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空气稀薄地带

——珠穆朗玛峰山难亲历记

前言

当乔恩·科莱考尔在１９９６年５月１０日下午将近２点钟登上珠穆朗玛峰峰顶时，他已有５７个小时没有睡觉并且由于大脑缺氧而感到头晕目眩。当他从海拔２９,０２８英尺的地方开始漫长而危险的下山之路时，另外２０名登山者仍在奋力向珠峰顶上攀登。６小时以后，在科莱考尔跋涉了６,０００英尺之后，他安全地摊软在自己的帐篷里，但他已被冻僵并且由于疲惫和缺氧而变得神志恍惚。第二天早晨他了解到，他的６名队友没能返回营地，并且正在为生存而作着垂死的挣扎。当暴风雪过后，５名队友已经死亡，另一名队友由于严重的冻伤而不得不被截掉右手。

本书是美国著名记者和畅销书《IntotheWild（走入原野）》作者乔恩·科莱考尔对珠穆朗玛峰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攀登季节所做的权威性记述。为完成《Outside（户外）》杂志报道珠峰日益商业化的任务。出色的登山者科莱考尔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高山向导罗布·霍尔的顾客前往喜马拉雅山脉。３５岁的新西兰人霍尔在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５年间多次登临珠峰顶。与霍尔队伍同时攀登的还有由４０岁的美国人斯科特·费希尔率领的登山队。斯科特有着传奇般的力量和精神并于１９９４年在不借助氧气瓶的状态下登上了峰顶。但是霍尔和费希尔都没能逃脱发生在１９９６年５月的那场捉弄人的暴风雪······

科莱考尔审视了珠穆朗玛峰为什么能迫使这么多人（包括他自己在内）置警告和亲人的担心于不顾，而心甘情愿地让自己服从于攀登珠峰的危险、艰苦和高额费用。本书充满感情的描述，清晰的结构使科莱考尔的世界屋脊亲历记堪称独一无二的作品。

献给琳达

谨以此书纪念安迪·哈里斯、道格·汉森、罗布·霍尔、南比、斯科特·费希尔、托切（夏尔巴人）、陈玉男、布鲁斯·赫罗德以及洛桑江布（夏尔巴人）。

人们在悲剧中扮演着角色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悲剧，但悲剧却真的在文明世界里发生了。

——乔斯·奥特加·加西特

引言

1996年3月，《户外》杂志派我去尼泊尔参加并记录一次有向导的攀登珠穆朗玛峰活动。我是8人探险队中的一员。这支探险队由来自新西兰的著名向导罗布·霍尔带领。5月10日，我登上了峰顶。但这次登顶却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登上珠穆朗玛峰峰顶的我的5位队友中，包括罗布·霍尔在内的4人消逝在一场突然而至的风暴中。等我下到大本营时，4支探险队中共有9人死亡，另有3人在5月底相继去世。

这次探险使我深受震撼，很难将其付诸文字。尽管如此，从尼泊尔回来5个星期后，我还是将手稿送交给了《户外》杂志。该杂志的9月刊发表了这篇文章。本书即将完成时，我试着把珠穆朗玛峰从我的记忆中抹掉，重新开始生活，可未能成功。透过如迷雾般纷乱的情绪，我继续试着弄清事情的原委，但总是被同伴的逝去所困扰。

在《户外》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是我在当时所能写出的最准确的记录，这是因为截稿日期刻不容缓，整个事件的前前后后又非常复杂，而其他幸存者的记忆也因疲劳、缺氧或者受到惊吓而被扭曲。我在一次调查中请3个人回忆一件所有登上珠峰的队员都可作证的事，但我们当中竞没有一人能在诸如时间、对话、见证人等关键事实上保持一致。《户外》杂志登出这篇文章几天之后，我发现自己的报道中有几处细节上的错误。这当中大多数错误是由于记者赶时间而不可避免地造成的不准确，但其中一个字的漏掉绝不是个小错误，它给遇难者的亲友和家人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其次，令人感到不安的是，有些材料因为篇幅有限不得不被割舍。《户外》杂志的编缉马克·布莱思及出版商莱利·伯克已给了我充足的空间来讲述这个故事：他们使得这篇文章长达1．7万字，是一般的杂志上此类特写的4至5倍长。即便如此，我仍然感到写得太简略以至于无法准确地再现这场悲剧。珠穆朗玛峰彻底地震撼了我。将整个事件完整地、不受篇幅限制地记录下来对我来说变得极为重要。本书正因这些冲动而成就。

人的大脑在高海拔地区产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不稳定性给调查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为了避免过分依赖自己的感知，我在各种场合十分详细地采访了书中主人公的大部分。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还利用大本营中保留下来的无线电通话记录来证实一些细节，因为大本营里不乏意识清醒的人。那些曾读过《户外》杂志上登出的那篇文章的读者会注意到杂志上的某些细节(主要涉及时间问题)与本书所写并不完全一致。这些修改说明，在杂志文章刊出后，我又增加了一些新的信息。

我所尊敬的几位作家和编辑曾劝我不要急于出书。他们规劝我等上二三年，以使自己远离这次探险活动，从而找到某些重要的视角。他们的建议是对的，但我最终还是没有采纳。这可能是因为山上发生的事情快将我的勇气吞噬殆尽了。我当时想，写这本书或许会把珠穆朗玛峰从我的生活中清除出去。

当然我还是没有做到这点。我同意这种看法：当作者的写作成为一种精神发泄时，正如我所做的一样，读者通常会感到受了冷落。但我希望读者能从我在悲剧发生不久之后所进行的痛苦的精神倾诉中得到启迪。我想使我的描写有一种原始而冷酷的诚实，因为这种诚实似乎会面临随时间流逝和痛苦的消散而被过滤掉的危险。

某些忠告我不要匆忙写书的人也正是以前警告过我不要亲自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人。不去攀登珠峰有很多的理由，但攀登珠峰本来就是非理性的行为--是欲望战胜理智。任何会认真考虑这样做的人几乎都超越了理性的范畴。

显而易见，我知道有很多危险，但还是去了珠穆朗玛峰。这样做，我成了谋害善良人们的合谋，这一点将在我的心中留下长久的烙印。

离这次探险活动，从而找到某些重要的视角。他们的建议是对的，但我最终还是没有采纳。这可能是因为山上发生的事情快将我的勇气吞噬殆尽了。我当时想，写这本书或许会把珠穆朗玛峰从我的生活中清除出去。

当然我还是没有做到这点。我同意这种看法：当作者的写作成为一种精神发泄时，正如我所做的一样，读者通常会感到受了冷落。但我希望读者能从我在悲剧发生不久之后所进行的痛苦的精神倾诉中得到启迪。我想使我的描写有一种原始而冷酷的诚实，因为这种诚实似乎会面临随时间流逝和痛苦的消散而被过滤掉的危险。

某些忠告我不要匆忙写书的人也正是以前警告过我不要亲自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人。不去攀登珠峰有很多的理由，但攀登珠峰本来就是非理性的行为--是欲望战胜理智。任何会认真考虑这样做的人几乎都超越了理性的范畴。

显而易见，我知道有很多危险，但还是去了珠穆朗玛峰。这样做，我成了谋害善良人们的合谋，这一点将在我的心中留下长久的烙印。

乔恩·科莱考尔（1996年11月于西雅图）

第一章

珠峰峰顶　1996年5月10日

在这些巨峰的山顶周围，看起来似乎真有一条无人逾越的警戒线。在海拔25,000英尺以上的地带，低气压会对人体产生严重的影响，使本已困难重重的攀登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一场轻微的风暴所造成的后果也许是致命的；惟有完美的气候和降雪才能带来最小的攀登成功的可能。但在登山的最后阶段，没有人能够选择这样的机会……

不，珠穆朗玛峰没有屈服于人们所做的最初几次尝试并不令人奇怪；如果她屈服了的话，那倒让人感到惊诧和些许的悲哀了，因为这不是伟大山峰应有的气质。我们也许有些自负于精湛技艺制作出来的冰镐和登山靴，以及由这个技术至上的时代所创造的奇迹。但我们忘记了，大山仍然掌握着王牌，她会在认为合适的时候赐予你成功。否则，登山还有什么其它深层次的吸引力呢?

埃里克·布普顿《在那座山上》

双脚跨越世界之额，一只脚在中国境内，另一只脚在尼泊尔境内，我抹去氧气罩上结的冰，耸着两个肩膀以抵御寒风，茫然地俯视着宽广无根的中国西藏。我无助地感到脚下连绵的大地如此壮观。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幢憬着这个时刻，以及在这个时刻所产生的壮怀激烈。但是，当我现在真的站在这里，站在这世界屋脊之上时，却不能唤起任何感怀的力量。

此时是1996年5月10日刚过中午。我已经57个小时没有睡觉了。3天中惟一的进食是强迫自己吞咽下去的莱门汤和一把玛氏巧克力豆。连续几周猛烈的咳嗽把我的肋骨都快震裂了。每一次正常呼吸都要付出极为痛苦的代价。在海拔29,028英尺的对流层，大脑只能得到很少量的氧气。我的智力和弱智儿童差不多。这时候，除了寒冷和疲惫，我什么也感觉不到。

我比阿那托列·布克瑞夫--一位为美国商业探险队工作的俄罗斯向导晚几分钟到达山顶，比安迪·哈里斯早到。虽然我和安迪·哈里斯仅是一面之交，可在过去几周里我却渐渐与安迪·哈里斯相识并且喜欢上了他。我拍了四张哈里斯和布克瑞夫攀登峰顶而后折返下山的照片。手表指在下午1时17分。我总共在世界屋脊上停留了不到5分钟。后来，我停下来拍摄了另一张俯瞰东南山脊那条我们上山路线的照片。当我将相机对准正在接近山顶的两个人时，我才注意到一个一直被攀登者忽视的变化。在南边，几小时前还清澈的天空中，毛毡似的云彩此时正遮掩了环绕着珠穆朗玛峰的较小山峰。

后来，找到了6具尸体，寻找另两人的努力被迫放弃；队友贝克·韦瑟斯坏死的右臂被医生切除。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开始变天时靠近山顶的登山者没有留意到任何迹象呢?为什么富有经验的喜玛拉雅向导不停地向上攀登，将一群毫无经验的业余登山者--他们每个人交付了6.5万美元以换取安全登顶--带入一个明显的死亡陷阱呢?

没有人能替此次悲剧中的两支向导探险队的队长讲话了，因为这两个人都死了。但我可以证明，5月10日中午刚过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预示风暴正在逼近的迹象。根据我缺氧大脑的记忆，从被称为"西谷"的大冰谷升起的云团看起来细微飘渺并无危险。云团在午后灿烂的阳光下泛着微光，看起来与山谷中几乎每个下午都会升起的普通对流凝聚云团并无区别。

我匆匆忙忙下山的原因和天气并无多大关系，我当时查看了氧气瓶的指示器，发现氧气快要用完了。我必须下山，而且要快。

珠穆朗玛峰东南脊的上半部分尽是被冰雪覆盖的岩石和由风在峰顶和较低的南峰顶之间堆积起来的绵延约四分之一英里的积雪。越过这段呈锯齿状的山脊没有太高的技术难度。但这段路完全暴露，没有任何遮蔽。从顶峰上下来后，我小心地拖着双脚又走了15分钟，穿过了一座海拔7,000英尺的深谷来到了声名狼藉的希拉里台阶。这是明显的凹口地带，需要些攀登技巧。当我将自己扣到固定绳索上准备用绳子下山时，我看到了令人吃惊的一幕。

在我下面30英尺的地方，早有十几个人在希拉里台阶的底部排成了一行。有3个人正拉着那条我准备用来下山的绳索向上攀登着。我的惟一选择就是将自己从公用的安全绳索上解下来，退到一旁。

堵塞的人群由3支探险队组成：我所在的由新西兰著名向导罗布·霍尔领导的、由一些付钱顾客组成的探险队；还有一支以美国人斯科特·费希尔为向导的探险队；再有一支就是非商业性的台湾团队。登山者们缓慢地移动在海拔26,O00英尺以上地带。拥挤的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努力向希拉里台阶攀登，而我则紧张地等待着下山的时机。

在我从顶峰下来后不久，安迪·哈里斯也下来了，并很快追上了我。为了保留氧气罐中的氧气，我让他把手伸进我的背包关上氧气调节器的阀门。他照我说的做了。在后来的10分钟里，我的感觉莫名其妙地好，甚至比开着氧气时还少些疲惫感。再后来，我就感到窒息了，视线变得模糊不清，脑袋发晕，眼看就要失去知觉。

因受缺氧的困扰，安迪·哈里斯非但没有帮我关上氧气罐，反而错误地将它开到了最大，放走了氧气。使我仅有的氧气被白白浪费了。虽然在下面250英尺的南峰顶我还可拿到一支氧气瓶，但要走到那里，就先要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通过那段极为暴露的地段。但首先，我要等这群人散去。我摘下已没有作用的氧气面罩，把冰镐凿进大山冰冻的表层中，然后蹲坐在山脊上。当我和从我身旁鱼贯而过的人们互相用毫无新意的语言表示祝贺时，心里却非常焦急，暗暗地祈祷："快点吧!快点吧!当你们这帮人在这儿磨磨蹭蹭的时候，我的脑细胞正在成百万地坏死!"

从我身旁走过的人中多数来自斯科特·费希尔的探险队，但在人群的后边我的两名队友也终于出现了--罗布·霍尔和南比。沉默而坚韧的南比再过45分钟便可成为登上珠峰的最年长的妇女和登上所有大洲最高峰即所谓7大高峰的第2位日本人。虽然她只有91磅重，但她麻雀般小巧的身体里蕴藏着令人生畏的坚韧。她是在一种惊人的、不可动摇的欲望的驱使下前来攀登珠峰的。

再后来，道格·汉森登上了希拉里台阶。道格·汉森也是我们这支探险队的成员。这位来自西雅图郊区的邮政工人和我在山上成了亲密的朋友。我在风中向他大声喊道"胜利在望"，并极力显出非常高兴的样子。精疲力竭的道格·汉森在氧气面罩后边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楚。他轻轻地握了握我的手，然后继续沉重而缓慢地向上攀登。

在队伍最后的是斯科特·费希尔。我们都住在西雅图，并在那儿偶然相识。斯科特·费希尔的力量和魅力颇具传奇色彩：1994年他在没有使用氧气瓶的情况下登上了珠穆朗玛峰。所以当看到他现在如此缓慢地移动、摘下氧气罩向我致意时竞显得如此疲劳时，我颇感意外。他喘着粗气极力高兴地用他特有的谈谐向我打招呼："布一鲁一斯!"我问他感觉怎么样，斯科特·费希尔坚持说感觉还不错："不知为什么，今天精神有点不好，但没多大问题。"当希拉里台阶上人群散去时，我把自己扣挂在桔黄色的绳子上，在斯科特·费希尔被自己的冰镐突然绊倒时迅速绕过他，从悬崖边上降了下去。

等我终于下到南峰顶时已经是3点多了。这时，卷须状云团正飘过海拔27，卿英尺的霍泽峰，向珠峰金字塔形的峰顶围拢过去。天气不再平静。我抓起一个新氧气瓶并把它接在调节器上，冲进山下聚拢的云雾中。等我下到南峰顶下面时，天上下起小雪来，视线一片模糊。

距我垂直高度400英尺的地方，纯净湛蓝的天空下，珠峰依然冰浴在灿烂的阳光中，我那些好朋友嬉戏成一团，纪念登上这个星球的最高点。他们挥舞着旗帜，拍着照片，用光了宝贵的分分秒秒。他们谁都想不到一场可怕的严峻考验正在临近。毋庸置疑，在这漫长的一天即将结束之时，每一分钟都至关重要。

第二章

印度台拉登　1852年

在远离高山的冬日里，我在理查德·海力伯顿所写的《世界奇观》中找到一张模糊的珠穆朗玛峰的照片。那是张效果很差的复制品，参差不齐的白色山峰耸入奇异的黑色而杂乱的天空里。珠穆朗玛峰坐落在这些山峰的后面，甚至显得并不很高，但这并不重要。插图的说明指出它是最高的山峰。梦想是看懂这幅照片的关键；梦想使小男孩能进入到画中，站在寒风吹拂的山顶，向那座最高峰攀登，现在那不再是高不可及的……

有些异想天开的梦想能自由地伴随人成长，攀登珠峰的梦想就是其中之一。我相信我的珠峰梦想不仅仅是属于我的；珠穆朗玛峰是世界的至高点，她是许多孩子和成年人所追求、向往的目标。

——托马斯·霍恩宾摘自《珠穆朗玛峰：西脊》

真实的细节因被神话遮掩而不甚清晰。时间是1852年，地点是"印度大三角测量"机构在台拉登北部山上的考察站。根据最近乎可能的说法，一台名叫锡克达的孟加拉电脑"发现了世界最高峰"。(在那个时代，电脑只是一种职业描述而非机器。)这座被测量员标为第25号的山峰，在3年前即被首次用24英寸经纬仪测出了其倾斜度，这个尚待证实的山峰从封闭的喜玛拉雅山脉的中心耸然而出。

在锡克达汇总并计算出测量数据之前，没有人怀疑25号山峰有值得人注意的地方。6座用来对珠峰进行三角测量的测量站坐落在印度北部和山峰相距100多英里的地方。在测量人员看来，25号峰除了峰顶以外其它部位均被前面的山崖遮挡住了，而其中一些山崖给人造成更高一筹的错觉。但根据锡克达精细的三角测量(它考虑到了诸如地球表面弯曲、空气折射和铅垂线测量偏差等因素)，25号山峰海拔29,O02英尺，是地球的最高点。

1858年，在锡克达计算结果得到证实后的第6年，印度测量局在英人主持下，擅将该局前局长额菲尔士的姓氏命名此峰。而此时此刻，在这座巨峰北侧居住的西藏人早就给它起了个甜美的名字--珠穆朗玛(藏语"女神第三")；住在南侧的尼泊尔人则称它为"萨迎-玛塔"，即"天空之神"。(译者注：1952年中国政府将额菲尔士峰正名为珠穆朗玛峰。珠穆朗玛峰海拔8,848.13米。)

一旦珠穆朗玛峰被确认为地球最高峰，人们决定攀登它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在美国探险家罗伯特·皮尔里于1909年宣布到达北极、罗德·阿蒙森率领挪威探险队于1911年抵达南极之后，被称作第三极的珠穆朗玛峰就成为殖民探险家们渴求的目标。作为有影响力的登山家和早期喜玛拉雅山登山史的见证人，冈瑟·欧·迪伦弗斯说过，登临珠峰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目标，是一项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不能退却的事业"。

后来人们所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惨重。自1852年锡克达发现珠峰起到其最终被登临的101年间，珠峰共夺去了24条生命，挫折了15支探险队。

在一些登山家和地貌鉴赏家看来，珠穆朗玛峰并不是特别秀美出众。她的体形过于矮胖宽大，外观粗糙。但是珠峰所欠缺的建筑学上的美可以被其压倒一切的总体美所弥补。

珠穆朗玛峰比她身下的山谷高出12,O00英尺，她是喜马拉雅山主峰。在中国西藏自治区和尼泊尔交界处。远远望去，它像是一座由闪着银光的积雪和暗色条纹状岩石构成的三面体金字塔。英国人把持了最初的8次探险，不过所有这些尝试都是从北部即中国西藏自治区一侧发起的，因而算不上什么。这并不是因为北侧是戒备森严的珠峰最为薄弱的一面，而是因为在1921年，当时的中国政府向外国人开放了其长期关闭的边界，而尼泊尔人却依然禁止外国人人境。

早先攀登珠峰的人要从大吉岭跋涉400英里陡峭的山路，穿过青藏高原，一直走到珠峰的脚下。他们当时对隐伏在高海拔地区的严重危险一无所知，而他们的装备现在看来简直是少得可怜。然而在1924年，第3支英国探险队的成员爱德华·费利克斯·诺顿到达了海拔28，126英尺的高度，距离峰顶只有900英尺。但后来，他因精力耗尽和雪盲症而使攀登失败了。然而，这一惊人骄绩在随后的29年内大概无人逾越。

我讲"大概"是因为在诺顿登顶失败后的第4天发生了件事情。6月8日一大早，来自1924年那支英国探险队的另两名成员，乔治·利·马洛里和安德鲁·欧文离开最高的营地向顶峰进发了。

马洛里这个名字与珠穆朗玛峰密不可分。他对前三次探险活动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其幻灯片式的全美巡回演讲中，正是他在回答一位缠人的记者提出的为什么要攀登珠穆朗玛峰这个问题时，讲出了一句著名的话："因为它在那儿!"1924年，马洛里38岁，是个已婚且育有3个孩子的学校校长。出身于英国上层社会的他是个惟美主义者和带有明显浪漫气质的理想主义者。他以健壮的体格、优雅的社交风度和引人注目的外貌成为英国上流文化圈阶层的钟爱之人。在珠峰海拔很高的帐篷里，他和他的同伴居然能高声诵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李尔王》中的章节。

1924年6月8日，当马洛里和欧文缓慢地奋力向上攀登时，珠峰上部云浪翻滚，使得山下的同伴无法追踪他们两人的进展。中午12时50分，云团暂时散开了。队友诺艾尔·奥德尔在很短的时间里但却很清楚地看到了马洛里和欧文高高在上的身影。他们大约比计划晚了5个小时，但仍然"不慌不忙地、敏捷地"向上攀登着。

那晚，两人再也没有返回帐篷，也没人再看到过他们。但此事却从此引发了关于两人或者其中一人是否在被大山吞没前到达过顶峰成为英雄的激烈争论。平衡各方证据后的情况表明没有。由于缺乏真凭实据，他们一直未被视为登上珠峰的第一人。

1949年，经过几个世纪的闭关锁国，尼泊尔终于向外部世界打开了自己的边境。一年后，中国政府禁止外国人入藏。攀登珠峰的人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珠峰的另一侧。1953年春，一支满怀激情并有着近乎于军事行动所需的强大装备的英国探险队成为第3支由尼泊尔境内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探险队。5月28日，经过两个半月的艰苦努力，他们在东南脊海拔27，000英尺的地方搭起了一个帐篷。第二天一早，埃德蒙德·希拉里，一位又高又瘦的新西兰人和丹增，一位技艺高强的夏尔巴登山人，背着氧气瓶向顶峰挺进。

到上午9点钟，他们已到达南峰顶，并且望见了一条极窄的通向珠穆朗玛峰顶的山脊。又过了一个小时，他们到达了一块大岩石的脚下。希拉里后来写道："看起来是有关攀登的最难克服的问题--一块高达40英尺的岩石，岩石表面光滑，没有可以抓握的地方。对于一群低海拔地区的专业登山者来说，这也许是个轻松的问题，但在这里，它是我们微薄力量所无法克服的障碍。"

丹增紧张地从下面将绳子放松。希拉里挤进了介于岩石和岩石边缘上柱状直立的积雪之间的一个裂缝，然后开始一寸寸地，在后来被称为希拉里台阶的地方攀登。这次攀登紧张而曲折，但希拉里还是坚持了下来，正像他后来写到的那样：

"我终于到了那块岩石的顶部．身体从裂缝内钻到了宽阔的山脊上。我在地上躺了半天才使呼吸平静下来。我第一次真正感到了强大的决心，一种任何事物都无法阻止我们到达顶峰的决心。我稳稳地站在山脊上，示意丹增上来。我用力地拽着绳子，而丹增则扭动着身子从裂缝中爬了出来。最后当他爬上来时，他像一条经过激烈抗争后被从海里拽出来的大鱼似的瘫软在地上。"

与疲劳不断抗争的两位登山者继续沿着起伏不定的山脊向上前进。希拉里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有足够的力量坚持到底。希拉里又爬过一座山，前方的山岭蜿蜒而下，希拉里可以遥望中国西藏很远的地方。希拉里抬起头，头顶是一个圆形雪堆。挥动了几下冰镐，又小心地迈出了几步，希拉里和丹增终于到达了山顶。

这样，在1953年接近中午的时候，希拉里和丹增成为世界上最先登上珠穆朗玛峰峰顶的人。

3天后，伊丽莎白女王在加冕典礼前夕得到了登上珠峰的消息。英国伦敦《泰晤士报》6月2日早版上首先做了报道。这条电讯稿是一个名叫詹姆士·莫里斯的年轻记者从珠穆朗玛峰上用一台密码无线发报机发出的(为了防止竞争对手枪在《泰晤士报》前面报道)。

20年后，这位年轻人成为极负盛名的作家，接受了一次著名的变性手术并将其基督名改为让。莫里斯40年后在《额菲尔士峰加冕：第一次登顶和女王加冕》一文中写道：

"现在很难想象，这两件事的巧合(加冕典礼和登上珠穆朗玛峰)在英国受到了人们带着近乎神秘的喜悦的欢迎。(英国人)终于从二战结束后折磨人的酸苦中爬出来了，但同时也面对着帝国的失落及世界范围内英国势力不可避免的消退，英国人不能完全相信新即位的年轻女王象征着新的开始--报纸所乐称的维多利亚时代。1953年6月2日的加冕典礼是象征希望和欢乐的一天。这一天，英国人所具有的全部爱国热诚找到了一个最佳的释放机会：更让人称奇的是，就在同一天，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了消息，实际上是从这个老大帝国的前线--英国的一个登山队，登上了人类在地球上剩下的最重要的山峰和冒险的目标……"

这个时刻唤起了英国人心中交响乐般恢宏的情感：自豪、爱国主义、对往日战争和勇敢的怀旧感、期盼重现辉煌的明天……人们仍然清晰地记得那个时刻，当他们在7月伦敦细雨纷飞的早晨等待加冕仪式时，他们听到了这个神奇的消息，世界的最高点，他们认为已经是他们的了。

被女王封为爵士后，爱德蒙德·希拉里的形象被印上了邮票、连环漫画、书以及杂志封面。一夜之间，这个来自奥克兰的面容消瘦的养蜂人变成了世界上最出名的人物。希拉里和丹增登上珠穆朗玛峰之后的一个月我还是个胎儿，因而无法分享漫卷全球的人们的自豪和惊叹。一位年长的朋友说这件事就其深刻影响来说，可与人类首次登上月球相提并论。10年后，另一个人登上珠峰的事实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

1963年5月x日，汤姆·霍思宾，一位来自密苏里的30岁的医生和威利·安索爱尔德，一位来自俄勒冈的神学教授，一起沿着从未有人攀登过的险峻的西山脊到达了珠峰顶峰。到那时为止，已有11人4次成功地登临珠峰。但是西山脊这条路线比前两条路线即南山口--东南山脊线和北山口--东北山脊线这两条线要难得多。霍恩宾与安索爱尔德登上珠峰这件事当时被理所当然地视为登山史上的巨大成就。

在向顶峰挺进的那天傍晚，这两位美国人越过了一段陡峭而易碎的岩石地层，即声名狼藉的黄色地带。登上这个峭壁需要强劲的体力和高超的技巧。在这个海拔高度上，再没有比这更严峻的技术挑战了，霍恩宾和安索爱尔德一登上黄色地带就开始担心他们能否安全下来。最后他们做出决定，能活着下山的最大希望就是翻过顶峰，再从人们熟知的东南脊路线下山。天色已晚，地形陌生，瓶装的氧气也在迅速地减少。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计划。

霍思宾和安索爱尔德于18时15分到达顶峰时正是夕阳西下。他们只好在海拔28，O00英尺的地方露宿一夜。在当时，这是历史上海拔最高的临时营地。那天晚上天气寒冷，好在没有刮风。尽管后来安索爱尔德的脚趾因冻伤被截掉了，但两人总算能活着回来讲述他们的故事。

那时候我才9岁，住在俄勒冈州的科瓦利斯。这里也是安索爱尔德的家乡。他是我父亲的密友。有时我和安索爱尔德家的大孩子们一起玩耍。雷冈比我大1岁，大卫比我小1岁。在威利·安索爱尔德准备去尼泊尔的前几个月，我在父亲、威利和雷冈的陪伴下第一次登上了位于喀斯喀特山脉的一座9，O00英尺高的火山山顶。现在那里安装了空中缆车。毫无疑问，1963年发生在珠峰上的英雄事迹在我尚未成熟的想象中激起了巨大而悠长的回响。正当我的朋友将约翰·格伦、桑迪·库法克斯和约翰尼。尤尼塔斯奉为偶像时，我把霍思宾和安索爱尔德当成了自己心中的英雄。

我心里暗暗地想，有一天我也能登上珠穆朗玛峰。在以后10多年里，这一直都是我奋斗的目标。到我20刚出头的时候，登山成为我生活的中心。没有其它任何事情能与之相提并论。登临山顶是真实、永恒且具体的行为。危险使得这项运动有了严肃的目的，而这恰恰是平凡的生活所缺少的。

另外，登山赋予人一种集体意识。成为一个登山者即意味着加入到一个自给自足、狂热的理想主义团体，其不受户外影响的程度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登山文化的特点是竞争激烈、充满阳刚之气，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一文化的要素则是要给别人留下印象。登上某座山峰比如何登上这座山峰重要得多。名气是靠大胆的方式、精练的装备和从最困难的路线攀登而赢得的。没有谁能比所谓的单人徒手登山者更受人钦佩了：即不用绳子或大型装备而独自攀登的人。

那时候我活着就是为了登山。我靠每年5，000至6，O00块钱的收入维持生活。为了凑够攀登布加布斯、泰吐斯或是阿拉斯加山的费用，我曾当过很长时间的木工，捕了很长时间的大马哈鱼。我在二十五六岁时曾经放弃过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念头。那段时间，登山者中流行着将珠穆朗玛峰贬为"矿渣堆"的说法--意指它是一座缺乏技术挑战和审美吸引力，以至于对"正统"登山者来说不值一提的山峰。所以我也开始小瞧世界最高峰了。

这种偏见的产生是始于80年代初，珠穆朗玛峰最容易的一条路线--即南山口至东南山脊线--已被攀登过100多次了。我和我的同伴把东南山脊称为"牦牛之路"。对珠穆朗玛峰的蔑视又因1985年发生的事情而被进一步加深了。当时迪克·巴斯--一位只有一点登山经验的年届50岁的德克萨斯阔佬--在一位名叫大卫·布里歇尔斯的出色的年轻向导的引导下登上了珠穆朗玛峰。这件事招来了新闻媒体并非恶意的强烈关注。

珠穆朗玛峰总体上说是著名登山运动员的乐园。用《登山》杂志编辑迈克尔·肯尼迪的话说："只有你在较低山峰进行过长期训练后才会获得被邀请参加珠穆朗玛峰探险队这一殊荣。一个登山者只有真正登上这座山峰才可走进著名登山者所在的更高的天地。"然而巴斯登上珠峰的事实改变了这一切。登上珠峰后，他便成为第一位登上全部7大高峰的人。这一伟绩使他闻名世界，也促使成群的周末登山者们开始追随他指示的方向，即突然间将珠穆朗玛峰推入了后现代时代。

"对像我这把年纪的人来说，迪克·巴斯令人鼓舞"。去年4月，在前往珠峰大本营的路上贝克·韦瑟斯用浓重的东德克萨斯口音对我说。贝克是位49岁的达拉斯病理学家，也是罗布·霍尔在1996年组织的向导探险队的成员之一。"迪克向我们证明平常人也可以接近珠峰。如果你身体比较健康，而且手头上有些收入，我想最大的困难可能是如何从工作中抽出时间，和自己的家人分开两个月的时间。"

对大多数登山者来说，从日常生活中挤出时间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困难，得到足够的费用也可以办到。在过去5年间，在7大高峰上，特别是在珠穆朗玛峰上，人群拥挤的程度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为满足需要，以向导攀登世界7大高峰、特别是珠穆朗玛峰为营利目的的公司也相应地发展起来。1990年的春天，30支不同的登山探险队聚集到珠峰的两侧，其中至少有10支队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队。

尼泊尔政府意识到峰拥而至的人群将会给珠峰在安全、外观以及环境方面带来诸多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尼泊尔的政府官员们制定了一个既可以控制人群数量又可以增加国库收入的办法：即提高登山许可证的价格。1991年，尼泊尔旅游局的每个登山许可证的售价为2，300美元，不限定登山队的规模。到1992年，每个许可证的价格升至10，000美元，队伍人数不得超过9人，每增加1人要再付1，200美元。

但尽管收费昂贵，登山者还是成群地涌向珠穆朗玛峰。1993年春天，也就是首次登上珠峰40周年的纪念年，有15支探险队的294人从尼泊尔一侧攀登了珠穆朗玛峰。这个人数是创纪录的。那一年的秋天，尼泊尔旅游局再次将许可证费用提高到了惊人的50，000美元，且规定每支队伍的规模不得超过5人，每增加1人再交10，000美元，但总数最多为7人。此外，尼泊尔政府还颁布法令，规定每个季节在尼泊尔一例只允许有4支登山队同时攀登。

但是尼泊尔政府没有想到，成群的登山者从尼泊尔移向中国西藏，使得成百上千的夏尔巴入失业。随之而来的抗议和不满使尼泊尔政府在1996年春天突然取消了对每季登山队数量的限制。但同时，尼泊尔政府的官员们又一次提高了收费标准--这一次，对7人规模的队伍收70，000美元，每增加1人再收10，000美元。从去年春天有30支队伍从尼泊尔一侧攀登珠峰的事实判断，高额的登山许可证费似乎并没有起到明显的遏制作用。

这样看来，即便是在1996年季风到来之前，也就是那场灾难尚未发生之时，在前5年中商业探险队不断增加的事实仍是一个需要谨慎处理的问题。保守主义者很恼火，因为世界最高峰被出卖给了有钱的暴发户--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果没有向导的帮助，恐怕连登上美国的雷尼尔山这样的较低山峰都很困难；而纯粹主义者则认为珠穆朗玛峰受到了贬低和亵渎。

这些批评家还指出，由于珠峰被不断地商业化，从前的圣山也被拖人了美国司法审判的泥潭。有些登山者在交付了巨额费用但却没有被护送到珠峰峰顶以后对他们的向导提出诉讼。彼得·阿瑟斯抱怨说："有时你会遇到这样一些顾客：他们认为自己买了一张登上珠峰的保票。这些人就是不能理解远征珠峰不会像坐瑞士火车那样如意。"彼得·阿瑟斯是位受人尊敬的向导，曾经11次攀登过珠峰，其中4次登上了峰顶。

不幸的是，并不是所有涉及攀登珠峰的官司都可有可无。缺乏经验或是信誉不好的公司不止一次地未能把诸如氧气一类的关键性后勤保障输送给登山者。甚至有些探险队的向导丢下他们的顾客而自己登上峰顶使得一些失望的客户认为他们只是被带上山来付帐单的。1995年，一支探险队的组织者携带着顾客交纳的上百万美元的费用在攀登开始之前就潜逃了。

1995年3月，我接到《户外》杂志社编辑打来的电话。他建议我参加一个准备5天后启程的珠穆朗玛峰向导探险队，以便撰写一篇文章，报道这些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商业化登山活动以及伴随而生的矛盾。这家杂志的意图并不是让我去攀登珠峰，编辑的意思仅是希望我停留在大本营，从位于珠峰西藏一侧的冰河发回报道。我很认真地考虑了他的建议。我甚至预订好了航班并且注射了所需要的免疫针，然而我却在最后关头退出了。

过去几年中我所表现出的对珠峰的藐视，人们自然认为我是根据自己的原则而决定不去的。实际上，《户外》杂志社打来的电话出人意料地激活了我的强烈的和长久被压抑的渴望。我之所以拒绝只是因为我认为花两个月的时间呆在珠穆朗玛峰的巨大身影中却不去攀登比大本营更高的地方是件令人灰心丧气的事情。如果我要花8个星期离开妻子和家到地球的另一端，我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攀登珠穆朗玛峰。

我问《户外》杂志社的编辑马克·布赖思特，他是否能将此项任务推迟12个月(这将给我时间正确训练自己以满足远征探险的体力需要)。我还询问杂志社是否愿意给我在一家比较知名的探险服务社登记并且负担65，000美元的费用以给我一个登顶的机会。我不指望他们能同意这个计划。在过去的15年问，我已为该杂志撰写了60多篇文章，而很少享受超过2，O00至3，O00美元的出差补贴。

一天后，布赖恩特在与《户外》杂志的出版商协商后给我回了电话。他说杂志不准备付这笔钱，但他和其他编辑认为珠穆朗玛峰的商业化是个重要的题材。他坚持说，如果我真的想尝试攀登珠峰，《户外》可以想办法使之成为现实。

30年来我一直自称为登山者，也征服过一些困难的目标。在阿拉斯加，我在"魔西之牙"山上开辟了一条困难的新路线。我还曾经独自一人登上了魔指峰，并在偏僻的冰雪覆盖的山顶上独自生活过3个星期。我在加拿大和科罗拉多做过多次比较艰难的冰山攀登。在大风横扫的南美洲北端，我登上了名为托雷岭的高达1英里的凌空竖起的花岗岩山峰的顶部。当时，风以100节的速度撞击着山顶。山峰的表面覆盖着一层极易破裂的冰霜。托雷岭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艰险的山峰。

但这些冒险已是几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些甚至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41个春秋，我已过了登山的黄金年龄，一把灰色的胡子，一付烂牙床，腹部还多出十几磅赘肉。我娶了一个我非常爱的妻子--她也同样地爱着我，意外地撞上份还算合适的工作。实际上，我平生第一次脱离了贫困线。简而言之，我攀登的渴望已经被一些由小小的满足感组成的类似幸福的东西磨钝了。

而且在过去的攀登生涯中，我还没有到达过一个可称为高海拔的地方。说实话，我还没有到过高于海拔17，200英尺，即珠峰大本营的地方。

作为一个渴求了解登山史的学生，我知道珠峰自被英国人于1921年首次造访以来，已经夺去了130人的生命(到达顶峰的每4个登山者中差不多就有1人死亡)。这些死去的人中有些比我还健壮，也拥有更丰富的高海拔经验。但我最终发现童年时的梦想很难消逝，而理智已无济于事。1996年2月底，布赖思特打来电话说，罗布·霍尔即将启程的探险队中有个位子等着我去。在他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说愿意，甚至没停下来喘口气。

第三章

越过北印度　1996年3月29日

我用不太连贯的语言给他们讲了一个寓言故事。我说，我要讲的是海王星，仅仅是最普通的海王星，不是天堂，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天堂。你该知道这就意味是你，什么也不是，仅仅是你。我说，在那上面有块大石头，我必须提醒你海王星上的人们都特别蠢笨，筒单地说，他们都被绳子拴着生活。我想要特别提到他们中有些人使自己下定决心要爬上那座山。我说，你们想象不出，这些人不顾死活，不管有用还是没用，养成了一种习惯，他们把空余时间和全部精力都花在追逐自己的荣誉上，在当地最陡峭的山上爬上爬下。他们回来时情绪都特别高。他们可能都爬上了那座山，因为有意思的是，即便是在海王星上，大多数人也让自己从最安全的一侧攀登那座山峰。不管怎么说，他们都很振奋，这可以从他们脸上和眼睛里流露出的满足看出来。正如我指出的那样，这是在海王星而不是在天堂，在那里可能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可做的事情。

——约输·门拉弗·爱德华兹摘自《某人的来信》

从曼谷飞往加德满都的泰航311航班飞行了2个小时后，我离开自己的座位走到飞机的尾部。在飞机右侧洗手问附近，我蹲下身子从齐腰高的小窗户望出去，希望能看到一些山峰。我没有失望：高出地平线的地方，就是犬牙交错的喜玛拉雅山脉。后来我一直站在窗户边，着迷一般，蹲在装满空汽水瓶和吃剩的食物的袋子上面，我把脸紧紧贴在冰冷的玻璃窗上。

突然我认出了巨大绵延的干城章嘉峰，它高出海平面28，169英尺，是世界第3高峰。15分钟后，世界第5高峰映人我的眼帘，最后，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珠穆朗玛峰的身影。

墨黑色的楔状高峰如浮雕般耸立，傲视着四周。山峰在以120节行进的喷气式飞机卷起的旋风中划出一道刺眼的切口。气流掀起的一缕雪粒向东蔓延开来，宛如一条长长的丝巾。凝视着天空中的这道轨迹，我突然意识到珠穆朗玛峰恰与这架载着我穿越天堂的飞机一样高。此时此刻，攀登飞行高度的设想震撼了我。我感到这一想法是荒谬的，甚至比这还糟。我的手心湿漉漉的。

40分钟以后，我在加德满都降落。当我通过海关步人候机大厅时，一位骨骼粗壮、面容清秀的年轻人拎着我的两只巨大行李朝我走来。"你就是乔恩吗?"他操着轻快的新西兰口音询问道，手里拿着一张印满罗布·霍尔顾客的护照相片复印件的纸。他和我握了握手，自称安迪·哈里斯，是霍尔手下的一名向导。他负责送我去旅馆。

安迪·哈里斯31岁。他对我说另一名客户也将乘同架来自曼谷的飞机到达。叫格·卡西希克，53岁，是来自密执根州布卢姆菲尔德山的律师。结果洛·卡西希克用了一个小时才找到行李，所以我和安迪一边等待卡西希克，一边切磋我们在加拿大西部都经历过的几次艰苦的攀登，还讨论了滑雪的技巧和滑雪板的长短。安迪对攀登的强烈渴望和对山脉的纯真热情在日后的攀登过程中一直激励着我。

就在洛·卡西希克，--个高高的、运动型的、长着灰白胡须而略带贵族遗风的男人出现在机场海关时，我问安迪本人曾几次登上珠穆朗玛峰。"实际上，"他兴奋地回答，"和你一样，这将是我的第一次。看看自己到底能做得怎样肯定是件有意思的事。"

霍尔在简朴而优美的加思达旅馆为我们预定了房间。旅馆坐落在加德满都杂乱的赛莫尔旅游区的中心。狭窄的街道挤满了黄包车和小摊贩。加恩达长久以来就以攀登喜玛拉雅的探险活动而著名。旅馆的墙上贴满曾在这里宿夜的著名登山者的签名照片，包括：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彼得·哈巴勒尔、基蒂·卡尔霍恩、约翰·罗斯克力和杰夫·洛易。当我爬上通往房间的台阶时，我经过了一张名为"喜玛拉雅三部曲"的巨幅四色海报。上面印着珠穆朗玛峰、乔戈里峰和洛子峰--它们分别是地球上最高、第2高和第4高的山峰。附加于这些山峰之上的是一名穿着登山装、露齿而笑的大胡子男人。一行字说明这名登山者叫罗布·霍尔。这幅海报记录了霍尔在1994年的两个月中登上这3座山峰的辉煌胜利，旨在为霍尔的探险咨询公司招揽生意。

一小时之后，我亲眼见到了霍尔。他高6英尺3英寸或4英寸，瘦如麻秆。他面带天真，但看上去比35岁更成熟，也许是因为他醒目的鱼尾纹，亦或因为他显示出的权威气质。他穿着夏威夷衬衫，褪色的莱维斯牛仔裤的一只膝盖上绣着八封图案。一头不拘小节的浓密棕发盖住前额。他的灌木丛般的胡须有待修理。

喜爱社交的霍尔是个有着新西兰式智慧的故事大王。霍尔兴致勃勃地讲述了一个法国旅行者、一个和尚和一头牦牛的故事。他妙语联珠，顽皮地斜视着我们，时而虽可而止地制造一下气氛，时而又抑制不住喜悦，将头向后一仰，发出一阵爽朗而具感染力的笑声。我立刻喜欢上了他。

霍尔出生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的一个天主教蓝领家庭，是9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虽然他头脑灵活，具有科学性的思维，但由于霍尔得罪了一位专制教师，他在15岁的时候就掇学了。霍尔在1976年为阿尔卑斯运动公司工作，这是一家登山设备的制造商。"霍尔开始时干一些杂活，诸如踩踩缝纫机。"比尔·阿特金森回亿道，他现在已是著名登山运动员和向导，他当时也为阿尔卑斯运动公司工作。由于罗布在十六七岁就表现出卓越的组织才能，他很快就胜任了整个生产线。

霍尔当时已是有几年经验的山丘攀登迷。大约就在他为阿尔卑斯运动公司工作的那段时间里，他又开始了攀岩和攀冰运动。"他学得很快，"阿特金森说，他后来成为霍尔最密切的攀登伙伴，"他具有从所有人那里学习技巧、采纳建议的本领。"

1980年，霍尔满18岁。他参加了攀登海拔22，294英尺、风景秀美无双的阿玛丹拉峰北坡的探险队。此峰位于珠穆朗玛峰南15英里。在霍尔第一次攀登喜玛拉雅的这次征途中，他绕道去了珠穆朗玛峰的大本营。他发誓终有一天，他要登上世界屋脊。这一愿望的实现历时10年，经历了3次尝试。在1990年的5月，霍尔作为探险队队长终于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的峰顶。探险队员中包括彼得·西拉里--埃德蒙先生之子。在峰顶，霍尔和西拉里做了无线电广播。这次广播在新西兰全国现场直播。他们在海拔29，028英尺的地方还得到了来自杰弗里·帕尔默总理的祝贺。

直到那时，霍尔才成为一名职业登山者。和许多同行一样，他从集团赞助商那里获得支付喜玛拉雅山探险的高额费用。常识使霍尔明白他从媒体获得的关注越多，就越容易劝诱公司打开他们的支票簿。事实证明霍尔非常善于在印刷品上扬名或在电视中抛头露面。"是的，"阿特金森说道，"罗布还是有些公关才能的。"

在1988年，一名来自奥克兰名叫加里·鲍尔的向导成为霍尔的主要登山伙伴和亲密朋友。鲍尔和霍尔在1990年共同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就在他们返回新西兰不久，他们制定了一个攀登7大洲的最高山峰的迪克·巴斯式的计划。但他们将这一计划的难度提高为在7个月中征服7大峰。既然珠穆朗玛峰--7重奏中最艰难的一章已经成功完成--霍尔和鲍尔争取到了一家名为"动力源泉"的大公共电力公司的赞助。他们开始了征程。在1990年12月12日，也就是距离他们7个月的最后期限仅差几个小时之际，他们登上了第7座山峰--海拔为16，067英尺的南极洲至高点文森山。这一壮举使新西兰人引以为豪。

虽然成功了，霍尔和鲍尔仍思考着他们在职业登山事业中的长远之计。"要想从公司得到源源不断的赞助，"阿特金森解释道，"一名登山者必须加大赌注。下一次登山计划必须比上一次更困难、更吸引人的注意。这正如上紧的发条--而最终你将黔驴技穷。罗布和加里明白终有一天他们将不能攀缘于陡峭的山峰，或者他们会葬身意外事故。"所以他们决定改变方向，转人到登山向导这一行业。当你做向导时，你不必做你所渴望的攀登。挑战来自于让顾客登山、下山，这是另一种满足感。这比起无止境地为得到赞助而奔波确是种更稳定的职业。如果你能提供令人满意的服务，顾客的数量是不可限量的。"

在"7个月7座山峰"的攀登行动中，霍尔和鲍尔制定了一个合伙开办向导顾客攀登7座山峰的商业计划。霍尔和鲍尔深信那些钱袋殷实但缺乏独自攀登世界高峰经验的梦想者大有人在，于是他们成立了一家公司，命名为探险咨询公司。

紧接着，霍尔和鲍尔创造了一个惊人的成绩。在1992年5月，霍尔和鲍尔带领6名顾客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峰顶。一年以后，当他们在一个下午率领一支7人探险队到达珠峰峰顶的时候，那一天之内共有40人先后登临了峰顶。当他们从那次探险归来的时候，却受到了来自埃德蒙德·希拉里先生的令人始料不及的批评。他谴责了霍尔在使珠穆朗玛峰商业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收取费用以护送那些新手登上峰顶，"埃德蒙德先生怒斥道，"是对这座山峰的大不敬。"

在新西兰，希拉里是最受崇敬的人物之一。他的头像甚至被印在了5元钱的票面上。由于受到这位领袖人物，这位在霍尔孩提时代被他视为英雄的登山前辈的当众斥责，霍尔感到沮丧和尴尬。"在新西兰；西拉里被视作活着的国宝，"阿特金森说。"他说的话非常有分量。受到他的指责确是件令人伤心的事。罗布曾想以公开声明的方式为自己辩护，但他意识到在媒体上与这样一位资深人物对着干，他永远也占不了上风。"

就在希拉里的讨伐之火燃起后的第5个月，霍尔受到另一打击：在1993年10月，加里·鲍尔死于大脑出血--由高海拔而引起的脑出血。意外发生在他们攀登世界第6高峰，海拔26，795英尺高的卓奥友峰时。鲍尔在霍尔的臂弯中咽下最后一口气，长眠于山顶上的一个帐篷里。第二天，霍尔将他的朋友埋葬于山间裂缝中。

在这次探险后的一次新西兰电视采访中。霍尔伤心地描述了他是怎样用攀登绳索将鲍尔的尸体送人深不可测的冰河的。"登山绳索是为将人们联系在一起而设计的，你永远不应放开它。"他说，"但我却眼睁睁地看着它从我的手中滑落。"

"加里死后，罗布悲痛欲绝，"海伦·威尔顿说。她在1993年、1995年和1996年担任霍尔大本营的总管。"但他很快就战胜了悲痛。这就是罗布的方式--让生活继续。"霍尔决定独自支撑起探险咨询公司。他以井井有条的方式重整公司的结构和服务，继续护送业余登山爱好者登上巨大而遥远的山峰。

在1990年至1995年之间，霍尔将39名登山者送至珠峰峰顶--比自埃德蒙德·希拉里首登珠峰后的20年间所做的攀登次数的总和还多出3次。霍尔带着成就感将探险咨询公司称为"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先锋"。他在发送给那些潜在的顾客的宣传册上写道："那么，你渴望冒险了!也许你梦想游历7大洲或者站在高山之额。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不敢将梦想付诸实践，或与人分享梦想，或承认内心强烈渴望的存在。""探险咨询公司致力于组织和向导登山探险活动。我们善于将梦想变为现实。我们将与您一起实现您的目标。我们不会将您拖上山--您必须努力工作--但我们保证会最大限度地为您提供安全感和成功的机会。

"对那些敢于面对梦想的人来说，这一经历将带给您无法言传的感受。我们邀您与我们共攀您的山峰。"在1996年，霍尔收取每位客户65，000美元作为带领他们登上世界屋脊的费用。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它相当于我在西雅图的房屋抵押款。这一报价并不包括去尼泊尔的机票和个人所需的装备。事实上没有其它公司的收费比这更高了。霍尔的一些竞争对手只收取三分之一的费用。但是由于霍尔显赫的成功系数，他不愁没人上钩，也就是加入他的第8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探险队。如果你一意孤行地向往攀登高峰而又有些资金的话，探险咨询公司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在到达加德满都两天后，也就是1996年3月31日的清晨，集合在一起的探险咨询公司喜马拉雅山探险队的成员，爬上一架由亚洲航空公司运营的苏制米格-17直升飞机。这架伤痕累累的阿富汗战争的古董如一辆校车大小，有26个座位，看上去像在谁家后院拼凑而成的。驾驶员临上机前，发给每人一副棉球以堵住耳朵。而后，这架巨兽般的直升飞机隆隆划入空中，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机舱内的地板上堆满了行李装备、旅行袋和纸箱子。挤在机舱内四周座位中的是像货品一样被运送的人们。他们面朝舱内，膝盖抵住胸口。螺旋桨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声音让人无法交谈。这不是一次愉快的旅行，但没人抱怨。

在1963年，汤姆·霍思宾从距加德满都市不到十几英里的班尼帕开始了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探险。他在路上花费了31天才到达大本营。像许多现代攀登珠峰的人一样，我们选择越过这段陡峭而尘土飞扬的路程。这架直升飞机将把我们送至位于喜玛拉雅山脉海拔9，200英尺处的偏僻小村--卢克拉。如果我们不乘直升飞机，我们将在霍恩宾走过的路上消磨3个星期的时间。

环顾宽敞的机舱，我努力将记忆中的人名与眼前的队友一一对号。除了向导罗布.霍尔和安迪·哈里斯以外，海伦·威尔顿，一位39岁的4个孩子的母亲，正在返回大本营以开始她作为大本营总管的第3任期。卡罗琳·麦肯齐，一位年近30的出色登山者和医生--担任探险队的队医。像海伦一样，她只到达大本营。洛·卡西希克，我在机场遇到的那位具有绅士风度的律师--已经攀登过7座山峰中的6座了。南比，47岁的沉默寡言的联邦特快东京部人事主任也是如此。贝克·韦瑟斯，49岁，来自达拉斯的饶舌的病理学家。斯徒尔特·哈钦森，刚刚从某个科研项目休假而来的略带书生气的加拿大心脏学家。约翰·塔斯基，56岁，队中最年长的一位，是来自布里斯班的麻醉师。他从澳大利亚军队退役后开始从事登山运动。福兰克·菲施贝克，34岁，精于而儒雅的香港出版商，曾3次随霍尔的对手组织的探险队攀登珠穆朗玛峰。在1994年，他一口气登上南峰顶，距最高峰的垂直距离仅为330英尺。道格·汉森，46岁，美国邮政工人。他曾在1955年随霍尔攀登珠穆朗玛峰。像菲施贝克一样，他到达了南峰顶。

我不知该如何评价我的队友们。从外表和经历来看，他们丝毫不像经常与我为伍进行攀登的那些强健的登山者。但他们看上去友好而有教养。整个小组中还没有谁看上去就是个笨蛋--至少在初始阶段还没人露出本色。然而，我感觉除了道格以外，我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共同语言。道格身材硕长而结实，不善社交。他饱经风霜的脸使人想起撤了气的足球。他做了27年多的邮政工人。他告诉我，为了支付这次路程的费用，他白天干建筑，晚上加夜班。因为我在成为记者之前曾干过8年的木匠活，或是因为我们属于同一纳税级别，这一切将我们与其他顾客划分开来。我和道格在一起时有种默契。

使我渐感不安的主要原因是我从未与这样一大群陌生人共同攀登过。除了20多年前的阿拉斯加之行，我以前的探险都是独自或与信任的朋友共同进行的。

在登山活动中，对同伴的信任至关重要。一名登山者的行为将影响整个团体的利益。一个松动的绳结，一次失足，一块被踩落的石块，会给肇事者和其队友带来同样的恶果。因此，登山者谨慎选择不与不明底细的人合作是不足为怪的。

但是，对于那些参加向导攀登的顾客来说，对同伴的信任是不容易办到的。他们必须把信任感寄托在向导身上。当直升机嗡嗡地驶向卢克拉时，我猜想我的队友们都和我一样真心希望霍尔已谨慎地将能力不足的顾客淘汰出局并有办法保证我们免受彼此能力不足而带来的损害。

第四章

帕克丁　1996年3月31日

我们没有在路上逗留，下午就早早地结束了一天的行程，甚至还没等到酷热和酸痛的脚驱使我们询问每一位过路的夏尔巴人，"还有多远才能宿营?"我们很快发现答案无一例外的是："还有两英里，先生……"

夜晚是宁静的。炊烟冉冉升起在寂静的空中。黄昏变得温柔了。火光闪耀在我们明天可宿营的山脊上。云雾模糊了我们后天要赶的山路。渐渐增加的兴奋感把我的思绪一遍又一遍地带到西侧山脊(西坡)……

当太阳落山时，孤独感油然而生。疑虑也偶而徘徊脑际?那时我感到沉重，仿佛身负着我的整个生命。

——托马斯·霍恩宾摘自《喜马拉雅的西坡》

从卢克拉到喜马拉雅的路需向北穿越杜德科西峡谷。这是一条冰雪覆盖、巨石堵塞的冰河。我们在名为法克丁的小村庄度过了旅程的第一夜。村里的几间屋舍和茅草棚坐落在临河山坡的平地上。当夜幕降临时，空气中有刺骨的冷意；清晨，杜鹃花的叶子上闪着白霜。但喜马拉雅位于北纬28度--赤道的旁边--当太阳升到可以穿透峡谷时，气温骤升。下午时分，当跨越一座高架于河流之上的浮桥时--这也是我们一天中跨越的第4条河流--我已经汗流浃背了。我只穿了短裤和T恤。

过了桥，泥泞的小路偏离了杜德科西的河岸而蜿蜒爬上峡壁，穿过芬芳的松树林。雄伟的形状如笛子的两座雪峰刺人天空，垂直高度达两英里。这是片神奇的土地，但这里却不是荒野之地，而且几百年前就已不是了。

每块地都被开垦过，种植着大麦、荞麦和土豆。一串串祈祷者的旗帜挂满山坡。古代的佛教神殿和刻着精美佛经的墙壁在最高的山峰上像哨兵一样伫立。当我弃河上岸时，路上挤满了长途跋涉者、牦牛群、穿红袍的和尚和被木材、煤油、饮料压弯了腰的赤足夏尔巴人。

上岸几十分钟后，我到达了一个宽阔山脊的顶部。在经过一个由石头垒成的牛圈时，我突然发现已到了纳姆城，夏尔巴社会的社交和商业中心。位于海平面以上11，300英尺的纳姆城像一只巨大而倾斜的圆盘状卫星电视接收天线挂在险坡的半山腰。100多问屋舍戏剧性地散落在石头山坡上，被迷宫般的小路连接着。在小镇的边缘我找到了库巴旅舍。推开当作前门的毯子，我发现我的队友们正在桌子的一角喝柠檬茶。

我走向他们时，罗布·霍尔向我介绍了此次探险队的第3位向导--麦克·格鲁姆。这位有着一头胡萝卜颜色的头发和马拉松运动员般瘦削身材的33岁的澳大利亚人是布里斯班的管道工，只是偶尔做导游。在1987年，当他从海拔28，169英尺的干城章嘉峰下山时被迫在露天过了一夜。他的脚冻伤了，因而不得不截去所有的脚趾。但这一打击并没有阻止他的喜马拉雅事业，相反，他尔后又攀登了乔戈里峰、霍泽峰、乔欧亚峰和阿玛丹拉峰。1993年，他在无氧气供给状态下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冷静而谨慎的格鲁姆是个令人愉快的伙伴。他极少讲话，即使被人问到时，他也只会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做简短回答。

房间里的对话被3位客户把持着--斯徒尔特、约翰，特别是贝克。这一模式在整个探险过程中不断地被重复着。幸运的是，约翰和贝克都很幽默，经常使全队人忍俊不禁。然而贝克习惯于将独脚戏转成对自由党人的严厉的、长篇累椟的攻击。那晚我犯了一个错误，在某个观点上我和他意见不一致。针对他的评论，我提出提高最低工资是一个明智而必要的政策。作为一名信息灵通而富有技巧的辩者，贝克批驳了我笨拙的声明，而我却缺乏必要的实力回击他。最后，我只能舌头木呐、汗流浃背地袖手旁观。

当他继续用慢吞吞的东德克萨斯口音列数各福利州的费力而不讨好的行为时，我起身离开了桌子以免继续丢脸。当我回到餐厅时，我向女店主要了一杯啤酒。一个小巧而优雅的夏尔巴妇女正在为一群美国旅游者点菜。"我们很饿，"一个面颊红润的男人大声地用不地道的英语嚷道，边比划着吃饭的动作。"想吃土豆、牦牛汉堡、可口可乐。你们有吗?"

"愿意看看菜单吗?"夏尔巴女人用清晰、干脆，略带加拿大口音的英语回答道。"我们的品种很多。还有新烤的苹果派，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做甜点。"

这位美国游客无法理解这个棕色皮肤的山地女人会用完美而清晰的标准英语与他说话。他继续用他那滑稽的走调英语说道："菜单。好的，好的。对，对，我们想看看菜单。"

夏尔巴人在那些喜欢透过浪漫面纱看他们的外国人眼中仍是一个谜。不熟悉喜马拉雅人口统计情况的人会认为所有尼泊尔人都是夏尔巴人，而实际上，在尼泊尔这个面积相当于北卡罗来那州、人口超过2，000万、有着50多个不同民族的国家中，夏尔巴人的数量不超过2万。

夏尔巴人，尼泊尔的菩提亚人的别称。主要聚居在昆布、帕拉索卢，部分散居，远达大吉岭。夏尔巴人是大山的子民，虔诚的佛教徒。夏尔巴社区的中心是库巴。这里有几条流向喜马拉雅南坡的溪谷——一小块罕见的崎岖不平的地势。这里找不到公路、汽车或一切带轮子的交通工具。

在寒冷而贫瘠的高寒地带从事种植生存是相当艰难的，所以传统的夏尔巴经济以在中国西藏和印度之间做贸易和放牧牦牛为主。然而英国人在1921年开始的首次攀登珠穆朗玛峰时请夏尔巴人作为助手的行为，引发了夏尔巴文化的转变。

在1949年以前，尼泊尔王国一直关闭边界，所以最初关于珠穆朗玛的勘察和随后的8次探险活动都被迫从北面穿越中国西藏进行，而从未穿越任何靠近库巴的地方。但是最初从大吉岭前往西藏的9次探险活动正好位于许多夏尔巴人移居的地方。他们在当地居民中间已赢得吃苦耐劳、和蔼可亲及聪颖智慧的美名。此外，由于大多数夏尔巴人世代居住在海拔为9，000至14，000英尺高的村庄，他们在生理上已适应高海拔带来的严寒。根据A·M·克勒斯，一位曾多次与夏尔巴人攀登和旅行的苏格兰医生的建议，1921年的珠峰探险队雇佣了一大批夏尔巴人帮助挑行李和搭营帐。这一做法在其后的75年中被大多数探险队沿用下来。

无论如何，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库巴的经济不可避免地越来越依附于每年随季节涌入的大约15，000名旅游者和登山者。那些学习过登山和高空作业的夏尔巴人--特别是那些曾登上过珠穆朗玛峰的人，在他们的社会中得到极高荣誉。而成为攀登能手的夏尔巴人也随时面临丧命的危险：从1922年7名夏尔巴人在英国人的第二次探险活动中死于雪崩起，超出正常比例数目的夏尔巴人已在穆朗玛峰丧命一一共53人。事实上，他们占了攀登珠穆朗玛峰总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

除危险之外，夏尔巴人之间为争夺探险队中12至18个位置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那些为6个位置而竞争的优秀登山者往往能在两个月中得到l，460美元到2，500美元的报酬。这在一个人均年收入仅为160美元的贫困国家是个诱人的数目。

为满足日益增加的西方登山者和旅游者的需要，新建的小旅馆和茶馆在库巴境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在纳姆城，新建筑尤为醒目。在前往纳姆城的路上，我超过了无数个背着从低地树林刚刚砍伐下来的木材赶路的挑山工。每根木材超过100磅--他们在榨取自己的血汗去换取每日3美元的报酬。

很久以前曾到过库巴的观光者为旅游热及其给这片人间天堂、世外桃源所带来的变化感到悲伤。整个峡谷的树木被砍倒做了燃料。聚集在纳姆城理发馆的青年们大多穿着牛仔裤和芝加哥公牛队的T恤衫而不是做工精致的传统长袍。家庭成员习惯于在夜晚挤在录象机前观看施瓦辛格的最新动作片。

库巴文化的诸多变化不完全是件好事，但我却从未听到过夏尔巴人对此的哀叹。旅游者和登山者带来了硬通货，以及由他们支持的国际扶贫组织的基金为纳姆城和其它村子盖起了学校和医院，降低了出生死亡率，建起了人行天桥和水电站。西方人对库巴失去往日那种简单而如画生活的痛惜，反而确有些施恩者的味道了。生活在这片崎呕乡村的大多数人都不想与现代社会或者人类进程割断联系。夏尔巴人最不愿做的事就是被封存在人类学的博物馆里。

一名强壮的、事先已适应了高海拔的行路人可在2至3天的时间里走完从卢克拉到珠穆朗玛峰大本营的路程。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刚刚从海平面来到这里，所以霍尔让我们用慢吞吞的步伐前进，用这段时间适应渐渐稀薄的空气。我们每天行走最多不超过三四个小时，在以后的日子里，霍尔的行程计划安排我们进一步适应高海拔气候。4月3日，我们继续前往大本营的行程。在离开村子20分钟后，我俯身山下，看到一幅激动人心的画面。脚下2，000英尺处，杜德科西河像一道银色锁链在四周的岩石上切开一道深深的缝隙。在l，000英尺的上空，巨大的阿玛丹拉山的钉子状阴影像魔鬼一样笼罩在峡谷上空。在更高的1，Q00英尺处是掩藏在身后高耸人云的珠穆朗玛雪峰。像通常见到的景象一样，一缕冷凝的空气像结冰的烟雾从山顶流下。

我大概用了30分钟左右的时间注视着山峰，尽量设想站在狂风凛冽的顶峰会是什么情景。虽然我曾攀登过上百座山峰，但对于珠穆朗玛峰，再丰富的想象力也无法描述她的神奇。峰顶看上去是那样寒冷、高耸和遥不可及。我感到我仿佛在前往月球的旅途中。当我转身继续前行时，我的情绪在不安的猜测和巨大的幸福中稍稍有些安定。傍晚时分，我们到达了库巴最大、最重要的腾巴车佛教寺院。车巴--一个刚刚作为大本营厨师参加我们探险队的幽默而体贴的夏尔巴人邀请我们拜见"首领"--"全尼泊尔喇嘛的首领，"车巴解释道："一个非常神圣的人。他昨天才结束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真想--在过去的3个月中他没有说过话。我们将是他的第一批客人。这是很吉利的。"我、道格还有洛每人给了车巴100个卢比(大约两美元)去买仪式用的哈达--一种敬献给"首领"的白色丝带。然后我们脱了鞋，由车巴引导来到寺后面一问狭小但通风的房间。

一个矮小、头顶发亮的胖乎乎的男人盘腿坐在织锦的枕头上，身上裹着勃良第红葡萄酒颜色的长袍。车巴谦卑地鞠躬，用夏尔巴语和他简单耳语了两句，然后示意我们走上前来。"首领"一边轮流为我们祈祷，一边将我们买的哈达挂在我们的脖子上。事后他幸福地微笑着，给我们让茶。"你们应该戴着这条哈达到山顶去，"车巴用神圣的声音告诉我们，"这将取悦上苍，保佑你们平安。"

我们不知在这位神灵般的人物、这位古代著名喇嘛的转世面前如何举止，我唯恐无意识地举动而犯下不可宽恕的错误。当我吁着茶感到烦躁不安时，"首领"从邻近的柜子里拿出一本大大的、装饰华丽的书，然后递给了我。我在我的脏裤子上擦了擦手，然后紧张地翻开书。这是本影集。从影集上看，这位"首领"最近首次访问了美国。这本影集是他此行的一些快照：他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和航空航天博物馆前的留影；他在加利福尼亚的圣莫尼卡码头的留影。"首领"开心地笑着，他兴奋地告诉我们他最喜欢的两张照片是他和影星里查德·吉尔及作家西格尔的合影。

行程的6天中我们如临仙境。小径引导我们穿过成片的落叶松、矮矮的白禅树、松树和杜鹃等植物，雷鸣的瀑布、迷人的石头花园和涓涓的纫流。地平线上挤满我从孩提时代起就阅读的那些高峰。我们大部分工具都由牦牛和挑山工承担，我的背包里只剩下一件夹克、一些糖果和一架照相机，轻装前进的悠然步伐使我享受到了行走在异国他乡的乐趣，我如坠梦境--但这种陶醉感始终不能持续。我还是想起我们的目的地。闪现在脑海中的珠穆朗玛峰的阴影很快使我的注意力又集中起来。

我们都以自己的步伐前进着，不时在路边的茶馆小恬，或与过路人攀谈几句。我发现我常与邮政工人道格·汉森和罗布·霍尔的中级向导安迪·哈里斯为伍。安迪--被罗布和他的新西兰朋友称为"赫罗德"的是一个高大健壮的青年。他有一张香烟广告上常出现的英俊而粗犷的脸。在冬天，他被聘作抢手的直升飞机滑雪向导。在夏天，他为在南极洲做地形勘测的科学家工作，或护送顾客攀登新西兰的南部高峰。

当我们沿路前行时，安迪兴致勃勃地讲起和他同居的女人，一个名字叫作菲奥娜·麦富森的医生。当我们在岩石上休息时，他掏出一张菲奥娜的照片让我看。她高大，留一头金色的长发，看上去像运动员。安迪说他和奥娜正在昆士兰州外的山丘上建造一所房子。当正在为房子忙得不亦乐乎的安迪接到罗布首次让他共同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邀请时，安迪承认，他的感情是喜忧参半的："离开菲和房子真是件痛苦的事。你知道，我们刚刚上好房顶。但你又怎么能拒绝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机会呢?特别是当你有机会在罗布·霍尔这样的人身边工作时。"

虽然安迪以前从未到过珠穆朗玛峰，但他对喜马拉雅山并不陌生。在1985年，他攀登了海拔21，927英尺的难度很大的乔布奇峰。此山位于珠峰西侧30英里的地方。1994年秋天，他用了4个月的时间，在菲舍诊所工作。菲舍是一个小村子，位于海拔14，000英尺处、那里风力强劲。我们后来在这里度过了4月4日和5日两个晚上。

这个诊所是由名为喜马拉雅救援组织的基金会赞助的。诊所主要致力于治疗高山反应引起的疾病(也为当地的夏尔巴人提供免费的医疗)和向旅游者普及攀登过快和过猛所隐伏的危险。1973年4名日本旅游者由于高山疾病而在附近地区死亡后建立了这个诊所。在诊所成立前，高山病夺走每500名穿越菲舍的游客中的一至两人的生命。在我们到达菲舍的时候，乐观的美国律师劳拉·齐默正在和她的医生丈夫吉姆·里齐在只有4个房间的诊所里忙碌着。和他们一同工作的还有一位年轻的医生，名叫拉里·希尔弗。劳拉强调说，这个惊人的死亡率并不包括攀登事故；受害者都是"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普通游客"。

现在，由于普及宣传和诊所义务人员提供的紧急救护，死亡率己被降至每30，000旅游者中不足一人。虽然像劳拉·齐默这样的西方人在菲舍诊所的工作是无偿的，并要自行负担往返尼泊尔的旅费，但这一光荣的岗位仍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

1990年，当霍尔首次攀登珠峰时，诊所由出色而自信的新西兰医生简·阿诺德主持。霍尔在上山路经菲舍时遇到了她。霍尔一下子就被她吸引了。"我问简，等我从珠峰下来后，她是否能和我一道出去，"当我们在这个村子度过第一个夜晚时，霍尔回忆道。"我们的第一个约会是去阿拉斯加共同攀登麦金利峰。她说好吧?"他们两年后结婚。1993年，简·阿诺德和霍尔一同登上珠峰顶。1994年和1995年，她到大本营做队医。若不是阿诺德怀着她和霍尔的第一个孩子已经7个多月，她今年会重返大本营的。

星期四是我们在菲舍度过的第一个夜晚。晚饭过后，劳拉·齐默和吉姆·里齐邀请霍尔、哈里斯和我们的大本营总管海伦·威尔顿到诊所喝上一杯并且聊聊天。在那晚的谈话中，话题不知不觉地转移到了攀登的危险性和向导攀登珠峰上。里奇还清楚地记得谈话的内容：霍尔、哈里斯和里奇都同意，一场殃及许多顾客的灾难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刚刚在前年春天从西藏一侧攀登了珠峰的里齐回亿说，"罗布的感觉是厄运不会降临到他的头上；他担心的是'不得不去救助其它的队伍'，而当灾难真的降临，他肯定会是发生在最危险的山顶的北面一侧"，--即西藏一侧。

4月6日星期六，从菲舍上行几小时，我们到达了库巴冰河的底部，一条从珠峰南侧伸下来的12英里长的冰河。我希望这条路能成为我们通向峰顶的通道。在海拔16，000英尺处，我们告别了最后一抹绿色。20个在冰河的堆石上肃穆排列着的碑俯视着迷雾笼罩的山谷。这些墓碑，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夏尔巴人。从这里开始，我们将生活在荒凉而单调的岩石和风雪的世界里。虽然我步履缓慢，但还是感到了高海拔的影响。我开始头重脚轻和气喘吁吁起来。

这里大部分的路还是被一人多高的冬天的积雪覆盖着。当积雪在下午的阳光下融化的时候，牦牛的蹄子踏在松动的冰壳上，牲口们打着滚儿。发着牢骚的牦牛把式拍打着他们的牲口向前赶路。傍晚时分，我们到达了洛布杰村，并找到一处可以躲避风寒的狭窄而肮脏的小木屋。

在靠近库巴冰河边缘的地方，挤着几间摇摇欲坠的低矮建筑。这里住满了夏尔巴人、来自十多支探险队的登山者、德国旅游者和成群的牦牛。他们都是赶往从山谷向上还有一天路程的珠穆朗玛峰大本营的。霍尔说，这种等待是由于不常见的厚厚的积雪造成的。直到昨天，还没有牦牛能越过冰雪到达大本营。村子里的木屋已被人们住满。在几块未被雪覆盖的土地上，并排挤着许多帐篷。从下面山丘上来的衣衫褴褛的为各登山队挑运行李的挑山工就露宿在周围山坡上的山洞里和巨砾下面。

村里的二四个石头茅坑已是粪便四溢。厕所如此让人难以忍受，以至于夏尔巴人和西方人都在露天的空地上方便起来。一堆堆散发着恶臭的人粪到处都是。

我们居住的木屋里放着两层可供30多人使用的木台子。我在上面的一层找到了一张空床位。我尽可能将跳蚤从布满灰尘的床垫上抖落，然后把我的睡袋铺在了上面。在附近靠墙的地方有一只靠燃烧干牦牛粪供热的小铁炉子。当气温在太阳落山后降到结冰点以下时，挑山工们便从寒夜中拥到炉子旁取暖。因为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牦牛粪也不能充分燃烧，所以在这个位于海拔16，200英尺上的氧气不足的小木屋里充满了浓密而刺鼻的烟雾，就好像将烧柴油的汽车的尾气管直通到了屋里。那一夜，我由于两次止不住的咳嗽而不得不跑到屋外呼吸空气。早晨，我的双眼刺痛而且布满血丝，鼻孔里堵着黑色的烟灰。从此我还患上了伴随我整个攀登过程的干咳症。

罗布计划让我们在洛布杰花一天的时间适应气候，然后完成到大本营的最后六七英里的路程。我们登山队的夏尔巴人已在几天前到达了大本营，以便为我们整理好营地并在珠峰下部的山坡上开辟一条路线。然而在4月7日晚上，一个人带着从大本营传来的令人不安的消息气喘吁吁地跑到了洛布杰：罗布雇佣的年轻夏尔巴人丹增掉入了冰河裂缝中150英尺的地方。另外4名夏尔巴人已将他拖了出来，但他伤势很重，可能跌断了大腿骨。面如死灰的罗布宣布，他将和麦克·格鲁姆在黎明时分赶往大本营以帮助救护丹增。“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们，"他继续说道，"剩下的人必须呆在洛布杰，直到情况得到控制”

后来我们才了解到，当时丹增正和另外4名夏尔巴人在一号营地之上的库巴冰河较平缓的一段上勘察路线。5个人很明智地排成了一列，但却没有使用绳索--这是严重违反攀登规则的做法。丹增紧紧跟在4人身后，即使当他踩上那块掩盖着裂缝的冰块时，也是踩在前一个人的足迹上。他还未来得及呼救，就已像石头般坠人冰河腹中。

在海拔20，500英尺处，直升飞机救援困难重重。稀薄的空气无法为直升机的螺旋桨提供着陆和起飞所需的足够支持力，甚至飞机在空中盘旋都是危险的。基于这种情况，在从库巴冰河至大本营这段垂直距离为3，000英尺的路程中，丹增必须由人力护送，而这段路程又是整个登山路线中最陡峭、最危险的一段。将丹增活着送到山下需要群策群力。

罗布一贯牵挂为他工作的夏尔巴人的安危。在我们小组离开加德满都之前，他让我们全体就座，给我们上了一堂非常严肃的有关如何向我们的夏尔巴队友表示感激和尊重的课。"我们雇来的夏尔巴人是最好的合作伙伴。"他告诉我们，"他们辛勤工作只是为了赚取在我们西方人眼中为数不多的报酬。我希望你们记住，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没有任何可以爬珠穆朗玛峰的可能。我再重复一遍：没有夏尔巴兄弟的帮助，我们中没有任何人能攀登珠峰。"

在后来的一次交谈中，罗布提到在过去的几年中，一些探险队领队对他们的夏尔巴雇员漠不关心的做法是应受到指责的。在1995年，一名年轻的夏尔巴人葬身珠穆朗玛峰。罗布认为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夏尔巴人"在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情况下被允许攀登高山。我认为阻止类似事件发生是我们这些组织者的责任。"

去年，一个美国向导探险队雇用了一个叫卡米的夏尔巴男孩帮厨。这个二十一二岁、身体健壮且雄心勃勃的男孩请求美国人允许他以一名夏尔巴攀登者的身份在高空工作。虽然卡米没有任何攀登经验，也没有受过任何正规训练，但为了答谢他的热情和奉献精神，几个星期后，他的愿望得到了满足。

从22，000英尺到25，000英尺处的常规路线是一道名为"霍泽之脸"的陡峭而危险的冰坡。作为一种安全保护，探险队通常在冰坡上由下至上系一系列的绳索。攀登者在攀登时应在自己和固定的绳索之间系一条安全链。卡米，这个年轻、过分自信而又缺乏经验的男孩认为系链于绳索之上的做法大可不必。一天下午，当他背着担子攀登"霍泽之脸"的时候，他在石头般坚硬的冰面上失手坠入了2，000英尺深的山底。

我的队友福兰克.菲施贝克当时目睹了事件的全过程。1995年，他在第3次爬珠峰的尝试中参加了这支雇佣了卡米的美国探险队。当时福兰克正在"霍泽之脸"的顶部沿绳索攀登。他用颤抖的声音回忆说："当我们向上看时，一个人头朝下翻滚下来。他尖叫着从我身边擦过，留下一道血光。"

一些登山者迅速赶到谷底卡米落地的地方，他已经由于坠落过程中受大面积外伤而死亡。卡米的尸体被抬到大本营。按佛教传统，他的朋友们为他的尸体供食三天。当卡米的尸体被火焰吞没的时候，他的母亲悲痛欲绝，一头撞在了坚硬的石头上。

4月8日那天，当罗布和麦克匆匆赶往大本营去将丹增活着送下珠穆朗玛峰时，卡米的影子始终闪现在罗布的脑海中。

第五章

罗布杰　1996年4月8日

穿过幻想谷冰峰，我们到达了乱石丛生的如圆形剧场舞台的答底。……在这里(冰布)像库巴冰河一样，突然向南流去。我们将大本营扎在海拔17，800英尺处的侧面冰渍上。冰磕构成了冰布转弯处的外边缘。巨石为环境平添了一份坚固的感觉，而脚下滚动的碎石却打破了这一印象。人们所能看到、感觉到和听到的只有冰布、冰砖、雪崩和寒冷。这是人类无法生存的世界。没有流水，没有生命--只有毁灭和腐烂…-·而在征服山峰之前的几个月中，这里将是我们的家。

——托马斯·霍恩宾摘自《珠穆朗玛峰：西坡》

4月8日，当天色刚刚暗下来时，安迪的手提式无线电在洛布杰木屋外吱吱咯咯地响了起来。罗布从大本营发来了好消息。35名来自几个不同探险队的夏尔巴人用了一天的时间将丹增送下山去。他们将丹增捆在一个铝制梯子上，通过放绳索、拉绳索和传送的方式将丹增送下冰川。现在丹增正在大本营休息。如果天气允许，一架直升飞机将于日出时将他送至加德满都的医院。电话里听出罗布松了一口气。他指示我们在清晨离开洛布杰，由我们自己赶往大本营。

听到丹增平安的消息，我们这些顾客也感到十分欣慰。而更今我们感到解脱的是我们即将离开洛布杰。约翰和洛由于不洁的环境而患上了某种消化道疾病。海伦，我们的大本营主管，患上了一种高海拔引起的顽固的头痛病。而我的干咳由于在浓烟弥漫的小木屋度过了第二个夜晚后也大大地加重了。

由于浓烟的原因，在即将度过第3个夜晚时，我决定逃离这烟熏火燎的木屋而搬到露天搭起的帐篷里。这个帐篷是由于罗布和麦克匆匆赶往大本营而腾出的。安迪选择与我同住。在半夜两点钟时，睡在我身旁的安迪突然坐起来，发出阵阵的呻吟声。"嗨，赫罗德，"我躺在睡袋里问道："你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晚饭吃的什么东西有些不对劲。"过了一会儿，安迪拼命地拉开关着的帐篷门，费力地将头和身体伸到门外，然后呕吐起来。当呕吐停止后，他一动不动地蹲了几分钟，一半身体露在帐篷外。而后他突然跳起，急速跑出几米远，猛拉下裤子，发出一阵响亮的腹泻声。接下来的整个夜晚，他都呆在寒冷的露天里，尽情地倾泻着肠胃系统里的杂质。

清晨，虚弱的安迪处于脱水状态。他的身体剧烈地颤抖着。海伦建议安迪在体力恢复之前，先留在洛布杰。安迪对此建议不予考虑。"我说什么也不能再在这粪堆里过夜了，"他将脑袋放在两腿之间，一脸的苦相。"我今天要和你们一起去大本营。爬我也要爬过去。"

上午9点钟以前，我们收拾好行装，准备上路。当其他队员轻快地走在路上时，我和海伦陪安迪走在后面。安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迈开脚步。他一次次地停下来，弓着背，将全身支撑在滑雪杖上喘气，然后又鼓足劲儿挣扎着前行。前进的路线沿库巴冰河侧面冰渍上的石块跌落了几英里后落在冰河上。灰烬、粗糙的碎石和花岗石覆盖着大部分冰面，但时常有一块块半透明的、泛着绢素玛淄光泽的冰面裸露出来。融化的雪水沿无数条地表和地下的河道奔泻下来，在冰河上发出幽灵般的隆隆回响。

在下午四点钟的时候，我们来到一排各自独立的雪峰面前。最高的幻想谷高达100英尺。在强烈的太阳光线的照射下，这些闪耀着花纹的雪峰犹如茫茫碎石中伸出的鲨鱼牙齿。曾多次到过这里的海伦告诉我们，我们已接近了目的地。又过了两英里之后，冰河突然向东转去。当我们沉重而缓慢地走上一个长长的山坡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由尼龙圆顶组成的色彩斑澜的城市。300多个容纳了来自14个探险队的登山者和夏尔巴人的帐篷点缀在乱石丛中的冰雪中。我们用了20分钟才在杂乱的聚居地中找到我们的营地。当我们爬上最后一段起伏的小路，罗布大步流星地向我们走来。"欢迎到达珠穆朗玛峰大本营。"他咧嘴笑着。此时，我手腕上的高度计显示出17，600英尺。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中我们的"家"就在这个特殊的村子里，而村子坐落在由群山环绕而成的天然圆形剧场中。营地上面的悬崖被悬挂着的冰河覆盖着；那上面每时每刻都有断裂的冰雪轰鸣而下。向东15英里的地方，夹在纳布泽和珠穆朗玛峰西侧山肩之间的库巴冰布在一条由冰冻的碎石形成的狭窄缝隙中流淌下来。圆形剧场向南敞开着，所以村子里面洋溢着阳光。在晴朗、无风的下午，天气暖和得可以在室外穿着T恤。而当太阳坠落到帕默里圆锥形山顶后面的时候，气温直落到十几度。帕默里是紧靠大本营西侧的一座海拔23，507英尺的山峰。夜晚当我躺在帐篷里的时候，轻微的咯吱声和震耳欲聋的爆裂声像小夜曲一样随时提醒着我正躺在一条运动着的冰河上。

与恶劣的环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堆积在探险咨询公司营地旁的充足的衣食给养。这里是14个被夏尔巴人统称为"队员"或"大人"的西方人和14名夏尔巴人的家。我们的如巨穴般用帆布搭成的大帐篷里摆着一张巨大的石桌，一台立体声设备，一个图书馆和几盏太阳能灯。淋浴是由一条胶皮管和一桶在厨房烧热的水拼凑而成的。每隔几天，牦牛送来新鲜的面包和蔬菜。依照往日登山队遗留下来的传统，每天早晨，车巴和一个帮厨的小男孩都要进到帐篷里为躺在睡袋里的我们准备好热气腾腾的夏尔巴茶。我曾许多次听说珠穆朗玛峰已被日益增多的人群随便扔拉圾而变为垃圾场。虽然在70年代和80年代这里确实是个大垃圾堆，但在最近几年中，这里已成为一个较干净的地方--是继我们离开纳姆城后所看到的最干净的人类聚居区，而这一变化应归功于商业探险队。

年复一年将顾客带上珠穆朗玛峰的向导们与环境有着一次性观光客所不具备的紧密联系。在1990年，作为罗布·霍尔和格里·鲍尔探险活动的一部分，他们发起了一次将5吨垃圾从大本营清除的活动。霍尔和他手下的几名向导与加德满都的政府部门合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登山者保持珠穆朗玛峰清洁的政策。到1996年，各探险队除交纳通行费以外，还要交纳4，000美元的保证金。只有当探险队将一定数量的垃圾运回纳姆城和加德满都以后，保证金才能退回给探险队。甚至我们用来从厕所掏粪便的木桶也要被运回。大本营喧闹得如同蚁丘。从某种意义上讲，霍尔的探险咨询公司所在的院子是整个大本营的政府所在地，因为在山上没有人比霍尔更受人们尊重了。每当有问题发生时，诸如与夏尔巴人的劳资冲突、紧急医务救护或有关攀登策略的重要决定，人们都赶到我们的大帐篷里听取霍尔的建议，而霍尔也总是慷慨地为那些与他争夺顾客的对手献出多年积累的经验。

在1995年，费希尔成功地向导攀登了一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即位于巴基斯坦喀喇昆仑地区的海拔26，400英尺的布罗德峰。他曾四次尝试攀登珠穆朗玛峰，并于1994年登上山顶，但不是以向导身份。1996年春天，费希尔将首次作为高山向导攀登珠峰。像霍尔一样，费希尔的探险队有8名成员。他的营地由于一块垂下来的像房子般大小的花岗岩上面写着"星座咖啡屋"的招牌而显得十分醒目。从我们的营地顺冰河向下走5分钟便可到达费希尔的营地。

各式各样的以攀登世界屋脊为事业的男人和女人们组成了一个小规模的业内人士俱乐部。费希尔和霍尔虽是生意上的对手，但又是在高空狭路相逢的弟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认为彼此是朋友。费希尔和霍尔于80年代在俄罗斯的帕米尔相识。而后在1989年和1994年他们在珠峰上的彼此的公司里度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曾计划在1996年向导各自的顾客登珠穆朗玛峰后合力征服位于尼泊尔中部的攀登难度很高的海拔26，781英尺的马纳斯卢峰。

费希尔和霍尔的关系早在1992年当他们邂逅在世界第2高峰乔戈里峰的时候就得到了巩固。当时霍尔正同他的朋友、生意伙伴格里·鲍尔攀登乔戈里峰，而费希尔正同另一名出色的美国登山者埃德·维尔斯特尔斯共同攀登。当他们顶着咆哮的暴风雪从峰顶下来的时候，费希尔、维尔斯特尔斯和另一名美国人查理·梅兹，遇到了正在面对失去知觉的鲍尔和不知所措的霍尔。当时鲍尔正在发作一种危及生命的高山病而不能行动。费希尔、维尔斯特尔斯和梅兹帮助霍尔在暴风雪中将鲍尔拖下雪浪翻滚碰撞的山坡，挽救了鲍尔的生命。(一年后，鲍尔在杜拉吉里的山坡上死于同样的疾病。)

费希尔是一个魁伟、外向、扎着一条金色马尾辫，有着过盛精力的人。当他还是新泽西州巴斯亭山脊中学的一名14岁学生时，费希尔偶然地收看了一个有关登山的电视节目，并着了迷。第二年的夏天，他专程赶到怀俄明，报名参加了全国户外指导学校(N015)主办的野外训练课程。等到高中毕业以后，费希尔永久性地搬到了西部，在N015找了一份做季节性教员的工作，从此义无反顾地选择攀登作为他的职业。

在18岁的费希尔为N015工作期间，他爱上了一名叫珍妮·普赖斯的女学生。他们7年后结婚，在西雅图安家，并有了两个孩子--安迪和凯蒂·罗斯(当斯科特在1996年攀登珠穆朗玛峰时，两个孩子分别是9岁和5岁)。普赖斯后来获得商业驾驶员的执照，成为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一名机长--一份受人尊敬而且收入颇丰的可供费希尔进行职业登山的工作。她的收入还使费希尔能够在1984年成立了"疯狂山峰"公司。

如果说霍尔的探险咨询公司反映了他系统而谨慎的攀登作风，疯狂山峰公司则是费希尔个人风格的准确写照。费希尔早在20多岁的时候就已形成了一种孤注一掷的登山风格。在他整个登山生涯中，特别是在他早年的登山岁月中，费希尔逃脱了一系列在正常情况下足以使他丧命的意外事故。

至少在怀俄明约基米蒂国家公园攀岩时发生的两次意外中，费希尔是从80英尺的高处坠落到地面的。

当他以中级教员身份在风河岭进行的一次N015课程工作时，他在没系安全绳索的情况下坠落70英尺，跌入了冰河的裂缝底部。然而他的最可怕的一次失足发生在当他还是攀冰初学者的时候：尽管缺乏经验，费希尔还是决定首次攀登位于犹他州普罗沃峡谷的"婚纱瀑布"这个难度很大的结冰瀑布。当费希尔与另两名攀登老手在冰面上展开较量时，他在100英尺高的冰层失手，坠落到地面。

让那些目睹这一意外事故的围观者感到惊奇的是，费希尔竞自己站了起来，带着不很严重的外伤走开了。然而在他漫长的坠落过程中，一个管状的冰凿刺穿了他的小腿。当他在空中将冰凿拉出来的时候，冰凿带出了一串肌肉组织，并在他的左腿上留下了一个铅笔粗细的洞。费希尔认为没有必要为这样一个小外伤而浪费他有限的资金，所以在以后的6个月中他就带着这个未包扎的、化脓的伤口继续攀登。15年以后，费希尔骄傲地向我展示了那次坠落留下的永久伤痕：一对闪亮的、硬币大小的疤痕像括号一样将他的根腿括在中间。

"斯科特可以让自己超越任何生理极限，"唐·被得森回忆道。这位著名的美国登山家在费希尔从“婚纱瀑布”失手坠落后不久遇到了他。被得森后来成为费希尔的良师益友。在尔后的20年中，他断断续续地同费希尔共同攀登。"他的意志惊人。他不在乎吃了多少苦--他总是无视痛苦而勇往直前。他不是那种因为脚痛就打退堂鼓的人。

"斯科特想成为伟大的登山者，世界上最出色的登山者中的一员。我记得在N015总部有一个简陋的健身房。斯科特定期到健身房锻炼身体。他练得如此刻苦，以至于常常呕吐起来。人们很少能遇到具有这种毅力的人。"人们被费希尔的精力和慷慨，单纯和近乎孩子般的热情吸引着。虽然他鲁莽而不好自省，但费希尔善于社交和具有吸引力的个性还是很快为他赢得了许多挚友；成百的人们，包括那些与他只有一二次交往的人们，都把他当作知己。健身器造就的体形和影星般轮廓清晰的面容使他看上去与众不同的英俊。在被他吸引的人群当中也不乏异性，而他对这种关注也并非视而不见。

费希尔是一个有着强烈欲望的人。他大量吸食大麻(但工作时不用)，而且饮酒过度。疯狂山峰公司办公室后面的一间小屋是斯科特的秘密俱乐部：把孩子哄上床以后，他喜欢和他的朋友们围坐在一起，边轮流吸着烟斗，边看记录了他们攀登山峰伟绩的幻灯片。

在80年代，费希尔进行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攀登并为他在当地赢得了一些声望，但世界攀登界的名人都始终对他嗤之以鼻。尽管他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他还是不能像某些更著名的同行那样得到相当多的商业赞助。一些顶级登山者也是看不起他的。

当费希尔在1996年春天前往尼泊尔的时候，他开始得到一些他认为早该属于他的认可。这一认可源于他在不使用氧气的状态下攀登了珠穆朗玛峰。费希尔的这支起名为"萨加玛塔环境探险队"的队伍从珠峰上移走了重5吨的垃圾。这一举动不但使风景大为改观，也为他带来了更良好的公共关系。在1996年1月，费希尔领导了一次为集资而攀登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的活动。这次攀登为慈善组织筹得5万美元。由于1994年的珠穆朗玛峰清洁探险队和后来的攀登活动，费希尔在1996年前往珠穆朗玛峰时，已经是著名人物了，经常出现在西雅图的新闻媒体上。他的攀登事业也蒸蒸日上。

记者们不间断地询问费希尔是如何将攀登所冒的危险与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相协调的。费希尔回答说，他现在遇险的机会与不计后果的青年时代比起来已大大降低了。他现在已成长为一名谨慎而保守的登山者。就在他1996年前往珠穆朗玛峰前不久，他对西雅图作家布鲁斯·巴科特说："我百分之百地相信我会回来。我做向导时，我的妻子一点儿也不为我担心，因为我做出的选择都是正确的。我认为意外的事故都是由于人们的错误而引起的。所以这正是我要尽力避免的。我在年青时代有过许多次意外事故。你可能能找出许多原因，但最终都是人的错误。"

尽管费希尔如此肯定，但他遥远的高山事业还是使他很难维持正常的家庭生活。他非常疼爱自己的孩子，在西雅图时，他是一个非常慈爱的父亲。但是攀登经常使他离家数月。在儿子度过的9个生日中，他只参加了两个。实际上，他的朋友说，在他1996年前往珠穆朗玛峰的时候，他的婚姻关系已十分紧张。而紧张的关系又由于他对妻子的经济依赖而更加恶化了。

像所有的同行一样，疯狂山峰公司从创业之初财政就面临困境：在1995年，费希尔只赚得12，000美元。但最终费希尔日益增加的名望和他的生意伙伴兼办公室经理卡伦·迪金森的组织才能和冷静的头脑弥补了费希尔凭直觉和不计后果的运作方式。受到罗布.霍尔成功向导珠穆朗玛峰的启示以及他所收取的巨额费用的刺激，费希尔认为他进入珠穆朗玛峰市场的时机已经到来。如果他能赶上霍尔的话，他很快就能将"疯狂山峰"射向赢利的靶心。

金钱本身对费希尔并不是至关重要的。他对物质方面的东西漠不关心，但是他渴望来自家庭、同行乃至社会的尊重。但他也明白，在我们的文化中，金钱是衡量成功的主要标准。

1994年，在费希尔从珠穆朗玛峰凯旋而归后的几个星期，我在西雅图遇到了他。我与他并不太熟悉，但我们有几个共同的朋友，而且经常在峭壁危岩或登山者的聚会上碰面。这一次，他拉着我大谈他向导攀登珠峰的计划，他引诱我说，我应该一同去，为《户外》杂志写篇文章。当我回答说像我这样攀登经验如此有限的人攀登珠峰是异想天开时，他说："嗨，经验的重要性被夸大了。海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态度，兄弟。你能行。你已经做过一些艰难的攀登了。这些攀登都比攀登珠峰困难。我们已经把珠峰解决掉了。我们把它都捆起来了。我跟你说，我们修了一条通往山顶的砖路。"

斯科特刺激了我的好奇心--也许他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然而他是冷酷的。他每次见到我都大谈珠穆朗玛峰。更有甚者，他反复地与《户外》杂志的主编布拉德·韦茨勒夸耀他的想法。到1996年1月，由于费希尔的游说，《户外》杂志已决定送我去珠穆朗玛峰--根据费希尔的暗示，大概作为费希尔探险队的一员。在斯科特心里，这早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距我计划的行期还有一个月的时候，我接到韦茨勒打来的电话。他通知我计划有些变动：罗布·霍尔为杂志社提供了更优惠的条件，所以韦茨勒计划让我退费希尔的公司而加入探险咨询公司的探险队。我认识费希尔，并且喜欢他。当时我还不了解霍尔，所以我起初不太情愿。但当一名登山挚友向我证实了霍尔的良好信誉后，我热情地同意与探险咨询公司共同攀登珠峰。

在大本营的一天下午，我问霍尔为什么他如此热心地让我参加他的登山队时，他坦率地解释说，实际上他并不是对我感兴趣。吸引他的是由于与《户外》杂志达成这桩买卖而给他带来的慷慨的广告回报。

霍尔告诉我说，按照协议，他只收取一万美元的现金作为登山费用，而剩下的费用则由昂贵的广告版面来抵付--因为这本杂志面向构成霍尔顾客群的核心，也就是那些高档次、富有冒险精神而身强力壮的读者。而更重要的是，霍尔说："他们是美国读者。大约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向导攀登珠峰和另7座山峰的潜在顾客在美国。过了这个季节，当我的伙伴斯科特成为珠峰向导后，他就会比探险咨询公司具有更大的优势，因为他在美国本土。要与他竞争，我们就必须将广告大刀阔斧地推进到那里。"

在1月份，当费希尔发现霍尔将我从他的队伍抢走之后，他怒火中烧。他从科罗拉多大峡谷给我打电话，用我从未听过的愤怒语气坚持说他决不向霍尔让步。(像霍尔一样，费希尔直言不讳，他不是对我，而是对随之而来的公众效应和广告效益感兴趣。)然而最终他还是不愿为杂志社提供可与霍尔相媲美的优惠条件。

当我以探险咨询公司而不是疯狂山峰公司探险队队员的身份到达大本营时，斯科特并末流露出丝毫的不高兴。当我下行到他的帐篷时，他给我倒了一大杯咖啡，用胳膊搂着我的肩膀，看上去对我的到来感到由衷的高兴。

虽然大本营显得那么平静，但我们仍无法忘记我们身处在距海平面3英里多的地方。当我在午饭时走回大帐篷后，我足足喘了几分钟。如果我坐起速度太快，就会感到头晕目眩。睡眠变得不安稳，这是轻度高山反应的一个常见症状。在许多夜晚，我因呼吸困难而惊醒三四次，感到窒息。伤口和擦痕很难愈合。我的食欲减迟，而需要充足氧气来代谢，食物的消化系统也拒绝加工我强迫自己咽下的东西；相反，我的身体开始消耗自身的储备。我的胳膊和腿渐渐干瘪得如麻秆粗细了。我的一些队友在这种缺氧和不卫生的环境中身体的情况比我还糟糕。安迪、麦克、卡罗琳、洛、斯徒尔特和约翰都患上了消化系统紊乱症，频繁地如厕。海伦和道格被剧烈的头痛困扰着。道格曾这样向我描述："就像有人在我的眼睛之间钉钉子。"

这是道格第二次与布攀登珠穆朗玛峰。前年，道格、霍尔和另3名顾客在距山顶仅330英尺的地方返回，因为当时山顶被一层厚厚的并且不结实的积雪覆盖着。"山顶看上去非常非常非常的近。"道格带着遗憾的笑容回忆道。"你信不信，从那儿以后我没有一天不想着它。"霍尔对汉森没能如愿登顶感到惋惜。他说服汉森今年再试一次，并在费用上给了他很大的优惠。

在我的队友当中，道格是惟一一位不依靠职业向导而进行过多次攀登的人。虽然他不是出色的登山家，但他15年积累的经验足以使他在高空照顾好自己的安危。如果我们探险队中能有人登珠穆朗玛峰，那一定是道格：他强壮，干劲十足，此外他在珠峰上已到达过很高的地方。

就在距道格47岁生日还差不到2个月时，也是在他离婚17年后，道格向我承认他曾与一大群女人有染，而每个女人都是在厌倦了与山峰争夺他的注意力后而离开他的。在1996年前往珠穆朗玛峰的前几个星期，道格在访友时遇到了另一个女人，他们双双坠人爱河。他们曾一度依靠传真互诉衷肠。然而在以后的几天中，道格没有收到她的消息。"我猜她明智地把我甩了。"他叹息道，看上去垂头丧气。"她真的太好了。我真的以为这一个会很长久。"

一天傍晚时分，他手里拿着一张墨迹未干的传真走进我的帐篷。"卡伦·玛丽说她要搬到西雅图了!"他满脸陶醉地脱口而出。"哩!这回可要认真对待了。我最好在她改变主意之前爬上山顶，然后将珠穆朗玛峰赶出我的世界。"

除了与他生活中的这个新女人鸿雁传书之外，道格还把在大本营的这段时间花在向一所名为日出小学的学生们寄明信片上。这是一所位于华盛顿肯特的公立机构。这所学校曾以出售T恤衫的方式为道格的攀登活动集资。他给我看了许多明信片："有些人拥有大梦想，有些人有着小梦想，"这是他写给一名叫作瓦尼萨的女孩子的。"无论你有怎样的梦想，最重要的是你从不要停止梦想。"

然而道格还是花更多的时间写传真给他的两个已长大成人的孩子--19岁的安吉和17岁的杰米。道格以单亲父亲的身份将两个孩子抚养成人。他总是跑进我隔壁的帐篷，而每当有杰米发来传真时，他总要兴高采烈地念给我听。"天呀，"他说："你怎么能相信像我这样一个总是把事情搞糟的人竟能养活这么一个了不起的孩子呢。"

我则很少发传真或寄明信片。相反，我把在大本营的大部分时间用于思考我在山的更高处，特别是在海拔25，000英尺以上的死亡地带应如何行动上。虽然我在岩石和冰面上比其他顾客和许多向导花费的时间都多，但在这里是无济于事的。我在高海拔所停留的时间是现在这群顾客中最少的。实际上，大本营--珠穆朗玛峰的脚趾，已是我一生中曾到过的最高处。

霍尔对这一切并不担心。他解释说，在7次攀登珠穆朗玛峰后，他已摸索出一套有效的可使我们适应缺氧环境的方案。(大本营处的氧气含量相当于海平面的一半，而峰顶则只有三分之一)为适应不断增加的海拔高度，人体在许多方面都将做出调整，诸如呼吸加速，血液PH值的改变，以及输送氧气的红细胞在数目上的激增--这一转变需要数个星期才能完成。

而霍尔坚持说，自大本营开始，每次攀登2，000英尺的高度，攀登3次后，我们的身体会充分适应环境并为我们登临29，028英尺的峰顶提供安全保障。"这方法已成功过39次，老兄，"当我表示置疑时，霍尔面带被扭曲的微笑宽慰着我。"有几个与我攀登过山顶的家伙也曾像你一样悲观。“

第六章

珠峰大本营　1996年4月12日

对于登山者来说，环境越令人难以置信，要求越苛刻，当他们稍后享受压力过后的轻松时，他们的血液就会流动得更加酣畅。危险只能锻炼登山者的认识水平和控制能力。也许这就是所有冒险运动的理性所在：为了清除你脑海中的凡人琐事，你有意识地增大努力工作和集中精力的赌注。这是生活的翻版，但有一点不同：在你的日常生活中，错误可以得到纠正，妥协可以弥补过失，但在这个特定时间里，你的行为将生死攸关。

——A·阿尔瓦雷斯摘自《原始的上帝：对自杀的研究》

攀登珠穆朗玛峰是个漫长而乏味的过程。它更像是个巨大的建筑工程，而非我以前所熟识的那种攀登。算上夏尔巴人，霍尔的队伍共有26个人。在海拔17，600英尺、步行距最近的公路也有100多英里的地方让每个人吃饱、住好并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可称为壮举。

然而霍尔，这个举世无双的军需官，喜欢挑战。在大本营，他曾注视着电脑打印出的详细列着各种后勤保障条目的纸张。这些条目包括：菜单、零件、工具、药品、通讯设备、运送物品时间表，以及牦牛的状况。罗布是个天生的工程师，他喜欢构造学、电子学和各种各样的小玩艺。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没完没了地修理太阳能发电系统或阅读过期的《大众科学》上。

按照乔治·利·马洛里和其他大多数登山者的经验，由夏尔巴人将一步步地在大本营以上建立四个营地--每一个营地都比前一个大约高出2，000英尺。夏尔巴人将在营地之间往返运送装有食物、燃料和氧气罐的沉重的担子，直到这些必需品被充足地存储在海拔26，000英尺的南山口。如果一切按霍尔的宏伟计划进行的话，我们对顶峰的突击将于一个月后从最高的营地--4号营地开始。

虽然我们这些顾客不负担运送物资的任务，但为了适应气候，我们在攀登顶峰之前还要在大本营以上的空间进行反复地演习。罗布宣布第一次适应气候的演习安排在4月13日--即前往1号营地的一天往返路程。1号营地坐落在距大本营垂直距离为半英里的库巴冰瀑的最顶部。

我们在4月12日，也是我42岁生日的那天下午准备攀登装备。当我们在巨石间摊开行李挑拣服装、整理安全带、装配安全绳和往靴子上安装攀登冰爪时，大本营看上去像一个露天拍卖会。当看到贝克、斯徒尔特和洛打开他们崭新的登山靴时，我感到吃惊和担忧。他们承认以前很少使用登山靴。我担心他们是否清楚用从未穿过的登山靴攀登珠穆朗玛峰是在冒多大的危险：20多年前，当我穿着崭新的登山靴攀登时，痛苦的经历告诉我沉重而坚硬的新靴子在没有被穿得跟脚以前，会在脚上磨出累累伤痕。

年轻的加拿大心脏病专家斯徒尔特意外地发现他的冰爪和靴子不配套。庆幸的是，霍尔在搜寻了他百宝箱式的工具盒和使用了各种办法之后，终于用铆钉将一条特殊的皮带固定住以使鞋底钉发挥作用。

当我为次日的旅程打点行囊时，我了解到我的登山伙伴，迫于家庭和他们高高在上的职业的需要，队友中极少有人在去年进行过一至两次的攀登训练。虽然每个人看上去都体格健壮，但环境迫使他们只能在跑步器或脚踏车上而非真正的山峰上进行他们大部分的体能训练。这使我感到踌躇。身体素质在攀登中是个关键因素，但还有另外许多同样关键的因素是在健身房里训练不出来的。

也许我有些假内行了，我责备自己。无论如何，我的队友显然和我一样兴奋地憧憬着明早能穿上登山靴踏上真正的山峰。

我们的路线将蜿蜒于山峰上半部的库巴冰河前进。位于海拔23，000英尺处的冰河裂缝标志着冰河上端的结束。这条气势宏伟的冰河流淌了2．5英里后进入一条名为西谷的温和的溪谷。当冰河越过西谷下面地层上的隆起和斜坡时，它被分割成无数条垂直的沟堑，即裂缝。裂缝是我们登山途中的恼人障碍。而当它们被冰雪掩盖时就构成了严重的危胁。但几年来，裂缝在西谷向人们提出的挑战已被证明是可预见和可对付的。

冰瀑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了。在南山口的整条路线中，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让攀登者感到恐怖了。在大约海拔20，000英尺处，即冰河从西谷底部边缘出现的地方，冰河陡然坠落。这就是声名狼藉的库巴冰瀑，是整条路线中最考验攀登技巧的一段。冰瀑段的冰河以每天3至4英尺的速度运动着。在冰河一阵阵地滑落时，大团的冰雪碎片混合成被称为冰塔的巨大的、摇摇欲坠的冰块，有的竟如写字楼大小。因为攀登路线在成百座不稳定的冰塔下面、旁边或中间迂回前进，每次穿越冰瀑的旅程都有些玩俄罗斯轮盘赌的味道：任何一个冰塔或早或晚都会在不发出警告的情况下崩塌下来，你只能祈求自己在它崩塌的瞬间不被压在它的身下。自1953年霍恩宾和安索德的一个名为杰克·布赖滕巴赫的队友葬身在崩塌的冰塔下起，已相继有18人在此处丧命。

像以往的冬天一样，霍尔在去年冬天和所有计划在春季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探险队进行了磋商。他们最终同意委托他们当中的一支队伍负责修建和维护一条穿越冰瀑的道路。因为困难重重，因此被指定的探险队可从其它的每支探险队获得2，200美元的报酬。在最近几年中，这种合作方式，如果不算是完完全全，也是被广泛地采纳了，但这种情形并不是历来如此的。

一支探险队为穿越冰瀑而向另一支探险队缴费的做法始于1988年。当时一支资金雄厚的美国探险队宣称任何企图从他们开掘的路线穿越冰瀑的探险队必须向他们缴纳2，000美元。那一年，山上的其它几支队伍由于无法理解珠穆朗玛峰不再仅仅是山峰而已成为商品的事实而被激怒了。最强烈的反对来自霍尔。他当时率领着一支规模很小、资金匮乏的新西兰队伍。

霍尔指责美国入"违背了山的精神"，进行的是无耻的高山敲诈。但作为美国探险队领队的毫无同情心的律师杰姆·弗拉什却绝不让步。最后，霍尔咬着牙关同意开给弗拉什一张支票，而后才被允许通过冰瀑。(弗拉什后来说霍尔从没有兑现他的支票。)

然而在其后的两年中，霍尔的观念大大地转变了，开始意识到对冰瀑路线征费的合理性。事实上，从1993年至1995年期间，霍尔自愿承包了这条路线并进行收费。1996年春天，霍尔自愿放弃对冰瀑的控制权，并且高兴地支持另一支商业探险队的领队默尔·道夫--一名资深的苏格兰珠峰老手--来接替他的工作。在我们还没有到达大本营以前，道夫雇佣的一批夏尔巴人已经在冰塔中开掘出了蜿蜒的通道。他们系了大约一英里长的绳索，并在破损的冰河表面安装了60个铝制梯子。这些梯子属于当地一名精明的夏尔巴人。他靠每个季节租赁梯子而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1996年4月13日星期六凌晨4时45分，当我在黎明前的寒冷幽光中捆好冰爪时，我发现自己终于站到了梦幻般的冰瀑脚下。

一生经历过无数磨难的顽固的老登山者喜欢劝告年轻的门徒为了逃生要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有许多故事是关于登山者因为窥察到大气中的某种不样征兆而执意留在自己的睡袋里，因而躲过了一场将那些没有注意到征兆的人们一扫而光的大劫难。

我不怀疑注意预感的潜在价值。当我等待罗布领路时，脚下的冰雪发出一串响亮的劈啪声，仿佛小树被折成了两段。我感到自己随每一声断裂和冰河移动所发出的隆隆声而畏缩起来。我的内心胆小如鼠：它叫喊着说我就要死去。我每次系好登山靴的时候情形总是这样。我因此尽可能地无视我戏剧般的想象力而冷酷地跟随罗布向怪涎的蓝色迷宫走去。

虽然我从未到过像库巴这样令人毛骨依然的冰瀑，但我攀登过其它许多冰瀑。这些冰瀑大部分都是垂直、甚至是垂挂的路段。这些路段需要极高的使用冰镐和冰爪的技巧。库巴冰河显然不缺乏陡峭的冰面，但这些冰面都装备了梯子或绳索，亦或二者都有，因此传统的攀冰工具和技巧是多余的。

我很快就认识到，在珠穆朗蚂峰，甚至连绳索，这个造就登山者的精髓之物，都不是按由来已久的方法被使用的。一般来说，一个登山者总是用一条长150英尺的绳索将自己与另一名或另两名同伴系在一起，这样每个登山者都要直接对别人的生命负责。以这一方式提拉绳索是件非常严肃和切身的举动。然而在冰瀑，权宜之策使我们可以独立攀登而无需以任何方式在身体上受制于人。

默尔·道夫的夏尔巴人在冰瀑上从顶部至底部系了一条固定的绳索。我的腰间挂着一个3英尺长、末端带弹簧扣的安全链。在这里，安全感不是来自将自己系于另一名队友，而是来自将自己扣在固定的绳索上并在上面滑动攀登。以这种方式进行攀登，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冰瀑上最危险的地段，并且无须将自己的生命交付给技巧和经验都是未知数的队友。事实上，在整个攀登过程中，我们从没有将自己的生命系在另一名队友手中。

虽然冰瀑不需要任何传统攀登技能，但却要求一整套崭新的技巧。例如，穿着绑着冰爪的登山靴从摇摆的梯子的一端冲到另一端或者跨越深沟。一路上有许多这样的跨越，而我总是适应不了。

有一次在黎明前的薄雾中，我正试图在一架摇摆的梯子上保持平衡，小心翼翼地从一个弯曲的脚蹬横木上挪向下一个。突然，两边支撑梯子的冰雪如发生地震般抖动起来。稍后，附近高处的一个大冰塔崩塌下来，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我僵住了，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但是崩落的冰塔在左侧滚落了50码就不见了，没有造成任何破坏。等我用了几分钟恢复镇静之后，我继续向梯子的另一端逃去。

冰河持续不断的、时常又是汹涌的流动给跨越每架梯子增添了不稳定性。当冰河运动时，裂缝有时会压缩，像夹牙签一样将梯子夹弯，有些时候裂缝可能扩大，使梯子悬在空中，只有两端虚虚地搭在坚实的冰面上。当下午的阳光将冰雪晒暖的时候，插在冰雪里做固定用的工具也变得不稳固起来。虽然每天都要维修，但在体重的作用下，任何一条固定的绳索都有松动的危险。

如果说冰瀑令人恐怖，但它同时也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当黎明洗尽天空中的黑暗，支离破碎的冰河呈现出一幅三维空间的美幻景色。温度是华氏6度。我的冰爪坚实地踏入冰河的外壳。沿着固定的路线，我漫步穿过林立着剔透的蓝色石笋的迷宫。陡峭的石壁与从冰河两侧压将而来的冰雪连在一起，高高的如邪恶之神的肩膀。由于环境的吸引和体力的消耗，我开始沉浸于攀登的乐趣之中。有一二个小时，我竟忘记了恐惧。

1号营地还有四分之一路程时，霍尔在一个休息处评价说现在的冰瀑是他见过的最好状态："这一季的路线简直就像高速路。"但只是位置有些高，在海拔19，000英尺。绳索将我们带到了一个巨大的、摇摇欲坠的冰塔的底座。如13层楼般高大并呈30度角倾斜的冰塔在我们的头部隐约可见。路线沿一条天然小径陡然爬上悬垂的冰面：我们为了躲避冰塔的令人恐怖的巨大重量而不得不攀越这个失去了平衡的堡垒。

我渐渐明白安全是以速度为转移的。我以我能达到的最快速度向较为安全的冰塔顶部冲去。但由于尚未适应环境，所以我的最快步伐并不比爬行快多少。每迈出四五步，我就不得不停下来，靠在绳索上，在苦涩、稀薄的空气中大口大口地喘气。

在冰塔尚未倒塌之前，我到达了它的顶部。当我笨重地落在平坦的最高处时，我的呼吸几乎停止了，而我的心脏则像手提电钻般跳动着。稍后，大约在早晨8时30分的时候，我越过最后一个冰塔到达了冰瀑的顶部。1号营地的安全感并没有带来思维上的宁静：我无法停止考虑那些在下面不远处不断地倾斜的冰板。事实上，要攀上珠穆朗玛峰的峰顶，我至少要7次从它摇摆的主体下走过。我想那些将之戏称为"牦牛之路"的登山者显然并没有真正穿越过库巴冰瀑。

在离开营地之前，罗布解释说，即使我们当中有人未能到达1号营地，我们也要在早晨10点整返回，以确保在中午的阳光将冰瀑照射得更不稳定之前返回大本营。在指定的时间里，只有罗布·霍尔、福兰克·菲施贝克、约翰·塔斯基、道格·汉森和我到达了1号营地。当罗布通过无线电宣布返回时，南比、斯徒尔特。哈钦森、贝克·韦瑟斯和洛·卡西希克由向导麦克·格鲁姆和安迪·哈里斯带领，仍停滞在距大本营垂直距离为200英尺的范围内。

我们首次看到彼此攀登的模样，并可以很好地评估在今后几周内将与之同舟共济的这些人们的力量与弱点。56岁的道格和约翰是队里最年长的人。他们看上去都很坚定。然而福兰克，这位来自香港的带有绅士风度、说话轻声细语的出版商着实令人吃惊：带着从前3次攀登所获得的悟性，他起程时表现得很稳健，然后匀速前进；在到达冰瀑顶端之际，他已默默地超过了所有的人，甚至连喘息仍很均匀。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斯徒尔特--队里最年轻、看上去也最强壮的顾客。他出发时冲到了队伍的前列，然而很快精疲力竭。在临近冰瀑顶部之际，他已被甩在队尾，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洛由于受到腿部肌肉拉伤的影响行进的速度很慢，但实力仍在。相反，贝克，特别是南比，看上去则力不从心。

贝克和南比有好几次险些跌下梯子或坠入裂缝。南比好像对如何使用冰爪一无所知。安迪是个耐心而有天份的老师。他曾做过中级向导，负责关照队伍中那些速度最慢的顾客。安迪花了一早晨的时间训练南比各种基本的技巧。

无论我们的队伍存在着什么样的不足，在冰瀑的顶部，罗布宣布他对每个人的表现都很满意。"作为在大本营以上进行的第一次尝试，你们干得都很出色，"他像骄傲的父亲一样称赞道。"我想今年我们是一个很强的组合。"

我们用了-个多小时才返回大本营。当我卸下冰爪走在距营地最后100码的路上时，我感到太阳在我的脑壳上烧了个洞。几分钟后，当我与海伦在大帐篷里聊天时，疼痛全面发作。我从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太阳穴之间令人无法忍受的剧烈疼痛伴着阵阵让人颤抖的恶心感，我无法连贯地进行交谈。我担心自己患了某种中风病，便蹒跚地离开谈话现场，钻到我的睡袋里，用帽子盖住了眼睛。

头痛到了令人眩晕的程度，而我不清楚这是缘何而起。我怀疑是由海拔而致，因为直到返回大本营我才发作。然而它更像是对灼烧我视网膜、烧烤我脑壳的强烈的紫外线的反应。不管是因何而起，痛苦是剧烈和难以忍受的。在后来的5个小时里，我躺在帐篷里，尽量避免任何感官刺激。如果我睁开眼，或者只是将紧闭的眼皮后的眼球从一侧转到另一侧，我就感到毁灭般的剧痛。在太阳落山的时候，我再也无法忍受，便蹒跚地走进医疗帐篷，寻求队医卡罗琳的帮助。

她给了我一剂强效止痛剂，并告诉我喝些水。但当我喝了几口水之后，我将药片、液体和午饭的残余物一股脑儿地吐了出来。"呢……"卡罗琳边思索边观察着我靴子上的呕吐物。"我想我们得试试别的。"我被指导着将一枚小药片放在舌头下面含化。这种药能帮助我止住呕吐。然后我又吞服了两枚可卡因药片。1小时以后，疼痛渐渐消退，当我几乎是哭泣着表示谢意之后，我飘脱地进入了梦境。

我正在睡袋里打着吨，看到早晨的阳光越过我的帐篷投下了一道阴影。我忽然听到海伦大喊，"乔恩!电话!是琳达!"我匆忙踏上一双拖鞋，飞速地冲进50码以外的通讯帐篷，气喘吁吁地抓起听筒。

整部卫星电话和传真设备并不比---台笔记本电脑大多少。电话费十分昂贵，大约每分钟5美元，而且经常拨不通。然而，我的妻子竟能在西雅图拨通13位数字的电话号码与远在珠穆朗玛峰的我通话的事实实在令我吃惊。虽然琳达极尽安慰之辞，但她的忧虑之情还是从遥远的地球那端准确无误地表达出来，"我挺好的，"她安慰我说，"但我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距我前往尼泊尔还有18天的时候，琳达曾痛哭流涕。从机场开车回家的路上，她说："我不能停止哭泣。和你告别是我经历的最伤感的事。我想我在某种程度上知道你可能回不来了。现在看来，这真是多此一举。真是愚蠢而毫无意义。

我们已结婚15年了。在我们首次谈论尝试冒险这个话题之后的一周内，我们拜见了地方官，并登记结婚。我当时26岁，刚刚决定放弃攀登，开始严肃地生活。

当我第一次遇到琳达时，她本人也是名登山爱好者，并且非常有天份。她在摔伤了胳膊和背部之后放弃了攀登，也因此对攀登所固有的冒险性保持低调。琳达从没考虑过让我放弃这项运动，但我打算放弃攀登的表白巩固了她嫁给我的决心。然而，我没有认识到攀登对于我灵魂的操纵，亦或是它赋于我原本毫无目的生活的意义。我也没有预料到由于缺少它而带来的空虚。不到一年时间，我又鬼鬼祟祟地从储藏室里拿出绳索，回到了岩石上。当1984年我前往瑞士以险峻而著称的X万山时，我和琳达已走到婚姻破裂的边缘。攀登是一切矛盾的症结所在。

我在那次攀登失败后的2至3年里，我和琳达的关系仍处于僵局。但我们的婚姻最终还是渡过了这个危机。琳达开始接受我的攀登：她看到这正是我之所以成为我的重要(亦或是复杂的)方面。攀登；在她看来，是我人格中某种像眼睛的颜色一样无法改变的本质体现。然后，就在这微妙的关系恢复当中，《外界》杂志决定派我前往珠穆朗玛峰。

起初，我假装是以记者身份，而非登山者前往珠穆朗玛峰的。我接受这项任务是因为珠朗玛峰的商业化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题目，而且报酬颇丰。我向琳达和另外所有对我攀登珠峰的能力持怀疑态度的人说我并不想在山上爬得很高。"我可能只从大本营向上攀登一小段路，"我坚持说，"只是尝尝高海拔的滋味。"

这当然都是信口雌黄。在旅程和为准备旅程而进行训练的这段时间里，我完全可以呆在家里，揽另外一些约稿的工作并赚更多的钱。我接受这项工作是因为我已被珠穆朗玛峰的魅力所俘获。在我生命中，我从没有像渴望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渴望做一件事情。从我同意前往尼泊尔的那一刻起，我的意图就是攀登到我健全的腿和肺能将我支撑到的地方。

当琳达驱车送我前往机场时，她很快看穿我的搪塞之辞。她觉察到我欲望的真正容量，害怕起来。"如果你死了，"她带着失望和愤怒争辩道，"不仅仅是你要付出代价，我也要，你知道吗，用我的后半生。这对你无所谓吗?""我不会死的，"我回答，"不要太伤感。"

第七章

1号营地　1996年4月13日

得不到的东西对一些人来讲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他们通常不是专家：他们的野心和梦想强大得足以扫除那些谨慎的人们所抱有的疑虑。决心和信心是他们最强大的武器。客气地讲他们是古怪的，不客气地说，他们是疯子……

珠穆朗玛峰吸引着属于她的人们。他们的攀登经验不是一穷二白，就是少得可怜--当然他们当中没有一人的经验可使攀登珠峰成为一种合情合理的目标。这些人具有三个共同的特征：自信、坚定的决心和耐力。

——沃尔特·昂斯沃思摘自《珠穆朗玛峰》

我是怀着一种野心和决心成长起来的。没有它们，我可能会更快乐一些。我思考得很多，并形成了梦想者的神思。远方的高山总是使我着迷，吸引着我的灵魂。我无法肯定不屈不挠可以创造怎样的奇迹，但我目标远大，而每一次碰壁使我更加坚定实现梦想的决心。

——厄尔·登曼摘自《独上珠峰》

在1996年的春季，珠穆朗玛峰的山坡上吸引着众多梦想者。许多攀登者的资历和我的一样浅薄，甚至更弱一些。当需要我们每个人审视自己的能力并将之同世界最高峰所提出的强大挑战相抗衡时，大本营中的一半人都显得虚弱无力。但这也许并不足为奇。珠穆朗玛峰一直如磁石般吸引着疯子、爱出风头的人、无望的浪漫主义者和那些对现实举棋不定的人们。

1947年3月，一个名为厄尔·登曼的穷困潦倒的加拿大工程师到达了大吉岭。尽管他没有丝毫攀登经验也缺少进人中国西藏的官方允许，但他还是公开宣布了他攀登珠峰的企图。不知他如何说服了两名夏尔巴人--达瓦和丹增与之同行。

丹增，也就是后来随希拉里首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那个人，已于1933年17岁的时候从尼泊尔迁到了大吉岭。那年春天，他本希望被一支由英国著名登山家埃里克·希普顿率领的攀登峰顶的探险队雇佣，然而充满渴望的年轻夏尔巴人却落选了。但是他留在了印度，而后被希普顿雇佣为1935年英国珠穆朗玛峰探险队成员。在他1947年同意随登曼攀登的时候，丹增已三次到达过珠峰。他后来承认，他从一开始就知道登曼的计划是愚蠢的，但无法拒绝珠穆朗玛峰的吸引：

没有道理可言。首先，我们可能连中国西藏也无法进入。第二，如果我们进入西藏，作为向导的我们和登曼本人可能被扣留，那样我们会陷入巨大的麻烦。第三，我从来也不相信，即使我们到达了山峰，像我们这样的组合能够攀登它。第四，这个尝试非常危险。第五，登曼既没有支付我们优厚报酬，也没有支付我们亲属的意外抚恤金。'任何一个理智正常的人都会拒绝。但我不能。在我心里，我必须去。珠穆朗玛峰的吸引力强于地球上的任何力量。我和达瓦·安格只商量了几分钟就做出决定。"好吧，"我告诉登曼，"我们尽力而为。"

当这只小型登山队穿越西藏前往珠穆朗玛峰时，两个夏尔巴人开始渐渐地喜欢并尊敬起这位加拿大人。尽管他缺乏经验，但他们敬仰他的勇气和体力。值得称道的是，当他们站在珠峰的山坡上而面对现实的时候，登曼最终认识了自己的不足。在海拔22，000英尺处遭遇了一场暴风雪后，登曼承认了失败。这样，3个人在离开大吉岭5个星期后安全返回。

早于登曼前13年的时候，一位名为莫里斯·威尔逊的忧郁而富有理想主义的英国人进行的同样鲁莽的珠穆朗蚂峰攀登却没有如此幸运。被一种扭曲的拯救同胞的欲望所驱使，威尔逊认为攀登珠峰将是向世人宣扬他的"人类的各种不幸都可通过上帝主宰的禁食和忠诚来治愈"的理论的最好途径。他炮制了一整套攀登计划：先驾驶小型飞机到西藏，然后在珠峰侧面紧急降落，最后从那里开始攀登。既不懂攀登也不懂飞行的事实并没有成为莫里斯实行计划的阻碍。

威尔逊购置了一架以织布为翅膀材料的、形似舞毒蛾的小飞机，并为之取名为"永远的争夺"。他学习了飞行基础知识。在以后的5个星期里，他在附近的小山丘中漫步以学习他认为应该掌握的攀登知识。然后在1933年5月，他驾驶着小飞机起飞，开始了途经开罗、德黑兰和印度的珠穆朗玛峰之旅。

此时的威尔逊得到了相当多的媒体关注。他飞行至印度的普塔布，但没有得到飞越尼泊尔的政府许可。他以500美元的价格卖了飞机，从陆路行至大吉岭。他在那里末被允许进人西藏，但这也并不能阻挠他。1934年3月，他雇佣了三个夏尔巴人，将自己装扮成和尚模样，公然藐视了它国主权。他穿越了锡金的森林和干枯的西藏高地，秘密地行进了300英里。4月14日，他到达了珠穆朗玛峰的山脚。

沿东绒布冰河乱石丛生的冰雪而上，他最初进展得相当快。但对冰河流向的忽略使他很快陷入了困境。他不断地迷路，变得恼怒和精疲力竭。但他仍不肯放弃。

到5月中旬，他到达了海拔21，000英尺处的东绒布冰河的顶部。在那里，他从埃里克·希普顿1933年率领的那支未成功的探险队的隐匿处得到了一批食物和装备。从那时开始，埃里克开始攀登通往北山口的山坡，曾一度到达海拔22，700英尺的地方。然而当他来到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垂直的冰峰面前时，他不得不撤回希普顿的隐匿处。但他仍不肯放弃。5月2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这将是最后一搏，我感到我成功了。"然后他又一次向上走去。

一年以后，当希普顿重返珠穆朗玛峰时，他的探险队在北山口脚下的积雪中发现了威尔逊被冻僵的尸体。"经过一番讨论，我们决定将他埋于裂缝之中。"查尔斯·沃伦写道--他是发现尸体的队员之一。"我们都脱帽致敬，每个人都很激动。我本以为自己对死亡已无动于衷；但此情此景，加之他毕竟和我们献身的是同一事业，他的悲剧对我们来说有着切肤之痛。"

威尔逊和登曼在珠穆朗玛峰的山坡上的"壮举"在不断繁衍着--如我们一样能力不足的梦想者们。这一现象已招致了强烈的指责。但谁属于珠穆朗玛峰而谁不属于珠穆朗玛峰的问题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简单。登山者支付重金参加向导探险队的事实本身也不能说明他或者她就不胜任。事实上，在1996年春天的珠穆朗玛峰探险队中，至少有两支队伍拥有符合最严厉的衡量标准的喜马拉雅老手。

4月13日，当我在冰瀑顶部的1号营地等待队友的时候，一对来自费希尔的"疯狂山峰"探险队的登山者以惊人的飞快步伐超过了我。其中之一是克利夫·舍恩宁，西雅图的建筑承包商和前美国滑雪队队员。他虽然非常强壮，但高山经验却非常有限。然而紧随其后的是他的叔叔皮特·舍恩宁，号称"活着的喜玛拉雅传奇"。

皮特差2个月满69岁。他身穿破旧而褪色的名牌登山服，身材瘦长而略微驼背。他是在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后重返喜玛拉雅的。在1958年，他作为主力首次攀登位于巴基斯坦境内的喀喇昆仑山脉的海拔26，470英尺的希登峰而创造了历史--美国登山者首次攀登的最高峰。然而更让皮特出名的是他在1953年的一次不成功的乔戈里峰攀登中所扮演的英雄角色。这一年也是希拉里和丹增登临珠穆朗玛峰顶的那一年。

1953年皮特·舍思宁所在的那支8人探险队被一场猛烈的暴风雪围困在乔戈里峰上。当他们伺机向山顶发动冲击时，一名叫作阿特·吉尔基的队员发作了血栓性静脉炎--一种由高海拔引起的危及生命的血栓塞。舍恩宁和其他队员意识到只有将吉尔基迅速送至低处才能使他获得一线生机。他们在凛冽的暴风雪中将他顺陡峭的山脊向下送。在海拔25，000英尺处，一位名叫乔治·贝尔的登山者突然滑倒，并将另外4人一齐拖倒。舍恩宁将绳索在肩头和冰镐上反复绕了几圈，竟一只手继续握住吉尔基，另一只手抓住了5个正在滑落的登山者而没使自己滚下山去。这是攀登史上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它将与"结组"这一攀登术语一起被人们永远地记住。

现在，皮特·舍思宁将在费希尔和他的两名向导，尼尔·贝德曼和阿那托利·布克瑞夫的带领下攀登珠峰。当我询问贝德曼，这位来自科罗拉多的强有力的登山者向导具有舍恩宁这种资力的顾客的感受时，他带着自嘲的笑容很快地纠正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并不是'向导'舍恩宁。我把能与他参加同一支登山队看作莫大的荣幸。"舍恩宁报名参加费希尔的"疯狂山峰"探险队并不是因为他需要向导，而是想躲避诸如申请通行证、安排氧气、帐篷、供给及夏尔巴人的帮助等一系列后勤方面的琐事。

紧随彼得和克利夫·舍恩宁前往l号营地的是他们的队友夏洛特·福克斯。38岁的福克斯充满活力，但又如雕像般沉稳。这位来自科罗拉多州的滑雪巡逻员曾攀登过两座海拔在8000米以上的山峰：巴基斯坦境内的海拔为26，361英尺的加沙市玛峰和毗邻珠穆朗玛峰的海拔26，748英尺的乔欧亚峰。后来，我又遇到默尔·道夫商业探险队旗下的28岁的芬兰人维卡·古斯塔夫森。他以前攀登喜玛拉雅的纪录包括珠穆朗玛峰、道拉吉里峰，马卡勒峰等。

相比之下，霍尔的队伍中无人曾问鼎8000米的山峰。如果皮特·舍恩宁相当于棒球联赛中的明星，我和我的队友们则更像是一群靠行贿而进入世界大赛的小镇上的垒球选手。是的，在冰瀑顶部霍尔称我们是"优秀而强壮的组合"。也许同霍尔在前几年中所向导的顾客比起来，我们是强壮的。然而我非常明白，没有霍尔的鼎力相助、他的向导和他的夏尔巴人，攀登珠峰是我们任何人都不能企及的。

在另一方面，我们的队伍又远比山上的其它一些队伍更有竞争力。有一队能力平庸的登山者被一名只有着平庸的攀登喜玛拉雅成绩的英国人率领着。然而珠峰上资历最浅薄的攀登者根本不是被向导的顾客，而是那些以传统方式组织起来的非商业探险队。

当我从冰瀑下部返回大本营时，我无意中发现一对速度极慢、穿戴着古怪衣服和装备的攀登者。很显然，他们并不熟悉冰河旅行的标准工具和技巧。后面的登山者不断地被脚下的攀登铁钉挂住而蹒跚起来。当我等待他们穿过由两个摇摆不定的梯子连接起来的开口裂缝时，我吃惊地发现他们竟前后相跟着--毫无意义的危险动作。从裂缝另一端传来的粗笨的对话声说明他们是台湾探险队成员。

台湾人的不良声誉在此之前就已誉满珠穆朗玛峰了。在1995年的春天，这支队伍作为1996年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热身练习前往阿拉斯加攀登麦金利山。9名登山者到达山顶，但其中7人在下山途中因遭暴风雪袭击而迷路。他们在海拔19，400英尺处露宿一夜，这迫使国家公园服务组织进行了一场耗资巨大而危险的营救活动。

应公园骑警的请求，全美国最富经验的两名登山家亚历克斯·洛和康拉德·安克尔中断了他们正在进行的攀登而从海拔14，400英尺处急速攀登以营救奄奄一息的台湾登山者。

洛和安克尔克服了重重困难并冒着生命危险各自将--名台湾人从海拔19，400英尺处拖至海拔17，200英尺。在这一高度，直升飞机可将他们从山顶疏散开来。在由直升机运离麦金利山的5名台湾登山者中，两人患了严重的冻疮，一人已经死亡。"只有一人死亡，"安克尔说，"如果我和亚历克斯没有及时赶到的话，另两个人也会死的。我们早就注意到这队台湾人了，因为他们看上去就能力不足。他们陷入麻烦一点也不足为奇。"

领队者叫高明侯，是个活跃的自由摄影师。他在登临喜马拉雅的马卡鲁峰之后，改名为"马卡鲁"。精疲力竭且满身冻疮的"马卡鲁"是被两名阿拉斯加向导搀扶下山的。"当阿拉斯加人将他送到山下时，"安克尔回忆说，"马卡鲁向每个过路者大喊'胜利了！胜利了！我们到达了山顶！'好像灾难从没有发生。是的，这位马卡鲁公子真让人不可思议。"当1996年麦金利的幸存者出现在珠穆朗玛峰的南侧时，"马卡鲁"又一次成为他们的领队。

台湾人在珠穆朗玛峰上的出现对其它探险队来讲不亚于为一种忧患。一旦台湾人遇到危险，其它探险队不得不前往救助。姑且不说这将使他们登临峰顶的机会大打折扣，仅仅是救助本身也需要冒生命危险。但是台湾人并不是惟一不够资格的群体。在我们的大本营旁边驻扎的是--位名叫彼得·内比的25岁的挪威人。他扬言要独自从珠峰最危险、技术要求最高的南面攀登，丝毫没有考虑到他有限的喜马拉雅经历只是攀登过临近珠峰的岛峰。这座岛峰只不过是霍泽峰当中的一个海拔为20，200英尺的隆起，除了长途跋涉以外并不需要任何攀登技巧。

接下来还有南非人。由约翰内斯堡的一家大报《星期日时报》赞助。这支南非探险队曾激起高涨的民族自豪感，并在出发前得到纳尔逊·曼德拉的私人祝福。他们是首支被允许攀登珠峰的南非探险队。这支种族混杂的队伍立志要让黑人首次站到山顶。领队是二十几岁的伊恩·伍德尔。他是个饶舌且带娘娘腔的男人。他喜好讲述在80年代对抗安哥拉的漫长而残酷的战役中，他在敌人后方参加突击队的种种伟绩。

伍德尔召集了3名南非最强壮的登山者组成探险队的核心：安迪·德·克勒克、安迪·哈克兰德和埃德蒙德·费布雷尔。这支人种混杂的队伍对40岁的能言善辩的黑人古生物学家和世界知名的登山者费布雷尔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我的父母为纪念埃德蒙德·希拉里先生而为我取名，"他解释说。"攀登珠穆朗玛峰是我从年轻时代就拥有的梦想。但更重要的是，我将这支探险队视作一个年轻的国家正团结起来迈向民主，努力从过去摆脱出来的强有力的象征。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在许多方面被种族隔离政策卡住了脖子。我深受其害。但我们现在是个新的国家。我深信我的国家所走的路。向世人展示我们南非人--黑人和白人，可以共同攀登珠穆朗玛峰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整个国家在这支小小的探险队后面团结起来。"伍德尔是在很偶然的时候制定了这项计划，"德·克勒克说，"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束，南非人终于可以到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旅游了。我们的运动队也可以到世界各地参加比赛。南非刚刚赢得世界杯橄榄球赛冠军。这难道不是整个国家都引以为豪的吗?所以当伍德尔着手组建攀登珠穆朗玛峰探险队时，每个人都赞成他的想法。他不费吹灰之力就筹措到相当于几十万美元的资金。"

除伍德尔、三名男性登山者和一位名叫布鲁斯·赫罗德的英国登山者兼摄影师以外，伍德尔希望能在探险队中增加一名女队员。在离开南非之前，他邀请了六名女性候选人攀登了需要体力而不需要技巧的海拔19，340英尺的乞力马扎罗山。在为期两周的测试之后，伍德尔将范围缩小到两名选手身上--26岁的卡西·奥多德，一个攀登经验有限的白人新闻教员，她的父亲是南非最大的公司"美国公司"的董事；x岁的德尚恩·边索，一名没有攀登经验的黑人体育教师。她生长在一个种族隔离的村子里。伍德尔说，这两名女性都将随队到达大本营，然后他将根据两人的表现从中挑选一名继续攀登珠穆朗玛峰。

4月1日，也就是到达大本营后的第二天，我意外地在纳姆城下面的小路上碰到了刚刚从山中"走出"的准备前往加德满都的费布雷尔、哈克兰德和德·克勒克。我的朋友德.克勒克先生告诉我3名南非登山者和队医夏洛特·诺贝尔在还没有到达山底之前就已经辞职。"领队伍德尔原来是个笨蛋。"德·克勒克解释道。"他是一个畸形的管家婆。你不能相信他--我们从来无法知道他是在扯谎还是在说实话。所以我们离开了。"

伍德尔曾向德·克勒克和其他人吹嘘说他曾攀登过喜马拉雅山脉的大部分地方，包括几次在海拔26，000英尺以上的攀登。而事实上，伍德尔的惟一一次喜马拉雅经历是在1990年作为默尔.道夫的顾客攀登海拔21，300英尺的山峰。

此外，在前往珠穆朗玛峰之前，伍德尔曾在探险队的国际互联网址上焰耀他辉煌的军旅生涯和在喜马拉雅山脉接受的英国军方"长山脉侦察组织"的各种训练。他还告诉《星期日时报》的记者，他曾在英格兰的桑赫斯特做过教官。事实上，英国军队根本就没有"长山脉侦察组织"，伍德尔也没有在桑赫斯特做过教官，更没有在安哥拉的敌人后方作过战。据英国军方发言人称，伍德尔曾是个靠薪水过活的小职员。

伍德尔还就尼泊尔旅游部所签署的允许进入珠峰的人员名单撒了谎。开始的时候他说卡西·奥多德和德尚恩·迪索都被允许进入珠峰，而由谁参加最后攀登的决定将在大本营做出。在离开探险队以后，德·克勒克却发现奥多德、伍德尔的69岁的父亲及一名叫作蒂尔里·雷纳的法国人(他曾付给伍德尔35，000美元参加南非探险队)都在被允许之列，而继埃德·法布雷尔辞职之后的惟一的一名黑人队员德尚恩·迪索却不在名单之上。德·克勒克意识到伍德尔从开始就没有打算让迪索攀登珠峰。

欺骗之外还有莫大的羞辱。在离开南非之前伍德尔警告已娶美国人为妻并拥有双重国籍的德·克勒克，他只有使用南非护照才可被允许进入尼泊尔。"他小题大作，"德·克勒克回忆道，"诸如我们是第一支南非珠穆朗玛峰探险队，等等。但后来伍德尔本人都没有持南非护照。他根本就不是南非人。他是英国人，持英国护照进入了尼泊尔。"

伍德尔的巨大骗行立刻成了国际丑闻。英联邦报纸的头版争相报导。当这些负面报导反馈到伍德尔耳中时，这位妄自尊大的领队对批评不屑一顾，并将他的探险队与其它探险队尽量隔离开来。他不顾曾与《星期日时报》签署过作为商业赞助的回报而允许两名记者始终跟随探险队的合同而驱除了记者肯·弗农和摄影记者里查德·肖里；而对这一条款的违背被视作对整个合同的撕毁。

《星期日时报》的编辑肯·欧文当时正和他的妻子在前往大本营的度假中。这次度假特意安排得与南非珠穆朗玛峰探险队的行程相一致，并由伍德尔的女朋友，一名年轻的叫作亚历山大·高迪恩的法国女人领路。在菲舍，当欧文得知伍德尔已赶走了他的记者和摄影师时，他大吃了一惊。欧文给领队写了一张便条，解释说报社无意让弗农和肖里撤回，并已命令他们重返探险队。当伍德尔接到这张字条时，他大发雷霆，然后从大本营冲到菲舍找欧文理论。

按照欧文的叙述，在后来的冲突中他直截了当地问伍德尔，迪索的名字是否在名单之上。伍德尔回答说："这不关你的事。"当欧文指出迪索只不过是用来"制造南非主义假象的一个黑人幌子"时，伍德尔威胁要杀掉欧文和他的妻子。这位过度兴奋的领队曾一度扬言："我要把你的脑袋扯下来敲你的屁股。"

此后不久，记者肯·弗农返回南非大本营。他通过罗布·霍尔的卫星传真发出了第一份报导。当时迎接他的只有奥多德小姐写着"不欢迎"的冷酷面孔。弗农后来在《星期日时报》上写道：

我告诉她，她没有权力禁止我进入由我的报社支付费用的营地。当我进一步同她理论时，她说是按伍德尔先生的指示行事。她说肖里已被赶出帐篷，我应该步其后尘，以免在这里得不到食物和安身之所。我的双腿由于长途跋涉仍在颤抖。在我尚未决定继续斗争还是离开之前，我请求她能给我一杯茶。"没门，"她回答说。奥多德小姐走到登山队的夏尔巴人负责人汪多吉面前高声说道："这是肯·弗农。我们给你提到过的人之一。

他不能得到任何帮助。"汪多吉是一个坚强而耿直的男人。我曾和他共饮过几杯浓郁的地方饮料。我看着他说："难道连一杯茶也不可以?"出于信任感和夏尔巴人热情好客的传统，他看了看奥多德小姐，说"胡扯"，然后抓住我的胳膊，将我拉到帐篷中，为我端上一杯热气腾腾的茶和一碟点心。

在被欧文形容为与伍德尔在菲舍的"不寒而栗的交锋"之后，这位编辑"被说服了……探险队的环境令人发指。《星期日时报》的记者肯·弗农和里查德·肖里会有生命危险"。欧文因此指示弗农和肖里返回南非。报纸刊出一条声明，宣布其将中止对探险队的资助。

因为伍德尔已经接到报社的现金，所以这一行动纯属是象征性的，对他在山上的行为毫无影响。事实上，即使在接到曼德拉总统请求为了国家利益而缓解矛盾的信后，伍德尔仍拒绝放弃探险队领队的资格或做任何形式的让步。伍德尔固执地坚持攀登珠峰的行动仍在他的领导下按原计划进行。

在探险队解散后回到凯普镇的法布雷尔表现出无比的失望。"可能我太天真了，"他用沉稳而伤感的语调说，"但我痛恨在种族隔离制度下长大。与安德鲁和其他人共攀珠峰是表明旧时代已被打破的伟大象征。伍德尔对新南非的诞生漠不关心。他利用民族的梦想满足私欲。离开探险队是我一生中做出的最痛苦的决定。"

随法布雷尔、哈克兰德和德·克勒克的离去，登山队的队员中(除只是被列在名单之上而自己雇佣夏尔巴人的法国人雷纳以外)，没有人具备丝毫的攀登经验。德·克勒克说，他们中至少有两人"竞不知如何装上冰爪"。

独行的挪威人、台湾人，特别是南非人经常成为霍尔营帐里的讨论话题。"山上有这么多不能胜任的人，"4月底的一个夜晚，霍尔愁眉不展地说，"我想这个季度的攀登不会是风平浪静的。"

第八章

1号营地　1996年4月16日

我怀疑是否有人承认他能享受在高海拔的生活。享受，指的是这个词的通常意思。

虽然进程缓慢，但从艰难的攀登中可以得到一种冷酷的满足。当这点安慰也不复存在时，人们要在高海拔的极端肮脏的营帐里熬过大部分时光。吸烟是不可能的，进食使人呕吐；将行装减至最小负荷的要求使除印在食品罐头上的文字之外的印刷品成了非分之想。沙丁鱼油、浓缩牛奶和蜜糖酒得到处都是。除了在不常见而转瞬即逝的美学情绪中之外，人们通常没有什么可欣赏的。帐篷中只有凄凉的混乱和脱皮而胡须丛生的同伴的脸。

--幸运的是风声通常能淹没笨重的喘息声。最糟糕的是处理紧急情况时表现出的无助和无能。我过去努力用这样的想法安慰自己：一年以前我对参加这个探险的想法感到毛骨愤然，当时这还被看作是无法实现的梦想。但海拔对大脑有着对身体同样的毁坏作用：人的智商变得贫乏而迟钝。我的惟一愿望就是尽快结束这折磨人的工作而下到一个更具理性的地方。

——埃里克·希普顿摘自《在那座山上》

4月16日，星期二，即将破晓之前，我们在大本营休整了2天之后向冰瀑前进，由此开始我们第二次适应气候的远足。当我紧张地沿咆哮的冰道蜿蜒前行时，我注意到我的呼吸已不像第一次冰河之旅时那样粗重；我的身体已开始适应这里的海拔高度了。但我对摇摇欲坠的冰塔的恐惧丝毫也没有减弱。

我曾希望那个巨大的悬挂于19，000英尺处被费希尔队伍中的某个家伙叫作"捕鼠器"的冰塔已经崩塌，但它仍不稳定地站立着，甚至更加向前倾斜。我又一次在血管的血流加速中和冰塔的恐怖阴影下急速攀登。当我到达冰塔顶部时，我双膝跪地，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并因血管中产生的大量的肾上腺素而哆嗦不止。

在第一次适应气候的远足中，我们在返回大本营前只在1号营地逗留了不到1小时。这一次，罗布计划让我们在1号营地度过星期二和星期三两个夜晚，然后继续攀登至2号营地，并在那里再过3个夜晚。

早晨9点，当我到达1号营地时，汪多吉，我们的攀登队长，正在冻得坚硬的雪坡上为我们挖掘搭帐篷用的平台。他29岁，身材消瘦，五官清秀。他的性格内向而喜怒无常，有着惊人的体力。当我等待队友到来时，我抬起一把锋利的铁锨，和他一起挖起来。不到几分钟，我已经精疲力竭，不得不坐下来休息，这引得夏尔巴人一阵哄堂大笑。"你感觉不行了吗，乔恩？"他嘲笑道。"这里只是1号营地，6，000米。这里的空气还是很厚的。"

汪多吉来自海拔13，000英尺的有着石砌房屋和排列于崎岖山坡上的土豆梯田的地方。他的父亲是受人尊敬的夏尔巴人。为了让孩子拥有卓越的攀登技巧，他在孩子幼年时期就传授给他攀登的基本知识。在汪多吉十几岁的时候，父亲由于白内障失明了。小汪多吉被迫辍学而开始为生计奔波。

1984年，当汪多吉为一群西方旅游者做帮厨时，他引起了一对加拿大夫妇--马里恩·博伊德和格雷姆·尼尔森的注意。博伊德说，"我想念我的孩子。当我逐渐与汪多吉熟悉以后，他使我想起我的小儿子。汪多吉聪明、充满好奇心、有求知欲，善良得近乎天真。他每天在高海拔的地方背着巨大的行李并流着鼻血。"

在征得江多吉的母亲的同意后，博伊德和尼尔森开始在经济上援助这个年轻的夏尔巴人，以使他返回学校。"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的人学考试（为进入埃德蒙德·希拉里先生在库巴创建的地方小学）。他身材矮小。我和校长及另外4名教师挤进一间小屋里。汪多吉站在中间，努力地从他以前所接受的正规教育的残存记忆中搜索着。我们都汗流浃背的……他被录取了，但被告知要与小孩子们一起上一年级。"

汪多吉成了一名胜任的学生。在他接受了相当于八年级的教育后，重新返回攀登和旅游业。

博伊德和尼尔森曾数次返回库巴。他们见证了汪多吉的成长过程。"当他第一次能获得充分营养时，他开始长得高大而强壮。"博伊德回忆说，"他兴奋地告诉我们他在加德满都的游泳池学会了游泳。他在25岁时学会了骑自行车，并且对麦当娜的音乐着了迷。当他第一次将礼物--〜条精心挑选的西藏地毯呈现在我面前时，我们意识到他真正长大了。他希望成为施与者，而不是接受者。"

当汪多吉作为一名强壮而机智的登山者的美名在西方登山者中传播开来的时候，他被提拔到领队的位置。1992年，他在珠穆朗玛峰上为罗布·霍尔工作。截止到霍尔1996年探险活动开始的时候，汪多吉已3次登上峰顶。带着敬意和明显的好感，霍尔称他为"我的左膀右臂"，并几次表示汪多吉对我们探险队的成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当我的最后一个队友疲惫地走进1号营地时，太阳依然当空照耀着。但到中午时分，从南面吹来了一朵云团。到3点钟的时候，浓密的云团在冰河上空翻滚着，雪片带着愤怒的咆哮疾打在帐篷上。暴风雪肆虐了一整夜。清晨当我爬出与道格共住的帐篷时，l英尺厚的新雪覆盖了冰河。十几处崩塌的冰雪顺陡峭的山壁呼啸而下，但我们的帐篷却安然无恙。

4月18日，星期四的破晓时分，天空已变得晴朗。我们收拾好行装，踏上前往2号营地的旅程--一段548米或者说1，700英尺的垂直距离。路线将我们带到西谷的缓坡之上。这里是世界上最高的封闭峡谷，是由库巴冰河在珠穆朗玛峰山丘腹地挖出的一块马蹄形的狭谷。纳泽的25，790英尺的壁垒形成了西谷的右边山墙，而珠穆朗玛峰的巨大的西南面构成了左边山墙。宽阔而高耸的"霍泽之脸"的冰躯在它的顶部隐约可见。

当我们从1号营地出发时，寒冷的气温将我的手变成了一双僵硬而令人疼痛的爪子。当太阳的第一缕射线照在冰河上时，西柱的冰墙像一只巨大的太阳能炉子吸收并扩散着热量。我突然变得汗流浃背。我担心曾在大本营袭击过我的偏头痛再次发作。我脱掉衣服，只穿了条长内裤，并在棒球帽里塞了一把雪。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里，我很苦而沉稳地顺冰河而上，偶尔停下来喝些水，或当雪融化在我乱蓬蓬的头发上时，再往帽子里塞上一把积雪。

在海拔22，300英尺处，我由于酷热已感到眩晕。我在小路旁撞见一个裹在蓝色塑料布里的庞然大物。我的因海拔而变得迟钝的大脑用了一二分钟才判断出这是具尸体。由于受到惊吓和干扰，我足足盯了它几分钟。夜晚，当我向罗布问及此事时，他不敢肯定地认为遇难者是位死于3年前的夏尔巴人。

位于海拔22，300英尺处的2号营地包括120间帐篷。它们散落在冰河边缘两侧的光秃秃的岩石上。在这里，海拔高度变成一股邪恶的力量，使我感觉如同在受烈性红酒的折磨。吃饭和阅读让人感到痛苦不堪。在后来的两天里，我在大部分时间里用手捂住脑袋躺在帐篷里，尽量将身体错缩成最小的体积。星期六感觉稍好的时候，为了进行练习以加快适应气候，我顺营地向上攀登了1，000英尺。然而在那里，在距离主路50码的西谷的顶部，我在积雪中撞见了另一具尸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尸体的下半身。衣服的式样和老式的皮靴说明遇难者是个欧洲人。他的尸体至少在山上已躺了10至15年了。

第一具尸体使我在数小时内惊魂未定，而遭遇第二具尸体的恐惧却转瞬即逝了。没有蹒跚而过的登山者会长久地注视这些尸体。山上仿佛有着一种默契--人们假装这些干枯的残骸不是真实的。事实上，我们无人敢承认我们是在用什么作赌博的筹码。

4月22日星期一，从2号营地返回大本营的第2天，我和安迪·哈里斯踱到南非营地去探望他们的队员，并想得到一些有关他们为何遭到舆论唾弃的内幕消息。从我们的帐篷顺冰河下行15分钟便可到达他们坐落于冰河碎片上的营地。尼泊尔和南非的国旗，以及柯达、苹果电脑和其它一些赞助商的广告标志在两支高高的铝制旗杆上飘扬着。安迪将脑袋探进他们的大帐篷，微笑地招呼道："喂，你好，有人吗？"'

原来伊恩·伍德尔、卡西·奥多德和布鲁斯·赫罗德正在从2号营地返回的路上，但伍德尔的女朋友高迪恩和他的弟弟菲利浦在营帐中。帐篷里还有一位兴奋的年轻女人，她自称德尚恩·迪索。她即刻邀请我们进帐饮茶。这3名队员似乎与伊恩应受谴责的行径和队伍即将解体的谣传毫无关系。

"那天我第一次尝试了攀冰，"迪索热情地介绍说，用手指着附近的一座冰塔，那里有几支探险队的队员正在练习攀冰技巧。"这真令人兴奋。我想过几天就登上冰布。'我本想向她询问伍德尔的欺骗行为和她得知未被允许攀登珠峰后的感受，但看到她如此兴奋和天真，我也觉得索然无味了。闲谈了对分钟后，安迪向包括伊恩在内的整支队伍发出邀请，请他们当晚"到我们的帐篷里喝上几杯"。

当回到营帐时，我发现罗布、卡罗琳、麦肯齐医生和斯科特·费希尔的医生英格里德·亨特正在和位于山上的某人通过无线电进行着一场颇为紧张的对话。早晨，当费希尔从2号营地下到大本营时，他在海拔21,000英尺处看到他雇佣的夏尔巴人托切正坐在冰河上休息。托切是来自罗威岭峡谷的38岁的攀登老手。他长着稀疏的牙齿而且心地善良。他连续3天在大本营以上的地方拖运行李和干其它杂活，但他的夏尔巴同伴都抱怨说他总是坐着而不干分内的事情。

当费希尔询问托切时，他承认自己已有两天感到虚弱、摇摇晃晃和呼吸困难。费希尔命令他立即返回大本营。但夏尔巴文化中的大男子主义因素使得许多男人不肯承认身体上的虚弱。夏尔巴人是不应该得高山病的，特别是那些来自以强壮的攀登者而闻名的罗威岭的男人。更有甚者，那些公开承认患病的人将在未来的登山活动中被列入黑名单。基于以上原因，托切无视费希尔的要求，不但没有下山，反而向上，行至2号营地过夜。

当托切于傍晚时分到达营地时，他已神志不清，如醉汉般跌跌撞撞，并且咳着粉红色的带着血丝的泡沫。这些症状表明他得了严重的高山肺水肿，或称HAPE一种主要由于攀登过高、过快而使肺部充水的致命疾病。治疗HAPE的惟一有效方法是迅速下山；如果病人在高海拔处停留时间过长，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在从大本营向上攀登时，霍尔总是坚持让队员们呆在一起，并由向导尾随其后。然而费希尔则截然不同。他认为在适应气候阶段应给队员充分的自由去独立上山、下山。所以当托切被发现病重时，除了费希尔的四名队员--戴尔克鲁泽、皮特喀恩宁、克利夫·舍恩宁和蒂姆·马德森之外，没有向导在场。营救托切的任务落到了克利夫·舍恩宁和马德森的肩上。马德森是一名33岁的来自科罗拉多州的滑雪巡逻员。在这次探险活动以前，他从没有到过高于海拔14，000英尺的地方。这次他是被女友劝说参加探险队的。他的女友是位老练的喜玛拉雅攀登者，叫作夏洛特·弗克斯。

当我走进霍尔的帐篷时，麦肯齐医生正通过无线电与2号营地的人对话，"给托切一些利尿剂、地塞米松等…，··是的，我知道这很冒险。但无论如何也要给他……我跟你说，在我们将他运下山之前，他死于HAPE的危险要比服用血压降低药物的危险大得多。求求你了，请相信我！给他服药！快！"

然而当时没有一种药对托切起作用，就连吸氧和将他放置在伽莫夫袋子里也无济于事。这种袋子是一个类似棺材大小的充气塑料房子。房子里的气压被升至与低海拔相近的数值。当日光渐渐消退的时候，舍恩宁和马德森用伽莫夫袋子做雪橇，吃力地将托切向山下拖去。这时，向导尼尔·贝德曼和一队夏尔巴人正急匆匆地从大本营出发去迎接他们。

太阳落山的时候，贝德曼在冰布的顶部接替了营救托切的任务，并让舍恩宁和马德森返回2号营地以继续适应气候。患病的夏尔巴人的肺里充溢着液体。贝德曼回忆说："他呼吸时的声直听起来像从杯底吸奶昔。在冰布上下到一半地方的时候，托切摘下氧气罩，将手伸到进气口的旋钮处擦了擦上面的鼻涕。当他将手伸出来的时候，我将头灯照在他的手套上。他的手套因为碰到了氧气罩上的血而变成了粉色。然后我又用灯照了照他的脸，他的脸上也满是血水。"

"我的目光与托切的目光相遇时，我看出他非常害怕，"贝德曼继续说，"我急中生智，俯下身去告诉他血是从他嘴唇上的一个伤口流出的。他稍稍镇定了一下。我们继续下山。"为了避免托切由于扭动身体而使病情恶化，贝德曼几次将病重的夏尔巴人背在身上。当他们到达大本营时，时间已过午夜。

第二天早晨，费希尔考虑叫一架直升飞机将托切从大本营运送到加德满都。这一举动要耗资10，000美元。费希尔和亨特医生都自信地认为这个夏尔巴人的病情会因为从2号营地降低了3，700英尺后而迅速得到好转--因为下降3，000英尺就足以使HAPE得到恢复。最后，托切不是被飞机而是被人力护送下山谷的。然而刚刚离开大本营后，托切就瘫软下去而被送回"疯狂山峰"的营地接受治疗。他的病情继续恶化。当亨特试图将他送回伽莫夫袋子里时，托切拒绝了。他不承认自己得了HAPE或者任何高山病。这时，无线电呼救信号传到美国医生吉姆·利奇那里。这位声名显赫的高山反应病专家那年春天正在菲舍主持喜玛拉雅救援组织诊所的工作。他被要求迅速赶至大本营参加救护托切的工作。

此时费希尔正在赶往2号营地去接马德森下山。马德森在帮助托切下山的过程中被消耗得精疲力竭并表现出一些轻微的HAPE症状。由于费希尔的缺席，亨特只得与大本营的其他一些医生商量对策，并做出了〜些至关重要的决定。据她手下的一名医生观察，"英格里德已无计可施了"。

25岁左右的亨特刚刚结束大众医疗专业的高级实习期。她虽不是名登山者，但却在西尼泊尔的山脚下做过大量的义务救护工作。她没有治疗高山反应方面的经验。她几个月前在加德满都邂逅了刚刚得到通行证的费希尔。费希尔邀请她以队医和大本营主管的双重身份加入他的即将开始的珠穆朗玛峰探险。

虽然亨特在1月份曾致信给费希尔表达了她喜忧参半的思想感情，但亨特还是接受了这份无偿的工作，并于3月底到达了尼泊尔，满腔热忱地为探险队的成功贡献着力量。但同时管理大本营和满足万名队员的就诊需要显然比她想象得更复杂。（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罗布·霍尔支付了两名富有经验的全职工作人员--队医卡罗琳和大本营主管海伦·威尔顿来做亨特一人在无报酬情况下所做的工作。）雪上加霜的是，在大本营的大部分时间里，亨特由于无法适应气候而受到剧烈的头痛和呼吸急促的折磨。

星期二，当托切瘫软着被送回大本营时，虽然他的病情每况愈下，但仍没有戴着氧气罩，因为他固执地坚持他没有生病。当晚7时许，利奇医生从菲舍赶到，指出要立即以最大可能给托切输氧并叫直升飞机。

此时，托切的神志时而清醒、时而模糊，呼吸极为困难。原订在4月24日星期三早晨进行的直升飞机援救由于暴风雪的肆虐而取消了。托切被装进一个篮子里，在亨特的照顾下，由夏尔巴人背着赶往菲舍。

当重病的夏尔巴人经过24小时的旅程于星期三夜晚到达菲舍诊所时，虽然海拔已降至14，000英尺（这里的海拔实际上比他生长的地方还要低），但他的病情仍然在恶化。亨特不顾托切的意愿而强行将他放人伽莫夫袋子。由于没有认识到充气室的治疗作用和对其产生的恐惧感，托切请求在被关进幽闭恐怖的空间之前能见到一名佛教喇嘛，并允许将他和祈祷书一起放入袋中。

为使伽莫夭袋子正常工作，外面的人要不断地用脚泵向室内输入新鲜空气。到星期三晚上，亨特由于对托切48小时的不间断照顾而精疲力竭，她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托切的几个夏尔巴朋友。当她打吨儿的时候，一名夏尔巴人透过袋子的塑料窗注意到托切口吐白沫，显然已停止了呼吸。亨特被这一消息惊醒，立即拉开袋子。她一边进行心肺复苏，一面叫来在菲舍志愿工作的拉里·西尔弗医生。西尔弗向托切的气管内插入了一支管子并通过人造橡胶泵向他脉中吹送空气。在托切的大脑处于无氧状态4至5分钟后，他又开始呼吸了。

两天以后，即4月26日星期三，天气最终使直升飞机救援成为可能。托切被送至加德满都的医院。那里的医生认为他的大脑已受到严重的损伤。托切的状况比植物人稍强一些。在其后的几个星期里，他在医院里日渐樵伴，盲然地盯着天花板，双臂在身体两侧紧紧地蟋缩着，肌肉萎缩，体重降到不足80磅。到6月中旬，托切去世，抛下在罗威岭的妻子和4个女儿。

奇怪的是，珠峰上的攀登者对托切困境的了解竟比成千上万远离山峰的人们还要少。外界的信息是因为因特网的存在。而因特网对我们这些在大本营的人来说无疑是超现实的。例如，一名队员可能通过卫星电话与在新西兰或者密执根的正在浏览国际互联网的家人打电话以获得有关南非人在2号营地的一些消息。

因特网上至少有5个网址刊载来自喜玛拉雅大本营的记者约稿。南非队和默尔·道夫国际商业探险队都拥有自己的网址。新星--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一档节目在网上提供来自莱索·克拉克和著名珠峰历史学家、麦吉利夫雷自由人IMAX探险队成员奥德纳·萨尔科德的每日更新的特写文章。（由获奖制片人和专业登山者大卫·布里歇尔斯领队。他曾在1985年向导迪克·巴斯登上了珠穆朗玛峰。I－MAX探险队当时拍摄了一部耗资55万美元的关于登山的宽银幕电影。）斯科特·费希尔的探险队里至少有2名记者为2家相互竞争的网址撰写新闻。

费希尔队伍中的记者珍妮·布罗米特每日通过电话给《公界在线》提供报道。但她不是顾客，因此未被允许攀登大本营以上的地方。而费希尔队里的另一名因特网记者计划一路随队登临山顶，并且为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交互式媒体做每日新闻报道。她的名字叫桑迪·皮特曼。珠峰上没有人可望其项背，也无人能招来与她同样多的谣传。

皮特曼是一位附庸风雅的百万富翁登山者。这是她攀登珠峰的第三次尝试。这一年她无比坚定地要登临峰顶以完成她令人瞩目的7峰攀登计划。

皮特曼在1993年参加了一支向导探险队，试图从南山口和西南脊登顶。当她带着9岁的儿子博和保姆出现在大本营时，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轰动。皮特曼遇到了一系列的困难。她只到达了海拔24，000英尺的地方就返回了。

皮特曼在1994年第二次到达珠峰。这一次她筹集了25万美元的赞助以确保支付北美最出色的登山家们与之同行：布里歇尔斯（他当时与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签约，为其拍摄这次登山活动）、史蒂夫·斯温森、巴里·布兰查德和亚历克斯·洛。洛--这位颇有争议的前著名攀登多面手被高薪聘为桑迪的私人向导。这四个男人事先在珠峰的西藏境内一侧的最困难、最危险的地方将部分绳索捆好。凭借洛的大力帮助，皮特曼沿固定好的绳索攀登到海拔22，000英尺的地方，但在到达顶峰前又一次被迫放弃。这一次是由于状态不稳定且危险的积雪使整支队伍偃旗息鼓了。

我在前往大本营的路上偶然遇见皮特曼，我们以前从未谋面，虽然我对她耳闻已久。1992年，《男性杂志》派我同詹恩·温纳一道撰写一篇有关驾驶哈雷摩托车从纽约到旧金山的报道。詹恩·温纳是《滚石》、《男性杂志》和《我们》等出版物的出版商，富有而具传奇色彩。他的几位有钱的朋友中包括罗卡·西尔、皮特曼的兄弟和她的丈夫鲍勃·皮特曼，音乐电视的合伙创始人之一。

詹恩借给我的是一辆声音刺耳、镀着铬、黄外壳的大摩托车。旅程令人毛骨悚然，而我的有钱伙伴们倒也十分友好。但我与他们没有丝毫共同之处，而且我无法忘记自己是詹恩雇来的帮手。鲍勃、詹恩和罗卡在餐桌上大谈他们各自拥有的飞机（詹恩向我推荐"湾流IV"是理想的私人飞机），讨论他们在乡间的产业，还谈到桑迪（她当时碰巧在攀登麦金利峰）。"嘿"，当鲍勃得知我也是名登山者时说："你和桑迪应该聚在一起共同攀登一座山。"4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如愿以偿了。

身高5英尺11英寸的桑迪·皮特曼比我还高两英寸。她的假小子式的短发即便在海拔21，000英尺处也是精心梳理过的。生长在北卡罗来那州的她热情而直率。在那里，当她还是小女孩时就跟随父亲学习了野营、远足及滑雪等技巧。出于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登山运动的喜好，她在大学期间及后来的生活中一直坚持户外运动，即使是在7O年代中期由于不幸的婚姻而搬到纽约这种登山机会很少的城市。

皮特曼在曼哈顿做各种各样的工作。她在邦威特·特勒公司做采购员，在杂志做商业栏目的编辑，在《新娘》杂志做美容编辑。她于1979年与鲍勃·皮特曼结婚。作为一名对公众效应的不倦追求者，皮特曼时常使自己的名字和照片出现在纽约社交栏目中。她曾与布莱恩·特朗普、纳姆和梅雷迪恩·布罗考、艾萨克·朱兹拉希以及玛莎·斯徒尔特共饮。为了能在他们富庶的康涅狄格州庄园和中央公园西侧充满艺术情调和拥有穿着统一制服的佣人的公寓间游刃有余地穿梭，她和丈夫买了一架直升飞机，并学会了驾驶。1990年，桑迪和鲍勃·皮特曼被冠以"神速夫妻"的头衔出现在《纽约》杂志的封面。

不久，桑迪开始了她耗资巨大且虚张声势的作为第一位攀登7座山峰的美国女性的战役。然而这最后一座山峰--珠穆朗玛峰被证明是困难重重的。1994年3月，皮特曼在这场竞赛中输给了47岁的阿拉斯加登山者、助产士多利·勒菲弗，但她仍义无反顾地继续着珠峰攀登。

贝克·韦瑟斯一次在大本营这样描述道："当桑迪决定攀登一座山的时候，她和我们都不一样。"1993年，贝克在南极洲参加了文森·马西夫的向导探险队。当时皮特曼在另一支探险队里攀登同一座山峰。贝克边吃吃地笑着边回忆道："她在巨大的行李袋里装满各种美食。这种口袋要4个人才能提起。她还带了一台手提式电视机和一台录音机，这样她就可以在帐篷里看电视了。嘿，你不能不佩服能以桑迪这么高标准攀登的人确实不多。"贝克说皮特曼慷慨地与其他队员分享她带上来的珍贵物品。并且"与她为伍是件令人高兴而有趣的事"。

皮特曼的1996年攀登珠峰之旅又搜罗了一套在攀登者的宿营地中不常见的装备。在她赶往尼泊尔的前一天，皮特曼在给全国广播公司交互式媒体的第一份报道中洋洋洒洒地写道：

我将所有的个人用品都打理好了……看起来我的电脑和电气设备和我的登山设备一样多……两台IBM笔记本电脑、一台摄像机、三架35毫米相机、一台柯达数字型相机、两台打字机、一台CD唱机、－台打印机和足够的（我希望如此）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当然，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足够的丁·德露卡牌混合威士忌和咖啡壶我怎么能离开这座城市。因为我们将在珠峰上度过复活节，所以我还带了4只裹着巧克力的彩蛋。在海拔18，000英尺处寻找一只复活节彩蛋？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那晚，社交专栏作家比利·诺威奇在曼哈顿的尼尔斯为皮特曼举行了告别晚会。客人中包括沈安卡·贾格尔和卡尔文·克莱恩。钟情服饰的桑迪在晚礼服外套上了高山攀登服，并配以攀登靴、攀登冰爪、冰镐和一排铁索。

到达喜玛拉雅山之后，皮特曼仍极力维护上层社会的礼节。在前往大本营的途中，一个名叫帕巴的夏尔巴人每天早晨为她卷起睡袋，并将她的帆布包整理好。当她在4月初同费希尔的其他队员到达珠峰脚下时，她的行李里还包括一叠叠供大本营上的人们阅读的有关她的报道的剪报。在后来的几天里，夏尔巴交通员定时将通过全球特快专递寄至大本营的皮特曼的邮包送来。这些邮件包括最新出版的《时尚》、《名利场》、《人物》和《诱惑》等杂志。夏尔巴人总是对女士内衣广告着迷，并且认为洒了香水的带子是件滑稽可笑的东西。

斯科特·费希尔的队伍是一个志趣相投且具凝聚力的团体。大多数队员对皮特曼能泰然处之，并将她视为他们中的一分子。"桑迪会让人感到精疲力竭，因为她总想成为焦点，并且不知疲倦地自吹自擂。"珍·布罗米特回忆道。"但她并不消极。她不会扫队伍的兴致。她几乎每天都是精力充沛和乐观的。"

尽管如此，与皮特曼不在同一登山队的几位著名登山家还是将她视作正面看台上的业余爱好者。在她1994年攀登珠峰失败后，一则为凡斯林护肤品（此次探验活动的主要赞助商）拍摄的广告将皮特曼称作"世界级登山者"而受到几位世界公认登山家的嘲讽。但皮特曼本人尚未这样公开自居过；实际上，她在为《男性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强调指出她希望布里歇尔斯、洛、斯温森和布兰查德能"明白我没有将我的出于热情而表现出来的能力与他们的世界水平的技巧相混淆"。

皮特曼著名的1994年的攀登伙伴们并没有发表过任何蔑视她的评论，至少在公共场合如此。事实上，在那次登山活动之后，布里歇尔斯成为了她的亲密朋友，斯温森也几次站出来为皮特曼招架责难之辞。"你瞧，"斯温森从珠峰返回后不久在西雅图的一次社交聚会上向我解释道，"桑迪可能不是位出色的登山者，但在冰面上，她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是的，我和亚历克斯、巴里和大卫做了所有探路和固定绳索的工作，但她也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贡献。她情绪饱满、筹集了资金并应付了媒体。"

然而对皮特曼持贬损态度的还是大有人在。

许多人对她过分炫耀财富和不知羞耻地沽名钓誉的做法深恶痛绝。如乔安妮·考夫曼在《华尔街日报》上这样写道：

在某一阶层中，皮特曼女士更像是位社交攀登者，而不是山脉攀登者。她和皮特曼先生是所有社交晚会和慈善活动的常客，也是所有引人注目的漫谈专栏的核心人物。"许多燕尾服上留有桑迪·皮特曼抓过的痕迹，"一位匿名的前皮特曼先生的生意合伙人说。"她感兴趣的是公众效应。如果让她默默无闻地做这些事情，我想她是不会登山的。"无论舆论是公允还是有失公允，皮特曼将她的贬损者归结为对迪克·巴斯将7峰世俗化、继而损害了世界屋脊的尊严的做法的批判。被金钱、受雇者和妄自尊大而包围起来的皮特曼对于别人的仇恨与蔑视毫不在意。她像简·奥斯汀笔下的埃玛一样健忘。

第九章

2号营地　1996年4月28日

我们讲故事是为了生存……我们寻找关于自杀的训诫，寻找有关谋杀在社会及道德上的教训。我们诠释着我们看到的东西，在众多的选择中挑选最可行的方案。我们完整地生存着，特别当我们是作家的时候：描写迥然不同的形象，定格那些反映我们实际经历而变幻莫测的情景。

——琼·迪德恩摘自《白色影集》

当手表上的闹铃在凌晨4点钟开始鸣叫的时候，我已经醒来了。我几乎整夜未眠，在稀薄的空气中大口地喘气。现在又到了令人恐怖的从暖融融的鸭绒袋中进入海拔23，300英尺的酷寒中进行训练了。两天以前，即4月26日星期五，我们一口气在一天之内从大本营赶到2号营地，开始了我们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为最终登临山顶而做的适应气候的准备。

按照罗布的总体计划，今天早晨我们将从2号营地攀登到3号营地，并在海拔24，000英尺处过夜。

罗布告诉我们在4时45分整出发。45分钟的时间几乎不够穿好衣服、吞下一块糖和几口茶并装上冰爪。当我用头灯照在别在我用来做枕头的皮大衣上的从廉价商店买来的温度计时，在这只用铁箍扣紧的双人帐子里温度已降至零下7摄氏度。"我朝贴在我身边睡袋里的那个鼓包喊道。"该收拾东西了。你醒了吗？"

"醒了吗？"他粗哑的声音带着疲倦。"你凭什么知道我睡着了呢？我的感觉糟透了。我的喉咙出了问题。哎，我想我已经老得经不起这份折腾了。"

夜晚，我们呼出的臭气在帐篷壁上凝成了一层易碎的霜状内壳。当我在凌晨时分坐在黑暗中搜寻衣物时，我无法不触碰低矮的尼龙墙。而每当这时，帐篷内就会经历一场暴风雪的袭击一所有的东西都被雪粒覆盖了。我哆嗦着用拉链将自己的身体装进用聚丙烯材料制成的三层保暖的毛茸茸的内衣和防风尼龙外罩里，然后蹬上塑料靴子。

当我使劲拉紧鞋带的时候，我感到一阵剧痛。在过去的两周内，我破裂而滴血的手指在寒冷的空气中日益恶化。

我借助头灯的亮光钻出帐篷，跟随罗布和福兰克走在冰塔和岩石碎块之间以求接近冰河的主体。在其后的两个小时里，我们在一个如为初学滑雪者准备的缓坡上攀登，最终到达了标志着库巴冰河上游起点的裂缝。在玫瑰色的"霍泽之脸"上，一大片倾斜的雪地在黎明的霞光中闪耀着如铝合金般的光芒。从冰河上垂下来的绳索仿佛是从天国垂下的一条9毫米长的索链，摇摆着如同杰克的豆茎。我抓起绳索的末端，将加玛登山器拴到稍稍有些磨损的绳子上，开始攀登。

我从离开大本营就感到不舒服。由于预先想到每天当太阳照在西谷上产生的火炉效应，所以我穿的比较单薄。然而今天早晨，山顶吹来的刺骨的寒风使气温变化不大。冷风使温度降至零下40度。我的背包里还有一件多余的毛衣，但要穿上这件毛衣，我要悬在固定的绳索上摘掉手套，拿下背包并脱去风衣。由于担心可能将东西坠落，我决定等到达可以平衡站立的不十分陡峭的地方再穿。我继续攀登，但感到越来越冷。

狂风卷起旋转的雪沫，像拍碎的浪花冲刷着山峰。我的衣服上被搽了一层厚厚的霜。我的护目镜上给了一层冰壳，视物非常困难。我的脚开始失去知觉。我的手麻木了。在这种状态下继续攀登十分危险。我在队伍最前列的海拔23，000英尺处，比向导麦克·格鲁姆快15分钟的路程。我决定等他到来以后跟他谈谈我的情况。就在他刚刚要接近我的时候，麦克夹克里揣着的无线电里传出罗布的叫嚷声，麦克停下来回答呼叫。"罗布要大家下山！"他顶着呼啸的风声大声宣布。“我们离开这儿。”

我们是在中午时分返回2号营地的。许多人都受了伤，我除了精疲力竭之外还算安然无恙。澳大利亚医生约翰·塔斯基的手指上有轻微的冻疮。而道格的伤势则很严重。当他脱掉靴子时，几个脚趾头上都有冻疮的迹象。在1995年的珠穆朗玛峰之旅中，他的脚严重冻伤以至于造成了大脚趾的残缺和永久性的血液流通障碍。他极易受寒冷的袭击。现在新的冻疮会使他对寒冷的侵袭变得更加脆弱。

更糟糕的是道格的呼吸系统受到了侵害。在前往尼泊尔之前不到两个星期的时候，道格接受了一次小型喉部手术。这个手术使他的气管处于一种非常敏感的状态。由于今天早晨吸入了大量的混着雪花的有刺激性的空气，他的喉头显然被冻伤了。"我不行了，"道格用微弱的声音硬咽道，看起来精神萎靡。"我连话都说不出了。我不能攀登了。"

"别现在就打退堂鼓，道格，"罗布指点说。"等两天再看你的感觉如何。你是个坚强的家伙。我想你要是恢复的话，仍有很大把握爬上山顶。"道格并没有被说服。他回到我们的帐篷，将睡袋蒙在脑袋上。看着他如此懈气真令人难过。他已成为我的好友，并慷慨地与我分享了他在1995年攀登山顶尝试中所获得的经验。我的脖子上挂着一块锡石--这是道格在攀登刚刚开始时送给我的一块由喇嘛庙的喇嘛开光的佛教护身符。我渴望他能攀登上峰顶的心情并不亚于我想登顶的心情。

这一天的剩余时光都笼罩在恐慌和抑郁的气氛中。虽然山峰还未呈现出它最险恶的一面，但它已使我们对安全趋之若骛了。事实上，不仅仅是我们的队伍感到压抑和怀疑，2号营地上的几支队伍的士气都陷入了低潮。

黑色幽默来自霍尔与台湾及南非队的领队们因为分担在"霍泽之脸"上设置1英里长的安全绳索而发生的口角。到4月底，从西谷的顶部到3号营地之间的半个峰面上已架起了绳索。为了完成这一工程，霍尔、费希尔、伊恩·伍德尔、"马卡鲁"和托德·伯利森（"高山攀登向导探险队"的美国向导）达成协议，每队于4月26日派出2名队员在剩余的冰面上，即从3号营地到位于海拔26，000英尺处的4号营地之间的峰面上架设绳索。但事情并未如计划的那样进行下去。

4月26日凌晨，当来自霍尔队伍的夏尔巴人汪多吉.吉里和来自费希尔队伍的向导阿那托列·布克瑞夫和另一名来自伯利森队伍的夏尔巴人前往2号营地时，南非和台湾队伍中原定参加的夏尔巴人都以躺在睡袋里的方式拒绝合作。当天下午，当到达2号营地后的霍尔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他立刻通过无线电对讲机以查明计划受阻的原因。台湾队的夏尔巴人领队卡米多吉卑恭地道歉并保证弥补过失。但当霍尔通过无线电向伍德尔质询时，这位不知悔改的南非领队用了一连串污秽而无礼的语言给与回答。

"说话干净些，伙计，"霍尔恳求道，"我想我们事先有约。"伍德尔回答说他的夏尔巴人呆在帐篷里是因为没有人唤醒他们并告之需要帮助。霍尔反驳说，事实上汪多吉曾多次招呼他们，但他们却视而不见。这时伍德尔嚷道："你，或者是你的夏尔巴人是个大骗子。"然后他威胁要派出两名夏尔巴人用拳头收拾汪多吉。

这次不愉快的交锋之后的第二天，我们和南非人之间的敌意仍然很重。这种不悦的情绪又被我们收到的有关托切每况愈下的消息加重了。当他的病情在低海拔处还日益恶化时，医生诊断他不是单纯的HAPE，而是由HAPE引发的肺结核或其它以前就存在的肺部疾病。然而夏尔巴人却有截然不同的诊断：他们相信费希尔队伍里的某个登山者得罪了珠穆朗玛峰的"天之女神"。神在托切的身上施行报复了。

一位被怀疑的攀登者X与攀登霍泽峰探险队的Y队员建立了某种特殊关系。因为在大本营这样类似分租的地域内根本不存在隐私，所以在这个X女人帐篷里发生的任何爱情幽会都被她的队友，特别是夏尔巴人及时地窥视到了。夏尔巴人在整个过程中都坐在帐篷外面指指点点，窃笑不止。"X和Y在做调料，做调料。"他们格格地笑着，将一根指头插进开口的拳头中模拟做爱的动作。

尽管夏尔巴人对此类事情以笑置之（姑且不论他们自身的放荡行径），他们在根本上是反对未结婚的男女在珠穆朗玛的神圣领土上做爱的。每当天气变得恶劣的时候，总有三三两两的夏尔巴人要指着天空中翻滚的乌云虔诚地说："有人在做爱。坏运气来了。暴风雪来了。"

桑迪·皮特曼曾在1996年刊载在因特网上的一篇记录1994年探险活动的日记中提到过这种迷信现象：

1994年4月29日

珠穆朗玛峰大本营（海拔17，800英尺）

那天下午来了一名邮差。他带来了家信和一本女性杂志。这本杂志是由一名登山者的朋友寄给她做消遣用的……

有一半的夏尔巴人将杂志拿到帐篷里仔细观看，而另一半则为观看这种杂志而带来的必然恶果而感到忐忑不安。被他们称为珠穆朗玛的女神在她的圣山上是不能容忍一切不干净的东西的。

库巴上游的佛教呈现出鲜明的万物有灵的特征：夏尔巴人崇拜一种寄居在峡谷、河流和山区的神体和灵魂的混合体。对这位神表现出适当的尊敬被视作可安全通过危险路途的重要保证。

为了取悦天之女神，像往年一样，今年夏尔巴人在大本营精心修建了十几个漂亮的石制佛龛，每个佛龛代表一支探险队。我们的祭坛呈规则的立方体形，上面鼎立着三块精心选择的尖石头。石头上竖着一根10英尺高的木杆。

木杆的顶端摆放着一块形状优雅的杜松类的大树枝。帐篷上空飘扬着5串呈放射状分布的祈求旗帜。这些旗帜是用来保护营地免遭灾难的。每天在黎明之前，我们在大本营的夏尔巴人领队--一位名叫安舍的，颇具长兄风度而又受人尊敬的夏尔巴人会在佛龛里点燃用杜松树枝做成的香棍并吟唱祈文。在前往冰布之前，西方人和夏尔巴人都将从祭坛旁走过，并始终让祭坛在自己的左侧。他们从淡淡的烟雾中穿过以接受来自安舍的保佑。

除了佛教仪式的繁文糅节之外，夏尔巴人奉行的佛教是可变通而不是僵死的。例如，为了得到女神的庇护，任何探险队在没有举行繁琐的仪式之前是不允许进入冰布的。但当被指定主持仪式的那个虚弱而干瘪的喇嘛没能如期从遥远的村庄赶到时，安舍宣布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攀越冰布，因为女神明白我们打算事后不久就举行仪式。

夏尔巴人对发生在珠穆朗玛峰山坡上的私通事件也有些听之任之：虽然他们在口头上禁欲，但不少夏尔巴人自己就经常破例。1996年，一名夏尔巴人和IMAX探险队的美国妇女演绎了一段浪漫史。因此，夏尔巴人将托切的疾病归咎于发生在"疯狂山峰"帐篷里的恋情真令人感到有些奇怪。但当我向夏尔巴人洛桑江布--费希尔的攀登领队指出这个事实时，他坚持认为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安希尔的队员在大本营"翻云覆雨"，而在于她在山的极高处仍继续和情人同床共枕。

"珠穆朗玛峰就是神--对我如此，对每个人都如此，'江布在探险开始后的第10个星期若有所思地说道："只有夫妻同床才合情合理。当X和Y睡在一起时会给我的队伍带来坏运气……所以我对斯科特说：球求你，斯科特。你是领头的。请告诉X不要在2号营地与男友睡觉。求求你。'但斯科特只是笑。X和Y在帐篷里睡觉之后的第二天，托切就在2号营地病倒了。现在他死了。"

托切是江布的叔叔，这两个男人曾亲密无间。江布参加了在4月22日晚将托切运送下冰布的救护队。而后，当托切在菲舍停止呼吸而必须被送往加德满都时，江布从大本营飞驰下山并一直到飞机上陪伴他的舅舅。他的仓促的加德满都之行和随后的往返大本营使他身体虚弱并且对气候不太适应，这一情况对费希尔的队伍相当不利：费希尔对他的依赖不亚于霍尔对他的攀登领队汪多吉的依赖。

在1996年珠穆朗玛峰的尼泊尔一侧闪动着几名优秀的喜马拉雅攀登者的身影--这些攀登者手包括霍尔、费希尔、布里歇尔斯、皮特·舍恩宁、汪多吉、麦克·格鲁姆和IMAX队中的澳大利亚人罗伯特·肖尔。但即使是在这样的一个组合中，有4个人的名字显得尤其光彩夺目--一群曾在海拔26，000英尺以上的高山上表演过惊人壮举的攀登者：在IMAX电影中担任主角的美国人埃德·维斯特尔斯；为费希尔工作的卡扎克斯坦向导阿那托列·布克瑞夫；被南非队雇佣的夏尔巴人安格·巴布；还有江布。

善于社交、相貌英俊且善良的洛桑江布是一个极其骄傲且魁力十足的人。他生长在罗威岭地区，是独生子。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这在夏尔巴人当中是十分罕见的。他镶着一颗金色的门牙，非常爱笑。虽然他骨骼窄小、身材轻盈，但他高雅的举止、敬业的精神和出色的攀登天赋使他成为库巴的英雄。费希尔告诉我他认为江布有望成为"第二个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历史上最伟大的喜玛拉雅攀登者。

江布在1993年出道。当时他20岁，受雇于一支由印度妇女巴什瑞·帕率领的印度--尼泊尔联合探险队。他当时的任务是扛运行李。这支队伍的队员大多数是女性。作为队里最年轻的队员，江布最初被归为做辅助工作的一类角色。但因为他体力过人，所以在最后时刻被指定加人攀登峰顶的队伍。5月X日，他在不戴氧气罩的状态下登上山顶。

在他攀登了珠穆朗玛峰之后的第5个月，他随一支日本登山队登上了乔欧亚峰。在1994年春天，他为费希尔的环保探险队工作并第二次在不借助氧气瓶的情况下登临峰顶。当年9月，在他随挪威探险队从珠穆朗玛峰西脊攀登时遭遇雪崩。在翻滚了200英尺以后，他奇迹般地用冰镐使自己免于继续下坠，并因此挽救了自己和拴在同一绳索上的另两个同伴的性命。而当时一位没有和别人拴在一起的叔叔辈的夏尔巴人诺布却葬身雪海。虽然惨重的教训对江布打击很大．但却丝毫没有动摇他对攀登的热情。

他在1995年作为霍尔的雇员第三次不戴氧气登上珠穆朗玛峰。3个月后，在为费希尔工作时登上了巴基斯坦境内的海拔26，400英尺的布罗德峰。到1996年，江布与费希尔再度攀登珠穆朗玛峰时，他也只有3年攀登经验。但在这段时间里，他参加过不少于10支喜玛拉雅登山队并赢得了高水平的高海拔攀登者之美誉。

在1994年共同攀登珠峰的过程中，费希尔和江布开始相互敬佩起来。这两个人都具有无穷的精力、不可抗拒的健力以及让女人神魂颠倒的技巧。将费希尔看作良师益友和楷模的江布甚至像费希尔一样留起了马尾辫。"斯科特是个非常强壮的家伙，我也是个强壮的家伙。"江布带着性格中特有的傲慢向我解释道。"我们合得来。斯科特不如霍尔或日本人给我的钱多，但我不需要钱；我看重的是将来，斯科特就是我的将来。他告诉我：江布，我强壮的夏尔巴人！我会让你出名！·，…·我想斯科特的'疯狂山峰'为我制定了许多宏伟的计划。"

第十章

洛子壁　1996年4月29日

美国公众对登山缺乏世代相传的民族同情心，这一点与欧洲的山麓国家和孕育了登山运动的英国不同。在这些国家里，人们的血液里流淌着对攀登的理解，虽然走在街上的人们会认为这是对生命的无谓冒险，但他们明白这是必须要去完成的事情。然而在美国却没有这样的认同。

——沃尔特·昂斯沃思摘自《珠穆朗玛峰》

在我们前往3号营地的计划由于狂风和酷寒而受挫后的一天，霍尔队伍中除了道格（他呆在2号营地以使喉头的伤口愈合）以外的所有人开始了第二次尝试。在"霍泽之脸"无边无垠的斜面上，我沿一条似乎亘古不变的褪色尼龙绳索向上攀登。我爬得越高，动作就变得越迟缓。我用戴着手套的手将鸠玛尔式登山器在固定的绳索上向上滑动，然后将身体靠在上面端两口粗气然后我将左脚抬起，将脚下的冰爪插入冰中，迫不及待地再吸入两大口空气；将右脚挪到左脚旁，从胸腔底部呼气、吸气，再呼气、吸气；再一次将登山器沿绳索向上滑动。在过去的3个小时里我已经竭尽全力了，我希望自己在可以休息之前的1小时之内仍保持这种状态。我以这种痛苦不堪的方式向栖息在这光秃秃的崖面某处的一群帐篷爬去。我的进程只能以英寸计算。

未有过攀登经历的人们（人类的大多数）认为这项运动是无谓的冒险，是对刺激的疯狂追求。但至少在珠穆朗玛峰上，那种认为攀登者只是追求名分的精神吸毒者的观点是荒谬的。我在那里的所作所为与蹦极跳、空中跳伞或以120英里的时速驾驶摩托车的感觉没有丝毫相似之处。

除了在大本营有过的舒适感，事实上，痛苦对快乐的巨大比值是我所到过的任何山峰所不及的。我很快认识到攀登珠穆朗玛峰是一种持久的痛苦。在让自己数周以来臣服于苦役、乏味和忍耐之后，我们在一切目的之上所要寻找的其实是一种光荣感。

但在众多的珠峰攀登者中，也有一些人是带着卑微的动机前来游戏的：微不足道的名人效益、事业上的飞黄腾达、自我抚慰、吹牛的资本以及肮脏的钱财收益。但这些卑鄙诱惑所占的比重比许多评论家所预想的要小得多。事实上，随时间流逝，我所观察到的一些事情驱使我在根本上改变了对一些队友的最初看法。

以贝克·韦瑟斯为例。他此时正像一个小红点闪现在我身下500英尺的冰面上，那里已接近队尾。我对贝克的第一印象并不好：一个爱套近乎、攀登技巧末流的达拉斯病理学家。他乍看上去像一名企图用金钱购买珠穆朗玛峰战利品的富有的共和党吹鼓手。然而当我更多的了解他时，他便得到了我更多的尊重。即使他的不合脚的新靴子使他的脚肿成了汉堡包，但贝克每天仍坚持蹒跚而上，很少提及他所忍受的巨大痛苦。他坚强、干劲十足且淡泊名利。我最初认为他的傲慢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旺盛的生命力。他对任何人都没有恶意（除了希拉里·克林顿）。贝克的乐观主义赢得了我对他的喜爱。

作为空军军官的儿子，贝克在童年时代穿梭于军事基地之间，直至在威奇托福尔斯进入大学。他从医学院毕业后结了婚并有了两个孩子。贝克后来在达拉斯安顿下来，并开始了他收入颇丰的行医生涯。1986年，当年近不惑的贝克在科罗拉多度假时感到了高山的召唤，并由此参加了"岩石山峰国家公园"的初级攀登课程。

医生成为空中攀登的常客不足为奇；贝克也不是带着新爱好进入高空的第一位医生。但攀登丝毫不同于那些只需朋友陪伴的高尔夫、网球或其它各种各样的消遣方式，攀登需要的是体力和意志。真实的危险使之不仅仅局限为一种游戏。攀登如生活本身，但以更尖锐的方式表达出来。

还没有任何东西曾使贝克如此痴迷。他的妻子皮奇对贝克的沉迷于攀登将他从家庭生活中夺走的状况渐感焦虑。贝克开始攀登后不久就宣布要参加"7峰攀登"活动，他的妻子对此感到十分不悦。

虽然贝克对攀登的迷恋有些自私和铺张，但却决不是轻率的。我从来自布卢姆菲尔德山的律师洛·卡西希克身上也认识到同样一股认真劲；同样的精神也体现在南比，这位每天用面条当早餐的沉默的日本女人身上以及从军队退役的56岁的布里斯班的麻醉学家约翰·塔斯基身上。

"当我离开军队的时候，我感到失落，"塔斯基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哀叹道。他曾在军队中任要职--澳大利亚特种空军部队团长。这个组织相当于美国的特种部队。在参与了两次越南空战之后，他发现他无法适应脱下军装后的平淡生活。"我发现我无法同市民交谈，"他继续说道："我的婚姻破裂了。我所能看到的就是一条黑暗的隧道在虚弱、年老和死亡处结束。然后我开始攀登。这项运动补偿了我走在市井中所迷失的大部分东西--挑战、战友情谊和责任感。"

随着我对塔斯基、韦瑟斯和我的另一些队友的同情之心日益增加，我越来越为自己的记者身份感到尴尬。当我如实地描写霍尔、费希尔和桑迪·皮特曼的时候，我不会感到丝毫的不安，因为这些人多年来一直在追逐着媒体的关注。但顾客们的情形就截然不同了。当他们报名参加霍尔的探险队时，他们无人知晓一名记者将混在他们中间。这名记者为了能与那些潜在的缺乏同情心的公众分享他们的弱点，将不断地、悄悄地记录下他们的言行。

在攀登活动结束后，韦瑟斯接受了电视节目"转折点"的采访。在未被播出的一段采访中，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主持人福里斯特·索耶问贝克："你如何看待与记者同行？"贝克回答说：“这增加了很多压力。你知道我对此类做法并不十分关心--某人回来后写一个将被200万人阅读的故事。我的意思是，对于你和登山队来说，在那里自欺欺人是很糟糕的。有人将在杂志上大肆渲染地将你描绘成小丑的想法肯定会在灵魂深处影响你的举止和你前进的尺度。而我担心的是，这将会驱使人们前往他们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对向导们来说也是如此。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想让人们到达山顶，因为他们将被描写、将被评判。”

不久索耶又问道："你觉得有记者随行是否给罗布·霍尔增加了额外的压力？"贝克回答：“我认为是这样。这是（罗布）谋生的手段。对向导来说，任何顾客受伤都是最大的不幸…，··在这次攀登前两年的时候，他曾有过将每个人都送至山顶的辉煌成绩，这是非常罕见的。实际上我想，他认为我们的队伍很强壮，我们可以重视那一幕……所以我想有一种压力，那就是希望当他最终再一次出现在新闻和杂志上时，一切报道都是完美的。”

将近中午的时候，我终于跌跌撞撞地进入了3号营地：3间坐落在令人眩晕的霍泽岩面半腰处的黄色小帐篷。3间帐篷并肩挤在由夏尔巴人在冰坡上挖掘出来的平台上。当我到达时，吉里还在平台上为第4间帐篷忙碌着。我放下旅行包，帮他们干起来。在海拔24，000英尺处，我在挥动了七八下冰镐后就不得不喘上五分钟的粗气。我的贡献是如此微不足道。我们用了将近1小时才完成了任务。

我们的小型营地坐落在比别的探险队的帐篷高出100英尺的地方。这里是开阔的栖息地。我们已在峡谷中苦苦跋涉了数周。现在，在整个攀登过程中，展现在我们眼前的画面第一次呈现出了大片的天空而不是地面。大片大片的积云在太阳下流动，将风景笼罩在阴影与光明的交替中。

在等待其他队员到来之际，我坐着将双脚垂于万丈深渊之上，或仰望浮云，或俯视海拔22，000英尺的山峰的顶部--1个月前它还耸立在我的头顶。看起来，我终于真正接近世界屋脊了。

然而现在，峰顶还被掩映在二英里之上的层层云雾之中。即使有时速超过100英里的风从山峰的上部掠过，3号营地的空气几乎是纹丝不动的。当下午逼近时，由于强烈的太阳辐射，我渐渐感到头晕目眩起来--我希望是酷热使我变得迟钝，而不是什么大脑出血。

高山大脑出血（HACE）虽不及高山肺水肿（HAPE）普遍，但却更致命。HACE是一种令人费解的疾病。当液体从缺氧的脑血管渗出时，HACE即可能发生。它引起大脑的严重肿胀，并可能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发作。当颅内压升高时，运动和神经功能都将以惊人的速度在几小时或更短的时间内衰退，而患者通常没有感到任何变化。接下去就是进入昏迷状态。除非患者被及时送至低海拔处，不然死亡在所难免。

那天下午我想到HACE是因为就在两天前，费希尔的一位顾客--来自科罗拉多的牙医戴尔·克鲁泽在3号营地发作了严重的HACE。作为费希尔的老朋友，克鲁泽是一位健壮且经验丰富的攀登者。4月26日，当他从2号营地爬至3号营地后，他为自己和队友沏了茶，就回到他的帐篷里小想。"我马上就睡着了，"克鲁泽回忆道，"我一共睡了24个小时，直到第二天下午2点。当别人最终将我叫醒时，他们立刻明白我的大脑已经不工作了，但我自己却毫无觉察。斯科特告诉我：俄们必须立刻送你下山。"

克鲁泽费了很大力气才穿好衣服。但他将攀登带弄反了，并将它和风衣续在了一起。他还没有系紧安全扣。幸亏费希尔和尼尔·贝德曼在克鲁泽准备下山前注意到了这些错误。"如果他像那样沿绳索下滑的话，"贝德曼说，"他立刻就会滑脱攀登带滚到悬崖下去。"

"我就像喝醉了一样，"克鲁泽回忆说。"我走路跟踉跄跄，完全失去了思考和说话的能力。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我的脑子里有些话要说，但不知如何把它们送到舌头上。所以斯科特和尼尔给我穿好衣服，检查了我的攀登带，然后斯科特将我沿固定绳索送下。"等到克鲁泽返回大本营后，他回忆说："又过了三四天以后，我才能不跌交地从我的帐篷走到大帐篷。"

当落日的余晖在帕默里峰后消失殆尽，3号营地的气温降低了50多度。当冷空气袭来时，我的头脑变得清醒起来：我对HACE的焦虑至少现在看起来是没有根据的。在海拔24，000英尺处度过了一个痛苦而难眠的夜晚之后，我们下至2号营地。一天以后，即5月1日，我们将继续下至大本营以便为冲击顶峰养精蓄锐。

到此，我们适应气候的训练已全部完成--而令我感到惊喜的是霍尔的攀登计划发挥了效应：在山上停留了3个星期以后，我发现与上面极其稀薄的大气层比起来，大本营的空气显得浓厚而富含氧气。

然而我的身体状况欠佳。我消耗掉了大约20磅的肌肉。它们主要位于肩膀、后背和腿。由于我几乎耗尽了所有储备脂肪，我变得更加畏寒。但我感到最严重的问题是来自胸腔：我几星期前染上的干咳症愈演愈烈，以至于我在3号营地的一次剧烈咳嗽中损伤了胸部软骨。咳嗽持续不退，我觉得每一阵干咳都像有人在敲打我的肋骨。

大本营上的大多数登山者都处于类似的疲惫状态--这就是珠穆朗玛峰生活的一个不争的事实。在5天之内，霍尔和费希尔的队员们将离开大本营前往山顶。为了防止体力的继续下降，我决定在这段时间里好好休息，吞服一些布洛芬药片并强行咽下尽可能多的卡路里。

霍尔一开始就计划在5月10目攀登山顶。"在我4次登上山顶的历史中，"他解释说，"有两次是在5月10日。正像夏尔巴人解释的那样，10对我来说是个'吉利'数字。"但选择这一天还有一个更客观的理由：每年季风到来之前的5月10日左右会出现一年中最理想的天气。

在整个4月里，气流像消防水龙带一样对准了珠穆朗玛峰，不断地向金字塔形的峰顶吹送强飓风。即使在大本营风平浪静地沐浴在阳光下的日子里，也有大股的雪片从峰顶被风吹落。但我们希望从孟加拉湾吹来的季风在5月初能将气流向北推至西藏。如果今年和往年的气候变化相似，在飓风退去和季风风暴到来之前，我们会赶上一个晴朗而平静的大气窗。在这段时间里，攀登峰顶的可能性比较大。

不幸的是，每年的天气变化都反复无常，而每支探险队都将目光瞄准了晴朗的5月。为了避免在峰脊上产生拥塞，霍尔在大本营召集全部探险队的领队举行了一次隆重的议事会。最后大家达成协议：骑自行车从斯德哥尔摩到达尼泊尔的年轻瑞典人戈兰·克罗普将只身于5月3日做首次攀登峰顶的尝试；来自黑山地区的探险队紧随其后；5月8日或9日，是IMAX探险队。

最后的决定是霍尔的队伍将同费希尔的队伍在5月10日这天共同攀登顶峰。独行的挪威登山者皮特·尼比由于险些在西南面上被一块滚落的岩石砸死已经离开：他在某天早晨悄悄地离开了大本营，返回了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由美国人托德·伯利森和皮特个可萨斯领导的探险队、默尔·道夭商业探险队及另一支英国探险队都像台湾人所答应的那样避开5月10日。然而伊恩·伍德尔却宣称：南非人将在他们认为适宜的任何时刻攀登峰顶，大概在5月10日左右，任何对此持异议的人可以滚蛋。

当通常不温不火的霍尔听说伍德尔拒绝合作时，他勃然大怒起来："我不想和那群船夫同时出现在山顶，"他吼道。

第十一章

珠峰大本营　1996年5月6日

攀登的魅力有多大取决于它对人际关系的简化、对友谊的减弱和对合作的增强，以及人与第三者（山脉、挑战）之间的关系对人际关系本身的取代。在具有神秘魅力的探险后面呈现出的坚韧不拔和无拘无束的流浪生活是对我们天生的舒适和安逸的解药。它预示着一种对衰老、他人的虚弱、人际间的责任、各种各样的弱点及缓慢而乏味的生活过程的带有青春年少式的拒绝……

一流攀登者……会被深深打动，甚至会流泪；但只为那些死得其所的殉难者。一种相似的令人震惊的冷峻也曾出现在布尔、约翰·哈林、伯那地、伯宁顿以及哈斯顿的文章中：驾驭一切的冷峻。也许这正是极限攀登的意义所在：用哈斯顿的话说，就是当你到达某一高度时，"如果困难出现，就要战斗到底。如果你训练有素，你将生还；若非如此，大自然将把你收为已有"。

——大卫·罗伯特摘自《犹豫的时刻》

我们在5月6日凌晨4时30分离开大本营开始了对峰顶的冲击。距我们垂直距离达2英里的珠穆朗玛峰的山顶看起来如此遥不可及，所以我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当天的目的地2号营地上。当第一缕阳光照射在冰河上时，我已在海拔20，000英尺处的西谷的半山坡上了。庆幸的是冰布已被甩在身下，我只需在下山的路上最后一次通过它。

我每次通过西谷时都要受到酷热的煎熬，这一次也不例外。我和安迪·哈里斯位于队伍的前列。我不断地往帽子里面塞进积雪，然后在双腿和呼吸允许的情况下，以最快速度向上移动。我希望能在被阳光射线击倒之前赶到营地，但当晨光流逝，阳光火辣辣地照射下来时，我的头开始突突作痛。我的舌头肿起以至于呼吸困难。我感到保持头脑清醒越来越困难了。

我和安迪在上午10时30分步履艰难地走进2号营地。在狂饮了两升"给他力"饮料后，我的体力恢复了。"我们终于踏上前往山顶的路了，这感觉真不错，是不是？"安迪问道。在大部分的攀登过程中，安迪由于受到肠道疾病的影响而状况欠佳，但他最终还是恢复了体力。当今晨霍尔让安迪在队伍前列自由攀登时，这位有着惊人的耐心并经常被指定在队尾帮助水平欠佳的登山者的天才教练感到有些吃惊。作为霍尔队伍中的中级向导，也是唯一一名从未登临珠峰的向导，安迪渴望能在资深的同行面前证实自己的能力。"我想我们最终能战胜这个山峰！"他咧着嘴笑着对我说，仰头注视着峰顶。

在那天较晚的时候，29岁的瑞典独行者戈兰·克罗普经过2号营地赶回大本营。他看上去精疲力竭。在1995年10月16日，他骑着一辆载着240磅装备的自制自行车离开了斯德哥尔摩。他计划从瑞典的海平面到珠穆朗玛峰峰顶做一次不借助夏尔巴人和氧气瓶而只凭个人力量的往返旅程。虽然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目标，但克罗普有赢取胜利的凭据：他曾进行过6次喜玛拉雅攀登，并独自登上过布罗德峰侨欧亚峰和乔戈里峰。

在骑车前往加德满都的8，000英里长的行程中，他被罗马尼亚的小学生抢劫过，还在巴基斯坦遭到过一群人的围攻。在伊朗，一名愤怒的摩托车手在克罗普的头盔上将一支棒球棍击断。尽管如此，克罗普还是在4月初安然无恙地到达了珠峰脚下。他的身后跟着一个电影摄制组。他立刻在山的底部开始了适应气候的远足。紧接着在5月1日星期三，他离开大本营前往峰顶。

克罗普在星期四下午到达了位于南山口海拔26，000英尺处的营地，然后在子夜刚过的第二天早晨前往峰顶。大本营的每个人都整日守在无线电旁，焦急地等待着有关他的进程的消息。海伦·威尔顿在我们的主帐篷上悬挂了一条大幅标语，上面写道："前进，戈兰，前进！"

数月来，山顶上第一次风平浪静，但山上的积雪仍很厚重。虽然进程十分缓慢，但克罗普仍在雪堆中间一往无前地攀登着。星期四下午2点钟，他已到达南峰顶下面的海拔28，700英尺处。虽然此时他距峰顶只有不到60分钟的路途，但他还是决定返回，因为他认为再继续攀登会使他无法安全下山。

"在离峰顶这么近的地方打退堂鼓……"5月6日，当克罗普在下山路上拖着沉重的步伐经过2号营地时，霍尔摇着头若有所思。"这表现出戈兰具有非凡的判断力。这真令我难忘，实际上比他继续攀登并最终到达山顶更令人难忘。"在过去的一个月里，罗布曾反复向我们强调在攀登顶峰那天无论如何接近山顶也要在预定时间返回的重要性--就我们而言大概在下午1点，或最晚不超过两点。"如果有足够的决心，任何傻瓜都能爬上这座山峰，"霍尔说道，"但关键是要活着返回。"

霍尔随和的脸上浮现着对成功的渴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将尽可能多的顾客送至峰顶。为了确保成功，霍尔对一切细节都做了精心安排：夏尔巴人的健康状况、太阳能发电系统的运转情况以及顾客们的登山冰爪的锋利程度。霍尔热爱向导事业，但来自以埃德蒙德·希拉里先生为首的一些攀登界权威人士对向导工作的艰辛的不理解和对向导们理应获得的尊重的否定深深地刺痛了霍尔。

霍尔将5月7日星期二定为休息日。我们很晚才起床，坐在2号营地的四周窃窃私语着有关冲击山顶的种种紧张预测。我摆弄了一会儿登山冰爪和其它一些装备，然后试着拿起一本平装书《卡尔·汉森》。但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将要到来的攀登上，以至于我的目光机械地在同一行文字上扫来扫去。

我最终丢下了书。道格正为肯特小学的学生们要求为他们带一些山顶的旗子的照片而拍照。我向他询问了在山顶附近可能遇到的困难。道格对去年的情景记得一清二楚。"当我们到达山顶时，"他紧锁着眉头说，"我保证你会精疲力竭的。"虽然道格喉咙上的伤口仍未痊愈而且体力有些不支，但他仍固执地坚持要参加攀登顶峰。如他自己所说："我已为这座山峰付出太多，我欲罢不能了，我要为它付出我的所有。"

那天下午将近傍晚时分，费希尔反常地紧咬牙关，慢悠悠地从我们的帐篷前经过，向他的营地走去。他通常总是保持大无畏的乐观情绪；他最喜欢说的话之一是："如果你摇尾乞怜，你就登不上山顶。只要我们在这儿，我们就该保持最佳状态。"然而此时此刻，斯科特没有表现出一丝最佳状态的迹象；相反，他看上去焦虑且非常疲惫。

因为费希尔鼓励他的顾客在适应气候阶段可以独立地在山上往来，所以当几名顾客遇到麻烦而不得不被护送下来的时候，费希尔在大本营和大本营以上的营地之间做了几次计划外的匆忙之旅。他为了救助蒂姆·马德森、皮特·舍恩宁和戴尔·克鲁泽已进行了几次额外的攀登。现在，就在这个休息日里，费希尔又不得不在他的好朋友克鲁泽复发HACE时匆忙地在2号营地和大本营之间进行了一次往返旅程。

费希尔在前一天中午，也就在安迪和我先手费希尔的顾客从大本营开始攀登以后，到达了2号营地。他曾指示向导阿那托列·布克瑞夫带上装备紧随队伍并关照好每个人。但布克瑞夫无视费希尔的指示：他非但没有随队伍一同攀登，而且还睡了一个小时的懒觉，洗了澡，然后在最后一名顾客离开后5个小时才出发。因此，当克鲁泽在海拔20，000英尺处头痛欲裂时，布克瑞夫并不在附近。这使得费希尔和贝德曼在听到经过西谷的攀登者捎来的有关克鲁泽的消息后，就不得不急急忙忙地从2号营地赶下山去。

就在费希尔见到克鲁泽并开始困难重重地将他向大本营护送的时候，他们在冰布的顶部遇到了正独自攀登的布克瑞夫。费希尔对布克瑞夫的失职进行了严厉的斥责。"是的，"克鲁泽回忆说，"斯科特狠狠地责骂了阿那托列。他想弄明白为什么他在别人后面这么远--为什么他不和队伍一起攀登。"

据克鲁泽和费希尔的其他队员介绍，费希尔和布克瑞夫之间的紧张关系贯穿了整个攀登过程中。费希尔付给布克瑞夫2．5万美元，然而布克瑞夭的表现没能达到费希尔所期望的标准。"阿那托列是个强壮的技巧型攀登者，"克鲁泽解释说，"但他的社交能力很差。他不关心别人。他不是集体中的一员。我早就对斯科特说过，我不想和阿那托列一起在高山上攀登，因为我怀疑如果遇到困难，我是否能指望他。"

矛盾源于布克瑞夫与费希尔对责任感的截然不同的诠释。俄罗斯人布克瑞夫认同不愿同情弱者而崇尚坚强、自傲和辛苦劳作的攀登文化。在东欧，向导们被训练去拖行李、固定绳索和探索路线，这其实更像是夏尔巴人所做的事，而不是管理者的责任。身材高大、有着金色头发和斯拉夫人英俊五官的布克瑞夫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高山攀登者之一。他具有20年攀登喜玛拉雅的经历，并两次在不带氧气装备的情况下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顶。在辉煌的攀登事业中，布克瑞夫对攀登形成了一系列强硬的、非正统的观念。他曾直言不讳地认为，向导对顾客的放纵是错误的。"如果没有向导的巨大帮助，顾客就无法攀登珠峰，"布克瑞夫对我说，"那么这位顾客就不该出现在珠峰上，否则将后患无穷。"

布克瑞夫对西方传统观念所认同的向导角色的拒绝亦或是不胜任激怒了费希尔。这也迫使费希尔和贝德曼不得不分担更多的照顾队伍的责任。到了5月份的第一个星期，这种做法已给费希尔的身体带来了明显的损伤。5月6日晚上，费希尔将病中的克鲁泽送至大本营后先后与西雅图的合作伙伴卡伦·迪金森和他的特约记者简布罗米特通了卫星电话。他狠狠地谴责了布克瑞夫的玩忽职守。这两位女人都没有料到这竟是她们与费希尔之间的最后一次谈话。

5月8日，费希尔和霍尔的队伍都离开了2号营地，在"霍泽之脸"上开始了漫长的沿绳索攀登。就在距西谷底部2，000英尺的空中，及3号营地下面不远处，一块电视机大小的岩石从悬崖上滚落下来，砸到了安迪·哈里斯的胸口。这一击使安迪·哈里斯双脚踩空，在固定绳索上屏住呼吸地悬挂了足有几分钟。如果不是他用鸠玛尔登山器将身体与绳索固定住了，他早就滚下山崖而一命呜呼了。

到达营地后，安迪喋喋不休地表示他没有受伤。"我在早晨可能有些僵硬，"他坚持说，"但我想那该死的东西只是擦破了我的皮。"就在岩石滚落前，安迪正埋头向前移动；而在石头落下的一刹那，他正好仰头向上望，所以岩石不偏不斜地擦过他的下颌落到了胸口上。这块石头离他的头盖骨已相当近了。"如果那块石头砸到了我的头上……"安迪卸下背包时带着痛苦的表情说道，但他只说了半句话。

因为3号营地是整个山上惟一一个不与夏尔巴人共享的营地（狭窄的突出平台无法容下足够的帐篷），这意味着我们在这里必须自己做饭，也就是要融化惊人数量的冰雪做饮用水。呼吸困难造成的严重脱水使每人每天要消耗1加仑多的水，因此我们需要搞到12加仑的水以满足8名顾客和3名向导的饮水。

作为5月8日第一个到达营地的人，我担起了砸冰块的任务。在3个小时内，当我的队友们躺在睡袋里时，我仍留在户外用冰镐劈砍着冰坡，用冰块填满塑料桶并将冰送到帐篷里融化。在海拔24，OOO英尺的地方，这是个令人精疲力竭的工作。每次当我的队友喊道："晦，乔恩！你还在那儿吗？我们需要更多的冰！"我就感到夏尔巴人为我们做了很多，而我们对此的感激之情太少太少了。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当太阳向起伏的地平线慢慢移去时，气温骤降。除了由于自愿要求"打扫卫生"而最后出发的洛·卡西希克、福兰克·菲施贝克和罗布以外，其他的人都已进入营地。下午4时30分，向导麦克·格鲁姆的对讲机里传来罗布的呼叫：洛和福兰克还在营地下面100米的地方缓慢移动；麦克能否下来援助他们？麦克匆忙装上登山冰爪，毫无怨言地消失在了固定绳索的下面。

当麦克再次出现时，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洛是如此疲劳，以至于让罗布背着他的旅行袋。他摇摇摆摆地走进营地，看起来脸色苍白而心烦意乱。他痛苦地呻吟道："我完了。我完了。我快要断气了。"几分钟后，福兰克便疲惫地出现了，虽然他拒绝将背包交给麦克。看到这两位近来攀登状况相当不错的人变成如此模样实在令人震惊。福兰克的衰退状态对我的打击尤大：我一直认为如果我们队伍中能有任何人爬上峰顶，这当中必有曾3次上到过极高的山峰而且充满智慧和力量的福兰克。

当黑暗吞噬了营地，向导给每人发了氧气瓶、调节器和氧气罩：在剩下的攀登过程中，我们将呼吸这种压缩气体。

自1921年英国人首次带氧气装备前往珠穆朗玛峰起，依靠氧气瓶攀登的做法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夏尔巴人敏锐地称笨重的氧气瓶为"英国空气"。）最初，对瓶装氧气最激烈的批评者是乔治·利·马洛里。他认为使用氧气瓶"违反体育的精神，因此也是违背英国精神的"。但不久，事实就证明在海拔25，000英尺以上的死亡地带，没有氧气的支持，人体易受HAPE、HACE、体温降低、冻疮和其它一系列致命危险的袭击。当马洛里在1924年第3次前往珠穆朗玛峰时，他开始坚信没有氧气的支持无法到达山顶。他放弃了原来的主张，开始使用氧气。

减压舱里的试验证明，将人体从海平面猛然拉至到氧气含量只有三分之一的珠穆朗玛峰山顶时，人体会在几分钟内失去知觉并很快死亡。但一些富有理想主义精神的攀登者坚持认为，具有卓越身体素质的天才运动员在经历了一段较长的适应气候期以后可以在不使用氧气瓶的状态下登上山顶。纯粹主义者将这一观点上升到逻辑的极限高度，他们认为使用氧气无异于欺骗。

早在70年代，登山家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作为无氧气攀登的倡导者宣称他将用"公正之手段"攀登珠峰，否则就不进行攀登。在那之后不久，他和他的老搭档澳大利亚人皮特·哈布勒以对诺言的实现震惊了世界登山界：在1978年5月8日下午1点，他们经南山口和南山脊，在无氧气支持状态下登上峰顶。这一事件被一些登山者认为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征服珠峰。

然而梅斯纳尔和哈布勒的历史伟绩并没有赢得各界人士的赞美，特别是夏尔巴人的首肯。大多数夏尔巴人拒绝相信西方人能胜任如此壮举，因为这对最强壮的夏尔巴人来说也是高不可及的。很多人怀疑梅斯纳尔和哈布勒借助了藏于衣服内的小型氧气罐。丹增和其他一些著名的夏尔巴人还签署了一份要求尼泊尔政府对这次攀登的真伪进行官方调查的请愿书。

但事实证明无氧攀登是不可反驳的事实。两年以后，梅斯纳尔堵住了所有怀疑者的嘴。这一次他在无氧状态下从中国西藏一侧登上珠峰，没有借助夏尔巴人或其他任何人的帮助。当他在浓云和飞雪中于198O年8月20日下午3点到达山顶的时候，"我处于极大的痛苦中；我在一生当中从没这样疲惫过。"在他记录这次攀登的随明的地平线卜书里，他描述了在最后几米中挣扎着爬上峰顶的情景：

当我休息时，除呼吸时喉咙发出的声音外，我感到生命已不复存在。没有失望，没有幸福，没有焦虑。我还没有失去对感情的控制，事实上感情已不复存在了。我只拥有意志。在每挪动几米后，意志便在无止境的疲惫中消逝了。然后我的思维一片空白。我让自己倒下，躺在那里。在一段不确定的时间里，我踌躇不定。然后我再向前挪动几步。

当梅斯纳尔回到文明社会以后，他的登顶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攀登壮举。

就在梅斯纳尔和哈布勒证明了无氧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可能性之后，一群雄心勃勃的攀登者也认为应该在无氧状态下攀登珠峰。因此，如果有人要脐身喜玛拉雅精英之列，不带氧气瓶攀登是必修内容之一。至1996年，已有60名男人在无氧状态下到达过顶峰--其中5人未能生还。

虽然我们当中有人野心勃勃，但霍尔队伍里无人考虑不带氧气攀登。即使是3年前曾无氧攀登珠峰的麦克·格鲁姆也向我解释说，这一次他将使用氧气，因为他是向导。他凭经验知道在不用氧气瓶的状态下，他的身心都将受到极大损害，以至于无法完成向导的使命。像许多熟练的珠穆朗玛峰向导一样，格鲁姆认为虽然无氧攀登是可行的，而且从美学角度上讲也更令人神往，但作为向导进行无氧攀登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

霍尔使用的最新型的氧气装备包括类似战斗机驾驶员所佩戴的硬塑料氧气罩及通过橡皮软管和调节器与之相连的钢制氧气瓶。（体积和重量都小于水中呼吸罐，每一支氧气罐在装满氧气时重6．6磅。）我们以前在3号营地从未借助过氧气瓶入睡，而现在，在我们即将开始向顶峰冲刺之际，罗布劝我们晚上睡觉时通过氧气瓶呼吸。"在你处于这个高度和更高的高度时，"他提醒我们："你的大脑和身体都在受到损害。"脑细胞在死亡。我们的血液变得十分危险地稠起来。视网膜中的毛细血管在出血。即使当我们休息时，心脏也在剧烈地跳动。罗布保证说："瓶装氧气可以令衰退缓慢，并有助睡眠。"

我听从罗布的教诲，但我潜在的幽闭恐怖症开始作祟。当我在鼻子和嘴上夹紧氧气罩时，我不断地想象这会令我窒息。所以当我这样度过了恐怖的一个小时之后，我取下氧气罩，在无氧状态下辗转反侧地度过了剩下的夜晚。我每隔20分钟就要看一次表，以确定是否到了出发的时间。

在我们营地下方100英尺的地方是同样在风雪飘摇之中的其它探险队的帐篷--包括斯科特·费希尔的队伍、南非人的队伍和台湾人的队伍。5月9日星期四凌晨，当我蹬上靴子准备向4号营地攀登时，来自台北的36岁的炼钢工人陈玉男在他的平底登山靴里排泄起来--这是判断力严重衰退的表现。

当他蹲在冰面上时，他失去了重心，沿着"霍泽之脸"跌落下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滚落了70英尺后，他大头朝下地栽入了一条裂缝而停止了下坠。目睹了这一过程的夏尔巴人急忙送下一条绳子，很快将他拉出裂缝，并将他护送回帐篷。虽然只受了点轻伤，但陈玉男却遭到了严重的惊吓。当时，霍尔队伍里的人，包括我在内，都对已经发生的灾难毫不知晓。

稍后，"马卡鲁"和其他台湾人仍出发前往南山口，而让陈玉男独自留在帐篷里恢复体力。虽然"马卡鲁"曾向罗布和斯科特保证他不会在5月10目攀登峰顶，但他现在显然改变了主意，打算和我们在同一天登上山顶。

那天下午，一名叫作江布的夏尔巴人在将行李送至南山口返回2号营地的途中在3号营地稍作停留以观察陈的情况。他发现台湾登山者的病情大大加重了：他神志不清且浑身剧痛。江布决定立即将陈送下山去。他召集了另两名夏尔巴人，然后开始沿"霍泽之脸"送陈下山。在距冰坡底部300英尺的地方，陈突然一翻身失去了知觉。稍后，位于2号营地的大卫·布里歇尔斯的无线电咯咯作响起来：江布用充满恐慌的声音报告说陈已停止了呼吸。

布里歇尔斯和他的队友埃德·维斯特斯匆忙向山上赶去，试图挽救陈的生命。但当他们在几十分钟后到达陈的身边时，他们没能发现任何复苏的迹象。当晚，在"马卡鲁"到达南山口后，布里歇尔斯通过无线电向他呼叫，布里歇尔斯告诉台湾人的领队，"陈已经死了。""好吧，""马卡鲁"回答说。"谢谢你的消息。"然后他向他的队伍表明陈的死丝毫不会影响他们在子夜前往峰顶的计划。布里歇尔斯哑然失色了。"我刚刚替他为朋友合上眼睛，"他怒不可遏地说。"我刚刚把陈的尸体拖下来，而马卡鲁所说的竟只有'好吧'。我真不明白。我想这可能是文化背景的差异。也许他认为纪念陈的最好方法就是继续向峰顶攀登。"

在过去的6周中，发生了若干起严重事故：丹增在我们尚未到达大本营前坠入裂缝；托切发作HAPE，和随后身体状况的衰退；默尔·道夫队伍里一名叫作金格·富伦的年轻英国登山者在冰布顶部发作严重的心脏病；道夫队伍里的丹麦人金·塞吉伯格在冰布上被倒塌的冰塔击碎了几根肋骨。然而直到那时，还没有任何人死亡。

当消息从一间帐篷传到另一间帐篷时，陈的死笼罩在山峰之上。然而对几名登山者将在短短几小时之内奔赴顶峰，忧郁的气氛很快被迫在眉睫的紧张登顶心理所驱散了。我们大多数人已被对顶峰的狂热包裹得太紧以至于无法对我们当中一员的死亡进行彻底的反思了。以后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反思，在我们都登临了峰顶之后返回时，我们这样认为。

第十二章

3号营地　1996年5月9日

我向下望去。下山的路令人毫无兴趣……到达这里，我们已付出太多的劳动、太多的不眠之夜和梦境。我们不可能在下周末返回做再一次的尝试。如果我们现在下山，我们的未来将被一个问题困扰着：那上面是怎样的呢？

——托马斯·霍恩宾摘自《珠穆朗玛峰：西脊》

5月9日，星期四早晨，在3号营地经历了不眠之夜后，我仍处于昏昏沉沉的状态，浑身软弱无力。我慢慢穿上衣服，融化了雪水，然后走出帐篷。等我背上背包、绑上冰爪后，队里的大多数队员已攀上绳索向4号营地进发了。令人惊讶的是，洛·卡西希克和福兰克·菲施贝克也在其中，考虑到他俩头天晚上到达营地时的狼狈相，我原想他们肯定会放弃。"不错，坚持，伙计"我向他们大声喊道。

当我急速赶到队友中时，我低头看见另一支约有50人的探险队已攀着绳索跟上来了。领队的马上就赶上我了。

因为不想陷于交通拥塞中（那将会延长暴露在滚石袭击之下的时间），我于是加快脚步，向队伍的前列攀去。由于只有一根绳索蜿蜒伸展在"霍泽之脸"之上，想超过缓慢的攀登者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每当我脱离绳索从别人身边移过时，安迪被坠石砸中的情景总是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在此处，即使是一小块坠落的物体在我悬于绳索之上时击中我，就足以将我送入谷底。此外，超越其他登山者不仅使人大伤脑筋，而且令人筋疲力尽。我像一辆极力要超过其它车辆但动力不足的汽车，在令人难以忍受的长时间内一直将加速器猛踩到最大以便绕过所有的人。我的呼吸变得非常困难。我甚至担心自己会在氧气罩内呕吐起来。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带着氧气瓶攀登。我用了一段时间才渐渐习惯。虽然在海拔24，000英尺的高度使用氧气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但我还是难于立刻就认识到这一点。当我在超过了3位登山者后试图喘口气时，氧气罩竟然令我感到窒息。我从脸上扯下它，而实际上，没有了它，呼吸更困难了。

当我越过以黄夹石和易碎的褐色石灰石而著称的黄色地带时，我已经克服了重重困难，行进到了队伍的前面，并且能够以一种更惬意的步速前进了。我缓慢而沉稳地从左侧穿越了"霍泽之脸"的顶部，然后攀登到被称作日内瓦山嘴的黑色片岩的前端。我终于掌握了使用氧气装置呼吸的要领，并已经前行了1个多小时，赶到了离我最近的伙伴的前面。在珠穆朗玛峰1人独处是件难得的事，而我则有幸在这样美妙的环境中得到了这片刻的享受。

到达海拔25，900英尺处，我在山嘴的顶部停了下来，喝了些水，然后欣赏起四周的风景：稀薄的空气清晰透明，鲜亮无比，使人觉得遥远的山峰也近得伸手可及。珠穆朗玛峰的锥形峰顶隐隐呈现在飘浮的云雾中。透过照相机的远焦镜头，我眯缝着眼抬头观看东南山脊。我惊奇地发现4个蚂蚁般大的人影在悄无声息地向南峰顶移动。我推断他们一定是黑山人的探险队员。如果他们登山成功，他们将是今年首批到达顶峰的攀登者。这也意味着，我们一直听说的有关难以对付的深雪的传言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如果他们到达了顶峰，也许我们也有条件到达了。但是现在，从山脊上吹起的鹅毛般的大雪是一种不祥之兆，而黑山人却正在顶风冒雪地奋勇前进。

下午1点，我到达了南山口--我们向峰顶进攻的基地。这里是一块在海拔26，000英尺处伸展开来的坚冰和巨砾的高原。它绵延在此起彼伏的霍泽和珠穆朗玛峰之间的广阔的凹口地带，略成直角状，大约有4个足球场长、2个足球场宽。山口的东边向江顺冰面以下下降了7，000英尺进入了中国西藏，另一边下降4，000英尺进入了西谷。从峡谷边向后，在山口的最西边，4号营地的帐篷蹲踞在由多个废弃的氧气罐围绕的一小块不毛之地上。如果在这个星球上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苍凉、更不适合人居住的话，我真希望永远不要看到它。

当气流遇到珠穆朗玛峰断层壁而被挤压通过南山口的V形地带时，风加速到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山口的风实际上比撕扯峰顶的风更猛烈。这并不奇怪。在早春，经久不息的飓风吹过山口，这正好说明为什么当邻近斜坡被积雪覆盖时，这地方却依然是岩石和冰块裸露的原因。这里一切没有结冰的东西都被吹落到西藏一侧了。

当我走进4号营地时，6位夏尔巴人正在时速为50节的暴风雪中奋力搭起帐篷。为了帮助他们，我把帐篷固定在一些被丢弃的氧气罐下，而将这些氧气罐楔入我所不能搬动的岩石下面。后来，我躲进帐篷等待我的队友，并暖和我那快冻僵的手。

午后，天气更恶劣了。江布--费希尔的夏尔巴人队长，表示可承担80磅的重量前进，其中约30磅物件是卫星电话及其配套的计算机部件：桑迪·皮特曼准备从海拔26，000英尺处向因特网传送跟踪报道。我的最后一名队友在下午4时30分到达，而费希尔队伍的最后到达者则更晚。这时，猛烈的暴风雪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天黑时，那些黑山人返回山口报告说，顶峰仍然上不去，他们已经返回到希拉里台阶的下边。

对于计划在5小时内出发的我们，恶劣的天气和黑山人的失败没有给我们带来好兆头。大家一到达山口就钻进自己的尼龙睡袋里休息起来，风拍打帐篷的好似机关枪的哒哒声和对未来的忧虑使大多数人毫无睡意。

我和斯徒尔特·哈钦森--年青的加拿大心脏病学家，被安排在一个帐篷里。罗布、福兰克、麦克·格鲁姆、约翰·塔斯基和南比在另一个帐篷。洛、贝克·韦瑟斯、安迪·哈里斯和道格·汉森在第3个帐篷。当洛和他的伙伴们正在掩体内瞌睡时，一个陌生的喊声从大风中传来："快让他进来，否则他会死在外面的！"洛拉开帐篷门的拉链，顷刻，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男人瘫软在地上，他是布鲁斯·赫罗德--37岁的和蔼可亲的南非队副领队，也是该队中惟一持有登山运动证书的队员。

"布鲁斯的情况很糟，"洛回忆道，"他失控地哆嗦着，神志不清，基本上不能自理。他体温非常低，几乎不能讲话。显然，他的队友们正在山口的什么地方或正在来山口的途中，但他不知他们在什么地方，也不知怎样能找到他自己的帐篷。我们让他喝了些水，尽量使他暖和起来。"

道格的情况也不好，"道格的气色不好，"贝克回忆说，"他抱怨已经有几天没有睡觉和吃东西了。但他决意到时用皮带束住装备攀登，这令我担忧，因为我非常了解他，那就是他曾经到达了顶峰下300英尺的高度后又不得不返回。他为这个问题整整苦恼了一年。我的意思是说，这苦恼每天都在折磨着他。很显然，他不愿又一次被拒绝。他坚持向顶峰挺进，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那晚有50多人在山口宿营。在并排搭起的帐篷里，人们身体靠在一起，然而一种奇特的孤独感像幽灵般盘旋在空中。狂风的轰鸣声使帐篷间的通话成为不可能的事。在这块被上帝遗弃的地方，我感到在感情上、精神上和物质上都与周围的队友们隔绝开了。这是我以前在任何探险队里从来没经历过的。我很悲哀地意识到：我们仅仅在名义上是一支队伍。虽然我们几小时后将会作为团体离开营地，但登山时我们将作为个体去行动。没有绳索把我们连结起来，也没有忠诚感把我们维系在一起。每个人都将为他或她自己而行事。我也不例外：比如，我真诚地希望道格登上顶峰，但如果他中途返回，我也要尽全力继续前行。

从另一角度讲，这种意识令人沮丧。但由于我对天气情况的专注，因而没有对此做更近一步的思考。如果风势不减弱，登临顶峰便毫无可能。在上一周，霍尔的夏尔巴人已经在山口储存起重363磅的55瓶氧气。这虽然听起来不少，但只够满足3个向导、8名队员和4个夏尔巴人使用。计量器的指针飞快地旋转：甚至我们躺在帐篷里时也在消耗宝贵的氧气。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可以摘掉氧气罩，在这儿呆上24小时：可这样做之后，我们则必须面临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的选择了。

说来也怪，下午7时30分，大风突然停止了。赫罗德爬出了洛的帐篷，踉踉跄跄地去寻找队友们了。当时气温已降到零度以下，但几乎没有风：登临顶峰的绝好条件。霍尔有着超常的直觉：看来他已经将我们的时间规划好了。

"斯徒尔特，"他在隔壁的帐篷里喊道："看来我们要继续干了，小伙子们。准备好，活动活动，11点半出发。"

我呷了口茶，准备好用具。没有人多说什么。为了这一刻的到来，我们已经饱受折磨。像道格一样，我自两天前离开2号营地以来，几乎没吃什么，也没有睡觉。每次一咳嗽，撕裂胸骨的疼痛像有人拿小刀戳我的肋骨，痛得我直流泪。但是要突破顶峰，我知道，除了不顾病痛坚持攀登外，别无选择。

午夜前25分钟，我系好氧气罩，打开头灯，开始在黑暗中攀登。霍尔的队伍共有15人：3名向导，8位队员，4个夏尔巴人。其中包括汪多吉和吉里、阿旺诺布和卡米。霍尔指示另外两个夏尔巴人阿里塔和楚墩留在帐篷里待命，以备救援之用。

"疯狂山峰"登山队包括：费希尔、贝德曼和布克瑞夫3名向导；6名夏尔巴人和6名队员夏洛特·福克斯、蒂姆·马德森、克利夫·舍恩宁、桑迪·皮特曼，莱宁·甘默尔盖德和马丁·亚当斯。他们在我们出发后半小时也离开了南山口。江布原打算只派5名夏尔巴人随队攀登顶峰，留下两名夏尔巴人在南山口待命。但是，他说："斯科特心血来潮，告诉我的夏尔巴人说'你们都可以上顶峰'。"最后，江布背着费希尔命令一位夏尔巴人，即他的表弟"大"潘巴留在了营地。"潘巴对我发怒了，"江布说，"但我告诉他，'你必须留下，否则我再不会给你安排工作。'这样他就留在了4号营地。"

在费希尔离开营地之后，"马卡鲁"和两个夏尔巴人也上路了--这公然违背了他自己的承诺，即台湾人不在我们攀登峰顶的同一天攀登。南非人原打算也向山顶进发，但从3号营地到南山口的攀登已使他们精疲力尽。他们现在甚至钻不出帐篷了。那天夜里，共有33名队员启程向山顶进发。我们是作为3支独立的探险队离开南山口的，但我们的命运已经开始交错在一起了，而且，随着每一米的推进，我们的命运将被捆绑得越来越紧。

夜晚有一种凄凉的、梦幻般的美。密密麻麻的星星被涂抹在冷酷的夜空里。一轮凸月从海拔27，824英尺高的马卡卢峰的山肩上升起。月光沐浴着我靴下这块闪着冥光的斜坡，因而无需头灯的照亮。在遥远的东南方，巨大的雪暴云在飘流，橙蓝色的闪电照亮了天空。

离开山口3个小时后，福兰克就预感到某种不祥之兆。他离开队伍，转身返回了帐篷。他的第4次攀登珠峰的尝试就这样结束了。

这之后不久，道格也走出了队伍。"当时他在我前面一点。"洛回忆道，"突然他出了列，就站在那儿。当我走到他旁边时，他告诉我他很冷，感觉不舒服。接着便朝下走。"那时，罗布正在后面扫尾。他追上了道格，和他进行了一会儿简短的对话。没人从旁边听到对话的内容，因此也无人知晓他们说了些什么。但最后的结果是，道格归队继续前进。

离开营地的前一天，罗布集合全队人员坐在进餐的帐篷里听他讲话。他讲到了在攀登顶峰时听从他的命令的重要性："在那里我将不会容忍各行其事，"他直截了当地盯着我，"我的话将是绝对的法律。如果你们对我的某个决定有意见，我乐意以后与你们商量。但在山上时是绝对不行的。"

这种潜在冲突的主要根源是罗布有可能在到达顶峰前让我们返回。但他还有一个特别担心的问题：在适应气候的后期，他给了我们少许自由行事的权力，比如我们可以按自己的步速前进。霍尔有时允许我在队伍前面二三个小时的地方。然而他现在强调，在登山的上半天内，大家必须保持较近的距离。"直到我们都到达了东南脊的顶部，"指的是在海拔27，600英尺处的一个被称为"平台"的呷角处，"大家必须保持100英尺的间距，这是十分重要的。天黑也要继续爬。我要求向导们能与你们保持较近的距离。"

在5月10日黎明前几个小时的攀登中，我们这些步速较快的队员被迫数次停下来，在刺骨的严寒中等待最慢的队员赶上来。有一次，我和麦克·格鲁姆、汪多吉在一块冰雪覆盖的岩石上坐了45分钟，等待其他队员到来。我们冻得直哆嚷。大家拍手跺足以防冻伤。但是，对时间的浪费甚至比严寒对我们的打击更令人难以忍受。

凌晨3时45分，麦克说我们在前面的走得太远，需要停下来再等一等。我将身体抵在一块页岩上，尽量躲避从西边吹过来的寒风。我向下面的险坡望去，试图识别出那些在月光下正向我们缓慢移动的登山者们。等他们走近了一段，我已看出费希尔的一些队员已经赶上了我们。霍尔的队伍、疯狂山峰队及台湾人现已混杂成一支长长的、断断续续的队伍。后来，一件奇怪的事引起了我的注意。

下面65英尺处，一个身着黄色羽绒服的高个儿被一个身材小得多的夏尔巴人用一根3英尺长的细绳拉着走。那夏尔巴人没带面罩，正大口喘着气。他正在拖着他的伙伴上斜坡，就像马在拉犁。当这古怪的一对从别人身边走过时，大家都被逗乐了。这种被称为"短绳"的援助弱者和伤病者的方法看来对双方都是危险和极不舒适的。一会儿，我认出来了，那夏尔巴人是费希尔队的爱炫耀的夏尔巴领队洛桑江布，穿黄衣的登山者是桑迪·皮特曼。

向导尼尔·贝德曼也注意到了江布拖着皮特曼的情形。他回忆说："当我从下面走上来时，江布正弓身倾在斜坡上，像一个三角架依附在岩石上，用一根绷紧的系绳支撑着桑迪，看起来既笨拙，又危险。我是不会效法的。"

大约在凌晨4时15分麦克向我们发出前进的号令。我和汪多吉开始以最快的速度攀登以使我们的身体暖和起来。当第一抹黎明的曙光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发亮时，我们一直攀登的岩石台阶变成了由散雪形成的明朗的冲沟。我和汪多吉轮流用大冰镐劈路。5时30分，正当太阳冉冉升上天空时，我们到达了东南山脊的顶峰。此时，世界上5大高峰中的3座在柔和的曙光的映衬下显现出峻峭的轮廓。我的测高器上显示出27，600英尺。

霍尔早已使我明白，我必须等全队人员都在这平台状的栖息地聚集时才能继续攀登。因此，我坐在背包上等待着。当罗布和贝克终于出现在大家身后时，我已等了90多分钟了。在我等待时，费希尔队和台湾队都赶了上来，并从我身边超了过去。由于等了太长的时间，我感到很丧气。落到别人后边也使我很气恼。但我明白霍尔的基础理论，因而只有忍气吞声了。

在我34年的攀登生涯中，我认识到登山运动的魅力在于它对自立、决断和应变以及责任感的强调。但我发现，当作为顾客参加攀登时，我已被迫放弃所有这一切，甚至更多。出于安全的考虑，一位负责任的向导总要循规蹈矩--他或她根本无法容忍让每位顾客独立做出重要决定。

部分队员的被动性就是这样在登山的过程中被助长起来的。夏尔巴人负责探路、搭建营地、做饭和拖拉全部辎重。这使得我们可以养精蓄锐，大大增加了登上珠峰的可能性。但我却感到极大的不满足。有时我觉得我仿佛没有真正在登山，而是由代理人包揽了一切。虽然为了能和霍尔一起登上珠峰我已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种角色，但我从来就没有习惯过，所以当霍尔早上7点10分到达"平台"顶上并允许我继续攀登时，我感到欣喜若狂。

当我继续行进时，我遇到了江布。他正跪在堆着呕吐物的雪地上。通常，即使他不使用补充氧气，他也是所有登山者中最强健的一员。在这次探险之后，他骄傲地告诉我："攀登每一座山时，我都是第一个出发并确定路线的。1995年，我跟罗布·霍尔一起上了珠峰。从大本营到顶峰，我始终走在最前头，所有的绳索都是我固定的。"但在5月10日早上，他的位置却靠近费希尔队伍的尾部。他的翻肠刮肚似乎证明他已严重失态。

前一天下午，江布为皮特曼将卫星通讯电话从3号营地搬到了4号营地。加上他自己的负荷，这次搬运累得他精疲力竭。当贝德曼在3号营地看见他挑着颤动的80磅重担时，他告诉这位夏尔巴人，把电话搬运到南山口并非必要，并建议他把它丢掉。"我不想搬运电话，"江布后来承认，"部分原因是因为它在3号营地只能被将就地用，而在更寒冷、环境更恶劣的4号营地，它是不可能工作的。但斯科特告诉我：'如果你不搬，我来搬。"因此我带上电话，继续将它运到4号营地。这使我感到很累。"

现在江布已经用短绳拖拉皮特曼达五六个小时之久。他们已到达了南山口。这种做法实际上加重了江布的负担，妨碍了他担当他通常所担当的领路和制定路线的角色。他在队首的出人意料的消失对那天的结局产生了影响。他用短绳拖拉皮特曼的决定令人费解，并在事后受到了人们的批评。"我不知道江布为什么用绳子拉桑迪，"贝德曼说，"他忘记了他该干什么和应该先干什么。"

对皮特曼来说，她并没有要求被用短绳拉着。从4号营地出发时，她走在费希尔队伍的前面，但江布出其不意地把她拉到一边，用马肚带挽了一个绳环，系在她的登山安全带的前面，然后未经商量，就把另一端系在他自己的身上，接着便拉了起来。她一再声明江布拖着她上斜坡是违背她的意愿的。但人们不禁要问：作为一个众所周知的过分自信的纽约人是如此的强硬，以至于在大本营上的一些新西兰人称之为"公牛桑迪"），她为什么不直接解脱那段连结她和江布的3英尺的系绳呢，而这一举动只不过需要她赶上去解开安全扣罢了。

皮特曼解释说，她没有把自己和夏尔巴人分开是出于对他的权威的尊重。"我不想伤害江布的感情。'他还说，虽然她当时没注意看表，但她回忆说他只拉了她一个到一个半小时，而不是五六个小时。这一点另外几名登山者也注意到了，而且江布也证实了。

当江布被问及为什么拖拉皮特曼时，他的理由自相矛盾。他告诉西雅图的律师皮特·顾德曼说（他曾在1995年与斯科特和江布攀登过布罗德峰，也是费希尔最信任的朋友），他在黑暗中将皮特曼与丹麦顾客莱宁·甘默尔盖德搞混了。当他意识到他的错误时便停止了拖拉。但在我对他进行的布次录音采访中，江布却令人信服地说，他一直都清楚他是在拖着桑迪，而且他也是故意这样做的，因为"斯科特希望每个人都到达山顶，而我认为皮特曼是最虚弱的队员，我想她会拖后腿的，所以我先照顾了她"。

江布是位具有洞察力的年轻人。他对费希尔言听计从。夏尔巴人明白把皮特曼送到山顶对他的朋友兼雇主是多么重要。实际上，在费希尔与大本营的简·布雷麦特的最后几次联络中，他曾老有所思地问简："如果我能设法将桑迪送到顶峰，我打赌她一定会出现在电视里。你认为她将会提到我吗？"

正像顾德曼解释的那样："江布对斯科特非常忠诚。他不会用短绳拖拉任何人，除非他坚信斯科特想让他这么做。"

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江布的这种行为在当时看来并不是个严重的错误。但这却最终构成了诸多复杂的、不易被觉察的铸成厄运的因素之一。

第十三章

东南山脊　1996年5月10日

应当承认（珠穆朗玛峰）有着我所见过的最陡峭的山脊和最险峻的绝壁，而所有关于雪坡的传说都是一个神话……亲爱的，这是令人激动的事业，我无法形容它对我的吸引力以及它所呈现出的前景，还有它的美丽。

乔治·利·马洛里摘自《给妻子的一封信》

在南山口以上的死亡地带．生存的意义无异于与时间赛跑。当我们在5月10日从4号营地出发时，每位顾客都带了两瓶6.6磅重的氧气瓶。我们准备在南峰顶夏尔巴人为我们准备的贮藏所里领得第三瓶氧气。以保守的每分钟两升的速度计算，每一瓶氧气可维持5至6个小时，也就是在4点至5点之间，每个人的氧气都将被用得一干二净。根据每个人适应气候和生理构造的不同情况，我们仍可在南山口以上行动--但行动不会很自如，而且时间不能很长。我们在短时间内易受到HAPE、HACE、体温降低、判断力下降和冻疮的袭击。死亡的可能性骤增。

曾4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霍尔像任何人一样明白速战速决的重要性。在认识到一些顾客的登山技巧欠佳的情况下，霍尔试图依靠固定绳索来保护和加速我们和费希尔的队伍在这段最艰难的路途上的攀登。今年尚没有探险队到达峰顶的事实使霍尔深感焦虑，因为这意味着这段地形的大部分地方尚没有固定绳索。

瑞典的独行者戈兰·克罗普虽在5月3日到达离峰顶垂直距离为350英尺的地段，但他根本没有固定任何绳索。那位到达了更高处的黑山人曾固定了一些绳索，但由于缺乏经验，他在南山口以上1，400英尺的范围内用尽了所有绳索，特别是在较平缓的山坡上浪费了大量的绳索。因此在我们向峰顶进发的那天早晨，陡峭的锯齿状的东南脊的上部冰雪中只残留着以往探险队留下的被扯得支离破碎的绳索。

考虑到这一可能性，在离开大本营前，霍尔和费希尔召集两队的向导开会。他们在会上达成协议，双方各派两名夏尔巴人--包括攀登领队汪多吉和江布，在大队人马出发前90分钟离开4号营地。这将使夏尔巴人有足够的时间在顾客到达之前在大多数暴露的地段装上固定绳索。"罗布明确指出这样做的重要性。'贝德曼回忆说。"他想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在瓶颈地段浪费时间。"

然而由于某些不明的原因，没有任何夏尔巴人在5月9日夜晚先于我们离开南山口。也许是因为直到晚上7时30分才停息的暴风雪使得他们没能如期出发。在攀登结束以后，江布坚持说霍尔和费希尔在最后时刻取消了在顾客到达之前固定绳索的计划，因为他们得到了夏尔巴人已在高至南峰顶的地方完成了这一任务的错误信息。

如果江布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3名幸存的向导贝德曼、格鲁姆和布克瑞夫对更改计划一无所知呢？而如果固定绳索的计划被有意识地改变了，那么江布和汪多吉为什么从4号营地出发时要携带着300英尺长的绳索走在各自队伍的前面呢？

不管怎样，在27，400英尺以上的地方，没有事先安装固定绳索。当我和汪多吉在凌晨5时30分首先到达平台时，我们比霍尔的其他队员领先了1个小时。当时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开始固定绳索，但罗布明确禁止我们这样做。当时江布还在下面很远的地方用短绳系着皮特曼，没有人能与汪多吉合作。

当我们坐在一起看日出的时候，生性沉默寡言的汪多吉看起来格外忧郁。我枉费心机地试图与他交谈。他的坏情绪可能是由于两周来一直在折磨他的脓肿的牙齿引起的，亦或是在为他4天前看到的令人心烦意乱的场面而冥思苦想：在大本营度过最后一个夜晚时，他和其他夏尔巴人用狂饮米和稷制成的浓烈而香甜的酒的方式来庆祝即将到来的顶峰冲击。第二天早晨，宿醉未醒的他显得尤为躁动不安；在攀登冰布之前，他告诉一位朋友说他在夜里看到了鬼魂。笃信神灵的年轻人汪多吉是不可能对这一预兆泰然处之的。

然而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是在生江布的气。他认为江布是个爱炫耀的家伙。霍尔在1995年曾在他的珠峰探险队里同时雇佣了他们俩人。然而这两名夏尔巴人合作得并不愉快。

那一年，当霍尔的队伍在下午1时30分左右到达南峰顶时，他们发现一片厚重且松软的积雪覆盖了峰脊的最后一段路途。霍尔派了一名叫作盖伊·科特的新西兰向导跟随江布而不是汪多吉前去打探继续攀登的可行性。当时作为攀登领队的汪多吉将此视作一种耻辱。稍后，当江布攀登到希拉里台阶时，霍尔决定放弃攀登峰顶并示意科特和江布返回。但江布无视指令，脱离了科特，继续独自攀登至峰顶。霍尔对江布不服从命令的行为感到愤怒，而汪多吉也是耿耿于怀。

虽然他们今天为两支不同的队伍效力，汪多吉还是要在登峰之日与江布合作--而这一次江布又表现得我行我素。汪多吉已尽职尽责地工作了6个星期。现在，他显然已经厌倦了再做份外之事，闷闷不乐的他坐在我身旁的雪地上等待着江布而将绳索扔在了一边。

这种局面造成的后果就是在从平台向上移动90分钟后到达海拔28，000英尺处，我遇到了第一个瓶颈地段。在这里，来自各个攀登队的登山者被一系列巨大的需要绳索才可安全越过的石阶挡住了去路。顾客们在岩石的基部乱糟糟地挤了将近一个小时，而贝德曼不得不代替"失踪"了的江布奋力地将绳索展开。

在这个过程中，焦急而缺乏技巧的霍尔的队员南比险些引发一场事故。作为东京联邦特快的一名成功的女商人，南比没有沉沦于中年日本女人的那种温和、谦恭的老套路。她曾笑着告诉我，她的丈夫在家包揽了做饭、洗衣的家务活。她攀登珠峰的壮举曾在日本国内引起小小的轰动。在以前的登山过程中，她一直是一名缓慢而不坚定的登山者，但由于今天的目标是对准了峰顶，她表现出前所未见的充沛精力。"从我们一到达南山口，"与她合住一间帐篷的约翰·塔斯基说，"南比一心想着攀登峰顶，她甚至有些神志恍地。'自离开南山口后，她非常努力地向队伍前列挤去。

现在，当贝德曼刚刚在顾客上方暂时将绳索系住，过分心急的南比就在向导还未将他那一端的绳索系牢之前就将攀登器夹在了上面。正当她准备将全部体重加于绳索之上时--这一举动将把贝德曼翻下山去--麦克·格鲁姆适时地制止了她，并委婉地对她的不耐心提出了批评。

随每一位登山者的到来，绳索上的交通阻塞越来越严重。在早晨即将过去的时候，霍尔的顾客斯徒尔特·哈钦森、约翰·塔斯基和洛·卡西希克及霍尔挤在登山者的后面，他们开始对迟缓的进程感到焦虑。紧挨在他们前面的是移动得非常缓慢的台湾队。"他们的攀登方式非常古怪，紧挨着，"哈钦森说，"就像被切开的面包片，一个挨着一个。这意味着很难超过他们。我们花了很长时间等着他们沿绳索爬上去。

在进军峰顶前，霍尔曾在4号营地考虑过两个可行的返回时间，下午1时或者2时。然而，他从未明确宣布应当遵守哪一个时间。这多少令人感到困惑，因为霍尔一再强调制定并遵守时间期限的重要性。我们出发之时只是模糊地认为霍尔会在冲击峰顶那天考虑了天气和其它因素后再做最后决定，并由他亲自负责保证每个人在预定时间返回。

直到5月10日上午九十点钟的时候，霍尔仍没有宣布返回时间。保守的哈钦森便开始按他所预想的下午1时行事。在大约11点钟时，霍尔告诉哈钦森和塔斯基距顶峰还有3小时的路，然后就奋力地超过台湾人向前冲去。"看起来我们在预定的1点钟之前到达山顶不太可能了。"哈钦森说。紧接着的是一段简短的讨论。卡西希克起初不愿意承认失败，但塔斯基和哈钦森极力地劝说他。在11时30分的时候，三个男人转身向下走去。霍尔派了夏尔巴人送他们下山。

选择下山对这三名顾客及已在几小时前返回的福兰克·菲施贝克来说都是艰难的。攀登对男人和女人的吸引力使他们不会轻易偏离目标。在攀登的最后阶段，我们已经习惯于常人所无法忍受的艰辛和危险。坚持到这一步必须具备超常的忍耐力。

不幸的是，那些无视个人痛苦而继续攀登峰顶的人通常也是那些无视死亡和危险的人。这构成了每个珠峰攀登者都要面对的困境：为了成功你必须动力十足，但如果你过份迫切，你可能死亡。况且，在26，000英尺以上的地方，适度的热情和无谓的顶峰狂热之间也无清晰的界限。因此，珠穆朗玛峰的山坡上尸骨遍横。

塔斯基、哈钦森、卡西希克和菲施贝克每人支付了70，000美元并忍受了几个星期以来的痛苦才获得这次攀登峰顶的机会。他们都是雄心勃勃的男人，不愿屈服于失败，或是半途而废。但当面临艰难的抉择之时，他们是那一天当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做出了正确选择的人。

约翰、斯徒尔特和洛返回处的巨大岩石台阶也就是固定绳索结束的地方。从此处开始，路线沿冰雪覆盖的刃峰一直到南峰顶都呈现出陡峭的角度。当我于11时到达南峰顶时，那里形成了又一个更糟糕的瓶颈地段。更高一点的地方，是垂直的希拉里石阶的切口，再稍上一点就是山顶了。出于对景色的惊叹和长途跋涉的疲惫，我变得沉默不语了。我照了几张相片，然后坐下和向导安迪·哈里斯、尼尔·贝德曼及阿那托列·布克瑞夫等待夏尔巴人在冻结着冰雪的峰脊上固定绳索。

我注意到布克瑞夫像江布一样没有使用氧气。虽然这位俄罗斯人曾两次不戴氧气登临山顶，江布曾3次登上山顶，但令我吃惊的是费希尔竟同意他们在作为向导攀登峰顶时不使用氧气，因为这样做对他的顾客们来说是很不稳妥的。我还吃惊地发现布克瑞夫居然没有带背包。习惯上，向导的背包里应该装有绳索、急救用品、裂缝救助装备。额外的衣服和其它一些在紧急情况下帮助顾客所需的用品。布克瑞夫是我在所有山上所见到的第一个无视这些传统的向导。

事后我了解到，布克瑞夫在离开4号营地时曾带了背包和氧气瓶；他后来告诉我说，虽然他不打算使用氧气，但他还是带了一只氧气瓶以备在"体力不支"和峰顶上使用。然而在到达平台的时候，他扔掉了背包，并让贝德曼替他背着氧气瓶、氧气罩和调节器。因为布克瑞夫没有使用氧气，他决定将负重减至最轻以便在非常稀薄的空气中获得最大的成功机会。

以时速20节行进的微风掠过山脊，将一缕积雪向远方吹送过去，头顶的天空仍是湛蓝一片。当穿着羽绒服在海拔28，700英尺的太阳下闲逛并在缺氧而引起的麻木状态下盯视着世界屋脊之时，我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没有人注意到汪多吉和霍尔队伍里的另一名夏尔巴人诺布正与我们坐在一起呷着茶而丝毫没有继续上行的意思。在大约11时40分的时候，贝德曼终于开口问道："晦，汪多吉，你是继续固定绳索，还是另有打算？"汪多吉很爽快地回答了一声"不"--可能是因为没有费希尔队的夏尔巴人在那里分担工作。

贝德曼对南峰顶聚集起来的人群渐感担忧。他建议由他、哈里斯和布克瑞夫这3名向导亲自动手安装绳索。听到这些，我很快提出帮助他们。贝德曼从他的背包里掏出150英尺长的一盘绳索，我从汪多吉那里抓住另一盘绳索，我、布克瑞夫和哈里斯于中午时分开始在峰脊上穿针引线了。到完成为止，又一个小时已悄悄溜走。氧气瓶并不能使峰顶感觉起来如同海平面。当我在南峰顶攀登时，我的调节器以每分钟两升的速度输送氧气，但每当我跨越完一级台阶，我还是不得不停下来大口大口地喘三四口粗气。然后我再迈开一步，接着不得不停下来再喘上几口气--这是我所能达到的最快步伐。因为我们的氧气装备提供的是一种压缩气体和周围空气的混合物，所以在海拔29，000英尺的地方使用氧气瓶的感觉与在海拔26，000英尺的地方不使用氧气瓶相似。但氧气瓶还具有许多难以被量化的优越性。

当我沿峰脊的刃部攀登并大口大口地向疲惫不堪的肺部吸入氧气时，我感受到了一种奇妙而不合情理的平静。橡皮面罩外的世界虽历历在目，但并不真实，仿佛一部慢镜头的电影在我的护目镜前闪动。我感到被麻醉和无拘无束的感觉。我完全与外界隔离开来。我不得不一遍遍地提醒自己一切都处在危险之中，我将用生命偿付每一次蹒跚的步履。

在南峰顶上攀登了半个小时之后，我到达了希拉里石阶的脚下。作为所有攀登地形中最著名的险关之一，这里几乎垂直的40英尺高的岩石和冰雪让人看起来感到毛骨悚然。但正如所有严肃的攀登者想做的那样，我非常想抓住绳子的"最前端"做领路人。但很显然，布克瑞夫、贝德曼和哈里斯也都有同感。缺氧造成的思维混饨使我认为他们会同意一名顾客找当这令人垂涎的领队任务。

最终，我们当中惟-一名曾攀登过珠峰的高级向导布克瑞夫获此殊荣。依靠贝德曼的帮助，布克瑞夭成功地征服了险关。由于进程缓慢，当他吃力地爬向石阶的顶部时，我紧张地注意到了时间并担心我是否会用光氧气。我的第一瓶氧气于早晨7点钟在平台上消耗殆尽，大约维持了7个小时。以此为标准，我在南峰顶上曾估算出我的第二瓶氧气将在下午2点钟用光。当时我愚蠢地认为我将有充足的时间登上峰顶并返回南峰顶拿到第三瓶氧气。但现在已经过了1点钟，我开始焦虑起来。

在石阶的顶部，我向贝德曼诉说了我的焦虑，并询问他我是否可以暂停帮助他沿山脊固定最后一盘绳索而直奔峰顶。"去吧，"他友好地说，"我来负责绳子的事。"

当我缓步登上通往山顶的最后几级台阶时，我有一种沉于水下的感觉，生命以缓慢的速度前进。然后我发现自己带着空空的氧气瓶和一根残损的铝制勘察杆站在了一层薄薄的呈楔面状的积雪上。没有更高的去处了。一串佛教的祈祷旗帜在风中猛烈地摇摆，在下面很远的地方，山的另一侧是我从未见到的景观，干燥的西藏高原如一片无垠的暗褐色泥土向地平线铺展开去。

登临珠峰峰顶本应激起一阵强烈的自鸣得意。在与种种困难抗争之后，我终于实现了从孩提时代就立下的目标，但我每一次自我陶醉的冲动都会因为对摆在面前的漫长而危险的下山路的忧虑而熄灭了。

第十四章

珠峰峰顶　1996年5月10日下午1：12

在登山和下山的过程中，我的意识都同样迟钝。我越向上攀登，目标就变得越无足轻重，而我对自己也变得越淡漠。我的注意力消失了，我的记忆被削弱了。大脑的疲乏胜过身体的疲劳。坐下来休息是何等惬意--然而也很危险。如被冻僵而死一样，精疲力竭地死去同样令人愉快。

——莱茵霍尔德摘自《透明的地平线》

我的背包里装着《户外》杂志的旗帜、爱妻琳达用断针图绣的小旗，还有一些我用来在庆祝胜利时留影用的纪念品。由于我的氧气越来越少，我把包里的所有东西都留在了峰顶，并在世界之巅只停留了为安迪·哈里斯和阿那托列·布克瑞夫在最高点的标志前留了4张影的时间。然后，我转身下山。在从山顶走出约20码的地方，我遇见了尼尔·贝德曼和费希尔的一名叫作马丁·亚当斯的顾客正在往上攀登。在和尼尔击掌示意后，我从一块被风蚀的页岩上抓起一把小石子，塞人羽绒服的兜里，匆忙地下山了。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刚才轻薄的云雾已经南移，并且充斥着整个山谷。山谷在云雾的笼罩下只显现出几座山顶。亚当斯，这个在80年代经济大发展中靠证券交易大发横财的德克萨斯人，曾是一名在云中穿梭的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他后来告诉我，在到达峰顶后不久，他就辨认出看似平静的水蒸云雾正是凶猛的雷雨的前兆。"当你在飞机上看到这样一块云团时，"他解释说，"你的第一反应就是尽快躲开，而我正是这样做的。"

但我与亚当斯不同。我并不习惯从29，000英尺的高度俯瞰积雨云，因此，我对迫在眉睫的暴风雪丝毫没有觉察。事实上，我所忧虑的是氧气正在逐渐减少。

15分钟之后，我来到了希拉里台阶的顶部。在这里，我遇到了正沿着同一根绳索向上攀登的人群。我的下山进程不得不被中断一会儿。正当我等人群经过时，安迪也下来了，并问我："乔恩，我好像有些氧气不足。你能帮我看看是不是输气管给冻住了？"

经过一阵快速检查，原来是大量结了冰的唾液把输气管堵住了，使得周围的空气不能进人面罩。我用冰镐把堵塞物凿掉了，接着请他帮我把调节器关掉，以便将氧气保存到台阶上的人群散开以后。然而，他却错误地把我的氧气阀门开到了最大，而不是将它关掉！我的氧气立刻在10分钟内跑掉了。我本来因缺氧而变得笨拙的判断力现在已荡然无存了。我感觉好像服了大量的镇静剂。

我恍惚还记得在我等待的时候，桑迪·皮特曼经过我向顶峰爬去。接着是夏洛特·福克斯和江布。下一个是南比。她就在我脚下，被整个台阶中这最后也是最陡峭的一段路搞得狼狈不堪。我无助地看了她15分钟。她用力地想要翻过最上部的那块岩石，但她实在太疲劳了。最后，在她下面等得不耐烦的蒂姆·马德森用力托住她的臀部把她送了上去。

不久，罗布·霍尔又出现在我的视野之中。我极力掩饰住不断增强的焦虑，感谢他帮助我到达了珠穆朗玛峰的峰顶。"啊，这次旅程看起来还真是不错。"他回答道，然后他告诉我，福兰克·菲施贝克、贝克·韦瑟斯、洛·卡西希克、斯徒尔特·哈钦森和约翰·塔斯基都已在半路返回了。

即使我当时处于低能状态，霍尔对8名顾客中有5人返回而表现出的失望还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一感觉，我猜想，又被费希尔队伍的所有队员都仍在奋力登顶的事实大大加深了。"我真希望能有更多的顾客到达山顶。"罗布在继续动身前哀叹道。

那时，亚当斯和布克瑞夫也在下山的路上。他们站在我的上面，等待人群经过。然而一分钟后，拥挤的台阶顶部随着"马卡鲁"、汪多吉和其他几名夏尔巴人的到来变得更雍堵了。跟在他们后面的是道格·汉森和斯科特·费希尔。最后，我在没有氧气补充的状态下在海拔28，900英尺处等待了一个多小时，希拉里台阶终于清静起来了。

那时，我整个大脑皮层的思维开始急剧下降。我头昏眼花，并担心会失明。我疯狂地想要到达南峰顶--因为那里有第三瓶氧气在等着我。我继续迷迷糊糊地沿着固定绳索下降。我的身体由于恐惧而变得僵硬。就在台阶的下部，阿那托列和马丁绕过了我，迅速向山下奔去。而我还是谨慎地沿山脊上的绳索下降。就在距贮藏氧气处还有50英尺的地方，我到了绳索的尽头。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我畏缩不前。

我向南峰顶望去，看见安迪·哈里斯正在整理氧气瓶。"晦，赫罗德！"我喊道，"你能给我送一瓶氧气吗？"

"没有氧气了！"这位向导回叫道，"这些瓶子全是空的！"这消息令人气恼。我的大脑渴望氧气。我不知所措了。就在这时，麦克·格鲁姆在下山的路上赶上了我。麦克曾在1993年无氧攀登过珠穆朗玛峰，而且他并不太在意是否一定要带氧气瓶。他把他的氧气瓶给了我。我们一同向南峰顶爬去。

当我们到达时，我们发现氧气贮藏处至少还有6瓶满满的氧气。然而，安迪却不肯接受这个事实。他坚持认为瓶子是空的，而且我和麦克怎么说也不能使他信服。

知道瓶里有多少氧气的淮一办法是将它挂在调节器上，然后看量度计。安迪大概就是用这个方法来检查南峰顶的氧气瓶的。在登山结束后，尼尔·贝德曼指出，安迪的调节器可能被冰堵住了，所以即使氧气瓶是满的，量度计显示的也是零。这也解释了安迪古怪的固执行为。如果他的调节器真的被冻往而没有向氧气罩输送氧气的话，这同样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安迪的判断力明显地下降了。

然而这种可能性--现在看来是不证自明的事实--当时竟没有出现在我和麦克的脑海里。实际上，安迪的举止已明显超出了理智的范畴，而我由于思维障碍却丝毫没有觉察到。

我对事物的熟视无睹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向导登山的攀登模式造成的。我和安迪在体力和技巧方面都不相上下；如果我们以平等的身份在无向导状态下攀登，我是不会忽视他的困境的。但在这次攀登中，他扮演的是照顾我和其他顾客的战无不胜的向导的角色。我已特别被教导不能怀疑向导的判断。安迪可能陷入困境，即向导迫切地需要顾客帮助的想法竟然从来没有出现在我迟钝的大脑中。

当安迪还在坚持说没有满的氧气瓶时，麦克无可奈何地看着我。我向后看了看，然后耸了耸肩。我转向安迪，说："没事，赫罗德，别再为这事争吵了。"然后我拿起一罐氧气，把它接到调节器上，向山下走去。在后来的几小时里，我感到了一种卸掉责任的轻松，但我对安迪的困境的彻底忽视，这个过失将折磨我的余生。

大约下午3时30分，我已把麦克、南比和安迪甩在身后了。我很快进入了一层浓密的云雾之中。天上飘着细雪。在昏暗的光线中，我已很难分清山峰和天空的分界处。掉下山脊一命呜呼的可能性极大。而且在我继续下山的过程中，情况越来越糟。

在东南脊的下部石阶上，我和麦克停下来等沿固定绳索攀登有困难的南比。麦克试图用无线电呼叫罗布，但他的传话器只能断断续续地工作，因此没能和任何人联系上。当麦克照顾着南比，罗布和安迪陪同着在我们之上的惟一一名顾客道格·汉森时，我感到一切都已恢复正常。所以当南比赶上我们时，我问麦克是否能让我单独下山。"可以，"他回答道，"但千万别从雪檐上掉下去。"

大约下午4时45分，我到了平台--一块海拔28，600英尺高的呷角，也是我曾与汪多吉坐看日出的地方。就在这时，我惊奇地发现贝克·韦瑟斯独自一人站在雪中，猛烈地颤抖着。我原想他几小时之前已下到了4号营地。"贝克向我大声叫道："你他妈的还呆在这儿干什么？"

几年前，贝克的眼睛曾接受过放射性治疗。他在攀登刚刚开始时就发现了这种手术的一个副作用，即高海拔的低气压会使他的视力下降。他攀登得越高，大气压就越低，而他的视力也就变得越差。

就在他从3号营地向4号营地攀登的那个下午，他告诉我："我的视力糟透了，就连几英尺内也看不清了。我只能紧跟在约翰·塔斯基的后面，而且每一步我都要把我的脚放在他的脚印中。"

贝克也曾公开谈过他的视力问题。但在攀登过程中，他却忘记了向罗布或其他人说明他这种视力越来越下降的趋势。即使这样，他还是做得不错，甚至看上去比刚开始攀登时还要强壮。他解释说："我不想被早早地淘汰出局。"

那晚在向南山口攀登的过程中，贝克设法用以前的方法赶上队伍--即把自己的脚放在前一个人的脚印里。但当到达平台时，太阳出来了。他明显感到自己的视力严重下降，而且更糟的是，他粗心地将冰晶物揉人了眼睛。他的两只角膜被刮伤了。

"从那时开始，”贝克说，"我的一只眼睛已完全看不见了。我对高度失去了判断。我感到，如果我再向上攀登，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危险，对别人来说也是一种负担。所以我把情况告诉了罗布。"

'真是遗憾，伙计，"罗布立即说道："你要是下山的话，我会派一名夏尔巴人跟着你的。"但贝克好像并不愿意就这么轻易地放弃登顶的机会："我向罗布解释说，我的眼睛还有希望好转，因为当太阳升到一定高度，我的瞳孔就会收缩。我说我想再等会儿，一旦能看清楚，我就赶上其他的人。"

罗布考虑了一下贝克的建议，然后说："好吧，这很公平。我给你半小时，但我不会让你一个人下到4号营地的。如果你的视力在半小时内毫无起色，我希望你能呆在这儿，直到我从山顶返回，然后我们一块儿下山。我是认真的：你要么现在就下山，要么答应我呆在这儿等我回来。"

"我誓死都坚守着诺言，"当我俩站在风雪和昏暗的光线中时，贝克善良地告诉我，"我履行了诺言，这就是我站在这儿的原因。"

中午刚过的时候，斯徒尔特·哈钦森、约翰·塔斯基和洛·卡西希克在2名夏尔巴人的陪同下下山来了。但韦瑟斯仍决定不与他们同行。"天气还算不错，"他解释说，"我觉得毫无理由在那时违背我对罗布的承诺。"

然而现在，天色已经黑了下来，情况也变得极糟。"跟我走吧，'我央求道，"等罗布下来至少还有二三个小时。我就是你的眼睛，我能帮你下山。没有问题。"就在贝克即将被说服的时候，我愚蠢地提到麦克·格鲁姆和南比正在我们身后几分钟的路上。在我这一天所犯的诸多错误中，这一个是较严重的。

"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感谢你，"贝克说，"我想我还是等麦克吧。他有绳索；他会用绳子将我拖下山的。"

"那好吧，贝克，"我回答说，"这是你的选择。我相信我会在营地看到你的。"事实上，我还是庆幸不用带贝克下山，因为下面的一段山被非常陡峭，并且没有固定绳索。光线越来越暗，天气糟糕透了，我差不多一点力气都没了。然而我对即将袭来的灾难还是毫无察觉。事实上，在与贝克交谈之后，我还费了好多时间寻找10小时前我在上山时丢在雪地里的空氧气瓶，我不想污染这座山。我想将我丢下的所有垃圾都从山上移走。当我把废弃物和另两瓶氧气（一瓶空的，一瓶还有一部分）一起塞到背包里后，我匆忙向着脚下1，600英尺处的南山口走去。

从平台向下的几百英尺是一个开阔而平缓的冲沟。一切顺利。但后来，路线在覆盖着6英寸厚新雪的页岩上弯曲延伸开来。要越过这种不稳定的地形需要高度的注意力，而这一点对于昏昏沉沉的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风已经吹没了前面登山者的足迹，所以要找到正确的路线非常困难。1993年，麦克·格鲁姆的夏尔巴攀登伙伴、丹增的侄子、一名出色的喜玛拉雅登山者，正是在这个地带迷失方向而摔死的。为了能正视现实，我开始大声地自言自语。"别紧张，别紧张，别紧张，"我一遍遍地对自己说，"千万别把事情搞砸。这一点至关重要。别紧张。"

我坐在一块巨大而倾斜的岩石凸起上休息。过了几分钟，突然传来"砰"的一声巨响。我吓得跳了起来。足够的新雪已经堆积起来，我担心崩落的雪块会从山上坠落下来。但当我环顾四周时，却什么也没看见。紧接着又是"砰"的一声巨响，伴随着照亮了整个天空的闪光。我这时才意识到我听到的是雷声。

在早晨上山的途中，我对这一带山路做过仔细的观察。我当时曾频频俯视以便找到可帮助下山的标记。我还强迫自己这样记忆这段地形："记住要在这块像船首的拱壁处向左拐，然后沿着依稀可辨的雪径向前直到它突然向右转去。"这是我多年前训练自己掌握的方法，而且在每次登山中我都会强迫自己用到它。在珠穆朗玛峰上，这方法或许可以救我一命。到下午6点，风暴已演变成规模巨大的暴风雪。在飞舞的雪片和速度为60节的狂风中，我终于费力地抓住了黑山人在南山口之上600英尺处的雪被上固定的绳索。风暴使我渐渐清醒起来了。我意识到自己在最关键的时候下到了最复杂的地形。

我继续在风暴中向下移动。几分钟之后，我开始感到一种熟悉而可怕的窒息感。我意识到我的氧气又用完了。3小时之前，当我把第三瓶也是最后一瓶氧气接到调节器上时，我就已经从计量表上看到那一瓶只有一半氧气。当时我并不怀疑这半瓶气体可以支撑到下山，因此也就没有刻意去换一瓶满满的氧气。而现在，氧气已经全没有了！

我把面罩取下来，挂在脖子上，奋力向前挪动。我竟出乎意料地平静。然而，没有了氧气补充，我的步履更缓慢，而且不得不频频地坐下来休息。

在关于珠穆朗玛峰的文学作品中，对由缺氧和疲惫而引起的幻觉的描写非常盛行。1933年，著名的登山者富兰克·斯迈思在海拔28，000英尺的地方发现在他的头顶之上有"两样外形古怪的东西在天空中飘动"："一个看起来矮胖的，有一双发育不良的翅膀；另一个则是一块突起物，使人联想到钩状的鸟解。它们一动不动，但又像在缓慢地颤抖。"1980年，莱茵霍尔德·梅斯内在一次独自攀登中感觉到身边有一位隐行的伙伴。慢慢地，我意识到我的思维也进入了类似的疯狂状态。我对现实的逃避混合着恐怖和被户外吸引的成分。

现在，我由于极度的疲劳而感到自己与身体的分离。我仿佛是从上面几英尺的地方看着自己下山。我想象着我穿了一件绿色的羊毛衫。尽管狂风中温度已达华氏零下刀度，但我还是感到一股奇妙的让人躁动不安的暖流。

18点30分时，当最后一道光线从天空中消失的时候，我已下降到距4号营地垂直高度为200英尺以内的地方。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道障碍了：在没有绳索的状态下穿过一段像玻璃一样坚固的冰坡。阵阵巨风夹杂着雪珠撞击着我的脸部，每一块裸露的肌肉都被冻僵了。与我水平距离不到65O英尺远的帐篷只能在乳白色天空中若隐若现。任何错误都是不能容忍的。由于担心出现关键性的失误，在开始继续下山前，我坐下来休息。

然而一旦我坐了下来，惰性就一下子冒了出来。坐下来休息比鼓起对付冰坡的勇气容易得多。我就坐在那里，任风雪在身边咆哮。我让思绪驰骋。就这样，我无所事事地过了大约好分钟。

我紧了紧帽子的系绳，只让眼睛露出一条缝来。然后，我从下巴下面将毫无用处的结冰的面罩摘了下来。这时，安迪·哈里斯突然在我身边的黑暗中出现了。我用头灯朝他的方向照去。当我看到他那张可怕的脸时，我不由得倒退了几步。他的脸颊冻上了一层冰，一只眼睛已冻得睁不开了，发音也含混不清。他的状况看起来很糟。"从哪里能到达帐篷？"安迪突然开口问道。显然，他急于回到掩蔽所。

我指了指4号营地的方向，然后告诉他警惕下面的冰地。"它比看上去的要陡峭得多！"我在暴风雪中竭力地大声喊道，"也许我该先下去，然后从营地取根绳子。"可还没等我说完，安迪突然转身向冰坡边缘挪去，抛下我一人目瞪口呆地坐在原地。

他从最陡峭的地段开始向下滑动。"安迪，"我在他身后大声喊道："你疯了吗？这样肯定不行！"他回头喊了些什么，但他的话被暴风吹得支离破碎。1秒钟以后，他一个失手，突然头朝下沿冰面滑了下去。

我料想在下面200英尺的地方，安迪一定会一动不动地跌倒在斜坡脚下。我确信他至少摔坏了一条腿，或许还有脖子。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居然站了起来，还挥挥手示意他一切都好，然后蹒跚地走向500英尺以外的4号营地。

我隐约看到帐篷外有三四个人影。他们头上的灯光在风雪里闪烁着。我看到哈里斯正穿过一块不足10分钟路程的平地走向他们。过了一会儿，当云层阻挡了我的视线之时，他离帐篷已不到60英尺了，或许更近些。后来我再也没看见他，但我确信他安全到达了营地。在那里，楚墩和阿里塔正煮着热茶等待着他。然而对于我来说，这段冰坡仍是我与营地的最后一道障碍。我仍旧坐在暴风雪中。冰坡依旧阻挡在我和帐篷之间。我感到嫉妒，并由于没有向导等待我而感到气愤。

我的背包里有至少3个空氧气罐和一品脱冻了冰的柠檬汽水。这些东西的重量不会多于16或18磅。但我累极了。由于担心会在下坡时摔折一条腿，我把背包从冰坡上扔了出去，并希望它能落在我可以找到的地方。然后，我站了起来，开始在这块像保龄球面一样光滑和坚硬的冰面上向下走去。

在七分钟的艰难跋涉之后，我居然安全地站在了冰坡的脚下，并轻松地找到了我的背包。10分钟以后，我已进入了自己的帐篷。我带着登山冰爪一头撞进帐篷，拉紧门上的拉链，然后瘫软在铺着冰霜的地面上。我第一次感觉到我是如此疲惫：从未感到过的疲惫。但我现在安全了。安迪也安全了。其他的人不久就会回到营地。我们终于成功了。我们登上了珠穆朗玛峰。虽然有曲折，但最终一切都结束得那么壮美。

许多小时以后我才得知一切并非都如人意--19名登山者被暴风雪困在了山上。他们在为生存做着殊死的搏斗。

第十五章

珠峰峰顶　1996年5月10日下午1：25

探险的危险常常具有许多隐蔽性。它只是偶尔出现，是与意志背道而驰的凶兆。这种捉摸不定的东西深深印入人的脑海和心田。意外的复杂性亦或是突然性带着恶意的目的。无法控制的力量和旨在摧垮希望和恐惧、虚弱的痛苦及对休息的渴望，无拘无束地残忍地向人们袭来：这意味着要粉碎。毁坏和消灭他所看到的、知道的、热爱的、享受的亦或是憎恨的一切；一切无价的、不可缺少的东西--阳光、记忆、未来；这意味着用简单而又令人震惊的剥夺生命的方式将整个宝贵的世界从他的视线之内一扫而光。

——约瑟夫·康拉德摘自《吉姆老爷》

尼尔·贝德曼和马丁·亚当斯，下午1时25分到达顶峰当他们到达时，安迪·哈因斯和阿那托列.布克瑞夫已经到达。而我已在8分钟前离去。贝德曼认为其他成员不久就会出现，他照了几张相，然后和布克瑞夫开着玩笑，坐下来等待。在1时45分，克利夫·舍恩宁爬上最后的斜坡。他拿出一张妻子和孩子的合影，热泪盈眶地庆祝他到达了世界屋脊。

从山顶望去，峰脊上的一块隆起挡住了观望来路的视线。到规定返回的时间下午2点钟时，仍不见费希尔和其他顾客的影子。贝德曼开始担心起来。

36岁的贝德曼是训练有素的航空工程师。他是位深受其他队员及霍尔队伍喜爱的安静、体贴和有着强烈责任心的向导。贝德曼也是山上最强壮的登山者之一。2年以前，他和他的好友布克瑞夫以接近纪录的时间共同攀登了马卡鲁山。他们当时没有使用氧气，也没有借助夏尔巴人的帮助。他于1992年在乔戈里峰首次见到费希尔和霍尔。他的能力和和蔼可亲的性格给两人都留下良好的印象。但因为贝德曼的高山经历非常有限（马卡鲁峰是他攀登过的最主要的喜玛拉雅山峰），他在"疯狂山峰"的向导等级排中位于费希尔和布克瑞夫之下。他的报酬也反映了他的中级地位：他同意以10，000美元为报酬向导珠峰，而费希尔付给市克瑞夫的却是25，000美元。

生性敏感的贝德曼对他在探险队里的位置十分清楚。"我无疑被认为是第三位向导，"他事后坦言，"所以我尽量不多管闲事。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我在应该发表意见时却保持了沉默。现在我为这点自责。"

贝德曼说，按照费希尔的松散的登峰计划，洛桑江布应当携无线电和两盘绳索在队伍前面固定绳索；而都没有配备无线电的布克瑞夫和贝德曼应当依据顾客行进的速度而在中间或靠前的地方，带着无线电的斯科特进行"扫尾"。在罗布的建议下，我们将返回时间定为下午2点，任何在2点钟仍未接近峰顶的人都要掉头下山。

"斯科特负责让顾客掉头，"贝德曼解释说，"我们讨论过此事。我告诉他作为第三位向导，让我告诉那些付了65，000美元的顾客下山会令我感到不适。斯科特同意这将是他的责任。但不知何故，他并没有做到这点。"事实上，在下午2点钟以前到达峰顶的只有我、布克瑞夫、哈里斯、贝德曼、亚当斯和舍恩宁。如果费希尔和霍尔坚持他们的预定原则，那么其余的人都应在到达峰顶前返回。

尽管贝德曼对时间的消逝渐感焦虑，但由于他没有无线电装备，所以无法和费希尔讨论当时的情况。而配有无线电的江布当时还在视线外很远的地方。那天清晨，当贝德曼在平台碰到正从两膝间向雪地上呕吐的江布时，他拿走了夏尔巴人的两盘绳索并将之固定在陡峭的岩石上。后来他感叹说："我竟没有想到连他的无线电一起拿过来。"

贝德曼回忆道：结果是"我在山顶坐了很长一段时间，边看手表边等待斯科特出现。我想到了下山--但我每次站起身来，总有我们的顾客出现在山脊的顶部，所以我只好退回去等待他们"。

桑迪·皮特曼在下午2时10分出现在最后一个隆起上。她比夏洛特·福克斯、洛桑江布、蒂姆·马德森和莱尼·甘默尔盖德稍早一些。然而皮特曼移动得非常缓慢。在临近山顶时，她突然跪在了雪地上。当江布赶上去帮助她时，他发现她的第三瓶氧气已经用完了。清晨，当江布开始用短绳系住皮特曼时，他将她的氧气调到了最高速度，即每分钟四升。她很快用完了氧气。幸运的是，不使用氧气的江布在背包里还装了一瓶备用氧气。他将皮特曼的面罩和调节器联上新的氧气瓶，然后他们爬上通往山顶的最后几米路，加人到庆祝的队伍中。

罗布·霍尔、麦克·格鲁姆和南比大约在此时也赶到山顶。霍尔通过无线电向大本营的海伦·威尔顿发出好消息。"罗布说上面寒冷并且有风，"威尔顿回忆道，"但他听起来还不错。他说：'道格正向视线内走来；等他到达后，我就下去…·'如果你再没有听到我的消息，说明一切正常"'而后，威尔顿将这一消息告知了位于新西兰的探险咨询公司的办公室，紧接着，宣布探险队胜利登临峰顶的传真像雪片般飞往世界各地。

然而道格·汉森以及费希尔当时并没有像霍尔所认为的那样临近山顶。费希尔要到3时40分才能到达山顶，而汉森则要等到下午4时。

5月9日星期四，即攀登峰顶的前一天下午，当我们所有的人都已从3号营地攀登到4号营地，费希尔却在下午5点以后才到达南山口的营地。当他最终到达时，虽然他极力掩饰身体的虚弱，但看上去还是很疲乏。"那天晚上，"与费希尔同住一个帐篷的夏洛特·福克斯回忆道，"我无法想象，斯科特可能生病了。他像赛前的足球教练让每个人做好思想准备。"

事实上，数周以来的压力使费希尔身心疲惫。虽然他具有非凡的能量储备，但他已浪费了这些储备。在他到达4号营地时，这些储备已被消耗掉了。"斯科特是个强人，"布克瑞夫事后说道，"但在向顶峰冲刺之前他已很疲惫了。他遇到了许多问题，花费了太多精力。担心、担心、担心、担心。斯科特很紧张，但他深藏不露。"

事实上，费希尔还向所有的人隐瞒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可能在攀登山顶那天在真正意义上病倒了。1984年，在前往尼泊尔的安纳布尔纳山的探险中，他染上了一种神秘的疾病，而这种疾病后来变成了慢性肝病。他在过去几年中曾就诊于无数医生并做了大量检查，但始终没有得到肯定的诊断。费希尔简单地将他的病称为"肝囊肿"，并很少向人提及此事。他努力装出若无其事的姿态。

"不管这是什么病，"为数不多的知情者之一简·布罗米特说："虽然不是疟疾，但它的症状却类似疟疾。他会突然大汗淋漓并且颤抖不止。病情发作时他体力不支，但通常只持续10至20分钟，然后症状消失。在西雅图，他每周发作一次，但当他受到压力时，发作的次数就增多。在大本营时，他的发病次数增多--隔一天一次，有时每天一次。"

他从未提到费希尔是否在4号营地或更高的地方发作过此病。福克斯说，他在星期四晚上爬入帐篷后不久，"斯科特好像处于昏迷状态，沉沉地睡了2个小时"。当他在下午回点醒来时，他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很缓慢；并且在他的最后一名顾客、向导和夏尔巴人出发前往山顶之后还在帐篷里呆了很久。

至今尚不清楚费希尔几时离开了4号营地；也许晚至5月10日星期五凌晨1点。在攀登顶峰那天，他大部分时间都被甩在所有人的后面。他直到下午1点才到达南峰顶。我第一次看到他是在下午2时45分的下山路上，当时我和安迪在希拉里台阶上等待人群散开。费希尔是绳索上的最后一名登山者。他看上去异常疲惫。

在我们互致问候后，他对站在希拉里台阶上面等待下山的我和马丁·亚当斯和阿那托列·布克瑞夫说道："晦，马丁，"费希尔在他的氧气罩后面开着玩笑，尽量装出轻松的口气，"你能登上珠峰顶吗？"

"晦，斯科特，"亚当斯回答道，由于没有得到费希尔的祝贺而听上去有些恼怒，"我刚刚到过山顶。"后来，费希尔和布克瑞夫说了几句话。如亚当斯所记忆的那样，布克瑞夫告诉费希尔："我和马丁下山去。"然后费希尔向着山顶的方向缓慢移去，而我、哈里斯、布克瑞夫和亚当斯开始在石阶上用绳索下山。没有人提及费希尔精疲力竭的外表。无人想到他会遇到麻烦。

星期五下午3时45分，费希尔仍没有到达山顶。贝德曼说："我决定即使费希尔还未出现，也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他召集起皮特曼、甘默尔盖德、福克斯和马德森，然后带领他们沿峰脊下山。20分钟后，在希拉里台阶之上，他们碰到了费希尔。"我实际上没和他讲话，"贝德曼回忆说，"他只是举了举手，看起来很吃力，但他是斯科特，所以我不怎么担心。我想他会到达山顶，然后很快赶上我们，帮助我将顾客送下山。"

贝德曼当时最担心的是皮特曼。"当时每个人都很狼狈，但皮特曼显得尤其糟糕。我想如果我不盯紧她，她很有可能滚下山脊。所以我必须保证她夹牢了固定绳索，在没有绳索的地方，我从后面抓紧她的衣服直到她能夹住下一段绳索。她是那么的精疲力竭。我不敢肯定她是否知道我的存在。"

当登山者在南峰顶下面不远的地方遭遇浓云和飞雪时，皮特曼又一次倒下了，并请求福克斯给她注射强劲的类固醇药地塞米松。"地塞米松"可以暂时缓解高海拔造成的不良影响。费希尔的每一名队员都在羽绒服里揣了一支装有药液的注射器。注射器装在塑料牙刷套里，不会冻冰，以备急用。"我将桑迪的裤子拉下一点，"福克斯回忆道："然后将针隔着她的长长的内裤和所有的东西扎入她的屁股。"

正在南峰顶清点氧气瓶的贝德曼看到了福克斯正将注射器推入脸朝积雪伸展开的皮特曼。"当我走下隆起，看到桑迪躺在那里，福克斯手里拿着注射器跨立在她上面，我想：'嗅，他妈的，这看起来太糟了。'所以我问桑迪怎么回事，她嘴里传出一连串含混不清的呓语。"极度焦虑的贝德曼命令甘默尔盖德将他的整瓶氧气与皮特曼即将用完的氧气瓶交换，并将流速调到最大。然后他抓住处于半昏迷状态的皮特曼的安全带，拖着她在陡峭的东南脊上向下攀登。"每次我让她滑落时，"他解释说，"我总要在她前面先滑降。我每隔50米停下来，用手抓住绳索，用我的身体做支撑以挡住她的滑落。桑迪第一次滚向我的时候，她的冰爪划破了我的羽绒服。羽毛到处飞舞。"让大家感到欣慰的是，20分钟后，针剂和氧气使皮特曼复苏过来，她又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下山了。

下午5点钟左右，当贝德曼带领他的顾客沿峰脊下行时，麦克·格鲁姆和南比到达了位于他们下面500英尺的平台。从这个位于海拔28，600英尺的隆起开始，路线脱离了山脊而向南面的4号营地转去。然而当格鲁姆向另一个方向即山脊的北面望去时，他透过翻飞的雪花和忽明忽暗的灯光看到一位独行者已远远偏离了路线：马丁·亚当斯在暴风雪中迷失了方向，正错误地沿着通往西藏的江顺冰面方向下行。

当亚当斯看到格鲁姆和南比在他上面以后，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缓慢地向平台移动。"马了赶到我和南比处的时候已精疲力尽了，"格鲁姆回忆道，"他的氧气罩掉了下来，他的脸被雪包住了。他问：＂哪儿是通往帐篷的路？＂格鲁姆指了指，亚当斯立刻沿着山脊的正确一面下山去了，踩着我大约10分钟前留下的脚印。

当格鲁姆等待亚当斯爬回山脊时，他让南比继续下山，自己忙乱地寻找着上山时丢失的相机盒子。当他向四周张望时，他第一次看到平台上还有另外一个人。''因为他被积雪伪装起来了。我把他当成了费希尔的队员而没有理会他。然而这个人站在我面前说：'晦，麦克！'我意识到这是贝克。"

格鲁姆看到贝克时感到十分惊喜。他掏出绳索，用短绳系着这名德克萨斯人沿南山口下行。"贝克的视力瞎得一塌糊涂，"格鲁姆回忆道，"每隔10英尺他就会踩空，而我不得不用绳子将他套牢。许多次我都担心他会将我一同拖下山去。这真令人伤脑筋。我必须保证将冰镐系牢。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时时刻刻将冰镐插入坚固的东西。"

沿着我在15至20分钟前留下的足迹，贝德曼和费希尔的其他顾客一个接一个地通过了渐渐猛烈的暴风雪。亚当斯在我之后、其他人之前，然后是南比、格鲁姆和韦瑟斯。舍恩宁和甘默尔盖德、贝德曼，最后是皮特曼、福克斯和马德森。

在南山口以上500英尺的地方，相对缓和的雪坡取代了陡峭的页岩。南比的氧气用完了。这个小巧的日本女人坐下来拒绝前进。"当我试图将她的氧气罩取下以使她呼吸更容易时，"'格鲁姆说，"她立刻将氧气罩戴回。我无法使她相信氧气用完后，氧气罩实际上可使她窒息。当时贝克已虚弱得不能自己行走了，我必须用肩膀支撑着他。幸好当时尼尔赶上了我们。"当贝德曼看到格鲁姆在帮助韦瑟斯，他开始拖着南比向4号营地走去，虽然南比并不是费希尔的队员。

大约下午6时45分，天色全部黑了下来。贝德曼、格鲁姆和他们的顾客及2名在风暴中迟迟才得以现形的费希尔的夏尔巴人合并成了一支队伍。虽然他们移动得很缓慢，但还是进入了距4号营地垂直距离为200英尺的地方。当时我刚刚到达营地，大约比贝德曼一组的第一名早到了15分钟。但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暴风雪突然发展成强劲的飓风，能见度降至20英尺以下。

为了避免在冰面上坠落，贝德曼带领他的小队走上了一条向东迂回的间接路径，因为那里的坡度较为缓和。在7时30分，他们安全到达了一片开阔地。然而到那时为止，只有3至4人的头灯还有电池，而每个人都已接近了身体崩溃的边缘。福克斯越来越依靠马德森的帮助，而韦瑟斯和南比没有格鲁姆和贝德曼的支持已无力行动。

贝德曼知道他们是在山口东面的中国西藏一边，而帐篷在西侧。但要沿那个方向移动，他们必须顶风进人暴风雪的虎口。风吹起的冰粒和雪粒猛烈地抽打着登山者的脸部，划破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无法看清前进的方向。"太困难也太痛苦了，"舍思宁回忆说，"我们必须逃离风口，转向左边，这也正是我们出错的地方。"

'有一段时间你连自己的脚也看不清，风刮得这样猛烈，"他继续说。"我担心有人会坐下，或者与队伍分开，这样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但当我们到达了山口的平地时，我们开始跟随夏尔巴人。我想他们知道营地的位置。后来他们突然停了下来，并快步向回走，很明显他们也不清楚我们的位置。那一刻，我的灵魂深处感到一种不安。那时我第一次感到我们陷入了困境。"

在接下来的2小时内，贝德曼、格鲁姆、两名夏尔巴人和7名顾客在风雪中茫然地蹒跚着，变得更加疲惫和寒冷。他们希望能撞上营地。他们一度看到了两个废弃的氧气瓶，这预示着他们已接近帐篷，但登山者仍无法确定他们的方位。"简直就是一团糟，"贝德曼说，"人们四处游荡，我向每个人呼喊，以使他们听从同一个指挥。最后，在大约晚上10点钟的时候，我走过这个小小的隆起，感觉像是站在了地球的边缘。我可以感到前面是广阔的空间。"

队伍无意识地迷失在山口的最东面边缘，也就是江顺冰面上向下7，000英尺的地方。他们当时位于与4号营地同样高的位置，距安全地带的水平距离仅有1，000英尺。但贝德曼说："我知道如果我们继续在风雪中游荡，我们很快就会失去某人。我已无力再拖着南比了。夏洛特和桑迪几乎不能站立。所以我向每个人呼喊，让他们原地蜷缩起来，等待暴风雪的停息。"

贝德曼和舍恩宁欲寻找一处避风的地方，但没有找到。每个人的氧气在很早以前就用完了，这使得整支小队更禁不住冷风的袭击。气温降至零下100华氏度。在一块不及洗碗机大的石头的遮蔽下；登山者们可怜地在被风吹洗得光秃秃的平地上蹲成了一排。"寒冷几乎要了我的命，"夏洛特·福克斯说，"我的眼睛冻上了。我不知道怎样能活着逃出去。寒冷是如此让人痛苦，我不相信自己还能忍耐下去。我只是蜷缩成一团，希望死亡快快降临。"

"我们试图用拳头相互击打来保持体温，"韦瑟斯回忆说，"有人向我们喊：要不断移动胳膊和腿。桑迪变得歇斯底里，她不断地吼着："我不想死！我不想死！'但其他人都没有出声。"

在向西300码的地方，我正在帐篷里失控地抖动着--虽然我已钻入睡袋并穿上了羽绒服和我所有的衣服。飓风险些将帐篷撕碎。每次帐篷门被打开的时候，帐篷内就充满了被吹进的雪沫。帐篷里的每一件东西都被一英寸的雪覆盖着。我由于疲惫、脱水和持续的缺氧而变得神智不清，完全忽略了暴风雪中正在上演的悲剧。

晚上的早些时候，与我同住一个帐篷的斯徒尔特·哈钦森进来将我摇醒，他问我是否能和他一起敲击盆子和向天空中打光束以便引导迷失的登山者。但我实在太虚弱了，语无论次地回答了他。在下午2点到达营地的哈钦森此时要比我的状况好得多。他接着又到其它帐篷里呼叫顾客和夏尔巴人。每个人都是极度寒冷和疲惫，所以斯徒尔特最后还是独自进入了暴风雪中。

那晚，他6次离开帐篷寻找失踪的登山者。但猛烈的风暴使他不敢超出离营地边缘几码的地方。"风太强了，"他强调说，"被吹起的雪沫好像是从喷沙器里喷出来的。我只能走出15分钟，然后就因为太冷而不得不返回帐篷。"

当登山者们蹲踞在山口的东边缘时，贝德曼告诫自己要对风暴停息的迹象保持警戒。在午夜之前，他的这份警觉得到了回报。他突然注意到头上出现了几颗星星并招呼其他人向上看。风仍在地面上猛烈地抽打，但远处的天空却开始变晴，显现出珠穆朗玛峰和霍泽峰的粗大轮廓。凭借这几个参照点，克利夫·舍恩宁认为他已推断出这支小队距4号营地的位置。在与贝德曼进行了一场喊话之后，他说服了向导，使他们相信他知道通往帐篷的路。

贝德曼试图诱劝每个人站起来，沿舍恩宁指示的方向前进，但皮特曼、福克斯、韦瑟斯和南比虚弱得无力行走了。当时对向导们来讲，有一件事情是一目了然的：如果这里没有人到达营地去搬救兵，那么大家都要在这里送命。所以贝德曼召集起还能行走的人，然后他和舍思宁、甘默尔盖德、格鲁姆和两名夏尔巴人磕磕绊绊地走入风暴中去寻求救助。他们将4名无力行动的顾客交给了蒂姆·马德森。为了不抛下女友福克斯，马德森无私地提出留下来照看每个人直至救援赶到。

20分钟以后，贝德曼领导的小分队一瘸一拐地撞进了营地。他们与忧心冲忡的阿那托列·布克瑞夫激动地重逢了。几乎失声的舍恩宁和贝德曼告诉了俄罗斯人在哪儿可以找到5名仍呆在露天里的顾客，然后就精疲力竭地倒在了各自的帐篷里。

布克瑞夫早于费希尔的其他顾客几小时下到了南山口。事实上，到下午5点以前，当他的队友仍在海拔28，000英尺处的云雾中奋力下行时，他已呆在帐篷里休息和饮茶了。有经验的向导事后不免对他先于顾客如此长的距离下山提出质疑--这对向导来说是最不光彩的行为。一名费希尔的顾客对布克瑞夫充满鄙夷之情。这位顾客坚持认为，在最紧要的关头，向导却"溜之大吉"了。

阿那托列在下午2点离开峰顶，然后很快卷入希拉里台阶处的交通阻塞。当人群散开之后，他沿西南脊迅速下行，没有等待任何顾客--虽然他在台阶上对费希尔说他将陪马丁·亚当斯下山。布克瑞夫因此在暴风雪尚未形成气候之前就已到达了4号营地。

当我在登山结束之后询问阿那托列为何在队伍之前匆忙下山时，他递给我几天前他通过俄语翻译接受《男人杂志》采访时的记录。布克瑞夫告诉我他已读过记录并确认了它的准确性。我当场读了记录，很快就下山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他回答道：

"我（在山顶）呆了大约1个小时……那里非常冷，很显然，这将消耗体力……我的处境是，如果我站在那里边挨冻边等待将无济于事。我更大的用处是返回4号营地，以便给返回的登山者带去氧气，或当有些人在下山途中变得虚弱时去帮助他们……如果你在那样的高度静止不动，你会在寒冷中失去体力，那样你就什么也做不了了。"

布克瑞夫对寒冷的不耐受性由于没有使用氧气而大大地加重了；在没有氧气的状态下，他无法停下来在峰脊上等待较慢的顾客而不受到冻疮和体温下降的危险。总之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他在队伍之前赶下山去--这实际是他在整个攀登过程中采用的方式。这一点在费希尔最后从大本营传往西雅图的信件和电话中记录得非常清楚。

当我质问阿那托列在峰脊离开他的顾客们的动机时，他坚持说是为了队伍的利益："我在南山口暖和一下并准备在顾客的氧气用完时给他们带去更多氧气。"事实上，在天黑后不久，在贝德曼的小队没能返回而暴风雪演变成飓风时，布克瑞夫意识到他们必定遇到了麻烦，而做出了给他们送氧气的勇敢决定。但他的计划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因为他和贝德曼都没有无线电，阿那托列无法知道迷失的登山者的真正处境，甚至也无法知道在茫茫的山峰上到哪里可以找到他们。

然而布克瑞夫还是在晚上7时30分离开4号营地开始寻找迷失的小队。他对当时的情景回忆道：

"能见度大概只有1米。所有的东西都消失了。我有一盏灯，我开始使用氧气以加快上升的速度。我带了3瓶氧气。我尽量走得快些，但看不见前方……就像是失去了双眼，失去了看的能力，也不可能看到。这非常危险，因为这样有可能掉入裂缝，掉入垂直3，000米深的霍泽峰南侧。我努力向上，但因为天黑，我无法找到固定绳索。"在山口以上的地方，布克瑞夫意识到他的努力毫无价值，后来他返回帐篷。他承认他自己险些迷了路。无论如何，他放弃营救还是正确的，因为当时他的队友们已不在布克瑞夫所前往的山顶--在他放弃搜寻的时候，贝德曼的小队实际上正在低于俄罗斯人600英尺的地方游荡。

当他在晚上9点钟返回4号营地时，布克瑞夫为失踪的19名登山者感到担心。但由于不知道他们的位置，他除了消磨时间以外别无办法。然后在凌晨12时的时候，贝德曼、格鲁姆、舍恩宁和甘默尔盖德跌跌撞撞地进入了营地。"克利夫和尼尔已全无气力，几乎说不出话，"布克瑞夫回忆道，"他们告诉我夏洛特、桑迪和吉姆需要帮助。桑迪快死了。然后他们给了我可以找到他们的大致方位。"

当听到迷失者到达时，斯徒尔特跑出来帮助格鲁姆。"我将麦克扶入他的帐篷，"哈钦森回忆道，"他非常、非常疲惫。他还可以清楚地交谈，但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像垂死的人的最后留言。'你必须找几名夏尔巴人！'他告诉我，'让他们去救贝克和南比。'然后他向关口的江顺方向指了指。"

然而哈钦森组织救援队伍的努力最终还是徒劳。霍尔队伍里的两名未随队攀登峰顶的夏尔巴人崇德姆和阿瑞塔本来是储备在4号营地专为应付类似紧急情况的，但他们在通风不好的帐篷里做饭而煤气中毒了。崇德姆中毒后在吐血。而我们队的其他4名夏尔巴人也因为寒冷和体力消耗太大而未成行。

在攀登结束以后，我问哈钦森为什么在知道失踪队员的下落后没有叫醒福兰克·菲施贝克、洛·卡西希克或者是约翰·塔斯基，或者第二次将我唤醒，以便借助我们的力量帮他进行救助工作。"很显然你们大家都很疲惫，我甚至没有考虑让你们帮忙。你们都已超过了疲劳的极限，让你们帮助只能使事态变得更糟--你们到那儿以后，还要有人来救你们。"结果是斯捷尔特独自进入了暴风雪，但他又一次在营地的边线返回了。因为他担心如果他走得太远，他将找不到归路。

在同一时刻，布克瑞夫也在组织救援的队伍。但他没有与哈钦森联系，也没有来我的帐篷，所以哈钦森和布克瑞夫没有协调起来，而我对任何一项救援计划都一无所知。最后布克瑞夫和哈钦森一样发现他所叫醒的每一个人都因为疾病、疲惫和害怕而不能给予任何帮助。俄罗斯人决定自己去营救小分队。他勇敢地投入到飓风当中，他在山口搜索了将近1小时，但没有找到任何人。

布克瑞夫没有放弃。他返回营地，从贝德曼和舍恩宁那里得到更确切的方位，然后再一次闯入风雪中。这一次他看到了马德森微弱的头灯光亮而确定了失踪者的方位。"他们躺在冰雪上，一动不动，"布克瑞夫说，"他们不能说话。"马德森依旧神志清醒而且能照顾自己，但皮特曼、福克斯和韦瑟斯已无法自理，南比看上去好像死了。

在贝德曼和其他人离开挤在一起的人群去寻找救援后，马德森将剩下的人召集在一起，并敦促每个人不停地移动以保持体温。"我将南比放在贝克的大腿上，"马德森回忆道，"但他当时反应太迟钝了，南比根本就没有活动。过了一会儿我看到她平躺在雪地上，积雪塞满了她的帽子。她不知怎么丢掉了一只手套--她的右手裸露着，她的手指紧紧地赠缩在一起，你无法将其展开。看起来她的骨头已被冻死了。"

"我想她已经死了，"马德森继续说道，"但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动了一下，吓了我一跳：她轻轻地摆了一下脖子，好像要坐起来，她的右臂稍稍抬起，但再没有下文。南比躺了回去就再也没有动过。"

当布克瑞夫找到这支小队的时候，他清醒地认识到他每次只能带走一名攀登者。他和马德森将他携带的氧气瓶与皮特曼的氧气罩连了起来。然后布克瑞夫向马德森说明他将尽快返回，接着就开始帮助福克斯向帐篷的方向移去。"他们走了以后，"马德森说："贝克躺在那里像死了一样，几乎不怎么活动。桑迪给缩在我的大腿上，也不怎么活动。我冲她大喊：'随，挥动你的手！让我看看你的手！'当她坐起来把手伸出来后，我看到她没有带手套--手套从她的手腕处耷拉下来。"

"所以我尽量将她的手塞回（手套）里，这时贝克突然哺哺说：'晦，我都想通了。'然后他滚动了一小段距离，蹲在一块大石头上，双臂向两侧打开，迎风而立。一秒钟后，一阵狂风吹来，他向后翻到了我的头灯无法照到的夜色中。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

"托利在那之后不久返回，他抓住桑迪，我收拾好东西，尾随其名，尽量跟随托利和桑迪的头灯。当时我认为南比已经死了，而贝克失踪了。"当他们最后到达营地时已是凌晨4时30分。东方地平线上的天空已开始发亮。当从马德森那里听说南比未能生还时，贝德曼在他的帐篷里痛不欲生地哭了45分钟。

第十六章

南坳　1996年5月11日早晨6：00

我不相信总结，任何穿越了时间的总结，任何自称能支配自己回忆的总结。我认为，自称可以理解的人显然很冷静；自称带着一种平静的心情而写作的人是傻瓜和骗子。理解意味着震撼。回忆就是重临其境，再次被撕裂…'··我羡慕在重大事件前让人跪下双膝的权威。

——哈罗德·布洛德基摘自《操纵》

斯徒尔特·哈钦森终于在5月11日凌晨6时把我摇醒了。他忧郁地对我说："安迪不在自己的帐篷里，也不在别人的帐篷里。我想他根本就没回来。"

"赫罗德失踪了？"我问道，"不可能。我亲眼看见他走到帐篷边的。"我感到既震惊又迷惑。我穿上靴子赶紧去找哈里斯。风依然猛烈，好几次差点儿把我吹倒，但此时已是明亮而晴朗的黎明了，能见度极佳。我在大峡谷的整个西半边搜寻了一个多小时，仔细查看岩石背面，轻戳着久被弃用的破烂帐篷，但没发现哈里斯的踪迹。肾上腺素汹涌地穿过我的血管。眼泪充盈了我的眼睛，很快就使我的眼皮冻上了。安迪怎么会走了呢？这绝不可能。

我找到哈里斯滑到大峡谷上的地方，然后非常仔细地沿着他走向营地的路线前行。这条路线沿着一条开阔的。几乎是平坦的冰谷伸展开来。在我当乌云下沉之际最后看到他的地方有一个很急的左拐弯，哈里斯从这儿再走四五十英尺的坡路就能走到帐篷了。

但我意识到，要是他没有左拐而是继续往前向冰谷走去的话--在暴风雪中，即使并非精疲力竭亦或因为高原症而昏昏沉沉，也很容易这么走的--那么他很快就会走到大峡谷最西部的边缘。那下面，霍泽峰陡峭的灰色冰崖垂直坠落4，000英尺，一直到西谷的底部。站在那里，我不敢再靠近悬崖的边缘。我看到一串淡淡的登山靴鞋底针划出的印痕从我身边经过朝深渊而去。我害怕这些痕迹是安迪·哈里斯留下的。

昨天晚上，当我进入帐篷后，我还对哈钦森说我看见哈里斯安全抵达帐篷。哈钦森把这条消息用无线电报告给大本营，这条消息又从大本营经卫星电话传递给远在新西兰的那位分享哈里森生活的女人--菲奥那·麦克弗森。当她得知哈里斯安全到达4号营地时肯定是如释重负。可是现在，霍尔的妻子要做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打电话通知麦克弗森出现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安迪实际上失踪了，而且被推断为死亡。想到这样的电话交谈以及在导致他死亡过程中我所起的作用，我跪倒在地上，一口接一日地呕吐起来，任凭冰冷的寒风吹打着我的后背。

经过60分钟的搜寻，我没有找到安迪。我及时赶回自己的帐篷，正好听到大本营与罗布·霍尔间的无线电通话。我知道霍尔正在顶峰的边上在向大本营求助。哈钦森后来告诉我，贝克和南比都遇难了，斯科特·费希尔不知在顶峰的什么地方失踪了。在这以后不久，我们电台的电池没电了，切断了我们同外界的联系。由于害怕他们和我们失去联系，位于2号营地的IMAX队队员就呼叫南非登山队，他们的帐篷也在大峡谷上，距我们仅数码之遥。与我相识20年的IMAX队的队长大卫·布里歇尔斯报告说：'我们知道南非队有台大功率的电台正在工作中，所以就让该队一位留在2号营地的队员呼叫位于南峡谷的伍德尔说：'注意，紧急情况。上面的人正在死亡边缘。我们需要和霍尔队中的幸存者取得联系，协调救援行动。请把你们的电台借给乔恩·科莱考尔。'伍德尔说不行。虽然事关重大，一目了然，但他们不愿舍弃自己的电台。"

这次探险活动结束后不久，在为《外界》杂志撰写文章的过程中，我采访了尽可能多的霍尔和费希尔队伍中登上顶峰的队员--我和他们大多数人谈了好几次。马丁·亚当斯由于不信任记者，故而对悲剧性的结局保持缄默，并且回避我对他的采访。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外界》杂志上那篇文章发表以后。

7月中旬，我终于在电话中联系上了亚当斯，他同意谈一谈。我一开始就请他回忆他所能记起的关于攀登顶峰的所有情况。他作为那天登山者中最为强壮的一个，一直处于登山人群的前部，在大部分的登山过程中他一直和我交替领先。他似乎有着非比寻常的可靠记忆，但令我尤为感兴趣的是他对某件事情的叙述同我的一段经历很相似。

他说，那天下午很晚的时候，他正准备从海拔29，800的平台下山时，仍然能看见我。大概在他前面15分钟的地方，但我比他下得更快些，他很快就看不见我了。他说："等到再看见你时，天都快黑了，你正在穿越南峡谷平坦地带，距离帐篷100英尺的地方，我从你下身鲜艳的红裤子认出是你。"

这以后不久，亚当斯下至那个位于陡峭冰坡上部的制造过很多麻烦的平直阶地上，掉进了一个小冰缝中。他挣扎着爬出来，然后又掉入一个更深的冰缝中。他沉思着说："躺在冰缝中，当时我就想，就死在这里吧。过了一会儿，我最终还是爬出了那个冰缝。我爬出来后，脸上敷满了雪，很快冻成了冰。这时我看见有人坐在冰上朝左边滑下去了，他戴着头灯，我就朝那个人的方向走去。此时天还未漆黑一片，但已黑得使我再也无法看见帐篷了。"

"于是我走近那个笨蛋说：'晦，帐篷在哪边？'那个人，不管他是谁，用手指了指。我说：'嗯，跟我想的一样。'然后，那个人说了句什么'小心点儿。这儿的冰缝比看起来的要深。也许我们该到下面找绳子和冰镐。我想：'去他的。我要离开这儿。'我刚走了二三步就被绊倒了，胸部贴着冰面头朝下滑了下去。在下滑的过程中，好在我拿着的冰镐的尖部挂住了什么东西，把我的身体顺了过来，然后我在谷底停了下来。我站起身来，跌跌撞撞地进了帐篷。这就是大致的情况。"

在亚当斯讲述和那个不知名的登山者相遇然后摔到谷底的故事时，我的嘴有点儿发干，脑后的头发突然直立起来。他讲完后，我问道："马丁，你说你在那儿碰上的人会不会是我呢？“

”胡说，不会的“，他大笑起来，"我不知道那是谁，但肯定不会是你。"后来，我给他讲了我碰上安迪的故事和这以后令人胆寒的巧合：我碰上哈里斯的同时，亚当斯碰上那个无名氏，并且在大致相同的地方。我和哈里斯之间发生的多数对话与亚当斯和那个无名氏的对话有着可怕的相似之处。而且，这以后亚当斯头朝下滑下山谷的情景，在很大程度上与我看到的哈里斯下滑的姿态是相同的。

又谈了几分钟，亚当斯终于被说服了："看来与我在山上对话的人就是你。"他恍然大悟地说，他认为在天黑前看见我穿过南峡谷的开阔地带一定是将人搞错了。"与你讲话的人正是我。也就是说，他根本就不是安迪·哈里斯。噢！天哪，我看你需要对此做一些说明。"

我感到震惊。两个月以来，我一直对人们说，哈里斯是从南山谷的边上掉下去摔死的，可实际上那根本不是他。我的失误大大地并且是毫无必要地加重了菲奥那·麦克弗森、安迪的父母、罗恩以及玛丽·哈里斯、还有他的哥哥大卫·哈里斯和他的众多朋友的痛苦。

安迪身材高大，足有6英尺多高，体重200磅，说话带有很强的新西兰口音；而马丁至少比他矮6英寸，体重约130磅，说话带着浓重的德克萨斯的情懒味。我怎么会犯这么一个低级的错误呢？我真的是盯着身边陌生的脸，然后放意把他当作与我在过去的6个星期中朝夕相处的朋友吗？如果安迪在登上峰顶后没有回到4号营地，那么，看在上帝的份上，他到底去哪儿了？

第十七章

珠峰峰顶　1996年5月10日下午3：40

我们的挫折当然是由于突如其来的恶劣天气所致，它的到来好像并没有任何令人满意的起因。我想，人类从未经历过我们曾经历过的这样一个月，但如果我们的第二个同伴、队长奥茨没有病倒，如果不是储备的燃料不足，如果风暴没有在距我们希望保存最后补给的那个仓库只有11英里的地方袭击了我们的话，无论天气如何，我们仍能坚持到底。恶运肯定难以比得上这最后一击……我们冒着危险，我们知道要冒危险，所有的一切都将出来反对我们，因而我们也没有理由去抱怨，只有听从上帝的意志，我们仍决心尽全力坚持到底……

如果我们能活下来，我该讲述有关我的同伴们的坚强、忍耐和勇敢的故事，它将鼓舞每一个英国人的心灵。这些精练的记录和我们的尸体必将讲出这个故事。

——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摘自《斯科特最后的探险》

斯科特·费希尔大约在5月10日下午3时40分登上顶峰。他看到他的朋友兼夏尔巴队长洛桑江布正在等他。这个夏尔巴人从夹克下面取出电台，和大本营的英格里德·亨特取得联系，然后把对讲机递给费希尔。费希尔告诉位于下面海拔11，400英尺处的亨特说："我们成功登顶。上帝，我累坏了。"几分钟后，"马卡鲁"和两个夏尔巴人也到了，罗布·霍尔也在山顶，焦急地等着道格·汉森的出现。此时，翻滚的云团正向顶峰的边缘包围过来，预示着灾难的来临。

据江布讲，在费希尔呆在山顶上的二三十分钟时间里，他不断抱怨说他感觉不太好--这是那些坚强的向导几乎从不会有的感觉。"斯科特对我说：我太累了。我病了，要吃些胃药，"这个夏尔巴人回忆说，"我给他一杯茶，可他只喝了一点儿，只有半杯，我就对他说，斯科特，我们快些下山吧，于是我们就下来了。"

费希尔大约在下午3时55分开始下山。江布叙述说，虽然在整个下山过程中，斯科特一直在补氧，他的第三瓶氧气在他离开山顶时还有四分之三多，但不知为什么他摘下面罩不再用了。

费希尔离开顶峰后不久，"马卡鲁"和他带领的夏尔巴人也离开了，江布最后也下山了，只留下霍尔一个人在顶峰子上，帮助这位疲倦的队员走完到达最高点的最后40英尺。他们只在峰顶停留了一二分钟，然后就转身开始了漫长的下山之旅。

当江布看到汉森蹒跚的脚步，他将自己的下山时间推迟了一会儿，以保证道格和罗布两个人能安全地通过顶峰下一段布满了雪檐的危险区域。然而，由于急于想赶上已领先自己3O分钟的费希尔，这个夏尔巴人继续向山下走去，将汉森和霍尔留在了希拉里台阶的上面。就在江布在希拉里台阶下消失的时候，汉森显然用尽了氧气，一头摔倒在地上。"他耗尽了全部的力量登上了顶峰，现在，他再也没有力气下山了。这和1995年发生在道格身上的情况非常相似，"爱德·韦斯特斯说道。他和科特一样，在那一年也是霍尔队的向导，"他上山的时候还不错，可刚开始下山，他的精神和身体就挺不住了，成了一个木纳呆板的人，好像用尽了全部力量。"

在下午4时30分和4时41分，霍尔通过无线电说，他和汉森在顶峰山脊上遇到麻烦，急需氧气。当时，南峰顶上有满满两瓶氧气在等着他们，如果霍尔知道的话，就会很快下山取了氧气，然后再爬上去给汉森一个新氧气瓶。但是，仍在氧气隐藏处的安迪·哈里斯此时正经历着缺氧症的折磨。当听到这些无线电通话时，他插了进去，错误地告诉霍尔--正如他以前告诉我和麦克·格鲁姆的那样--南峰顶的所有氧气瓶都是空的。

格鲁姆通过他的电台听到了哈里斯和霍尔之间的对话，此时他和南比正从东南山脊下山，快到平台了。他试着呼叫霍尔纠正这个错误信息，告诉他在南峰顶仍有充满氧气的氧气瓶在等着他们。但是，格鲁姆解释说："我的电台工作失常。我能够接收许多呼叫，但我发送的信号别人根本找不着汉森。江布开始下山后不久，大约在下午4时，汉森终于出现了。他痛苦而缓慢地爬过山脊上最后一段隆起。霍尔一看见汉森，就急忙下去接他。

此时距霍尔所规定的必须返回的时间已整整晚了2个小时。鉴于这位向导所具有的保守且极富教条的本性，他的许多同事都对这个偶然的判断失误感到难以理解。他们很奇怪，当这个美国登山者明显地表现出力不从心的时候，霍尔为什么不在更低的地方让汉森返回呢？

一年前的同一天，霍尔曾于下午2时多在南峰顶让汉森折返下山。如此之近却无法登顶对汉森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失望。他多次对我说，他1996年重返珠穆朗玛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霍尔的鼓动。他说，罗布从新西兰给他打了"十几次"电话，要求他再试一次。这一次，道格决心一定要登上峰顶。"我要完成这件事，然后退出，"3天前，他曾在2号营地对我说，"我不想再回到这儿来了。我的年龄越来越不适合这玩艺儿了。"

这样推想并不是太牵强：因为霍尔以前说服汉森重返珠峰，他因而无法再次拒绝汉森登上峰顶。"在那样高的山上，很难劝人折返下山，"盖伊·科特警告说，这位新西兰向导曾于1992年和霍尔一起登临珠峰。1995年汉森第一次尝试登顶时是由他引导的，"如果队员看见山峰近在飓尺并且执意要登上去，他们会公开对你表示蔑视，继续向上攀登的。"正如资深的美国向导彼得·列夫在珠峰灾难之后对《登山》杂志所说："我们以为人们掏钱是为了让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但事实上，人们花钱是为了登上山顶。"

不管发生了什么，霍尔在下午2点时没有让汉森折返下山，或者说，正因为这样，下午4时他正好在峰顶下面碰上了他的队员。据江布说，霍尔让汉森的胳膊搂在他的脖子上说话却根本听不到。有几次，我的呼叫被罗布接收到了，但当我正准备告诉他满满的氧气瓶放在哪儿的时候，就被安迪突然打断了，说在南峰顶没有氧气了。"在无法确认是否有氧气瓶可用的情况下，霍尔决定，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和汉森在一起，并且尽量在无氧气的情况下把他的几乎无助的队友带下山去。但是，当他们到达希拉里台阶时，霍尔无法将汉森带下垂直的山崖，他们的进程不得不停滞下来。快到5点的时候，格鲁姆终于成功地和霍尔取得了联系，并告诉他，在南峰顶上还有氧气瓶。15分钟后，江布从顶峰上下至南峰顶，遇上了哈里斯。据江布说，哈里斯此时一定是知道了至少还有两个被隐藏起来的氧气瓶是满的，因为他曾恳求这位夏尔巴人帮他将维持生命的氧气带给在希拉里台阶的霍尔和汉森。江布回忆说："安迪说他给我500美元让我把氧气给罗布和道格两人送上去。但我应该照顾好自己的登山队。我要照顾斯科特。所以我对安迪说，不，我很快就下山去了。"

5时30分，当江布离开南峰顶继续下山时，正好看到哈里斯--他当时身体已非常虚弱，正拖着沉重的步伐向顶峰山脊攀登去帮助霍尔和汉森。这种英雄主义的行为让哈里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几百英尺的下方，斯科特·费希尔正努力从东南山脊往下走，身体越来越虚弱。在快到达海拔28，400英尺处的岩石台阶的地方，下山用的短绳顺着山脊不停地乱转。此时，精疲力竭的费希尔已无法应付复杂的绕绳工作，于是就屁股着地地直接滑落到附近的雪坡上。这个办法比绕绳下降来得容易，可一旦他滑到了石阶下面，就不得不再艰苦地向上爬330英尺，横穿深及膝盖的雪层，才能重新找到出路。和贝德曼小组一起下山的蒂姆·马德森此时碰巧正在平台上向上看了一眼，发现费希尔正在横穿深雪。马德森后来回忆说："他看起来非常疲惫，每走10步，就要坐下来歇一会儿，然后再走几步，再休息。他移动的速度很慢很慢。但我看见江布在他的上万，正从山脊上爬下来，我想，晦，有江布照顾他，斯科特没问题。"

据江布的回忆，这位夏尔巴人大约下午6点在快到平台的地方追上了费希尔："斯科特没有用氧气，我把面具给他戴上。他说：'我病得很重，太厉害了，我下不去了。我真想跳下去。'这些话他说了许多遍，像发了疯似的，我赶紧把他系在绳子上，要不他会一下跳进西藏。"

用一根长75英尺的绳子保护好费希尔后，江布劝说他的朋友不要跳山，然后帮他缓慢地向南山口挪动。"当时风暴非常猛烈，"江布回忆道，"轰隆轰隆的，有两次听起来像枪声，那是一声巨雷。有两次闪电击在我和斯科特很近的地方，声音非常大，真吓人呀！"

自平台再往下300英尺的地方，他们刚才小心翼翼走过的柔软的雪谷让位于露出地面的不太坚固而又陡直的页岩地带，重病在身的费希尔无力处置这种富于挑战的地形。江布说："斯科特当时走不动了。我碰上了大难题，我试着拉他，但我也特别疲惫，斯科特身体很大，我身体很小，他对我说：'江布，你自己下去吧。你下山吧。'我对他说：'不，我要和你在一起。"'

大约在晚上8点钟，当江布挟着费希尔正走在冰雪覆盖的山脊时，"马卡鲁"和他雇佣的两个夏尔巴人在猛烈的暴风雪中出现了。"马卡鲁"几乎和费希尔一样虚弱，而且也不能从难度较大的页岩地带下山，他手下的夏尔巴人把这位台湾登山人扔在江布和费希尔旁边，然后独自下山去了。

江布说："我陪斯科特、'马卡鲁'大约呆了一个小时，可能还不止，我非常冷，也非常累。斯科特对我说：'你下去，让阿那托列上来。'于是我给斯科特弄好藏身的地方就下山去了。"

江布在南山口以上1，200英尺的山脊上离开了费希尔和"马卡鲁"，艰难地冲破风雪向山下走去。由于看不清方向，他向西偏离了路线。当发现自己的错误时，他已到了南山口以下的地方。他被迫再往回爬上霍泽的北部边缘，终于找到了4号营地。午夜时分，他终于安全脱险了。江布叙述说："我找到阿那托列的帐篷，我告诉阿那托列，请他上去一趟，斯科特病得很重，他走不动了，然后我回到自己的帐篷中倒头就睡，像个死人似的。"

盖伊·科特是与霍尔和哈里斯交往很久的朋友。他在5月10日下午正在距离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几英里远的地方引导一支登山队攀登帕默里峰。他一整天都在监听着霍尔的无线电通讯。在下午2时15分，他和顶峰上的霍尔通了话，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但在4时30分A时41分，霍尔向下呼叫说道格的氧气用光了，走不动了，科特变得非常警觉起来。4时53分，他打开无线电，强烈敦促霍尔下至南峰顶。科特说："这样呼叫就是要说服他下来找些氧气。因为我明白，没有氧气他对道格是无能为力的。罗布当时说他自己可以安全下山，但带道格一起就不可能了。"

40分钟以后，霍尔仍然和汉森一起呆在希拉里台阶上面，寸步未行。在霍尔于5时36分和5时45分两次通过无线电呼叫时，科特恳求他的朋友放弃汉森，自己下山。"我清楚让罗布丢下他的顾客不管，听起来像是畜生的行为。"科特坦言道，"但当时很明显，离开道格是他惟一的选择。"然而，霍尔没有考虑这样做。

直到那天深夜，再也没有收到霍尔的一丝消息。第二天凌晨2时46分，科特从位于帕默里脚下的帐篷中起床后，听到一声悠长、不连贯的信号声。这也许并不是有意安排的：霍尔在背包的肩带上戴了一只遥控麦克风，它被无意中打开了。在这种情况下，科特说："我怀疑罗布根本不知道他在传送信号。我能听到喊叫声--可能是罗布的声音，但我不能确认，因为风声特别大。但那个人好像说什么'走啊！走啊'，大概是冲道格喊，激励他继续前进。"

如果真是如此，这就是说，在凌晨的几个小时的时间里，霍尔和汉森--也许哈里斯也跟着--仍在风雪中从希拉里台阶拼命努力地向南峰顶挺进。而且果真如此的话，这也说明，这段在一般情况下不到半小时即可走完的一小段山脊整整耗去了他们10个小时的时间。

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推测出来的。惟一确定的是，霍尔在下午5时57分曾向下面呼叫。此时，他和汉森仍然在台阶上面。5月11日凌晨4时43分，他第二次与大本营通话时，已经下至南峰顶。而此时，他身边既没有汉森，也没有了哈里斯。

在后来2个小时的信号传递中，罗布听起来有些神志不清和逻辑混乱。在凌晨4时43分的呼叫中，他对我们的大本营医生卡罗琳·麦肯齐说，他的双腿不能再动了，他一步也挪不动了。罗布用刺耳的但几乎听不到的嘶哑声音说："赫罗德昨天还和我在一起，但他现在可能不在我附近了。他病得很厉害。"然后，显然是有些糊涂了，他问道："赫罗德跟我在一起吗？你能告诉我吗？"

到这个时刻，霍尔还有满满的氧气瓶，但是面罩上的通气阀门被冰堵塞了，他无法吸入氧气。但他表示，他正准备除去氧气登上的冰。科特说，"这使我们感觉稍好一些。这是我们听到的第一件让人乐观的事情。"

早晨5时，大本营临时通过卫星电话接通了远在新西兰的霍尔的妻子简·阿诺得。她曾在1993年和霍尔一起登上过珠穆朗玛峰。她对关于自己丈夫的严峻的预测没有抱丝毫的幻想。她回忆说："我听到他的声音时也吃了一惊，很明显，他说话口齿不清，听起来像是梅杰·汤姆。他好像正在飘向远方。我到过那地方。我知道坏天气意味着什么。罗布和我曾经谈论过在顶峰脊上被救助是不可能的。他曾经这样说过：'你好像是在月球上。"

5时引分，霍尔服用了四毫克的口服地塞米松，这表明他可能仍在试图清除氧气罩上的冻冰。在和大本营的对话中，他不断询问"马卡鲁"、费希尔。贝克·韦瑟斯、南比和其他队员的情况。他似乎对安迪·哈里斯尤为关心，不停询问他所处的位置。

科特说他们试着把话题从哈里斯身上引开，因为哈里斯极有可能已经死了，"我们不想让罗布再找到一个继续留在山上的理由。在那种情况下，位于2号营地的爱德·韦斯特斯插了进来并撒了个小谎：'别担心安迪，他在下面和我们在一起。"

过了一会儿，麦肯齐问罗布关于汉森的情况，"道格，"霍尔回答说，"失踪了。"说完就沉默了，这是他最后一次说起汉森。

5月23日，当大卫·布里歇尔斯和爱德·韦斯特斯到达顶峰时，他们没有发现汉森的尸体，倒是发现在高出南峰顶大约50英尺的地方插立着一把冰镐。这一段是山脊最为裸露的部分，固定绳索在这儿到了尽头。霍尔和（或者）哈里斯很可能尽力帮助汉森顺绳子下降至这个地方，然后汉森还是掉下了绳索，摔到了7，000英尺高的西南坡下去了，而在他滑落的地方只留下了钉入山脊之中的冰镐。但这也仅仅是推测。

哈里斯的情况更是难以分辨。通过江布的证词、霍尔的无线电呼叫以及在南峰顶发现的另一把被确认为是安迪的冰镐，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5月10日晚上是和霍尔在南峰顶上的。但除此之外，人们对这位年轻向导是如何走完生命尽头的仍一无所知。

科特在清晨6时曾问霍尔阳光是否已照到了他。"快了，"罗布回答说。这很好。因为他刚才还说他在严寒中冻得发抖。但他曾说过的他不能再走的话让山下的人感到不安。不过，不同寻常的忍耐力居然使霍尔在没有遮蔽和氧气的情况下在狂风呼号、气温达华氏零下100度的海拔28，200英尺的地方度过了一夜之后还活着。

在同上一次无线电呼叫中一样，霍尔再一次追问哈里斯的情况："除了我，还有谁昨天晚上见过赫罗德？"3个小时以后，罗布仍然惦念着安迪的下落。上午8时43分，他对着无线电通话机哺哺自语起来："安迪的东西还在这儿。我想他肯定在晚上先走了。听着，你们能不能给我个解释呢？"威尔顿正想回避这个问题，罗布继续问了起来："好吧。我是说他的冰镐在这儿，还有他的外衣和别的一些东西。"

"罗布，"韦斯特斯在2号营地回答道，"你能穿上那件夹克，就穿上吧。继续下山吧，替你自己想想。其他人都有人照顾，你自己赶紧下来吧。"

霍尔用了4个小时才除去面罩上的冰，终于开始行动了。到上午9点钟，他第一次用上了备用氧气。直到此时，在海拔28，200英尺的地方，他在无氧状态下已停留了历个小时之多。

在下面几千英尺的地方，霍尔的一群朋友们更加努力地劝导他开始下山。威尔顿一再要求他下山，声音听上去像是要哭了："罗布，我是大本营的海伦，你想想你的孩子吧。再过二三个月，你就能看到他的脸蛋儿了，继续下山吧。"

霍尔说了好几遍他准备下山，这时我们都相信，他终于离开了南峰顶。位于4号营地的我和吉里站在帐篷外面的寒风中打着哆噱，仰头看见一个小黑点儿正慢慢地在东南山脊上向下移动。

当确信罗布正向山下移动时，我和吉里互相拍打着对方的后背为罗布加油。但一个小时过后，当我发现那个小点仍在同一个地方时，我的乐观情绪被无情地扑灭了：那实际上只是一块石头--仅仅是高度引发的幻视。实际上，罗布根本就没有离开南峰顶。

在大约上午9时30分，汪多吉和吉里带着一暖壶热茶和两只氧气瓶从4号营地出发，准备前往南峰顶营救霍尔。他们面临着难以完成的任务。如同前一天晚上营救桑迪·皮特曼和夏洛特·福克斯的举动一样，他们的勇气令人振奋。但这一次的救援，要比前一天的救助任务困难多了：上一次救援皮特曼和福克斯是位于从营地出发沿相对平直的路段行进20分钟的地方；而霍尔现在位于4号营地以上3，000英尺的高空--这段路程即使是在最佳状态下也需要竭尽全力地攀登6个小时。

但此时绝非最佳状态：风以极高的速度吹动着，汪多吉和吉里在攀登过程中都受了冻伤，而且体力消耗很大，前一天才从峰顶返回。即使他们真能靠近霍尔，在他们到达时也将是傍晚时分，只剩下一二个小时的阳光供他们完成把罗布带下山的艰巨任务。但出于对霍尔的忠诚，两个人已忘记了巨大的困难，向着南峰顶尽可能快地攀登起来。不久，"疯狂山峰"队的两个夏尔巴人还有那支台湾登山队的夏尔巴人一起上山去营救斯科特.费希尔和"马卡鲁"。在南山谷上面1，200英尺的地方几名夏尔巴人找到了江布丢下的已无法动弹的两位登山者。他们给费希尔吸上了氧气，但他没有任何反应。虽然斯科特还在呼吸，但很微弱，眼睛在眼窝里一动也不动，牙关紧紧地咬着。人们觉得他没有希望了，便把他留在了山脊上，带着"马卡鲁"一起下了山。"马卡鲁"在喝了热茶、吸了氧气以后，在3个夏尔巴人的极力帮助下，可以靠自己的气力向帐篷方向挪动了。

那天早晨虽然阳光明媚，可风还是非常强劲。快到中午时，山峰的上部汇集了厚厚的云层。2号营地的IMAX登山队报告说，顶峰上的风甚至在山下7，000英尺的地方听起来都像是飞机的轰鸣。与此同时，在高高的东南山脊上，汪多吉和吉里顽强地穿过不断加剧的狂风向霍尔的方向继续推进。下午3时，在到达距南峰顶700英尺的地方时，由于再也承受不了巨风和酷寒的折磨，2名夏尔巴人放弃了继续攀登。他们付出了顽强的努力，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当他们转身下山时，霍尔生存的希望就彻底地破灭了。

在5月11日的整整一天当中，霍尔的许多朋友和队友不停地请求他努力凭自己的力量下山。霍尔有好几次说他准备下山了，结果又改变了主意，在南峰顶上停了下来。下午3时20分，刚从帕默里脚下的帐篷赶到珠穆朗玛峰大本营的科特对着无线电通话机叫骂起来：“罗布，快从山脊上下来呀”

霍尔好像生了气，大吼着："听着，如果我认为凭自己被冻坏的双手可以应付固定绳索上的绳结的话，6个小时前我就下去了，朋友！派几个人上来，带一大瓶热玩意儿--我就没事了。"

"可情况是，老朋友，今天上去的几个家伙遇上了大风，不得不返回来，"科特答道，想尽可能恰当地表述出营救活动被搁浅了，"我想你最好试着再向下走走。"

"如果你能派几个年轻人给我送些夏尔巴茶，我还可以再坚持一个晚上，但要在9点半或10点以前。"罗布回答说。"你是个强壮的人，大个子！"科特说，声音颤抖着，"我早晨派人上去救你。"

晚上6时20分，科特联系上了霍尔，告诉他阿诺德正在新西兰守着卫星电话，等着和他通话。罗布说："给我一分钟时间。我嘴都干了。我得吃点雪才能和她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话了，声音很慢，严重地变音，"晦，亲爱的。我希望你已躺在温暖的床上了。你还好吗？""我不知该怎么对你说，我是多么地想你！"阿诺德回答道，"你听起来要比我想象的好……你感到暖和吗，亲爱的？"

"在这种高度上，我还算比较舒服。"霍尔说，尽力不让她担心。

"你的脚怎么样？"

"我没有脱鞋看，但我想可能有些冻伤……"

"等你回家，我会让你感到特别舒服，"阿诺德说，"我知道你就要得救了。别觉着自己是一个人。我正在把我的力量传递给你！"

在挂断电话之前，霍尔对自己的妻子说："我爱你。睡个好觉，宝贝。别太担心了！"

这是所有人听到的霍尔的最后几句话。

那天晚上和次日进行的几次联络霍尔的努力都没有得到回应。12天后，当布里歇尔斯和韦斯特斯攀登峰顶途经南峰顶时，他们发现霍尔右侧着身体躺在一个冰洞中，上半身掩埋在雪堆的下面。

第十八章

东北山脊　1996年5月10日

珠穆朗玛峰是世界上所有力量的象征。征服它，就是用人类精神与之进行较量。可以想象出他的成功会给攀登伙伴带来的兴奋，为英格兰赢得的荣耀。这将让全世界瞩目，为他带来名气，使他产生一种经久不衰的满足感，使他的生活变得富有意义……或许，他不能确切地表达这一切，但他心中一定植根着"不成功便成仁"的信念。在转身退下和从容倒下这两种选择中，后者对马洛里可能更容易些，而前者带来的莫大痛苦会令他这样的男人、这样的登山者和艺术家无法承受。

——弗兰西斯·杨哈斯本摘自《珠穆朗玛峰文诗，１９２６》

５月１０日下午４时，受伤的道格·汉森扶着罗布·霍尔的肩膀到达了峰顶，几乎在同一时刻，来自印度北部拉塔克省的３位登山者通过无线电向他们的队长报告说他们已登上了世界之巅。由３名印度边境警察泽旺、帕杰和多杰组织的６个拉塔克人的小分队直至早晨５时４５分时还没有离开海拔２７,２３０英尺的帐篷。中午时分，他们还在距顶峰垂直距离为１０００英尺的地方，此时，我们在山的另一侧遭遇的风暴同样也将他们吞没了。他们当中有３个人望而却步，并在大约下午２点时开始返回，但３位警察不顾渐趋恶化的天气继续向上推进。”他们受登上顶峰的狂热的想法驱使。“辛格说。辛格是３名下山者中的一员。

另外３个人下午４时到达了他们所误认为的最高峰。此时，云层愈积愈厚，能见度不到１００英尺。他们向位于溶布冰川的大本营报告说他们到达了顶峰。这支登山队的队长莫辛多·辛格拉奥通过在这里树起的一个卫星电话自豪地向印度总理报告了这一胜利。为庆祝成功，３名攀登者在所谓的最高点上留下了诸如经幡、哈达以及登山用的岩锥等物品，然后转身下山，进入到疾速加剧的暴风雪中。

事实是，当这几个拉塔克人在２８,５５０英尺处转身下山时，这一高度距真正的顶峰还有２小时的路程，而山脉此时正好凸露在最高的云团之上。他们在距离目的地还差５００英尺的地方停滞不前的事实恰恰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没有在山顶看到汉森、霍尔以及江布。

后来，天刚转黑时，在东北山脊低处的一些登山者报告说，他们看见在海拔２８,３００英尺附近有两盏头灯，而此地正好是险象环生的"第２台阶"的上面。那晚，３位拉塔克人都没有回到自己的帐篷，也没有再和大本营进行过无线电联络。

第二天凌晨，即５月１１日凌晨６时４５分，当阿那托列·布克瑞夫在南山口正发狂一般地寻找着桑迪·皮特曼、夏洛特·福克斯以及蒂姆·马德森时，两名日本登山者和３名夏尔巴人正在肆虐的狂风中从拉塔克人住的帐篷开始向顶峰进发。早晨６时，当他们沿被称作"第１台阶"的悬崖边缘绕行时，两位日本登山者吃惊地看到一名拉塔克登山者，也许是帕杰，横卧在雪地里。他身上满是惨不忍睹的冻疮。他在没有遮蔽物和氧气的情况下度过了一夜之后仍然活着，此时正神志不清地呻吟着。为了避免因救护而耽误了登山计划，日本登山队继续向山顶爬去。

在早晨７时１５分，他们到达了第２台阶的基部。这是碎屑的片岩向前突起的垂直前端。这一段通常要靠铝制梯子进行攀登，然而此时，令日本登山者感到惊恐的是梯子已断裂开来，并且部分脱离了岩石。他们需要付出50分钟的艰苦攀登才能越过这个２０英尺高的悬崖。

就在刚刚越过第２台阶的顶部之后，他们遇到了另两名拉塔克人泽旺和多杰。根据曾在海拔２７，０００英尺处采访过他们的英国记者里查德·考柏为《金融时报》撰写的文章，其中一名拉塔克人已接近死亡，而另一名则蹲在雪地里，日本人没有说话，也没有给他们水、食物或氧气。日本人继续前进。在走出１６０英尺以后，他们休息了一会儿并更换了氧气瓶。

他们告诉考柏：”我们不认识他们。我们没有给他们一点水。我们没有和他们说话。他们的高山反应很严重。他们看起来处境很危险。我们已疲惫得无法帮助别人。在海拔２８,０００英尺以上，人们无法苛求道德的尺码。”

无视泽旺和多杰的危险继续攀登，日本人越过了经幡和拉塔克人在海拔２８,５５０英尺处丢落的岩锥，以惊人的毅力在呼啸的狂风中于上午１１时４５分到达了山顶。当时罗布·霍尔正挤在距他们只有半小时攀登路程的东南脊的南山口为生存而抗争。

在沿东北脊返回他们海拔很高的营地时，日本人在“第２台阶”的上面又一次碰到了泽旺和多杰。这一次多杰看起来已经死了；泽旺虽然仍有一口气，但无助地悬挂在一根固定绳索上。日本队里的夏尔巴人卡米将泽旺从绳子上放下来，然后沿山脊继续下行。当他们下到在上山时遇到在雪中扭动和呻吟的帕杰的第１台阶时，日本人没有看到第３位拉塔克人的踪迹。

７天以后，印度边界警察探险队又一次向山顶进发。在５月１７日凌晨１时１５分离开他们的营地后，两名拉塔克人和３名夏尔巴人很快遇到了３名队友被冻僵的尸体。他们描述说，有一个人在临死的剧痛中几乎扯下了所有的衣服。泽旺、帕杰和多吉被留在了他们倒下的地方。５名登山者继续向山顶前进。他们在清晨７时４０分到达了顶峰。

第十九章

南坳　1996年5月11日早上7：30

在不断增大的旋涡中不停地旋转猎鹰听不到主人的声音一切都分崩离析、失去了平衡世界上充斥着无政府状态血色的海潮蔓延开来所有关于纯真的庆典都淹没在其中

——威廉姆·巴特勒·耶茨摘自《重归》

5月11日，星期六上午7时30分，当我摇摇晃晃地回到4号营地时，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开始以前人心魄的力量潜入我的内心。经过1个小时在南山口疾速寻找安迪·哈里斯之后，我的身心均遭到打击。这次寻找过后，我相信他已经死了。根据队友斯徒尔特·哈钦森监听到的罗布·霍尔在南峰顶上的无线电通话，事情非常明朗，我们的队长已陷于绝望的境地，而道格·汉森已经死亡。斯科特·费希尔登山队中那些昨晚迷失在南山口的队员报告说，南比和贝克·韦瑟斯也已死亡。而且大家都相信，斯科特·费希尔和"马卡鲁"死了，或者正在高于营地1，200英尺的地方做垂死的挣扎。

一想到这些伤亡记录，我的脑子就陷于停滞，沉浸于一种奇怪的、几乎是机器人似的麻木状态。虽然我的感情麻木，但思维却非常清醒，仿佛逃进了自己脑壳深处的空洞中，正从狭小细长的裂口处窥视着身边发生的惨剧。我茫然凝视着天空，天空似乎变成了异乎寻常的浅蓝色，像是漂白后残存的色彩。参差不齐的天际被描画成了一道光环，在我眼前不断地闪耀，不断地跳动。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正在坠入恶梦般疯狂的境地。

在海拔26，000英尺的山上度过了没有氧气瓶的一夜之后，我的身体比前天晚上从顶峰下来后的状态还要虚弱，还要精疲力竭。我知道，除非我们能搞到更多的氧气，或者下降到海拔较低的营地，否则，我和队友们的身体状况会继续迅速地恶化。

霍尔以及其它大多数现代珠峰探险队所采取的适应环境的速成法确实行之有效。这一方法使登山者仅需在海拔17，000英尺以上的空间度过比较短暂的4周后即可向顶峰挺进--这包括一次在24，000英尺高度的夜间适应性短程攀登。但这一方案的前提条件是每个人在24，000英尺以上的高度都将有持续的瓶装氧气供应。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将功亏一篑。

在寻找队友的过程中，我发现福兰克、洛·卡西希克躺在附近的一个帐篷中。洛此时神志昏迷而且得了雪盲症，完全失明了，所以无法照料自己。他在昏迷中语无伦次地说着什么。福兰克看起来好像处在严重的惊恐状态之中，但却尽力照顾着洛。约翰·塔斯基和麦克·格鲁姆在另一间帐篷中，两人都像是睡熟了，或者是已失去了知觉。我自己站立不稳，非常虚弱。显然除斯徒尔特·哈钦森之外，所有人的情况都是越来越糟。

我一边从一个帐篷走到另一个帐篷，一边试着寻找些氧气瓶，但我找到的氧气瓶全是空的。缺氧状态加重了我的疲劳，也加剧了混乱和绝望的感觉。尼龙绳在风中不停发出的声响使帐篷与帐篷之间的联络都无法进行。我们仅存的一台无线电的电池濒临耗尽。宇宙中能量与物质即将熄灭的气氛笼罩着整个营地。更可悲的是，我们这支登山队在过去6周中一直被告知要完全依赖我们的向导--然而此时，我们突然地并且是完全地丧失了领头人：罗布和安迪死了，格鲁姆虽在，但前天晚上的严峻考验使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的冻伤很严重，此时正无声无息地躺在自己的帐篷中，至少目前连话都说不出来。

由于我们的向导丧失了领导登山队的能力，哈钦森临危受命填补了领导真空。这位来自蒙特利尔上层社会的年轻人精力充沛、为人严谨，是一位出色的医学研究人员。除了每二三年参加一次大型攀登探险活动以外，他真正能爬山的时间很少。在4号营地危机四起之际，哈钦森尽全力做到了应付自如。

当我还没有从寻找哈里斯的失败中恢复过来时，哈钦森组织了一个由4名夏尔巴人组成的小队去寻找韦瑟斯和南比的尸体。当安那托列·布克瑞夫将夏洛特·福克斯、桑迪·皮特曼以及蒂姆·马德森护送回营地时，他俩被留在了山口最边缘的地方。夏尔巴人搜寻队由吉里领队，先于哈钦森出发了，而后者因为极度疲惫和糊涂不清在离开帐篷时竟然忘记穿上靴子，而只穿了又轻又滑的衬里。在吉里指出这个错误后，哈钦森才返回去穿上靴子。顺着布克瑞夫指示的方向，4位夏尔巴人很快就在江顺附近散落着一些大圆石和被灰色冰雪覆盖的山坡上发现了两具尸体。和很多夏尔巴人一样，由于对死人的迷信，他们在六七十英尺外的地方就停了下来，等待着哈钦森。

"两具尸体都被部分掩埋着，"哈钦森回忆说，"他们的背包在距他们大概100英尺的山坡上。脸上和上半身盖满了雪，只有双手、双脚伸在外边。风呼啸着吹过山口。"他发现的第一具尸体后来证明是南比，但哈钦森一开始无法看清楚，直到他跪下去把3英寸厚的冰壳从她的脸上凿下来时，才吃惊地发现她还有呼吸。她的手套不见了，裸露的双手被冻得很坚硬，两只眼睛鼓胀出来，面色犹如白色瓷器一般。"可怕死了，"哈钦森回忆说，"我被吓呆了。她离死亡如此之近，我不知所措。"

他随后转向躺在20英尺远的贝克。贝克的头部也盖着一层厚厚的冰壳。葡萄般大小的冰球挂在他的头发和眼皮上。在把冻结的碎石从贝克脸上清除以后，哈钦森发现这位德克萨斯州人也还活着。贝克嘟嚷着什么，但却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他右手上的手套没有了。他的冻伤很严重。我努力扶他坐起来，但不行。他和死人差不多，只是仍在呼吸。

深受震惊的哈钦森走到夏尔巴人身边，请教吉里。吉里是位经验丰富的珠峰攀登者，深受夏尔巴人的尊崇。他敦促哈钦森把贝克和南比留在原地，因为即使他们能被活着拖回4号营地，也肯定会在被抬下山之前死掉；而且，进行这种救援将对山上其他攀登者的生命造成伤害，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能否安全下山也还是个问题。

哈钦森认为吉里的话是正确的，只有一种选择，非常困难的选择：让贝克和南比听天由命，将搜寻队的力量保存下来，以供真正能被救助的人所需。这犹如对伤员的鉴别分类。哈钦森回到营地时，眼里含着泪花，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在他的要求下，我们唤醒了塔斯基和格鲁姆，然后挤进他们的帐篷，讨论如何处理贝克和南比的事情。讨论是痛苦的，也是犹豫不决的。我们尽量不看对方的眼睛。但是，5分钟后，我们4人达成一致意见：哈钦森将贝克和南比留在原处的决定是正确的。

我们还讨论到下午下降到2号营地的可能性，但是塔斯基坚持认为，当霍尔在南峰顶上孤立无援的时候，我们不能下山。"放下他不管，我连想都不想。"他坚定地说。无论如何，这一点悬而未决：卡西希克和格鲁姆身体状况很差，他们目前是不可能去任何地方的。

"那时，我非常担心我们正在面临重蹈1986年乔戈里峰的覆辙。"哈钦森说。那年的7月4日，7位喜玛拉雅老登山者，包括传奇人物、澳大利亚人库尔特·戴姆伯格，向世界第2高峰进发。7人中有6人到达了顶峰，但在下山途中遭遇了强烈的暴风雪，被困在海拔26，250英尺的营地。暴风雪持续了5天，他们越来越虚弱，当风暴终于停息时，只有戴姆伯格和另外一人活着下了山。

星期六上午，当我们正在讨论如何处置南比和韦瑟斯以及如何下山时，尼尔·贝德曼将费希尔的队员召集到帐篷外面，并且威胁他们必须开始由山口下山。"每个人都因为经过了那样一个夜晚而变得神慌意乱。让队员起来并走出帐篷非常困难。我几乎要靠捶打一些人才能让他们起来穿上靴子，"贝德曼说，"但我很固执，坚持立即动身。在我看来，在26，000英尺高的地方多停留一会儿，就等于找死。当我看到营救斯科特和罗布的工作正在进行中，我便将注意力转向如何将队员带离山口，带到下面较低的营地。"

当布克瑞夫留在4号营地等候费希尔时，贝德曼已带领他的队伍缓慢地从山口往下走了。在25，000英尺的地方，他们停下来又给皮特曼注射了一支地塞米松，然后所有人在3号营地休息了很长时间，补充了水。"我看见这群人时，"大卫·布里歇尔斯说，当贝德曼的队员到达时他正在3号营地，"我吃了一惊。他们像是经历了5个月的战争。桑迪垮了下来--她放声大哭。'太可怕了！我想放弃，躺在地上死去！'所有的人看起来都被吓得不轻。

在天黑前，当贝德曼登山队的最后一人由陡峭的"霍泽之脸"向下走时，在距固定绳索的末端还差500英尺的地方，他们遇到了一支尼泊尔登山队里的几名夏尔巴人。这些人正要上山帮助他们。当这一群人继续下山时，一阵葡萄般大小的石头咬咬地从山顶飞下来。一块石头砸在了一名夏尔巴人的后脑勺上。"石头正好击中他。"贝德曼说，他在短距离内目睹了整个事件。

"真令人不寒而栗，"克利夫·舍恩宁回忆说，"那声音听起来好像是被棒球棍击中一样。"巨大的力量削去了这个夏尔巴人一块硬币大小的头皮，把他打昏了。他的心脏也暂时停止了跳动。当他开始身体翻转顺山坡下滑时，舍恩宁一个箭步跳到他前面，将他挡住。过了一会儿，就在舍思宁双臂搂着这位夏尔巴人时，第二块石头砸了下来，又击中了夏尔巴人，这次石头还是砸在了他的后脑壳上。

尽管遭到如此打击，过了几分钟，这名夏尔巴人在一阵急促的喘息后又开始呼吸了。贝德曼把他带至较低的霍泽冰面的底部，在那里碰到了这位受伤的夏尔巴人的队友。他们把他抬到了2号营地。贝德曼说："当时，克利夫和我悲伤地盯着对方，好像在问：'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做了些什么让这座山发了这么大的火？"

4月初到5月初这段时间里，罗布·霍尔一直都在担心，由于一支或几支能力略差的登山队陷入困境，我们的队员会因为救援他们而破坏了整个攀登珠峰的计划。而现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霍尔自己的探险队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而其它登山队都来救助我们。有3支登山队无私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它们是由托德·伯尔利森带队的阿尔卑斯国际攀登探险队；大卫·布里歇尔斯的IMAX探险队；以及默尔·道夫率领的一支商业登山队。他们立即推迟了各自的攀登顶峰的行动以帮助受伤的登山者。

前一天，也就是5月10日星期五，当霍尔和费希尔的登山队从4号营地向顶峰挺进时，由伯尔利森和彼特·阿萨斯率领的高山国际攀登探险队刚刚抵达3号营地。星期六上午，当刚一得知山上正在发生的灾难时，伯尔利森和阿萨斯便让队员停留在海拔24，000英尺的地方由第3位向导吉姆·威廉姆斯照管，然后急忙向南峰顶攀登以提供帮助。

那时，布里歇尔斯、埃德·维斯特斯以及IMAX登山队的其他成员正好在2号营地。布里歇尔斯当即中止了拍摄活动，把他们所有的登山设备投入到救援工作中。首先，他给我传来消息，IMAX探险队在山口的一个帐篷下面还藏有备用电池。我在下午三四点钟找到了这些电池，这使得霍尔的队伍和下面的营地重新建立了无线电联系。接着，布里歇尔斯贡献出了他的探险队的所有氧气供应，包括费尽力气才运上海拔26，000英尺的55个氧气瓶。这些氧气瓶被分送给那些生病的登山者以及在山口上将要展开营救工作的人员。尽管他的这一举动可能使耗资550万美元的拍摄计划遭受失败，但他仍然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至关重要的氧气。

阿萨斯和伯尔利森于上午到达4号营地后，就立刻把IMAX登山队的氧气瓶分发给我们这些急需氧气的人。然后他们等候夏尔巴人营救霍尔、费希尔和"马卡鲁"的结果。下午4时35分，站在帐篷外边的伯尔利森看见有人缓慢地向营地走来，步伐很特别，膝盖发僵。"过来，彼特！"他冲阿萨斯喊道，"你过来看看！有人向营地过来了！"那人暴露的右手在刺骨的寒风中毫无遮挡，满是冻疮。他的手以一种古怪而僵硬的敬礼姿态伸在外边。那人的样子让阿萨斯想起了一部低制作成本的恐怖电影里的木乃伊。当这具活木乃伊瞒册地走进营地时，伯尔利森认出那不是别人，正是死里逃生的贝克·韦瑟斯。

前一天晚上，当韦瑟斯和格鲁姆、贝德曼、南比以及其他队员挤在一起时，他感到自己"越来越冷。我的手套早就丢了。脸被冻伤了，双手也冻伤了。我觉得自己越来越麻木，难以集中精力。后来，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从那晚到第二天几乎全天时间里，贝克一直躺在冰雪中，完全暴露在酷寒里。他全身僵硬，奄奄一息。他记不起有关布克瑞夫帮助皮特曼、福克斯及马德森的情节，也记不起哈钦森在早晨找到他，把冰从他脸上剥下来的情节。他至少昏迷了24个小时。后来，星期六傍晚时分，一丝光亮鬼使神差般地爬进贝克一片沉寂的大脑。接着，他的生命重新浮现，恢复了知觉。

"开始，我想我是在梦中，"韦瑟斯回忆说，"我以为自己躺在床上，不觉得寒冷或者不舒服。后来我翻了个身，睁开眼睛，发现右手就在我的眼前。接着，我看清它被冻得非常可怕，这一来我就回到了现实中。后来，我完全清醒了，发现自己躺在雪里，救兵役来，所以我想最好自己做些什么。"

尽管贝克双眼几乎失明，只能用左眼看清半径为三四英尺的地方，但他仍顶风向前走，正确地推断出营地的方向。如果他当时推断错误的话，他会突然跌到江顺冰面下面去，因为江顺冰面的边缘就在相反方向上大约30英尺的地方。大约几十分钟后，他碰上了"一些光滑得很不自然的蓝色岩石"，后来他才知道这就是四号营地的帐篷。

哈钦森和我正在帐篷中监听罗布·霍尔在南峰顶上的无线电通话，伯尔利森冲了进来。"大夫！我们需要你！"他在门外就冲斯徒尔特喊起来，"快拿上家伙！贝克回来了！他的状况很糟！"得知贝克奇迹般地生还了，哈钦森深感意外。他不顾疲惫，应声冲出门外。

他和阿萨斯、伯尔利森一起把贝克安置在一间空帐篷里，把他装进塞满数个热水瓶子的两个睡袋中，还给他戴上了氧气面罩。"那个时候，"哈钦森坦白地说，"我们谁也不相信贝克能挺过那个晚上。我连他的颈动脉都模不着，而这是人临死时最后消失的脉跳。他病得非常厉害。而且，即便他真能活到第二天早晨，我也无法想象如何才能把他送下山去。"

此时，3位上山救助斯科特、费希尔和"马卡鲁"的夏尔巴人将"马卡鲁"抬回了营地；他们由于断定费希尔已无生还的希望，就把他留在了海拔28，200英尺处的一个岩石架上。但是，当看到被遗弃等死的贝克走进营地后，安那托利·布克瑞夫不想就此承认费希尔的死亡命运。下午5点钟，风暴又猛烈了些，这位俄罗斯人只身上山，准备营救费希尔。

"我7点钟找到了斯科特，可能是在7点半或者8点钟时，"布克瑞夫说，"那时天已经黑了。风暴非常猛烈。他的氧气罩挂在脸上，氧气瓶是空的。他没有戴手套，双手完全露在外面。羽绒服解开着，从肩膀上脱落了下来，一支胳膊露在衣服外面。我已无力回天，斯科特死了。"怀着沉重的心倩，布克瑞夫把费舍尔的背包盖在他的脸上，像盖裹尸布一样将它紧紧扎牢，然后让他呆在原来的地方。他把斯科特背的相机、冰镐和他心爱的小刀塞进背包里--然后转身消失在风雪之中。后来，贝德曼把这些东西移交给了住在西雅图的斯科特的九岁的儿子。

星期六傍晚的风暴比起前一天晚上横扫山口的那一场还要凶猛得多。等布克瑞夫回到4号营地时，能见度已下降到几码。他险些没找到帐篷。30个小时以来第一次吸上瓶装氧气（这要感谢IMAX登山队）的我在风拍打帐篷发出的呼啸声中陷入了痛苦的。时断时续的梦境中。午夜刚过，我做了一个关于安迪的恶梦--他正从"霍泽之脸"上顺着绳子掉了下来，要求我回答为什么不抓紧绳子的另一端--哈钦森叫醒了我。"乔恩，"他用力压过风暴的咆哮，喊道：”我担心这个帐篷。你觉得它不会出事吧“

我东倒西歪地从可怕的梦想中挣脱出来，像个快被淹死的人浮出水面一样。我用了好几分钟才弄清斯徒尔特在为什么担忧。狂风把我们一半的隐避所吹塌了。塌陷的部分随着阵阵狂风剧烈地摇晃起来。有几个支撑的柱子被吹弯了。借着头灯的亮光，我看到有两个大裂缝濒于被风扯成碎片的巨大危险。随风吹进来的细微雪粒弥漫了整个帐篷，给所有的东西都罩上了一层冰霜。这风比我在其它任何地方，甚至比以地球上风力最猛烈而著称的巴塔哥尼亚高原冰冠上的风还要强劲。假如这顶帐篷在明天早晨之前被吹散的话，我们就身临绝境了。

斯徒尔特和我穿上皮靴子和所有的衣服，然后抵靠在顶风方向的帐篷一侧。我们用后背和肩膀用力抵住受损的支柱。在后来的3个小时中，我们不顾精疲力竭，逆着狂风，全力支持着变形的尼龙圆顶--我们的性命就维系在上面。我当时木然地想着罗布正在海拔28，700英尺的山上，在没有氧气和任何遮挡的情况下暴露在这肆虐的风暴之中--但不去想这些事情，我感到更加不安。

在5月12日星期天黎明即将到来前，斯徒尔特的氧气用完了。"没有氧气，我感到非常冷，体温很低很低，"司徒尔特说，"我的手脚渐渐失去了知觉。我害怕自己会滑向悬崖边，再也不能从山口下到山下了。"我把自己的氧气瓶给了斯徒尔特，然后又在帐篷里找了一遍，终于找到了一个还有些氧气的瓶子。然后，我们两人都开始准备下山的东西。

我冒险走出帐篷，看见一个没人住的帐篷被整个儿吹到了山下。接着，我又发现汪多吉孤零零地站在咆哮的风中，因失去罗布而伤心地哭着。探险活动结束后，当我把江多吉的悲伤讲给他的加拿大朋友马里恩·博伊德听时，她解释说："汪多吉把保证他人的安全视作他在这个世界上的角色--我和他就此谈过很多。就他所信仰的宗教和转世轮回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虽然罗布是登山队的领队，但汪多吉仍把确保罗布和道格·汉森以及其他人的安全当作自己的责任。所以，他们死后，他一直不能停止自责。"

哈钦森担心汪多吉会因为伤心而拒绝下山，因而恳求他立即从山口下山。这样，早上8点半，--相信至此，罗布、安迪、道格、斯科特、南比以及贝克确已死亡之后--冻伤严重的麦克·格鲁姆强迫自己走出帐篷，勇敢地加入到哈钦森、塔斯基和卡西希克的队伍中，带领他们朝山下走去。

由于没有其他向导，我自告奋勇地承担了断后的任务。当我们这支沮丧的队伍缓慢地由4号营地向日内瓦山嘴移动时，我做了最后看上贝克一眼的准备。我猜想他在昨天夜里已经死亡。我找到他住的帐篷，它早被旋风冲垮了，两扇门敞开着。当我朝里面看时，我震惊地发现贝克仍然活着。

他脸朝上横躺在坍塌下来的帐篷上面，身体剧烈地颤抖着。他的脸肿胀得令人害怕，深黑色的冻斑布满了他的鼻子和面颊。风暴卷走了他的两层睡袋，把他暴露在零度以下的寒风中。由于双手被冻伤，他无力把睡袋拉到身上，也无法拉上帐篷门的拉链。"上帝呀！"他一看见我就尖声叫起来，面部因愤怒和绝望而被扭曲了。"你们这些家伙为什么不来这儿帮帮我？"他已经高声求救了二三个小时，但是风暴却压倒了他的声音。

贝克半夜醒来时发现："风暴摧垮了帐篷。风压着帐篷壁贴在我的脸上，使我难以呼吸。有时风小一些，但不久又再次撞击着我的脸和胸部，我已无招架之力。最糟糕的是，我的右臂正在肿起，而我戴着该死的腕式手表。当我的胳臂肿得越来越大时，手表也变得越来越紧以至于阻断了大部分流往右手的血流。但由于我的手已无缚鸡之力，我无法将那该死的东西摘下。我呼救，但没有人来。这是恐怖的夜晚。伙计，看到你从门外探进头来我真高兴。"

当我在帐篷中第一眼见到贝克的时候，他丑陋不堪的样子使我震惊了。当我以令人难忘的方式让他再次躺下的时候，我几乎热泪盈眶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说谎道，当我将睡袋盖在贝克的头上时，我努力抑制住硬咽。我将帐篷门的拉链拉紧，竭尽全力将被损坏的避护所重新竖起。"别担心，伙计，一切已恢复控制。"

当我把贝克尽量舒适地安顿好之后，我立刻通过无线电同大本营的麦肯齐医生联系。"卡罗琳，"我用歇斯底里的声音恳求道："我该怎样照料贝克？他还活着，但我想时间不会太长了。他的情况实在不妙。"

"保持冷静，乔恩，"她回答说，"你应该和麦克及其他的人一同下来。皮特和托迪在哪儿？让他们照顾贝克，你们下山。"我狂喊地唤起安森斯和勃利森。他们带着一壶热茶水飞奔到贝克的帐篷。当我冲出帐篷与队友会合时，安森斯正准备往这个垂死的德克萨斯人的臀部上注射4毫克的地塞米松。这些举动都是值得称道的，但很难想象这些措施会给贝克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效果。

第二十章

日内瓦横岭　1996年5月12日早上9：45

新手比登山家所具有的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他不困于传统和先例的束缚。对他而言，任何事情都是简简单单的，他选择最直接的方法解决所遇到的困难。当然，这也经常使他得不到他所寻找的成功；有时竟导致悲剧性的结局。但当他开始探险时却没有意识到这些。莫里斯·威尔逊、厄尔·丹曼、克莱弗斯、贝克·拉尔森--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对攀登有足够的了解，否则的话他们不会开始无望的探索，但由于没有受到技巧的束缚．信念使他们走出很远、很远。

——沃尔特·昂斯沃思摘自《珠穆朗玛峰》

5月12日星期日早晨，在我离开南山口15分钟后，我赶上了正准备从日内瓦山嘴顶部下山的队友们。这是令人悲哀的场面：我们都如此虚弱以至于整个小组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下行了几百英尺到达了一个雪坡。前两天我们向上攀登这个雪坡时，我们共有11人，而现在只剩下6个。当我赶上的时候，位于队伍尾部的斯捷尔特·哈钦森仍在山嘴的顶部准备沿固定绳索下降。我注意到他没戴护目镜。虽然当时是阴天，但在这个海拔高度上的强烈的紫外线可以很快使他失明。"斯徒尔特，"我在风中喊道，并指着自己的眼睛，"你的护目镜！"

"嗅，是的，"他用疲惫的声音说，"谢谢你的提醒。晦，你在这儿的时候能不能帮我检查一下我的装备？我太累了，我思维有些不清楚了。如果你能帮我检查一下，我将不胜感激。"当我检查他的装备时，我立刻发现他的安全扣只系了一半。如果他将系链固定在绳索上，系链会在体重的压力下打开，使他从"霍泽之脸"上滚落下去。当我指出这点时，他说："是的，这正是我想到的，但我的手太冷了，我现在无能为力了。"我在刺骨的寒风中拽下自己的手套，为他束紧腰间的皮带，然后在众人下去之后将他送下山嘴。

当他将安全链系于固定绳索时，他将冰镐抛在了岩石上，然后着手下第一个绳索。"斯徒尔特！"我喊道，"你的冰镐！"

"我带着它太累了，"他喊道，"别管它。"由于我自己也是精疲力竭，便没再与他争论此事。我系住绳索，跟随斯徒尔特沿陡峭的日内瓦山嘴向下滑去。

一小时以后，我们到达了"黄色地带"的顶部，紧接其后的是一段狭窄路段，每个登山者都要在陡峭的石灰石崖面上小心翼翼地下行。当我在队伍的后面等待时，几名费希尔队的夏尔巴人赶上了我们。他们当中有因为悲痛和疲惫而变得疯疯癫癫的江布。我将一只手放在他的肩头，告诉他我对斯科特的死表示遗憾。江布拍打着他的胸口，涕泪横流地喊道："我们的运气很坏，运气很坏。斯科特死了，这是我的错。我们的运气很坏，这是我的错。我的运气很坏。"

我在中午12时30分时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进2号营地。虽然我们仍在海拔27，300英尺的高度，但我感觉此地与南山口已截然不同了。致命的狂风已堰旗息鼓。在灼热的目光下我已大汗淋漓，与刚才颤抖着为冻疮提心吊胆的我判若两人。无论如何，我现在的生命已不再是系于被磨损的绳索之上了。我看到我们的大帐篷已成了一间由默尔·道夫的丹麦队医亨里克·杰森·汉森和托迪·伯尔利森探险队的美国医生顾客肯·卡姆勒主持的临时医院。下午3点，当我饮茶的时候，六名夏尔巴人拥着一脸茫然的"马卡鲁"走进帐篷。医生们急忙行动起来。他们立刻将他放倒，脱掉他的衣服，在他的胳膊上进行静脉注射。当卡姆勒检查冻僵的手脚时，"马卡鲁"的手脚呈现出像肮脏的洗澡盆一样的暗淡的白色。卡姆勒满脸愁云地观察着，"这是我见到的最糟糕的冻疮。"当他询问"马卡鲁"是否同意为他的四肢照相以便做医疗记录时，这位台湾登山者以开心的笑容表示同意，像战士展示在战场上所受的伤一样。"马卡鲁"看起来对他惨重的伤势感到几分骄傲。

20分钟后，当医生们仍在为"马卡鲁"忙碌时，无线电里传来大卫·布里歇尔斯的声音："我们正在送贝克下山。我们将在天黑前将他送到2号营地。"

我意识到布里歇尔斯不是谈论将一具尸体运下来，我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他和他的同伴们将贝克活着运下山来了。我无法相信这一事实。当我7小时前在南山口离开他的时候，我一直担心他不会活过今天早晨。

逃脱了死亡的贝克拒绝投降。我后来从皮特·艾森斯那里了解到，在他给贝克注射了地塞米松后不久，这位德克萨斯人表现出惊人的恢复能力。"大约10点半的时候，我们给他穿好衣服，带上安全带。我们发现他竟然能站起来走路了。我们都很吃惊。"

他们从南山口开始下山。艾森斯紧靠在贝克的前面，告诉他着脚点。贝克用一只胳膊搭在艾森斯的肩膀上，伯利森从后面紧紧地抓住德克萨斯人的安全带。他们慢慢地向下移动。"有时我们要费很大的劲儿帮助他，"艾森斯说，"但他真的移动得非常好。"

当他们到达黄色地带的石灰石悬崖上约25，000英尺处时，他们遇到了埃德·维斯特斯和罗伯特·肖尔。他们俩人帮助将贝克送下陡峭的岩石。在3号营地，护送的队伍又得到了布里歇尔斯、吉姆·威廉姆斯、维卡·古斯塔夫森和阿拉斯科·西格拉的帮助。这8名健壮的登山者以我和我的队友们在同一天早晨所不及的速度将严重跛脚的贝克送下霍泽。

当我听说贝克正在下山的路上，我走到自己的帐篷，疲惫地穿上登山靴，然后缓慢地向下迎接救护的队伍，希望能在霍泽的下部与他们会合。就在我离开2号营地几十分钟后，我惊奇地遇到了救助的队伍。虽然贝克被一根短绳子牵着，他还是在凭借自身的力量行走着。布里歇尔斯和他的伙伴以如此快的速度将他送下冰河，以至于精疲力竭的我几乎赶不上他们的步伐。

在医院的帐篷里，贝克被放在"马卡鲁"的身边。医生们开始为他脱衣服。"我的上帝！"当卡姆勒医生看到贝克的右手时不由得惊呼起来。

"他的冻疮比'马卡鲁'的还糟。"3小时后，当我钻进睡袋时，医生们借助着头灯的灯光在一盆温水中小心翼翼地融化着贝克被冻僵的四肢。

第二天早晨，也就是5月13日星期一，我踏着第一道曙光离开了帐篷。我在西谷的深深的裂谷中走了2．5英里，到达了冰布的边缘。按照无线电里从大本营传来的盖伊·科特的指示，我要在这里寻找一片适合直升飞机降落的平坦地面。

在过去的几天中，科特一直在不懈地通过卫星电话安排在西谷下部起点进行直升飞机救护的事宜。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现，贝克就无需从冰布上摇摇欲坠的绳索和梯子上下山，这种做法对手部严重受伤的贝克来说是十分困难且危险的。直升飞机曾在1973年在西谷降落，当时意大利人用了两架直升飞机从大本营运送行李，但这是异常危险的飞行，几乎达到了飞机飞行的极限。其中一架意大利飞机撞到了冰河上。在以后的23年当中，没有人再敢尝试在冰布以上降落。

然而，在科特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美国使馆终于说服尼泊尔军队在西谷进行直升飞机救援。星期一早晨8点钟左右，当我在冰塔林立的冰布边缘茫然地寻找飞机降落点时，我的无线电对讲机里响起科特的声音："直升飞机已经上路，乔恩。它随时可能到达。你最好尽快为它找好降落点。"当我试图在冰河上部找到一块平地时，我恰好遇到了被维斯特斯用一根短绳系住的贝克及IMAX的其他队员。曾在拍摄电影过程中多次与直升飞机打交道的布里歇尔斯很快在海拔19，860英尺处的两个裂缝之间找到了一处降落点。我将丝质哈达系在竹杆上做风向标，而布里歇尔斯则用一瓶红色的Kool－An做染料，在降落地区的中心雪地上画下了一个巨大的"X"。几分钟以后，"马卡鲁"出现了。他是被6名夏尔巴人用一块塑料布拖下山来的。稍后，我们听到直升飞机的螺旋桨在稀薄的空气中隆隆作响的声音。

由尼泊尔陆军中校麻丹·卡特瑞·查特瑞驾驶的已卸掉一切多余燃料和装备的草绿色的BZ松鼠式直升机进行了两次降落尝试，但每一次都在最后关头流产了。然而在麻丹的第三次尝试中，他终于将"松鼠"摇摇摆摆地停在了冰河上，将直升飞机的尾部悬在了无底的深渊之上。麻丹让螺旋桨以最大马力旋转着，眼睛始终盯着控制板。他举起一个手指，示意他只能运载一名乘客。在这个高度，任何额外的重量都会使飞机在起飞时坠毁。

因为"马卡鲁"的冻脚曾在2号营地被解冻，他已不能行走，甚至是站立，所以我、布里歇尔斯和艾森斯同意台湾登山者应该先行一步。"对不起，"我在直升飞机的轰鸣声中对贝克喊道："他可能会进行第二次飞行。"贝克冷静地点了点头。

我们将"马卡鲁"抬到直升飞机的尾部。飞机吃力地进人空中。当麻丹将起落橇从冰河上升起之后，他小心翼翼地驾着飞机向前行进。飞机看上去像一块沿冰布坠落的石头消失在了阴影里。沉默吞噬了西谷。

30分钟后，当我们站在降落地附近讨论着如何将贝克送下山去时，山谷下传来隐隐约约的隆隆声。慢慢地声音变得越来越大。小小的绿色直升机最终闯入我们的视野。麻丹在掉头之前在西谷上进行了短距离飞行，所以直升机的尾部指向山底。他毫不迟疑地又一次将松鼠停落在Kool－An标画出的阴影上。布里歇尔斯和艾森斯将贝克扶上飞机。几秒钟后，直升飞机腾空而起，像一只任性的金属蜡蜒掠过珠穆朗玛峰的西肩。一小时以后，贝克和"马卡鲁"在加德满都的一家医院开始接受治疗。

救护队伍散去之后，我独自在雪地上坐了良久。我盯着自己的登山靴，试图理清在过去的72小时里所发生的一切。情况怎么会如此地失去控制？安迪、罗布、斯科特、道格和南比怎么真的就死了呢？但尽管我苦思冥想，却仍找不出答案。惨痛的悲剧超过了我所能想象的范畴。我的大脑已经短路，变成了漆黑一片。我最终放弃了希望理解所发生的一切的想法。我背上背包向冰布所展现的巫术走去。我如一只小心翼翼的猫开始了穿越摇摇欲坠的冰塔的最后一次旅程。

第二十一章

珠峰大本营　1996年5月13日

我最终要对这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探险做出成熟的评价……一方面，阿蒙森向那里径直走去，率先到达，并且未损一人地返回，也未给自己和队员增加更大的压力。而在另一方面，我们的探险队冒着巨大的危险，付出了超人的忍耐，获取了不朽的名誉，被人们在庄严的布道和纪念碑上歌颂，然而，在到达南极后却发现我们可怕的旅程其实是多此一举，而我们最出色的队员却倒在了冰雪之上。无视这样的对比是可笑的：去写一部不将此称为浪费时间的书。

——阿普斯利·彻里一加勒德摘自《世上最糟的旅程》

5月13日，星期一上午到达库巴冰布脚下，我走下最后一段斜坡，看见库巴、盖伊·科特以及卡罗琳·麦肯齐正在冰川的边上等着我。盖伊递给我一瓶啤酒，卡罗琳与我拥抱。接下来我双手捧着脸坐在冰上，眼泪顺着面颊飞快地流淌下来。我嚎陶大哭起来，好像从小就没有哭泣过似的。现在安全了。前几天压人欲摧的紧张终于从肩头卸下。我为失去同伴而哭泣，为活着而激动地哭泣。我哭泣，因为我为我的幸免于难和其他队友的梦断珠峰而感到伤心。

星期二下午，尼尔·贝德曼在"疯狂山峰"的营地主持了悼念仪式。洛桑江布的父亲和一位被委任的喇嘛--点燃了刺相的香技，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念诵着经文。尼尔简短陈辞，盖伊也讲了话，安那托列·布克瑞夫哀悼失去了斯科特·费希尔。我也站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讲了些道格·汉森的事情。皮特·舍恩宁为鼓舞士气，号召大家向前看，而不是沉溺于回忆。但当仪式结束后我们各自散去时，葬礼的阴郁气氛仍笼罩在大本营的上空。

第二天一大早，一架直升机来接夏洛特·福克斯和麦克·格鲁姆。他们两个人都被冻坏了双脚，需要接受紧急医疗救护。身为医生的约翰·塔斯基也将一同随行，以便路上给夏洛特和麦克一些照顾。在将近中午时分，海伦·威尔顿和盖伊·科特留下来监督拆毁"探险咨询公司"大本营的工作。我和洛·卡希西克、斯徒尔特·哈钦森、福兰克·菲施贝克和卡罗琳离开大本营，启程回家。

5月10日星期四，我们被直升飞机从菲舍送到纳姆城。当我们穿过脏乱的飞机跑道，准备等下一班飞往加德满都的飞机时，3个面色灰白的日本人朝我、斯徒尔特和卡罗琳走来。走在前面的那人，是一位老道的喜马拉雅登山者，曾两度到达珠穆朗玛峰峰顶。他礼貌地解释说，他是为另外两人做向导和翻译的，并介绍说那两人分别是南比的丈夫和哥哥。在接下来的45分钟里，他们提出了很多问题，我几乎都无法回答。

那时候，南比的遇难早已成为全日本的头条新闻。事实上，在5月12日--她在南山口消失之后不到24小时--一架直升飞机降落在大本营中，两个头戴氧气罩的日本人跳了出来。他们拦住遇到的第一个人--一位名叫斯科特·达尔斯尼的美国登山者--询问关于南比的消息。而4天后的今天，成群的以捕捉新闻为生的文字和电视记者正在加德满都恭候着我们。

那天下午较晚的时候，我们挤上一架大型米格直升飞机。飞机穿过云层的空隙向远方飞去。l小时后，直升机在机场降落。我们走出舱门，陷入麦克风和电视摄像机的包围之中。身为记者，我发现充当另一种角色令我获益非浅。拥挤的记者大多是日本人。他们希望得到对这场灾难的真实描述--一个充满恶人与英雄的故事。

但是，我所目睹的混乱和令人痛苦的场面尚未转化成语言的利刃。站在飞机场的柏油碎石路上被盘问了30分钟后，我被美国驻尼泊尔使馆的领事救了出来。他送我住进加拉都饭店。

更令人头痛的采访接题而来。先是一些记者，接着是旅游部满带怒容的官员们。星期五晚上，我漫无目的地在加德满都的街上走着，试图从越来越强的压抑感中寻求解脱。我递给一个很瘦的尼泊尔男孩一把卢比，换回一个印着咆哮的老虎的小纸包。回到旅馆后，我把纸包打开，把里面的东西倒在烟纸上。浅绿色的小烟叶粘着树脂，散发着腐烂水果的气味。我卷上一支含大麻的烟，抽得一干二净，又卷了一支更粗的烟，刚吸到一半，就感觉房间开始旋转起来，我于是捻灭了剩余的部分。

我光着身子横躺在床上，听见夜的声音穿过打开的窗子飘了进来：清脆的铃声夹杂着汽车喇叭声气小商贩的沿街叫卖声、女人的欢笑声以及附近酒吧里传出的音乐声。我痛苦地躺着，一动也不想动。我闭上眼睛，任凭潮湿的热气如香脂一样覆盖在我身上。我觉得我融入了床垫中。这个过程如刻制纸风车般复杂。在霓虹的艳影里，长着大鼻子的卡通人物从我的眼皮下溜了过去。

我把头转向一侧，耳朵碰到一小块湿乎乎的东西。我意识到，眼泪已从面颊上流淌下来，浸湿了床单。我感到从身体的深处沿脊柱滋生出一股源源不断的、迅速膨胀的受伤感和屈辱感。它们在鼻子和嘴里进发出来。一声抽噎接着一声抽噎，然后就接连不断了。

5月19日，我带着两件道格·汉森的野营装备飞回到美国，准备把它们归还给爱他的人们。我在西雅图机场遇到了他的孩子--安吉和杰米，以及其他的朋友和家人。面对他们的眼泪，我感到不知所措和无能为力。

呼吸着带着潮水气息的海风，我惊讶地发现西雅图的春天竟如此丰腴。陶醉在前所未有的潮湿、苔藓般的迷人魁力之中，我和琳达开始慢慢地、试探性地重新熟悉对方。在尼泊尔瘦下的25磅肉迅速地长了回来。家庭中通常会有的快乐--和妻子共进早餐、目送太阳西下、在半夜爬起来光脚走进温暖的浴室--给我带来近乎发狂的快乐。但这些时刻常常与珠穆朗玛峰投下的阴影混杂在一起，而那阴影仿佛并未随时间消逝而有所消退。

因为承受着巨大的内疚感，我推迟了与安迪·哈里斯的女友菲奥那、罗布·霍尔的妻子简·阿诺德的会面。因为推迟的时间太久，她们终于从新西兰给我打来电话。当电话打来时，我竟无力讲出能平息菲奥那愤怒和困惑的词语。在我和简的电话交谈中，她安慰我的时间要多于我安慰她的时间。

我一直都明白，登山是非常危险的运动。我相信，风险是这项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危险，登山就无法同其它100多种娱乐活动区分开来。挑战生死的奥秘和窥视它禁闭的边界令人情感兴奋。我坚信登山是伟大壮丽的运动，不是在排除了它固有的危险之后，而恰恰是因为它所具有的危险。

在拜访喜玛拉雅之前，我从未真正接近过死亡。更有甚者，在攀登珠穆朗玛峰之前，我甚至连葬礼都没有参加过。死一直是个信手拈来的假设、一个在抽象思维里徘徊的概念。这种纯真的权利被剥夺也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当它终于到来时，它的冲击被过多的死亡人数而加大了：

全部加起来，珠穆朗玛峰在1996年春天共夺走了2O名男人和女人的生命。这是自75年前人们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以来最惨重的季度死亡数。

在霍尔登山队的6名登上珠峰的队员中，除了我和麦克·格鲁姆安全下山外，另外4位曾与我一起欢笑、呕吐并且有过长时间亲密交谈的队友失去了生命。我的行动、或未能采取任何行动直接导致了安迪·哈里斯的死。而且，当南比躺在南山口垂死之际，我却在距她只有350码之遥的地方躺在帐篷里，无视她的苦苦挣扎，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安危。留在我心灵上的这个污点并不是那种经过几个月的悲伤和充满内疚的自责就可以被冲洗干净的。

后来，我把耿耿于怀的忧虑讲给克利夭·舍恩宁，他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克利夫说他同样对这么多人的死感到难过，但和我不一样，他没有"幸存者的内疚感。他说：“那天晚上，我在南山口用尽一切办法自救和救助和我在一起的人们。等我终于安全回到帐篷里时，我已经精疲力竭了。我被冻坏了一只角膜，眼睛完全失明。当时我发着低烧，神志模糊，身体失控地抖动着。失去南比是件可怕的事情，但我让自己平静地面对，因为我知道，当时我已没法救她。你不该跟自己过不去，那是场可怕的风暴。在你当时所处的条件下，你还能为她做些什么呢？"

也许什么也不能，我表示同意。但与舍恩宁相比，我仍是犹豫不决的。我永远也不会有他说话时的那种令人羡慕的泰然神情。

在许多不合格的登山者峰拥至珠穆朗玛峰的今天，很多人都认为灾难是在所难免的，但没人能想到罗布·霍尔率领的登山队会成为悲剧的中心。霍尔经营着最严谨也是最安全的探险登山活动，这一点几乎无人可比。他做事富有条理。他制订了详尽的制度以防止灾难的发生。但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如何向死难者的亲人以及苛刻的公众解释呢？

可能有傲慢的因素吧。霍尔能如此熟练地使各种能力的登山者在珠峰上上下下，也许他有些翘尾巴了。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吹嘘说，他可以帮助任何身体健康的人登上珠峰；他创造的纪录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同样，他也曾显示出驾驭危境的非凡能力。

例如在1995年，霍尔和他的向导们不仅要在接近峰顶的地方应付汉森出现的问题，还要帮助另一位完全垮掉的名叫尚泰尔·莫度的队员。此人是法国著名登山家。他当时正在不带氧气的状态下第7次冲击顶峰。莫度在海拔28，700英尺的地方被冻僵了。他被其他队员连拉带抬地从南峰顶搬到了南山口。当所有人从南峰顶安全撤离后，霍尔可能会认为没有他做不到的事情。

在1996年之前，霍尔在天气方面有着出奇好的运气，而这也许使他后来的判断发生了扭曲。"一个季节接着一个，"曾有着多于12次喜马拉雅之旅并3次登上珠峰顶经历的大卫·布里歇尔斯证实道："罗布在冲击顶峰时总是赶上极佳的天气。他从来没有在高山上遇到过风暴。"事实上，5月10日那场风暴虽然猛烈，但也并非十分特别，只是一场很典型的珠穆朗玛峰狂风。如果它晚两小时出现，很可能不会造成任何人员伤亡。反过来，如果它仅提前半个小时，这场风暴会轻而易举地杀死18或20名登山者--包括我在内。

当然，时间和天气一样，与这场灾难有着诸多关联。对时间要求的忽视并不能因对自然灾难的声讨而被视而不见。固定绳索上的滞停是可以被预见并可以被有效防止的。预定的返回时间被明目张胆地忽略了。

对返回时间的推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费希尔和霍尔之间的竞争的影响。费希尔在1996年之前从未向导过攀登珠峰的活动。从商业立场来看，他承受着能否取得成功的巨大压力。他受到强烈的驱使，要把他的队员送上峰顶，尤其是像桑迪·希尔·皮特曼这样的名人队员。

同样，霍尔因为在1995年没有把任何人送至顶峰，所以如果他1996年再次失败，他的生意前景不容乐观--特别是当费希尔取得成功的话。斯科特具有很强的人格扭力，这种扭力又被詹尼·布罗米特有力地加以推销。费希尔非常努力地要吃到霍尔的午餐，这点罗布也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当对手的队员正向顶峰推进时而让自己的队员返回的想法是非常令人不快的。霍尔的决断由此而被蒙上了阴云。

此外，还有一点再强调也不过分的理由是，霍尔、费希尔，以及我们其他人都是在严重缺氧的情况下被迫做出关键性的决定的。在思考这场灾难是如何发生时，至关重要的是要记住在海拔29，000英尺的地方不可能有十分清醒的意识。

事后的聪明总是容易产生。批评家们受到死亡数字的震惊而立即建议制定相关政策和秩序以确保此类灾难不再发生。比如，一项建议主张将一对一的向导与队员的比例作为攀登珠峰的要求；每个队员都有自己的向导，并且始终用绳子与向导结在一起。

也许减少死亡人数最容易的办法是，除紧急救护外，禁止使用瓶装氧气。虽然少数无视危险的攀登者可能会在无氧登顶中葬送性命，但大多数不胜任的登山者将在到达足以使他们陷于真正困境的高度之前而因体力的匮乏被迫返回。此外，禁止使用氧气瓶的做法肯定会相应地减少垃圾和阻塞现象，因为如果知道不能使用氧气瓶，试图攀登珠峰的人数肯定会明显减少。

对珠穆朗玛峰悲剧的探究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业，因为这可能会防止更多死亡的发生。但是，相信通过对1996年悲剧进行细节剖析就能在真正意义上减少未来死亡率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那种要求将无数失误编成目录以便"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否定和自欺欺人的行为。如果你使自己相信罗布·霍尔的死是因为他犯下了一系列愚蠢的错误而你不会重蹈覆辙的话，那么你就极可能在有力的事实已证明攀登珠峰是不理智的时候而去挑战它。

事实上，从许多角度看，1996年具有毁灭性的结局不过是正常情况。尽管珠穆朗玛峰在那个春天创造了12人季节死亡人数的纪录，但这12人只占登上大本营以上地方的398名登山者的百分之三--实际上比历史上的百分之三点三的最高死亡率还略低一点儿。还可用另一种方式来看：自1921年到1996年5月间，共144人死亡，而珠峰被攀登过630次，即每4次攀登有1人死亡。去年春季，12人死亡，84人登顶，同历史上这些标准相对照，1996年事实上在安全系数上是高于平均水平的。

但事实是，攀登珠穆朗玛峰终归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而且毫无疑问，这种危险将永远存在，无论登山者是被人引导的初学者，还是同伙伴们一起攀登的世界级登山家。值得注意的是，珠峰在夺去霍尔和费希尔的生命之前，曾经彻底地摧毁过一大批攀登精英，其中包括彼得·博德曼、乔伊·塔斯克、马蒂·霍伊、杰克·布赖腾巴赫、米克·伯克、米歇尔·帕门特、罗杰·马歇尔、雷·吉尼特以及利·马洛里。

在1996年的向导登山活动中，我清醒地意识到，包括我在内的登山者很少能真正理解所面临危险的严重性--海拔25，000英尺以上的地带为人类生存提供的狭小空间。怀着珠峰梦想的人们应该牢记，一旦意外发生在死亡地带内，世界上最出色的向导也可能会无力拯救他的顾客的生命。事实上，如1996年事件所显示的那样，世界上最有能力的向导有时也自身难保。我的4位队友的死并非完全由于罗布·霍尔的攀登系统有漏洞--事实上，没有谁的系统比他的更好了--而是因为在珠穆朗玛峰上，这一系统的机能被彻底地摧毁了。

人们在进行反思时很容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攀登永远不是安全、可预测和受规则约束的事业。这是一项将冒险理想化的运动。从事此项运动的最著名的人物总是那些将脖子伸得最长以逃避危险的人。登山者作为一类人，并不能凭借他们较多的谨慎而被从人群中区分开来。这一点对珠峰攀登者来说尤为确切：当有机会到达地球之巅时，历史表明，人们会以令人惊讶的速度丢掉正确的判断力。"最终，"汤姆·霍恩宾在他登上西脊33年后提醒道："珠穆朗玛峰在这个季节发生的事情肯定会在下一个季节里被重演。"

要找出表明人们几乎没有从5月10日的一系列错误中吸取教训的证据，你无需远看，只需看一看在其后的几个星期内珠峰上所发生的一切吧。

5月17日，也就是在霍尔登山队撤出大本营后两天，在喜马拉雅山脉的西藏一侧，一位名叫莱因哈德·瓦拉西奇的登山者和他的匈牙利队友在不带氧气的状态下从东北山脊爬至海拔27，230英尺的营地，并住进了运气欠佳的拉塔克人遗弃的帐篷。第二天早晨，瓦拉西奇抱怨说觉得不舒服，继而就失去了知觉。当时正好有一位挪威医生在场，他诊断这位奥地利人同时患上了肺、胸水肿。尽管医生实施了吸管和药物治疗，瓦拉西奇还是在半夜时死掉了。

与此同时，在珠峰尼泊尔一侧，大卫·布里歇尔斯的I－MAX探险队重新集结，考虑下一步的行动。由于他们的拍摄计划共投入了550万美元，他们在此巨大激励下继续留在山上以进行攀登顶峰的冲击。拥有布里歇尔斯、埃德·韦斯特斯及伯特·肖尔的这支队伍无疑是最强大、最具竞争力的队伍。而且，尽管他们一半的氧气已用来救助急需补氧的救援和登山人员，他们仍然能从离开山脉的登山队那里借得足够的氧气以弥补他们的损失。

埃德的妻子保拉·巴顿·韦斯特斯在5月10日那天灾难降临时，正以IMAX大本营总管的身份监听着无线电通话。作为霍尔和费希尔的朋友，她对此感到无法承受。保拉原以为经过这样令人发指的灾难，IMAX队会自动卷帐篷回家去。后来，她听到了布里歇尔斯与另一名登山者之间的无线电通话。在通话中，这位IMAX登山队的领队不慌不忙地宣布，他的登山队准备先在大本营做短暂休整，然后向顶峰攀登。"在发生了这些事情后，我无法相信他们真要上到顶峰去。"保拉担心地说，"当我刚听到无线电通话后，信号就断了。"她非常不安，于是离开大本营，回到村里呆了5天以恢复体力。星期三，也就是5月22日，IAInX登山队到达南山口，天气极佳。他们在那天晚上向顶峰进发，曾在电影中担任主角的埃德·韦斯特斯在没有使用氧气的状态下子星期四上午11点到达顶峰；布里歇尔斯于20分钟后到达，紧跟其后的是阿拉斯利·西格拉、罗伯特·肖尔和夏尔巴人诺盖--第一位攀登珠峰的丹增的儿子，也是诺盖家族第9位到达山顶的成员。那一天共有16名登山者到达了山顶，其中包括从斯德哥尔摩骑自行车到达尼泊尔的瑞典人戈兰·克罗普以及第10次登上峰顶的夏尔巴人汪里塔。

韦斯特斯在上山的路上经过了费希尔和霍尔被冻僵的尸体。琼（费希尔的妻子）和简（霍尔的妻子）都曾要求我为他们带回些私人物品。"韦斯特斯局促不安地说道："我知道斯科特的脖子上带着结婚项链。我想把它带给珍妮，但我就是无法强迫自己在他的尸体周围乱挖。我就是没有勇气这样做。"在下山的路上，韦斯特斯坐在费希尔的身边和他呆了几分钟，没有收集任何信物。"斯科特，你还好吗？"埃德悲伤地向他的朋友招呼道："怎么回事，伙计？"

5月24日星期五下午，当IMAX登山队从4号营地向2号营地下山的时候，他们在黄色地带遇到了南非队剩余的几名队员--伊恩·伍德尔、卡西·奥德多、布鲁斯·赫罗德和三名夏尔巴人。他们正赶往南山口以完成他们的登临山顶的计划。"布鲁斯看上去很强健。他的脸看起来很精神，"布里歇尔斯回忆道，"他使劲地握了握我的手表示祝贺，他说他为我们感到骄傲，半小时后，我又遇到了瘫软在冰镐上的伊恩和卡西。他们看上去真是精疲力竭了。"

"我特意和他们呆了一会儿，"布里歇尔斯继续说，"我知道他们没有经验，所以我说，请小心，你们清楚月初这里发生了什么。记住，到达山顶是件容易的事；活着回来才是最难的。"

那晚，南非人向山顶进发。奥德多和伍德尔在午夜过后20分钟的时候出发了。跟随他们的是背着氧气瓶的夏尔巴人丹迪和汪多吉（不是霍尔队伍里的夏尔巴人领队汪多吉）以及江布。赫罗德似乎在大队人马出发后几分钟内就出发了，但随攀登的继续，他被甩得越来越远。5月25日星期六上午9时50分，伍德尔呼叫大本营的无线电话员帕特里克·康罗伊，告之他已和丹迪到达了山顶，奥德多和汪多吉及江布将在15分钟内到达。伍德尔说因为赫罗德没有带无线电，所以不清楚他在下面的什么方位。

我曾在山上几次见到过赫罗德，他友好而健壮。虽然他不具备高山攀登的经验，但他曾以地球物理学家的身份在南极洲的严寒条件下工作了18个月--他无疑是南非队里最出色的登山者。认1988年开始，他开始为成为一名自由摄影师而努力工作。他希望到达珠穆朗玛峰顶能给他的事业带来必要的激励。

当伍德尔和奥德多在山顶上时，赫罗德仍在下方很远的东南脊上以危险的慢速度孤军奋战着。中午12时30分左右，他遇上了正往山下走的伍德尔、奥德多和3名夏尔巴人。汪多吉递给赫罗德一部无线电并告诉了他氧气瓶的具体位置。然后，赫罗德继续独自向顶峰攀登。他到下午5点才到达山顶，比其他队员晚了7个小时。当时，伍德尔和奥德多已返回他们在南山口的帐篷。

碰巧的是，当赫罗德通过无线电向大本营报告说他已经到达山顶时，他的女朋友苏·汤普森正好在她伦敦的家中通过卫星电话与大本营的康罗伊通话。"当帕特里克告诉我布鲁斯正在山顶时，"汤普森回忆道，"我说：'他妈的他不应该这么晚还在山顶--已经5点1刻了！我不希望这样。"

稍后，康罗伊为在山顶的赫罗德接通了汤普森的电话。"布鲁斯听起来还是神志清醒的，"她说，"他知道他用了很长的时间才到达那里。听上去他的声音在那个高度还算正常。他是将氧气罩拿下来说话的。他甚至没有气喘吁吁。"

然而赫罗德从南山口攀登到山顶用了17个小时。虽然当时风力不大，但乌云吞没了山顶，而黑暗又迅速降临了。独自呆在世界之巅，他一定非常疲惫，而且氧气也已用完或几乎用完了。"他那么晚独自呆在那里简直是疯了，"他的前队友安迪·德·克勒克说，"实在令人费解。"

5月9日夜晚至5月12日，赫罗德一直呆在南山口。他曾感受到暴风雪的猛烈，听到了声嘶力竭的呼救，看到了由于严重的冻疮而变得一瘸一拐的韦瑟斯。在5月25日的上山路上，赫罗德经过了费希尔的尸体。几小时后，他又在南峰顶跨过了罗布·霍尔已僵硬的双腿。

显然，尸体没有给赫罗德留下太多的印象。他不顾缓慢的步伐和渐晚的时间继续向山顶走去。

自赫罗德在5时15分从峰顶呼叫之后就再没有从他那里传来无线电信号。"我们开着无线电通话设备，坐在4号营地等待他的消息，"奥德多在刊登在约翰内斯堡的《柳报》专访中解释说，"我们太疲劳了，最后睡着了。当我在第二天早晨5点钟醒来时，他仍没有通过无线电传来消息，我意识到我们已失去了他。"

布鲁斯·赫罗德现被认为已死亡。他是在这一季节中逝去的第12条生命。

尾声

现在，我渴望女人温柔的抚慰，鸟儿的歌唱，指间流动的泥土的芬香。我正寻找合适的土地来购买。我将在上面饲养鹿、野猪和小鸟儿；种上三角叶杨和小无花果树。我将造一口池塘。傍晚时分，鸭子前来媒戏，鱼儿浮出水面，将小虫子塞入嘴中。几条小径穿过这片树林。我和你迷失在大地的波澜起伏之中。我们来到水边，躺在草地上。一块小小的招牌上委婉地写道：这是真实的世界，我们都置身其中。

——B·特拉摘自《血红的兰花》

数位曾于去年５月到过珠穆朗玛峰的人告诉我，他们曾试图摆脱悲剧的阴影。我在１１月中旬收到洛·卡西希克的来信。他写道：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发展起一些积极的想法。珠穆朗玛峰是我一生中最惨痛的经历。但这已成为过去。现在就是现在。我已将注意力集中在积极的看法上。对于生命，他人和我自己，我学到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我感到我现在对生活有了更明确的认识。我现在对事物的看法是以前所没有过的。

洛在与贝克·韦瑟斯在达拉斯共度周末后刚刚返回。在被直升飞机输送之后，贝克的右臂自肘以下被截掉了。他的鼻子也被切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从耳朵和前额取下的组织。洛认为拜访贝克令人既伤心又振奋。看到贝克的这般模样实在令人伤心：重塑的鼻子，满脸的伤痕，生活不能自理，以及对能否继续行医的疑虑，等等。但看到这个男人能如此地接受一切并准备继续生活下去确实令人感到不同寻常。他战胜了这一切。他将取得胜利。

贝克对每个人都心存善意。贝克不会玩指责别人的游戏。你可能与贝克的政见不同，但看到贝克是如何对付这一切时，你将与我分享骄傲的感觉。终有一天，一切苦难将为贝克呈现出积极的一面。

我为贝克、洛和其他一些能从积极的角度审视这段经历的人们感到振奋，甚至感到有些嫉妒。可能随时间的流逝，我也能从诸多的痛苦中认识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但我现在还做不到。

当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我从尼泊尔回来已半年有余。在这６个月中，任何一天珠穆朗玛峰都能在我的思维中占据２至３个小时，甚至在睡梦中也没有暂停过：攀登留下的影象以及它所造成的恶果仍渗透在我的生活中。

在我记录这次探险活动的文章刊登在九月的《户外》杂志后，杂志的邮购量激增。许多回信都表现出对幸存者的支持和同情，但也有很多恶语相向的信件。例如，一名来自佛罗里达的律师训斥道：我想说我同意克拉考尔先生所说的：“我的行动，或我未能采取任何行动，直接导致了安迪·哈里斯的死亡。”我还同意他所说的：”（他）只躺在３５０码之遥的帐篷里，什么都没有做……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独自活下来的。”

一些最愤怒的来信，也是迄今为止读起来最令人恼羞成怒的信件是来自受难者亲属的。斯科特·费希尔的妹妹丽莎·费希尔·卢肯巴赫写道：

“根据你的文字，你似乎具有确切知道每个人在探险活动中的想法和心理活动的特异功能。现在你已安然无恙地返回家中。你评判别人的判断力，分析他们的企图、行为、性格及动机。你对领队、夏尔巴人和顾客应该如何做大加评论。你对他们的过错进行傲慢的指责。根据乔恩·克拉考尔的自述，在他预感到恶运将至时，他为了自身的安全和生存而缩回自己的帐篷。

还是看看这位貌似万事通的所作所为吧。你对安迪·哈里斯的下落的错误推测给他的家属和朋友带来了巨大的悲伤和痛苦。而现在，你又以对江布“小道消息式”的描述来唾弃他的性格。

我所读到的是你的个人主义正疯狂地从所发生的一切中找出道理。但你的任何分析、批评、判断，亦或是假设，都不会给你带来你所寻求的平静感。没有答案，没有人做错了什么，没有人应受指责。每个人都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环境中尽力而为。

没有人蓄意谋害别人。没有人想死。

我是在得知遇难者的名单上又增添了洛桑江布的名字后不久收到这封信的。这封信使我异常痛苦。８月份，当季风从高高的喜马拉雅山退却以后，江布返回珠穆朗玛峰，向导一支日本探险队从南山口和东南脊攀登。９月２５日，当他们从２号营地攀登至４号营地准备向顶峰冲刺时，一块板状的崩落雪块将江布、另一名夏尔巴人和一名法国登山者压倒在日内瓦山嘴之下。他们顺霍泽冰面向下翻滚了一段距离，直至被摔死。江布抛下了在加德满都的年轻妻子和一个２个月大的孩子离开了人间。

还有其它一些坏消息。５月１７日，从珠穆朗玛峰下来后在大本营休息了２天的阿那托列·布克瑞夫独自前往攀登霍泽峰。“我累了”他告诉我，“但我是为斯科特而去的。”为了完成斯科特要征服世界排座８,０００米以上的山峰的遗愿，布克瑞夫于９月份从西藏攀登了卓奥友峰和海拔２６,２９１英尺的希夏邦玛峰。当他于１１月中旬在家乡卡扎克斯坦逗留时，他乘坐的公共汽车发生撞车事故。司机被撞死，而阿那托列的头部严重受伤，一只眼睛受到了严重的，甚至是永久性的伤害。

１９９６年间月１４日，下面这段文字作为南非人对珠穆朗玛峰的论谈内容之一而被刊载在因特网上：

“我是夏尔巴孤儿。我的父亲在我年近７岁时为一支探险队搬运行李而死在了库巴冰瀑上。我的母亲在１９７０年时为另一支探险队扛运行李时因心力衰竭而死亡。我的另三个兄弟姊妹死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和我的姊妹被送往在欧洲和美国的寄宿家庭。

我从未再回到我的家乡，因为我认为它是应受到诅咒的。我的祖先由于在低地受到虐待而逃到神圣的库巴地区。在那里，他们在"大地之母"的阴影中找到了避难所。作为回报，他们应当保护女神的圣所免受外人的入侵。

但我们的人却背道而行。他们引导外来者进入圣所，并以站在她的头顶欢叫的方式来破坏她的肢体，污染她的胸部。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不得不搭上了性命，而另一些人虽虎口逃生但却牺牲了别人的生命……

所以我相信夏尔巴人也应对1996年发生的悲剧负责。我对没能返回故乡不感到丝毫遗憾，因为我知道那里的人们和那些自认为可以征服世界的傲慢的外来者将受到上天的惩罚。还记得泰坦尼克号吗？即使永不沉没的它也沉没了。在“女神”面前，韦斯特斯、皮特曼、费希尔、江布、马斯纳和伯宁顿是多么愚蠢的人啊。因此我发誓我将决不重返家园而成为亵读神的合谋者。”

珠穆朗玛峰似乎毒害了很多生命，摧垮了多种关系。一位遇难者的妻子因为抑郁症而住院治疗。当我上一次同某位队友谈话时，我得知他的妻子的状况也是一团糟。他说，应付探险带来的不良后果使他的婚姻行将瓦解。他不能集中精力地工作。他经常从陌生人那里受到恐吓和羞辱。

在桑迪·皮特曼返回曼哈顿以后，她发现自己成了公众发泄怒气的对象。１９９６年８月的《名利场》杂志刊登了一篇对她冷嘲热讽的文章。一个来自小型电视节目《拷贝》的摄制组在她的公寓外“偷袭”了她。作家克里斯托弗·巴克利将皮特曼的高山遇难经历调制成《纽约人》杂志封底的堪称画龙点睛之笔的笑话。到８月份，事态发展得愈发不可收拾。她向朋友哭诉说她的儿子在高等私立学校里受到同学们的嘲讽和冷遇。公众将对珠穆朗玛峰悲剧的极大愤怒直指皮特曼，这使得她既感吃惊又有些晕头转向。

对尼尔·贝德曼来说，虽然他将两名顾客引导下山从而挽救了他们的生命，但他仍为没能阻止另一个人的死亡而深感内疚。这位顾客不属于他的队伍，因此如果冠冕堂皇地讲，也就不属于他的责任范围。

在我和贝德曼都重新适应了家庭环境之后，他向我回忆起在南山口上与队员们挤在寒风中并不顾一切地要保证每个人生还的情景。“当天空刚刚晴朗得使我们能分辨出营地的方向时，”他回忆说，“那感觉就是‘嗨，风暴的停息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我们赶快走吧！’我向每个人呼喊以使大家挪动双脚，但很显然有些人已虚弱得无法迈步，甚至不能站起来了。”

“人们在哭喊。我听到有人嚎叫：‘别让我死在这里！’那显然是非生即死的关头。我竭力想使南比站起来。她抓住了我的胳膊，但她虚弱得已无法支撑双膝站立起来。我开始迈开脚步并将她拖了一二步，然后她的手松开了，摔到一旁。我必须继续前进。必须有人去帐篷求救，不然所有人都会死掉。”

贝德曼稍停了一会儿，“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起南比，”他再次开口时这样说，“她是那么弱小。我仍能感到她的手指从我的胳膊上滑落时的感觉，而我就听之任之了。我甚至再没有回过头去。”

Table of Contents

走入空气稀薄地带

前言

献给琳达

引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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