同的两个词：信任和自由。受到信任让人独立思考，犯错并吸取教训，伸手求助。信任是他们得到的，也是他们给予的，而自由是奖励。

[1] 啄序的德语是hackordnung，即强权统治。处于统治地位的鸡会用尖锐的喙啄地位较低的鸡，以此巩固它的绝对权威。

[2] 全食超市为许多顾客提供了理想的健康食品。不过，这些食品的价格非常高，它因此得到一个外号：高额支票。

[3] 因特劳肯、乔特和克兰布鲁克都是寄宿性的艺术类院校。

[4] 詹姆斯·克罗斯比（James Crosby）是已破产的苏格兰哈里法克斯银行（HBOS）前首席执行官，已被剥夺爵士封号。弗雷德·古德温（Fred Goodwin）为已破产的前苏格兰皇家银行（RBS）的首席执行官，已被剥夺爵士封号。史蒂文森（Stevenson）勋爵为前苏格兰哈里法克斯银行董事长。布朗勋爵为前英国石油公司（BP）首席执行官。

[5] 贪腐印象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是由非营利性反贪污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根据各国商人、学者与国情分析师对各国公务人员与政治人物贪腐程度的评价而整合出来的指数，代表个人对当地贪腐程度的感觉和认知。从1995年起，透明国际每年发布一份《全球腐败年度报告》。

[6] 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是英国于1969年成立的成人函授大学。

[7] “黑暗的撒旦磨坊”出自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耶路撒冷》（Jerusalem）一诗，形容的是英国工业革命时代污染严重的恶劣工作环境。

[8] ESTJ是迈尔斯－布里格斯职业性向测试（MBTI）的测试结果之一。E指外倾，S指感觉，T指思维，J指判断。ESTJ的人友好直率，精力充沛；能力强，效率高，有条理；现实敏感，对新观念及未经证实的观念多抱有怀疑的态度；诚实率真；决策迅速，固执己见，保守，认真可靠。

[9]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Stockholm syndrome）又称“人质情结”，是指犯罪的受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

第五章 得分，得分：人生的价值在于比较吗

国家之间的啄序竞争是全球性的，它跟个人之间的啄序竞争一样激烈。所以，2000年悉尼主办奥运会时，澳大利亚人发现自己成了许多英国人的笑柄。有一个问题出在奥运会奖牌的设计上，奖牌的图案被设计成了罗马竞技场。难道澳大利亚人不知道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区别吗？古希腊是运动会的发祥地，而古罗马是竞技场的所在地。尽管傲慢的记者嘲笑东道主缺乏古典教育，但他们不经意间也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奖牌不是澳大利亚设计的——毋庸置疑，它自1928年以来就在使用。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设计是不恰当的。但是，它能坚持使用这么长的时间可不仅仅是因为缺少监督。自从1894年奥运会恢复以来，这座巨大的竞技场很长时间以来都是每个奥运场馆的设计模型。其标志性的形状与传统产生了共鸣：纵观西方史，这里正是观众从生死相搏的角斗士身上取乐的地方。

直至今天，历史学家仍不确定圆形竞技场娱乐表演的确切细节，他们甚至不知道“竖起大拇指”意味着“生”还是“死”。各种历史记录相差数百年之久，而且关于这个建筑的用途和用法的解释并不一致。关于角斗士，仅有马提雅尔（Martial）的一首诗留存，描述了两名角斗士势均力敌，以至于围观的人群要求释放他们。

我们所知道的是，罗马的竞技代价巨大，不仅是财务成本，还包括失去的生命。当图拉真（Trajan）皇帝庆祝他征服现在的罗马尼亚时，搞了123天的表演，其中11000只动物被杀，10000 名角斗士参与了搏斗。竞技场座位的排列严格按照社会的“啄序”，最富有的和权力最大的在前面，穷人和被剥夺公民权的在后面的高处。大部分表演都暗含着政治意味。例如，杀死鳄鱼表示对埃及的统治权。让贵族们取乐的节目变得大众化，这和今天政治家、企业赞助商的想法差不多。竞技场中存在着意见分歧，虽然上座率通常很高，但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这种表演。尤其是塞内加（Seneca）[1]，他认为屠杀毫无意义，是堕落的行为。

由于该建筑缺少明确的说明，古往今来的作家便能够构思自己的解释。拜伦（Byron）发现这个宏伟的遗址是“角斗士的血腥马戏团”，狄更斯（Dickens）很高兴竞技场坍塌了，马克·吐温（Mark Twain）则嘲笑它是低俗娱乐的发源地。只有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2]似乎把它想象成一个展现无限勇气和彻底英雄主义的地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竞技场是一个令人望而却步的地方，竞争和娱乐无情地在此交融：赢则活，输则亡。

奥运奖牌上的历史错误被人忽视已久，或许是因为该场所反映了我们对高风险、激烈的体育比赛的矛盾心理。对于热衷者和浪漫主义者，精英体育代表的是人类成就的高度和身心训练的荣耀。在观众看来，这是娱乐行业，类似于合家欢或一日游。

2004年以后，奥运奖牌变得较为正规，但或许有点乏味。正面设计的是泛雅典体育场衬托下的胜利女神奈基（Nike），该体育场是1894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的主场；奖牌的反面设计则留给东道国自己决定。然而，运动员为了取悦大众而付出的巨大代价是无法体现在设计上的。看起来毫不费力的事情可不仅仅需要刻苦努力，像他们的罗马前辈一样，运动员都是出类拔萃的，彼此之间的竞争要求他们不惜代价，孤注一掷。

光荣的另一半是苦痛

在英国巴斯大学的体育训练营，看不到什么残忍、冷酷或浪漫的气息。当我在2012年奥运会前的春天参观它时，其玻璃和钢结构让我感觉这里更像是机场，而不是一个竞技场。高高的吊顶沐浴着阳光，到处是年轻、健康和自由的居民，洋溢着积极进取的氛围。不太擅长体育的观众可以观看有志于角逐奥运会的人的训练，而更善于交际的大学生则聚集在咖啡馆里。出售的食物显然不是那么有利于健康，但可以补充能量。

在学生和教练中间坐着一个安静的小伙子，他一边吃三明治一边读书。当他抬起头时，他的眼睛吸引了我：眼珠很黑，似乎没有眼白。他并不想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只是做自己的事情。他就是戴·格林（Dai Greene），世界跨栏冠军，最有希望在奥运会上夺得400米栏奖牌的人。

格林来自威尔士，他选择来巴斯大学不是为了学建筑，也不是看中了这里社交生活的声誉。他来这里是为了训练。

“这里是英国田径水平最高的地方，”他告诉我说，“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如果我能经受住这些，我就能经受住一切。我喜欢鞭策自己。我妈妈说这是塑造性格的过程。如果我能经历这里的艰险，就能在任何地方跑。”

他说话的声音温和，口音轻快，身高有1.86米，瘦而结实，不太爱说话。他出生于斯旺西附近的费林福（Felinfoel），在巴斯没什么熟人；他的家人和女朋友都在老家。他说每个人都“相当友好”，但事实是他没有太多时间陪朋友。他在巴斯每天要训练6个小时，每周训练6天。他必须心无旁骛。

“赢得奖牌的渴望促使我艰苦训练。”

作为一个男孩，格林本来想踢足球，他13岁时在斯旺西城队踢球。十几岁时他得了胫骨结节骨软骨炎（OSD），这是一种十分痛苦的病，是对股四头肌肌肉联结到胫骨前面的肌腱施加压力造成的。该病通常在青少年发育速生期发作，但一些研究认为其一半的发病率是由体育活动引起的。

但格林爱运动，并且发现他在跨栏方面有天赋。他还想读大学，称这是在“延长痛苦”。他第一次大获成功是在2005 年，当时他赢得了欧洲青少年田径锦标赛的银牌，成绩为51.14秒，属于个人最好成绩。次年，他取得了参加成人锦标赛的资格，但事情开始糟糕：受伤和癫痫找上了他。

到目前为止，格林对体育热情高涨，疾病不能阻挡他，于是他决定结束癫痫的治疗，转而通过努力工作、决心和高度自律的生活方式控制病情。对于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来说，这可不是容易的选择，但是格林开始培养钢铁般的决心。2007 年，在欧洲U23田径锦标赛上，尽管脚踝受伤，他还是拿了金牌，并取得了个人最好成绩49.58秒。

“我不得不换教练，因为我的训练非常单一，而且经常中断。”他回忆道，“然后，我换到了巴斯，但仍然没有改善。这是一个前途渺茫的时期。你开始怀疑正在做的事情：受伤正常吗？每个人都会受伤吗？但我所有的受伤都是因为我提高得太快了，有些因素没有考虑到。”

一年后，到了2009年，他创造了一项赛会纪录和个人最好成绩48.62秒，第一次排名欧洲第一。正如格林解释的那样：“当你看400米栏时，它看起来很容易。那些家伙似乎是大步流星一样，顶尖高手都这样。但有150步是要预先规划好的，如果一步慢了，我就会在上栏时损失0.2到0.3秒，下栏时损失0.2到0.3秒。你必须确保一切都恰到好处、状态良好。”

“搞田径，”格林告诉我，“你一定要每天坚持训练。当事情进展顺利时，你觉得它很容易。我喜欢给自己加压。我会训练一下午，筋疲力尽。我已经经历了很多事，没有什么我应付不来的。”

格林的母亲在一所小学当护理助理，他的父亲是一名砌砖工。他说他们天天工作，而房子始终收拾得干干净净；他在一种默默奉献的气氛中长大。当他和父母或弟弟交谈时，感觉彼此很生疏。他的心理强健度比身体好很多。

跟每一位运动员一样，格林不得不在带来荣誉的比赛（像欧锦赛）和能赚钱的比赛上找平衡。从生理上讲，没人能把一切事情按照日程表来做，所以，运动员必须决定何者更重要：奖金或奖牌。对于格林来说，两者没有冲突。

“金钱不是我的动力。2009 年，当我决定来这里时，我每年只有1万英镑的生活费。赚钱是很高兴的事，因为它使生活变得容易，但训练是第一位的。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冠军和奖牌。它们是体育运动的最高奖赏。”

在格林看来，比赛与私人恩怨无关。他知道谁是他的竞争对手，但他不会太关注他们。他认为：如果你盯着其他人，只会分心；此外，如果你的竞争对手知道你正在关注他们，他们就会拥有精神上的优势。

“第一和第二之间只是几秒的事，也许就1秒。所以你不能有任何的示弱。检录处是一个亲密的空间。在一场比赛之前，我记得一个家伙谈到他的航班晚点了。我想：‘你只是让自己感觉好点，给自己找借口。’20分钟后，我跑赢了他。你必须战无不胜。”

如此多的挫折，如此强的自律，我不可能不被格林感动。在他的轻描淡写之下，其实有很多困难：克服伤痛，控制癫痫，坚持寂寞、孤独的生活规则，以及在奥运会上取胜的决心。这一决心填补了他的生活。他专注于决定胜负的百分之一秒，其他的事情对他来说似乎并不存在。他做的每个选择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一切只为胜败。我们是一天天地过日子，但生活对格林来说就像是不存在的，除非他刻意回顾。

“奥运会是终极目标，因为它每四年才举办一次，你一生不可能参加很多次。所以，你没有很多机会。大家都想赢一次，你会想象自己赢了，站在领奖台上，听国歌。这必定是全世界最强烈的感受！”

这是肯定的，因为像格林这样的运动员付出的代价非常高。多年的伤病，多年的孤独，在凄风苦雨中跑步，每晚独自一人回家看电视，上床睡觉，重新振作，循环往复。多年什么都不想，只思考时间，成败之间只差百分之一秒，却有天壤之别。

2012年1月，格林又一次受伤。这推迟了他的训练计划，但并没有阻止他。7月，在巴黎钻石联赛上取得个人最好成绩47.84秒之后，他被任命为英国奥运田径队的队长。经过七年的训练，他只提高了3.3秒。

到了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格林夺冠的希望很大，但观看400米跨栏比赛是一种痛苦。格林牺牲了很多，希望也在不断增大。评论家不断把他和伯利勋爵（Lord Burleigh）作比较，后者在1928年为英国夺得了此前最后一次的该项目金牌。当格林镇定地站在起跑器前做出预备姿势时，他看上去全神贯注，但也有些渺小。

戴·格林和他的奥运奖牌之间只差0.14秒，比眨眼的时间还要短。比赛结束后，他在地上喘着粗气，盯着成绩显示板，做了一个鬼脸。排名第四意味着没有奖牌、没有领奖台和国歌。什么也没有。他只能在赛后采访中表扬胜利者，然后为2016年里约奥运会做准备。

“纪录提升得越来越快，因为训练方法、技术和设施在不断改进。在接下来的20年中，你会认为纪录必定开始进入平衡状态，必定有一个停滞点，但它们仍旧在不断提升。速度越来越快。而且每年竞争者也越来越多……”

竞技的代价

在围绕着奥运会的兴奋和欣喜中，有一个简单事实容易让人忘记，那就是大多数参与者会输。在参加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10820名运动员中，只有962人（8.8%）捧回了奖牌，另外9858名运动员除了记忆、纪念品、伤病和债务外，什么也没有带回家。格林是其中的幸运儿，他的训练由威尔斯体育基金会资助，而且因为是知名度相对较高的运动员，他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和民众的支持。对大多数体育比赛的多数运动员来说，这一切都是无法获得的。

在研究了世界顶尖运动员之后，美国田径运动员协会得出结论：顶尖运动员中有一半的人每年收入少于15000美元，包括奖金、津贴和赞助。这一数字没有考虑任何的兼职工作，也没有包括经纪人的费用或健康保险的费用。短跑运动员和马拉松运动员可能得到的最多：世界领先者的知名度可能让他们得到鞋类广告合同、出场费、奖金、健康保险等，所有这些加起来差不多每年为40万美元。但若你的眼光从拥有国际知名度的赛跑运动员转向那些排名只是世界前15的运动员时，这些数字就会减半。前20至50名的美国马拉松运动员每年能带回家的收入为25000美元。

对于拥有国际知名度的顶尖跨栏选手来说，赚钱的潜力每年大约为15万美元，而一直保持前10位的运动员有一半人的收入处于3万美元到10万美元之间，而且还包含税和经纪人的费用。对于跳远、投掷和七项全能运动员来说，这个数字更低，竞走运动员实际上一点收入也没有。

如果你从事的运动项目不很出名，比如俯式冰橇或皮划艇激流回旋，可能就很少或没有赞助，但就像格林那样，其训练方法却要求全身心的投入和大量的时间。迈克尔·菲尔普斯（Michael Phelps）在全球流行体育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每一名像菲尔普斯这样的运动员背后，总有那么几十名运动员，他们同样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体育，但他们的收入却微不足道。

当然，奥运会更多是为了追求荣耀，而不是金钱。但看一下美国运动员的数据，很明显，即使像棒球和橄榄球这样受欢迎的运动也没有给绝大多数业余球员提供机会。男、女篮球运动员只有0.03%的机会成为职业球员；男足仅有0.04%的球员转成职业球员。橄榄球的职业转化率是0.08%，棒球提供了最多的职业机会，也只有0.60%的高中球员进入职业球队。没有哪项运动提供的职业机会能达到1%。

达伦·海特纳（Darren Heitner）过去是一名体育经纪人，但已退出了这一行业，因为成功的机会实在太少了。

“承诺似乎很好，但它是一种错觉。普遍情况是，大多数球员入选不了大联盟。所以，进入小联盟球员的41人名单，每月赚一两千美元，比服务员的工资还少。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能通过选秀进入大联盟，但90%的人永远不会有进入大联盟的那一天。所以，他们不得不靠签约奖金生存。

“橄榄球的平均职业生涯可能是三年半，换句话说，大多数球员永远不会拿到第二份合同。篮球的平均职业生涯大约是四年，而合同先签两年，后两年可选择或放弃。因此，多数也得不到第二份合同。第一份合同没有多少钱，更别说还要支付税、费和所有的成本了。

“再说棒球，球员可以从高中选秀。他们更有价值，因为更年轻，球队希望培养他们。所以，孩子们会从一个球队那里拿到六到七位数的签约奖金。五年、六年、七年后走下坡路，不行的时候，球队不重视球员，他就要离开，进入真实的世界，没有学历，没有受过真正的教育，什么也没有。”

2011年和2012年，校际体育运动骑士委员会提出了旨在保护球员教育的改革，要么提供薪水（遭到大多数学校反对），要么将球队的收入与教育业绩挂钩。社区大学西俄克拉荷马州立学院开始提供廉价且容易的课程，这些课程只需花400美元，在两周的时间里简单地学习，就能得到运动员三个整学期的学分。海特纳称好的经纪人会坚持合同的条款要涵盖大学学费或教育奖金，如此一来，运动员就有机会在比赛的淡季获得大学学分。但很多球员没有该合同条款，或不会拿出很多时间来读书，因为他们想专心训练，认为不需要一个备用计划。当你全身心地致力于取胜时，你就不会想要一个B计划。

“这些球员生长的环境中都有推动因素，”海特纳说，“开始时是父母对他们的孩子很狂热，会让孩子觉得自己很厉害。然后，他们会在很小的年龄去打比赛。他们可能真的是当地最好的。他们的教练告诉他们：‘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他们可能说得没错！但这不是地方的事，而是一个国际事务。我们有萨摩亚来的优秀橄榄球队员！棒球方面，许多联盟队员来自委内瑞拉、日本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所以，当竞争扩展至世界其他地方，你的本事跟你、你的父母和你的教练认为的不太相符时，就需要猛然醒悟了。”

所有的竞技运动员都会告诉你，他们的动力来自对运动的热爱，而不是赚钱的欲望。但这种激情确实需要付出代价，包括没有时间学习、交友和生活。

“15岁那年，我一周要上九次训练课。每天早上5点起床，一周里上午游四次，晚上游五次。我的考试成绩没能达到我的预期，因为我没有时间干这事，我不在学校时就在泳池里。别人都认为我疯了，但我只是喜欢而已。”

艾琳·杰弗里斯（Erin Jeffries）不是运动员世家，但她的父母支持她，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女儿是英国最快的游泳选手之一。每天早上，她妈妈蒂什（Tish）也会在5点起床，开10英里的车赶到大学的游泳馆，在女儿接受训练时，她坐在那里规划自己一天的工作，然后开车回家，再去上班。这种状态很辛苦，麻烦很多。

“她很难跟自己的朋友们竞争。”蒂什回忆说，“有个女孩跟她是朋友，她不愿打败她。艾琳游得更好，但好像她不想失去友谊。当这个女孩生病了，停止训练，那她就会赢得比赛。但是，当她回来时，嗯，有些棘手。打败你的朋友很难。”

“当我在巴思训练时，”艾琳回忆说，“我没有时间搞社交。即使我有时间，我也不会真的建立友谊。我总是在游泳、训练。我想我所做的事情在朋友看来一定很烦人：我从不在他们身边。”

艾琳看上去就像一名游泳运动员：个高、瘦长、机灵。她游的是长距离项目，800米和1500米，因为她说她有耐力，而不是速度。艾琳可以去拉夫堡大学，但她的成绩达不到要求，不过在教练的帮助下，她得以进入英国的体育名校。来回跑的时间缩短了，但每天训练的强度并没有变。

“周一、周三、周五：5点起床，5∶30至7∶30训练，8点返回，吃早餐，9点听课，也许一天三节。午餐。我的日子就是在吃和游泳上转圈。下午做作业。然后5点开始训练，先是地上训练，然后游泳两小时。另外两天只有晚上训练。星期六的会议安排比赛进度。我们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周日一天休息。也许每两周我会出去一次，和别人不太一样。

“若我赢了一场比赛，那时感觉最好。但要是输了，就会很讨厌，心都碎了。当你表现不是最好时，当你的朋友打败你时，就会很羞愧，我那时不想跟任何人说话。我很情绪化，最后我会哭。”

自从在400米混合泳全国比赛中获得第五，艾琳开始失去信心。疲惫和沮丧之中，她开始意识到失去了很多东西：跟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学习时间，思考时间。她想，如果她是一个短跑运动员，就不会总是这么累了，但她不具备短距离赛跑的体形。她谈论这一次经历时几乎落泪，其中包含希望和失望、疲惫和期待。

“如果我认为我还能进奥运会，我会继续。但我觉得在那之后我很快就会退役。主要是我想得到一个像样的学位。我想之后可能会干某种职业。在还不算太晚之前，我想过上想要的生活。”

到了第三年年中，艾琳停止了游泳。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在做这个决定时，她避开了朋友、教练和任何会设法说服她的人。但现在，她觉得自己及时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你的整个生活都围绕着游泳。不再游泳时，你就想知道‘我是谁’。当我不再游泳时，我茫然了好几个月。但是，我拿到了一个不错的学位，想到我差点和大学失之交臂，我非常高兴。我停了下来，利用这个机会去读书。我现在一点都不后悔。”

她的两个朋友坚持了下来。凯特（Kate）没有入选奥运会，里奇（Rich）是她的发小，离达标时间差0.004秒，所以，他也没能去成。

“就差那么一点点时间不能入选，这对他的事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或许他前一晚上没有睡好，或一周前生病了。你可能已经训练了四年，可差那么一点就失去了机会。白忙活一场。”

艾琳不再游泳了，她只是无法再享受游泳的乐趣了。虽然她很难重新体验刺激的游泳生涯，但当停下来时却如释重负。毕业后，她周游世界，去了法国、瑞士、澳大利亚，在各地工作游历，但她说她真正的目的是重温错过的成长岁月。在那些日子里，她所有的朋友都在发展人际关系和事业、聚会、尝试和认识自我，她想在还不算太晚的时候把那种体验抢回来。

艾琳的所作所为反映出一个为人所熟知的心理现象。人类大脑的认知能力备受约束，在特定时间我们所能处理的信息量极其有限。同样，我们同时只能受一件事情的激励，而不会是多个目标。在太多信息或太多动机的侵扰下，我们的大脑就会像一个过滤器那样运转，选择什么可以吸收，什么可以舍弃。极端专注于单一的目标会让视野狭窄，任何与目标无关的东西都被舍弃。在真正生死攸关的情况下，这种专注是宝贵的，但短时的刺激终究无法支撑整个人生。

精英体育对后勤和智慧的要求会把其他东西排挤到一边，所付出的代价远超任何一次金融风险。在年轻人探索、发现自我以及理解人生时，体育竞争代表着一种排他的需求，它耗尽了他们生活中全部的时间、注意力、精力、专心和热情，而留给他们的只剩虚无。

女子七项全能运动员丹尼斯·刘易斯（Denise Lewis）回忆说：“这么多年努力奔向自己的特定目标，就是想成为奥运冠军。”她已在悉尼奥运会上赢得了金牌，但获胜的体验却不是她想象的那样。

“当你达到的时候，有的就是空虚。你简直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还有就是有一段时间会想：‘我现在做什么？’……你独自坐公共汽车回到运动员村，已是深夜一点半了。你会想，世界那么大，而你只有自己。”

33岁时，刘易斯退出了体坛，她专注于自己的竞技目标时间太长了，以至于都忘了自己。正如她在2012年解释的那样：“我只是想知道我是谁？我做什么？我如何称呼自己？对我来说，最糟糕的时刻是在必须填写表格时，你不得不填写你的职业。我习惯于敲着我的手指想：‘我是干什么的？’”

安德烈·阿加西（Andre Agassi）说体育会让你迷失自我。他属于杰出的精英运动员，网球技术出神入化，还出了自传，后者的意义远远超过那些奖牌和分数。在这本引人注目的《阿加西自传》（Open）中，他回忆了在退役后寻找自我的痛苦旅程。阿加西的书之所以如此不同寻常，是他讲述了自己对一些事情的感悟：他的可能性，他对人、过程的理解，以及他对既得利益影响个人认知的剖析。他开始痛恨网球，因为它阻止他做真正的自己。

“网球是非接触式的拳击。激烈，单挑，其选择跟任何竞技场一样简单，却极其残酷。杀或被杀，赢或输。网球的击打深入肌肤，它们让我想起过去拉斯维加斯放贷者用一袋橘子打人，因为它不会在体表留下伤痕。”

2012年伦敦奥运会之后，塞巴斯蒂安·科（Sebastian Coe）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奔跑人生》（Running My Life），评论家们很快指出这本书描写的人物太少了。不仅叙事乏味，书中也几乎没有其他人出现。科的母亲、她的死、他的妻子、他们的离婚和他的婚外情：没有哪一项能引起较大的关注，或让人产生任何的深刻见解。科的故事可能读起来有些乏味，一点也不刺激。有一年夏天，我花了大部分时间采访有志于奥运会的人，有一件事情变得清晰起来：他们绝对专注于他们的目标，这让他们的私生活变得单调。不仅仅是他们没有时间做其他的事情，比如交友、反思和社交生活，他们也失去了对这些事情的想法。这种对得分、时间、数字和尺度的极度关注已经让他们无法思考其他的事情。这就是你看不到的伤痕。

当然，看得见的伤痕也并非不重要，例如戴·格林的多次受伤，这在运动员中间并不罕见。我们可能很自然地将体育与健康和健身关联起来，但优秀或职业水平的运动员更常受伤，有更多长期的健康问题。弗雷德里克·米勒（Frederick Mueller）曾是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一位热心的体育教练，但现在他是美国国家严重体育伤患研究中心的主任。

“在我就任以前，就有很多严重的受伤事件。为了避免情况恶化，我们改写了很多比赛规则。但近年来体育运动太注重胜利了，这也是很多伤病出现的原因。现在，第二名就意味着你是一个失败者，这给运动员和选手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米勒整理了所有运动意外死亡和重伤的数据，年度报告显示足球中颅脑损伤的情况值得关注。他研究的所有体育项目都与死亡、近乎死亡和严重受伤有关系，比如越野赛跑、足球、曲棍球、水球、篮球、冰球、游泳、摔跤、排球、体操、滑雪、撑竿跳、棒球、垒球、长曲棍球、径赛、网球、赛艇和骑马。这些受伤大多源于运动项目本身，但有些伤害显然是因为竞争造成的，如橄榄球选拔赛期间的中暑或在摔跤比赛时增加体重导致的死亡。阅读这些报告令人震惊，死亡和重伤往往是由不合格的教练和渴望获胜的年轻气盛的运动员共同造成的。

“每个人都想赢！这些孩子没有空闲时间，所有时间都在打球，会受轻伤和过劳伤，这些都是父母逼出来的。我见过一些孩子受伤了也不会告诉教练，因为他们不想失去自己的位置和奖学金，甚至家长也参与其中。有些孩子得了脑震荡，此后会长年受罪。”

脑震荡是当今体育界的现实，身体对抗激烈的体育运动是最危险的，比如拳击、足球和橄榄球。在橄榄球的单个赛季里，一名职业橄榄球队员的头和脸会受到1000多次撞击，患上脑震荡的概率达75%。这种颅脑损伤的风险不只是反映了比赛的性质，它也是想要赢得比赛的直接后果：78%的脑震荡会在比赛期间持续存在。米勒现在编写了一份橄榄球受伤的年度调查报告：2011年，他发现了4例由橄榄球直接造成的死亡，12例由中暑、血栓或心脏病间接造成的死亡。在国家橄榄球联盟（NFL），进攻和防守前锋心脏病致死的风险要比一般人群高52%。

这种高风险的原因之一是前锋的个子越来越高。块头更大意味着更大的力量，这会让碰撞比以往更加危险。自1942年以来，橄榄球运动员的体重每年都在增加，累积平均体重增加了100磅。但那并不全是肌肉：估计97%的美国橄榄球联盟球员超重，他们中有56%的人患有肥胖症。这使得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极易患上心脏病、高血压和代谢紊乱疾病，比如糖尿病。

但他们仍然在比赛，米勒看到了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那就是为了留在队中，他们几乎会做任何事。人们尝试改变规则来减少这种现象，比如，得了脑震荡的职业球员必须得到独立的神经专家许可才能重返赛场，但球员往往会隐瞒头部受到了外伤的迹象：丧失意识、视力障碍、头痛和失忆。正是出于这一原因，米勒建议要在所有的比赛和练习赛的现场安排医生到场，有些球队做了，也能负担得起，但很多运动队没有做。“在脑震荡管理中没有成人干预，”一位研究者总结道，“青少年竞技体育就会成为撞车大赛。”或许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美国竞争太激烈，但发表该论文的《科学日报》（Science Daily）也报道说，在英国，大多数足球队不遵循有关脑震荡的国际准则，而只有一半队伍知道它们的存在。

约翰·莫菲特（John Moffitt）决定要退出比赛的原因之一就是体育运动对身体的影响。在为西雅图海鹰队和丹佛野马队踢橄榄球近20年后，莫菲特睡眠不好，视力模糊，为此很是烦恼。“他们是拿人做生意，”他在解释突然决定退役时表示，“我不想为了钱而拿健康冒险。”

2011年至2012年，有6名退役的NFL球员自杀。在他们死后，尸检表明他们一直患有一种名为慢性创伤性脑病（CTE）的痴呆症，现在认为这种病是因为多次脑震荡造成的。戴夫·杜尔森（Dave Duerson）即是这些悲惨的病人之一，他开枪射中自己的胸部，以便让自己的大脑保持完整，他把自己的脑袋遗赠给了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留供将来研究之用。自从2011年杜尔森去世，波士顿大学的研究人员研究了35例橄榄球运动员的大脑，发现有34人患有慢性创伤性脑病。现在已经可以在运动员活着的时候研究他们的大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人员研究了5名在世的橄榄球运动员的大脑，发现他们都有慢性创伤性脑病，其症状包括记忆力减退和抑郁。这种疾病与脑震荡紧密相关还是与橄榄球的多个方面有关，目前仍不明确。正如密歇根州的教练达菲·多尔蒂（Duffy Daugherty）说的那样，橄榄球毕竟不是一种接触运动，它是一种碰撞运动。这使得一些观察家怀疑比赛本身或球员赢得比赛的渴望并不是这个问题的关键。

“把颅脑损伤危机称为脑震荡危机，听起来像是它源于比赛的方式，而不是比赛本身。”体育记者乔纳森·马勒（Jonathan Mahler）反思道，“不应认为脑震荡损害了大脑。常规比赛，精彩的比赛，纯粹的橄榄球比赛，它们都有可能导致颅脑损伤。这就是没人愿意承认的现实，因为如果橄榄球的问题不在于比赛，而在于其本身，那橄榄球运动的未来就到了危险的境地，其危险超乎任何人的想象。”

最后，在认识到脑震荡和橄榄球之间的联系之后，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于2013年8月同意拿出7.65亿美元，发放给4000多名退役运动员及其家庭，这些球员患有老年痴呆症和长期的颅脑损伤后遗症。但是，橄榄球并不是唯一会导致严重伤害和死亡的运动。每年棒球运动员会有3至4人死亡。女性运动员脑震荡的最常见原因是足球运动，有50%的女足运动员患有脑震荡。据米勒讲，在橄榄球之后，美国最危险的运动是啦啦队。

“啦啦队比其他女孩参与的体育活动造成的所有伤害还要多，”米勒说，“它的竞争异常激烈。开始时她们真的很年轻，要在全国各地旅行，在不安全的地方排练，而教练还没有执教资格。当然，更具观赏性的特技是风险最大的，比如空翻和在25英尺高的空中扭转。”

参加啦啦队选拔赛时，劳拉·杰克逊（Laura Jackson）只有14岁。由于急切地想在高中队里赢得一席之地，在做空翻之前，她在健身房地板上翻跟头。她不记得出了什么差子，只是她的脖子着地了，脸色发青，无法呼吸。她脖子的两节脊椎断了，骨头挤压了她的脑干。目前，劳拉四肢瘫痪，但仍然积极参与推动啦啦队安全的活动。

“啦啦队已经与你的记忆完全不同了，”米勒告诉我，“现在它成了一项高风险的运动，竞争很激烈。在许多学校它不算一种运动，因此没有任何规则或条例规定你可以练习多少个小时。”米勒也指出啦啦队员的特技“几乎总是在坚硬的地面上表演。所以，当他们做错时，结果是灾难性的”。每年会有3万名美国啦啦队女孩受伤、进入急诊室。这项运动本身并不危险，但为了赢得奖杯，参与者被迫做出极端的动作，导致自己受伤。

好胜心会推波助澜，最近的研究发现运动员会主动做那些危险动作。比利时鲁汶大学的研究者检查了铁人三项和马拉松比赛结束后运动员的心肌。他们原以为心脏会处于巅峰状态，但他们发现的却是运动员的心脏已经变形，右心室的功能（泵血入肺）已经“严重失调”。有些运动员的心脏会恢复正常，但有些人的恢复不了，核磁共振成像扫描结果显示有心脏伤痕的迹象。

虽然鲁汶大学的研究样本量不大，但伦敦马拉松赛的医学顾问桑贾伊·夏尔马（Sanjay Sharma）认为必须认真对待这一结果。“我个人的感觉是，极限耐力运动可能会对某些运动员的心脏造成伤害，”夏尔马说，“我认为人的身体不适合每天11个小时的超强度训练，所以心脏受伤在所难免。”考虑到参加马拉松等耐力运动的人在快速增加，此类研究项目的潜力巨大。

金钱的魔力以及荣誉驱使运动员付出努力，从来如此。但现在，对于每一个想在球队中赢得一席之地、在比赛中赢得名次的人来说，都面临着几百人的竞争，而知晓这种竞争压力使得竞争更加激烈，仿佛压力不够大，参与者就不会努力争胜似的。机会没有第二次，所以，你最好全力以赴。如果时间是无限的，花7年的时间提高3秒对戴·格林很有意义，但他知道他没有那么多时间。他的一生都在跟时钟和日历赛跑。

体操运动员通常在20来岁的时候退役。田径运动员通常在30多岁时退役。少数球员会推迟到40多岁退役，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体育运动是年轻人的游戏。如果运动员被迫提前退役，他们会不知所措。体育和人生很像，但人生无法训练或准备。很多运动员在退役时会非常空虚，正如丹尼斯·刘易斯说的：他们感到失落，没有身份，没有计划，没有组织、同事，社会也不会提供竞争力较弱的职业。他们要比同龄人更早地退休，经常意志消沉，不再抱有幻想，也不再有奋斗方向。

2011年，在对奥运选手的一项研究中，瑞典和澳大利亚的研究小组与奥运奖牌获得者谈起他们退出体坛后的转型。托马斯（该研究项目中均为化名）在搏斗类比赛中赢得了一枚奖牌，他想成为一名教练。他说这很难，因为这意味着要为其他人的利益做出太多的自我牺牲，而他以前只会想到自己。他发现运动员和普通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

“如果退出体坛，你就不能抱着过去的胜利或成功不放，你不能这样想，你不能只想自己。你要和其他人一起生活，你必须社交。这更加复杂了。”

托马斯说，找到一种身份，学会替他人着想，对他来说是最难的事，比赢得奖牌更难。“你可能赢一次、两次。但是，有一天你会被胜利击垮。我在第二次参加奥运会时明白了这一点……如果你在比赛中输了，失去了荣誉，那会怎样呢？你会自杀吗？你必须寻求别的道路。”

米歇尔（Michelle）取得过一项团体运动的冠军，但在离开体坛成为一名教师后，却患上了抑郁和焦虑症。“在我的运动项目中，你会训练一些复杂的小技巧，你想要提高或完善它，你有恒定的目标，而且只能做正确的事情。”米歇尔始终是个完美主义者，追求每一个可量化的短期目标。但在教学中，完美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是含糊不清的，从来没有绝对的胜利。她对生活的复杂性准备不足。

退役的职业运动员会想念那种非输即赢的简单明晰的生活经历。斯科特·廷利（Scott Tinley）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铁人三项运动员之一，他说他参与比赛的时间太长了。退役后，他觉得茫然若失、郁闷和困惑。通过访谈200多名同行运动员在退役之后的转变，他设法克服了自己的迷失，把写书当成是一种治疗。廷利引用棒球投手桑迪·科法克斯（Sandy Koufax）的话说，感觉“运动员的生活是一种自偿性的生活”。

廷利采访的每个人都想念记分牌和欢呼声。他引用统计数字说：前国家橄榄球联盟球员的自杀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近6倍；职业运动员退役后的离婚率是 60%～70%。只有非常幸运的少数人真正是盆满钵满地退役。大多数人不得不在一个他们不熟悉而且常常准备不足的世界里重新塑造自己。

“职业生涯真的很短，”前体育经纪人达伦·海特纳说，“许多运动员破产了，不只是因为他们出身贫寒或不会理财。即使把钱管理得很好，但你不能只靠签约奖金过一辈子吧？而且没有受过教育，确实很难找到其他的机会。如果你想要上电视，参加《与星共舞》，那你必须有很高的知名度，不错的经纪人，不错的人际关系，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靠体育过完余生是不可能的。尤塞恩·博尔特（Usain Bolt）、佩顿·曼宁（Peyton Manning）或许可以，他们都是极少的例外。很少有人凭着吃老本过完下半辈子。”

对于优秀的职业运动员来说，必须全神贯注，并关注短期内的效果，比如分钟、天和周，很少有机会或时间进行前瞻，所以他们的视野很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职业生涯极其短暂，所以运动员要不惜一切获胜，而且要赢在当下。1984年，医生、生物化学家罗伯特·戈德曼（Robert Goldman）问了198名优秀运动员一个问题：如果他们知道有一种查不出来的药物能保证他们夺得一枚金牌，但会在5年之内导致死亡，他们还会吃吗？52%的人说他们会。在此后的10年里，他每隔两年重复一次调查，结果并无二致。它被称为“戈德曼困境”。

2010年，研究人员问了48名职业橄榄球运动员几个相似的问题。问：“给你一个在国家橄榄球联盟中打比赛的机会，但很可能患上永久性的颅脑损伤，这值得吗？”53.6%的人说这值得冒险。另一问题：“如果一个明星球员得了脑震荡，他的队友希望他回到场上吗？”有一半人说他们愿意。正如一名答题者所说：“在肾上腺素激增的周五比赛日晚上，大家都会自私，我想要他回来。”

2009 年，一些聪明的澳大利亚研究者发现这种困境非常奇特：也许我们都愿意做出这种取舍。他们调查了250名非精英运动员，其中只有两人愿意签订浮士德式的灵魂契约。该研究的发起人得出结论：若要达到优秀水平，运动员“必须专注，排除其他积极活动的吸引”。

许多心理学家把运动员这种竞争心极强和极端专注看成是一种受虐狂，身体上的痛苦有助于让他们忘掉童年创伤。其他人则把它看成是一种自恋：对受人关注和喝彩的难以抑制的渴望。几乎没有哪位运动员认为胜利不重要，比赛纯粹是为了快乐。比赛的重点就是赢。

“运动员自己为了赢而付出，他们想赢，”资深药检专家唐·卡特林（Don Catlin）说，“他们不想服兴奋剂，但它非常有效，所以他们必须决定：我服不服兴奋剂？”

卡特林在1982年创建了美国的兴奋剂检测行业。在沃尔特里德医院工作期间，他开发出可卡因和街头毒品的测试方法。等到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工作的时候，美国政府需要一个世界级的药检设备，用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兴奋剂检测，卡特林应邀启动这一项目。

“当时美国没有反兴奋剂行业，啥也没有，”他回忆道，“可用的资金很多，所以，系主任的眼珠子瞪得老大！我从此一往无前，这份工作令人兴奋。”

虽然他的工作是想出抓住运动员作弊的方法，卡特林却对他们所承受的压力非常同情。

“运动员的生活很艰苦。很少有人能功成名就，但多数人没有备用计划。奥运选手的处境也没有那么好。如果他们赢得一枚金牌，如果他们的运动项目受关注的程度高，他们就会赚到钱，否则啥也没有。银牌或铜牌不值一提。因为爱体育，他们缩短教育时间，学校、友谊，所有的一切都搁置到一边。他们尽其所能，承受巨大的压力。

“如果你是马克·施皮茨（Mark Spitz），那没问题，他得了7枚游泳金牌！或在过去，10至20年前，要是你是东德人，你或许能得到一辆车，一套公寓！运动员不熟悉化学知识，但医生、药剂师和教练，他们知道啊！做运动员的成本很高，所以运动员需要回报。我很佩服那些没用药的人，但也确实很难责怪那些服用兴奋剂的人：胜负一线之间，可是微小的差异却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

卡特林的生活就是不断的军备竞赛。每当他设计出一个针对新兴奋剂的可靠测试方法，躲在暗处的一群药剂师、教练和经纪人就会找到绕过测试的方法，或发明一种性能更高的新药物。即使它们可能危及生命也无所谓；“戈德曼困境”表明大多数运动员并不在乎。因为潜在收益和竞争者的数量都在增加，兴奋剂问题日益加重。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美国反兴奋剂机构（USADA）、澳大利亚犯罪委员会和英国反兴奋剂机构都同意“人生长激素”和“肽”的使用在增加，而对它们的测试并没有保持同步；虽然各机构估计至少14%的运动员使用违禁药物，但只有2%的人被抓到。该类问题并不局限于职业体育，因为这些药物很容易就能搞到，业余的和二流的运动员也在使用它们。

红细胞生成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兴奋剂的一种，通常称为EPO。它是一种危险的兴奋剂，自行车运动员兰斯·阿姆斯特朗（Lance Armstrong）近来职业生涯被毁和它有很大的关系。2008年，一篇重要的评论文章披露：当用于缓解化疗后的贫血时，EPO会增加死亡的危险。其他的研究表明它和肿瘤的形成相关，2010年的研究认为它与中风和心脏病有联系。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药物。不过卡特林说它仍然是一种可选药物，因为它有效。

对于两眼紧盯目标的运动员来说，兴奋剂代表着一种可怕的选择。它经常被人当成一种经典的现实博弈论案例。如果每个人都用兴奋剂，你不用就不会赢。如果没人使用兴奋剂，你用就能增加机会。不用兴奋剂的唯一条件是你完全确信没有人正在使用兴奋剂，但这个条件很少出现。看到戈德曼困境所揭示的情况，许多在此领域开展研究的人员推断服用兴奋剂现在已经成了流行病，渗透在每项运动和重大比赛中。有些运动员也同意这种看法。

“我曾在运动时作过弊吗？”英格兰橄榄球队前队长威尔·卡林（Will Carling）写道，“我当然有，事实上，我很伤心的是，为了打败后辈，我仍然在做！多么悲哀！但它是根深蒂固的，是赢的需要！因此，严肃地讲，我看到那些家伙被人揪出来，就会想这和曾经的我有什么不同吗？”

这都是为了我们。体育是一个大产业，约占全球GDP的2%。它是一个娱乐事业，它用更大、更快、更长和更富戏剧性的魅力吸引着人群和头条新闻。比赛变得更长，越来越激烈，橄榄球的中后卫球员块头更大，网球的发球速度也打破了新的纪录。我们不希望网球运动员注射肾上腺皮质酮来娱乐我们。我们不希望随着中后卫球员增肥来增加患心脏病的概率。我们以为我们看到的是人类精神的胜利，而事实上，我们很有可能正在观看精巧的犯罪表演。

维克托·康特（Victor Conte）对此的解释是：“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它就不是欺骗。”

2004年，康特因为经营巴尔科实验室（BALCO）而被捕，该实验室向一流的奥运选手、拳击手、自行车运动员、足球和棒球运动员提供兴奋剂，其中有美国体育界最知名的人，包括大联盟棒球运动员巴里·邦兹（Barry Bonds）和贾森·詹比（Jason Giambi），以及奥运选手马里昂·琼斯（Marion Jones）。这一丑闻击碎了人们对体育抱持的理念：体育竞争是公平的，它展示了人类最精彩的一面，奖励的是美德与勤奋。

“奥运会是一个骗局，”康特坚持认为，“我告诉你：在体育界，不仅没有圣诞老人，而且没有复活节兔子或者牙仙子。我的意思是说，奥运会的历史简直充满着腐败、掩饰和兴奋剂的滥用。它并非这个世界认为它的那个样子。”

康特声称他为马里昂·琼斯研制出了兴奋剂，使得她在悉尼奥运会上得到5枚奖牌，而且还为她当时的丈夫蒂姆·蒙哥马利（Tim Montgomery）做了类似的工作，使他打破了100米的世界纪录。巴尔科丑闻揭示了类固醇、EPO和补充品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美国和奥运体育。康特感到“他的”运动员别无选择，那些兴奋剂测试者总是跟在屁股后面，再加上运动员对胜利的渴望非常强烈，以至于他们不再关心风险。

将康特送进监狱传达出一种信号，并促使人们为所有体育项目开发新的检测方法。但这并没有阻止兴奋剂在体育运动中的作用，这也成为体育报道的热门主题。2013年8月是体育界缉毒行动收获最大的一天，13名美国职棒大联盟球员因违反《反兴奋剂条例》而遭停赛。令唐·卡特林感到吃惊和失望的是，他仍然不停地忙碌。

“我原以为这事很简单。”卡特林笑着说，“找到一种药物，你只需要知道它在人体内的留存时间，再找到一个样本就行了。我以为我可以在5年内清除它！我没想到问题这么严重。”

随着问题的加重，它成了卡特林终生的追求。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他负责管理检测实验室。如同北京奥运会时一样，有4%的运动员被查出服用了兴奋剂，但由于只做了4686次检测，所以没人知道伦敦奥运会上非法服用兴奋剂的规模到底有多大。作为奥运会的主办方，兴奋剂体现了一种两难：逐一检测既昂贵又耗时，而且你检测越多，问题运动员的数量就越大，如此一来，奥运会可能会失去它的传奇色彩。

“挑战永不停歇，”卡特林说，“药中有药，兴奋剂还有伪装。生长激素难以检测出来，基因操纵可能无法检测。他们总能想方设法抢先。”

赢是一种极致偏执

在巴尔科被揭露时，特拉维斯·泰格特（Travis Tygart）是美国反兴奋剂机构法律事务负责人，该丑闻的规模让他大吃一惊。他觉得巴尔科的案例表明不是仅几名运动员走错了路，而是整个社会风气受到了腐蚀。泰格特认为，利用兴奋剂作弊是一心求胜的最糟糕表现。

关于涉及巴尔科的运动员，泰格特告诉我：“没有人喜欢作弊。他们都知道这是不对的，内心备受煎熬。”

泰格特从小喜欢体育，成人之后，他在学校运动队当上了教练。但他想了解体育到底发生了什么。鉴于此，他委托人写了《体育对美国意味着什么》这份报告，对竞技体育所发生的变化加以反思。

该报告发现“体育对社会的影响很大”，3/5的美国成人参与到某种运动中，并且有1/4的人是积极参与。但是，作弊也十分普遍：1/5的人承认屈服于或违反了规则，有一半的人知道有人违反了规则，而在作弊的人中，几乎所有人（96%）说他们知道其他人做过同样的事。体育志愿者、参与者和8～17岁孩子的父亲承认曾经屈服于或违反过规则的比例最高。

这一切最令人吃惊的是相互矛盾。美国人说他们最看重运动中的乐趣、公平竞争、诚信、自律、耐心和社区归属感。他们最不关心的是什么呢？赢得比赛和竞争力。

但当问及事实上体育给人的奖励是什么时，答案是：赢得比赛和竞争力。换句话说，体育运动教给人们重要的人生教训，这种体育理念是伟大的，但现实情况完全不同：体育确实给人以教训，但全是错误的教训。

“我们看见孩子服用补充品，”泰格特回忆说，“为期两天的体能训练和全年制赛季变得普遍。有一名14岁单排轮滑选手的家长雇了一位教练，并安排他参与我们无意中发现的人类生长类固醇项目之一。我们跟孩子谈过，他只是听父亲的话。父母们只是过分强调赢、赢、赢。他们简直就是在贩毒，而且对象是自己的孩子！”

“体育文化变得更加求胜心切和走极端。‘不惜一切代价要赢！’‘我无论如何要得到奖学金。’人们不再在一起吃饭和度假，而是开车带孩子参加练习和比赛，这种代价简直太可怕了。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我们想从体育运动中得到什么？我们想要一种不惜一切代价要赢、践踏比赛、违反规则的社会风气吗？或者我们想要更有意义的事情？”

体育已经迷失了方向，这种感觉激起了泰格特的使命感，决心要将其清理干净。两年多的时间里，面对不知来自何方的三次死亡威胁，他一路追踪到了兰斯·阿姆斯特朗，顽强地积累起证据，最后剥夺了这名自行车运动员的奖牌和名声。

兴奋剂是体育误入歧途的最大、最明显的标志。但如果赢是最重要的，那么，精英体育和职业体育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就是可以接受的。就像是商品化的教育一样：如果产品而非过程是最重要的，那么，兴奋剂和作弊就无所谓了。在泰格特看来，问题不在于体育本身，而在于社会将获胜运动员偶像化了，对体育竞赛盲目崇拜。

“我们过分看重赢，”泰格特总结说，“我们对少数人过于关注。专一关注一小群优胜者有什么意义吗？常识说不是，我们的研究也不这样认为。当你专注于取胜时，这会让其他好品格退避三舍。”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泰格特本人就是一位狂热的运动员。他爱运动，但不爱它们变成的样子。这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在英国，有2/3的孩子说：因为“一心求胜”这种文化，他们备感压力，因此会在运动中作弊，而超过1/3的人说他们在作弊时并不懊悔。

史蒂文·巴德利（Steven Baddeley）是巴斯大学体育中心的总监，该中心就是戴·格林和许多其他选手受训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巴德利是顶级羽毛球运动员，但在伦敦奥运会那年的冬季之后，当被要求参加主题为“你会让你的孩子成为精英运动员吗”的公开辩论中，他表明自己持反对的立场。

“我对体育充满热情，”巴德利告诉我，“但精英体育有所不同。他们对孩子的身体有害。你必须把自己逼到极限，身体会垮掉，如果不是，说明你还不够努力。对羽毛球的研究表明：16岁以下的比赛选手70%有背部的应力性骨折。这不是好消息，可能导致你输掉比赛。好的一面是它会教你如何对待失败。但在青少年中，很少人的情绪恢复能力能应对这一问题，这就是你从青少年体育运动中能看到许多不良行为的原因。”

巴斯训练营的每个人都从孩子发展成了职业运动员，这让巴德利对体育的影响有了深刻的认识。他说很多问题始于俱乐部，它们在人才的争夺上越来越向低龄化发展。

“俱乐部之间相互竞争；他们挑选年龄小的孩子，这样他们就去不了其他俱乐部了。你是如何挑出五、六、七岁孩子的？你真的断定他们有天赋吗？不可能。但是他们让孩子们专业化，很早很早就开始。这就是他们会受伤的原因。这不是对孩子们好，你让他们加入网球俱乐部，这样他们就不会进入橄榄球俱乐部。”

只有某些孩子“有天赋”的理念让巴德利很不舒服。虽然他的关注点是运动，但他的观点得到老师们的认同，童年不应是孩子们被排序的时期，而是他们的活力和热情寻求展示机会的时期。

“我避免使用‘人才’这个词，”他告诉我，“年轻人有潜力，8岁的孩子比其他人更有天分，这种想法我不接受。每个人的潜力是不同的，有人个子高，这有助于打篮球。但如果给他们机会的话，很多人的潜力是相同的。”

重视精英体育，并且投入巨资，这种论点的理由是它会激励其余的人。看到戴·格林、丹尼斯·刘易斯和迈克尔·菲尔普斯，会让我们奔赴跑道和游泳池。但《英国医学杂志》的系统研究没有发现奥运会增进人们参与体育的证据。事实上，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的研究显示，对比分和获奖的过度重视正是促使人们远离体育的原因。美国儿童有80%在12岁前放弃了运动，过分强调取胜意味着如果不能赢，他们就要放弃。

“从收入角度来看，”他告诉我，“为精英比赛留出电视时段无疑会吸引观众，也能吸金。但我们看不到任何证据表明仅此就能吸引更多基层民众参与到体育中来。”

涓滴效应在体育中不像在经济学中那样有效。将资源、资金和名声集中于少数几个成绩最优秀的人身上不会帮助任何人，甚至包括运动员自己。引入竞争机制，筛选出最好的，然后以此激励其余人，这是一个伟大的理论，但在实践中行不通。相反，人们接收到的信息是体育在乎输赢，如果你赢不了，就不用再费心了。对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伤心的结论：奥运会比以前更受欢迎，是因为大家能通过电视看比赛了。

体育运动可以提供丰富的体验，告诉人们什么是公平、乐趣、团体的快乐和协作，对于这一理念没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但娱乐已经被竞争、获奖者和取胜所劫持。它还有可能重新回到最初那个“玩”游戏而不是“搏斗”的梦想吗？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的特拉维斯·泰格特提交了第二份报告，以确定如何修复“残局”。如果问题不是体育本身，而是它变了样子，那体育还有没有可能恢复到它原有的“好玩”呢？

泰格特的报告《真正的体育》用很长的篇幅谈论了体育运动可以是和应该是什么，以及它应该要证明什么样的价值。虽然糟糕的体育运动激起的是撒谎、作弊、暴力、违法犯罪、酗酒和吸毒，但真正的体育运动可以增进健康、提升自尊、促生创造力和解决问题；它还可以降低饮食失调、肥胖、抑郁和自杀的发生率。报告意味深长地恳求，要让比赛重返“游戏”，甚至暗示健康地参加体育运动可以提高学习质量。但要想达到这个目标，需要做出很大的改变。

父母和教练应发挥很大的作用。芬兰的学校就做得很好，他们不断挑战自己，使所有的儿童都能成功；而牙买加培养出了伟大的运动员，因为每个人都在跑，所以，巴德利和泰格特认为体育运动的核心应该是鼓励所有的儿童，而不仅仅是获胜者。这种改变的关键是“提醒我们自己：在体育运动中，体验与成果同样重要。换句话说，比分不是重点。孩子们放弃运动，因为有太多的竞争，而乐趣不够；游戏不再是游戏”。

比早期人才发掘更重要的是培养对所有体育运动的喜爱。早期开发和后期成功之间没有关系，虽然大多数体育主管认为专业化的程度在增加，但研究报告表明那是很危险的。过早专业化的孩子会有失去童年和“社交束缚”的风险。专业化的运动员会有更多成功的压力，减少社会活动，遭受更多过劳性损伤。在小时候就专业化的运动员有98%的人永远成不了精英运动员；他们更有可能成为炮灰。相反，老师和家长应该鼓励他们的孩子参与更多不同的运动，培养对比赛的热爱，而不仅仅是赢。

教练是至关重要的榜样。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发现大多数学校的教练未受过培训和资质不达标。他们是激励和培养年轻人的导师，需要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不论是从身体上，还是从情感上。鉴于78%的教练存在不适当的教练行为，这是当今体育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因此，教练要严于律己。很少教练充分了解安全、身体和情绪培养、培训或调节的知识，但他们都能感受到要赢的巨大压力。报告强烈主张教练需要接受专业培训和资格认定。

父母也需要改变做法。“当儿童运动员认为他们的父母都是支持的和积极的，并强调享受运动时，他们就更能展现出对对手的关心和输的风度。他们也可能更少去说脏话、发牢骚、抱怨教练或他们的上场时间。和那些在父母鼓励下享受和自制的儿童相比，被教育要一心求胜的孩子更有可能做出低劣的体育行为。”有些体育组织已经实施了针对父母的行为守则。

《真正的体育》报告的言外之意微妙却又意义深远。体育体现了社会价值观和政治价值观，在伦敦和纽约是如此，在古罗马时代也是一样。运动既影响我们是谁，也反映了我们是谁。

“企业高管伪造财务记录、公民偷税漏税、职业运动员犯下重罪或做出不道德行为、大学橄榄球教练被曝有招募丑闻、高校更喜欢有运动特长的学生、大学教练比学校负责人的工资还高……在这样的风气下，作弊和不道德的行为显然是会得到回报的，至少在很多情况下会逍遥法外。这种环境下，只有‘傻瓜’才会遵守游戏规则。

“如果我们让求胜的渴望在体育界泛滥成灾，不加抑制，那么，我们将继续看到运动员、教练和球迷之间的违法犯罪大量增加。如果我们不能将体育运动从迷恋奖励中拯救出来，那么，我们的孩子又将去哪里学会真正的体育教训呢？有些人学会了不惜任何代价获得胜利和外在奖励，并把这当成是最珍贵的价值观，这样的公民能很好地服务我们的国家吗？”

迈克·布里尔利（Mike Brearley）被认为是英格兰最优秀的板球队长，从板球界退役后，他作为精神分析学家开展培训和咨询。对许多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令人惊讶的飞跃，但在布里尔利看来，这个工作完全适合他。

“体育会给你竞争许可证，”他告诉我，“就像精神分析给你执照、让你说出你的想法一样。我们需要在日常工作外有自己的避难所。”

我们来到他的乔克农场，坐在温暖、舒适的客厅里，周围摆着体育纪念品，还有米罗（Miro）的黑白版画。布里尔利认为运动跟生活不同，也不应该相同。运动的主要价值，就是它和生活有一段安全距离。

“我有一两个男性患者，他们认为体育很重要。它让羞怯的人得以炫耀、发光、解放天性，并实现真正的参与。人们彼此激励，活力四射。最好情况下，运动绝对是身体对身体、面对面的行为，帮助人们释放。但它不是生活的全部，只是其中一面。这就是让精神分析学和体育相同的地方。它们都很强烈，但并不很真实。你不是病人的父亲或母亲，而是‘好像’是。这是一种被允许的幻觉。正是通过这种幻觉，你才能接触生活的本质。但它与生活不一样。”

然而，体育和各行各业一样，已经成了成王败寇的战场。竞争心和取胜破坏和扭曲了体育运动的本质，就像各行各业都被狭隘的视野、无节制和作弊占据了一样。

“我只是想赢。它只关乎我和我的目标，与别人无关。我完全专注于自己的强项。我满心想的就是要赢。”

梅洛迪·侯赛尼（Melody Hussaini）好像是一名运动员，其实不是。她是《学徒》第七季中的一个参赛者。这个节目充分利用了体育和商业之间的隐喻式的联系，每一集的情节都被设计成竞赛，其中的参赛者必须扫清障碍才能前进。挑战开始时是一种团队活动，但最终几乎全是个人称英雄：学徒要击败自己的全部伙伴才能得奖。该节目传达出的信息就是商业和体育运动一样：恶性竞争，反社会，而且一将功成万骨枯。

参加节目时，侯赛尼展示出许多竞技运动员的特点：视野狭隘，意志坚定，自私自利。该节目的编导着重表现了一个场景：在第一集的末尾，她举杯向自己祝贺；这成为她在节目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她既吹嘘自己的开车技术，又嘲笑自己不会倾听、发挥别人的才智或认可他们的经验。侯赛尼最终被“淘汰”，因为她一心争胜的行为使她成了一个卑劣的合作者。

“我想让每个人都知道我理应获胜。他们剪辑了很多体现我渴望获胜的镜头，我也的确是那么做的。我有拼搏的精神。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经常说：‘我要成功。’在生活中，你要与60亿人竞争。”

侯赛尼完全同意成功是一种单打独斗的个人行为，它要求一门心思关注自我。即使不像有志于奥运会的人那般训练，她也继承了那种专注。当我驱车去见侯赛尼时，却找不到她的房子。我打电话问路，但是她说不清楚。她说她回家时总是用全球定位系统（GPS）。她不知道我在哪里，或有什么地标可以帮助我。缺乏创造力让她不知道自己住在哪里，或如何到达那里，也无法描述自己周围的环境。

我用了地图、电话、互联网搜索并在丈夫的帮助下，总算抵达了侯赛尼的家门口。后来，在我们交谈时，她紧挨着静音的电视机坐着，而电视屏幕遮住了客厅的一侧。尽管电视中鲜艳俗气的图像闪烁时让人很难谈话，但侯赛尼似乎从未觉察出我的注意力被分散了。

“我想要排在富豪排行榜的前列，但这会导致人们忘了为什么要达成这个目标。为竞争而竞争既浪费时间又很危险，它可以滋养贪婪，因此我只专注于目标。”

侯赛尼经营着一家社会企业，旨在为那些犯过罪的年轻人培养工作技能。这似乎是通往富豪榜的一条奇怪道路。侯赛尼的心里似乎没有连贯的计划，似乎这个世界与她无关，她所想的无非就是做一个成功人士。

侯赛尼有精力和智慧，但她无法与其他人产生联系，因为她看不到他们。像很多具有超级竞争力的人一样，她拒绝承认他人的价值和复杂性，也排斥认识它们。她的企业没有任何雇员，只有她自己。

但侯赛尼关于领导能力的想法却不古怪，甚至很普通。《学徒》建立在“一个人的成功需要打败众人，而且商业只不过就是得分”这样的理念基础上。毕竟，这个游戏只有一个人可以赢，其他所有人都要输。完全符合这个成功形象的是该节目的主持人们，他们把自己定位为操盘手和裁判。《学徒》是一个无所不用其极的娱乐节目，它对成功的理解是短期的、应急的掌控。这种节目有很多，为了商业利益，很多电视台节目就像是体育比赛一样。

正如体育运动的真正价值已被损毁和扭曲一样，商业和领导力的竞赛也让个人以及组织发生了歪曲和偏移。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运动员需要戴·格林那种极端的专注，这种狭隘的看法可能有助于实现既定的短期目标。但我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不能以一时的得分来决定，它需要想象力、灵活性和持续的创新能力。

竞争心态可以帮助我们完成明天的销售目标，或熬过本周单调乏味的工作，但从企业的整个生命周期来看，它却是糟糕的管理方法。我们知道大量商业企业的成功取决于成千上万高度协作、有创造性的人组成的网络和体系，从理性上讲，我们认识到单个人无法决定成败。运动能力需要绝对专注，但商业成就需要集体协作。然而，事实证明，个人英雄形象是有持续影响力的。杂志封面故事会吹嘘企业领导人的坎坷人生路，或首席执行官励志性的人生体悟，不可思议的是，它们和运动员的回忆录很相似，并且都有着同样的喻义：个人英雄可以单枪匹马地扭转败局，雄心勃勃的组织只需要挑选胜者即可。

研究人员一直苦苦思考孤胆英雄CEO的神话是如何建立的。在一项针对111位CEO的研究中，研究者分析了CEO在年度报告中的照片、在公司新闻稿中的突出性、接受采访时第一人称的使用和总体报酬情况。他们得出的结论是：CEO表现得越突出，则公司战略就越充满活力，也越宏大，购并的数值和规模就越大，股市的表现就越极端和不稳定。企业领导人过高的预期会给他（偶尔是她）造成压力，促使其做出更引人注目的决策，并采取更为夸张的方式介绍自己。

雄心勃勃的并购是获得知名度和喝彩的捷径。但事实上，企业并购的失败率介于50%至80%之间。但这些出售会持续，因为它们使企业领导人看上去充满活力、决断、坚韧和胜券在握（当并购完成时）。他们经常被写成两个竞争心超强的首席执行官之间的白刃战，这种描写只会强化戏剧效果，让人感到获胜者的超凡魅力。

泰科的结果是必然的，因为它由美国最有进取心的首席执行官管理。通用电气公司（GE）是一家大型跨国企业集团，由《赢》的作者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管理。同样，英国石油公司（BP）完全取决于约翰·布朗（John Browne）的天赋和深谋远虑，在其“有远见的领导者鼓舞人心的回忆录”中，他画了一个图表，把世界大事、BP大事和布朗的事件排在了一起，就好像它们具有同等的意义。同时，总部设在巴黎的通用水务公司承诺将从一个成功的自来水公司变成一家全球媒体和娱乐企业，纯粹是因为让-马里·梅西耶（Jean-Marie Messier）一个人的强烈意愿。该公司没有相关的资产或能力，首席执行官没有媒体企业的从业经验，这不重要：英雄的领导者独自一人就会影响转型。梅西耶有时称自己为“J6M”。其中四个M代表的是Moi-Même, Maitre du Monde，意思是：我，我自己，宇宙的主宰。这些华丽辞藻暗示着：超级英雄可以做任何事，赢得任何比赛，清除任何障碍。

就像超级巨星运动员一样，超级英雄CEO会认为自己理应享有奢侈的薪酬和奢华的办公环境。美林证券CEO约翰·塞恩（John Thain）重新装修其办公室，并安装了令其臭名远扬的3.5万美元的马桶；泰科首席执行官丹尼斯·科兹洛夫斯基（Dennis Kozlowski）则吹嘘他有一个1.5万美元的狗形伞架。这些小道具并不只是啄食顺序的符号，还是引领公司前途和命运的英雄们的甜点。只是在企业崩溃之后这些小玩意儿才会看上去过分奢侈，但在此之前，他们只是象征着其他人对其领导人给予的信任。

我们相信明星。每当公司遭遇危机之时，对英雄领导的信仰就会出现。人们不是强调审查系统的问题，而是设法找到一位救星，由他单枪匹马地推进企业的转型。因而，在2009年，当美国的汽车制造商陷入困境时，他们要求“汽车沙皇”史蒂夫·拉特纳（Steve Rattner）出山，但此人并没有汽车行业的背景。拉特纳立刻就知道需要做什么。在咨询了杰克·韦尔奇和猎头公司之后，他为通用汽车公司雇用了新的首席执行官。由于本身就是个人英雄主义者，拉特纳看中了一个人：AT&T前首席执行官爱德华·惠特克（Ed Whitacre）。

拉特纳是这样描述惠特克的：“他的名声就是坚韧。我记得曾在《商业周刊》读过一篇报道，描述他在自己的德州农场杀死响尾蛇的故事（他用一根树枝按住蛇，并用一块石头砸碎了它的头）。1.95米的清瘦身材、满头的白发和简洁的讲话方式则强化了他这种强硬的形象。”

虽然从来没有在一家制造企业工作过，惠特克还是得到了这份工作；显然他是每位个人英雄主义者需要的那种人。拉特纳不无钦佩地描写惠特克第一次与他的新团队开会时的情境：“‘我习惯了胜利，不打算在通用汽车改变这一点。’通用汽车的高管还不习惯这种直言不讳的讲话方式，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也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那种顶级领导者。”

惠特克接下来成了通用汽车电视广告中的明星；境况不佳的企业需要的是让消费者看到它现在有了一位充满活力的领导者。但在这个岗位上干了10个月以后，惠特克失去了兴趣，辞职了。他显然从未打算长干，杀死蛇和上电视就是他全部的作为了。而其他人却赞颂惠特克的荣耀，就像大家赞扬公鸡叫出了太阳一样。

在个人英雄主义的传奇中，史蒂夫·乔布斯是最生动的一个。如果你相信传记中所写的内容，就会觉得苹果公司实在不必雇用那么庞大的员工队伍：乔布斯显然无所不能。通常真实的情况更微妙，乔布斯拥有优秀的合作者，即苹果公司创始人之一的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皮克斯动画工作室的约翰·拉塞特（John Lasseter），以及苹果公司的乔纳森·埃维（Jonathan Ive），所以苹果的生意才会兴旺。但当他单独开发NeXT品牌电脑时，没有了这些聪明伙伴的扶持，他失败了。

我并不是说企业领导人不重要，他们对公司有重要影响。问题在于任何组织的领导工作都比任何比赛更复杂、微妙和偶然。当我们敬佩杰出人物时，我们是在把其他人当成幼儿对待，所传达的信息是：面对这种超群的能力，每个人只需被动接受即可。同理，重点关注精英运动员不利于提高体育的参与度，过分赞颂商界领袖传达的是让人气馁的信号：其他人无关紧要。人们不再激励企业内部的人才并使之脱颖而出，而是期待超级英雄创造奇迹。

在超人般的期望重压之下，首席执行官形成了各自的狭隘视野：过长时间地工作，排斥生活中的其他一切事情。经营通用电气公司的杰克·韦尔奇富于感情地描写了他坚持长时间地工作、加班的情景。约翰·布朗问自己为什么他不（在他的名声被虚假证词毁了之前）早点从英国石油公司退休，他的结论是别的事都不能令他兴奋，或没有那么高的价值。当工作将生活的其他方面排除在外时，我们的反思、质疑全部消失了，因为没有时间考虑它们。尽管有非常明确的证据表明长时间工作会产生疲劳，而且会损害我们的思考能力，但个人英雄主义者认为他们不辜负超高期望的唯一机会就是把清醒的时间全部用来工作。科学已经证明：疲劳与偏执的判断和僵硬的思维是相关的，但就像那位忽略受伤的运动员一样，他们并不在意。

公司因此受损。在迈克尔·马尔默特（Michael Marmot）对英国政府公务员进行研究后，芬兰研究者玛丽安娜·维尔塔宁（Marianna Virtanen）检测了长时间工作的长期影响，得出了两个令人吃惊的结论：每天工作11小时或更多的时间至少会让患抑郁症的风险增加一倍；每周工作55小时或更多的人到中年时就会开始出现认知能力的丧失，也就是说，在进行词汇、推理、信息处理、解决问题、创造力和反应时间的测试时，他们的表现较差。中年人的这种轻度认知功能受损也预示着早期的老年痴呆症和死亡。

就像精英体育一样，处于顶层的职业生涯很短暂。虽然关于首席执行官的任期的研究结果各不相同，但基本都在5年左右，并且一直在稳步下降。CEO们不会在最高位置持续很久，不只是因为期望太大以及商业环境极其复杂，也因为领导人的这种心智模式缺乏真正成就所需的微妙、复杂、协作和时间。

然而，当首席执行官们抵达了最高的职位，很多人做的就跟精英运动员一样：一门心思地关注分数。股票价格成为单一的、简单的衡量标准，并以此确定输赢。痴迷股价已经变得非常普遍，以至于大部分人认为每个公司都应将股价置于优于一切的位置，但这是它们的法律义务。可这是不正确的。

有意曲解法律已经导致董事会和企业高管屈服于所谓的“股东利益的迷思”。对于这种屈服所达到的程度，康奈尔大学公司法和商法教授林恩·斯托特（Lynn Stout）进行了激烈争辩。她说涉及公司行为的法律出自以下三处：公司的章程、国家的法律和判例法。她认为这些法律、章程没有要求把股价最大化当作一家公司或其董事最重要的责任。事实上，大部分的企业问题可以追溯到这个有缺陷的想法。

“股东利益的迷思”既非源于律师，也非源于商人，而是出自经济学家，首先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其次是威廉·麦克林（William Meckling）和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弗里德曼认为，因为股东“拥有”公司，“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其利润”——斯托特认为这个结论很荒唐。股东并非是从法律上拥有公司的人，独立的法人实体才拥有自身。董事“自身（并没有）责任在短期内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甚至在企业被接管的情况下也不例外”。判例法发现无私和熟悉情况的董事可以从企业的长远利益出发，而忽略眼前的股价。

经济学家迈克尔·詹森和商学院院长威廉·麦克林在一个商业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并被广泛引用，他们在文章中提出企业高管仅被视为股东的代理人，但斯托特认为法律与他们的观点并不一致。他们未能完全理解并表达清楚上市公司真正的经济结构、目的和利益相关者。

“问题是，他们误读了法律，也误读了企业。”斯托特告诉我，“而且它明显缺少一个可靠的结果，一个能显示股东至上确实效果更好的结果。”事实上，有很多的证据与此相反，表明更多股东参与的公司实际上做得更糟。公司应努力让股东利益最大化，这种理念导致在过去20年里进行了多项“改革”，让股东对董事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使管理人员更留心股价。结果极其令人失望。自大萧条以来，股东获得的投资回报跌到了谷底，上市公司的数量下降了40%，财富500强公司的平均寿命已从20世纪初的75年跌至目前的仅15年。

在其《股东利益的迷思》（The Shareholder Value Myth）一书中，斯托特指出，这个迷思已经非常普遍，以至于尽管它并不正确，但很多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还是相信它是对的（奇怪的是，很多公司评论家也是如此）。当受到压力时，多数人承认他们并不真的知道法律的要求是什么，因此，他们接受股价就是衡量绩效的砝码。

斯托特说，尊崇股东利益还导致了另一个错误：将高管薪酬与股价挂钩。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与绩效挂钩的薪酬会带来出色的绩效（与之相反的证据却很多），许多上市公司一直渴望通过把企业高管的薪酬与公司的市值捆绑在一起，从而让他们承担起责任。但绩效工资的效果导致的是狭隘的视野：两眼只盯着短期的股价，而这通常与组织的长期目标背道而驰。

充其量，公司股价是表明其利润或价值的不牢靠的指标。难道有人会真心认为在一天或一周之内，经营根本没有发生变化，一家公司就真的会增值1%、3%或5%吗？费希尔·布莱克（Fischer Black）是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之一，他也承认说：“股价在公司价值的一半到两倍之间。”他的意思是，如果公司的股价评估为100美元，它可能只值50美元，也可能值200美元，公司可能濒临崩溃，或正在爆炸式地增长。而这一切都不会从其价格中透露出来。

维持股价的压力位列玛丽安·詹宁斯（Marianne Jennings）所谓“道德崩溃的七个标志”之首位，因为它使管理聚焦在了错误的东西上。股价也会鼓舞企业家采用瞬间大幅增值的策略，即使破坏了未来的机会也在所不惜，林恩·斯托特称之为“炸鱼”。她认为这就是英国石油公司发生事故的原因，削减成本的压力使得员工和承包商忽视了标准的安全流程。很多公司裁员、培训并竭泽而渔，只要能让数字看上去很令人满意，就无须关心企业及其经营环境的长期健康。同样，避税策略在首席执行官短暂的任职期间为企业省了钱，却破坏了公司的长期声誉。

不过，股价的诱人之处在于它代表的是一个精确而又简单的分数，首席执行官和公司董事可以据此衡量自己的成就。股价决定了他们在市场中的地位，就如同罗马竞技场中的座位一样。股东和养老基金是投资于未来的，他们可能希望公司领导人考虑企业的长期收益，但评估首席执行官的标准却不一样，所以它不是大多数人所关注的焦点。股价这样一个单一的衡量标准对地位和成功至关重要，以至于操控股价成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首席执行官的主要目标。

从1981年到2001年，杰克·韦尔奇担任通用电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多年以来，他一直是股东利益的拥趸，非常擅长操控股价。他准确预测了46个季度中41个季度的股价，精确到美分，只有5次未中，相差也仅有一两美分。另外，在初期的42个季度中，微软有41个季度达到或超出了市场预期，只有一次未中，相差1美分。这就是多伦多的罗特曼商学院院长罗杰·马丁（Roger Martin）所谓的“钻空子”。我们经营企业就好像它是体育运动一样，既然如此，企业也必定存在同样的“作弊”行为。

从通用电气公司退休多年后，杰克·韦尔奇改变了主意，宣称“严格说来，股东利益是世界上最蠢的想法”。然而，就像很多坏主意一样，它迎合人心，而且简单易懂。但股价不会明白，当微软忙于成为这种游戏的专家时，它忽视了互联网的出现，没有开发数据库的新技术、电脑游戏或移动计算。既然分数那么重要，过程就不必在意了。

重结果而轻过程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当我在为CMGI公司经营业务时，它的股价正稳定地攀升，曾经有些日子不用看电脑显示器你就能知道股票市场的表现如何：你能感觉到空气中肾上腺素的气味，听到雇员兴奋的声音。但是，正如你无法通过一名橄榄球运动员的得分而判断其长期的健康状况一样，通过任何一家公司的股价，你也无法知晓它的长期健康程度。CMGI匆匆地陨落，一如它匆匆地崛起，而它并不是孤例。吉姆·柯林斯的《从优秀到卓越》中盛赞过的60家公司中，至少有11家自那以后每况愈下。分数不会告诉你一切，就像柏拉图洞穴譬喻中墙上的影子，他们很容易会被误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所蒙蔽。现实更复杂，也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但股价这种简单化让人不再关注现实，并且轻视现实。

如果球正在下落，抓住它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以这种方式工作。对许多公司来说，成功不是某个分数，也不会由任何单个的人实现。公司的工作从开始就一直是一种集体的、创造性的活动。

“利润不是主要的驱动力，它是你所做事情的结果。不是财务人员在经营这家企业，因为他们搞坏的企业要比他们帮助的多。如果你有一个板球队，你开始要派投球或击球的人，得分手最后才会上场。”

休·法塞（Hugh Facey）跟所有实业家一样意志坚强。他的制造企业基布（Gripple）在谢菲尔德、圣保罗、新德里、芝加哥和斯特拉斯堡设有办事处。该公司制造各种吊灯的悬挂装置、供暖组件、围栏和管道。分公司罗豪格（Loadhog）生产新奇又好用的新包装用品。这两家公司赢得过世界上的创新、设计和工程大奖。法塞大腹便便，白发苍苍，眉毛浓密，目光敏锐，他有点狡猾地把自己描述为“头脑简单的约克郡人”。但他对企业和领导力的思维方式却不简单。

“我第一家企业从1989年开始，到了1992年我卖掉了。我得到了所有的销售利润，而员工没有，我认为这是错的，因为是他们跟我一起把企业做大的。当时我想一定有更好的方式。”

完全拥有自己的公司，自己获得所有的利润和荣耀，法塞不愿如此，他决定，下一家企业基布中工作的每一个人都要拥有它的一部分。多年以来，他已经改变了公司的治理结构，因此现在那里工作的所有人都拥有股份。法塞没有自己的办公室，他的办公桌就在其他员工的旁边，而大楼是一个红砖砌就的维多利亚时期的武器工厂。在法塞领我参观的时候，他自豪地指着涂在墙上的标语：授权、创造、乐趣和活力。

“公司属于他们，不是我，”他坚持道，“员工做了所有这一切。他们有想法，企业靠的就是想法，而不是结果。我发现我们的想法越多，公司的业绩就会越好。想法不会出自会计师，他们是记分的人，想法来自制造产品的人，或那些跟客户交谈的人。你只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想法。”

在基布，25%的销售来自于4年前还不存在的产品，而92%的产品用于出口。整个企业的重点是创新、创意和解决问题。罗豪格是集装箱企业，它是基于基布内部产生的新想法而分离出来的。该公司还经营着一个小型创新实验室，法塞和公司中的其他人在那里指导和培训来自当地大学的年轻发明家。股价永远无法保证企业的长期寿命，员工开发适销对路新产品的能力才可以。

“几年前我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线绳。抠门的人用绳杆悬挂东西，比如导管、灯等，但它们看起来很死板，而线绳不会。所以我们想用线做，它更灵活，你可以斜对角地挂东西。而且它还很环保，碳足迹只有绳头杆的1/6。”

高水平的创新并不能保证企业没有困难，1996年，每个人都不得不接受减薪。然而，第二年，每个人反而有了更多的加薪。法塞说，重点在于倾听大家的意见，让他们感到对自己工作的责任。

“挑战一切。我们就是这么做的。我们没有人力资源部，没有采购部。它们都是多余的，它们会妨碍企业的运营。如果员工拥有了企业，为什么他们会买对企业不好的东西呢？我们放手让员工去做。只有一个职责说明，它对每个人都一样：如果球正在下落，抓住它。对我如此，对所有人都一样。”

当我问及他是否会开除人的时候，法塞笑了。

“我们从来没有在招聘上遇到过麻烦，大家知道我们公司的做法。如果有人加入，不适合，他们通常就会自己走人，因为他们在这里不开心。标志是什么？迟到。我们没有时钟，但每个人都知道该做什么，如果你不能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也就不会努力工作。不适合就没办法了，是不是？”

法塞明白，企业的长盛不衰不取决于他的才华，而是取决于每一位员工的奉献和创造力。每年他会拿出自己5%的所有权赠送给员工，最终这家公司将归员工所有。他没有个人英雄主义的野心，而是正好相反。当谈到其他每个人的权力和潜力时，法塞充满了激情，而且态度坚定。

“这里的每个人都一直在琢磨下一个创意，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我们鼓励大家把点子说出来。有一个想法被称为特洛克（terralock）连接器。其中一个美国小伙子说新奥尔良和佛罗里达州的堤坝有个问题，因此，我们为它们设计了这东西，现在我们有了一个100万美元的订单。去年我们还没有那种产品，但现在我们谈论的是要在未来两年内使其成为主要产品。我们今年打算推出18个产品。人们应该工作和找到乐趣，这样你才能得到创意。不能只是两眼盯着老板，等着听命令。”

考虑到退休，法塞已经将公司进行了重组，以便它不能出售给他人，他坚持认为它必须靠自己。法塞说的成功与他无关，与资产负债表无关，与击败竞争对手、慷慨的收购无关。基布只是想创造优异的产品，反过来创造持久的工作机会。

“我不会发大额奖金，公司没有奖金文化。当我们做得很好时，每个人对企业的投入就会更值钱，这才是你的奖金。我们做得越好，就可以做得越多。这也是巨大的奖励。”

根据新的治理结构，基布的每一名所有者都有一票，根据法塞的说法，“我和清洁工”一起决定企业如何运转。“如果他们要把企业搞烂，那也是他们自己的企业，”他坚持认为，“资本在这企业里的作用就是做这个组织成员的仆人——是仆人，不是主人。”

未来公司是员工所有制

像许多由雇员拥有的公司一样，偿付能力和增长是目标，而不是收入的数字或季度收益。支持这些企业的人认为：正是这些目标让他们变得如此成功，因为他们专注于有意义的改进，而不是关注过分简单或武断的目标。

“我们的利润有40%分配给了各位员工。剩下的用在了内部投资：更多的培训，更多的研发。”特里·希尔（Terry Hill）告诉我，“在新技术、新建筑方面，我们想把眼光放长远一点。所以，相比同领域的其他人，我们在研发上投了更多的钱。”

希尔为英国的奥雅纳公司（Arup）工作，它是全球性的建筑工程顾问公司，参与设计了世界上一些最复杂和最具创造性的建筑，如拉斯维加斯的云霄飞车、北京奥运村的国家水上运动中心和鸟巢、新加坡滨海湾金沙度假村和伦敦的千禧桥。该公司之所以得到这些设计任务，是因为它走在建筑工程的前沿。2013年，奥雅纳在柏林推出了微藻立体表面，想看看藻类是否可以为一座建筑塑形的同时还能提供电力。该公司正在探索生物桥梁、可拆卸房屋，以及将在2050年使75%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城市里时需要的房子。希尔说，这项研究是可行的，只是因为该公司没有股东，也不属于任何种族，却致力于三件事：卓越、彼此尊重和他所谓的“合理的繁荣”，他的意思是说想要发大财的人只能去别处。奥雅纳工程的复杂性需要高水平的合作，这需要同样高水平的信任。这种程度的信任已通过其所有权结构融入了这家公司。

通过将公司交给员工，奥韦·奥雅纳（Ove Arup）有效地剥夺了自己孩子的继承权。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坚信追求品质是有益于社会的，他想让拥有同样想法的人携起手来。他认为钱造成分裂，而不是统一。让每个人成为拥有者，大家就都有了使命感。

“我们不想浪费时间管控分析师的预期，我们不必陷入那种困境，”希尔自豪地说，“我们只是建造东西。如果这里有人在工作上碰到了问题，又不知道如何解决，他们可以将问题贴到内联网上，24小时以内，他们就会从某个办事处的某人那里得到答案。我们分享知识，建立信任，因为我们互相帮助和成长，既有个人的，也有专业的。我们的人大部分留了下来，有75%，所以我们的增长就是他们的成长。即使经历萧条，我们也没有哪一年是不增长的。”

奥雅纳在42个国家拥有1.1万名员工，它积累起来的知识令人震惊。在被要求为北京奥运会建造马厩时，奥雅纳的一名员工需要帮助想出如何应对2500匹马的问题，因为这些马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之后会紧张不安。“你能想象到那些污水！”希尔笑着说。结果是，奥雅纳另一名员工曾在纽约赛马会工作过，可以助一臂之力。与其站在那里等着从公司的成功中捞好处，为什么就不能相互帮助呢？

奥雅纳是一个扁平组织，不培养、不崇拜超级明星，奥雅纳认为明星是人造的错觉，它会迷惑人的思维。相反，他建立了一家公司，旨在通过让其中的每个人都被重视，而且成为所有者，从而取得成功。如果有啄序，它也是不断变化的。但这种扁平结构要在同事之间、客户之间建立互信。奥雅纳从不收受贿赂，据希尔说，这种名声极大地简化了其全球的业务流程。每个人都是主人，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每个人都有发言权。这种优势有时候会导致效率较低，比如在是否进入日本市场这件事上用了10年。大多数建筑公司只会持续一两代人，而奥雅纳已经传到了第四代。该公司并不打算冲刺，而是持续地成长、学习和建设。

希尔和法塞知道员工所有制并不是治疗所有企业病的灵丹妙药，但是，激励他们协作，而不是与竞争对手搏斗，对创新是有益的，大家的生活也会因为共享的工作和社会关系而得到提升。

当然，基布和奥雅纳并非特例。在美国，有一半的员工参与了某种形式的员工所有制。很多世界上最成功和全球化的企业就是按这种方式运行的，如蔡司、华为、塔利斯·拉塞尔、大众超市和戈尔公司，以及很多硅谷中的创业企业。甚至开始时由创始人全资拥有的私营企业也能改变：25年以后，艾琳·费雪已将她创办的服装公司的32.5%分配给了她的员工，她认为这将使企业更可持续发展，更具有协作精神和创造性。

从我在雇员拥有的公司里工作的经验来看，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其中的人看待同事和自己的方式。你很少需要规则，因为信任度很高；毕竟，如果你拥有公司的一部分，你就不需要任何人来告诉你不要浪费金钱或时间。你不需要奖励就会好好工作，也不需要奖品提醒你客户的重要性。首先，任何人赢了，所有人都赢了。硅谷的创造力不能完全归因于大多数员工拥有自己所在公司的股票，因为在这些公司里通常还是风险投资家或创始人控制着决策，但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知道它改变了社会契约：人们对合作的看法和感觉。

当每个人都是老板时，啄序就不是金字塔形状的，而是一个网络。因为他们在相处时会把大家当成同等的人，彼此有着相同的激情和承诺，他们会发挥差异性的优势，用于解决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如果这激起了很多冲突，那么，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他们必须学会协调，企业的合作就会充满活力。

走过基布的大楼，你不会想到体育比赛中的作弊或钻空子。相反，这个地方的人正忙于创造，只是没有分数可得。企业或生活中的成功不取决于几秒钟或几分钟，甚至不是在企业的生产经营场所取得的。我们不能用分数、报表或统计数字来衡量进步。生活是丰富的和令人困惑的，因为它充满了含糊、变化、不确定性和矛盾心理。把人生当成一场游戏来谈论是非常聪明的，但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知道它更复杂，更令人兴奋，也更让人感觉乏味。如果它是一场游戏，那么，它从来没有赢，也从来没有输。

2013年戴·格林回到巴斯，在年初的比赛中，他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而且现在还在跑，没有受伤。他说自己仍然专注和进取，抱定决心要追赶克里斯·阿卡布斯（Kriss Akabusi）英国400米栏的纪录。他获得了支持，因为阿卡布斯愿意看到他取得成功。阿卡布斯喜欢格林，钦佩他的自律。阿卡布斯这种人少见：作为一名运动员，获得了奖牌，并快乐地退休，经营自己的企业，培训企业高管。在我访问过的所有运动员中，只有阿卡布斯的回答一直留在我心里。

“当你赢时，会有两种感受。那一刻兴高采烈，你的付出得到了回报。但在3至4个小时后，是失望。就这样吗？一切都过去了。一年来辛苦调整状态，现在结束了。愉快的感觉会持续到药检时，你掏出自己的家伙，尿在瓶子里，这就回到现实了。你开始想知道为什么你要经历竞赛的痛苦和折磨，并且还要忍受失败带来的羞辱。那时我不知道，现在知道了：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得到更多的喜悦，像现在这样的喜悦。你开始享受日常生活的乐趣；那比获胜要好得多。我现在得到了更多生活的乐趣。”

[1] 塞内加（Lucius Annaeus Seneca，约前4－后65），古罗马雄辩家、悲剧作家、哲学家和政治家。曾任尼禄的导师和顾问，62年因躲避政治斗争而自行引退，但仍于65年被尼禄逼迫自杀。他写了9部悲剧。

[2] 著名电影导演，拍摄过《角斗士》一片。

第二部分 成群结队还是卓尔不群

第六章 鸡头凤尾的选择

一心求胜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竞争、傲慢、自私以及缺乏谦逊和慷慨会如影随形。

——安东尼·萨尔斯（Anthony Salz）、拉塞尔·柯林斯（Russell Collions），《有关巴克莱银行商业行为的独立评论》，2013年

1951年夏，《哈珀斯》（Harper's）杂志曾对一场引人注目的竞争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这场竞争涉及美国最大的12家药店、几家主要的外国制药企业和三国政府，而且涉及众多研究人员，比青霉素发明以来任何医疗问题涉及的研究人员都要多。是什么让所有人兴奋不已呢？制造可的松的前景。

可的松是一种类固醇激素，可减轻肌肉、关节和受伤部位的疼痛及炎症。如今该药被用于治疗从眼病到关节炎的各类疾病。在1951年，可的松并不容易获得，它必须从牛胆汁中提取，而且每克的成本为200美元（约相当于今天的2000美元）。大家都听说过这种药对于治疗关节炎和炎症特别有效。从当年的新闻中我们可以看到，无助的关节炎患者在注射了一次可的松之后，便可跳着进入舞池，重获青春活力。制取成本之高并非该药遇到的唯一困难。要想得到足够的牛胆汁货源，屠宰场的动物数量要多到令人无法想象。因此，各方开始争相寻找人工生产可的松的方法，使其在价格和规模上切实可行，既能实现大量的治疗需求，又能在商业上具有良好的前景。

在这场竞争中，辛泰克斯公司（Syntex）并不被人看好。它是墨西哥一家小型化工企业，希望能从墨西哥山药中提取可的松。牵头这项工作的是卡尔·杰拉西（Carl Djerassi），他在维也纳出生，是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美国科学家，拥有世界上第一个抗组胺药的专利。杰拉西具有超强的竞争力，过去是，现在也是。

“我们之所以不被看好，是因为我们是小企业，因为我们在墨西哥，”杰拉西回忆道，“我们要跟大企业对抗，大家都想合成可的松。所以，它是一场竞赛，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一场竞赛。”

如今，虽已89岁高龄，杰拉西却一如既往地致力于科研竞争，并以此为乐。因为长着浓密的白发和白胡子，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位体格健硕的圣诞老人，但实际上他是一个老顽童。对他而言，科研的浪漫并非对思想的纯粹追求，而一直就是一场激烈的竞争。

合成可的松的竞争如此激烈，并非只因有利可图。这个挑战涉及几个特别棘手的化学问题。任何解决这些问题的人会得到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同行的赞美。而只有首先在《美国化学学会会刊》（JACS）发表解决方案的科学家才能赢得这场竞赛。

杰拉西说：“科研就像奥运会，但是，没有银牌或铜牌。你要么第一，要么一无所获。我们必须用论文确立领先的地位，我们是第一个抵达的。”

“当然，科学探索也有快乐的时刻，”他在自传中写道，“但这并不是你如此做的理由。以埃德蒙·希拉里（Edmund Hillary）为例，他想要第一个登上珠穆朗玛峰，如果他只是为了做而做的话，完全可以雇一个夏尔巴人当向导一起爬山，夏尔巴人会保守秘密，不告诉任何人他也参加了，但这不是他想做的。我们也不是这样搞科研的。”

杰拉西的主要竞争者是由哈佛大学有机化学教授罗伯特·伯恩斯·伍德沃德（Robert Burns Woodward）带领的一个团队，他们的人数更多，资源更多，而且基础设施一流。在隔夜送达服务和互联网出现之前，公司位于墨西哥给杰拉西带来了几项不便，因为科技期刊通常得花数周才能送达，无法及时了解有利于其研究的最新发现。因此，他说服了一位刚到哈佛大学工作的老同学，通过电话告知与他们的研究相关的任何研究。更妙的是，他雇用了一位绰号“快闪”的间谍，利用他来窥探伍德沃德的研究进展。

1951年6月，杰拉西的团队获得了成功，他们利用山药合成了可的松，并进行了测试。这让他们非常兴奋，于是匆匆把他们的实验结果写成论文，以确立他们的领先地位。由于没有隔夜送达服务，他们不得不将宝贵的手稿委托给航空邮政，用螺旋桨飞机递送。这些活干完之后，除了等待之外无事可做。而此时杰拉西却异常冷静，他动身去帕伦克（Palenque）遗址玩了一趟。

返回后，“快闪”的一份告急电报在等着他：

伍德沃德在星期四完成了可的松的研究。所写短文的题目是：可的松的全合成。对读者毫无理解难度。他桌上有个便条，上面写着：告诉布利斯（Bliss），盖茨（Gates）说发表日期就在这一两天。不知道它有何重要性。安排与费塞尔（Fieser）同时发表。建议你改换题目。

就在杰拉西试验成功的几周后，哈佛大学的研究团队也达成了同样的目标。同杰拉西一样，他们想要发表论文，并取得优先权。“快闪”电报中提到的“发表日期”是指发布新闻的日期。那么，谁的报告会第一个发表呢？通常情况下，每一篇科技论文都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评审过程，但是，电报似乎暗示对哈佛团队的评审将会省去。杰拉西不知道自己的境地：自己的报告已经进入评审流程了吗？突然，他感觉自己处在了劣势，这使其怒火中烧，因为决定是否发表的人差不多都来自哈佛大学。

他后来写道：“接连几天，各种猜疑让我们几近崩溃。虽然我是一个化学家，但不过是个外国佬，我突然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土生土长的墨西哥人，受到了北方美国佬的虐待和歧视。即使到了现在，事情过去了40年，我仍感到愤怒不已。”

尽管杰拉西的论文早在6月22日就已送达编辑的办公室，而伍德沃德的论文直到7月9日才送达那里，但是最终，介绍合成可的松的4篇文章却同时发表在1951年8月的《美国化学学会会刊》上。杰拉西被激怒了，他感觉他的竞争者“在杀人之后却逍遥法外”。他得到的唯一补偿是在《生活》杂志上刊登的一张大照片，在这张照片中，他跟自己的团队成员聚拢在一根巨大的山药周围，心满意足地注视着前方。

“我们要早两个星期！”杰拉西现在仍在坚持，“对于世界、科学界、病人来说，这又有什么区别呢？但我们是第一！”

赢得竞赛并没有带来杰拉西所期待的结果：辛泰克斯或哈佛大学合成的可的松从未在病人身上临床使用过。尽管他们彼此激烈地竞争，但就职于普强制药公司（Upjohn）的两位科学家却发明了更简单、更廉价的合成方法。

然而，这场竞争也有所收获，那就是作为一家知道如何合成激素的公司，辛泰克斯出名了。杰拉西的下一个研究项目——合成炔诺酮改变了世界。他制成了世界上首粒女性避孕药，今天，他被称为“避孕药之父”。

杰拉西常常因为促成了性爱革命以及将性与爱分离而受人指责。但是，在科学界，他更具争议的一点是对科研竞争的坦率描述。90多岁时，他公开承认自己仍然争强好胜，他说的是“竞争心很强”，并强调他的同事们也没有什么不同。

“有些科学家愤怒地否认此事，但那都是言不由衷的鬼话，”杰拉西饶有兴味地坚持道，“这是毒药和营养品的混合物。科研是最需要合作的，同时竞争又最残酷。而且你残酷的竞争对手就是你身边的同事。你依赖他们，又与他们竞争，这很残酷。”

据杰拉西说，因为家丑外扬，他受到同事的批评。他写过几部小说，描写了一些常常不顾一切、有时又滑稽古怪的科学家，他们非常专心致志地要获得别人的认可、优先地位和奖金，以至于不惜使用各种欺骗手段，如性背叛、抄袭、篡改数据和撒谎。杰拉西还描写了一个人物，她甚至将自己的姓由亚德利（Yardley）改成阿德利（Ardley），这样一来就可以按首字母排序将自己提到前面。《布尔巴基的策略》（Bourbaki's Gambit）一书描述了利用学术造假进行报复的犯罪；更令人难忘的是《诺贝尔的囚徒》（Cantor's Dilemma），它向我们展示了科学家为了获得诺贝尔奖所做的那些事情。对于科研文化的怪异之处，杰拉西直言不讳。

谈及这些事情时，他比许多科学家更放松。他曾赢得“避孕药之父”的名声，并从斯坦福大学退休（尽管并不情愿）。但是，对于那些仍然争论不休的科学家而言，科研的竞争力正日益成为焦虑和惊恐之源。

大多数人都在单打独斗

从经济的角度看，科研世界具有体育比赛的结构：将生产力的小差异（比如两周时间）放大成在认可和奖励方面的大差异，从而鼓励激烈的竞争。体育比赛选用竞争性教育体系培养精英，并使他们成为凶猛的竞争者，这些人会这样想：如果他们无法成为超级巨星，那就是输了。根据经济理论，体育比赛会展示出个人最好的一面，迫使他们进入最佳状态，但即便是经济学家现在也承认体育比赛的结果是违背意愿的。依赖合作的活动尤其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比如科研活动。

“我们有两个科学家小组，都在寻找特定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基因。一组在美国，另一组在瑞典。他们竞赛！他们发现有的家庭的几代人都拥有这个基因，但他们遇到一个问题：每个团队规模太小，小到统计学上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两个团队都无法生成足够有意义的数据，他们的竞争让这一领域分成了两部分，哪一部分都无法得到重视。他们都必须自己弄数据！”

对他所描述的反常的现状，维贾伊·库齐罗（Vijay Kuchroo）几乎要笑出声来。塞缪尔·沃瑟斯多姆（Samuel L. Wasserstrom）是哈佛大学神经系统疾病中心的神经学教授，他多次见过这种情况：重大的科研项目，极其聪明的科学家，却被他们的职业竞争所阻碍，并陷入停滞。

“他们必须分享数据，否则大家都得不到任何有效的东西。”库齐罗对于这种进退维谷的状态惊讶不已，“最后，我的同事大卫·哈夫勒（David Hafler）将他们聚在了一起。他说他应该因此获得诺贝尔奖，不是科学奖，而是和平奖，因为将这些团队聚在一起做事太难了！”

当我们坐在哈佛大学医疗机构庞大而奢华的建筑里时，库齐罗专注地思考着竞争在科研中的作用。现在，他50多岁，头发浓密而花白，跟我20年前遇到他时一样，他仍然对自己的工作充满青春的活力。大家都知道他所有的时间都在工作，坚持不懈地反思问题，虽然那可能让他听起来像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但他不是。尽管非常受人喜爱和敬重，但库齐罗个性文雅有礼。

“你知道，科学研究听起来太抽象。我们做的很多事情都很抽象。但它也是非常个人化的。它不是一个产品或一个机构。它是你，是你的名字写在纸上，是你的研究。很多科学家把它看成是个人的事情，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证明你错了，你会自杀。它非常、非常个人化。”

库齐罗承认这种对工作的高度认同有它的好处，但最近他更关心它引起的问题。

“名誉的问题是件难事，研究的功劳该归谁？每个人都想要名誉，那会让人鹤立鸡群，变得很有竞争力。”

库齐罗并不只是在谈自己。对于一位搞学术研究的科学家来讲，声望是进步的体现。研究成果必须发表，以获得认可。每篇已发表的文章都会被添加到科学家的专业简历中，被其他科学家引用的次数表明作者对该领域所做贡献的重要性。专业期刊台阶陡峭的啄序决定了声望：在《自然》或《科学》这种影响力很高的期刊上发表文章可以让一位科学家成名。惯常的做法是，大多数科技论文会署名多位作者，第一作者做的工作最多，最后一位作者常常是赞助人和监管者。但是，论文作者太多会削弱每个人的光彩，所以作者署名权的竞争至关重要，职业生涯就取决于它。

“如果你有10位博士后，有些可能还算不上实验室的骨干。”库齐罗说，“他们提供想法，公开讨论，理应得到荣誉，但情况往往不是这样。那些发现创意并取得真正有意义成果的人才是真正重要的，但中间的作者经常是提出创意的中坚力量。”

库齐罗担心这一点，因为如果实验室中的科学家满心想的就是竞争的话，那肯定达不到预期的目标。他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就看到了这一点。

“五六年前，我曾经有一个实验室，里面都是我所见过的最优秀的人，但他们没有共同的目标。组织培养室被搞得乱七八糟，没有人在意！大家互相都不交流。每个人都在努力研究，但他们搞不出任何东西。竞争确实有损害。”

部分问题在于每个人都想做宇宙的主宰，甚至是那些明知自己不行的人。库齐罗承认几次励志演讲改变不了什么，而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有可能使事情更糟。相反，为了激发创造力，库齐罗采取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办法。他雇用了瑞典卡罗琳斯卡学院的心理学家克斯廷·拉格斯多姆（Kerstin Lagerstrom）。

“维贾伊曾告诉他的团队我会来，我们要一起致力于团队开发，”拉格斯多姆回忆说，“我认为，60%的人渴望与我一起工作，20%的人只是好奇这是怎么回事，剩下的20%毫不在意。

“有些人漠不关心，我习惯这一点。但是，无视的行为能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其中一个人认为谈论团队是荒唐的：‘我会搞我的科研，不需要团队。’有些人有其他优先考虑的事情，他们会想：‘为什么要在这事上花时间呢？我太忙了。我的时间宝贵。’有些人好奇又害怕。”

拉格斯多姆告诉我，她与卡罗琳斯卡学院的亲密关系有利于引起这些科学家对她的注意，因为该学院的委员会颁发诺贝尔医学奖。这甚至让她获得了哈佛大学研究人员的尊重。但让拉格斯多姆感触最深的是，不在乎的那些人都是在单干。她觉得房间里“自我”的味道太重了。

拉格斯多姆要求这伙人考虑三种动物：狮子、猫头鹰和圣伯纳德犬。她问实验室里人喜欢哪种动物？在为房间里的角落指定一种动物之后，她要求这些科学家走到相应的角落，与他们属于同类动物的同事站在一起。他们会彼此观察，这个角落怎么人多，那个角落怎么人少，此时的她则一直注视着他们。

“这些人有的认为自己是狮子，但其实不是。你把他们分开，他们就可以看到：‘我的上帝，在这一组我们有太多的狮子。我们只有两条狗。这意味着什么？’所有这些猫头鹰都闲站着。每个人都沉思了片刻。”

拉格斯多姆要求每组人探讨一下他们所选动物的特点，分析其积极的特性和消极的特性，然后向其他人介绍他们的动物。她则始终看着科学家们合作、讨论，同时对这个活动困惑不解。

“他们一直谈论动物。就这样过了90分钟之后，他们就成了这些动物。他们认为他们不是在谈论自己，但其实他们就是在谈论自己！在这个房间里，这些动物我们全都有，而且每一种动物都是这个团队所必需的。”

让科学家们讨论这些动物如何跟彼此相关，会让他们平静下来，并引发合作如何有效的深度对话。但后来拉格斯多姆要求他们填写一份有关他们工作习惯的问卷。突然间，强烈的反差出现了：大家对自己的想象与他们实际做事的方式明显不一致。他们认为自己是领导人或合作者，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却是在单打独斗。

当众人解散去吃饭时，拉格斯多姆注意到其中有些人打电话给今天没来的同事，告诉他们第二天应该来参加。

她与他们一起过了两天，其间拉格斯多姆帮助这些科学家看清了两个重要的事情：第一，他们在实验室中的行为阻碍了业绩。他们可能想象自己是在协作，但事实上他们大多数人是孤立和不交流的。第二，他们开始明白有效率的工作环境需要这三种动物。她解释说：狮子防护着团队，并让人显露出最好的一面，猫头鹰做了大部分的思考，圣伯纳德犬关心其他人。只有当这三种动物全力以赴时，团队才能取得成绩。

拉格斯多姆继续说道：“我的意思是说，每个人必须思考如何改进与他人的沟通。每个人都需要得到反馈，如此团队就能变得更好。每个人都需要为此承担责任，不只是领导人的事。”合作就是一起干活。

在库齐罗看来，经验表明合作必须设计，而不是想当然的。他已经聘请了太多认为自己是狮子的猫头鹰，意思是说他聘请了很多想成为超级巨星的年轻科学家，他们以为实现明星梦的途径就是成为主角，但结果会徒劳无功，因为如果他们不能或不愿意分享，他们可能会一事无成。他需要实验室中不止一只狮子，因为那会激起辩论，而辩论将鼓励每个人都说出自己的想法。

“科研的行为准则要求合作，”拉格斯多姆注意到，“但制度奖励个人英雄主义。他们认为这样富有成效，但从科研的整体看，正好相反。”

这不只是个性的问题。很多机构是建立在这样的信念基础上的：竞争会让最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顶尖的人才聚在一起就会产生最强的团队、部门和组织。他们经常引用自然选择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自然通过优胜劣汰，从而创造出适应性强、多产的物种，无疑出色的团队所需要的就是通过竞争磨炼和选定人才。达尔文的这一解释非常简单，但应用于团队时，则会引发严重的问题。

正当的不正当行为

威廉·缪尔（William Muir）讲授和研究群体遗传学，在实践中，他想要理解自然选择是如何在团队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或许因为他在普渡大学工作，他选择通过调查如何培育最能下蛋的鸡来探索这一问题。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鸡一直结群而居，在蛋类行业，它们通常按9到12只分组。产蛋量是成功鸡群的标记，为了找到提高产蛋量的方法，缪尔设计了一个实验。起初，他只是识别产蛋能力最强的母鸡群，在它们自由孵鸡时观察它们。然后，作为对比，他选择产蛋最多的个体母鸡，并用它们繁殖下一代母鸡。他想知道，最有效的生产方法是靠自由组合的鸡群，还是超级的母鸡？

经过六代之后，缪尔开始比较结果。自由的鸡群仍然都是肥胖、羽毛丰满的母鸡，产蛋量在实验过程中急剧增加。但再看第二组，超级母鸡的表现令人震惊。经过六代，只剩下了三只母鸡，其他六只被谋杀了。三只幸存下来的鸡情况如何呢？在相互打斗中，鸡毛几乎掉光了。

进化生物学家戴维·斯隆·威尔逊（David Sloan Wilson）将此实验结果向他的一些同事做汇报，当幻灯片出现“衣衫褴褛”的超级母鸡时，一位教授走到他身边叫道：“那幻灯片简直就是我的部门的写照！我还知道这三只鸡的名字！”原来她的部门采取的政策是“纯粹依靠个人能力取得成功”，其结果就是一场灾难，跟缪尔的实验如出一辙。

然而，许多人觉得梦之队必定包含了最多的超级巨星，毕竟这是赛制结构导致的。但合作研究要比那精细得多，而要依赖合作的学科（比如理科）发现它们所需的品质被体系破坏和低估了。竞争旨在产生最好的科学家，但它也产生了暗中破坏工作的态度和行为。

近10年来，取得科研成就的模式一直采用的是比赛制，甚至变得更加残酷。部分是因为科学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虽然各国政府需要更多理科毕业生，但科学家已经“人满为患”了。对资源的竞争会对科学所依赖的合作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

“纵观历史，”加州理工学院副院长戴维·古德斯坦（David Goodstein）写道，“科研只能因其参与者在想象力和创造力方面的局限性而受抑制。不过，在过去几十年里，这种状况发生了巨变……所谓的纯粹智力竞争已变成对稀缺资源的激烈争夺。”

每个管理着实验室的研究带头人平均会培养至少10名博士毕业生，在有资格管理自己的实验室之前，这些博士生都必须找到一个博士后的职位。但科研经费的增量和博士的增量相比，简直是杯水车薪。因此，随着招募人数的增加，获得研究岗位和经费的机会反而在减少。这种体制如此反常，以至于有一位教授把生物医学研究叫作“庞氏骗局”，声称“我们是在用花言巧语骗来研究生”。

项目负责人没有兴趣改变现状。他们可以得到的博士后越多（而且更便宜），就能做更多的研究。供过于求的博士后变得相当廉价，没有证据表明获得博士学位会提升赚钱的能力。在时间和金钱上的投入意味着年轻科学家在财力上永远赶不上不搞科研的同龄人。

“我的实验室里会‘死一大片’，会有孩子不打算做了。”一位科学家承认，“我知道他们不打算做了，但我会对他们撒谎。我会说：‘好吧，你可能会得到博士学位。’而我知道他们的机会大概只有 1/3。”

从本质和必要性上看，科研是一个需要协作和增殖的行为。每一个新的发现都是建立在早期研究的基础上；因此，才会有牛顿那句著名的话：“如果我能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无论大小，也不管积极或消极，每个发现都为以后的探索开辟了道路，或避免了死胡同。一方面，科学期刊不只为了争取优先地位，而且可以传播其他科学家进行下一步研究所需的信息。另一方面，讨论、辩论、知识的交流和错误使得每个人在做研究时得以深思熟虑，避免重复性犯错。这就是科研作为一个系统所应该做的。

但当分享消失时，这一切便分崩离析了。这就是库齐罗如此关心其实验室里的行为的原因：未经讨论，研究无法进行。科学家们担心研究被别人抢先攻克，担心他们花费数年搞的研究被人“山寨”并抢先发表成果。这种恐惧让他们不再互相交流。恐惧促生了沉默，而沉默让创造性的工作止步不前。1966年，在1042位科学家中，有一半的人说他们感觉相互谈论各自的研究是安全的，到1998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了14%。研究人员约翰·沃尔什（John Walsh）和魏洪（Wei Hong）写道：“科技竞争必然导致保密。”

“在向研究主管部门申请经费时，我总是很谨慎，”有位科学家承认，“因为这样一来他们肯定会获知你的想法，拒绝你的经费申请，然后用你的想法去干。我想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或是知道有人有这样的经历。”

学术会议本来是合作的平台，结果反而让大家陷入了僵局，因为竞争性研究人员害怕被别人抢先。

“我向一个国际会议提交了论文，”有位科学家回忆道，“论题是关于护士的道德决策问题。很多著名的护理伦理学家找到我并询问是否可以复印我的论文，当时还没有发表……我跟我的博士后团队和导师谈到此事，他们说：‘你不会同意吧？要是同意你就傻了。’”

“我参加了一次学会会议，提交了展示海报[1]，”另一位科学家吐露了心声，“然而几个月后，我看到一篇几乎一模一样的文章。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于是，我查看这篇论文提交的时间。几乎是同时，你知道吗？我不想说什么，但它们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雄心勃勃的理科毕业生供过于求，导致在预期方面产生了危机，大批有抱负的年轻科学家开始把所有的同事和潜在的合作者当成竞争对手，导致的结果就是“保密、破坏、数据‘烹饪’和删节”，科学家现在称它们为“正常的不正当行为”。

当科学家觉得保护他们研究的唯一方式就是不全部分享研究发现时，保密措施很容易就会演变成虚假陈述。由于急于发表和确立优先地位，他们会略过关键性的细节，让同行科学家直接看到研究结果，这样被“山寨”的可能性更小。但如果没有完整的数据，其他研究者既不能理解其研究，也无法在其研究的基础上开展研究。

科学家经常谈论如何钻制度的空子，比如，他们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但会言过其实，或将研究结果分拆成三篇论文，其中一篇会比较连贯一点，或偷工减料匆匆地发表。同侪审查是指由同行审查研究记录，这个流程已经越来越多地招致批评，或导致复查，因为发表论文对于科学家的事业和声誉至关重要。正如杰拉西担心他在哈佛大学的竞争对手可能会偏袒一样，今天的科学家预料，当他们把研究论文提交给需要同行评议的期刊时，可能会被竞争对手的评审者拒绝或故意拖延。在经费的申请上也有同样的担忧。经费的评审者拒绝某一领域的研究并不少见，他们认为这样的研究只会徒劳无功，但其实是希望自己做这项研究。

这种“正常的不正当行为”并不是新生事物。在科研带来任何财务或体制性的奖励之前，期刊是专门为了确立优先地位的；这是科研必须提供的唯一声誉。但是，对地位的承诺激起人们修改游戏规则的欲望。1830年，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写出《英国科研的衰落》，明确了几种学术不端行为，并称之为数据的“修剪”和“烹饪”。他还悲叹“取悦者”的盛行：科学家非常渴望入选英国皇家学会，以至于他们总是顺应流行的观点，永远不会冒险与人争吵或辩论。然而，自从巴贝奇那时以来，科学家背负的压力有增无减，不仅是因为科学家人数过多，还因为“马太效应”。

这个词是社会学家基思·斯塔诺维奇（Keith Stanovich）创造的，引用自《圣经·马太福音》：“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应用到现实生活中，这意味着获胜者更容易为自己吸引更多的好处，因而永远使自己处于一个更强势的地位，进而赢得更多。如同在体育运动中，只有少数金牌获得者能得到商业代言、专业赞助、顶级教练和优质设施，而其他人只能去争抢他们的残羹剩饭。在科学界也能看到马太效应，顶级科学家得到的回报是报酬丰厚、安全的工作、一流的设施和名誉。他们还发现自己易于得到研究资助，成果也易于发表，并且经常受邀在世界各地的会议上讨论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其余的人则必须为资源不足的研究项目和有限的经费展开激烈的竞争。在某些国家，甚至政府的政策都把重点倾向了所谓的英才中心，而把其余的人抛在一旁自生自灭。马太效应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公平，科学家似乎并没有因正义问题而心烦意乱，让他们感到烦恼的是它没有产出好结果。

科研是增殖和增量的活动，但在某种程度上，它是随机的。也就是说，它需要大量的小发现来累积成变革性的事件。小发现可能没那么重要，但如果没有它们，也就无法进行下一步的研究。但科学家们不知道这些小的进展会是什么，尤其不知道它们来自哪里。凯利·穆利斯（Kary Mullis）发明聚合酶链反应（PCR）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83年，穆利斯正为鲸鱼座公司工作，这是加利福尼亚州埃默里维尔的一家新建的生物技术公司。他的工作是复制DNA，他说这份工作重复、缓慢而无聊。一个周五的晚上，当开车去周末度假小屋时，穆利斯想到了一个自己做不到的实验，但他有了一个想法，可以从根本上改进DNA的复制。

“接下来的几周，我向任何愿意听的人描述这一想法，”后来他写道，“没有人尝试过，没有人能发现漏洞，然而也没有什么人特别热衷。在过去，人们普遍认为我关于DNA的想法是荒诞的，有时我也会同意他们的看法。但这一次我知道我会有重大发现。”

他确实有重大发现。穆利斯因聚合酶链反应的发明使得后来的遗传学革命成为可能，并且广受赞誉，1993年，他凭此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但过去没人觉得穆利斯是一个大科学家，他没有发表过多少论文，没有赞助商，也不在一流的科研机构工作，而且聚合酶链反应所需的科学基础已经存在多年了。

像这样的科研故事（有很多）成了传奇，因为它们说明胜利者是无法被挑选或计划的。有本杂志写道：“没有水晶球或时间机器，不可能识别最顶尖的10%。”

这正是马太效应变得危险的原因。如果有可能挑选胜者，将资源集中在他们身上可能是有意义的。但因为我们不能，资源集中在少数几个人身上会减少多样性，降低生产力，增加风险。科研依赖于将很多鸡蛋放在非常多样的篮子里。但科研的马太效应会减少篮子、鸡蛋和存活的鸡，还会建立台阶非常陡峭的啄序。

当被问及科研马太效应时，我所见过的科学家都立即承认其无处不在，而且从整体上是不利于科研的。年轻的科学家从这种环境里学到的东西是有害的：每一位同事都是竞争对手，每一次协作都会构成威胁。现代科研的严酷现实，让每一位研究者都参与到了学术明星的竞争当中。

所有的骗子都是取悦者

世纪之交的物理学界出现了一颗新星，他就是J·H·舍恩（J.H.Schon）。舍恩是一位腼腆的德国物理学家，在贝尔实验室工作，刚过30岁就已小有名气。抵达美国初期，像很多年轻科学家一样，他的工作不稳定，他的研究数据似乎也没有发表的价值，只能做短期的实习生。之后，他的研究数据质量提升。舍恩进行的研究是找出将非导体的塑料转变成半导体甚至超导体的方法，它将为计算机行业、激光技术和纳米技术带来巨大的改变。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科学家说：舍恩的研究“打败了化学”。

舍恩是一个典型的“猫头鹰”：害羞，不善交际，更愿意独自研究。由于签证的缘故，他不得不经常返回到德国的实验室，他的博士学位就是在那里取得的，而且他还在此继续某些研究。因此，虽然他是一个狂热的篮球运动员，也很友善，但他的研究多数时间是孤独的。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声誉，反而因其孤独有所增强。据说舍恩有一双“神奇的手”，虽然偶尔有合作者，但其很多行为加重了神秘感。

他在贝尔实验室工作时正是压力特别大的时候。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贝尔实验室被誉为研究成果最多的实验室：它培养出了7位诺贝尔奖得主，并发明了晶体管、激光、信息理论、UNIX和C + +计算机语言。但在舍恩到来时，贝尔实验室由美国朗讯科技公司拥有，其股票价格正在下跌。高级管理人员在压力之下要削减成本，并渴望取得大发明，找到实验室继续存在的理由。舍恩的研究刚好符合要求：学科受人瞩目、可以直接进行技术应用。舍恩发表在《自然》和《科学》的每一篇论文都提升了贝尔实验室在知识界的声望。

2002年，舍恩被评为麻省理工学院“35岁以下创新者”之一，他制造出了“单分子晶体管，其电气性能可与当今最好的硅器件相媲美，却小了数百倍……舍恩的精巧设计让贝尔实验室在这场比赛中确立了领先地位。但舍恩对简单地重新改造晶体管不感兴趣……他还帮助发明了第一个电动有机激光器，这可能意味着会有更便宜的光电设备出现。轻声细语的舍恩说，他的分子晶体管如此有效让他‘备感惊讶’。但是，如果说舍恩改变了微电子学，人们并不会惊讶。”

当舍恩的导师伯特伦·巴特罗格（Bertram Batlogg）要去瑞士工作时，舍恩询问同事他是否应该跟着去。朋友说他应该留下来。如果他跟巴特罗格一起去，他的导师会沾光，他说：“亨德里克，你就是明星。”

在此后的两年里，舍恩发表了一篇又一篇论文。科学界非常兴奋，贝尔实验室也非常骄傲。同时，主要的科技期刊对于其新研究论文的优先发表权也展开了激烈竞争，以至于纷纷缩减审查其论文的时间。

正如尤吉尼·塞缪尔·赖克（Eugenie Samuel Reich）在《神奇的塑料》（Plastic Fantastic）中写的那样，舍恩的研究是如此令人兴奋，以至于世界各地的物理学家纷纷复制其实验来重现其效果。当无法做到时，他们就自责，认为他们的技术力量不够，材料欠佳，或设备有毛病。伯克利分校的乔·奥伦斯坦（Joe Orenstein）实验后未能得到舍恩的结果时，他说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笨手笨脚的白痴”。

在明尼苏达大学，世界超导权威之一的艾伦·戈德曼（Allen Goldman）和他的一位博士后阿南德·巴塔查里亚（Anand Bhattacharya）希望胜过舍恩。在尝试重现舍恩的结果近一年之后，他们毫无进展。巴塔查里亚写信给舍恩，寻求帮助。舍恩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但仍然毫无结果。这位博士后变得愈来愈沮丧，因为计划只用2到3年的研究要拖到5年了。

在荷兰的代尔夫特大学，露丝·德·波尔（Ruth de Boer）基于舍恩的发现进行的博士研究似乎也是颗粒无收。她几乎要流泪了，想要退出。在佛罗里达州和日本的科学家有着相同的经历。否定的结果似乎不会成为研究发现，也就没有人发表任何的论文，没有科学家想要把失败传播出去。“只是因为你不懂科学，”一名研究员评论说，“并不意味着它是错的。”

到了2001年，舍恩开始了“发表狂潮”，单在2001年11月就发表了7篇论文，于是猜测满天飞，说他将获得诺贝尔奖。随着舍恩越来越出名，他也变得更加与世隔绝，宁愿独自一人吃饭，或与不同研究领域的德国研究员一起出去玩。任何对舍恩研究的批评都会被视为竞争性嫉妒而被忽视。

超导电性和纳米技术正在成为此类热门话题，《科学》开始发表舍恩在“科学快讯”网站上的一些研究。但是，随着发表论文的积聚，问题也如期而至。数据看起来太规则了，没有足够的“杂音”，没有不适合的随机数据。舍恩描述的很多结果连他自己也解释不清。

从2002年开始，舍恩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他的同事劝他公开更多详细的信息，以便其他科学家能复制他的研究发现。他做不到。科学界一些成员虽然怀疑他惊人的论文出产能力，但许多人被他的光环眩晕了双眼。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期间，他受到物理学教授莉迪亚·索恩（Lydia Sohn）的挑战，但很快她就因孤立无援而选择沉默。当她离开时，另一位教师直截了当地问她最近在《科学》或《自然》杂志发表了多少篇论文。康奈尔大学的保罗·麦克尤恩（Paul McEuen）说，舍恩和他的同事是“金贵之人，你不能质疑”。

舍恩研究论文的总量引起了麦克尤恩的怀疑。2002年5月9日，他彻夜未眠，对比舍恩在不同论文中的数据。虽然舍恩声称使用了不同的材料，但数据是相同的，并且多次重复。第二天早上，麦克尤恩得出结论：“这东西是假的。”太多的图表过于相似，没有足够的“杂音”或混乱来证明不同的实验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至少有4年的时间，舍恩把同一个实验的数据用到了多篇论文中，他根据数学方程式绘制图形，而不是实际的结果。现在，舍恩的28篇论文被撤销，博士学位被收回，奖项被作废，德国研究基金会禁止他在8年内从事科研（这一禁令现已到期）。

舍恩伪造数据纯粹是因为他感到了竞争压力吗？根据尤吉尼·塞缪尔·赖克对其故事的研究，舍恩就是一个取悦者，不管你想听什么，他都会给出一个讨你喜欢的解释。舍恩知道周围的竞争压力，并通过制造影响力来应对。同样，贝尔实验室想要也需要“舍恩让实验室出名”，这巩固了其在科研和经费上的地位。《科学》与《自然》为他那令人惊叹的论文展开了争夺，双方都想方设法成为第一个发表它们的杂志。而亲自动手得知该实验可能无法复制的科学家并不想告诉任何人他们失败了。环顾四周，舍恩看到的只有竞争和对竞争的屈服。

舍恩是科学史上最大胆、最极端的骗子之一。但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据说，在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贝斯医学中心工作的麻醉师斯科特·鲁本（Scott S. Reuben）伪造了自1996年以来21篇论文的结果。他的研究似乎为多模式镇痛提供了支持：使用非类固醇的抗炎药和神经性药剂以取代鸦片类药物来缓解疼痛。他的所有科学论文现在都已被收回。但也许最大胆的欺诈是由韩国人黄禹锡（Hwang Woo-Suk）犯下的，他声称已经克隆出人类胚胎干细胞。

科研欺诈也并非局限于所谓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存在相应的丑闻。其中最臭名远扬的当属荷兰社会心理学家戴德里克·斯塔佩尔（Diederik Stapel），他“证明”了吃肉使人更自私，而且在脏乱差的环境中，白人更有可能歧视黑人。《科学》杂志到处宣扬斯塔佩尔的研究会对政策产生深刻的影响，他也升任蒂尔堡大学社会和行为科学学院院长。但他不让学生参与他的研究或仔细分析其数据，这引起了人们的怀疑。斯塔佩尔的数据都太完美了：原来他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只公布能证实其假设的结果，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扭曲整个实验。最终，斯塔佩尔的55篇期刊论文被撤销。谈到他的所作所为，斯塔佩尔感到悔恨，但他却拿竞争为借口：“资源稀缺，你需要拨款，你需要钱……我就是一个推销员。它就像一个马戏团。”

骗子有一个广泛的共性，那就是他们几乎都是取悦者：他们的直觉很强，别人需要什么，他们就提供什么。他们的研究强化了刻板印象和预期，既非原创，也无创新，他们知道成功的原因，并且只想走捷径。他们不必是原创的思想家，但能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茁壮成长，因为成功的定义很明显：重点是结果，而不是过程或学问。

舍恩、鲁本、斯塔佩尔和许多其他的科研欺诈指向一个趋势：当研究论文被证明是欺骗、不可靠、不完整或不准确时，它们就会被撤销，这种撤稿率与日俱增，令人担忧。2011年10月，《自然》杂志报道：过去10年以来，在发表的论文数量只增加了44%的情况下，撤销的数量却增加了10倍。大多数科学家认为，若考虑到错误、匆忙发表和误导性的研究，这个撤稿率只是冰山一角。

论文被撤销是因为发现它们包含错误（73%），或因为它们是欺骗（26%）。虽然剽窃令人忧心，但伪造（编造数据）更令人恐慌。出版物不是互联网，不是说撤销就能立刻消失的，错误的研究可以影响很长的时间：有一项研究表明收回的研究论文在24年以后仍然被人引用。

撤销论文是激烈的竞争压力所产生的一种症状。工作职位太少，工资低，科研人才被严格分成赢家和输家，对科研本身的爱很容易就被抛弃了。在某项研究中，17%的博士后研究人员承认他们愿意“选择或省略数据，以改进他们的研究结果”。81%的人愿意选择、省略或者编造虚假数据，以赢得拨款或发表一篇论文。你可以称它为科研的戈德曼困境：如果奖赏足够大，冒险似乎也是值得的。

撤稿率的上升当然浪费很多资源、时间和机会。每完成或准备做一项实验，就有另一项实验无法尝试。

在华盛顿大学医学教授范恩（Ferric Fang）看来，这种撤稿率和欺诈的上升表明科研竞争普遍出现了机能失调。作为《感染与免疫》（Infection and Immunity）的编辑，范恩要直接面对科研上的不端行为，他的一位作者森直树（Naoki Mori）就曾篡改了数据和图表。因为这次经历，范恩感到很不安，于是，他启动了自己的研究项目，想要确认这个问题有多么普遍。

他告诉我：“我们发现，杂志越重要，撤稿的数量越多。但你还会看到其他各种各样的功能失调：过去的研究被当成新的成果，反而卖了个好价钱。在科研上，只要有人发现了积极的成果，我们就会奖励他们，其实这是错误的激励。如果把竞争的强度降下来，如果有更多的就业机会，科学家们就不会那么不顾一切，事情就会有所好转。竞争的程度决定了问题的严重性。”

对于范恩来说，这些并非抽象的问题。他比较关心招到自己实验室里的那些人有什么个性，并努力营造合作的氛围，他认为合作对于富有成效的科学研究至关重要。

“我对招募大学生更敏感了。我倾向于实验一做完就往外说！我想要得到反馈，我分享未公布的数据，因为它会得到回报：我的同事们会指出我没看到的东西。科学研究是一种集体活动，抢夺个人的功劳是疯狂的。”

范恩宁愿被别人抢先，他现在已经很适应了。但他说，对于年轻的一代，过度竞争会令人沮丧，造成破坏，反而达不到预期的目标。

“我们有失去一代科学家的风险。随着老科学家不再担任职务，我发现年轻人也在离开，或选择完全不同的其他职业。很多年轻人认为科学界没有发展前途，没有什么有吸引力。我们可以容纳更多的科研劳动力，但它需要一个迥然不同的结构。”

科学的竞赛已产生大量不合常理的结果：保密、破坏、马太效应、欺诈、伪造、剽窃和撤稿率的上升，所有这一切都渐渐破坏了公众对科研的信心和对科研的支持。我问范恩：如果科研没有了协作、公开透明，而只剩追逐经费的科学家，科研岂不是越少科学家越好吗？如果供大于求，为什么政府还要培养更多的理科毕业生呢？

“我的感觉是，科研已经演变成一种更好斗的、像生意一样的活动，科学家们把自己看成是竞争单元，在零和博弈中追逐声望和科研经费。科研是一项团队运动，但得到奖赏的却是个人。如果资金给的是机构，而不是个人，那么，我们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但没有人想要迈出第一步，因为他们都在互相竞争。”

像白刃战一样的科研竞争所付出的根本代价是信任。为职位和经费竞争的年轻研究人员不相信他们的同事们会跟他们合作。已确定地位的科学家并不总是信任对方的动机。建立优先次序的欲望侵蚀了共同的使命感。时间、金钱和压力损害了工作的完整性，如果没有了信任，那么，公众就不会尊重和理解科研。

“我们需要科研来解决很多问题，”范恩坚持认为，“但从总体数量来看，只有0.1%的人是活跃的科学家，这远远不够！美国人花在喝啤酒上的时间是花在研究与开发上的两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科研经费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华尔街之狼

你可能会认为商业世界会更明智；毕竟，商界更努力地寻求管理和结构性改革。但很多科研的竞争是从商业世界脱胎而出的，企业高管并不知道普渡大学的鸡的故事，许多人认为自己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确信为生存而斗争是让商业保持健康的最佳方式，甚至是唯一的方式。

“我们过去常常拼个你死我活，”乔告诉我，“这是我见过的最不正常的事情。团队会偷简介材料、进入数据库、删除至关重要的信息，而且永远不再把它放回去。起初，我以为这是一场游戏，他们不是故意的！但他们的确是故意的。这一点不好玩。’”

乔曾经为纽约一家广告代理商工作。现在，他是一位很有创造力的自由职业者，因为仍要在该行业里工作，所以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全名。他说，因为狗咬狗的文化是如此污浊，他无法在任何一家公司工作得太久，时间一长，就忍受不下去。在他最后工作的广告代理公司，乔领导着一个业务部门，和其部门一样，他要自负盈亏。部门的盈利能力决定了他的奖金和他在公司啄序中的位置。他说，这导致了各种各样违背意愿的结果。

“有一位设计师为我工作，她真的很有才华，”他回忆道，“但她的特长是动画绘制，而我没有任何有关动画的工作。另外有个团队有很多动画的工作，我试着让她参与进去。但领导那个团队的家伙以为如果他把任务交给了她，我就不用再给她发工资了，我的团队的利润就会更大。因此，他不愿接受她，她就这样离职了。等到下一次我们想要搞一次大型推销动画的活动时，我们找不到需要的人才了。”

就像在科学界一样，这种内部竞争在广告业和其他行业产生了同样的效果：没有信任，没有分享，破坏性很大。

“几年前，我在一个推销新业务的团队，”乔告诉我，一边说一边摇头，“同一家代理商有4个团队互相竞争，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把材料带回家，晚上干活。不然的话，它们会丢失，或者是有人把咖啡洒在了显示屏上。净是荒唐可笑的事。我们用私人电子邮箱交流，这样我们就不会被黑客攻击了！我不得不检查记入我账户的所有费用的确是我的业务产生的，其他部门经常将他们的成本转成我的开支。真是疯了！”

布拉德·鲁德尔曼（Brad Ruderman）第一次走进雷曼兄弟的交易大厅，他就着迷了。“我看到的情况让我难以置信，”他告诉我，“竞争如此激烈，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鲁德尔曼迫不及待地加入进去，在一位朋友把他介绍给该公司的总经理后，他就按照他的方式干起来。他很快就明白游戏的玩法了。

“我们全都是吃佣金的，”他解释道，“每一天，我们前一天的佣金会被贴在总经理办公室的窗户上。每天你一走进公司，你的净收入就贴在那里，大家都能看到。如果这样还培养不出求胜心，还有什么办法会呢？当然，这也正是它的目的所在。像我这样的人，如果业绩接近不了业绩顶尖的人，那就是灾难。你必须做到一定程度，否则，你什么都不是。”

鲁德尔曼解释说，一个月赚的钱少于10万美元，就会让他成为一个失败者。但如果他要是在7月赚了14万美元，而到了8月低于了12万美元，也会让他成为失败者。所以，每个月他都需要赚得越来越多，才能让自己不至于出局。

“这不是贪婪，”他告诉我，“这无关物质，关系的是我和别人的比较。有时1个月还剩3天的时候，我还没有完成目标，因此，我会越过底线，做一些并不总是对我的客户最有利的事情。我的道德底线全面失守。”

商场就是竞技场，这种隐喻有其影响，许多销售组织使用这种记分板激励其团队。在苏格兰哈里法克斯银行（HBOS），每到星期六早晨，如果销售人员实现了目标，他们就会得到现金的奖励。如果未能达标，他们就会得到一棵卷心菜。这种日常的公开羞辱本该是用于激励的，却将赢者和输者隔绝开来，导致了违规的抵押贷款和保险。同样，巴克莱银行的不当销售和利率操纵已经十分猖獗，当安东尼·萨尔斯（Anthony Salz）审查出问题时，他发现这家银行的员工所描述的核心文化是“不惜一切代价获胜”。赢者的荣耀和输者的耻辱都非常极端，没有人敢质疑这个体系。

淑女装（The Limited）服装店习惯召开销售会议，业绩高的坐在前面，收入低的缩在后面，就像是罗马竞技场。他们称这种战略为“赢在零售”，或简称为“战争”。使用这种羞辱技巧的淑女装服装店、雷曼兄弟和其他公司似乎不承认这些“战争”造成了灾难。在鲁德尔曼的案例中，受到伤害的是他的客户和他的道德感。为了争抢市场份额和惊人的利润，金融机构仍旧试图大规模地推行不当交易。

贪婪的资格只属于精英

因为人类是竞争的，当我们置身于这些比赛中时，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想方设法争取胜利。最明显的是，很多人会通过努力工作试图做到这一点，当然，这就是公司提倡竞争的原因：尝试激励员工，使之更富有成效。但事与愿违。人们对生产力已经进行了100多年的研究，结果表明：每周工作大约40小时之后，若我们再工作，就会犯更多的错误，要额外花时间收拾我们的烂摊子。

吉姆·布雷迪（Jim Brady）告诉我：“如果你真的想要看看什么是长时间的工作，去香港。”

布雷迪在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从事金融服务已经有很多年。他说他喜欢这里的人和工作，但他不喜欢这里做事的方式。

“我们的工作时间非常荒唐，凌晨2点，早上7点，都要听从老板的招呼。半夜也有电子邮件，而且后面还有更多的邮件：你为什么还没有回复我？如果英美的人这样工作，会上报纸头条的。你可以让人们那样工作，但他们会垮掉，心脏病发作，或离开，或犯很大的错误，这确实发生过。香港人有种感觉，如果不是全天、每天运转，有些人、有些竞争对手就会追上我们。”

在其《劳累过度的美国人》（The Overworked American）一书中，朱丽叶·朔尔（Juliet Schor）估计，随着美国人工作时间的延长，他们的睡眠减少，每晚失去60~90分钟的睡眠。积累起来的睡眠不足会让人感觉很糟，也会让他们表现欠佳。随着大脑的疲劳加重，它开始将能量（表现为葡萄糖）从顶叶及枕叶吸向丘脑。这样做的理由就是效率：丘脑的目的是让你保持清醒，但顶叶及枕叶给你的是思考能力。所以，你不得不越努力保持清醒，否则，进行创新、想象性思考的能力就会下降，而这种能力是现代社会最需要的。这对我们是有害的。例如，美国银行的实习生莫里茨·艾哈特（Moritz Erhardt）连续工作三天后死亡，当他被发现时，大家马上想到的头号嫌疑犯就是竞争压力，为了保住工作岗位而时刻投入工作，终于导致他的死亡。为了不出局，我们就会努力，但有时越努力，我们的竞争能力反而越弱。

为了让真正的创造力和合作在组织内部兴盛活跃起来，在其中工作的人需要保持精力充沛和警觉，并能互相信任。但是，尽管让员工互相竞争意味着要在物质和伦理上付出代价，许多大公司还是推行内部竞争，并采用强制排名的方式加以推行，所有雇员都被放入一个严格的啄序当中，以便可以淘汰处于末尾的10%或15%。该方法因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而出名，在他任职期间，员工每年都要强制排名，落后的人就会被辞退。韦尔奇认为这个方法是宽容的，因为它给最底层的那些人发出了很多警告。

据一些人估计，财富500强中有一半的公司仍旧在推行竞争。美国国际集团（AIG）把员工分为五个等级，葛兰素史克公司分四个等级，贷款树公司（Lending Tree）分三个等级。强制排名的拥护者认为这个办法旨在奖励业绩突出的人。但在这些公司中，似乎没有一家意识到这种强迫排名导致员工之间的竞争和不信任达到了什么程度。

微软十几年来未能开发出任何真正的创新技术，作家库尔特·艾肯沃尔德（Kurt Eichenwald）对于这种奇怪的失败感到困惑，于是他采访了很多微软员工，他发现自己采访过的每个人都把“堆栈排序”（微软版本的强制排名）看成是公司内部最具破坏性的方法，成千上万聪明人已经遭到它的驱逐。

一位前微软软件开发工程师告诉艾肯沃尔德：“它导致员工专注于相互竞争，而不是跟其他公司竞争。”

一流的软件开发人员不想跟其他表现优异的员工共事，因为这样会影响自己的排名。结果是，大家都成了取悦者，因为他们永远不会构成挑战或威胁。通过让所有员工处于一种持续受到威胁的状态，微软丧失了追求卓越的野心。

“为了不至于落在队伍的后面，人们倾尽了全力，”一位微软工程师说，“人们会公开破坏其他人的努力。我学到的最‘宝贵’的东西之一就是：隐瞒足够的信息，不让同事知道，以确保他们不会在排名上跑到我的前面，但表面上仍然彬彬有礼。”

微软特色的排名法就像是讨价还价，艾肯沃尔德对它的描述让人联想到了安然公司，在安然它被称为“排名与解雇”。管理人员会躲到会议室里，拉下窗帘，把员工的名字写在白板或便利贴上。然后交易开始：如果我能保住凯文（Kevin），我就让你保住简（Jane）。必须有一定比例的人不达标，因此，结果取决于办公室政治，取决于谁与人处得好，谁表现不突出。这种人气竞赛完全与创造力背道而驰。

强制排名被咨询公司麦肯锡大力推行，它辩称：在“人才争夺战”中，只有那些识别、提升人才，同时无情抛弃弱者的公司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后续研究并没有验证他们的论点。在受到麦肯锡称赞的公司中，33%消失了，18%损失惨重，16%令人失望，10%做得还可以，只有约1/4的公司表现支持该论点。强制排名非但不能确保成功，更有可能招致失败。2013年，微软宣布放弃堆栈排名，试图重新恢复创造力时，雅虎的首席执行官玛丽萨·迈耶（Marissa Mayer）却要开始采用类似的做法。

强制排名是一种特别反常的激励形式，因为它们摧毁了意义深远的工作动机之一：成为团队的一员。人类天生是社会性的，我们孤身一人只能做很少的事情，渴望安全和社会关系所提供的联结的感觉。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在其需求层次的中层列出的是“爱和归属”的需要，就是对我们所固有的社会性提供的一种证明。然而，正式的评价比赛威胁到我们与所有同事的关系，将职场社会四分五裂，直到每个人都自私自利。

比赛工作时长已经足够有害了，但强制排名产生的却是一种持续的威胁：个人总是害怕受到排斥。基于我们现在对大脑功能的了解，这样做在认知上是很累人的。大脑对其能力有着相当严格的限制，用于一项活动的精力不会为其他活动所用。当我们感觉受到威胁时，我们的大脑杏仁核会环视危险，产生恐惧和焦虑，消耗来自前额叶皮层的能量，而前额叶皮层是我们进行计划和决策的脑区。如同恐惧耗尽了我们思考和学习的能力一样，在持续感觉到威胁的状态下工作必然要在认知上付出代价。

然而，每家公司都说它需要创造力和创新，而这常常与冒险的行为相伴。有些企业会招聘风险承受能力高的人，英特尔公司这样做已经很多年了。但一旦涉及公司内部，一些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风险承受能力下降，甚至消失了。这个问题让英特尔困扰了很长时间，很少有人想到该公司的FOCAL排名制度会与这种现象有很大的关系。我跟英特尔公司内交谈过的人一点也不觉得这种现象令人费解。他们说，没有人敢拿排名冒险。

“如果我的排名由同事决定，我当然不会冒险！”杰姬·威特（Jackie Witt）告诉我，“该制度不以成就、知识和技能为基础，它建立在人们是否喜欢你的基础上！可爱的人并不总是最有效率或最有创意的人。”

“你知道英特尔的咒语，即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的口号：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没错，他们生存下去了。但偏执狂不是进行创造性思维的最佳状态。因此，你会发现，在英特尔，简单、顺从的人提升了。偏执狂的人足以让每个人都成为他们的朋友，但这正是消耗能量的地方！我与一个愿意冒险的人共事，她没有得到晋升。她很有成效，未必很受欢迎，却效率很高。但她被无限期地卡在了中间第三等级。但是，当然了，她只好离开。”

威特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项目经理，非常习惯于多学科团队的那种竞争。她对复杂的项目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这使得她在英特尔、丰田、基因科技、苹果、富士通等公司工作过，甚至还有通用电气的子公司。她说自己的许多工作类似于调解：让好斗的团队互相倾听对方的意见。但当公司有一位魅力超凡的首席执行官时，这项工作变得困难起来，因为每个人都在吸引注意力，争抢功劳。

“地盘之争，让每个人都中毒了。这种机能的失调很是令人泄气，”她说，“它让人在工作、奖金和心理健康上付出代价。很多人没想过离开，因此，他们留下，继续感受虐待、愤怒和沮丧。最初他们不是这样的，那时候他们只想好好工作。

“强制排名的另一个问题是，虽然排名很频繁（在一些公司，每6个月进行一次），但只能反映当下的成绩。它们绝对会让你关注当下。今天我的表现如何？你不能也不想从长计议。坚持不懈地思考，凝视远方，富有想象力地推测，这些是你真正发挥创造性才能所需要的，但它们甚至都不会出现在你的脑海中，因为你要紧盯着目前的威胁。”

凯茜·奥尼尔（Cathy O'Neil）是哈佛大学一位年轻的数据科学家，2007年，她离开了学术数学的圈子，到华尔街最神秘的对冲基金之一德劭基金（D. E. Shaw）工作，经历的事情让她震惊不已。

“我在应聘时，”她笑着说，“并不知道他们在特意寻找争强好胜的人。我一轮接一轮地面试，他们问我的都是数学难题。我不知道那是一场比赛，我一直在回答他们的问题，因为我是一位数学家，我热爱数学！我认为他们把我的机敏解读为自鸣得意，而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我并不紧张，因为我不在意。我能通过纯粹因为运气和对这一学科的喜爱。”

然而，开始工作之后，这里的文化着实让她吃惊不小。

“人们彼此不能说话！我被告知不要寻求帮助。为什么？因为没有人想帮助他人。那里有些人其实很好，但你要想寻求帮助的话，唯一的方法是在线提问，如此，如果有人要帮助你，才不会被人发现！

“那里有一个桌式足球。你可能以为它挺好玩的，但它摆在那里不是因为好玩，它意味着大家要互相竞争，彼此炫耀。我的感觉是，他们找有竞争性的人是因为他们想要每个人都守规矩，并通过彰显自己的成就来定义自我价值。”

德劭基金以吸引最聪明的人而著名，哈佛大学前校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在那里工作一周可以领到10万美元。奥尼尔知道她的同事们很聪明，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他们不想分享任何东西，这导致会议变得很奇特。

“在小组会议上，你不能说你正在想的东西。人们当然有想法，但他们永远不会告诉你他们想的是什么，因为他们可能想要启动自己的基金。如果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那么，它将归属德劭基金公司，最终他们会为自己的想法展开竞争！因此，如果你有一个好主意，有一件事绝对必须做，那就是‘闭嘴’。你不想任何人窃取你的构想，或者偷你的主意，并且比你干得还好。所以，你参加这些会议，与很多超级聪明的人围桌而坐，但所有人一言不发。”

科学家不分享，因为他们想要占得先机，金融从业者不分享，因为想抢功劳和金钱。如果你是一个为老基金工作的新人，你不敢贡献新主意，因为那不会带来功劳或奖金。因此，你想要保留新主意，等待一个新基金，这是得到全部功劳的唯一方法。或者如果你选择离开，创立自己的基金，你的想法可能更值钱。在此期间，你最好把自己的想法保密。

“基本上，每个人都是你的竞争对手。你必须跟一个特定的人建立关系，获得他的特别信任，才能合作。其他人都会构成威胁。这令人很不快。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性至上论者，我有能力照顾自己，但竞争相当激烈，氛围非常压抑，也就是说必须隐藏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最终，奥尼尔离开了德劭基金公司，返回了学术界，这样她才能专心研究经济模型。不过，与许多公众意见不同，她坚持认为现行的商业模式是有效的，不过那些商业模式只给它们的设计者带来了好处，而没有让其他任何人受益。显而易见，经济危机只是她在对冲基金公司所见所闻的现实体现：极少数精英赢得了比赛。

她从自己的经历中得出结论：竞争为钻空子提供了动机，但不会促生卓越。因为伟大的思想无法传播，竞争也就不会产生伟大的思想。当体系崩溃时，承担责任的人会倒霉。

“每个人只关心自己，谁还在乎制度怎么样呢？没有人！只要我没事就行了。我是赢家。你不是？那真是抱歉了。”

竞争视秘密为宝，鼓励不透明和囤积信息，阻碍分享或合作的愿望。正因为如此，它才容易构成犯罪：产生激发甚至将犯罪行为正常化的环境。难怪学术研究发现极其争强好胜的人更有可能参与内幕交易，利用私人掌握的知识赚钱。

保密具有两个深远的影响。它产生马太效应，有信息较多的人，就有信息较少的人。这一点在内幕交易犯罪中得到证实，那些信息在握的人赚了更多的钱，拥有更多的权力，因此更有机会获得信息。而反过来，这让赢者感到卓尔不群，独立于整个制度，并且不用为整个制度负责任。

在金融危机以来的很多内幕交易案件中可以看到它的影子，但其影响或许更深远。早在2005年，交易员们就开始获悉次级抵押贷款和急剧膨胀的衍生品市场的后果，对他们来说，这是终极大秘密。所以，他们不会发出“房子可能会着火”的警告，而是下大赌注赌房子会烧毁。像约翰·保尔森（John Paulson）、迈克尔·巴里（Michael Burry）和徐幼于（Eugene Xu）等对冲基金交易员觉得：只要他们能利用这些信息成为赢家，就不用管整个体系会如何。在争抢情报优先权的竞赛中，这是一个不能错过的机会，而结果是，这些在比赛中收益最多的人最没有兴趣修复它们。

为了控制，你必须放弃控制

科学家们不会轻言放弃，解决疑难问题是他们的谋生手段。在以色列的魏茨曼科学院，分子生物学家尤里·阿隆（Uri Alon）每天都竭力创建一个富有成效、精诚协作的实验室。有时，他在科研上的经历很糟糕，以至于早晨他都不想起床。但他非常热爱科研，因此，他认为必定有一个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如何才能用更具创造力的参与感和动机抵制竞争的破坏呢？什么样的动机和方法可以改变自相残杀的文化呢？他在即兴表演的剧场找到了一些答案。

阿隆看上去没有演员的天赋。他性格内向，非常严肃，但即兴表演改变了他对科研的思考和开展科研的方式。

“跟科研不一样，在即兴表演剧院，他们会告诉你：‘你会败得很惨。你会卡壳。’但当你卡壳时会发生什么就不同了。首先，你预期它会发生，因为每个人都告诉你它会发生。然后，每个人都会向你表明他们休戚与共。他们都曾亲身经历过。你不是一个失败者，你是他们中的一员。

“我也从即兴戏剧中学会了如何进行一场启发新创意的对话。即兴表演的核心原则是说‘是的，而且……’表示同意，然后再扩展开来。因此，如果一位演员说：‘这是一池清水。’其他人若说：‘不，那只是舞台。’那么，想法就结束了，卡死了。这叫作‘阻断’。但如果相反，‘这是一池清水！’‘是的，让我们跳进去吧！看，那里有条鲸鱼。’‘让我们抓住它的尾巴。它会把我们带到月球上……’如此，通过在彼此想法的基础上加以扩展，你就把潜藏的创造力释放了出来。”

科研上的竞争促生了很多的阻断，但在阿隆的实验室，“是的，而且……”却十分流行。这产生了两个后果。它拓宽了每个人的思维，使实验室里的每个学生更积极地对他人做出反应，也能开拓新的思路。学生觉得受到支持和鼓励，因而坚持下去。“是的，而且……”也会培养一种安全的气氛，产生发散式思考而且可以大胆冒险的感觉。

创造一种让学生期待失败、即便失败也没事的环境，让阿隆的实验室变得非常具有创造性。因为研究介于物理学和生物学之间，他和他的学生就人体生物系统的设计原理有了令人惊讶而且很重要的发现。富于冒险、支持和创造力的情感环境让实验室出了名。

阿隆不能保证不被人抢先，但他能做的就是减轻恐惧和羞愧。他还为此写了一首歌，名叫《抢先，抢先》，每当他们中的某人被人抢先，他就会与他的同事唱这首歌。我在舞台上也见过他这样做，令人震撼。阿隆并不是一个特别有才华的歌手或吉他手，但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他愿意为他周围的人提供支持、鼓励和激励。为了分享，有时看起来有点可笑也没关系，要紧的是你为其他人提供的鼓励。

尤里·阿隆是一位著作等身、受人尊重的科学家，但他被人引用最多的文章与生物学无关，而是关于如何管理具有积极性的团队的论文，它刊登在《细胞》（Cell）杂志上，适用于任何行业。在这篇论文中，他得出了三个结论。

生产力和自主权密切相关，拥有足够的自主权才能感到自由、责任与骄傲。威胁降低了这种自由的感觉，阻碍了每一个有创造性的人获得所需的支持。

本质上，社会联系就是激励。在每周两小时的实验室会议上，阿隆精心地留出头半个小时谈论科研之外的事情：生日、新闻和假期。然后，当他实验室里的一位成员介绍一篇论文时，这个团队就要担任审查员或建议者。他说，终极目标是让实验室的每个成员知道他们愿意随时互相帮助。

最重要的是，阿隆坚持认为伟大的创新或发现必定经历过失败，他把这种失败称之为“云”：事情出错或你失去方向的过程。事后诸葛亮不可能碰到“云”，因为他们会谨慎行事，这就是他们成就不大的原因。但真正具有创造性的人因为探索新的领域常常陷于“云”中。当你处于“云”中时，如果你还想着输赢，就会被卡住。恐惧会阻碍你的想象力和思考能力。但当阿隆的学生找到他，并对他说“尤里，我在云里”时，他的回答是：“太棒了！这意味着你接近了重要的东西。”

阿隆讨论的一切关键在于信任，即探讨和犯错是安全的。毕竟，犯错是我们所有人学习的方式，从我们学习如何走路和说话就已经开始了，在找到有效的方法之前，我们会尝试并舍弃无效的东西。但激烈的竞争使人害怕犯错，甚至很不情愿与人分享错误。这是很危险的。

戴维·林（David Ring）告诉我：“如果不犯错，你就学不到东西。你要是确信你是完美的，那就相当危险了。”

林是美国顶尖的整形外科医生之一，就像手术室中的技术让他很出名一样，他对自己失误的开放态度也让他出名。有一次，他对一位需要治疗扳机指（trigger finger）的女士动手术，这种病是指手指僵硬地弯曲成扣扳机的姿势。但林的手术未能治好这个病，由于错误，他按照腕管综合征（carpal tunnel syndrome）进行了手术。

他立即将错误告诉了病人，并在同一天做了纠正手术。但让他的同事大吃一惊的是，他写了一篇文章，描述了该失误是如何发生的，并发表了出来。在这篇文章中，他公开地分析了导致错误的每一个步骤：外科医生迟到，所以很紧张；护士标记了正确的手臂，但没有标记切口部位；手术室也换了，因此，为病人做准备的护士不在现场；手术过程中护理团队发生了变化。戴维·林以前被人称为一个好医生，现在则开始被人称为一个了不起的人。

林现在认为使医院更安全的方法不是做事滴水不漏，而是创建一种安全的氛围，如果发生了错误，犯错者可以公开承认，并迅速补救。林说医学从航空工业的错误中学到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这个行业鼓励各层次的人毫无保留地说出哪怕是最小的瑕疵。当然，正如他指出的那样，在一架飞机上，所有人确实是同“机”共济的。

竞争使人隔离，但当我们了解到其实我们多么需要彼此时，就能做更好和更有创造性的工作。阿隆的实验室更有成效，因为其成员通过“云”彼此支持。林的医院更安全，因为他不认为自己是完美的。卓越的工作来自于支持和改进的组合，其中的每一个人都会贡献各自的价值。

很多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和科学家帮助约翰·埃伯利（John Abele）把波士顿科技公司建设成为世界领先的医疗器械公司之一，在谈到这些人时，埃伯利说：“每个人都是王者。”与“科学诈骗犯”和“超级英雄CEO”相比，埃伯利在描述他的企业时大都讲的是其他人的故事。颠覆性技术可能是公司利润的源泉，但埃伯利一直认为企业的成功源自于人才的合作。

“很多人认为合作是柔性的，这是一个悖论。”埃伯利告诉我，“为了控制，你必须放弃控制。你必须招一些也许不想看到你成功的人。它充满着矛盾。这种合作一点也不柔，而是硬性的，非常非常硬。”

波士顿科技公司早期成功的关键是球囊导管的开发，它可以在不开刀的情况下扩张狭窄部位或阻塞动脉。该器械的早期研发者是实习医生安德烈亚斯·格林特茨格（Andreas Gruentzig），他在自己的厨房里用剃刀、管子和胶粘剂制做出了雏形。格林特茨格充满激情，好奇心旺盛，并且聪明，但或许他最大的优势在于他的权力和权威都不大。

多年来，格林特茨格在狗和尸体上实践，当然，最终还是要在活人身上试用。要做到这一点，他需要外科医生的帮助和支持，而他的器械恰恰要对这些人的工作构成扰乱。埃伯利欣赏格林特茨格的成就，在他看来，正是这位年轻医生的谦虚和好奇心使他赢得了盟友。

“安德烈亚斯没有说自己的想法是医学的革命性突破，而是跟他们说这是增殖式的改进。他总是第一个指出他的工具有哪些不足，并不断寻找缺陷。大家愿意响应，部分原因在于安德烈亚斯与众不同，他愿意分享所取得的任何成果。”

1976年，在美国心脏病协会的一次年会上，安德烈亚斯开始向外科医生介绍他的器械。他的想法引起他们极大的兴趣，以至于他们都赶到瑞士，想亲眼看一看他的研究。这种需求很大，他不得不使用“视频会议”介绍这种新技术，以照顾到每一个人。他最想要的，并非向人炫耀他的器械，而是得到专家的意见。

对该器械的强烈兴趣使得格林特茨格不仅成为创新导管的开拓者，还开启了世界上首次现场观摩课程，这种课程现在已经是世界各地医学教学的标准做法。他这样做是为了分享自己技术的每一个细节，因为他想要外科医生理解它，并了解、分享他们的疑虑、担心和想法；他认为分享是改进这一器械的最佳途径。此外，他又创建了一个数据库，他和同事治疗的患者都可以自愿注册，以便追踪治疗结果和共享数据。

埃伯利后来写道：“毫不夸张地说，启用自愿注册法使得经验和技术得以快速分享，从而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预防了数不清的并发症……到了发表论文的时候，安德烈亚斯及其最密切的合作者确信这是在传播知识财富。”

格林特茨格与库其罗（Kuchroo）实验室里的科学家正相反，即使他慷慨地分享，不肯装腔作势或运用手段占据有利位置，他还是取得了进展。他的新创产品不是为非营利组织开发的，而是为商业企业开发的，事实上，从它身上赚到的钱并没有妨碍知识、洞察力、数据和经验的分享，而这些东西对其成功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格林特茨格的合作者并非圣人，也并非没有私心，埃伯利称他们是很有个性、自我膨胀和极其自信的人。而且，他们全都是竞争对手，大多数人远比发明人更有名气。格林特茨格没有权力强迫他们做什么，这一点是他们富有成效的合作的核心。

“‘明星’都自视甚高，”埃伯利不无挖苦地告诉我说，“但你所需要的其实是乐队指挥：不把自己放在画面的中心，而是让所有人成为中心。我看到很多人将合作定义为‘个人和机构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共同努力’。不，这还不够。对于杰出的合作型领导者而言，其职责就是改善环境，使得集体的合力大于每个人的力量。”

我们的教育体系关注的是个人的力量。在对1824名大学生的调查中，组织者给他们一系列模拟的工作职位描述，而提及团队或合作的职位均被明确地拒绝了。学生们不想要合作者，他们想要成为明星。雇主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想要吸引精英，他们就不能在招聘广告中提到团队。

体育界赞美个人运动员，并且给他们过多的报酬，即便是团队运动，也习惯于将成功归因于个别明星球员或教练。娱乐行业一成不变地依赖简单的营销策略，将个人打造成品牌。人们会效仿娱乐业，告诫开始自己事业的年轻人要建立个人品牌，以便在越来越可怕的就业市场上推销自己。

对名人的崇拜总是将表现优异的人描绘成超级明星式的独奏者。更糟的是，自私、行为不端的独奏者的神话在娱乐业泛滥成灾。问一问音乐、电影、戏剧、舞蹈或绘画领域有抱负的年轻艺术家，他们会向你列举意味着成功的行为：极为自负和狂欢之后乱七八糟的宾馆房间。他们不知道威廉·缪尔的超级鸡的可怜命运，就像哈佛大学年轻、沉默寡言的科学家一样，他们开始相信“成功的人都是混蛋”，一位年轻的音乐家就是这样对我说的。

这种社会风气极具误导性，不只是因为现在的工作大部分是由团队完成的，我们急需拥有技能和热情而且肯助力团队的人，还因为即便在娱乐行业它也是完全错误的。选秀节目会产生“偶像”，他们或她们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很快会黯然失色。最成功的艺术家依赖密切的合作关系，而且它需要充分地整合，一丝不苟地培育。没有人会独自一人做出一番大事业，并且如果不善于与他人共事的话，没有人会长久地生存下去。

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比音乐产业更明显的了。2012年，当阿黛尔（Adele）的专辑《21》赢得了六项格莱美奖，并成为有史以来第四位最畅销的专辑时，新闻界自然对这样一位年轻女子横溢的才华不胜惊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而真相要比这有趣得多。

制作一张专辑要动用100多位音乐家、制作人、编曲者和工程师。再加上幕后的设计师和市场营销主管，这一数字将会翻番。品牌虽集中于一个人身上，但其运作完全取决于所有参与者的共同努力。

制作人吉姆·阿比斯（Jim Abbiss）如是说：“阿黛尔是一个绝好的合作者。如果她不是非常擅长与其他优秀的人共事，她就成不了巨星。”

自2008年发行第一张专辑《19》以来，阿比斯就与阿黛尔共事，那时阿黛尔还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年轻歌手。他曾经与各种各样的艺术家共事，诸如北极猴、比约克、大举进攻和疯癫等乐队，合作时间很长，并且成绩斐然。无论是作为工程师，还是音乐家，他在录音棚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看到了音乐是如何合成的。

“虽然目前的音乐技术意味着从理论上讲你可以包办一切，却没有人做得到！没人这样做是因为合作总是更好。不管是《21》那样需要一大堆人，还是只有几个人，音乐只会变得更好。”

如果说音乐产业以巧妙和闯劲十足的自我推销者而闻名的话，阿比斯并不符合这一形象。他长得矮胖，穿着一件格子衬衫，看起来更像是建筑工人，而不是音乐家。他对好想法特别敏感，展现出约翰·埃伯利所钦佩的科学家拥有的许多素质：充满热情的好奇心、谦虚自信和轻微的痴迷。他在描述自己的工作时显然很低调，比如：他在为艺术家“服务”，他只是“传声筒”，等等。他对其他人表现出真正的好奇，即便是在交谈中，他也是非常认真地倾听，努力提出自己的思路。

“阿黛尔非常豁达，乐于付出，所以很难不喜欢她。当然，她也可以写出美妙的旋律和歌曲，并且唱得比这个星球上大多数人都好，所以她能做到慷慨！但她真正喜欢的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人。对此她没有任何的傲慢或担心。”

在阿比斯看来，阿黛尔对歌曲的投入使她成为一位杰出的合作者。

“在她出第一张专辑《19》时，我们合作过一首歌，翻唱的是鲍勃·迪伦（Bob Dylan）那首《让你感到我的爱》。我认为它需要弦乐，建议加一个弦乐四重奏。阿黛尔之前从未与弦乐四重奏合作过，不知道如何利用它。所以我打电话找到罗茜·丹弗斯（Rosie Danvers）。”

“我刚接到电话，”丹弗斯回忆道，“吉姆就说：‘你可以带着你的四重奏来跟歌手阿黛尔合作一下吗？’我不认识她，那时没有人认识她。吉姆说事先无需做什么准备，只是带着四重奏来就是了。我想就：‘只是到场吗？’我想要尽我所能做到最好。”

罗茜·丹弗斯是科班出身的大提琴家。她不喜欢四处打零工，于是她创立了自己的弦乐四重奏乐队，取名电弦乐（Wired Strings），希望与更多的音乐家建立更富成效的合作关系。她的想法相对较新，与阿黛尔这种默默无闻的人合作显然不会让她们出名。她告诉我：尽全力付出正是她的天性。当时她怀有8个月的身孕，但没有妨碍她听小样，并着手工作。她认为歌手的嗓音“格外好”。这让罗茜更愿意付出努力。两天后，在录音棚里，所有的人第一次见了面。

“所以，罗茜给我们表演了节选，阿黛尔则说出她的想法：她喜欢这个，不喜欢这个，”阿比斯回忆说，“每个人都必须快速和自信地随之修改，每个人都是。在3个小时的时间里，每个人相比原来都改变了很多，我们让每一个人的表演都很出色。整个气氛表明：谁的主意最好算谁的。不管是你、她或我，最好的主意胜出。”

显然，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次很棒的经历。录音棚里开研讨会是要花钱的，经常很紧张，但对每个人来讲，这3个小时大家很放松，富有效率和创造性。会议结束时，丹弗斯感觉她得到了自己组建弦乐四重奏乐队时想要的一切。

“散会时我们都很兴奋！你正在共同创造某些东西，这样更令人满意。揣测别人的想法令人厌烦。但这一次，每个人都有所贡献。每个人都很高兴！”

真正成功且能持续产生影响力的艺术家不会既离经叛道，又卑躬屈膝。他们会培养复杂合作所需的技能和移情，了解细微差别。丹弗斯在其合作中并不是被动的，她并不期待独奏的荣耀时刻，也不会为万一不成功寻找借口。丹弗斯是一位完全成熟的合作者，她会为其贡献负责。

正如科研的情况那样，在音乐上得到声誉的人往往也存在问题。声誉对版税有影响，因此，受到威胁的不只是自我。但最好的艺术家往往感激对他们的作品有所贡献的人，他们的作品因为这些贡献者而变得更受欢迎。

“重要的是信任、公平，”阿比斯解释说，“因为有时最微小的事情能产生巨大的影响。我认为慷慨是合作的核心。让人吃惊的是具有真正长久影响力的艺术家……他们全都是杰出的合作者。他们知道自己需要其他人，不但欢迎这些人，还会慷慨地给予信任。”

我与之交谈的每个人都接受这一说法：优秀的音乐作品不是仅凭一己之力就能制作出来的。虽然他们不愿意提到自己的名字，但我问过的每个制作人都认为乐队里面有人才，但缺乏后劲，因为他们的行为更像是“天后”或“天王”。这些乐队中的许多艺术家开始时并不是这样的，但媒体炒作和名人品牌代言让她们神魂颠倒，很快就会让她们从红极一时的人跌落成过气的明星。与之相对，职业生涯持续不懈而且富有意义的艺术家知道他们不是凭空而生的，他们需要同行艺术家的刺激和启发。

旨在培养以音乐为终生职业的天才音乐家的音乐学校不喜欢这样的比赛，而且大多数音乐家也表示讨厌。他们说，太多的精力用在了个性和包装上，音乐已经迷失了方向。

在我与钢琴家傅聪（Fou Ts'ong）谈音乐时，他说音乐的竞争性已经改变了。

“这种竞争文化很是有害，因为它制造的表演可能令人眼花缭乱，却是很不悦耳的。从技术上讲，有成千上万人可以演奏要求最高的作品。所以，他们觉得必须做些什么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但他们不需要这样，表演本应是关于音乐的，不是关于表演者的。”

鉴于对肖邦（Chopin）的关注，傅聪的很多音乐会都是独奏。难道这不意味着他是关注的中心？一位独奏者如何与人合作呢？

“但这正是你必须做的事情！”他坚持认为，“当我演奏时，我总是与作曲家一起演奏。这一点很重要。作曲家就是我的上帝。我经常设法与作曲家沟通，了解他们想要什么，所以，我在工作，真的，我为他工作，跟他一起工作。”

在大型管弦乐作品方面，比如钢琴协奏曲，傅聪总是学习整个配乐，而不仅仅是钢琴部分。他告诉我，他从未想过用其他的方式工作。

“我必须对全曲有一个概念，否则，我怎么知道钢琴正在干什么？真正的音乐家总是会想着整体，而不是一部分。现在的情况经常是很多钢琴家拥有绝妙的手指，但他们过多地专注于钢琴部分，你不能用这种方式演奏音乐。我试着教我的学生学习配乐，并且提出好的问题。作曲家越优秀，他们的谱子就越复杂和多样化。这才是我说的正确的方法。设法找到作曲家，不断地问问题，这才是最了不起的原创。”

在这个世界上，你依然可以期待有一个地方会特意地培养明星独奏者，这个地方就是英国皇家戏剧艺术学院（RADA），它培养出了许多出色的演员：理查德·阿滕伯勒（Richard Attenborough）、彼得·奥图尔（Peter O'Toole）、格伦达·杰克逊（Glenda Jackson）、艾伦·贝茨（Alan Bates）、安东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艾伦·瑞克曼（Alan Rickman）、费奥纳·肖（Fiona Shaw）、阿德里安·莱斯特（Adrian Lester）、伊梅尔达·斯汤顿（Imelda Staunton）、本·威士肖（Ben Whishaw）和索菲·奥克尼多（Sophie Okonedo），还有很多人。但即使在这里，导演爱德华·肯普（Edward Kemp）还在寻找个人出色的技巧和才能之外的东西。

“很多申请入学的学生认为表演只和自己有关。这是名人文化造成的。”肯普告诉我，“但我们想要的不是这样的人。我们会跟参加面试的候选人一起待几天，因为我们想看看他们是如何相处的，每位年轻的演员是如何融入舞台的。我们要看相互的反应和回应，而不只是看他们单独做什么。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来了就卖弄他们的表演。但他们做得不好。不只是这儿，其实在任何地方都是这样。”

正如喜欢合作的音乐家的艺术生涯会更长一样，皇家戏剧艺术学院的教师认识到互相借鉴、学习的演员会有更多实质性的机会。在我担任该学院理事会成员的几年里，有很多申请的学生认为漂亮和风度就够了，这让我们感到担忧。这个职业需要的是能够互相适应的演员，能利用生活经验来理解、表现、互相促进的演员。

在我观看2013级学生演员的面试时，他们在模样、年龄、体重、身材、口音和方法上的差异是惊人的。但在与导师交谈之后，我开始明白他们在寻找什么：反馈的经验。而“反馈能力”是指“我提供给你的，以及我从你那里得到的”。考生迪诺·凯利亚利克（Dino Keljalic）是塞尔维亚的难民，他先逃到荷兰，然后到了挪威，在那里他接受了医生的培训，但之后他决定试一试表演。他身材高大，肌肉发达，一头鬈曲的黑发，时髦的黑胡须，无疑他有身体方面的优势，但这并不足以让他引人注目。

“迪诺的出色之处在于你能看到他把对其他人的理解带给了同台的演员，”肯普反思道，“他为他们所吸引，对他们感兴趣。这正是表演的意义所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早些时候，肯普曾告诉我识别真正有潜力的艺术家始终很困难，尤其是因为没有人能预测生活将如何改变他们。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附近音乐学校里一位双簧管演奏者，她的职业生涯出现了停滞，她的导师建议她考虑其他的选择。她灵机一动想到了建网站做生意，于是，她成立了一家公司，同时继续她的音乐训练。她做得很好，网站生意兴旺。但让她的导师感到惊奇和高兴的是，她的音乐水平竟然明显地提升了。

“这正是这一行的难处所在，”肯普总结道，“你以为靠苦心钻研就能取得进步，但仅仅局限于目标本身还不够。如果你没有生活的经验教会你如何与他人合作，你的工作就不会有出色的创造性。你要做出响应。如果全都是为了你，那么，它就真的很无趣。”

近年来，新的合作型公司成为近代戏剧创新的源泉，演员、编剧、设计师、音乐家、傀儡师和编舞者，各种艺术家共同创作作品。在公开谈论如何创作时，加拿大导演罗伯特·勒帕热（Robert Lepage）说他不带任何成见，但他可以听取合作者的建议。编舞特怀拉·撒普（Twyla Tharp）将她职业生涯的巨大成功归结为与观众的合作。当你尝试分清剧团里谁做了什么时，你就会发现身处一个没有中心的迷宫中。剧团里不是每个人在做各自的工作，但每个人都带来了独特的专业知识和所受的训练，其交叉反应非常复杂，以至于找不到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想要赢的话，那是不可能的。

剧团会通过寻找和开发出色的合作伙伴带来这种活力。很多人在一起会共事多年，因为他们发现：若能真正地融合在一起，那会非常有益，但是这也很难。知道如何团结人才的乐队指挥和制作人会培养和训练参与者，这需要经历多年的信任和误解，并共享失败和成功才行。若问首席执行官最大的担心是什么，他们都会说是“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出色的人，而是因为竞争性思维使得人才无法成为出色的团队成员。公司知道他们可以从团队合作中获得更大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但怎样才能组建一支出色的团队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也需要合作。由卡内基梅隆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组成的一个研究团队进行了个人的智力测验，结果表明存在“一般认知能力”，换句话说，如果你擅长一件事情，你很可能也非常擅长其他的事情。一般认知能力可以对多种成果做出可靠的预测，包括工作上取得成功，甚至是寿命。研究团队想知道团队里是否存在一个相应的东西？有没有办法辨别出非常能干的团队呢？如果能的话，它们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他们召集了61名参与者，让他们做了一次建筑设计的测试。当参与者单独做项目时，从他们的智力水平便不难预测他们的表现。接下来，他们被分成几组，但这样一来，你就无法根据平均智力或最高智力来预测他们的表现。出色的团队是无法通过智力测验的分值大小设计出来的。此外，团队的凝聚力、动机和满意度等因素似乎也无法解释高绩效团队的成因。

有三个因素导致了这种重大差异。第一，似乎团队成就和社交敏感性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性。它可以通过“察言观色”的测试[2]测量出来。事实证明，如果成员能更好地读取面部表情，并对他人做出更积极的响应，这样的团队就更有成效。第二，成绩不佳的团队会有几个成员主导谈话，他们是女神、独奏者或猫头鹰。但是，每个成员的贡献比较均衡的团队表现会更好。另外，女性成员更多的团队也做得较好。

这些研究人员得出了结论：提高团队的智力水平可能比提高个人智商更容易。为了让团队“更聪明”，你不需要额外的聪明人，那样只会让你面临“普渡大学的鸡”这个问题。但你需要找到这样的成员：做出的贡献最大，但不占据支配地位；对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很留心，并积极响应；渴望聆听别人。另外，你还需要有足够多的女性。

虽然在我们的文化中很少针对出色的合作展开培训或奖励，甚至似乎也很少有人注意，但尤里·阿隆、戴维·林、阿黛尔、傅聪、波士顿科技公司、东倒西歪剧团，以及在维贾伊·库齐罗的实验室，都证明我们先天具有一起创作杰出作品的能力。才华就是我们天生的一部分，永远属于我们，是我们所固有的。我们需要治理结构、流程、习惯和人际关系来让我们的才华发挥出来。

让每个人的利益保持一致

每年11月的第4个星期四，美国人会坐下来共进感恩节晚餐。几乎每张餐桌都会摆上一只烤火鸡，旁边会放着一盘蔓越莓酱。我童年时期最早的记忆之一是闪亮的玻璃盘中盛着蔓越莓果冻，果冻呈红色，晶莹剔透，就像被切开的圆木一样，一片一片摆在那里。我们每年都会小心地把它从罐头中取出来，保持原样不变，看上去就像闪闪发光颤动着的宝石，而装它的罐头因为有凹槽，在果冻上面留下了一圈一圈的印痕。欧氏丝柏公司（Ocean Spray）的蔓越莓酱是美国最具标志性的产品之一，它用只在北美地区生长的又苦又硬的浆果制成，卖到6200万个家庭。像感恩节本身一样，蔓越莓代表着创造性取得了成功，以及在逆境中敢于挑战命运的精神。但欧氏丝柏公司的故事对许多美国人最理想的竞争观念构成了挑战。

我童年时期的蔓越莓酱最早是由马库斯·乌拉恩（Marcus Urann）发明的，他是缅因州的一位律师，曾投入巨资开发蔓越莓田。这种浆果是北美土生土长的三种水果之一（康科德葡萄和蓝莓是另外两种），首先栽培之地为科德角（Cape Cod）。19世纪20年代，人们发现马萨诸塞湾的风沙有助于藤蔓的茂盛生长，为了大量生产供应市场的作物，农场主开始用沙填埋他们的沼泽。到19世纪90年代，乌拉恩开始买进沼泽，但他发现自己生产的果实过剩，卖不掉。因为这种浆果不容易保存，他开始寻找用掉剩余产品的方法；今天他被誉为第一位将蔓越莓酱制成罐头的农民。虽然人们对这种罕见的例子编了很多笑话，但他们还是很快开始效仿乌拉恩的做法，直到乌拉恩发现自己跟两位农场主展开了白热化的竞争，他们就是伊丽莎白·李（Elizabeth Lee）和埃布尔·梅克皮斯（A. D. Makepeace）。这时候，乌拉恩做了一件更具创造性的事，即不与他们竞争，而是邀请他俩与他联手经营。

欧氏丝柏的名称归乌拉恩所有，但该公司却由这三位农场主经营，他们遵循罗奇代尔原则（Rochdale Principles），这是在19世纪40年代首先倡导的公司治理理念，它导致了英国的合作社运动。欧氏丝柏的核心理念是：农场主共同拥有企业，而组织的目标是维护他们的农场和他们所生产的农作物的价值。通过分享资源和技术诀窍，而不是竞争，每位农场主都可以帮助其他人，从而扩大了市场份额，丰富了市场供应，使他们全都变得更大或更强。

从合作伊始直到1963年去世，乌拉恩一直担任总经理，而梅克皮斯担任财务主管。在其整个发展史中，企业都坚持这一根本原则，即种植者就是所有者。乌拉恩在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特别有用。通过与昔日的竞争对手合作，乌拉恩和新的公司引起了司法部的关注。他和他的同事达成协议，坚持不以竞争为手段经营公司，因为目标不是消除其他蔓越莓的种植者，而是共同开拓市场，共同开发新产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农产品降价得到了农场主的广泛支持，1922年，《卡珀－沃尔斯特德法案》（Capper-Volstead Act）给予乌拉恩这样的合作社提供了额外保护。他们联合起来不是为了操纵价格，而是要共同开发和联合销售自己的产品。

如同蔓越莓农场一样，蔓越莓酱生意兴旺。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他们加快了产品创新，瓶装蔓越莓鸡尾酒及其众多扩展产品不断面市：蔓越莓苹果、蔓越莓李子干、蔓越莓葡萄。《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发表的研究论文表明蔓越莓汁会减少尿路感染，此后，蔓越莓产品的全球销量迅速增加。后续研究表明，这种浆果中含有的前花青素（Proanthocyanidine）能防止斑的形成和牙周疾病，定期、长期饮用蔓越莓汁可以杀死幽门螺旋菌，而它是导致溃疡和胃癌的元凶。

当然，对于乌拉恩及其同盟者来说，这个苦涩的小果实拥有神奇的保健功效纯粹是一种幸运，他们不知道，也完全无法预见。但如此经营企业的方式则是他们深思熟虑的设计和选择。将合作作为核心战略对其成功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

“我们现在有750名农场主老板，我为他们工作，”首席执行官兰迪·帕帕得利斯（Randy Papadellis）宣称，“有时我觉得自己是首席协调官，因为我所有的时间只做一件事：让每个人的利益保持一致。”

这750名农场主选出13位董事会成员，由他们聘用首席执行官。选票与农场的规模成正比，只是大、小农场主之间偶尔会有些紧张。但帕帕得利斯所说的协调致力于确立和保护每个农场的长期盈利能力，而不论它们的规模是大还是小。

首席运营官肯·罗曼齐（Ken Romanzi）坚称：“我们不为匿名股东工作，我们为希望维护农场健康并实现增值的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蔓越莓农场主工作。我们了解他们，他们是我们的邻居。在这个公司里，我们不只是制造和销售‘吃的东西’，我们正在发挥可以获得的全部创造力，开发和保护农场、传统和依赖农场的人们，这会让人感到无比骄傲。”

罗曼齐不是一个浪漫的人。来欧氏丝柏之前，他为菲多利食品公司（Frito-lay）工作，他在那里因为推出了墨西哥胡椒玉米片而出名。他说他那时的哲学是：如果产品卖不动，你就必须在它上面抹奶酪。但是，自从帕帕得利斯聘用了他，罗曼齐就成了合作社和农场主的拥趸。

“我们跟农民承诺：我们会收购他们收获的所有作物，一点不会浪费，而且要充分利用，尽可能获取最大价值。通过培育‘优鲜沛’品牌和开发令人满意的新产品，我们做到了。但我们没有就此止步。我们开始谈论作物供应、果实供应以及果实呈现何种形态。如果我们一起研究产品的话，实际上他们会做得更好，对此他们完全理解。

“如果为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工作，你不会有这些想法和讨论。你只会逼你的采购以最低价格进货。但我们是从我们的企业主手里采购，所以，我们不想压低价格，而是提升我们产品的价值。这无关乎谁赢谁输，也不争谁是老大谁是小弟。”

该公司的利润每年会作为红利分配给企业主，而企业主决定高管拿多少薪水。当我问帕帕得利斯的报酬如何时，他笑了。他说他的工资没有百事可乐首席执行官那么高，他也不想买游艇或贵重的宝石。不过，他说：“我的待遇很好。因为我们对他们很大方，董事会对所有的员工都很慷慨。”

斯图·加拉格尔（Stu Gallagher）的办公室里满是古董式的蔓越莓耙子和泛着红光的壮观的沼泽照片，他告诉我：“直到你置身其中，你才会理解所有权带来的差别，我每天都跟这些农民生活在一起。他们是我的邻居，我还是他们孩子球队的教练。整个企业就是你生活圈子的一部分。在雀巢，你不会想到这样做，我习惯于工作。当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国家时，我们不只是另一家缺乏个性的美国企业巨头。我们有故事要讲给世界各地欣赏它的人听。

“投资期是无限的，因为子孙无穷尽。如果是一家非上市的股份公司，他们要看3年。若是上市公司，它看的是一个季度。我会见到企业主、种植者、夫妇及其儿女和孙子孙女，有300到400人，他们全都会来参加我们的年会。”

该公司的高管团队每年会有三次实地考察，分享有关企业的新闻，了解作物的情况。此时，本来是竞争对手的农民就会分享他们如何解决缺水、环保法规或植物病害等问题的想法。欧氏丝柏的农业顾问会提供更多科学知识，而这是任何一位农民都无法单独负担的。不同地方的农民都在分享经验，而不是争相胜过他人。

“种植者会提出很棒的想法，”赖利回忆说，“有一次我参加种植者的年会，其中一位种植者曾自己制作挤压的蔓越莓条，即把蔓越莓干跟蔓越莓酱和糖挤压在一起，据说他们的孩子爱吃，这是我尝过的最好吃的东西之一。另一位种植者制作了萨尔萨酱。所以现在，我们正在试制蔓越莓条，而且我们做出了水果萨尔萨。我们不能利用他们的所有想法，但是我们会尽可能尝试。”

欧氏丝柏公司设在一处殖民地时期的庄园中，建筑物的布局也没有什么规则，周围都是蔓越莓田，气氛轻松而舒适，尽管如此，却没有人误认为这里的人很悠闲。欧氏丝柏的每位高管都敏锐地意识到他或她对企业主和农场的责任。但我也发现他们同意：创造力和创新源于对长期关系和奉献精神的精心培育。在上午9点前、午餐时间或下午4点以后，没有人召集会议。到了夏天，周五干半天，每个人会在午餐时间前完成工作。在收获季节也没有人休假。

帕帕得利斯说：“没有信任就无法工作，信任需要不断地沟通，还要有很多忍让和迁就。你不能只关注几个人，因为治理结构决定了人人都重要。我向最大的农场主汇报工作，也要向最小的农场主汇报工作。我们必须确保任何时候都不能落下任何人。”

从痛苦的经验中，帕帕得利斯知道他的任务并不简单。2000年，他开始担任该公司的首席运营官，立即就遭遇了一场危机。农民不同意公司的发展方向，所以，董事不断被赶走，董事会自身也一片混乱，首席执行官差点被解雇。造成这么多冲突的根源是他们面临一个将企业出售给百事可乐的机会。

“他们挖空心思要得到我们的公司，安排乘坐公司商务机，制作我们与布兰妮·斯皮尔斯（Britney Spears）的视频，试图表明他们会跟我们做一笔大交易。但我认为他们能做的事情我们自己也能做。让企业保持合作社的形式会让农民处于更有利的位置。”

经过投票，农民们决定继续走合作社的道路，帕帕得利斯取笑说他们获得了“超高的50.8%的支持票”。他说真正的英雄是另外49.2%的人，因为投票结束后他们转而支持合作社的管理计划。“他们让我们放手去做，而且奏效了。”由于所有的农民都同意给帕帕得利斯的计划一次机会，冲突得以平息。从根本上说，他的结论是：合作社的治理结构发挥了作用。冲突永远存在，但任何解决方案一定不能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应是所有的人。

让这么多的利益相关者团结在一起，会让企业创新和盈利，也能教会欧氏丝柏公司的每个人成为灵活的合作者。该公司的战略合作者无处不在，在美国是雀巢，在欧洲是嘉宝，在澳大利亚是亨氏。没有哪个人、部门、团队或投资者可以成为超级明星，欧氏丝柏就是这样一家公司，多年的经营已经让它养成了分享的习惯，这成为其成功的基石。2012年企业收入20亿，在过去的10年里，每年有5%的复合增长率。该公司力求避免多余和浪费，不追捧胜者，也不鼓励说谎或欺诈。如此的治理结构不仅使马太效应不可能存在，而且不受欢迎。对任何想赢的人来说，每个人都必须赢。

公司专注于从长计议不只是其治理结构的一项职能。蔓越莓企业的经营周期长是必然的，因为新的蔓越莓田产出果实需要5年的时间，每英亩要投入6万美元，这就打消了人们的短期思维。任何所有权结构的改变必须征得75%的企业主同意，这种企业设计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由农业工人拥有，却不由农业工人管理，这种合作社形式在农业中普遍存在，但还不够普及。并非所有的合作社都有能力抗拒华尔街诱人的召唤。钻石胡桃公司与欧氏丝柏同时创立，却于2005年上市，自那以后，会计账目的问题已经让它遍体鳞伤。

另一方面，在每个国家和每个行业都存在一些世界上最成功的合作社，雇用人数超过了10亿。除了开办银行、学校和大学，世界上最大的合作社蒙德拉贡（Mondragon）还制造计算机芯片、金属薄板、自行车和洗衣机，提供商业咨询服务，并且开设零售店。蒙德拉贡合作社是西班牙第七大公司，经历国家的经济动荡却仍然振作，表现出了惊人的灵活性。2012年，因其推动变革，英国《金融时报》将经营魄力奖（Boldness in Business）颁发给它，在其创立60年后，该公司的治理结构被认为具有创新性和激励性。蒙德拉贡位于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它的成功让整个地区受益。

合作社会对当地的社会和经济产生影响，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区在这方面可能表现得更为惊人。这里的合作社有8000家，当地4个人中就有3人受雇于它们，人均GDP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0%。不只是合作社里的人彼此合作，合作社之间也互相合作。为了制作服装，有的合作社专做切割，有的专做染色，另一家则刺绣，并且通过携手合作，他们可以保护自己的专业知识，该地区正是因为这些专长而出名的。像法拉利、兰博基尼和帕尔马干酪等驰名世界的产品也采用了同样的集群模式。

美国第一家合作社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组建的，目的是提供火灾保险。据估计，目前美国的合作社为3万家，从事农业、金融服务、儿童看护、公用事业、零售和批发，资产超过3万亿美元。美国最大的消费者合作社是REI，2013年，其首席执行官萨莉·朱厄尔（Sally Jewell）被任命为内政部部长。

虽然世界各地大小合作社存在很大的差异，却全都为一个根本目的而生，那就是创建一个让马太效应失效的治理结构，关注多数人的成功，而不是少数人的利益。特意设计成这种治理结构旨在消除激烈竞争带给人的不当激励。合作社这种治理结构没能在世界上大行其道，并不表示合作社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没有竞争力。

欧氏丝柏公司的兰迪·帕帕得利斯说：“我认为我们可能处于领先地位。我们有长远的眼光，不只关注季度回报率，而且关注下一代的利益。我们的眼光比大多数公司更长远，我们的整体观念更强，并且致力于确保与我们合作的每个人都受益。没有人会出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在马萨诸塞州的南卡弗，2012年的蔓越莓收成特别好。时值10月，有几天很暖和，当采收车在水中的蔓越莓田中来回穿梭时，加里·加勒森（Gary Garretson）用父亲般的骄傲注视着这一切。这些机器是他自己做的，就像漂浮着的船，船头有一个像是打蛋器的装置，和缓地搅打着水面，以便让蔓越莓脱离藤蔓。随着蔓越莓浮到水面，池塘呈现一种鲜红的光泽，工人们再用大木梳把它们赶向岸边。

“难以置信。我认为我们是完美的模式，无论是5英亩的农场主，还是2000英亩的农场主，我们都处在同一把保护伞下。我理解不了那些与生产厂家签订合同的人，我觉得跟集体打交道更有益。用我的钱和我的果子与其他种植者搞联营，增进了我的农场的营销能力和成功的机会。”

加勒森留着白色海象式的胡子，他站在那里看着果实在水面上越积越多。他的毛绒夹克上印有农场的标识，高达胸部的防水连靴裤上则是“欧氏丝柏”的标签。他清楚地感到两者并不矛盾。

“不管大小，我们一视同仁。在欧氏丝柏，每个人都是最棒的，他们会把我们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很难让750人达成共识，这的确是个挑战。尽管一样有混乱，但对于农民来说，这是最公平和最好的交易，我们的成功就是他们的成功。”

欧氏丝柏、摩斯拉（Mozilla）、戈尔、晨星、奥雅纳、科技作坊、艾琳·费雪、基布以及世界各地很多的合作社和由雇员拥有的公司，尽管方式不同，但它们代表着成功合作的典范。它们证明了一点，即我们在合作上的天性和才能，与彼此对抗的竞争本能一样强大，而且更具生产力。此外，这些公司不以首席执行官经营管理出众而著称，高管们没有丰厚的报酬和奖励，其名字和面孔也不会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之中。这些企业的成功是体系性的，而不是凭借个人英雄主义。

最具创造性的团队、实验室、团体和公司都代表一个小型社会，它会大力培育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尊重。它们的能量不是来自挑选优胜者，而是源自为每个人的成长、付出和联系提供广泛的支持。正如芬兰的教育致力于帮助每一个学生一样，有创造性的团队会找到与同事合作的勇气，而同事提供的则是慷慨的支持、挑战、洞察力和人际交往。不要紧盯着竞争性目标，它会让人的思维狭隘，限制想象力，并对工作充满恐惧，只有站得高，放宽眼界，并敢于探索时，人才会有创造力。

[1] 论文被录用的作者有机会在学术会议上做报告。报告一般分两种，一是口头报告，需要制作PPT等，面对会场或分会场的参会者演讲，并回答问题；二是展示海报，不需要制作PPT，而是将论文简要内容打印好张贴在墙上或分发，也有采用挂板的形式，作者在边上对有兴趣的参会者做介绍和即时交流。

[2] 察言观色测试（Reading the Mind in the Eyes）可用来测试心智理论（ToM）指标，具体做法是通过辨识眼神来推断某人的情绪，受试者需要读取36张眼睛的特写照片，并从4个形容词中选择一个自己认为最恰当的用以描述每双眼睛所表达的情感。

第三部分 赢家通吃：事实果真如此吗

第七章 “山寨”是竞争的副产品

虽然很多年轻的工程师渴望在40岁退休，却只有安迪·希尔德布兰德（Andy Hildebrand）如愿以偿。他花了18年的时间研究石油工业中的信号处理：向地下发送声波会产生反射，据此可以绘制出声波碰到了什么以及抵达了何处。对于埃克森石油这样的公司来说，这是确认石油储量的关键工具。

他告诉我：“这项工作对质量的要求非常苛刻，搞石油的人会花也许3亿美元、6亿美元钻井，如果软件失败，你是赔不起的。所以，在我的意识里，这种软件实在是不能失灵。”

为了在40岁时自由地追求梦想，希尔德布兰德决定到莱斯大学学习作曲。他想为交响乐团写乐曲，但很难找到正式的管弦乐队愿意试演一名初学者的作品，因此，希尔德布兰德开始利用合成器演奏。当然，他在软件方面的专长发挥了作用。

“那时候，由于内存有限，合成器的演奏是一个繁重的任务，这意味着你只能利用DO循环。因此，我重新给合成器编程，那样你就听不到重复了。一位朋友说很多人需要它，你可以利用它赚钱，但我知道搞音乐发不了大财。我只是觉得好玩而已。”

希尔德布兰德给人的印象是“好玩”。他胡子拉碴，不修边幅，谦逊，有广泛涉猎和听力方面的天赋。

“如此，我卖了好几套软件，有一天我正跟我的销售代表吃午饭，他的妻子和我们在一起，他碰巧提到，如果我能写个软件，听上去像是她在唱，但是没有走调，那就真的太好了。这是一个相当尴尬的时刻，每个人都只盯着他们的食物。但我马上就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只是不知道有没有人对此感兴趣。”

1997年，希尔德布兰德参加了展销会，手里没有任何新的作品，所以，他回想起那次午餐时的谈话，决定为销售代表的妻子编那种程序。没有小组讨论，没有市场研究，纯粹是好玩。

“他们都从我的手里抢！”他笑着回忆道，“我设了一个产品演示摊位，挑一个跑了调的声乐作品，一试马上就不跑调了。听的人都十分惊奇。之前不是没有人做过，其他人尝试过，但失败了，因为他们的软件运行得不好。我猜音乐界没有很多受过良好信号处理教育的专家！但这招还真管用。它大受欢迎，因为它听上去很自然，挑不出毛病。”

现在他在业内以“安迪博士”闻名，他开发出了自动调音软件（AutoTune），这是世界上最畅销的音频插件，在不改变演唱调速的情况下就能改变音高。利用这一工具，音乐制作人可以消除让人不舒服的失准或错误的音调，也可以改变整体的音质。自动调音软件使得歌手可以录制完美音高的演唱，避免了既费钱又让人疲惫不堪的重录。如果你认为你最喜欢的歌手有令人惊叹的、完美无瑕的嗓音，这不是奇迹，而是安迪博士的软件在帮忙。

几乎每首在电台播放的排行榜前40的单曲都使用了自动调音软件。它让雪儿（Cher）的畅销金曲《相信》迅速走红，它给了肯尼·韦斯特（Kanye West）的《伤心》如泣如诉的音调，诸如黑眼豆豆（The Black Eyed Peas）、本·艾维（Bon Iver）、麦莉·赛勒斯（Miley Cyrus）、埃米纳姆（Eminem）、杰米·福克斯（Jamie Foxx）、费丝·希尔（Faith Hill）、怀克里夫·吉恩（Wyclef Jean）、摇滚小子（Kid Rock）和比利·乔尔（Billy Joel）等艺术家也使用它。很多歌手不愿让人知道他们使用了自动调音软件，宁愿维持自己完美的神话。因为自从它初次亮相，自动调音软件就被很多音乐爱好者认为是一种作弊的方式。

对于这些指责，希尔德布兰德愉快地表示自己并不关心。能够从根本上纠正劣质的音调改变了录音的经济意义，现在它不再需要那么多试录，也不再要求十全十美。他说，使用自动调音软件跟他的妻子使用化妆品没有什么分别，或者跟某人使用 Photoshop消除照片中的红眼没有什么不同。当然，有些人更进一步，用它来擦除声音中相当于皱纹、鱼尾纹和双下巴的东西，但是，谁在乎这个呢？如果音乐因此变得更好听了，无疑这就是它的全部意义所在。在数码时代，音乐行业可以借助技术手段，自动调音软件只不过是它使用的众多工具之一。

然而，让希尔德布兰德非常高兴的是，自动调音软件很快就轰动一时。杰斯（Jay-Z）的歌曲《自动调音软件之死》极大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并促进了它的销售，很多人认为自动调音软件掏空了音乐，取而代之的全是假货和粗制滥造。

在格莱美颁奖仪式上，独立流行乐四人乐队俏妞的灵车（Death Cab for Cutie）佩戴着蓝色的缎带，表示对自动调音软件的抗议，从而将争论引向更深的层次。他们坚称：人声的缺陷和特质是天赋的特性，不能被修饰得毫无瑕疵。不过，在反对该插件的论点中，节奏布鲁斯（R&B）艺术家尼欧（Ne-Yo）说的话最有意义，他赞同自动调音软件的实用性，但也觉得它正在被滥用。

他认为：“自动调音软件注定要成为一个安全网，你唱啊唱啊，却不想上千次地重复同一个音调，那样会把嗓子喊破。所以，你会唱几次好的，让自动调音软件捕捉你走调的地方。所以，它对已经知道如何唱歌的人是个帮助，而那些根本就不会唱的人用自动调音软件也没用，因为你的歌声听起来就像机器在发声，而不是人声。那很怪异，很可怕。它把你声音的特色全都拿掉了。你在收音机里听到它，你会说：那人是谁？”

从理论上讲，竞争的主要优点之一是它可以激励人们勇于创新，为市场供应各种各样的产品。做得更好和战胜其他人的渴望应该推动着每个人投入工作，发明非凡的新商品和服务，以吸引消费者，并降低价格。因为有更多的选择，花钱又少，消费者因而受益。

但这项新技术使得任何人都可以进入音乐界，而事实上，他们的音乐没有什么区别。它不会让音乐变得更好，而是让它变得相同。仅仅因为自动调音软件，像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海蒂·蒙塔格（Heidi Montag）、米迦勒·萨拉希（Michaele Salahi）、安吉莉娜·佩瓦妮可（Angelina Pivarnick）等电视真人秀明星，甚至音乐技巧很烂的瑞贝卡·布莱克（Rebecca Black）都能自称歌手了，而凯莎（Ke$ha）、阿米莉亚·莉莉（Amelia Lily）和谢丽尔·科尔（Cheryl Cole）等歌手则开始强调自己与众不同。甚至安迪·希尔德布兰德也承认自动调音软件改变了人们对音乐的看法，尽管他也竭力为自己的插件辩护。

“之前人们从未听说过跑调，”他说，“很多人唱得根本不在调，想想为约翰·肯尼迪（JFK）唱‘生日快乐’的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吧！但现在，你完全不可能走调，人们接受不了。因此，它改变了人们听音乐的方式，以及希望听到什么。”

人们已经习惯了没有瑕疵的、同质的音乐。问题是，过去每一位歌手独一无二的东西却被仔细地删去了。难怪有时人们称自动调音软件为“音频瘦脸针”。

创意越来越趋同

虽然这种情况会因为软件而加剧，但自动调音软件引起的其实并非技术问题。从理论上讲，竞争会推动创造力，但现实是，它促生的却是仿制。因为创造性和创新非常难，何苦费那个脑子呢？找到一个成功的产品并复制，不是容易得多吗？这是查理·考夫曼（Charlie Kaufman）的优秀影片《改编剧本》（Adaptation）的主题之一，该片的主角由尼古拉斯·凯奇（Nicholas Cage）扮演，他要搭讪写作大师罗伯特·麦基（Robert McKee，由演员布莱恩·考克斯［Brian Cox］扮演）。麦基的书《故事》（Story）和他在世界各地不停举办的研讨会旨在教人如何写出好莱坞电影的剧本，其中包含公式和一些标准的技巧。《改编剧本》的主角只能死抱着麦基方法体系中的陈腐规则创作出剧本才会成功。

麦基并不是唯一一个叫卖公式的贩子，悉德·菲尔德（Syd Field）差不多是在告诉作家每一页需要写什么，而布莱克·斯奈德（Blake Snyder）的《救救小猫》（Save the Cat）被誉为“你永远需要的有关编剧的权威书”，它会告诉你“如何让你的故事像其他人的一样与众不同”。立志成为作家的人对此是欣然接受。

在《改编剧本》中，这种思维方式只是一个笑话。在现实生活中，它却是单调乏味的。凯特·利斯（Kate Leys）是英国最优秀的剧本综合开发编辑之一。近年来，她与各种不同的编剧和制片人合作，从非常知名、经验丰富的老手，到刚刚起步的有志者，拍出了一些最成功的英国电影，比如《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猜火车》和《戴珍珠耳环的女孩》。

“成功催生了仿制。事情就是这样。在委托编剧时，做决策的人特别喜欢模仿之前的成功案例。他们都想要生物机器人！而观众席上的我们觉得每个电影都雷同。”

利斯是影视业最有幽默感的人之一。但不知何故，她一直不喜欢弥漫在影视企业中的玩世不恭，以及那些疯狂又拙劣的“山寨”能力。

观众想要的不是更多的雷同，而是新鲜、有创意的作品，能对他们的情绪、时代和思想做出响应，并能将它们反映出来。然而这些东西是不断变化的。

“当我在伦敦的Film4公司[1]工作时，”利斯回忆道，“看着我们正在制作的电影，我们都认为：‘世界已经变了，我们需要重新考虑这种素材。昨天行得通的东西明天未必有效。’要想增加成功的机会，唯一的方法是正视风险。如果你不想冒险，决策就会变得保守，就会想到仿制。但你必须高瞻远瞩。”

在电影业，高管没有足够的时间来高瞻远瞩，制作总监的平均任期只有18个月。所以，尽管聪明、富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人可能想要冒险求新，但他们很少有机会一试身手。利斯说，部分原因是眼前的利益太大了。

“制片公司的高管同样也在寻找你我正在寻找的东西。他们想要原创、离奇、古怪的素材；有力的声音，宏大的故事，绝妙的想法。但在剧本阶段就出了错。创造力事关风险，但赚大钱要的是没有风险。所以，同意花钱的那一刻，周围的人就会开始害怕。好多人开始问问题，比如，它真的能行吗？人们真的会接受这些吗？这确定是好事？我们是否应稍做改变？我们是不是把这种神怪的或有伤风化的内容去掉一点，要不把这非常凄惨的结局改掉？短短几周这一切就变得俗套，然后，又恢复到惯常的做法。”

当然，有些想法从开始就不怎么新鲜。于是，就有了两部《王牌播报员》、三部《蜘蛛侠》、四部《加勒比海盗》、六部《生化危机》、七部《星球大战》、十一部《星际迷航》、十二部《13号星期五》，而且突然涌现出一批企鹅电影，比如《快乐的大脚1》《快乐的大脚2》《波普先生的企鹅》《帝企鹅日记》《企鹅与水晶》和《冲浪企鹅》。电影业可能充满竞争，但如果你进入一家有24个放映厅的影院，就会发现没有你想看的东西，不知该惊叹，还是该担忧。

很多高管认为最安全的选择是不作任何决策，而是利用算法。Epagogix软件的基础是：如果能够拥有之前票房成功的电影的足够数据，那么，下一部电影是否成功就是可以预测的。该软件可以将爆炸、暴力、剧情转折、床上戏、飞车追逐和古怪人物进行评级。当然，该技术仍然带有自动调音软件引起的同样问题：若使用相同的工具测试，就会看到所有的电影都是惊人相似的产品。2013年夏天，很多观众不记得他们看过和没看过哪部大片。票房收益也下跌了，也许因为看过一部电影的人感觉也就看过其他的所有电影了。

电视的制作成本相对较低，理应会让创造力大行其道，但事实上没有。当福克斯电视网想要推出一个新频道时，它没有对新的流派、兴趣、品味或观众加以研究、辨识。相反，它只是模仿ESPN，开办了另一个体育频道，关注同样的体育赛事、相同的球队和相同的精英运动员，把这家历史悠久且享有盛誉的电视台当成竞争对手。虽然体育报道经常忽视很多体育赛事和本地球队，但这个新入行的竞争者却视而不见，既不播放，也不服务被忽视的观众，反而一味地跟着领先者跑。

即使新生行业也会重复利用旧模式。值得注意（也令人担忧）的是，商业报道和体育报道何其相似：同样是两个人在解说、狂热的节奏和滚动字幕，只是用股票价格取代了比赛的得分。《黑道家族》开创了黑暗、神秘而凶险的剧情之后，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匪徒（《大西洋帝国》）、更多的毒品交易（《火线》《绝命毒师》）和更多对他们必死的命运愤恨不满的男人。当《广告狂人》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风情引起人们的兴趣时，《泛美之旅》和《花花公子俱乐部》迅速步其后尘。一旦《欲望城市》证明友谊这个主题值得挖掘时，《都市女孩》就尝试着翻新。

阿奇·泰特（Archie Tait）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电视台高管，曾从事过几十部电视剧的制作。他认为：制片经济学要求所有公司都要有某种重拍的连续剧，以弥补企业的总体开支，对他来说，那就是《摩斯警长》。只有收入有保障了，才会有机会做一些不同的东西。《喀迈拉》是泰特最令人难忘的作品之一，但它似乎在第一集就把每一个角色都杀死了，这给观众带来了震惊和诧异。他说，这种极端偏离模式的做法现在是行不通了。

“广播机构想要讨好观众，却不敢让他们吃惊。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它们都使用了相同的市场调查，即询问人们想要什么，而他们只能回答他们所知道的东西。大多数人没有其他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愿望。制作方和广播机构会依葫芦画瓢，很少能够挑战非凡的事物。”

厨艺节目，电视真人秀，智力测验，才艺大赛，这些模式无处不在，部分原因可以解释为：广播机构发现一个成功的节目，然后只需复制它就可以了。在留住观众方面，这样比培育一个新节目要便宜得多，只要有观众看，接着拍就是划算的。我参与过1988年英国广播公司《我要做厨神》（MasterChef）第一季节目的委托制作，让我难以置信的是，13年以后，当我返回英国时，在电视上仍然能看到它。

模仿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行业本身的结构使然。这些节目的独立制片人获得的回报通常与他们的制作成本持平，有时甚至连成本都收不回来。他们及其公司能够赚到利润并留在业内的唯一途径是在世界各地推销自己的模式。西蒙·考埃尔（Simon Cowell）的索科制片公司（Syco）通过出售其才艺大赛的版权比节目本身赚的钱还要多。《装修游戏》《我恨我的身体》《危险边缘》《我是名人》《老大哥》《谁会成为百万富翁？》和《商店扒手的秘密》等节目的情况与此类似。一旦把观众群培养起来，那么，节目就可以无限期地运行下去，排定节目播出表的人更容易搞定，节目制作人投入的资金也会减少。制作新鲜和原创节目在财务投入上是一个无底洞。

泰特承认，因为大家都处于同一个时代思潮中，有时会很巧合地出现一些相似的节目。《彼岸是天堂》和《塞尔弗里奇先生》是两部关于百货公司的连续剧，因为播出时间很接近，以至于人们认为其中一个是“山寨品”。正如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和以利亚·格雷（Elijah Gray）在同一天提交了电话专利申请，电视制作人也会分别确认和推进各自的拍摄计划。但事实上，他们开发出极其相似的产品并非只是一个巧合，它也反映了“熟悉的东西都是好东西”这一事实。

我们不应该感到特别吃惊。我们的大脑对熟悉的东西明显存在着偏爱。人类的大脑是懒惰的，它更喜欢寻找匹配项，即不需要仔细考虑的人或事。与我们已知事物大致相同的东西不太要求我们费脑筋，因此，它们让我们感觉更安全，更有保障。这就是偏见的神经学基础。创新需要的是趋异，但表面上，创意产业却在极度趋同。

共享和信任是可预见的损失

竞争让观众多年来一直观看、聆听高度公式化的侦探故事、医务剧、游戏竞赛节目、才艺大赛、电视真人秀和没完没了的背景音乐。但也许无所谓，仅供娱乐而已。然而，在其他竞争领域，相同的模式也在无休止地重复。即使民主理应让每个人都要参与，但在各种类似的民意调查的影响下，竞选运动会把目标锁定在相同的选民身上，而忽略其余的人。一旦苹果推出了 iPhone，其他电话制造商便争相推出类似的产品，有些相似度太高，以至于制造商受到了起诉。当iPad面市时，同样的模式再次上演，像惠普的TouchPad，它们很快就会消失，因为它们根本没有新的、额外的或更好的东西提供给消费者。

开发新药是最烧钱的。制药公司不停地抱怨生产新药的成本很高，事实上，尽管自1970年以来研发费用每年增加12.3%，但这些企业现在实现的创新还没有50年前的多。尽管不断地上演兼并、收购、分拆、重组，新药的生产率却没有变化，以至于制药行业和学术研究领域的每一个人都把这看成是深刻的创新问题。这是因为制药公司将精力集中在了仿制药（me-too drugs）的研制上。

仿制药和现有药物的作用基本相同，但它会做一些小的改变，以便作为全新的药物上市。所以，泰胃美（西咪替丁）、善胃得（雷尼替丁）、保胃健（法莫替丁）和爱希（尼扎替丁）都是组胺H-2受体拮抗剂药品品牌名称，不但都是治疗消化性溃疡的药物，而且方式基本相同。任何新药面市之后不可避免地会被仿制，尤其是伟哥或百忧解，这些仿制药有所不同，需要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批准才能上市，但在治疗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进。这些药物的目标往往是规避专利权，或是乘机利用竞争对手开辟出的新市场。

奥美拉唑是阿斯利康（Astra Zeneca）公司生产的一种治疗胃灼热的药物，2002年，奥美拉唑的专利即将到期，而这个市场每年的产值有50亿美元，这推动了很多所谓的创新，导致2001年埃索美拉唑进入市场，而且成为美国和英国最畅销的药物之一。这两种药物基本上是相同的，新药的分子结构只是旧药的一个镜像，差别微不足道。复杂的分子可以以左旋和右旋的形式存在，并且阿斯利康所做的一切不过就是将分子右旋的药丸换成了左旋的。于是就大不一样了，然而，新药丸价格更高，贵了10倍以上。

经典经济学理论认为竞争不仅会提供更多的选择，还会促使价格下降，但这似乎对仿制药物不起作用。研究表明，这些由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评述为“在疗效上很少或没有增益”的药物在进入美国市场时价格与旧药持平，而在进入其他市场时，价格则高出一倍。其他有关抗关节炎镇痛药的研究表明了恰恰不应该发生的事：疗效与价格负相关，而毒性与价格正相关。价格更昂贵的仿制药不太有效，却更加危险。如前所述，泰胃美是治疗胃溃疡的药物，当它的仿制药善胃得进入市场之后，泰胃美的价格反而上涨了，并且当更多的仿制药保胃健和爱希也挤进市场后，这两种药的价格则持续上涨。

价格不是唯一的问题。在竞争环境中，共享和信任是可预见的损失。制药公司研究的药物高度相似，表明它们对收集到的临床试验数据是严加保密的。竞争永远是它们用来解释为什么不能公开发表这些材料的挡箭牌，它们不想给自己的竞争对手透露任何可用的东西。当然，如果不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这也不会如此容易成为它们的借口，而数据的公开发表会显著增进患者的安全。

此外，虽然这些药物之间的差异可能是极小的，但它们仍然需要花费时间、集中精力和投入研究资源。制药公司不愿公布它们投入了多少研发经费以及投到了何处的相关数据，所以，只能查看有关临床试验实际观察例数上的公共数据，但情况似乎是，整个研发开支的80%投放到了没有对治疗做出任何实质性改进的产品上。投入时间、精力、想象力、创造力和技术致力于仿制药的研发，而研制出来的产品对人体健康没有产生影响，这意味着巨大的机会成本。“我们药效最强的抗生素不起作用，病人有可能会受到无法治愈的感染。”即便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主任托马斯·弗里登（Thomas Frieden）在2013年3月针对现有抗生素的严重问题敲响了警钟，新抗生素的研制仍然毫无起色。英国首席医疗官、女爵士萨莉·戴维斯（Sally Davies）教授认为这种危险比恐怖行动的威胁更大：“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那么，我们全都会退回到19世纪的环境，常规手术导致的感染就能把我们全都杀死。”

制药公司不只是互相模仿、不创新，还刻意地避免研究所谓的罕见病（orphan diseases），即患者的数量不足以构成一个大市场的病症。因为每种罕见病只折磨很小的一部分人，你可能会认为它们其实不重要。但当你把所有这些疾病加起来看，受它们折磨的总人数达到了10%。仿制药物不仅无益于大市场，也忽略了小市场。

比尔·盖茨告诉英国皇家工程院说：“我们的优先顺序会根据市场的迫切性加以倾斜。”他惊讶于“纯资本主义方法的缺陷。在人道主义者看来，疟疾疫苗是最大的需求，但事实上，它却得不到任何的研发资金”。

从医生的角度看，这体现为两个问题：对某些疾病来说，根本无药可治，而治疗其他疾病的药则太多。当患者前来询问他们在电视和杂志上看到的新仿制药时，医生觉得有责任告知更多专业知识。但市场上既有经过核准的药，也充斥着未经临床试验认可的药，试图理清这个更加乱糟糟的市场必然是复杂和耗时的，而且会增加总体的医疗费用。

错位的舒适感

仿制的竞争不只是缺乏创造性，它还导致一种错位的舒适感。在2008年银行业崩溃之前，抵押贷款市场人头攒动，买房者、房地产经纪人和贷款者都在复制身边人的做法。地位竞争让消费者欲罢不能，他们可不想被排除在外，毕竟，如果他们的邻居通过炒房赚了钱，他们可不想两手空空被抛弃到啄序的底层。市场竞争让所有房地产代理商和借款人感到有必要挤进这个热火朝天的市场，如果挤不上这趟车，就意味着市场份额的损失，也许是股价的下跌，甚至是贵族地位的丧失。不能被甩掉的竞争欲望击垮了许多银行家的理性思考。

迈克尔·萨尔诺夫（Michael Sarnoff）告诉我：“到2003年，次贷的放款人倍增，每个人都知道这种贷款是愚蠢的，把钱借给了那些信用很差、没有收入、居住情况造假、收入造假的人……他们竟以附加借款的形式把钱借给任何人，甚至是一个死人！这无疑是在火上浇油。抵押贷款行业的犯罪数量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萨尔诺夫属于那种沉着、理智的美国中西部人，他现在仍然为一家中西部大银行工作，担任首席信贷总主管。即使这一切过去之后，他仍然对银行业做的事情感到愤慨不已。但他也比其他很多人更愿意解释为什么没有人会阻止它的发生。

“次贷危机就是在盘剥穷人，”他告诉我，“但是重点在于：作为一家企业，要想让它运转，我们必须雇用销售队伍。销售人员很难招聘。如果我们不准备让他们卖次贷，那就根本没有办法招到一位能干的销售人员，更不用说留下他们了。他们坚持要从这些交易中获得巨额的佣金，当然，他们希望卖掉它们！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坚持原则，看着我们的销售员一个一个地走出大门？要想保持竞争力，我们不得不让他们卖次贷。”

这种模式沿着食物链一路复制下去，不管想什么招，也无论有多么愚蠢，竞争的压力迫使销售人员必须把产品卖出去。在全国范围内，公司的正式政策会要求针对竞争对手提供的任何贷款开展竞争，不计后果，不计代价。信用评级机构会争抢业务（并且全都使用相同的软件），不能拒绝任何要求，因为这会让客户跑到竞争对手那里。投资银行会把债务抵押债券打包出售，它们不想忍受太多的审查，也不想失去客户。在一个大家都急红了眼的市场上，没有人能保持冷静的头脑。

事实证明，经济危机影响深远，风险巨大，而原因在于相同的产品、同类的债务在同类型的金融机构中被大量复制。经典经济学理论认为：竞争性市场会分散风险，而不是集中风险，现在看来它是错的了。竞争没有促生多样性，反而是鼓励每个人都去做同样的事情。当股市暴跌时，也就没有什么安全港可以让你躲避风浪了。

随着市场越来越多地被算法控制，这种放大的机会只会有增无减。不只是相似的（如果不相同）软件用来引导交易，市场分析也比你想象的更同质化。由于算法的存在，未来的新闻媒体不再需要记者了。叙事科学（Narrative Science）是芝加哥的一家软件公司，它可以采集市场数据，然后加以分析、建构，再把它变成一篇配有插画和图表的文章。如果近来你读过一篇来自芝加哥的报道，但没有署名，很可能它就不是人写的，而是一台机器在捉笔。这种模式的固有危险在于，所有的分析都是从某种假设出发，即市场是有效的，它会形成一个反馈回路，放大其分析的结果。阅读这些文章的人会得出结论：根据相同的指令可以引致交易，而这些交易产生了可供分析的数据，然后它又引致更多的交易，从理论上讲，这会永远反复下去。功能性市场上存在广泛的模式、假设和态度，它们会互相平衡，但这不是功能性市场，算法会对相同的旧信条加倍下注，将多样性从这一系统中驱逐出去。

人们很容易在大自然中看到多样性的重要性。现在，英国的景观正在遭受枯梢病的破坏，这是白蜡树上的一种传染病，是由白蜡鞘孢菌引致的。在丹麦，这种真菌病已经杀死了90%的白蜡树，专家预计英国会受到同样的影响。这种疾病导致了毁灭性的损失，原因是生物多样性的缺乏：大多数白蜡树是同一物种。出于安全和适应性的考虑，物种需要多样性，但这正是我们的自然环境和商业环境所缺乏的。

当你可以复制时，为什么还要创新呢？当然，不无讽刺的是，人们感觉跟着领先者跑要比当领先者的风险小很多，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所以，令人振奋的次级抵押贷款和信用违约的好日子在2008年轰然崩溃之后，很多投资者在“鬼城”市场上徘徊，直到他们偶然发现了衍生品市场的一个黑暗角落，一个他们通常忽视的市场：期货市场。

该市场投资未来的粮食价格。1999年以前，法律只允许那些积极参与种植、生产或销售粮食产品的人或公司大规模投资咖啡、可可、小麦、大豆、牛肉和鸡肉，比如农民、面粉厂主以及像卡夫和雀巢这样的公司。高盛公司创建了一个可以跟踪24种原始农作物的衍生品，称之为“高盛商品指数”，但作为投资工具，抵押贷款和债务非常有吸引力，以至于期货商品的价格保持着相对的稳定。1999年，法律做出了改变，现在任何可以大型持仓的人都可以进入期货市场。所以，当2000年科技股泡沫破裂时，实实在在的粮食看上去比虚拟公司更加令人关注，商品指数基金吸引的投资增加了50倍。

然而，与2008年发生的事相比，这又算不上什么。粮食是必需品，其需求与日益增长的全球人口紧密相连，随着大多数市场变得死气沉沉，实实在在的粮食看起来极富吸引力。根据机构投资者迈克尔·马斯特斯（Michael Masters）的国会证词，在2008年最初52个交易日中，期货投机者在市场上抛售550亿美元：未平仓期货合同的价值以每天10多亿美元的速度在增加。到7月，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3180亿美元。

弗雷德·考夫曼（Fred Kaufman）不知疲倦地研究这个新的泡沫，他把期货市场形容为一个“闪闪发光的新赌场”，其中的每个人都想占有一席之地。学者开始发表关于新市场的论文，财经期刊很快就嗅到了气味，《金融时报》《全球退休金》《金融杂志》《投资组合管理期刊》和《衍生品期刊》等杂志都对新的趋势进行了分析、剖析和推波助澜。“你发现对期货毫无概念的人全都突然买起了期货。”农业部的一位分析师告诉考夫曼。

考夫曼写道：“粮食期货价格越上涨，涌入这个行业的资金就越多，价格就会越高。”他们对建筑业兴盛时赌博性投资的日子全都记忆犹新，极度渴望找到一个能给他们带来各种回报的市场，对农业或粮食根本不感兴趣的投机者也都一拥而上，人数远远超过真正的投资者，数量之比为4∶1。

市场评论员注意到食品价格正在上涨，却把责任推给中国，或归咎于世界人口的不断增长。还有人说小麦的价格直线上升，那是因为大量的小麦用作了酒精生产。他们都理解错了。价格上涨不是因为世人想要吃更多的粮食，或者因为他们想要燃烧更环保的燃料，而是一群短期资本经营者在追逐相同的衍生品。巴克莱银行、德意志银行、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摩根大通公司和美国国际集团全都想得到相同的产品和相同的回报。

“尽管存在许多可能的成因，2011年在北非和中东的暴力抗议以及更早的2008年的骚乱恰恰与全球粮食价格的大峰顶相吻合。这些观察认为，抗议活动不只是反映了政府长期的失误，也反映了弱势群体突然陷入了绝境。如果食品价格仍然居高不下，有可能会加剧全球的社会混乱。”

随着考夫曼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向各国政府、投资者、分析师和农民谈论粮食衍生品的后果，他变得越来越愤怒和忧心如焚。

“1936 年的《农业法》对期货从业者的职业进行了限制。但一旦期货管制解除，投资的大门就向所有人敞开了。所以粮食衍生品成为一种投资工具，它对粮食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就像抵押担保证券让人们忘记了它们其实代表的是真实的人的真实住宅，粮食衍生品让人们忘记了它们正在对真实的粮食价格产生影响。但粮食甚至比你的住宅更重要，因为它涉及的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但投资者可不理会这些，他们只是觉得它是虚拟的粮食！”

考夫曼意识到，就像我们的住宅一样，粮食已经金融化了。投资它的人越多，泡沫就会变得越大，想要加入的人就会越多。

“如果华尔街炮制了一个组合，投资者可以购买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械，目的是为了从价格上涨中获利，却导致病人和濒死的人负担不起这些必需品，社会就理应感到愤怒，”迈克尔·马斯特斯在国会作证时说，“美国人必须花更多的钱来养活家人，为什么没有人对此感到愤怒？”

考夫曼认为这个市场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它是一个典型的泡沫，而泡沫的形成是因为大家争着抢着做同样的事情。考夫曼与其他人一起呼吁，要求市场增大透明度，因为直到今天期货市场仍然是一个模糊的市场。尽管像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这样的经济学家认为不受管制的衍生品市场更安全，因为它们受到的限制相对较少，但其极度的不透明和导致灾难的倾向性证明这种信心是痴心妄想。

2013年，在传出操纵利率的丑闻后，作为挽回其声誉的部分尝试，巴克莱银行决定不再投资粮食衍生品。这是默认这件事做错了，还是基于“市场已经见顶”的认识而做出的更具战术意义的决策，没有人说得清。虽然弗雷德·考夫曼乐于见到巴克莱银行退出，他仍然认为应恢复原先的法律限制，即只允许那些生产食物的人或企业进行农业投资，以及20世纪90年代遭到破坏的持仓限额。换句话说，加强监管是扼制模仿欲望的唯一途径，即恢复旧的管理制度。

谈到制药公司，似乎难以找到解决办法，因为事实证明，尽管非常缺乏创造性，但仿制药确实利润可观。在过去的50年里，这些企业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每年花在研发上的开支超过了700亿美元，但它们的创新能力仍旧没有什么提升。许多业内资深人士认为：这是因为它们已经变得太大，也变得僵化了。至少让·皮埃尔·加尼尔（Jean-Pierre Garnier）持有这样的观点，他有8年管理葛兰素史克公司的经验。

“包括制药企业在内的大型企业的领导者错误地假设研发是可衡量的、可产业化的，而且可由详细的度量标准和自动化技术推动。于是，导致的结果影响巨大，负责研发的科学家丧失了个人责任感、透明性和激情。”

加尼尔在自己的企业里想方设法对研发进行重组，以使其更有成效，但结果出现了问题。他希望较小的团队会使制药研究更接近于学术研究，激发同样程度的奉献精神。但时至今日，该公司的畅销药仍是糖皮质激素，这是运动员所钟爱的类固醇。加尼尔所面对的也是所有制药公司都必须面对的，那就是隐含在企业经营中的一个问题：企业的存在是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这当然是加尼尔相信的），还是发现和开发新药？制药公司既是投资人拥有的企业，也是毫无偏见的研究和教育机构，很多从事医学研究的人认为这个想法只不过是一个神话，因而不予理会。假定真正的新药失败概率很高，花费至少10亿美元，研究周期平均12年，这两个目标之间的不相容就会显而易见。准备进行真正的创新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很少有哪位首席执行官会认真考虑此事，而且一旦失败就会职位不保。

毫不夸张地说，有些化学家准备亲自出马了。李·克罗宁（Lee Cronin）率先使用“3D打印”[2]制作新的分子和治疗疾病的药物。他的梦想是像苹果为音乐做的事那样，为药物的研发做点事情，即创建一个开放的网络，其中的任何人都可以发布他们的发现，并与人分享。因为网站尚未成为现实，所以还是梦想。他问道：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下载并打印自己的治疗药物呢？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还是会极大地扼制仿制药的开发？结果难料，仍需拭目以待。

不过，克罗宁认为：制药公司并不想要这种更容易、更便宜的创新技术。其他各个行业都已经做到了类似的创新，但制药企业却依旧难以推行。不过，该行业中的思想家已经开始考虑“开源”研究的选项。像火狐浏览器、雷鸟电子邮件客户端和爆米花网络视频编辑器等软件产品都是由开发者通过免费在线协作而创建的，很多互联网团队也是这样建成的，有些还会继续按照这种方式建设。参与者获得的回报是同行的承认和尊重，并能享受尖端软件开发带来的兴奋，以及获得促成了某种美好事物的知识。很多工程师利用他们的业余时间或受到雇主的鼓励选择做这种事，因为打造很酷的工具正是他们的专长。

意大利艺术家萨尔瓦托雷·约坎内斯（Salvatore Iokanesi）被诊断为脑肿瘤，他决定用众包的方式为自己治病。他首先粗略地编好程序，然后在线发布了所有的诊疗记录，以寻求陌生人的帮助和建议。他收到了50多万条反馈，数量惊人，不得不求助于大家对材料进行组织和标记。他并非反对药物或反对医生，最后还是外科医生取出了他的肿瘤，但这是将广博的知识公开化的最佳方式，可以让他在做决策时有信心，并且感觉更人性化。

开源开发的主要好处是它可以将不同层面的人（往往遍布全球）和思维方式结合起来。他们这样做是出于自我的愉悦和慷慨，这又引致了更多人的参与和想象力。与许多研究人员不同，开源开发人员不用打卡上班，不用服从命令，或玩政治。他们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并且期望能帮助同行。他们往往隐身在管理层级非常陡峭的大型组织中，通过奉献来展示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善心。

探索新的药物也导致一种特殊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抗疟药联营公司（MMV）就是这样的例子，它会将自己面临的挑战张贴出来，审查提交的意见书，然后选择一个项目提供资金。而研究会外包给分散在40家科研机构的大约300位科学家，有些人供职于大学，但也不乏制药公司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每个阶段都会对研究发现加以审查，然后决定是继续还是结束。这些合作关系的关键是决定是否集中精力研究被忽视的疾病，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医学难题。他们还能对预算精打细算，吸引很多跨学科的合作伙伴和资金来源。

这些合作伙伴似乎更灵活，更有创意，也比大型制药公司更愿意承担较大的风险。他们的行动更加迅速，而且能吸引更大范围的人，从拥有该疾病第一手临床知识的医生，到那些受过纯粹学术训练的人，不一而足。单单这种多样性就能带来更高水平的创造性思维。但要说这种药物开发的新生态能有多少效果还为时尚早，但这些合作关系至少是一种创造性的方式，而不是仿制。

软件开发者用软件来开发更多的软件似乎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摩斯拉是1998年成立的一个软件开发的开放平台，为用户提供更多的选择和做出更大创新的机会，其火狐浏览器融汇了1万名参与者的工作，下载量已超过30亿次，地球上每个洲都有人使用它，甚至南极洲也不例外。该浏览器首创的特色旨在让用户更好地控制他们的数据（类似“请勿跟踪”）。摩斯拉手机操作系统没有模仿任何一种现存的系统，首席执行官加里·科瓦奇（Gary Kovacs）坚持道：“我们不想置身于操作系统的对决，我们正在设法做催化剂，推动围绕着开放网络进行更多的开发。”现有的电话制式不允许用户切换平台，如果你买了苹果机上的应用程序，当你换成安卓系统时，它们不会随你一起转移。但摩斯拉新的火狐操作系统（Firefox OS）使之成为可能。科瓦奇称，公司的目标不是侵占市场份额，而是驱使其他公司为用户提供他们想要的自由。

将你的想法公之于众可以影响市场，这一想法并不新鲜。1570年，安德烈亚·帕拉迪奥（Andrea Palladio）出版了《建筑四书》，将其全部思想和设计和盘托出，从而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师。假如他不这样做，他的思想可能依然扑朔迷离，因为他设计的别墅大部分建在不出名的意大利威尼托地区，即便到今天也很少有人光顾它们。然而，正是这本书永远地改变了西方建筑风格。尽可能广泛地分享思想和设计确保了帕拉迪奥的不朽地位。

设计思维的用处

摩斯拉的产品是由工作在世界各地的开发者创造的，他们或来自贫民窟，或来自高楼大厦。但人的互动仍然很重要。每年摩斯拉会召集1000名工程师相聚摩斯拉节（MozFest），参加科学展览，观看新产品演示，并就新的课题展开辩论。新技术使得远距离协作成为可能，但仍然没有抹杀我们要在一起的渴望。很多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企业仍然采用老办法，即把员工集中在一幢建筑中，然后看着灵感的火花四溅。在亚当·劳里（Adam Lowry）和埃里克·瑞安（Eric Ryan）看来，创新的核心永远是人。

“你可不想将你的灵魂外包出去！创新是一切的核心和灵魂，所以大家都在做，我们都在一起做，我们想让它发挥作用。”

怎么看劳里都不可能成为洗涤剂行家。他个子很高，长相英俊，广告宣传的经验丰富，但他与校友埃里克一起创立了迈思得家居清洁用品公司（Method Home Care），因为他们一直想要一起做点事。2000年初，他们注意到大家打理家庭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比以往更多了，但所用的产品既有毒又有异味，并且还很难看，不得不把它们藏在橱柜里。为什么就不能发明外观漂亮、味道好闻、没有污染的产品呢？劳里和瑞安决心锐意进取，但并不想灭掉竞争对手。径直走进任何一家超市，他们都能看出自己取得成功的希望渺茫。他们创新型的业务植根于他们意识到了人、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的变化。

这两位年轻帅哥制造家居清洁用品的过程并不是很顺利，因为宝洁、联合利华和大量的跨国巨头存在，但不止于此。在一个沉迷于Pets.com和谷歌等虚拟企业的市场上，他们打算推出的实体产品只能在传统的实体商店里出售。此外，他俩每人只有4.5万美元，没有产品制造的背景，结识的人也不多。但他们所拥有的是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信念，那就是工作不能仅是给人一份薪水。他们对竞争不感兴趣，认为与竞争相对的利他主义更有创造性，也会更持久。

“我们想做有意义的工作，”瑞安告诉我，“这会让人觉得他们在为重要的事情添砖加瓦。利他主义有很强的激励性。我们大多数人都想知道我们的工作为世界创造了一些积极的东西。如果你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你想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不只能帮助几个孩子。如果你在经商，你不想自己做的事情只是为了交房租。我们想要建立一个开发新产品的公司，创造一份工作，让人觉得他们在为重要的事情贡献力量。利他主义很能调动人的积极性。”

劳里告诉我：“不，我不是一个好胜的人。我参加过2000年的奥运会，是美国帆船队的替补队员！但我坚信不能让任何的竞争告诉我该怎么办。我全神贯注于可持续发展。埃里克则完全痴迷于美观的设计。最可持续的产品如果没有漂亮的外观是不会落户我们这里的。最好的产品却含有毒素，嗯，那也太浅薄了。”

企业成立后，两人雇了一位首席执行官，其主要工作就是经营企业。他们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他俩不想为位置争来抢去，也都不想偏离其核心的业务专长。既不争权夺利，也不希望产生随之而来的隔阂。他们认为：如果他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好的话，也就不可能让别人跟他们合作。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坚持在企业内部怎么做，在企业外部也怎么做。

“我们不想抄袭竞争对手，因为我们不想要他们制造的东西。他们总是走老路，我们不想最后像他们一样。我宁愿从艺术世界或建筑上获得灵感，要不就是在街上溜达，或跟人交谈。”瑞安说，“这样更有益，更令人振奋，更鼓舞人心。它是你重新定义游戏规则的唯一方式。”

这可不是在夸夸其谈。迈思得的第一批产品之一是“浓缩洗衣粉”，从中不难看出，这两人有多么大胆和认真。

“我们知道把东西做得小一点对环境更好，路上的运输车辆会减少，而且车辆也会少跑几趟，”瑞安回忆道，“所以我们把往小里做当成大思维：我们将洗衣粉浓缩了三次，这使得它更容易处理，也更方便带回家。它大获成功。于是，联合利华随后推出了Small & Mighty浓缩洗衣粉。然后是沃尔玛、宝洁紧追不舍，大家都在复制它。仓储和配送成本得以下降。今天，不管你到任何地方，所有的洗涤剂都是浓缩的。我们改变了规范。所以，我们下一个目标就是再次改变它。”

因为竞争对手立即复制了迈思得的第一次创新，该公司不得不另辟蹊径。劳里煞费苦心地指出，小公司的风险并不低，而是更大。

“如果你觉得宝洁、汰渍洗衣粉的品牌值20亿美元，它们就能做到1000亿。我们怎么也达不到这么高的收入！问题是，我们创新的风险要比宝洁高。眼下是我们在冒险，而不是他们有风险。我们遵循一种人生观在做事，而人生观会让我们每天早晨从床上爬起来。它是我们深信的事情：激进的阶跃式创新。”

我问他们：发现他们的创新如此迅速地被人仿制不会感到很恼火吗？

“这就是改变世界的方式。它表明我们是正确的！它表明我们正在做有重要意义的事。我们一直被人仿制，这表明我们真的擅长提出新创意。”

由于将整个企业的赌注压在了创新上，劳里和瑞安不得不认真考虑如何激发和维持创新。他们将迈思得的总部设在旧金山的市中心，因为他们不想公司与世隔绝。由于受到分区法的管制，他们严格控制排放物，不过还好，因为无论如何他们都以使用无毒物质为己任。我们在一间会议室的墙饰中看到了从电影《美国丽人》（American Beauty）中引述的一句话：“我认为碌碌无为是最糟糕的。”

“我们做出了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除了硬件制造外，概不外包，”劳里说，“所以，我们垂直整合了产品开发的各个环节。我们这里有化学工程师、包装设计师、广告设计师，什么人都有。这个行业的传统做法是利用大量的外部资源，我们不这样做。对我们来说，所需的每个人和每件事都必须在这里，这样我们可以预见制造什么样的创新产品。”

从员工的座位就能看出这家公司的等级观念很淡薄。瑞安坐在客服旁边，因为他想要了解客户的问题或投诉。在迈思得，信息会快速流动，因为它会激发出思想的火花。墙上接连不断地挂着白板，这些“维基墙”上画的是新产品开发的示意图。任何人都可以添加评论、想法和灵感。至于公司的内部协作，遵循几项基本原则：假设别人是善意的；提出问题；直接交流（“电子邮件不会给你带来什么新的收获”）。

样品随处可见：皂液器、洗碗机清洁片、木器抛光剂和其他制成品，更多的是没有完成的。在角落里，3D 打印机吱吱作响，慢慢地生成沐浴露容器模型的塑料层。这不只是时尚：设计是企业战略的核心，其美观的容器可以在塔吉特（Target）和威特罗斯（Waitrose）超市赢得货架空间。设计思维处于公司研发和成功的核心。

“设计思维就是要创造出以前不存在的新选择。”瑞安解释说，“它是一个整体，不是进行产品线扩张或市场研究，或仿制其他人。大多数公司使用代理人，因为它们没有（或不想拥有）自己所需的创造力。但这就是我们存在的全部意义。因此，我们将这里的每个人混在一起，彼此能听到对方，关注对方。你到处都能看到人们的研究工作，你也可以想想添加点什么。失败，学习，改进，基本上，我们全都处于一个设计循环之中。”

迈思得的研发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发生在办公室大楼的不同角落或楼层。它是工作的核心，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正在研究的是什么。所有展示的目的是激发创意和相互吸收营养。正如在戈尔公司（W. L. Gore）那样，公开和不带有竞争性地分享想法正是让迈思得取得更好成绩的方式。

“重要的是，大家都在谈论计划，而不是‘我的想法’，”亚当告诉我，“我们把材料贴在墙上，方便大家谈论设计。我们到处放白板，这样我们所有的研究都是可见的，没有政治或领地之分。在设计方面，你认识到创意就是货币，但你不能太快放手，以便它们能够生长。设计思考者不会抄袭，他们会创造。”

一切事情都由自己来做，它的优点是公司得以迅速采取行动，可以将好的创意快速制作成模型，可以握持、触摸、传送、嗅闻、刺戳、倾倒或掐捏。跟投入很大精力设计香型一样，他们也设计了最有效率和最环保的运输方式。在迈思得，因为每个人都积极地致力于寻找新的和更好的经营方法，所以，没有哪部分工作不涉及设计思维。瑞安和劳里的长辈都在汽车行业工作。在成长过程中，他们看到汽车行业由于缺乏创新而崩溃，这让他俩获得了一种激情，按照瑞安的话来说，他们要创建一个公司，使之成为“一个不断集思广益的巨人”。

“我们建立了一家企业，在有机绿色化学方面进行难以置信的创新。我们的瓶身设计获了奖。人们写信来说喜欢我们的洗涤剂！我们已经重新定义了这场比赛，尽管仍然需要进行品类管理。”

迈思得这类企业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品类畅销品”。大多数大型超市没有或者不想为它们出售的每一种产品安排采购员。相反，在每个产品类别中，比如洗涤剂，他们会委任销售代表，这些人通常是大型供应商（如联合利华或宝洁）的高管。这些公司会向超市推荐哪些产品可以进货，不足为奇的是，他们通常更喜欢自己的产品。

“所以，品类或者说同行会阻碍创新，”劳里解释道，“我们经常从后门进入，因为我们属于为招揽顾客而降价出售的商品，人们来到商店只是为了得到我们的产品。所以，我们与零售商有直接的关系。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开发和维护好与零售商的关系，很好地为他们服务。我们必须换个方式考虑我们的消费者。”

然而，几年前，看到迈思得产品的吸引力日增、销量领先之后，几个主要生产厂家开始反击。有些甚至在它们的企业内部组建了“干掉迈思得”的团队。劳里和瑞安并没有被吓倒。

“每家都在推出绿色品种，有100万种之多。”瑞安告诉我，“他们都走进去说：‘你有的这个迈思得的东西，我们也能提供，他们不会花100万做广告，而我们会花1亿做广告，因此，我们要占领这个货架。’这种做法很卑劣，但我们必须专注于我们想要创造的产品类型，以及我们想要与之合作的公司。我们可以说是成功的，因为人们仍然在想方设法仿制我们！”

有一种思想学派认为没有绝对的创新，每件新事物都是旧事物的组合。弱势艺术家是借，强势艺术家是窃，据称艾略特（T. S. Eliot）、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或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都可以作为例证。最近，电影制作人柯比·弗格森（Kirby Ferguson）主张“一切都是重新合成的”，经出色的研究，他鉴别出许多音乐、影像和语言奇异美妙的原始资料，它们被借用、再创作，但我们都认为这些作品是完全原创的。齐柏林飞艇乐队的《天堂的阶梯》简直就是原样照搬了灵魂乐队的《金牛座》（Taurus），而在早些时候，齐柏林飞艇曾与该乐队一起巡回演出。第一台苹果电脑极好地整合了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开创的技术（后被微软借鉴）。亨利·福特没有发明生产流水线或汽车，古腾堡也没有发明活字印刷。所有这些发明都是将先前处于分离状态的元素整合了起来。这种创新不是受竞争驱使的，而是人们对创新和奉献的渴望造成的。

劳里和瑞安认为他们的很多创新同样是跨界混搭。人们对该公司有各种描述，比如居家清洁行业的赫尔曼·米勒（Herman Miller）或艾凡达（Aveda）[3]，他们的价值观念和思路吸收借鉴了其他行业的长处。他们决心不断提出新的配方和创意，尽管带有挑衅的意味，但他们表明决定抛弃仿制、实行创新是一种选择。个人和公司不必复制，他们没有被迫模仿或追随某个群体。他们过去能做得更好，现在也会做得更好。

柯比·弗格森认为独创性并没有人们想的那么好，但他也不太肯定。他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后现代主义的论点，即我们享用的很多东西通常借用了其他资源，它们被巧妙地组合起来，这一点显然是正确的。尽管模仿可能是我们的学习方式，却不是我们所能做的全部。从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发现到普通洗衣液的创新，真正的创新者会证明人具有巨大的创造力和坚持不懈的天赋，它不只会被竞争激发出来，而且完全可以证明仿制是一种因为害怕失败而做出的逃避行为，解决问题和帮助人的还是人。

[1] Film4 是一家数字电视频道，由英国第四频道公司拥有和经营。

[2] 克罗宁设想的是用“分子”代替3D打印机的“墨水”，从而“打印”出能治疗疾病的药物。

[3] 赫尔曼·米勒是办公家具制造商，艾凡达是美发和护肤品牌。二者都推行健康、安全、环保的产品理念。

第八章 大而不倒：风险是如何产生的

当有人对你说：“我知道有个地方可以让你赚更多钱。”你很难说：“不了，谢谢你，虽然不富足，但我更快乐。”这话很难说出口。人们会觉得你一定是个傻瓜。

——戴维·黑尔（David Hare），《达成一致之路》（The Way to Yes）

1928年9月19日，克莱斯勒大厦开始在纽约市破土动工。沃尔特·克莱斯勒（Walter Chrysler）是同名汽车公司的创始人，因为其儿子们有可能会在纽约定居，克莱斯勒决定尽点责任（显然，他的两个女儿无此需求）。作为美国最富有的富二代，他们的要求非常特别。

“他们想要做点事，因此想到了盖一座楼，”克莱斯勒后来回忆道，“我想起在巴黎见过的东西。我对建筑师说：‘这座大楼要比埃菲尔铁塔还高。’”

一年后大楼开建，正好华尔街股市崩盘。但克莱斯勒仍坚持他的建筑理念：不只是大，而是最大。当时，曼哈顿银行也正在华尔街上施工，争相建成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当他的竞争对手在282.55米（927英尺）封顶时，看上去好像克莱斯勒大楼只不过矮了60厘米（2英尺）。但他的建筑师威廉·范阿伦（William Van Alen）悄悄地在垂直火道上装配了一个塔尖，几个星期后，这个27吨重的构件就被吊装到位，直刺天空，使得这座大厦达到了319.43米（1048英尺），因而超越其纽约的竞争对手，当然也超过了埃菲尔铁塔。

克莱斯勒的胜利是短暂的。在华尔街股市崩溃3个月后，约翰·雅各布·拉斯科布（John Jakob Raskob）和皮埃尔·杜邦（Pierre du Pont）无视当时的经济状况，开始建造帝国大厦。两人曾在杜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一起发了大财。该大厦用时1年零45天按时建完，而且没有超出预算；其中一个原因是大萧条导致其劳动力成本下降。帝国大厦的高度达到381米（1250英尺），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建筑，但这个纪录只保持了40年。

人们似乎认为，偏好巨大建筑只是疯狂的企业巨头任性、纵情的癖好。其实古代人也渴望建大型建筑，比如阿兹特克人长而陡峭的阶梯、印度南部的寺庙以及欧洲的教堂，庞大的体积表现出自信，这充分说明了其建设者的文化品位。摩天大楼只不过是古代人情感的一种现代呈现而已。“它关乎权力，”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写道，“权力和支配欲。这些词语我们已经不再使用，但这种感觉仍留在人们心中，它们必定要寻机表达。”

约翰逊的作品包括纽约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大厦（现在是索尼大厦）、休斯敦的威廉斯大厦和马德里的欧洲之门双斜塔大楼，尽管设计了这些摩天大楼，但约翰逊承认企业家没有什么真正的经济意图。“我们的商用摩天大楼是商业世界激烈竞争的结果。它们的大小、成本和效用其实毫无关系。在商界，摩天大楼的出现是因为我们没有表达任何宗教信仰的诉求。但它是一种表达，却不是经济需求的结果。它想表达的是要通达天堂。”

即便如约翰逊所说，权力和支配地位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它们总是有成本的。在生物学上，成本显然是痛苦的。求偶期间，雄大雉会展开大辅翼的羽毛，这些羽毛装饰着美丽的眼状斑点，斑点越大，就越能刺激雌性。羽毛越长，雄鸡的后代就会越多。因此，更美丽的公鸡会产生更多的后代。这应该是一个竞争优势。但大稚野鸡在进化上等于是自己跑进了一个死胡同，因为最华丽公鸡的羽毛巨大而笨拙，因此无法快速地飞离，它就可能被捕食者吃掉。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的老师奥斯卡·海因洛特（Oskar Heinroth）评论道：“跟大雉的翅膀差不多，西方文明社会的男人紧张忙碌的生活是种内选择（intra-specific selection）最愚蠢的成果！”

在1995年至2005年间的建筑行业，随着“明星建筑师”的出现，以及让他们一鸣惊人的大型建筑物的拔地而起，建筑大小的诱惑同样进入了一个死胡同。建筑师要为许多大型公共建筑的设计合同展开竞争，比赛变成了引人注目且有争议的重大事件，从而让建筑师变成了品牌。比赛的不再是建筑公司，而是大名鼎鼎的设计师。长期以来，美国的普利兹克奖（1979年首先由菲利普·约翰逊赢得）被认为是建筑界的诺贝尔奖，奖金10万美元，等于是把得主标榜成了建筑界的“超级天才”。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的斯特林奖、阿迦汗奖、密斯·凡德罗奖、法国建筑大奖赛和德国建筑奖则为设计比赛的新闻报道增添了新的素材，让媒体兴奋不已。

在毕尔巴鄂建完古根海姆博物馆后，明星建筑师弗兰克·格里（Frank Gehry）对于某些机构“想要一个格里”的要求感到困扰，他们想要一个克隆人，以显示他们也达到这一水平。他们想要的东西没有很大的不同，只是更多同样引人注目的高楼大厦，用来争夺游客和博取名声。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丹尼尔·李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和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所有的明星建筑师都要建造那些以金主名字命名的标志性建筑。建筑评论家迈尔斯·格兰丁（Miles Glendinning）称这是巨额资本和大型建筑物的完美婚姻。“在谈到建筑时，建筑的资本主义革命雄辩家愉快地称这是一种‘品牌和广告’的运用。对他们来说，建筑师的任务不是为世界建一个更好的地方，而是‘要成为坚韧的、不择手段的商人’，并受‘超理性’的驱使，而这种超理性就存在于他们对市场优势的不断追求中。”

建筑界最有影响力的评论家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写道，建筑世界现在是一种“自相残杀式的竞争，建筑师们必须像任何资本主义企业一样残酷无情地竞争才能找到工作，并保住工作。任何时候，都有4种学说、5大趋势、100位建筑师在世界水平上竞争”。他说他们的工作就是“找出完美标志性建筑的构成要素及其原因”。写建筑类文章的人都会举霍华德·罗克（Howard Roark）的例子，他是安·兰德（Ayn Rand）的小说《源泉》里勇士般的主角和极端个人主义的象征。像罗克一样，每个建筑师现在都必须讲一个职业生涯中的英雄故事，阐明独特的、彻底个人主义的风格，以此大力歌颂自己。较小而精细的建筑不会让你成功，大家都热衷的建筑才会取胜。

理查德·迈耶（Richard Meier）是众多卷入这场旋涡的建筑师之一，他赢得了洛杉矶格蒂博物馆（Getty）新馆的设计比赛。该项目耗资近10亿美元，馆址需要削平一座山头，以便为这座白色石头包裹的庞大建筑群创造出一个完美场所。他们从意大利运来了1.6万吨的石灰华大理石，以贴覆11.16万平方米（120万平方英尺）的庞大建筑物。

随着该建筑接近完工，甚至委托建设的委员会也变得犹豫不决。博物馆的一位委员会成员说它“大而无当”，但这正是它的目的。迈耶证明了一点，那就是宏伟的建筑不需要“摩天”，却又不让观众感觉自己很渺小。委员会已经得到它想要的，只是许多人感到震惊。晚些时候，让迈耶不理解的是，他们请来了另一位艺术家罗伯特·欧文（Robert Irwin），让他设计一个围绕着建筑的花园，以使其边缘变得柔和，并使其格调更人性化。迈耶视花园为他的竞争对手，因为它把注意力和冲击力吸走了，所以在每一阶段他都要与欧文争执。当博物馆最后开馆时，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谁更引人注意呢？是建筑还是花园？一时间各种议论沸沸扬扬，却没有人谈论该博物馆接受展示的艺术精品。

事实上，成为一名建筑师是这个世界上最昂贵的教育，但其职业的起薪却非常低，受过专业训练的大学毕业生供大于求，这让从业者更为急迫地参与竞争，赢得巨型建筑物的设计资格，但是，这些建筑既能引人关注，让人着迷，也会声名狼藉。迈尔斯·格兰丁认为，明星建筑师也开始变得谨慎，对于这种追求宏大的强烈爱好越来越厌倦。

“造一座华丽的大厦确实压力很大，”他告诉我，“但建筑师是非常敏感的人，2005年左右他们开始对有些东西感到很不舒服。它不再那么有趣。全都是钛金属和计算机生成的大跨度的曲线。有影响力的建筑师有极好的直觉，比如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他竭力远离这些建筑。伦佐·皮亚诺开始寻求更生态和更精练的语言。当然，我们仍要被迫接受皮亚诺的碎片大厦（Shard）；在建筑业，你总能看到这种情况，大楼还在建，却已经变得过时了。时间在流逝，建筑会留存。”

明星建筑师的问题不仅仅是他们的华丽建筑物有令人遗憾的副作用，比如伦敦对讲机大楼（Walkie-Talkie）的反射光熔化了汽车，洛杉矶迪士尼音乐厅让司机睁不开眼，拉斯维加斯弗达拉酒店游泳池边的地板可以烧焦头发和熔化塑料。当这些宏伟的建筑在设计时，没人在乎普通的市民是否能买得起，是否能支付能源费用，或是否会耗尽地球的资源。

格兰丁说，经济紧缩的年代却没有产生经济紧缩的审美观；在西方，建筑师感到很困惑。他们学会了竞争，但他们为了竞争而创建的建筑物的视觉词汇没有用武之地。在经济崩溃的情况下，这些巨大的、昂贵的建筑物突然间看上去那么不协调和愚蠢，仿佛刻意彰显了巨大的不平等。伦佐·皮亚诺的碎片大厦可能是西欧最高的建筑，但它对伦敦的景观并无多大帮助。一旦建筑师证明他们可以建奇形怪状的大建筑，那就别无选择了：没有最大，只有更大。

为大而大，追求尺寸产生了神奇的魅力，结果成了越大越好。超大型的巨无霸套餐、7-11便利店的大杯饮料、安有装甲板的悍马和咖啡因浓度超高的能量饮料，商家期待它们能胜过其平庸的竞争对手。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更大的怪念头，原因在于尺寸会让你立于不败之地，而收入的增长就是对自己的奖赏。但对于尺寸的痴迷总是会导致成本上升、名誉受损，并招致经济损失，而这种损失往往会被这种纯粹的浮夸所遮蔽。

从教堂看，越大越有权威感。在加利福尼亚州加登格罗夫市附近，菲利普·约翰逊的水晶大教堂孤零零地矗立在大盒子一样的商店和加油站之间，光玻璃窗格就达到了1万片。停车场面积很大，如果人多得教堂容纳不下，人们可以坐在自己的车里听（就像老式的免下车快餐连锁店），因为礼拜会通过悬挂在树上的扬声器传出来。但事实证明，该建筑的耗费巨大，以至于到了2010年，教堂无奈申请破产，并卖给了天主教会。它的教训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大小很重要，但要考虑能来的信徒的数量，因人而建较为稳妥。

用激烈的竞争解决精神上的饥渴是现代美国生活的标志之一。科学论派、伊斯兰教、佛教和五旬节派教会争论谁是增长最快的宗教，但没有人怀疑它们都在迅速扩大。Sermoncentral.com网站根据信徒的人数对美国教堂进行了排名，排在榜首的是乔尔·欧斯汀（Joel Osteen）的莱克伍德教堂，它位于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每个周末，礼拜者会超过4.3万人。这些数字很重要，有人会热心地关注着它们。

史蒂夫·奥斯汀（Steve Austin）告诉我：“1999年末，每个周日我们会有6000名核心信徒前来。”奥斯汀曾是遗嘱检验律师，现在是莱克伍德教堂负责教牧关怀和基督教教育的高级主管。他的办公室没有窗户，周围都是人造木家具和文件柜，当我们坐在里面谈话时，他能背出所有业务的衡量指标。

“我们的电视收视率每周为1000万，而且还在增长。但因为我们在超过 150个国家播出，几乎不可能确定究竟有多少人收听或收看。我们的网站每个月有100万点击量。乔尔在脸书网上有120万的粉丝，推特上的粉丝大约有80万。”

在我遇到奥斯汀6个月后，这些数字翻了一番。对于出席的人数，奥斯汀甚是满意，但仍然担忧教会的网站内容不如在线竞争对手乔伊斯·迈耶（Joyce Meyer）。

“我们还有一个方法可以改善在线内容和基础设施。但谁知道乔尔到底能触动多少人呢？人们读他的书，听他的磁带，看有关他的电视节目。他是当今世界头号福音传教士，使迷途者重返上帝之国。”

在我交谈的众多人中，奥斯汀是第一个把莱克伍德教堂的牧师乔尔·欧斯汀比作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的人。他说，就像沃尔顿一样，欧斯汀谦逊，不愿意出风头，但对于自己从哪里来和要到哪里去却有着真正的理解。据奥斯汀所说，那份使命感就是惊人增长的动力。

“简直就是火箭！”奥斯汀热情地回忆道，“吉姆·柯林斯的书《从优秀到卓越》帮了我们大忙。把它搬到这个新的教堂片区压力很大，还不得不扩建义工和职员的基础设施，并将系统落实到位，以应对人数的激增。因此，当信徒来到，在踏进门口的那一刻，他们会有一个积极的体验。这需要基础设施的完善。”

莱克伍德有能力负担基础设施的投资。虽然欧斯汀的畅销书和录音带为教堂带来了巨额收入（他的第一本书《活出美好》已经售出超过400万册），他们仍然期待信徒缴纳什一税，即将他们收入的10%捐给教堂。出席人数和收入因此一起增长，估计每年实现的总收入在7700万~1亿美元之间。这种收入存在着竞争，但事实证明，莱克伍德教堂在赚钱和守财方面十分精明。

在我拜访的那天，基础设施状况很好。我开车驶下59号公路，预期很容易就能认出教堂，因为观察建筑物的大小或拥挤的人群就能辨识。事实相反，我把车开过了。该建筑以前是个体育场，现在却淹没在了美国公司的塔楼之间。没有什么比火焰的标识更能表明这是该国最大的教堂了，没有尖顶，没有尖塔，没有十字架，只有一长串的美国国旗。至于交通，很多警察在那里指挥司机，因此没有迹象表明会发生交通堵塞。工作日为周边写字楼服务的停车场全部为周末的礼拜者开放，预定时间抵达的信徒有成千上万。

一进到里面，便感觉到强劲的空调风袭来。弧度很大的外围走廊围绕着一个圆形场地，这让人感觉很熟悉。有一队执事会指点你如何走到空闲的座位。路很长，沿路有标识指向儿童服务室、育婴堂、书报摊、洗手间、自动扶梯和会议室。

休斯敦旅游局告诉我莱克伍德教堂是该城市最吸引游客的景点。单单教堂的规模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前往，莱克伍德教堂的宗教仪式主要面对成年人，但小孩子可以按照年龄组去游戏区和主日学校，这些设施是由前迪士尼设计师设计的。有人告诉我，它的主要目标是让孩子们想要再回来，如此也就把他们的父母带回来了。

一位执事打开一扇门，把我引导到那个圆形场地，提示我要到一段陡峭楼梯的顶部，而楼梯两侧是站立着的人群，他们双臂高举，手掌向上正在祷告。在舞台两侧是巨大的假山和瀑布，在它们旁边，舞台两侧各有一个12排紫色座位的唱诗席，演唱者已经就位。在舞台的中心，一个巨大的金色地球仪正在慢慢地旋转。看不到任何的宗教符号，没有十字架，没有耶稣受难像。巨型屏幕播放着音乐家和牧师的图像，同时打出了歌词的字幕，如此，每个人都可以跟着一起唱赞美诗《凡事都有可能》。

观众或会众明显来自多种文化，他们有黑人、白人、拉美裔、亚洲人和印第安人。大多数是中年人，穿着体面，看上去是富人。在我找座位时，没有人跟我打招呼或跟我说话。许多信徒手举《圣经》，几乎所有人都站着，仿佛精神恍惚一般。礼堂空间巨大，却可以让牧师和会众之间产生真正的联系。如果有人不知道会受到怎样的情绪和言辞的感染，心有焦虑，来到这里之后很快就会放松下来。

每次布道前，会众会举起他们的《圣经》，并一起复述：“这是我的《圣经》。它说我是谁我就是谁，它说我有什么我就有什么，它说我能做什么我就能做什么。今天，我将受教圣言。我大胆地承认我的头脑是警醒的，我的心是善于接受的。我会始终如一。以耶稣的圣名。上帝保佑你。”然后，全体坐下听讲。

实际上，乔尔·欧斯汀是最不像传道士的人。纤弱的身体，一口大白牙，他站在舞台上面对参加仪式的7000人似乎有些吃惊，他每天都要进行几次宣讲。他穿着考究的西装，扎着闪亮的领带，棕色的鬈发恰到好处，眼睛不大，但炯炯有神。欧斯汀的脸瘦长，略有些不对称，但他努力与他面前的观众建立联系，他知道有人正在电视上观看这一切。就像这个世界上的励志演说家一样，面对升降机长臂上的摄像机推过来为自己拍摄特写的镜头，欧斯汀用一个笑话揭开了序幕。

“我喜欢从有趣的事情开始讲起。我听说有一个85岁的男子，一天他要外出钓鱼，听见有一个声音说：‘把我捡起来！’他看了看四周，啥也没看到，以为在做梦。他又听到说话声，低头一瞧，看见一只青蛙。他诧异地说：‘你是在跟我说话吗？’青蛙说：‘是的。捡起我，吻我，我就会变成一位美丽的新娘。’男人快速地把它捡起来，并把它放在前面的口袋里。青蛙说：‘嘿，你在干吗？我说的是：吻我，我就会变成一位漂亮的新娘。’这个人说：‘谢谢，不必了。到了我这个年纪，我宁愿要一只会说话的青蛙。’”

欧斯汀说每周一次撰写布道的内容是他最重要的任务。这些多元文化的听众来自各种语言背景，他已经十分熟练地掌握了与他们进行沟通的艺术，做到简单明了，让每个人都能理解。他在巨大而空旷的舞台上踱着步讲话，喜气洋溢，没有自动提词机或草稿。

“你已经被框死了。神已经划定了你的生活边界。没有什么能穿透上帝不允许的框架。麻烦、疾病、意外……你不必担心你的未来，有框架围绕着你的健康，有框架围绕着你的孩子。它是由造物主设定的边界。”

他的听众都很喜欢他。我身边的人都全神贯注，《圣经》摊开在他们的膝头，听到有趣的故事时，他们会咧着嘴笑，并且随着不断重复的话语而热情高涨。

“你永远摆脱不了你的框架。你会一次又一次地碰壁。它总是把你推回到你的神圣使命……神设定了一个你无法穿透的框架。恶魔无法穿透。毒品无法穿透。”

欧斯汀在《圣经》故事和来自日常生活的世俗经验之间跳来跳去，宣讲中加上了很多汽车和小孩子的趣闻轶事。他热衷于谈论自己的母亲，而她就坐在前排，他也谈论他的妻子维多利亚，而她几乎同样是一个学识渊博的演讲者。他俩看起来好像是从《豪门恩怨》（Dallas）里走出来的演员：衣着光鲜，健康自信。鲁钝的小伙子成了举世闻名的讲道者，拥有美丽的妻子、漂亮的孩子和宽敞的房子，他们的故事自然暗示着：如果欧斯汀夫妇的美国梦可以成真，那听他们讲道的每一个人就都可以梦想成真。

欧斯汀言语谨慎而且通俗，没有花哨的语言，没有难解的概念，不复杂，不让人焦虑，而且不产生困惑。他的讯息始终保持乐观：你是善良的，神会保佑你，一切都会好的，只要你相信。

这种宗教仪式几乎没有祷告，欧斯汀宣讲的主题很少有宗教意味。他会引证《圣经》，讲述《圣经》中的故事；他宣扬家庭价值观念，但不管家庭呈现什么形式和大小，他都接受；每个人都有罪恶，但都会被原谅。在同性恋问题上他受到很大压力，最终他同意同性恋是一种罪的说法，根据欧斯汀的说法，《圣经》就是这样说的，但我们都是罪人，可期望受到宽恕。

“我不认为同性恋是上帝安排的最适合人的生活。我的意思是：不犯罪最好。”

虽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皮尔斯·摩根（Piers Morgan）施压，让他解释“罪恶”的问题，欧斯汀说：他不太了解希特勒的童年背景，无法置评。尽管他的家乡所在州比美国其他任何一个州执行了更多的死刑，但他对死刑没有什么看法。2012年12月，康涅狄格州的纽敦（Newtown）发生校园枪击案，导致20个孩子死亡，在这之后，他还是认为反对枪支管制并不是他的责任。

“我避免因政治问题而让我们产生分歧。我尽可能打动更多的人。过道两侧都有好人，我不知道哪方的答案是最佳答案，但我可以试着引导他们，在他们需要时给他们以希望。”

为了保持增长，欧斯汀必须巧妙地做到不表态，表态也是模棱两可，同时态度还要温和。他不能支持或反对枪支管制，不能赞成或反对枪击女众议员加布里埃·吉福兹（Gabrielle Giffords）的刺客，不能赞成或反对同性恋者的权利。什么也不说是欧斯汀为领导美国最大的教堂所做出的牺牲。他小心谨慎，避免为美国的党派之争火上浇油，况且他也没有办法把它扑灭。

除了什一税，欧斯汀不能告诉他的信徒该做什么，采取任何立场都会疏远一些人。如果他想要人数不断增加，他能做的就是奉承他的信徒，对此，他非常慷慨。如果欧斯汀相信任何东西的话，那就是他无数的信徒全都很棒。他的目标就是做到：“发现你们中的优胜者。”

“你会为自己的成就感到欣喜。你有才华，你很聪明，你有吸引力。你还有一些优秀的品质……听着，上帝赋予你生命。他用他的荣恩为你加冕……高高抬起你的头，自信地走，自信地说，自信地想，自信地做。你怎样表现，人们就会怎样对你。”

虽然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自尊心和成就之间存在关联，但资深社会科学家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审阅科学文献时，并没有发现必然的联系。实验室研究没有表明努力会提升自尊，从而导致业绩的提升。不妨特别观察一下学生在学校的表现。鲍迈斯特已清楚地看到，虽然那些成绩很好的人自我感觉更好，反过来就不对了：只鼓励学生自信并没有让他们的考试成绩更好。

这一发现被卡罗尔·德维克（Carol Dweck）的研究所补充，他表明笼统地称赞儿女，比如说他们很聪明，或很有才华，远比激励他们做作业更能激发自信，但结果是他们更不愿做作业了。虽然自我控制、自我约束和毅力要有效得多，但提倡自尊胜于一切的理念是在暗示：他们根本不需要那些特质，他们已经很棒了。

提升自尊还可能培养自恋者，即把自己看成是特别的、有资格的或独一无二的人。根据心理学家吉恩·特文格（Jean Twenge）的说法，我们生活在一个流行自恋的世界，这一代孩子认为只要积极地思考就会使美好的事情发生。她援引对大学生的众多研究成果，表明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自恋的性格如同过度肥胖一样快速增加。

“我们国家认为，自我欣赏有助于提升美国人的自我评价，”特文格写道，“自尊程度达到了历史最高点，最近的大学生，80%以上的自尊普遍高于20世纪60年代大学生的平均水平。中学生通常关注于自尊的提升，他们的自尊也获得了突飞猛进，在世纪交替的这一代人中，有93%的自尊要高于20世纪80年代的同龄人。”

很多人坚持认为，现在这个世界竞争如此激烈，如果你想要竞争，就要自我感觉非常好，或至少表现得如此（“自信地走，自信地说”）。但这种行为的问题在于它将感觉很好和做得很好分离开来，特文格认为，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虚伪的国度。

“我们有假富人（拥有付息抵押贷款和成堆的债务）、假美女（经过整形外科和美容手术）、假运动员（服用能提高成绩的药物）、假名人（经过电视真人秀和YouTube网站包装）、假天才学生（分数膨胀[1]）、假国民经济（政府债务达到了11万亿），尤其是孩子们中间的假感觉（侧重于自尊的养育和教育）和假朋友（源于社交网络的激增）。”

正如乔尔·欧斯汀不懈追求的那样，提升自尊会让他的教堂成长，却不会让他的信徒把工作做得更好或变得更聪明。心理学家唐·福塞斯（Don Forsyth）及其团队在里士满大学利用两组大学生做了一个实验。他们每周给学生发一封电子邮件，其中一组学生收到的邮件中仅有一个需要实践的问题，而另一组学生的邮件还附带着一条信息，提醒他们信心的重要性，并鼓励他们保持自信：“最起码：昂起你的头，保持你的自尊。”

受到鼓励的学生“表现出学习成绩的大幅下降……不切实际的乐观情绪可以导致自满，而不是积极地应对”，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学习能力弱的学生会通过放弃努力来维持自尊，从而降低他们的自尊对成绩的依赖”。

欧斯汀宣扬的自尊不会如他所承诺的那样有效，但奉承听众是欧斯汀提高莱克伍德教堂出席人数和收入的战略方法，它既是将教堂做大的原因，又是结果。

仪式结束后，乔尔和他的妻子维多利亚站成一排，与来客握手，我则去拜访了莱克伍德教堂的首席战略师唐纳德·艾洛夫（Donald Iloff）。我们坐的地方感觉就像是一位巨人的客厅：巨大的椅子和沙发、空空的桌子和假的书脊造成了一种家的假象，其实这里是公司的接待室。

艾洛夫是一个老练的活动家，他曾经在华盛顿当过说客，有一次，他告诉我安然曾经是他的客户。作为李·阿特沃特（Lee Atwater）的一位朋友，他密切参与了1992年得克萨斯州的政治活动和总统竞选活动，相比莱克伍德教堂的业绩，那时他并没有取得值得骄傲的更大成就。

“美国历史上从未有如此大的一座教堂！但是，你要知道，”艾洛夫提出异议，“我们真的不能用数字来衡量。我们知道我们的电视观众人数。我们是头号播客，一直是全球10强。在推特上我们的影响力排第三，压过了嘎嘎小姐（Lady Gaga），因为我们有更多的转推和引用。”

根据我听到的情况，就像史蒂夫·奥斯汀一样，艾洛夫的风格近似企业的高管，美滋滋地分享他的季度业绩。毕竟，他对媒体非常了解，并非常习惯于监测他的数字。

“但是，我们没有规模大小的目标。我们不会坐而论道：‘这些是我们今年想要实现的数字。’我们其实想要别的东西。要知道，如果公司执行官们把他们的所作所为看成是传播影响的话，他们会对自己的模式有不同的想法。英特尔有影响吗？是的。苹果影响了世界吗？是的。我们就是这样看待成长的。我们正在影响我们的社区吗？我们如何造成最大的影响？这是乔尔的目标。”

所以，我问艾洛夫，他如何看待影响力的成长？

“我们到处可以看到成长。这跟经济没有关系。我们不断成长，发展到了世界各地。”

然而，对于教堂这种组织，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是令人费解的。

“几年前，在休斯敦举行的招待会上，我跟利比里亚总统说话，他希望欧斯汀牧师能到他的国家去。他提到乔尔非常受他国人民的欢迎，而他本人会定期地收看乔尔的节目。”

像莱克伍德这样大的教堂，不可能不受到竞争对手的大量批评。欧斯汀备受抨击，太宽容或太不宽容，基督教味道太浓或不太浓，太教条或不够教条，说什么的都有。但为了保住美国最大教堂的宝座，莱克伍德教堂会推销自己。

我离开了莱克伍德教堂，对其规模、能量、嘈杂和陈词滥调已经没有了感觉。我来这里是要从其所做的事情中寻找意义的，也想了解这样做有什么样的象征意义。但我什么也没有发现。作为一种宗教体验，参加莱克伍德教堂的仪式就像入住大型国际连锁酒店一样令人激动。一整天我都在接受自信、幸福和命运等讯息的灌输。我受到了款待，但并没有得到快乐，我听到有人在跟我谈，却没有人听我谈。

我不认为这种教堂的成长是完全自发的、未经筹划的。不相信战略，却雇用首席战略师，这不可能。虽然莱克伍德教堂中的每个人都否认数字的重要性，他们却都自豪地引用它们。《从优秀到卓越》比《圣经》更频繁地被人引用。这本有影响力的商业书籍为所谓惊险、大胆的大目标叫好，但问题在于，它们往往沉迷于细微的差别和细节。

更大、更强、更贪婪

规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可战胜。组织希望通过做大挤掉它们的竞争对手，得以在一个所谓的自由市场上驰骋而不受惩罚。至少，他们认为规模可以博得尊重。这种期望成为许多企业进行并购的基础，而实际上50%到80%的此类交易以失败告终。

1995年，约翰·布朗（John Browne）成为英国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认为：“作为一家大公司，我们可以比小公司打出更多的油井，因此，我们的经验更丰富，能学到更多的东西。我们越大，可以利用的知识和经验就越多，能将同样的事情做得更好。因此，在此基础上，规模和经营范围看起来成了很有价值的优点。

“但不止如此。我们认为产油国的政府越来越倾向于与很大和很有影响力的石油公司合作。他们想看到一个数字庞大的资产负债表、全球政治影响力、技术实力，他们想确定你能存在很长时间。”

本着把英国石油公司转变成“超级巨头”的目的，布朗开始四处收购，1996年尝试购买美孚石油公司（Mobil），以失败告终，1998年成功购买美国石油公司（Amoco），1999年购买大西洋富田公司（Atlantic Richfield），2000年购买嘉实多（Castrol）。这些交易额大价高，为布朗赢得了大量上头版头条的机会，律师则大赚律师费，也为英国石油公司带来了巨额债务。不可避免的是，紧接着这些交易的就是全线残酷地削减成本。收购美国石油公司之后，新合并的公司要求：无论每家企业的情况如何，所有炼油厂一律削减25%的固定现金成本。成本削减会在此后3年里持续进行。据说一切都要削减，直至所用铅笔的数量。

2005年，英国石油公司得克萨斯炼油厂发生意外，造成15人死亡，180多人受伤。这是美国20年来最严重的工厂灾难之一。当美国化学安全和危害调查委员会前来调研事故时，削减成本被认定为罪魁祸首。

委员会写道：“削减成本，再加20世纪90年代美国石油公司（1998年与英国石油公司合并）没有投资，英国石油公司也没有投入，导致得克萨斯城炼油厂很容易就会引发灾难。”英国石油公司确定了预算削减的目标：1999年削减25%，2005年削减另外25%，即使炼油厂的基础设施和工艺装备大部分失修也在所不惜。此外，操作员培训及人员配备也被缩减了。

一年后，英国石油公司又一次发生了大型工业事故，这次是在阿拉斯加的普拉德霍湾，其输油管道泄漏了212252加仑的石油，污染了脆弱的苔原环境，这是北坡油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漏油事件。漏油持续了5天才被发现，经分析，发现管道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和检查。2010年，削减成本又一次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上溢油关联起来，英国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的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漏油。

“不管是否有意为之，英国石油公司、哈利伯顿公司和越洋钻探公司做出的很多决定显然为这些公司省下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但增加了油井泄漏的风险。”

在我第一次写有关英国石油公司削减成本和得克萨斯炼油厂的故事时[2]，我想知道在事故发生后该公司是否改变了看法。我开始审慎地协商，争取能与首席执行官托尼·海沃德（Tony Hayward）见面。我得到的消息是，在布朗的领导下，英国石油公司一团糟，但现在，经过多年的反思、讨论和辩论，公司进行了彻底的重组，并且变得井井有条了。但就在几天后，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爆炸，从此我再也没有收到过该公司的信件。英国石油公司的复杂性使得它难以自我修复，公司内部的许多人已经将这种复杂性视为一种竞争优势和战略防御措施。

因为英国石油公司更大，约翰·布朗便以为它会更强。就在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爆炸前，他在自己的自传《超越商海》（Beyond Business）中庆祝自己创建了一个超级巨头：“英国石油公司和美国石油公司现在是更大、更强的企业。它会稳健地将其活动削减至基本所需，实现瘦身、简政，实现远超所承诺的规模经济。”甚至在得克萨斯及普拉德霍湾事故之后，布朗仍然看不到削减成本危及了人的生命和环境。他对规模的欣赏是过分简单的和不完整的，忽视了其基本的必然结果：飞得越高，摔得越重。规模大小对于公司的作用恰如权力对于个人的作用：提供一种安全感，从而也变得更加危险。“大而不倒”的感觉其实是一个陷阱。

然而，通过并购追求规模仍然大行其道。2013年的序幕又被几项并购拉开：美国航空与全美航空合并，嘉能可与斯特拉塔合并，伯克希尔哈撒韦购买了卡夫食品公司，自由全球公司购买了维珍传媒，微软收购了诺基亚的手机业务。财经媒体欢呼雀跃，美好时光回来了。从来没有人在意研究表明这种交易与自恋的首席执行官相关联，从来没有人在意数字表明这种交易很少能够创造价值。一旦并购强势回归，没有哪位首席执行官想落在别人后面。亨氏食品公司的一位顾问狂喜道：“跟成功孕育成功的方式一样，交易滋生了更多的交易。”他补充的一句话可能更准确：“……失败孕育着失败。”

很多企业的并购活动都被装扮成了战略活动，但其追求的无非就是规模，为规模而规模。毕竟，一家价值300亿美元的公司，处于保持15%增长率的压力下，很容易想到的就是收购企业，而不是从零开始创立企业。规模的诱惑力必然与地位密切关联。正如最大的房子、最大的汽车、最大的银行存款余额表示社会啄序的等级一样，此类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一定十分关心他们在行业中的啄序。这正是财富100强、500强、1000强和富时指数公司（FTSE）排名的全部意义所在。公司越大，其首席执行官要求的身份地位就越高。约翰·布朗现在已是布朗勋爵，直至今天，在很多圈子里，他仍然因为将小石油公司发展成了一个超级巨头而受到尊重和钦佩。虽然在发展过程中造成了严重的事故和大量的死亡，但他创建的庞大规模将这一切都遮蔽了。

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对规模大小和支配地位的追求是不可避免的，这正是他担心股份制公司增长的原因之一。如果对公司的大小不加限制，难道它不会寻求控制市场吗？每家公司难道不会迫切地希望成为垄断者？当然，这就是《反托拉斯法》出台的原因。但斯密没有预见到的是，这些本能也可能会压垮公司的自制力。

当问及大型制药公司为什么制造不出重要的新药时，内部僵化被当成了怀疑对象。买下竞争对手和新创企业，像英国石油公司一样重组和削减成本，这已经成为时尚。但这并不能促进新药的开发。一个更重要、更悲哀的事实是，每一次交易都给员工留下了心理创伤和恐惧感，因为他们无时无刻不处于裁员和重组的威胁之中。

“每次重组，都会有几年的生产率下降，”一位内部人士向我透露，“兼并、收购、重组是气泡，带走了热量，很长时间你才能让系统热起来，重新恢复功能。同时，每个人都在东奔西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们更大了，我们的生产却没有增多！”

兼并和收购引致的不安全感加剧了自相残杀式的竞争行为。每个人都变得求胜心切，甚至首席执行官也以争强好胜为己任。

在描述2000年至2008年苏格兰皇家银行首席执行官弗雷德·古德温（Fred Goodwin）时，马尔科姆·伍兹（Malcolm Woods）告诉我：“弗雷德不得不赢，他总是不得不赢。他欺凌他的直接下属，他们再去欺凌别人。每次冲突他都必须得赢，无论大小。他必须得占据支配地位。苏格兰皇家银行有很强的欺凌文化。这家银行的一切都是竞争。”

在近20年的金融服务中，伍兹从未遇到像苏格兰皇家银行这样冷酷无情的竞争文化，他现在该银行担任人力资源高级经理。他告诉我：这种文化是自上而下的。正如古德温想要欺负他身边的每一个人一样，他要设法建立一家能欺凌市场的银行，最终还要欺负各国政府。

2000年，作为副总裁，古德温发起了一次恶意收购，欲收购其规模是自家银行3倍大的国民西敏寺银行（NatWest），其报价为210亿英镑（约350亿美元），这笔交易成为英国银行史上最大的收购。一家较小的苏格兰银行收购一家很大又很老的英国银行，这让古德温赢得了上头条新闻的机会，获得了最佳银行首席执行官和年度全球杰出企业家等称号，并赢得了苏格兰皇家银行的最高职位。哈佛商学院给其充分的礼遇，决定委派尼汀·诺利亚（Nitin Nohria）对其进行案例研究（诺利亚现为该校的教务长），并称赞苏格兰皇家银行为“收购大师”。古德温自己也陶醉于他的绰号“剪刀手弗雷德”——因其裁员18000人而获此名。

既然苏格兰皇家银行实力大增，古德温便决定继续狂买乱购。尽管他对金融业一知半解，而且没有投资银行、保险、火车或汽车业的经验，但他购买了爱尔兰第一主动银行（First Active）、丘吉尔保险、迪克森电机、天使列车和美国投资经营商。2004年他还获得了爵士头衔，当然，他“不得不”拥有一个用石头和玻璃堆砌起来的几英亩大的“世界总部”。就像欺凌之前和之后的企业领导者一样，古德温为他的大银行带来了巨大的波动。

在其2003年的论文中（2005年修订过），诺利亚写道：“古德温认为苏格兰皇家银行有很多发展的选择……他认为整个组织已经为迎接这一挑战做好了准备。”在苏格兰皇家银行工作的每个人都读了哈佛商学院的案例研究，一些人信以为真。为了说到做到，古德温支付83亿英镑收购美国的渣打第一银行（Charter One）。但尖锐的批评声开始盖过赞同的喝彩声。

英国佳活宾信（Kleinwort Benson）私人投资银行的詹姆斯·伊登（James Eden）表示质疑：“我们的一些投资者认为弗雷德妄自尊大，他更在乎规模，而不是股东利益。”

“哦，是的，”马尔科姆·伍兹笑着说，“在银行内部，大家都在讨论最大的银行要卖了。你无法用任何其他方式来解释一些交易。”对规模的贪求驱动着银行的战略，没有其他的理由。

“我们了解火车吗？了解汽车公司多少呢？”约翰·贝里（John Berry）怀疑地问，一旦交易达成，通常领导一体化项目就会落在他的肩上，目的是确保所有的系统整合在一起。但是，彼此没有战略协调性，也很少有尽职调查，这使得他的工作愈加困难。

“我们还没有完成对国民西敏寺银行的整合，就又收购了汽车公司——天使列车！根本没有对渣打第一银行进行尽职调查。我们还不知道如何成为一家国际银行。之前我曾经在真正的全球性银行工作过，我可以告诉你：苏格兰皇家银行还没有准备好成为一家全球银行。它只是为了大而大。”

当苏格兰皇家银行董事会禁止古德温进一步收购时，他明显被激怒了，之后他发现了另一条实现超速发展的路径。苏格兰皇家银行的投资部门迅速进入结构性融资，成为债务抵押债券（CDO）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这个市场也有排名，尽管在此业务上相对是一个新手，但苏格兰皇家银行还是决定加速发展，最后与雷曼兄弟和贝尔斯登一起跻身前五名。仅在 2006 年，苏格兰皇家银行债务抵押债券的业务就增长了134%。

随着收入的增长，当古德温提出一个令人吃惊的新提议时，该董事会无法拒绝：他想要创建一个国际银行财团收购荷兰银行（ABN/AMRO），然后将其分解。

荷兰银行已经与自己内部的恶魔和野心太大的首席执行官赖卡曼·格勒宁克（Rijkman Groenink）斗争了多年。作为一家拥有复杂和烦琐管理结构的全球大银行，它已经在与巴克莱银行商谈，巴克莱银行提议整体收购荷兰银行，将两部分机构完全合并起来。古德温不愿意看着竞争对手获胜，但他没有那么多资金，所以，他与西班牙桑坦德银行和比利时富通银行组建了一个财团。它们捆在一起，希望联手购买荷兰银行，并分享战利品：桑坦德银行会得到其在意大利和巴西的银行业务，富通将得到在荷兰的银行业务，苏格兰皇家银行则得到剩余部分。这笔交易是有史以来最复杂和最大额度的银行交易，交易额为710亿欧元（约970亿美元）。

鲍勃·韦斯顿（Bob Weston）回忆道：“很多人认为这有点跳跃性，但做这笔交易还是有一些好的理由的。”韦斯顿只是最近才加入该银行，并给它带来了深刻的全球经验。他认为苏格兰皇家银行太过依赖英国的经济，把自己做大能够分散风险。但他从不相信古德温追求的是这些商业价值，古德温更看重伴随规模大小而来的地位。

荷兰银行发现他们处在苏格兰皇家银行和巴克莱银行的国际大竞争中，雇员们感到了震惊和困惑。他们已经习惯于以一种更稳重的风格做生意，在自己的命运被决定之时，他们只能惊奇地看着所发生的一切。

“当宣布巴克莱有意并购时，大家惊讶得张大了嘴。”撒尼·乌贝拉伊（Sunny Uberaii）回忆说，“然后，苏格兰皇家银行的财团出场，大家的下巴都要掉了！没有人经历过这种事情，大家都像瘫痪了一样。”

荷兰银行有一个员工委员会，任何交易都要咨询它的意见。汉斯·韦斯特豪斯（Hans Westerhuis）坐在委员会的办公室里，努力不让愤怒淹没理智。当我见到韦斯特豪斯时，他给我带来了一本制作精美的书，内容是荷兰银行的历史。今天他还记得那次合并，就像是在回顾一场家庭悲剧一样，他的心情仍然十分哀伤。

“我们谈到了参与并购的各方。为了实施并购，我们想要了解它们各自的战略。苏格兰皇家银行这边，我们已与全体董事开了一次会。他们显然期待我们是硬心肠的工会主义者，并且希望讨论裁员的问题。我们只想问有关整合的问题，但苏格兰皇家银行董事会对此一无所知。这是巨大的经营风险，他们一点也不理解。

“荷兰银行问我们有什么意见，我们准备了一份长长的文件，对两份标书加以比较。这是一个高质量的分析，它侧重于两个方案的相对风险，我们还可以把分析送给投资者，即养老基金公司。有些养老基金公司确实读过。但没有人能阻止弗雷德。”

韦斯顿是一位资深的收购专家，对于逐渐显露出的灾难，他没有太情绪化，但对于其中的驱动因素，他仍然十分怀疑。

“当时，监管者和政治家们都认为做大就能够扩散到多个经济体，降低风险。但争议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肾上腺素。纯粹是一种势能，角逐者的规模如此巨大，简直势不可挡。”

“这是一场竞赛，”约翰·贝里承认，“公司塞满了好胜心很强的人，现在也是，他们想要赢得比赛。尽职调查？只要提出任何问题或表示怀疑，他们就会把你当成懦夫。”

不是每个人都讨厌竞赛，很多人发现狩猎的紧张感以及奖金的额度十分刺激。

“我对肾上腺素着迷，”撒尼·乌贝拉伊承认，“它令人兴奋。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服务交易！这难道还不让人兴奋吗？肯定的。事实上，我们会成为最大的银行之一，十大银行之一！我们认为：‘最后，我们会回到属于我们的世界舞台。’”

正如2007年秋季爆发的信贷危机一样，弗雷德·古德温的好日子到头了。不管是北岩银行的崩溃，还是对世界经济状况的悲观情绪，都没有浇灭他想让苏格兰皇家银行成为世界最大银行的热情。大多数批发银行并不想借钱给他，资助他的收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英格兰银行只付了1亿英镑（约1.6亿美元）。

古德温的大交易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跨境银行收购，据此，他实现了创建世界上最大银行的梦想。可以预见，其后果也是巨大的。比利时富通银行崩溃了，其收购的荷兰银行那部分不得不由荷兰政府收归国有。西班牙桑坦德银行的状况要好些：通过保持南美银行业务，并且将荷兰银行的意大利业务卖给世界上最古老的西亚那银行（Monte Dei Paschi Di Siena），它因此赚了钱（后来，到了2013年，西亚那银行也不得不接受救济）。在英国，2008年2月，苏格兰皇家银行宣布亏损240亿英镑（约400亿美元），这是英国公司史上最大的年度亏损，不得不由英国政府出手相救。

10月，古德温宣布辞职，1个月后，斯蒂芬·赫斯特（Stephen Hester）就职，接管苏格兰皇家银行。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惩罚，然后排挤大部分银行管理人员。他告诉他们：他们不是领导者，而是胆小的绵羊。

该银行毕竟不是购并大师。约翰·贝里得以保留职位，负责将各个部分拼凑起来，这个烂摊子让他感到惊讶。

“5年以后，荷兰银行还有很大一部分仍然没有得到整合。它们将继续维持着分离状态。两家银行的跨行企业客户仍旧必须向两个不同的地方打电话寻求支持！我们不得不从IT资源开始建立一个完整的银行。一定程度上，我们已经做了，但所有的遗留工作仍然悬而未决。没有人想碰它。

“他们有一个计划，准备把全球办事处的颜色由绿、黄改成蓝、白。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就是他们为合并所做的全部！举办一次员工晚会，改变引导标示和办公用品。完成之后，他们办了一次晚会，带来一位苏格兰风笛手，让他吹着风笛走遍整个大楼，让他们知道他们现在属于苏格兰了。这也太愚蠢了。”

斯蒂芬·赫斯特努力重建该银行，利用“客户章程”，以及实施一项被称为“有益的银行业务”的政策，使其恢复与客户的联系。但没有人记得它们为何存在，“客户”从来没有提到古德温的议事日程中。IT基础设施不断失灵这件事对客户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无法从柜员机中取出自己的钱。但是，重新安排14万饱受精神创伤的人，提醒他们要开展什么业务以及为什么要开展这样的业务，对赫斯特来说，绝对是一项徒劳的任务，在经历了四年半令人沮丧的日子之后，他离开了该银行。

他的任务有几处深层的矛盾。一方面，他不得不通过缩小坏账规模稳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但稳定资产负债表的一种方法是赚更多的钱，这就意味着投资银行方面的业务要继续做。结果，银行仍然无法瘦身，2012年，苏格兰皇家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等同于整个英国经济的规模。如果规模是古德温想要的东西，那么，他得到了。

当然，在贪求规模方面古德温并不孤单，至少有一个竞争对手可以与他“媲美”。巴克莱银行同样决心要在世界舞台上做大做强。安东尼·萨尔斯（Anthony Salz）在其调查报告中指出：“集团首席执行官韦骏贤（John Varley）采用的战略最能表达巴克莱银行集团只有一个单一愿景，在此战略中，他把银行的目标清晰地表达为成为‘前5’的银行。”

单纯为规模而追求规模破坏了银行的文化。与宏伟的计划和全球统治地位相比，细节、细微的差别和道德标准被视为微不足道的东西而统统被抛到了窗外。

什么样的人拥有公司

规模大的企业更需要洞察力，即了解“正在发生什么”的能力。金融机构领导者的身边围绕的都是些溜须拍马之徒。沉默的大多数加剧了管理层级的陡峭程度，而在大型组织中，情况则更糟，因为即使有人敢于说话，他们也常被淹没在众人之中。机构越大，这种洞察力的问题就越极端，正如许多首席执行官告诉我的那样，极端到领导者只有依靠数字了。但这些数字虽然含有大量的信息，却也会反映某种危险的假象，它们似乎事无巨细，让人尽收眼底，但实际上它们所能传达的无非是一些简略的勾画。在大型金融机构中，每一个最重要的数字概括了数百甚至数千个数据点、方程式和假设，而它们本身则包含了更多的信息。信息传递的复杂性让企业领导者无法完全了解他们所看到的信息。

如果企业能占据支配地位，它就能获得更有效的发展，这种观念再加上规模大小和主导地位的诱惑力，结果成了一个致命的嵌合体。超大型建筑物或教堂、石油公司或金融机构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艺术、道德、社会、环境或金融的功能失调。巨大无比必然引致成本，因为竞争的本能使得他们不失败就不会罢手。所以，要想停下来，他们必须失败。

在解决这个系统性的问题上，增加透明度的承诺不会取得什么大的进展。富国银行是美国较小但更保守的银行之一，在对其令人眼花缭乱的、法医式的分析中，弗兰克·帕特诺伊（Frank Partnoy）得出结论：“当今的银行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也更不透明，他们现在做事的方式跟金融危机之前一模一样，继续我行我素。”银行的公共账户接受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管理。唐·扬（Don Young）曾是该委员会的成员（2005—2008），现在他说：“在委员会任职之后，我不再相信银行的会计账目了。”

帕特诺伊的能力远不只是能阅读资产负债表。在华尔街工作多年之后，他不无厌恶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并写了一本诚实得让人吃惊（但有趣）的书——《诚信的背后》（FIASCO），讲述了他耳闻与亲历的疯狂。安然倒闭后，他作为专家证人在参议院作证。从2005年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放松管制时，他就想方设法加以提醒，因为格林斯潘主张的背后存在着思想的盲区。现在，作为一名法学与金融学教授，帕特诺伊致力于破除金融业的花言巧语，让人们认清现实。

帕特诺伊把富国银行的风险水平比作但丁（Dante）描述的地狱层级，他认为每个阶段都充满了风险和模糊不清。2011年，富国银行实现收入810亿美元，利润160亿美元。但它也拥有2.8万亿的金融衍生品和1.5万亿的实体投资，但这些并没有体现在其资产负债表中。“如果披露这些数字，富国这个看起来单纯的银行也会有麻烦，”帕特诺伊总结道，“在每家主要银行的财务报表中，这些问题不是部分存在，就是全部存在，很多银行更差。”

首席执行官也无法相信这些财务报表。摩根士丹利的杰米·戴蒙（Jamie Dimon）是公认的最聪明和最可信赖的银行首席执行官之一，但在2012年，却被60亿美元的损失打了个措手不及。苏格兰皇家银行的规模与摩根大通大致相同，但其首席执行官的经验远没有那么丰富。英国政府发现必须挽救一家与国家的经济规模一样大的银行，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让人感觉舒服。

为增长而增长，为规模而规模，在这种追求中，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加快了速度，加大了规模，以至于面对广泛存在的不当销售、利率操纵和欺诈，它们的领导者可以振振有词地承认并不知情。用贪婪的变态者精心谋划来解释金融危机可能有点吸引力，但是，更平淡和更切合实际的解释是，许多重要金融机构既难以管理，又缺乏管理。单纯为了“大”，就滋生了复杂和傲慢，据此，那些零售客户被当成了“浮游生物”，投资银行的客户被当成了“提线木偶”。在一个收入大过很多国家、能量超过许多政府的金融机构眼里，每个人都是渺小的。

美国九家最大的银行控股的公司接近2万家，摩根大通有3391家分公司，高盛有3115家分公司，摩根士丹利有2884家分公司，美国银行有2019家分公司。难道就没有人认真地想过：什么人可以运营如此庞大的组织？或什么董事会能对它们实施认真而严苛的监督呢？要知道，这些银行的所有经营网点分布在40多个国家，监督管理、公司治理几乎成为空谈。世界各地的立法者纷纷呼吁银行必须分拆，这其中就有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前主席希拉·贝尔（Sheila Bair）、英国维克斯委员会（Vickers Commission）和芬兰政治家埃尔基·利卡宁（Erkki Liikanen），但这些大型机构拥有强大的力量，它们必定要恐吓改革派，阻碍变革，结果只能是雷声大雨点小。银行大过了政府，这让它们的权力也变得更大，从而让立法机关难以管制。

“这是银行业的问题”——这种想法简单而且让人舒服，但这不是银行业的问题。它是一个规模大小的问题。无论是建筑企业，还是制药公司，竞争驱使着企业越来越大，这总会导致风险的集中。经济规模过大之后，结果适得其反，制造出更大的复杂性和非常多的内、外部摩擦，以至于再也没人知道如何使它们有效运转。权力自然形成集中，这意味着没有人能够干涉，也没有人可以帮忙。

银行业危机演变成了经济危机，还有可能发展成民主危机，这应该让我们认识到金融机构因规模而引致的风险。我们应该知道没有什么组织能够大而不倒，但小的组织不容易失败。我们应该学会更明智地思考自身的增长，要意识到资产负债表的余额越大，或股票价格越来越高，不一定都是好事。

保罗·珀塞尔（Paul Purcell）认为：“做大不会保护任何人。所有的‘大’都是在创造规模，这并不意味着‘好’。你需要做你擅长的事。意思是说，你为客户做了出色的工作并增加价值了吗？看看现在的汇丰银行和巴克莱银行。做大能帮助他们吗？你需要分拆这些金融机构。”

珀塞尔不是激进分子，但作为罗伯特·贝尔德（Robert W. Baird）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的确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在金融行业服务了一辈子之后，他已经得出了与同龄人略有不同的结论。

“整个模式受到了攻击，也应该受攻击。这些大型综合银行大到无法管理，这就是政府要介入的原因。他们总是说我们必须全球化，我们必须巨大无比。不，你不必如此。它起不到什么作用。”

珀塞尔所在的公司设在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市，运行良好，远离华尔街的风暴。珀塞尔继续做着其他投资公司也在做的事情，但是没有模仿它们竞争的冲动。

“现在的形势是，10%的最大机构拥有75%的资产。显然，这使得它们大到不能倒。即使最好的银行家杰米·戴蒙（Jamie Dimon）也不知道他的机构正在做什么。损失了60亿美元，你还不知道为什么？这就充分证明了即便是他也无法管理这些事情。”

除了其首席执行官的心直口快之外，贝尔德公司还有一点与众不同，那就是：虽然看起来像其他金融机构一样，在美国、欧洲和亚洲开展投资银行、财富管理、资本市场、私募股权和资产管理业务，但该公司是由其雇员拥有的。珀塞尔说，这改变了它的优先事项、步伐、规模和文化。

“我们模式的长处在于我们制定的每一个决策都是着眼于长期的。我们的视野至少要看到3至5年以后。从根本上讲，我们致力于以客户为导向，这是这里的一项基本原则。我们不做有违客户利益的交易，我们永远不会做那样的事情。”

高盛这样的大型公司向其客户销售产品，同时却拿客户当赌注，从而为自己赢得了恶名声，与这样的公司形成对照的是，贝尔德及其员工股东明白客户是他们收入的唯一来源，因此，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实际上，公司的运营类似于一种合伙制企业，就像许多华尔街公司在上市之前那样。

珀塞尔对其企业以及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强烈爱好受到他早期在基德尔·皮博迪（Kidder Peabody）公司那段职业生涯的很大影响。在珀塞尔入职时，那家公司已经由其雇员拥有了。在被卖给通用电气、成为上市公司的一部分之后，基德尔发生了急剧变化，开始冒险进行衍生品交易，导致其迅速走向毁灭。

“我看到过这种可怕的公司建起来，也看到过它们垮台倒闭，所以，我的激情就来源于此。它激发了我，所以我认为员工所有制才是出路。你自己的钱每天都处于运转之中。今年我们将实现11%~12%的股本回报率，而大多数公司拼命才争取到6%。我们非常注重考核指标，并以此作为动力，因为我们非常关心生产力，因为我们想要让员工得到更好的回报。很多银行做大只是为了做大。我们不想做大，我们想要更强。仅仅有规模根本没有用。”

比珀塞尔声明的原则更引人注目的是在整个组织内部的一致性。苏珊·贝尔厄姆尤（Sue Bellehumeu）离开牙科保健员的职业，跳槽来到贝尔德公司当一名前台接待员。她对自己身边所发生的事十分好奇，在没有受到男上司很多鼓励的情况下，通过自我教育和培训，她变成了一名理财顾问。

对于贝尔厄姆尤来讲，组织沉默不是问题，她永远不会害怕提出问题或质疑产品的优点，因为该银行不卖自己的产品，不存在利益冲突。在贝尔德也没有人效仿雷曼兄弟每天在墙上张贴收入的做法。贝尔厄姆尤说，贝尔德想要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对客户有利的事情”。

贝尔厄姆尤是一位娇小的金发女郎，精力充沛，在谈及工作时充满激情，但她笑着说她从来不敢表达自己。

“如果你是一位拥有者，你会关心更多，而不是只想着每个月带回家多少钱。我知道如果我有一个问题，就可以给保罗发一封电子邮件，在24小时内收到他的回复。我告诉人们这一点，可他们不相信我，但真的，这儿就是这样运作的！

“我能很强烈地感觉到这是我们的企业，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努力做正确的事。意图总是很重要。你可能会犯错误，人都会犯错误，但要紧的是意图。公司就是人人有份。业绩大的、业绩小的都有自身的利益在其中。你需要做好你要做的事，但做大不会有帮助。”

贝尔德公司不太起眼的密尔沃基总部有一个最让人吃惊的地方，那就是它可以看到密歇根湖的景色。我习惯了纽约银行那种天花乱坠的大肆宣传，这里则看不到这些，取而代之的是，它以小心谨慎为荣。

“我们非常厌恶风险，”贝尔德的财务总监助理达斯汀·赫特（Dustin Hutter）对我说，“我在这里了解到我们正在用自己的钱经营。这是我们的公司，所以，它影响到了战略思考。私人拥有让我们有了更多企业家的思维方式，但对待新的合资企业，我们非常慎重。我们不是先入为主，而是先试试水，因为是我们的钱在冒险。”

当我问赫特是否曾经感受竞争时，他看上去既震惊又困惑，不明白我的意思。我给他解释了金融机构的某些做法，他看着我，好像我在描述一个不同的星球。

“如果你不分享，就学不到东西。我来这里就是想学习，而这是我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取得成功的原因是沟通，保罗会分享一切。这里的一切都是完全开放的，所以每个人都能获得成功。信息不只是为了用的，还要分享。分享越多，我学到的就越多。”

但如果开放和共享是贝尔德公司做生意的特点，难道这不意味着公司要重视雇用了什么人吗？如果按照珀塞尔所说，银行业的主要风险是人，那么，那些人难道不应该加以精挑细选吗？

“天呐，对啊！”赫特惊叹道，“我们一直在雇佣，但我估计，每80个求职者中我们大约只考虑两个。我们有保罗那条著名的‘不招混混’的规则。如果这些人去接触客户，他们肯定没戏。如果一个人行为不端，那业务能力就不重要了，他们出局了。”

“我们的确雇用了一些来自通用电气医疗集团的人。他们起初不信任我们。我想他们以为我们只是说说而已，并不是真的要求他们。他们一直难以打破藩篱，但现在，同样还是这些人，却声称他们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仔细选人，坚持以客户为导向，不开发专利产品，各个部门的员工分享机会、共担风险，这让贝尔德公司弹性更大、利润更高、战略更稳定。2007年以来，华尔街已经炒掉了15%~18%的员工，而在同一时期，贝尔德的员工增加了12%。珀塞尔说他不想“像手风琴”一样管理他的银行，他想要投资债券、股票、公司和人，但是要长期投资。

贝尔德公司没有投资债务抵押债券，也没有出售次级抵押贷款。但正是贝尔德公司的故事最雄辩地阐明了公司在大额交易压力之下的价值观。其中一个故事涉及投资银行集团的大量消费者服务业务的销售，由于谈判最后圈定了两个竞争者，贝尔德团队渐渐地感到其中一个投标人注定要输。他们应当告知这位投标人是在白费功夫吗？拍卖的传统做法是撒出鱼饵，让所有的鱼儿始终咬着钩，让竞争持续下去，从不考虑成本。但贝尔德团队对于浪费另一方的时间、精力和真挚的情感感觉不舒服。所以，他们让人知道这笔交易即将关闭。最终，他们得到了更多的业务，买卖都变得简单而直接。

贝尔德的故事还有很多，贝尔德人喜欢讲这样的故事，因为他们为此感到自豪，也因为他们想传播自己的经验。即便贝尔德必须保持小企业的状态，保罗·珀塞尔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正是贝尔德较小的规模才让一切事情变得非常个人化，让每个人都变得重要。这种态度从珀塞尔向下直至邮件收发室，一以贯之。

“我只想做好我的工作。”斯泰西·威廉斯（Stacey Williams）是一位英俊的中年非裔美国人，身穿一件崭新的纯白衬衫，热心地向我讲述他在贝尔德16年的感受。

“我来到这里时只是一个临时工，工作完成后要离开这里，我很伤心，但贝尔德当时不招人。两年以后，我来面试。我走进去，主管马蒂（Marty）跳起来说：‘你去哪儿了？我们一直在找你！我们记得你，你是一个好员工。你什么时候可以上班？’”

斯泰西管了很多后台服务业务，在主管的坚持下，他一再获得提升，现在管理着自己的团队。在过去的9年里，他一直是一位企业拥有者。

“当一个拥有者让我感觉我是美好事物的一部分。其他公司说每个人都很重要，但它们并不真的想那样做。在我工作过的其他公司，我努力工作。但你从来没有见过老板，他们不知道你是谁。保罗知道我，并在我称呼他‘保罗先生’时感到惊讶，他环顾四周，不知道我在跟谁讲话！能为这样的公司工作是一件幸事。这并不意味着它永远是完美的，有让人不愉快的时候，也有让人伤心的人。但是，只要我付出了110%的努力，那就OK了。”

有一些像贝尔德这样运行的金融机构，比如芝加哥的威廉·布莱尔公司（William Blair）、蒙大拿的唐纳森公司（Donaldson）和欧洲的特里多斯银行（Triodos），但是，这还不够多。那天，我与贝尔德团队的几个人一起去吃午餐，午餐是快餐，因为每个人都要返回工作。当时我想，这家公司令人印象深刻的不只是人，而是组织的结构鼓励他们做正确的事。他们并不需要一份“客户章程”来提醒他们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权利和义务。作为企业的所有者，他们对彼此互有责任，人际关系已经内置到了组织的结构之中，无须通过管理小册子来实施。很多大型银行喜欢赌博，但如果公司由所有同事共有，这样的做法就会难以实施。

大数据的自大

在作为银行替代选择而出现的P2P网络中也能看到很多同样的动力。佐帕（Zopa）、贷款俱乐部（Lending Club）和资金圈（Funding Circle）无法做贝尔德可以做的所有事，但它们都基于相同的特征：分享、信任和渴望连接。同样，汽车共享（都市汽车俱乐部，绿色车轮），分享住房（合意室友，寻找奇居），甚至宠物分享网络公司利用技术把渴望人际互动、分享日常生活经验的人聚在了一起。

规模大小并不重要。我们需要的是历经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盛衰变迁还能生存下来的强健组织。我们想要的是能发挥作用的组织，即使倒闭也不会产生危害。进化生物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多年致力于人类大脑进化的研究，探索他所谓的“社会脑假说”，因为大脑会影响社会群体最优规模的选择。通过分析小型社会和大型社会之间在数量上的关系，他得出结论：人类认识人的极限大约为150人，指的是可以连续保持个人关系的人。无论历史时期、地理或活动有什么不同，这一数字保持大致相同。邓巴认为，其恒常性与大脑的新皮质的实际大小直接相关，这部分脑区负责更高级的功能，如有意识的思考、推理和语言。脑容量限制了我们可以实际记住的人际关系数量，它的大小是一个应变量，决定了我们在一个多大规模的群组中发生进化。他写道：“虽然新皮质的大小是由选择群组大小的生态因素所驱使，但我们可以利用人际关系反向预测生物物种群组的大小。”

邓巴认为大脑的大小和人类群组之间的关系解释了军队是如何配置的。大多数军队的构成是这样的：由10至15名士兵组成一个排，3至4个排组成一个连，3至4个连组成一个营。他反问道：“莫非军队的结构已经演进到模仿日常社会结构的自然层状分组，从而优化群体内交互的认知处理吗？”

尽管邓巴的研究被广泛接受，但也不是没有争议，正如很多进化生物学一样，仍然有很多是不可能证明的。然而，邓巴的证据有广度、宽度和时间跨度，因而是令人信服的，这表明不只是文化在发挥作用。无论管理复杂操作的系统和技术如何精密，它们早晚会涉及人，因此，组织的大小和功能可能有相当严格的认知极限。这并不意味着单位永远不会超过150人，很明显军队就超过了。但为了自己的稳定，他们依赖于单位网络，最小的单位网络不可能超越大约 150人还能保持安全。

这些数字开始被称为“邓巴数字”，很多组织把它们用作团队、群组和部门效能最大化的方向标。在加工番茄的晨星公司，这些数字被用作公司应该做到多大的一个指南，如果意识到它应该做得更大，那它将需要不同的企业实体或组织结构。在戈尔公司，不允许业务部门超过150人太多。在邓巴的研究发表之前，这项决定就已经做出，但没有影响该公司的增长。为什么金融危机对德国的影响不像其他地方那么具有灾难性，乃是因为其银行业有70%是由小银行或社区银行组成的，这与英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英国仅仅5家银行就持有了80%的抵押贷款和90%的公司账户。

我并不是说公司不能做大，只是要根据人际关系的管理限度来定。在脸书网上，我可能会有数百或数千好友，在推特上有数百或数千的粉丝，但大家都知道，这些不是职能上的关系。当我看着很多公司为追求效率和创造性而采用极其复杂的管理矩阵结构时，我对邓巴数字的尊重便徒然增加。构建组织所需要的认知能力已经超过了我们大脑的能力，这是对“狂妄自大”的完美诠释。

探索可持续进化系统概念的遗传学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作为一个能够进化的系统，它必须身强体壮，并由许多小的部分构成，这些小部分彼此联系微弱，如果其中一个发生变异，不会导致整个人的死亡。这就是新兴的P2P贷款网络的前提，比如贷款俱乐部、昌盛（Prosper）、佐帕和资金圈，它们使得个人向个人贷款成为可能。作为一个整体，这些网络可能是庞大的，但它们其实只是数以万计的小型交易集聚而成的，而且更多的是个人的交易。媒体大肆宣传这些新型贷款组织是传统银行的死对头，但它们的主要贡献在于促进了个人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断裂，但不会危及整个系统。

换另一种方式思考这一问题，不妨看一下现代飞机的设计，其自动飞行控制系统通常由三个模块组成，它们具有相同的功能，却是不同的设计。其设计理念不仅在于冗余，即提供后备能力，如果一个模块出现故障，另一个就要接管，而且确保整架飞机不依赖于单一的技术方法。不管是复杂的生物学或工程学，它们的原理是相同的：多个小部件微弱地联系在一起，这样比较安全，因为当一个部件失灵时，整个系统不会受到严重的削弱。

人们热衷于增长，我们不应因此责怪技术，但它是催化剂。我们开始认识到大数据的潜力，它能产生高度定制的内容和产品，以及预测人类行为。从自动化、个性化医疗一直到预防性执法，由谷歌、亚马逊、苹果和各国政府积累起来的海量个人数据让这一切成为可能。但伴随这些诱人的力量而来的必然是巨大的风险。就像因为苹果电脑相对较少，不值得攻击，从而让它不太容易受到病毒侵害一样，个人的海量数据使得它成为黑客和恶意软件的目标。各国政府和监管机构对谷歌存储和利用的个人信息表示担忧，但正是这种信息积累的规模才使得谷歌的服务器成为如此诱人的目标。

索拉法·巴特尔杰（Solafa Batterjee）的父亲是沙特阿拉伯的一位慈善家，2004年，他被联合国安理会列入了恐怖分子监控名单。他习惯去危险的地方旅行，比如阿富汗、车臣等地，显然，这让他有了基地组织恐怖分子的嫌疑。10多年来，索拉法的父亲无法正常活动，不能工作，不能获得资金，其家人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父亲变得一筹莫展。2013年1月，他被联合国从恐怖分子名单中划去，除了他自称是“一个设法帮助他人的工程师”之外，未能找到任何实质性的信息说明他是什么样的人。随着数据变得越来越大，它会让人变得更小吗？

收集数据的公司会互相竞争，这一事实会增加我们的风险。作为竞争对手，他们不愿分享信息，这些数据采集者不想透露出他们的弱点。数据越大，奖品越诱人；秘密守得越严，风险就会越大。

这些公司全都希望规模会保护他们的商业利益，但忽略了规模变大也增大了它们和我们的风险。就像人们希望各国政府将对数据安全负起责任一样，大多数大型公司希望将失败的代价甩给他人。或者正如一位计算机安全分析师所说：“没有人想为自己提供防空——我们有军队，那么，谁在那里保护网络通道呢？”

为什么我们会认为越大越好，以及规模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隐含的胜利呢？我们知道较大的组织很难做到灵活、适应和创新。我们知道权力本身就是危险的，随着规模和范围的增大，它会变得更加腐败和更具破坏性。从墨西哥湾海岸到公司的董事会会议室，我们获得了无数证据，大型企业造成破坏的能力也更大。

我根本不相信小即是美，但我深信大是危险的。规模大不会让组织战无不胜，实际上，正是规模让它们易受伤害，但也形成了一种“大而不能倒”的印象：出了问题由政府兜着。因此，从根本上讲，大型企业会把风险转嫁给所有人。

[1] 分数膨胀（grade inflation）指原来得分较低的作业或考试成绩现在却给了高学分。因评分过高，导致得高分者激增，而使学分贬值。

[2] 作者在《盲目心理学》中第一次写到这个故事。

第九章 逐底竞争：我们还能相信谁

我们生存的根基并不稳固。我们改变了环境，比改变自己的速度还快。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914年

1911年3月25日，纽约一家工厂发生火灾，146名制衣工人或死于跳楼，或窒息而亡，其中大多数是女性。年龄最大的普罗维登扎·潘诺（Providenza Panno）43岁，最年轻的是两个14岁的女孩凯特·利昂（Kate Leone）和罗萨里亚·马尔济斯（Rosaria Maltese）。没有人知道发生火灾的原因是机器过热还是有人违规吸烟，但散落在地板上的数百公斤下脚料加速了火势的蔓延。为防止女工休息，并方便监工在她们回家之前检查钱包，门是锁上的。没有火灾逃生通道，许多工人只能选择跳楼。

100多年后，2013年4月24日，1127名孟加拉国制衣工人死于工厂楼房坍塌，大多数是妇女。就在出事的前一天，该建筑物出现了裂缝。工程师阿卜杜勒·拉扎克（Abdur Razzak）曾建议将其关闭，但该公司的生产日期非常严格，如果货物没有及时完成，它就得不到报酬。事故发生后，摄影师沙希德·阿拉姆（Shahidul Alam）在废墟中发现了一对夫妇，他们的躯干埋在混凝土中，但仍然相互拥抱着。鲜血从男人的眼睛中流出，沙希德说它就像是一滴眼泪。

20世纪纽约三角内衣工厂的火灾和21世纪拉纳大厦的坍塌都源于一个无情的竞争逻辑：你的造价便宜，我就比你更便宜。孟加拉国拥有世界上最低廉的劳工成本，服装业工人的最低工资大约为每月37美元。消费者从H&M或沃尔玛花4.99美元就能买一套比基尼，其成本肯定更低。所以，工资会直线下降，安全方面的考虑就会被抛诸脑后。这是经济学家所谓的“逐底竞争”。

像利丰（Li & Fung）这样的公司加速了这种竞争。利丰公司的经纪人不断地寻找更便宜的劳动力市场。寻找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可不是微不足道的业务，去年利丰公司赚了200亿美元。理论上，这种经纪人理应监督工作条件，但在现实中，这有可能导致利益冲突。2012年，利丰公司的供应商发生了几次灾难，包括一次害死100多名工人的工厂火灾。首席执行官乐裕民（Bruce Rockowitz）当时说：“我们尽最大的努力筛除不好的工厂，但我们并不总能成功。”

逐底竞争的问题是，成本不会也不能简单地消失，必须有人承担。因此，它们大多从有权有钱的人转嫁给了一无所有的人。转嫁给比基尼购买者的成本可能只是4.99美元，但对于它的制造者来说，付出的却是在狭小和危险条件下每周7个工作日、每天14~16个小时的劳动。锁住防火通道使得情况更加危险。可能因为没有出过事，所以工厂常常削减安全设备，但事故发生的时候就太晚了。只要有可能，廉价产品的风险就会从公司传递给本地的承包商，承包商再把风险传递给个别的工人。服装之所以这么便宜，是因为它的制造者及社会吸收了制造成本。经济学家称之为“外部性”，即将成本转嫁到了企业之外。

压低成本的竞争在大萧条之前就存在，但自2007年经济衰退后变得更受欢迎。为了花更少的钱，消费者寻找廉价货，公司则急切地进行低价竞争。而最容易削减的成本始终是人。

2013年夏天，美国各地的低工资工人举行了为期一天的罢工，对他们的工作条件表示抗议。麦当劳、赛百味、塔可钟、梅西百货和维多利亚的秘密的员工走上街头，抗议每周150~350美元的工资，这些工资少到无法养活他们自己。他们举着写有“为15而奋斗”的标语，希望将最低工资标准翻一番，达到每小时15美元。

低工资存在了很多年，因为人们认为廉价和临时的工作岗位会为更好的就业机会铺平道路。全国餐馆协会声称快餐业是“实现美国梦的最好途径之一”。曾经这可能是对的，当时大部分快餐业工人是跟家人生活在一起的青少年。但当工人年龄增大、教育程度更高和需要养活一个家庭时，它就不再正确了。这些工作是在“通往美国梦的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数据证明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为48631美元，而纽约市普通快餐业工人的年收入为11000美元。在为塔可钟工作7年以后，约瑟夫·巴雷拉（Joseph Barrera）没有得到任何的升职，也没有看到这种可能，他负担不起每天一顿饭、上班的地铁票或任何新的衣服，更没有能力结婚或组建一个家庭。

其他支持低工资的人认为公司必须保持竞争力，为了让食物或衣服更便宜，它们必须降低工资。梅西百货的一位副总裁说：“我们力争支付有竞争力的薪资和福利。”麦当劳则坚持“雇员应当得到富有竞争力的薪资，并且要有灵活的时间安排”。零售商使用调度软件预测一天之中何时需要配备多少员工。雇员可能会被安排每周12或15小时的工作时间，有时也不安排。在这些工作时间里，他们挣的钱不足以维持生活，但像阿博菲奇（Abercrombie & Fitch）、坚宝果汁（Jamba Juice）这样的公司声称这样每年可以节省数百万美元。劳动统计局指出这种做法从整体上消除了100多万的就业机会。临时工人别无选择，只能设法为人所用，而他们的雇主可以在少安排、多安排或一点也不安排之间进行选择。这加大了求职的风险，对于寻求一份长期工作的人来说，假如有人打电话让他们干几个小时的有偿工作，他们连面试都负担不起。

在美国，经济复苏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就业增长都是临时性工作岗位的增加，结果是美国现在有更多的临时雇员，数量达到空前的270万人。没有长期工作的地方通常称作“临时城镇”，在这些地方，大型零售店中一般配备的是临时工。熟悉电影《码头风云》（On the Waterfront）的人都知道，大家挤破脑袋争取成为少数幸运儿之一。临时工不太可能有任何的储蓄、养老金，而且在美国也不太可能有任何的医疗保险。此外，他们受伤的可能性是长期雇员的两倍。

员工是整个体系中最弱势的群体，这些公司不断降低工资，将它们的经营成本转嫁到员工个人身上。如果员工不能赚到足够生活的收入，他们就不得不求助于政府，导致的结果是全社会共同负担。同时，这些公司也积极地寻求税负最小化策略，如此一来，因为可以侥幸避税，它们的成本进一步减少。据他们说，只有压低工资，公司才能维持经营，但这只能证明他们丧失了创造力。如果这些雇主正在寻找具有创造力、奉献或创新的一线员工，那么他们只能失望了。在争相压低工资的竞赛中，员工疲惫不堪，他们的信任和承诺备受雇主的摧残，而他们本来可以让公司变得更明智和更有活力。

被动的沉默与遵从

压低工资的影响远超公司和行业所施加的影响，这一点没有什么比报业更明显的了。直到大约5年前，报纸还是有利可图的业务。但随着互联网开始吸引走读者，压力升级，报业开始削减工作岗位。记者变少导致内容更加贫乏，进而使得报纸无法关注当前的重大问题，也就越来越不值得信赖。曾经受人尊重的《芝加哥论坛报》和《休斯敦纪事报》将它们的一部分新闻工作外包给了菲律宾。对本地事件和名人的报道多是为了钱而写，内容虚假，署上像是美国人的名字就印刷发行了。当丑闻败露后，很多被曝光的客户匆忙撤销他们的合同。但美国加州帕萨迪纳市的办报者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随后创办了Journtent新闻社，向墨西哥和菲律宾的自由职业者支付很少的钱，让他们根据网络社区的内容写新闻。麦克弗森说：“我就是这样解决时间问题的：我几乎外包了一切。我的主要工作是寻找物美价廉的人。”

新闻的公信力受损，最明显的莫过于近几年英国报纸的丑闻了。迫于财务的压力削减成本之后，报社的经营者把编辑部变成了竞争性市场，希望驱使担惊受怕的记者披露丑闻和流言蜚语。当寻找报道的合法手段不奏效时，电话窃听就像流行病一样席卷整个行业，把记者、警察、国会议员和律师事务所牵涉进来。2011年7月，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匆忙关闭其畅销的星期日报纸《世界新闻报》，并被迫就公司的所作所为和非法交易之事到议会作证，之后，英国政府展开媒体调查。英国记者协会秘书长米歇尔·斯丹尼斯特里特（Michelle Stanistreet）为莱韦森调查（Leveson Inquiry）搜集证据，但令人畏惧的气氛依然很强烈，以至于大部分证词不得不采用匿名的方式。

斯丹尼斯特里特揭露出令人吃惊的激烈竞争文化，记者们也意识到身处其中的自由职业者和实习生都在争夺饭碗，这种竞争恰好被他们的老板故意利用了。他们的职业生涯没有安全感、漠视道德，只能选择沉默和遵从。

在报纸杂志业有25年从业经验的一位资深记者描述了《世界新闻报》里的生活。

“报纸的经营方式完全是功能失调的。新闻节目制作团队的最大竞争对手就是我们自己的特写部门！如果新闻组抓住了一个报道选题，特写组就会说他们能赚更多的钱，从而挤掉新闻组。公司喜欢这种同事之间的战斗，他们让我们像野狗一样互相竞争。他们会点燃导火索，稳坐一旁，看着我们互相厮杀。在这种无情的环境下，你永远轻松不下来。”

一位记者告诉我，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电话窃听是公开讨论的话题，而且说起来还很快活的样子。它不是一件肮脏的事情。‘窃听得到消息，不可以吗？’没有人认为它是不道德的。也许还要有点欺骗性。压力就在那里，人会屈服于它。拨几个号码，也许就能搞到独家新闻，这诱惑实在是大极了。尤其是在那些根据你的署名次数和篇幅大小决定去留的地方更是如此。此外，还有家庭、按揭贷款，以及紧盯着你的上司，他会说：你的报道还不够多”。

对斯丹尼斯特里特来说，在这种竞争超激烈的环境中，显然没人会拒绝窃听电话或做她所谓的“黑暗艺术”。“这关乎交货。要抢先。不要被竞争对手揭穿。压力越来越大，每个人都无所不用其极。如果你不做，别人会做。”

“当你处在第一线，报道真相这个理想就不见了。”理查德·派皮亚特（Richard Peppiatt）说，“有些人会习惯，有些人会选择离开，有些人会拥抱它，享受这种竞争。有些人喜欢不惜一切代价取胜。为了上头版，如果这意味着要篡改事实或撒谎，有些人是不会介意的。”

派皮亚特为《每日星报》和《快报》的老板理查德·德斯蒙德（Richard Desmond）工作，他观察到“新闻业长期投资不足，导致越发堕落。我还记得有一次当班，只有我和另外两名记者要为一份全国性报纸写稿子。真是糟透了，我们不得不用假名，以便显得我们的人很多”。

“‘如果你不写它，我们就找愿意写的人。’这是当下流行的调侃，我的眼睛瞄向一堆摇摇欲坠的简历……你可以读一些我的独家报道。‘迈克尔·杰可逊（Michael Jackson）参加杰德·古迪（Jade Goody）的葬礼’（他没参加）。‘罗比（Robbie）在英雄音乐会上嗑药’（他也没有吸毒）。‘马特·卢卡斯（Matt Lucas）受到严密的自杀监视’（他没有受到监视）。‘乔丹（Jordan）求佛’（她可能会求佛，但我表示怀疑）。”

派皮亚特是聪明、细心的人，他承认他喜欢名流聚会和免费的香槟。他遵照编辑要求乔装打扮，穿上穆斯林妇女在公众场合穿的罩袍，或向苏珊·波伊尔（Susan Boyle）[1]求婚。但是，报纸渴望激起对外国人的畏惧和憎恶，这让他无法忍受。

“决定是广告和财务部门做的，不是编辑室。反移民和反穆斯林的素材能赚钱。起个煽动性大字标题，然后，开通付费电话线路，问这样的问题：应该让移民分享我们的工作岗位吗？5000读者会打来电话，每人每次花2英镑，这才是真正的游戏。”

派皮亚特目睹的逐底竞争让他心烦意乱。新闻编辑部可能看上去不像血汗工厂那样冷酷，或对身体造成很大的危害，但他开始看清它做的事情一样恶劣。他开始存钱，以便有一天可以离开这里。但有一天他彻底崩溃了。

“有一个报道，说的是捍卫英格兰联盟（EDL）[2]将成为一个政党。这个头版重要新闻是我坐在编辑部里捏造出来的，但读者中出现了很多狂热粉丝。我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必定有那么一个时刻，编辑部里想必有人问：‘为什么我们登的犹太人照片有鹰钩鼻子？’我觉得我们正在建一座反穆斯林情绪的大厦。如果有一天它被启用，出现暴力、骚乱和杀人，我难辞其咎。部分暴力和骚乱是我造成的。没有什么比煽动仇恨和偏见这种赚钱方式更阴险的了。这不是我想要的谋生方式。就是那时我决定不再关心收入，埋头做事就好了。”

派皮亚特给德斯蒙德（Desmond）写了一封言辞激烈却很有说服力的辞职信，然后离开了报社大楼。

“我相信这是伊斯兰恐惧症。在我从《每日星报》辞职时，我的良心对另一个更凶险的现实感到不安，”他告诉莱韦森调查人员，“他们散播仇恨，赤裸裸地利用恐惧来追求利益，理应在道德上受到谴责……利用大众和记者让多数人成为受害者，少数人乘机赚大钱。”

派皮亚特描述的是整个行业的加速坠落：因为一家报纸突破了一个道德壁垒，其他报纸就会争着抢着去突破下一个道德壁垒，触及新的道德底线，直到几乎没有人知道身处何处。有些煽动种族主义的新闻报道受益于电话窃听，它们表明逐底竞争不仅伤害了犯下此罪的记者和购买这些报纸的读者，也已经危及到了整个行业，滥用了社会的信任。小报记者所承受的压力可能有点值得同情，但商业压力使得新闻报道机构如此脆弱和名誉扫地，以至于信仰自由和民主社会的人只能感到不确定和害怕。

英国报业的腐败超越自身行业，蔓延至其他地方，比如警察部队、广播公司和议会。那些地方的人发现自己被裹挟其中、参与其中，或在追逐者飞驰而过时遭受他们的践踏。所有行业都不是在真空中经营的，而是立足于社会，它们的竞相追逐会蔓延开来，远超所处的经营领域。在这方面，没有比肉类加工企业更明显的了。

逐底竞争的恶性循环

“我生活在美国！”唐·韦布（Don Webb）70多岁，个子很高，动作迟缓，话中不无厌恶和痛苦，表明他质疑自己曾经相信的一切。他的单句似乎在问：这是什么样的美国？谁的美国？美国发生了什么？

我们坐在一个木瓦覆盖的老房子里，过去这里是用来晾烟草的地方。屋子外面，8月的下午阴暗潮湿。韦布是一个可爱而慷慨的人，但他的内心充满了愤怒。尽管如此，他终生都是一个共和党人，奇怪的是，韦布让人联想到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同样是善良的老男人，说话慢吞吞，连讲粗话都一样。

韦布的身高为1.95米，体重超过90千克，早年曾是体育老师和高中橄榄球队的教练。但教师的工资不高，有一天，他来到加拿大的金斯顿（Kinston），听到一些有钱人说：如果还年轻，他们会去养猪。这个想法让韦布动了心，于是他买了12头猪。他养得很好，后来买了越来越多的猪，直到最后他养的猪达到了4000头。

“有一天，老黑人刘易斯（Lewis）先生招手让我停下。他说：‘如果风朝着我们刮，猪圈的臭味太大，我们再也没法坐在门廊上了。我们没有空调，也不能用窗扇，晚上无法入睡。家里还有一个生病的小女孩，她也睡不着。你能不能处理一下这些臭味？’”

一头猪制造的废物是人的3~4倍。像周围的农民一样，韦布让猪粪尿排进空地上的垃圾坑，当地人称之为“潟湖”。未经处理的污水大约相当于整个小镇的废水排放量。刘易斯不是唯一抱怨的邻居，韦布说，他们说的话“把他烦死了”。

“我跟温顿（Winton）的一些政府工作人员谈过，”他继续说道，“他们说我应该把一些发酵粉撒到粪池里，再用10马力的船搅动。我那样做了。我改动引擎，把两个污水池搅拌好了。然后，我把船洗干净，回家去了。”

下次韦布看到他非洲裔美国邻居时，他们都很有礼貌，但仍然不高兴。

“再帮一个忙，”他们要求他，“不管你做过什么，别再干了。情况更糟了。”

韦布当晚回家，仔细想了想他的猪和邻居的问题。

“那天，我的自我感觉很不好。我很贪婪，把太多的猪放在同一个地方。开始时有12头，最后有了4000头。那些不能搬家也无法卖掉房子的辛勤上班族因为我而郁闷。作为一个体面的美国人，我不能只为自己活着。所以，我关了养猪场。”

像唐·韦布这样在乎邻居看法的人并不多，其他人不会这样做。大公司挤进了这个市场，集约化养猪场造成的糟糕环境并不少见。1992—1998年，北卡罗来纳州的生猪存栏数量从200万增长到了1000万，仅在这一个州，猪的排泄物就相当于整个加拿大人口产生的污物。

许多肉类生产商迁到了北卡罗来纳州，这里的土地便宜，因为它们属于小农场主，而他们大都是非洲裔美国人，然后麻烦来了。烟草种植减少了，大豆不是很赚钱，屠宰场受肉类加工企业控制，不会让小养殖户加入。许多人把他们的农场便宜地卖给了公司，然后，这些公司完全可以规定种什么、养什么，价格又是多少。

鲍勃·马丁（Bob Martin）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的一名高级政策顾问，他带领着皮尤委员会（Pew Commission）对工厂化养殖场进行了调查。他向我解释了肉类生产商的战略。

“整个想法就是做大，大了就能压低成本。这意味着买下所有的养殖场，就能确保其屠宰厂获得稳定的供应。这就是说，要高效，就要变得越来越大。单个屠宰动物的成本太高，所以，他们要求完全标准化。完全就是规模经济：将一切标准化，以尽可能地压低成本。”

整合的结果是极端的。1950年，美国有300万家养猪场，到2007年，减少到了65640家。生产标准化产品的大公司使得密集动物饲养（CAFO）得以兴起，更通俗的话就是“工厂化饲养”。密集养殖产出的猪、小鸡、火鸡和奶牛遍布美国。欧洲的波兰和罗马尼亚引入了密集养殖，当今世界，50%的猪肉、43%的牛肉、74%的家禽和68%的蛋产自密集养殖。唐·韦布可能对美国热衷于工厂化饲养感到焦虑不安，但美国的做法已经变成了一种全球现象。

密集养殖背后的经济前提很简单，那就是压低成本。如果你把足够多的动物放进一个密闭的空间里，只需很少几个人就能照顾它们，而且不需要太多的技术。给它们注射抗生素和激素，这些动物就会快速增肥，5~6个月后，你可以把它们带到屠宰场，然后重新开始新一轮养殖。

对于大型肉类加工包装企业和生产商，从表面上看，逐底竞争一直非常成功。美国人是世界上最大的肉消费群体，他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吃的肉都多，价格也更便宜。1970年，普通美国人每年会拿出收入的4.2%购买88千克肉。2005年，消费量上升到了每人100多千克，而花费则只有原来的一半。

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生猪生产和猪肉加工企业，这是很赚钱的生意。由于控制了大约75%的市场份额，该公司出产的猪肉比其他5个最大生产商的总和还要多，而且通常比股票市场的表现还要好。其他大型肉类生产商珀杜饲养场、泰森、卡梅尔和嘉吉公司都没有上市，所以，很难判断工厂化养殖给它们带来了多大的利润，但它们都是生意兴隆的企业，通过降低成本，生产廉价肉制品，从而大发其财。

但是，成本去了哪里？在遇到唐·韦布之前，他的朋友和同事里克·达夫（Rick Dove）用一架塞斯纳公司的172云雀飞机带我参观北卡罗来纳州纽斯河流域的养猪场聚集地。在驾驶员乔·科比（Joe Corby）的引领下，我们不像是在观光，更像是在考察环境保护署（EPA）漏掉的一片景观。达夫是一名退役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他曾担任纽斯河的水管员，对这片区域了如指掌。

乍一看，河及沿河的漫滩看上去像是南方的田园风光：目之所及，满眼绿色植物，其间散落着几处城镇，来往的交通流量很小。离开新伯尔尼（New Bern），我们飞过一个停满昂贵游艇的漂亮码头，水边有很多奢华的住宅。松散的沟渠蜿蜒流过苍翠茂密的植被。

但随着我们向内陆飞去，住宅让位给了长长的金属猪圈，它们坐落在煤渣砌块之上，中间夹杂着一些通风设备。每个猪圈都有多达10000头猪、小鸡或火鸡。它们永远待在圈里，紧紧地挤在一起，只限于在金属格栅之中活动。大多数动物缺乏转身或躺下的空间。他们的饲料混合了抗生素，比如青霉素、四环素、大环内酯类、链阳莓素和其他抗菌药物，既加速增长，又防止感染，以便在这样紧张的条件下加速出栏。对于鸡来说，砷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它所产生的额外效果就是让鸡肉变成了有吸引力的粉红色。

猪圈旁边有两三个地方，长度跟足球场一样，乍看好像是游泳池。只可惜里面填充的东西不是蓝色的，而是暗褐色。这些就是唐·韦布描述的潟湖：黏土衬底的污水坑，充满了动物尿液、粪便、血液和黏液，从猪圈条缝地板上排出来的废物，通过管道流到了露天的开阔地。在潟湖的旁边，旋转式喷头正在喷淋大豆，它们把潟湖中的排泄物吸走，雾化之后喷到农作物上，给它们施肥。据美国农业部估计，工厂化养殖场每年产出约5亿吨这种粪肥，3倍于美国人产生的生活废水。但这种废物没有经过处理，浓度是人产生污水的75倍，是城市污水处理厂流出污水的500倍，它们被直接喷洒到了农作物上。

这里是洪泛平原：地下水位高，地上布满小溪，它们全都汇进了河流。我们飞过的空气可能不像看上去那样清洁，猪潟湖中80%的氮以氨的形式散发到了空气中，最终又随着雨水落到地上，散落到农作物及水道和河流中。

未处理过的动物粪便，再加上从潟湖流出的抗生素、砷和重金属，它们全都渗入自来水水源中，给环境带来了严重的风险。这些粪便不仅会杀死水里的鱼，而且会产生乙酸、丁酸、戊酸、硫化氢和氨。粪肥的分解产生至少160种气体，其中氨、硫化氢和甲烷最常见。对长期接触硫化氢的一项研究发现：它会导致身体异常，比如平衡感受损，以及听觉、视觉和记忆的丧失。住在这些养殖场附近的孩子更可能患上哮喘和其他呼吸道疾病。

此外，肉类加工企业已开始设定大型家禽肉加工厂与猪圈的距离。对于鲍勃·马丁来说，交叉污染是他近几年看到的新危险。

“没有人关心25万只肉用仔鸡与2.5万头猪共享60亩地？”他大声说道，“这些都是培养禽流感和人类流感新菌株的完美培养皿！”

然而，最大的环境健康风险来自抗生素的广泛使用，它被用来促进生长和预防疾病。根据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前特派员戴维·凯斯勒（David Kessler）的说法，2011年出售的抗生素有80%卖到了畜牧业。抗生素如此广泛地应用激起大范围的抗药性。抗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的大量出现特别令人惊恐，因为这种细菌对常用的所有抗生素都有耐药性。蒸煮可以杀死它，但它可以在皮肤上存活，形成十分危险而且难以治疗的脓肿。某项研究发现，工厂化养猪场的养猪人感染该细菌的可能性是普通人的760倍。

2012年，有份报告称在超市出售的肉中发现越来越多对抗生素有抗药性的病原菌：38.2%的鸡胸肉和51%的火鸡绞肉寄宿着各种形态的沙门氏菌，它对3种或更多的抗菌药有耐药性。世界各地的卫生当局现在认识到，耐抗生素的耐药菌大量增加成为他们目前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随着我们与疾病作斗争的能力下降，疾病发作的概率反而在增加。

“杂货店的肉上很容易就能检出耐抗生素的细菌，”鲍勃·马丁告诉我，“结果总是令人震惊。但没人能确定数量，我们知道它的繁殖力很强，会传递给其他从未接触过抗生素的细菌。它在地下水中可以迅速恢复活力，十分惊人，苍蝇和风暴可以把它们带到数公里之外。确实很难测量。”换句话说，肉的加工方式会影响到每个人，即使那些不吃肉的人也无法幸免。

当然，在密集动物饲养厂里面工作的人风险最大。这些养殖场提供的工作岗位很少，而且技术性不强，工资不高，吸引的是移民和非法劳工，他们会连续工作几天或几周。难闻的气味让他们想呕吐，但没有多少保护措施，也很少有医疗保健。屠宰场的工作有危险，会造成神经损伤、重复性压力损伤，事故也很常见。工人们发现自己与这些动物同病相怜：只不过是让肉便宜的另一种手段而已。

这不是阿隆·科普兰（Aaron Copland）或安德鲁·怀斯（Andrew Wyeth）[3]的乡村美国。在北卡罗来纳州，17%的成人和1/4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工厂化养殖没有创造就业机会，因为饲料和抗生素的集中采购反而破坏了当地的经济，尽管降低了成本，却没有给当地带来收入。养猪场可能生产廉价的食物，但住在它们附近的人却需要食品救济券。

当我们在养殖场上空飞完后，里克·达夫和我开车绕着它们转了一圈。在长长的金属猪圈外面，我们偶尔会看到一辆皮卡车，最多两辆。工人往往住在现场，而且养殖场不需要很多人手。我们开车穿过布朗镇，养殖场边上是几个住宅小区。冰箱和锈迹斑斑的农场设备在室外的草地上待售。几个非洲裔美国男人坐在门廊前。孩子们在草地上或站或坐，无精打采，车辆开过时，妇女们连头都不抬。寂静得有点怪异。没有紧迫感，没有活力。为什么呢？无事可做，无处可去。高温和难闻的气味飘浮在空中，挥之不去。

当然，他们搬不走。埃尔西·赫林（Elsie Herring）是一位优雅的黑人女性，她坐在自家的门廊上跟我谈她的房子。房子是她继承母亲的，而她母亲则是从父亲曾经工作的种植园主手里得到的。她说有时养殖场会在晚上排出粪便，房子外面的薄雾或臭味会让人无法忍受。

该地区曾经种植烟草，现在则出产便宜的肉食，这个地方很难吸引高科技工作，想来这里的新产业都是肮脏的工作，比如电池回收和污泥处理，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工业废弃物。

盖里·格兰特（Gary Grant）后来告诉我：“这里的人忍耐力太好了，这些公司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格兰特原来是一名教师，现在经营着北卡罗来纳州环境公正网。自从大型养猪场开始运营的1991年，他就积极地发起运动，极力反对这些养猪场，指出它们伤害了穷人。

“人们担心，如果说出去，他们会丢掉工作，会失去食品券，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只有受罪的份。这是环境种族主义，是另一种形式的‘黑鬼’。”

格兰特说话轻声细语，举止温和，有老师应有的那种耐心和关注。他已经为反对养猪场及其副作用奋斗了多年，在他家所在的哈利法克斯县，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然而，这只意味着大型养殖场转移到了人更被动或更胆小怕事的地方。

他告诉我：“有个县，我问为什么他们不抗议。他们只是对我说：‘这是他们的土地，我们能做什么？’而我对他们说：‘但空气可是你的！’”

唐·韦布之所以痛苦，是因为养殖场对他的邻居、家园、社区和他对美国的信念造成了损害。他帮助人们抗议养殖场，冲进猪圈拍摄他的所见所闻，在每个允许进入的论坛和立法机构请愿和抗议。他受到过威胁，也有人出钱让他保持沉默。但他不肯闭嘴，以后也仍然不会闭嘴。

“当我们扭过头去，允许美国人受到虐待，那么，这个国家的每个男人、女人和儿童就会处于危险之中。我伤心地看着它，看到我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可能被毁了。”

社会学家用“社会资本”来定义唐·韦布的担忧。它是一个学术词语，表达的是为提高生活质量、应对社会压力所需的互信、互惠和共同规范。皮尤委员会对工业化家畜养殖的调查指出：“社会资本水平更高的社区往往贫困率较低，暴力犯罪较少，民主机构更强大。”该委员会总结说：工厂化养殖对社会资本构成了威胁。

在逐底竞赛中，社会资本就是人们不敢说话和不敢为自己辩护时遭到破坏的东西，就是优先考虑竞争压力而不是整个社区的健康时遭到破坏的东西。当布朗镇的居民视而不见和无能为力时，社会资本就被毁掉了。当新闻编辑部贩卖虚假新闻和谎言时，当临时工彼此满足于能有几小时的工作时，社会资本就被毁掉了。

唐·韦布说：“我们必须有便宜的猪肉、便宜的鸡肉，但那些从中受益的人不必闻臭味，不必吃苍蝇。”他跟那些受害人生活在一起，他的邻居无力搬家，很难做出抗争。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他原以为美国是一个人人都重要，而且每个人的声音都可以被听到的地方，但这一概念原来是一个童话。

“他们不在乎我们。他们不关心我和那些不想跟粪便工厂住在一起的农村人。我的祖国，在上帝庇护之下，享有自由与公正的伟大国家，不关心我和我的家人，不关心生活最艰难的穷黑人。而我生活在美国！”

廉价的成本相当高

2013年，中国的双汇公司同意以47亿美元现金收购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这是有史以来中国公司收购美国公司的最大一笔交易。该交易在美国参议院引发了一个问题：肝素供应的安全问题。肝素是一种抗凝血剂，用于透析，也用于预防和治疗静脉、动脉和肺中的血液凝块。肝素是目前仍在使用的最老的药品之一，在美国受管制，每年大约有1200 万病人使用此药，而它产自于猪。2008年，服用肝素的患者开始出现呼吸困难、恶心和出汗等症状，有时，突如其来的低血压会引致心脏休克。他们服用的肝素被一种非自然形成的分子多硫酸软骨素（OSCS）污染，在成本上它只占该药的一小部分。美国肝素的污染被认为与中国制造商有关。此外，参议院对双汇涉嫌瘦肉精丑闻表示关切。瘦肉精是一种燃脂药物，可以让肉更瘦，但对人体有害。2011年3月，双汇向投资者和消费者道歉，双汇的肉源猪吃了含有瘦肉精的饲料。

将成本转嫁给穷人总是比较容易，他们搬不走，不敢说话，并且缺乏政治影响力。迫于美国监管的增加，肉制品公司将业务扩展到了欧洲和南美，在那里他们可以寻求不受约束的逐底竞争的机会。在波兰和罗马尼亚，他们再次找到机会。1999年，史密斯菲尔德公司购买了波兰最大的猪肉生产商之一的艾尼迈克斯（Animex），到2008年，60万波兰猪农失去了生计。然后，这种情况蔓延到了罗马尼亚，90%的独立养殖户消失了。到了2010年，享受欧盟补贴的冷冻猪内脏产品开始出现在非洲市场。它们非常便宜，以至于当地农民发现自己的产品从此难以出售。

丹尼斯·利里（Dennis Leary）经常担任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的发言人。他以前是环保局的监管人员，现在是该公司的副总裁，兼任公司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财务主管。我们在华盛顿特区见面，讨论廉价肉的问题。

利里称：“要想养活世界，现代集约农业是唯一可走的道路。我们的任务是制造可持续的产品，以便每个人都能享用同样的东西。我们怎么养活人呢？低价是基础，所以，你必须开始思考可持续的集约化。这是当前的想法。这就是我们都需要达成的目标。”

利里可能是首席可持续发展官，他很乐意谈论“可持续集约化”，但他不能也不会定义“可持续发展”，他也不鼓励自己的下属尝试这样做。虽然该公司在其年度报告中骄傲地把自己描述为“将领先品牌和可持续发展的承诺（结合起来），以负责任的态度生产优质食品”，但是，它煞费苦心强调的是：可持续性必须作为“价值创造”的一部分来追求，换句话说，它必须永远不能影响赚钱。2011年和2012年曾经是公司盈利最好的年份，但他们在其年度报告中吹嘘的可持续发展计划似乎微不足道：减少某些工厂的包装物，用可折叠的塑料箱更换纸板箱，向乳腺癌研究和红十字会捐款，在密苏里州的一些养殖场（公司面临着多项诉讼）安装了新的废物管理技术设备，而且公司赞助了一次家畜评定比赛。它还吹嘘遵守了最近有关呼吁逐步淘汰妊娠定位栏的立法（“妊娠定位栏”指母猪怀孕前和怀孕期间约束它们的金属格栅），取而代之的是“群居”，也就是让每只母猪的狭小空间加倍。北卡罗来纳州不能再修建新的潟湖，但旧潟湖可以保留。抗生素的使用增加了，但给穷人捐赠的食物减少了。利里没有讲清楚企业和支持它的社会之间的联系。

利里写道：“经营企业却不考虑社会关注的事情，这确实很难。”

“可持续集约化”应该是乔治·奥威尔喜欢的那种矛盾修辞法，因为包括皮尤委员会在内的很多人指出：由于导致了污染、健康问题，集约化是不可持续的。利里是一位和蔼的红脸男人，这些辩论他已经在脑子里清晰地演练了很多年，对于他来说，任何其他的办法都是空想。

“我理解，理想化养殖场是一个浪漫的概念。我自己就住在一个农场里，偶尔从农贸市场上买东西，这是我们的选择。但我的妻子从这种小养殖场挣的钱只能勉强养活我们。而相信工业化养殖有害的人往往是有钱人。我们在史密斯菲尔德的工作是满足苛刻之人的期望。我们的规划就是因此制订的。人们想要廉价的肉。”

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是众多逐底竞争中的一个，它与其他私人公司展开了激烈的价格竞争，比如泰森、卡梅尔、嘉吉和JBS股份。利里坚持认为，虽然该公司没有沉迷于竞争，但抗拒消费者的需求没有任何意义：总要有人满足这种需求，而它很可能就是史密斯菲尔德。

廉价肉的真正成本是贫困（我们都要付出代价）、环境恶化（我们都要付出代价）、医疗保健风险（我们都要面临）和对我们都要依赖的社会结构的破坏。这些公司希望能赢得这场竞争，于是，在将利润留给自己和股东的同时，他们将成本外部化，转嫁给了社会。为此，他们从根本上切断了与世界的联系。如果一家公司足够大，没有人愿意或能够使其改变。这使得此类企业及其领导者感觉他们可以对环境为所欲为。

外部性是伪经济学

“对我来说，生态环境只是一种原材料，以及（合法）排放废物的地方。”

这曾经是雷·安德森（Ray Anderson）的观点，他现在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地毯生产商之一，觉得自己完全有理由心满意足。

“如果我的一家工厂每天把6吨地毯下脚料拉到当地的垃圾填埋场，那又怎样呢？这不是别人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垃圾填埋场就是干这个的。”

雷·安德森柔和的佐治亚口音和好心的老男人风格具有欺骗性，他形容自己是一个有紧迫感、冷静的商人。在大学足球生涯因伤中止之后，他开始学习工业工程学，并于1973年开始经营方块地毯企业英特菲丝（Interface）。结果，方块地毯成了新经济的一个完美解决方案，而新经济中每周都有公司成立、退出和改变。英特菲丝与喜欢这种产品的建筑师和室内设计师建立了联盟。但随后有些建筑师和室内设计师开始问：公司在环境方面做了些什么？安德森当时的回答跟史密斯菲尔德今天的回答大致相同：我们遵守法律。

“当时我们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他回顾说，“事情就是这样。所有的能量来自化石燃料。这个过程中能源非常密集，有时对环境是一种严重的滥用。这就意味着污水会进入供水系统，也许没有经过处理。在这个过程中会用到很多化学品，比如染料和表面活性剂。”

消费者和员工不断地批评安德森的环境策略，其实他根本没有策略。他意识到不能再拿相关法律做挡箭牌了，就在这时，他恰巧看到了《商业生态学》这本书。因为它是由另一个成功的商人保罗·霍肯（Paul Hawken）写的，他估计应该是实用主义著作，结果却令他震惊。

“我被指控是一个掠夺者、地球的破坏者、偷了自己子孙未来的小偷，”安德森后来写道，“我想，我的上帝，总有一天我的所作所为将是非法的。总有一天他们会把我这样的人送进监狱。”

安德森的很多雇员认为他疯了，但他的顿悟为公司开启了一段新的里程。以前，安德森的公司是化石燃料的消耗大户，是大量废物的制造者，每年有数吨地毯废料被拉去垃圾填埋场。他决定自己的公司不再接受任何不可再生的东西。与史密斯菲尔德的丹尼斯·利里不同，安德森可以给“可持续性”下一个定义。

安德森写道：“可持续性主要就是想办法满足我们今天的需要（不是欲望，是需要），而又不损害其他人满足他们明天所需的能力。”至于他自己的企业，他说得更简单，“不索取，不伤害。”

他意识到，大多数的公司都是外部化的机器。传统的企业，当成本下降时，外部性就会强加于那些没有能力做出回应的人和地方。安德森决定必须做出改变。企业需要确定所有的成本，然后，它们必须发现或发明完全消除不利影响的方法，而不能只是抛给企业外部。

与逐底竞争形成对照的是，安德森谈论的是“攀登‘可持续发展的高峰’”，以及鞭策每个人创建“公司，通过自己的行动向整个工业世界表明什么是可持续性，而且这种展示是全方位的，包含了所有的维度：人员、流程、产品、空间和利润”。“零排放”意味着公司的目标是在2020 年前消除所有对环境的消极影响。

当时，安德森真的不知道实现他的梦想有这么难，但他从来没有动摇过。新的使命需要完全不同的思维，需要考虑公司对环境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所施加的全部影响。换言之，安德森发誓他将不再外部化任何东西。他说到做到。

“不能犯错误。零排放很难，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它不是‘月度计划’。谁也没有让我们做。实现可持续发展，不是源于任何竞争对手的压力。”

安德森的动力不是追求低价带来的激情，而是来自一种决心，即他的公司要承担其经营引发的全部责任。他不想看到英特菲丝独立于社会，而想看到它与整个世界密切相连。在一个真实存在的自由市场中，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英特菲丝是一个市值10亿美元的上市公司，在110个国家开展经营。安德森知道，让如此规模的公司做出改变很难，不是设立可持续发展官职位或创建一个专门的团队就行了，企业中的每个人都必须参与其中，并做出贡献。他的使命引发了一场旋风式的创新，促使该公司发明了新流程和新技术。将门槛设高激发出了创造力，也迫使公司里的每个人成为合作者。正如安德森所描述的，在一个办公室政治激烈和部门壁垒森严的地方，没有“公司生态系统（从自然借来的术语），用合作取代对抗”，整个企业不可能转变。从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学到的一切中，安德森发现了新的教训、想法和流程。他没有独吞自己的发现，而是与所有人共享，刺激安海斯·布希、百事可乐、谷歌、爱普生、丰田、拜耳和思科等公司设置了新的标准。毕竟，如果每个人停止外部化，并吸收其行为导致的全部成本，一个自由的市场才会成为真正的自由市场。

英特菲丝成功的关键是“不将责任抛给外部，而是自己承担”的决心。该公司的化学家和工程师会分析所用的每一种原料，而不是一味地信任它们的供应商会消除有毒物质。他们开发出自己的化学筛选协议，而不是相信政府详细说明化学物质安全和副作用的清单。在每一个阶段，该公司都不放弃自己的责任，并设定自己的标准，而不是把责任转移给独立的供应商。安德森总结为：信任，但要核实。

难道这不是要花一大笔钱吗？其实不会。它让企业更高效、更具创造性。安德森再三地反驳“危害人类和地球是一家成功企业必然要付出的代价”这一想法，并取得了成功。

安德森写道：“对于企业来说，伤害我们拥有的唯一世界是更便宜的做法，也更具成本效益，但特别不合逻辑。可以确定，外部性是伪经济学。”

他不断地证明自己并不是白日做梦：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了99%，用水量下降了74%。在欧洲，重金属的使用被完全淘汰。酷地毯（Cool Carpet）是该公司的一种特殊产品，自2003年以来，已售出8300万平方码（约6940万平方米），对全球温室效应“零”影响。它已经成为抢手的畅销产品。

安德森对环境的做法虽然激进，但这不仅让他的企业更成功，更有影响力，也让英特菲丝的员工更加团结、更加富有奉献精神。

他说：“它对组织凝聚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共享的更高目的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

英特菲丝的零排放充满了创造性：打破“划算不划算”的规则，发现或发明解决问题的新技术。公司创新越来越多，经验教训也越来越多，它愿意把这些教给所有想学的人。

令人痛心的是，安德森于2011年8月8日因癌症去世，他未能看到他的公司登上“可持续发展峰”之巅。但英特菲丝继续挑战自我，要实现安德森的2020年目标，并向全世界证明外部性已经成为历史。安德森并没有想方设法战胜逐底竞争，他只是叫停了它。

“投资真正可持续的未来，这个未来以新思维、新产品和新的利润为特征，这种新的商业模式会让我们度过经济低迷吗？”安德森写道，“我说‘会的’，我个人的投资可以为我作证。如果我们能做到，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如果每个人都可以，那所有人都可以。”

虽然他的领导力有独特的激励作用，安德森却不是唯一大力驳斥“唯价格论”的企业领导者。在美国服饰公司（American Apparel），创始人多夫·查尼（Dov Charney）极力排斥“生产服装需要血汗工厂”这种思想。

查尼坚持认为：“快销型的服装是粗糙和廉价的，需要其他人付出代价。它看上去很有吸引力，但根本就是赃物。1小时才给20美分，简直是奴役。”

美国服饰公司自豪地标榜自己是“非血汗工厂”。该公司是美国最大的服装厂，位于洛杉矶的商业区，工人的工资接近最低工资的两倍。员工还享受公共交通和膳食补贴，享受廉价的健康保险，并可参加自行车出借计划。所有这一切旨在留住技术更好、更忠诚的工人，并更好地控制质量。

“我相信走进公司的工人，我记住每个人的长相。我不会无情地追求低工资。4.99美元的比基尼并不存在，除非你压榨他们。我要专心做更好的产品！”

查尼自称是“一个复杂的怪人”，他喜欢引发争论，喜欢突破约束。他希望消费者拒买血汗工厂的产品，他把廉价衣服比喻为他妈妈从不会让他吃的奥特斯班（Outspan）橙子[4]，因为它们象征着非正义的种族隔离。通过拒绝外包，查尼可以让大家参与企业之中、分享理念，并且“塑造一个不依赖剥削的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但是，他反对血汗工厂不只是源于个人憎恶，或认为它们代表着奴隶制形式，他还认为逐底竞争是注定要失败的。他认为低工资不只是令人讨厌，也不会获得可持续发展。今天的低工资国家将成为明天的中产阶级社会，价格或早或晚也会上涨，但不追求价格更低，而是要更了解消费者真正想要什么，以及更聪明地将好产品做好，这才对企业的长期发展有利。对技术最熟练者施加压力，而不是削减技术最不熟练者的工资，会产生更大的创造性。

查尼认为，把美国服饰公司塑造成“非血汗工厂”来推销，对消费者的影响甚微。但它证明了两点：时尚未必是廉价货，以及血汗工厂不是必需的。他用自己的公司表明企业不必进行逐底竞争，不必外包，而且不必破坏环境。

在商店中，有一面墙上展示着色彩鲜艳的蝴蝶结，它表明了公司“创造性再利用”的战略：美国服饰公司将下脚料制成较小的物品，如背心、领带和帽边的缎带，而不是当成废品，或堆在地板上增加发生火灾的危险。他的工厂采用太阳能作动力，全部服装都由有机棉制成。查尼相信他的“双赢企业”理论，并下决心证明它是可行的。

买卖便宜物，别人必定付出代价

艾玛·布里奇沃特（Emma Bridgewater）比查尼更优雅，但他们的热情是相同的。1985年母亲生日时，她想制作一个杯子当礼物。业余爱好很快变成了企业。大多数创业者会在家里工作，直到有能力搬进附近的厂房，但她跟他们做的事情不同，她坐了下来，思考要建一家什么样的企业。

她了解历史。她知道英国的斯托克（Stoke-on-Trent）曾在细瓷和家用陶器生产上领世界之先，似乎这里天然就是她新公司的家园。但当代的斯托克城到处都能看到陶器制作已经走向末路的警示。曾经世界著名的品牌变得有名无实，大多数已经外包给了中国，从而使得明顿、皇家道尔顿和韦奇伍德这些一度众人皆知的名字大打折扣。现在这个小镇到处是废弃的仓库、空荡的街道和闲置的房屋，这里是陶瓷行业的底特律[5]。

“我的发现让我惊讶：后工业时代的废墟真是一幅凄凉凋落的景象。这时只剩两个厂家可以提供我们所需的黏土，目前还不清楚它们还能存活多长时间。我们只能从一家公司得到我们需要的釉料，所以，也感觉相当危险。我知道我们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从国外进这些货，但同时，我意识到这样做可能导致糟糕的结果！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个企业可以从零开始。如果这意味着我们要付出高成本，那就付吧。我们必须制造具有较高价值的东西，它们外观漂亮，制作精细，设计巧妙，物有所值。”

布里奇沃特不是瞎子，她看到了很多倒闭企业的残垣断壁，但她得出的教训是“逐底竞争注定要失败”。这些公司已经削减成本，并将业务外包出去，却没能成功，因为消费者不想购买马来西亚制造的英国陶器。

“劳工问题一团糟，我们不感到羞愧吗？企业是我们创建的，我们却没有经营好，让它们发挥作用，对此我们不感到惭愧吗？作为一家新公司，我们不能削减成本，我们还没有任何成本！所以，我们不得不与我们的客户保持一致。他们想要的是真正优秀的设计，更现代，更开放。我们不得不认真而创造性地思考如何才能有意义。”

今天，艾玛·布里奇沃特在斯托克的工厂让人大开眼界。色彩鲜艳的杯子仍然是手工印刷，盘子也是由人在处理，而不是机器。这个地方的气氛愉快而专心。当你停下脚步，跟正在绘制圆点图案、从窑炉中搬碗的男女工人说话时，他们会高兴地聊任何事，却不会停下手中的活。

工厂很清洁，参观者可以到处走动，留下来吃午饭，或只是在商店里装满他们的篮子。即使阴冷冬天的星期三，空气中也弥漫着访客的嘈杂和窑炉的嗡嗡声。在看到自己最喜欢的杯子和盘子用手工方式生产时，许多游客感到震惊。但一旦她决定不在斯托克进行逐底竞争，布里奇沃特干脆拒绝妥协。

“降价不是策略，甚至不是想法。每当你买或卖便宜东西时，别人必定付出代价，必定受到某种程度的剥削。购买垃圾货对环境的影响是巨大的。当你用两英镑买一个盘子时，你必定想，某个地方的某个人挣的钱也就是你付的这个钱。逐底竞争完全就是自杀。”

布里奇沃特与她的丈夫马修·赖斯（Matthew Rice）一起经营这家企业，他是一位有才华的家具和印刷设计师。最近5年，公司的收入翻了一番，度过了经济衰退，但更让他们激动的是公司对所在社区带来的影响。当我们坐在工厂的厨房时，赖斯谈起他看到公司茁壮成长时的兴奋。

“现在，其他公司开始回归斯托克，太棒了！就好像我们给了他们勇气。当然，就因为公司在这里，你就能留住供应商。这意味着你不会失去从事这行业所需的手艺、人才和技能。所以，如果你能坚持走下去，每个人都可以坚持。”

赖斯和布里奇沃特已经进入一个相当优雅的圈子，赖斯在家具生意上的伙伴是女王的侄子林利子爵（Viscount Linley）。但在斯托克，富有魅力和忙碌的社会活动似乎不是他最关注的事情。

“你知道什么让我快乐？”赖斯反问道，“让我高兴的是知道：我们做得越好，创造的就业机会就越多。我们喜欢雇人。这就是它的全部意义所在。”

离开斯托克后，我陷入沉思，因为我很久没有听到企业里的人说：他们其实很喜欢雇人。我之前听说过吗？在美国和英国工作了几十年之后，我听到的几乎都是削减成本和裁员。逐底竞争已无处不在，其核心原则非常普遍，不容置疑，以至于大多数企业领导者已经完全忘记了公司的目的。

虽然企业和个人形象存在很大的不同，雷·安德森、多夫·查尼和艾玛·布里奇沃特全都坚定地效仿了亨利·福特的做法，福特坚持主张所有企业都为服务他人而存在，为此必须遵循这些原则：无所畏惧，无视竞争，并且服务第一，利润第二。他还认为，制造并非低买高卖、投机、赌博或“精明的交易”，并对金融家明显表现出鄙视。

当福特为工人增加一倍工资时，引起的惊愕无以复加。他这样做是为了降低员工的流失率。对他来说，劳动力的流动并不是一项战略，甚至没有效率，纯粹是浪费。他认为员工都是合作伙伴，“老板是工人的合作伙伴，工人是老板的合作伙伴”，并坚持认为任何好企业都会渴望留住优秀员工，培训他们，支付他们更多的工资。

“和类似的企业相比，给予员工更好的薪酬待遇应该是雇主作为领导者的雄心壮志，而且工人应该以此为志向……如果管理不善，不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生活，那办企业还有什么用呢？”

福特热情地坚持这些原则，因为他完全相信人类劳动的价值。但是他也明白，当他为工人支付更多的工资时，他让他们有了足够的钱来买他的车。你可以说，福特是“滴升”[6]经济学的第一个传播者：如果你在市场的底部实行高薪，整个经济就会扩张。

“如果我们可以发高薪，那么这笔钱就会被花掉，它将有助于其他行业的仓库保管员、分销商、制造商和工人生活得更好，生意更兴隆，而他们的繁荣会反映在我们的销售上。全国高工资带来的是全国的繁荣。”

安德森、查尼、布里奇沃特和福特共有的是一种商业眼光：每个人都重要，成功的秘诀不是成为剥削人和地球的专家，而在于让他们一起创造性地工作。在去世前不久，雷·安德森为他的员工录制了一段视频，以庆祝地毯公司的38岁生日。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着看到它功成名就，但他知道自己想要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我不敢说我还能爬上可持续性发展峰的山顶看风景，但我希望你们能看到它。我希望你们看到英特菲丝的模式被世界上最成功的公司接受。我希望你们感受到引领世界工业体系转型的快乐。我希望你们欣赏做好事而且将事情做好的智慧，以及思维方式的巨大转变。”

[1] 《英国达人》选秀明星苏珊大妈，已独处51年却从没谈过恋爱。

[2] 英国的极右组织，强调民族主义。

[3] 阿隆·科普兰（1900—1990），美国古典音乐作曲家、指挥家和钢琴家。在挖掘和利用美国乡村民歌方面有他人难以替代的贡献。安德鲁·怀斯（1917—2009），美国20世纪重要的新写实主义画家，以水彩画和蛋彩画为主，以贴近平民生活的主题画闻名。

[4] 奥特斯班（Outspan）是产自南非的一个橙子品牌。当时为了反对种族隔离政策，许多人拒绝购买和食用这种产自南非的产品。

[5] 底特律是美国汽车工业之都，但随着国外汽车的涌入和其他原因，底特律逐渐萧条，并于2013年宣布破产。

[6] 滴升（trickle up）是与涓滴（trickle down）相对而言的，涓滴理论认为：政府的财政补助应通过大企业使中、小企业及消费者次第受惠，而不应采取福利救济等直接办法。

第十章 世界之巅：多元化的未来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维贾雅·拉克什米·潘迪特（Vijaya Lakshmi Pandit）[1]

中国、印度、德国和韩国“不是在争第二”。我们也不应该争第二。作为美利坚合众国，我们要争第一。

——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

2009年，因为定期前往伊拉克，布雷特·皮尔斯（Brett Pierce）让他的家人感到不安。但他既不是间谍，也不是军人。在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皮尔斯一直是《芝麻街》的制作人，他想用电视节目教育伊拉克青少年，让他们学会沟通交流、合作和缔造和平。这才是他去伊拉克的任务。他选择的形式是一个电视竞赛节目。

这个节目就是《和平青年》（Salam Shabab），伊拉克每个行政区会选派6个队，每队3个孩子，一路竞争，直至参加全国决赛。它设计了一系列的比赛项目，包括体育挑战、智力测验、电影制作和表演一个短节目，旨在通过竞争教会他们合作。皮尔斯摒弃了任何过于说教性的内容。多年为孩子们制作电视节目的经验已经教会他很多，男孩和女孩在一起共事就已经够激进的了。

“请记住：在一个男孩旁边安排一个女孩，他们的膝盖有可能触到，这是一个很令人兴奋的想法！我们不知道孩子们会如何应对。之前他们从未经历过、体验过如此多的自由，自由地思考，表达自己的意见，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件大事。”

利用自行车配件组装三轮车，投掷水气球，根据记忆绘画，所有这些挑战都要通过合作来实现。在第一轮的区域比赛中，孩子们取得了成功。他们可不是《英国偶像》（The X Factor）中了解媒体、千挑万选出来的那些人，而是渴望、害羞、兴奋的青少年，感到参与其中很幸运。参与者都表现出了鲜明的个性、活力和幽默感。每个人都渴望有很好的表现，很明显，他们从团队合作中体验到了乐趣。奖品刻意保持低调，奖励团队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台摄像机，因为奖励不是体验的重点。

“‘它无关紧要’才重要，”皮尔斯告诉我，“没有多少危险，参与节目很容易。所以，孩子们很活泼，而不自私。这里没有龌龊，没有竞争，因为他们都在进行一次独特之旅。”

在最后一轮，皮尔斯引入了他叫作“转换”的游戏。此时，已经晋级的区域团队被打乱，重新分组：黑队、白队、红队和绿队，正好是伊拉克国旗的颜色。现在每个团队的成员都来自全国各地。在第一季里，“转换”已经带来了戏剧性的结果。许多孩子变得闷闷不乐，并有抵触心理。原来的乐趣变成了困难，他们对于与其他区域的人合作感到生气，因为他们有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

第一赛季于2011年在伊拉克电视台播出。第三个赛季拍摄于2012年，这里每个人都知道“转换”要来了，所以，它没有引起很大的震惊。大多数孩子都能从容应对，紧张地看着他们的新队友，感到好奇，并准备给他们一个机会。有些甚至看起来很兴奋，面对新的朋友害羞地笑着。

但白队的情况并非如此。一个来自底格里斯河的年轻姑娘，名叫巴拉亚（Baraa），她确定自己简直无法与来自纳杰夫（Najaf）的队友法蒂玛（Fatma）相处。产生这种特殊反应的原因是，作为其所在区域团队的一员，巴拉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众多团队中，只有她的团队在水气球挑战中得了分，因为她给队友提供了出色的支持和建议。但在新的队中，当他们用秸秆和中空的鸡蛋努力造一条船时，大多数时候却以失败告终，她承认：“这是我的错，下次我要听他们的。”法蒂玛在自己所在的区域团队中也做得很好，赢得了很多分。

但巴拉亚坚决认为她无法与法蒂玛共事。这个女孩太安静了，她一定会拖团队的后腿。在她说出“这个来自纳杰夫的女孩”会让她输时，巴拉亚开始哭泣。

白队有3个女孩，分别是巴拉亚、法蒂玛和布拉克（Buraq），她们得到的是一堆自行车零部件，而接受的挑战是用它们造出一辆车，并能载动她们三个人。白队无法决定如何设计，而巴拉亚则把她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了其他团队的弱点上。其他团队的创作也都很古怪和笨拙，但大多数还能工作。然而，白队的车辆只是用绳子松散地连在一起，无法形成一个整体。这恰好是她们团队无法形成合力的写照，机器没有一处是协调的，她们三人缓慢而费力地穿越了终点线。在半决赛期间，每当挑战间歇时，法蒂玛和巴拉亚就会去找她们区域的朋友。

在随后的挑战中，团队必须看着一幅九宫格的图像，设法记住所有图像，并把它们画出来。不和睦的白队再次明争暗斗。

巴拉亚抱怨说：“我告诉她画一座山，她只是画了一个三角形。”她越斥责法蒂玛，法蒂玛越不说话，越绷着脸。因为巴拉亚是负责人，另一个女孩不想再出力。并且，随着比赛的进行，团队越来越不协调，这些青少年无法享受他们一生一次的体验了。

在音乐挑战项目中，她们三人必须搭配使用锅盖、瓶子与树枝创作并演奏一首乐曲。其他团队很快就明白了，除了已经给他们的小道具，他们还可以利用自己的声音。结果大家呈现出来的是十分欢闹却很迷人的不和谐音调。但白队从未发觉自己的声音可以作为工具。她们苦苦想出的是一连串令人不快的节奏，缺乏结构、活力和灵巧。

最好的团队迅速解决了他们个人的困难。有些人很享受见到本国其他地区年轻人的机会，学几句库尔德人的话，或针对不同的食物和衣服的样式进行交流。但白队永远不会想出这个方法。巴拉亚越占主导地位，法蒂玛越缩手缩脚，布拉克则感到疑惑、孤立和无能。

因其在传授合作和解决冲突技能方面做出的贡献，《和平青年》赢得了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青年奖（Prix Jeunesse）。原因显而易见。在这个小规模、无利害、基本没有监督的节目中，合作的难度和可能性即是生活的缩影。当地区和国家间的差异开始起作用时，相同的工作就会变得更困难，更能引起争议和非理性行为。人是具有领地意识的动物，这种非理性的防御意识会让需要合作的复杂工作愈加困难，一名队员试图主宰的球队会输。

世界不是非输即赢

比赛总需要一种得分的办法。在《和平青年》，它是通过分数和选票来决定的。学校、医院有排名和排行榜，运动员用时间衡量，公司则比较股价升值和市场份额。说到国际竞争，各国普遍使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以显示它们的经济规模有多大和增长速度有多快。如同所有的竞争衡量办法一样，GDP决定了游戏规则。就像任何试图记录复杂活动数值的仪器一样，它忽略了很多内容。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于1968年在去世前几周对此做出了绝佳的总结。

如果我们根据国民生产总值（GNP）来判断美国……它计入了空气污染、香烟广告以及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前来清理公路的救护车。它计入了我们的专用门锁和关撬锁人的监狱。它计入了红杉的破坏和自然奇观的消失，以及城市毫无秩序的扩张。它计入了凝固汽油弹，它计入了核弹头和在我们的城市对抗骚乱的警用装甲车。它计入了惠特曼（Whitman）的步枪和斯佩克（Speck）的匕首[2]，以及为了把玩具卖给我们的孩子而美化暴力的电视节目。

然而，这个国民生产总值没有考虑我们孩子的健康、教育质量或玩耍的快乐。它不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婚姻的益处、公开辩论的智慧或我国公职人员的诚信。它既不衡量我们的才华或勇气，也不衡量我们的智慧或学习，更不衡量我们的同情心或对国家的奉献。简而言之，除了让我们的生命有价值之外，它衡量一切；除了我们以身为美国人而傲的原因之外，它能告诉我们一切。

倘若肯尼迪生活在当今的美国，他可能会添加一些内容：目前的GDP将包括阿富汗的战争、洪水泛滥的成本、受伤运动员的医疗护理、类固醇和抗抑郁药的开支、为企业购并和离婚以及其他诉讼提供法律服务的账单、农村食物银行的激增。因为它代表的是总开支，灾难过后GDP会上升，但当水力压裂技术污染了地下水，当气体从养猪场的潟湖里蒸发出来，或运动员因伤退役时，它不会下降。从GDP的角度看，新奥尔良被定期淹没可能比修建有效的防洪堤和其他防御措施更好。GDP不能反映对教育不抱希望（或被教育抛弃）的孩子在能力方面的损失，也不能反映成人被强制排名和办公室政治所摧毁的创造能力。GDP也无法反映父母对自己孩子的投资、他们照顾自己的父母和邻居的付出，或他们投入到志愿活动或参与社区活动的时间。像所有的分数一样，GDP把注意力只放在了“消费”这一件事情上，其余的则被一概抹掉。

GDP的发明者认识到了这一点。20世纪30年代以前，政府只能得到一些杂乱无章的数据，比如股票价格指数、货运列车的载荷等等，这使得经济规划既无法制订，又非常容易受到政治操纵或一厢情愿的影响。随着大萧条的到来，曾经的慢性病变成了急症，所以，美国商务部委托俄裔计量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设计一种测量经济产出的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规划和战时生产的筹资都用到了衡量标准。1944年，当布雷顿森林会议试图创建一个世界货币新秩序时，GDP被采用，成为衡量国家经济的标准。

然而，库兹涅茨对于自己的研究被全盘接受并不十分满意。作为一位一丝不苟的计量经济学家，他认为对国民产出的真正测量应包括无酬的工作，比如家务活。如果为家人做饭的父母仅贡献了经济的要素成本，而独自为自己做饭的企业高管似乎贡献更大，这怎么能讲得通？美国商务部没有认真对待这种区分，并拒绝纳入无酬劳动的价值，所以，库兹涅茨继续研究不平等，但在此之前，他警告国会说：“对国民收入的衡量几乎不可能推断出一国福利之大小。”

GDP每隔5年就要稍作调整，2013年，商务部决定给予知识产权行业更大的权重，比如电影、电视节目和书籍（或许你正在读其中一本）。但因为脸书网或推特网是免费服务，GDP不能反映它们的价值。所以，对GDP不满的人坚持认为：GDP没有记录外部性，它没有计算身体或精神健康，它没有反映受教育程度、经济不平等、社会稳定或环境恶化。但在1999年，美国商务部举行晚会，庆祝GDP的发明，并把它当成是“世纪成就”。当时的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欢呼道：“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我们基础数据系统的准确性和概念的严谨性要比一般性的理解更有影响，也更重要。”

其他国家偶尔会不太认真地考虑替代性措施，早在1972年，不丹就提出衡量国民幸福总值，30年后，法国和英国也有了类似的提议。结果证明，“幸福”稍微有点复杂，部分原因在于不同的文化对于幸福问题的诠释完全不同，也因为调查揭示了令人不安的异常现象。例如，在美国，幸福与逐渐改善的男女平等之间没有关系，却与暴力犯罪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不过，似乎政策制定者不可能利用这些数据来追求性别不平等和谋杀。2004年，中国开始研究“绿色 GDP”的概念，2006年，公布了中国第一份绿色GDP核算报告，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3.05%。但是，GDP仍然是坚持使用的衡量措施，因为大家都在用它，而且国家和个人、公司一样，也在比较和竞争。

就像股市中的公司一样，每年、每季甚至每周，国家都在比较GDP的数字和增长的数字，以确定谁赢了。近几年，随着中国的GDP慢慢接近美国，这些数字又引起了近似恐慌的感觉。在记者写下“美国统治GDP历史的最后一年”这些字眼时，2012年的总统大选回荡起候选人歇斯底里的喊叫，他们承诺要在全球竞争中采取更大胆的行动。

“我想要打败中国，”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说，“我想要跟中国竞争，让美国成为全球经商最有吸引力的地方。”

“我们不能只是坐着不动，让中国跑到我们头里。”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认为，“人们说：‘你会开打一场贸易战！’现在有一件事是确定的，父老乡亲们！他们偷了我们的工作，我们要抗击中国。”

甚至奥巴马总统也参与了辩论，并且一如往常地使用体育进行类比，他坚持认为“美国要争第一”。

在权威人士们还在争执中国的GDP何时会赶超美国时，公众已经走到了他们的前面。自2011年以来，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广泛认为中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

“很少有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逐渐对美国全球经济领导地位形成巨大挑战，”盖洛普评论道，“然而，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已经输掉了挑战，而且不认为20年内会改观。”

但什么是挑战？当美国不处于战争状态时，较低的国防开支会拉低GDP，但这未必会让美国人生活更贫困，或让中国人生活更富裕。另外，如果美国就业增加，那些现在有工作的人可以买得起 iPhone和 iPad，富士康工厂的订单会更多，这件事不会削弱美国的经济。国家经济不是“一人所得是另一人所失”的零和游戏。事实上，正如我们在经济危机期间看到的那样，情况恰恰相反：一方失败引发多方失败。

然而，世界某些国家的领导人无休无止地谈论国家之间的竞争。在总统辩论中，奥巴马就与中国在教育方面的竞争展开辩论，好像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孩子伤害了美国学生。此番有关竞争的言论助长了偏见和歧视，引起恐惧和不信任，却没有说明白教育为什么或如何加以改进。提升学校质量、改善卫生保健或道路安全的理由不是为了和中国竞争，而是为了美国自己，因为这些才是要做的正确事情，因为它们会使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美国创造机会有意促进技术、教育和科学法案》说得很明白（即使很笨拙），但其替代性的标题《美国竞争法案》（America COMPETES Act）似乎有以假乱真之意。[3]

如果像罗姆尼表达的那样，经济战争早已开始，“获胜”会怎样呢？如果印度的贫困加剧，阿尔及利亚和埃及的青年缺乏良好的教育，美国人会觉得安全吗？这些全球竞争的倡导者会取得什么样的胜利呢？竞争力的戏剧性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参与，因为它似乎把事实上复杂而微妙的关系简单化了。将他人妖魔化要比改变我们自己容易得多。赤裸裸的政治言论阻碍了解决问题的努力，或让严谨的洞察力失去信心。成王败寇是一种古老的比喻，以至于我们认为它们必定有些道理。

GDP并不是一个衡量国民福利的好指标，但它不是唯一的罪魁祸首。所有的全球指数都是复杂的啄序，既代表地位，又赋予地位。政府首脑和企业首席执行官每年在瑞士达沃斯召开年会，“世界经济论坛”因此成为全球最知名的组织，自1979年以来，《全球竞争力报告》一直由该组织编写和发表。该报告是由大量硬数据（如政府债务和赤字等数字）的混合物，以及来自“高层管理者”的很宽泛的意见组成的。世界经济论坛里没人会告诉我这些领导人是谁，或他们来自哪家公司，只知道他们都在私营企业工作。但不管他们是谁，正是他们的意见推动了有关“竞争力12支柱”的数据。它们包括基础设施、金融市场的发展、教育、卫生保健和劳动效率。但如果稍加深入探讨这些支柱，看上去很硬的数据就会变得又湿又软。

例如，在解决劳动力市场效率时，高层管理者会关注雇用和解雇员工有多容易或多难、冗余成本是什么，以及工资与生产率挂钩的程度。雇用和解雇“由雇主灵活决定”的国家、没有冗余成本的国家和将薪酬与生产率挂钩的国家名列前茅。换句话说，凡雇主可以任意聘用和解雇员工，并且根据绩效奖励他们，这样的劳动力市场被认为是有效率的。然而，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与业绩挂钩的薪酬能够奏效，或它产生了较高的生产力、创造力、承诺或创新，事实上，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其效果完全相反。

此外，我们也知道，能够任意雇用和解雇员工与公司的业绩呈负相关。不断换人的代价是昂贵的，因为必须发现、雇用和培训新的员工，并且它也损害了企业声誉，公司也随之失去了大量的知识、员工的奉献和效率。虽然企业接纳新员工可以起到鼓舞和激励人心的作用，但员工流失率就会太高，这不只是因为培训很昂贵（正如亨利·福特发现的那样），而且因为裁员可能会损害公司的声誉，虽然临时工合同（zero-hours contracts）[4]给人一种有效率的幻觉，但这些合同工人甚至买不起午餐，实际上限制了经济的增长。

因此，为了在竞争力指数上夺魁，国家及较大的公司需要遵从一种特殊的商业模式，这种模式是备受争议的。在调查了指数的许多方面之后，澳大利亚学者哈拉尔德·伯格斯蒂纳（Harald Bergsteiner）认为：《全球竞争力报告》是伪装成数据的意识形态。

“我记得几年前读过这份报告，并且认为它讲不通。”伯格斯蒂纳告诉我，“经营一家有效率的企业不只有一种方式，但该研究只看到了一种模式，并认为它是唯一有效的方式。所以，我坐下来，查看他们的衡量标准，发现存在很多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这是劣质科学，必定有人会说它是错的。”

伯格斯蒂纳对这个偏颇的反馈回路进行了评判，它过分强调了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所看重的政策。他说这导致了全球性的马太效应：占主导地位的“有效的劳动力市场”获得较高的排名，而那些敢于偏离这种想法的国家注定要进一步地降低啄序。因此，这套指数的确衡量了一个国家有多么守规则，但无法衡量其经济有多成功。因为世界经济论坛在世界上很有影响，经济规模大的国家领导人在达沃斯博得了尊重，而《全球竞争力报告》则是一份权威性的成绩单，表明政治家及其经济做得有多么好。

这份报告的很多内容引起了争议。并非所有的公民和经济学家都认为外资公司有利无弊，其他国家的人控制经济必定会在某个时间节点上对民主和社会构成重大挑战。但对外资开放会让国家在排行榜上提升名次。尽管统计分析十分复杂，但它也清晰地表达了经济学单方面的政治观点，呈现出一幅欣欣向荣的虚幻景象。而且，这些成绩构成了政客们花言巧语和政策的基础。

类似“经济区别于社会”这种措辞开始出现在报告中。世界经济论坛的成功公式逐渐令人失望，这直接导致了2013年的第一次可持续性排名。即使这些对整体排名影响很小，然而，数据显示这些国家在处理社会或环境可持续性上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读来令人泄气。这些增补的排行榜大多表明这种僵化的思维导图并没有很好地反映出社会共同体的复杂性。

波士顿咨询集团是一家私营咨询公司，它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经济评估（SEDA）的概念：应提高所有人福利的增长，而不是只让少数人受益。波士顿咨询集团在其报告中坚称：“重要的是，国家收入的不断增加要转化为更大福祉……在将财富转换为公民福祉方面，拥有较高GDP的国家未必做得最好。大量的东欧国家（如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以及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在将财富转换成福祉方面得分特别高。”可持续发展经济评估（SEDA）表明：采取对穷人福祉有利的办法并不会影响GDP相应的增长，这是其他衡量指标所无法表达的。

“在这一点上，巴西的纪录尤其让人印象深刻。虽然在过去的5年里，其GDP获得了平均5.1%的增长，但巴西的生活水平比预期经济增长更快，每年会超过13%。在最近社会福祉得到改善的其他国家中，新西兰和波兰在福祉上的增速超过了其GDP的增长。”

有一件事波士顿咨询集团没有做，那就是用其数据生成一个排行榜，部分原因是他们创立研究结果的方式并不适合如此简单的夸耀行为。更刻薄的评论家则猜测该公司只是不希望惹恼有可能成为政府客户的那些人，毕竟这些报告总是需要有人埋单的。但可持续经济发展评估的主要教训是：并不是所有的增长都是平等的，因此，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是一个有用的衡量标准。

半个多世纪以来，每个人都知道GDP不全面，《全球竞争力报告》是片面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继续听从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嘴里冒出来的GDP呢？部分原因是它是一个胆小鬼游戏：没人想做第一个抛弃它的人。只要现行制度还能玩得转，占优势的国家还能保持领先地位，谁会想冒险采用不同的衡量标准呢？

描述竞争的华丽辞藻和对胜利的诱人幻想妨碍了我们思考，让我们不去考虑有意义的进步是什么样的，或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进步。竞争根本无法构建有效的政策。我们知道，任何国家的福祉取决于其他国家的稳定和福祉，但竞争性的措辞忽略了这种依赖关系，暗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获胜者不会受到输家的影响。

此外，竞争思维专注于GDP，从而遮蔽了我们的视线，让我们看不到那些迫切需要关注的其他问题。我们应该考虑可持续能源和食物来源，但GDP无法让人们关心这些问题。如同最近发生的那样，太阳能发电的成本开始大幅下跌，同时降低了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但它不应被视为负面影响。可持续技术的长期利益和采掘行业的短期利益之间复杂的权衡需要一种更复杂的思维方式，非输即赢这种思维是无法做到的。

随着新技术不断地瓦解和淘汰整个行业，我们需要思考：面对越来越大的不平等，我们还能无视吗？正如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在《谁拥有未来》（Who Owns the Future?）中的雄辩一样，技术的进步将使得整个行业更容易和更廉价地实现自动化，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找不到工作。同时，因为人口将持续增长，每隔12年增长10亿人，GDP将会上升。日益增长的人口面对的却是越来越少的就业前景，但只要我们用一种竞争的心态，两眼只盯着GDP，这些挑战就不会显现出来，而且得不到解决。

我们只有认识到即使“取胜”的国家也必须与其他国家共存，才会看清楚“真正的挑战不是竞争”。有些国家常常是胜利者，比如英国，直到1880年左右，它才被美国超越。有些国家无法确认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是最大还是最富有，是最有进取心还是最有威胁，它们确实会寻求身份认同的替代方式。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他们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而且如果他们想要有所成就的话，还要学会和别人融洽相处。事实证明，合作与协作的挑战可能要求更高，也更微妙。

戴维·斯基林（David Skilling）认为，小国往往能够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它们不得不解决。由于缺乏美国或中国那种绝对的经济主导地位，它们无法从自己真正的经济规模中产生舒适感或安全感。他认为，芬兰、瑞士、新加坡和北欧国家表现得更明显、更警觉。

斯基林告诉我：“小国是没有多少犯错余地的。一次小小的失策，天就会塌了。如果你是像美国一样的大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规模起到了保护作用。但小国享受不了这种奢侈，即便你愿意也做不到。这就使得政策的制定更加如履薄冰。”

斯基林是新西兰人，瘦高个，很有自信。他的国家有双重劣势：既小又偏僻。近年来他在新加坡待了很长时间，建议这个小国家的决策者要尽可能多地利用其小块陆地和人口。他发现世界各地的小国家有相似性，这些国家因规模较小反而兴旺发达。

“他们知道自己不是最有发言权的那个人。”斯基林说，“因此，他们必须是盟友、合作伙伴和合作者。他们对自己的重要性不存幻想，所以他们不得不与其他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培养关系，比如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或世界贸易组织（WTO）。它们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这些机构对自己有利。”

因此，像美国这种大国，最大的创造性很可能出现在州的层面上。毕竟，只有在此层面，才会快速通过最棘手的枪支管理法，采取最有力的措施减少碳排放和能源消耗。

“在美国，你不可能从整体上看到这一点，但在个别的州和某些城市，你会看到它的存在。”斯基林说，“正是在这一层面，而不是在联邦层面，你才会看到真正的首创精神和互相协作的能力。”

斯基林把小国经济和大国经济之间的形势看成是类似于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说的那种“创新者窘境”。在他的经典商业书籍《创新者的窘境》中，克里斯坦森认为，像柯达这样的大公司没有对数码摄影这样的颠覆性技术做出响应，因为当它第一次出现在市场时，这些技术还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挑战，似乎不值得做出战略响应。等到挑战赫然耸现时，再想改变为时已晚，而且代价巨大。像迈思得家居清洁用品（Method Home Care）这样的小公司可能会挑战宝洁这样的龙头老大，因为敏捷和创造性是它立足的法宝。以此类推，小国必须聪明，深谋远虑，因为它们的经济规模无法承受动荡。如果举一个例子的话，挪威就是这种有远见的国家，尽管坐拥巨大的石油储备，但其99%的电力却是来自水力发电，很明显，不是因为它必须这样做，而是因为小国要学会展望未来，知道单纯的规模或市场影响力不会为它们提供保护。

“小国家对最佳实践和快速学习有着深刻的理解。它们一直在观察和寻找新的想法，一有可能就会加以吸收。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却不断地寻求教育、医疗保健和技术的创新。当然，因其规模小，也容易引进。但是，要想因小而受益的话，你必须更多地参与到外部世界当中。”

斯基林说：当你看到很多人持有护照或操着他国语言时，你就能明白这一点。在世界一体化这方面，没有比出口表现得更明显了。

“美国出口的GDP占比在15%左右，但小国的平均水平则达到了55%。”斯基林说，“英国做得相当不错，但仍在20%以内，远远低于挪威和丹麦。所以这些国家高度依赖它们与周边所有经济体的关系。世界不可能因为它们而一分为二。所以，必须从两方面下手：它们更能感受到周边国家的压力，知道自己必须培养内在的能力，以便成为优秀的合作者，这也让它们变得灵活。”

但美国一直追求领先，而且在最近的100年里，这也是它被世界公认的地位。没有哪个政客想站出来指出：经济排行榜的下跌可能是历史或地理的必然，实质上，完全没有那么大的意义。最近美国地缘政治学界将这解释为“生存危机”，即美国要缓慢而痛苦地把自己调整为一个新角色，并且培养和学习应对世界新方向所需的技能和语言。美国人不习惯行动上相互依赖、适应其他人的需求，而习惯了特立独行。

基因属于谁

“人类基因组计划必须国际化，”约翰·萨尔斯顿（John Sulston）告诉我，“每个人都想做贡献，这就是一个充分理由。大家都知道，一个大型公共项目是克服知识产权问题的最好办法，这是一个好理由；有些人不想美国大获全胜、大小通吃，这是一个不太充分的理由。但无论你有什么理由，这都是不容易做到的，没有人看到它有多么艰难。”

萨尔斯顿态度谦让，具有绅士风度，不爱得罪人。他为一种蠕虫（秀丽线虫）的基因组测序，因而受到尊重，也因此被授予诺贝尔奖。但最让他出名的是他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中起到的作用。

据琳达·帕特里奇（Linda Partridge）所说：“他是那种典型的无私、有道德的科学家，他在项目上所做的工作完全是利他的。因此，他的工作极其困难，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有点得不偿失。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让所有人一起工作。”

萨尔斯顿态度和蔼，毛发浓重，平易近人，兴趣广泛，朋友众多，他给人的印象相当快乐，热爱自己的工作。他没有宏大的人生计划，没有有意识的野心，只是对能够发现的东西有无尽的好奇。在他的自传中，萨尔斯顿明确表示他从来没有想过当机构管理者或政治家，只是因为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需要一个家、一位领袖和筹资人，这项工作就落在了他的肩上。结果证明，萨尔斯顿在这些方面都有天赋。他能激励别人创作出优秀作品，也相当有耐心、周到，并且不爱发火（虽然并不总是如此）。

人类基因组计划始于1990年，它是一个合作项目，合作一方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美国科学家，另一方是由萨尔斯顿领导的国际财团，这个财团由医学研究委员会和世界上最大的医疗慈善机构惠康基金会（Wellcome Foundation）提供资助。首要目标是绘制整个人类基因组的染色体图谱，但大多数科学家比较喜欢以宽松的合作方式来做这件事，利用世界各地的团队提供数据，而不是由一个人单独策划的“大科学”计划。虽然个性经常是火星碰地球，方法论的冲突也非常普遍，但国际团队的成员团结在一起，坚信所有的数据一旦产生就要尽快发布和共享。有时这会让该计划显得混乱或缓慢，但它也提供了衡量标准和多样性。

1994年，萨尔斯顿收到他的合作者鲍勃·沃特斯顿（Bob Waterston）的电子邮件，邮件的主题词为“不适当的建议”，沃特斯顿提议共同推动于2001年完成整个基因组计划。该计划野心勃勃，尤其是因为它要为所有的基因测序，包括所谓的“垃圾DNA”。萨尔斯顿认为它很重要（事实证明的确如此），但这需要大约30亿美元。没有哪个组织甚至哪个国家能负担得起这笔资金，该计划只能借助于国际资金才能生存。当萨尔斯顿成功筹集到大量英国资金时，美国不得不参加。

1998年，危机来了：同行科学家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有一家利用商业性资金组建的企业，最终命名为赛莱拉（Celera），他宣布这家企业可以更好、更快地测序人类基因组，并且无须公共部门掏腰包。文特尔的方法与人类基因组计划提出的方法不完全相同，但他辩称自己的方法足够好。媒体喜欢的那种竞争舞台悄然搭建起来。人类基因组计划被描绘成老派、庸俗、学术和不切实际的项目，而赛莱拉被定位为青春、傲慢、无情和实际的暴发户。这一切都发生在互联网泡沫白热化之时，大大助长了它的戏剧性。在这种情况下，萨尔斯顿扮演了一位守旧的歌利亚，而文特尔则成了好斗的大卫。[5]

文特尔吸引的都是有想法的投资者，他们希望能够拿到数千个基因专利，并创建一家企业，向研究人员和药品开发者出租数据。赛莱拉有点类似于微软：操作系统堪比基因研究，没有了它，一切研究都无从谈起。萨尔斯顿认为，基因是一种发现，而不是一项发明，根本不能申请专利，为了获得遗传信息而缴费会减慢后续研究的速度，并加大所有研究的成本。此外，如果不同的公司“拥有”不同的基因，研究变成了诸侯割据，就难以将知识、深刻见解和研究结合在一起。法律对此的规定不太清晰，因为该领域实在是太新了。利害攸关的不只是一个巨大的知识库应由私人拥有还是公众共享的问题（这相当重要），而是大型的、分散各地的国际合作是否能够证明比占主导地位（甚至专横）的个人更有效。

“只有一个人类基因组，一个基本的人类参照基因组，”萨尔斯顿反思道，“为什么要竞争？简直疯了！它不只是完成这项工作那样简单，应该汇集资源。组织这个团队非常困难，我们都知道这一点。问题在于它不仅涉及科学、心理，还涉及所有权，我们想让所有人同舟共济、共享数据。它成了一场比赛，岂不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这就是数据发布的问题。”

共享数据的激情急速高涨。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是与DNA和新兴基因组学领域关系最密切的人，他曾经将这种斗争比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文特尔接管基因组测序的企图类似于希特勒占领波兰，而科学界非常想要一位丘吉尔（Churchill），而不是张伯伦（Chamberlain）。

沃森说：“依我看，克雷格想要拥有人类基因组，这跟希特勒想要拥有世界的方式一模一样。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接受的。”

在全球计划和美国计划的较量中，最后双方达成协议，赛莱拉同意分享其数据，但时间只能延期到1个月之后；同时，公共计划继续每天向所有人发表其数据，包括赛莱拉。通过将公开数据与自己的数据相结合，赛莱拉拥有了全部数据，但该公司拒绝互换。任何想要获得其完整数据组的人不得不支付费用，并禁止再次转手使用。无论哪种方式，最终所有的信息会进入公共领域，但如果有人想获取赛莱拉的数据，就必须缴费。此外，延迟1个月发布给公司留出了至关重要的时间来保护其知识产权。赛莱拉的口号是：“速度非常重要。发现时不我待。”它迅速地完善了自己的能力，做到早晨读取基因序列，下午就在律师办公室申请专利。

因为相比财团的办法，文特尔的方法更快，但不太精细，他实际上正在将许多细节外部化，这就是他取胜的原因。萨尔斯顿最大的希望是加强和保护信息的公共所有权，他意识到，只有尽可能让更多的团队参与其中，而且提供资金支持，而不是效仿文特尔那样抢地盘，他的希望才有可能实现。国际财团的优势是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更广泛的所有权，而且横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的实验室不想被排除在外。当然，这也让人类基因组计划成为难以管理的棘手之事，因为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政府、律师和政客成群地涌来，使得这个计划迅速变成了淘金热。如果公共研究得不到良好的管理，重复和浪费将是极其严重的，文特尔声称公共项目是虚肿的、浪费的，并且复制是合法的。

“当然，更难的是该计划是一种国际合作。它当然要这样。它必须这样。它太大了，大到没有哪个人、哪家公司或哪个国家能拥有它。该计划的精神必须是共享，基因组就是我们所有人共享的。它不是你的或我的，它是我们的。”

围绕这两种倡议的言论让它们成了一种竞赛：哪个计划会首先完成人类基因组图谱？私下里，萨尔斯顿觉得这种比赛是荒谬的，毕竟，人类基因组就在那里，哪里也去不了，而新技术在不断加速和简化任务。但他又用了6年的时间致力于带领公共计划完成任务、将成果发表出来。在这段时间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及其世界各地的许多同行将大量的时间用在了媒体管理，而没有用于科研。新闻稿就像科学论文一样要认真起草和审查，公开露面也不得不精心安排和预演。文特尔也如法炮制，进行公开宣传，以加剧竞争。赛莱拉的总部到处摆着桌上足球、玩具枪和塑料海盗头盔，记者喜欢看到这样的场面。扬声器中正大声播放瓦格纳（Wagner）的《女武神的骑行》，这强化了他的英雄形象，以一己之力承担起科研机构和人类基因组的重担，两者都需要他拼尽全力奋斗。当《纽约客》以“克雷格·文特尔是个混蛋”这样的字眼开篇时，他的确做到了声名远播。

其他学者不可能受到如此令人兴奋的关注。人类基因组计划由成千上万的科学家、技术人员、软件工程师和管理员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任务，十分枯燥。这里没有英雄般的领导者，有的是多种多样的顾问、狂热鼓吹者和安静的伙伴。随着萨尔斯顿在英国和美国之间穿梭往返，误解消除了，所有人达成了共识，不过让他惊讶的是，他发现自己踏进了政治领域。

“我曾接受BBC电台《今日》节目的采访，并指出我们的问题在于赛莱拉不仅要收集自己的数据，而且还要收走我们所有的公开数据，然后称是它们的，并收取别人的使用费。我补充说：‘这是一个骗局，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从这次采访的核心理念中，BBC在线网站单独抽出了‘骗局’这个词，迅速传遍全世界，并被记者所用。有些人同意我的说法，但很多人指责我诽谤、嫉妒、保护自己的地盘。我的话传播了出去，但反应两极分化。”

阵营决裂了，大致出现了两派，一方以文特尔为代表，是绝对相信竞争性的民营企业，另一方由萨尔斯顿、沃森和国立卫生研究院为代表，相信公开的国际合作。对政府参与的偏见突然浮出水面，对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恐惧也迅速蔓延开来。

尽管文特尔是一个优秀的表演者，他在赛莱拉的生活却不是一帆风顺，因为公司内部的目标不一致。投资者和企业高管追求更高的股价和昂贵的生物信息产品，而科学家专注于做研究，而且时间紧、压力大，更像娱乐业。夹在科学和商业使命的交叉火力之间，文特尔与公司管理层展开了对抗。

这也同样为人类基因组计划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但萨尔斯顿不屈不挠。他与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同行弗朗西斯·科林斯（Francis Collins）一起，使得人类基因组计划不断获得资金支持，并受到保护。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保持镇静，继续领着教师的工资开展研究。但这种竞赛的政治角逐带来了破坏。

“消极的一面就是我们开始走向错误的目标。”萨尔斯顿告诉我，“当无法按时完成时，我们不得不做出声明，用布莱尔和克林顿的话说：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事情，就像登上了月球，诸如此类的废话，很是言过其实。但这样做的理由是为了确保在美国达成某种和平协议。这是克林顿的选举年，我们想要确保进行某种宣传，以保护知识产权。但它是一个稍微有点虚假的目标，非常浪费时间。”

尽管周围议论纷纷，萨尔斯顿和科林斯一起跟政治做斗争，随着基因测序技术的不断改进，研究也在不断加快进展。但是，倘若有人问及谁在管理公共计划，可能难以回答。文特尔公开抨击人类基因组计划，称其是“说谎者的俱乐部”，并声称“这只是一群毫无组织的学者，而我们是有组织的公司”。但合作者自己不这样想。有人评论说：“如果有任何一方对该计划如何进行指手画脚，它可能早就完蛋了。”

最后，赛莱拉没有贩卖数据，文特尔最终被管理层解雇。在这次著名的新闻发布会一年之后，公共计划在《自然》杂志发表其所有的数据，赛莱拉被迫在《科学》杂志公布了其数据。人类基因组图谱得以完整。文特尔赚了数百万美元，继续经营生物技术企业；赛莱拉现在成了奎斯特诊断公司（Quest Diagnostics）的一部分，它仍然拥有6500个基因的专利。萨尔斯顿没赚到钱，在此职位上干到退休。2002年，他与西德尼·布伦纳（Sydney Brenner）和罗伯特·霍维茨（Robert Horvitz）一起获得诺贝尔奖，他的许多同事听说他获奖后，低声咕哝道：公平而言，他应该是诺贝尔和平奖的有力竞争者。

10年过去了，我问他竞争有没有让科学更好一些。“我认为没有。竞争不会让它更快，或更便宜。你不能做到更好，是因为它就是它。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几千个基因专利。举个例子，麦利亚德公司（Myriad）拥有BRCA1和BRCA2两个基因的专利，它们是乳腺癌小基因，对于测试家庭成员的风险非常重要。如果想要测试这一项，你就要去麦利亚德，费用为3000美元。这提高了医疗保健的成本。美国以外的许多国家极力拒绝承认与这件事情有关。这正是我们想让该计划国际化，并让数据免费获得的原因所在。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随身携带的某个东西，却被一个国家拥有专利，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对的。”

2009年，美国民权同盟（ACLU）把麦利亚德告上了法庭，起诉理由是它主张的专利保护极其严苛。4年以后，历经许多诉讼案件，美国最高法院判决这项专利无效。但约有20%的人类基因现在申请了专利，就我们所知，只要这些专利得到维护，研究将变得更加昂贵和繁重，基因医学的发展将会放慢脚步。

人类基因组计划表明通过国际合作可以获得成功，但也生动地表明它有多么困难，需要多少人才才能实现。持续进行的法律争议表明竞争会带来什么。本来应该是一个开放的资源，一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改进和精确的知识库，现在却因为公司拥有专利而需要接连不断地谈判、签订合同和打官司。

与萨尔斯顿共事的每个人和成千上万的科学家都以某种方式谈论过他的公正、耐心，以及平衡各界利益的能力：个人的、政治的、民族的和科学的。但他更渴望给我讲他孙子们的成就，而不是他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似乎体现了约翰·埃伯利（John Abele）在杰出合作者身上观察到的许多品质：谦逊、耐心和好奇心。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委托他领导一个由英国皇家学会最新委托的计划：人类和地球。而他同意了。

“我们想研究一下如何在一个每12年增加10亿多人的星球上生存。我们如何一起工作、共享资源？我的理解是，在我有生之年，特别是在过去的10年间，人们之间的竞争已经越来越激烈了。经济衰退使之更糟，这也是竞争的结果。政府也要为增长而竞争，但这一点很荒谬，因为我们不能全都发展得越来越快。资源是有限的。所以，皇家学会报告的想法是对这种破坏性竞争加以思考，看看我们能否找到一种调整的方法。”

现在，你可能以为萨尔斯顿已经厌倦了破坏性竞争。但他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工作经验强化了他的感觉：这个世界迫切需要找到更好的合作方法，以解决各种问题和日益增长的威胁。与众不同的是，他把来自世界各地的多个学科的人聚集在一起，比如中国、印度、埃及、巴西、埃塞俄比亚、喀麦隆、马拉维、英国和美国，比如科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口学家、神学家和其他思想家。他们编写的报告详细而周到，它是许多思想的结晶，但萨尔斯顿经历过15年的全力竞争，才得以把控住这份工作。

报告指出：发达国家的消费必定减少。啄序焦虑导致奢侈浪费和炫富，过度肥胖是过度消费的副产品，现在它已经成为严重的致死因素。教育和医疗中的不平等体现了对人的潜力和天赋的浪费。涓滴效应不会发生。该报告所讨论的很多医疗保健问题可以通过低科技解决方案和药物治疗来改善，但这些都是竞争性企业目前所要躲避的挑战。外部性污染导致的环境恶化只会成为日益增大的成本，且难以修复。不管地球的承载力如何，我们知道它是有限的，这对我们和我们的机构提出了挑战，我们要找到建设性的方式，来分享它的财富。竞争无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反而让问题变得更糟了。

不管怎样，英国皇家学会的报告提出的关键问题涉及资源的分配：如何分享我们拥有的资源，以及如何处理我们造成的外部性。这份报告把它们视为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例证，对于我们解决问题的机会，该报告相当悲观。“公地”比喻首先由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 Hardin）命名，指在公地上所发生的事情：鉴于公地可以自由地放牧羊群，牧羊人最终会让它们吃掉青草，直至破坏草地。面对全球性的公地悲剧，萨尔斯顿的报告积极地主张政治家、立法者和大众要有超越竞争利益的思考。该报告总结说：“只要国家之间的过度竞争继续下去，人类的未来堪忧。”

1968年，哈丁发表了他的论文《公地悲剧》，其结论是“不存在解决资源分配问题的技术性方案”，它立即引起了争议。唯一的解决之道是哈丁称为“道德的根本性延伸”，这激怒了大众，部分因为它似乎难以置信，也因为如此哲学性的立场似乎与《科学》原来的客观性不相符。然而，大多数人还是不可避免地接受了“公地悲剧”的概念。

博弈论和公地悲剧

博弈论和公地悲剧是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概念，二者结合起来便抽象地描述了竞争性利己的破坏性。每当个人将他们的个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以此来进行竞争时，他们就是在集体证明这种破坏性。在一个竞争激烈的世界，只有做到更大、更好、更快和更便宜才行，否则，他们就会通过作弊加以实现。从根本上说，最近50年里，自由市场的说教已经灌输到我们所有人的大脑之中。

但有一位经济学家站了出来，从实际案例中寻找公地悲剧的反例。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想知道：不管在现实生活中哈丁的悲剧是否存在，它是否是不可避免的，或能否避免？她能找到这种悲剧得到避免的例子吗？如果有，那它们是如何做到的？即使在今天，经济学家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仍然不同寻常，但这正是她所做的事情。

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年幼时，没有人觉得她能成为赢家。她生于洛杉矶的一个贫穷家庭，因为是一个女孩，而且父母都没有读过大学，所以，她远离了数学和政治学，因为这些专业不好找工作。她发现，作为一名大学毕业生，社会给她提供的唯一就业机会就是当秘书。最后有所大学给她提供了一个岗位，需要她在早上七点半上一堂课（没有人想干这种活）。她接受了这项挑战，再也没有回头。

奥斯特罗姆是最不像猫头鹰型的研究者。她和丈夫文森特（Vincent）不是在哈佛或牛津这样一流的名校教书，而是在印第安纳大学。作为一名特殊的合作者，她认为公共与私人、国家与市场、政治学与经济学之间的竞争是没有创造性的争论、没有什么帮助的两极分化和争执。奥斯特罗姆提请人们注意我们生活中合作领域的复杂性，它可能表现在对公寓楼、互联网和（管理公立学校的）地方教育委员会的管理，也可能是对企业的管理。

由于在管理层级和经济规模方面存在优势，大型企业提供的服务更便宜，所以更好——她最早的研究之一就大胆地质疑了这一观念。她比较了印第安纳波利斯及其周边两种维持治安的方式：一方由集权的大型组织管理，另一方由小型的自治单位管理。她的发现既让她感到惊讶，又为她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事实证明，25~50人的警力资源在各个方面都比100人或以上的大都市警队更有效。市民更可能与较小的警队互动、举报罪案，而小警队则更有可能满足市民希望获得保护的需求。规模大未必更好，等级制度未必有帮助。

奥斯特罗姆开朗但严谨，提倡打破旧习，她很高兴能突破窠臼，在不同学科的交叉之处举办研讨会，创建研究机构，以此研究合作。她分析过很多例子，其中一个就是巴西贫民窟的卫生条件。由于搞了十几年的大型公共项目以失败告终，使得大量城市居民缺乏足够的卫生设施，影响了7000万人，将大型项目交给私人承包商为贪污贿赂创造了机会，导致巴西只有37%的城市人口可以获得污水处理服务。

奥斯特罗姆拒绝市场经济学蛮不讲理的简单化，她分析了巴西公共卫生的改革计划，这个计划从街区会议开始，本街区的居民必须参与，如果一半的家庭没有出席，会议就要取消。居民们知道他们的决定会影响系统的成本和最终要支付的费用，因此由他们决定想要什么样的布局。施工开始前，居民必须签署一份正式的申请书，要求按照他们的选择进行建设，并承诺支付费用。这个过程并不快，有时要花4~6个月的时间才能获得必需的协议，但一旦某个街区新的排污系统完成，其他街区就会学习它的经验，加速整个计划的实施。至关重要的是，规划者认识到，他们不能只限于处理议事日程上的问题。居民比任何人更了解自己的需求，而且在谈判中交换意见有助于改进设计方案。

有些大型跨国承包商与国家领导高层有关系，但并不关心社区，因此，一旦设计完毕，供水和排污系统不是交由他们建设，而是由中型的本地承建商施工，他们建设的系统表现更好，因为他们关心自己的声誉。

奥斯特罗姆发现，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有些街坊不太合作，而监督承建商的行为并不总是很容易。但这种办法大大提高了向巴西城市最贫困社区提供低成本服务的可行性，其后，肯尼亚、巴拉圭和印度尼西亚相继效仿。这一成功的关键在于市民信守承诺，以及市民和地方政府机构之间良好的沟通和合作。知识共享、互惠和自治不仅是必需的，而且还开发了大量的社会资本[6]。

类似地，奥斯特罗姆研究了尼泊尔的灌溉系统，她发现，相比由捐赠者出资、专业工程公司承建的现代商业永久性灌溉系统，由农民自己建设和管理的灌溉系统维护得更好，供水更多，而且农业生产率更高。在许多这类商业性项目中，农民可能做出有违意愿的选择，比如浪费或敷衍。但如果他们自己有权力设计系统和制裁措施，那么，报酬、激励、动机和理解就全都一致了。

奥斯特罗姆的研究表明，最有效的方式是多元化合作：提出很多不同的解决方案，由当地的人直接投资、应用和设计。如果让他们自己设计，他们就会共同提出解决方案，而且这些方案要优于外部权威或经理人所强加的解决方案。奥斯特罗姆对社区项目的研究范围广泛，而且差异很大，其中有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警务工作、西班牙的灌溉系统、瑞士和日本的山村、缅因州和印度尼西亚的渔业以及美国的公寓楼，她发现，在共享、有限的资源管理中，个体之间可以进行有效的合作，而且不会造成悲惨的后果。她指出：公地未必是悲剧，它也带来了机遇。

奥斯特罗姆称这个机遇是“多中心主义”，她的意思是说：创造性地管理有限资源的难题最好从一开始就用符合社会规范的方式来解决。事实证明，社区非常善于自我组织，但要有适用的原则。讨论必须是面对面的，因为它依赖信任，也会加深信任。小单元比大单元效果更好。我们面临着巨大的生态和环境问题，它不能依靠一份协议来解决，而必须由城市、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无数个人的创造性来解决。多管齐下更能持续，也更稳健。奥斯特罗姆指出：“即使其中一项或几项政策失败，这种渐进式决策法也会提供一个基本的安全网。”在各个层面，合作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如果某个人开始主宰团队，或者参与者开始构建精英阶层，即便是最出色的合作也会土崩瓦解。社区必须自我监控，它也必须有惩罚措施。毕竟，奥斯特罗姆描述的是现实，而不是理论，冲突必定会发生，但低成本的冲突解决机制可以让这些冲突消失于无形。

奥斯特罗姆从世界各地的有效合作中总结了很多原则，其主要原则适用于许多组织。强调人际关系和自主管理，绝对需要信任，资源共享，拒绝操控，这些原则实乃所有成功合作的核心。坚持这些原则的合作取得了成功，是因为它们从根本上明确和促成了社会目标。它们拒绝在企业服务社会或社会服务企业之间做出选择，相反，他们坚持让这两个目标保持一致。反社会的企业是不会成功的，没有工作机会的社会也是不会成功的。

最重要的是，奥斯特罗姆坚持认为答案没有这么简单。按照她研究过的成功社会计划的做法，她创建了研习班和研究机构，来自多个学科的研究人员可以分享他们的知识，寻找共同的解决办法。她的口头禅是“没有万能药”，她坚持认为合作是艰难的，但它比其他方法更能解决问题。她坚持认为“信任”位居所有有效工作的核心，这意味着我们都需要避免相互竞争。她坚持认为：因为一起工作，团体会取得最理想的结果，既没有成功者，也没有失败者。她发现，当我们承认相互依赖时，我们就会成长，但是，我们都必须做好分内的事情。

2011年，有人问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鉴于世界所面临的巨大问题，她是否仍然乐观？

她回答说：“如果我们坚持现在的理论，不，如果我们可以缓慢但坚定地改变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方式，就能更好地进行多层次思考，理解其多样性和复杂性，而不是拒绝它。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但如果我们仍然坚持现在看待世界的狭隘思维方式，那我就很难乐观了。”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于2012年去世，她的最后一篇文章在她去世的那天发表。在《环保从基层做起》（Green from the Grassroots）这篇文章中，她重申自己对合作计划的信仰，但坚称“国家、州、城市、组织、公司和各地的人们，每个人都必定与它们的建设利害攸关。要想成功，必须改变很多政策”。作为一位终生研究资源分配的学者，她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个洞见是：

“时间是最紧缺的自然资源。”

[1] 维贾雅·拉克什米·潘迪特（1900-1990），即潘迪特夫人，印度政治领袖和外交家，莫蒂拉尔·尼赫鲁（Motilal Nehru）之女。

[2] 1966年，查尔斯·惠特曼（Charles Whitman）在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枪杀了16人，致伤32人；理查德·斯佩克（Richard Speck）在芝加哥强奸并杀害了8名护士生。

[3] 《美国创造机会有意促进技术、教育和科学法案》的英文全称为America Creating Opportunities to Meaningfully Promote Excellence in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Science Act，其首字母缩写词为America COMPETES Act，恰好意为《美国竞争法案》。

[4] 临时工合同指雇主雇佣员工，却不保证给其安排工作的情形。签订这种合同的员工只在有工作需求时才有机会干活，需随叫随到，做多少工作拿多少报酬。

[5] 故事出自《圣经》，歌利亚（Goliath）是一位非利士人勇士，被年轻的大卫（David）杀死，大卫是后来的以色列国王。

[6] 社会资本指交通、卫生、通信等基础设施。

第十一章 更大的奖励：这个世界会好的

如果连基本的幻想都枯竭了，可以说这个时代也就终结了。

——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1]

“9·11”事件之后，肯尼思·范伯格（Kenneth Feinberg）被任命为受害者赔偿基金的特别专家。该基金和以前所有基金会的规则都不同，它向被害人家属或受伤者提供免税赔偿。整个国家和政府都表示希望能够帮助、抚慰和支持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实际上，如果没有联邦政府的赔偿，航空公司会被随之而来的诉讼拖垮。法庭里满是遇难者家属和伤残的受害者，他们一次次咀嚼曾经的伤害，无论从经济上、政治上还是文化上，这样的局面都是无法接受的。

恐怖袭击事件历历在目，在公开法庭上讨论生命的价格让人感到憎恶。调解的方案实施后，工作量达到了几十年的顶点。多年来，范伯格支持将“调解”作为一种有效、快速和人性化的方法来替代法庭你争我夺的扯皮。他裁决的案件涉及越战退伍军人、枯叶剂、石棉、欺诈和各种各样的工伤事故，他的实践证明调解速度更快，也更人性化。他将“调解”定位为在真正意义上替代“法律竞争”的做法，而他受命管理受害者赔偿基金则是对他这一成就的褒奖。

调解员要从建立信任关系开始。他们必须有耐心，并把自我抛到一边。调解不可能不出现冲突，因此，调解人必须提出其他人能够认可和接受的想法。调解员要谨慎，不要把冲突弄成了有输有赢的比赛，因为，那样一来，交流也就没有任何质量可言。沟通交流就成了定位，而对话变成了得分。没有人会听得进去，但只有当人们能倾听时，他们才能学习和改变。

喜欢竞争就会抛弃调解，在“政治竞技场”最常见到它的后果。弃权、停工和阻挠议事，这些政治僵局成了令人尴尬的公共仪式，它们已经糟透了，并且阻碍了我们在关键问题上的创造性思维，这是更大的代价。我们的政治学止步不前，是因为问题复杂，而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却很原始和生硬。在企业、政府和社会之间隐现的对峙中，竞争的心态决定了比赛的态势，但这样做不利于引导我们找到解决方案。我们其实可以赢得比获胜更大的奖励，而这个更大的奖励就是共同取得成就和实现真正的进步。

事实证明，竞争令人非常失望，部分原因是它看上去很好：过程简单，结果清晰，这迷惑了我们，让我们认为生活真的如此美妙。在某些情况下它是有效的，这也诱使我们认为它放之四海而皆准。在1912年的一次演讲中，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指出：“事实表明，竞争是有用的，但它在达到某个点之后就不再有用。”把重点放在短期问题上，并让单调重复性的工作活跃起来，这是一个好办法。竞争给平庸和沉闷增添了少量的佐料。风险低时，它可能是激励人们行动以及激发参与和想象力的一种方式。

但当风险很高，竞争成为主要的驱动力时，它就会适得其反，反而破坏它希望建立的东西。竞争思维会受到标杆、记分卡和对比的约束，无法涉足和探索新的领域，只会受到老观念和旧模式的束缚。当社会迷恋于竞争心态和获胜的短暂快乐时，作弊、腐败、颠覆、沉默、醒悟和社会结构的松散就不是反常的，而是必然的结果。

但竞争不是激励的唯一来源。倘若给予支持和鼓励，孩子们会尊重和欣赏兄弟姐妹的差异，并从这些差异中学到东西。教师可以启迪和培养对学习的热爱，这种爱不会因为毕业而消亡，而是会随着世界的变化而不断地适应和增长。朋友和配偶寻求对彼此的理解，从而丰富、连接和重建社会联系。为了乐趣而玩的游戏和运动可以教会人们公平、诚信、毅力、自律和共享。这些都是更大的奖励。罗斯福还说过：“合作是我们今天必须努力争取的，它始于竞争停止之时。”

创新的机构和组织之所以蓬勃发展，不只是因为它们挑选和培养了超级明星，也因为它们珍惜、培养和支持才华、个性、技能。合作是一种思维习惯，并建立在开放、慷慨、严格和耐心的基础上。它要求准确和无忧无虑的交流沟通，不用顾及身份地位、敬畏或恐吓。它很难做到，因为每个人都必须付出最大的努力。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得到支持、鼓励和信心，错误、不成功的样机、走入死胡同和迷雾重重仍是必然要经历的阶段。这些就是更大的奖励，它们会随着分享而增长。

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新想法就是这样诞生的。因此，优秀的合作者能处理好冲突。厌恶冲突的人处理不好冲突，那些爱打架的人也做不好。但调解员、倾听者享受这种无拘无束的探索，在知识上的冒险和实验正是产生新想法的方式，也知道组织如何考虑冲突。有创造性的经理人会实现突破，因为他们支持和释放自己身边人的天赋和能量。像钢琴家傅聪一样，他们认识到，最杰出的创意源自满足其他人的需求，让其他人的才华焕发光彩。这些都是可以继往开来的奖励。

没有合作的习惯，可能是我们的组织、社会和政治面临的最大风险。这就是公司为什么雇用了大批杰出的人，却对他们的绩效感到失望；这也是公民对政界人士感到很失望的原因，当要求他们共同努力时，他们却热心于攻击，从而让政府陷于瘫痪。我们并不缺乏人才，但当诚实和分享的成本高企时，组织便会沉默和陷入僵局。信任能让机构发挥作用、提高效率，而竞争不能。当我们学习如何共事时，我们需要信任，并要创造信任。

我希望以描绘合作的完美蓝图来结束本书，但单一的主导模式是危险的。安全在于多元化。若要合作思维生根发芽，我们需要具有不同规模、形式、欲望和目标的多个系统。这些系统有不同的层级结构，但它们拥有共同的显著特征。信任比保守秘密更加受人赞许，因为思想的传播可以使它们增殖。成功要经过二代、三代、四代才能做出评判，这要看它对我们的子孙后代产生了什么影响，以及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就像普渡大学的鸡，选择超级明星，以及看看谁会笑到最后，这样做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相反，真正的冠军会极力坚持这样的原则：没有人会受到冷落，也没有其他人要为成功付出代价。就像芬兰的教育所坚持的原则：一花独放不是春，只有每个人都取得成功，成功才有意义。奖杯不能只是为少数人而准备，合作者要寻求更大的奖励。

员工所有制很重要，并且作用很大，这是因为它激励和奖励了互相帮助、开放和诚实的行为。虽然每一位企业领导者都说人是公司最宝贵的资产，但员工所有制使得这种结构成为现实，它为“信任源于共同的利益，成功必须共享”创造了条件。合作社也是如此，它们经历经济低迷依然能够恢复活力，这生动地说明相互依赖不是缺点，而是优点。卓越的科技创新表明：我们可以从根本上降低合作的成本，使之更容易解决问题，并且不伤害任何人。

我们有科学的支持。一组科学家近期重新审视了博弈论，对数学家约翰·纳什（John Nash）最初的结论提出了质疑。纳什认为“自私自利必定总是占上风”，如果纳什是正确的，为什么在动物王国、微生物世界和人类社会盛行合作？结果是，答案在于纳什在其等式中忽略了“交流”这一项。能够相互交谈，能够广泛收集意见和专业知识，并展开辩论、争吵和谈判，从而改变了博弈。

倾听、建立联系和分享，这是超级合作者擅长的事情。他们属于黏合剂，可以让家庭成员彼此保持联系，保障社区的安全和功能的发挥，并且使组织变得聪敏、迅速。有些超级合作者会凭直觉行动，但其他人则不同，他们很喜欢社会交往，他们会解决问题，并推动变革，并且往往是不显山不露水。

相互给予时间和尊重，这正是晨星、戈尔、艾琳·费雪、欧氏丝柏、英特菲丝和波士顿科技这样的企业富于创造性的原因。它是尤里·阿隆学习即兴表演、迈克·诺斯得自喜剧的体会、特拉维斯·泰格特为真正体育的奋斗和马尔蒂·赫尔斯特罗姆的教室如此重要的原因。当世界有更多像许添成、博·洛托这样的教师，有更多像基布、奥雅纳、科技作坊、贷款俱乐部、谋智网络和眩晕这样的组织，我们的孩子们将会看到他们不用作弊、钻制度的空子或让他们的朋友输掉也能取得成功。

我在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写完了这本书，我曾在这里生活并经营科技公司。就在我拜访此地之前的几个月，一颗炸弹夺走了3人的生命，并伤及264人。走过熟悉的街道，我想到了那天在现场的朋友和同事。他们的描述都充满了一种奇怪的情绪。是的，那天是悲惨和令人恐惧的，是的，每个人都曾愤怒和沮丧。但当他们跟我谈及此事时，我却没有听到这些。我听到的是骄傲。他们讲述自己做了什么事，那天晚上或那周他们为谁准备了什么，每个人都是那么慷慨，讲的都是陌生人的友善。似乎在灾难来临的那一刻，他们都不再竞争，而是做了人类非常擅长的事情：互相帮助。

但我们不需要这种悲剧来释放我们所有人潜在的慷慨。从这些故事中，我看到了充满希望的迹象，而且这种迹象到处都是。我们只是等待获得许可，可以用比取胜的感觉好得多的方式生活和工作。这将是最大的奖励。

[1] 阿瑟·米勒（1915—2005），美国剧作家，玛丽莲·梦露的第三任丈夫，代表作有《推销员之死》《熔炉》等。

致谢

写作好像是单打独斗，但每位作者都知道它其实是一种合作。幸运的是，有很多大人和孩子帮我理解应该如何控制对竞争的情感，并培养在一起工作的能力。其中主要是我的经纪人娜塔莎·费尔韦瑟（Natasha Fairweather）、我的编辑克莱夫·普里德尔（Clive Priddle）以及公共事务出版社（PublicAffairs）的发行人和编辑总监。他们对本书很有信心，并且提出了极好的问题、挑战和想法，使得本书的内容更加丰富。罗伯特·金泽（Robert Kimzey）和辛西娅·巴克（Cynthia Buck）进行了增删和细致的修改，他们的慷慨表明我们一起努力就能把事情做得更好。

我很幸运能够与伊泽贝尔·伊顿（Isobel Eaton）再次合作，她是一位有才华而且富有想象力的研究者，似乎有承受艰巨任务的超强能力，我很感激她找到了很多出色的人，他们非常真诚地跟我谈论自己对竞争和合作的看法。

本书提到的很多人不是名人，但每一个人都慷慨地抽出时间，与我分享他们的深刻见解和反思。很多人为我的思想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他们是：菲利普·奥格（Philip Auger）、凯特·伯恩哈特（Kate Bernhardt）、朱丽叶·布莱克（Juliet Blake）、夏洛特·卡尔金（Charlotte Calkin）、约翰·卡莱尔（John Carlisle）、朱迪思·德比希尔（Judith Derbyshire）、简·德拉布尔（Jane Drabble）、保罗·达根（Paul Duggan）、托尼·法尔博（Tony Falbo）、克拉丽莎·法尔（Clarissa Farr）、艾琳·费雪、米娅·格雷（Mia Gray）、阿娃·格里菲斯（Ava Griffith）、金杰·阿尔热（Ginger Hardage）、艾琳·霍夫曼（Erin Hoffman）、萨基－尼科尔·乔尼（Saj-Nicole Joni）、已故的拉什·基德（Rush Kidder）、斯地夫·匡能迪克（Stef Kranendijk）、伯纳德·利泰尔（Bernard Litaer）、唐纳德·洛（Donald Low）、埃德·梅奥（Ed Mayo）、克里斯托弗·迈耶（Christopher Meyer）、保罗·摩尔（Paul Moore）、帕特里克·莫伊尼汉（Patrick Moynihan）、比尔·涅姆汀（Bill Nemtin）、希拉里·奥尔德（Hilary Old）、丹尼尔·奥兰（Daniel Oran）、弗兰克·帕特诺伊（Frank Partnoy）、杰西卡·罗南（Jessica Ronane）、雷切尔·罗森布拉姆（Rachel Rosenblum）和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Smith），他们都对本书贡献良多。

如我所见，竞争或合作俯拾皆是，我非常感谢很多领路人，他们向我展示了这两股力量的影响：涉及教堂的是艾丹·贝林杰（Aidan Bellinger）神父、埃德蒙·纽厄尔（Edmund Newell）和安东尼·怀特（Anthony White）博士；涉及葡萄酒世界的是尼尔·塔利（Neil Tully）；涉及竞争性赛马的是玛丽·金（Mary King）和费尔迪·阿尔伯格（Ferdi Alberg）；涉及党派政治的是吉塞拉·斯图尔特（Gisela Stewart）；涉及慈善机构间竞争的是利奥诺·斯捷匹克（Leonor Stjepic）；涉及法律的是格雷厄姆·怀特（Graham White）；涉及儿童演员的是乔·霍斯（Jo Hawes）和杰西卡·罗南。马修·罗克（Matthew Rock）阻止了我对板球的无知的谈论。

凯西·奥古斯特（Kathy August）、克拉丽莎·法尔、查克·芬克尔（Chuck Finkle）、贝丝·韦纳（Beth Weiner）、伊莱恩·戈德堡（Elaine Goldberg）和查尔斯·费德（Charles Fadel）帮我穿越了现代教育错综复杂的丛林，来自世界各地学校的学生坦率地与我分享他们的想法和经历。我也很感谢皇家戏剧艺术学院和他们的面试候选人，让我旁听他们的筛选过程。尼科莱特·哈恩·尼曼（Nicolette Hahn Niman）和里克·达夫毫无保留地向我展示肉类加工行业是如何运作的。西蒙·米德尔马斯（Simon Middlemass）、史蒂夫·菲利普斯（Steve Phillips）、史蒂芬·迪亚加纳（Stephane Diagana）、伊恩·威廉姆森（Ian Williamson）和安妮·斯金纳（Annie Skinner）对于体育的理解和深刻见解开阔了我的眼界。

亚历山德拉（Alexandra）和卡罗琳·保罗（Caroline Paul），以及普罗菲丝·科尔斯（Prophecy Coles）、罗莎琳德·爱德华兹（Rosalind Edwards）、凯特·吉尔伯特（Kate Gilbert）、阿尔伯特·鲁（Albert Roux）、简·塞瑞夫（Jan Seriff）、蒂姆（Tim）和杰夫·洛特（Jeff Lott），他们为我清楚地阐明了什么是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我的妹妹帕梅拉·斯图尔特（Pamela Stewart）继续向我证明有一位妹妹是多么珍贵和有益。

像往常一样，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继续提供了大量的睿智见解、支持和鼓励，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帮我辨别出那些来自神经科学的“杂音”。尼克·比凯特（Nick Bicat）、爱奥那·伯德（Iona Bird）、多萝西·南斯基维（Dorothy Nancekievill）、莉齐·托克内尔（Lizzie Tocknell）、亚当·蒂德普（Adam Tudhope）和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全都是我了解音乐世界的导师。我也感谢本（Ben）和彼得·斯托克斯（Peter Stocks），他们与戴维·埃达尔（David Erdal）为我介绍了雇员所有制的历史和未来的知识。芬兰的拉勒·皮里宁（Raila Pirinen）以及格伦（Glenn）和卡里塔·奥兰多（Carita Orlando）夫妇也给我提供了很好的招待和资源。

很多企业允许我探索和验证一些想法，尤其感谢佛统（Footdown）、高斯变革学会、首席执行官学院、明天公司和美琳凯（Merryck & Co.）。许多公司和工作在企业第一线的高管提供了必要的实际测试。在英国巴斯大学，我很幸运拥有非常优秀的同事，尤其感谢格莉妮丝·布雷克韦尔（Glynis Breakwell）、维罗妮卡·霍普－哈利（Veronica Hope-Haley）、迈克尔·迈耶（Michael Mayer）、斯蒂芬·兰奇克罗夫特（Stephen Rangecroft）和布鲁斯·雷顿（Bruce Rayton）。他们与我合作无间。

和所有研究者一样，我要感谢图书馆和图书馆员，尤其感谢在巴斯大学、布里斯托尔大学和令人惊叹的伦敦图书馆的那些人。

多谢贝丝·爱德华兹（Beth Edwards）、辛迪·所罗门（Cindy Solomon）、辛塔·布尔戈斯（Cinta Burgos）、帕姆·埃斯蒂（Pam Esty）、威特尼·比尔斯（Witney Beals）以及罗伯（Rob）和菲奥纳·威尔逊（Fiona Wilson）夫妇的热情欢迎、好奇心和亲切招待，这让我在世界各地的奔波很愉快。谢谢你们提供酒店客房让我休息。我也感谢丽贝卡·林恩－尼科尔森（Rebecca Lynn-Nicholson）以及戴维（David）和丹尼斯·尼科尔森（Denise Nicholson）的耐心和支持。

对于竞争与合作的研究，没有哪家实验室像我的家庭一样激烈（或不受控制）。我承认我的孩子菲力克斯（Felix）和利奥诺拉·尼科尔森（Leonora Nicholson）对我的询问很有耐心，但他们更容易暴躁、好争论、喧闹。我不断地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并希望他们也能从我这里学到些什么。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会有比较郁闷的时候，开始对人类的慷慨失去信心，但是，我的丈夫林赛（Lindsay）一再给我灵感。他愿意无休无止地探索、辩论、质疑和挑战，而且一丝不苟、具有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