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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长乐路

作者：【美】史明智

译者：王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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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1　CK与体制　长乐路810号

2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麦琪里

3　热与闹　长乐路109号

4　再教育　长乐路169号

5　一盒信　长乐路682弄70号

6　傅姨的快速致富计划　长乐路169号

7　老婆本　长乐路109号

8　文艺青年　长乐路810号

9　夺梦　麦琪里

10　逃离　长乐路682弄70号

11　零风险　长乐路169号

12　乡村婚礼　长乐路109号

13　CK的修行　长乐路810号

14　家

15　中国梦想

致谢

参考资料

1　CK与体制

长乐路810号

长乐路长约三点二公里。冬天，等那些错综缠绕的树上的叶子都掉干净了，便能透过光秃秃的树枝，遥望远处由金茂大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和上海中心大厦构成的标志性的城市天际线。三座高楼毗邻相对，全都要比纽约的帝国大厦高出一截。

底下，人们行色匆匆，无暇欣赏风景。对于马路中段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的新生儿来说，他们将在今日迎来生命中的第一天；对于马路西段华山医院急救室里的另一些人而言，可能马上要度过生命中的最后一天。这两者之间，是生活，形形色色、面目迥异的生活：一个胡子拉碴的乞丐坐在人行道上吹着竹笛，情侣们手牵着手从他身旁经过；汽车鸣着喇叭，歪歪斜斜地绕过两个互相对骂的男人，他们正在为究竟是谁撞了对方的车争执不休；一群穿着校服的学生聚着围观；一个老妇拄着拐杖，正对一个卖荔枝的小贩骂骂咧咧，以表达自己对价格的不满；街上的其他人顺着人潮趔趄向前，空气中不时飘过一阵鲜肉包子铺冒着热气的香味，夹杂着汽车尾气甜丝丝的味道。这里的生活闹腾，混杂，原汁原味。

在地图上，长乐路是一段很短的波浪线，位于上海市中心地标人民广场的西南方。我的家在波浪线的最西端。从窗口向下望，树叶堆成的华盖常年都在两层楼高处徘徊。楼下的这些梧桐树是唯一静默直立的活物。早上，我常绕着树干走“之”字，一会儿从人行道穿到马路上，一会儿又折回去同行人们争夺树阴下的一方天地。

中国极少有这般绿树成荫的街道。周末，本地务工人员的喧哗褪尽，取而代之的是从全国各地涌来的旅行团，这些游客纷纷把长焦镜头瞄准一排排树枝，欣赏它们充满异域风情的美。19世纪中叶，当欧美国家瓜分这座城市、划界而治时，法国人在他们的租界里种下了这些梧桐。将近一个世纪后，法国人走了，树留下了。日本人曾轰炸并占领过上海一段时间，但最终他们也从这座城市撤离，梧桐完好无损。随后，共产党来了，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很多人英年早逝。这些树依旧傲然挺立。如今，长乐路上的餐厅、小店琳琅满目，极具小资情调。当我漫步于人行道上，有时能从那些紧闭的大门缝隙中瞥见几栋破败的欧式房子，不禁想起这条路见证过的那些风起云涌，而一切又在历史的洪流中被无情地裹挟而去。此处，一个帝国崛起、衰落，又再次崛起。唯有树木恒立。

在留意到陈凯（音译）的三明治店以前，我已经在这条路上住了将近三年。它距离我家不到一个街区的距离，开在一家小精品店楼上。只是在温热夏季的那几个月里，郁郁葱葱的梧桐会把它挡得严严实实。一条狭窄的螺旋楼梯直通向楼上咖啡馆的落地玻璃窗。玻璃的另一边，叶子簇成一堵墙，在风中摇摆，把楼下城市的喧嚣屏蔽在外。

店里，陈凯（绰号CK）常常佝着背站在柜台后面，一头蓬松的黑发挡住视线。细瘦的手指往三明治或甜品添上最后一点儿辅料，再转头机械地从咖啡机上为客人取下一杯滚烫的意式浓缩咖啡。然而，店里总是空无一人。没关系，CK告诉自己，总得费点时间，生意才能起步。这是实现梦想的必经历程。在这种时候，他会耷拉着身子蜷坐在吧台的高脚凳上，一张孩子气的、长满青春痘的脸背对玻璃树墙。他用电话经营自己的副业——手风琴销售；打电话时，他能够迅速地在各种方言间自如切换。

他在参观芝加哥的一家三明治店时动了自己也开上一家的念头，那是他唯一一次去美国旅游。在美国人眼中，那家店没什么特别，却给CK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想依样画葫芦地将它引入中国。这就像一个从中国回来的美国人会把中式小面摊视为灵感源泉。这种做法看似鲁莽，却在这条马路上我所遇见的小店老板中非常典型。在上海这样一个宽广富饶的城市中，你只要全情投入，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售卖。

CK梦想着有一天这家位于二楼的手工三明治店能成为最主要的生计来源。他把自己卖手风琴所得的多年盈利都投入到这家店来；他和一个朋友一起，把两人的积蓄凑了凑，合伙开了这家店。他们希望能够创造一个空间，吸引像他们一样的年轻音乐家和艺术家。

“一天，我突然有了这个想法：也许我能把所有这些人聚在一起，”CK对我说，“我希望找到那些想从体制中脱离出来的人。我想要结识和自己相似的朋友，那些对艺术、时装设计和其他行业有独立见解的创业者。”

在长乐路上闲逛之所以让人如此心旷神怡，还要多亏像CK这样的人，正是他们心中怀揣的理想和情怀，支撑起这条狭窄马路两边琳琅满目的各色小店和咖啡馆。这些目光炯炯的外来者将各种梦想层层叠叠垒在一起，希望有机会在大城市里将它们实现。

这并不容易。无论是CK还是他的朋友Max都没有在餐厅工作的经历，更别提经营一家餐厅。两人2013年在原法租界的一家古董照相机店里相遇，当时CK在那家店兼职，想多学点儿照相技术。和CK一样，Max也曾经商。他俩在照相机店里轮班时进行过长时间的交流，彼此都为对方的精明销售手段所折服。最终，CK说服了Max和他合伙开三明治店。

一开始的店名叫Your Sandwich（你的三明治）。它和繁忙的地铁站隔着两个街区的距离，隐在一幢四十五层高的大厦投影里，每天中午都会有许多办公室白领从那幢大厦里成群结队地拥出来，为自己寻觅快捷午餐。但没有人注意Your Sandwich，悬铃木把它遮得严严实实。长乐路上的人们步履匆匆，甚至都不会抬头望一眼头顶上枝叶交错的华盖。

所以他们又把店名改成2nd Floor（二楼），让路人经过时多少能从中获得一些驻足的提示。在新名字下面，保留着一行蝇头小字：Your Sandwich。他们雇用了一个新厨师，弄了一个摆放各类饮品和进口啤酒的吧台，在菜单上也费尽心思。一天，我去CK家串门，发现角落里有一堆电子屏。“触摸式菜单！”CK笑着告诉我。显然，他认为店里死气沉沉、非交互式菜单是2nd Floor无法吸引互联网新生代的重要原因。

虽然CK在手风琴生意上业绩可观，但对餐饮行业知之甚少。那些典型的办公室白领并不太愿意为高昂的租金买单，他们在挑选午餐时更倾向选择便宜的本地菜，也更青睐那些需要伸筷子去夹的热菜。之后的几个月，CK逐渐认清了现实。他推出了价格更亲民的午市套餐，并调整了三明治的口味。CK并不特别担心自己的餐饮生意，卖手风琴依然是他可靠的收入来源。他觉得能在属于自己的一方小天地里同时经营两门生意是万分幸运的，感觉就好像机智的松鼠正往舒适的树洞里囤藏过冬用的坚果。

这家三明治店是避难地中的避难所。整个街区原就是为外来者避难而建。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将上海的部分管辖权以及其他通商口岸的管辖权移交给西方殖民势力。法国人占领了城市的这片区域，把曾经的大片稻田改造成自己的专属地，并于1849年建立了法租界。自此，一个又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来到这里寻求庇佑。1860年，法国人为成千上万想要逃离太平天国起义的老百姓提供住所。此后，戏院、电影院、舞厅这些为当时城市领导阶层不屑的场所在法国人的庇护下欣欣向荣，教堂、寺庙和清真寺也不甘落后，一一落成。

1949年，共产党接管政权，将租界视为外国侵略的屈辱象征。然而，1921年，时年二十八岁的毛泽东正是在法租界深处的一家女子寄宿学校里秘密会面了其他思想激进的年轻人，并在那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之所以选址于此，正是看重它伸出的庇护之手。控制城市非租界部分的中国当局不太可能在这里搜寻、逮捕和审判他们；若非如此，中国发展的历史也许将被永远改写。

法国人是根据典型的巴黎街区的布局来设计建造这一街区的：狭长、蜿蜒的林荫大道两旁整齐地种植着两排行道树，本地人至今称之为“法国梧桐”，即便事实上它们既不来自法国也不属梧桐科。和上海的大杂烩历史相似，这些树也可谓四海为家：这种伦敦悬铃木是中亚地区出产的东方悬铃木和美洲桐木的混种，最早发现于西班牙。

是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
(1)

让这种树变得举世闻名。这位城市规划师喜欢它枝叶繁盛的样子，因此，当他主持19世纪巴黎城市改造工程时，便将伦敦悬铃木种满了巴黎的大街小巷，也使巴黎从原先小马路交错成灾的混乱模样变为一个个由宽阔林荫大道相连的有序街区。不久，伦敦悬铃木出现在世界各地，直到今天仍是罗马、悉尼、纽约这些世界级城市的街头宠儿。它那形似枫叶的叶子更成为纽约市公园局的官方标志。

在上海，每三棵树中就有两棵是伦敦悬铃木。城市规划师称之为“超级树”，因为它属于浅根性树种，对烟雾、极端温度以及虫害具有极高的耐受性。这种树的种植间距大约在五到七米之间，种植时会辅以截角去梢的手段，以干预树的正常生长，强行使其枝叶向街对面的树延展，相互交织，从而在两三层楼高的地方拢成墨绿色隧道状。这顶拱形华盖既能在酷热难当的夏季为行人遮阳蔽日、播撒绿荫，又能如一道屏障般将从东海隆隆而来的狂风暴雨抵挡在外。

2010年我搬来此地时，如巴黎街区般的格局以及路边的悬铃木依然如故，但中国人重新命名了各条街道。舍瓦利尔街（或称骑士街，Rue Chevalier）和加尔尼尔路（Route Garnier）更名为建国路和东平路。其他一些用以纪念法国已逝名人的路名则被改成了富民路、茂名路和瑞金路。当步行穿过新街区时，我一一念出这些听上去非常吉利的路名，权当中文练习：安福路、永福路和宛平路。我所居住的那条路或许算得上是这些路名中最吉利的一条：长乐路，可以直译为LongHappiness Road，我给它取了个更加动听的英文名，Street of Eternal Happiness
(2)

。

本地人读到这些路名时，是否吉利、好听并不是第一个涌入他们脑海中的念头。位于我公寓南边的安福路的安福，指的是江西省的一个小城市，以加工猪肉火腿闻名。茂名是广东一个颇为繁荣的港口城市。而长乐，我所居住的长乐路的长乐，是福建省的一座沿海城市，明朝航海探险家郑和从那里起航，去探索亚洲的广大地区。当中国人为这些法租界街道改名时，他们多以中国各省或省会城市为南北向的道路命名，而以当时一些地位卓然的城市为东西向的道路命名，这些城市早在数朝前就为自己取了一个有吉祥意味的好名字。

无论何时，当我踩着脚踏车穿梭于长乐路，都需要十足的运气。这条狭窄的马路是这一街区为数不多的双向通行的道路。出租车司机经常借道于此以躲避附近高速路的拥堵，但他们必须时刻同四面八方涌出的电动摩托车车流抗衡。摩托车常常成群结队地迎着车流逆向行驶，它们总是在千钧一发之际才纷纷散开，给那些在喇叭高鸣、前灯闪烁、围追堵截中披荆斩棘而来的汽车让出一条道来。生存是道路的法则，那些个头最大、最横冲直撞的车辆往往能获得优先通行权。城市公交车位于这条食物链的顶端。绝对的体积优势使得汽车和摩托车司机对它又敬又畏，纷纷靠边为这庞然大物让道，完全出于一种类似在狂暴发怒的大象面前猛然向外跃起的生存本能。自行车车主为求自保，只能被迫往马路牙子或人行道上挪移；一些骑行者为了发泄自己的愤怒，便穿梭于行人间，生生在人行道上杀出一条路来。

我选择加入电动摩托车的行列。我骑得够快，能跟上它们的速度；而摩托车司机的骑行习惯——总是像环法自行车赛中那样以方队整体行动——也帮了我不少忙。每天早上我在骑车时，都需要对周边形势保持清醒认识。尽管从表面来看，车辆行驶乱作一锅粥，但许多司机仍然如运动员般精神高度集中，遵循着道路的潜规则驾驶。他们在长乐路这个混乱体系中和其他车辆同心协力往前移动，或加速，或转向。

2012年一个寒冷的冬日，我登上了“二楼——你的三明治”的旋转楼梯，想窝在某个角落里来杯咖啡暖暖身子。窗外的悬铃木像一双双一折即断的筷子，树枝散漫地指向各个方向，每当寒风打着旋儿吹过街道，便会发出刮擦二楼玻璃的声响。

在阳光明媚的用餐室中央的架子上，摆放着CK的手风琴，一行优雅的草书镌刻在这台黑色“大块头”乐器的前面板上：“Polverini。”
(3)

那天店里空空荡荡，CK把它抬下架子，倾放在一处日光直射的隔间中，低下头，按下放气按钮，缓慢地打开风箱。乐器吐了口气，这声叹息如此深沉，仿佛从CK内心发出。前一天，他的主厨刚气冲冲地离职，还带走了一半的侍应生。如果今天有客人光顾，CK和Max都得亲力亲为。

他稍事停顿，开始演奏一曲热烈、快节奏的民谣。他的手指在键盘上互相追逐，飞速跳跃。旋律流淌，他慢慢闭上眼睛，乐器在他胸前优美地张合。他的手指移动得如此之快，仿佛凭着自己的意志自行其是。他弹奏的是一首童年时期的爱国歌曲，他的头前后来回摆动，回忆翻涌，推着乐曲前行、加速。

CK在他十一岁的时候忽然明白了一件事：自杀并不容易。连续两个月，他都不断在放学后试探自杀的方式。吞安眠药应该是最舒服的，他觉得。但药剂师不会把药卖给他。“你太年轻了，”她说。从他家公寓的屋顶坠楼不失为一种可能。不行，他总结道：这太痛苦了。“我意识到自己没有胆量跳楼，”他说。

还有一个问题：他几乎没有独处的时间。他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和专横的父母以及除了上厕所外一刻不离左右的奶奶住在一起。每天早晨，他都坐在离他们不到十几厘米的距离喝粥。从老家门口的土路一直往下，便是学校，在那里老师会接手一切。放学后，又轮到奶奶和父母负责照看他写作业、上音乐课，并为他准备只有蔬菜和米饭的晚餐。就连上床后，他都偷不到一分钟专属自己的时间：奶奶就躺在他身边一张薄薄的竹席上。

一天下午，父亲正在伏案写作，CK对他这个冷冷清清、空空荡荡的家做了最后一次决绝的审视和清点。屋外，附近的化工厂和采矿设备制造厂排出的废气使得空气凝成厚厚一团。他穿过公寓，默默地寻觅着最有潜力结束生命的家用品。最后，他在自己唯一有理由独处的房间——浴室——里结束了这场搜寻。他选定了从父亲的剃须用具中发现的一把直剃刀。晚上，在上床睡觉前，他把折刀悄悄藏进了睡衣口袋。

那是一个寒秋夜。月光洒满了整个房间。夜静极了，除了奶奶平稳的呼吸声以及偶尔从远处传来的火车声。后者先以一声柔软绵长的鸣笛宣告自己的到来，接着是它沿轨道前行时舒缓的隆隆声，最后一切消散，归于沉寂。就在CK等待奶奶慢慢沉睡时，他想到了自己的家人。

很小的时候，男孩就常常听他父亲谈到“体制”。他从来无法确定这个词的确切含义，但通常都能预判父亲的嘴里何时会吐出这两个字来。每每要提到这个词时，父亲总会先放慢语速，语气也显得更加慎重；他刻意停顿，使这两个字从整个句子中脱颖而出，让男孩分外留意。

“你瞧，凯凯，你不可能和……体制……作对。”话语像是被打上着重标记，印入男孩的记忆。

每天，结束一天艰辛工作的父亲回到家后，会让儿子坐下，充当他慷慨陈词的忠实听众。体制没有给他选择职业生涯的机会。体制不曾回报他的聪明才智。体制不会鼓励个人天赋。你永远不可能在体制中取得进步，获得成功。“中国的国情不好！”他的父亲情绪激动。

“我父亲认为自己是个知识分子，”CK说，“他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也为没能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感到不满。他知道自己比其他人聪明。他希望靠自己的才华获得成功，但他做不到，体制永远不会给他这个机会。他觉得我母亲不聪明，这常常使他感到心灰意冷。他不喜欢工作中的同事，他讨厌中国。”

当CK试图提出问题时，父亲总会对他“嘘”一声，然后继续他的长篇大论。时间长了，CK觉得在这样一个没有人倾听的家中说话是没有意义的，于是，他不再说话。

CK没有兄弟姐妹。他于1981年出生，正值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两年后。他和他的父母一起生活，奶奶则住在一栋破败的四层砖房的顶楼，那是她的工作单位城际铁路局分配的住房。CK的父亲借用了当时在体制内广为流传的宣传语——邓小平“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以及江泽民“三个代表”的口号——来形容这个地方。“他称之为‘三不管’区：没人打扫，没人管理，没人关心。”

这番形容同样适用于CK从小长大的城市——衡阳。从历史上看，这个距离上海有纽约到芝加哥这么远的城市是一个人们避之不及的地方。它位于湖南省中心，一千四百年前曾在中国历史上小小地露过脸，当时唐朝皇帝高宗将一个犯上作乱的辅国大臣流放衡阳，以示惩戒。此后，帝王们一次次将一些不太可靠的高官发配到这里，让他们治理这个位于帝国边缘地带的遥远市镇，从此音讯全无，无人问津。

现代以来，衡阳人民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摊开中国的货运铁路地图，你能看见南北向和东西向的两条铁路线在这里交错而过，在国家中心位置划出一个“X”。这里是地区最重要的重工业中心之一。化工厂比比皆是，煤矿、锌矿、铅矿同样数量繁多。被污染的空气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味，但这里有工作机会：CK的奶奶在铁路局，他的母亲在磷肥厂，父亲在衡阳市第二建筑公司。

CK的父母都出生于1950年代初，和新中国基本同龄。他们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大大小小宗旨不一的运动、革命和反革命浪潮，很多人遭遇迫害、监禁甚至死亡。那些年，几乎没有一刻能过得平静。生存完全取决于你是否具有应对多变政治环境的敏锐适应能力。人们必须懂得，被卷入激流后千万要抑制住逆流而上的冲动，不要和一个比自己强大太多的力量抗衡；多一些耐心，便能抵达安全的彼岸，但首先要将掌控权完全交给体制。

青年时，CK的父母上山下乡了好几年，这是当时在政策号召下中国城市孩子的典型命运。毛泽东心中怀着无产阶级乌托邦的梦想，在他想象的画面中，城市居民和农民始终并肩工作。当他于1976年去世后，这个梦想也随之而去。大部分知青放下锄头，回家和亲人们团聚。归来之际，政府再次出手，给他们指派了国有企业的工作。CK的父母直到三十而立，都不曾真正为自己做过一个职业生涯方面的决定。

“你想要画画还是拉小提琴？”1985年的某一天，CK的父母这么问他。三个人坐在餐桌边，大人们在男孩脸上寻找着答案。CK的父亲一直渴望成为一名作家或音乐家。他深信，自己如果能在小时候掌握某项艺术专长，或许就能从体制那里夺回一些主动，不至于像今天这样完全丧失选择自己谋生方式的权利。他认为，把儿子推入艺术世界，等于把他送入一张安全的大网下，即便在将来的某一天，中国经济再起波澜，也能安然度过。

“画画或者拉小提琴，”他父亲询问道，眼睛盯着儿子。男孩想了想。

“画画，”他回答。

他的父母转过头去，交头接耳了一小会儿，又转回来对着他。“你以后拉小提琴，”他的父亲宣布道。

CK当时刚满四岁。

CK的家人攒了六个月工资为他买了把琴，CK的小提琴课便正式开始了。若干年后，中国政府致力于推动国企改革，改革把衡阳市第二建筑公司这类最没效益的国有企业推到了风口浪尖，员工们则如板上鱼肉，任人宰割。CK的父亲因此失业，家里也不再请得起小提琴老师。全家人忙着找替代方案，这时有人想到了某位叔叔家的手风琴。新的乐器就此选定。CK的叔叔教了CK半年手风琴入门知识，直到某天晚上一场电气火灾烧毁了叔叔工作的国有商场。叔叔是商场经理，政府认定他要为此负责，把他送入了监狱。

“这不是他的错，”CK的父亲谈起那场事故，“这是体制的错。”

CK的爸爸对手风琴一窍不通，但他有足够的时间自学，于是他接替叔叔开始指导儿子。没过多久，CK在手风琴方面的知识就超越了他的父亲，开始反过来指导他的父亲，练习由此发生了微妙的反转。课堂的气氛会不定时紧张起来，CK在演奏中出现任何一点小失误都会被父亲揪住不放，对他一顿厉声责骂或是劈手打上几下。

CK的父亲非常缺乏安全感，喜怒无常；人长得精瘦，看上去略有些娘娘腔。他的母亲冷静而自信，拥有一双农村人的有力手掌。按照中国的老话，人的性格特征大多可追溯其童年。CK的父亲在城里长大，而他的母亲则成长在湖南农村的洞庭湖边，那片宁静的湖水似乎赋予了她一种果决的沉静之心。“某种程度上，她更具有男性特质，”CK说，“她希望获得自尊和独立。”

CK的父亲也会动手打他母亲。有些晚上，CK能听到从他们卧室传出的尖叫声。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他通常会看到母亲的脸上和胳膊上一块块发紫的乌青。长大点儿了，他会尝试在他们吵到不可开交之时插手干预。“我会尽力保护她，但他出手太快了。”他说。

CK谈到父亲时流露出的并非苦涩，而是一种顺从，这种顺从是中国人对待那些心里鄙视但出于责任又不得不爱的人时的特有表现。这不是他父亲的错，他说，也不是体制的错。这是他父亲的“脾”所造成的。

中国人相信脾脏是一个人脾气和意志的容器。这种信念凝成了文字，世代相传：“脾”和“气”两个字合在一起，从字面上可解释为“脾的活力”，在汉语中表示“脾气”。很多中国人相信，脾脏受到的任何损害都会危及人的“脾气”，使人情绪失控。当CK的父亲还是个小男孩时，曾在一次掐架中遭人重击，导致脾脏破损。CK说，就在他爸的脾脏受伤后，他的好“脾气”就此一去不复返了。

1989年春天，CK的父亲在发表他的“政治演说”时愈发慷慨激昂。那年CK八岁，还无法理解北京发生的学生抗议和绝食请愿活动。之后，CK不得不再次扮演父亲长篇大论的听众。“我那时还小，不是很听得懂，”他告诉我，“我只是觉得压抑。我想一个人待着。我不想留在家里面对我的父亲。”

不久，轮到CK的母亲来找她的听众了。她让他坐下，告诉了他几个消息。“从现在起，妈要到别的地方去住了，”她对他说，“我每周三和周四回来看你，你看怎么样？”

离婚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常见。婚姻问题属于典型的关起门来解决的事儿，通常由老一辈出面调停，因为家是中国文化的主心骨，所以必须保证家庭的完整。CK的心思飞速转动着。他的同学很快就会发现。他的老师也会得知消息。他将不得不和他的父亲单独生活在一起，只有奶奶能稍微起点缓冲作用。CK的父亲走进房间。他会把母亲的离开怪罪于体制吗？男孩不知道。他得出结论：家庭才是唯一要紧的体制。

“我想和妈妈一起住，”CK宣布道。

他的父亲没有丝毫犹豫。“已经决定了，”他说，“你跟我住。”

CK学习的第一支手风琴曲是《草原人民歌唱毛主席》。CK乖乖把它学会，就像机器一样一遍遍重复着副歌部分。他的父亲在一边严密监看着，随时准备在男孩走神时挥掌拍上一下。课间，他的父亲会抱怨。“你妈一无长处，”他的父亲对他说，“她怎么可能离开我们？”

学校里，父母离异的消息似乎尽人皆知。同学们追问他对父母分居的感受。老师们总在他上课开小差时拿这说事儿，害他在其他同学面前出糗。CK开始焦虑。他渴望同家庭、同学隔离开，让自己抽离。“唯一属于自己的清静时光来自家和学校间的那段步行路程。基本上，我是从一个压力源走向另一个。”

十一岁那年秋天的某个晚上，CK醒着躺在床上，双眼盯着天花板。随着奶奶的呼吸加深，他始终达不到“抽离”的状态。隔着睡衣，他感到那把折叠型直剃刀的重量轻轻抵在大腿上。等确定奶奶睡熟，他便从床上坐起来，从兜里掏出那把剃刀。他打开它。他深吸了一口气。他的右手牢牢握住刀柄，将刀锋按向左手腕内侧。

他切开皮肤，刀锋入肉。他看着鲜血慢慢溢出皮肤表面。他开始从左到右一遍遍快速重复着切割的动作。他在流血，但和他预期中血如泉涌的景象相差甚远。他换了手，想试试另一边的手腕。奶奶依然在他身边平静地打着瞌睡。他的鲜血渗入睡衣，但同时伤口也在不断凝结。他找不到静脉，而他的手腕开始感到疼痛。“我继续割，但没有用。我看不清楚，而且我的手腕太粗了。”CK对我说。

CK慢慢合起剃刀，把它放回沾血的睡衣口袋里。这实在太难了，他这么想着，慢慢进入了梦乡。

手风琴风箱一张一合，像极了冲刺中段跑步者的肺。CK的右手手指疯狂地在键盘上飞速移动，高音音符从指尖流淌；左手手指则在不同的贝斯和弦间快速切换，仿佛一种机械反应；双手相互竞逐，相应相称。CK始终紧闭双眼，注意力高度集中。一阵寒风扫过长乐路，室外的树枝蹭上小店的窗户，发出“咔咔”的声响。一切看上去是如此和谐，但就在那时，CK弹错了一个音。接着又弹错了第二个。他睁开眼，看了看我，笑了笑，决定放弃。

“哦！这是什么曲子？”我问他。

“《智取威虎山》，”他说，还是笑着。

这首曲子来自“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八大革命样板戏之一。它借用了不少《水浒传》（14世纪的中国小说，被誉为中国古典四大文学名著之一）中的情节。创作者把小说转换成一种音乐化的宣传手段，通过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以唤起群众对体制的支持。

CK摇摇头，为自己忘了如何演奏一首打小练习的曲子感到不好意思。

“我以前弹那些中国传统歌曲，但后来发现自己并不喜欢，”CK一边对我说，一边擦着额头的汗，露出两颗明亮的、椭圆形的棕色眼睛，在这张近期日渐消瘦的脸上，眼睛显得比实际的更大，“我更喜欢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过了段时间，我发现完全可以弹奏自己的曲子。”

于是，CK开始弹奏一曲，旋律缓慢、悲伤，让人联想起寒冷、孤寂的街道。巴黎街头，或是上海街头。

CK从学校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面试，来自中国最大的手风琴制造商珠江钢琴集团。儿时的所有勤学苦练终于得到了回报。自从和父亲的剃刀一番过招后，他逐渐接受了自己将在剩余的少年时光里和父亲在同一屋檐下生活的事实。于是，他决定把重心放到对未来的追求上。他在学校努力学习，练习手风琴，在离家几百公里的南方中心城市广州的一所学校里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他在那里学习音乐。会拉手风琴的特长给珠江集团的面试官留下了深刻印象，没过多久CK就被请到集团董事长的办公室里。董事长递给他一台手风琴，又从写字台边上的格子里取出自己的琴。两人合奏了一曲。随后CK被要求独奏，他仔细斟酌了一番。

“我选了首难度很高的曲子：李斯特的《钟》。我得到了这份工作。”

CK被分到公司的手风琴销售和市场部门。这是他人生中头一次让父亲为他骄傲。珠江集团是为数不多的在国家雄心勃勃的市场改革中幸存下来的国有乐器制造企业。公司的销售额日益攀升，这主要得益于中国正在崛起的消费阶层。CK可以拿到极具市场竞争力的薪水待遇、额外的健康福利以及丰厚的养老金。只不过，这份工作会让大脑生锈。“每天你只需要工作两三个小时，就能把活儿都干完。然后你就无所事事地坐在那里聊天、看报，”CK说，“其他人会用这些时间联络同事情谊，但我看不出这有什么意义。”

相反，CK利用空闲时间去寻找一份更加有趣的工作。快速搜索后，他找到了：意大利手风琴制造商博罗威尼在上海以西的几十公里处开了家小工厂。公司正在招聘一名助理，负责在意大利管理人员和中国工人间沟通联系。

博罗威尼的手风琴世界顶尖，珠江牌手风琴跟它相比就像塑料玩具。这份工作在技术方面也极富挑战性：CK需要掌握制造过程的每一步，才能教会装配线上那些初级技术工人如何操作。

CK反复看了好几遍招聘广告。

“这看上去很有意思，”他对我说，“我终于可以学点什么了。”

当CK打电话回家，告知自己在国有体制外找了份工作，他的父亲立刻变得怒气冲冲。“你不能就这么把铁饭碗给丢了呀！”他爸在电话那头直嚷嚷。在博罗威尼，CK的薪水更少，也会失去珠江集团给他的所有福利。

“突然间，我爸的不安全感集中发作了，”CK说，“他对我非常生气。他不断重复着同一句话：‘为国家工作，你的前途才无可限量！’”

不过，在21世纪初的中国说这话显然脱离了实际。CK的父亲从衡阳市第二建筑公司下岗后，再没找到过一份工作。CK的母亲在四十七岁时被迫提前退休，因为新兴民营部门掀起的竞争使衡阳市化工厂的订单份额受到极大挤压。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有企业里清闲又赚钱的岗位愈发稀少。市场经济成为新的常态，新的规则。CK觉得，穷尽一生依靠国家的父母亲在新的环境下只能随波逐流，他们都指望着他能给家里带来经济上的稳定。

CK耐心地解释自己的决定。在珠江，他看着别人忙于社交，自己却从中学不到任何东西；而在博罗威尼，最起码能够磨练自我，还能培养一些个人技能。每个人都应该往这个方向靠，他轻声告诉他的父亲。

体制这东西，就和CK父亲在他小时候向他解释的那样，会约束你，控制你，而不是让你学习和成长。但随着父亲渐渐老去，他却开始意识到金钱的重要以及体制带来的稳定。“当我开始在珠江工作时，他突然间欣然接受了体制的种种。我都不知道该怎样和他聊逃离体制这个话题。”

CK接受了博罗威尼的工作，来到上海。他的新室友（一个中年意大利工程师）恰好是他的新老板。他俩有个共同的兴趣爱好：修修弄弄。两人还是小男孩的时候，都曾花费一下午的时间把东西拆开，再想办法拼装回去；而现在，是别人付他们薪水去做这件事。在位于上海郊区的博罗威尼的简陋小工厂里，他们的任务是改造该品牌的经典款手风琴，降低它的售价。中国的手风琴弹奏者要么重金购买昂贵的意大利乐器，要么精打细算买市面上最便宜的中国品牌，而在这两个价位之间的产品都难逃被市场淘汰的厄运。这便成了CK的使命：为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量身打造，制作出他们可以买得起的博罗威尼手风琴。

CK一头扎进装配线，花费数月了解乐器的每个部分。在意大利，他的老板设计了法拉利。但手风琴是比法拉利更加复杂的器具，他这么告诉CK。

“手风琴很小，却有三千多个微小零件，因此一毫米的误差都可能造成巨大的差错，”CK解释道，“你必须对化工、木材、钢材都有足够的了解，并且知道它们如何在乐器内部互相作用，能发出怎样的声音。”

来到博罗威尼工作后，CK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掌握了每一个生产步骤。此后几年，他的老板鼓励他去学习更多新的东西，他成了这个领域的万事通。“我是经理、翻译、供应链专员、客户服务专员。我制作模型、监控音质，到最后，我甚至可以从画草图开始，一个人完成一台手风琴的制作。”

四年内，CK的月收入从400美金涨到4 000美金，从中国的平均工资水平一下跃升至美国的平均工资水平。生平第一次，豪车遍地、林荫大道交错、国际范十足的上海给了CK一种家的归属感。

“你还能弹首别的曲子吗？”我问。

时钟指向11点，CK已经拉了半个多小时的手风琴。整个上午，“二楼——你的三明治”店里空空荡荡。午餐时间渐渐临近，很快将会有一大拨饥肠辘辘的办公室白领拥向长乐路两侧的人行道。CK看了看钟，踌躇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他用双手将乐器整个张开，使它顺畅呼吸。

“这首歌是写给一个我曾经爱过的女孩，名字叫《2—27》。那天是我们相遇的日子。”

曲子从一个悠长的小调音符开始，一个接着一个。曲调萦绕心间，耐心地循环往复，就好像一个快速入睡的人正发出均匀的呼吸。接着，一段俏皮的旋律响起，未经润饰，让人仿佛看到一个男孩在街上漫步，一脸义无反顾的神情，自顾自地吹着口哨。

CK再次闭上眼睛。我偷偷瞥了眼他的手腕。童年的伤口早已愈合。他的音乐回荡在店里的每个角落。这一刻，体制消失了。

(1)
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1809—1891），曾任法国塞纳省省长，并主持巴黎城市的改造工程。——译者

(2)
长长久久的快乐之路。——译者

(3)
Polverini，博罗威尼，意大利手风琴品牌。——译者

2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麦琪里

在我的公寓北面可以看到长乐路街景，但从南面的落地窗俯瞰，入眼却是一块四周环绕围墙的荒地，里面杂草丛生，成了流浪猫的天下，四处零零星星地散落着一些被烧毁的传统灰色砖墙房的残骸。我偶尔能看到有人出现在那些中空的建筑中，望着天，行动阻滞，日光对于他们而言仿佛是一种打扰。

一群无家可归的非法占屋者，我揣测。

我常站在窗边，对眼前残垣断壁的破败景象大惑不解。在这个全上海亦是全中国风光无两的街区里，任凭一块有三个足球场之大的土地在烈日骄阳下腐朽败坏，着实让人奇怪。我询问了楼上房东这一地块的情况。他点了点头，一脸沉思，从烟盒里抽出一根香烟，对着玻璃窗吞云吐雾。我和他站在窗边，面前视野开阔，市容街景尽收眼底。

“那里本来也打算修一个现代的大型城市综合社区，就跟我们这儿一样。开发商已经拆掉了大部分街道，”他停了停，取出另一根烟，“但一些居民不愿动。没办法。”

这讲不通。在中国，动迁过程中开发商和当地居民间的拉锯和最后摊牌早已屡见不鲜，过程大同小异：先圈出一块适合建造高端综合性公寓楼的土地，通常土地上都有一片碍事的破落街坊，需要和当地居民协商动迁事宜。街区会被拆毁，土地会被拍卖给出价最高的竞标者，大把的人民币就这样流入并填满了城市的金库甚至是腐败官员的口袋。总会有一些愤怒的居民拒绝动迁，但基本都能得到妥善处置。对于中国的开发商而言，办法总是有的。

当我向楼上房东问起我们这片高端公寓住宅区建造之前的居民区的情形时，他丝毫不以为意。“就是一堆又破又旧的棚户区，”他边说边比划了一下。

后来，当一名历史学家向我展示一幅泛黄的1940年代老上海街区图时，我注意到有一簇纵横交错的小巷自长乐路蜿蜒向南，如迷宫般展开，穿过排列密集的居民楼；仅仅在一个街区的范围内就挤下了一百来栋小楼；而今，在同一块地方高高耸立的正是我居住的公寓大楼。我想到了曾经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成千上百户人家。如今他们去了哪里？当时他们离开的时候都平静吗？

我和我的妻子于2010年离家搬来上海，带着我们十八个月大的儿子雷尼。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微笑的蓝色卡通人物，有点像小绿人冈比
(1)

和蓝精灵的混合体，正挥手向人们致意。它的名字叫海宝，是2010年世博会的官方吉祥物。在乘车离开机场的一路上，我们几乎能在每一块宣传板上看到它的身影。数千万游客从中国最偏远的地区抵达上海，共同庆贺这个城市登上世界舞台的荣耀时刻，海宝在他们身后如影随形。行李传送带前，机场迎客厅里，出租车座椅靠背上和地铁站台内，它都在挥手致意。几十年前毛主席的肖像曾遍布中国的大街小巷，而海宝就像21世纪的翻版：无处不在，始终紧盯着你。毛看上去威严而自信，而海宝那受惊小鹿般大睁着的眼睛却让它略显迷惘。

雷尼每次只要一见海宝就会大叫“蓝蓝”，还会对它挥手回礼。

“那是海宝。”我告诉他。

“海—宝，”雷尼慢慢地念。他不断微笑着重复：“海宝……海宝……”

这是他学会的第一个中文词。

其中有一幅宣传海报引起了我的注意。海报上的海宝彬彬有礼地把手背在身后，圆圆的眼睛望着身边明亮的上海天际线。上面标着一行黄字：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The city...makes life more beautiful.”
(2)

我大声地把它翻译了出来，并不是想给什么特定的人听，只是在尽力挽救一门我生疏多年的语言。

这句口号是世博会的官方主题。它的英语翻译更加简洁：“Better city，Better life.”
(3)

上海被作为中国城市的典范示人。中国政府正致力于推进一场雄心勃勃的城市化运动，大力说服成千上万的农村人口，让他们相信城市的生活更加美好。

这和我数年前慢慢习以为常的中国式宣传大相径庭。我大约是在20世纪末第一次来到中国，在农村担任“和平队”
(4)

的志愿者。那时的工资是每月120美元，这已经比八亿中国人（占全国三分之二人口）所挣的工资多出了一倍，他们每天仅靠不足2美元的收入过活。在乡镇的边边角角，亮红色大字的手写标语提醒着村民“女孩也是人”，这是针对农村家庭一贯以来受重男轻女观念影响而私杀女婴的警告。

十五年后，当我携家带口、以一个外国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最富有的城市时，所感受到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中国快要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从我们的公寓望出去，一栋栋高楼大厦横空出世、闪闪发光，连延成一条参差错落的天际轮廓线。不变的是政府传达指令的方式，始终突出，始终醒目。一派欢腾的海宝宣传海报显然要比1990年代的宣传标语讨喜不少，但两者的本质并无二致：提醒人们在今天的中国，何为对错。杀死女婴是罪恶的。城市生活是美好的。

在上海，造型优美的现代化摩天大楼和绿意盎然、枝繁叶茂的19世纪欧式街区相映成趣，城市发展已然登峰造极。政府花费450亿美元重新打造这座城市，五年内修建七条地铁线，建成了世界上最长的地铁网络。城市每天迎来送往，子弹头列车在上海和其他城市间以每小时三百多公里的时速飞驰。如果说这个世纪是属于中国的，那么上海无疑独领风骚。

在上海日新月异的同时，一些积习却始终难改。社会文明规范并不属于中国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在长乐路，经常看到有人沿街吐痰、乱扔垃圾，你推我搡只为排队争先；上了年纪的上海男人常常穿件睡衣就在街道上晃悠；小孩子习惯了在路人的注视下蹲着小便；宠物主人任凭狗屎在人行道上发酵。这些都是城市化中国中随处可见的标准行为；在中国的城市里，千千万万刚离开农地的新移民和精致世故的都市人混杂在一起，互相都不曾卸下警惕的防备之心。

来这里游玩参观的外国人会怎么想？从2008年举办奥运会开始，北京就试图根除这些不良习惯，也多多少少取得了一定效果。除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句口号以外，文明一词也充斥着上海的城市宣传。这个词发音为Wen-Ming，英语翻译为Civilized，以此教导民众为建设“文明的城市”做出贡献。上海市政府在世博会召开几个月前就加大了宣传力度，印发了文明礼仪规范小册子，并寄送到上海市民手中。《做可爱的上海人：上海市民手册》由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于2006年编写。这本共计242页的指南包罗万象，从如何理发（“发型要朴素大方”）到如何吃西餐（“不能把汤盘或碗端起来喝”），都能在书里找到指导。

对于住在长乐路上的上海本地居民而言，这样一本小册子让他们颇不适意。他们向来认为自己是最精致的中国人。他们曾受过最文明开化的欧洲的殖民统治，他们接受的是西方人带来的观念以及时尚舒适的生活方式。上海独一无二的历史使它成为世界上最精彩的城市之一。对于“东方巴黎”而言，要这样一本文明礼仪规范小册子又有何用？

但事实上，上海的居民中有将近一半（两千四百万居民中有多达一千万人）都是新近才从中国最穷困、最不开化的地区迁来的移民。他们被轻蔑地称为外地人，英文直译为outsidepeople；而这本《做可爱的上海人》似乎正是针对他们而写。

其中一章以一段颇为刻板的描述开场：“上海人通常会被认为比较冷淡，不像有些地方的人那么热情。”随后作者为之辩解道：

城里人，尤其是大城市的居民，对陌生人，通常都比较冷淡。这是大城市人口流动性大、异质性大、可信度低的特点决定的。即使在美国，纽约、芝加哥的人，绝没有乡村小镇的人热情……上海人大多数是外来移民。

在21世纪的中国，人口流动已成普遍现象；政府编写人员的立场由此显得颇具地方保护主义色彩。在“争夺与谦让”这一节中，作者呼吁上海人面对外来移民的竞争时应该更加强势，因为后者在致富路上已有迎头赶上之势。

上海人不愿到小菜场卖菜、经营理发店，不愿意扫马路、当建筑工人。上海人到外地、外国创业的更少。争小不争大，该争不争，该让不让，这是当今上海人身上依然存在的负面精神。

有关怎样“正确认识上海市民性格”所能得到的最主要的一条结论是，上海人最明显的性格缺陷在于习惯将自己的性格缺陷归咎他人。但《做可爱的上海人》没有对此展开进一步讨论。

我们的新家位于长乐路一幢沿街高层的八楼，属于一个叫做汇贤居的综合性住宅区。这个小区共有七幢白色砖墙高楼，其中一幢高达四十余层。要是这幢楼一下子落到我的家乡明尼苏达州去的话，能排得上当地的第七高楼。但在上海，不过是在那块由成百上千、各式各样高楼大厦编成的大织毯上平添的一小簇花纹。汇贤居里，高楼四周环绕着一个长方形庭院，一方蜿蜒流淌的池塘，一个绿茵球场和两个操场。

地下多层车库停满了中国经济崛起的战利品——一辆辆价值百万美元、色彩斑斓的豪车。一年后，当我和雷尼在车库溜达时，我被他陡增的中文词汇量吓坏了，这全拜消费主义文化的广告宣传所赐，雷尼不过是鹦鹉学舌。

“宝马！奔驰！保时捷！法拉利！”他大声喊出这些汽车品牌：BMW，Benz，Porsche，Ferrari。

我们公寓的南面可远眺安福路，北面紧邻长乐路。无论望向哪个方向，收获的都是快乐和幸福。

除非目光越过沿着安福路竖起的灰墙，望向更远处那个被烧毁的街坊。那年秋天，我带着雷尼绕着这块荒地散步。从地面看，没有什么不妥。土地四周被三米高的围墙围得严严实实，每走五步左右就张贴着一张世博会海报。“海宝！海宝！”雷尼尖叫着。

唯一的入口处有一道嘎吱作响的金属大门，常年锁着。一个下午，我敲响了这扇大门。一个瘦削的保安探出头来。

“你要干吗？”他嚷嚷着，上下打量面前站着的这个金发外国人。

“我想进去看看。”我说。

“你应该不认识里面的居民吧？”他问。一个外国人顺路拜访这种地方讨杯茶喝，这念头大概让他暗自觉得有些好笑。

“不认识。”

“抱歉，外国人不能进来，这不允许。没办法。”他一边说，一边砰地把门关上，婴儿推车里的雷尼一下子惊醒过来。中国人或许会有更好的运气，我想。

再次拜访的时候，我带了点运气，而且没敲门。

我和我的中国同事以及一个叫做老康的无家可归者一块儿穿过了这道金属门，当时大门无人看守。老康的全名叫康成刚（音译）。在这个街区被拆毁前，他在这里居住了二十年，如今只能辗转于朋友们的住所间，寄人篱下。老康身材高大，挺着个肚子，不苟言笑。他的眼睛呈下弯的月牙状，眼睑耷拉，包裹着冰冷如石的眼神，那是寻仇者的眼神。

我是在一个讨论这片街坊历史的在线论坛上找到老康的。他和我们一块儿站在大门外，一直等到保安离开去吃午饭才潜进来。我们从一座灰砖拱门下穿过，这是为数不多仍旧矗立着的建筑之一。当我终于进入这块土地后，最先注意到的是我所居住的公寓楼，它高高耸立在面前，数十扇客厅窗户将阳光反射到我们正蹑手蹑脚通过的瓦砾场上。公寓楼隔壁是一幢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里面全是办公室白领。因为是擅自闯入这块“闲人莫入之地”，心理上总感觉对面所有人都在透过闪闪发光的玻璃窗观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们艰难地穿过一片齐胸高的杂草丛，又朝前走了几分钟，最后停在最边缘处一栋三层楼高的房子前。屋顶塌陷，所有的窗玻璃都已损毁，残存的玻璃碎片支离地挂在窗框上。“欢迎来到我家，”老康轻声说。

亮黄色的塑料警戒线像丝带包裹礼物般绕着房子围成一圈。老康提起警戒线，示意我们从混凝土浇筑的雕花门楣下方的灰砖门洞通过。早已不在的大门似乎是被人从三个生锈的畸形铰链上硬生生扯掉的。我们踏进屋内，站在原本是饭厅的地方。在我们头上，阳光穿过三楼屋顶的空洞，在地板上投射出一道光斑，碎木头、玻璃碴以及腐坏的家具散落一地。

城市的声音从墙的另一端涌了进来：公交车在红绿灯前的紧急刹车声，废品回收车的悠悠摇铃声，以及远处传来的婴儿的阵阵啼哭声。我们跟着老康爬上摇摇欲坠的楼梯，来到他位于三楼的公寓；过去他和另外两户人家同住在这栋楼里。黄绿色的墙纸勾勒出客厅的大致轮廓，头顶的天花板和脚下的地板如今空落落一片，只剩几根横梁供我们踮着脚尖通过。我盯着楼下一层的地板，尽量不失去身体平衡。房子仿佛曾被陨石骤然击中，陨石穿透屋顶后一路笔直下坠，天花板和地板都在一瞬间被生生撕裂。我从厨房的窗户向外张望，看到杂草堆的另一边那三栋被熏得黑漆漆的空架子兀自矗立。整个街坊就像被燃烧弹洗劫过一般。

有三千多人曾在这里居住，挤在这些被称为“石库门”的三层红灰砖石小楼里。楼和楼毗邻相依，夹出一条条被叫做“弄堂”的狭长通道，弄堂入口处是用砖砌成的高大拱门。步入石库门大门，首先进入的是一个狭小的庭院，庭院里杂草斑驳。穿过庭院，一扇单门向着客堂和楼梯敞开，楼梯则通向不同的房间。

石库门是中式庭院住宅和西式城市联排的结合体。它和其他最能代表上海特征的事物一样，融合了当时东西方最流行的不同风格。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有百分之六十的上海住宅（超过九千栋）建成了石库门的样式，隐在远离城市主干道的安静居民区里的狭窄弄堂边上。

根据市政厅的记录，麦琪里是上海最井然有序、保存最完好的石库门街区。1958年，政府官员颁发了“优秀社区”奖，并在拍摄国家级宣传片时在此地取景。当时，家家户户的露台开满鲜花；底楼，圆拱石门下两道黑色的木制大门指示着入口。一对做工精美的铜环挂在门上，作敲门用；后来，在“大跃进”运动期间，门环被纷纷拆除，熔化在一座座炼钢炉中。

弄堂是根据麦琪路（Maggie Road）命名的，这条法租界的主干道后来被新中国的政府改名为乌鲁木齐路，乌鲁木齐是新疆自治区的首府。麦琪里的一百七十八栋建筑完工于1937年，那一年对于上海房地产来说是灾难性的。8月，日本人开始从海陆空分别向这座城市发起进攻，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战役持续了三个月，即著名的“淞沪会战”。至12月，日本人杀害了二十五万市民，摧毁了整个城市的面貌。

麦琪里从地图上被抹去，但这次不是日本人，而是地方官员。他们在淞沪会战结束的六十四年后做了这样的决定。2001年，上海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放眼望去，起重机占据了人们的视野；当地居民和拆迁队之间的正面冲突充斥着新闻头条。那一年，北京已被选定为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城市；而2010年世博会主办城市将在上海和韩国丽水这两个城市中产生。总部设于巴黎的国际展览局将选出最终赢得主办权的城市，不过该组织对上海的人权纪录颇为担心。在申办世博会时，上海提出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然而媒体却频频将一个个愤怒的本地居民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为了给城市建设让道，他们被逐出了自己的家园；两者间，又该如何平衡和统一？

为了回应这些批评，上海市的官员尝试践行一条更加亲民、更加温和的发展路径，即“旧区改造”工程。如果某个合适的项目选中了一片老式街坊进行开发，那么开发商需要在同一地段为这里的居民预留好住房。作为补偿，开发商不用缴纳相应的土地使用费，这将为他们节省上百万美元的资金。

麦琪里被选为上海最早的几个旧区改造地块之一。根据新法令，拆迁重建后，居民有权回迁原址。2002年2月，徐汇区政府的官员将土地拍卖给上海城开集团。那年夏天，城开集团把告示单塞进了麦琪里每家每户的门缝下：从告示中，居民得知他们将被搬迁到上海的某个外城区，也就是说，被集体送到远离市中心的大郊区。

居民们举行了抗议活动。他们拥有回迁的权利，他们申诉，这是“旧区改造”项目所承诺的。但他们被忽悠了。通过将麦琪里开发定性为“旧区改造”项目，城开集团省下了数百万美元；此后区政府的官员又悄悄地把它更改为“土地储备”项目。2002年12月，一群市政府官员因接受贿赂、进行土地黑幕交易而被送进监狱。同年，上海赢得了2010年世博会举办权，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区政府的作为让我想起曾在《做可爱的上海人》中读到的一条文明礼仪规范。在“交谈、谈话”一节中，作者向上海市民传授了获取信任的要点：

应该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实际。有些人喜欢主观臆测，信口开河，这样往往会把事情办糟。

在许多方面，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的上海让我想起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纽约。那是美国的镀金时代，纽约经济高速发展，富裕阶层纷纷崛起，而今这一切都在地球的另一端重演，当然也包括了对土地的明争暗夺。城市规划师罗伯特·摩斯
(5)

曾帮助纽约成功策划举办了1939年和1964年两届世界博览会，但众多纽约街区也因他而遭到摧毁，麦琪里事件简直是这段历史的翻版。

然而，让我最感吃惊的相似之处是人的融合。来自四川、湖南、福建等省份的移民在长乐路街头说着各地方言，像极了19世纪从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地蜂拥到纽约的欧洲移民，互相间完全不知所云。这两个城市大熔炉都欢迎外来移民的到来，后者或是因为贫穷不得不背井离乡，或是因为雄心壮志而甘愿承受风险。他们抛下一切，离开家园，试图重新开始，找到另一个家。当年抵达埃利斯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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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移民（如同一个世纪后在中国的“外地人”）大都是直接从他们祖辈生活的农场里走出来的。

许多人缺乏教养和绅士风度。那些20世纪初从有轨电车拍摄的电影镜头，记录下一出出纽约人你推我搡、争抢着过马路的情景。他们阔步走在汽车前面，在马车间横冲直撞，对自己阻碍交通的行为浑然不觉。在另一些场景中，行人们摩肩接踵，急匆匆地用手肘推开他人好让自己通过。影片是在百老汇和联合广场拍摄的，但如果把有轨电车和马车换成鸣笛的汽车和高速行驶的摩托车，你完全可以将场景替换成长乐路上的任何一个十字路口。

我无需过多深挖祖国的历史，就能找到这样一段极为相似的时期——经济上的急速崛起，带动了社会对大众文明程度的更高要求。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成百上千种同《做可爱的上海人》惊人相似的礼仪规范类书籍在美国出版：

“用餐看上去是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但还没有什么场合比在餐桌边更能反映出一名绅士和一个粗人之间的强烈反差，”由塞西尔·B·哈特利撰写的《绅士礼仪手册》（The Gentlemen’s Book ofEtiquette）的开篇如此写道，该书于1879年在波士顿出版。“我曾见过有人在喝汤或咀嚼食物时嘴巴发出‘咂吧咂吧’的声响，声音大到连坐在桌子另一端的人都能听见；有人嘴巴里塞满了食物，露出下一刻就要窒息或哽住的样子；有人用自用的餐刀涂抹黄油和盐；有人将手指探入糖罐，并犯下一些相当可怕的错误，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多么‘抓人眼球’。”

如此粗鄙的行为似乎同样让《做可爱的上海人》的作者深感骇然，他在“文明用餐”一章中扮演了一个絮絮叨叨的家长角色：“坐姿要端正，不可用手托肋或将双臂肘部放在桌上，坐时双脚应踏在本人座位下，不可随意伸出，影响他人……取菜一次不要太多，如不够，可以再取。吃东西要闭嘴咀嚼，不要舔嘴唇或咂嘴发出声响。喝汤时不要啜吸，如汤菜太热，可待稍凉后再食用，切勿用嘴吹……进餐时擤鼻涕、打嗝等都是不礼貌的行为。”

“永远不要把餐刀放进嘴里，即便吃奶酪时也不要这么做，应该用叉子，”哈特利谆谆教诲，“除了液体，不要用匙取食。千万不要用手指触碰任何食物；叉子无疑是晚于手指的发明；既然我们不是食人族，我倾向于认为使用叉子更文明。”

“使用筷子时要注意礼仪上的忌讳，”《做可爱的上海人》继续道，“一忌敲筷，如用筷子敲打碗碟或杯子；二忌掷筷，用餐前发放筷子，不能随手向人掷去……五忌挥筷，夹菜时不能用筷子在菜碗里乱翻，甚至与别人的筷子‘打架’。”

“当你的谨慎提醒你喝了足够多的酒时，哪怕一滴也不要多碰。”哈特利对19世纪的美国人发出警告。

《做可爱的上海人》一书解释道：如果过度敬酒让你无法招架、醉意上头，可以偷偷把酒洒在地上。
(7)

“不要一饮而尽，”它告诫人们，“切忌贪杯，头脑要清醒，不要见到酒就忘乎所以，以免酒后失控，胡言乱语，丑态百出。”

《做可爱的上海人》作为官方发行的出版物，缺少一些《绅士礼仪手册》的独到魅力。各章各节充斥了待纠正行为的细目清单，不时以中国人所痴迷的数字命理学的形式呈现：“五种意识”“四种精神”“五‘敢’”“四个‘永远’”；还有七“不”规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损坏公物、不破坏绿化、不乱穿马路、不在公共场所吸烟、不说粗话脏话。”

尽管如此，上海市政府仍未能在世博会举办时实现它的豪言壮语。公共设施基本没有遭到破坏，但除了这条禁令被遵守之外，在长乐路上随便走几步就能看到本地人做着那些不该做的事情。

“你不能进来！嘿，你！赶紧出去！”

下午1点，午餐时间结束，麦琪里的保安卡着点回到自己的岗位。

“老康！是你？你和谁在一块儿啊？”保安对着中空的三楼大呼小叫起来。

我从老康的废弃屋子的窗户探出头来，盯着楼下乖乖站在警戒线后的瘦削身影。蓝色外套松松垮垮地挂在他瘦骨嶙峋的肩膀上，帽子向一边歪斜；整套制服对他而言稍嫌过大，使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准备去参加“不给糖就捣蛋”
(8)

的男孩。

“他们是我的朋友。”老康从里面高声回答。

“他是外国人！”保安指着破窗里我露出的脸，大叫道。

“这不影响他成为我的朋友！”老康讥讽地回应。

我们小心翼翼地走下楼梯，出去面对保安。对于一个平静日子惯了的保安，不得不处理这样一桩外国人闯入事件让他看上去紧张兮兮的。

“你在这里干什么？”他问。

“我是名外国记者，我在采访他。”我说，指了指老康。

这恐怕是一名保安最不愿意从闯入者口中听到的。他的焦虑又提升了一个等级，身体重心不断在两腿间晃动。

保安一时语塞，想了想。“你不能在这里采访他。”他声称。

“他当然可以！这是我的家。是我邀请他来采访我的！”老康说。

为了应付这样的状况，我随身携带着中国政府颁发的《外国记者条例》。我从包里取出泛黄的纸页，打开，把它递给保安。“上面写着我可以在中国采访任何人，只要他们给我权限，”我说道，手指着条例第17条。

“我给他权限，”老康接口道，对这一特殊中国法规的清晰表述微微一笑。

保安没有睬他，继续浏览着文件。“这里还写着你得向警察出示记者证，”他说，手指着文件。

我掏出记者证，递给了他。他翻来覆去检查了个遍，还举到一个直对阳光的角度看了看，就好像在验查百元大钞上的水印一般。他把它还给了我。

“你是在擅闯。”他果断宣布。

“不，他没有，”老康说，“这难道不是我家？”

保安想了想，用戴着白手套的手指挠了挠后脑勺。“是的，这是你家。”他最终承认。

“难道我没有给他采访权限？”

“你给了。”

“那么这一切就完全是合法的，”老康得出结论，回头转向我说，“别理他。”

保安不说话了。我们绕着这栋已被部分拆除的房子转圈，他就默默地跟在后面，一手稍稍抬起超大号的警察帽，以便竖起耳朵听老康讲那天晚上房子被拆的故事。

那是2004年10月的一个晴朗夜晚，麦琪里的大部分居民已经和城开集团谈妥了拆迁条件，纷纷搬到上海郊区的小公寓里。但仍有数十人留在麦琪里，他们拒绝对区政府违规拍卖土地的原则性问题让步。两年后，区政府的一些官员失去了耐心，他们让城开集团的拆迁小组出面摆平这些钉子户。

“至少有二十多个流氓包围了我的房子，”老康回忆道，“他们切断了水和煤气，把我家的大门从铰链上扯了下来。我不肯走。他们就往我家窗户扔石头，或是把成桶未经处理的污水倒进房间，特别恶心，也特别难闻，但都被我拖干净了。我不肯走。”

于是，这伙人耐心地等待天气变化。一天晚上，下起了雨。老康在客厅休息时，听到门外传来巨大的引擎声。一辆挖掘机缓缓驶近，挖掘臂高高抬过老康家的屋顶。

“砰！砰！砰！”老康叫道，他回忆起那天从上方传来的东西被砸碎的声音。屋顶坍塌，木料和石灰四散一地，险些砸在他身上。大雨如注，混着屋子的碎渣，把家具浸个透湿。“所有的东西都湿掉了，”老康说，“所以我离开了。”

从那一夜起，老康一直无家可归，在不同的朋友家寄宿，靠社会福利金生活。他不断提出申诉，要求政府赔偿他的房子。“你不能就这样把我扔到大街上，让我露宿街头，到处流浪吧！”他对我说。精瘦的保安又凑近了些，他发现老康的神情愈发义愤填膺。“总得给我个住处，或者替我租套房子吧！干吗不派人把房子修好，这样我就能搬回来了呀？”他问。

保安大笑了起来，为这样一个他听起来荒谬至极的想法笑得直不起腰。他喊道：“不可能！”

老康没理会保安。“他们至少可以替我付房租。我不需要多好的房子，只要有个住的地方就够了，在哪里都没关系，”他说，“有间十平米左右的房间就够了，月租大概在2 000元上下。”

老康说这话的口气就好像我在这个问题上很有发言权似的。麦琪里的居民早已把区政府告上法院，但法官驳回了控告。他们也上呈了正式请愿，但被一一无视。当我第一次见到老康时，我不能确定他告诉我的事情中有多少内容“真实地反映了事实真相”。他会不会在某些细节上添油加醋，以期获得政府的关注？我联系了一些政府官员，他们本来有机会反驳老康的说法，但他们没有，而是拒绝了我的采访。后来，我读到警方的报告，报告证实了老康的故事。而且，物证此刻就在我们眼前：在这片空旷的废弃小区里，他家的屋顶上破了个大洞。

“我已经八年多没有自己的家了，”老康说这话时，我们正从瓦砾堆上走过，“在你们国家，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吗？”

我想到美国几桩著名的地产官司。“是的，”我说，“但承包商不可以骚扰人，这是违法的。通常最后不会以有人无家可归收场。”

“这是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的重大区别，”老康点了点头，“我们这儿也有法律，但执行不行。这和中国的发展没有关系——体制才是关键。如果他们不对体制进行改革，经济再发展也没用。政府似乎只关心科技或经济进步，而不是体制问题。”

我们走到位于这片区域中心一栋外壳完全被烧毁的石库门房子前。在这个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中心，我们所处的这片真空地带被放任自流，自生自灭。

一群老年妇女从麦琪里残破的房子中走出来打招呼。

“他是外国记者，”老康骄傲地介绍。

保安紧张地扫了我一眼。“别和他说话。”他对妇女们说。

“为什么？”其中一人问道，语气不无讽刺，“我们只是要告诉他住在这里有多幸福！多快乐！我们过着多么有尊严的生活啊！瞧瞧这个可爱的地方呀！”

妇女们咯咯的笑声让门卫颇为尴尬，他把目光转向别处。老康示意一个站在人群后面的男人往前。“这是老陈。他和他的妻子住在那边那栋房子里。是他领导我们斗争的！”

我握了陈的手。他的全名叫陈忠道（音译），我昵称他为“陈市长”。

这位麦琪里的“市长”是个六十出头的瘦子。头发修剪得整整齐齐，有一双平和亲切的眼睛和一个大鼻子，微笑时会露出两颗大龅牙。他的房子靠近弄堂入口。“陈市长”已经弄到了警方记录、法庭文件以及各种针对麦琪里的犯罪证据，拆迁队因此对他特别照顾：他的房子被单独保留了下来，没有遭到什么破坏，小树林环绕四周，还有一棵垂柳立在石门入口处。“陈市长”和我交换了电话号码，我问他为什么他和其他人仍然被允许住在这里。

“哦，他们不时会过来，想把我们踢出去，”他说话时带着浓浓的上海口音，“但我们一直都在斗争。”

然而，他们的顽强抵抗并不是他们得以留在此地的原因，“陈市长”解释道。最主要是因为这里发生过一起纵火案。

2005年1月9日清晨，三个拆迁队成员提着汽油桶来到麦琪里。前一年，城开集团通过各种手段把这里的大部分居民赶离了家园；就在当晚事故发生的前几周，他们纵火十余次，希望能吓跑留守的居民，但大家汲取了经验教训，把自家水桶装满，随时做好灭火的准备。

1月的那个晚上，三人把汽油喷洒在一对老夫妇家的底楼地板上。朱水康（音译）和他的妻子李杏芝（音译）都已年过七十，在麦琪里居住长达六十余年。朱是名退休老兵，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根据法庭文件，凌晨1时许，一名男子点燃了汽油。短短几分钟内，火焰吞噬了整栋房子。隔天早上，在床上发现了两位老人烧焦的尸体。

几个月后的庭审中，朱和李的儿媳对法官声泪俱下：她的公公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如今，这对手无寸铁的老人却死在了腐败的命令下。三名城开集团的员工被认定有罪，法官以纵火罪判处杨孙勤、王长坤死缓，判处陆培德无期徒刑。

同年，官方出版发行的《做可爱的上海人》被分发到每个上海居民手中。作为“文明”的宣传手段之一，该书第75页对“文明”一词是这样定义的：

文明，是指人类社会摆脱蒙昧、野蛮、落后的程度和社会进步的状态，是一个国家、民族进步、开化、发达的标志，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体现社会主义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

麦琪里纵火案发生在上海最无法承受批评攻击的时刻。这座城市正在为站在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而竭尽全力，如果市区中心这样一块半拆毁街区的新闻曝光，后果不堪设想，更何况还发生了可怕的开发商纵火案。区政府的官员从处于亏损状态的开发商手中回购了土地，并迅速地在周围用奶油色灰泥砌出三米高的围墙。中国人向来擅长铸造高墙，这一次是为了防止路人看到墙内满目疮痍的景象。

“陈市长”、他的妻子和其他四户人家始终住在拆迁房内。他们拒绝做出任何让步，除非区政府答应他们的请求：回迁原址。区政府恢复了这一区域的水、电、煤，陈现在唯一抱怨的是漏水的屋顶（若干年前一台挖掘机把他家的屋顶弄坏了，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要在合适的地方放置一个水桶就行）。麦琪里仿佛变回了和过去一样的安静住宅区，居民可以通过一道带锁的大门任意出入，这道门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保安轮班看守。留在弄堂里的居民甚至建起了社区花园，他们选了朱李家门前一块阳光充裕的空地，种上了洋葱、辣椒、西葫芦等蔬果。我经常从窗口俯瞰他们劳作。这里是中国最大城市中心地带的集体农庄。

在秋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和雷尼绕着围墙散步。当时是2010年10月，世博会已经闭幕。雷尼跟着我沿安福路前行，他手中牵着绳子，身后拖着他最喜欢的玩具——一个轮子咔哒作响的白色木鸭子。

当我们踏过黄色悬铃木落叶时，咔哒声突然停止。我转过身去，看到他指着墙微笑。

“海宝！海宝！”他大叫。

墙上贴满了我们第一次路过此地时看到的相同海报：面带微笑的蓝色橡胶小人悬浮在上海城市天际线之上，神情茫然地看着远方。在他身下，一行巨大的红字写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我们沿着围墙信步而行，每隔三米张贴的海报上重复着同一句话：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就好像一曲循环往复的大合唱，小鸭子在一边为它打着固定的节拍。雷尼在前面兴奋地奔跑着，追逐着一个个接连出现的海宝，每发现一个都让他欣喜若狂，浑然不知围墙另一边发生的故事。

(1)
Gumby，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于1950年代推出的绿色黏土动画人物。——译者

(2)
英文，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此为作者翻译版本。——译者

(3)
英文，上海世博会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官方英文版，直译为“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译者

(4)
Peace Corps，美国志愿者服务组织。——译者

(5)
Robert Moses（1888—1981），美国著名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在20世纪中叶对纽约城市建设做出重大贡献，但也因城市道路建设时强迫迁移贫民区居民的做法而受到非议。——译者

(6)
Ellis Island，美国纽约市上纽约湾的岛屿。美国政府于1892年到1954年期间在岛上设立移民入境检查处，成为移民进入美国的重要门户。——译者

(7)
原书59页写道：“不会喝酒或不打算喝酒的人，可以有礼貌地谢绝他人的敬酒，但不要东躲西藏，更不要把酒杯翻过来放，或将他人所敬的酒悄悄地倒在地上。”此疑作者理解有误。——译者

(8)
Trick or treat，万圣夜孩童着奇装异服、挨家索取糖果的游戏。——译者

3　热与闹

长乐路109号

我是在为妻子买花时遇见赵士玲（音译）的。赵女士的花店位于长乐路最东头，紧邻金陵路，一路东行可直达外滩；外滩由一段沿黄浦江修建的人行步道及沿路一字排开的“外国建筑博览群”组成，欧洲列强于19世纪建造了这些具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建筑。赵女士的这家街角小店地段不错，离繁忙拥挤的南北高架仅有一个街区的距离。下班回家的路上我有时会骑车路过那里。

在长乐路其他沿街花店也能买到玫瑰、百合、郁金香，但我还是偏爱赵女士的花店，因为她那一角永远生机勃勃。那一带的沿街商店都很迷你，每家店面最多四五米宽，纵深不过三米，看上去就像一排步入式衣柜。店主不得不把商品摆放到人行道上，自己也常常待在路边，好为小店腾出空间。我经常发现赵女士坐在花店遮阳篷下的户外椅上，一边给自己扇风，一边看顾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孩子的父母就在几步外的地方开店。在赵女士和那家店之间，隔着一家安徽女人开的服装精品店和一家江苏人开的摩托车修理店，维修工常年弓身骑在一辆被拆得七零八落的摩托车上，零件在人行道上散落一地。三人聚在一起时会用各自的方言大声交换邻里八卦，同时也会留心避免小孩摔落在锐利的摩托车零件上或是乱跑到店面范围以外的地方，孩子就像一颗弹球，被他们轻轻地推来推去。

中国人用一个专门的词语来形容这类喧闹而不失温馨的街角：热闹，字面意思是“热烈而喧闹”。对于中国的都市居民而言，生活就是一场对热与闹永无止境的追寻。

我成长的环境和“热闹”全不沾边，甚至是南辕北辙。很少有地方比明尼苏达州的乡村更清冷和寂静的了。但在中国生活多年后，就连我也开始渐渐向往起热闹的地方来。不过，赵女士的十字路口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吸引我。赵女士身上有一种农村人的感性，让我想起教过的四川学生。她很爱笑，说话大声，充满自信。她会开别人玩笑，但更爱自嘲，这是注重身份的上海人极少拥有的特质。她脸上的唯一一道皱纹从眉梢温柔地爬上额头，那是描摹微笑时留下的痕迹。

赵女士有两个已成年的儿子，这是所有人见她不到一分钟就能了解的事实。两个人都以“太阳”为名。大阳身材高挑，像他的母亲；瘦长，帅气，有一双平静的杏仁状眼睛和一个细长的鼻子。小阳站在哥哥身边时显得矮一些，眼睛更窄，身体像公牛一样健壮。赵女士的老顾客对这两个年轻人了如指掌：他们知道赵女士多么为大阳的聪慧而骄傲，也知道她内心为无法给大阳铺平人生的康庄大道而感到愧疚；他们也知道赵女士为小阳缺乏生意头脑而焦虑，担心他能不能在大城市中混出名堂。至少，小阳给她生了个孙子，赵女士心中窃喜，小儿子也有他的长处。她店里的一切（玫瑰、百合、特殊订单花束），都是为了给她的两个“太阳”提供更好的生活。

赵女士不曾有过半点懈怠。她站在店门外的热闹街角，结实的身子比路上那些轻盈而娇小、手中紧紧攥着手包的本地姑娘要高出整整一截。无论如何，赵女士在上海这个大都会已经住了足够久的时间，多少感染了这座城市的时尚气息。出席一些非常重要的场合时，她会精心着装，放下头发，把自己打扮成漂亮的中年女士，举手投足充满自信，那是种在困苦泥泞中摸爬滚打过来的胜利者散发出的自信魅力。我和她常常坐在她家店门口的凳子上消磨整个下午的时光，边吃切片水果，边深入地交谈。我们俩完全沉浸在属于大城市的热闹节奏中。

若干年前，在一处煤矿边的钢筋混凝土公寓里，赵女士做着关于上海的白日梦。她成长的地方距离上海有一千多公里，她对这座城市的了解少得可怜，只知道上海遍地黄金，上海的城市名形象生动。上海，“在海上”。事实上，这座城市的市中心离海岸线有数十英里距离，长江众多支流之一的黄浦江从中蜿蜒穿过，从飞机上俯瞰，就像从鼓胀泥泞的动脉分叉开去的毛细血管。

赵女士从来没有坐过飞机。她全靠想象勾画这座城市。她想象海浪拍打着上海的海滩；除了白沙，在她的想象中，还有整排的玻璃和钢筋在城市中高高耸立，就像家乡夏天的玉米秆一样。1995年的一天，好奇心战胜了一切。她把自己的家当收拾到一个塑料篷布包里，告别了丈夫和两个年幼的儿子，登上夜间火车的车厢。

“上海和我想象中不一样。”赵女士说，一边咯咯地笑。

在上海，高耸的写字楼和嘈杂的交通把城市变得拥挤不堪。放眼望去，无处不在建设。起重机填满了人们的视野。城市周围臭烘烘的工厂染脏了它的天空。

赵女士感觉被骗了。

她攒钱给自己买了到上海第一天的着装：大红衣裳，大红袜，帽檐上别了一朵塑料花的大红帽子。“我以为城里人都这么穿。”她笑着对我说。

赵女士到上海时，曾憧憬过在大海里泡脚丫的场景。“我走过一座桥，问了几个工厂工人：‘那边是大海吗？’”

工人们看了她一眼，又看看漂浮着各种垃圾的狭窄河道，爆发出一阵大笑。

坐上地铁，她以为那是加长型拖拉机。“我从来没有见过地铁，唯一认识的只有拖拉机。”她说。

赵女士在上海没有亲戚，只有几个同样从山东老家出来的老乡。但他们都太忙了，没空向她仔细描述这座城市。他们都在同一家工厂（贝尚电子）打工，工厂坐落于上海市郊某工业区，负责为索尼组装电视。和当时许多外来打工者一样，赵女士通过中国最古老的运作方式（“关系”）得到了在装配线工作的模糊承诺。在上海外围的工厂圈，老家的“关系”是通向一份令人梦寐以求工作的大门：参与外国商品的生产可以赚到数倍于在家乡的工资。贝尚电子每条装配线上的工人几乎都来自同一个地方，他们互相说着让隔壁装配线工人一头雾水的家乡话。

赵女士当时二十九岁，比同事中年纪最大的大了整整十岁，是从老家出来的人中岁数最大的。在老家，她的离开成为了她丈夫工作单位（枣庄矿务局）里的谈资。究竟什么样的男人会允许妻子抛家离子独自去大城市？赵女士的丈夫听人说话时习惯于眯起眼睛，嘴巴微张，一脸困惑的样子。他个子不高，沉默寡言，却娶了个爱说话的高个女人。他没法回答那些开他玩笑的矿友们的疑问，也对妻子义正辞严的讲话提不出反对意见。一天，妻子让他坐下，用高粱地里锻炼出来的极具穿透力的大嗓门对他谆谆教诲：中国正在发生改变，政府允许老百姓赚钱了，所以她打算出门打工，不能都被别人抢了先。毕竟，仅仅靠他每月在矿井打工赚的50美元工资，他们的孩子要在飞速变化的中国生存下去是很成问题的。赵女士记得她丈夫高深莫测地眯起眼，对她的焦躁不安默默露出不解的神情。

他们的村子很落后，她说。1990年代我在四川教书时常常听到“落后”这个词。当我骑着自行车在乡野穿梭时，总会停下来和村民们交谈，并不由得对眼前阡陌交错的美丽景象发出一通赞美。每一次，“落后”必然成为我得到的回应。落后。“在你们国家，没人这么过日子吧？”有一次，一个村民这么问我，意在为自己的用词辩护。

我看了看周围：一个孩子赤着脚，盘腿坐在院子的泥地上，正在做功课。衣服上沾着他刚撒到地里的粪肥。小鸡和猪仔在家里进进出出，屎迹斑斑的鸭子们嘎嘎不已。“不多了，现在。”我紧张地摸着自行车头盔，支支吾吾。

“那就对了。”那人说，一边往地上吐了口痰。“我们落后。”但这不是他们的错。1990年代中期，当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时，这个国家正在逐渐摆脱实行了四十年的落后经济政策。“致富光荣”，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于1990年代初宣布。即便到了今天，仍然有历史学家为邓小平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争论不休、反复考证，但这无关大碍：人们把它归于这位身材矮小、精力充沛的领导人，党内也无人对此异议，这句话就此成为名言。1992年，邓小平登上火车，开始了他为期一个月的南方之行。每到一站，这位领导人都鼓励工人们自力更生，并承诺政府会帮助他们扫清障碍。中国人在此前的数十年间被迫卷入一场场此起彼伏、轻率发起的政治运动，现在终于有机会赚钱致富。“改革开放”是邓小平反复使用的词语：对内改革经济，对外开放大门。中国政府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赵女士以自己的方式响应改革开放的政策。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被迫接受父母的包办婚姻，在一个被周围矿井熏黑了树木的村子里抚养她的孩子。对于她这样的人而言，个体重获自主意味着崭新的机会，而她抓住机会，搬去了上海。

和邓小平一样，她计划坐火车前往目的地。1995年她离开村庄，在这之前，村里的妇女们突然不再和她说话。“她们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厌恶，”她说，“一个女人离家那么远，究竟想干吗？她们自己全都留在家里干些缝缝补补的活计，大部分人还失业。她们总觉得我是要去干什么伤风败俗的勾当。”第二年农历新年期间，赵女士和她的工厂同事一块儿回到村庄。她们穿着蓝色的连衫裤工作服，前胸口袋上印有贝尚电子的公司标志，打消了人们对于在大城市工作的女孩的种种迷思。“我们感到自豪，这份自豪溢于言表，”她说，“我们以实际行动证明，并没有在肮脏的按摩小店做什么不可告人的工作。我们勤奋工作，吃苦耐劳。”她的言辞间不断重复着“吃苦”这个词，它是对中国第一代勤勤恳恳的农民工的最好形容。

“红玫瑰，白玫瑰，郁金香，‘卡萨布兰卡’百合……”赵女士清点着店里的存货，我在一边旁观，询问花的价格。“今天百合肯定卖得贵。我卖150元一束，质量也都不咋地。哎呀！”

那是2012年初，胡锦涛作为国家主席任期内的最后一年，国家经济（过去二十年来保持每年超过8%的惊人涨势）开始降温。作为一名报道中国经济的记者，我所学到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对任何经济学家发表的有关这个国家的言论都持保留态度。毕竟在这样一个领导人亲口承认（面带微笑的总理李克强于2007年的某次晚宴上就曾对美国大使雷德
(1)

如此说过）本国GDP数据存在人为水分的国家，人们很难确切了解真实的情况。

当然，经济学家有其他方法来为中国经济的健康把脉：贸易数据、工业发电量、地方政府债务。而我也有我的方法：通过像赵女士这样的小本生意经营者。“看看昨天的这些订货单，”赵女士说着，把批发价格表拿给我看，“五十朵红玫瑰500元，十九朵蓝玫瑰570元。几年前，一朵玫瑰也就3元而已，现在价格都翻了三倍！以前满天星我都是免费送给客人的，现在不行了。”

前一年，赵女士赚了10万人民币，但今年的形势不容乐观。因为花价一直上涨，而她正在失去她的顾客。“我觉得我们面临着非常艰难的时刻，”赵女士对我说。

花店的遮阳篷上写着“锦乐花店”四个红字。店名的第一个字取自距离此地两个街区之外的上海最老建筑锦江饭店，第二个字则借用了“长乐路”的“乐”，意为快乐。

每天早上8点，赵女士都会升起“锦乐花店”的金属卷门，把一张齐腰高的桌子吃力地拖到摆满亮紫色和黄色鲜花的窗前。桌面上放着一个装有粉红色薄纱纸的篮子；桌子下摆着几个水桶。开门后不久，一辆运货车就载着赵女士从虹桥机场附近的批发市场——那里的鲜花都是从位于西南地区云南省的中国鲜花之都昆明连夜空运而来——订购的各类鲜花到达小店门口。赵女士和送货男孩互相道声“早”，然后两人一起把货物卸到摩托车维修店门前的人行道上，维修店要再过一小时才会开门。赵女士坐在桌前开始修剪花枝，把不要的茎叶丢在脚下的水桶里，再根据前一天的电话订单把卖得最好的玫瑰、百合、郁金香扎成花束，用薄纱纸包装起来。接着，她把剩下的鲜花装入白色的塑料花瓶里，整齐地排列在贴着内壁、与窗户平齐的三层货架上。

货架摆满的时候，如果不把那些色彩鲜艳、让人有春风拂面之感的花瓣清扫干净，在小店里行走就会显得举步维艰。地板上，只放得下两把椅子、一个用来泡茶的绿色塑料水壶和一张赵女士每天吃午饭用的折叠小桌。在小店后方的柜台上，散落着各式各样鲜花零售的常用物件：计算器、电话、电视遥控器和一面大镜子，镜子上绑着一周的订货单。锦乐花店长约四米，宽约三米，每一寸都必须物尽其用。

一方面，赵女士拿到的鲜花批发价一直在稳步上涨；另一方面，网上花店已经开始抢她的生意。无形的竞争让她很难提价，这之间产生的利润差也只能自己咬咬牙吞下。她曾雇用两名工人帮她送货，但没多久，她就没法继续承担这笔开销。

“那你的儿子呢？”我问。大阳和小阳现在二十出头，两人都离开矿井搬到了上海和她同住。她咯咯地笑出声来，仿佛她的孩子是完全指望不上的无业游民。

“哎呀！他们俩都不愿意替我工作。大阳有天问我：‘要是下雨怎么办？我可不想冒雨送花！’他们对吃苦一点概念都没。”

两人都已经找到工作，为城市最富有的居民区提供服务。小阳在一家希腊餐厅做厨师，大阳在上海城郊由湿地改造而成的高尔夫球场当柜员。“我挣得比我儿子多，”她告诉我，“但他们说他们比较快乐。”

“‘我们有很多同事，在一起玩得很开心。’他俩昨晚又对我重复表达了这个意思，”赵女士声音中不无奚落，“他们和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并不真的想工作。他们希望在工作中享受足够的自由，有充分的休息时间，不错的报酬，还有愉悦的工作环境。他们要求的太多，而且永远不知满足。我们这代人却是一无所求。”

赵女士在贝尚电子的装配线上熬了两年后，老板告知她一个消息。“你年纪太大了，不适合在装配线上工作，”他冷漠地宣布，“你被解雇了。”

那年，赵女士三十一岁。

那是1997年，邓小平去世。他留下的遗产是改革开放，使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沿海地区的工厂很快成为举世皆知的最大的制造业生产基地：“世界车间”。在接下来的十年间，有两点五亿人（相当于当时美国的总人口数）收拾行囊，背井离乡，加入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类迁徙队伍。“那个年代，走进工厂大门几乎是一种恐怖的经历，”曾在东莞新城工作的一个熟人回忆道，“有成百上千人围在大门口，争先恐后地往前挤，想看一看工厂告示上的招聘启事。你大概看过电影里人们赶在军队占领城市前大逃难的场景吧？就跟那差不多。只不过这些人不是想离开，而是想挤进去。”

这也是赵女士为什么被解雇的原因。中国工厂的老板更愿意雇用年轻女性，她们的手指更加灵活，赵女士的老板是这么告诉她的。再说，管理层早就决定要解雇所有二十五岁以上的女性。“你都待了那么久，应该觉得幸运了，”他对她说。赵女士哭着恳求老板不要赶她走，但他对年长的工人缺乏信任。他觉得这些人更容易对工作环境产生抱怨，同时，他们的资历也挤压了年轻人的上升空间。

另一条装配线上的工友把赵女士介绍给一个经营鲜花的老人。赵女士负责照看店面、配送鲜花，作为回报，老人教她如何打理鲜花、写字。“他儿子在澳洲学习，娶了个日本姑娘，”赵女士说，“他的妻子是副校长。他素质非常高。”

中国人说起“素质”这个词时态度不无恭谨。该词义随着中国千百年历史的变迁而演变，很难准确翻译，主要是指一个人的“内在品质”或“本质”。儒家传统认为一个人的素质由他的出生、教育以及对经典文本的掌握程度所决定。如今，这个词更多用来表达“教养良好、文明开化”之意。这个词的再度流传，要感谢中国的官方媒体以及其他宣传手段的广泛使用。素质高的中国公民更能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形象。

“我刚到上海的时候，就是个愚蠢的农民，”赵女士对我说，“我不知道存钱是什么概念。如果赚1 000元，我就会一分不剩地全用来买衣服。直到我遇到了我的老师，他改变了我的生活。”

老师最重要的教导，赵女士说，是永远不要依赖男人。

“他告诉我：‘你必须变得独立，掌握一些技能，达到经济独立。’”她说。

考虑到她本身的婚姻状况，这条忠告恰如其分。

赵女士从小体弱多病，对于一个山东农村家庭而言属于无用之人。十几岁时，她的鼻子和牙龈常常出血。头一次到医院看病时，她说自己太累，走不动路。

父亲说她懒。最后发现，原来她是得了白血病。

和其他农村家庭一样，她的家人卖掉了家里的猪、鸡、羊以及唯一一头牛，用来支付中西医结合治疗所需的费用。除了每周例行的输血和骨髓移植治疗外，她还活吞过不少泥鳅。她和另外七名白血病患者共住一间病房。短短几个月，那七个人都死了。

下一个就该轮到她了。她的父母卖掉更多家畜以换来一些买棺材的钱。赵女士的母亲去了村里的一个基督教教堂，为女儿安排生前的受洗仪式，又请来另一些人为她的健康祈祷。他们甚至宰杀了一头羔羊，相信能救回她的性命。

当她康复时，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奇迹。“是不是上帝拯救了我？”赵女士自问。不管怎样，她开始去教堂做礼拜，感恩她的好运。

不过，她找到了耶稣，却没了找到好丈夫的运气。赵女士被认为无法生育，村里人对此窃窃私语。除了一副还没用过的棺材，她早已家徒四壁，还有一些人搬弄着是非。赵女士长得不丑，但她的病让村里的男人退避三舍。

她的阿姨帮忙找了个男人，对方的家人对赵女士的病史一无所知。那男人又矮又丑，“从山里来”——也就是说，非常非常穷——但他是赵女士唯一的追求者。全家人异常激动。

赵女士并不激动。十九岁的她看了一眼这个满脸茫然的农民，立即就把她的发病史原原本本地讲给他听。对方的家人不相信她说的。“在中国，山里人生性多疑，他妈以为我是想多骗他点嫁妆。”她说。这对夫妻结婚一个月后，赵女士怀孕了。两年后，他们生了第二个儿子。因为违反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他们上缴了一个月工资作为罚金。钱紧巴巴的，丈夫在煤矿里干完一天活后总会和她因家庭财务问题发生争吵。他常常打她，于是她开始考虑离开这个家。她不能提出离婚，因为丈夫威胁她如果离婚就杀了她的父亲。一天，赵女士问他：“你能对我好些吗？我答应和孩子们一起留下。”

那个又矮又胖的男人没有吱声。

于是，这个育有两个孩子的已婚母亲决定独自前往上海。她的丈夫，她的家人，包括村子里的每个人都看轻她，除了她的母亲。

“家乡的人特别看重感情和关系，看得比钱还重，”她告诉我，边摇了摇头，“为了一个男人，她们可以去死，可以哭天抢地，可以牺牲自己的父母、家人、金钱。”

赵女士用手指了指摆满五彩鲜花的货架。她的生活充满了丑陋，但她的店面截然不同。

“现在的日子还过得去，总的来说还是苦的更多。每次想到自己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就忍不住要掉眼泪，”她对我说，“不过现在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了，我得为我的儿子活着。”

赵女士在长乐路开了这家街角花店不久后，她的丈夫就把他们的大儿子送到了上海。这个山民决定让大阳成为中国最富有城市的居民。赵女士非常激动。

“如果他能考上大学，家乡所有人都会为他感到骄傲。我们将有机会改变家庭的命运。”她说。

当时大阳读六年级。男孩遗传了母亲的基因，长得高高大大，宽肩高颧。在枣庄矿务局小学上学时，他在同学中很受欢迎；他跑得快，成绩也好。

大阳的实力在上海再一次获得了认可，他在新学校的成绩名列前茅。在附近小学读了一年后，他被当地的一所中学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录取。当他从上海市比乐中学毕业时，既是一千米短跑冠军，又是写作比赛一等奖获得者。他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如果他继续学业，一定能考进一所名牌大学。在此期间，赵女士的花店也蒸蒸日上，风生水起，上海各地的订单络绎不绝。这对母子在大城市扎根的梦想正逐渐成真。

然而，八岁的小阳在家乡过得不尽人意。父亲总在矿井倒班，他常常被独自扔在家中。小男孩越来越孤僻，总是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看书。赵女士往家里打电话，他就挂她的电话；回家探亲时，他也不愿意同她说话。她找来村里的一些小朋友和他一起玩耍，他对人家拳打脚踢，吓得没人敢来找他。小阳是留守儿童。

中国的两点五亿流动人口向沿海地区迁移后，医生们开始意识到像小阳这样没有随行的孩子可能产生的心理问题。他们容易自卑，害怕与他人接触。他们常常不愿接父母的电话，情感上孤立冷漠。政府调查显示，其中有一半孩子患有抑郁症和焦虑症。

中国的官方媒体预计共有六千一百万名留守儿童，这意味着每五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是留守儿童。

赵女士太忙，根本没空阅读那些有关留守儿童的研究报告。她向小阳的老师征询意见，老师估计小阳患了自闭症。于是赵女士立即给小阳办理了退学，把他送到了一家数十里外的特殊机构。

回上海后，大阳也很快遇到问题。他已经初中毕业，并被上海最著名的一所高中录取，离他母亲长乐路上的小花店仅隔着一个街区的距离。

但是，在开学前，赵女士接到了学校打来的电话，询问她儿子的居留身份。

赵女士非常害怕接到这样的电话。中国的户籍制度非常严格，条条框框甚多，其中包括对孩子就读高中所在地区的限制，而她和她儿子的户口都不在上海。这座城市正不断针对其条款做出一些调整，她的一些从其他地方移民过来的朋友已经成为了上海居民。一方面，赵女士在这座城市经营自己的生意；另一方面，大阳从最拔尖的初中毕业，是出类拔萃的学生。她希望这些能帮助大阳获得上海高中的入学资格。

赵女士实话实说：“我告诉他们，我们的户口在枣庄。”

电话的另一头停顿了好一会儿。最后，打来电话的女士说：“如果你儿子想考大学，他得回枣庄去。”

中国法律规定，学生只能在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这意味着他们也不得不在当地就读高中。

赵女士想到她为了自己孩子能拥有更好生活所付出的一切努力，想到她在大阳身上寄托的希望，想到孩子展现出的天资禀赋。一切的一切——无休止的学习、名列前茅的成绩、写作比赛中获得的奖项——似乎突然间都成了白费。

大阳将不得不回到矿区。

中国的流动人口数量惊人，但这个国家的户籍制度（“户口”）却把中国人的家庭和他们的家乡紧紧捆绑在一起。如果你想听一个中国农民的诅咒、咆哮和怨声载道，只消对他说出“户口”两个字。在这儿住了近十年，我从没遇见过任何一个农村人为这项制度拍手称好。

早在三千五百年前的商朝，统治者就深刻认识到将每家每户登记入册的重要性。这不仅保证了政府税收的稳定来源，敦促年轻人源源不断地入伍参军，同时还能有效切断那些可能造成社会政治动荡的潜在资源流通。政府后来还发现了户籍制度的另一项附加功能：落实中国的计划经济制度。

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开始大力推动工业化发展，并向苏联寻求帮助。苏联的propiska
(2)

制度曾经帮助领导人将工业和农业人口相互隔离，限制他们在国内的迁移活动，从而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于是，自1958年起，住在上海的中国人被授予了城市户口。长乐路沿街的居民和千千万万遍布中国各大城市的同胞一样，大多被分配到工厂工作。而在赵女士家乡那样的农村（那个年代农村人口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被分到农业户口的村民只好加入集体农社参加劳动。在火车站和道路沿线都设置了关卡，以防城市或农村人口离开户籍所在地，流窜到其他地方。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工作，一切尽在政府的掌握之中。每个公民为国家贡献的经济产出占比都能得到精确计算。

这一制度造成了很多问题。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农村户口对于很多人而言相当于一份死刑判决。当时，超过五亿的农村户口持有者在集体农社劳作。而集体农社的土地收成只有等政府征收完毕后，才轮到农民们分配。大部分征收的食物都直接运输到城市居民手中，供他们食用。

事与愿违的是，由于中央政府为提高农业产出而不断向地方政府施压，地方政府便肆意夸大农作物产量。当国家税务官员前来征税时，像赵女士家乡这样的农村公社不得不上缴所有收成，以完成事先上报的指标。据称，1958年至1962年间，有很多农民饿死；与此同时，那些拿着城市户口的同胞（包括长乐路沿街那些在工厂工作的工人）正享用着他们种植出来的食物，对农村人纷纷倒下的悲剧浑然不知。

从经济角度看，户籍制度加速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一个户口问题专家称之为“中国取得前所未有的经济成就的秘方”。但是，一份于现代户籍制度出台五十周年之际发表的报告也同时指出了中国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

（中国的户籍制度）把农民捆绑在土地上，迫使他们照看土地，得到的回报仅能满足基本生存需要。他们被排斥在社会福利体系之外，被剥夺了向城市迁徙的可能。由此，在中国出现了两个面貌迥异的社会。基于户口分类世代相传、不可变更的特性，农民实际上成为了社会的下层阶级。

19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取消了户籍检查关卡，并逐步恢复了公民的迁移自由。

尽管改变正在发生，但户口制度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依然存在。到2000年，这一制度造就了“两个中国”并存的局面：一个如上海，摩天高楼闪烁光芒，现代交通四通八达，吸引着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工和外国游客蜂拥而入；另一个则如赵女士的家乡，是贫困、落后的乡下地方：那里，千万农民每日收入不足2美元，依旧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那里，游客们不屑前往，大部分中国人也都急于离开。

即便他们离开了，也很快就会认识到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农村户口不值一文。像赵女士这样的农村人想要办理结婚证、护照或健康保险时，都必须回到自己的户口原籍地。

我听到非上海本地人对这一制度抱怨最大的是对他们孩子的影响。数百万孩童在外出打工者的家庭出生。和大阳一样，这些孩子在城市长大，在城市就读小学，在城市结交朋友，把城市当作自己的家乡。可他们的户口却在农村。因此，到读高中时，就得被迫返回父母亲的家乡。他们回到乡下，和仅仅拜访过几次的祖父母一同居住，高中毕业时极可能成为教科书里的范例。

对政府而言，破除户口制度并非易事。它帮助领导人掌控中国十三亿公民的经济产出总量，旨在推动经济崛起，使中国在2011年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针对农民工家庭的流动限制也能有效防止市郊贫民区的形成，这在像印度、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就连农民工也承认废弃这种制度可能造成的危害。一位从安徽来工厂打工的工人对我说：“没有户口制度，外地人就会一窝蜂拥入上海，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会找不到工作。很快，你就会看到穷人遍地、孩子流落街头。你能想象那时的犯罪率会有多高吗？”

我早已从政府官员嘴里听过这类观点：每每他们出面维护户口制度时，就会搬出这套让西方媒体不屑一顾的说辞。事实上，如果你把中国看作一个人口超过十亿、贫富分化迅速加剧的发展中国家时，它的大城市的安全程度会让你深感震惊。上海鲜有危险发生的街道也是吸引我和我的家人搬回中国的重要因素。在这个居住着两千五百万人口的城市里，我们可以放心地晚上出门溜达而不必担心被人骚扰或抢劫。相比，在我之前居住的洛杉矶市郊这么做，有时候却要冒着生命危险。

除了防范贫民区，中国政府迫使两点五亿人和他们的农村老家保持关系，也具有长期的积极影响。随着中国经济以两位数的增长率加速发展，那些年轻时成群结队来城市打工的男女们赚到了足够在家乡养娃、购房的钱，同时还能把在城市学到的技能运用到老家农村的经济建设中。

2013年，我回到了十五年前曾经居住过的四川小镇，那里发生的变化让人惊叹不已。我以前的中国同事过去都住在那种鸡鸭满院子跑的斯大林式水泥棚舍里，而现在，他们住上了豪华的公寓大楼，每家每户都配有周末旅行的家用汽车。地区经济日益繁荣，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出外打工者往家乡输送的技术和资金：这是典型的有中国特色的滴入式经济。

在中国经济规划者的脑海中，或许户口制度会让成千上百万人成为国家内部的非法移民，但正如独生子女政策一样，如果想要提高十三亿人口整体的生活水平，这些都是“必要的恶”。

2002年，赵女士枣庄户口的大儿子已经没办法再留在上海。大阳搬回了枣庄矿务局上高一。他的父亲在矿井倒双班，父子俩很少见面。那时，中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奥委会也选择在北京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为了给持续增长的中国经济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国家对煤的需求量创下历史新高——平均每周需要新建一个燃煤电厂。大阳的父亲在矿井没日没夜地工作，弟弟又被送到了遥远的特殊教育学校，大阳只能将全身心扑到学业上，以此抵挡寂寞。他在上海学业出众，遥遥领先于同班同学们；因此，他以为在枣庄这样的地方读完高中只是小菜一碟。

“我肯定能成为班里最拔尖的学生，”大阳估摸着。

但是，入学第一天，他就慌了。新同学们所学的不知比他超前了多少。他给老师展示了上海的物理教科书。

“我的老师翻了几页，开始大笑起来，指着班里最差的学生说：‘你去上海的话能得班级第一！’其他所有的同学哄堂大笑。”

大阳恨不得瞬移回母亲在长乐路上的小花店里。当挨过头一天的学习生活后，他意识到农村学生的教材是根据自己省市的高考试卷专门编写的，远比大城市的高考试卷难得多，而这样做，是为了能筛选掉更多的考生。山东省共有一亿人口，他的老师解释道。“他说：‘人海茫茫，考试需去芜方能存菁。’”

大阳渐渐明白，在这里他只是一粒毫不起眼的沙子。他的新同学们个个比他勤奋。在枣庄，学校里的一天要比在上海漫长整整一倍：学生们7点抵校，一直待到晚上9点自习结束才离开。

“他们加班加点，背诵课本知识，就连休息时间都不放过，”大阳对我说。在上海，考试中有时候会允许学生翻阅资料，但他家乡的同学就只能全凭记忆，他说。

死记硬背是单一入学考试（高考）制度下的必然产物。在一种大多靠“关系”才能出人头地的文化中，高考给了人们平等竞争的机会：任何人，无论背景如何，只要足够勤奋，在考试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就能掌握自己家庭的命运。正因为高考具有改变整个家族命运的能力，中国学生花费了大量时间为之奋战，他们熬夜苦读，一路披荆斩棘。

由于新同学们的“先发优势”，大阳在学业上越来越力不从心。他开始考试不及格，慢慢丧失了对学习的兴趣。他不再参加晚自习，而是跑到网吧打游戏。好学生们不再同他交往，整堂课他都在睡觉。他的高中老师认为，这个十六岁的男孩应该留级，到七年级去重读初中。

“这样一来，我差不多三十岁才能从大学毕业，这会影响我的一生，”大阳说。

另一个选项看上去更具吸引力：他退学了。

大阳重回上海时不再是名荣誉学生，他成了和二十年前的母亲一样的打工者。

2月标志着中国花商繁忙季的开始，农历春节（中国最重要的节日）和情人节接踵而至。玫瑰供不应求。

那是2012年。赵女士尚未完全从龙年的庆祝活动中缓过来，烟花如闪电突袭般整夜不断。在她的花店里，丝带、薄纱、横幅乱糟糟地堆成一团，周围一圈架子上摆满了为节日准备的红色、粉色和白色玫瑰。

她看上去非常疲惫。夜里大部分时间，她都得照顾两个月前在农历兔年出生的孙子。这个大胖小子是小阳的儿子，小阳现在和赵女士同住。大阳退学回上海时，小阳终于看到了逃离特殊教育学校的机会，他紧随大哥踏上了前往大城市的旅途。

两人都搬到了母亲身边。小阳二十四岁。老家人对他上学时的经历有所耳闻，所以最开始，很少有家庭愿意请人给自己的女儿和小阳做媒。这让赵女士想起了多年前自己身患白血病的经历，以及这一经历带给她的深深羞辱。但现在，她的手里握着杀手锏：她在大城市赚了不少钱的小道消息不胫而走，传回了老家的煤矿小镇。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最后人尽皆知。

所有人都知道她在县城高铁站附近买了两套公寓房。十五年前，赵女士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时，当地有个女人连句话都不愿同她说，现在却反过来巴结她，希望能引起她的注意。嫁给赵女士的儿子，意味着走上了一条快速脱离农村的康庄大道，而赵女士选择了张敏（一个充满自信的农村姑娘）成为小阳的新娘。

“情人节让人筋疲力尽，”赵女士说，手里正包扎着一束红玫瑰，“但一想到我的花能成为年轻人之间表达爱意的信物，我就感到高兴。”赵女士把花茎紧紧握在一起；第二天就会有人来取他预定的这五十七朵玫瑰，想到这里，一抹微笑在赵女士脸上浮现。室外温度刚过零度，她把门开了条缝，让寒冷、潮湿的空气从门缝里挤进来，以延长缓慢凋零的鲜花的生命。当时已近黄昏，薄雾氤氲，缓缓下沉的太阳像个橙红色的大球，挂在长乐路路边悬铃木光秃秃的树枝上。高峰时段，来往的汽车不间断地微微鸣笛，如城市背景音般环绕不散，直到工作日一天的喧嚣落定。

大阳在高尔夫球场工作。连续玩了几年游戏，又啃了几年老后，他终于振作起来，找了份工作。“他觉得高尔夫生意能在中国做大，所以正在学怎么玩儿。他想成为一名高尔夫教练，”赵女士告诉我，“有一天，他说：‘妈妈，我能从这儿一杆把球打到延安高架上。’”

从赵女士的花店往北走一百八十米左右，就能到上海最繁忙的交通要道。

赵女士看上去如释重负。过去几年对于大阳来说很难熬。他在上海的初中同学纷纷从中国最好的大学毕业。大阳原本也应该拥有这样的人生，赵女士对我说，一想起来她就痛不欲生。

“有时候我会觉得是自己毁了儿子，”她说，把玫瑰暂时放在一边，“我总让他好好学习，好好工作，报效祖国。但你看看，他遇到的都是什么事呀！”

赵女士说，就在几天前，有一对刚到这座大都市的福建夫妇，正盘算着在街对面租个门面。他们想把孩子也带过来。

“我对他们说：‘回福建去。我们都被耍了。’”

赵女士给了所有从农村来的朋友同样的建议。“我告诉他们，如果来这儿，就会毁了他们孩子的生活。”

在我听来，这似乎有些危言耸听，我对她直说了自己的感受。她在上海干得很出色，老家人都羡慕她的成功。她的儿子或许没能读到最好的学校，但他们工作勤奋，一如她当年刚来上海时一样。

“大阳的生活真的被毁了吗？”我问她。

这个问题悬置在花店冷冷的香气中。

“我们都是中国人，”赵女士说，手指了指人行道上的行人，“我们都身处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都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为什么我们得不到相同的权利？”

她怀揣梦想，并努力去实现；仅仅因为户籍问题，她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辛苦白费。尽管如此，赵女士还是享受到了前人所没有的种种权利：她自由地离开了家乡；她努力工作，赚到了比其他任何家庭成员都要多的钱；她的儿子或许没能在上海接受教育，但在物质上他们都将成为母亲多年前所做决定的受益者。

赵女士坐在我身边的凳子上，长长叹了一口气。呼出的气冒着白雾，缓缓消散在冰冷的花店里。

“等我丈夫退休，再给大阳找个媳妇儿，我得好好休息一下。在这个小屋子里我待了十五年。我从来没旅行过，甚至没有出门下过馆子。有时候我都怀疑，究竟能不能等到为自己而活的那天。”

中国的母亲们心中反复思量着这个问题，而答案永远只有一个：不行。她们受到中国传统观念的束缚，多以相夫教子、敬老爱幼为首要职责。为自己而活，被认为是自私的表现。

不过赵女士已经摆脱了这种传统观念的束缚。她把丈夫留在老家。她自己做生意赚钱。她掌控自己的人生。现在，她觉得自己对孩子们负有责任，她无时无刻不为他们操心，也为他们的孩子操心。

“等我的大儿子结婚后，我就得负责照顾他的小孩了，对吧？”她问，“中国人就是什么都放不下。我们总在为别人、为下一代而活，无休无止。这很蠢，不是吗？”

那个下午，在锦乐花店里，有好些问题悬而未决，这也是其中之一。

赵女士的电话响了。“喂？你好？大阳！”她的脸上立刻恢复了一贯的粲然。儿子正打电话来向她汇报自己一天的生活。

我走到店外，留给她一点私人空间。太阳已经落山。抬头，办公大楼在悬铃木光秃秃的树枝间闪闪发光。隔壁的修理工在路灯下摆弄着一辆摩托车，他的妻子在店里给他们的儿子下面条。

大街上熙熙攘攘，喧闹中，我听到赵女士笑着聆听儿子讲述一天的生活。她又再一次感受到了幸福。

(1)
Clark Randt（1945—　），2001年7月至2009年1月间任美国驻华大使。——译者

(2)
propiska，注册。在苏联实行的内部护照制度中，propiska既是居民证，也被用作登记迁移记录的工具。——译者

4　再教育

长乐路169号

长乐路的早晨比中国大部分地方开始得要早。凌晨4点，载着鲜鱼的小货车开进道路中段的街道菜市场，拉开了一天的序幕。摩托车司机在黑蒙蒙、空荡荡的大街上相互竞速，车尾用松紧绳绑着大大小小叠在一起的纸板箱，里面摆满了各种水果蔬菜。5点，小贩们开始摆放摊位，顺便把昨天剩下的腐烂货丢到路边。不出几分钟，垃圾车就会开来，穿着淡蓝色连体制服的清洁工纷纷下车把街道收拾干净。接着是马路清扫车，四个轮子上驮着个超大号水箱，就像赞博尼磨冰机般在人行道边慢慢滑行，车顶扬声器播放着古怪的电子版《小小世界》
(1)

。

2013年11月这个轻快的早晨，太阳于6点09分探出上海的地平线；而在向西四千八百多公里的喀什（丝绸之路途经的中国新疆地区的贸易城市），天空漆黑一片，洒落着点点星辉。如果采用多时区划分，那么喀什的当地时间应该是凌晨3点。但中国不是。同样是早上6点，在喀什要再等上三个半小时太阳才会露脸。喀什到上海的距离和洛杉矶到纽约差不多，但城市广场、火车站、高中教室里悬挂的时钟指针全都指向同一个钟点。

无论你在中国哪个地方，遵循的都是北京时间。

这一天，上海迎来了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最高温度大约在摄氏10度上下。目前温度4.5度，偶尔有一阵微风，轻柔地推着长江三角洲制造业帝国的雾霾一路向东奔赴这座城市。梧桐树叶稀稀落落散着几抹绿意，正兀自渐渐转黄；当强风扫过街道，香蕉色的叶子挣脱树枝，缓缓地飘落在早高峰出行、不断鸣笛的汽车和摩托车上。我查了查手机里的空气质量指数，显示“橙色、不健康”。

一早上我都待在赵士玲的花店里。沿着长乐路回家时，我注意到人行道边上一扇打开的窗户里正飘出滚滚热气，模糊了身边那些手插口袋、赶着上班的路人的脸。

我很饿，于是停下来，锁好自行车，到窗户前排队。

“尝尝。不好吃，不要钱。”一个沙哑的声音从店里冒出来。我看到一双饱经风霜、布满皱纹的手从窗框后伸出来，把一个葱油饼（上海著名小吃）塞到一名穿着时髦粉色大衣的年轻女子纤长的手中。她身后的队伍越排越长。

“师傅，”她说，对老厨师使用了敬称，“我不想要葱油饼。有没有油墩子？”

油墩子，是另一种上海街边小食，用萝卜丝辅以面糊入油锅炸成。男人抹了把额头上的汗，手上的油沾到刘海，几缕银丝直直地趴在额头上。

“有，当然有！”老人大声喊道，“不过要等一等，新的一批还在做。你干吗不要葱油饼啊？”

“你的葱油饼比其他地方的要贵1块钱。”

“那是因为我做的味道比其他家都好！你要不喜欢，我分文不收。”年轻女人努了努嘴，最终又多要了三个葱油饼。

上海的小吃极为丰富。从小笼包到蟹壳黄，走过任何一个上海小区，都很难不被沿街底层公寓或灶台手推车贩售的私房美食的阵阵香气所吸引。在老人的厨房里，部分切好的洋葱、萝卜和莲藕乱七八糟地堆在树桩制成的砧板上，红色塑料桶里盛满了面糊，电煎锅上塞着大大小小的葱油饼，高高跳动的煤气炉炉火上，是装满油的炒锅。他扑通一下将油墩子面糊（用切碎的萝卜丝、蘑菇和芹菜塞在生面团里制成）下锅，滚烫的油嗞嗞作响，盖过了窗外摩托车的隆隆轰鸣。

厨房位于一栋灰泥公寓楼内，房龄已过百年。从错综复杂、五彩斑斓的地砖花式可以看出，这栋楼原来是富人家的。在法租界，有许多像这样的小楼大宅，房主在数十年的战争和运动期间慢慢搬离此地，房子空了出来。平民百姓住了进来，把它们分隔成一套套拥挤的小公寓。

老厨师住在一楼后侧一间暗漆漆的小房间里。他和楼上另外四套公寓的住户共享一个厨房。他们去上班，下楼经过老人房间时，都会和他愉快地道声“早”。老人利用整个公共空间来做生意，似乎没有造成太大的困扰。他是楼里最年长的居民，是自己房间的产权所有人，因此在这栋楼的尊卑等级上，他比那些租房的年轻人要高出一截。尽管年轻人私下里可能有些抱怨，但明面上还是对老人表现出应有的尊敬。

“嘿，你！买个葱油饼吧？”师傅冲着路人大声吆喝着。

窗外的长队渐渐散了，师傅想着要把剩下的几个葱油饼卖光。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停下，看了看窗口小黑板上写的那几个歪歪扭扭的蓝色汉字，但他没有点什么。

老厨师叫冯建国（音译），上海话读作Veng Jiguo。我叫他冯叔。冯叔的脸上很少浮现真正的笑容。卖小吃的时候或是听到本人并不相信的闲言碎语时，他常皮笑肉不笑地应付了事，脸上时刻摆出布鲁斯·威利斯
(2)

那副随时怀疑、提防别人先下手为强的神情。冯叔结实的身躯看起来仿佛能应付一切，宽阔的胸膛上始终覆着一条白色围裙。

忙起来，他每天要做一百八十个葱油饼，每个3.5元，比附近街区的大多数小吃摊都要贵1块钱。“我做的葱油饼有一种特殊的味道，人人都喜欢。”他说。

他曾在老锦江饭店的厨房工作。几分钟后，他的四个前同事顺路经过。他们都穿着围裙，只有一个人在休息的时候抽了根烟。看到我这么个外国人待在冯叔的小厨房里，成功地勾起了他们的好奇心。他们把我当作潜在的顾客。

“谁做的葱油饼都跟老冯做的不能比！”其中一个夹着浓浓的上海口音笑喊道。冯叔一言不发，默默地把一批葱油饼轻掷到煎锅上。他只是笑了笑。

这一段长乐路夹在两个同名酒店（“锦江”）之间。西边是老锦江，是冯叔早年工作的地方。这座十五层的砖石建筑建于1934年，创建人董竹君原是青楼卖唱女，后来转型为上海滩第一个成功的女企业家。当年这栋楼是上海最高的地标建筑之一。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董竹君明智地选择了与政府合作，提供酒店给胡志明、金日成等国家领导人下榻。1972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锦江饭店签署了《上海公报》，从此，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激增，异常踊跃。

对于锦江而言，这无疑不是利好消息。和那个年代很多国有饭店一样，面对上海经济复苏期一波波新开业的奢华酒店的竞争，锦江饭店逐渐失去了它在酒店行业的地位。1988年新锦江饭店在另一头落成，四十层的玻璃和钢结构是当年上海的最高建筑，顶层还设有旋转餐厅。在新老锦江之间，拉出了一道时间线，把1930年代上海繁荣的标志和今天这座城市力量的象征连接在一起。要想对两者做番比较，只需在长乐路上走上短短一段，从茂名路的锦江饭店到瑞金路的锦江饭店，就一目了然。

两个十字路口的距离，一切天翻地覆。

冯叔的厨房夹在中间。就好像是某种隐喻。他人生中所有的重大事件都发生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三十年，也正值两个锦江交替繁荣的时期。“过去，作为我们的领袖，毛主席为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冯叔曾向我解释道，“但后来，他走了弯路。要是他早点解放思想，接受市场经济，中国肯定要比现在更发达。老锦江的那个年代，香港和台湾可是远远比上海穷啊！后来，这两座城市借鉴了外国的经验，把上海甩在了后头。”

冯叔有着相似的经历。

冯叔出生于1951年。他的父母和四个兄弟姐妹同住在长乐路向南几个街区的一条小弄堂里。在冯叔的童年时期，毛泽东的影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时的各种宣传和动员深植于冯叔心底；上了初中，他热切地渴望有机会能离开中国最富裕的城市，到乡下去。他在学校读了许多有关无产阶级大众的读物，他希望有一天能和他们并肩奋斗。

1965年5月25日，冯叔留意到学校大厅张贴的海报，邀请学生们参加当晚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的群众集会。海报上说，他们将通过集会认识一个叫做新疆的地方。

新疆，“新的边疆”，恰好位于欧亚大陆正中，是这个地球上距离大洋最遥远的地方，面积相当于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五州相加。过去，这一地区曾有多个中亚民族居住，犹以维吾尔族为主。直到19世纪，清朝政府经多年征战，将这里纳入版图。历史上，它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新的国家领导人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新疆问题。中国政府在新疆各地安排了驻军，接下来，就是要让大量老百姓迁移到这片荒芜之地定居。

冯叔看到海报时才十四岁。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新疆，但他和同学们顾不上吃晚饭就来参加这次集会。他们成了看台上成千上万年轻人中的一分子，而在下方灯光闪耀的舞台上，站着数十名驻守新疆的人民解放军战士。

“主办者精心策划了那场集会，”冯叔说，“士兵们告诉我们新疆有多美好，食物充裕，适宜工作。哈密瓜和葡萄随便吃。”

冯叔记得当时这番话在人群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大跃进运动”后，有很多人死于饥荒，短短几年并不足以消弭人们的恐慌记忆。上海虽然幸免于难，但食物依旧处于短缺状态。

翌日，城市的头条新闻充斥着有关这次集会的报道。《五万上海青年在新疆建设中大显身手》的新闻登上了1965年5月26日《解放日报》的头版。有两个版面收录了有关中国城市年轻人的各类报道，把他们称作“脸色苍白的书呆子，对农业知识一无所知”。报道指出，这些来自城市的无知者正通过自己的劳动把新疆的大片旱地改造成稻田。“每个年轻人管理着二十五亩稻田、二十到二十五亩棉花地或是五十亩麦田。他们吃苦耐劳、勤勤恳恳，像‘小老虎’一样为国家创造着财富。”

其中一个故事重点讲述了一位十八岁上海人的经历，他在来到新疆短短一年内升任副排长。“当我得知自己被安排到新疆养猪时，我很沮丧，”年轻人说，“但通过劳动，我意识到当一个养猪户是多么有意义的工作。养猪能改善所有劳动者的伙食！”

年轻的冯叔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么大规模的集会。他激动得整晚睡不着觉。第二天，他向父母宣布，他要辍学去支援新疆开发。父亲和母亲对此没有任何表示。

“当时，爸妈有四个孩子要养，所以他们并不在乎。”冯叔告诉我。一天后，他登上火车，花了几周时间才抵达中国的“新边疆”。他家里还没有什么人曾经去过离家那么遥远的地方。

据统计，1950年代和1960年代，大约有一千七百万年轻人离开了中国的城市。目的是两个：让这些国家最聪明的大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同时带动国家最贫穷偏远地区的发展建设。这场中国青年的大规模迁徙可以用四个字概括：上山下乡。

十万青年男女从上海被派往新疆，加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简称“兵团”），冯叔是其中一员。兵团负责治理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数十条河流，修建了九十六个水库和一百十七个水坝。在控制了该地区水路后，兵团的年轻成员们又开挖沟渠，将十四万公顷的灌木丛林地改造成了农田，相当于整个纽约州的土地面积规模。

1963年12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天山脚下农场开发的文章。这里后来成为了冯叔上山下乡时期的家园。“与老战士并肩：上海青年活跃在天山，”文章写道，里面还随附了一首由19号胜利农场领导写的打油诗：

告别上海黄浦江，

一路高歌进新疆，

跋山涉水路漫漫，

年轻志当存高远。

祖国江山无限好，

勇往直前无所畏。

荒漠边上打谷欢，

沙海之中波涛涌。

“那是什么鬼地方呀！”冯叔后来对我谈起往事，边摇着头边追忆他在沙漠的那个“家”。“那里就是片荒地，一毛不拔、没人居住的荒地。大多数人一到那儿就后悔了，但已经不可能回上海了。那个地方是那么贫瘠，那么偏远，即便想离开也根本办不到，因为没有食物，也没有路。你肯定会饿死的。”

冯叔和他的新伙伴们开始质疑他们在上海集会上听到的一切，觉得自己是被骗到这里来的。“所有人都在夸这个地方有多好，因此我们从来没问过要去那里干什么。等我们真到了那里，才意识到被骗了。他们派我们过来，就是为了把这片干涸的荒地变成农田。”

冯叔被分配到阿克苏镇外的某个部门，离当时还属于苏联的吉尔吉斯斯坦山地边境不到百里。“阿克苏根本没有能住人的地方。什么都没有，真的。那儿的人太穷了，都住在盖着草的土房里。刚到的时候，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我们挖了些洞，铺上干燥的灌木，将就着睡了两年。”

在冯叔的工作单位，共有一百五十名年轻人，以男性居多，来自全国各地：河北、山西、四川。其中有一部分人曾经参与了同当地武装反叛力量的交战。所有人得到的食物都少得可怜。“他们每天给我们三个馒头，早、午、晚餐各一个。没别的了。”

那是一场对抗饥饿的赛跑。冯叔和他的同事们发疯般地学习驾驶从苏联进口的拖拉机。他们把白色的盐渍地铲平，开垦成田，终于在塔里木河沿岸种出了蔬菜。几年后，农作物的产量有所富余，他们开始和从山上下来的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狩猎者做一些简单的物物交换。这给“上山下乡”一词平添了新的含义。

“你好！”冯叔的妻子手里提着几袋巨大的紫葡萄，一阵风似的冲进屋里。随后，她发现丈夫的厨房里还有个外国人，便停住了脚。

“哦！你好！你要喝点茶吗？你没给客人倒茶吗？”她转头呵斥冯叔。冯叔没理她，突然安静下来，专心致志地把更多面糊放到锅里。

我婉拒了她倒的茶。“来！吃点儿葡萄！可甜着呢！这是新疆葡萄。我把这些都洗了！”

我和冯叔的交谈就这样被踩了急刹车。他妻子手上仿佛有个遥控器，对着他按下了静音键。我尊称她为傅姨。她对我频频发问：

“你是美国人？”

“是的。”

“结婚了吗？”

“结了。”

“你妻子肯定是中国人，所以你才会说中文，对吧？”

“不，她来自美国。我在四川学的中文。”

“四川！我是四川人！你去过松潘吗？离九寨沟不远。哇！你居然没和四川姑娘结婚！那你妻子是美国人咯？”

“对，没错。事实上，她是美籍华裔。”

“哇！混血！太幸福了！你们的孩子肯定聪明，这全靠遗传。”

这女人身上蕴藏着一种激昂的、令人眩晕的大自然力量。她丈夫始终稳如磐石般地注视葱油饼嗞嗞作响，看着一团团生面糊在浅口煎锅上被炸到酥脆；而她则像一团风，活泼好动，滔滔不绝。

傅姨身材矮胖。她的眼镜老是一个劲儿滑到鼻子底部，镜框上沿刚好和眼睛平齐。她也不把眼镜推回原位，只是不断调整脑袋的角度，好看清周围环境。傅姨比她丈夫年轻近十岁。他们俩是在新疆认识的，她比他晚五年分配到阿克苏农场。那时，冯叔和他的伙伴们已经种植出一系列农作物，还给每个人都建了干净的木屋。傅姨这个来自四川受过教育的知青，每天能吃上的不只有三个馒头，多少得感谢冯叔那些年的辛勤劳作。

“你是基督徒吗？”傅姨兴奋地问我。

我告诉她我出生于天主教家庭。感谢上帝，她对我说，并立即邀请我到教会和她的牧师见面。

“沈牧师过去当过强盗。他不识字，但监狱里有人背诵《圣经》，他把整本都记了下来！太不可思议了！”

这在我看来有点古怪。一个强盗入狱接受改造后洗心革面，目前正运营着一个教会？听上去沈牧师很可能现在还干着强盗的勾当。

我转向冯叔，撤去了对他的静音限制：“你去过那个教会吗？”

“我不信这些。再说，得有人养家吧！”他说。

“等你年纪再大些，时间更宽裕些，你该来听听布道，”她冲着丈夫嚷嚷，“上帝创造了世界和万物。他创造了人。我们都属于他。”

冯叔翻了个白眼。他转身面对打开的窗户，自觉给自己消了音。“你得来！那儿有好多和你一样的年轻人！沈牧师人可好了。”

静音取消。“赶紧走人！”冯叔大喝，“别老在那儿叽歪！你要打算去，就赶紧走！”

“教会归一个温州的富人所有！”傅姨告诉我，完全不理会她的丈夫。

傅姨提到的强盗文盲牧师和温州商人（温州是南方一座繁荣的城市，因出产骗子而声名狼藉），让我不由得怀疑那是不是官方认可的教会。

“这教会合法吗？”我问。

“应该不合法。”傅姨摆了摆手，回答了我的问题。

冯叔还有别的想说：“她要再这么一直往教会跑，很快连吃饭都该成问题了。”

我瞥了眼傅姨，她摇摇头，又摆了摆手：“上帝说：‘我给你们的足够。’”

“哈！那就不必回家啦！”冯叔吼道。

我对中国的非法教会了解不多，直到有一个搬到我家隔壁。我们到上海一年后，一个二十出头的金发美国女人租下了隔壁的公寓。和其他邻居一样，她不怎么和人交往，也极少在家。但后来，我开始注意到周五晚上电梯间排起的不寻常的长队。一周其他几天，电梯都静悄悄的，但在那一天却挤满了笑意盈盈的外国人和中国人，彼此间用英语闲聊着。当电梯到我们这层后，他们一窝蜂拥入邻居的公寓，通常有十几二十人在里面同唱耶稣。

对于莱诺拉和我来说，周五晚上的这段时光变得颇具仪式感：我们边看着上海的万家灯火边吃晚餐，现场版的福音音乐从隔壁穿过大厅，飘入我们的耳朵。

隔壁的这种教会在中文里被叫做“家庭教会”。到2010年，家庭教会在上海愈发流行，城市年轻白领尤其愿意接受这种形式的传教，他们的职业、教育和教养都填补不了精神上的空虚和道德上的虚浮。他们更愿意加入家庭教会，在一小群同道中找寻信仰。

中国政府一直对外来的宗教抱持审慎的态度，尤其像基督教这样在世界其他地区迅速传播和蔓延的宗教。这部分出于中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长期受外国列强欺凌和殖民而滋生的一种情绪，也解释了政府为何会授予唯一由官方批准的新教教会“三自爱国运动”这样的名字。这一运动最早由19世纪来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发起，他们希望这个名字给人以基督教“本土化”的印象，以此安抚中国人，让他们相信是他们自己而不是外国势力，在控制境内的信仰传播。

傅姨的教会既没得到官方认可，也不属于家庭教会。它是一种地下教会——这种教会组织严密，背后有资金和后勤支持，一间屋子里挤满了教徒。

我和傅姨到那里的时候，太阳已经下山，在一团漆黑中，她也一下子无法确定楼的位置。最后，我们看到几个目标明确的过路人，便跟着他们走向一栋建设中的六层建筑。楼外，一群工人正在搅拌水泥。他们停下手中的活儿，盯着我这个唯一的外国人看。领头的那个人点亮了手机光源，带着我们穿过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管道、互相堆叠的石膏板和摇摇晃晃的电线。我们爬楼梯上到二层，穿过一组双扇大门，一个敞亮的礼拜厅正在前方等着我们。

“姊妹好！弟兄好！”我们到场后，傅姨和其他人打起了招呼。她抓着我的胳膊，带着我穿过主厅，来到一间放着十几张咖啡厅风格餐桌的狭长餐厅。窗户藏在被钉死的木制百叶窗后面。

教会名为“中心教会”。教会宗旨用棕色汉字写在墙上。每条标语都围绕一个中心词写就：基督，圣经，爱，合一，门徒，传道，社群，最后是，职业。

我停在最后一个词上。将“职业”作为教会宗旨之一给人以怪异的世俗感。这显然是针对中国年轻的职场人士。在这里，通过教会，他们可以帮助彼此找到工作，建立新的人际网络，晋升上层社会，获得经济成功。教会提供了除家庭和朋友以外的一种“关系”网。

“家庭”并没有作为中心词出现在标语中，它的缺席尤为惹人关注。中国社会教育老一辈奉持马克思主义信仰。我能感觉到，爸妈辈在这里不受欢迎。

“他是和你一道的吗？”一个年轻的戴着眼镜的张姓教会领袖问傅姨。她点了点头。

张的眼中闪过一丝困惑。我同他讲中文，好让他稍稍宽心。我作为这个隐在未完工大楼中秘密教会里的唯一的外国人，引来一些侧目完全在意料之中。但除了张最开始稍稍流露的惊讶之外，其他人并不特别介意晚餐队伍里排着这样一个穿着乡村风格服饰、蹲坐着的女人，身后还拖着个蓝眼睛的外国人，两人正在往不锈钢碗里添装米饭和蘑菇。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年轻还是老迈，各个阶层的人聚在一起，愉快地吃饭、交谈，无暇顾及其他，彼此如家人一般。大家举止文明：不推搡，不吐痰，也不打断别人的发言。

张对我说，教会在上海还有另外三个分支，在中国其他二十七个城市也都悄悄设立了组织。他还委婉地告诉我，沈牧师（那个文盲强盗）今天没有来。

傅姨的脸一下子垮了下来。“哎呀！我把他的事迹全都告诉这个外国人了！”

“别着急，”张说，“江牧师会带领大家祷告的。他以前是黑帮老大。”

“他也在监狱里把《圣经》统统记下来了？”傅姨满怀希望地问道。

“不完全是。江牧师能读能写。不过他也是在监狱里找到基督的——和沈牧师一样！”

傅姨松了口气。即便我们无法见证一个洗心革面的文盲罪犯进行布道，但显然套路还是一样的。

数十人陆续走回主厅，坐到一排排橙色椅子上。傅姨和我坐在前排。在升起的舞台上，一个头发垂到眼眉的年轻人正在木制十字架下组装一套架子鼓。平板电视上展示着山川风光，一张张照片随着扩音喇叭播放的欢快摇滚乐节奏而不断切换，喇叭从天花板悬吊而下，又响又刺耳。当歌词开始在山脚处滚动时，五个穿着迷你裙的女人走上舞台，开始歌唱。她们年轻而轻盈，身体合着节拍轻轻晃动：

耶稣，来到我心里……向我展示你的爱

会众们站起来，跟着齐声合唱。有些人开始拍手，另一些人把手高高举起。他们本着“南部福音合唱团”的音乐精神，用普通话放声高歌。他们的脑袋统一地上下摆动，一些人甚至紧握双拳，闭眼歌唱。傅姨把我从椅子上拽了起来，随后也加入了合唱的队伍。

我挑了几句屏幕上能理解大意的歌词对了下嘴型，很快，舞台上的那几个歌者就让我分了心，她们开始把身体拗成各种嘻哈舞蹈的造型。两名披着黑色长发的男人突然出现，走到跳舞的女孩边上。一人拿起吉他，另一人拿起低音贝斯，开始调音。他们打开音效放大器，震耳欲聋的噪音把摇滚乐都盖了过去。会众们几乎没有受什么影响，只是把自己的嗓门调得更高了些。

敞开天空……复壮之火将熊熊燃起……

雨点洒落在我们身上……请赐予我们新生！

歌词在耳边回荡。我开始流汗；房间很大，但没有通风。我看了看被锁上的窗户。

中国人的百人大合唱通常能在高歌爱国主义的电视合唱节目里看到，激情饱满的歌唱者用歌声展示他们的爱国热情，这类由政府举办的余兴节目总能让人看得饶有兴致。然而，当我环视四周时，却难以同样的心态来看待眼前的一切：一个男人低垂着头，紧闭双眼，高举双臂，大声吼唱；一个年轻女人痴痴盯着天花板，眼中噙着泪水；走道另一侧，一个母亲正唱歌给她的宝宝听，而宝宝则对她回以微笑。

没有人做秀，所有的情绪都完全是个人化的。他们在音乐中迷失自我，在放声歌唱中得到心灵的释放。

傅姨用肘碰了碰我。

“来！”她叫道，把她的手覆在我的手上，配合着节奏推着我拍手，“拍手对健康有好处！”我照做了。

年轻的中国基督徒摇滚乐队终于调整好了乐器。傅姨转向我。

“你是怎么找到耶稣的？”她高声问她的新天主教朋友。

“嗯，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还记得。从小到大我都去教堂看弥撒，”我大叫，嘴巴凑到她耳边，想压过电吉他的声音。

“我很早以前就找到耶稣了！我当时怀了孕，”傅姨叫道，“孩子八个月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一段歌词，她停下来跟唱：

主，你是我的指引，是我生活的牧羊人，

穿过丘陵山川，你永在我的身边。

傅姨是在新疆怀孕的。随着她的肚子渐大，冯叔决定让她回上海生产。他们开始长途跋涉，但路途艰险，走到沙漠中央的吐鲁番，傅姨就分娩了。

“是个儿子！早产！”傅姨大声喊道，“我的身体受了太多苦，宝宝也跟着受罪。为了他，我月子都没做就带他回了上海。我这一生啊，都赔给他了！”她再次停下来唱歌。

唤我的名，

你怀着爱选择了我。许我丰硕，

你的承诺永不改变。

一年后，他们回到新疆。她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中医无法缓解她的痛苦。就在那时，医生告诉她，耶稣能够治愈她。

“她告诉了我关于耶稣的一切！她在自己家中办弥撒。单位的领导发现后，让我停止参加这些仪式。他们说宗教都是胡扯，但我没听他们的。感谢主，让我遇见她！”她叫道。

傅姨闭上眼睛，把手高高举起，整个人沐浴在耶稣的音乐之中。

傅姨从小到大都在忍饥受饿。

她于1949年出生。她家在四川省西部山区的一个小农村，靠着西藏。她读小学三年级时，“大跃进运动”席卷全国，她们家的村子被划成十个集体农社。家家户户都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当地人的自耕地被充公后，重新分配给了几个五百多人的生产大队。对于那些习惯于在山坡地形上开垦耕种私田的村民而言，集体劳作并不那么自然。

更糟的是，村里几乎需要向政府上缴所有收成。不到一年，村子就陷入了粮食短缺的窘境。

傅姨从来不放过任何可以垫饥的东西。不上学的时候，她整日整夜在山里寻找野菜。春天的花季期，她摘树上的花来吃。下方河谷处，有船只停靠在粮仓边上。她学会了原地等待，等待那些在前往仓库的运输途中粗心地割破小麦袋子的拖拉机。傅姨和她的兄弟姐妹会拿着扫帚一路尾随，把散在地上的麦粒扫起来做晚饭。

九岁时，她的父亲被打成反革命。村里的农民当时参加了镇里的一个大会，大会期望每个人都对集体主义歌颂一番。但她的父亲，这个固执、耿直的农民，却吐露了心里真实的想法。

“他跟领导说，需要更多的食物。人们都养不活自己了。他们太虚弱，没法再为集体主义出力。”傅姨说。

村民们很尊重傅姨的父亲，但他们不敢公开赞同他的说法。“他为农民们强出头，他们却反过来指责他仇恨共产主义。”

她父亲的名字出现在“阶级敌人、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名单上，张贴在公共食堂。村里开会时，他被迫坐在那类人中间。每天早上，村里的扩音喇叭扯着嗓子宣布一天的工作安排，而他总是被贬到最糟糕的分组，不是好几班连轴转，就是和旧社会的地主及其他“人民公敌”一同倒夜班。

最后，因为过大的工作量和过少的食物，他在田里倒下，去世时三十七岁。

几年后，傅姨听说可以去新疆农场干活。她从来没有听说过新疆，但她推测，任何地方都会比她的家乡好。她加入了她兄弟们的行列，踏上北上的漫漫长途。“新疆的空气好多了，”她说，“而且有吃的，食物充裕。水果、蔬菜味道都好，也很便宜。山里的气候干燥凉爽。等我存够钱，我要回那儿过退休生活。新疆真像个天堂。”

过去的新疆甚至比今天的上海更好，她补充道。

那天晚上去教会的路上，傅姨和我谈起了她的新疆退休计划。教会的一个朋友邀请她参加一个投资讲座，收费100元。

“这钱花得值，”她解释道，“是家中英合资企业，公司在股票公开发行前会出售一些原始股份。我的朋友买了几万块，所以我也买了些。”

她总共投了30 000元人民币，约合5 000美元。“股价现在已经翻了一倍！我随时都能在线查询。1月份，这家公司就会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等它上了市，我就能挣到50万。”她把手搭在我肩膀上说，“你也该投资一些！”

我想了一下。傅姨是怎么攒到5 000美元的？那得卖多少葱油饼啊！她又是怎么“在线”查询她的股份的？她根本买不起电脑，也没有智能手机。她为什么要拉我一起投资？在我报道中国经济时，曾听说过一些类似的融资骗局，以老人为主要目标。我小心地掂量着回答。

“你不担心这可能是个骗局？”我问。

傅姨笑了。“绝对不可能！他们告诉我这是零风险投资。下周你也来参加我们的投资会议吧！”她弯下脑袋，透过眼镜顶端直直盯着我看，“你不该放弃任何赚钱的机会。”

随后，她爬上了通往中心教会的楼梯。

江牧师的整张脸堆满了笑。这种咧开嘴的笑法把他的脸颊推得老高，眼睛眯成一线，只留一对眉毛呈倒V形挂在上面。“今天，我们将一起探索感恩的意义。”江牧师用洪亮的声音宣布。

我们已经整整唱了一个小时，中心教会的会众们终于坐回橙色塑料椅上聆听夜间布道。他们身体前倾，一个个伸长了脖子，想要一睹这位前黑帮头子的风采。

确实，江牧师怎么看怎么像黑帮头子。一件黑色的塑胶外套反射着头顶的光，紧紧贴在他厚实的身板上。左手袖管被束在劳力士表下，只要逮到机会他就会晃动这一财富的象征。头发剪得寸短，紧紧贴着足球大小、不时前后晃动的脑袋上。他五十来岁。

“感恩证明你们经历过与上帝同在，”他开始布道，把手臂高高举起，他的劳力士闪闪发光，“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为我们建立了这个中心教会……”

会众们举起手臂，在每处停顿时齐声“阿门”，使江牧师得以从容不迫进行他的布道。

“感恩很重要！感恩让我们做好了为上帝献身的准备！”他喊道。

江牧师告诉我们他有许多事要感恩。他说他天生就是罪人，是一位政府地方官员的犯了罪的儿子。

大伙儿笑了，纷纷点头。在台下不少人心中，有些地方官员比罪犯更坏。江牧师说他父亲动用“关系”把他弄出了监狱，但后来他的罪行愈发严重，连父亲也保不住他。他因抢劫和袭击罪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我爸就在那时，和我断绝了父子关系！”他大叫，“他是在哪儿安度晚年的？精神病院！”

“哎呀！”傅姨听到这里不由得摇了摇头，叫出声来。

江牧师往后仰了仰头，把麦克风抬到嘴边。“那时候，我唯一的上帝就是人民币！”他喊着，在提到货币名时刻意放缓了语速。

台下一片哄堂大笑。江牧师也一块儿笑了起来，眉毛向上拱成了M型。他的布道充斥着中国动作大片的各种元素：罪行累累的罪犯，腐败但有权势的父亲，监狱生活，还有精神病院。观众们听得津津有味。

“感恩这两个字有什么共同点？”江牧师向会众提问，一边用手描画着两个字：感恩。

大家异口同声道：“心！心！心！”

“现在——如果你能控制你的心，请举起手！”

四只手举了起来。

“真的吗？这里真有人做得到吗？”江牧师问道，他和那四个勇敢的灵魂目光相交。那些人怯怯地把手缩了下去。

“是的，没错，”江牧师咧嘴笑了，“人人有心，但没人能控制它。”他的语速非常缓慢：“跟着我重复！我拥有一切，但我无法掌控任何事！”

“我拥有一切，但我无法掌控任何事！”

在中国社会，父母为他们成年的孩子决策人生，学生被教导永远不要质疑老师，领导用铁腕管理下属——在这样的社会，这类无能为力的感受常常能直指人心。

“我们的父母连自己的人生都无法掌控！”江牧师高声喊，“我的父亲是当官的！天大的笑话！就算是他也没权利管我！”

会众们笑了起来。江牧师深吸了口气，全身心地投入他的布道。

“但上帝控制了我的舌头！阿门！”

“阿门！”

“他赐予我智慧和口才！阿门！”

“阿门！”

“我意识到《圣经》超越了一切知识！阿门！”

“阿门！”

每一次齐声高喊如急速迸发的欢呼，他挥舞拳头加以配合。每一声“阿门”都为他注入能量，他把嗓音越放越大作为对观众的回应。

“它由圣灵写就！阿门！”

“阿门！”

“你们都被上帝塑造，被上帝启示，被上帝保佑！阿门！”

“阿门！”

“我们必须感恩上帝！阿门！”

“阿门！”

江牧师的拳头定格在空中，身体一动不动地站着，脑袋随着每一次的呼吸上下起伏。他忽然突兀地收回摆好的姿势，抿了口水。我环顾大厅四周。所有人都坐在椅子边缘，不断往上探着身体。傅姨用肘碰了碰我。“他是不是很棒？”她问，双手抱膝，眼睛紧紧盯着牧师。

江牧师可能已经做了几十甚至几百次类似的布道。他能够不断精益求精，甚至掐准每个笑话的时机。他黑暗而叛逆的过去尤为令人着迷。中国人常常谈论黑社会，这些犯罪分子风靡大众，因为他们代表了政府以外的权力，但很少有人在现实生活中遇见过真正的黑社会大佬。江牧师有关政府官员的笑话也正中人心，台下的人可以借机取笑那些看不起他们信仰的腐败官员。他演讲时节奏分明，一呼一应，令人难以抗拒。死记硬背，不断重复，再配合直言不讳的讲演，是中国任何一个课堂上屡试不爽的教学要义。对于傅姨和其他有着相同经历的老一辈而言，这种风格也唤起了他们脑海中1960年代政治集会的记忆——成千上万红卫兵尖声高叫“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不断重复一个句子，这一行为本身就具有催眠的效果。那个夜晚，如果说有什么（无论是凡人还是神）在会众身上施加了绝对的掌控，那一定是江牧师。

“教会的创立是来自上帝的礼物！阿门！”

“阿门！”

“教会的创立意味着迷失的灵魂得到拯救！阿门！”

“阿门！”

“而创立一个教会需要资金！”江牧师喊道，在结尾处的语气尤为抑扬顿挫。

他停下来，让教徒们有时间充分领会这句话的含义。他用手帕抹了抹额头。

啊哈！果不其然，我默想着。我转头看了看傅姨，她全部的注意力都被江牧师吸引住了。

“钱从哪里来呢？”他问，环视大厅，寻找答案。

那天晚上，头一次，大厅陷入了静默。

“它来自上帝！”他大喝，“不要觉得这是你的钱。也许你认为钱是你赚的，所以属于你，其实不然。它是上帝的恩赐！是上帝创造了你，所以你拥有的一切都属于他。”

我环顾四周，扫视会众们的脸。他们还能跟上江牧师的逻辑吗？在这里的大多数都是第一代可以自力更生赚钱的中国人。告诉他们，他们所赚取的并不属于自己，这在我看来是一种对他们信仰的冒险考验。今晚，即便有人在心中质疑江牧师的逻辑，也并没有人表现出来——所有人的目光依然紧紧锁在他身上。我悄悄从口袋里取出手机查看时间。江牧师恰好花了一个小时才绕到他想说的重点。整整一个小时，他精心设计并抛出一个个微妙的点，比如一个不错的笑话，或者一些和台下人群的共鸣。紧接着，他在《圣经》中挖出一些支持他观点的片段加以高声朗读。他用诸如“感恩的心”“接受额外的慈悲”以及“感恩上帝的意义”等词句粉饰他想传达的信息。一个小时后，面前的观众变得非常乐意重复他所说的，或是给予他非常正面的反馈。任务达成。是时候转换调调，把所有润色和粉饰从那些委婉的表达中一点点剥离干净。最终，像中国的大多数事情一样，布道终究还是回到了“人民币”这三个字上。

“我们为什么要奉献？”江牧师问，“也许你们一直在谈论什一法则，也许没有。这是个敏感话题。但它是最好的法则，神圣的法则，开启了通往天堂的大门。”

我转向傅姨。她还没来得及对我耳语，江牧师就插话进来。

“今天的教会往往偏离上帝的法则行事，但我们的教会不是这样的。哪条法则？”

“什一法则！”会众回答。

自1990年代起，我一直在中国的乡村和城市居住和工作。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从来没亲眼见过有中国人像这群人一样心甘情愿地舍弃自己的财产。

“无论你是老板还是打工仔，如果你得到10元，只能从中拿走9元。剩下的那1元必须交给我们的上帝。阿门！”

“阿门！”

作为天主教徒，我熟知什一税
(3)

传统，但即便对于教会而言，它都是条微妙的潜规则。我从来没有听谁如此精细地描述它的规则，也没有听过任何一场专门以它为主题的布道。在我童年时期的教会，弥撒结束后，篮子会悄悄在教众之间传递，用来收集大家的捐款，但没有一个教父敢指定捐赠的数额，一切尽己所能。很显然，江牧师认为中国的基督徒需要明确的指令，甚至为了保险起见，他还封上了威胁之印。

“跟着我重复：偷窃！”

“偷窃！”会众齐声回应。

“偷窃的本意是截留了（也就是偷走了）你本该奉献的那十分之一。你们知道吗？”江牧师挥了挥手，问大家。

“《圣经》上说，如果你偷窃，诅咒将落在何处？”他明显地顿了下。

“落在你身上！诅咒将落在你的身上！跟我重复：‘落在你身上！’”

“落在你身上！”

“什么样的诅咒？”

观众交头接耳，不确定该如何回答。江牧师把他的“羊群”引到了全然未知的领域。傅姨看向我，向我寻求帮助。但我帮不上什么。

“你会得病！”他唾沫横飞，“我曾在洛阳见过一个深爱着上帝的姊妹。她生病了。我带她问了很多诊，看了很多医生，但一直没有好转。我开始怀疑她是否上缴过那十分之一的奉献。她的同事们证实了我的预感。”江牧师停下来，扫视在他面前聚集的一张张面孔。

“我回去告诉她：‘是上帝诅咒你得病！’”江牧师尖叫。

会众间再次爆发出窃窃私语。他继续道：“我把今天对你们所说的话告诉了她！‘如果你面向上帝，上帝也会面向于你！’她开始供奉她的十分之一。最后一次我见她时，她已经痊愈了！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

傅姨点点头，认同了那位洛阳患病姊妹的遭遇。我无精打采地坐在椅子上。江牧师曾是黑帮头子，蹲过监狱，是地方官员的浪荡儿子，如今摇身一变，竟成了奇迹般治愈他人的治疗师。这一教会已经扩展到全国二十七个城市，又有多少像江牧师一样的人站在台上，巧舌如簧？

江牧师又擦了擦额头。劳力士随着身体的移动闪现微光，夹克的乙烯基面料则一直在舞台上泛着冷光。他觉察到眼前是一片沃土。

“跟我念：得救而获得新生的人必须奉献他收入的十分之一。”

观众齐呼这句句子，作为对他的回应。

“如果你不奉献，如何证明自己是基督徒？又如何证明你爱上帝？”

男女们重复他的话语。

“如果你不把你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上帝，那么你就是在偷窃上帝！”他尖声喊叫，把两只手举过会众们的头顶。指控回荡在洞穴状的大厅中。

没有人再说一句。

几天后，我路过冯叔的小店，要了个葱油饼。当时正值下午4点30分，法国梧桐上悬挂的红色发光彩球掩在冬天厚重的雾气后，影影绰绰。我询问傅姨对江牧师布道的看法。

“我真的被深深打动了。”她说。

我拿了把凳子，走进店里，坐下来。她继续说道：“温州教会总能找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顶级牧师。江牧师震撼了我们所有人的心！”

冯叔正摆弄着煎饼锅。他窃笑出声，声音大得足够让傅姨听见。

“哎呀！”傅姨抢白道，“你不懂！你知道什么呀，老头？”

“我不懂？你就懂了？”他问她，依然笑着。

“江牧师说了许多让你们奉献十分之一收入的话。”我慢慢地说。

冯叔停下手头的事，听我们交谈。

“你觉得必须给钱吗？”我问她。

“不！谁给得起那些钱啊？”傅姨回答得非常大声，是说给冯叔听的。她紧张地瞥了瞥她的丈夫。“一些年纪比较大的老人或许会被说服，但我不会。这取决于每个人的能力。事实上并没有这样的规矩，我想《圣经》里可能有提到过。通常，人们给不了太多。”

一个邻居来到窗前，分散了冯叔的注意力。他们开始聊天。傅姨弯下腰，对我低语道：“布道让我深深动容。我给了50元！”

冯叔伸手够到锅铲，用它从锅里移出了一块葱油饼。他小心翼翼地把它装进一个薄薄的塑料袋里，递给了我。我等他重新和邻居说上话后，悄悄在他的塑料容器里放了三个银色的1元硬币。傅姨看到后，又把钱塞回了我的口袋。我一直等到她离开房间，才又把钱放回容器里。这是我和这条街上的朋友们常玩的小游戏。

天色渐暗。冯叔点亮了一个悬挂在黑色电线上的孤独灯泡。灯泡投射出一道完美的光束，敞亮了小店门前的一方人行道。傅姨带着一本基督降临挂历和一个十字架茶杯回到家中。

“教会的免费礼物，”她边说边炫耀了手中的物件。

冯叔笑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他说。

“你现在没有信仰，”傅姨对他说，“等你老了，闲了，我会把你拖去教会的。”

“就算老了，我也不会去。”

“你要不去，日后会受苦。”傅姨警告。

“人一旦死了，就彻底去了。你就算把他磨成肉糜，他也不会知道了。”冯叔喃喃地说着，灯光照亮了他的脸。

阿姨转向我：“我会给你另外领本挂历的。”

“我已经死里逃生过一次了。”冯叔无视他妻子，打断了她的话。

“发生了什么？”我问。

“在新疆，有一回我在一条结冰的河上走，掉进了冰窟窿，”他回答我，眼睛向外凝视着黑暗，“我爬了出来，走了几步，又掉下去。我挣扎着爬到岸边，爬到路上。衣服全都冻住，结了冰。我几乎失去知觉。那是一年中最冷的一天。”

“没人帮我，”他说，“没有人。我花了很长很长时间才走回村里。一个朋友看见我，还以为是鬼。我回到家，在火炉边换了衣服，喝了几口高粱酒。那是1989年12月19日，我永远记得那个日子。”

傅姨听着，手里抓着基督降临挂历，默默不语。

“我不信她的那些玩意儿，”冯叔说，“你得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活下去的唯一途径。这也是为什么我不信上帝的原因。”

冯叔看了看外面，发现没有客人，便开始整理他的工作区，擦拭柜台和他那具有机械美感的煎饼锅。

屋外，长乐路万籁俱寂。我看着冯叔。他在新疆这片曾经的不毛之地存活下来，把荒漠改造成桑田。这段经历教会他永远不要相信任何权威。

傅姨站起身来。在冯叔眼中，她肯定看起来特别容易上当受骗，让他深感沮丧。“那年你没死的唯一原因就是上帝，”她宣称，“他赐予你力量，让你能够爬出那条河。你想想呀！没有人在那样一条冰河上摔倒还能活下去！”

“放屁，”冯叔说，转过头，那天晚上头一次打量了他的妻子，“自从在新疆那条冰河上摔倒的那一天起，我就不再相信任何东西，除了我自己。”

(1)
It’s a Small World，英文歌曲。——译者

(2)
Bruce Willis（1955—　），美国演员、制作人、歌手，因出演电视连续剧《月光侦探所》（Moonlighting）中私人侦探一角而备受瞩目。——译者

(3)
欧洲基督教教会向居民征收的一种宗教税，这种捐税要求信徒捐纳本人收入的十分之一供宗教事业之用。——译者

5　一盒信

长乐路682弄70号

当我看到那些信件时，龙年只剩下最后三个小时。那是2013年的除夕夜，我的朋友蕾蕾和里奇邀请我，到他们的公寓共同迎接蛇年的到来。之前的两个中国新年，我都和莱诺拉一起到她的中国亲戚那里围炉吃饺子，同城市中其他数百万人一块儿在午夜的街边点燃烟花。烟花在我们身边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破声，灰烬在天空洒落，宛如一场绵密持久的飞弹袭击。那一年，莱诺拉找到了脱身的理由。我们的第二个儿子一岁了，她要带上两个孩子到美国待上几周。

蕾蕾递给我一叠泛黄的信件。“看一眼寄件人地址。”她说。

我瞥了瞥手中那些磨损严重的信封，其中一个上写着：长乐路682弄70号。

他们听过我关于这条街所做的系列广播，觉得我应该会感兴趣。我们喝威士忌的时候，外头开始燃放烟花。我们翻看起那些信件。

大约有一百来封信，整齐地塞在一个鞋盒里。里奇和蕾蕾共同经营着一项副业——为原法租界的旧里弄房提供翻新服务。他们在长乐路以南两个街区的一家古董店里淘到了这个鞋盒。

最早的信件写于1950年代，是一对夫妻间的通信。丈夫在靠近西藏的一家劳改农场里进行劳动改造。其他的信件也都是寄给他的，但写信人不尽相同。最后一批信件直到1990年代。所有的信都盖着一模一样的长乐路的寄件人地址。

遥想五十余年光阴，信件从上海发出后长途跋涉，被送到三千多公里外的劳改农场，而后几经辗转，最终却在离写信地相隔仅两个街区的古董店里被人发现。

草草翻阅一遍后，我轻轻地展开了其中一封。信上的字是手写体，对我来说有点难认。

蕾蕾朗声读信：“因家务繁忙，无暇写信。见谅。目前生活条件艰苦，大家勉强度日。”

“妻子的信永远都在汇报孩子的情况，”蕾蕾停下来说，“丈夫的信要有趣多了。”

接下来的数个小时，我们都在拆信，讨论，然后把信原样折好，惊叹于过去年代的物件所散发的魅力。最后，一张没有装在信封里的折纸吸引了我的眼球，看起来是手写的。

“这是什么？”里奇问蕾蕾。

“这是从，让我瞧瞧，从1958年起的农历表。看到这儿了吗？”她说，手指着纸页的顶端，“新年。是今天。”

我看了看钟：凌晨1点。蛇年的第一个小时刚刚从我们身边溜走。

长乐路682弄。现在我对这条路上的很多弄堂都已轻车熟路。我意识到那天早些时候，曾从那条小弄堂经过，回来的时候还是龙年。

由于过年，一切都归于平静，外地人都离开上海回老家去了。平日里，近半个城市的居民都来自别处，假期便成了上海被交还到上海人手中的少有时刻。我坐在路边，只有一个人出现在视野之内：名叫张乃孙（音译）的老乞丐。

平日里他行乞的地点恐怕是全上海地名中最有福的：长乐路和富民路的交叉路口。

“新年好。”我对张说，在他杯子里放了张百元大钞。

“新年好，恭喜发财。”他本分地回复我。

张在这个街角待了好些年。我老是看到他，以至于开始慢慢忽视他的存在。在一些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当步道上的汹涌人潮猛然把我往他的地盘推挤时，我会从兜里翻找出几个硬币，投到杯子里。他始终彬彬有礼，低头表示感谢。他通常穿一件解放军的绿色上装，围紫色围巾，海蓝色的长裤扎在靴子里。一般情况下，他都坐在一个黑色的垃圾袋上，膝盖边放着一个用来乞讨的白色塑料容器。他的头发如银色瀑布般倾泻而下，披散在后背中部，总有几缕在汽车开过后随着扬起的急风起舞。隔着距离，他看上去就像个老女人，走近后才能看到他稀疏的雪白胡须。他拥有一双冷静、耐心的眼睛，仿佛全世界的时间都是他的——他是上海为数不多的无需匆忙赶路的灵魂之一。对于张而言，时间是别人的金钱。

他精心挑选了这个地点。长乐路是上海两个区的交界，马路以南是徐汇区，以北是静安区。这条马路坑坑洼洼，大洞小洞无人管，恰是两边政府推脱懒政的结果。张恰好利用了这一监管上的漏洞。每当徐汇区的城管人员威胁若再行乞就把他赶走时，他只需信步穿过马路，便能在他们管辖范围以外的静安区继续他的乞讨。

新年这一天，我们坐在徐汇这边。我坐在他身边，他似乎一点都不意外，似乎早就预计了我的到来。太阳低低地挂在西面大楼上，一阵凛冽的寒风吹过大街。我坐在上风口，免得被他的长发蒙了眼。

“你家里人呢？”我问。

“我老婆在河南农村种地，儿子孙子们都在广东工作，”他说，“我有十二年没和他们一块儿过年了。”

他的老家距离上海约八百公里。他往后靠了靠，把手肘搁在三盒橘子（邻里乡亲的假日馈赠）上，笑了。“对于我这么个孤老头子，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啊。”他说。

张说，除了在城市另一头一间楼梯间的房租和每日的餐食开销，他在这个街角乞讨，每月能挣100多美元。这很可能超过了他在老家工作所能挣到的工资。张在周口市附近长大，周口市是中国最早有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后人认为，古代哲学家、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就在那里出生。张的一头飘逸白发和稀疏胡须恰恰符合人们脑海中的老哲人形象。

张今年在上海独居了一段时间。夏天，为了躲开城市闷热多雨的天气，他回到河南老家。因而他和圣贤之间又多了一处相似：不管张本人是否意识到，他所践行的正是古老的道家思想：为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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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我面前的这位像老子一样来自周口的长发隐士，在中国最重要的节日里，孤独地流浪在中国最富有的城市街头，乞讨着一点点零钱。

“你肯定很想念家里人。”我说，话从嘴里蹦出后才意识到自己触碰了一个多么敏感的话题。

“不，我不想他们，”他实事求是，“我太老了，就快死了！想他们还有什么用？”

每年，张的三个儿子都会敦促他回家过年，但他总觉得回去见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亲戚是桩大麻烦。“我的孙子们都特调皮捣蛋，媳妇们看到了也只是训两句。换是我，怒起来说不定就要扇那些臭小子几个耳光，”他对我说，“那场面就不太好看了。所以，干吗要回家呢？”

他也承认，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家里吃的不够。“根据传统，老一辈得先吃，”他说，“我在的话，儿子们就不会让他们的小孩多吃。扪心自问，我看不得这样。”

再说，他补充道，他也不想错过上海的小气鬼们一年到头最慷慨大方的时刻。

我推测，张在返乡的日子选择自我放逐还有其他原因。但天色渐暗，远处烟花爆竹的燃放声频频打断了我们的交谈。

我起身，祝他新年快乐。

他回了礼，随后把他的东西塞进一个便携式双轮小推车，载着三盒橘子沿着长乐路前行。他穿过寄出那盒信的弄堂，天空中砰然炸开的烟火染亮了他的前路。

一周后，我在办公室里再次打开了那盒信。

蕾蕾送我回家时，捎上了这些信。我想要知道这些信是谁写的，从哪里来，关于这条街及其过去，它们又能告诉我什么。在这个国家，这些信件尤为稀罕——它们有幸逃脱了操控，以原本的样子展现在我眼前。

我们研究过的农历表依旧叠在信的最上方。我看了眼日期：1958年。

我抖开信纸：典型中国受教育阶层一丝不苟的字迹。角落里潦草地署了名：王明（音译）。

几乎所有的信都是寄给这个王明的。约半数的信是他妻子写的，剩下的则由其他家庭成员执笔：王明的姐姐，双胞胎兄弟，他的父亲，以及他在上海的几个友人。王明本人写的只有三封。我估摸手中拿到的只有王明和他的家人往来通信的一半。那么，剩下的信都去哪儿了？在古董店里，还是被扔掉了？

我把注意力放回眼前这一叠年代久远、皱巴巴的信纸上，先从农历表开始。

中国的农历被分为二十四个时段，每段约十五天，称为“节气”，据季节渐变而得名。王明绘制的农历表罗列了二十四节气，由中国农历新年（立春）开始，紧随其后的是：

2月21日——雨水

3月8日——惊蛰

3月23日——春分

由信件得知，王明大约于1957年11月中旬冬至时被捕，次年9月白露中期，从长乐路被押送到三千多公里外青海的某劳改农场，路上花费数周，抵达时已是秋分。他从霜降开始劳动，在小雪、大雪、小寒、大寒这些节气中度过了头几个月的劳改生活。没有哪个节气特别适合被送往青海的劳改农场，但他所经历的节气却是最糟糕的。青海省位于青藏高原北部的灌木丛林带，和得克萨斯州大小相当。青海的冬天是全中国最冷的冬天。如果你想除掉什么人，那就在冬天把他送到青海去。

王明因为资本家的身份而被送到青海。他曾在上海郊区拥有一个回收硅钢的小型工厂。他从电力机械制造公司购买边角料，在自己的工厂里熔化后制出电力变压器内核，再卖回相同的公司，从中赚取差价。

1949年以前，上海靠资本运作得以迅速发展。许多人得益于城市的经济增长而发家致富，王明是其中之一。当时的中国很大程度上仍是乡土社会，上海则掌握了与世界其他地区60%的贸易往来和80%的外资，几乎整个国家的国际金融交易都在这座城市进行。上海的工业产出份额占整个中国的一半多，雇用了一半的工人在工厂工作。

王明的生意取得成功后，在长乐路枝节蔓生的弄堂里买了栋三层米色小楼。1956年，他的妻子刘淑云（音译）育有六个孩子。

我拿起另一封1957年的信。那一年，刘妈妈怀上了第七个孩子，而王明的境况却开始变糟。政府一直致力于清除民间资本，并最终取得了对上海私营工厂的掌控权。有两类人（地主和资本家）被区隔对待。八十万地主被处决，更多的逃到了香港和台湾。王明曾试图掩藏他的阶级成分，他焦虑而急迫地支持着一场场以他这类人为目标的群众运动。

根据信里的内容，1956年，王明被要求与一家国有工厂合营，政府就这样接管了他的事业。政府指派了一个毫无经验的经理人来管理工厂，王明则被分配到供销部门供职，月薪人民币170元。这份收入对一个工厂老板来说虽然微不足道，但比起新制度下大部分经理人的工资要高了一大截。六个月后，王明的新老板把他调到了另一家名韵（音译）公私合营公司，王明曾为这家公司供货。

和上海的许多其他公司一样，公私合营后，名韵为重组供应链忙得焦头烂额。它的客户迅速流失，公司摇摇欲坠，濒临破产。王明被调过去，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在这摞信中，我找到了一篇两页的自我批评文章，字迹端正：

1956年—1957年我在公私合营的名韵电子设备厂所犯的错误

文章中，王明解释说，政府任命的新老板完全不知道去哪里找回收钢铁，他要求王明无论如何务必找到物料源。“他跟我谈了遇到的困难，敦促我解决问题。他还特别提到，只要材料好，价格正常，什么工厂制造的无关紧要，私营的也可以。”王明写道。

当时，从私营工厂采购材料是不合法的。但是，王明写道，对于他和其他前工厂老板而言，坐视多年来建立的供应链在他们被调离后彻底瓦解，实在难以接受。他们中有不少人做了同王明一样的选择：试图让工厂的产供销体系恢复正常运作。“我们处境艰难，所以我找了几家私营工厂给我们供货，”王明写道，“他们愿意以低廉的价格卖给我们原料，这样我们才能完成客户的订单。我解决了问题。经理非常满意。”

信里清楚地表明，王明从他过去经营的同类私营工厂找来了应急原料。在接下来几个月，王明促成的新供应链使得名韵扭亏为盈：盈利多到招来了地方政府的注意。

1957年11月，他们以搞资本主义的罪名逮捕了王明和他的合作伙伴，把他们打成“右派”。在上海复旦大学的老师中，每十个就有一个被打成右派，而城市工商业者被划为右派的比例达到了二十分之一。全国范围内，五十万商人和知识分子遭受了相同的厄运。1957年12月12日上海《新闻日报》的报道称，短短数周内，成千上万的右派分子被“揭开了真面目”。这些人“各显神通，戴着假面具欺骗人民”。

《日报》概述了等待每个右派分子的“整风”计划：

右派将恪守本分，接受无产阶级的监督，向工人阶级学习，了解如何区分私营和公共部门的差异，从而更好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学习如何通过劳动改造锤炼自身，如何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并放弃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根据法庭文件，王明和他的老板们被指控犯有“以欺诈手段买卖国家管控商品”及“以非法手段谋取钱财”等罪名。

在另一封王明写给友人的信中，他描述了他和同事们被捕后的遭遇：

我们被关押在上海思南路的监狱里。1958年9月9日，法院召集工厂所有的共犯人，宣读了判决书。一共有几十个。我们这些人常年生意往来，很多人都是好友。我们默默看着对方，为即将面对的命运惴惴不安。我们都被判有罪。大多数人被判在青海劳改农场服刑，包括我在内。

王明被移送到劳改农场，意在通过劳动改造根除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三十五岁那一年，他离开了妻子和七个孩子，包括一个刚出生的小男孩，而我就在离他们当年住处仅三个街区远的地方读着他的信。

德令哈农场是青海省第一个劳改农场，也是中国最大的劳改农场之一。农场建成前，这里是一片位于海拔两千七百多米高原上的沙漠绿洲，藏族的牧民稀稀落落地散居其上。1958年王明到达时，农场里有一万多名犯人，整日翻耕着数百亩大麦和小麦地。

向北，最高海拔达五千四百多米高的祁连山脉峰峦绵亘；向南，柴达木盆地的沙丘戈壁在数百英里间连绵不绝。古时候，中国人将青海湖（中国最大的盐水湖）看作西部疆域的边境，标志着文明之界。而德令哈农场位于边界的三百多公里开外。

这里根本无需围筑高墙。任何人无论往哪个方向逃跑，下场只有一个：脱水而亡，尸身被秃鹫撕得粉碎。

劳改农场的管理者对犯人分编管理，每千人为一营，下分百人一连，十人一工作小队。每个小队都会选出两名负责人。抓生产的负责确保犯人完成每天分配的工作，保质保量；抓学习的负责掌控犯人们思想改造方面的学习进展，他的基本职责在于，让犯人们对群众运动保持足够了解和高度热情，并组织自我批评会，以便犯人们认清不足，自我改进。

日程安排严苛无情。犯人们每周工作七天，只有在风雪天或国定的五天假期中的一天才能休息。每天早上，犯人们醒来，一碗米粥下肚，便来到户外。几名手持步枪的警卫一刻不停地看守着每个连队。他们在田地的四个角落插上红旗，划定当天的工作区域，任何擅自越过无形边界的人都会遭到枪击。

现于华盛顿经营着一家博物馆的前劳改犯吴宏达（音译）告诉我，“除草”等不同的劳动内容会成为一天的劳作指令，每个人都会接到各自的指标。“一天过后，生产负责人会记录下你的工作，依此决定你晚餐能够吃什么：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

几乎所有写给王明的信件都是寄往德令哈劳改农场的。我很好奇，在那文明的边界之外，他究竟经历了什么。2013年，我找到了王明的狱友魏谢中（音译）教授，他因企图游泳偷渡香港而被判处五年劳改，后来又因为擅自保存在劳改农场里记录的秘密日记再次获刑十年。前前后后他一共在青海劳改农场里度过了二十三年，其中有十五年在德令哈。魏教授并不认识王明，但他们拥有相似的人生轨迹。

魏教授现年七十九，秃顶，是名退休教授，现居长三角南京市。他的年龄大致和王明相仿。当我见到他时，他的敏锐让我震惊。他行动自如，年老却未体衰，不显迟缓，思维也同样敏捷：他写了好几本描写劳改农场经历的书，但在为作品署名时很谨慎。他以笔名写作，因为他丝毫不想重蹈覆辙。

魏教授比王明晚几年到青海，当时正值“大跃进运动”引发的大饥荒中期。很多人饿死乡野，现在要轮到他了。

按规定，当时犯人如果能够完成每天的工作配额，可以分到两百五十克生麦，但他们几乎从来没有收到过配给的食物。唯一让自己活下去的方法，他回忆道，就是偷取食物，并且在被抓住前迅速吃完。

“我从地里偷。其他人从仓库偷，还有人从厨房偷。我们收割麦子时，都会偷一些埋在地下。”

这种松鼠藏食似的策略是帮助他们度过寒冬的唯一方法。并非所有人都像他那么幸运：“我记得有一个犯人早上外出放风，靠着监狱的墙晒太阳。那天太阳下山后，我们找到他，已经死了。这种事经常发生。”

很多新来的犯人不出几星期就死了，魏教授说。“看守我们的警卫也都在挨饿。我记得小麦收割后，大家就蹲在那里拣剩下的麦粒，不过很难消化。所以我们会从自己的粪便里再筛出一些没被消化的麦子来吃。”

在德令哈以北两百四十多公里的一个劳改农场里，三千名犯人中只有五百人靠吃虫子、老鼠和动物排泄物存活了下来，在饥饿达到顶点时，他们还分食过死去囚犯的器官。饥荒结束时，魏教授估计他所属的德令哈连队成员饿死了三分之一。从信上看，很明显王明也在这次饥荒中忍饥挨饿，但他最终活了下来。

“西方人不理解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见面打招呼时总会问‘吃了吗’。”魏教授半开玩笑地对我说。

196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逐步走出饥荒的阴影，数以万计的囚犯被送到德令哈，以填补饿殍留下的空缺。为了吸纳新人员的大量拥入，劳改农场新增了几个部门，分包不同行业的工作：畜牧业、渔业、种植业，甚至是煤矿业。

王明被分配到营里的铸造队，负责铸铁铸钢。魏教授在施工队工作，负责在附近河域修建水电大坝。魏教授说，1960年代期间，学习和自我批评再度蔚然成风，尤其是工作进度放缓的严冬期间。我曾在冬天去青海采访，我能想象当时犯人们内心会感到多么与世隔绝。

“‘冬训’期间，我们必须提出自我改进的建议，并发表演说赞美营地生活，”魏教授冷笑一声，对我说，“我们高喊：‘我们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局面！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有什么我们买不起的？我们拥有一切！’”

回到长乐路。我手中攥着刘妈妈写给丈夫王明的第一封信。信写于1958年7月8日。信的开头，她就对他诉说了刚出生的那个孩子的情况：“小雪松已经断奶，能喝稀饭和粥了。”她写道。

雪松（音译）生于1957年，父亲被捕时他只有半岁。继六个女儿后，他们家终于迎来了第一个儿子。和中国的很多家庭一样，他们不断生养，直到最终有了男孩。

其他的孩子，刘妈妈写道，都在为生活挣扎。大姐在学校的功课渐渐拉下。两岁的小女儿被送到乡下亲戚那儿：少一张嘴吃饭也是好的。二姐、三姐、四姐、五姐也过得不太好。

刘妈妈以一段训诫作为这封短信的总结：“最后希望你努力工作和学习，争取立功，痛改前非，以求政府宽大处理，早日来家团聚。”

四个月后，家里的状况进一步恶化。“被迫卖掉了一些个人用品，靠工商局的社保福利维持家庭支出。”刘写道。

信末，她再次提醒丈夫在营里恪尽职守：“专心学习，努力工作，好好接受再教育。这是唯一的出路。”

下一封信里，刘妈妈汇报说政府给她安排了一份国营工厂做箱子的活。她概述了家中的新常态，重点突出了他们唯一的儿子所取得的进步。“每天早上，我四点半起床去菜场。”她写道，信里提到的长乐路北边的菜市场至今还在同一片区域营业。

回家后，我洗菜做菜，吃早饭，七点半去上班。姐姐们轮流准备午饭晚饭，喂小雪松。

经过了长期的锻炼，孩子们已能安排读书和家务的时间，从不迟到或缺课。由于他们从小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讲究饮食卫生，所以很少疾病，身体都很好。尤其是小雪松，活泼健康，现在能说话，也会唱歌。

最后遥望你，当心冷热，注意饮食卫生，善自保重身体，不要怀念家中，安心休养。病愈后，并望多学习政治思想，服从领导对你的一切指示。积极带头劳动，互助团结，从善行善，向着光明的通途前进。

1961年2月，刘妈妈得知丈夫的再教育进展缓慢，甚至可能还要加刑。她用上那个年代特有的宣传语，情绪翻涌地写下洋洋洒洒的长句，把他痛骂了一顿：

你应该明确政府政策，改正旧社会所遗留的缺点，多看有益的书报，加强政治学习，听从党和毛主席的教诲，彻底改造，重新做人，早日回家团聚，共同来负担养育这一群孩子长大的责任，将来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

接下来的九年里，刘妈妈没再给丈夫写过信。王明的姐姐填补了期间的空白，解释说他妻子想“省点邮票钱，他们现在一分钱她也要做打算的”。

弟妹经济很困难，七个儿女要养大，千斤重担由她一人独挑，真不容易。所以她每月配给鱼票总送与人家。每月工商局补助费只能吃些青菜淡饭。这次春节特别照顾八元，所以孩子们略可吃些配给东西。多出的配给物也是要送与人家的。

姐姐后来道出了他妻子沉默背后的真相。上海的政治环境变得越来越充满敌意。邻居、警察、老师和同学开始针对她和她的孩子，因为他们和社会的“坏分子”有关系。警察曾试图把他们赶出家门，刘妈妈用粮票贿赂，把他们打发走了。刘妈妈决定同坐牢的丈夫断绝关系，在她和资本家右派丈夫之间“划清界限”。同时，中国的大饥荒，已经蔓延至中国最富裕的城市。

三年来为受自然天害影响，对于每天三餐当不能温饱。我们上海人对于粮食，也早日希望今年丰收总可以改善些。

我从1963年夏天的一封信中读到了上海情况开始好转的先兆。刘妈妈和她的六个孩子熬过了最难的那几年。小雪松将在秋季入学。“他的成长全靠弟妹工作。你要感谢国家照顾他们，没有挨饿，安然度过了童年。”姐姐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

大姐、二姐和三姐在“中专”就读，她们都在纺织工厂实习，制作丝绸或手帕。经过三年的职业培训，她们将被分配到工厂全职工作。“她们热爱劳动，勤俭节约。”姐姐写道。

“今天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姐姐继续道：

现在弟妹家已把小女儿送给余姚农村的一户人家做养女……我因能力不及，否则绝不肯将亲侄女送与人家。接此信后，请你不要以此为念，全心全意争取自己前途，早日获得政府宽大，提早新生。

以后，姐姐总结道，一定可以团聚的。

姐姐的信写在宣纸上，随着时间流逝泛出了黄色，摸上去极易脆裂。我小心地避免手指碰到中间撕裂的一道小口子，那是经年累月纸张被反复折叠留下的痕迹。我想着五十年前王明读到这封信时的感觉。他从未见过甚至听说过的陌生人在抚养自己的小女儿，这消息对他而言一定是个毁灭性打击。他在千里之外读信，完全无能为力。他只能日夜在田里辛苦劳作，努力清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期盼着某一天他将完完全全地再教育、被改造，重生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我们生在了错误的年代。”魏教授说。

在南京一个春天的灼热下午，我对魏教授讲述了他的德令哈狱友的故事。

“听上去，王明是个天生的资本家，”他说，“要是在今天的中国，他或许能一夜暴富，但他被困在那个错误的时代里。我们都是。”

魏教授重重地叹了口气：“没办法。”这是中国人在一声长叹后最常用的句子。

魏教授递给了我一本他写的小说，书名是《禅灯》。封面上，一名身材丰满的女子穿着白裙，贝雷帽下一头长发飘逸，她正穿过橘红色的沙漠，凝视远方。我读了书封上的简介。小说讲述的是一个被打成右派、在劳改农场度过了二十年人生的知识分子的故事。后来，“他成了大学教授，之后下海经商。他与几个女人之间错综复杂的纠缠使他内心爱恨杂陈”。

这显然是本自传性质的小说。尽管对其中的艳遇情节颇为好奇，我并没有让教授详述细节。他已经在劳改农场度过了整整二十年，为什么不能在书中把自己的人生描写得如唐璜般风流？我对他的礼物表示感谢。

“我今年七十九了，”魏教授说，“当年被送到劳改农场的人已经没几个在世了，再不多久我们都要走了。我觉得尽我所能记录下当时的情况是我的责任。”即便如此，魏教授认为当下的年轻人恐怕并不太愿意了解中国现代史上的这段时期。“窝在沙发上看一集韩国肥皂剧不是更惬意吗？”他问我。

魏教授摇了摇头。“毛主席有句名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告诉我，意思是为他人奉献一切，完全不考虑自己。

魏教授说，“毛去世后，大家开始唱反调。现在的人都关心什么？一份好工作，一个健康的家庭，有钱买车买房。谁还真的关心国家、关心人民？极少。”

经年的威权统治下，中国民众早已变得更加务实。你只能仰赖你的家人，最终，只能靠你自己。没办法。

习近平领导的新政府似乎对此有所领悟。习近平于2013年初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他在上任后的第一次讲话中呼吁同胞们努力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民族的梦想，也是每个个体的梦想。”习近平说。

我想到王明、他的妻子还有他们如今成年的孩子们。他们会怎么看待中国梦？他们自己的梦想又是什么呢？

魏教授也听过“中国梦”的提法。

“它的提出鼓舞人心，但首先需要复兴的是人民对于国家的信任。今天还有爱国主义吗？没有信任，没有爱，”他说，“我们正走在一条没有灵魂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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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道德经》：“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译者

6　傅姨的快速致富计划

长乐路169号

上盖网商城（Gatewang），你几乎能买到一切，黄先生的鼻头斜朝着天花板，对我说。他用一寸长的小指指甲对着电脑屏幕上的商品：绿翡翠雕成的蝉，金光闪闪的随身手提箱，还有可以吸除公寓内城市污染颗粒的空气净化器。盖网应有尽有，黄先生强调道，它将很快家喻户晓。

我们正坐在长乐路以北约八公里、俯瞰上海火车站的一间办公室的皮沙发上，傅姨坐我边上。我俩都没有访问过盖网。那是个虚拟商城，没有实体店。傅姨之前来过黄先生的办公室，这是她第二次听他介绍。公司的口号是：你在淘宝上买不到的，都能在盖网找到。

所有的购物流程都通过盖网终端实现，黄先生告诉我们。这玩意儿有点类似于1980年代的游戏街机。“很快，你就能在大部分公共场所看到这些机器。”他做出承诺。

购物者只需通过终端登录，就能在盖网安全性极高的网站上浏览商品，选择想要购买的商品，最后用盖网的特殊货币完成支付。整个过程非常简单，黄先生向我们保证。

“但是，我用手机能在淘宝上买到所有需要的东西，”我说，“为什么要离开舒适的家，去外头找这种超级购物机？”

黄先生弯下头，举起一根手指，弧状的指甲高高地暴露在空气中，对我的质疑充耳不闻。他抬起头，望向我的眼睛。“在盖网，你能买到任何东西，”他慢慢重复着之前说过的话，停了停，又补充道，“除了人和武器。”

黄先生的名片上罗列着好些职业：画家，书法家，中药供应商，盖网代表。我随傅姨参加非法教会活动已经过去了三天，她说服我来参加这次投资见面会。我对黄先生的推介不无怀疑，但这丝毫动摇不了傅姨的信心，她已经给了他5 000多美元（相当于好几个月的退休金）用于购买盖网股票。

黄先生希望动员我加入他们的行列。他脚上崭新的黑色乐福鞋忽闪着光，映衬着一头乌黑光滑的披肩长发的亮泽。他的左脸颊上突起了一颗五角硬币大小的黑痣，笑的时候会发现他缺了颗门牙。他托着脑袋，下巴上扬，和我握手时半眯着眼。我眼前，是一个会抓住一切加以利用的男人。

但傅姨，好吧，她看到的只有机会。

我们一共有三个人。傅姨还带了个教会的朋友，姓夏，是个从江苏农村来的中年妇女，皮肤黝黑。教会里的女人们互称姊妹。我们在外面碰头时，夏多疑地对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转头对傅姨表示：“他是个外国人。”

“是的，我是个外国人。”我重复了一遍她的话作为回复。隔着口罩，我的声音听起来闷闷的。

傅姨打破了尴尬：“他是兄弟，是天主教徒。他信教，和我们一样。他还会说中文！”

夏抬眼看我，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夏和我出现在这里的理由一样：我们都不忍拒绝傅姨的邀请，前来参加这么一个信息含糊但却“一本万利”的投资咨询会。

黄先生在九楼的办公室门口接待了我们。你很难盯着这个男人而不产生眩晕感：他全身上下都是条纹。海蓝色的细条纹西装，品蓝和白色相间的条纹衬衫，再搭配一条红色斜纹领带，松松垮垮地吊在他细长的脖子上。

黄先生的办公室墙面上嵌着四块脏兮兮的窗格玻璃。屋内，刨花板的书桌和书柜都是描绘各色鸣禽栖息枝头的水彩画。这些是黄先生早上画的，他把它们摊在晨间雾蒙蒙的阳光下晒干，阳光透过落地玻璃窗流泻到屋内，在空气中暗暗涌动。窗外，几十栋灰白相间、造型一致的高楼向外延伸，直到雾霾中的视野范围边沿。

傅姨贴着我坐，反复交叠并展开手指。“我已经告诉他们，公司1月会在伦敦交易所上市，”她指着我和夏，说道，“只剩两个月的时间投资，所以必须尽快决定。”

黄先生缓缓地点了点头，手指紧握。“我也告诉过他们，没有风险，”傅姨补充道。

“零风险。”黄先生从容不迫地插话。

“没错！零风险！”她重复道，如梦初醒，“这不是家单纯的私营企业，背后有国家支持，所以必然要上市。我告诉他们，我们公司将为中国以及全世界提供服务。它将进入国外市场，最终促使人民币在世界各地自由流通。”

黄先生庄严地点了点头，非常满意自己忠诚的学生把好消息如此彻底地传播出去。他身体前倾，开始发表演说。“中国的出口放缓，政府需要刺激消费，”他就事论事，“一周前，淘宝对外公布销售额达190亿人民币，这是对消费力的巨大推动。但大部分的利润都流向了日本，而非中国。日本人持有淘宝87%的股份，这意味着我们都在为日本人打工。”

淘宝隶属阿里巴巴，由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家马云创建。日本软银集团是该公司的早期投资者，但黄先生夸大了软银所持股份的份额。事实上，软银持有阿里巴巴37%的股份，而不是87%。黄先生这么一说，就好像在淘宝购物的中国消费者直接把钱送入了敌人的金库。

“基于这样的现实环境，中国政府帮助建立了盖网，”黄先生说，手指着印在他身后墙上的公司名。

黄先生转回身来，面对我们，笑了笑，露出了牙缝。他把问题抛给他的学生：“盖网和淘宝的区别是什么？”

夏茫然地盯着他。她从来没上过网，更别提淘宝了。傅姨给了我一个鼓励的微笑。我配合她耸了耸肩。黄先生摇了摇空中的指甲：“盖网是超级淘宝！”他停下来等待我的反应，看到我毫无动静，便又转向他的妻子。“邵女士会告诉你们该怎么做。”

邵女士比他年轻，大概四十出头，烫发，还染成了红褐色。她身穿黑色夹克和紧身牛仔裤，戴着红色围巾。听到喊她的名字，便从房间一边走了出来，一双高跟鞋将柏丽地板踩得咯噔响。她走到书柜边，把一个电脑屏幕转向我们。

“先别打开。”黄先生轻声说。

“别打开！”傅姨大叫。

邵女士瞪着她。“我没有要打开。”她顶了回去。

我的在场似乎让傅姨有些坐立不安。她把两个潜在的投资者送上门，其中一个还是外国人。根据我的揣测，我们是否投资对她而言一定意味着什么。邵女士恢复了冷静，叫傅姨去找个鼠标垫。她点亮了显示器，上面展示的是一台冰箱大小的电脑终端，一侧还印有“盖网”标志，看起来像极了以前在游艺厅玩“吃豆人”游戏的街机。

邵女士介绍说，淘宝通过线上交易来购买商品，而盖网的顾客可以线下购买点数，然后在全国各地的便利店、餐厅、理发店的终端上花费点数完成交易。

黄先生插口道：“已经有五万两千多种商品在盖网上线：你甚至可以在网站买房、买金条、买奔驰宝马这样的豪车。在发达国家，这种购物模式很流行；但在中国，盖网是首家以这种模式运作的公司。”

我仔细想了想他的话：在发达国家，这种购物方式根本闻所未闻，因为在理发店的终端上花点数买栋房或买辆车，怎么听都是个糟糕的主意。但我没有多嘴。

邵女士转向我：“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原始股每股只要2元，而且还能得到免费赠送的点数。”她说：“在伦敦交易所的上市价格至少每股5英镑，相当于50元人民币。如果你买一万股，等盖网上市的时候至少能增值二十五倍。”

傅姨早已听过这番推销，但这部分内容还是让她异常兴奋：“现在轮到中国人赚老外的钱了！”她大叫道，忘了谁正坐在她左边几英寸的地方。

关于盖网，我有一肚子问题。谁是公司的所有人？一个广州人，邵女士答。谁来给股票定价？那个广州人，邵女士答。哪天上市？1月31日，但还是得看那个广州人的最终定夺，邵女士答。

盖网迄今还没有在任何地方上过市，为什么从伦敦交易所开始？黄先生回答了这个问题：英国市场是世界上最规范的交易市场。他称，是那个广州人选定了伦敦，认为它是最佳的上市地点。

“‘那个广州人’究竟是谁？”我追问。

黄先生向我展示了手机上的照片。那个广州人身材结实，头发浓密，双目炯炯，盯着镜头。他似乎正伸出右手和一位西装笔挺、样貌出众的外国人握手。在他们身后的墙上印着盖网的标志。“瞧瞧是谁造访我们办公室，”黄先生说，“驻广州的英国总领事！”

我心里的疑问更多了。黄先生敏感地察觉到我的下一个问题呼之欲出，便采取了分散注意的策略。“看看这个。”他说，把我的注意力引向咖啡桌上的一本书。书以皮革封面装帧，用乱七八糟的中式英文拼凑了一个毫无意义的书名：

CAPITAL INVESTMENT OF NEW THINKING CONSUMER BUSINESS

(1)

该书作者署名为庞博夫，自称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我们公司的理念是基于这本书提出的。”他说，伸手抚了抚书皮。

书端端正正地摆在桌子正中，以防被其他东西磕碰到。整本书（148页内容）写的都是有关盖网终端机的，黄先生解释道。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我上网快速搜索了一番，发现这个庞博夫在各种投资推介会上发表演讲，以此为生。另外他还是安利的坚定倡导者。在一个专门讨论盖网公司的网络论坛上充斥着大量帖子，称这家公司就是场骗局，它的创始人李先生（那个广州人）在中国各地多次发起非法传销活动，而且早已把资产转移至海外。但当我坐在沙发上目不转睛地看着那本盖网“圣经”时，我对此一无所知。我只知道，投资这么家公司似乎是个非常糟糕的主意。

黄先生能察觉到我的怀疑，但他是个推销员。“我还卖中药。”他说，声音渐弱。

他伸手往我身旁够去，我吃了一惊，闪到一侧。他从沙发后的一个箱子里翻出一个小小的棕色瓶子。“如果你喝醉了，喝两瓶这玩意儿，立马就能清醒。”他声称。

他打开瓶子，让我尝尝看。

“我没喝醉。”我说。

“喝这个还能帮你减肥。我一个朋友说他儿子才喝了几瓶就掉了五公斤。”

“那我要买一些！”傅姨说。

她抿了一口，把瓶子递给我和夏。我喝了一大口。味道甜甜的，有点像西梅汁。

“要是你不喜欢这味道，也可以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你的中国朋友，”黄先生建议道，“他们肯定会很感激。这瓶市场价卖68元，给你友情价，只要10元。”

我礼貌地回绝了他们，并询问这对夫妇是怎么认识傅姨的。

“我们是在几个月前在上海举行的盖网大会上认识的，”邵女士说，“从那时起，我们又招揽了好几十个朋友加入投资。每招一个新人都能赚笔钱。”

我问邵女士为何从来没在上海见过盖网的终端。“哦，上海人对这类商业模式疑心太重，”她说，“他们不相信真的能赚钱。但在温州，这类终端机随处可见。温州人在这方面很与时俱进。”

傅姨身边尽是些温州人。这座城市坐落在距离上海约四百八十公里的东海海岸线上。她加入的地下教会的领袖是温州人，盖网的许多投资人也来自温州，这并非巧合。我作为记者在中国走南闯北，无论走到哪里，人们总把温州人形容为最糟的那种资本家，在全国各地到处设下旁氏骗局，迅速敛财。温州人大量注资楼市，哄抬房价，形成泡沫隐忧。温州人利用老人们急切的心理，骗取他们钱财。温州人组织密集的民间放贷网，专门针对那些无法从国有银行申请到贷款的家族小企业，以高得离谱的利率向他们提供贷款。这些温州人是贪婪的恶魔。除了傅姨，我在长乐路上的街坊邻居提到温州人时从来不会有什么好话。

“他们叫我们东方犹太人！”黄发静
(2)

在我参观他的温州工厂时自豪地对我说。

我认识黄发静是在2013年秋天，当时我正在做有关中国地下钱庄的新闻报道。他通过向欧洲和美国出口打火机发家致富，是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多年来他的公司一直雄霸全球市场。如果你使用过1990年代生产的打火机，十有八九产自他的工厂。温州人称他为打火王。他一脸温柔、诚恳，大概因为过于频繁地使用自己产品点烟的缘故，嗓子被熏得有些沙哑。他随性地穿着polo衫和运动裤。一缕缕黑长的头发拂过眉毛，柔软的双手精心保养，就连寸长的小手指指甲尖都被修剪得整整齐齐——这在当过农民的群体中很流行，以此作为他们不再需要用双手劳作的证明。我问他温州人是如何赢得擅长经商的名声的。

打火王直言不讳。“地理位置。”

温州市三面被覆盖着茂密森林的高山环绕，和中国其他地区长期处于隔绝状态。历史上，它是整条东海海岸线上唯一的出海口。因为靠近台湾，政府曾把这座城市看作是潜在的轰炸目标和入侵对象，因此不愿花费人力物力投资城市基建。温州就这样被遗忘，自生自灭，如一潭死水，落后且发展停滞。

不过对于温州人而言，这也是一种幸运。它意味着当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蔓延时，温州能够最大程度地躲过经济和精神上的打击。“他们把我们撇下了，”打火王对我说，“而我们赚钱了。就这么简单。”

等到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方案浮出水面时，温州市早已拥有数以万计的小企业，它们通过“诚惠”互助基金会募集资金，实现创业。每个“诚惠”的成员都必须投入一笔数目相同的金额，组织会把资金轮流注入各成员企业，帮助他们打下根基，等到盈利后，成员再将更多的资金返还到基金会的资金池中。这一系统帮助温州人发展出一套以信用为基础的自有的经济模式，回到了银行出现前的年代——借贷就是让家人朋友把各自的现金凑一凑。“二十年前，我开始做打火机生意，”打火王笑着告诉我，“我的四个家人每人拿出1 500美元借给我，免利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温州贷。”

温州市的经济一路高歌猛进，世界各地开始出现温州商人的身影。在欧洲，他们在米兰、巴塞罗那这些城市的工业化郊区经营服装或制鞋厂。中国政府甚至以“温州经济模式”的成功为范例，用沿海都市的企业家精神来激励其他地区，却忽略了企业背后的融资方式。随着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入城市，温州的信贷系统演变得愈发复杂精密，不再局限于亲朋好友。“更大的放贷组织开始成型，”打火王解释道，“他们开始放高利贷，并且把钱借给陌生人。”

过去一年，两名温州女商人因涉嫌诈骗投资人的数千万元资金而被捕。根据法庭文件，林海燕
(3)

向她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许下高回报、低风险的承诺，让他们投钱做股权融资，这其实同傅姨投资盖网如出一辙。林用这笔钱进入股市投机，最后输掉一切。前一年，绰号“富姐”的女商人吴英说服投资人前后共投入1.2亿人民币，以发展发廊、足疗、按摩、铜矿以及房地产生意，她转头用这笔钱购置了一百套房产、四十辆豪车，其中包括一台价值50万美元的法拉利。这场旁氏骗局最后给投资者未留分文，可谓百年难遇。最终，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富姐”和林海燕死刑，让投资诈骗、影子银行以及各种非法传销、旁氏骗局闻风而栗。

“近期的金融危机在温州触发了社会信任危机，”打火王在他的办公室里发出慨叹，“如果局面不尽快得到控制，会激化社会不稳定因素。”

他按下办公桌上玻璃切割的固定打火机的按钮，点燃了一簇微小的蓝色圆柱火焰，火焰直直地喷涌而上，点着了叼在嘴边的香烟。我和他提到在中国其他地区进行采访时，不少人会把中国今天的经济困境归咎于温州商人的诡诈。温州的这种借贷行为究竟出了什么岔子？

“我想有一点必须澄清，”他说，把点燃的烟头冲着我，“造成这一切混乱背后最关键的原因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崩塌。如果不是贵国发生次贷危机，中国就不需要注入数万亿资金刺激经济，国家的财政状况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我把打火王逼入死角，而他和其他温州人一样，在面临严重指责时，伸出留着长长指甲的手指指向了另一头替罪羊，一头更臭名昭著的替罪羊。

盖网投资见面会结束的几天后，我去了傅姨家，想把我在网上搜索到的信息——诈骗指控、那个广州人的背景以及他之前因旁氏骗局而遭指控的情况——告诉她。

那是12月的头一天，天寒地冻。阳光无法穿透厚重的雾霾，若隐若现。空气质量指数徘徊在300左右：有害，手机上大写的紫色字母向我发出警示。当空气质量糟到这个地步时，地方政府会建议居民留在室内。莱诺拉和我把孩子们都留在屋里，三个冰箱大小的空气净化器以最大频率不间断地运转。

我到冯叔和傅姨家门口时，厨房门是敞开的。我不请自入，冯叔起身给我拿了把椅子和一个油墩子。天气越冷，生意越好，他喜滋滋地对我说。前一天，他赚了160元。“来，吃个油墩子！”他对着窗前来来往往的行人高声喊道，“油墩子！葱油饼！闻着香！”

傅姨从后门跑进来，帮丈夫招呼客人。人行道上已经排起了队。“嘿，你说，”她忽然意识到自家厨房里站着一个裁判，“哪个更好吃？油墩子还是葱油饼？”

“都好吃。”我小心地回答。

冯叔把一袋油墩子递给客人，转向我，目光像是要把我穿透。“她觉得我做的葱油饼太硬。”

“葱油饼你得趁热吃，”傅姨振振有词道，“前两天我遇到个老阿姨，她说你的葱油饼不冷不热的，比以前硬，也没以前好吃。”

“你这是鸡蛋里挑骨头，”冯叔说。

傅姨前一天晚上是在中心教会度过的，她还给我预留了圣诞晚餐的席位。我拒绝了她的邀请，告诉她我得待在家里和孩子们共度夜晚。

她不为所动：“那就把你的孩子也带来！”

“我们的传统是在家过圣诞夜，等到圣诞日当天再去教堂参加弥撒。”我解释道。

“好吧，我带别人去。但这周六你得来，”她说，“昨天来了个河南的牧师，他的传道非常精彩。”

“他也是洗心革面的前黑帮分子吗？”我问。

“不是。他以前是个特别调皮捣蛋的坏学生，”傅姨说，“老师把他放到最后一排，因为他从来不做功课。但他是个天才，他开始在农村给穷人们传道，大家把家里的鸡鸭和蛋拿来给他，有些还带了自家的猪！”

天才的举动，我心想，利用中国农村人的慷慨大方编造故事，利用城市人的内疚心理让他们主动上缴十分之一的收入，两种手段如出一辙！看上去他紧紧跟随着江牧师的步伐。

“教堂里人满为患，”傅姨继续说道，“一个空座都找不到。温州的教会总能找来最好的传教士。”

“来个葱油饼？”冯叔对路人吆喝着，“你要几个？这儿。先拿热的。”

傅姨转头问我：“厄瓜多尔属于美国吗？”

“不，在南美洲。”

她递给我一本小册子。封面上的中国人说：

预备迎见你的神！

天堂，地狱，基督再临。

第一页的插画上，耶稣正在哭泣，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高举着手臂，一个女人被火焰吞噬。在页面下部，印有厄瓜多尔的地图。

“你从哪里弄来的册子？”我问道。

“一个姊妹给我的。我准备复印一份给你。这个厄瓜多尔的小姑娘在死后二十三小时重返人间。”傅姨说，“你知道Mai—Ke—Er—Jie—Ke—Xun吗？”

她的发音在我听来，很像是说迈克尔·杰克逊。

“她在地狱里遇见了迈克尔·杰克逊！”傅姨说，“你听说过他吗？他去世了。他是这么跳舞的。”

傅姨站起身，扭了扭丰满的臀部，胖乎乎的手指指向空中。作为一个六十四岁的中国老阿姨，她对迈克尔·杰克逊的模仿使出了浑身解数。我往后翻动小册子，在第9页找到了杰克逊的照片，他正拿着话筒在舞台上跳舞。

“他在地狱，”傅姨全然就事论事的语气，“他和那些香港老整容的明星一样，最终因为这事栽了。”

小册子共22页，讲述了一个名叫安吉利卡·桑布拉诺的厄瓜多尔女孩的故事，她说她死后遇见了耶稣，耶稣带她游历地狱，在那里向她展示了莎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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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杰克逊甚至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等名人如何被火焰吞噬、被魔鬼折磨；那些看了太多卡通的孩子们同样身陷地狱。耶稣还带着女孩进行了天堂之旅，并通过一块巨大的荧幕向她展示了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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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景象。之后，耶稣命女孩返回人间，并且传播宣讲她所见到的一切。

“我会复印一份给你。看这儿，她在天堂里看到了很多小孩子，”傅姨从我这儿取回小册子，开始高声朗读，“‘耶稣说：女儿，是的，天国属于孩童。孩童们必会来我这里。凡来我这里的，我不会弃他。’瞧，上帝说的。”

冯叔和傅姨有两个孩子，我问她他们是不是也信教。

“我把他们带去教会，但他们不信。我们有个十七岁的孙女，我昨天刚见过她。你孩子几岁了？”

五岁和两岁。我拿出手机，把照片翻给她看。

“一男一女？”

“不是。两个都是男孩。”

傅姨笑了：“男孩好。你很幸运。要是女孩就惨了。”

冯叔停下手里切胡萝卜的动作，恼怒地看了妻子一眼。

“你在那儿胡说八道什么呀？”

“男孩是最好的，”傅姨说，扭头看向别处，“我只希望我的后代都是男孩。女孩子啊，就只能指望嫁个好老公，才能过得好，不然一辈子受苦。”

“要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就别想自己养活自己了。”冯叔说，重新把注意力放回砧板上。

前一个礼拜，我曾在傅姨不在时路过他的厨房。冯叔告诉我，他烦透了妻子的投资“机会”，也越来越受不了她在那个温州人教会里浪费大把时间。

“这世上啊，好男人太少，坏男人太多，”傅姨看着丈夫，继续喋喋不休，“更别提什么真爱了。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才和你凑一块儿过。”

冯叔扔下削皮器，在围裙上擦了擦手，火冒三丈：“你也不算过得多糟，至少有个家，不是吗？多少人头上都没个屋顶遮风避雨。你甚至都不工作！你脑子坏掉了。”

“我干吗要工作？”她问。

冯叔转向我：“她已经十二年没去上班了，也没看她多花心思照顾孩子。”

“我差点为他丧命，”傅姨面朝着我说，“我跟你讲过那段经历的，对吧？我几乎没命。”

冯叔观察了我和傅姨片刻，意识到妻子已经把第一次怀孕以及在荒漠中生产的故事完整地告诉了我这个外国人。一时间，他的脸上闪过遭到背叛的表情，但很快就恢复了镇定。他的妻子就是那种只要有听众就什么都往外说的类型。我看着地面，为介入这么一场似乎旷日持久的夫妻争吵而感到不自在极了。冯叔扭头凝视窗外，天渐渐黑了。“你差点没命，是因为你没脑子。”他说。

“从那以后，我的身体就大不如前了。只有上帝在那里守护保佑着我！”阿姨喊道。

“那么滚到教会里去过你的日子吧！”冯叔吼了回去。

他用毛巾擦干双手，关掉灶台，风一般地冲出厨房，冲回卧室。

傅姨丝毫不为所动。她立刻趁他不在，压低声音问我是否考虑投资盖网。“公司1月就要上市了！你如果想要投资，现在正是时候！”

事实证明，她的朋友夏决定不投钱。我问她是否找到了其他投资人。

“我说服邻居投了20 000，”她低声说，“她想投50 000的，但钱不够。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投资大会上，写盖网那本书的作者，你还记得吗，那个庞先生，他对大家承诺，如果盖网没能上市，他就给大家下跪，戳瞎自己的右眼！所有人都站起来鼓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感人的场面！”

“你又追加投资了？”我问道。

“我今天刚取了2 000元退休工资，明天我就去他们办公室把这笔钱也投进去。如果有人愿意借我10万，我就给他写个保证：‘如果项目赔钱，我还你一半！如果项目赚钱，我只要三分之一盈利。’”傅姨说，“我不会要求五五分的。无所谓。我就是那么自信。”

我迟疑未语，大脑试图处理她刚才对我说的信息。她所有的退休金都被卷入盖网这个无底洞，但仍不够。很显然，她一直冥思苦想，想找人借更多的钱。我怀疑除我以外，傅姨不认识谁能一下子拿得出10万块。

她似乎在等我回复。我坐着扭了扭身子。她是个好人，却做了糟糕的决定。很难眼睁睁看她就这样把钱往水里丢，而她现在正想着把我也拖下水。

“傅姨，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谨慎，不要把自己的储蓄都投到这项目里，”我斟酌着自己的言语，“我上网查了，很多人都说盖网是个骗局。”

她用力地摇了摇头。“几个月前投了10万的那些人现在早就赚了两倍多！只要等到盖网在伦敦上市，”她说，“你恐怕永远遇不到这么好的挣钱机会了！”

“傅姨，别再往里投钱了，”我说，“我觉得这事不靠谱。”

“别担心！”她说，“马云不也是豪赌了一场，最后赚大钱了，对吧？”

“我觉得这不一样。”我说。

我注意到冯叔的身影映在厨房连通卧室的门道上，正静静地听着我们的对话。估计他什么都听到了。傅姨也发现了。

“投资大会上有政府官员出席，这是确凿无疑的。”傅姨坚持道，目光投向黑暗中的动静。

最终，冯叔从阴影中走了出来。“她根本没钱投资！”他喊道，“我们从新疆回来后，她连一分钱都没赚过！”

“我还想再投，但我没钱了。”她不理会她的丈夫，说道。

“傅姨，这种骗局在中国到处都是，专门针对像你这样的老年人。”我说。

冯叔听够了。他早就对妻子先前的无端指责非常恼火，如今我们的谈话又坐实了他内心最大的担忧：无业在家的妻子正密谋把更多的钱投入一个完全不靠谱的骗局中。

“我之前借给她的5万块，到现在都没还！”冯叔大叫，“现在你还想投更多钱？你口口声声说要买的房子在哪儿啊？”

傅姨没有回答。她慢慢垂下了头，仿佛有千斤之重，重到无法负荷。屋外，一对年轻男女牵着手从窗前经过，女子一边听爱人讲故事，一边咯咯笑着，笑声融入夜阑深处渐弱的喧嚣中，他们就这样手牵着手继续漫步前行。远处，一辆车鸣响了喇叭，另一声喇叭立即回敬了过去。

傅姨盯着地面，开口道：“有时候你会遇到坏人，你也没办法。上海有很多坏人。”她说，静静地，缓缓地。

“傅姨，你说得没错，”我说，“上海有很多坏人会骗你。我觉得盖网的人很可能也是坏人。”

“哎呀！你脑子真是坏掉了！”冯叔嚷嚷着。

傅姨紧盯着地面，把我说的话重复了一遍：“是的，上海有很多坏人会骗你……”

冯叔两手撑在厨房水槽边缘，以一贯的姿势盯着窗外的街道。他用上海话骂骂咧咧了几句，显然是说给傅姨而不是给我听的。傅姨死死盯着地面，一脸垂头丧气。她从椅子上拿起那本厄瓜多尔的宗教小册子，心不在焉地翻动。

“这个女孩，”傅姨忧郁地笑了笑，“当她去过天堂后，就不愿再回来。”

冯叔转过头对着她冷笑：“天堂？天堂长啥样？我倒愿意听听！哈，天堂！”

傅姨轻轻把小册子放回椅子上。

冯叔摇了摇头，咧嘴笑了：“中国都把火箭送上月球了，他们还没见过天堂咧！”

就刚刚过去的一个小时里，在距离傅姨家乡四川不远的西昌市，中国把首部月球车送上了太空。冯叔在卧室里看了电视直播。月球车叫“玉兔”，名字取自中国的民间传说：女人从丈夫那里偷了长生不老药，丈夫随后把她和她的宠物兔子逐到了月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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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传说，女人成了月亮女神，而兔子黑色的轮廓则永远印刻在如明镜般的满月表面。

今夜，在上海冰冷的薄霾之上，新月高悬，玉兔无迹可寻。只有以此为名的月球车奔月而去，昭示着中国的勃勃雄心。在“玉兔”发射前，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主任宣告世界，中国的太空梦是“中国国家复兴之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天际之下，在上海市正对长乐路的一扇敞开的脏兮兮的玻璃窗里，梦想和长生不老的愿景如镜花水月。

“走的时候捎上一个葱油饼，”傅姨说，从一堆葱油饼的底部翻出一个还冒着热气的，“外面很冷。骑车回家的路上吃个葱油饼能热热身子。”

她把葱油饼放到塑料袋里，递给我。“你确定不想投资那家公司？”她最后又问了一次，不愿意看着自己的梦想就这样泡汤，“零风险！”

她的这股执着劲儿引得冯叔一阵哄笑。我微笑着摇了摇头。

“好吧，”她说，送我到门口，“那就等我先赚了钱，或许以后你还有机会投资。”

“你要是赚到哪怕一分钱，”冯叔笑着说，“就得把我借你的钱统统还回来。”

傅姨转过身去，冷冷地盯着她的丈夫。“就到1月。”她回答。

(1)
新思维消费业务的资本投资。——译者

(2)
黄发静（1954—　），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温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执委。曾荣获2002年温州市民营经济十大风云人物、2003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等称号。——译者

(3)
原文为拼音Lin Haiyin，但未查到任何相关信息，疑有误。——译者

(4)
SelenaQuintanilla Pérez（1971—1995），美籍墨西哥裔知名流行女歌手。——译者

(5)
天主教终末论术语，指信徒将和基督在天上相会，从而得到救赎和永生。——译者

(6)
根据嫦娥奔月传说，嫦娥是因吞药而飞升至月宫，并非后羿所逐。此处略有出入。——译者

7　老婆本

长乐路109号

在中国，恐怕很少有地方娶老婆的成本会比上海更高。2013年，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和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万科，整合双方的数据库资源，绘制了一份全国各地的“老婆本”地图。若想在上海组建家庭，一个男人通常需要拿出约等于16 000美元的现金和一本房产证。而在内蒙古，结婚的费用大约只需十分之一：寓意吉祥的8 888元人民币（1 500美元），再加上九头牲口和三件黄金首饰。沿海的福建省聘礼数额大致居中：7 000美元，一套黄金头饰和一个黄金冠冕。

相较而言，在山东农村娶老婆似乎划算多了。我最爱光顾的花店老板赵女士花了3 000美元帮小儿子讨了个老婆。为求保险，她用存款在家乡为两个儿子各买了一套房。小阳在和来自赵女士家乡一个农村家庭的姑娘张敏结婚后似乎就安定了下来，虽然赵女士认为按照中国风俗，小阳还能找个更好的。

“如果我儿子和你一样高，”赵女士曾对我这么说，“他就不会将就着跟她过了。她不太漂亮。”

1月某个大冷天的下午，我路过赵女士的花店，看到她穿着羽绒服，里面套着两件羊毛衫和三件保暖内衣，包得鼓鼓囊囊，和她被寒风吹得通红的圆脸蛋相得益彰。赵女士店里没开暖气。事实上，她属于冬天反而付电费较少的极少数人。上海潮湿阴冷的空气为她售卖的鲜花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你来得正好！”她蹒跚着走到自家门口，对我说，“我需要人帮个忙。”

我低头看着她那只被裹在支架里的右脚。她跳回凳子边，轻轻把脚搭在折叠桌上摆着的棕色泰迪熊长毛绒枕头上。地上满是瓜子壳，大概是连嗑了好几小时的成果。电视屏亮着，正播着相亲类节目。

她抱孙子下楼时摔断了脚踝。幸运的是，男孩（这一家子的心肝宝贝）毫发无伤。

“我滑倒的瞬间把他高高举在空中，他就不会受伤了。但我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太笨手笨脚了！谢天谢地，他没事。”

男孩名叫烁烁，是小阳的儿子。自从一年前小阳的妻子生产后，就由赵女士负责夜间照顾和喂养孙子，早上醒来后她还得接着顾店。烁烁和我的小儿子兰登同岁，兰登已经开始蹒跚学步，烁烁却还没有抵达人生中这一里程碑。赵女士和中国的大多数爷爷奶奶一样，到哪儿都抱着孩子，对孩子的一举一动过分关注。如今，奶奶跛了脚，烁烁终于有机会自由地迈出人生的第一步。

“今年干什么都不顺，”赵女士对我说，“我老家有句俗语：‘老人去世，霉运三年。’瞧，现在我到哪儿都得戴着这个支架，难看死了，丢份！”

赵女士的父亲几个月前罹患食道癌去世。她儿媳妇的奶奶也刚去世。她的儿子、媳妇和小烁烁上周末出城参加葬礼，把她一个人留在店里。我告诉赵女士我的父亲也刚刚癌症去世。

“他几岁了？”

“六十八。”我说。

“哇！太年轻！太可惜了。我父亲都八十二了，所以我们心里都有准备。他去世前你见到最后一面了吗？”

我告诉她，我和家人一起在明尼苏达北部的湖边小屋里照顾他，他选择了在那个地方安度最后的时光。

“他去世后，你们是怎么处理遗体的？”她问。

这个问题似乎有些敏感。但赵女士知道我的父亲住在乡下，远离城市。她有颗经商的头脑，所以对物流环节尤为好奇。

“我们打电话给殡仪馆，他们派人把遗体送到镇上。”我解释道。

“你们把他埋了？”

“不，火化。”

她眉开眼笑：“在中国，我们也这么处理。”

得知地球另一端的人们遵循着相似的丧葬习俗似乎让她来了劲。她身体往前倾了倾，小心翼翼地挪了下腿。“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木棺花了5 000元，墓碑墓地又花了5 000元。不过都是我爸单位付的钱，所以还好。你们都是自己花钱吗？”

我父亲的工会信托基金支付了葬礼的大部分费用。我考虑了下要如何以她能理解的方式来解释。“是我父亲单位付的钱。”我最后说。

赵女士笑了：“你瞧？中国和美国多像啊！谁能想得到呢！”

她打开热水壶，抿了口茶。水汽喷涌而出，在冰冷的屋子里打着旋。在上海，冬天是我最不喜欢的季节。潮湿阴冷的空气穿透层层叠叠的衣服，直直钻到最里层，让皮肤冰冷黏湿，感觉就好像整个人陷在冰冷的海绵里。窝在房间里也并不会让情况得到太多改善。几乎所有的建筑保温都差强人意，只有市中心那些奢华的住宅小区配备有中央调温系统。我们的公寓通过每个房间的独立空调供热，空调安装在墙壁上方，这就意味着打出的热气会直接上涌到天花板附近。待在上海的第二个冬天，我们购买了取暖器；我们在哪个房间受冻，就用滚轮把它推到哪里。

冬天是一年中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季节。数千万人同时打开取暖设备意味着燃煤电厂必须加班加点地供电。排放物在东部的大部分地区上空悬浮数周之久，雾霾指数立即越过了危险警戒线。买了空气净化器的家庭成天待在室内，开到最大档；这样一来，用电量更大，燃煤量也更大。

我不是那种喜欢躲在家里的人。我常常戴上保暖用的头盔和口罩，骑自行车出门溜达。沿着我的标准路线，穿过原租界南部的一条条弄堂。然后，我会折向北行，右转至长乐路，停在CK的三明治店门口，和他打个招呼，再往东骑三个街区去看看冯叔和傅姨的厨房，最后停在相隔一个街区的赵女士的花店门口。

今天，我胃口大开。赵女士伸手拿了只梨，削皮，切了半个给我。

“我需要一些建议，”我吃梨时，赵女士说，“和我老家的表妹有关，她比我小一岁。我想我应该跟你讲过她和那个在税务局工作的老公的问题，对吧？”

赵女士那些老家亲戚们的八卦，个个比传奇故事还精彩：有拿着菜刀对砍的家庭纠纷，有多个情妇相争的失控场面，还有单恋自杀的悲惨故事。老家上演的一出出生活悲喜剧，就跟她在上海家中收看的肥皂剧情节如出一辙。偶尔，如果有人请她帮忙，她也会被拖入剧中。我想不起这个官员的故事，但我知道，如果世上有一个地方，税务局官员能名垂千古，一定是赵女士的家乡。

“嗯，他有个情妇，和我表妹离婚了，但还打她。今天下午，表妹刚刚打电话给我，说那人又打了她，”她问我，“离婚后，你还有权继续打你老婆吗？”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正当我绞尽脑汁时，一阵敲门声救了我。一个邻居带着盒饭来探望赵女士。“啊，谢谢你！中午我就吃这个了！”赵女士说着，把盒饭放到邻居送来的一堆物件的最上方。长乐路的小店老板受伤后，整个街坊都会嘘寒问暖，送来餐食，或者帮点小忙。

“我也没给她什么建议，”赵女士说，“太可怕了！他把她的头往地上撞，还用皮带抽她。他们有三个小孩，都已经大了。他们全都知道，但却默认这样的行为，就因为他们家是爸爸挣钱。他把他们全都收买了。”

我告诉她，这事听着特像我曾经报道过的另一个官员的故事。

“就连那个情妇都跑来打她！现在谁都帮不了她。她今天跟我说：‘如果你能独立，我也能。’我说：‘不，你不行。你老公在税务局工作啊！’”

“那她要是和你一样到上海来呢？”我问。

“她离婚后拿了几套房。她也习惯了那边的生活。她没办法到这儿来从头开始，吃苦受罪，”赵女士解释道，“没指望了。去年，她喝了一瓶农药，但他们给她清了肠，没死成。在我老家，喝农药是最常见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想到刚才赵女士说：中国和美国是如此相像。赵女士把我看作挚友，愿意在这种事情上征询我的意见，让我深受感动，但我提供的任何意见都会显得幼稚可笑，因为这种中国农村问题深深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地方贪腐以及长年积贫的语境中，是任何从美国来的外国人都爱莫能助的。我所能做的只有静静地坐在赵女士身边，思考着两个国家有时候是多么不一样。

我询问了大阳的情况。几个月前，他辞掉了高尔夫球场的工作，到杭州去做美发师。从上海到杭州，坐高铁约需一小时车程。小阳和妻子离开后，大阳竟然没有过来帮他摔断腿的母亲看店，着实有些奇怪。

赵女士失望地皱了皱鼻。“我让他请几天假，到上海来帮我，他没来，”她说，“他说现在是理发旺季。我很生气，叫他过年不用回家了。”

这可能是中国母亲对儿子说出的最恶劣的话了；另一方面，拒绝帮助失去行动能力的母亲在中国也算是大逆不道，虽然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中国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年轻的上班族工作压力太大或住得离家太远，以至于无法兼顾照顾父母的传统责任。这一新的社会现实对两千年来的儒家传统构成威胁，政府领导为此深感忧虑，颁发法令，要求家庭成员必须尽力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分开居住的子女应该“常常”回家看望长辈。

法令刚刚实施了不到几个月，全国各地年迈的父母就纷纷因子女轻慢提起诉讼，并赢得官司。这一对西方媒体无关紧要的新闻素材恰是目前中国政府的重大议题。人口学家预测，到21世纪中叶，国家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近五亿）将是老年人。如果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中国经济增长仍然仰赖往城市迁徙的一波波年轻打工者，那么由谁来负责照顾他们老家的父母？就像留守儿童问题一样，中国的留守老人数量正在增加，情况严重。

赵女士对大阳的抱怨还没完。“他想存钱娶老婆，”她说，“但去哪儿找老婆啊？”

赵女士知道大儿子不够钱结婚，最后还得由她来买单，但发泄一通情绪总是好的。“几年前，他拒绝了好几个我给他找的姑娘。那时候，找个老婆大概要花20 000块，现在价格早就翻了一番。”

赵女士的媳妇张敏就是她之前给小儿子“找”来的，性价比不错，只是姑娘家里穷，没多少嫁妆。张敏完全就是农村妇女的模样：结实，魁梧。她的脸长得很像我在1960年代政府宣传海报上看到的农村姑娘：颧骨高，满面红光，自信十足。在许多方面，她和赵女士年轻时的外貌举止非常相似。她开始帮赵女士经营花店，负责从批发市场进货，是她的得力助手。另外，她还给全家做饭。

“她肯定是聪明的，”赵女士说，“而且勤奋。她知道怎么把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

张敏自然不做作。她的嗓门和赵女士一样洪亮，总是笑脸迎人，让顾客感到舒心。相反，丈夫小阳的性格比较内向，话不多，学东西也慢。“我说，他就是扶不上墙的烂稀泥，”赵女士说，“他答：‘如果你觉得我不比烂稀泥好多少，那就这样吧。’是不是很让人恼火？他没脑子，你懂吧？他把赚的钱都交给老婆，家里的财务一点都不愿管。上次，我那媳妇儿往他口袋里放了200元，他全都还了回去。生了这么个儿子，你能怎么办？”

中国的年轻人要取悦自己的父母从来都不容易，而在国家经济每年以千亿美元规模增长的今天，更是难上加难。赵女士因为没能送儿子们上大学，心里总有个坎，觉得他们很难从中国经济越做越大的馅饼中分到属于自己的一份。

但我认识的很多大学毕业生，情况似乎更糟。去年，中国有七百万人拿到大学文凭。一年后，他们中有近三分之一仍在找工作。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带来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这个数字显得不太合理。

春天，我造访了长乐路以西几英里的就业招聘会现场。数以千计的年轻毕业生在体育场里到处转悠，穿梭于全国各地公司的招聘展台。这个体育场每周都会举办一次这样的招聘会。

我遇到了一个戴着超大眼镜的毕业生。她来自贵州，中国最贫穷的省份之一。她在本地一家幼儿园实习，但不想继续当老师。“税后我每个月只能挣2 000元人民币，”她噘着嘴说，“我宁可当婚礼策划师。”

唯一的问题在于她没有资本创业，在婚庆业务方面也毫无经验可言。“嗯，我曾帮一个朋友策划过婚礼。”她对我说。

“你想找什么工作？”我问她。

我没有在招聘会现场看到任何婚庆行业的展位。

“不知道……”她说，像个小女孩似的懒懒地拉长尾音，“这边大部分工作都没什么意思。我想找家公司，能付高薪，还发饭贴、房贴。工作时间最好不要太长。”

“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呢？”我礼貌地问道。

“是啊，可能吧。”她咯咯地笑着说。

中国的九零后从来没有经历过经济衰退。这位姑娘在上海读大学的四年间，这座城市新增了六条地铁线，国家修建了世界最长的高速铁路网，把上海到北京的火车车程缩短了九个小时。地球上，还没有任何文明以这般惊人的速度增长过。然而对她和她的同龄人而言，这一切不值得大惊小怪，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索求也因此膨胀。也就在这种就业招聘会上，他们过高的期望才会重重跌回现实。

我在招聘会上遇到的一位人力资源经理对这一问题做了精辟的总结。“我们需要能解决软件问题的技术人员，但刚毕业的大学生通常不具备这样的技能，”她抱怨道，“我们需要能在展会上用英语做演示的人，他们也达不到这一要求。”

经理给我看了当天毕业生递来的十几份简历。

“有多少人符合要求？”我问她。

她举起手，食指拇指一捏，比了个手势：零。“他们都被宠坏了。他们的父母可能每月给他们5 000元生活费。我们的薪资大概在每月3 000左右。我们对他们没兴趣，他们也对我们没兴趣。”

多么可悲的一种就业市场：数千名潜在的雇主和雇员齐聚一堂，结果只是彼此失望。这让我不禁怀疑大阳和小阳这两个高中辍学生，是不是反而会比这些大学毕业的同龄人过得更好。他们不挑工作，父母的期望也不高，两人都在不断充电，学习各种日后可能对职业生涯有所帮助的技能。在这样的时代，不上大学也许是明智的。

大阳是个糟糕的鲜花销售员。

首先，着装不当：黑色休闲裤，黑色皮鞋，黑色涤纶V领衫，外面再套一件黑色运动夹克。他站在摆满鲜艳花朵的橱窗前，就像一道黑影。

其次，易怒，不喜欢迎合陌生人。

3月底一个明媚微风的下午，我骑车到花店，看到母子俩正在人行道上整理花束。两人重归于好，大阳回上海帮母亲看店。赵女士脱掉了辅助支架，但还需要拐杖，走路也有点一瘸一拐。

大阳瘦瘦长长，样貌英俊。他皮肤黝黑，鹰钩鼻子，一对杏眼伸展到脸颊两侧。他说话自信，天性好奇，爱问问题。他和他弟弟一点都不一样。

一个六十多岁的上海女人在我到后不久踏进小店。“这是什么？”她指着一盆花问道。

“西洋牡丹。”赵女士从人行道探头回答。

“真的吗？看着不像啊。像中国牡丹。西洋牡丹没那么多花瓣。”

“是西洋牡丹。”赵女士说。

“不可能。”女人恼怒道。

大阳立刻出来打圆场：“你说是中国牡丹，就是中国牡丹。要买吗？ 20元一盆。”

女人不理会大阳：“买两盆能便宜点伐？”

“两盆35。我一般不讲价的。”赵女士说。

“我给你30。”女人说。

“好吧。30成交。”赵女士说，越过其他人拿花盆来包。

大阳看上去有些恼羞成怒：“你可以上网多了解了解什么是牡丹。”

女人紧了紧下巴，看着他。“我不认为西洋牡丹长这样。”女人固执地说。

“我也不认为中国牡丹长这样。”大阳笑着回复，看着她的眼睛。

女人冲出了花店。赵女士哈哈大笑起来。我看着这娘俩，一个宠溺的母亲和一个叛逆的儿子。

“你在高尔夫球场的工作怎么黄了？”我问他。

“纯粹是剥削廉价劳动力，”他回答，“太糟了。工资低，吃得差。”

他的老板曾经承诺他以后能成为一名高尔夫教练，或许有一天还能晋升经理，以此来提高这份工作的吸引力，但他渐渐意识到他们在撒谎。最后，他和他的同事们纷纷辞职。“许多中国公司都这样——许你一个美好的未来，但实际上却看不到希望。”

赵女士一边修剪白玫瑰的根茎，一边专心地听着。

我想起了赵女士第一份组装电视机的工作。她的老板肯定没给过什么晋升管理岗位的承诺，他们只希望她任劳任怨、勤奋工作，她做到了。二十年后，在她一手辛苦创办的花店里，她的长子正抱怨自己在高尔夫球场的工作。鲜花在他眼中同样没什么意思。“我可不想冒雨送花！”他曾说。大阳这一代人急迫地寻找更有社会地位的工作，而不愿意从事父母辈在流水线或建筑工地上的工作，这大大限制了他们的选择范围。就像大阳，跟着一位师傅到杭州学理发。他承认自己现在没什么客人，但仍在学习这门手艺。

赵女士打破了沉默。“大阳老是和我争论。他对我们的新主席寄予厚望，他跟我说他是个好领导。我说：‘他上任以来，我生意越来越难做。能让你填饱肚子吗？’”

赵女士笑了，不过在这条街的小店店主之间，这是个非常严肃的话题。习近平执政刚满一年，大刀阔斧地在党政内部严治贪腐之风。他针对地方官员制定了一系列新规定：不收受礼品，不大吃大喝。

2013年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后，决心整肃党内的不良风气。两年内，已有四十多万党政官员在反腐运动中受到违纪处分。

公款消费的大派对结束了。长乐路上下，一家家小店关门歇业，赵女士的业绩逐渐下滑。青松城大酒店刚打来电话告知她，区政府的年会取消了。每年，酒店都会付她1 000美元（相当于她半个月工资）为年会布置鲜花。

大阳为新主席辩护：“短期来看，这或许会影响到经济，因为公共开支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他对母亲说：“但长远看，如果人民的福利能够得到保障，比如，覆盖面更广的医疗保险，情况会得到改善。”

作为一名报道中国经济的记者，我觉得大阳的话完全说出了我的心声。

“先不管他好不好，谁来管你吃管你喝？”赵女士反驳道。

“领导人善则国家兴，老百姓的生活也会得到改善。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大阳说。

赵女士这代中国人出生于贫困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工作时刚好赶上中国经济迅猛增长的好时光。相对于无处不在的贪腐，他们更关心如何在体制内获得短期收益。而大阳这代人，则对于中国经济体系的长期可持续性更加忧心，尤其在经济放缓的今天。他们要如何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

大阳转向我。“我觉得美国和中国有很大区别，”他说，“中国人觉得美国特别棒，很民主，很自由。”

“你们在美国可以自由购买枪支！”赵女士说。

“是的，”我说，“但枪支也会带来新的问题。”

大阳思索了片刻：“但如果大家都有枪，不管你多么强大，你和其他人的攻击力是一样的。但如果没有枪，强者就会欺压弱者。”

引经据典、振振有词地支持工人阶级武装自我，大阳让我想到了年轻共产党领导人的模样。他很聪明，阅读面广，愿意花时间思考中国的种种问题。我寻思，如果他当时有机会在上海完成学业，未来会是一番怎样的前景。以他的成绩和敏捷的思维能力，恐怕最终能顺利地从名校毕业。而如今，他只能在服务行业辗转寻找机会，做一个理发师哲学家。

起风了。光秃秃的悬铃木树枝互相摩擦撞击，发出咔咔的声音，像是打着响板。浅绿色的叶子陆续冒出了新芽，但要想看到标志性的树冠遮穹的场景，还需等上一个月。

我问赵女士，对儿子换工作是否高兴。

“我一点也不满意，”赵女士严肃地说，“但又能怎么办？说到底，孩子们能平平安安，生活稳定，就不错了。不能好高骛远。他爸两年后就退休了，他弟结婚了，等他也结婚了，我的心就算真正定了。”

大阳盯着地面，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我提醒赵女士，大阳完全照着她的人生轨迹在往前走：离职，找一位师傅，努力赚钱养活自己。

“没错，”她说，“他给自己打工，也在学本事，将来自己创业，和我当初起步时一模一样。我当年什么都不懂呢。”

赵女士笑了，朝大阳看去。“但我对他寄予了蛮高的期望。对他弟弟我倒没指望太多，唯独对他，”她说，“他小时候，有一次我们一起出门吃蟹。他注意到其他人的螃蟹有卵巢和蟹黄。为什么他吃的没有？他意识到别人吃的是雌蟹。他一直喜欢动脑筋，喜欢读书。他比我们老家的同龄人都聪明，而现在，他不过是个理发师。”

在中国人的老观念里，男发型师总是被看作懒惰的浪荡汉。在中国的理发店里当学徒，意味着每天有大把的时间无所事事。我在上海常常光顾的那家理发店里也注意到了相同的现象。无论什么时候到店里去理发，都有一堆顾客排队，他们全都点名要店主为他们理发，拒绝造型夸张的年轻学徒拿他们练手。那群头发染得五颜六色的学徒们围坐一圈，东拉西扯，看看电视，或是互相倒腾发型，然后在镜子前合影。

大阳和他们不同。他利用空闲时间阅读索罗斯和巴菲特的书。他对市场的着迷程度远非傅姨参加盖网投资骗局的热情可相提并论。赵女士告诉我，他帮她买的股票通常都能挣钱。“有一次，他一下午就赚了36 000元，”她兴奋地说，“交易所贵宾间的那些大户都来咨询他的意见。”

大阳活跃起来。“一开始我什么都不懂，就一点点学着找比较价格趋势的方法。现在我自己开始做些交易了。”

能和那群整日发呆的同事之外的人聊聊这话题让他兴奋，不由滔滔不绝起来：“当股价跌破公司净资产，公司的真实价值就会显现。但在中国，众所周知，许多公司的财务绩效都有作假成分，因此我转而研究公司的财务报表，每股账面价值和每股收益。我观察公司的净资产增长速度、投资规模，偶尔也会看看K线图。”

赵女士听到儿子嘴里蹦出这么多完全陌生的术语，脸上盈满笑意：“瞧，他对股市研究得多透啊！他可以一直说个不停！”

大阳羞涩地笑了。赵女士抿了口茶，再次打开了话匣：“他很聪明，但是一跟姑娘约会就嘴笨。”

话题的转换使大阳再度陷入沉默。

“他不懂女孩子的心。他谈恋爱不行。”

我转向大阳：“有人选了？”

“妈妈给我介绍了几个老家的姑娘，有一个看上去不错。过两个月，我打算回老家去见见，也见见她父母。”他喃喃道。

“5月份我们统统回老家，”赵女士兴奋地说，她侄子要结婚了，“你该跟我们一块儿。坐高铁三小时就到了。你可以看看农村人是怎么办婚礼的！”

“你有她的照片吗？”我问大阳。他给我看了眼姑娘的微信头像。

她有双迷人的棕色眼睛，一只用来防霾的Hello Kitty口罩把脸的其他部分遮得严严实实。

“她的照片我只有这么一张。”大阳闷闷不乐地看着手机说。

去年夏天在一个表兄弟的婚礼上，他和这姑娘说了五分钟的话。相亲是由赵女士、她嫁给税务局官员的表妹和姑娘的父母一起安排的。大阳和姑娘都不反对再见一次面，所以，双方家长把结婚提上了议程。

“她很会存钱，”赵女士兴奋地插话进来，“她会说：‘我花5毛钱买了颗萝卜，今天够吃了。’每天，她只要喝点汤就行。她只买便宜货。上海女孩跟她没法比。”

我想看看大阳的反应，但从他脸上什么也看不到。他和老家的这个朴素姑娘是奔着结婚去的：几个月前，他和她面谈过五分钟；之后通过微信聊天，他对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每次聊天时，他都会仔细端详她戴着口罩的头像。

再过短短几个月，大阳将带着礼物回老家见姑娘的父母。如果他们同意，赵女士长子的婚姻也就板上钉钉了。双方将交换聘礼和嫁妆，然后举办婚礼，赵女士可以安心等待第二个孙子或孙女出生。到那时，她算是完成了一个母亲的全部使命，不必焦虑不安，能定定心心过日子了。但现在还不是松懈的时候，赵女士担心儿子的不解风情可能会把她的所有安排搅黄。

外面，温煦的南风扫过街区，悬铃木树枝在午后阳光中前后摆动，树影在花店地面上翩翩起舞。赵女士仰靠在椅子上，闭上眼睛，微笑。大阳信步走出屋外，沐浴在阳光中，看上去心事重重。开春了。很快大阳就要结婚了。

8　文艺青年

长乐路810号

傍晚时分，我和CK坐在“二楼——你的三明治”店里，凝视着窗外的长乐路街景。年轻的白领们从小隔间里被释放，一股脑儿拥出摩天大楼，穿过马路，寻觅夜的自由。“我从来不曾向往稳定的生活，”CK说道，一边看着他的同龄人你推我搡地杀出一条通往地铁站的血路，又一个工作日就此落下帷幕。

CK静静地观察着他们。他追求的是其他东西。“我不确定那是什么。最近，我遇到些问题。哦，也不是什么大事。我一直都在深入不断地探索、挖掘自己，但最近我有一点……我觉得有点卡住了。”

不知是否因为太多这种自省，还是其他什么原因，CK的三明治店从开业到现在仍然没有扭亏为盈。CK对此并不在意，他每年光靠卖手风琴就能赚大约50 000美元，这笔收入给了他尝试其他可能的自由，比如开一家不赚钱的二楼三明治店，或是像现在这样坐在窗前思考人生的意义。我在中国的老朋友中，没人有时间思考这些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和CK待在一起。

“就好像拉手风琴的时候，有什么新的东西冒了出来，”他说，“那是种完全不同的感觉。我把它叫做‘气的力量’。就好像你不能充分呼吸一样。”

有一年，空气污染程度比专家划定的不安全水平高出了整整二十倍，当我喘息着度过那个冬天后，我告诉CK自己可以想象他描述的那种感觉。

“约会，怎么说呢，我觉得有很多有意思的女孩子，但和她们聊过几次后，我很快就会失去兴趣。我不明白是为什么，就不断问自己：怎么了？因为，每当我感到生活中有哪里不对，就意味着真正的我正在告诫自己，应该往前迈一步去提高自己。”

“所以你以前常常有类似的感觉？”我问他。

“是的。每次都一样。感觉就是没感觉。”

“对什么都没兴趣，提不起劲，或者说不开心？”

“过去是这样，现在只觉得麻木。我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很快就要在我内部发生。”

“比如说？”我问。

“我不知道。就好像打电子游戏，对吧？你清完所有小怪，一路扫平所有关卡，而现在你需要面对的是最后的大怪。大怪攻击力极强，你要避掉他的所有子弹；他有很多条命，你要和他缠斗很久。我想，现在正是到了迎战生活中大怪的时候了。我得和他交手，消灭他，才能顺利进入下一关。”

我思考时，CK喝了口咖啡。

“那么，”我一字一顿地说，“在真实生活中，大怪是什么？”

“我自己，”他说，凝视着楼下长乐路上朝九晚五的人潮，“一直都是我自己。”

过去，中国人仰赖家庭或国家来指导他们的人生。CK这批人是最早能自己决定人生的。在未来，个体以及个体间的差异性将在中国社会被赋予更大的价值，而他们手握的正是通向这一未来的钥匙。

去年冬天，我在CK的咖啡店遇见了一个名叫李梓新的男人。这个三十三岁的男人目光炙热，巧舌如簧，总是一副要赶场子的样子。他通过自己的网站“中国三明治”（China30s）推荐中国年轻作家，吸引零售商向这一年龄段的群体推销商品。他正在进行巡回公演。每次开场，他都会向台下提问：如果你想改变自己的职业生涯，会咨询家人意见吗？“举手示意‘会’的都是60年代生人，”李梓新告诉我，“但那些八零后很少举手。”

1980年代出生的这两点四亿人，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生的第一代人，是受益于中国经济两位数高速增长的第一代人，是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的第一代人。他们没有兄弟姐妹，因此他们的父母以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完全以他们为中心绕着转。

尽管以一对六，他们并不太重视长辈的教导。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在之前的政治运动中度过了人生中大半时光，他们吃苦耐劳，但大多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就像冯叔和傅姨这代人，大多疲于应付现代中国自由市场的现实处境，通常给不了什么好的建议。“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向父母解释清楚一些简单的想法或决定，”李梓新对我说，“他们就是弄不明白。”

这也是为什么像CK这样的年轻人总是先自己决定要走的职业道路，之后才会考虑父母的颜面。“我们通常稍晚些才会毕恭毕敬地和父母商量，装做在征求他们意见似的。”李梓新说。

长乐路上下，代沟显而易见。冯叔和傅姨工作期间来回折腾：先到新疆，后又回上海。他们俩一直在努力适应新的环境：冯叔放低身段，卖起了葱油饼；傅姨被钱迷了眼，一心想着暴富，却心有余而力不足。相比CK和赵女士，这对老夫妻似乎迷失在市场经济的迷宫中，这无疑是旧经济体制的后遗症——在那个政府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的年代，一切都比现在简单得多。“他们那代人没学过游泳，”李梓新跟我打了个比方，“在他们脑海中，游泳特别可怕。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下一代特别享受游泳的自由，我们不需要救生衣。”

李梓新对于自由的观感在我看来多少有些天真。没错，他这代人或许觉得能一头扎进水中是一种自由，但在中国经济之水中游泳不无危险。很多三十多岁的中国人是他们低技能父母和孩子的唯一收入来源。他们每天顶着巨大的挣钱压力，即便能够自由地选择人生，他们的个人主义仍然面临重重限制。

在CK的咖啡馆对面矗立着一幢蓝色玻璃的摩天大楼。有时候CK会盯着这幢楼看，看着那些同龄的白领员工每天下午从楼里蜂拥而出。楼里很多物业都以他这样的年轻人为市场营销目标。中国千禧一代的人数已经超过了美国的总人口数；2012年，超过350亿美元的广告费用投入在他们身上。办公大楼高达四十五层，是长乐路沿街最高的建筑，楼下的小店和餐馆显得相形见绌。

从二十五楼角落的一间办公室往外看，我几乎无法辨认CK三明治店的玻璃屋顶。我处在汤姆·多克托洛夫
(1)

的办公空间，他领导着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广告公司智威汤逊
(2)

的两百多名“文青”员工。十五年间，他推动中国广告走入黄金时代，不遗余力地试图弄清像CK这样的中国年轻人的内心。

多克托洛夫相信，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相互矛盾的目标。“一方面是向上流动的野心，”他向我解释，“另一方面，他们想要的是掌控体制，而不是反对它；他们需要在一种强制秩序的指引下攀上成功的层级。这两者间形成了明显的张力。”

多克托洛夫是中西部人，讲话直率。他简洁明了地点出每个中国人心中所想后，顺手点燃了一根香烟。我思索着他的这番结论能在多大程度上运用到我认识的长乐路居民身上。在街对面的三明治店里，CK和体制的斗争并不是为了打败它，而是为了控制和掌握它，按照自己的方式畅行其中，为己所用。更远处，赵女士离开了家乡。一路走来，她精明地乘中国经济转型之风直到她的街角花店。一路上她做出牺牲，但每迈出一步，都对体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她把这份理解传递给她的儿子们。最后，冒险是值得的：家庭蒸蒸日上，她的孙子在一个比破产的煤矿小镇好得多的地方开始了人生。

多克托洛夫认为，是否把自己和家庭的安全作为头等大事，是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最主要的区别。“作为美国人，从小接受的教育使我们勇于自我表达，”他解释道，“这不会带来任何风险。”

美国人被鼓励独立于社会之外寻找自身价值。在美国，基本的经济单位是个体，美国的各种机构机制是为了管理并发展个体的经济力量而设立的。在中国，从传统来看，基本的经济单位是宗族，它可以是家族，也可以是政府。作为个体的中国人常常不觉得能够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他们不确信未来是安全的。

多克托洛夫的团队针对中国千禧一代策划的广告传递出冒险、叛逆和自我表达的观念，但结局大多相似。在他的团队为福特福克斯汽车策划的电视商业广告中，我们看到一群年轻的艺术家在停车场的墙上涂鸦。一个朋友驾驶着一辆福克斯汽车开过，一位脚手架上的姑娘扭头欣赏，不小心撞倒了一桶油漆，连带把其他几桶也打翻了，各种颜色的油漆在地上混合，如彩虹般绚烂。这位朋友挂挡，一路飞驰，炫耀着车子的性能，车轮碾过洒落的油漆，使得油漆飞溅到他的艺术家朋友们身上。最后一个全景镜头，让你意识到所有的叛逆结果都没被浪费：在新福特福克斯的帮助下，他完成了自己的画作：一只色彩缤纷的眼睛。

“最终，停车场被美化了。”多克托洛夫说。我们一块观看了这支电视广告，多克托洛夫在某些时刻按下暂停键，以便和我进行讨论：“这并非一场对体制的叛逆。他们创造了值得钦佩的东西。在中国做传播的部分挑战，正在于如何平衡中国人对个人主义的向往和他们对叛逆的恐惧。根据表达形式的不同，这条主线一直往前推进，从未由实转虚。因此，我并不同意中国存在着真正的个人主义。”多克托洛夫手下的员工几乎都是年轻聪明的八零后，毕业于中国最顶尖的大学。当我们讨论广告时，他们在老板的办公室进进出出，对我们的谈话充满了好奇。其中一些人不太同意这位外国老板有关中国个人主义的论调，在我看来，他们对同龄人的见解和多克托洛夫的同样有趣。

企划部经理是其中一位。亨利陈在上海长大，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他剃了个板寸，戴着时髦的玳瑁色眼镜，穿着松松垮垮的卡其裤，在T恤外套了件紧身开衫，比他老板要矮上至少三十厘米。他靠在办公室门框上听我们交谈，一条腿叠在另一条腿前，眼睛死死地盯着地面。

谈话的间隔，我询问他的意见。亨利觉得中国大部分地区确实鲜有真正的个人主义，他同意老板的观点；但在这个国家最富庶的城市里，事物正在迅速改变。他把这些问题归因于经济。在他看来，不是中国文化抑制了真正的个体性和反叛意识的产生，更多是由于金钱和机会的匮乏。这也是CK深信不疑的。

我询问他对中国最受欢迎的博主韩寒的看法。1982年韩寒出生于上海，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八零后。他是个职业赛车手，有写作才华。他的那部描写上海高中生活的小说《三重门》，是中国这二十年来最畅销的文学作品。他在网上对政府多有批评，时常越过红线，以至于不少博客内容被网络审查删除。CK喜欢读韩寒的博客，但对于这位网络红人同时持保留态度。

“我认为韩寒是个机会主义者，”亨利说，“他兜售叛逆之梦，自己却活得跟典型的中国人一个样。他适龄成婚，有个情妇，自己还挺为此骄傲的；跟别人相比，他并没有特别叛逆。我只是觉得他对自己不够诚实。他只是在不断说说说。从来不做。”

多克托洛夫听着他的雇员发表见解，脸上不由露出父亲般骄傲的笑容。“我认为亨利不是那种典型的中国年轻人，”他说，“内心深处他是个浪漫的梦想家。亨利比我更相信中国的青年正在以西方的方式变得更为个人主义。他形容韩寒的词汇很有意思，因为韩寒让他失望了。我想，中国存在个人主义的浪漫梦想仍然深埋在他心中。”

亨利似乎觉得自己受到了轻视。“我没那么极端，但我相信未来有巨大的潜力，而我们正朝着那个方向一步步迈进。”他为中国青年发声。

我问亨利是否认为，中国的青年们有一天将对西方文化产生影响。这是CK所相信的。

这个问题似乎让他很兴奋。“我们可以，以我们的聪明才智，绝对可以做到。过去，由于太多文化和政治的原因，我们的才智被深深地压抑，”他说，“未来，无论在技术革新或文学和哲学思考等任何领域，我们都会迎来复兴，那一天会来的。这或许是我梦想家的部分。”亨利羞怯地笑了。

“你觉得这一切会何时发生？”我问。

“很快。”他回答。

“其他群体的文化会通过中国青年的文化来定义自己的代际身份吗？”亨利的老板问他。

亨利点了点头：“我觉得会。我们有潜力。所有一切都还在萌芽状态，我们有巨大的潜力走得更远。我对中国文化的根基深信不疑，我坚信它在今天全球化的视野中有其独特的价值。如果我们能好好把我们的根基和遗产发扬光大，未来将战无不胜。”

房间陷入了一刹那的沉寂。多克托洛夫和我齐齐看向他。他刚才说中国青年会变得“战无不胜”？这口气真像中国版的达斯·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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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克托洛夫打破了沉默，试图在年轻的雇员前挽回些颜面：“亨利是个例外，但通常情况下，以我对中国年轻人的观察，他们在进入体制前总有一段爱做梦的时期。你都不知道有多少年轻的中国姑娘曾壮志酬酬：‘我要去法国学烹饪。’但最终，体制将她们打回原形，变得千篇一律、人云亦云。”

亨利平静地笑了笑，用柔和的语调纠正他的老板道：“我从来就没有在体制外待过。”

当长乐路这一边的梦想家不遗余力地为网球鞋和进口车进行市场推广时，街对面的这个梦想家正在销售手风琴，业绩却逐年下滑。几年前，CK帮助博罗威尼建立了供应链，以跟上欧洲市场的需求。如今，欧盟正处于经济危机中，手风琴的订单量随之下降。更糟的是，CK销售的乐器陷入各种问题和纠纷之中。CK此前和供应商签订了合同，并支付了一笔定金，以供生产之用，但等到乐器组装完毕后，声音听起来却很不对劲。

有一年，CK花了整整一个月在江苏的一家工厂里重新装配调试了数千台手风琴。等到乐器出口后，更多的问题接踵而至。超过两千名欧洲客户退回了使用数月就散架的手风琴。原因是江苏的那家工厂用错了胶水。根据合约，应该由中国的供应商负责向顾客赔款。但CK跑去工厂要钱时，工厂老板对他冷嘲热讽。“他叫我滚蛋。他说都过去半年多了，早就不是他们的责任了，”CK摇着头对我说，“他说：‘这些琴是你自己跑到我们这边一台台验收的。出口到欧洲，你要负全责！这不是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

正是从那时起，博罗威尼停止了在中国生产手风琴。同时，他们继续雇用CK，让他负责向中国的中产阶级销售意大利制造的手风琴。中国工厂或许不在意博罗威尼的工艺质量，但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则颇为看重。起初，对CK而言，处于和过去完全相反的全球供应链的另一端，是一种耳目一新的体验。他频繁到全国各地出差，布局、构建分销网络。不过，很快，他遇到了另一个典型的中国式问题：在网上，出现了声称销售博罗威尼手风琴的竞争者，对方给出的价格相当于零售价折半。CK打通了网页上提供的电话号码，一个带北方口音的人接了电话。“他告诉我他们卖各种颜色的博罗威尼琴，比如深蓝色。但我们根本不生产深蓝色的手风琴。我问他：‘真的吗？你们有深蓝色的博罗威尼？能发张照片给我吗？’”

CK不得不对博罗威尼的分销商进行培训，教会他们如何和那些上当受骗的顾客打交道。“中国的盗版问题实在太可怕了。”CK叹了口气。

经营“二楼——你的三明治”更是让CK头痛。每每我路过咖啡店，都觉得似乎没什么人在厨房工作。我问CK是不是他和Max决定缩小规模。“不！他们都辞职了！”他说。

CK辞退了主厨，其他人同进同退，一起辞职。现在只剩下两个服务员和一个帮厨，这个身材瘦长、神情迷茫的年轻人迅速晋升为主厨。一个月后，他们还是没有找到新的人手填补空缺。

面朝长乐路的店名标牌上，“你的三明治”这行字小得不能再小，CK还说，他们打算取消大部分三明治菜品，腾出空间做早餐和早午餐。“没人喜欢吃高端三明治，”CK对我说，“但他们却愿意花钱去买几乎不需要什么制作成本的松饼。”

他还在考虑把餐厅阳光房里那堵用来堆放书籍和黑胶碟的墙拆除，这面装饰墙本来是希望营造出更加舒适的用餐氛围。“这给人一种印象：他们可以在那儿坐上一整天读书，”CK抱怨道，“人们喜欢那些快进快出的地方，人们喜欢热闹，热—闹！”

CK点燃了一支香烟，开始吞云吐雾。因为缺少睡眠，黑眼圈越来越重。他一周七天都在工作，从早上10点到凌晨1点，片刻不得休息。他需要把时间分配给手风琴销售和餐厅运营两件截然不同的工作，需要想尽一切办法把餐厅维持下去。“我想我们可能得把开三明治店的梦想暂时放一放了。”他说。

当第一个创业想法宣告失败后，他步上了大部分中国创业者的后尘：广撒网，希望能在某些方面有所收获。在大街上，我注意到冯叔的电磁煎锅里，油炸小吃的品种不断增加。当鲜花销售量下降时，赵士玲开展了预售电话卡的副业。离CK餐厅不到一个街区的距离有家柯达冲印小店，店里出售形形色色的真丝睡衣，却好多年没有冲印过一卷胶卷了。在上海这种地方，消费潮流如东海上汹涌而来的台风，一个好的生意人懂得即时根据风向做出调整。

CK的一些改变受到了他一次韩国之行的启发。“韩国人在意一个地方给人的观感，在意建造和设计的过程。”他说。大到首尔的建筑，小到地铁的扶手，所有的细节都让他惊叹。“那些扶手不像中国的看起来笨手笨脚，还贴着电信公司的塑料广告。它们都是钢制的，圆形，握着手感特别好，五颜六色的，有橙色、黄色、红色、棕色。”

“我去韩国前，总以为那儿的人全是整容脸，大家一心一意只关注自己的容貌，”CK评论道，“我错了。他们一点儿都不假，很有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的体制完全不同。”

在仅仅一趟短暂旅行后得出这样偏激的判断并不意外。韩国政府的治理模式并非完全透明，十三亿中国人当然也不是都在庸庸碌碌地混日子，但CK当时倦怠而愤怒，听起来是在抱怨。“是教育体制的问题，”他一口咬定，“缺了两堂对学生来说至关重要的课：创造力和爱人的能力。如果富有创造力，你会开始质疑、提问，会对事物有更深的想法。我们呢，我们的想法都很肤浅，流于表面，没法对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我们从学校毕业，自私，不懂得爱人，只在乎自己。我们都一样，自私而又肤浅。”

像CK这样的青年文化行家一般标榜自己是文艺青年，简称文青。这个词常被译为hipster，不过剔除了西方语境中附庸风雅、玩世不恭的含义，更多唤起了人们对艺术、文化的热爱以及尽最大可能拥抱生活的热情。另一个重要区别是，hipster通常出身于发达经济体舒适的城郊中产阶级家庭，而文青不是，他们必须在竞争激烈、错综复杂的体制中拼命工作，才能赚到足够的钱来养活他们的兴趣爱好。CK这代人成长在历经漫长经济冬眠期后渐渐崛起的中国，他们是中国近五十年来有机会在工作之余研究存在主义、观看独立电影、参观艺术画廊的第一代人。文青把这些新的观念融入他们的生活方式中，调整他们的价值体系，站在新鲜的、通常也是全球化的视角为自己的人生做出种种决定。

一本备受推崇的北京艺术杂志曾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中如此为文青画像：“一个是广告从业者，撰写剧评，去菲律宾潜水，业余时间里翻译食谱。另一个在跨国公司负责公关，坐公交车上班，听古典音乐，每晚在一本整洁的笔记本上抄写诗歌，把三部英文小说翻译成了中文……他们追求舒适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精神生活。他们读里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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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诗，去欧洲旅行。”

有时，他们一去不返。众所周知，文青会辞去大城市高薪但不称心的办公室工作，追寻“别处”的至福和启悟，就像CK一样。2013年，一对在北京工作的夫妇突然辞职，驾驶他们橙色的大众Polo旅行车，到距离上海两千四百多公里远、位于西南地区高山湖畔风景秀丽的古镇大理定居。他们描写新生活的博客如病毒般传播开，尤其是在无数同样向往着逃离城市生活重压的八零后白领中。

“我们不是在寻找商机，”史旭霞在一篇博文中写道，“我们只想在背山临湖的小镇上过平静的生活，呼吸新鲜空气，用雪水泡茶，用天然的食材做饭。很多人羡慕我们甚至嫉妒我们。我想说的是，你们也可以做到。”

她在来大理前的最后一篇博文中向雾霾重重、生活压力巨大的首都道别：

再见，北京。

再见，PM 2.5。

再见，城市生活的跌宕起伏，

再见。

这些发表在博客上的文章结集出版。两年后，《离开北京去大理——和喜欢的人，做喜欢的事》在书店上架。文青的终极体验被整理打包，在中国最大的国营书店里售卖。

这本书击中了城市年轻人的心。北京、上海所不具备的一切，都能在大理找到：缓慢的生活节奏，低薪，干净的水和空气，安全的本地食品。湖边小镇完全被白雪皑皑的群山包围，它是理想主义者心中的理想之地：越来越多城市的文青来到镇上定居，寻求更好的生活品质。

2013年我去大理采风途中，遇到了好几个CK的同龄人，他们抛开一切，从大城市搬到了那里。“在这里的一年半，我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比过去十四年在城市交到的朋友加起来还要多。”一个城里来的移居者自豪地对我说道。

她和丈夫过去长期在广州从事进出口贸易，后来带着三岁的女儿搬到了大理。这一家城市避难者住在山脚下传统的农家庭院，山水全景一览无遗。每天早上，他们骑自行车一路下坡，把女儿送到老镇上的学前教育班，再踏着鹅卵石小道，到他们的葡萄酒酒廊开始一天的经营。他们的想法和CK一样，希望通过开店吸引同道中人。

“在这里，有更多来自各行各业的有趣的人，”我一边欣赏风景，一边听她说，“朋友里有电影导演、记者、作家。我们聚在一起，谈论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谈论理想。在中国，这些恐怕是住在城市里的人最后才会思考的问题。每次回广州，那儿的人只对新房、新车感兴趣，话题也全绕着这些转。所有的中国城市居民都被卷入了消费的漩涡。每个人都很无助。”

我问他们在大理生活有没有什么不便。他们说，医疗很糟，学校也不太好，另外就是离家太远——一个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对此感同身受。但最大的问题似乎还是钱。我在那儿遇见的文青没有一个真正达到财务自由。在他们谈论物质主义罪恶的间隙，其中也有几个人默认自己挣得还不够。他们来到千里之外的小镇，卖酒、卖书、卖咖啡或者提供心理咨询，而顾客正是同过去的他们一样的游客或城市移居者，那些金主，时刻提醒着他们自己也曾是消费阶层的一员。

更糟的是，现在他们正为了争取这些游客而相互竞争。即便是那对出了书的北京夫妇也遭遇到同样的问题。2014年9月，史旭霞在博客上告诉大家，她和丈夫正在收拾行装，准备回北京，这消息在她忠实的读者群中炸了锅。她说自己获得了一个“突然的工作机会”，要求国庆过后立即到岗。没有其他解释。她在最后一篇写自大理的博文中贴了一张照片，照片里她穿着亚麻衬衫，凝视着沉入群山间的落日，云层光芒万丈，在头顶上盘旋。

这是在大理的最后一天。接连下了好几天毛毛雨，天空此时澄澈了起来。我走到二楼露台，望着满天星空。五百多个在大理的夜晚，我都是这样度过的。我的这个梦已经实现，是时候启程去追寻下一个梦了。我们即将开始崭新的生活。事实上，每一天都是崭新的。每一天都是美妙无比的，不是吗？

再见了，亲爱的大理。总有一天，我会回到这里，与你再相见。

大理，大理……

CK曾自称文青。但当文青成为一种时髦后，他立刻对这一标签做了限定，解释说自己天性上更接近工程师。是工程师的思维方式让他获得了博罗威尼的工作，并为他的生活买单。但CK身上的文青特质不容忽视：他是音乐家，读尼采，嗑过药；开三明治店以前，他曾在专营Lomo相机的店里工作——Lomo是苏联研发的一款相机，成片色彩浓艳，可用于记录日常事物。

但在CK身上，还有愤青的一面，这个词形容的是一群这样的爱国青年：他们对外国人进入中国的目的持怀疑态度，又不完全信任中国自己的领导层；他们对本国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深深自豪，怀着这份热爱，他们热切企盼中国能在全球事务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在中国，除了代际区隔外，这个词也同样形成了一种新的类别。年轻人乐此不疲地将自己归入其中，这使得自我介绍变成了繁琐的分类练习：你是八零后还是九零后？你是文青还是愤青？过不了多久，这些分类都将显得毫无意义。在我眼中，他们都只是“青”——年轻人。他们试图理解他们的世界，这恰恰是世界上每个地方的年轻人自然而然会去做的。他们在追寻幸福。

那个春天，当我从大理回来后，去了趟“二楼——你的三明治”。当时是午餐时间，店里空空荡荡。CK坐在餐馆深处的吧台后，在电脑上记账。“等我五分钟，马上出来！”他大声喊道。

他脖子上戴着森绿色围巾，领尖钉有领扣的花衬衫外，套着件米色运动衫，手腕上绕着佛珠，一只手拿着块布，轻揉嘴左侧的溃疡。在等他的这段时间里，一个身着风衣、头发染成亮粉色的外国姑娘信步走了进来。“你好，亲爱的。”CK用英式英语和她打招呼。

那天阳光明媚，屋外依然寒意沁人。窗外悬铃木上抽出的小芽宣告了春的到来，温暖却还遥遥无期。

英国女孩点了杯茶。CK一边泡茶，一边向她询问英国茶的不同品种。“从英国早餐茶入门比较合适，”她说，立体声音响播放的R&B音乐盖过了她的讲解声。

CK听得很认真，还做了笔记。茶好了。她取走茶，从旋转楼梯下楼时，回头用嘴唇比了句“C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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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心”。

CK挨着我坐下，我问起这个姑娘。“就是逢场作戏，”他说，“约约这个，见见那个。但有点厌了，想找个人认真地谈个恋爱。我只是还没有找到这么个人。”

CK是在微信上遇见最后一任女友的。她来自沿海城市青岛，常在微信上发一些和那对搬去大理的夫妇相同调调的文章，CK通过朋友的转发拜读了这些文章。标准的文青题材：她的梦想是去古巴，但父母不许。因此她报名参加了作文竞赛，奖品是一年的免费航海课。胜出后，她去了英国，学习如何航海。等到培训结束，她一路驾船航行到了古巴。“她花了十八天穿越大西洋，不能洗澡，也没有其他事情可做，”CK说，这样一个女人足以让他惊叹。

既然古巴之行如此非比寻常，她就想以此为契机，在家乡开一家咖啡馆。CK和她互加了微信好友，还跟她分享了不少自己的经验。听了好几个月食品饮料行业的一手故事后，她飞到上海看他，一场浪漫邂逅由此展开。

“但后来，她还是回了青岛。她不愿放弃开咖啡馆的梦想。”他依依不舍地说道，看上去女孩的这个决定反而赢得了他更多尊重。换位思考，他自己应该也会做出相同的决定。我瞥了眼空落落的餐厅，注意到这几周来发生的一些变化。餐桌上竖起了紫色标牌，上面写着“免费塔罗占卜”。消费满100元的顾客可以预约一次塔罗牌占卜，但每次只能提一个问题。占卜问询必须在“二楼——你的三明治”进行。“来这儿的人对这类事都挺好奇的，这么做能确保他们再次光顾。这是双赢。”CK解释道。

这不是店里发生的唯一变化。CK递给我一份新菜单。他已经把触摸屏转卖了，在我眼前的是一份和过去完全不同的新菜单：波士顿龙虾、烤鲈鱼、两百八十克的澳洲肋眼牛排。“我想你经营的已经不再是家三明治店了。”我扫了眼新菜品后说。

“我们做了些调整，白天做早午餐，晚上供应高端法餐，”他宣布，“晚上我们从来没挣过钱——根本没人把三明治当晚餐。我就想我们应该提供点更高端的食物。”

我想到店门口的那块标牌，不知道“你的三明治”那行字还得缩小到什么程度。

CK看上去兴致盎然：“这是我们为外国人定制的情人节套餐，他们觉得不错！”

我指了指龙虾：“真的是从波士顿运来的？”

“是的！”

“新鲜的还是冰冻的？”

CK朝我挤眉弄眼，仿佛在说：我看上去像是能供得起龙虾饲养缸的人吗？

“那么这个呢？”我指着澳洲肋眼牛排问道。

“实际上没货。我试了好几个供应商，但质量太差。”

“如果有客人点单怎么办？”我问。

CK耸了耸肩：“就告诉他们卖完了，再给他们推荐阿尔弗雷多！这可是晚餐菜单，必须得有牛排。不然人们会想：‘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菜单？我还以为这儿吃的是法餐！’必须的。”

CK告诉我，这份新菜单是他和Max的最后一搏。“二楼——你的三明治”从未盈利，而他们俩已经投了几十万资金。如果今年年末还赚不了钱，他们就打算关门歇业了。“如果办不到，那么我们的梦想也该告一段落了。”

我想到在大理遇见的那些人心中的梦想，想到亨利在街对面的高楼里和我分享的有关中国的梦想。我想到现下充满意味的“中国梦”。这些梦想是否能够成真，似乎并不重要。梦想搬去大理的夫妻如今重回北京，但这不意味着失败，他们的读者也不会这么看待他们。在经历这一切的过程中，他们把所感所想结集成书；如今，对他们而言，又到了重新扬帆起航、赚钱养家、向着新梦想前进的时候。

我想到在麦琪里的老康、“陈市长”和他的妻子，他们的梦想很简单，只想在自己家里好好过平静安生的日子。或许要想让十三亿中国人都能平等地追寻自己的幸福，前路漫漫、道阻且长。但当我转念回顾中国在20世纪所经历的一切后，又发现自己无需太过悲观。我想到1950年代王明一家的通信，想到1960年代冯叔和傅姨建设新疆的故事，当时谁又能想到，经历过这一切，在五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人还能肆意梦想甚或拥有追寻梦想的手段和自由？

一个月后，当我再次光顾CK的小店时，西南风拂过城市的每个角落，轻柔温暖的雨水把空气中的霾尘扫荡一清，如闻花香令人沉醉。粉色的桃花花瓣覆满了我家小区里的庭院池塘。在“二楼——你的三明治”，成千上万片的小绿叶舒展开来，一点点挡住窗外街景，重新营造出树屋的氛围。店是空的，灯是灭的，玻璃窗敞开着。汽车压过湿透的沥青路发出“嗖嗖”声，不时地打断连绵细雨舒缓人心的声响。

楼下，几十把撑开的伞沿着长乐路急趋，如色彩斑斓的血细胞相互碰撞、推挤着涌向跳动的心脏。CK笑着迎接我，给我带来了好消息：经过整整两年，他和Max终于迎来了第一个盈利月。梦想还活着。

(1)
Tom Doctoroff，智威汤逊广告集团大中华区CEO及北亚区区域总监，中文名为唐锐涛。——译者

(2)
J.Walter Thompson，创建于1864年的国际广告公司，在世界广告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两百多个办公室遍布世界九十多个国家，总部设在纽约。——译者

(3)
Darth Vader，电影《星球大战》中的虚构人物，一度被视为能为原力带来平衡的绝地武士，却堕入原力黑暗面。——译者

(4)
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波希米亚—奥地利诗人、小说家。——译者

(5)
意大利语，再见。——译者

9　夺梦

麦琪里

从1940年代一幅泛黄的街道地图上，可以看到现在CK三明治店的地方，曾有一排沿街小店，需要配合放大镜才能辨认出小格子里的繁体字：“荣记米店”“文人笔厂”“吉康酱油店”。它们的顾客就在一街之隔的弄堂里：弄堂围绕着地图上标有编号的几十个地块，如迷宫般蜿蜒交错；弄堂里全都是富裕阶层居住的一栋栋红灰相间的石库门房子。几乎所有这些——老店、石库门房子、弄堂——都无一幸免地消失在光阴中，构成了一个被遗忘年代的旧梦。然而，在距离今天的三明治店、酒吧、咖啡馆一街之隔的地方，在一块四周筑着高墙、被焚毁殆尽的荒地里，“陈市长”还记着这一切。

陈家的梦想是用十根金条换来的。

石库门砖房位于法租界正在建设的新街坊。街坊有个洋气的名字：麦琪里。这个安静的小巷隐在安福路的喧嚣背后，一派生机勃勃。里头全都是三层小楼，带庭院，可供孩子玩耍。

老陈一直渴望住在一街之隔、更能彰显身份地位的长乐路上，但他只有总重四公斤的十三根金条，当时价值约70 000美元，刚够买一套小公寓。1933年，老陈带着他的家人搬进了麦琪里宽敞的大房子，还富余了三根金条，对此他心满意足。

三十三年后，一阵响亮的敲门声从门口传来。他二十一岁的儿子陈忠道（音译）飞奔上楼，帮母亲找地方把三根金条藏起来。他把其中一根塞进裤子口袋，母亲则急匆匆地把另外两根藏到衣柜后侧的衣服底下。敲门声响个不停。他冲下楼，打开了大门。

那是1966年。中国经济摇摇欲坠，“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红卫兵刚刚抄了陈家的邻居家，因为他们把石库门房子改造成一个小型缝纫厂。来的是群瘦瘦长长的红小兵，把那家的珠宝、现金、存折以及一切透露出资本主义气息的“证据”统统充公。那个夏天的下午，陈忠道打开大门，惊讶地看着这群年轻人大张旗鼓地进门抄家。

“我们是来帮助‘破四旧’的。”其中一人宣布：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红卫兵从全国各地的居民手里抄没了大量的中国字画、珠宝、神像和家具，声称这些东西都是毒害人民思想的“反无产阶级”对象。

陈忠道忍着笑，让红小兵进了屋，看看他们家会有哪些东西被归类为“四旧”。这些人其中有些不过初中生的年纪，花了好几个小时笨拙地把他家翻了个底朝天，似乎也不是很确定自己在找什么。到了清晨，他们锁定了几件衣服和他母亲的银饰。他们没有翻到塞在衣柜里的金条；陈忠道说他们太紧张了，也没想到要让他掏空口袋。他们就这样笨手笨脚地走向下一户人家的大门。

最早在麦琪里买房定居的家庭，对这类骚扰早已习以为常。他们中有许多在1949年前属于上层阶级，购置了私人房产。他们花了近二十年时间，小心翼翼地避过诸如“地主”“反革命”“资本主义”“坏分子”等一串标记国家敌人的常用名称。

就在1949年解放中国的六年后，几乎全部的土地所有权尽归国有，国家成为事实上最大的土地所有者。陈忠道的父亲被要求为自己用毕生积蓄购买的房产缴付租金。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他充满了焦虑。直到那时，他还在经营一家纺织厂，每月赚300元人民币，这在当时是份很不错的工资。老陈担心自己早晚要被打成“右派”或“走资派”，终究要被送到劳改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小陈说他父亲对此深信不疑，因此当他的工厂被国家接管后，他主动降薪75%，拼命工作，加班加点，废寝忘食，终于获得了“劳模”的称号。1959年，他的工作单位为支持“大跃进运动”，大炼钢铁；正是在这期间，老陈把自己的身体炼垮了，刚过五十岁生日不久便力竭而亡。他留下了妻子和八个孩子，留在他心爱的麦琪里，可是这个家已不再属于他们——这家人的梦，被夺走了。

红卫兵抄家的几天后，年轻的陈忠道踏着自行车去了工作的纺织厂，把金条藏入他丢在公用宿舍的那件脏兮兮的灯芯绒工作服里。回到家，他和母亲以及哥哥姐姐们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拥有大量黄金在当时是非法的，红卫兵迟早会找到陈忠道工作的地方进行搜查，逮捕、监禁甚至处决他。一帮笨手笨脚的年轻人主导的搜查或许不过像是一出滑稽剧，但的确有些人家因为没能掩饰与“四旧”之间的联系而受到巨大冲击。住在麦琪里的著名沪剧演员筱爱琴就被红卫兵定为打击目标，不断在公共场合受到羞辱。在连续遭受迫害两年后，她投入黄浦江自尽。陈忠道的母亲让他去距离静安寺十个街区远的中国工商银行。那是个炎热的夏日午后，他排着队，手里拿着用报纸整整齐齐包好的三根金条。轮到他时，他紧张地把金条递给柜员挨个称重。他记得银行柜员给了他一张回执，说他随时都能取回这些金条。

三年后，“文化大革命”渐渐平息，陈家觉得是时候再去趟银行了。陈忠道拿着回执骑车去了那家银行。“对不起，”他记得柜员这么对他说，“我们不能把金条还给你。私人持有黄金是违法的。”

柜员按照银行的黄金估价给了陈忠道2 900元人民币，估值是当时国际黄金市场价格的六分之一。陈忠道没有提出异议，毕竟这笔钱在当时也不算是小数目；更何况他刚刚还在一家国有银行里，被告之不要违法乱纪。他想起那些被带走的邻居们所受的惩罚，赶紧把现金塞入口袋，咬着唇走出银行大门，闷闷不乐地骑着自行车回到了麦琪里。

“我当时太天真了，”“陈市长”一边对我说，一边想着那些金条，“我太年轻，太天真。”

我们俩坐在麦琪里对街社区中心的阅览室里。我的第一次造访给保安带来了很多困扰，因而被严令禁止踏入该地块半步。没事儿，反正从我的卧室可以清楚地看到那块土地上日常发生的一切。

几十张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海报从麦琪里的围墙上被扯了下来。2010年10月举行的世博会闭幕式上，副总理王岐山告诉观众，这次活动的座右铭将代代相传。“我坚信，‘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愿景将成为现实。”他自信地宣告。

次日早上，上海被雾霾完全吞没，距离我卧室窗户一公里处的高楼突然集体消失在浓浓的尘霾背后。世博会召开期间，建筑工地停工，处于上风口的农村农民被禁止焚烧稻壳，重型卡车更是严禁进入城市。在为期六个月的活动期间，上海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90%。以上种种措施一旦废止，上海的空气立马回到多沙、污染的状态。

在麦琪里，动迁人员走访了“陈市长”和他的妻子谢国珍（音译），以及其他四户仍住在半拆状态房子里的人家——总共约有几十口人。上一次的拆迁最终以纵火、谋杀和监禁收尾，距今整整过去了五年。而这一次，他们有备而来。区政府下发了通知，他们带着由地方法院签署的动迁令。

现如今，陈忠道早已谙熟强制动迁的相关法律，毕竟，他还是麦琪里的“陈市长”。他知道，像这样的文件如果要合法地强制执行，必须公布并递送给每个居民，而不是让动迁人员转交。

动迁人员对于“陈市长”的解释置之不理。一天，他们带着长柄大锤回到麦琪里。“陈市长”对此早有准备：他从厨房取出一个液化气罐，在阳台上对着楼下的人喊话。“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想要把我从家里带走，我就把液化气罐绑在身上，和他们同归于尽，”陈忠道对我说，“我告诉他们：‘我六十岁了，你们才四十多。你们有家庭，有孩子，有大好未来。我不怕死的。’”

动迁人员再也没来过。

区政府把麦琪里改划为“公用”土地，这意味着日后这一地块可以用来建设公园、学校、医院、政府大楼或任何以服务公众为目的的项目，但不能开发商用或住宅地产。

然而，对于这一土地性质划分，没有街坊邻居真把它当回事。麦琪里恐怕是上海最有价值的未开发地块。正如一个开发商告诉我说，这块地太值钱了，不可能建公园或学校。而区政府完全等得起：2003年至2013年，上海房价以每年14%的增幅快速攀升，这一地区最豪华的公寓每套售价已经飙升至数百万美元。

“陈市长”在意的是：要么那些官员遵守最初的承诺，同意让他们回迁原址；要么补偿足够，让他们能在附近置业安居。“允许土地转售在技术层面是非法的，”“陈市长”告诉我，一边拿给我看有关个人权益的法律文件复印件，“根据政策，我们有权回迁，但在现阶段，这显然行不通。某些官员正坐等房价飙升，所以暂时不愿有进一步的动作。”

我翻阅了社区中心阅览室中及膝高的桌面上的各类文件。大部分的警方报告距今有十年之久。“居民抱怨有石头砸坏窗户”，“居民抱怨电源被切断”，等等。

摆在眼前的是一段有记录的动迁滋扰史。我脑子里忽然像有什么搭上了线：汇贤居恰好建于十年前。造访麦琪里时，我曾告诉“陈市长”和老康，自己就住在对街，能够从窗户里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房子。“能看到这么棒的景色，可得感谢我们呀！”老康当时笑着说。

“汇贤居那块地上以前是什么？”我问“陈市长”。

“就是几条弄堂，住的都是平常人家。那里不属于麦琪里，房子没有我们的好，”“陈市长”告诉我，“当年动迁时也死过人。”

“发生了什么？”

“我听说那个人是在街上做小生意的，他家就挨着做生意的地方。动迁队到他家时，他把汽油淋在身上，跟一个动迁队员紧靠在一起，然后点燃了一根火柴。”

“陈市长”告诉我，这个动迁队正是频繁骚扰他并烧死他邻居的同一帮人。

“我忘了那个人的名字了，但我有他老婆的电话，放家里了。我会给你找出来。她到现在还在上访呢，”陈告诉我，“我们这块尽是这些破事。”

政府是土地的所有者。自“文革”结束后，中国政府逐渐赋予个体更多的财产所有权。如今，他们可以购买房屋的七十年使用权。他们被称为“所有人”，即便事实上国家才是最终的土地所有者。

因为拥有这份所有权，每年人们对于个人合法权益的维护愈发强势。2011年，中国国务院颁布了一项规定，地方政府不再有权强制老百姓搬离家园，除非该地块被用于公共服务建设。国务院同时出台了细则，明确规定了强拆补偿等具体事宜，要求地方政府以市场价值向财产所有人补偿国家的征用。

这是历经多年财产所有人和地方政府长期暴力对峙后，国务院出台的规定。中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地方政府事实上成为了地产经纪，他们从居民处征用土地，再转卖给开发商，以此获利。截至2013年，平均来看，中国地方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来自这类土地拍卖。

“一般情况下，政府不应从土地交易中获益，”上海著名的财产权律师王才亮（音译）曾对我说过，“政府的职责仅限于土地管理，而不是做生意。”

然而，多年来，某些地方官员早已成为中国最精明的商人。他们征用居民土地并拍卖给出价最高的开发商，开着黑色奥迪车，出入于蔻驰、路易·威登等奢侈品店，忙着给配偶或情妇购买手袋。每当我进行有关土地强征的调查时，居民们总会把面临的困境归咎于地方官员的腐败，他们坚信，中央政府还是好的。“要是北京的高层知道底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总是这么对我说，“一定会制止这种混乱的局面。”

对此，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
(1)

北京办事处的国际财产权律师组律师李平表示：“大部分税收——通常超过70%——直接流入中央政府，没有留给地方政府多少收入空间。”

李平是中国最著名的财产权专家之一。中国国务院在起草新法律条文时曾征询他的意见。李平认为，地方政府如此热衷征用土地，是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大规模创收手段，只有充裕的财政收入，才能保证更好地在任期内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他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一方面，允许地方政府开征房产税——和西方大多数房主不同，大部分中国人无需每年为房产交税；另一方面，进行市场化改革，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从2014年起，有部分中国城市开始试点这一举措。

以当下地方政府的征地速度，是时候有所行动了。李平估计，截至2013年，地方官员非法强征了至少四千万中国人的土地。“根据目前征地的速度，每年都得在这一数字上新增三百万人，”李平说，“如果赔偿不合理，那就意味着中国每年都会新增三百万个异见人士。”

席国珍（音译）便是这三百万人中的一员。“陈市长”跟我讲过她丈夫与动迁人员同归于尽的故事。正是在麦琪里对街，即我现在居住的地块上，他给自己的生命划下了可怖的句点。

“席”的发音和英文中She很接近。我见到她时，她刚从北京开来的高铁上下来。长期的上访生活对她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在过去的六个月中，这名六十一岁的女士说，她曾被拽着头发拖行，被安保打过数次，其中还有一次被打断了肋骨。她体重超标，棕色眼睛下挂着重重的眼袋。

席女士曾是长乐路某条小弄堂里二楼公寓的业主，离我现在住的公寓隔着几栋楼的距离。她在那套公寓里长大，成人后和丈夫一同住在里面。她的丈夫名叫朱建忠（音译），瘦高个，娃娃脸，戴着眼镜。夫妇俩有个儿子，他们在家里开了缝纫铺。“我丈夫会裁衣服，我会做各种缝纫的活计，”她对我说，“这附近都知道我们。”

数以百计的家庭居住在这个单方块格的街坊里。他们的公寓不如马路对面的麦琪里那么体面；通常情况下都是一大家子住在几十平米的空间里，带一个小厨房。沿着弄堂没几步就是公共浴室。

1992年，区政府把这块土地拍卖给了亚洲首富李嘉诚名下的地产开发商，开发商负责建造我现在居住的综合住宅区汇贤居，以及位于CK三明治店对面的世纪商贸广场。李嘉诚的公司同城开集团的动迁人员合作，委托后者协商谈判里弄居民的安置问题。事实上，也正是这同一批人后来在经手麦琪里的动迁时，杀死了一对老年夫妇，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开发商给居民提供了一笔安置费和一套距离上海市区一小时车程、贴着农田边上的新住宅区里的小公寓。大部分居民接受了这笔交易，城开集团开始拆除腾空的房子。但席女士和她的丈夫坚持不搬。她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和丈夫一起做点街坊邻居的小生意，所有对他们而言重要的人都住在附近几步之遥。她这么告诉动迁人员，如果要我们搬，就在附近给我们找套房子。直到1996年，他们还是留在弄堂里的最后几户人家。

1996年10月17日早上，席女士正从菜场步行回家，抬头看到六名动迁队员正往他们家阳台架扶梯。她大声叫唤她的丈夫，有人一把拦下了她。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把她强行拽上了一辆车，弄折了她的手指。她丈夫听到外面的扭打声后，赶紧跑上阳台，但为时已晚。几个男人顺着梯子爬上了他们的公寓。他们把他推到屋内，席女士一边眼睁睁地在楼下看着，一边跟动迁队员扭斗。屋内传来了尖叫声和打碎东西的声音，几分钟后，大量玫红色的浓烟从阳台窗户滚滚涌出。动迁队员从大楼里走了出来，但没有朱先生。紧接着，整栋建筑完全被火舌吞没，只留浓浓黑烟，在长乐路围观众人的头上高高升起。

警方报告指出，席女士的丈夫往自己身上倒了用来去除客人衣服污渍的香蕉水，点火自焚，还连带烧伤了动迁队员。席女士拒绝相信这种说法。“他不会想死的。我觉得，一定是这帮人打伤了他，甚至打死了，”她说，“然后他们放了把火，想要掩盖这一切。”

火情过去后，她被带到一家旅馆，关进了小黑屋。晚上，城开集团派来的一个高个子打开了房门。“他说：‘就一会儿，你丈夫人就没了。’”

席女士冲他大喊大叫，指控他的队员杀害了像他们这样的老百姓。

“他打断了我，”她说，“问我：‘你们家有什么背景吗？你在上面有什么说得上话的朋友吗？老百姓嘛，跟蚂蚁一样，一碾就死。’”

这个负责城开集团协调动迁工作的男人叫杨孙勤，席女士后来得知，他因成功动迁而受到赏识和提拔。九年后，杨孙勤将街对面麦琪里的一对老夫妇活活烧死在床上，被法院处以死刑。

为了补偿席女士丧偶失家，区政府分给她一套离家不远的小公寓，还在黄浦江对岸的浦东新区给了间商铺，供她出租补贴家用。随后，警方请她在一份文件上签字，确认收到了相关补偿，但她拒绝了。这么做就等于认同警方报告中对于这一事件的结论。她告诉警官，她不会放弃，除非他们再次立案调查。

席女士估计，从那时起她去警局跑了不下百次，希望能再次调查丈夫的死因，但没有得到正面回应。为此，她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上访生活。

她毅力惊人，但似乎并无成效。为什么要坚持？道理她早就明白，只是从未停下脚步去好好思考。“我丈夫的灵魂还在那儿。如果我放弃了，那么他们就赢了，就可以尽情嘲笑我们。我是为他的灵魂而战。”

“你丈夫如果看到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他会怎么想？”我问道。

席女士想了想：“他要还在的话，估计会劝我放弃。”她承认：“有时候，晚上做梦，我会梦到他恳求我放弃。但我不会这么做的，我不想让他失望。”上访者中的很多人，都抱着这样坚定的决心。

我在中国从事新闻报道的这些年，陆续采访过一些上访者。当我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上海的朋友们听时，他们总是摇摇头，仿佛这些人给了国家难堪。在他们眼中，上访者大都是绝望、贫穷且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普通人，同现实生活有轻微的脱节。在一个崇尚以务实手段解决问题的文化中，上访者们的这种精神，并不能为绝大多数人所理解。

有时候我发觉，自己也对上访者抱有相同的成见，即便我很清楚这样的评价对于这些人而言实在太过严苛。尽管他们大多站在道德立场上孜孜以求，但我认识的很多上访者，似乎都患有某种社会功能障碍，并伴有心理失衡。他们意欲纠正某些社会谬误的愿望，反而常常显得不可理喻。和现实作对，几乎从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就好比逆着激流游泳，通常总落得个溺水而亡。像CK和赵女士这些长乐路的邻居们之所以能成功地在体制中畅游，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从不会任凭水流将其卷入不知深浅的水域。相反，他们顺水流小心翼翼地向前滑行，即便水流最后把他们带到边缘地带，他们也不会和这股蛮横的原始力量作对，而是想办法自己闯一条路出来。

席女士的丈夫被烧死的那年，他们的儿子伟奇（音译）十岁。当他了解了事情始末后便不再开口说话。席女士记得他凝视远处的样子。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天，她发现伟奇将额头抵在旅馆房间的墙上，捏紧拳头不断砸墙。“他就这么一遍遍地用拳头往墙上抡，”席女士对我说，“砰——砰——砰——，怎么都不愿停下来，指关节砸得血肉模糊。”

席女士说她儿子的性格从那时起发生了永久的转变。父亲去世前，这孩子性格外向、爱说话，是个天生的领导者。放学后和弄堂里的孩子一起时，总是由伟奇组织大家玩弹珠或追人游戏。父亲去世后，他变得羞涩、严肃、容易紧张，更愿意独处。

那还是十八年前。我几乎不太敢问这孩子后来的发展。“哦，他在美国读书，”席女士说，“在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于是她又重复了一遍：KangNai Er。我翻来覆去念了几遍，灵光一闪的瞬间深深地击中了我：康奈尔！

我在中国住得越久，就愈发意识到，每当一个悲伤的故事把我对这个国家未来的忧虑拉到历史新高后，总有像伟奇这样的人出现，重振希望。伟奇的故事本身，就包含了对立的两极。

我俩是通过Skype见的面。那是一个工作日的晚上8点，他在香港一家银行的办公室里和我通话。他完成了博士论文，之后选择了一份离他母亲较近的工作。网络信号不太通畅，他的脸常常凝在屏幕上一动不动：一张胖鼓鼓的脸上，眉毛挤作一堆；镜框下的眼睛眯成一条缝，眼睑似乎始终紧绷着，仿佛对他所听到的任何东西都抱持着审视的态度。我们用英语对话，他小心翼翼地选择措辞，说话节奏缓慢而从容。他很理性，也很好奇，在回答我的同时也向我提出了很多问题，而且从来没有任何情绪化的反应。他让我想到《星际迷航》里的史波克先生。

伟奇告诉我，在长乐路安静的小弄堂里长大就如同生长在农村，所有的生活都局限在前后两个街区的范围内，附近所有人都对你家的情况了若指掌。八岁那年，他第一次离开了小窝。那是1994年，上海的第一条地铁线刚刚通车。在离他家一个街区外设了一个地铁站。伟奇觉得，用一个字就能高度概括第一次搭乘地铁的经历：人。他说：“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在这么小的空间里看到过这么多人。”伟奇人生中曾有这么一段短暂的时光，被妥妥地隐藏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里人口最密集的大城市中心的一条弄堂里，而那一次，是他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上海的巨大无边。“我紧紧抓着爸爸的手，太怕走丢了。”他说。

上海地铁刚通车那会儿，有两种不同类型的车票。买1元票，你可以获得一趟地铁乘坐体验，但必须在进站的同一站出站。伟奇的父母买了2元票，这样他们就能在别处下车。

他们去了莘庄——开发商将要安置他们的地方。那里是地铁线的最后一站，车程约需四十分钟。“当我们从地铁站走出来后，发现周围荒芜一片——没有住宅楼，没有商店，什么都没有，”伟奇告诉我，“路刚刚铺好，四周全是农田。我们立马就知道自己不想搬去那里。”

伟奇说，弄堂里的生活简单而快乐。他们很穷，但其他人也不富。当时是19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还没有进入快速腾飞期，但空气中弥漫着乐观积极的氛围。“那时候不像今天这样阶层分明。每个人都在向前看。”

伟奇说，他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他成长的环境从来没有让他感到丝毫压力。他是弄堂里的孩子王，每天弄到很晚，不是在学习，而是在弄堂里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捉迷藏。他父亲工作勤奋，但对他并不严厉。“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语，‘慈母严父’，这是典型的中国式家庭，”伟奇在Skype上告诉我，“但我的父母恰好相反。母亲对我一直是高标准严要求，而父亲更像一个朋友。我同龄人的父母可不会这样，他们更像是孩子的指导员。”

伟奇常常和父亲一块儿看美国情景喜剧《成长的烦恼》，这是当年电视台播放的为数不多的美国电视节目。“我父亲和那部美剧里的爸爸有点像，”他对我说，“他的风格更接近外国人养育子女的方式。”

伟奇在香港的瑞银工作，负责分析二级市场。“工作很无聊，但薪水很高。”他说。

伟奇的叔叔阿姨都是上海富商，他们借钱给伟奇，供他就读美国的常青藤大学。伟奇的博士论文主要研究人们如何应对经济危机。他根据1984年和2008年两次美国经济危机发生后人们的行为模式进行建模，这一金融行为模型或许会在未来的危机中得到印证。

他的母亲告诉我，自从父亲过世后，儿子就一心扑在学习上。“他想好好学习。每次我拖着他跟我去政府上访，他都会哭，我就没再坚持。他宁可好好读书。他跟我说：‘妈，我能靠知识改变我的命运。’他很早熟。”

那段时间，伟奇的母亲一次次踏上往返北京的上访之旅，而他则一个人留在政府安置的小公寓里，独自过夜，做饭，早上自己起床去上学。爷爷奶奶对他母亲的固执非常生气，怪她把伟奇一个人留在家里，但伟奇从来不曾为此而沮丧。“多数时候我都站在她那一边，最要紧的原因是我认为她做得对，”伟奇对我说，“我觉得这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追求。它成为了她人生的任务、唯一的目标，甚至是宗教般的信仰。如果我阻止她，或者对她所做的提出异议，她会完全感到迷失，也会非常非常悲伤。我是她唯一的儿子，如果我不支持她，我无法想象这会给她带来什么样的打击。”

伟奇更担心的是母亲的健康和生活状态。“现在健康状况或许还算可以，但五年后如果她还这么坚持，能撑得住吗？得定个期限，让她停下来，回归正常的生活。”

伟奇所能做的，只是希望她通过自己的方式同他父亲的死和解，然后继续好好生活。在此期间，伟奇会尽一切可能确保她的安全，并全心全意地支持她。“我曾读过一个关于飞机失事的故事，”伟奇对我说，“是个日本人；他妻子在飞机上。飞机在大洋上坠毁，他就这样失去了妻子。这个男人花了好几年学习潜水。即便知道找到她的希望渺茫，但他仍然每周末到飞机坠毁的海域潜水。他说他永远不会放弃。我妈妈的故事跟这很像。”

我问他是否还会回长乐路。“不会。那里发生了太多事。”他对我说。

他问我长乐路现在是什么样子。我跟他讲起如今麦琪里变成了一块空地，也跟他讲起这条街上每个月都有针对外国外派人员和有钱人的新餐厅开张。我同他聊了聊我认识的店主们：CK，赵女士，还有冯叔。

“听上去整个街区变了很多，”伟奇说，语气疏离，“没剩多少本地人了，对吧？”

“没多少了。”我说。

中国城市的大部分地方都经历了相同的命运转折。短短二十年间，过去如村庄格局般的街坊邻里变成了一栋栋像汇贤居一样缺乏人情味的公寓大楼，邻居间互不熟识，形同陌路。高速增长的经济使人们有钱在街上新开的西班牙餐厅用餐，但同时也带给他们更多的压力，让他们变得脾气暴躁，并对人抱持重重的警惕心。

“说老实话，作为这个街坊的一名老居民，我感觉自己和过去的那个家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了，”伟奇对我说，“过去的邻里、过去的商店、过去的记忆都不复存在，完完全全被一个有外国人居住的街区取代了。这一切让人有些伤感，我觉得。”

我就是他口中那些外国人中的一员。就在每晚我哄儿子睡觉的楼下不远处，伟奇的父母也曾这么哄他睡觉。和他通话期间，我所在的正是他失去家和父亲的地方，而我的孩子们，把这里叫做“家”。“是的，”我对着电脑屏幕上伟奇的数字影像说，“确实挺让人伤感。”

一个月后，我们在长乐路上见面了。那是个明媚的大风天。风从南面吹来，带着丝丝暖意，无污染的空气昭告春天的到来。

伟奇穿着黑色羊绒毛衣和卡其裤。我们坐在世纪商贸广场前的长凳上，这栋商务大楼位于CK咖啡馆对面，就在我住的汇贤居后面。

那天是假日的周末。本地人都离开了城区，街上车辆寥寥无几。北徙的小鸟停在树上，叽叽喳喳欢叫不停。长凳离伟奇过去的家只有三米多的距离。

伟奇把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上，抬头凝望世纪商贸广场的钢筋玻璃大楼，又打量了一番汇贤居，一边看一边不自觉地摆弄起鞋带，想要确认自己所处的位置。

“我唯一认得出的就是那边的招商银行大楼，”他说，手指着身后一栋脏兮兮的紫白小方格建筑，典型的中国1990年代的建筑，“我们走之前，那楼刚刚造好。其他的都大不一样了。”

我们见面的前一天是清明节。伟奇从香港飞回上海，陪他母亲过节。娘儿俩坐了半小时火车，到苏州去给伟奇的外公外婆扫墓。整个下午，他们将食物一样样在墓前摆放整齐，还烧了纸钱。

当天早上的早些时候，他们在上海公寓楼下的人行道上，为伟奇的父亲操办了相同的祭扫活动。稍显尴尬的是，父亲的骨灰至今还存放在一个木盒中，摆在他母亲的公寓里。他母亲拒绝为他下葬，除非政府同意重新调查死因。“我们简单地在木盒两边各点了一根蜡烛，把父亲的遗像裱了框放在中间，”伟奇对我说。

1996年伟奇的父亲死后几天，骨灰盒被交到他母亲手中。他们没有看到遗体；火化后的第二天，一位警官找到男孩和他妈妈，给他们看了遗体的照片。“实在太可怕了，”伟奇说，“我简直不敢相信那是我爸。我唯一能想到的是那天火势一定很大。你完全无法分辨哪里是脑袋，连头骨都不剩。整个人被烧成焦炭状，还有点发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能从眼睛中看到一点蓝色，就是这样。”

伟奇和他妈被安置在南边的一家旅馆里长达十个月。期间，伟奇没法上学，因此错过了几乎整个四年级的课业。那一年，他患了失眠症。睡着时，他总会反复做同一个噩梦。“我在一条轨道上，铁轨，无止无尽。我在跑，不断往前跑。然后，有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一团非常可怕的黑色物体对我穷追不舍。这梦非常、非常抽象。”

将近一年后，他回到学校，读五年级。每天早晚，都由政府派车接送他在学校和旅馆间往返。

“返校的第一天，班里的同学们分成两组，各自站成一列，”他说，“鼓掌欢迎我回来。”

伟奇回到学校，变得沉默寡言，他拉下了整整一年的学业，必须竭尽全力追赶。到初中快毕业的时候，伟奇在学业上赶超上来，恢复了自信。他的母亲也慢慢从伤痛中缓了过来，即使她仍频繁地前往北京，希望有人对她丈夫的死因展开调查。

读初中时，有一天晚上，警察敲响了伟奇家的门。当时只有他一个人在家，母亲已经离开了好几个星期。他刚给自己煮了碗面条。他估计门外的人是来找母亲的，所以没有太在意，开始吃面条。警察更猛烈地敲门。没有回应。最后他们撞开了门。他们在餐桌边找到了受惊过度的伟奇。他们递给他一份文件，文件写明他母亲此刻被暂扣在北京。他们让他在文件上签名。“我母亲告诉我，警察给的任何文件都不要签，所以我拒绝了。”伟奇说。

警官们又一阵风似的冲了出去，把男孩一个人留在了没了大门的公寓里。十四岁时伟奇失去了他的父亲和他的家，现在，母亲也将从生活中缺席一段时间。没有什么能够再让他感到害怕了。他信步走过狼藉一片的家，走过赤裸裸的门口，走下楼，在大街上找了一名杂务工。那天晚上，在他把自己塞到床上睡觉前，一扇新门安装就位。

自从1976年毛泽东去世以来，中国政府的领导人提出了各种口号，并制定大政方针。邓小平的四个“现代化”，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以及胡锦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景。在火车站、机场以及高速公路上，每隔一段便能见到这类标语式海报，大红汉字所阐明的治国观念为下一位领导人奠定了道路。

2013年3月习近平当选中国国家主席后，以一条让人入耳不忘的指导原则重振大众信心：中国梦。它简单，易解，振聋发聩。终于，一条口号能代表背后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发出心声。

2013年3月，习近平作为国家主席第一次发表讲话，对中国梦的内涵进行了阐释：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

习近平同志的政治生涯是从底层官员做起的，后升任地方领导和省部级领导，最后成为了国家领导。如今，是他总结并提炼出一条真正抓住人心的口号的时候了。

我的大多数邻居没有听过习近平的演讲，但我认识的长乐路上的居民都听过“中国梦”。无论是否真的理解其含义，他们都认为这三个字听起来很实在。

“听上去挺不错的，”一天赵士玲在店里边准备花边对我说，“但我不太关心政治，所以不是很了解它的具体含义。”

在麦琪里，“陈市长”把“中国梦”看作一种积极的进步。“习近平刚刚当政不久，但他似乎已经干了很多实事。”他微笑着说。

中国新的物权法让“陈市长”欢欣鼓舞，而新的国家主席有关根除官员贪腐现象的承诺给他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习主席说他会对‘老虎’‘苍蝇’穷追不舍，我喜欢他这个提法，”陈说，“我们周围，显然有很多‘苍蝇’嗡嗡飞个不停。”

2013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我从卧室窗户向外眺望，看到十几个戴着安全头盔的施工人员，正在麦琪里所剩无几的房屋边上挖沟。当天晚些时候，“陈市长”和我通了电话。电话里，他完全没把这当回事。“哦，他们是在安装新的煤气管道，”他说，“旧管道当年被拆迁队弄坏了，有泄露问题。”

他为此感到振奋，并乐观地认为改变不仅仅在北京，更是自上而下穿透到中国地方，震慑着“苍蝇”们为过去的种种违规行为做出补救。

2013年9月24日早晨，“陈市长”和麦琪里其他人一样，在卧室刷牙洗脸，准备迎接新的一天；他的妻子谢国珍正在楼上的卫生间。那是一个灿烂的秋日：天空湛蓝，从东方徐徐吹来的微风将海洋的清新空气送到这座城市。一页洋洋洒洒的稿纸穿过他们家敞开的窗户飘落进来。

就在那时，“陈市长”听到楼下传来一声巨响。还来不及冲到楼梯间，六个男子就从各个角落拥了出来。其中三人冲到面前，扭住他的手臂，迫使他头朝地面。他们用绳子绑住了他的手腕，他大叫着求助。另外三人跑上楼，强行撞入谢女士正在使用的卫生间。

“我只穿着内衣。我大叫：‘这房子是我的！是我公公用金条买来的！你们不能像这样抢了我们的房子！’”谢女士说，“他们看着像外地民工，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其中一个人揍了我一拳，然后捂住我的嘴巴，不让我发出声音。我试图反抗，但他们把我的胳膊反扭到身后，感觉都快被扭断了。”

那些人命令谢女士穿好衣服，把夫妇俩拖到楼下，推出家门。一辆面包车停在门口，沐在清晨的阳光下。他们把夫妇俩推上车，拉上车门，经过小区保安，开上了大街。这是这对夫妻最后一次见到他们的家。麦琪里将在那天结束前完全拆除。

我错过了这场拆除行动。当时我在美国出差。醒来后，我读了助手发来的电子邮件，向我解释发生的一切。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闪电行动，她写道。动迁队把“陈市长”及他妻子和邻居们赶出家门，关在几个街区外的一个院子里长达八小时。在这八小时里，挖掘机把他们的家全部推倒。

几天后我回到家，从卧室窗户向外看，原本稀稀落落散落着几户人家的土地现在成了一片真正的荒地。放眼望去，数堆石库门房子大小的瓦砾，罩在亮绿色的网下。为了让大型设备通过而毁坏的墙体早就修复一新，几乎看不出几周前还有人居住的痕迹。

第二天，我在几个街区外一家破旧的小旅馆同“陈市长”和谢女士碰了面。他们穿着一模一样的蓝色衬衣，看上去像是囚犯。儿子给了他俩每人一件工作服，因为他们没衣服可穿。两人看上去非常糟。睡得不多，眼袋很深。八小时过后，谢女士被送去了医院。她本就饱受结肠癌的病痛折磨，那天早上发生的事情带来巨大的压力，使她出现了呕吐和晕厥的症状。待她苏醒后，又有心脏病发作的迹象。动迁队支付了医院账单，也为他们在旅馆的住宿埋了单。

我坐在床沿，拿出笔记本。事情过去了好几天，但当我开始提问时，他们轮番抢着说话，一个比一个更大声，仿佛一切历历在目。“我活了七十三年，从来没有比那一天更没尊严了，”谢女士告诉我，“他们不把我当人看。他们绑架了我！把我扣押为人质。简直不可想象。这是黑社会才会做的事情。他们就像强盗一样。”

谢女士擦了擦眼睛。她给我看了眼手臂上的紫色瘀痕，是那天早上那些男人抓她的时候留下的。“陈市长”告诉我，他们一整天都被关在院子里，直到儿子带着律师出现才被允许离开。

傍晚时分，他们回到麦琪里。保安人员不予放行。夫妇俩的床被放在人行道上，一个人坐在上面休息。另一个人则躺在一张红木椅上，椅子也是从他们家抢救出来的。他们的其他财产踪迹全无。动迁队员告诉“陈市长”，一些物品被移到了仓库，另一些则随着房子的倒塌消失无影。那我们的现金和珠宝呢？“陈市长”问他们。他有数千美元现金和不少黄金和白银首饰，传家宝也藏在卧室里。工人们说不清楚那些东西的下落。

这场拆除行动是否合法尚不确定。区政府的官员对他们说，这块土地将用于公共建设，因此在中国的法律框架下，允许强制搬迁。然而，动迁队用于清空土地的手段呢？在强制动迁的情况下，地方需要提前通知居民本人，给他们足够的时间转移财产。而他们没有收到任何类似通知。“他们像强盗一样席卷了我们的弄堂，”“陈市长”对我说。

无论合法与否，麦琪里都已经没了。

(1)
Landesa，国际非营利组织，致力于通过保护世界上最贫穷地区的土地权利消除全球贫困。——译者

10　逃离

长乐路682弄70号

周五晚上，长乐路和富民路的交叉口。在这个夏日的夜晚，两条马路都没有辜负各自的美名。有钱的外国人和中国人从迪厅跌跌撞撞出来，在热闹的人行道上晃荡。

几步开外，人们纷纷向耍把戏的猴子投掷硬币，它的主人——一个邋里邋遢、胡子拉碴的胖男人——把钱收拢塞进口袋。

在归属徐汇区那一头街边歇息的，是我新年没回家的伙伴，张乃孙。他坐在一袋回收破烂上，抿着一个外国人刚给他的喝剩的喜力啤酒。我停下来和他聊天。当时是8月下旬，他告诉我，他刚从河南休完暑假回到上海。他把自己重新弄得破破烂烂，面前摆个讨钱用的盒子，里面装着各色纸币硬币。

随着夜幕降临，长乐路的其他路段沉静下来。六个街区外，赵士玲关门打烊，正准备上床休息；第二天她要早早起床，接收鲜花批发商的发货。四个街区外，冯叔和傅姨在街边厨房后的小房间里酣睡。一个街区外，CK在“二楼——你的三明治”里边喝着进口啤酒，边和朋友谈论佛教密宗。

但在灯红酒绿的这一角，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场面热闹到快赶上林林兄弟
(1)

的马戏团表演。不一会儿，表演更加完整了：一帮飙车族也来凑热闹。二十多辆哈雷摩托车浩浩荡荡驶来，隆隆的轰鸣声在这个闷热的夜晚久久回荡，震耳欲聋的活塞点火声随着车子的行进此起彼伏。机车排成一列依次爬上街沿。那只猴子急匆匆地让出道来。他们骑车经过老张面前，老张抱拳问候，希望换得几枚硬币的施舍。

这群人把摩托车停成一排，有几个人最后一次轰响了油门，向耳背的人宣告他们的到来。如果说长乐路有一角能够吸引“地狱天使”
(2)

，那必是酒吧和有着户外卡座的墨西哥主题餐厅。然而这群人阔步走过酒吧和餐厅，转身进入一家卖咖啡豆和茶叶的店里，一路上赚足眼球。等到再现身时，他们手里端着泡沫丰富的拿铁和卡布奇诺，坐在户外桌边小口啜饮。

这是一个由企业高管和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组成的摩托车骑行组织。他们每周五晚上在这儿聚一聚，边喝咖啡边谈生意，并一起规划公路旅行。“就我们这帮人，很可能认识这座城里的每一个人。”其中一人吹嘘道。

这帮人占了五张户外桌椅，而他们的装备（头盔和皮夹克）堆满了第六张桌子。他们高谈阔论，言谈甚欢，时不时瞅一眼那些举起手机拍摄机车的年轻人。“有一个周五晚上，因为下雨，大家都开着轿车过来聚会，”他们的头儿用手向我示意了排得整整齐齐的机车，对我说，“那里停满了宾利、法拉利和路虎。”

这些人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年代。国家正从一片灰烬中慢慢重建，一个叫邓小平的身材矮小的领导人鼓励国民们出门挣钱。他当时有句名言从1960年代起就广为流传，那原本是四川方言中非常务实的谚语：“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经过他的引用，“姓资姓社”的争议被暂时搁置一边。

而这些身着皮衣的大企业家们都抓到了“老鼠”。陈俊（音译）的工厂制作名牌服饰；托尼·唐是个钻石批发商；弗兰克·朱拥有一家羊绒毛衣公司；温斯顿的公司负责运送煤炭；一个姓撒的台湾人在津巴布韦拥有一座金矿。他们停在富民路上的那一排摩托车，很好地彰显了他们的身份地位。在美国，一台哈雷摩托车起价8 000美元。在中国，同样的款式起价2万美元，最贵可卖到5万美元，另外还需要额外支付1万美元左右的牌照费。

弗兰克·朱——一个顶着一头蓬松卷曲黑发、笑得合不拢嘴的五十二岁男子——用手机向我展示了一组哈雷之旅的照片，他刚刚骑车穿越了西藏和新疆地区。其他人则向我展示了他们骑车环游蒙古和东南亚等地的照片。在过去八年间，中国铺设了五万多公里的高速公路，这是自美国五十年前建成州际公路系统后投资最大的道路建设工程。第一次，上亿中国中产阶级开着他们的第一辆车翻山越岭，探索广袤大地，加深着对国家的认识。

这个探索的时代带来了新的自由意识。“城市生活有时候太过压抑，令人沮丧，”哈雷车主杰里·宫喝着浓缩咖啡对我说，“你总是被困在局促的空间里。摩托车既没有顶也没有窗，它给我自由，唤起我对生活的热情。”

我想到住在这条街上的那些朋友们。我想到王明和四十年前他抛下的那个家；在那个时代，搞市场经济的下场是去劳改农场，而不是收获哈雷这样的高端玩具。

杰里抿着咖啡，我在一边细细观察他。他眼神机警，微微不安地笑着。但在这群皮具加身的朋友当中，他显得非常平静。我问他是干什么的。他嘴角露出一抹僵硬的微笑。

“我是造监狱的。”他说。

1957年，他们在这个街区逮捕了一名资本家。警察从红色宣传板前走过，敦促邻里们扫清右派。他们一路走到工厂经理王明家门口。在我写字桌上那个鞋盒里的信件讲述了接下来的故事：警察逮捕了王明，把他从他妻子、六个女儿和还未出生的儿子身边带走。几个月后，一名法官判处他在三千多公里外青海的一处劳改农场接受十五年劳动改造。他被指控搞资本主义。

我翻了翻信堆，从里面抽出一封回邮地址为德令哈劳改农场的信。那是王明写给他的妻子刘淑云的。

我打开了信。日期是1968年3月14日。在宣纸的右上角印着一个红框，里头印着几行简体字：

毛主席语录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

———《两个中国之命运》

信用繁体蝇头草书写就，笔迹无可挑剔。

刘女士的丈夫王明在劳改农场里服役了十年，还剩五年刑期。七年前刘女士就不再给丈夫写信：当地的警察因为她和“坏分子”之间的联系总是找她麻烦；在学校里，有些同学甚至老师也会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欺负她的孩子。

不过王明依旧持续给家里写信。我手中这封是写给他父亲的。信的第一行内容就跟那个时代格格不入：王明称其为“父亲大人”。王明的父亲在1968年5月24日的回信中批评了儿子的错误：

你对我用“大人”这样的尊称。现在是“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是破除“四旧”的时代。下一次写信时，叫我们父亲或母亲就可以了。你要努力学习，端正思想，多多钻研《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语录》（西方称之为“小红书”）很快成为有史以来印量最大的书籍之一。无论是中国的老人还是学龄儿童，都对书中的段落烂熟于心。

在长乐路家中，刘妈妈几乎没什么时间背诵语录。除了要照顾六个孩子，她还在附近的箱盒厂做全职工。

1968年，大姐和二姐双双从高中辍学，到纺织厂工作。三姐、四姐、五姐和她们的小弟弟雪松还能享受上学的奢侈。

“他们都是积极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王明的姐姐当年晚些时候写信称，“他们努力学习、热爱劳动。”

孩子们的营养不良问题已经解决，看起来“健康、圆润”。

小雪松，她写道，已经长大了，能读懂爸爸的来信了。

在三千多公里外的德令哈劳改农场，王明参加了各种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和自我批评交流会。经过长期改造，犯人们已经习惯了从自己思想深处挑出反革命的念头。

劳改农场也采用了其他方法改造思想。在1969年1月14日的一封信中，王明抱怨流感和胃胀反复发作，这是营养不良的病兆。他的板寸头灰发点点，早年健硕的身躯只剩一副皮包骨头。但劳改农场的医生并没有提供什么治疗，而是给他注射了一剂麻醉药。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老医生给我治的是‘思想问题’，”王明写道，“我的胃病一直没好。我有时候会在星期天玩会儿扑克，最近还赢了一张邮票。那天我吃得很开心，胃就没什么问题。那真是美好的一天。”

最后，他发现了自己得胃病的根本原因，并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进行了自我治疗：“首先，我孜孜不倦地研读去年发表的《打击私有化，批判修正主义》一文……”

王明用毛泽东针对家庭在共产中国所扮演角色提出的相关论述在结尾处进行了升华：“过去，我们养儿是为了防老，”王明在写给他叔叔的信中评论道，“但现在，我们养儿是为了防止修正主义思想。过去，我沉迷于‘家庭幸福’的传统观念，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一旦尝过毛主席伟大思想的甜头，”王明总结道，“我就再没犯过胃病。”

“然而，主席的思想是否已经坚定地深深嵌入我的脑海？”王明在信中自问，“不一定。有时候，旧思想不请自来。因此，我必须深入学习，让这些思想更加深刻地印在我的头脑中。”

读到这些段落时，我很想知道王明内心究竟是怎么想的。他写这些，是想要取悦那些审查信件者吗？还是麻醉后的胡言乱语？他真的认为“毛泽东思想”能治愈他的疾病吗？

曾在德令哈附近的劳改农场度过数十年岁月的吴宏达是这么解释的：那个年代的囚犯，经历了那么多学习小组和自我批评会，大多相信毛主席是神一般的存在。这是个渐进的过程，他说，伴随着情感剥夺、饥饿、疲惫与孤独。

1970年4月17日，在九年的沉默之后，刘淑云终于提笔给丈夫写了封信。她没有解释这么多年没有写信的原因，而是以一贯的方式起头：“来信已收到。”

在信中，她建议丈夫再去咨询下病情。“别拖着，”她写道，“你要尽快治疗，要确诊病因。”

好消息。孩子们都长大了，刘妈妈写道，能帮着照顾家里了。小孩子都长大了，长得比她还高。其中有三个开始工作了。大姐每个月挣36元。二姐和三姐还是学徒，每个月挣18元。四姐刚刚分配了工作，等中学毕业后就去安徽农村。

寄养在别人家的小妹，在农村过得不错，刘妈妈写道。他们的小儿子在读中学，门门功课力争满分。刘妈妈在信里夹了六张孩子们的照片。

王明已经十二年没见过孩子了。他等了将近十年，才等来这封信，从中得知孩子们的健康以及其他。他给刘妈妈的回信里充满了感激，也提出了很多问题。这是唯一一次，王明在信里为发生的一切表示了歉意。

1970年4月26日

淑云：

昨天，我收到了你的信和照片。我很高兴。同时，也让我思来想去，百感交集。昨晚我没睡着，所幸今天这里休息。孩子们茁壮成长，是你日夜操劳的结果，这也影响了你的健康。你看上去老了些。都是我的错。是我逃避了我应该负的责任，让你一个人扛。我只能等，等到重获新生的那一刻，来弥补对你的亏欠。

我一直在看孩子们的照片。脸形还是和小时候一模一样。只有二姐三姐完全变了样，可能小妹也一样。当我看着这些孩子，我的亲骨肉，感觉就像看着一群陌生人。我们的家庭发生了变化。一切都变得更好了。我们的家庭，从寄生虫般剥削他人，变成了如今通过诚实的工作养活自己。

只要每个月你能给我写一封信，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了。如果你实在有困难或不方便写，就请孩子们替你。如果有小妹的照片，请寄一张给我。也请再给我寄两张过去拍的照片，比如我在时的全家福。苦闷时，我可以一遍遍重读你的来信，仔细看看照片。这对我健康有益。希望你能理解。

——王明

随后两人的通信激增，由此看出，夫妻间的互动关系发生了变化。刘妈妈写信给丈夫时，带着身为人母的自信，作为一名母亲，她独自抚养六个孩子长大，不仅熬过饥荒，也顶住了周围的威胁恐吓。如今，孩子们纷纷踏上工作正轨，唯一的儿子，也在接受更高一级的教育。事实证明，刘女士是一位坚强而能干的母亲，又当妈又当爹。

“文化大革命”要求人民抨击儒家传统，但刘妈妈面对的现实不容她有其他选择。母亲当家，孩子们越大就越会对父亲心怀怨怼。

1970年代初的几十封信显示，相比丈夫，刘妈妈对家庭事务具有更大的发言权。大姐临近婚龄，通常这个时候，会由父亲出马为成年的子女们选择门当户对的亲事。在1971年的一封信中，刘妈妈让丈夫放宽心：“至于你担心的小孩婚姻问题，他们有能力为自己挑选适合的配偶。再说，政府现在鼓励晚婚。别发愁了。”

后来，当刘妈妈的二女儿、三女儿申请入党时，工厂的负责人首先核实了她们父亲在德令哈的表现。在刘女士写给丈夫的一封信中，她最大的担心得到了证实：

几个月前，女儿工厂的领导，到劳改农场去核实了你的表现。反馈很糟。根据档案材料，你经常违反农场规则，劳动也不积极。他们说，有时候你甚至擅自离开劳动岗位，跑到外面，用我寄给你的香烟和附近村里的本地人换东西。此外，他们还听说，你经常提到回上海后要靠政府的伤残补贴生活。

我听到这些时心都碎了。你要好好表现，不仅仅是为自己，更要为孩子们的将来打算。他们拼了命地工作，得到同事们的一致好评。当他们得知，自己的父亲这样让人失望，内心很受伤。我希望你能用实际行动做出改变，为我，也为孩子们。下一次，话前请三思。我再也不会给你寄香烟了。

1973年是王明刑期的最后一年。然而，获释期短得不可思议。就在回家刚满一周后，警察把他押到上海火车站，送上了一辆开往三千多公里外青海的火车。他们拒绝了王明申请上海户口的请求。没有居住许可，他在自己的家乡便被视作非法逗留。

短暂地品尝了自由的滋味后，王明又被打发回户口所在地——德令哈劳改农场，继续接受劳动改造。刑期已经结束，但他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继续服刑，继续努力工作，继续学习毛泽东思想。

直到毛泽东去世。

我沿着长乐路的蜿蜒路段慢慢前行，紧紧盯着绿色的门牌。我没指望能找到王明的家。他家在一个老弄堂里，麦琪里的经历让我对这些旧式弄堂街坊有了大致的了解。

我走过640弄……662弄……接着看到一块亮绿色的门牌：长乐路682弄。我走进小巷。小径上铺着鹅卵石，三层楼晾晒的衣服投影在地上，随风舞动。我一直走到里头，寻找着70号。

过去的三个月里，我集中精力研读信件，一封封翻译出来，并按照时间顺序排序。我没有立即动身寻找王明的家，直到读完全部信件。我的目标是通过一对夫妻长达十年的通信，拼凑出这个家庭真实发生的故事。

这堆泛黄褶皱的信前后跨越了三十二年，始于1958年刘女士写信告知小儿子断奶，终于1990年台湾的一位表亲寄来的一封信。“我听说政府打算把上海打造成最繁荣的东方城市！”表亲写道，“不管谁当政，我感觉都是个好消息。毕竟，只要中国人有变富变强的自由，我都会对他们的成功持乐观态度。”

就这样。这盒信，从一个幽暗的开始，走向一个突然的光明结局。

王明的家发生了什么？他们还住在682弄吗？

我敲响了一扇门，一分钟前我似乎还听到里面传来的一声动静。一位灰色短发女士给我开了门。

“阿姨，很抱歉打扰你，”我说，“我找王明。你知道他还住这儿吗？”

“谁？”女士问道，有些受惊的样子。

“王。王明。他可能八十多了。我不太确定……”

“王？”她打断道，“当然。我认识这家人。伊拉是我房东。伊拉现在不在这里。伊拉出国了。”她断断续续地用上海方言说道。

“出国了？去哪儿了？”

“纽约！你说的是王雪松，对吧？”

“对，他是幺子。”

“王雪松住在纽约。伊帮伊娘几年前搬过去的。跟侬有撒关系？”

“我从来没有读过这些信，一无所知。”王雪松在纽约和我通了越洋电话。我将王雪松母亲的名字输入城市黄页，找到了他的电话。他说普通话，语速缓慢，声音温柔，回忆过去时偶尔有些结巴。他耐心地倾听我的故事，了解了我碰巧读到他父母间通信的详细过程。他五十六岁，对于父母的信件为何最终出现在一家古董店里深感困惑。“我是家里最晚出生的孩子，恐怕没办法帮到太多。”他提醒我。

我向王雪松询问他父亲的情况。“他—他去世了，”王雪松说，“我想就是几年前。我记—记—记不清具体时间了。我得问问我的姐姐们。”

这个回答听着有点古怪，但王雪松结结巴巴的反应让我明白，不该在这问题上追问下去。王雪松告诉我，父亲服刑完毕后，又在德令哈待了六年，1979年才最终回家。

我问他是何时第一次见到父亲。1973年，王雪松说，那年他父亲短暂地回了趟家，之后很快又被送回了劳改农场。“我当时还是少年，”王回忆道，“和大姐一块儿到上海火车站等从青海开来的火车。我不知道我们要找的人是什么样的。他走时，我只是个婴儿。60年代‘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妈妈烧掉了所有和他有关的照片。在那个时代，每个人都要接受家庭背景调查，而我们家属于背景不好的那类，所以我们很担心身边留着任何和他有关的证物。我完全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他离家的时候，大姐九岁了，对他有模模糊糊的印象，但记得的也是他三十出头的模样。”

“火车到站后，人们拥来拥去，我们叫住了一个年纪有些大的男人，觉得可能是他，但搞错了。最后，我们完全和他错过。我们都不知道对方的模样。等我们回家时，他已经到家了——我父亲一个人坐了辆公交车回家。”王雪松说。

回忆生动鲜活，他说起来没有任何结巴。

“他的头发是灰色的；约有七成已经变白。因为常年在外做工，他皮肤黝黑，”他说，“不过他是空着手回来的。他没有工作，没有收入。”

当时，王雪松的姐姐们已经开始在纺织厂工作，家庭收入一下提高了四倍。每个月，她们都把工资交给母亲，让她统一管理家庭财政。王雪松说他母亲知道该怎么存钱，也懂得如何精打细算过日子。“每天晚上，她从工厂回家后，会给人补补衣服，赚个几分钱。大多数晚上，等所有小孩都睡着，她就坐在一只高凳上，在压低的台灯下缝缝补补，直到第二天凌晨。接着就去上班了。她睡得很少。”王雪松回忆道。

王雪松告诉我，父亲第一次从监狱回家时，最糟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母亲是那种逆来顺受的人，她一肩挑起了抚养孩子们长大的责任，”王对我说，“她坚信日子早晚会一点点变好的。她是个非常传统的中国女性。父亲离开时，她三十一岁，再婚并不难，但她拒绝了。中国有句古语：‘烈女不嫁二夫’。我母亲相信父亲从青海回来时，一定会在‘思想上进步的’。”

“他有吗？”我问。

“不全是，”他说，“他在家里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开始不安，因为他没收入。”

我读过几封王明服刑时的信件草稿，其中流露出他重返生意场的渴望。1981年4月30日，王明写信给上海工商局的领导，想要帮他们重建上海的硅钢回收行业。“如今有那么多无业青年，我们可以雇用他们，在郊区建厂。这些都是劳动密集型工厂，投入低，产出高，在哪里都能建，”他写道，并在信中提到了邓小平振兴中国经济的计划。最后，他提问：“我可以为‘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吗？”

一年后，王明通过一些业内老朋友的关系找到了一份工作，为设在上海郊区农村老家的金属回收企业开发新业务，从中赚取佣金。当时他五十七岁，还有三年才有资格领取退休金。然而，因为这份工作，他必须先向地方法院提交请愿书，为自己洗清罪名。他在请愿书中做了最后一次自我批评，这是他留给政府最后的残存记录：

过去种种行为的根子，显然是因为我的世界观还没有得到改造。也就是说，当时我没有好好学习，没有坚定自我，过分沉溺于自私自利中。这一切只能怪我自己。如果当时我能运用硅钢回收方面的经验，在公私合营制度建立后全心全意投入社会主义事业，如果当时我能为国家而不是为个人谋利，即便被捕，也能解释自己的行为，并坚信能够得到公平的对待。

“法院拒绝了他的陈情，”王雪松在电话里告诉我，“罪名到今天依然成立。”

我问王先生是否认为，他父亲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我本以为王雪松会将发生的一切归咎于政府、体制以及当时混乱的政治氛围。

“当然他不可能认为这是公平的，”王雪松缓缓说道，“但在每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政府都有一套特殊的规则。我父亲当年开了家地下工厂，这在共产党执政后是被严格禁止的。政府希望收紧对原材料的管控，严禁个人掌握。这就是游戏规则。对我父亲的判罚没有什么不公平的，是他打破了那个时代的规则。你违反了规则，就得接受惩罚。”

电话线上一阵沉默。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当年，“反右”运动近乎疯狂，他的家庭为此饱受磨难。他怎么会认为，对他父亲的判罚是公平的？

王雪松停顿了片刻，继续说道：“从我自己的角度看，父亲做了明确的选择。”他说：“他不应该那样做。他生活无忧，家庭稳定，他—他完全没必要去经营那样一家地下工厂。他的工厂被国家合营后，每个月挣170元人民币，那—那在当年是个天文数字。但他不满足。他—他想要更多。”

王雪松的语气变了。愤怒渗入了声音。又开始结巴起来。在他的童年，老师和同学都会在课堂上公开羞辱他是资本家的儿子。他的姐姐们失去了在工厂升迁的机会。还有一个姐姐被迫送人寄养。家里剩下的人差点饿死。在中国，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不断调整自我是永恒的生活法则。为什么他的父亲没能做到？

王雪松继续说：“我母亲一个人要照顾那么多孩子，对她来说是很大的负担。我—我的父亲也不是什么好人。他—他过去做过一些事情，一些背叛我母亲的事情。”王边说边叹了口气。

听起来好像他父亲曾有过情妇或是娶了小老婆，这在当年有钱男人身上并不罕见。我等着王雪松继续，但他打住了这个话题。“不—不要再提。”

“我父亲最后几年是在养老院过的，”王雪松说，“我不太确定当时医生的诊断是什么。他去世时，大概八十六或八十七。我记不清了。”

在一个尊崇父权家长传统的国家，一个有七名子女的父亲在养老院里走完余生，很少见。但从王明的信中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一点：他已经习惯了孤独。在生命的尽头，他终于调整了自己，适应了环境。

王明的骨灰被埋在上海郊区农村老家的家族墓地里。他的儿子和妻子都没有回家参加葬礼。

2008年5月12日，王雪松坐中国东航的航班抵达肯尼迪机场。那天是他母亲八十二岁生日。刘妈妈和她儿子有些茫然。“看上去和中国没太大区别。”王雪松说，“上海是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当我们开车离开肯尼迪机场时，我环顾四周，觉得这里还没有我们来的那个地方好。到法拉盛后，我们发现满大街都是中国商店，到处都是中国字。”

开车穿过几排中国商店后，刘妈妈终于说话了。“我们现在在上海哪里呀？”她问自己的儿子。

这是个严肃的问题。刘妈妈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她的记忆功能完全丧失了。”王雪松说。

王雪松和他母亲花了二十年才拿到美国绿卡。五姐很久前就跟随她丈夫（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公民）搬到了美国。大姐和二姐跟着去了。姐妹三人散居在皇后区的不同地方。

王雪松的姐姐们帮他在距离地铁站十五分钟的一套复式房子里找了个房间。这栋两层小楼里还住着其他五个中国家庭。王雪松每月付给福建房东780美元的租金。

来美国前，王雪松曾在上海一家冰箱制造厂里担任工程师。在纽约，他的工作经验和工程师专业文凭派不上太大的用场，何况他还不会说英语。刚到美国的头几个星期，他姐姐的一个朋友帮他找了份没有语言要求的工作：在长岛一家韩国人经营的手机维修厂里工作。王雪松每天在流水线上工作八小时，扫描成百上千部破损手机的标签。这种不需要动脑的机械工作，在中国比在纽约要常见得多。早上，当王雪松经过广东杂货铺和北京饺子店，走到全是中国工人的装配车间时，他开始体会到折磨着母亲的年老昏聩——在这里，他又回家了。就像根本没有离开中国一样。

王雪松每小时挣7美元，比他在上海工厂上班时挣得多，但仍低于纽约当时的最低工资水平。我问他如何做到收支平衡。“我是中国人，能量入而出，”王雪松在电话里说，“我们不像美国人，永远不会花的比赚的多。”

他始终未婚。六个姐姐一个个早早嫁了人，他有好些外甥外甥女。但他本人却没有太多时间考虑婚姻问题，学习、工作、照顾母亲都让他忙得喘不过气来。他的母亲花了大半辈子照顾他和他的姐姐们，而他作为一个父亲缺席家庭的唯一的儿子，觉得自己成年后有责任照顾母亲。

在法拉盛，王雪松最喜欢去的地方是街区的公共图书馆。每天，他信步走过一座座闪闪发光的玻璃钢筋结构建筑去坐7路电车，很快他就发现，这里的公共图书馆在社区中扮演的角色和中国的完全不同。在中国，公共图书馆很少：十四亿人口的大国只有三千个公共图书馆，而且限于国家最大的几个城市；在美国，有一万七千个公共图书馆为三点五亿人提供服务，遍布国家的每个城镇。在中国，公共图书馆只负责把正规出版的图书借给居民；而在美国，王雪松发现公共图书馆的功能要丰富得多。图书馆里设有公民中心和学习中心，在像法拉盛这样的移民社区里，图书馆无疑是居民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一环：这里提供免费的英语课，免费的计算机课，免费的高中课程以及各种工作坊，以帮助新移民适应他们的新家。

王雪松所有的闲暇时间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五十七岁的他每周上两次英语课。另外他还报名了各科高中课程，每周二、周六则要连续上七小时的课。他告诉我，等他六十岁，就能拿到普通教育发展证书
(3)

，相当于高中毕业文凭。之后，他将转攻大学课程。一些和王雪松一起在图书馆上课的同班同学成了他最好的朋友，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也有一些来自印度、俄罗斯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在他迈入图书馆前，王雪松告诉我，他对美国和中国的区别没什么清晰的认识。但在这里，在一堆堆书和一个个教室间，有一个地方是为了改善社区而建；在这里，人们可以免费学习新的技能，从而找到更好的工作，改善自己的生活。在中国，没有这样的地方，王雪松说。每次，踏进法拉盛公共图书馆明亮温暖的环境中，他都满怀希望。他感到了自由。

2014年5月一个下着雨的早晨，我和王雪松在法拉盛图书馆前的台阶上见面了。那天是5月的第一天，但在美国，这只是又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我因公差路过纽约，前一天晚上便打电话给王雪松。

“我是白人，很高，穿黑色夹克。”我在电话里这么对他说。

“图书馆里有很多高个子的白人，”王雪松回复，“也有很多黄种人和黑人。要不还是我穿件亮绿色夹克？我很矮。再戴顶印着‘纽约’字样的帽子，怎么样？”

我早早就到了。虽然外面下着雨，图书馆里灯火通明。我下楼看了看成人学习班的教室。有三个教室正在上英语课。房间里全是中国移民。等回到底楼走出馆外，我看到了一件亮绿色夹克。王雪松站在那儿，比我足足矮了三十厘米。他戴着眼镜，小眼睛常常往角落瞟，仿佛在勘探周围是否有危险。在他的黑色棒球帽上，自由女神站在星条纹前，上面印着“纽约”。

我们坐在成排的高书架前的一张长椅上，面对着一扇正被瓢泼大雨不断冲刷的角窗。两个女人坐在我们对面，说着福建话。当我们开始用普通话交谈时，她们停止了聊天。

“哇！这个外国人中文说得真好，”其中一人对王雪松说，“他是美国人吗？”

“是的，但他住在上海。”王雪松解释道，头转向我。

那个女人看上去一脸困惑：“一个外国人都能把中文说那么好，而我在美国，怎么会连一句英文都说不好？”

她的朋友听闻她的不幸，笑出声来。

“他学中文，”王雪松说，“你应该去学习英文。楼下有免费的课上。”

“但我们一句话都不会说！我们刚从福建过来！”女人说。

“没关系。他们从A—B—C教起。下楼去报个名吧！”王雪松催促道。

那个女人想了会儿。“不了，我们年纪太大了。”其中一人说。

王雪松看着他们，一副全然不能理解的表情，仿佛在说：这是什么样的中国移民，居然不愿意学习英文？

我打破了尴尬的沉默：“阿姨，你找到工作了吗？”

“还没有。我们才来一周，不知道上哪儿去找。”女人说。

王雪松拿出纸笔，用英文写下一串地址，又用中文写了几句提示。“去这家中介，”他把纸头递给她们，“不用会英语。那里一直在招人，薪水还不差。工作是照顾老人。”

两个女人细细看了看纸，神情疑虑。

“放心，”王雪松说，“要照顾的都是中国老人，都不说英文。其中有些人还会说福建话。”

女人们谢过他，走了。

王雪松已经适应了美国的生活。他在流水线上工作了六年，现在辞了职，拿失业救济金。每个月，政府寄给他一张700美元的支票，和他在车间工作时赚的差不多。他告诉我这笔钱足够他应付生活了。他和姐姐们经历过历史上最可怕的饥荒，而他母亲更是教会了他如何节俭度日。何况，他现在不用工作，可以花更多时间在图书馆上课，提高英语水平，考取普通教育发展证书。

我问他有什么具体目标。他从包里取出一个信封。“这个，”他说，一边从信封里抽出一张折叠整齐的粉色纸张。那是他几天前参加的一场多选题考试的答题纸复印件。在纸的最上方，印有纽约市交通局的标志，下面写着“营收设备维护考试”。上面的四十个空格都被王雪松字迹端正地填写完整。

“你想为交通局工作？”我问道。

“这是机械工程类工作的考试，和我当时在上海的工作类似，”他说，“如果通过，我就能维修地铁系统的读卡机。总会有这样的工作机会出来。只要想想会有多少读卡机发生故障。这一块有很多工作机会的，薪资是每年6万美元！”

这是王雪松力所能及的：参加考试，期望获得一份稳定的政府部门的工作。中国人很熟悉这套模式：在中国，人们就是以这种方式来谋得公务员的职位。雨水顺着他的夹克衫滴落到粉红色的答题纸上。他小心地把纸擦干，装回信封。

王雪松告诉我，他也在曼哈顿上课，是办公室助理培训之类的课程。“但我的英语还得提高，才有希望找到一份工作。”他说。

王雪松不急于找到工作。美国政府给王雪松的母亲每月价值200美元的食品券。每天，王离开家参加免费的普通教育发展课程时，会有一名护工到家中照顾他的母亲，并由医疗保险体系买单。王雪松告诉我，靠妈妈的福利金和他的失业救济金，他们不仅付得起房租，每月还能存下些钱来。在这样的安排下，一个人得多蠢才会让生活一团糟。“我也有资格每年领取数千美元的食品券，”他对我说，“但我拒绝了。我觉得吃相太难看了。”

那天最让王雪松神采飞扬的是聊起他在图书馆进修的课程。他跟我说起在课上如何从美国的角度学习世界史，又如何用吟游诗人的语调读莎士比亚，边说边露出浓浓笑意。他怀着少年人的兴奋谈论他的未来前景。他的父母都很长寿，王雪松告诉我，他还有大把时间把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践，在接纳他的这个新国家里重新开始。“在美国，重新开始永远不会太晚。”他说。

王雪松的母亲八十八岁了，阿尔茨海默病晚期。刘妈妈整天糊里糊涂的。王雪松从夹克口袋里掏出钱夹，给我看一张他母亲的黑白照片。通过阅读她所写的数十封信件，在我脑海中已经对刘妈妈的形象有了初步的想象，我惊讶地发现眼前看到的这个女人和我的想象几乎一模一样。她很美——瘦长的脸型，饱满的颊骨。小眼睛，神情亲切，这点和王雪松一样。她的目光中溢着焦虑，仿佛有什么人走失了。“这张照片是去年拍的，”王雪松说，“大概就在她离家出走前后吧！”

一天早晨，王雪松在为母亲做早饭时发现她不在家中。他喊着她的名字跑下楼去，但找不到人。他叫了警察。警察带来几条警犬，闻了闻枕头的味道，警犬带着他们在街区转悠，仍无法确定她的位置。那一夜，警察派出一架直升机，用聚光灯把周围的社区搜了个遍，依然没有她的任何踪迹。

最后，警察在当地一家医院找到了刘妈妈，正在接受脸部瘀伤治疗。她很可能从楼梯某处摔了下去。“美国警察很好，”王雪松对此印象深刻，“那次搜寻花了不少钱。中国警察不可能这么兴师动众地帮你找人。”

王雪松最后看了眼手里的照片，小心翼翼地把它塞回钱夹。“等她去世，我将拥有更多自由。”他叹了口气，说道。

王雪松在美国生活了六年，从来没有离开过纽约市。他对我说，他计划拿到文凭后到美国各地走一走，看看有没有更加适合生活的地方。“我想找一处更容易找到工作、生活成本又没那么高的地方，”他说，“我喜欢待在清静的地方。我不知道。你觉得我应该住哪儿？”

我想了一想。

“嗯……我来自明尼苏达州，在中西部。那里天气有点冷，但生活还不错。很安静，很安全，物价也在可承受范围内。我的妻子来自得克萨斯州。比起纽约，得克萨斯的土地价格更实惠。天气也更好，更像上海一些。”

王雪松专心地听我说完，用中文重复了我说的州名。“明尼苏达，得克萨斯，”他一字一顿，“周游各地时，我很希望能在不同的城市短居一阵。在中国，因为户口，人们没办法这样随心所欲地迁徙。在美国，没有户口，人们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更加方便。”

我点了点头。我想象着从照顾母亲的责任中解放出来的王雪松，驾驶着一辆可靠而实惠的小车，迎着夕阳，一路向西离开纽约市的画面。“听起来你在追寻美国梦。”我说。

王雪松想了一会儿。“我不这么看，”他说，“上海的生活也不差。离开前，我们住在一个很好的街区，食物新鲜又便宜。很多人都会问我，中国遍地都是机会，为什么要跑去美国。我告诉他们，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的水和空气质量要好太多。另外，这个签证我已经等了十三年，好不容易机会来了，当然要抓住。但我知道，至少对我而言，在美国或在上海生活，区别不大。”

从王雪松的青年时期开始，中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工作机会充裕，教育资源优良，街道相对安全，人们的生活也在几十年里有了巨大改善。他当然没理由认为，人们的生活品质在接下来不会再沿着相同轨迹继续提升。不过，对于王雪松而言，无论是美国梦还是中国梦，听起来都不够真切。王雪松的梦，是他自己的。

我们聊了两个小时。室外，雨水一直猛烈地拍打着面前的那扇角窗，雨滴撞击玻璃的声音交织成图书馆最完美的配乐。我抬头看着王雪松。“我有所有信件的副本，”我说，“你想要吗？”

王雪松摇摇头：“我们家没人关心这些信。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你们的下一代呢？你的外甥外甥女？他们知道吗？”我问。

“他们可能不知道，但他们对这些陈年旧事也不感兴趣。在他们的记忆里，从来没有‘文化大革命’‘三年自然灾害’或类似的事件。他们也不想去了解，”王雪松说，“之所以把这些信扔掉，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过去的就该让它过去’。我们这代人对发生的一切记忆犹新，但不希望看到这些事情在下一代被不断提及。”

我心想，这难道不正是他们应该保存这些信件的理由吗？我曾和其他一些在“文革”时期饱受创伤的中国人进行过类似的交谈，得到的回答常常惊人相似：“把它藏好，就不会被发现了。”

“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一切都会过去。没必要再在这些事情上钻牛角尖，”他说，因我的沉默而略感不安，“我的父亲也不是什么伟人，就是个老百姓，一个普通人。”

远远地，从楼梯口走来一群笑意盈盈的中国老人，他们相互间用普通话交流，和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他们刚从楼下的英语教室下课。王雪松和我安静地看着这群人。“和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中国人聊聊吧，”他手指着他们说，“我们都有相同的故事。”

(1)
RinglingBrothers，美国马戏团公司，在世界各地进行巡回演出。——译者

(2)
Hells Angels，摩托车帮会，会员大多骑乘哈雷摩托车。——译者

(3)
GED，General Educational Development，验证个人是否拥有美国或加拿大高中级别学术能力而设立的考试。——译者

11　零风险

长乐路169号

煎葱油饼的呛鼻油烟味儿充斥着整个白色小方砖厨房，在它后面，是一个堆满了各种盒子的房间。其中一些堆在一张没铺床垫的双层床的上下层，另一些则叠在碗柜和衣柜顶上，刺穿了天花板上的蜘蛛网。盒子里摆满了傅姨的各色业务用品：盖网手册，奇迹茶罐，袋装干菌菇和其他一堆她投资过的公司的杂七杂八的产品。在一个还摆放着一张双人大床、一张小餐桌和一个抽屉柜的潮湿房间里，随处可见的盒子常常引发傅姨和冯叔有关空间不足问题的激烈争吵。

但当我第一次拜访这对夫妇家时，注意到的并不是盒子，而是电视。两台电视。这两台笨重的机器是这个房间里唯一能和科技挂钩的值钱家当，面朝大床，并排放在抽屉柜上。我看到后，转头望着傅姨，脸上写满了“为什么”。她看着我，仿佛一年过去，我对他们仍然没有半分了解似的。“我们俩没法对看什么达成共识！”

我想象着入夜后，两人结束一天的争执，精疲力竭地躺在床上，各自打开一台电视观看心仪的节目。两人都把声音调到最大，让机器代替他们继续进行未分胜负的吼叫比赛。

那是2013年2月下旬，马年的第八天。我沿着长乐路骑自行车，路上阴冷、潮湿、静谧——连续下了四天冰雨，街区里的人全都闭门在家。前一次见到傅姨，她还信誓旦旦地保证盖网一定会在春节前在伦敦交易所上市。所以她应门时，我没敢多问，只是递给她一盒橘子，祝她新年快乐，说话时嘴里哈出一口浓浓热气。

屋里，冯叔正在小寐，身上盖了好几层被子。我们绕过床，走到桌边坐下。“现在是春节！吃吃吃！”傅姨边说边抄起几个生核桃，两只手用力一挤，把壳压碎，碎片零零落落地掉到地板上。

傅姨一整个假期都在分发随耶稣亲见天堂地狱景象的厄瓜多尔女孩的故事册。她说，大多数人接过小册子，看上两眼，就把它扔到垃圾桶里。“我告诉他们扔掉它是有罪的，”她说，“一些人对我说他们是佛教徒，我说这故事和佛经毫不沾边，他们可以带回家，再决定哪个更有道理。”

冯叔在床上坐了起来，朝他妻子的方向骂骂咧咧了几句。这场连绵不停的雨把两人困在屋里足足四天。空气中弥漫着口角后残留下的紧张气氛，争执通常以这样的方式起头：先是傅姨吹嘘自己行善积德，再由冯叔对她的洋洋自得来个当头棒喝。

他摇摇头，拿起遥控器，瞄准前方约一米处的那对电视。左边的那一台被打开了。冯叔随机更换着频道：中日战争片，清代肥皂剧，关于捕蝇草的纪录片。他最终锁定了《西游记》，那是1980年代拍摄的一部电视剧，根据中国的同名经典小说改编，讲述一名和尚、一头猪和一只斗战神灵猴向西天求取佛经的故事。90年代第一次来中国时，这是我最喜欢的电视节目，因为不需要掌握任何语言就能观赏——你所要做的就是坐下来，欣赏异常激烈的功夫打斗、俗气的特效以及以一段玄幻之旅为主线串起的剧情。几年后，当我终于听懂剧中对白时，意识到这其实无关紧要，并不会让剧情显得更加合理，但《西游记》依然是能让人兴致盎然的电视节目。

“中央电视台今年的春晚实在糟透了，”傅姨对着电视上一出功夫表演大声抱怨道，“史上最差。”

边包饺子边看春晚，是数亿中国人欢度除夕的传统节目，春晚的收视率比“超级碗”
(1)

更高，但今年这台节目早已争议四起。中国摇滚歌手崔健受邀在晚会上表演，但当有关部门得知他只愿意演唱《一无所有》时，撤回了对他的演出邀请。

傅姨递给我一些杏干。“这些是我在新疆的姐妹寄来的！和上海买到的那种酸不拉几的完全不一样。新疆的食物比这儿的好太多了。”她说。

“那你干吗不搬回去？”冯叔厉声打断，眼睛仍然紧紧盯着电视。

傅姨翻了个白眼。屏幕上，猴子逃离了两个强盗的掌控。它从一棵树荡到其中一个强盗身上，绞住他的脖子，直到他满嘴喷血。然后抽出第一个强盗的佩刀，挥向第二个强盗，把他的脑袋砍了下来。

傅姨往嘴里塞了把杏干，继续她的回忆。“在我老家四川，中国新年要比这儿喜庆得多，”她对我说，“我们会走亲戚，坐在大街边，还会一起包饺子。”

“她不会包饺子，蠢得像头猪，”冯叔转向他妻子咆哮，“如果你那么喜欢老家，当初干吗要离开？”

“因为我宁愿和你待在一起！你多伟大！”傅姨不无讽刺，“你多英俊！你是皇帝吗？你真的伟大吗？你怎么不去照照镜子？”

冯叔坐在床沿上缓慢地前后摇晃身体，神情恼怒，周身浸在屏幕映出的闪烁蓝光下。和尚和猪手忙脚乱地想法医治猴子，猴子的脸涨得通红，慢慢变形。和尚把手放在猴子前额，诵读经文，猴子随即恢复了正常。

傅姨厌恶地瞪了眼她的丈夫。“上帝教导我们不要憎恨别人，但你怎么可能做到不憎恨像他这样的人？”

在我认识他们的这几年里，只有在极少数他们单独在家的情况下才能够幸免观摩他们之间的咆哮大赛。当我第一次遇见他们时，曾怀疑自己的存在加剧了他们互不相让的气势。但后来，分别和他们独处一阵子后，我慢慢明白这是他们唯一的相处之道：在这场从毛泽东时代起就永无止境的争执中，他们固执地不断用尖酸刻薄的话语互相指责、伤害。

他们都觉得对方是疯子。冯叔认为他的妻子太懒，找份工作都不乐意，又在以快速致富为目的的各种投资项目中表现出无可救药的幼稚。只要单独和我待在厨房，他都会跟我抱怨她在投资骗局中被骗走的钱。他不知道她何时才会意识到，赚钱没有捷径，只能通过辛勤工作获得报酬。反过来，在傅姨眼中，她丈夫就是个缺心眼，对中国21世纪的种种机遇视而不见。她觉得他是个差劲的生意人，连最基本的谈判技能都不具备。

傅姨告诉我，他们为儿子买过一套公寓作为婚房。媳妇不喜欢那个街区，“外地人太多，”她抱怨道。这对新婚夫妇随即搬了出去。冯叔以相当于1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那套房产，不到傅姨心理价位的一半。

因为这件事他们大吵大闹了好几天，只有在晚间由电视代他们决斗时才暂告中场休息。傅姨告诉我只有一种方法追回钱款。“我不得不提出上诉，”一天趁冯叔不在家，她在茶歇时告诉我，“我起诉了中介。但法院裁定中介没有错。法官说，真正的问题在我们家庭内部。”

这个法官蛮有洞察力的，我觉得。

“所以，现在我把我丈夫告上了法庭，”傅姨说，“法官接受了诉讼。很快就要开庭了。”

我怀疑自己听错了。“等等。你要起诉你的丈夫？”我问。

“是的！一切都是他的错。他脑子坏掉了！”

“但你赢了又怎样？让他付你钱？”我问。

“不，不，不，”她说，“同时我起诉了那家帮他卖房的房产中介公司。只不过他的名字必须连带出现，因为是他决定售卖的。要一块儿起诉。如果我赢了，他不需要付钱给我。我只是在向他证明，他做错了。”

傅姨看出我一脸困惑的样子。她起身在一个装满文件的塑料袋里翻找法院文件。

我抿了口茶，摇摇头。我应该料想到，他们的争执有可能发展到法庭相见的地步。傅姨找到一个马尼拉文件夹，把它放在我面前。“我输掉第一场官司后，他把卖公寓的钱统统浪费在给一个安徽女人买房子上了！”她嚷嚷着。

要不是已经把茶咽了下去，我一定会因为震惊而一口喷到她的文件夹上。

“等一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女人是谁？”我问。傅姨告诉我，二十五年前冯叔从新疆回上海，在路上，曾有一个小偷试图在火车站抢劫他，是这个女人和她的丈夫帮了忙。那么多年过去后，他决定给那个女人买房子，来还这份人情。

“我跟他说，还别人人情没错，”傅姨对我说，“但不需要为她买套公寓！最蠢的中国人都不会这样做！我真是被气疯了！”

这个故事听起来太不真实，像是一个劣质的谎言。我由着她说完。

“最后，我打电话报了警，警察对她进行了盘问。”她说。

傅姨从文件夹里抽出了警方报告，我俩一块儿阅读。2011年5月5日，警察问讯了一位姓步（音译）的离婚女士，来自安徽。步女士证实，冯叔在上海给她买了一套公寓，产证上写的是她的名字。根据笔录，步女士比冯叔小十五岁。她说她认识冯叔多年，当她于2010年在安徽和丈夫离婚并搬来上海后，冯叔很同情她的遭遇，提议给她买套房子，让她和两个女儿可以安心地居住。步女士告诉警察，作为回报，她愿意在冯叔和傅姨老到不能自理时，负责照顾他们。

我把报告轻轻放回桌子上，试图厘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你觉得她说的是真话吗？”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当然不是！她可是从安徽来的！”傅姨说。

城里人常常把城市生活中的诸多问题归咎于外地人，不是所有外地人，而是某一特定人群。北京人往往从河南人中寻找替罪羊，河南是中国最穷、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而对于上海居民来说，从距离上海一天车程的安徽的贫穷山区来的移民，通常和撒谎、欺骗和偷窃脱不了干系。

“你是外国人，你不明白。他们都是坏人。”当我对人们的刻板偏见提出质疑时，我的普通话老师曾这样对我说。

但傅姨知道，不是每一个来自安徽的人都是坏人。她向当地法院提出上诉，控告步女士设计哄骗冯叔给自己买房。安徽法官接受了申诉，并做出了有利于傅姨的裁决。但冯叔拒绝在裁决书上签字，现在房子仍在步女士名下。

“我丈夫不是个坏人，但他太容易被人利用和诱惑，”在我阅读法庭文件时，傅姨这么对我说。

这几乎是我从她嘴里听到的关于她丈夫最善意的评价了。

“他真的是个好人，就是有点死脑筋，也分不清应该信任谁。”她叹了口气说。傅姨把法庭文件和警方报告放回马尼拉文件夹里，穿过房间，把它放入散落在小公寓四处的其中一个盒子里。

“或许是我罪孽太重，”她重新坐下来，说，“上帝才让我受那么多苦。”

傅姨不明白她的生活为什么落得如此混乱，也不知道上哪儿寻找答案。我低声道：“乱七八糟。”这个成语大约就是为描述她这种境况而存在的，除此之外无话可说。

傅姨静静点了点头。这个成语描述的是一种一切处于无序和极端杂乱的情景。而在这片不断变化着的土地上，“乱七八糟”常常用于形容难以名状的混乱局面。

傅姨似乎并不热衷从丈夫深陷的无序中找寻秩序。或许冯叔确实想要还这个安徽女人二十年前的那份人情；但还有一种可能，这个女人是他的情妇。傅姨对剖析细节不感兴趣，对她而言，唯一重要的只有钱。冯叔送出的是一套为他们的儿子和未来子孙们准备的价值不菲的房产。傅姨的亲朋好友借给她几万元，以便支付诉讼费用，帮她讨回房子。“这就是为什么我投资这些项目的原因，”她解释道，“我得想办法把钱给还了。”

《西游记》的片尾字幕滚动出现在冯叔的电视屏幕上。他关掉电视，从床上起身，和我告别后，骑着自行车离开了家。

“一天到晚跑出去玩，”冯叔关上门后，傅姨喃喃道。

现在似乎是问她有关盖网进展的好时机。“傅姨，已经2月了，盖网在伦敦交易所上市了吗？”我问。

她站起身，开始收拾桌子，清理核桃壳。“原本他们说1月会上市，现在看起来要等到3月了，”她一边说，一边把碎壳撸到另一只手里，“应该是想等到春节后。”她乐观地揣测着。

“我不怕，”她说，“这项目肯定能赚钱。我投资的另一家公司也要在3月上市，所以3月是我的幸运月。”

“哪家公司？”

傅姨伸手取来一个马尼拉文件夹，从中掏出一张名片。公司叫辽宁鼎旭。“鼎旭”的意思是“黎明之时”。在这张商务名片上，印着藏有“鼎”“旭”两字的两行诗句，以草体书写在一片嫩绿稻田的图案上方：

一言九鼎值千金

旭日东升耀天地

“这是个什么公司？”我问。

“种菌菇的。政府批给他们几千亩地。3月份，公司就要在纳斯达克上市了。”

我把名片翻了个面。背面印着的字样承诺道：“投资鼎旭原始股，让你的财富迅速增长。”

“这个公司从我们上海的投资人中挑选了八个人，组织了一趟考察旅行。”傅姨为自己能够受邀参加这趟考察之旅感到无比自豪，它是对自我重要性的一种肯定。

那次是傅姨第一次乘坐飞机。辽宁鼎旭公司的业务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她在登机返回上海前，取出了相当于15 000美元的人民币现钞交给该公司的负责人，作为初始投资资金。她告诉我她从儿子那儿借了不少钱。

我开始寻找提醒她谨慎的措辞，但她早已习惯了我的各种警告，再一次保证这是很安全的投资，堵得我哑口无言。

“别担心，还有很多人也投了钱。我们都和公司签订了合同。没有任何风险！”她微笑着，仿佛为了说服自己一般，嘴里不断重复着那句熟悉的话，“零风险。”

风险是冯叔和傅姨那代人学着尝试规避的，但大都做不到。

作为政治经济运动的实验品，他们中有许多人的生活曾被彻底地摧毁。在政策一一宣告失败后，他们摆脱了在农村的革命身份，重新回到城市中心，过着市民生活，而他们所遵循的规则也因此被突然改写了。革命结束，市场经济成为了新的生活方式，而风险（他们最害怕的）悄悄地渗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有一点五六亿中国人在1949年后十年间出生，他们被称为“失落的一代”。他们没有太多童年生活和家庭生活，缺乏教育，生活的经历也没有教会他们取得成功所必需的技能。

这代人的一位杰出代表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曾如此总结他的经历：“过去，我们谈论信仰时，觉得它是非常抽象的……它是情绪化的。它是一种情绪。当‘文化大革命’的理想不能实现时，事实证明这恐怕只是一种幻想。”

秩序和稳定，因而成为这些人生活中最重要的追求。他们的青春大好年华，或者像CK的父母一样上山下乡，或者像王明一样被送去接受改造，又或者像冯叔和傅姨一样奔赴大西北建设国家；他们目睹身边的亲朋好友受苦、受难甚或死亡的同时，学会的最重要的技能便是如何生存下去。这个时期的政治动荡在他们心灵深处烙下的创伤，就好像久久不散的噩梦，萦绕在那些从前线回家的战士心头。

我所认识的年龄在五十五岁到七十岁间的中国人，表面看上去是正常的退休人员，但内心深处大都淤积着不满和怨愤。那些无私和平等主义理想的岁月，在他们心中埋下了愤世嫉俗的种子，他们对今日中国的贪腐现象尤感不平。

和我关系比较密切的那些“失落的一代”，似乎都在单打独斗。他们错失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也没有积极的榜样可供参照。这使他们不得不在行动中固执己见，也就意味着犯下大错的可能。冯叔和傅姨是其中的典型，而在麦琪里的“陈市长”和他妻子谢女士身上我也看到了类似的问题，他们拒绝任何妥协。

正如他们这代人中的那位杰出人物所指出的，他们曾把青春献给了一个幻想。而到了晚年，他们中又有许多人开始追寻新的幻想，一些不算天真的幻想。他们追求的是：投资一个值得信赖的公司，拥有财产，人人平等。

在一个专题广告片的开头，一连串统计数据向观众狂轰滥炸而来：四分之一男性有勃起问题；一半女性有性冷淡倾向；三分之二男性患有性病……数字在屏幕上一一闪过，伴着一个女人捧着纸巾恸哭、一个绝望的男人在昏暗的家中来回拖地的画面。数字没有停止：半数婚姻以离婚收场；每四起离婚中有三起是由于性生活不和谐造成的。接下来，屏幕上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大工厂的烟囱浓雾腾腾，人们戴着面罩在雾霾重重的大街上，拖着沉重的脚步行走。一个浑厚的声音用普通话说道：日益糟糕的环境和日常生活的压力，正在毁掉你的性生活。傅姨的下一个投资机会，承诺将解决以上一切问题。

电话里，她坚持让我参加。见过她往盖网和菌菇公司投入的养老金全都石沉大海后，我觉得有必要事先给她打打预防针，因此跟着一起去了。我们在上海市郊一幢废弃的商厦前碰头。商厦里，空荡荡的店面堆满了垃圾，空无一人的三层中庭的自动扶梯停在原地一动不动。电梯还在运作，我们乘其中一部上了顶楼。电梯上行时，我开始好奇傅姨又卷入了一个怎样的局。电话里，她说这是个健康产品的投资见面会：“一个天大的好机会！”她滔滔不绝。我不禁为她捏了把汗：什么样的公司会把办公室设在这么个黑漆漆的废弃商场里？

一声响亮的“叮”后，电梯门打开了，出现在面前的是一条漆黑的走道，两边整齐地堆放着各种建筑废料。我们用手机发出的光源照着前路，走向唯一通电的标志：一道半掩的门后那间亮堂的办公室。

等眼睛适应光亮后，我辨别出一个中年的光头肌肉男正张开双臂走向我。“我们尊贵的客人！”他猛烈地握住我的手，用中文热情地寒暄。

“瞧瞧我都带来了什么人？”傅姨用胳臂轻轻推了他一下，说道，“一个真正的美国记者！”

“一位外国客人！他还会说中文！哇！”男人大声嚷嚷着，“阿姨，你的路子真多，交友真广！”

光头男人姓薛，是名来自四川的军用直升机退役飞行员。他看起来就像中国版的“威猛先生”，剃了光头，脖子粗壮，穿着白色的紧身衣。起初他显得非常冷静，但当他开始说话后，我注意到他的左侧面部每十秒左右都会抽动一下，让人不由得分心。

在他身后，七位老人（全都是潜在的投资者）围坐在一张木质长桌边的黑色皮椅上，面朝一台平板电视。电视对墙上挂着一幅裱好的中国书法，据说由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提笔写就：“诚信”。

“这是我们正在销售的产品，”“威猛先生”把一个盒子推到我手里，然后转向其他人说，“无论对于男人还是女人，这都是一个伟大的产品。它在世界上的四十个国家销售。”

他停下来，望向我：“包括美国。”

桌上的人纷纷点头。我看了眼手中的盒子，上面用英语写着Personal Ecological Care
(2)

，还放了张白人模特的大照片。模特的衬衫开了好几颗扣子，一头花白头发，看起来像是网球明星诺瓦克·德约科维奇
(3)

的成熟版。在照片下方，印着产品的英文介绍：

CREATING POWERFUL DETOXIFYING，CONFIDENT LIFE

GET RIT OF TOXINS，BEAUTIFUL APPEARANCE
(4)

产品的中文介绍倒是相对清晰明了：每个盒子里装着三十副中国传统的中药贴；把它们贴在内衣里；几天后，这些药材就能帮助你的身体排毒，重新恢复年轻有活力的性生活。产品的中文名叫“莲之养”，由金日集团生产。

“威猛先生”打开了电视。

专题广告片的解说员音色柔醇、洪亮，饱含情感。每一句收尾时，都仿佛高潮将临。在我过去十五年收听广播的经验中，还从未听过一个配音员用这样的方式带动听众的情绪。“莲之养排毒养元贴，”他呻吟道，“注入了……三十种……不同……种类……的……草药！”

“但里面最重要的成分，”配音员宣称，“是……苞叶雪莲，这种花……长在……遥远的新疆……的……山上。”

傅姨兴奋地用肘碰了碰我：她的新疆从未如此激动人心。我环视了房间。其他几人都坐得笔直，全神贯注，面带微笑。

“它有暖宫之效，”配音员的声音撩人，“刺激月经来潮……收缩……子宫！”

“对男人……它能刺激……性欲！治疗阳痿……防治性病！”

此时，屏幕上出现了一幅手绘的莲之养养元贴专利图，上面印着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

的字样。画面切换，只见穿着实验服的中国技术人员们跳跃欢呼、互相击掌。

广告片最后定格在一个女人身上：她伸展双臂，头向后微仰；雨水倾斜而下，浸润她，净化她，把她身体里所有的毒素全部带走。“你的……性……健康……得以……重……建，”配音员吼道，最后一次迸发出全部的情感。

“就这样，”“威猛先生”关掉电视，说，“公司的全球总部设在新加坡。该国总统和第一夫人都使用我们的产品。”

傅姨拿了一个盒子，从中取出一个单独包装的药包，包装上印着“天堂至福”的字样。她拆开包装，取出一个闻起来夹杂着老虎油和腐烂水果味的白色药贴。

“你把这个放进内衣！”她咯咯笑道，“把背面的贴纸撕掉，贴到内裤上，让它接触你的小弟弟！”

傅姨的大白话引来一阵哄堂大笑。“我已经用了好几天，”傅姨说，“真的有效！”

我停下来，想到冯叔和傅姨的关系，想到他们各自的电视机，想到他们各顾各的生活。我不禁好奇她的性生活究竟是如何改善的。我哆嗦了一下，决定不再深究。“威猛先生”递给我一个文件夹，里面装着几十张照片。

我查看照片时，房间里所有人都朝我围拢过来。第一张照片是“第一次使用男性天堂至福贴后”的情形，照片上展示了一个满是黑莓果冻状分泌物的药贴。

“哇！”大家一起凝神看这张照片时，傅姨惊呼出声。

“这是什么？”我手指着黑色果冻询问。

“排出体外的毒素！”“威猛先生”从房间的另一边喊道。

我有点退缩：“你的意思是，这些都来自他的……”

“是的！他的小弟弟！”

爆发出更多的笑声。人们争相传看着照片，天堂至福贴的成效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在我看来这更像承受了地狱之苦。

中国人在谈论身体分泌物时颇为不拘小节。地方台的电视新闻对交通事故进行报道时，常常会播放受伤躯体鲜血淋漓的画面。我曾在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在候诊室里，张贴着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一个农民被铁耙刺穿了头骨。海报上详细描述了医院天才的医疗团队如何成功地拯救了这个不幸的男人。

“威猛先生”把照片传回我手里，我又看了一眼。

“太可怕了。”我说。

“一点都不痛，”傅姨说，“感觉很棒，很酷。十分钟就能见效。”

我翻看了散落桌面上的其他照片，看到棕色、黑色、黄色的分泌物覆在一大堆天堂至福贴上。其中有一贴还能看到隐隐的血迹，据说来自一个正经历更年期的女性。感谢“莲之养”的奇迹功效，她再次月经来潮。

“威猛先生”把手搭在我肩上。“给，”他说，递给我一包天堂至福贴，“洗手间就在大厅楼下。去，往内裤里贴上一片。”

我条件反射性地并拢双腿。“嗯……不用了，谢谢。”我说。

“威猛先生”的面部又抽动了一下，随即皱作一团：“我已经用了两个月，非常舒服。不会有任何感觉的。”

我摇头。

“它能提高你的性能力！”“威猛先生”微笑着向我保证，“你是名记者，对吧？你应该试用一下，才能根据个人体验撰写报道。”

“我报道的是中国的经济形势，不是性健康产品。”我语气坚定。

“那么或许你可以报道我丈夫的其他公司，”“威猛先生”的妻子说，“他还是一家直升机业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不出十年，所有人都将坐直升机出行！这家公司有80%的机会上市！”她自信满满。

“威猛先生”点点头。我扫了眼他的模样。在我的想象中，他的生活估计是这样的：一天招募内衣贴销售员，另一天把通勤直升机计划的股份卖给穷苦百姓。

我看了看围坐桌面一圈的其他人，全都是和傅姨一样的退休人员。他们整天出入这类投资见面会，交换内部消息，对他们最喜欢的商品评头论足，互相招募，接收并传递各种好到不真实的产品的推介信息。头一天他们是猎人，第二天就成了猎物；他们互相买卖；兜兜转转，直到猎人和猎物在互相交换太多次身份后再也分不清自己的立场；唯一能确定的是，他们全体卷入了这一被“关系”束缚着的金字塔。

我拿起一盒天堂至福贴，转向“威猛先生”：“这一盒卖多少钱？”

“一盒二十贴，卖398元人民币。”他回答。

我心算了下：一盒的售价相当于75美元，一贴将近4美元。冯叔得卖掉一百五十个葱油饼才买得起一盒产品。

“似乎挺贵的。”我说。

“划得来，”“威猛先生”一脸严肃，“而且如果你转卖这些产品，能赚很多钱。人们一旦用过一次，就会一直买下去。”

我看了看散落在桌子上的照片，捉摸不透为什么有人会买这种把内裤搞得跟脏尿布似的产品。

“威猛先生”觉察到我的疑虑，他的面部抽动了一下。“一旦停止使用养元贴，你就会开始感到不舒服，”他说，伴随着面部的抽搐，“不知不觉，你会发觉自己再也离不开它，总想要更多。”

他拿起一支黑色白板笔，在电视旁边的白板上写下一串数字。花4 000元人民币可以得到会员资格，同时获赠十五盒养元贴。把这些产品全都卖光后，他说，下第二笔订单时就能以半价购得产品。一旦开始享受折扣，他说，就意味着日后每卖出一盒天堂至福贴，都能带来200元的利润。

傅姨替我进一步做了量化：“也就是45%的利润！”

“威猛先生”点点头。“就是那么简单。”他说。

“那如果我招募其他人一块儿卖产品呢？”我配合地提问。

“威猛先生”的面部兴奋地抽动了一下：“你有那么多国外朋友，我相信你会这么做的！”

他转向白板，涂写下更多数字：“如果找到人帮你一起销售，你就能得到‘一级提成’，占你朋友销售收入的25%。如果你的朋友也找到人卖产品，那么你就能得到15%的‘二级提成’。三级为10%，接下来一直到第十级的提成收入都是9.5%。听我说，我会把运作机制跟你们解释清楚的。”

“威猛先生”难抑兴奋地在白板上点满了小圆点，接着转向我们。“大家看到这些点了？”他问。

我们点点头。

“现在，好好看。”他说。

他掉转身，在圆点间画了很多连线，使整个白板排满了一个个小三角形，他的脸抽动得更频繁了。接着他又把所有的三角形连在一起，转向我们，一副上气不接下气的模样。白板上的图示形状一目了然。

“这，”“威猛先生”说，“是个金字塔。”

我转向傅姨。她对我笑了笑，示意我看白板。

“威猛先生”用白板笔指着我，继续他的演说：“我问你个问题。这里有两个选项：一个月后我一次性付你100万人民币，或者当月的第一天我付你1元，日后每天付你前一天款项的两倍金额，你会选择哪一个？”

我装傻：“我想我会选一次性结清100万。”傅姨憋不住笑出声来。

“好吧，”“威猛先生”笑道，“你选一次性结清，而我选那个1元的选项，让我们看看谁做了明智的决定。第一天我拿到1元；第二天我拿到2元；第三天，4元；第四天，16元……”

“威猛先生”飞快地写下一连串数字，房间里其余的人齐声诵读他的计算结果：“接着，4 096！接着，8 192！接着，16 394！接着32 768！”

数到第二十五天时，傅姨兴奋地拍打着膝盖，“威猛先生”收回了他的报数权，洪亮的声音响彻整个房间。“再接下来，数字突破200万！到第三十天，超过500万！哇！而你，”他说，停下来深吸了口气，“只拿到了100万。懂了吗？我们的销售就是这样运作的！”这是个原理简单的数字倍增游戏，但实际销售不可能这般理想的扩张，尤其是定价过高的中药性保健产品。

“你招了多少人？”我问“威猛先生”。

他思考答案时，面部轻微抽动了一下。“五六个。”他说。

“你卖这些养元贴多久了？”我问。

“三个月。”他回答。

傅姨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是他温州的一个朋友找他做上海地区的产品代理！”她说。

当然，我想，一个温州朋友。“你赚了多少？”我问“威猛先生”。

“我才刚刚起步！”“威猛先生”挤出一抹笑，“再说，我还在筹备直升机公司，事情太多了，忙不过来。”

这时，房间里有位女士走了出来。她八十多了。推介会开始前，她告诉我自己投资了很多类似的项目，赚到的钱足够供她孙女在澳大利亚的大学上学。她感觉我们的对话有点跑偏，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哎呀！你们当记者的也赚不了几个钱，对吧？你挣多少呀？没多少。只有商人能挣大钱。卖这些养元贴至少能帮你挣点外快。”

傅姨点点头：“他们会给你一盒试用品，你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如果他们喜欢，就会回头来找你要更多。”

“把这产品带回美国去卖吧。”老太太力劝道。

“但我记得你们说，这产品已经在美国销售了。”我说。

“她只是在请你帮忙到那边多推销推销。”傅姨让我宽心。

“威猛先生”插话进来：“我们会帮你和公司联系，讨论怎么把产品推入美国市场。”

老太太摸着我的手。“这是个好机会，”她拍拍我的手臂，对我说，“我们都是老实人，从来不骗人。”

“157名宁波老人投资梦破，1 200多万元养老金打水漂”。

我把辽宁鼎旭（那家让傅姨投了不少退休金的菌菇公司）作为关键词键入搜索引擎后，跳出的第一条结果便是这个新闻标题。“百余宁波老人疑似深陷旁氏骗局。”2014年3月15日《东南商报》的一篇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文章称，辽宁鼎旭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全国各地吸收投资，对象大多是七八十岁的老人。

宁波市距离上海只有两小时车程，位于上海以南。我很好奇那些人是不是和送傅姨去菌菇农场考察并骗走她15 000美元的诈骗犯是同一批人。

该公司的董事长和其他两名宁波分公司的负责人已经被捕。他们涉嫌从一百五十七名老人那里非法集资诈骗数百万美元，其中有部分老人把个人所有的养老金都投了进去。嫌犯抛出年息15%作为诱饵，宣称只要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投资人就能赚取稳定利息。

有好几篇文章都报道了该公司处于破产边缘。《辽沈晚报》发现，本应用于种植菌菇的温室（正是傅姨参观的那个）只剩下门面，现已租给与公司毫无关系的当地农民。

根据宁波的报道文章，一些失去养老金的老人们拒绝相信自己被骗的事实。“尽管案件已到量刑阶段，”报道称，“一些投资者仍然希望同被告商讨美国上市事宜。”

法官对此万分诧异。在将嫌犯判刑入狱前，他最后看了看聚集在法庭上的受骗的投资者，狐疑地问他们：“你们仍然相信这个公司会上市吗？”

随即，他在法官席露出了哭笑不得的表情。

我们不知道，在中国究竟有多少人成为投资骗局的受害者。政府很少追查这类案件。傅姨购买原始股的两家公司（盖网和辽宁鼎旭）都承诺将在西方著名的证券交易所上市。当时，确有几家公司分别在纽约纳斯达克和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受到了媒体的热烈追捧。

政府应对“养之莲”这类旁氏骗局的经验则充分一些。2014年，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四十九家公司颁发了许可，允许它们合法进行直销活动（无需通过指定零售点、可在个体间直接进行的销售活动），只要这些公司和他们的普通销售人员遵守中国的相关法律。这四十九家公司也包括了安利、雅芳、康宝莱等外国公司。不出意料，“养之莲”不在名单上，因而属于非法传销。然而，即便是上了名单的公司，也并非没有问题。其中有好几家公司都曾涉嫌滥用庞氏骗局的洗脑术招募销售人员。

正如某位从事中国庞氏骗局研究的学者指出，中国政府有充分理由密切关注这些直销网络：“这些基层网络的成长在某些方面和党早期的组织构架以及唤起的群众热情非常相似，其由头可追溯到中国农村兴盛的民间信仰传统，而早期正是在广大农村找到了最积极的支持者。”

这也是为什么我如此担心傅姨的原因。她在四川山区长大，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受政府号召前往新疆开荒，随后随丈夫横穿中国来到上海这片处女地，这里遍地金钱，唯独她自己的囊中羞涩。

和大部分的同龄人一样，她不知道如何在这个新中国分一桶金，所以自然而然受到早已熟悉的事物吸引：微笑的招募者，引领你走向康庄大道。在21世纪的上海，对于骗子来说，没受过什么教育、不会上网的贫穷老女人显然是更容易得手的目标。

冯叔和傅姨那间斯巴达式的房间里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除了床头上方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挂画。画中，挥舞翅膀的男人大概是罗马神萨图尔努斯
(6)

，他一手抱着一个赤裸女人，准备和她一同飞走；一手抓着一把镰刀，刺向地上一个憔悴枯槁的男人。

“为什么在墙上挂这幅画？”我问他俩。

我搜索到辽宁鼎旭公司的相关信息后，本想到傅姨家和她开诚布公地聊聊，但一直只有冯叔一个人在家。等傅姨总算现身后，他们立即开始吵吵不休。我需要找一个能够转移他们注意力的话题。

“这画来自德国，”冯叔说，“是幅老画，描述了封建社会的历史。”

我不太清楚他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或许是因为长翅膀的男人手中的镰刀，或许是因为背景里的田园风光。傅姨也不信他。

“历史？你懂啥？”她说，“这些人连衣服都没穿好。你把这叫历史？你说话就像毛主席！封建社会！阶级斗争！哎呀！”

“你啥都不懂，”冯叔回击道，“尽在那里胡扯。”

“你和你这场愚蠢的官司！”冯叔大吼，“你脑子出什么问题了，居然要打官司！要不是我，你还在新疆劳碌个没完，穷困潦倒！”

“新疆的空气好！”傅姨尖叫道，“食物安全，物价便宜，冬暖夏凉！你上哪儿才能找到这种天堂一样的生活？”她问。

“那你给我回去！”冯叔叫道。

看着吧，老伙计，我默默地想，她会回去的。在傅姨心里，新疆代表了她人生中最简单快乐的阶段。在新疆，她没有住过又冷又黑的棚屋，没有欠债。在新疆，冯叔没有情妇，傅姨也不会被复仇或贪婪蒙了心。

傅姨指着冯叔的脊背：“你想让我走，好趁我不在做龌龊事！”

她转向我：“我们留在上海唯一的理由就是为了孩子。这里的教育更好，但其他一切，都是新疆更好。”

“哦！为了孩子！”冯叔讥讽道，“你给了孩子多少钱？你给他们买房子了吗？没有！我是家里唯一能帮上他们的人。你所有钱都被骗光了！你买健康产品和其他各种垃圾，现在还要花钱打官司？太扯了！”

我以我知道的最礼貌的方式站起身来。

“我真的得走了。”我看了眼手机，结结巴巴地说。傅姨的脸气得通红，对我的告辞充耳不闻。她抓住我的手臂，阻止道：“记得我告诉你，他是怎么逼我回上海生孩子的吗？记得吗？”

我记得。见面的那天，她跟我讲了她的故事。当时我们坐在一个地下教会的礼堂里，其他信众齐声高唱赞歌。她的故事（离开新疆，去丈夫的老家分娩），像极了马利亚和约瑟为遵守罗马帝国人口普查的规定而前往伯利恒的那个《圣经》故事，这让我印象极深。傅姨当然没有在马槽里分娩，她在一辆行驶在荒漠中的公交车上待产，下车后在一家破败的诊所里生下了她的儿子。接下来的日子里，她备受分娩并发症的折磨，就在此时，一名医生跟她提到了基督。

“是的，我记得。”我说。

傅姨擦了擦眼睛，深吸了口气。“那个儿子死了。”她说。

冯叔的视线从电视上移开，瞪着他的妻子。

她指着自己丈夫：“他母亲把我们的儿子带去了安徽。一天，他掉河里淹死了。当时他正在上医大学医。那是1990年，他刚满十八岁。是他母亲把他带到安徽的，他就那样死在了河里。”

我重新坐了下来，准备迎接另一场争执，但两人都陷入了深深的沉默，只留下健康节目中医生的声音充斥着这个又冷又黑的房间。

长长的三分钟过去后，傅姨从碗柜里抓起一包干果，打开，递给我：“吃个杏子。”她温柔地微笑着说。

我拿了一个，随后看了眼冯叔。他盯着他的电视，脸色苍白。他没有再说一句。

(1)
Super Bowl，美国国家美式足球联盟的年度冠军赛。——译者

(2)
英文，个人生态护理。——译者

(3)
Nowak Djokovic（1987—　），男子网球运动员。——译者

(4)
英文，创造强大的排毒、自信的生活，摆脱（rit的正确拼写应为rid）毒素，美丽外表。——译者

(5)
英文，美利坚合众国。——译者

(6)
Saturnus，罗马神话中的农业之神。——译者

12　乡村婚礼

长乐路109号

在赵士玲成年后的大部分日子里，从长乐路鲜花店到山东老家的旅程都要花上十三个小时，直到2011年7月1日下午，一条高铁线的出现。过去在晃晃悠悠的卧铺客车上度过的颠簸长夜，突然缩减为在时速三百多公里的子弹头列车上飞驰而过的三小时行程。列车平稳地穿梭于长三角的片片稻田中，你完全可以端着牛奶咖啡从餐车闲荡回靠窗的豪华座椅，不必担心有一点洒落。

我抿了口咖啡，看着窗外的乡村风光。景物一逝而过，很难专注地看两秒以上。在中国建成高速铁路以前，坐火车出行是静观凝思的绝佳选择。我常常透过敞开的玻璃窗观察人们工作，有时他们也会注意到我这个外国人的目光，便在火车缓缓经过时冲我微笑示意。我把脑袋钻出窗外，深吸一口乡村的空气，挥手回礼。我会想到他们在农村上学的孩子们，我会想象他们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如今，高速行驶的子弹头列车的密闭车厢不再提供这样的机会：你不再能呼吸村民们呼吸的空气，也不再有时间从大桥上审视河道峡谷。如今，在中国乘坐火车，人们聚精会神地用平板电脑观看电影，或是不停地拿出手机检查邮件，以此消磨时间。要是实在感到厌烦，想往窗外看看风景，你会发现，目光刚聚焦到一个正在锄地的农民身上，他就已经从视线中消失不见了。

就好像他和他耕耘的田野从未存在。

那是5月的五天小长假。我在枣庄火车站下车后，从一部发生故障的自动扶梯爬上了地面一楼，赵女士和她的小儿子正在那里等着我。见到他们后，我再没机会碰我的手提行李。“把它给我！递过来！”小阳一边叫唤，一边从手里抢下我的包，提到一辆出租车里。

我几乎认不出赵女士。二十年前的回村制服（蓝色的工厂连衫裤）早已不见，穿在她身上的是一条时髦的碎花裙；头发微卷，裸露的肩膀曲线被修饰得更加优雅；睫毛膏、口红、珠宝和太阳帽可谓锦上添花，把这身行头点缀得赏心悦目。

赵女士这番精心打扮是为了出席婚礼，但不是我们要参加的那场。她的侄子第二天就要在乡下结婚了，她同时还肩负着安排长子和一个当地姑娘婚嫁事宜的使命。在枣庄这片土地上，生活是流动的，许多家庭四散在各大城市打工，因而在家乡举行婚礼就不再只是新郎新娘两个人的事。这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交场合：家族生意，婚嫁事宜，未来规划，都在一场婚礼上安排妥当。

“我简直不敢相信你来了！”赵女士抓着我的手臂大声说，“我告诉侄子你要来参加他的婚礼，可把他激动坏了！这儿的人只在电视上见过外国人。”

枣庄看上去平坦多雾，建筑大吊车醒目地矗立在天际线上。中国的一些城市以地方美食闻名，另一些则以名胜古迹取胜，枣庄却是从一场场战斗中脱颖而出的城市。中国的这一地区以绿色平原为主，人称“鱼米之乡”，可惜的是，大片的肥沃平原却常年饱受干旱摧残。当地的水源微山湖位处始建于一千五百年前的大运河中段，构成了山东、安徽、江苏的边界，数千万人仰赖它生存。在旱季，枣庄人时常同邻人发起争夺水源的战争。在过去六十年间，微山湖有超过四百起跨省冲突事件记录在案，数以百计的当地男子受伤甚或死亡。

微山湖不是唯一让枣庄人浴血奋战的目标。1930年代后期日本入侵中国时，农民和周边的煤矿工人自发组织的当地游击队对入侵者发起了一系列袭击，不仅杀灭敌军，还夺取了他们用来运输枪支弹药的火车掌控权，成为民族英雄。

这座城市的历史染满鲜血。我了解得越多，就越意识到赵女士跟我讲的那些老家目无法纪的故事并非夸夸其谈。枣庄人绝非胆小怕事之辈。

赵女士希望大阳能在这里安稳地度过一生。她在一栋名为“和谐园”的住宅楼的二十一层给大阳未来的家庭购置了一套公寓，“和谐园”紧邻枣庄最重要的旅游胜地——铁道游击队纪念博物馆。“就在那儿！”赵女士指着出租车窗外一栋近似城堡的建筑说，“我现在把房子租出去了，但总有一天大阳要搬过去的。”

万事俱备，只差个媳妇。赵女士把胳臂放回车内，身体埋在座位里，太阳帽放在大腿上，闭上眼睛，深深呼出一口长气，任春天的暖风吹拂着头发。为了这个周末，她足足准备了一年多。自从大阳高中辍学，回到花店后，她就觉得自己要为他的人生负责。现在，是时候帮他找个妻子了，她从未离这个目标如此接近过。大阳和那个姑娘通过微信建立了情谊，直到这个周末还保持每天互通消息。

“今天他们见面一块儿吃午饭了，”赵女士说，眼睛仍然闭着，“她很漂亮。”

直到今天以前，她一直仅凭着女孩在微信上那张被Hello Kitty口罩遮住半脸的头像推进此事。

“他正在见对方的父母和亲戚，”她说，语气有点担心，“他们好像对大阳从事理发这个职业不太满意。理发师在我们这儿不太受欢迎。他们觉得他收入不会很高。”

他们想得没错。当然，他们女儿的收入也不高。她在一家杂货店管理仓库，每月挣150美元左右。她不愿意离开家乡，外出谋求更好的发展。等他们结婚后，大阳将不得不回老家工作，他的选择会变得非常有限。大阳虽然天生聪颖，但毕竟高中辍学，只有高尔夫球场和发廊的工作经验。而在枣庄，大部分工作都只能在煤矿、麦田或建筑工地里找，而大阳却是对这类体力劳动避之不及。赵女士很担心姑娘父母的想法，她希望“和谐园”的那套房产能够促成这桩甜蜜的交易。“在我们村有句老话，”赵女士坐在汽车前排说，“不买笼子，逮不着好鸟。”

赵女士还有另一处“鸟笼”。在枣庄市郊，小麦玉米地呈绿色网格状整齐排列，一派苍翠繁茂的景象；田野间，一幢蓝白相间瓷砖墙面的高楼横空出世，赵女士正是在这幢楼的十七层购置了一套宽敞的公寓。当我们到达时，赵女士口中的“小鸟”（小阳的妻子张敏）已经飞去陪她可怜的大伯哥和Hello Kitty女孩见面。大阳在找姑娘家时迷了路，给她打了个紧急电话。“哎呀！他完全不懂得怎么追求姑娘！”赵女士听到这事儿后不禁叹了口气。

公寓还是毛坯的。赵女士帮小阳和张敏买下这套房，小夫妻结婚，到上海工作，生下儿子，这一切环环相扣，以至于完全没有工夫回来装修房子。等到有一天，他们在上海的事情结束，才会带着儿子烁烁回来定居。等赵女士退休后，这套公寓的第三间卧室将留给她用。

小阳抱起两岁大的烁烁，带着我转了一圈。公寓面积大约九十三平米（在中国的标准里算是挺宽敞的），有三间卧室。客厅的窗户俯瞰一个带篮球场的大型庭院和一条卵石驳岸的人工溪流。楼下，少年们正在投篮，小男孩们将消防栓漏出的涓涓细流汇聚起来，自制成迷你小溪。“我能想象烁烁在那里玩耍的画面。”小阳迎着阳光微笑着说。

在他母亲的长乐路花店里，无论我何时见到小阳，他基本都在倒班，看起来总是神情抑郁、压力重重。但在枣庄，他抱着自己的儿子，看上去放松、乐观、快乐。是一种在家的状态。

另一边，他的大哥，却在家乡还需要人领路。大阳和张敏赶回时，依然显得神情迷惘。他看见我，喃喃了声“你好”，短暂的眼神交汇后，就一直垂头丧气地盯着地面。为了这个场合，他特意穿了件佩斯利印花衬衫，搭配一条剪裁精致的黑色牛仔裤。

“进展如何？”我问。

“我不知道，”他呻吟着说，“我们本该一块儿吃午饭的，结果没有。共进午餐是她父母接受我作为家庭成员的信号。我们只是坐在那儿，东拉西扯些有的没的。现在我得等他们的反馈。”

大阳给Hello Kitty女孩刚动过手术的父亲买了一份康复礼物——一篮水果。赵女士觉得这只是表达礼貌和孝顺的一种姿态，但女孩的父亲却觉得这是农村求婚的微妙舞步中进一步的表示。从表现来看，他们觉得如果接受这个城市小伙华而不实的礼物，就意味着默认他是未来的女婿，而赵女士和大阳只是把这看作惯常的礼节。这是城市和农村间的一种文化误解。对于农村人来说，礼物从来不只是礼物，而是需要偿还的债务。赵女士思考着接下来该做什么，我则思考着她和她的儿子究竟和家乡的习俗有了多大的脱节。

赵女士抬头。“她现在人在哪儿？”她问大阳。

“她去杂货店工作了。”他叹了口气说。

赵女士一动不动站着，深深凝视着人行道。只剩下一天时间了。当她儿子只看到一片无望的黑暗时，赵女士看到的是机会。

十分钟后，全家人齐聚杂货店外，想找姑娘出来聊聊。大阳和他母亲走到店后的仓库门口；其余人则退开半个街区的距离，试图别太招摇。然而，在离大城市如此遥远的小城里，外国人的出现还是引来了大量的围观者。“老外！”有人大喊，“外国人！”越来越多的惊呼此起彼伏。

赵女士点了点头，大阳敲敲门。赵女士跨过街，加入我们的行列。该做的她都做了。接下来，要看她儿子的了。

更多人盯着我看。大街上，开车的纷纷停下车看热闹，还有人鸣响了喇叭。大阳回头瞥了我们一眼，面色惊恐。他的求婚正慢慢变成城里的大事件。

门开了。姑娘走到门口。

Hello Kitty女孩的气质不太像枣庄的姑娘，而更像上海姑娘：娇小，漂亮。但她脾气完全又是当地姑娘的，看到大阳时已经处在爆发边缘。“你干吗在我工作时来打扰我？”她挥着手臂尖叫。

我们绕过那些伸长脖子的围观者，想看得更清楚些。赵女士站在最前面，手里抱着舔棒棒糖的小烁烁。

Hello Kitty女孩转过头，终于看到了我们。“呃？这些人是谁？”她冲我们伸出手臂，大喊。

围观的群众现在又有了新的焦点：一出肥皂剧正在枣庄街头活生生上演。分神之际，所有人安静了一阵子，只有烁烁捧着棒棒糖大声啜吸的声音。大阳吓蒙了，一个字也答不上来。Hello Kitty女孩勃然大怒。“究竟是怎么回事？”她恼火地吼道，“这算什么？瞧瞧你给我惹了多大麻烦！”

大阳突然开口了。他支支吾吾地说，自己只是想邀请她参加表弟的婚礼。人群爆发出更多疯狂的尖叫。

赵女士看着她一手造成的局面，摇摇头。“大阳太没用了，”她顺了口气说，“在这里讨个老婆一点都不难，对他却比登天还难。真是没用。”

更多的尖叫声。围观群众慢慢朝两人围拢过去，盼着看出好戏。这似乎让Hello Kitty女孩更来劲，冲大阳吼得愈发大声。大阳紧张地看了看四周，手插在口袋里，羞愧难当。

“这里的姑娘对那些花天酒地的小坏蛋更感兴趣，”赵女士看着她的儿子，含含糊糊地对我嘀咕。“大阳人太好，”他的母亲不无同情地说，“他太天真，太老实，太没用了。”

姑娘砰地把门摔上。大阳眼巴巴地看了几秒，琢磨着要不要再次敲门，但坚持不是他的本性。人群散开，仓促的结局恐怕扫了看客们的兴。大阳转身走向我们，头埋在胸前。“她不会来了。”他嘟囔着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在我们坐上一边等候的出租车前，大阳最后一次看了眼仓库门。再见，Kitty。

他无精打采地坐在后排我身边的座位上。我们出发前往婚礼的举办地塘湖。赵女士坐在前排，凝望着窗外。

她的电话响了，是Hello Kitty女孩打来的。“喂？啊，我明白。没事的。别生气……放轻松。他跟我说你爸爸生病了，我叫他无论如何都要去探望一下，不管你们俩结不结婚……”

长长的停顿。赵女士把电话转到另一边继续接听。Hello Kitty女孩的声音听上去更加愤怒了。

“对，对。没事的。你不要觉得尴尬，”赵女士在电话里安慰那个姑娘，“我们在外面等，是因为有个美国来的朋友想见见你……是的……我理解，你老板在……我明白……大阳真心喜欢你，我能看出来。”

我看着大阳。他盯着窗外，意兴阑珊。城市的景致向后褪去，被乡野风光取代。我们从一辆驴车边上经过。

赵女士边说边扫了眼她的儿子：“或许你是不喜欢他，或许是因为他在南方长大，不懂北方姑娘的心思。但我知道他是喜欢你的。这都是我的错，我没把他教育好……”

大阳的脸色从消沉转为懊恼。他几乎完全不了解Hello Kitty女孩；除了用微信互通有无，他一共只见过她两次。这是母亲一手促成的相亲。但他仍然为刚刚发生的事情感到懊恼。赵女士挂断电话后，他坐直了身体：“她说什么了？”

“她说她老板在，不能随便离岗。弄得好像一副你要把她拖出来的样子！”赵女士嚷嚷，“哎呀，这里的人啊！他们考虑事情起来——真是封建！”

“封建”这个词，我曾听过像赵女士这样的城市移民用来形容农村老家人的风俗习惯。

“我怎么可能把她拖出来？”大阳反驳道，“我连碰都没碰过她！”

赵女士从前座回过头看：“她觉得你站在门外，就是要她跟你一起走，让她在老板面前丢了面子。”

“太封建！”司机笑出声来。出租车司机身材魁梧，穿制服，戴着飞行员太阳镜，迫不及待想要加入我们的对话。

大阳看向后视镜里司机的眼睛：“在上海，如果有人喜欢你，难道不是特别值得高兴的事儿吗？追求女孩难道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他问，“但在这里，在我们老家，简直就是场持久战，要一路披荆斩棘。我永远搞不懂这个地方。”

“这是孔子儒家思想的贻害！”司机转头向出租车里的外国人解释道，“沿着这条路一直开就能到他老家！”

孔圣人出生于曲阜，距离此地大约一小时车程。这里的人（常常被城市居民诟病为封建）还遵循着他遗留下来的儒家传统。

赵女士和司机在前座谈论她儿子的窘况。

大阳在后座郁郁寡欢，愈发恼怒。“她倔得像头牛！”他喊道，“我去见她母亲，她没有任何提示，告诉我他们是否会接纳我。她们带我去见她父亲，我还给准备了小礼物！但等我买好礼物后，她又给我脸色看！”

“是你在理。”司机果断地说。

“我的意思是，我究竟要和谁结婚？她还是她父亲？”大阳恼火地问。

“哈哈哈！这话正中要害！”司机用手猛敲了下仪表盘，吼道。

这几乎非常接近你能在中国获得的心理治疗了。上海的出租车司机通常不太理会后座客人间的嬉笑怒骂，但如果是老乡就不同了。出租车是他们的，车子里发生的一切谈话也都与他们有关。他们能自然而然地介入最私密的个人事务，仿佛一切都和他们利害相关，比如当你对儒家的道德观困惑不解时，就可以听听他们的意见，他们很乐于为你排忧解难。

“听着，”司机说，看着后视镜里的大阳，“你妈提到你在杭州工作，对吧？你可是见过世面的。你还有个外国朋友。这个乡下姑娘每个月在杂货店挣1 000元！有什么大不了的？”

大阳想了一想：“现在全国各地的房价都在涨，讨老婆的成本也越来越高。”

“没错，但你在城里不是已经有套房了吗？听了你的情况，我真心觉得要讨个老婆可容易了。我要是那姑娘，你能来工作的地方看我，就该偷着乐了！”

司机把车停在一条脏兮兮的主街上，沿街一排破败的小店。绿油油的麦田举目可及。他掉了个头。“我本来准备交班了，但我看到有个外国朋友和你一块儿！我快五十了，还从来没见过外国人！你，年轻人，”他指着大阳，“一点儿也不用发愁。你会找到一个比她更好的姑娘。”

赵女士拿出一张50元的钞票，作为车费付给司机。心理咨询是完全免费的。

要是大阳从小在枣庄长大，估计早就能找到更好的姑娘。他的表弟便是如此。“他们在研究生院认识的。”大阳说。平板电视上，新郎新娘的浪漫照片互相交融。

我们待在一个两层混凝土结构的农家乐庭院里。工人们在我们身边进进出出，忙着搭建第二天婚礼用的舞台。在我们身后，为婚礼晚宴切肉洗菜的妇女们铆足火力。一桶桶活鱼和甲鱼摆满了整个庭院。帆布帐篷整齐地排列在房子外的巷道里，一直延伸到远处的麦田。邻居们在自家门前摆开几十张桌子。几乎整个村子的居民都跑来给大阳表弟的婚礼帮忙。

新人彼此注视对方的照片出现在屏幕上。新郎抬头看着高挑的新娘。新郎圆脸小眼，长着中国人说的“蒜头鼻”。新娘瘦长，面部棱角分明，有雀斑。他们站在岩石海滩上，身后是一片汪洋大海。

“这是哪儿？”我问大阳。

“青岛。新娘的老家。”

青岛在山东的另一头，是个风景优美的港口城市，这对新人在那里相遇。

两人的照片滚动播放着，我想着大阳和他表弟不同的人生路径。表弟在农村长大，努力学习，考取了理想城市的知名大学。在一所不错的研究生院就读期间，他认识了一个城里的姑娘。他在制药公司谋得了一份工程师工作，她在宜家担任经理；现在，他们俩在这里，准备携手共度日后的人生。要是赵女士没有去上海打工，或许大阳也可能走上类似的人生道路，他够聪明，也有足够的动力鞭策前进。可惜，如今他只是个理发师，刚刚还被一个不可理喻的老家姑娘三振出局。

我们到村子时，整个家族都听说了大阳的糗事。在山东农村的麦子地和玉米地间，消息传播快得惊人。

“哪个姑娘？”一个表兄皮笑肉不笑地问，“你发给过我照片的那个漂亮姑娘？戴口罩的那个？”

大阳点点头。

“我觉得关键问题是，你没有做什么来表达自己的爱意，”他谆谆教导，“你太不浪漫了。”

大阳叹了口气：“有时候我会开玩笑说，男人和女人间的爱只是为了造人而存在，真爱只在男人和男人之间。”

在西方这种说法会引来人们对他性取向的疑问。但在这里，求爱的礼俗带给人无限的挫败，反过来加强了同胞兄弟间的纽带，发出如此感慨倒是一点儿也不突兀。

蜷缩着站在大阳堂兄弟们身边的那个粗犷汉子就是他的父亲。这个来自大山的男人是当地唯一愿意娶患过白血病的赵女士的单身汉。他是个煤矿工人，常常对赵女士家暴，直到她只身前往大城市，只有逢年过节和婚丧嫁娶才回老家看看。他话不多，大手，浓眉，蒜头鼻，比他妻子矮几英寸。抬头仰视其他人时，他习惯眯起眼睛，神情迷茫。赵女士为他挑选了一身海蓝色西装、蓝色格子衬衫和一条卡其裤，精心打扮一番，好出席即将在周末举办的喜事。这身新行头让老矿工浑身不自在，活像个迫不及待想换掉教堂礼服的大男孩。

我握了握他的手。“瞧见了吧？”赵女士喊道，“我跟你说过他长得很丑。”

赵女士放肆大笑。她丈夫没理会她，和我握手，似乎对妻子怎么会在遥远的海上城市认识个外国人大惑不解。

我们站在庭院的阴影处。赵女士的丈夫和另外几十个老人挤在一张桌子四周，看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山装男子仔细地往红色折页上登记着姓名。这些人全都是新郎家的或是有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亲属，每个人结着茧的手中都紧紧攥着塞满钱的红包。

第一个人把红包递给了登记员身边那个西装革履的男人。他是村里的会计，全村只有他的手白白净净的。会计打开红包，一张张慢慢地大声数着：“一百，两百，三百……”其他人赶紧凑上去看。等他数完，登记员从一堆红单子顶部抽出一张，写上送礼金人的姓名，单子就成了第二天婚礼的正式邀请函。

这是婚礼仪式举行前的惯例，所有人对此习以为常，也清楚要送的礼金数目。数字通常基于以下不同因素计算得出：和这家人有多亲，是否想和这家人攀上关系，是否和这家人有生意往来，这家人参加你儿子婚礼时送了多少礼金，是否欠这家人的人情。这场面颇像电影《教父》的开场，只不过演员换成了中国农民。在这里，中国农村，人与人之间没有多少秘密，每个人都有随意查阅会计礼单、看邻居送了多少礼金的自由，很多人都会选择在递上红包前看上一眼。

参加乡下的婚礼，如果只想走个过场，也是颇伤脑筋的事情。但如果你遇到任何问题（正如出租车司机提醒我们的那样），可以听听中国传统礼仪教父（孔子）的意见。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就能到他老家。

第二天早上，一阵尖锐的长号声把我惊醒，我的身体在床上打了个颤，头痛欲裂，想搞明白自己身处何时何地，窗外为何有人正用长号吹奏《铃儿响叮当》。

我跌跌撞撞地爬下床，拉开窗帘。六名红色正装的老人弓身背着乐器，组成六人仪乐队，正从楼下经过：其中一人手持长号，一人敲着巨大的低音鼓，一人敲着小军鼓，余人在乐段间隙毫无节奏地拨打着铜钹。窗外阳光明媚，晴空万里。我坐在床沿，试图回想前一天晚上的事情，外面不和谐的音调传入屋内……“我们滑雪多快乐，我们坐在雪橇上……”我显然喝醉了，衣服上还有股烟味儿……“奔驰过田野，欢乐又歌唱……”我注意到床头柜的笔记本上，压着一堆皱巴巴的香烟。香烟过滤嘴标志上方用繁体字写着“苏烟”。啊，是的，昨晚我接受了农村男人们互相间的寒暄致意——香烟，而后就像滚雪球般，一根接着一根向我递来。我在笔记本上记下它的英文名Sequoia
(1)

，又在下方抄写了香烟包装上印有的英文座右铭：

FOLLOWING THE TRACK OF THE GALE，

I AM CHASING THE SUN.
(2)

我咳出几口痰，身体蜷成一团。我的喉咙火辣辣的，仿佛不仅追上了太阳，还把它整个吞了下去。昨晚的零星片段朦胧地浮现在脑海。我回忆起自己原本被安排和妇女儿童一桌，却被隔壁桌男人的几根苏烟诱了过去，坐到了两个正大喝着白酒的醉醺醺的渔夫中间。把那瓶酒干了个底朝天后，我们又喝上了当地啤酒。我记得自己看向隔壁桌时，瞧见小烁烁坐在母亲的大腿上，一杯接一杯喝着红葡萄酒，最后在母亲强壮有力的怀抱中昏睡过去。我的酒伴们笑称，连那个两岁小孩的酒量都要比我好。

我还记得自己频繁地往屋外的厕所跑，感觉整个墙都在晃动。我点了一根苏烟，橙红的余火照亮肮脏的隔间，露出爬满蝇蛆的墙面。等到要回旅馆的时间，我轻手轻脚地上楼，想从新郎家乡村大屋的一间卧室里取回我的包，开门后吓坏了屋内一个怀孕的女人。我结结巴巴地赶紧道歉，跟她解释自己是谁，话还没说完，她就从门缝钻了出去，消失在我的视野中。

第二天，赵女士来旅馆接我时，我问起那个女人。我们坐在遮盖严实的三轮摩托车后座，朝她表妹家的方向驶去。厚厚的红色绒布帘挡住了窗户，车里的所有东西都像印上了一层幽幽的玫红色光泽。“那是新娘弟弟的老婆，”赵女士说，“她在躲人。”

“躲谁？”我问。

赵女士看着我，为我的蠢问题感到失望。在农村，一个孕妇躲躲藏藏的理由是那么显而易见。

“计划生育局！”赵女士说。

该机构负责执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赵女士告诉我这女人和丈夫已育有一女，但还想试试生个男孩。在中国，医生不能事先透露孩子的性别，于是赵女士的亲戚跑去一家非法诊所打探。超声显示，这胎又是个女孩。这对夫妇预约了流产。“但当她走进医生的诊室，”赵女士说，“她没有勇气打胎。之后就一直躲在楼上的卧室里。通常她都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如果被发现了，她就得缴6 000元的罚款。在这里，那可是一大笔钱。”

这真是不幸，但赵女士谈起那女人的窘境时，语气中不带丝毫感情色彩。

“孩子出生后打算怎么办？”我问。

“他家已经决定了，”赵女士说，“姑娘的姐姐和姐夫想要孩子却没要上，一直小产。她会把孩子给他们，报户口时登记成他们俩的孩子。”

在这里，有层出不穷绕过规则的方法。当家里有亲戚遇上类似问题时，家庭成员们便凑在一块儿，共同商讨如何在政府插手前自行内部解决。没有什么不应该留在家族里的，尤其是它的新成员。

摩托车停在另一个亲戚家门口。赵女士下车，和一个看上去和她年龄相仿的女士热烈拥抱。那人留着披肩长发，高挑，美丽。下半张脸笑着，眼里却浸透了悲伤和沮丧；下垂的眼睑让她看上去镇定自若。“我和你提过这个表妹，”赵女士冲着我喊，“就是不需要工作的那一个。她丈夫能着呢！再看看我，嗨！我可得拼了命地工作。”

我渐渐想起曾在上海的小花店里听过这位表妹的故事。她丈夫就是那个臭名远扬的税务官员，她时常遭到丈夫和他年轻情妇的殴打，曾试图吞药自杀。我们来这儿和她聊聊这次大阳失败的求婚，正是她帮赵女士安排了这次相亲。

在她表妹位于五楼的顶楼公寓里，赵女士还没坐下就开始说：“她一点都不给我们面子。”

“这不是你的错，”赵女士表妹对她说，“是大阳的问题。”

赵女士摇摇头。“他太不切实际了！高不成，低不就。”她嚷着。

这是中国一句俗语，非常恰当地形容出一个在大城市和小乡村间遗失了梦想的年轻人的生活状态。

“哎呀！他都快三十了！”表妹拍着她的白色皮沙发说，“那姑娘肯定也有问题，总是找一堆借口不来见面。‘我太累了。’‘我生病了。’她就是不愿意见他。”

“这恰恰表明她确实没兴趣。你想呀，要是你在杂货店工作，有一群人跑来看你，你会不出来打个招呼吗？”赵女士问她表妹。

“那是必须的！是基本礼貌！你得给人面子啊！”她表妹叫道。

“当然是必须的！她太没教养，太无礼了！”

她们大发议论，喋喋不休的话语在明亮通风的公寓四壁间回荡。一个天使喷泉从内墙耸出，成为视线的焦点。表妹和她孩子们居住的这套公寓里挂满了照片，但没有任何她丈夫的痕迹——他支付房租，有时过来揍她一顿，但大部分时间，他都和情妇住在城市的另一头。

赵女士和她表妹还在滔滔不绝地抱怨着大阳和那姑娘以及两人的无礼举动。真是一对爱挑剔的媒人：她们俩的婚姻也并不美满，赵女士还告诉过我，她们俩之前都没谈过恋爱。然而现在，她们在这里，把自己的问题放在一边，讨论着大阳为何对她们安排的姑娘提不起兴趣。

等她们安静下来，赵女士的表妹转头问我：“你是从美国来的，对吧？你在美国的房子比这套大吗？”

“嗯……是的。不过总体而言，美国的房子都比较大。你的房子很好。”我说。

赵女士的表妹再次露出眼神空洞的微笑，脸始终沉着。

“我还有四套这样的房子。”她说。

“她丈夫可有能耐了。”赵女士说。

我们回到出租车上，启程去参加乡村婚礼。前一天的晚宴只是今日宴席的热场活动。赵女士的声音流露出强烈的嫉妒。那个男人虐待她的表妹，还在外头找了情妇，但他有钱有势——和老家大多数人比起来，尤其是和她的丈夫比起来，有钱有势得多。

“他人脉广，总在工作。”赵女士继续说，“他和我表妹事实上是表亲。”

“他们是亲戚？”我有点困惑地问她，“等等。你和他也是亲戚？”

“我们都是亲戚，”赵女士回答，“他们有三个孩子。儿子有遗传病，眼睛有点问题。但两个女儿都挺好的。”

出租车窗户开着，一阵暖风拂过赵女士的头发。窗外，城市的公寓楼渐渐为一片片新种的玉米地和小麦地腾出地方。我在心里想着赵女士表妹的人生，想着它究竟有多混乱。

“这里的女人可不像上海姑娘，”赵女士说，她把手臂伸出窗外，抓住门，“她们不温柔，也缺乏女人味。这里的女人——她们要是受够了，就会吞农药。”

灰发斑斑的出租车司机点点头。“我认识很多这样的女人。”他说。

打表器翻了下来。另一个开出租的心理治疗师开始工作了。

“我也是，”赵女士说，“在这儿很常见。”

司机咧开嘴笑，摇摇头。“她们的丈夫会打她们，她们觉得走投无路。”他说。

我好奇，他是不是也会打老婆。

“我表妹喝了一斤农药，没死成。他们给她洗了胃，在重症监护病房待了几天。”赵女士说。

“哇。”司机惊叹。

“我的另一个表姐妹死了——她喝了整整一桶农药，就那样死了。”赵女士说。

“有很多女人从吊桥上跳河自杀。”司机提示道。

赵女士点点头。“我表妹发现喝农药没死，又跳井了。但还是没死成。”她轻笑着说。

春日明媚，我们正搭车前往婚礼现场，却听着这如临地狱般的对话。赵女士和司机边聊边笑，好像在说着什么趣话。两个人都称自己在这方面有亲身体验。

“我没有勇气吞农药或跳井，”赵女士说，“我佩服那些有勇气的人。有时候我也很想死，但就是做不到。”

“为什么这么说？”我问。

我的关切之情引得赵女士和司机笑出声来。“如果自杀容易，我早就那么干了！”赵女士说，“我活着就只是工作、吃饭、睡觉，日复一日，没什么意义。”

一阵风穿过车厢。司机笑了笑，点头表示同意。

“今天是公元2014年5月4日。今天，阳光灿烂，微风和煦。桂花树的甜味在空气中飘荡。今天是喜庆吉祥的一天。我们欢聚一堂，共同见证这对美丽年轻夫妇的婚礼！”

“好！好！”台下的观众齐声应和着。一个高个年轻人手持话筒，站在新郎新娘中间。这对新人没有选择中式的红礼服，而是以一身西式礼服亮相——黑色燕尾服和白羽婚纱裙。为了尊重传统，新郎戴了条红色领带，而新娘则戴着红框太阳镜。

新人坐着租来的宝马车抵达现场。下车后，家里人点燃了一条摆成心形的九米多长的鞭炮，机关枪似的“噼里啪啦”燃放了近一分钟，触发了村子大街上停放的所有汽车的报警器。紧接着，一排红色的响炮一个接一个冲天而去。还有些宿醉未醒的小烁烁，被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吓得号啕大哭起来。

里面，亲朋好友和邻里街坊都挤在院子里，静静地看着新郎新娘登上自家的打谷台。用粉色帘幕装饰一番后，打谷台俨然成了一个舞台，贴着红色的“福”字。

“新郎！请上前一步，面对观众！”手持话筒的男人喊道，“今天的新郎英气逼人。让我来问问大家：新郎帅不帅？”

那人把话筒指向观众，但没有人领会他的暗示。大部分人都不曾参加过西式婚礼，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手持话筒的男人会和他们对话，他们又不是今天婚礼的主角。有那么一刻，只有背景乐——一段生机勃勃的小提琴乐声从台上的扩音喇叭中流淌而出。

主持人清了清喉咙。他是个英俊的男人，戴着眼镜，穿着类似天主教神父袍的黑色套装，但他不是神职人员，他只是这家人为下午的仪式请来的专业主持人。

“嗯哼。世上有千千万万的新娘，但今天的新娘是最美的！”他继续说，“当新娘站在这里，日月黯然失色，宇宙化为虚无，地球停止转动。为什么？因为她是大地的仙女！此刻，我们的掌声便能说明一切！”

原本不知所措、呆若木鸡的观众从恍惚中回过神来，报以热烈的喝彩。

仪式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小时。主持人全程都像在背诵事先准备好的台本。在舞台上上下下的摄影师和摄像师为了捕捉新人和家人的镜头，时不时会打断婚礼进程。他们大喊“三二一：茄子”，家人则微笑着一起喊“茄子”，这个中文词很像英文的cheese
(3)

一词的功能，人们念它时自然呈现出咧嘴微笑的表情。

村里的孩子们穿着校服，脖子上围着红领巾，在院子里跑进跑出。他们坐在舞台边缘，咯咯笑着。一度，摄影师冲着某个挡住镜头的小孩飙了脏话。小孩的父亲（新娘的堂兄弟）把摄影师往观众席一推，脏话随即咆哮而出。主持人关上话筒，给了观众们一段短暂的中场休息时间。两个男人冲着对方疯狂地挥动拳头，但最终都没有出拳。客人觉得丢了面子，带上妻儿气冲冲地离场。那些想在西式婚礼上看场好戏的观众们只得失望散开。

我站在赵女士的两个兄弟身边。两人都是粗脖子大汉，肚子鼓，脸颊肥，浑身酒味。赵女士曾经提醒过我：“他俩凑一块儿就会喝多。”她对我说：“他们还会盼着你喝。”

哥哥是个卡车司机。他在连续复读了八年的二年级课程后，十五岁时辍学了。弟弟的学习稍好，但小学毕业后也没有继续下去，随姐姐一块儿去了上海，在建筑工地打工。

两兄弟紧随当地传统，周旋于妻子和情妇之间。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弟弟死性不改，对坐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年轻女子频送秋波。他在她耳边低语“你真美”，声音含混。

女人猛地掉转头去，仿佛有蜜蜂在身边嗡嗡地缠个不停。哥哥笑了。“他一喝酒就兽性大发！我爸过去在家的时候总把他绑在餐桌边，因为他太疯了！”

婚礼仪式接近尾声时，我从远处看见赵女士正和多年未见的家人朋友寒暄。她还是笑得那么轻松自然，以城市人的优雅和精于世故在庭院里谈笑风生。

在充斥着粗野男子、弱势女性和留守儿童的家乡，她的端庄和修养脱颖而出。家人同她说话时不无尊敬，朋友们都会来寻求她的建议。在这个坐满亲朋好友的院子里，她是第一个出去的人，第一个走出家乡的狭窄圈子、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的人。她努力地工作赚钱，为两个儿子各买了一套房子，这原本是当地人对一个男人的期许。对女人而言，赵女士是先锋、榜样。对于男人而言，她让人畏惧，又有吸引力：一位有力量的女性。

“现在到了我们期待已久的那一刻，”主持人拿起话筒喊道，“新郎新娘，请面对面站好。”

这是让新郎亲吻新娘的一种提示，但这对新人并不领情，只是尴尬地相互拥抱了一下。台下的观众一片嘘声，嚷着要求新人来一个真正的热吻。

“你应该表现得更激动一些，头倒向这边，”主持人移动着新郎的脑袋，指导声飘出话筒，“新娘的头应该这样倒。”他用双手把她的脸摆到正确的位置，就好像在摆弄一个人体模特。

新人犹豫再三，才在对方的脸上啄了一下。院子里的嘘声更大了。最后，大阳爬上打谷台，用两只手把新人的脸摁在一起，强迫他们接了吻。院子里爆发出阵阵笑声。无论这对新人是否情愿，家人已经为他们做出了决定：从今以后，他们正式结为夫妻。赵女士的两个儿子站在她身边，她和兄弟姐妹在舞台上齐聚一堂，同新郎新娘一起摆好姿势，对着摄影师微笑，准备拍一张全家福。“三二一：茄子！”

“那个地方已经不再是我的家了。”在长乐路的花店里，赵女士这么对我说，“我回去也只是为了看看家人朋友。我还是待在这儿比较自在。这里是我的家。”

婚礼过去已经两周了，母亲节的商业热潮也已消退，在这个5月中旬凉爽的薄雾天里，赵女士一个人待在店里，弓着身体在发手机短信，她正和那些听说了大阳在枣庄的糟糕表现的朋友们交换消息。赵女士重新发动身边人为大阳找女朋友，而这一次，她不再依靠老家的朋友。“昨天，上海的邻居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但大阳不肯去见面，”她抱怨道，“他说姑娘太年轻了。他真是没希望了！”

在赵女士老家，人们对大阳的惨败议论纷纷，甚至上升到神话传说的高度。赵女士告诉我，老家的人都在传那姑娘是童子命的小道消息。在道家的信仰体系中，童子前世是仙女，带着使命来到人间。一旦使命完成，就要被召回神灵世界。童子大多外表美丽，但命运多舛，终生孤寡。“神灵赐予她美丽的面容，”赵女士向我解释道，“和异常艰辛的命运。”

或许，大阳也是童子，我想。从赵女士紧皱的双眉，我能看出她也对此心生疑窦。据她估计，过去八年里，她每年安排三个女孩和大阳相亲，但都没成功。我对道家的神学体系知之甚少，但大阳连续见了二十多个转世仙女似乎有悖命理学规律。

“我的兄弟们很喜欢你，”赵女士说，意图转变话题，“他们喜欢和你一起喝酒。”

“我也喜欢和他们一起喝酒。”我没有完全据实回答。

婚礼过后，她的兄弟们又竭尽所能灌了我各种白酒和啤酒，也递了很多苏烟，直到我踉踉跄跄坐上回上海的火车才消停。高铁提速，在夜空下一路向南飞驰，我的脑海里蹦出两句话：沿着大风的轨迹，我追逐着太阳。

“我那两个兄弟都有两个老婆，”赵女士以陈述事实的语气对我说，“我弟和第一任离婚了，但我哥人太好，没法对第一任放手。”

我很好奇，整个枣庄是否有只娶一个老婆的男人。

“你老公没有另一个老婆吧？”我问她。

听到这个问题，赵女士笑得前俯后仰。“你见过他的！他长得可不好看！”在笑声间隙，赵女士叫道，“如果他有两个老婆，估计我会稍微多爱他一点！一个人有越多的老婆，就说明他越有能力！”

“要是不得不回老家和老公同住，我早就吞农药自杀了，”赵女士对我说，口气变得严肃，“这么多年，我一直想离婚，但他就是不肯放我走。”

赵女士曾多次跟我说，她最大的担忧，便是她丈夫退休后搬到上海和她一起生活。“婚礼后，我妹妹哭了，责怪母亲没有给我们挑门更好的亲事。我有四个姐妹，母亲给我们挑的男人全都无可救药，让人绝望。我们几个女人都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赵女士拿出手机，查看她的朋友们是否为大阳找到了合适的相亲人选。

屋外烟雨蒙蒙，能见度极低，只看得见那些从我们面前稳稳开过的汽车，每一辆都像落入湖面的鸭子。赵女士关掉手机，叹了口气。看来她的长子将在可预见的将来保持单身。她摇摇头，恼火地说：“男人都没什么用。”

(1)
指苏烟中的高端产品五星红杉树。——译者

(2)
英文，沿着大风的轨迹，我追逐着太阳。——译者

(3)
英文，奶酪。——译者

13　CK的修行

长乐路810号

三年前的某天，CK开始对“气”有所体悟。当时他和一堆朋友玩电游消遣，正准备躺下休息一会儿，“就在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什么，”CK对我说，“有人在对我说话。那是另一个我。”

“听上去有可能是兴奋过度，有些神志不清。”我说。

CK笑了：“事实上，当时我非常清醒。”

那是2014年5月一个温暖和煦的周日下午。窗外，嫩绿的叶子爬满悬铃木枝头，人们怡然自得地在长乐路街头漫步，或许是为了换换口味，那一天“二楼——你的三明治”生意异常繁忙。

就在CK店里的服务员疲于应付客人时，他们的老板坐在角落，和我谈论他如何捕捉到“气”的经历。

“气在我周身游走，”CK说，“另一个自我引导着真正的自我呼吸、放松身体。突然，我能感觉到一些东西。我躺在床上，在另一个空间里。一切色彩消失不见，所有事物都化作黑白。接着，我看到了，莲花，很多很多莲花。接着，我感到还有其他人和我在一起。”

“除了你和另一个你以外的其他人？”我问。

“是的。”CK一脸严肃。

CK当时没有意识到是谁，但现在他认为，那是佛。“我唯一能确定的，那不是男人或女人。两者间的差异仿佛忽然得以弥合，就好像世间本无对错之分。因为在那个空间，唯一存在的只有平和静谧，甚至没有色彩。”

之后，CK读到一本书里将佛描述成性别中立的存在，让他想起当时的感觉。他开始研究佛教，不久，CK遇见了他的师父。

“他是城外一间小寺庙里的僧侣。他对我说，我注定要出家为僧。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就让我削发留在寺里。”

“你认为你能遵循佛寺的清规戒律吗？”

“现在还做不到。戒除色欲太难，”CK说，停下来抿了口咖啡，“我对师父说，我还没有做好献身佛门的准备。我还是习惯城里的生活。”

CK的三明治店在调整经营业务后终于扭亏为盈，而他的手风琴生意始终蒸蒸日上。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很少有城市能让一个人靠卖三明治和手风琴过上体面的生活。

但上海也有它的缺点。我到店里时，注意到CK的左耳贴着纱布，下巴上还多出了一道七厘米长的划痕。“我在一家夜总会里失去了知觉，”他解释道，“晕了过去，从楼梯上跌了下来。等我醒来时，满脸是血，耳朵嗡嗡作响。”

医生帮他缝合了下巴，给耳朵动了手术。“你喝醉了？”我问。

“没有，只喝了两杯红酒。我最近睡眠不足。生意嘛，总是让人充满压力，你懂的。”

三明治店的生意忙了起来，CK已经连续好几个月没有休假了。他开始习惯在三明治店里连上十二小时的班，同时用电话处理各种手风琴订单。我问他的睡眠情况，他回答：“睡得不多。”每晚只睡四五个小时。他通常抵挡不住关店后和朋友们出去玩的诱惑。

城市生活的压力让CK浑身不自在。他寻求平衡和宁静，寻求任何能够平息焦虑及欲望的东西。当朋友把他介绍给寺庙住持时，CK觉得找到了一直在寻觅的对象。

寺庙距离上海有四小时车程。每个月他都和几个同在那里研修的朋友一起前往；他称呼那些朋友为“兄弟”。他们的师父和他们同龄。和CK一样，他出生在乡村，十八岁时跟父母说自己将去上海的一座寺庙削发为僧。几年后，他在冥想时看到了西藏。CK说，在幻象中，师父遇到了一位山里的长老，指导他建立了自己的乡村寺庙。

“寺庙很小，没有任何访客，”CK说，“只有他和另外四个僧人。”

或许某一天，CK暗示，他会成为第五个。

我认识的长乐路沿街的朋友对宗教并不陌生。在转角花店，赵女士从虔诚的母亲那里了解了基督教；一个街区外，傅姨在遥远的新疆大漠生下第一个儿子后也信了教，如今定期出入地下教会的活动；而在CK餐厅以南几个街区的麦琪里，“陈市长”和谢女士同不少在上海长大的中国人一样，是基督教徒。

然而，四十岁以下的人很少考虑宗教问题。在我现居的这片土地上长大并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伟奇，就对宗教兴趣阙如；对于在CK餐厅对面摩天大厦里工作的广告人亨利而言，练瑜伽算是他所做的最有灵性的事情。而在另一方面，CK似乎比其他人更加渴盼精神上的指引。

佛教是自然而然的选择。CK鄙弃环绕在身边的物质主义。在中国，商品经济正在复兴，但仍处于起步阶段。21世纪的中国有钱人多是新贵：开五颜六色的法拉利车，穿普拉达，周末去俱乐部度个短假，一切看起来得心应手。佛教对欲望和物质主义的抵制，非常容易吸引那些无法和这个充满欲望的新时代相处的年轻中国人。

不过，中国财富的迅速增长也为佛教的兴起提供了资金。至2005年，中国佛教徒的数量和美国人口总数持平，比1980年代增长了三倍。每五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是佛教徒，超过中国的基督教徒整整一倍，信徒们口袋里的钱流向了遍布全国的大小寺庙。由于中国各地佛教名胜古迹的游览行程受到新消费阶层的追捧，那些渴望从这类旅游中捞上一笔的地方官员们也愿意出资，帮助修复之前遭受破坏的佛院寺庙。

钱不是唯一的原因。中国如今深陷道德危机。就在几十年前，中国还是一个个体依附于集体的农业社会。经济的繁荣激励了两亿五千万中国人移居城市。转瞬间，邻居都变成了陌生人，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大街上拍到的行人漠视他人紧急求医的视频定期在网络上疯传，引发全国对于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的大讨论。数以千万的中国人转向宗教，重新发现价值观的重要。佛教在中国已有两千年历史，只要不牵扯种族和政治问题，推广佛教相对而言是一种较为安全的重建社会道德价值体系的方式。

我偶尔会和亨利一起喝咖啡，他是我在CK三明治店对面大楼的广告公司遇见的哲学系高材生。当我聊起CK皈依佛教时，他一点也不惊讶。他也是八零后一员，需要面对生活中许多相似的难关。“理论上，你得在生活中不断提升自己，”他分析道，“不然，活着有什么意义？吃饱喝足，生活无忧，还能做些什么？要填补心里的那个黑洞啊。”

很多和CK同龄的中国人正开始他们的精神探索，这让亨利想起1940年代和1950年代美国“垮掉的一代”，他们是在非常相似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轨迹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就像“垮掉派”一样，今天的中国年轻人也在积极寻求新的路径，希望通过中国本土的宗教和哲学来启迪大众。道教的复兴可以跟佛教媲美：在中国农村，道教寺庙的数量是1990年代的六倍之多。在中国城市，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中心致力于儒家经典的研究。

有一个研究中心就设在长乐路的小弄堂里，在CK的餐厅后。许多中心成员都在街对面亨利工作的办公大楼里上班，那里有着形形色色的跨国公司。中心叫“国学新知”，位于一套翻新的底楼公寓。

徐渊（音译）是中心的创始人。他毕业于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并没有中国古典研究的专业背景。当他了解到美国大学要求学生在展开专业学习前对人文课程有所涉猎时，萌生了建立这样一个儒学中心的想法。中国的学校还没有类似的人文通识要求，即便在最好的大学里，古典学的课程通常也很薄弱。

“中国社会经历了多次摧毁传统文化的革命和创痛，”徐渊在中心里喝着茶说，“许多人完全忘了身为中国人的本质特征，但实际上这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习惯的方方面面。当我们了解这些特征的源头，便能更好地理解自己。”

徐渊三十来岁，高高瘦瘦，嘴唇肥厚，戴着框镜，目光平静严肃。短短两年，已有超过五万名青年参加过他组织的每周活动。或许在上海这样人口密集的城市里，这个数字不算多，但考虑到中心的使命，这样的成绩已属骄人。

徐渊注意到，随着中心的新成员慢慢地重新认识儒家思想，许多人会竭力把这一哲学的内核融入现代生活。“中国城市化的后果之一就是孝道的沦丧。”他说。

中国的年轻人对父母有着根深蒂固的责任意识，徐渊希望加以引导，让他们愿意以同样的责任心帮助照顾同社区的老人。在提出“中国梦”愿景、努力恢复儒家传统的当下，徐渊的这一目标显得尤其因时制宜。我在中国各地出差时，开始注意到各种有关传统儒家美德和信条的宣传海报，海报题头印着“中国梦，我的梦”。

和徐渊聊天令人耳目一新。我曾是一名教师，后来转做记者，从职业经历来说，比起那些脱离传统文化语境、转投西方信仰的中国人，我更喜欢同那些关注传统文化的中国人打交道。

“要我说，中国大部分传统文化都是靠老百姓才得以复兴的，”徐渊说，他指的是农村的广大群众，“而不是上层知识分子的功劳。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上层社会更加西化，曾经受苏联的影响很大。但老百姓的需要总有一天将唤醒他们的记忆。”

这类自下而上的草根式复兴需要一定的时间。在中国，旧时传统和信仰在长期饱受冷落后，终于有了重见天日的机会，就像一颗种子，耐心熬过旱季，潜心等待着雨露的滋养。这让我想起亨利曾经提过的儒家核心思想，非常适用于CK和赵女士：为了达成目标，他们学会了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再进入体制的狂风暴雨中。

“中国人对莲花评价极高。为什么？因为它出淤泥而不染，”亨利对我说，“孔子告诉我们，即便你无法生活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仍可以追寻生命的意义，无论是政治追求、个体追求或精神追求。天无绝人之路。”

早上6点我来到CK的公寓门口，修行之旅就此展开。CK在人行道上等我，身边摆着两个大箱子和一个背包。以往的星期六早晨，他或许刚刚结束通宵达旦的夜店活动，正沿着原法租界的蜿蜒小路晃晃悠悠回家补觉；但在这个闷热和煦的5月早晨，一座寺庙正在前方等着我们。

我们把两个箱子搬进了后备厢，塞到后座底下。我递给他一杯咖啡，问他箱子里装了什么。“水果和白酒，”CK说，“给寺庙的供品。”

他呵欠连天，不断揉着飞行员眼镜下的双眼，手腕上的木质佛珠随着手部的每一下扭动晃荡不停。他穿一件棕褐色的衬衫，扣子敞到肚皮，露出一条挂在无毛凹陷胸部前方的红色串珠项链，看上去就像亚洲版的吉姆·莫里森
(1)

。我们匆匆穿过悬铃木嫩绿的穹顶，几分钟后便爬上了通向城市边缘空荡荡的高架路，绿色转眼消失在视野之下。

有几十个人在巴士外等着我们。一群人帮我们把背包和箱子装进巴士的货舱。CK称呼他们为“师兄”，并表示了感谢。我本以为车上会坐满CK的同龄人，但错了，只有寥寥几人和CK同龄，其余的人构成了中国社会日常的一幅剪影，各个年龄各行各业都有代表：带着孩子的家庭，中年单身的职场人士，老人，工程师，白领，退休工人，建筑工人，教师，以及一个尼姑……这群人一同上路，探索生活之谜。

一名师兄点名时，CK等在车外。他靠着巴士，点了根香烟。一个穿着黑色紧身衫、破洞牛仔裤的姑娘下了车，跑到他身边，把胳臂搭在CK肩上。他看也没看她一眼，便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红色的万宝路，翻开盒盖，举到空中。她从里面抽出一支。他关上烟盒，另一只手点燃了打火机，将火苗凑近她手中的香烟。她吸了一口，深深地呼出，然后用鼻子亲昵地蹭了蹭他的脖子。

“这是杰姬。”他宣告。

杰姬一头乌黑长发，瘦长鹅蛋脸，纤细的鼻子，深邃的眼眸，看上去像是蒙古边境来的北方姑娘。她也戴着佛珠，但黑指甲和烟熏妆给她平添了几分哥特式元素。如果CK是吉姆·莫里森，那她就是艾薇儿·拉维妮
(2)

，凑成一对摇滚恋人一同踏上寻佛之路。CK在车里提过，他俩约会了一个月。“但我不知道能不能成，”他承认，“就是觉得在一起挺开心的。”

杰姬有一张十六岁学生的娃娃脸，事实上，她是个二十五岁的女秘书。她和CK是在三明治店里认识的。她本来不信教，但CK一直鼓动她信佛，这次她就是为了能了解更多而一同随行。她父母在上海北边的一个区开店，这次出行，他们指派了她的哥哥以及哥哥最好的朋友同行，让他们看好她。

旅途还没开始，两名护花使者就忙得焦头烂额。杰姬的哥哥紧张地看着妹妹用手搂着CK的腰。哥哥长得瘦瘦长长，一张不对称的长脸：一只眼睛比另一只大，鼻子稍向左弯，笑起来甚至有些扭曲。他的朋友高大肥硕，一双眼睛完全陷入肉肉的脸庞；穿了件异常宽松的巴尔的摩乌鸦T恤，仍遮不住鼓起的肚子。无论CK和杰姬去哪儿溜达，这对笨手笨脚的男人都得如影随形，像劳雷尔与哈迪
(3)

追着骗子跑一样，不知怎么就陷入了乱七八糟的境地。

幸亏不必遭遇早高峰的大堵车，巴士一路向城外疾驰，市郊大楼的高度一路渐行渐矮。我们沿着泥泞的长江向西开了五个小时，穿过大小支流，来到了富饶的长江三角洲农村，中国人称之为鱼米之乡。我坐在CK一个朋友边上，他名叫“阳”，是从中国北方城市西安搬到上海来的。“你去过西安吗？”他问我。

去过。我以符合中国人期望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盛赞了他家乡的食物和旅游景点。中国最重要的文化瑰宝（兵马俑）便位于西安，在地下墓穴发现的这些士兵雕像是为了戍卫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的陵寝，陵寝目前尚未完成挖掘。“假的，”阳吐露，“他根本没葬在那儿。他们什么都没发现。”

我决定还是问问佛教对他有什么吸引力。“我在寻找可以相信的东西，”他说，“最开始，我读了一些专著和选集。去年冬至，我第一次拜访了佛庙。我问了住持很多问题，他让我研读佛经。他看起来很聪明，所以这几个月来我都在潜心研读。”

阳三十岁，曾在西安学工业设计，通过家乡的招聘会找到了一家上海公司的职位。但等到上海后，才发现工作和想象中不太一样。“我被骗了。”他对我说。

公司在职位和薪水问题上都没有说实话，以高薪为饵把他诱来上海售卖嘉定区的西式别墅。嘉定区位于上海近郊，人口稀疏。“业务差极了，”他抱怨道。

这不奇怪。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过度饱和，泡沫待破。像嘉定这样的地方，到处都是空置的豪华别墅。阳承认，偶尔到寺庙修行是当下他生活的唯一亮点。

我转头问CK寺庙的情况。他曾告诉我，他的师父从上海几十个修行者处筹得资金，用于运营寺庙。“全都来自上海？”我问。

“是的，所有的修行者都来自上海。”他说。

一个距离上海如此之远的寺庙接待的全是来自这个城市的香火客，不免让人有些奇怪。我问CK其中缘故。“政府管得很严，”他字斟句酌地说，“师父教我们很多不太一样的修行法门。他希望能有个清净地，不受干预。”

“什么样的修行法门？”我问。

“秘密的那种，”CK轻声说，确保周围人不会听到。

我的眼珠子转了转，CK笑了。“好吧，”他投降，对我耳语道，“他教我们的是藏传佛教的那套。”

在中国，传授佛礼，它是国家认可的宗教，法律上，所有人都有信教自由。CK告诉我，他的师父对藏传佛教感兴趣是出于宗教原因，不涉及政治。“我们修行的目的是为了找寻摆脱轮回的方法，”CK解释道，“师父相信，藏传佛教提供了最好的途径。”

CK说他师父没有告之地方官员寺里在举行藏传佛教仪式，他们也不关心，因为寺庙按规定交税，几乎没什么当地人来这里烧香拜佛。传授“秘密”教义解释了为何CK的师父专门款待来自遥远城市的修行者：如果有当地人加入，当地政府必然会对寺庙里的动静有所耳闻。如今，CK的师父便能自由地启悟徒弟通达平和清明之境。

巴士停在村庄的主街边上，沿街开着各色的农用品小店。我们下了车，带上供品和补给，穿过一条长长的小径，走到寺院大门前。所有人都出了力，除了杰姬，她正忙着用涂着黑色指甲油的手指给上海的朋友发短信。她走得晃晃悠悠，仿佛魂游身外。

“这儿的天空很蓝吧？”CK问，“看得到云！”

我抬头看。太阳在我们正上方直射着大地，把整个村子照得暖洋洋的。天空呈现淡淡的蓝色，云彩斑驳，云朵边裹着浅褐色的雾霾，像是被什么东西染脏了似的。这里依然有污染存在，但比上海要轻——在上海，蓝色的天空都是极少见的。我朝身后瞟了眼，发现“劳雷尔与哈迪”正眯着眼睛，拿出手机朝向天空，把自然罕见的模样定格下来。

寺庙里有更多自然界的活物。厨房边的树阴下放了两个红色大缸，里头爬满了二十来只甲鱼。甲鱼们争相攀到对方身上，紧紧抓住被压在身下的，不让逃走。我最后一次看到那么多甲鱼，还是在参加赵士玲老家的一场婚礼时，当时，那些甲鱼正等着被下锅。“劳雷尔与哈迪”用手指捅了捅，拎着尾巴提了起来，对着它们无助的样子哈哈大笑。

“过一阵我们会把它们放生，”CK指着寺院后的小河，告诉大家。

这是中国佛教徒的一种普遍做法（在市场上购买活物，然后放生），但这种心怀怜悯的古老仪式有时候事与愿违。《八百条鲤鱼刚放生即遭捕鱼者“疯狂”捕捞》，类似的标题常年盘踞地方新闻，恰好捕捉了中国人在精神需求和人性自私间愈演愈烈的张力。“我们对放生地点守口如瓶，”当我和CK提到这种现代矛盾时，他向我保证，“通常在夜间放生，这样就不会有本地人在下游等着捕捞。”

寺庙的建设仍在进行中。住持监工完成了五座相连的红顶砖瓦建筑工程，包括会议室、生活区、食堂和两座远比村内其他建筑高出一截的大殿。根据每季收到的香火钱，修建工程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十年，可能还需要另一个十年才能完工。主殿取名“光明殿”，屋顶上一对金鹿面朝法轮相对而立，是藏传佛教的象征，鎏金藏文如行云流水镌刻其下。在寺庙前的方形小院中间，立着一座两层高的金色雕像——一名僧人身披袈裟，右手持一法器。“这是地藏菩萨，”CK告诉我，我们踱步往回，好看得更清楚些，“是唯一自愿留在地狱的菩萨。”

菩萨，是一种觉悟的存在，以普度众生为己任。在中国最受欢迎的菩萨是观音，这个大慈大悲的女性菩萨常被民间奉若神明。而地藏菩萨，梵文称为Ksitigarbha，相对乏人问津。根据佛经，地藏菩萨自愿前往地狱，发愿拯救六道众生。

我用手挡着阳光，眯眼抬头看向地藏菩萨。他顶着光头，长长的耳垂几乎擦过肩膀，半睁半闭的眼睛越过稻田凝视着远方，超然而笃定。地藏菩萨似乎和CK尤为般配：作为地狱的常驻者，他无疑是菩萨中最摇滚的！

那天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在等住持现身。巴士抵达时他没有出来迎接，CK解释说他正在生活区冥想。修行者经过他的两层住所时都会放慢脚步，透过窗户看上一眼。很显然，他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完成冥想，于是CK和其他几人把瑜伽垫摆在地藏菩萨像前，开始跪拜行礼。他们双掌合十过顶，膝盖跪地，然后俯身卧倒，贴地向前伸展，最后收回身体，恢复站姿。他们要一边深省自己的罪业，一边如此周而往复地行满一百零八次跪拜礼。天气闷热难当，CK花了四十五分钟，汗流浃背地完成了这一切。杰姬和“劳雷尔与哈迪”则坐在庙檐下，全神贯注地看着手机。

下午3点，我们排着队走进一间会议室，房间里的长木桌周围摆着十二把椅子。透过一整面墙的玻璃窗，可远眺蜿蜒河道流经的绿色稻田。等我们入座后，住持现身了，坐在桌头的那把黑色皮椅上。他皱着眉环视拥挤的房间，慢慢检视着每位来客。他下意识地用左手臃肿的手指拉扯着一串灰色串珠，中指和大拇指一一拨过每颗珠子。虽然只有三十来岁，但如同老练的军事指挥，他用自己的气场震慑了整个会议室，狭长的眼睛飞速从每个人身上扫过。他身材魁梧，好像披着明黄色袈裟的锋线进攻球员；剃着的光头，强化了那张堆满脂肪的脸的不对称轮廓；永远呈噘嘴状的嘴唇只要稍稍分开，就会露出一对龅牙。

一分钟的静默过后，他开口了：“你们叫我来这里有什么事？我忘了你们想要了解什么。”他说，有点不耐烦的样子。

坐在妈妈大腿上的一个小女孩并不理会住持在场，叫另一个小孩递给她玩具。她妈妈赶紧让她安静下来。对着现场唯一不受他影响的这些孩子们，住持露出自命不凡的微笑。坐在他身边的CK开口问道：“师父，我能在火炉边放唐卡吗？”

“据我所知，这不是你本来的问题，”住持打断道，“你原本想问什么？”

CK紧张地坐到椅子边上。他转向杰姬，俯身靠着她的椅子：“请大师为你解梦吧！”他结结巴巴。

“什么梦？”住持喝道。

“她梦到了菩萨。”CK说。

“哦？哪尊菩萨？”住持捻着佛珠，看上去有点兴趣。

CK转头看杰姬，她已经吓得说不出话来。“告诉他就好了！”他紧张地大喊。

“啊，我记不太清了，”杰姬喃喃道，“我梦见自己在一个小镇，看到一尊很大的菩萨雕像，背后是绚烂的光。我觉得菩萨对我说了什么，但我不记得了。”

“你知道是哪尊菩萨吗？”住持问。杰姬摇了摇头。

“好吧。我去找本菩萨画册，你可以翻看下。”他语带讽刺，引起CK和其他人的阵阵笑声。

“师父，我之前的那个问题你怎么看？”CK插嘴道，“我住的公寓里有一个不用的老式火炉。我可以挂幅唐卡挡住它吗？”

住持努了努嘴：又是一个蠢问题。唐卡是刺绣或绘制在布或绸等织物上的佛画，挂在哪里又有什么要紧？“也就是说，你用唐卡作室内装饰？”住持问，眉毛上挑，手抚下巴。

“不完全是，”CK回答，“我们应该在家礼佛拜佛，唐卡是我布置佛龛的一部分。我只是不太确定，火炉这边是不是合适。”

住持勉强挤出困惑的表情：“你只要不把它挂在浴室就可以了。”他的话引发了更多笑声。

住持抿了口茶，露出一脸苦相。“是谁泡的茶？”他大喊。

房间顿时陷入沉寂，只有孩子们继续自顾自玩耍。“我泡的。”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举手示意。

“败家子！为什么在杯子里加那么多茶叶？”住持喊道，“多浪费！这些茶叶够我喝两天了。这是茶还是酱油啊？”

几声咯咯的笑在房间不同角落传开。过去了半小时，这位大师从未用慈爱的语气同任何人说过话。我开始担心他会点我的名字，但从我们踏入这个房间开始，他便一直无视我的存在。在我们来之前，CK已经提醒过他的师父届时会有外国记者在场——或许他一直在回避我。

坐在桌子另一头的女人大声说：“师父，我把我女儿又带来了。”她说，手指着一个看起来十来岁的小女孩。

我在上车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个女孩。她长得高高瘦瘦，总用放肆的眼神盯着同她说话的人。她坐不定，会突然爆发一阵胡言乱语或是随脑海中某个音轨在过道上蹿下跳。她不会笑。其他孩子都同她保持距离。

住持把目光转向这个正安静望着窗外自言自语的小女孩。“她还有希望，”他说，“不要随便让她服药，会有副作用的。你只需要保持冷静。”

女人点了点头。“无论什么时候，不管情况有多糟，我都没说什么。我只是悄悄向菩萨许愿。”

“很好，”住持点了点头，“越小题大做，她反而会越糟。过上一阵，她自然就会好起来的。”

女人点点头。她身材高挑，人坐得笔直，一头长发披在身后。她的眼睛和她女儿长得一模一样。“有一次逛街时，我们路过一座立着观音菩萨像的寺庙，”她说，“她不停地打我，想闯进去。我最终还是让她进去了。”

“不错，不错。”住持说。

“去年，我带她去看当地的巫医，”她继续道，“她跟我说，我女儿疯了。等她满十六岁，就会恢复正常。”

住持坐直身体。“什么？”他问。

“我想那女人可能在胡说八道，”女人说，“她开了些茶给她喝。她说她也是尼姑。我不信。她说观音正跟着我的女儿。”

住持的表情严肃起来。“不，”他简明扼要地说，“不是这样的。是你女儿跟着观音。上辈子她是观音的一名弟子，叫龙女。你懂吗？”

“是的。”女人回答，住持过去就曾对她这么说过。

我抬眉瞥了眼CK。CK稍稍抬起头，打了个手势，意思是：晚些再聊这个话题，继续看下去。我把注意力重新放回女孩和她母亲身上。

母亲看了看女儿。“她每次发作时，我都难受极了，”她对住持说，“她哭得很厉害，有时还会摔盘子摔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要她没什么危险，就随她去吧。”

“今天早上她起了个大早，”她说，“我问她：‘你要去哪儿？’她说：‘我要去见师父！’她很兴奋。”

这话让住持很受用，他朝女孩亲切地笑了笑。女孩能够感觉到住持的目光，她知道自己是整个房间的焦点。她飞快地扫了住持一眼，抬头看向天花板，大喊大叫起来：“再见！再见！再见！”

“再见？”住持被逗乐了，“你才刚来。又想去哪儿？”

女孩没搭理他，转头继续盯着窗外。太阳沉落在地平线附近，余晖照着会议室。女孩看着远处一个上身赤裸的农夫，正艰难地把一根四倍于他身高的竹竿拖出水面，伞状的渔网一点点从混浊的河面升起。女人把手放在女儿腿上。“医生说她得了自闭症。”她静静说。

我悄悄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查了查汉语词典：“自闭症”。

“自闭症不是这样的，”住持说，“告诉我，是哪些医院告诉你她得了自闭症？”

“北京的儿童医院和新华医院。两家医院都这么跟我说。”她紧张地回答。

这两家都是中国最好的医院。对于一个像她这样收入水平的女人而言，从上海到北京去咨询全国最好的医生，是一个昂贵的决定。

住持没有被震住。“去告诉北京的医生，让他们好好查查自己的脑袋，”他说，“听起来他们才有毛病。你可以继续找人分析她的大脑，但我告诉你，她没得自闭症。”

女人突然看起来有些伤感。“她原本是个正常的姑娘……”她开始说。

“因为你总是喂她西药！”住持猛地截断她要说的话，“那些毒药把她弄成了现在这副蠢样。”

“我没有让她吃很多，”女人静静地抗议，“一个月后我就把药停了，因为她看起来无精打采的。”

“那么，好。你应该这么做，”住持打断了她的话，手指着她说，“去普陀山，向那边寺庙里的观音菩萨许愿，明白吗？带上你的女儿。会有用的。多向观音许愿几次。”

“得多久去一次？”女人问。

“去得越多，你家姑娘就能恢复得越好。就去普陀山，不多久就能看到结果。千万别再喂她吃药了。”

普陀山被奉为中国佛教的四大圣山，数十米高的观音金像每年吸引了数以百万的信徒前来朝圣。一个佛教僧侣建议门徒前去朝拜无可厚非，但CK的师父做事的方式让我很不舒服。这个女孩很可能得了自闭症；中国两家最好的医院都做出了相同的诊断。住持居高临下地拒绝承认诊断结果，使这一切看上去更像是对女人忠诚度的测试——不是对信仰的忠诚度，而是对他本人的忠诚度。他给了女人一个她想要的答案：女儿的怪异行为不是精神错乱所致，而是前世的因果导致的命运乖张扭曲。她的女儿是特殊的，住持断言，女人只要能像他那样看得那么长远，自然就能确认。我没开口，扫视了一圈房间里其他人的脸，想看看他们对此事的反应，但似乎没有人和我一样感到不适。

“你呢？”住持调头转向坐在窗边的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发问，“你看起来好像有话要说。”

男人点点头，把屁股往前挪了挪，正襟危坐：“我的宝贝女儿每两周就要发高烧，还有皮疹。我们不知道她怎么了。”

住持略微思索片刻：“你们喂她什么？母乳？”

“我们喂她奶粉，还有其他应该摄入的食物。”男人回答。

“你们喂过她母乳吗？”住持问。

“喂过，喂到她七个月大。”

“那为什么会这样？”住持问，又停下来思考了片刻，手指拨过一颗颗念珠，“她是自然生产还是剖腹产？”

“我老婆没法自然生产，只能选择剖腹。”

住持不耐烦地摇了摇头：“回答‘剖腹产’就行了！”他说，皮笑肉不笑地转向其他人：“他回答问题总是绕来绕去。”

房间里有人窃笑，男人紧张地笑了起来。住持坐起身子，说：“你得去放生。任何动物都行。”

住持准备接受下一个徒弟提问前，男人打断了他：“师父，抱歉。但我们已经在上海放生了一些动物。”

住持看上去有些吃惊：“什么动物？”

“黑鱼。”他说。

“你们没有好好领会经文！”住持说，“下一回放生甲鱼！记住，不能在上海的河里放生甲鱼，因为没有天然堤岸，甲鱼没法上岸，会淹死的。你明白吗？”

“明白了。”男人说。

“另外，选好放生地点。上回我们在这里放生了一些甲鱼，很快就被邻居捞走，做下酒菜。最好找一处周围是沼泽、人迹罕至的地方，”住持说，“当然，如果事后有人捉到你放生的甲鱼，我也没法为此负责。”

“谢谢提点。”男人微笑着点了点头。

住持懒懒地坐回皮椅，缓缓地看了圈房间。被诊断有自闭症的女孩之前一直在轻声哼哼，如今整个房间陷入沉寂后，她的歌声越来越响。等她唱完，她问住持：“我唱得好吗？我唱得好吗？好吧，再见！再见！”

住持点点头。“阿弥陀佛！”他喊，“菩萨保佑！”

“接下来轮到你了，”他说，手指着女孩身边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上次你来的时候就遇到了问题。这回呢？”

女人的长发披在身后，露出一张年轻漂亮的脸。她戴着眼镜，说话声太过轻柔，没有人听得清，包括住持。“大声点！”他说，“别害羞！”

女人清了清喉咙。“我停止排卵了。”她大声说。

住持点点头。“你看过医生了？他和你说明病因了吗？”

女人默默点了点头。

“难以启齿吧，”住持猜测，“你看过中医吗？中医怎么可能不告诉你病因？”

女人的朋友抢白道：“她看的是西医。”

“去看中医！”住持说，“今年几岁了？别藏着掖着！和师父间没有秘密！”

“三十五了。”女人说。

“好，好吧，”住持说，“如果四十了还没治好，恐怕到时候就得想想别的法子。让我们先看看在你身上发生过什么，好好想，想想和过去有关的事情。”他盯着女人说。

女人垂着眼，看着地板。

住持继续：“我曾在关键的时候试着拉你一把，但你没听。我告诉过你，你和你丈夫不合适。瞧瞧现在。是你想走到这一步，还是他？你们必须把事情搞搞清楚。我现在可是很严肃的。一步错，步步错！我也不知道该和你说些什么。”

女人仍然盯着地板，一脸沮丧。

住持转向下一个。有几个人是来寻求生意上的建议，住持答应他们会后私下再聊。其余的大部分都是医疗方面的建议：两个女人是不孕，一个女人甲状腺肿大，一个男人有牛皮癣，扩散到了脖子和脸。他们看过医生，也都接受了治疗，但由于种种原因，症状并没有好转；与此同时，医疗账单越堆越多，很多人在经济上无以为继。中国的健康保险称为“全民保险”，但实际上，保险只覆盖最基本的医疗问题，基本不包括专家门诊。更何况，如果你没有上海户口（房间里大部分人都属于这种情况），就得支付更多的自费项目。

即使你存够钱去看专家门诊，也需要够运气才能得到彻底的治疗。中国医院通常情况下人满为患，资金不足。医生属于国家编制，月平均工资不足1 000美元。因此，医生接受病人的红包和礼物，作为其微薄收入的一种补偿，也就不足为奇了。医生也会收受制药公司的回扣，作为开处方药的报偿。这种做法司空见惯，“以药养医”的说法也因此流行。

面对病魔，医保体系留给了人们太多的困惑和失望。而师父给的方子（去普陀山许愿以治疗自闭症，放生甲鱼以缓解孩子的高烧，调整婚姻关系以使女人重新排卵），在他们看来，和医生的处方药一样合理，价格也能承受。

“人们不知道找谁去解决问题，”CK事后告诉我，“他们看过那么多医生，最后只能跑到这里来寻找答案。”

那天晚上，大家一起共进晚餐时，自闭症女孩的妈妈坐我旁边。我们一边吃着煎茄子、炖胡萝卜和豆干，一边聊她女儿的情况。她来这里是希望能帮到女儿。“我知道她是自闭症，”她蹙着眉低语，表示不同意住持的诊断，“她才三岁，我们就发现了。她的行为举止开始变得奇怪。还好我们住在上海，起码有一些特殊学校收她这样的孩子。”

我问她上这样的学校需不需要额外交钱。“不需要，学校是免费的。但我还是私底下给老师塞了点钱，让他们多关心我的孩子。”她说。医生不是唯一收红包的职业。

她告诉我，女儿学校里的大部分孩子都患有脑瘫，她觉得女儿是班级里官能最健全的学生。她问我美国的学校怎么对待自闭症儿童。“我妈妈是小学老师，”我说，“在她学校，自闭症儿童和其他学生在同一个班级上课。”

“在中国，永远不可能这么做，”她说，“大家觉得这会让其他孩子分心，家长们绝对会抱怨的。”

我告诉她，在我妈妈学校，通常会给每个自闭症儿童指派一名助手，全天陪同他们上下课。“哇！”她喊，用手肘碰了碰她朋友，“听见了吗？在美国，我女儿会有私人教师！”

“美国好，”她的朋友竖起大拇指说，“平等。”

“中国啊，就不指望了！”妈妈抱怨，“中国永远不可能为残障儿童做这些的。嘿，我听说美国政府给小孩免费发放牛奶，是真的吗？”

我告诉她确实有一些联邦救助项目会这么做，但如果美国政府给所有小孩都发免费牛奶的话，很可能会破产。美国看上去是不错，我说，但也有很多问题，就和中国一样。女人摇摇头，纠正我：“美国好。”她又重复了一遍：“美国好。”

仪式于次日早上9点开始。一夜间，风转了向，冰冷的雨绵绵不绝，打湿了整个乡野。气温骤降，穿着罩衫和夹克的敬拜者默默挤在寺庙厨房里的煤炉边吃着早饭。隔壁食堂里，自闭症女孩高喊着学校早操的口令：“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她一边叫一边手舞足蹈，绕着杰姬、“劳雷尔和哈迪”的桌子打转，那三人都忙着刷手机，完全没有留意。

CK告诉我住持前一晚在菩萨像前为女孩举行了一场特殊的仪式，最后却以女孩疯狂大叫、对着母亲一顿拳打脚踢后跑出寺庙独自哭泣收场。CK说仪式是为了赋予女孩正能量。

早上的仪式开始前，所有人被分成两组：一组信众，一组非信众。我们这些非信众首先进入主殿，坐在入口处靠着门的一排皮垫子上。

我们一共十人。在等着信众入殿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凝视着三四米高的铜佛像。佛像呈莲花坐姿，双手平放腿上，食指上跷，相互触碰。他的眼睛微睁，嘴边噙着笑意。右边，一名坚忍的护卫身骑白象，手持莲茎；左侧，另一个护卫身骑蓝虎，左手高举宝剑。我拿出手机拍照，坐我身边的年轻女士小声告诉我佛庙大殿内禁用手机。在我另一侧，杰姬、“劳雷尔和哈迪”坐在坐垫上一脸苦相，要再等上足足一小时他们才能翻看手机。

等候时，我问那位女士对这个地方怎么看。“我第一次来这里，”她压低声音，“朋友带我来的。挺不错的，但我想应该不会再来了。”

“为什么？”

“我不信这些。”她回答。

住持的四名出家弟子依次进入大殿，在祭坛边各就各位。他们披黄色袈裟，穿黄色拖鞋，剃着光头。其中一人轻轻地用棒槌鸣钟，钟声回荡在冰冷、空旷的主殿内，仪式就此开始。另一名僧侣敲响了铜钹，第三个挥舞着曲棒，敲打用绳子垂吊在横梁上的大鼓，第四个带领众人诵读经文。此时，住持站在门口，向佛像顶礼三拜。CK就站在他身后，和其他七人一同随着师父行礼。其他信众则站在这些得意门生身后，在屋外淋雨。

他们一个接一个走进门廊，手里拿着香火，举过头顶，插入佛像前装满沙子的香炉。香火烟雾腾腾，盘旋绕顶不散。下方，敬拜者齐声诵经，鞠躬行礼，然后依次走出寺庙。我们剩下的这些人跟随他们，排成一列，走在避雨的屋檐下，绕行寺庙一圈后，重新走回主殿。我看了看身后，发现“哈迪”正用自己宽大的身躯为杰姬挡风遮雨。

就在我们缓缓走回大殿时，自闭症女孩开始一遍遍尖叫：“我只要好吃的！我只要好吃的！”她叫喊，每一次爆发都更歇斯底里。

尖锐的叫声成功盖过了其他人吟诵经文的声音。母亲抓住孩子的胳臂使劲晃动，催她停下，却只是让事态更糟。大家看着母亲把发狂的女儿拖出仪式队伍，冒雨带回食堂；我想起了住持之前的判断：“她是观音的弟子。”

我们回到主殿，在佛像前念经诵佛，顶礼膜拜，持续了近半个小时。诵经的速度渐次加快，钹和鼓“砰哐”“砰哐”“砰哐”的敲打声越来越密集。我看着CK。他走向圣坛，目光坚定地紧盯佛像。他闭上双眼，把香火递给住持。住持接过香火，把它插在圣坛上方的香炉里。CK随即以军人般精准无误的姿势转身，慢慢走开；他的双手始终合十，伴着节奏加快的敲打声深深祈祷。

烟雾缭绕间，CK的表情看起来虔诚、肃穆。我想，他是真的想要成为更好的人。我认识的绝大多数人不会考虑这个：在想着如何提升自己之前，赚钱、照顾孩子、寻求医疗帮助早已让他们不堪重负。当这座寺庙的住持不再扮演医生时，他更是人们的精神导师。就像傅姨在非法教会所领悟的，CK小心翼翼地绕开师父花言巧语、不甚可靠的一面，如同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将礼佛视为追寻生命之光的最佳机会。

CK和其他人坐回各自的垫子上。边上的僧侣狂乱地敲钹打鼓，敬拜者伴着震耳欲聋、愈发激烈的金属撞击声伏地跪拜，一波快过一波，嘴里喃喃念诵着经文。最后，住持站起来，抓起棒槌，敲响了铜钟。

一时，喧闹戛然而止，寺庙陷入沉寂，钟声的余响在大殿内回荡，与外面的自然之声融为一体。突然，唯一入耳的是雨滴敲击混凝土的声音。透过窗格，我看到一对老夫妻肩扛锄头，沿着鼓涨的河流走向稻田，重新开始一天的耕耘。

回到食堂后，我们等着吃回上海前的最后一餐。CK和我坐在一起，问我对这个周末的看法。“很有趣，”我说，“你似乎在这里找到了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

CK点点头。“我来这里很多次了，但这次很不一般，”他说，“我没想到师父会选我跟在他身后敬拜。”

住持给CK布置了功课：祷告、诵经和冥想。我本想采访住持，但他让CK转告我，他太忙了，没有时间接受外国记者的提问。“关于这个周末，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CK对我说，“但我的师父只有一个要求：不要透露寺庙的具体位置。我们希望能够守住这份安宁。”

我点点头。我问CK，新的信仰对他提升自我有什么帮助。他想了一会儿。“我来这里以前，酗酒，有时还抽烟。你知道的。如果一个朋友想喝一杯，我会整夜陪他喝。自从来了这间寺庙，我不再觉得有这样的需要。我觉得这不太健康，于我，于我的精力都有害无益。”

“过去，所有事情都有些失控，”他继续说，“现在，我感觉正一点点夺回对生活的掌控。”

门开了，人们在入口处收好雨伞，走进厨房帮忙摆桌。CK和我看着他们。“我喜欢同那些和我有相同感受的人一起敬拜，”他补充道，“我们一起做这件事，我们是谁并不重要。”

穷其一生，CK都渴望找到一个真正的归属地。他起身去帮人摆桌。门外，雨水不断滴落，在河里泛起涟漪。

大家等饭时，我走到食堂后的储藏室。一扇半成品的雕花门堆叠在镶板上，紧挨着一辆独轮手推车和一把旧圆锯。上方寺庙主殿的光穿过缝隙射了进来，照亮了散落在脏地板上的废鼓和破香炉。我能听到楼上隐隐传来人声，混着屋外的雨滴声。

在储藏室角落的一个破柜子后面，藏着一个与我同高的玻璃盒，里面立着毛泽东的塑像。他穿着灰色的品牌西服，直直地盯着我看。和他对视那一刻，我整个人都僵住了。在一座佛庙的地下室，我以为自己最不可能碰见的就是毛主席了。但他就在这里，微笑着，像一尊菩萨，只有发型和下巴上的胎记泄露了他的身份。

我猜测，住持保留这样一座塑像大概是为了应付地方官员的来访。但今天，没有这样的来访。楼上的人都只是老百姓，他们对地下室的这位人物十分了解，现在他们要追寻更多其他的东西。

(1)
Jim Morrison（1943—1971），美国创作歌手、诗人。——译者

(2)
Avril Lavigne（1984—　），法国加拿大籍歌手、演员。——译者

(3)
Laurel and Hardy，由英国演员斯坦·劳雷尔和美国演员奥利弗·哈迪组成的喜剧双人组合。——译者

14　家

麦琪里被强拆一个月后，“陈市长”和妻子谢国珍给上海市市长写了封信：

我们现在无家可归。天气越来越冷。我们的财产权和居住权完全被忽视。我们希望领导能够重视这个问题，维护这座美丽城市的公平正义以及上海居民的尊严。

这对夫妻失去了家，不过他们找到了临时住所。在破败的旅馆小住几个月后，他们在原法租界另一街区的一条安静的小弄堂里租了一套公寓。“这里要比汇贤居好，”“陈市长”在我拜访时开玩笑地说。

他们的新居是一套两室户，挑高很高，位于一栋一个世纪前的欧式别墅上层。法式大门通往俯瞰花园的阳台，我们坐在门前的桌子边。老夫妻俩每月花费近400美元租金，相当于他们退休金的一半不到一点。

对于当下的状况，“陈市长”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乐观。市长没有回复他的信件，他没能取回个人物品，地方记者也不会同他进一步交谈。“中国实在有太多的强拆事件，”“陈市长”转述了新华社一名记者在电话里对他说的话，“我们找不到更好的角度来追踪报道。”

他告诉我，我是唯一还对麦琪里感兴趣的记者，他不知道我如果和他一起走访区住房局会不会有所帮助。上一回我是陪老康一块儿去的，挖掘机推倒了他的房子后，他就一直无家可归。“你的到访让地方官员慌了神，他们同意支付老康每月1 000元作为补偿。”他对我说。

“陈市长”说这笔钱足够老康在上海郊区租套房了。我沉默了一会儿，不知该对此作何感想。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个好主意，”他见我犹豫，赶忙回应，“他们很可能会要求我签署什么协议，让我不要再去打扰他们。”

“陈市长”并没有这样的打算。在他的床头柜上，放着一本从上海图书馆借阅的书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他在书里做了很多黄色标记。他打开其中被翻旧的一页，用食指点着小字读给我听。“看看这段，里头写得不能再明确了，”他对我说，“关于强制搬迁：‘公证处必须知会在场业主。否则，公证处必须将被征收财产记录在案，并逐一登记、核查。’”

在他们家被拆的当天，“陈市长”和谢女士回到麦琪里后，发现公证处的办事人员根本没空罗列财产清单。相反，他们把所有财物丢进大塑料袋，急急忙忙扔到卡车上，方便挖掘机和推土机尽快把房子铲平。

“陈市长”翻到另一页做过标记的地方。“看这里：即使他们要拆毁我们的家，也必须提前通知我们，”他提高了嗓门说，“北京得派个调查组来这里！这些人严重侵犯了人民的利益。”

谢女士安静地坐在床沿，听到这里时不禁笑出声来，差点打翻了手里的茶。她呵斥丈夫，“在中国，这样的案子数都数不过来。我们这点事儿不过就是沧海一粟！有什么好烦的？”

“陈市长”转向他的妻子。“老实说，我之前真的相信他们不会强拆我们的房子，”他说，“那些人一直说会保护人民的利益。那天发生的一切，我现在想起来都不敢置信。”

谢女士摇摇头，看着她的丈夫，就像主人看着不停摇尾乞怜的小狗。

“我想问问你，”“陈市长”说，“我的兄弟住在纽约。你觉得我们能向联合国求助吗？”

谢女士咬着嘴唇，愤怒地看向天花板。

“我不确定这能起到什么作用。”我说。

他点点头，又仔细看了看书的封面。他的兄弟在布鲁克林拥有房产，总是敦促他搬去美国。“陈市长”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一可能。再说，他对我说，他也没法离开这个国家了。他把护照留在了家里——如今只剩一堆瓦砾的家里。在家被拆毁后的数月里，“陈市长”从心底升起一股冰冷的固执劲。过去，他觉得留在废弃小区守着自己的家是个人权利。现在，当他的家和小区从地图上被彻底抹去后，这种感觉反而愈发坚定。他仍坚持要区政府补偿他和妻子一套原小区附近的房子，坚决不让步，即便这看起来是不太可能达成的协议。

“你要走到哪一步才会放弃？”我问他，“什么时候你会停止斗争，让生活继续？”

听到这个问题，他勃然大怒。“不可能，”他脱口而出，“我们邻居都讲好的，要斗争到底。只是要找到新的方法去斗争。”

“你在美国的兄弟怎么看？他也是在那栋房子里长大的！”我说。

“我们每天通电话。他也问过我是不是退让一步，比如要一套郊区的房子作为补偿。”“陈市长”说。

“这不是更好的解决方案吗？”我问。

“为什么要这么做？”他问，“我们又不是奴隶，我们是房子的主人。这房子归我父亲所有，现在属于我的家庭。它是我们的。”

那年晚些时候，挖掘机清理“陈市长”和谢女士房子废墟的声音把我吵醒了。亮橙色的机械恐龙歪歪扭扭地向前行进，把红色砖块、碎水泥和碎木块一一铲起。它猛地提拉、翻转，将所有废料高高举起，全部倾倒进一辆绿色的垃圾车里，发出可怕的轰隆巨响。只花了短短一天，这个存在了八十年的街坊就被清扫得一干二净。之后，一队穿着橙色制服的工作人员出现了。他们浇筑混凝土，为工人搭建了红色屋顶的宿舍。汇贤居的住户间纷纷传言，说那块土地已经租给开发商，新的高楼很快就要建起。

“不对，”我打电话给“陈市长”时他对我说，“不对。区里尚未出售这块土地。他们在处理完我们的投诉前不会有进一步行动。今年夏天，上海有一堆公共工程要开工，那只是给工人提供的临时住房。”

那个夏天，每天吃早饭时，我都会看着工人们在宿舍外溜达，蹲在阳光底下，小口喝着碗里的稀饭。他们将出发，去修整街道，安装新的气体管道。黄昏时他们重新出现，大多筋疲力尽，汗水淋漓。挣来的一天工资，多少为老家的家人贴补了家用。

夜幕降临，窗户的灯光一一熄灭。他们入眠，做梦：就在同一片地方，当年还是孩子的“陈市长”也曾入眠，做梦，还有数不清的其他人曾在这里入眠，做梦。和所有人一样，一天，这些工人们消失了。同年秋天，穿着橙色制服的工作人员再次出现，拆除了他们搭建的宿舍。年底，麦琪里再次变回围墙里的废地一片，流浪猫在及胸高的杂草堆间蹿来蹿去。直到今天，它仍是中国人口最密集中心的一块安静的荒地。谁来买谁来卖，谁来安家，它都无动于衷，只是无言地等待下一次的新生。

2010年我搬来上海时，麦琪里围墙的海报上写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五年后，宣传语变成：

汇聚正能量，

共筑中国梦。

第一幅标语被钉在“陈市长”和谢女士失去家园的那堵墙的另一侧，面朝大街。每过六米，就会出现一幅新的标语。无论是不同的引语或诗歌，传达的都是同一个讯息：拥抱中国梦，热爱祖国。带框的宣传海报紧随其后，沿着麦琪里的围墙蜿蜒绕过两个街角。最后那副标语正对着伟奇父亲被烧死的地点，他曾试图从拆迁队手下保住自己的房子。

在香港，伟奇接电话时，屋外正酝酿着一场暴风雨。“天气糟透了，每天下午差不多这个时间点，都是一场狂风暴雨，就像世界末日来临，”他对我说，“这让我想起我的家乡，有点像上海的黄梅天。”

黄梅天，在英语里称为plum r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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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6月和黄色梅子同期。连续几周的暴雨天预告着长江三角洲酷热而潮湿的夏天到来了。

但在5月下旬的这一天，上海的天空依旧澄蓝，空气清新，和煦的微风从窗户吹入我十一楼的办公室。我站在窗边，看楼下雕塑公园里的老人们放风筝。在电话的另一头，伟奇正在一间俯瞰香港市中心的空会议室里，他并没有盯着市场波动，而是选择观看一场正在逼近的暴风雨。

伟奇跟我聊起婚礼筹备。他的未婚妻来自云南。她在康奈尔攻读硕士学位时和伟奇相识。他们将在秋天结婚，伟奇的母亲会在上访间隙，抽空帮忙做些准备工作。

婚礼将在西郊国宾馆举办，那是一家豪华的国营酒店，过去中国领导人访问上海时都会在此下榻。考虑到母亲的情况，儿子选择在这样一个场地举办婚礼似乎有点古怪，但伟奇不这么认为。在中国，自相矛盾的状况无处不在。他忙于婚礼筹备，无暇其他。

更何况，他得拼命保住自己的工作。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熊市已露端倪，整个香港的投行都在裁员。

窗外，穿着白色制服、脖子上围着红领巾的学生们从楼下的学校大门蜂拥而出。他们成群结队地走向公园，想在被作业占据的又一个夜晚来临前偷得一点玩耍时光。在他们头顶，一群归巢的鸽子在下午的骄阳中飞过。只要领头鸽觉得必要，它们会不断变化飞行队形和轨迹。鸽子们互相紧挨着，没有一个偏离看上去随机的飞行格局。

“你负责报道中国经济。你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伟奇问。

无论我去中国什么地方旅行，总有人会问这个问题。中国是世界上最令人费解的经济体之一，但他们问我这个问题却是顺理成章：我是外国记者，在中国各地可以自由地展开调查。这个问题总让我觉得自己工作表现糟糕，以至没法给出确切的回答。“我对中国经济了解越多，就觉得自己懂得越少，”我对他说，“大部分经济问题都在书本之外，很难确切了解真实的情况。我只能通过报道过程中接触到的业内小道消息来判断。”

“那你从中看出了什么？”伟奇问。

“前所未有的大量资本正在中国涌动，但很多钱浪费在或许永远都不会有人得益的项目上。”我说。

“这也是我观察到的。”伟奇对我说。

他注意到有一大批投资者正在将个人财产移置海外。“有人说，如果你的钱留在中国，那就不能真正算是你的钱，”他对我说，“如果身处的社会不尊重个人财产，那么钱究竟属不属于你还是未知数。”

伟奇花了很多时间思考所有权问题。他的父亲为此丧生，他的母亲为此终生抗争，而他则在美国最好的大学花费数年研究所有权对于资本流动的影响。最终，他得出结论，认为政府对于个人财产是否尊重，将决定它最终的成败。“当政府表现出对个人财产的尊重，它就有机会构建富有、强大、不必为个人安危担惊受怕的群体，”伟奇解释道，“一段时间后，这些群体将变得更理性，他们将在制定新规则的过程中学会相互妥协，共同建立一个更好的国家。”

如今，伟奇已经学会不对任何一届领导抱持过分的信心，但习主席的执政却让他感到振奋。“当你成长在一个高官家庭，你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也更有机会成为理性的人，”他说，“他提出的‘中国梦’表明了带领中国走向更好明天的雄心，这很伟大。但在现阶段，我不认为个人的力量能够改变中国的路径。这真的需要时间，说实话，国家可不只是一个人的。”

伟奇计划着有朝一日回到上海。“我讨厌香港，”他承认，“城市乱糟糟的。”

“这里的大部分人生活悲惨，甚至买不起房。上海也有很多问题，不管过去在我家人身上发生了什么，我还是希望生活在那里。我经历了很多。我不再害怕。”

温暖的微风拂过窗户。外面，孩子们在楼下公园里你追我赶，我能从十一楼办公室遥遥地听见他们的笑声。树梢上，天空澄澈，鸽子们结束了下午的飞行，飞回公园后某条小弄堂的鸽笼。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主人为它们清理了窝棚，在杯子里装满了谷物。我想象着那些饿坏了的鸽子们啄食着晚餐，填饱肚子，为能回家而感到心满意足。

五年来，王雪松在美国的生活被完全局限在法拉盛图书馆半径近五公里的范围内，但他的世界很快将会扩展。他将取得高中文凭，以此庆祝自己的五十八岁生日。之后，或许会有一份皇后区的工作把他拉出目前的小圈子。“我已经同意去曼哈顿接受工作培训。”他露出自信的微笑，对我说。

王雪松似乎比任何时候都对法拉盛以外的世界更感兴趣。2014年秋天，我再次造访纽约。我住在新泽西的哥哥家中，坐火车去城里。王雪松问我路上花了多久，是否有麻烦。他问了很多有关新泽西的问题。那里是什么样的？房子大吗？有没有见到野生动物？有中国人住那儿吗？他只是听说过这么个地方。对于一个寸步未离纽约的人而言，花园之州
(2)

听起来充满了野趣和异域风情。

王雪松的失业救济计划包含了政府补贴的职业培训。在接下来的两年，他每周都会去一次曼哈顿，参加有关办公室管理工作的培训课程。“我想这能帮我获得一份在诊所或医院前台工作的机会，”他推测，“或是市中心的某家法律公司，或是类似的地方。”

说这话时，他就像一名刚刚开始思考就业市场奥秘的高中毕业生。我上次见他是在半年前，那时他立志成为大都会运输署的设备维修员并报名参加了考试。“我没通过考试，”他对我说，声音里听不出半点难过，“我的英语不够好。”

在此期间，他还申请了盖普
(3)

和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免税店的销售岗位，但没有得到回音。

虽然王雪松奔向外面世界的大冒险正慢慢拉开序幕，但他仍然坚持和我在上次面朝法拉盛图书馆窗玻璃的长凳那里见面。那是个深秋的早晨，树叶开始改换颜色。我们对街开了一排小店，全都挂着中文招牌：“崔江城市超市”，“明星一号美容沙龙”，“和平好健康药房”，等等。这种异域特质让我想到了上海的长乐路，越来越多的西餐厅和咖啡馆选择用英语宣传，让街道的面貌发生着类似变化。王雪松穿着奶油色佩斯利花纹的扣领衬衫，下摆束在一条黑色西装裤里。“这些都是你的信。”我说，递给他一个塑料袋，里面装满了纸，重得像个保龄球似的。

整个夏天，他认真考虑了这些信的命运。当我从上海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会再去纽约时，他鼓足勇气问我：“你—你—你介意把信复印一份给我吗？”

“哇！”他举了举袋子说，“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从上海一路带着，再从新泽西搭火车过来，实在太麻烦你了！”

“没有！”我回答，用了一个含义甚广的中文否定词。王雪松把手伸到袋子里，拿出一堆订在一起的信来，一页页翻动着。在读到一封母亲写的信时，他停了下来。母亲在信的最上方写了“1960”的字样。那一年，她三十四岁，王雪松两岁。“我记得姐姐们跟我提过，”他说，读着信的余下内容，“政府抢—抢走了我们的家，要我们付租金，每月8.5元，只相当于1美元而已，但我母亲当时根本无力负担。她—她得养六个孩子，我们都还小。”

他把信放在腿上。“几个月后，住房部门的官—官—官员跑来告诉我们，如果再不付钱，就要把我们送去甘肃。他们保证在那边能找到工作，解决住房问题。当然，他们在撒谎。我母—母—母亲认识被送去甘肃的邻居，他们最后只能以乞讨为生，直到逃离，想方设法回到上海。我母亲哭了，她告—告—告诉那个男人不能对她的孩子这么做。他们最终放过了我们。不然，我们都得死在甘—甘—甘肃了，”王雪松说，母亲的笔迹让他的目光失了焦，“甘肃的饥荒最可怕，人们都在吃草，啃树皮，甚至更糟。那么多人都饿死了。我们很可—可—可能也会死在那里。”

我想象着刘妈妈在上海安静的弄堂口哭泣的场景，孩子们不明白为什么那个陌生男人会把母亲弄得如此伤心。我试着在脑海中描摹那个官员的形象，他在决定是否因为拖欠房租而把眼前的女人和孩子们送去死地。是什么让他改变了主意？怜悯？还是因为那个漫长一天的黄昏，他筋疲力尽，不想费力再填写一堆文书？无论因为什么，正是他在那一瞬做出的决定，让王雪松和我在五十五年后有机会坐在世界另一端的图书馆里聊天。

其他人的命运也在那一天被决定了。我问王雪松他姐姐们的情况。大姐、二姐和四姐都和家人一块儿住在纽约；她们的孩子在上大学。被送走的小姐姐经历了离婚和再婚；她早早退休，同丈夫和女儿搬去了温哥华。“她非常有生意头脑，赚了不少钱。我的其他几个姐姐也混得不错，都有自己的房产。比起来，我是混得最差的，”他笑着说，“我已经快六十了，还在这里学英语！”王雪松觉得自己应该趁年轻时好好学习英语，但他也承认当时没有这个条件，学校常常为了举行政治集会而取消上课，英语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语言。“英语应该成为全世界的通用语言，”王雪松对我说，“世界上很多人已经在说英语了，要是世界上每个人都说同一种语言呢？很多国际争端的原因都是因为沟通不畅。必须得想办法解决。”

他刚来到这片土地上的新家时，所有的朋友都是中国人。五年后，他结识了来自俄罗斯、印度和古巴的同学。他们经常相互分享自己祖国的故事，在一起聊聊天下大事。“我有一个可能看起来不太成熟的创业想法，”王雪松承认，“我想开家约会公司，目标是把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介绍给彼此。我觉得，最好有一天所有人属于同一人种，说同一种语言。到时候，就不会有差异了，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王雪松似乎深受纽约精神的鼓舞。“你认为人类将走向怎样的治理模式？”我问他。

“我的一些朋友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更加有效，”王雪松对我说，“不需要拖泥带水。一个人就能决定，不必因为和反对党打口水仗而浪费时间。”

王雪松停顿片刻，谈了对这一问题的更多看法。“但是，如果决策者不善，或者没有足够治理国家的知识，就会做出错误的决定，那我们都完了。”他说。

王雪松还没投过票。成为美国公民意味着必须放弃中国公民的身份。一旦这样做，他将失去长乐路那个家的产权。

王雪松沉思着皱了皱眉。“但我迟早得解决这个问题，”他说，“毕竟，同时间里，一个人只能在一个地方居住。一旦决定以美国为家，我想我会把长乐路的家卖了。”

家里有电话打来。在那个秋天的早晨，谈话行将结束时，王雪松告诉了我一个消息。“我刚结婚了，”他轻轻对我说，“妻子在广东。她希望明年能过来。”

王雪松看上去有些尴尬。他一直认真履行孝道；作为一个父亲缺席的家庭唯一的儿子，他非常了解自己的责任。终其一生他都在照顾自己的母亲，承担着本应由她丈夫所承担的责任。然而这些年来，母亲空洞的眼神向他表明，他正在失去这个同伴。

他和他妻子是通过相亲认识的，是王雪松的一个朋友介绍的。经过几个月的线上聊天，他飞到广东南部和她见面。几天后，两人在她家乡结婚。她是个三十八岁的农村妇女，离过婚。“比我足足小了十九岁，”他笑着说，“她正在申请美国签证。”

“她会说英语吗？”

“不太会说，”王雪松说，“她可以先在这儿做护工。她说普通话和广东话，这对找工作有帮助。”

在法拉盛，会说两种中国语言比会说英语有用。再说，王雪松的失业金和福利金足够他们俩生活。“你有她的照片吗？”我问。

王雪松买不起智能手机，因此他在钱包里存了几张照片。他打开钱包看了看，意识到自己忘了放妻子的照片。“我这儿没有。总之，她长得不好看。”

他似乎对自己提到的最后一点特别满意。和中国的许多媒妁婚姻一样，他们的结合更多基于利益。女方来自广东北部的贫困地区，王雪松心知肚明他的美国身份是让她愿意嫁给一个年长近二十岁的老人的首要原因。如果她长得漂亮，据王雪松分析，等她到纽约后，他就得时刻担心妻子会离他而去。

“你们想要孩子吗？”我问他。

王雪松微笑着。“这是我们的愿望。”他说，看着窗外纽约市的澄蓝天空。

王雪松小心翼翼地把父母通信的复印件装回塑料袋中，拉开黑色行李袋的拉链，把塑料袋整齐地放在高中课本旁边。马上就要开始上课了。他的朋友们拥入图书馆；下楼去教室前，他们跟我们招了招手。在地球的另一端，他的妻子正在为人生的新旅程做着准备。王雪松站起身，笑道：“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家。”他说，并同我握手道别：“总不能一直一个人过吧。”

(1)
英文，梅子雨。——译者

(2)
指新泽西州。——译者

(3)
Gap，美国服饰零售商。——译者

15　中国梦想

离开湖南的十年间，CK的家人从未催他返乡。2014年冬天的一个早上，他接到一个电话。“奶奶中风了，”父亲在电话那头说，“半身瘫痪，你赶紧回家一趟。”

CK的父亲一天给奶奶喂三次饭，下午用轮椅推她出门透气，夜里起身两次，背她上卫生间。父亲每次离开奶奶不能超过一个小时。与此同时，他自己的健康问题也日益严重。患有轻度心脏病的他，还在等待安排手术。CK被叫回家，帮忙照顾奶奶。

CK可以通过电话管理手风琴生意。“二楼——你的三明治”却是另一番情况。他的合伙人Max因女朋友怀孕，要赶回老家结婚。“你得自个儿弄了。”他告诉CK。

即将为人父的Max转为小股东，CK则得接管日常运营的方方面面。预料到接下来几个月的忙碌，CK知道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奶奶了，所以他在行李里装满了藏传密宗的书，塞了几件换洗衣物，上了高铁。火车疾驰一千两百多公里，奔向湖南。

这是暂离都市诱惑的小憩。我们曾一起拜会他的师父，他也自行前往寺庙做过几次敬拜，CK看起来比之前更加健康和快乐。过去，他一般习惯在关店后和朋友外出喝两杯。但最近，他更加喜欢直接回家，冥想入睡。

“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战，为信仰而死。”他的微信简介上这么写道。原先每晚朋友圈发的聚会照片，变成了他和师兄弟一起扩建寺庙的照片。“我们正在往屋顶安一千零八十尊释迦牟尼的塑像，”他发帖说，“如果有人想捐功德，每尊塑像人民币500元。你的名字将刻在塑像的莲花座上。愿佛祖保佑你！”

奶奶九十岁了。CK听她讲过她养尊处优的童年生活。奶奶生在银行家家庭，每天由司机专车接送，在私立女校上学。毕业后，奶奶嫁给了一位文学教授。1949年，她刚满二十五岁，全家不仅财产被充公，还被打为“地主阶级”。几年后，红卫兵又给他们家贴上了“反革命”的新标签。CK的爷爷年轻时曾在国民党军队服役。当时老家由国民党军队掌控，正和共产党军队交战。

“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际，红卫兵每天凌晨3点敲响爷爷家的门，盘问并威吓他。连续好几个月，爷爷夜不能寐，重压之下精神失常。

“当时没有办法对抗体制，”CK跟我说，“要么像有些人一样选择自杀，要么默默忍受。没有其他办法。所有人都被洗脑，所有人都在害怕。”

CK出生后，爷爷就搬了出去。他选择独自住在公寓楼下一个狭小难闻的房间里，独自忍受这一切。爷爷每天都会到他房间给他烧饭。“他的思维很不清楚，”CK告诉我，“身体一直在抖。他一直害怕会有人半夜敲门，将他带走。”

这让我想起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见到王雪松时，他跟我讲起的一些事。他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母亲常会在半夜突然坐起，一脸恐惧地坚持认为，有红卫兵在捶打他们位于纽约的公寓大门。他们要审讯我，母亲告诉儿子。

CK小心避免问及奶奶有关爷爷的事。正因怀着这份同情心，他年纪小小就常独自忍受痛苦。他曾尝试割腕，近在咫尺的奶奶在睡梦中对孙子的痛苦一无所知。

如今这早已成为往事。CK这代人拥有的机会无可估量。他的祖辈及父辈曾被体制捆绑，只能一味求生存，而CK能够在成长过程中做出自由的选择。他选择了自己的职业、自己的信仰、自己的家庭，乃至自己的梦想。

然而，CK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在中国长大的子女，必须对长辈尽到孝道。所以一连三周，CK凌晨4点起床，陪奶奶上卫生间，去厨房准备早餐。他还得去超市添补日用，去医院探望父亲，随后回家，继续为奶奶准备午餐和晚餐。每天，他会推轮椅带奶奶出门呼吸新鲜空气。晚上，他要起身两次，陪奶奶上卫生间。在父亲初步康复回家后，他还得同时担负照顾父亲的责任。

“重新和父亲一起生活，并不容易。”CK回来后告诉我。奶奶已经不能说话，父亲习惯了沉默的生活。他通过自言自语来填补寂静的空白。CK跟他说话时，他毫无反应。

这种无声的反馈，与CK记忆中童年的情形大相径庭。那时的他会耐心地听父亲痛斥体制。如今，父亲成了眼前这副喃喃自语的空壳。CK坦言，他不知道这两者哪种更糟。

曾经有一次，CK的父亲条理清楚地让他转让三明治店。太亏了，他对儿子说。

“或许有一天我会听取他的建议，”CK眉头紧锁，“但我还有存款。坦白说，我不知道银行账号里还有多少钱，真的。”

我把这看作是好事。他一直省吃俭用，加上还有博罗威尼手风琴的销售收入，足够凑出一笔不菲的退休金。几年来，他每月给父母各汇2 000元补贴家用。

一天下午，CK独自和奶奶待在家里。她招呼CK抱她回床上。

“她叫我的方式，脸上的表情，让我觉得很奇怪，”CK告诉我，“我说：‘好的，奶奶。’然后把她抱回了床上。”

两分钟后，CK仍觉得这个要求有些古怪。于是，他推开了卧室的门。

“她将围巾的一头绑在床头。”他对我说。

围巾的另一头绕在她脖子上。她正试图让自己滚落下床。CK惊慌失措地冲过去，抱起她孱弱的身躯，重新放回床垫中央。他把围巾从颈部松开，两人一同瘫倒在床上，孙子抱着奶奶，在这个祖孙多年前共用的安静房间里。

“忙意味着你在赚钱。等闲下来？那就意味着你开始赔钱了。”傅姨对丈夫说。

冯叔裹在被窝里，平躺着打盹，电视屏幕闪烁着，正在播放一档健康节目。傅姨见我来了，停止了唠叨。

那是严冬时节。骑自行车的一路上，我看到道路两侧整齐排列的悬铃木伸展着裸露易脆的枝丫，露出上方的建筑，让人看个分明：一个世纪前欧洲人低矮的、装饰华丽的别墅映衬着中国人的现代钢筋玻璃结构高楼。过去十年，伴随着步履匆匆的建设狂潮，上海似乎没有人半刻得闲。

傅姨更是如此。马年行将结束时，我清点了她一团乱麻的投资计划：一家性健康保健养元贴的传销公司，一家经营金条的温州公司，一家自诩为“中国最大古董交易平台”的公司，一家内蒙古经营沙棘提取物药茶的公司，一家为傅姨买机票组织参观总部的菌菇公司，当然还有电子商务终端公司“盖网”。

没有一家公司有真正的前景。菌菇公司被当地法院判定为诈骗公司，员工即刻被判入狱。盖网成了好几家网络论坛上的讨论话题，结论也基本定性为诈骗。我只针对这两家公司进行了一番调查。

据我所知，傅姨前后一共投入了大约5万美元，几乎是她一辈子的积蓄。

夫妇俩的房产投资同样惨淡。1993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两人从新疆回到上海，陆续购入了五套房产。我评估了夫妇俩的房产投资组合：两套房因为上海市政建设而被最终推倒；一套被查出是违规改建；一套被冯叔卖掉为其情妇购置新房；最后一套，就是两人目前共住的位于长乐路的这套底楼老公寓。几套房子中，有两套目前在打官司，是傅姨多年前提出的诉讼，其中一桩的被告还是她的丈夫。两桩官司都还没有结案。

劳累一生，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傅姨和我一边喝着沙棘茶，一边回顾整个过程，时不时还会陷入惯性推销：“这茶对健康有利！买一箱，卖给你的朋友们！”

我瞥了一眼裹着被子的冯叔，多想躺到他身边把自己蜷成胎儿。表面上，这对夫妻过着简朴的生活（一套小公寓，微薄的退休金，周末子孙的探望），但底下，却充斥着欺骗、心碎和贪婪。

在冯叔的鼾声中，我们喝完了沙棘茶。傅姨静静地拿起冯叔身旁的遥控器，把音量调小。她走到房间一角，双手摸出一个盒子，轻轻地从里头取出一本相册。她在电视机前站了一会儿，就着屏幕的光，小心地用一张卫生纸抹去相册上的灰尘。她戴上眼镜，和我并排坐在桌前。

“上次你来的时候，说要看我们新疆时候的老照片。”傅姨说着把相册递给了我。

相册用白丝布裹着，封面是一对熊猫母子吃竹子的图案。照片的拍摄日期跨度有几十年。我一页页地翻阅，目光停留在夫妇俩最早的一张照片上。那是一张黑白照片，摄于1971年。傅姨和冯叔那时刚结婚，二十出头。冯叔戴着顶报童帽，帽檐歪着；一件破破烂烂的横条纹衬衫，前襟敞开，露出宽大的胸肌以及在沙漠烈日中晒黑的皮肤。他的牙齿洁白整齐，看起来自信俊朗，笑逐颜开，丝毫没有如今个性中的愤世嫉俗。

傅姨坐在他面前，身子微向后倾，依靠在冯叔的肩头。她肤色暗沉的脸颊上挂着开朗、喜悦的笑容。两人看起来就是一对年轻快乐的恋人。

照相馆的幕布上印着一幅山水画：郁郁葱葱的青松，沿着静谧的湖泊展开，湖中倒映着白雪皑皑的山麓。“新疆真有这个地方，”傅姨边说，边指着幕布，掠过自己和丈夫的笑脸，“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

傅姨微笑着，频频点着照片：“等盖网上市，赚到了大钱，我就过去买套大房子，搬回新疆。”

这是她的梦想：回归边塞。那里溪流淙淙，山川倒映在剔透的高山湖中，一个美丽而质朴的地方。

向往中的归途遥遥无期。傅姨持有的盖网股票依旧不值一文；公司看起来永远也不可能上市。每次见面，我都会询问盖网的进展。

“还没上市，”她略带失望地答道，随即，脸色又重新一亮，“下个月应该可以！”

过去一年，我一共听她说了十一遍。

那个春天，久盼的日子终于到来。“盖网在伦敦证交所上市了！”傅姨宣布，“我应该很快就能拿到钱了。”

我立刻赶回办公室，想确认这一消息。了解到实际情况后，我只能失望地摇头。盖网的董事长朱军（音译）收购了一家读音相近的伦敦公司“盖特创投”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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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权。然而这只是一家壳公司，刚刚在伦敦证交所监管要求相对较低的另类投资市场上市。

公司顺理成章地以GATE作为它的股票代码。朱先生还在2015年3月盖网的年会上宣布：“我们上市了！”投资者问起股票代码时，他透露是GATE，指的正是这家名字相似但其实全不相关的壳公司。

“这样的诈骗，简直神乎其神。”某投资类博客对盖网的伎俩如此评论。

幸运的是，盖网并不是傅姨回归新疆的唯一希望。她的姐姐依旧住在新疆，傅姨可以暂住她家，同时寻找养老院。在他们昏暗的公寓，我继续翻看相册。我回头看了一眼冯叔，他还在酣睡中。“你们俩会一起搬回新疆吗？”我轻声问道。

“不会，”傅姨甚至懒得压低音量，“我会一个人回去。不准备回来了。”

我们又翻了一会儿相册。我看到的最后一张相片是1980年代拍摄的，当时他们有三个孩子。最小的一个看起来四岁的样子，坐在傅姨腿上。女儿和大儿子（当时大约八岁，后溺毙河中）站在父母身后。

我仔细观察大儿子，个子挺高，眉宇间如冯叔般俊朗。照片中，他的手搭在父亲的肩膀上。冯叔穿着一套军装，戴一顶镶有红色五角星的墨绿色帽子。三个孩子盯着相机，面无表情。冯叔看起来有点恼怒，好像刚刚训过这群不听话的孩子。背景幕布勾勒出另一番新疆的高山美景：野花遍野的草原背后，雪山绵延不绝。

照片里，只有傅姨在微笑。

7月是鲜花销售的淡季。官方活动被纷纷喊停，婚礼则往往要推到气候更加干爽柔和的春秋季举办，况且7月也没什么法定节假日。

2014年7月的某个周日下午，我沿着长乐路骑车去探访赵女士的花店。一场暴雨过后，太阳刚从云层里探出头，人行道还是湿漉漉的。路过“二楼——你的三明治”时，我放慢了车速，瞥见CK正在给吃午餐的客人们上意大利面。不远处，傅姨和冯叔的厨房窗户紧锁；冯叔在夏季暂停了葱油饼的生意。到赵女士花店的时候，我看见她正和儿媳妇张敏坐在店门口树阴下的藤椅上闲聊。她俩摇着蒲扇，两岁的烁烁在店里玩跑车模型。

“你来啦！吃吃吃！”赵女士把扇子一扔，招呼我。她拿出一把菜刀，手起刀落，切入一个硕大的西瓜。我拖了把椅子，坐在两个女人中间。赵女士切了一片西瓜递给我。烈日高照，温度超过32摄氏度。头顶的绿色树冠里，今夏的第一批知了已经孵出。它们吵闹而机械的嗡嗡声此起彼伏，与拂面而来的微风构成自然和谐的组曲。树阴下，我们静静吃着西瓜，看街上车来车往，涌动，停止，再涌动，再停止——一如上海缓慢而持续的心跳。

这是我最喜欢上海的一个月份。学校放假，法租界的外国居民也大多回到美国、欧洲、澳洲和其他国家度夏。少了居民的街区，给人一种宁静感。

台风季很快就要到来。平日里，风大多从污染严重的西北部地区吹来；如今渐渐转向，从东海带来了干净的空气。

7月是赵女士休息和思考的月份。枝繁叶茂的行道树下，她的思绪自然又回到几件未尽事宜。

“大阳明年过完春节就要二十九岁了。他年纪不小了！”赵女士埋怨道，将西瓜皮往人行道边一丢，“我找了老家的两个姑娘。一个二十四岁，马年生；另一个年纪大些，三十岁，但人家文化水平高，大学里学工程的。”

赵女士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给我看较年轻的那个女孩的照片，她正冲着镜头噘嘴。“儿子告诉我，他对这个姑娘不感兴趣。”她叹了口气。

好消息是，大阳辞去了理发师的工作，开始在上海做期货交易员。他在一家帮中国投资者在纽交所交易股票的公司工作，收入全靠佣金提成。他打算跟妈妈同住，赵女士很高兴，筹划着借机给儿子安排密集的相亲活动。这也刚好能够弥补她被迫将儿子送回枣庄读书以来心中久散不去的愧疚。

虽然大阳学习刻苦，憧憬十足，但学业不佳的他始终徘徊于各类没有前景的工作，无法满足自身的智力需求。不过，过去那份不够体面的工作却让他能腾出大把业余时间自学。他对投资策略充满热忱。过去几年，他坐在空闲的理发店椅子上通读了很多相关的专业书籍。赵女士深信，现今的职业方向能激发他的潜能。更重要的是，儿子终于可以回上海跟她团聚了。

一个儿子回来了，另一个儿子却即将离开。小阳和妻子再次面临了赵女士二十年前来上海时遭遇的难题：儿子的教育。小烁烁的命运与他的老家紧紧相连。小烁烁是否应该待在上海读幼儿园，在一群上海小囡中显得格格不入？还是应该回到户口所在地枣庄，确保可以连贯地读完初中和高中？

“这不仅关系他的学业，”烁烁妈摇着扇子对我说，“更关系到他以后的社交圈子。”

张女士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如果你不够有钱，什么都不容易。”

她继续说道：“其他孩子的父亲都是工程师或者管理人员。昨天公园里有人问孩子他爸是做什么工作的。他说他不知道，然后问我。我说：‘他在厨房工作。’他说：‘哦，我爸在厨房工作。’”

赵女士点了点头：“大阳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其他小孩都叫他‘乡下人’。我不想让孙子再遭遇同样的事情。”

“如果你不是上海人，”张女士说，“不管你学习成绩有多好，没用的。老师不会花心思培养你。”

原因很多。外来移民子女的父母没有上海本地家长跟老师有所交集的社交网络；他们不会说上海话；父母也通常不像上海家长那样对小孩的教育全情投入。

回到枣庄，赵女士相信，老师会一路照顾她孙子到底。事关荣誉。“老师会说‘山东出人才’。但在上海，老师根本不在乎。他们只是把我们当作外地人。”

多年来，赵女士一直遭遇这样的歧视。她是一个好邻居，总是给附近的店主们买水果和零食。邻居店里忙碌的时候，她还会帮他们照看小孩。作为回报，邻居们（他们几乎全都是外地移民）也会过来照顾帮忙。有一回，她摔断了踝关节，整个街区的邻居都来帮她。可她的上海邻居们似乎缺少这样的互助精神。

“上海人不喜欢我们，”赵女士说，“如果我们赚得比他们多，他们会嫉妒。如果我们赚得少，就会把我们看成穷小偷。其实，上海人大部分都很懒，不愿意吃苦。”

“至少回老家后，没有人会叫他‘乡下人’。”张女士说。

婆媳俩咯咯笑着。“别客气！多吃点西瓜！”赵女士催着。

我拿了一片西瓜，赵女士的儿媳也拿了一片。

我们一起吃着，三个外地人交换着对本地人的看法。

小阳夫妇想把烁烁送回老家，这不容置疑。但他们要不要一起跟回去？小阳在一家希腊餐厅做厨师，收入至少是老家的两倍。他的妻子张女士现在是一家小型法国餐厅的经理，赚得比丈夫还多。他们本来考虑过请张女士的妈妈来照看小孩，但她不识字，没法辅导小孩的家庭作业。夫妇俩至少得有一人放弃工作，回老家陪读。

“估计我得回老家，”张女士顺从地表示，“我到哪里都能适应。就像一只蟑螂。”她让我想到赵女士：快言快语，强势，学习能力强。她不像赵女士那么平易近人，但她只有二十六岁。她还有足够的时间学会处理客户关系的技巧。我脑海中浮现出她在几百公里外的枣庄开花店或咖啡店的场景。

张女士的丈夫很可能会留在熟悉的环境中做他擅长的事情：继续在上海做希腊菜。

“在我们老家，男人要么有技术要么有体力，”张女士说，“我老公啥都没有。”

赵女士哈哈大笑，吐出几粒西瓜籽。婆媳俩经常会这样，一起埋怨没用的老公。赵女士早就过了护着小阳的年纪。张女士继续说道：“他如果身体强壮，可以做建筑工人。但他不行，”她埋怨道，“他要是会铺砖的话，可以赚更多钱。但他啥技能都没有。”

“这话可不对，”赵女士得意地笑道，“我儿子会烧希腊菜！”

两人爆发出一阵笑声。中国日新月异，没错；但在枣庄这样的小城，估计没什么人会欣赏希腊馅饼的美味。

“我们还没想好，”张女士说，“也许孩子会跟我妈待一年，再看看情况。”

张女士的笑容有些感伤。“我从来没想过我们家烁烁会变成留守儿童，”她看着人行道，“他以后会跟他爸一样。两代留守儿童！哎呀！”

尽管嘴上这么说，但从她的表情可以看出，她自己也知道事情并不全然如此。烁烁至少不会像父亲当年那样被困在煤矿小镇。他可以住在奶奶买的那套宽敞的位于十七层的公寓：全实木地板，中产社区。他也不会因为误诊去读自闭症学校。烁烁将要就读的幼儿园离家只有几步路，是家很不错的幼儿园，上学放学都有家人接送。曾经要坐二十四小时卧铺大巴才能从上海回到枣庄，现在高铁只需短短三个小时。爸爸妈妈可以每隔一个周末就去看他。短短二十年，中国正在逐步转变成一个现代、发达的国家。那么，再过二十年，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赵女士说出了内心的疑惑。或许，中国会彻底取消户籍制度。

一阵清新的东风吹过长乐路街头，悬铃木上层层的绿叶沙沙作响，几缕阳光透过缝隙在街上跳跃舞动，随手丢弃在人行道上的西瓜皮斑驳闪烁着微光。小烁烁展开双臂走出花店。他鼓动双唇，发出类似马达的声音。“卟—卟—卟—日—日”，他边咿咿呀呀，边跑向人行道，时而冲向路沿，时而跳到街上以避开行人。男孩一直重复着一系列危险动作，这让我神经紧张。他的妈妈和奶奶对此却熟视无睹。烁烁出生以来，几乎每天都住在花店，没怎么离开过这附近，他已经学会了应对一切。每当汽车或摩托车从身边疾驰而过，他都会条件反射式地及时跳回人行道上。

我观察烁烁的这会儿，赵女士和张女士开始闭目养神。她们向后仰着头，听树叶沙沙，任微风过面。大风吹动悬铃木，发出河水湍流之声：川流不息，不舍昼夜。风势减弱后，蝉鸣响了起来。烁烁的嬉闹声越来越近，直到他小小的身躯扑倒在奶奶腿上。奶奶从恍惚中猛地惊醒，差点翻倒。

他抬头看着奶奶，憨笑着。奶奶朝他会意地一笑。她站了起来，把孙子举过肩膀，放到背上。赵女士前后奔跑，孙子发出了愉快的尖叫。他如鸟儿般展开双手。“飞啊！奶奶，飞啊！”孩子尖叫着。

她飞了起来。

(1)
“盖网”英语为Gatewang，“盖特创投”英语为GATE Ventures。——译者

致谢

我非常感谢长乐路的友邻们。近六年来，他们向我敞开心扉，将他们的生活展现在我的面前。他们给予我信任、时间和耐心。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这部作品。在我家马路对面，陈凯与我分享了他的梦想，还有无数杯咖啡。几个街区外，傅姨和冯叔每次都备好葱油饼和新疆水果，迎接我的到来。而在马路尽头的小花店里，赵士玲、大阳、小阳、张敏和小烁烁待我如家人一般。

在麦琪里，康成刚、陈忠道和谢国珍不顾个人安危，向我讲述了他们弄堂的糟心事儿。谢国珍女士在她和老陈的家被拆两年后去世了，这个消息让我非常难过。

席国珍和他的儿子朱伟奇，教会我力量和毅力在今天的中国是何等重要，感谢他们愿意如此深入地与我分享他们的私人回忆。很感激魏谢中和吴宏达帮助我理解中国劳改农场的日常生活。在法拉盛，王雪松耐心地将他父母信件留下的故事空白一一填补，并谈了他对未来的期待与抱负。

这条街上，还有其他一些人也成了我的知心好友，其中包括张乃孙、陈亨利、汤姆·多克托洛夫、王才亮（音译）、褚宏生（音译）、朱中玲（音译）、龚瑶（音译）、徐元（音译）、李梓新（音译）、刘迅（音译）、邱焕喜（音译）、陈一义（音译）、涂东秀（音译）和苍龙（音译）。

我常常认为，自己在中国住得越久，对它越显无知。为此，我必须感谢谢一帆（音译）女士，她是一名才华横溢的记者和研究员，帮助我翻译了大量访谈、信件和历史文献，以便我准确地记录下这条路上发生的故事。我尤其感念于她对当地情况的熟稔，以及我和她之间历久弥新的友谊。

这项工作始于我为marketplace所做的一系列广播报道。如果没有执行制作人Deborah Clark的大力支持，就不会有它的诞生。他鼓励我写下这些故事，并慷慨地允我离职写书。在这里，还要感谢Jon McTaggart、David Kansas、Doug Roderick、Mitzi Gramling以及American Public Media
杰出团队的其他成员对这一计划的支持。我对外文编辑John Burckley的敏锐指点和善意监督表示感激，同时感谢John Haas运用他的编辑才能为这些故事增色不少。我很感谢JJYore和George Judson给了我这份marketplace
里最好的工作，也要谢谢Tina Admans的后勤支持。我曾经的和现在的同事们所给予的指导和支持也让我受益匪浅，我非常荣幸能和这样一批全情投入的广播专业人士一起工作，在这里值得特别提及的有Kai Ryssdal、Sitara Nieves、David Brancaccio、Nicole Childers、Mark Miller、Scott Tong和Nancy Farghalli。

在职业生涯中，我有幸获得许多经验丰富的老师指点，帮助我成为更优秀的记者和作者。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Ari Goldman、Rhoda Lipton、Julie Hartenstein、Joe Richman都是极为出色的导师。在明尼苏达公共广播电台，Katherine Smith、Euan Kerr、Gary Eichten和Sara Meyer耐心地教导我使用无线电的各种窍门。在KPCC电台，我荣幸地在Paul Glickman、Nick Roman、Bill Davis手下工作，他们都非常能干。在KQED，Ingrid Becker、Scott Shafer、Kat Snow、Craig Miller和Victoria Mauleon帮我进一步打磨了各方面的技能。而在美国公共广播电台，Alisa Barba和Kate Concannon这两位杰出编导则为我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全国性的平台。

我非常感谢梅英东（Michael Meyer），他细致地阅读了初稿，帮我解决了一些早期问题。我要感谢另一名曾一起在和平队共事的同僚何伟（Peter Hessler），他非常热心地帮我校订了一个早期版本，并给出了一些有益（且幽默）的评价，促使我对整本书的结构做出了调整。同样，我必须对张彤禾（Leslie T.Chang）说声谢谢，是她的全情投入进一步完善了此书的最初设想；还有Alane Mason，是他鼓励我把书稿提交给出版商。我很感激Jeffrey Wasserstrom所付出的时间，他为本书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背景信息。还要感谢James McGregor和John Ruwitch，他们仔细地审读了手稿。

多年来，我受益于许多致力中国问题研究者的友谊和帮助，其中包括Stan Abrams、James T.Areddy、David Barboza、Hannah Beech、Mary Bergstrom、Tania Branigan、Jonathan Browning、Mike Chinoy、Patrick Chovanec、Margaret Conley、Geoffrey Crothall、Maura Cunningham、Bill Dodson、Clayton Dube、Michael Dunne、Deborah Fallows、James Fallows、Russel Flannery、Paul French、Jeremy Friedlein、Josh Gartner、Rob Gifford、Dru Gladney、Jeremy Goldkorn、Alexandra Harney、William Hess、Duncan Hewitt、Arthur Kroeber、Kaiser Kuo、Frank Langfitt、Brook Larmer、Louisa Lim、刘仁琳（音译）、马天洁（音译）、Adam Minter、Malcolm Moore、倪清清（音译）、Evan Osnos、Philip Pan、Michael Pettis、Tom Phillips、David Pierson、裘小龙、James Rice、Andy Rothman、Simon Rabinovitch、Craig Simons、Anne Stevenson-Yang、Jason Subler、John Sudworth、Pete Sweeney、Sue Anne Tay、Alex Wang、Louis Woo、Andy Xie和朱大可。

我也非常感谢上海的一众好友，他们分别是：Alyshea Austern、Julian Bermudez、Kathryn Blouin、Davis Boggs、Steven Bourne、Brantley Turner-Bradley、Doug Bradley、Wendy Bryan、Kitty Bu、Tamy Chapman、William Chou、Elaine Chow、Sean Coady、Dan Connelly、Grace Lee Connelly、Patrick Cranley、Rob and Heidi Creighton、Fitz De Smet、Allison Despard、Arsheya Devitre、Ken and Brenda Erickson、Dan and Amy Fitzpatrick、Jerry Flanagan、Anna Gai、Jeremyand Karen Gaskill、Kevin Gibbons、Jeanne and Briand Greer、Michelle Garnaut、Mike Goettig、Adolfo Guzman Lopez、Melanie Ham、Christian and Alexandra Hansmeyer、Stephen Harder and York-Chi Harder、Steve Harris and Mercedes Valle-Harris、Julian de Hauteclocque Howe、Erich Heilemann、Rachel Heilemann、Stephen Henn、Ellen Himelfarb、Vanessa Hua、Denise Huang、John and MegIdekar、Maile Jedlinsky、Tina Kanagaratnam、George and Heather Kaye、Melissa Lam、Julie Langfitt、Wilde Lau、Codi Lazar、John Leary、Jane Lee、Dan Levine、Dawon MacKeen、Lisa McCallum、Mary McCoy、Adam and Sara Meier、Ann Meier、Vincent Moccia、Maggie Moon、Xavier Naville、Daisy Nguyen、Richard and Karen Oothoudt、Caroline Pan、Lucia Pierce、Greg Pilarowski、Jennifer Pitman、John Rabe、David Ratner、Diana Ricciardone、Lysa Saltzman、Sarah Schafer、Clay Shirky、Alok Somani、Bill and Elena Speidel、Jason Stanard、Frank Stoltze、Christine Tan、Anh Truong、Lian Tsien、Michael Tunkey、Brett and Rebecca Wallihan、Marc and Sherine Walton、Andrew and Molly Watkins、Brian Watt、Adam Weiss、Seth Werner、Stefan and Devon Whitney、Jennifer Wu、冉旭（音译）、叶吉伟（音译）、Almaz Zelleke以及Ami and Hayley Zweig。在此，要特别感谢Richard Langone和彭蕾蕾（音译），他们殷勤地把那一鞋盒的信交到我的手中，指引我前往地球的另一边找寻它的主人；同时也要谢谢曹文（音译），帮我做了誊抄工作。

我对在皇冠出版社（Crown）负责我作品出版的杰出编辑Domenica Alioto充满了感激，感谢她耐心深入地阅读我的稿件，并通过互联网同我进行了有益的交谈。感谢Claire Potter为我提供的专业日常协助。感谢Sarah Pekdemir和Rebecca Marsh为这本书所做的推广和营销。我也要对Vanessa Mobley表示感谢，感谢她接受书稿并给予我早期的指导与支持。衷心感谢我的代理人Wendy Sherman，感谢她对这个课题及其潜力的信心。还有Jenny Meyer，感谢她对涉外版权的专业处理。

我内心永远存着对母亲乔安以及父亲吉姆的深深感恩。他们要我努力工作，干一行爱一行，永不停止探索。也正是他们的这些教导使我常年在外，没能守在他们身边；而他们始终耐心，爱我，支持我。我惟愿父亲生前能读到这页纸上的这些话。我很幸运，拥有两个兄弟瑞安·施米茨和丹·施米茨，我把他们看作最亲密的好友。我很感激他们的建议和陪伴，感谢他们这些年始终容忍我的缺席。我盼望着有一天，我们全家能和他们，连同丹尼斯·兰德罗斯－施米茨、阿什利·丹霍兹·施米茨以及我的侄子侄女安德烈、布拉德利、娜塔莉、斯嘉丽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

我在纽约的一所研究生院和莱诺拉·楚相识相爱。第一次约会时，她听我讲述了在中国当志愿者的故事。在她看来，我想以记者身份回到中国的念头不无疯狂。那时她并不知道日后会被我拖下水。她无私地把自己的职业生涯和梦想搁置，让我能全心全意追随梦想。她是我最忠实的编辑和拍档。她还给了我第二个家：朱迪和亨伯特·楚，乔伊斯·楚·穆尔，肯尼·穆尔，格雷松，科拉雷。他们的慷慨大方使我由衷感激。

莱诺拉和我离开洛杉矶来上海时带着我们一岁的儿子雷尼。几年后，小兰登的出生使我们的家更加完整。多么高兴，这段旅程由我们四人共同走过。我们之间的爱是我的生命之光。这本书献给你们。

参考资料

这是一部非虚构作品。除了两个例外，书中人物我一律使用真名。出于政治考虑和他们儿子的要求，王明家我用了假名。至于冯叔和傅姨，我也用了假名，以保护他们的隐私。出于同样的原因，我更改了这两个家庭的街道地址。

我的大部分研究源于一对一的访谈和个人观察。当然，本书也受益于很多书面材料，我在下面列出了对于每章最有用的资料来源。中文资料的报纸新闻头条已翻译成英文。

1　CK与体制

有关上海的伦敦悬铃木的历史，可参考：

“Absorbed by Time, the Phoenix TreeIs the Warmest Characteristic of Shanghai’s Scenery”, Jiefang Daily
, December 6, 2013.

“A Grass-Roots Fight to Save a‘Supertree’”,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4, 2011.

Ch.B.Maybon and Jean Fredet, Histoire de la Concession franaise de Changhai
, Paris: Librairie Plon, 1929.

有关上海的历史，可参考：

Pan Ling, In Search of Old Shanghai
, Joint Publishing（Hong Kong）Co.Ltd., 1986.

Paul French, The Old Shanghai
, A—Z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Stella Dong, Shanghai: The Rise and Fall of a Decadent City
,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0.

在此感谢上海黄浦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的臧军（音译），正是他向我解释了上海的伦敦悬铃木的历史和养护。

2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有关中国和美国礼仪规范运动，可参考：

Zuo ke ai de Shanghai ren[How to Be a Lovely Shanghainese], The Shanghai Commission for Cultural and Ethical Progress, 2005.

Cecil B. Hartley, The Gentlemen’s Book of Etiquette
, Boston: DeWolfe, Fiske, & Co., 1879.

有关上海和中国在世界上影响力持续增长，可参考：

Jeffrey Wasserstrom and Maura Cunningham,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Anna Greenspan, Shanghai Future: Modernity Remade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有关上海老城区及其改造的历史，可参考：

Jie Li, Shanghai Homes: Palimpsests of Private Life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Qin Shao, Shanghai Gone: Domicide and Defiance in a Chinese Megacity
,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2013.

有关麦琪里的拆迁，可参考：

“The Shadow of Forced Demolition Re-emerges in Maggie Lane”，Southern Weekend
，April 1，2011.

“New Government Policies Fail to Prevent Violent Forced Demolitions”，Legal Daily
，April 6，2011.

有关上海世博会和纽约世博会，可参考：

“Expo Offers Shanghai a Turn in the Spotlight”, The New York Times
, April 29, 2010. Robert A.Caro, The Power Broker
, New York: Vintage, July 12, 1975.

3　热与闹

有关中国GDP的计算问题，可参考：

“Fifth Generation Star Li Keqiang Discusses Domestic Challenges, Trade Relations with Ambassador”, Wikileaks, March 15, 2007.

有关中国的留守儿童，可参考：

“China’s‘Left-Behind Children’”，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2012.

“China Struggles with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f‘Left-Behind’Children”，The Guardian
，August 30，2014.

“Left-Behind Children of China’s Migrant Workers Bear Grown-up Burdens”，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14，2014.

“China Raises a Generation of‘Left-Behind’Children”，CNN，February 5，2014.

有关中国的户籍制度，可参考：

Kam Wing Chan, “The Chinese Hukou
System at 50”,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Bellwether Publishing, Ltd., 2009.

“A Road Mapfor Reforming China’s Hukou
System”, Chinadialogue, October 22, 2013.

“The Limitations of China’s Hukou
Reforms”, Business Spectator, August 1, 2014.

“China‘Hukou
’System Deemed Outdated as Way of Controlling Access to Services”，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5，2010.

“China’s Hukou
Reform Plan Starts to Take Shape”，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4，2014.

感谢陈永金教授就中国的户籍制度问题接受了数次采访，同时也要感谢Benjamin Schwall就1990年代中国的工业城镇生活接受了采访。

4　再教育

有关锦江饭店的创始人董竹君，可参考：

Lily Xiao Hong Lee and A.D.Stefanowsk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men
, London: Routledge, July 31, 2002.

有关1960年代上海青年支援建设新疆，可参考：

“Go to the Countryside！Go to the Remote Frontiers！Devote Your Life to Revolution—Warm Farewell to Shanghai Youth Participa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Xinjiang”，Wenhui Daily
，June 20，1965.

“First Batch of Shanghai Youth Embark on Tripto Xinjiang—Devoting Youth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untry’s Remote Frontiers”，Wenhui Daily
，June 20，1965.

“Listen to the Partyand Work for Revolution in the Countryside and Remote Frontiers—Mobilizing 10，000 Youth from Shanghai to Go to the Countryside and Jo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mote Areas；Comrade Yang Xiguang on Behalf of Shanghai Municipal Government Committee Wished Youth Can Thrive in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s”，Jiefang Daily
，May 26，1965.

“50, 000 Shanghai Youth Display Dedication to the Full Construction of Xinjiang—Two Years’Labor Cultivated Massive Pieces of Wasteland, and Resulted in the Emergence of Large Amount of‘Five-Good’Workers and Skilled Production Workers”, Jiefang Daily
, May 26, 1965.

“Four Letters Penned by Shanghai Youth from the Farms in Xinjiang”，Jiefang Daily
，May 26，1965.

“Alongside Old Soldiers—Shanghai Youth Active in Tianshan”，Jiefang Daily
，December 7，1963.

“Shanghai Youth’s‘Flower Farm’in Xinjiang”，Jiefang Daily
，August 22，1961.

“Passingon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Advanced Thoughts—Shanghai’s Skilled Textile Workers Teach Advanced Experience in Xinjiang”，Worker’s Daily
，December 19，1964.

“The Shanghai Youth I Saw in Xinjiang”，Wenhui Daily
，April 16，1964.

“Joi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Remote Frontiers Is a Bright Future for Sons and Daughters—A Summary of the Speech Given by Hu Juewen at a Seminar on Shanghai’s Industry and Commercial Sector’s Support of Xinjiang’s Construction”，Shanghai Industry and Commerce Journal
，no.8，1963.

“Where Lives Were Changed”，Global Times
，October 13，2013.

Robyn Iredale, Naran Bilik, and Guo Fei（eds.）, China’s Minorities on the Move: Selected Case Studies
, Armonk, New York, London: M.E.Sharpe, 2003.

“Surveyof Shanghai Youths in Xinjiang”，China Daily
，November 11，1986.

Liu Xiaomeng and Ding Yizhua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ent-Down Youth
, Chinese Academyof Social Sciences, 1998.

有关中国的宗教，我推荐张彦的非虚构作品（Wild Grass，New York：Vintage，2005）。有关中国的家庭教会和基督教兴起，可参考：

“How China Plans to Wipe Out House Churches”，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2013.

“China’s Wayto Happiness”，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4，2014.

Katharina Wenzel-Teuber and David Streit,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ligions and Churches Statistical Overview 2011
, Religions and Christianity in Today’s China, Vol. II, 2012.

“Global Christianity: A Report on the Size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World’s Christian Population”, Pew Research Center, December 19, 2011.

“Christians in Wenzhou Fight to Keep Church’s Cross”，The New York Times
，July 7，2014.

“China’s Christians Fear New Persecution After Latest Wave of Church Demolitions”，The Guardian
，July 5，2014.

Xi Lian, Redeemed byFire: The Rise of Popular Christianity in Modern China
,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有关“文化大革命”的，Roderick MacFarquhar和Michael Schoenhals的开创性著作（Mao’s Last
Revolution，Belknap Press，Cambridge，Mass.，2008）在深度和广度上无疑最佳。

5　一盒信

有关毛泽东时代早期，可参考：

Jonathan D.Spence, The Searchfor Modern China
（Third Edition）,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12.

John King Fairbank and Merle Goldman, China: A New History
,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2006.

有关“反右”运动及其在上海的影响，可参考：

Frederick C.Teiwes, 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Rectific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Norms
, London: Routledge, 1993.

Peter T.Y.Cheung, Jae Ho Chung, and Lin Zhimin（eds.）, Provincial Strategies of Economic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 London: Routledge, 1998.

“The Issue of Taking Sides for Middle-ground Capitalist Intellectuals”，The Shanghai News Daily
，December 6，1957.

“Anti-Rightist Movement Among Commerce and Industry Sectors Proves to Be a Sweeping Victory：Over 200 Rightists Uncovered”，The Shanghai News Daily
，December 9，1957.

“Rightist Intellectuals from the Commerce and Industry Sectors Gradually Reveal True Colors”，The Shanghai News Daily
，December 11，1957.

“Obliterating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Wei Zongqi Willfully Spread Rumors and Smeared Others”，The Shanghai News Daily
，December 11，1957.

“The Grand Victory of the Anti-Rightist Struggle Among the Political Schools for Commerce and Industry”，The Shanghai News Daily
，December 12，1957.

有关“三年自然灾害”，可参考：

Yang Jisheng, Tombstone: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October 30, 2012.

Frank Dikotter,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 New York: Walker Books, September 28, 2010.

有关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劳改农场生活，可参考：

Yang Xianhui, Womanfrom Shanghai: Tales of Survival from a Chinese Labor Camp
, New York: Anchor, August 24, 2010.

Harry Wu and Carolyn Wakeman, Bitter Winds: A Memoir of My Years in China’s Gulag
,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April 3, 1995.

有关习近平的“中国梦”的主旨，可参考：

“Chinese Dream Is Xi’s Vision”，China Daily
，March 18，2013.

6　傅姨的快速致富计划

有关温州的民间借贷史，可参考：

Hein Mallee and Frank N.Pieke,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Chinese Perspectives
, London: Routledge, 1999.

“Shadow Banks on Trial as China’s Rich Sister Faces Death”，Bloomberg
，April 11，2012.

“Underground Lender Gets Death Sentence in China”, The Associated Press, May 20, 2013.

有关“玉兔”月球车，可参考：

“China Launches Lunar Probe Carrying‘Jade Rabbit’Buggy”, Reuters, December 1, 2013.

7　老婆本

有关中国各地的老婆本，可参考：

“Forget Dowries：Chinese Men Have to Payupto$24，000 to Get a Bride”，Quartz
，June 9，2013.

9　夺梦

有关上海世博会的闭幕仪式，可参考：

“China Holds Closing Ceremony for Shanghai Expo”, Xinhua, October 31, 2010.

有关中国的城市土地改革，可参考：

“Land Reform Efforts in China”，China Business Review
，October 1，2012.

Interim Regu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ncerning the Assignment and Transfer of the Right to the Use of the State-Owned Land in the Urban Areas
,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19, 1990.

Property Rights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ctober 1, 2007.

“China’s Next Revolution”，The Economist
，March 8，2007.

Annual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4－2014
, Shanghai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4.

有关习近平的“中国梦”的主旨，可参考：

“Chinese Dreams”, The China Story.org
, March, 2013.

就2001年到2013年的麦琪里事件，我要感谢陈忠道分享了数十份相关的警方报告和法庭文件。

10　逃离

有关“文化大革命”，可参考：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

Mao Tse-Tung, 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Tse-Tung
, BN Publishing, 2008.

11　零风险

有关中国“失落的一代”，可参考：

“China’s Lost Generation Coddles Its Young”，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4，2004.

“China’s Lost Generation”，Time
，July 7，2008.

“Chinese Police Take On‘Lost Generation’Grandparents”，The Daily Telegraph
，November 1，2011.

有关辽宁鼎旭公司，可参考：

“157 Seniors in Ningbo Have Their Investment Dreams Smashed, Over RMB 12 Million in Pensions Poured Down the Drain”, Southeastern Business Report
, May15, 2014.

“Illegally Absorbing Over 12 Million in Investments, Two People in Charge of Liaoning Dingxu’s Ningbo Branch Sentenced”, Modern Gold Express
, May 15, 2014.

“Liaoning Publishes 9 Cases of Economic Crimes”, China News Service, July 17, 2012.

“Court Verdict of Defendant Zhang Xiuying”, Anyang City Beiguan District Court, August 20, 2014.

“Return on Investments in Liaoning Dingxu Never Come—Official：‘We’ve All Been Harmed’”，Liaoning Evening News
，September 23，2012.

12　乡村婚礼

有关微山湖的水源争夺，可参考：

Guo Rongxing,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Economies
, Waltham, Mass.: Academic Press, August 29, 2012.

13　CK的修行

有关中国的佛教复兴，可参考：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uddhism in China
, 2010.

André Laliberté，“Buddhist Revival Under State Watch”，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February 2011.

“30-Year Renaissance：The Revival of Buddhism in China”，Buddha Eye
，July 2009.

尽管国家统计数字显示，自1978年以来中国有一亿佛教徒，但据华东师范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的刘教授估计，2005年中国有三亿佛教徒。

15　中国梦想

有关盖网，可参考：

“A Look at Some of the Rascals Involved in the Gate Concert Party”, Share Prophets.com, April 10, 2015.

“Gatewang and Gate Ventures and Chinese Whispers”, ShareProphets.com, April 18,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