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CONTENTS

序言　高盛的中国猎物

第一章　联想PC豪门梦断

·谁能接手IBM的PC部门

·兄弟支招，把破烂儿卖给中国人

·都是戴尔惹的祸，IBM勾引联想

·高盛跟IBM演双簧

·迷离的双面间谍

·神奇的总统将军说客团

·资金链上的最后一刀

·联想，耍你没商量

第二章　TCL折戟汤姆逊

·法国总统的绝密行动

·法国政府“1法郎”叫卖豪门

·高盛瞄上了TCL

·双管齐下，布下迷魂阵

·波士顿的警示报告

·高盛的国际卖拐术

·高盛导演的赢者魔咒

第三章　吉利深陷局中局

·福特家宴上的贵宾

·高盛的火枪手——肯尼斯

·沃尔沃，我来了

·完美的勾引计划

·傍上罗斯柴尔德，成立神秘四人组

·惊呼！生意人高盛来了

·李书福，你总算上船了

·赌局刚刚开始

第四章　太子奶的死亡夜

·子夜的长途电话

·老掌柜高盛大驾光临

·死亡游戏从现在开始

·赌局散场，李途纯被戴上镣铐

第五章　工商银行成了隐形木偶

·笨蛋与勇士

·谈笑间拿下工行股权

·下一步，谋划非洲大迷局

·工行成了颠覆欧元的“卒子”

·留下的是眼泪，带走的是钞票

第六章　精心筹划冲进中国

·东方君悦的晚餐

·保尔森的风雷三剑客

·移花接木完美收官

第七章　中小板首富悬秘

·美国的一场隐秘命案

·疯狂的三角游戏

·西部矿业的穿越魔术

第八章　剿杀中国打工皇帝

·一个男人的泪水

·新加坡的遥远来电

·诱惑航油王

·把对手当老师

·最后的逼宫

附录　高盛在中国的投资项目

李德林

著名财经作家，《证券市场周刊》编委、主编助理，“《南方周末》致敬2008年度经济报道”以及“影响中国华语传媒盛典年度经济报道”获得者。2004年出版《德隆内幕》，荣获该年度“最受中国企业家欢迎的十大商业图书”。著有《阴谋》《阴谋2》《天下第一庄》《迷影豪庄》《帝国沧桑》《黄光裕真相》等多部作品。2010年著有财经热点大书《高盛阴谋》，3个月畅销10万册，高居卓越亚马逊经济类畅销榜第一名。美联社、福布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纷纷惊呼：“中国畅销书扇了高盛一耳光！”

高盛Ⅱ阴谋

高盛阴谋系列——

高盛在中国

潜伏的资本暗算了谁？李德林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盛在中国／李德林著．--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5

ISBN 978-7-5506-0501-5

Ⅰ．①高…　Ⅱ．①李…　Ⅲ．①投资银行—研究—美国　Ⅳ．①F837.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63948号

书　　名　高盛在中国

著　　者　李德林

责任编辑　王志钧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www.bookfh.cn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30千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501-5

定　　价　36.00元

本图书如遇到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84242008-8000

序言　高盛的中国猎物

当奥巴马向全球宣布拉登之死的消息后，黄金、白银价格立即全线下跌，石油等大宗商品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高盛以及高盛盟友们操纵的洲际交易所出现了恐慌性的杀盘。早在4月11日，高盛就已经向客户们发出了抛空大宗商品的信号，这份报告的领衔者是高盛集团商品研究部门主管柯瑞（Jeffrey Currie）。

柯瑞看空大宗商品在摩根斯坦利这样的竞争对手看来，就是一个笑话。如同当年高盛的那位“中东信使”默提（详见《高盛阴谋》）抛出油价150美元时候一样，竞争对手们都嘲笑高盛分析师的幼稚，甚至是异想天开。这一次，柯瑞翻版了默提的神话。

真是神话么？

非也。默提也好，柯瑞也罢，这只是高盛同往白宫旋转门背后的一道魔术而已，他们仅仅是魔术中的一个表面表演者而已。高盛在白宫关系是犬牙交错，奥巴马坐上美国总统宝座的背后，高盛是华尔街最大的金主。奥巴马在拉登死亡之前，已经输掉了中期选举，支持率降到了历史低点，高盛扶持上去的总统，就干一届？

高盛不会做这样愚蠢的生意。什么是生意？生意就是一场游戏。什么是大生意？大生意就是跟大人物玩儿更大的游戏。高盛就是在跟全球顶级政客玩儿一场可以呼风唤雨的大游戏。

拉登之死离我们很远，又离我们很近。高盛在拉登之死的背后，笑面如花。这是高盛一贯的伎俩。如果拉登在中国人的记忆中仅仅是照片、视频。那么高盛在中国的面孔更如同一副五彩斑斓的油画。联想、TCL、吉利、工商银行、海普瑞、西部矿业、中航油。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他们都是高盛戏剧中重要的角色。

尽管，在国人的眼中，这些赫赫有名的中国企业都是那么强大，甚至令我们自豪。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吉利收购沃尔沃、TCL收购汤姆逊、工商银行成为南非标准银行大股东等，一大批激动人心的海外行动，令一大批的企业家走进了荣誉的殿堂，令曾经高傲的洋人为中国老板脱衣。

很多中国老板在激动的时刻，对大生意的撮合者高盛佩服的五体投地。高盛跟白宫隔着一道旋转门，只要有高盛人的身影，没有成不了的生意。因为高盛还有一道同往白宫的政商旋转门，在世界各地，都有政客为之效力。尽管政客们道貌岸然，他们却甘愿成为高盛的门客。

高盛游走在美国、欧洲、中东。在中国，高盛的身影无处不在——石油、电信、农业、房产、金融，只要赚钱，没有高盛不染指的。高盛的中国生意，明里、暗里。在高盛的名单上，所以有了中国人熟悉的企业，有了中国人熟悉的人物。

联想跟IBM站在一起，中国人会毫不犹豫地承认IBM的强大；当汤姆逊的军舰游弋在太平洋上的时候，TCL从汤姆逊身上获得的只是彩电的残羹；当百年福特甩卖沃尔沃的时候，李书福享受了洋人脱衣的超爽感觉，留给中国金融界与地方的是一连串的臆想；那位曾经有着打工皇帝的中航油掌门人，一定对高盛恨之入骨；海普瑞蜜月已经终结时；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时刻，工商银行是否已经嗅到了高盛的杀气？

一切的一切都是一盘棋局，棋局的幕后之手是高盛。尽管很多中国人依然对它很陌生，尽管华尔街离中国很遥远。高盛的八面棋局犹如八卦阵，意识形态的松土政策，自我膨胀的夜郎蜜饯，正在一步步将中国大企业、大民生诱入棋局深处。当局中人醒悟的那一天，高盛已经远去，买办们已经循迹，留下残骸无处话凄凉。

CHAPTER ONE

第一章

联想PC豪门梦断

1.GOLDMAN SACHS IN CHINAA

FIRST

第一章

2009年2月5日，在遭遇了11个季度以来的首次亏损之后，联想集团的老帅柳传志再度出山，重掌联想大局。

少帅杨元庆黯然退场。收购IBM的PC部门曾让杨元庆成为聚光灯的宠儿，风光无限。然而，现在在欧美人蓝色的眼眸中，杨元庆领导的联想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华。历经13个月辛苦谈判才拿下的PC部门，如今却让联想消化不良，吃尽苦头。IBM的PC部门就像一把锋锐的匕首，深深地刺痛了联想集团的心。

那个曾经让杨元庆出尽风头的高盛集团，却早已另结良缘，撇下杨元庆一个人在联想孤军奋斗……

1．谁能接手IBM的PC部门

其实，IBM的PC部门是日本人拒绝吃的残羹。

2002年3月1日，小路易斯·郭士纳（Louis Gerstner）静悄悄地离开了IBM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CEO）的宝座。这位有着“饼干销售员”之称的郭师傅在进入IBM之前，一直在烟草食品公司上班。当初整个华尔街都在嘲笑郭士纳，可是郭士纳却充耳不闻，他在执掌IBM权柄的当天，就花10000美元买入了IBM的股票。到郭士纳离开IBM的这一天，他净赚了92060美元，这对当初嘲笑他的那些人来说，无疑是绝妙的讽刺——就是这么一位曾经遭人讥讽的饼干师傅，把蓝色巨人IBM从坟墓中拯救了出来。现在，IBM总裁兼业务总监萨姆·帕尔米萨诺（Samuel Palmisano）接过了郭士纳的权杖。

这一年，帕尔米萨诺恰巧50岁。中国人有句古话“五十而知天命”，但帕尔米萨诺现在却有些诚惶诚恐。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帕尔米萨诺，加盟IBM已经29年了。20世纪80年代，CEO约翰·艾柯尔斯看中了帕尔米萨诺的才华，把他调到自己的身边担任助手。从此，帕尔米萨诺就迈上了通往IBM权力顶峰的金光大道。帕尔米萨诺是个典型的工作狂，据说他跟白宫的关系非常亲密，尤其是跟总统布什及其父亲老布什的关系十分亲密。帕尔米萨诺是IBM内部公认的接替郭士纳的不二人选，就连那些鼻孔朝天的华尔街巨头们也都十分看好他，称“萨姆流出的血液都是蓝色的”。郭士纳在离开IBM的时候，给员工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公开信，非常动情地向员工们赞美帕尔米萨诺。

然而，这些令人激动的赞美却让帕尔米萨诺无比彷徨。

2002年1月29日，也就是IBM宣布帕尔米萨诺执掌权柄的当天，IBM的股票收盘价为103美元，较前一交易日下跌了5.15美元，跌幅高达4.76％。帕尔米萨诺心里非常清楚，赞美再好听，也比不过惊心动魄的股价。然而比起股价的下跌来，IBM的PC部门更让他头痛。

自1981年IBM生产出世界第一台PC机后，PC部门就为IBM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可是这个部门现在却成为了IBM的累赘。做过业务总监的帕尔米萨诺对IBM的内部文件相当了解，2001年IBM的PC部门亏损高达3.97亿美元。面对这样的局面，身为PC部门的元老级领导人物，尽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帕尔米萨诺依然无法遏制PC部门的亏损势头。到了2002年，PC部门依然亏损1.71亿美元。屋漏偏逢连阴雨，偏偏这个时候传来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据说IBM在PC领域的两大竞争对手——惠普跟康柏正在秘密谈判，两家已经开始协商具体合并步骤了。

帕尔米萨诺环视了一圈：戴尔靠直销已经成为PC机销售市场的老大。如果惠普跟康柏合并，那两家合并后将会成为销售市场的老二。尽管IBM曾经是PC的鼻祖，以后也只能做个老三而已。而且就戴尔目前的疯狂趋势来看，IBM只能做个憋屈的小三，亏损将越来越大，甚至会一败涂地。

尽管PC部门的业务收入仍然超过50亿美元，但曾担任过PC部门业务总裁的帕尔米萨诺，对未来的市场看得非常清楚，个人电脑销售已经是日落西山，几乎走到了尽头。如果不早点割肉，那留在手上的便是一块烫手山芋。考虑再三，帕尔米萨诺决定割掉这块烂肉。

那么，谁能成为PC部门的接盘者呢？这是一个令人头大的问题。

只要对方能够出价40亿美元，IBM就出手。帕尔米萨诺心里一边琢磨价格，一边搜罗接盘者。

帕尔米萨诺首先将目光瞄向了日本三井财团旗下的东芝。

东芝是由两家日本公司于1939年合并形成的。第一家是1875年明治维新时期成立的田中制造所，它是日本国内第一家电报设备制造公司。1893年，田中制造所被三井财团收购，1904年正式更名为芝浦制作所。第二家是三井财团于1890年创办的白热舍，这是日本第一家制作白热电灯泡的台灯公司。1899年，白热舍易名为东京电器。1939年，东京电器与芝浦制作所合并成为今日的东芝。

合并后的东芝一开始就是三井集团的卒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芝更是三井集团支持日本天皇侵华的马前卒，主要生产雷达、军用电子管等半导体设备。东芝二战期间总共生产的1000多台机器，绝大部分投入到了对华战场上。1944年，因东南亚的战线拉长，日本国内出现了很严重的经济问题。当时东芝陷入了困境，资金链随时都有可能断裂。就在这个危险的时刻，日本政府指定三井财团旗下的住友银行作为军需融资金融机构。这样一来，82家军需公司一窝蜂地涌向住友银行。而东芝作为三井财团的嫡系，跟住友银行堪称兄弟，哥俩儿好哇，住友银行自然就成为了东芝的金库。二战结束后，不少日本战备物质生产企业破产，东芝却在住友银行的支持下，一步步发展成日本最大的工业企业之一。

1986年，日本住友银行的董事长矶田一郎摸到了高盛集团总裁约翰·温伯格（John Weinberg）的办公室，激情澎湃地向温伯格吹嘘住友银行有多厉害，什么“不仅是日本最赚钱的银行，还是世界上第三大银行”之类的。在一通疯狂的吹嘘之后，矶田一郎表明了来意。原来住友银行一直想进入美国市场，关注高盛很久了，想投资高盛。

日本人做事很仔细，选定高盛作为投资目标后，专门聘请了麦肯锡咨询公司作为投资顾问。在得到麦肯锡的回复后，矶田一郎差点高兴得跳起来，原来就连麦肯锡也认为住友银行投资高盛是住友银行实现全球化的第一个战略目标。

矶田一郎一个劲儿地在那儿吹嘘自己，温伯格在一旁听得不亦乐乎，他心里跟明镜似的，嘴角却有一丝不为人觉察的讥笑。在几番讨价还价之后，温伯格“勉为其难”答应了矶田一郎提出的投资方式，同意住友银行用现金注入的方式获得高盛公司股权。就这样，日本太君矶田一郎最后搞定了美国大兵温伯格，注入高盛5亿美元，取得了12.5％的股权。日本人走后，温伯格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微笑，他在心里暗暗地说道：小日本，等着瞧吧！原来矶田一郎并不知道，温伯格在1945年曾经参加了对日作战。就在美国向长崎、广岛扔下“胖子”跟“小男孩儿”后，温伯格跟随大部队踏上了日本的领土，参加了解放战俘营行动。你想，温伯格对日本人能有好印象吗？他之所以愿意把高盛股权卖给日本人，不过是因为日本人出价够高而已。

2001年，住友银行与樱花银行合并，更名为三井住友银行。2002年，刚刚合并完的三井住友银行出现了一堆吓死人的烂账，高达480亿美元。为缓解冲销坏账之急，三井住友银行将手上的高盛股票悉数抛售。高盛看准了机会，反过来大量购买三井住友银行的股票，向三井住友银行投了12.5亿美元。

老哥们儿分手几个月又走到了一起，不过主人的位置却掉了个儿了。

高盛集团钱多得很，现在高盛是三井住友银行的大股东，而东芝又是三井住友银行的铁哥们儿。一旦东芝接手了IBM的PC业务，那么在资金交割方面就不会存在任何拖欠问题。帕尔米萨诺还分析，如果东芝想成为全球制造业大佬，就需要具备跟戴尔等大佬们竞争的实力。所以，收购IBM的PC部门对东芝十分有利。

这是一番很有想象力的分析。

帕尔米萨诺暗自高兴，他曾担任IBM日本分公司的高级经理，在日本待过很长一段时间，见过日本人当初有多么疯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人将日本人关了禁闭，日本人忍了很久都没有动弹的机会。解禁之后，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人的忽悠下，日本人相当冲动，拿钱不当钱花，整个国家的经济泡沫十分严重。20世纪90年代，日本人经历了最惨痛的经济泡沫破裂。

好了伤疤忘了疼，日本人很快又陷入了新的狂想之中，一心奋发图强，正在大搞扩张。这个时候东芝极有可能接盘IBM的PC业务。帕尔米萨诺心里美滋滋的，立即派出代表远赴日本。

帕尔米萨诺的如意算盘打得倒是挺好的，可他忘了高盛是什么水准。高盛可是个精明的角色，日本人好哄骗，高盛可不是好蒙的，它可不想三井住友银行的长久超级大客户接手IBM的亏损部门。用脚趾头想想就能明白，一旦东芝接手IBM后出现大量亏损，形成烂账，那对三井住友银行来说绝没有任何好处，高盛这个股东可不愿意做赔本的买卖。

帕尔米萨诺的谈判代表跟东芝的人一见面，还没有谈交易的细节，就被日本人礼貌地拒绝了。这个情形帕尔米萨诺压根儿没有料到，他想不明白，为啥日本人如此冷峻，怎么着也得谈谈再说吧，可现在，连一点儿机会都不给。

东芝看来是没希望了，现在该怎么办呢？谁能接手IBM的PC部门呢？帕尔米萨诺焦急地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

2．兄弟支招，把破烂儿卖给中国人

时间就是金钱，IBM的PC部门绝不能拿在自己手上，那可是烫手山芋，亏的可是真金白银。帕尔米萨诺考虑再三，决定找老哥儿们高盛好好聊聊。说起来，高盛跟IBM兄弟般的友谊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高盛那句著名的座右铭“客户利益至上”还是从IBM那儿偷偷学来的。

还没等帕尔米萨诺找上门，高盛就已经为IBM找到了一个更容易下手的目标——中国人。

在和高盛CEO亨利·保尔森一番密谈之后，帕尔米萨诺欣喜若狂，随即他的目光又黯淡下来，心里暗暗打鼓：这可是一桩牵涉美国大型企业的交易，要想让中国人买下亏损的部分，没有那么容易。放眼望去，中国有实力收购IBM的PC部门的企业，一定是举足轻重的大型企业，如果双方直接谈判，在审批的时候中国政府一定会出面干预。一个亏损的玩意儿怎样才能打动中国政府的心？这是一个很费神的问题。一旦中国政府阻拦，那IBM可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眼瞅着帕尔米萨诺的眉头又皱了起来，保尔森心里明白了八九分，于是，他巧舌如簧地撺掇帕尔米萨诺，大意如此：众所周知，高盛最精于并购之道。然而高盛之所以这么厉害，并非因为高盛在并购中掌握的技巧有多么高超，而是高盛非常清楚，打蛇打七寸，抓住了要害，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么多年以来，高盛源源不断地向美国政府输送高管，就是为了维持跟白宫的密切关系。跟政府部门搞好关系对跨国企业的并购有多么重要，保尔森心里跟明镜似的。他可是紫光阁的常客，对中国的政策非常了解。如何获得中国政府的信任，高盛自有妙招，帕尔米萨诺大可不必担心。

听完保尔森的一席话，帕尔米萨诺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是落了地儿。不过，他忽然又想起了另一个问题：IBM跟白宫的关系一向很好，拥有美国政府的大量订单，就连国防部、中情局都是IBM的客户。如果IBM把PC部门卖给了中国人，那么，美国政府一定会以安全问题为由，拒绝继续购买IBM的产品。这样一来，失去了美国政府这个大客户，中国人一定会重新掂量收购事宜，谈判势必会陷入僵局。保尔森笑了笑，面露精光：嘿嘿，兄弟，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你听我的就行了。

2003年7月，帕尔米萨诺飞抵北京。

帕尔米萨诺的身影出现在北京，并没有引起惠普跟康柏的注意，这个时候这两家企业正处于如胶似漆的热恋之中。出人意料的是，帕尔米萨诺没有跟任何一家中国企业进行接触，而是夹着公文包走进了中国教育部的办公大楼。

这是一次精心安排的拜访。

2000年7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分别与IBM成立了联合创新研究院，主要是在科研上进行合作。而这一次，帕尔米萨诺要跟中国教育部官员洽谈的是一个更为庞大的合作计划，一旦取得了中国教育部的信任，那么IBM就能够获得中国政府的信任，接下来将PC部门卖给中国企业也就容易多了。经过一个月的接洽，2003年8月，IBM与教育部签署了《中国教育科研网格项目合作谅解备忘录》，共同构建在技术上具有领先地位的网格架构。搞定了教育部，趁热打铁，得赶紧拿出点实际行动了。IBM先后资助了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15个高校的网格项目，推动网格运算在中国，特别是在教育领域的发展。

有了教育部的支持还不够，要将PC卖给中国，还要获得中国科技部以及商务部的支持。随即，帕尔米萨诺拜访了科技部以及商务部，向中国政府的官员展示了他那无与伦比的口才。要知道，IBM的掌门人位置不是什么人都能坐上去的，当初沃森把产品卖给了美国国防部，卖给了高盛，卖给了华尔街，堪称一绝；饼干师傅郭士纳大刀阔斧，让IBM顺利摆脱危机，起死回生，堪称妙手回春。而现在，帕尔米萨诺正在给中国官员描绘一幅美好的蓝图：IBM并非单纯只是为了出售全球PC业务，而是希望在由IBM提供技术、经营管理方式、市场以及销售途径的前提下，能帮助中国创建一个强大的跨国企业。IBM将帮助中国政府建立一家现代化的真正国际化的公司。

帕尔米萨诺这番话是十分诱人的，对于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的中国来说，国际化简直是所有人的梦想。更何况，中国官员的考核都跟GDP这一类的政绩挂钩，如果能够建立一家真正的现代化国际企业集团，无论对谁来说都是大功一件。

帕尔米萨诺还继续给中国官员挠痒痒，声称即使中国的大型企业总资产规模超过世界排名第一的国际企业集团，在国际市场中依然得不到承认，国际地位非常脆弱。帕尔米萨诺满怀信心地给中国官员继续描绘蓝图：在中国经济走到更成熟阶段的时候，如果中国的大型企业能够进军海外市场，在当地投资生产进而占领当地市场，那么中国的企业地位就不再只是充当世界工厂的角色，而是真正得到国际市场承认的跨国一流企业。

世界工厂，这是欧美国家给中国的一个定位。一开始中国人还引以自豪，认为即便在美国市场，也能看到中国制造的产品，尽管那些商品贴着IBM或者鳄鱼的牌子，那都是在中国加工生产的。然而现在，有羞耻心的中国官员如果听到“世界工厂”这个封号会脸红，因为在这个称号背后，反映的是中国制造的“三没”——没技术、没研发、没文化，这对于拥有千年文明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种羞辱。

所以，当帕尔米萨诺一脸真诚地告诉中国官员，IBM将帮助中国企业成为国际化大公司的时候，大部分中国官员都听得有点飘飘然了。很显然，帕尔米萨诺猜对了中国官员的心思。事后，这位爷面对《纽约时报》的记者时，一脸得意地说：“当时，那位官员就是这样对我说的——‘这正是中国未来所要走的模式’。”

功夫不负有心人，IBM的举措赢得了中国政府的信任。

搞定了政府官员，帕尔米萨诺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是，到底把PC部门卖给谁？

帕尔米萨诺的智囊团给IBM罗列了一份长长的名单。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国长城集团，第二位是中国联想集团。后面还有一些别的公司名字，不过帕尔米萨诺就没有任何兴趣了。

说起来，长城集团跟IBM的合作关系十分密切，远远超过联想集团跟IBM的合作关系。柳传志进入联想集团的时候，最多也就是去参加一下IBM的代理商会议，也就是一个IBM的推销员角色。而长城集团却不一样，早在1995年，双方就成立了合资公司——长城国际。IBM跟长城集团合作生产包括Think Pad和服务器在内的全线IBM的PC机。这个看上去非常普通的合作，可是创纪录的：这是IBM在全球的第一个合资工厂。当然，有了第一次合作，随后双方又成立了多家合资企业，合作领域越来越深。甚至有人说，IBM跟长城集团的合作就像热恋的情人一般，IBM在中国的大动作，都会事先征求长城集团的意见。

其实长城集团早在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了解到，IBM要出售PC部门，但是那个时候，身为IBM业务总监的帕尔米萨诺非常高傲，要价超过40亿美元。尽管长城集团跟IBM的交情很深，可是帕尔米萨诺瞧不上长城集团，他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环境以及企业实力都很担心。所以尽管长城集团激情澎湃，可也就是热脸贴上个冷屁股，IBM宁愿跑到日本跟东芝谈并购。

PC市场可是长城集团的痛，这家中国PC机鼻祖，现在已经沦为江湖笑柄。

联想集团在连续坐上PC国内市场老大的宝座后，长城集团的PC业务就一落千丈，尽管长城集团早就跟IBM合作成立了长城国际，专门为IBM代工PC，可是长城集团的PC业务却糟糕透顶。2001年，长城集团PC销量不到20万台，市场份额不到5％，远远落后于年轻的戴尔，在PC江湖中已经被挤出了前十位。

“我听说，现在国内的几大PC厂商在确定竞争对手时，名单中已经没有了长城电脑，这真是一个残酷的玩笑。”长城集团的电脑事业部总经理吴庆生，在看到长城集团的PC成绩单后相当苦涩，这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心中无法言表的痛。而对于鼻祖长城集团来说，这更是一种耻辱。

现在，曾经的恋人回头了，长城集团大喜过望，认为这就是自己打翻身仗的好机会。尽管哥哥王军掌控的中信集团资产超过5000亿元，但中信集团跟长城集团所涉足的是两个不同的领域，长城集团的董事长王之估摸着，IBM这位“美人”未必能够放心。江湖上有一种说法，中信集团一位拥有海归背景的高管，空降长城集团担任副总裁，为的就是协助王之并购IBM的PC部门。

为了证明自己的诚意，王之思前想后，决定找一个又有钱，业务上又能配合默契的合作者。很快，台湾宏基就跟长城集团坐到了谈判桌上，经过一轮轮的谈判，两家终于达成协议，联手接盘IBM的PC部门。

王之的行动让IBM很激动，尤其满意长城集团跟台湾宏基进行的科学分工：长城集团负责PC的生产制造，并且承担国内市场的销售；而海外业务则由熟悉欧美市场且跟西方文化容易融合的台湾宏基分管。

一切看上去都是那样顺利，长城集团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抱得美人归，却没有想到，美人的芳心早已暗许他人。就在长城集团跟宏基商议合作的时候，另外一场交易正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也是破天荒的。在高盛的布局里，压根就没有考虑长城集团，高盛为IBM选择的对象另有其人。而在保尔森秘密推行的“汉克计划”中，这个大项目已经纳入其中，IBM的秘密对象跟“汉克计划”一样属于高度机密。

3．都是戴尔惹的祸，IBM勾引联想

曾经的PC机老大IBM如今是日薄西山，被戴尔逼得走投无路；那个曾经依靠贩卖IBM二手PC起家的预科生戴尔，现在同样也是联想的心腹大患。

戴尔公司的老板叫迈克尔·戴尔，1965年出生于美国休斯敦。身为牙医的父亲希望这小子将来能当个医生。在美国，医生绝对是一个让人羡慕的职业，可是戴尔却辜负了父亲的期望。中学三年级时，戴尔开始迷上了电脑，他喜欢把他那台Apple Ⅱ拆散，又重新装上，乐此不疲。现在看来，在美国，尤其是IT领域，成为《福布斯》富豪榜的名人们，绝大部分都是些“不务正业”的孩子。越来越迷恋电脑的戴尔，越来越让父母搞不懂，越来越让父母头大。不仅如此，戴尔还去推销报纸，甚至利用电脑将客户归档，他的推销手段总是让同行们感到非常惊讶。今天看来，戴尔无疑是一个商业奇才。可他的父母并不这么认为。当戴尔用推销报纸赚来的钱买了辆宝马开回家的时候，父母都傻眼了。在父亲的眼中，小戴尔已经变坏了。

父母之命不可违，在中国这个孝为天下先的国度，孩子们一般都要顺从父母的意志。在美国那个自由主义泛滥的国度，戴尔还算一个孝顺的孩子，他为了不让父亲伤心，考上了医学预科生。可是就在戴尔进入大学第一年，他敏锐地发现一个商机：很多电脑零售商积压了大量IBM过时的PC，这些PC堆在那里简直就是一堆破烂。戴尔花钱将这些破烂买过来，化腐朽为神奇，重新组装。经过戴尔组装的PC机，价格不到IBM的三分之一。很快，破烂货在戴尔的手上变成了抢手货。每逢周末，在戴尔的宿舍门口，很多人早早地排起了长队。这些人都是戴尔的同学，他们等着戴尔醒来。后来，戴尔慢慢发现，同学们之所以喜欢他组装的二手电脑，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组装的电脑相当便宜，中间既没有销售商，也没有代理商，这种直销可以将成本降低二分之一还多。

于是，戴尔索性自己成立了一家公司。从此以后，校园里就再也找不到戴尔的影子了。尽管父母都觉得没有面子，可戴尔不那么想，他一门心思做电脑生意去了。IBM起初并没有将这个大学预科生放在眼里，等到2001年，戴尔电脑一举成为全球市场占有率最高的计算机厂商，IBM才后悔莫及。

这就是戴尔的发迹史，不可谓不传奇。就在戴尔逐渐扬名全球的时候，在联想集团，也冉冉升起了一颗新星。2000年，年轻的杨元庆出任联想电脑公司总裁，当年联想电脑销量达到262万台，夺得亚洲（不含日本）销量第一，其中笔记本销量11万台，连续5个季度蝉联中国市场第一。论年纪，杨元庆比戴尔大一岁。就在杨元庆荣登联想集团高位的时候，戴尔电脑每天在网上的销售额超过5000万美元，对于杨元庆来说，这个数字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戴尔不仅在美国攻城略地，逼得IBM的PC部门没有了立足之地，在中国，戴尔也早已跃马疆场。不同于其他美国公司那样财大气粗，一进入中国就在北京、上海跑马圈地，戴尔反而选择在厦门成立“中国客户中心”。到了2000年，戴尔的中国扩张计划已经酝酿成熟。按照戴尔一贯的风格，如果全面挺进中国内地，那么联想的老大宝座就危险了。那个时候，IBM还没有大张旗鼓要卖掉PC，杨元庆却嗅到了一股不同寻常的气息。

杨元庆马上给柳传志了一份报告，希望能通过并购的方式，收购全球大腕儿级的PC厂商，这样一来，联想可以借助国际品牌，迅速走出去，提前巩固联想在全球的江湖地位。柳传志接到杨元庆的报告并不认同，他将这份报告放在了一边。没错，联想在国内是老大，可是走出国门谈并购，联想还很稚嫩。

然而，戴尔的年轻无畏令联想集团心生畏惧。

于是，联想集团开始跑马圈地，追求多元化。2001年6月，联想集团与美国时代华纳公司成立互联网合资公司。时代华纳是全球著名的互动服务供应商，当时双方的计划是共同出资两亿美元。联想集团很高兴，柳传志、杨元庆在签约之时满口的豪言壮语。可是公司成立后，资金也投入了，双方却再没有动作了。结局很凄凉，高调联姻最后凄惨分手，联想集团不得不撤出合资公司。

伤心的时代华纳之旅并没有让柳传志和杨元庆停下脚步，反而让他们更加坚信，联想集团要发展成一个全能型的IT集团，这才是他们的目标。2002年，联想集团出资5500万港元，收购国内领先的IT管理咨询服务公司汉普管理咨询公司51％的股份；投资2333万港元，与智软公司合资设立保险业IT服务公司；投资近6000万港元，与中望公司成立合资公司。

2002年，是联想集团向IT服务领域扩张的一年，这一连串的动作，就是为了对抗以戴尔为首的国际巨头们对中国IT市场的冲击，联想集团甚至希望通过这些合作，能够占领IT业的多层次市场。可是联想集团再次陷入尴尬境地，这些投资并没有令人欣喜的利润贡献。

咨询、保险、互动市场的出击，表明联想集团陷入了全面战略的误区。就在2002年，联想集团又杀入了移动通信领域。当年，联想集团与厦华电子共同出资1.5亿港元组建合资公司，联想集团在合资公司中持股60％，成为控股股东。这个合资公司并购了双方原有的手机业务，需要跟市面上将近40家公司一起疯抢蛋糕，竞争如此激烈，联想集团期待的利润都成了镜花水月。

到了2003年，柳传志的压力陡增。

2003年，联想集团在中国PC的市场份额从30％以上下滑到28％左右，而且，下滑的趋势依然明显。到了2004年，联想集团依然没有良策，市场份额更是下滑到24％，联想集团已经失去了龙头老大的地位。

联想集团采取了一系列的投资扩张动作，期待好歹能有一个萝卜熟了。联想集团投入1亿港元建立门户网站FM365；投入3500万美元收购证券网站赢时通公司40％的股份；投资5000万港元与新东方合作网络教育业务。不过结局却很凄惨，联想集团甩卖了金融电子商务，甩卖了赢时通股份，退出了跟新东方的合作，也抛售了在网络设备领域持有的25％的股份。

PC业务是联想集团安身立命的招牌。2003年，除了企业跟个人客户电脑销售有增长趋势，其他业务几乎是全线亏损。财务数据让柳传志很尴尬：全财年营运手机业务亏损7460万港元，IT服务业务亏损5800万港元，合约制造业务亏损9520万港元。市场份额下滑的同时，投资业务也是亏损累累，这对联想集团无疑是雪上加霜。

而竞争对手戴尔公司却更加咄咄逼人。2003年，戴尔在中国的业务增长远远超过联想集团，增长速度是38％。尽管这一年戴尔在中国的PC市场只拥有8％的市场份额，远远排在联想集团后面，可是戴尔的增长速度是联想集团的三倍。在戴尔的市场占有计划中，中国是全球第四大市场，必须要在中国抢夺一块大蛋糕。

现在，听到长城集团要收购IBM的PC业务的消息，联想集团的管理层立刻坐卧不安。戴尔已经让联想集团生畏了，再加上个收购IBM的PC业务的长城集团，联想集团可就扛不住了。这样一来，势必会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PC市场将会一片混战。

其实，IBM一开始选择跟长城集团进行谈判，只不过是一出双簧好戏的前奏而已。可惜联想集团一直被蒙在鼓里，只能在一旁干着急。

高盛相当狡猾，一开始让IBM选择长城集团进行谈判，目的就是让现在位置不稳的老大——联想集团备受刺激。在戴尔的疯狂进攻下，在联想集团构建全IT江湖频遭失败的打击下，IBM这一着棋无疑是把联想集团逼上梁山，不得不参与竞购IBM的PC部门，而且，还得出个好价钱。没办法，谁让你的软肋被别人拿捏住了呢？

4．高盛跟IBM演双簧

吊足了联想的胃口，IBM跟高盛集团的双簧大戏才真正开场。

帕尔米萨诺一边跟长城集团谈恋爱，一边向联想集团抛媚眼。不久，杨元庆就向柳传志递上了陈情表，要参与收购IBM的PC部门的竞争。帕尔米萨诺对联想集团这位少帅的心思拿捏有度：杨元庆从校门出来就进入联想集团，一路顺风顺水，是联想集团公认的柳传志的接班人。在柳传志退居二线之前，杨元庆的履历已经非常出色。可是要想接过联想集团的最高权杖，杨元庆还需要干成一笔大买卖，为自己增加震撼江湖的筹码。

年轻气盛，是成名过早之人的通病，帕尔米萨诺相信自己的判断，不过他仍然有些底气不足。

数字总是那么冰冷无情。从财务数据上看，IBM的业绩远远超过中国的IT企业，也没有出现一旦主营业务下滑，整个公司就拉肚子的情况，整体业绩还是比较稳定的。可是，在整个IT企业快速增长的环境下，IBM的步子就显得相当缓慢，而IBM增速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总体的边际利润不断下滑。

IBM的财报显示，2003年软件业务的边际利润为86.5％，公司总体边际利润下降1.1％。帕尔米萨诺非常清楚，在PC领域，惠普跟康柏的合并，已经将IBM挤下了神坛，IBM引以自豪的全球服务领域也出现了边际利润下降的趋势，从2002年的26.3％下降到2003年的25.1％。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虽然IBM的PC业务收入还是不少，可是在IBM人的眼中，PC部门已经成了一个耻辱的符号。PC业务收入占IBM总收入的12％，但包括PC在内的硬件业务利润仅占总利润的0.7％。2001年到2004年上半年，IBM的PC部门业务收入达341亿美元，但累计亏损9.65亿美元。

在帕尔米萨诺向日本人兜售PC的时候，全球最具权威的IT研究与顾问咨询公司高德纳咨询公司，对IBM的PC业务作出了悲观的预测。高德纳公司的预测结论是：IBM会在2007年前退出PC市场，理由是IBM的PC业务在表现最好的年度占其全部利润的不足1％，而该业务的盈利及增长趋势难以超越居于领先地位的戴尔。到了2003年，IBM的PC业务亏损加剧，当年的亏损额度是2.58亿美元。

在跟长城集团谈判的过程之中，急于出手PC部门的IBM，其要价已经随着PC部门业绩的亏损而降低。几年前，还是狮子大开口，张口就是40亿美元的天价。而现在，20亿美元的谈判区间，还让IBM如坐针毡。在谈判的过程中，长城集团不断出现人事变动，让帕尔米萨诺更加担心。IBM出手PC部门这件事如果再拖延下去，那高德纳的预测可就真成了现实，这个结果是他绝对无法接受的。

在联想疯狂多元化的过程中，柳传志和杨元庆还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打造“联想式投行”。2003年11月，联想花1亿元拿下中国银行7亿元的不良资产。柳传志在拿下这笔业务之后，无意中泄露了联想的投行梦想：“我们希望为购买的企业创造真正的价值，借助联想在战略和管理上积累的经验、优势帮助企业连接上下游，重新产生造血机能。”

联想的投行梦想让高盛看到了苗头。

因为那个时候，高盛正在想方设法从证监会弄一张证券公司牌照。尽管高盛的代理人方风雷一直在努力，可是没有一家铁杆儿的合作伙伴，高盛要想拿下证券公司牌照，即便有中国官员的帮忙，那也只是妄想。在管制外商证券公司牌照的年代，谁敢这么做，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高盛现在已经完全摸准了联想的脉搏：现在联想如果能够拿下IBM的PC业务，就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将最可怕的竞争者戴尔给灭掉。

在联想跟IBM谈判的前夕，高盛找到了联想。两家一见面，就如同干柴遇上烈火，相谈甚欢。联想想做投行业务，而高盛又是华尔街的大腕儿，如果两家联手，一定能够在中国有所作为。联想拿着中国银行上亿元的不良资产，急需专业的投行指导，高盛的出现让联想也颇为动心。高盛开出的条件是，成立新的证券公司，高盛控制的三家公司跟联想各持股25％。

证监会的官员后来拿到了一份报告材料，内容概括如下：联想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厚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高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德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四家公司联合组建新公司，各家均出资2.68亿，各占25％的股份，成立北京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报告中还有一项重要的请求，高华证券成立后，请求证监会同意高华证券与高盛、（亚洲）有限公司设立一家外资参股证券公司。

联想没有禁得住诱惑，成了高盛控制高华证券以及后来的高盛高华证券的棋子。高盛让联想掏出2.68亿现金，仅仅只是成为高华证券以及后来的高盛高华证券的小股东，可是到了证监会那里，联想却摇身一变，成为高华证券拥有国资大股东背景的招牌。

高盛这一招瞒天过海，轻松取得了新的证券公司的控制权。在高盛诱惑联想的过程之中，他们还签订了一份秘密协议，那就是：高盛做联想的财务顾问，在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的过程中，为其提供专业的投行服务。

这是一个天衣无缝的局。

为了让最具有购买实力的联想成为真正的买家，IBM跟高盛合唱了一出双簧，先是跟长城集团像模像样地谈判，刺激联想，让联想等得急不可耐。然后，高盛成功诱惑联想跟自己结成合作伙伴，然后再出面帮助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

这么一来，在联想眼中，高盛就成了联想巩固江湖老大地位的功臣，联想还会将高盛当成忠诚可信的朋友。事实上，这一切只是一个开始，联想不知不觉就掉进了高盛跟IBM设下的圈套。已经饱受刺激而血液沸腾的联想，再也按捺不住心底的激动。不过，IBM冰冷的财务数据却令联想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高盛这个时候站出来了，如同一个牧师，把联想当做信徒：IBM亏损，主要是因为质保费用的支出影响了IBM的PC部门的盈利能力。为了彻底将联想的人侃晕，高盛搬出了实际案例详细分析，说由于IBM此前生产和出售的一部分PC产品安装了有问题的元器件，才影响了IBM的PC业务业绩。

无论在哪一个国家，产品出现了问题都很棘手。情况糟糕的时候，整个公司的产业链都有可能因为这个小小的失误而被毁灭。对于联想来说，从几个人的公司到现在中国PC界的老大，什么滋味都尝过了，它太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了。针对联想的疑虑，高盛给联想支了一招儿，那就是让联想跟IBM谈判，在最后达成的协议中规定：如果今后在若干PC产品中再发现此类元器件问题，IBM将承担一切质保开支。

解决了产品问题，接下来的谈判就进入到了价格这个敏感的环节，初始价一直是联想的商业机密。

长城集团很快就发现，IBM似乎想要移情别恋。现在双方已经到了商谈具体价格的阶段了，IBM却突然跟联想眉来眼去的，这太不对劲儿了，而且柳传志已经派出了杨元庆、财务总监马雪征等干将去IBM进行考察谈判。长城集团意识到，快跟自己订婚的IBM将要上演脚踩两只船的俗套故事。太过分了！长城集团非常气愤，居然在讲究专一、忠贞的中国干这种事儿，那可就别怪我使出撒手锏了。

IBM的中国代工方是长城国际，长城国际（IIPC）一度是长城集团控股的代工企业，后来股份逐渐被稀释，现在的情况是：IBM拥有长城国际80％的股份，长城集团拥有20％的股份。假如IBM执意要将PC业务卖给联想，那么长城集团就不会放弃自己持有的长城国际的股份，这样一来，即使IBM将自己持有的长城国际股份卖给联想，那联想的代工依然是长城国际，但联想又怎么可能让长城集团成为自己的代工呢？这样一来，IBM跟联想的谈判就会卡在长城国际股份的问题上。

王之对IBM很生气，当IBM的代表找到长城集团时，王之的情绪很不好，他甚至表示，如果IBM要收购长城集团手中持有的长城国际的股份，IBM就必须承诺跟长城集团进行更深的合作。如果谈判不成，长城集团宁可不转让自己的股份。

长城集团态度很坚决，让IBM很苦恼，这样一来，IBM的PC业务出售事宜只能被无限期拖延。不过，这件事情对高盛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事儿，高盛自有妙计，至于怎么做的我们后面再讲。现在，高盛要解决的是联想的态度问题。

5．迷离的双面间谍

抬轿子的美国人出现了，扬言要收购IBM的PC业务。

来者是得克萨斯太平洋集团（后面简称“得州太平洋集团”）。得州太平洋集团由大卫·波德曼、吉姆·科尔特和William S. Price3于1992年创立，目前是美国最大的私人股权投资公司之一，公司的业务主要是为公司转型、管理层收购和资本重组提供资金支持。

得州太平洋集团一出现，联想集团就紧张了。之前柳传志跟杨元庆还在担心：收购了IBM的PC业务之后，员工会不会继续留在公司？客户会不会继续跟联想合作？收购完成之后，两家企业存在中西方文化差异，联想能否成功整合这两种差异？尽管联想集团对战胜长城集团很有信心，可得州太平洋集团就不是个容易对付的主了。

“直到最后一刻，还有另外一个公司在比着”。柳传志一直对这个暗中跟联想集团竞购的对手保密，虽然由杨元庆、财务总监马雪征带队的谈判队伍一到美国就是封闭式的，甚至集体去餐厅用餐，可是天下人都知道，这个对手就是得州太平洋集团。

2000年，IBM开出的价码是40亿美元。到了2002年5月，帕尔米萨诺到北京拉关系的时候，IBM的要价已经下降到了20亿美元左右。IBM非常清楚：时间就是金钱。不断掉价的PC部门，已经拖不起了。要想卖一个好价钱，就得死命用大招。仅仅有长城集团是不够的，这个时候得州太平洋集团出来竞购，无疑会让联想集团更加紧张。IBM营造出来的神秘氛围，成功影响了联想集团谈判队伍的心态。

这是一个陷阱。

得州太平洋集团跟高盛以及IBM可不是一般的哥们儿关系。2002年，得州太平洋集团对高盛资本伙伴（Goldman Sachs Capital Partners）进行了管理层收购。高盛资本伙伴成立于1991年，比得州太平洋集团还早一年，这家公司可是高盛集团商人银行部三驾马车之一的尖兵。

高盛集团有两个从事私募股权投资的部门——高盛私募股权集团跟高盛商人银行部，资金规模超过200亿美元。

高盛私募股权集团由70多名专家组成，管理超过130亿美元的私募股权资本，主要对全球的私募股权基金进行投资，目标基金的投资策略包括杠杆收购、扩张融资、自然资源、创业资本和困境证券等。

高盛商人银行部由高盛自有资本、高盛员工的资本以及外部资本共同筹建，投资于世界范围内的企业（本金投资领域）和不动产（不动产本金投资）。不动产本金投资领域投资不动产，在全世界房地产业寻找高增长的投资机会，如酒店、停车场和仓储公司等；本金投资领域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企业投资机会，于1983年开始选择客户进行长期股权投资，1986年开始引入客户资金，1991年设立PIA。PIA旗下有三个类别的基金：高盛夹层融资伙伴（Goldman Sachs Mezzanine Partners）系列基金主要投资夹层机会；高盛技术投资集团对处于起步期企业进行创业投资，对处于成熟期的企业进行私募股权投资，投资的行业包括信息技术、半导体、通信企业等；高盛资本伙伴（Goldman Sachs Capital Partners）系列基金主要投资于企业股权证券。

2002年，得州太平洋集团对高盛资本伙伴进行了管理层收购，两家结成了亲密的合作关系。在管理层收购完成的当月，高盛跟得州太平洋集团就在资本市场联手出击了。

2002年7月28日，迪阿吉奥公司（Diageo PLC）宣布，同意将世界上第二大的快餐连锁公司汉堡王（Burger King）以22.6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一家私人资本运营集团。这个资本运营集团事实上是一个联合收购集团，得州太平洋集团成为这个收购集团的牵头人，波士顿贝恩资本公司和高盛资本伙伴成为得州太平洋集团的伙伴。

贝恩资本成立于1984年，这家位于波士顿的国际性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资金超过650亿美元，涉及私人股权、风险投资资金、上市股权对冲基金和杠杆债务资产管理。2002年7月，由得州太平洋集团出面，该基金完成了对贝恩资本的管理层收购。

在收购汉堡王的过程之中，高盛跟得州太平洋以及贝恩资本可谓唱了一台好戏。尽管迪阿吉奥公司要价22.6亿美元，可在那个时候，麦当劳的业绩开始反弹，汉堡王的业绩下滑得厉害。如果迪阿吉奥公司不及早脱手，亏损可能会越来越大。三家收购公司不断压价，最后联合收购集团以15亿美元收购了汉堡王。

汉堡王的收购完成之后，一位跟IBM有过大生意的人物出场了。

得州太平洋集团在完成对汉堡王收购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联手贝恩资本和高盛资本伙伴将汉堡王15年中的第8任首席执行官布拉德·布卢姆（Brad Blum）请下了台，并选中了大陆航空公司前任总裁格雷格·布伦纳曼（Greg Brenneman）担任汉堡王的首席执行官。

格雷格·布伦纳曼在美国资本圈可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曾经成功将大陆航空公司从破产边缘挽救回来，这位老哥后来坐上了全球四大会计师之一的普华永道旗下咨询公司的CEO宝座。不过他坐上CEO宝座的时候，运气不太好，恰逢当时美国最大的财务造假案——安然公司的财务造假案曝光。安然的财务造假案让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独立性受到了空前的质疑，美国证监会以及国会的压力让会计师行不得不分拆审计跟咨询业务。普华永道也在有计划地将咨询部门分拆出来，单独上市。但当普华永道准备进行IPO的时候，恰好股市持续低迷，股价迅速下滑。

刚刚接过IBM权杖的帕尔米萨诺得到一个消息，惠普要出170亿美元收购普华永道的咨询部门。对于帕尔米萨诺来说，这真不是一个好消息，惠普跟康柏的合并已经让IBM的PC业务失去了竞争力。一旦惠普收购了普华永道的咨询部门，那么惠普将如虎添翼。

帕尔米萨诺急了，他找到了格雷格·布伦纳曼，提出收购普华永道的咨询部门。恰好当时惠普发现，普华永道咨询部门缩水严重，双方的谈判也就放缓了，但格雷格·布伦纳曼接到的命令是，要在最短时间内将咨询部门换成真金白银。这个时候IBM的出现，那可真是普华永道的救星啊。

10天之后，格雷格·布伦纳曼跟帕尔米萨诺坐在一起，签订了成交合同。

这是一项大跌眼镜儿的交易，普华永道的咨询部门每年的营业收入在50亿美元左右，可是成交价却是35亿美元，惠普出的价可是170亿美元，这根本就没法儿比。不知道普华永道的人怎么想的，格雷格·布伦纳曼几乎是将普华永道咨询部门半价送给了IBM。

IBM收购了普华永道的咨询部门之后是相当开心。因为就在当年第四季度，IBM全球服务部门的收入增长了17％，达到了106亿美元。帕尔米萨诺将全球服务部门收入增加的功劳归于原普华永道咨询部门。

高盛跟得州太平洋集团早就盯上了格雷格·布伦纳曼，让他出任汉堡王的首席执行官。就凭当年他拯救大陆航空的手腕，一定能够对汉堡王进行彻底的革新。有了格雷格·布伦纳曼这张牌，得州太平洋集团、高盛这两兄弟，要跟IBM做大生意就更是如鱼得水了。

弄清楚了得州太平洋集团跟高盛的关系，我们再来仔细想一想，得州太平洋集团到底肯出多少钱购买IBM的PC部门？

其实，得州太平洋集团是做财务投资的，没有IT业务的支持，如果它成功收购了IBM的PC业务，势必要投入更大的成本去运营。所以，在收购价格上，得州太平洋集团的出价一定压得很低。可惜联想集团并不了解自己的竞争对手，反而因得州太平洋集团的出现乱了阵脚。

在联想集团的国际顾问团中，除了财务顾问高盛之外，还有一个身影，那就是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是的，联想聘请的正是IBM的普华永道作为会计顾问。高盛、普华永道、得州太平洋集团、IBM，错综复杂的关系犹如迷雾一般，让联想集团踏进了早已布置好的陷阱，这是多么绝妙的棋局啊。现在长城集团是义愤填膺，而联想集团则是紧张与彷徨，那么，接下来的谈判也就简单了，犹如过家家一般。

6．神奇的总统将军说客团

联想集团开始坐不住了。

2003年12月，联想的大队人马频繁飞往美国。按照企业收购的一般程序，联想需要提前对收购项目进行调查。IBM脚踩两只船，让长城集团跟联想集团这两家中国企业内斗，同时引入得州太平洋集团这个死党来抬轿子，可谓费尽心机。不过，联想也不是十足的傻冒儿，毕竟IBM的财务数据摆在那里。如果不是PC业务对IBM的整体贡献率已经到无法容忍的地步，帕尔米萨诺不可能将自己一手掌权的PC部门给卖掉。

柳传志跟杨元庆心里也在犯嘀咕，如果将IBM的PC业务收购过来，IBM那么牛的企业都没法做好，联想就可以做好吗？就在联想的人马尽职调查的时候，一个坏消息传来了：美国政府不希望北卡罗纳州罗利三角科技园的IBM研发人才转入联想。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地球人都知道美国有个硅谷，那可是美国超越英国成为世界老大的摇篮，那里最早是美国的无线电跟军事技术基地，美国政府为了打造全球顶级的空军、海军队伍，将大批的科技人才引入硅谷。后来，IBM的对手——惠普、英特尔、柯达、通用、苹果等无数美国新贵都拥有硅谷血统。人才已经成为美国称霸全球的绝对保障。

在美国历史上，IBM的人才可以说就是美国的人才。

高盛之父西德尼·温伯格担任罗斯福政府物质供应局局长的时候，IBM就是美国最大的军火商。身为美军粮草大总管的温伯格，从IBM大批量采购M1卡宾枪和勃朗宁自动步枪。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广泛用以军事计算、后勤和其他军需的设备都是从IBM来的。

IBM的人才，在美国人心目中简直就是一个神话。早在1969年，“阿波罗”宇宙飞船载着三名宇航员，肩负着人类的使命，首次登上了月球；1981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又成功地飞上了太空。美国人创造的这两次历史性太空神话，都是IBM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太空设备。在白宫心中，IBM就是美国最高军事科技的后勤保障，人才就是最高的军事机密。

现在，联想居然跑到美国来调查IBM的底细了，还要将IBM的人才全盘接收，这是美国政府无法接受的事情。尽管IBM的PC业务对整个集团的贡献率已经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尽管IBM的PC部门的总资产只有15.34亿美元，总负债却高达25.10亿美元；尽管IBM的年PC部门是一份亏损严重甚至资不抵债的资产，美国政府依然咬住人才不放。

联想的谈判人员一度抱怨，IBM的PC业务已经是夕阳西下。美国政府这么一闹，高盛马上就站出来忽悠联想：“任何并购都有风险，谈判双方并不是心血来潮，这些风险已经考虑在内。”高盛亚太区董事总经理胡祖六的忽悠技术显然很一般，他反复强调，IBM的人才很值钱，这个论调正好跟美国政府合拍，真不知道这位爷到底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当时高盛亚洲的合伙董事总经理徐子望在给当初的高盛首席执行官保尔森写报告的时候，提出了“汉克计划”，这个计划后来演变成了大项目计划。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自然也就划归到了“汉克计划”的大项目之中。当初说的是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不仅仅是看得见的有形资产，还包括了IBM的研发能力、销售能力与IBM品牌三大无形资产。

联想当然希望能够将IBM的研发人员一锅端，长城集团跟IBM合作数年，在PC江湖之中却籍籍无名，甚至被江湖抛弃，这样的悲剧根源就在于长城集团只是一个代工的，是IBM的农民工而已。联想可不想成为PC领域的农民工，如果能够将IBM的研发人员弄过来，那可就是土农民进城——草鞋换成了皮鞋。

高盛正是看准了联想的心思，甚至搬出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来忽悠联想。“一切好的东西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外国好的东西、对中国的进步有益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于是乎，高盛就语重心长地对联想说：“联想在国内市场已经成功，但国际业务还有待开始，用自己的品牌打江山可能需要很多年，但借助IBM品牌，就极大地加快了步伐。”

没有人才的收购是失败的收购，联想可不会那么糊涂。

高盛都出面忽悠了，那人才问题就一定要解决，必须说服美国政府放弃阻止研发人才转入联想。即便是联想真的想放弃，得州太平洋集团也不会要一个空架子。IBM立即邀请了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组建说客团队。

斯考克罗夫特可是大有来头。

出生于犹他州奥格登的斯考克罗夫特，毕业于西点军校，退役前是空军中将。1989年6月，中国发生了动乱，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宣布制裁中国。1989年6月21日，美国总统老布什（George H. W. Bush）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要求派特使秘密访华。7月1日，老布什派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作为总统特使访华。

斯考克罗夫特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跟邓小平握手言欢。邓小平一眼就看出斯考克罗夫特正是那位自1972年就追随尼克松、基辛格开始“破冰之旅”的总统军事助理。同年12月9日至10日，受老布什派遣，斯考克罗夫特以通报美苏首脑会晤情况为由再度访问中国，这是在美国对中国实施制裁后，首位美国官方高层人士公开访华。自此，西方对华制裁实际上已经结束了。

IBM邀请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出面组建说客团，这跟高盛集团的一个重要人物密不可分，这个人就是罗伯特·霍马茨（Robert Hormats）。

希拉里成为奥巴马政府国务卿的时候，邀请这位爷入阁担任美国副国务卿。这位爷自1982年加入高盛集团，担任投资银行业务部副总裁和高盛（国际）董事，后来一直做到了高盛（国际）副董事长兼高盛集团执行董事，在高盛的海外投行业务中，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大腕儿。

IBM邀请斯考克罗夫特出面，罗伯特·霍马茨成为关键人物。罗伯特·霍马茨在进入高盛之前，履历如下：1969年～1977年，罗伯特·霍马茨曾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和布热津斯基的高级经济顾问；1977年～1979年，罗伯特·霍马茨担任美国国务院经济事务高级副国务卿特别助理；1979年～1981年，任美国贸易副代表；1981年～1982年，出任负责经济商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罗伯特·霍马茨跟斯考克罗夫特关系十分密切。现在，高盛成为联想集团收购IBM的PC业务的顾问，罗伯特·霍马茨正是这件国际大并购的高盛最高负责人。罗伯特·霍马茨深知，只要斯考克罗夫特出面，那么说客团就能拉来重量级的嘉宾。罗伯特·霍马茨的眼光无可挑剔，斯考克罗夫特组建的说客团里出现了前总统福特（Ford）和老布什。

豪华的说客团一出马，美国政府就同意放行了，同意IBM的PC研发人员移交给收购方。这样一来，联想集团收购IBM的PC部门就再也没有顾虑了。不过，美国政府可不会就这么简单放行了，附加条款是必需的：联想集团必须保证，不寻求获得IBM美国政府客户的名单，联想员工不能进入除IBM的PC部门以外的任何IBM办公楼等。

人才是政客打包票就能留住的？

高盛为了满足联想的人才需求，打消其对人才流失的担心，颇费周折搬出了邓小平的老朋友以及两位美国前总统。尽管当时说服了美国政府，可是政客拍胸脯跟妓女在床上甜言蜜语没什么两样。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一年后，就出现了一个情况，那就是联想在美国跌出了PC市场的前五名。尽管柳传志咬着牙梆子说，没有关键人才溜走，但事实已经非常明显了。

7．资金链上的最后一刀

有了美国政府的包票，联想集团终于松了一口气，可是知识产权中的品牌问题成为讨价还价的新焦点。不过对于已经对PC业务失去信心的IBM来说，一切都可以让步，只为了让联想集团早点接过这块烫手山芋。

在一番争吵之后，IBM来了一个中国人喜欢的三步走战略：

第一阶段的时间限制为2004年12月到2006年5月。这期间，联想在合作中只能使用IBM原品牌及旗下的Think系列，IBM将继续销售贴有其品牌的电脑，目的是避免原有客户流失到戴尔或惠普。

第二阶段的时间限制为2006年5月到2008年3月。这期间，IBM与联想合作开发新的品牌。

第三阶段的时间限制为2008年4月到2009年12月。这期间联想的品牌Lenovo将成为双方合作中的主要品牌，IBM将以标签形式注明其在该品牌中的贡献。

不难发现，IBM只给了联想5年免费午餐的时间。5年之后，IBM如果发现PC市场还有机会，那IBM就可以用自己的品牌重振PC业务，这对于总裁帕尔米萨诺来说轻车熟路。

品牌跟人才都搞定了，接下来就是具体的交易价格问题。一开始，IBM咬住20亿美元的门槛不放，联想的谈判小组拿出IBM的财务数据，表示20亿美元太贵了，IBM体系内的PC业务账面净资产为负的9.76亿美元，2003年亏损高达2.58亿美元。

杨元庆最后长叹一口气：跟IBM的谈判有一半时间是在讨价还价。

有了高盛这样的财务顾问，联想不花一半时间讨价还价才怪。身为财务顾问，高盛理应站在联想一边，帮助联想讲价钱，可是高盛并没有利用IBM在PC市场的竞争力下降来压制IBM，相反却将IBM没落于PC江湖的原因归咎为元器件质量问题，这是一个多么荒唐而幼稚的借口。

联想却相信了。

最终的谈判收购价是17.5亿美元，按照当时的汇率计算，相当于136.5亿港元。当时联想的净资产还不足45亿港元。17.5亿美元的价格是这么计算的：6.5亿美元现金、6亿美元联想集团股票及承担IBM的PC部门账面上的5亿美元债务。

按照规定，首次交割于2005年4月30日实施，此前联想须于2004年12月8日向IBM支付2500万美元现金作为商誉保证金。首次交割时，联想须向IBM支付现金6.24亿美元（扣除商誉保证金和应计利息之后），并按每股2.675港元的发行价，向IBM配发821234569股股份以及21636459股无投票权股份。

现在很清楚了：IBM将PC部门卖给联想，套现6.5亿美元，还成了联想的股东，在首次交割完成之后，IBM持有联想已发行股份总额约18.9％的股份，占联想投票权总额约9.9％。这样一来，IBM成为了联想的第二大股东。

回过头来看看当初的品牌三步走战略是多么愚蠢。按照合约，在合作的初期，IBM还将继续销售PC。地球人都知道，在IBM的PC业务中，还有一个X系列，这一部分并没有纳入并购标的。一旦IBM重返PC市场，只需等待五年就可以利用X系列重操旧业。那个时候，IBM不仅可以利用持有联想的股份分享联想创造的利润，还可以通过X系列重出江湖，赚取新的PC利润。

中国人有句古话：狡兔三窟。

品牌需要时间去考验，可是资金却让联想钻进了高盛设置的陷阱之中。如果没有得州太平洋集团在竞购的关键时刻搅局，那么联想的收购价格也不会仅仅少了2.5亿美元，也许这个价格会更低。而得州太平洋集团这个高盛的老哥们儿，早就在等着联想跟IBM的成交了，因为最大的机会还在后面。

净资产不足45亿港元，而吞下的却是价值136.5亿港元的庞然大物，中国人把这样的鲁莽行为称为“蛇吞象”。这种愚蠢的行为从来都会导致消化不良，轻者会拉肚子；重者跟吞进肚子里的大象一样，慢慢地被憋屈死。

不过，在联想的眼中，这是个绝好的机会，它就是要蛇吞象，吞下IBM的PC业务。

这是一幅美好的蓝图，拿下IBM的PC业务，联想就能跻身世界PC豪门，至少能够在资产规模上进入前三强。联想的人甚至拿着计算器测算，两家资产合并报表后，在全球五百强的企业名单上，中国的企业又会多出一个，那就是联想集团。可是兴奋之余，他们似乎忘了一件事儿，资金链犹如一把无形的刀，而高盛跟他的朋友们已经将刀架到了联想的脖子上。

联想当时有多少钱呢？

4亿美元，这是柳传志当时的说法。事实上，从严格意义上讲，这4亿美元就是联想集团的现金储备。按照双方谈判的约定，签约就要缴纳2500万美元的商誉保证金，正式交割的时候需要6.25亿美元。这么一算，联想还差2.5亿美元的现金，钱从何来？

没有现金，一切都白搭，无论是得州太平洋集团的抬轿子，还是高盛导演的复杂的双簧戏，都会因为联想缺钱而告吹。高盛可不想这桩交易就这么草草收场，否则一笔900万美元的巨额顾问佣金就没有了。

贷款，这是国际投行通行的一种做法，为了确保顾问的项目成功，投行往往会给顾问的客户进行过桥贷款。联想已经掏出了2.5亿元注入高华证券公司，所以高盛并不担心联想会赖掉这笔过桥贷款。

5亿美元，这就是高盛给联想准备的过桥贷款。

过桥贷款可不是免费的午餐，需要联想拿资产进行质押的。这个有点对赌的意思，一旦联想不能归还高盛的贷款，那就不好意思了，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亲兄弟也得明算账，更何况高盛就是为了赚钱而来的呢？

今天很痛苦，明天很痛苦，后天很美好，但是大部分人都死在明天晚上。生意总是充满了风险，成功往往就是即将到来的黎明，但是很多满怀希望的人们却死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高盛深谙其中的道理。高盛可不想等联想集团还不了钱的时候再动手，最好的方法就是拉更多的人入局，自己才更安全。

很快，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法国巴黎银行、荷兰银行、渣打银行以及中国内地、中国香港等地的16家银行，组成了一个贷款银行团，坐到了联想的办公室里。

蔚为壮观的贷款银行团再度让联想激动不已，按照定期的抵押贷款协议规定，该定期贷款需要联想在5年内分期偿还。细心的人会发现，这个时间恰好也就是使用IBM品牌的年限。贷款利率则较3个月以来伦敦银行同业往来贷款利率高出0.825％，而且联想集团及若干附属公司需要对银团的6亿美元贷款作出无条件担保。

有钱了，收购IBM的PC业务就不成问题了。可是高盛跟银团贷款的钱都需要在一定时间内归还，联想自己也没有把握能够在5年之内还掉11亿美元的贷款，所以联想还需要有一个长远的安排，这需要在收购的时候一并考虑周全。

得州太平洋集团再次出现了。

联想要想还掉高盛跟银团的贷款，最好的办法就是发行股票。那玩意儿可是弄钱的好东西，只要能够卖出去就行了，不需要还的。本来得州太平洋集团一直帮着IBM抬轿子，让联想砍价的空间大大压缩，这个时候联想需要资金，它跑出来了，真是高盛的好哥们儿。

得州太平洋集团可不是省油的灯，它知道如果就自己一家出现的话，会很容易让联想以及中国政府反感，所以，它又拉上几个哥们儿，组团儿来忽悠联想。后来名单公布：得州太平洋集团、泛大西洋集团（GA）和新桥集团（NCL）成为联想的战略投资者，以3.5亿美元认购联想面值为1000港元的273万股非上市A类累计可换股优先股以及可用作认购237417474股联想股份的认股权证。

联想跟得州太平洋集团、泛大西洋集团以及新桥集团商洽发行股票，其实就是为了给IBM进一步从联想套现准备现金。联想从三家私人股权投资机构获得资金净额为3.47亿美元。按照高盛在谈判中提出的资金支付策略，联想拿到3.47亿美元之后，按每股2.725港元回购IBM持有的435717757股无投票权股份，总价为1.52亿美元。

得州太平洋集团跟高盛是死党自然不必说，新桥集团的发起人是得州太平洋集团，进入联想配合得州太平洋集团自然也不在话下。泛大西洋集团成立于1980年，是全球著名的股本直接投资公司，跟高盛私交甚好，之前已经投资过从联想集团分拆出去的神州数码。

泛大西洋集团有一位坐镇伦敦的董事总经理Adrianna Ma，尽管远在万里，她却领军中国区业务，是泛大西洋集团全球投资高级人才。这位大姐在加盟泛大西洋集团之前，曾担任惠普（Hewlett-Packard）的项目经理。惠普并购康柏的时候，高盛是惠普的财务顾问，Adrianna Ma跟高盛的关系颇为密切。这次，高盛以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名义，让泛大西洋集团进入联想，这位坐镇伦敦的老朋友怎么会袖手旁观呢？

现在明白了吧，得州太平洋集团等三家所谓的战略进入联想，目的还是为IBM的资金套现。三家公司进入后，联想集团的格局立即发生了变化，按照约定，273万股可换股优先股共可转换为1001834862股股份，占联想已发行股本总额的13.4％，转化之后占扩大后已发行股本的约10.24％；认股权证共占联想已发行股本总额的3.18％，认购之后占扩大后已发行股本的约2.63％。

好啦，现在只有不到45亿港元的联想，贷款11.5亿美元，还拿了高盛朋友们的3.5亿美元股权融资资金。总计，高盛跟他的朋友们一共给联想筹措了15亿美元。联想收购资金问题彻底解决，这是一件令联想集团相当开心的事情。

不过联想集团能够开心得起来吗？小马拉上了大车，收购本身前途未卜，柳传志跟杨元庆领衔的联想，已经把命运交给了高盛跟他的朋友们。得州太平洋集团他们选择投资联想，美其名曰是看好联想在PC业务方面的前景，事实上，他们是希望在IBM没有抛售联想之前，跟着IBM一起发财，让柳传志跟杨元庆他们拼命地为自己赚钱。

世界上没有稳赚不赔的生意，高盛跟他的朋友们有了保障。

高盛给联想贷款，进行抵押自然不必说，联想集团以及他的子子孙孙都抵押给了16家银团机构，那么得州太平洋集团怎么能够稳赚不赔呢？三家投资者拥有的优先股在转股前每年都可获得4.5％的固定累计现金股息，按季支付。除此之外，董事会事实上已经掌握在他们手上，一旦柳传志跟杨元庆领衔的联想出现任何变故，他们就可以利用董事会席位，跟IBM联手控制联想。

控制联想并不难，只要三家战略投资者持有的优先股全部转化成普通股，跟IBM联手控制董事会。根据董事会格局，三家战略投资者每家一名，加上IBM的一名董事，尽管在联合总股本方面低于联想，可是他们足以跟联想派出的四名董事对着干。短暂的欢乐背后，浓厚的失败气息已经扑向了联想跟柳传志他们。

8．联想，耍你没商量

2004年12月8日，北京亚运村五洲皇冠假日酒店，镁光灯不停闪烁。

柳传志戴着金丝眼镜儿，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一年多，太漫长了。一大早，柳传志就带着总裁杨元庆、财务总监马雪征、高级副总裁乔松、副总裁张宗荣、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吴亦兵、威嘉国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项绍琨、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陈林正一行赶到了五洲皇冠假日酒店。

中国是礼仪之邦，可不能让IBM的客人在酒店等着联想的人。尽管经过了一年多的磨砺，尽管联想的一帮人在高盛以及他的朋友们的圈套里挣扎了一年多，在这即将签约的时刻，他们依然心怀忐忑，甚至不断地背着演讲稿。这可是中国IT界在国际上的第一次历史性大并购，这是中国企业第一次上演“蛇吞象”，对象可是美国政府历史上战功赫赫的IBM。这样的历史时刻能丢脸吗？不能！尽管在谈判的时候，联想已经失去了很多颜面，但在签约这样重要的时刻，一定要以最佳的状态给IBM和美国人看看，这就是中国人。这可不能出错，关系到联想的利益，关系到中国人的脸面。

等待总是令人急躁。

就在柳传志一行在酒店等待的时候，IBM高级副总裁约翰·乔伊斯（John R. Joyce）和IBM大中华区董事长周伟焜等人的豪车，开进了五洲皇冠假日酒店，就在停车场。他们也希望签约的这一刻早日到来，签了字，烫手山芋就交给联想了。

当约翰·乔伊斯正要拉开车门下车的时候，他的电话突然响了。接通后，约翰·乔伊斯一听，是美国总部打来的，总部的指令非常简洁：让所有人暂时不要下车。约翰·乔伊斯很快就明白了，这中间出了问题。任何会导致交易中途再起波澜的不确定性，都可能意味着巨额的经济损失，交易可能无法在2005年第二季度内完成交割。

具体是什么问题呢？柳传志他们无从知晓。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联想的一干人马陷入了焦灼状态，发布会的消息天下人皆知，如果IBM的人不到场，协议还怎么签署？到时候别人还不嘲笑死联想？最后联想终于弄明白了，IBM担心的主要是供应商的问题，担心供应商不支持这项交易。这时候联想最看重的就是不能让天下人笑话，于是双方协商，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第三方供货商的支持。

20分钟后，一个越洋电话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第三方供货商支持联想的收购。这一天，联想高朋满座，喜气洋洋，联想沸腾了，中国沸腾了。拿下了IBM的PC业务，这意味着世界五百强的名单上将多了联想这个名字，意味着中国控制的PC将跻身美国江湖。

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

截至2005年12月31日，联想总资产为459.97亿港元，负债率攀升至79.58％，未偿还长期银行贷款37.91亿港元、短期银行贷款0.62亿港元，贷款与权益比为0.41。尽管联想的营运活动仍然能够产生相对稳定的现金流，联想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2005年12月31日为131.1亿港元，但已经动用的贸易及信用证贷款额度为4.02亿港元，远期外汇合约及衍生工具高达45.87亿港元。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并购后的联想资金压力日益沉重，如果短期盈利能力无法取悦债权人，则其资金链的安全将更加令人担忧。

联想上当了，可有人说了大实话。

倪光南，曾参与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台计算机的研制，1984～1999年期间，担任中科院计算所公司（联想集团前身）和联想集团首任总工程师，首创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主持开发了联想式汉字系统、联想系列微型机，1994年被遴选为首批工程院院士。

老院士倪光南可谓联想集团的创业元老，在听闻联想17.5亿元拿下IBM的PC业务时，老院士异常感慨：“这个代价太高了！IBM早就想把PC业务卖掉，因为它一直不挣钱，而且技术含量也不高。IBM找到了一个好买家，卖给其他人可能卖不了多少钱。IBM很聪明，在卖出PC业务之前，它把深圳的工厂给改组了，把利润和技术含量都比较高的服务器拿了出来，拿出来和长城公司做，而且IBM绝对控股。”

IBM确实很聪明，早在2001年9月，就将旗下TFT-LCD部门卖给了奇美电子，使其成立日本IDTech公司，并取得高阶技术及产能。2003年，IBM又将硬盘驱动产业卖给了日立，使之成为硬盘驱动业界最大的公司。

在美国市场，联想的排名已经被甩到五名之后，再也没有当年IBM的豪气。尽管柳传志非常欣赏杨元庆，可是得州太平洋集团、新桥资本、泛大西洋集团都纷纷抛售了联想股票，IBM也远离了联想。财务状况更是让柳传志焦头烂额，一直盈利能力稳定的联想，在2008年出现了亏损。这一次可不是用人民币计算的，而是用美元，联想亏损2.67亿美元。联想的高层也不断动荡，IBM的人员撤离联想，在经历了5次裁员之后，联想元气大伤。

柳传志一度放手，让杨元庆操刀联想，可是更大的打击让柳传志不得不在归隐之后再度出山。2009年Millward Brown Optimor公布了“全球Top 100品牌排名榜”，在“科技品牌Top 20”中已经没有了联想的名字。联想曾经的PC豪门梦想，在2004年上演“蛇吞象”后，彻底破灭了。

CHAPTER TWO

第二章

TCL折戟汤姆逊

2.GOLDMAN SACHS IN CHINA

SECOND

第二章

2004年1月29日，法国总理府，李东生跟汤姆逊集团的CEO达哈利坐到了签字台前。这一天，中法双方有9个协议需要签署，李东生跟达哈利签署的协议只是其中之一。李东生在协议上签字的时候，身后是正在法国访问的中国国家领导人，而达哈利身后则站着法国总理拉法兰。

历经4个月的谈判，又经过3个月的正式签约，李东生终于跟百年巨头汤姆逊集团走到了一起。此刻李东生的心情无比愉悦，回想起往昔的谈判时光，多少个不眠的日日夜夜，这一刻，也值了！

李东生虽然很兴奋，但汤姆逊集团给李东生的见面礼却是亏损1.3亿欧元的彩电业务。然而正在兴头上的李东生似乎太过乐观，他放出豪言壮语，声称18个月就可盈利。不过豪言壮语虽能鼓舞士气，但也能将人带入灾难的深渊。而那一场收购案，不过是高盛导演的又一场好戏，高盛的“国际卖拐术”成功忽悠了李东生，让TCL吞下了这个“毒苹果”。

1．法国总统的绝密行动

2001年6月4日，法国上塞纳省（Hauts-de-Seine）警察局的报警电话骤响。

十分钟后，警车呼啸而去，大队警察冲进了马恩河畔纳伊市蒙特罗西大街的一个四合院，只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年人趴在地上，血液和着脑浆流了一地，已经慢慢地凝固。一名戴着白手套的法医在老者的脖子上一摸，摇了摇头：“已经死了。”

整个四合院被警察围了起来。

法医们正在填写报告，突然两名男子分开围观的人群，急匆匆地走进了院子。警察局的一位官员上前跟两名男子分别握手，非常抱歉地耸了耸肩：“你们来晚了。不明白这家伙为啥要跳楼，你们看，他明明住在二楼，却爬到别人的楼顶上往下跳，看来真是求死心切。”

两名突然造访死亡现场的男子是预审法官，一位叫雷诺·范·吕里姆伯克，一位叫多米尼克·德塔朗塞，两名法官是法国政府新成立的重案组核心人员。1992年，法国以150亿法郎向中国台湾出售6艘“拉斐特”护卫舰，新成立的重案组专门负责调查与该事件有关的受贿罪与欺诈罪。现在，重案组忙得焦头烂额，中国台湾方面接二连三地发生命案，而法国方面更是牵涉出前外长罗朗·迪马以及大批高级官员。

过了一阵子，重案组收到了上赛纳省警察局的调查报告：

死亡男子66岁，名叫雅克·莫里松，死亡前是法国海军部上校军官，是“喝彩行动”的技术谈判代表。他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泰利斯（Thales）公司（这家公司在2000年12月6日前叫法国汤姆逊—CSF公司）向中国台湾出售6艘“拉斐特”护卫舰的谈判代表。

调查报告推测了雅克·莫里松死亡经过：这位66岁的海军上校通过后楼梯爬到五楼，从便梯窗口跌下来，坠地丧命。警察局得出结论：这位泰利斯公司的前谈判代表死于自杀。

拿到警察局的调查报告，雷诺·范·吕里姆伯克和多米尼克·德塔朗塞非常失望：又是自杀？太值得怀疑了，这可不是第一起命案了，两人凭直觉断定，雅克·莫里松的死亡背后一定有更大的阴谋。于是，两人直奔法国海岸宪兵队，收集海军上校雅克·莫里松的更多资料。现在，只有海岸宪兵队可以直接插手海军事务，两人希望通过海岸宪兵队了解更多泰利斯公司的情况以及雅克·莫里松更为详细的档案。

刚刚才从海岸宪兵队回到重案组，雷诺·范·吕里姆伯克和多米尼克·德塔朗塞就接到了上赛纳省警察局的电话。警察局告诉两位重案组法官，法国国防安全和保护局的两名情报人员突然造访警察局，他们要搜集警察局的调查结果。

雷诺·范·吕里姆伯克和多米尼克·德塔朗塞心底暗暗吃惊，国防安全和保护局的人突然插手，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于是，两人嘱咐警察局将两名情报人员安顿下来，自己则火速直奔警察局。在上赛纳省警察局，两位重案组法官见到了两名情报人员。很显然，两位情报人员万万没有想到，重案组来得这么快。雷诺·范·吕里姆伯克和多米尼克·德塔朗塞还没有开口说话，那两位情报人员就开始紧张了。

“你们调集雅克·莫里松死亡档案，到底是什么目的？”雷诺·范·吕里姆伯克拽了一把椅子，在两位情报人员对面坐了下来。其中一位支吾了半天，才说只是出于本能行事，而另一个则说是遵从上级命令。这样的回答让雷诺·范·吕里姆伯克非常失望。在喝了一杯又一杯咖啡之后，雷诺·范·吕里姆伯克终于听出了一点儿门道。

原来，雅克·莫里松的自杀跟一名情报人员的死亡有着密切的关联。

2000年10月10日23点30分，上赛纳省警察局接到报案，靠近香榭丽舍大街的让—古戎大街18号楼发现一具尸体。警察局迅速出警，调查后发现，死者叫蒂埃里·安博，48岁，法国“驻台湾机构”武官，死亡当天刚刚搬进这幢大楼。

警察局立即封锁了蒂埃里·安博的死亡现场。调查现场时发现，楼梯的后门从里面锁着，而大门却是带上的。法医们迅速对蒂埃里·安博进行了尸体解剖，奇怪的是，这家伙身上没有被打的痕迹，血液里也不含毒。

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

上赛纳省警察局作出了这样的推论：当晚天气恶劣，狂风大作，屋里的灯关着，蒂埃里·安博当时正要外出，出门前打算关上窗户。为了关窗，蒂埃里·安博在翻过76厘米高的锻铁栏杆时不幸跌落死亡。

雅克·莫里松的死跟蒂埃里·安博的死有着太多相似的地方，不能不让人生疑。并且，蒂埃里·安博还做过很长时间的间谍。重案组还查到更多信息：蒂埃里·安博是法国对外安全局（特务机构）前局长勒内·安博将军的儿子，曾在中国台湾上过两年大学。

2002年6月10日，在雷诺·范·吕里姆伯克的办公室里，蒂埃里·安博的父亲勒内·安博将军老泪纵横，他告诉法官，他儿子曾被国防安全和保护局前局长克洛德·西尔伯灿派往中国台湾密切关注武器销售情况，这是法国的好色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下达的绝密任务。

勒内·安博说：“他知道一切，他向我提起过佣金的事情。”

难道这就是法国总统的绝密行动？

雷诺·范·吕里姆伯克敏锐地意识到，无论是蒂埃里·安博还是雅克·莫里松，他们都跟对台销售6艘“拉斐特”护卫舰有牵扯，两起命案都指向泰利斯公司。重案组给海岸宪兵队去了一个电话，希望宪兵队能够尽快搜查泰利斯公司，查找两人更多的档案资料。

2002年6月18日，海岸宪兵队大队人马直奔泰利斯公司。

宪兵们在泰利斯公司大肆搜查，跟抄家没什么两样。泰利斯公司的职员们非常反感这帮当兵的，一点儿礼貌都没有，尤其对海岸宪兵队更是厌恶之极。二战期间，上万名宪兵效命于纳粹的傀儡维希法国政府，帮助纳粹围捕犹太人和看守位于巴黎附近的德朗西集中营，甚至还将大量的犹太人送往死亡集中营。宪兵队的做法无疑是助纣为虐。

可惜搜了个底朝天，海岸宪兵队依然没有找到有关雅克·莫里松的任何信息。宪兵们无功而返，令重案组相当失望，线索就这样断了。

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雷诺·范·吕里姆伯克突然接到一个匿名电话，电话中传来的声音很悲伤，坦言雅克·莫里松曾受到过死亡威胁，以至于曾打算改名换姓重新生活。重案组松了一口气，看来案情出现转机了。

2002年6月26日，一名艳丽的女人造访雷诺·范·吕里姆伯克的办公室。这位女人太有名了，妖艳十足。她名叫克里斯蒂娜·德维耶·荣古尔，自称“共和国妓女”，曾经是法国前外交部长罗朗·迪马的情妇。她在1998年，也就是弗朗索瓦·密特朗死亡后第三年，写了一本名为《共和国的妓女》的书。那些风花雪月的事儿自然难登大雅之堂，不过，在她用身体写作的书中，遮遮掩掩地披露了汤姆逊—CSF公司对台军售事件的隐情。

那是一桩让人难以忘却的往事。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中国台湾去世，当天李登辉继任“总统”。为了扩充海军实力，海军提出了“光华2号”计划，要求购买新的军舰。当时服役的都是1940年组建抗战海军时的老军舰了，按理早就应该淘汰了。于是，台湾当局给“光华2号”计划留出1152亿台币，用来购买新的海军设备。

台湾当局要花大钱购买军舰，这让率先得到情报的法国人激动起来。那个时候西欧经济普遍不景气，作为法国经济重要支柱的军火业订货减少，军火商正在四处寻找买主。这个时候，台湾要买军舰，那对法国来说，真是天大的好消息。

台湾当局曾通过中间人与法国军火商秘密接触，开出的订单上有军舰、战机、各类导弹及鱼雷、坦克和装甲车、潜艇、远程大炮等，首批会向汤姆逊—CSF公司购买6艘“拉斐特”护卫舰。

1988年10月，为了成功购买军舰，台湾“国防部部长”郝伯村秘密造访法国。汤姆逊—CSF公司面对相当具有诱惑力的军火订单，异常激动。不过，对台出售军火涉嫌国家政治问题，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为了促成这笔交易，汤姆逊—CSF公司立即向法国总理米歇尔·罗卡尔提交了报告。这位社会党出身的总理在接到报告后，立即将其转交给国防部、外交部、外贸部以及负责海军装备建设的造船局讨论。

很快，米歇尔·罗卡尔收到了各个部门的反馈意见。造船局跟外贸部表示赞成，国防部没有表态，反对最激烈的是外交部。外交部认为，法国和中国台湾的交流一旦超出中国政府所能容忍的限度，将危及中法关系，这样一来，法国就会得不偿失。米歇尔·罗卡尔最后决定，以外交部报告为准，暂不考虑其他部门的报告。

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动乱，西方国家纷纷制裁中国。汤姆逊—CSF公司再次看到了机会。吸取第一次的教训，汤姆逊—CSF公司没有走正常报告的途径，而是改变游说策略，目标直接转向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身边的人。很快，总统主持的战争物资出口部际委员会就同意了汤姆逊—CSF公司的军售报告。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汤姆逊—CSF公司对台出售军舰的消息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很快就被中国政府知道了。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田增佩紧急约见法国驻华大使马乐，调查此消息是否属实。田增佩申明，如果实情真是如此，那法国政府应该立即阻止这笔交易，以免中法关系受到进一步损害。马乐大使立即赶回法国，向法国外交部陈明利害。1990年1月6日，罗朗·迪马以外交部名义致函弗朗索瓦·密特朗，反对对台军售。最终，法国政府暂停对台销售军舰。

汤姆逊—CSF公司的激情再次被浇灭。就在这个时候，法国埃尔夫公司国营石油公司“总务经理”阿尔弗雷德·西尔文（Alfred Sirven）却主动来访。面对这位突然到来的客人，汤姆逊—CSF公司的总裁阿兰·戈梅（Alain Gomez）还真有点儿摸不着头脑，不过很快这位爷就眉开眼笑了。

阿尔弗雷德·西尔文说，埃尔夫公司可以促成汤姆逊—CSF公司对台军售。阿兰·戈梅一开始还不信，因为法国政府已经宣布暂停对台军售了，一个买卖石油的公司，怎么可能搞定这么大一笔生意呢？阿尔弗雷德·西尔文笑了笑，悄悄告诉阿兰·戈梅：埃尔夫公司搞的是石油生意，台湾方面出面购买军舰的正是台湾“中国石油公司”，两家生意上经常往来。在做生意的过程之中，关系网也就形成了，现在埃尔夫公司关系网中有四个重要人物，正是促成汤姆逊—CSF公司对台军售必不可少的人物。

阿尔弗雷德·西尔文给戈迈兹列出了自己的关系网名单：

埃德蒙·关（Edmond Kwan），香港律师，听起来好像是外国人，可是这位爷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据说他在北京有着深厚的背景。在瑞士商业法庭，埃德蒙·关后来承认，他的叔叔是一位高官。那位高官在解放前以及解放后出任经济部门的领导，有着重要的影响力。阿尔弗雷德·西尔文拍着胸脯说，埃德蒙·关可以说服中国政府不反对这桩交易。

克里斯蒂娜·德维耶·荣古尔夫人，罗朗·迪马外交部长的新闻专员。她现在还有一个职务，那就是埃尔夫公司专门负责与法国外交部联络的公关。阿尔弗雷德·西尔文非常清楚，这是罗朗·迪马放到国有企业里面变相收受贿赂的棋子，不过，她却可以说服罗朗·迪马为售台军舰开绿灯。

很快，阿尔弗雷德·西尔文就得到了两张各为200万法郎的支票。汤姆逊—CSF公司通过瑞士FRONTIER AG BERN信用银行与阿尔弗雷德·西尔文签署合同，同意在事后按贷款的1％支付佣金。此外，汤姆逊—CSF公司还同一位刘莉莉小姐签署了咨询合同。据称，这位刘莉莉小姐与美国前总统卡特以及台湾“国防部部长”郝伯村等核心人士关系密切。

法国方面，有了克里斯蒂娜·德维耶·荣古尔，自然是不用愁了。中国方面，埃德蒙·关张口就要6000万法郎，说是作为活动资金游说相关方面。可是，汤姆逊—CSF公司后来却发现，这个埃德蒙·关并没有出力。于是，在军售结束后，汤姆逊—CSF公司拒绝支付阿尔弗雷德·西尔文“应得”的回扣。

最后，双方大打出手，法国人脸上蒙羞，贿赂大案爆发。在日内瓦国际仲裁法庭上，汤姆逊—CSF公司对台军售真相大白。罗朗·迪马被迫辞去法国国家宪法委员会主席一职，接受法庭的审判。很快，阿尔弗雷德·西尔文、埃德蒙·关出逃，神秘女人刘莉莉也迅速消失，只留下克里斯蒂娜·德维耶·荣古尔独自度过三年牢狱生活。

现在，克里斯蒂娜·德维耶·荣古尔已经出狱了，但她万万没有想到，一场已经早已过去的恩怨，如今却再次搞得鲜血四溅。在蒂埃里·安博与雅克·莫里松离奇死亡之前，让·克洛德·阿尔贝萨已经死在了东京，公开的死因据说是“癌症”。这位爷是法国情报机构（DGSE）的“荣誉”特工，曾经是一个军人，退役后进入汤姆逊公司负责远东军火业务，常驻东京，娶了个日本女人当老婆。还有杰勒德·莫内，他跟妻子后来在科西嘉岛双双自缢身亡。这位爷曾是法国电信总局的秘书长，在1991年至1992年，是当时的法国总理埃迪特·克雷松的办公厅成员，负责出售军舰的相关案宗。

妖艳十足的克里斯蒂娜·德维耶·荣古尔的到来，让雷诺·范·吕里姆伯克很是惊讶，难道这个早已成为法兰西人笑话的女人，真了解重案组不知情的事件内幕？

克里斯蒂娜·德维耶·荣古尔拉了把椅子坐下，先作了一番自我介绍，随后她告诉雷诺·范·吕里姆伯克，她曾与蒂埃里·安博交流过对售台军舰案的看法。蒂埃里·安博死后，为他们牵线搭桥的马塞尔·L军官打电话给她，告诉她：“他们杀了他。”

有了克里斯蒂娜·德维耶·荣古尔这个关键人物，雷诺·范·吕里姆伯克很快就掌握了确切信息。

这个时候，一个叫汪传浦的人进入了台湾方面的调查视线。台湾方面查到，1993年12月9日，“台湾海军”主任尹清枫上校神秘失踪。调查发现，负责“台湾海军”装备购置任务的尹清枫曾到过法国，回去后写了一份对购买法国战舰非常不利的报告。尹清枫曾对代表团团长说：“我有生命危险。”

在尹清枫失踪10天后，汤姆逊—CSF公司台湾的代表汪传浦就立刻消失了。

汪传浦是个地地道道的台湾人。后来，台湾方面检查了汪传浦女儿在瑞士的账户，发现有5亿到9亿美金的资金出入。台湾警方将杀害尹清枫的嫌疑人郭力恒上校逮捕，因为郭力恒跟尹清枫是同事，曾收过汪传甫650万台币。

查清事实后，台湾方面一下子就傻眼了，当年新加坡从汤姆逊—CSF公司购买同样的护卫舰才只要50亿法郎。花了冤枉钱的台湾人非常愤怒，当年8月，台湾“军法”部门就跟法国提出仲裁，说当初讲过不准有佣金，汤姆逊—CSF公司这是违约了，应该把佣金返还给台湾。随后不久，一系列的命案就发生了。

雷诺·范·吕里姆伯克终于明白了，这一系列的命案，跟汤姆逊—CSF公司的回扣有着直接关系，拿到好处的利益者担心事情暴露，不惜痛下杀手。汤姆逊—CSF公司的母公司汤姆逊集团也因此臭名远扬。在台湾方面采取司法程序前夕，汤姆逊集团紧急将军工产品剥离，并将其改名为泰利斯公司。台湾最后向国际商会仲裁法庭提出仲裁申请，要求汤姆逊—CSF公司依约赔偿将违约金、佣金加利息等等，共计400亿元新台币。

自对台售卖军舰开始，汤姆逊集团内外交困，深陷财务危机的泥潭。

2．法国政府“1法郎”叫卖豪门

早在1996年，汤姆逊集团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这一年，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去世。他曾因领导抵抗运动而辉煌，也曾因投降纳粹傀儡政权而沾上污点；他一度跟法国共产党结成联盟，三次冲击法国总统宝座。弗朗索瓦·密特朗身患前列腺癌，他将自己的癌症视为法国最高机密，跟他的保健医生保密长达十年。然而，他依然无法战胜病魔。1996年1月8日，他永远离开了他的妻子，还有他的情人们。

弗朗索瓦·密特朗是继戴高乐之后，担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时间最长的一位，其影响力跟法兰西皇帝差不多。弗朗索瓦·密特朗非常信任自己的国防部部长让·皮埃尔·舍维内芒，这位部长在法国是出了名的倔驴，他有一句名言“一个部长，要么闭嘴，要么辞职”（Un ministre a ferme sa gueule ou a dé missionne）。这位国防部部长跟汤姆逊集团的总裁阿兰·戈梅是老相识，两人早在1963年就在法国行政学院认识了，这个学院可是法国政经精英的摇篮。两人相识后，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往来，算是老朋友了。当法国总理就汤姆逊集团对台出售护卫舰征求意见时，这位国防部部长却保持了沉默。为什么让·皮埃尔·舍维内芒不为自己的好友说话呢？其实，倔老头儿让·皮埃尔·舍维内芒非常清楚，如果国防部表态支持，那一定会激怒中国人，现在，保持沉默就是对老朋友最好的支持。

汤姆逊集团最火的时候，被欧洲人称为“奥匈帝国”，可见实力非同一般。但是要想向国外出售武器，总裁阿兰·戈梅说了不算，一定要经过武器出口部级混合委员会（CIEEMG）的批准。混合委员会里面最关键的有两个部门：一个是国防部，另一个是外交部。

1991年12月4日，阿兰·戈梅拒绝向阿尔弗雷德·西尔文支付佣金。他固执地认为，这笔生意主要是靠自己的老朋友让·皮埃尔·舍维内芒才成功的。这个时候，香港律师埃德蒙·关已经三番五次催促阿尔弗雷德·西尔文打钱了。因为汤姆逊集团成功对台军售，跟埃德蒙·关的运作有很大的关系。可是现在，阿兰·戈梅却仗着国防部部长撑腰，不肯给钱。这都是事前说好的，怎么可以赖账呢？阿尔弗雷德·西尔文十分生气，他也不是软柿子，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要知道，埃尔夫公司石油公司那也是相当有历史的。1939年7月14日，法国发现Saint Marcet油田后，总统戴高乐开创了埃尔夫公司石油公司，用来保证法国的独立石油供应。戴高乐在法国的威信，让埃尔夫公司石油公司成为顶尖的国有企业。戴高乐死后，埃尔夫公司石油公司就成为第五共和国高官们的小金库，长期为他们提供秘密资金。试想，这样一家企业的掌权者，跟法国政府的关系能不密切吗？阿尔弗雷德·西尔文作为总裁，自然大着胆子敢跟阿兰·戈梅对着干。

两大巨头火并，好戏是连连不断。谁承想两人非常不幸，遇到了一个愣头青法官埃娃·若利（Eva Joly），这下事情搞大了。埃娃·若利不是法国人，她生于挪威，原名戈罗·法尔赛特（Gro Farseth），于20世纪60年代到巴黎求学，后来嫁给了一个法国帅小伙儿，并当上了一名法官。

这一次，埃娃·若利就是负责这件案子的专案组法官。

阿兰·戈梅抓住机会，控告阿尔弗雷德·西尔文诈骗，并向法院提出诉讼。埃娃·若利顺藤摸瓜，揪出埃尔夫公司石油公司的董事长洛伊克·弗洛克·普里让。阿尔弗雷德·西尔文一看，这下是泥菩萨过河自保都难了，于是马上开溜。

埃娃·若利的调查震惊了法兰西：在1989年到1993年期间，埃尔夫公司石油公司的高管们利用职权挪用3.45亿美元的公司资金，中饱私囊，贿赂官员，尤其在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任期的最后几年，政府腐败活动愈加频繁。最后，检察院共起诉了近40人，其中包括法国前外交部部长罗朗·迪马。

埃尔夫公司石油公司被连根拔起，也引爆了“拉斐特”护卫舰舞弊案。两大巨头斗法，相互攻讦，最后是两败俱伤。1996年2月，距离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过世尚且不到一个月，右翼政府总理阿兰·于佩就免去了掌管汤姆逊集团14年权杖的阿兰·戈梅的总裁职务。

阿兰·戈梅一滚蛋，汤姆逊集团就开始拉肚子。新政府对汤姆逊集团的家用电器公司也疏于管理，汤姆逊集团陷入财务亏损，再加上台湾方面的巨额索赔，法国新政府压力巨大，于是决定以1法郎象征性地将汤姆逊集团的家用电器业务转让，条件就是要承接汤姆逊集团的所有债务。

韩国大宇集团对汤姆逊集团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不过，事实证明，这不过是法国政府空欢喜一场。从1993年起，大宇集团的老板金宇中已经进入癫狂状态，举债在110个国家雇用了32万名雇员，将摊子铺到了几乎所有产品行业，甚至种植利润很低的用来酿酒的葡萄。大宇集团早已是强弩之末，只能依靠高负债运转。尽管法国政府只要1法郎，可是大宇集团没有承接汤姆逊集团债务的能力。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金宇中潜逃，大宇集团破产了，这预示着法国政府的愿望落空了。1法郎都卖不掉，法国政府一气之下再次向汤姆逊集团注资109亿法郎，以维持汤姆逊集团的生存。

危机重重之下，法国政府对汤姆逊的私有化进程始终没有放弃。

1999年，汤姆逊集团在法国巴黎Euronext交易所和美国纽约交易所挂牌上市，拉开了汤姆逊集团彻底私有化的序幕。

2000年，对台军售案更加扑朔迷离，命案一桩接着一桩，法国政府加速剥离军工业务，当年完成了剥离，泰利斯集团在12月改组成立。这一年，持有大量汤姆逊股份的法国政府开始不断减持股票。

2001年，汤姆逊集团家电领域的销售额为65.41亿欧元，2002年下降为54.44亿欧元，2003年上半年则跌破盈利线，亏损高达8000万欧元。卖掉汤姆逊已经成为法国政府的重要任务。谁能为法国政府服务？谁能把汤姆逊集团卖一个好价钱呢？这个时候高盛进入了法国政府的视野，因为高盛已经协助法国政府卖掉了汤姆逊集团的冤家——埃尔夫公司石油公司，卖价让法国政府非常满意。

3．高盛瞄上了TCL

高盛在协助法国政府卖掉埃尔夫公司的过程中表现相当不错。

当年埃尔夫公司公开招标财务顾问，这个机会让许多人垂涎。要知道，埃尔夫公司可是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小金库，而且，这位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科尔私交甚好。弗朗索瓦·密特朗对当时的埃尔夫公司总裁弗罗克·普利尚说：“必须帮助我们的朋友科尔。”也就是说，只要拿下埃尔夫公司，就凭其背后的政商网络，很容易就能搞到法国和德国更多更赚钱的大项目。这一点无论是高盛、美林还是摩根斯坦利，都不会视若无睹。

三家国际投行大比拼，这戏太好看了！埃尔夫公司的管理层乐开了花，他们天生就是投机分子，利用这次招标，他们要求每一家想参与投标的财务顾问公司，必须拿出两套方案。

财务顾问们的标书必须是两套，第一套方案是尝试将埃尔夫公司卖给另一家公司或者财务投资者，第二套方案是准备一份在证交所上市和发行股票的备选方案。埃尔夫公司很狡猾，万一公司没有成功售卖，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将会是一个利益保障。不过这一下，埃尔夫公司就将三家实力雄厚的华尔街大腕儿推入了火并的漩涡，自己却在一边瞧热闹，坐山观虎斗。这一场争斗热热闹闹地开幕，却毫无悬念地就收场了。高盛最后胜出，成为埃尔夫公司的财务顾问。无论是出售计划还是发行股票计划，高盛的报告都无可挑剔，太专业了！

谁会收购埃尔夫公司呢？全球四大石油化工公司之一，另一家法国大腕道达尔公司主动投怀送抱。可巧了，美林正是这家公司的收购代表。美林为道达尔公司设计的收购方案是，通过股权交换，对埃尔夫公司100％的股权出价。

面对老对手美林，高盛相当镇定，深知打蛇打七寸，只有抓住对方的弱点，才能一击而中。面对道达尔公司的收购，埃尔夫公司采取的策略是“反噬防御”。反噬防御是根据美国一部流行的电视剧命名的，剧中的人物在吃自己之前都会尽力吃了其他人，在反收购中，是指目标公司以收购袭击者的方式来回应其对自己的收购企图。由于它的极端性，这种方式通常被认为是“世界末日方式”。在反噬防御中，关键是组织一个代理人打击、游说机构投资者以确保投资者站在他们而不是敌方那边。

反噬防御其实就是做样子给道达尔公司看的，目的就是要高价。为了配合埃尔夫公司的大戏，高盛给埃尔夫公司支招：既然要恐吓道达尔公司，那就需要一大笔资金来支持这个反噬防御策略。如果能将更多的大银行拉入顾问团，无疑会让道达尔更信服，埃尔夫公司有银团支持，不可能轻易就被收购。

高盛给埃尔夫公司开列了一个豪华的顾问团名单：摩根斯坦利、法国巴黎银行、东方汇理银行、拉扎德银行等。这可都是国际上赫赫有名的财团，高盛开出这个名单的意图非常明确，就是要传给道达尔一个信号：埃尔夫公司已经跟商业银行建立了联盟，可以通过债务筹集资金以组织反击。

跑龙套的银团到位后，道达尔公司和埃尔夫公司坐到了谈判桌上，双方讨价还价，这真是一次“完美”的合作啊！

高盛在售卖埃尔夫公司中的表现让汤姆逊集团非常钦佩，看来为汤姆逊家用电器找个好婆家的重任，非高盛莫属了。在短暂的接触后，汤姆逊集团和高盛迅速坐在一起，签署了财务顾问合同。

“TCL？”拿到高盛的推荐名单，汤姆逊集团总裁达哈利（Dehelly）非常惊讶。

看到达哈利怀疑的目光，高盛的董事总经理肯尼斯·立特（Kenneth Leet）肯定地点了点头。肯尼斯·立特是高盛驻伦敦、纽约的并购骨干，是高盛的并购业务板块相当有分量的人物。后来，他还被美国总统小布什看上了，不过小哥儿当时身体不好，未就任美国财政部长助理。肯尼斯·立特跟汤姆逊集团早有合作，汤姆逊集团并购传媒业务的时候，肯尼斯·立特就是汤姆逊集团的财务顾问。

肯尼斯·立特对全球的彩电业务进行了全面梳理，尤其对中国的彩电市场格局，简直了如指掌。肯尼斯·立特非常肯定地告诉达哈利：“是的，就是TCL，放眼全球，放眼中国，把家电业务卖给TCL是最好的选择。”

为什么是TCL呢？达哈利仍然不能赞同，将汤姆逊集团的家电业务卖给TCL，这简直就是开玩笑。在中国的家电市场，尤其是在电视机领域，长虹、创维、康佳都是大名鼎鼎的品牌。在跟三家大佬竞争的过程中，TCL未必能够占到什么便宜。况且TCL跟飞利浦关系密切，2002年8月22日的时候，两家还签订了一个非常致命的排他性协议。

协议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从合作协议签订之日起，TCL将利用其销售渠道和网络优势，在广西、贵州、江西、安徽和山西5个省，独家代理销售飞利浦彩电。双方承诺，在中国内地均不与任何第三方进行相类似的合作，也不直接或间接帮助任何第三方销售任何其他品牌的彩电。

聚光灯下，是双方灿烂的笑容，新婚燕尔的TCL跟飞利浦十分甜蜜。

飞利浦中国区总裁张玥非常开心地对到场的媒体说：“TCL在渠道方面有独到之处，我们双方把长处放在一起，可以资源共享，实现双赢。”张玥的脸上堆满了笑容，他非常幽默地形容：“飞利浦与TCL就像夫妻，我们有相容的企业文化，我们的信条是互信。”

“婚约”在手，况且人家还是新婚，汤姆逊集团又怎能第三者插足呢？

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投行人士，他们的工作核心是什么？那就是将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这就是他们的绝招，也正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本。高盛既然说要把汤姆逊集团的家电业务卖给TCL，那必然有自己的道理。达哈利没有直接否决高盛的提议，他小心翼翼地提出，是不是先跟长虹、创维甚至康佳聊聊，广撒网才能有更大的收获嘛。肯尼斯·立特自信地摇了摇头，看来这位总裁还是不太了解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他自己列举的三家企业。

首先说长虹，这家依靠军工三线产品起家的企业，中国政府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汤姆逊集团将护卫舰出售给台湾，已经让中国政府很生气了，后来居然爆出了令全球震惊的受贿、回扣丑闻，你想，长虹还能跟汤姆逊集团谈合作吗？

康佳，这家公司一诞生就拥有外资的血统，其中，中国内地的资本持股51％，中国香港的资本持股49％，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诞生的第一家内地与香港合资电子企业，现在华侨城是大股东，背景较为复杂。

创维，这家公司的背景就更加复杂，其控股方为港资，但这家企业跟东方汇理银行、来自硅谷的资本都有往来。而且，创维的董事长黄宏生具有超强的控制力，还是出了名的抠门，要想创维出个好价钱，那可太难了。

说完这些，肯尼斯·立特又帮达哈利把了一下TCL的脉：这家公司名义上虽然是国家控股，但是比起根正苗红的长虹，国资的影响力比较小；跟康佳比，虽然TCL也有外资，但是没有康佳那么高的比例，也没有更为复杂的背景；跟创维比，TCL的优势更是显而易见。此外，最关键的一点，那就是TCL的董事会是由公司的管理层控制的。

要实现管理层控制董事会的局面，并不容易。只有利用大股东相互制衡的关系，才可能形成这种局面。从TCL的发迹到崛起，元老级人物李东生是绝对的功臣。当初，国资持股比例高达58％，管理层只有25％的股权。引入日本东芝、日本住友、中国香港金山电池、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南太和Pentel等五家国际战略投资者之后，股权结构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五家战略投资的股权比例是18.38％，国资的持股比例下降至40.97％。管理层依然持有25％的股权，剩下的15.65％股权，全都分散在一些听管理层意见的其他股东手里。

如此一来，管理层就顺利地利用这种制衡关系强势起来。股东都变化了，董事会也自然需要改选了。改选的结果是，十三位董事中，除去四位独立董事，还有一位董事代表惠州市政府，两位董事代表战略投资者，其余六个董事位子均被管理层占据。

TCL集团既然是握在管理层手里的，那就容易打交道多了。而且，高盛对TCL迫切寻求国际化的心情非常了解。1999年，TCL进军越南，成立越南分公司。2000年，TCL进驻东南亚和俄罗斯，通过OEM方式进入中东、远东、非洲、澳洲、拉美等地区。2002年，TCL集团收购德国施耐德彩电业务。

原来如此，达哈利这下终于信服了，难怪老冤家埃尔夫一直那么信任高盛呢。高，实在是高！不过，他仍然有疑问，飞利浦和TCL可是有“婚约”的，这该怎么办呢？

高盛的代表肯尼斯·立特满脸堆笑，哦，这么棘手的问题，就交给TCL的财务顾问摩根斯坦利去解决吧，咱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4．双管齐下，布下迷魂阵

最好的谈判首先要打垮对方的心理防线。

在这方面，高盛是老手了。当初，埃尔夫公司声名狼藉，幕后支持的法国总统死了，对台军售的总裁也逃了……高盛却妙手回春，把埃尔夫公司体体面面地卖给了道达尔公司。这一次，高盛也不会把汤姆逊的家电业务部门便宜出手，好歹汤姆逊集团也算是欧洲豪门，一定要卖个好价钱。

大戏开场了。

2002年10月30日，中国的家电业突然收到一份通告，一时间人心惶惶，纷纷热议。这份通告正是汤姆逊集团发出的。曾经，欧美人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如今的商战中，枪炮早已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暗箭。这一次，专利权就成为了汤姆逊集团打压中国家电企业的一张好牌。

凭什么中国企业就得听汤姆逊集团的？

这事儿还得从1985年约翰·温伯格主导的一桩并购案说起。

当年，GE的总裁杰克·韦尔奇某天去日本考察发现，同样的工艺流程，在美国要很多人完成，而在日本却只要一两个人就搞定了。日本人将一个又一个行业的成本结构撕裂，使得美国的电视机、汽车以及复印机行业受到了严重冲击。于是，杰克·韦尔奇就琢磨要走差异化路线，将目光瞄向了美国无线电公司。这家公司是美国联邦政府于1919年成立的，跟中国长虹集团一样，一开始都属于军工企业，大部分产品为美国陆军部生产。不过后来这家公司生产出了世界上第一台黑白电视机，1950年又生产出第一台彩色电视机。

看上了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杰克·韦尔奇，决定将其收入GE旗下，于是找到了高盛做财务顾问。高盛干活非常漂亮，这笔交易最后以63亿美元成交，从正式谈判到签署协议举起香槟庆祝，整个过程只用了36天。

将美国无线电公司收入囊中后，GE就开始发威了。GE找上了厦华电子跟福日彩电，指责它们生产的彩电无论是外观还是彩管等核心技术，都跟美国无线电公司生产的电视机一样，要求这两家企业就每台彩电交1美元专利费给GE。

交钱？还是拒绝？

厦华电子跟福日彩电别无选择，因为一旦它们拒绝了GE代表的条件，那就意味着它们不能再干出口的生意了，它们辛辛苦苦依靠出口才奠定的江湖地位也就保不住了。于是，厦华电子跟福日彩电等出口企业，跟美国无线电公司签订了专利费使用协议。

GE收购美国无线电公司后，很快就发现，事情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在欧美市场中，家用电器的竞争太激烈了。日本人不仅效率高，研发能力也超强。而在中国，那些不对外出口的企业，GE根本没有办法约束。

1987年6月，杰克·韦尔奇又盯上了汤姆逊集团的医疗业务。法国网球公开赛期间，杰克·韦尔奇在巴黎招待客人们观看了NBC电视转播这一盛会。汤姆逊集团的董事长阿兰·戈梅作为GE邀请的客人，也来到了GE的接待中心。杰克·韦尔奇趁机跟阿兰·戈梅商谈，想用美国无线电公司跟汤姆逊集团交换医疗业务。

生意场上，杰克·韦尔奇可是老手了，他声情并茂地忽悠阿兰·戈梅：“你们汤姆逊集团电视机业务规模不大，而且全都局限在欧洲范围之内。如果汤姆逊集团跟GE集团进行业务交换，通过这项交换，可以把汤姆逊集团不赚钱的医疗业务甩掉，同时又能使汤姆逊集团一夜之间成为世界第一大电视机制造企业。”

1988年，在老狐狸杰克·韦尔奇的游说下，汤姆逊集团不仅将医疗业务交给了GE，还给了GE一笔10亿美元现金，而且答应每年给GE一笔专利使用费，这项收入每年可以为GE带来1亿美元的税后收入。

汤姆逊集团这下就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电视机生产商，同时拥有了美国无线电公司的专利权。而这一次，高盛就是祭出了专利权这一杆大旗，让中国人成为汤姆逊集团砧板儿上的鱼肉。

汤姆逊集团的通告声称，从11月份开始，汤姆逊集团将派出多路人马，跟中国的家电企业谈判专利问题。汤姆逊集团还列出了一份专利清单，总计20项专利。收取专利技术费涉及三个档次：小于20英寸的电视每台0.7美元，20英寸到25英寸的每台1美元，25英寸以上的每台1.2美元。收费范围先从出口机型开始，收费时段暂定为2001年到2005年。

也就是说，中国企业生产的一台彩电自己还没有赚到钱，如果运出国门就先要给汤姆逊集团上贡。

好家伙，当时中国彩电的年出口量超过1000万台。根据出口的统计数据，小屏幕彩电的份额越来越小，大屏幕彩电出口份额急速上升。按照汤姆逊集团的通告，中国企业出口的普通彩电，诸多专利都囊括在汤姆逊集团的专利清单之中，出口利润将大幅度压缩。

一大帮中国专家义正词严，痛斥汤姆逊集团的恶霸行为，认为汤姆逊集团是在修建“彩电马其诺防线”，企图用专利侵权与反倾销两大原材料修筑贸易壁垒，阻止中国彩电进入欧洲与美国市场。

汤姆逊集团一下子在中国声名大噪。

仅仅通过专利这一招还不一定能够吓唬住中国人，高盛给汤姆逊集团出主意，要汤姆逊集团进行大规模出击，向中国市场进军。

汤姆逊集团作出的决定让中国的家电企业目瞪口呆：关闭了美国的两家彩管工厂，停掉了五条生产线。同时在中国广东佛山增加了两条生产线，收购福地彩管的三条生产线，还跟北京兆维合资生产背投彩电。

汤姆逊在中国建厂后，中国的家电企业看不懂了。难道汤姆逊集团关闭美国工厂就是为了攻占中国市场？确实，如今的时代，谁要是失去中国市场谁就将失去全球市场，中国市场已经成为跨国家电企业撬动全球市场的支点。没准汤姆逊集团现在才发现自己迟到了，才开始觉悟。不过，日本与韩国企业早已经把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条搬到了中国，汤姆逊集团这时候进来不过是自找死路，一定会被日本跟韩国企业打得气喘吁吁。

正在诸多中国家电企业纷纷嘲笑汤姆逊集团的时候，高盛跟汤姆逊集团却在偷偷地笑，因为他们已经成功地实施了第一步计划，那就是成功树立了汤姆逊集团的高大形象。

这个时候TCL正在忙着收购德国企业施耐德。在TCL集团内部，早就成立了“增强国际竞争力实施方案”工作组，并且制订了所谓的“阿波罗计划”，其中最重要一步就是收购德国的彩电企业施耐德。

施耐德曾是德国三大民族品牌之一的百年老店，不过现在已经不行了，濒临破产。破产的施耐德在TCL眼里可是个宝，TCL不仅将施耐德旗下的商标、生产设备收购了，还打算把其研发力量、销售渠道和存货统统收购了。在中国人眼里，即便施耐德宣布破产也很厉害，年销售彩电达到41万台，超过欧盟给予中国7家家电企业配额的总和。所以当时很多人觉得TCL的国际化非常明智，巧妙地绕过了欧盟精心为本土家电产品构筑的“马其诺防线”，可谓“有胆有略”。

可在高盛和GE眼里，一个局限于德国、英国和西班牙三个欧洲国家的小品牌就能让TCL以及更多的中国人激动不已，那如果能勾搭上汤姆逊集团这样的大腕儿，TCL还不得美死了？

时机已经到了，高盛出场了，下一步行动开始了。

5．波士顿的警示报告

2003年5月，汤姆逊集团跟长虹、康佳等企业秘密接触。

这对TCL来说是一个非常坏的消息。如果老大长虹联手汤姆逊集团，那么长虹不仅在国内是老大，在欧美市场也将成为老大。而且，汤姆逊集团跟8家中国家电厂商签订了专利权使用协议，一旦长虹收购了汤姆逊集团的彩电业务，到时候长虹可以坐享其成，借着汤姆逊集团的名义，向国内其他出口厂商征收专利费。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TCL后院起火，“阿波罗计划”的第三步——施耐德收购案出现了尴尬的局面。

收购施耐德后，TCL需要寻找一个代理人来管理。荷兰籍经理人汉斯·克劳斯普塔进入了TCL的法眼，这位爷曾效力于跨国家电巨头飞利浦，在香港待过4年，比较了解亚洲文化，也对TCL有所了解，有助于双方的沟通。2003年3月1日，汉斯·克劳斯普塔成为施耐德的CEO。可是，当年5月，这位爷就在办公桌上留下了一份辞职报告，拍屁股走人了。

人事震荡是国际收购出现问题的第一步。

刚刚收购施耐德，就出现了CEO走人事件，这无疑是给了TCL的“阿波罗计划”一耳光，不行，一定要调整国际化战略。于是，TCL立即制订了另一个噱头十足的计划——龙虎计划。这份计划的概要如下：在2005年实现销售收入700亿元，2010年达到1500亿元；在未来3～5年内，多媒体显示终端与移动信息终端两大业务要进入全球前5名，使TCL希望成为能真正腾飞寰宇的“龙”，并力图在家用电器、信息和电工照明三大业务领域以及正在发展的部品产业和文化产业形成国内领先优势，令TCL成为雄踞神州的虎。

多么豪气万千，多么令人激动。

尽管TCL的“龙虎计划”热闹非凡，可施耐德的人事震荡事件却在欧洲闹得沸沸扬扬，更让人诧异的是这件事在一个月后才传回中国，恰是汤姆逊集团跟长虹、康佳等打得火热的时候，这令TCL异常尴尬。

在汤姆逊集团秘密跟国内巨头接触以及汉斯·克劳斯普塔出走的双重刺激下，为了国际化的面子需要，为了能够让TCL的“龙虎计划”发扬光大，在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双簧戏过后，TCL已经被煎熬得奇痒难忍，是真的动了心要将汤姆逊集团收归自己的囊中了。

在决定收购汤姆逊集团之前，李东生请了波士顿咨询机构作咨询。波士顿咨询机构是全球咨询三巨头之一，在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66个城市设有分支机构，在全球拥有3900名员工。1990年，波士顿咨询香港办公室的设立揭开了该公司进军大中华市场的序幕，后来在上海、北京及台北开设办事处，大中华区战略布局完成。

李东生期待波士顿咨询给TCL提交一份报告，主要对TCL收购汤姆逊集团的机会、风险进行全面的评估。波士顿咨询很快就将报告送到了TCL董事会，但董事们看到报告后炸开了锅，波士顿咨询的报告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五个字：风险太大了。

尽管汤姆逊集团从GE手上收购了美国无线电公司，尽管这家有着美国军方血统的彩电鼻祖有着辉煌的历史，有着上万种的专利，可是在过去的10年里，汤姆逊集团已经不怎么赚钱了。在美洲的排名为第一，在欧洲却为第二。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杰克·韦尔奇交换给汤姆逊集团的不是赚钱的金牛，而是一头无法奔跑甚至要消耗大量能量的大象。尽管汤姆逊集团仍然有17亿欧元的收入，但在汤姆逊集团的彩电业务方面，汤姆逊集团的财务报表非常难看——亏损1.3亿欧元。

波士顿咨询高级经理米嘉（Holger Michaelis）说：“市场的改变会影响到一次交易的成功。所以在并购之前，公司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意图，会分析市场的走势和消费需求的变化，他们不必去并购一家老的公司，一家技术过时的公司。”

收购施耐德的波澜尚未平息，现在波士顿咨询的报告更让李东生左右为难，尤其是波士顿咨询的经理人都已经如此直截了当下了不建议收购的结论。独立第三方往往是客观公正的标准，也是现代化企业集团进行扩张并购的判断依据。李东生拿着波士顿咨询的报告，心里犯着嘀咕：收购汤姆逊集团的家电业务还要进行下去吗？

2003年，TCL彩电业务收入约合13亿欧元。这个数字离TCL的“龙虎计划”差距还太远了。为了实现700亿元的收入，仅仅依靠TCL自己的生产线，就是24小时不吃不喝地生产，就算业务人员不断跑市场，要在2005年达到“龙虎计划”的要求，那也是难于上青天。除了通过收购急速扩张，李东生还有什么选择呢？

最终，TCL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抢在长虹前面拿下汤姆逊集团的家电业务。

2003年7月，TCL跟汤姆逊集团的代表开谈了。李东生的英文名字是Tomson，与汤姆逊集团的英文写法Thomson相比，只少了一个h。当汤姆逊集团的谈判成员与李东生交换名片时，看到李东生的这个英文名字，这位谈判代表的表情非常夸张。

李东生却微微一笑：“这也许就叫做命中注定吧。”

谈判的代表分宾客主次的位置坐下，两家谈判企业的身边分别站着两家国际大投行：汤姆逊集团身边站着高盛，TCL集团身边站着摩根斯坦利。

TCL为这一次谈判取了一个代号为Temple，汤姆逊集团为这一次谈判取的代号为Tower。这两个代号颇有深意，TCL的代号意思为庙，汤姆逊集团的代号意思为塔。

庙，古代本是供祀祖宗的地方。《礼记》中说：“天子七庙，卿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汉代以后，庙逐渐与原始的神社混在一起，蜕变为阴曹地府控辖江山河渎、地望城池之神社。“人死曰鬼”，庙成为祭鬼神的场所。

塔，缘起于古代印度，称做窣堵坡，是埋葬佛祖释迦牟尼火化后留下的舍利的一种佛教建筑，就是坟冢的意思。开始为纪念佛祖释迦牟尼，在佛出生、涅槃的地方都要建塔。后来塔也成为高僧圆寂后埋藏舍利的建筑。

无论是庙也好，还是塔也好，都跟死人有关。只要生老病死的生灵，都可以在庙中祭祀；而塔所祭祀的，一定是得道高僧，并且还要有舍利才能进入塔内，被信众膜拜祭祀。尽管这两种建筑都含有祭祀的意思，不难看出，祭祀的对象有着严格的区分。

更为奇妙的是，这两个代号都跟死亡有关，也许，TCL跟汤姆逊集团这场“庙塔之恋”注定要失败。

6．高盛的国际卖拐术

胡秋生，名片上的头衔是TCL集团董事、高级副总裁。他于1982年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技术系，跟李东生曾是同窗好友。在TCL面临难关的时候，胡秋生成为李东生的左膀右臂。作为技术派的实力高管，胡秋生被李东生委以重任。TCL的管理层成功夺权，胡秋生功不可没，他是李东生坚定的支持者。

现在，胡秋生的处境也非常尴尬，他明知道TCL这一次收购汤姆逊集团的家电业务没什么好处，可是老板已经动心了，他能怎么办？只好硬着头皮谈下去。

在跟汤姆逊集团谈判的过程中，胡秋生发现汤姆逊集团非常傲慢，可能这跟汤姆逊集团的血统有关系。技术出生的胡秋生更看重专利技术，然而汤姆逊集团一直谈的技术却是显像管电视，而不是更具有科技含量的平板电视。一提到平板电视，汤姆逊集团的代表就转移话题，这让胡秋生相当失望。于是，胡秋生忧心忡忡地告知李东生，目前TCL跟汤姆逊集团合作非常不利。

并非只有胡秋生一人，TCL的董事袁信成也很担心。在进入TCL之前，袁信成是湖南省邵阳市无线电二厂厂长，后来他一步步做起，先后担任过TCL通力电子（惠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惠州TCL电器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现在作为首席运营官，袁信成对彩电的销售趋势非常了解，显像管电视已经日趋没落，长虹、康佳等都在进军平板电视。汤姆逊集团这个时候甩卖显像管电视，已经透露出欧美人的消费已经倾向了平板电视。现在不是闭关锁国那个年代了，几天的时间这种风尚就可以在全中国流行起来，现在TCL去收购即将被市场淘汰的显像管电视，有什么用呢？

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结论很明显，不建议收购；波士顿咨询公司的职业经理人的判断也很明确，没必要收购。现在管理层的两位核心人物胡秋生跟袁信成也投下了反对票，这两位的意见可太重要了，一位是技术核心人物，一位是运营一把手，他们的反对票令股东们忐忑不安。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李东生的态度突然变得非常强硬，收购汤姆逊集团彩电业务一定要进行，这是TCL最好的国际化计划，不容错过。

一语震惊了董事会。

曾经精诚团结的TCL管理层，怎么会突然间分歧巨大呢？李东生为什么在拿到波士顿咨询的警示报告后，三四天彻夜失眠？他甚至当着众人的面动情地说：“我几夜难眠。”难道波士顿咨询机构的警示反而促成了李东生的决心？难道汤姆逊集团给李东生下了迷魂药？

没错，高盛就是做好了迷香，勾引李东生一步步跳进早已设好的圈套。

第一招：专利。

高盛的代表非常诚恳地告诉TCL，汤姆逊集团拥有世界上一流的彩电技术，拥有3.4万项专利，只要双方能够合作，那TCL就不用投入大量资金、时间闷着头搞研发了。汤姆逊集团很有诚意地提出，只要双方合作，汤姆逊集团全球所有的电视和DVD研发中心都归双方所有。听起来，汤姆逊集团对TCL太好了。研发环节薄弱的问题在双方合作后，似乎立即就得到解决了。

赵本山的小品《卖拐》，忽悠的核心就是障眼法。

胡秋生立即发现不对劲儿，研发中心在合作后归双方所有，那么研发中心之前的研究成果归谁呢？

研发中心是汤姆逊集团生存的重要部门，之前的研发成果自然属于汤姆逊集团所有。汤姆逊拥有传统电视机的所有主要专利和大部分数字电视与DVD专利，在双方合作之后，如果TCL要用，则需按照市场规则支付专利费用。也就是说双方合作了，汤姆逊集团的3.4万项专利，TCL一项都免费不了，还要掏钱。

高盛和汤姆逊集团为了打消TCL的担心，拿出了大量20世纪50～60年代的专利展示：看，这些都是没过时的。

21世纪什么最贵？

人才！只要研发中心归双方共同拥有，研发中心的科技人员就是TCL收购汤姆逊集团彩电业务的核心，有了这些人，还有什么研究不出来的？新的研究成果就是新的生产力。听完这样的分析，李东生有了底气，他也觉得，合资公司有能力研发新专利。

第二招：贸易壁垒。

反倾销（Anti-Dumping）是很多中国人都熟悉的一个词，这是欧美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最惯用的一招。反倾销指对外国商品在本国市场上的倾销所采取的抵制措施：除了征收一般进口税外，再增收附加税，使其不能廉价出售，此种附加税称为“反倾销税”。

在欧美发达国家，制造业的成本有一大部分是劳动力成本，由于他们工业化已经超过了百年，工业化的程度非常高，熟练的技术工人的劳动力价格自然也非常高。而中国的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工业企业的技术含量也很低，再加上中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过剩，劳动力价格也非常便宜。汤姆逊集团的员工工资至少在1000美元以上，中国的工人却只有400美元左右。不用一一对比，就能明显地看出：同样的商品，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价格自然就比欧美发达国家低。这样一来，欧美商品在价格上明显失去了竞争力。

从1988年开始，欧洲市场就对中国和韩国彩电实施反倾销调查，并于1991年对中国彩电征收15.3％的最终反倾销税。从此以后，中国彩电被阻隔在欧盟市场之外长达10年之久。

2003年5月，美国也开始对中国彩电实施反倾销调查，不过这一次调查相当耐人寻味，时间也非常诡异，与高盛给汤姆逊集团出招让其大肆在中国“作秀”的时间相一致。为什么早不调查晚不调查，偏偏在这个时候调查呢？要知道，汤姆逊集团才是美国最大的彩电销售商。

当时的美国商务部长唐纳德·路易斯·埃文斯（Donald Louis Evans）是汤姆·布朗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长，在小布什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这位爷一马当先，募集了1亿美元的竞选资金，成为布什家族的股肱之臣。不过，这位美国商务部长之前从未从政，压根就不懂“反倾销”。这位爷跟高盛集团也算是老朋友了。就在汤姆逊跟长虹、康佳等中国彩电上演秘密谈判游戏的时候，唐纳德·路易斯·埃文斯在老朋友的授意下，将反倾销的大棒挥向了中国彩电业。

要让中国彩电企业就范，那就要下死手。

TCL跟汤姆逊集团谈判期间，不少关于美国反倾销调查的信息泄露出来，一个让家电企业骚动不安的信息是，美国商务部的反倾销税肯定超过欧洲，甚至有翻倍的可能。

TCL对这一点深有体会，之所以收购施耐德，就是要通过建立欧洲生产基地，绕开欧盟的贸易壁垒。但是收购施耐德带来的影响非常有限：首先，施耐德的市场主要集中在德国、英国和西班牙三国，其次，生产所在地的劳动力成本高昂，第三，原有重要客户在破产前已流失不少。

高盛很狡猾，它是这么忽悠TCL的谈判代表们的：汤姆逊跟施耐德不在同一个档次，汤姆逊在欧洲和北美均拥有当地的强势品牌，而且在欧美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营销网络；其生产基地也在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的墨西哥、波兰等国。虽然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相对中国要高，但与日、韩等地相比，依然有较强的优势。

TCL的谈判代表有些动心了，高盛又继续忽悠：如果TCL觉得墨西哥跟波兰等地的劳动力成本高，完全可以采用主要零部件在国内生产，在墨西哥、波兰等地整机装配的办法，这样一来，既可以继续发挥国内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又可以通过设在墨西哥的彩电制造厂出口北美地区，从而绕开反倾销的贸易壁垒。到时候，TCL就是美国彩电市场的霸主了。

高盛的一番豪言壮语让TCL的谈判代表们心潮澎湃，而此后发生的事情似乎也证实了高盛的判断。

2003年11月24日，也就是在TCL跟汤姆逊集团签约后不到半个月时间，美国商务部作出初步裁定，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彩色电视机存在倾销行为。美国商务部宣传，今后五年内，美国进口中国彩电的税率将提高30％以上。

美国商务部的裁定出来后，TCL大舒一口气，看来高盛真是料事如神，如果不是提前跟汤姆逊集团签订了合作协议，那TCL跟长虹、康佳等企业一样，将会遭遇美国毁灭性的反倾销打击，现在好啦，竞争对手们只能在中国、东南亚、中东、南美等局部市场混了，欧美可就是TCL的地盘了。

第三招：品牌推广成本。

这一招是高盛用得最多的一招。无论是向TCL推销汤姆逊集团，还是向联想集团推销IBM的PC部门以及后来向吉利集团推销沃尔沃，品牌推广成本是高盛用来勾引中国企业屡试不爽的一招。

在中国长三角跟珠三角地区，有一大批加工厂，尤其是以台湾富豪郭台铭为首的一帮老板，召集了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民工，替苹果、戴尔等国际企业集团加工产品。好听一点儿的说法叫OEM，难听一点儿的说法就是出卖体力的代工。

其实，出卖体力的代工跟万恶的旧社会的包身工又有什么区别呢？在这些企业里，劳工们根本就没有太多的人身自由，他们的精神和肉体都已经被压榨到了极致。不然，也就不会出现富士康“十三跳”的悲惨事件。

郭台铭的集团叫做鸿海集团，台湾人喜欢称其为“红海集团”。为什么这么叫呢？给大家讲一个颇为流行的段子：据说，如果哪天郭台铭在厕所遇到一个尿血的员工，那么这哥们儿就走运了，马上就要升职了。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代工企业的出现？因为，要把一个品牌打造成国际化知名品牌，推广成本相当高，对于没有什么技术优势的中国企业来说，这样做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在中国，最早嚷嚷国际化的是海尔集团。1984年，海尔集团引入德国利勃海尔电冰箱生产技术。1994年，海尔集团开始实施产品国际化战略，在美国成立分公司。为了打开美国、日本等海外市场，海尔集团花了上亿元的推广费用，直到2003年，其冰箱才在美国市场取得一定成绩，而日本的销售网络最后不得不借助日本三洋的帮忙。从张瑞敏进入冰箱厂开始就在试图走国际化的道路，从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家电品牌到被美国人、日本人认可的中国品牌，张瑞敏左冲右突，用了20年时间。就推广海尔品牌本身，国际化的路子也走了5年，费用就更为庞大了。

海尔集团是多大的腕儿？国内又有几家企业能够跟海尔集团媲美呢？

当年张瑞敏带着一帮兄弟接手了一个亏损冰箱厂，靠向农民兄弟借钱才维持了冰箱厂的运作。现在的海尔集团今非昔比，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白色家电制造商，在全球建立了29个制造基地、8个综合研发中心、19个海外贸易公司，全球员工总数超过5万人，已发展成为大规模的跨国企业集团。

就连海尔集团的品牌推广都如此漫长，所以说，绝大多数企业选择了跟郭台铭一样的道路：与外资品牌合作，采用为其贴牌生产的方式，赚取微薄的加工利润。

现在，TCL与汤姆逊集团的谈判，最重要的一点，还是看中了这家已有百年历史的品牌，而这也正是高盛忽悠TCL最重要的谈判筹码。汤姆逊集团旗下的THOMSON品牌拥有高贵的法国血统，而美国无线电公司的RCA品牌拥有美国军工血统，这两个品牌分别在欧洲与北美市场上建立了良好的形象。

品牌的力量不是吹牛吹出来的，是需要经过渠道验证的。TCL要想将自己的品牌提升到THOMSON以及RCA一样的知名度，让欧美人认可，就必须在欧美拥有庞大的销售网络。这在三五年之间是不可能达到的，可是汤姆逊集团已经拥有了百年品牌和庞大的销售网络，那么，只要两家合作，TCL占据欧美数字彩电市场，就易如反掌。

赵本山在表演《卖拐》的时候，被忽悠的范伟一直按照赵本山的思维去想，最后是心甘情愿地花钱买上当。老百姓看了哈哈大笑，可是范大头却还是死心塌地钦佩着赵本山。

将雕虫小技表演到极致，就成了高盛忽悠的绝招。

犹抱琵琶半遮面，高盛唱了一出双簧后，成功将TCL的国际化热情挑逗到了极致。李东生一腔激情，在热血沸腾者中迷失了自我。面对高盛诱惑TCL的三招，波士顿咨询香港副董事长许燊一声叹息：“个个都是大风险！”

7．高盛导演的赢者魔咒

2003年11月4日，TCL集团在广州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与法国汤姆逊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成立一家名为TCL—汤姆逊的合资公司，共同开发、生产及销售彩电及其相关产品和服务。在合资公司里，TCL国际和汤姆逊分别拥有67％和33％的股权。汤姆逊在合资公司成立后的18个月内，可以用合资公司股权置换TCL国际的股权。

新闻发布会的阵势很大，国内外财经媒体、行业媒体如众星捧月一般把TCL围在中间。广东省省长黄华还在百忙之中出席了新闻发布会。TCL是喜气洋洋把亲结，可反观汤姆逊集团，又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呢？

早在新闻发布会前一天，也就是2003年11月3日，在汤姆逊集团宣布将与中国的TCL公司组建家电合资公司之后，汤姆逊集团的股东就在当天，借着利好刺激，汤姆逊的股价大涨之机，快速抛售汤姆逊集团股票。法国政府也趁机将手中剩余的18.5％的汤姆逊集团股票悉数抛售，收回了约9.5亿欧元的现金，从而彻底完成了汤姆逊公司的私有化。

有些事儿明知道做错了，可是有些人总能为自己失败的行为找到合理的借口。

根据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新公司将共同开发、生产及销售彩电及其相关产品和服务。这样一来，一夜之间，TCL就变成了跨国企业，而且是全球最大的彩电生产企业的控股股东，新公司的销售量将近2000万台，新的“全球头号彩电企业”的产量超出第二名长虹集团500万台左右。

这是TCL多年梦寐以求的蓝图啊！

2004年1月29日，法国总理府，李东生跟汤姆逊集团的CEO达哈利坐到了签字台前。这一天，中法双方有9个协议需要签署，李东生跟达哈利签署的协议只是其中之一。李东生在协议上签字的时候，身后是正在法国访问的中国国家领导人，而达哈利身后则站着法国总理拉法兰。

历经四个月的谈判，又经过三个月的正式签约，李东生终于跟百年巨头汤姆逊集团走到了一起。

不过，汤姆逊集团给李东生的见面礼却是亏损1.3亿欧元的彩电业务。

“海外收购带给我们的优势就是获取核心技术和国外的销售网络，再加上TCL成熟的管理团队、低廉的人力成本以及巨大的国内市场，这将是一个双赢的收购。”李东生甚至放出豪言壮语，声称18个月就可盈利。

豪言壮语能鼓舞士气，却也能将人带入灾难的深渊。李东生跟达哈利签约后，TCL的政局出现了动荡，老同学胡秋生退隐。

李东生的梦想很快就落空了。

高盛当初为汤姆逊集团设计了忽悠的理由，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说TCL可以借助汤姆逊集团，躲过欧盟以及美国对中国彩电业的反倾销，并借助汤姆逊集团的渠道，将TCL品牌推向全球。

不过这只是一个小小的骗局，事实上，只要是贴有TCL品牌的彩电，进入欧盟或者美国，都会被反倾销的大棒照打不误。这样一来，TCL品牌推广就落空了，TCL生产出来的彩电只能披着“汤姆逊”与“RCA”的马甲卖到欧美市场。也就是说，TCL白忙活了一场，合资公司只是汤姆逊集团借腹生子的工具。本质上，TCL还是为汤姆逊集团进行廉价的代工，跟其他的代工企业没什么两样。

专利技术跟销售网络，是高盛当初设计忽悠TCL的重要两招。当李东生豪气万千丈，要“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高盛早已想好了汤姆逊集团的出路，勾引TCL的只是一个幌子，汤姆逊集团拥有的专利技术和海外销售网络，“所有权”依然归属汤姆逊集团。

胡秋生当初拦住李东生不要签约，理由是协议对TCL很不利。可是在国家领导人身前，在聚光灯闪烁下，李东生还是满脸兴奋地在协议上签字了。协议规定得很明确：在亚洲及新兴市场以TCL品牌为主，在欧洲市场以汤姆逊品牌为主，在北美市场以汤姆逊集团旗下的RCA品牌为主。两家母公司将会给予合资公司品牌专利权，合资公司将会委托汤姆逊集团作为其在北美及欧洲市场的独家分销代理。

销售渠道怎么就没有装入合资公司呢？汤姆逊集团一改之前说辞，语重心长地对TCL说：汤姆逊集团是大型的综合类电器企业，产品种类很多，需要由一个独立的销售队伍来维持，这个销售队伍的业务包括汤姆逊集团所有的产品系列。一个销售人员负责沃尔玛，如果他的任务只限于卖电视，那么他的其他时间就浪费了，汤姆逊不会为合资公司而改变这个模式。

这下清楚了，渠道还是各归各的。在专利技术方面，汤姆逊集团那勾引人的3.4万项专利，就是摆出来当诱饵的。事实上合资公司产生的新电视技术，将由新公司拥有；而汤姆逊原来的专利，跟TCL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如果TCL要用，就必须按市场规则支付相关费用。就是说，如果有一项专利技术要用到合资公司所生产的产品上去，仍需像两个企业一样结算。

玩文字游戏是中国人的强项，不过这一次高盛用到了TCL身上。

再看看TCL拿出的是什么呢？按照协议，TCL集团把其在中国内地、越南及德国的所有彩电及DVD生产厂房、研发机构、销售网络等业务投入新公司；而汤姆逊集团则会将所有位于墨西哥、波兰及泰国的彩电生产厂房、所有DVD的销售业务以及所有彩电及DVD的研发中心投入新公司。双方这次合并重组的总资产规模将超过4.5亿欧元。

TCL得到的是什么呢？汤姆逊集团把从事彩电、DVD业务的8500名员工放到了合资公司。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可是TCL接手的8500名汤姆逊集团员工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才”吗？事实上，他们中的一部分，只是价格昂贵的工人，然而这些本来在中国花几百元就可以做得到。这样一来，汤姆逊集团把欧美庞大的员工成本转移到了TCL头上。

2003年汤姆逊集团彩电业务的最大市场在美国，亏损最大的也是美国。2004年4月，李东生决定亲自去考察一下墨西哥工厂。

墨西哥的三家彩电工厂是美国无线电公司目前的主要产地，在汤姆逊集团彩电生产基地中，墨西哥基地毫无疑问是汤姆逊集团最大的彩电生产基地，可享受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免税特权。墨西哥基地贡献了北美市场10亿美元的产品，占汤姆逊集团全球彩电产销一半。

李东生跟达哈利一起赴美国印第安纳，向北美彩电总部介绍合资公司的新管理团队和整合计划。在这期间，李东生去考察了墨西哥工厂。这一次考察让李东生彻夜失眠，波士顿咨询当初预测的风险问题果然出现了。

墨西哥工厂成本奇高，25％产能闲置，工厂初始布局看不出是百年老店汤姆逊集团的手笔，甚至连外行都能发现缺陷，这样的布局不亏损才怪。还有，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售后服务费也高过行业平均水平近1.5个百分点。李东生自己也悄悄地算过一笔账，就售后服务这一项，合资公司就要比别人多付出1000多万美元，相对同行，这多付出的可就是亏损的。

“我们太贵！”合资公司首席技术官Jean-Claude Favreau也感慨，原汤姆逊集团的高端彩电技术优势明显，“但主要缺乏普通TV产品加以平衡。”TCL慢慢地才了解到，汤姆逊集团单计专利费一项一年即有4亿欧元收入，是彩电业务亏损的三倍多。将成本高且已经毫无利润的彩电抛给TCL，集中资源研发高端技术，这正是高盛给汤姆逊集团规划的发展计划。

2004年11月22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发生一起大宗交易：康佳第二大股东香港华侨城转让持有的康佳B股流通股1900万股，每股交易价格3.65港元，交易总额6935万港元，转让股权比例占到康佳总股本的3.16％，而受让康佳B股的正是TCL的合作伙伴汤姆逊集团。

第二天，一个让TCL更加吃惊的消息传来：华侨城集团与汤姆逊集团签署股权出售与购买协议。协议约定：华侨城集团向汤姆逊集团转让2900万股康佳国有法人股，转让价每股5.40元，转让总价款1.566亿元，转让股权比例占总股本的4.82％。如此一来，汤姆逊集团总计将康佳7.98％的股权收入囊中，跻身康佳大股东行列。

脚踩两只船，这是汤姆逊集团跟TCL借腹生子后的一出好戏。

2006年11月双方签署战略性合作协议的三周年纪念日，汤姆逊集团与TCL集团解除股权交换，TCL多媒体宣布退出欧洲业务。而此时，据2006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TCL集团亏损7.06亿元。依据TCL集团的持股比例推算，其中5.88亿元亏损来自TCL多媒体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这结果是多么令人叹息！高盛早已经为汤姆逊集团甩卖彩电业务进行了周密的谋划，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TCL接走汤姆逊集团的包袱。受TCL多媒体拖累，TCL集团在中国A股市场的股票简称，一度沦落为“*ST”这跟联想收购IBM的PC部门的命运如出一辙，TCL也无法摆脱高盛制造的赢者魔咒。

CHAPTER THREE

第三章

吉利深陷局中局

3.GOLDMAN SACHS IN CHINA

THIRD

第三章

2010年3月30日下午两点，在近10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之后，李书福在一帮人的簇拥下，走出了北京首都机场，乘坐早已等候在机场的轿车，奔向东方君悦大酒店。李书福已经有几十个小时没合过眼了，异常困顿，不过这时的他仍然十分兴奋，虽然微闭着双眼，但在瑞士谈判的一幕幕情境依旧让他浮想联翩。沃尔沃，这个号称全世界最安全的汽车品牌，现在终于属于吉利了！八年的朝思暮想，山野间的草莽小子，终于追求到了高傲的国际巨星。

3月30日下午四点，李书福一行人抵达东方君悦大酒店。下了一整天小雨的北京城，笼罩在一片茫茫的暮色之中。长安街上的东方君悦酒店灯火辉煌，一阵阵掌声雷动般响起，喜悦、兴奋、激动，人们的情绪极度高涨。

聚光灯下，李书福笑得十分灿烂，激动的吉利人眼中闪着喜悦的泪花。“不是有钱就能买到沃尔沃的！”李书福有点儿癫狂。吉利牵手沃尔沃，福特老板们的脸上，也堆满了灿烂的笑容。那个一脸坏笑的家伙跟杰克·韦尔奇一样老奸巨猾，他的心里一定也跟杰克·韦尔奇当年一样激动：老子终于卖出去了。

1．福特家宴上的贵宾

在前高盛联席主席、高级合伙人约翰·怀特黑德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个大相框。相框里是一张巨大的照片，是1956年福特汽车公开发行股票时的照片。福特汽车发行股票是高盛一手策划的，很多年了，高盛一直都记得。太不容易了，当时，福特汽车的发行规模跟发行团队绝对是创纪录的，光包销团队的发行机构就有722家。这可是高盛最漫长、最隐秘的一笔大生意。

华尔街是一个神奇的万花筒。1907年连大学都没有毕业的罗斯福，参加了纽约州的律师资格考试，第二年就进入了华尔街的律师事务所，跟华尔街的投行们联手做生意。这一年，西德尼·温伯格也进入了华尔街，正给人倒痰盂。这位一心要坐在总裁办公室抽雪茄的家伙，慢慢地跟罗斯福成了朋友。

罗斯福家族在第五大道是豪门，罗斯福的叔叔西奥多·罗斯福是美国第二十六任总统。罗斯福在华尔街干了一阵子，后来就去当兵了。慢慢地，罗斯福有了想法——决定参加总统选举，他找到老哥们儿西德尼·温伯格寻求支持。1927年，当时已经成为高盛高级合伙人的西德尼·温伯格成为罗斯福竞选委员会委员。说白了，他这个竞选委员就是帮罗斯福去华尔街拉竞选资金的。当初西德尼·温伯格带着竞选委员的身份回到华尔街时，整个华尔街都笑了。但西德尼·温伯格是个很执著的人，他最后成功成为筹措资金最多的委员。

罗斯福击败胡佛之后，西德尼·温伯格成立了商务顾问及策划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其实就是华尔街跟白宫沟通的平台，罗斯福太了解华尔街了，没有他们的鼎力支持，自己的屁股在白宫的宝座上就坐不稳。

二战一开始，西德尼·温伯格作为罗斯福最信任的华尔街朋友，出任清算总行的主管。对日宣战以后，西德尼·温伯格当上了美国战时物质供应局局长。西德尼·温伯格作为物质供应局局长，跟汽车大王亨利·福特以及他儿子埃德塞尔·福特都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从白宫得到消息之后，回到福特公司，亨利·福特立即让执掌福特公司帅印的儿子停止一切民用车的生产，完全进行军用品的生产。不到三年，福特一共制造了8600架四引擎B-24“解放者”轰炸机、57000台飞机发动机以及超过250000台坦克、坦克驱逐舰及其他战争用机器。

非常遗憾，因为埃德塞尔·福特全身心投入武器装备的生产，不幸于1943年去世。而埃德塞尔·福特的儿子亨利·福特二世因为那个时候请枪手写论文，被学校开除，不得不到美国海军混日子。已经一大把年纪的亨利·福特只好再次出征，压抑着悲痛重新执掌福特公司帅印。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自杀，整个法西斯体系摧枯拉朽。在战争结束前，1945年4月8日，还在海军服役的亨利·福特二世接到了电报，老爷子亨利·福特驾鹤西行了。西德尼·温伯格异常沉痛：老朋友走了，而自己却对老朋友的孙子——那个不学无术的兵油子亨利·福特二世一无所知。不过，西德尼·温伯格跟埃德塞尔夫人的关系十分密切，两人都是战时生产委员会委员。西德尼·温伯格经常参加埃德塞尔夫人举办的福特家族的私人晚宴。尽管埃德塞尔夫人后来嫁给了西德尼·温伯格的好朋友欧内斯特·坎斯勒（Ernest Kanzler），成为了坎斯勒夫人，但她依然是福特家族的掌权人。

老爷子的去世让亨利·福特二世非常悲伤，部队生活磨砺了他，虽然他仍然很年轻，但却早已不再是从前的那个混混儿了，现在的他已经知道该承担起家族的责任了。

福特公司是一家典型的家族企业。

亨利·福特二世面临一大帮兄弟姐妹的争权夺利，本森·福特、比尔·福特、约瑟芬·福特等都是精力旺盛的主儿。亨利·福特二世明白，他要想掌握福特公司的实权，重新回归民用汽车业务，让福特公司上市，就一定要借助有威望的名流的帮助，而这个人就是西德尼·温伯格。凭借已经改嫁的母亲的社会关系，亨利·福特轻松赢得了西德尼·温伯格的信任和支持，他知道，这位罗斯福总统的高参，能够帮自己一统福特公司。

坎斯勒夫人喜欢在密歇根举行家庭聚会，老朋友西德尼·温伯格是聚会中必不可少的贵客。早年孀居的时候，坎斯勒夫人总是以老朋友的身份，邀请西德尼·温伯格参加。然而现在，出现在福特家族派对上的西德尼·温伯格，身份已经变了，那就是福特公司的秘密顾问。

福特公司一直是福特家族高度控制的私人公司，财务是公司的核心机密。上市需要过的第一关就是财务问题。不过，亨利·福特二世可不想那些不了解的投行们介入福特公司从未曾公开过的财务，这可牵涉到二战的军备交易秘密，那都是国家机密。于是，亨利·福特二世把忘年交西德尼·温伯格当成不二人选，坎斯勒夫人也非常支持儿子的决定。亨利·福特二世打算在福特公司上市前重组一番，加强福特家族对福特公司的控制。于是，西德尼·温伯格就在约翰·怀特黑德的帮助下，花了两年时间，拿出了56套方案。当时高盛甚至西德尼·温伯格本人都没有跟福特公司签订过任何服务协议，就如此兢兢业业地为福特公司做事，这让亨利·福特二世大为感动。亨利·福特二世的心底已经将西德尼·温伯格当做自己的私家顾问。为了让重组工作保密，西德尼·温伯格甚至跟亨利·福特二世约定了一些暗语。

1956年1月，福特公司公开发行6.5亿美元股票。活动现场非常火爆，那一天，亨利·福特二世的周围挤满了人。活动结束后，西德尼·温伯格决定在集体合影上标上参加的机构。722家机构，这可是一个天文数字。西德尼·温伯格在每一家机构代表下面标上名字，挂在自己的办公室，他是在给自己警示。每天走进办公室时，看到墙上的画框，他总会沉思一下。如果有哪家机构破产或者被人兼并，西德尼·温伯格就会划掉它的名字。

西德尼·温伯格跟福特家族亲密无间。福特公司上市了，西德尼·温伯格成了福特公司仅有的两个外部董事之一。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福特公司一直是高盛的大客户，中间没有出现过任何不愉快。

亨利·福特二世跟他爷爷老亨利一样，都是长寿之人，只可惜晚节不保，将福特公司带入了致命的怪圈。20世纪80年代，亨利·福特二世为了赶超美国通用汽车，争夺全球汽车老大的宝座，不惜一切代价疯狂收购其他品牌，林肯、水星、阿斯顿·马丁、美洲豹、马自达都出现在了福特公司的简介之中。1999年1月，亨利·福特二世的侄子威廉·克莱·福特二世（福特家族称之为比尔·福特二世）接掌福特公司大权，但此时福特公司真正的控制权已经牢牢地掌握在了总裁雅克·纳赛尔（Jac Nasser）手上。

1999年1月，比尔·福特二世刚刚坐上福特公司董事会主席的位置，雅克·纳赛尔就非常强硬地从雷诺公司手上，花64亿美元将瑞士豪华品牌沃尔沃收归福特旗下。到了2000年，雅克·纳赛尔的扩张之路并没有停下来，这一年，他强硬地花掉30亿美元收购了豪华越野车品牌路虎。

十年间，福特公司收购品牌花去了120亿美元以上，加上收购了汽车租赁等公司，福特公司的并购资金超过200亿美元。不过福特公司的现金非常充足，即便花掉65亿美元收购沃尔沃，福特公司手上持有的现金依然超过220亿美元。在1997～2000年间，福特公司在高速的扩张过程之中，盈利达到390亿美元，创历史纪录。

不过，迅速扩张迟早会导致消化不良。2000年8月，福特陷入了轮胎“召回门”，福特汽车使用的费尔斯通轮胎出现大量的质量问题，休斯敦一位记者甚至因轮胎爆炸，车毁人亡。那位后来因为嫖妓而下课的纽约州长、时任纽约总检察官的硬汉斯皮策强硬地指出，联邦政府应该修订轮胎召回规则，每一位消费者都应该被公平对待。

一时间，福特车主们开着车到了福特公司，要求召回费尔斯通轮胎。

不到半个月，福特公司召回的轮胎数量就超过了100万只。整个“召回门”事件结束后，福特公司账面损失55亿美元。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更为要命的是，消费者对福特汽车的安全性胆战心惊，一夜之间，福特公司长久以来的口碑就荡然无存。

2006年8月，高盛前董事长、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后来担任花旗银行董事长的鲁宾突然提出，辞去福特公司董事职务。全球都在大惊小怪，以为高盛要抛弃风雨飘摇之中的福特了！不过事实却出人意料，比尔·福特二世早就跟高盛一起谋划了一笔秘密的交易，铁杆老哥们儿高盛出手拯救福特公司的行动开始了。

2．高盛的火枪手——肯尼斯

肯尼斯·立特（Kenneth Leet）又出场了。

中国人对这位爷很陌生，却又是那样的熟悉。当初让李东生陷入迷局不能自拔的，就是这位肯尼斯·立特。

我们先全面了解一下肯尼斯·立特。

出生于1960年的肯尼斯·立特，从哈佛商学院取得学士学位后，进入美国“常青藤联盟”之一的布朗大学，取得了布朗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8岁进入高盛集团后，肯尼斯·立特的表现很优秀，很快就被派往伦敦，负责欧洲的并购业务。

后来，肯尼斯·立特成为高盛合伙人之一，既是负责欧洲并购业务的董事总经理，又是高盛全球投资银行部的执行董事，可以说是一位位高权重的投行领袖人物。肯尼斯·立特在投行领域的卓越表现，让美国总统小布什为之心动。小布什看中肯尼斯·立特还有另外一个原因。2002年12月，高盛前任联合董事长斯蒂芬·弗里德曼被小布什召进了白宫，成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兼任白宫外国情报咨询委员会主席。斯蒂芬·弗里德曼对肯尼斯·立特非常欣赏，自然将其推荐给了小布什。

2003年7月9日，小布什提名肯尼斯·立特接替即将离任的负责国内金融事务的财政部部长助理皮特·费雪尔（Peter Fisher）。

此时的肯尼斯·立特正在筹划将汤姆逊集团的彩电业务兜售给TCL，虽然小布什已经提名肯尼斯·立特担任财政部部长助理，这位爷却在电话中委婉地拒绝了小布什，说自己生病了，身体不好。其实，肯尼斯·立特心里非常清楚，他知道皮特·费雪尔为什么要递交辞职报告。2003年3月，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名义上打着“人权”的旗号，实际上是为了美国石油利益集团的利益，通过控制伊拉克和中东地区石油的出海口，钳制欧洲的石油来源，削弱欧洲经济，震慑欧洲资本大量进入美国，从而打击欧元，以维护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霸主地位。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肯尼斯·立特在心里给小布什算了算账，伊拉克战争胜利了，美国政府要扶持一个新政权，那势必要在战后进行重建，那就要为伊拉克新政权提供大量费用支持，这么一来，美国人为伊拉克战争至少要支付5000亿美元。

美国人都知道，当年美国发动越南战争，陷入了无休无止的战争泥潭，美国为此支付的军费高达6630亿美元。沉重的经济负担让美国人民非常愤怒，尼克松一上台就遭到空前的反战浪潮。为了不再重蹈前三任总统——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的覆辙，尼克松下令从越南战场上撤军。尽管伊拉克战争没有重蹈越南战争的覆辙，在一个月内就结束了，还生擒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可是直逼越南战争的庞大的军费开支、国内汹涌的反战浪潮，再加上财政赤字严重，让小布什总统寻求连任的压力倍增。

现在，小布什急需高手来重组美国的国内金融。

不过，肯尼斯·立特可不是见着官帽儿就两眼放绿光的傻帽儿，他很清楚，这可是个烂摊子，谁接手谁倒霉，势必成为众人唾弃的对象。人家皮特·费雪尔都不干的苦差事，肯尼斯·立特觉得自己实在没有必要冒险，万一不能帮助小布什重振美国经济，万一2004年小布什不能获得连任，自己可就成了替罪羊。

小布什心急火燎，甚至都已经签署了任命书，任命肯尼斯·立特为负责国内金融的财政部部长助理，但是肯尼斯·立特就是不去上任。

2005年，肯尼斯·立特突然离开了高盛。

2005年3月16日，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张恩照突然向董事会提交了辞呈，辞呈上写得很简单，由于“个人原因”，辞去所有职务。

建设银行可是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一，张恩照一直在推进建设银行的股改问题，希望将这艘航母推向资本市场。其实，张恩照之所以辞职，是因为中纪委已经盯上他了。天上人间的老板覃辉，在跟建设银行打交道的过程中，与张恩照的关系甚为密切，向其行贿数百万元。

2005年3月17日，美洲银行全球计划与战略部主管格里高利·克尔（Gregory Curl）与建设银行行长助理范一飞坐到了一起。这一天，双方在建设银行总部的会面，并没有引起中国乃至世界媒体的关注，但是这次秘密会谈相当重要，美洲银行希望联姻建设银行，在建设银行上市前，成为建设银行的战略投资者。

就在高利·克尔北京之行的前14天，美洲银行宣布任命肯尼斯·立特为并购部主管，负责美洲银行在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企业和投资银行业务，向美洲银行国际业务总裁William Fall和美银证券（Banc of America Securities）董事长Carter McClelland汇报工作。

美洲银行看重肯尼斯·立特丰富的专业经验，肯尼斯·立特跟美洲银行的董事长肯尼斯·刘易斯（Kenneth D. Lewis）非常投机。尽管美洲银行一直在成长，但在投资银行业务方面，美洲银行已远远落后于花旗集团（Citigroup Inc. C）等竞争对手。

肯尼斯·刘易斯将肯尼斯·立特挖到美洲银行，就是想让肯尼斯·立特重点发展衍生品和其他复杂的金融产品。因为美洲银行通过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数项收购，建立了消费者银行业务，如今这项业务已能够与花旗集团、汇丰控股（HSBC Holdings PLC）和JP摩根（J. P. Morgan）等公司并驾齐驱。而美洲银行的国内和国外投资银行业务至今却仅仅取得喜忧参半的业绩，接近一半的净利润来自消费者和中小企业银行业务，企业和投资银行业务贡献的净利润却不足美洲银行利润总额的20％；余下的净利润则来自包括商业贷款和资产管理在内的多种业务。

肯尼斯·立特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肯尼斯·刘易斯提出进军中国银行业的建议。在高盛干过的肯尼斯·立特非常清楚，高盛的董事长亨利·保尔森已经制订了一个“汉克计划”，就是在中国银行业改革期间，通过战略合作的方式，成为中国银行业的战略投资者。肯尼斯·立特认为，美洲银行向海外扩张，进军中国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肯尼斯·立特的建议迅速得到肯定，高利·克尔的北京之行相当顺利。

2005年6月16日晚，美洲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肯尼斯·刘易斯一行五人乘坐湾流V专机来到北京。

2005年6月17日上午9点30分，建设银行与美洲银行签署入股和战略合作协议：美洲银行首期以25亿美元从中国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受让建设银行9.1％股权，再于建设银行IPO时购入5亿美元的股权，同时拥有未来数年内将股权增持到19.9％的选择权。

签约异常顺利，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与肯尼斯·刘易斯互换签字文本，双方签约完毕。

2006年8月4日，比尔·福特二世突然宣布，聘请肯尼斯·立特为战略顾问。

原来，肯尼斯·立特离开美洲银行均在高盛的计划之中。肯尼斯·立特到美洲银行，主要目的就是帮助肯尼斯·刘易斯入股建设银行，积累参股中国银行的经验，为高盛的“汉克计划”打前站。

在高盛的历史上，潜伏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高盛最后成功成为工商银行战略投资者，肯尼斯·立特的美洲银行经验功不可没。

肯尼斯·立特在并购领域披荆斩棘的时候，高盛几十年的老哥们儿福特公司遇到了麻烦。一直以来，高盛都是福特的好哥们儿。作为福特公司的财务顾问，在高盛的推波助澜下，福特公司踏进了并购的泥潭。

从召回费尔斯通轮胎开始，福特公司就开始不断走下坡路。

受丰田、本田以及现代汽车等亚洲车商冲击，通用汽车及福特公司等美国本土汽车巨头在当地的份额不断减少。2006年7月，丰田汽车在美国市场的销量首次超过福特公司，成为当地销量排名第二的汽车品牌。

这么多年来，福特公司不仅没有超越老大通用汽车，反而被日本人和韩国人给干掉了。更为夸张的是，加上本田和现代，亚洲汽车公司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已由2005年同期的33.1％提高到41.4％，再创历史新高。

2006年8月4日，已经退居美国老三的福特公司公布了第二季度财务报告，该季度福特公司亏损2.54亿美元，比预计的1.23亿美元翻了一倍还多。

在一份例行报告中，福特公司还预计，旗下的Premier汽车集团在2006年将转入亏损。福特公司同时称，本季度每股净亏14美分，为7月20日公布的预测数据的两倍。这也影响到了高盛的利益，要知道，高盛不仅仅是福特的财务顾问，还持有福特公司1％的股份。

看来，高盛需要亲自出马了。如果高盛不帮助福特进行业务构架的重组，那么福特公司很有可能沦为不入流的汽车制造商，甚至还可能被吞并。于是，高盛向比尔·福特二世推荐了肯尼斯·立特。

2006年8月4日，福特公司在发布季度财务报告的当天，宣布了对肯尼斯·立特的任命。在福特公司，肯尼斯·立特只向比尔·福特二世汇报工作。事实上，福特公司的董事罗伯特·鲁宾早就跟比尔·福特二世达成了一项秘密交易。

秘密在22天后揭晓。

罗伯特·鲁宾在担任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之前，是高盛的董事长。克林顿下课后，罗伯特·鲁宾进入了花旗银行，管理花旗。这期间，罗伯特·鲁宾还担任福特的董事。因为在高盛的时候，罗伯特·鲁宾就已经是福特的董事了。

罗伯特·鲁宾辞去董事会董事的报告泄露了肯尼斯·立特进入福特的玄机。罗伯特·鲁宾的辞职报告写明：由于福特公司和花旗银行业务关系密切，而自己同时在两家公司任职，为避免“潜在利益冲突”，故辞去福特公司董事一职。

肯尼斯·立特已经为福特的重组拿出了一套完整的方案。

第一步是结盟。

汽车领域的结盟运动是由美国富豪科尔克·科克里安掀起的。科尔克·科克里安个人拥有通用汽车9.9％的股份，是通用最大的个人股东，在通用公司12人的董事会里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2005年通用汽车巨亏106亿美元，而公司董事长瓦格纳却只会通过甩卖最赚钱的旗下公司来确保盈利。科尔克·科克里安对瓦格纳的愚蠢忍无可忍，他不断鼓动董事们闹事儿，想赶走这位只会甩卖资产的董事长。科尔克·科克里安一边倒瓦格纳，一边为通用汽车寻找理想的接班人。这个时候，雷诺的总裁卡洛斯·戈恩进入了科尔克·科克里安的法眼。

1999年，日产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危机，时任雷诺总裁的卡洛斯·戈恩力主雷诺购进日产的股票并控股。后来，卡洛斯·戈恩在担任雷诺总裁的同时，扭转乾坤，成功使日产在短短两年内扭亏为盈。

科尔克·科克里安派他的独立顾问、也是通用董事的约克在2006年五六月份与卡洛斯·戈恩进行了多次秘密会谈，探讨与雷诺日产组成联盟的可能性。6月22日，约克向瓦格纳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与雷诺日产联盟的建议。

通用要跟雷诺日产联盟？这个消息一下子让福特公司警觉起来。比尔·福特二世非常清楚，一旦他们联盟，那福特公司就岌岌可危了。一定要阻止他们联盟！

肯尼斯给福特二世出招，准备来个抢婚，提出让福特公司跟雷诺日产结盟。

肯尼斯的筹划相当缜密，他给福特二世仔细地分析了福特公司的优势：首先，当年福特公司从雷诺手上收购了沃尔沃，论交情，两家的关系更为深厚。其次，雷诺现在在美国排名第二，如果一旦跟通用汽车结盟，那地位一定大不如从前。原本双方是平起平坐，还能叫叫板，一旦结盟，雷诺就再也没有跟通用汽车抗衡的能力了。而跟福特公司结盟，雷诺仍然能够保证自己的地位。

策略定下了，下一步就是如何执行了。狡猾的肯尼斯大张旗鼓搞煽动，放言福特公司正在考虑与其他汽车企业结盟的可能性，还说福特公司已经与雷诺日产的首席执行官卡洛斯·戈恩接触。如果雷诺日产与通用汽车的结盟谈判没有结果，福特公司将考虑加入雷诺日产联盟。

第二步是品牌重组。

肯尼斯·立特给比尔·福特二世出具的第二步策略是：加快削减成本，缩减其在北美的规模，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关闭在北美的工厂，进行大规模的裁员。其中，品牌重组计划，包括出售其全球豪华车品牌美洲豹、路虎和阿斯顿·马丁等。

为了能将乱七八糟的品牌卖出去，并且卖个好价钱，肯尼斯·立特向比尔·福特二世推荐了波音民用飞机集团总裁及首席执行官艾伦·穆拉利。这位爷在波音集团工作了37年，在2005年为波音集团贡献了226亿美元的销售订单。比尔·福特二世再次放权，任命艾伦·穆拉利为福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新官上任三把火。为了摆脱困境，艾伦·穆拉利一上任就公布了重组计划，宣布福特公司将出售旗下阿斯顿·马丁、路虎、捷豹等奢侈品牌，而且计划到2012年裁员3万人，关闭14家工厂。

艾伦·穆拉利的施政纲领一公布，吉利集团的董事长李书福就激动起来。尽管肯尼斯·立特的重组计划中没有出售沃尔沃的信息，李书福却开始了单相思，认为福特公司出售沃尔沃是早晚的事情。

2007年1月，李书福飞抵底特律，这是吉利集团第一次在底特律参加车展，车展上李书福见到了福特公司的CEO小多纳特·R·勒克莱尔。

小多纳特·R·勒克莱尔在福特公司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副总裁，主要分管福特公司的财务工作。在双方的会见中，李书福一次又一次地热情讨论沃尔沃的问题，偏偏小多纳特·R·勒克莱尔却对李书福不冷不热。小多纳特·R·勒克莱尔的态度激发了李书福对沃尔沃的如痴如狂。

2007年9月，李书福从杭州吉利集团总部向福特公司总部寄了一封挂号信，正式提出吉利集团收购沃尔沃的想法，希望双方能够进行正式的会谈。可是，很长时间过去了，李书福一直没有等到福特公司的回信。难道李书福寄出去的信石沉大海了？难得福特公司真的不打算出售沃尔沃？

3．沃尔沃，我来了

在汽车领域，李书福一直嚷嚷“卖白菜”理论，声称早晚有一天会把汽车当白菜卖。虽然同行们对李书福的理论嗤之以鼻，不过面对汽车领域的“鲇鱼”，大家在心底对李书福仍有几分敬畏。

鲇鱼诱捕的本领很高，一到夜间就会游到岸边，将尾巴露出水面，发出阵阵腥味，引诱夜间外出觅食的老鼠。老鼠误认为是死鱼，张口咬住鲇鱼的尾巴使劲往岸上拖。鲇鱼见老鼠上了套，尾巴一摆，便将老鼠拖入水中。老鼠挣扎一阵后就被活活淹死，反而成为了鲇鱼的美食。吉利在中国汽车市场的战术，跟鲇鱼的生存法则颇有几分相似。

现在，这条“鲇鱼”看上沃尔沃这只“硕鼠”了。李书福会成功吗？谁都不敢妄下结论。而那厢，李书福早已展开行动，积极为自己的计划增加获胜筹码了。他的第一步举动，是邀请汽车领域响当当的人物赵福全加入吉利汽车。

1985年，22岁的赵福全从吉林大学汽车系内燃机专业毕业，之后开始了留学生涯，在日本广岛大学获取博士学位。1992年3月，获博士学位后，赵福全先在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任研究员，继而在美国韦恩州立大学机械工程系任助理研究员，并于1996年4月升任该大学助理教授。

1997年4月，赵福全进入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任产品工程师，从此开始进入汽车技术研发领域。凭借着扎实的技术功底和优良的研发能力，赵福全很快在克莱斯勒崭露头角。这一年，也是李书福事业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不过忙着造车的李书福还没有精力关注这个克莱斯勒的普通工程师。

1998年，福特汽车旗下的戴姆勒品牌，并购了克莱斯勒汽车，成立合资公司——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这一年，赵福全成为新公司的工程专家，从事发动机研发。

从1960年开始，戴姆勒品牌就掌握在捷豹汽车手上，而福特汽车则是在1989年才将捷豹收入囊中。福特汽车给了戴姆勒品牌绝对的自由，也给了赵福全快速成长的自由环境。

1999年9月，赵福全升任戴姆勒公司发动机技术高级专家，负责汽车动力总成开发研究。2003年6月，赵福全更是破天荒地出任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技术中心研究总监（Research Executive），这是外资汽车第一次任命华人总监，在福特王国的历史上更是绝无仅有。

再看看李书福和他的吉利汽车的发展情况。

2003年4月，吉利第十万辆轿车在宁波基地下线。8月，首批吉利轿车出口海外，实现吉利轿车出口“零的突破”，李书福当时兴奋了好一阵子。

人怕出名猪怕壮，日本丰田很快就盯上了吉利汽车。之前，吉利采购的是丰田的发动机。现在，吉利却声称自己一直在研制发动机。于是，丰田就向法院递交了诉状，怀疑吉利盗用了丰田的专利技术。

盗，甲骨文中就有这么个字，意思是看到人家的器皿就会贪婪地流口涎，存心不善。《庄子·山水》中曰：君子不为盗，贤人不为窃。所以，这个“盗”字太具有污辱性了。

李书福一直扛着中国汽车的民族品牌这杆大旗，他哪能忍受日本人这么胡闹？尽管法院最后没有采信丰田提交的所谓证据，李书福的心情仍然十分沉重。凭什么我们辛辛苦苦搞研发，反要被人家说成是小偷？李书福深切地感受到，到了海外，知识产权就是一把锋利的刀，吉利需要国际化，需要拥有自主开发能力的人才。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李书福心急火燎四处搜罗人才，给中国人长脸的赵福全很自然就得到了他的青睐。李书福迅速跟赵福全进行了接触。不过，人才的争夺战是相当激烈的。那个时候，华晨汽车集团也已经给赵福全递来了橄榄枝。

华晨汽车集团总部地处辽宁，这里也是赵福全的家乡。2002年，华晨汽车集团曾经的精神领袖仰融出走美国，整个集团基本陷入业务停顿的状态。现在，华晨汽车集团不仅欢迎赵福全回到家乡，而且把赵福全的老婆孩子安置得妥妥帖帖。“我回来的目的是为了中国人造自己的车，中国自主品牌的汽车公司也就那么几个，再因为华晨地处辽宁，我也是辽宁人，选择华晨也就顺理成章了。”赵福全选择这个时候回到辽宁，颇有临危救难的大侠风范。

2004年4月，赵福全加盟沈阳华晨金杯汽车公司，担任副总裁兼研发中心总经理，全面负责华晨公司技术开发工作，同时兼任上海汉风汽车设计公司董事长。事实证明，赵福全真是个人才，他不负众望，现在中国满大街跑的尊驰、骏捷、酷宝等汽车以及这些汽车用的1.8T发动机，就是这位赵爷领衔开发的。

虽然李书福没能把赵福全收归旗下，但他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位赵爷。李书福一直在等，在他眼中，赵福全更适合在吉利待下去，而不是华晨汽车集团。

赵福全到华晨汽车集团后，没几个月就遭遇人事变动，华晨汽车所谓的四大金刚不断抛售持有的股票，再加上香港股票市场上风言风语不断，此刻的华晨集团可谓是风雨飘摇。如果不是赵福全坚定的报效家乡的信念，他是不会留下来的。

转眼间就到了2005年。看上了沃尔沃的李书福再也等不下去了，这次他打定主意一定要把赵福全拿下，好实现自己以后的雄才大略。于是，李书福给赵福全打了一个电话，希望俩人能在北京吃一顿饭。这一次，赵福全答应了李书福的邀约。

吃饭的地点定在亚运村。李书福是中国汽车领域最土的老板，今天饭局的客人是连美国人都敬畏三分的赵福全，李书福决定洋气一把，麦当劳肯德基都太不上档次了，比萨那味儿也怪怪的，干脆就吃日本料理吧。

在亚运村的一家日本料理店，李书福跟赵福全握手寒暄后开始用餐。料理的味道还不错，两人心情颇好。吃着吃着，李书福突然放下手中的杯盏，一本正经地问赵福全：“你觉得沃尔沃怎么样？”

赵福全迟疑了一下，他根本就不知道李书福脑子里到底在想啥。之前双方的联系虽然并未中断，但他们还没有正式见过面，最多也就是在公共场合打个照面而已。虽然李书福一直“单相思”，一直跟赵福全套近乎。可是面对动荡不安的华晨汽车集团，赵福全可不想给人留下话柄，他知道，现在的财经记者比娱乐记者还具有狗仔精神，所以他一直跟李书福保持距离。

面对李书福突如其来的问题，赵福全略微思考了一下。他对沃尔沃太了解了，理论上沃尔沃跟克莱斯勒还是兄弟关系呢。看着李书福一本正经的样子，赵福全也很正经地说：“挺好的，尽管它规模不大，但认知度很高，而且不管买不买，人们都认可它，都认为它是世界绝对的顶级品牌。沃尔沃这个品牌的个性特征非常鲜明。你说哪个品牌车不安全？但是它的这种安全是植入血液里的，是由它的DNA决定的。”

专业就是专业，一下子就能说到DNA上。

李书福听赵福全这么一说，对眼前这位赵爷更是心向往之。

“你觉得咱把它买下来怎么样？”李书福的身子突然向前倾了倾，就差扑在桌子上了。他希望自己尽量靠赵福全近一点，这可是他的秘密想法，这个梦想就跟要拉赵福全到吉利一样，他“单相思”沃尔沃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他希望能够跟赵福全分享这个秘密。

赵福全有点懵了，之前听人说李书福是汽车狂人、疯子，他口口声声要像卖白菜那样将汽车卖到寻常百姓家。而眼前这个卖白菜的汽车疯子，他居然盯上了沃尔沃，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蛮好的。”生鱼片进了嘴里，日本芥末的辣味足以令人神志清爽，尽管李书福的话是天方夜谭，赵福全还是很有教养地说了这么一句，不过他心里确实在不断地嘀咕。

沃尔沃在汽车领域犹如白天鹅，吉利在中国不过是一个卖白菜的主儿。说句难听的，不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吉利这个穷酸小子能收购沃尔沃？

芥末的辛辣感还留在赵福全的舌尖上，虽然他心里对李书福的大胆想法并不赞同，但他也不想继续留在华晨汽车集团了。华晨汽车集团的高层动荡不安，赵福全报效故乡的激情，已经渐渐地磨灭在勾心斗角中，这不是他想要的。

李书福花费了一顿日本料理，就为吉利收获了一员大将，他的心里乐开了花，赵福全都被他拿下了，看来拿下沃尔沃也就不远了。沃尔沃，我来了！

4．完美的勾引计划

这个时候的李书福还只是一厢情愿。尽管福特公司的旗下品牌开始割肉了，尽管沃尔沃这个唯一赚钱的庶出也在走下坡路，但在吉利面前，沃尔沃依然是豪门闺秀。

2005年，沃尔沃在美国的销售收入是123.87亿美元。同年，吉利才销售了15万辆汽车，收入不到70亿元人民币。尽管到2007年年底，吉利已有100亿元人民币的收入，但跟沃尔沃的106亿美元相比，太小儿科了。

2007年9月，李书福的“求爱信”到了美国就石沉大海，这让李书福心里很没底儿。不过，很快就有人给李书福建议：最好邀请美国科特勒咨询集团的董事局主席米尔顿·科特勒（Milton Kotler）来一趟吉利，这个人会有帮助。

米尔顿·科特勒是“现代营销学之父”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的弟弟，也是美中商务发展委员会主席兼创始人。同时，他还担任多家美国和欧洲著名公司的独立董事，而且是中国清华大学的客座教授。

2007年，民主党为了拿下2009年的总统宝座，聘请了米尔顿·科特勒为民主党竞选委员会特别顾问。民主党聘请米尔顿·科特勒为特别顾问，是因为这位爷的身边有一大批企业资源。在科特勒营销集团的客户名单上，财富500强中有300多家是米尔顿·科特勒的客户，而这些客户都是米尔顿·科特勒亲自接待的。米尔顿·科特勒的客户名单上全是大牌：IBM、GE、AT&T、杜邦集团、美洲银行、默克制药、米其林、冠军国际、J. P. 摩根银行、南方贝尔、摩托罗拉、莲花、拜尔制药、辉瑞制药、壳牌、AmocoChemical、福特公司、麦当劳和SAS航空等等。肯尼斯·立特在美洲银行短暂工作期间，跟科特勒营销集团有着密切的往来。肯尼斯·立特到了福特公司之后，这位爷跟米尔顿·科特勒有了更多的接触。

李书福在心底暗暗盘算，肯尼斯·立特既是民主党的竞选顾问，又是福特公司的老朋友，真是帮助吉利的理想人选啊。

2007年12月，李书福邀请美国科特勒咨询集团董事局主席米尔顿·科特勒一行来中国考察吉利总部，并希望通过科特勒与福特总部进行联系。

米尔顿·科特勒出马，李书福终于看到一线生机。

米尔顿·科特勒来到了福特公司总部，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不过，比尔·福特二世在听完米尔顿·科特勒一通介绍后，对吉利汽车仍是没有任何印象。肯尼斯·立特只好提醒比尔·福特二世，吉利就是那个汽车标志设计曾经跟丰田、标致307相似的家伙。见比尔·福特二世仍然没有印象，艾伦·穆拉利也帮忙翻出了一封挂号信，信上已落满了灰尘，这封信就是吉利汽车的董事长李书福写的。原来，艾伦·穆拉利已经想起了这个男人，他跟李书福早有过节儿。

1998年，波音公司中国办事处将一份报告传真回美国，时任波音公司总裁的艾伦·穆拉利接到后，大吃一惊。原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人，注册成立了一家汽车公司，名叫“吉利波音汽车公司”，这简直就是明目张胆地借着波音的名誉招摇撞骗。波音公司立即从中国香港派了两名律师到内地，找到了这家公司。令人失望的是，这家公司的老板李书福不过是个做电冰箱和装潢材料的个体户。波音公司的律师代表了解情况后，立即要跟李书福打官司。李书福一听，吓坏了，原本将波音当做前辈，没想到用了人家的名字居然是侵权，李书福赶紧将公司名字中的“波音”给抹掉了。

见李书福妥协了，波音公司的律师也就回到了香港，而艾伦·穆拉利早已将这个家伙忘记了。就算李书福写来了“求爱信”，艾伦·穆拉利也没想起来。现在，经过米尔顿·科特勒的提醒，他终于记起来那个曾经侵权的家伙。艾伦·穆拉利这么一说，比尔·福特二世倒也想起来了。当初福特公司以为波音要在中国生产汽车，也派人到中国打探情况，没想到是虚惊一场。没想到这个家伙现在的胃口真是越来越大，居然要跑来收购沃尔沃。

无论是比尔·福特二世还是艾伦·穆拉利，对这个李书福都没什么印象，倒是福特公司财务总监小多纳特·R·勒克莱尔，对这个长着一张娃娃脸的中国男人印象深刻。在底特律，李书福不断地强调对沃尔沃的向往，对未来的美好规划。虽然小多纳特·R·勒克莱尔当时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也不知道李书福说的这些跟福特公司有什么关系，但这个特别的男人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搞了半天，福特公司的高官们大概明白了李书福和吉利汽车是怎么回事儿。嘿嘿，好家伙，自己找上门来了，可别怪我们不客气了。狡猾的肯尼斯·立特立即想出了一个馊主意，他对比尔·福特二世说，既然米尔顿·科特勒都出来帮忙了，如果福特公司不派人见见这个卖白菜的，在情理上说不过去。来者都是客，何况福特公司还要卖掉路虎、捷豹等旗下品牌，不能得罪了买家。

2008年1月，这是个李书福难以忘记的日子。一个越洋电话打到了吉利汽车总部，福特公司愿意在第三方城市伦敦跟李书福谈谈。这是多么珍贵的机会啊！李书福心里乐开了花，他马上让秘书订了机票，带着一群高官直飞伦敦。

当李书福带着吉利集团的首席财务官尹大庆、首席技术官赵福全、副总裁赵杰等人兴高采烈地抵达事先约定的酒店时，不免有些失望。这一次的会见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热烈。李书福再次见到了小多纳特—R—勒克莱尔，还有福特公司董事会工作室主任、研究院院长和采购总监等所谓的福特公司管理层，说白了，这些人其实也就只是福特公司的中层管理者而已。

大老远跑到伦敦，见到的却是不能作出任何决定的人，无论是谁，面对这样的商谈都会感到失望。李书福并没有表现出沮丧，而是直接表达了吉利收购沃尔沃的想法，并向福特公司正式递送了提议函件。

不过令李书福更加失望的是，就这么一群福特公司的二流人员，居然都看不起吉利。尽管在会谈中，这些人保持着谦谦君子的风度，可是他们的言语中透露着对吉利的不信任，他们在怀疑，怀疑眼前这一帮中国人的购买能力。两拨人聊到最后，福特公司代表们只有一个态度：福特不会将沃尔沃卖给吉利。

商谈失败了，李书福一行人灰溜溜地离开了伦敦，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福特公司不冷不热的态度，正是肯尼斯·立特惯用的勾引术之一，当年这一招成功勾引过TCL的老板李东生。这会儿，高盛以及他的盟友们，已经为自己的老哥们儿福特公司，设计了一套勾引李书福的完美计划，只待请君入瓮了。在他们身后，肯尼斯·立特早已乐开了花。

不光李书福想不明白，比尔·福特二世也想不明白，好不容易主动来了一个买主，就这么给一口回绝了？肯尼斯·立特这家伙到底在搞什么鬼名堂？肯尼斯·立特嘿嘿一笑，给比尔·福特二世上了一堂心理课。

就凭李书福嚷嚷着要将汽车像卖白菜一样卖给老百姓，就能看出这个人很有野心。肯尼斯·立特坚定地相信，福特公司二流人员那么一拒绝，会让李书福更加难以割舍，他会主动找到更多的关系来说情。原因很简单，李书福盯上沃尔沃已经很久了，三番五次地要买，这就证明他不是一时冲动。肯尼斯·立特乐呵呵地对比尔·福特二世说：“您就放心吧，李书福跑不了！现在，该给李书福来点儿更具有诱惑的刺激了！”

很快，福特公司的财务报告出来，亏损126亿美元，其中光沃尔沃就亏损了15亿美元。肯尼斯·立特跟艾伦·穆拉利的意见，是先将陆虎与捷豹出售，然后再出售沃尔沃。

李书福遭拒后，正如肯尼斯·立特预料的那样，没有退缩，反而对福特公司旗下的其他汽车也产生了兴趣。听说福特公司要出售捷豹跟路虎，李书福立即下令让吉利参与这两家公司的竞标。

福特公司很快收到了来自吉利汽车的标书，不过李书福的出价令肯尼斯·立特以及艾伦·穆拉利哭笑不得，这个中国男人也太恶搞了！1989年福特公司以25亿美元收购捷豹，2000年又以27.5亿美元收购路虎，而这个李书福居然才报出3亿美元的竞标价。这哪里是竞标呢？这简直就是开国际玩笑。福特公司花掉了52.5亿元收购的奢侈品牌，李书福真就给出了一个买白菜的价格。结果不用想，吉利汽车在第一轮报价中就被淘汰了。

不过，李书福没有因为第一轮就被淘汰掉而不好意思，相反他说自己那是在练兵，为收购沃尔沃作准备。“One Ford”，这是艾伦·穆拉利在担任福特公司的CEO后，提出的施政纲领。李书福从艾伦·穆拉利的施政纲领中看出，福特公司是一定要卖掉沃尔沃的。

2008年11月19日，广州车展拉开帷幕，各路香车美女齐聚羊城。很快，吉利汽车就得到一个消息，沃尔沃高层和长安集团董事长徐留平在广州进行了秘密会晤，他们会晤的时间很长，内容涉及收购的相关事宜。

这个消息让李书福吃了一惊，他非常清楚，长安集团跟福特公司的关系非比寻常。

福特公司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3年，当年福特公司大概将250辆T型车销到中国。1924年，孙中山给亨利·福特写了一封亲笔信，请他帮助建立中国的汽车工业。1928年，福特公司在上海设立了一个销售和服务分支机构，该机构的业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终止。1978年6月，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正面临一场空前的改革。当时已经嗅到中国商机的福特公司掌门人亨利·福特二世拜见了邓小平。在跟邓小平的会见中，亨利·福特二世非常诚恳地说：“非常有兴趣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进程。”邓小平对福特公司的诚恳很是欢迎。亨利·福特二世回到美国，立即筹划在中国设立办事处。1978年，福特公司设立了中国事务办公室。

2001年4月25日，福特公司和长安汽车集团合作，成立了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双方各拥有50％的股份。福特公司选择长安汽车集团合作，理由很简单：长安汽车集团的控股股东是中国兵工集团，这个集团不仅仅生产民用产品，还生产军用产品，所以在销路上福特公司根本不用担心。福特公司认为，跟长安汽车集团合作，并不逊色于大众跟上海汽车集团、长春一汽集团等中国的几大合资汽车集团。

2007年，长安福特马自达获得沃尔沃的授权后，在中国以“技术转让的形式”生产沃尔沃。长安汽车集团看重的是沃尔沃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尤其是沃尔沃宣称，他们在汽车安全方面已经制定了新的目标，正在积极研发一套主动安全系统，到2020年实现“零伤亡”。在徐留平跟沃尔沃高层秘密会面之前，长安汽车集团跟福特公司已经合作推出了沃尔沃S40、S80、S60等系的全系车型。

吉利汽车还没有弄清楚沃尔沃高层跟徐留平到底谈了些什么，长安汽车集团就放出话来：徐留平确实和福特的高层包括沃尔沃有过会谈。在目前经济危机的形势下，很多事情都会出乎意料的，长安汽车集团、沃尔沃都会对企业自身的未来作出考虑，任何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2008年12月1日，福特公司高调宣布：公司将重新评估其针对沃尔沃的战略方案，其中包括可能出售这家总部位于瑞典的优秀汽车制造商。

艾伦·穆拉利在福特公司宣布决定的当天也公开表示：“我们在实施‘一个福特’计划的同时需慎重评估针对沃尔沃的方案。沃尔沃是全球强有力的品牌之一，在安全性和环境责任方面拥有傲人的传统，并且已经制订了一项积极计划来精简其经营部门和改善财务业绩。当我们进行此次评估时，我们将竭力作出有利于福特和沃尔沃今后发展的最佳决策。”

这样一来，全球都知道福特公司要出售沃尔沃了。本来沃尔沃的祖国瑞典拥有优先收购沃尔沃的权利，可是瑞典首相赖因费尔特却说：“我们不能滥用纳税人的钱。”就在当天，瑞典副首相兼工商大臣奥洛夫松（Maud Olofsson）在布鲁塞尔出席欧盟会议时也公开表示，把汽车制造公司收归国有不符合瑞典政府的工业政策，“我们不会拿纳税人的钱来冒险”。

2008年12月4日，福特公司正式标价60亿美元出售沃尔沃。福特公司为此还专门聘请了花旗银行跟摩根大通作为交易顾问。60亿美元，这个价格对于福特公司来说也算是亏本甩卖了，因为在十年前，福特公司是以64亿美元的价格买下这家瑞典汽车品牌的。

肯尼斯·立特导演的好戏在沃尔沃挂牌出售的第二天就正式上演了。

2008年12月6日，福特公司亚太区总裁葛致诺、福特中国区总裁程美玮、沃尔沃中国区总裁柯力士与长安汽车集团董事长徐留平秘密在重庆会面。这一次的会面又是非常神秘，双方的会谈时间很长，会谈内容绝对保密，双方走出会议室后，再也没有谈一个字。

秘密会议的消息再次传来，这让垂涎沃尔沃已久的李书福着实忐忑不安。

5．傍上罗斯柴尔德，成立神秘四人组

肯尼斯·立特的勾引术将吉利集团撩拨到了极致，李书福对沃尔沃的倾慕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2008年的伦敦访问后，李书福并不死心，在两个月之后，带着副总裁赵福全、张芃直飞瑞典。

张芃以前在英国石油公司工作，对欧洲人的秉性很了解；赵福全之前在克莱斯勒工作，对西方人的脾气更是了然于胸。这两位在飞赴瑞典之前就琢磨，瑞典政府肯定不会相信吉利集团的能力，要想让瑞典政府了解，就要有耐心。

李书福对张芃绝对相信，这位爷在吉利集团拥有“幕后师爷”之称，曾经是英国石油公司北海油气田战略规划部高级分析师，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兼财务计划经理。吉利集团收购伦敦黑色出租车制造商英国锰铜公司，张芃就是操刀者。

瑞典的拜访依然是匆匆忙忙，当时参加会见的有瑞典王国副首相奥洛夫松和瑞典汽车工会领导人。赵福全给瑞典政府详细介绍了吉利汽车的历史、发展战略、技术以及规划等。

老狐狸肯尼斯·立特又给比尔·福特二世献计，要福特公司聘请花旗银行跟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 Co）作为财务顾问。花旗银行的董事长鲁宾是原福特公司董事、高盛集团原董事长，肯尼斯·立特自然要照顾老东家。

聘请摩根大通可是肯尼斯·立特煞费苦心想出来的妙招。

摩根大通目前为全球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金融服务集团之一，由大通银行、J. P. 摩根公司及富林明集团在2000年完成合并。洛希尔银行的控股股东罗斯柴尔德家族目前是摩根大通的大股东。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摩根大通三大合并集团中的J. P. 摩根公司，成立于1860年，这家以J·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名字命名的公司，摩根家族持有其19％的股份，罗斯柴尔德家族持有81％的股份。

罗斯柴尔德家族才是J. P. 摩根公司真正的控制人。J. P. 摩根公司跟大通银行等合并后，罗斯柴尔德家族依然是摩根大通的控制人。肯尼斯·立特要借助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福特公司出售沃尔沃的过程中，唱一出双簧戏。

当初雷诺日产跟通用汽车洽谈结盟的时候，肯尼斯·立特想方设法给搅黄了。这次，肯尼斯·立特故意将福特公司准备出售旗下庶出品牌沃尔沃的消息告诉了雷诺公司，于是，雷诺公司聘请了罗斯柴尔德银行法国团队作为收购顾问。

肯尼斯·立特很清楚，吉利集团要想从雷诺公司手中争夺沃尔沃的并购主动权，那么李书福寻求的财务顾问，必须不输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国团队。而在罗斯柴尔德家族近250年的历史中，败北的概率很低，鉴于种种原因，李书福最后的选择一定会是将罗斯柴尔德银行中国团队作为财务顾问。果然不出肯尼斯·立特所料，李书福选择了罗斯柴尔德银行大中华区总裁俞丽萍（Jennifer Yu）作为吉利收购沃尔沃的最佳顾问。

俞丽萍这个名字在公众视线中出现的频率很低。细心的人会发现，俞丽萍除了在吉利收购沃尔沃中亮相，还有一次公开亮相。2009年3月26日上午，由法国罗斯柴尔德男爵中信酒业投资的拉菲酒庄协议签约仪式在烟台泉盛大酒店举行。中信集团常务董事、副总经理王炯，罗斯柴尔德银行大中华区总裁俞丽萍，罗斯柴尔德男爵拉菲集团总裁沙林，烟台市委常委、副市长刘树琪等都出席了签约仪式。

事实上，俞丽萍到罗斯柴尔德银行已经7年了，她之前在百富勒上海代表处、新加坡大华银行工作。在俞丽萍办公室的一个柜子上，专门摆着很多照片，大多是她与各国政要的合影，例如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等。到目前为止，俞丽萍的公开身份是罗斯柴尔德父子（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大中华区总裁。

在吉利集团收购沃尔沃的过程中，各种江湖传闻席卷而来，有说俞丽萍在中国政府有深厚的人脉关系的，有说她跟中信集团常务董事王炯关系密切的，不过，李书福聘请罗斯柴尔德银行中国团队作为自己的顾问，应该是看重了俞丽萍的能耐。

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同事们对俞丽萍答应李书福的邀请感到很不可思议，一方面，当时罗斯柴尔德银行法国团队正与雷诺公司接洽沃尔沃并购事宜，根据排他性原则，俞丽萍是不能接下李书福的合同的。如果俞丽萍硬要接下李书福的合同，那么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法国团队必须放弃雷诺公司。开玩笑，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欧洲同行们压根儿就没有听说过这家公司，又怎么可能放弃雷诺公司？

俞丽萍不断跟李书福交流，发现这个汽车狂人单相思沃尔沃很多年了，于是她决定向上级汇报。汇报的场面可想而知，当时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大批人都非常惊讶，甚至质问俞丽萍：“为什么要支持一只小老鼠去吞一头大象？”

尽管在中国公众视线中俞丽萍很低调，但经常跟各国总统、政要合影，足以证明俞丽萍的活动能耐。在俞丽萍的邀请下，2008年6月，李书福在杭州迎来了一位客人，他就是罗斯柴尔德银行欧洲投行部主管汉斯·奥诺夫·奥尔森（Hans Olov Olsson）。

汉斯·奥诺夫·奥尔森曾是沃尔沃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在沃尔沃工作了40年，对沃尔沃了如指掌。俞丽萍能够邀请到他，跟罗斯柴尔德银行欧洲副董事长皮哈尔·吉林哈默（Pehr G. Gyllenhammar）有很大的关系。早在1971年，皮哈尔·吉林哈默就成为沃尔沃前母公司Volvo AB的董事总经理。在进入罗斯柴尔德银行之前，这位爷在沃尔沃工作过23年。

尽管皮哈尔·吉林哈默现在在罗斯柴尔德银行身居高位，他跟汉斯·奥诺夫·奥尔森一样非常关心老东家沃尔沃的命运。俞丽萍应该是看准了这两人的心思。汉斯·奥诺夫·奥尔森的到来让李书福激动不已，立即安排赵福全作专题汇报，而耐心的赵福全不厌其烦向其作了两个小时的介绍。

俞丽萍非常清楚汉斯·奥诺夫·奥尔森在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地位，如果他认可吉利集团，那么他就会站在自己的一边，支持罗斯柴尔德银行中国团队，甚至还会去做沃尔沃管理层的思想工作。赵福全在汇报的时候，自然谨慎而周详。

第二天，汉斯·奥诺夫·奥尔森又来到赵福全的办公室。事后的回忆总是那样美妙，在赵福全的记忆中，两人拿着画板，开心地聊着吉利集团的战略规划和未来前景，还包括吉利集团的发动机核心技术、新能源开发的能力等。

不愧是赵福全，他的汇报立竿见影，汉斯·奥诺夫·奥尔森在听完之后，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当场就向赵福全承诺，罗斯柴尔德银行愿意充当吉利集团并购沃尔沃的财务顾问。

汉斯·奥诺夫·奥尔森接下了吉利集团的邀请，这令俞丽萍非常开心。不过，汽车并购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在罗斯柴尔德银行，汽车并购领域大腕级的人物非梅瑞克·考克斯（Meyrick Cox）莫属。

梅瑞克·考克斯跟肯尼斯·立特是哥们儿，这位爷出生于英国上层家庭，很小就进入伊顿公学学习。这所学校是英国亨利六世在1440年创办的，是英国最好的中学，是英国王室、政界、经济界精英的培训之地。伊顿公学曾造就过20位英国首相、36位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者，培养出诗人雪莱、经济学家凯恩斯，也是英国王子威廉和哈里的母校。

幸运之神仿佛总是眷顾梅瑞克·考克斯，在这所英国贵族学校里，梅瑞克·考克斯非常地勤奋，获得了国王奖学金。按照学校的规定，国王奖学金获得者可免5年学费，能够获得这种奖学金，整个学校只有70名学生成为幸运儿。而且，梅瑞克·考克斯还跟王子、经济学家们成为了校友。在梅瑞克·考克斯的同窗中，有一位中国人非常熟悉，这就是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这位爷当上伦敦市长后曾口出狂言，说中国对全球文化没有任何贡献。也正是这位狂人，在2008年奥运会闭幕仪式上，接过了奥运会旗帜。

梅瑞克·考克斯大学毕业后，进入了施罗德从事工业并购业务，后来进入高盛集团。2000年11月，在一年一度的合伙人会议召开前一天，保尔森在合伙人备选名单上，圈下了梅瑞克·考克斯的名字。从那开始，梅瑞克·考克斯成为高盛的合伙人、董事总经理。

2002年2月，梅瑞克·考克斯来到洛希尔银行伦敦办事处，担任工业组组长、董事总经理。梅瑞克·考克斯从高盛跳槽，跟自己的两位校友有关，也跟罗斯柴尔德家族有关。一位是2001年成为下议院内政事务特别委员会委员的戴维·卡梅伦，这位爷现任英国首相，另一位则是2001年6月当选议员的老同学鲍里斯·约翰逊。戴维·卡梅伦跟鲍里斯·约翰逊是牛津大学同学，两位同时又是布灵顿俱乐部（Bullingdon Club）成员。这个俱乐部尽管只是一个餐饮俱乐部，可要求会员具有纯正的血统，60％以上的会员都毕业于伊顿公学。这个俱乐部曾经的会员有英王爱德华七世和八世、丹麦国王腓特烈九世、梅耶·阿姆斯切尔·罗斯柴尔德（Mayer Amschel Rothschild）、内森尼尔·罗斯柴尔德（Nathaniel Rothschild）。

肯尼斯·立特太了解梅瑞克·考克斯了。当年他跳槽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希望能够借助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商场跟政界的人脉，更好地施展自己的才华。目前梅瑞克·考克斯已是罗斯柴尔德银行汽车工业并购三大火枪手之一。

肯尼斯·立特非常清楚，这位爷能够搞定复杂的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这会让中国人感到非常放心。这样一来，罗斯柴尔德家族事实上成了福特公司出售沃尔沃给吉利集团的唯一财务顾问。

这也正是肯尼斯·立特处心积虑一手导演的好戏。

6．惊呼！生意人高盛来了

2008年12月6日，这是一个让李书福很紧张的日子。

当长安汽车集团董事长徐留平走出会议室，跟福特亚太区总裁葛致诺、福特中国区总裁程美玮、沃尔沃中国区总裁柯力士握手道别的时候，徐留平满脸神秘的微笑。尽管沃尔沃的老掌柜汉斯·奥诺夫·奥尔森无比有信心，但现在他依然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毕竟长安汽车集团跟福特公司有过常年的合作，沃尔沃的生产线都还在人家徐留平手上。徐留平心里很有底，他可不会做一门亏本的生意。

不过仅仅是双方会面这个消息就足够吉利汽车紧张一阵子的。

现在，比尔·福特二世依然对李书福没什么印象，他不明白，既然要将沃尔沃卖给这个中国人，为啥不卖给长安汽车集团呢？吉利汽车就那点资本，还能收购沃尔沃？

是啊，李书福到底有什么资本收购沃尔沃呢？当时有一种说法，盛传当时吉利集团资金链非常紧张，甚至不惜借高利贷维持运转，数额在6亿元左右。还说李书福跟浙江省政府、广东省中山市政府、上海汽车集团等接触，希望在收购沃尔沃的时候，得到他们帮助，都惨遭拒绝。

一个公司沦落到借高利贷的地步，得不到银行跟政府的支持，却还要在金融危机硝烟弥漫的时候，收购一个大自己10倍的企业，这种梦也许只有李书福才敢做。

既然吉利汽车收购沃尔沃的差距这么大，肯尼斯·立特为什么还要煞费心机布下一个局呢？这是因为曾经在幕后导演过美洲银行战略入股建设银行的肯尼斯·立特非常清楚：在中国，一个企业背负巨额债务未必会死掉，只要企业主肯掏心掏肺，甚至不惜出让大部分股份给政府，就能够绑架地方政府，让政府掏钱救助企业。

肯尼斯·立特想到了自己的老上司约翰·桑顿。

约翰·桑顿是个中国通，也是高盛集团的老臣。1980年，约翰·桑顿进入高盛集团并购部，三年时间就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投行干将。1983年，约翰·桑顿单枪匹马闯伦敦，创建高盛伦敦办事处。在欧洲闯荡的约翰·桑顿，很快就让高盛的名头响遍了欧罗巴大地。在投资银行的排名中，高盛迅速跻身前列。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资本市场在一帮留学生的捣鼓下，也开始起步，约翰·桑顿跟发现新大陆一样，将目光瞄向了亚洲、中国。

1993年，香港富豪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突然找到约翰·桑顿，希望高盛能够成为自己的咨询顾问，约翰·桑顿后来才明白，这个富家公子是要变卖星空卫视。约翰·桑顿毫不犹豫接下了这单生意，并成功将星空卫视卖给了传媒大亨默多克。

在跟李泽楷交往的过程中，约翰·桑顿向高盛总部提出了亚洲战略。1996年，约翰·桑顿在兼顾欧洲战略决策的情况下，出任亚太区主席。第二年，约翰·桑顿亲自披挂上阵，将中国电信推向资本市场。根据约翰·桑顿制定的亚洲战略，高盛相继拿下中石油、中国银行等多笔大型国有企业重组和在海外上市的承销业务。

欧洲、亚洲业务的风起云涌，将约翰·桑顿推向了高盛权力的巅峰。1999年3月，约翰·桑顿成为高盛公司的总裁；同年5月，他又被任命为联合首席运营官，和另一名首席运营官约翰·舍恩（John Thain）一起成为仅次于首席执行官亨利·保尔森的第二把手。

2003年，约翰·桑顿突然宣布退休。在一帮人的穿针引线下，约翰·桑顿应聘到了清华大学，主持清华EMBA的“全球领导力”项目。

在中国有句俗语，嫁了人的女人，生是婆家的人，死为婆家的鬼。在高盛，一日在高盛，一生总有抹不去的高盛情结。约翰·桑顿在清华大学，更多的是通过各种渠道跟中国政要、巨商建立密切联系，背后的秘密交往不言而喻。

约翰·桑顿在位的时候，肯尼斯·立特跟梅瑞克·考克斯都同属约翰·桑顿的领导。现在约翰·桑顿是福特公司的董事，而他手下曾经的干将，一个负责出售沃尔沃，一个负责帮助吉利集团购买沃尔沃。

梅瑞克·考克斯得到的信息很不乐观，吉利集团2008年的利润可能达到了10亿元人民币，但现在这个公司现金流颇为吃紧，存在大量民间资本拆借资金。尽管李书福想拉上地方政府一起玩儿，但当时的中山市市长李启红留给李书福的只有两个字：不行。

福特公司尽管要卖掉所有庶出品牌，可是要面子的福特家族又不想低价甩卖。在2008年12月之前，福特公司一直在琢磨挂牌出售到底定价多少，比尔·福特二世当然不希望价格低于60亿美元，否则自己就太没有面子了。

现在，资金问题成了吉利集团收购沃尔沃最大的障碍。2008年7月，也就是汉斯·奥诺夫·奥尔森从吉利回到伦敦的第二个月，那个时候吉利集团跟罗斯柴尔德银行已经签订了合作协议，吉利集团已经迫不及待地将一份收购意向书递给福特公司。

李书福的报价是35亿美元。

这个价格太出乎比尔·福特二世的想象了。尽管肯尼斯·立特跟梅瑞克·考克斯是多年的好哥们儿，尽管约翰·桑顿是梅瑞克·考克斯的老上司，福特公司还是无法接受李书福的这个报价。

李书福自然没有等到福特公司对报价的回应，更让李书福如坐针毡的是徐留平跟沃尔沃以及福特公司的神秘交往。罗斯柴尔德银行当初放弃雷诺公司，选择吉利集团的拍板人是老板大卫·罗斯柴尔德。现在福特公司理都不理吉利集团的报价，这对于拥有250年历史的老霸主来说，也很丢人。

大卫·罗斯柴尔德这个时候还不想动用自己的权力，对福特公司的财务顾问摩根大通施压。因为福特公司这一次出售沃尔沃的财务顾问是两家，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摩根大通的老板，但这个时候让摩根大通忤逆比尔·福特二世的面子，无疑是出力不讨好。福特公司的另一位财务顾问是花旗银行，为了拿下这笔业务，鲁宾提前辞去了福特公司的董事席位，这位鲁宾也是梅瑞克·考克斯的老上级。

于是，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压力这个时候全都压到了梅瑞克·考克斯身上，福特公司的幕后大师爷是肯尼斯·立特，比尔·福特二世对肯尼斯·立特百依百顺，这个时候只要梅瑞克·考克斯出面找到肯尼斯·立特，就能解决问题。

2008年11月，已经成功当选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开始酝酿组阁，15名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进入了奥巴马内阁名单，约翰·桑顿当时就在奥巴马的驻华大使预选名单上。这是一个敏感的时刻。约翰·桑顿因为很熟悉中国，在中国政府有深厚的人脉资源，算是半个“中国通”了，他的胜算很大。可在那个时候，奥巴马的内阁名单最终还没有确认，约翰·桑顿可不想这个时候丢掉了自己的政治前程，于是，他辞去一切职务回到美国。

2008年12月，当徐留平跟沃尔沃、福特公司高层在重庆再度见面后，李书福突然接到一个欧洲打来的电话。电话的内容很简单，福特公司的一位董事将飞抵北京，吉利集团一定要详细汇报自己的规划。

在北京长安街上的东方君悦大酒店，李书福跟当时负责收购沃尔沃项目的副总裁张芃见到了约翰·桑顿。这么个节骨眼上约翰·桑顿还能回中国帮忙，可见曾经是他麾下的两员大将的能耐。见到约翰·桑顿后，李书福充满激情地向约翰·桑顿坦承了吉利集团对收购和运营沃尔沃的计划。

听完李书福一行的汇报，约翰·桑顿匆匆忙忙飞回美国。不过，他对李书福的印象还不错，他给福特公司掌门人比尔·福特二世一句话：建议认真考虑吉利的提议。

约翰·桑顿的北京之行，让大卫·罗斯柴尔德非常开心。

大卫·罗斯柴尔德亲自给艾伦·穆拉利打了个电话，希望他能够在底特律国际车展期间，跟吉利集团的老板李书福进行一次会晤。大卫·罗斯柴尔德的出马，让福特公司的掌门人比尔·福特二世感到不好意思，这回老霸主都出面了，自己再不跟李书福见见面，实在说不过去。

2009年1月，李书福再次前往底特律，将跟艾伦·穆拉利和比尔·福特二世会面。李书福的底特律之行，依然带着收购沃尔沃项目的核心成员，他们不仅带去了参展车辆，还带去了精心准备的收购计划。艾伦·穆拉利在听完李书福的计划后，留下了一句话：“以后我们启动收购，会第一个告诉你们。”

这句话让人有点儿摸不着头脑，艾伦·穆拉利这是什么意思呢？

福特公司在2008年12月就已经开始挂牌叫卖沃尔沃了，怎么说以后启动收购呢？这难道是福特公司的推脱之辞？不过跟比尔·福特二世的短暂会晤之后，李书福心里仍然充满了期待。他很快收到一个消息，在罗斯柴尔德银行欧洲投行部主管汉斯·奥诺夫·奥尔森的牵线搭桥下，福特公司将派员到吉利集团洽谈。

2009年2月初，福特公司跟吉利集团项目团队终于见面了，令李书福欣喜万分的是，这一次见面，宾主双方不再是寒暄，福特公司的代表向吉利集团提供了沃尔沃的相关重要数据。

数据是提供了，然而福特公司却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吉利集团必须在2009年3月底递交标书。

福特公司如此心急火燎，跟新上任的总统奥巴马有很大关系，这位在金融危机之中爬上总统宝座的黑人小伙子，面临的不仅仅是华尔街的崩溃，还要面对一片狼藉的汽车市场，奥巴马上任后立即与总统汽车顾问团队协商，定于3月30日公布美国汽车制造商未来发展计划。

福特公司2008年亏损147亿美元，竞争对手通用跟克莱斯勒在2008年12月分别获取了政府180亿美元跟70亿美元的救助贷款。比尔·福特二世要面子，当初拒绝了政府的救助贷款，现在好了，一旦两个竞争对手在危机中迅速翻身，这对于福特公司来说就是雪上加霜。

时间就是金钱，现在福特公司急需将沃尔沃这个包袱给甩掉。俞丽萍得到福特公司的信息，深知留给吉利集团的时间不多，竞标书一定要在3月12日之前完成，否则吉利集团将错过第一轮的竞标。

竞标书在规定的时间内投出去了，后来的一切都很顺利。2009年4月，福特公司将沃尔沃的数据库向竞标方开放，其中包括吉利集团。吉利集团在罗斯柴尔德银行、会计师行、法律顾问等中介机构的协同合作下，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尽职调查，整理出核心文件6000余份100多万字。

在罗斯柴尔德银行团队进场调查期间，沃尔沃的情况是急转直下，到了2009年6月销售收入才30多亿美元，整年的销售已经很难达到70亿美元。这样一来，沃尔沃的价值再也达不到60亿美元，比尔·福特二世的面子再也保不住了。

2009年7月30日，吉利集团向福特公司递交了约束性竞标书，进入第二轮竞标。俞丽萍团队给吉利集团出具的收购报价是20亿美元，因为罗斯柴尔德银行团队对沃尔沃进行了重新评估，沃尔沃的实际价值不超过30亿美元。事实上，报价20亿美元，背后还谈了很多的隐形条件。

8月4日，吉利与福特就收购沃尔沃一事达成初步意向。9月8日，吉利汽车高层在香港召开中期业绩发布会时首次公开表示，吉利方面正在参与收购美国福特公司旗下著名高端轿车品牌沃尔沃。

谈判的焦点是“钱”，因为在谈判的过程中，福特公司一直对吉利集团的财力颇有疑惑。这也正是吉利集团的软肋，即便有再宏大的规划，没有钱啥都不要说了，那都是白搭。

吉利集团确实很差钱，在2008年前后，吉利集团一度找到贝恩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黄晶生，希望低价出让吉利集团股权。贝恩投资有限公司拒绝了李书福的要求，因为当时国内汽车产业格局基本成型，吉利集团这样的民营汽车制造商，不在国家产业政策扶持之列。

贝恩放弃了，高盛来了。

2009年9月23日，高盛终于高调地浮出了水面。

吉利集团控股的香港上市公司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0175·HK）宣布与高盛资本合伙人（GS Capital Partners VI Fund，LP）签署协议，高盛资本合伙人将通过认购可转债以及认股权证投资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将于可转债发行及认股权证获全面行使后获得25.86亿港元（合约3.3亿美元）。

高盛资本合伙人隶属于高盛集团的私募股权部门。这间公司在高盛整个帝国之中最为神秘，这跟它的注册有很大的关系。高盛资本合伙人注册于德拉瓦，这个地方位于美国东岸，是美国第二小的州，全球五百强企业中有一半以上在这里注册。

德拉瓦成为全球企业巨头注册天堂的原因是这个地方不审查注册股东背景，保密性非常强。如果不在美国经营商务活动，每年只需要缴纳35到100美元的年度特许经营税就可以。所以高盛资本合伙人选择这个避税的天堂，更重要的是为公司背后的客户绝对保密。

高盛资本合伙人的第六只全球多元化投资基金募集了203亿美元，这只基金主要投资于美国、欧洲和亚洲的多个行业，投资目标在2亿美元至8亿美元之间。要想从高盛资本合伙人那里拿到资金，可要付出努力，因为他们要求目标投资回报率为投资成本的2～3倍。

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拿了高盛资本合伙人3.3亿美元，按照高盛集团的最低要求，在最后套现的时候，高盛资本合伙人至少要提走6.6亿美元。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跟高盛资本合伙人约定，2014年到期的可转债年息3％，并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按最初换股价每普通股1.90港元转换为约9.98亿股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新普通股。

高盛可不会做亏本的生意，双方签约的时候约定，如果不予债转股，债券将按面值赎回，也就是说一旦转股的时候股价比债券面值低，高盛完全没必要按照约定转股，这样一来就可以保证稳赚不赔。

转债只是合作中的一项，在整个合作的合同中还约定，高盛资本合伙人将获得约3亿股认股权证，每1份认股权证可认购1普通股。不过认股权证的认购价格比转股价格高，行使价为每普通股2.30港元。

李书福一定会答应高盛这种稳赚不赔的条件，因为现在吉利集团需要大量的资金，旗下的上市公司这个时候资金出现问题，那对于集团收购沃尔沃可是致命的打击。

李书福那是相当开心，能够从华尔街大佬高盛手上拿到3.3亿美元的资金，一方面可以实实在在确保上市公司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的资金链，另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告诉贝恩资本有限公司这样的潜在融资对象，甚至告诉中国的地方政府，吉利集团有的是融资魅力，你们看，高盛集团这么大的腕儿都跟我李书福合作了。

在签约的时候，李书福高兴的心情溢于言表：“我们十分高兴高盛资本合伙人成为我们的投资伙伴。我们相信，这项投资不仅表明我们的业务策略是行之有效的，还为吉利注入了额外资本，为我们的长期增长策略提供资金支持。我们还计划与高盛资本合伙人密切合作，进一步加强财务管理、运营效率和公司治理。”

高盛的进入，令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股价一飞冲天，早已实现了2到3倍收益率的内部约定。事实上，高盛的老伙计是福特公司出售沃尔沃的主角，吉利集团未来的预期就在成功收购沃尔沃，高盛跟吉利的交易，老伙计们是高盛资本合伙人的定心丸。有了高盛老东家出手，肯尼斯·立特也要为老板比尔·福特二世从吉利集团口袋里掏更多钱了。

7．李书福，你总算上船了

肯尼斯·立特最常用的一招就是知识产权。

李书福从高盛那里拿到一大笔钱，兴奋还没有过，很快就被肯尼斯·立特敲了一棍子。

2009年10月，就在高盛投资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的第二个月，吉利集团跟福特公司的谈判突然陷入了僵局，原因是双方在知识产权方面分歧重大。

吉利集团收购的标的是沃尔沃百分之百的股权，在李书福的理解中，既然股权都百分之百收购了，那么沃尔沃在安全与环保方面的知识产权，也就自然归吉利集团掌控，因为这两方面的知识产权代表了未来汽车业的发展方向。

谈判总是需要技巧的，更何况比尔·福特二世身边站着高盛的火枪手呢？肯尼斯·立特想出了当年分拆汤姆逊集团彩电业务知识产权的法子，将关键技术跟知识产权剥离给福特公司，将科研人员移交给吉利集团，称他们可以为吉利集团开发新的技术。

在吉利集团谈判团队跟福特公司团队紧张谈判的过程中，福特公司就沃尔沃关键技术和知识产权的所有权转让方面动手脚。福特公司试图拆分和规避，他们谋划组建一家全资子公司，接手并继续享有沃尔沃剥离出来的关键技术的所有权及再开发权。

这个秘密很快就泄露了，拿关键技术跟知识产权做文章，这让吉利集团的谈判团队感到很恼火，谈判自然就很难有实质性的进展。肯尼斯·立特可不想就这样把吉利集团给吓跑了，他知道，一旦交易失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价就会哗啦啦下跌，而老东家高盛要想赚取2到3倍的利润，那就真的有点儿难。

2009年12月3日，突然冒出一个更强劲的对手。

美国皇冠财团向福特公司提交了修改后的沃尔沃竞购标书，竞购的价格超过吉利集团提出的20亿美元。皇冠财团在标书中明确保证，财团的融资方案已经完全解决，不仅有美国的基金，还有沃尔沃老巢瑞典的投资机构。

这份充满激情的标书让吉利集团立即陷入尴尬境地，因为吉利集团没有说明融资方案，这让沃尔沃的工会也感到很忧虑，也就是说，吉利集团很难得到沃尔沃工会的支持。

更让吉利集团尴尬的是皇冠财团的股东背景。

牵头皇冠财团竞购沃尔沃的是迈克尔·丁曼（Michael Dingman）和萨缪尔·拉什文（Shamel Rushwin）。迈克尔·丁曼曾经是福特公司的董事，萨缪尔·拉什文则是福特公司及克莱斯勒管理人员。

皇冠财团的出现给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吉利集团需要加价了。

没过一个月，突如其来的一位瑞典客人更令李书福始料未及。

2010年1月，瑞典国务秘书、产业大臣助理哈格隆德（Hagglunds）带领一帮人访问中国，期间特意来到杭州拜访李书福。哈格隆德跟吉利集团收购团队不是第一次见面，所以双方见面的时候气氛友好和谐。

吉利集团当时也是相当开心，可是哈格隆德在跟吉利集团见面之后立即接受了瑞典媒体的采访。吉利集团当然希望瑞典媒体能够报道这一次友好的会见，让沃尔沃的工会能够看到吉利集团的真诚。没想到哈格隆德突然冒出一句：“原先的积极信号被夸大了。现在我只能说，双方还未达成一致。”

李书福一听这话，大吃一惊：这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早在2009年11月27日，吉利集团在北京召开发布会，宣称吉利集团是福特公司首选的竞购方，收购的标的是沃尔沃轿车公司100％的股权，沃尔沃将保有其关键技术和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包括沃尔沃的安全与环保方面的知识产权以及公司为实施既定商业计划所需要的所有福特知识产权的使用权。

吉利集团的高调远远没有结束。2009年12月23日的晚上，国内众多媒体记者收到一条由吉利集团发出的短信：“吉利已与福特就收购沃尔沃轿车公司的所有重要商业条款达成一致。”

在中国，吉利集团传递给大家的信号是一切都搞定了，而哈格隆德的一句话让大家突然觉得，这是李书福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不，应该是李书福跟200多人的收购团队说单口相声。

哈格隆德回到了瑞典，转眼间，沃尔沃工会的人就来了。

2010年1月28日，吉利集团总部迎来了一拨瑞典客人，这群人是沃尔沃管理层跟工会的代表，他们担心这家中国企业的到来会大量裁员，他们甚至呼吁瑞典政府向吉利集团施压。

吉利集团的收购团队变得很谨慎，一旦不能给工会一个满意的答卷，即便福特公司答应出售沃尔沃，吉利集团也只能是望洋兴叹。在收购团队的带领下，沃尔沃工会参观了吉利集团，听取了完整的收购计划。

2010年3月28日，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与福特公司首席财务运行官刘易斯·布思（Lewis Booth）在瑞典歌德堡签署了最终股权收购协议。在签约的时刻，中国信息与工业化部部长李毅中、瑞典副首相兼工商大臣奥洛夫松分别站在了李书福跟刘易斯·布思身后。

知识产权、竞争者加码、国务秘书放炮，一系列的连环表演，肯尼斯·立特跟比尔·福特二世笑眯眯地将沃尔沃卖给了单相思多年的吉利集团。在签约的第三天，李书福一行飞抵北京，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李书福高兴的是收购价格由之前报价20亿美元，下调到18亿美元。事实是那样的吗？这一切都是表象。吉利集团购买的成本已经由之前的20亿美元上升到了27亿美元。其中包括收购沃尔沃为18亿美元，沃尔沃日后运营后续资金9亿美元。

不过李书福是开心了，而雷诺总裁兼执行长戈恩却冷冷地说：“如果吉利是我的对手，我会怂恿他去购买。但如果是我的朋友，我会让他别碰。”

吉利集团花掉27亿美元，看似赚大了，拿下了沃尔沃这个豪华品牌，这可是有着82年历史的沃尔沃。而在1999年，福特公司收购沃尔沃花了64.5亿美元，现在吉利集团只花了福特公司当年的三分之一，表面看，福特公司真是个大傻帽儿。而且，从1999年以来，福特公司投入了大量的真金白银，简直就是烧钱，让沃尔沃的研发部门进行新能源研发，在十年研发中，福特公司投入上百亿美元，这些研发出来的知识产权无疑是价值连城。

“光是福特最近10年中，就投入了相当于1000亿元人民币的研发费用，这里面有多少技术沉淀！”在吉利集团北京办公室，李书福依然沉浸在喜悦之中，他在为自己多年的单相思寻找一个更为合适的理由。

兴奋总是容易让人产生幻觉。

美国汽车行业分析师John Rosevear跳了出来：这些都是镜中花，水中月，人们的幻象而已，如今的“沃尔沃”早已不是以前的“沃尔沃”，它原有三大核心价值——安全、耐用和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嬉皮文化气息，现在已很难在沃尔沃身上体现了。

福特公司是傻帽儿吗？非也。

沃尔沃跻身豪华汽车品牌，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它的安全性能。安全性能方面的技术是需要历史沉淀的，更需要投入。没错，福特公司收购沃尔沃之后，确实大量投入了研发，这些研发可不仅仅是沃尔沃的，因为福特公司已经将沃尔沃的安全性能相关技术复制到福特公司了。

现在明白了吧，之前沃尔沃跟宝马、奔驰比拼安全性能，现在福特公司的汽车一样有了，在工业制造年代，谁还会将两条一模一样的生产线建造自家？难道要让沃尔沃跟福特公司窝里斗？

所以，福特公司可以将沃尔沃的技术慷慨地交给吉利集团。

吉利集团副总裁赵福全负责知识产权方面的谈判，他很满意吉利集团拥有沃尔沃的关键技术及知识产权的所有权：“花那么多钱买一个世界顶级的豪华汽车公司，如果没有知识产权的支持，买来的这个公司那是苍白无力的。”

“关于知识产权内容的谈判，福特是非常大度的，我们非常满意。”赵福全成功的喜悦依然溢于言表。

换个角度想问题吧。

福特公司对吉利集团如此慷慨，难道是他们不想拥有世界上最安全轿车的关键技术？比尔·福特二世脑子应该没有坏掉，肯尼斯·立特更是人精中的人精。

好了，答案再明显不过了。吉利集团很自豪收购到的沃尔沃知识产权不值钱。

有一位爷这样嘲笑吉利集团：“过去福特对知识产权的坚持，与今年年初突然冒出别的买家，表示要出更高价钱一样，都是因为福特看穿了吉利求购心切的弱点，使出的一招高明的自抬身价的谈判技巧而已。”

没错，这就是高盛火枪手肯尼斯·立特想要达到的效果。

John Rosevear，他跟《皇帝的新装》里面那个小孩儿一样，总是在关键的时刻说大实话，他说：“或许转让知识产权是吉利并购沃尔沃的底线，但吉利购买这些拥有知识产权的技术，到底有多大用处？过去十来年汽车技术日新月异，由于汽车行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节能车方向转变，企业过去曾耗费巨资研发的许多技术很快就落伍，变得一文不值。”

“如果加大沃尔沃销量，达到全球37万辆，沃尔沃即可扭亏为盈。”李书福信心十足，拟定的时间为两年。在李书福的37万销量计划中，50％的销量要通过中国市场实现，即接近19万辆。

李书福跟福特公司签约的时候，沃尔沃在中国的销量是两万辆。

福特公司收购沃尔沃的时候，也是信心满满，豪言壮语满天飞。

现实总是那样的残酷无情。沃尔沃进入福特公司这个大家庭后，日子就没怎么好过，不断的亏损让比尔·福特二世很恼火，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沃尔沃亏损更加严重。

沃尔沃在中国还有一个竞争者，那就是奥迪。2009年，奥迪在中国的销量是20万辆，这个数字可是沃尔沃销量的10倍！吉利集团要想在短短两年大跃进，提高9倍的沃尔沃销量，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

李书福的一番豪言壮语，是因为他爱沃尔沃，他觉得自己能够将沃尔沃经营好。这番话一出，外国人就笑了。

全球知名市场调研机构J. D. Power亚洲办事处策略咨询服务部资深主任John Bonnel就冷冷地嘲讽李书福：“吉利应该扪心自问：沃尔沃为什么过去在福特的经营下都没有成功，现在吉利有什么法宝让它成功？”

美国著名市场研究刊物《广告年代》（Ad Age）就替李书福算了一笔账：一家汽车企业往往需要投入大笔金钱研发新的车型，通常每条生产线就需要10亿美元的研发经费，尤其像沃尔沃在欧洲有多达4000人的研发队伍，如果按照李书福过去的承诺，不大幅裁员的话，光这笔经费就会让吉利喘不过气来。

美国人的无情在于他们总是往最敏感的地方撒盐，他们跳出来说：“吉利这样连并购都需要中国各地方政府提供至少一半的经费，未来如何能确保有经费用于研发？尤其福特几年前决定出售沃尔沃后，在这家公司的汽车研发方面早就没有什么投入，可谓百废待举。”

8．赌局刚刚开始

2011年2月25日，北京香格里拉酒店，李书福再度被聚光灯包围。

李书福周围有沃尔沃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斯蒂芬·雅各布（Stefan Jacoby）、全球高级副总裁兼中国区董事长沈晖、中国区首席执行官童志远、中国区总裁王召兴、负责生产和质量控制的中国区副总裁拉尔斯·丹尼尔森（Lars Danielsson）、沃尔沃汽车集团中国销售公司总裁理查德·施瑞翔（Richard Snijders）一干人马。

这是个敏感的时刻，中国全国人大与政协会议将在一个星期后召开，北京是全球瞩目的焦点。李书福身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之前的历次会议上均有关于汽车的惊人言论，因为吉利收购沃尔沃，自然成为2011年的两会关注的焦点。李书福却出人意料地提前一周在北京召开了沃尔沃中国战略发布会，自己以沃尔沃全球董事长的身份，率领整个沃尔沃团队亮相北京。

有李书福出现的地方，一定不会沉闷，这一次的北京发布会，沃尔沃中国基地终于有了眉目。无论是成都还是大庆，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津津乐道的，这一切的一切早在一年前就已经有了安排。这一次的北京亮相，李书福就是要给世人一个信号，沃尔沃的团队是强大的，自己已经是沃尔沃的一员。

没错，头上有沃尔沃全球董事长的帽子，这一顶帽子多年以来一直是欧美人戴着，中国人想戴戴中国区总裁的帽子都是很奢侈的事情。现在好啦，沃尔沃的高管层，中国人一大堆，沃尔沃的老大就是李书福。在发布会上，欧洲人向中国人致敬，极大地满足了部分人的虚荣心。

沃尔沃的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雅各布给李书福脱衣。是中国强大了？吉利强大了？非也。吉利还是那个吉利，沃尔沃还是以前的沃尔沃。唯一不同的是，当吉利资金极度紧张的时候，高盛瞄准了一桩大生意，因为不仅仅福特需要，李书福更需要这一桩生意。

大而不死是华尔街的圣经。

中国人喜欢生意，更喜欢政治。当一个企业大到不能倒的时候，这个企业就已经跟政治不可分开了。金融秩序的稳定，社会民众的安稳，这已经不是一个生意人关心的问题，这是一个政客关注的问题。当高利贷的信息袭击吉利的时候，吉利需要钱；当一个地方政客给出闭门羹的时候，留给企业家的选择就是让企业被关注，跟政客的乌纱挂钩。

企业跟乌纱挂钩的最好办法就是GDP。当一个政客为了自己的前途朝思暮想的时候，企业的美好蓝图能创造GDP，能解决当地的就业，能给地方政府提升形象……林林总总，一大堆心动的理由。这一点正是中国老板们关心的，也是高盛关心的。李书福只有将吉利做得足够大，企业才更安全。

福特需要在金融危机的关头断臂求生，高盛是福特的智囊，在危机关头结成一个多赢的利益联盟，那是高盛小小的智慧。李书福需要沃尔沃这个品牌为自己这个农村姑娘提高身价。有了大明星，还没有签约，李书福就跟一帮政客签订了沃尔沃中国生产基地落户的协议。当然，得到的不仅仅是土地的支持，也不仅仅是税收方面的优惠，更重要的是大笔的资金支持。

沃尔沃到底是美女大明星还是毒丸？在福特，沃尔沃是毒丸，准确说是抽掉了精华的毒丸。下嫁吉利，蜜月期总是令人神魂颠倒。不过，沃尔沃并非吉利的美丽新娘。高盛最终会从吉利抽身，留下来的接盘者将是中国银行以及政府投资的资金。李书福拉着雅各布们在中国转悠的时候，文化上的渗透已经凸显出了整合的鲁莽。

雅各布们到中国爬长城、住酒店、坐高铁，李书福甚至给他们灌输一套自己的理论：“由于我是中国人，对中国消费习惯了解比较多，现在国内很多车越造越大，沃尔沃在中国或许也可以造大一点。”

在伦敦的时候，李书福甚至公开表示希望未来引进的沃尔沃车型能针对中国人的消费品位进行调整，比如推加长型、排量大的车型，推出与奔驰S级和宝马7系相抗衡的车型。在李书福的意念中，中国有钱人越来越多，有钱人喜欢奔驰、宝马大型轿车，这一点倒是暗合了2011年2月25日发布会上雅各布为李书福脱衣那一幕的心境。

卖汽车就要像卖白菜一样，这是李书福多年以前一直叫的口号，现在收购了沃尔沃，李书福的境界好像已经提升了，在两次董事会会议上，李书福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将奔驰、宝马列为沃尔沃的主要敌手。这个心态也跟雅各布脱衣心境相当暗合。中国有钱人不全是暴发户。

雅各布们来自五湖四海，李书福将他们糅合在一起，号称沃尔沃的管理层无比强大。沃尔沃有自己的文化，欧洲有欧洲的铁路，欧洲有欧洲的文化。买奔驰、宝马的中国有钱人，多少人在买车的一刹那改变主意去购买沃尔沃呢？雅各布们是理性的，在他们看来，买奔驰、宝马的人不会买沃尔沃，买沃尔沃的人不会买奔驰、宝马，这就是沃尔沃的定位。

卖白菜的人为什么不能买白菜呢？在中国，买丰田、帕萨特的人会转身买吉利跟比亚迪吗？李书福心底一定臆想过，买丰田、帕萨特的人不要买日本人跟德国人的车。说实话，买了日本人的车，让他们拿着中国人的钱去支持军国主义，买了德国人的车，让他们在国际贸易上多跟中国斗。虽然中国人在情理上支持吉利，行动中却抛弃了吉利，一定会买日本人跟德国人的车。

李书福在董事会上反问雅各布们：让买奔驰、宝马的人来买沃尔沃不好吗？李书福听到的回答是：不一定好。这个问题在董事会上一次又一次地讨论，最后没有结果。沃尔沃的管理层们认为大型、排量大的轿车不是未来汽车工业发展的趋势，小型、节能、环保才是主流。这观点很切中吉利的要害，因为吉利多年为之奋斗。

沃尔沃摇身一变成吉利？开玩笑了。无论是雅各布们绅士举动背后隐藏着自大，还是生硬而鲁莽地灌输一种暴发户心态文化，欧洲人跟中国人的文化差异火花，尽管现在潜在水下，可这种火花将随着高盛抽身吉利而激烈。中国银行跟地方政府将是最后的买单者。

CHAPTER FOUR

第四章

太子奶的死亡夜

4. GOLDMAN SACHS IN CHINA

FOURTH

第四章

“6月3日晚上，全国各地的经销商，在我的家乡临湘聚会，希望像支持宗庆后一样支持太子奶，抵制外资搞垮太子奶。”

2010年6月8日，已经一年多未曾公开露面的李途纯，终于忍无可忍，站了出来，他时而情绪激昂，时而潸然泪下，放言已经得到经销商的支持，希望重掌太子奶集团权杖：“最近我走访了20多个省份的债权人，经销商都强烈要求我回来挽救太子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李途纯，湖南太子奶集团总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在曾给太子奶集团无息贷款的花旗集团的逼债下，李途纯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2010年6月8日，李途纯突然现身。太子奶经销商齐聚临湘，令李途纯激动不已。当年娃哈哈的老板宗庆后，在经销商们的支持下，从法国达能集团手中夺回娃哈哈，达能集团只能无奈地离开，宗庆后重新掌握了娃哈哈真正的权柄。现在看到大帮的经销商，李途纯夺权的豪气又回来了。

1．子夜的长途电话

临湘是李途纯的老家，这是生他养他的地方。临湘地处湘北边陲，北临长江，西傍洞庭，东南蜿蜒着罗霄山的余脉，居武汉、长沙经济文化辐射的中心地带。早在周王朝时代，这里就是三苗氏族聚居的地方，剽悍的民风一直延续至今。在这里，范仲淹留下了流传千古的《岳阳楼记》。临湘还出了一大批人才，如南宋末年拱卫临安、死守崖山、同陆秀夫一道蹈海殉国的抗元名将方毅轩；清朝末年平叛新疆、整军备战、抗御外侮的台湾兵备道刘磝；民国初年辅助孙中山讨袁护法的军务部部长王天鹏等。

李途纯的童年、少年无疑是艰难的，他成长的路途十分坎坷。1978年，“文革”刚刚结束，李途纯萌发了考大学的理想，却不断受到阻挠。忍无可忍的李途纯跑到市里、省里找政府官员理论，最终圆了大学梦。也许李途纯的赌性从那时起被激发了，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时代，李途纯的举动令很多人惊讶，可是他赌赢了。

1981年，李途纯大学毕业，他和女友被分配到大山深处教书。李途纯不甘心一生埋没在大山里，后来他带着300元钱闯深圳。在深圳，他做过特区书店、群书楼、红楼酒家、庆云农贸市场等生意。

1996年，李途纯攒够了第一桶金，率领一帮人在株洲成立了太子牛奶厂。

李途纯的胆子很大。1997年11月8日，李途纯悄然到北京中央电视台广告招标现场，举出了88888898元的竞标牌，夺得日用消费品类广告竞标第一名，买断中央电视台黄金段的广告，也就是《新闻联播》之后、《天气预报》之前中间5秒的广告时间。

当时的太子奶根本没什么名气，一时间引起了全国哗然。事实上，当时的太子奶的资产总额还没有竞标价格高，工人们已经有半年多没有发过工资，就连李途纯去央视竞标的20万元的入场券钱也是借钱买的。不过李途纯的这一次豪赌，为太子奶拉回了8亿元的订单。此后，李途纯赌性日益膨胀。

2000年7月22日，新华社发表了一篇颇具煽动性的文章：《劝君更进一杯奶》。

文章是这样写的：

最近有关专家经过详尽的调研得出一个结论，我国青少年总体身高矮于日本，专家们分析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时，特别提出了牛奶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喝牛奶是提高国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措施，是关系到民族素质提高和发展的根本大计。他们呼吁，消费者、政府、企业都要行动起来，培养一个喝牛奶的民族习惯。

专家们的影响力加上新华社的影响力，一下子就让很多中国人热血沸腾，一定要赶超日本人。这对于做奶品生意的人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好消息。从那以后，中国的牛奶产业飞速发展起来。当时比太子奶起步还晚的蒙牛，就跑出了“火箭”的速度。蒙牛1999年才创办，可是牛根生在2001年就想引入资本上市。不过，也不是想上市就能上的，蒙牛的资历还浅着呢。2004年6月10日，蒙牛成功在香港上市，摩根斯坦利、鼎晖、英联投资三大资本家赚取了5倍利润。看着牛根生短短五年跑步进入富豪行列，伊利集团的老板郑俊怀坐不住了，胆大妄为，最后锒铛入狱。

跟郑俊怀一样大受刺激的还有李途纯。

起步比牛根生早，出名比牛根生早，可是太子奶的规模远远小于蒙牛，李途纯搞不懂，牛根生跟摩根斯坦利这一帮人合作之后，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蒙牛这头蒙古草原牛坐上火箭了呢？

对赌。

这个可有学问了，牛根生一开始也不懂这个，但是跟摩根斯坦利、鼎晖以及英联投资的人接触后，牛根生彻底懂了。对赌协议是这样签署的：如蒙牛在上市后3年的年盈利复合增长不能达到50％，蒙牛管理层就必须将所持有的7.8％公司股权，即7830万股转让给摩根斯坦利等策略股东；反之，若达到50％的增长幅度，摩根斯坦利等股东就将把同等数量的股权转让给公司管理层。

太刺激人了。

看到没，牛根生拿到摩根斯坦利这样企业的钱，不是那么容易的。7830万股，那可是上亿元的财富。一个企业三年的复合盈利就要增长50％，即使摩根斯坦利三家将7830万股转给了牛根生，就靠盈利，他们也发财了。牛根生可不敢开玩笑，一定要拼命让蒙牛盈利。

赌局一开，全国人民都在看着牛根生，李途纯当然更关心。

2006年年底，牛根生跟摩根斯坦利他们的赌局赢了，资本圈顿时沸腾了。

一直旁观牛根生赌局的李途纯，这个时候的电话被人打爆了，一批又一批的资本家提着支票来了，要跟李途纯开赌局。

为啥呢？

李途纯这个人赌性十足，当年拿下央视标王后几个月，太子奶就在29个省、市、自治区的250多个大中城市构建了营销网络。李途纯将太子奶定位为乳酸菌饮料行业老大。他甚至给太子奶制订了一个五年计划跟一个十年计划。

“一五”计划期间，李途纯的目标是太子奶5年内总资产达到20亿元，总销售额达到100亿元。10年之后，1000亿元的年销售额是太子奶集团一定要实现的目标。这个目标也忒大了一点儿，堪称大跃进，不过这个想法符合大跃进时代出生的李途纯，也符合临湘出生的李途纯。

资本家这么热捧李途纯还有一个原因。环视一圈儿中国乳品企业，不是上市了就是太小没前途，可是太子奶不一样，这个企业的老板是李途纯，他持有该集团43.21％的股权，为实际控制人，私人老板容易谈合作。还有就是太子奶确实也在坐火箭，跟牛根生的蒙牛相比，太子奶看上去更有前途，因为李途纯拿下央视标王之后，他拿到了8亿元的长久订单，当年实际完成了500万元销售额，到新华社发文章鼓动全民喝牛奶的时候，太子奶当时已经达到5000万元的销售额。

在太子奶的销售报表上，简直可以用华丽来形容“业绩”：2002年1亿、2003年2亿、2004年4亿、2005年8亿、2006年15.3亿，从当初的500万元销售收入到15.3亿元，太子奶连续10年的复合增长率超过100％，2005年至2007年的三年，更是达到了销售增长1189.66％的惊人速度。

马克思说，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现在投资企业，不就是玩儿命吗？蒙牛在前，面对太子奶增长速度这么快的企业不投，还投什么呢？

没钱的时候想钱，现在好啦，钱太多了，选谁？

李途纯很是困惑，来的都是客，都是大腕儿。当然，李途纯非常清楚，这些提着钱的人，他们来太子奶就是跟自己豪赌的，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赚钱，等太子奶上市了，他们可以狠狠地赚一大笔，不过太子奶要真的如同蒙牛一样，迅速成长为国际牛，那就要跟这些赌客们豪赌一把。

来的人太多了，三十多位大老板天天找李途纯。2007年年初，李途纯突然想，如果真的拿到这些钱，自己的管理能力能不能跟上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旦赌局拉开，自己的管理能力遭遇瓶颈，那可就麻烦了，到时候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络绎不绝的来客让太子奶门庭若市，这个时候的李途纯突然飞抵西安。这下全乱套了，客人们都搞不懂李途纯到底要干啥，怎么能丢下客人就走了呢？李途纯那个时候已经在为赌局做准备了，他去西安可不是去缅怀秦始皇，也不是去游山玩水，他是去考博士的。

2007年1月8日晚上，李途纯躺在宾馆的床上看书，要为考试准备准备，毕竟多年没有摸书本了，尽管现在的博士糊弄人的很多，不过自己这一次来可是要学习真东西的，不能马虎。

书没翻几页，一个长途电话进来了。

对方自报家门：“我叫胡祖六，高盛中国的董事总经理。”

这个人还真是执著，李途纯对胡祖六颇有印象。胡祖六出生在汨罗县，汨罗县跟临湘在行政区域上都隶属于岳阳，也就是说，胡祖六跟李途纯还算是老乡。

胡祖六十分喜欢汨罗县的郭嵩焘。身为广东巡抚，头顶三品顶戴的郭嵩焘，辞职后留洋英法，并断言日本将成为中国的大敌。胡祖六后来留学海外，在金融危机爆发之际，进入高盛，为了能在高盛混下去，甚至站在贪婪的高盛一边，发表了一系列让中国人看不懂的言论，不过他说自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人活到看不清自己的时候，那是什么呢？

胡祖六说话声音不大，语速非常慢，一句话甚至中间要停顿下来思考。虽然他说自己身在曹营心在汉，可是到底他的心在没有在汉呢？有点常识的中国人都能分辨出来。

“中国把绝大部分的外汇储备放在美元上是非常符合逻辑的。”这是美国次债危机爆发后，大量欧美金融机构快完蛋，欧美政府不得不拿出巨额资金救市的情况下，胡祖六提出的论调。看来心在欧美倒是很贴切。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一直问题一大堆，政府想包装包装进行上市，当然包装的过程之中首先就是打扫屋子，将银行的不良资产清理干净。一大批华尔街机构蜂拥北京，很多中国人认为，既然屋子都打扫干净了，没必要让外国人在上市前低价买走原始股。

低价买走原始股还是小事，这些外国金融机构以战略投资者的名义进来，通过所谓尽职调查的手段，将中国金融结构摸得一清二楚，中国金融领域再无秘密，金融安全已经不堪一击。胡祖六却很轻蔑地抛出一句话：“担忧国际金融资本通过战略投资的方式来实现其操纵或控制中国金融体系的不良企图，实在是杞人忧天。”

老乡胡祖六先生给李途纯打电话，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高盛错过了蒙牛这样的发财机会，再不能错过太子奶了。

胡祖六说话时总是慢吞吞的，很多听过他讲座的人都很纳闷，高盛难道喜欢用这样的人？是的，这就是高盛用人的风格。这个世道有时很怪，就算你伶牙俐齿，也未必符合高盛的用人标准。

本来李途纯第二天就要考博士了，他接到胡祖六的电话，只不过是想客气几句，然后就挂断了继续看书复习，不过胡祖六的一番话却让他大为心动，这通电话一打就是两个小时。到底胡祖六用了什么法宝？

胡祖六这么对李途纯说：“你不要老是坐井观天，不上市你永远就是一个小老板，即使你在中国是最大的老板，但你在世界还是个小老板。”

对于赌性十足的李途纯来说，胡祖六的这句话简直就是在他心尖儿上撒盐，不是嘲讽侮辱那么简单，简直就是要命，他李途纯才不信邪呢！

感觉自己受到侮辱的李途纯没有挂断胡祖六的电话，他继续听了下去。胡祖六开始勾引李途纯：“只有上了市，你的资产才能放大100倍，才能成为世界级的大老板，才能实现你的产业报国梦想。高盛曾经帮助过数十家企业成为世界500强，成功的案例数不胜数。”

“卖拐”终于引到正题上来了。

胡祖六接着勾引李途纯，他说：“太子奶是进军世界500强的好苗子，我们希望帮助太子奶走进国际社会，上市后收购其他企业。”

什么叫急不可耐？

看看胡祖六当晚最后几句话：“你最好今天晚上就开个股东会作一个决定。”

股东会的召开不是小孩子过家家，需要按照法律程序来召开。胡祖六如此急不可耐，甚至鼓动李途纯违背法律法规程序，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拿下太子奶这最后一块儿蛋糕。

两个小时的电话让李途纯心潮澎湃，他再也没有心思看书考博士了，胡祖六描绘的美好图景让李途纯这个蒙牛赌局旁观者热血沸腾。李途纯激动地说：“我被胡祖六的一番描绘打动了，于是第二天我便立刻飞回北京。”

2．老掌柜高盛大驾光临

2007年1月9日，这一天，李途纯本应在西安考博士。就在这一天，李途纯突然现身北京。

头天晚上挂断胡祖六的电话，李途纯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尽管胡祖六的声音不是那么洪亮，尽管胡祖六十分啰唆，可是胡祖六背后的高盛在华尔街风光无限，足以媲美摩根斯坦利。如果太子奶能够跟高盛结合，那太子奶的国际化不就指日可待了？

回到北京，李途纯就跟胡祖六坐到了一起。

桌边坐了好多人，中间的好几位都是李途纯熟悉的。高盛的人在国际上喜欢对赌，这个已经很出名了。当牛根生在香港庆祝蒙牛上市成功的时候，龙筹大班陈久霖却在自家祖坟前号啕大哭，乞求祖上庇佑。将陈久霖推向牢狱的就是高盛，也就是胡祖六口口声声说能让太子奶发大财的高盛。

对面还有两位，也是李途纯熟悉的。那就是跟牛根生开赌局的摩根斯坦利和英联投资，牛根生2006年的业绩超过了对赌底线，尽管眼前的这两位没有收走牛根生的股权，可是蒙牛的盈利让他们至少赚取了五倍的利润。

多好的生意。

李途纯的心里何尝不想像牛根生那样，跟他们做一桩双赢的生意呢？

当天，李途纯跟高盛、英联投资和摩根斯坦利签订了一份协议，三方向太子奶注资7300万美元。其中英联投资出资4000万美元，摩根斯坦利1800万美元，高盛1500万美元，三方共获得太子奶30％的股权。

一切看上去都是那样令人兴奋。

事实上，高盛进入太子奶是一次插足。在1月9日之前，英联投资跟太子奶已经在开曼群岛开赌了。应该是在2006年11月，英联投资跟太子奶在开曼群岛注册成了中国太子奶控股公司（China TZN Holding Company），当时英联投资已经掏出了4000万美元。中国太子奶控股公司的资产是太子奶集团的国内资产，也就是说株洲太子奶集团真正的控制人在开曼群岛。胡祖六给李途纯打电话，是希望能够通过增发的方式，获取中国太子奶控股公司的部分股权。

跟高盛一起来的还有摩根斯坦利，李途纯当然很开心。于是四方达成了分配中国太子奶控股公司的协议，李途纯、盛延岭等拥有已发行的7.79亿股普通股，英联投资、摩根斯坦利、高盛则共同拥有已发行的优先股3.54亿股。

拿钱容易，花起来比较麻烦。

三方还有一份秘密的“对赌协议”。

对赌协议签的时候还是很文雅的，书面叫《注资协议》，协议后面是赌局游戏规则。华尔街跟欧洲的赌客们，尽管时常偷看底牌，但是表面工夫他们还是要做足的。游戏规则如下：

盈利超过50％以上就调低英联投资、摩根斯坦利跟高盛的份额，盈利低于30％就调低李途纯他们的份额。“调低”二字尽管一直被李途纯视为最高商业机密。

赌场无父子，事实证明，李途纯跟高盛们是在赌命。

从1996年创办太子奶到赌局开始，李途纯为太子奶奉献了人生最宝贵的十年。从1997年的500万元销售额，到2007年的10多亿元，连续11年的复合增长率超过100％，2005年至2007年的三年，更是达到了销售增长1189.66％的惊人速度，这也跟蒙牛的火箭速度不分伯仲了。李途纯的梦想那是有实力支撑的。赌吧，这是一场拥有十足胜算的赌局。

“在2008年下半年，我被花旗强迫逼债之前，太子奶是完全符合并赢得了这个条款的。2008年上半年太子奶有14亿元的销售额，比上年增加1倍，当年的利润也达到了2亿多元，完全符合100％的增长，而不是30％到50％的增长。可以说，我不是因为对赌而失去控制权的。”失去了太子奶控制权的李途纯心里很清楚，赌局只是一场阴谋。

2007年9月12日，上海香格里拉大酒店灯火辉煌。

在聚光灯下，李途纯的笑容格外灿烂，这一天他非常开心，因为他要向那些质疑太子奶上市进程的人宣布，太子奶的上市过程正在一步步进行，太子奶不差钱。看到没有，花旗银行、新加坡星展银行、荷兰合作银行、比利时联合银行、香港华商银行、马来西亚大众银行等六家银行向太子奶集团提供5亿元无抵押、无担保、低息三年期信用贷款。

六家银团的贷款条件确实优厚，当时花旗银行提供的贷款月息为5.12‰，而当时国内贷款基准利息为月息7‰以上。李途纯开心得不行，六家外资银行的5亿元贷款可是创了纪录的，太子奶是外资银行取得在华法人资格后，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第一个战略合作伙伴。

高盛、摩根斯坦利与英联投资三家大腕儿进入太子奶后，大家都觉得忽悠的成分很大。因为李途纯当时很高调，说正在谋划太子奶的海外上市。因为中国太子奶控股公司在开曼群岛注册，在香港上市很容易。可是9个月过去了，一点儿动静都没有，很多人自然就认为李途纯跟一帮外资在忽悠人。

“一个企业寻求上市的根本目的，无疑是融资，我们账上有非常多的现金，如果还上市融资，募集资金必将大量闲置，股民投资回报将成为公司管理层一个巨大的压力。一个企业家考虑的，不仅仅是企业自身的发展，应该还有社会责任。你没有把握给股民好的回报，就不能去恶意圈钱。”李途纯在跟花旗银行他们签约后，很是不屑地回应那些质疑。

高盛、摩根斯坦利跟英联投资的资金到账没几个月，太子奶集团董事会秘书姚欣跟记者们说，私募的资金还趴在账上没用呢，花旗银行他们的钱没有必要立即划到太子奶集团的账户之中去了。

李途纯现在跟赌客们混在一起，他还觉得自己游刃有余。

湖南株洲、北京密云、江苏昆山、四川成都、湖北黄冈五个地方，都有太子奶集团的生产基地。在中国地图上，这简直就是一张完美的军事战略图，把中国的奶业市场进行了全面分割。现在有了高盛他们的私募资金以及花旗集团他们的低息贷款，太子奶集团乳酸菌奶饮料的产能坐上同行业世界第一的宝座已经不再是梦想了。

那个半夜还在给李途纯电话的胡祖六这个时候也站出来了：“太子奶的销售额从2001年的5000万开始，2002年1亿、2003年2亿、2004年4亿、2005年8亿、2006年15.3亿，已连续翻番5年，在未来三年，管理层预期复合增长50％以上。按照这个发展速度，太子奶在四年到五年之内，不会有大的固定资产投资，也不会有资金缺口。”

上市的问题可是大家都关心的，胡祖六公开放言：“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包括高盛、摩根斯坦利、英联投资在内的所有股东，一致同意并授权太子奶集团经营管理层，在任何适合地点、任何时候、任何证券交易所，并在自己认为时机成熟时上市融资。”

胡祖六的这一番话，顿时令太子奶集团沸腾了，这太好了，有大股东的信任和放权，还有什么不能实现的？太子奶董事会对上市的远景规划再次作出重大调整。姚欣踌躇满志地对外宣布：“太子奶的生产、制造型企业准备在香港或国内地上市，而重组后的连锁营销网络，则力争在美国或英国上市。”

高盛可不是救世主，也不是给李途纯放权，而是在给李途纯修一座人间地狱。花旗银行的到来，就是在给太子奶套上一根索命的绳索。这一切都是高盛干掉太子奶老板李途纯的预谋。

在花旗银行等给太子奶贷款之前，美国金融已经刮起了一场猛烈的暴风。

早在2007年2月13日，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New Century Finance）发出2006年第四季度盈利预警。到了4月2日，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并裁减54％的员工。

新世纪金融公司的破产缘于华尔街银行的逼债，不多，就174亿美元。接下来，汇丰控股为在美次债业务增加18亿美元坏账准备；德国工业银行估计出现了82亿欧元的亏损，因为旗下的一个规模为127亿欧元为“莱茵兰基金”（Rhineland Funding）以及银行本身少量地参与了美国次债业务而遭到巨大损失；美国第十大抵押贷款机构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投资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欧美金融机构迅速卷入了次债危机之中。2007年8月8日，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宣布旗下两支基金倒闭，原因同样是由于次债风暴。第二天，法国第一大银行巴黎银行宣布冻结旗下三支基金，同样是因为投资了美国次债债券而蒙受巨大损失。四天之后，2007年8月13日，日本第二大银行瑞穗银行的母公司瑞穗集团宣布与美国次债相关损失为6亿日元。

美国次债危机的风暴迅速刮向了亚洲，这对亚洲来说无疑是一个灾难。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日本跟韩国就是最大的受害国家。次债危机再次让日韩中招，日本九大银行持有美国次债超过一万亿日元，五家韩国银行总计投资5.65亿美元美国次债。中国的银行也没有幸免，五大国有商业银行持有美国次债87亿美元。

次级债如同瘟疫一般在全球蔓延，华尔街上流传出一份死亡名单，贝尔斯登的倒下让全球在颤抖，谁还有大量的次级债炸弹？花旗银行上了这份死亡名单，因为在2007年7月，花旗银行卷入次债危机造成的损失已经高达7亿美元。花旗银行已经是泥菩萨过河了。

而在这个时候，花旗银行还能跟其他五大商业银行一起给太子奶集团进行无抵押的低息贷款，这件事情不用琢磨，一定是个圈套。陷入次债危机之中的花旗银行，反过来向太子奶逼债也是早晚的事情。只要花旗银行一逼债，李途纯的资金链就会紧张，盈利目标就无法完成，太子奶就成了高盛他们的囊中之物了。

李途纯那个时候一个劲儿地美，他应该好好去查查花旗银行的底细，看看他到底跟高盛是什么关系，人家自身难保的时候还要追着你贷款，你也不想想，上天真的眷顾你？还是人家就盯上你这最后一块儿蛋糕呢？

罗伯特·鲁宾（Robert E.Rubin），这位曾经的美国财政部部长，在克林顿下台之后，也就卷着铺盖卷儿离开了财政部。

从财政部滚蛋的鲁宾成了华尔街的香饽饽。1999年10月，花旗银行的CEO桑迪·威尔（Sandy Weill）立即向鲁宾发出邀请，邀请鲁宾担任花旗银行董事和执委会主席。执委会负责在花旗银行委员会董事会休会期间召集会议，讨论公司管理大计。不过，桑迪·威尔的真正目的，是让鲁宾来协调花旗银行当时两位CEO之间的紧张关系。

花旗银行中，鲁宾的位置非常玄妙，是公司中的润滑剂。为了很好地利用这位曾经的财政部部长的才能，桑迪·威尔甚至宣布，在公司中，鲁宾可以跟自己一样参与所有的重大决策。

曾经的高盛掌门人、高级合伙人，现在是花旗银行中最有权势的隐形人，他不仅仅是花旗银行隐权力的掌握者，还是高盛老朋友福特公司的董事。现在高盛跟太子奶开赌局，无论是场面上还是道义上，高盛需要花旗银行这样的哥们儿来实现自己的计划。

对不起了，李途纯同志，在利益面前，谁都不会松手的。可悲的是，这个时候，李途纯还在一个劲儿地千恩万谢。

中国的资本市场起步较晚，有太多的人掉入了高盛们的陷阱，还在跟人家讲生意上的道义、讲生意的游戏规则。殊不知，在资本市场，赚钱才是真规则，其他的都见鬼去吧。

3．死亡游戏从现在开始

“砰”的一声巨响，接着就是玻璃碴子哗啦啦掉到地上的刺耳声。

整个办公室异常拥挤，七八十人突然涌了进来，每个人脸上都是愤怒的表情，他们有的坐在桌子上，有的双手抱在胸前，脸上乌云密布，黑得都能拧出水来。有人拍打着办公桌，厉声问道：“你们到底啥时候能给我退钱？”

办公桌边上三个人神色慌张，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进这个办公室，看来今天真是来者不善。三人面面相觑，而愤怒的人群湮灭了理性。

钱？

没钱，现在哪里找钱？钱全部被李途纯调到太子奶总部去了。

三人不能将真相说出来，一旦说出来，这些人就真的不走了，到时候他们三人就出不了这间办公室。

这一天是2008年10月24日。

地点是四川温江太子奶办事处。

四川人的剽悍超出了李途纯的想象，事实上这些围攻的四川人是太子奶的经销商们，他们围攻的人也不是李途纯，只是太子奶四川办事处的员工而已，他们现在已经忍无可忍了。骚动的人群中，传出一个激愤的声音：“没有明确说法，所有的都要砸烂。”

“我7月份开始借贷加盟太子奶集团，可到现在却一直没有收到厂家供货，我抵押贷款的房子要被收掉！”一位四川宜宾的经销商欲哭无泪，太子奶没有收到，钱也没有退还，现在自己倒落得个无家可归，这位爷异常激动地吼道：“没货、没钱，这简直是骗子奶！”

李途纯当初看到蒙牛坐火箭，心里也是怪痒痒的。2006年年初，太子奶集团宣布，集团在全国30多个省份设立了100个销售分公司，分公司在销售地区发展经销商，3000多个一级经销商、10万多个二级批发商、400多万个终端零售商，直接参与太子奶多级营销的人员达400万人，已经建立起一支庞大的经销队伍。

太子奶集团的高调，缘于2005年的业绩，整个销售额达到15亿元。2007年，高盛进入太子奶集团后，李途纯更是号称整个集团创出30亿元的历史新高。太子奶集团同时宣称，李途纯控制的日出江南控股集团旗下拥有12家非奶业子公司，在太子奶集团的企业战略规划中，日出江南控股集团旗下各非奶业产业的未来5年计划清晰了然：从2007年2.2亿元的销售目标起，到2012年增量至17.3亿元。

高盛们的鼓动下，一个庞大的计划在李途纯心中膨胀：“未来5年到10年，奶业、食品等发展30个分公司，预计控股11家上市公司。”尽管当时已经年过半百，李途纯的心中依然燃烧着激情之火，他甚至异常高调地宣称、实现企业1000亿元销售目标，打造世界500强，是个终极目标，10年不行，20年！一代不行，两代！

高调，总是有原因的。

政客们高调，那一定是在升迁之前，或者是要出事了，他们需要宣扬或者掩盖自己。商人们高调，那一定是他们有新的利益诉求，或者企业本身可能出现问题，他们更多的时候需要的是掩盖。高调可以让市场出现视觉混乱，甚至误导监管层。当然，也有不少国有企业掌门人，为了政治前途，他们也会高调示人。

李途纯的高调，就是为了资金，为了傍大款，为了将太子奶集团推向资本市场，让自己的商业帝国更加庞大。有一句话叫做“大而不死”，很多商人都喜欢将企业打造成一个庞大的王国，然后绑架政府。这样的企业一旦垮掉，就会有太多人失业，这对社会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大炮是放了，要实现目标难度还是很大的。

赌场无父子，既然开赌了，就要拿出真东西。尽管太子奶集团高调得很，事实上李途纯已经陷入了困境，因为太子奶集团的销售业绩就没有超过17亿元，更别说30亿元了。人家高盛可不管你那么多，到时候大家按照合同来办吧。

李途纯不愧是要考博士的人，脑子还是好使。为了从经销商手中弄更多的资金，加快太子奶的布局生产，李途纯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所谓妙招：货款准备金在账上超过三个月，就有30％的市场费用奖励；打款5万元，则可以得到抽奖机会，最高获奖金额可达到100万元。

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

一夜暴富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李途纯这个方案简直就是向经销商们头上砸馅饼，自然也就出现了抵押房子、向亲戚朋友高息借款也要跟李途纯做生意的人。金钱的刺激往往总是那样令人血脉贲张，一笔笔经销商资金流向了太子奶集团，疯狂的程度跟传销差不多。

不过，经销商们很快就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花旗集团跟李途纯翻脸了。

翻脸的原因很简单：2008年1月，太子奶集团2007年销售数据统计完毕，财务报告已经来了，业绩出乎高盛们的想象：太子奶的盈利根本就没有达到30％，按照当初的赌局约定，李途纯交出控股权。

胡祖六曾经深夜给李途纯许诺，一定会帮助太子奶，将其做成一家国际型的大公司。但在业绩出来之后，高盛们就翻脸了，他们可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他们将李途纯的控制权给收走了，然后找到了雀巢集团。高盛之所以找到雀巢集团，是因为2006年的时候，雀巢集团曾经希望控股太子奶。当时李途纯持有太子奶68％的股权，但是雀巢集团希望掌握51％的股权，这个让李途纯难以接受。经过雀巢这么一刺激，再加上胡祖六的一番蓝图描绘，李途纯抛弃了雀巢集团，很自然就跟高盛们开始了一轮豪赌。

高盛们是要将太子奶集团卖给雀巢集团，因为高盛、摩根斯坦利跟英联投资都是资本家，他们根本就不懂太子奶的经营，而雀巢集团是一家瑞士企业，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品公司，雀巢咖啡更是声名远播，奶粉也是全球知名，让这样的老大接手太子奶，高盛们一定会稳赚不赔。

世界上没有永远的如意算盘。

华尔街大腕儿稀里哗啦地倒下，全球金融陷入恐慌之中，瑞士一样无可避免地卷入了金融危机之中，雀巢集团这个时候已经紧闭扩张的大门，采取了保守的收缩战线策略。雀巢集团拒绝了高盛们的推荐，不肯在这个时候购买太子奶股权。

看来是卖不出去了，李途纯给高盛们说好话，你们还是把控股权给我吧，太子奶是我一手创办的，要想达到赌局约定利润，也只有我李途纯能够做到。

没办法了，人家雀巢集团都不要，如果高盛们硬要拿住控股权，将李途纯赶出去，那可真就会出现鸡飞蛋打的局面。高盛们同意了李途纯的要求，不过他们还有一个条件：李途纯要拿出3000万元投入到企业之中，并进行第二轮融资，尽快将太子奶上市。

为了这3000万元，李途纯想出了透支经销商的法子，于是也就出现了前面这个一夜暴富的诱人计划。然而，当经销商们的大笔资金流入太子奶的时候，奶却没有送到经销商手上，相反，一个曾经笑脸相迎的朋友恶狠狠地来了。

2008年3月，花旗银行逼债来了。

次债危机让拥有196年历史的花旗银行陷入了困境，在2007年的次债危机之中，花旗银行出现了高达180亿美元的次债相关损失，尤其是第四季度亏损98.3亿美元，每股净亏损1.99美元，这是自1998年以来花旗银行首次出现季度亏损，也是其196年历史上最高亏损额。

花旗银行的CEO查尔斯·普林斯（Charles Prince）面对巨额的亏损，被股东们愤怒地指责为愚蠢。临危之中，高盛集团的老掌柜鲁宾接过了花旗银行的权杖，担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成为继桑迪·威尔之后，花旗银行最具有权势的掌门人。

鲁宾在官场上混了几年，更是爬到了高盛集团权力巅峰，所以面对花旗银行的烂摊子，这位爷尽管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可不想这个时候真正接手花旗银行这个烂摊子，一定要找一个CEO。

于是花旗银行走马灯一般更换CEO。维克拉姆·潘迪特（Vikram Pandit）接过了花旗银行CEO的权柄，鲁宾担任花旗银行董事长。维克拉姆·潘迪特看着花旗银行2007年的财务报告就傻眼了：“花旗银行的财务结果显然让人无法接受，我们的表现异常糟糕……”

收账。

鲁宾跟维克拉姆·潘迪特作出了这样一个决定。很自然，太子奶集团的贷款要提前归还了。

花旗银行的第一步不是直接让李途纯还钱，而是要提高利息。因为高盛他们刚刚跟自己谈判好了，要李途纯掏出3000万元补贴到太子奶集团，谁叫你李途纯没有达到赌局要求呢？现在花旗银行这一招加息，简直就是要李途纯的命。

很快李途纯就收到了花旗银行提出的加息条件：在原利息基础上上调30％。

这个幅度太高了，李途纯没想到花旗银行这么快、这么狠。李途纯立即跟花旗银行的人谈判，希望能够将利息提高比例调低一点儿。鲁宾专门从总部派了一个鬼子到中国跟太子奶集团谈，口水费尽，花旗集团同意让步，最后的上调幅度为20％。

上调利息了，总该消停一阵儿吧？太子奶集团的经销商们却发现，一夜暴富的梦想有点儿不对头，因为太子奶集团迟迟不能配送奶品，即便有经销商拿到奶品，也少得可怜，跟当初缴纳的款项差距太远了。

太子奶的经销商们怎么看都没有希望，有点神话破灭的感觉。于是经销商们纷纷找到太子奶的分公司以及办事处。太子奶集团统一了口径：6月10日，太子奶集团将在银行贷款3亿元，届时会全额归还经销商货款。

空头支票开始了。

经销商们还没有安抚好，花旗银行又来了。

2008年5月，花旗银行再度找到了太子奶集团，他们说得相当动情：华尔街刮起了金融风暴，花旗集团现在财务急速恶化，董事长鲁宾正找高盛的老同事、现在的财政部部长保尔森，想办法拯救花旗银行，所以花旗银行要提前收回太子奶集团的贷款。

李途纯这一下被逼急了，还钱的话太子奶资金链就真的断了，经销商们还在等着6月份要钱呢。花旗银行的代表非常难为情地说，不还钱那我们只能商量别的途径，因为现在金融危机，贷款是最不安全的。

人家的意图很明显，之前不是没有抵押担保吗？好啦，现在你太子奶就提供抵押担保标的吧。李途纯盘算了一下，将太子奶旗下的7个子公司推出去作了担保抵押标的。

子公司都抵押了，花旗银行的代表还是不依不饶，这会儿公司可能随时倒闭，倒是中国的地皮还比较值钱。花旗银行的代表很快就拿到了抵押地块：五仙山公司在临湘当地所拥有的五尖山地块。

这块地有1000多亩，是李途纯老家临湘开发旅游的项目。这块地名义上的控制人是李舒谦，百分之百控股五仙山公司。不过这个人之前的身份是太子奶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李途纯来了个金蝉脱壳，从李舒谦手中借用土地抵押给花旗银行。

麻烦的事情开始了。

赌徒最大的本性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花旗银行的代表开开心心拿到土地抵押，可是没过几天，花旗银行就得到一个消息，太子奶集团在临湘市法院将花旗银行告了，原因是花旗银行在获取土地抵押的时候，采取了欺诈手段，当然土地抵押应该在法律上是无效的。

玩花活玩到了花旗银行头上。

花旗银行的代表很快就傻眼了，因为五仙山公司提供的抵押证据中，没有李舒谦的授权签字，临湘国土资源局的抵押登记中没有答辩人法人代表授权以及代理人身份证明，国土使用证是找国土局人员私自取得的，而法人代表证明以及复印件的取得途径不正常，抵押登记的费用以及抵押价值确认都是花旗银行单方面行为。

李途纯玩的花活就是，所有的土地抵押合同签字，都只是李途纯的个人签字，根本没有土地实际控制人李舒谦的签字。也就是说，我是你邻居，然后我将你家的土地抵押给花旗银行，上面没有邻居的签字，只有我的签字，花旗银行居然傻帽儿收下了抵押土地。

兔子急了要咬人，更何况惹到的是曾经的美国财政部部长、高盛的老掌柜鲁宾呢？

太子奶集团在抵押前，已经归还了花旗银行3000多万元，还提前支付利息1700万多元。可是土地抵押这一出让花旗银行勃然大怒。本来花旗银行就是配合高盛他们来控制太子奶的，没想到被李途纯给算计了。

没得说了，还钱吧。

2008年10月，花旗银行向北京高院提起诉讼，要求太子奶提前偿还全部贷款。

荷兰联合银行等五家银行搞不懂他们之间的恩怨，也不清楚高盛在这一场交易中的算计，站出来批评花旗银行，认为闹上法庭会导致太子奶资金链问题，影响正常经营，与银行长期利益不符，其中许多家是在国内批准经营后第一笔贷款，会影响他们今后的声誉。

鲁宾急了，花旗银行总部派来的这位钦差大臣只能秉承老大的意志，态度非常坚决，官司是一定要打下去，除非太子奶将贷款全部归还。

李途纯这下傻眼了，国内多家银行本来也身陷美国次债危机之中，他们看花旗银行逼债，当然担心自己借给太子奶的钱收不回来，也开始逼债。

中国银行株洲分行更是逼债的先头部队，而且还跟太子奶作了保证：一旦太子奶归还后两亿元贷款便立即放贷。李途纯认为都是合作多年的老朋友，就按照中国银行的条件办理，可是太子奶归还后，等来的是杳无音讯，再也没有看到中国银行的一分钱贷款了。

资金链断了，太子奶更不能供奶了，经销商们抵押出去的房子也收不回来了。尽管太子奶集团给经销商们透露出一个信息，太子奶集团将出售30％股份，以换回17亿元资金用于归还经销商货款。太子奶下面的厂子甚至给经销商们一个准确的时间：2008年7月15日。

事实上李途纯毫无办法。在太子奶在跟花旗银行翻脸之前，李途纯曾经宣布已经跟30多家私募谈好了，太子奶集团将要进行增资扩股，不仅仅一分钱没有弄来，现在好啦，花旗银行彻底撕破脸皮，中国银行带头逼债，资金链彻底断了。经销商们的暴富之梦破了，高盛们要再度出场了，李途纯走到末路了。

4．赌局散场，李途纯被戴上镣铐

逼债高潮迭起，高盛们出场了。

随着逼债的声浪日高，李途纯已经注定成了出局者。

梦想是支持赌徒最大的动力，在花旗银行一步步紧逼的同时，李途纯一度高调宣布太子奶将于2008年奥运会前后赴海外上市，甚至还有意向进行分拆各单元独立上市，并优先选择了纽约交易所。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三天，也就是8月5日，高盛的胡祖六突然站出来公开发表意见：由于美国的次债危机引发世界股市低迷，加上中国雪灾、地震等情况，因此目前上市还不是最佳选择。

胡祖六的这一番话，简直就是反抽了李途纯几耳光。7月15日，经销商们还没有等到钱，他们都盼望着公司上市，盼望着上市圈钱之后，货款能有盼头，现在好啦，胡祖六这一句话让经销商们希望破灭。

回想当初那个不眠的夜晚，李途纯被胡祖六一番话说得激情燃烧。现在太子奶集团需要激情刺激的时候，胡祖六的话却如一盆凉水，把李途纯的希望与梦想给浇灭了。

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赌局，当高盛们在2008年年初拿到太子奶的财务数据之后，高盛、摩根斯坦利、英联投资负责太子奶项目的负责人全部被更换了，英联项目总牵头人陈柏松更是被撤职了。新的项目人一来就挑起了激烈的内部矛盾，不想让太子奶上市，还设置很多障碍给太子奶，希望将太子奶卖给雀巢集团、法国达能集团以换取现金。

现在好啦，资金链断了。

2008年11月21日，李途纯在一份协议书上签下了他的名字。

太子奶的时代结束了，高盛、摩根斯坦利、英联投资三家受让李途纯持有的太子奶51％的股权。高盛们同时表示向太子奶增资4.5亿元，拯救资金链已经断裂的太子奶。这是一个多么完美的狙杀计划，高盛们终于将李途纯的太子奶收入囊中。

李途纯输掉了赌局，就应该离开。但是太子奶集团没有李途纯这个创始人，运作起来实在是太困难。高盛们为了将李途纯绑在这艘破船上，在签署协议的时候声称，交易完成后，作为太子奶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的李途纯，将仅保留“名誉董事长”一职。

李途纯这个时候终于明白什么叫阴谋了。

“高盛他们向其他银行发函，要求他们不能向太子奶贷款，不准太子奶接受其他投资者。”李途纯后来才了解到太子奶资金链断裂真相。更让李途纯气急败坏的是，花旗银行逼债期间，太子奶集团跟一家国际银行谈好了10亿元注资，当时还签订了框架协议，但高盛们在投票的时候一致反对，结果注资失败。

2008年年初，高盛们跟李途纯的关系已经是剑拔弩张。尤其是雀巢集团不肯收购之后，高盛们更是找不到一个好的下家来接盘，只有将太子奶集团还给李途纯。

李途纯最后失败了，不仅仅10亿元的注资失败了，还有6家私募跟李途纯谈得火热，可是高盛、摩根斯坦利以及英联投资简直就是同仇敌忾，将李途纯引入的潜在私募对象给否决了。在花旗银行的疯狂逼债下，李途纯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认输出局。

雀巢集团站在身后喜笑颜开，这回天上掉馅儿饼了。

中国有句俗话：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雀巢集团看高盛、摩根斯坦利以及英联投资拿到了李途纯的股份，这个曾经拒绝了高盛们的全球最大食品公司，马上又出现在高盛他们面前。

这可是个谈判杀价的好时候。此时的华尔街风声鹤唳，小布什的总统时光已经不多，高盛的老掌柜、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跟他的高盛老部下，一直在财政部炮制拯救金融危机的方案，尤其是鲁宾领衔的花旗银行，急需保尔森的救助。高盛、摩根斯坦利这两位在暴风骤雨中，自然也希望落袋为安。雀巢集团这只背后黄雀看准了高盛他们套现的急迫心情，尤其是中国政府已经让李途纯让步，高盛们必须注入4.5亿元资金让太子奶运转起来，否则中国政府就很不高兴。高盛们期待雀巢集团能够出个好价钱，这样一来可以给中国政府一个交代，尤其是制造业成分甚重的中国，太子奶集团可是上万人的就业，就冲这一点，政府在关键时刻也会插手干预。雀巢集团也是看准了这一点，再三压价。

高盛的私募资本一般回报在三倍以上，这下好了，无利可图。胡祖六曾经诱惑李途纯参加豪赌，甚至描绘出了一幅美好蓝图，可是李途纯滚蛋了，太子奶堕落到跳楼价甩卖的境地。英联投资亏损最大，一口咬定不卖。

雀巢集团一看无利可图，也就离开了，高盛、摩根斯坦利以及英联投资自然也就不愿意再给太子奶集团投钱，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三家欧美私募简直就是背信弃义。湖南株洲市政府出面了，既然你们高盛不出钱，那就将太子奶的控股权还给李途纯吧。

李途纯高兴坏了，可是2009年1月株洲市政府成立太子奶的租赁公司高科奶业，这让李途纯有点儿骑虎难下。为了感谢伟大的政府，李途纯不得不将太子奶的优质资产租赁给高科奶业。

情况糟糕得令人瞠目结舌，截至2009年2月20日，太子奶所欠借贷共12.9亿元，其中民间借贷为1亿元左右。尽管太子奶集团的控制人是李途纯，可是李途纯却突然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却是高科奶业。

2010年4月12日，香港保华顾问有限公司（Borrelli Walsh）突然出现，宣称接受开曼群岛大法庭委任，担任中国太子奶控股公司的临时清盘人。香港保华顾问有限公司清盘背后，是花旗银行向开曼群岛大法庭提起了破产清算申请，理由是：“是外方债权人和股东的一次单方面行动。久拖之后，它们对太子奶已失去耐心，决定止血”。

令人感到蹊跷的是，花旗银行在境外申请太子奶破产缘于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是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报告显示，太子奶的资产是25亿元，总负债26亿元。也就是说，太子奶已经是资不抵债了。

这是一份让李途纯无力翻身的报告。事实上，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并没有出具这样的报告，只是在2008年接收太子奶的私募股东委托，对太子奶进行尽职调查，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受聘是在高盛们逼李途纯交出控制权期间。后来高盛们将股权归还李途纯，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调查也就停顿在草稿的层面。

花旗银行的海外清算行动背后，高盛、摩根斯坦利与英联投资成了花旗银行的同盟军。当年中航油总裁陈久霖的魔咒，再次在李途纯身上应验了。跟高盛玩对赌游戏，最后的下场一定很惨，李途纯将自己赌进了牢狱。

2010年6月8日，也就是李途纯突然现身站出来情绪激动控诉花旗银行以及政府控股的高科奶业的那一天，湖南省株洲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五大队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为案由，发布网上追逃通缉令，通缉李途纯。

很快，株洲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李途纯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株洲市委宣传部通报的理由是：警方初步查明，截至2009年12月，湖南太子奶集团在全国范围内面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或变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3亿余元，其中绝大部分没有兑付。

CHAPTER FIVE

第五章

工商银行成了隐形木偶

5. GOLDMAN SACHS IN CHINA

FIFTH

第五章

只有勇士和笨蛋才会购买中国的不良资产。华尔街的大老板们跷着二郎腿，嘴上叼着雪茄，津津有味地品读着《商业周刊》，偶尔将雪茄在旁边的茶几上磕一磕，嘴角上的小胡子时不时微微上翘。《商业周刊》保持着一贯的犀利言辞，没错，1.4万亿元的银行不良资产令中国政府头痛，谁敢接手？

“勇士不顾生，故能立天下之大名。”苏东坡在《广慧禅师真赞》中这么夸赞勇士，笨蛋就不用说了，那就是脑子愚钝之人。然而在华尔街大老板的眼中，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银行业形成的不良贷款，要么是找死之人才会来买，要么是脑残之人才会来买。

1．笨蛋与勇士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充当了改革的急先锋。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可也给社会留下了沉重的包袱，不良贷款年复一年地增多。为了解决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国务院决定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将银行的不良贷款剥离出来。

中国政府寄希望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当然也欢迎更多的机构参与进来，一起分担这一历史重担，以最大限度保全资产、减少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损失。1.4万亿，这已经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可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地膨胀。

2001年12月21日，高盛向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抛来了橄榄枝，要买走账面价值19.7亿元的不良贷款。这让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人开心坏了，整个华尔街都在嘲笑，购买中国不良贷款资产不是勇士就是笨蛋，可人家高盛勇敢地来了，这才是真的勇士啊！

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于1999年10月19日在北京成立，资本金为100亿元，主要功能是收购、管理和处置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按照国务院当初的构架，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主要负责收购工商银行的不良资产。2000年，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了工商银行4077亿元的不良资产，涉及7.2万家企业。

高盛跟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做生意，事实上也就是在间接帮助工商银行。不过，高盛购买的19.7亿元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高盛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当时高盛的掌门人是保尔森，这位爷是典型的鹰派人物，一提起这位强悍的高盛掌门人，华尔街的老板们都会说：“保尔森是一只牛头犬，他是推销员中的推销员，他兼具坚韧和热情，这使得他非常高效。”

2000年，中石油成为中国21世纪伊始最大的一单IPO，承销商正是高盛集团。中石油的上市让保尔森兴奋不已，甚至提出了一项专门针对中国项目的秘密计划，在保尔森制订的秘密计划中，能源、电信、金融一个都不少。

保尔森为了实施自己的秘密计划也是煞费苦心。

商人跟政客交往的时候，政客往往会怕扯上什么说不清的利害关系，尤其是在中国，这一点更容易被人诟病。保尔森早年在白宫混江湖，自然对中国的国情了如指掌。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主席这个头衔很多时候成了保尔森的护身符。

环境保护是一个让人容易接受的话题，保尔森就充分利用这个话题在中国构筑人际关系的长城。2001年，保尔森就以全球金融以及环境保护为由，跟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交谈。长谈之后，江泽民邀请保尔森与云南省合作开展了大河流域项目，其目标是在滇西北地区建立一个集自然保护与经济发展于一身的自然保护体系。

生意，就是游戏，大生意就是跟大人物玩的大游戏。

保尔森让高盛购买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真正目的是跟工商银行长久地做生意，做大生意。在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之中，除了一批确实无法回收的烂账之外，还有大量的土地、无形资产等等。随着中国改革的推进，这些资产的回收变现率是很高的，自然不会亏钱，所以说高盛真的很精明。

2002年11月26日，经由外经贸部征得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同意批准后，融盛资产公司正式成立。这家公司的股东分别是高盛跟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这也是中国第一家处置不良资产的合资公司，高盛成为公司的大股东，负责公司的运营，工商银行派出一人担任公司的董事。

融盛资产管理公司的成立，迅速拉近了高盛跟工商银行的距离。不过，2003年突发的一场瘟疫令全球颤抖，中国成为这场瘟疫的重灾区，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被免职。中国人民开始了一场规模空前的SARS防卫战，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跟高盛的生意也就自然暂停下来。

2003年6月4日，SARS风暴刚刚过去，中国还有大面积的省份依然处于瘟疫戒严状态，可是保尔森已经有点急不可耐了，这一天他飞抵北京，跟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进行了会见。这一天，保尔森在北京高调宣布：高盛与中国工商银行就处置工行目前拥有的不良资产建立了战略性伙伴关系，他已与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就此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19.7亿元的不良资产只是一个跳板，从两人签订的备忘录中不难发现，大生意跟着来了——双方将着重在三个方面进行合作：建立合资企业以共同投资于工商银行拥有的价值人民币80亿至100亿不良抵债资产；创建合资服务实体；向工商银行介绍国际资产管理的最佳操作经验和方法。

保尔森当时的情绪非常高，有点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合资的意义非同寻常，因为这是外资金融机构首次与中国的银行合资处置不良资产，而不是同资产管理公司开展合作。合资公司的工作不限于不良资产的处置。”

2003年10月27日，广西南宁青山书院。

大批人马鱼贯而入，静谧的书院顿时失去了往日的宁静。但一瞬间喧嚣声又迅速消失，整个书院又变得那样安静，充满了书卷气。古代书院曾经是学子们潜心修学之处，登科之日方才毕业。而今天，这个院子里迎来了三路人马。

青山书院地处南宁青秀区，严格意义上说，这里不是古代八股学子们上学的学堂，而是1996年工商银行南宁分行修建的一处供职工生活、休闲的地方，里面有食堂、图书馆、住宿客房，不少分行的员工就住在这里。

今天，是高盛期待已久的一天。自保尔森跟姜建清签署了北京谅解备忘录后，双方在战略性合作方面一直在进行可行性探讨，双方商讨的结果就是先将队伍进行培训。所以这一天，进入书院的三路人马中，除了工商银行、高盛集团的代表之外，还有全球四大会计师行之一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精英。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历史悠久，前身是1903年成立于美国克利夫兰的Ernst & Ernst会计公司和1894年成立于美国纽约的Arthur Young会计公司，跟德勤、普华永道、毕马威形成会计师行的全球四剑客，跟高盛集团在国际上进行过多年的合作，是老朋友了。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代表主要是来讲课的，因为工商银行跟高盛联手聘请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合资不良资产处理公司的财务顾问。作为财务顾问，自然在培训的时候要出马，对不良资产处置过程进行全面指导。为了这项合作，工商银行抽调时任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的李勇出来，成立高盛项目工作小组，专门负责资产管理处和股本融资处的具体工作。

双方合作的第一步是摸清底细，也就是对合作资产的尽职调查，这样一来，双方心里都有底儿。双方商定的尽职调查包括业务流程、资产信息模板、信息采集的方法、质量标准和时间要求、资产评估适用方法等。

尽职调查的目的自然是全面收集不良资产的信息，并对合作资产进行评估。李勇领导的高盛项目工作小组在青山书院会议之前，已经对资产包进行了筛选，因为保尔森跟姜建清在当初签署备忘录的时候已经明确，80亿元～100亿元的资产全部是工商银行的抵押资产。

通常成为抵押资产的包括存货、客账、证券、设备、不动产、人寿保险单六大类。银行最不喜欢的是有价证券，最喜欢的是不动产。所以，工商银行跟高盛合作的抵押资产，回收率应该非常高，甚至因为土地的增值而一夜暴富。

有融盛资产管理公司的经验在前，高盛跟工商银行的百亿合作，简直就是轻车熟路。青山书院培训基本是厘定了合作模式：

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聘请财务顾问，对资产包进行尽职调查并形成评估报告。之后，向国际招标。竞标完成收购，并按照竞标价拿出现金买断不良资产的部分产权，而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以所持有的另外部分产权作价，双方按照合同约定共同组建合资公司处置不良资产。

青山书院的培训持续了两天，随后工商银行跟高盛进行了紧密合作，不良资产的处理让工商银行跟华融资产管理公司长舒一口气。高盛犹如秃鹫一般，在工商银行的不良资产上寻觅着腐肉，不仅获得了数亿元的利润，更是跟工商银行慢慢地变成了哥们儿。

笨蛋成了最后的赢家，勇士的大脑里早有一个庞大的计划。

2003年5月，高盛推出了一份名叫《中国银行业的风险与出路》的报告。从名字上看，这份报告简直就是给中国银行的一份病理诊断书。事实上，这份报告是高盛的糖衣炮弹。

糖衣炮弹的威力在于杀人于无形，在保尔森的大生意游戏中，高盛的这份报告有着敲山震虎的功效。高盛在报告中罗列了大堆的中国银行问题之后提出：中国国有银行的问题虽然很严重，但近期发生传统意义上的银行危机或崩溃的风险很小，中国银行业的真正风险在于日本式的停滞。高盛在报告中提出了一长串可怕的数字，令中国的银行管理层不寒而栗。

保尔森从来没有在国际大游戏中失过手，当他在北京跟姜建清握手言欢的时候，华尔街一帮愚蠢的家伙却在叼着雪茄嘲笑他是笨蛋。这让保尔森咬牙切齿，一定要让这帮愚蠢的家伙看看，什么叫大生意。

2．谈笑间拿下工行股权

保尔森盯上的是中国政府的筹码。

“要有效剥离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中国政府至少需要投入2.4万亿元，即GDP的21％。”高盛给中国政府抓了一服银行革命药方，在报告中，高盛还强调，这一数字是国有银行达到可供出售状态所需的最小资金量，然后外部投资者才能提供其余的资金。

现在明白了吧？保尔森大口吃下中国银行业腐肉，为的是中国银行业的股权。中国改革开放20年，形成了将近两万亿元的不良资产，改革还要继续，中国政府不会眼睁睁看着银行烂下去，改革成为必然，这是不可多得的机会。

将不良资产的剥离处置，潜台词就是中国银行业要进行一次颠覆性的革命。

上市，这是中国银行业未来的必然选择，谁处理不良贷款的力度最大，谁能在股份制改造中最先获得政府的救助，这样的银行就率先在中国银行业占据主导地位。改革首先是工商业，高盛看好工商银行。

中国银行业的家底儿是什么样的？即便剥离了将近两万亿元的不良资产，中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因为他们的股东只有一个，那就是国家财政部，这样的银行在治理结构方面依然是官办思路，不良贷款依然会像牛皮癣一样治了又犯。

高盛出了一招，那就是让政府向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等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让这些为改革付出了二十多年代价的金融机构恢复活力，否则剥离不良资产的成果就会付诸东流，悲剧会再度上演。

注资就要掏出真金白银，财政部的钱是全国人民的钱。当财政部用全国人民的钱注资银行后，外资机构再进入中国的银行，还不是为了赚钱？

财政注资给中国财力带来的巨大伤害，华尔街的老板们不可能看不到，甚至他们还会通过算术，非常精确地测算出中国人民买单的代价。高盛在报告中强调：如果政府希望对国有银行进行彻底的再注资，或者将同样陷入困境的信用合作社纳入援助范围，估计全部成本将超过GDP的30％。

2003年，中国GDP总量为116694亿元人民币，大约相当于1.4万亿美元。如果救助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那么就要付出超过2.4万亿元人民币的代价；如果再加上地方金融机构，那就要从中国当年的GDP中扣除3.5万亿元人民币。

2003年，美国的GDP为10.9万亿美元。如果中国政府注资银行，剩下的GDP连美国的零头都不够，就会严重削弱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而高盛却在报告中说：“尽管这样可能会损害长期财政能力，但中国仍有能力承担银行结构调整的债务成本，而不会对经济产生严重的副作用。”

嘴皮子都说干了，才暴露出高盛的真正用意。

“仅仅对银行进行再注资还不够。中国的坏账问题是制约当下经济增长的主要瓶颈，但仅靠政府的财政援助并不能解决国有银行的内部治理问题，也不能保证不良贷款恶性循环不再重复。”说了这一通废话之后，高盛真正的用意不难揣测，“一旦商业银行财务状况相对改善，中国就应解除对银行业的控制，并迅速着手对国有银行进行民营化”。

民营化（Privatization），这个词用得很委婉。

当年日本人在二战中相当猖獗，美国人的“小男孩儿”跟“小胖子”让日本人滚回了老家。不过美国人却将日本人关了禁闭，再也狂不起来的日本人只有装孙子，埋头进行经济建设。装孙子相当有成效，不过国有企业总有吃大锅饭效率低下的通病，装孙子的日本人也不例外。提高经营效率，成为日本人急需解决的问题。在日本遭遇经济危机之前，民营化这个词非常流行。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进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政府将持有权益转让给私人企业，广泛推行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当然日本的民营化更多为国私混合所有，其组织形式为股份公司。

高盛的目的已经很明确了，那就是中国政府出钱买单银行烂账，然后高盛再如秃鹫一般，在烂账中大赚一把。在中国政府将国有银行私有化后，欧美的有钱人就可以等赚到钱之后抛出股份拍屁股走人，最后接盘的还是中国人。

2004年11月1日，高盛的代表进入了工商银行的办公大楼。

不良资产处置的合作已经让保尔森跟姜建清的关系十分融洽，两人简直就像多年的老朋友。高盛的代表这一次来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跟工商银行进行股权方面的合作，参与工商银行的民营化行动。

高盛这一次开门见山提出合作，是因为他们已经看准了机会。

注资国有商业银行，这是高盛给中国政府支的招儿，已经在中国银行跟建设银行身上实践了。2004年年初，中国国务院决定，通过财政部向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分别新注资225亿美元，以增强两家银行的资本金实力，为其实施股份制改革提供有力的支持。

还有一个消息令华尔街的那些大佬们蠢蠢欲动，WTO要求中国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当然就包括要让外国资本参与中国银行业的民营化行动。而中国银监会正在全国调研，将出台一项强制性的规定，设立股份制商业银行法人机构时，发起人股东中应当包括合格的境外战略投资者。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要上市，就一定要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这是监管者将要出台的硬性规定，简直就是中国银行业的紧箍咒。

中国人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一贯小心谨慎，自然担心海外战略投资者的到来会不会损害自己的利益。老百姓对监管层的动向很是不满，将监管层的个别官员列入汉奸、卖国贼的行列，甚至抬出已经作古的晚清改良派改革家梁启超来嘲讽那些出馊主意的官员。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豪杰，在1921年对中国金融事业写下了一段不朽的警示名言：

至如金融事业，宣统三年，中国人自办的只有一个大清银行，一个交通银行，办得实在幼稚可笑；说到私立银行，全国不过两三家，资本都不过十万以内。全国金融命脉，都握在上海、香港几家外国银行手里头，捏扁搓圆，凭他尊便。

到今民国十年，公私大小银行有六七十家，资本五百万以上的亦将近十家，金融中心渐渐回到中国人手里。象那种有外国政府站在后头的中法银行，宣告破产，还是靠中国银行家来救济整理，中国银行公会的意见，五国银行团不能不表相当的尊重了。

诸君啊，诸君别要误会，以为我要替资本家鼓吹。

现在一部分的资本家，诚不免用不正当的手段，掠得不正当的利益，我原是深恶痛恨；而且他们的事业，也难保他都不失败。但这些情节，暂且不必多管。我总觉得目前这点子好现象，确是从国民自觉心发育出来：“中国人用的东西，为什么一定要给外国人？”这是自觉的头一步；“外国人经营的事业，难道中国人就不能经营吗？”这是自觉的第二步；“外国人何以经营得好，我们从前赶不上人家的在什么地方？”这是自觉的第三步……

高盛才不管那些，它的那一份忽悠报告，已经忽悠了中国金融界的大部分人。再说了，高盛的老板是保尔森，保尔森是跟大人物做生意的人，大人物自然权力就很大，中国一向遵循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谁还能质疑高盛给出的主意呢？谁又能得罪高盛的掌门人保尔森呢？中国监管层的官员已经不止一次公开宣称，在不良资产没有处理之前，华尔街的大佬们永远都是在嘲笑，买中国的不良资产都是笨蛋，还有人敢买股权吗？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打扫干净院子，然后将客人请进来。

2004年11月1日，高盛在掌握了一切动向之后，开门见山要跟工商银行合作，工商银行又怎能拒绝这位华尔街大鳄？高盛的代表走出工商银行办公大楼的时候，心情舒畅，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一个明确的信号，工商银行以及管理层要求高盛提交一份战略合作的框架草案。

同一天，工商银行的管理层五味杂陈。

这一天，国家审计署公布了一份审计报告。这份报告是2003年2月至10月，国家审计署组织17个驻地方特派员办事处，对工商银行总行及其21家分支机构2002年度资产负债损益的真实、合法和效益情况进行的审计结果。

一个好的信息是：自2000年扭转经营亏损局面至2002年年底，工商银行累计实现经营利润891亿元，提取风险拨备529亿元，核销不良贷款和财务包袱922亿元，体现账面利润182亿元。2002年不良贷款额和不良贷款率分别从年初的7948亿元、30.12％，下降到年末的7590亿元、26.01％。

不过糟糕的是，工商银行问题一大堆，审计人员发现不少客户通过虚假资料，违规办理银行承兑汇票和贴现金额101.07亿元。以消费信贷名义经营牟利，甚至出现了向一个人发放了128套房贷的现象。而在工商银行办的公司亏空14亿元之后，公司的负责人居然携巨款潜逃。

高盛对工商银行的这些问题并不担心，因为手心手背都是肉，既然中国政府动用外汇给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两家注资，就一定会给工商银行注资。注资就是提高资本金，这样就会出现高资本金、高不良贷款率的怪异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政府一定会再用人民的钱，将大量的不良资产给剥离出来，到时候工商银行又会是优良资产了。

ICBC Office，这是高盛为了工商银行专门成立的一个办公室。

为了一个合作项目，成立专门的办公室，这在高盛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尽管约翰·温伯格跟亨利·福特二世的关系非同一般，甚至可以参加福特家族的私人聚会，但高盛在运作福特公司上市的过程中，也没有成立专门的办公室。这一次为了工商银行的项目，高盛开了历史先河。

ICBC Office的办公室主任是麦克·埃文斯（Michael Evans）。这位爷的经历颇为传奇，在高盛更是声名显赫。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麦克·埃文斯跟同伴们一起，获得了“八人单桨有舵手赛艇”金牌，之后就退役转战金融领域。1993年，麦克·埃文斯加入高盛集团，担任伦敦股票资本市场部门的主管。

麦克·埃文斯可谓是高盛中的异数，仅仅一年时间就被提名为高盛合伙人。五年后，1999年，麦克·埃文斯成为高盛股票资本市场全球业务主管。2001年，他成为高盛股票部门的联席主管。又两年之后，2003年，麦克·埃文斯被任命为证券部门全球联席主管。2004年，麦克·埃文斯担任高盛亚洲公司主席。

在麦克·埃文斯的功劳簿上，写满了辉煌。中国移动、中国石油、香港地铁、NTT DoCoMo与澳大利亚电信（Telstra）等重大IPO项目，均是麦克·埃文斯一手缔造的。2008年2月27日，麦克·埃文斯被提为高盛集团董事会副主席。这位爷至今依然迷恋着体育，所以他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标准化体育改革促进中心（CASPER）董事会董事。

保尔森跟中国政府的频繁往来，为麦克·埃文斯在中国活动开辟了一片天空。尽管高盛集团给了胡祖六等中国打工者们合伙人的名分，还有听上去很唬人的董事总经理头衔，事实上，这位奥运会金牌得主才是高盛中国业务的核心操刀者。为了拿下工商银行项目，麦克·埃文斯成为高盛集团的不二人选。

ICBC Office这个办公室的功能只有一个，那就是专职、全日制协调高盛集团全球各个部门在各个领域与工商银行的全面合作。这个部门也是麦克·埃文斯到香港工作之后，唯一亲自掌舵的部门，也只有在股票部门长期掌权的麦克·埃文斯才能够调动高盛集团的全球资源。

高盛向工商银行洽谈合作一个月之后，就提交了框架性的投资协议。

投资工商银行这一举动在高盛内部当时也是争议颇大，毕竟中国政府没有再次剥离工商银行债务，没有进行国家注资。工商银行作为中国最大的国有商业银行，领导层均为政府任命，市场化机制极为薄弱，甚至有根深蒂固的国有文化。高盛内部的担忧，也自然是竞购工商银行股份的高盛财团的担忧。

高盛为了成为工商银行的战略投资者，邀请安联保险、美国运通成为竞购财团的合作伙伴。麦克·埃文斯立即下令工商银行项目团队写分析报告，这不仅仅是要说服高盛的决策委员会，还要说服高盛集团的核心合伙人。更重要的是，这份报告也是说服两位同盟军兄弟的。

股票销售其实跟传销差不多，就是编造一个动人心魄的故事，让所有的人都有钞票在眼前飞舞的感觉。为了将这个故事一步步推向高潮，推销者会如同写小说一般，将故事讲得扣人心弦。麦克·埃文斯能够坐上高盛集团的高位，就是通过卖股票卖出来的，所以他是高手中的高手。

麦克·埃文斯对中国银行整体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已经非常了解。中国政府推行改革开放以来，应该说还是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初级阶段，中国的改革一定会长久持续深入下去，那么金融改革就一定会深入下去，而投资工商银行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投资中国金融改革的未来。

高盛提交给工商银行的协议，摸准了工商银行的脉。

中国银行跟建设银行成功获得国家注资，很自然说明中国政府对工商银行这样的大腕是不会抛弃更不会放弃的。况且中国监管层还在“打扫房间迎客人”，要求工商银行要实行三步走战略：完成财务重组，提升公司治理，最后是上市。

中国管理层给工商银行提出了选秀的四个指导性标准：长期持股、优化治理、业务合作以及竞争回避。业务合作会涉及商业机密，同行的话就容易引发商业机密泄漏，所以不能存在业务冲突是四个标准中最重要的，这就排除了欧美银行，基金组织、投行成为工商银行的首选。

长久稳定的战略投资者，这是中国管理层给工商银行选秀的一个时间定义。当时花旗银行也在中国寻找投资机会，不过那个时候，花旗银行总裁却突然站出来，说自己没有兴趣，因为中国管理层给外国战略投资者的股权比例太少。

中国监管层明确规定，银行改革过程中，单一外资机构最多只能持有20％的股份。花旗银行愚蠢地认为，20％的股权太少了，很难行使股东权力，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高盛可不这么想，现在中国管理层是要打扫客房，一旦房子打扫干净了，在中国这样的国度，不会出现一遭遇欧美危机就倒闭的可怕下场。再说了，工商银行太大了，即使只有10％的股权，也是很大的一块骨头。高盛在获得工商银行这个标准之后，立即跟安联保险、美国运通组成了同盟军。

高盛不是唯一有脑子的，当时跟姜建清接触的机构有十几家投行。2004年，工商银行的经营利润达746亿元、一级资本1736亿元。尽管处理了一批不良资产，可是这一年的财务报表上还是有8000多亿元的不良资产，不良贷款率达18.99％。

从工商银行的财务数据来看，尽管利润跟一级资本不错，可以说实力在增强，可是不良资产的居高不下，让很多海外投资机构有点胆寒，尤其是中国政府注资了中国银行跟建设银行之后，却对工商银行一直没有动静儿，这让很多一开始热情洋溢的老外心里没底儿了。

高盛集团可不这么想，他们坚信中国政府不会袖手旁观。再说了，高盛为了拿下工商银行这个项目，除了跟工商银行耳鬓厮磨了三年，麦克·埃文斯到香港后，更是积极为工商银行跑龙套。

2004年9月16日，工银亚洲在国际资本市场首次筹资，高盛以联系牵头经办人的身份，帮助工银亚洲成功发行本金总额4亿美元5年期债券。为了拿下工商银行的股份，高盛一直在找机会套现手中9.91％的平安保险股份，这部分股权已经持有10年了，当年花了3500万美元取得的这部分股权，到了2004年底已经翻了数倍，套现的时候价值10亿美元。

2005年8月30日，麦克·埃文斯终于等到了与工商银行的结盟。

8月30日上午，工商银行与高盛财团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高盛收购团将斥资总额35亿～40亿美元收购工商银行10％的股份。高盛集团出资20亿美元，安联保险出资达10亿美元，美国运通将拿出2亿至3亿美元。

安联保险于1890年始创于德国柏林，目前是世界最大的综合性保险集团之一。在全世界70多个国家有分公司及分支机构，经营品种包括寿险、非寿险和再保险领域的所有险种，毛保费收入居世界前列。

安联保险跟工商银行的合作早就开始了。安联保险是德国第三大银行德累斯顿银行的绝对控股股东。该银行主要在欧洲开展业务，工商银行是德累斯顿银行QFII业务的托管银行。2000年，安联收购韩亚银行（Hana Bank）12.5％的股份，成为该行第一大股东。而韩亚银行与工行也有公司业务、资金业务、国际融资、信用卡、电子银行、个人汇款、员工培训等方面的业务合作。

美国运通就更是工商银行的老朋友。2004年3月，工商银行就跟美国运通签署了业务合作协议，宣布双方将推出针对中国的成功人士和经常外出旅游的人员的牡丹运通卡。工商银行看上的是美国运通在全球的1700多个旅游办事处、200多个国家数以百万的特约商户，这些资源都可以24小时为持有牡丹运通卡的客户服务。2004年12月9日，也就是高盛向工商银行提交计划书的时候，工商银行跟美国运通合作的牡丹运通卡新鲜出炉。

2006年1月27日，工商银行和高盛财团在北京签署了正式的战略投资与合作协议。当年4月28日，工商银行与高盛财团完成了资金交割，高盛财团购买工商银行新发行股份241.85亿股，均价为1.22元，股权比例总计为8.89％，其中高盛集团出资25.8亿美元，获得5.75％的股份，安联保险投资10亿美元，美国运通投资2亿美元。中国的管理层把房子打扫干净了，慷慨迎客：工商银行A股发行价为3.12元，让高盛这个客人在工商银行发行上市的时候就赚取200％的利润。

3．下一步，谋划非洲大迷局

2005年6月6日，北京城炎热难耐。

全球最大的75家银行的掌门人在这一天齐聚北京，参加一年一度的国际货币会议。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达了中国人最热忱的欢迎。

身为中国最大银行的行长，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静静地聆听了黄菊的讲话。而欧洲央行行长则大为光火，因为当时高盛已经为欧元区埋下了希腊这枚炸弹。高盛需要一根第三方的引信，为将来引爆欧元区的地雷作准备。南非标准银行这个具有欧洲血统的银行成为首选，中国工商银行成了棋子。

南非标准银行的历史颇为复杂，跟渣打银行渊源颇深。

话说渣打银行由两家英国海外银行合并而成。他们分别是英属南非标准银行（the Standard Bank of British South Africa）和印度新金山中国汇理银行［1911年后译名改为：印度新金山中国渣打银行（The Charter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and China）］。

渣打银行是一家老牌银行，在维多利亚女王的特许（即“渣打”这个词的英文原义）下于1853年建立。1858年，渣打银行在加尔各答开出了第一家分行，孟买以及上海紧随其后。1900年，渣打银行成为第一家获准在纽约开展业务的外国银行。

南非标准银行的历史更加悠久，于1863年在南非伊丽莎白港（Port Elizabeth）开张。自1890年至1910年，南非标准银行在非洲开设多家分行，但部分因经营困难而被关闭。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南非标准银行在非洲已拥有约600分行及办事处，到了1965年，南非标准银行与原英属西非银行（Bank of British West Africa）合并。

作为英国的殖民银行，英属西非银行在尼日利亚、加纳、塞拉利昂、喀麦隆和冈比亚拥有分行。为了整合银行资源，英国政府决定主导南非标准银行跟渣打银行的合并工作。1969年，南非标准银行和渣打银行合并，成立了标准渣打集团（Standard Chartered PLC）。

尽管南非早在1961年就脱离了英国联邦，但独立的南非并没有摆脱种族困扰，执政当局依然实施严厉的种族隔离政策。1987年，南非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全国性大罢工，南非当局面临空前的压力，只有释放了关押23年的黑人领袖贝基，这位77岁的黑人跟南非之父曼德拉一样，是南非黑人领袖三巨头之一。动荡的南非局势，强烈的种族隔离政策，导致欧美国家开始集体对南非实施经济制裁，这一年渣打集团将持有的南非标准银行39％的股份出售，南非标准银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回归到南非人手中。

南非标准银行跟高盛集团的关系那可是非同一般。南非标准银行总裁杰克·马理（Jacko Maree）是高盛集团国际顾问爱德华多·埃尼奈特（Eduardo Aninat）多年的朋友，两人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过董事，交情颇深。而且，高盛欧洲主席理查德·格纳德（Richard Gnodde）拥有纯正的南非血统，他主导了米塔尔收购欧洲钢铁巨头阿赛洛，击败了俄罗斯钢铁富豪。当初他在游说欧洲各国领导人的一句名言就是：米塔尔收购阿赛洛目有是对付中国人。2004年前，理查德·格纳德还担任高盛亚洲主席，跟中国政府高官关系密切，至今活跃在资本市场的方风雷曾经是这位爷手下干将。而南非标准银行从犹太人唐纳德·戈登手中并购南非自由人寿公司股权的时候，高盛更是南非标准银行的幕后高参。

2004年，麦克·埃文斯接替理查德·格纳德成为高盛亚洲主席之后，理查德·格纳德跟爱德华多·埃尼奈特都极力向麦克·埃文斯推荐杰克·马理。

杰克·马理的履历表十分华丽，绝对拿得出手。

早年就读于牛津大学的杰克·马理，跟高盛多位欧洲合伙人是大学同窗。他跟麦克·埃文斯一样，是一位运动健将，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就是学校高尔夫球队选手，曾经担任约翰内斯堡河流俱乐部主席，是苏格兰圣安德鲁斯的皇家古典高尔夫球俱乐部和乔治亚州的奥古斯塔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成员。1990年，南非之父曼德拉被释放，第二年被选为非国大全国执委会主席，南非政局进入稳定期。也就在这一年，杰克·马理开始在南非标准银行担任董事总经理，到了1999年成为南非标准银行首席执行官。这位爷将南非标准银行推向资本市场，在约翰内斯堡成功上市。在这期间，杰克．马理还担任南非自由人寿保险董事，南非银行业协会主席以及国际货币基金董事。

在高盛的穿针引线下，2005年6月6日，杰克·马理跟姜建清在北京见面了。对于双方来说，第一次见面是那样陌生而又熟悉，惺惺相惜，互诉衷肠。杰克·马理非常清楚，尽管工商银行现在没有上市，将来也一定能够成为全球顶级的银行。

一边是两大银行的亲密会晤，一边却是欧洲人的愤怒声音。

一切都源于欧盟的大一统伟大梦想。2001年12月5日，欧盟在比利时莱肯欧盟首脑会议的《莱肯宣言》决定开始制定宪法，并决定成立一个制宪筹备委员会。2002年6月13日，欧盟制宪筹备委员会的105名成员就《欧盟宪法条约》草案达成一致意见。2004年6月18日，欧盟25个成员国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首脑会议，一致通过了《欧盟宪法条约》草案的最终文本。

2004年10月29日，欧盟25个成员国的领导人在罗马签署了《欧盟宪法条约》，条约必须在欧盟全部成员国根据本国法律规定，通过全民公决或议会投票方式批准后方能生效。没想到2005年5月29日，法国内政部宣布，法国全民公决结果有超过55％的民众反对《欧盟宪法条约》。第三天，也就是6月1日，荷兰首相巴尔克嫩德发表电视讲话，宣布63％的荷兰民众投了反对票，对全民公决感到非常失望。

法国跟荷兰的民众在高票否决《欧盟宪法条约》之后，纷纷走上街头庆祝。欧盟轮值主席、卢森堡首相兼财长容克非常忧虑，他担心此时欧盟财政预算案一旦出现问题，那欧盟面对的政治困难“会演化为欧洲大危机”。

美国的投行们站出来危言耸听，摩根大通、雷曼兄弟、高盛纷纷站出来下调对欧元的汇率预期值。欧元稀里哗啦开始下跌，欧元崩溃论甚嚣尘上。6月6日在北京参会的欧洲央行行长让·克罗德·特里谢（Jean Claude Trichet）成为关注的焦点。

让·克罗德·特里谢跟法国总统希拉克、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是老校友，早年更是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政府顾问，后来担任法兰西央行行长，个性强硬。华尔街大鳄们的行为让这位欧盟央行行长很不爽，他在北京近乎咆哮地回击他们：任何关于欧元崩溃的传言都是荒谬的，欧元在欧洲央行的控制下很安全。

同一时间，正在卢森堡举行月度会议的德国财长汉斯·艾歇尔（Hans Eichel）也将华尔街大鳄们的言论斥为“彻头彻尾的荒唐”，西班牙财长佩德罗·索尔韦斯·米拉（Pedro Solbes Mira）也很不屑地说欧元崩溃“没门”。

更令欧盟忧心的是意大利退出欧元体系的说法传遍欧洲。这绝非空穴来风，欧盟前轮值主席罗马诺·普罗迪（Romano Prodi）一回到意大利，意大利改革部长罗伯托·卡尔代罗利（Roberto Calderoli）就站出来公开呼吁意大利政府恢复使用里拉，并与美元挂钩。罗马诺·普罗迪担任欧盟主席期间，原意大利财政部总干事马里奥·德拉基（Mario Draghi）去了高盛集团，担任副总裁，主管欧洲业务。期间，马里奥·德拉基作了很多秘密交易，这位爷在罗马诺·普罗迪离开欧盟主席位置后，也打算重返意大利，准备出任意大利央行行长。

身为轮值主席的容克自然不希望这种传言是真的，他非常清楚，如果马里奥·德拉基与老东家高盛集团相互勾结，出卖欧盟利益，那是相当恐怖的。容克故作镇静地说：“意大利退出欧元体系的观点是荒谬的，我们根本不屑于在会议上就此进行讨论。”

欧元区的状况是糟糕的。

德国市场研究公司Forsa的民意调查显示，59％的德国人希望恢复使用马克，只有41％希望继续使用欧元。39％受访者表示，若举行公投，将会反对欧盟宪法，比例远高于1个月前的17％。

法国跟荷兰的全民公决已经让欧盟人心惶惶，德国的民意调查更是让欧元崩盘论得到了很好的注脚。不过，在这个时候高盛并不想要欧盟崩盘，也更不想欧元崩溃，因为一旦是这个结果，欧盟背后隐藏的龌龊交易将暴露出来，高盛将无处可逃。但是，高盛为欧盟埋下了一颗炸弹，就是希腊。

其实，严格按照欧盟的要求，希腊压根儿就没有资格进入欧盟，因为希腊政府的财政赤字率太高，超过欧盟要求的3％的水平。为了蒙混过关，高盛出面给希腊政府出谋划策，通过货币掉期交易，替希腊政府借到了数十亿美元（详细筹谋过程可参考《高盛阴谋》）。

简单点说，就是通过粉饰财务报表，说难听一点儿就是通过财务造假的手法，蒙骗欧盟。高盛一点都不吃亏，他不光是搞货币互换，还设计把欧盟给予希腊私有部门的补贴当作希腊政府的收入，这“一加一减”，等于降低了赤字率。

2004年11月25日，布鲁塞尔欧盟财长会议上，欧盟统计局提交了一份长达45页的希腊财政预算报告，报告中提出希腊的财务涉嫌造假，而这一年希腊刚刚召开了雅典奥运会，整个国家在这一场全球体育盛会中亏损91亿美元。如果算上希腊跟高盛的生意，那么希腊的赤字率将达到5.2％。

为了给成员国一个交代，欧盟统计局对希腊的财政数据进行了一次异常“巨幅”的调整：将1997年的赤字率从4.0％上调到6.6％，1998年的赤字率从2.5％上调到4.3％，1999年的赤字率从1.8％上调到3.4％，2000年的赤字率从2.0％上调到4.1％，2001和2002年的赤字率分别从1.4％上调到3.7％，2003年的赤字率从1.7％上调到4.6％。欧盟还作出了特别的规定，希腊的统计数据需要欧盟统计局发布特别声明“持保留意见”。

欧盟统计局在布鲁塞尔会议上没有戳穿高盛的把戏，只是警告希腊要化解财政赤字，如果不改正的话，按照欧盟的游戏规则，将对希腊处以GDP0.2％到0.5％的罚金。2005年，为了掩盖已经千疮百孔的财政，高盛把互换交易转让给了希腊国民银行（National Bank of Greece），而原先的到期年限从2019年延长到2037年。

动荡的欧盟令高盛彷徨，希腊问题犹如一颗定时炸弹，现在高盛在希腊问题上的局还没有完全做好，尤其是马里奥·德拉基还没有正式上任意大利央行行长，高盛跟意大利政府的生意与希腊如出一辙，现在高盛需要时间，更需要一颗第三方的棋子。

杰克·马理的出现令高盛欣喜若狂。

姜建清跟杰克·马理的第一次会面只是礼节性的，几乎没有合作层面上的交流。2007年，国际货币会议在南非的开普敦召开，已经成为工商银行战略投资者的高盛再次穿针引线，希望姜建清跟杰克·马理再次会晤。

姜建清到开普敦参加国际货币会议期间，拜访的第一位南非金融界高管并不是杰克·马理，因为当时南非标准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高达10.3％，没有补充资本金的强烈动机。所以，姜建清一开始拜访的是南非第一兰特银行。

南非第一兰特银行是1998年由First National Bank和RMB Holdings Limited合并而成的，总资产为1364亿美元。2007年上半年税后的净利润为16.4亿美元，资本回报率为24.4％，而不良资产率仅为1.3％，资本充足率为13.6％。该银行在南非境内拥有766家分支机构和4977台ATM机，非洲的纳米比亚、博茨瓦纳、斯威士兰、莱索托、莫桑比克及海外的英国、澳大利亚、爱尔兰、阿联酋及中国拥有多家分行及办事机构，从事企业银行及零售银行的业务。

姜建清希望工商银行跟这家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前十大上市公司的南非第二大银行结盟。第一兰特银行优秀的财务状况，让姜建清非常心动。可是第一兰特银行的老股东们没有人愿意退出，工商银行根本就没有机会。

第一兰特银行的冷遇迅速给了高盛撮合工商银行和南非标准银行的机会。

在高盛的穿针引线下，姜建清迅速跟南非标准银行的高管们坐到了一起，这一次会见的不仅仅有杰克·马理，还有姜建清之前没有见过面的南非标准银行董事长德瑞克·库珀（Derek Cooper）。双方的谈判开门见山，直接商议了合作、协议以及其他内容。谈判时间仅有半天，当时德瑞克·库珀说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应该进行一次交易来展开合作。”

2007年9月10日，德瑞克·库珀跟杰克·马理如约飞抵北京。

北京的再聚首，姜建清一开始就强调，工商银行要入股南非标准银行。因为从约翰内斯堡回到北京，麦克·埃文斯的ICBC Office开始跟工商银行进行紧张商洽，目标就是工商银行拿下南非标准银行20％的股份。

德瑞克·库珀看完高盛给工商银行做的合作方案，并不赞同。他认为，现在南非标准银行的资本金非常充裕，没有必要出让20％的股权，10％的股权倒是可以通过增发的方式实现，这样对老股东也不会有很大的稀释。

南非标准银行当时最大的股东是有政府背景的公众投资公司（Public Investment Corporation），持有13.9％的股份；第二大股东Old Mutual是南非最大的保险集团，持股8.2％；第三大股东Tutuwa Group是与保护黑人经济利益相关的机构，占7.6％的股份，而其他股东的持股比例不超过5％。

德瑞克·库珀飞抵北京之前，汇丰控股已经跟南非标准银行进行过一轮谈判，汇丰控股的条件非常苛刻，不仅要求控股权，还要派驻管理层。尽管汇丰控股在欧美的影响力超过工商银行，但是德瑞克·库珀跟杰克·马理在心理上很难接受汇丰控股的强势。

姜建清非常清楚，10％的股权并不能体现战略投资的目的，同时也不能将该项投资合并报表。因为南非标准银行的股本回报率高于工商银行，如果工商银行成为其股东，就一定要实现合并报表，因为合并报表有利于工商银行的业绩。

20％的股权可是超越了南非政府的股权，也超越了黑人保护经济机构，这在种族观念超强的南非，工商银行的条件跟汇丰控股一样，给老股东以及管理层空前的压力。就在这个时候，麦克·埃文斯的ICBC Office提出了不具侵略性的方案：南非标准银行向工商银行增发10％的新股，工商银行再向南非标准银行老股东购买10％股权，股份交易完成后，工商银行不得对南非标准银行的管理层进行更换。

股权比例谈妥后，就涉及敏感的交易价格。工商银行当时市净率超过4倍，市值高达3400亿美元，雄踞全球第一，如果工商银行采取换股收购的方式，那么无疑是最划算的交易。

南非标准银行的老股东们却不愿意。高盛为工商银行提出了两步走方案：第一步，标准银行向工商银行定向发行相当于扩股总股本总数10％的新股，每股发行价格为104.58南非兰特。第二步，工商银行按比例向标准银行现有股东协议收购扩股后总股本总数10％的股份，收购价格为136南非兰特（注：1南非兰特＝0.9067人民币元）。

2007年10月25日，姜建清宣布，工商银行以54.6亿美元收购南非标准银行20％股权，成为南非标准银行的第一大股东。工商银行向南非标准银行派驻两名非执行董事，其中一人担任副董事长。

工商银行成为南非最大银行的控股股东后，尽管派出了两名董事，可是对南非标准银行并没有话语权。因为南非标准银行的董事会有17人，其中12人为独立董事，4人为非执行董事，只有首席执行官杰克·马理是执行董事。南非标准银行还有一个非常苛刻的条件，那就是遇到重大决策时，需要召开股东大会，必须有75％的普通股东通过才能执行。拥有20％股权的工商银行，除了有一定的分量否决权，几乎没有其他权限，更别提掌握南非标准银行的控制权了。这正是高盛需要的，好戏马上就要上演了。

4．工行成了颠覆欧元的“卒子”

南非标准银行跟工商银行签约后，高盛决定收拾希腊诸神。

希腊政客的贪婪给高盛创造了绝佳的机会，工商银行的非洲收购，是高盛收拾希腊诸神的一步妙棋。因为2004年欧盟统计局已经撕开了希腊的面纱，笼罩在希腊上空的神奇终有一天要被撕裂。

高盛可不会在希腊走空路。

希腊就如同神话一般，是一个混乱而又充满投机的国家，在整个欧盟大家庭中，尽管它拥有上万年的神话，可是在经济上它依然是个穷小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欧洲的政客们推出了欧元，因为1992年，为建立欧洲经济货币同盟（EMU）而在马斯特里赫特签订的《欧洲联盟条约》已经确定统一货币。

要想成为欧元区的成员国，穷小子希腊这样的国家难度非常大，因为《欧洲联盟条约》中写得非常清楚，成员国预算赤字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负债率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60％，通货膨胀率和利率接近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

欧盟统计局的财务数据表明，1997年希腊的财政赤字率为6.6％，这跟《欧洲联盟条约》相差太远了。希腊想了歪招儿，将军费从财政支出中撇开，希腊统计局跟欧盟统计局的解释是，军费是军事机密，他们不报给政府统计局。当然，还有部分欧盟补贴，希腊政府也纳入财政之中。

2000年的时候，希腊居然将财政赤字率糊弄到2％，按照欧盟标准，希腊成为了欧元区成员国。这一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共和党领袖小布什继承老父亲的风格，带着美国石油集团的利益需求，在2000年的大选中顺利登顶。

成为欧元区成员国，希腊的财政会接受更严格的考验。

高盛给希腊设计了货币互换，美妙的希腊神话命名的交易背后，高盛已经设置好了“特洛伊木马”病毒，其中两款最为经典——风神埃欧罗斯（Aeolus）跟阿里阿德涅（Ariadne）。

埃欧罗斯原本不是神，是人，后来宙斯任命为风神，成为诸风的安抚者与管理者，他跟他的妻子儿女们生活在埃欧里亚群岛上，埃欧罗斯终日在岛上和他的妻子儿女欢宴享乐，过着happy & high的奢侈生活。

突然有一天，用木马计攻破特洛伊城堡的希腊英雄奥德修斯，打仗凯旋途中得罪海神，逃难到埃欧里亚岛上，埃欧罗斯跟妻子儿女们夹道欢迎这位英雄的到来。当奥德修斯离去时，埃欧罗斯送给他一只风袋，帮助他们回到故乡。可是奥德修斯贪婪的下属打开了风袋，大风把他们又吹回了埃欧里亚岛，埃欧罗斯这一次拒绝对贪婪者施以援手。

阿里阿德涅原本是克里特王弥诺斯的女儿，可是克里特有一迷宫，里面有牛首人身怪物弥诺陶罗斯，专门吃童男童女，忒修斯作为贡品被送到了克里特，阿里阿德涅对忒修斯一见钟情，给他一个线球，叫他捏住线头进入迷宫，杀死弥诺陶罗斯后循线而返。阿里阿德涅随忒修斯逃离克里特，最后却被遗弃在纳克索斯岛。

2000年到2002年，高盛帮助希腊通过财务造假的方式，躲过了欧盟的监管。然而2004年欧盟统计局的审查却让高盛心惊肉跳，一旦希腊顶不住欧盟统计局的审核，那么高盛跟希腊政府的交易将败露。让高盛担心的是，2004年希腊新民主党取代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执政，一直被视为最高国家机密的军费统计，新民主党都乖乖地向欧盟统计局进行了交代。还有什么能够隐藏下去的呢？

高盛在2010年2月21日坦白，在2000年12月和2001年6月，希腊与高盛开始了一个交叉货币互换协议。这些交易减少了希腊外币计价债务的价值高达23.67亿欧元，使希腊2001年的债务率从105.3％降低到103.7％，财赤率从4.64％降低到4.5％。

危险的交易需要对冲。

高盛随后设计了很多对冲掉期交易（CDS），欧盟的老大是德国，德国除了对欧盟贸易是老大外，美国更是其重要的贸易伙伴，由于德国跟美国在工业方面高度配合，有欧盟多个国家的支持，德国对美国贸易一直呈贸易顺差状态。高盛自然选择经济实力雄厚的德国银行作为对冲目标。

为了让“特洛伊木马”两大病毒——风神埃欧罗斯跟阿里阿德涅诸神归位，高盛在设计好工商银行跟南非标准银行的局之后，动手设计欧洲一个更大的局。

2008年年底，以高盛为主办行，希腊国民银行设立了一个名叫“Titlos”的特殊目的载体（SPV）。Titlos的注册地在英国，为了掩人耳目，Titlos公司的两名董事都是英国人，在英国的工商登记系统中，有一百多家公司都是由这两位担任董事的，并且在档案中注明为“融资交易的特殊目的公司董事”。

Titlos的董事是明目张胆的“皮包公司”董事。

木马总是那样令人毛骨悚然，Titlos从一开始有着天然的宿命，也许这是高盛故意设置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木马。因为在希腊语中，Titlos有两个含意：一个是头衔；另一个就是对罪犯所犯罪行的系列指控，或者是前科档案。

Titlos公司的出现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对高盛跟希腊之前的互换交易进行证券化。

高盛已经摸准了欧洲央行的命脉，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欧洲的银行纷纷陷落到美国的次债之中，尤其是德国的商业银行更是落入到高盛设计的陷阱之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德国工业银行，高盛跟对冲基金联手设计了CDS交易，德国工业银行陷入亏损后，德国政府尽管掏了100多亿欧元进行重组，依然难以挽救。

2008年的金融危机，欧洲金融企业无一幸免，欧洲央行为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放宽了对担保品种的范围。Titlos成立后不到一个月，高盛就怂恿希腊政府，让Titlos发行了总值51亿欧元的票据。

票据发行之后，需要评级公司给出高评价，才能在市场上忽悠更多的资金，这就跟滚雪球一样，纯度越高的雪滚出来的雪球越大，这一类的雪球在遭遇阳光的时候，消融得也最快。高盛让Titlos出高价聘请了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

2009年2月，穆迪在没有审查Titlos真实背景的情况下，给Titlos的票据A1类的评级。

A1的评级在穆迪的标准之中，属于A级里面最好的级别，表明企业信誉度良好，企业资金、资产有一定实力，各项经济指标处于中上等水平，清偿与支付能力尚可，受外部经济条件影响，偿债能力产生波动，但无大的风险。

一个皮包公司，专门为了处理希腊政府跟高盛为蒙骗欧盟的货币互换产品，两个董事就是那种专门为成立空壳公司的混混儿，这样的皮包公司，穆迪在收了钱财之后，居然给出了A1的评级，评级机构不靠谱儿的忽悠，着实令人咂舌。

Titlos发行51亿欧元票据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忽悠欧洲央行，用这些票据作为担保品，向欧洲央行申请大笔的流动性贷款。更令人惊讶的是，为了蒙骗欧洲央行，Titlos和希腊国民银行自编自演，51亿欧元的票据买家只有一个，那就是希腊国民银行。

Titlos跟希腊国民银行的文件里明目张胆地写道：“这些票据将作为担保用于从欧洲央行获取流动性。”现在明白了吧，高盛导演的剧本核心意思只有一个：希腊国民银行把货币互换交易的资产证券化后，自己卖给自己，然后借此低成本地向欧洲央行贷款。

希腊的傻帽儿还在为高盛的方案欢欣鼓舞的时候，高盛的魔爪已经怪痒痒的了。现在好啦，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高盛可不想让自己成为明目张胆的操控者，迪拜酋长让高盛有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2009年11月25日，迪拜酋长谢赫·穆罕默德异常痛苦地宣布，迪拜延期六个月支付银行贷款。

迪拜曾经是富得流油的石油之都，等谢赫·穆罕默德接掌酋长宝座的时候，资源已经枯竭，沙漠边沿的港口城市迪拜眼瞅着就变成了死城，曾经执掌阿拉伯酋长国国防部的谢赫·穆罕默德可不想看着迪拜被沙漠吞噬。一个伟大的梦想在沙漠中开始了——全世界最热门度假胜地。

大开发需要的是大笔的资金。那个2007年跟工商银行竞争要收购南非标准银行股权的汇丰控股首席执行官大卫·埃尔顿跟谢赫·穆罕默德意气相投，这位爷迅速成为谢赫·穆罕默德的左膀右臂，为迪拜到处搂钱，汇丰控股自然成为迪拜最大的债主。

迪拜的债务名单中有一长串的欧美银行。高盛、三井住友银行、巴克莱、花旗等都是迪拜的债主。不过这一次高盛持有的债权并不多，可是三井住友银行持有迪拜世界2.25亿美元。这一次高盛迅速跳出来，发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预计，汇丰在迪拜世界中的潜在信贷亏损额为6.11亿美元，而渣打银行的则为1.77亿美元。

高盛报告的执笔人是Roy Ramos，这位爷是高盛的合伙人、亚洲区董事总经理、亚太地区金融研究主管，从事银行业研究近20年，对汇丰、渣打以及日本除外的亚洲地区的其他一些上市银行跟踪研究的时间相当长。2001年被《财富》杂志评为华尔街明星分析师，在金融研究领域一言九鼎。

Roy Ramos可以说是汇丰的克星，高盛的风格是干掉一切对手，这一点笔者在《干掉一切对手》里面详细研究了。早在2003年，汇丰收购美国次债贷款机构Household International Inc.，进军美国房贷市场的野心让高盛非常不爽。到了2007年，汇丰陷入了次债漩涡，高盛开始跳出来狂踩汇丰。Roy Ramos以华尔街明星分析师的身份站出来指手画脚，在2007年11月24日发布报告，将汇丰亚洲挂牌股票评级由“中立”调降至“卖出”。汇丰暴跌，这一次，在高盛的刺激下，汇丰再次暴跌。

高盛这一次虽然没有2007年那样狂踩汇丰，甚至认为这一次风险可控，事实上高盛发布研究报告的时候，美国人正在忙着过万圣节。高盛的报告无疑是在委婉地告诉世界，汇丰这一次又跑不掉了，现在看到的是直接损失，只要迪拜危机无法有效控制，风险还会进一步扩大。

什么意思？

迪拜债权人的名单上还有：渣打银行、德意志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巴黎银行、荷兰国际集团、劳埃德银行集团等欧洲数一数二的大银行，这些银行持有的迪拜债务都远远高于高盛的朋友们。迪拜的CDS直线上拉，欧洲银行纷纷挤兑迪拜。如此一来，欧洲金融机构已经风雨欲来。

2009年12月一开始，高盛的朋友穆迪迅速出手，把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从A1下调至A2后，也将Titlos的评级下调至A2，评级展望为“负面”。下调的当时，穆迪还恐吓希腊政府跟Titlos，还会继续下调评级。

面对突如其来的评级下调，希腊主权债的CDS直冲200点大关。原因很简单，穆迪的评级成为致命的推手，因为A2再往下就是BBB级，这个级别就是企业质量很差，已经没有抗风险能力，这样的企业自然不在欧洲央行接受的担保品范围内。

穆迪之后，另两大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和惠誉下手更狠，直接将希腊主权债的评级下调至BBB+。高盛太高兴了，因为在设置风神一类的特洛伊木马以及给希腊记载犯罪档案的时候，高盛已经大量购买了CDS，只要Titlos的评级下调，CDS就一定上涨，高盛可以赚取大笔利润。

2009年12月11日，希腊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非常沮丧地说，希腊的债务问题是自身原因造成的，与全球金融危机无关。一国总理，为了给国人一个交代，只有装着信誓旦旦的样子，不断承诺要“修补希腊经济，打击腐败等顽疾”，“我们准备好作出有力且重大的改变，促进我们国家在新时期取得进步”，“确保我们拥有稳健经济”。

乔治·帕潘德里欧的眼泪还没干，南非标准银行就站出来了。

大家看清楚了，这家南非标准银行就是高盛撺掇工商银行收的那家。南非标准银行之前在渣打集团的光环下，一点儿名声都没有，后来尽管回到了黑兄弟手中，那就更没有什么名声了。工商银行的出手，高盛开始大肆渲染，一方面是为了赚钱，因为高盛持有160多万股工商银行股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工商银行是棋子，南非标准银行是打击欧元区的马仔，成为高盛横行欧洲的工具。

南非标准银行站出来发布了更为耸人听闻的预测报告：希腊和爱尔兰等国的经济状况不能容忍，爱尔兰和希腊此类国家走出危机的能力已经遭到外界的质疑，利率的下调、货币的贬值以及财政刺激政策的实施都使得这些国家复苏受限。南非标准银行的报告甚至非常忧虑地指出，这或许将导致这两个国家接受外界救助，甚至可能在2010年年底前被迫退出欧元区。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高盛的胃口并不满足于希腊。

希腊的死亡气氛迅速蔓延到整个欧洲，形成一个庞大的危机“猪群”（PIGS）。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群体，葡萄牙的英文名称：PORTUGAL；爱尔兰的英文名称：IRELAND；希腊的英文名称：GREECE；西班牙的英文名称：SPAIN。四国英文名称首个字母连起来写就是“PIGS”。

猪瘟在欧盟肆意蔓延，希腊是个弹丸小国，尽管他有千年的神话，尽管他有璀璨的文明，谁都保佑不了他。希腊是高盛的一个阴谋，猪瘟如同毒气一样蔓延，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财政赤字远远超过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的指标。

南非标准银行的预测一出，标准普尔迅速将西班牙主权信用评级前景下调至“负面”。这可是一个重大利空，因为西班牙的规模是爱尔兰、葡萄牙、希腊三个国家GDP之和的两倍。到了2010年2月，西班牙财政部发布报告称，2010年公共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仍可能高达9.8％。

西班牙的财政预算赤字已经超过欧盟游戏规则的3倍了，人有病，不是天知否了，现在是地球人都知道了。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的西班牙斗牛，现在不仅仅是猪瘟那么简单，疯牛病一直是欧盟经济体最忌惮的。

问题总是需要解决的，最着急的是希腊，这是欧洲猪瘟的罪魁祸首。

2010年2月11日，欧盟召开了一次非正式首脑会议。27个成员国的国家领导人一致同意“采取坚决、协调的行动”帮助希腊。可是三天后，埃姆尼德市场和社会问题研究所公布了一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调查对象中53％认为，必要情况下欧洲联盟应该把希腊逐出欧元区；67％不希望德国和其他欧盟成员国向希腊提供数以十亿欧元的金融援助。

2009年是德国人一个伤心的年份，德国经济严重衰退，尽管有复苏的迹象，可是2009年第四季度却陷入停滞状态，成为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次历史性大萧条。默克尔甚至采取了把民众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至67岁，以期遏止财政赤字加速增加。这样的状况之下，默克尔还要出手拯救希腊，不是自己的同盟不给面子，就是佛也要发火。

德国人的强烈反弹，令欧盟27国陷入被动，欧元区第一大经济体的德国陷入了混乱状态，拯救希腊的行动真正变成了不负责任的口号，希腊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一下子就懵了。2010年2月15日，欧盟27国财政部部长在布鲁塞尔开会，会议上希腊财政部部长乔治·帕帕康斯坦丁鼻涕一把泪一把，希望欧洲的兄弟们帮助希腊一把，众人麻木。

谁才能拯救希腊？

高盛首席运营官盖瑞·柯恩（Gary Cohn）早在2009年11月与2010年1月两度飞希腊，目的就是要为希腊推销国债。第一次，盖瑞·柯恩的生意没有做成，高盛就使出了南非第一标准银行的牌，将中国人推到了欧洲人的面前。1月份，业务订单拿到，高盛的馊主意就是将希腊国债卖给中国人。

很快秘密暴露了，高盛在希腊的丑闻让整个欧洲愤怒。

2010年1月12日，欧盟统计局公开宣称，希腊国家统计局在2009年10月，向欧盟统计局提交相关财政数据时受到“政治干涉”，提供的一系列统计数据中存在有意误报，为的是使政府财政赤字显得少一些。

隐藏在希腊背后，为一个国家财务造假的就是高盛。

2010年2月15日，欧洲财长们一大早在布鲁塞尔开会，《纽约时报》的报纸放在不少财长们的文件袋里，这就是让他们震惊的高盛操纵希腊政府并欺骗欧盟的铁证。《纽约时报》在情人节那一天，并没有因为希腊帕特雷街上被塑造成希腊总理手捧大把钞票形象的彩车狂欢而笔下留情，当天的报纸披露，在过去近10年里，希腊政府一直在高盛等华尔街投行的帮助下，通过对赌金融衍生品掩盖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真实水平。

高盛为了将欧元区最大的经济体德国拴在希腊的债务链条上，高盛向德国银行购买了20年期的10亿欧元CDS“信用违约互换”保险。在《高盛阴谋》一书中，笔者就讲过，高盛就是通过这一招来为自己上保险，他就是担心希腊政府出现支付危机，自己的投资一旦无法收回，那么出售CDS的银行就要支付10亿欧元的亏空。

高盛跟希腊对赌的游戏中，欧洲人已经成为集体受害者。CDS理论上应该跟主权债务一起存在，可是现在已经成为流行的金融衍生品，并且独立存在。衍生品交易游说机构ISBA统计，仅美国市场上CDS名义交易量就已经高达15.5万亿美元之巨。据说这只是1％不到的一个数字，也就是说现在全球CDS金额已经达到天文数字，而且高达60％的交易是不透明的，因为不透明，所以成为投机者的天堂。

南非标准银行抛出的看空希腊的报告，无疑成为欧洲主权债衍生品CDS上涨的助推器。高盛是工商银行的最大战略投资者，他隐藏在南非标准银行背后，操纵着这一切。这听起来是的天方夜谭，这一切却又是如此真实。

现在欧洲人民很愤怒，因为南非标准银行的大股东是中国工商银行，而南非标准银行的报告就是高盛要做空希腊，目的就是要打压欧元走势，拉高希腊债务相关的CDS。大量持有希腊相关债务CDS的是高盛和两家对冲基金，高盛的持仓正是利空消息释放之前。

最后的目标就是中国。

盖瑞·柯恩不断跟乔治·帕潘德里欧等希腊官员谈判，一方面是为了赚取希腊的佣金，一方面是要将更大的毒丸扔向中国，那样一来，高盛不仅可以在欧洲狂赚一笔对赌利润。

高盛一招隔山打牛，现在明白了吧，工商银行成了高盛在欧洲的棋子，现在欧洲人还破口大骂中国人。为了跟欧洲人民友好下去，中国的金融机构不得不继续玩高盛玩剩下的击鼓传花游戏，一旦不慎，中国金融机构就卷入陷阱，不用美国总统下狠手，中国自然就退出世界第一的竞争，老二都当得不硬气，还会经常被人拎出来跟孙子一般受威胁。

5．留下的是眼泪，带走的是钞票

高盛瞄上工商银行，目的有两个：赚钱、利用。

在将工商银行当做棋子之前，2009年6月1日，高盛以均价4.88港元的价格，抛售30多亿股工商银行H股，套现148亿多港元，现在手上还有130多亿股工商银行H股，依然是工商银行最大的海外战略投资者。不过高盛带给中国人的是什么呢？是欧洲人的咆哮，更是悲愤的泪水。

看看高盛的把戏吧。

2001年6月，上证指数创出2245点的新高。当月，高盛发布中国经济形势研究报告，认为在中国股票市场平均市盈率达到60倍的水平及股票市值明显被高估的情况下，市场很可能会发生相当规模的调整。

高盛的言论迅速扩散成“盛世危言”。

2001年6月14日，中国推出《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暂行办法》。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开始活跃在各个公开场所，指出中国政府推行的国有股减持价格过高，对流通股股东补偿不足。胡祖六声称：“中国1000家上市公司，只有12家符合标准，市盈率到20～30倍合适，即上证指数到1000点以下。”

2002年，上证指数在7月初最高反弹到1748点，反弹幅度不到跌幅的一半，随后又一路下跌，跌至年底的1350点一线。高盛的“盛世危言”引起了市场的恐慌，触发市场非理性下跌，结果不但没能解决市场的弊端，反而导致投资者信心丧失。

唱衰股市之后，高盛又开始唱衰银行业。2002年12月，高盛发布题为《2002年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比率》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率接近40％，是亚洲最糟糕的银行。高盛甚至在2003年的报告中警告：目前中国银行业的最大风险是7000亿美元的不良贷款，处理不好，银行改革的成本会吞没经济改革的成果。

高盛后来又发布报告，指出中国银行改革必须由政府注资。胡祖六甚至非常露骨地表露出高盛想进入中国银行业的急迫：“国际战略投资者帮助提升市场信心，刺激股票需求，取得有利定价，从而为IPO的成功提供了可靠保障。”

2005年4月，中国汇金投资有限公司向工商银行注资150亿美元，与财政部各占50％股份。获得注资的商业银行随即展开了大规模的财务重组。2005年8月底，工商银行与高盛、德国安联和美国运通等财团签署谅解备忘录。

回头想想看，从2001年开始，高盛一边跟工商银行做生意，一边唱空中国股市。高盛做这个事情非常有优势，一方面他们跟中国官员近距离接触，便于摸索情况；另一方面，在交易不良资产的过程中，能够发现诸多银行问题。

唱空股市只是唱空银行业的一个前奏而已。唱衰就是为了兜售高盛的智慧，他们可以凭借一百多年的经验，迷惑中国的官员，使其成为自己的棋子，这为下一步进入工商银行的谈判增加了讨价还价的筹码。

煞费苦心，这四个字用在高盛的掌门人、区域领导以及为高盛效力的马仔们身上，恰如其分。他们为了唱衰跟兜售自己，达到战略传播效果，充分利用早餐会、午餐会勾引中国的官员，屡试不爽。

高盛唱衰股市、唱衰银行的意图太明显了。有了解内幕的人站出来愤怒地指责大投行们，揭开了他们的“画皮”：他们就是要促使中国股市失去融资能力，同时，压低中国资产的估值以利于其低价介入。当中国的银行为了所谓的发展，不得不选择海外上市后，大投行们则获得丰厚的投行收入和投资收益。他们更进一步的目的是，抓住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机遇，巧妙引导中国的资本配置方向，使得本土资本错过了投资被低估的中国银行资产的机会。

高盛进入工商银行的时候，是以每股1.25元的价格收购的，工商银行的市净率为1.22倍。市净率的计算方法是：市净率＝股票市价（P）／每股净资产（book value）。市净率能够较好地反映出“有所付出，即有回报”，它能够帮助投资者寻求哪个上市公司能以较少的投入得到较高的产出，对于大的投资机构，它能帮助其辨别投资风险。事实上，同期国际商业银行的平均市净率在2倍以上，其中总资产在2000亿美元到5000亿美元的大型银行的平均市净率为2.49，5000亿美元以上超大型银行的平均市净率为2.33。在高盛进入之前，工商银行的总资产已经达到6000亿美元，真实的市净率应在2.4左右。

工商银行招股说明书更进一步透露高盛将中国人当傻帽儿。招股说明书显示：以1美元兑换人民币8.0304的比率计，高盛的入股价格相当于市净率的1.22倍，若以1美元兑换港币7.8的比率计，其入股市净率则降低至1.185倍，以高盛的持股量算，其入股成本相对节约7400万美元左右。

拿下便宜筹码的高盛，态度立马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2006年12月7日，高盛发表关于工商银行的研究报告，认为工商银行的年收益增长率达到10％以上，每股收益增长率则达到30％以上。没过多久，身为工商银行战略投资者的高盛又发表报告称，内地银行股2007年盈利可能高于市场预期，因此进一步提高工商银行的目标价位至5.28元。

在工商银行改制上市后，高盛获得超过500亿港元的账面利润。但高盛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利润，它还要把泡泡吹大，让中国人抬轿子。高盛的报告指出，银行总是最具泡沫化代表性的资产，对于中国银行股来说，在目前时点上不该拘泥于传统估值体系。在高盛后来发布的一系列报告中，高盛不断发出一个信号：应该继续加仓，在2007年重配银行板块。

2009年6月1日，距离高盛持有的工商银行股份的解禁日才刚过了一个月，高盛立即打算抛售30亿股工行股票。高盛的抛售理由很简单，美国次债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实在太厉害了，高盛需要现金流。

高盛要走了，中国人被当猴耍了！有人气愤不过，跳出来指责高盛：“太不厚道了，当初不是说好了要长期持有吗？怎么这么快就跑了呢？保尔森说是要做大生意，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

高盛一看，民愤太大，不能跑得太快，只好走另外一步棋。不过高盛早就作好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它在等待时机慢慢出售自己手中的工行股票；另一方面，它借此机会把中国人拖进了大战欧元的泥潭。

2009年12月，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工商银行控股的南非标准银行成了高盛的马仔。尽管欧洲人恨上了高盛，可是南非标准银行的推波助澜让欧洲人也很生气，由此也恨上了中国人。这就是高盛，精心算计，巧妙设局，步步惊心，将世界玩于股掌之中。

CHAPTER SIX

第六章

精心筹划冲进中国

6. GOLDMANSACHS IN CHINA

SIXTH

第六章

2003年6月4日，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北京上空笼罩着SARS阴云。

这一天，高盛集团的首席执行官保尔森飞抵首都国际机场。机场高速路两旁不断闪过的白杨树，让保尔森思绪万千。两年前，也就是2001年，那一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保尔森见到了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而这一次，保尔森是来会见一位老朋友的。

SARS令整个中国蒙难，保尔森已经从新闻上看到了中国官方公布的死亡数据。截至2003年5月底，中国因SARS死亡的人数上升到332人，而当时全球的死亡人数是919人。中国政府震怒，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学农被撤职。海南省原省委书记、在中国政坛有铁腕人物之誉的王岐山临危受命，接替孟学农担任北京市市长。

今天，保尔森要会见的老朋友就是刚刚北上的王岐山。

1．东方君悦的晚餐

保尔森跟王岐山是老朋友了，早在1998年的时候，两人就因为粤海企业的重组而结缘，那个时候王岐山是广东省省委常委、副省长。粤海企业是广东省在香港的窗口公司，1997年年底，粤海企业的综合营业总额为145亿港元。王岐山到任广州后发现，粤海企业存在主业不清、管理混乱、负债过高等诸多问题，随后委托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进驻粤海企业，进行全面财务调查。1998年1月12日，粤海企业在香港举行债权人会议，近70家银行的300多人与会，涉及债务共29.42亿美元，整个集团已经资不抵债。

当时的高盛亚洲区主席理查德·格纳德（Richard Gnodde）迅速与广东省政府进行接触。1998年12月15日，广东省政府在香港与高盛集团签约，正式委任高盛为粤海企业全面重组的财务顾问。尽管粤海企业的委托业务在高盛的生意中只是一个小案子，但高盛看中的是粤海企业背后的政府背景，以后可能有更大的合作机会。为了这次合作，高盛的联合首席执行官保尔森亲自飞抵香港，专程出席签约仪式。这也是保尔森执掌高盛后，第一次跟中国高级官员的会面。

粤海企业的债权人都异常紧张，谁让粤海企业由之前的香港红筹楷模变成了资不抵债的垃圾了呢？为了打消债权人的疑虑，保尔森甚至高调表明高盛的态度：“高盛对广东具有信心，认为粤海重组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高盛确信重组能够成功。”

签约当天，保尔森公开宣布，高盛将投资2000万美元，成为粤海企业的股东之一。

高盛的介入引来一片侧目。王岐山强调，广东省政府之所以聘用高盛，是要按国际规则对粤企进行重组。事实证明，粤海企业的重组是成功的。保尔森终于长舒一口气，他成功了，跟王岐山的第一次合作完美收官。香港会面后，保尔森跟王岐山成为了朋友。

很久没有拜见王岐山了，保尔森非常清楚，SARS已经让中国人慢慢地坚强起来，而自己的这位老朋友在经历了SARS磨砺之后，一定也更加坚强。保尔森北上是为了一个重大决策。

保尔森的车队停在东方君悦大酒店的门口。

高盛北京代表处的人早已订好了包房，早早地等候在酒店大门口，保尔森走出车门，推了推滑到鼻子尖儿上的金丝眼镜儿，抬头看了看这座矗立在长安街旁的大酒店。一种王者的贵气弥漫开来，让人敬畏。

东方君悦的管理方是位于芝加哥的凯悦酒店集团，现在这家酒店管理集团的老板正在跟高盛集团接触，他们希望高盛能够成为凯悦酒店集团的战略投资者。进入东方君悦的大堂，保尔森虽然没有看到金碧辉煌的装潢，但却感受到了那种隐含的富贵气息。

将服务做到极致。

这是东方君悦酒店的一句训令，这也是高盛对客户的承诺。是的，这个世道上没有绝招，要想拥有自己的绝招，那就请将最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那就是你的绝招。

代表处的下属将保尔森领进了东方君悦大酒店的悦庭餐厅。今天悦庭的主人是保尔森，宾主握手言欢。王岐山身旁还有一位客人，保尔森早已听说过这个人，他曾是中金公司副总裁，跟高盛有过正面交锋，他就是方风雷。

在中国，只要是成功人士，总有一小撮人喜欢追捧他们，热衷于把他们的经历变成一个神话。方风雷在中国资本市场混了很多年，一直跟外资打交道，人称投资银行家，自然他的头上也顶着一个神话般的光环。

华尔街更是一个制造传奇的地方，在那里，总会听到这样的故事：那个人小的时候是给人擦皮鞋、倒痰盂的，后来却成为顶级巨头的掌门人。这样的神话在高盛就有，高盛之父西德尼·温伯格中学没毕业就进入高盛工作，一开始就是给合伙人擦皮鞋、倒痰盂的，每周的报酬仅有3美元。

方风雷的青少年时期遭遇文化大革命，他在内蒙古插过队，当过兵，进过工厂，经历也算颇为坎坷。方风雷一直这样告诫自己：“大人物可以创造时代，我们这种小人物都是时代的产物。我们这代人是崇拜英雄，但跟你自己想成为英雄，那是两回事。”

1978年恢复高考后，方风雷考入广东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修中文，辅修经济学，毕业后分配至外经贸部，后调至河南省经贸厅。在河南闯荡几年后，方风雷抛了公务员的饭碗，去美国读书。1992年，他蛰伏在海南，正式下海了。那一年，海南的建设热火朝天，各大金融机构疯狂地成立项目公司，投资房地产，搞酒店开发，可以说，进入海南的银行，没有哪一家没冲动过。

方风雷到了海南，就去了建设银行旗下的海南银泰科贸公司工作。当初从国家经贸委到河南工作期间，方风雷参与了中国第一个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的设计和筹备工作。当时担任北京农村改革政策研究所所长的王岐山到河南调研，尽管商品交易所处于筹备阶段，但也是王岐山调研的重点，在调研的过程中，方风雷和王岐山逐渐熟络起来。

建设银行作为工商建设的主力金融机构，自然也按捺不住投资房地产的冲动。方风雷在海南银泰的最大手笔就是说服建设银行出资6000万元成立三亚银泰城市开发有限公司，主营房产、旅游业。建设银行在三亚的房地产开发，一开始就定位为高端的酒店开发，当时三亚银泰与海南证券联手，投资一百多万美元建造海滨房地产项目，亚龙湾五星级酒店、天域度假酒店就是在方风雷的主导下建成的。

1992年冬天，方风雷的人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华盛顿大雪纷飞，方风雷赶到华盛顿参加弟弟的婚礼。在这里，方风雷在经济学家刘国光的引见下，见到了林重庚。林重庚是出生在菲律宾的华裔，他的祖父曾经被贩卖到那里当苦力。20世纪80年代，林重庚担任世界银行中国首任首席代表，在他的北京会客室，朱镕基等中国政要是常客。1990年，林重庚调回世界银行华盛顿总部。这位华裔曾经组织了著名的巴山轮会议，参加会议的均是全球顶级的经济学家。当时中国参会的经济领域的重要人物有：薛暮桥、洪虎、吴敬琏、宫著铭、项怀诚、田源、郭树清、楼继伟等。在会议召开之前，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还接见了巴山轮会议的参与者。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刘国光也参加了巴山轮会议，刘国光跟林重庚的交情正缘于这次会议。

那一年的冬天，华盛顿的雪飘飘洒洒。方风雷与林重庚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散步，白雪皑皑，只听见两个大老爷们儿的脚步声，踩得白雪吱吱作响。方风雷跟林重庚坦白了自己的想法，他想在中国创立一家投行。林重庚眼前一亮，他开始跟方风雷商谈如何在中国成立一家合资投行为国企改制服务。

后来，林重庚写了一封信给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央行行长的朱镕基，提出在中国开设合资投行。当时，林重庚希望时任建设银行副行长的王岐山能够出面承办这件事情，因为在林重庚的眼中，王岐山实干、率直。林重庚当时给中国政府推荐的华尔街投行有两家——摩根斯坦利、高盛。

1994年8月，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即“中金公司”正式成立。尽管最后摩根斯坦利成为了建设银行的合作伙伴，高盛依然没有放弃希望，没有放弃差一点就成为合作伙伴的王岐山。1998年粤海企业重组，高盛的高度重视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金公司成立后，林重庚顺理成章成为第一任CEO。林重庚担任中金公司的CEO后，将方风雷招到了中金。当时摩根斯坦利亚洲区主席杰克·瓦斯渥特（Jack Wadsworth）对方风雷的印象很不好。在杰克·瓦斯渥特的眼中，这个头发稀少的中年男人怎么看都像个司机，他怎么可能完成上亿美元的交易？杰克·瓦斯渥特甚至怀疑，方风雷是个乡巴佬儿，连英语都不会讲。

杰克·瓦斯渥特的傲慢埋下了中金公司衰落的祸根，尽管他将方风雷看成乡巴佬儿，可就是这个乡巴佬儿为中金公司成功运作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石油、中石化等一系列大型国企海外上市。

2000年，方风雷诀别了内斗不止的中金公司。

离开中金公司的方风雷去了中银国际、工商东亚，可是方风雷在两家公司待的都不长，很不如意，尤其是到了工商东亚，方风雷刚上任就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之前工商东亚承销的欧亚农业上市后出事了，比亚迪上市项目也被法国百富勒夺走。一直跟着方风雷混的老伙计查向阳说：“人也有运气赶得不好的时候，老方的能力是做大项目，但是在工商东亚小的都做不了……我们很沮丧，但他从来不受这种打击。”2003年前后，失意的方风雷受命解决海南证券债务危机。

保尔森望着两位客人，一向不苟言笑的他难得露出了灿烂的微笑。那顿后来被外界传说的神秘晚餐中，海南证券重组也赋予了传奇色彩。

海南证券成立于1988年10月，在中国证券史上创下了多个奇迹。海南证券曾在中国第一代金融高手张志平的带领下，首创中国第一个房地产投资券——怡和房地产投资券，创造了仅用8个月的时间就为投资者带来了40.28％的高收益率的奇迹；1992年4月，创设第一个信托投资基金——海南富岛投资基金，基金总额6000万元；另外，海南证券还承担了中国第一家溢价发行股票的承销工作。

1993年，中国人民银行海南分行行长马蔚华警告周围的朋友，国家要进行宏观调控。后来，张志平离开了海南证券，方风雷也离开了建设银行海南公司。1996年，方风雷进入中金公司的时候，张志平则北上出任证监会第一任机构部主任。四年之后，2000年，张志平已经在香港自己的公司里打拼了，方风雷在这一年离开了中金公司，他们两人曾经都很熟悉的海南证券却因证券回购债务过重、经营成本过高出现大幅亏损。海南证券亏损的一个致命原因是挪用国债回购资金投资房地产。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玩味的结局，首创了房地产投资券的海南证券，却在房地产上栽了个大跟头。

舆论认为，对于刚刚上任证监会主席的周小川来说，实在不是一份很好的礼物。一旦处理不好海南证券问题，势必影响到周小川在证监会的威信。

海南证券的重组方案上报了一个又一个，重组在时光中消磨，希望越来越小。

随着股市的暴跌，证券公司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海南证券只是其中的典型而已。2001年年底，高盛首席运营官约翰·桑顿跟周小川进行了一次会面。会面中到底说了啥？中国的新闻纸上描绘的很直白，周小川很直接地问约翰·桑顿：中国资本市场要走向国际化，引入国际一流的投资银行，高盛是否考虑以“买门票”的方式进入中国？

“买门票”是一个很官方的说法，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流行的说法就是买棺材板儿，因为在海南证券的窟窿出现之后，证监会就设想出了一个类似银行不良资产处理的模式：高盛帮忙化解国内证券公司的不良资产风险，与此同时，在中国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允许高盛提前进入中国证券市场。

告别周小川后，约翰·桑顿紧急飞回高盛总部。纽约百老汇街85号，高盛总部灯火通明，听完约翰·桑顿的紧急汇报，保尔森面带难色。条件已经很清楚了，那就是高盛要给海南证券擦屁股，那样就可以得到一张中国证券公司的入场券。这样的一张入场券是摩根斯坦利梦寐以求的。当年摩根斯坦利跟王岐山谈判合作的时候，就提出要持有中金公司50％的股权，可惜被回绝了。当年中国政府跟摩根斯坦利谈判的时候，动辄就说：你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条件，后面还有高盛等着呢。最后，摩根斯坦利接收了中国政府的条件，高盛只有待在了门外。

约翰·桑顿说，按照他的理解，中国证监会主席的这一表态，应该得到了更高层的认可。不过保尔森心里还是没底，因为他不能确定，高盛买下海南证券的股份后，中国政府是否能兑现给高盛一张进入中国的牌照的承诺。

2002年，王岐山调到海南，海南证券的整顿重组依然在进行。高盛这个时候突然看到了希望，因为在粤海企业重组过程中，双方合作得非常愉快。不过王岐山在海南的时间太短，他还来不及对海南证券动手术，就接到了中央的调令。不过，海南证券还有方风雷呢，高盛并不担心。

有一段话很经典，是方风雷自己说的：“过去15年，国有公司上市基本上都是融资的历史。很简单，就是朱老板说，你们去国际市场上给我拿钱回来。那个时候要应对的是外汇短缺的问题，当时所有的政策，包括H股的设置，都是为了吸引外资，拿外汇。自己就是把领导交待的活儿干好。”

保尔森对方风雷的底细非常清楚，他知道，海南证券重组这个活儿，方风雷会干好的。

要高盛入股海南证券也不难，高盛希望在新牌照证券公司中获得控制权。

在离开悦庭餐厅之前，保尔森得到了一个明确信息，那就是证监会的答复：可行。

2．保尔森的风雷三剑客

周小川说的买门票，到底是独资还是合资呢？很显然，在中国现行的法律框架内，高盛就算买了门票还是只能跟中资企业合资，在股权比例分配的时候，名义上只能是小股东。

保尔森反复琢磨中国政府官员的话，他想弄清楚，高盛到底能有多少权力呢？保尔森不仅和王岐山、方风雷见了面，他还拜见了新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尚福林从农业银行行长的位置调任证监会主席，他看上去相当温和，但当时的中国股市暴跌，尚福林颇像是坐在火山口上。

中国股市风云突变，这次暴跌也有高盛的功劳，尤其是“千点论”的影响尤为广泛。

2001年6月，上证指数创出2245点新高。当月，高盛发布中国经济形势研究报告，认为中国股票市场将会发生相当规模的调整。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成了“盛世危言”的鼓吹手，在各大场所公开唱空，认为中国股市市盈率在20～30倍比较合适，即上证指数应该在1000点以下。股市暴跌，像海南证券这样的证券公司的窟窿越来越大。中国三大券商之一的南方证券也摇摇欲坠，一代证券大佬阚志东南下救火，万般无奈之下，他也只有通过坐庄的方式豪赌一把。

跟尚福林见面后，保尔森心里对“买门票”更有底儿了。

保尔森回到美国后，很快就收到一份香港的报告，看了这份报告，保尔森决定成立“汉克计划”专案组。保尔森是专案组的策划人、最终决策者。

“汉克计划”报告真正出自于徐子望，这个名字在现在的资本圈有点陌生，不过徐子望在中国、高盛创造了两项纪录：他是百年高盛历史中，第一位中国内地合伙人；他也是高盛历史上第一位中国区总裁。

徐子望生于上海，198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同年赴美留学。徐子望的履历表如下：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账户经理及公司和机构银行行长、Nesbittle Burns美国投资者集团董事、摩根斯坦利债务资本市场部副主管、中国投资银行业务主管、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暨中国地区总裁。

在高盛的业绩表上，徐子望留下了这些上市公司的名字：中国石油、山东国电、北京控股、北京大唐、南方航空、东方航空及上海实业。中国最大的几个债务发行中，徐子望起到关键性作用。理查德·格纳德将徐子望的优异表现呈报给了高盛总部，徐子望不仅得到了董事总经理这样的名誉头衔，更破天荒地被提拔为合伙董事总经理（Partner Managing Director）。

2003年，徐子望退居二线。因为有一位欧洲牛人的手伸向了亚洲，那就是高盛欧洲掌门人麦克·埃文斯。1997年，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之下，当年10月，以广东和浙江两省的移动业务为主体的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中国移动）挂牌成立，仅两省的移动业务，便从资本市场上一举筹资42亿美元。麦克·埃文斯就是这个项目的实际操作人，他一下子就在中国出了名，连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都对他刮目相看。当时，朱镕基会见了高盛的投资银行家们，保尔森也参与了会见。朱镕基问：“听说你们有一个很了不起的银行家，把这个项目操作完成，他是谁？”

保尔森指着麦克·埃文斯，给朱镕基作介绍。当时在场的中国官员就震惊了，操刀中国电信上市的不是身在亚洲的理查德·格纳德，却是这位很少到中国的欧洲高盛银行家。

朱镕基看了看麦克·埃文斯，问保尔森：“这样的人你们高盛有几个？”

保尔森的回答很简洁：“就一个。”

朱镕基说：“我们需要这种人的帮助。”

听完朱镕基总理说过的话后，麦克·埃文斯决定坐镇亚洲，徐子望只好退居二线。徐子望依然不甘寂寞，通过保尔森的北京之行，徐子望对保尔森的想法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他断定，高盛一定会接受中国政府官员的建议。于是，徐子望很快就拿出了一份合资建议书，快速送到了高盛管委会处。保尔森很满意徐子望的建议，Hank's Project正式成立，保尔森亲自执掌专案组。专案组还抽调了三名高盛精英组成了Hank's Project项目委员会：高盛最高决策机构管理委员会成员麦克·埃文斯，高盛亚洲主席理查德·格纳德，高盛亚洲投资银行部负责人、合伙董事总经理徐子望三人入选。三人小组要做的是一个具有开创性的项目。

2003年6月4日，方风雷跟保尔森话别之后，高盛挖墙脚的说法传遍江湖。

当时，理查德·格纳德开始频繁与方风雷进行接触，他希望方风雷能够到高盛，协助高盛完成“汉克计划”。麦克·埃文斯也很看好方风雷，尽管他跟方风雷算不上哥们儿，但是从1997年中国电信上市到2000年中石油重组，他跟方风雷有过多次重大合作，两人至少也算是熟人。而且，方风雷在中国具有很广的人脉，高盛要完全实现“汉克计划”，需要方风雷这样的人物。

2003年9月，工商东亚非常遗憾地接受了方风雷辞职的事实。

2003年11月，高盛亚洲投资银行部门在上海四季酒店举行年会，帅气的小伙子们跟穿着晚礼服的漂亮姑娘们聊得火热，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却笑眯眯地钻进隔壁的房间。一个头发稀疏、看上去颇为老成的男人见布兰克费恩进来，马上就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这个头发稀疏的男人就是方风雷。方风雷对布兰克费恩并不陌生，这位爷领衔的大宗商品部门一度贡献了高盛的三分之一还多的利润，在高盛一言九鼎。

双方握手寒暄之后，进行了深入交流。

两人聊得十分开心，布兰克费恩对眼前这个曾经被摩根斯坦利歧视的男人非常欣赏，也许是他自身的经历让他领悟到，在金融圈，不要以貌取人，那样将会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事实上，这个屋子里正在进行的是一场面试。方风雷接受了高盛亚洲最高待遇的面试。毫无悬念，在走出四季酒店之后，方风雷已经成为了高盛人。

听了布兰克费恩的汇报之后，高盛最高决策机构管理委员会决定推进合资方案，加快“汉克计划”的推进，而方风雷就是高盛的中国合作者。

2003年11月26日，高盛集团对向中国捐赠3.8亿元人民币的行为进行内部表决。围绕这笔资金的谈判是相当不容易的，美国司法部对高盛的行为极为关注。在美国历史上，企业通过买棺材本儿再进行投资还没有过，所以美国司法部全程参与了此次谈判。

世人都觉得美国自由，可这次明明是高盛自己出钱，却处处受到美国司法部的阻挠。美国司法部非常强硬地提出：高盛捐赠的这笔资金，有政府背景的人不能使用该资金，即使该类人士在海南证券开户也不能支付；海南证券今后的走向与高盛无关，但高盛将对这笔赠款的使用走向严格监督。

中国政府也对高盛提出了要求：这是企业之间的捐赠行为，并非政府行为，也不能被视为高盛可以进入中国市场的代价，尽管高盛即将获得间接进入的许可。言外之意，中国并不缺这些钱，这只是一种尝试。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高盛需要的是拿到证券牌照这样的实惠，面子上就无所谓了，自然也不会到处嚷嚷这笔捐赠就是用来买门票。而中国政府对高盛提出的条件一概答应：3.8亿元捐赠资金需要开设专用账户，用于海南证券有关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理。

高盛掏完钱，按照当初的约定，中国政府该兑现承诺了：由高盛主导，中国一些民企先期组建一家证券公司，高盛再与其合资。不过，2001年下半年股市暴跌，不少证券公司资金黑洞暴露，尤其是民营券商的问题更多，在这种情况下，高盛要在国内成立民营券商不大容易。

这个时候，联想集团出场了。

当时联想急着收购IBM的PC部门。IBM开价20亿美元，几经谈判，最后砍价到17.5亿美元，但这个价格对于联想集团来说也是天文数字，按照当时的汇率计算，相当于136.5亿港元，当时联想的净资产还不足45亿港元。联想对IBM的PC部门势在必得，作为联想的收购顾问，高盛相当开心，机会来了。

联想是中国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如果高盛主导的民营券商能够拉联想集团入伙，那么这家券商就有了靠山。再者，中国证监会审批的时候，也可避免受到社会的指责。双方一拍即合。高盛提出，联想集团要想吃下IBM的PC业务，高盛可以帮忙，给联想集团筹措5亿美元过桥贷款，但联想至少得出一笔钱成为新证券公司的股东。

联想到底需要出多少钱呢？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新规定，新成立的券商注册资本金一定要达到5亿元，否则不能申领综合类券商牌照。综合类券商牌照可是摩根斯坦利梦寐以求的，就是啥业务都可以搞的那一类券商，现在高盛有机会了。再怎么说高盛也是华尔街的大佬，如果将来证券公司成立，人家一说那公司是高盛的，你看，华尔街大腕儿也不过如此嘛，才5亿元的注册资本金，这不就让高盛丢脸了吗？而且，中国企业肯定也会不愿意，会觉得太便宜高盛了，那么小的一笔款子，就要在中国搞一张综合类券商牌照？

证监会可受不了国人的口水。

所以，不管怎么说，新成立的券商注册资本金也要达到10亿元人民币。一方面联想集团的出资不能太低，以便为过桥贷款形成一个隐形的担保。另一方面，高盛要掌握绝对的控股权，不能让联想集团占的比重过高。高盛最后决定让联想集团持25％的股权，因为只要高盛把握了剩下的75％股权，就能够形成三分之二的强势投票权。

经过最后的谈判，双方达成共识：联想集团持有新证券公司25％的股权，高盛为联想集团收购IBM的PC业务提供5亿美元的过桥贷款，贷款期限为5年。

保尔森的三剑客可不是吃素的，尤其是麦克·埃文斯，这位爷可是玩股票的高手。高盛集团留了一手，为了防止联想集团还不上高盛的贷款，高盛设置了一个收购门槛，一方面让联想集团可以在5年之内免费使用IBM这个品牌，另一方面呼朋唤友，拉更多的人入局。

联想集团很快就跟工银亚洲、法国巴黎银行、荷兰银行、渣打银行以及中国内地、中国香港等地的共16家银行签订了6亿美元的贷款合同，还款期限同样也是5年，不过需要联想集团以及旗下若干公司担保。

就在联想和16家银行签字的时候，保尔森的三剑客紧锣密鼓忙着筹办新的证券公司，那将是中国证券史上的一大创举。

3．移花接木完美收官

rainmaker，这是华尔街投行们给方风雷起的名号。

按字面意思可以翻译成“唤雨巫师”，但更多的人喜欢将其翻译成“造雨者”。在华尔街有两个人得到过这样的名号，一个是方风雷，另一个是约翰·保尔森。

高盛和联想已经谈妥了条件，现在该方风雷出场了。高盛的“汉克计划”已经非常详细了，联想作为高华证券的大股东，跟其余三个股东一样持有25％的股权，另外三个股东尽管都是企业法人，但三家公司背后都是自然人。

玄机就在“自然人”。

2004年9月8日，中国证监会发布正式公告：证监会已于8月11日批复联想控股等四家公司出资组建北京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原则上同意设立后的高华证券与高盛（亚洲）有限公司设立一家外资参股证券公司。

证监会的批复中非常清楚地介绍了高华证券的注册资本规模、出资股东、出资比例。高华证券注册资本为10.72亿人民币，由联想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厚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高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德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四家公司联合组建，各家均出资26800万元，各占25％的股份。

从官府的公告可以看出，证监会给高华证券颁发的牌照为综合类证券公司，这也说明，一开始高华证券的成立就是为了以后跟高盛成立合资券商公司。

在高华证券背后，有一堆跟方风雷关系密切的人，让方风雷唤雨巫师的身份实至名归。

2003年6月4日，在北京东方君悦酒店见到保尔森之后，方风雷就开始了高盛之旅。尽管那个时候方风雷还没有成为高盛的正式员工，但他已经开始着手海南证券的处理事宜，尤其是高盛的捐赠问题。那也正是高盛给方风雷的一道考题。

后来高盛总部与中国政府签订了捐赠协议，这也证明方风雷通过了高盛的考试。当海南的谈判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时候，方风雷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将高盛的资金合法地输送到北京。

2003年10月28日，方风雷手下的一帮老部下在北京成立了三家公司：北京德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厚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高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这三家公司的注册资本金均为26800万元，不过当天三家公司的注册资本金都没有缴纳。

工商资料显示：

北京德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查向阳，持有该公司60％股份，另一个自然人股东徐捷持股40％。2002年至2003年，方风雷曾任工商东亚的总裁，那个时候查向阳是工商东亚投行部执行董事，而徐捷跟方风雷的关系更为直接，他是方风雷的秘书。

北京高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自然人股东章星持股60％。2000年至2001年，方风雷在中银国际担任总裁时，章星担任董事总经理。事实上，在中金公司的时候，章星就担任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是方风雷的老部下了。而该公司另外一位自然人股东熊云持股40％，他也是方风雷多年的追随者。

北京厚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由方风雷亲自掌舵，这家公司也是自然人持股，其中方风雷持60％的股权，并且担任法人代表；公司的另外一个自然人股东李群梅持股40％，李群梅也是方风雷的老部下，她在中金公司的时候担任财务负责人、高级会计经理。后来，李群梅当上了高华证券首席财务官。

以方风雷为首的六人组需要8.04亿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按照方风雷跟保尔森他们商议的结果，这六人一边注册公司，一边向中国发改委申请个人国际商业贷款。在此之前，国际商业贷款原则上适用于生产开发型项目，个人国际商业贷款基本没有。所以，方风雷等六人只能通过向高盛（亚洲）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借款，借用人民币8.04亿元。

发改委很快就批准了方风雷等六人的国际商业贷款。尽管这笔贷款是高盛集团为了新券商牌照早就筹措好的，但是一路绿灯的情况实属难得，高盛跟方风雷在中国的能力可见一斑。

周小川当初跟约翰·桑顿承诺，允许高盛通过买门票的方式，在中国法律框架之内，进入中国资本市场。中国政府对外资进入券商领域有明确规定，外资的持股比例不能高于33％，且不能涉足A股经纪业务。高盛通过个人国际商业贷款方式，将资金输给方风雷等六人成立的公司，再由这三家公司出面和联想集团一起组建高华证券，目的就是要将高华证券变成纯中资的公私合营券商。

但是，事实上证监会为了给高盛开绿灯，在法律程序上，已经踩了红线。《证券法》、《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证券公司股东有着明确的要求：股东应当具备持续盈利的能力，即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扣除前的净利润相比，以较高者作为计算依据，最近两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而方风雷等人的三家公司，都才刚刚成立，一开始并没有注入资金，也就无法考量其持续盈利能力，更没有净利润的考核，那么也就不存在两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律法还对证券公司股东的信誉有着明确的要求。必须最近三年在中国证监会、银行、工商、税务、监管部门、主管部门等单位无不良诚信记录；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或者因重大违法违规经营受到处罚；不存在被判处刑罚或刑罚执行完毕未逾三年的情形。也就是说，方风雷等人新成立的三家公司没有三年诚信记录考核。

证监会在官方公告中明确指出，高华证券要跟高盛成立合资公司，名义上高盛只能在合资券商高盛高华中持股33％，事实也的确如此，高盛并没有违反中国的法律。实际上高盛通过移花接木，已经掌握了高华证券的控股权。高盛在给方风雷等六人贷款的时候，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一旦规则有变或者政策放宽，高盛随时都可以收购方风雷的股权或者整体收购高华证券。

CHAPTER SEVEN

第七章

中小板首富悬秘

7. GOLDMAN SACHS IN CHINA

SEVENTH

第七章

吱吱、吱吱。

2008年2月11日上午，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的传真机响个不停，接收传真的人脸色越来越凝重。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这份通报非常简单：美国百特生产的、在美引起不良事件的肝素钠，其部分原料来源于常州凯普。

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这之前已经得到了消息，美国国会的议员们已经开始行动，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将派人来中国调查“百特事件”，这关系到中国企业的国际声誉，一旦被美国议员小题大做，上升到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层面，那问题就棘手了。

1．美国的一场隐秘命案

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连锁死亡。

2008年2月上旬，美国西海岸弥漫着死亡的气息。美国四位患者，在使用美国百特医疗公司（下称“美国百特”）所产抗凝血剂肝素钠（Heparin）后死亡，另有300多人出现了过敏反应和其他副作用。而患者死亡和过敏反应事件的根本原因目前尚不清楚。

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听到来自美国的病人死亡消息之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因为有一家中国企业正是美国百特的供应商，尽管四位死者的死亡和过敏反应事件的根本原因目前尚不清楚，但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里的传真已经透露出一个令人窒息的信息，那就是美国人已经怀疑中国的原料供应商出现问题。

肝素钠是最早开发且临床用量最大的抗凝血药，上市已有50年以上，主要从猪小肠中提取。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生猪饲养国，肝素钠原料来源丰富，现在已经成为仅次于欧洲的世界第二大肝素钠生产基地。

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接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通报的当天，美国百特立即下令暂停部分肝素产品的生产。2008年2月14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跟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沟通后，对外宣布尚未对生产肝素钠有效成分的中国供应商进行调查，但计划尽快展开调查。

2008年2月19日，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美国记者就发现中国药品疑似出现问题一事向中国政府发难，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刘建超保持一贯冷静大度的作风，对美国记者说：“美方向中方提出了有关问题，中方也立即进行了调查。”在刘建超回答美国记者之前，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迅速行动，已经查出了跟美国百特的中国供应商是常州凯普公司，并且经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确认，常州凯普就是肝素钠原料生产厂，其产品未在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注册。

第二天，也就是2008年2月20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派出的两名官员抵达常州凯普进行现场检查。为了保证现场检查的公正性，尽管常州凯普不是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监管企业，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派出观察员，配合美方的检查工作。

2008年2月26日，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了调查情况：美国百特供应商常州凯普系美国纽交所上市公司Scientific Protein Laboratories Inc.（简称SPL公司）和常州天普公司于1999年12月组建的外商投资企业，属于非药品生产企业，美国SPL公司占55％的股份，其法定代表人为美国人。

在这个案子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常州凯普肝素钠的生产工艺来源于美国SPL公司，产品标准按照美国药典及美国百特的特定要求执行。肝素钠原料由常州凯普直供美国SPL公司，并由SPL公司提供给美国百特，用于生产肝素钠注射液。

2008年2月28日，在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调查结果的第三天，美国百特正式宣布召回大量肝素类产品，包括多剂量瓶装肝素、单剂量瓶装肝素和一种静脉给药留置针。这是美国百特首次宣布大量召回肝素类产品。而在此前半个月，美国百特表示暂停多剂量瓶装肝素生产，但因担心可能出现药品短缺，未召回已上市产品。

同一天，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发表声明，称该局已收到与各种肝素有关的副作用报告共计448例，其中有些病例可能有重复，不过焦点仍集中在美国百特。在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已收到的21例因各种原因致死的报告中，有12人使用了美国百特的产品。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声明立即激起了美国议员的群愤。密歇根州民主党众议员约翰·丁革尔（John Dingell）和巴特·斯图派克（Bart Stupak）立即跳出来宣布，他们打算在4月就肝素事件组织听证会。

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艾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咬牙切齿：“美国人因为这种似乎是蓄意的掺假行为而受到严重伤害乃至丧命，这种事情是不可原谅的。”爱荷华州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格拉斯雷（Charles Grassley）更是嘲讽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此次调查为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需要建立更有力的外国检查制度提供了新的依据。”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2008年3月18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召开了多国专家会议，集中讨论了百特事件及肝素质量标准、检测方法、临床不良反应、产品追溯和产品供应等问题。

第二天，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公布了会议结果，认为美国百特的问题源于肝素钠中存在的“神秘污染物”，这是一种廉价的、未经审批的化学活性成分，名为“多硫酸软骨素（oversulfated chondroitin sulfate）”。该成分结构上与肝素钠相似，而且使用常规药典方法不易检出。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还表示，美国SPL公司的肝素在常州凯普工厂的制造过程中，受到某种非天然化学物质的污染，而美国百特发现的神秘污染物不排除是人为原因造成的。而且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还煽风点火，说：“包括美中在内，共有11个国家有相似的死亡病例。”

接到了美国的报告后，中国政府立即派出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跟中国卫生部的七名专家飞抵华盛顿。中国希望美国能够认真负责地对待百特事件，不应该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对中国企业作出有罪推断。

就在中国的七名专家跟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开会的第二天，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公开威胁常州凯普：“除非常州凯普作出修正，否则美国计划禁止常州凯普的肝素进口。”这让中国政府相当被动。当天，中国医药专家在中国驻美使馆举行记者会。北京协和医院肾内科教授李学旺在记者会上指出，造成相关意外死亡的因素很多，目前并无足够证据能够证明相关病人的过敏反应是直接受肝素的影响，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报告并不完全，还需数月时间的资料分析，才能有更进一步的调查结果。

在当天的记者会上，中国官员非常坦诚地说，未来允许任何美方药检人员在中国进行调查。现在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死亡原因到底是肝素，还是肝素的污染物。这种死亡现象只发生在美国，问题应出在美国方面。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常务副所长金少鸿强调，常州凯普的营运都是由总部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科学蛋白质实验室”所负责的。

中国驻美大使馆的记者会激怒了美国国会山的议员们。

2008年3月22日，美国参议院跟众议院多个委员会举行了“肝素危机”听证会。2008年4月29日，美国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下属监管调查分会召集听证会，将百特事件推向了高潮。当天出席听证会的，除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主管官员、事件所涉制造公司美国百特以及原料供应商美国SPL公司的负责人，还包括三位受害人家属代表。

听证会上，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药品评估与研究中心主任珍妮特·伍德考克（Jenet Woodcock）重申了这一调查结果：“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工作作出的推断，怀疑是人为污染，不过还没有被证实。”国会议员们并没有善罢甘休，矛头转向了美国SPL的首席执行官戴维·斯特鲁恩斯（David Strunce），这位爷当时估计是吓得脑子坏掉了，他战战兢兢地说：“近年，肝素钠原料短缺，价格上涨，不排除个别原料提供商受利润驱使，人为掺假。”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官员瑞吉娜·布朗（Regina T.Brown）现身听证会，她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派到常州调查的两名官员之一，她对着议员们作证，说：“在检测常州凯普的制药器械时，发现个别反应器存在刮痕和不洁净现象，而且缺乏去除杂质的程序。”她曾试图进一步审查常州凯普的上级原料集中供应商，但均受到一定程度的阻拦，因为一家供应商不容许复印材料，一家供应商不容许进入实验室进行实地检测。

瑞吉娜·布朗最后一句话让当场人员非常震惊：“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没有法定权力要求中国厂商配合审查。”

听证会从上午11点持续到下午4点，这是美国历史上国会议员们对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追问时间最久、态度也最为严苛的一次听证会。瑞吉娜·布朗的话激怒了监管调查分会主席巴特·斯图派克（Bart Stupak），这位爷气急败坏地反复质问瑞吉娜·布朗跟珍妮特·伍德考克：“你们到底知不知道有哪些中国制药厂在向美国提供活性药，又有多少家已经接受了审查？”巴特·斯图派克最后得到的答案是，321个美国港口，总共才有90个检查员，而且还不是全职！当时巴特·斯图派克就气得要骂娘，可是又能有什么办法呢？金融危机已经让小布什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没有那么多资金调拨给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美国政府问责局（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有过一项统计，从2002年至2007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对中国制药行业展开的调查案件每年最多只有21件，而截至2007年年底，共有714家中国制药机构为美国市场生产药品或是药品原料。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专员安德鲁·冯·埃森巴赫（Andrew Von Eschenbach）在美国政府问责局发布统计数据后就曾公开表示，希望能派调查员常驻中国。

巴特·斯图派克气急败坏，他非常伤心，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居然没有法定权力要求中国厂商配合审查，这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无能，也是白宫的无能。巴特·斯图派克之所以表现得那么激愤，是因为他跟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有一段永远不可能化解的仇恨。

2007年5月14日凌晨，巴特·斯图派克正搂着自己的老婆劳里在被窝里呼呼大睡，他的儿子小巴特·斯图派克喝得醉醺醺地回到家中。这家伙是个橄榄球运动员，在密歇根州还颇有名气，但巴特·斯图派克对这位17岁的少年少有管束。

小巴特·斯图派克一直在房间里叮叮咚咚翻找东西，真不知道在干什么，巴特·斯图派克夫妇翻了翻身，嘀嘀咕咕，很快又睡着了。

砰！

巴特·斯图派克心中一惊，立即从床上坐起来。劳里瞪大了眼睛，紧紧地抓住丈夫的胳膊。“该死的，这大半夜搞什么搞？”巴特·斯图派克判断声音是枪响，这大半夜的谁没事干了，难道在打猫头鹰吗？老两口打开台灯，见儿子房间的灯还亮着。

巴特·斯图派克敲了敲门，没有任何声音。

一种不祥的预感顿时令老两口心乱如麻。巴特·斯图派克撞开了小巴特·斯图派克的房门，看到小巴特·斯图派克倒在地上，手里还握着一把手枪，子弹从头部穿过，血流如注。

巴特·斯图派克抓住儿子的双臂，使劲儿摇晃。可是小巴特·斯图派克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他双眼充满忧郁，慢慢地，瞳孔缩小了，他永久地闭上了双眼。

巴特·斯图派克夫妇伤心至极，巴特·斯图派克愤怒地巡视着现场。没错，儿子手中的枪确实是巴特·斯图派克的手枪，难道儿子半夜回来就是在找枪？血水流到了屋子中间，旁边的一本圣经有些缺损。这是巴特·斯图派克多年前翻阅的一本圣经，已经很久没有翻阅了，难道儿子一直在看圣经？

儿子为什么自杀？

小巴特·斯图派克最近回家总是沉默寡言，巴特·斯图派克以为这孩子大了，可能遇到什么不开心的，男孩子，尤其是运动员，一定要给他独立的空间，谁知儿子居然自杀了。巴特·斯图派克决定弄清楚儿子死亡的原因。他知道儿子在自杀的当晚先参加了一个舞会，之后又参加了一个聚会。在跟当晚参加活动的人了解后，巴特·斯图派克了解到，儿子当天晚上一直在读圣经，并且跟朋友们说他成绩不好，不想读大学了，他父母可能会为此恨他。

自杀的原因如此简单苍白？巴特·斯图派克跟妻子坚决不肯相信。“我们了解自己的儿子，我们爱自己的儿子。他在死前的六个月里一直在服用维生素A酸（Accutane）。”身为国会议员的巴特·斯图派克和劳里一直在寻找导致儿子自杀的每一个可能的理由，发现唯一的解释就是维生素A酸。

维生素A酸是一种类维生素A的内服西药，是一种强力的痤疮药。1998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曾建议医生在开出维生素A酸后要注意观察病人的抑郁症状。随后，生产维生素A酸的罗氏公司也曾通告医生，此药可能会引起抑郁、精神病，极少数会有自杀意念、自杀企图和自杀行为。

小巴特·斯图派克是男孩子，而且还是橄榄球运动员，脸上生痤疮也很正常，巴特·斯图派克跟劳里压根儿没有在意他吃的维生素A酸。一想到儿子参加聚会的时候还在看圣经，还在担心不上大学会令父母怨恨，巴特·斯图派克心里就非常难过。他判断，自己的儿子是典型的抑郁症，而且儿子的抑郁症跟维生素A酸有着莫大的关系。

巴特·斯图派克谴责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他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在维生素A酸有副作用，尤其会引发抑郁症方面的宣传工作做得很少，而自己儿子服用的药物包装上并没有警告，医生也没有告知家长该药与抑郁症的联系。

罗氏公司一听巴特·斯图派克的谴责，立即就坐不住了，因为罗氏公司还要在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下面混饭吃，于是罗氏公司马上站出来跟巴特·斯图派克争辩：“没有证据表明该药与抑郁或自杀之间有联系。”

情绪化的争论没有任何意义，罗氏公司为了堵住巴特·斯图派克的嘴，还提交了一组证据：自从1982年维生素A酸被批准以来已有超过400万美国人服用过此药，并且该药可能存在的副作用极为罕见。罗氏公司还强调：“十几岁的青年人为痤疮的主要患病人群，该年龄段常会患抑郁症，并且引发痤疮的激素也会引起抑郁。”

巴特·斯图派克很悲情地说：“我儿子的死亡令我的家人跟朋友很震惊，他是个快乐的年轻人，有着很好的前途。自杀是违背他一贯的人生目标、一贯的想法和人生追求的，是和他性格完全不符的一种行为。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自杀背后，真相到底在哪里？

罗氏公司不想声名扫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也不想被国会议员当枪使，最后只好进行尸检。法医给出一个结论是：体内没有药物，只有几杯酒。这个结论让巴特·斯图派克很难堪，因为患有抑郁症的人在自杀之前都会写遗书，可是自己的儿子一个字都没有留下。身为国会议员，如果再咬着罗氏公司不放，那就不合适了。万般无奈之下，巴特·斯图派克只有转移民众视线：“这种事能发生在我们家里，那么也一定会发生在别人的身上。我们不希望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

儿子的自杀令巴特·斯图派克跟劳里肝肠寸断，老年丧子之痛一直犹如噩梦一般缠绕着老两口。尽管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并没有犯下什么大错，可是老两口还是觉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不作为，间接导致了自己儿子的死亡。况且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后来并没有发布通令，没有让药厂在生产维生素A酸的时候，一定要在宣传中强调诱发抑郁症的可能。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后来什么都没做，这让老两口极度伤心。

不仅失去了儿子，而且还丢了面子，这巴特·斯图派克滋生出对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怨恨，甚至是一种仇恨。现在可好，肝素钠事件又死人了，巴特·斯图派克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对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代表发难。而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只能装孙子，任凭巴特·斯图派克疯狂。

可是，巴特·斯图派克并不知道，他的愤怒给高盛制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这个机会就在中国！

2．疯狂的三角游戏

常州凯普注定成为这一次死亡案件的牺牲品。百特事件到最后都没有一个定论，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以及中国卫生部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美国百特跟常州凯普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有句话叫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世上的机遇很多，就看你懂不懂得把握。常州凯普悲情地离场之后，有一家公司悄悄地火了起来。

在中国外交部公布常州凯普的名字之后，美国百特的竞争对手APP Pharmaceuticals Inc.（下文简称APP）就立即跳出来为自己做广告，APP首先抛出了一个貌似科学的论调：“肝素是从动物内脏提取的，而肠道里的淋巴结上或许藏有已被感染的细胞。”然后又宣称自己的中国供应商深圳海普瑞药业生产的肝素能追溯到单头猪身上。海普瑞的董事长李锂也在这个敏感的时期站出来，说尽量减少肝素的污染是确保产品具备必要的质量和安全性能的唯一途径，海普瑞就要求肝素粗品的供应商遵守旨在将污染概率降低到最小的生产规定。

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是世界最大的肝素出口国，每年的出口额超过1亿美元，其中有85％的肝素被销往美国、奥地利、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如此庞大的产业没有统一的监管，大约有50家出口企业会收购大量小作坊生产的肝素粗品然后卖给国外客户。随着越来越多的制药企业在全球范围采购原料，监管漏洞会越来越多。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在百特事件爆发之后提出：从源头跟踪，需要给每头猪都做上标签，然后详细记录它们的免疫、喂养和总体健康状况，这份记录要一直持续到送入屠宰场，让制药公司或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以后有据可查。

调查还没有结束，包括常州凯普在内的其他许多肝素加工企业的坏消息满天飞，因为这些企业注册的都是化学公司或是农副产品公司，自然就不在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以及中国卫生部的监管范围之内。APP跟海普瑞出尽风头，趁机大做宣传，称海普瑞注册的是药品制造商，已经通过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审查，并且获得批准。

APP跟海普瑞在暴风口中突然崛起不是偶然事件，其幕后有真正的操盘手。

海普瑞跟常州凯普一样，都是生产肝素钠的原料。2007年，创始人李锂决定对海普瑞进行股份制改造，有两家看上去毫不相干的企业成为海普瑞的股东，一家是应时信息，一家是高盛医药（GS Direct Pharma Limited）。

应时信息是一家非常年轻的企业，注册于2007年7月5日，公司股东只有两个，一个是自然人彭长虹，持股90％；另一个是自然人喻瑞洋，持股10％。应时信息主要经营计算机软件和硬件的开发、销售，系统集成服务等业务。到2009年年底，应时信息的总资产为1421.74万元、净资产为993.08万元，全年实现净利润86.62万元。

在中国资本市场，彭长虹成名于中国证监会的一则处分公告：湘财证券两个营业部为客户股票交易融资2608.4万元，其中长沙东城营业部为彭长虹融资2600万元。彭长虹是湖南省银剑拍卖公司拍卖师，还是湖南长虹房地产公司负责人、长沙全顺实业公司法人代表。应时信息是银剑典当的股东，喻瑞洋是银剑典当的副总经理。

彭长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据说彭长虹的哥哥彭文剑才是真正的大佬，在湘财证券长沙东城营业部炒股的就有彭文剑。尽管资本市场瞬息万变，但大佬挥一挥衣袖，还是会留下一丝痕迹的。1999年，在基金景博的股东结构中，彭文剑曾持股上千万，至今令人记忆犹新。

李锂将海普瑞4％的股权转让给了应时信息。李锂跟彭长虹之前并不是什么生意场上的朋友，两人之间的关系远着呢。彭氏兄弟跟李锂走到一起，是因为中国资本市场一个传奇大佬的撮合。这个人就是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后来锒铛入狱的王益。

王益喜欢附庸风雅，自誉为音乐人。他后来平步青云，自然拍马屁的人就多了，原本不懂五线谱的王益，突然就会作词谱曲了。也许奉承话听多了，人就开始骄傲了，王益居然想搞交响音乐会。

甬金系的魏东跟王益的关系十分密切，言必称大哥。同为湖南资本大佬的彭氏兄弟，跟魏东与王益的关系自然很密切。《神州颂》交响音乐会将彭氏兄弟与王益的关系进一步拉近，《神州颂》的四名总策划中，彭文剑名列第四，与魏氏兄弟成为音乐会的真正推手。

交上了资本市场的大佬，彭氏兄弟时来运转了。王益曾经在证监会担任副主席，门生遍天下，一大批证监会、基金、券商的小兄弟身居要职。尤其是王益在国家开发银行的第一任秘书孟涛，他去了高盛控股的高盛高华。

很快，高盛医药跟应时信息就成了海普瑞股改的新贵。

高盛医药是GS Direct的全资子公司，GS Direct系高盛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也就是说高盛医药是高盛集团百分之百控股的孙子公司。GS Direct的成立比应时信息晚12天，于2007年7月17日在毛里求斯成立，注册资本为100万美元。

GS Direct的执行董事是Stephanie Hui，中文名叫许明茵，这位大姐是个地地道道的香港人，生于1973年，先在哈佛大学文学系攻读学士学位，后来于2000年获得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95年加入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先后在纽约直投部、香港直投部工作，2003年任执行董事，2006年起任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直投部董事总经理。

许明茵的老公王祖兴是香港大新银行执行董事，这位爷是大新银行控股的丰明银行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王祖兴是香港典型的富二代，其父亲王守业为大新银行主席，家族身家估算50亿。王守业跟香港特首曾荫权是莫逆之交，当年许明茵跟王祖兴大婚，曾荫权百忙之中还亲自捧场。

为了能让高盛拿到海普瑞的股权，彭氏兄弟成了马前卒。王益一出马，彭氏兄弟就拿下了海普瑞的股权。为了给海普瑞创始人、李锂的老哥们儿杨向阳留点面子，李锂替彭氏兄弟代为持股。后来，海普瑞公开解释说杨向阳是需要资金才退出。

开场白演完了，许明茵率领高盛正式上场了。

尽管许明茵在高盛的直投部门待了很多年，尽管她老公跟香港特首关系密切，可是在医药谈判方面，显然许明茵还不是李锂的对手。高盛后来派出了美国总部的首席生物分析师、卫生保健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罗伯特·金（Robert King）。

2007年9月3日，海普瑞股东会审议，接受高盛医药对公司增资491.76万美元。完成增资后，高盛医药共持有1125万股海普瑞的股票，占12.5％的股权比例。其中，490.88万美元计入注册资本，其余0.88万美元计入资本公积。

2008年的美国风雨飘摇，整个美国都要看高盛老掌柜保尔森的脸色，总统小布什甚至把保尔森当成了救命稻草。就在中美双方为肝素钠事件争论不休的时候，高盛扶持的奥巴马击败了希拉里，因为希拉里为了选票揭露了高盛坐庄石油的秘密（详见《高盛阴谋》），美国百特陷入危机，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可不想将APP也推入漩涡，那样就会成为罪人，这是高盛的一个机会。

2008年2月，海普瑞联合APP站出来自卖自夸，是因为罗伯特·金给李锂提出了一个建议：肝素钠不会消失、也没有替代品，只要产品质量没有问题，美国的市场反而是个机会。

2008年5月，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中国调查组还在对中国肝素钠生产企业进行临床调查，整个调查组将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没有纳入监管范围的生产肝素钠的化学企业也进行了全面摸底。

高盛看准了，这正是海普瑞一战成名的大好机会。高盛开始牵线搭桥。

2008年5月17日，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部长迈克尔·莱维特（Michael O.Leavitt）接受了中国官方媒体的访问，大谈汶川地震以及奥运会，之后回到了美国驻华大使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局长安德鲁·冯·埃森巴赫（Andrew von Eschenbach）则早已等候在大使馆。而与此同时，高盛介绍的一位中国企业家李锂也到了大使馆。

经过介绍，迈克尔·莱维特跟安德鲁·冯·埃森巴赫知道，来的这位客人做的生意跟常州凯普一样，也是提供肝素钠。迈克尔·莱维特来中国就是为了这事儿，压根儿就不是来慰问中国灾区人民，也不是来捧场即将开幕的奥运会。会谈中谈到了肝素污染事件以及海普瑞供应美国市场肝素钠等。

李锂将罗伯特·金的建议奉为圭璧，海普瑞在百特事件发生后立即停下了欧洲的供给，以保证美国的供给。“为什么停下欧洲的供给，是怕腹背受敌，怕保证不了质量。所以我们把美国的产品调整好了，才恢复欧洲产品。”李锂说，“在这种重大的、需要信心的事情上，高盛是绝对有远见的。”

有高盛这样的高参，海普瑞开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发展，业绩喜人。

2008年，海普瑞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45.37％、136.78％。这一年APP成为海普瑞的第一大客户，因为双方当年签约，APP在中国只采购海普瑞的产品。2008年，海普瑞的采购比例占海普瑞总产量的64.44％。APP在2008年为海普瑞贡献了2.8亿元收入，销售收入比2007年增长了4.3倍。得益于“百特事件”，海普瑞迎来了历史空前的提价机遇。这一年，海普瑞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肝素钠产品售价为22545.33元，相比2007年，提价高达110.8％。这一年，APP亏损3.03亿美元。

高盛医药入股海普瑞的成本仅为每股3.28元，2008年，光海普瑞的每股分红就有0.58元。虽说高盛已经得到了实惠，但这离高盛的目标还差得太多，贪婪的资本家继续索取着更多的财富。

2009年，海普瑞进行增资扩股，股本总额由9000万股增至36000万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9000万元增至人民币36000万元。注册资本增加部分由各投资者按照原出资比例以其在公司的税后未分配利润投入，各股东持股比例不变。

我们来算算账，在海普瑞的增资扩股过程中，高盛医药的持股数量增至4500万股，持股成本迅速摊薄为每股1.57元。

2009年，海普瑞总收入相比去年增长411.03％、净利润相比去年增长401.3％。APP成为海普瑞业绩暴涨的坚实后盾。APP当年采购海普瑞原料药26451.49万元，较2007年的采购金额527925万元猛增400％以上。2009年，海普瑞肝素钠产品的售价为30397.76元（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级），在2008年售价基础上再次提价34.8％。这一年，APP继续亏损，净利润亏损3000万美元。2009年年终，海普瑞又推出了10送30的分红送股方案，高盛医药的持股成本进一步摊薄为每股0.68元。

高盛跟APP成就了海普瑞神话。在高盛进入海普瑞的当年，海普瑞的主营业务收入只有3亿元，到了2008年就提高到4.3亿，2009年更是爆炸式增长，超过22亿元。因为产品价格提了，海普瑞的净利润也从2007年的0.6亿元，发展到2008年的1.6亿，到了2009年更是飙升到了8亿元以上。

尽管APP一直在亏损，尽管海普瑞一直在提价，APP还是甘愿化作春泥更护花，成为海普瑞神话的缔造者，这是为什么？

APP是北美地区最大的仿制药生产企业之一，也是最大的标准肝素制剂生产和销售企业。2005年，APP动用41亿美元收购美国生物科学公司，高盛就是这笔交易的财务顾问。但这次并购无疑是一次不成功的决策，APP简直就是吞了苍蝇，尤其是2007年次债危机爆发，整个美国都陷入了困境，APP更难独善其身。再怎么说，之前的并购案也是高盛做的，现在老哥们儿有难，高盛也不能不管啊。再说，既然高盛让APP跟海普瑞签订了中国独家供应协议，当然得想办法帮助APP摆脱困境。

2008年7月7日，高盛找来了一个有钱的德国公司——Fresenius SE公司，在高盛的忽悠下，Fresenius SE以46亿美元收购了APP，两家公司合并后总资产达到了180亿美元。

咱们再算一笔账，之前APP收购的美国生物科学公司值41亿美元，而Fresenius SE公司只花了46亿美元就收购了APP，这么一算，APP自身的资产只有5亿美元。而且，就在这一年，APP为海普瑞贡献了2.8亿元的收入，简直就是海普瑞可歌可泣的功臣。事实上，APP也就是一个小公司，成立于1996年，在纳斯达克上市，当初APP大胆收购美国生物科学公司，完全就是蛇吞象。

APP自己都保不住了，需要别人救命，还肯跟海普瑞签订那么不合理的条件，未免让人猜疑，这难道是高盛拯救APP的交换条件？

除了APP，还有另外一家公司也是海普瑞的功臣，就是赛诺菲—安万特（Sanofi-Aventis）。

赛诺菲—安万特号称是全球最大的肝素类产品生产企业。2007年赛诺菲—安万特对海普瑞的销售贡献占到了41.49％，2009年占到了67.68％。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海普瑞对赛诺菲—安万特的销售收入为15.05亿元，相比2008年增加了18.9倍。

海普瑞上市后公布了交易明细：2009年，赛诺菲—安万特从海普瑞采购的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等级肝素钠原料药为4.95万亿单位，而2008年从海普瑞采购的肝素钠原料药数量为0.34万亿单位，采购规模暴增。不过，这一年赛诺菲—安万特的营业收入只有307.49亿欧元，比2008年才增长了6.7％。

尽管赛诺菲—安万特自己的营业收入增长非常缓慢，可是这家公司对海普瑞肝素钠原料药的采购金额却是一个劲儿地翻倍。2008年的采购金额为7560.67万元，到了2009年就坐火箭增长到15.05亿元。奇怪的是，海普瑞连年大幅度提价，赛诺菲—安万特居然都接受了，难道全球老大在海普瑞面前反而没了议价能力？而高盛与赛诺菲—安万特的历史渊源颇为深厚，这不得不让人有所怀疑。

2004年，赛诺菲圣德拉堡集团（Sanofi-Synthelabo）与安万特药品（Aventis）合并成为欧洲排名第一、全球第三的药厂，在全球80多个国家都有分支机构，合并当年，赛诺菲—安万特的营业额就超过250亿欧元。这一次成功的并购高盛功不可没，因为高盛是赛诺菲—安万特的财务顾问。合并之后的赛诺菲—安万特发展迅速。2007年，高盛旗下的欧洲核心股权投资组合基（GS Europe CORE Equity Portfolio）重仓买入赛诺菲—安万特，赛诺菲一安万特成为该基金的第四大重仓股，占基金净值比例高达3.5％。

2009年，作为海普瑞业绩功臣的赛诺菲—安万特，与高盛的关系又近了一步。2009年12月21日，在高盛的罗伯特·金的主导下，赛诺菲—安万特花了21亿美元收购非处方健康产品制造商Chattem Inc.。

十天之后，高盛旗下的国际结构性灵活股权基金（Goldman Sachs Structured International Equity Flex Fund）重仓买入赛诺菲—安万特，持股市值占基金净值比例高达3.1％，是该基金的第一重仓股。

除了国际结构性灵活股权基金之外，高盛旗下的国际股权红利优选基金（Goldman Sachs International Equity Dividend and Premium Fund）也重仓了赛诺菲—安万特，成为该基金的十大重仓股之一，持有股权市值占基金净值的比例为1.6％。通过旗下的基金公司，高盛已经成为赛诺菲—安万特的大股东，相当有分量。

有了APP和赛诺菲—安万特两个铁哥们儿的支持，海普瑞的业绩想不飞速发展都难。

除了APP和赛诺菲—安万特，高盛在全球卫生保健行业也相当有发言权，堪称一呼百应的领军大腕儿。

2009年6月8日至11日，高盛举行第13届全球卫生保健行业年度报告会，除了赛诺菲—安万特、APP到场外，八大肝素制剂巨头公司中还有另外两家也来捧场。除此之外，全球制药大腕Pfizer、Glaxo Smith Kline等公司也赶来捧场。

三角游戏造就了海普瑞的神话。

148元的发行价，211家机构，91倍的超额认购，750多亿元的市值。

2010年5月6日，号称“全世界最大的肝素钠供应商、中国唯一通过FDA认证”的海普瑞（129.00, 0.05, 0.04％）（002399.SZ）成为2010年中小板造富神话的样本，以A股最高发行价148元登陆深交所。

在高盛谋划下，海普瑞炫目地走向了资本市场。按照发行价计算总市值，海普瑞相当于两个云南白药、三个东阿阿胶这样的成品药上市公司。光环笼罩的海普瑞，让其实际控制人李锂、李坦夫妇因持股75.6％在上市当天身价逾500亿元。李锂夫妇二人一夜之间暴富，神奇般地被推向了财富的巅峰。

2010年5月7日，海普瑞的股价一度攀升至188.88元！这是一个多么吉利的数字啊，随之诞生的是中国内地新首富——海普瑞实际控制人、毕业于四川大学的李锂、李坦夫妇。李锂、李坦夫妇合计持有海普瑞28803.7万股，以发行价计算，其身家为426.29亿元，超过身家396亿元的比亚迪掌门人王传福。而海普瑞股价最高时，公司第三大股东、高盛集团子公司GS Direct Pharma Limited一笔491万美元的投资市值高达85亿元。

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当一个人处于顺境的时候，反而更应该谨小慎微，多加警惕。

2010年5月14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发言人凯伦·瑞雷（Karen Riley）就站出来表示：“海普瑞获得的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原料药产品的认可，但这不是任何形式的认证，只是认可该企业作为上游原料生产厂家的资格。而获得这个资格再简单不过，只需要注册就可以了。得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许可的中国肝素钠原料药企业不止海普瑞一家。”

一时间，海普瑞“假认证、高价上市”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资本市场。

确实，所谓的“中国唯一通过FDA认证”只是个谎言罢了，因为百特事件主角常州凯普，早在2004年就获得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许可，也就是说，海普瑞比常州凯普还晚一年获得许可。

凯伦·瑞雷说：“海普瑞获得许可的方式是：使用海普瑞生产的肝素原料的美国制药公司要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递交一份原料进货商的名单，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在对海普瑞进行核查以后，许可这家美国制药公司从海普瑞进口原料。所以，更确切地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这份许可的直接授予者实际上是这家美国制药公司，而不是海普瑞，海普瑞只是被许可的一个原料供应商。”

在中国，公司上市需要先提交一份招股说明书。以前很多公司蒙蔽证监会跟股民，导致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赔了老本后想不开而自尽。于是证监会改变了游戏规则，让公司在发行股票前，先在网上公布招股说明书，让大家有个了解。

海普瑞的网上“招股说明书”，故意偷梁换柱，把“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注册”成“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认证”，一下子就变得十分耀眼。“中国唯一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认证”的头衔，唬住了大批的基金、保险等机构投资者。老百姓一看，机构都这么追捧，那还不赶紧跟上，神话就这样诞生了。

中国股市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杨向阳看着海普瑞暴涨的股价，心情应该是五味杂陈，他失去了人生最可惜的一个发财机会，他将这个机会让给了彭氏兄弟，让给了高盛。以2007年9月高盛491万美元的初始投资计算，李锂夫妻坐上中国首富宝座那一天，高盛的账面市值达到85亿元。短短三年时间，高盛获得了230倍的投资收益，创下了全球投资获利之最。

有人说，高盛一入股海普瑞，美国就发生“百特事件”只是个偶然，但为什么有人把“百特事件”原因归结为常州凯普的肝素钠原料有问题？既然没有证据，为什么要把几乎所有中国的公司生产的同类产品一棍子打死？为什么美国的舆论误导大家只用APP公司的产品，而APP公司转眼间就跟高盛参股的海普瑞签署了独家协议呢？

如果仍然有人坚信高盛一定没在海普瑞上做手脚，那高盛在西部矿业上的造假无疑是证据确凿。

3．西部矿业的穿越魔术

PE就是一种魔术表演。

魔术考验的是智慧，表演得好，就会赢得无数掌声、献花，获得追捧；演砸了，就四个字——丢人现眼。PE就是一场游戏，身在游戏之中，迷离的变幻总是令周遭的人头昏眼花。一直喜欢玩大游戏的高盛，在中国的西部，就上演了一场惊人的魔术。

“西部矿业一开始就是一个亏损、破烂的矿务局，那样的矿务局没人愿意掏钱，因为它给人的第一印象不用描述，用两个字就够了——亏钱。”一位曾经游戏资本市场的兄弟，机缘巧合，跟西部矿业也有那么一段儿绯闻，绯闻期间，还遇到了高盛。

高盛潜伏在西部矿业，跟于则成潜伏在军统一样，深着呢。

西部矿业的前身是锡铁山矿务局，地处柴达木盆地深处，四周荒无人烟。

1985年，矿务局突然来了一个20岁的小伙子，小伙子从怀里掏出大学毕业证。当时矿上的老职工都傻眼了，这孩子凭手上的本儿，在北京都能找个好工作，却跑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来，没前途了。

这位爷就是后来的西部矿业掌舵人毛小兵。在锡铁山矿务局熬了十年，毛小兵坐上了矿务局副局长的位置。有了实权的毛小兵开始大刀阔斧地对矿务局进行改革。2000年，矿务局更名为西部矿业，毛小兵整天带着人在四川、青海、内蒙等地收矿。

收购需要钱，尤其是到了2003年，这个问题越来越紧迫。

西部矿业2003年的销售收入已经达到11.9亿元，利润也达到7965万元，可是赚的钱还是不够扩张的。毛小兵在2003年抛出了要增资扩股的消息，一大批国内外机构蜂拥而至。每股三元，这是毛小兵通过对西部矿业资产评估后，给机构投资者开出的价格。

2004年3月1日，湖北鸿骏投资有限公司、东风实业公司、维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塔城市国际边贸商城实业有限公司、Newargin Mining Co.Limited、CMP（China Mining Partners Ltd.）、上海联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鑫达金银开发中心、青海新力绒纺对外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跟西部矿业签订了增资扩股协议。

西部矿业的第一次增资扩股共发行19000万股，募集资金5.7亿元。其中，湖北鸿骏投资有限公司一大鳄持有14％的股权（该人具有中科院背景，实际持有西部矿业集团60％股权）；东风实业公司持股10％；CMP持股5％；上海联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跟Newargin Mining Co.Limited两家公司的背景深厚，持股10％。

毛小兵募来了5.7亿元资金，西部矿业立即焕发活力。不过就是这一次增资扩股，为西部矿业招来了一个庞大的资本集团，招来了“死亡幽灵”，这个幽灵从遥远的开曼群岛，飘到了中国一望无垠的大西北。

“死亡幽灵”就是CMP。

CMP注册在开曼群岛，这个群岛位于加勒比海西北部，是英国的殖民地。1978年，英国颁布一个皇家法令，法令规定永远豁免开曼群岛的缴税义务，开曼群岛成了避税天堂，金融机构开始蜂拥而至，目前开曼群岛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离岸金融中心。尤为著名的建筑莫过于开曼群岛南教堂街上阿格兰屋（Ugland House），5层办公大楼进驻18857家公司，其中包括百度、希捷、汇源果汁、可口可乐、甲骨文、新浪、联通、联想等著名公司。

全球大腕都在开曼群岛注册，西部矿业的股东CMP去英国人的殖民地避税，有何不可呢？资料显示：CMP有四个股东，COP（Catequil Overseas Parteners LP）持股58.42％，CP（Catequil Partners Ltd.）4.39％，matwic Inc．持股8.6％，Penfold Holdings Ltd．持股8.6％。

西部矿业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透露，西部矿业法律顾问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非常严谨地告诉大家，CMP的实际控制人为CAM（Catequil Asset Management）。资料显示，CAM由罗伯特·埃利斯（Robert Ellis）和保罗·杜拉基（Paul Touradji）于2000年在美国纽约美洲大街1251号（1251 Avenue of the Americas New York）共同发起设立。埃利斯和杜拉基均为美国老虎基金（Tiger Capital Management）的前任基金经理。

老虎基金是举世闻名的对冲基金，尤其是在1997年创下了单位回报率72％的纪录，两位基金经理功不可没，因为这一年两位联手索罗斯对冲基金攻击香港汇市的大庄家。

赌博容易让人上瘾，尽管很多人骨子里都清楚，但很多人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沉溺其中，最后落得个家破人亡的凄惨下场。罗伯特·埃利斯跟保罗·杜拉基两位哥们儿豪赌成性，他们的骨子里流淌着老虎基金的热血。从香港撤退后，老虎基金转战日本，结果兵败如山倒。2000年，老虎基金终于被投资人抽干了最后一滴血，两位基金经理也只有艰苦创业了。罗伯特·埃利斯、保罗·杜拉基绝非池中之物，跟老虎基金的老大混了那么多年，在老虎基金被关闭后，两人发起设立CAM。

这两位哥们儿为了吸引更多的资金，特意将公司搬到纽约美洲大街1251号，因为这条街上矗立着摩根等大腕儿。效果立竿见影，两人很快就拉来了很多资金，分别在特拉华州跟纽约成立了CP基金跟COP基金，归CAM旗下掌管。

华尔街是一个诞生神话的地方，除了股权投资，CAM沿袭了老虎基金的风格，在金融期货、咖啡等商品市场中神出鬼没，最为精彩的就是2004年5月开始豪赌伦敦咖啡合约。这一次豪赌，两位老哥们儿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2004年10月21日，罗伯特·埃利斯跟保罗·杜拉基的矛盾已经发展到无可调和的地步，保罗·杜拉基一气之下向美国特拉华州法院提交清算公司基金和管理机构的备案申请，CMP的第一大股东COP和第二大股东CP成为清算对象。

美国法院的效率高得惊人，既然保罗·杜拉基已经不想玩儿了，罗伯特·埃利斯也就接受了这样的现实，法院裁定，2004年10月21日为CAM的清盘日，也就是说，从法律意义上来讲，CAM已经不存在了。

然而，已死的CAM却阴魂不散，直至2007年7月，它仍是西部矿业第七大股东CMP的合法控制人。在清盘后两年多时间内，CAM依然作为CMP的实际控制人享受西部矿业的分红送股。西部矿业的财务报表显示，从2004年至2006年，CMP从西部矿业获取现金股利3000万元，累计投资回报率高达62.4％。

死亡的神话还在继续。2007年4月，西部矿业以资本公积金、法定公积金转增股本和未分配利润超大比例送红股，转增和送红股后，CMP持有西部矿业5％的股权，股本数量从1602.5万股增至9615万股。西部矿业上市后，CMP的更是获得了71倍的增值回报，当初的4807.5万元成本变成了34亿元的股票市值。

是谁躲在背后操纵CAM这个“死魂幽灵”的躯壳？

在西部矿业的董事会中，有一位加拿大籍犹太人格外引人注目，他的中文名叫周辛格（Joe Singer）。这位爷的真实身份是金融企业鹏孚尔德控股公司（Penfold Holdings Ltd.）主管、董事总经理。鹏孚尔德跟CAM在商品市场上联手行动，关系非同一般，后来还成为CMP的小股东。

周辛格于1983年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1986年至1989年在日本伊藤忠株式会社机电设备发展部工作；1989年至1996年担任GlencoreAG铅锌部高级经理；1994年5月进入鹏孚尔德，一直致力于有色金属投资，跟中国企业的交往颇多。CMP投资西部矿业，周辛格自然成为了CMP派驻董事的不二人选。

CMP已经失去了实际控制人，俨然成为中国股市中最奇特的一道风景线。就是这一具僵尸，让在商品市场神出鬼没的高盛耐不住寂寞，甚至移花接木也要进入西部矿业。高盛进入西部矿业的操盘手张奕跟周辛格一样，都是在1994年就进入了当时服务的老东家，操盘手法更是如出一辙。

“死亡幽灵”是身后事，移花接木的把戏在西部矿业比比皆是，高盛是来了个时空穿越，跟那种穿越回古代的意淫不一样，高盛这一次是穿越未来。

当年跟CMP一同进入西部矿业的东风实业公司，注册地在香港，东风实业一度被认为是东风集团通过香港公司持有的股权，甚至出现过有人用小金库套现的江湖传言。其实，这家公司跟中国的东风集团没有直接的股权关系。很快，北京的一帮资本玩家打探到一个信息，东风实业持有的股份是代高盛持有的。2006年6月，北京资本玩家猜到了高盛的心思，开始以低廉的价格大量收集西部矿业的筹码。

2006年7月20日，高盛控股的高盛战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Goldman Sachs Strategic Investments（Delaware）L.L.C］以3元／股的价格协议收购了东风实业持有的西部矿业10％（3205万股）的股份，只花费了9615万元。

东风实业在进入西部矿业之后，因享受西部矿业5000万元的分红，三年的投资回报率已达到52％。但在转让给高盛战略投资股权的时候，东风实业就股权本身没有任何溢价。而在同年的5月至9月，维维集团等西部矿业第一批老股东纷纷出售股权，均价在每股7元以上。其中，鑫达金银开发中心将股权转让给北京安康桥，每股价格达到了10.5元。而且高盛的这笔交易不仅赶在了西部矿业2007年7月上市之前完成，还赶上了西部矿业上市前的“大派发”。

“东风实业事实上就是代为持有，因为西部矿业第一轮融资后，一直在进行着上市准备，上市后有非常高的溢价，如果在上市前不翻牌，往往在上市后就会麻烦不断。”一位参与其中的江湖朋友说，水太深了，北京玩家在了解到高盛会进入西部矿业之后，他们跟疯了一样要控股西部矿业。高盛也非常清楚，真上市了，东风实业可以耍赖，那个时候高盛无疑就会鸡飞蛋打。于是，高盛作了一个决定，必须在西部矿业上市之前接手东风实业持有的西部矿业股份。

于是，高盛战略投资在2006年7月20日急急忙忙地跟东风实业签订了收购协议，而高盛战略投资是高盛的全资子公司，注册地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时间却是2006年7月24日。

现在明白了吧？在高盛战略投资没有成立之前，东风实业都能将股权转让给高盛，证明两家的关系不仅仅是代持那么简单。事实上，东风实业持有的股权就是高盛的。甚至有江湖传言说，东风实业跟高盛有资金交易，并且最终实现了这笔交易，2007年7月20日的签约，只是一个形式而已。

按照中国的法律，如果一家公司没有完成工商注册，只能由股东代为签字，而不能以公司的名义签署合作，如果以公司的名义签署合同就是无效合同。也就是说，即使签订了收购协议，东风实业还是可以耍赖。但高盛太了解中国的游戏规则了，所以东风实业跟高盛战略投资都在中国内地之外的地方注册，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

具体导演高盛这出移花接木好戏的人叫张奕。张奕学习成绩很好，22岁就进入耶鲁大学念MBA。1994年，张奕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了高盛香港办事处，曾先后在固定收益产品、货币和商品部工作，后转到亚洲资本市场部。1998年，张奕担任高盛亚洲部门副总裁。2002年，张奕荣升为董事总经理。在操刀西部矿业的时候，张奕的身份是高盛亚洲特殊资产投资部（除日本以外）联席负责人。

张奕的履历表上有一长串中国人熟悉的企业名字：盛大、腾讯、交通银行、分众传媒等。2005年年底，高盛以2200万美元投资的无锡尚德成功登陆纽约股市；2006年，高盛以20亿人民币购买了肉类加工企业双汇的股份，并向万向旗下的中国汽车网投资了2500万美元，还将2200万美元投向了二手房中介机构21世纪不动产公司。数十家企业的IPO，张奕都是主力操盘手。

西部矿业无疑是张奕最得意的一次操盘，尽管高盛投资无锡尚德获得了10倍的投资回报，但是跟西部矿业相比，这个数字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从东风实业手上收购西部矿业的股份之后，高盛一直在看一场逼宫大戏，坐山观虎斗。

北京的资本玩家进入西部矿业的成本要高于高盛，于是这些资本玩家们要求西部矿业进行分红送股，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摊薄持仓成本。尽管青海国资方面名义上是西部矿业的第一大股东，可是北京的资本玩家掌握了西部矿业集团将近60％的股权，并且通过收购湖北鸿骏投资等公司持有的股权，已经成为西部矿业绝对的控制人。

让他们忙活去吧，张奕偷偷地在底下乐。

2007年4月8日，西部矿业召开200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以2006年12月31日该公司股份总数32050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按每10股转增12股，以法定公积金按每10股转增3股，以未分配利润按每10股送红股35股等方式大比例向全体股东送股。转增和送红股后，高盛持有西部矿业的股权，从3250万股猛增至19230万股。

张奕相当开心，因为老大的决定一下子就将高盛的持股成本摊薄为每股0.34元。西部矿业还没有上市，高盛已经获得了超过8倍的投资回报。而且在分红送股的股东大会上，张奕坐上了西部矿业的董事位置。

2007年7月12日，被誉为“中国矿业明珠”和“资源之王”的西部矿业隆重上市，发行价为每股13.48元，这也是高盛首例A股上市公司PE股权投资案例。在上交所挂牌交易的当天，西部矿业上涨144％，每股收盘价32.97元，按照市值，高盛当年的投资翻了96.97倍。在“高盛光环”的照耀下，西部矿业的股价一路高歌猛进，从13.48元／股一路上涨至68.50元／股，高盛账面浮盈近200倍。根据中国交易所的游戏规则，高盛的锁定期为一年，也就是说高盛持有的西部矿业股票一年后才可以上市交易。

2008年1月15日，张奕辞去了西部矿业董事职务。张奕辞职当天，西部矿业股价收于44.2元。

张奕走了，高盛就准备开溜了。2008年7月12日，高盛的锁定期过后。从2008年8月7日起，高盛开始甩卖西部矿业。到2009年3月3日，高盛总共抛售了11915万股。尽管拼命甩卖，但由于西部矿业分红送股太多，所以高盛手上还有7315万股股票，约占总股本的3.07％。尽管西部矿业的股价当时已经跌得稀里哗啦，高盛抛售后，还是套现了10.3亿元。

高盛抛售的一个理由是，金融危机爆发，高盛需要回收现金过冬。高盛甩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高盛已经看出西部矿业的端倪，公司已经不行了。据知情人士透露，西部矿业的很多领导都是外行人，但高管的工资却占到了公司年利润的50％。公司高层此前提出了“竞聘上岗”的制度，但这一制度最后却成为了一场内部争斗的工具。

高盛这个榜样走了，北京的资本玩家们也就不再留恋西部矿业了。

2009年7月31日，西部矿业发布了一份非常难堪的业绩预测：预计2009年上半年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4000万元～5000万元，同比减少超过90％。西部矿业的理由是，公司冶炼产品和矿产品的市场需求下降，加上铜、铅、锌、铝的市场价格与上年同期相比出现大幅下跌造成了业绩下滑。但是2009年全球经济有所回暖，相比其他铅锌矿和铜矿上市企业净利润普遍上升超过50％来说，西部矿业表现确实不算好，这也使得大股东减持意愿更为强烈。

“高盛其实是在下一盘布局全球的大棋。”清华基金会研究员刘水龙表示，高盛一方面大笔收购矿业股票，另一方面在国际期货市场推高金属价格，最后在金属期货价格达到高点之时卖出矿企股票，从而获取巨额利润。

在高盛面前，西部矿业显得太小儿科了。高盛商品交易部门杰润公司，就是大宗商品市场上的大手。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高盛通过一系列手段搞垮了竞争对手，自然对有色金属市场了如指掌。另外，高盛甩卖西部矿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西部矿业干了一件很愚蠢的事情，就是搞了期货保值平仓，给整个公司带来了将近1亿元的损失。在师傅面前班门弄斧玩这个？西部矿业未免太幼稚了。

CHAPTER EIGHT

第八章

剿杀中国打工皇帝

8. GOLDMAN SACHS IN CHINA

EIGHTH

第八章

2009年1月20日上午11点30分左右，一辆银灰色的商务轿车停在武昌久久隆酒店门口，随后车上六男一女一行七人陆续下车。这是一次特别的宴会，宴会的主人是湖北《鄂商》杂志社，主角当然是这位刚出狱的男人。

湖北人喜欢彩头，当初在宣判男人的那天上午，一位神秘人物将一个苹果跟一个橘子送给了这个男人，希望他“平安吉祥”。现在宴请这位刚出狱的男人，自然需要有彩头。非常用心的《鄂商》杂志社，挑选了久久隆酒店。

男人身穿一件深红色的夹克衫，戴着红围巾、咖啡色鸭舌帽、棱角分明的黑框眼镜。男人给人印象跟三年前简直是判若两人，开席夹菜的时候，男人的右手一直微微颤抖，当服务员将一道牛排端上桌的时候，很久没有见过荤腥儿的男人终于禁不住感慨：“三年了，我还是第一次能吃上牛肉。”

1．一个男人的泪水

三年前，2006年3月21日下午5点20分，新加坡牛车水的初级法院24庭，一个身穿粉色衬衣、戴着红色领带、面容消瘦的男人一边摘下自己的手表，一边跟一个女人说：“我走了，四年以后再见。”

旁边的女人眼含泪光，十分无助地接过男人递过来的随身物品。男人非常镇静地告诉女人：“我没有私心，无怨无悔。”男人的话还没有说完，法警就将一副冰凉的手铐铐在男人的手腕上。

旁边有一个小女孩在低声地哭泣，一切的一切都变了，上午主审法官还当众宣布，这位消瘦的男子可以在4月11日再去服刑，怎么突然又改变了，今天就要将人拉进新加坡樟宜监狱？

突然，旁听席上的人站了起来，有律师、记者、亲人、朋友以及中国官方派出的所谓观察者，眼前这个男人被隔离在法庭左侧的铁围栏中，马上他将通过铁围栏，然后被装入囚车，直奔监狱。

小女孩儿不明白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啦，变化太快了，远处的那个男人是自己崇拜的偶像级人物，没想到他居然面对新加坡法官，全部认罪。小女孩儿太年轻了，这位男人何尝不希望自己能够立即变成自由身呢？

对，就在中午，这个男人获得了一个两年来难得的机会，他向中国国资委写了一封信，一直为这位男人奔走的中国香港商人韩方明在旁边看他的一举一动，男人的双手不停地颤抖，信写得很艰难，尽管只有薄薄的一页纸，男人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出面，让自己回到中国服刑。

写给中国政府的信是送出去了，可是男人却依然留在了新加坡。男人非常清楚，尽管新加坡号称是民主国家，可是在这个国度，犯人上诉是很危险的，弄不好就要加刑，甚至是成倍地加，男人不敢上诉，面对朝令夕改的大法官，男人只有乖乖地跟着法警上了囚车。

很快，男人被拉到了樟宜监狱，狱警在男人的衣服上贴上了一个小牌子，上面标注“知名人士”。在狱友的眼中，新进来的这名秃顶的男人是一位“蓝领囚犯”，在入狱之前应该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新加坡的监狱对犯人的管理可谓是三六九等，等级制度看上去很严格，有钱人甚至官职较高的人进了监狱，按照律令会享受不一样的待遇。不过男人很快就发现一个问题，牢房里面没有床铺，有的只是水泥地，老犯人有草席，更别指望枕头了。

身为“蓝领囚犯”，只能睡水泥地面，男人看了看自己将要待四年的牢房，一脸的无奈。

2004年12月8号，男人在新加坡樟宜机场一下飞机就被铐上了，男人在之前接到新加坡警察总署电话，才主动回到新加坡的。没想到标榜法制文明的新加坡，却如此蛮横。男人当时和在场的警察抗议：“我只是来协助调查，澄清事实，凭什么要抓我？”

新加坡的警察很牛，根本没有理会男人的抗议。眼见警察们一个劲儿将自己往警车上塞，男人提高嗓门，要求警察向他们的上司请示，不能抓自己。因为男人是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高管，是共产党员。新加坡的警察冷冷一笑说：“我们上司在睡觉！”

小女孩儿不明白新加坡的法律，不仅按照法律程序上诉可以加罪，更重要的是你在监狱里面如果不听话或者反抗，那么等待这位男人的就不再是水泥地板，更别说什么草席了，那就只有一个人容身的小房子，按中国的说法叫“面壁思过”。

水泥地板只是一个开始，很快这位男人就领教了新加坡的监狱文明，狱警一进屋，无论你是蓝领囚犯还是白领囚犯，都要站起来挺直腰板儿，声嘶力竭地喊：“Yes, Sir！”狱警、副监狱长、监狱长会对这位“知名人士”的信件进行层层检查，一般的信件要45天才能到自己手上。

吃肉是男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可是狱警就是不给自己吃肉，要想吃肉只有等到圣诞节，据说那一天每个犯人会有一小块儿的鸡排，男人很多天都没有见过荤腥儿了，听到小块儿鸡排都口腔生津。

中国的监狱是思想改造跟劳动改造相结合，甚至会经常出现囚犯在监狱中开音乐会的新闻。男人不仅仅吃住如同在地狱一般，新加坡监狱留给罪犯的只有不停地劳动。实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男人给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副总理黄根成写信，提出了六条关于改进新加坡司法、监狱制度的建议。

一切都是梦想，写给新加坡总理以及副总理的信都石沉大海了。

2009年1月19日一大早，一位中国人早早地等候在新加坡樟宜监狱的大门口，一会儿男人就会走出这个大门。樟宜监狱按照惯例，在每一位囚犯刑满释放的时候，都要进行全面的体检。男人关进樟宜监狱之初测量的体重是86公斤，这一天测量的体重是68公斤。体重的下降令新加坡政府很尴尬。男人长叹一声：“新加坡监狱的伙食太差了。”

一会儿，男人的妻子跟儿子也到了监狱门口。当一家人见面的那一刻，泪水涟涟，儿子都跟自己一样高了，自己却是双颊微陷，脸色发青，络腮胡子。曾经的辉煌早已湮灭在尘埃之中，沧桑已经让自己的人生失去了光华。

2009年1月21日，男人跟妻子儿子一行，回到了老家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竹瓦镇宝龙村，一刻也没有停留，直奔坟场，在一座坟茔前跪下，泪水哗啦啦地坠落。三年了，三年前自己也是在这里为列祖列宗上香祈祷，今天跪拜的却是自己的老娘。

三年时光，恍如昨日，让小女孩儿崇拜的男人曾经拥有无上荣光，他是亿万年轻人羡慕的“打工皇帝”，他更是中国第四石油豪门的造梦者，他有一个足以写进中国商业史的名字：陈久霖。是的，三年前，那一场触目惊心的绞杀，击碎了陈久霖的所有梦想与荣光，也在中国人身上深深地刺上一刀，记忆总是血淋淋地让人痛彻心扉。

陈久霖跪在老娘的坟前失声痛哭：“妈，我回来看您了。”

1035天，陈久霖在新加坡的监狱里度过了这一段漫长的时光，这个世界在这1035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了。

奥运会，对，就在奥运会开幕的那一天，格鲁吉亚向南奥塞梯地区突然发动武装进攻，原本在中国参加奥运会的俄罗斯总理普京，当天晚上连夜飞回国内，俄罗斯的军队在迅速向南奥塞梯地区集结。那一场战争的背后，一个跟陈久霖打交道并将陈久霖推向深渊的老熟人如鬼魅一般，挥之不去。

“回首过去的这段经历，我不寒而栗，犹如噩梦惊醒。面壁反省，我十分后悔，痛心疾首。”望着眼前老娘的坟茔，1035天的记忆让陈久霖五味杂陈。是的，那个熟悉的身影不仅如同鬼魅一般缠绕着陈久霖，更令中国人难以忘记。

2．新加坡的遥远来电

穿越时空隧道，陈久霖的记忆回到了2004年12月5日，他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天阴雨绵绵。

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竹瓦镇宝龙村陈家坟场，新加坡“打工皇帝”陈久霖跪在杂草丛生的坟前，将三炷香插到坟前，窸窸窣窣的小雨淋透了陈久霖单薄的衣服。

陈久霖虔诚地在坟前三叩九拜，泪水和着雨水从眼角稀里哗啦地滚落下来。望着眼前的坟茔，陈久霖的脑子里不断闪现出新加坡人的愤怒、日本人的狠毒、高盛的阴辣。陈久霖乞求祖宗能保佑自己逃过劫难，昔日荣光皆可抛，未来锦绣皆可舍，只要自己能够平安，好好地活着就够了。

佛香缭绕，陈久霖的电话骤然响起。

周围的人都很紧张地看着这位秃顶的宝龙村大亨，这位宝龙村第一位北大高才生的面部肌肉抽搐了两下，他伸到衣兜里的手又缩了回去，这个电话简直就是要自己的命，不能接。

“儿子，接吧。”73岁的老父亲拍了一下跪在地上的陈久霖的肩膀。

电话是新加坡警察总部商业事务局打来的，内容很简单：我们希望你回新加坡接受调查。

陈久霖很沮丧地说出两个字：“好的。”

父亲看着儿子悲痛的表情，扶起陈久霖：“儿子，我们回家。”

回到家中，陈久霖紧紧地抓住因中风躺在床上不能言语的老母亲的手，老母亲缓缓睁开了双眼，她盯着陈久霖沧桑的脸，眼角滚落出无声的泪水。

沉闷、忧伤笼罩着最后的告别宴席。

父亲不知道刚才在祖坟前的那个电话是谁打的，也不知道儿子到底有什么麻烦，但他知道，这一次儿子走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了。

父亲抓着陈久霖的手，半晌无语，突然端起酒杯向儿子敬酒，陈久霖再也忍不住，眼泪再次哗哗地流下来，他紧紧抓住父亲的手安慰老人：“我本身是一个农民的孩子，大不了过几年再回来陪您老人家种田去。希望您健康长寿，能等到那一天！”

喝完父亲的送行酒，陈久霖马不停蹄地直飞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首都国际机场，陈久霖接到了数个电话。朋友们担心他一去不复返，都劝陈久霖别去了，说新加坡警察说是配合调查，但去了肯定就要被逮捕。

陈久霖坐在候机大厅，思前想后，这一次是自己被人算计了，让自己，让自己的祖国声誉扫地，就算接受警察的调查也要找出在背后耍诡计的可恶之人。陈久霖悲怆地向关心自己的亲朋好友发了一首打油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人生本有终归路，何须计较长与短。”

2004年12月7日晚上8点，陈久霖登上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往新加坡樟宜机场的航班，他靠在窗边，望着霓虹闪烁的首都夜空，顿感孤独，自己曾是在新加坡奋斗的中国人的骄傲，却没想到掉进了高盛的蜜糖陷阱。

这是一场阴谋，高盛联手日本人绞杀中国航油的国际阴谋。

3．诱惑航油王

陈久霖，这位湖北农民的儿子，以每年4000万的年薪成为新加坡打工皇帝，有“龙筹大班”的美誉。新加坡人喜欢叫陈久霖“陈大班”。“大班”这个称号起源于明清时期，往来的西方商人把商船上的一把手管理者叫做“大班”，而新加坡人多为明清移民，所以这个称号在老人们口中流传下来。陈久霖真正的职务是中国航油集团副总裁、中国航油集团旗下新加坡上市公司CEO。

在新加坡，陈久霖是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中航油的办公楼24小时都有人上班，在新加坡，只要提到中国人的不夜城，一定指的是中航油的办公楼。在陈久霖的办公室悬挂着跟政要们的合影，有美国尼克松政府的国务卿基辛格、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等人。

陈久霖还有一个称号——航油大王。

这可不是吹出来的，在陈久霖担任中航油新加坡上市公司的总裁之前，这个公司一直处于休眠状态，差点就关门了，陈久霖仅凭手中掌握的20万美元，成功扭转局面，咸鱼翻身。1997年，中航油的市场份额仅占中国进口航油的2％；1998年，这个比例就提升到了84％；1999年，达到90％；2000年，达到92％；2001年，中航油新加坡上市公司绝对垄断了中国航油海外进口市场，市场份额达到100％。陈久霖突飞猛进的业绩令新加坡人刮目相看，就在1999年，新加坡最大的华文媒体《联合早报》冠以陈久霖“航油大王”的称号。

“龙筹大班”、“航油大王”，陈久霖头顶桂冠，在新加坡是风云人物，活跃在新加坡各大讲坛。经营中航油的成功为陈久霖赢来了一连串的声誉，新加坡国立大学还将其作为MBA的教学案例。

2003年3月27日，陈久霖收到一份邮件，是中航油贸易一部副主任纪瑞德发来的，纪瑞德向陈久霖建议，公司可以通过投机期权交易获利。

陈久霖的回复很简单：“如果有利润就批准”。

陈久霖将投机石油期权交易的赌注押在了美国跟伊拉克的战争上。

早在2003年2月，小布什政府已经作好了攻打伊拉克的全盘计划，准备假道伐虢，从土耳其境内向伊拉克发动进攻，目标直指伊拉克北部储量惊人的油田。为了顺利借道土耳其，美国人向土耳其支付了巨额的买路钱，价码由最初的40亿美元增至260亿美元。

美伊战争一触即发，国际油价变化多端。

2003年3月24日，美国人动手了，飞机大炮轰轰响，国际油价迅速回升。就在陈久霖回复完邮件的第二天，也就是2003年3月28日，欧佩克的油价涨到27.23美元／桶。萨达姆的嘴上功夫相当了得，实际上却只是个“熊包”，在战场上节节败退。2003年4月7日，美军攻入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

没有任何悬念，中航油的第一笔期权投机赚钱了，做多期权的中航油从做空对手高盛手上赚了一笔，高盛贡献给了中航油200万美元。陈久霖没有想到，交易员们的投机方式赚钱这么快，所以也就默认了交易员们接下来的疯狂举动。

高盛怎么会在中航油第一次投机的时候就送上了200万美元的大红包，是高盛愚蠢吗？显然不是，高盛是欧美最大石油投机交易所洲际交易所的大股东，玩石油期权简直就是中航油的祖师爷，怎么可能输给中航油呢？后来的事实证明，这200万美元的大红包其实是个“毒苹果”。

此时，沉浸在投机快感中的陈久霖得到了让他更加兴奋的好消息，他不仅当选“亚洲经济新领袖”，而且将受到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接见，并且阿卜杜拉二世还将跟中航油签订合作意向协议。

中国有句古话，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意思就是，一个人得意的时候不要太过张狂，要提防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灾祸。可惜陈久霖也许在国外待得太久了，他似乎忘记了这句话，丝毫没有察觉到灾祸已经悄悄地来到了他的身边。

其实，陈久霖也不是个糊涂人，他也对高盛亏钱有所怀疑，国际大腕怎么会看错行情呢？陈久霖全面参考了国际油价的历史数据，得出的结论是，中航油第一次做多期权只是短暂的运气，高盛做空期权是有历史数据作为支撑的。参照过去21年来的平均价格，即使在战乱频繁的年代，油价也没有超过50美元／桶，那么高盛做空的大方向绝对正确。

2003年年底，中航油改变了期权交易策略，反过来做空石油期权。澳大利亚人杰拉德·里格比（Gerard Rigby）和黎巴嫩人阿布达拉·卡玛（Abdallah Kharma）是中航油期权交易的操盘手，这两位曾分别供职于雪佛龙旗下的嘉德士石油公司和BB energy公司，各自拥有14年和18年的交易经验，两人在短短几天时间内就将中航油的仓位拉高到200万桶。

2004年第一季度，油价持续攀升，拥有200万桶空头的中航油心里也有点犯嘀咕，尤其是部分合约马上到期，未来怎么操作，陈久霖心理有点没谱，要想重组这200万桶的空头合约，不是个容易事儿，陈久霖决定请前辈指导。

2004年1月21日，陈久霖跟高盛旗下的J.Aron公司的代表坐到了一起。

J.Aron公司在中国又叫杰润公司，这家公司是高盛旗下的商品交易公司，一直是高盛最赚钱的部门，一度为公司贡献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利润，在衍生品交易市场上，杰润在全球也堪称大腕。中航油第一次200万的大红包就是这家杰润公司贡献的，准确一点来说，杰润是中航油期权交易的对手之一。

陈久霖找到对手出谋划策，主要看重杰润丰富的交易经验，而且陈久霖还希望通过协商将空盘合约套现，那么也就意味着，中航油希望通过这个交易再从高盛口袋里赚钱。不过，找对手出谋划策无异于与虎谋皮，陈久霖就是在自掘坟墓。

双方在热烈而友好的气氛中见面了。

陈久霖开诚布公，非常坦率地向杰润披露了中航油的全部期权组合，包括跟其他交易对手的期权交易信息。这是期权交易绝密中的绝密，可以说是最高的商业机密，在中航油，除了交易员，只能是少数签订保密协议的人才能看到。

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中航油的绝密交易信息，这让杰润无比兴奋。在得到中航油提供的信息后，杰润当即答应帮中航油拿出一份重组报告，也就是下一步的操作计划。秉承高盛一贯雷厉风行的作风，杰润通宵达旦地给中航油出点子想办法，五天时间就搞出了一份中航油重组期权组合的市场建议书。

2004年1月26日，陈久霖跟杰润公司的代表再次坐到一起，双方达成《1月重组协议书》。根据国际掉期交易者协会主协议的条款，双方在2004年3月左右有多宗的交易涉及石油卖出和买入期权，主要是亚洲类型的期权。

陈久霖非常满意，大师的话怎么听都很正确。

陈久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小布什发动战争是为什么？石油。对，小布什是石油商人的儿子，他们整个家族都是做石油生意的，小布什攻打伊拉克就是要为石油商人搞到更多的石油资源，搞到石油资源过后干吗？交易，卖个好价钱。

战争为了石油商人的利益而打，石油不涨价怎么赚钱？高盛跟壳牌、BP联手开设洲际交易所，就是要在石油涨价的过程之中获利，杰润怎么可能帮助中航油在做空领域赚钱呢？

高盛的表演戏法地球人都知道，但陈久霖还蒙在鼓里。高盛开始唱多石油，国际油价不断攀升。

4．把对手当老师

在拿到2004年一季度财务报表的时候，陈久霖傻眼了。摆在陈久霖面前的账册显示，中航油已经出现了580万美元的账面亏损。

停止投机还是改变策略？

陈久霖将杰拉德·里格比和阿布达拉·卡玛以及中航油的七人风险管理委员会成员召集到了办公室，集中讨论是否继续交易或者改变策略。不夜城灯火通明，众人商议良久仍难作出决定。第二天，风险管理委员会主任钟燕玲（Cindy Chong）和交易员杰拉德·里格比再次前往陈久霖办公室，提出了展期的方案。

在国际期权交易中，展期的准确用语是挪盘。也就是说，自己将之前做空的期权买回来，然后将原来的合约盘位关闭，改成出售期限更长、交易量更大的新期权。只要有一点期权常识的人都知道，每次挪盘均成倍扩大了风险，尤其是做空的期权，一旦价格上涨，风险就不断扩大。

油价呼呼地上涨，一直做空的中航油需要支付的保证金也在急剧上升，陈久霖却还陶醉在自己的美梦中，认为石油价格肯定会下跌，于是他听从了澳大利亚人的建议，进一步做空，加大做空的仓位。

可惜陈久霖依然失算了，到2004年6月，中航油因期权交易导致的账面亏损已扩大至3000万美元，陈久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跟杰润一起成为中航油对手的是个日本机构——日本三井住友银行。

跟高盛这样的对手打交道已经让中航油很头痛了，再来一个日本财团，那还怎么吃得消？陈久霖希望杰润能够站在自己一边，出谋划策力挽狂澜。

陈久霖非常谦卑地对杰润的代表们说：“中航油主要从事一般的商品贸易活动，在衍生品交易方面没有什么专业知识、技巧和经验，而杰润是这方面的市场领导者，希望能够得到杰润的专业指导。”

杰润的代表一看，陈久霖这次真的是亏大了。杰润的态度也很谦和，言之凿凿地给中航油提出了五条极具诱惑性的所谓建议：

（1）其对重组后的预测是客观、准确及可靠的。如果遵照重组协议，公司甚至可以在较大的油价波动范围内获利或者至少收支平衡。

（2）按照中航油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重组协议相对于以前的期权组合是适当和正确的；与市场上其他的衍生品组合相比，重组后的期权组合没有较高的风险，或者重组后获得的优势对于油价上升较不“敏感”。

（3）重组后，中航油包销的部分期权的可取消条件，可显著降低公司所面对的风险。

（4）对中航油来说，重组是零成本的。

（5）杰润向中航油建议出售的买进和卖出期货的条款可以抵御油价的上下波动的风险。

杰润的五条建议让陈久霖心中再次激动，有了高盛最盈利部门的权威建议，中航油再亏也亏不到哪儿去，一旦亏了，中航油可以将双方会议上的口头内容跟建议书内容往法官面前一摆，杰润还不是吃不了兜着走？

陈久霖反复地斟酌了杰润提出的五条建议，一直怦怦跳着的心才算落了地。要是杰润一旦欺骗了中航油，那高盛的信誉就没有了。陈久霖一直梦想将中航油打造成为中国的第四大石油集团公司，在全球的竞争范围里，跟壳牌、BP、埃克森美孚抢饭吃，但他在跟杰润代表把手言欢的时候，却似乎忘记了杰润也是自己的对手。

陈久霖跟杰润的代表再次坐到签字台前，就中航油跟杰润进一步重组期权组合的事宜签订了《6月重组协议书》。拿到协议之后，陈久霖开始按照杰润的药方开始抓药，开始豪赌。结果国际油价还在一个劲地攀升，中航油只有继续加大卖空的仓位。

疯狂的豪赌一旦开始，就像毒瘾一般让人丧失了疯狂和理智，直到倾家荡产。

陈久霖自己也很诧异，21年以来油价都没有超过50美元的神话，却在2004年10月被打破了，而且油价在突破每桶50美元之后依然没有调头的迹象，上升的势头非常强劲。在杰润的专业理论指导下，在澳大利亚人跟黎巴嫩人的操盘下，中航油此时的交易盘口已达5200万桶，账面亏损再度大增。要知道中航油每年进口的石油才1500万桶，很显然，这三个月的期权交易已经超过中航油三年的进口总和。

中航油的净资产只有1.5亿美元，而此时的账面亏损达到1.8亿美元，生死攸关。2004年10月10日，骑虎难下的中航油不得已向母公司求助。为了追加保证金，中航油已经耗尽近2600万美元的流动资金、原本准备用于收购新加坡石油公司的1.2亿银团贷款以及6800万美元应收账款资金。

油价突破50美元大关之后，陈久霖陷入了恐慌，中航油所有能调动的资金都调动到保证金账户里了，但仍然有8000万美元的缺口。也就说中航油再也没有钱追加保证金了，陈久霖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亏钱斩仓。

两次挪盘后，中航油彻底被逼进了绝境。

5．最后的逼宫

陈久霖秘密飞抵北京，在中航油集团的高层会议上号啕大哭，希望集团能够出手相救。

中航油集团很快拿出三条救助方案：

一、集团提供2.5亿美元资金支持。

二、跟国际石油公司合作，让他们接盘。

三、从国内石油公司融资。

这三条到底能否奏效呢？我们来分析一下。第一，如果中航油集团提供资金支持的话，那油价必须得降下来，否则窟窿会越补越大，整个集团都得陪葬。第二，国际石油公司有没有可能接盘呢？不可能。根据当时全球21家金融机构和跨国石油公司的分析预测，2005年、2006年的石油期权价格最高不会超过40美元，明显低于中航油挪盘后的平均期权销售价43美元。那么，第三条路又是否走得通呢？高盛的同盟军BP在抛售了中石油的股票之后，又抛售了中石化的股票，两只大盘股股价大跌，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的石油企业突然看不懂了。更重要的是，中石油这样的大佬也需要钱。所以，这三条路没有一条能走通的。

2004年10月20日，中航油集团提前配售15％的股份，将所得的1.08亿美元贷款给新加坡中航油公司。

2004年10月26日，高盛出手了。

曾经和蔼的杰润撕下了“狼外婆”的伪装，留给中航油的只有赔钱滚蛋一条路。

首先出场的是高盛的铁哥们儿、中航油期权交易中最大的对手日本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高盛间接持股）。高盛让日本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出面发违约函，催缴保证金。万般无奈的中航油在接到催缴信后，只能被迫在55.43美元的历史高位实行部分斩仓。这样一来，以前的账面亏损一下子变成了实际亏损1.32亿美元。11月8日到25日，公司再度被迫斩仓，实际亏损达3.8亿美元。

2004年12月1日，也就是陈久霖回湖北老家祭祖的五天前，在亏损5.5亿元之后，中航油向法庭申请了破产保护令，航油大王打造中国第四石油豪门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2004年12月8日凌晨1点，飞往新加坡的航班刚着陆，陈久霖就被新加坡警方拘留了。

在飞往新加坡的飞机上，陈久霖回想往事，思绪万千，他隐隐感觉到，中航油投机期权失败是高盛的一个阴谋。

在《高盛阴谋》里笔者曾经讲过高盛跟三井住友银行的恩恩怨怨。历经数次起伏，高盛在2003年向三井住友银行注资12.5亿美元，获得三井住友银行7％的股权。同时，高盛跟三井住友银行的大股东三井住友金融集团成了铁哥们儿。

2004年9月，也就是中航油第二次挪盘期间，日本三井住友银行给中航油发放贷款1480万美元，用于支付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和杰润公司的债款。并且，中航油把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进出口公司进行的一笔燃油交易所得共计1326万美元转入中航油在三井住友银行的户头，以此为抵押，取得三井住友银行1350万美元的信托收据。

2005年2月，距离陈久霖被拘留尚不足3个月，三井住友银行跳出来，指控中航油、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及陈久霖三方串谋，隐瞒公司出现巨额亏损的实况以及一宗交易的实际付款情况，致使三井住友银行蒙受损失，中航油应当有所赔偿。

时间是如此恰到好处，对手又是这样亲密的关系，若说中航油的落败不是高盛跟日本人的阴谋，那这世上的事儿岂不是太凑巧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陈久霖这次是中了人家的圈套了。

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是三井物产旗下的公司，三井住友银行既是三井物产的大股东之一，又是三井物产开展贸易业务的主要结算银行，高盛则是三井住友银行的大股东。只要仔细推敲一下就能明白，很显然，高盛才是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的真正老板。名义上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是中航油的第一大对手，杰润是第二大对手，事实上高盛才是中航油唯一的对手。

陈久霖后来才恍然大悟：三井住友银行、高盛等先是给中航油“放账”操作期权，即在一定金额范围内不收取保证金；后来又允许中航油挪盘，但却隐瞒了挪盘的风险。等后来油价冲到高点时，突然取消放账、提高保证金比例，招招都想要中航油的命。

“当初，在出现账面亏损时，我要求立即斩仓。但是，高盛却建议挪盘，其建议让人感觉到，似乎只有挪盘才是唯一的和最佳的选择。”陈久霖后来很无奈地透露，“我的律师看到那份建议后评价说：‘任何管理者，看到这份建议只能选择挪盘！’而且，中国航油的两次挪盘建议，都是高盛在我本人出差在外时提出的。”

“2004年10月26日，中国航油期权交易的主要对手日本三井开始逼仓，在现场的集团领导当即决定不再展期，而是斩仓！”但是这个时候陈久霖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中航油期权交易第一次出现了实际亏损，而这次斩仓撞在了历史最高价位55.43美元／桶，实际亏损达1.07亿美元。随后两周，斩仓的实际损失累计达3.81亿美元。

绝密信息就是期权交易的生命，然而中航油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了自己最大的对手，最后的落败也就不可避免了。但愿中国的企业能够吸取教训，在与外国企业打交道的时候多留几个心眼儿，不要再吃同样的亏了！

附录　高盛在中国的投资项目

继2010年畅销大书《高盛阴谋》后，作者继续追踪高盛在中国二十年的魅影。

看“华尔街最诡秘的投资银行”

如何玩转中国企业！

从中国第一大PC厂商到中国第一大行，从TCL巨亏到创业板首富“海普瑞”破发，从吉利收购沃尔沃到太子奶“被破产”……这一桩桩、一件件中国商业史上的重大事件，没有一件不跟高盛有关。高盛到底在中国搞什么？为什么与高盛对赌的中国企业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敬请关注《高盛阴谋》第二部《高盛在中国》！

责任编辑：王志钧

特约监制：刘杰辉　杨　硕

特约编辑：周　炫

特约印制：徐冬梅

版式设计：刘弘毅

·张雪

“在每一分钱都渗透着血和泪的资本市场中，号称‘做上帝的工作’的高盛，两万多员工每年单奖金就有一、两百亿美元，超过了半数国家的GDP！从《高盛阴谋》到《高盛在中国》，德林用精湛细致的笔触将它们的猫腻儿揭了个底儿掉。国人借此看清高盛是如何在金融这一无硝烟战争中，像他们的祖先在鸦片战争中那样，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的。金融究竟让谁富有！”

——陈思进（加拿大皇家银行风险管理部资深顾问，央视大型纪录片《华尔街》顾问）

“作者眼中高盛的行为，给了我们三个反思：一、在这多重标准、资金导向的全球市场中，要以怎样的标准来衡量利益与企业道德？二、巴菲特今天的成就多来自于低价收购在市场恐慌下的便宜股票，是圣典行为吗？三、以利益为优先的资本市场，赢家地位是仅取决于获利多寡及所创造出的股东权益而已吗？”

——吕宗耀（台湾吕张投资团队总监）

“了解邪恶，因为我们要在邪恶中生存。如果我们要在资本市场的洪流里求生并游刃有余，认清、了解、最后武装自己，是我们一定要做的功课。我常说，泡沫并不可怕，一个成功的金融操作者，就是要懂得如何在泡沫还没吹起来之前切入，在泡沫破灭前离开，然后寻找下一个泡沫。重要的是，你还要明白，通常是谁、或是谁如何、用什么样的方法，刺破了泡沫。”

——陈斐娟（东森新闻财经主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