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e: 2009-01-15 01:53:54.536000+00:00
Keywords: 梁实秋; 随笔; 散文; 中国文学; 现代文学; 中国; 现当代文学; 现代; 益书网www.kindbook.cn
Description: 《雅舍遗珠》包括“雅舍小品补遗”、“雅舍诗和小说”、“雅舍尺牍”三部分。“雅舍小品补遗”收集了梁实秋以诸多笔名发表的散佚于各种报章杂志的散文小品，它们或在平淡朴实中流露风趣，或在幽默诙谐中显现温厚，融情趣、智慧、学问于一炉，潇洒隽永，明丽生辉，可与《雅舍小品》媲美。“雅舍诗和小说”重现散文大师创作生涯中长期湮没不彰的一隅，为其文学历程作了最完美的补白。梁实秋以新诗和小说在文坛初试锋芒，其早期的作品也颇具特色。 “雅舍尺牍”是梁实秋写给文友、学生及读者的私函，文笔洗练，情致丰盈，展现了文学大师“家常”的一面。
Publisher: 山东画报出版社

雅舍遗珠

梁实秋

©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2015

数字版图书版权信息

雅舍遗珠/梁实秋著.北京：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03

CAEBN：7-001-000-60522992-4
分类号：文学——作品——中国——现代——选集　I217.42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京）字045号

雅舍遗珠

梁实秋　著

出 品 人：童之磊
责任编辑：朱厚权
出版发行：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东大街28号E座9层
邮政编码：100007
网　　址：www.chineseall.com
首次发布：2015.03.31
更新时间：2015.8.4
上架建议：文学

本书由山东画报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互联网出版与发行，未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敬请读者指正，我们会及时更新版本。

电子邮箱：copyright@chineseall.com

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为作者和相关机构提供数字出版服务。

纸质版图书在版编目数据
出 版 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ISBN：978-7-80713-756-6
出版时间：2008.12.1

目　录
小品补遗（1928—1948）
是先父而立、不惑时期的作品
纽约的旧书铺
冬天
杂感三则
模范男子
第六伦
悲观
谈谜
略谈莎士比亚作品里的鬼
出了象牙之塔
说胖
说酒
拥挤
吃醋
为什么不说实话？
义愤
握手
小账
狗
考生的悲哀
火
推销术
电话
猫
疟
钱的教育
房东与房客
沙发
市容
寂寞
送礼
画梅小记
雷
好书谈
写信难
莎士比亚的墓志
北平的垃圾
我的暑假是怎样过的？
悼朱湘先生
大沽口外
看《凤凰城》记
感伤纪行
演戏记
跃马中条记
相声记
法巡捕房的一幕
《星期小品》与“雅舍”佚文
遗落的明珠——新发现的雅舍佚文琐谈
寻找“雅舍”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编选《雅舍小品补遗》的原则

雅舍诗和小说（1921—1925）
暮年回首（代序）——我与梁实秋先生的一些交往
荷花池畔
没留神
一瞬间的思潮
冷淡
蝉
疑虑
重聚之瓣（摘录数段）
春天的图画（十首之二）
二十年前
对墙
送一多游美
旧居
秋月
梦后
荷花池畔
答一多
幸而
早寒
寄怀一多
小河
怀——
答赠丝帕的女郎
赠——
一九二二年除夜
尾生之死
海啸
海鸟
梦
题璧尔德斯莱的图画
荆轲歌
REPLYFROMA“CHINEE”
“支那人”的答复
最初的一幕
苦雨凄风
谜语
公理
梁实秋早期情诗《尾生之死》
梁实秋也写过小说
编后记
雅舍尺牍
尺牍虽短寸心长
写给刘英士先生的信
写给孙伏园先生的信
写给舒新城先生的信
写给刘白如先生的信
写给张佛千先生的信
写给林海音女士的信
写给余光中先生的信
写给陈祖文先生的信
写给吴奚真先生的信
写给陈秀英女士的信
写给聂华苓女士的信
写给蔡文甫先生的信
写给夏菁先生的信
写给梁锡华先生的信
写给沈苇窗先生的信
写给小民女士的信
写给缪天华先生的信
写给罗青先生的信
写给陶龙渊先生的信
写给黄天白先生的信
写给林芝女士的信
写给江新华先生的信
写给方仁念女士的信
读信忆往——略记梁实秋先生的几封信
梁实秋小事记
编后记

小品补遗（1928—1948）

是先父而立、不惑时期的作品

梁文骐

《雅舍小品》共四集，系先父自辑。写作时间从三十几岁到八十几岁。第一集1949年出版，第四集1986年出版。四集合计选入一百四十三篇小品。平均每年约有三篇入选。由此约略可见先父选辑的标准。

先父殁已十年。大陆陈子善先生探赜钩沉，于报纸杂志收集了四十余篇小品，考据判断是先父所写。九歌出版社蔡文甫先生给我看了陈子善先生的搜集。从内容和笔调，我认为确系先父所写，唯一例外是《下棋》一篇，那是我学生时代一篇习作。语音有声纹，可据以断案，文章也有文纹，熟稔则一望而明（编按：《下棋》一文已抽出）。

先父所用笔名甚多，许多只用一次。先父有一段时间喜用世俗习见的名字作为笔名，比如赵得胜、李振标、王有财、张长贵、牛大勇……之类。先母见到这一类笔名，常不觉莞尔。

不同年纪所写的文章有不同的音色。而立之年和随心所欲之年自然有别。陈子善先生所集的这四十篇是在而立、不惑这两个时期的作品。

纽约的旧书铺

我所看见的在中国号称“大”的图书馆，有的还不如纽约下城十四街的旧书铺。纽约的旧书铺是极引诱人的一种去处，假如我现在想再到纽约去，旧书铺是我所要首先去流连的地方。

有钱的人大半不买书，买书的人大半没有多少钱。旧书铺里可以用最低的价钱买到最好的书。我用三块五角钱买到一部Jewett译的《柏拉图全集》，用一块钱买到第三版的《亚里士多德之诗与艺术的学说》就是最著名的那个Butcher译本，——这是我买便宜书之最高的纪录。

罗斯丹的戏剧全集，英文译本，有两大厚本，定价想来是不便宜，有一次我陪着一位朋友去逛旧书铺，在一家看到全集的第一册，在另一家又看到全集的第二册，我们便不动声色的用五角钱买了第一册，又用五角钱买了第二册。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在三家书铺又拼凑起一部《品内罗戏剧全集》。后来我们又想如法炮制拼凑一部《易卜生全集》，无奈工作太伟大了，没有能成功。

别以为买旧书是容易事。第一，你这两条腿就受不了，串过十几家书铺以后，至少也要三四个钟头，则两腿谋革命矣。饿了的时候，十四街有的是卖“热狗”的，腊肠似的鲜红的一条肠子夹在两瓣面包里，再涂上一些芥末，颇有异味。再看看你两只手，可不得了，至少有一分多厚的灰尘。然后你左手挟着一包，右手提着一包，在地底电车里东冲西撞的踉跄而归。

书铺老板比买书的人精明。什么样的书有什么样的行市，你不用想骗他。并且买书的时候还要仔细，有时候买到家来便可发现版次的不对，或竟脱落了几十页。遇到合意的书不能立刻就买，因为顶痛心的事无过于买妥之后走到别家价钱还要便宜；也不能不立刻就买，因为才一回头的工夫，手长的就许先抢去了。这里面颇有一番心机。

在中国买英文书，价钱太贵还在其次，简直是就买不到。因此我时常的忆起纽约的旧书铺。

（原载一九二八年十月《新月》第一卷第八号，署名实秋）

冬天

逖昆西在他的《一个英国吃鸦片烟者的忏悔》里说：

我很诧异，有许多人以为冬天渐渐过去，或冬天将至而不致十分严酷，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我的意见恰好相反，我年年祈祷，愿天上尽量的降雪，雹，霜，狂风暴雨。冬日围炉之乐，人人都知道这个妙处的罢：四点钟的灯烛，温暖的坐毯，茶，美貌的泡茶者，百叶窗紧闭着，窗帘松松的垂在地板上，而室外的狂风暴雨清晰可听……

逖昆西的描写当然是很妙。炉火，美女，这样的奢侈，我虽然没有享受过，但其乐趣我也不难想像。但是讲到冬天的天气，我起心里生出一种厌恶。我所以厌恶冬天的理由，说起来很简单，我怕冬天的冷。我在冷的时候，我不能感觉到冬天的美。逖昆西若是穿着一件单薄的衣裳在暴风雨里，我相信他的意见会改变的。自己躲在一个极安逸的所在，赏识极端严厉的自然界的美，——这大概是一切浪漫主义者的享乐罢。

（原载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新月》第一卷第十号，署名实秋）

杂感三则

模范男子

Henry Arthua Jones在一篇短剧《The Goal》里有这样的一段：

你别误会我，亲爱的。我的年纪够做你的祖父。（温和的握着她的手）你别误会我。（严重的）留神你如何的选择你的终身伴侣。你选择的范围是广大的，你将来的终身幸福，或下几代的幸福，完全在你向那一二十求婚男子中之一说一声“我愿意”的时候而决定。留神，亲爱的！留神！要上上下下的仔细打量他几遍！要看准了他是有圆大的眼睛而且敢对着你的面注视的；要看准他的白眼珠是纯洁无疵。要留心他的头部形状不古怪，额际不低。要圆圆的头，高高的额，听见没有！和你握手的时候，注意他怎样的握！要握得强而稳，不是冷而平。年轻人不该有干冷的手。别说愿意嫁的话，除非你看到了他不穿长裤的时候，穿骑服或穿朝服的时候。看看他腿的形状——是不是好看，美观的腿，喂，斐奇，要留神那是不是他的真腿。看他是结实的，微瘦而不臃肿；不斜眼珠；不结巴；没有任何局促不安的痉挛或各种的怪现象。别嫁给一个秃头人！有人说我们十代后全要秃头。那么等十代，斐奇，还是别嫁一个秃头人！你记得住这些吗？亲爱的。看他走路的样子！是不是有一双富弹性的脚，脚上有伸缩——能走四五里路而不动声色分毫。他冬天或春天若是咳嗽，就别要他。青年永远不该有咳嗽的病。还要考察确实他能痛笑——不是忍笑，喘笑，或嘎嘎的笑，而是从胸间深处发出来的沉痛着实的大笑。他若有一点钱，或是很多，那更好！好了！你若选这样的一个人，斐奇，我并不预言你一定幸福，但是你若不幸福，那不是你的错，不是他的错，也不是我的错了！

这一节话固有些浪漫，甚至于是伤感，但却相当的表现了西方人一般的对于“模范男子”的概念。这一节话所刻画的模范男子，注重的是体格健壮，意志坚强，秉性聪明这几点。这就和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男子大有不同。我们中国人的模范男子，在体格方面以“白白的胖胖的”为主，在性情方面以“斯文”、“风流”为主。大约我们做人的道理，总以异性的要求为标准。女性要嫁给什么样的男人，我们便努力的去做什么样的男人。中国女子因为数千年来不受正当的教育，因为缠足，以至身心交病，成为病态的动物；男人便也跟着成为病态的动物。所以要把男人变好，是先要把女人的心理改变一下才成的。

第六伦

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是五伦。有人说第一伦该废了。我看废不废倒无大关系。我看应该添出一伦来才好。第六伦：主仆。

主仆一伦，关系甚大。有一位朋友曾说：“一个良好家庭的构成，需要具备五种条件：一是糊涂的老爷，二是精明的太太，三是干净的孩子，四是和气的听差，五是整天到晚的热水。”听差列入五条件之一，是不错的。不过听差的美德不限于和气一端，并且听差不过是两造之一，主人也要有做人的道理，所以我说主仆有成为一伦的必要。在从前，仆就是奴才，一个人做了奴才之后便要消失了许多做人的权利；既失权利，自然也就不负做人的义务。厨子赚菜钱，老妈偷肥皂，良有以也。现在呢，穷人比从前更穷，于是渐渐不安于穷，富人较前更容易变富，多少奴才一变而成为主人，于是主仆间的鸿沟渐渐不能稳定，厨子老妈于是赚钱偷东西之外还隐隐然不安本分而想享做人的权利。奴才的反抗自然是合理而值得同情的。奴才是该恢复他的人格的。但是在享做人的权利时，便该负做人的义务。厨子老妈一面赚钱偷东西一面要争人格，那是矛盾的。在主子一方面呢，若是自己靠了赚钱偷东西维持自己的地位，而还要嫌奴才赚钱偷东西，恨奴才造反，那自然也是不恕。主人役使奴才，要他做牛做马，而又不供足草料，弄得一个个营养不足，面黄肌瘦，而还要听差的和气，那是不可能的。世界无论平等到什么地步，主仆这个阶级大概总是存在的。主仆这一伦，恐怕要日趋繁复。这一伦如何的规定一下，要请道德哲学家来讨论一下才好。

悲观

悲观不是消极。所以自杀的人不是悲观；悲观主义者反对自杀。

悲观是从坏的一方面来观察一切事物，从坏的一方面着眼的意思。悲观主义者无时不料想事物的恶化，惟其如此，所以他最积极的生活，换言之，最不为虚幻的希望所误引入歧途，最努力的设法来对付这丑恶的现实。

叔本华说，幸福即是痛苦的避免。所谓痛苦是实在的，而幸福则是根本不存在的。痛苦不存在时之状态，无以名之，名之曰幸福。是故人生之目标，不在幸福之追求，而在痛苦之避免。人生即是一串痛苦所构成。能避免一分的苦痛，即是一分的幸福。故悲观主义者待人接物，步步为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是悲观主义的真谛。

从坏处着想，大概可以十猜十中百猜百中；从好处着想，往往一次一失望十次十失望。所以乐观者天真可爱，而禁不住现实的接触，一接触就水泡一般的破灭。悲观者似乎未免自苦，而在现实中却能安身立命。所以自杀者是乐观的人，幸福者倒是悲观的人。

（原载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一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三十期和三十一期，署名既舒）

谈谜

“谜”字不见经传，始见于六朝，即“迷”之俗字，亦即古之“隐语”。“谜”这个东西，当然发生很早，远在“谜”这个字出现之前。然而亦不会太早，因为这究竟是一种文字游戏，一定是文明有相当发展时才能生出来的。“谜”最兴盛的时候，即是八股文最兴盛的时候，因为谜与八股都是文字游戏，并且习八股者熟读四书五经，除蓄意要“代圣人立言”之外，间有机智之士，截取经文，创制为谜，颠之倒之，工益求工，遂多巧妙之作。谜之取材，大半出于四书五经，正因四书五经为制谜者与猜谜者所共同熟诵之书，并且以“圣贤之书”供游戏之用，格外显得滑稽。所以，谜在八股文盛行的时候发达起来，成为艺苑支流，文人余事。古谜率皆平浅朴拙，“黄绢幼妇”之类已经算是难得的佳话了，因古人无此闲情逸致，纵有闲情逸致，亦另有出路，不必在四书五经之内寻章摘句探赜钩深；唯有八股文人，才愿在文字上镂心雕肝的卖弄聪明。所以我每次欣赏一个佳谜，总觉得谜的背后隐着一个面黄肌瘦强作笑容的八股书生。我想，科举已废，猜谜一道将要式微了罢？

以上是说文人之谜。民间也有谜。乡间男女，目不识丁，而瓜棚豆架，没有不懂猜谜之乐的。他们的谜，固然浅陋可嗤，然而在粗率的人看来，已经是很费心机的了。民间的谜，还谈不到文字游戏，只是最简单的思想上的游戏。一般小孩子都欢喜猜谜，小学教科书以及儿童读物里也有采用谜的。大概猜谜的游戏除了供文人消遣之外还可以给一般的没有多少知识的人（乡民与孩提）以很大的愉乐罢？民间的谜与儿童的谜往往采用韵语的形式，也正因为韵语乃平民与儿童所最乐于接受的缘故。

在英国文学史里，谜也有它的地位。但是一个不重要的地位。在八世纪初，有一位诗人名奇尼乌尔夫（Cynewulf），据说他作过九十五首谜诗，保存在那著名的古英文学宝库之一的“Exeter Book”里面。这些谜之所以成为古英文学的一部分，是因为，古英文学根本不很丰富，所以用现代眼光看来没有什么文学价值的东西，在古英文学的堆里便显著有相当精彩了。这些谜，若是近代人作的，恐怕没有人肯加以一顾。只因为它古，所以我们觉得它难能可贵。我现在试译一首于下，以见一斑。

蠹虫

虫子吃字！

我觉得是件怪事，

一只虫子能吞人的言语，

黑暗中偷去有力的辞句，

强者的思想；而这鬼东西

吃了文字却也不见得就更伶俐！

这已经是比较有趣的一首了。我们却不能不认为是很浅陋。（对于这个题目感觉兴趣的人，请看A.T.Wyaff编Old English Riddies，Boston 1912）古英文的时代过去了以后，谜就不再能在文学史里占一席之地了。谜不见得是没有人做，至少文学家是不干这套把戏了。英国的文学家不是不作文字游戏，他们也常常在文字上弄出一些小巧的玩艺，例如，巢塞的ABC诗，以及十七世纪诗人创制的什么“塔形诗”、“柱形诗”之类，都是。然而这不是谜。文学家不再感觉谜有什么趣味，所以不再做谜，即使做谜，文学史家也绝不在文学史里给谜留任何位置。

在外国的民间，谜是流行的。十几年来盛行的Cross Word Puzzle也即是谜。外国儿童读物里也有许多的谜。谜能给一般民众与儿童以愉快，无间中外，是完全一样的。

不过撇开民间流行的谜和儿童读物里的谜不谈，单说谜与文人的关系，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外的情形相差很远。外国的谜，（例如我上面所译的一个）虽然是文人做的，在性质上也和民间的儿童的谜没有多大分别，都是属于“状物”一类，其谜面是一段形容，其谜底是一件事物。中国的文人的谜，则真正的是文字游戏，谜面是一句文字，谜底还是一句文字。因此，中国文人的谜，比外国的深奥、曲折、工巧。

从一方面看，中国文人之风雅是外人所不及的，虽是游戏也在文字范围之内，不似外国文人以驰马摇船等等粗野的事为消遣。但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却感觉到中国旧式文人的生活之干枯单调，使得他们以剩余的精力消耗在文字游戏上面。中国文人最善于“舞文弄墨”，最善做钩心斗角文章，做八股文做策论是他们的职业，做谜猜谜也是他们的余兴，一贯的是在文字上翻花样。后天获得的习性是否遗传，我们不敢说，不过在文字上翻花样的习惯，确像是已变成为中国文人的天性了。

文学中类似谜的“譬喻法”、“双关语”、“象征主义”之类，都不是本文所欲谈的，故不及。

（原载一九三六年五月北平《绿洲》第一卷第二期，署名实秋）

略谈莎士比亚作品里的鬼

莎士比亚作品里关于灵异（supernatural）的描写是很多的，鬼是其中之一。所谓鬼，是专指人死了而变成的那种精灵。至于fairies，nymphs，devils，witches等等，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

谈鬼是一件很普通的习惯，有趣味，有刺激，不得罪人，不至触犯忌讳，不受常识的约束，——比谈旁的都方便。《冬天的故事》第二幕第一景有这样的一段：

玛　在冬天最好是讲悲惨的故事：我有一个讲鬼魔的故事。

赫　好，我们就听这个。来，坐下：说罢，你尽力谈鬼来吓我罢；你是很会的。

玛　有一个人——

赫　不，来坐下；这再说。

玛　他住在坟地附近……

这也许是一段写实的描写。冬日围炉取暖的时候，不正是谈鬼的绝好机会吗？

莎士比亚的时代，是各种迷信流行的时代。哲姆斯一世便是著名的笃信神鬼的国王，他于一五九七年刊行他所作的《妖怪学》（daemonologie）。他可以因巫术而兴大狱，杀戮以千百计，又这一件事就可以反映这时代是如何的愚暗。莎士比亚时代的戏剧常常包含鬼怪之类，此种风气可以说是从奇得的《西班牙之悲剧》以后便非常流行的。舞台的场面上，往往有神鬼出没的机关。大概鬼出来是从舞台地板上的一个洞里钻出来，表示他是从地下来的意思。一般的观众是迷信的，相信鬼的存在，至少是以为鬼是有趣。

《哈姆雷特》一剧告诉我们许多关于鬼的事。鬼平常是不出来的，除非他是有什么冤抑。他出来的时候，总穿着生时的服装，并且总在夜里，等到天亮鸡叫就要匆匆的消逝（这和我们的《聊斋》说鬼大致仿佛）。鬼不轻易启齿，须要生人先向他开口。平常和鬼交接谈话（cross）是很危险的，容易被鬼气所殛（blasted）。想要祓除鬼怪之类，须要用拉丁文说话。鬼是怯懦的，喧哗的人众可以把鬼形冲散（武松惊散了大郎的阴魂，大概即是同一道理）。鬼有时不令别人看见，只令被他所愿意能看见他的人看见。鬼并不积极的害人。中国鬼故事里，颇有些恶厉的鬼，啖人肉，吮人血，甚至还有“拉替身”之说，莎士比亚作品里的鬼比较起来是文明多了，然而可也就没有我们中国文学中的鬼那么怪诞离奇。

莎士比亚作品中的鬼也有可怕些的。譬如《凯撒大将》第四幕第三景，凯撒的鬼出现的时候，布鲁特斯说：

这灯光何等的惨淡！哈！谁来了？

我想是我的眼睛有了毛病

幻铸成这样怪异的鬼形。

他向我来了……

《李查三世》第五幕第三景，群鬼在李查王梦中出现之后，李查王也说：

慈悲，耶稣！且慢！我做梦了。

啊怯懦的心，你使我何等苦痛！

灯火冒着青光。正是死沉的午夜。

抖颤的肉上发出恐惧的冷汗。

这情景都有些可怕。固然有亏心事的人格外觉得鬼可怕，但是鬼出现的时候，灯光变色，也自有一种阴惨怕人的暗示。《马克白》里的班珂的鬼在宴会席间出现的样子，摇着血渍的头发，使得马克白神经错乱，若应用近代舞台的技术以投影法表演出来，无疑的是很惊人的景象。

莎士比亚信鬼吗？我们却很难说。从表面上看，莎士比亚在作品里常常描写到鬼，穿插鬼的故事，颇使我们疑心莎士比亚也许是并未超出那时代的迷信。但是我们若更深一步考查，我们也可以发现莎士比亚作品中的鬼完全是一种“戏剧的工具”。鬼，在莎士比亚剧中，永远不是剧中的主要部分，永远是使剧情更加明显的方法，永远是使观众愈加明了剧情的手段。鬼的出现，总是有因的。或是因了冤抑而要求报复，或是因了生前有藏镪在地而出来呵护，或是因了将有不祥之事而预做朕兆。所以把鬼穿插到作品里去，是一种艺术安排，不一定证明作者迷信。当然，莎士比亚若生于现代，他就许不写这些鬼事了。

鬼，实在是弱者的心里所造出来的。王充《论衡》所谓：“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人病则忧惧，忧惧见鬼出。”“畏惧则存想，存想则目虚见。”莎士比亚似乎也明白这一点道理。在《马克白》里，马克白夫人一再的代表着健全的常识，点破她的丈夫的“忧惧见鬼出”的虚幻心理。马克白所见的空中短刀，是恐惧的“描画”。他所见的鬼也是如此。《鲁克里斯的被奸》第四百六十行是最有意义的：“这些幻影都是弱者头脑的伪造。”

（原载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论语》第九十二期，署名梁实秋）

出了象牙之塔

十五年前，我还是一个没有成熟的青年。那时候我是艺术至上主义的信仰者，我觉得最丑恶的是实际人生，最美的生活是逃避现实，所以对于文学艺术发生了浓厚的爱好。我爱李义山的诗，因为他绮丽；我爱拜伦雪莱，因为他们豪放超脱浪漫。我喜欢看图画，喜欢弄音乐，喜欢月夜散步，喜欢湖旁独坐，喜欢写情诗，喜欢发感慨。我厌恨社会科学，厌恨自然科学，厌恨商人，厌恨说教的道学家，厌恨空虚的宗教。用近代术语来说，我当时该是一个所谓“文学青年”。偶检书笥，发现当时译的一首法国象征派诗人波多莱耳的散文诗，是曾发表在当时学校的周刊上的，译文是这样的：

永久的陶醉。别的事都无足轻重：这是唯一的问题。

假如你不愿，感觉那“时间”的可怖的担负压在你的肩上并且挤迫你到这个尘世，那么就去继续的酩酊大醉。

凭什么去醉呢？凭酒，凭诗。或是凭品德，任随你的便。必要去醉。

假如有时在宫殿的台阶上，或在沟渠的绿岸上，或在你自己屋里可怕的孤独里，你神志清醒了，或醉酲退减了一半或全部，试问一问风，或浪，或星，或鸟，或钟，或一切能飞的，叹的，动摇的，唱的，说的，现在是什么时候；风，浪，星，鸟，钟，将要答你：“这是陶醉的时候！陶醉啊，假如你不愿做‘时间’的殉死的奴隶；继续的酩酊啊！以酒，以诗，以品德，任随你便。”

译文有无错误，且不去管，却表示了我当时的心情，我当时觉得这诗道出了我的自己的内心的苦闷。现在我看着，觉得汗颜。但因此我也就能了解一些现代“文学青年”之趋向于逃避现实。十五年前我自己也便是这样的！一个人的年纪把一个人的心情改变得多么厉害！也许有人说，你从前的幼稚确是真，你现在的成熟确是假。我不这样想，我以为这是时间之无情的手段所酿成的变化。从前的逃避现实是许多人所不能避免的一个阶段，从逃避现实到正视人生也是一个不能避免的转移。不记得听谁说过：“一个人若在年轻时候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个人没有出息；一个人若在成年之后仍然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这个人也是没有出息！”这是就政治思想而言。我想在文学上亦然。一个人在年轻时候若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信仰者，这个人没有出息；一个人若是到了成年之后还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这个人也没有出息！

但是现代的青年，却很少有逃避现实的趋向。现代而高谈象征主义的倒是一些中年的人。现在的青年被另外一种时尚所诱惑了。现在的青年的口头禅是斗争，是辩证法，是唯物论，是革命，在文学的领域以内亦然。当然现在的中国和十五年前的中国，环境是不同的。但是我们得承认，无论辩证法唯物论这一套是如何如何的正确，无论青年人放弃了那逃避现实的倾向是如何的可庆幸，这种“少年老成”的现象究竟是环境逼出来的，究竟是不自然的，现代青年人比从前的青年人知道正视人生，知道注意国家社会的情形，这是可喜的。然而从另一方面看，环境逼得青年人早熟，环境逼得青年人老早的就摆脱了孩气，老早的就变得老成，这也不是合乎我们理想的事，当然，谁也不愿再把现代青年打发回“象牙之塔”，然而“象牙之塔”原也是人生过程中之一个驻足的所在，现在青年没有功夫在那塔里流连，一下子就被扯了出来，扯到惊涛骇浪的场面里去了。

然而最令人心里惊异的是，早已到了该出“象牙之塔”的年龄的人，偏偏有些位还不出来，还在里面流连迷恋着！还想把所有的人都往这塔里招！

（原载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八日《北平晨报·文艺》第二期，署名子佳）

说胖

第三十二期《宇宙风》有《文学作家中的胖子》一文，署名为上官碧，其中有一段是说我的：

有人在某种刊物上说：北大教授梁实秋先生像个“老板”；以为教书神气像，划拳神气更像。穿的衣服本来和别人用的材料差不多，到他身上好像就光亮不同，说的话本来和别人是同一问题，到他口上好像就意义不同。这种描写当然不大确实。梁先生原籍虽是浙江，其实北京人的成分倒比较重。饭酒食肉的洪量不必说，只看看他译莎士比亚可以知道。北方人照例是爽直而坦白的，梁先生译莎士比亚戏剧用的就是这种可爱态度。因为剧本是韵文，不易译，译来又不易懂，梁先生就直爽坦白的用普通语体文译它。此外论诗也仿佛是一个北京人，“明白易懂”是他认为理想的好诗。

这一段话不管说得对不对，总是因为我胖，所以才被人编排在“文学作家中的胖子”之列，虽然我知道我压根儿就不是“文学作家”。一个文学作家，第一得“作”，第二得成“家”，我是不够这资格的，这个称呼应该留给更适当的人。至于“胖子”，则胖瘦之间原无明显的界限，似乎鲁迅先生在论“第三种人”时说过这话，一个人非胖即瘦，非瘦即胖，处在中间的人也是或近于胖或近于瘦，这样说来，我被列入胖子一类也是无可分辩的。不过若说我译莎士比亚用散文，并且以“明白易懂”为“理想的好诗”，都是因为我有较重的“北京人的成分”，这点道理可有点奥妙，可怜我是北京人，我不大懂了。用散文译莎士比亚，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是第一个人。法文里有散文译本，德文里也有散文译本。坪内逍遥的译本我没有见过，是不是散文我不知道。北京人成分不重的田汉先生，他译的莎士比亚也是散文的。用散文译莎士比亚是否合适，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与我的籍贯似乎不见得有什么关系。至于说我以“明白易懂”为“理想的好诗”，则我真真不服，我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我就是再胖些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

胖是一种病，瘦也是一种病，所以最好还是不胖不瘦的做一个鲁迅先生所认为不存在的第三种人。假如做第三种人不可能，那么也是以近于瘦比近于胖要好得多。何以呢？近于胖，则俗；近于瘦，则雅。一个文人，一个作家，总宜于瘦，一胖起来就觉得不称，就大可以加以检举引为谈料。李白有诗嘲杜甫：“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李白大概是近于胖，所以才这样说。黄山谷戏和文潜诗：“张侯哦诗松韵寒，六月火云蒸肉山。”这是拿胖人取笑的。传统的正规的文人相，是应该清癯纤瘦弱不胜衣的。《世说》：“庾公造周伯仁，周曰：‘君何所欣说而忽肥？’庾曰：‘君复何所忧惨而忽瘦？’伯仁曰：‘吾无所忧，直是清虚日来，滓秽日去耳。’”“心广体胖”还算是很客气的说法，若不客气的说，就是滓秽壅积，就是俗。

有些人，我们希望他是个瘦子，见了面他偏偏是个胖子，这时候我们心里不免就要泛起一种又惊异又失望的情绪，觉得是杀风景，扫兴！富贵中人应该是丰颐广颡了，然而也不尽然，在历史上司马温公便是著名的枯瘦。做“老板”的人也大有面如削瓜的。这虽然是例外，然而也就证明了一件事，人之胖瘦往往不由自主的惹看者扫兴失望，这实在是大大的遗憾。即以想像中的人物而论，就说我用散文译的那个莎士比亚罢，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如孚尔斯塔夫是个胖子，这是大家都满意的，不胖怎能显得是痴蠢？但是哈姆雷特就应该是近于清癯一类才对劲儿，然而呢，莎士比亚却把他写成一个胖子，他斗剑的时候，他的母亲不是说他太胖爱喘爱出汗吗？说起来也巧，莎士比亚的伙伴担任扮演哈姆雷特的白贝子也是个胖子。有人说，就因为这位演员胖，所以哈姆雷特才被写成为胖。这也许是，然而多么不合于我们的想像呀！

从健康上着想，胖是应该设法治疗的。“饮酒食肉”是致胖的原因之一，但素食戒酒也不一定就是特效的治疗法。若为了欲求免俗而设法祛胖，我以为是大可不必的。俗而胖，与俗而瘦，二者之间若要我选一个，我宁愿俗而胖，不愿俗而瘦，因为反正都是俗，与其外表风雅而内心俗陋，还不如里外如一的俗！

（原载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北平晨报·文艺》第七期，署名实秋）

说酒

外国人喝酒，往往是站在酒柜旁边一杯一杯的往嗓子眼儿里灌，灌醉了之后是摇摇晃晃的吵架打人，以至于和女人歪缠。中国人喝酒比较文明些，虽然不一定要酒席下酒，至少也要一点花生米豆腐干之类。从喝酒的态度上来说，中国人无疑的是开化在先。

越是原始的民族，越不能抵抗酒的引诱。大家知道，美洲的红人，他们认为酒是很神秘的东西，他们不惜用最珍贵的东西（以至于土地）来换取白人的酒吃。莎士比亚所写的《暴风雨》一剧中曾描写了一个半人半兽的怪物卡力班，他因为尝着了酒的滋味，以至于不惜做白人的奴隶，因为酒的确有令人神往的效力。文明多一点的民族，对于酒便能比较的有节制些。我们中国人吃酒之雍容悠闲的态度，是几千年陶炼出来的结果。

一个人能吃多少酒，是不得勉强的，所以酒为“天禄”。不过喝酒的“量”和“胆”是两件事。有胆大于量的，也有量大于胆的。酒胆大的人不是不知道酒醉的苦处，是明知其苦而有不能不放胆大喝的理由在，那理由也许是脆弱得很，但是由他自己看必是严重得不得了。对于大胆喝酒的人我们应该寄与他们同情。假如一个人月下独酌，罄茅台一瓶，颓然而卧，这个人的心里不是平静的，我们可以断言。他或是忧时愤世，或是怀旧思乡，或是情场失意，或是身世飘零，总之，必有难言之隐。他放胆吞酒，是想借了酒而逃避现实，这种态度虽然值得我们同情，但是不值得鼓励。

所谓酒量，那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吃一两块糟溜鱼片而即醺醺然，有的人喝上两三斤花雕而面不改色。不过真正大酒量也不过是三四斤花雕或是一两瓶白兰地而已。常听见人说某人能吃多少酒，数量骇闻，这是靠不住的，这只能证明一件事，证明这个说话的人不会喝酒。只有不知酒味的人才会说张三能喝五斤白干，李四能喝两打啤酒。五斤白干，一下子喝下去，那也不是不可能，因为二两鸦片也曾有人一口吞下去。两打啤酒，一顿喝下去，其结果恐怕那个人嘴里要喷半天的白沫子罢。

酒喝过量，或哭或笑，或投江或上吊，或在床上翻筋斗，或关起门来打老婆这都是私人的事，我们管不着。唯有在公共场所，如果想要维持自己原来有的那一点点的体面与身份，则不能不注意所谓“酒德”也者。有酒德的人，不管他的胆如何，量如何，他能不因酒而令人增加对他的讨厌。我们中国人无论什么都喜欢配上四色八色以至十色，现在谈起来酒德我也可以列举八项缺德：

一是三杯下肚，使酒骂座，自讨没趣，举座不欢；

二是黏牙倒齿，话似车轮，话既无聊，状尤可厌；

三是高声叫嚣，张牙舞爪，扰乱治安，震人耳鼓；

四是借酒撒疯，举动儇薄，丑态百出，启人轻视；

五是酒后失常，借端动武，胜固无荣，败尤可耻；

六是呕吐酒食，狼藉满地，需人服侍，令人掩鼻；

七是……

我想不起来了，就算是六项罢。那一项都要不得。善饮酒的人是得酒趣，而不缺酒德。以上我说的是关于喝酒的话，至于酒的本身，那一种好，那一种坏，那另有讲究，改日再续谈。

（原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日重庆《中央日报·平明》，署名徐丹甫）

拥挤

据我所知，拥挤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一种现象。

有一天我等公共汽车出城，汽车站早已挤得黑鸦鸦一片，汽车尚未停稳，一群人蜂拥而上，结果是车上的人不得下来，下面的人也不得上去，一阵混战之后，上面的人倒是也下来了，下面的人除了孱弱文雅的之外倒是也都上去了。然而费掉“民力”不少。

既上车之后，不消说可以听到下列各种的呼声：“嗳哟！你看看我的脚！”“别挤哟！”“喂，你爬在我的身子上了！”“没得办法！”“你倒是拉住上面的把手呀！”

有人告诉我，外国大都市的地底电车，在每天某个时间，也挤。不过又有人告诉我，外国人虽挤，挤得有秩序些。

在交通工具不够而人口众多的情形之下，这种拥挤实在也是不可免。我要说的是那种争先恐后旁若无人的态度。譬如说在邮局车站轮船之类的场所，那种每人各自为战的抢先姿势，实在令人难堪。

据说在外国的车站电影院之类卖票的地方，往往摆成一个一字长蛇阵，先到者站在前面，后到者自动的附于骥尾，循序前进，而无需乎浪费体力，且可不伤和气。这个办法，我觉得好，该学。我有一次在电影院，看见一共只有三个人买票，而那三个鼎足而立不敢后人，三个人都挤得面红耳赤，都伸着脖子伸着胳臂向那一个小小的洞里挤。我想三个人固不必排长蛇阵，只要稍稍为疏散一下，就可以相当舒服的达到目的，何苦那样“团结”呢？

推行新生活运动，应该特别注意到守秩序的习惯之养成。最好是先在车站轮船之类的地方由军警严厉督促。在中小学里，教师要把守秩序的道理与方法讲给学生听。我国前驻德大使程天放先生在《时事新报》发表过一篇文章论德国的民族性，曾提起在柏林开世界运动大会时所表现出的良好秩序。我们应该效法。

不效法外国人也行，我们中国的“固有道德”不是也主张“谦让”一道吗？如能恢复固有道德，揖让雍容，公共汽车一停，大家打拱作揖地说“您请，您请”，那也有意思。

（原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央日报·平明》，署名子佳）

吃醋

世以妒妇比狮子。（在阁《知新录》）

狮子日食醋一瓶。（《续文献通考》）

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东坡《嘲季常诗》）

醋是一种有酸味的液体，以酒发酵酿成者也。是佐味必备之物，吃饺子尤其少不了它，如镇江之醋，如山西老陈醋均为醋中上品。这篇文章说的却不是这种醋，说的是每一个人蕴之于心，形之于外的心理上的醋。

夫妇居室，大凡非相生即为相克。相生是阴阳得济再好没有；若不幸而相克，则从古以来“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当然必有一个克得过，一个克不过。为什么不相生而相克呢？理由很多，吃醋是很重要的理由之一；常常老爷不跟太太好而跟另一位好，或者是太太不跟老爷好而跟另一位好。这么一来，对方当然嫉妒，可是并非嫉妒对方，而是嫉妒那个另一位；不过另一位很不易与之发生正式冲突；于是一腔酸气便全发在对方的身上，因而相克，即所谓吃醋。所以吃醋原是双方的，并不仅在太太方面。可是最著名的例子却是太太造成，宋朝的陈季常先生瞒了太太鬼头鬼脑地召妓饮酒，被陈太太知道了跑到隔壁，把板壁一敲，于是陈先生“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茫然”两字，最得其神，千年之后我们都可想见其可怜的狼狈之状。然而他这是活该，可怜不足惜。最倒楣的就是陈太太落了个“河东狮子”的名字，千秋万世不能解脱。

传说释迦牟尼佛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云：天上天下，唯吾独尊。狮子是兽中之王，大声一吼，自然群兽慑伏。佛家就说狮子吼而百兽伏，以喻正义伸而群言沮。古人把善妒之妇与释迦牟尼佛相提并论，其重视的程度可以想见。

有一种捕风捉影的吃醋，令人莫名其妙，谓之吃飞醋。

剃头的挑子一头热，自己酸气冲天，气得七颠八倒，而对方满没理会，此之谓吃寡醋。

亦有人把这个醋吃得非常温柔，小巧而可爱，以退为进，适可而止，纵横捭阖，不可向迩，结果求福得福，求利得利。这是吃醋吃到了家的。否则弄巧成拙，不但吃了亏，还会被别人说闲话，说是醋坛子、醋坯子、醋瓶子……

又有一种人茅包脾气，性如烈火。醋劲上来，急火攻心；不管三七二十一，拳头嘴巴齐上，手枪刀子全来。于是演出惨绝人寰的大悲剧。这是白热化的醋缸大爆炸，为智者所不取。

这是男女间的吃醋，虽因情形之异而结果不同，可是出发点全是好的。它的演进是：由爱生疑，由疑生醋。

吃醋固不仅男女而然也。既然嫉妒之心，人皆有之，既引小喻大，何时何地不能吃醋？同行相轻，常常是吃醋使然；我不服你，你不服我，这其间的真是非原是不容易分出来的。社会之中，名利争夺，在在都有引起吃醋的可能。

醋的力量之大，既如上述，我们决不能忽视他。不过假如我们真有这样大的醋劲非发泄不可的话，我们何妨转移目标，把这一股泼辣的力量用在一种伟大的事业上去呢？

（原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央日报·平明》，署名召音）

为什么不说实话？

听一个朋友说起一个有趣的故事，这是个老故事，但我是初次听见，所以以为有趣。他说：

有一家酒店，隔壁住着好几个酒徒，酒徒竟偷酒喝，偷酒的方法是凿壁成穴，以管入酒缸而吸饮之，轮流吸饮，每天夜晚习以为常。酒店老板初而惊讶酒浆损失之巨，继而暗叹酒徒偷饮技术之精，终乃思得报复之道。老板不动声色，入晚于置酒缸之处改置小便桶一，内中便溺洋溢，不可向迩。夜深人静，酒徒又来吮饮，争先恐后，欲解馋吻。甲尽力一吸，饱尝异味，挤眉咧嘴，汩汩自喉而下，刚要声张，旋思我若声张，别人必不再来上当，我独自吃亏，岂不太冤枉乎？有亏大家吃。于是甲连呼“好酒！好酒”而退，乙继之，亦同样上当，亦同样不肯独自上当，亦连呼“好酒！好酒”而退。丙丁戊己，循序而饮，以至于全体酒徒均得分润。事毕环立，相视而笑。

我听过这个故事之后，心里有一点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不肯说老实话。有些人宁愿自己吃亏，宁愿跟着别人吃亏，宁愿套引别人跟着他吃亏，而也不愿意把自己所实感的坦白直说出来。因为说出来之后，别人就不再吃亏，而他自己就显着特别委屈。别人和他同样的吃亏，他就觉得有人陪着他吃亏了，不冤枉了。

我又想：万一其中有一个心直口快，把老实话脱口而出，这个人将要受怎样的遭遇呢？我想这个人是不受欢迎的，并且还要受到诅咒，尤其是那些已经饮过小便而貌做饮过醇酿的人必定要骂这个人是个呆瓜！

要下水，大家拖下水。谁也不说老实话。说老实话就是呆瓜！

这种心理，到处皆然，要不得！

（原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日报·平明》，署名文茜）

义愤

有一天我从马路上经过，看见壁上有一幅硕大无朋的宣传画，上面写着“我们要驱逐倭寇收回失地”，画的是一个倭兵，矮矮的身量，两腿如弓，身上全副披挂，脸上满是横肉，眼里冒着凶焰，嘴里露着獠齿，作狞笑状。他脚底下是一堆一堆的骷髅，他身背后是一摊一摊的瓦砾。他代表的是凶残、破坏、横暴、黑暗。这幅画的确画得不坏，因为它能活画出倭兵的一副穷凶极恶的气概。

过几天，我又从这里经过，我又回过头望望这幅壁画，情形稍微有点两样了。这画里的倭兵身上沾满了橘子瓤，脸上身上都沾满了橘子瓤。这些橘子，一经沾上，是不容落下来的。我略略查看，橘子瓤的块数，总不在百八十以上，而且大多数都很准确的命中了，想见投掷的技术很不坏的。

投橘子瓤的是些什么人呢？当然是我们的爱国的民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当然是因为激于义愤。他们看见这幅画里的倭兵，就想起真的倭兵来了，于是义愤填膺，顿起杀贼之念，可巧四川的橘子既多且贱，可巧嘴里正嚼着一瓣橘子，于是忍无可忍，呸的一声将橘瓤吐在手里，飕一声掷将过去，啪的一声不偏不倚的命中了倭兵的身上。一个人这样做，许多人起来仿行。顷刻而倭兵遍体疮痍，而我所费者仅为本来要吐在地上的百十八块橘瓤而已。

平心而论，这些义愤之士都是可钦佩的。他们是有良心的，他们是爱国的。从前我游西湖，看见岳坟前有不少人围绕着秦桧的铁像小便，大家争先恐后的向他身上浇冲，有些挤不进的便在很远的地方吐送一口黏痰过去。这件事虽与公共卫生有碍，然而也是一种义愤的表示。这都证明人心未死。

不过，我常想，假如我们把这种义愤积蓄起来，假如我们不亟亟的把橘瓤作为宣泄义愤的工具，假如我们能用一个更有效的方法使敌人感受一些真实的打击，那岂不是更好吗？

听说普法战后，法国的油画院中陈列着普兵屠害法人的画片，令法人有所警惕。这并非是“长他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这是要锻炼磨砺人民的复仇心。听说那些画片上并没有橘子瓤或黏痰之类。

我们要驱逐倭寇，收回失地。那幅壁画是提醒我们这种意志的。戏台上的曹操，我们杀他做啥子？

（原载一九三九年一月十日《中央日报·平明》，署名子佳）

握手

握手之礼不知起于何时，亦不知道始自何人，我想不一定是肇自泰西，也许是我们中土古已有之的。不过这种举动之流行普遍，确是很近的事，大约是从剪小辫穿洋装的那个时代起。这一段考据将来自有别人作，我不谈。

礼节是一种习惯养成的公式，无所谓是非好坏。所以握手不一定就是文明也不一定就比拱手野蛮。现在中西文化大混合的时代，礼节已经没有固定的标准，卖仁丹的军乐队可以在结婚仪仗里占一个地位，打高尔夫球的装束也可以在晚宴的场合里被发现，那么握手拱手为什么不可以随便来呢？

有人喜欢握手，一见面就把巨灵之掌伸了出来（或是春笋般的纤手），那你就情不可却了，非伸出手来完成这宗仪式不可，即使是昨天才见面，或上午才见面，再见时还是要握手。最糟的是临别时还要握一次！

最可怕的一种握手是他把你的手握得紧紧的，紧得有一点痛，并且时间延长很久，你休想能够抽出手来；而且他一紧一弛的给你一种异样感觉，同时用另一手掌在你的肩背上还要猛拍几下，再配合上几声“哈喽……”这是一个十足的××会式的人物。我敢说这个人和你一定没有交情，我觉得这样的握手不是礼节，而是近于“体罚”。

有人握手不把胳臂伸出来，死板板的张开一只巴掌缩在胸前，静候别人来高攀他。两手既经接触之后，他仍然是毫无动作，他只是张开巴掌叫对方捏一下而已。这种态度容易令人误会，不如干脆不必握手。当然女人伸出手来和人握手，你只能接触到她的一寸半的手指，那另当别论。

人手的温度不同。有的像冰棒儿似的，在这样的天气握手时就令人不好过；有的还冒冷汗，你把他的手握起来，就像是摸着一把鳝鱼似的，又湿又黏又凉，不好受，这当然是太苛求的话，握手根本不是为了使你舒服，要舒服最好不握，除非是真有交情非握不可。

我的结论是：握手不宜太热烈，太热烈则令人疑你是××会的人；不宜太冷淡，太冷淡则令人疑你是高傲；不宜太紧，紧则令人痛，不宜太久，久则令人为难；不宜太常握，太常握则容易使你自己的巴掌上起好几块鸡眼！

（原载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九日《中央日报·平明》，署名杨业文）

小账

小账是我们中国的一种坏习惯，在外国许多地方也有小账，但不像我们的小账制度那样的周密，认真，麻烦，常常令人不快。我们在饭馆里除了小账加一之外还要小账，理发洗澡要小账，坐轮船火车要小账，雇汽车要小账，甚而至于坐人力车坐轿子，车夫轿夫也还会要饶一句：“道谢两白钱！”

小账制度的讨厌在于小账没有固定的数目，给少了固然要遭白眼，给多了也是不妙，最好是在普通的数目上稍微多加那么一点点，庶几可收给小账之功而不被谥为猪头三。然而这就不容易，这需要有经验，老门槛。

在有些地方，饭馆的小账是省不得的，尤其是在北方，堂倌客气得很，你的小账便也要相当的慷慨。小账加一，甚至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堂倌便笑容可掬，鞠躬如也，你才迈出门坎，就听见堂倌直着脖子大叫：“送座，小账×元×角！”声音来得雄壮，调门来得高亢，气势来得威武，并且一呼百诺，一阵欢声把你直送出大门口，门口旁边还站着个把肥头胖耳的大块头，满面春风的弯腰打拱。小账之功效，有如此者。假如你的小账给得太少，譬如吃了九角八分面你给大洋一元还说“不用找啦”，那你就准备看着一张丧气的脸罢！堂倌绝不隐恶扬善，他是很公道的，你的“恶”他也要“扬”一下，他会怪声怪气的大吼一声：“小账二分……”门外还有人应声：“啊！二分！谢谢！”你只好臊不搭的溜之乎也。听说有一个人吃完饭放了二分钱在桌上，堂倌性急了一点，大叫：“小账二分！”那个人羞恼成怒，把那两分钱拿起来放进衣袋去，堂倌接着又叫：“又收回去了！”

一个外国传教师曾记载着：

中国的客栈饭馆和澡堂一类场所有一种规矩，就是在客人付账之后，接受银钱的堂倌一定要高声报告小账的数目，这种规矩表面上好像是替客人拉面子，表示他如何阔绰（或其反面），也确有初次出门的客人这样想的；但实际上是让其他的堂倌们知道，他并没有揩什么油，小账是大家平均分配的，经收的他是“涓滴归公”了的（见潘光旦先生著：《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页一四五，商务版）。这观察固然是很对的，但是多付小账能有意想不到之效力，也是事实。在饭馆多付几成小账，以后你去了便受特别优待，你要一盘烩虾仁，堂倌便会附耳过来说：“二爷，不用吃虾仁了，不新鲜！”虾仁究竟新鲜与否是另一问题，单是这一句话显得多么亲切有味！在澡堂里于六角之外另给小账六角，给过几次之后，你再去，堂倌老远的就望见你，心里说“六角的来了”。

记得老舍先生有一篇小说，提起火车里的查票人的几副面孔，在三等车里两个查票人都板着面孔，在二等车里一个板面孔一个露笑脸，在头等车里两个人都带笑容。我们不能不佩服老舍先生形容尽致。不过你们注意过火车上的小账没有？坐二三等车的人不能省小账，你给了之后茶房还会嘟嘟囔囔的说：“请你老再回回手！”你回了手之后，他还要咂嘴摇头，勉强算是饶了你这一遭，并不满意。可是在头等车里很少有此等事，小账随便给，并无闲话听。原因很简单，他不知你是何许人，不敢唣。轮船里的大餐间，也有类似情形。陇海线浙赣线均不许茶房收小账，规矩很好，有些花钱的老爷们偏要破坏这规矩，其实是不该的。

考小账制度之所以这样发达，原因不外乎两个，一个是劳苦的工役薪俸太低，一个是有钱的人要凭借金钱的势力去买得格外的舒服。

劳力者的待遇，就一般论，实在太低。出卖劳力的人，一个月的薪俸只有十块八块，这是很普通的事，每月挣五六块的薪金而每月分小账可以分到三五十元，这也是很普通的事。为了贪求小账，劳动者便不能不低声下气的去伺候顾主，这固然也有好处，然而这种制度对于劳动者是不公道的，因为小账近于“恩惠”，而不是应得的报酬。广东有许多地方不要小账，那精神是可取的。要取消小账制度，劳力者的人格才得更受尊敬。在业主方面着想，小账是最好不过，这负担是出自顾客方面，而且因此还可以把业主的负担（薪金）减轻。

富有的人并不嫌小账为多事。常言道：“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的人往往就想：我有钱，什么事都办得到，多费几个钱算什么！在北平听过戏的人应该知道所谓“飞票”。好戏上场，总是很晚的，富有阶级的人无须早临而得佳座，因为卖“飞票”的人在门口守候着，拿着预先包销的佳座的票子向你兜售，你只消比票价多出百分之五十做小账，第二排第三排便随你挑选，假如再多付一点小账，等一会还会有一小壶特别体己好茶送到你的眼前。有钱的人不必守规矩，钱就是规矩。火车站买票也是苦事，然而老于此道者亦无须着急，尽管到候车室里吸烟品茶，茶房会从票房的后门进去替你办得妥妥帖帖，省你一身大汗，费你几角小账。只要有钱，就有办法。假如没有小账制度，有钱也是不成，大家都得守规矩，有钱的人和没钱的人不是平等了么？

我提议：一，把劳苦的人的工资提高；二，把小账的制度取缔一下，例如饭馆既有堂彩加一的办法，就不必另收小账（改做加二也好）；三，公用机关和大企业要首先倡导打破小账制度，这事说起来容易，一时自然办不到。可是我还要说！

（原载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央日报·平明》，署名文茜）

狗

我不喜欢狗，也不知是为什么，仔细想起来，大概是不外这几个原因：一，怕狗咬；二，嫌狗脏；三，家里的孩子已经太多。

我到重庆来，租到一间房子，主人豢养着一条狗，不是什么叭儿狗狼狗鬈毛狗之类的名种，只是地地道道的一条笨狗，可是主人爱它。我的屋门的外面就是主人的饭厅，同时也就是这条狗的休憩之所。一到“开堂”的时候，桌上桌下同时的要吱吱喳喳的忙碌一阵。主人若是剩下半锅稀饭，就噗的一声往地上一泼，那条狗便伸出缁红长舌头呱唧呱唧的给舔得一干二净。小宝宝若是屙了屎，那条狗也依样办理。所以地上是很光溜的，而主人还省许多事。开堂的时候那条狗若是缺席，还要劳主人依槛而望，有时还要喊着它的大名催请。饭后狗还要在我门外偃卧。所以我推开门，总是要遇到狗。平常倒也彼此相安，但是遇到它正在啃骨头或是心绪欠佳的时候，它便呼的一下子扑上身来，有一次冷不防被它把裤子咬破一个洞，至今这个洞还没有缝起来。以后我出入就更加小心了，杖不离手，手不离杖，采取防御的姿势。狗大概是饱的时候不多，常常狭路相逢，和我冲突。我接受一个朋友的劝告，买了十个铜板的大饼喂它，果然，它摇尾而来，有妥协之意，我把饼都给它吃了。它快吃完，我大踏步走出门口，不料它呼的一下咬住了我的衣襟，我一时也无法摆脱，顿成胶滞状态，幸亏主人出来呵逐，我仅以身免。衣襟上已有两个窟窿！以后我就变更策略，按照军事学家所谓“进攻是最好的防卫”，又按照标语家所谓的“予打击者以打击”，以后遇到狗便见头打头，见尾打尾。从此我没被狗咬过，然而也很吃力，尤其是在精神上感觉紧张。我的朋友们来访我的，有两位腿上挂了彩。主人非常客气，甚至于感觉有一点不安，在大门外竖起一块牌子，大书“内有恶犬”。

有人说，怕狗咬足以证明你是城里人，不是乡下人。乡下人没有怕狗咬的。这话也对。不过城里不是没有狗。重庆的街道上，狗甚多。我常有“不可与同群也”之感。城里的狗比乡下的狗机警，卧在街道中间的少，而且也并不狂吠着追逐汽车。街上的野狗并不轻易咬人，大概是因为它知道它自己是野狗的缘故。不过我总觉得在人的都市里，狗不应该有居住行动的自由权。万一谁得到“恐水症”，在重庆可是没法治！市政当局若是发起捕杀野犬运动，我赞成。

猎犬、警犬，都是有用的；太太们若是喜欢小叭儿狗，那也是私人的嗜好，并无可议；看门守夜的狗，若是家教严，管理得法，不乱咬人，那也要得。至于笔记小说中所谓“义犬”那自然更令人肃然起敬，我不敢诽谤。可是××的“走狗”，那就非打倒不可了。狗和人一样，有种类的不同，不可一概而论。你看，英国人不是还时常喜欢自比为“牛头狗”么？

（原载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央日报·平明》，署名吴定之）

考生的悲哀

我是一个投考大学的学生，简称曰考生。

常言道，生，老，病，死，乃人生四件大事。就我个人而言，除了这四件大事之外，考大学也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中学一毕业，我就觉得飘飘然，不知那里是我的归宿。“上智与下愚不移”。我并不是谦逊，我非上智，考大学简直没有把握，但我也并不是狂傲，我亦非下愚，总不能不去投考。我惴惴然，在所能投考的地方全去报名了。

有人想安慰我：“你没有问题，准是一榜及第！”我只好说：“多谢吉言。”我心里说：“你先别僵我！捧得高，摔得重。万一我一败涂地，可怎么办？”

有人想恫吓我：“听说今年考生特别多，一百个里也取不了一个。可真要早些打主意。”我有什么主意可打呢？

有人说风凉话：“考学校的事可真没有准，全凭运气。”这倒是正道着了我的心情。我正是要碰碰运气。也许有人相信，考场的事与父母的德行祖上的阴功坟地的风水都很有关系，我却不愿因为自己考学校而连累父母祖坟，所以说我是很单纯的碰碰运气，试试我的流年。

话虽如此，我心里的忐忑不安是与日俱增的。临阵磨枪，没有用，不磨，更要糟心。我看见所有的人的眼睛都在用奇异的目光盯着我，似乎都觉得我是一条大毛虫，不知是要变蝴蝶，还是要变灰蛾。我也不知道我要变成一样什么东西。我心里悬想：如果考取，是不是可以扬眉吐气，是不是有许多人要给我几张笑脸看？如果失败，是不是须要在地板上找个缝儿钻进去？常听长一辈的人说，不能念书就只好去做学徒，学徒是要给掌柜的捧夜壶起。因此，我一连多少天，净做梦，一梦就是夜壶。

我把铅笔修得溜尖，锥子似的。墨盒里加足了墨汁。自来水笔灌足了墨水，外加墨水一瓶。三角板，毛笔，橡皮……一应俱全。

一清早我到了考场，已经满坑满谷的都是我的难友，一个个的都是神头鬼脸，龇牙咧嘴的。

听人说过，从前科举场中，有人喊：“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我想到这里，就毛骨悚然。考场虽然是很爽朗，似也不免有些阴森之气。万一有个鬼魂和我过不去呢？

题目试卷都发下来了。我一目十行，先把题目大略的扫看一遍。还好，听说从前有学校考国文只有一道作文题目，全体缴了白卷，因为题目没人懂，题目好像是“卞壶不苟时好论”，典出《晋书》。我这一回总算没有遇见“卞壶”，虽然“井儿”“明儿”也难倒了我。有好几门功课，题目真多，好像是在作常识试验。试场里只听得沙沙的响，像是蚕吃桑叶。我手眼并用，笔不停挥。

“拍”一声。旁边一位朋友的墨水壶摔了，溅了我一裤子蓝墨水。这一点也不稀奇，有必然性。考生没有不洒墨水的。有人的自来水笔干了，这也是必然的。有人站起来大声问，“抄题不抄题？”这也是必然的。

考场大致是肃静的。监考的先生们不知是怎样选的，都是目光炯炯，东一位，西一位，好多道目光在试场上扫来扫去，有的立在台上高瞻远瞩，有的坐在空位子上作埋伏，有的巡回检阅，真是如临大敌。最有趣的是查对照片，一位先生给一个考生相面一次，有时候还需要仔细端详，验明正身而后已。

为什么要考这样多功课，我不懂。至少两天，至多三天，我一共考四个学校，前前后后一个整月耗在考试中间，考得我不死也得脱层皮。

但是我安然考完了，一不曾犯规，二不曾晕厥。

现就等着发榜。

我沉住了气，我准备了最恶劣局势的来临。万一名落孙山，我不寻短见，明年再见。可是我也准备好，万一榜上有名，切不可像《儒林外史》里的范进，喜欢得痰迷心窍，挨屠户一记耳光才醒得过来。

榜？不是榜！那是犯人的判决书。

榜上如果没有我的名字，我从此在人面前要矮下半尺多。我在街上只能擦着边行走。我在家里只能低声下气的说话。我吃的饭只能从脊梁骨下去。不敢想。如果榜上有名，则除了怕嘴乐得闭不上之外当无其他危险。

明天发榜，我这一夜没好睡，直做梦，净梦见范进。

天亮，报童在街上喊：“买报瞧！买报瞧！”我连爬带滚的起来，买了一张报，打开一看，蚂蚁似的一片人名，我闭紧了嘴，怕心脏从口里跳出来，找来找去，找到了，我的名字赫然在焉！只听得，噗通一声，心像石头一般落了地。我和范进不一样，我没发疯，我也不觉得乐，我只觉得麻木空虚，我不由自主的从眼里迸出了两行热泪。

（原载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一日《益世报·星期小品》第十期，署名刘惠钧）

火

忽然听得人声鼎沸，门外有跑步声。如果我有六朝人风度，应该充耳不闻，若无其事者然，这才显得悠闲高旷，管宁华歆割席的故事我们不该忘怀。但我究竟未能免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些年来乱离的经验太多，听见一点声响就悚然而惊，何况是嘈杂的人声发于肘腋，焉能不矍然而作，一探究竟呢？

走到户外，只见西南方一股黑烟矗立在半天空，烧烤的味道扑鼻而来，很显然的，是什么地方失火了。

我打开街门，啊，好汹涌的一股人流！其中有穿长袍的，有短打的，有趿着拖鞋的，有抱着吃奶的孩子的，有扶着拐杖的，有的是呼朋引友，有的是全家出发，七姑姑八姨姨，扶老携弱，有说有笑的向着一个方向急行。

我随波逐流的到了巷口。火势果然不小。火舌从窗口伸出来舐墙，一团团的火球往天空迸，一阵阵的白烟间杂着黑烟，烟灰被风吹着像是香灰似的扑簌而下。

街上挤满了人，黑鸦鸦一片，凡是火的热气烤不着的地方都站满了人，人从四面八方的赶了过来。有一家茶叶铺搬出好几条板凳，招待亲友，立刻就挤满了，像兔儿爷摊子似的，高高的，不妨视线，得看。

有一位太性急的观客，踩了一位女客的脚，开始“国骂”。这是插曲，并不被人注意。

有一个半大的小子爬上树了，得意的锐叫起来，很多的孩子都不免羡慕。

邻近的屋顶上也出现了人，有人骑在屋脊上。

火场里有人往外抢东西，我只见一床床的被褥都堆在马路边上了。箱笼，木盆，席子，热水壶……杂然并陈。

一面是表演，一面是观众，壁垒森严。观众是在欣赏，在喝彩。观众当然不能参加表演。

哗唧哗唧的响，消防队来了，血红的车，晶亮的铜帽，崭新的制服，高筒的皮靴，观众看着很满意，认为行头不错。

皮带照例是要漏水的。横亘在马路上的一截皮带，就有好几处喷泉，喷得有丈把高。路上是一片汪洋。

水像银蛇似的往火里钻，嘶嘶的响。倏时间没有黑烟了，只剩了白烟，又像是云雾。看样子，烧了没有几间房。

“走罢！没有什么了。”有人说。

老远的还有人跑来，直抱怨，跑一身大汗，没看见什么，好像是应该单为他再烧几间房子才好。

观众渐渐散了，像是戏园子刚散戏。

（原载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八日《益世报·星期小品》第十一期，署名李敬远）

推销术

一位朋友在美国旅行，坐在火车上昏昏欲睡，蓦然觉得肘边一触，发现在椅子上扶手的地方有一张小纸，纸上有十几颗油炸花生，鲜红的，油汪汪的，洒着盐粒的，油炸花生。这是哪里来的呢？他回头一看，有一位身材高大的人端着一盘油炸花生刚刚走过去，他手里拿着一把银匙，他给每人面前放下一张纸，然后挖一勺花生。我的朋友是刚刚入境，尚未问俗，觉得好生奇怪，不知这个人是做什么的。是卖花生的么？我既没有要买，他也并未要钱。只见他把花生定量配发以后，就匆匆的到另外一个车厢里去了。花生是富于诱惑性的，人在无聊的时候谁忍得住不捏一颗花生往口里送？既送进一颗之后，把馋虫逗起来了，谁忍得住不再拿第二颗？什么东西都好抵抗，唯独诱惑最难抵抗。车上的客人都在蠕动着嘴巴嚼花生了。我的朋友也随着大家吃了起来。十几颗花生是禁不住几嚼的。霎时间，花生吃完了。可是肚子里不答应，嘴里也闹得慌，比当初不吃还难受。正在这难熬的当儿，那个大高个儿又来了，这一回他是提着一个大篮子，里面是一袋一袋的炸花生，两角钱一袋。旅客几乎没有不买一两袋的。吃过十几颗而不再买的也有，那大个子也只对他微微一笑，走过去了，原来起先配发的十几颗是样品，不取值。好精明的推销术！

我的朋友说，还有比这更霸道的。在家里住得好好的，忽然邮差送来一个小小的包裹，打开一看是肥皂公司寄来的两块肥皂，附着一封信，挺客气，恭维你一大顿，说只有你才配用这样超等的肥皂，这种肥皂如果和脸一接触，那感觉就比和任何别种东西接触都来得更为浑身通泰，临完是祝你一家子康健。我的朋友愣住了，问太太，问小姐，谁也没有要买他的肥皂。已经寄来了，就搁着罢。过了很久，也没有下文，不知是在哪一天也就拉扯着用了。也说不上好坏，反正可以起白沫子下油泥就是了。可是两块肥皂刚用完，信来了，问你要订购多少块，每块五角。我的朋友置之不理。过些天第三封信来了，这一回措词还很客气，可是骨子里有点硬了，他问你为什么缘故不订购他的肥皂，是为了价钱贵么，是为了香气不够么，是为了硬度不合么，是为了颜色不美么……列举了一串理由，要你在那小方格里打个记号。活像是民意测验。我的朋友火了，把测验纸放进应该放进的地方去，骂了一句美国式的国骂。又过了不久，第四封信来了，措词还是很谦逊，算是偿付那两块肥皂的价钱，便彼此两清了。人的耐性是有限度的，谁的耐性小谁算是输了。我的朋友赌气寄一元钱去，其怪遂绝。

据说某一医生也同样的收到这样的肥皂两块。也接到了四封嗦的信，他的应付的方法是寄一小包药片给他，也恭维他一大顿，说只有您阁下才配吃这样的妙药，也问他要订购多少瓶，也问他为什么不满意，最后也是索价一元，但是无庸寄钱了，彼此抵消，两清。

这样的情形，在我们国内不易发生。谁舍得把一勺勺花生或一块块肥皂白白的当样品送出去？既送出之后，谁能再收回成本？我们是最现实的，得到一点点便宜之后，绝不会再吐出来的。

可是我们也有我们传统的推销术。我们自古以来就讲究“良贾深藏若虚”。这是以退为进，以柔克刚的老法宝，我有一票货，无须大吹大擂，不必雇一队洋吹鼓手游街，亦无须都倒翻出来摆在玻璃窗里开展览会，更不花冤枉钱登广告，我干脆不推销，死等着顾客自己上门。买卖做得硬气，门口标明“只此一家，并无分店”，连分店都不肯设。多么倔！但是货出了名，自然有人上门，有人几百里跑来买东西。不推销反成为最好的推销术。

这样不推销的推销术，在北平最合适。北平有些店铺，主顾上门，不但不着急兜揽生意，而且于客气之中还寓有生疏之意。例如书店。进得店门，四壁图书虽然塞得满满的，但尽是些普通书籍，你若问他有什么好书，他说没有什么，你说随便看看，他说请看请看。结果是你什么好书也看不见。但是你若去过几次，做成几回生意，情形就不同了，他会请你到里柜坐，再过些时请到后柜坐，升堂入室之后，箱子里的好书善本陆陆续续的都拿出来了。宋版的，元椠的，琳琅满目，还小声的嘱咐你，不要对外人说。于生意之外，还套着交情。

水果店也有类似的情形。你别看外面红红绿绿的摆着一大堆，有好的也有坏的，顶好的一路却在后面筐里藏着呢！你若不开口要看后面藏着的货色，他绝不给你看。后面筐里，盖着一张张绵纸，揭开一看，全是没有渣儿的上等货。

这种“深藏若虚”的推销术有它的存在的理由。货物并非大量生产，所以无需急于到处推销。如果宋版书一刷就是几万份，也得放在地摊上一折八扣。如果莱阳梨肥城桃大批运到北平，也不能一声不响的藏在后柜。而且社会相当稳定，买东西的人是固定的那么些个人，今年上门明年一定还来，几十年下来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动。所以，小自酸梅汤，酱羊肉，茯苓饼，灌肠，薄脆，豆腐脑，都有一定的标准店铺，口碑相传，决无错误。如今时代不同了，人口在流动，家族在崩析，到处都像是个码头，今年不知明年事，所以商店的推销术也起了急剧的变化。就是在北平，你看，杂货店开张也要有两位小姐剪彩，油盐店也要装置大号的收音机，饭馆也要装霓虹招牌，满街上奇形怪状的广告，不是欢迎参观，就是敬请比较，不是货涌如山，就是拼命削价，唯恐主顾不上门，——只欠门口再站两个彪形大汉，见人就往里拉！

（原载一九四七年十月五日《益世报·星期小品》第十二期，署名刘惠钧）

电话

记得小时候家里装电话，那时候电话叫做“德律风”。二三尺长的木匣子钉在墙上，头上两个白铜电镀的铃儿，远远一看像只猫头鹰，怪不好看的，所以家人几度商量之后，就安在门后头了。我看着三两个工人穿着蓝布短装，胸前一大排纽扣，四五个衣袋，蹿房越脊的在拉电线，感觉无限惊奇。装完之后，工人试用一次，只听他一个人喂喂的说鬼话。我家里有一位舅爷爷，平素善修钟表八音盒之类，在我们心目中他是很通机械工程的，所以“德律风”装好之后，他算是兼了一份差事，收发电话全是他的事。初装电话，往往一天也用不着一回，我们真希望话铃响一回。当啷当啷响了，家里慌做一团，到处找舅爷爷，比消防队的车铃还令人急，因为除了他没人敢接，怕触电。

这是将近四十年前的事了。现在电话匣子缩小了，样子不怕人了，不懂机械工程的人也可以随便使用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是余悸未已，对于电话不大感兴趣。有时候我宁愿跑三五里路去看一个朋友，他不在家我就回来，我也不大肯先打电话问一声。缘故在那里，我不知道，我总是怵着打电话。当然不是怕触电，也不是反对淫奇技巧，大概总还是因为怕麻烦。

如果一打电话，对方就是一阵和蔼而悦耳的声音，当然令人愉快。但是很少如此。下面这样的问答方式是我们可以常听见的。

“喂！那里？”

“你哪里？”

“你要哪里？”

“你是哪里？”

“管我是哪里！你要的是哪里？”

“我要的是……号。”

“不错，是这里，你找谁？”

于是入了正轨，双方开始通话。这是最幸运的际遇，有时候不这样圆满，比方一面是个刁钻古怪，一面是古怪刁钻，谁也不肯先吐露自己的真实地址，好像谁先吐露就算是谁输了似的，僵持的结果是双方动了肝火，力竭声嘶的吼骂一场了事。了事还算是好的，还有骂之不足，继之以行动，放下电话坐上汽车，找到对方掴他几个耳光的。

有些自以为有身份的人，他自己不要号码，他派当差给你打电话，把你找到讯明正身之后告诉你“等着，某某就要和你说话”。你也只好毕恭毕敬的等着，这一等可能功夫很大。他却是很安逸。他没有顾虑到你守株待兔一般的焦躁。唯一的报复方法就是，等他开口的时候，你也告诉他：“等着，某某就来和你说话。”静默三分钟，然后再交谈。

为电话所困扰的人很多。你午睡方酣，电话来了，而且多半是些不相干的事，再不然就是错了。顶恶心的是你离电话很远，严寒的天气，你已脱了衣服要睡，或是半夜三更，突然电话铃声响得紧，你不能去接，结果是他问明你的姓名之后没头没脑的破口骂你一句，而呱嗒一声挂上了。只好含冤而返，带着那一声诅咒入睡。

偏偏也有人爱打电话。家长里短的聊不完，情人对话喁喁不休，恨不得钻进耳机里面去，就是没话说也舍不得挂上。我还知道有人接到电报而没有号码本，便打电话给一个有号码本的人，在电话中把号码一个一个的报，那边便一个一个的查，这电话足足用了一点钟。还有一位教员把学生的名册和考卷丢了，学校逼得紧，也靠了电话而圆满解决，在电话上注册组报一个名字，这位先生便说一个分数，总是七八十分上下。像这样的长时间使用电话，我真担心，我怕街上的电线因通电太久，而烧得通红！

（原载一九四七年十月五日《益世报·星期小品》第十二期，署名马天祥）

猫

想当年在四川的时候，好像是在无猫国一般，猫是宝贝。每逢家里老鼠闹得太凶，女佣就要走五六里去把人家的猫借来。因为猫太稀罕，在那十里方圆的区域里提猫是不用加形容词的，就好像我们说太阳不形容它的圆，亮……一样的自然。说猫，就是那一只，没有第二个。

这只猫毛色班驳，相貌庸俗。语其强，大不足搏鼠；论其巧，笨不能玩球。但是也有三个特点：一、好睡。二、爱吃。三、不能登高。新借来的那一天，几个小孩子在教科书上早就读熟猫教虎本领的故事，久仰猫会上树，于是就抱来放在一株丈把高的小树上，希望它能刷的直爬上去，开开眼界。大家满怀热望，团团围住。及至一放上去，情形马上大变，只见它全身畏缩，呼吸急速，双眼紧闭，四腿发抖，一动也不动。大家都呆住了，约摸等了有半分钟的工夫，女佣气急败坏的跑来抱怨孩子：“你们怎么这么淘气？把猫跌坏了可怎么好！”把猫放在树上，就等于是硬打鸭子上架。

女佣喜欢猫，每天从大家的伙食里扣出一块大得令人心疼眼红的肉，亲手喂给猫吃，大家不得有不平色。不然女佣便要抱怨：“别家的猫儿如何如何……”而这些“如何如何”却正是我们在一年三节才办得到的事！所以大家虽则看了眼熟，但是转念一下，也就罢了。

在北平猫不稀奇，恰如阴沟里的老鼠一般，随地皆是。把猫和老鼠共列或者有点刺耳，但是在与人为患一点上，他俩倒确是难兄难弟，并不委屈。老鼠要偷东西吃，猫也要偷东西吃，而且必然吃得比老鼠更多。尤其不幸的是猫是肉食动物，欲望很大，大抵越是我们收得紧，防得严，舍不得吃的东西，它就越是舍得吃。一旦不慎，被它得了手，就不是耍，其情形远较老鼠啃了块窝头为严重。但是仍然有很多人养猫。大部分养猫的人申述他们所以养猫的理由，都以为猫能捕鼠，是乃益兽，不过我倒从没想大肚量的贼会比小肚量的鼠更应受欢迎些。

北平猫比四川猫聪明得多，飞檐走壁，蹿房越脊，不算回事。其实这是环境逼出来的。北平到处是房是墙，如果猫都是迈四方步一登高就眼晕，则家养者一定要寂寞终身，野生者一定要饿得发昏。环境如此，猫们不得不练就一身来去无纵的本领。恶猫者不知何时厨房就要遭光顾，爱猫者不知何时爱物就会出外访友。彼此防不胜防，实为狼狈。每当月明风清，寂无人声之际，常有“小黄，吃饭来呦……谁要是藏了我的猫不放啊，谁就……”之类的呼声随风飘送，破人寂寞。其音忽断忽续，悠悠不绝，凄凉恳切，足使思妇住织，慈母辍线。我虽不是爱猫者，然据其声音，想见其人痛心疾首，倚闾悲鸣之状亦深受感动。

然而我还是不能爱猫，猫的生活习惯和人不同，每每在午后或子夜人们甜睡的时候恰是猫们社交公开的时候。鲁迅先生最不喜欢这一点，他每逢这种情形就拿起“长竹竿”上前拼命的“攻击”。我没有鲁迅先生这样大的勇气，假若我是在睡觉，我就把被捂住耳朵上忍着，因为睡得昏昏沉沉的披衣起来，拿“长竹竿”就猫交战似乎不是怎样有趣的事。假若我是在看书，我就拍桌打凳的虚声恫吓一番，恫吓无效，我就把书放下，休息一下。君子讲究“犯而不校”，所以我也不敢不勉。鲁迅先生自称不是“正人君子”所以常常半夜里拿“长竹竿”和猫打架。

老舍先生也不喜欢猫，但是他的办法比较文明，他采取口诛笔伐的方式著了一本《猫城记》。用猫来象征贪狠刁坏是很适当的。猫吃饭永远是由饭碗的中间吃起，中间突破之后，吃得里里外外狼藉不堪，而且常常吃剩一半就不吃，等不到几分钟又向你咪咪的叫，作媚态。如果饭里有肉或肝拌着吃，取其精华而遗其糟粕。关于这个我很不忿，我们吃饭也还不能专食肉糜，猫不过畜生耳，何得而而？

仿佛女人们比较喜欢猫，无论是老太太是小姑娘，总爱把猫抱起来摸它的毛，不厌其详的夸奖它的耳朵、尾巴，关心的询问它的饮食起居……我看了真真老大不耐烦。有时候若非碍于礼貌，我就很想走上去告诉她，她所抱的是怎样一种的动物。据云伦敦的阔寡妇们捐了巨万的英镑——组织“爱猫协会”，专以谋取猫之福利为目的。内中包括猫的疾病治疗，起居设计，饮食分配，择偶，分娩……据该会表示，这是个惊人的人道措施，希望世界各国群起效法云云。我不知道这个会的详细地址，否则我必要打一个电报给“爱猫协会”，上面只有一句“国骂”，舍此而外我就更不能表示我的情绪了。

（原载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九日《益世报·星期小品》第十四期，署名梁痕如）

疟

对于一个生病的人，我们总有几分同情，除非我们是专门以人家的痛苦为自己的利益的那种人。我们看见一个面黄肌瘦伏枕呻吟的人，我们绝不会再嘲弄他。唯独对于一个患疟疾的人，则往往不然。患疟者发寒时，牙齿相击有声，发热时，身盖大被不暖，时而红头涨脸，时而面色土白，终于是面皮焦黄，目眶深陷，耳朵枯卷，脑壳曲缩得像一根磬槌儿似的，一副憔悴狼狈之态，引得旁观的女士窃窃失笑，其意若曰：“看！看那个患疟的人！”

一般人并不是一定都硬心肠，并不一定那样缺乏同情心。一般人以为疟不致命，时间时歇的发作轮回，把人弄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几十个金鸡腊霜落肚之后，依然一条好汉，这就如同看见一般踏着香蕉皮面跌得四脚朝天，有些行人也不免要报之以大笑一般，所以疟更常常成为被人嘲笑的资料。

这种情形，自古已然，《世说新语》言语篇就有这样的记载：

中朝有小儿，父病，行乞药，主人问病，曰：“患疟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疟？”答曰：“来病君子，所以为疟耳。”

好像一染疟疾，就证明其非君子的样子。这种病太讨厌了，既伤身体，又损盛德，苦痛艰难而为天下人笑！

旧传疟有疟鬼，躯体甚小，善为作崇，所以治疗的方法往往也就很玄妙，《唐诗纪事》有这样的记载：

有病疟者，子美曰：“吾诗可以疗之，‘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其人诵之，未愈。曰：“更诵吾诗‘子璋骷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诵之，果愈。

其人是谁，罔无可考，我们觉得奇怪的是，杜子美既有这样的灵药在握，而且是两副，一副比一副凶，何以他老人家万里投荒，辗转川巴，直嚷“三年犹疟疾”，“疟疠三秋孰可忍”，而不知道诵一遍他自己的诗？杜子美之“太瘦生”，我想大概就不是为了“作诗苦”，恐怕就是疟疾闹的。不过话说回来，杜诗疗疟，其事确有可征。有一位卢元昌先生，他自称：

乙巳秋，余病疟甚，客告曰：“世传杜少陵诗（子璋骷髅血模糊）句诵之可止疟。”予怪之，继而读诸集，乃少陵所作花柳歌中句也。遂辍药杵，将全集从头潜咏之，末两卷，予忘乎疟，疟竟止。

这位卢先生真是健忘，读诗而把病都忘了。这种治疗法胜似药杵多多。查近人似乎也有应用此种精神治疗法的，临到将要发病之际，辄外出寻药，据云并不勘验。

我们北地人从来不知疟为何物，儿时读《水浒》，读到武松患疟，蹲在屋檐下烤火盆，宋江不留心一脚踢翻了炭盆，给武松吓出一身汗，病也好了，读到这一段总觉得怪好笑的，总以为这是小说里的事，如今天下不靖，丧乱之余，疟鬼也跟着人而远走四方，像我住在北地的人而亦不免为疟鬼所苦了。病魔缠身，我将做些什么事才能把它忘记呢？

（原载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六日《益世报·星期小品》第十五期，署名李敬远）

钱的教育

《乌托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在理想的国里，小孩子拿金钱当做玩具，孩子们可以由性的大把的抓钱，顺手丢来丢去的玩。其用意在使孩子把金钱看成司空见惯的东西，久之便会觉得金钱这东西稀松平常，长大了之后自然也就不会过分的重视金钱，贪吝的毛病也就可以不至于犯了。这理想恐怕终归是个理想吧？小孩子没有不喜欢耍枪弄棒的，长大之后更容易培养出尚武的精神。小孩子没有不喜欢飞机模型的，长大之后很可能对航空发生很大的兴趣。所以幼习俎豆，长大便成圣贤，这种故事不能不说有几分道理。小时候在钱堆里打滚，长大了便不爱钱，这道理我却不敢深信。

事实上一般小孩子们所受的关于钱的教育，都是培养他对于钱的爱好。我们小时候，玩的不是钱，而常常是装钱的扑满。门口过来了一个小贩，吆喝着：“小盆儿啊小罐儿啊！”往往不经我们的请求，大人就给买一个瓦制的小扑满。大人告诉我们把钱一个个的放进那个小孔里面，积着，积着，积满了之后扑的一声摔碎，便可以有笔大钱。那一笔钱做什么用？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以我个人而论，我拿到一个扑满之后，我却是被这个古怪的玩艺所诱惑了，觉得怪有趣的，恨不得能立刻把它填满，我憧憬着将来有一天摔碎它时的那种快乐。我手里难得有钱，钱是在父亲屋里的大木柜里锁着的，我手里的钱只有三种来源：一是过年时的压岁钱，或是客人来时给的红纸包的钱；一是自己生辰家里长辈给的钱；一是从每日点心费里积攒下来的节余。有一点富余的钱，便急忙投进扑满，当的一声，怪好玩的。起初我对于这小小的储蓄银行很感兴趣，不时的取出来摇摇，从那个小孔往里面窥看。但是不久我就恍然，我是被骗了，因为我在想买冰糖葫芦或是糯米藕的时候，才明白那扑满里的钱是无法取出来用的，那窟窿太小，倒是倒不出来，用刀子拨也拨不出来，要摔又不敢，我开始明白这不是一个玩具，这是一个强迫储蓄的一种陷阱。金钱这东西为什么是那样的宝贵，必须如此周密的储藏起来呢？扑满并没有给我养成储蓄的美德，它反倒帮助我对于钱发生一种神秘的感觉。

有人主张绝对不给孩子们任何零钱，一切糖果玩具都已准备齐全，当然无从令孩子们去学习挥霍的本领。铜臭是越晚沾染人的双手越好。可是这种办法也有时效的限制，一离开家之后任何孩子都会立刻感觉到钱的重要。我小的时候，每天上学口袋里放两个铜板，到学校可以买两套烧饼油条做早点吃，我本来也没有别的其他欲望，但是过了两天，学校门口来了一个卖糯米藕的小贩，围了一圈的小顾客，我挤进去一看，那小贩正在一片一片的切着一橛赭中带紫的东西，像是藕，可是孔里又塞着东西，切好之后浇一小勺红糖汁和一小勺桂花，令人馋涎欲滴！我咽了一口唾沫之后退出来了。第二天仗着胆子去买一碟尝尝，却料不到起码要四个铜板才肯卖。我忍了两天没吃早点换到了一碟这个无名的美味。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钱的用处，第一次感觉到没有钱的苦处。我相当的了解了钱的神秘。

钱的用处比较容易明白，钱从什么地方来，便比较难以了解。父母的柜子里皮包里，不断的有钱的补充。但是从那里来的呢？有人主张用实验的方法教导孩子：不工作便没有钱。于是他们鼓励孩子们服务，按服务的多寡优劣而付给报酬。芟除庭草，一角钱；汲水浇花，一角钱；看家费，一角钱；投邮费，一角钱……这种办法有好处，可以让孩子知道钱不是白给的，是劳动换来的。但是也有流弊，“没有钱便不工作”。我看见过很多人家的孩子，不给钱便不肯写每天一页的大字，不给钱便死抱着桌腿不肯上学，不给钱便撒泼打滚不给你一刻安静的工夫去睡午觉。这样，钱的报酬的功用已经变成为贿赂的功用了！“没有钱便不工作”，这原则并不错，不过在家庭里应用起来，便抹煞了人与人之间的情分，似乎是太早的戕贼了人的性灵了。

如果把钱的教育写成一本大书，我想也不过是上下二卷，上卷是钱怎样来，下卷是钱怎样去。

钱怎样来，只能由上一辈的人做一个榜样给下一辈的人看。示范的作用很大，孩子们无须很早的就实习。如果一个人的人生观和宇宙观都是从钱的方孔里望出去的，我相信他的孩子们一定会有一套拜金主义的心理。如果一个人用各种欺骗舞弊的方法把钱弄到家里而并不脸红，而且洋洋得意的自诩为能，甚而给孩子们也分润一点油水，我想这也就是很有效的一种教育，孩子长大必定也会有从政经商的全副的本领。所谓家学渊源，在这一方面也应用得上。讲到钱的去处，孩子们的意见永远不会和上一辈的相同，年轻人总觉得父母把钱系在肋骨上，每个大钱拿下来都是血淋淋的。钱永远没有足够的时候。正当的用钱的方法，是可以从小就加以训练的。有人主张，一个家庭的经济应该对孩子们公开，月底召开一次家庭会议，懂事的孩子们全都到席，家长报告账目和预算，让大家公开讨论。在这民主的形式之下，孩子们会养成一种自尊。大姐姐本来吵着买大衣，结果也会自动放弃，移做弟弟妹妹买皮鞋用，大哥哥本来争着要置自行车，结果也会自动放弃，移做冬天买煤之用。这是良好习惯的养成。钱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去。钱不但满足自己的物质的需要，钱还要顾及自己的内心的平安。这样的用钱的方法，值得一试。孩子们不一定永远是接受命令，他也可以理解。

（原载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九日《益世报·星期小品》第十七期，署名灵雨）

房东与房客

狗见了猫，猫见了耗子，全没有好气，总不免怒目相视，龇牙咧嘴，一场格斗了事。上天生物就是这样，生生相克，总得斗。房东与房客，或房客与房东，其间的关系也是同样的不祥。在房东眼里，房客很少有好东西；在房客眼里，房东根本就没有一个好东西。利害冲突，彼此很难维持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常态。

房东的哲学往往是这样的：“来看房的那个人，看样子就面生可疑。我的房子能随便租给人？租给他开白面房子怎么办？将来非找个妥保不可。你看他那个神儿！房子的间架矮哩，院子窄哩，地点偏哩，房租大哩，褒贬得一文不值，好像是谁请他来住似的！你不合适不会不住？我说得清清楚楚，你没有家眷我可不租，他说他有。我问他是干什么的，他死不张嘴，再不就是吞吞吐吐，八成不是好人。可是后来我还是租给他了。他往里一搬，哎呀，怎那么多人口，也不知究竟是几家子？瘪嘴的老太太有好几位，孩子一大串，兔儿爷似的一个比一个高。住了没有几个月，房子糟蹋得不成样子，雪白的墙角上他堆煤，披麻绿油的影壁上画了粉笔的飞机与乌龟，砖缝里的草长了一人多高，沟眼也堵死了，水龙头也歪了，地板上的油漆也磨光了，天花板也薰黑了，玻璃窗也用高丽纸给补了，门环子也掉了……唉，简直是遭劫！房租到期还要拖欠，早一天取固然不成，过几天取也常要砸钉子，‘过两天再来吧’、‘下月一起付罢’、‘太太不在家’、‘先付半个月的罢’、‘我们还没有发薪哪，发了薪给你送去’……好，房租取不到，还得白跑道。腿杆儿都跑细了。他不给租钱，还挺横，你去取租的时候，他就叫你蹲在门口儿，砰的一声把大门关上了，好像是你欠他的钱！也有到时候把房租送上门来的，这主儿更难缠，说不定他早做二房东，他怕我去调查。租人家的房子住人的，有几个是有良心的……”

房客的哲学又是一套：“这房东的房子多得很，‘吃瓦片儿的’，任事不做，靠房钱吃饭。这房子一点也不合局，我要是有钱绝不租这样的房子。我是凑合着住。一进门就是三份儿，一房一茶一打扫。比阎王还凶。没法子，给你。还要打铺保？我人地生疏，哪里找保去？难道我还能把你的房子吃掉不成？你问我家里人口多不多，你管得着么？难道房东还带查户口？‘不准转租’，我自己还不够住的呢！可是我要把南房腾空转租，你也管不了，反正我不欠你的房租。‘不准拖欠’，噫，我要是有钱我绝不拖欠。这个月我迟领了几天薪，房东就三天两头儿的找上门来，好像是有几年没付房钱似的，搅得我一家不安，谁没有个手头儿发窘？何苦！房钱错了一天也不行，急如星火，可是那天下雨房漏了，打了八次电话，他也不派人来修，把我的被褥都湿脏了，阴沟堵住了，院里积了一汪子水，也不来修。门环掉了，都是我自己找人修的。他还着脸催房钱！无耻！我住了这么久，没糟蹋你一间房子，墙、柱子都好好的，没摘过你一扇门一扇窗子，还要怎样？这样的房客你哪里找去……”

房东房客如此之不相容，租赁的关系不是很容易决裂的吗？啊不。比离婚还难。房东虽然不好，房子还是要住的；房客虽然不好，房子不能不由他住。主客之间永远是紧张的，谁也不把谁当做君子看。

这还是承平时代的情形。在通货膨胀的时代，双方的无名火都提高了好几十丈，提起了对方的时候恐怕牙都要发痒。

房东的哲学要追加这样一部分：“你这几个房钱够干什么的？你以后不必给房钱了，每个月给我几个烧饼好了。一开口就是‘老房客’，老房客就该白住房？你也打听打听现在的市价，顶费要几条几条的，房租要一袋一袋的，我的房租不到市价的十分之一，人不可没有良心。你嫌贵，你别处租租试试看。你说年头不好，你没有钱，你可以住小房呀！谁叫你住这么大的一所？没有钱，就该找三间房忍着去，你还要场面？你要是一个钱都没有，就该白住房么？我一家子指着房钱吃饭哪！您也不是我的儿子，我为什么让你白住……”

房客方面也追加理由如下：“我这么多年没欠过租，我们的友谊要紧。房钱不是没有涨过，我自动的还给你涨过一次呢，要说是市价一间一袋的话，那不合法，那是高抬物价，压迫无产阶级，市侩作风，说到哪里也是你没理。人不可不知足。你要涨到多少才叫够？我的薪水也并没有跟着物价涨。才几个月的工夫，又嗦着要涨房租，亏你说得出口！你是房东，资产阶级，你不知没房住的苦，何必在穷人身上打算盘？不用废话了，等我的薪水下次调整，也给你加一点，多少总得加你一点，这个月还是这么多，你爱拿不拿！你不拿，我放在提存处去，不是我欠租……”

闹到这个地步，关系该断绝了罢？啊不。房客赌气搬家，不，这个气赌不得，赌财不赌气。房东撵房客搬家，更不行，撵人搬家是最伤天害理的事，谁也不同情，而且事实上也撵不动，房客像是生了根一般。打官司么？房东心里明白：请律师递状，开庭，试行和解，开庭辩论，宣判，二审，三审，这一套程序不要两年也得一年半，不合算。没法子，怄罢。房东和房客就这样的在怄着。

世界上就没有人懂得一点宾主之谊，客客气气，好来好散的么？有，不过那是在“君子国”里。

（原载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益世报·星期小品》第十九期，署名马天祥）

沙发

沙发是洋玩艺儿，就字源讲，应该是从阿拉伯兴起来的，原来的意义，是指那种带靠垫与扶手的长椅而言。没见过沙发的人，可以到任何家具店玻璃窗前去看看，里面大概总蹲着几套胖墩墩的矮矮的挺威武的沙发。

沙发是很令人舒适的，坐上去就好像是掉进一堆棉花里，又好像是偎在一个胖子的怀抱里，他把你搂得紧紧的，柔若无骨。你坐上去之后，不由得把身体往后一仰，肚子一挺，两腿一跷，两只胳臂在两旁一搭，如果旁边再配上一个矮矮的小茶几，上面摆着烟、烟灰碟、报章杂志、盖碗茶，我想任何人都不会再想站起来。因此，沙发几乎成了一个中上阶层家庭里所不可少的一种设备。如果少了它，主人和客人就好像没有地方可以安置似的。一套沙发，三大件，怎么摆都成，一字长蛇也可以，像个衙门似的八字开着也可以，孤零零的矗在屋子中央也可以，无往不利。有这么三大件就把一间屋子给撑起来了。主人的身份也于焉确定。

但是这种洋玩艺儿，究竟与我们的国情有些不甚相合。我们中国人讲究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睡有睡相。所谓“立如松，坐如钟，卧如弓”。坐在那里须要像一口钟，上小下大，四平八稳，没个晃、没个倒。这种姿势才显得官样而且正派。这种坐相就与椅子的构造颇有关系。一把紫檀太师椅，满镶螺钿，大理石心，方正高大，无论谁坐上去也只好挺着腰板，正襟危坐，他不能像坐沙发似的那么半靠半醒的一副懒散相。沙发没有不矮的，再加上半靠半睡的姿势，全然不合我们的固有道德。

我们是讲礼貌的民族。向人拱手作揖，或是鞠躬握手，都必须站立着才成。假如你本来半靠半睡在一张沙发上，忽然有人过来要和你握手，你怎么办？赶快站起来便是。但是你站得起来么？你深深的窝在沙发里，两只胳膊如果没练过双杠，腰杆儿上如果没有一点硬功夫，你休想能一跃而起。必须两手力按扶手，脊椎一挺，脖梗子一使劲，然后才能“哼哧”一声立起身来。如果这样的连续动作几回，谁也受不了。倒不如硬木太师椅，坐着和站着本来就差不多，一伸腿就立起来了。

一个穷亲戚或是一个属员来见你，他坐沙发的姿势特别。他不坐进去，他只跨一个沿。他的全身重量只由沙发里面的靠边上的半个弹簧来支持着，弹簧压得喀吱喀吱的直响，他也不管，他的臀部只有很小的一块和沙发发生接触。你当然不好意思对他说：“请你坐进去。”你只能做一个榜样给他看，大模大样的向后一靠。但是更糟，你越大模大样，他越局局缩缩，他越发坐得溜边溜沿。你心里好难过，一方面怕沙发被他坐坏，一方面还怕他跌下去！

但是这种坐沙发的姿势也未可厚非。有时候颇有其必要，我曾见过一群官在一间大客厅里围坐一团，每人占据一个沙发，静悄悄的在等候一位大官的来临。我细心观察，他们每个人都没有坐稳当，全是用右半边臀部斜压着一点点沙发的边缘，好像随时都可以挺身而起的样子。果然，房门喀啦一声响，大家以为一定是那话儿来了，于是轰的一下子全体肃立，身段好灵活，手脚好麻利，没有一个是四脚朝天的在沙发上挣扎。可惜这回进来的不是那话儿，是茶房托着漆盘送茶。大家各返原防，一次二次的演习，终于在觐见的仪式中没有一个落后的。假如用正规的姿势去坐沙发，我相信一定有人在沙发上扑腾不起来，会急死！

和高于自己的人对坐，须要全身筋肉紧张，然后才显得自己像是一块有用的材料，才能讨人喜欢。如果想全身驰懈的瘫在沙发上，你只好回家当老爷子去！

坐沙发的姿势固然人各不同，但与沙发本身无关，沙发本身原是为给人舒适的。所以最善于使用沙发者莫过于孩子。孩子天真无邪，看见沙发软乎乎的，便在上面跳蹦起来，使那弹簧尽最大的功效，他可以横躺竖躺倒躺，甚至翻个筋斗，挡上两把木椅还可权充一张小床，假如沙发不想传代，是应该这么使用。

我到人家去，十九都遇见有沙发可坐。但是很难得能享受沙发的舒适。我最怕的是那种上了年纪的沙发，年久失修，坑洼不平，弹簧的圈儿清清楚楚的在布底下露着，老气横秋的摆在那里，主人一迳儿的请你上座，你只好就座，坐上去就好像上刀山一般，稍一转动，铿然作响。有时候简直坐不住，要溜下来，或是溜在一边。只好退一步想，比坐针毡总好一些。也许是我的运气不佳，时常在冬天遇见皮沙发，冰凉的，在夏天又遇见绒沙发，发汗。有时候沙发上戴白布套，又往往稀松，好像是没有系带的袜子似的，随时往下松。我还欣赏过一种不修边幅的沙发，挨着脑壳的那一部分锃光大亮的，起码有半分厚的油泥，扶手的地方也是光可鉴人，可以磨剃刀。像这种种的沙发，放在屋里，只能留着做一种刑具用，实在谈不上舒适。

（原载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益世报·星期小品》第二十期，署名吴定之）

市容

在我居住的巷口外大街上，在朝阳的那一面，通常总是麇聚着一堆摊贩，全是贩卖食物的小摊，其中种类甚多，据我所记得的有——豆汁儿、馄饨、烧饼、油条、切糕、炸糕、茶、杏仁茶、老豆腐、猪头肉、馅饼、烫面饺、豆腐脑、贴饼子、锅盔等等。有斜支着四方形的布伞的，有搁着条凳的，有停着推把车的，有放着挑子的，形形色色，杂然并陈。热锅里冒着一阵阵的热气。围着就食的有背书包戴口罩的小学生，有佩带徽章缩头缩脑的小公务员，有穿短棉袄的工人，有披蓝号码背心的车夫，乱哄哄的一团。我每天早晨从这里经过，心里总充满了一种喜悦。我觉得这里面有生活。

我愿意看人吃东西，尤其这样多的人在这样的露天食堂里挤着吃东西。我们中国人素来就是“民以食为天”。见面打问讯时也是“您吃了么”挂在口边。吃东西是一天中最大的一件事。谁吃饱了，谁便是解决了这一天的基本问题。所以我见了这样一大堆人围着摊贩吃东西，缩着脖子吃点热东西，我就觉得心里高兴。小贩有气力来摆摊子，有东西可卖，有人来吃，而且吃完了付得起钱，这都是好事。我相信这一群人都能于吃完东西之后好好的活着——至少这一半天。我愿意看一个吃饱了的人的面孔，不管他吃的是什么。当然，这些小吃摊上的东西也许是太少了一些维他命，太多了一些灰尘霉菌，我承认。立在马路边捧着碗，坐在板凳上举着饼，那样子不大雅观，没有餐台上放块白布然后花瓶里插一束花来得体面，这我也承认。但是我们于看完马路边上倒毙的饿莩之后，再看看这生气勃勃的市景，我们便不由得不满意了。

但是，有一天，我又从这里经过，所有的摊贩全没有了。静悄悄的，没有什么人，墙边上还遗留着几堆热炉火的砖头。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呢？我好生纳闷。那些小贩到什么地方去做生意了呢？那些就食的顾主们到哪里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呢？

有人告诉我，为了整顿“市容”，这些摊贩被取缔了。又有人更确切的告诉我，因为听说某某人要驾临这个城市，所以一夜之间，把这些有碍观瞻的东西都驱逐净尽了。市容二字，是我早已遗忘了的，经这一提醒，我才恍然。现在大街上确是整洁多了，“整洁为强身之本”。我想来到这市上巡礼的那个人，于风驰电掣的在街上兜通圈子之后，一定要盛赞市政大有进步。没有一个人在街边蹲着喝豆汁儿，大概是全都在家里喝牛奶了。整洁的市街，像是新刮过的脸，看着就舒服。把褴褛破碎的东西都赶走，掖藏起来，至少别在大街上摆着，然后大人先生们才不至于恶心，然后他们才得感觉到与天下之人同乐的那种意味。把摊贩赶走，并不是把他们送到集中营里去的意思，只是从大街两旁赶走，他们本是游牧的性质，此地不准摆，他们还可以寻到另外僻静些的所在。大街上看不见摊贩，就行，“眼不见为净”。

可是没有几天的工夫，那些摊贩又慢慢的一个个溜回来了，马路边上又兴隆起来了。负责整顿市容的老爷们摇摇头，叹口气。

市容乃中外观瞻所系，好家伙，这问题还牵涉着外国人！有些来观光的旅行者，确是古怪，带着照相机到处乱跑，并不遵照旅行指南所规划的路线走。我们有的是可以夸耀的景物，金鳌玉，天坛，三大殿，陵园，兆丰公园，但是他们也许是看腻了，他们采做摄影对象的偏是捡煤核儿的垃圾山，稻草棚子。我们也有的是现代化的装备，美龄号机，流线型的小汽车，但是他们视若无睹，他们感兴趣的是骡车，骆驼队，三轮和洋车。这些尴尬的照相常常在外国的杂志上登出来，有些人心里老大不高兴，认为这是“有辱国体”。本来是，看戏要到前台去看，谁教你跑到后台去？所谓市容，大概是仅指前台而言。前台总要打扫干净，所以市容不可不整顿一下。后台则一时顾不了。

华莱士到重庆的时候，他到附近的一个乡村小市去游历，我恰好住在那市上。一位朋友住在临街的一间房里，他养着一群鸭子，都是花毛的，好美，白天就在马路上散逛，在水坑里游泳，到晚上收进屋里去。华莱士要来，惊动了地方人士，便有官人出动，“这是谁的一群鸭子？你的？好，收起来，放在马路上不像样子。”“我没有地方收，我只有一间屋子。并且，这是乡下，本来可以放鸭子的。”“你老好不明白，平常放放鸭子也没有关系，今天不是华莱士要来么，上面有令，也就是今天下午这么一会儿，你等汽车过去之后，再把鸭子放出来好了。”这话说得委婉尽情，我的朋友屈服了，为了市容起见，委屈鸭子在屋里闷了半天。洋人观光，殃及禽兽！

裴斐教授到北平，据他自己说，第一桩事便是跑到太和殿，呆呆的在那里站半个钟头，他说：“这就是北平的文化，看了这个之后还有什么可看的呢？”他第二个要去的地方是他从前曾住过六七年的南小街子。他说：“我大失所望，亲切的南小街子没有了，变成柏油路了，和我厮熟的那个烧饼铺也没有了，那地方改建了一所洋楼，那和善的伙计哪里去了？”他言下不胜感叹。

像裴斐这样的人太少，他懂得什么才是市容。他爱前台，他也爱后台。

（原载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益世报·星期小品》第二十期，署名魏璞）

寂寞

寂寞是一种清福。我在小小的书斋里，焚起一炉香，袅袅的一缕烟线笔直的上升，一直戳到顶棚，好像屋里的空气是绝对的静止，我的呼吸都没有搅动出一点波澜似的。我独自暗暗的望着那条烟线发怔。屋外庭院中的紫丁香树还带着不少嫣红焦黄的叶子，枯叶乱枝时时的声响可以很清晰的听到，先是一小声清脆的折断声，然后是撞击着枝干的磕碰声，最后是落到空阶上的拍打声。这时节，我感到了寂寞。在这寂寞中我意识到了我自己的存在——片刻的孤立的存在。这种境界并不太易得，与环境有关，但更与心境有关。寂寥不一定要到深山大泽里去寻求，只要内心清净，随便在市廛里，陋巷里，都可以感觉到一种空灵悠逸的境界，所谓“心远地自偏”是也。在这种境界中，我们可以在想像中翱翔，跳出尘世的渣滓，与古人游。所以我说，寂寞是一种清福。

在礼拜堂里我也有过同样的经验。在伟大庄严的教堂里，从彩画玻璃透进一股不很明亮的光线，沉重的琴声好像是把人的心都洗淘了一番似的，我感觉到了我自己的渺小。这渺小的感觉便是我意识到自己存在的明证。因为平常连这一点点渺小之感都不会有的！

我的朋友萧丽先生卜居在广济寺里，据他告诉我，在最近一个夜晚，月光皎洁，天空如洗，他独自踱出僧房，立在大雄宝殿前的石阶上，翘首四望，月色是那样的晶明，蓊郁的树是那样的静止，寺院是那样的肃穆，他忽然顿有所悟，悟到永恒，悟到自我的渺小，悟到四大皆空的境界。我相信一个人常有这样经验，他的胸襟自然豁达辽阔。

但是寂寞的清福是不容易长久享受的。它只是一瞬间的存在。世间有太多的东西不时的在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一件杀风景的事实：我们的两只脚是踏在地上的呀！一只苍蝇撞在玻璃窗上挣扎不出，一声“老爷太太可怜可怜我这瞎子罢”，都可以使我们从寂寞中间一头栽出去，栽到苦恼烦躁的漩涡里去，至于“催租吏”一类的东西之打上门来，或是“石壕吏”之类的东西半夜捉人，其足以使人败兴生气，就更不待言了。这还是外界的感触，如果自己的内心先六根不净，随时都意马心猿，则虽处在最寂寞的境地里，他也是慌成一片忙成一团，六神无主，暴躁如雷，他永远不得享受寂寞的清福。

如此说来，所谓寂寞不即是一种唯心论，一种逃避现实的现象么？也可以说是。一个高蹈隐遁的人，在从前的社会里还可以存在，而且还颇受人敬重，在现在的社会里是绝对的不可能。现在似乎只有两种类型的人了，一是在现实的泥溷中打转的人，一是偶而也从泥溷中昂起头来喘几口气的人。寂寞便是供人喘息的几口清新空气。喘过几口气之后还得耐心的低头钻进泥溷里去。所以我对于能够昂首物外的举动并不愿再多苛责。逃避现实，如果现实真能逃避，吾寤寐以求之！

有遇静坐经验的人该知道，最初努力把握着自己的心，叫它什么也不想，那是多么困难的事！那是强迫自己入于寂寞的手段，所谓参禅入定全属于此类。我所赞美的寂寞，稍异于是。我所谓的寂寞，是随缘偶得，无须强求，一霎间的妙悟也不嫌短，失掉了也不必怅惘。但凡我有一刻寂寞时，我要好好的享受它。

（原载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益世报·星期小品》第二十期，署名紫华）

送礼

俗语说：“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这是比喻的说法，当然不错。若是真个有人从遥远的地方送一根鹅毛来，我想任谁也是不欢迎的。何年何月才能够做一床鹅毛被？客从重庆来，我们大概希望他带两只广柑；从杭州来，想要二两龙井；从新疆来，半斤哈蜜杏；从沈阳来，一斤榛子；从长沙来，一块腊肉；从兰州来，皮丝水烟；从广州来，黑叶荔枝；从广西来，柚子；从潮州来，蜜桔；从贵州来，茅台酒……都不要多，只要那么一点点，就好像是比空手来好得多。当然，知心好友远道见访，我们还是满腔高兴，并不因他赤手空拳而另眼看待。礼物并不代表友谊。那一点点礼物（而且全是吃的土物）只好解馋，并不解饿，只好算是原有的友谊的一点具体表现，其意义与施舍赈济都不相同。不带任何具体的东西，而友谊仍然洋溢着，从言语里，从眼角里，都流露着情谊，那是最可珍贵的了。不过像这样的知交，如果再带上一点点本乡土产，岂不更是锦上添花，给孩子们吃吃，欢蹦乱跳的，岂不也是更可增加融融泄泄的空气么？

同住在一个地区，逢年过节应时按景的送礼，就大可不必。五月节的粽子，八月节的月饼，年下的年糕，如果案上积一大堆，我就发愁。都吃下去，坏肚子；搁着，要生霉，要酸，要干。最烦恼的，是礼尚往来。“长虫吃扁担”，是要开罪于人的。但是二十个粽子来，你不能送回二十个粽子去，那太滑稽。什么东西才可以抵住那二十个粽子，很费心思。为省事起见，东家送的可以转到西家，西家的转到东家，一转移间全可以解决，但是快手的孩子们又往往先下了手。这份儿着急！

婚丧送礼，最伤脑筋。尤其是丧事，例如某某死了爸爸。固然他的爸爸只有一个，死也只有一回，是件大事，可是我和他只是泛泛之交，他的老人家是胖是瘦我都不知道，我看见讣闻一点也不悲伤，送什么礼？《颜氏家训》说：“凡遭重丧，若相知者，同在城邑，三日不吊则绝之。除丧，虽相遇则避之，怨其不己悯也。”这都在情理之中，但也限于“相知者”，而且只是吊，不曾说要送礼。讣闻上固然有“鼎惠恳辞”字样，可是照例不可当真，礼还是要送。喜事的帖子往往更令人啼笑皆非，因为喜事往往是更可悯的事，而帖子上却连“鼎惠恳辞”的字样都没有，更有送礼的必要。这种场合的送礼，其轻重要以交情的厚薄为准，该送幛子的不能送挽联，该送四色的不能搭公仪。“礼多人不怪”，多送些礼物，人也是不会怪的，而且说不定有一天你还可以照样讨回。在婚丧事的主人方面常是把每人的礼物列入预算之内的，能收入多少，才能给预备什么样的酒食招待。有人告诉我他的家乡风俗，遇到婚丧事，宾客盈堂，到了开饭的时候，便有人在阶上高呼：“一元的客人入席。”送一元礼的人便纷纷就座，有条不紊，秩序井然，而且货真价实，主客两便，均不以为忤。这办法实在太妙了，但又有人告诉我他的家乡风俗，比这更妙，客人概不送礼，无论是贺者吊者一律徒手，吊贺之后便入座大嚼，酒酣饭饱之后客人便就席座谈，估计酒席所值若干，由讨论而决议，然后照数分摊各自送礼。这办法真干脆，解决了多少送礼的困难。

非年非节无缘无故的送礼上门，最可怕。拒而不纳，未免太倔，收下之后，不久必有下文，那时节，“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人家有所干求，不好办。所以送礼虽然无聊，有时也有点用处。

（原载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七日《益世报·星期小品》，署名洛生）

画梅小记

余北人，从没有见过梅树，所谓“暗香疏影”，“边边篱落”，全是些想像中的境界。过年前后，亲朋馈赠，常有四盆红梅，或是腊梅之类，移植在瓷盆里面，放在客厅里作为陈设，看它瘦曲似铁，又如鹭立空汀，冻萼数点，散缀其间，颇饶风趣。但是花谢之后便无可观，自己不善调护，弃置一年之后，即使幸而不死，也甚少生机，偶尔于近根处抽出一两枝气条，生出三五朵细僵的花苞，反觉败兴。所以对于梅花并无多少好感。

后来我读了龚定的《病梅馆记》，乃大为感动。这篇古文使我了解什么叫做“自然之美”，什么叫做“自由”。我后来之所以对于“自由”发生强烈的爱慕，对于束缚“自由”的力量怀着甚深的憎恨，大半是受了此文之赐。但是附带着我对于梅花感到兴趣了。盆梅不足以餍我之望，病梅更是令人难过，我憧憬着的乃是庚岭邓尉。我想看看“江边一树垂垂发”是什么样子。

我遨游江南巴楚之后，有机会看见了梅兄的本色，有带藓苔的丑干老枝，有繁花如簇的香雪海，有的红如口脂，有的白若傅粉，有的是瘦骨嶙峋的斜欹着，有的是杈桠盘空如晴雪塞门，形形色色，各极其妍。但其最足令人妙赏处，乃在一“冷”字。凌厉风霜，不与白花争艳，自有一种孤高幽独的气息。

我不善画，但如《芥子图》之类童时亦曾披阅，“攒三”“聚四”之类亦曾依样葫芦。羁旅无聊，寒窗呵冻，辄为梅兄写真。水墨勾勒，不假丹青，只图抒写胸中逸气，根本谈不到工拙，金冬心画梅题记有云：

四月浴佛日清斋毕，在无忧林中，画此遣兴，胜与猫儿狗子盘桓也。

“心出家僧”，实在朴直得可爱。我每次乘兴画梅，亦正做如此想耳。有一回，我效陆凯范晔故事，画了一枝梅，题上“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之句寄赠友好，复信云：“如此梅花，吾家之犬，亦优为之！”是终不免与猫儿狗子为伍，为之大笑。

一张素纸，由我笔墨驰骋，我想到了“自由”，怎样把枝子画得扶疏掩映，怎样把疏密浓淡画得错落有致，怎样把花朵勾得向背得宜，当然是大费周章，但是在这过程中我意识到了“创造”的酸辛。有人说，画梅花要把那一股芬芳都要画出来才算是尽了画梅的能事，这种说法可就不免玄虚了。华山一泉画墨梅题云：

一枝常占百花先，

信手挥来淡更妍。

独有清香描不到，

几回探在玉堂前。

要想描出梅花的清香，我觉得实在太难了。我只求能写出梅花的狐高，不要臃肿，不要俗艳，就算是不唐突梅花了。

时在严冬，大风凛冽，遥想江南梅树，不知着花也未？

（原载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益世报·星期小品》第二十二期，署名绿鸽）

雷

“风来喽，雨来喽，和尚背着鼓来喽。”这是我们家乡常听到的一个童谣，平常在风雨欲来的时候唱的。那个“鼓”就是雷的意思罢。我小的时候就很怕雷，对于这个童谣也就觉得颇有一点恐惧的意味。雨是我所欢迎的，我喜欢那狂暴的骤雨，雨后院里的积水，雨后吹胰子泡，雨后吃咸豌豆，但是雷就令我困恼。隐隐的远雷还无伤大雅，怕的是那霹雷，喀喳一声，不由得不心跳。

我小时候怕雷的缘故有二。一个是老早就灌输进来的迷信。有人告诉我说，雷有两种，看那雷声之前的电闪就可以知道，如是红的，那便是殛妖精的，如是白的，那便是殛人的。因此，每逢看见电火是白色的时候，心里就害怕。殛娇精与我无关，我知道我不是妖精，但是殛人则我亦可能有份。而且据说有许多项罪过都是要天打雷劈的，不孝父母固不必说，琐细的事如遗落米粒在地上也可能难逃天诛的。被雷打的人，据说是被雷公（尖嘴猴腮的模样）一把揪到庭院里，双膝跪落，背上还要烧出一行黑字，写明罪状。我吃饭时有无米粒落地，我是一点把握也没有的。所以每逢电火在头上盘旋，心里就打鼓，极力反省吾身，希望未曾有干天怒。第二个怕雷的缘故是由一点粗浅的科学常识。从小学课本里知道雷与电闪是一件东西，是阴阳电在天空中两朵云里吸引而中和，如果笔直的从天空戳到地面便要打死触着它的人或畜。不要立在大树下。这比迷信的说法还可怕。因为雷公究竟不是瞎眼的，而电火则并无选择，谁碰上谁倒楣。因此一遇雷雨，便觉得坐立不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后院就有一棵大榆树，说不定我就许受连累。我头痒都不敢抓，怕摩擦生电而与雷电接连！

年事稍长，对于雷电也就司空见惯，而且心想这么多次打雷都没有打死我，以后也许不会打死我了。所以胆就渐壮起来，听到霹雳，顶多打个冷颤，看见电闪来得急猛，顶多用手掌按住耳朵，为保护耳膜起见张开大嘴而已。像小时候想在脑袋顶上装置避雷针的幼稚念头，是不再有的了。

可是我到了四川，可真开了眼，才见到大规模的雷电。这地方的雷比别处的响，也许是山谷回音的缘故，也许是住的地方太高太旷的缘故，打起雷来如连珠炮一般，接连的围着你的房子转，窗户玻璃（假如有的话）都震得响颤，再加上风狂雨骤，雷闪一阵阵的照如白昼，令人无法安心睡觉。有一位胆小的太太，吓得穿上了她的丈夫的两只胶鞋，立在屋中央，据说是因为胶鞋不传电。上床的时候，她给四只床腿穿上了四只胶鞋，两只手还要牵着两个女佣人，这才稍觉安心。我虽觉得她太胆小一点，但是我很同情她，因为我自己也是很被那些响雷所困扰的。我现在想起四川的雷，还有余悸。

我读到《读者文摘》上一篇专谈雷的文章，恐怖的心情为之减却不少。他说：“你不用怕，一个人被雷打死的机会是极少的，比中头彩还难，那机会大概是一百万分之一都还不到。”我觉得有理。我彩票买过多少回，从没有中过头彩，对于倒楣的事焉见得就那么好运气呢？他还有一个更有力的安慰，他说：“雷和电闪既是一件东西，那么在你看见电火一闪的时候，问题便已经完全解决，该中和的早已中和了，该劈的早已也就劈了，剩下来的雷声随后被你听见，并不能为害。如果你中头彩，雷电直落在你的脑瓜顶上，你根本就来不及看见那电闪，更来不及听那一声雷响，所以，你怕什么？”这话说得很有理。电光一闪，一切完事，那声音响就让它响去好了。如果电闪和雷声之间的距离有一两秒钟，那足可证明危险地区离你还有百八十里地，大可安心。万一，万一，一个雷霆正好打在头上，那也只好由它了。

话虽如此，有两点我仍未能释然。第一，那喀喳的一声我还是怵。过年的时候顽皮的小孩子燃起一个小爆仗往我脚下一丢，我也要吓一跳。我自己放烟火，“太平花”还可以放着玩玩，“大麻雷子”我可不敢点，那一声响我受不了。我是觉得，凡是大声音都可怕，如果来得急猛则更可怕。原始的民族看见雷电总以为是天神发怒，虽说是迷信，其实那心情不难了解。猛古丁的天地间发生那样的巨响，如何能不惊怪？第二，被雷殛是最倒楣的死法。有一次报上登着，夫妻睡在床上，双双的被雷劈了。于是人们纷纷议论，都说这两个人没干好事。假使一个人走在街上被汽车撞死，一般人总会寄予同情，认为这是意外横祸，对于死者之所以致死必不再多作捉摸，唯独对于一个被雷殛的人，大家总怀疑他生前的行为必定有点暧昧，死是小事，身死而为天下笑，这未免太冤了。

（原载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益世报·星期小品》第二十二期，署名李敬远）

好书谈

从前有一个朋友说，世界上的好书，他已读尽，似乎再没有什么好书可看了。当时许多别的朋友不以为然，而较长一些的朋友就更以为狂妄。现在想想，却也有些道理。

世界上的好书本来不多，除非爱书成癖的人（那就像抽鸦片抽上瘾一样的），真正心悦诚服地手不释卷，实在有些稀奇。还有一件最令人气短的事，就是许多最伟大的作家往往没有什么凭借，但却作了后来二三流的人的精神上的财源了。柏拉图，孔子，屈原，他们一点一滴，都是人类的至宝，可是要问他们从谁学来的，或者读什么人的书而成就如此，恐怕就是最善于说谎的考据家也束手无策。这事有点怪！难道真正伟大的作家，读书不读书没有什么关系么？读好书或读坏书也没有什么影响么？

叔本华曾经说好读书的人就好像惯于坐车的人，久而久之，就不能在思想上迈步了。这真唤醒人的迷梦不小！小说家瓦塞曼竟又说过这样的话，认为倘若为了要鼓起创作的勇气，只有读二流的作品。因为在读二流的作品的时候，他可以觉得只要自己一动手就准强。倘读第一流的作品却往往教人减却了下笔的胆量。这话也不能说没有部分的真理。

也许世界上天生有种人是作家，有种人是读者。这就像天生有种人是演员，有种人是观众；有种人是名厨，有种人却是所谓老饕。演员是不是十分热心看别人的戏，名厨是不是爱尝别人的菜，我也许不能十分确切地肯定，但我见过一些作家，却确乎不大爱看别人的作品。如果是同时代的人，更如果是和自己的名气不相上下的人，大概尤其不愿意寓目。我见过一个名小说家，他的桌上空空如也，架上仅有的几本书是他自己的新著，以及自己所编过的期刊。我也曾见过一个名诗人（新诗人），他的唯一读物是《唐诗三百首》，而且在他也尽有多余之感了。这也不一定只是由于高傲，如果分析起来，也许是比高傲还复杂的一种心理。照我想，也许是真像厨子（哪怕是名厨），天天看见油锅油勺，就腻了。除非自己逼不得已而下厨房，大概再不愿意去接触这些家伙，甚而不愿意见一些使他可以联想到这些家伙的物事。职业的辛酸，也有时是外人不晓得的。唐代的阎立本不是不愿意自己的儿子再做画师么？以教书为生活的人，也往往看见别人在声嘶力竭地讲授，就会想到自己，于是觉得“惨不忍闻”。做文章更是一桩呕心血的事，成功失败都要有一番产痛，大概因此之故不忍读他人的作品了。

撇开这些不说，站在一个纯粹的读者而论，却委实有好书不多的实感。分量多的书，糟粕也就多。读读杜甫的选集十分快意，虽然有些佳作也许漏过了选者的眼光。读全集怎么样？教人头痛的作品依然不少。据说有把全集背诵一字不遗的人，我想这种人不是缺乏美感，就只是为了训练记忆。顶讨厌的集子更无过于陆放翁，分量那么大，而佳作却真寥若晨星。反过来，《古诗十九首》，郭璞游仙诗十四首却不能不教人公认为人类的珍珠宝石。钱钟书的小说里曾说到一个产量大的作家，在房屋恐慌中，忽然得到一个新居，满心高兴，谁知一打听，才知道是由于自己的著作汗牛充栋的结果，把自己原来的房子压塌，而一直落在地狱里了。这话诚然有点刻薄，但也许对于像陆放翁那样不知趣的笨伯有一点点儿益处。

古今来的好书，假若让我挑选，我举不出十部。而且因为年龄环境的不同，也不免随时有些更易。单就目前论，我想是：《柏拉图对话集》、《论语》、《史记》、《世说新语》、《水浒传》、《庄子》、《韩非子》，如此而已。其他的书名，我就有些踌躇了。或者有人问：你自己的著作可以不可以列上？我很悲哀，我只有毫不踌躇地放弃附骥之想了。一个人有勇气（无论是糊涂或欺骗）是可爱的，可惜我不能像上海某名画家，出了一套世界名画选集，却只有第一本，那就是他自己的“杰作”！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北平

（原载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益世报·星期小品》第二十二期，署名率尔）

写信难

我因为懒得写信，常被朋友们骂。自己也知道是一个毛病，可是改不了。有些人根本不当回事，倒也罢了，我却是一方面提不起笔，一方面却又老惦记着一件大事没做。单单写信，我这一生仿佛就没有如释重负的时候了。我不十分有保存信的习惯，可是我已经存了不只千八百封，这不是为保存，而是为了想答复。虽然遥遥无期。

因为自己有这样一个毛病，就每每推想别个同病的人到底为什么会懒得写信。照我们现在想，大抵不外几个原因：一个是写信也要有物质基础，如果文房四宝不太方便，有笔无墨，或笔墨虽有，而墨的胶性太大，笔头又摇摇欲坠，像驾着老牛破车一样，游兴无论多么大，也要索然而返了。纸也很要紧，不要说草纸不能写信，就是宣纸道林纸，假若大小不一，颜色不齐，厚薄不均，也会扫写信的兴。或者说用钢笔不就得了么？然而钢笔又有钢笔的难处，不好用的钢笔，用起来比什么都吃力，写不上二三字，又废然了。钢笔头容易变成叉子，到那时恐怕除了画平行线以外，什么也写不出。钢笔杆容易让手指上起一个疙瘩，如果不是大力在后，谁也不愿意去忍痛写信。自来水笔似乎好了，而美国货太贵，国货又不敢领教。坏的自来水笔容易漏水，不是满手有入染坊之嫌，就是信纸会变成汪洋一片，这也败人的兴了。钢笔的问题纵解决，而墨水又成问题，墨水的上层每每清淡如水，写上去若有若无，用到下层时却又能浓得化不开之虞。在换一瓶不同牌子的墨水去用的时候，据说又会让第二瓶墨水起了化学作用，究竟什么化学作用，我们不清楚，可是写在纸上，字形却不太真了。文房四宝的难关已经如此，如果再加上邮票时刻涨价，每涨一次价，写信的兴致就淡一层。邮票方便，有时确是教人爱写信的，随便一写，随便一贴，随便一丢，飘飘然，牢骚或者温情是可以达到友好之手了。因此，爱写信的朋友常常早买一批邮票，到了时候一贴。我还见过一位小朋友，他是预备得更周到，把邮票早贴到信封上。别人如果借他的信封用，大概也就同时省了一点物力时力。现在却不行了，早买下邮票吧，几天一涨，旧邮票立刻落伍，贴满了信封，也不够数。我现在就存下不少一元、二元、十元、五十元的邮票，眼看一百元、五百元的邮票又要打到冷宫里了。这样一来，谁愿意早预备邮票，不早预备邮票，写信的事业又受了挫折。

上面所说，都是写信一事的物质基础。另外却也有一些不利于写信的因素。一个人的表现方式，原是有惯性的，如果业已惯于用某一种方式了，大抵不太重视其他的方式。例如一个惯于用日记表现自己的人，每天日记数千言，他大概不再写什么文章了。反之，一个爱好长篇巨制的人，他的日记也势必至如流水账一样简陋。我总觉得爱讲话的人，就未必爱写信。因为见了面，可以天上地下，李家长张家短，海阔天空，多么痛快！谁耐烦用充塞拥挤的心情去写那写也写不痛快的八行书？

再则写信与年龄也有关，中学生都是擅长写长信的。老舍说中学生的恋爱只能在半脖子泥写情书的状态下进行，一点儿也不错。谁能怪中学生的时代正是诗人的时代，哲人的时代，情人的时代呢？中学以上，随着这些黄金时代的消失，而信也渐渐变短。大学毕了业，大概就只余下八行，八行也尽多的了，不是么？

写信又和性别有关，男子大概在这上面要见绌一点。在同一个公事房里，互递纸条来谩骂或传情，只有女职员才这么做。收到一封不识者的来信，只说讨厌，而心中急于拆阅，并且纵然不理，然而希望不久就再继续收到，这才只有女性为然。我有一次，在飞机上，见许多人欠伸欲睡，许多人恶心要吐，可是就有一位客人，在铺上小手提包，伏着身子写信，不用问，那也只有一位小姐可以做得出。小姐似乎为写信看信而活着，大概这话没有毛病。

如果不把写信当做一回事的人，有时却也容易写信。因为应酬的信是有套子的。纵然不必搬了尺牍大全照抄，而耳触目染，却也已经容易得腐词滥调的训练。可也要写一封有情趣的信，虽不必希望让人的子孙将来保存成墨宝，但至少不愿意落入言不由衷的恶札，就大大不易了。孙过庭在《书谱》上讲写好字的条件之一是“偶然欲书”，这也就是兴会。现在何世？兴会何来？倘见一二知己，真要抱头大哭，实在缺乏写寸笺的“偶然欲书”的心情了！

写信也许是擅长应付实际生活的人的本领之一，我每见许多有为之士，有信必发，有时迟了一年半载，但也必须写出奉读某月某日手书的字样，仿佛他特别关心，又特别强记，教收信的人既感而且佩。这种人大概是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类型里的。反过来，假若居今之世，还不晓得钱的有用，衣冠也不能整齐，不想为世所知，自己也几乎忘了世界，此不实际之尤，对写信也就生疏了。

我虽然找了这许多理由，但自己省察下去，其中并没有一个理由和自己真正相合，糟糕的是，我竟天天惦记着给人写信，然而债台高筑，日增不已，自己的歉疚也就不已，大概是古人所谓“重伤”了。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写于琉璃厂

（原载一九四八年一月四日《益世报·星期小品》，署名费士）

莎士比亚的墓志

十几年前一位朋友从英国回来，送了我一张莎士比亚的墓志的拓片，是用黑蜡笔拓的，下面有教堂负责人的签字证明那拓片不是假的，我因为喜欢研究莎士比亚的作品，所以对于这张拓片就很感兴趣，把它裱装起来一直悬在我的书斋里。墓志是四行韵语——

Good frend for iesvs sake forbeare

To digg the dvst encloased heare

Blese be ye man yt spares；thes stones

And cvrst be he yt moves my bones

大意是这样的——

好朋友，看在耶稣面上，请勿

刨掘埋在此地的一坯尸土。

饶了这些块墓石的人，降福于他！

移动我的骸骨的人，他永受咒罚！

诗作得的确不高明，老早有人怀疑，怕不见得是莎士比亚的手笔。墓志的意思是很明白的，是怕后人搬动他的坟墓。但是他为什么要怕后人搬动他的坟墓呢？

英国的风俗，贵族或有权势的富人死后要葬在教堂里面，理由有二：一是教堂里面是神圣的，有神灵呵护，越挨近神龛的地方就越神圣；二是富贵人家的坟墓均相当考究，在教堂里面不致失窃。只有平民死后才埋在教堂外面的坟园里，横七竖八的由着风吹雨打，比不得教堂里面的“雅座”那样整洁幽静。这种风俗流传很久，到了十八世纪，诗人格雷作《墓畔哀歌》，不是还在唏嘘凭吊那些埋在教堂外面的无名英雄么？人活着的时候有贫富之别，死后这界线也还不能泯灭！

莎士比亚总算是幸运的，死后葬在教堂里面。但是还怕睡不安定，墓石上刻了四行歪诗，一面哀求，一面威吓，要后人别打扰他，这道理却在哪里呢？

偶读英格索一篇关于莎士比亚的演讲，居然有一段解释：

莎士比亚是一个演员——一种不大体面的职业——但是他发了财——永远是体面的。他从伦敦回来的时候是个阔人。他买田，造房。有些号称上流的人大概对他都有敬意。他死后葬在教堂里，然后起了反响。虔诚的人觉得教堂受了亵渎。他们觉得一个演员的尸灰不该埋在神圣的土里。有人开始说尸体该搬走。据我想，必是莎士比亚的女婿郝尔在坟上刻了这样的墓志。莎士比亚当然不会虑到他的坟会被骚扰。他怎么会想到在坟上安设一个警告，一个威胁，一个祝福呢？但当时的愚民却深信这墓志是死者的呼声，因此不敢侵犯这坟墓。尸骨这才没受骚扰。

这段解释很有趣，他提出了一点很有价值的暗示，莎士比亚按照他的演员的身份不配埋在教堂里面，埋进去会引起问题。这一点以前的人大概多未注意，他们只注意到另外一点，以为莎士比亚已经致富，所以居然埋进教堂。演员的身份是颇值得注意的。但是我要问：莎士比亚葬了之后是不是真个有人反对呢？是谁反对呢？是怎样反对的呢？如果真有人反对，四行歪诗是不是就真有力量完全能抵抗反对呢？又怎么知道四行歪诗一定是莎士比亚的女婿的手笔呢？这一串疑问都需要真凭实据，不能只靠臆测来推断。因此，英格索的解释虽然有趣，但是缺乏证据，我还是不能不疑惑。不过有几点是可以确信不疑的。

一、四行歪诗决不是莎士比亚的手笔。究竟是谁的手笔，我们不能确定，也许是他的女婿，也许更可能的是一位不知名的unlettered muse（没有学问的诗人，格雷语），也许是另外的什么人，我们都不敢说一定。但写这四行诗的人一定是个不大高明的人。他的造像下面不也有几行赞美的拉丁文吗？称赞莎士比亚有“奈斯脱的智慧，苏格拉底的情感，魏琪尔艺术”。其比拟不伦，比起墓志的四行歪诗不也一样的可笑吗？大概当时乡下没有高手，只能有这样的作品。

二、莎士比亚埋在教堂里面，是应该有问题的。一个“戏子”葬在教堂里面当然是与身份不称。但是我们不可忘记，莎士比亚已经致富，而且他已经在勋徽局给他的父亲请领勋徽，他已经正式的升入了绅士阶级，在一般势利的乡下人眼里，葬在教堂里面似乎也还可以不太成问题，纵然一部分人要不免腹诽，若说真个的去刨坟挖尸，恐怕不太近情。

三、事实上莎士比亚的坟没有被移动，是那四行歪诗的力量么？也许是的，因为死人的诅咒，在一般人看来，是最厉害的诅咒，没有人敢去招惹他。不过几十年过后，经过一代两代，一般人也健忘了，谁还愿多事去找那个麻烦。

莎士比亚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三十多篇诗剧，里面有无穷尽的宝藏，有无数段好文章，有无数行美妙的诗句，最后在坟上竟只有这么四行歪诗，这不是绝大的讽刺么？

（原载一九四八年四月《文潮月刊》第四卷第六期，署名梁实秋）

北平的垃圾

“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这是北平的传统的形容词。北平的天气干燥，风大，路修得不好，所以灰尘太大。有时候，从蒙古沙漠那边吹过来的大风，卷起了北方戈壁的细沙，向南筛洒，能把半个天都涂成讣闻纸的颜色。所以凡是到北平来观光的，样样满意，只是对于那落在脖梗子上的，洒在头发上的，钻到耳朵眼儿里牙缝儿里的，以及经常罩在桌面上的灰尘，实在不能赏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沙漠要搬家，可有什么法子治呢？这不独北平为然，凡是在黄河流域旅行过的都应该知道北方在五行中关于“土”是得天独厚的。

不要说屈心的话，长住在北平的人也并不喜欢灰土。即以区区而论，在灰土里已经扑腾了快五十年，如果迎面刮起一阵黑风，好像是一大把胡椒粉兜头撒来，我是要急忙的堵起鼻嘴，丝毫没有如鱼得水之乐。可是我又不能不承认，北平人好像是对于灰土的耐性特别的强韧一些。除了天空中常常弥漫着的灰土不计外，北平人还在囤积大批的垃圾。“沙滩”是号称所谓文化区的，其实那地方的特征是除了一座大学之外还有一座大垃圾堆在矗立着。靠近各处城根，都有垃圾堆，堆得挺高，几乎高与城齐，堆的上面都开辟出了道路，可以行车走人！各胡同里的垃圾很少堆在墙角路边，那太不雅观，并且不卫生，为政府所不许，于是有更聪明的处理办法，索兴平铺在路面上，路面本来不平，不平处正好用垃圾填补，而且永远填补不平，总是有坑洼的地方，所以垃圾可以无限制的往上铺放。老百姓不敢大量的把垃圾倾在路面，官家的人才这样做，负责清除垃圾的人穿着制服摇着铃铛公然在路面上铺垃圾。北平胡同的路面现在距离天空越来越近了。这作风与“刮地皮”正相反。区区的寓处并不在偏僻的地方，门口本来有四层石阶，现在只剩两层了。有人统计过（怎样统计的我却不知道），北平积存的垃圾合拢起来有四个景山那么大的体积，若是完全清除，至少需要五年！我想，我们的国运若是兴隆，而固有道德又不隳坠的话，北平的垃圾与日俱增，也许用不了多久的时间北平会要变成一块高原，在遥远的将来在这垃圾的废墟里可以掘出无数的“北京人”，无需再到周口店去了。

对于垃圾加以赞颂是不近人情的。但是一个垃圾堆确实是我们的一个最恰当的纪念塔，它象征一个古老的文化，是多年聚积的成绩，有丰富的内容，虽然是些无用的废物，它藏污纳垢，它蕴藏着毒素，但是永远有三五成群的衣裳褴褛的孩子们在埋头苦干地从事发掘。有人以为天坛的祈年殿或是故宫的太和殿最足以代表北平的文化，据我看，那都是历史的陈迹，我以为垃圾堆才是北平的活的现实的写照。不要以为垃圾堆是令人掩鼻而过的东西，不，无数的老头子小伙子大姑娘小媳妇都在那堆上生活着，趋之若鹜。

迟缓的北平人也感觉到垃圾的威胁了，大家嚷嚷着要清除垃圾，因为垃圾太庞大了，国际观瞻所系，故都市容有关，不能再姑息下去，至于市民卫生倒是一桩小事。我原以为清除垃圾固然兹事体大，其方法当不外一铲一筐的用车拉出城去而已。我的想法居然落了下乘。有更高明的议论出现了，有人说清除垃圾是一门学问，需要大学里专辟一个课程，造就专门的人才，又有人说垃圾可以废物利用，从垃圾中可以制炼出砖之类的东西。这议论当然很好，只是远水不救近火。从前我们也没有垃圾专家，垃圾并不成问题。清道夫就是垃圾专家。垃圾如果有用，也不妨搬到城外去慢慢的受用。我的笨法子很简单，负责的人把清洁捐拨出一部分来（只要一部分），雇用足数的人，给他们足数的薪给，认真督促他们一铲一筐的往城外运，骡车也行，人拉车也行，卡车更好，采取“愚公移山”的办法，早晚可以清除净尽。同时，大学里设专门课程，利用垃圾开设工厂，都可以并行不悖，我丝毫没有不赞成的意思。

（原载一九四八年七月《论语》第一五六期，署名梁实秋）

我的暑假是怎样过的？

儿时英文作文教师喜欢出的作文题目之一，便是“我的暑假是怎样过的”。记得当时抓耳挠腮，搜索枯肠，窘困万状，但仍不能不凑出几百字塞责交卷。小孩子的暑假还有什么新鲜的过法？总不外吃喝玩乐。要撰文记述，自不免觉得枯涩乏味。现在我年近五十，仍操粉笔生涯，躬逢抗战胜利，又遇戡乱建国，今年暑假是怎样过去的，颇觉得有一点迷迷糊糊。眼看着就要开学，于是自动的给自己出下这样一个题目，择记几件小事，都平凡琐屑无比，并不惊人，总算给我的暑假做一结束。

暑假伊始，我本来是立有大志的，其规模虽然比不上什么三年计划五年计划之类，却也条举目张，要克期计功。现在加以清算，我的暑假作业怕是不能及格了。

推其原因，当然照例是“环境不良，心绪恶劣”八个字。其实环境也不算太不良，虽然每天侵晨飞机一群擦着房檐过去，有时郊外隐闻炮声，还有时要在街头打死几个学生颁布戒严令，但是究竟从来没有炮弹碎片落在自己头上，这环境也可以算得是很安谧了。心绪确是近于恶劣，但也是自找，既无疾病缠绵，亦无断炊情事，如果稍微相信一点唯物论，大可以思想前进，决无苦闷。可惜的是，自己隐隐然还有一颗心，外界的波澜不能不掀动内心的荡漾，极小的一件事也可以使人终日寡欢，所以工作成绩也就微小得不值一提了。

一放暑假，一群孩子背着铺盖卷回家，这是一厄！一家团聚，应该是一种享受天伦之乐的机会，但是平空忽来壮丁就食，家庭收支立刻发现赤字，难以弥补。而赡养义务又是义不容辞的。这是颇费周章的一件事。可恨的是，孩子们既无杨朱的技能，又无颜回的操守，粗茶淡饭之后，一个个的唉声叹气，嚷着“嘴里要淡出鸟儿来”！在我这一方面，生活也大受干扰，好像是有一群流亡学生侵入住宅，吃起东西来像一队蝗虫，谈天说笑像是一塘青蛙，出出进进，熙熙攘攘，清早起来马桶永远有人占着座儿，衣服袜子书籍纸笔狼藉满屋好像是才遭洗劫，一张报纸揉得稀烂，彼此之间有时还要制造摩擦。饶这样，还不敢盼着暑假早日结束，暑假一终止，另一灾难到来，学杂膳宿，共二十七袋面！

还有一桩年年暑期里逃不脱的罪过。学校要招生。招生要监考，监考也不要紧，顶多是考生打翻墨水壶的时候你站远点，免得溅一腿，考生问“抄题不抄题”的时候使你恶心一下。考完要看卷子，看卷子也不要紧，捏着鼻子看，总有看完的一天，离奇的答案有时使人笑得肚子疼，离奇的试题有时使人不好意思笑出声来，都还有趣。最伤脑筋的是，招生之际总有几位亲友手提着两罐茶叶一筐水果登门拜访，忸忸怩怩的说孩子要考您那个大学您那个系，求您多多关照。好像那个学房铺是我开的似的！如果我开诚布公的对他说，我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题目不是一个人出，卷子不是一个人看，其间还有弥封暗码，最后还要开会公决，要想舞一点弊是几乎不可能，这套话算是白说，他死也不信。“大家都是中国人，打什么官腔？”“你这是推托，干脆说不管好了，不够朋友！”“帮人一步忙，就怕树叶儿打了脑袋？”再说就更不好听了，“谁没有儿女？谁也保不住不求人。这点小事都不肯为力，‘房顶开门，六亲不认’！”如果我答应下来，榜发之时十九是名落孙山，没脸见人。这样的苦头我年年都要吃，一年一度，牢不可破，能推的推了，不能推的昧着良心答应下来，反正结果是得罪人。今年得高人指点，应付较为得宜。接受请托之际，还他一个模棱答案，“您老的事我还能不尽力！你真是太见外了。不过有一句话得说在前头。令郎的成绩若是差个一星半点的，十分八分的，兄弟有个小面子，这事算包在我身上了，准保能给取上，不过，若是差得太多，公事上可交代不下去，莫怪我力不从心。”对方听了觉得入情入理，一定满意。之后，对方还照例要来一封八行书，几回电话，一再叮咛，这都不慌。等到快发榜的前夕，可要把握时机，少不得要到学校里钻营一番，如果确知考取了，赶快在榜发之前至少十分钟打一电话给他老人家，“恭喜！令郎的成绩好，倒不是小弟的力量……”他一定认为是你的力量。他相信人情，面子。如果没有考取，不怕，也在发榜之前十分钟打一电话，虽然是噩耗，而能在发榜之前就得到消息，这人情是托到家了。事后再赶快抄一张他这位世兄的成绩表，“英文零分，数学两分，国文十五分……实在没有办法，抱歉之至！”这办法不得罪人。

还有更难应付的问题，一到暑假，正是“毕业即失业”的季候，年轻小伙子总觉得教书的先生许有点办法，于是前来登门拜谒，请求介绍职业。其实教书的先生正是因为在人事上毫无办法，所以才来教书，否则早就学优而仕了。所以每有学生一手持履历片，一手拿点什么小小的礼物之类，我一见便伤心不只从一处来，一面痛恨自己的不中用，一面惋惜来者之找错了人。

长夏无俚，难道没有一点赏心乐事？当然也有。晚饭后，瓜棚豆架（确切的说，今年我家瓜无棚豆无架，全是就地擦的），泡上一大壶酽茶，一家人分据几把破藤椅，乘凉闲话，直聊到星稀斗横风轻露重，然后贸贸然踱到屋里倒头便睡——这是一天里最快活的一段时间。白天就没有这样清闲，多少鸡毛蒜皮的琐碎事，多少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人，把你的时间切得寸断，把你的心戳成马蜂窝！你休想安心，休想放心，休想专心，更休想开心！

有人主张暑假里到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去避暑，什么北戴河、青岛，都是好地方，至不济到郊外山上租几间屋子，也可暂避尘嚣。这种主张当然是非常正确，谁也不预备反驳。北戴河青岛如今都不景气，而且离前线也太近，殊非养生之道，远不及莫干山庐山。我今年避暑的所在，和几十年来的一样，是在红尘万丈火伞高张的城里，风景差一点，可是也并未中暑。

我的暑假就这样的过去了，好歹把孩子们打发上学了，明年的暑假能不能这样平安度过，谁知道？

（原载一九四八年十月一日《论语》第一六二期，署名梁实秋）

悼朱湘先生

偶于报端得知朱湘先生死耗，但尚不知其详。文坛又弱一个，这是很令人难过的。我和朱先生幼年同学，近年来虽无交往，然于友辈处亦尝得知其消息，故于朱先生平素为人及其造诣，亦可说略知一二。朱先生读书之勤，用力之专是很少见的。可惜的是他的神经是从很早的时候就有很重的变态的现象，这由于早年家庭环境不良，抑是由于遗传，我可不甚知道。他的精神变态，愈演愈烈，以至于投江自尽，真是极悲惨的事。关于他的身世遭遇理解最深者在朋友中无过于闻一多、饶子离二位，我想他们一定会写一点文字，纪念这位亡友的。

在上海《申报·自由谈》（十二月七日、十九日）有两篇追悼朱湘先生的文章略谓：“他的死，可说完全是受社会的逼迫。固然，他的性情，不免孤僻，这是他的一般朋友所共知；不过生活的不安，社会对他的漠视，都是他自杀的近因。他不知道现在社会，只认得金钱，只认得势利，只认得权力，天才的诗人，贫苦的文士，（那）在它的眼下！朱湘先生他既不会蝇营狗苟，又不懂得争权夺利，所以在这黑暗社会中，只得牺牲一生了。我恐怕现刻在社会的压迫下，度着因苦的生活，同他一样境遇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呢？朱湘先生之自杀，正是现代社会不能尊重文人的表现。”（余文伟）“这件事报纸上面好像没有什么记载，其实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它的意义并不限于朱湘一个人。这位诗人的性情据说非常孤傲，自视很高。据他想像这样一个诗人，虽然不能像外国的桂冠诗人一样，有什么封号，起码也应该使他生活得舒服一点，使他有心情写诗。可是这个混乱的中国社会，不但不给他舒服的生活，而且简直不给他生活。这种冷酷他自然是感到的。也不能认识社会，了解社会，既不承认能够优容他，把他像花草一样培养起来的某种环境已经崩溃，更不相信那个光明灿烂的时期真会实现，所以他只看到一片深沉的黑暗。这种致命的绝望，使他没有生活下去的勇气，使他不得不用自杀来解决内心的苦闷。朱湘已死了，跟他选上这条死路的，恐怕在这大批彷徨歧路的智识群中，还有不少的候补者罢。”（何家槐）

这两位作者认定朱先生之自杀“完全是受社会的逼迫”，“这个混乱的中国社会……简直不给他生活。”对于死人，照例是应该说好话的。对于像朱先生这样有成绩的文人之死，自然格外的值得同情。不过，余、何两位的文章，似乎太动了情感，一般不识朱先生的人，读了将起一种不十分正确的印象，将以为朱先生之死，一古脑儿的由“社会”负责。

中国社会之“混乱”，自然是一件事实，在这社会中而要求“生活得舒服一点”的确是不容易。不过以朱湘先生这一例来说，我觉得他的死应由他自己的神经错乱负起大部分责任，社会之“冷酷”负小部分责任。我想凡认识朱先生的将同意于我这判断。朱先生以“留学生”、“大学教授”的资格和他的实学而要求“生活得舒服一点”不是不可能的。不幸朱先生的脾气似乎太孤高了一点，不客气的说，太乖僻了一点，所以和社会不能调谐。若说“社会”偏偏要和文人作对，偏偏不给他生活，偏偏要逼他死，则我以为社会虽“冷酷”，尚不至于“冷酷”至此！

文人有一种毛病，总以为社会的待遇太菲薄。总以为我能作诗，我能写小说，我能作批评，而何以社会不使我生活得舒服一点。其实文人也不过是人群中之一部分，凭什么他应该要求生活的舒适？他不反躬问问自己究竟贡献了多少？譬如郁达夫先生一类的文人，报酬并不太薄，终日花天酒地，过的是中级的颓废生活，而提起笔来，辄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会的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沦落似的。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朱湘先生，并不是这样的人，他的人品是清高的，他一方面不同流合污的攫取社会的荣利，他另一方面也不嚷穷叫苦取媚读者。当今的文人，最擅长的是“以贫骄人”，好像他的穷即是他的过人的长处，此真无赖之至。若以为朱先生之死完全由于社会的逼迫，岂非厚诬死者？

本来靠卖文维生是很苦的，不独于中国为然。在外国因为读者、识字的人多，所以出版事业是营利的大商业，因之文人的报酬亦较优厚，然试思十八世纪之前，又几曾听说有以卖文维生的文学家？大约除了家中富有或蒙贵人赏拔的人才能专门从事著述。从近代眼光看来，受贵人赏拔是件可耻的事。在我们中国文人一向是清苦的，在如今凋敝的社会里自然是更要艰窘。据何家槐君说：

“他的文章近几年来发表得很少，而且诗是卖不起钱的，要想靠这个维持生活真是梦想。听说有家杂志要他的诗稿，因为他要求四元一行，那位素爱揩油的编辑就很生气的拒绝刊登。”

我奇怪的不是编辑先生之“拒绝刊登”，而是朱湘先生的“要求四元一行”，当然那位编辑先生之“很生气”是大可不必的。文学只好当作副业，并且当作副业之后对于文学并无妨。有些诗人以为能写十行八行诗之后便自命不凡的以为其他职业尽是庸俗，这实在是误解。我们看古往今来的多少文学家，有几人以文学为职业？当今不少的青年，对于文学富有嗜好，而于为人处世之道遂不讲求，这不是健康的现象。我于哀悼朱湘先生之余，不禁的想起了这些话说。

朱先生之死是否完全由于社会逼迫，抑是还有其他错综的情形，尚有待于事实的说明。如其他是神经错乱，他自己当然也很难负责，只能归之于命运。不过神经并未错乱的文人们，应该知道自处，应该有较强的意志，“韧”性和毅力，来面对这混乱的社会罢？

还有一点，写诗是和许多别种工作一样，并不见得一定要以“生活舒服一点”为先决条件的。饿了肚子当然是不好工作的，“穷而后工”也不过是一句解嘲的话。然而，若谓“生活得舒服一点”，以后才能“有心情写诗”，这种理论我是不同意的。现下的诗人往往写下四行八行的短诗，便在后面缀上“于莱茵河边”、“于西子湖畔”，这真令人作呕。诗是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写的，不必一定要到风景美的地方去。诗在什么时候都可以写的，不必一定要在“舒服”的时候。所谓“有心情写诗”，那“心情”不是视“舒服”与否而存灭的。诗人并没有理由特别的要求生活舒适。社会对诗人特别的推崇与供养，自然是很好的事，可是在诗人那方面并不该怨天尤人的要求供养。要做诗人应先做人。这并非是对朱湘先生的微辞，朱湘先生之志行高洁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他的自杀是值得我们哀悼的。不过活着的文人们若是借着朱先生之死而发牢骚，那是不值得同情的。

（原载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五十七期，署名梁实秋）

大沽口外

谁在大沽口外黄泥海的中央住过二十天吗？我住过。事情是这样的。

去年九月二十日，我有事从青岛到天津去，搭的是顺天轮。这只轮船是太古公司驶行于津沪之间的最好的一只，舱位最宽适，速度也高，只是运气不妙，大概在两年前就在大沽口外被匪洗劫过一次，乘客被掳者数人，损失甚大。我一上船就看见这船的布置与众不同，上上下下的铁栅栏铁蒺藜似乎特别多。这都是上次遇匪之后亡羊补牢的遗迹。由青岛至天津，其实不过三天，但是我在船上过了二十天！

船由青岛刚要开出的时候，船上的一个伙夫病了，上吐下泻，其势甚恶，于是把他抬下船去，船就开了。没有人还理会这个可怜的伙夫。

船过威海卫，什么事也没有，我还看见许多客上船，其中有两个黑袍白帽的天主教尼姑也上船了，送行的有许多顶着馄饨皮似的大白帽子的尼姑。

船过烟台，问题来了。海关人员上船声说他们接到青岛海关电报，说那个伙夫已经死了，病是虎烈拉！

虎烈拉！这名字多么骇人！

我们的船主很妙，他姓萧，大概是萧伯纳的本家罢？他把海关的人接到他的舱里，开了四五瓶酒，大概过了半个多钟头，只见两个人红着脸嘻嘻哈哈的一道走出来了。船主的笑容尤其可掬。海关的人穿的是崭新的一身制服，走起路来像是有弹簧的样子，事后船主告诉我，他是第一次到任执行职务，我想说不定那几瓶酒他还是第一次大量的喝哩！

船立刻开往天津。不许乘客上下。桅杆上扯起一面黄旗。

在一个朦胧的侵晓，船在大沽口的沙滩外停轮了。遥望岸上还有疏疏落落的几处灯光。渔船三三两两的在海面上荡漾着。

海关的人上来了，是一位医生，姓×，据他说他在天津海关上执行职务有二十多年了，日本人占据了天津海关，他的医院也被占据作为兵营了，但是日本人逼着他做事，也没法只好做下去。他上船的结果是不准船开进口，要这只船停在口外五天，如五天之内不生传染病，就可以开进去。这消息立刻散布到船上各阶层，大家嗡嗡的议论着，有人摇头太息，有人吐出半截舌头，有人拉住×医生歪缠，×医生板起脸说：“你们不要闹，日本兵若是来用机关枪扫射你们，我可不负责。”有人听了微笑，然而喧哗居然立刻止住了，以后这位×医生是天天来，照例各处检查一番，最后是到船长舱里检查酒瓶。

到了第二三天，统舱里面有一对新婚夫妇，那位男士病了，上吐下泻，虎烈拉！×医生慌得手忙脚乱，那位女士哭得死去活来，全船的人纷纷议论，有人说这都怪他们自己不好，在闹传染病的时候夫妇便就应该分床睡，何况是在新婚！那位男士只剩奄奄一息了，于是在一个冷雨凄凄的下午连人带被用绳子捆起坠到一只小舢板上。舢板是敞篷的，细雨淋着病人，医生的小火轮拖着这只舢板驶向岸去。那位女士哭喊着要同了去，由大家说情，才准她同去。没有人敢用手触着那病人，因为那病人浑身都是毒菌！

翌日医生来报告，说那个人死了，日本军医把那尸夷割成若干块，请许多人用显微镜看，都发现里面有最肥硕的霍乱菌。由是日起，船再停五天。

总是等不到第五天，就有新的病人发现。二三等舱的买办最着急，因为伙食是由他包的。有鸦片瘾的乘客因烟膏告罄亦有呕吐不止者，吓得买办赶快托人用小火轮送鸦片烟上船，任人吸用，不取分文，买办室变成了烟窟，没瘾的客人也去吞烟吐雾。

天冷了，客人衣裳单薄的也不免腹泻，买办房里备有白兰地供客取饮不取分文。买办只求大家无灾无病度过那第五天。客人里有人大声说：“谁要是病，我们把他丢到海里去！”于是几个有病的嫌疑者被买办藏在一个暗处，不令知道。

十几天过去了，病疫没有完。一个一个的病人抬下船去。大菜间的客人共有三十几个，英籍的就打电报给英国领事和英国商会，请求向日军交涉，准他们上岸住在隔离病院。在这个请求书中有一位自称×大教授的×君也签了名。这位先生还很得意的告诉我他到天津可以去见堀内总领事，因为有×××的一张介绍名片。

果然消息来到，大菜间的客人可以上岸在一所洋房里住五天，期满无病即可开释。事为统舱的客人知道了，群情汹涌，简直要暴动，据说是要“焦土”。船主请出一位由官舱升到大菜间的中国客人向众解释，结果这位先生几乎挨揍！这位先生被认为“汉奸”。大菜间的中国客人决定不下船，与统舱客共患难，风潮才得平下去。而外籍客人也并未下船，他们说，最需要下船的是三等客，因为三等舱太苦，容易生病，大菜间是相当舒服的，本不必争先下船。

于是在船上耗着，一天又一天，晨起看日出，黄昏看日落。我不禁想起了英国的名诗《老舟子咏》（辜汤生译为《古舟子咏》，是不对的）里所描写的，一只船停在热带海里的可怕的景象。四团都是水，水，水，水。船上的人的面孔，一个个的都看熟了，“可与谈者无二三”，蠢的俏的，俗的和极俗的，雅的和极雅的，无不具备。那两个由威海卫赴烟台的尼姑，也在大沽口外过了二十天海上监禁的生活。两位中一个年老的，晕船，倒在舱里就没出来；另一位非常年轻，自称为中国人，但是不会说中国话，据说生在上海，长在葡萄牙，读书在法国，现在烟台教孤儿。我从这尼姑口里知道了尼姑庵的情形的大概，我的印象是愚暗残酷。举一例为证，尼姑不准看报纸，这位尼姑对于世界大事一点也不知道，对于中日战争也模糊不清。她听我解释很感兴趣。据说庵里有一份报纸，长老可以看，她们道行不深的是不准看的。

我没有书看。借到一部《聊斋志异》，从头到尾的看了，真省着看，还是很快的看完了。有一位客人向我说，“你看完了么？不要紧，我这里还有一部《聊斋》呢！”

我学会了看侦探小说。无聊到极时，抓到什么东西都要看的，侦探小说（尤其是美国侦探杂志上的小说）的趣味是低级的，但是我也顾不得，看了几遍之后觉得确有消磨时间的功效，如是我看完了几十本。

最后功德圆满，接连五天没有发现新病人，医生报告了倭军司令部，倭军要派军医到船上检验，船主不允，打电报给英海军司令及英领事，惺惺作态，但是终于是前倨后恭的屈服了。倭军部派了大批的人员到船上，照例的排班检验，看舌头、验大便，行李消毒，打预防针，全体开释，船开进口。除了因病下躲的同胞不知下落外，其余的都安然的到了天津，这一天正是国庆的前一日。

我到了塘沽下船换小火轮的时候，那位女尼姑站在船边向我们招手。

我们吃了二十天的苦，物质上精神上都苦，主要的原因固然是疫疾，但还有两种原因：（一）敌人占了大沽口的隔离病院，那病院属于海关，原来可以容纳二百多人的，照海关规则我们都应该到那病院里去住。住五天无病就可以出去；（二）敌人军队在华北不服水土，谈虎色变，对于虎烈拉的发现过度的矜持，唯恐把疫病传给他们，不惜多方刁难，阻挠行旅。二十天水牢的经验，我至今不忘！

（原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五日《中央日报·平明》，署名子佳）

看《凤凰城》记

国立戏剧学校公演《凤凰城》。这戏是吴祖光先生作，生活书店有单行本。我先期得有几张“欢迎券”，很热心的去看。这戏是一出“抗战剧”，可是我并非因为它是“抗战剧”才去热心的去看，老实说，我个人并不想再看“抗战剧”，“抗战剧”总带有宣传的意味，在现阶段宣传固然是极有价值极有用处的东西，但是也要看是对谁宣传，对我个人宣传便是不必需的，因为自抗战以来，我已经是家破人亡，骨肉分离，沦陷的苦痛早已备尝，抗战的意识与情绪在我是已经不缺乏的了。虽说看了“抗战剧”可以益发磨砺我的仇恨，但是我相信有许多人比我更需要看这种戏。我终于热心的去看，是因为一来这戏是一段事实，是关于东北义勇军苗可秀将军的实事，并非向壁虚构之作可比，而这段事实我还不大清楚，所以要看；二来是我喜欢戏剧艺术，编剧表演装饰背景等等部门对我都是有兴味的，久已听说国立戏剧学校在这几方面都有惊人的成绩，所以要看。

我的票是二十三夜场。下午五点去换对号票，六点才有人办公，好，等一个钟头。开始办公了，往里挤，好容易挤到窗口，卖票的人说“票卖完了！”我和他交涉，他很不耐烦，他说“我们怎样晓得戏剧学校送出多少张票？”理由像是很正大。结果承他特别关照，给我换了四张七角钱的后排的票。因此我想：我们做事还欠周到，戏剧学校送出多少张票，应该通知剧院，剧院不能多卖一张，学校也不能多送一张，双方要严格遵守。这虽然是小事一桩，然而也看出我们国人的组织的能力和纪律的精神。

戏太长，所以七点就开戏。我迟到了约莫有十分钟。我的四个位子已经被占去两个，是两位穿制服的人，看样子可说是少年英俊，茶房请他们走，照例无效，好在我的两个朋友还没有到，所以也就暂且不麻烦。我落座之后，只觉得四围的说话的声音比台上演员说话的声音不相上下，台上人少而声大，台下声小而人多，如松涛，如海潮，如鼎沸，如雷鸣。我这时候想，旧戏的锣鼓喧天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至少对于我们观众有震慑的功效。我老实承认，我是耳不聪目不明的，坐了十分钟，只得退场。在门口买了一本《凤凰城》，心想我看不成戏，回去读剧本，不是有人说读剧本比看公演还有味吗？

《凤凰城》是个四幕剧，有二百页，大概在散戏的时候我还没有读完。这故事实在太感动人了，禁不住流了许多泪，我想剧院里一定也有许多人流泪。吴祖光先生的描写穿插也实在是很精到，把一段事实写得异常生动。读完之后，我有几点感想。

一个戏剧的成功与否，不在它能令人流多少泪，法国有一派戏剧，叫做“泪的喜剧”，便是以感伤的笔调，专门刺激人的情感，使人流泪，这一派在戏剧艺术里的地位并不高。英国十七世纪也有许多戏专以描写哀惨的故事为能事，在艺术里也没有很高的位置。大概一带伤感气息，便不能算是上乘。《凤凰城》使我个人流许多泪，可是并不伤感。描写苗可秀弃家出关的一幕固然令人心酸，但是最令人感极而泣者却是苗可秀的义不降敌，张生的壮烈殉职等等。是悲壮，不是伤感。这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经吴祖光先生的惨淡经营，必将成为“抗战文艺”中最可宝贵的作品之一。

戏剧的艺术作用与宣传作用是两件事。我所谓艺术作用，并不是指“为艺术而艺术”那一派的荒唐的思想。《凤凰城》是一个悲剧，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所论关于悲剧的话，对于《凤凰城》也还是可以适用的。“宣泄情感”的作用，我们是不能否认的。看这戏的人，在看的时候，心里必定是时悲时喜，波澜起伏，但是等到看完之后，心里一定是很服帖的，要流泪的也流过了，要叹息的也叹息过了，要兴奋的也兴奋过了，大家回家去睡觉。悲剧本有这么一种功效，使“哀怜”、“恐惧”之情得一正常宣泄。同时我也不否认这戏的宣传性，这戏里有不少的地方带着萧伯纳式的演说词，例如校长的训话之类便是，在现阶段，这些宣传是必要的，我们并不嫌其多，而且还希望所有的作家都能尽量的采用进去。不过有一点，不要公式化。避免公式化的最好的方法便是，人物要有个性，背景要有地方色彩，说话要真挚而不搬弄现成标语。《凤凰城》里的宣传辞句并不多，而于扼要处均能有画龙点睛之效。艺术与宣传若能真联在一起，也就是在这种地方吧？

此次的表演等等，因为我没看，不便批评。根本没看成戏，还要写这篇记，似乎有点特别。但是不记得韩退之有一篇《重修滕王阁记》吗？他就压根没到过滕王阁，也居然作记，还说是别开生面，可见记事文中有此证例，有何不可？

（原载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央日报·平明》，署名慎吾）

感伤纪行

民国三十六年六月十一日我搭招商局轮“锡麟号”自沪返津。先期托人买票，因为不托人一定要等得很久。自来交通机关很少能按照先来后到的次序售票。许多票房窗前排着蜿蜒的大队，这现象实在可喜，这表示我们人民已逐渐养成守秩序的习惯，——守秩序是一切事情上轨道的先决条件。但是有些场合，票房窗前自管排队，它的后门却是开着的，有点门道的虽不捷足亦可先登。我因为先期托人买票，徼可以如期上船。和船上旅客闲谈，我知道有许多人等很久才得上船。这表示不公道。这一点小小的事我们都要开后门玩花样，遑论其他。

十日下午把行李运到码头，奉论不准搬进船舱，因为要等上完货才能上行李。“什么时候上完货呢？”“不知道，等着罢。”堆下笑脸再问，回答是“顶早也要明天清晨四点”。于是把自己焊在码头上守着行李。一堆堆的行李渐渐多了，有一二十人哭丧着脸在行李堆边踱着。入夜浓雾霏霏，冷风袭人，有一女郎用毯子裹着身，有一位老者用毛巾包了头。到午夜大家实在忍耐不住了，一位女客在舷上用一种稀有的湖南女高音向一位穿制服的人理论。我想我也该上去交涉一下，于是搬下行李，走进饭厅，但见黑鸦鸦一片人吵做一团，原来是有些什么兵之类不肯补票，我只听到一句：“国家不要我们了，我们还买票……”局势很严重，因为船上又调来了一班带枪的“同志”。行李问题，无从提出，我又走了下来，我无聊中向一位把守跳板的“同志”闲谈，我诉说船方这样对待旅客实在无理，他瞪圆了眼睛对我说：

“国家要是有办法，共产党也不会打了。”

我只能回答他说：“你说得对！”由行李问题扯到共产党打战，似乎离题太远，仔细一想，并不远。政府无能，做官的为自己谋福利，不管人民痛苦，国事如何不糟？常听人说，国事至此，皆因大家不努力的缘故。我觉得人民天天在流血汗，还算不努力？不努力的乃是在人民上面的那一批人。

回过头来我看见一个鸠首鹄面的人，只有一条腿，拄着一根拐，一身短装当初大概是蓝布做的，现在已是一种说不出的颜色，衣襟上绣着一个褪了色的大红圈圈，圈里面是个“荣”字，咕嘟着嘴念念有词。只听得他迸出一句：“荣誉军人，荣誉他妈的×！”他原来是一个因为没有票而被赶下来的。他付了国家一条腿，国营的轮船不能豁免他一张四等票——十一万二千八！

好容易补票问题不知怎样的解决了，我找到一负责人和他交涉。

“为什么不派人先点收行李呢？点收之后只要有少数职员看守，旅客就可以上船睡觉了。”我说。

“实在没有人可派。”他说。

“这种不合理的情形，总要想办法改善。”

“没有办法。”

“为什么不呈报总局想法呢？”

“已经呈报过三次了。”公文旅行和官吏颟顸的情形，又涌现在我的眼前。

在“特别通融”的情形之下，他派了怒容可掬的侍应生轮流代为看守，旅客才得上船，在黎明五点钟的时候有人来喊，自行照顾行李进舱。旋即启碇。

船上到处是人，其紊乱的情形较抗战初期逃难时有过无不及，横七竖八的，躺着的、坐着的、蹲着的、蜷伏着的，全是就要进入“宪政时期”的人民。有些“高等华人”在打纸牌，口出洋话。船主是很精干的人，船员也很好。在拥挤颠簸中到了天津。

船到码头，接我的人隔着铁丝网向我招手。穿黄制服的人把着铁丝网的门不准人进来，手里挥着藤鞭。但是有些碧眼儿和一些特殊的人仍旧从门缝挤进来了。等到码头上已经乱哄哄了，于是门禁大开。

海关检查是一幕滑稽剧，有的免查，有的抽查，有的翻箱倒笼的细查。我算幸运，只被掰掉了一个箱盖，是我的箱盖太不结实。

“平津路不通了，住旅馆罢。”好，住旅馆。预先买了车票，翌晨赶到站，里里外外全是人，站门关着，有些人绕到出口处走进去，我倒是进去了，把门的硬是不准行李搬进去。一位武装同志指挥着行李进去了。

“他为什么可以带行李呢？”我问。

“他穿着军衣，我惹不起他！”

“我？”

“你，你我惹得起。”

这解释是很“现实的”。在“军事时期”，军衣本来是很重要的东西。惹不起的，不要惹；惹得起的，尽管惹。一旦惹得起的都变成为惹不起的，看怎么办？脚行比我能应付现实，他从铁栅栏上跳过去。那位把门的人装作没有看见。“睁一眼，闭一眼”。

好容易走到月台，播音器里发出怪声，好像伤风时鼻子不通的声音：“平津车……不开了，请诸位退票。”好，退票。搬着行李回旅馆。

午后到站上去问，没有车。第二天早晨问，还是没有车。这两天晚上很早就戒严，窗外彻夜竟是怒吼声，据说是叱喝过路的人。我躺在床上想：抗战胜利，政治协商，召开国大，制定宪法，改组政府，紧接着是全面内战，民不聊生。这是什么玩艺儿！闲看梁漱溟作的《中共为何临末拒绝和谈？》（载《观察》）未闻政府方面有人辩驳，所说大概是真的。

第三天，十六日，奔到车站，谒见刘副站长，他非常和蔼，有年轻人热心服务的精神，他告诉我今早有车开，中途要步行二里，他劝我有车便走，行李别带，“今日不知明日事”。我接受他的劝告，返还旅馆处置行李，跑回车站。车开进站，但是车里已经坐满了人，不知他们是怎样上去的。按着规矩在月台候车的人只能在车上各自觅得一个立锥之地。我找到了半个座位。车里面的情形是：挤、热、闷、臭、吵骂、喧哗、叹气。俄而吵骂喧哗的声音平静了，只剩下挤热闷臭和叹气，一种很玄妙的寂静，流着汗的脸对觑着，好像是在期待着什么大风暴的来临。车终于蠕动了。大站大停，小站亦大停，不是站也要停。看着一列列的兵车辚辚而过。有人在发高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主人并没有教他们打仗，也没有教另一班人去扒铁轨。”大家苦着脸，没人睬他。沿途看见烧焦了的货车很多，只有骨骼挺立着，还有倾覆的车身栽卧在沟里。碉堡很多，有些碉堡上面站着兵，亦有些碉堡上挑着竹竿晾裤子。有些车站本身也变成为碉堡了，只是分不清哪一个枪眼是卖票的。

下午两点终于到了那个尚未修复的铁桥。乘客一拥而下，一大半是跳窗口的，熙熙攘攘的，大包小笼的，用半跑步的姿势在麦田里前进。听见几声枪响，有人说是在示威，有人说是在打鸟。到了河边有两条路，一条是水路，淌着黄泥巴水过河；一条是旱路，爬上七八尺高的桥墩过桥。北人性不近水，我采的是旱路。光溜溜的桥墩不大好爬，平夙不善飞檐走壁的人至此大感为难，猛然上跃，手指可以挂到石墩的边缘，但是两只脚像吊死鬼似的凭空乱踢，碰不到踏脚处。我就是在这个姿势中遇到了好人，有一个很爽朗的口音在我身后说：“我推你一把罢。”他真的助了我一臂之力，我一滚而上，但是说时迟那时快，他就在那一推之际把我裤袋里所有的法币给掏去了。那手法相当高明。一步步蹭过桥，火车上的人好像更挤，简直上不去。看见一个半掩的窗口只露着两个人头，但是窗口高不可攀，可巧一位脚夫经过，他说要一万元包送上车。好，就是一万。他蹲在地上，作蛙式，我踏在他的双肩上，软胡胡的，他腰板一挺立起来了，我便不由自主的一个倒栽葱冲进了半个身子，再来一个鲤鱼打滚，安然上车。付了一万元之后，定睛一看，原来是一间头等厕所。一共挤了五个人，两男一女两小孩，都表示很满意于这个特别包厢。随后还有人想进来，我们婉言谢绝了。据第一个钻进来的人说，他用力过猛，险些儿把头插进那并未加盖的白瓷马桶里。这地方相当安逸，据云稍臭。

凭窗眺望，看见一个老者担着一挑豆腐脑走过来，霎时间被一群人团团围住，不由分说自由攫食，一扫而光，我亲见一位短装的人连吃三碗未给一文。老者对于这个吃光运动束手无策，徒呼负负。据说亏了万余元。但是无需刷锅洗碗了。

五个难友，在厕所里度过五六个钟头，通风设备一共有两个，一个是窗口，大家轮流享用，一个是马桶盖的裂缝，大家平均享用。感谢忠勇的国车，感谢仁慈的共军，感谢尽职的铁路员工，感谢我们自己的千锤百炼的肉体，我们很平安完整的于将近夜十点时到了北平。

一路所见所闻，可喜的太少。所吃的苦，几乎完全是那号称为“人”的那种动物所自行制造出来的。可怜。

（原载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二日《世纪评论》第二卷第二期，署名梁实秋）

演戏记

人生一出戏，世界一舞台，这是我们所熟知的，但是“戏中戏”还不曾扮演过，不无遗憾。有一天，机会来了，说是要筹什么款，数目很大，义不容辞，于是我和几个朋友便开始筹划。其实我们都没有舞台经验，平素我们几个人爱管闲事，有的是嗓门大，有的是爱指手画脚吹胡瞪眼的，竟被人误认为有表演天才。我们自己也有此种误会，所以毅然决定演戏。

演戏的目的是为筹款，所以我们最注意的是不要赔钱。因此我们作了几项重要决定：第一是借用不花钱的会场，场主说照章不能不收费，不过可以把照收之费如数的再捐出来，公私两便。第二是请求免税，也照上述公私两便的办法解决了。第三是借幕，借道具，借服装，借景片，借导演，凡能借的全借，说破了嘴跑断了腿，全借到了。第四是同人公议，结账赚钱之后才可以“打牙祭”，结账以前只有开水恭候。这样，我们的基本保障算是有了。

选择剧本也很费心思，结果选中了一部翻译的剧本，其优点是五幕只要一个布景，内中一幕稍稍挪动一下就行，省事，再一优点是角色不多，四男三女就行了。是一出悲剧，广告上写的是“恐怖，紧张……”，其实并不，里面还有一点警世的意味，颇近于所谓“社会教育”。

分配角色更困难了，谁也不肯做主角，怕背戏词。一位山西朋友自告奋勇，他小时候上过台，后来一试，一大半声音都是从鼻子里面拐弯抹角而出，像是脑后音，招得大家哄堂。最后这差事落在我的头上。

排演足足有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公余大家便集合在小院里，怪声怪气的乱嚷嚷一阵，多半的时间消耗在笑里，有一个人噗哧一声，立刻传染给大家，全都前仰后合了，导演也忍俊不住，勉强按着嘴，假装正经，小脸憋得通红。四邻的孩子们是热心的观众，爬上山头，翻过篱笆，来看这一群小疯子。一幕一幕的排，一景一景的抽，戏词部位姿势忘了一样也不行，排到大家头昏脑胀心烦意懒的时候，导演宣布可以上演了。先预演一次。

一辈子没演过戏，演一回戏总得请请客。有些帮忙的机关代表不能不请，有些地头蛇不能不请，有些私人的至亲好友七姑姑八姨也不能不请，全都趁这次预演的机会一总做个人情。我们借的剧场是露天的，不，有个大席棚。戏台是真正砖瓦砌盖的。剧场可容千把人。预演那一晚，请的客衮衮而来，一霎间就坐满了。三声锣响，连拉带扯的把幕打开了。

我是近视眼，去了眼镜只见一片模糊。将近冬天，我借的一身单薄西装，冻出一身鸡皮疙瘩。我一上台，一点也不冷，只觉得热，因为我的对手把台词忘了，我接不上去，我的台词也忘了，有几秒钟的工夫两个人干瞪眼，虽然不久我们删去了几节对话仍旧能应付下去，但是我觉得我的汗攻到头上来，脸上全是油彩，汗不得出，一着急，毛孔眼一张，汗迸出来了：在光滑的油彩上一条条的往下流。不能揩，一揩变成花脸了。排演时没有大声吼过，到了露天剧场里不由自主的把喉咙提高了，一幕演下来，我的喉咙哑了。导演急忙到后台关照我：“你的声音太大了，用不着那样使劲。”第二幕我根本嚷不出声了。更急，更出汗，更渴，更哑，更急。

天无绝人之路，这一场预演把我累得不可开交之际，天空隐隐起了雷声，越来越近，俄而大雨倾盆。观众一个都没走，并不是我们的戏吸引力太大，是因为雨太骤他们来不及走。席棚开始漏水，观众哄然而散，有一部分人照直跳上了舞台避雨，戏算是得了救。我着一尺深的水回家，泡了一大碗的“膨大海”，据说可以润喉。我的精神已经总崩溃了，但是明天正式上演，还得精神总动员。

票房是由一位细心而可靠的朋友担任的。他把握着票就如同把握着现钞一样的紧。一包一包的票，一包一包的钱，上面标着姓名标着钱数，一小时结一回账。我们担心的是怕票销不出去，他担心的是怕票预先推销净尽而临时门口没票可卖。所以不敢放胆推票。

第二天正式上演了，门口添了一盏雪亮的水电灯，门口挤满了一圈子的人，可是很少人到窗口买票。时间快到了，我扒开幕缝偷偷一看，疏疏落落几十个人，我们都冷了半截。剧场里来回奔跑的，客少，招待员多。有些客疑心是来得太早，又出去买桔柑去了，又不好强留。顶着急的是那位票房先生。好容易拖了半点钟算是上满了六成座。原来订票的不一定来，真想看戏的大半都在预演时来领教过了。

我的喉咙更哑了，从来没有这样哑过。几幕的布景是一样的，我一着急，把第二幕误会成第三幕了，把对话的对手方吓得张口结舌，蹲在幕后提词的人急得直嚷：“这是第二幕！这是第二幕！”我这才如梦初醒，镇定了一下，勉强找到了台词，一身大汗如水洗的。第三幕上场，导演亲自在台口叮嘱我说：“这是第三幕了。”我这一回倒是没有弄错，可是精神过于集中在这是第几幕，另外又出了差池。我应该在口袋里带几张钞票，作赏钱用，临时一换裤子，把钞票忘了，伸手掏钱的时候，左一摸没有，右一摸没有，情急而智并未生，心想台下也许看不清，握着拳头伸出去，作给钱状，偏偏第一排有个眼快口快的人大声说：“他的手里是空的！”我好窘。

最窘的还不是这个。这是一出悲剧，我是这悲剧的主角，我表演的时候并没有忘记这一点，我动员了我所有的精神上的力量，设身处地的想我即是这剧里的人物，我激动了真的情感，我觉得我说话的时候，手都抖了，声音都颤了，我料想观众一定也要受感动的，但是，不。我演到最重要的关头，我觉得紧张得无以复加了，忽然听得第一排上一位小朋友指着我大声的说：“你看！他像贾波林！”紧接着是到处噗哧噗哧的笑声，悲剧的氛围完全消逝了。我注意看，前几排观众大多数都张着口带着笑容的在欣赏这出可笑的悲剧。我好生惭愧。事后对镜照看，是有一点像贾波林，尤其是化装没借到胡子，现做嫌费事，只在上唇用墨笔抹了一下，衬上涂了白灰的脸，加上黑黑的两道眉，深深的眼眶，举止动作又是那样僵硬，不像贾波林像谁？我把这情形报告了导演，他笑了，但是他给了我一个很伤心的劝慰：“你演得很好，我劝你下次演戏挑一出喜剧。”

还有一场呢。我又喝了一天“膨大海”。嗓音还是沙楞楞的。这一场上座更少了，离开场不到二十分钟，性急的演员扒着幕缝向外看，回来报告说：“我数过了一、二、三，一共三个人。”等一下又回来报告，还是一、二、三，一共三个人。我急了，找前台主任，前台主任慌作一团，对着一排排的空椅发怔。旁边有人出主意，邻近的××学校的学生可以约来白看戏。好，就这么办。一声呼啸，不大的工夫，调来了二百多。开戏了。又有人出主意，把大门打开，欢迎来宾，不大的工夫座无隙地。我们打破了一切话剧上座的纪录。

戏演完了，我的喉咙也好了。遇到许多人，谁也不批评戏的好坏，见了面只是道辛苦。辛苦确实是辛苦了，此后我大概也不会再演戏。就是喜剧也不敢演，怕把喜剧又演成悲剧。事后结账，把原拟的照相一项取消，到“三六九”打了一次牙祭。净余二千一百二十八元，这是筹款的结果。

（原载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益世报·星期小品》第二期，署名绿鸽）

跃马中条记

“中条山”——在地图上一查便得，就在山西南部，头朝西南，脚向东北，斜斜的那么一橛子。教科书里偶尔也遇到这个名字。《史记·封禅书》里所谓的薄山就是它。为什么叫做中条呢？据戴东原《水地记》说，“山狭而长，西华岳，东太行，此山居中，故曰中条。”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抗战以还，中条山三字时常在报端出现，并且有人谥之为“山西的盲肠”。盲肠者，在腹内可以随时作祟之物也。山西大部沦陷，国军在中条山上还保留一点力量，像盲肠似的随时可以发炎，给敌人一点不愉快。敌人九次围攻，均未得逞。所以中条山变成了一个很著名而神秘的所在。

民国二十七年冬，我有机会巡视华北前线，中条山便是我预定要看的地方之一。

在西安，遇到李××军长，他刚刚从中条山来，他有一部分队伍也驻扎在那边。他听说我们要到中条山去，他很高兴，他指示了我们应该走的路线。我们一行有六个人，领队的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先生（今已归道山），此外还有一位是眼睛尚未全瞎而到了晚上随时可以钻进别人的被窝里去，还有一位是嗜睡成癖，这三位不成问题的是“公无渡河”。年富力强的还剩有三名，除了区区以外，一位是短小精悍善打太极拳的T先生，一位是重二百余磅形如冬瓜的诗人L先生。李军长告诉我们，过了黄河，便要骑马，“九沟十八坡”，一上一下，要整整骑两天马才能到达。T先生当初随西北军出入陕豫，谈起骑马便眉飞色舞。我呢，小时候骑过狗，上学后骑过驴，别人骑马我看见过，自己可没骑过马。胖子L先生是什么都没骑过，连木马都没有上去过。我们三个人兴致勃勃的准备渡河。

在陕县过了一夜，我一夜没睡好，黎明即起如厕，严冬时一层薄霜洒在木板桥上面，我走上去咯吱咯吱地响，附近一声鸡鸣，好像是戳破了寒峭的空气，抬头一看，一弯残月斜挂在天边，我忽然想起温飞卿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句子实有其境。这样的凄凉的风景，只有在黄河流域可以看得到，在江南是看不见的，而且只有在羁旅中的人才有机会体验到，否则谁在家里早睡方酣肯跑出去看板桥上的霜迹？

由陕县坐人力车簸荡两个钟头到了黄河边，一股黄泥汤浩浩荡荡的横在目前，到处都是黄色，岸是黄的，草是黄的，水是黄的，天也有一点发黄，而且显着特别低。对岸就是茅津渡。这是黄河的有名渡口之一。这地方本来荒凉，战时尤少人烟，渡口又早被封闭，只有几只军用的渡船来往，有几匹战马散布在岸上而并无嘶鸣之声，有些棉装臃肿的哨兵缩头而立，也没有什么叫嚣之声，一片肃穆凄凉。黄泥的波浪冲到岸上拍拍作响。我伫立岸头候船，心里只想到古箜篌引。

船来了。是一条白木船。不是江南的那种有桨有舵的尖头齐尾的乌篷挂帆的船，不是我们在教科书上或画片上所能见到的船，是一个长方形的粗木钉成的一个匣子似的东西，相当的大，代替桨的是两根大杉篙，头上钉着两块木片，很笨重的在水里划来划去。船直摇晃，我看着有点心寒。可是事已至此，不能不上去。一声吆喝，船荡开了岸，我的性命就交给了那汹涌的浊流。

同船的有一队挑担子的兵，担的是鸡鸭鱼肉，还有海参之类的干货。这种东西在这种地方发现，真是出人意表。挑担的兵在额角上直流汗，摘下皮帽子直冒热气。我问他：

“老乡，你们担这些东西到哪里去？”

“上中条山去。”

“山上要这个做什么？”

“谁知道！听说××派了什么人要到山上去视察，这是请他们吃的。”

我心里好生惭愧。我的灰布棉大衣使得他不能辨认出我即是要上山去吃这些东西的人。我们中国人好请客，就是到了最前线的中条山的顶上也还是要宴会！

船拢了岸，有一队兵牵着马在岸上迎候。那些马都是矮矮的身材，蓬松着鬃毛，马尾巴像个破刷子，真是经过长期栉风沐雨的家伙，看上去就有点胆寒。

“胖兄，上马罢。”我说。

胖兄望望我。他很勇敢的踩上马蹬，往上一窜，正好抱住了鞍头，不上不下的悬在那里，一个手快眼明的马弁过去一推，他连爬带滚的就稳坐在雕鞍之上了。那匹马摇晃了两下，好像是很能感觉它驮负的重量。

我也一声没响的上了马，迈腿的时候觉得有一点飘飘然，但是很快的找到了重心。

胖兄乘T先生还未上马，大叫：“快给我照一张相！”我当时觉得他太性急了些，事后我才知道这是唯一的照相的机会。于是每人各照了一张。

一共是二十几匹马，组成一个凌乱的行列，向中条山进发。骑在马上觉得有一些上重下轻，但是如果拉紧了缰绳，夹紧了马腹，事急了的时候再抱紧了马颈子，大概不至于有多大危险。所以我相当的心安。和骑驴也差不了许多。但是过了两个钟头，渐渐感觉到马背的宽度实在太不合理，把我两条大腿撑得溜酸，把我两条小腿变得清疼，脊椎也不受用，尻骨也在制造摩擦，浑身不舒服起来了。

忽然面前展开一片枣树林，无穷无尽的都是些杈桠的枯枝，好险恶的一个去处！马穿枣林，左一个弯，右一个弯，遇坡便爬，逢壕就跳，我在马背上居然还能操纵自如。忽然面前出现一片水沼，水并不深，因为沼里也还有枣树，马弁绕过水沼捡干路走，由着马去涉水。胖兄的马第一个水，那匹马也许是因为载重过度，特别的口喝，见了水便低上头去喝，这一低头可不打紧，马上的胖兄立刻失掉了重心，全身的肉都向前倾斜，他一下子就抱住了马脖子，怪声大叫：“唉哟，唉哟，唉哟！”

三声“唉哟”未了，马惊了。这马没有受过这样亲昵的搂抱脖子的待遇，忽然热烘烘的一块大肉贴在颈上当然是要惊奇，再加上那三声厉鸣，马怎能不惊？

马只要惊了一匹，全要惊。二十几匹马全都狂奔起来，水沼里水沫四溅，如一条游龙。马弁远远的望着，无能为力。胖兄在沼边第一个落马。我们冲过水沼，驰骤得更快，只觉两腋生风，如腾云驾雾一般。我没工夫回头，我的马跑在前面，好像赛马场中要得头奖的样子，真乃“龙文虎脊”，可惜我不善驾御。我觉得耳边的风呼呼的响，面前的枣树枝子像一排排的钱蒺藜随时可以刮破我的脸。我愈怕，缰绳愈拉得紧，缰绳愈紧，马跑得愈快。我一面用腿夹紧了马腹，一面俯在鞍上躲避枣枝，也不禁大叫起来。只听得T先生在我身后附近说话：“你别嚷！越嚷越不得停。”于是我住了声。我打定主意，无论如何我不能落下马。不久，后面没有马声了，而我还在狂奔。

前面是一条大沟，有丈把深，我的马一点也不含糊，将身一纵，腾空而起，我也跟着腾空了。腾空以后，我怎样再落下来，我就不知道了。

睁眼一看，我在沟里躺着，马鞍在我身旁，脚还勾着一支马蹬。头疼，臂疼，尻骨疼。晕乎乎的，好像是噩梦初醒。

不久，我的伙伴们都蹒跚着来了，胖兄在内。他的额上的汗珠比别人多。马呢？马全跑了。我们一群难友，没有话说。他们会骑马的，到了无法控制的时候，都自动的跳下了马，只有那势如骑虎的我吃了一点亏。我拾起马鞍（好重啊！）随同大家徒步而行，谁也不说一句话。

走了一程，老远的黄尘起处，来了大队人马，有担架队，有医药箱，原来是救护我们的。我们的马，在一场虚惊之后都跑回司令部去了，就像《疯汉骑马歌》（辜鸿铭译）里描写的一样。司令部的人看见一队空马回来，就知道事情不妙，没想到我们并无伤亡，而且红药水都无需用。我知道离目的地不远了，便宁可徒步，我也不愿再上马了。胖兄与我一致行动。于是我们一跛一拐的走到了师部。

那地方记得是叫“望原”，驻着一位师长，姓陈，闽人，又黑又瘦，他的住处是一个窑洞。这窑不大，但是比武家坡王宝钏的那个窑要爽朗些，只是一大间，并无耳房侧室，前面门窗俱全，糊着纸，所以里面并不太暗。我们住的是三间坐北朝南的土房，屋里打扫整洁，到处贴着红绿标语，无非是些欢迎的词句，我觉得政治部的同志未免太辛苦了。我走进屋里便直挺挺的倒在木板床上了，好像是浑身刚熬过酷刑，没有一个关节不痛。大腿上两块皮肉完全变成绯红的颜色，一碰血就要出来。

望原已经是在山上，但是“九沟十八坡”是明天的路程。陈师长很体恤我们，给我们一顿丰盛的饭食之后，教我们早些安歇，并且知道我和胖兄不善骑马，答应给我换一匹驯顺的马，给胖兄换一头更驯顺的骡子。

第二天清早起来。胖兄上骡是很艰难的。这头骡子也许是极其驯顺，但是身材高大，跨上去很费手脚。胖兄经两个马弁推送，不是根本上不去，便是从那边又落下来。后来用山边一堆岩石代替了梯子，这才跨上骡背。开始出发了。这路可与昨日的不同，先是羊肠小径，怪石盘空，随后愈走愈高，不见石头，只见土岗，一个岗比一个高。路很窄，马不能并辔，我听得后面喊：“站住，站住！”一个马弁跑过来说：“先生，那个胖先生不能走了。”我们赶回去看，他仍然高踞骡背，可是颜色不对了，汗下如雨。马弁说：“你瞧他的腿！”两条腿仍然在打哆嗦。于是我们把他搀下来，三人席地开了临时会议，议决：胖兄回去，先到洛阳相候。原来骡子高，胖兄身子宽，摇摇欲坠，左右万丈深渊，随时可以粉身碎骨。胖兄归程据说也很有趣，马弁骑马，他牵马，一步一步的走了多半天才到望原，原来住的土房乃是临时征用的民房，早已物还原主，胖兄胡乱住了一夜，第二天独自回洛了。

我和T继续前进，这一天是我的苦难。好高的坡，好深的沟！上坡骑马，下坡步行，用手揪着马尾，一步一溜。马也溜，铁蹄擦出一道道的火花。山涧里有马尸，据说是夜行军时跌下去的。远远听见炮声枪声，是从运城传过来的。

走过一半路，我渐觉难于支持，骑在马上的时候大腿磨出了血，清痛，在路上徒步时，膝盖上好像是钉进了大铁钉，还是清痛！戴着皮帽子，出汗，摘下皮帽子，头冷。但是我只有前进一条路。

山上阒无人烟，连棵树都没有。高岗上偶然有小小一块平原，我们下马休息。地上有些枯草，一尺多高，风吹过来哨哨作响，草并不弯曲，直挺挺的和风抗衡。所谓“疾风劲草”，到今天我才明白其真实的意义。在一个山头上远远看见下面有一队人，为首的举着五色旗两面，迎风招展，还有锣鼓之声，我初以为是伪军，随从告诉我：“这是老百姓！他们还沿用着五色旗。有些人还打黄龙旗呢。”这真是不知秦汉。这些老百姓是在遍山烽火中庆祝旧年。

一沟一坡的度过去了，直到日落崦嵫，才望见了一座较大的村庄，那便是郭原，集团军司令部的所在。渐渐有松树了，月亮从山后升起，地上的积雪映得月色格外皎洁，松树只是一片参差的剪影。我们这一队疲劳的人马顿时兴奋起来了，郭原就在眼前。老远的一声的军号，这是报告我们的来临，三乘轿子迎面而来。这样的轿子也是前所未见的。一把榆木的太师椅，一边捆上一根大门闩，四位同志扛起来走。我从马上换到轿上，有如一步登天。每乘轿子用五个人，四个人抬，一个人用鞭子赶，令人很难过，幸亏胖兄没有来。

到了司令部，我比死人只多一口气，当晚我和T睡在一个热炕上，我只觉得我的骨骼要散，我的肉要融！这一夜我不知是醒是睡，是梦是魇，迷迷糊糊的不觉东方之既白。

孙总司令是一个文雅的武人，把敌人九次进犯的故事都讲给我们听了，给我们看了军中的戏班所演的戏，加演了一段俘虏跳舞。请我们吃的是鸡鸭鱼肉，这些东西有些似曾相识，渡河船上有过一面之雅。但是看看士兵的伙食，顶粗糙的粮食，一桶碱开水，漂着几片菜叶，现在回想起来，都令人心酸。

我们住了两天，兴辞而归。这回走的是另一条路，直趋三门山，过砥柱，经禹门，渡河到会兴镇。这是下坡路，比较的舒服，我的骑术也较有经验，浑身的筋肉可以稍微松懈一点，但是两条腿仍然觉得随时都应该切掉才好。这样又整整挨过了一天，才得又望见黄河。砥柱山形势很壮，像小姑山似的伫立在河心，没有一点秀媚，只是一片骇险。渡河上了火车，算是结束了五天中条山的历程，吐了一口大气，自庆居然生还。

最后不忘记提的是，我们骑在马上的照相洗出来了，英姿勃发，神情飒爽，我把照片贴在照相簿上了，胖兄却托人放大到十几寸，配上框架，悬在壁间题着核桃大的字曰：“××马上之雄姿”。

（原载一九四七年八月三十一日《益世报·星期小品》第七期，署名紫华）

相声记

我要记的不是听相声，而是我自己说相声。

在抗战期间有一次为了筹什么款开游艺大会，有皮黄，有洋歌，有杂耍。少不了要一段相声。后台老板瞧中了老舍和我，因为我们两个平素就有点贫嘴贱舌，谈话就有一点像相声，而且焦德海草上飞也都瞻仰过。别的玩艺不会，相声总还可以凑合。老舍的那一口北平话真是地道，又干脆又圆润又沉重，而且土音土语不折不扣，我的北平话稍差一点，真正的北平人以为我还行，外省人而自以为会说官话的人就认为我说得不大纯粹。老舍的那一张脸，不用开口就够引人发笑，老是绷着脸，如果龇牙一笑，能立刻把笑容敛起，像有开关似的。头顶上乱蓬蓬的一撮毛，没梳过，倒垂在又黑又瘦的脸庞上。衣领大约是太大了一点，扣上纽扣还是有点松，把那个又尖又高的“颏里嗉（北平土话，谓喉结）”露在外面。背又有点驼，迈着八字步。真是个相声的角色。我比较起来，就只好去（当）那个挨打的。我们以为这事关抗战，义不容辞，于是就把这份差事答应了下来。老舍挺客气，决定头一天他逗我捧，第二天我逗他捧。不管谁逗谁捧，事实上我总是那个挨打的。

本想编一套新词儿，要与抗战有关，那时候有这么一股风气，什么都讲究抗战，在艺坛上而不捎带上一点抗战，有被驱逐出境的危险。老舍说：“不，这玩艺可不是容易的，老词儿都是千锤百炼的，所谓雅俗共赏，您要是自己编，不够味儿。咱们还是挑两段旧的，只要说得好，陈旧也无妨。”于是我们选中了《新洪洋洞》、《一家六口》。老舍的词儿背得烂熟，前面的帽子也一点不含糊，真像是在天桥长大的。他口授，我笔记。我回家练了好几天，醒来睁开眼就嚷：“你是谁的儿子……我是我爸爸的儿子……”家里人听得真腻烦。我也觉得一点都不好笑。

练习熟了，我和老舍试着预演一次。我说爸爸儿子的乱扯，实在不大雅，并且我刚说爸爸二字，他就“啊”一声，也怪别扭的。他说：“不，咱们中国群众就爱听这个，相声里面没有人叫爸爸就不是相声。这一节可千万删不得。”对，中国人是觉得当爸爸是便宜事。这就如同做人家的丈夫也是便宜事一样。我记得抬滑竿的前后二人喜欢一唱一答，如果他们看见迎面走来一位摩登女郎，前面的就喊：“远看一朵花。”后面的接声说：“教我的儿子喊她妈！”我们中国人喜欢在口头上讨这种阿Q式的便宜，所谓“夜壶掉了把儿”，就剩了一个嘴了。其实做了爸爸或丈夫，是否就是便宜，这笔账只有天知道。

照规矩说相声得有一把大折扇，到了紧要关头，敲在头上，啪的一声，响而不疼。我说：“这可以免了。”老舍说，“行，虚晃一下好了，别真打。可不能不有那么一手儿，否则煞不住。”

一切准备停当，游艺大会开幕了，我心里直扑通。我先坐在池子里听戏，身旁一位江苏模样的人说了：“你说什么叫相声？”旁边另一位高明的人说：“相声，就是昆曲。”我心想真糟。

锣鼓歇了，轮到相声登场。我们哥儿俩大摇大摆的踱到台前，深深的向观众鞠了一躬，然后一边一块，面部无表情，直挺挺的一站，两件破纺绸大褂，一人一把大扇子。台下已经笑不可抑。老舍开言道，“刚才那个小姑娘的洋歌唱得不错。”我说，“不错！”一阵笑。“现在咱们两个小小子儿伺候一段相声。”又是一阵笑。台下的注意力已经被抓住了。后台刚勾上半个脸的张飞也蹭到台上听来了。

老舍预先嘱咐我，说相声讲究“皮儿薄”，一戳就破。什么叫“皮儿薄”，就是说相声的一开口，底下就得立刻哗的一阵笑，一点不费事。这一回老舍可真是“皮儿薄”，他一句话，底下是一阵笑，我连捧的话都没法说了，有时候我们需要等半天笑的浪潮消下去之后才能继续说。台下越笑，老舍的脸越绷，冷冰冰的像是谁欠他二百两银子似的。

最令观众发笑的一点是我们所未曾预料到的。老舍一时兴起，忘了他的诺言，他抽冷子恶狠狠的拿扇子往我头上敲来，我看他来势不善往旁一躲，扇子不偏不倚的正好打中我的眼镜框上，眼镜本来很松，平常就往往出溜到鼻尖上，这一击可不得了，哗啦一声，眼镜掉下来了，我本能的两手一捧，把眼镜接住了。台下鼓掌喝彩大笑，都说这一手儿有功夫。

我们的两场相声，给后方的几百个观众以不少的放肆的大笑，可是我很惭愧，内容与抗战无关。人生难得开口笑。我们使许多愁眉苦脸的人开口笑了。事后我在街上行走，常有人指指点点的说：“看，那就是那个说相声的！”

（原载一九四七年九月七日《益世报·星期小品》，署名绿鸽）

法巡捕房的一幕

是二十年前的旧事了，不写出来怕要忘记。那一年，我住在上海租界霞飞路一〇一四弄。善钟路巡捕房就在斜对面。我常看见流氓相的法国巡捕和矮个子的棕脸黑牙的越捕在那巡捕房门口出入，有时候也看见他们用锁链子牵着我们中国人进去。巡捕房里面究是什么样的一个地狱，我终于有了机会进去观光了。

是一个夏天的中午，我正在屋里吃饭，忽然听到门外喧哗声甚剧，不能不动心，便踱出门口看看，左邻S君也出来了，右邻L君也出来了，对面的H太太也出来，斜对面的T君也出来了。只见一个法国籍的白俄（也是这弄堂里的住户）正在揪着一个中国汽车夫（现在应改称“司机”）苦苦的殴打。已经围上了一圈子人。汽车夫只是喊救命，没有一点反抗的份儿。S君是最好管闲事而且是孔武有力的，便挤进去排解，用英语对白俄说：“有话好讲，不用打人。”白俄看见人多势众，悻悻然去。观众也散了。

但是没有几分钟的工夫，白俄回来了，带着一个便衣的法国人，脸上罩着一层阴云，看样子就不是好人，后来我知道他是法巡捕房的特务。法国人寻到那个汽车夫，不问青红皂白，乱抽了他一顿嘴巴，于是又是一顿叫嚎。左右前后的邻居原班人马又出现在弄堂里。又是S君用英语向那个法国人分辩几句。

法国人愣住了。居然有黄脸人敢出头！他用生涩的英语问：“你是什么人？”

“我是这里的一个住户。”

“呸！不干你的事！”说着，他就拉着汽车夫要到巡捕房去。

S君无目的地迸出了一句：“Good damned！”意思等于是“该死！”

这一句诅咒被那法国人听见了，他像一个疯狗似的扑了过来，一把抓住了S君的西服的领巾，S君对准他的心窝就是一拳，他踉跄的倒退了好几步，撞在一截短墙上。他直奔到巷口，掏出了警笛狂吹，立刻有十来个巡捕从善钟路捕房跳出来了。他们手里的手枪把观众吓散了。法国人从越捕手中取过来一根一尺多长的锁链，两端是两根横着的木桩，他把链子放在S君的腕上一绕，然后用力把那木桩，并在一起一拧，铁链子立刻就陷到肉里面去了。S君本来没有抵抗，答应跟他到巡捕房去理论，现在被这铁链夹得痛不可忍。我们在旁大叫，抗议这种暴行。S君亦不能不采取自卫手段了，他振臂一挥，把法国人和另一个越捕推出好几步远，然后把铁链子给掷出几丈外去。这时十来支手枪都对准了S君的身上。我们几个邻居全拥上去了。“别放枪，别放枪！”我们声称如果要到巡捕房去，我们要全体一道去。法国人冷笑一声，“好，全去。”于是一个巡捕抓着我们一个胳臂。T君本来站在较远的一个地方，可以不卷入漩涡，他看见我们都被捕了，他大声咆哮，法国人过去问他：“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国民党！”T君拍胸脯喊。

“国民党？好，你也来。”

我们一串人，S、我、L、H和“国民党”，男女五人，鱼贯而行，L和我都是赤足穿着拖鞋，两边是持枪的巡捕，好像是新抓到一批大盗一般向着捕房起解。迎面来了五六个骑马的武装法捕，像是欢迎我们的仪仗队。从巷口到捕房，本来不远，可是我这一次觉得很远，路旁行人以惊愕的眼光注视着我们。从他们的脸上表情，我知道他们都在给我们同情。

捕房里四壁萧然，阴森森的，有一条长木凳，我们五个人被命坐下，倒怪有礼貌的。S君第一个被唤进另一室去，门却未关紧，我从门缝里向里望，只见靠墙有一铁栅栏，S君被推到那铁栅栏里，一个巡捕用一根相当长的手枪戳在他的肋骨间，然后那个法国人脱去上衣，挽起衫袖，舞动两个拳头对准他的头部打去，后脑勺子撞在石头墙上的声音砰砰的响。法国人忽然发现门没关紧，一脚给踢关上了。我便再也看不见什么，只听得屋里面拍啦拍啦的响，肉的声音。我当时心里在想，这也许就是《水浒传》里所描写的“杀威棒”罢？要不然为什么进巡捕房什么话也不问，先来这么一顿臭揍呢？我们四个人默默的坐着，没有话可说。我想S受完刑之后就该轮到我了。L君碰一下我的臂肘：“你把眼镜摘下来交给我罢。”这一句善意的提醒倒使我心酸起来了。

哗啦一声门开，S君出来了，衬衫撕成一条条的，头发像一堆乱草，脸是白的，鼻孔牙齿上全是血，两眼是黑的，腮上一块块的紫痕。他被带到另一间屋，打开门只见里面是个大囚笼，里面已有不少的受苦难的人。S君也被送进笼里了，哗啦一声上了锁。

该轮到我了。我当时并不怕，只是气愤。受苦难折磨的中国人并不是我们几个，而是成千成万的。个人受这么一顿敲打，算得什么？我已经把眼镜摘下来了。但是，出乎意外的，那喘咻咻的法国人走到我们四个人面前，做了一个手势，大吼：“滚出去！”后面一群巡捕也随声附和的大吼：“走！走！”连推带搡的我们四个人被撵到了门口，我觉得好像是一支大皮靴踢在我的后腰上。我赤着足拖着鞋随同其余的三个走回家了，仍听得那法国人立在捕房门口破口大骂。

我们商量如何把S君保释出来。弄堂口住着一个法国人，他一切都看见了，他说他有办法，我们便随了他去。他和捕房的人咕嘀一阵，说成了，要他缴纳国币一元的保款，就把S君放出来了，随手交给他一张传票，上面写着：下星期二到会审公堂受鞫，罪名是妨碍公务，原告是法巡捕房。

我们打电话把老同学Y大律师请了来。律师这样说：“啊，是这样的一回事。嗯，你们想怎么样？什么？到医院验伤？我看不必。你们想告巡捕房？老实讲，到会审公堂告巡捕房，那是白费，没个赢。挨打，认了。下星期二，我还是不能代你们出庭辩护，我只能在公共租界执行业务。好了，算了罢。咱们是老朋友，我这次来回的汽车费也不用算了，再见再见！”他夹着一个大皮包走了。

律师的话是对的。S君星期二到了会审公堂。堂上坐着一位法国审判官，身后坐着一个翻译官，旁边并排坐着一位中国审判官。这案子是由法国审判官开口，那中国审判就像泥雕木塑一般。S君声辩之后供出在场的有证人四名：便是L、H、T和我。庭论：下星期二传证人到庭再审。

下星期二开庭可热闹了，四个证人每人预备好一篇说辞，证明巡捕无理殴辱平民。法官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对于这案子好像是很感兴趣，问得很详细。当他问我的时候，我说法国巡捕曾辱骂我，他问我道：“他怎么骂的？骂的是什么？”

“法官，”我说，“他骂的是一句英语中很下流的话。”

“到底是怎样的一句话？”

“在法庭上是很不宜于再复说一遍的。”

“你可以说。”

“他骂的是：Son of a bitch！”

法官皱眉了，回过头去问翻译官，翻译官也皱眉了，直摇头，好像是译不出来。旁听席上微微有点骚动。

“你用中文讲，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用手泛指着公案上说，“你是一条母狗养的！”

旁听席上大笑，还有人鼓掌。法警大叫：“守秩序，守秩序！”法官直拍桌子。骂这句话的人就在原告席上站着，气得面色铁青。我乘势就问法官：“这句话就是他说的。如果他不否认，我请问法官，这算不算是公然侮辱？如果是侮辱，应请依法惩处，如果不算侮辱，那么现在我就要拿这句话回敬他了。”哄堂大笑。在紊乱的秩序中，法官起立宣告：本案下星期二宣判。

宣判的结果是：被告无罪。

这件事情就算是结束了。但是旁听席上有新闻记者，这件事情就被宣布在某几种报纸上，而经过一番报导，事件的主角便由S君而变成我了。记挂我的朋友们纷纷写信来慰问，平素忌恨我的人可就有枝添叶的绘影绘声的给我做了一点恶意宣传。最歪曲的一篇恶意宣传是三卷三期的《现代小说》，有署名叶灵凤者（据闻是左翼作家之一，今不知已转变成什么了），他写了一篇小说，那题目便是我的姓名，他把我形容成为一个“少年气盛”“爱管闲事”的“小布尔乔亚汜”。其中的警句可以引两段在下面，让大家看看差不多二十年前上海的所谓的左翼作家的真面目：

你以为小布尔乔亚汜不是整天的在做着想进而为布尔乔亚汜的迷梦么？他们若不是日夜的企图着想往上面爬，决不会挂出主持正义与人道的绥冲旗帜。普罗列塔利亚的政策是斗争，布尔乔亚的政策是高压，唯有小布尔乔亚才夹在中间高呼人道与正义。

人道主义者与正义的战士有时候也会触怒布尔乔亚汜的虎须。不过因为他们不是普罗列塔利亚，所以一触怒布尔乔亚汜之后，便立显示出他小布尔乔亚汜的本色，开始眼泪鼻涕的摇尾乞怜，说下次不敢再放肆了。

原来“高呼人道与正义”是一件可鄙的事。其实我根本就没有“高呼人道与正义”。其实我不过偶然被带进巡捕房里去受了一点委屈，到公堂上说了几句话给人作证，谈不到什么“战士”。帝国主义者，我深恶痛绝，倒是真的，却与阶级无关。我根本没有“挂出主持正义与人道”的“旗帜”，何从有“眼泪鼻涕的摇尾乞怜”？署名叶灵凤的这位先生，先捏造一派谎言，然后加以小布尔乔亚的罪名，甚妙甚妙。我也不能太认真。这本是“小说”。小说贵创造。有人还说过艺术即是说谎呢。这该是很好的一例。

（原载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益世报·星期小品》第二十三期，署名子佳）

《星期小品》与“雅舍”佚文

陈子善

梁实秋先生谢世之后，余光中先生在《金灿灿的秋收》①一文中高度评价梁实秋在散文、翻译、文学批评、学术研究和教育五个方面的卓越贡献，深得我心。但依旧者所见，余先生还遗漏了一点，那就是梁实秋作为新文学编辑家所取得的成就，同样是相当突出的。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既是作家又是编辑家的一身而兼二任者大有人在，而梁实秋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从早年编辑北京《清华周刊》“文艺”栏和《文艺增刊》开始，梁实秋先后主编过《大江季刊》（一九二五年七月至十一月）、上海《时事新报·青光》（一九二五年五月至八月）、《新月》月刊（一九二八年三月至三三年六月，梁实秋数度参与编务或独立主编）、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至次年十二月）、北平《世界日报·学文周刊》（一九三五年三月至六月）、《自由评论》周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至次年九月）、《北平晨报·文艺》周刊（一九三七年一月至六月）、重庆《中央日报·平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至次年四月），以及本文将要介绍的《益世报·星期小品》。时间之长，刊物之多，影响之大，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实属少见。

梁实秋晚年在《副刊与我》、《我与青光》等文中深情地回忆他当年编辑这些刊物的情形，但他提到《益世报·星期小品》时只说了一句：“罗努生主持天津《益世报》的时候，我应邀编一个文艺周刊，后改名为《星期小品》。”①语焉不详，且与史实略有出入。梁实秋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编的《文学周刊》与四十年代后期编的《星期小品》，虽同为《益世报》副刊，性质却有所不同，两者实际上并无承继关系，前者以刊登文学评论为主，后者乃是揭载散文小品的专门刊物。作为梁实秋离开大陆前主编的最后一种副刊，《星期小品》自有其鲜明的艺术特色。笔者最近在查阅该刊时，又意外地发现梁实秋用笔名发表的隽永散文十余篇，均未结集。一下子新出土那么多“雅舍小品”，怎不令人惊喜万分？遗憾的是“雅舍”主人已不及重见了。

《星期小品》创刊于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刊名由梁实秋亲笔题写，星期天出版②，每次半版篇幅。当时梁实秋担任北师大英语系教授，遥领《星期小品》编务，按时把稿件寄到天津拼版付印。次年一月十六日《益世报》第四版刊出一则“小启”：“《星期小品》因稿未到，改刊《别墅》（该报的一个通俗性副刊），希读者注意。”《星期小品》就此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只出廿五期，历时近半年。这是一个很别致的文学周刊，创刊时没有开场白，停刊时也未向读者告别，悄悄地诞生，悄悄地结束，不事张扬，只顾埋头耕耘，一如梁实秋的为人。刊名强调“小品”两字，不登小说、诗歌、剧本和评论文字，举凡怀旧伤悼、山水游记、读书随想、品物杂识等等，都可在《星期小品》上占有一席之地，自由驰骋。经常为该刊撰稿的有谢冰莹、老向（王向辰）、李长之、陈纪滢、隋树森、季羡林、叶雅（龚业雅）等位，全是擅长小品的名家高手，作者中也有刚出茅庐的新秀，如北大文学院学生，后来成为大陆名诗人的李瑛便是。因此该刊珠玉纷陈，美不胜收，不仅四十年后的今天读来有耳目一新之感，当时就颇获京津文坛好评，著名散文家朱自清读了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七日第廿一期所载《老境》（叶雅作）一文后，感慨系之，特赋七律一首寄赠梁实秋，诗中就有“笔妙启予宵不寐”之句③。

梁实秋因在重庆《星期评论》和南京《世纪评论》连载“雅舍小品”，已经名噪士林，既编《星期小品》，自己当然也要披挂上阵。但是遍查该刊，在总共六十八篇小品中，署人们熟知的子佳笔名和梁实秋本名的文章只有六篇，它们是《写字》（七月二十日）、《客》（八月三日）、《握手》（八月十七日）、《闻一多在珂泉》（九月十四日）、《我的国文先生》（十一月十六日）和《法巡捕房的一幕》（十二月廿二日）。经笔者核实，前三篇已被收入《雅舍小品》初集①，早已脍炙人口。后三篇均系回忆录，《我的国文先生》也已改题《我的一位国文老师》收入《秋室杂文》②；《闻一多在珂泉》的主要内容则已写进梁实秋六十年代所著《谈闻一多》一书，不过文中披露的闻一多一九二四年负笈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时所作有名的英文诗《另一个华人的回答》，《谈闻一多》却未录，这是应该特别加以说明的。

显而易见，梁实秋在《星期小品》上发表的文章远不只上述六篇，因为这不符合梁实秋编辑副刊的独特风格。由于“好稿不易得”③，梁实秋编副刊喜欢亲自动手，往往一个版面半数以上文章由他本人执笔，有时甚至独自包揽，这就需要不断变换笔名，以免读者发觉主编唱独角戏而减少兴味，不消说，也有不便署真名，非得用笔名发表不可的。从《时事新报·青光》到《中央日报·平明》莫不如此，《星期小品》想必也不会例外。看来要寻找梁实秋在《星期小品》上的佚文，还得从结合文章内容，查考他的不为人知的笔名入手，尽管梁实秋在一九八六年公开声明过，自编《时事新报·青光》之后，“我很少用笔名，近三四十年几乎绝对不用笔名。”④

笔者首先注意到下列诸文：署名刘惠钧的《推销术》（十月五日）、署名灵雨的《钱的教育》、署名马天祥的《房东与房客》（十一月廿三日）、署名魏璞的《市容》和署名吴定之的《沙发》（均为十一月三十日），这五篇小品淳朴淡雅，机智含蓄，而且亦庄亦谐，常于不经意处极讽刺之能事，无论从思想、情趣，还是从纵谈自如的文笔看，都是典型的雅舍小品，作者非梁实秋莫属。最有力的证据还在于它们半年多之后重新发表时，全都署名梁实秋，《市容》、《沙发》、《钱的教育》、《房东与房客》分别载一九四八年四月至七月谢冰莹主编的大型文艺月刊《黄河》复刊第二至五期，《推销术》载同年四月十六日邵洵美主编的《论语》第一五一期。因此，这五篇小品出自梁实秋手笔已无庸置疑。同时，梁实秋的五个笔名也得到了证实。

《星期小品》上署名刘惠钧的还有一篇《考生的悲哀》（九月廿一日），署名马天祥的还有一篇《电话》（十月五日），依此类推，自然也是梁实秋的作品。《考生的悲哀》中说某次考生遇到偏题《卞壶不苟时好论》一筹莫展，只得缴白卷，以及《电话》中所追忆的早年家中安装电话的情景，梁实秋后来写的《谈考试》和《电话》①中又一次分别提及，这不是偶然的巧合，两相对照，只能进一步证明作者是同一人。关于刘惠钧这个笔名，还应补充一点，梁实秋三十年代主编的《世界日报·学文周刊》和《自由评论》周刊上有不少署名刘惠钧的译诗，梁实秋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自由评论》文艺专号的《编者后记》中说：“刘惠钧先生是山东大学毕业生，他译过百余首Burns的诗，皆忠实可诵。”这不知是梁实秋故弄玄虚，还是当时真有一位刘惠钧，待考。但《星期小品》上的“刘惠钧”就是梁实秋，却是确定无误的。灵雨、吴定之和魏璞三个笔名虽然在《星期小品》上只出现了一次，但灵雨和吴定之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子佳，梁实秋在《益世报·文学周刊》和《自由评论》上的许多精彩之作都使用这两个笔名，以后有机会当另文论述。

接着使笔者感到兴趣的是署名李敬远的《火》（九月廿八日）、《疟》（十月廿六日）和《雷》（十二月十四日）三篇小品，同样委婉多讽，谈言微中，酷似“雅舍”风韵。

李敬远的名字首次见诸梁实秋主编的刊物，还得追溯到二十年前。一九二七年七月廿四日《时事新报·青光》刊出署名李敬远的《竞学大纲》，嘲笑“性学大师”张竞生。《新月》月刊问世以后，“书报春秋”专栏上署名敬远、李敬远的书评又有好几篇，这次在《星期小品》上亮相已是第三次了。试想一下，二十多年沧桑变迁，李敬远却一再在梁实秋主编的刊物上出现，这难道会是偶然的吗？梁实秋的文字之交中并无李敬远其人，唯一合乎情理的解释就是李敬远是梁实秋的又一个笔名。再说《疟》这篇中引用老杜主张以诗治疟的逸事，谈论风生，其时梁实秋正在搜集杜诗版本，潜心研读杜甫，六天之后，《文潮月刊》第四卷第一期发表了他的《杜审言与杜甫》一文，正可作为一个佐证。

《星期小品》上又有署名绿鸽的“三记”，即《演戏记》（七月廿七日）、《相声记》（九月十日）和《画梅小记》（十二月十四日），也都逸趣横生，引人入胜，其实仍是梁实秋的杰作。乍看之下，绿鸽这个笔名似乎难以查考，然而，只要对梁实秋生平稍微有点了解的人，把“三记”通读一遍，马上就能断定作者除了梁实秋，不作第二人想。梁实秋年轻时一度醉心丹青，画梅尤其出色，晚年封笔，偶一挥毫，人见人爱。他曾在《岂有文章惊海内》中回顾往昔画梅的经历，三言两语而已，《画梅小记》恐怕是梁实秋详细谈论画梅甘苦的唯一的一篇文章，从养梅、爱梅说到画梅，清俊简洁，意味深长，确实十分难得。而《相声记》中与老舍合作表演相声的“我”，除了梁实秋还会有谁呢？两人抗战期间在重庆联袂登台的热闹情景，海内外读者早已从梁实秋后来所作的《忆老舍》中领略一二了，不过远不及《相声记》生动具体。此文把老舍说相声时的神态举止刻画得惟妙惟肖，毕竟年代相去不远，才会有如此真切的记录。至于《演戏记》所记作者排练、主演一出外国悲剧时的形形色色，同样使人莞尔。这出戏当指抗战期间国立编译馆在露天的北碚民众剧场为劳军而演出的法国名剧《天网》（陈绵译），梁实秋后来在《回忆抗战时期》中也曾提到过的。

除此之外，《星期小品》上还有署名紫华的《跃马中条记》八月三十一日）和《寂寞》（十一月三十日）两文，真正作者仍是梁实秋。紫华这个笔名并不难识别，一望便知是梁实秋原名治华的谐音。梁实秋写过两篇同名的《跃马中条记》，另一篇作于五十年代，已收入《秋室杂文》。一九四〇年一月，梁实秋参加“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视察华北前线，道出山西中条山，涉水越岭，历尽艰险。两篇《跃马中条记》所记都是这段经历，尽管详略不同，措辞各异。而作者一记再记，足见此次旅行印象之深刻。《跃马中条记》的作者既已明了，语涉玄妙、富于哲理的《寂寞》的归属也就不言而喻了。

《星期小品》上的梁实秋作品，在他多姿多彩的散文创作生涯中处于一个承先启后的地位。其中连作者本人也已遗忘的这批佚文，侧重议论性的本应像《写字》、《客》等文一样编入《雅舍小品》初集，侧重记录性的也可像《我的国文先生》一样编入《秋室杂文》，不料竟长期埋没，直到整整四十年后才由笔者挖掘出来，重放夺目的光彩。原因何在？也许作者自己并不满意，编集时严加删汰，也许作者当年匆促南下，未能携出全部剪报，可惜雅舍主人已归道山，无从请益了。不管怎样，这些新发现的佚文中固有为凑版面的急就章，但大都能与已收集的《雅舍小品》媲美，它们或在平正朴实中流露风趣，或在幽默诙谐中显现温厚，“在最寻常的人生态中体味到人世最深沉的悲哀”①，曲折灵动，情思绵绵，其艺术价值完全值得充分肯定。在中国现代学者散文中，雅舍小品堪称一绝，久享盛誉，就作者的睿智、才情和深厚的功力而言，几乎无人可以企及，证之这批旧作，犹可信矣。

附记：

拙稿杀青后，笔者收到北京隋树森先生四月廿八日惠函。隋先生系知名的古典文学研究家，梁实秋在重庆北碚国立编译馆的同事，《益世报·星期小品》的作者，现已届八十高龄。信中所忆有助于了解梁实秋主编《星期小品》的情况，谨录如下：“四十年代末，我在南京天山路国立编译馆任特约编审。梁实秋原来在四川重庆时与我同事，我们复员后，我仍留编译馆，梁先生辞职回北京，主持《星期小品》副刊。梁先生约我们撰稿，我先后写了三篇文章（指《香汛期中的鸡鸣寺》、《汽车》和《忆澄江镇》——笔者注）。后来梁先生不编此刊了，我们也就不写稿子了。写稿的人多为南京编译馆的同事，文章背景多叙南京，我还记得梁先生曾提出希望把背景改一改呢。”

（原载一九八八年七月香港《明报月刊》第二七一期）

遗落的明珠——新发现的雅舍佚文琐谈

陈子善

散文小品是梁实秋文学成就中极为重要的部分。一卷《雅舍小品》，融情趣、智慧和学问于一炉，亲切醇厚，明丽生辉，不但在发表当时，著名文学批评家朱光潜就预言其“对于文学的贡献在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之上”①，后来更被誉为“奇文”、现代小品“一绝”、“学者散文的代表”②，梁实秋堪称名副其实的中国现代第一流散文家。但是人们很少知道，梁实秋从事散文小品的创作并非从四十年代初始，而是与他的整个文学生涯伴随始终的。除了早期的《骂人的艺术》和四十年代末的《雅舍小品》初集两书之外，梁实秋还有大量散文小品散佚于大陆各种报章杂志，从未结集，作者本人也早已忘却。笔者钩沉索隐，多方追寻，终于在茫茫报海中打捞出这批遗落的明珠，以飨海内外同好。

《说胖》载一九三七年二月廿二日《北平晨报·文艺》第七期，署名实秋。《北平晨报·文艺》是梁实秋继《时事新报·青光》、《益世报·文学周刊》和《世界日报·学文》之后主编的第四个文艺副刊，以发表文艺评论和译文为主，梁实秋与朱光潜就“文学的美”展开的那场有名的讨论就是在该刊上进行的。该刊也揭载一些文学创作，前几年在大陆引起轰动的老舍与赵少侯合作的长篇小说《天书代存》也是在该刊上连载的。梁实秋不写小品已有数年，现在偶一为之，仍不同凡响。《说胖》从批评沈从文（上官碧）的一段话说起，就人体的胖瘦议论风生，庄谐并作，《雅舍小品》的独特风韵在《说胖》中已初露端倪了。

《说酒》、《吃醋》和《义愤》都刊于重庆《中央日报·平明》，刊出时间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日、廿二日和次年一月十日，署名分别为徐丹甫、召音和子佳。徐丹甫这个笔名梁实秋在编《时事新报·青光》时就已使用，他在晚年所写的《回忆〈青光〉》中曾专门提及。子佳是梁实秋最具代表性的笔名之一，后来在重庆《星期评论》连载“雅舍小品”即署此名，早已众所周知。只是召音仅在《平明》上出现一次，很陌生，但这篇《吃醋》标题就是梁实秋式的，从内容的遣趣致知，讽刺的不温不火，文笔的生动畅达看，都酷似雅舍风格，文中的“不可向迩”又是梁实秋喜用的文言词汇，我们在《为什么不说实话？》和《女人》等小品中一再见到，再加文章又发表在梁实秋自己主编的副刊上，因此，综合上述几点，笔者敢于断言此文出自梁实秋之手。

《中央日报·平明》是梁实秋主编的第五个文艺副刊，其所以著名，是因为梁实秋在《编者的话》中说了“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等话，引起当时文坛关于“抗战无关论”的一场大论战，影响之深远，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其实梁实秋这些话并没有什么错，他并不反对抗战文学，他反对的是“抗战八股”。最明显的事实是梁实秋编《平明》不惜篇幅刊登直接反映抗战的论文、小说、散文和木刻作品，就在刊出《编者的话》的同一天，《平明》上还发表了李长之探讨抗战文学如何才能产生伟大作品的长文《新的历史和新的文艺创作》。即以梁实秋本人所作的这三篇小品而言，《说酒》和《吃醋》固然与抗战无关，《义愤》却完完全全与抗战有关，而且颇有见地。梁实秋在《平明》上发表的散文小品远不只这三篇，但管中窥豹，足以说明梁实秋创作较为严格意义上的简洁圆润的“雅舍小品”，早在一九三八年就开始了。

天津《益世报·星期小品》是梁实秋在大陆主编的最后一个文艺副刊，《送礼》和《写信难》都刊登其上，时间为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七日和次年一月四日，署名分别为洛生和费士。洛生者，想必源自“洛下书生咏”的典故，费士何所指，还不清楚。这两个笔名梁实秋也只在《星期小品》上用过一次。梁实秋在该刊上发表的散文小品，笔者已在香港《明报月刊》今年七月号作过详细介绍，不过《送礼》和《写信难》当时都漏了网，最近重读，才确定作者非梁实秋莫属。首先，《星期小品》与众不同，稿件全由梁实秋特约，从不接受外稿，该刊所有作者，即谢冰莹、老向、李长之、陈纪滢、隋树森、萧从方、阎金锷、龚业雅、萧丽、季羡林等人，都未听说使用过这两个笔名。梁实秋主编《星期小品》的另一特点是自己几乎每天发表一文，有时甚至一天数篇，而且不断变换笔名（仅有《闻一多在珂泉》署真名）。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七日那天，共发表洛生、萧从方、叶雅（龚业雅）三文，次年一月四日即发表费士、长之、隋树森三文，如果洛生和费士不是梁实秋，那么这两天梁实秋就没有作品刊出，这是不大可能的。再次，也是最为重要的，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素以贯注一题，从四面八方横评竖议，比附引证，语畅意肆著称，《送礼》和《写信难》正好都具备了这种艺术特色，而这恰恰是别人最难企及的。何况《送礼》中“有人告诉我……又有人告诉我……”的句式为梁实秋所惯用，《写信难》中引述老舍作品也是梁实秋小品中常有的现象。此时梁实秋的小品创作已进入得心应手、挥洒自如的成熟阶段，这两篇新发掘出来的佚作也证实了这一点。

《我的暑假是怎样过的？》载一九四八年十月一日《论语》第一六二期，署名梁实秋。《益世报·星期小品》停刊以后，在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执教的梁实秋很少动笔，只是偶尔为邵洵美主编的复刊后的《论语》写点稿，可惜其中只有《我的国文先生》一篇后来编入《秋室杂文》。必须指出，该文是迄今所发现的梁实秋在大陆发表的最后一篇作品，再过一个月，梁实秋就离开北京南下广州了。这篇文章在梁实秋的散文小品中属于偏重记叙的一类，但依然写得妙趣横生，潇洒隽永。

总之，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小品，更清晰地展现了梁实秋散文小品的发展衍变轨迹，从而启示我们，他的小品创作在晚年达到博、雅、淳、趣兼备的完美境界，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三十年代以后所作的这些文字，与已收集的《雅舍小品》相比，并不见得逊色，它们同样可以称作梁实秋小品创作中的精品佳篇，值得我们珍视。

（原载一九八八年十一月《香港文学》第四十七期，收入本书时有删节）

寻找“雅舍”

舒乙

最近，我看见了雅舍，大喜；知道雅舍不久将被拆，又一惊。

这一喜一惊感染了我周围的文艺界朋友们，大家无一例外地对雅舍的命运表示极大的关注。

雅舍，赫赫有名。

梁实秋先生因将有雅舍，便有《雅舍小品》，得了碰头好，又有了《雅舍小品续集》、三集、四集，共写美文三百余篇。

《雅舍小品》是梁先生的代表作，在中国现代散文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台湾多次出版，在大陆近年也多次出版，加上盗印的，已经数不清究竟出了多少版。在散文“行情”看好的今天，《雅舍小品》更是出版界和读者注意的热点之一。

那么，雅舍在哪儿呢？

在重庆北碚，这尽人皆知。

可是，雅舍究竟在什么方位，还存在不存在？对这，几乎没有人能答得上来。

道理很简单，雅舍被埋没了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里，《雅舍小品》在大陆没有出版过，雅舍也无人理睬，连住在雅舍里面的居民也不知道它就是鼎鼎大名的雅舍，他们甚至不知道有过雅舍这么个名字。

四年前，我去重庆开第四次老舍学术讨论会，遇到一位由北碚来的代表，是北碚地方老专家，叫李萱华。我们曾谈起雅舍。他说他已经寻找雅舍多年，但不得要领，估计恐怕已经不存在了。他说了一处可能的遗址，我认为不是，而且相距甚远。

我小的时候，随母亲由北平逃难到北碚，因水土不服，得了满身的天疱疮，久治不愈。当时，我家住在林语堂先生留给“抗敌文协”北碚分会的小楼里，门牌是蔡锷路二十四号。离我们不远，南面是江苏医学院附属医院，北面是国立编译馆。母亲便领我到江苏医学院去找刘燕公大夫求医，他那时刚为父亲割过盲肠。有一个时期，我天天下学之后都到刘大夫家里去换药。他家就在附属医院对面，在马路边上。母亲指着刘大夫家后面山坡上的房子对我说，她的编译馆上司梁实秋先生就住在那所房子里。这是一九四四年的事情，那一年，我九岁。

和李萱华先生相识之后，我回到北京，和母亲核实之后，便写了一封信给李先生，画了一张示意地图，请他按图寻访，说这个方位是绝对正确的。同年，我遇到梁实秋先生的大千金梁文茜律师，两个人大谈雅舍。她正好也是一九四三年随她母亲由北平逃到北碚，和她父亲团聚，就住在雅舍里。梁大姐的记性真好，她给我画了雅舍平面图，哪儿放床，哪儿放桌子，标得清清楚楚。

今年春天我又有川鄂之行，是应日本中山时子教授之邀作“老舍之旅”访问团的向导。来到北碚老舍旧居，正好碰见老朋友李萱华先生，他高兴地告诉我，已经在反复核实之后找到了雅舍。它居然还在！是在我告诉他的那个地方！

我们马上驱车去看，果然不错。梁先生住的时候，房旁有梨树。今天，这个地方就叫“梨园村”，的确困梨树而得名。

由马路旁向上爬大约七十步石板台阶，来到一个小平台上，有一座方形的小房，这便是梁实秋先生故居雅舍了。所不同的是，南北两侧后来各接出来一间小平房；竹坯墙也变成了砖墙；住户由原来的梁家和吴景超龚业雅两家变成了五家。梁先生原来住的一侧现在的门牌是四十八号和四十九号。当年，梁实秋先生为了让邮差和朋友们知道他们的住址，在马路边上立了一块指路木牌，上书“雅舍”二字，这便是雅舍的来历。

听当地居民说，这里明年就要拆迁了，在原地要盖新楼，听了不觉大吃一惊，刚刚见到的雅舍再过一年就将不复存在了。

我一边照相，一边想：我很幸运，我找到了雅舍，看到了雅舍，为雅舍照了相，几乎是在最后的时刻！

中山时子教授当场表示了惋惜之情，她拉住李萱华先生的手说：“雅舍举世闻名，世界有多少人在向往着它，以求一睹为快，如果拆毁了，将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希望李先生能向本地政府反映，一定要争取将它保留下来，请务必转告！”

回到北京后，我在朋友们的鼓动下正式向北碚区区长写了信，建议将雅舍作为重点文物单位保存下来。

我还向九十三高龄的冰心先生报告了我看见的雅舍，她说她抗战时去过雅舍作客，还记得那几十磴台阶。她在悼念她的老朋友梁实秋先生的文章中也提到过雅舍。她说雅舍因为进入了文学作品而不同凡响。

我盼着雅舍的长存。

在那小小的六间房间里，生活过一位爱国的现代文人，他写得一手好文章，虽然条件既简陋又艰苦，可是他却生活得很愉快。由六间房间中飘出的散文成了坚忍不拔、自信、乐观、潇洒和情趣的化身，为那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代刻上了可纪念的注解。

这便是雅舍应该长存的价值。

雅舍，我为你焦急；雅舍，我为你担忧……

（本文作者舒乙先生，为著名三〇年代作家老舍先生长子，现为北京现代中国文学馆馆长。“雅舍”乃文学大师梁实秋先生在重庆北碚故居，驰名海内外，《雅舍小品》系列即开始于此，《雅舍小品补遗》大部分也于此完成）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编选《雅舍小品补遗》的原则

陈子善

一个作家，特别是创作时间长、文学成就大的作家，他的文字生涯往往可以划分为好几个阶段。他在艺术上的追求无止境，他的创作风格也就不断衍变，每个阶段又自有其特色，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因此，在笔者看来，二十世纪中国著名散文家梁实秋多姿多彩的文学历程也可相应划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前期从梁实秋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在北京《晨报》第七版发表处女作《荷花池畔》（散文诗）开始，到一九二七年十月上海新月书店出版散文集《骂人的艺术》止；中期为一九二八年三月在上海创办《新月》月刊开始，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台北正中书局出版《雅舍小品》止；后期则从梁实秋到台湾，不断续写《雅舍小品》、《雅舍散文》，翻译莎士比亚，直到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三日溘然长逝止。本书所收的梁实秋散文佚作属于他中期的创作成果，与早已编集并脍炙人口的《雅舍小品》正可互相辉映。

这批新发掘出来的梁实秋佚文大部分是用笔名发表的，这就需要考订，需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其实，普遍使用笔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观，虽说别号是“古已有之”，笔名却是“于今为烈”。周作人、巴金、沈从文、施蛰存等名作家都有大量笔名，鲁迅笔名之多更是众所周知，即使像主张出名要早的张爱玲，也使用过“梁京”的笔名。因笔名引起的现代文坛纠纷已是举不胜举。笔者敢于断言，现代作家中几乎没有不曾使用过笔名的。周作人在《现代作家笔名录》序中说得好：现代作家之所以广泛使用笔名，在于“怕招怨”、“求变化”、“不求闻达”和“言论不大自由”等原因，“出版物愈多，这种笔名也就加多，而读者读得糊里糊涂，有时须去弄清楚了作者的本性，才能够了解他的意义。”在“新月”诸子中，使用笔名最多的不是胡适，不是徐志摩，也不是梁实秋的“同窗好友”闻一多，恰恰就是梁实秋。这一点，迄今尚未引起海内外梁实秋研究者应有的注意，这是必须指出的。

与其他作家不同的是，梁实秋特别喜欢在他自己主编的文学副刊上使用笔名。他一九二七年五月至七月首次主编《时事新报·青光》时使用秋郎、徐丹甫、谐庭、惨、吾、王小圃、希腊人等笔名发表的杂感，后来都编入了他的第一本散文集《骂人的艺术》。他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至翌年十二月主编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时发表的评论，单是后来收入《偏见集》（一九三四年七月南京正中书局初版）的《文学与科学》、《读十四行诗》、《文学的永久性》、《文学与大众》、《文学批评的将来》、《古今之争》、《文学的幼稚病》、《诗与迷信》、《诗的将来》诸文，就使用了程慎吾、程淑、周振甫、周绍侯、莲子、吴定、沈先民、淑、琴等笔名，其中有好几个都是“一次性使用”。到了主编《中央日报·平明》和《益世报·星期小品》时就更是如此了。由此可见，不断变换笔名是梁实秋主编文学副刊时贯彻始终的一大特色，只有抓住了这个特色，才会在研究梁实秋作品时不至于有遗珠之憾。

收入本书的梁实秋佚文，发表于《中央日报·平明》的七篇，使用的子佳、徐丹甫、召音、慎吾、吴定之等笔名；发表于《益世报·星期小品》的二十篇则使用的绿鸽、紫华、刘惠钧、李敬远、马天祥、灵雨、魏璞、洛生、费士、龙士等笔名，笔者在《遗落的明珠——新发现的雅舍佚文琐谈》和《〈星期小品〉与“雅舍”佚文》两文中已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不必再赘言。但署名“文茜”的《小账》和《为什么不说实话？》、署名“杨业文”的《握手》以及署名“率尔”的《好书谈》四篇未曾提及，应该补充说一说。

首先，“文茜”是梁实秋长女梁文茜的名字，她一九三八年时才十二岁，不可能写出《小账》和《为什么不说实话？》这样阅历丰富、见解独到的杂感，更何况梁文茜当时随母亲滞留北平，并不在重庆，这就进一步证实了这二篇杂感出自梁实秋手笔。它们在《中央日报·平明》发表时，梁实秋顺手署上女儿的名字，无意中透露了他对远在千里之外的亲人的想念。

其次，如果把署名“杨业文”的《握手》一文与已经收入《雅舍小品》初集的另一篇《握手》作个比较，那是很有趣的。前一篇《握手》所推断的握手的流行大约“是从剪辫子穿洋装的那个时代起”，所使用的“巨灵之掌”、“春笋般的纤手”、握冒冷汗的手“像是摸着一把鳝鱼似的”等比喻，都可在后一篇《握手》中找到相同或相似的笔法，这当然不可能是梁实秋“借鉴”或“抄袭”“杨业文”，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二篇《握手》出自同一作者之手，“杨业文”是梁实秋的又一个笔名。

最后，“率尔”无疑是取率尔操觚之意，这是作者的自谦。《好书谈》中所引用的叔本华，所推荐的《水浒传》，梁实秋晚年在《影响我的几本书》中也曾专门提及，文中又对论读杜甫选集和全集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当时梁实秋不正在潜心研读杜甫吗？凡此种种，都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尽管“率尔”这个笔名仅仅出现了这一次，笔者仍敢断定《好书谈》是梁实秋写的，正如明代袁中道所说“不知率尔无意之作，更是神情所寄”。

如何评估梁实秋这批散文佚作？在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中，散文不像小说诗歌，也不像戏剧，是最难赏析的，所以读者自可见仁见智，笔者不拟多费笔墨，只在这里披露几则鲜为人知的史实，以证明二十年代末以来，现代文学界对梁实秋的散文一直评价甚高。梁实秋的第一本散文集《骂人的艺术》问世以后，一九二八年五月《新月》第一卷第三号上就刊出如下的赞语：

十六年夏季，主撰《时事新报·青光》的秋郎，成了上海最流行的谜语。人人问：谁是“秋郎”？天天早上你起来，他给你一顿最滋补的早餐——一顿大笑。渐渐你又觉得那笑里还带着一丝丝的苦味儿、辣味儿；只要你肯用思想，便能发现你笑的，也许就是你自己。原来他给你的，不是适口的早餐，乃是一帖针砭性的毒药……他的笔锋，他的幽默，他的人生批评，却早已替所谓小报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骂人的艺术》虽是一集小品，但是它有它的大贡献。

周作人一九三五年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一九一七—一九二六）》时，就在《导言》中明确表示应收入梁实秋的作品，“可惜大部分著作都在民十五以后”不符编选体例而作罢，但梁实秋散文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到了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星期评论》周刊开始连载《雅舍小品》时，该刊主编刘英士在《编后记》中称梁实秋“确是博雅多闻者”，并用幽默的笔调“先抑后扬”，把梁实秋与鲁迅、林语堂相提并论：

《雅舍小品》的作者，据说是位缺乏幽默的道学博士，文艺写作非其所长。现在林语堂先生既任红十字会要职，亲到美国去为近卫之流劝募头痛粉了，自无暇为本刊撰述，而鲁迅亦墓木拱矣！不得已而强于子佳先生勉为其难，盖亦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之遗意也。读者谅之！子佳姓卫名道，现寓雅舍疗养心疾，日有精进，知注特闻。

证之这批佚文，也可知各家的褒扬并非过誉。梁实秋这批佚文在他的散文创作史上正好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对研究梁实秋散文题材的沿用和变革、文字的锤炼和成熟、风格的形式和发展所具有的参考价值都是显而易见的。

为便于读者阅读，这部佚文集分为二辑，上辑所收侧重抒情和议论，下辑所收侧重记事，分别按发表时间先后编排。

本书的出版是为了纪念梁实秋逝世十周年，这项富有意义的工作得到了梁文骐先生的首肯和蔡文甫先生的支持，作为编选者，谨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是为记。

——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日于上海

补记：

承天地图书公司的美意，本书将出版香港版，让香港读者也领略这批新出土雅舍小品的佳妙，令人高兴。趁此机会，再补入台湾版未及收录的《猫》和《疟》两篇，为雅舍小品再增点肥，特此补记。

陈子善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日于上海

雅舍诗和小说（1921—1925）

暮年回首（代序）——我与梁实秋先生的一些交往

孙大雨

前些日子见到陈子善先生发表在台湾《文讯》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的开首说道：“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新月派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鼎足而立，其地位之举足轻重，影响之深远悠长，只要不存偏见，谁都无法否认。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新月派大师梁实秋先生在台北溘然长逝，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参见林怀民《一个时代的结束》，载于一九八八年一月十日台北九歌出版社初版《秋之颂》）。其实，现在大陆还有一位硕果仅存的新月大诗人，著名的莎士比亚翻译家孙大雨先生，他的文学业绩迄今鲜为人知，理应大书特书。”

读了这一段话，使我感触良多。所谓“硕果仅存”，如果说新月诸人中只有我还苟延残喘于世，倒是事实；但由于我后半生遭遇坎坷，被剥夺和浪费掉数以十年计的宝贵时间，因此我的“文学业绩”并不为多。近年来因年迈和健康方面的原因，我基本上已搁笔，总结起来，我一生只有十一部著译；梁实秋先生以散文译笔译竣了莎士比亚全集这一浩大工程，完成了他早年的夙愿；而我却只是用格律韵文译了《罕穆莱德》、《黎琊王》、《奥赛罗》、《麦克白斯》、《冬日故事》、《暴风雨》、《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威尼斯商人》等八部莎剧。此外尚有《屈原诗选英译》、《古诗文英译集》及《孙大雨诗文集》三本书。这些著译近年来正在陆续出版中。对于我来说，这么少的成就当然谈不上什么“硕果”。至于陈子善先生谓“他的文学业绩……理应大书特书”，既然我自认成就不多，又何谈大书特书？感谢他的好意，我实愧不敢当。

不过，他的这一席话却勾起了我早年与梁实秋先生有过一番交往的回忆。

我与梁先生是北京清华学校的同学，他比我高三年级，应该说是我的学长。那时的清华学校是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等办起来的，按当时清华的学制，前四年属中等科，后三年为高等科，只要修完高等科学业，就取得官费去美国留学的资格，所以那时的清华学校实际上是一所留美的预备学校，也因此报考这所学校的竞争性很大，被录取颇为不易。我是考了两次才得以考入清华的。记得第一次在南京考区应考名落孙山，后经苦读一年，于一九二二年在上海考区再次报考，才终于以第二名的好成绩被录取。只是有一件事至今令我不解和牵挂：不知何故获得第一名的考生并未去美国留学，且多年来音讯杳然，不知所终。

我在一九二二年考进清华学校高等科后不久，就加入了闻一多、梁实秋等人为首发起的，可说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校园纯文学团体——清华文学社。闻一多在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七日致梁实秋信中谓“我们加入了两位新会员——郑君骏全和孙君铭传”，这孙铭传即我当时的学名。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那时在清华校园里文学活动十分活跃，我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新文学的有关问题，并在《清华周刊》的“文艺栏”和《文艺增刊》上发表诗文。我与同窗好友朱湘、饶孟侃、杨世恩还被闻一多称之为诗坛上的所谓“清华四子”（朱湘——子沅、饶孟侃——子离、杨世恩——子惠、孙大雨——子潜）。当时我与闻一多讨论较多的是有关新诗的格律问题，而与梁实秋议论的则是有关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问题，尽管那时的见解还不成熟。

由于闻一多、梁实秋相继留美，《清华周刊·文艺增刊》一度停刊，后经我等努力，于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七日得以复刊，我任主任，一共编辑了四期《文艺增刊》。梁先生得知《文艺增刊》复刊，十分高兴，多次从美国寄来诗文发表，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一九二五年我从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后，按规定先在国内游历一年，一九二六年赴美国新罕布什尔州达德穆学院留学。这所历史悠久的大学在美国立国前即已创办，我在该校专修英文文学，一九二八年获高级荣誉毕业，后又考入耶鲁大学研究生院进修了二年，至一九三〇年回国。起初，我在武汉大学任教，至一九三二年去了北京，先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执教，一九三三年初应胡适先生之邀又去北京大学外文系任教。同年下半年，我接受了时任青岛大学外文系主任的梁实秋先生的邀请去了青岛，但只与他共事了一个学期就分开了，因为学期结束后我没有收到他的续聘书。于是在一九三四年又去了浙江大学外文系。

关于我被梁先生解聘一事，乃事出有因：在青岛期间，梁先生就向我表示了他有翻译莎翁全集的雄心壮志，但他在与我讨论中却认为：莎剧有严谨格律的每行五音步的素体韵文（他称为“无韵诗”），用中文无法移植。直到八〇年代台北远东图书公司出版了他所译的《莎士比亚全集》，他在“例言”中仍说：“原文大部分是‘无韵诗’，小部分是散文……译文一以白话文为主……”可见他在实践上也是把莎翁有格律的戏剧诗译成了散文的话剧，尽管以梁先生的学养，他的散文译笔很不错，但毕竟与原作的风貌有所不符。当时我就不同意他的观点，我以为可以找到中文的恰当形式去翻译莎剧的素体韵文。因为在一九二五年夏天，我在国内游历时，在浙江海上普陀山圆通庵佛寺客舍盘桓期间，已开始有意识地寻找一种新诗的格律规范，那是以二三个汉字为常态而有相应变化的“音组”结构来体现的。接着我就付诸实践，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的北京《晨报副刊·诗镌》上发表了我所创作的十四行体诗《爱》。这是我有意识地运用音组结构撰写的第一首有严谨格律的新诗，每行均有严格的五个音组。以后我即尝试用音组这一格式对应莎剧诗行中的音步，作了莎剧诗译的实践，一九三五年我发表了莎剧《李尔王》诗译部分章节，莎剧原作每行五个音步，我的译文每行也正好是五个音组。总之，我认为：既然莎剧原文大体上是用有格律的素体韵文写的戏剧诗或诗剧，那么，译成中文也应当呈现他的本来面目，译成毫无韵文格律的话剧是不合式的，因为原文韵文行的节奏，语言流的有规律的波动，若变成散文的话剧，或莫名其妙的分行的散文的话剧，便丧失掉了原作的韵文节奏，面目全非了。

当时都是因为年轻，涉世不深，我在课堂上也随意批评了梁先生所认为的中文无法移植莎剧五音步素体韵文的观点，传入他耳内后遂引起了梁先生的不快，于是有了学期结束后不再发给我聘书的结果。现在客观地来看这件事，只能归结于当时双方都是年少气盛的缘故。

可是到了四十三年后的一九七六年八月十日的台北《联合报》副刊上，梁先生在他的《略谈“新月”与新诗》一文中，却有以下一段话：“这时候（指徐志摩创刊《诗刊》时期）还有一位孙大雨，他写诗气魄很大，态度也不苟且，他给《诗刊》写诗，好像还写过一首很长很长的诗；这该是第一首长诗的出现。孙大雨还译过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用诗体译的，很见功。”多谢他对我写的新诗和莎译的赞誉，可见他早已忘怀了当年我对他的批评的不恭，表现出了他的学者风度。当然，我对他的解聘，也从未耿耿于怀，现在来谈这件六十年前的往事，无非聊作逸事的谈资而已。可惜青岛一别竟成永诀，几十年来我与他再没有机会谋面，共磋莎剧译艺，如今他已作古，我也到耄耋之年，每每想起往事，有恍如隔世之感。

梁先生说我“好像还写过一首很长很长的诗，这该是第一首长诗的出现”，这里我要作一点注释：这大概是指我写的抒情长诗《自己的写照》。这首长诗原计划写一千行左右，但实际上只写了三百七十多行，分两次先后发表在一九三一年十月的新月《诗刊》第三期以及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八日的天津《大公报》副刊《文艺》第三十九期上，后因时过境迁而未能完稿。惜乎半个多世纪前发表的这首三百多行的《自己的写照》排漏印误竟有数十处之多，使许多地方读来拗口别扭或变得意义欠明，直到一九九〇年由周良沛编选出版的《中国新诗库·孙大雨卷》中才一一校订改正。朱自清曾把我所写的新诗《纽约城》说成是“现代史诗”的雏形，周良沛则认为“它更应该看做《自己的写照》的雏形”。他说：“《自己的写照》首先就可以以它篇幅容量的优势展示纽约城更广阔的人世图。”海峡对岸的著名诗人痖弦在一九七二年九月的《创世纪》第三十期上发表的《未完工的纪念碑——孙大雨的〈自己的写照〉》一文中说：“《自己的写照》这首三百余行的作品，确是中国早期新诗坛一座未完工的巨大纪念碑……为中国新诗后来的现代化倾向，作了最早的预言……”这些评论恐怕是过誉之辞了。然而该文作者又说，据诗人程抱一先生告诉他，说我已于“抗战胜利后逝世”，对这样的误传我以为并不足怪，海峡两岸毕竟曾经隔绝了几十年之久。虽然现在两岸已能互通音讯和来往了，但是梁实秋先生却已长眠地下，每想及此，不禁令人感慨万千！

一九九四年七月三十日

附记：

子善先生约我为他编的《雅舍小说和诗》作序，以我与梁实秋先生的关系，本来是义不容辞的，但我已无力执笔，幸好去年我女婿近仁为我纪录整理了这篇《暮年回首》，现只能略加增删后塞责，这是要请子善先生和海峡两岸的广大读者见谅的。

梁先生以《雅舍小品》闻名海内外，而他早年的诗和小说也颇有特色，却鲜为人知。子善先生钩沉辑佚，勤加搜考，终成此书，很不容易。相信此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深入了解和研究梁先生多方面的文学成就。

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于上海，时年九十

荷花池畔

你说你是好意，为什么又使我烦恼？好好的一泓碧水，我却不由的看做幽涧深坑；苏芳开着的花儿，多少蜂蝶围绕着，也似理不理的鄙视我了；澄明的月儿也藏在云里不肯伴我了！你说你是好意，为什么又使我烦恼？

夕阳啊！你明天落的时候，稍微快一点吧！你的残光刺得我心痛。你既不肯不去，你就快点去罢，一线的光明刺得我心痛。

假山石啊！你是我的朋友。你不会说话，很好；我愿意有一个不会说话的朋友。我的朋友太多了！他们都会说话；但是他们不爱同我说话呢！不会说话的朋友！我爱你！

荷花池啊！微风吹过你的脸皮，你不用皱眉。你看一看你自己；水心里不是映着一个又圆又亮的月儿吗？你不要皱着眉；你要皱眉，他们就看不见你的冰清玉洁的心了！

啊！“快活本身就含有苦恼；快活若不含有几分苦恼，苦恼会从外边搀进去的。”

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作于清华

（原载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晨报》七版）

没留神

我在树下乘凉，

弯弯新月，挂在树边；

一个没留神，

月儿恼了，躲入林间。

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清华

（原载一九二一年六月二日《晨报》七版）

一瞬间的思潮

满天的碎星把昏沉的世界点缀得乱七八糟，不睡的虫儿唤起人的无穷情绪——我好似正在迷离恍惚的梦游，又好似正在东投西撞的漂泊。

忆起昨夜梦中的景象：风儿吹着，月儿照着，不消明灯做向导，心里更空洞洞的没有些个什么。待到醒来，仍旧是昏沉的天空，布满了闪烁的银星。闭上眼再想入梦，不睡的虫儿把鸣声一阵一阵的送到我的枕畔……。

我并没有要生，但是我生了；没人禁止我死，但是我又不死。生了怨谁？不死又怨谁？不生不死可又怨谁……可是除了我，我还知道谁呢？

生活是快乐的！可又哪能由你？生活恰似沿着经度旅行：尝尽了冷暖，阅尽了沧桑，更受尽了风历的滋味……。走到了北极，疲倦极了，休息些儿不必回去罢？谁又愿意回去？

能想的动物最可怜……凉风渐渐的吹入纱窗，半曙的天也慢慢的抓着山头露出鹅黄的脸儿。我心里兀自奔驰……可怜的动物！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日

（原载一九二一年七月十日《晨报》七版）

冷淡

灿烂的夕阳，一缕一缕的刺我的心，

已经薄弱的可怜了……

我蹑着足，忍着呼吸，

轻轻的踱到池边，

早“忒楞……”的一声惊走了几条游鱼，

空剩下一个惶惶的我，

望着水面上漾着的几圈波纹……

默想：那天披开密丛的青草儿，

爬上那暂别了的弯曲小径，

再没想到惊动了一群息着的山雀，

噗哧哧的飞去……

吓得深草里的虫儿住了鸣声，

松树上的松子落了满地。

两般的遭遇，引起人一样的心情：

是无聊的心境，还是寂静的自然，

这样的冷淡……冷淡？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五日清华

（原载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九日《晨报副镌》

蝉

一个蝉踞在东风里的杨柳丝上，

迸出几声悠远残余的歌唱，

一唱一心酸，勾起往日的悲哀无限！

蝉啊！秋要到了——你何苦也在这里留恋！

你去罢……

我现在……不劳“你”来做伴！

辛酉年七夕晚作

（原载一九二二年三月三日《清华周刊》二三八期）

疑虑

吾爱被绞死……

怎么弯弯的笑嘴

在林梢挂着呢？

吾爱被风灭……

怎么点点的磷火，

在夜幕缀着呢？

冷峻的新月啊！

神秘的深夜啊！

（原载一九二二年三月十日《清华周刊》二三九期）

重聚之瓣（摘录数段）

五

水上的皱纹撩乱了水里的月影；

但是风定波平，水里月儿更加几倍明亮，

使诗人心境如洗过的镜子似的。

八

生与死交界的地方，

想必有一架界标，上面写着：

“行人车马，靠左边行！”

如此免掉许多无谓的唇舌，

——痛苦与快乐。

十九

花向蜘蛛说：

“谢谢你——你保护我！

但是你不该把你的朋友

放在你的网里！”

二十

记忆的泉

涌出痛苦的水，

结成热泪的晶。

二十二

东风呵！我求你：

吹灭了我手里的灯儿，

别教我感到灯光外的黑暗。

二十四

雪霁天晴，

积雪添了几分的白，

太阳说：

“我的朋友！

不要退缩；

我所望的，

只是这个。”

然而雪终于消了；

太阳也终于悔了。

二十七

荷花谢了，

瓣瓣落在水面；

荷花散了，

阵阵聚在心头。

三十

嗅着花香，

不见花处，

嗡嗡的蜜蜂

才向东风呼负！

三十七

我的心呵！

我恨你不似柳絮，

在无限中飘摇荡漾；

我恨你却似柳絮，

渴望有限中的着落！

四十

薄薄的云翳，

是她的衣裳；

阵阵的风香，

是她的呼吸；

她的唾液，

是天空嵌着的繁星；

她的一瞬，

普照一夜的大地。

五十三

吾爱！

莫看轻我的文字呵！

都是些殷红的血点呢！

再待一顷，

怕要变惨白的泪花。

七十五

春到人间，

人先被春风醉倒，

睡眼模糊，仿佛看了：

凝翠的青山，

淡黄的嫩草。

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六日抄

（原载一九二二年四月四日《清华周刊》双四节特刊）

春天的图画（十首之二）

一

檐下瘫着的“迎春”，

迸出藤黄色的花儿了；

庭前织不遍的青草，

还那样的娇羞么？

六

是几个小孩子，

在池塘里撑着木筏作戏；

捣破了一池春水，

恼恨了才萌的春意，

唉！他们终于是小孩子啊！

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原载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清华周刊》二四四期）

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的我，

该和现在的我差了些什么？

无端的被着这囚笼，

闷损了心头的快乐，

哇的一声要吐出来了，

终于脱不了皮肉的枷锁！

只凭悲哀的兴奋，

痛苦的刺激，

无意的牵延着生命之火！

皮肉的枷锁，终于扑不灭生命之火，

那么同二十年前的我，相差又有些什么？

辛酉腊八日夜

（原载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清华周刊》二四四期）

对墙

满墙的黑影，

倏的缩成绳似的一条；

是时间的闪烁，

还是空间的动摇……

（原载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清华周刊》二四四期）

送一多游美

一多是文学社的社友，清华现在唯一之诗人，有集曰《红烛》。今且游美，全社有失依之感。习俗之序赠的滥调，文学社友本不优为；而别离情绪盘萦脑际不去者累日，遂迸而成此。既成篇，诗之工拙弗计也！呈一多及诸社友。

一九二二年五月十六日

牡丹谢了，早谢了，

留下无数鸡爪子似的种子，

缀在绿色的枝头上。

荷钱还稀得很呢，

三三两两的在池边聚着，

也不知喁喁的商量些什么？

唉！什么是饯送的馈礼呢？

又谁是饯送的主人呢？

东方的魂哟！

雍容温厚的东方的魂哟！

不在檀香炉上袅袅的香烟里了，

虔诚的人们膜拜着些什么啊？

东方的魂哟！

通灵浩彻的东方的魂哟！

不在幽篁的疏影里了，

虔祷的人们供奉着些什么啊？

遗弃的髑髅啊！

优游的尸身啊！

东方的魂哟！

终于像断了线的纸鸢，

漂到迢迢遥遥的云阶上了吗？

唉！诗人早一把掣着了线端，

立在云端，欢喜的降着了。

从云缝里露着的景象：

跳舞的髑髅，游行的尸身，

早密业业的填满了人间。

诗人的心也就震荡了！

“拿去——这是你的灵魂！”

只这一句话能完成诗人。

我的朋友！

看渊潭久了，渊潭也要看你！

嗅香花久了，香花也要嗅你！

天上人间的诗人啊！且记取：

“拿去——这是你的灵魂！”

只这一句话能完成诗人。

朋友啊！

海洋里的熏风，

将把“红烛”里的光焰更扇亮些罢？

你就秉着熊熊燃着的“红烛”，

昂然驶进西方海岸的湾港罢！

我感到恐怖的黑暗，

便灭了我手里的纱灯；

但是，到海底探珠的人们啊！

燃着你们的灯光罢！

在魔鬼怀里炬火要缩成爝火，

爝火要变成磷火了！

纱灯的周围，有数不清的灯蛾；

但是闪烁的炬火也要驱走恶魔了！

朋友啊！燃着你的灯罢！

在烛影摇红里，我替你祝福了！

牵裳的风啊！

系鞭丝的柳枝啊！

挽不住离人去了……

朋友啊！

谢了的牡丹，

钱大的荷盖……

在这冷清的黄昏，

只这些是馈礼了！

但在失了魂的人们里，

谁又是饯客的主人呢？

一九二二年五月十六日黄昏

（原载一九二二年六月《清华周刊》第八次增刊）

旧居

蝉也叫得忒狂了，吓得柳枝一些不敢动；

嘶嘶没有起落的响声，震伏了一切生灵。

雨水淤成无数的小坑，缘坑生满了野草；

草片染着泥，剩着一半绿，还待雨丝涮扫。

盆荷不再开了，癯小莲蓬带着病黄面孔，

呆受骄阳的热炙，看着顽皮的野菊恣纵。

黑白斑的老猫跳下墙头，紧追着我狂叫；

唉！谁知道他是欢迎旧主，还是声诉不饱？

人影显着瘦了，却清清楚楚的映在阶上；

竹梢的叶子憔悴了，遮不满南房的后窗。

蛛丝锁门，

尘灰铺着地，冷侵侵令人寒栗；

橱里的瓶儿有半截剩酒，炉头惨无生气！

邻家的小儿依旧的肥，笑眼眯眯凝视我；

想起那天跄踉去，今天却依稀不忍离啊！

一九二二年七月九日

（原载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一日《清华周刊》二五〇期）

秋月

月光洒在我床上

——只是这么半床；

我把身躯移过去，

洗个清凉的冷水浴。

月光射在我身上，

照得我的胸腔

像水晶一般的彻亮。

啊！嫦娥！

看取这座水晶宫里

我的美人的模样！

月光浸着我的身躯，

使我寒得战栗；

月儿啊！

假使我忘了你是秋月啊！

我的身躯要像脂般融去。

谁在我被上罩上了一层光织的纱，

拂又拂不了去？

待我要拥着她眠的时候啊，

早偷下了床，平铺着在地，

掬又掬不起。

我要幻作一片孤云啊，

浮上了天海，追踪她去，

秋风啊，秋风，

劳你送我一程！

假使经过那鹊桥啊，

我也打听些牛郎织女的消息。

我终于不能去啊，

秋月，你也终于不久留。

但是你这一派霜也似的清光，

领导我的梦魂到他的家乡！

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一日夜

（原载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清华周刊》二五一期）

梦后

“吾爱啊！

你怎又推荐那孤零的枕儿，

伴着我眠，偎着我底脸？”

醒后的悲哀啊！

梦里的甜蜜啊！

我怨雀儿

雀儿还在檐下蜷伏着呢！

他不能唤我醒——

他怎肯抛弃了他的甜梦呢？

“吾爱啊！

对这得而复失的馈礼

我将怎样的怨艾呢？

对这缥缈浓甜的记忆，

我将怎样咀嚼哟！”

孤零的枕儿啊！

想着梦里的她，

舍不得不偎着你；

她的脸儿是我的花，

我把泪来浇你！

（原载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清华文学社初版《冬夜草儿评论》，为闻一多论文《〈冬夜〉评论》的引诗）

荷花池畔

宇宙底一切，裹在昏茫茫的夜幕里，

在黑暗底深邃里氤氲着他底秘密。

人间落伍的我啊，乘大众睡眠的时候，

独在荷花池腋下的一座亭里，运思游意。

对岸伞形的孤松——被人间逼迫

到艺术家底山水画里去的孤松——

耸入天际；虽在黑暗里失了他底轮廓，

但也尽够树丛顶线的参差错落。

我底心檀香似的焚着，越焚越炽了；

我从了理智底指导，覆上了一层木屑，

心火烧得要爆了，也没有一个人知道，

只腾冒着浓馥的烟，在空中袅袅。

不过是一株树罢了，可是立在地上

便伸臂张手的忘形的发育了；

不过是一条小溪啊，他自由的奔放，

尽性的在谷峡里舞跃，垣途上飞跑；

为什么我底心啊，终久这样的郁着，

不能像火球似的轰轰烈烈的燃烧，

却只冒着浓馥的烟在空中旋绕？

为什么又有点烬火，温着我底心窝？

我底心情底翅，生满了丰美的翎毛，

看着明媚的浮光啊，我心怎能不动摇？

我要是振翅飞进昊天底穹窿里去呢，

我怎知道，天上可有树，树上可有我底巢？

她本是无意的触着我底心扉，

像疾驰的飞燕，尾端拂着清冷的水面；

但只这一点的刺激，引起了水面上的波圈

不停的荡漾，直漾到了无涯的彼岸。

久郁着的心情都是些深藏的蓓蕾，

要在春里展放他们底拘扼的肢体；

但是薄情的春啊！瞟了一眼就去了！

撇下彷徨的心灵，流落在悲哀的雾里。

被她敲开了的心扉，闸不住高潮的春水，

水上泛着些幻想的舟儿，欲归也无归处；

舟子匍匐祷祝着海上的明珠啊：

在情流里给他照出一条亨通的航路。

她说她是无意，误来拂拭了我底心扉，

像天真的小孩践踏了才萌的春草，

但是为什么引动我底悲哀的琴弦，

直到而今啊，奏出那恼人伤魄的音调？

荷花池水依旧的汪着，澄清澈底，

红甲纱裙的金鱼几番的群来游戏；

今朝啊，却似昏邓邓的幽涧深坑，

隐着无数泣珠的鲛人，放声的哀恸！

紫丁香花初次感着可怕的寂寞，

也怨恨自己的身躯，牢牢在枝上绊着，

摧残一切的风啊！请先把我底身躯吹散，

好片片的飞呀，追随那蝴蝶儿作伴！

我底心情就这样疯狂的驰骤，

理智的缰失了他的统驭的力；

我不知道是要驶进云幔霞宫，

还是要坠到人寰底尘埃万丈里去。

（原载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清华周刊·文艺增刊》一期）

答一多

烛火都要息了，

又何有于流萤呢？

自从我底开路的神灯；

退出了我底眼界，

便在我想像底宫里大放光明，

照得各个黑角都亮了，

像一座莹彻的水晶宫！

我是人间逼迫走的逃囚，

我把荷花池做了逋薮；

那里准我恣情的唱了，

却只是听着自己的歌声，

无归宿的孤声啊！

借了Capid底小弩；

怎奈那持满待发的箭啊，

又雕着罪人底名字，

反将宣示了我底藏处！

朋友啊！

愿你闲敲几朵灯花，

愿你漫折几枝笔花，

缀在我底神思底襟上，

做了辟邪底符罢！

我更要跨上亘天的彩虹，

像一条绝壁飞升的神龙，

飞到海洋的彼岸，

扇着诗人底火啊，

坐看着你底烛影摇红！

但是烛火都要熄了，

又何有于流萤呢？

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九日

（原载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清华周刊·文艺增刊》一期）

幸而

幸而我是一只孤雁啊！

误投进戈者的网窖，

做了情人们婚前的贽礼。

幸而我是一片枯叶啊！

粘在樵夫的草鞋底，

带我走进山里去。

幸而我又是一个恶魔啊！

乘我熟睡了的时候，

缢死我自己的活尸。

（原载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清华周刊·文艺增刊》二期）

早寒

遭了秋神谪贬的红叶，

漫天地飞舞起来，空剩

那瘦骨嶙嶙的干树枝

收敛着再世荣华的梦。

宇宙像座斑驳的废堡，

处处显露以往的遗痕，

诱使载满悲哀的诗心

痛哭命尽途穷的黄昏！

（原载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清华周刊·文艺增刊》二期）

寄怀一多

我几番的梦想！

心焦泪冻的红烛啊！

要在凶险的黑夜

熊熊的升上天空，

照着布棋似的群星，

虽是隔着浩荡的海洋，

也好代替那一轮皓洁的月明。

你知道：

我爱银箔一般的月色，

我也爱红焰辐射的烛火，

朋友啊！

我一度默对绰约的嫦娥，

一度沉思鸿飞万里的诗客。

可怜的孤雁啊！

我也是一只可怜的孤雁！

一片凄凉的汀洲，

漠漠无垠的沙岸，

我只看见几星渔火！

只有我孤独的哀鸣！

捣破沉凝的寂静，

但仅是一声——两声——

愈鸣愈弱的呼声啊！

“梦笔生花”的图像啊！

还似炊烟一缕在我心里浮动着，

此外便是些枯蓬断梗了，

唉！好荒凉的心境呀！

我如古刹门前的空心树，

没有峥嵘的绿盖，

也没有你的蝙蝠似的玄思；

只在郁极无聊的时候啊，

像是心里盘踞着一条

血口金鳞腰围十丈的巴蛇，

静待着电火焚化的期限。

（原载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三日《清华周刊·文艺增刊》三期）

小河

夕阳斜睨着的小河，

就像一条彩鳞的巨蛇

在草里蜿蜒的动着。

我独在岸上缓行。

汩汩不息的水声，

和着我心脏的振动，

我独在岸上缓行。

河上漂着许多的浮梗，

和些没冲碎的溅沫，

这全是些旅途的同伴啊！

祝你们平安的航驶罢！

载着生命的小河，

少几许颠覆的风波！

奔肆的小河啊！

别顾岸上的田了！

我的情思也在涌着，

狂纵的涌着，

迸出零碎的诗歌

就是河流撞在礁石上

溅起来的珠沫啊！

小河悍然的东流，

驶进柳丛的深处，

只剩孤寂的我哟！

在暮霭迷漫里踯躅！

（原载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三日《清华周刊·文艺增刊》三期）

怀——

间隔了七天，

消融了一场漫天的大雪；

手上的温存，

却还一些儿也没有消灭。

只是心头的图画

嵌得更深了，

深——深——深——

嵌破了悲哀重载的心！

“我恨见你，我悔生我；

宇宙的缺憾，只是为了‘你’‘我’！”

二十年前的我们

在空虚缥的家乡，

不曾诅咒过黑暗，

不曾艳羡着生命之光，

我们两个一伙。

叶儿黄了，

早就不该绿；

叶儿绿，

不该赢得行人一顾！

爱人啊！

要敲我的心，就敲他粉碎，

淡淡的空间

没有浅红色的希望，

更没有灰白色的忏悔！

爱人啊！

别要忘我！

（原载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创造季刊》一卷四期）

答赠丝帕的女郎

吾爱！

你遗我的丝帕，

已又析成丝——

丝丝的将我缚着！

芳泽，

柔腻，

全凭缕缕的丝端寻着！

爱情的使者，

丝帕！

那斑斓的痕迹，

是我的泪痕

还是你的？

早片片的综错吻合了，

又何须辨识！

吾爱！

我要寄回你的丝帕，

让他满载着香吻，回来，

重新把我的唇儿温过！

我的心啊！

若终于哇的一声呕出，

这块丝帕，

便是你的棺椁！

帕上怎有这般香气

沁人鼻脾？

不是花香，

不是露香，

是吾爱遗下的呼息，

灵魂脱离躯壳的时候，

我愿裹在帕里

钻在丝纹的隙缝里！

吾爱！

丝帕是一个彩瓷的花盆罢，

生满了朵朵的泪花；

丝帕又是残花的空蒂，

我去取了口口的香吻；

丝帕又是春蚕的茧啊，

蛹便是我的心！

吾爱！

（原载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创造季刊》一卷四期）

赠——

我想在你卷发覆着的额上

栽下一颗热烈的接吻，

但是再想啊，唉！我不该再想！

又怕热烈的接吻烧毁了你的灵魂！

人们说我的情田生了莠草，

人们说我的爱流溢了良田；

我年轻的女郎！可曾知道：

我只是渴望着你，于今一年！

眼角里水似的莹晶，

永远是我浴沐着的大海！

纵是温热，永不冰凝，

融不了我悲哀的重载！

我年轻的女郎，这不是失望；

且看取，黄昏紧系着破晓！

让我们平行的爱，继续添长，

终由上帝绾成一个结套！

（原载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创造季刊》一卷四期）

一九二二年除夜

这是字形的黄铜小灯台，

擎着涕泪横流的残烛。

吐出几条拘挛着的光芒，

把我的影子涂在墙上，

一个抖颤的，孤单的，

模糊到失了轮廓的影子。

我怎能不趁着烛火未销啊，

回忆不堪回首的故我？

我爬剔了一年的荆棘，

我品尝了一年的风霜；

待要尽情的醉陶，

放浪形骸的醉陶，

然后，翱翔在澄虚的昊穹，

遨游在寥廓的天野……

唉！谁知道仍是黏滞在人群啊，

终像一堆滤淀的酒曲！

那葳蕤的海棠丛，

像无数柄油绿的伞，又像一排锦碧的绣屏，

原是我们的旧相识啊，

现在也憔悴得不成样了罢？

待明春你又宠锡了荣华，

依旧盛妆着锦绣，

只怕在晴朝月夕呀，

不见了你的一对旧友！

对着墙上朦胧的影子，

我恐惧得战栗了！

生怕我在她的心龛里，

也这般的恍惚迷离——

哦！求她饶恕，我不该这样思维。

爱的火将永像辐射的炬焰，

生出无量数的光芒，

如那“裸童”的箭锋一般锐利，

把一切情人们的影子，

深深的嵌入他们的情人的心里！

那冰凝了的荷花池啊，

也该像一片碎玻璃了罢？

我只为你板起冰凝的脸，

几番的椎心饮泣啊……

一切的欢乐的记忆，

你们是一切苦恼的泉源！

我虔求凛冽的朔风

把你们一起吹散！

让我的坦虚的心情

重新渲染些欢乐的遗痕。

（原载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五日《清华周刊·文艺增刊》四期）

尾生之死

《庄子·盗跖篇》：“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一

尾生张目一望：

尽是一片冷僻的荒场！

“我若和我的爱人要会，啊

可在那方！”

他怕那灿烂锦簇的人间，

那里人们的心情烟销火灭的寂静，

那里人们板起冷酷的面孔，

那里是蹙杀生机的雪地冰天！

尾生独自盘想，

尾生和他的爱人细细地商量：

“黄昏时候，桥梁下，

倒好尽情的欢会，叙诉衷肠。”

二

尾生无心人事，

心里满蓄着甜蜜的希望；

他渴盼着黄昏，

不由地诅咒了斜挂的夕阳。

他把镂心刻骨的积愫，

一桩桩地重新细理，

准备着和她相晤

一缕缕地向她倾吐；

紊缠的相思越理越乱，

蠕动的时间越移越慢，

他此刻的心花

蠕得像春之花一般绚烂。

三

乡村的灯火莹莹，

深林的犬吠唁唁；

尾生佩着紧涨的心弦

到桥下守着爱人的约信。

桥下一泓流水

潺潺地奏着琮的仙乐，

桥畔一幅草茵

阵阵地放出鲜湿的香馥：

这正是情人们底逋薮，

这正是情人们密会的时候：

尾生底心兀自忡忡，

“为什么不见我爱的踪影？”

四

桥上死沉沉地渺无声息

只有归去的牧群蹒跚的徜徉……

独有他的爱人的踏步，

总不跫然来吼他底心房！

退了金辉宝座的夕阳

引致得一片暮霭弥漫；

“吾爱终要陪着西升的月亮

追踪到这昏黑的桥畔？”

尾生守着桥梁凝想：

爱人来时，何等的醉人模样！

但是，他底开花的希望，

只在死灰的黄昏里彷徨。

五

“爱人啊！黄昏深了！

你若步出这寥廓的荒郊，

也该看到这冷清的桥下，

一星爱火正在燃烧。

“爱人啊！月儿吐了！

满地渲染着绰约的树影。

你若终于像石沉大海，

可不枉负了良辰美景？

“爱人啊！晚潮涨了！

渐渐地要漫上了桥梁！

渐渐地要浸灭我的爱火，

爱人啊！你倒是来不来啊？”

六

桥下的汐流，汹涌澎湃，

尾生的身躯半浸在水里；

他底鲜红的燃烧着的心

要像珊瑚一般沉下水去。

天色黑到不可辨了，

远远的灯火像无数只泪眼

对着这个忠诚的波臣

发出同怜的抖颤。

他紧紧地抱住了桥梁，

如他搂抱他的爱人一样；

任洪水涛天，任汐潮泛滥，

“既是要约啊，终于要相见。”

七

尾生仿佛看见洛神的模样，

彩裳凤髻，姗姗地履在水上；

但和他底爱人有些不同，

爱人底眼里有热爱的光芒。

尾生仿佛听见活活的流水，

忽地奏起叮当的音响；

但是不似爱人的语声

声声地打入心房。

潮水溢上了尾生底顶，

溢到桥梁一样的平：

只是一片茫茫的水

在茫茫的夜里徐行……

Epilogue

尾生就这样地抱住了桥梁，

如他搂抱他底爱人一样，

爱人始终不来，

尾生也始终抱着桥梁不放。

（原载一九二三年四月清华文学社初版《文艺汇刊》）

海啸

一

一轮旭日徐徐地从海边升起，

鲤鱼鳞似的波光远远地在跳动。

在这鲜艳的天海——慈祥的空气，

有几声轻锐的海啸，你试静听：

“醒哟！失群的孤禽，离家的游子！

醒哟！从你的糖饴似的乡梦醒起！

请看天上的纤云，波上的白沫，

并听送到耳边的清冷的音乐。

若再流连在缥的梦境的时候，

一出乡梦将引起竟日的乡愁！”

二

夕阳像一只负创的金鸟，

染了一身鲜血，迅急的下坠。

飕风送来几声沉重的海啸，

恰似垂暮的老人在呻吟感喟：

“海上倦游的孤客！别再只是默默！

试看夕阳底下，海里闪着万道金蛇：

碎锦编的晚霞黏满了半天；

白银镂的浪花冲碎在船舷；

请把你的乡愁丝丝地细理，

交付那西去的夕阳载回家去！”

三

玉镜似的月盘孤零零地高悬，

银箔似的海面平坦坦地凝驻。

像是打破这神秘静止的自然，

几声哀柔的海啸，如怨如诉：

“对月出神的骚士！你想些什么？

可是眷念着锦绣河山的祖国？

若是怀想着远道相思的情侣，

明月有圆有缺，海潮有涨有落。

请在这海上的月夜，把你的诗心捧出来，

投入这水晶般的通彻玲珑的无边天海！”

（原载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日《小说月报》十四卷十一号）

海鸟

黄昏时候，我在恁舷远眺：

从起伏的波澜闪出一只海鸟；

我欢喜地望着他的洁白的翅儿，

忽地不胜悲悸，向他高声喊叫：

“海鸟啊，何处是你的家乡？

你为何抛弃了你的巢居，

你为何离别了你的伴侣，

独自翱翔在这无边的海洋？

“海鸟啊，风在怒号，海在狂涛，

你远道飞来，筋疲力尽，

若要敛翅寻栖，驻足啄饮，

唉，在这万顷洪涛哪有半个屿岛？

“海鸟啊，你四顾茫茫，置身绝地，

将葬身在这无边的海洋，

不知要几度春秋才能漂送你还家乡，

何为还不回转，兀自向前飞去？

“海鸟啊，假如你不嫌弃，

请来飞入我的坦虚的心怀，

即是死在这里，我用沸热的心血将你掩埋，

岂不胜似那无情的海水冷冰冰地？

“海鸟啊，我也是沧海中的一粟，

不知何时何地也向无穷长殒；

容我们在这不能自忘的一瞬，

携手去寻我们共同的归宿……”

海鸟飞近船身，把精神抖擞，

在我头上旋绕了三匝，呀呀地哀叫；

“海上的灵禽，请诉你的衷曲……”

我话未竟，他喃喃的说道：

“海是我的情人，海是我的母亲，

当我倦飞的时候，沉入了海心；

海心里有殷红的珊瑚，

海心里有泣珠的鲛人，

“多情的朋友？世界上

可有更适宜的坟墓将我掩埋，

若不睡死在情人臂上，或是母怀？

你试用你的常识想想！

“多谢你的关注，我的朋友，

海是我的故乡，我向我的故乡飞走。

将似一片雪花投入了洪炉，

假如我飞进你的心怀哟……”

海鸟似箭的没入了海天边际，

我惶然悚然，周身在战栗，

忽地觉得银镂的浪花开在我的头上，

无数的鲛人在我身旁啜泣！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原载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日《小说月报》十四卷十一号）

梦

我昨夜梦返童境，

不堪摇篮的摇摆；

忘听慈母的睡歌——

枉做了这出甜梦。

今朝从梦里醒来，

冥思昨宵的梦象——

睡歌无处去寻求，

并忘了摇篮的摇摆。

（原载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日《小说月报》十四卷十一号）

题璧尔德斯莱的图画

雪后偕友人闲步，在旧书铺里购得“黄书”一册，因又引起我对璧尔德斯莱（Beardsley）的兴趣。把玩璧氏的图画可以使人片刻的神经麻木，想入非非，可使澄潭止水，顿起波纹，可使心情余烬，死灰复燃。一般人斥为堕落，而堕落与艺术固无与也。

一　舞女的报酬

爱情烧得她心焦，

蝴蝶似的在筵前舞蹈。

什么是爱情的报酬？

啊，银盘里的一颗人头。

姑娘，姑娘，快吻他的嘴唇，

乘他的嘴唇尚有点余温。

你看紫血溢出了银盘，

他的脸色渐渐的灰淡。

枝上的奇葩佳卉，

摘下不久便要凋萎；

唯有你嘴唇吻过的人头，

将永久的含笑，亘古的不朽。

姑娘，姑娘，擎起你的银盘，

给筵前的宾客们观看。

什么是爱情的报酬？

啊，银盘里的一颗人头。

二　孔雀裙

“孔雀，孔雀，

请借你的翎毛，作我的裙裾。”

“姑娘，姑娘，

我可以赠你这件彩裳。”

姑娘曳上了裙裾，

盈盈的凌空舞起，

光艳射上了昊穹，

像错综的万道彩虹。

“孔雀，孔雀，

让我还你这件裙裾，

人们将要笑我——笑我反常立异。”

“姑娘，请留下这件彩裳。

你穿上比我美丽，这该是你的，

为何不改正上帝的错误呢……？”

（原载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清华周刊·文艺增刊》九期）

荆轲歌

荆轲放歌

盘有狗肉，

樽有美酒；

英雄满座，

听我狂歌。

白云漫漫，天日无光，

谁人知道我心肠？

酒入了愁肠，

浇遍块垒，

烧热了我的胸膛。

朋友啊，

我的血在沸腾，

我的剑在哀鸣——

趁满腔热血，

竟溅上谁家的门庭？

（拔剑起舞）

像不羁的西风，

扫落叶，

卷残云，

仗这霜芒利剑，

杀尽天下的奸雄！

（众惊起合呼）

杀尽天下的奸雄！

（荆轲就座）

朋友们，

有酒须当醉，

更进一杯！

荆轲悲歌

我痛恨强秦，

我痛恨强秦，

张开血盆似的巨口，

要把六国一气侵吞。

夸什么豪杰之士！

说什么血气之伦！

眼看着：

秦兵像疾风暴雨，

吹到了易水之滨。

要劫掠燕人的子孙，

要盘踞燕人的祖坟！

樊将军，

你来自西秦，

秦王一心一意只贪求

悬重赏购你的头。

好朋友！

更尽一杯忘忧酒。

铲除天下的凶邪，

果是谁的职守？

趁胸有余烬，

趁血有余温，

朋友们，

且开怀痛饮，

且开怀痛饮！

荆轲歌

空气何芬芳，

细乐何悠扬，

我们醉醺了醇酒，

在梦境里面徜徉。

（众和）

徜徉，徜徉，

原是幻梦一场！

你们的绣裳凌乱，

像是风里蝴蝶。

你们的倩影翩翩，

像是残春花谢。

（众和）

花谢，花谢，

且看秋风黄叶！

卿在鼓琴，

我在低歌，

谁说良朝胜景，

任他等闲蹉跎？

（众和）

蹉跎，蹉跎！

怕你壮年虚过！

空气何芬芳，

细乐何悠扬，

我们醉醺了醇酒，

在梦境里面徜徉。

（众和）

徜徉，徜徉，

原是幻梦一场！

荆轲歌（对秋纹）

听，听那竦竦的秋风，

鬼吟般，吹入了园庭！

秋纹，我们将像彩云，

横被冲散在那天空！

我爱你的琴声哀怨，

像一颗颗泪坠玉盘；

我也爱秋风的萧萧，

像万千士卒的鼓噪。

今朝啊，有琴歌相和，

且尽情的大家欢乐。

来日啊，我独葬荒丘，

你独看陌头的杨柳！

秋天是流血的节候，

秋天是洒泪的辰光，

血染在枫树的枝头，

泪滴在情人的心上。

秋纹！且住了你的琴声，

我不知何如这般惶恐。

听，听那竦竦的秋风，

鬼吟般吹入了园庭！

荆轲歌（致燕太子）

燕太子，请从此辞！

我此去拼着一死，

把万恶的秦王刺，

雪我燕人的耻。

一年来承你知遇，

把我当上卿尊礼：

剜了马肝来佐酒，

我今朝也肝胆披沥！

我荆轲清贫如洗，

孤零零无忧无虑，

人生难得一知己，

谨把此生献给你！

宫殿里美女如云，

谁个比得我秋纹？

数月来低唱浅酌，

今朝竟孤雁失群！

秋纹！是国事迫紧，

太子的义高情深，

我挺身独入西秦，

从此永诀了，秋纹！

燕！灿烂的祖国！

谨拜别你的锦绣山河！

谁说贼人的巢窟，

不是男儿的死所？

我不管事败功成，

把颈血且溅秦庭，

让秦王雄心慢逞，

嗅嗅燕人的血腥！

别了，别了，朋友们，

且听候我的好音。

漠漠河边秋月夜，

莫忘了为我招魂！

（原载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五日《大江季刊》一卷一期，系梁实秋为

顾一樵剧本《荆轲》所作的歌词）

REPLYFROMA“CHINEE”

At the bottom of the far-off Pacific,

There grows the coral tree,

The coral red as

Petrified blood of Christ,

And bright as the disk of the sun,

The coral engrailed on the crowns of your kings,

The coral hung on the necks of your queens,

Dazzling your eyes,

And radiating angelic charms.

Yet,you all wondered

How it looks in the sea；

So you wondered at me.

（本诗中译附于次页）

“支那人”的答复

梁锡华　译

在遥远的太平洋海底，

长有珊瑚树。

珊瑚通红，

可比基督身上凝结的鲜血，

而光耀又像日轮。

成波状镶在你们国王冠上的珊瑚，

挂在你们王后颈上的珊瑚，

迷眩你们的眼睛，

放射超凡的丽彩。

可是，你们人人纳闷，

不懂珊瑚在水中的样子；

同样地，你们对我感到惊疑。

[英文诗原载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校报《科大之虎》，署名C.H.Liang（梁治华）]

最初的一幕

记忆的泉

涌出痛苦的水，

结成热泪的晶！

回想我二十岁的那年，竟作了我一生的关键，竟作了这篇小说的开场！

墙上挂着的日历，被我一张一张的撕下去五分之一了；和暖的春风把柳丝也吹绿了；池水油似的碧着；啾啾的雀儿，在庭前跳跃，代替了呱呱叫着的老鸦。明媚的春光啊！我的学校远在城外，没有半点的尘嚣；伴着我的只是远远的一带蜿蜒不断的青山，和一泓清澈的池水，此外便要算土山上的松与石了！陪着我玩的是几个比我年纪轻的小同学。

在我生辰的那天——三月八日——弟妹们凑出他们从糖果里撙节的钱，预备了酒筵，给我祝寿。

我很惭愧的陪着他们饮那瓶案下存了三年的红葡萄酒，因为这是犯学校规则的呀。父亲拈着胡须品酒，连说：“外国货是比中国货好！”母亲笑嘻嘻的凝视我，嘴唇颤动了好几次，最后说：“你毕竟长成人了！你的长衫比你哥哥的要长五分！”小兄弟小妹妹只是拉拉扯扯的猜哑拳。

是啊！我自己也觉得不是小孩子了！小妹妹要我陪他踢毽子，我嗔着骂她淘气；她恼了，质问我：“你去年为什么踢呢？——对了！踢碎了厅前的玻璃窗还要踢？”我皱一皱眉，没得分辩。我只觉得我现在不是小孩子了！

学校的球场上，渐渐的看不到我的影子；喧笑的堆里，渐渐的听不到我的声音。在留恋的夕阳，皎洁的月色里，我常独做荷花池畔的顾客，水木清华的主人。小同学们也着实奇怪，遇见我便神头鬼脸的议论，最熟习的一个有时候皱着眉问我：“你被书本埋起来了？”别的便附和着：“人家快要养胡须了，还能同我们玩吗？”我只向他们点头、微笑，没有半句好话说。我只觉得一步跨出了小孩子的天真烂漫的境界。

玫瑰花蕾已经像枣核儿般大了。花丛里偶尔也看见几对粉蝶。无名的野草，发出很清逸的幽香，随风荡漾。自然界的事物，无时不在拨弄我的心弦；我又无时不在妄想那宇宙的大谜。

哦！我竟像大海里的孤舟，没有方向的漂泊了；又像风里的柳絮，失了魂魄似的飞了。我的生活的基础在那里，一生的终结怎么样，快乐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全做了我脑海里的不速之客，比我所夙来最怕的代数题还难解答。

我对课本厌倦了！我的心志再也不遵守上下课铃声的吩咐。校役摇铃；我们又何苦做校役的奴禁呢？教员点名，我还他一个“到”！教员又何尝问我答“到”的是我的身体，还是我的心？这全是我受良心责难时，自己撰出来的辩白。

想家的情绪，渐渐的澹泊，也是出我意外的。我没有像从前思家的那样焦急，星期六早晨我不在铃声以前醒了；漱盥后，竟有慢慢用朝餐的勇气；——这固然省得到家烦母亲下厨房煮面，但是头几次竟急煞校门外以我为老主顾的洋车夫！

素嫌冗腻的《红楼梦》不知怎么也会变了味儿，合我的脾胃了；见了就头痛的《西厢记》竟做了我枕畔的嘉宾。太谷儿的《园丁集》、但丁的《神曲》都比较的容易透进我的脑海。

若不是案头长期的摆着一架镜子，我不免要疑心我自己已然换了一个人；然而我很晓得，心灵上的变化，正似撼动天地的朔风奔涛澎湃的春潮一般的剧烈。

粘在天空的白云，怎样的瞬息间变化呢？

那天——四月里的一天——风和日煦，好鸟鸣春，我在夕阳挂在树颠的时候，独步踱到校门外边，沿着汩汩的小溪走去。春风吹在脸上，我竟像醉人一般，觉得浑身不可名状的酥泰。岸旁的小草，绿茸茸的媚人——绿进我的眼帘，绿进我的心田。我呆呆的望着流水，只汩汩的响着过去，遇着突起的几块石头，便花楞花楞的激起许多碎细的水点儿。我真是痴了！年年如此的小溪，有什么好看的呢？竟使我入了催眠的状态！

我只是无精打采的走去，数着岸旁的杨柳，一株，两株，三株……九株，十株……呀！忘了！唉！不数了也罢！

走过麦陇，步到一座倾圮的石桥，长板的石条横三竖四的堆着，有的一半没在水里，一半伸在水面，像座孤岛似的。这座桥已然失了他的效用：我是不想渡河的，看着他坍废的样子，倒也错综有致呢！

我往常走在这里，也就随步的过去了；这次竟停住了足，不忍的离开。在对面的河岸，一个十五六岁的穿着淡红衫子的村女踞在一块平滑的石头上浣衣。夕阳射在她的脸上——没有脂粉的脸——显出娇缦的天真。她举着那洗衣的木杵七上八下的打衣服，在我的耳朵听来，有音乐的节奏似的；水面的波纹，一圈一圈的从她踞着的地方漾到河的这边坡岸。我只记得我从前对于女子并不怎样的注意，这天却有些反常。我看着她慢慢的洗衣，心里觉得有一种不可言喻的愉快，虽然不交一语，未报一睐。

夕阳终于下山了，遗下半天的彩霞；她也终于带着衣服，沿着麦陇里的陌路，盈盈的去了，交付了我一幅黯淡的黄昏的图画。

我真是妇女的崇拜者啊！宇宙间的美那一件不是粹在妇女的身上呢？假如亚当是美了，那么上帝何必再作夏娃呢？“女人的身是水做的；男人的身是泥做的；”是啊！尼采说：“妇女比男子野蛮些；”我真要打他一个嘴巴子了！

“我看你终要拜倒石榴裙下！”一位同学这样不客气的预测我。我又何必不承认呢？

那群男同学们，整天的叫嚣，粗野的举动，凌乱的服饰，处处都使我厌弃他们了！然而怎样过我的孤寂的单调的生活呢？

满腔是怨，怨些什么？我问青山，青山凝妆不语；我问流水，流水呜咽不答。

……

我鄙夷那些在图书馆埋头的同学们，他们不懂什么叫做快乐。我更痛恨那些斗方的道学家，他们不晓得他们自己也是人。

我知道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但还不知道不是小孩子的悲哀。我步步的走进生命之网。这只是最初的一幕啊！

右《最初的一幕》是C君的长篇小说《茧》的第一章。作者自云：写完此章，觉得满腹抑郁，一起奔注笔尖，竟成均势之局，第二章再也写不出一个字来。《茧》于是就此搁笔。翟君其有独立性质，促其发表；余亦以为聊当短篇小说读可也。

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实秋识

（原载一九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清华周刊》二四二期，署名C.H.L.）

苦雨凄风

一

那是初秋的一天。一阵秋雨淅淅沥沥的落了下来，发出深山里落叶似的沙沙的声音；又夹着几阵清凉的秋风，把雨丝吹得斜射在百叶窗上。弟弟正在廊上吹胰子泡，偶尔的锐声的喊着。屋里非常的黑暗，像是到了黄昏；我独自卧在大椅上，无聊的燃起一支香烟。这时候我的情思活跃起来，像是一只大鹏，飞腾于八极之表；我的悲哀也骤然狂炽，似乎有一缕一缕的愁丝将要把我像蛹一般的层层缚起。啊！我的心灵也是被凄风苦雨袭着！

在这愁困的围雾里，我忽的觉得飘飘摇摇，好像是已然浮游在无边的大海里了，一轮明月照着万顷晶波……。一阵海风过处，又听得似乎是从故乡吹过来的母亲的呼唤和爱人的啜泣。我不禁悲从中来，泪如雨下；却是帘栊里透进一阵凉风，把我从迷惘中间吹醒。原来我还是在椅上呆坐，一根香烟已燃得只剩三分长了。外面的秋雨兀自落个不住。我深深的呼吸了一口气。

母亲慢慢的走了进来，眼睛有些红了，却还直直的凝视着我的面上。我看看她默默无语。她也默默的坐在我对面，隔了一会，缓声的说：“行李都预备好了么……”

她这句话当然不是她心里要说的，因为我的行装完全是母亲预备的，我知道她心里悲苦，故意的这样不动声色的谈话，然而从她的声音里，我已然听到一种哑涩的呜咽的声音。我力自镇定，指着地上的两只皮箱说：“都好了，这只皮箱很结实，到了美国也不至于损坏的……”

母亲点点头，转过去望着窗外，这时候雨势稍杀，院里积水泛起无数的水泡，弟弟在那里用竹竿戏水，大声的欢笑。俄顷间雨又潇潇的落大了。

壁上的时钟敲了四下，我一声不响的起来披上了雨衣，穿上套鞋……。母亲说：“雨还在落着，你要出去么？”

我从大衣袋里掏出陈小姐给我饯行的柬帖，递给她看；她看了只轻轻的点点头，说：“好，去罢。”我才掀开门帘，只听见母亲似乎叹了一声。

我走到廊上，弟弟扯着我说：“怎么，绿哥？你现在就走了么？这样的雨天，母亲大概不准我去看你坐火车了……”我抚弄他的头发，告诉他：“我明天才走呢。你一定可以去送我的。今天有人给我饯行。”

我走出家门，粗重的雨点打到我的身上。

二

公园里异常的寂静，似是特留给我们话别。池里的荷叶被雨洗得格外碧绿，清风过处，便俯仰倾欹，做出各种姿态。我们两个伏在水榭的栏上赏玩灰色的天空反映着远处的青丽的古柏，红墙黄瓦的宫殿，做成一幅哀艳沉郁的图画。我们只默默的望着这寂静的自然，不交一语。其实彼此都是满腔热情，常思晤时一吐为快，怎会没有话说呢？啊！这是情人们的通病罢，——今朝的情绪，留作明日的相思！

一阵风香，她的柔发拂在我的脸上，我周身的血管觉得紧涨起来。想到明天此刻，当在愈离愈远，从此天各一方，不禁又战栗起来。不知是几许悲哀的情绪混合起来纠缠在我心头！唉，自古伤别离，离愁果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了。

我鼓起微弱的勇气，想屏绝那些愁思，无心的向她问着：“你今天给我饯别，可曾请了陪客吗？”

她凝视了我一顷，似乎是在这一顷她才把她已经出神的情思收转回来应答我的问语。她微微的呼吸了一下，颤声的说：“哦，请陪客了。陪客还是先我们而来的呢。”她微微的向我一笑，“你看啊，这苦雨凄风不是绝妙的陪客吗……”

我也微微报她一笑，只觉一缕凄凉的神情弥漫在我心上。

雨住了。园里的景象异常的清新，玳瑁的树枝缀着翡翠的水叶，荷池的水像油似的静止，雪氅红喙的鸭儿成群的叫着。我们缓步走出行榭，一阵土湿的香气扑着鼻观；沿着池边的曲折的小径，走上两旁植柏的甬道。园里还是冷清清的。天上的乌云还在互相追逐着。

“我们到影戏院去罢，雨天人稀，必定还有趣……”她这样的提议。我们便走进影戏院。里面的观众果似晨星的稀少，我们便在僻处紧靠着坐下。铃声一响，屋里昏黑起来，影片像逸马一般在我眼前飞游过去，我的情思也似随着像机轮旋转起来。我们紧紧的握着手，没有一句话说。影片忽的一卷演讫，屋里的光线放亮了一些，我看见她的乌黑的眼珠正在不瞬的注视着我。“你看影戏了没有？”

她摇摇头说：“我一点也没有看进去，不知是些什么东西在我眼前飞过……你呢？”

我勉强的笑着说：“同你一样的……”

我们便这样的在黑暗的影戏院里度过两个小时。

我们从影戏院出来的时候，的破雨又在落着，园里的电灯全亮起来了，照得雨湿的地上闪闪的发光。远远的听见钟楼的当当的声音，似断似续的波送过来，只觉得凄凉、黯淡……我扶着她缓缓的步到餐馆，疏细的雨滴——是天公的泪点，洒在我们的身上。

她平时是不饮酒的，这天晚上却斟满一盏红葡萄酒，举起杯来低声的说：“愿你一帆风顺，请尽了这一杯罢！”

我已经泪珠盈睫了，无言的举起我的酒杯，相对一饮而尽。餐馆的侍者捧着盘子，在旁边惊诧的望着我们。

我们从餐馆出来，一路的向着园门行去。我们不约而同的愈走愈慢，我心里暗暗的慊恨这道路的距离太近！将到园门，我止着问她：“我明天早晨去了……你可有什么话说么……”

她垂头不响，慢慢的从她的丝袋里取出一封浅红色的信简，递到我的手里，轻声的叹着，说：“除纸笔代喉舌，千种思量向谁说……”

我默视无言，把红笺放在贴身的衣袋里。只觉得无精打采的路灯向着我的泪眼射出无数参差不齐的金黄色的光芒。我送她登上了车，各道一声珍重，——便这样的在苦雨凄风之夕别了！

三

我回到家里，妹妹在房里写东西，我过去要看，她翻过去遮着，说：“明天早晨你就看见了。今天陈小姐怎样的饯行来的……”我笑着出来到母亲房里，小弟弟睡了，母亲在吸水烟。“你睡去罢！明天清早还要起身呢……”

我步到我的卧房，只觉一片凄惨。在灯下把那红简启视，上面写着：

绿哥：我早就知道，在我和你末次——决不是末次，是你远行前的末次，——话别的时候，彼此一定只觉悲哀抑郁而不能道出只字。所以我写下这封信，准备在临行的时候交给你。这信里的话是应该当面向你说的，但是，绿哥，请你恕我，我的微弱的心禁不起强烈的悲哀的压迫，我只好请纸笔代喉舌了。

绿哥！两月前我就在想像着今天的情景，不料这一天居然临到！同学们都在讥笑我，说我这几天消瘦了；我的母亲又说我是病了，天天强我吃药。你该知道我吃药是没用的。绿哥，你去了，我只有一件事要求你，就是你要常常的给我寄些信来，这是医我心灵的无上的圣药了。

看到这里，窗外滴滴答答的响个不住，萧萧的风又像是唏嘘着。我冥想了一刻，又澄心的看下去：

绿哥，我赏读古人句：“……人当少年嫁，我当少年别……”总觉得凄酸不堪，原来正是为我自身写照！只要你时常的记念着我，我便也无异于随你远渡重洋了。

“科罗拉多泉”是美国名胜的地方，一定可以增进你的健康，同时更可启发你的诗思。绿哥，你千万不要“清福独享”，务必要时常寄我些新诗，好叫一些“不相识的湖山，频来入梦”。我决计在这里的美术院再学几年，等你的诗集付印的时候可以给你的诗集画一些图案。绿哥，你的诗集一定需要图案的，你不看现在行的一些集子吗？白纸黑字，平淡无味，真是罪过！诗和画原是该结合的呀！

你去到外国，不要忘了可爱的中华！我前天送你的手制的国旗愿长久的悬在室内，檀香炉也可在秋雨之夜焚着。你不要只是眷念着我，须要崇仰着可爱的中华，可爱的中华的文化！

绿哥！别了！我不能再写下去了，因为我的话是无穷止的，只好这样的勉强停住。秋风多厉，珍重玉体！

妹陈淑敬上

临别前一日

我往复的看了数遍，如醉如痴的靠在卧椅上，望着这浅红的信简出神。我想今夜是不能睡的了，大概要亲尝“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的滋味了。忽的听见母亲推开窗子，咳嗽了一声，大声的说：“绿儿！你还没睡么？该休息了，明天清早还要去赶火车呢。”

我高声答道：“我就去睡了。”我捻灭了灯，空床反侧，彻夜无眠。一阵阵的风声、雨声，在昏夜里猖狂咆哮。

四

看看东方的天有些发白，便在床上坐起来，纱窗筛进一缕晨风，微有寒意。天上的薄云还平匀的铺着。窗外有几只蟋蟀唧唧的叫着。我静坐了片刻，等到天大亮了，起来推开屋门。忽然，出我意料之外，门上有一张短简，用图钉钉着；我立刻取了下来，只见上面很整齐的写着：

绿哥：请你在发现这张短简的时候把惊奇的心情立刻平静下去；因为我怕受惊奇的刺激，所以特地来把这张短简钉在你的门上。你明天不是要走了么？我决定不去送你；并且决定在今夜不睡，以便等你明晨离家的时候，我还可以安然的睡着。请你不要叫醒我，绿哥，请你不要叫醒我。我怕看母亲的红了的眼睛，我怕看你临行和家人握手的样子……！绿哥，你走后，我将日夜的祷告，祝你旅途平安，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明天早晨不要叫醒我！再会罢！

紫妹敬上

苦雨凄风之夜

我读了异常的感动，便要把这张信纸夹在案头的书里。偶然翻过纸的背面，原来还有两行小字：

你放心的去好了，你走后我必代表你天天的找陈淑同玩。想来她在你去后也必愿和我玩的。

我不禁笑了出来。时光还很早，母亲不曾起来；我便撕下一张日历，在背面写着：

紫妹：我一定不把你从梦中唤醒，来和我作别。我也想大家都在梦中作别，免得许多烦恼，但这是办不到的。临别没有多少话说，只祝你快乐！你若能常陪陈淑玩，我也是很感谢你的。再谈罢。

绿哥

我写好了便用原来的图钉钉在紫妹卧房的门上，悄悄的退回房里。移时，母亲起来，连忙给我预备点心吃。她重复的嘱咐我的话，只是要我到了外国常常给家里寄信。

行李搬到车上了。母亲的泪珠滚滚的流了出来，我只转过头去伸出手来和她紧紧的一握着说声“母亲，我走了……”

“你的妹妹弟弟还在睡着，等我去叫醒他们和你一别罢……”

我连忙止住她说：“不用叫他们了，让他们安睡罢！”我便神志惘然的走出了家门。风吹着衣裳……

我走出巷口折行的时候，还看见母亲立在门口翘首的望我。

（原载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九日《创造周报》十五号）

谜语

紫石是一个极好静的青年，我同他共住一间寝室，一年来从没听见他大声谈笑过。但是在那天初秋的晚上，他的态度似乎是骤然改变，自此以后，他便愈变愈怪，怪得简直是另一个人了。现在呢，这间寝室只有我一人住了，因为——因为紫石已入了波士顿的疯人医院。

紫石这一月来，直至入疯人院为止，他的精神的变动乃是一出惊人的悲剧。这出戏的背景即是“人生”，紫石不幸做了悲剧的英雄罢了。让我从第一幕讲起。

初秋的那天晚上，我和他同在寝室夜读。屋里除了汽炉嘶嘶的冒汽的声音，再没有别的声响。

我睁着睡眼，望着书本出神。紫石忽然从摇椅上跳起来了，他的头发蓬蓬，目光四射，厉声向我说：“无聊！无聊！”他在屋里乱转，似乎是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我告诉他夜已深了，不要吵扰房东太太。我没说完，他早把屋角的钢琴打开，弹起中国国歌、法国国歌、美国国歌……。我想制止他，但是他绝不听从。我等他止住弹琴，问他：“你疯了么？怎么在夜深弹琴？”

“什么？我身通三国国歌……”他望着我作狞笑，把他头上已经凌乱的头发故意的搔做一团。我觉得他的样子有点像鬼。

他弹完琴便在屋里跳舞，口里唱着，仿效“大腿戏”式的舞蹈。他愈跳愈急，口里只有喘声而无歌声了。我一声不响，只是看他扭腰摇腿的样子忍不住好笑。他舞蹈到极处，便忽然倒在床上不动了。我无言的踱到他的床边，看见他的脸上很白，额际汗珠累累。他轻轻和我说，要我给他倒杯凉水。他像是沙漠里将要渴毙的旅客一般，把凉水一气饮下。我说：“你怎么了……”

“啊，I want to make some noise（我要作一点声音）。你不觉得么？”

“觉得什么？”

他握紧拳头，牙齿咬着嘴唇，摇一摇头说：“你不觉得寂寥么？我告诉你，这世界没有美，也没有丑，只有一片寂寥。寂寥就是空虚，空虚就是没有东西，就是死！”

我将手在他头上一试，觉得很热，腮上也渐渐红晕起来。“你睡罢，时候不早了。”

他长叹一声：“My God！”过了几分钟他又接着叹说：“If there is a God!”

过了几天，同学们都在议论他。说他举止反常。实在自从他那天晚上连弹三国国歌以后，就如中了魔似的。他买了一条鲜红色的领带，很远的便令人注目，他很得意的对着镜子照了又照。他一天早晨和我说：“喂！你看我的领带！好像是在我的喉咙刺了一个洞，一注鲜血洒在胸前一般。”

在吃饭的时候，他在菜里加了多量的胡椒，辣得他汗流满面，脸上一道一道的汗痕像是蜗牛爬过的粉墙一样。他一边吃，一边连称：“有味！有味！”

他的胆量，似乎是越来越小，很平常的事时常激动他，使得他几天不安。一天午后，我从窗口看见他远远的提着书包走来。他进房门，就说：

“我今天践碎了几片枯叶……”

“这有什么稀奇？”

“我今天践碎了的枯叶与平常不同，我无心的践上去的时候，咯——吱的一声践为粉碎，又酥又脆，那个声音直像是践碎了的一颗骷髅……。”

我笑说：“你又在作诗罢？”

“不是作诗，这世界里没有诗可作。人的骷髅大概是和枯叶一般的酥脆。这世界是空虚的。”他时常就这样不连贯的高谈哲理，但他总不肯对我深谈，谈不到几句便赌咒一声：“My God！”

紫石是一向喜欢诗的，常常读诗便读到夜深。

如今他忽然把书架上的几十本诗一起堆进箱子里去。他说，诗酒妇人三者之中，最不重要的便是诗。他在案头放了一本Aubrey Beardsley的图画。他整晚坐在摇椅上披阅那些黑白的画图，似是满有看不完的趣味。有一次他告诉我，他的确走入图画里去，里面有裸体蔽面的妇人，有锦绣辉煌的孔雀，有血池生出的罂粟，有五彩翩翩的蝴蝶……并且幸亏是我猛然向他说话，才把他唤醒。

紫石夙来最厌恶纸烟。从前他听说一位在珂罗拉多的朋友吸烟，便写了一封词严义正的信劝他戒绝。但是紫石近来每天至少要吸二十枝纸烟了。晚上他坐在摇椅上，连吸四五枝烟，便独自鼓掌大笑：“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我只见他在烟雾弥漫中中笑容可掬的摇摆。我有时候觉得屋里的烟气太浓了，辄把窗子推开——一阵秋夜的冷气顿时把屋里的烟云吹散，他好像是头上浇了凉水，神志似乎清醒一些，便对我说：“这空气和白水一样，无味，——索然无味。你不信，尝尝看！怎么样？咸水鱼投在淡水里，如何能活……”

我说：“你到外面散散步去罢。外面月朗风清，当胜似在屋里含云吐雾。”他只凭着窗口，半晌不语。回头向我说：“傻孩子，你是幸福的人。”我莫名其妙，不知他是赞我，还是嘲我。

紫石一吸纸烟以后，他的几个朋友都公认为他是堕落了。学神学的孟君一见他便向他宣道，劝他读些宗教的书，灵魂可以有所寄托，并且不时的给他介绍书。有一次，孟君说：“我再给你介绍一本书罢，巴必尼的《耶稣传》……”紫石忍俊不住，说：“这本书你若有看不懂的地方，可以随时来问我。”孟君认为紫石是不可救药了，从此再也不向他宣道。

学化学的李君见了紫石的红领带便皱眉说：“真要命，真要命，你简直没有——taste。”

总之，紫石是一个怪物，这是剑桥一带的中国同学所公认的事实了。紫石并不气愤，而他玩世的态度越来越显明了。他有一次和我说：“对于一般人，这个世界已然是太好了。”

我说：“我觉得这世界也还不错。”

“好，好，你是幸福的孩子。——Gosh!”

我很后悔，我领着紫石有一天到帝国饭店去吃饭，自从这次吃饭以后，他的疯狂才日益加甚。我现在把他这几天的日记抄在下面：

“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我在帝国饭店发现了一个姑娘——玫瑰姑娘，她的美丽不是我所能形容的。我若把她比做玫瑰呢，她是没有刺的。啊，我的上帝，我心里蕴藏着一种不敢说出来的情绪。玫瑰姑娘是个侍者，我也想做一个待者，但是……”

“玫瑰姑娘今天改了一点装束。改穿一双黑丝的袜子，显得腿更细了；换了一件黑纱的衣服，上有白色的孔雀羽纹。啊，我看见她胸前突……Gosh!”

“我今天吃饭的时候很凑巧，偌大的餐厅只有我一个顾客。我和她似乎是很熟了。我饭后她便送报纸给我看，我说：‘It’s very nice of you’……她笑而不答。”

“她今天在给我送菜的时候，竟自握我的手了！绝不是无心的，她用力握我，——至少我是这样觉得。假如那样……我真不敢想下去……我绝计再不见她。”

此外还有许多不明了的杂记，如Z姑娘，C姑娘，都不知系何所指。不过他后来确是不到帝国饭店去了。现在呢，玫瑰姑娘还在那里，却没有紫石的踪迹。

有一天紫石问我：“玫瑰还在那里吗？”

我笑着告诉他：“近来更好看了，添了两只耳环。只是你不常去，她似乎是失望了。”

我是随意说句笑话，紫石竟伏在案头呜呜的哭了起来。我心里很难过，知道他心里有不可言诉的悲伤，但是我也没有法子。人生就是这样。我这才渐渐明白，不幸的命运快要降临在紫石的头上。从前紫石时常背诵：

“I am the master of my fate；I am the captain of my soul.”

究竟他还是不能逃出疯之一途！

我们寓所斜对门住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子，满头披着金色的卷发，清晨提着书包在我们窗前走过，午后又走回来。有时她穿着轮鞋，在道旁来回游戏。她披着一件深蓝的外氅。紫石的注意有好几天完全集在这个孩子身上。午后他很早的便回到寓所，坐在窗口等候。

在紫石的日记里，有这样的一段：

“我从来没看见过这样可爱的孩子。我也不知道她的姓氏，没和她说过一句话。我若给她起个名字，便是——‘青鸟’。在这不完全的世界里，有一个完全的孩子，像我的青鸟那样，是令人喜欢的事。我想把这一件事渐渐扩大，或者可以把别的讨厌的念头遮住。啊，我的脑袋里充满了许多鸱枭，在这凶禽群里只有一只青鸟……”

有一天午后紫石照例凭着窗口等候青鸟归来，等到夕阳瞟了最后的一瞬，暮霭越聚越深，直至四邻灯火荧荧，还不见青鸟归来。紫石便独自披了大衣出门而去。临去我问他到哪里去，他颤声说：“出去散散步……”我知道他是惦记着青鸟。

过了一点钟的样子，紫石垂头走了回来，眼角上有一汪清泪。

就在这天晚上，紫石便真疯了。

晚上八点钟的特候，紫石在摇椅上吸烟，他的眼睛很红，手似乎很颤动，口里似断似续的吟着Minuet in G的调子。我和他说：“你大概是病了，明天到医生处看看罢？”他不回答我。“你若想出去玩，我可以陪你去……”，他仍不回答。这时候屋里好像有一阵打旋的妖风把我卷在中央，我登时打了一个冷战，觉得很阴惨怕人。我于是也一声不响，坐在他的对面。屋里寂静得可怕！我似乎能听见烟灰坠地的声音。

这时候窗外忽然有极清脆的响声由远而近。我看见紫石微微惨笑，额上的青筋一根一根的突起，在响声近到墙下的特候，紫石如惊鸟一般跃起，跑到窗前，把窗帘拨开，向外一望，转过头来便像枭鸣似的大叫一声：“My God！”他在屋里便狂舞起来，——抱着一只椅子狂舞起来。

我不知所措，不晓得他是受了什么打击。我连忙赶到窗口向外看时，只见是一个女子的两只穿高跟鞋的脚在那里向前走动，细薄的丝袜在灯光下照得很清楚的。

紫石抱着椅子在屋里乱跳，我不敢向前，只是叫他：“紫石！紫石！”他没有听见。他跳完了，又打开钢琴弹起三国的国歌，哑声的高唱：“Aux arme，Citoyon，Formez vous bata sillon……”

我正在窘迫的时候，房东太太推门而入，我低声告诉她紫石神经乱了，她掉首便走，跑回她房里，把房门急急的加了锁。

我这一夜没有睡觉，战战兢兢的看守着紫石。他连唱三国国歌以后，便把自己的衣服也扯撕了。他的眼睛红得像要冒火，头发搔成一团。我强扶他卧在床上，给他喝了一点水。紫石休息了一会，便和我信口乱说。他所说的疯话，有许多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他说：

“她教我‘乘风破浪’，风在那里？浪在那里？一片沙漠，平广无垠……你说你是玫瑰一朵，你会用刺伤人的；你知道，有刺的不必就是玫瑰。什么东西……天太干，落雨就好了，雨后当遍地都生‘蘑菇’，好久好久不吃‘蘑菇’了……”紫石一面乱说，一面伸手乱抓，我听得毛发悚然。

过了很久，他大概是疲倦了，翻身入睡。但在半睡的时候，他口里还唧唧哝哝的说：“唱个歌罢，唱个歌罢，我再给你斟一杯。”

我好容易忍到翌日清晨，承房东太太的介绍，请了一个医生来，随后就把他送进疯人医院里去。

临去时神志似是尚有几分清楚，他脸色苍白，眼珠要努出似的，他闭口无言，走出了寓所。他手里拿着一大本Aubrey Beardley的图画，坚持着不肯放手。

紫石入医院后，我带着几位朋友探望过他一次。他的身体很瘠瘦，不过精神还好。在脑筋清晰的一刻，他就说：“这个地方很好。隔壁住的一个人总喜欢哭，有时哭的声音很大，可省得我唱三国国歌了。窗外那棵枫树也好，一阵风来，就满地洒血。”

我临去医院时，紫石告前我：生活只是一个欺骗。他这一句话使我思索了几天，认为是一句谜语。

一九二四年冬，美国剑桥

（原载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清华周刊·文艺增刊》十期）

公理

一

科泉（Colorado Springs）是美国避暑的名胜的地方。现在正是冬尽春来的时候：耸入云际的徘客士峰（Piikes Peak）还有终年不融的积雪堆在顶上，像是戴着一顶银冠一般；终年绿茸茸的细草又渐渐的生发起来；醉人的暖风吹到人的脸上，就像和情人偎着脸儿似的温柔。鲁和在这样的良辰美景中间，镇日价的坐在他的蜗壳似的寓所里伏案读书。他读得倦了，便缓步的移到窗前，用手拨开翠绿的纱幔，呆呆的望着那徘客士峰出神。当他每次望着徘客士峰临转过身去的时候，总要皱着眉轻叹一声：“唉！这里风景虽好，终不是我祖国的河山……”在叹息的时候，他是又在忆起他的故乡。

鲁和屋里的布置是很简单，除了一床一桌一椅和他自祖国带来的一箱子书，没有什么多的东西。墙上悬着一幅五色国旗，一幅他的情人赠他的绣画，还有一幅Hauffman画的基督的像。他无论在屋里屋外房门总是紧紧的锁着。因为有一天他在屋里，一个美国人进来和他谈话，瞥见墙上的五色国旗，便问他：“那是什么东西？”鲁和的夙来自重的心好像受了蜂螫一般的隐痛起来，觉得受了无名的委屈，当时反问那个美国人说：“你知道‘Stars and Stripes’是什么东西么？”

他在夜里睡的时候，便反复寻思，为什么我们的国旗，像彩虹一般灿烂的国旗，在美国人眼中，竟是一件怪异的东西呢？想到难解难分的时候一泓清泪便滴到枕上。以后他就总把房门锁着，不再准美国人进到他屋里。其实美国人觉得他异常倔强，所以也就很少与他交际了。他的朋友只是几个中国同来的同学：一个是学美术的W君，一个是习商业的H君，还有一个是自费来的T君。除了遇到这三个人，鲁和差不多整天的不讲一句话。

学校放了春假，久在功课负担压迫之下的鲁和才得有几天畅快的休息。在一天午后，鲁和把窗子推开，徐徐的和风吹着纱幔，像是才染绿的柳枝迎风招展。鲁和把一张摇椅移在窗前，顺手检出一册《胡刻文选》低声诵着；读到《李陵答苏武书》的“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之句，便觉一缕乡愁，缠绕着他的心头。

忽地房门敲响了几声，鲁和止住了读声；听得门外有T君和H君谈话的声音，他才起来把门开开。

“好好，真用功！放了假还在读书吗？”H君说着，便坐在床上。

鲁和一声不响，笑着把纸烟拿出给他们。T君说：“烟是不要抽的。你把你带来的龙井茶沏一壶我尝尝罢。”鲁和就在屋角地上的火酒灯上烧起一小锅水来。

“我们来的意思是约你出去玩去……”H君说。

“到什么地方玩去？”鲁和问。

T君说：“我请你们到丹佛（Denver）去吃中国饭。”

“丹佛？”

“是的，”T君说，“我的汽车才装满了油，我们若现在就走，在日落以前就可以到了，你不想吃Chop Suey吗？”

过了几分钟，锅里煮着的水突突的沸起来了！鲁和便把茶叶泡上。三个人轮流着用一个碗将茶喝过，便走下楼坐上汽车，由T君驾着，风驰雷掣的出了珂泉向北去了。

“好一条平坦的汽车路！”

“这算什么？我们中国也有！”

“不错，不错；是我忘了。北京新华门前不是也有这样的一里来长的一条路吗……”

他们谈着笑着，在汽车里过了几个小时。H君躺在车里大声的唱着“我本是，一穷儒，太烈性……”好像已经回到中国的神气，他忽然住了歌声，手指着车窗外面，说：“你们快看啊！快看远处的那一带起伏不断的落矶山！”

T君两手把着车的舵轮，伸着头向外面张望。

“喂！你可别向外看！你若向外看，汽车就快撞翻了！”

二

丹佛是美国西部内地的第一大城。夜间灯火辉煌，像是中国城市在元宵节时候那般热闹。几十层的高楼缀满了灿烂的电灯，远远望过去，恰似密丛的火树。蚂蚁一般的行人，摩肩接踵的络绎于途。无数的汽车仿佛穿梭似的在街心驰过。啊！繁华的世界！啊！城市的文明啊！

他们到了丹佛的时候，正是万家灯火，市声如沸的时候。鲁和只觉得头上昏昏然，如同堕入一个魔鬼的窟穴，心里战兢兢的不安，觉得到处都是埋伏着杀机，偶一不慎就足以断送了他的性灵，——死在电车底下，死在汽车底下，死在叫嚣的街头，死在随便什么地方……。

他们走进了一家南京楼，据着一个小方桌子坐下。侍者不慌不忙的问他们要什么菜。这个侍者是个广东人，他看他们不会说广东话，便改用了英语。他们胡乱要了几样菜，嘱咐侍者要做真正中国味的中国菜。

“Do you have wine？”鲁和低声的问着侍者。鲁和自从去国时在上海和友人痛饮一回以后，滴酒不曾尝过，口里只觉得馋得难过。

“Yes，Yes……but，we cannot serve it here……”

T君和H君都在望着他处。

他们拿着竹筷举起饭碗的时候，各个面上带着的笑容，隐约的似是有一种胜利的神气。他们觉得那一双一双的竹筷都异常的可爱，因为是从他们的乡土来的。鲁和看着饭碗上的花纹，有蝙蝠，有字，有淡淡几撇的兰花，有肥硕的几朵牡丹……，他的心早跑回到他家乡去了。

“你们吃这一碗——好久没有吃蘑菇了，”T君用筷子指点着说，“那碗也不差，那碗是竹笋……。”

在杯盘狼藉的时候，H君微微的哼着：“虽南面王不易也……”T君和鲁和都噗嗤笑了出来。

他们从南京楼出来的时候，扑面吹来一阵冷风，天上似乎是布满了阴云了，看不见一颗星光，他们坐上汽车，向着一个旅馆驰去。

正在折过一个街角的时候，鲁和忽的觉得车身猛然震动了一下，接着听见玻璃的碎声。

他们的汽车正是和别一辆汽车撞上。

一个身材高大持木棒的警察从街心走了过来。

“不怕，不怕！我们有理！”

“我们鸣了喇叭，他们没听见吗？”

“不要紧，我们一起到警察署去讲理！”

三

警察把T君、H君、鲁和和那方面的车主领进了警察署。警察长坐在屋里当中，他身体肥大，满脸的凶气，皱着眉不做一声。警察向他报告！“These boys are driving a‘Nash’down south the Fifth Ave.，While Mr.Levan’s driving westward.They clash at the cross-road.I didn’t see how they clashed.But these boys can’t drive well；and the damage is on the rear of Mr.Levan’s car……”（这三个人驾着汽车，在第五条大街上向南走，列凡先生向西驰。他们在十字路口冲突了。我没有看见他们是怎样撞的。但是这三个人不很会驾车；并且这次损失是在列凡先生的车的后部……）

警察长向着列凡先生说：“Have a seat，Mr.Levan.”（列凡先生请坐罢。）然后向着鲁和他们问道：“Where　do　you come from？”（你们从什么地方来的？）

“We come from Colorado Springs.”（我们自珂泉来。）

“Who is the driver？”（谁是驾车的？）

警察用手指着T君。

警察长猛然立起来，用力的拍了桌子一声，厉声的说：“It you can’t drive,why should you？”（你不会驾车，为什么要驾车？）

T君气得脸色苍白，只是用牙齿咬着嘴唇。鲁和走向前去说：“He has been driving for more than three years,why do you say he can’t drive……And,the fault is……”（他曾驾过三年多的车，你怎说他不会驾车？并且这回错处是在……）

警察长不候他说完，像猛兽似的吼起来了：“Shut up！I am not speaking to you！”（不许说话！我没有问你！）

鲁和觉得浑身的血管都热得要炸裂了，挺身说：“He can’t speak English very well,why can’t I speak for him？”（他不能说英文，为什么不准我替他说话？）

H君也忍不住抖颤着声音说：“You don’t have to get hot,what we want is only justice.”（你不用发急，我们所要的只是公理。）

警察长被激怒了，由耳根起一股红血涌上他的脸上，红得像一个红萝卜似的。他瞪着两只铃铛似的眼瞠，大叫：“What！I am the authority,mind you！”（什么！我是长官，你知道罢！）他随手指着旁边侍立的警察说：“Put the driver in jail！”（把驾车的收监！）

警察拉着T君进了监狱。T君眼里充满了眼泪，望着H君和鲁和一声不响的进了监狱。屋里可怕的寂静。鲁和颈上青筋一根一根暴胀起来。

“On what ground do you put him in jail？”（你凭什么理由把他收监？）

警察长冷笑了几声：“Reckless driving.”（乱驰汽车。）

“But we haven’t been given a chance to speak.”（但是你没有给我们一个机会讲话。）

警察长又冷笑了几声：“You will be given a chance in court tomorrow.”（明天法庭里我给你们一个机会。）

鲁和还要说话，但是警察长竟厉声呵斥：“Get out！None of your business here now！”（出去！现在没有你什么事了！）他说完便很镇静坐下。鲁和和H君悄悄的走了出来。

夜已深了，春寒彻骨，鲁和只觉得冷的站立不住。街心的电灯射着银灰色的光芒，街头还有几个浮荡的妇女来回徘徊，几个锐声呼喊卖晚报的童子缩着颈子正在逡巡。此外没有什么动静，全城和死睡着一般，就在警察署的门前：鲁和和H君面面相觑，苍白的脸被灯光照着愈发显得惨淡。

“T君在狱里不定是怎样的着急呢！”

“没法子！我们这里没有一个熟人！”

一阵凉风吹得H君的牙齿格格作响。

“丹佛大学有一个教授你不是在珂泉见过一次吗？我们何妨去找他来帮忙呢？”H君忽地想起。

鲁和把腰上带的鹰格索表拿出一看，说：“哎呀！快两点钟了！即是有一两个熟人，现在也没法去找……”

“莫非我们就看着T君在狱里拘留一夜吗？”

“唉！不如此又该怎样呢？”

“我们还是进去和警察署说，请他立刻把T君放出来，要罚我们多少钱我们就给多少。”

“好，——我们弱国人民出来到外国，应该受欺负的！我们就在钱上吃点亏罢，总比在狱里受罪的好！”

“So you wish to pay of all the damage and fine-—？”（你们愿意承认赔偿损失并付罚款？）警察长得意洋洋的说。

“yes！”（是的）

“Mr.Levan has just told me the damage amounts to 120 dollars；and the fine for reckless driving is 50 dollars.”（列凡先生才告诉我，损失计值一百二十元；——驶车过速的罚款是五十元。）

鲁和一声不响，写了一张一百七十元的支票掷到桌上。

T君从狱门走出的时候，脸色雪白，如同着一层霜的树叶一样，一汪的眼泪不住的在眼里打旋，嘴唇颤动了好久，最后叹息说道：“唉！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回去罢……！”

他们三个就在这夜深的时候，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下。T君在梦里大声的惊叫：“打！打！谁说我是弱国的国民……前进啊！同胞！他们欺负你的兄弟……你们还不起来？他们把你们的兄弟看做奴隶了！啊啊！前进……”旋又寂无声响。

鲁和被他惊醒，披起衣服过去看他，用手抚着T君的额上，觉得热得像火一般。

“唉唉！可怜的命运！我们回去罢……”

第二天清晨，他们三个回到珂泉。

四

回到科泉，鲁和觉得心里闷得难过，便走到他的朋友W君的寓所。W君正在画一幅油画，穿着一件涂满油污的布袍，桌上一尊法郎的宝鼎里面正焚着浓馥的檀香。鲁和把在丹佛的经过告诉了他，他听完了的时候将手里握着的长杆画笔用力的向桌上一敲，笔杆折了两截。“是可忍孰不可忍……”

鲁和将断了的笔杆从地上拾了起来，说：“我去了，你好好的画罢，只消我们不忘我们的使命……”W君目送着鲁和缓缓的出了房门一声也不响。

夕阳射进鲁和的房里，房里映满了血似的红光。但是阳光射不进鲁和的心里，他心里像是蕴着阴沉霾雾似的。他在摇椅上举着一张自家乡寄来的报纸，看来看去，看不见报上是什么东西。他猛然定睛细看只是一片字迹模糊中间仿佛露出一些不联贯的词句：“报捷……购械……借款……种烟……查出……疏通……”

鲁和觉得一阵酸辛，把报纸放下，瞑坐了一晌。徐徐的睁开眼睛，正看见五色国旗在墙上悬着，鲁和深深的叹了一口气。

太阳渐渐由徘客士峰的山顶落了下去。鲁和依旧在凝视着他墙上悬着的五色国旗，想着祖国，想着美国人口里最喜欢说的“公理！”

一九二四年春·徘客士峰下作

（原载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五日《大江季刊》一卷一期）

梁实秋早期情诗《尾生之死》

陈子善

凡是读过梁实秋散文集《槐园梦忆》的，谁能不为之动容？《槐园梦忆》记载梁实秋与亡妻程季淑举案齐眉五十三年的漫漫比翼情，缠绵哀切，情真意深，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悼亡杰作，与巴金七十年代末所作的《怀念萧珊》堪称双璧。

梁实秋又是五四初期有特色的新诗人之一。在《槐园梦忆》中，梁实秋追忆年轻时醉心新诗，一九二二年秋天以后，他与程季淑处于热恋之中，就大写情诗，抒发“一团浪漫的忧郁”。他还特别提到他唯一的长诗《尾生之死》的写作经过：“我与季淑约会，她从来不曾爽约，只有一次我候了一小时不见她到来，我只好懊丧地回去。事后知道是意外发生的事端使她迟到，她也是怏怏而返。我把此事告诉一多，他责备我未曾久候，他说：‘你不知道尾生的故事么？《汉书·东方朔传》注：尾生，古之信士，与女子期于桥下，待之不至，遇水而死。’这几句话给了我一个启示，我写了一首长诗《尾生之死》，惜未完成，仅得片断。”既然这首《尾生之死》是有感而发，作者借赞美坚守信约、忠于爱情的尾生来表达自己对程季淑的纯真爱情，想必用力甚劬，却未能完篇，未免令后来的读者感到遗憾。

但是，梁实秋求学期间对他影响极大的挚友闻一多几封幸存于世的书信中也提到这首《尾生之死》，说法却大不一样。闻一多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五日从美国芝加哥致梁实秋信中说：“盼望看你的《尾生之死》，到底又失误了一回。听说这个题材已有三绝，我想加他一绝，为他作一幅画，想必有趣极了……《尾生之死》若有副本，请赐我一读。”①五月廿九日致梁实秋信中又说：“《尾生之死》恰到好处。”②这就确凿证明闻一多当年已经读到《尾生之死》全诗，梁实秋晚年的回忆有误。

这件文坛故实引起笔者很大的兴趣，经多方查考，终于发现《尾生之死》不但早已完篇，而且公开发表过。一九二三年四月北京清华文学社为纪念清华学校建校十二周年，编印了一本《文艺汇刊》，由梁思成设计封面，列为清华文学社丛书之二（丛书之一即闻一多、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书中就刊登了梁实秋这首《尾生之死》，同时还揭载了顾一樵的散文《尾生之死》，也就是闻一多信中所谓的“三绝”之一，可惜另一“绝”是谁的作品，已不得而知。

必须指出，清华文学社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校院纯文学团体，成立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梁实秋与闻一多、顾一樵、吴景超等同为发起人，并任首任干事。清华文学社编辑出版《清华周刊·文艺增刊》，梁实秋是四处奔走，出力最多的一个。这本《文艺汇刊》也不例外，是梁实秋与顾一樵、王绳组三人共同编定的。除了梁实秋和闻一多，清华文学社的其他主要成员朱湘、饶孟侃、杨世恩（子惠）和孙大雨（守拙），后来都成为新月派的中坚分子；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清华文学社是新月派的滥觞。

“尾生抱柱”之说最早见于《庄子·盗跖》篇，《玉台新咏》古诗之八、骆宾王的《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李白的《长干行》和《秦女卷衣》、邹阳的《狱中上书自明》以及汤显祖的《牡丹亭》等历代诗文剧本中都曾运用这个名典，但今人以这个典故为题进行再创作，却自梁实秋始。虽然梁实秋是受了闻一多的启发，但他并没有敷衍成篇，而是精心构思，再三修改，写出了这首结构完整、韵律铿锵、真切动人的爱情长诗。

新文学初期的长诗创作并不多见，仅郭沫若的《凤凰涅》、刘半农的《敲冰》、朱自清的《毁灭》、闻一多的《李白之死》等寥寥数篇而已，因此这首《尾生之死》颇为难得。当然，笔者无意将它与上述诸首名作比较高下，何况闻一多在肯定《尾生之死》的艺术特色的同时，也已指出：“但汐流上潮底景况，正是利用description的机会，若是我，我定大大描写一番，像《李白之死》描写月光一样。但描写潮水可难多了。《尾生之死》只可算ballad，《李白之死》则有似epic之处。Rossetti底《The Blessed Damozel》请参校一下。”①闻一多认为《尾生之死》是“民谣”还不是“史诗”，建议梁实秋参考英国十九世纪著名画家兼诗人但丁·迦百列·罗塞蒂思念心上人的代表作《幸福的女郎》，这是不无见地的。但无论如何，《尾生之死》是梁实秋早期的重要诗作，而且应该在中国早期新诗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原载一九九四年七月香港《明报月刊》第二四三期）

梁实秋也写过小说

陈子善

“新月派”大家梁实秋以散文名，以文学批评名，这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争的事实，甚至他早年写过不少新诗，是个货真价实的“豹隐诗人”，近年也有论者专门提及。但是，在梁实秋多姿多彩的文学历程中，他还写过小说，除了他自己晚年在《槐园梦忆》中提到的《苦雨凄风》一篇外，其他至今无人知晓。《最初的一幕》、《谜语》和《公理》就是梁实秋一九二二年至二四年间创作的三篇小说，新近才挖掘出土，值得一说。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梁实秋（当时名梁治华）与闻一多、顾毓（一樵）、吴景超、谢文炳等清华同学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诞生的第一个校园纯文学团体，后来朱湘、饶孟侃、孙大雨、余上沅等相继加入，又成为二〇年代末崛起的“新月派”的滥觞，影响极为深远。当时，清华文学社主编《清华周刊》“文艺栏”，翌年三月三十一日《清华周刊》第二四二期“文艺栏”刊出署名C.H.L.的短篇小说《最初的一幕》，文末有一段“实秋识”，称是篇为“C君”所作。然而，这只是青年梁实秋跟读者开的一个小玩笑，《最初的一幕》恰恰出自梁实秋本人之手，是他的小说处女作。C.H.L.者，不正是梁实秋英文名Chin-Hua Liang的缩写吗？小说一开头所引用的三句小诗“记忆的泉/涌出痛苦的水，/结成热泪的晶！”也正是梁实秋清新可诵的早期组诗《重聚之瓣》第二十首②，由此可以确定小说作者非梁实秋莫属。小说写处于青春期的“我”的不安和躁动，及对异性和爱情的朦胧的向往，虽然未免稚嫩，毕竟还是比较真切的写出了一部分“五四”青年的复杂心态，同时也揉入了当时流行的浪漫感伤情调。作者原来试图创作长篇小说《萤》，《最初的一幕》不过是个引子，雄心不可谓不大，可惜无以为继。

两年之后，梁实秋负笈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再次与先期赴美的闻一多同窗，后又转入哈佛深造。其时清华文学社几经变迁，已改由后起的中坚分子孙大雨（当时名孙铭传，字守拙，号子潜）主编《清华周刊》附刊《文艺增刊》。梁实秋虽远在大洋彼岸，课余仍应孙大雨之请辛勤笔耕，源源供稿。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文艺增刊》第八期刊出梁实秋的随笔《秋声》时，作者在文前有段说明：

我今天看到第三百一十九期的周刊，知道《文艺增刊》又要续刊，我没有别的法子表示我的喜悦，只得写点稿子，远道寄给爱好文艺的同人，作为很菲薄的一份贽礼。

作于同年冬天，发表于翌年五月一日《文艺增刊》第十期的短篇小说《谜语》也就是他远道寄来的“稿子”之一。小说写才华出众而又个性怪僻的留美学生紫石异乡异客，屡屡受挫，终于不堪巨大的身心压力而精神失常，细腻生动的叙写之中，自有一种凄婉悲凉的思辨感情色彩。

至于短篇小说《公理》，系于一九二四年春天在科大所作，写作时间大大早于《谜语》，但延至翌年初夏方始与国人见面。当时，梁实秋与闻一多、罗隆基、何浩若、翟毅夫、沈有乾等留美学生服膺国家主义，组建大江会，于是年七月十五日创办《大江季刊》。由梁实秋起草的创刊号《编辑余谭》明确宣告：

我们的国家主义的见解，不限于政治经济，关于文学艺术各方面我们也力图国家主义的实现。在文学方面，我们尤其感到国家主义的重要。

发表于《大江季刊》创刊号的《公理》正可看做梁实秋在文学上实现“国家主义”的一个尝试。作者借小说主人公鲁和及其同学出游途中的一段意外遭遇，抗议帝国主义的美国警察对弱国子民的中国留学生的歧视欺凌，讽刺“美国人口里最喜欢说的‘公理’”！引人感兴趣的是，小说还带有较明显的自传成分。尽管由于年代相隔久远，梁实秋当年是否真的有此经历已无从查考，但小说中学美术、画油画的留学生W应该就是闻一多，闻一多当年致胞弟闻家驷的信中也说过在科大求学的中国学生总共只有四人，这与小说中的描写也正好吻合。因此，笔者敢于断言，爱国而富于正义感的鲁和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作者的自况。

其实，紫石的悲剧也好，鲁和及其同学的受侮也好，都是中国早期留学生文学中常见的主题——抑郁悸动、感时忧国，梁实秋这两篇偶尔为之的“少作”表明作者早已跻身于创作留学生文学的行列。诚然，与郁达夫、老舍、钱钟书等小说名家脍炙人口的留学生文学相比，它们无疑显得逊色，但仍不乏多愁的牵引、真情的流贯，也多少凸现了当时孤悬海外、备尝艰辛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政治、文化和心理上的种种纠结。就梁实秋的创作生涯而言，也自有其特殊的位置。

（原载一九九三年十月《联合文学》第一〇八期）

编后记

陈子善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四年了。在世纪之交回顾本世纪波澜起伏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梁实秋无疑是留下深刻印记的一位。作为作家，也作为学者，他扮演过杰出的多重角色：散文家、文学批评家、翻译家、辞典编纂家和编辑家等等。他在这些方面的建树，对中国文坛贡献甚巨，影响深远。尤其是他的以《雅舍小品》为代表的散文成就，堪与鲁迅、周作人、徐志摩、林语堂、钱钟书诸家比肩，说他是一代散文大师，绝非过誉之词。当然，这些话已是老生常谈，不足为奇，但是直至今日，有多少人知道梁实秋在文学上是怎样起步的？又有多少人知道梁实秋早年曾经写过新诗和小说？拨开历史的尘埃，重现散文大师多姿多彩的文学生涯中长期湮没不彰的一面，这就是我编选这部《雅舍小说和诗》的出发点。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三日，梁实秋在台北溘然长逝。噩耗传到上海，我突然意识到一代散文大师已经离去，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界对于他的研究从严格的意义上来却还未开始。而我作为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工作者，也可能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那就是未能在梁实秋有生之年直接向他本人了解他的生平和创作。当时不是没有人研究梁实秋，譬如我以前的同事，现已定居美国的方仁念教授就因研究“新月派”与梁实秋通过信，远在澳洲的胡百华教授也已编写了《梁实秋先生简谱初稿》，但梁实秋前半生文学历程中的许多空白点是必须核对大陆所保存的多种原始报刊并证以梁实秋本人的回忆才能得到澄清和填补的。遗憾的是，这项至关重要的工作我没有及时去做，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根据大陆现有条件，费时一载编订了《梁实秋著译年表（一九二〇——一九四九）》，在梁实秋逝世周年之际连载于《香港文学》月刊，后又收入拙著《中国现代文学侧影》（台湾志文出版社版），以期为系统研究梁实秋提供一个较为切实可靠的保证。正是在编订这份年表的过程中，我惊喜地发现梁实秋虽以散文名扬四海，当年却不是以散文而是以新诗和小说登上文坛，初试锋芒的。而这些为数可观的新诗和小说，除了《苦雨凄风》等个别篇章在有名的《槐园梦忆》中略有追述外，绝大部分在梁实秋晚年的众多回忆文字中均未提及，也许是真的遗忘了。这批梁实秋早年佚作的出土，相信为海内外广大梁实秋作品爱好者和研究者所喜闻乐见。

我无意拔高粱实秋这些新诗和小说的艺术价值，它们毕竟是梁实秋的“少作”，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本在情理之中，在“五四”初期的新文学创作中恐怕也难以列入优秀之列。但我同时认为这些新诗的抒情意象和小说的叙事策略还是值得细读的，闻一多当时不就对梁实秋的新诗颇多肯定么？不正是有了这些早期的准备和铺垫，才成就了后来的散文大师么？至少它们可以大大拓展对梁实秋文学生涯的认识，有助于文学史家更为全面地评价梁实秋其人其文。更何况梁实秋一九二四年秋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所深造，接受了白璧德（Irving Babbitt，一八六五——一九三三）的新人文主义文学观，并进而以一九二六年三月发表著名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为标志，对中国自“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重新评估之后，他的新诗和小说创作也随之宣告停止，其间的因果原因，是很有必要认真探讨的。

因此，为推动梁实秋研究的深入，我希望把梁实秋这些早年新诗和小说结集出版，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机会。一九九四年十月，我应邀赴台出席林语堂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会后由好友吴兴文兄陪同到慕名已久的九歌文学书屋拜访蔡文甫先生，三人畅谈了一下午；由蔡先生介绍，几天之后我又专诚拜访了梁实秋公子梁文骐先生，畅谈了一个上午。二次愉快的拜访终于促成了这部《雅舍小说和诗》的问世，私心以为这不仅是一件值得纪念的文学因缘，也是海峡两岸文学交流的一个小小的却是富有意义的成果。

本书分为二辑，上辑新诗，下辑小说，按发表时间编排，并注明出处。拙作《梁实秋早期情诗“尾生之死”》纠正梁实秋晚年的误记，《梁实秋也写过小说》对梁实秋早期小说的署名等问题进行考证，也一并作为“附录”供读者参考。

九十高龄的“新月派”硕果仅存的诗人孙大雨先生为本书作序，梁文骐先生授权以整理出版梁实秋作品为己任的九歌出版社印行本书，高情厚谊，衷心感铭，谨此深致谢忱！

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于上海

雅舍尺牍

尺牍虽短寸心长

余光中

梁实秋先生在《雅舍小品》里说过，他不但喜欢接读来信，且有收藏信件的癖好，但因略有抉择，所以收藏不富。那是因为：“多年老友误入仕途，使用书记代笔者，不收；讨论人生观一类大题目者，不收；正文自第二页开始者，不收；用钢笔写在宣纸上，有如在吸墨纸上写字者，不收；横写或在左边写起者，不收；有加新式标点之必要者，不收；没有加新式标点之可能者，亦不收；恭楷者，不收；潦草者，亦不收；作者未归道山，即可公开发表者，不收；如果作者已归道山，而仍不可公开发表者，亦不收！”

如此收藏信件，恐怕已经不是略加而是颇加抉择了。梁先生的朋友或门人，有多少是经得起这么挑剔的呢？好在他人的信梁先生收藏与否，并不要紧；倒是梁先生自己写给朋友的信，朋友莫不珍而藏之，非但如此，且在他撒手七年之后，有意广为搜罗，公之于世，好让追念他的众多读者，无论识与不识，能在《雅舍小品》的谐趣之外，更进一步，来亲炙其人。

要亲近一位作家，最正常的方式当然是读其作品。但是作品是写给全世界看的，有所防范，比较矜持。若想觑得真切，镜头便必须拉得更近，才能越过他朋友的肩头，读他亲笔的书简，甚至越过他自己的肩头，去窥他隐私的日记。书简是写给一位读者看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不过日记未必人人都写，即写亦未必持之以恒。信，却是无人不写，再懒的人总不能全不回信。因此要近观一位作家，未必能登堂入室，像私家侦探一般，去翻他的日记，但总可以请他的朋友公开几封可以曝光的信吧。所以西方的名作家身后出版全集或是传记，往往附有书简，就因书简每注日期，也不难推断地点，可为生平与作品之旁证，若是信中还有议论，即令吉光片羽，也更有价值。英国十八世纪的文坛上，书信是广受欢迎的文体：蔡斯特菲尔德侯爵（Lord Chesterfield）和蒙太究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便以书翰家（writer of letters）的美名传后，诗人颇普甚至修饰自己的书信，以彰显自己与当代名流的交往有多风光。他如济慈在信中谈论诗艺，只字片言都成了文学史的资料，甚至批评的名句；梵谷写给弟弟、妹妹与画友的七百五十多封信，也成了艺评的信史。

不过编印名家书简，也有不少限制。名人交游既广，因缘自多，私信原是写给一双眼睛看的，当然有些私隐不便公于众目，所以这类信函只好割爱。另一个烦恼，便是多年的藏信只知其有，却久已下落不明，若要认真寻找，则翻箱倒箧，就算大索三日，秦始皇也未必能逮到张良。所以这本《雅舍尺牍——梁实秋书札真迹》原该收入的不少信件，虽然都是同手所生，一时也只好任其隐逸在天涯海角，不能回来团圆了。歌德曾说，失去旧信，等于失去生命中最美丽最亲切的元气，那损失对收信人与写信人都无可弥补。这情形也有少数例外，林海音即为其一。据说她的繁多资料，包括藏信，都曾动员人手细加整理，所以一索即得。足见书信应该写给这种有心而又可靠的朋友。至于我这样的朋友，则不堪“信托”。在鱼雁往还这件事上，我向来采取低姿态，往既不多，还亦甚少，就连梁先生的亲笔华翰，一生所接也不过十封上下。尽管如此，轮到要编这本尺牍，我存为我大索三日，竟然只找到两封，其一还不能全用，只好截取上半。

梁先生成名既早，交游又阔，一枝笔在翻译莎氏全集的古雅、主编英汉辞典的繁琐之外，还要回复纷飞如雪的信函，负担之重可想而知。但据我的经验，他是有信必回，而且回得很快。这美德我实在望尘莫及。看得出，这本《雅舍尺牍》所收的信函多半是回复，笔调虽然时见《雅舍小品》的余韵，毕竟只是私函，原来不为传后，当然不能期待它像《雅舍小品》一般精警耐读，所以像“所谓‘君子协定’，只有协定，不见君子，亦怪事也”一类的妙句，出现率当然不如正式文章之多。匆匆成书，偶见的舛讹当亦难免。例如杜牧名句“霜叶红于二月花”，便误成了“枫叶红于二月花”。

以文体而言，这些信函却有一个特色，就是文白不拘，中英并行。梁先生笔下的中文，一向是文白交融，却力戒西化，简直看不出作者原是一位“吃英文饭、卖翻译稿”的外文系教授。他教了一辈子英文，但是写起散文来，几乎毫无英文语法的痕迹：这美德固然杜绝了不必要的恶性西化，但同时也坐失了某些善性西化的良机，未免可惜。梁先生的笔下一面力排西化，另一面也坚拒“大白话”的俚腔，行文庶几中庸之道。我从未见过他一面倒向纯白话，更不用说京片子、儿化语了，也从未见过他像鲁迅、钱钟书那样纯用文言刊过文章。

这本《雅舍尺牍》里既然多为回信，梁先生的文体似乎也有呼有应，因人而施，想必来信如果雅醇，则应之以雅醇，来信如果清浅，则应之以清浅，以求其嘤嘤共鸣。例如复张佛千书：“辱书及大作均已奉悉。文中齿及下走，荣幸何如。”多用文言，而回林海音的信：“美国市场琳琅满目，看了真想买，一想二十公斤的行李限制，心就冷了。吃的么，可口的不多，还是我们国内的好——不过小红萝卜真好，又嫩又甜又有水儿，比咱们北平的好像还胜一筹。”对照之下，就白得多了。

另一方面，收在此地的几封英文信（编按：本书未收入）都写得平易近人，以英文而言，要算是“白”的了。给张芳杰、陈达遵的六封显然都是回函，可以推断，来信必为英文，所以用英文回复。张、陈两位先生，和陈祖文、吴奚真、陈秀英几位一样，都是梁先生任师大英语系主任时的晚辈同仁，当然也是我早年的先后同事。远在异国，又同为英文教授，互通英文书信，原很自然。信中所及，多为师大旧事，给张芳杰的最早一封更在四十二年之前，令我这“师大遗老”不胜乡愁，且因师大教授杨景迈、林瑜铿、傅一勤、张在贤、陆孝栋、胡百华等同仁未能提出旧信，感到惘惘。给聂华苓的七封信里有一封是用英文，那是因为便于安格尔教授共览。信末说到悼亡之痛：I’m now fairly well,though the blow has been terrific.Terrific一字虽有“重大”之义，但也可作“美妙”解。我猜梁先生此信写于师母安葬之日，哀恸正剧，心中所想的字或许原为terrible吧？同样，给张芳杰的英文信中，也有几处“键误”。

私信不比作品，更非公函、文告，本来无意示众久传，除了面对老友之外，可以说是晏然无防。就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一个真实的梁实秋，在评论家、散文家、翻译家、辞典家的身份之外，点点滴滴，在我们的面前轮廓成形，尽管那形象只止于侧影或背影。里尔克说过：“归根结蒂，唯一的防卫是全不设防。”（In the end,the only defence is defencelessness.）日记，应该是全不设防了。作品，该是局部的开放。书信则介乎两者之间，该比日记提防得多些，而较作品守卫得少些，所以让人亲近得多些。然则我们看到了怎样的一个梁实秋呢？或许我们的镜头可以从远距离推移到近身的特写，一步步看来。

梁先生早岁留学美国，一生执教于外文系，并且追随莎翁的灵魂，但对于西方，尤其是对美国的态度，大半是批判的，甚至是否定的。给吴奚真的信里他说：“美国近来对中国（尤其大陆）发生狂热，实则仍甚肤浅，关于文化语言等项则各机关大抵不肯多用钱多请人。美国人急功近利，所见不远。弟在此将近一年，对美国之估价日益降低。”（1973）十年后他又对罗青说：“你的诗有独创性，又豪爽，又细腻，我甚倾服。生日歌尤获我心。我参加任何生日派对，从不开口和唱那不伦不类的英文歌，我认为那是堕落。中国人为什么要唱英文歌？为什么要吃蛋糕？为什么糕上插蜡烛？”（1983）

梁先生对美国文化不表佩服，也及于美国文学。他对于惠特曼的自由诗素无好感，更不赞成我多读。有一次他听我说有意翻译《白鲸记》，也泼我一瓢冷水，甚至还说美国文学有什么好译的。以莎翁全集译者的身份，梁翁当然有资格说这句大话。奇怪的是，反过来说，他对于莎翁的厚底靴或是薄底鞋踩过的那座宝岛，也似乎不怎么神往。1970年他在西雅图写信给陈祖文：“达遵也不主张我去斯特拉福，他的理由是：莎氏在十八岁就离开家乡，老时没住几年就死了，斯特拉福不是他一生活动的背景，有何可看？”这理由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去那爱芳河镇，不正好饱饫道地的莎剧吗？而伦敦呢，“他一生活动的背景”，不正好去追踪凭吊吗？过了四年，梁先生又对罗青说：“壮游世界，真可羡慕。弟亦有此想，但力不从心矣。我所以未至英国一游亦以此故。不过Arthur Waley终身研究中国文学，未曾一履中土，思之亦复何憾？”

梁先生不肯去英国“实践”一下欧土，其实也不必远引魏里之例来东西对仗，只要上溯半个世纪，就可以近举闽侯的林纾，另一位不践欧土的译家，来解嘲了。不过林纾不懂西文，是出不了国，梁先生略无语障，却始终不远游朝莎，足见是游兴不浓。其实早在1968年，近如香港，他也无兴一游。那一年他在信上告诉陈秀英：“我是一个family man，离不得家。所以我总是懒得到外边去跑。最近香港中文大学又要我去讲演三天，我还是拒绝了。俗语说：‘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狗窝’，我就是一个舍不得离开狗窝的人。”

梁先生65岁就从师大退休，直到梁师母去世前后，常居美国。从西雅图寄张佛千的信说：“弟居此环境优美，而生活颇为枯寂，因友朋过往太少之故。”稍后他又告诉张佛千：“弟在此不开汽车，活动范围不出周围一里，朋友不多，各有事累，难得存问，故终日非读书写稿不可。杜诗：‘贫病他乡老’，弟于此外尚有孤独之感。”两信都写于1974年初，那时还有梁师母作伴，心境已经如此。师母殁后，鳏居异国的情怀当更难堪。

这时正是我由台去港执教中文大学的前夕，“文革”已到末期而左焰犹炽。我一到那大陆的后门口，立刻感到八方风雨逆面掴来。梁先生是台湾文坛的重镇，20年代末更是新月派文学评论的核心人物，且因卷入论战而成左翼的公敌，落为“抗战无关论”的箭垛，在“文革”末期独客海外，那一份孤寂当也与此有关。果然，1980年夏天，中国抗战文艺研讨会在巴黎举行，“抗战无关论”的莫须有罪名仍然妄加在梁先生身上，幸有梁锡华当场予以辩正。

左派的压力梁先生当然挥之不去，晚年得遇梁锡华，不但精研新月文章，而且史笔谔谔，实为一大安慰。所以大梁对小梁说：“批评有如明镜，可鉴得失，惟普罗一派之哓哓不休，则有如或凹或凸之‘哈哈镜’，视之可发一笑而已。”给陈祖文的信中他又说：“近读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虽多宣传意味，但亦颇多新解。斥杜甫为地主阶级，为统治阶级服务，列举许多诗句为证，可发一笑。”

梁先生虽然译过《织工马南传》、《咆哮山庄》、《百兽图》等好几本小说，他对小说的兴趣显然不及诗文。收到聂华苓的英文评传《沈从文》后，他去信说：“沈从文的作品，是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有价值，我不敢说，因为有很大一部分我没有读过，我只看过他早年的写作。”另一方面，他很排斥电影，甚至在英文信中劝张芳杰道：“看戏剧在台上演出，大有助于了解剧本。电影则殊少价值，除非你是去戏院消磨时间。”

尽管他这么鼓励张芳杰，自己却懒得去伦敦或斯特拉福亲赏莎剧。就这么电影也不看，汽车也不开，牛排、炸鸡也不爱吃，朋友也少往来，欧洲也不想去，却偏偏呆定在美国，怎能不感到孤寂呢？因此在信中梁先生一再倾诉对台湾的乡愁。他告诉林海音：“我们身在海外，心在台湾，想念我们那个污脏杂乱的家园！”几乎是用同样的语气，他对陈秀英诉道：“生活环境再好，终归不是自己的国家，异乡作客的滋味不好受……我想念台风威胁、湿热难当、嘈杂纷乱的台北！”梁先生在文章里绝少用惊叹号的，却在信里用于台湾，显然是动了真情。

想念台湾，当然也就是想念岛内的朋友。梁先生对晚辈的爱护，在这些信里每溢乎言表，令人感动。他对于师大同仁的关怀，昔日我也曾身受，此刻在他身后展读这些信件，字里行间，仍感到有长者的仁蔼之风拂面吹来，于是安东街、云和街，甚至德惠街的一幕幕往事，倒带又停格，闪不尽前情提要。陈秀英订购了房子，正在缺钱，梁先生对她说：“到年底付款，如不足，可以告诉我，我可以帮你一点。我的版税也许以后可以多收一些。”有时他的关怀甚至及于细节，竟然嘱咐陈秀英：“冷气机声音大，可能不是机器毛病，而是装在窗上不够稳牢，震动太大。请试从这方面想法，把窗口钉紧使机箱不动。”

1974年4月30日，梁师母因意外猝殒于西雅图，享年74，长于先生1岁。此事当为他暮年之巨伤大恸，难怪八十多封信里有十一封痛述悼亡心情，其中尤以致陈秀英的中文信及致聂华苓的英文信叙写最详。先是大难的前一年年初，师母在雪地散步，跌了一跤，伤及胯骨，卧养两月始愈。梁先生“做了两个月的护士”，直到3月初才得恢复写作。是年7月，他写信告诉陈秀英说师母胃疾，“愁眉苦脸的吃不下东西，现在好多了”。天胡不仁，翌年她遇难之日，那架致命的油漆铁梯自天而降，击中的已是垂老的病躯。当晚她即去世，四天后举行丧礼。陈秀英的藏信中说：“典礼非常简单庄严，来吊者约三十余人，我们家人多从院里采了她生前所最喜爱的花卉扎成花束放在她的灵前。除了奏哀乐之外，客人向遗体行礼，我答礼，然后车队送葬至此间最大墓园，看着入土之后而去。我同时买了四块土地，预备我自己和文蔷夫妇将来也埋在一起，不教她在异乡孤寂。”

那天正是5月4日，中国新文化响当当一声锣，象征的也是梁实秋一生志业的开端，而丧礼的哀乐一歇，也意味了他和程季淑女士近半个世纪婚姻的终结。对于他，“五四”该有双重的意义。

但是十四年后，文星陨落，梁先生自己躺了下来，却不是在她身边，不是在西雅图，而是在台湾北端，淡水的北海墓园，依山面海，遥望大陆，独对天地之悠悠。两人之间不折不扣，阻隔了一整片太平洋。又过了六年，连他的未亡人也亡了，却也不是葬在他身边，而是葬在新店。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虽云可羡，未必可期。生则同衾，死则同穴：更加理想，却也更加渺茫。人生固然无常，人死，又何尝能够自主？唯一的印证，不过是这八十多封信罢了，印证曾经有这么一颗热心，这么一只温暖的手。

一九九五年三月于西子湾

写给刘英士先生的信

刘英士，江苏海门人（1899-1985），原名善乡，字英士，后以字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硕士，“新月派”重要成员之一。曾任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安徽大学等校教授，国立编译馆编审，教育部参事等职。主编《图书评论》和《星期评论》，著有《欧洲的向外发展》等书。

英士：我大病几死，热极时不省人事，满口英语，人之将死，其言也洋。《男人女人》稿费早已领到，且收条亦已补缴，绝无迟误，想必为足下弃置字，如须补填，请即寄下收据可也。兹附上另一收据乞收。光旦未来碚，未得一晤，甚以为憾。我作新世训书评，虽是不经心之作，但因此书评而购原书者颇不乏人，因人皆谓我轻不许人，故言必非谀也。

弟实秋顿首　四月廿四

这两篇的稿费大概仅足我一次发疟的药费，惨。

英士：连发疟五次，奄奄一息，奉来书强勉连写两篇呈政。书评颇想写，但无书，焉得有评？贵刊久不出，读者均终有变。《总统在为和平而努力》一文标题欠妥，总统二字之上必须加一“美”或“罗”字，理由甚显。十一月中弟需赴渝，盼能一晤。我的小品《孩子》一文，是不是登在第二期，请补寄一份，土纸本亦可。

实秋顿首　九月十七

英士：稿收到否？兹查光明书局出有胡明著《现代世界经济讲话》四百余页，全是左翼理论，撰写一书评痛加抨击，惟不知此书有无一评价值，又不知已有人评过否？乞示及〇〇①

近来精神食粮，异常缺乏，来路货尤缺，贵社经费充裕，可否购来一些，朋友亦得分润？

实秋顿首　九、一九

写给孙伏园先生的信

伏庐，即孙伏园，浙江绍兴人（1894-1966），作家、名编辑。先后任《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主编，《中央日报》和《时事新报》主笔，北京版本图书馆馆长等职，著有《伏园游记》、《鲁迅先生二三事》等。梁实秋先生，原名梁治华，曾在孙伏园先生主编之副刊投稿，本信写于1922年8月20日。

伏庐先生：

前蒙赐晤，快慰平生。

《冬夜评论》可否登载？因系友人托嘱，故敢渎问，请明以告我。

足下曾云：“适之先生近亦有论诗的文字。”不知载在何处。因急于一读，望暇时示及。

昨读副刊中之《夏夜梦》，大妙！用意之刻颇似阿Q正传。大概是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搀搅成功的罢。但是今天的副刊又不继续登了，怅甚！

祝你健康！

弟梁治华　八月廿日

写给舒新城先生的信

舒新城（1893-1960）学者、出版家、湖南溆浦人。早年从事教育业。1925年至中华书局工作，主持编纂《辞海》。解放后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编著有《中华百科辞典》、《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等。

新城先生执事前承约编《文艺批评纲要》及《现代英美文学》二书盛意至感弟自离沪后南北奔波数月间迄未安顿，至今方稍得暇晷惟两年均未动手若不宽假期限诚恐有误出版盼即另觅高明以免延误此道歉。

即颂

著安

弟梁实秋顿首　十一月四日

新城先生：

我最近译了一部英文小说《织工马南传》，计十万字，我想要卖五百元，不知中华书局肯买否？这本小说我想你一定知道的。因为原文已由中华翻印编为英文文学丛书之一了。我想你们既印了原文，正好再把译文印出来。希望早些得到您的回信。

即颂

著安

弟梁实秋拜上　九月十五日

新城先生　前得复书承允印拙译《织工马南传》盛意至感该书既未能列入世界文学全集稿费格于定章则弟亦不敢相强已另售与他家矣兹复有恳者友人费照鉴君执教武汉大学两年现在青岛大学与弟为同事对于文学造诣极深近作《浪漫运动》一书凡数万言属弟一言为介书稿已由费君直接邮上请教贵局能否收印是书恳早裁复为幸至于稿费一项则费君并不计较也琐渎乞亮。

即颂

大安

弟梁实秋顿首　十月廿七日

新城先生：

遵命将拙稿《文艺批评论》应备之序文编辑凡例各章问题及参考书目等项拟就另邮呈教。如有不合之处，请斧正为荷。将来出版时，乞赐下数册，特先请求。

再贵馆出版英文《织工马南传》，秋曾在此间用做课本，惟内中注释错误不少。秋曾译为中文，已由新月出版，现拟再印一中英对照本，未审贵馆可以担任印行否？请便赐复为感。

即颂

大安

弟梁实秋拜启　十一月六日

新城先生：

兹另包挂号寄上赵少侯先生译《恨世者》一稿。赵君系敝校法文教授，文学造诣颇深，在新月曾刊《迷眼的沙子》一册，在商务曾印《山大王》一册，均蒙好誉。彼现因需款，欲将此稿售与贵店。如蒙接收，可在明年贵店出版之《大中华杂志》逐期刊载，可印单本，作为世界名著丛书之一。此稿经弟校阅无讹，可为担保。稿费多少悉听酌裁，乞勿却为祷。

即候

大安

弟梁实秋拜启　十二月十七日

写给刘白如先生的信

刘白如先生（本名刘真），安徽凤台人，1913年生。安徽大学哲教系毕业，并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及美国宾州大学研究三年。历任立法委员、台湾师范学院院长、台湾师范大学校长、台湾省教育厅长等职。现任“教育部”人文及社会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董事长。重要著作有《办学与从政》、《欧美教育考察记》、《劳生自述》等二十余种。梁实秋先生1949年7月来台，即应刘氏之聘，任师院（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主任、文学院长。1987年11月3日，梁先生病逝，刘氏亲自为其主持丧葬事宜。

白如校长吾兄：弟初来台，承兄不弃，嗣弟转就台大，又荷挽留，盛情可感。如有驱策，不敢言辞。惟文学院长一职，非弟所能胜任，对于行政事务，苦乏兴趣。敬请另觅贤能，使弟能安心教学，倘有寸进，皆兄所赐。掬诚奉恳，敬希见谅。原件璧还，幸无怪罪。

专此即颂

刻安

弟梁实秋顿首　四四、五、廿七

白如吾兄：英语中心第一批结业生，各校争相延聘，兹附表请阅。分发实习事，今年全由厅方办理，故特附上此表，敬希尽量按照此表分发，因与各校均已洽妥。此是弟离职前唯一请求，务恳会知主管人员注意，拜托拜托。

日前杜校长送聘书来，弟已面辞，我心已决，不可复留，兄现虽已不在校，而弟在卸辞之际仍不能不在兄前喋喋也。

弟梁实秋顿首　六月一日

白如吾兄：一年容易，又是岁阑。承赐贺卡，谢谢。《雅舍小品续集》乃是汇集旧作，真是雕虫小技，不足齿也。弟所撰《英国文学史》，奋力以赴，进度迟缓，现仅成三分之一强。古人云学然后知不足，弟今不学亦知不足，以英文学范围之广，深感自己知识不足，同时又不愿强不知以为知，于是苦矣！所幸此间环境良好，弟除每日外出散步外，足不出户，惟伏案而已。文蔷本在夜间部授国画，现已辞去，改任当地一所Community College（即专科学院，等于大学预科）讲授食物与营养，专任，每周五日早去晚归，虽然辛苦，得用其所学。铨叙资历时以在师大任助教之故，而加薪数级，此皆吾兄之赐也。

西雅图地当东西要冲，常有朋友往来过此，故对岛内情形弟不隔阂。顾一樵赴大陆，归来后带了不少消息，亲朋故旧多已成鬼！最近家人来信，告以家慈于十年前弃养，享寿九十，弟至此始知已成无父无母之人矣，痛哉痛哉！

近看报端广告，吾兄著作不少，讲学之余犹亲笔砚，至可佩也。冬寒珍摄。

即颂

年安　嫂夫人安

弟梁实秋顿首　六二、十二、十九

白如兄嫂：内人程季淑于今日逝世。散步时被路边铁梯倒下压伤，手术后麻醉不醒，心脏衰竭不治。享年七十四岁。

谨此讣

闻

梁实秋　六三、四、卅夜

白如兄：惠书敬悉。

老兄兼任教部人文指导委员会事，能者多劳，信而有徵，敬为兄贺。

人文主义乃西洋名词，与我儒家思想暗合，弟于五十年前即向往之，在文学方面弟倡人性论，辟左派阶级论之邪说，而听者藐之。今教部知人文之重要，是大好事，盼兄鼎力擘划之。惟空言倡导，无济于事，需有事实作为方不落空。弟老矣，无复当年勇气。幸矜亮之。

弟未转移阵地，实乃胡有瑞之坚持，报以短文三篇，债已偿。

春寒仍厉，珍重珍重。

弟梁实秋顿首　七五、三、廿六

写给张佛千先生的信

张佛千先生（1907-2003），安徽庐江人。曾在北平办《老实话》旬刊，《十日》杂志及《阵中日报》。追随胡宗南将军时，梁实秋先生为参政员组团劳军，道出西安，张奉命招待始与订交。后为孙立人来台练新军，梁先生亦避难来台，与张重逢。

张先生在《联合报》副刊写《一灯小记》、《中国时报》副刊写《花下散记》。《九万里堂制联》曾在台港九种期刊同时刊出不同的作品。近赶写回忆录，连同诗词散文，编成《九万里堂丛稿》，共计七种十二册，当梁先生在世时，张已请他作了序。梁在画梅中有小跋，引朱熹《梅花赋》：“宋玉进曰：‘美则美矣。臣独恨其生寂寞之滨，而荣岁寒之时也。’”梁以此勖张慰张，可见二人交谊之笃。

佛千吾兄：辱书拜悉。弟于诗词毫无根柢，往往平仄失调，遣词欠妥，承指示，感激之至。兄不仅一字师也。

“饱饭”下落四字一句，为“早停浊酒”。盖弟因病困，早已与酒绝缘。

鬼是洋鬼子。近年来美国男男女女披头散发确似活鬼。

“秋来饮啄，不见鲈莼”，改为“秋来兴发，空忆鲈莼”如何，盖欲避免“酒”字。

海曲之“曲”为仄声，因见前人有用仄声者，但诚如尊教宜为平声始音节流畅，请改为“隅”如何？

兄之诗词工稳老到，潇洒自如，弟实佩服之至。论词之起源及发展，脱稿之日，幸赐一读，至祷至祷。

此即请

大安

弟梁实秋顿首　六二、七、八

佛千吾兄：顷接故宫日历一册，既有阴阳日历可察，复逐日有古物照片欣赏（二月二十与五月廿四重复），实日历中最佳之作，拜领谢谢矣。弟来此倏已一年半，无善可述，唯老丑之态日增，近患牙疾，又拔去一枚，所余无几，真所谓头童齿豁。

偶见《大华晚报》，先生大作仍有披露也。弟居此环境优美，而生活颇为枯寂，因友朋过往太少之故，然因此读写时间较多，亦有收获。日前友人徐道邻君病故，弟于客中执绋送丧，心情凄然久之。近日与大陆亲友可以直接通讯，故旧大半均已成鬼，侄甥辈来书满纸生产建设，无片语只字话家常，下一辈人乃如此，真可怖也。谢冰心与顾一樵在北平长谈五小时，我问顾所谈何事，顾避而不谈，仅以当时照片见贻。此中消息可思过半矣。顾在大陆居留两周，题诗有“共庆稻粱收大地，惊看日月换新天”语，刊北平报端，港报亦转载，成一时新闻。

天寒珍重，顺颂

年安

弟梁实秋顿首　六三、一、十

佛千吾兄：辱书及大作均已奉悉。文中齿及下走，荣幸何如。“大人”前曾阅及，内容充实，确为难得之刊物，改组后不知如何。台湾刊物量胜于质，弟离台后赖朋友偶尔寄阅几种，与台湾不至全失联系，如是而已。弟在此不开汽车，活动范围不出周围一哩，朋友不多，各有事累，难得存问。故终日非读书写稿不可。杜诗：“贫病他乡老”，弟于此外尚有孤独之感。因思隐居诚非易事，需要修持。王恺和先生写孝经，极佳，谢谢。惟卷首注明附白话文解释，但遍寻不着，不知何故。

尊恙肺炎已告痊愈，台湾天气不佳，应特别珍摄，勿过劳。服謇之方块文，久不读，尚读写耶？

匆此即颂

大安

弟梁实秋顿首　六三、二、十八

佛千吾兄：八月二十大函奉悉。前承寄《联合报》副刊尊稿，收到未即复，为罪。弟自遭惨变，身体健康尚能维持，惟精神苦痛匪言可宣。从前读古人之悼亡诗，总觉事不干己，嫌其辞费，如今轮到自己，方知惨痛！近因怀念亡室，写一短文约五万字，述五十年来共同生活之琐事，年内可以出版，届时当呈教也。

弟处原订《中央》《联合》两种日报，《联合》期满后立即停寄，事前事后均不通知，弟亦未再续订，现只有《中央》可阅矣。

何怀硕今日飞美，据告九月一二日左右将专来西雅图一晤，弟正扫径以待。董阳孜书画均佳，我甚欣赏，惟带有日本气之狂草，则非吾之所喜。以其已具备之功力，仍宜遵循传统正途迈进。尊意以为然否？

尊作“杂记”专栏，必定精彩，弟亟欲拜读也。

西雅图为水陆码头，过客甚多，“海外学人”传来台湾消息不少。弟原拟十一月返台一行，现因小女不甚放心，欲俟其十二月中放假时与我偕行，只好从之，故十二月中旬当可到台北一聆教益。尊寓电话号码，便中请示知。弟在台北只能停留半月也。

匆此即请

大安

弟梁实秋顿首　六三、八、廿七

写给林海音女士的信

林海音女士，原籍台湾苗栗，生于日本，长于北平。曾致力于小说、散文、儿童文学等范畴，集作者、编者与出版者于一身。著有《城南旧事》、《剪影话文坛》等文集数十部。最新作品是《隔着竹帘儿看见她》和《写在风中》两本散文集。主编《联合报》副刊期间，提携文坛后进无数。创办《纯文学》杂志，主持纯文学出版社，对现代文学的耕耘与推广，不遗余力。她和梁实秋先生及梁夫人，过从甚密，是乡亲，是文友，也是双方家庭中的常客，友谊数十年如一日。

海音：收到《纯文学》，谢谢你。在海外读到中国杂志，如他乡遇故知，别有滋味。信封上的住址你写错了，是35th Ave.，不是3th Ave.，但是幸而有98125字样，邮差认识姓名，依然投到不误。这一期的内容很丰富，花了我一天功夫大致读完。

台北海关根本对出境客不检查行李，可是西雅图海关十分严格，我带了一包豆腐干，美国佬硬说是肉制品，意欲没收，几经说明无效，最后请来农业部专员鉴定，方允放行。他们态度并不坏，检查严格而脸上始终有笑容，一面要没收人家的东西，一面嘻嘻哈哈说笑话，并不绷脸皱眉，这就是美国人的可爱处。

西雅图好冷好冷，早晨三四十度，最热的一阵不过五十几度。我们穿的衣服是春天的，此地气候是严冬！我们除了在家聊天，就是上街买东西，——与其说是买，不如说是看。美国市场琳琅满目，看了真想买，一想二十公斤的行李限制，心就冷了。吃的么，可口的不多，还是我们台湾的好——不过小红萝卜真好，又嫩又甜又有水儿，比咱们北平的好像还胜一筹。不知你同意否？

我此次来不敢惊动任何人，不料《中央日报》登了一条小新闻，海外版也照登，钟露升看到了，他一加宣传，立刻就成了新闻。我在西雅图小憩，想到东部去。内人在飞机上下时，晕得厉害，欧洲之行怕有取消之必要。好在莎翁已经去世，凭吊故居也没有太大的趣味。不去也罢。我们身在海外，心在台湾，想念我们那个污脏杂乱的家园！

祝安

梁实秋顿首　五九、四、卅

内人附候

海音　我们今天飞到美国去了，连日阴雨又值感冒，未能走辞乞谅，垂暮之年，远适异邦，心情如何可以想见。

匆此即颂

大安　承楹兄好

梁实秋顿首　六一、五、廿六

内人附笔

海音：收到你的信，三张照片，照得好，洗印得好，只是其中有两个老丑不大好看。我每天早晨洗脸，不敢抬头照镜，然而，然而，有什么办法！前几天收到王节如写三页长信，字迹有一点倾斜，看来这场病势不轻。据她说还要静养几个月。

谢冰莹也有信来，据告不拟再开刀。我觉得她太不幸了，我很同情她。她是一个很厚道的人。最近我收到大陆直接寄来的一封信，是我们一个外甥从清华大学寄来的，这是这些年我第一次收到贴用那种邮票的信。大陆上的好多亲友都故去了！我母亲于十年前逝世，享寿九十，到今天我才知道，椎心惨痛！

顾先生有信给我（没回答我的问题），他是携夫人女公子返去探视亲旧的，那边报纸有登载，还有照片，顾先生都复印给我看了。来书所述夫人患癌故去探视云云，不确。此间已下雪，唯落地即融，还没冷到程度。女儿外孙和你一道返台，府上热闹可想。我P.R.杳无消息，谁说外国人办事敏捷，其不便民无以复加也。

匆此即颂

大安　何凡先生好

梁实秋顿首　六二、十一、十

内人附候

海音：内人不幸于四月三十日晨外出散步，被路边油漆铁梯倒下击伤。急救行手术后未能从麻醉中醒转，遂告不治。享年七十四岁。于五月四日葬于公墓。友人浦家麟从纽约，陈之藩从休斯顿，闻讯赶来，至为可感。

现正办理法律手续。我突遭打击，哀哉痛乎，何复可言！心慌意乱，恕不多写。

即祝

大安

梁实秋顿首　六三、五、五

承楹先生均此不另

海音：得惠书及照片八帧，感激之至。看见灵堂景象，当然伤心，但是仍然想看。一面看一面流泪。明天是“断七”，要去上坟，以后就不定期的去了，已约花店每星期送一花束。一个多月来，我表面上较前稳定一些，内心苦痛则无时或已。文蔷已放暑假，可以不上学了，这一个月来，常常整天家里只我一人，一个人做午饭吃，真不是滋味，有几天两个孩子回来伴我吃饭，我心里另是一番难过。院里的花比去年旺盛，我不敢去看，一看就要大恸。寝室内一年四季皆有插花或盆栽，今后一律免除。我不能再看见花，一见花就只想摘下来送到坟上去！附上两张照片，去年照的，今年还没来得及，惜花人已长埋地下矣！

匆上即请

大安

梁实秋顿首　六三、六、十四

请告承楹先生，我感谢他在《国语日报》发新闻，陈祖文已剪报寄下矣。

写给余光中先生的信

余光中，福建永春人，因孺慕母乡，神游古典，亦自命江南人，1928年生于南京。曾任师大、政大、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现任教于高雄“中山大学”外文研究所。作品有诗、散文、评论及译作等四十余种。

余光中是梁先生的学生，时相过从。先生辞世，余光中曾编纪念文集《秋之颂》，并协助筹划梁实秋文学奖。

光中：别来刚满半年，日前申请延期居留，尚未得批复，如不准，当即摒挡作归计，亦良佳也。在此居住，一切都好，惟饮食不佳，牛羊腥膻，不如我们的青菜豆腐。以前胃健，甜咸冷热一律不忌，如今年事稍长，亦不免挑三拣四矣。又加新染胃病，时复一发，不能不加小心。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人生到此，喟喟而已。所编《英国文学史》，野心太大，实力不足，日夜苦读，犹不足以补苴知识上之遗阙，现完成尚不及半，以言杀青，人寿几何？尽力为之而已。夏菁返台，失之交臂，怅何如之，不知现在是否仍在牙买加，便中告我其通信住址。政大系务繁杂，可想而知，文书鞅掌之余，不知尚有诗兴否？此间已届初冬，红叶落尽，惟待降雪使我一开怀也。

匆此即候

近安

梁实秋顿首　六一、十一、廿五

光中：得来书，甚喜。介绍信附上，希望你能顺利成行。香港在某些方面可能比美国还好些。至于学校好不好倒无所谓，因为教书本非我们的本愿，不得已而为之，在哪里执教都是一样。

匆此即颂

近安

梁实秋顿首　六二、七、六

写给陈祖文先生的信

陈祖文先生，河北唐山人，1914年生，1990年逝世。国立北京大学外文系毕业，后赴英国里兹大学及美国哈佛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49年起在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执教，退休后仍继续担任兼任教授至逝世为止。毕生献身英语文及英美文学教学，对英美诗歌、莎士比亚钻研颇深，是梁实秋先生北大的学生，交往密切。

祖文、陈太太：

我们现已返回西雅图。祖文检查身体后，想必一切安好。饮食起居，务必注意。我们到华府盘桓三天，人困马乏，仍然是走马看花，目不暇给。在纽约，浦家麟、陈达遵夫妇、张之丙、徐建文来接。住了四天，每天跑得两腿清酸。美国的食物真不好吃，在纽约吃到够水准的中国酒席。此外各地一律的牛排炸鸡之类，吃久了难以下咽。在加拿大吃到一碗芥菜豆腐汤，大为高兴。此行最感兴味的是水牛城之尼阿加拉瀑布，我们在美国方面住了一夜，到加拿大方面又去住了一夜，看夜景很有趣。瀑布雄伟，不愧为世界奇景之一。随后我们到了Detroit住了两夜，参观了福德王国的一切设施及纪念物。祖文译过《福德传》，一定知道他的一切。此人确是一个人物，不但有毅力眼光，而且有服务人群的热忱。财富之雄厚，固然惊人；而其为人更为难得可贵。他的住宅壁炉，有一排字“Chop your own wood and you’ll get warmed twice”意义深长。我们二十三飞返西雅图，家里锁窗闭户凡两星期，一无损失，只是干死了两盆小花。美国的治安还是比我们强。东部之游告一段落。西部当再出游一两次，然后就要归去来兮。达遵也不主张我去斯特拉福，他的理由是：莎氏在十八岁就离开家乡，老时没住几年就死了，斯特拉福不是他一生活动的背景，有何可看？达遵与我长谈，他说明年或后年夏天返回台湾过一个夏天。目前他在联合国作事，收入不恶。张之丙嫁了外国人，我事前还不知道。此地天气真好，不热，早晚很凉。

匆此即颂

双安

梁实秋拜启　五九、六、廿四

内人附候

祖文：十月十二日函诵悉，知明年有机会可以来美一游，甚为欣喜，希望能成为事实。我们在此已将近五个月，一切并未习惯，只是麻木了，不适应也得适应。中秋节胡里糊涂的过去，因为这里很少人还记得阴历。昨天是重阳，今天才发现。双十节那天，因为领事请酒会，才没忘记，这种应酬我一向不参加，如今国家多故，倒不好不去捧场，约有三四百人参加，中外皆有，唯独缺乏年轻的学生，好像一个都没有。

此地深秋，枫红似火，人谓“枫叶红于二月花”，我则谓霜林亦知衰老，犹人之华颠。旬日之内，红叶均将脱落，委弃于尘埃中。肃杀之气，令人悚然。

近读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虽多宣传意味，但亦颇多新解。斥杜甫为地主阶级，为统治阶级服务，列举许多诗句为证，可发一笑。

陈宏振先生是清华毕业，比我早约十年左右，此际应在八十岁左右，他英文根底好，只是太老了，住在政大前来兼课，得毋过于劳苦？

每日读台湾航寄报纸，得知台北一切新闻，同时看此间报纸及各种刊物，对于岛内大事不能不抱隐忧。如今美国并无撤退意图，俟大选揭晓，局势当更趋明朗。

内人健康尚可，血压及风湿均未大犯，只是对此间饮食不能满意，难得买到一次豆腐或豆芽，颇怀想台北菜市所能买到的一切一切。我欣赏本地特产的苹果，现正大量上市，二角五一磅，新鲜甜美，梨亦不恶，葡萄已过时。这里一切都贵，惟鸡蛋比台北廉，约三角一打。在台湾想出来玩玩，出来又想回去。如此人生！

匆此即请

大安、尊夫人安

梁实秋顿首　六一、十、十七

内人附候

祖文：七月廿八日函收到。你译完了《当代美国诗》，真是可贺。当代诗比过去的诗难译，一则是没有注解，全凭自己揣摩，二则是写作方法不同，侧重内心直觉，往往难以索解。译者必须细心体会方能懂得作者之用心，此事非你莫办。我相信你的翻译必定精彩。

我写的《英国文学史》，因生活动荡，搁下了很久。现写完了米尔顿，十七世纪尚有一半待写。古代固然难写，近代的也有其不易处理之点。我自讨苦吃，不知何日完成。深悔下手太迟，如二十年动笔，情形完全不同矣。暇时在读《诗经》，已读完国风部分。深觉好大部分皆不可究诘，前人注诗大半胡说，近人研究亦多附会。文字解释尚在其次，诗的本事多不可考也。目前我在赶写一个小册，纪念我的故妻，因为我自丧偶后实在哀痛，想写一点东西稍泄我的哀思。我十一月初必定回台小住，我没有什么事需要你帮助，唯颇希望你如有兴趣可和我一同游玩游玩，能有朋友在一起谈谈便是我唯一的乐事也。日前王敬羲来，一饭而去。

匆此即祝

大安

梁实秋顿首　六三、八、三

写给吴奚真先生的信

吴奚真先生，沈阳市人，1917年生。北平中国大学毕业，英国伦敦大学研究。曾任国立东北大学副教授、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其间并曾任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客座教授，兼任台湾师大国语教学中心主任，于1984年退休，现旅居美国。译著有《希腊罗马名人传》、《人类的故事》、《英语散文集锦》、《嘉德桥市长》、《远离尘嚣》等三十余种。与梁先生在北碚国立编译馆和台湾师大同事近二十年。

奚真：惠书拜悉。齐主任尚未来信，俟有信来，方敢动笔。官方作事照例迟缓，无分中外皆然。翻译中文作品，弟不热心，亦不欲浇冷水败人意耳。

编译馆编英文教科书过去处理乖方，乌烟瘴气，基本毛病出在徒慕虚名不重实际。望重官高，与教科书乃截然二事，今后如仍不改此弊，必将无一是处。退休教授在图书室看书，受到奚落，真是可慨之至。弟退休后在图书馆亦有不愉快之经验，以后遂决不再去。教授肯看书，乃学校之光，欢迎之不暇，讵可加以歧视？少年躁进之士往往不识大体，令人太息而已。

编译馆欲编《英国文学史》，对弟乃一大好消息，可鞭策下走努力工作。以弟最近两年经验，此事大非易易，眼高则手低，资料多则选择难，同时平夙读书太少，认识不够真切，一动手方知困难重重。

浦家麟先生编《汉英字典》事，可拟一计划试商。条件必须订定清楚确实。最近远东为编数学教科书，弄得很不痛快，刘锡炳先生愤而去职，想兄亦有所闻也。

大雪之后偶出散步，内人不慎跌了一跤，伤及胯骨，僵卧静养中，贪图赏雪乐极生悲，不幸之至。

匆此即颂

大安

弟梁实秋顿首　六二、一、九

奚真：惠示拜悉。拙稿《放风筝》一篇，编译馆尚未寄来，乞顺便注意及之，我要事先看看，一来是看看他的改笔自己受惠不浅，二来万一有可商量处仍可及时提出也。

前函曾谓Rolails治胃痛颇有效，不知此药台北能否买到？请告我。如买不到，则敝寓离菜市邮局均近，早出散步购买付邮极为便利，当以小包奉上一试。请勿客气。

国语中心，见发达，老兄调度有方，至可欣慰。行政琐务当然毫无兴趣可言，惟对国语教学方法加以研究也是一大贡献。美国近来对中国（尤其大陆）发生热狂，实则仍甚肤浅，关于文化语言等项则各机关大抵不肯多用钱多请人。美国人急功近利，所见不远。弟在此将近一年，对美国之估价日益降低。何欣婚后生活当较轻松我很为他高兴。

匆此即颂

大安

弟梁实秋顿首　六二、四、廿一

写给陈秀英女士的信

陈秀英女士，福建惠安人，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美国夏威夷大学语言学硕士，密西根州立大学语言学博士班肄业。现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她是梁先生的学生。在学时，梁先生适在编辑英汉辞典，遂跟随参加英汉辞典编辑有关工作，在工作和学问上请益，后返台湾师大担任英语研究所助教，是时，梁先生任英语研究所主任，接受指导更多，且旁及为人处事。在梁先生于1966年退休后，仍时常探望、聆诲或代为办事，乃为梁府常客。陈女士婚后，其家人亦因夫子“温、良、恭、俭、让”趋谒甚密，或陪郊游，或同进食，十分亲近。

秀英：初离台湾，离乡背井，那滋味真不好受，尤其是你有孩子，更是牵肠挂肚了。我六年前到美国，羁旅孤单，那分凄凉匪言可喻。我是一个family man，离不得家。所以我总是懒得到外边去跑。最近香港中文大学又要我去讲演三天，我还是拒绝了。俗语说，“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狗窝”，我就是一个舍不得离开狗窝的人。其实也即是没出息也。你只有一年多就回来，时间很快的过去，盼善自安排，毋自苦。美国式的伙食也有可吃的部分，日久你自然习惯。不一定烧饼油条方能果腹。

任先生已得学校允许离台，不过颇为勉强，今年联考出题及阅卷都落在他头上，虽有炳铮帮忙，亦很吃重。

我译Sonnets已排好，Venus&Adonis亦已译毕，仅余Lucrece一首，预计今秋九月间可以印出来。从此我即将向莎士比亚告辞矣。这个家伙缠了我好几十年。

台湾已开始暑热，听李方桂方从夏威夷来云彼处较台湾凉爽。旅中多加小心，要用功，但不要太用功。

匆此即祝

刻安

梁实秋拜启　五七、六、卅

内人附候

舍下又遭小偷光顾，夜间二点半，我正醒着，故无损失云。

秀英：好久没写信了，想生活安好。我来此已两月有余，总算定居下来，我上月内写了约十万字稿，成绩不算坏，主要原因是天气冷，穿着棉衣伏案作书不觉苦恼。我生活并不寂寞，一家六口，各个皆忙。看报纸杂志的功夫都很难得。一份《中央日报》一份《联合报》，隔日送到，则一字不漏的看完。我们虽然在美，心在台湾。生活环境再好，终归不是自己的家乡，异乡作客的滋味不好受。

大专联考，你一定大忙一阵。主持阅卷事宜，虽无多大困难，也要小心从事，不出毛病就算成功，人事应付一团和气也就算成功，我想你必能胜任。此际应该快放榜了。

附商务馆稿税收据一纸，盼得暇时到重庆南路一段卅七号商务印书馆，入门径登三楼办公室领取（扣印花千分之四）。暂存尊处可也。拜托拜托。

时局不大好，日本态度有变，对我不利，但台湾目前不会有危险，蒋院长作风颇为海内外人士所赞美，盼其能确实贯彻。我想念台风威胁、湿热难当、嘈杂纷乱的台北！祝安好，缵文先生及小妹均安！

梁实秋顿首　六一、八、三

内人附候

秀英：一函一简都收到了。你在远东上班了，浦先生也有信告诉我。字典的事，真做好是不容易的，非身经其事不能懂。我们凭良心做事，尽力而为。远东在人事上始终未上轨道，浦先生不时的征询及我，我总是坦白以告，事实上现在依然问题重重。

你订购了房子，很好，如果再早一点可能价钱还可以低些。爬四楼也有好处，是一种运动，于健康有益。住在平地的人不是也想做爬山运动么？到年底付款，如不足，可以告诉我，我可以帮你一点。我的版税也许以后可以多收一些。《雅舍小品续集》如果登出广告，盼剪下寄我。《看云集》不能拿到版税，因为那出版社穷，所谓“看云”是据陶诗“霭霭停云……”怀念过去的朋友，别无他意。

两位同事坐在一桌上吃饭而不讲话，那有多窘！此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原因何在，我只能尽可能的猜，乱猜。

李方桂夫妇在西雅图我们见面两次，一次是我们请吃饭，那一天内人正好胃痛，所以愁眉苦脸的吃不下东西，现在好多了。我们一时尚不需药，需要时当再去函麻烦你。

前些天我们到海边去玩，值落潮，我们在滩上从水里捞取海带，装满一大袋，都拿不动了，满载而归，洗净炖肉，比干海带要好吃得多，多余的冻藏起来，够吃一年的。外国人见我们捞海带，惊诧不已，告以为了食用，益为惊讶。

乐滢暑后要进小学了罢？孩子长大一些，做母亲的可以稍为轻松一点。冷气机声音大，可能不是机器毛病，而是装在窗上不够稳牢，震动太大。请试从这方面想法，把窗口钉紧使机箱不动。此间热了两天，现在又凉了，又是冬装上身，夜拥棉被。从这冷的地方我若回到台湾，那股热劲真不敢想！

匆上即祝

近安

梁实秋顿首　六二、七、廿三、

内人附候

秀英：先后两函均收到。朋友们的慰电亦收到。五月四日为内人葬日，典礼非常简单庄严，来吊者约三十余人，我们家人多从院里采了她生前所最喜爱的花卉扎成花束放在她的灵前。除了奏哀乐之外，客人向遗体行礼，我答礼，然后车队送葬至此间最大墓园，看着入土之后而去。我同时买了四块土地，预备我自己和文蔷夫妇将来也埋在一起，不教她在异乡孤寂。人人皆有死，本不稀奇，惟内人死得惨些，太突然些，使我心痛！内人一生忠厚，她把一生的精力、感情、时间、全部生命都奉献给我了，我看着她突然舍我而去，幽冥永隔，我何以堪！朋友们的同情使我得到安慰。浦家麟先生闻讯立即飞来，到墓前展拜，陈之藩先生也飞来相慰，隔宿而去。我现在正办理法律手续，要拖很久才能有结果，事实上我的损失是无法补偿的。我身体还好，勉强支持，手颤心悸，睡眠困难，经医检查说是正常。此后我当更加努力工作，以慰亡妻在天之灵，如是而已。太上忘情，我还不能办到。我的心乱，请以此函顺便送在你附近的朋友们一阅，我就不另写了，谅之谅之。

居留问题已解决，五月一日收到移民局通知，嘱前往办手续，而内人未及见也，事实上她已获得长久居留矣，痛哉痛哉。我何日回台，现不能定，经此惨变，我不能不踌躇了。

即祝

大安　谢谢

梁实秋顿首　六三、五、十

缵文先生的吊慰

秀英：五月八日函收到。英语系的同事们发起在善导寺为我亡妻作佛事，我看了信大哭一场。亡妻信佛，作佛事可能使她的魂灵得到安慰，此外我们不能做什么事了。所以我可以同意，请注意下列各点：

一、我自己不能来，因为一来正在进行诉讼，可能要我作证，二来绿卡尚未取得，短期内不便离开。一切拜托你偏劳。

二、规模要尽量小，不要太声张。念一坛经，超度她早生净土，历一小时足矣。不需布置，花圈挽联，敬求免赐。灵桌上有一两束鲜花即可。

三、费用应该由我负担，请代我付。千万千万。附上照片一帧，挽联一付，可纸裱后悬在照片两旁。用毕不必还我。今以此事相累，心极不安，无法言谢矣！

梁实秋顿首　六三、五、十四

秀英：前天（六月四日）收到你五月卅一日函，今天（六月六日）收到你六月三日夜函，我放声大哭了一顿，不完全是为了亡妻逝世而伤感，是为了朋友们热心办这回事，使我感动得不能不老泪纵横了！内人地下有知，也一定感激流涕。人在这个时候才最知道朋友的可贵。你三日星期一有课，缵文先生也需要上班，整个一上午在庙里照料，这怎么可以呢？累你们请假一上午，真是不好意思。我只能在此向你们二位致最诚挚的谢意。乐滢小妹妹也抽暇前去致祭，我也同样的感谢她。灵堂布置，均极为得体，水果、花卉都是死者所喜爱，我心里不安的是惊动的人太多了。林挺生先生特别多礼，我的本省籍的朋友不多，他是我最早认识的，自从一九四九年起凡二十余年矣，差不多他每星期必看我一次，道义之交，言不及私。一生一死，乃见交情。他来吊祭，可感之至。

六月四日函谓陈祖文先生另有信给我并附剪报，但是我未收到陈先生信，不知何故，是否他忘了？

六月三日我凌晨即起，展开《金刚经》朗诵一遍，亦不知是诵是哭是号，历四十分钟而毕，已泪湿沾巾矣。这一个月来，我身体尚好，没有病，只是精神还是很脆弱，禁不得一点感触。一伤感，手便发抖。睡眠亦稍好，可睡五小时，逾此则不能安眠。

文墨轩的老板不肯收费，真是古道热肠，以后得便时代我申谢，我不另函了。张芳杰、陈祖文、吴奚真三位先生处我另函谢。附上的几封信，乞代分送。

梁实秋　六三、六、六

写给聂华苓女士的信

聂华苓女士，湖北人。毕业于中央大学外文系。曾任《自由中国》编辑委员和文艺主编。在台湾大学教文学创作。1967年，和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Paul Engle）一同创办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聂华苓女士从1977年起主持“国际写作计划”。她在美已得三个荣誉博士学位。出版22本书，包括小说、散文、中译英、英译中以及评论文章，在台湾、美国、中国大陆、中国香港等地出版。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她和林海音、孟瑶常于周末去梁先生家做客，吃面食、听说话，是她枯寂生活中最大的乐趣。1966年去美的经费，是梁先生主动借给她的（后在美申请到一笔研究金才归还），所以特别怀念梁先生。

华苓：照片收到，神采焕发，较前更为年轻！另一张已寄孟瑶。来信仅写安东街九号，未写309巷，幸亏邮差机警，居然送到。王敬羲来，谈了两次，他颇想来台，因香港局势未可乐观，但此地谋一适当工作亦非易易也。他告诉我你那里生活状况，知道你很忙，但亦很愉快，我们亦为之欣慰。

孟瑶到台中去教书，偶有信来，据说有房一栋，尚称满意，在东海兼课，亦颇忙碌，无事不会来台北。

我自退休以来，生活较前轻松，日惟以译莎士比亚自遣，现已译至第36本，再过二三个月即可全部译完。现已交远东开始排印，预料暑后可出版。这是我一生中最大一件工作，好坏不计，拖了三十多年卒底于成，私心窃喜。

海音编《纯文学》杂志，已出两期，销路还好，可卖二千余册。何以不见你的大作？在海外所闻、所见、所感，必有可以笔之于书者，盼抽暇执笔，勿忘台湾之读众也。

今日除夕，鞭炮之声盈耳，所谓勿忘在莒之训，已抛到九霄云外。在台湾居，大家觉得稳若磐石，可笑。久在外，亦想回台湾否？

匆此即祝

旅安

梁实秋顿首　五六、二、八、除夕

内人附候

华苓：接到你的圣诞卡，谢谢。自从你离开台湾，我们好像不只是少了一个朋友在一起，你带走了许多令人愉快的气息！海音办了一个《纯文学》月刊，内容不错，但销路不佳，听说书局赔累了几十万。我自从退休，很少外出，八月间出版了《莎士比亚全集》，大热闹了一番，同时也是我结婚四十周年，女儿文蔷全家都在台，生活颇不寂寞。现在全力译莎氏之Sonnets and Poems，一年内可竣事。本想环球一游，文蔷要住到1968年年底，我只好等她走了之后，再计划旅行的事了。你的生活想必安善，有孩子们在一起，事情再加上忙，一定过得很好，前些时寄来照片，满面春风，即其明证。有闲暇时可以用中文写一点东西寄回台湾发表，因为台湾还有不少想念你的人。

匆上即颂

年安

梁实秋顿首　五六、十二、廿八、

华苓：接到你的照片，好像比从前丰满些，我们看了很高兴。今年收到的耶诞卡，以你的为最漂亮而且有意义。朋友们越来越少了，夏菁全家迁往牙买加，孟瑶住在台中，一年难得见一面。海音也不常见，她忙。最近这两年，我的女儿全家来台（前天已回美），稍稍给我家带来一些热闹的气氛。但是热闹后的冷静，滋味也不好受。我的酒，一瓶瓶的增加，但无人来喝。

我想起，佛家所谓“八苦”其中之一是“爱别离苦”，另一是“怨憎会苦”意思是“爱见的人见不着；不爱见的人偏常见面”。人生确是这样。我译完了莎士比亚戏三十七种，诗三卷，共四十册，去年出版后一星期即销出了三千部（因为大同的林挺生先生独自购了二千六百部分赠各学校）。我没有寄给你一部，实是因为太重，拿到邮局去都拿不动。我们的健康还算好，只是吃力的事情做不来了。美国的生活只有你们年轻人，才能承担下来，所以我也不想离台，有机会也都婉谢了。你的两位女儿想必都好，我们诚恳的祝你们平安顺遂！

梁实秋顿首　五七、十二、十五

内人附笔

华苓：隔了八年，又见到你，真是高兴，又会到安格尔先生，快慰生平。他送给我的诗集，已拜读过，知道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诗人。我首先读了那首《台北郊外》，感触极深。坦白、热诚、博爱，是美国的民族性，而能用细腻、朴实、而又巧妙的文笔，表达出来的人并不多觏。若干年前我听Robert Frost诵他的诗作，如Birches，Wending Wall那几首，印象之深永不能忘。如今读到安格尔先生的诗，我有同感。请你告诉他，我如何喜爱他的作品。沈从文的短函复印奉上。另字典两本，亦同时包裹寄去，乞哂纳。

匆此即颂

大安

梁实秋顿首　六一、八、三

内人附候

华苓：收到大作《沈从文》，谢谢。文字写得太好了，除了欣赏之外，还有钦佩与羡慕。沈从文的作品，是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有价值，我不敢说，因为有很大一部分我没有读过，我只看过他早年的写作。你在传记部分，忽略了抗战前三年中，他和杨振声合编中学国文教科书那一段，那些教科书展转发到了国立编译馆，我适主管此事，有机会看到书稿，编得很好，只可惜不合学校使用，尤其不合抗战期间使用，所以弃置未用。

内人雪后跌伤，养了两个月才好，我做了两个月的护士，现已恢复我的写作生涯矣。

匆此即候

大安

梁实秋顿首　六二、三、六

内人附候

华苓：收到你的信。《沈从文传》最后一章，你的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在中共看来是反动的。你若是想到大陆上去观光，恐怕要多考虑一下才好。侯榕生的文章看到了，是王节如给我复印寄来的，只看到三段，写得相当具体而细致，文笔也不错，尤其是文字有个性。王节如割胆石颇不顺利，割后很久未愈，至今肚子上还插着一根塑胶管！

我译的安格尔先生一首诗，何欣说登在十月号《现代文学》，一直到现在我也没看到。我已写信给另外一位朋友打听。

梁实秋顿首　六二、三、廿八

写给蔡文甫先生的信

蔡文甫先生，江苏盐城人，1926年生，曾任教职及主编《中华副刊》，创办九歌文化事业。著有长短篇小说集《雨夜的月亮》、《没有观众的舞台》等十余部。

于1951年参加文协小说写作班时，听过梁先生的课。主编《中华副刊》，发表过梁先生很多作品；主持九歌出版社，出版过梁先生译著的多部文集。梁先生辞世前数年，每月主邀三四文友与梁先生小聚，聆听教益。梁先生辞世后，印行纪念文集《秋之颂》，协调办理多届梁实秋文学奖，并继续出版《雅舍尺牍》及其他文集。

文甫先生：

《杂感》一文刊出，谢谢。内有“反唇相稽”一语，我记得我没写错，但是印出来成了“反唇相讥”。是我写错了么？乞代一查。

梁实秋顿首　七三、三、五

文甫先生：张放先生书题已写好寄去。

童话译了一半，我想还是放弃为宜，你的好意我心领了。陈清玉女士的译本很不错，适合儿童阅读。我疲倦了，让我休息一阵。

梁实秋拜上 七五、五、十三

梁先生译了一半的童话，是E.B.White著之Charlottes’Web，经禀明已由陈清玉译成《神猪妙纲》，编列《九歌儿童书房》第二集；但译文因译法和功力不同，建议另行发表及出版；但梁先生看了陈清玉译本认为很不错，最后仍放弃未译，致译了一半的童话，未能和读者见面，殊为可惜！

——文甫附志

文甫先生：那天颁奖典礼，我是力疾赴会的，因为糖尿病发，而且这一次较重，外表看不出来，几度几乎晕倒。近日服药，病状稍可。

胡有瑞文，写得极好，放在后面作附录，体例不合，且有自夸意味，以不采用为宜。胡文二十余页，我拟另写一序，尽量写长，也许有几千字。书薄一点无妨。《老子》不过五千言，一笑！书排好乞即连原文一并寄下，以便着手写序。

弟梁实秋顿首　七五、十、九

文甫先生：

我正在为联副赶写一篇《抗战时的我》，勉强应命，很苦。俟完篇当为华副写。

老牛奶已挤干，勉强挤，挤出来的奶，质量均差，而且痛。理宜放诸牧场休息也。然乎否耶？

梁实秋顿首　七六、六、十一

写给夏菁先生的信

夏菁先生，本名盛志澄，浙江嘉兴人，1925年生。国立浙江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毕业，获有科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技正，联合国粮食组织专家。现任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教授。除技术专作外，出版诗集《静静的林间》、《喷水池》、《石柱集》等五种。散文集《落矶山下》及《悠悠蓝山》两本。

夏先生1951年秋，初识梁实秋先生于台北市中山北路德惠街梁寓。其后，由梁先生间接介绍，得识余光中。此后两人常常去梁寓请益及谈诗文。后迁安东街与梁先生比邻而居，来往更为密切。夏菁虽不是梁先生的学生，但一向执以师礼。

夏菁吾兄：前得惠书，久未复，为歉。夏令已至，科罗拉多避暑胜地，令人艳羡之至！此间溽暑难当也。

王敬羲来，小住旬日，已返回香港，不久即飞美，与聂华苓同一学校。敬羲五年不见，真当刮目相待，较前成熟甚多，张牙舞爪之态，免去不少。与李敖一见如故，英雄相见恨晚。光中今年不回，其夫人拟下月赴美。《文星》按期看到否？此间空气沉闷，在文艺方面亦奄奄无生气。光中为一健者，私心颇盼他能回来。

我主办的英美文学丛书，年底前可出十二种，已有二种在排印中，一为《哈姆雷特》，一为《哈代诗选》。《培根散文集》亦将付印。以后如能继续，盼兄亦参加工作。如Frost之类的诗选，即甚需要。盼早作准备，搜集资料。

今年暑假特长，十一月三日方上课。我译莎氏稿又已完成五本，如无意外，全集或可译完。友人谓我如译不完便死不了，如想一死了事，天下无此便宜事！思之可发一笑。

匆此即请

大安

弟梁实秋顿首　五四、七、十九

夏菁吾兄：得来书，喜甚，我一直很想念你。“相见亦无事，不来忽忆君”，我确有此感。大作《山》已收到，而且我写了一个短评，附上一阅。我写的《英国文学史》五年前卖给了大同公司，没想到主事者拖了五年，尚在校阅中，我并不急于问世，但是颇为沮丧。年渐老，《中国文学史》写不动了。鲍照诗“意气敷腴在盛年”，洵不诬也。年来只写了若干短篇遣兴文字，不足道也。

老兄退休，以回到台湾为最得计，盼加考虑。回首前尘，不胜感慨，何日归来，重与论文？

匆上即颂

双安

弟梁实秋顿首　乙丑元旦

一九八五、二、廿

写给梁锡华先生的信

梁锡华先生，广东顺德人，伦敦大学哲学博士，主修文学。曾任教于加拿大圣玛利大学外文系及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复任香港岭南学院教授、教务长兼现代中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著译作品已结集者近三十册。

梁氏与梁实秋先生初次见面时约为1970年，1980年梁氏赴巴黎参加抗战时期文学研讨会，提出论文为梁先生翻“与抗战无关”之案，惹起轩然大波。事后谣言与谰言纷起，却有助发展和巩固大梁与小梁的交谊，而当年的无聊闹剧，早于梁先生逝世前已因大陆推行开放政策而冰消。

锡华先生：惠函收悉。此次台北快晤，足慰生平。二十三日晚中国时报派人送来访问纪录，当即予以校阅，改正若干错误，不意翌晨即已见报，并未来取弟之校阅稿。《联合报》迄今未予披露。双方对弟均无任何交待。先生所谓“君子协定”只有协定，不见君子，亦怪事也。何日再来，弟企望之。天热如焚，惟珍重不宣。

弟梁实秋顿首　六九、八、二

锡华先生：大函并件收到，谢谢。《有余篇》甚有情致，谈言微中四字庶足以当之。杯杓余沥，往往胜似大馔，拜服之至。

批评有如明镜，可鉴得失，惟普罗一派之哓哓不休，则有如或凹或凸之“哈哈镜”，视之可发一笑而已。春来有意来台一游否，甚企望之。

弟梁实秋拜上　七一、三、卅一

锡华老弟：廿一日函悉。Spenser没有中译，他的巨著The Faerie Queene，无法译，每节九行，前八行五音步，后一行六音步韵三换，我曾试译，知难而退。岛内研究Spenser的学者亦绝无其人。记得张心沧先生的爱丁堡大学博士论文好像是《Spenser与镜花缘之比较研究》。此外我就毫无所知了。

旧历年欢迎你来。高信疆即将赴美进修两年，副刊改由余纪忠之女公子继任编辑，事出突然，不知其中详情。

匆上即请

大安

梁实秋顿首　七二、一、廿七

此处破损，系猫所咬。

锡华：Spenser在中国没有文献可述，既无翻译，亦无评述，因为文字的内容与形式都不容易被中国读者欣赏。我编的《英国文学史》，稿于三年前完成，至今未能出版，遗憾之至，现稿不在手边，我也不大记得我在稿中有关Spenser一段是怎样写的了。我对Spenser也无好感。不过Spenser却有poets’poet之美名，可惜他的主要作品，用寓言式神话题材，不合现代人口味，诗体又繁复，不可能译为中文。来书索资料，对不起，只好缴白卷，乞谅！

梁实秋顿首　七二、二、六、

请注意：Spenser非Spencer

锡华仁弟

惠书拜悉。

我的一个学生到大陆去，带回一本他们出版的《雅舍怀旧》。简字横排，封面不雅。听说还有一本《雅舍小品选》，见广告尚未见其书。我写的文字还能在大陆印，真是奇迹。

久未晤，秋凉何不来台一游？

梁实秋拜上　七六、九、一八

写给沈苇窗先生的信

沈苇窗先生，1918年生，上海市人，中国医学院毕业，于香港主编《大人》、《大成》杂志二十余年，出版有《食德新谱》等书。《大成》杂志于梁先生去世前数年，刊登梁先生作品甚多。

苇窗吾兄：得七月三十日大函及《大成》三册，知八月初大驾不来台矣。拙文中提起之陈敦恪，非陈登恪也。登恪为我熟识，敦恪则海上偶遇。孙元良将军所寄之朱元璋像，我曾藏起，但忘所藏之处，今遍索不得。此亦年老昏聩之一端欤？

此间暴热，如火烤，苦也苦也！

弟实秋拜上　八月三日

昨天才收到这张朱元璋像，是不相识之读者寄来的，惜未说明来源，不知还赶得上用否？

此上

苇窗先生

梁实秋　七六、八、十八

写给小民女士的信

小民女士，原籍北平，生于东北长春。著有散文集《妈妈钟》等十八册，与丈夫喜乐、儿子保健、保真、保康全家合集《紫色的家》等三册，配画小品《春天的胡同》等三册。并主编《爱的六书》及《欢喜冤家》等共九册。最新散文集：《紫水晶戒指》、《永恒的彩虹》。

小民与丈夫喜乐，同为梁实秋先生乡亲，结交十年，情感深厚，有如家人。

小民：那天送我回家，累得你们二位没吃茶点，甚是抱歉。承告小时候的歌词，至感。惟《黄种应享黄海权》那首歌是我在十岁时唱过的，远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如果是日本人作的，也远在满洲国之前。我的记忆究竟是不行了，歌词只能记得那么一点点。天冷，珍重。

梁实秋顿首　七五、十二、五

小民：示悉。说来惭愧，我没进过当铺。所谓“有板无毛”一语，我仅在相声中听到过，好像还有“虫吃鼠咬”四字紧接于后。“金鸡未叫汤先热，红日东升客满堂”的澡堂也没去过，只去过前门外观音寺街“西升平”高级浴室两次。所以我是孤陋寡闻的一个北京人，文蔷给《中国时报》已写了四篇文字，前两篇用笔名，阴年腊八，她将来台，届时当嘱趋前一晤。秋凉了，快甚！

梁实秋　七六、十、廿三

写给缪天华先生的信

缪天华先生，浙江瑞安人，1914年生，1998年卒于台北。中国公学文学士。曾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复兴书局特约编纂等职。著作有《离骚九歌九章浅释》、《寒花坠露》、《雨窗下的书》、《湍流偶拾》，校订《儒林外史》、《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多种。

在大陆时，梁先生本是他的老师，来台后，他们同在台湾师范大学任教，常相过从。

天华先生：惠赐大作《雨窗下的书》，收到谢谢。内中三卷文字，性质不同，但皆亲切有趣，不堕俗套，佩服之至。

匆此道谢。即颂

文安

弟梁实秋顿首　六十、十二、五

写给罗青先生的信

罗青先生，本名罗青哲，湖南湘潭人，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毕业，曾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现任辅仁大学教授。著作有诗集《吃西瓜的六种方法》、《萤火虫》等，诗画集《不明飞行物来了》、《萤火虫》等，散文集《七叶树》、《罗青散文集》等，论文集《从徐志摩到余光中》、《诗的照明弹》等；并于海内外举办过十多次画展。

罗青经余光中先生介绍，得缘拜见梁实秋先生于台北。留美时，在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梁先生与夫人赴西雅图定居，居处相去不远，与梁先生过从甚密。梁先生返台居华美大厦，居处巧又相去不远，时相往还。十多年来，相见之时，如坐春风；平居之时，书信手札、诗画书法，时获赐寄，受益匪浅。

罗青先生：来书拜悉。壮游世界，真可羡慕。弟亦有此想，但力不从心矣。我所以未至英国一游，亦以此故。不过Arthur Waley终身研究中国文字，未曾一履中土，思之亦复何憾？现已决定十一月上旬返台北，住处已托友人代订，承关注，至感至感。弟生活枯寂返回台北稍换环境。

届时当再图良晤也，匆此即颂

大安

弟梁实秋顿首　六三、九、廿八

罗青戏作嵌字打油诗一首录呈以博一笑

芳草粘天碧

华筵开雀屏

罗裳鸾凤侣

日暖春常青

旅游归来得佳作否

梁实秋顿首　六五、一、七

罗青先生：谢谢你给我的《水稻之歌》。要一首首的慢慢咀嚼，诗不能大口的吞。你的诗有独创性，又豪爽，又细腻，我甚倾服。生日歌尤获我心。我参加任何生日派对，从不开口和唱那不伦不类的英文歌，我认为那是堕落。中国人为什么要唱英文歌？为什么要吃蛋糕？为什么糕上插蜡烛？

梁实秋　七二、七、十七

我已搬家

写给陶龙渊先生的信

陶龙渊先生，江苏镇江人。曾任中央银行会计处副处长、华新丽华电线电缆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

初识梁先生于远东图书公司编务座谈会上，时为1957年。其时梁先生为远东写稿，龙渊先生为公司顾问，得有机缘常相过从。其后，梁先生作客美国西雅图期间，偶有他个人在台事务相托，遂有信札往来，除于此刊布者外，尚有数件，惜已散佚！

龙渊先生：辱函赐唁，感激之至。内子惨遭意外，言之痛心，五十年夫妻形影不离，一旦永诀，其何以堪。现延律师进行讼事，然损失实无法补偿也。陈秀英来函，拟在善导寺为做一场法事，因内子生前信佛，朋友们有此好意，自未便拒绝，然弟无法归去一哭。

离台后知杨伯玉兄亦已作古，人生无常，可叹也已。见蒋孟璞先生时，乞代问候。

匆此即颂

大安

弟梁实秋顿首　六三、五、十七

手颤，乞谅。

写给黄天白先生的信

黄天白，本名黄晔，福建福州人。曾任英文《中国邮报》（CHINA POST）采访主任，《公论报》主笔，《民众日报》总编辑、总主笔、副社长，越南《成功日报》总编辑，越南《新生报》主笔等职，服务新闻界逾五十年。公余常以多种笔名涂抹散文、杂文问世。

文甫先生乞转

黄天白先生：读八月十八日先生的读后感，是我把拜伦的姊误为妹，实因我疏于查考，致有此误。以后有机会当为改正。英文的sister可姊可妹，犹uncle之可叔可伯可舅，此外如brother，aunt，niece，nephew等均然。我常为此困惑。谨此道谢，并祈不吝指教。

弟梁实秋顿首　六四、八、十八

写给林芝女士的信

林芝女士，福建福州人，1956年生，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曾任《妇女》杂志主编，《钱》杂志丛书主编、企划协理、发行部副总经理。现任《公关杂志》总编辑。著有《望向高峰——速写现代散文作家》一书。

1893年开始，和梁先生书信往返，获益良多。为撰写《现代散文作家》，联络之后，梁先生告知因耳疾及忙于著述而无法安排面谈，遂改用笔谈。梁先生的信函，写得又好又快，文笔更是洗练整饬，确是百闻不如一见。

林芝女士：

大函奉悉。承问有关我的几篇文章的背景及写作动机，谨简答如下：

一、《记张自忠将军》一文，写于张将军忠骸葬于四川歇马场梅花山之后不久。我与张将军只有一面之雅，但是我在抗战时于一个多月之间拜访了七个集团军总司令，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他朴素、诚实、勇敢，在将领中不可多得。他的灵柩由重庆沿嘉陵江运到北碚，由北碚再循公路到歇马场与长生桥之间的梅花山安葬。梅花山并无梅花（也许以后补植了），并且只是一个小土岗。我曾数度由北碚步行到那里去凭吊。像张将军一生的行为，应该愧煞那些骄奢放肆的文武官员。所以我写了那篇文章。

二、《鸟》是我在四川写的。写的动机很简单，因为我爱鸟。我爱鸟的娇小玲珑的身躯，我爱鸟的自由跳踉的姿态，我爱鸟的婉转清脆的声音。但是我不是提笼架鸟的人。我只是在心里虔诚的深深的爱。我不能不敬服造物者的灵思妙手，竟创作出这样美的生物来点缀人间！

三、《论散文》只是一些粗浅的见解。不过我一直认为散文应该干净利落，少说废话，少用赘词。我们常看到的散文，其实不是散文，只是说话的记录，而且是嗦冗杂的谈话的记录。散则有之，文则未也。

此外您提出的问题，如少年时代生活以及所谓好书等等，则一时难于尽述，尚乞见谅。

梁实秋　七〇、十一、廿九

林芝小姐：接到你二月廿四的信。我很忙，同时我也不愿多写我自己，感于你的诚意，略供一点材料，请你斟酌编写吧。

一、在学校得到一位好教师，因此我喜欢“作文”一课。他教我笔下要“割爱”，要简洁。我每次作文都用心写，老师也用心钩改，获益不浅。在清华毕业那年，主编《清华周刊》，大事写作练习。从此进入写作一途，开始向报纸投稿。我父亲要我每年暑假补习国文作文，请陈大镫先生批改作文，对文言文及旧诗，稍窥门径。到美国念书三年，每周写家信，规定用文言、毛笔写。但是我还是文白相间。从此对于写作不视为畏途而引以为乐。

二、少年时代读书经验，起初是缺乏纪律，随兴之所至随意阅览，以后渐知其非，努力自修。国学无根底，但是我肯恶补，真正用功读书是在三十岁后。

三、我没有什么鲜为人知的少年事。我素体弱，又不肯用心体育，清华毕业考包括体育，其中100码我跑了二十多秒，400码跑了一百多秒，掷铅球我偷换了一个较小的球，游泳几乎淹死，赖友人用竹竿把我救起，于是游泳要补考，结果连泳带爬，喝了不少水，勉强通过，比别人迟毕业一个多月。现在才知道体育的重要。有一次几乎被学校开除，因为我在周刊上鼓吹男女同校，言论过激，赖同学抗议声援始得幸免，此亦一趣事也。

关于我的资料，可参考《我在小学》（刊《传记文学》某期）、《秋室杂忆》、《白猫王子》、《秋室杂文》等。

匆匆即祝

大安

梁实秋拜上　七二、二、廿七

写给江新华先生的信

江新华先生，安徽庐江人，1924年生。安徽私立桐城菁英初级中学毕业。1942年冬征兵在军中服役，1955年7月因患慢性喉炎退伍。作品在各报刊发表者有六七十篇，生平最喜欢梁实秋先生所著的书籍，尤其是《白猫王子及其他》一书。因梁先生爱猫如子女，他也爱猫如命。

A cat is a lion in a jungle of small bushes.猫是小丛林中的狮。

One needs to watch the cat at work to see the tiger in the hearth.看猫施展功夫，犹如在家观虎斗。

A cat at its best is a young girl；a young girl at her best is a cat.猫儿可爱至极点就是少女，少女可爱到极点就是猫儿。

译如上。但不可在“天窗”发表，因此例不可开，乞谅。

此上江新华先生

梁实秋　七四、一、廿一

编按：《中华副刊》当时辟“天窗”专栏，由广大读者提问题，请作家解答后，在“天窗”发表，梁先生故有此译文。

写给方仁念女士的信

方仁念女士，浙江杭州人，1939年生。曾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现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氏东方图书馆任职。编著有“新月派”作品选和评论资料选等多种。梁先生的信写于1986年（或1985年）。

仁念女士：九月廿九日函由《中国时报》转来，谢谢你。承问四事，简答如下：

一、我在《新月》发表的文字，主要的有：《资产与法律》（译Wore教授作），因为我同意他的看法，私有财产是文明的基础，不可废。还有一篇《文学与革命》，又《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是针对当时“革命文学”“普罗文学”的口号之反驳。

二、我大体上服膺古典主义，反对浪漫主义。

三、白璧德教授和Wore教授影响我最大，他们的著作我全部读过。

四、所谓“左翼”“统治文坛”，根本无其事。只是靠了人多势众，空嚷嚷一顿而已。文坛是自由活动的地方，谁也不能“统治”。

梁实秋谨复　十月十七日

读信忆往——略记梁实秋先生的几封信

林海音

日前收到由余光中、痖弦同具名的一封信，是向二十多位梁实秋先生生前友人征集梁先生的书信真迹，他们准备为之出版一本《雅舍尺牍》。收到信后，近日便在我的书信收藏本中找寻，因为我的书信集是以来信者姓名用注音符号排列的，所以很容易就找到了一批。我从里面选出了数封，都是梁先生第一、二次离台后的来信，今先投向“联副”，并且每封信略作附注说明。

1

海音：收到《纯文学》，谢谢你。在海外读到中国杂志，如他乡遇故知，别有滋味。信封上的住址你写错了，是35th Ave.，不是3th Ave.，但是幸而有98125字样，邮差认识姓名，依然投到不误。这一期的内容很丰富，花了我一天功夫大致读完。台北海关根本对出境客不检查行李，可是西雅图海关十分严格，我带了一包豆腐干，美国佬硬说是肉制品，意欲没收，几经说明无效，最后请来农业部专员监定，方允放行。他们态度并不坏，检查严格而脸上始终有笑容，一面要没收人家的东西，一面嘻嘻哈哈说笑话，并不绷脸皱眉，这就是美国人的可爱处。西雅图好冷好冷，早晨三四十度，最热的一阵不过五十几度。我们穿的衣服是春天的，此地气候是严冬！我们除了在家聊天，就是上街买东西，——与其说是买，不如说是看。美国市场琳琅满目，看了真想买，一想二十公斤的行李限制，心就冷了。吃的么，可口的不多，还是台湾的好——不过小红萝卜真好，又嫩又甜又有水儿，比咱们北平的好像还胜一筹。不知你同意否？我此次来不敢惊动任何人，不料《中央日报》登了一条小新闻，海外版也照登，钟露升看到了，他一加宣传，立刻就成了新闻。我在西雅图小憩，想到东部去。内人在飞机上下时，晕得厉害，欧洲之行怕有取消之必要。好在莎翁已经去世，凭吊故居也没有太大的趣味。不去也罢。我们身在海外，心在台湾，想念我们那个污脏杂乱的家园！

祝安

梁实秋顿首　五九、四、卅

内人附候

这是梁先生夫妇（梁夫人程季淑女士）第一次赴美的来信，他们是1970年3月间出的境，所谓说收到《纯文学》杂志，是四月号（第七卷第四期），这期上正好是我刚开始设“纯文学作家专栏”，就是每期刊纯文学作家数位，都是给《纯文学》写过稿的，杂志这时已办了总号第四十期，给这杂志写稿的也有将近二百位了，请无论他们的文友、同学、同事、家人写一篇五百字以内的作者的生活、性格，并附照片一张，这都是读者所喜爱看的，每人连照片带文字只占一页。这一次开张，就有由师大教授陈祖文所写的《梁实秋小事记》。陈祖文也是梁先生的同事兼好友，又都是研究和教授西洋文学的。他们同时也是家庭的朋友，这次梁先生夫妇就由陈氏夫妇代看管空家，所以陈先生对梁家知之甚详，大概那儿都翻到了，所以在抽屉里看到了一卷废绳子，就写了这篇小玩意儿。陈先生也是《纯文学》的作者，他专译英诗和研究翻译问题，文笔清晰幽默。

梁先生观察世事甚透彻，写到美国海关的认真但仍是笑容满面，可不像台湾，但不管怎么样，他仍是“想念我们那个污脏杂乱的家园！”

梁先生和《纯文学》的渊源是始自“联合副刊”，他第一篇给“联合副刊”的作品是1961年12月21日的散文《散步》。我于1967年1月创办《纯文学》月刊，他开始就写来了散文《旧》，后来陆续写译了《忆老舍》、《冰心的诗》、《老水手之歌》等，《纯文学》是他喜爱的杂志，几篇重要的忆旧文章——老舍、冰心，都在这儿发表的。而不久以前老舍的长子舒乙，也找到梁氏在重庆北碚的名居、名著《雅舍》，舒乙曾为文记述，我也写了勾起回忆梁师母的附录小文。

2

海音：我们今天飞到美国去了，连日阴雨又值感冒，未能走辞乞谅，垂暮之年，远适异邦，心情如何可以想见。

匆此即颂

大安　承楹兄好

梁实秋顿首　六一、五、廿六

内人附笔

这是我存梁氏信函中唯一毛笔写的，信短而意义深长，看他说：“垂暮之年远适异邦心情如何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垂暮之人是难以想像那心情的。他们这番前去美国西雅图，是因为二女儿文蔷居彼邦，是看二老住在台北，他们不能晨昏定省，所以接了去吧！我则正好于1973年有美国探亲之行，他们知道了，便邀我挪出日子到西雅图一游，我此行两个月，当然有些时间，便于九月底前往西雅图。我于1965年受美国务院之邀赴美，旅行了二十多州，独华盛顿州没来过，所以也乐于由旧金山前往。华州如旧金山是个海湾和山坡地，故车子上上下下，夜行公路见山湾灯火，极美。居高临下华盛顿湖又可观景。沙鸥是特产，彭歌当年译一书名《天地一沙鸥》，实妙译也。西雅图还是有些熟人的，如前在《国语日报》的钟露升、陈少聪、何兆南、罗青、Brenda和Lurry Foster夫妇等。

梁氏居处种满花卉，其中有梁师母善种的芍药。他们见台湾来了老朋友，当然高兴，我盘桓两天，谈不完的话，又拍了照，这才打道回旧金山女儿家。

3

海音：收到你的信，三张照片，照得好，洗印得好，只是其中有两个老丑不大好看。我每天早晨洗脸，不敢抬头照镜，然而，然而，有什么办法！前几天收到王节如写三页长信，字迹有一点倾斜，看来这场病势不轻。据她说还要静养几个月。

谢冰莹也有信来，据告不拟再开刀。我觉得她太不幸了，我很同情她。她是一个很厚道的人。最近我收到大陆直接寄来的一封信，是我们一个外甥从清华大学寄来的，这是这些年我第一次收到贴用那种邮票的信。大陆上的好多亲友都故去了！我母亲于十年前逝世，享寿九十，到今天我才知道，椎心惨痛！顾先生有信给我（没回答我的问题），他是携夫人女公子返去探视亲旧的，那边报纸有登载，还有照片，顾先生都复印给我看了。来书所述夫人患癌故去探视云云，不确。此间已下雪，唯落地即融，还没冷到程度。女儿外孙和你一道返台，府上热闹可想。我P.R.杳无消息，谁说外国人办事敏捷，其不便民无以复加也。

匆此即颂

大安　何凡先生好

梁实秋顿首　六二、十一、十

内人附候

上面是我返回台湾把在西雅图拍的照片寄去后，梁先生的来信。信里提到他们的生活近况，及和大陆开始通信所得到的讯息，都不是愉快的，可见他们远适异邦的心境。他函中说谢冰莹先生告诉他伤腿不拟再开刀。冰莹先生是第一次赴美时在轮船上滑跌伤腿，汪洋大海的船中无法医治忍痛到美国上岸才开刀。二十多年来她的腿始终不能大好，至今仍一瘸一拐的，但是谢先生一生凭毅力生活，她至今仍一人住旧金山老人院里，出门要到友人家或上街，还赶公共汽车呢！真是了不起。我国前辈女作家有几位长寿九十以上，至今仍健在的，即大陆的谢冰心，台湾的苏雪林，美国的谢冰莹，英国的凌叔华，但凌叔华却于去年在北京去世了。

函中所说顾先生是指顾一樵先生。所谓顾先生没回答他的问题，是前此梁先生跟我谈过的问题，至今我已忘记是什么问题了。

4

海音：

内人不幸于四月三十日晨外出散步，被路边油漆铁梯倒下击伤。急救行手术后未能从麻醉中醒转，遂告不治。享年七十四岁。于五月四日葬于公墓。友人浦家麟从纽约，陈之藩从休斯顿，闻讯赶来，至为可感。现正办理法律手续。我突遭打击，哀哉痛乎，何复可言！心慌意乱，恕不多写。

即祝

大安

梁实秋顿首　六三、五、五

承楹先生均此不另

这是青天霹雳的一封信！二老夫妻晨间好好散步，怎么就会被铁梯撞倒而一去不返了呢！北京人常常说，人跟阎王爷就差一层窗户纸！这话一点儿也不错，尤其对于因飞来横祸而去的人来说。梁师母是一位温文谦和的贤妻良母型妇女，她总是笑容迎人，一双大眼双眼皮很美丽的，她喜欢栽花和画花卉图画，更喜欢做几样可口的面食小菜给梁先生吃，梁先生本来是个大酒家，后来得了糖尿病不再饮酒。每到梁府留饭，端出来精致的酒食菜味，只有我和也能酒的孟瑶欣赏，只见梁先生守着一大盆各色凉拌生菜，嘎巴嘎巴的生吃大嚼，好像挺香似的！但一看我们停下筷子，便皱着眉生气似的指着我们说：“吃呀！你们吃呀！”梁师母和我们都笑了，不知他的心意何在！他常常这样，有一次我便笑答说：“干吗呀！您看我们吃干吗这么急呀！”后来我们研究他的心理状态，是因为自己不能吃到嘴而生气的缘故吧！

当然，这样的日子是从此没有了。

梁师母故去后，我们在台北的朋友陈祖文夫妇等便于五月间在善导寺设一灵堂，为梁师母举行一个佛教的追悼会，梁先生的同事、学生、文友都来行礼。我当日拍了一些照片给梁先生寄去，以为哀思留念。

海音：得惠书及照片八帧，感激之至。看见灵堂景象，当然伤心，但是仍然想看。一面看一面流泪。明天是“断七”，要去上坟，以后就不定期的去了，已约花店每星期送一花束。一个多月来，我表面上较前稳定一些，内心苦痛则无时或已。文蔷已放暑假，可以不上学了。这一个多月来，常常整天家里只我一人，一个人做午饭吃，真不是滋味，有几天两个孩子回来伴我吃饭，我心里另是一番难过。院里的花比去年旺盛，我不敢去看，一看就要大恸。寝室内一年四季皆有插花或盆栽，今后一律免除。我不能再看见花，一见花就只想摘下来送到坟上去！附上两张照片，去年照的，今年还没来得及，惜花人已长埋地下矣！

匆上即请

大安

梁实秋顿首　六三、六、十四

请告承楹先生，我感谢他在《国语日报》发新闻，陈祖文已剪报寄下矣。

抄录梁先生来函数封，至此告一段落。另陈祖文先生也不幸于数年前谢世，想起大家同到梁府的幽默谈笑，真是不知日子过得这么快，兹抄录祖文先生写《梁实秋小事记》刊出，也算是纪念吧！

梁实秋小事记

陈祖文/遗作

梁家生活相当舒适，但从不浪费：惜物是梁家传统之一。去年（林海音按：指1969年）梁实秋腊八过生日（阴历腊月初八），有人送来一份礼品。礼品自然要用盒子装，盒子自然要用绳子扎。好了，解开绳子，打开盒子，一看——我不必告诉你那是什么礼品，因为我要摄取的镜头不是礼品，而是绳子——其实又不是普通绳子（工业社会很少使用绳子包扎了），而是化学制的玻璃纸绳，这条拉直可达丈五的绳子，梁家爱若录音带，绕卷起来藏在抽屉里。

梁实秋和英国文学结缘甚久，对西洋事务不算外行；可是他中国风味最足。他写过题目叫《早起》的小品，并且是早起的实行家：“黎明即起，洒扫庭院”，这是中国古训。他又颇通佛理。在台湾师大文学院长任内，有一段时间，他曾在办公室私藏一把宝剑；他也学打太极拳。他喜欢画画，会下围棋。我们常说“琴棋书画”，四者之中恐怕他独不能弹琴。他自称Musical，不过有一次在（由他发起的）团体旅行的游览车，也许由于受不住春光的诱惑吧，他曾演唱一首昔日流行的情歌：“哎哟哟，柳青青……”有腔有调，有板有眼，只是“哎哟哟”稍嫌清淡而已。那次春游，规定出发前在车上点名，一律直呼姓名，由一位青年助教执法：“梁实秋！”——“有！”……梁实秋会讲莎士比亚，也会领导唱游。

编后记

痖弦

作家的书信，也可视作他另一种文学作品。鲁迅死后，他的书信经门人汇编列为他全集中之一卷，即是一例。

有时候，我感觉书翰比正式的文学制作，更能显示出作家的人格精神；因文学作品往往是设计下的产物，具有比较严谨的美学考虑，不像给人写信那样直抒胸臆、直陈其事，不加隐藏也无需雕饰，这种传达方式，最为坦率，也最见性情。

当然，也有作家的一些书信是刻意经营出来的，如徐志摩的《爱眉小札》，通篇诗情洋溢，浓得化不开，读来感觉作者像在作文章，不像在写信，这种为了发表所写的信，应是属于书信体的散文了。

此外如胡适，日记和书信都非常有名。据说他从留学美国起，给人写信多半都留有底稿；当年没有影印机，他在写信的时候信纸下面垫了一张蓝色复写纸，信写完，“副本”自然留下。我猜想他可能知道以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他所留下的任何文字，日后都会变成重要文学史料，甚至文献，在这种自觉意识下所写的信，其表达的内容和方式难免会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而鲁迅和许广平（景宋）的《两地书》，恐怕也是另一类“公开的耳语”吧。

就书信典型性的要求和阅读兴味的角度来说，我比较不“重视”这样的书信。

梁实秋先生也是一位勤于写信的人，不管是文坛交游、生活联系，他都喜欢用书信的方式来传达。印象中他很少使用电话，这可能跟他晚年耳朵重听有关，但我想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觉得写信要比使用“德律风”来得更正式、更尊重对方，这也是一种前辈风范吧。由于这种关系，在台湾这几十年，很多朋友都收过梁先生的信，连我这样的文坛小辈也不例外。而读梁先生信，收藏梁先生的信，便成为大家最美好的经验了。

关于梁先生书信思想的高迈、情致的丰盈、文字风格的隽永幽默，诗人余光中先生在序言中有深入的诠释，是一篇研究梁实秋书简文学的重要文章，笔者浅陋，在此不作赘言。我想补充的是，梁先生的书信，绝对不是徐志摩、胡适、鲁迅式的“公开信”，而是百分之百的私函，这样的信件，对梁先生而言，并不具有公众传播的意义，他的书信，为敬爱和怀念他的人（收信者）广为搜集编印成书、公之于世，这是他生前预想不到的。梁先生的信，是为了亲友师生间沟通的实际需要而写的，不是为了面对文坛、为赋新词、为留文献而“创造”出来的。在这些信中，有他生命、生活真实的一面，也许有些琐细，但聪明的读者如能把信中的吉光片羽加以整合，不仅可以看到“作家”的梁实秋，更可看到“家常”的梁实秋，把作家文学作品的意象与作者个人生活的种种实际加以映照、参证，一个大师的心灵面貌就更加鲜明，而对他的作品，也会有更新的发现和更多角度的体会。

诚然，并不是所有的私信都适合公开。在西方文坛，有些逝世大文豪的书信或日记，常因遵守作者遗言绝不对外公开，被封存在博物馆或图书馆的保险柜中，一定得等当事人死后若干年（有长达五十年的）才能开封；而有些信件，为尊重古人最好永远不披露，如果有人将它轻率曝光，那真会使躺在棺材里的人跳起来。特别是有些恋爱的情书，寄内的家信，多半的内容是不宜或者没有必要公开的。如果贸然公布，那是对前贤的不敬。当然，收信人有权拥有也就有权公布，但当事人如果对对方存有一分虔敬和尊重，怎忍心把那仅仅属于两个人的“纸上情话”全都披露？那是非常难堪的啊！至于双方在作古五十年、一百年后，他们的信被后人发现而传布，那另当别论。基于这样的认知，收在本书中的每一封信，都是经过朋友们审慎挑选出来的，封封都具有发表的价值。相信即使梁先生在世，看到这本书简集也会欣然首肯吧。

为了出版这本尺牍，编者是以非常敬谨的心情来从事的，作业过程相当慎重。一开始，我们征求了刘白如、梁文骐（梁先生哲嗣）两人的意见，他们都欣然赞同，认为是件极有意义的事，刘先生更特别嘱咐选用信件“以发梁先生潜德之幽光”为主，纯属事务性的信件，不必选录，这正符合我们的编辑旨趣。有了这个共识，我们先列出梁先生亲友的名单，个别去函征求，此外并透过海内外各大华文报刊，广发征函的消息，由于告知的充分，文林反应热烈，世界各地的函件先后寄达。远在美国的小说家聂华苓女士、诗人夏菁先生都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作家林海音、张佛千、缪天华诸先生并将提供信件的原委写成文章，刊于报纸副刊以扩大影响，使更多梁先生的亲友、学生了解到这次征函的意义。至于中国大陆方面，经过“文革”的十年动乱，梁先生的信所存不多，搜集困难，幸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现代文学史专家陈子善先生的协助，为我们求索到好几封特别稀罕的信件，那是梁先生早年写给刘英士、孙伏园等人的信，这些弥足珍贵的文物，大大增加了本书的历史意义与价值。

从1993年2月到次年7月，编者一共收到三百五十余封书简，这个数字离我们的期望还有段距离，依照梁先生生前每信必复的习惯来估计，他散布在海峡两岸及世界华人地区的信件，应该不只此数。可惜的是，有很多朋友如高信疆、何怀硕、胡有瑞等多位的信都已散佚，找不到了。但也有几位先生的收藏特别完备，仅仅一个人寄来的信件就多达数十封、近百封，如刘白如、陈秀英、张佛千等，但为求均衡普遍，经过商定，每位授信者以发表五封左右为原则，其余留做档案，以备来日之用。

为了呈现梁先生墨宝原貌，我们把原信制版，读者可以从中体会大师书艺之美。梁先生的信一般来说都不算长，是短笺式的，他喜欢以普通的稿纸书写，很少使用标上斋名、盖上闲章、特别设计的个人信笺。他在这方面好像从不考究。另外，据梁府中人说，他写信也从不留底稿，写完投入邮筒寄给收信者，这封信的功能就完全发挥了。但别看他好像不经意地随便写写，他的字迹却工整而有韵味，非常耐看，令人爱不忍释。梁先生的书风，不属雄大险崛、峻急纵逸一路，也非伶仃枯淡、衰飒凄绝那种，他的书法结构整齐、简洁平明，在温雅灵秀中自然流露出特有的奇气。这种脱俗的神韵，应是来自他的人格气质的映射。

梁先生虽不像沈尹默、台静农两位前辈那样以书法名世，但除了写稿、写信外，他兴致来了，偶尔也摊纸挥毫，写个条幅送送亲友，有时更破例画张“文人画”玩一玩，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多。梁先生的画，落款方式也极简单，每每只写上“梁实秋”或“实秋作”简单几个字，下方谦虚地盖上个小小的印章就算完工，绝少看到“时年八十有几”一类大师架式的题跋。由于梁先生画画仅为自娱，极少送人，留下的画不多，据说现存的只有两幅，本书卷前特别选刊的一张，是他赠给张佛千的彩色画，此作笔法精妙，平淡天真，充分显示出先生另一方面的才艺。

本书的编成，梁文骐先生出力最多，他除参加讨论、策划外，并代为筛选、校对，因梁先生书信中有些草体字一般人不易辨认，只有他认得周全，致使本书减少了不少错误，这要特别感谢他的参与。出版家蔡文甫先生对梁先生的文学业绩一向热心传扬，《雅舍尺牍》的出版，是他继创办“梁实秋文学奖”后的另一贡献，令人感佩。此外，九歌出版社的陈素芳小姐于本书的编辑作业，投入心力甚多，并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