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改变世界：硅谷成功创新之谜

[美] （美）皮肖内 著

罗成 译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这里改变世界：硅谷成功创新之谜/（美）皮肖内著；罗成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11

书名原文：Secrets of Silicon Valley：What Everyone Else Can Learn from the Innovation Capital of the World

ISBN　978-7-5086-4237-6

Ⅰ.①这…　Ⅱ.①皮…②罗…　Ⅲ.①电子计算机工业—工业企业—经济史—美国　Ⅳ.①F47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7922号

Secrets of Silicon Valley

Copyright©2013 by Deborah Perry Piscion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 Martin's Press, LLC.All rights reserved.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3 by China CITIC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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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改变世界：硅谷成功创新之谜

著　　者：[美]黛博拉·佩里·皮肖内

译　　者：罗成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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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01 从东海岸到西海岸

导言

第一章 硅谷，让世界瞩目

第二章 硅谷，让世人好奇

02 硅谷的生态系统和文化氛围

导言

第三章 一所大学：斯坦福

第四章 锐意进取的硅谷人

第五章 硅谷独特的创新周期

第六章 真实的硅谷创业者

第七章 硅谷商业模式独到之处

第八章 沙山路的投资家

第九章 硅谷的服务行业

第十章 揭秘硅谷的交际场所

第十一章 梦想的生活方式

第十二章 硅谷下一代的成长环境

后记 硅谷模式能否复制？

致谢

注释

导言

大约6年前，在丈夫的劝说下，我抛下了我们在华盛顿的政界生活，随他一同迁往气候宜人的加州。

此前，我在华盛顿已经生活了将近18年，我的身份也已深深融入这座城市之中。1989年1月3日，我第一天到国会山上班，就赶上了老布什总统的就职典礼，当时我和同事大卫·里韦拉（David Rivera）一起坐在会场的第4排（如今的里韦拉已是国会议员，同时还是佛罗里达州颇具影响力的捐赠人）。也是在那个周末，我生平第一次参加了总统就职宴会。会上，时任国务卿的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竟然亲自走上前来同我握手，随后又和我的上司、参议员康尼·麦克会面，祝贺他成功当选。接下来的几周，麦克先生在办公室接见了不少专程来访的名人，其中既有罗伯特·雷德福和秀兰·邓波儿等明星大腕，也有一些世界500强的高管。而我也有幸见到了他们每一个人。对于一位职场新人来说，这样的经历着实令人兴奋。

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曾在伦敦待过一个学期，从此就对外交政策的政治动态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因此，当众议员伊利安娜·罗斯-莱赫蒂宁在佛罗里达州第18选区的特别选举中胜出，并随后竞逐众议院外事委员会席位时，她并没有花多大力气，就说服我从参议院转到了众议院工作。就这样，我成了一名立法助理，主要负责处理前苏联移民案，通过向戈尔巴乔夫政府施压，帮助俄籍犹太人移民海外。此外，我还负责回复选民的来信，并不时写些“致同事书”和评论文章，甚至去演讲。一有机会，我还会代表国会前往以色列，就美方提供住房贷款担保一事，与该国领导人进行磋商。那时，我只有24岁，对最为根本的人权事业有着满腔热情。另一方面，国会山的工作经历也让我很快明白权力的含义，以及权力与门路的关系。我丝毫不看重这份17000美元的月薪，我更重视的是能有直接接触决策者的机会，以及希望我的电话能得到及时回复。

那段时间，我白天在国会山工作，晚上去乔治城大学攻读国际事务和经济学的研究生课程。为了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我拼命学习，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不过，乔治城大学要求博士生必须是全日制，而我却不能抛下手头的工作。在国会山工作3年之后，我受白宫之邀，在老布什政府就任政治任命[1]职位。然而，我在美国国务院的这份工作只维持了短短的9个月——因为老布什总统在竞选连任时失败了，而我也必须接受忠诚调查。1993年1月20日，也就是克林顿总统就职的当天，我收到了解雇通知。

在这个漫长的间歇期，我给自己放了大假，去巴西旅游。在那里，我得以抛开自己的A型性格[2]，全身心浸透在巴西文化之中。这里有令人难忘的美味佳肴、五彩缤纷的生活、自由的氛围。但更重要的是，我接触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一种清贫而又快乐的生活。在米纳斯吉拉斯州的一些城市里，我遇到了无数过着这种生活的人：他们一日三餐朝不保夕，可言行举止却惊人地雍容文雅。

后来，我又去了向往已久的亚马逊河流域。同行的除了我的旅伴，还有我们雇用的一位亚马逊印第安人向导。第一天夜里，我好不容易按捺住在那里露营的喜悦，却发现一群蟑螂飞扑而来。夜深之后，一条蟒蛇趁我熟睡时，贴着我的身子，从我们的敞篷船上游过。第二天夜里，我们三人又被一条狂暴的鳄鱼穷追不舍。整个路途充满了惊险和刺激，但这也让我认识到，自己有着冷静应对逆境的能力。自从在这次旅途中摘下手表之后，我至今再也没有戴过。巴西之旅让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也帮助我找到了此后的人生目标。

1993年6月，我终究还是回到了华盛顿，开始寻找有意义的工作。然而面对萧条的经济形势，我只能勉强做起一份游说的工作。说实话，我对很多游说的议题并不怎么感兴趣，比如金融衍生品这类东西。

几年后，还在克林顿总统任期内，莱温斯基丑闻逐渐浮出水面，此时我接受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邀请，成为一名电视评论员。经过几天的准备，我在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的节目上首次亮相。在短短几周之内，我就已在多场电视评论节目中发表看法，进行辩论，辩论对手不乏学界领袖和政界名流，比如哈佛教授艾伦·德休韦兹（Alan Dershowitz）、辛普森杀妻案[3]的检控官玛西亚·克拉克（Marcia Clark）以及前任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之后，我开始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沃尔夫·布利策（Wolf Blitzer）的节目中评论政治和外交政策。这是一次让我极为欣喜的机会，因为在他的节目中，你必须深刻领悟辩论的意义，而又无须为发型和服饰烦恼。此外，我还同朱莉安娜·马尔维克斯（Julianne Malveaux）博士合著了一本畅销书——《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十大妇女问题上的立场》。

踏入媒体行业之后，我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将自己塑造为“大电视”时代的媒体人。在此期间，我与很多业界名流共事过，其中不仅有制片人、经纪人和经理人，也有演讲教练和时尚顾问。小布什总统就职典礼当天，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对此进行了直播，而这个节目正是我和电视明星亨利·钱普（Henry Champ）一同主持的。那是一个寒冷的雨天，我们在录制现场站了好几个小时，而直播间里却没有暖气（原本是应该有的）。不过我并没有抱怨，因为能够报道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我已经觉得非常幸运。做完节目后，亨利对我说：“你很适合当一名战地记者。”不过他并不知道，这番话却让我开始反思。当我忍受了如此多唇枪舌剑的电视节目录制之后，面对这种“战地一般的环境”，我已经变得有点麻木不仁。最终我也意识到，辩论节目的收视率更多地取决于争论的歇斯底里，而不是节目的真正内涵。因此，尽管公司正在为我打造我个人的节目，我却再也无法从中找到人生价值。于是，我辞职了。

想要在国内政坛及媒体行业这些竞争激烈的世界打拼，你必须牢记这样一条生存法则：“得意时务必谨慎，因为失意时你不知道会撞上谁。”这就意味着你必须深谙兵法，必须在对手最脆弱的时候直攻要害。那时，我就是靠政治斗争谋生。除此以外，我并没有其他谋生手段。不过，那是在我移居世界创新之都硅谷之前。

欢迎来到硅谷

2006年6月10日，我和丈夫带着我们尚在蹒跚学步的双胞胎儿子来到硅谷，并在加州北部的洛斯阿尔托斯安顿下来。这是一座阳光灿烂的小城，空气中弥漫着醉人的浓浓花香，令人感觉仿佛置身天堂。不过，我们此前在弗吉尼亚州麦克莱恩市的大房子足有4000平方英尺，而硅谷的这个小小的新家只有1334平方英尺，这难免让我们有些感伤。况且，这样一套小房子就花了我们上百万。如果只是我和丈夫两个人住，新家的面积倒也够大。可是我们的两个孩子只有16个月大，走起路来还摇摇晃晃，当他们四处溜达的时候，整个小屋都会回荡着他们小脚丫噼噼啪啪的声音。硅谷几乎没有什么蚊虫，空气也不潮湿，只可惜没有中央空调。所以那年7月，即便热浪持续了整整一周，我们也只能过着没有空调的日子。

当时，我对硅谷基本一无所知。此前我从来没有来过硅谷，在我的印象中，加州的自然环境、文化氛围和生活品位都很不错，所以我一直想着有一天能在这里定居。不过幸好，我的朋友埃德·赫斯特是在硅谷长大的。他曾和我在布什总统任期内的白宫共事，也曾给我讲过旧金山湾区的地理情况：“如果把这片地区看作包围着旧金山湾区的一个半岛，那么硅谷就在半岛西部。”我在政界还有一个朋友——丽莎·盖博，她的丈夫吉姆在苹果公司任职的时候就小有名气，后来又成为了卫星广播筹备初期的合伙创始人，所以他在硅谷的人脉很广。他把我移居硅谷的事告诉了当地的朋友。而让我惊讶的是，很多人都给我回了话，而且好像每个人在表示欢迎之后，都会这样问道：“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

为了对旧金山湾区的经济有更好的了解，我对“硅谷”做了一番调查，结果发现这里简直是世界创新的大本营。不过当时，即便身处硅谷，我依旧认为华盛顿才是世界的中心。我家方圆10英里内，就有不少著名的科技、数码媒体和社交媒体公司把总部设在这里，比如苹果、Facebook、谷歌、YouTube、Twitter、雅虎、惠普、英特尔、eBay、应用材料、瞻博网络（Juniper Networks）、Adobe、思科、甲骨文、赛门铁克等。我第一次驾车在这一带兜风的时候，我一面打量着各个公司园区，一面寻思着那些庄重正统、巍然屹立的公司大楼怎么都消失了。相反，这一片片园区的布局都很松散自由。至于谷歌园区，它那五颜六色、趣味盎然的样子很难让人肃然起敬。

初来硅谷，你要尽快适应的不仅是这里充足的阳光，还有这里独特的文化、生活方式，以及这里人与自然的开放氛围。硅谷人有一套共同的处世态度、目标、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所以这里不同于我曾经居住过或长时间待过的任何城市，比如迈阿密、伦敦、华盛顿和纽约。你或许会认为：先不说硅谷所创造的惊人财富，单论这里的人在专业领域取得的如此巨大的成就，硅谷的商业氛围想必非常紧张。然而在很多方面，事实恰恰相反。竞争自然会有，不过与华盛顿和纽约的商业环境所不同的是，在硅谷，你可以轻易摆脱那种紧张气氛。硅谷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信奉悠闲的生活方式，所以即便是在办公场合，他们也很喜欢穿休闲服装；而且，他们对等级森严的交流模式一向嗤之以鼻。尽管他们对待生活和工作都非常认真，但他们却能保持清新的个性和令人振奋的意志力。

硅谷人亲切友善，不仅喜欢与人攀谈，而且还非常乐于助人。只不过，一开始我们并不适应，因为在美国东部，即便在同一栋楼里互为邻居，彼此也可能好几年不说一句话。可在硅谷，不管我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和我交谈，有时是在银行，有时是在杂货铺，有时是在干洗店。一次，我和丈夫赶着去开会，可车子却在路上抛了锚。正当我们焦急万分的时候，汽车修理公司的员工约翰·弗朗西斯奇在接到我们的电话后，不仅表示愿意留在那里等候拖车，还主动提出替我们垫付拖车费。还有一次正值流感高发期，我打电话给山景城的心意比萨店订比萨。电话那一头的女子听出我有些鼻塞，于是主动提出要在送比萨的时候，去药店替我买点感冒药。还有我们的邻居，尽管他自己坐着轮椅行动不便，可不管我们在不在家，他都坚持要替我们倒垃圾。

不过一开始，我们还是非常警惕，因为我们当时并不理解当地人的行为。很多人都会随意地与我们攀谈，而且好像对我们的话很感兴趣。他们经常会这样问道：“你想要见见谁？”（他们口中的“谁”要么是重要的风险投资家，要么是知名的大公司高管。）驾车的人一旦认为前方有人要过马路，就会立即停车。而在工作日，不少职业人士竟然会去骑车、跑步，或到山间散步，可从年龄来看，他们应该正处于干事业的黄金时期。有好几个月，我和丈夫都在相互问同一个问题：“他们到底怎么谋生啊？”对于硅谷人的生活方式，我们那时的看法还很幼稚。

另外，每次看到《洛斯阿尔托斯城之声》（Los Altos Towne Crier）的“每日警讯”，我都会觉得不可思议。这里面全是些琐碎的内容，比如：“学院大道400街区有条狗没拴狗绳”，“根据举报，艾尔蒙特路有人放音乐的声音太大”，或是“青松大道300街区，路上有辆被遗弃的自行车”……我觉得很是不解：难道这里没有华盛顿司空见惯的扫毒行动、飞车枪手和白领腐败现象？

刚到这里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们：硅谷的人容易结识，却又很难了解。对此，我无比赞同。如果一定要我形容硅谷人的典型特征，那么我会说：来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怀揣着某个想法，并且梦想着能将这个想法变成产品。这样的激情往往会让他们全心投入，甚至痴迷成狂。不过即便内心充满斗志，他们仍然会时刻面带微笑，见谁都会热情问候一声，而且非常热心助人。

我的叔叔在移居硅谷之前，曾在华尔街工作。他这样对我说过：硅谷是一个“非常昂贵的乡村俱乐部”。他指的不仅是高昂的生活费用，更是一种无价的幸福生活。而带来这种幸福的，除了宜人的气候，还有友善的人们。在硅谷生活6年多后，我终于明白了这番话的含义：这里聚集着很多远见家、创新者、风险投资家、会计师、学者和律师，硅谷就是他们的“俱乐部”。他们组成了一个紧密而开放的生态系统，而这一系统造就了无与伦比的硅谷。

硅谷有着自己独特的“方言”，新来的人最好要尽快学会这套方言。我来硅谷之前，从未听说过“风险资本”，更不用说“条款清单”[4]、““投资前/后”[5]、“市值表”、“开放源码”[6]、“b2b”[7]、“b2c”[8]、“HTML”[9]等。如果你的孩子在这里上学，你想要和其他的家长交谈，就需要一本讲解硅谷独特文化和语言的手册。在这里，技术就是时尚。刚来硅谷不久，我就遭遇了好几次尴尬状况，让我觉得自己非常落伍。比如，我第一次在小区跑步的时候，身上还带着一个硕大的随身听这种上世纪90年代初的古董，此时我看到一位老奶奶，她的助步器上竟连接了iPod。

无论人们来自何处，一旦来到硅谷，就很少有人愿意重拾以前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当然，他们首先需要承受得起硅谷的生活费用。在全国其他任何地方都可能被看作老旧破败的房子，在这里却可以卖到百万以上，而且人们对此已是司空见惯，认为这样的价格很合理。不过当你站在硅谷的山间，欣赏加州北部最为壮观的美景，那一刻你也会理解这样的想法。2006年，洛斯阿尔托斯的房屋均价已达250万美元，并且由于存量有限，有些小区还不时引来竞标大战[1]。当地也曾试图通过建设经济适用房，以求将生活费用降到大众水平。1950年至1974年间，建筑商约瑟夫·埃西勒（Joseph Eichler）在旧金山半岛修建了1.1万套大众化商品房，并将定价控制在中产阶级可以承受的水平。“埃西勒式”设计因此得名。不过可惜的是，现在就连这些房子的售价也在百万以上[2]。

在硅谷最优秀的地产经纪手中，每套待售房产都会引来数位买家签约[10]。2009年，阿兰皮内尔公司的凯西·布里奇曼凭借8200万美元的销售业绩，名列《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年度最佳地产经纪榜”的第21位[3]。有时，她甚至还得签订保密协议，承诺不会透露富豪买家或卖家的身份。尤里·米尔纳（Yuri Milner）是Facebook[11]、Groupon[12]和Zynga[13]的投资者，他曾以1亿美元重金买下洛斯阿尔托斯山镇的一座豪宅，这座豪宅被人们称作“帕洛阿尔托卢瓦尔城堡”[4]。而其他顶尖地产经纪也在专门打点硅谷高端社区的生意，这些社区包括洛斯阿尔托斯、洛斯阿尔托斯山、帕洛阿尔托、门洛帕克、阿瑟顿和伍德赛德。由于业绩斐然，他们的收入足以媲美一流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比如德利恩地产公司的肯·德利恩：2011年，他的销售业绩高达2.75亿美元。

虽说房价如此昂贵，硅谷还是住着不少蓝领工人。比如，我们的邻居就是一位修车师傅，而他修车的地方就是门前的草坪。他曾经是谷歌公司的维修经理，那时碰巧赶上谷歌上市。我们在找保姆的时候，听到20美元的平均时薪，也是大吃一惊。据说，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那段互联网泡沫时期，硅谷的保姆常常会在签约或圣诞节时，收到新车这样的“大红包”。而雇主之所以如此慷慨，是因为新出炉的百万富翁很有可能用25美元的时薪挖人。

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硅谷在很多方面都不看重物质生活的奢华。事实上，人们对于铺张招摇的现象非常反感。尤里·米尔纳的豪宅从大路上是看不到的。2005年曾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洛斯阿尔托斯山镇是否应该限制住宅的面积，以免出现房屋挡住风景的情况，转而使建筑能够融入自然景观。毕竟，没人愿意在花一大笔钱买房之后，却只能看到四处扩张的人造建筑，而不是诗意盎然的田园风光。周边不少地方对住宅面积都有限制，比如洛斯盖多斯镇和萨拉托加县就分别将住宅面积限制在6000和8000平方英尺以内[5]。再说，硅谷人也不认为真有必要住大房子，因为大多数人都喜欢室外生活。我们社区里有不少20世纪50年代的独栋平房，很多从来没有翻新过，草坪也一直没人修剪。对此，我和丈夫曾经非常费解。不过我们后来明白，翻修房子、修剪草坪这些事对屋主而言，要么无关紧要，要么费用太高，甚至还会让他们分心，让他们无法专注于自己热爱的事业。

我在硅谷也看到过难得一见的豪车，比如零售底价225万美元左右的布加迪威龙。其实硅谷富豪们偶尔也会用好东西犒劳一下自己，因此路上总会看到不少保时捷、法拉利和玛莎拉蒂。不过就连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这样的大富翁，也对价格适中的丰田“普锐斯”[15]和特斯拉“路行者”[16]情有独钟。在谷歌人看来，即便收入再高，也不能满世界都是豪车。他们首选的交通工具仍是节能环保的车型，比如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车等。

刚搬到硅谷时，我们每次参加社区烧烤活动和儿童生日聚会，都会碰到佩奇和布林，而他们也会上前和我们交谈。这两人在2006年可都是炙手可热的红人，即便你不说他们的全名，人们也会立即明白你指的是谁。那一年，Facebook的马克·扎克伯格也开始有了名气，只是当时他还很年轻，所以人们谈到他时的口吻有些漫不经心。另一个备受关注的人是伊龙·马斯克（Elon Musk）：2002年，他的贝宝公司（Paypal）被eBay用价值15亿美元的股票收购，但还不到一年，他又开始一边创立SpaceX公司和特斯拉汽车公司，一边对太阳城公司和翡翠鸟分子公司大举投资。这些企业家之所以受人关注，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和普通人有不少共性，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年龄都在22岁到35岁之间。

人们谈论最多的谷歌新秀中，还有不少二三十岁的女性，比如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玛丽莎·梅耶尔（Melissa Mayer）、苏珊·伍吉希齐（Susan Wojcicki）和苏金德·辛格·卡西迪（Sukhinder Singh Cassidy），她们年纪轻轻就已登上事业的巅峰。在硅谷的日子里，我也结识了不少白手起家的女强人，她们有些是自己创业的老板，有些是成功企业的员工，而她们从事的行业涵盖了科技、生物技术、数码媒体、风险投资、对冲基金和地产开发等。2006年，我搬到硅谷后不久，曾经结识硅谷一位风投巨子的娇妻。初次见面，我居然抱着老一套的东海岸思想，愚蠢地认定她不过是个花瓶。几年之后，我才知道，起初是她拿出100万美元，资助丈夫创业。这笔钱主要来自她先前持有的员工股份——她曾经在多家成功企业工作过，不过在与这些公司谈薪酬的时候，她选择的不是更高的工资，而是更大比例的股份。

搬来硅谷几个月后，我开始欣赏当地人把握命运的劲头。这是一种特立独行的文化，它更注重创新进取，而不是因循守旧。硅谷人会在身边寻找灵感，而不是将目光投向东面的纽约或华盛顿。关于这一点，著名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有番话最为精辟。那是他在《查理·罗斯访谈录》（Charlie Rose）中对这座创新之都的评论：

我们的核心理论认为，科技公司的基础产品就是创新，这与许多行业截然不同。对吧？汽车公司的基础产品就是汽车，而银行的基础产品就是贷款……因此，科技公司面临的挑战是：他们绝不能停留在现有产品的成功上，而是必须思考未来5年的变革。如果他们善于进行内部管理，拥有创新能力，那么他们往往都能成为科技行业的常青树。[6]

寻找机遇

安顿下来之后，我开始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惶恐。因为我不知道，在这片属于科技巨头的土地上，我如何才能取得超越此前在政界和媒体界的成就。我曾错误地认为，凭借自己在政治领域和传统媒体的背景，我一定能让硅谷折服，因为我的众多朋友和同事在上流社会很有影响力。然而硅谷人并不在乎这些：他们在乎的是结果，而不是政治。事实上，以我当时的资历而言，唯一的优势都来自那些挣不到钱的领域，比如直播评论。全国广播公司（NBC）的硅谷分台曾在尼克松总统去世时，邀请我就此事做一期政治评论节目。我原本以为，像这样一位颇具争议的大人物，他的功过会是我们激烈争论的话题。但当我询问哪些嘉宾会参加辩论时，新闻部助理编导的回答却让我大吃一惊：“我们这儿不这么做。”

搬到硅谷几周后，我接到了谷歌“人力运营部”的电话。这让我很诧异，因为我并未应聘过谷歌的职位。我只是通过一位华盛顿的熟人，联系过谷歌政府关系部的主管，想听一听他对我在硅谷工作的事有何建议。不过，这个电话正是让我去他的部门面试，于是我想：“为什么不去呢？”然后我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谷歌人”。他们的确非常聪明，而且善于表达，可是完全忽视了我能为公司带来的价值——特别是对于谷歌在中国将要面对的隐私问题。而当我谈到曾为众议院外事委员会高层工作时，他们显然不明白其中的含义。更让我吃惊的是，我得知谷歌竟是用学校排名来决定应聘者能否进入下一轮面试。虽说我曾是畅销书作者和电视直播评论员，但这些资历无济于事，因为我的教育背景并不能让谷歌人满意。而即便我通过这一轮面试，他们接下来还会审查我的GPA[17]成绩和SAT[18]分数。所以我明白，自己得去别的地方寻求指点，以及找工作。

又过了几周，我在一家公司谋得了一份处理政府关系的差事。这是一家从事移动业务的初创公司，规模很小。我之所以去那里，不是因为我迫切希望从事政府关系方面的工作，而是因为我需要谋生。而且我认为，既然要在硅谷定居，我就应当感受创业公司的生活。这家公司每周一都会安排大家在投资者的家中办公，那是在被誉为“风险投资一条街”的帕洛阿尔托城柯勒律治大街。午餐时，我们会一边享受第戎比目鱼和烤芦笋的丰盛大餐，一边讨论营销计划和公关策略。后来，我还代表公司参加了巴塞罗那的移动行业大会，公司的差旅待遇非常奢华：出门坐专车，乘飞机坐头等舱，就餐也多在五星级酒店。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更是挥金如土，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内，就烧掉了一大笔钱。结果，公司很快就倒闭了。从这家公司的失败经验中，我学到了很多关于创业公司的东西，主要是哪些事你不能做。此外，我还结识了肖恩·马希（Shaun Marsh）和弗兰辛·加尼（Francine Gani）。在随后的创业中，肖恩成了我的合作伙伴，而弗兰辛则成了我们的投资人。

肖恩是个天才，15岁就高中毕业，还是计算机博士。我们相识的时候，他已经拥有一项专利，并且成功出售过一家公司。那是一家从事域名业务的公司，肖恩一直把它当作业余项目独自打理。2004年将公司出售后，他拿到了一大笔钱。虽然肖恩自称“这笔钱让我很骄傲”，但这毕竟不够退休之用。在贝弗利山和硅谷长大的肖恩充满自信，而且冷静沉着。在他的妻子为罗氏制药公司管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几项临床实验时，他为了照看年幼的女儿，主动做了3年的全职爸爸。我对他很是敬重。不久，我们一同创建了一家媒体公司——德夏制作公司，运营着几个关于内容信息、电子商务和在线社区的网站。我们开始规划公司的第一个项目“贝蒂的秘密”（BettyConfidential），这将是一份网络杂志，主要针对利润丰厚的女性市场。

就在我们决定开发“贝蒂的秘密”之前，弗兰辛找到我和肖恩，并且表示“我很喜欢你们……想出点事情来做吧，我给你们投资”。就这样，他成了我们的天使投资人[19]。当时，他根本没有向我们要详细的商业计划，也没有要具体的营收预期——这一切只是因为他相信我们的才能。

2007年7月，我们收到了一笔25万美元的前期天使投资资金。不过我们明白，要想创业成功，我们很快就需要再筹集几百万美元。出于这一考虑，我平生第一次约了风险投资家见面。和我面谈的是德丰杰公司的艾米莉·麦尔登。按照当天的计划，我会在非正式场合向她争取一笔A轮投资[20]。但离会谈只有1个小时的时候，我却突然发现，我的套装裤子扣不上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自己意外地怀孕了。出于各方面的原因，我感到十分不安：作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我在怀孕的情况下，如何才能证明自己能够夜以继日地工作，为投资者带来回报呢？

几周后，我们开始与雅虎公司讨论业务合作事宜。这期间，我只能算好妊娠反应的时间，以免在会议中作呕失态。当时的我只是硅谷新人，再加之东部地区对孕妇一贯歧视，所以我自然对怀孕的事非常担心。6年之后，当37岁的玛丽莎·梅耶尔接过雅虎帅印时，她也是有孕在身，但这并不影响她收获5年任期1.17亿美元的高薪。

在华盛顿职场，你不能老把孩子挂在嘴边或是带在身边，因为别人会认为你不能专心工作，总是三心二意。我在华盛顿和纽约的朋友之中，就有好几位名人因为遭遇这样的歧视，险些将对方告上法庭。有的是因为电视台想让她们放弃主持节目，有的是因为受到某些财富500强的高管这样质疑：“你怀孕了怎么完成工作呢？”而在地铁里没人给孕妇让座，这更是常有之事。我曾在国会山参加过一场新闻发布会的筹备会议，尽管那间会议室空间狭小、大门紧闭，而且屋里还有一位怀孕数月的国会职员，但众议院议员约翰·博纳（John Boehner）却自顾自地点燃了一支雪茄。（几年后，他倒成了众议院议长。）

但在硅谷，似乎根本没人介意我这个孕妇即将成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事实上，绝大多数人的态度恰恰相反。很多投资者甚至相信，我因为有了腹中的宝宝，一定会像爱护孩子一样爱护公司。许多商务伙伴也喜欢谈到自己孩子出生时的故事，同我分享为人父母的快乐。

回归真性的文化冲击

此前，华盛顿生活给我灌输的人生哲学只有“干掉对手”和“吞掉新人”。虽然其中的取胜之道让我受益至今，但这种人生哲学却蒙蔽了我的眼睛。那段时间，我其实并未做过任何实事，因为华盛顿的人大多没有实干的习惯。他们只会琢磨最新的政治舆论和政策分析，并对此争论不休，哪怕这些事情无关紧要。他们大多是些看客，一直在犹豫着哪个派别值得加入，哪个阵线值得结盟，哪个上司值得效力。这是因为，“为胜利者效力，与胜利方结盟”乃是华盛顿人的最高准则，也是唯一要务。那时，我也花了不少时间来夸夸其谈，还因此过上了好日子。然而，只有在来到硅谷之后，我才开始明白，这种随波逐流的心态对我的事业发展造成了多大的损害。

我在硅谷的这段过渡期还算顺利。尽管当时我一无工作傍身，二无熟人牵线，三无高人指点，但我还是感觉很好——因为这里给我一种家一般的感觉。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何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硅谷文化任人唯才，它会让创新的理念、独立的思想和高傲的雄心得到回报。此外，硅谷文化接纳年轻，包容失败，提倡透明。所以，那时我便知道，这里就是我的家。但在本书中，我还是要以圈外人的身份，和你分享我的硅谷故事。因为，故事的主人翁不是一个典型的硅谷人，不是一个怀着既定的梦想和激情来到硅谷的人。恰恰相反，对她而言，创业来得有些偶然，而周围的文化也很陌生。简言之，这是一个商界菜鸟成功创业的故事。

来到硅谷之后，我已经参与并成功创立过3家企业。除了“贝蒂的秘密”之外，还有一个针对女性企业家、天使投资人、风险投资家和公司高管的平台——“通往硅谷之路”（Alley to the Valley），以及一家帮助儿童学习科技、工程和数学的教育游戏公司——“傻瓜天才”（Chump Genius）。一直以来，我都很幸运，因为好几次都有人愿意为我的尝试承担风险。我坚信，如果我留在东海岸，那么这样的事永远也不会发生。2011年9月19日，我的创业史正式被斯坦福商学院列为商业分析案例，而案例的主题便是“圈外人如何在硅谷找到机遇”。

正常情况下，硅谷企业也无非只是企业。经营计划、损益表、现金流……所有这些，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一个样子。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硅谷有着与众不同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氛围？又是什么原因，让人们纷纷来到硅谷，不愿离去？是这里的气候，还是这里的生活方式？是创新，还是对任人唯才这种理念的坚持？是投资者带来的财富和传递的知识，还是人们对风险的包容和对失败的理解？

这片土地有着某种神奇的魔力，它赋予了硅谷人无与伦比的力量。从帕洛阿尔托城的斯坦福大学，到山景城的谷歌公司，再到库比蒂诺城的苹果公司，我们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它的存在。而我足足花了6年多的时间，方才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1]政治任命（political appointee）是美国驻外大使中的一个职务类别，是帮助总统选举募款或为选举献金的人士，总统入主白宫后将任命他们为驻外大使。——编者注

[2]A型性格：这类性格的人争强好胜，生活节奏快，敢于挑战困难，对任何事情都有一种不满足感。——译者注

[3]辛普森杀妻案：1994年美式橄榄球运动员O·J·辛普森被控谋杀其前妻和另一男子的刑事案件。——译者注

[4]条款清单（term sheet）：以清单的方式列出商业协议条款的文件，常用于风险投资协议。——译者注

[5]投资前/后（pre/post money）：通常用于风险投资的估值，“投资前估值”和“投资后估值”。——译者注

[6]开放源码（open source）：简称“开源”，用于描述源码可以被公众使用的软件。此类软件的使用、修改和发行不受许可证的限制。——译者注

[7]b2b：企业对企业的电子商务。——译者注

[8]b2c：企业对消费者的电子商务。——译者注

[9]HTML：超文本标记语言，是用于描述网页文档的一种标记语言。——译者注

[10]数位买家签约：此类合约按特定条款和预定顺序生效。比如，若买方甲不能在约定期限内付款，则买方乙可以进行购买。——译者注

[11]Facebook：著名社交网络服务网站。——编者注

[12]Groupon：著名团购网站，2008年11月成立，2011年11月上市。——译者注

[13]Zynga：著名社交游戏公司，2007年6月成立，2011年12月上市。——译者注

[15]丰田“普锐斯”（Toyota Prius）：丰田公司的汽电混合动力车。——译者注

[16]特斯拉“路行者”（Tesla Roadster）：美国特斯拉公司的电动汽车。——译者注

[17]GPA：“成绩平均绩点”，是美国许多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学采用的一种学生成绩评估制度。——译者注

[18]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俗称“美国高考”。——译者注

[19]天使投资人（angel investor）：对初创企业进行早期直接投资的投资者。——译者注

[20]A轮投资（Series-A investment）：也称“成长期投资”（growth funding round investment），是风险投资中对成长阶段的企业进行的投资。——译者注

第一章　硅谷，让世界瞩目

在加州的山景城与森尼韦尔市之间，坐落着著名的墨菲特联邦机场[1]，美国太空总署的埃姆斯研究中心（NASA-Ames Research Center）就在这里。中心内伫立着几座昔日的兵营，那就是今日奇点大学的校园。

穿过戒备森严的大门进入机场，你会感觉这里和硅谷是两个世界。唯一能让人联想到硅谷的，只有主楼屋顶上清一色的西班牙瓦[2]。踏进大学总部的大门，二战前老建筑的霉味便会扑面扑来。不过除了那股味道，这里再无任何呆滞落后之处。奇点大学的课程全部都是关于面向未来、飞速前进的技术，比如机器人学、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生物科技、设计理论、太空探索，或是任何现实版的“摩登家族[3]”式的理念。大学的总体目标非常宏伟：对未来5到10年间的里程碑式的科技进行预测和分析，并使其成为现实。这里聚集着众多世界一流的科学精英，他们的共同目标是要解决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为全球数十亿人带来福祉。

这是一项独一无二的计划。那么，“奇点”一词有何用意呢？简单来说，奇点是一个假想的未来概念，指的是“在技术手段的作用下，超人类智慧的出现”[1]。它源于这样一个理念：在某些技术手段的推动下，超人类智慧有可能在未来出现，从而促使人类迈向全新的技术变革时代；这些技术手段包括人工智能、人体与电脑的融合、肌体和大脑的生理改造。如果觉得这一切听起来很虚幻，那么不妨思考一下著名发明家、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的一段名言。作为奇点大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曾这样说过：

以人类今天的进步速度来看，整个20世纪其实并没有100年的进步，而是只有20年的进步。不过这在当时并不算慢。从现在开始，我们只需用14年的时间，就能在当前速度下取得20年的进步，而这也就相当于整个20世纪的进步。再之后，同样的进步只需7年的时间就能完成。而且这一步伐还会不断加快。得益于爆炸性、指数式的增长，整个21世纪的进步，将会相当于当前速度下2万年的进步，这大约胜过20个世纪1000倍。[2]

在这个日益复杂的时代，先前无法想象的东西正在成为现实，而且速度越来越快。这种令人目眩的变革速度，让奇点大学的副校长彼得·戴曼狄斯（Peter Diamandis）夜不能寐。他是奇点大学的另一位创始人，一直都致力于推动教育的进步。戴曼狄斯不仅有着充沛的精力和乐观的精神，而且还拥有无畏的雄心壮志。1987至1988年间，他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创办了国际空间大学（International Space University）。该校的办学理念是要寻找世界顶尖的人才，实现大胆宏伟的目标。在戴曼狄斯眼中，“这是无穷的乐趣”。[3]

戴曼狄斯是一位难得的全才。他曾获得麻省理工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士学位和航天技术硕士学位，也曾获得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此外，他还是X大奖基金会（X Prize Foundation）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在他的带领之下，这家非营利机构已经进行了好几次“悬赏”，鼓励科技人才实现有益于人类的重大突破。如此不凡的经历，也让戴曼狄斯能够大胆预测科技的新兴领域和交叉学科的产生。

创建奇点大学的想法，萌生于戴曼狄斯在巴塔哥尼亚[4]的一次远足之行。旅途中陪伴他的，除了他的妻子，还有雷·库兹韦尔的一本著作——《奇点临近》（The Singularity is Near）。他谈到：“在我的背包里，最重的东西就是这本书。虽然我之前一直都关注着库兹韦尔的工作，但这本书我却刻意拖了几个月才读。因为我知道，一旦翻开它，我就会沉迷其中。”这部著作不仅阐述了奇点的特征和影响，还描绘了这样一种未来的情景：“人类智慧与生物属性的关系将日益消失。与今天相比，人类智慧将会强大数万亿倍。这是一种全新文明的开始，它能够让我们超越生物的局限性，扩展人类的创造性。”[4]

南美之行结束后，戴曼狄斯立即联系了库兹韦尔，邀请他共进晚餐，商讨大业。就这样，两位远见家在加州橘子郡第一次见了面。在此次会谈中，戴曼狄斯畅谈了奇点领域的合作计划。库兹韦尔大为心动，决定和戴曼狄斯一道，将梦想付诸实践。戴曼狄斯坚持认为：一个理想的合作场所必不可少，因为只有这样，各个领域的精英才能联合起来，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最为紧迫的难题。这个合作场所的概念，便是奇点大学的理念雏形。与传统的四年制大学不同，它是针对企业高管和商界领袖的教育机构。在一次早期筹备会议上，戴曼狄斯和库兹韦尔挑选了几十位志同道合的精英，并邀请他们前往墨菲特联邦机场会面。与会嘉宾全部都是重量级的人物，其中就有谷歌的创始人之一、首席执行官拉里·佩奇。由于他对奇点大学的理念深信不疑，谷歌公司也就成了大学的第一个出资方。2009年2月，在一年一度的TED大会[5]上，戴曼狄斯和库兹韦尔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奇点大学成立。

两位创始人一直都在关注不断加速的科技变革。戴曼狄斯力图对其作出准确判断，而库兹韦尔则喜欢强调：人生并非线性式的进程，因此应当注重指数式的进步。他认为，30次线性式的进步只能带来30次改进，但30次指数式的进步却能带来10亿次改进[5]。二人都坚信，这种指数式的进步是人类克服八大难题的必经之路。这八大难题包括：教育、能源、环境、食物、贫困、安全、水资源和全球卫生。所以，奇点大学的每个学生在入学时，都会被问及这样一个问题：“你要怎么做，才能一次改善10亿人的生活？”

指数式的变革

对于科学和创新而言，硅谷是一片无与伦比的自由沃土。在这里，人们可以放手去对各种理念进行研究和尝试，哪怕这些理念的“开花结果”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如今，这片沃土所孕育的技术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我们这个时代也有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得益于硅谷技术，如今无论是男女老少，也无论他们身处何方，每一个人都能随时加入创业大军，打造新兴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创建自己的品牌。马里兰州的杰克·安卓卡（Jack Andraka）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5岁那年，他才刚上高中，就已经发明了一种胰腺癌的检测方法，可以有效地检测出早期胰腺癌[6]。

安卓卡的叔叔死于胰腺癌，所以从那时起，他就决心要找出攻克病魔的方法。然而，或许是因为他太年轻，多数医学权威人士对他的想法都是嗤之以鼻。但安卓卡并没有气馁。他用碳纳米管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终于测定出管间距对导电率的影响。随后，他将实验结果寄给了很多著名的医生，想和他们分享自己的发现，结果却收到了197封拒绝信。不过庆幸的是，他的发现引起了安尼尔班·迈特拉（Anirban Maitra）博士的兴趣。迈特拉博士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主攻病理学、肿瘤学、化学与分子生物工程，他对安卓卡的努力非常赞赏，于是邀请这位年轻人来自己的实验室继续研究[7]。在进一步的实验中，安卓卡发现，如果将抗体置于纳米管表面，那么当纳米管接触到一类目标蛋白时，蛋白分子就会吸附在纳米管上，从而增大纳米管的间距。他的测试结果表明，当纳米管的间距发生变化时，其导电率也有明 显变化。这意味着，普通电流计可以用于测定纳米管的间距。于是，他在家得宝花50美元买来一个电流计，很快就制作出胰腺癌检测仪的雏形。在2012年的“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上，安卓卡赢得了7.5万美元的特等奖。随后，他为自己的检测仪注册了专利。安卓卡认为，这一诊断方式与现有技术相比，速度快了28倍，成本仅为原来的1/28（仅为3美分左右），而灵敏度却提高了100多倍[8]。此外，他还相信，这一仪器也能用于检测卵巢癌和肺癌。

未来的世界是创业的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其中。在人才培养和理念创新方面，全球创业革命才刚刚开始。这是一场席卷全球的运动，它能为21世纪的商务理念和工作理念带来翻天覆地的变革。难以置信吗？那么不妨想一想以下3个趋势。它们都是创业的“催化剂”，随着它们效力不断增强，会有更多的创新理念能够及时转化为成功产品：

1.高速发展的技术不仅让每一个人都受益，而且正朝着微观化和免费使用的方向加速前进；

2.在外包、众包[8]和P2P合作[9]等全新的商业形式下，我们能以低成本或零成本提高效率；

3.得益于社交媒体的发展，通讯交流、跨界合作和理念推广的方式也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

1965年，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提出了著名的“摩尔定律”。他以凝练的语言，概述了电脑硬件的发展特征：“集成电路上的晶体管数目——无须高昂的成本——大约每两年就会增加1倍。”[9]很快，这一定律就成为指数式革命的基石。自诞生之日起，它一直都能准确预测技术发展的速度和成本降低的趋势，因此除了细节上的小调整外，它几乎已被所有的科技产业认可。它的影响范围包括很多方面，比如处理速度、存储能力、传感器和半导体，甚至还有数码相机的像素数量和像素大小。这些年来，科技产业确实有了指数式的进步：产品的功能大为改善，性能也大幅提升，而价格则更加大众化。

戴曼狄斯博士在《丰饶》（Abundance）一书中谈道：“30年前，移动通讯还是闻所未闻的东西。但现在，就连目不识丁、食不果腹的人也能用得上了。”[10]飞速发展的技术将会带来惊人的成果。正如戴曼狄斯在书中所说：只需一部可以上网的手机，普通人能够获得的信息就会“超过25年前的美国总统”。[11]而日裔物理学家加来道雄则指出：现在一部普通手机的计算能力，已经超过了整个美国太空总署在登月计划时的计算能力。[12]当每个国家的每个公民都能用上这样的技术时，我们将会迎来怎样的新市场、新经济和新创新呢？

2000年，非洲的手机使用者仅占其总人口的2%。这一比例在2009年已经增至28%，并且预计将会在2013年增至70%。[13]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移动技术的飞速普及已经促生了一场经济革命，而这些革命成果正在影响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这就是“逆向创新”的典型例子——换句话说，创新先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再传播到发达国家。[14]对于这一发展趋势，加州Obopay公司[10]的执行总裁卡萝·瑞亚丽妮（Carol Realini）这样说道：“非洲现在是银行业的硅谷，它将决定未来银行业的形态。那里正在孕育全新的商业模式，而这些模式将会成为世界主流。非洲将改变世界。”[15]

投资者、企业家大卫·罗斯（David Rose）被誉为纽约“硅巷”[11]之父。在奇点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他谈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怎样才能进入当今的市场，二是随着“免费化进程”的加速，商业模式对财务业绩的影响将有何不同。[16]现在，任何人都能以很低的成本，创办一家小企业。这家小企业不仅能持续发展，而且很快能风生水起，甚至能改变业界的游戏规则。戴曼狄斯曾告诉我：很多事以前只有大型企业和政府机构才能完成，但现在只要在网上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专业人士合作，凭个人的力量也能完成。[17]如今，我们可以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免费宣传，可以进行交叉补贴[12]或劳务交换[13]，可以出售虚拟商品，也可以推出“免费+增值”业务（先提供免费服务和体验，在牢牢吸引住消费者后，再进行收费）。所有这些商业模式都不会产生边际成本[14]。

Web 2. 0诞生于本世纪头10年中期，它为互联网带来了很多新的功能，比如信息共享、在线协作和用户参与。网络实时信息的功能变得更加强大，因此我们不仅有了方便快捷的信息查找方式，而且还能进行外包和众包。通过外包，企业可以将自己不太擅长的工作，交由外部专业人士处理，从而让自己擅长的工作更有效率；而通过众包，企业可以充分利用网络群体的知识和力量，寻找一流的人才来从事各种专业工作，比如网站制作、应用编程、徽标和名片的设计、市场营销方案的制订。众包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选择，让我们能以理想的价格，找到专业的人才。它适用于众多领域，比如设计、服务、创意、技术和业务拓展。

社交媒体作为当今最流行的网络服务媒介，它巧妙地结合了实时信息的优势和免费模式的概念。通过社交媒体，我们不仅可以超越时间的限制，更好地去重温过去、拥抱现在、展望未来，而且可以超越空间的限制，去结识更多的同道中人。Facebook、Twitter[15]和LinkedIn[16]等网站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生活和工作的社交模式。现在，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保持联系、进行合作。无须正式的商业合同和商务活动，我们就能邀请到很多人，请他们给我们提建议，帮我们改进计划，推广各种理念。通过社交媒体，个人也能凭借网络群体的力量，为整个社会谋求更大的福祉。

社交媒体的力量

音乐人戴夫·卡罗尔（Dave Carroll）对联合航空公司很不满，因为他心爱的“泰勒”牌吉他被该公司的行李工弄坏了，而他和联合航空公司交涉了9个月，却一直得不到赔偿。于是，他把自己的遭遇写成一首歌，然后制作成视频，上传到了YouTube。这首歌很上口，一下子就火了。截至本书付梓时，视频的点击率已经超过1200万次。[18]虽然联合航空公司还是拒绝赔偿，但泰勒吉他公司却向卡罗尔赠送了两把新吉他，感谢他免费为公司做了宣传。[19]此外，卡罗尔还进行了一次巡回讲演，演讲的内容全是关于这首神曲——《吉他杀手联合航空》（United Breaks Guitars）。

你或许会认为，引发“阿拉伯之春”浪潮的，是总部位于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但事实上，真正鼓动人们走上街头的，却是Facebook和Twitter这两个社交媒介。[20]2010年12月18日，突尼斯爆发民众示威游行。很快，示威浪潮就蔓延至埃及等国，随后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在一些国家，普通百姓也举起了革命大旗。这一切意味着，饱受压迫的人民想要掀起革命浪潮，再也不必建立地下组织，更不必藏身荒山野岭。虽然自1974年福特总统签署外援法案以来，美国的援助给很多国家助推了“民主”运动，但这与社交媒体在1年内掀起如此巨大的反政府浪潮相比，或许还是相形见绌。

“阿拉伯之春”说明，社交媒体能对地缘政治等重大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政府高层也在对外援计划进行反思和修改。

弗兰克·斯宾塞（Frank Spencer）是为数不多的职业未来学家之一，同时也是创新型企业Kedge的创始人。在和他的多次交谈中，我能看出，他对社交媒体的价值深信不疑。他坚持认为，在社交媒体的推动下，志趣相投或同仇敌忾的人正在联合起来，而传统形式的代沟也在渐渐消失，因此无论个人还是团体，都能基于共同爱好和共同目标而展开合作。此外，他还赞成这样的观点：社交媒体也是一种工具，它让我们能够分享各种知识，组建各类团体，而这些知识和团体可以给很多人带来灵感，从而促生大规模创新热潮和发明热潮。[21]这一切将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模式，推动权力分配的民主化进程，并带来前所未有的信息获取途径。与此同时，由于我们的文化价值观也在发生转变，因此社交媒体必将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

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每个人都感到彷徨。这场危机让不少人失去了昔日的家宅、毕生的积蓄和曾经的斗志，然而大多数人却开始思考这样一个核心问题：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虽然美国经济仍是消费经济，个人储蓄率[17]也仍在-2%左右，但金融危机让我们开始反思一些问题，比如美国人的贪婪和物质商品的累积（有时甚至是成倍累积）。[22]不过得益于技术的进步，我们如果对先前的购物感到后悔，就可以把买来的东西在eBay或Craigslist[18]这些网站上卖掉。这一切只需在家中点几下鼠标，就能完成，因此既不用大费周章，也不用担心隐私问题。随着过度消费转向理智消费，共享运动也应运而生。人们不再独享自己的东西，而是开始和邻居、同乡分享各种各样的宝贝，从自行车、汽车等交通工具，到衣服、手袋等个人用品，不一而足。[23]这一新的潮流叫做“协同消费”，它不仅代表了未来经济模式和文化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还指明了未来技术开发和商业发展的全新道路。对于充满未知数的未来，这样的启示大有裨益。

今天我们觉得必不可少的技术和创新，其实在5年前或10年前并不存在。对每一项新的技术和创新，我们的态度都会经历一系列的转变。一开始，我们会觉得奇怪：这个东西怎么可能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之后，我们可能会对它产生抗拒；但最终，我们会乖乖认输，并且再也离不开它。欧特克公司[19]的战略副总裁乔恩·皮特曼（Jon Pittman）将这一系列的转变归纳为以下几个词：“不可思议”、“毫不实用”、“可以接受”、“自然而然”和“必不可少”。[24]逐步接受技术创新的这一过程，不仅改变了我们交往的方式，而且彻底改变了我们工作的模式。

“创业个体”的崛起

MBO合伙公司是一家帮助客户成为独立咨询师的企业。该公司在2011年9月的一份报告中预测，到2020年，40%至45%的劳动者都是“机动工人”（包括个体经营者、自由职业者和失去全职工作后“意外”创业的人），而到2030年，大部分劳动者都将成为机动工人。[25]弗兰克·斯宾塞则喜欢把这些 人称为“创业个体”。他认为，这些创业者正在成为全球龙头企业眼中的首选人才。[26]他给出的原因有些出人意料：不是考虑到这样能节约成本，而是认为这些人更具专业才能和潜能，因为他们更专注于突破性成果，而不是传统的工作。随着企业重点向人才转移，公司内部的力量对比也会偏向个人。这意味着，公司要想成功，就必须在寻找人力资源时扩大范围。

科技日新月异，破坏性创新[20]不断出现，“创业个体”即将崛起——这三方面的进程正在不断融合，而其中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动力型城市”。据估计，到2050年，城市人口将占世界总人口的70%以上。[27]到那个时候，城市作为人类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既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最大的难题，也可能给社会问题带来最好的解决方案，或者两者皆有。因此，很多企业界的领袖都希望通过信息技术的进步，让城市变得更加“智能”。然而，仅有智能技术够吗？阿耶莎·迦拿（Ayesha Khanna）是“混合现实研究所”（Hybrid Reality Institute）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奇点大学的指导教师，她曾在一篇题为“动力型城市：都市智能的未来”的文章中这样说道：

对于在全球范围内活动的企业家而言，一座城市的“动力”好坏，将决定他们是否会在这里投资和生活。所谓“动力”，是指这座城市打造生产力、参与性和个性化的能力……开启城市伟大之源的钥匙不是技术，而是“动力”。有了“动力”，我们就可以运用各种技术，打造良好的基础设施，增强人们互联互通的能力和创造创新的能力。互联网是“动力型架构”的典型例子：它从设计上就是要让人们拥有无穷的能力，而这样的能力可以帮助他们彼此联系，帮助他们创造内容，创造成功企业，创造破坏性的商业模式，帮助他们对海量信息进行存储、消费和共享。[28]

就本质而言，指数式发展的技术也是“动力型”技术。因此我们可以运用这些技术，将城市变成我们的“终极实验室”，为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难题寻找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又回到了一开始的问题：为何要关注硅谷？

原因之一：简单来说，几乎每一项改变全球生活、工作和社交的技术创新，都是源自硅谷。过去如此，将来也会如此。事实一直都在证明：在新产品的创新力和吸引力方面，硅谷依旧宝刀未老。它的产品，对全球大多数消费者都极具吸引力。

原因之二：尽管美国其他地方的经济形势目前有些差强人意，但硅谷的经济形势在全球范围内依旧鹤立鸡群，地区优势相当巨大。因此，硅谷也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决定本世纪发展成果的，不是传统的民族国家，而是城市经济带。

原因之三：硅谷仍在不断进化。它就像是一座创造力的活火山，每隔几年就会喷发一次，带来新的理念、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因此，合作经济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道格·亨顿（Doug Henton）这样说道：“硅谷经济是一种基于泡沫的经济，不过它可以不断地进行自我革新。”[29]在他看来，硅谷经济总是在不断发展，并不依赖于某个产品或某些技术。在这里，新的理念会不断破茧而出，成长壮大，然后在市场饱和时，又会进化为更新的理念。

谷歌、苹果等公司一直都在不断地自我进化，引领全球科技行业的潮流。得益于此，硅谷的区域经济实力已经足以影响其他地区。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政府为了应对财政赤字和税收难题，将不得不推进本土经济的多元化进程，因此区域经济也将变得更加重要。（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希腊、西班牙等“欧元危机的重灾区”。）

不幸的是，很多国家的政府和大型企业的未来战略仍是基于线性思维。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政府和企业平时只和少数周边国家打交道，人类文明的进步也主要是本地发展和线性进程。然而今天，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全球各种文化之间的联系已经日益紧密，进而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现在，我们可以用全新的方式，来应对最为紧迫的问题，也可以用共享的知识，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因此，我们必须超越线性思维，以更加全局、更加多维的方式来思考问题。

面对这种思维方式的变革，如果企业的管理结构和产品研发仍然因循守旧，那么企业只会自取灭亡。即便是像柯达公司这样的财富500强企业，如果它们仍然无视硅谷技术的前进方向，那它们也就只能继续承受破坏性创新带来的痛苦。其实，硅谷并没有多少大型企业。在财富100强企业中，只有6家公司的总部是在硅谷，它们分别是谷歌、苹果、思科、惠普、英特尔和甲骨文（另外还有几家位于旧金山市和旧金山湾区的其他地方）。但无论是在理念还是行动上，这6家公司都是积极创新、锐意进取的典范。而且它们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在全球市场中，竞争对手之间可以既有竞争关系，也有合作关系。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科技也是如此：当今市场，科技日新月异，因此每家企业都必须尽快打造全新产品，并迅速推向市场，否则很快就会倒闭。很多地区自甘沦为硅谷的追随者和模仿者，但这样做只会导致市场饱和，企业没落。因此，今天的企业家们都必须思考未来5到10年间的技术发展趋势。

尽管硅谷公司大多是中小型企业，但戴曼狄斯认为，它们还将续写“一夜之间、10亿市值”的神话。相比之下，传统跨国公司的辉煌时期一般不会超过10年。对于任何一家具有全球视野的企业而言，硅谷是设立办事处或分公司的战略要地，其重要程度甚至超过纽约和华盛顿。

就微观层面而言，硅谷不仅创造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革命性技术，还促生了资本密集度较低的新商业模式。硅谷经济的秘诀在于理想的人才结构，而硅谷的精英都是一些敢当风险、不断适应、主动求变的人。此外，合作文化也至关重要：在这样的文化中，人们彼此信任，因此对于任何商业理念的可行性，他们都能相互交换看法，共同进行完善。不过最重要的是，人们必须接受失败。硅谷之所以能吸引众多的一流人才，是因为他们知道：在这里，没有人会因为事业上的挫折而受到歧视。道格·亨顿说道：“对于充满激情的创业者而言，硅谷就像一张绝佳的‘蹦床’，能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起跳’，一次又一次地创业。”他认为，第一次尝试的失败不会影响第二次尝试的辉煌。

正因如此，硅谷总是令人难以望其项背。它不仅仅是大学旁边的科技园，更是一整套的“生态系统”。斯坦福大学的前任校长比尔·米勒（Bill Miller）博士喜欢把硅谷称作一个“生息之地”[30]，因为其中既有“种子”（创新理念），也有“土壤”（创新环境），还有在土地上耕耘的人——他们能将理念推向商用。虽然第一台计算机诞生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第一个半导体诞生于新泽西州的贝尔实验室，但商业计算机和商用半导体却都是诞生在硅谷。

在硅谷，人们很少会问“你为谁工作”，反而常问“你热爱什么”——这也正是硅谷成功的精髓。

在为本书的创作进行调查研究时，我有幸能走访奇点大学，并在那里和全球一流的科技精英相处了一段时日。在我参观该校的高管学院之前，一个朋友对我这样说道：“黛博拉，这次参观会让你的思想焕然一新。”两周之后，我回复他说：“焕然一新的不仅有我的思想，还有我的生活。”这里处处洋溢着激情——奇点大学如此，整个硅谷也是如此。

[1]墨菲特联邦机场：也称“墨菲特”机场，是一座军民两用的机场。——译者注

[2]西班牙瓦：因最早在西班牙流行而得名。由于其外形像“S”形，所以也称“S型瓦”。——译者注

[3]《摩登家族》：美国著名科幻动画电视，剧中主角一家生活在2062年。——译者注

[4]巴塔哥尼亚：南美南部地区，位于阿根廷和智利境内。——译者注

[5]TED大会：TED是一家美国的非营利机构，以它组织的TED大会著称。TED是“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and Design”（技术、娱乐和设计）的缩写。——译者注

[6]家得宝（Home Depot）：美国家居连锁店。——译者注

[7]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Intel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air）：一项国际性青少年科学研究项目比赛，其领衔赞助商自1996年后一直是英特尔公司。——译者注

[8]众包（crowd-sourcing）：是指企业或机构将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大众网络的做法。这是互联网时代的一种新的生产组织形式。——译者注

[9]P2P合作：又称“网络人际合作”，它通过现代通讯和网络技术，实现远程合作。——译者注

[10]Obopay公司：一家手机银行的创新型公司。——译者注

[11]硅巷（Silicon Alley）：位于纽约曼哈顿的一个商业区，这里集中了不少互联网公司和新媒体公司。——译者注

[12]交叉补贴：（cross-subsidize）：通过有意识地以优惠甚至亏本的价格出售一种产品，从而达到促进销售赢利更多的产品的目的。——编者注

[13]劳务交换：（labor exchange）：用户为一家企业做一些增值工作，作为交换，可以免费使用该企业产品或服务。——译者注

[14]边际成本：经济学概念，是指每一单位新增产品带来的成本增量。——译者注

[15]Twitter：著名社交网络及微博服务网站。——编者注

[16]LinkedIn：全球职业人士的社交网站。——译者注

[17]个人储蓄率：指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储蓄率为负意味着个人消费不仅花光了可支配收入，还动用了之前的存款或是举债消费。——译者注

[18]Craigslist：美国著名的分类广告网站，其中包括二手交易的广告服务。——译者注

[19]欧特克公司（Autodesk）：3D设计软件的提供商，拳头产品包括AutoCAD等。——译者注

[20]破坏性创新：指淘汰旧有技术的创新。——译者注

第二章　硅谷，让世人好奇

硅谷（名词）：

1971年的硅谷：这是一个位于旧金山以南的地区。“硅”是指硅芯片厂商，在20世纪70年代，它们曾在这里鼎盛一时。“谷”是指圣克拉拉谷地，它位于旧金山湾区的南部。

对于硅谷的来龙去脉，就连旧金山湾区的本地人也未必清楚。这段历史有些方面非常清晰，有些方面则比较模糊。三星公司的一位高层在得知我的写作计划之后，这样问我：“你有没有追溯到50年前？硅谷文化就是从那时候发源的。”我回答道：“从严格意义上讲，你可以追随到1884年至1885年这两年，利兰·斯坦福就是在那时候考虑创办一所大学，作为对儿子的纪念。”[1]也正是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提出了“学企合作”的办学理念：具体而言，学校和企业之间应该保持更加紧密的联系和合作，从而让学校的课程更加贴近现实。

接着我还说道：“你也可以认为，如果不是因为玛丽·惠普尔[1]等人，那么墨菲特联邦机场有可能会建在西海岸其他地方。”所以，很多人都可以是硅谷文化的功臣。比如弗雷德里克·特尔曼（Frederick Terman）：他曾先后担任斯坦福工程学院院长、斯坦福大学教务长。[2]又比如“八个叛逆者”[2]：他们由于无法忍受等级森严的管理制度，愤然离开肖克利实验室，而他们也一直坚持认为，公司对待员工应该像对待家人一样。不过，尽管硅谷功臣人数众多，但真正有着不朽功勋的人还是屈指可数。这样看来，硅谷的存在有以下八大原因。

斯坦福大学的由来

斯坦福大学的全称是“小利兰·斯坦福大学”（Leland Stanford Jr.University），它的创始人是利兰·斯坦福和他的妻子珍妮。1884年，他们的独子小利兰·斯坦福因病去世。夫妇二人为了纪念亡儿，于1885年11月出资创办斯坦福大学，并捐出帕洛阿尔托的一块土地作为校址。这里先前是一座培训优种赛马的农场，所以直到现在，人们还将斯坦福校园称为“农场”。[3]

对于什么才是世界一流大学，利兰·斯坦福有着自己的思考。在之前的从商经历中，他曾遇到过很多来自东海岸的大学生。在他看来，这些大学生所受的教育与现实严重脱节。因此，斯坦福大学的教学理念之一，就是要让每个学生“在进入社会之后，可以立即找到用武之地，取得个人成就”。[4]在斯坦福大学第一任校长大卫·斯塔·乔丹的努力下，利兰·斯坦福的理念成为了现实。这也奠定了斯坦福大学的传统：那就是学校教育不仅需要大量的授课、自学、实验和实地考察，还需要和周边产业紧密融合。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教授会与商界领袖和政府首脑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并通过这些人的亲身经验，让学生明白如何才能学有所用、学以致用。利兰·斯坦福坚持认为：科学可以让学生“立即找到用武之地”，既然其他院校大多数不重视科学教育，那么斯坦福大学的第一要务就是科学教育。[5]

斯坦福大学的建校章程还有很多重要内容。比如保持校园的农场功能，以传授农业技术；又比如传播“合作有益”和“男女平等”的观念（要知道在当时，没有几所大学会接收女生）。

1903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参观了斯坦福大学。美丽的校园和周边环境让他欣喜万分，于是他这样说道：“这绝对是世间独一无二的大学，因为就连它的外表都与众不同——它坐落在美丽的山谷之间，背靠群山，头顶苍穹，其间建筑林立。如果这所大学不能培养出优秀的公民和优秀的学者，那么我会感到极其失望。”[6]

1891年10月1日，斯坦福大学正式开学。第一届学生有555人，其中第一个正式入学的就是赫伯特·胡佛[3]。[7]

真空管的诞生

真空管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发明之一。简单来说，真空管将工作电极封装在真空容器内，从而控制其中的电流。它可以用于信号的整流、放大或切换。真空管极大地推动了电子技术的进步，并带动了许多技术的发展和商用：首先是广播、电视、雷达以及声音录放，随后是大规模电话网、模拟计算机、电子计算机和工业控制技术。

真空管由一层薄薄的玻璃制成，大体呈圆柱形，看起来就像一个白炽灯泡，只不过里面多出一个电极（真空管阳极）[4]。灯丝加热后，表面的电子会游离到真空中。当阳极电势高于灯丝时，电子就会经由真空流向阳极，从而产生电流。而由于管中的电流方向不变，因此可以用它将交流电转化为直流电。

很多著名的发明家都用早期真空管进行过实验，其中包括托马斯·爱迪生、欧根·戈尔德施泰因（Eugen Goldstein）和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当时，真空管除了用于制作早期灯泡或进行科学实验，很多时候只是被当作新奇事物看待。但正是这些发明家的研究，为真空管的发展奠定了基石。1880年，爱迪生进一步研究了弗雷德里克·格思里（Frederick Guthrie）在热电子发射方面的发现。（所谓“热电子发射”，是指经过加热之后，电子或离子克服束缚势能而逸出的现象。）为了解释白炽灯的灯丝断裂和灯泡发黑现象，爱迪生做了一些灯泡进行实验，其中几个灯泡带有与灯丝不相连的电线。实验中，他意外地发现，这些电线中有单向电流产生。

这一现象后来被称作“爱迪生效应”。它是热电子发射的典型例子，说明真空管阴极在加热后，会将电子发射到真空管中。可惜，爱迪生并未意识到这一发现的潜力，因为他还没有明白其中的物理原理。不过，此次发现却为另一位发明家的实验奠定了基础。

这位发明家就是1910年来到旧金山湾区的李·德·弗雷斯特（Lee De Forest）。而早在1906年，他就已经发明了用于信号放大的真空管。这一发明后来被称作“三极检波管”，它极大地推动了电话通讯的进步。三极检波管的出现，为首条横跨美国的电话网提供了技术保障，也为无线电收发器的技术带来了长足进步。通过在灯丝（阴极）与屏极（正极）之间添加电极（栅极），弗雷斯特可以对任何频率的信号进行放大。

当栅极电压稍稍低于阴极电压时，从阴极到屏极的电流就会减少。由于栅极会在阴极附近产生反向静电场，因此热电子发射会受到抑制，从而降低流向屏极的电流。因此，栅极电压区区几伏的差别，就会导致屏极电流发生很大的变化，并能导致屏极电压发生更大的变化。其结果是电压和功率的放大。[8]

这种无线电真空管就诞生在当年位于硅谷的电子研究实验室。如今，你在帕洛阿尔托城的钱宁街和爱默生大道的交汇处，可以看到一块铜匾，那就是实验室的旧址。无线电真空管的诞生，不仅预示着20世纪电子技术革命的开始，也巩固了硅谷作为“电子创新摇篮”的美名。[9]

墨菲特联邦机场的前世今生

玛丽·惠普尔有着惊人的经济开发意识。20世纪20年代，她拿到地产经纪的执照之后，很快就签下了不少大客户。在她代理销售的地产项目中，有一座位于山景城和森尼韦尔市之间的“伊尼果农场”。当时，这座农场只有数千英亩的饲草和甘蓝，而周边地区也还是农产区，被人称作“心灵快乐之谷”（Valley of Heart's Delight）[10]。不过惠普尔相信，只要美国军方能在这里修建空军基地，那么商业发展、技术研发和工作岗位也会随之而来，而这一带的房地产自然也会升值。

惠普尔从一位朋友口中得知，美国海军少将威廉·A·墨菲特（William A.Moffett）正在游说联邦政府，希望建立两支飞艇舰队。其中，“阿克伦”舰队将驻扎在新泽西州的莱克赫斯特，而“梅肯”舰队则会驻扎在西海岸某地。而驻扎在旧金山的几位士兵也告诉她：美国军方为了巩固西海岸防线，正在为一座新的军事基地选址。惠普尔从中看到了商机，于是她找到了森尼韦尔市和山景城的商会会长，并在1929年与他们合资拍摄了一部无声短片，向军方高层宣传当地的优势，并向当地民众宣传基地的好处。由于这块土地的售价约为47.6万美元，因此该短片还号召大家一起出资。[11]短片吸引了很多当地的观众，也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捐款。一方面，旧金山商会作出了50万美元的集资承诺，而另一方面，惠普尔也说服了所有业主接受每英亩450美元的售价。

在这部不足10分钟的短片中，惠普尔等人精辟地概括了上述地区作为军事基地的三大优势：[12]

1.旧金山湾区位于圣克鲁兹山脉和内华达山脉之间，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2.这里气候宜人；

3.这里有一流的大学。

当时，旧金山市、奥克兰市和帕洛阿尔托城都有机场，阿拉梅达岛也有一个空军基地。而在山景城和森尼韦尔市一带，北有普吉特湾，南有圣地亚哥港。因此，如果能在这一带修建空军基地，那么美国军方可以大大巩固西海岸防线。同时，这里不仅有理想的气候和风况，还有群山环抱的山谷地形，因此对于海军的新型飞艇技术而言，这将是绝佳的试验场所。此外，7英里之外的斯坦福大学还有一流的航天专业，而圣克拉拉大学和圣何塞州立大学都有专供研究人员使用的图书馆。短片还暗示，这一地区也是通往亚洲的理想门户。

国会经过一番辩论之后，通过了一项议案，决定选择上述地区作为军事基地，并划拨500万美元用于建设主要设施。1931年2月20日，胡佛总统签署了这一议案。[13]同年7月31日，美国海军以1美元的象征性价格，接收了这块土地。惠普尔和商会人士之所以同意接受这一价格，是因为他们相信，随着军事基地的建立，当地民众将会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发展机遇。

1933年10月16日，“梅肯”号飞艇降落在新建的森尼韦尔市海军航空基地，这就是墨菲特联邦机场的前身。“梅肯”号飞艇全长785英尺，比德国的“齐柏林”飞艇长了将近10英尺（后者曾于1928年完成洲际首航，1929年完成环球首航）。因为它的到来，这一地区万人空巷：商店歇业，学校停课，街上满是兴高采烈庆祝的人群。唯一让当地人感到有些失望的是，飞艇的名字和旧金山湾区没有任何关系，它指的是乔治亚州的梅肯市，而众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卡尔·文森就是来自该市所在的选区。

军方和民众对“梅肯”号飞艇抱有很高的期望。很快，飞艇便出发前往太平洋，参加军事演习。然而模拟战才刚刚开始，它就在8小时内被“击落”两次。来到加州还不到两年，它就在执行第54次飞行任务时，在加州苏尔角附近坠毁。当时一位无线电技师跳入大海，结果不幸遇难，而一名乘务员在试图取回自己的东西时也被大海吞没。不过，艇上其余的81人幸免于难。[14]（两年后，“兴登堡”号飞艇在新泽西州爆炸，导致36人丧生。[15]）

失去“梅肯”号飞艇后，美国海军也不再需要森尼韦尔市的航空基地了。于是，基地便由战争部[5]接管，此后又移交给美国陆军，以交换后者在圣迭戈市的北岛机场。两年之后，基地更名为“墨菲特联邦机场”，并成为美国陆军航空队（美国空军的前身）在西海岸的主要训练基地。[16]著名演员詹姆斯·史都华（James Stewart）在1941年，曾在这里接受训练，后来还一路晋升到美国空军预备役的准将。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军高层迫切希望巩固西海岸军力，并研制出可以用于侦察潜艇和水雷的飞机。于是，美国海军再次回到墨菲特联邦机场，召回了当年飞艇计划的几位核心人物，并命ZP-32飞艇中队在西海岸巡逻。负责此项计划的海军少将约翰·格林斯莱德曾这样说道：“对于我们的飞艇而言，圣克拉拉谷地是非常理想的基地。”[17]因为这里不仅毗邻其他巡逻基地，而且还有绝佳的气候和地形。

在巡逻任务中，飞艇驾驶员学到了很多其他的技能。他们学会了如何发现和识别鱼群，并且会将鱼群的位置告诉旧金山和蒙特雷的捕捞船队。这一技能很受欢迎，就连墨菲特联邦机场也正式开课，教飞行员和空勤兵如何正确识别不同的鱼群。这也为当地渔民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和资金。

后来，墨菲特联邦机场开始组装飞艇，并开始生产尾翼、方向舵和升降舵。1942年中期，机场成为飞艇和飞机的联合基地。随后的两年内，飞机项目日渐升温，而飞艇项目则逐渐没落。1947年8月，随着最后一艘飞艇在曼杜西诺角附近坠毁，飞艇计划也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早在1940年，西海岸的飞机制造业就已初具规模，因此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6]也开始在西海岸寻找研究场所。1958年，该委员会的埃姆斯研究中心并入美国太空总署，随后在墨菲特联邦机场正式落户。当时，这家研究中心主要研究风洞和螺旋桨飞机的空气动力学。现在，它在众多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些领域包括超级计算、智能系统、天体物理学、宜居星球的探索等。[18]

“硅谷之父”弗雷德里克·特尔曼

特尔曼往往被人誉为“硅谷之父”。他曾在斯坦福获得化学学士和电机工程硕士学位，1924年又在麻省理工大学获得博士学业[他的导师就是著名发明家、后来出任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主席的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19]毕业后，特尔曼回到斯坦福电机系教书。“二战”期间，他被调往哈佛大学，管理无线电研究实验室。当时，这家实验室代表着美国科技研发的最高水平。[20]

“一战”之前，科技创新的动力主要来自军方，而不是学术机构和私营部门。一战之后，范内瓦·布什博士为了推动军工技术的进步，开始大力提倡军方和学界的合作。军方也同意了布什的提议，调拨出4.5亿美元的经费（按1945年的币值计算），用于武器研发。可惜，按斯蒂夫·布兰克[7]的说法，当时的斯坦福大学还入不了军方高层的法眼[21]，因此只拿到了区区5万美元的经费。相比之下，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分别拿到了3 000万美元，加州理工大学拿到了8 300万美元，而麻省理工则拿到了1.17亿美元。[22]

时任斯坦福工程学院院长的特尔曼对此大为光火，发誓决不让斯坦福再遭受轻视。他专程前往东海岸，为母校搜罗顶尖人才，并从哈佛无线电研究实验室挖走了11个人。1950年时，特尔曼已在斯坦福工程系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用布兰克的话来说，这个实验室“实际上已经让斯坦福变成了西部的麻省理工”。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国内的研究格局也重新洗牌。在军方的要求下，特尔曼支撑着斯坦福应用电子实验室，并协助军方进行秘密行动。此后，随着冷战升级，斯坦福开始与军方展开全面合作，并为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局建立了科技研发的高标准。[23]

这时的斯坦福，已经成为军工研发的强大动力，而特尔曼也从中感受到了为国效力的成就。他并不敦促工程系的尖子生攻读博士学位，反而鼓励他们离校创业，以让美国能够引领世界创新的潮流。至此，他的工作重心也发生了转变：他不再单纯追求国防产业的订单，而是大力推进电子科技的进步。得益于这一转变，硅谷开始正式迈向多元经济发展格局。与之相比，圣迭戈和西雅图的企业还在盯着军工订单。庆幸的是，特尔曼并未效仿它们，而是为未来的创新奠定基石。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硅谷繁荣，并非追逐利润的结果，而是国家求存的产物。

特尔曼在斯坦福工作了40年，从教授到工程学院院长，再到教务长和代理校长。他在1982年去世之前，曾这样回忆道：“我们刚开始在硅谷招募技术人才时，硅谷对世界而言，不过是沧海一粟。现在，它已成为海纳百川的典范。”[24]

电子产业的发展

20世纪40年代之前，旧金山半岛多数地方还是农产区，不过也有几家无线电企业，它们的母公司都是东海岸的企业，比如美国无线电公司。据估计，当时这里总共只有几百名机械师和工程师。然而时过境迁，30年后，硅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当地电子产业的工人总数已升至5.8万人，其中有一半以上都是在电子元件厂工作，这些企业主要生产栅极管、微波管和半导体。在美国本土，它们不但占据着微波管市场的半壁江山，还占据着硅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市场1/3的份额。由于大多数工业产品和军工系统都需要这些元件，因此这一地区也就成为制造业和军工业的中流砥柱。当时，推动电子产业发展的主要有两棵常青树：惠普公司和瓦里安联合公司（Varian Associates）。[25]

惠普公司

比尔·惠利特（Bill Hewlett）和戴夫·普卡德（Dave Packard）是斯坦福的大学同学。他们都是电机专业的学生，也都上过特尔曼的课。尽管当时还是大萧条时期，但特尔曼看到了二人的才华，因此强烈建议他们创业。于是在1939年元旦，两人带着538美元的资金，在普卡德的车库中成立了一家合伙公司。[26]公司最初的议程之一，就是决定谁的名字排在前面。不过在这件事上，两人的决策方法实在不够创新，因为他们选择了抛硬币。当然，惠利特赢了。[27]

在20世纪40年代和随后的几十年间，惠普一直专注于生产电子检测设备，比如信号发生器、电压表、示波器、计频器、温度计、波形分析仪、时间基准系统和其他电子元件。无论是灵敏度、精确度还是准确性，惠普的很多测量仪器都远远优于竞争对手的产品。不过，这些产品在商业效益上不是很成功。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惠普公司终于推出了第一款成功产品——HP 200A精密音频振荡器。这是一种“用于测试音响设备的音频振荡器”，它的核心理念正是来自惠利特的硕士论文。HP 200A的原理并不复杂：它只是在电路的关键部分，用一个小白炽灯作为热敏电阻，不过此前的所有设备都没有这样的温度调节设备。[28]迪士尼公司是惠普最早的客户之一，在推出《幻想曲》（Fantasia）一片时，它在影院的环绕立体声系统中就使用了惠普音频振荡器的第二代产品——HP 200B。当时，迪士尼以每台71.5美元的价格，一共购买了8台HP 200B振荡器。[29]

瓦里安联合公司

瓦里安兄弟二人是在帕洛阿尔托城和加州中部海岸长大的。哥哥拉塞尔患有读写障碍，当时人们对这一种病存在误解，因此很多人都认为他头脑迟钝、没有出息。可是拉塞尔非常努力，不仅考上了斯坦福大学，还获得了物理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弟弟西格德在很多方面和哥哥截然相反：他性格外向，勇于冒险，但对课堂学习没有耐性。所以，他在上加州理工大学后不久，就辍学去做汽车和飞机实验，此后也没有完成过大学学业。不过，尽管兄弟二人性格迥异，但关系却非常亲密。

哥哥拉塞尔在为费罗·法恩斯沃斯[8]工作时，研制过一种新型电子管。而正是有了这种电子管，法恩斯沃斯才开始尝试通过电磁方式，让电子束发生聚焦和偏转，并最终发明了电视。因此，拉塞尔也算是电视技术的奠基人之一。这段时间，弟弟西格德成了泛美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在他的推动下，美国开通了飞往墨西哥和南美的航线。

后来，兄弟二人开始合作。他们获得了免费使用斯坦福实验室的机会，对调速管进行研制。这是“一种直线束真空管，专门用于微波频段和无线电频段的信号放大。由于它与基准信号的放大具有一致性，因此它能对输出信号的波幅、频率和相位进行精确控制，从而大大优于磁控管”。[30]

在这一里程碑式发明的鼓舞下，兄弟二人开始致力于将调速管转为商用。1948年，他们与威廉·韦伯斯特·汉森（William Webster Hansen）和爱德华·金斯腾（Edward Ginzton）一起创办了瓦里安联合公司。调速管的问世，给英美两国的雷达设备研究带来了深远影响。“二战”期间，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上，就装备了瓦里安公司发明的雷达设备。这些设备只有7磅重，却能让英军对德军轰炸机准确定位，并进行拦截。[31]瓦里安联合公司不仅是旧金山半岛最早的旗舰企业之一，也是“分红制度、员工持股、员工保险和退休计划的先驱”。“直到很多年后，这些福利制度才成为企业必不可少的内容。[32]史蒂夫·乔布斯的养母克拉拉说道，她就是当年该公司的首批员工之一（当时她是一名记账员）。

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

另一位“硅谷之父”是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他的发明和“硅谷”这个名字密不可分。

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的时候，肖克利、约翰·巴丁（John Bardeen）和沃特·布拉顿（Walter Brattain）一道负责新型电子管的研制。1947年，他们利用半导体材料，成功实现了电流的放大。实验结果表明，硅是一种理想的半导体材料，可以通过结构和材料上的设计，达到控制电流传输的目的。使用高纯度单晶硅，可以设计出处理不同信号的电路——这便是后来的半导体设备。[33]

在上述实验的基础上，肖克利等人开始寻找真空管的替代产品。当时的真空管存在诸多缺陷，不仅难以进行精确控制，而且在受到震荡或遇到高温时容易破裂。因此，人们需要寻找一种更加可靠的产品，来实现声音放大和电流转换的功能。在经过无数次的实验之后，肖克利等人终于研制出了一种半导体设备——固态晶体管。它可以用于电子信号的放大和转换，因此也是现代电子产业的基础元件。晶体管的问世，是现代高新技术革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因为这一贡献，肖克利、巴丁和布拉顿也荣获了195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34]

然而，当时的肖克利一面承受着离婚的痛苦，一面还要担心母亲的病情。为了照顾母亲，他回到了帕洛阿尔托城。不久，他在山景城圣安东尼奥大街的一个小仓库里，成立了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一些青年才俊慕名前来，其中包括朱利叶斯·布兰克（Julius Blank）、维克多·格里尼奇（Victor Grinich）、吉安·霍尔尼（Jean Hoerni）、尤金·克莱纳（Eugene Kleiner）、杰·拉斯特（Jay Last）、戈登·摩尔、罗伯特·诺依斯（Robert Noyce）和谢尔顿·罗伯茨（Sheldon Roberts）。他们便是后来的“八个叛逆者”。[35]

这8人中，有3人是工程师，其余5人都是理科博士。其中，诺依斯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固态物理学专业，在半导体领域有资深经验。在贝尔实验室成果的基础上，这支团队开始研发硅晶体管。不过当时，对于硅的物理特性和加工方法，人们还没有完全掌握。商用硅晶体管的问世，是在好几年之后。

然而，肖克利在管理上不仅事无巨细，而且专横善变，这让8位年轻人很难展开工作。因此，除诺依斯外，其他7人入职还不到1年，就全部“叛变”了。他们找到肖克利的投资人阿诺德·贝克曼（Arnold Beckman），要求撤销肖克利的领导职务；在遭到拒绝之后，他们不得不尽快另谋出路。

克莱纳的父亲在纽约一家小型投资银行有投资账户。通过他，几位年轻人联系上了这家投资银行——海登斯通公司，希望可以找到有意设立半导体部门的企业，同时希望厂址可以选在旧金山以南30英里的地方。在给投资银行的信中，他们表示愿意一同加入新成立的公司，并且声称：自己拥有硅晶体管的雏形，可以研制一系列具有独特设计的晶体管，进而可以生产多种高频率、大功率设备。资金方面，他们需要“75万美元左右的投资”。[36]

这封信引起了两个人的注意：一位是年轻的证券分析师亚瑟·洛克（Arthur Rock），另一位是合伙经理人阿尔弗雷德·科伊尔（Alfred Coyle）。他们对科技产业都很感兴趣，并且希望改变公司业务单一的现状。于是，两人专程赶赴加州，与7位年轻人详谈。会谈中，几位科学家的才华和胆识给两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洛克和科伊尔相信，这支团队一定可以将半导体推向商用市场。因此，两人提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建议——让7位科学组建自己的公司。[37]

双方一拍即合之后，洛克开始去联系各大企业寻求投资，但却屡遭拒绝。因为有些企业已经开始筹备相关部门，有些企业认为此类投资协议太过复杂，还有一些企业担心，资助外人会影响企业的形象和员工的士气。结果，只有一家中型企业表示有兴趣投资，这就是总部位于长岛的军工合同承包商——仙童仪器和照相机公司（Fairchild Camera and Instruments）。

该公司是由谢尔曼·费尔柴尔德（Sherman Fairchild）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所创。到了50年代中期，公司业务开始下滑。1956年，它的销售额从两年前的4200万美元降至3600万美元，利润也从160万美元降至26万美元。[38]为了扭转败局，谢尔曼很快转入电子行业，重点研发数据的采集、传输和存储技术。同时，费尔柴尔德还是IBM公司最大的股东。尽管他也曾试图进军晶体管行业，但之前一直没有找到满意的人才。

这时，诺依斯也终于加入了这支创业团队。于是，海登斯通公司代表8位科学家，与仙童公司进行谈判，并最终签订了一份风险投资合同（这也是西海岸最早的风险投资合同之一）。按照这份合同，仙童仪器和照相机公司出资创建仙童半导体公司，并负责头18个月的运营费用，出资总额为300万美元。[39]新公司由海登斯通公司和8位科学家共同所有：其中大约20%的股份由海登斯通公司持有，而其余股份则由其他8人分别持有。如果半导体公司达到协议中的高盈利水平，那么仙童仪器和照相机公司可选择在2年或8年后，分别以300万或5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40]

1957年，仙童半导体公司在帕洛阿尔托城成立。[41]第二年初夏，公司向IBM交付了首批订单。[42]同年秋天，公司收入从6.5万美元升到44万美元，并在1959年头8个月内升至280万美元。[43]到1960年，仙童半导体公司的销售额已高达2 100万美元。[44]当然，由于联邦政府和私营部门的需求不断变化，加之公司本身也会偶尔遇到技术上的挑战，因此仙童半导体公司也经历了一番波折。不过总体而言，该公司为半导体制造业带来了革命性的进步。它是当时旧金山半岛上最大的电子元件厂商之一，也是仅次于德州仪器的第二大半导体制造商。人们往往认为，仙童半导体公司的成功和半导体技术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诺依斯（当然，美国国防部对于半导体技术的创新和进步也功不可没）。但越来越多的资料显示，这些技术进步离不开集体的努力。[45]

企业派生文化

20世纪60年代后期，仙童半导体公司打过一则著名广告。广告向人们展示了一组硅谷知名企业的徽标，并自豪地宣称：“它们全都始于仙童。”这话并不夸张，因为这些企业都是几位创始人在离开仙童之后创办的。不过这时，他们的称谓已经不再是“八个叛逆者”，而是“八个仙童”。其中，诺依斯和摩尔创立了英特尔公司。1971年，英特尔实现了科技行业多年的梦想，成功推出全球第一款微处理器。这款微处理器每秒可以运算9万次，它的问世无疑是计算机革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此后，英特尔处理器的计算能力一直都在飞速提升，2011年已经突破每秒1万亿次大关。[46]

除了几位创始人外，仙童半导体还培养了一大批业界巨子。杰瑞·桑德斯（Jerry Sanders）和约翰·凯里（John Carey）创建了AMD公司；查理斯·史伯克（Charles Spork）为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National Semiconductor）带去了全新理念，并把公司总部从康涅狄格州的丹伯里市搬到了硅谷。晶体管的知识从贝尔实验室流出之后，浇灌了旧金山半岛的创业土壤，培养了一大批的科技创新企业：先是肖克利半导体，再是仙童半导体，而后是130多家“仙童人”创立的企业。

诺依斯鼓励每一个“仙童人”在离职时，要带走“仙童文化”。在他看来，仅仅创业是不够的，因为每一个创业者都有义务，打造一种全新的文化。这种文化既不能有等级森严的制度，也不能有社会身份的差别。20世纪60年代末，仙童人在周边地区创立了一大批成功企业，他们的足迹不仅遍布旧金山半岛，还踏进了圣克拉拉郡。这种一家企业“繁衍”出数代新兴企业的传统，就是“企业派生文化”。得益于这样的文化，“世界创新之都”的名头也越来越响。高附加值的工作和成功创业的故事，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理念、人才、资金和企业。举世无双的“硅谷”就此诞生了。

“八个叛逆者”创造了一种文化，它不断激励着企业员工的创业激情。于是，风险资本也随之而来。

风险资本的壮大

电子和半导体行业的早期成功，已经开始吸引东海岸的投资巨头。不过，真正推动硅谷风险资本壮大的，还是要数3件里程碑式的大事。第一个里程碑，是硅谷头3家上市企业的巨大成功。这3家企业是瓦里安联合公司、惠普公司和全球首台磁带录制设备的生产商——安培公司（AMPEX），它们的上市时间分别是1956年、1957年和1958年。

第二个里程碑是1958年通过的《小企业投资法》（Small Business Investment Act）。按照这一法令，私有投资机构可以向小企业管理局申请执照，成立小企业投资公司，帮助创业型小企业筹措资金。由于此类投资公司可以从联邦基金借款，而且借款数额最高可达自筹资金的4倍，因此这一法令鼓励了很多人进入风险投资领域。

第三个里程碑是20世纪70年代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的发展。首先，这种形式与小企业投资公司相比，能让投资公司的结构更加优化。其次，它巩固了一种新的风险投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普通合伙人（无限责任合伙人）可以向有限合伙人（有限责任合伙人）收取管理费，用作公司员工工资和日常费用开支，而管理费的数额通常为筹资总额的1%至2.5%。再次，作为基金经理，普通合伙人还可以从投资盈利中获得20%的提成——这意味着，风险投资中第一次出现了“效绩奖励”的做法。

这里是硅谷

“硅谷”这个名字，是加州企业家拉夫·维尔斯特（Ralph Vaerst）在1970年所创。不过，让这个名字流行起来的却是他的一位朋友——唐·霍夫勒（Don Hoefler）。从1971年1月11日开始，霍夫勒在《电子新闻》（Electronic News）上发表了一系列报道，其中反复提到“硅谷”一词。“硅”是指在当地鼎盛一时的硅芯片厂商，而“谷”则是指位于旧金山湾区南部的圣克拉拉谷地。如果今天硅谷要改名的话，那么它可能会被称作“创新之巷”。

硅谷高科技产业的基石，来自于众多业界先驱的努力。他们建立了墨菲特联邦机场和斯坦福大学，推动了电子产业和半导体产业的进步。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斯坦福大学在固态技术上取得了巨大进步，进而引领了3次工业创新的浪潮。同样功不可没的，还有众多的私营企业，比如贝尔实验室、肖克利实验室、仙童半导体和施乐公司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Xerox PARC）。当然，企业派生文化和风险资本的作用也是不容小觑：自诞生之日起，它们就一直是硅谷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财富。

渐渐地，硅谷化作了人才的乐土。这里云集着无数的精英，其中既有一流大学的科学家，也有经验丰富的工程师，还有极具创业精神的企业家。

一旦来到硅谷，很少有人愿意离去。原因有很多：既有理想的工作和健康的企业文化，也有对等级制度的鄙夷和对社会公义的关注，还有激情与事业的完美结合。回顾一下这些年来的创新周期，你会发现：硅谷虽然有着无数的成功和辉煌，但也经历过不少的低迷和挫折。然而，就在很多人都认为它已经没落的时候，硅谷人却凭着自己的坚韧，让硅谷焕发出全新的活力。这些硅谷拓荒者创造了一种特有的思想氛围：他们乐于彰显自我，敢于打破传统，勇于不断创新。而这便是延续至今的“硅谷精神”。

[1]玛丽·惠普尔：即劳拉·塞恩·惠普尔（Laura Thane Whipple），详见后文“墨菲特联邦机场”一节。——译者注

[2]“八个叛逆者”（Traitorous Eight）：详见后文“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一节。——译者注

[3]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美国第31任总统。——译者注

[4]这是最简单的真空管，用灯丝作为阴极。——译者注

[5]战争部（War Department）：美国陆军部的前身，成立于1789年。1947年9月正式更名为美国陆军部。——译者注

[6]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for Aeronautics，缩写为NACA）：1915年成立的航空研究机构。1958年10月解散后，其资产和人员转入美国太空总署（NASA）。——译者注

[7]斯蒂夫·布兰克（Steve Blank）：企业家、硅谷军事史专家，创立过多家企业。——译者注

[8]费罗·法恩斯沃斯（Philo Farnsworth）：20世纪的美国发明家，电视（摄像机和电视机）的发明者之一。——编者注

导言

硅谷（名词）：

2013年的硅谷：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生态系统，其中既有远见家、创新者和投资者，也有敢于打破常规的管理者。硅谷文化重视人际交往和团队合作，也讲求良才善用和多功多得。硅谷之所以能成为创业的首选场所，一方面是因为它有开放的氛围和创新的土壤，另一方面是因为它能承担风险、包容失败。

这里是世界创新之都，它既有无与伦比的创新能力，又有飞速发展的技术产业。二者的珠联璧合必将为全球经济带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谁能把握硅谷文化，谁就能获得竞争优势。

AlwaysOn是一家知名的商业媒体公司，它经常在硅谷组织业界会议，对重要议题进行探讨。它的创始人、主编托尼·珀金斯（Tony Perkins）是一个典型的硅谷人，总是充满活力、敢想敢做。2012年6月27日，他在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KPMG）的硅谷办事处举办早宴，为AlwaysOn的“创新峰会”揭幕。[1] 席间，他给在场的数百位嘉宾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有多少人是在硅谷长大的？”举手的只有3个人。于是他接着问道：“那么，有多少人想离开硅谷回老家呢？”这次，谁也没有举手。过了片刻，一名风险投资家反问道：“我们干吗要回老家？”听到这话，在场所有的人都会心地笑了起来。人们对硅谷的迷恋真的有些不可思议——要知道，这里的生活成本可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78倍。[2]

那么，硅谷的巨大魅力到底何在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硅谷的繁荣源于自我革新。这一点可以从硅谷核心产业的更替中得到印证：先是广播、电视、电子和半导体，后是软件、磁盘存储、个人电脑、生物科技、互联网、社交媒体、环保技术、大数据[1]等。当然，硅谷企业同样也在不断革新，从商业模式和资本要求，到公司组织架构和全球互通模式，都在不断适应新的理念和实践。尽管一切瞬息万变，可是硅谷作为世界创新之都的地位不但没有改变，而且还在不断增强。

世界各国政府——尤其是中国、印度、韩国、挪威、芬兰和俄罗斯——都已派出大批专家前往硅谷访问，企图发现它的奥秘。只要走进斯坦福商学院的宴会大厅，你就能看到众多衣冠楚楚的外宾，听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语言。周四傍晚，斯坦福的中央方庭总会聚集着很多中国游客，因为在他们眼里，这所名校可是“不能错过”的胜地。众多海外企业和院校也纷纷前来硅谷“取经”；为了寻找硅谷的成功之道，它们已经花费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

然而，其他地方可以复制这种成功吗？如果谷歌是一家东海岸的公司，那么它现在会是什么模样？如果它出现在那些已经没落的创新中心，比如波士顿的128公路[2]、北卡罗来纳州的研究三角园区[3]，或是弗吉尼亚州的杜勒斯走廊[4]，那么它的无人驾驶汽车和移动搜索应用能否问世？如果扎克伯格没有从麻省的坎布里奇搬到硅谷的帕洛阿尔托，那么Facebook是否还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这么说来，把公司总部设在硅谷，是否可以为公司带来增值？当然，硅谷之外也有一些高增长、高市值的公司，可它们是否只是特例？更重要的是，它们能否与高速发展的硅谷竞争？

对于纽约初创企业的潜力，约翰·欧法雷尔有过一番中肯的评论。作为安霍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伙人之一，他曾这样说道：“在不少加州人看来，纽约怎么会是硅谷的对手。当然，硅谷以外的地方也可以创建伟大的公司。不过，像硅谷企业这样的全球科技巨头，我在其他地方还真没见过。”[3]虽然他的公司也曾投资过几家纽约的初创企业，但对于这些企业的要求却更为严格。这主要是因为，纽约企业和硅谷企业相比，无论是科技创业的人际网络，还是产品商用的实际能力，都要略逊一筹，因此成功的可能性也就更低。

要想破解硅谷企业成功的秘诀，需要众多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他们当中，除了要有经济学家、技术专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还要有专门研究创新模式和商业模式的专家。玛格丽特·龚·汉科克（Marguerite Gong Hancock）就是一位经济战略专家，她是斯坦福“区域创新和创业”项目的研究员，一直致力于硅谷和亚洲等地的研究，以及研究成果的推广。在她看来，硅谷还将继续引领全球创新的潮流[4]。2000年，她和同事李钟文、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以及亨利·罗温（Henry Rowen）合编了《硅谷优势：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The Silicon Valley Edge：A Habitat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该书收集了众多硅谷名人的评论文章，题材从“知识动力”到“创新领袖”，不一而足。这些文章探讨了硅谷“生态系统”的诸多特点，但这还不是我想知道的全部内容。我想知道的是：硅谷文化因何得以发展，如何得以发展，以及硅谷企业的成功秘诀到底何在。

这些年来，我记录了大量笔记，其中既有企业的运作方式，也有人们的生活方式。我想要找到硅谷的精髓，与大家一同分享它的成功之道。为此，我在书中列出了硅谷独有的十大特质。这些特质，或许就是人们想要在本地文化中复制的东西。当然，本书所关注的，主要是硅谷精英中的精英。

相比之下，本书不太关注美国的整体优势，比如某些有利于商业运作的法规。事实上，尽管硅谷一派繁荣景象，但加州却是一个很不适合经商的地方。在本书付梓时，加州政府不仅管理混乱，而且其财政已是入不敷出。尽管如此，本书还是探讨了政府方面的部分问题，比如美国政府如何才能跟上科技的飞速变革，以及监管障碍会对科技进步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对硅谷的十大特质进行分析时，我总结出了以下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斯坦福大学在与硅谷业界和周边社区的合作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硅谷人为何能有如此高的积极性？是他们的A型性格使然，还是硅谷给了他们前所未有的机会？

·硅谷如何通过不断前进的创新周期，来适应时代变革？

·与其他地方的企业家相比，硅谷企业家有何特殊之处？

·硅谷商业模式（包括慷慨的员工福利）何以促进整个企业的成功？

·为何在风险资本壮大的方面，硅谷可以大大超越其他城市？

·银行、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等服务行业，它们又在硅谷生态系统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硅谷的生活质量，对顶尖人才有何吸引力，对生产效率有何贡献？为什么面对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人们还是愿意留在硅谷？

·当地的社交场所如何孕育了开放、开明和共同进步的文化？

·在硅谷成长能带来怎样的竞争优势？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会逐一讲述硅谷生态系统的各个特质。而本书的目的，是要帮助读者找到复制硅谷成功的途径。

[1]大数据（big data）：详见第五章“预见未来”一节。——译者注

[2]128公路：128公路是波士顿市的一条半环形公路，它的周边地区曾在麻省理工的带动下，出现过数以千计的创新机构和企业。——译者注

[3]研究三角园区（Research Triangle Park）：世界最大的研究园区之一，因位于罗利、达勒姆和教堂山三地之间的三角地带而得名。——译者注

[4]杜勒斯走廊（Dulles Corridor）：位于弗吉尼亚州北部，这里聚集着众多军工企业和科技企业。——译者注

第三章　一所大学：斯坦福

利兰·斯坦福曾是铁路大亨，也做过加州州长。但更重要的是，他一直都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先知。他的远见不仅改变了他那个时代，而且至今也在福荫着世人。

1852年时，西部“淘金热”正是如火如荼。利兰·斯坦福告别了妻子珍妮，前往加州的埃尔多拉多郡。之前，他的5个兄弟在当地开了一家非常红火的五金店。利兰到来后，斯坦福家族的生意也更加兴隆了。[1]1855年，利兰在与妻子阔别3年之后，回到了纽约州的奥尔巴尼。可是，与充满激情的加州生活相比，家乡的生活节奏实在太慢。[2]所以1年之后，他说服妻子和他一起搬到了旧金山。在这里，他的生意渐入佳境，不久他便成了首屈一指的富翁。当时的加州亟须铁路建设，于是利兰决定专注于铁路基础设施的投资。

利兰·斯坦福与科里斯·亨廷顿（Collis Huntington）、马克·霍普金斯（Mark Hopkins）和查理斯·科洛克（Charles Crocker）并称当时的“铁路四巨头”。1861年6月28日，他们成立了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Central PacificRailroad）。[3]同年，利兰当选加州州长，任期两年[1]。南北战争爆发之后，他力主加州留在联邦，并加入林肯总统麾下。后来，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参与修建首条贯穿美洲的铁路，负责完成西线部分。这一部分铁路横穿内华达山脉，是连接加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交通要道。在竣工仪式上，利兰亲自钉下“最后一颗轨钉”[2]，将中央太平洋铁路与联邦太平洋铁路连接起来。

1868年5月14日，斯坦福夫妇迎来了独子的降生。当时，利兰已经44岁，珍妮也已39岁。[4]中年得子，夫妇二人自然是将全部心血倾注到了儿子身上。小利兰渐渐长大，迷上了自然、历史和机械，而父母也为他请来家庭教师，教他数学和多门语言。在随家人前往欧洲的旅途中，小利兰又迷上了考古学，并开始收集埃及、希腊和罗马的手工艺品。

帕洛阿尔托“擎天木”

当年在修建横贯大陆的铁路时，老利兰常年四处奔波，身体大不如前。1869年，他接受医生的建议，开始骑马健身，并从此爱上了收集名马。在随后的20年间，他拥有过700多匹赛马。[5]

1876年，斯坦福夫妇开始物色一座乡村庄园，因为小利兰需要一个良好的室外成长环境，而老利兰也需要一个理想的赛马培育场所。[6]

夫妇俩最初买下了650英亩的“圣弗兰西斯奎托牧场”，并建起了自己的“帕洛阿尔托马场”。后来，他们又买下附近8000英亩的土地，而这块土地毗邻一个名叫“艾尔帕洛阿尔托”（El Palo Alto）的地方。这个名字是西班牙人在1769年取的，它在西班牙语中是“擎天木”的意思，指的就是当地著名的红树。[7]有了这块土地，老利兰终于建起了梦寐以求的马场。新的马场不仅有马厩、围场和赛道，还有商铺和员工宿舍，它很快就成了全美的顶级马场之一。老利兰吩咐驯马师查理斯·马文试验新的配种技术和训练方法，但这些方式实在太过新奇，就连驯马师本人也是将信将疑。[8]不过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在1890年至1895年，老利兰的赛马接连创下19项世界纪录；1891年，他的轻驾车赛马[3]又在一英里赛程中，包揽了全部年龄组别战绩的最高纪录。[9]

斯坦福夫妇的豪华生活成了媒体焦点，甚至他们的生活琐事也会被各大报纸关注，比如他们旧金山豪宅的地毯厚度、帕洛阿尔托马场的赛马品种、斯坦福夫人的珠宝首饰。[10]然而，就算坐拥天下所有的财富，也无法阻止悲剧的发生。

1883年，斯坦福一家前往欧洲旅游。不幸的是，小利兰在雅典感染了伤寒。斯坦福夫妇心急如焚，立即带他去意大利就医。接下来的几周，小利兰的病情时好时坏，夫妇俩也一直守在病床前。1884年3月13日，小利兰在佛罗伦萨离世，这让斯坦福夫妇悲痛欲绝。他们给一位朋友发去电报，告诉他：“爱子不幸离世……请为我们祈祷。”[11]

对于如何纪念爱子，斯坦福夫妇的最后决定是：“加州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12]他们原本就计划将部分财产捐给慈善事业，而丧子之痛让他们决定 提前执行计划，出资创办一所公益机构，作为对爱子的纪念。对于这所机构 的用途，他们也考虑过好几个方案，其中包括博物馆、技校、医院和大学等。

夫妇俩曾经专程拜访哈佛大学校长查理斯·艾略特，商量捐款修建教学大楼的事宜。有传言说，由于当时老利兰穿着一件“土布外套”，而珍妮也穿着一件“褪色的方格衫”，因此艾略特对他们的身份非常怀疑，于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们。[13]这个故事流传甚广，但事实并非如此。其实，斯坦福夫妇当时尚未决定如何纪念儿子，所以反倒是艾略特向他们提议：在西部兴建一所大学。尽管斯坦福夫妇认为拿出500万美元建校并非难事，但他们还是继续走访了康奈尔、麻省理工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想看看这些名校有没有更好的提议。[14]

拿定主意之后，老利兰找来了纽约中央公园的设计师——弗雷德里克·洛·欧姆思特，请他设计一所没有围墙的校园。老利兰认为，当地的美丽景致能够赋予学生灵感。根据他的要求，欧姆思特为校园的每个细节注入了加州特色：校园建筑多是西班牙教会风格，周围环绕着花园和棕榈树林，还有能让学生享受宁静的田野。[15]1891年10月1日，小利兰·斯坦福大学正式开学，对学生免收学费。首届男女学生共有555人；教员最初有15人，第二年增至49人。[16]学校日渐壮大，请来了不少一流的教授，也吸引了众多优秀的学生。前文曾经提到，赫伯特·胡佛据说就是斯坦福的第一个学生，也是学生宿舍的第一个住户。1895年，他拿到了地质学学位，成为斯坦福第一届毕业生的一员。[17]

从此，斯坦福驶上了快车道，成为了优秀大学的标志。它的优秀，不仅在于教学质量，而且在于同周边社区和产业的紧密合作。从创始人利兰·斯坦福，到首任校长大卫·乔丹，再到弗雷德里克·特尔曼——他们都把握住了每个校企合作的机遇，打造出一种亲密而独特的合作关系。自从帕洛阿尔托在1894年成为自治市后，斯坦福的教授就成了公众事务中的关键人物。[18]比如工程系教授查理斯·马克思和查理斯·文：他们在本地各大公用事业公司都有股份，在他们的大力推动之下，这些公司为硅谷带来了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服务。1909年，大卫·乔丹以天使投资人的身份，投资一位斯坦福毕业生的公司。这位毕业生就是硅谷最早的创新领袖之一——李·德·弗雷斯特，而这家公司就是后来无线电通讯行业的中流砥柱——联邦电报公司（Federal Telegraph）。[19]

1925年，特尔曼来到斯坦福，担任工程学院院长（30年后，他升任为斯坦福教务长）。[20]入职不到10年，他就凭着敏锐的远见，开始鼓励教员和学生走出象牙塔，自立门户创业。1946年，他又着手打造另一远大目标——斯坦福工业园。几年后，这座工业园正式揭幕。它标志着斯坦福校企合作的最高成就，也极大地推动了“硅谷”的诞生。[21]在全球校办工业园中，它不仅历史最长，而且面积最大。这片土地曾培育过诸多科技巨头，比如惠普、通用电气和洛克希德。现在，它已更名为“斯坦福研究园”，是大约150家企业的家园。

除此之外，特尔曼还以同样超前的远见，鼓励教员向公司提供有偿咨询。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决定，因为它在学术界和产业界之间筑起了桥梁。在特尔曼看来，此举不仅能让教授及时了解业界的最新热点，而且能为本校的优秀学生带来科研经费和奖学金。斯坦福大学的教员对这一政策极其推崇：时至今天，他们仍然认为，这是校企合作史上最重要的基石。每当新的发明创新问世时，斯坦福总能及时通过校企合作，将其推向市场。

这些努力已经结出累累硕果。现在，斯坦福成了名副其实的创新基地，前后已孵化了将近6000家创新企业。[22]其中，很多公司的核心技术和商业计划，都是斯坦福人在校期间开发和制定的。这些公司包括：谷歌、思科、惠普、雅虎、耐克、罗技、威睿、瓦里安、台积电、LinkedIn、电子艺界、特斯拉汽车、eBay、太阳能公司、英伟达（NVIDIA）、艾迪欧（IDEO）、硅谷图形（Silicon Graphics）、太阳计算机系统公司、直觉外科（Intuitive Surgical）、杜比实验室（Dolby Laboratories）、创锐讯通信、美普思科技（MIPS Technologies）、纳米太阳能（Nanosolar Inc.）、嘉信理财公司（Charles Schwab＆Company）、赛普拉斯半导体（Cypress Semiconductor）、Rambus、Netflix、E*Trade、Gap、Intuit、Kiva、MathWorks、Odwalla、Orbitz、Tensilica、Zillow和Instagram等。

在有些人眼里，斯坦福大学有着某种神奇的魔力，它不仅能将理念转化为产品，还能让企业不断成长。不过在约翰·斯万[4]看来，这是一种典型的“奥兹国的魔法师”[5]式的神话。他坚持认为：“当你揭开其中的奥妙，你会发现这一切并非魔力，而只是强大的鼓励和实用的步骤。这一点很像奥兹国的魔法师。”[23]就这一点而言，最好的例子或许莫过于谷歌的创立。

“谷歌”由此诞生

1995年，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进入斯坦福，攻读计算机博士学位。两人在3月的迎新会上首次相识，很快成了朋友。当时，佩奇正在构思一个课题，准备分析万维网的数学特性。他的导师特里·维诺格拉德对此大为赞赏，并极力鼓励佩奇完成这一课题。很快，布林也加入了这项名为“BackRub”的课题研究。佩奇和布林相信，如果能找到一种方法，对网页的每个反向链接进行计数和评级，那么互联网的价值将大大提升。这项研究为谷歌的网页排名算法打下了坚实基础。[24]

1996年12月，佩奇来到斯坦福的技术授权办公室，希望得到校方的帮助，为自己的网页排名算法申请专利，并将专利授权给搜索引擎公司。当时接待他的，是办公室的高级助理路易斯·梅吉亚。尽管当时的互联网还处于萌芽阶段，而搜索引擎也还无法赢利，但梅吉亚和同事还是同意代表佩奇申请专利。之后，梅吉亚带着佩奇走访了本地多家搜索引擎公司，询问这些公司是否有意使用这一技术。当时的几大知名网站，包括雅虎、Infoseek、Excite和AltaVista在内，都没有多大兴趣。这些公司只是建议佩奇：“先拿大一点的样本做个测试，再回来谈。”[25]（当然，对于全新技术，很多公司现在也是这般答复。）

佩奇和梅吉亚奔波了半年，却只有一家公司表示有些兴趣，而且最后也是不了了之。到这时，佩奇已经明白，自己无法在这些公司中找到“伯乐”。所以，虽然他原本无意创业，但最终还是和布林一道，开始寻找种子基金[6]。几位天使投资人伸出了援手，其中有斯坦福的教授，也有太阳计算机系统公司（Sun）的联合创始人安迪·贝奇托尔谢姆（Andy Bechtolsheim）。在他们的资助下，谷歌诞生了。当时，搜索引擎的知识产权还是归于斯坦福大学所有，所以谷歌同校方进行了协商，最终以专利使用费和公司股份，换取知识产权的专属授权。在谷歌2004年上市之后，校方也从股票的出售中，净赚了3.36亿美元。[26]

斯坦福大学的技术授权办公室拥有9000多项发明。但截至目前，只有3项专利为校方带来了巨额收入，称得上是“大蛋糕”。[27]除谷歌的搜索技术之外，其他两项分别是一种用途广泛的抗体技术和DNA重组技术（即通过分子克隆技术，对不同来源的基因材料进行组合，从而得到生物体内原本没有的DNA序列）。不过，那些收益相对较小的发明却带来了长尾效应。自该办公室成立以来，这些“小蛋糕”获得的专利使用费已经超过13亿美元，其中仅2010年至2011年的数额就达6 680万美元。[28]

对于斯坦福在创业方面的成功，梅吉亚认为真正的关键不仅在于强大的专利授权部门，而且还在于相互配合的几大基本策略。这些策略包括：

1.对教育和研究的专注；

2.研究的开放；

3.教员的悉心指导；

4.有清晰、灵活的措施来解决利益冲突；

5.始终如一的技术转让惯例；

6.可塑性强的创业课程。

同时，斯坦福与美国政府也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每年，该校都会获得大约12亿美元的科研经费，其中84.1%来自联邦政府。[29]在政府对科研的支持方面，1980年颁布的《拜杜法案》（Bayh-Dole Act）是一个重要里程碑：该法案规定，对于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成果，完成研究的大学、小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可以拥有知识产权。此前，由于美国政府没有统一的专利政策，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需要26个政府部门的批准。繁琐的行政手续导致了大量专利的闲置：例如，在法案颁布之前，美国政府虽然坐拥2.8万项专利，但授权商用的却不到5%。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威斯康星大学曾率领一些组织机构，向政府游说，希望能够保留知识产权；这些努力为《拜杜法案》奠定了基础。[30]得益于这一法案，斯坦福大学得以对本校的科研成果拥有知识产权。

此外，合作的传统深深植根于斯坦福大学的文化当中。教员、学生和研究人员都能密切合作，而且这种合作超越了传统的等级制度。因此，斯坦福大学本身就相当于一个庞大的合作团队，其中既无年龄长幼的界限，也无新手老手的隔阂。在世人眼里，斯坦福大学在创业方面有着某种“秘诀”。但其实说到底，这个“秘诀”主要源自人们对待彼此的态度。如果某位年轻的学生有了创业思路，那么他自然可以直接联系教授和导师，向他们寻求商业上的建议，或是理念上的改进；此外，教授或导师可以通过自己的人际关系，将学生引荐给公司高层或风险投资者——比如谷歌公司的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凯鹏华盈投资公司的约翰·杜尔（John Doerr）。这两位业界巨子都是斯坦福大学的常客，他们经常来学校搜罗全新理念和一流人才。而这一切正是源自弗雷德里克·特尔曼的理念：出类拔萃的大学能够引来世界一流的老师和学生，进而引来全球顶尖的公司高层和风险投资者。

本·劳英是斯坦福大学人体生物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对于这里的合作氛围，他这样说道：“对我而言，竞争真的是个陌生的概念。在斯坦福大学的这些年里，我每次找人帮忙或者合作，从来都没有人拒绝。”[31]这种合作氛围有可能来自该校学生的住校传统（96%的本科生目前都住在学校[32]），也有可能源自“小班制”建立的同窗友谊（人数在20人以下的班级占到了全校班级总数的71%）。但无论其根源何在，合作传统已经深深融入斯坦福文化的血脉。所以，就连学生需要独立工作时，他们的老师也必须进行专门的记录。

斯坦福大学把每一学年分为4个学季，因此教学管理非常灵活，学生可以抽出时间去实习、去海外游历或者去创建公司。校方对学生的研究活动也很支持，即便是大一新生，也有许多实践性的研讨会可以参加。斯坦福本科生如果想在暑期进行研究，可以向“本科生顾问与研究办公室”提出申请；获得批准并完成研究之后，每个人可以拿到5000美元。[33]除此之外，各个院系还可以提供研究经费。而在“斯坦福教学中心”，每个学生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辅导。

别具匠心的“方庭”

斯坦福校园的特色之一，就是各个学院的方庭。每一个方庭，都代表一个打破常规的学科领域。只要走进其中一个方庭，想一想它的奇特之处，你就能明白斯坦福大学为何总能保持竞争优势。无论是科学工程学院、设计学院还是奈特管理中心的商学院，一旦步入其间，你就会立即感受到斯坦福大学的超前之处。

方庭的设计理念源自校园的第一位设计师——弗雷德里克·洛·欧姆思特。早在19世纪末，他就为校园的建设提出了一个别具匠心的方案，而其中就有沿着东西轴线延伸的一些方庭。[34]在方案图纸的正中位置，他用工整的笔法画了一个矩形，并在上面标注了字母“A”。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中央方庭，其中除了教学部门的建筑之外，还有著名的纪念教堂[8]。在图纸上，中央方庭的两侧还有6个工整的矩形。2005年，大卫·雷诺克斯成了斯坦福校园的现任设计师。这些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从现代建筑学的角度出发，恢复欧姆思特的理念。不过，他并未照搬东西主轴和两侧方庭的设计，而是打算“以排列整齐的建筑构成一条‘脊梁’”，从而增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这样说道：“现在，医学院同生物系、化学系的合作非常紧密，因此校园规划有两点很重要。一是院系之间的空间必须相互连通，二是院系之间的通道必须清晰明了。”[35]于是，在欧姆思特的理念问世100多年后，斯坦福大学按照他的最初构思，又建起了两座新的方庭：一座是科学工程学院的，另一座是商学院的。

科学工程学院之巅

1994年，惠普公司的两位创始人捐资7740万美元，修建科学工程学院方庭。该学院有多个学科，包括地球科学、人文科学、工程学、医学和法学等。[36]方庭的各个建筑相距很近，其目的是要鼓励“跨学科合作和发散式思维”，从而“产生能够改变世界的创新”。[37]这些建筑正好代表了各个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协作和相互促进。方庭中有不少宽敞明亮的公共空间，以促进人们的日常交往。学院方庭的设计是要培养21世纪的全新科研方式，用以解决最具挑战性的科学难题。

在斯坦福大学，28%以上的学生都在攻读一个或多个工程学位。[38]在技能教育和潜能开发方面，斯坦福实现了完美的平衡。它大力推行跨学科教育，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设计自己专攻的领域。比如，本·劳英的专攻领域就和同班同学都不一样——他专攻的是卫生传播和卫生政策。

学院有不少建筑都是以人物的名字命名。对于任何对科学工程感兴趣的人，这些名字可谓如雷贯耳。比如，首先竣工的大楼叫做“杨致远与山崎晶子环境能源大楼”，而随后竣工的大楼则叫“黄仁勋工程中心”。前两位分别是雅虎公司的创始人和他的妻子，后一位则是著名图形处理器厂商——英伟达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黄仁勋大楼的地下室里，安放着谷歌公司的第一台服务器。它看上去就像由许多五颜六色的乐高积木组成，而谷歌公司的著名徽标则正是向这些积木致敬。[39]学院的第3栋建筑名叫“纳米科学工程中心”。本书付梓时，第4栋大楼还在建造之中，预计将于2014年竣工。它叫作“生物工程与化学工程大楼”，外形上和环境能源大楼颇为相似。学院周围还有不少其他建筑，比如“盖茨计算机科学大楼”、“瓦里安物理大楼”、“保罗·艾伦大楼”、“摩尔材料研究大楼”和“吉尔伯特生物科学大楼”。惠普公司的两位创始人生前拒绝用自己的名字冠名大楼，但在他们去世之后，他们的家人请求校方，以冠名的方式纪念二人。于是，两人的名字就分别出现在“惠利特教学中心”和“普卡德电气工程大楼”。此外，他们当年创业的车库也经过复制，重现在黄仁勋大楼的地下室里，成为一个自习区。这里还有著名的“36室”：这是每个男孩都曾梦寐以求的工程实验室，有各种设备可供使用，包括一部3D打印机。

在对学院方庭进行规划时，校方征集了数千条学生建议，其中不乏诸如“安装节水的双档马桶”之类的新点子。其中一些建议还被保留在了黄仁勋大楼的墙上。各座建筑通过地下通道连为一体，而每栋建筑的设计都非常环保，并不需要空调设施。比如，屋顶的面板可以在夜间打开，以便让加州北部的凉风进入大楼，即便是在第二天的炎炎午后，室内也能保持清凉。整个方庭的规划细致入微，就连只有5层的纳米科学工程中心，也有摩天大楼一般的抗震设计。这座大楼的支撑架构与传统建筑不同，它并未采用传统的承重墙，而是选择悬墙。这样，即便附近有大型货车开过，也不会影响实验室中的纳米颗粒。

商学院

斯坦福商学院位于著名的奈特管理中心。这是一个由8栋大楼组成的方庭，它的亲和力与科学工程学院并无二致，只是多了几分创业氛围。这片建筑曾经获得环保建筑的最高奖——由美国绿色建筑协会颁发的“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白金奖”（LEED Platinum）。得益于这一建筑理念，整个方庭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采光和开放空间，创造一种有助于培养创业思维的环境。这里到处都洋溢着创业的氛围，就连“阿尔巴克餐饮中心”也不例外。它的自助式餐厅划分为好几块，而且每一块都是用商业术语命名，比如“实施项目”（小炒）、“自由市场烧烤”（烧烤）、“外汇”（民族特色菜）、“社交网络”（咖啡厅）、“流动资产”（饮料）、“股票交易所”（汤类）和“热门商品”（比萨和薄饼）。

商学院的学生约有40%都在从事创业活动。对此，该校的营销学副教授乔纳森·勒瓦夫说道：“来这里的学生对技术和创新很感兴趣。因此我们可以在行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提高课程的灵活性，让其适应时代变革。我来斯坦福商学院的时候，开过一门关于产品发布的新课，当时院长就告诉我，不要担心头几年的选课人数。”院方坚持认为，极具价值的内容和极富成效的方式才是关键。例如，在勒瓦夫开课之后，学院为他找来一位退休的风险投资人士，作为他的授课搭档。勒瓦夫还说道：“我有个同事正在设计一门关于‘创业市场调查’的新课，目标对象就是那些想要自己创业的学生。”[40]

斯坦福商学院已经设立多个“全球创新项目”，其中包括“创新与创业”、“全球高管峰会”和“社交创新”。通过这些项目，学生不仅可以真正接触商业的基本运作，还有机会加入跨国公司的团队，应对各种机遇和挑战。例如，学生可以协助一家企业，制定新产品的商业运作方案（这家企业可能是老牌企业，也可能是初创公司）。为了能让学生真正参与企业运作，斯坦福商学院做了很多努力。对此，我就有过深刻体会。那是在2011年，我们公司寻找暑期实习生的时候，我们相中了斯坦福商学院的一名MBA学生劳伦·韦斯特布鲁克，但斯坦福商学院对招聘企业的要求非常严格。除了企业本身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外，我们还必须保证劳伦可以接触到真正的企业管理经验，而不是仅仅从事一些低级的工作。院方在认定我们符合标准之后，还给了劳伦一笔补助。几周之后，我收到了斯坦福商学院的一封电子邮件。写信的人是该院创业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莉萨·斯威妮，她邀请我去商学院夜间班讲课，课程内容是“在硅谷寻找创业机会”。

设计学院

斯坦福设计学院的全称为“哈索·普莱特纳设计学院”。我参观该院的那天，还碰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将近100名参观者。他们跟我一样，对这所有着无穷魔力的学院大感好奇。[41]正是这所学院，让“设计思维”（designthinking）这一说法变得家喻户晓。这一概念最早是赫伯特·A·西蒙（Herbert A.Simon）在1969年的《人工科学》（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cial）一书中提出的，但赋予它现代生命力的却是设计学院的奠基人——大卫·凯利（David Kelley）。他对这一理念进行了重新定位，将其变成一种创造性的行为，以解决商业中的实际问题。

设计学院并不授予学位，但仍然吸引了不少来自该校七大研究生院的学生。因为在这里，他们可以学到一种近乎人类学的设计思维，这种思维能让他们以最基本的洞察力，来解决实际问题。具体而言，这类设计过程包括3个思维要素和5个实施步骤。3个要素分别是：对问题的感同身受、对认识的创造发挥和对解决方案的理性思考。5个步骤分别是：理解用户（理解他们面对的问题）、定义需求（从用户的角度进行定义）、形成理念（提出解决方案）、设计雏形（以经验为根据进行设计）和进行测试（解决方案是否可行）。而“测试”环节往往是最容易发现问题的环节。如果发现问题，学生就必须回到前面的环节，找出问题所在。

设计思维不同于传统的焦点小组[9]研究。它为研发过程赋予了全新的含义，从而令最终产品更能符合企业和用户的特定需求。设计思维的基本准则是“先有创新之人，方有创新之物”。因此，斯坦福设计学院的第一要务，不是未来创新将会怎样，而是当前问题如何解决。例如，在一次TED大会上，凯利曾以CT扫描为例，对“创造性的信心”进行阐述。他谈到：如果仪器和诊室画有趣味十足的海盗船，那么病童会把检查当作一次海盗冒险，因此他们的恐惧心理也会大大降低；[42]另一个例子是设计学院的老客户——捷蓝航空（JetBlue）。这家航空公司一直都希望，自己的服务能更好地满足乘客的需求。为了帮助捷蓝航空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案，设计学院的设计师们专程前往旧金山国际机场，仔细观察候机乘客遭遇的各种问题，并对部分乘客进行了精心设计的问卷调查。这些问卷要得到的答案，不是传统的“是”或“否”，而是更为细致的意见，比如：“什么东西能让你候机时心情更为舒畅？”[43]

斯坦福设计学院成立于2005年。它的出现，首先归功于两位创业家。一位是德国SAP公司的创始人——哈索·普莱特纳（该公司是一家研发企业软件的跨国公司，在硅谷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另一位就是前面提到的大卫·凯利，他是著名设计公司艾迪欧的创始人（该公司总部位于帕洛阿尔托城）。在看到艾迪欧公司的作品后，普莱特纳大受感染，于是决定捐资3500万美元修建设计学院。[44]今天的设计学院秉承了他们的理念，看上去就像一个大人的游乐场。这种轻松的意境主要出自该院“环境协作”部门两位负责人的手笔——他们分别是斯科特·维特霍夫特和斯科特·杜尔利。为了培养出极富创新意识的设计师，两人营造了一种完全打破常规的互动氛围。学院的每个细节都能培养学生的独创意识，比如刻意打断顺序的元素周期表，目的是要促使学生思考无限的可能，而不是拘泥于旧有的知识；又比如车库形式的玻璃大门，是要让人记得，苹果和惠普等巨头的创始人均是白手起家。

值得一提的，还有被称作“样板间”的地方。这里堆放着各种随手可及的工具，比如剪刀、彩色纸和白板笔。室内的桌椅都能随意移动，因此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要进行调整。椅子全是高脚直背，因为这是最能激励合作的坐姿。所以，这里总能看到学生舒适地围坐在一起，共同完成设计项目。在主教学区的一面白板墙上，学生们相互合作，用奇思妙想和七色彩笔，对门厅走廊进行重新设计。这能在潜移默化中让学生明白一个道理：项目从来不会真正完结，因为每个“终点”都是新的起点。

恍如置身天堂

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风景如画。漫步其间，你随处都会看到骑自行车的人。自行车非常环保，因此它也是校园里最好的交通工具。整个斯坦福大学大概有1.2万个自行车停放架。[45]就算自己没车，那也没有关系，因为校园车店有日租服务，你可以租上一辆，逛一逛斯坦福校园。这里有世界级的运动场馆，有西班牙式和地中海式的建筑，还有一座著名的博物馆，馆中的雕塑园收集了全球最大的罗丹[10]作品集。举目远眺，你还能看到不少美丽的热带花园，以及景色醉人的帕洛阿尔托群山。

斯坦福位于圣克拉拉郡，但与其并无隶属关系。它有自己的邮局和邮编，人口超过1.3万（根据2010年普查数据所显示）。[46]校园内有大约500英亩的教职工居住区，整个小区古雅别致，其中既有公寓，也有独栋住宅。小区是斯坦福教员和行政人员专用，房产可以买断，但地产只能向校方租用。教职工居住区的理念，早在斯坦福夫妇出资建校时就已提出。斯坦福夫妇希望，老师和学生都能住在校园内，增加彼此交流的机会。与周边小区相比，教职工居住区的房价较低。此外，和其他一流大学一样，斯坦福教职工除了可以享受住房补贴，还可以享受住房贷款的优惠利率。[47]

据斯坦福大学招生办介绍，该校招收的学生都具备“三有”素质：有做事激情、有思维活力、有参与意识。2012年，斯坦福大学收到的大一新生入学申请超过3.4万份，但该校最后只招了2400人，招生比例仅为7%。[48]此外，该校还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乐土：亚非拉裔的学生占本科生总数的六成左右，占研究生总数的一半以上。[49]斯坦福大学虽然是世界一流大学，但并非贵族学校：家庭收入低于10万美元的学生，可以享受学费豁免待遇；此外，还有一半的本科生能获得助学金。[50]得益于此，该校17%的本科生都是家中的第一个大学生。[51]如此良好的氛围，自然也培养出众多热心忠诚的校友。对于回馈母校，他们总是十分慷慨。过去13年间，斯坦福收到的捐赠已达170亿美元左右。到目前为止，这一数额超过了美国其他任何一所大学。[52]

约翰·亨尼斯（John Hennessy）博士是斯坦福大学现任校长，同时也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他是MIPS公司的创始人之一。MIPS是一家半导体设计公司，以研发MIPS架构[11]和RISC[12]芯片而著称。在这些核心技术的推动下，数字家庭、电脑网络和移动应用技术正在飞速发展。1992年，硅谷图形公司以3.3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MIPS公司。[53]目前，亨尼斯博士还兼任谷歌、思科和创锐讯通信的董事，而这3家业界巨头都诞生在斯坦福。在亨尼斯博士看来，斯坦福的创业基石源自一种伟大的先驱精神。

[1]当时的州长任期通常为两年。——译者注

[2]这是加州一位富商捐赠的一枚黄金轨钉。——译者注

[3]轻驾车赛马：用于“轻驾车赛马比赛”的马匹，这是一种特殊步态的赛马，通常是由马拉着一辆轻型的两轮马车进行比赛。——译者注

[4]约翰·斯万（John Swan）：商业加速公司的合伙人。这是一家总部位于硅谷的公司，主要业务是推进新兴市场的公私部门合作。——译者注

[5]奥兹国的魔法师：《绿野仙踪》中的人物，名为魔法师，其实并无法力。——译者注

[6]种子基金：是指对新公司或新项目提供的初期融资，往往是在风险投资者介入前提供，偶尔也由风险投资者提供。——译者注

[7]长尾效应：简单而言，是指众多小市场汇聚成可与主流大市场匹敌的市场能量。——译者注

[8]纪念教堂（Memorial Church）：珍妮·斯坦福为纪念丈夫修建的教堂，在校园建筑中被誉为“皇冠上的宝石”。——译者注

[9]焦点小组：是指具有代表性的一组使用者或消费者。通过与他们的交谈，研究人们对某一产品或服务的看法。——译者注

[10]罗丹：全名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法国著名雕塑家。——译者注

[11]MIPS架构：全称“Microprocessor without Interlocked Pipeline Stages”（无内部互锁流水级的微处理器），它的核心机制是尽量利用软件办法避免流水线中的数据相关问题。——译者注

[12]RISC：全称“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精简指令集计算机）。——译者注

第四章　锐意进取的硅谷人

美国第11届总统詹姆斯·波尔克不仅是西部扩张运动的支持者，而且也是“天命昭彰论”的狂热信徒。[1]“天命昭彰”（Manifest Destiny）一词是由记者约翰·奥沙利文（John L.O'Sullivan）所创。这一论调声称，美国身受“天命”，必须去推行平等价值，“为世人带来道德尊严和道德救赎”。[2]不过，波尔克之所以推崇“天命昭彰论”，还有一个秘而不宣的目的，那就是：尽管当时的旧金山港环境恶劣、偏远难及，但它毕竟是太平洋沿岸的天然良港，因此绝不能落入英国等欧洲列强之手。[3]

美国曾经数度尝试从墨西哥手中购得这块土地，但均遭拒绝。1846年5月13日，美国向墨西哥宣战，战争一直持续到1848年《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的签订。根据这份条约，美国攫取了墨西哥近一半的领土——也就是今天从得州到加州的大片土地。随后，波尔克总统又与英国签订了一份条约，从后者手中夺过太平洋西北沿岸的大片土地。就这样，美国通过军事扩张和外交手段，实现了所谓的“天命”，将领土从大西洋沿岸扩张到太平洋沿岸。1850年9月9日，加州正式成为美国的第31个州。[4]

在此之前，加州北部已经吸引了第一批冒险者。他们就是传说中的“40位矿工”，或称“阿尔戈英雄”[1]。在1848年至1850年“淘金热”中，他们怀揣着发财的梦想，冒险闯入当时还是一片蛮荒的西部。[5]最终，他们如愿以偿地挖到了价值相当于今天数百亿美元的黄金。这笔巨大的财富也为旧金山湾区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淘金热”的带动下，旧金山一带和萨克拉门托谷地开始发展起来。到1852年，旧金山的人口已从6年前的区区200人，增长到了3.6万人。[6]旧金山湾区不仅成了美国西部水路运输的最大枢纽，也成了全球最大的海港之一。仅仅几年的时间，城镇便如雨后春笋一般，布满整个加州北部。道路、学校和教堂也随之兴建起来。

到1855年，加州已经迎来了30万移民，他们当中既有淘金者，也有商人等其他人士。[7]其中有好几万矿工来自英国、法国、中国、澳洲和拉美等地。世界各地的移民不断涌入加州，同时也带来了自己的信仰、理念和价值观。[8]他们的移民动机，与当年“五月花”号[2]的乘客截然不同。“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之所以来到“新大陆”，是要寻求宗教自由。而加州新移民则是冒着巨大风险，来此寻找财富。当时的西部一片蛮荒，环境极其恶劣。这些移民除了要学会适应和变通，还得忍受种族歧视。由于那里没有真正的本地人，来自世界各地的理念都能各行其道。于是，多元化的知识和文化也在相互的影响和融合中，碰撞出了绚丽的火花。

太空竞赛与人才竞争

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由此拉开了太空竞赛的序幕。当时，美国人并不清楚苏联的真正意图，因此无论政府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感到无比恐慌。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敦促下，美国太空计划特别委员会起草了《国家航空宇航法》。1958年，美国国会投票通过这一法案。[9]由于美国军方无法跟上太空竞赛的速度，因此该法第102款特别批准成立美国太空总署。该署的宗旨是要有效利用“美国的科学工程资源，以和平和科学为目的，开展航空宇航事业”。[10]

不过，美国政府担心本国尚不具备太空时代的人才，也不具备与苏联竞争的实力。因此，各级政府开始在中小学中，大力推进工程、数学和其他科学的教育。与此同时，军方也组建了多个高端研究机构，开始研制洲际导弹和间谍卫星。在经历几次失败之后，美国终于在1958年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探索者一号”。[11]

尽管如此，国会议员对于本土科技人才的能力仍旧争论不休。他们的主要分歧在于，美国是否应该吸引技术移民。关于这次大辩论，莱斯大学的社会学家斯蒂芬·克莱恩伯格曾在2006年接受过国家公共电台（NPR）的专访。他在采访中谈道：“国会表示，美国需要为英、德专家敞开大门。但谁也没有想到，来的会是中国、印度和非洲的技术人才。这也是20世纪美国的第一场亚非移民潮。”[12]最终，美国众参两院分别以326票对70票、76票对18票，通过了《1965年移民法》（也称《哈特-塞勒法案》）。[13]尽管该法是以“专业技能”和“家庭团聚”为优先原则，但仍然遭到大多数美国人的反对。为了缓和民众的不安情绪，国务卿狄恩·鲁斯克等人公开表示，头5年中预计只有几千印度移民；而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也多次强调，美国的人口结构不会受到影响。[14]不过事实证明，这些说法完全错了。随着高端技术人才的不断涌入，很多亚裔人士也来到了美国。他们大多选择在西海岸安家。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硅谷经济出现爆炸式增长，对工程师的需求继续扩大。因此在1990年，美国再次通过《移民与国籍法》，鼓励高端技术移民前往中心城市（比如洛杉矶和旧金山湾区）。根据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在当年加州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中，有1/4都是海外移民。[15]尽管中国和印度等国也在大力增加科技教育的投资，但仍然无法阻止大批优秀人才流向硅谷。伦敦皇家学会将这一现象称为“人才流失”。对于许多国家来说，这种流失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因为培育人才需要政府和社会投入大量资金。可是对于这些人才来说，硅谷的高等教育、工作机会和薪资水平确实非常诱人。[16]

随着人才的不断涌入，硅谷的高知人口显著增长，其多元文化迸发出绚烂火花。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硅谷有超过1/3的成年人具有本科以上学历。[17]在此之前，美国其他地方也经历过移民潮，比如早些时候的迈阿密、曼哈顿、加州北部和圣安东尼奥等地；然而硅谷和这些地区不同，因为涌入硅谷的大批移民不仅受过高等教育，而且有着很强的进取心。尽管他们往往来自缺乏机会的欠发达地区，他们却为硅谷带来了创业的精神和改变世界的激情。

不过在当时，初来硅谷的很多人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企业界和风投界仍然是“白人男性”的天下，而他们对新移民并不热情。虽然工作机会很多，但新移民却因为肤色的关系，时不时会遭遇“玻璃天花板”[3]。于是，移民者的创业人数越来越多，因为他们认为：既然处处遭受排挤，与其浪费精力去讨好老板，不如自立门户，建立自己的人际网络和投资团体，找到自己的战略合作伙伴。这些移民创业者并不局限于已经高度发达的技术产业，反而更多地涉足新兴产业，比如生命科学、生物医学、生物科技和基因组学。在这些创业人士的带动下，硅谷经济也开始从电子和半导体产业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通往成功之路

1967年，坎瓦尔·瑞奇（Kanwal Rekhi）离开家乡印度，来到密歇根理工学院攻读理学硕士。[18]可是毕业之后，他却接连丢了3份工作。对此，他回忆说：“当时，美国太空计划和越南战争都已趋近尾声，所以我做的那一行并不景气。”1971年，瑞奇听说圣何塞市是工程师的创业天堂，于是便和妻子收拾行囊，前往该市。他最初的想法是：先找一家军工企业打工，等到摸清硅谷的情况之后，再自立门户。于是，他进入了辛格林克公司（Singer-Link）工作；这是缝纫机生产商辛格公司的一家子公司，主要制造飞行模拟装置。但不久之后，他就厌倦了这份工作，于是跳槽到了齐洛格公司（Zilog）。该公司的创始人是第一款商用微处理器[4]的发明者之一——费德里科·费金（Federico Faggin）。

那段时间，瑞奇对电脑局域网很感兴趣。于是在1982年，36岁的他开始寻找风险投资，准备自己创业。虽然当时他已经是硅谷小有名气的工程师，但他毕竟是印裔移民，因此在很多人眼里他仍是一个“外人”。四处碰壁之后，瑞奇决定和他的两位创业搭档白手起家。这两人也是印裔，其中一个是印德尔·辛格，另一个是纳文德拉·吉恩。于是，3位印裔创业者各自拿出一部分资金，又向朋友和家人借了些钱，成立了Excelan公司。很快，这家新公司就成了两大互联网技术的领军企业之一。第一项技术是以太网架构，它是互联网的基础模块；第二项技术是因特网互联协议（TCP/IP），这些通讯协议可以指定数据通讯、传输和路由的方式。随后，公司引入了一些投资，并计划于1987年上市。然而，就在上市之前，投资方却要求瑞奇辞职（不过再三强调会保留他的股权）。对于此事，瑞奇回忆说：“他们觉得我看起来不像公司老总。”尽管很不情愿，他最终还是接受了投资方的决定，聘请惠普元老理查德·摩尔执掌公司。Excelan是第一家上市的印度公司，该公司于1989年被Novell公司收购。

后来，Novell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一职由埃里克·施密特接掌（施密特现任谷歌董事会执行主席）。在1998年的一次谈话中，他称赞瑞奇“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业界巨子”。而《福布斯》杂志也将瑞奇称作“硅谷圣贤”和“印裔团体的主要投资者”。[19]但对于瑞奇本人而言，这些成就还远远不够。

1992年的一天，印度电子部[5]秘书原定要在硅谷进行演讲，但他的飞机却晚点了。瑞奇和几位朋友在等待中聊起了一个禁忌话题：印度商人在硅谷的境况。这番谈话之后，瑞奇和另外两名印裔企业家联手创办了一家非营利机构——印度河企业家（The Indus Entrepreneur，简称“TiE”），以帮助下一代南亚移民创业。这两位搭档都是业界响当当的人物，他们一个是网关设计自动技术公司的创始人——普拉布·苟埃尔（Prabhu Goel），以及前任麻省理工教授、凌云逻辑公司的创始人——苏哈斯·帕提尔（Suhas Patil）。他们之所以选择“印度河”一词，是要让其他南亚国家的人有归属感，比如巴基斯坦人、孟加拉人和尼泊尔人。该机构旨在为南亚裔企业家提供机会，让他们能够得到更好的资金支持、创业指导、战略伙伴和退出策略[6]。在20世纪90年代初，硅谷重视人才的传统虽然早已成型，但仍然受到一些限制。例如，硅谷新人如果没有斯坦福背景，没有大企业支持，那么要想功成名就，就得多费一番周章。而自从有了“印度河企业家”，南亚裔的创业者就能得到很多前所未有的机遇，特别是在资金、知识、创业指导和人际网络方面。

现在，“印度河企业家”的会员至少遍布14个国家，会员总数已经超过1.3万。该机构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创业指导和人际网络，帮助会员实现梦想。同时，它也“致力于创造财富和回馈社会的良性循环”。[20]截至目前，它已帮助数百家企业融资、创立、建立合作联盟或制定退出策略。Cetas公司的创始人玛杜·萨达卡（Muddu Sudhakar）就是最近的受益者之一。该公司是一家数据应用服务的提供商，它的服务大多运行于成熟的虚拟平台之上，比如亚马逊公司的网络服务和威睿公司的vSphere平台。2012年，Cetas公司在成立18个月之后，被威睿公司高价收购。[21]

众多的南亚裔业界领袖

1990年至2000年间，硅谷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增加了1.03倍，其中印裔人士的数量激增了6.46倍。[22]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一流科技企业的创业团队中都有亚裔人士，比如英伟达公司的黄仁勋、宏道资讯的陈丕宏、雅虎公司的杨致远、YouTube的陈士骏、Sun公司的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瞻博网络的普拉蒂普·辛度（Pradeep Sindhu）、Hotmail的沙比尔·巴蒂亚（Sabeer Bhatia）以及InfoSpace的纳韦恩·简恩（Naveen Jain）；后者还和尼拉吉·沙赫（Niraj Shah）、查恩单·乔汉（Chandan Chauhan）一起创办了Intellius。这些亚裔业界领袖不仅彼此之间相互支持，还一同鼓舞着下一代的新移民创业者。

维伟克·瓦德华（Vivek Wadhwa）也是在硅谷成名的印裔移民。他曾是一位成功的创业者，参与创建过一家研发转换软件的企业——相对技术公司。不过他的兴趣非常广泛，后来又做过学者、作家、研究人员和社会评论家。他对硅谷创新的奥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对多家知名媒体上畅谈过自己的研究成果。他上过《60分钟时事杂志》（60 Minutes）和《彭博报道》（Bloomberg）等电视节目，也经常在《华盛顿邮报》、《彭博商业周刊》和TechCrunch网站发表专栏文章。在这些节目和文章中，他对很多冷门话题和禁忌话题进行了探讨，积极推进创新意识，反对偶像崇拜。他的很多理念都清晰地体现在了文章的标题上，比如“硅谷流氓”（指抢注专利的“专利流氓”）、“在国会山虚度的时光”和“假如扎克伯格读过MBA，他会把Facebook的上市搞得一团糟吗？”。

瓦德华谈到：“无论参观哪家硅谷技术公司，你都会注意到一种联合国式的氛围，因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在为共同的目标努力。”[23]2007年，他在一项研究中发现，移民人士创立的公司已占硅谷初创公司总数的52.4%。他认为：

硅谷的创业生态系统包括来自世界各国的人。其中既有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也有津巴布韦等发展中国家。在硅谷科技行业的移民创业者中，印裔人数最多，然后才是英裔、华裔和日裔。印裔人士创建的公司数目已经超过了后3类的总和。尽管印人士裔只占硅谷劳动人口总数的6%，但印裔人士创办的公司在硅谷初创企业中的比例已从7%增至15.5%。面对全球一流的技术创新人才，印裔移民不仅可以在工作上和他们通力合作，而且可以在创业上与他们旗鼓相当。[24]

亚裔创业群体有一个很大的竞争优势——“跨文化的关系网”。提出这个概念的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区域经济学专家安娜丽·萨克森妮安（AnnaLee Saxenian）。她在《新“阿尔戈英雄”：全球经济中的区域优势》（The New Argonauts：Regional Advantage in a Global Economy）一书中指出：亚裔移民与亚洲商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在国际市场开拓中，这种关系是一种现成的重要竞争优势；因此除了真正的跨国巨头，其他人几乎不可能在亚洲市场取得同样的优势。[25]美国的亚裔移民通过故土的亲人和朋友，可以建立起联系太平洋两岸的人际网络。例如，华裔工程师可以建立硅谷和台湾的技术合作，而印裔工程师也可以创办外包企业，将高技术含量的硅谷工作外包给低成本的印度人才。萨克森妮安认为：“对创业者的成功而言，这种跨国纽带远比普通人际关系重要。得益于此，亚裔群体在语言、文化、技能等方面，拥有硅谷白人群体无法具备的优势。”[26]在这方面，“印度河企业家”的现任执行理事拉杰·德萨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07年，他在印度古尔冈市创办了一家子公司——旋律移动媒体。对于该公司的优势，他这样描述道：“由于它是一家美国公司，而出资方又是美国的风险投资家，因此它可以享受外商投资企业的待遇，从而可以避开印度政府的很多监管障碍。此外，我不仅可以利用家人在本地商界的人际网络，还可以利用自己对本土市场的深入了解，让公司迅速壮大。要知道，印度的流媒体行业有着巨大的市场，而且发展也很迅速。”[27]

虽然硅谷还不能完全做到人尽其才，却能容纳一切积极进取的人。不过遗憾的是，硅谷业界仍然缺乏女性、非裔和拉美裔人士的身影。在硅谷，很多高知女性是出于婚姻家庭的考虑，才选择成为家庭主妇。但目前尚不清楚缺少非裔和拉美裔人士的原因。据《圣何塞信使报》（San Jose Mercury News）报道，2008年美国科技产业的从业者中，非裔和拉美裔从业者分别占7.1%和5.3%；但在硅谷同行业中，他们的比例却分别为1.5%和4.7%。[28]尽管美国已经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来鼓励女性和少数族裔人士接受理工教育（包括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但除亚裔人士之外，其他人群对这些学科的兴趣反倒降低了。

人们一致认为，印裔创业人群虽然在硅谷待的时间不长，却非常成功。对于其中的原因，维伟克·瓦德华这样认为：

率先打破“玻璃天花板”的那几个人功不可没。他们公开讨论了自己曾经面临的障碍，并且达成了一项共识。那就是，想要改善本族同胞的事业前景，培养各族人士的创业精神，关键是要对下一代创业者传授经验、进行指导。因此，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机构，一边向后辈传授创业之道，一边为人们建立联系纽带。这些机构有助于充分调动科技创业所需的信息、知识、技能和资金。它们有着庞大的会员基础：历史较长的有上千名会员，历史较短的也有好几百。第一代的创业成功人士扮演着楷模和导师的双重角色，比如Sun公司的创始人维诺德·科斯拉。他们经常会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为后辈提出中肯的建议，并为本族同胞的创业项目提供种子基金。[29]

本章之所以重点关注印裔群体，是因为印裔群体代表一个典型的例子。通过对他们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硅谷，虽然外族移民最初必须接受非常挑剔的眼光，但他们却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巨大的成就。印裔人群的思维理念不仅有益于硅谷经济的发展，也有助于硅谷社会的进步，因为他们重视勤劳的美德和子女的教育，能够发挥良好的示范作用。在硅谷，我们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这种文化的传播。尽管白人文化也会效仿印裔文化的优秀之处，但印裔社群却能做得更好——因为他们不仅自己躬身践行，还向别人言传身教。

在本书的创作准备过程中，我做了大量的专访。每次采访，我都会问同样的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你保持积极进取的态度？”人们的答案各有千秋：有激情，有危机感，也有“凡事皆有可能”的信念。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或许我们要做的，只是传播一种自强自立的文化。在这方面，硅谷的印裔人士已经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初来硅谷的时候，他们的英语水平差强人意，本地关系一片空白，教育水平高低不一，但他们都有一股同样的动力——那就是寻求更好的机遇。在硅谷，你只要锐意进取，往往都能成功。

坎瓦尔·瑞奇出生在一个清贫的小商人家庭，但他现在却已经是印裔创业群体中的大富豪、大人物。对于他的本领，印裔风险投资家尤根·达拉尔曾这样评价道：“坎瓦尔的商业嗅觉非常灵敏。只要听说他在谈什么交易，我都会看一看。”[30]

[1]阿尔戈英雄（Argonauts）：“阿尔戈”号（Argo）是希腊神话中的一条船，是伊阿宋等希腊英雄在雅典娜的帮助下建成的。后来这些英雄乘坐此船取得金羊毛。——译者注

[2]“五月花”号（Mayflower）：1620年从英国前往北美的轮船，该船载有包括102名清教徒，他们在北美建立了第一块殖民地。——译者注

[3]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指职场人士（尤其是妇女和少数族裔人士）在事业上碰到的无形的晋升屏障。——译者注

[4]指1971年推出的Intel 4004。——译者注

[5]1999年，印度政府将电子部和全国信息中心等部门合并为信息技术部。——译者注

[6]退出策略：在投资方面，退出策略是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投资者选择将资本回笼的策略。——译者注

第五章　硅谷独特的创新周期

每隔5到10年，就会有硅谷人创造出某种全新的东西，引来万众效仿。硅谷的创新者不仅相信“凡事皆有可能”，而且还能实现看似无法实现的目标——当然，这往往需要艰苦的努力。在21世纪头10年，硅谷创新的最佳楷模当属伊龙·马斯克。他在40岁之前，就已经创办过4家公司。前两家分别是Zip2和PayPal，二者均以天价出售。后两家是SpaceX和特斯拉汽车，这两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目前均由马斯克担任。此外，他还是太阳城公司的董事长。[1]

1971年1月28日，马斯克出生在南非比勒陀利亚。10岁那年，他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台电脑，于是便开始自学编程。短短两年之后，他就编写了自己的第一个电脑程序：这是一个名叫“爆破手”的游戏，最后卖了500美元。[2]17岁那年，他搬到了加拿大安大略省，就读于女王大学。1年之后，年满18周岁的马斯克原本必须回到南非服兵役，但他却坚持认为：“不能将时间用来镇压黑人。”他真正的愿望是去美国，因为“那里可以实现伟大的理想”。[3]于是他成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名学生，并且成功拿到了奖学金。获得经济学学位之后，他又花了1年时间攻读物理学学位。

1995年，马斯克进入斯坦福，准备攻读研究生。然而两天之后，他就退学了，因为他迫切想要创业。在托马斯·爱迪生、尼古拉·特斯拉等大发明家的事迹鼓舞下，马斯克决定专注于3个领域：“互联网、清洁能源和太空技术，因为它们对人类的未来至关重要。”[4]他和弟弟金巴尔一同创办了一家开发网站发布软件的公司——Zip2。仅仅4年之后，Zip2就被康柏公司以3.07亿美元的现金收购，这一价格也创下了当时互联网行业的纪录。1999年3月，马斯克又创办了X.com公司，研发全新的在线支付平台，让用户可以通过电子邮件进行转帐。后来，公司更名为PayPal，并在2002年10月被eBay公司以15亿美元的股票收购。[5]

同年，马斯克凭着对太空技术的满腔热情，又创办了SpaceX公司。该公司主要研制太空运载工具，它的远期目标是“让生命不再局限于地球”，而当前的工作重点则是改进运载火箭和轨道飞船的技术。2012年5月25日，随着“飞龙号”太空舱与国际空间站的成功对接，SpaceX也成为首次完成载货航天运输任务的私人企业。[6]马斯克希望，这家公司最终能够实现火星移民计划，从而可以在地球受到威胁时，保证人类文明的延续。在他看来，这是一个“超大规模的保险方案”。[7]

如果这些都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不妨再看看他的另一家公司——特斯拉汽车。该公司的旗舰产品是超炫的“路行者”电动跑车。据官方网站介绍，“路行者”是第一款使用锂离子电池的电动汽车，也是第一款充电续航里程超过200英里的纯电动车。它的基准价格为10.9万美元，最高时速为125英里/小时。[8]该公司的下一代车型是“特斯拉S型车”，它更适合家用，并且基准价格仅为5.99万美元左右。不过你可不要一听说“家用”，就认为它是土里土气的面包车。恰恰相反，在一位硅谷公司高管的眼里，它是“最接近于太空飞船的陆上交通工具”，因为它有“流畅的外形、时尚的设计、闪电的速度、典雅的气质和尖端的技术”，简直“神乎其神”。[9]“S型车”还有3种电池组可供选择，它们每次充电的续航里程分别为160、230和300英里。[10]

马斯克不仅是SpaceX和特斯拉汽车的首席执行官，还是太阳城公司的董事长。该公司的主要业务包括光伏系统的设计、能源效率的审计和电动车充电站的建设。据马斯克介绍，他在参加2004年的“火人狂欢节”[1]之后，就萌生了创建这样一家公司的念头。在马斯克的鼓励下，他的两个表哥——彼得·赖夫和林登·赖夫最终成了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据绿色技术媒体研究（Greentech Media Research）的资料显示，太阳城公司在开业一年之后，就已成为加州家用光伏设备的头号厂商，并且在2011年之后，一直都是该行业在全国的领头羊。[11]

马斯克一直都在努力创建“能给未来世界带来重大影响”的企业。他的创业理念非常简单：先从准入门槛很低的互联网行业入手，迅速打造一家成功企业，从中积累资金；然后再通过二次创业，去实现自己真正的梦想，让“看似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他一直认为，“工程技术是世上最接近于魔法的东西”。正是这种信念，让他收获了巨大的成功和荣誉。2007年，他被《研发》杂志（R＆D）评为“年度创新人物”；[12]2008年，他又被《君子》杂志（Esquire）列入“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75位人物”名单；[13]2012年，他以20亿美元的净资产，在《福布斯》杂志的“全球富豪榜”上排名第634位。[14]对于一个现在才40出头的人而言，这样的成就已是难能可贵。

创新之火生生不息

硅谷的创新之火生生不息，它不仅铸就了无数重大的科研成果，还推动了一轮又一轮的创新热潮。这些浪潮带来了各种全新理念、新兴企业、崭新的商业模式和更多的创新产品，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创新的标杆。这片创新乐土涌现出了众多优秀人才，他们有着远大的目光和如火的激情。这些创新天才包括：史蒂夫·乔布斯、杨致远、拉里·佩奇、谢尔盖·布林、比尔·惠利特、戴夫·普卡德、拉塞尔·瓦里安、西格德·瓦里安、威廉·肖克利、尤金·克莱纳、罗伯特·诺依斯、戈登·摩尔、马克·扎克伯格、西里尔·弗兰克·艾尔维尔（Cyril FrankElwell）、菲洛·法恩斯沃斯（Philo Farnsworth）、桑德拉·科兹戈（Sandra Kurtzig）、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ck）、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罗杰·梅伦（Roger Melen）、哈利·加兰德（Harry Garland）、罗伯特·斯汪森（Robert Swanson）、赫伯特·博耶（Herbert Boyer）、罗伯特·梅特卡夫（RobertMetclafe）、霍华德·查尼（Howard Charney）、布鲁斯·鲍敦（Bruce Borden）、格雷格·肖（Greg Shaw）、伦纳德·波萨克（Leonard Bosack）、姗蒂·雷纳（Sandy Lerner）、埃里希·德拉法尔（Erich Drafahl）、大卫·菲洛（David Filo）、艾尔·舒加特（Al Shugart）、汤姆·米歇尔（Tom Mitchell）、道格·马洪（Doug Mahon）、菲尼斯·康纳（Finis Conner）、塞伊德·伊弗提卡（Syed Iftikar）、詹姆斯·麦考伊（James McCoy）、杰克·斯沃茨（Jack Swartz）、雷蒙德·尼德茨维奇（Raymond Niedzwiecki）和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当然，还有伊龙·马斯克。

激烈的争论

一直以来，“创新”和“发明”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过去，“创新”是指“引入新理念、新方法或新设备”。[15]而现在，“创新”一词已经有了新的定义：“创造更好或更有效的产品、工艺、服务、技术或理念，并让这些成果可以立即用于市场、政府和社会。”[16]这一定义将“创新”和“改进”区分开来：前者强调新成果与以往事物不同，而后者是指同一事物的改良形态。

对于目前是否仍有创新，硅谷人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尽管美国自诩“创新的灯塔”，但目前的创新只是介于“极度窘迫”和“毫无生气”之间；[17]持这类观点的人包括大风险投资家彼得·泰尔和多家企业的创始人马克斯·勒夫琴。不过彼得·戴曼狄斯和雷·库兹韦尔等人则相信，奇点已经临近，现代意义上的创新才刚刚开始。还有很多人则关心一个更宽泛的问题：“我们到底需要多少创新？”

严格来说，伊龙·马斯克的新产品在本质上并非创举。早在1996年，通用汽车公司就已经开始生产第一代电动汽车——“EV1”。[18]随后推出的第2代电动汽车已经具有80英里至140英里的充电续航里程。（很多人相信，通用汽车之所以将电动汽车计划束之高阁，一方面是出于配件销售的考虑，另一方面是由于石油企业的施压。不过事实是否如此，还有待考证。[19]）而当马斯克将眼光投向汽车市场时，他敏锐地意识到电动汽车的短板：其实很多消费者都有环保意识，只不过他们对土里土气的丰田“普锐斯”实在没有兴趣。那么，马斯克是创造了真正意义上的新产品，还是仅对现有产品进行了创新？对于这个问题，人们之间仍有很大争议。

如果说史蒂夫·乔布斯和比尔·盖茨是当代最伟大的创新者，我想大多数人都不会反对。可是如果要吹毛求疵的话，他们两人的标志成果都不是自己的发明。比如，苹果公司的“丽萨”（Apple Lisa）[2]电脑就深受施乐公司的影响。[20]乔布斯一直深信，图形用户界面（GUI）是计算机未来的发展方向。GUI的雏形是由道格·恩格尔巴特（Doug Engelbart）在斯坦福研究中心工作时发明的，[21]这一理念后来被施乐公司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大大完善。1979年，施乐公司同意乔布斯、杰夫·拉斯金[3]和苹果公司的工程师参观GUI项目；作为交换条件，苹果公司允许施乐公司以每股10美元的价格，在苹果上市之前购买10万股的股票。[22]乔布斯等人在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随后对GUI设计进行了改进，并于1984年推出了第一款面向大众市场的GUI电脑。[23]

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Paul Allen）则是靠Unix[4]的授权起家。1979年，微软公司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获得了Unix的授权，并将这一授权版本命名为“Xenix”。不过该系统并不是直接销售给消费者，而是授权给其他经营软件业务的公司，比如英特尔、坦迪公司和圣克鲁兹操作公司。[24]

1981年，微软又相中了西雅图电脑产品公司的86-DOS操作系统，因为该系统与著名的CP/M[5]系统颇为相似。后来，微软以5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86-DOS，并将其命名为“MS-DOS”。接着，微软和IBM共同对MS-DOS进行了改进，使其可以和CP/M系统媲美。根据合作协议，微软授权IBM公司使用改进后的系统（即PC DOS 1.0），但保留向其他公司授权的权利。就这样，5万美元的收购让微软大赚了一笔。西雅图公司对此极为懊恼，于是将微软告上法庭，声称“微软为了廉价收购该操作系统，刻意隐瞒与IBM的合作”。尽管西雅图公司最终拿到了100万美元赔偿，但微软却凭借这一系列精明的商业决策，成功奠定了操作系统的霸主地位。

无论上述技术源自何处，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乔布斯和盖茨等人都在技术的商用上进行了创新，从而为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革。[25]

创新者思维的奥秘

2011年，3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合著了《创新者的基因》（The Innovator's DNA）一书，试图找出世界一流创新者的共同特征。这三位专家分别是破坏性创新领域的权威人士——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杨百翰大学的策略学教授——杰夫·戴尔（Jeff Dyer）和欧洲商学院的领导学教授——赫尔·葛瑞格森（Hal Gregersen）。他们坚持认为，创新人才具有“创造性智慧，因此能够从其他类型的智慧中发现有价值的东西”。3位作者研究了创新人才的工作方式，并将其与传统商人的工作方式进行对比，进而探讨其他管理人员可以学到的秘诀。他们发现，创新人才具备5种探索技能：联想、提问、观察、交流和试验。这些人才有求知欲，善于观察，并且经常提出很多问题。而且他们总是不断尝试，勇于对自己的产品和商业模式进行试验。这些人每看到一个东西，都会思考如何对其进行改进，并在脑海中勾勒出改进后的雏形。此外，如果创新人才有过长期的海外生活经历，那么他们提出新理念的可能性也更大。

3位作者相信，最具创新力的企业和个人都有着相同的习惯。当然，这些企业还会尽力吸引顶尖的创新人才，并通过营造良好的环境，留住这些人才。对于企业而言，激发创新的有效途径之一是让员工换工作。在这方面，谷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的实践证明，换工作有利于激励员工提出问题、提高效率。换工作既可以是在同一家企业的不同部门之间，也可以是在不同的企业之间进行。通过这一方式，企业可以营造出充满惊喜的工作环境，让员工可以抛开传统偏见和固有观念。因此，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有机会“以旁人的观点来看待问题”，从而更好地认识到全球市场的新潮流和新理念。

全球市场日趋复杂的环境正在改变创新的准则。艾迪欧公司的设计师认为，要理解创造性设计思维的过程，最好的方法是将其看作一个紧密的体系，而不是排好顺序的步骤——这几个步骤包括“灵感”、“构思”和“实现”。“灵感”源于对问题或机遇的认识，而这些问题和机遇会促使人们寻找解决方案；“构思”是指理念的形成、发展和辨析过程；而“实现”是指理念的有效实施。[26]

艾迪欧公司的设计师谈道：“设计思维是一个极其人性化的过程。其实每个人都具备设计思维的能力，只不过这些能力往往会被传统思维忽视。设计思维的能力包括直觉领悟能力、模式识别能力、感染力和实用性并重的理念构建能力、超越语言和符号的表达能力。对于任何一个机构来说，仅凭感性、直觉和灵感自然不行，但过于依赖理性和分析同样危险。设计思维便是综合两方优点的第三条道路。”[27]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提姆·布朗认为，最优秀的创新者都是“T型”人才——他们既是全才，也是专才。[28]

硅谷的创新标杆

硅谷网联[6]的专家每年都会发布一份“硅谷指数”（Index of Silicon Valley）报告，从3方面对硅谷的创新速度进行监测。这3个方面分别是：风险投资的近期与中期趋势，新理念的形成情况，以及整体经济的增值。2011年的报告显示，这一年度的风险投资总量高达59亿美元，环比增长5%（这也是自2007年以来的首次上升）；硅谷的风险投资额占全国总额的27%，占加州总额的53%。软件行业仍然是风险投资的主要目标，但生物技术和医疗设备的投资已经开始回暖，而工业和能源的投资也保持着强劲势头。2010年与2009年相比，IT服务业和通讯业的投资分别上升55%和196%；环保技术的投资上升11%，超过15亿美元，不过仍然低于2008年22亿美元的峰值。随着创新的不断出现，在硅谷注册的专利数目也在继续增加，2009年的增幅为9%，超过6%的全国均值。

在苹果、谷歌等旗舰企业的带领下，硅谷也一直是全球创新的领袖。正如乔布斯所言：“领袖与随从的区别就在于创新。”[29]当然，苹果公司也是世界领先的创新企业，并且它的领先优势可以量化。以该公司的“创新溢价”为例：在乔布斯重掌苹果的这段时间，这一溢价高达52%；而在他此前离开苹果的那段时间（1985年至1997年），这一数值却是负的30%。（“创新溢价”是指“公司市值减去当前产品所创造的现金流”。[30]）显然，乔布斯的回归令苹果公司得以浴火重生，因为他总能洞悉消费者的需求。这种能力可以称作“乔氏市场眼光”或“乔氏营销天赋”。

根据《福布斯》杂志的“全球企业创新能力”榜单，尽管苹果公司的创新溢价目前已滑至35.7%，但它仍是最具创新力的科技企业之一。这主要得益于iPhone，以及从中衍生出来的各类创新、工艺、企业和商业模式。智能手机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革。2013年，应用程序的下载次数预计将达到490亿。这些应用程序从健康、交通、娱乐和社交，到商务、组织、设计和慈善，已是无所不包。

很快，智能手机也可以提供个性化的保健服务。Alivecor公司的一项新产品可以将手机变成心电图监测仪，并将检测数据自动发给心内科医生；这一产品目前已经进入测试阶段，它的预计售价仅为100美元，甚至还有可能更低。Withings公司也研制出一款腕带式血压计，它可以通过智能手机自动扩缩，并对脉搏和血压进行记录；与此同时，血压计自带的应用程序可以将数据绘制成直观的图表，并通过iPhone或iPad与医生共享；这款产品的零售价仅为129美元。此外，SkyHealth也开发了一款应用程序，可以对血糖水平进行监测。

也许，这些东西听起来就像《星际迷航》（Star Trek）中的“三用扫描仪”[7]一样科幻，但它们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很快，你的智能手机就能具备个性化的全身保健功能。事实上，X大奖基金会已经悬赏1000万美元，寻找能够发明此类产品的人。

预见未来

未来几年中，引领创新潮流的将是现在的一些新兴技术，比如云计算、纳米技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社交媒体、数字媒体和移动电子商务。2012年，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一项名为“让创新动起来”的调查，以此来分析未来三四年间的技术变革范围。接受此次调查的共有668位全球科技产业的领军人物，其中56%的人认为：云计算将是下一个最具破坏性的创新领域。IBM公司的副总裁、首席信息官珍妮特·霍兰（Jeanette Horan）就是其中之一。她认为：“现在，每一个人都想更好地使用云计算，无论是用于计算系统领域，还是用于数据存储领域。云计算意味着灵活性。如果你能缩短产品的研发周期，你就能提高企业的效率和生产力。”[31]

未来几年间的另一大创新领域是大数据的解决方案。所谓“大数据”，是指现有数据库系统无力处理的庞杂数据。尽管现在很多人还不太重视这一领域，但随着云计算、移动技术、社交媒体和数据模型的不断发展和融合，大数据的解决方案很快就会成为世人眼中的革命性技术。霍兰认为：“现有技术已经无力应对互联网的海量信息，因此我们需要新的技术来梳理这些信息，实现方便快捷的导航、标识和搜索等功能，并让数据信息变得形象直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大大缩短信息筛选的时间。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需要结合大脑的运行机制和电脑的系统技术。”[32]

3D打印的前景

2011年2月12日出版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封面上赫然印着这样一句：“给我打印一把Stradivarius[8]！”该期杂志对3D打印的新纪元进行了深入剖析。所谓“3D打印”，是指通过逐层打印，构建3D固态物体的技术。3D打印机的“墨盒”中装的不是墨水，而是金属或塑料等黏合材料。自2003年以来，这项技术已经成为印刷技术史上的全新里程碑。如果我们将传统制造方式比作“减式制造”（对原材料切削刨钻），那么3D打印就是“加式制造”（用原材料逐层添加）。它能用于制造各种东西，从珠宝手表，到DNA序列，不一而足。

未来10年，家用3D打印机将会逐渐普及。到时候，我们可以打印出任何自己想要的东西。其实，早在2008年，欧特克公司就展示过世界上第一辆完全用3D打印技术制造的摩托车。（该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旧金山湾区的3D软件开发商，其产品广泛用于建筑、工程、制造、传媒和娱乐行业。）3D打印技术的普及还将为医疗保健行业带来彻底变革。目前，3D打印机已经用于假肢的制造，而制造人体器官的打印技术也在开发之中。这些技术进步再次证明：天有多高，梦想就有多远。

与此同时，一系列的伦理问题也随之产生。当然，几乎所有的破坏性技术都会涉及各种伦理问题，但3D打印技术在这方面的问题似乎显得尤为突出。一方面，如果3D打印技术真的可以用于制造人体器官，那么它将能挽救很多人的生命，改变很多人的人生；但另一方面，我们如何才能确保此类技术始终用于正途，而谁又能决定何谓正途？我们都很清楚，干细胞的研究已经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但研究干细胞的只是职业科学家和医疗工作者，而3D打印技术却已经进入家用时代。如此强大而便捷的技术，是否会让某些狂妄之人以“神”自居，做出不顾后果的行为？这些社会伦理问题非常复杂，需要从科学和哲学两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生物技术的未来

安德鲁·赫塞尔（Andrew Hessel）是生物技术领域的一位思想领袖，他关注的主要是基因工程的技术进步和壁垒削减。他坚信，生物技术即将迎来日新月异的创新，其发展速度将能媲美20世纪80年代的个人电脑行业。同时他还大胆地预测，生物技术的影响将超过互联网技术。在他看来，“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只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生命，那是生物技术的基础。如果你静下来想一想我们生活中的各种生物，比如药品中的植物成分、餐桌上的食物、建筑中的木材，还有滋润土壤、净化河水的微生物，那么你就会明白生物的重大意义。而生物技术可以改变一切生物，因此它的意义更是非同一般。”[33]

在过去10年间，数码生物技术已经取得重大进步，而它的基石就是人类基因组计划。在这项国际性的科研计划中，科学家们已经破译了人类的基因密码——构成DNA的碱基对序列。赫塞尔介绍说：“现在，我们不仅有编写基因密码的软件，还有专门的DNA打印机。你可以把它看作打印DNA分子的3D打印机。”[34]这些技术进步不仅令基因工程变得更加简便，还为基因设计和基因工程开启了众多全新领域。“DNA折纸技术”[9]就是其中之一；尽管这项技术诞生不过几年时间，但科学家们已经可以把DNA链“折”成各种图形，其中既有字母、笑脸等2D图形，也有瓶子、盒子等3D图形。这些“折纸”可不是单纯的艺术创作，对于DNA形状的实用探索，它的实验成果可以用于研制各种尖端产品，比如能够消灭癌细胞的DNA机器人。（当然，互联网对于生物技术的进步也是功不可没。）

赫塞尔一直都在强调，生物技术的变革将会为人类社会带来深远影响。他谈道：“以前，只有博士才能从事基因工程。但照现在的发展方向来看，将来不管什么人，只要想学基因技术，都能学会。”最终，这些技术进步将会更好地满足人类的需求。赫塞尔认为：“有了这些技术，我们可以对物质进行编程。生物编程不仅是一门激动人心的学科，还将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产业。毕竟，生物本身就是强大的计算机。”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企业必须找到各种创新手段，点燃人类的创新之火。未来学家弗兰克·斯宾塞认为，要想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取得革命性的创新，我们需要培养一种至关重要的技能——“未来思维”。他这样说道：

所谓“未来思维”，是指以全局视野和全球视野，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和变化进行思考。如今，创新技术早已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日常的衣食住行，到计算技术和能源消费，几乎无所不包。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未来思维和先见之明不仅是促进创新的有效手段，而且也是成功创新的必要因素。其实，我们都应该问一问自己：为什么未来思维还没有融入到创新之中？[35]

是啊，为什么呢？其实在很多地方（比如斯坦福大学的“远见与创新中心”），教育者和研究者都已认识到：只有结合创新技术和前瞻思维，我们才能打造出一种可持续的模式，应对当前变幻不定的格局。这些教育者和研究者正在设计全新的商业模式，以对“创新”进行重新定义和重新塑造。如果这些模式能够成功，那么“创新”就将不再局限于渐进式的改良，而会演化成“截然不同”的全新理念。[36]正如斯宾塞所说：

要培养“未来思维”，我们需要具备几种素质，包括预期能力、应变能力、弹性思考、另类思考、多维视角和远大志向。如果没有这些素质，我们的创新将会乏力，从而无法跟上日新月异的商业发展和全球进程。要想解决21世纪世界面临的难题，我们必须从“未来思维”的角度重塑创新，开启探索未知领域的全新道路，点燃追寻全新事物的创造激情。要想保持真正的创新能力，每个机构都必须采取前瞻性的理念和行为。[37]

知识产权改革之路

2008年2月，专利领域的两位大腕专程拜访了思科公司的全球知识产权部门。他们分别是专利维权公司的高管约翰·阿姆斯特和资深律师伊兰·祖尔。尽管两人都是专利大战的受益者，但他们却想离开这个行业，创办一家更有意义的公司，切实帮助科技企业规避专利风险。因此，他们需要与众多企业建立信任关系，打造一个行之有效的合作网络，让包括竞争对手在内的企业都能通过合作，取得自身无法取得的商业效率。

该部门的副总监马伦·尹接待了二人。她在明白二人的来意后，果断地说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请你们一定要做起来。思科会是你们的第一个客户。”[38]

马伦·尹自小就在硅谷长大，所以她不仅喜欢听人讲述新的理念，而且还愿意帮人实现好的想法。而在她看来，这两位访客的想法就非常好，发展前景非常广阔。于是，她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帮助二人完善商业模式。在她的帮助下，RPX公司在旧金山市成立了，而公司的第一个客户正是思科。3年后，马伦·尹也离开思科，加入了RPX公司。

RPX公司成立不到4年，就已经发展了120多个会员企业，其中很多都是创新和专利领域的巨头，比如谷歌、微软、甲骨文、威瑞森（Verizon）、IBM和eBay。这些巨头每一家缴纳的年费都高达数百万美元。在雄厚的财力支持下，公司已经出资将近5亿美元，收购了大约3000份专利。不过该公司并不是要实施这些专利，而是要防止它们被人用来对付自己的会员。这一理念也得到了一些著名风投人士的支持，其中就有凯鹏华盈的约翰·杜尔。在头3年的发展中，RPX公司一直保持着惊人的营收增长，其增长速度或许已经超过其他所有的初创公司。2011年5月，RPX公司顺利上市，当时其市值接近10亿美元。早在发展初期，该公司就已经认识到很多重要的发展趋势，比如：专利性质正在发生变化，专利对企业的影响也在日益增大，而业界需要一种非传统、市场化的解决方案。

谈到创新，那就必须谈专利。在有些人眼中，“专利”就是“创新”（当然其他人未必同意）。美国设立专利制度的初衷是要奖励发明者，具体而言，发明者通过专利制度，可以暂时“垄断”自己的发明成果，因此能在将成果推向市场时，拥有明显的起跑优势。“垄断期”结束后，其他人可以改进这项发明，产生新的创新，进而让社会整体受益。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专利”看成是“创新”的法律表现形式，它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保护现有创新，二是促进新的创新。

然而，现有专利市场毫无透明度可言。大部分专利交易都有严格的保密条款，因此市场缺乏信息对比、经验借鉴、估值参考等基本工具。为了弥补这些制度上的缺陷，很多科技企业一直都在呼吁，希望对现有专利制度进行改革。

在知识产权领域，专利也是一种“筹码”。很多企业都会“囤积”大量专利，其目的往往不是要掀起专利大战，而是想在面对“两败俱伤”的专利诉讼时，能有同对手和谈的筹码。[39]老牌企业的专利数量动辄上万，比如微软、惠普和IBM就分别持有2.6万、3万和7万项专利。与此同时，业界新秀也在通过大宗并购，奋起直追。例如，谷歌在收购摩托罗拉移动部门之后，所持专利的数量就从701项激增至2.5万项。尽管这些巨头都有大量的专利作为“威慑”的工具，但专利大战还是此起彼伏。究其目的，有时是要打击竞争对手，有时则是纯粹想靠官司赚钱；后一种情形往往出现在企业核心业务下滑、营收增长放缓的时候（不过也并非总是如此）。

不过近几年来，专利大战的频率有所降低（例如，苹果、三星和安卓的三方混战已经有所缓和）。其实这些巨头心里都明白，专利诉讼往往都会引来反诉，所以它们大多愿意私下和解。马伦·尹给此类行为设计了一句潜台词：“如果你用你的专利来告我，那么我也会用我的专利来告你，所以我们最好相安无事。”于是，专利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模式——“专利联购防御”。具体而言，多家企业会联手筹措资金，主动收购可能对自身构成威胁的专利。

现在的专利与传统意义上的创新已经没有多大关系。对于多数科技企业而言，专利往往意味着高昂的成本和难以预料的风险，而不是创新活动的方式和创新能力的指标。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专利制度和诉讼制度的演变，另一方面是各种技术的不断融合。以具有WiFi功能的智能手机为例，据RPX公司的资料显示，智能手机技术的相关专利已经超过25万项。[40]

查阅专利也不再是进一步促进创新的方式。事实上，很多公司都不允许自己的工程师查阅专利，因为它们担心受到“蓄意侵犯专利权”的指控，从而可能支付3倍的赔偿金。以法律标准来看，“蓄意侵犯”的指控往往与真正的故意剽窃毫无关系，而仅仅是指被告曾经收到“专利权人”主张权利的通知。但在绝大多数案件中，此类通知的发送时间刚好是在提起诉讼之前；换句话说，只要专利权人认为，在自己提起诉讼之前，对方曾经看过这份专利，那么他多半都会指控对方“蓄意侵犯”。而其实，在他发送主张权利的通知时，争议产品已经上市多年。

在如今的专利诉讼中，原告大多数都不是真正的创新型企业，其目的也不是要保护自己的创新。事实上，这些原告大多都是所谓的“非专利实施实体”，俗称“专利流氓”。它们的赢利途径，不是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而是通过专利诉讼等手段牟取暴利。“专利流氓”的出现，已经打破了科技行业原有的势力均衡。由于这些“流氓”没有自己的产品或服务，因此并不害怕对手反诉，自然也就没有理由罢手。在针对科技公司的专利诉讼中，有80%左右的原告都是“专利流氓”。

由于“专利流氓”把诉讼当作主要的生财工具，专利的性质也因此彻底改变。一方面，很多时候，企业拥有的专利不再是业务增长的动力和法律事务的筹码；而另一方面，企业没有的专利却成了不可预知的巨大风险和高昂成本。虽然其中的罪魁祸首是“专利流氓”，但他们之所以有机可乘，却是因为美国的法律体系和专利制度存在诸多漏洞。正是在看到这些漏洞后，“专利流氓”们才意识到：专利不仅可以用来研发新产品，而且还能通过法律渠道获得暴利。近些年来，美国的专利制度越来越有利于专利权人。此举原本是要保护发明者的权益，却经常沦为“专利流氓”的工具。

最早提出“专利流氓”一词的是彼得·德特金（Peter Detkin）。他在担任英特尔的专利律师时，曾对“非专利实施实体”严词谴责，但后来自己却加入了此类实体的巨头——高智公司（Intellectual Ventures）。该公司曾对数十家企业提起过专利诉讼，也曾对数百家企业进行过诉讼威胁。人们之所以把“非专利实施实体”称作“专利流氓”，是因为这类实体不会在对方研发产品时主张权益（这样，研发企业就有机会避开专利，另行设计产品），而是像在街边守候猎物的流氓一样，等待研发企业推出最终产品，才将其告上法庭。这样，“专利流氓”就可以将对方逼入困境，进而提高自己的要价。以上便是“非专利实施实体”的核心业务模式，这一模式让专利授权从市场行为蜕变为法律行为。而法律行为注定会导致高成本和低效率。

“非专利实施实体”所持的专利大多不是自己的发明创造，而是从其他公司购买的发明成果。这些公司之所以要出售专利，有的是因为已经倒闭或者即将倒闭，但更多的是因为要应对“专利流氓”的轮番诉讼，不得不将一些专利折现。历史数据显示，在“非专利实施实体”收购的专利中，有一半左右来自小企业，1/4左右来自个人，1/10左右来自大企业，其余来自大学院校、破产企业等。[41]很多时候，“专利流氓”甚至会在临近诉讼的时候，才去购买相关专利。此外，现有的专利制度和诉讼制度都有一些模棱两可的规定，这也让“专利流氓”有机可乘。

美国专利商标局负责专利的颁发工作。现在，它每年需要审查50多万份的实用专利申请，因此工作量非常大（相比之下，1990年只有大约17.5万份申请）。原则上，获得专利的发明必须有足够的“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42]但很多专利都涉及深奥的技术，而该局的审查员很多都是应届的大学毕业生。此外，按照既定程序，审查员需要对每份申请书进行仔细检查，与发明者进行反复交流，并将该发明与所有“现有技术”[10]进行比对，之后才能决定是否应该颁发专利。因此，审查程序相当复杂且耗时。

多年以来，尽管美国专利商标局的人手一直严重不足，但国会仍然将一部分专利费挪作其他用途。结果，很多不合标准的发明也获得了专利。现在，该局正在进行一系列的改革，重新强调专利的质量，并重新审查存在问题的专利。不过，由于每项专利从申请到颁发平均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因此这些措施要在多年以后才能见效。此外，现有专利的数目已经接近300万项，而专利申请的数目也在逐年增加，因此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

专利在颁发时即被认定生效。所以，被起诉的企业如果想要推翻相关专利的效力，就必须承担举证责任[11]，而这需要相当高的法律造诣。此外，专利语言非常艰深晦涩，无法依靠严格的字典释义进行解释。在法庭上，一个词的解释可能要花上好几个小时才能确定。例如，“电路”一词虽然看似简单，但它究竟是指“1个电路”、“至少1个电路”还是“1个以上的电路”？在语言问题理清之后，陪审团将决定被告的技术是否侵犯原告的专利。可是，陪审团成员很多都是非专业人士，而无论是技术还是专利，都是极其复杂深奥的问题。因此，如果不通过专业法庭的审理，很难确定一项专利的效力范围，也很难确定侵权指控是否成立。

由于法律上的诸多不确定因素，“专利流氓”的很多诉讼最终都是庭外和解，而和解条款大多保密。和解本身并没有问题，因为专利原本就是资产，应该具有价值。问题在于，这种专利谈判和处理机制不仅效率奇低，而且还会严重干扰企业的正常运作。很多时候，受诉企业还是在接到传票的时候，才知道相关专利的存在。此外，平均而言，解决专利争端的费用有一半都是律师费。尽管庭外和解也是一种专利交易，但其交易成本远远高于其他形式的交易。只有在这样的“交易”中，你才会把律师当作最大的救星，甚至就连“是否应该付钱”、“应该付多少钱”这样的问题，也是第一时间咨询律师。所以，你的律师费用自然也会远远高于其他形式的专利交易。

如果专利权人提起诉讼时，应诉企业还在研发相关产品，那么最终的和解价格往往较为公允。但“专利流氓”会刻意将起诉时间选在研发完成之后，以图迫使应诉企业接受远远超出公允价格的要价。此外，由于每项专利都有很多种分割方式，因此同一项专利可能被用于起诉很多家公司。而“专利流氓”正是利用这一漏洞，四面出击，用一项专利提起多轮诉讼。在法律实践中，前一轮诉讼的裁决往往会影响下一轮诉讼（比如影响权利主张的释义），因此每一轮的律师都需要和前几轮的律师进行协调，从而导致辩护程序更加复杂、律师费用更加高昂。在美国，专利律师的平均费率高达每小时数百美元。在一些“专利流氓”提起的诉讼中，应诉企业有时需要20多组律师每周定时协调，费用之高可想而知。

几乎所有的科技公司都被“专利流氓”起诉过。更悲哀的是，就连初创公司也难以幸免。哈佛伯克曼研究中心的吉姆·贝森教授和波士顿大学的迈克·茅瑞尔教授专门进行过一项研究，对“专利流氓”给其他企业造成的直接损失进行了估算。他们的研究报告显示，美国公司因此遭受的损失高达每年290亿美元。像苹果公司这样的大企业，甚至可能同时遭到70项来自“专利流氓”的起诉[43]；而年收入不足1亿美元的中小企业也会同样遭受重创[44]。大企业应对每起诉讼的律师费用，多则超过1000万美元，少则也有200万美元；而小企业的律师费用也有可能超过100万美元。典型的初创公司都是小企业，既付不起高昂的费用，也经不起长期的折腾。虽然专利的本意是要激励创新，但大多数创新型公司都觉得：现有专利制度存在过多风险，所以反倒扼杀了创新。

但“专利流氓”的商业模式却很赚钱，所以不少人都纷纷效仿。就连私募基金、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也想分一杯羹，它们已经向“专利流氓”注资数十亿美元。有了雄厚的财力，这些“流氓”的手越伸越长，网越撒越广。很多科技公司曾对2011年的《美国发明法案》（AIA）寄予厚望，希望它能填补诸多法律漏洞。但结果却令人失望，因为很多关键内容并未得到修订，比如赔偿金的计算方法、蓄意侵权的裁定标准、地域管辖的相关规定。这主要是因为，与新兴科技行业相比，传统科技行业（比如制药行业）对专利的诉求不同，而且对立法的影响也更大。由于上一次重大的立法改革是在1952年，因此人们大多认为：既然2011年已经推出一部新法，不可能短期内再推出新法。所以，新兴科技企业只能寻求其他方式的改革（比如，对《发明法》的条款和专利局的程序进行更有针对性的修订，同时通过判例逐渐促进法律方面的变革）。

不过，除了填补法律漏洞之外，市场途径也是至关重要。早在当年阿姆斯特和祖尔拜访思科时，马伦·尹就已经意识到：要想改变专利市场的不公之处，业界必须联合起来，寻求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并将其作为首要途径。渐渐地，其他公司也认识到了这一点。2008年11月25日，RPX公司正式启动了自己的核心业务——“专利联购防御”，通过聚集会员企业的资源优势，主动收购可能构成威胁的专利，防止它们落入“专利流氓”的手中。即便受到专利诉讼，RPX公司也能代表会员企业出面解决，并通过网络协作优势，降低应诉成本。它的商业模式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专利是有价值的资产，如果要让专利交易真正产生经济效益，那么开放的多方市场明显优于封闭的单边诉讼。RPX公司在成立一周年时，曾在官方博客中谈道：

在专利交易的二级市场中，RPX是首个纯粹的防御性买家。通过此类业务，我们已经验证了知识产权市场的两个重要事实：

第一，专利权人显然愿意以公允的市场价格出售专利，而不是通过耗时耗钱、结局难测的法律程序。事实证明，专利联购防御在二级市场中完全可行。

第二，最重要的是，专利联购防御的快速增长说明：中立的交易中心可以代表多家企业进行交易，并令各方受益，因此它既能提供广泛有效的保护机制，也能产生极其强大的规模效益。RPX的企业会员通过缴纳会费（其数额远远低于应诉费用），对联购防御进行支持，从而带来了三方面的巨大成效。其一，专利市场得以向高度资本密集型转变；其二，会员企业自身的营业成本降低；其三，其他企业也彻底改变了对专利问题的看法，它们已经认识到，化解“专利流氓”的威胁需要市场化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单纯的法律途径。[45]

RPX公司成立时，美国经济还是一片低迷。当时，雷曼兄弟公司[12]刚刚破产两个月，而全球经济危机也在持续恶化。尽管如此，RPX公司的业务却逆势而上。它的成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积极进取的创新型公司不再以传统眼光看待专利，而是主动转变经营策略，以适应知识产权领域的不断变化。虽然美国仍是“专利流氓”的温床，但硅谷企业已经认识到：只有主动适应环境，才能拯救硅谷独特的创新模式和竞争优势。

[1]“火人狂欢节”（Burning Man）：一年一度的反传统狂欢节，在内华达州黑石沙漠举行。——译者注

[2]对于“Lisa”一词，苹果的官方说法是“局部集成软件架构”（Local Integrated Software Architecture）的英文缩写，但乔布斯曾明确说过那是他长女的名字。——译者注

[3]杰夫·拉斯金（Jef Raskin）：发明苹果Macintosh的主要功臣。——译者注

[4]Unix：一种多任务操作系统，1969年诞生于贝尔实验室（当时隶属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译者注

[5]CP/M：全称“Control Program/Monitor”（控制程序/监控程序）。——译者注

[6]硅谷网联（Joint Venture Silicon Valley Network）：一家非营利组织，它由一个志愿者董事会领导，董事会成员包括当地私募基金、科技公司、大学、银行和社区的领导人。——译者注

[7]三用扫描仪：《星际迷航》中的一种手持式多功能设备，可以用于地理、气象和生物的扫描、数据分析和数据存储。——译者注

[8]Stradivarius是全球顶级的小提琴品牌。——译者注

[9]DNA折纸技术（DNA origami）：指将天然DNA单链中的长链进行反复折叠，并用短链加以固定，进而构建出各种DNA图形。——译者注

[10]现有技术：也称“先有技术”或“已有技术”。如果一项发明已经在现有技术中描述过，那么它就不具备新颖性。——译者注

[11]举证责任：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义务，并有运用该证据证明自己主张的责任，否则将承担其主张不能成立的风险。——译者注

[12]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前曾是全球第四大投资银行——译者注

第六章　真实的硅谷创业者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时，理查德·斯旺森（Richard Swanson）还是斯坦福大学电机工程系的学生。看着因石油短缺而遭受重创的美国工业，他开始思考太阳能技术的潜力。当时，太阳能电池已经用于人造卫星，只是由于造价太高，还没有进入商用市场。但鉴于石油危机的严重性，不少人都认为这一新能源技术很快就会席卷全球。而白宫也在吉米·卡特总统的命令下，装上了太阳能电池板。太阳能电池的主要元件是硅晶片，而斯坦福恰好是当时唯一能生产硅晶片的大学。在时代和环境的双重作用下，斯旺森迷上了太阳能技术。

毕业之后，斯旺森留校任教，并继续研究太阳能。技术初步成型之后，他拟定了一份名为“SunPower”的商业计划，并开始四处寻找投资。1978年至1979年间，他走访了40多家风险投资公司，但一无所获。一位投资家向他坦言：SunPower项目要20多年后才能赢利，这样的商业计划可是闻所未闻。投资家这样问斯旺森：“你知道2000年我多少岁了吗？”[1]

但斯旺森坚信，太阳能电池终有一天会普及。因此尽管四处碰壁，他还是没有放弃相关研究。1985年，美国能源部电力研究所终于同意提供研究经费，但要求他找到对等资金（因为即便是联邦政府，往往也会出于降低风险的考虑，希望有其他投资者加入）。幸运的是，这一次斯旺森找到了两家愿意出资的风险投资公司。1985年，SunPower公司正式成立。

苦苦经营8年之后，公司终于迎来了第1个辉煌时期。1993年，SunPower受本田汽车公司之托，为一款赛车研制太阳能电池。在随后的一场横穿澳洲的汽车拉力赛中，这款本田赛车以绝对的优势夺冠，比第二名整整快了一天。1997年，SunPower公司又受美国太空总署之托，为高空无人飞机“探路者号”研制高效太阳能电池。然而，尽管有了这些成功案例，SunPower公司仍然没有足够的订单和收入，来维持运作。于是，斯旺森开始寻找战略合作伙伴。

2002年，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和斯旺森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向SunPower注资800万美元。在斯旺森看来，“如果没有赛普拉斯半导体的投资，那么SunPower公司可能早已不复存在了。”除此之外，他还认识到，公司要想更上一层楼，必须由一位商场老将掌舵。经过一番遴选之后，他将首席执行官一职交给了赛普拉斯半导体的前任分公司主管汤姆·维尔纳（TomWerner）。

在维尔纳的带领下，SunPower公司很快在菲律宾开办了自己的首家工厂，并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建起了自己的首个大型电厂。2005年，公司成功上市，市值超过20亿美元，总共募得10亿多美元的资金，用于光伏产业的发展。2007年，SunPower公司收购了全球一流的光伏系统集成商和安装商——PowerLight公司，从而拥有了涵盖家用、公用和商用市场的完整产业链。2008年，SunPower公司研制出一款全新的多晶硅太阳能电池，将光电转换效率的世界纪录刷新至23.4%（2009年再次刷新至24.2%）。2011年，该公司又推出一款全新的交流太阳能电池板；据公司资料称，这一产品能让“每块单板的输出最大化”，是“最尖端的家用太阳能技术”。[2]

当被问及“为何能够坚持这么多年”时，斯旺森回答说：“因为我相信，世界需要光伏技术，最终肯定会接受它。再说，我们的团队非常优秀，每一个人都对光伏事业有着同样高昂的激情。当然，硅谷的创业文化也给了我们更多的信心，让我们能在困境中坚持下来。如果换作其他地方，那么我们的团队很可能早就解散了，因为大家会去寻找更稳定的工作。”[3]

“一夜暴富”只是神话

创业精神已经深深根植于硅谷文化之中，因此没有创业精神的人很难在这片土地上立足。这就好比身处华盛顿，却做与政治无关的工作；身处曼哈顿商务区，却又不在华尔街工作。对于硅谷人来说，创业不仅是一种生活，更是一种信仰。而对于创业者来说，硅谷就是最美好的天堂。不过，我们需要澄清一些关于硅谷创业故事的神话。第一，斯旺森的经历才是典型的硅谷创业故事，而我们津津乐道的一夜成名其实非常罕见。诚然，很多硅谷人都有不切实际的想法：他们总是认为，如果创业5年后还不能实现巨额利润、成功上市或者被业界巨头收购，那么创业者在投资界和企业界的地位也会下降。媒体总是喜欢炒作“一夜暴富”的神话，但这往往掩盖了一个更为常见的事实：平均而言，一家硅谷企业从创立到成功的时间，其实远远超过5年。

第二，真正一夜暴富的人其实很少。维伟克·瓦德华这样说过：“硅谷人在谈到自己的创业经历时，往往都会谈到自己的失败经历，并且对此颇为自豪。因为在硅谷，失败也是一种荣耀。”其实，每个成功故事的背后，都有数不清的失败经历。

第三，在硅谷的创业者中，中老年人远远多于年轻人。考夫曼基金会（Kauffman Foundation）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创业者的平均年龄正在上升，而创业最活跃的人群是在55岁至64岁之间。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4]

1.由于全球经济和就业市场的不稳定性，年龄较大的人有很多都不愿再打工；

2.他们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这有助于在非资本密集型的领域中创业；

3.他们渴望主宰自己的命运；

4.他们想要在退休之前拼搏一把；

5.他们不愿在退休之后无所事事。

毫无疑问，硅谷的风险投资者自然更偏爱年轻的创业者。因为在投资者看来，年轻人更愿意加班熬夜，并且不会因为家庭琐事而分心——那些生于高科技时代、深受“极客”文化[1]影响的年轻人更是如此。这种偏见之所以根深蒂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受到约翰·杜尔的影响。这位风投界的风云人物曾在2007年公开表示，自己更愿意投资给“从哈佛或斯坦福辍学、痴迷于技术的白人男性”。[5]但事实上，大多数创业者都是已婚人士，并且多半已经为人父母。[6]很多创业者在成功的时候，早已过了不惑之年。

硅谷创业者的真实特质

硅谷创业者有着与众不同的特质。他们的思想理念既不同于小企业主，也不同于财富500强企业的老总，甚至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的企业家。

1929年的美国股灾，使得一些华尔街经理人走投无路，最后只能跳楼自杀。而今天的硅谷则流传着这么一段俏皮话：由于硅谷没有高楼，所以创业失败者如果真想跳楼，可以选择从二楼的办公室跳下去，然后揉一揉扭伤的脚踝，准备第二天重新创业。能够坦然接受失败，或许就是硅谷人的最大特质。因为他们明白，没有哪个硅谷创业者总能一帆风顺——就连已故的乔布斯也不例外。著名未来学家、斯坦福工程教授保罗·萨佛（Paul Saffo）曾经说过：在硅谷，“成功的高塔是建立在失败的废墟之上”。[7]在这里，失败不会令人沮丧，也不会令人羞愧；恰恰相反，失败更像是一枚荣誉的勋章、一张创业者俱乐部的入场券。从失败中，你不仅可以收获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还可以领悟这样一个道理：伟大的创新往往源自先前的错误。所以，硅谷人总会坦然接受失败，并把它看作创业征途的一部分。很多硅谷创业者不仅才思敏捷，而且充满好奇心，他们喜欢换个角度来看问题，因此总能发现改进的方法和革新的道路。这种思维方式与大多数传统企业截然不同，但对于硅谷独特的商业模式却至关重要。

此外，硅谷创业者大多信奉“勤劳创造价值”。他们会全心投入创业项目，很少计较眼前得失。艰苦的创业筹备可能始于他们的打工时代，甚至学生时代。而正式创业之后，这种艰苦的工作还会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只有在项目进入正轨之后，他们才会开始寻找投资。所以很显然，硅谷创业者必须具备坚忍的意志，这种坚韧让他们不会贪图捷径，让他们能够自强自立，也让他们带有几分狂傲。为了理想，他们愿意做任何事——从更换打印机墨盒，到编制资产损益表，凡事亲力亲为，毫无怨言。

多年以来，我一直都在观察硅谷的创业人士，试图找出他们的特质所在。我发现，他们大多充满激情、为人率真、坚忍不拔、值得信赖、敢于冒险、为理念所驱策。

激情

英文的“激情”一词源于古希腊语的“承受”一词。它是指对某人或某事的一种强烈情感。这种情感让人充满热情和渴望，并能催人奋进。[8]

在华尔街、国会山这些地方，社会文化的深层动力大多源自欲望和权力。然而硅谷不同：它的动力源自改变世界的愿望和信心。这种愿望和信心能融汇成一种激情，它不仅能让初创企业上下齐心，而且能将整个创业体系（包括各类服务商）凝聚起来。在风险投资者看来，激情是创业者的必备素质，因为创业之路总是崎岖不平，创业者只有充满激情，才能具备坚忍不拔的精神，进而才能承受大起大落。创业者必须对事业充满激情，并且愿意为此承担各种风险。创业绝非易事，如果没有激情，或者总把激情浪费在生活琐事上，那么不如趁早放弃。

率真

“率真”是指言谈诚实，不忌讳或隐瞒真实情况，比如不虚构自己的经历和意图，不夸大自己的诚意和专注，不做出虚假的承诺，不隐瞒他人的贡献等。[9]

在硅谷，幻想一夜暴富的创业者往往为人所不齿。因为在硅谷人的眼里，这类创业者的信念通常都是伪装出来的，他们只会装腔作势，并不是真正的革新人才。“率真”是硅谷创业者的基本素质之一，也是风险投资者最为看重的品质之一。如果某人打着创业的幌子，却一心想着卖掉公司、发笔横财，那么他通常都会被风险投资家拒之门外。投资者青睐的，往往都是率真之人，特别是那些因为真性情而离经叛道、甚至毫不合群的人。其实我们眼中的天才，多半都是真性情的另类者。正如斯坦福教授安德鲁·拉奇勒夫所言：“另类理念一旦成功，其成就将无与伦比。”[10]

为理念所驱策

“为理念所驱策”是指完全沉浸在一个注重理念的环境之中。在这里，人们可以对理念进行交流、验证和改进。[11]

在硅谷，理念就是商品，可以像传统商品一样进行生产和消费。更重要的是，在硅谷文化中，理念只有新奇与否，没有疯狂与否。对于创业者而言，这正是一种特殊的理念优势。以Twitter为例：它的用户可以随时发布各种日常动态，哪怕只是吃饭睡觉这种琐事；但之前有多少人会想到，这种服务竟会大受欢迎？

一方面，硅谷是推广理念的强大市场：它自由、开放、透明，因此好的理念总能脱颖而出。另一方面，硅谷也是培养理念的巨型“温室”：这里聚集着各行各业的一流人才，他们可以帮助创业者改进并实施理念。再一方面，硅谷还是传播理念的巨型网络：无论是通过现实交流还是虚拟社区，新兴理念都能很快打造出知名度和影响力。

敢担当风险

“风险”是指由于选择某一行为（包括不作为），而有可能造成损失或其他不利后果。[12]

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硅谷是冒险者的乐园。硅谷创业者大多敢于冒险，有时是为了实现破坏性的创新，有时是为了赢得白热化的竞争。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得到硅谷业界的尊重和支持。无论你的想法有多疯狂，只要你有勇气，人们就会鼓励你放手一搏。在这种特有的创业文化之下，志同道合的人会共同承担更大的风险，产生更大的经济回报和公共利益。尽管每个成功背后都有数不清的失败，但硅谷人依然坚信“吃一堑长一智”的道理。在他们看来，风险固然可能导致失败，但只要能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就能在以后的创业中做得更好。

在风险意识上，硅谷企业与传统企业截然不同。传统企业无论规模大小，总会尽量降低风险；个体经营企业更是如此，因为对于它们而言，降低风险乃是企业生存的根本。但对于硅谷企业而言，敢于冒险才是企业成功的基石，这一方面是因为硅谷的快节奏，另一方面是因为硅谷业界是以“创造未来”为己任。尽管失败在所难免，但在硅谷，失败只不过是创业者的“成人礼”。

值得信赖

“值得信赖”是指一方的诚实、公正和善意能够得到另一方的信任。[13]

之前在华盛顿，我所接受的教育是保守机密，确保有价值的信息不为外人获知。而硅谷的情形却恰恰相反：在这里，创业者非常重视开放与合作的氛围，他们很少会对自己的创业项目讳莫如深。他们往往乐于谈论自己的最新产品或项目，哪怕对方是自己的头号竞争对手。这是因为，在这种开放的环境中，他们可以获得宝贵的建议和帮助，从而能够及时改进自己的创新，不用等到产品上市之后再来修改（这样只会浪费不必要的时间和资金）。或许这一切听起来有违常理，但事实上，只有在信息能够流通共享的环境中，创业精神才能茁壮成长。这种信息共享可以促使人们不断创新，因为即便是看似微不足道的信息，也有助于发现产品或策略中的致命缺陷，有助于了解科技变革的最新潮流。硅谷人的彼此信任，给这片土地注入了巨大的活力，而这种活力深深地吸引着各个地区的企业，其中就有总部位于西雅图的微软公司。1998年，尽管当时的微软已是如日中天，却仍然难以抗拒硅谷这片信息沃土的诱惑，最终将一部分研发机构搬到了硅谷。

坚忍不拔

“坚忍不拔”是指能够经受压力和打击，能够从困难处境中迅速恢复。[14]

商业环境瞬息万变——新的需求会不断出现，现有技术会不断更新，而市场趋势也会不断改变。因此，硅谷创业者必须不断自我调整、适应变化。很多时候，他们必须放弃既定的战略规划，重新开始。这意味着，他们需要很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能够根据市场需求，不断学习并掌握新的知识技能（很多时候，这些知识技能可能和现有业务毫无关系）。此外，他们还需要承受无数的磨炼和坎坷。每一次成功，可能都是无数次失败的结晶。

硅谷创业者的四种类型

典型的创业者能够发现市场的需求，并且能够打造出满足这一需求的产品或服务。一些创业者本身就具备特定的知识技能，能够亲手打造出这一产品或服务，并找到市场的最佳切入点；而另一些创业者则是有着激情和眼光的“伯乐”，能够找到帮助自己实现梦想的人才。总体来说，硅谷创业者可以分为4种不同类型。

类型一：连环型创业者

这类创业者以创办公司为最大爱好，因此绝不会停留在一家公司。一旦找到一种切实可行的创业模式，他们就会不断运用这一模式创立公司，有时甚至会同时经营好几家公司。这类创业者最为高调，他们可以不断推出新的理念，打造新的公司。这些人通常有两个共同之处：一是精力异常充沛，二是喜欢从头开始。而且，他们往往喜欢在公司进入正轨之后，将具体事务交给职业经理人。至于要创立多少家企业，才称得上连环型创业者，业界并无明确定义。不过，典型的连环型创业者都是以创新和冒险为成功之道。截至目前最为成功的，或许莫过于以下10位（排名不分先后）：

1.马克·安德森：先后创建过Mosaic、网景通讯（Netscape Communications）、Opsware和Ning；

2.史蒂夫·布兰克（Steve Blank）：先后创建过Zilog、MIPS Computers、Convergent Technologies、Ardent、SuperMac、ESL、Rocket Science Games和E.piphany；

3.吉姆·克拉克（Jim Clark）：先后创立过硅谷图形、网景通讯、Healtheon和myCFO；

4.安格斯·戴维斯（Angus Davis）：先后创立过Tellme、Mozilla和Swipely；

5.杰克·多尔西：先后创立过Twitter和Square；

6.马克斯·勒夫琴：先后创立过PayPal、Slide、Yelp、FieldLink和Quid；

7.伊龙·马斯克：先后创立过Zip2、PayPal、SpaceX、特斯拉汽车和太阳城公司；

8.西恩·帕克（Sean Parker）：先后创立过Napster、Plaxo、Facebook、Spotify和Airtime；

9.马克·平卡斯（Mark Pincus）：先后创立过Freeloader、Support.com、Tribe.net和Zynga；

10.伊凡·威廉姆斯（Evan Williams）：先后创立过Prya Labs、Odeo、Obvious Corp.和Twitter。

风险投资家一直都很青睐连环型创业者，尤其是那些有过成功经历，善于整合卓越理念和优秀团队的人。这类创业者往往都有很多想法，并且擅长推销自己的想法；此外，他们还善于制定企业的初期战略，能够为公司打下坚实的营收基础；另一方面，他们会认识到，公司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更好的职业经理人。这种认识也让他们能够抽出身来，准备下一轮创业。

类型二：革命型创业者

很多时候，硅谷前进的动力都是源自革命型创业者。本章开头谈到的斯旺森博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世人眼中，他们不仅有着革命性的思维方式，而且有着坚定的理想和专注的目标。而在他们自己眼中，推动社会的变革就是自己的人生使命。对于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他们都能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不过，这类创业者只有在硅谷才能如鱼得水。因为，尽管他们也会注重产品的上市速度和投资的回报速度，但自始至终，他们创业的动力和目标都是自己的理想——为了实现理想，他们愿意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很多革命型创业者从小就会树立人生目标，并且终其一生都会为之奋斗。他们之所以要创业，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创业成功之后，他们有的会继续留在企业界，有的会转入风投界和学术界，有的会成为其他创业者的导师。但无论在什么领域，他们都不会改变自己奋斗的终极目标。

类型三：收购型创业者

20世纪80年代初，伦纳德·波萨克和妻子姗蒂·雷纳都在斯坦福的电脑部门工作。不过，两人不在同一栋楼里办公，而且他们的办公室局域网也没有统一的通讯协议。庆幸的是，他们的同事威廉·耶格尔早年曾经开发过一款多协议路由软件。在此基础上，夫妻二人研制出一款多协议路由器，以方便网上交流。1984年12月，他们创立了思科公司，将路由器产品推向商用市场，并从耶格尔那里获得了软件授权。

毫无疑问，在互联网通讯模式的发展史上，思科公司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它不是第一家路由器厂商，但却是第一家大规模生产多协议路由器的企业。此外，思科还采用了一种独特的经营策略：它很少进行底层研发工作，反而是通过并购来维持市场优势。因此，波萨克夫妇也是最为典型的收购型创业者。多年前，时任思科执行副总裁的唐·里斯特温（Don Listwin）就曾表示：“我们不做研发，只做‘购发’——收购和开发。”不过如今，思科在核心领域每年的研发预算也已超过50亿美元，这些领域包括核心路由和交换产品、网真产品[2]和统一计算系统。[15]

1993年9月至2012年3月，思科一共收购了152家公司。[16]这种商业模式给公司带来了极高的资本回报率。但思科的收购战略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比如在2009年，它曾试图大举进军家用市场，因此它一方面斥巨资打造“人性网络”的品牌，[17]另一方面又以5.9亿美元的天价收购了Flip摄像机的制造商。然而同年6月，随着iPhone3GS的问世，智能手机开始逐渐蚕食卡片式摄像机的市场，Flip摄像机很快就过时了。[18]2011年，思科在一份公报中宣布，公司将“退出部分家用业务，并对其他家用业务进行重组，以支撑四大商用业务，其中包括核心路由产品和交换产品、协同运作解决方案、系统架构以及视频技术”。[19]

类型四：远见型创业者

金钱并非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更为重要的还包括具有远见卓识和实现梦想的能力，而这正是远见型创业者的特质。YouTube的创业团队就是典型的例子。

YouTube的3位创始人先前都是PayPal的工程师，他们分别是陈士骏、贾德·卡林姆和查德·赫利。其中，陈士骏和卡林姆是伊利诺伊大学的校友。他们还有一位校友也是YouTube创业团队的重要成员，那就是克里斯蒂娜·布萝德贝柯（Christina Brodbeck）。她在大学期间喜欢上了设计和技术，而这改变了她的人生道路。[20]

其实在上大学之前，布萝德贝柯对设计和技术不是特别感兴趣。然而大一的一次寻常经历，让她的观念有了彻底转变。那是1996年的一天，回到宿舍的布萝德贝柯发现，室友桑迪正在设计个人网站。看着空白的页面渐渐变成精美的网站，布萝德贝柯一下子就迷上了这种极富创意的技术。她开始自学HTML和Photoshop，并为家人和朋友免费制作网站。无论是公司网站还是个人主页，只要能有机会练习，她都会全心投入。

2001年，布萝德贝柯搬到了硅谷，开始寻找网站设计方面的工作。那段时间，她和几位校友都住在陈士骏的家里，所以也就成了PayPal的常客，并在那里结识了不少良师益友。这时，她就已经意识到，创业环境才是自己大展身手的地方。不过为了谋生，她还是接受了美国太空总署埃姆斯研究中心的一份工作。

2005年初，陈士骏等人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创办YouTube网站。当时，这只是个视频约会网站，开发团队也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只能在自己家中或咖啡馆里工作。很快，布萝德贝柯也加入了创业团队，她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负责开发两大功能——用户评级平台和视频订阅系统。

同年8月，布萝德贝柯正式辞去工作，全心投入YouTube项目。当时，这个项目完全是无偿劳动，没有任何薪水或福利，而她却还有4万美元的研究生贷款要还。至于公司股票，她也只是和几位创始人简单谈过，相互之间只有一个口头的君子协定。这些情况让她的家人非常担心。不过，那份君子协定很快就生效了：3个月后，红杉资本向YouTube注资1150万美元，用于租赁办公场所，并按市场标准向员工支付薪水和福利。

一年之后，谷歌决定以16.5亿美元的公司股票收购YouTube。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布萝德贝柯惊呆了。

几年后，当被问及当时的感受，她这样答道：“那个时候，我只是想做点很酷的事。即便是在最疯狂的梦里，我也没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毫无疑问，这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

如今，布萝德贝柯还创办了一家旨在增进情侣交流的数字媒体网站——Theicebreak。工作之余，她平均每周都会花上大约20个小时，来帮助其他的创业者。她在两家创业孵化机构担任创业导师：一家是提供早期种子基金和创业孵化服务的“500初创企业”，另一家是专门为设计师提供创业指导和前期投资的“设计师基金”；此外，她还是多家公司的官方顾问，同时也是其中几家公司的股东。经常会有创业者在业界前辈的建议或引荐下，专程拜访布萝德贝柯。而在各种活动中，她也经常和创业者促膝谈心。

布萝德贝柯谈到，父亲总会鼓励自己尝试新鲜事物。她回忆说：“在我搬来旧金山的时候，父亲在机场这样对我说道：‘祝你好运，年轻的拓荒者。’”在YouTube被谷歌正式收购之后，她用亲手挣来的钱，给父母在圣地亚哥的科罗纳多岛买了一所公寓，因为“父亲一直就想退休后去那里生活”。

[1]“极客”文化：一种新的反主流文化，因令人惊异的产品及电影、音乐和游戏充斥这个世界，人们心甘情愿成为宅男宅女并以此为傲。——编者注

[2]网真产品（Telepresence）：一种结合高清视频、音频和交互式组件等多项技术的网络通讯产品。——译者注

第七章　硅谷商业模式独到之处

传统商业模式必须回答一个核心问题：“企业如何赢利？”在典型的传统企业中，研发部门负责开发新奇有趣的产品，市场部门负责寻找产品销售的途径。那么，这些产品卖给谁呢？当然，最明显的答案之一是“消费者”，但除此之外，不同行业的答案也会截然不同。不过在硅谷（或许也只有在硅谷），你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如何创造价值”，而不是“如何赢利”。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很多硅谷投资者完全漠视商业模式，从而造成了巨大的互联网泡沫。那个时候，只要你有关于互联网的点子，你就可以成立一家公司，在公司名里加上“.com”，然后融资、上市、套现，根本无须为“如何盈利”的问题烦恼。每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上市，都会进一步助长这种泡沫。1996年，平均5天就有一家公司上市，平均24小时就有62位百万富翁诞生。[1]但泡沫终究只是泡沫，互联网热潮很快退去，寒冬降临了。硅谷人恢复了理智，投资者也开始要求创业者明确回答“如何赢利”的问题。

上市热潮为何退去

网络泡沫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网景通讯公司的大起大落。该公司成立于1994年4月4日，创始人是吉姆·克拉克和马克·安德森，投资方是凯鹏华盈公司。同年10月13日，网景通讯公司推出了首款产品——Mosaic Netscape 0.9浏览器（后来更名为“Netscape Navigator”）[2]。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产品：它的出现，给万维网的浏览方式带来了重大变革。

次年8月9日，网景通讯公司成功上市。上市当天，公司股价就曾飙升至每股75美元，升幅接近美国股市的最高纪录。虽然股价在当天收盘时回落至每股58.25美元，但较之14美元的开盘价已经翻了两番多，从而令公司的市值升至29亿美元。[3]仅此一天的市场追捧，就让公司创始人和投资方的身价暴增。

然而，当时的互联网还处于发展初期，网景通讯公司的商业模式也没有经过市场检验。公司的策略是免费发布测试版本，同时低价销售商用版本。很快，网景浏览器就借助免费试用版本，占据了巨大的市场份额。到1995年中期，该产品已经稳居浏览器排行榜的榜首。但与此同时，微软公司也注意到了市场商机，于是便向Spyglass公司购买了Mosaic浏览器的授权，在此基础上开发出InternetExplorer 1.0浏览器（IE 1.0），并将其捆绑在Windows 95增强工具包中。3个月后，微软又推出了可以免费下载的IE 2.0，从而拉开了浏览器大战的序幕。为了赢得这场大战，微软采取了著名的“接受、扩展再摧毁”的策略：它会先接受流行标准，进入产品市场；而后通过专有技术，扩展现有标准；最终摧毁对手的竞争优势。最先将这一策略公之于世的人是斯蒂芬·麦克格迪：在美国司法部起诉微软垄断案中，麦克格迪作为英特尔副总裁出庭作证，证实微软副总裁保罗·马提兹（Paul Martiz）曾在1995年谈到上述策略。根据他的证词，这一策略的受害者不仅包括网景通讯公司和Java语言，而且还包括互联网本身。[4]

面对微软的强大攻势，网景根本无法与之抗衡。更糟糕的是，网景浏览器的漏洞也不断受到用户指责。《经济学人》在1998年刊文指出，网景公司当年第4季度的亏损高达8900万美元，其中3500万美元是用于裁员和削减办公场所。[5]很快，网景股价就下跌了21%。为了挽回败局，网景通讯公司放弃了收费软件套装的模式，推出了独立的免费浏览器。然而为时已晚，微软公司已经牢牢地占据了浏览器市场。网景投资者开始丧失信心，公司股价再度下滑13%。

1999年，“美国在线”（AOL）以42亿美元的价格，通过免税换股的方式收购了网景通讯公司。后来，在美国在线的巅峰时期，这些股票的市价曾高达100亿美元。对于此次交易，马克·安德森在2009年接受“商业内幕”网站采访时，曾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美国在线之所以开出这样的天价，是想成为人们眼中的“互联网终极旗舰”。[6]在当时的互联网行业，这种“旗舰”身份可以有效吸引投资者和广告商。

然而仅仅过了8年，美国在线就正式宣布，不再提供网景浏览器的升级版本，并于2008年3月1日停止软件支持。不过即便现在，美国在线在市场推广中仍会使用“网景”的品牌。[7]

和其他事物的演变一样，商业模式也会经历多个周期。此外，随着市场大环境的变化，商业模式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也会不断变化。食物等必需品由于存在刚性需求，盈利途径也比较直接。与之相比，硅谷创新技术和产品的情况往往要复杂得多。因此，虽然很多企业的商业模式尚未经过市场检验，但很多创始人还是发了大财（比如网景通讯公司的创始人）。即便是在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很多硅谷人仍然认为：商业模式虽然重要，却并非巨额回报的必要条件。

先创造价值，再赚钱

埃里克·莱斯（Eric Ries）是《精益创业》（The Lean Startup）一书的作者。他认为，硅谷模式往往被人误解，因此必须把“经过检验的商业模式”和“价值的创造”区分开来。为此，他用“钻石矿的开采计划”为例进行了阐述。他认为，这项计划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开矿的地方是否真有钻石”，二是“钻石开采出来之后，能否真能赚钱”。在莱斯看来，第一个问题讨论的是“价值的创造”，而第二个问题讨论的是“价值的收获”。他谈到：“如果这个矿确实有钻石，但创业者还没有开始销售，那么这项计划有商业模式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它创造了价值，只是还没有收获价值而已。”[8]

为了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可以回顾一下Instagram的成长历程。Instagram是一个可以进行照片共享的免费手机应用；通过它，用户不仅可以用手机拍照，而且可以为照片选择多种滤镜样式，并将照片分享到各大社交网络。它的创始人之一是斯坦福毕业生凯文·瑟斯托姆（Kevin Systrom），不过他一开始只是关注功能性和可用性，并未考虑品牌和设计。那是在2010年的时候，瑟斯托姆正在开发一款名为“Burbn”的手机签到应用程序。在一次聚会上，他结识了两位风险投资家，一位来自安霍风险投资公司，另一位来自基线风险投资公司。瑟斯托姆向二人推销了自己的理念，结果在短短两周之内，他就获得了50万美元的投资。[9]

随后，瑟斯托姆请来了斯坦福校友迈克·克里格（Mike Krieger），和自己一同创业。经过商议，两人决定重点开发照片共享的手机应用。他们先是完成了Burbn的雏形开发，但结果却是喜忧参半。一方面，程序界面过于凌乱，功能也过于庞杂；但另一方面，程序也有很多亮点，比如，它能自动将照片调整成正方形。最后，他们决定将该项目更名为“Instagram”，意即“即时电报”（instant telegram）。

2010年12月，Instagram声称能完全支持Foursquare[1]的照片应用和共享功能。得益于此，它的注册用户数很快就突破了100万大关。为了能让产品更好地支持Facebook的功能，瑟斯托姆又专门致电另一位斯坦福大学校友——Facebook的前任技术总监亚当·德安吉洛，向他请教注意事项。后者花了半小时的时间，向他详细讲解了技术要点，并且特意嘱咐他：一定要抽时间去结识Facebook的人，因为这些人有一天“会把钱塞到你的手里”。[10]

2011年2月，Instagram在A轮融资中募得700万美元。参与此轮投资的除了基线风险投资公司以外，还有杰克·多尔西和其他一些投资者。此后，Instagram的用户数开始出现爆炸式增长，分别在同年6月、同年9月和次年4月突破500万、1000万和3000万。然而，这一产品始终没有带来任何利润。2011年秋，有报道称，Instagram在完成第2轮融资后，正在筹备上市，估值为2000万美元。2012年4月，业界传言，Instagram即将获得红杉资本等公司的5000万美元风投，而它的估值也已高达5亿美元。就在当月，Facebook正式宣布，将以10亿美元的现金和股票收购Instagram，并计划让它继续独立运作。[11]

神奇的硅谷元素

硅谷企业并不遵循传统的商业模式，它们所青睐的是一种高度仰仗市场实验的新型模式。凯鹏华盈投资公司的合伙人、斯坦福大学的创业学讲师兰迪·科米萨认为：“硅谷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种准科学方法来革新企业和产业，而不仅仅是产品。”[12]现在，这一探索进程已经加快了步伐，而硅谷公司也在率先采用各种新的商业模式，以求成功。

埃里克·莱斯认为，硅谷商业模式有两个关键之处。其一，股权激励至关重要。“硅谷之外，很少有人真正懂得这一点。大多数人对于劳动者和管理者的理念还停留在19世纪。在他们看来，员工获得的报酬越多，老板拥有的利益就会越少。”莱斯认为，造就硅谷长期收益的正是它的基本价值主张，因为按照这一主张，企业的成果对每个人的利益都十分重要。在营利性企业中，如果早期员工真正持有股权，那么他们都有机会凭借自身努力享受终身财富，而“价值应由所有创造者一同分享”这一人生哲学也会在公司盛行。股权在硅谷公司的薪酬组合中至关重要。莱斯谈到：“在硅谷，几乎每个人的发迹史都是遵循这种股权升值的方式。这是一种长期资本收益，它远远超越了传统的工资、短期奖金和财务把戏的范畴。”但硅谷之外的很多人都不明白这一点，因为他们并不相信基于递延薪酬[2]的模式。

对于第二个关键之处，莱斯喜欢引用提姆·奥莱理（Tim O'Reilly）在《何谓Web 2.0》（What Is Web 2.0?）中的一句话：“初创企业的第一准则是，你所创造的价值必须超过你所收获的价值。”[13]硅谷企业最先考虑的是创造价值，而不总是立即赚钱。换句话说，它们绝不会让经济的利益阻碍价值的创造。莱斯认为：“只要专注于打造最好的企业，那么经济利益最终也会降临。”毫无疑问，很多人之所以来到硅谷，都是想要发家致富。即便现在，财富依旧重要，因为它能让人拥有追求的目标。然而，对于大多数风险投资家而言，初创企业的重点任务应该是为消费者打造企业价值。而且他们坚信，只要坚持这条道路，一定可以获得经济收益。莱斯补充道：“对于高风险、破坏性和创新型的企业而言，我认为这是唯一出路。因为这类企业无法在短期内产生巨额的现金回报，这是破坏性创新的本质所决定的。”

这个观点很有意思。但是，如果你所创造的价值超过你所收获的价值，那么你很可能成为业界巨头的收购对象；Facebook对Instagram的收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反之，如果你能收获自己创造的全部价值，那么你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谷歌或苹果。因此，你需要问自己两个重要问题：什么样的决策能够创造价值？如何确信自己创造的是真正的价值，而不是虚高的估值？要找到问题的答案，你就必须研究自己的商业模式，研究用户对你的产品或服务的评价。

硅谷商业模式与传统商业模式不同。传统商业模式有很强的可预测性和明确的实施过程；而对于硅谷商业模式而言，营收途径往往有着不受控制的环境因素。以“免费+增值”的商业模式为例：尽管它的出现彻底改变了B2C的理念，但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免费+增值”模式多用于软件、游戏和网站服务等，它以免费服务吸引用户，然后通过增值服务获得收入。这些免费服务往往都有各种限制，其中包括数量限制（比如新闻网站的免费新闻数量）、时间限制（比如免费服务的有效时间）和功能限制（比如软件免费版本的有限功能）；而增值服务则没有上述限制，这类服务主要包括高级功能和虚拟商品。对于初创企业而言，“免费+增值”的模式既能吸引用户，又能带来盈利。不过这样的盈利是否可观，还有诸多的不确定性。

对于Facebook的商业模式，人们褒贬不一。它是否有切实的赢利策略？策略的制定是否太迟？吸引用户是否真的要比公司收入重要？对于这些问题，业界人士的看法往往大相径庭。对Facebook的早期发展而言，赢利并非关键，因为该网站不仅能够保持快速增长，也能吸引众多天使投资人和风险投资家。但无论如何，网站最终还是必须实现赢利。而对于它的赢利策略，莱斯等人也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探讨。莱斯这样说道：“有人批评Facebook在成长的巅峰时期没有赢利策略，但我并不认同。在我看来，马克·扎克伯格在拒绝雅虎公司10亿美元的收购要约时，就已经证明他的商业才华有了质的飞跃。那时候我就知道，马克能够证明Facebook的价值。”

同样，其他与Facebook类似的企业也能通过免费服务，先吸引用户眼球，再吸引广告订单。毫无疑问，能够吸引眼球就能创造价值。唯一的问题是，这种价值最终能够产生多少利润。

不断变革的潮流

必须强调的是，像谷歌、Facebook这样一帆风顺的创业公司非常少见。因此，硅谷企业往往需要转型定位的策略。所谓“转型定位”，是指当最初的策略或方案不能见效时，创业者主动求变，尝试新的理念、新的策略和新的定位。此类变革可能非常简单（比如对产品重新定价），也可能非常复杂（比如改进产品线、重新考虑目标用户和重新制定吸引用户的策略）。[14]绝大多数时候，转型定位并不是要推翻之前对核心用户、技术和市场的研究结果，而是要以这些结果为基础，迅速转变方向，让产品更受用户欢迎，让企业更能适应市场——这就是转型定位成功的关键。如果要想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及时控制问题并适应环境，那么成功的转型定位至关重要。

托尼·康拉德是早期风险投资企业True Ventures的合伙人。他表示：“对我而言，转型定位绝非禁忌。事实上，它代表着硅谷在方法论上的某些精华。创业之后，即便最初的技术不具备可行性，你也可以在此基础上转型定位。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策略。”[15]

当被问及硅谷商业模式的演变方向时，埃里克·莱斯这样答道：

在后世的眼里，今天的模式肯定是原始的。我认为，初创企业的管理模式正在发生巨变。按现在的标准来看，100年前的工厂管理方式就像是个笑话。你会觉得那时的管理者很傻，但100年后的人也会觉得我们很傻。这是因为，初创企业管理体系的改革才刚刚开始。但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改革，因为数量众多的初创企业即将带来深远的影响。硅谷的土壤能够培育出一系列软件和硬件的高科技产业，这些产业有一套强大的商业模式和技术力量，可以击败其他任何产业。我们必须适应这种巨大变革，因为这一变革将会席卷各个产业，包括那些自以为根基稳固的产业。破坏性的产业革命即将到来。[16]

扁平式管理

为了打造高效企业，硅谷的业界领袖采用了一种扁平式的管理结构。在典型的硅谷企业中，经理是团队的一员，而不是凌驾于其他成员之上的头目。与传统管理结构相比，这种模式可以很好地提高效率、降低风险。在传统企业中，如果经理与其他人的沟通出了问题，那么整个部门的运作都会受到阻碍。然而典型的硅谷企业会将所有员工视为一个团队、一个家庭，并以较为平等的方式分配工作和职责，从而避免出现“一人失误、全盘皆输”的情况。

硅谷的企业文化具有很高的自主权和开放性。每个员工不仅有对相关信息的知情权，而且有对商业决策的发言权。在硅谷，你会常常听到这样的故事：某个员工自创了一套管理模式，结果这套模式不仅在全公司得以推广，而且还会影响其他的硅谷公司，并最终成为一种新的潮流。以谷歌为例：在公司创立后不久，软件工程师拉里·施威默就开发过一个提高团队管理效率的系统，这个系统很快就在硅谷盛行起来。其实，这个名为“摘要信息”（Snippets）的系统原理非常简单：系统每周都会给每个员工发一封电子邮件，要求他们在回信中概述上周的工作进度和下周的工作计划；之后，系统会把所有回信整理到一个可搜索的资料库，从而让每个员工都能看到其他同事在做什么。因此，谷歌能够在不断成长的同时，保持扁平化的组织架构。

从谷歌一窥不可思议的员工福利

从帕洛阿尔托城的创业车库，到山景城的总部园区，谷歌的办公场所已是今非昔比。现在，谷歌在全球40多个国家设有70多个办公场所。每一间办公室都散发着独特的谷歌文化韵味，能够激发创造精神、提高工作效率。走进全球各地的谷歌办公室，你都能注意到很多共同的特点：咖啡厅、小厨房、台球桌、钢琴间、游戏机、3到5人公用的开放隔间、用作会议室的小帐篷、供人促膝谈心的空间和用于头脑风暴的白板。谷歌一直强调：“公司的成就源于每一个人的努力。”[17]因此，它也一直保持着开放的办公室文化，力图通过舒适的工作氛围，让员工能够更好地交流和协作。这种协作的理念不仅体现在办公场所上，而且体现在员工福利上。

在日趋激烈的硅谷人才争夺战中，业界巨头纷纷抛出优厚的员工福利，以吸引优秀的人才。以下便以谷歌为案例进行分析：

谷歌公司：无与伦比的员工福利

公司地址：加州山景城

创立时间：1998年

职业发展

·谷歌允许每个员工抽出20%的工作时间，来做工作任务以外的任何事情。[18]因为公司高层认为，这种自由能够点燃员工的创新精神，让他们尽情释放自己的创造力；

·公司在每周五都会举行一场聚会，员工可以一起庆祝周末，并且可以“刁难”两位创始人，问他们各种各样的问题；[19]

·谷歌总部园区有一个很特别的培训项目，可供选择的课程有好几百种，从新的编程语言，到情商培养和冥想方法，无所不包；授课者既有专职讲师，也有公司员工。此外，公司还会资助员工的学位进修和职业培训。[20]

免费的有机健康食物

·谷歌总部园区有30多个不同主题的餐厅。在这里，员工可以免费享用各种有机食物。[21]比如，“家餐厅”专门提供亚洲菜；而“150餐厅”则专门选用本地生产的有机食品，所有食材都是来自园区周围150英里以内的农场；“查理餐厅”是以主厨查理·艾尔斯的名字命名，它分门别类地提供好几种菜式，包括寿司和素菜；“耀希餐厅”原名“无名餐厅”，现在的名字是为了纪念谷歌老员工的一条爱犬。[22]食材方面，家禽类的食材都是全天然的本地产品，大多产自附近的小农场；[23]时令海鲜也是产自本地，不仅非常新鲜，而且符合“谷歌绿色海鲜”标准（这比蒙特雷海湾水族馆建议的标准还要严格）。[24]餐厅的设计非常注重合作的氛围，比如长形的餐桌就是为了方便人们在聚餐时相互交谈。

·谷歌园区也自产食材，社区园圃向员工开放。此外，公司还经常组织开设各类烹饪课程[25]，并邀请本地大厨亲自示范，以促使员工注重饮食健康。每个季度，谷歌餐饮部门都会在山景城组织5场大型活动，包括烧烤聚餐和主题活动。在著名的《米其林美食指南》（Michelin Guide）中，不少谷歌的大厨都榜上有名。除了免费餐厅之外，谷歌园区还有许多小吃间，里面有各种食品可供选择，比如格兰诺拉麦片、巧克力脆饼、果汁和咖啡。

健康保健

·在医疗保健方面，谷歌不仅对病假时间不作限制，而且还在公司园区配备医生、理疗师和脊柱按摩师。此外，员工子女的医疗费用也能享受课税减免；[26]

·谷歌的办公室文化非常重视按摩，几乎每栋办公楼都配有专门的按摩室，而所有的按摩师都是执业理疗师。在员工眼里，这些按摩室“无论外观还是氛围，都像是真正的温泉疗养所”。[27]员工在过生日或有突出表现时，可以享受免费按摩。如果按摩之后感到疲倦，还可以去专门的休息室小憩一阵，以保证充足的睡眠。

·公司鼓励员工参加体育锻炼，以保持充沛的体力。谷歌园区有一流的健身房和游泳池，私人教练对员工打折。此外，员工还可以参加各种培训班、运动队以及其他健身项目，比如“光脚跑步”和“瘦身训练”等。

产假和陪产假

·谷歌员工享受5个月的产假和7周的陪产假。[28]公司每月都会举行“宝宝派对”，向准爸爸、准妈妈和新爸爸、新妈妈传授育儿心得，赠送优惠券和其他礼物。此外，公司还会给每个新爸爸、新妈妈500美元的“宝宝红包”，用于支付头几个月的家政服务费。[29]

休闲娱乐

·2011年夏，谷歌的“加菲尔德运动中心”正式开放。该中心有各类体育设施，包括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地掷球场、旱冰球场、高尔夫球场和掷蹄铁[3]游戏场。[30]除该中心之外，园区还有很多其他的休闲娱乐设施，比如台球桌、游戏机、乒乓球台、保龄球馆、桌面足球、巴西战舞[4]设施、自行车和单脚滑板车等。[31]

文化活动

·谷歌会定期组织各种文化活动，包括园区以外的大型活动。比如在2012年2月，公司就包下了太阳马戏团在奥克兰市的“迈克尔·杰克逊纪念专场”，免费接送1.5万名员工前往观看。[32]

交通服务

·谷歌的班车接送服务涵盖旧金山湾区的多个地区，包括离总部30英里的旧金山市。公司高层表示，这类服务可以鼓励员工减少生活中的碳排放，因为班车所用的燃油含有5%以上的生物柴油，而所用的尾气过滤装置能够有效清除有害物质（包括氮氧化物）。当然，班车上少不了免费WiFi。

·员工到公司之后，用车也很方便，因为谷歌园区有名为“GFleet”的公用轿车服务。这些轿车全是低碳车型，比如雪佛兰伏特、日产聆风、三菱iMiEV、本田飞度EV以及福特福克斯电动车和福特Transit Connect电动车。[33]对于想要购买混合动力车的员工，只要车型的油耗标准优于每加仑45英里，谷歌都会提供5000美元的补贴。[34]

低碳交通与慈善事业

·谷歌鼓励员工步行或使用非机动车（比如自行车、旱冰鞋、滑板车和滑板等）。员工如果以这些方式上下班，将会获得数码积分。这些积分可以兑换为现金，捐给员工指定的慈善机构。[35]

园区内的生活服务

·为了方便员工，谷歌园区提供多种生活服务，比如洗衣店、改衣店、美发厅、洗车店、DVD出租店、自行车修理店、自动取款机和银行信贷服务等。

·谷歌有专门的员工服务团队，他们不但可以为员工提供普通的日常服务（比如策划晚宴），而且可以解决并不常见的生活难题（比如为万圣节派对选购一支镶有珠宝的权杖）。[36]

员工家属服务

·谷歌的儿童保育中心名为“森林与湿地”（Woods and theWetlands），总面积为1.85万平方英尺，可以同时为80个孩子提供日托服务和学前教育。[37]中心的课程采用瑞吉欧教学法，该教学法注重儿童本身的心智和能力，并且关注他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38]尽管中心提供的是收费服务，但公司会给予一定的补贴，以让更多的员工子女可以享受此类服务。此外，中心还为孩子提供免费早餐、午餐和点心。[39]

·公司会定期组织一些亲子活动，让员工带子女参加园区内的各种趣味游戏。此外，员工也有机会带父母参观公司园区，学习如何使用谷歌搜索引擎。当然，园区餐厅也会为他们提供免费的午餐。[40]

抚恤金

·谷歌在2011年开始实施抚恤金制度。如果在职员工不幸去世，那么其配偶不仅可以立即获得全部期权，而且可以连续10年领取半数薪酬。此外，去世员工的子女在年满19岁之前，可以每月领取1000美元的抚恤金；如果其子女在19岁后仍是全职学生，那么期限将延长至23岁。[41]

[1]Foursquare：一家基于用户地理位置信息的手机服务网站。——译者注

[2]递延薪酬：又称“递延支付薪酬”。是指在未来几年中，根据企业的业绩表现决定前期部分薪酬的发放数量和时间。其形式包括递延现金支付和递延股票支付两种。——译者注

[3]掷蹄铁（horseshoe）：流行于北美的一种游戏。由两人或两组参加，参赛者将蹄铁掷向标桩，使之套住或尽量接近标桩。——译者注

[4]巴西战舞（Capoeira）：一种结合武术和舞蹈的运动，由巴西的非裔移民所创。——译者注

第八章　沙山路的投资家

成立于1985年的德丰杰（DFJ）是硅谷一家备受尊敬的风险投资公司，它的办公地点就在圣克鲁兹山脉脚下的沙山路。这是一家被称作“早期投资者”的公司，[1]它的成功案例中既有复杂的技术，也有一些简单的愿景和产品。前者包括致力于研发“全新科学方法”的合成基因组公司，这些方法“能让业界对所需的基因改造进行设计和测试”；[2]后者包括Hotmail和Skype，而早在它们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之前，德丰杰就已从中获益。该公司目前管理着70亿美元的投资，这是一个由多家合伙人基金组成的全球投资网络，它关注的是“着手改变世界的杰出企业家”。[3]

德丰杰的创始人提姆·德雷珀（Tim Draper）是第三代风险投资家，[4]而他的祖父威廉·小德雷珀（William H.Draper Jr.）将军则是美国西海岸的第一位风险投资家。小德雷珀将军曾担任过美国陆军部次长，并在二战之后帮助美国政府执行了“马歇尔计划”，负责德国和日本的经济重建工作。1957年，他在帕洛阿尔托城创立了德盖安风险投资公司（Draper, Gaither＆Anderson），并开始创办实体企业，其中就有著名的雷神公司（Raytheon）。德盖安公司的普通合伙人还包括兰德公司（RandCorporation）的创始人罗恩·盖瑟（Rowan Gaither）和退役空军少将弗雷德里克·安德森（Frederick L.Anderson），而有限合伙人则包括洛克菲勒家族和金融服务企业雷达飞瑞公司（Lazard Frères）。

当今风投行业的大部分标准都是小德雷珀、安德森和盖瑟设立的。在他们的带领下，风投公司成为一种特殊的合伙企业，其中既有普通合伙人，也有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人负责投资基金的管理，他们出资比例在1%到10%之间，而其余部分则由有限合伙人出资。被投资的企业出售或上市之后，所得收入由风投公司所有的合伙人分享。此外，这3人还为风投行业的薪酬体系奠定了基础。在这样的薪酬体系中，基金经理的薪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管理费，它的费率通常为基金总数的1%到2.5%（这只是基金管理和投资运作的费用，并不是为基金创造价值的报酬）；另一部分是效绩奖，它通常为基金利润的20%到30%（基金利润是指被投资的企业出售或上市之后，所得收入扣除投资总数的余额）。

1946年，小德雷珀将军的儿子威廉·德雷珀三世（William H.Draper III）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大学期间，他成了老布什的同窗，并加入了著名的“骷髅社”[1]。1950年，德雷珀三世在大学毕业之后，参加了朝鲜战争，被授予少尉军衔。战后，他进入哈佛商学院深造，成为乔治斯·多里奥特（Georges Doriot）教授的门生。1962年，德雷珀三世创立德约投资公司（Draper＆Johnson Investment），3年后又创立萨特希尔风险投资公司（Sutter Hill Ventures）。1981年，他被里根总统任命为美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4年后他又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1995年，德雷珀三世回到硅谷，重返风投界。在此之后，他先后创立了3家投资公司，它们分别是：专注印度市场的德雷珀国际，专注美国科技行业早期投资的德雷珀·理查兹风险投资公司，以及专注欧亚地区种子投资的德雷珀投资公司。直至今天，他仍然是这3家公司的普通合伙人。

德雷珀三世的儿子就是提姆。他曾在布朗父子投资银行任职，其间结识了同事约翰·费希尔。1985年，提姆·德雷珀离职并创立了一家风投公司。6年后，他邀请费希尔加入，以求加大资金募集力度，扩大公司经营规模。1994年末，两人收到史蒂夫·杰维特森的一封来信。当时的杰维特森还是斯坦福商学院一名2年级的学生，但他在信中却展示出非常敏锐的商业直觉。德雷珀和费希尔对他的活力和才智非常欣赏，于是邀请他成为公司的第3位合伙人。自此，德丰杰公司正式成形，并大举进军科技产业。

很快，德丰杰公司就成了科技投资领域的领头羊。著名的“病毒式营销”（viral marketing）就是德雷珀和杰维特森首次提出的，[5]而它的经典案例就是Hotmail的前期推广。德雷珀在投资Hotmail之后，曾经试图说服其创始人采取这种营销策略，在每封外发邮件的末尾附上这样一段文字：“我爱你！来http://www.hotmail.com申请你的免费邮件吧！”[6]尽管Hotmail的创始人并没有采纳“我爱你”这句话，但还是同意加上一句带链接的广告词。结果，“在18个月内，Hotmail的注册用户数就从零增长到1200万，增长速度为整个媒体行业的世界之最。”[7]众所周知，“用户亲和度”乃是消费品牌战略的关键要素。换句话说，用户是否希望成为这个消费群体中的一员？具体到Hotmail的案例，所谓“消费群体”就是“已经使用该邮件服务的朋友”。

提姆·德雷珀一直都很关注创业理念在全球的传播。很早之前他就认识到，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需要创投资本。在他的努力下，德丰杰旗下的创投公司已经遍布阿拉斯加、犹他和纽约州等10多个州，并且已经进入中国、新加坡、俄罗斯、乌克兰、英格兰和爱尔兰等多国市场。（不过他也坦承，海外业务的发展目前还不均衡。）

在女儿杰西卡上小学的时候，提姆·德雷珀发起了一个名为“商业世界”的项目。这是一个培养创业精神的角色扮演游戏，主要面向3年级到8年级的学龄儿童。在游戏中，学生扮演生产友谊手链[2]的创业者，而老师则扮演风险投资家。学生往往分为多组“创业”，每组都有“企业主管”和“普通员工”；而每个“企业”都会向“风险投资家”争取资金。游戏的高潮是“融资日”活动：在活动中，每个“企业”都要制作收入报表和资产负债表，而“风险投资家”则会根据这些报表，选出“市值”最高的“企业”。

提姆·德雷珀的最新教育项目是一所针对年轻创业者的寄宿学校——德雷珀大学。该校学生的年龄在21岁到24岁之间，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硅谷，学习创业的基础知识。德雷珀一直认为，尽管传统教育有其价值，但它的教育体系过于僵化，不适合培养有抱负的创业家。在他看来，“现有教育体系缺少某种东西。”[8]毕竟，全球的创业领袖很多都曾从大学辍学，或者根本没有上过大学，比如史蒂夫·乔布斯、拉里·埃里森、马克·扎克伯格、迈克尔·戴尔和理查德·布兰森爵士。他将学习小组的人数定为5人，因为这既能培养团队意识，又能彰显个人价值。学校的课程不仅包括会计、法律和谈判技巧等传统学科，还包括绘画、吉他和无土栽培等创造性课程。校方希望，学生在毕业之后能够回到母校，将自己的创业经验传授给学弟学妹们。

“风险投资之父”乔治斯·多里奥特

“风险投资之父”乔治斯·多里奥特出生于巴黎，后来移居美国攻读MBA学位。1926年，他被哈佛大学聘为商学院教授。1946年，他与两位合伙人一起，在波士顿创立了美国研发公司（ARDC）。这两位合伙人一位是著名企业家拉尔夫·弗兰德斯（Ralph Flanders），另一位是麻省理工前任校长卡尔·克姆普顿（Karl Kompton）。ARDC公司是第一家风险投资企业，也是第一家资助二战老兵创业的投资公司。[9]同时，由于它的资金来源不再限于豪门家族，因此也是第一家私募股权的机构投资者。该公司的成名案例是对数字设备公司（DEC）[10]的投资，而这一项目的巨大成功也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对于风险投资模式的信心。1957年，ARDC公司以7万美元的投资，获得DEC公司70%的股份。几年后，DEC公司成了电脑软件和外围设备的领军企业，并于1968年成功上市。至此，ARDC公司所持股份的市值已经高达3.55亿美元。[11]

风险投资在硅谷的发轫之路

早在风险资本尚未正式得名之前，硅谷人就已经接触了这一投资方式。该领域的先驱人物是弗兰克·钱伯斯（Frank Chambers），他和弟弟罗伯特在哈佛就读的时候，都曾深受乔治斯·多里奥特的影响。1959年，弗兰克·钱伯斯筹得500万美元的资金，成立了大陆资本公司（Continental Capital Corporation）。这是硅谷第一家风投公司，也是硅谷第一家小企业投资公司。小企业投资公司的组织形式，是在1958年获得美国联邦政府批准的。此举不仅推动了美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也促进了风投企业的迅速壮大。[12]从此，高风险、高回报的风投企业也就成了硅谷投资界的生力军。

亚瑟·洛克是继弗兰克·钱伯斯之后的另一位风投巨子，他的成名案例是帮助“八个叛逆者”创业（详见本书第二章）。1961年，洛克和汤米·戴维斯[3]从仙童半导体的几位创始人那里拿到了350万美元，随后创立了戴洛投资公司。该公司奉行的准则是“选对投资对象”，这个准则至今仍然备受推崇。它更看重创业团队，而不是创业理念。在这一准则的指导下，戴洛投资公司大获成功，其中最为经典案例之一就是对科学数据系统公司（Scientific Data Systems）的投资。这是第一家采用硅晶体管的公司，也是最早采用集成电路的公司之一；它由马克斯·帕勒夫斯基[4]等12位电脑专家[13]于1961年创办，8年后被施乐公司以9.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1968年，戴维斯和其他合伙人创办了梅菲尔德基金，而戴洛投资公司也宣布解散。

不过对于洛克而言，风险投资的传奇才刚刚开始。他投资过很多成功企业，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英特尔和苹果公司。自始至终，他一直没有怀疑过英特尔的潜力，甚至曾经表示：这是唯一能让他高枕无忧的投资项目，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坚信戈登·摩尔和罗伯特·诺依斯的能力。与之相比，洛克对乔布斯的第一印象并不太好，因为当时乔布斯还留着长发，穿着拖鞋，十足一副嬉皮士的样子。尽管如此，洛克还是非常欣赏乔布斯的口才和活力，因此他很快就打消了顾虑，成了苹果公司的第一个投资者。

20世纪60年代，西部风险投资协会每月都会在诺布山的学城俱乐部聚会，交流创业界的各种最新信息。到了70年代，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从旧金山市搬到了门洛帕克市的沙山路。这里距离斯坦福大学只有几个街区，附近有旧金山和圣何塞的两大机场，还有不少风景秀丽的居民区。得益于如此得天独厚的环境，沙山路很快就成了西海岸的“华尔街”。

风投大本营沙山路

1972年，尤金·克莱纳与托马斯·珀金斯（Thomas Perkins）在沙山路3000号联手创办了一家风投公司。克莱纳是“八个叛逆者”之一，而珀金斯是乔治斯·多里奥特的得意门生，也曾是戴夫·普卡德的得力干将。而将克莱纳和珀金斯领入风投行业的，则是旧金山的投行大腕——桑迪·罗伯森，因为他非常欣赏两人的创业经历，相信他们能为其他的创业者提供宝贵建议，从而打造出绝佳的风投团队。之后，这个团队又迎来了两名新成员：西点军校毕业的弗兰克·考菲尔德和曾在生物技术行业创业的布鲁克·拜尔斯。自此，凯鹏华盈公司正式成立。与传统风投企业不同，凯鹏华盈鼓励合伙人自己创业。得益于此，一批全球科技领域的领军企业应运而生，其中包括谷歌、网景、亚马逊、威瑞信、Sun公司、美国在线、基因泰克、赛门铁克和天腾电脑（Tandem Computers）。克莱纳和珀金斯虽然不是金融专家，却都是资深创业家。在他们的带领下，凯鹏华盈很快就成了世界一流的风投企业。[14]

与此同时，沙山路也成了享誉全球的风投企业大本营。关于它的名气，风险投资家鲍勃·培威曾经讲过这样一则轶事：1997年，日本航空的一架航班在即将抵达旧金山时，特意侧过机身，让乘客能够鸟瞰沙山路的全貌。沙山路的大部分风投公司都集中在一段1.5英里的街道两旁，这段街道西起280高速公路的出口，东至莎朗高地购物中心。这里的办公楼大多只有两三层，在茂密的树林遮蔽之下，一眼望去并不醒目。

然而，仅在沙山路2100号与3000号之间，就集中了80多家全球知名的风投公司。其中包括德丰杰、黑石集团、红杉资本、凯鹏华盈、安霍风投、梅菲尔德基金、盛维资本、恩颐投资、标杆资本、查河创投、高地合伙创投、格雷洛克合伙创投、超越创投、光速合伙创投、门罗创投、摩达创投、摩根珊勒创投、橡树山合伙创投、佩科特创投、红点创投、夏斯塔创投、特纳亚资本、美国合作创投和温洛克合伙创投等。

在20世纪90年代，沙山路的商业地产价格就已高达每平方英尺144美元（约合每平方米1550美元），为全球最高。[15]

风险投资的游戏规则

对初创企业进行风险投资的目的，是获得高收益率。在风险投资发展早期，其收益率的目标是股市收益的两倍。一开始，风险投资还只是富人的游戏，但它很快就吸引了机构投资者。据美国风险投资协会的数据显示，目前养老基金所占的比例最大（共占总数的37%），其次分别为公司（23%）、公益基金和捐赠基金（16%）、家庭和公共机构（12%）和其他投资者（12%）。与此同时，风险投资的定义也在发生改变。现在，它已成为“由专业人士管理，为成长型私有企业提供类似股权融资[5]”的投资形式。[16]

风投基金的期限大多为10年。通常，风投公司在为一只基金募集到资金之后，会在几年之内将大部分资金投入选定的企业，随后开始为下一只基金募集资金。对于投资的成功概率，摩根珊勒创投的鲍勃·培威表示：在10笔风险投资中，“3笔会血本无归，3笔会经营惨淡，3笔会比较成功，另外1笔则会大获成功。因此，重要的并非经营成功的平均次数，而是经营成功的平均收益。”[17]目前业界的一般预期是在5到7年间，获得5到7倍的收益率。

硅谷风险投资者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对创业者的期望。首先，投资者与创业者的私交对于推动双方合作极其重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投资者半开玩笑地说：这种合作关系比很多婚姻关系还要长，所以双方一开始就需要心有灵犀的默契。在其他方面，风险投资者通常都想知道，创业者是否有真材实料，是否有切实可行的预期，是否能及时地转型定位。由于市场情况瞬息万变，所以最后一条尤为重要。

在《创业游戏：风投家与创业者的关系剖析》（The Startup Game：Inside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Venture Capitalists and Entrepreneurs）一书中，比尔·德雷珀（Bill Draper）谈到了创业者应当避免的十大误区，它们分别是：[18]

1.对市场规模和业务进展的预期过于乐观；

2.低估项目所需的时间；

3.试图事必躬亲；

4.不能很好地进行“电梯游说”[6]；

5.在需要缩减规模时，不能及时缩减；

6.缺乏灵活应变的能力；

7.没有清晰的市场营销方案；

8.在董事会成员的选择上“任人唯亲”；

9.行业不景气时毫无作为；

10.不懂接洽风险投资者的正确方法。

风险投资者在选定创业者之后，会逐渐担当起“教练”的职责。与职业体育界的惯例一样，这些“教练”也会决定“运动员”的“上场”人选和时间，并尽力为其创造最佳条件。没有这些“教练”，许多年轻的创业者可能要走很多弯路，浪费大量的时间、财力和精力。这一点可以从统计数字中得到印证：大多数公司在获得风险投资后，产品市场化的进程也会显著加快。

硅谷创业者的融资优势有一部分是地理优势，因为硅谷聚集着大量的风险投资家，而他们大多只会考察车程在两小时以内的公司。据美国风险投资协会的最新报告显示，硅谷人均接受的风险投资数额为3945美元，远远高于美国其他地方的43美元（这些地方包括纽约和波士顿）。[19]两者差距超过91倍，原因何在？这是因为，投资者需要对创业者进行指导，而且最好是面对面的指导。除此之外，他还需要打理自己的管理团队，接洽创业体系中其他的重要角色，比如律师、会计师、投资银行家和联合投资者。很多时候，风投公司的一个合伙人有可能同时投资10多家企业，大量的工作意味着他不能在路上花费太多时间。

不过，得益于经济环境的变化和通讯技术的进步，风险投资的运作方式也在改变。硅谷风投公司正在大力扩展海外市场，比如中国、印度和以色列的投资市场。但截至目前，这些风投公司在海外的投资仍然远远低于在硅谷的投资。

风险投资的困境：备受争议的投资条款和回报率

硅谷有个流传了10多年的说法。据说，在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泡沫时期，风投家和创业者经常在餐桌上敲定投资协议，然后随手将草案写在餐巾纸上。尽管业界人士不愿证实这一说法，但他们大多谈到，当时只要是互联网项目，要拿几百万的资金都不是难事。到2000年，风险投资的总额达到992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并且多数资金都是投入互联网公司。然而短短几年之后，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灭，沙山路风投界的形象一落千丈，不少风投公司也就此烟消云散。痛定思痛之后，业界人士开始引入各种新的投资条款。

2002年，泛伟律师事务所在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详细讲述了风投公司正在推行的各类条款。对此，《圣何塞信使报》记者马特·马歇尔专门写过一篇报道，题为“风投业‘过冬’的新技巧”。文章这样写道：“泛伟律师事务所的报告显示，风投公司极力推行的一些投资条款十分荒谬。比如，所谓的‘高级清算优先权’条款非常晦涩，但影响却很大。”[20]在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前，风投公司往往会要求在创业者和管理者取得收益之前，优先得到回报；这叫作“清算优先权”，是一种非常合理的条款。但在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风投公司不仅要求优先得到回报，而且要求得到两倍，甚至三倍的回报；这就是所谓的“高级清算优先权”，它的要求未免矫枉过正。这份报告指出了风投行业的诸多问题，促使业界人士探索投资协议的标准化。现在，泛伟律师事务所每季度都会发布一份“硅谷风投调查”报告，其中不仅有标准化的投资协议条款，还有各种业界数据（比如风投、并购、上市和次级市场的趋势等）。此外，该报告还对风险投资的市场情绪进行评论，并将风险投资的收益与纳斯达克的表现进行对比。[21]

2012年5月，考夫曼基金会在一份报告中，也将风险投资与公共市场的投资进行了收益对比，并对前者差强人意的表现提出尖锐批评。这份报告题为“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它在副标题中提到了两个问题，一是“考夫曼基金会投资风投基金20年的教训”，二是“被期望冲昏头脑的结果”。报告指出，在过去10年间，风险投资的收益在多数时候不及公共市场的投资收益。更为严重的是，自1997年之后，风投基金的投资者甚至遭遇了“投入多、回报少”的尴尬。对于个中原因，报告指出：“我们很容易将责任直接归咎于风投公司，谴责它们的数量太多，筹集的资金太多，坐拥的现金太多，投资的数额太多，自己的油水太多……”[22]

而埃里克·莱斯则认为，风投界忽视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他将这个问题称为“成功秀”：“有人把筹集来的资金用来打造成功的假象，而不是用于创造真正的价值。”这意味着，善于融资的企业并不一定能够成功。他进一步谈到：“在工作中，我会尽量帮助创业者远离炒作模式，专注价值创造。对于一家企业是否能够真正创造价值、取得进步，我们已经有了一套科学严谨的指标……通过这些指标，我们可以知道企业的尝试是否真有价值。”

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我采访了不少风投人士，他们当中有好多人都私下抱怨过“Facebook效应”（这一效应其实并非特指Facebook，而是指整个社交媒体产业）。大多数人都觉得：风投公司的很多有限合伙人对收益预期过高，所以不愿意为一笔投资等上10年。然而，在生命科学等革命性领域，真正的创新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产生回报。其次，尽管Facebook的确是“一夜成名”，但这种成功案例毕竟很少，当前很多“热门”企业不过只是昙花一现。

不同的人，不同的答案

对于上述问题，马克·安德森则有不同的看法。他不仅是硅谷的资深创业人士，也是安霍风险投资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在他看来，硅谷风投正在经历一个25年的繁荣期，而现在不过是其中的第12个年头。当然，安霍公司目前的业务增长势头非常强劲，堪称风投行业的明星。2009年，它在为首只基金募集到3亿美元后，大举投资了Skype、Instagram、Fusion-io[7]和Nicira[8]等初创企业。很快，这些企业中有的成功上市，有的相继被eBay、Facebook和威睿等巨头高价收购。2012年，这只基金的投资者获得了两倍的收益。

而对于考夫曼基金会的结论，康桥汇世[9]也在2012年的一份报告中表示质疑。这份报告在标题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按照康桥汇世的标准，就2011年的投资收益而言，美国私募股权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大大优于公募股权基金。”报告指出，尽管2011年的投资市场和全球经济都很低迷，但美国私募股权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却实现了两位数的收益率，远远高于公募股权基金的收益。[23]

这份报告指出：

康桥汇世私人投资研究部门的总监安德烈·奥尔巴赫表示：“2011年，有限合伙人接到的出资请求[10]超过770亿美元，接近历史上最好水平。不过更重要的是，他们获得了将近940亿美元的收益，是25年来的最佳纪录。这两方面的成绩都很显著。这些出资请求，加上近几年更为温和的融资环境，有利于弥补实际出资额的不足。而创纪录的投资收益则表明：由于并购市场和上市环境在2011年出现回暖，先前因经济低迷而延期的套现计划也终于顺利实施。[24]

无论事实如何，风险投资市场都会受到经济环境的影响。自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经济的兴衰更替，风险资本同样也会起伏变化。这一现象被提姆·德雷珀称作“德雷珀波动”。经济低迷时，风险资本市场会落入波谷；经济回暖时，随着市场流动性的恢复，风险资本也会再度兴盛。

天使投资的复苏

得益于硅谷经济的巨大繁荣，上层社会的财富开始逐渐惠及基层社会的创业者。因此在创业之初，创业者不必立即引入风险资本。事实上，硅谷富豪们往往都会扮演天使投资人的角色。而最成功的天使投资人莫过于罗恩·康威（Ron Conway）。

早在1979年，年仅28岁的康威就已成为阿尔托斯电脑公司的销售副总裁。当时，这家公司是微电脑行业的领军企业。公司在1982年上市之后，康威拥有了数百万美元的资产。在他离职后不久，公司业务开始滑坡，后来康威接受了董事长大卫·杰克逊的邀请，返回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1990年，这家企业被宏基公司收购，而康威的个人身价也因此暴涨。在1994年，他对互联网公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邀请了各界大腕一起投资。他们当中既有eBay、雅虎和亚马逊公司的新晋百万富翁，也有政界、体育界和娱乐圈的名人，比如阿诺·施瓦辛格、亨利·基辛格、沙奎尔·奥尼尔和艾什顿·库奇。这无疑是一个巨星云集的强大阵容，这个投资图也确实培养了一批成就卓越的创业人才。

康威现在打理的投资基金叫作“SV Angel”。迄今为止，该基金已经进行了300多笔投资，每笔金额5万至20万美元不等，多半都是投给早期的初创公司。尽管失败在所难免，但成功案例却比比皆是。例如，Zappos、Mint和AdMob已经带来九位数的回报，而Twitter、Groupon、Square、Dropbox[11]和Airbnb[12]也已成功上市。总体而言，康威的投资方式与其他的风投人士不同。对于这一点，CNN财经网站在2012年2月12日的一篇文章中，有过很好的评述。这篇文章题为“罗恩·康威——硅谷初创企业的挚友”，文中谈到：康威从不在自己投资的公司担任董事，反而帮助这些公司的创业者接触各类成功人士，其中既有科技行业的领军人物，也有全国媒体和传统行业的名人。该基金有一份长达18页的“合作伙伴名单”，上面有1300多人的名字。这些人中，有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等创业巨子，也有Twitter和Salesforce.com等科技企业的高层，还有华盛顿邮报公司、奥普拉·温弗瑞电视网和富国银行等传统企业的掌门。如果创业者能有幸加入康威的人际圈，这本身就是一种竞争优势。[25]

改变游戏规则的大众融资

随着Kickstarter和Indiegogo等大众融资网站的兴起，创业融资的整套游戏规则很可能将焕然一新。通过大众融资平台，任何人都可以发布自己的创业项目，寻找愿意出资的人。这些创业项目几乎无所不包，既可以是草根新闻网站，也可以是iPhone的配套产品，还可以是纪录片的拍摄。出资者得到的回报往往不是现金，而是一些特殊机会或实物奖励，比如与某位创业者共进午餐，成为某部影片的制片人或是获得某部图书的原画手稿。

Kickstarter自2008年问世以来，已经帮助数万名创业者筹集到几亿美元的资金。每个创业融资项目在通过审核后，都可以在网站上免费发布60天。如果该项目募集到既定数额的投资，那么Kickstarter可以获得5%的提成。虽然成功融资的项目不少，但迄今为止，最大的赢家往往还是已经成名的艺术家或企业。以《绝佳冒险》这款游戏为例：其开发团队的创始人提姆·沙弗尔原本就是业界名人，此前已经出品过多款著名游戏，所以《绝佳冒险》在2012年5月轻而易举地筹得330多万美元的资金。[26]截至目前，Kickstarter的单项融资纪录已经超过1000万美元。创造这项纪录的融资项目是一款名为“Pebble”的可定制手表，它通过蓝牙技术连接智能手机，从而可以提醒用户注意来电、邮件和短信。从这一项目中，Kickstarter也拿到了50万美元的提成。[27]

以往，一些创业者由于地域限制，很难通过常规渠道获得资金，还有一些创业者则忙于改进产品，无暇四处寻找投资者。因此对于他们而言，互联网确实是很有效的融资平台。此外，通过大众融资网站，任何创业者都有机会免费推广其产品，并征求改进意见。不少专家预计，大众融资的产业规模将在5年之内达到数十亿美元。它的发展对于风险投资行业而言，只会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大众融资可以充当前期审核的角色，为风投界筛选出具有市场潜力的项目。这无疑将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

[1]骷髅社（Skull and Bones）：耶鲁大学的一个秘密精英社团，它的成员大多来自名门望族，而且很多成员后来也成了政界、商界和教育界的重要人物。——译者注

[2]友谊手链（friendship bracelet）：一种手工制作的手链，专门用于朋友之间的馈赠，是友谊的象征。——译者注

[3]汤米·戴维斯（Tommy Davis）：此前是一名律师，也是科恩郡地产公司（Kern County Land Company）的总裁。——译者注

[4]马克斯·帕勒夫斯基（Max Palevsky）：普卡德贝尔公司（Packard Bel）的元老之一。——译者注

[5]股权融资：是指企业的股东愿意让出部分企业所有权，引进新股东的融资方式。——译者注

[6]电梯游说（elevator pitch）：是指有效利用乘电梯的时间，向潜在投资者推销自己的企业，争取得到对方的投资。——译者注

[7]Fusion-io：一家设计并生产电脑软硬件系统的公司，拳头产品之一是新型闪存。该公司在2011年上市。——译者注

[8]Nicira：一家软件公司，在2012年被威睿公司收购。——译者注

[9]康桥汇世：一家总部位于波士顿的独立研究顾问公司。——译者注

[10]出资请求：投资基金允许出资人仅对出资金额作出承诺，而不必让资金实时到位。只有在基金管理人向出资人发出“出资请求”后，出资人才实际出资，从而减少资金闲置时间。——译者注

[11]Dropbox是一个网络储存在线应用，截至2012年底其估值为40亿美元。——编者注

[12]Airbnb是一个旅行房屋租赁社区，截至2012年底其估值为25亿美元。——编者注

第九章　硅谷的服务行业

里吉斯·麦肯纳（Regis McKenna）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硅谷的公关英雄，他深具谋略，他对于苹果、英特尔等企业的成长功不可没。麦肯纳的宣传策略独树一帜，他的经典案例之一就是将乔布斯的“车库创业记”变成家喻户晓的故事。因此，他也被《圣何塞信使报》评为“硅谷的100位功臣”。[1]

麦肯纳的另一位大腕级客户是硅谷创业女性的楷模——桑德拉·科兹戈。1971年，25岁的科兹戈在婚后开始考虑生儿育女，因此她需要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以便能在家中办公。1年之后，她拿出2000美元的积蓄，创办了阿斯科电脑系统公司，开始研发生产管理和财务管理的软件，并将之命名为“Manman”。每套软件的售价高达6位数，这些软件主要是面向大中型企业，不过小型企业也可以选择“合资购买、分时共享”的方式。只需将这类软件安装在普通的办公电脑上，你就能对原料采购、生产计划等企业管理事务进行规划；而之前，这些功能需要匹配昂贵的大型电脑才能运行。因此，阿斯科公司很快就成为制造业管理软件的领军企业，同时它也是增长速度最快的美国软件企业之一。[2]1981年，该公司成功上市，市值高达4亿美元。科兹戈成了第一位拥有上市公司的创业女性，其身价涨至6700万美元。[3]毫无疑问，这样的成功案例在那个时代非常少见，但这却为其他创业者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4]

科兹戈曾对麦肯纳这样说过：“如果需要商业建议，我会致电我的朋友拉里·桑西尼；如果需要技术帮助，我会致电安迪·格鲁夫[1]；如果需要营销建议，我会致电阁下。”[5]每个成功的硅谷创业者，都离不开其他人的专业服务和热心帮助，这些人中有顾问、投资者和服务商，也有朋友和朋友的朋友。麦肯纳说道：“随着服务业的延伸和服务商的增多，企业需要一种组织网络文化，以便分享理念和服务。这对于区域经济的增长至关重要。”[6]

在硅谷之外的其他地方，普通企业对服务商的态度往往都是“爱恨参半”。因为专业服务不可或缺，但这种服务价格昂贵（如律师、会计师通常都是按小时计费）。但硅谷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很多服务商都会选择灵活的收费方式，比如允许客户延期支付，根据筹资数额计费或者接受股权支付方式。在硅谷的创业体系中，服务商就是“后勤队”和“拉拉队”。

硅谷的各大服务商刻意将办公地点选在斯坦福大学周围，从而建立起一个紧密合作的服务网络。校园东边是帕洛阿尔托城，这里的佩奇米尔路坐落着顶级律师事务所、知名猎头公司和几大投资银行，而汉诺威路和周边街区则有不少创新型的商业银行；校园西边是门洛帕克市，这里的沙山路云集着世界一流的风投公司。各大服务商不但近在咫尺，而且联系紧密——这也是硅谷的著名特征之一。

对于硅谷的创业者而言，第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很可能是律师，因为他们可以提供进入创业圈的关键人脉。

与众不同的律师事务所

公司名称：威森古罗律师事务所（Wilson Sonsini Goodrich＆Rosati）

公司地址：帕洛阿尔托城佩奇米尔路

威森古罗律师事务所在科技行业久负盛名。约翰·威尔逊是该事务所的创始人之一，他从一开始就认为：创新思维已经深深根植于这片“淘金热土”，因此律师事务所不需要遵循东海岸的传统，甚至也不需要遵循旧金山的传统。同时，他还坚信，自己创造的全新商业模式必将营造一片创业乐土（这片乐土便是后来的硅谷）。1966年，威尔逊把刚从法学院毕业的拉里·桑西尼（Larry Sonsini）招入麾下，并将这一套新理念传授给他。桑西尼很快就领悟了其中的精髓，同时也结交了众多业界巨子，其中包括尤金·克莱纳、托马斯·珀金斯、罗伯特·诺依斯、亚瑟·洛克、威尔弗雷德·科里根（Wilf Corrigan）和皮奇·约翰逊（Pitch Johnson）。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硅谷的未来，发誓要将硅谷打造为科技企业的乐土。

很快，威森古罗律师事务所就成了硅谷的一个象征。它注重科技创业新秀的培养，它不仅为他们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还为他们提供量身定制的商务咨询服务。它是全球第一家持有客户公司股权的律师事务所（即使是在数十年后的今天，这种持股行为仍然被东海岸的同行视为异类）。为了避免利益冲突，它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规章制度。比如，该事务所对初创企业的持股份额最高为1%，除此之外，任何合伙人和雇员不得再以个人名义持股。

桑西尼喜欢强调：“永远没人知道，谁会是下一个谷歌。”[7]因此，一旦获知某个优秀的创新理念，该事务所会主动对其进行法律保护，然后通过各种渠道联系这一理念的发明者。此外，它还打破了按时计费的惯例，反而向初创企业提供固定费率。因为它认识到，高昂的律师费会过度消耗初创企业的资金，从而削弱它们在研发、生产和营销等关键领域的投入。

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桑西尼对其事务所在硅谷的成就和影响颇为自豪。因为他和同事不仅扶持过一大批创业明星（其中包括史蒂夫·乔布斯、拉里·佩奇、谢尔盖·布林和伊龙·马斯克），还帮助过数千家初创企业成长。尽管这些初创企业很多并不出名，但这仍然给他带来很大的成就感。他很喜欢回忆1967年帮助柯亨放射公司上市的故事，那时候他从法学院毕业才1年。不过他最喜欢回忆的，还是当年帮助谷歌制定招股书的一则轶闻。那时，谷歌的两位创始人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他们坚持要在招股书上明确说明，公司上市之后投资的很多项目都有失败的可能。谈到这里，桑西尼也不由得大笑起来：“所以谷歌就在自己的招股书上坦承，未来存在很多失败的可能。同时，它又鼓励投资者长期持股，鼓励他们认同公司的风险策略。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8]不过毫无疑问，桑西尼和谷歌一样，也相信风险和失败不仅是人类经验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硅谷成长的重要动力。

全力助推企业成长的硅谷银行

公司名称：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

总部地址：圣何塞市塔斯曼大道

硅谷银行的创始人包括比尔·比格斯塔夫（Bill Biggerstaff）、罗伯特·梅迪埃里斯（Robert Medearis）和罗杰·史密斯（Roger Smith），初期投资者共计100人。1983年，该行正式开业。当时，整个银行业对初创企业的了解并不够深。因此，三位创始人提出了两项经营理念：一是支持科技创业，二是提供初创企业极其需要的“非传统”商业银行服务。作为该行的企业文化之一，员工必须能用创业圈的语言和客户交流。[9]

在企业信贷市场，硅谷银行和初创企业之间的关系非常特别。鉴于初创企业无法立即赢利，该行从一开始，就在探索如何为客户量身定制贷款方案。该行对客户有着非常深入且全面的了解，它不仅了解客户，而且还了解客户的投资者和商业模式，因此也很擅长风险管理。所以，它能够摒弃传统银行的刻板规定，根据客户情况灵活制定信贷方案。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硅谷银行及时把握住了全球化的潮流，开始帮助硅谷业界将成功模式复制到全美乃至全球。它先是在美国范围内设立分行，随后又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试水海外市场，资助硅谷各大企业前往中国、印度和以色列考察，并帮助硅谷风投公司拓展国际业务。通过这些举措，该行不仅在海外地区建立了正式的业务联系，也在国际市场推出了全新的金融服务。截至目前，它已经在伦敦设立了一家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分行，并在中国以合资方式创办了一家投资银行。除此之外，它还专门设有“全球门户”部门，帮助美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并帮助外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

为了助力客户成长，硅谷银行会帮助他们解决各种问题。对于创业者而言，无论是需要资金支付员工工资，还是需要机会结识投资者或合伙人，硅谷银行都能给他们提供高效便捷的解决方案。而大型企业如果想要收购或投资新兴技术，硅谷银行也能通过自己的人脉，为双方牵线搭桥。[10]

专注客户需求的经营理念，使得硅谷银行迅速崛起。30年前，它还只是几位创始人在牌桌上讨论的一个设想。但现在，它已成为一家实力雄厚的国际银行，拥有200多亿美元的资产和1500多名员工，[11]并在全球34个地区提供商业银行、国际银行和私人银行业务。《福布斯》杂志将其评为“美国最佳银行”之一，而《财富》杂志也将其评为“美国最佳雇主”之一。[12]

世界一流的会计师事务所

公司名称：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硅谷办事处）

公司地址：圣克拉拉郡自由环路

作为世界一流的会计师和审计师事务所，毕马威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它在全球150多个国家设有分公司和办事处，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硅谷办事处。首先，这里是毕马威全球技术业务的中心。该公司技术、传媒及通讯业务的全球主管加里·马图萨克这样说道：“作为硅谷生态系统的一员，毕马威硅谷办事处一直都在密切关注市场动向，以便继续支持科技行业的新老客户。”[13]硅谷办事处的服务不仅可以满足当地初创企业的需要，也可以满足跨国科技企业的需要。为了让新生企业能有机会获得专业服务，它还专门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客户，设定不同的费率标准。毕马威的专业技术团队有着庞大的全球网络和快速的行动能力，能够针对科技企业特有的问题提供深刻见解。

其次，随着技术创新的不断加快和扩散，毕马威也在大力增进硅谷与其他产业中心的联系。为此，该公司专门成立了技术创新中心，并将总部设在硅谷。中心的全球主管帕特丽夏·里奥斯表示：“我们的目标是要研究并评估破坏性技术对商业的影响。”[14]按照发展计划，中心将建立一个由一流专业人士组成的全球咨询网络，借助他们的集体智慧对破坏性技术进行研究。这些专业人士包括财富500强企业的技术主管、毕马威的技术专家、科技创业者和风险投资家。此外，中心还计划在全球多个城市设立分部，其中包括麻省的坎布里奇市和印度的班加罗尔市。其全球网络还将涵盖中国、英国、韩国、日本、新加坡、俄罗斯、以色列和加拿大等国。

“非典型”的投资银行

公司名称：增长点技术公司

公司地址：帕洛阿尔托城佩奇米尔路

增长点技术公司并非典型的投资银行。它的成员很多都不是金融行业背景出身，而是来自工程界、技术界和创业界。他们对于科技创新有着深刻的理解，因此能够充分理解下一代的应用程序、科技服务和技术平台。此外，他们很多人都和企业研发主管打过几十年的交道，因此能够判断各个科技产业的变革方向，以及不同类型公司的收购价值。[15]基于上述优势，该行一直专注于科技产业的投资，投资领域包括移动技术、企业应用、互联网和云技术等。

由于身处硅谷核心地带，该行能够准确把握硅谷经济的脉搏。对此，公司常务董事马库斯·萨罗莱恩这样说道：“我们离各大科技企业的总部很近，也和这些企业进行过数百次交易。我们一直相信聚群效益——具体而言，硅谷有精明能干的创业家、世界一流的投资家、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和生生不息的创业体系，他们之间的交流和反馈能够形成一种良性循环。”[16]

为了进军其他的科技产业中心，该行最近在伦敦和特拉维夫市开设了分行。该行常务董事、创始人之一约翰·克伦威尔（John Cromwell）表示：“我们一直都以全球视野看待科技产业。而欧洲市场尤其重要，因为欧洲各大科技中心具有卓越的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另外，我们的客户很多都是欧裔人士。有一类人无论在哪里都很重要：他们和我们一样，热爱技术，并且精通商业整合之道。”[17]

而另一位常务董事劳里·尤勒则补充说：

我之所以热爱这份工作，最大的原因就是能亲眼看到创业团队的成长。我们有幸能与他们合作，看着他们进入更广阔的天地，不断成长壮大。这样的合作关系有时长达数年。在此期间，为了加快客户的成长步伐，我们会探寻各种各样的战略合作机会。这些机会有时是新的投资，有时是收购要约。这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因此我们必须精诚合作，才能确保客户的成功。当我和以前的客户交谈时，他们会兴奋地告诉我：由于我们为他们找到了理想的战略合作伙伴，他们的团队、技术和产品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且速度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期。听到这些，我也会打从心里为他们感到高兴——最大的成就感莫过于此。[18]

坚持“设计思维”的设计顾问公司

公司名称：艾迪欧公司

公司地址：帕洛阿尔托城森林大街

艾迪欧公司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78年的硅谷。前文已经讲过，大卫·凯利是该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他是著名的产品设计师、工程师，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和众多的硅谷初创企业一样，艾迪欧公司也是几位朋友一同创办的，起初它只是一家小公司。[19]1979年，凯利在结识乔布斯之后，开始为苹果公司的“丽萨”电脑设计鼠标。这是全球第一款商用鼠标，也是数字时代早期的里程碑之一。此后，艾迪欧公司又设计了多款著名的日用商品，比如香体棒和直立式挤牙膏器。这些早期设计奠定了艾迪欧创新文化的基调：团队合作、亲身实践、以人为本、前瞻思维、可以重复使用的设计元素。在随后的30多年间，艾迪欧的设计师不断将这些理念用于实践，设计出许多大师级的作品。这些理念就是业界常说的“设计思维”或“人本设计”。

对于这一思维方式，艾迪欧的设计师有如下定义：“设计思维是一个极其人性化的过程。其实每个人都具备设计思维，只不过这些能力往往会被传统思维掩盖。设计思维能力包括直觉领悟能力、模式识别能力、感染力和实用性并重的理念构建能力、超越语言和符号的表达能力。对于任何一个机构来说，仅凭感性、直觉和灵感自然不行，但过于依赖理性分析同样危险。”[20]在硅谷，许多大企业的高管和科技界的新秀都曾亲身领略过设计思维的魅力。

另一方面，艾迪欧公司也一直力图将设计理念用于更多的领域。比如，它最近推出的OpenIDEO.com网站就是一个公益项目的合作平台。通过这个平台，任何人都能参与解决公益事业中的设计难题。截至目前，网站的用户人数已经突破3.5万，用户着手解决的问题也是包罗万象，比如：如何恢复城市活力，如何提高贫困家庭的健康水平，如何增强食品生产和消费环节的联系。除此之外，艾迪欧公司还在不断提高自己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其核心业务包括数字设计、组织设计以及深层次、系统性的解决方案。[21]该公司多次获得设计行业的大奖，并且一直被誉为全球最具创新能力的企业之一。在2012年，它还被《财富》杂志评为“最受MBA学生欢迎的100家雇主”之一。[22]

全方位助力的企业孵化器

公司名称：YC公司（Y Combinator）

公司地址：山景城先锋路

在硅谷，无论创业者对创业环境是否熟悉，他们都能借助“企业孵化器”这一绝佳途径，迅速上路。所谓“企业孵化器”，是指“支持初创企业顺利成长”的社会经济组织[23]，它可以提供创业新手所需的全套服务，包括场地、培训、咨询、人脉、法律事务和市场推广，很多时候还会提供种子基金。因此，它也往往也被誉为“另类的MBA学校”。借助企业孵化器，初创企业可以大大降低创业成本和创业风险。

硅谷的头号孵化器当属YC公司。2005年，当该公司自身还是一家初创公司的时候，它已经力图建立一套全新的初创融资模式。现在，该公司每年都会进行两轮投资。不过与其他的创投公司不同，YC公司主要侧重于企业孵化服务。因此，尽管它每一轮都会投资很多初创企业，但每笔投资不会超过2万美元。随后，它将重点对接受投资的企业进行创业指导；如果某个创业团队不在硅谷，那么YC公司会要求其前往硅谷，接受为期3个月的指导。初创企业的发展达到理想状态后，YC公司会组织投资推荐活动，让创业者能在投资者面前展示企业风采。[24]该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保罗·格拉汉姆（Paul Graham）认为：“要想知道一个产品是否能够成功，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把它推向市场。”[25]

YC公司的另一著名策略是与硅谷投资界的密切合作。例如，红杉资本就是YC孵化基金的投资者；而对于YC公司支持的每家企业，安霍公司、尤里·米尔纳和罗恩·康威还会提供15万美元的投资。[26]

初创企业步入正轨之后，YC公司仍会继续与其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合作内容涵盖企业发展的各个方面，比如战略合作伙伴的引入和收购事宜的谈判等。截至2012年9月，已有200家企业在YC公司的帮助下，接受投资者的投资或大企业的收购，它们的总市值已经高达80亿美元。[27]尽管这一数字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少数几家炙手可热的新秀（比如Airbnb和Dropbox），但仍不失为一份优秀的“成绩单”。数额最高的几宗收购包括Reddit、280、Heroku、OMGPOP、Loopt、Cloudkick、Zecter和Wufoo。对于众多初创企业而言，YC公司带来的最大价值或许就是它的创业网络，因为这里有数百家愿意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的公司。

目光锐利的猎头公司

公司名称：亿康先达国际咨询公司（Egon Zehnder International）

公司地址：帕洛阿尔托城佩奇米尔路

20多年来，亿康先达国际咨询公司作为一流的猎头公司，一直在为硅谷企业的管理层和董事会甄选顶级人才。因此，它也是众多领军企业背后的功臣。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玛莎·约瑟夫森（Martha Josephson）。她是亿康先达的合伙人，也是新媒体业务的全球主管。得益于她的努力，企业董事席上出现了不少硅谷女性的身影（具体而言，是来自谷歌公司的女金领）。过去15年间，在她的帮助下，修娜·布朗、弗朗索瓦丝·布洛芙和尼科什·阿罗拉等人分别进入了百事可乐、索迪斯和高露洁的董事会。对此，她这样说道：“谷歌公司的进程让她们具备了担任董事的能力。她们亲历了谷歌的飞速发展，并且熟知其中的关键因素。而这正是很多其他公司需要的素质。”[28]

而对于企业董事会的招聘，约瑟夫森和她的同事注意到了一个新的趋势：在面向消费者的财富500强企业中，很多公司的董事会都在硅谷寻找年轻的人选，特别是来自科技公司和社交网络公司的金领。比如，谷歌和Facebook的高管就很受青睐，因为他们虽然看上去不一定有传统董事的派头，却能带来很多宝贵的经验和独到的见解。约瑟夫森认为，这一趋势对于硅谷尤其重要，因为随着各种全新商业模式的引入，董事人选可能不会再有“明显的标准”。

亿康先达对硅谷的意义并非只是猎头服务。事实上，它也促进了人际交往和信息传播，从而有助于打造一个充满活力的人才市场。正如该公司咨询师琳赛·特劳特所说：“我们都在探寻这方面的道路，同事之间还会相互分享经验。有意思的是，很多客户也在寻找与硅谷人才体系对接的渠道，他们想要的不仅是专业技能，还有人脉关系。”[29]

[1]安迪·格鲁夫：时任英特尔公司总裁。——译者注

第十章　揭秘硅谷的交际场所

伍德赛德镇隶属圣马特奥郡。一眼看去，这里仿佛还是“淘金热”之前的一个西部小镇。即便是在它的主街，驾车从头走到尾也不过一眨眼的工夫。全镇居民只有5200多人，[1]其中却有不少全美顶级富豪，比如拉里·埃里森、约翰·杜尔、戈登·摩尔、托马斯·西贝尔（Thomas Siebel）、肯·费希尔（Ken Fisher）、斯科特·库克（Scott Cook）和吉姆·布雷耶（Jim Breyer）。很多著名影视剧都曾在此取景，比如《铁人浮生记》（Bicentennial Man）、《缘分没法挡》（The Wedding Planner）、《致命游戏》（The Game）、《洛丽塔》（Lolita）、《森林泰山》（George of the Jungle）、《天堂可以等待》（Heaven Can Wait）、《哈洛与茂德》（Harold and Maude）和《吉屋出租》（Rent）。小镇上的费罗丽庄园就是《豪门恩怨》（Dynasty）中卡林顿家族的豪宅。

巴克斯餐厅坐落在镇中心的伍德赛德路。[2]这是一家博采众长的餐厅，它的服务理念是“人类的真正美食”。不过，其华丽的装饰本身也是超乎人类想象的杰作。餐厅到处都点缀着各种新奇的饰物，而且这些装饰似乎毫无主题，甚至彼此之间毫无联系。走进原木大门，扑面而来的是一座8英尺高的自由女神像，不过女神高举的并不是熊熊燃烧的火炬，而是热气腾腾的圣代。天花板上吊着各式飞行器模型，四面墙上则挂满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装饰，有各类牌照，有杂志封面，甚至还有硅谷的“著名特产”——写在餐巾纸上的协议。店主詹姆斯·麦克尼文喜欢搜集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因此人们也乐意为他提供各种各样的东西，希望能够在这所传奇餐厅留下自己的痕迹。不过最为别出心裁的，可能还是餐厅的名字，因为它源于镇上一个酒鬼的名字——里奥·巴克斯塔布尔。

现在的巴克斯餐厅已是誉满全球。店主声称，餐厅曾经见证过互联网历史上最重要的几件大事，比如网景公司和Hotmail公司的成立。在这里，你每天都能见到一些风投界和创业界的名人，比如拉里·埃里森和伊龙·马斯克；各国政要也会经常慕名前来，比如以色列现任总统西蒙·佩雷斯和法国前任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当年，美国政治家纽特·金里奇正式宣布离婚的那天，他也和下属卡莉丝塔在此就餐（二人后来成了夫妻）；世界各地的商务团来到硅谷，大多也会专程到巴克斯餐厅就餐。很多时候，他们会向店主炫耀，自己如何复制硅谷模式。更有甚者，香港有家“詹姆斯餐厅”也曾试图复制巴克斯餐厅的模式，以求吸引当地的风投人士。

巴克斯餐厅成名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随着互联网泡沫的兴起，不少亿万富翁搬到了这座小镇。由于巴克斯餐厅很适于举办商务活动，它因此受到了创业者和投资者的青睐。随着商界顾客不断增多，店主专门增加了电源插座，好让顾客可以随时给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充电。因此，创业者们可以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有一次，餐厅到了打烊的时间，还有一位顾客在全神贯注地处理公务，因此店主也就没有上去打扰，甚至没有开启夜间防盗系统。

硅谷人习惯早起，所以也很重视早餐。而巴克斯餐厅正是以“巨头早餐会”[1]闻名。1992年2月14日，《信息周刊》（Info Week）曾在一篇短文中提到，3Com公司的创始人鲍勃·梅特卡夫在巴克斯餐厅享用早点。《经济学人》杂志在一篇关于风投巨子约翰·杜尔的文章中，也提到他曾于1993年在这里吃早餐；而正是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巴克斯餐厅第一次出现在了地图上。[3]到1994年，已有3拨电视摄制组慕名来此，想要探个究竟。而截至1995年，店主就已经接待了100多家媒体的专访。

硅谷巨子的聚会地标

信步走在硅谷的街道上，你可能见到不少业界大腕，比如马克·扎克伯格、拉里·佩奇、谢尔盖·布林和马克·安德森。这些地方有可能是门洛帕克市的伍德赛德路和圣克鲁兹大街，有可能是帕洛阿尔托城的学院路，也有可能是洛斯阿尔托斯城的主街，还有可能是山景城的卡斯特罗大街。不过无论是在硅谷哪座城市，你都看不到森严的等级制度和簇拥的随从。因此，你完全可能和众多硅谷领袖面对面地接触。而且，你还可能发现，他们对你也同样关注。或许，这便是硅谷孕育成功的要诀之一。通常情况下，硅谷大腕们在某些特定场所出现的频率相对较高，这其中既有专门的组织机构，也有普通的餐厅和咖啡馆。

丘吉尔俱乐部

丘吉尔俱乐部是以英国前首相的名字命名，它的建会宗旨是“让重要的人谈重要的事”。[4]现在，它的目标是要为人们提供一个交流场所，让富有意义的谈话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俱乐部每年都会举办30到40次活动，邀请世界各地的业界领袖齐聚一堂，畅谈全球热点问题。

俱乐部的两位创始人也是响当当的人物：一位是《福布斯》杂志的出版商里奇·卡尔加德（Rich Karlgaard），另一位是红鲱鱼通讯公司的前任董事长和主编——托尼·珀金斯。1985年11月12日，俱乐部举行第一次聚会，由罗伯特·诺依斯致开幕演说。从此，它便成了硅谷最大的商务和技术论坛，吸引了众多全球最负盛名的演讲者。俱乐部现有7500名会员。[5]

俱乐部的首席执行官卡伦·塔克坚信，硅谷的成功秘诀之一就是思想自由交流的文化。她谈道：“硅谷的开放氛围有时会令外人震惊，但执着于创新的硅谷人渴望与志同道合者交流思想。再说，你根本不知道，谁会出现在我们的聚会上。在2009年9月的一次聚会上，拉里·埃里森和爱德华·桑德尔[2]都做了精彩的演讲。在随后的听众提问环节，斯科特·麦克尼利[3]突然出现在听众席后排，问了好几个很幽默的问题。这番即席对话让在场的人大笑起来。”[6]

此外，塔克还讲述了另一个令她难忘的场景：“在2010年10月的一次聚会上，时任谷歌掌门的埃里克·施密特和著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就广泛议题进行了探讨。很显然，他们对高新技术、地图测绘和深海探测都很感兴趣。当施密特谈到‘97%的海洋尚未进行详细测绘’时，卡梅隆打趣道：‘这肯定会让你抓狂。’施密特则答道：‘可不是嘛。’这番谈话除了令人莞尔之外，还让我们看到，硅谷人和好莱坞人士的兴趣正在交汇。”[7]

TechNet

硅谷人并不习惯在政治上耗费太多精力。不过，他们却拥有一个非常高效的政治游说组织——TechNet，这个组织负责推动技术经济和创新经济的进步。该组织是由凯鹏华盈的约翰·杜尔于1997年所创，最初成员只包括思科、苹果和谷歌等硅谷巨头，其主要负责对联邦政府的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进行游说。后来，随着戴尔和微软等其他公司的加入，TechNet也在不断向硅谷之外发展。现在，它已经能有效激励全球科技行业。

TechNet对国会两党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无论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只要他们大力提倡科技和创新，TechNet就会在资金上予以支持。与此同时，它还会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让思想领袖和普通大众都能更好地了解科技政策的影响。它希望通过这些举措，可以推行促进创新的公共政策，鼓励私有部门的积极创新，从而加固美国的竞争实力和经济地位。目前，TechNet的会员机构已经超过100家，其中既有企业也有院校。这些会员机构的员工总数超过200万人，营收总额接近8000亿美元。[8]

AlwaysOn

AlwaysOn是业界一流的活动品牌和媒体品牌，一直致力于架起硅谷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桥梁。它的平台主要面向有意深入了解硅谷创新行业和风投行业的人。其创始人兼主编托尼·珀金斯认为：“硅谷不再是指某个地域，而是指一个‘全球硅谷’体系，它由世界各地具有创业精神的人组成。”AlwaysOn的活动不仅有探讨重要议题的大会，还有针对特定行业的巡回峰会，比如关于技术行业的“硅谷创新峰会”、关于媒体行业的“媒体峰会”、关于娱乐行业的“好莱坞峰会”和关于环保技术行业的“绿色行动峰会”。通过这些峰会，产业人士和风投人士能就广泛议题，进行深入交流。

红杉资本的迈克尔·莫里茨曾这样说过：“信息是硅谷的流通货币。到手越快，价值越高。”[9]而AlwaysOn的内容服务正是为了让信息产生更大的价值。它网罗了一大批全国著名的企业高管和风投人士，请他们共同探讨业界重要话题，以及数字媒体、按需计算[4]和环保科技的主要趋势。它的博客作者很多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其中包括：HDNet的董事长、达拉斯小牛队的老板马克·库班（Mark Cuban），合广投资（Union Square Ventures）的合伙人弗雷德·威尔逊（Fred Wilson），Salesforce.com的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马克·贝尼奥夫（Marc Benioff），斯坦福大学教授、创办过多家企业的史蒂夫·布兰克，加速合作创投（Accel Partners）的合伙人乔·肖恩多夫（Joe Schoendorf），杰富瑞投资银行（Jefferies＆Company）的副董事长保罗·德宁格尔（Paul Deninger），以及哈佛商学院的风险投资教授威廉姆·萨尔曼（William Sahlman）。

AlwaysOn每天都会探讨“开放媒体的革命”。其实，它本身就是这一革命的主要推动者。因为在它的平台上，每个读者都能畅所欲言，而置顶的帖子往往都是最富创新、最具远见的言论。

“通往硅谷之路”

2010年11月12日，50位知名职业女性在红木酒店相聚一堂，探讨如何增进东西海岸的业界合作。她们大多来自创业领域、风险投资行业和私募股权行业，其中有一半是硅谷代表，另一半是东海岸代表。这就是“通往硅谷之路”平台的首次会议。参加此次会议的重量级人物包括：加速合作创投的特蕾西亚·高维·兰泽塔、406创投的玛丽亚·西里诺、帕罗马创投的阿曼达·里德、沙丘合伙基金的希亚·巴克利、巴克莱银行的芭芭拉·拜恩、Syncplicity公司的凯伦·怀特、85 Broads公司的珍妮特·汉森和地产商琳达·洛等。会议的两位主题演讲者的分别是Facebook的谢丽尔·桑德伯格和索玛丽·玛姆基金会的索玛丽·玛姆。此次峰会受到了业界的广泛关注，因此很快发展为经常性的大规模活动，这种峰会每年都会举行数次，也因此吸引了大批成员。

现在，“通往硅谷之路”峰会除了定期在硅谷和纽约召开之外，还会根据创新发展的最新趋势，在全美乃至全球的其他城市举行。参加峰会的业界新人和前辈会就几项特定议题，分别进行提问和回复。这些议题包括：投资、退出策略、人际网络、战略合作伙伴和公司董事席位等。对于新人的提问，与会的一些前辈会直接进行答复，另一些则会通过自己的人脉，帮助后辈们更上一层楼。这些峰会既有亲密无间的氛围，又有高回报率的交易，因此曾被一位与会者誉为“女强人的夏令营”。[10]除了峰会之外，“通往硅谷之路”还创造了优秀的网络社区，借此可以进一步增进全球职业女性的联系。

女性2.0

安琪·张（Angie Chang）和莎赫罗丝·查拉尼亚（Shaherose Charania）很早就意识到，很多科技行业的活动缺乏职业女性的参与。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两人在2006年联手创立了“女性2.0”。起初，这还只是她们的业余项目，活动也主要限于小组讨论和年度会议。但经过几年的努力，她们已经打造出一个极具影响力的网络媒体和社交平台，吸引了众多准备或正在创办科技企业的女性。

“宣讲大会”（PITCH Conference）是“女性2.0”的成名作，每届大会都有近千名职业女性参加。她们当中既有大型科技企业的经理人，也有初创科技企业的创始人。当然，其中少不了最热门的科技创新企业，比如Facebook、Flickr、Zipcar、TaskRabbit和LARK，它们的代表会与大家一起分享创新的理念和经验。此外，很多与会企业的掌门人都是女性，而这些企业大多已经获得数百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尽管与会者来自不同的企业，但她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致力于创造科技产业的未来。

“女性2.0实验室”是新近推出的一个项目，每次为期5周，旨在帮助科技产业的创业新手快速成长。与其他的“女性2.0”项目不同，这一项目鼓励创业界的男性参加。活动中，工程师、设计师、业务拓展专家和市场营销专家将会一同联手，打造高成长型的科技企业。参加项目的成员可以利用业余时间，组成创业团队，研发产品雏形。而“实验室”则会为他们提供办公场所，并邀请业界领军人物对各个创业团队进行指点。[11]

“印度河企业家”硅谷分部

2012年是“印度河企业家”（简称“TiE”）硅谷年会的第12个年头。这一大会的主要目的，是为创业人士提供更好的交际网络和交易平台。与会者包括创业者、投资者（天使投资人和风险投资家）、资深企业高管和其他专业人士。近几年的大会更是巨星云集，其中包括谷歌首席执行官拉里·佩奇、谷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微软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Zappos首席执行官谢家华、甲骨文首席执行官拉里·埃里森、Infosys创始人之一纳拉亚纳·穆尔萨（Narayana Murthy）、高通公司创始人之一艾尔文·雅各布斯（Irwin Jacobs）、美国首任“国家首席信息官”安尼什·乔普拉（Aneesh Chopra）、商界慈善家特德·特纳（Ted Turner）和风险投资家彼得·泰尔等人。

本·戴维森是IRON Systems公司OEM[5]部门的商务拓展副总。他一直认为，TiE所创造的价值“无与伦比”。[12]因为通过这些活动，他总能结识很多业界领袖和专业人士。截至目前，他已经参加了8届TiE硅谷年会，而且每月至少还会参加一次TiE的其他活动。在一次主题为“我的创业之路”的活动上，他结识了主题演讲者、Citrix公司的首席技术官梁胜，还结交了很多著名的企业高管，其中包括思科公司的部门总监、惠普公司的高级董事、梅鲁网络公司的总经理、硅谷银行的副总裁和两位来自沙山路的风险投资家。同样也是在这次活动上，他与3位创业者探讨了自己的最新项目，得到了不少宝贵的意见。

为庆祝硅谷年会诞生12周年，TiE还专门为创业者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平台——“TiE青年论坛”。论坛通过展示青年企业家的风采，鼓励更多的年轻人走上创业之路。参加这一论坛的有不少高中生和大学生，他们可以聆听成功的创业故事，并结识众多的商界领袖（这些领袖往往就是年轻创业者的导师）。“TiE青年论坛”旨在让年轻人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创业精神不仅是推动创新经济的主要动力，也是创造工作机会的主要源泉。在创业精神的鼓舞下，更多的年轻人可能会选择创业的道路，而不是仅仅追求数年寒窗的大学文凭、朝九晚五的打工生活。[13]

华源科技协会

1999年，一群华裔企业家创立了华源科技协会，以此作为硅谷与中国的联系纽带。如今，该协会已经成为硅谷华裔商界的重要组织，平均每月都会举办好几次大型活动，邀请志同道合的华裔精英相聚一堂。在定期举办的活动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华源年会”和必须持邀请函才能参加的“首席执行官峰会”。

近年来，每届“华源年会”的参加人数都在2000人以上。他们当中既有来自威睿、雅虎、思科、腾讯和Salesforce等科技巨头的华裔高管，也有来自汉能投资集团、金沙江创投、凯旋创投、德丰杰龙脉基金和华登国际创投等投资公司的华裔掌门。当然，大会的主题演讲者也是响当当的人物，比如微软副总裁沈向洋。年会的议题都是当前热点话题，比如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对知识产权、国际贸易和创新经济等领域的影响。

此外，该协会每年还会邀请各大企业掌门参加“首席执行官峰会”。峰会的会址通常都是选在静谧高雅的胜地，比如旧金山以南的圆石滩[6]。而峰会的议题也都是业界共同关注的话题，比如全球产业趋势、国际市场机遇和中美两国经济。每届峰会除了能增进各大企业之间的交流之外，还往往能促成一些重要的战略合作计划。比如在2011年，马云和杨致远都受邀出席了该协会在圆石滩举行的峰会，并就阿里巴巴和雅虎公司的战略合作进行了进一步的磋商。峰会后不久，两家公司就正式宣布：雅虎以10亿美元加上雅虎中国的全部资产，兑换阿里巴巴集团1/3的普通股份。

作为中美商界的重要纽带，华源科技协会仍将继续增进硅谷企业和中国企业的交流和合作。[14]除此之外，还有不少行业组织也在大力促进中美两国的民间合作，其中最著名的有华美半导体协会、硅谷中国工程师协会和硅谷台湾产业科技协会等。

红木酒店及马德拉餐厅（Madera Restaurant）

地址：门洛帕克市沙山路

美国诗人威廉·布雷克曾经说过：“人与山交汇之地，总会有奇迹发生。”

门洛帕克市的红木酒店就是一个“人与山交汇”的地方。诚然，这座城市作为全球风险投资的大本营，处处都充满着商业活力。可是一旦走进红木酒店，你就会立即感到禅院一般的静谧。这里背靠圣克鲁兹山脉，西临斯坦福大学，周围全是花香馥郁的园林。坐在酒店之中，硅谷美景尽收眼底。而且，酒店员工非常友好，接待所有客人都像接待硅谷大亨一般殷勤。对于既想大开眼界、又想引人注目的商界人士而言，这里自然也就成了最佳的聚会场所之一。

此外，这里还有久负盛名的马德拉餐厅，也就是硅谷人口中常提到的“风投餐厅”。几乎每天早上，硅谷银行的副总裁哈里·凯洛格（Harry Kellogg）都会在13号桌就餐。他总是喜欢面朝大厅，因为这样他就能看到每一位来此就餐的硅谷大腕。而对于企业高管维伟克·拉纳戴夫和风投巨子提姆·德雷珀而言，这家餐厅则是款待外地客户的首选，因为这里可以品尝正宗的硅谷特色美食。马德拉餐厅曾被《创业家》杂志（Entrepreneur）评为“美国最佳商务酒吧”之一，并被《米其林美食指南》列为星级餐厅。[15]

马德拉餐厅已经和当地7座农场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它的食材有75%到80%都是来自这些农场。其他的海鲜和肉类也是产自周边地区。餐厅行政总厨彼得·鲁道夫善于发掘传统厨艺的精华，尤其擅长用传统的燃木烤炉配合时尚的烹饪手法，制作特色美食。对于每位员工而言，餐厅的经营不仅是一门生意，同时也是烹制美食和回馈社会的机会。

鲁道夫说道：“我们营造的绝佳环境就是餐厅成功的秘诀之一。在这里，人们有舒适的就餐环境，也有轻松的办公环境。而且，如果你身边都是一群精英，那么你也会深受鼓舞。我认识餐厅的很多顾客，也了解他们的工作。每当我听说他们又有重大成果时，我也会感到莫大的鼓舞。他们都是引领当今世界潮流的人，能够置身他们之间，这本身就是一种激励。”[16]

“乡村酒吧”

地址：伍德赛德镇伍德赛德路

“乡村酒吧”是硅谷最负盛名的餐厅之一，硅谷兼容并包的文化也在这里一览无余。餐厅的顾客有的身着名师设计的华服，有的身着普普通通的便装，但一切却又显得非常和谐自然。

一些备受业界瞩目的交易就是在这里敲定的。不过，大多数人来此，都是为了品尝这里极富创意的精品美食。乡村酒吧的美食理念已经超出了传统的烹饪范畴，延伸至食材的生产环节。早在2002年，餐厅大厨马克·苏利文就与提姆·斯坦纳德合作，向小镇山间的SMIP农场出资，由该农场专门提供无化肥、无农药的绿色食品。[17]现在，尽管SMIP农场已经不再免费供应食材，但该农场仍会按照苏利文的需求进行生产。它的绿色食品约占乡村酒吧所有食材的80%。

此外，乡村酒吧还和当地农场的业主和工人密切合作，共同保护土壤和环境。得益于这些举措，餐厅可以确保安全绿色食品的供应，而顾客也可以享受新鲜可口的美食。

根据每天不同的新鲜食材，行政总厨德米特里·埃尔佩林会精心设计不同的菜单。他说道：“农场会为我们提供新鲜食物。这既是对创造力提出挑战，也是给创造力提供机会。用新鲜食材烹饪的效果完全不同，它的美味可谓无与伦比。”[18]餐厅主要供应现代美国菜，各色菜式不仅新颖独特，而且鲜美可口，散发着浓郁的田园气息。为了践行新鲜食材和创意美食的理念，苏利文大厨每周都会根据菜单的变化，亲自去农场采摘蔬菜瓜果。

“荷兰鹅”餐厅

地址：门洛帕克市跳蚤林荫大道

自1966年开业以来，“荷兰鹅”餐厅逐渐成为硅谷最受欢迎的聚会场所之一。经常来此聚餐的有风险投资家，也有斯坦福大学的学生，甚至还有少年棒球队队员。餐厅老板格雷格·斯特恩这样说道：“人们总能在这里碰到朋友，彼此之间也总是亲切地直呼其名。这是一种家的感觉。因此，本店成名的关键并不全在于美酒佳肴，还在于周边的社群和我们的顾客。”[19]

这家餐厅面积不大，看上去并不起眼，而且地上满是花生壳。不过，正是这种休闲的氛围，再加上远近闻名的烟熏牛胸肉三明治，让它成了硅谷人最喜欢的餐厅之一。很多硅谷大腕都喜欢来这里谈生意，比如Intuit公司的董事长比尔·坎贝尔（Bill Campbell）和YouTube的创始人之一查德·赫利。斯坦福校友也喜欢在这里聚会。另外，餐厅有7台播放体育赛事的等离子电视，因此这里也是球迷看球的好地方。

餐厅老板斯特恩从小就对这家餐厅有着特殊感情。7岁时，他和父亲打过乐乐棒球[7]之后，经常会来这里，点上两个汉堡包和一客炸薯条。那时候，他就对父亲说过：“有一天，我会买下这个地方。”2005年10月1日，他终于实现了这个儿时的梦想。[20]

古帕咖啡馆

地址：帕洛阿尔托城拉蒙纳街

古帕咖啡馆于2004年开业，创始人是委内瑞拉移民南希·古帕（Nancy Coupa）和她的两个孩子——卡梅莉亚和让·保罗。古帕一家都是烹煮委内瑞拉咖啡的行家里手，因此家族生意很是兴隆。而且，要想在硅谷品尝到委内瑞拉菜和单品阿拉伯咖啡，古帕咖啡馆也是唯一的选择。古帕家的两个孩子都毕业于斯坦福；迄今为止，他们已在母校开了4家分店。

每天都会有很多创业者和投资者来这里，一边喝咖啡，一边谈生意，尽情享受独特氛围带来的灵感。让·保罗说道：“人们在排队买单的时候，也会相互交换名片。对创业者而言，那基本上就意味着初创资金。”[21]而且，不少创业者和投资者也会主动请教让·保罗。比如，在2011年年初，餐饮服务反馈软件Talkbin的开发商就选择在古帕咖啡馆进行测试。测试过程中，让·保罗对软件功能提出了不少宝贵建议。很多风险投资家也很重视他的观点，并就该软件的实用性专程向他请教。不久，成立才5个月的Talkbin项目就获得了YC公司的投资，之后又被谷歌公司收购（但收购金额并未公开）。截至目前，专程咨询过让·保罗意见的初创企业已经超过40家，其中包括Five Stars Card、Reference.me、Bling Nation、Bump Technologies和RewardMeApp，它们主营的都是餐饮服务和顾客积分的产品。[22]

机构创投合伙公司的朱尔斯·马尔兹这样说道：“这个地方真的很棒。在这里，你既能大开眼界，又能崭露头角。虽然这里的座位极其难订，但慕名前来的人还是络绎不绝。如果哪个创业团队的主要客户是餐饮业或者小企业，我都会告诉他们：古帕咖啡馆是最理想的演示场所，因为那里云集着众多的风险投资家。”[23]

喜福居餐厅

地址：洛斯阿尔托斯城圣安东尼奥北路

2012年，小威廉姆斯在继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捧杯之后，又在斯坦福夺得西部银行精英赛的冠军。赛后，她犒劳自己的第一站就是喜福居餐厅。这里的美食让她赞不绝口，于是她在Twitter上面说道：“我在加州帕洛阿尔托城的喜福居餐厅。这地方太棒了！谢谢大厨！我太喜欢这家餐厅了！”（或许是因为太过激动，她犯了一个小错：喜福居餐厅不是在帕洛阿尔托城，而是在洛斯阿尔托斯城。）

喜欢这家餐厅的明星大腕远远不止小威廉姆斯一人。餐厅入口的墙上，就挂着大厨和众多名人的合影，其中不乏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比如老布什、戈尔巴乔夫、撒切尔夫人和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不少娱乐界明星也专程来此就餐，比如贾斯汀·比伯和谢丽尔·伯克。史蒂夫·乔布斯也曾是这里的老主顾，而戈登·摩尔等人也把这里称作“上上之选”。自1970年开业以来，喜福居就一直在硅谷享有盛誉。无论是商务谈判中的应酬，还是谈判成功后的庆祝，很多硅谷人都会首选喜福居。

店主朱镇中不仅是中式烹饪的顶级大师，也是移民创业人士的杰出代表。朱镇中1943年生于四川，在台湾和香港长大。60年代初期，其父受雇前往美国，为西雅图世博会设计场馆。1963年，朱镇中也移民美国，与家人团聚。之后，他随家人一起搬到了旧金山湾区，并开始在垂德维克餐厅工作。那时，他单日的收入就超过老家朋友1个月的薪水，这让他认识到“移民美国是多么幸运的事”。[24]

后来，他在一家自助洗衣店的旧址开了自己的餐厅——喜福居。一开始，喜福居只是一家快餐店，菜单上只有12道主菜，厨房里也只有一些用5000美元买来的二手厨具。不过，食客们对他的手艺赞不绝口，并且向他建议，希望能有一家更适合亲友聚会的餐厅。因此，朱镇中和其他硅谷创业者一样，开始转型定位。他抛弃了之前的快餐店思路，按照顾客的需求不断改进。

40年过去了，年近古稀的朱镇中仍在厨房里奔忙，并且乐此不疲。喜福居早已声名远扬，来此就餐或打包的顾客络绎不绝。深得硅谷文化精髓的朱镇中从不藏私，非常愿意与人分享自己的烹饪秘诀。他著有几部菜谱，并在每周二晚开设烹饪课。此外，他每年还组织一次中国美食之旅，带领美食爱好者们探寻各地的经典菜式。

[1]巨头早餐会：指商界巨头在饭店一边吃早餐，一边开晨会。——译者注

[2]爱德华·桑德尔：摩托罗拉前任首席执行官。——译者注

[3]斯科特·麦克尼利：Sun公司的前任首席执行官。而在当时，拉里·埃里森的甲骨文公司正在准备收购Sun公司。——译者注

[4]按需计算：是指用户根据需要购买计算能力，而不是购买实际的计算机。——译者注

[5]OEM：也称“贴牌生产”或“代工生产”，俗称“代工”。——译者注

[6]圆石滩：隶属蒙特雷郡，这里有著名的圆石滩高尔夫球场。——译者注

[7]乐乐棒球（tee ball）：一种专门针对儿童的入门级棒球运动。——译者注

第十一章　梦想的生活方式

弗恩·曼德尔鲍姆（Fern Mandelbaum）是摩立特创投公司（Monitor Ventures）的合伙人，也是多家初创企业的顾问。她非常喜欢远足，每周都会沿着斯坦福后山的“圆碟山”走上几次。这个名字源于山顶的碟形卫星天线（当地人称之为“圆碟”），这个直径为150英尺的天线建于1966年，出资方是美国空军，承建方是斯坦福研究院。卫星天线最初用于监测大气的化学成分，后来转用于卫星通讯和航空通讯。圆碟山的环路全长3.5英里，虽然道路崎岖，但两侧的山间风光却十分秀丽。

曼德尔鲍姆经常在远足时与人进行商务会谈，因为她坚信，这种室外会议对于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大有裨益。对此，她这样说道：“爬第一个坡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是哪种类型的创业者。”[1]的确，第一个坡即便是对运动老手而言，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曼德尔鲍姆回忆说：“曾经有位董事人选，她事先并不知道我们真的会去爬山，所以穿着高跟鞋就来了。但她并没有退缩，反而坚持走完了全程。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虽然很多人喜欢选择高尔夫球场作为室外会谈的场所，但曼德尔鲍姆却更愿选择圆碟山。[2]对于个中原因，她解释说：“这样的办公环境与平时截然不同，因此创业者会敞开心扉，对各种话题畅所欲言，比如他们的家庭生活和业余爱好。”[3]而在曼德尔鲍姆看来，想要判断一个创业者是否值得投资，他的个人生活和业余爱好也是至关重要的衡量标准。

硅谷人追求的是一种更为轻松写意的办公方式。曼德尔鲍姆表示，虽然在特定场合需要恪守礼仪，但自己更喜欢无拘无束的交流方式。她说道：“我曾经一边给儿子的棒球队当教练，一边和其他风投家谈业务。通常在一局比赛进行到一半时，我们就已经敲定了基本事项。无论在不在办公室，我都能做好工作，而且往往在办公室外我的工作效率更高。”[4]尽管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思维方式和变通能力，但曼德尔鲍姆却代表着硅谷的主流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生活方式造就了硅谷的生活品质。而由于这些生活方式大多开销很小，因此每个人都可以效仿。

卫生与人类服务专家比尔·达文霍认为，生活环境影响人类健康。他这样说道：“我们的一生都是在无数不同的地方度过，比如家中、室外、旅途中和办公室内等等。可是我们是否想过：这些地方的环境决定着我们的健康，环境的影响比基因的影响还要大？”[5]研究表明，健康饮食和体育锻炼可以保持心脏健康，防止血压升高。而医学地理学[1]的数据也证明，人们只有很好地认识生活环境，才能保持身体健康。然而，还是有很多人不关心自己的生活环境。斯坦福医学院的约翰·莫顿博士说道：“很多健康隐患在硅谷并不存在，比如吸烟、治安问题和营养不良。我们有美丽广阔的运动场地，有治安良好的散步场所，也有世界一流的有机食物。硅谷的自然美景和乐观精神让我们精神充实，因此我们不会简单地从食物中寻找满足。在这里，健康优势可谓唾手可得。所以，能生活在硅谷，本身就是一件幸事。”[6]

硅谷的生活方式与众不同。初来硅谷的人一旦体验过这种生活，大都不愿回到从前。而硅谷的生活品质源于五大要素：气候、健康保健、户外活动、农夫市场和可持续性。

宜人的气候

天气预报：天堂般的好日子

硅谷位于旧金山湾区南部，三面环山。从北面的帕洛阿尔托到南面的圣何塞，这里有着全球最宜人的气候，全年有300多天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硅谷1月份的平均温度在5℃到15℃之间，7月份的平均温度在13℃到28℃之间。尽管加州其他地方的昼夜温差很大，但硅谷的昼夜温差最高不过6℃左右。迄今为止，圣何塞的最高气温为46℃（1961年6月），最低气温为-7℃（1990年12月）。[7]

尽管旧金山湾区其他地方的气候非常潮湿，但硅谷由于三面环山，因此雨水相对较少，气候比较干燥。这里的平均年降雨量约为366毫米，约为湾区其他地方的1/3。[8]

莫顿博士认为：“得益于宜人的气候，我们能够进行更多的户外活动，身体自然也就更加健康。我们知道，体育锻炼可以减轻精神压力，增强心肺功能。另外，明媚的阳光会让人心情舒畅、情绪高昂，因此也能让我们更加乐观、积极。”[9]

硅谷的气候条件远远优于太平洋沿岸和旧金山湾区的其他地方。从旧金山市驾车向北行驶30分钟，你就能明显感受到这种气候差别。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数据显示，当圣何塞市的平均气温为27℃时，旧金山市的平均气温可能只有18℃。

呵护健康的保健服务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会直接影响他的生产力、创造力、工作效绩和幸福指数。因此，谷歌、Facebook等硅谷企业也在积极采取措施，为员工提供各种健康保健服务。前文已经讲过，谷歌园区不仅有体育场、医疗所、理疗室和脊柱按摩室，还有专供员工小憩的吊床和休息室；此外，谷歌员工还可以享受没有限期的病假。与此同时，各大领军企业也在争夺健康饮食领域的顶级大厨，尤其是那些能将营养餐热量控制在600卡路里以下的名厨。谷歌的员工餐厅更是挖空心思，不仅在菜单上对食物的健康水平进行颜色分类，而且还按照哈佛公共健康学院的“健康膳食金字塔”，将健康食品放在最醒目、最方便的位置。该公司还经常邀请健康专家和心灵导师传授心得，其中包括梅莫特·奥兹博士和缅甸高僧一行禅师。[10]

而Facebook除了在餐厅对食物进行健康分类之外，还在57英亩的总部园区贴满健康海报，鼓励员工参加公司内部的瑜伽训练和其他健身活动。另外，一些新兴的初创企业尽管没有雄厚的财力和完善的设施，但也在尽力提供健康保健方面的福利，比如员工休息场所、每月健身补贴、按摩理疗和针灸理疗的补助、营养专家的咨询服务、自行车运动和长跑运动等体育锻炼场所。[11]

硅谷的气候适合运动，道路也适合骑车。因此，很多硅谷人喜欢骑自行车上下班，这类交通方式不仅绿色环保，而且有益健康。来自加拿大的创业者李岩就是一位自行车运动的爱好者，他每天都会穿着一身运动短装，骑车上班下班。而在加拿大，这种生活方式可是闻所未闻。[12]

斯坦福也鼓励师生骑车，并在校园设有多个安全服务点，提供自行车注册登记、安全检查和车胎打气等服务。因此，该校曾在2012年荣获美国自行车协会的铂金大奖。[13]

硅谷自行车协会每年也会组织“骑车上班日”活动，在整个硅谷推广各种绿色环保的交通方式，比如步行、骑车、公共交通和车辆合用。积极参加这项活动的除了苹果、谷歌和斯坦福大学，还有“硅谷领袖集团”[2]。2012年，大城市交通委员会的马克·琼斯曾就该活动做过一份报告。报告称，活动当天，谷歌总部园区的一个活动站就接待了1500名骑车上班的员工。[14]

丰富多彩的户外活动

你可能听过这个说法：在硅谷，你可以早上去海边冲浪，下午去山上滑雪。不用怀疑，这话说得没错。硅谷不仅面朝大海，而且群山环绕：从西面的太平洋沿岸到东面的内华达山脉，都有不少风光迷人的崇山峻岭。一年四季，只要你愿意，你就能尽情参与各种丰富多彩的户外活动。以下就是一些无须长途跋涉就能尽情参与的活动：

远足

硅谷社区附近就有几千英里的远足路径，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住址，规划远足的路线。“半岛中部开放空地”是一片总面积达6万多英亩的绿地，那里的景色美不胜收。这片绿地共有26个保护区，有些就散布在洛斯阿尔托斯山镇和波托拉谷镇等地。[15]因此，即便是在购物归来的路上，你也可以将车停在一旁，然后走上一小段山路，亲近亲近自然，放松放松身心。

骑车

每周末的早上，阿尔托维尔沃自行车俱乐部都会在洛斯阿尔托斯城的市中心集合。用完早点之后，车队会在9点钟从州街出发。车队的行程为45英里，虽然道路大多崎岖不平，但沿途风光非常秀丽。俱乐部目前有将近200名会员，其中不乏自行车运动的明星人物，比如：世界女子计时赛和世界女子大师越野赛的双料冠军凯伦·布雷姆斯、澳洲世界杯赛和美国公路赛的双料冠军凯瑟琳·马蒂斯、美国大师赛多个项目的冠军约翰·埃尔加特和美国奥运选手克莉丝汀·索恩伯恩等。

而每周末的中午，一些成员还会在佩奇米尔路和老佩奇米尔路集合，然后在公路上进行全程为22英里的间歇训练和比赛，好好体验一下公路赛的紧张氛围。[16]

野营

大盆地

大盆地红木州立公园建于1902年，这是加州最早的州立公园。公园面积约为1.8万英亩，除了新老红木林外，还有不少松柏、橡树、灌木和水滨植物。它是最受欢迎的露营场所之一，很多家长第一次带孩子露营，都会选择这里。园内共有4个露营场所，146个露营点，可以提供传统帐篷、帐篷小屋和单人棚屋。露营者既可以选择步行，也可以选择骑马。[17]

小盆地

小盆地度假营原本是惠普公司的员工度假场所，现在已经成为硅谷企业首选的团队建设场所之一。它位于圣克鲁兹山脉，距离硅谷只有很短的车程。营地总面积为534英亩，周围全是参天的红木林，附近还有不少可供远足的小道和野营的场所。[18]

骑马

硅谷有不少养马基地和骑术中心，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春跃骑术中心。它坐落在环境清幽的波托拉谷镇，总面积为12英亩，可以提供各种技术层次的骑术课程，授课对象下至3岁的儿童，上至各个年龄段的成年人。中心有50多匹性情温顺的良马可供选择，既可以满足马术新手的需要，也可以满足专业骑师的需要。骑术中心经常组织各种活动，比如亲子课程、演练示范和野营活动等。此外，中心每年还会开办几期骑术培训班，每次为期3天，由西海岸著名骑术教练尼克·卡拉兹塞斯亲自执教。通过课堂学习、现场示范和单独指导，每个学员的骑术都能获得很大提升。[19]

帆船运动

红杉赛艇俱乐部位于红木城船坞，是一家有着70年历史的老牌俱乐部。它是美国帆船运动协会的会员，也是全美帆船协会和旧金山湾区赛艇协会的培训分部。该俱乐部不仅和多家协会共同举办一些赛事，而且还单独组织或承办多项赛事，比如红木杯大赛、冬季系列赛和单人竞逐赛等。俱乐部拥有一支非常活跃的船队，同时还为青少年爱好者提供各种技术层次的培训，这些培训课程曾经多次获奖。[20]

冲浪运动

“奇才赛”是世界著名的冲浪大赛，每年年初在后石港举行。这个赛址位于硅谷以西的半月湾，距离硅谷大约30分钟至40分钟的车程。大赛的具体时间都是提前24小时左右公布，而世界各地的选手则会连夜乘坐飞机赶来。[21]只有接到邀请的职业选手方可参赛，因为这片水域对于经验不足的选手来说太过危险。分别在1994年和2011年，就曾有两位世界级的冲浪高手在大赛中遇难，他们分别是马克·福和锡安·米罗斯基。由于这里的海底岩石结构非常特殊，再加上年初的大风天气，因此比赛时的浪峰经常超过25英尺，最高时甚至可达80英尺。

这种比赛尽管充满风险，但仍然深受众多世界级冲浪大师的喜爱，其中包括首位在这片海域挑战大浪的杰夫·克拉克，以及首位在夏威夷“虎口海域”挑战50英尺巨浪的澳洲选手——杰夫·罗利[22]，还有世界职业冲浪协会全球大赛的11连冠王——凯利·斯莱特。[23]

业余爱好者虽然不能亲身感受“奇才赛”的惊险刺激，但仍然能在硅谷附近尽情享受冲浪的乐趣。旧金山湾区是著名的冲浪天堂，这里不仅有各种不同难度的冲浪海域可供选择，而且还有“令人惊喜”的风景可以观赏。[24]比如在旧金山市的海角堡附近，冲浪者一抬头，就能看见远处壮丽的金门大桥和巍峨的群山。该市的南海滩也深受冲浪爱好者的青睐，不过这片海域更适合中高级冲浪者；而且你得格外小心，因为这里的海浪变幻莫测，随时可能把你的冲浪板打成两截。旧金山市之外还有不少冲浪场所，比如圣克鲁兹和卡皮托拉，它们距离硅谷不到半小时的车程。

美酒和音乐

在1976年的“巴黎品鉴”葡萄酒大赛上，一款加州红酒在蒙瓶评比中击败了法国红酒。[25]从此，加州北部的纳帕谷和索诺玛郡也就成了名酒之乡。不仅如此，两地还有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因此早已成为誉满全球的旅游胜地。更妙的是，它们就在硅谷的“后花园”，与硅谷之间来回不过几个小时的车程。无论是否喜欢饮酒，你都可以经常来这里逛一逛，欣赏当地颇具欧洲风情的景色，然后在著名的“法国洗衣房”餐厅享受一顿美食，或是去卡利斯托加洗一次泥浆浴。

虽说北面的酒乡名气更大，但硅谷的绝佳气候也孕育了不少一流的酒庄。萨拉托加的高山酒庄就是其中之一。它是由法国移民保罗·马森于1905年所建；当年，他曾在这里款待过众多名流，其中包括卓别林、胡佛总统和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如今的高山酒庄不仅规模日渐扩大，而且魅力也是年久愈深。除了传统的“高山酒庄系列”窖藏之外，它的夏敦埃葡萄酒和黑比诺葡萄酒也是远近闻名。酒庄不仅有醉人的美酒，还有醉人的风光。这里既可以鸟瞰绮丽的硅谷，也可以东眺雄伟的迪亚伯洛山。除此之外，酒庄还有一个可容纳2500人的圆形露天剧场，这里所有的设施都是世界一流水准，举办的夏季音乐会也是巨星云集，其中包括比·比·金、霍尔与奥兹组合、林纳德·史金纳德乐队和Go-Gos乐队。

滑雪

早在硅谷形成初期，内华达山脉就已是硅谷人的旅游胜地，其中最有名的景点之一就是塔霍湖。此地离硅谷不到5个小时的车程，每年降雪量可达400英寸左右，滑雪季节通常可以持续到6月份。[26]大湖周围有7个世界一流的滑雪场，它们分别名为“北极星”、“天堂岭”、“玫瑰峰”、“锯齿山”、“伊人谷”、“高山草甸”和“柯克伍德”。其中，“北极星”滑雪场虽然距离硅谷稍远，却是全美的“出门即可滑雪”的顶级场地之一。你可以从宾馆大门直接滑向赛道，也可以乘坐缆车前往滑雪场。无论冬季还是夏季，这里都有各种丰富的活动可以参加，比如远足、室外滑冰、滚轴溜冰、气圈滑雪、篝火晚会和现场音乐会。“北极星”的特色之一是著名的“越野滑雪、雪鞋漫步和特里马滑雪[3]”中心，游客除了可以学习多种滑雪技术，还能晒一晒日光浴。滑雪道附近有很多小屋，游客可以进去休息小聚，喝杯热饮暖暖身子，慢慢欣赏周边美景。

“从农场到餐桌”的农夫市场计划

硅谷人是“从农场到餐桌”[4]这一运动的忠实追随者，因此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与农夫市场密不可分。这里全年开放的农夫市场超过26家，其中最大的几家分别位于帕洛阿尔托城的加州大街、洛斯阿尔托斯城的州街、山景城的卡斯特罗大街、库比蒂诺城的瓦尔科购物中心、圣何塞市的红木城农夫市场和老麦当劳农夫市场、坎贝尔市农夫市场和门洛帕克市农夫市场。

1977年，加州食品农业部推出“农夫市场认证”计划。获得认证的市场不必对农副产品进行包装和标识，因此小农场主无须进行多余的处理，就能直接销售自己的产品。同时，消费者也能有更多的选择，更容易能买到新鲜的本地食品。此计划一经推出就大受欢迎。根据《美国农夫市场目录》的年度报告统计，自2010年以来，此类市场在全国的数目增加了17%，而加州则以729家的总数位居全国首位。[27]

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保护

为了更好地保护自然资源，加州和硅谷的多个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在2001年推出了一项合作计划。这些部门和团体包括：加州环保局、圣克拉拉谷水资源区、硅谷领袖集团、硅谷环境合作组织和可持续性硅谷联盟。自计划推出以来，硅谷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资源保护措施。[28]

水资源

由于硅谷地处半干旱地区，而其人口却在不断增长，因此水资源的保护一直都是当地的一件头等大事。圣克拉拉郡的用水约有一半来自外地，但由于政策的限制和加州水资源日益紧张的形势，该郡的供水能力仍然非常有限。为了缓解用水难题，硅谷推出了一项“地区节水计划”，不仅大力提倡节约用水，还合理开发新的资源（比如海水淡化和污水循环利用）。从2000年到2009年，硅谷的人均用水量减少了18%。2010年，当地供水量有3.6%来自污水循环利用，这是自1999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纪录。[29]

电力资源

自1998年以来，硅谷的人均用电量已经减少了7%，远胜于加州其他地区仅2%的降幅。与此同时，家用和商用太阳能板也在当地不断普及，从而大大推动了电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据2012年《硅谷指数》的数据显示，当地2011年的光伏发电规模相比2010年上升了41%，远高于美国21%的平均增幅；硅谷的增幅有60%来自家用部门，但商用部门的增幅竟也高达21.27倍。

圣克拉拉郡还专门推出一项“社区光伏项目”，通过向社区的居民和企业集资，帮助学校和非营利性机构安装太阳能板。2004年10月，该项目就在哈曼小学安装了集资购置的第一套光伏发电系统。[30]

电动车充电站

硅谷不仅孕育了特斯拉汽车公司和谷歌汽车部门，也在推进着电动车充电站的智能应用和规模发展。比如，Xatori公司就开发了一款名为“PlugShare”的手机应用，它可以帮助电动车用户寻找公用充电站。据该公司的数据显示，加州北部地区的电动车保有量居全国首位，但公用充电站的人均占有量低于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不过，硅谷正在迎头追赶，很多城市和公司都在加大充电站的覆盖率，比如圣何塞市、帕洛阿尔托城、SAP公司、谷歌、Youtube和Netflix。对此，SAP公司北美实验室的主管芭芭拉·霍扎菲尔说道：“作为硅谷的领军企业，我们深知可持续性的重要程度。可持续性也是我们企业战略的核心内容，它指导着我们的客户服务理念和员工关怀理念。因此，我们必须身体力行。”[31]

废物循环利用

在废物循环利用方面，硅谷政府、企业和个人也同样是身体力行。在圣克拉拉郡，废物处理公司专门在街边设有回收点，因此所有家庭客户无须额外付费，就能使用便捷的废物回收服务，该公司还会对普通家庭垃圾和园艺垃圾进行分类回收。而圣何塞市自2009年以来，就已经成为兼顾城市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典范，该市在2012年还被评为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全球10大新秀”。[32]该市的“零废物”计划已经推出一系列的措施，比如城市公民参与街边废物回收和建筑废物专项回收等。通过这些措施，该市70%的废物都得以回收利用，大大减轻了垃圾填埋场的负担。在同等规模的城市中，圣何塞市的废物回收水平已经位居全国首位。此外，该市还在继续研究提高废物回收率的方法，比如提高环保教育和公众参与度，改进垃圾处理程序并增加废物回收项目（例如专门针对学校、公共设施和大型活动的餐饮废物回收）。为了减少一次性购物袋的使用，该市所有的商场超市都不提供免费购物袋，而每个袋子的价格最高可达25美分。

[1]医学地理学：医学与地理学的交叉学科，主要研究地理环境与人群健康的关系、健康状况的地理分布规律和医疗保健机构的地理配置规划。——译者注

[2]硅谷领袖集团：一家非营利性组织，其主要成员是当地企业的高管，该组织的主要目标是推进硅谷的经济进步和生活品质。——译者注

[3]特里马滑雪（Telemark skiing）：一种滑行时脚跟可以抬起的双板滑雪。——译者注

[4]从农场到餐桌：这种生活方式提倡购买本地农副食品，支持本地农业经济等生活和社会理念。——译者注

第十二章　硅谷下一代的成长环境

海蒂·罗伊森（Heidi Roizen）拥有众多头衔：成功创业家、风险投资家、公司董事和斯坦福客座教授。在许多硅谷成功人士的眼中，她还是“硅谷神经中枢”的代表之一。这一称号不是因为她创造了成功事业和巨大财富，也不是因为她与比尔·盖茨等业界巨子建立了深厚友谊，而是因为硅谷很多大腕都是因为她而彼此认识。要明白这一点，你只需拜访她的LinkedIn主页——那基本上就是一本“硅谷名人录”。她有两个优点特别突出，有时甚至让人感到意外。其一，她是自信与谦逊的完美结合，这是一种极其少见的品质，因此她总能让人既有钦佩之心，又有亲近之意。她坦言，自己从不喜欢自怨自艾之人：“如果犯了错误，那么你就得承认错误并找出原因，积极防止错误再次发生，并且甩开包袱继续前进。”[1]其二，她为人极为朴实诚恳，而且乐于公开谈论童年往事。

童年时代的海蒂就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她的父亲约瑟夫·罗伊森是罗马尼亚移民，在来硅谷之前曾先后在加拿大和旧金山谋事。来到硅谷后，约瑟夫加入了安培公司；在那里，他先是参与了彩色录像带的发明，后来又主管录像产品的国际业务。这段时间，海蒂和哥哥彼得也享受着富足的生活，不时还能去欧洲旅行。

然而，海蒂10岁那年，父母就离异了。当时，她的哥哥已经上了大学，而父亲却在为公司业务终日奔波。因此，她只能随母亲吉塞拉搬到了内华达州。由于吉塞拉没有工作，母女二人只能靠约瑟夫的赡养费生活。可是此后不久，约瑟夫创业失败，生活变得穷困潦倒，一家人只能艰难度日。

海蒂13岁那年，母女二人住在帕洛阿尔托城的一个汽车旅店里，旅店紧靠加州的交通要道——皇家大道。母亲只受过初中教育，弄不清水电账单和税务申报的庞杂细节，因此海蒂便学会了如何打理这些事情。母亲当时在一所高中的餐厅打工，只能拿最低工资，所以母女二人的晚餐通常都是餐厅的剩饭。那时候，一个月吃一次丹尼斯快餐就算是很奢侈了。尽管海蒂从未流落街头，也未忍饥挨饿，她却也尝到了生活拮据的辛酸。她必须自己打工挣钱，才能添置衣服和参加课外小组（比如拉拉队和运动队）。

为了自食其力，海蒂想到了一个挣钱的主意：为儿童生日派对表演木偶剧。下定决心之后，她在《圣何塞信使报》上登了一则小广告。很快，她的业务就从零星小单，增加到了每周6次。海蒂每场表演收费30美元到35美元不等，每月下来可以挣到500美元左右。在20世纪70年代，这个数目对于一个17岁的女孩来说，已经相当可观了。尽管家庭的拮据为海蒂的人生带来了不少的苦难，但却让她懂得了决心、责任和勤奋的价值，也让她学会了如何借助干劲和创意，将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

1976年，海蒂高中毕业。在毕业典礼上，她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致告别词。此后，她开始寻找各种奖学金机会，并最终选择了斯坦福大学的英语专业。不过进入斯坦福之后，她很快发现，自己不再是班上最聪明的学生。的确，她最初只是斯坦福一个非常普通的学生，但一场灾难再次改变了她的生活：她的同窗男友在一次空难中不幸遇难。这场噩耗犹如晴天霹雳，让她痛苦万分，但也让她清醒过来。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和母亲一样，走上了“等待结婚生子”的老路。于是，她重新振作起来，不断给自己加码，并顺利地提前从学校毕业。毕业之后，她加入了天腾电脑公司，成为一名内刊编辑。不久，她再次回到斯坦福，攻读MBA学位。

海蒂在斯坦福结识了不少朋友，其中就有提姆·德雷珀、杰夫·雷克斯、阿兰·罗斯曼和道格·伯古姆等人。海蒂临近毕业的时候，这些朋友都在创业，而她的哥哥也已成了小有名气的编程高手。这一切让她大开眼界，也大受鼓舞。再加上她对个人电脑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因此毕业之后，她就和哥哥一同创办了T/Maker软件公司。在个人电脑的软件开发领域，这家公司可算是元老级的企业。12年后，36岁的海蒂以20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T/Maker公司。

海蒂一直认为，硅谷的成长环境举世无双。她谈道：“硅谷既有任人唯才的传统，又有多元文化的环境，而这两个条件对于下层民众的成功之路非常重要。在硅谷，无论你生在哪个阶层，你都能接触到创业文化。只要你有动力，有毅力，勇于创新并且乐于拼搏，那么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实现梦想的团队和机会。我很感激父母把我生在硅谷——从一定意义上说，我是在恰当的时间生在了恰当的地方。不过，为了实现梦想，我也曾经在艰苦岁月中拼搏过很多年。”[2]

与生俱来的竞争优势

硅谷儿童有何竞争优势？对于这个问题，我曾采访过很多年轻的硅谷人。而他们都会提到这样一点：由于经常接触科技界、创业界和风投界，因此他们不仅从小就能接受革命性的创新理念，而且很早就已立志成为杰出的创新者和创业者（很多时候，他们的职业楷模就是自己的父母）。斯坦福学生、年轻创业者安苏尔·萨马尔说道：“苹果和谷歌这样的公司就在你家附近，因此你随时随地都会受到鼓舞，下决心要做最好的自己。”[3]而某科技公司的产品经理查宁·汉科克也表示：“如果你的身边到处都是优秀的人，那么人们对你的期望也会更高。”[4]

他们说得没错，不过这种竞争优势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首先，硅谷人对于家庭教育非常重视，而父亲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尤为突出。很多时候，父母都会将生活重心转到子女身上，亲自辅导他们的功课和课外活动。其次，硅谷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学校。比如在斯坦福校园内的宾幼儿园，学生可以从小就接触到设计思维；哈克学校和努埃瓦学校等私立学校也专注于设计和科技领域的教育。此外，重视创新和实践的社会教育也在硅谷盛行。比如，孩子们会选择参加数学与科技方面的日间夏令营，而不是东海岸的传统夏令营；而只有在硅谷，公众才会对四年制大学教育的价值进行质疑。

不可或缺的家庭启蒙教育

在硅谷的家庭教育中，父亲往往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对于这一点，很多来过硅谷的朋友都深有体会。在离斯坦福大学不到10英里的一个公园里，你会常常看到很多带着孩子游玩的父亲，有的推着婴儿车，有的陪着孩子荡秋千。而在食品商店和学校门口，你也会经常看到购置食品和接送孩子的父亲。这意味着，在硅谷家庭中，父亲和母亲的生活重心更为一致，父亲也能更好地兼顾事业和家庭。

自2000年以来，罗德·斯特里克兰就一直是威森古罗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如今，他还在自己孩子所入读的鲍曼国际学校兼任多项职务，包括学校董事长以及学生篮球队、棒球队和橄榄球队的教练。对此，他这样说道：“我喜欢陪在孩子身边。不过我是35岁才做父亲，如果换作是在25岁，恐怕我也没有这样的弹性时间，因为我的本职工作很有意义。如今，得益于技术的进步，我不需要一直待在办公室里。但这并不影响我的工作。”每个周六，他都会陪着儿女一起度过，和他们共进早餐，然后一起进行室外活动。他还计划每年带着孩子去拉森火山国家公园野营。不过他并不认为这些事情不同寻常，因为“无论是律师事务所的同事，还是风险投资公司的朋友，他们都会花很多时间和孩子在一起，都愿意指导孩子所在的球队”。[5]

硅谷的孩子不仅了解自己父母的工作，而且还了解朋友父母的工作。对于这一点，风险投资家苏·西格尔深有体会。她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谈到了自己儿子就读的高中：“这里每个高三学生都知道风险投资家的工作性质。创业理念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校园文化之中，每个学生都会讨论创业故事。如果你不参与这些讨论，那么你就无法融入校园。”[6]

就读鲍曼国际学校的学生，很多都是硅谷各大科技公司员工的子女。该校小学部的主要生源就来自谷歌公司的儿童保育中心。校长玛丽·贝丝·里克斯谈道：“很多学生都会在学校谈论谷歌、苹果等公司最新推出的产品，因为这些产品就是他们父母的工作成果。”[7]

得益于这些难得的机会，硅谷的孩子从小接触的不仅有创业文化，还有全新的教育理念和实用的生活经历，因此他们可以更好地适应21世纪的新经济。这一切都始于家庭教育，就连斯坦福宾幼儿园的孩子也不例外。

“以玩为主”的宾幼儿园

我的儿子多米尼克在3岁半那年，就读于一所以蒙特梭利式教育[1]为特色的幼儿园。学校开有汉语课程，但小多米非但不愿学习，还要求我们在家里只说西班牙语。不幸的是，我和丈夫的西班牙语说得实在糟糕。当我们询问他为什么不愿学汉语时，他抬起头，盯着我们一字一顿地说道：“我不是华裔孩子，而是西裔孩子，我只愿说西班牙语。”可问题是，我和丈夫都不是西裔。不过小多米并不在乎，反而决意要做一名“西裔孩子”。午饭和晚饭时，他只吃大米和豆类；而且他还一再强调，如果家里养狗，那么狗的名字一定要和他的西裔钢琴教师一样，叫“赫尔南德斯太太”。对于这些思维方式和固执行为，我们实在无法和他争辩。

小多米4岁那年，他开始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只要是和科学有关的事情，他一做起来就忘乎所以，谁叫都不搭理。可是对于不感兴趣的东西，他却很难静下心来学习，甚至在幼儿园课堂上，他也会四处乱走。我们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他静心，所以只能带他去做检查。专家告诉我们，小多米“好奇心极重，需要经常进行心理激励”，但他的“正义感和道德观很强”。[8]这话没错：有一次，他看见一个流浪汉在翻垃圾桶，就立即跑上前去，询问那人在找什么东西；尽管那人并未答话，但小多米还是继续问他，是否需要帮助。可见，别人的流浪生活已经让4岁的他感到不安。

专家建议我们换一栋有大院子的房子，以满足小多米的好奇心，并建议我们扔掉大部分玩具，只保留图书和积木。最后，她还建议我们把小多米转到斯坦福的宾幼儿园。我很是不解，于是立刻说道：“宾幼儿园只是让孩子玩，你想让我花钱送他去玩吗？”一方面，如果要想申请转学，我们在斯坦福并没有熟人可以帮忙；另一方面，蒙特梭利式教育很适合小多米的双胞胎兄弟——德雷克，而我又不愿让兄弟二人分开。不过最后，我们还是听从了专家的建议，设法将小多米转到了宾幼儿园。转学两周之后，小多米就有了明显的进步：他变得更加快乐，更加镇定，而且还和一个老师成了忘年交。这位老师名叫马克·马布里，他经常和小多米一起聊天，并支持小多米对设计的兴趣。每次我去接小多米放学，我都能从马布里老师那里得知儿子的最新情况。比如，小多米会用大型空心积木来“修公路”，从教室门口一直修到沙坑。马布里老师说：“这让其他孩子非常好奇，于是小多米便向他们解释了自己的计划。一下子，他就迎来了好多热情的志愿者。”通过这些事情，我也开始真正了解小多米的思维方式。而在马布里老师看来，这种思维方式在同龄儿童中非常少见。他告诉我：“小多米是一个很爱动脑筋的孩子。我感觉，他不仅对空间关系有敏锐的直觉，而且在行动之前，他总会认真地思考和计划。”

宾幼儿园创建于1996年，它的名字源于两位重要的捐赠者——当时刚从斯坦福大学本科毕业的彼得·宾（Peter Bing）和他的母亲安娜·宾·阿诺德。除此之外，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也向其划拨了一笔资金。学校建立最初的目的是，除了要为儿童提供一个良好的教学环境之外，还要为儿童发育的课题提供一个研究场所，让研究生和本科生有机会观察儿童的课堂表现。不过，如今它已成为一个“国宝”[9]级的学校，而它的教育方法也是全球学者和媒体的研究课题。这里的核心课程立足于儿童的自由玩耍行为：每个孩子想玩的时候，都能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玩；唯一需要老师安排的活动是吃点心和听故事。学校的教室非常宽敞，每间教室都有半英亩的场地专供孩子玩耍；供他们玩耍的基本素材有5种，分别是水、沙子、黏土、颜料和积木。这种“以玩为主”的教育理念旨在帮助孩子学会自我调节，因为玩耍可以培养学习兴趣和设计能力。幼儿园校长詹妮弗·温特斯说道：“在玩耍的神奇世界中，孩子们会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他们会按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以自己的方式来体验生活。在玩耍中，孩子们会制定自己的规则，而随着各种因素的变化，这些规则也会发生变化。尽管在大人眼里，这些东西似乎毫无道理，但孩子通过玩耍，却能培养对学习的极大热情。这种热情终生不会消退。”[10]而亲身经历也让我明白，对于下一代发明家和创业家的培养，这样的教育方法大有裨益。

尊重兴趣的努埃瓦学校

努埃瓦学校位于希尔斯伯勒镇，该校提供从学前班到8年级的教育。它的校园非常气派，其间坐落着一座3500平方英尺的教学建筑，这就是著名的“创新实验室”。从学前班开始，学生就可以在这里锻炼设计思维的能力。实验室既有机器人手臂和3D打印机等尖端设备，也有回形针和冰棒棍等普通材料，它们可以用于快速制作雏形。活动工作台旁，经常都能看到学生在制作五花八门的东西，比如机械玩具、电气开关和太阳能住宅模型。在老师的鼓励下，他们还将设计思维延伸到多个社会领域（比如环保建筑、水资源保护和卫生资源分配），并设计出不少创新方法。学生既可以独立工作，也可以相互合作。即便是在休息时间，很多人一有机会，就会回到这里，继续他们的项目。

努埃瓦学校的课程立足于探索和应用，并且注重设计思维和工程技术的教育。它是这类教学理念的先驱，拥有超过45年的实践经验。为了与其他学校的同行分享这些经验，该校每年都会举办一期“设计思维讲习班”，每两年还会举办一届“创新学习大会”。按照该校网站的说法，“练习不同的思考模式，并从中获得自信——这便是设计思维的力量源泉。这些思考模式既包括宽泛的思维方式，也包括特定的思维方法，它们可以培养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以访谈活动的思维方式为例，你需要暂时抛开自己的想法和偏好，全神贯注地倾听对方的谈话，并且追求思想的深度（而非广度）。在设计思维的学习和运用中，思维转换能力至关重要——具体而言，你需要根据特定项目的需求，转换自己的思维模式。”[11]

在努埃瓦学校，各个年龄段的学生都能通过不同的实践，提高自己的设计思维能力。比如，2年级学生可以制作大桥模型；4年级学生可以设计环保建筑，并在预算范围内，为可持续效应制定最大化方案；5年级学生可以制作弹射装置，或设计促进世界和平的方案；而8年级学生则已经设计出不少实用产品和方案，比如护膝、带有发光二极管的服装、社区服务项目方案和公共事务活动方案。

该校不仅重视求知欲和同感力的培养，也很注重各种实用能力的锻炼，比如批判思维能力、信息综合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从容应对未知领域的能力，以及快速提出问题和假说的能力。此外，学校还会传授很多人生道理，比如：学习过程中要灵活变通，与人交流时要大胆积极，进行判断前要深思熟虑，面对风险时要不怕失败。

努埃瓦学校的校训是“在兴趣中学习，在实践中学习”。这充分体现了它的办学宗旨，那就是通过知识的应用和系统的思考，培养学生“活到老，学到老”的热情。该校教育模式注重学生的参与，而不是知识的灌输，因此所有的课程都围绕学生的兴趣展开，并将课堂学习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比如，＆nbsp；3年级有一门课程，就是基于以下3个现实问题：地理环境对人类生活有何影响？人类如何根据地理环境做出选择？人类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表达信仰？在努埃瓦学校，老师作为学生的“教练”和“向导”，能够充分发掘学生在人文艺术、科学技术和创造创新方面的潜力。这种特殊的师生关系正是该校成功的基石。[12]

一位即将毕业的8年级学生这样说道：“努埃瓦学校让我明白，当我们面对难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获得了学习、成长和成功的机会。它还教导我，要做真正的自己，要听从内心的召唤，而不是追随别人的脚步。”[13]

孕育“下一代爱因斯坦”的哈克学校

哈克学校位于圣何塞市，提供从学前班到12年级的教育。它被《圣何塞信使报》誉为“培养下一代爱因斯坦的名校”[14]，但这一称号并不夸张。哈克学校的学生在各种科学竞赛中，都有优异表现，获得过很多大奖。在西门子科学奖和英特尔科学奖[2]的竞逐中，该校学生总能进入决赛。此外，该校学生在AP[3]考试中的成绩也一向优异。根据美国大学理事会对AP考试成绩的统计，以化学、心理学、微积分和计算机等科目的成绩来看，哈克学校自2006以来，就一直位居全球同等规模学校的榜首（同等规模是指学生人数在300人至799人之间）。[15]

该校的科技中心有全球一流的教育设施，总投资2500万美元。中心注重培养学生在科学探索中的条理性和科学性。在这里，学生不仅可以学习大学程度的有机化学、生物技术、环境科学和电子科学，还能参加课外的机器人项目和尖端的实验室研究。该校科学教学组的主任安尼塔·切蒂认为，学校必须开设数学和科学的高等课程，才能确保学生能在未来的硅谷建功立业。对此，她特意谈到了同事埃里克·纳尔逊博士的工作。纳尔逊博士是计算机教学组的主任，他不仅开设了机器人学的课程，而且还要求学生按照创业公司的模式来实践[16]。所以，学生先要设立公司架构，制定商业计划，选出管理人员并制定公司预算，然后才能进行研发。

切蒂说道：“我们的学生非常喜欢科学技术，所以我们也能充分利用他们的求知欲。”每个学期和暑假，切蒂都会带学生去哥斯达黎加和加拉巴哥群岛，进行实地考察。很快，她还会增加一个坦桑尼亚的考察项目。她介绍说：“每次考察计划都有学术研究和社区服务方面的内容。考察结束之后，学生必须对自己的发现进行总结汇报。”[17]坦桑尼亚项目的主题是“统一的健康体系：动物、环境和人类健康的相互作用”。在该项目的设计过程中，她一直想要突出牧场管理和人类健康的关系。对于何谓“真正的教育”，她强调：“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够有自己的亲身经历，而不是单纯学习别人的经验。”[18]

在切蒂的教育体系中，“哈克研究年会”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作为一轮研究的收官活动，这场年会上不仅有学生的海报展示和研讨会议，还有特邀的展示企业和演讲嘉宾，其中不乏诺贝尔奖得主、斯坦福大学博士、著名风险投资家和硅谷领军企业的掌门。不少职场人士也一致认为，“哈克研究年会”并不亚于很多全美科学大会。在年会上，学生们可以和全校同学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一方面，作报告的学生可以锻炼自己的演讲技能，而另一方面，他们的学弟学妹们也可以学到全新的知识，受到巨大的鼓舞。

哈克学校的教师有一半是博士毕业，但无论学历高低，他们对于自己所教的科目都怀有极大的热情。很多老师和自己教过的学生一直保持着联系，切蒂也不例外。她的很多学生如今已在从事博士后的工作，其中她特别提到了2003年从哈克毕业的苏尔比·萨尔纳。这个女孩年纪轻轻，就已经发明了一种能够诊断早期卵巢癌的设备，她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并且拿到了一大笔风险投资。她最近在电话中对切蒂这样说道：“我不知道您在哈克学校给我们喝过什么灵药，可是我们很多校友都觉得，自己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除了哈克校友，我还没见过其他人有这种感觉。”[19]

该校学术事务部门的副主任詹妮弗·加尔加诺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成功秘诀就是我们的学生。哈克的学生都有很强的学习动力和良好的学习动机。他们希望学习知识，希望改变世界，而且深知：实现理想需要勤奋和专注。学生们会相互鼓励，希望彼此都能心存高远，都能做到最好。这已经成为校园文化的一部分。”[20]而该校物理教师、研究导师克里斯·史宾纳则认为，学校的成功有更多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教师在教学中的自由度和创造性。他在《圣何塞信使报》的一篇文章中评论道：“我可以开设超出AP教育程度的课程，比如狭义相对论。由于学生的数学造诣很高，因此我可以用多元微积分授课……我曾经在其他学校执教过，但从未见过这种情况。”[21]

培养未来的创新者

激情是培养未来创新者的关键要素。托尼·瓦格纳（Tony Wagner）曾写过《创新者的培养：塑造改变未来世界的年轻人》（Creating Innovators：The＆nbsp；Making of Young People Who Will Change the World）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年轻人想要在21世纪成功，需要具备7种安身立命的能力，它们分别是：[22]

1.批判性思维；

2.团队合作能力；

3.灵活应变和适应能力；

4.能动性和创业精神；

5.口语和书面表达能力；

6.信息获取能力；

7.求知欲和想象力。

瓦格纳还在《华尔街日报》的时论专栏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培养下一个乔布斯”。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在传统学校里，考试成绩是学生学习的动力。但我在研究中却发现，年轻的创新人才本身就有内在的动力。培养优秀创新人才的课程都会强调三大要素：玩耍、热情和使命。玩耍是一种发现式教育[4]的学习过程，它会指引孩子找到人生的激情，而这种激情将会逐渐演变为强烈的使命感。”[23]

在硅谷就有一所备受家长称赞的发现式教育机构——量子科学营。它提供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数学教育和科学教育，课程设置强调21世纪的需求。科学营的创始人是迈克尔·芬尼根（Michael Finnegan）和瑞安·努尔梅拉（Ryan Nurmela）。他们都曾在奥克兰市的公立高中担任科学老师，但工作不久就辞职了。芬尼根表示，公立学校的课程还是当年的老一套，根本无法反映时代的巨变。两人都觉得这种教育实在不可理喻，于是决定“一起做点事情”。[24]如今，量子科学营不仅重新设计了计算机工程、高等物理学、天体物理学和欧式几何学等传统科目，还推出了一系列全新课程，比如“全球数学”（用数学方法探讨全球热点问题）和“设计数学”（将数学理论与设计实践相结合）。学生可以选修单个科目，也可以参加学年课程。

芬尼根是材料学博士，对二氧化钛纳米材料的研究与合成有着浓厚兴趣。不过即便从小热爱科学，他也毫不掩饰自己对传统科学教育的反感。而他之所以创办量子科学营，就是为了不让孩子们重蹈自己当年的覆辙。他表示，自己要以全新的教育模式，激发孩子与生俱来的求知欲，并鼓励他们进行创新思考。

努尔梅拉持有数学教师和物理教师的专业认证，并对“对象理论”[5]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他坚信：“无论学生的家庭背景和教育程度如何，他们都能通过精心设计的课程，学到远远超出现有教育体系的知识。”[25]他和芬尼根将这套全新的教育体系称为“量子教育”（QED）：“在量子教育营造的学习环境中，学生可以充分发挥自身潜力。无论是学习数学、科学、历史、语言、艺术还是其他任何学科，学生都应该有一个能够充分进行自我发挥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每个孩子都会主动去学习、合作并解决问题。”[26]量子教育有四大基石：一是情景营造（让学生沉浸在内涵丰富的学习环境中），二是理念激励（让学生充满学习的激情和动力），三是探索发现（让学生能够自己领悟知识），四是知识应用（让学生真正掌握知识的用途）。

从小接触21世纪的工作

安苏尔·萨马尔是著名化学卡片游戏“元素英雄”的发明者。我最初认识他是在2011年夏天，那时他即将升入贝拉尔曼学院预科学校的毕业班。虽说年纪不大，但他的意志却十分坚定，这一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告诉我，自己的意志力和创造力源于父母的培养。他和妹妹雪莉快到入学年龄的时候，母亲就开始带他们参加一些益智冒险活动，让他们尽量接触各种富有创造性的东西。他在柯林斯小学念书的时候，父亲又在学校牵头组织课外兴趣小组，邀请家长传授从语言到设计的各种知识。萨马尔回忆道：“有一个兴趣小组叫作‘拆解机器’，我们可以把电脑、鼠标和其他东西拆开来看。我记得有很多好玩的活动，我们会自己写些东西或者做些东西，很多都是培养创造力的活动。”[27]

萨马尔的父亲是一位创业家，当时正在筹备一家研发办公软件的公司——Extensio。他回忆道：“有一次，他谈到了在家附近开公司的事，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年轻的萨马尔也追随父亲的足迹，开始创业。在他看来，自己的创业理念是来自硅谷的成长经历：“硅谷充满了创业活力，到处都是很酷的创业者。我上初中的时候，学校旁边就是苹果公司。”所以，他渴望加入创业大军，而且这种想法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他的创业项目就是“元素英雄”，而这款游戏的构思始于小学4年级的一个想法。他回忆道：“那时，我玩过不少游戏，可是这些游戏都缺乏知识性。于是，我就和父母一起讨论，想要发明一款既有趣味性，又有知识性的游戏。”上初中后，萨马尔的构思逐渐成形，于是他便开始正式设计“元素英雄”。他给元素周期表的每个元素赋予一个角色，然后用这些角色设计一款桌面游戏。通过这款趣味游戏，儿童可以学到化学的基础知识。角色的设计得到了很多艺术家的帮助，其中还有来自阿根廷的艺术家。后来，他的父亲又向他传授了很多商业知识，比如现金流、损益表、C类公司[6]和S类公司[7]的区别。6年级时，萨马尔向“加州天才促进协会”申请了项目资金，最终获得了500美元。对此，他这样说道：“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因为他们不仅认可‘元素英雄’的理念，而且还相信这个项目能够成功。”

2007年，萨马尔参加了“印度河企业家”的硅谷年会，并在会上展示了这款游戏。媒体对此竞相报道，而旧金山市的几位风险投资家也找上门来，洽谈投资事宜。7年级时，萨马尔向一些投资家当面陈述了市场策略和营收策略。不过在多次会面之后，双方最终决定搁置风险投资计划，部分原因是萨马尔希望专心学业。不过，这些风险投资家还是成了他的良师益友。

不久之后，亚马逊公司、探索博物馆和麻省理工博物馆找到了萨马尔，洽谈“元素英雄”的销售事宜。此后，萨马尔又将游戏卖给了美国多家玩具专卖店。“元素英雄”的第1版产品很快销售一空，而第2版产品如今也已面世。现在，萨马尔经常在各种业界大会上进行演讲，比如TED组织特别授权的TEDx大会，以及“戴维森年轻学者计划”峰会（该计划旨在培养4岁到19岁的天才）。2012年秋，萨马尔进入斯坦福大学深造。

查宁·汉科克也是从小接触创业理念的典型。2006年高中毕业时，她就已经在4家初创企业工作过，其中包括Facebook和移动媒体公司Mozes。此外，她还是多个学生团体的积极分子，担任过学生会干事、学生会主席和学校年鉴编审，还创立了一份旨在促进校园政治辩论的出版物——《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

她认为，正是得益于在一流创新企业的实习经历，自己的大学规划才能与一般学生截然不同：

由于有真正的企业工作经验，所以我不但知道哪些技能有价值，而且能够专注于知识体验，而不是考试成绩。我之所以选择跨学科专业，是因为实习经历让我明白，跨学科的工作可以带来巨大的社会价值和个人成就。我的专业是生物信息学，它融合了生物学、化学、统计学和计算机等学科的精华。[28]

毕业之后，汉科克就去了新加坡。如今，她已是一家科技公司的产品经理，并且已经成家。在她看来，亚洲市场的工作经验非常重要，因为这能让人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和亚洲两地市场的不同之处。她说道：“我确实希望有一天能回到硅谷。不过我想帮助美国公司进入亚洲市场，所以这里是我目前要待的地方。”

此外，她也谈到在硅谷成长的优势：

硅谷有其独特之处，其中有很多无形的特质难以形容，也难以衡量。有了在硅谷的成长经历，你对成功、工作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期望也会不同。我上的是公立学校，不过我会经常开玩笑说，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相比，其严格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学校里，每个同学都很优秀，做的事情也都很酷，而且这种氛围也会扩散。其实，我的经历并不出众，因为我的很多同学都有类似的经历。毫无疑问，由于你的身边就有很多世界著名的企业和院校，你也能获得很多难得的机会。不过据我观察，硅谷和其他同类地区的最大区别在于，这些企业愿意为勤奋努力、真才实干的人提供机会，无论这些人是博士生还是高中生。[29]

泰尔创业奖

特别聪明的学生是否应该跳过大学教育，直接投身创新事业？风险投资家彼得·泰尔认为，这么做完全值得。因此，他设立了一项创业奖，鼓励最聪明的学生放弃常青藤名校的教育，甚至在高中毕业之前，就直接投身创业。每位获批的申请者可以在两年之内，获得总额10万美元的奖金。泰尔认为，尽管大学学费不断攀升，但学生学不到企业经营的实用技能，毕业后也不一定成功，所以大学教育是一种失败的投资。他曾对《圣何塞信使报》记者迈克·卡西迪这样说道：“得益于科技的不断进步，年轻人有了前所未有的优势，能够从事影响深远的开拓性工作。没上大学？没有文凭？这些对于雄心勃勃的硅谷年轻创业者而言，根本不是问题。”卡西迪也在报道中写道：“先去大学接受传统教育，再去职场建功立业，这条道路真的更好吗？会不会刚好相反，大学只是失败者的道路？大学四年教育是否只会浪费光阴，阻碍创新？因为在大学，那些本是编程天才的孩子却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读荷马史诗。”[30]

劳拉·德明（Laura Demming）是泰尔创业奖的首批得主之一。她14岁就被麻省理工学院录取，18岁就已成为兴盛资本创投的合伙人。该公司专注于生命科学领域的投资，而德明所热爱的正是抗衰老的技术——她正在研究导致衰老的基因，试图找到长寿的秘诀。在8岁那年，德明就从母亲的一番话中明白了死亡的概念，从此定下了人生的目标。在那次谈话中，母亲试图让她明白“无人永生”的道理，而德明却决心要找到改变这一命运的方法。12岁那年，她开始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基因实验室工作，而她的导师就是抗衰老技术的先驱——辛西娅·凯尼恩。德明经常在实验室一干就是好几个小时，还经常去旁听基因学和生物化学的课程，她对这些领域的兴趣也与日俱增。不久，师生二人在抗衰老实验中，找到了一种延长蠕虫寿命的方法。德明认为，这一发现有助于找到人类长寿的秘诀，她也因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她在接受“每日边缘”网站的采访时这样说道：“生命无比美好，却终究会凋零。之前，我就已经知道生物学的神奇和乐趣所在。而经历这次发现之后，科学给了我更大的人生乐趣，因为科学就是拯救生命的力量。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工作更重要、更让人沉醉。”[31]

如今，她的投资公司同样关注生命科学领域的进步，尤其关注抗衰老技术和晚发型疾病的研究和相关企业。而在这些领域中，能将基础研究转化为实用方案的“转化研究”更是重中之重。对于进行此类研究的科学家、实验室和创业者，该公司不仅欢迎他们提交融资申请，还会帮助他们打造成功企业。在接受麻省理工《技术评论》杂志（Technology Review）的采访时，德明这样说道：“在硅谷，人们或许会因为你年轻而表示怀疑，但绝不会因为你年轻而将你全盘否决。这就是硅谷最棒的一点。”[32]

随着大学学费不断攀升，我们必须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在21世纪，技术是否会成为实现社会平等的有效途径？尽管本科教育有其巨大价值，但要让今天的学生适应明天的经济，我们是否还有更好的方法？泰尔的做法或许只是针对少数的年轻天才，可他却促使我们探讨一些早该探讨的问题。泰尔坚持认为，美国亟须创新，因此不能让大学教育耗费创新天才的青春——更何况，“在英才社会上，经验多少不太重要。”[33]

[1]蒙特梭利式教育：是由意大利教育家玛丽亚·蒙特梭利创立的儿童教育理念。它注重儿童的独立和有限自由，并尊重儿童的自然心理发育。——译者注

[2]英特尔科学奖：全称为“英特尔科学天才搜索奖”，素有“小诺贝尔奖”之称，是美国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大的高中科学研究竞赛。——译者注

[3]AP（Advanced Placement）：即美国大学预修课程，是由美国大学理事会主办，在高中阶段开设的具有大学水平的课程。——译者注

[4]发现式教育：一种与讲授式教育相对应的教育方法，是指在家长或老师的引导下，孩子依靠已有知识和自身经验，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获得新知的方法。——译者注

[5]对象理论（Object Theory）：数理逻辑的基础理论，它处理的是特殊的形式体系，研究范畴是对象和对象的陈述。——译者注

[6]C类公司：美国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种类型。它最明显的特点是双重纳税，即公司利润和股东红利都需纳税。但如果将公司利润留作公司资本，那么留存部分不用交纳个体经营税，这一点比其他公司形式优越。——译者注

[7]S类公司：美国股份有限公司的另一类型。它与C类公司的最大区别在与，它没有企业层面的赋税义务。但S类公司在股东人数上和股本结构上有诸多限制。——译者注

21世纪头10年中期，在日德两国的新能源政策支持下，全球市场对太阳能板的需求强势增长。作为太阳能板的主要材料，高纯度硅的市场售价高达每公斤300美元至500美元，约为生产成本的10倍到15倍。在需求方面，光伏产业和芯片产业不同。芯片产业需要不断提升单个硅片的计算能力，因此技术进步会导致市场对硅片的需求降低；而光伏产业却需要增加太阳能板的硅片数目，因此技术进步会致使市场对硅片的需求增长。在供给方面，虽说提炼硅的原材料只是沙子，但当时厂房的造价高达10亿美元。由于光伏产业的需求完全超出硅片厂商的预期，因此市场出现了硅片严重供不应求的局面，从而导致多晶硅的价格暴涨了10倍。

当时，全球只有六大多晶硅生产商——欧洲、美国和日本各有两家。虽说中国也有两家生产多晶硅的厂商，但它们都是小型国有企业，而且主要面向国内市场。其中，成立于1964年的东方电气集团峨嵋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简称“峨眉半导体”）资历最老，技术也最先进。不过，它的生产工艺也只是前苏联技术的改良版本；而且当多晶硅市场在2006年至2007年突然升温时，该公司的反应相对比较迟缓。

与之相比，其他一些中国企业的反应非常迅速。它们一直都在寻求高利润的新产业趋势，因此很快就注意到了多晶硅市场的巨大商机。在短短两年内，中国生产商的生产计划就已超过每年20万吨，这是当时全球六大巨头总产量的4倍以上。[1]不过，高质量多晶硅的生产工艺非常复杂，控制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绝非易事。因此，中国企业的最终产量还不足原计划的10%。为了实现生产目标，这些公司开始四处寻找先进技术。

协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家专业性能源集团，当时该集团旗下有30多家风力、废热、垃圾焚烧和生物燃料发电厂，并且它急于进入光伏行业。因此，它从峨眉半导体挖来了两名高级工程师，从而获得了优质廉价多晶硅的生产工艺和技术方案。随后，协鑫集团投资10多亿美元建厂，并在短短3年之内，跃升为世界第三大多晶硅生产商。现在，该集团已经跃居世界首位，并打造出一条完整的光伏产业链，其中不仅包括硅晶片、太阳能电池和太阳能组件的生产，还包括公用电厂规模的整套光伏项目。

与此同时，峨眉半导体公司却被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它的生产能力几乎没有提升，因此也错过了多晶硅产业的鼎盛时期。不过让它最为懊恼的，还是两名高级工程师的跳槽。因此，峨眉半导体将这两名工程师和协鑫集团告上法庭，指控他们侵犯了该公司的知识产权，要求协鑫集团遣返两名工程师，并归还相关技术。然而，卷入这场纷争的不只是这两家公司：峨眉半导体位于中国的四川，是当地山区经济的一大支柱企业，而协鑫集团的光伏基地位于江苏，其对于当地政府也是至关重要的产业。因此，两省的多个政府部门就此事进行了长达数月的磋商，最后终于达成一致意见：两名工程师被带回四川接受调查，而协鑫集团则得以保留相关技术。这一案例也充分说明了知识产权的“雷区”风险。

硅谷模式能否复制？

世界各地都很关注这样两个问题：我们能否复制硅谷模式？复制来的“硅谷”会是什么样子？全球很多国家、地区和城市都有打造本地“硅谷”的计划，有些计划也已经实施多年。截至本书付梓时，全球已有11个城市用“硅”来命名自己的创新产业区。而且我认为，将来还会有更多的地方效仿硅谷，因为就连伊拉克的数码产业部长也希望打造“巴格达硅谷”。上述11个以“硅”命名的产业区分别是：

·纽约的“硅巷”

·华盛顿的“硅山”

·西洛杉矶的“硅滩”

·俄勒冈州华盛顿郡的“硅林”

·得克萨斯州奥斯丁市的“硅丘”

·犹他州帕克市的“硅坡”

·北京中关村的“硅谷”

·印度班加罗尔市的“硅谷”

·东伦敦的“硅环岛”

·南非开普敦市的“硅岬”

·以色列海法市、特拉维夫市和耶路撒冷的“旱河硅谷”

至于硅谷模式能否复制，答案见仁见智，不过重要的一点是，这取决于政策上的变化和地区间的平衡。

对于美国业界而言，硅谷无疑具有竞争优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政策优势，包括优厚的联邦法规（比如相对灵活的劳动法规）、优惠的银行政策（比如较低的贷款抵押要求）和宽松的政府监管（监管部门往往会袒护工会、老牌银行和业界巨头的利益）。一些人还认为，硅谷和旧金山湾区的“规模恰到好处”。[2]旧金山市和旧金山湾区的人口分别为80万和700万；在很多人看来，这样的地区规模大小适中，既能容纳很多不同的社群，又能增进人们之间的关系——大多数人最多只需通过两层关系，就能彼此结识。[3]

保罗·格拉汉姆在《如何成为硅谷》（How to Be Silicon Valley）一文中指出，打造一个科技创新中心需要两类人——“有钱人和技术狂”。[4]有钱人可以提供财力，而技术狂可以提供脑力和人力（我更倾向于把他们称作“智慧超人”）。前者是硅谷的水源，后者是硅谷的土壤。将这些“智慧超人”吸引到硅谷的，是当地的一流大学（比如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而让他们留在硅谷的，则是这里的事业发展机会和生活品质。

无论是“硅巷”、“硅山”还是“硅坡”，要想复制硅谷模式均非易事，因为最难复制的就是文化。硅谷文化就像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其中有无数的人际关系和各方的相互影响，也有形形色色的激励因素和各种类型的文化重组。硅谷文化之所以能够繁荣，是因为它总能破旧立新，从不因循守旧。

硅谷人才库的深度和广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城市学理论家理查德·佛罗里达曾经说过：“在过去20年间成立的硅谷初创公司中，超过一半的创业团队中都有移民成员。”[5]随着移民的涌入，硅谷吸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和新颖理念，这是一个强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对于硅谷在全球创新领域占据领先地位至关重要。前文已经讨论过硅谷移民的创业事迹，尽管亚裔移民是文中讨论重点，但欧裔移民也是硅谷创业大军中的重要力量。《经济学人》曾发表过一篇关于欧裔创业者的专题报道，文中指出：在硅谷的德裔移民约有5万人，而法裔移民创建的公司约有500家。[6]很多创业者都有这样一个共识：硅谷对失败非常包容。著名商务社交网站Viadeo的法裔创始人丹·塞菲蒂就做过这样的对比：“在法国，一旦公司破产，你就没有第二次机会。”[7]

保罗·格拉汉姆等人还指出，硅谷对于常人眼中的“异想天开”也很包容。[8]其实，未来的技术和产业往往源自一些看似疯狂的想法和愿景。你只需要想一想计算机和互联网的缘起，就会明白：天马行空的梦想一旦实现，往往都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革，尤其是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变革。

此外，新产品在硅谷本地也有很大的市场。与美国其他地区相比，硅谷人对技术的领悟和狂热可算无与伦比。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社交媒体、科技初创公司……这些东西已经完全融入了他们的生活。初创企业需要迅速应对市场变化；如果客户或用户就在身边，那么企业就能拥有茁壮成长的土壤。

时间是最后一个关键要素。任何一个生态系统和文化体系都需要时间，才能发展壮大，才能捋顺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才能找到自己的特点和定位。很多人都喜欢指出这样一个事实：硅谷作为科技创新的大本营，已经有50多年的发展史。而旧金山大学“硅谷沉浸式教学项目”的创始人卡洛斯·巴拉德洛更是认为“硅谷的创业精神已有165年的历史”，这段历史可以追溯至1848年的“淘金热”。[9]他的说法完全站得住脚，因为当时的西部拓荒者为了寻找致富机会，愿意承担各种风险。这些拓荒者注重“独立精神和自我价值”，他们不仅勇于进取、敢担风险、不怕失败，而且还能包容多元文化。

总之，“硅谷”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信仰。凭借自身成就和独到之处，它可以不断进行自我完善。在这样一种文化和信仰中，集体能量远远高于个体之和。如果能将其中的基本要素真正整合起来，它们之间就能碰撞出新的火花，而这种能量很可能会逐渐增强，并最终打造出新的创新中心和成功典范。对于力图复制硅谷模式的人而言，这不失为一个好消息。

世界其他地区的创业生态系统

中国的马云和日本的孙正义等人都是全球知名的创新领袖，而百度和腾讯等中国公司也在逐渐成为谷歌和微软等美国巨头的有力竞争对手。欧洲也有一些成功的创业故事，不过数目相对较少。这些成功人士之中最著名的可能要数维珍集团的理查德·布兰森爵士，而最富有的可能就是西班牙的阿曼西欧·奥尔特加（Amancio Ortega）。奥地利有红牛饮料公司的创始人迪特里希·马特施茨（Dietrich Mateschitz），法国有引领低价移动通讯革命的赛维尔·尼尔（Xavier Niel），瑞典有宜家公司的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Ingvar Kamprad）。不过除布兰森爵士以外，这些创业家大都非常低调，很少在媒体上露面。

201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在一份题为“创业一览”（Entrepreneurship at a Glance）的报告中，将欧洲和美国的创业环境进行了对比。报告显示，平均而言，在欧洲开办一家公司所需的时间为美国的12倍，成本为美国的4倍。[10]而国际金融公司则在《2012年营商环境报告》中揭示，在东欧和中亚开办公司所需的时间为美国的6倍。[11]此外，经合组织的报告还提到，与该组织的绝大多数成员国相比，美国的法律体系更适于创业；在欧洲国家，创业者很难获得种子基金，而且失败之后很难重新起步；在德国，创业者破产之后，可能需要6年的时间才能东山再起；而在英国，破产的企业家在清偿所有债务之后，也需要1年的时间才能再次创业。此外，欧洲并不流行给员工期权，而且对上市公司的要求也非常高；企业如果没有多年的良好业绩，很难上市。毫无疑问，这些问题都会限制高科技初创企业的资金来源。

尽管很多国家都在推出促进创业的政策，然而目前还没有哪个地区能够成功复制硅谷模式。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加里·马图萨克指出，根据该事务所的调查，很多国家“低估了打造硅谷环境的难度”。[12]不过很多人仍然相信，打造类似的创新中心并非痴人说梦，即便不能完全复制硅谷经济模式，也可以专注于其他产业。事实上，全球不少国家都有自己的创新产业区，而且很多都在不断成长壮大。其中，以色列、中国和智利都明确提出，要打造自己的“硅谷”。

以色列

就创业热情而言，以色列有着与硅谷最为相似的生态系统。在过去几年间，该国已经成为全球著名的科技创新中心，现有核心产业包括电脑、软件和半导体，但新的投资方向大都已经转向互联网、新媒体和移动应用。对于一个人口不过数百万的小国而言，以色列的软件公司多得出奇。

威森古罗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唐娜·佩特卡尼克斯有很多客户都是以色列的初创公司，她认为该国的科技创新体系已经非常成熟，并列举了如下原因：

以色列的创业文化氛围极其浓厚，职场传统注重勤奋和努力，这一点和硅谷非常相似。以色列创业者在工作时间上非常灵活，可以跨越不同时区工作；很多创业公司的董事会成员都有硅谷的风险投资家，因此这些公司的工作时间尤其灵活。和硅谷一样，这里不仅有提供风险投资和风险贷款的金融机构，还有各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分支机构（它们熟悉初创企业的运作，也熟悉美国会计制度的惯例）。我们的总部虽然设在硅谷，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在以色列的法律咨询服务。在业务拓展和投资者回报方面，以色列的很多初创公司都非常成功。[13]

2009年，丹·塞诺（Dan Senor）和索尔·辛格（Saul Singer）合著了《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Start-Up Nation：The Story of Israel's Economic Miracle）一书。该书的宣传页引用了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书评，其中恰好提到了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以色列人口不过710万，历史不过60余年，自然资源奇缺，而且自建国以来，该国一直四面树敌、战争不断。然而，该国的初创企业数目竟然可以超过中国、日本、印度、韩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和平稳定的大国。原因何在呢？”[14]截至2011年年底，以色列已有60家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这一数字超出上述任何一个大国。[15]而截至2012年6月，纳斯达克100指数已经收录两家以色列公司，它们分别是软件公司Check Point和制药公司Perrigo。[16]

两位作者认为，以色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义务兵役制度和移民政策。以色列公民无论男女，只要年满18岁，都必须服两年兵役。因此，几乎每个以色列人都能接触到该国的尖端军工技术。以色列国防军没有等级森严的制度，军队非常重视士兵的智力和创造力，有时甚至会因此打破一些规定。此外，由于随时面临外敌入侵，该国儿童从小就必须学会坚强，并且会被灌输“凡事皆有可能”的信念，而这样的意志和信仰可以铸就坚定沉着的国民文化。[17]

值得一提的还有国防军的技术情报部门——“8200部队”（Unit 8200），它可算是以色列高科技行业的“西点军校”。从这支部队退役的士兵很多都成了科技产业的风云人物，创立过不少成功企业，比如Check Point、Metacafe、Nice和Comverse。据这些退役士兵称，他们在“8200部队”学到的技术在科技行业极受欢迎。《福布斯》杂志曾刊登过一篇题为“传奇部队”（The Unit）的专题报道，文章援引一名退役士兵的话说：“有些招聘广告还会明确表示‘专招8200退伍士兵’。”[18]企业在评估一个应聘者的资历时，关心的不是他毕业的学校，而是他服役的部队。

此外，以色列的移民政策也极大地推动了本国经济的发展。人们之所以移民，大多是为了争取更好的人生机会，因此他们也都愿意承担风险，愿意从头再来。以色列人口有90%都是移民或移民后裔，其中不仅有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也有来自前苏联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这些高知人群在移民以色列之后，都已经成为该国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中国

与西方经济体制不同，中国政府为了提高效率、降低内耗，会通过一系列的战略规划来引导市场主体。自1953年以来，中国已经制定了十二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十一五”之前为“五年计划”）。“十二五”规划[19]的目标之一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增长向“包容性增长”转变，从而让更多的国民能够分享经济红利。中国已经不满足于“世界工厂”的地位，因此“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七大“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划，其中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截至2020年，这七大产业预计将获得5万亿元（约合7870亿美元）的国家投资。[20]

不过，对于正在崛起的东方巨人能否成为新的世界创新中心，国际舆论的观点并不一致。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声称中国只会“复制粘贴”，但这无疑低估了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巨大动力。中国有很多非常成功的本土企业，它们善于借鉴国外的先进商业模式，并对其加以改进，以适应国内市场的需求。但在耶鲁大学北京俱乐部最近的一次聚会上，著名天使投资人徐小平则认为：中国要实现真正的创新，至少还需要20年，因为中国本土教育缺乏对创造力和创新力的培养。[21]不过，毕马威中国公司的合伙人查玮亮（Egidio Zarrella）则说道：“中国政府正在推出各种激励措施，比如软件、集成电路等重点行业的免税期，以及研究密集型企业的税收优惠。继续受到国内外关注的子行业包括云计算、互联网和智能设备等。”[22]

中国最著名的“硅谷计划”就是北京的中关村，这一带云集了众多一流大学和科研院所，其中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中关村是一个政府主导的典型例子：在这里，政府更关注如何去打造“硅谷”，而不是如何让“硅谷”自己壮大。[23]因此，北京中关村和美国硅谷相比，政府在这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截然不同，而这种差别或许正是中关村面临的最大问题。此外，中关村自身的一些短板，也限制了它与硅谷竞争的实力。比如，这里的移民人才相对较少，生活品质相对较低，而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会影响相关政策的制定。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小型私有企业仍然难和老牌业界巨头抗衡。[24]

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参与方式有其积极之处。比如，2012年3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就宣布：中国预计将在这一年度投资1万亿元（约合1580亿美元）的研发经费，用于激励本土创新。[25]此外，中国政府还推出一系列的优惠政策，鼓励外资企业加大在华创新力度。

然而另一方面，政府往往也会越过市场，按照自身意愿，直接参与产业整合。2010年年初，协鑫集团决定进军硅片行业，因此该集团需要尽快扩大生产能力，而最理想的合作对象之一就是高佳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高佳公司”），因为后者总部位于无锡（与前者同在一省内），同时也是这一行业的领军企业之一。江苏当地政府非常希望促成这一交易，因此没有等两家企业敲定合作细节，就径直找到高佳公司的创始人和大股东，请其将公司卖给协鑫集团。由于当地政府持有高佳公司将近1/4的股份，并且负责经营许可证的年检，因此高佳公司碍于政府情面，很快就同意了出售事宜。2010年1月，协鑫集团正式收购高佳公司70.19%的控股权。而从本章开头的案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政府对于企业的巨大影响。

此外，开篇案例也说明了知识产权领域的灰色地带。在这方面，腾讯公司也是一个典型例子。在一些人看来，该公司很善于将“模仿、嫁接和创新”结合起来，而它最近发布的微信4.0就是这一策略的“极致体现”。[26]另一个例子是与腾讯公司同在一城的华为公司。该公司的主营业务是网络设备和通讯设备，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4G设备供应商。但几年前，它曾经被思科公司告上法庭。思科在指控书中称：华为窃取了自己的路由器技术，就连一些瑕疵也是原封不动地照搬。

中国与硅谷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初创企业投资者的退出途径。在硅谷，谷歌、思科等业界巨头会收购很多初创公司，这可以算是一种“创新外包”策略。而在中国，业界巨头往往会模仿初创公司的创意，自行研制类似的产品，然而借助资源优势将对手挤出市场。很多时候，业界巨头宁可自行研发，也不愿意收购初创公司。这不仅增加了创业者的市场风险，也减少了投资者的退出途径。

不过，要想明白中国能否复制硅谷模式，我们需要对不同市场和不同行业进行更为细致的考察。《麦肯锡季刊》（McKinsey Quarterly）最近刊文指出：中国企业在本土市场有着极强的创新能力，而且特别善于“产品商业化”的创新。具体而言，中国企业往往会将尚未成熟的雏形产品迅速推向市场，然后根据市场反馈对产品进行完善和升级。与之相比，西方企业在正式推出一款产品之前，往往会先进行无数次的修改和完善。[27]

在全球市场，这一策略对于某些行业也非常有效，比如个人电脑和网络设备行业。因此在这些行业，中国企业也能保持强大的创新能力，而联想和华为的崛起就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对于电子商务和社交媒体等行业而言，文化因素有着更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很难想象，人人网和百度可以在全球市场取代Facebook和谷歌。

此前，随着全球制造业的重心向亚洲（特别是中国）转移，中国企业也从中获得了很大的创新优势。2010年，安迪·格鲁夫曾在《彭博商业周刊》刊文指出：某些类型的创新和制造业相伴相生。[28]“工艺创新”就是这样一种类型。所谓“工艺创新”，是指产品生产过程的改良创新，很多时候是由一系列渐进式的小创新组成。事实证明，中国企业非常擅长“工艺创新”，在这一领域中处于世界领先行列。近几年，中国企业之所以能够在光伏产业迅速崛起，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们在“工艺创新”领域的优势。

然而，中国的制造业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维伟克·瓦德华在《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刊文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和3D打印技术的飞速发展，全新的生产模式和制造设备即将问世；届时，本地化、定制化的制造业将重新掌握竞争优势，从而淘汰中国现有的“世界工厂”模式。[29]

或许，本节最好的注脚就是一则关于联想集团的新闻。近期有媒体报道，该集团有望超越惠普公司，成为全球最大的个人电脑厂商。这将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公司首次在科技产业中登上全球第一的宝座；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关村生力军对阵硅谷老牌明星的一次胜利。不过与此同时，苹果公司的创新产品已经风靡中国市场，而硅谷的领先优势也早已转向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和大数据等新兴领域。这样看来，中国企业战胜的只是过去的硅谷，并非未来的硅谷。

智利

在过去两三年间，全球各大媒体都竞相报道过智利政府的一个创业促进项目——“启程智利”（Start-Up Chile）。该项目于2010年3月正式启动，其终极目标是将智利打造为拉美的“硅谷”，而近期目标则是到2014年，培养1000家初创企业。截至目前，已有来自70个国家的1600多人向“启程智利”提交了申请。值得一提的是，有相当一部分申请者都来自美国。申请成功者可以无偿获得4万美元的种子基金（没有附加条款），并将受邀参加为期6个月的创业孵化活动，在此期间他们可以使用办公场所、获得创业辅导并结识创投人士。由于最初的申请者均为外籍人士，因此智利政府还承诺提供为期1年的签证。在2010年的试点项目中，来自14个国家的22家初创企业在智利落户。2011年7月，该项目正式向本国公民开放，当期就收到了600份来自国内的申请，其中有80个项目获得了资金。海外人士对该项目的兴趣也在逐年增加：截至2012年4月，已有近500名外籍创业者正式加入这一项目，这些创业者在智利成立了220家初创公司，雇佣了180名当地员工和143名外籍员工。[30]

对于此项计划的成败，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不过，它的发展势头和早期情况非常值得关注。据《彭博商业周刊》报道，最初参加这一项目的初创公司已经获得8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投资者分别来自美国、法国、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等地。[31]该项目对两类创业者最具吸引力：一类是瞄准拉美市场的各国创业者，另一类是放眼全球市场的拉美创业者。而在他们的推动之下，智利也在向着“拉美硅谷”的梦想不断前进。

很早就有人指出：该项目的优势之一在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有着众多的跨国公司。由此看来，通晓国际市场的人才至关重要；然而另一方面，一些创业者也指出了不少问题。比如，智利本土的风投行业很不发达，而项目中的种子基金大都来自经济发展署。目前看来，不少海外创业者都有返回本国的趋势。在参加2011年培训活动的87支团队中，只有一半左右留在了拉美地区，而且其中约有40%的团队搬到了巴西和阿根廷，以求获得更好的创业孵化服务和融资环境。

此外，4万美元种子基金的获取方式并非直接投资，而是费用报销。所以，创业者必须自己先掏腰包，再等补贴。这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种子投资，而且需要政府审批。由于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因此政府审批人也不能像天使投资人一样，一次性支付大笔款项；再者，智利的破产程序非常复杂，这个流程可能会拖上好几年的时间（相比，美国的破产程序只需要几个月）。因此，创业者实在经不起失败。

较之美国，智利的富豪家族对社会财富和产业经济的垄断程度更高，因此创业者白手起家的创业难度也更大。而富二代创业者则更倾向于房地产等传统行业，而不是互联网等风险较大的创新行业。由此可以看出，“论功行赏”的激励体制更有利于创业公司的壮大，也更有利于创新产业的发展。

但无论如何，智利通过“启程智利”这一项目，已经表明了培育创新产业和私有经济的决心，并吸引了不少创新人才和海外资金。即便一部分创业者最终会搬到融资环境更好的国家，他们也不会忘记智利政府帮助自己扬帆启程的努力。

另一方面，这一项目也凸显了复制硅谷模式的重重挑战。较之硅谷，智利的创业界尚有四大不足：一是成功的创业前辈不多，无法为创业后辈提供充足的种子基金和良好的创业辅导；二是风险投资行业不发达，无法为初创企业的成长壮大提供很好的融资环境；三是服务业不成熟，很难在财会、法律和税务等至关重要的领域提供一流的专业服务；四是富有家族太保守，虽然掌握着很多的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却不愿进入风险较高的创新产业。这些问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逐步解决。不过，智利政府至少已经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追赶创新的步伐

无论身处何方，创新者面临的最大挑战都是如何因地制宜、与时俱进。比如在中国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随着制造业的不断发展，人们需要在经济发展中引入更好的环保技术。只要有良好的国家政策、法律体制和社会环境，这种新的需求就会培育出创新的沃土。而每个国家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同，也会形成自己独有的创新土壤。因此，同样是使用来自硅谷的技术“种子”，它们也必须根据本国的“土壤”情况和市场需求，培育出适合自己的环保技术成果。

本地市场的需求对于任何产业都很关键。以印度的影视产业为例，正是由于本地市场的强劲需求，宝莱坞才能在印度以及整个南亚地区与好莱坞抗衡。而在本国需求的增长中，政府的推动作用也是至关重要——中国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不过，对于具有全球视野的创新企业而言，过于专注国内市场可能反倒成为海外扩张进程中的羁绊。

硅谷文化的支持者认为，政府要想促进创新，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具体而言，政府必须完善法律体系，使之能够促进初创企业的成长（比如简化企业注册手续，允许人才自由流动，制定税收优惠政策等）；但除此之外，政府不能插手市场。[32]这是因为，政府官员和市场人士的思维体系截然不同。以初创企业的融资环节为例：由于天使投资人大多是商界成功人士，因此往往可以凭借经验和眼光，挑选出具有发展潜力的创业团队，并为其提供专业指导和商场人脉。与之相比，政府官员往往缺乏商业知识和业界经验，并不擅长辨别创业团队的发展潜力，而且也不会用个人资金投资初创公司。[33]因此，如果初创企业的融资环节是由政府主导，那么其结果不仅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还会损害国家的创新能力，使其在国际竞争中丧失优势。

奇点大学的客座讲师琳达·格伦则提到了另外一个阻碍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术语不统一。她以“纳米技术的定义”为例说明：由于业界、学界和政府缺乏一套通用的术语，因此很可能在实践中产生各种分歧。[34]尽管早在2010年年底，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就已正式推出一套“纳米材料的分类方法”，但美国官方一直没有承认这一标准，从而给术语的统一制造了人为的障碍。以医药行业的纳米技术为例：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将医药产品分为“药品”、“医疗设备”和“化妆产品”，而且对这三类产品的规定也有很大的差别，因此某一产品的归类将直接影响它能否获得上市许可；但由于“纳米技术”缺乏定义标准，因此对于使用纳米技术的医药产品应该如何归类，人们往往会产生很大的分歧。

要应对日新月异的科技变革，我们除了需要建立一套全新的统一术语之外，还必须对法律体制和司法体制进行改革。一方面，我们需要建立专业的科技法庭。这些法庭的法官不仅需要具备专业知识，还需要不断接受在职教育和培训。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正确判断和处理新兴技术所产生的法律问题。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牢记法治原则，尤其是在知识产权领域。任何时候，政府官员的意愿和地区经济的利益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让所有企业——无论其规模大小，以及处于哪个地域——都能享受平等的权利和机会。

结语

硅谷本质上是一个发展单一产业的经济区，所以不会因为其他产业而分心。人们把全部精力和资源都倾注到一项事业上——那就是打造最好的高科技产业。而高科技的最大特征就是创新。

硅谷的创新体系有三大支柱：科技的进步、人们的聪明才智、坦然面对风险和失败的能力。斯坦福大学自诞生伊始，就已成为业界和社会的合作伙伴，现在该校更是成了科研领域的全球领袖。一流的人才纷至沓来，他们厌倦了东海岸森严的等级制度，却在这里找到了理想的生活方式。很快，风险投资也随之而来，并在这里发展、壮大、兴盛。知识和资本的全新融合方式带来了全新的商业模式，进而催生了破坏性的创新，并打造出公平的竞争环境，让每一个有胆识、有创意的人都能大展拳脚。不断完善的硅谷文化吸引了更多的创业者、工程师和经理人，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之下，一个举世无双的创业生态体系出现了。在这里，人们尊重真才实干，乐于开放自己，注重团队合作，并且愿意接受失败——因为在他们看来，失败只是成功的开始。

其实，硅谷人自身并无特殊魔力——他们的魔力源自彼此交往和相互合作的方式。无论出于私心还是利他主义，硅谷商业模式的最终效果还是注重回馈。因此，社会上层的财富会逐渐带动社会下层的进步。同时，人们也会认同这样一个理念：伟大的企业源于整个团队的共同努力，而不仅仅依靠几名高层的宏图伟略。遗憾的是，这一理念在硅谷之外仍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

当然，没人能够百分之百地复制硅谷模式。因为，硅谷不仅有极其难得的地利和天时（它正好赶上科技产业的兴起和几轮革命性的创新），而且还充分利用这些条件，打造出能让自己具有领先优势的利基市场[1]；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优势仍将得以保持。不过，其他地区还是可以吸收硅谷的很多精髓，特别是不断创新的决心和尊重创造的文化。这两点也是21世纪的核心价值，对于一个地区发展竞争优势至关重要，这种竞争优势不仅体现在科技领域，而且体现在金融、教育和其他任何社会经济领域。创造性的文化将为人类带来更多革命性的技术和产品，并为各个社会领域带来翻天覆地的进步。它是人类巨大潜能的源泉，而我们对它的探索才刚刚开始。从中涌出的泉水已经滋润了硅谷的沃土，如果它能持续滋润更多的土地，那么人类社会也将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1]利基市场（niche market）：指专注某一产品的细分市场。——译者注

本书的创作历时6年。人的一生之中，真正能够改变命运的经历其实很少。但对于我而言，搬到硅谷的经历就是其中之一。在这里，我有幸结识了很多良师益友，他们用硅谷人特有的方式，帮助我完成了从华盛顿到硅谷的过渡，让我很快适应了这片原本陌生的土地。

除了这段经历之外，本书的创作基础还有其他3次重要经历。一是《纽约时报》帕梅拉·尼可曼对我的专访，她在《西海岸女性的冒险精神优势》一文中，报道了我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经历，以及我所创建的“通往硅谷之路”；二是黛博拉·格鲁恩菲尔德博士和莉萨·斯威妮对我的采访，她们将我的经历整理为斯坦福商学院的教程案例，重点探讨如何适应硅谷和寻找机遇；三是我在《摩尔》杂志（More）研讨会上的发言。会后，我的演讲经纪人和前任编辑都向我建议，让我把发言的内容写成一本书。

和其他书籍一样，本书的创作过程也充满了艰辛和挑战。曾经有段时间，恰逢我的公司也在转型。为了两头兼顾，我很多时候都得凌晨4点半就起床。周末的时候，为了能多抽些时间陪陪孩子，我得比他们早起好几个小时。尽管如此，小家伙们有时还是觉得受了冷落。他们会失望地问我：“妈妈，你又要去写书了吗？”

在此，我对本书的编辑艾米莉·卡尔顿致以由衷的谢意。在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你就这样说过：“从来没有哪本关于硅谷的书是从这个方面入手，这实在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幸运的是，我很快找到了其中的原因。对于我们的第一次谈话，我永生也不会忘记。艾米莉，虽然你不是硅谷的常客，但你对硅谷的了解着实让人钦佩。非常感谢你让我重新定位本书，这对我的全新事业大有裨益。当然，你也是一位出色的作家。

同样也要感谢在百忙中给我帮助的众多硅谷前辈。拉里·桑西尼、提姆·德雷珀，你们在得知我的创作计划之后，马上邀请我进行座谈，和我分享你们的硅谷理念和创业故事。谢谢你们！

维伟克·瓦德华，对你的帮助，我感激不尽。你不仅和我分享了你的专业知识和创新意识，而且还不厌其烦地为我引荐其他的硅谷专家。如果不是你邀请我旁听奇点大学的高管课程，这本书可能也无法达到现在的水准。我在奇点大学领悟的知识确实改变了我的人生（唯一的问题是，我太想在那里待一辈子了，以至于我甚至想抛下手头的工作）。同样要感谢奇点大学的教职员工，尤其是罗宾·法曼法玛伊恩，谢谢你的耐心帮助，你解决了我的很多疑问。谢谢安德鲁·赫塞尔，在你的启发之下，我学会了如何思考未来的科技突破。再次感谢奇点大学的一流科研人员，当然还有该校的创始人之一彼得·戴曼狄斯。

谢谢弗兰克·斯宾塞，你卓绝的未来理念极大地开拓了我的思维。在和你畅谈几小时之后，我要花上好一阵子，才能让思想从未来回到现在。谢谢道格·亨顿，你和我一样热爱经济学，但你让我明白了硅谷经济长盛不衰的秘密。

谢谢斯坦福大学，你是我最大的灵感之源。虽然我也算是校园的常客，但每次漫步校园，我都会心生敬畏。而且，我的孩子也有幸能就读宾幼儿园，参加斯坦福的数学兴趣班和体育健身班。看到孩子能从小感受斯坦福的良好氛围，我感到由衷的欣慰。威廉·米勒博士、玛格丽特·龚·汉科克女士，谢谢你们和我分享斯坦福“区域创新和创业”项目的真知灼见，你们的友善和真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安尼塔·切蒂、安娜丽·萨克森妮安、安苏尔·萨马尔、巴里·克雷默、本·劳英、鲍勃·培威、唐娜·佩特卡尼克斯、埃里克·莱斯、弗恩·曼德尔鲍姆、约翰·斯万、坎瓦尔·瑞奇、海蒂·罗伊森、杰克·博伊德、詹姆斯·麦克尼文、詹妮弗·温特斯、杰罗尔德·勃兰特、约翰·莫顿博士、乔纳森·勒瓦夫、乔丹·纽曼、莱斯利·柏林、琳赛·特劳特、里兹·怀斯曼、路易斯·布尔勒、路易斯·梅亚、马克·比尔考、玛莎·约瑟夫森、迈克尔·芬尼根、妮莎·巴帕特、帕姆·迪肯森、拉杰·德萨尔、理查德·斯旺森博士、罗斯·汉科克、迈克尔·麦克维尼、史蒂夫·布兰克和塔提亚娜·查皮拉，谢谢你们的热心帮助。斯蒂芬·克拉兹，谢谢你和我分享你在中国的经历，这对我理解中国的创业环境非常重要。同时感谢毕马威公司的帕特丽夏·里奥斯，从你关于创新的报告中，我对世人眼中的硅谷有了很好的认识。

写书和公司事务有时会让我忙得焦头烂额，但总有人在我的身边支持我、帮助我。谢谢你们给我带来的阳光和欢乐。苏希·金斯伯格，你的活力和乐观让我很受鼓舞。帕梅拉·尼可曼，很高兴能认识你，并能和你合作。马伦·尹，你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专业知识和亲身经历让我获益良多，我特别怀念和你畅谈的日子。

谢谢我的经纪人克劳迪娅·克罗斯，这些年来你一直陪伴在我身边，不厌其烦地为我打点各种事务。在我迷茫的时候，你总是竭尽全力地支持我、鼓励我，给我灵感和动力。

谢谢我的助手杰米·丹诺，这些年来，你在紧张的工作中一直镇定自若，为本书的调查和创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种积极的态度一定能让你的事业和人生一帆风顺。谢谢我的员工阿普里尔·丹尼尔斯·胡萨尔，你对工作的热情和积极让我很受感染。当然，也要谢谢我的朋友弗朗辛·加尼，没有你的帮助，这一切都还只是梦想。

谢谢我的父亲，是您培养了我对科学的好奇心。谢谢我的母亲，是您无私的爱伴随我走过了人生的起起落落。同样也要谢谢米奇，你的博学让我受益匪浅。我的生命因你们而美好。

也要感谢丈夫迪洛·皮肖内无微不至的体贴和支持。无论我想做什么、想去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尽管我总是太过好奇，经常陷入沉思，但你总是那么的体谅和宽容。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3个孩子——多米尼克、德雷克和戴恩·亚历山德里亚，你们是我前进的动力。

01　从东海岸到西海岸

导言

[1]Morgan Brennan，《美国最贵的邮编》（America's Most Expensive Zip Codes），载于《福布斯》杂志（2011年10月12日）http://www.forbes.com/lists/2011/7/zip-codes-11_land.html

[2]Karrie Jacobs，《拯救地区住宅》（Saving the Tract House），载于《纽约时报增刊》（2005年5月5日）http://www.nytimes.com/2005/05/15/magazine/15TRACT.html

[3]《华尔街日报》房地产销售榜（2009年）http://online.wsj.com/ad/top100individual volume_2009.html

[4]Juliet Chung，《俄投资家1亿美元购硅谷豪宅》（Russian Investor Buys Silicon Valley Mansion for$100 Million），载于《华尔街日报》（2011年3月15日）

http://blogs.wsj.com/developments/2011/03/30/russian-investor-buys-silicon-valley-mansion-for-100-million/?mod=WSJBlog

[5]Lauren McSherry，《如何才算“过大”？》（Maxed out：Los Altos Hills Ponders How Big Is Too Big?），载于《洛斯阿尔托斯城之声》（2005年11月9日）

http://www. losaltosonlin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3621＆Itemid=46

[6]MarcAndreessen访谈，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2012年6月27日首播

第一章　硅谷，让世界瞩目

[1]Nick Bostrom，“超级智能”，Nick Bostrom个人官网

www.nickbostrom.com/views/superintelligence.pdf

[2]Edward Cornish，《探索未来》（Futuring：The Exploration of the Future），世界未来协会（2004年马里兰州）出版，第12页

[3]Peter Diamandis与本书作者的谈话（2012年6月28日）

[4]Ray Kurzweil，《奇点临近》（The Singularity Is Near），维京企鹅出版社（2005年伦敦）出版

[5]Ray Kurzweil在奇点大学的讲座（2012年4月11日至13日）

[6]Bruce Upbin，《15岁少年是否改变癌症治疗方式？》（Wait, Did This 15-Year-Old from Maryland Just Change Cancer Treatment?），载于《福布斯》杂志（2012年6月18日）

http://www. forbes.com/sites/bruceupbin/2012/06/18/wait-did-this-15-year-old-from-maryland-just-change-cancer-treatment

[7]Valerie Strauss，《15岁的研究者杰克·安卓卡》（Meet Jack Andraka，15-Year-Old Researcher），载于《华盛顿邮报》（2012年6月29日）

http://www. washingtonpost.com/blogs/answer-sheet/post/meet-jack-andraka-15-year-old-cancer-researcher/2012/09/18/049a81f4-01a1-11e2-9367-4e1bafb958db_blog.html

[8]英特尔公司，“2012年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学大奖赛获奖名单”，英特尔公司官网

http://www. intel.com/content/www/us/en/education/competitions/international-science-and-engineering-fair/winners.html?cid=cim：ggl.

[9]Gordon E. Moore，《提高集成电路容量》（Cramming More Components onto Integrated Circuits），《电子学杂志》（1965年4月19日）

[10]Peter Diamandis和Steve Kotler，《丰饶：未来胜于想象》（Abundance：The Future Is Better than You Think），自由出版社（2012年纽约）出版，第9页

[11]Peter Diamandis和Steve Kotler，《丰饶：未来胜于想象》（Abundance：The Future Is Better than You Think），自由出版社（2012年纽约）出版，第9页

[12]Michio Kaku，《未来物理学：2100年的科学将如何改变日常生活》（Physics of the Future：How Science Will Change Daily Life by 2100），Doubleday出版社（2011年纽约）出版

[13]Diamandis和Kotler，《丰饶》，第9页

[14]Vijay Govindarajan和Chris Trimble，《逆向创新》（Reverse Innovation），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2年波士顿）出版

[15]Alex Perry和Nick Wadhams，《肯尼亚的银行业革命》（Kenya's Banking Revolution），《时代》杂志（2011年1月31日）

http://www. 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2043329，00.html

[16]David Rose在奇点大学的讲座（2012年4月12日）

[17]Peter Diamandis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18]《戴夫·卡罗尔是否为联合航空造成了1.8亿美元的损失？》（Did Dave Carroll Lose United Airlines$180m?），《经济学人》杂志（2009年7月24日）

http://www. economist.com/blogs/gulliver/2009/07/did_dave_carroll_cost_united_1

[19]Mark Tran，《复仇神曲令歌手成名》（Singer Gets His Revenge on United Airlines and Soars to Fame），《卫报》（2009年7月23日）

http://www. guardian.co.uk/news/blog/2009/jul/23/youtube-united-breaks-guitars-video

[20]《如何让叙利亚获得自由》（How to Set Syria Free），《经济学人》杂志（2012年2月11日）

http://www. economist.com/node/21547243

[21]Frank Spencer接受本书作者的采访（2012年4-8月）

[22]《个人收入与支出》（PersonalIncomeandOutlays），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报告（2012年9月28日）

http://www. bea.gov/newsreleases/national/pi/pinewsrelease.htm

[23]Frank Spencer接受本书作者的采访（2012年4-8月）

[24]Jon Pittman在奇点大学的讲座（2012年4月8日）

[25]MBO合伙公司，“劳动力指数”，MBO合伙公司官网

http://www.mbopartners.com/stateof-independence/docs/MBO-Partners-Independent-Workforce-Index-2011.pdf

[26]Frank Spencer给本书作者的电邮（2012年4月18日）

[27]《全球城市化展望》（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联合国人口司（2012年3月）

http://esa. un.org/unpd/wup/pdf/WUP2011_Highlights.pdf

[28]Ayesha Khanna，《动力型城市：城市智能的未来》（Generative Cities：The Future of Urban Intelligence），《PSFK Need to Know》杂志（2012年第一期）

[29]Doug Henton与本书作者的谈话（2012年4月16日）

[30]William F. Miller，《创业精神的栖息地》（The‘Habitat'for Entrepreneurship），斯坦福大学论文（2000年7月）

http://www. kaahlsfiles.com/thesis/thesis%20papers/3%20Low/Miller.pdf

第二章　硅谷，让世人好奇

[1]Jerold T. Brandt与本书作者的谈话（2012年6月27日）

[2]斯坦福大学，“Frederick Terman简介”，斯坦福大学官网

http://engineering. stanford.edu/about/bio-terman

[3]斯坦福大学，“学校简介”，斯坦福大学官网

http://www. stanford.edu/about/history

[4]斯坦福大学，“大学筹建经费”，斯坦福大学官网

http://www. stanford.edu/dept/visitorinfo/basics/about.html

[5]斯坦福大学，“大学筹建经费”，斯坦福大学官网

http://www. stanford.edu/dept/visitorinfo/basics/about.html

[6]Theodore Roosevelt在斯坦福大学的讲话，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官网

http://www. presidency.ucsb.edu/ws/?pid=97726

[7]斯坦福大学，“学校的成立”，斯坦福大学官网

http://facts. stanford.edu/founding.html

[8]Lee De Forest的专利（专利号879532）

[9]Dag Spicer给本书作者的电邮（2012年10月5日）

[10]Keith Venter，“墨菲特联邦机场历史”，美国太空总署官网

http://historicproperties. arc.nasa.gov/history/history3.html

[11]Keith Venter，“墨菲特联邦机场历史”，美国太空总署官网

http://historicproperties. arc.nasa.gov/history/history3.html

[12]墨菲特联邦机场，《西海岸海军飞艇基地》短片

[13]美国太空总署，“墨菲特海军航空基地”，美国太空总署官网

http://historicproperties. arc.nasa.gov/downloads/hangar1_haer_ca335.pdf

[14]美国海洋大气局，“梅肯号飞艇坠毁地点载入国家历史名录”，美国海洋大气局官网

http://www. noaanews.noaa.gov/stories2010/20100211_macon.html

[15]Keith Venter，“梅肯号飞艇”，美国太空总署官网

http://historicproperties. arc.nasa.gov/history/history5.html

[16]Keith Venter，“墨菲特联邦机场：从飞艇到太空”，美国太空总署官网

http://historicproperties. arc.nasa.gov/history/history2.html

[17]Keith Venter，“二战与飞艇”，美国太空总署官网

http://historicproperties. arc.nasa.gov/history/history9.html

[18]Keith Venter，“墨菲特联邦机场的新纪元”，美国太空总署官网

http://historicproperties. arc.nasa.gov/history/history13.html

[19]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弗雷德里克·特尔曼》，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官网

http://www. pbs.org/transistor/album1/addlbios/terman.html

[20]Steve Blank给本书作者的电邮（2012年7月12日）

[21]Steve Blank给本书作者的电邮（2012年7月12日）

[22]Steve Blank给本书作者的电邮（2012年7月12日）

[23]Steve Blank给本书作者的电邮（2012年7月12日）

[24]Gene Bylinsky，《加州产业的发源地》（California's Great Breeding Ground for Industry），《财富》杂志（1974年6月）

[25]Christophe Lécuyer，《打造硅谷：创新与高科技的发展》（Making Silicon Valley：Innovationand the Growth of HighTech），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年麻省）出版，第135页

[26]惠普公司，“戴夫·普卡德简介”，惠普公司官网

http://www. hp.com/retiree/history/founders/packard/dave.pdf

[27]Pierpont David Gardner，“威廉·惠利特的故事”，惠利特基金会官网

http://www. hewlett.org/about-the-william-and-flora-hewlett-foundation/william-and-flora-hewlett-and-the-hewlett-foundation/william-redington-hewlett

[28]惠普公司，“200A音频振荡器”，惠普公司官网

http://www. hp.com/hpinfo/abouthp/histnfacts/museum/earlyinstruments/0002/index.html

[29]惠普公司，“200A音频振荡器”，惠普公司官网

http://www. hp.com/hpinfo/abouthp/histnfacts/museum/earlyinstruments/0002/index.html

[30]Russell H. Varian和Sigurd F.Varian，《高频振荡放大器》（A High Frequency Oscillator and Amplifer），美国物理学会（1939年马里兰州）出版

[31]E. L.Ginzton和Russell Varian，“早期历史”，瓦里安公司官网

http://www. cpii.com/docs/files/Varian%20Associates%20-%20An%20Early%20History.pdf

[32]硅谷工程委员会，“1993年名人堂”，硅谷工程委员会官网

http://www. svec.org/print.html?id=60

[33]Paul Siffert和Eberhard Krimmel，《硅谷：技术的演变与未来》（Silicon：Evolution and Future of a Technology），斯普林格出版社（2004年纽约）出版，第25页

[34]诺贝尔奖组委会，“1956年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官网

http://www. 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physics/laureates/1956

[35]C. Joseph Touhill、Gregory J.Touhill和Thomas A.O'Riordan，《创新技术的商用：将优秀理念推向市场》（Commercializationof Innovative Technologies：Bringing Good Ideas to the Marketplace），约翰·威利父子出版公司（2011年新泽西州）出版，第2-6页

[36]Christophe Lécuyer和David C.Brock，《微型芯片之父：仙童半导体纪实》（Makers of the Microchip：A DocumentaryHistory of Fairchild Semiconductor），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年麻省）出版，第33页

[37]Chong-Moon Lee、William Miller、Marguerite Hancock和Henry Rowen，《硅谷优势》（The Silicon Valley Edge），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0年加州）出版，第164-165页

[38]Chong-Moon Lee、William Miller、Marguerite Hancock和Henry Rowen，《硅谷优势》（The Silicon Valley Edge），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0年加州）出版，第165页

[39]Chong-Moon Lee、William Miller、Marguerite Hancock和Henry Rowen，《硅谷优势》（The Silicon Valley Edge），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0年加州）出版，第135页

[40]Chong-Moon Lee、William Miller、Marguerite Hancock和Henry Rowen，《硅谷优势》（The Silicon Valley Edge），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0年加州）出版，第166页

[41]Chong-Moon Lee、William Miller、Marguerite Hancock和Henry Rowen，《硅谷优势》（The Silicon Valley Edge），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0年加州）出版，第167页

[42]Chong-Moon Lee、William Miller、Marguerite Hancock和Henry Rowen，《硅谷优势》（The Silicon Valley Edge），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0年加州）出版，第168页

[43]Chong-Moon Lee、William Miller、Marguerite Hancock和Henry Rowen，《硅谷优势》（The Silicon Valley Edge），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0年加州）出版，第172页

[44]Chong-Moon Lee、William Miller、Marguerite Hancock和Henry Rowen，《硅谷优势》（The Silicon Valley Edge），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0年加州）出版，第180页

[45]Chong-Moon Lee、William Miller、Marguerite Hancock和Henry Rowen，《硅谷优势》（The Silicon Valley Edge），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0年加州）出版，第159页

[46]Jim McCormick，“硅谷简史”，斯坦福大学官网

http://people. seas.harvard.edu/～jones/shockley/sili_valley.html

02　硅谷的生态系统和文化氛围

导言

[1]Tony Perkins的讲话（2012年6月27日）

[2]Bert Sperling，“圣克拉拉郡的生活成本”，Sperling's Best Places网站

http://www. bestplaces.net/cost_of_living/city/california/santa_clara

[3]Joshua Brustein，《纽约对科技初创企业的吸引力日渐增加》（For Tech Start-Ups, New York Has Increasing Allure），《纽约时报》（2012年5月27日）

http://www. nytimes.com/2012/05/28/technology/for-tech-startups-new-york-has-increasing-allure.html

[4]Marguerite Gong Hancock与作者的谈话（2012年4月10日）

第三章　一所大学：斯坦福

[1]Karen Bartholomew, Claude Brinegar和Roxanne Nilan，“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和创始人”，斯坦福大学官网

http://janestanford. stanford.edu/biography.html

[2]Karen Bartholomew, Claude Brinegar和Roxanne Nilan，“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和创始人”，斯坦福大学官网

http://janestanford. stanford.edu/biography.html

[3]Bill Yenne，《南太平洋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Pacifc），Bison Books出版社（1985年内布拉斯加州）出版，第10-11页

[4]Bartholomew等人，“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和创始人”，斯坦福大学官网

http://histsoc. stanford.edu/pdfST/ST27no2.pdf

[5]Julie Cain，“Rudolph Ulrich and the Stanford Arizona Garden，”Sandstone Tile 17，no. 2（Spring/Summer 2003），3，accessed July 20，2012，http://histsoc.stanford.edu/pdfST/ST27no.2pdf.

[6]Suzanne Eschenbach和Stephen Eschenbach，《利兰·斯坦福的名马的秘密》（What You Don't Know About Leland Stanford's Horses），《斯坦福杂志》（2005年10月）

http://alumni. stanford.edu/get/page/magazine/article/?article_id=34389

[7]斯坦福大学，“学校的成立”，斯坦福大学官网

http://www. stanford.edu/about/history

[8]Eschenbach，《利兰·斯坦福的名马的秘密》

[9]Eschenbach，《利兰·斯坦福的名马的秘密》

[10]斯坦福大学Cantor艺术中心

[11]Theresa Johnston，《悲痛之美》（Grief's Beauty），《斯坦福杂志》（2009年8月）

http://alumni. stanford.edu/get/page/magazine/article/?article_id=29959.

[12]斯坦福大学，“学校的成立”

[13]《斯坦福的真相与谎言》（Truth and Lies at Harvard），《斯坦福杂志》

http://alumni. stanford.edu/get/page/magazine/article/?article_id=41534.

[14]斯坦福大学，“常见问题”，斯坦福大学官网

http://www-sul. stanford.edu/depts/spc/uarch/faq.html

[15]斯坦福大学，“学校的成立”

[16]斯坦福大学，“学校的成立”

[17]美国国家档案馆，“赫伯特·胡佛生平”，美国国家档案馆官网

http://www. ecommcode.com/hoover/hooveronline/hoover_bio/stan.htm

[18]Steve Staiger，《蒂莫西·霍普金斯：帕洛阿尔托创始人之旅》（Timothy Hopkins：The Journey of Palo Alto's Founder），《帕洛阿尔托周刊》（1999年7月22日）

http://www. paloaltoonline.com/weekly/morgue/spectrum/1999_Apr_28.HISTORY.html

[19]Martin Kenney，《领悟硅谷：创业圣地解析》（The Anatomy of an Entrepreneur Region），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0年加州）出版，第19-20页

[20]斯坦福大学，“弗雷德里克·特尔曼”，斯坦福大学官网

http://engineering. stanford.edu/about/bio-terman

[21]斯坦福大学，“斯坦福研究园”，斯坦福大学官网

http://lbre. stanford.edu/realestate/research_park

[22]斯坦福大学，“创新源泉”，斯坦福大学官网

http://www. stanford.edu/group/wellspring

[23]John Swan给本书作者的电邮（2014年4月10日）

[24]John Battelle，《谷歌的诞生》（The Birth of Google），《Wired》杂志（2005年8月13日）

http://www. wired.com/wired/archive/13.08/battelle.html?tw=wn_tophead_4

[25]Luis Mejia与本书作者的谈话（2012年4月17日）

[26]Lisa Krieger，《谷歌股票令斯坦福获益3.36亿美元》（Stanford Earns$336 Million off Google Stock），《圣何塞信使报》（2005年12月1日）

[27]斯坦福技术授权办公室

[28]斯坦福技术授权办公室

[29]斯坦福大学，“科研与创新”，斯坦福大学官网

http://facts. stanford.edu/research.html

[30]Hans Wiesendanger，“斯坦福技术授权办公室的历史”，斯坦福大学官网

http://otl. stanford.edu/about/about_history.html.

[31]Ben Lauing与本书作者的谈话（2012年7月12日）

[32]斯坦福大学，“校园生活”，斯坦福大学官网

http://facts. stanford.edu/campuslife.html

[33]斯坦福大学，“本科生研究”，斯坦福大学官网

http://www. stanford.edu/dept/undergrad/cgi-bin/drupal/research

[34]Diane Rogers，“欧姆思特的校园愿景”，斯坦福大学官网

http://med. stanford.edu/ism/2010/may/lksc-olmsted-0510.html

[35]Diane Rogers，“欧姆思特的校园愿景”，斯坦福大学官网

http://med. stanford.edu/ism/2010/may/lksc-olmsted-0510.html

[36]Ginny McCormick，《校园新方庭》（New Quad on the Block），《斯坦福杂志》（1999年12月）

http://alumni. stanford.edu/get/page/magazine/article/?article_id=40487

[37]斯坦福大学，“科学工程学院”，斯坦福大学官网

http://engineering-info. stanford.edu/stanford-engineering/deans-office/facilities-planning-management/seq-operations

[38]斯坦福大学，“科学工程学院的院系和专业”，斯坦福大学官网

http://engineering. stanford.edu/about/facts

[39]斯坦福大学，“黄仁勋工程中心”，斯坦福大学官网

http://www. stanford.edu/dept/soe/downloads/huang_self_guided_tour.pdf

[40]Jonathon Levav给本书作者的电邮（2012年9月4日）

[41]本书作者在斯坦福的访谈（2012年10月5日）

[42]David Kelley在TED大会上的发言（2012年5月），TED大会官网

http://www. ted.com/talks/david_kelley_how_to_build_your_creative_confidence.html

[43]斯坦福大学，“设计思维：从领悟到创新”，斯坦福大学官网

http://www. gsb.stanford.edu/exed/dtbc

[44]斯坦福大学，“哈索·普莱特纳简介”，斯坦福大学官网

http://dschool. stanford.edu/bio/hasso-plattner

[45]斯坦福大学，“自行车交通”，斯坦福大学官网

http://transportation. stanford.edu/alt_transportation/BikingAtStanford.shtml

[46]美国人口统计局，“圣克拉拉郡2012年人口统计”，美国人口统计局官网

http://2010. census.gov/2010census/popmap/ipmtext.php?fl=06

[47]Theresa Johnston，《斯坦福老建筑》（These Old Houses），《斯坦福杂志》（2005年12月）

http://alumni. stanford.edu/get/page/magazine/article/?article_id=33831

[48]斯坦福大学，“学校数据”，斯坦福大学官网

http://ucomm. stanford.edu/cds/2011.html#admission

[49]斯坦福大学，“校园多元化”，斯坦福大学官网

http://admission. stanford.edu/student/diversity/index.html

[50]《农业补助》（Farm Aid），《斯坦福杂志》（2008年6月）

http://alumni. stanford.edu/get/page/magazine/article/?article_id=32301

[51]斯坦福大学，“入学”，斯坦福大学官网

http://admission. stanford.edu

[52]Richard Perez-Pena，《捐赠基金收益喜忧参半》（Mixed Returns for Endowments），《纽约时报》（2012年9月27日）

http://www. nytimes.com/2012/09/28/education/large-universities-report-mixed-year-for-endowments.html?_r=0

[53]计算机历史博物馆，“硅谷图形公司与MIPS公司合并”，计算机历史博物馆官网

http://www. computerhistory.org/tdih/June/29

第四章　锐意进取的硅谷人

[1]Robert W. Merry，《大国雄图》（A Country of Vast Designs），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2009年纽约）出版，第133页

[2]Robert W. Merry，《大国雄图》（A Country of Vast Designs），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2009年纽约）出版，第128页

[3]Michael Beschloss和Hugh Sidey，“美国历届总统”，白宫官网

http://www. whitehouse.gov/about/presidents/jamespolk

[4]Merry，《大国雄图》

[5]Richard E. Snyder，《美国的阿尔戈英雄》（American Argonauts），布兰迪斯大学出版社（2000年麻省）出版

[6]旧金山家族史学会，“2011旧金山人口”，旧金山家族史学会官网

http://www. sfgenealogy.com/sf/history/hgpop.htm

[7]Kevin Starr和Richard J.Orsi，《在蛮荒之地扎根》（Rooted in Barbarous Soil），加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加州）出版，第25页

[8]美国国会图书馆，“西部拓荒史”，美国国会图书馆官网

http://www. loc.gov/exhibits/british/brit-1.html

[9]Steve Garber，“苏联人造卫星与太空时代之始”，美国太空总署官网

http://history. nasa.gov/sputnik

[10]Steve Garber，“1958年《国家航空宇航法》”，美国太空总署官网

http://history. nasa.gov/spaceact.html

[11]Steve Garber，“1958年《国家航空宇航法》”，美国太空总署官网

http://history. nasa.gov/spaceact.html

[12]Jennifer Ludden，《1956年移民法改变了美国面貌》（1956 Immigration Law Changed Face of America），美国国家公共电台（2006年）

http://www. 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5391395

[13]Sarah Starkweather，“美国移民立法”，华盛顿大学Bothell图书馆官网

http://library. uwb.edu/guides/usimmigration/1965_immigration_and_nationality_act.html

[14]Jennifer Ludden，《1956年移民法改变了美国面貌》（1956 Immigration Law Changed Face of America），美国国家公共电台（2006年）

http://www. 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5391395

[15]美国人口统计局，“具有理工科学历的外来人口”，美国人口统计局官网

http://www. census.gov/newsroom/releases/archives/education/cb11-tps46.html

[16]Mario Cervantes和Dominique Guellec，《人才流失》（The Brain Drain），《经合组织观察》（2002年1月）

http://www. oecdobserver.org/news/archivestory.php/aid/673/The_brain_drain：_Old_myths，_new_realities.html

[17]美国人口统计局，“2010年人口统计”，美国人口统计局官网

http://2010. census.gov/2010census

[18]Kanwal Rekhi与本书作者的谈话（2012年4月10日）

[19]JuliaPitta，《来自坎普尔的风险投资家》，《福布斯》杂志（1998年7月6日）

http://www. forbes.com/forbes/1998/0706/6201162a.html

[20]TiE组织，“创始成员的优势”，TiE组织官网

https://www. tie.org/page/charter-member-benefits

[21]Richard Springer，《Cetas公司的迅速成功》（Cetas：From Start-Up to VMware Acquisition in 18 Months），《西部印度》报（2012年6月18日）

http://www. indiawest.com/news/5050-cetas-from-start-up-to-vmware-acquisition-in-18-months.html

[22]Vivek Wadhwa，《硅谷并非英才社会》（Silicon Valley is No Meritocracy），《The Kernel》杂志

http://www. kernelmag.com/features/essay/160/silicon-valley-is-no-meritocracy

[23]Vivek Wadhwa，《成功的面目（一）：印裔如何征服硅谷？》（The Face of Success, Part 1：How the Indians ConqueredSilicon Valley），《Inc.》杂志

http://www. inc.com/vivek-wadhwa/how-the-indians-succeeded-in-silicon-valley.html

[24]Vivek Wadhwa，《成功的面目（一）：印裔如何征服硅谷？》（The Face of Success, Part 1：How the Indians ConqueredSilicon Valley），《Inc.》杂志

http://www. inc.com/vivek-wadhwa/how-the-indians-succeeded-in-silicon-valley.html

[25]AnnaLee Saxenian，《新“阿尔戈英雄”》（The New Argonauts），哈佛大学出版社（2007年麻省）出版，第121页

[26]AnnaLee Saxenian与本书作者的谈话（2012年6月5日-7月30日）

[27]Raj Desal接受本书作者的采访（2012年7月20日）

[28]Mike Swift，《女性、非裔和拉美裔在硅谷科技企业中的地位下降》（Blacks, Latinos and Women Lose Ground at Silicon Valley TechCompanies），《圣何塞信使报》（2011年11月8日）

http://www. mercurynews.com/ci_14383730

[29]Vivek Wadhwa，《成功的面目（一）：印裔如何征服硅谷？》（The Face of Success, Part 1：How the Indians ConqueredSilicon Valley），《Inc.》杂志

http://www. inc.com/vivek-wadhwa/how-the-indians-succeeded-in-silicon-valley.html

[30]JuliaPitta，《来自坎普尔的风险投资家》，《福布斯》杂志（1998年7月6日）

http://www. forbes.com/forbes/1998/0706/6201162a.html

第五章　硅谷独特的创新周期

[1]Jay Yarrow，“伊龙·马斯克的一天”（A Day in the Life of Elon Musk），“商业内幕”网站

http://www. businessinsider.com/elon-musk-day-in-the-life-of-the-tesla-and-spacex-ceo-2012-7

[2]Michael Belfiore：《私营太空技术企业的雄图》（Rocketeers：How a Visionary Band of Business Leaders, Engineers, and Pilots Is Boldly Privatizing Space），哈珀柯林斯出版社（2008年纽约）出版，第166页

[3]Michael Belfiore：《私营太空技术企业的雄图》（Rocketeers：How a Visionary Band of Business Leaders, Engineers, and Pilots Is Boldly Privatizing Space），哈珀柯林斯出版社（2008年纽约）出版，第195页

[4]Josh Friedman，《创业家的太空梦》（Entrepreneur Tries His Midas Touch in Space），《洛杉矶时报》（2003年4月22日）

http://articles. latimes.com/2003/apr/22/business/fi-spacex22

[5]CrunchBase网站，“伊龙·马斯克”

http://www. crunchbase.com/person/elon-musk

[6]SpaceX公司，“飞龙号简介”，SpaceX公司官网

http://www. spacex.com/dragon.php

[7]Tony Dokoupil，《伊龙·马斯克的摘星之旅》（Elon Musk Shoots for the Stars with SpaceX），《新闻周刊》（2012年5月21日）

http://www. thedailybeast.com/newsweek/2012/05/20/elon-musk-shoots-for-the-stars-with-spacex.html

[8]特斯拉汽车公司，“路行者汽车”，特斯拉汽车公司官网

http://www. teslamotors.com/roadster/technology

[9]Vivek Wadhwa给本书作者的电邮（2012年8月21日）

[10]特斯拉汽车公司，“特斯拉S型车”，特斯拉汽车公司官网

http://www. teslamotors.com/roadster/models

[11]Seth Masia，《家族生意带来的全球革命》（A Family Business Leads the Installer Universe），《今日太阳能》杂志（2011年5月）

http://www. solartoday-digital.org/solartoday/201105/?pg=22#pg22

[12]《火箭狂人》（Rocket Man），《研发杂志》（2007年）

http://www. rdmag.com/articles/2007/09/rocket-man

[13]《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75位人物》，《君子》杂志（2008年）

http://www. esquire.com/features/most-influential-21st-century-1008#slide-39

[14]Luisa Kroll，《福布斯全球亿万富翁》（Forbes World's Billionaires），《福布斯》杂志（2012年3月7日）

http://www. forbes.com/sites/luisakroll/2012/03/07/forbes-worlds-billionaires-2012

[15]韦氏词典官网

http://www. 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innovation

[16]韦氏词典官网

http://www. 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innovation

[17]Garry Kasparov、Max Levchin和Peter Thiel，《拯救创新、冒险精神和自由市场的蓝图》（The Blueprint：Reviving Innovation, Rediscovering Risk, and Rescuing the Free Market），W.W.Norton出版公司（2013年纽约）出版

[18]Paul Dean和Mack Reed，“电动汽车的诞生”（An Electric Start），《洛杉矶时报》（1996年12月6日）

http://articles. latimes.com/1996-12-06/news/mn-6275_1_electric-start

[19]《驾驭未来》（Driving the Future），《经济学人》网站

http://www. economist.com/blogs/newsbook/2010/06/gms_new_electric_car

[20]计算机历史博物馆，“苹果公司的输入输出革命”，计算机历史博物馆官网

http://www. computerhistory.org/revolution/input-output/14/348

[21]施乐公司PARC中心，“中心历史”，施乐公司PARC中心官网

http://www. parc.com/about

[22]Dan Farber，《苹果公司的法庭大战》（Appleinthe Courtroom），CNET网站

http://news. cnet.com/8301-13579_3-57489319-37/apple-in-the-courtroom-25-years-of-defending-the-crown-jewels

[23]计算机博物馆，本书作者的参观记录（2012年4月14日）

[24]Dafydd Neal Dyar，《底层解密》（Under the Hood），《电脑资源杂志》（2002年10月4日）

http://web. archive.org/web/20060901182630/http://www.computersourcemag.com/articles/viewer.asp?a=695

[25]James Wallace和Jim Erickson，《硬盘》（Hard Drive），威利出版社（1992年密歇根州）出版

[26]艾迪欧公司，“公司理念：设计思维”，艾迪欧公司官网

http://www. ideo.com/about

[27]艾迪欧公司，“公司理念：设计思维”，艾迪欧公司官网

http://www. ideo.com/about

[28]Adrian Wooldridge，《不同的思路》（Think Different），《经济学人》杂志（2011年8月6日）

http://www. economist.com/node/21525350

[29]Carmine Gallo，《乔布斯的创新秘诀》（The Innovation Secrets of Steve Jobs），麦格劳·希尔专业出版社（2011年俄亥俄州）出版，第1页

[30]Bruce Upbin，《创新之利：一个常见问题》（The Innovators Premium：A FAQ），《福布斯》杂志

http://www. forbes.com/sites/bruceupbin/2011/08/05/the-innovators-premium-an-faq

[31]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2012年科技创新调查”，毕马威官网

https://www. kpmg.com/US/en/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Documents/mobilizing-innovation-evolving-landscape-of-disruptive-technologies.pdf

[32]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2012年科技创新调查”，毕马威官网

https://www. kpmg.com/US/en/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Documents/mobilizing-innovation-evolving-landscape-of-disruptive-technologies.pdf

[33]Andrew Hessel在奇点大学的讲座（2012年4月13日）

[34]Andrew Hessel与本书作者的谈话（2012年7月14日）

[35]Frank Spencer与本书作者的谈话（2012年）

[36]斯坦福大学，“远见与创新中心”，斯坦福大学官网

http://foresight. stanford.edu

[37]Frank Spencer与本书作者的谈话（2012年）

[38]Mallun Yen给本书作者的电邮（2012年9月9日）

[39]《伯克利技术法律期刊》（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http://btlj. org/data/articles/27_2/BTLJ%202012%20AR%20Full%20Volume.pdf

[40]Seth Besse给本书作者的电邮（2012年10月9日）

[41]Seth Besse给本书作者的电邮（2012年10月9日）

[42]《荒谬的专利？》（PatentlyAbsurd?），《经济学人》杂志（2001年6月21日）

http://www. economist.com/node/662374

[43]Seth Besse给本书作者的电邮（2012年10月9日）

[44]Seth Besse给本书作者的电邮（2012年10月9日）

[45]Seth Besse给本书作者的电邮（2012年10月9日）

第六章　真实的硅谷创业者

[1]Richard Swanson与本书作者的谈话（2012年6月6日）

[2]SunPower公司，“公司历史”，SunPower公司官网

http://us. sunpowercorp.com/about/history

[3]Richard Swanson与本书作者的谈话（2012年6月6日）

[4]Dane Stangler，“即将来临的创业热潮”，考夫曼基金会官网

http://www. kauffman.org/uploadedfiles/the-coming-entrepreneurial-boom.pdf

[5]Laurie Segall，《硅谷爆发多元化辩论大战》（War of Words Breaks Out Over Silicon Valley Diversity Debate），CNN财经网站

http://money. cnn.com/2011/10/27/technology/silicon_valley_diversity/index.htm

[6]VivekWadhwa、RajAggarwal、Krisztina“Z”Holly和AlexSalkever，“创业者剖析”，考夫曼基金会官网http://www.kauffman.org/uploadedfiles/researchandpolicy/thestudyofentrepreneurship/anatomy%20of%20entre%20071309_final.pdf

[7]Paul Saffo，“硅谷创业者对失败的包容”，VentureBeat网站

http://venturebeat. com/2009/10/27/for-silicon-valley-entrepreneurs-failure-is-an-option

[8]韦氏字典官网

[9]韦氏字典官网

[10]Bill Barnett，“真正的创业者何在？”，BarnettTalks网站

http://www. barnetttalks.com/2012/11/where-are-authentic-entrepreneurs.html

[11]韦氏字典官网

[12]韦氏字典官网

[13]韦氏字典官网

[14]韦氏字典官网

[15]思科公司，“2011年报”，思科公司官网

http://www. cisco.com/assets/cdc_content_elements/docs/annualreports/media/2011-ar.pdf

[16]思科公司，“收购概览”，思科公司官网

http://www. cisco.com/web/about/doing_business/corporate_development/acquisitions/ac_year/about_ci sco_acquisition_years_list.html

[17]思科公司，“以人为本的新网络”，思科公司官网

http://newsroom. cisco.com/dlls/2008/prod_092208.html

[18]Marguerite Reardon，《思科以5.9亿美元收购Flip制造商》（Cisco Buys Flip Video Maker for$590 Million），CNET网站

http://news. cnet.com/8301-1023_3-10199960-93.html

[19]思科公司，“以人为本的新网络”，思科公司官网

http://newsroom. cisco.com/dlls/2008/prod_092208.html

[20]Christina Brodbeck接受本书作者的采访（2012年6月28日）

第七章　硅谷商业模式独到之处

[1]Andy Reinhardt、Joan Hamilton和Linda Himelstein，《重要的是你有多聪明》（What Matters IsHow Smart You Are），《商业周刊》（1997年8月25日）

http://www. businessweek.com/1997/34/b35414.htm

[2]Adam Lashinsky，《网景大事记》（Remembering Netscape），CNN财经网站

http://money. cnn.com/magazines/fortune/fortune_archive/2005/07/25/8266639

[3]《网景时刻》（A Netscape Moment），《经济学人》杂志（2010年2月10日）

http://www. economist.com/node/15464481

[4]John Markoff，《微软的互联网野心》（Microsoft Trying to Dominate the Internet），《纽约时报》（1996年7月16日）

[5]《网景的成长与没落》（Growing Up, Slowing Down：Netscape），《经济学人》杂志（1998年1月8日）

http://www. economist.com/node/110465

[6]《商业内幕》视频，《创新：当美国在线收购网景》（Innovation：When AOL Bought Netscape），YouTube网站

http://www. youtube.com/watch?v=pi263_9QrD8

[7]Miguel Helft，《后期使用者更喜欢成型技术》（Tech's Late Adopters Prefer the Tried and True），《纽约时报》（2008年3月12日）

http://www. nytimes.com/2008/03/12/technology/12inertia.html

[8]Eric Ries与本书作者的谈话（2012年7月17日）

[9]Somini Sengupta、Nicole Perlroth和Jenna Wortham，《Instagram成功的背后》（Behind Instagram's Success），《纽约时报》（2012年4月14日）

http://www. nytimes.com/2012/04/14/technology/instagram-founders-were-helped-by-bay-area-connections.html

[10]Somini Sengupta、Nicole Perlroth和Jenna Wortham，《Instagram成功的背后》（Behind Instagram's Success），《纽约时报》（2012年4月14日）

http://www. nytimes.com/2012/04/14/technology/instagram-founders-were-helped-by-bay-area-connections.html

[11]Somini Sengupta、Nicole Perlroth和Jenna Wortham，《Instagram成功的背后》（Behind Instagram's Success），《纽约时报》（2012年4月14日）

http://www. nytimes.com/2012/04/14/technology/instagram-founders-were-helped-by-bay-area-connections.html

[12]Randy Komisar，《初创企业“瘦身”启航》（With a Leaner Model, Start-ups ReachFurther Afeld），《纽约时报》（2011年11月6日）

http://www. nytimes.com/2011/12/06/science/lean-start-ups-reach-beyond-silicon-valleys-turf.html

[13]Tim O'Reilly，《何谓Web 2.0?》（What Is Web 2.0?），O'Reilly出版社（2009年纽约）出版

[14]Eric Silver，《转型定位的三大要素》（The three P's of a Pivot），Venture Beat网站

http://venturebeat. com/2012/09/01/the-three-ps-of-a-pivot

[15]Lizette Chapman，《转型定位有利于创业者》（Pivoting Pays Off for the Entrepreneurs），《华尔街日报》（2012年4月26日）

http://online. 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702303592404577364171598999252.html

[16]Eric Ries与本书作者的谈话（2012年7月17日）

[17]谷歌公司，“企业文化”，谷歌公司官网

http://www. google.com/about/company/facts/culture

[18]Jonathon Strickland，“谷歌园区”，HowStuffWorks网站

http://computer. howstuffworks.com/googleplex.html

[19]谷歌公司，“公司地址”，谷歌公司官网

http://www. google.com/about/jobs/locations/mountian-view

[20]Jordan Newman与本书作者的谈话（2012年7月20日）

[21]Caitlin Kelly，《谷歌，深呼吸》（O.K.Google, Take a Deep Breath），《纽约时报》（2012年4月28日）

http://www. nytimes.com/2012/04/29/technology/google-course-asks-employees-to-take-a-deep-breath.html

[22]Mark Bercow给本书作者的电邮（2012年9月5日）

[23]谷歌公司，“绿色计划”，谷歌公司官网

http://www. google.com/green/effciency/oncampus/#eating

[24]谷歌公司，“绿色计划”，谷歌公司官网

http://www. google.com/green/effciency/oncampus/#eating

[25]谷歌公司，“谷歌厨房”，谷歌公司官网

http://www. gourmet.com/food/gourmetlive/2012/030712/inside-googles-kitchens

[26]Lauren Drell，“谷歌等企业的员工待遇”，Mashable网站

http://mashable. com/2011/10/17/google-facebook-twitter-linkedin-perks-infographic

[27]Mark Bercow给本书作者的电邮（2012年9月5日）

[28]Claire Cain Miller，《谷歌女性高层数目减少》（In Google's Inner Circle, a Falling Number of Women），《纽约时报》（2012年8月23日）

http://www. nytimes.com/2012/08/23/technology/in-googles-inner-circle-a-falling-number-of-women.html

[29]J. P.Mangalindan，《谷歌：技术狂的王者》（Google：The King of Perks），CNN财经网站

http://money. cnn.com/galleries/2012/technology/1201/gallery.best-companies-google-perks.fortune/2.html

[30]J. P.Mangalindan，《谷歌：技术狂的王者》（Google：The King of Perks），CNN财经网站

http://money. cnn.com/galleries/2012/technology/1201/gallery.best-companies-google-perks.fortune/2.html

[31]Lauren Drell，“谷歌等企业的员工待遇”，Mashable网站

http://mashable. com/2011/10/17/google-facebook-twitter-linkedin-perks-infographic

[32]Mark Bercow给本书作者的电邮（2012年9月5日）

[33]谷歌公司，“绿色计划”，谷歌公司官网

http://www. google.com/green/effciency/oncampus/#eating

[34]《谷歌与美国银行联手信用卡业务》（Google, Bank of America Offer Hybrid Credit），CNN财经网站

http://money. cnn.com/2006/06/07/news/companies/bofa_hybrid

[35]Tatiana Chapira给作者的电邮（2012年9月6日）

[36]谷歌公司，“员工待遇”，谷歌公司官网

http://www. google.com/intl/en/jobs/students/lifeatgoogle/benefitsperks

[37]Owen Thomas，“谷歌幼儿园成为高层奢侈品”，Gawker网站

http://gawker. com/5016355/google-daycare-now-a-luxury-for-larry-and-sergeys-inner-circle

[38]Andrew Loh，“天才儿童Reggio Emilia”，Brainy Child网站

http://www. brainy-child.com/article/reggioemilia.shtml

[39]Jonathon Strickland，“谷歌园区”，HowStuffWorks网站

http://computer. howstuffworks.com/googleplex.html

[40]David Louie，《谷歌举办“父母参观日”活动》（Google Hosts‘Bring Your Parents to Work Day），ABC新闻

[41]RobQuinn，《谷歌的抚恤金非常优厚》（GoogleOffers……ReallyGenerousDeathBenefits），Newser网站http://www.newser.com/story/151745/googles-vaunted-benefits-go-to-the-grave.html

第八章　沙山路的投资家

[1]德丰杰公司，“公司成长”，德丰杰公司官网

http://www. dfj.com/about/index.php

[2]德丰杰子公司DFJ Frontier，“合成基因组公司”，DFJ Frontier官网

http://www. dfjfrontier.com/cgi-portfolio/artman/publish/syntheticgenomics.shtml

[3]德丰杰公司，“公司成长”，德丰杰公司官网

http://www. dfj.com/about/index.php

[4]Tim Draper接受本书作者的采访（2012年4月3日）

[5]德丰杰公司，“何谓‘病毒式营销’？”，德丰杰公司官网

http://www. dfj.com）/news/article_25.shtml

[6]Adam Penenberg，《病毒式营销：从脸谱网到推特网》（ViralLoop：From Facebook To Twitter），TechCrunch网站

http://techcrunch. com/2009/10/18/ps-i-love-you-get-your-free-email-at-hotmail

[7]德丰杰公司，“风险大师’？”，德丰杰公司官网

http://www. dfj.com/20th_anniversary/DFJ_ANNIVERSARY_BOOK.pdf

[8]Tim Draper接受本书作者的采访（2012年4月3日）

[9]AlfredP. Sloan，《美国奠基人》（TheyMadeAmerica），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官网

http://www. pbs.org/wgbh/theymadeamerica/whomade/doriot_hi.html

[10]IDS新闻部门，《DEC公司创始人肯·奥尔森逝世》（Digital Equipment Corp.Co-founder Ken Olsen Dies atAge 84），《计算机世界》网站

http://www. pcworld.com/article/218952/digital_equipment_corp_cofonder_ken_olsen_dies_at_age_84.html

[11]生命科学基金会，“风险资本的起源”，生命科学基金会官网

http://www. lifesciencesfoundation.org/magazine-The_Origins_of_Venture_Capital.html

[12]Chong-Moon Lee、William F. Miller、Marguerite Gong Hancock和Henry S.Rowen，《硅谷优势》，斯坦福出版社（2000年加州出版），第235页

[13]Chong-Moon Lee、William F. Miller、Marguerite Gong Hancock和Henry S.Rowen，《硅谷优势》，斯坦福出版社（2000年加州出版），第235-237页

[14]Chong-Moon Lee、William F. Miller、Marguerite Gong Hancock和Henry S.Rowen，《硅谷优势》，斯坦福出版社（2000年加州出版），第237页

[15]《沙山路成为北美最贵的商业地段》（Sand Hill Road Named Priciest CommercialReal Estate in North America），Huffington Post网站

http://www. huffingtonpost.com/2011/09/09/most-expensive-office-space_n_955709.html

[16]Chong-Moon Lee、William F. Miller、Marguerite Gong Hancock和Henry S.Rowen，《硅谷优势》，斯坦福出版社（2000年加州出版），第282页

[17]Bob Pavey接受本书作者采访（2012年3月27日）

[18]William Draper III，《初创游戏》（The Startup Game），麦克米伦出版社（2011年纽约出版），第75-76页

[19]Rod Turner，《传统风投模式已成历史》（Venture Capital As We Know It Is History），Venture Beat网站

http://venturebeat. com/2012/05/15/venture-capital-as-we-know-it-is-history

[20]Matt Marshall，《风投界“过冬”的新方法》（VCs Learning New Tricks to Weather the Downturn），《圣何塞信使报》（2002年8月1日）

http://ventureconcept. com/management/Fairness%20in%20investing.htm

[21]泛伟律师事务所，“2012年硅谷风险投资调查”，泛伟律师事务所官网

http://www. fenwick.com/publications/pages/silicon-valley-venture-survey-second-quarter-2012.aspx

[22]考夫曼基金会，“敌人就是我们自己”，考夫曼基金会官网

http://www. kauffman.org/uploadedFiles/vc-enemy-is-us-report.pdf

[23]John Hudson与本书作者的谈话（2012年7月2日）

[24]康桥汇世公司，“2011年美国私募风投基金回报率远高于公共股市投资”，Market Wire网站

http://www. marketwire.com/press-release/us-private-equity-venture-capital-funds-handily-

outperformed-public-equities-2011-according-1667658. htm

[25]Miguel Helft，《罗恩·康威——硅谷初创企业的挚友》（Ron Conway Is a Silicon Valley Startup's Best Friend），CNN财经网站

http://tech. fortune.cnn.com/2012/02/10/ron-conway-sv-angel

[26]Rusel DeMaria，《在Kickstarter上融资的十大妙招》（10 Tips for Raising Money on Kickstarter），Mashable网站

http://mashable. com/2012/03/28/raising-money-kickstarter

[27]John Patrick Pullen，《从Kickstarters看大众融资何以成为主流》（Kickstarter：How Crowdsourcing Went Mainstream），CNN财经网站

http://tech. fortune.cnn.com/2012/06/07/kickstarter-how-crowdsourcing-went-mainstream

第九章　硅谷的服务行业

[1]Regis McKenna，“简介”，Regis McKenna官网

http://www. regis.com/about

[2]《电脑产业的第一夫人》（The First Lady of Computers），《创业家》杂志（2008年10月10日）

http://www. entrepreneur.com/article/197656#

[3]Deborah Gage，《硅谷先驱桑德拉·科兹戈重回初创领域》（Silicon Valley Pioneer Sandra Kurtzig Back in Start-UpGame），《华尔街日报》（2011年8月29日）

http://blogs. wsj.com/venturecapital/2011/08/29/silicon-valley-pioneer-back-in-start-up-game-with-new-company-kenandy

[4]Sandra Kurtzig和Tom Parker，《首席执行官：白手起家的业界新秀》（CEO：Building a$400 Million CompanyfromtheGroundUp），哈佛出版社（麻省1994年）出版

[5]Chong-Moon Lee、William Miller、Marguerite Hancock和Henry Rowen，《硅谷优势》（The Silicon Valley Edge），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0年加州）出版，第378页

[6]Chong-Moon Lee、William Miller、Marguerite Hancock和Henry Rowen，《硅谷优势》（The Silicon Valley Edge），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0年加州）出版，第379页

[7]Larry Sonsini接受本书作者的采访（2012年6月19日）

[8]Larry Sonsini接受本书作者的采访（2012年6月19日）

[9]Carrie Merritt给本书作者的电邮（2012年8月24日）

[10]Carrie Merritt给本书作者的电邮（2012年8月24日）

[11]硅谷银行，“公司简介”，硅谷银行官网

http://www. svb.com/about-silicon-valley-bank

[12]硅谷银行，“公司简介”，硅谷银行官网

http://www. svb.com/about-silicon-valley-bank

[13]毕马威科技创新中心，“2012年科技创新调查”，毕马威公司官网

https://www. kpmg.com/US/en/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Documents/mobilizing-innovation-evolving-landscape-of-disruptive-technologies.pdf

[14]Patricia Rios接受本书作者的采访（2012年7月27日）

[15]Michael Dorsey给本书作者的电邮（2012年8月24日）

[16]增长点技术公司，“伦敦办事处”，增长点技术公司官网

[17]增长点技术公司，“伦敦办事处”，增长点技术公司官网

[18]Laurie Yoler接受本书作者采访（2012年8月24日）

[19]Lindsey Zouein接受本书作者的采访（2012年8月1日）

[20]艾迪欧公司，“公司简介”，艾迪欧公司官网

http://www. ideo.com/about

[21]Stacy Gray给本书作者的电邮（2012年10月10日）

[22]艾迪欧公司，“资料简报”，艾迪欧公司官网

http://www. ideo.com/images/uploads/home/IDEO_Fact_Sheet.pdf

[23]韦氏字典官网

http://www. 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incubator

[24]YC公司，“企业展示活动”，YC公司官网

http://ycombinator. com/dday.html

[25]R y a n M a c，《顶级创业孵化器》（Top Startup Incubators and Accelerators），《福布斯》杂志（20 12年4月30日）

http://www. forbes.com/sites/tomiogeron/2012/04/30/top-tech-incubators-as-ranked-by-forbes-y-combinator-tops-with-7-billion-in-value

[26]Laurie Segall，《打破“白人年轻男性”的科技创业定势》（Breaking the‘Young White Male'Tech Founder Mold），CNN财经网站

http://money. cnn.com/2011/11/11/technology/diversity_accelerators/index.htm

[27]Billy Gallagher，《据称YC已募集10亿多美元的资金》（Paul Graham Says Y Combinator Companies Have RaisedMore Than$1 Billion），Tech Crunch网站

http://techcrunch. com/2012/07/25/paul-graham-y-combinator-companies-have-raised-over-1-billion

[28]Martha Josephson接受本书作者的采访（2012年8月1日）

[29]Lindsay Trout接受本书作者的采访（2012年7月30日）

第十章　揭秘硅谷的交际场所

[1]美国人口统计局，“2010年旧金山湾区人口调查”，美国人口统计局官网

http://www. census.gov

[2]Jamis MacNiven接受本书作者的采访（2012年3月23日）

[3]Mark Zetter，《詹姆斯·麦克尼文谈初创公司与创业投资》（Jamis MacNivenTalks Startups and Pouring Millions into Idea），Venture Outsource网站

http://www. ventureoutsource.com

[4]丘吉尔俱乐部，“俱乐部历史”，丘吉尔俱乐部官网

http://www. churchillclub.org/History.aspx

[5]丘吉尔俱乐部，“俱乐部历史”，丘吉尔俱乐部官网

http://www. churchillclub.org/History.aspx

[6]Karen Tucker给本书作者的电邮（2013年1月27日）

[7]Karen Tucker给本书作者的电邮（2013年1月27日）

[8]Kirsten Vernon接受本书作者的采访（2012年8月2日）

[9]AlwaysOn公司，“2012年活动”，AlwaysOn官网

http://www. alwayson-network.com/AOEvents/OnDemand-2012/Contact-Us

[10]Rachel Braun Scherl在“通往硅谷之路”2011年峰会上的发言

[11]Angie Chang给本书作者的电邮（2012年9月9日）

[12]Ben Davidson，“致谢TiE”，TiE官网

https://sv. tie.org/testemonial/i-love-tie

[13]Raj Desai接受本书作者采访（2012年7月20日）

[14]华源科技协会，“2011年CEO峰会”，华源科技协会官网

http://www. hysta.org/ceosummit2011/home

[15]《最佳商务酒吧》（BestBusinessBars），《创业家》杂志（2010年6月21日）

http://www. entrepreneur.com/article/207194-2

[16]Peter Rudolph接受本书作者采访（2012年7月20日）

[17]Cynthia Liu，《源自精品农场的美食》（Woodside Chef's Cuisine Rooted in Boutique Ranch），SF Gate网站

http://www. sfgate.com/bayarea/article/Woodside-chef-s-cuisine-rooted-in-boutique-ranch-2606497.php

[18]Dmitry Elperin，“酒吧团队”，乡村酒吧官网

http://www. thevillagepub.net/about/team/dmitry_elperin

[19]Greg Stern接受本书作者采访（2012年8月29日）

[20]Jane Knoerle，《荷兰鹅餐厅的新东家》（New Owner for the Dutch‘Goose），The Almanac网站

http://www. almanacnews.com/morgue/2005/2005_10_05.goose.shtml‎

[21]Jean Paul Coupal接受本书作者的采访（2012年8月28日）

[22]Tomio Geron，《古帕咖啡馆：初创企业的乐园》（Coupa Café：Where Startups Meet, Work And Test Products），《福布斯》杂志（2011年11月16日）

http://www. forbes.com/sites/tomiogeron/2011/11/16/coupa-cafe-where-startups-meet-work-and-test-products

[23]Tomio Geron，《古帕咖啡馆：初创企业的乐园》（Coupa Café：Where Startups Meet, Work And Test Products），《福布斯》杂志（2011年11月16日）

http://www. forbes.com/sites/tomiogeron/2011/11/16/coupa-cafe-where-startups-meet-work-and-test-products

[24]朱镇中接受本书作者的采访（2012年7月25日）

第十一章　梦想的生活方式

[1]Fern Mandelbaum接受本书作者的财富（2012年5月28日）

[2]Fern Mandelbaum接受本书作者的财富（2012年5月28日）

[3]Fern Mandelbaum接受本书作者的财富（2012年5月28日）

[4]Fern Mandelbaum接受本书作者的财富（2012年5月28日）

[5]Bill Davenhall，“健康取决于环境”，TED官网

http://www. ted.com/talks/bill_davenhall_your_health_depends_on_where_you_live.html

[6]Morton给本书作者的电邮（2012年6月7日）

[7]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官网

http://www. noaa.gov

[8]Miguel Miller，“圣何塞气候”美国国家气象局官网

http://www. wrh.noaa.gov/mtr/sfd_sjc_climate/sjc/SJC_CLIMATE3.php

[9]Morton给本书作者的电邮（2012年6月7日）

[10]Jessica Guynn，《硅谷健康水平继续提升》（Silicon Valley Is Getting Healthy），《洛杉矶时报》（2012年5月11日）

[11]Jordan Newman接受本书作者的采访（2012年8月23日）

[12]Jennifer Myers，《被硅谷风险理念吸引的加拿大人》（Canadian Lured by Silicon Valley's“Risk Mentality，”），《环球邮报》（2012年6月25日）

http://m. theglobeandmail.com/report-on-business/small-business/sb-growth/canadian-lured-by-silicon-valleys-risk-mentality/article600131

[13]斯坦福大学，“学校交通”，斯坦福大学官网

http://transportation. stanford.edu/alt_transportation/Commute_Club.shtml

[14]Mark Jones，“骑自行车上班日”，美国大城市交通委员会官网

http://www. mtc.ca.gov/news/current_topics/5-12/btwd.htm

[15]半岛中部开放空地管理局，“开放空地保护区”，管理局官网

http://www. openspace.org/preserves

[16]阿尔托维尔沃自行车俱乐部官网

http://www. altovelo.org

[17]Jonathan Knowles，大盆地官网

http://www. bigbasin.org

[18]小盆地官网

http://www. littlebasin.org

[19]春跃骑术中心官网

http://www. springdown.com

[20]红杉赛艇俱乐部官网

http://www. sequoiayc.org

[21]“奇才赛”官网

http://mavericksinvitational. com/2012/07/earlywinter

[22]“杰夫·罗利挑战奇才赛”，Surfer Today网站

http://www. surfertoday.com/surfing/7070-jeff-rowley-goes-left-at-mavericks

[23]Mark Conley，《凯利·斯莱特重返奇才赛》（Mavericks Surf Contest Adds Kelly Slater's Name Back to List），《圣何塞信使报》（2010年11月5日）

[24]Tamara Warta，“旧金山冲浪运动”，Love to Know网站

http://sanfrancisco. lovetoknow.com/wiki/Surfing_in_San_Fran

[25]Thom Elkjer，《加州酒乡旅游指南》（Fodor's Escape to the Wine Country），Fodor's旅游丛书编写组（2002年纽约）出版

[26]“北极星”滑雪场官网

http://www. northstarattahoe.com

[27]Joanna Lin，“加州领跑全美农夫市场”，加州观察网站

http://californiawatch. org/dailyreport/california-leads-nation-farmers-markets-11965

[28]硅谷领袖集团，“2012-2014年工作计划”，硅谷领袖集团官网

http://svlg. org/about-us

[29]Jerry De La Piedra，“节水计划”，圣克拉拉谷水资源区官网

http:www.valleywater.org

[30]硅谷网联，“硅谷指数”，硅谷网联官网

http://www. jointventure.org/images/stories/pdf/2012index-r2.pdf

[31]Rami Branitzky，《SAP公司北美实验室安装电动车充电站》（SAP Labs U.S.Installs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Infrastructure），Business

Wire网站

http://www. businesswire.com/news/home/20101209005914/en/Coulomb-Technologies-ChargePoint-System-SAP-Labs-U.S

[32]Leon Kaye，“2012年可持续发展领域的10大新秀”，TriplePundit网站

http://www. triplepundit.com/2012/01/top-10-sustainable-cities-2012

第十二章　硅谷下一代的成长环境

[1]Heidi Roizen接受本书作者的采访（2012年7月31日）

[2]Heidi Roizen接受本书作者的采访（2012年7月31日）

[3]Anshul Samar接受本书作者的采访（2011年7月16日）

[4]Channing Hancock接受本书作者的采访（2012年7月17日）

[5]Rod Strickland接受本书作者的采访（2012年7月17日）

[6]Pamela Ryckman，《西海岸女性的冒险精神优势》（The Risk-Taking Edge of West Coast Women），《纽约时报》（2010年11月11日）

http://www. nytimes.com/2010/11/11/business/smallbusiness/11sbiz.html

[7]凌志慧，《我们的美国》（Our America with Lisa Ling），OWN电视网（2011年11月27日）

[8]Anne Beneventi与本书作者的谈话（2010年1月27日）

[9]Eleanor E. Maccoby，“宾幼儿园”，斯坦福大学官网

http://www. stanford.edu/dept/bingschool

[10]Jennifer Winters接受本书作者的采访（2012年8月28日）

[11]努埃瓦学校，“学校简介”，努埃瓦学校官网

http://nuevaschool. org

[12]努埃瓦学校，“在实践中学习”，努埃瓦学校官网

http://nuevaschool. org/notably-nueva/learning-by-doing/philosophy-and-overview

[13]本书作者在哈克学校的访谈

[14]Lisa M. Krieger，《培养下一代爱因斯坦的名校》（The It School for the Next Einsteins），《圣何塞信使报》（2011年3月13日）

http://www. mercurynews.com/rss/ci_17606226

[15]Pam Dickenson接受本书作者采访（2012年10月9日）

[16]Anita Chetty接受本书作者采访（2012年7月20日）

[17]Anita Chetty接受本书作者采访（2012年7月20日）

[18]Anita Chetty接受本书作者采访（2012年7月20日）

[19]Anita Chetty接受本书作者采访（2012年7月20日）

[20]Pam Dickenson接受本书作者采访（2012年10月9日）

[21]Lisa M. Krieger，《培养下一代爱因斯坦的名校》（The It School for the Next Einsteins），《圣何塞信使报》（2011年3月13日）

http://www. mercurynews.com/rss/ci_17606226

[22]Tony Wagner，《创新者的培养：塑造改变未来世界的年轻人》（Creating Innovators：The Making of Young People Who WillChange the World），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2012年纽约）出版，第12页

[23]Tony Wagner，《培养下一个乔布斯》（Educating the Next Steve Jobs），《华尔街日报》（2012年4月13日）

http://online. 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702304444604577337790086673050.html

[24]Michael Finnegan接受本书作者的采访（2012年5月-7月）

[25]量子科学营，“师资力量”，量子科学营官网

http://www. quantumcamp.com/aboutus/ourfaculty

[26]量子科学营，“师资力量”，量子科学营官网

http://www. quantumcamp.com/aboutus/ourfaculty

[27]Anshul Samar接受本书作者的采访（2011年7月16日）

[28]Channing Hancock接受本书作者的采访（2012年7月17日）

[29]Channing Hancock接受本书作者的采访（2012年7月17日）

[30]Mike Cassidy，《初创公司Stripe激辩大学学历的价值》（Startup Stripe Is Living the College Degree Debate），《圣何塞信使报》（2011年9月1日）

http://www. mercurynews.com/mike-cassidy/ci_18804918

[31]Laura Demming接受“每日边缘”网站的采访

http://www. dailybrink.com/?p=1990

[32]Jessica Leber，《初生牛犊不怕虎》（Too Young to Fail），麻省理工《技术评论》（2012年2月3日）

http://www. technologyreview.com/news/426789/too-young-to-fail

[33]Mike Cassidy，《初创公司Stripe激辩大学学历的价值》（Startup Stripe Is Living the College Degree Debate），《圣何塞信使报》（2011年9月1日）

http://www. mercurynews.com/mike-cassidy/ci_18804918

后记　硅谷模式能否复制？

[1]Mark Z. Jacobson，“全球变暖、空气污染和能源安全的解决方案”，斯坦福大学官网

http://www. stanford.edu/group/efmh/jacobson/EnergyEnvRev1008.pdf

[2]Hermione Way，《硅谷无法复制》（Silicon Valley Cannot Be Replicated），《创业家》杂志（2012年5月25日）

[3]蒂莫西·李近期在《福布斯》刊文指出：旧金山湾区本来还应该有400万人口，但过于严格的政策限制了人才的流入，从而阻碍了硅谷的发展。

Timothy Lee，《为什么旧金山湾区应该有1100万居民？》（Why the Bay Area Should Have 11 MillionResidents），《福布斯》杂志（2012年5月10日）

http://www. forbes.com/sites/timothylee/2012/05/10/why-the-bay-area-should-have-11-million-residents-today

[4]Paul Graham，《如何成为硅谷》（HowtoBeSiliconValley），PaulGraham官网

http://www. paulgraham.com/siliconvalley.html

[5]Richard Florida，《初创企业如何改变美国商业思维》（How Startups Have Changed the Way American BusinessThinks），《大西洋杂志》（2011年10月18日）

http://www. 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11/10/how-startups-have-changed-the-way-american-business-thinks/246850

[6]《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经济学人》杂志（2012年7月28日）

http://www. economist.com/node/21559618

[7]《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经济学人》杂志（2012年7月28日）

http://www. economist.com/node/21559618

[8]Paul Graham，《如何成为硅谷》（HowtoBeSiliconValley），PaulGraham官网

http://www. paulgraham.com/siliconvalley.html

[9]Carlos Baradello，“硅谷理念深度分析”，Carlos Baradello官网

http://carlosbaradello. com/2012/06/29/mining-the-silicon-valley-mind-a-perspective

[10]《2012年创业一览》（Entrepreneurship at a Glance），经合组织官网

http://www. oecd.org/industry/entrepreneurshipataglance2012.htm

[11]“2012年营商环境报告”，“营商环境”项目官网

http://www. doingbusiness.org/～/media/FPDKM/Doing%20Business/Documents/Annual-Reports/English/DB12-FullReport.pdf

[12]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让创新动起来”，毕马威官网

https://www. kpmg.com/US/en/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Documents/mobilizing-innovation-evolving-landscape-of-disruptive-technologies.pdf

[13]Donna Petkanics接受本书作者的采访（2012年6月8日）

[14]Dan Senor和Saul Singer，《初创之国：以色列的经济奇迹》（Start-Up Nation：The Story of Israel'sEconomic Miracle），Twelve出版社（2011年纽约）出版

[15]Tal Barak Harif，《以色列公司不再青睐纳斯达克》（NASDAQ Loses‘Holy Grail'Status for Offerings：IsraelOvernight），《彭博商业周刊》（2011年11月7日）

http://www. businessweek.com/news/2011-11-07/nasdaq-loses-holy-grail-status-for-offerings-israel-overnight.html

[16]Shiri Habib-Valdhorn，《Perrigo入选纳斯达克100指数》（Perrigo Joins NASDAQ 100 Index），以色列全球商业论坛网站

http://www. globes.co.il/serveen/globes/docview.asp?did=1000704046＆fid=1725

[17]Dan Senor和Saul Singer，《初创之国：以色列的经济奇迹》（Start-Up Nation：The Story of Israel'sEconomic Miracle），Twelve出版社（2011年纽约）出版

[18]Gil Kerbs，《传奇部队》（The Unit），《福布斯》杂志（2007年2月7日）

http://www. forbes.com/2007/02/07/israel-military-unit-ventures-biz-cx_gk_0208israel.html

[19]安可顾问公司，“中国十二五规划”，安可顾问公司官网

http://apcoworldwide. com/content/PDFs/Chinas_12th_Five-Year_Plan.pdf

[20]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让创新动起来”，毕马威官网

https://www. kpmg.com/US/en/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Documents/mobilizing-innovation-evolving-landscape-of-disruptive-technologies.pdf

[21]Jason Lim，《中国创新乏力的原因何在？》（Why China Won't Be Innovative for at Least 20 More Years），Venture Beat网站

http://venturebeat. com/2012/03/26/why-china-doesnt-innovate

[22]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中国科技创新调查”，毕马威官网

http://www. kpmg.com/global/en/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technology-innovation-survey/pages/china.aspx

[23]. 2012年2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出访美国。本次出访促成了第一家中国到美国硅谷投资置业的高科技园区——中关村瀚海硅谷科技园。2012年6月，瀚海科技园在美国硅谷正式开业。它主要面向有意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以及有意开展美国业务的中国公司。除此之外，中国省、市各级政府的办事处也是潜在的客户群体。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对于“走出去”战略的重要作用。

[24]《从劳力到脑力》（From Brawn to Brain），《经济学人》杂志（2012年3月10日）

http://www. economist.com/node/21549938

[25]王艳琳，《中国将加快改革步伐，增加创新投入》（China to Quicken Reform and Invest in Innovation），人民网英文版

http://english. peopledaily.com.cn/90785/7761701.html

[26]Sunny Ye，《微信4.0：腾讯经典》（Weixin 4.0 Is Vintage Tencent），“一科米”网站

http://techrice. com/2012/04/23/weixin-4-0-is-vintage-tencent-and-the-most-important-chinese-internet-product-since-weibo

[27]Gordon Orr和Erik Roth，《首席执行官的中国创新指南》（A CEO's Guide to Innovation inChina），《麦肯锡季刊》（2012年2月）

http://www. mckinseyquarterly.com/A_CEOs_guide_to_innovation_in_China_2919

[28]Andy Grove，《美国如何才能增加就业》（How America Can Create Jobs），《彭博商业周刊》（2010年7月1日）

[29]Vivek Wadhwa，《制造业的未来不在中国，而在美国》（The Future of Manufacturing Is in America, Not China），《外交政策》（2012年7月17日）

[30]启程智利，“项目简介”，启程智利官网

http://startupchile. org/about/the-program

[31]Vivek Wadhwa，《智利的启示：如何打造更多的初创企业》（Want More Startups?Learn From Chile），《彭博商业周刊》（2012年4月11日）

http://www. businessweek.com/articles/2012-04-11/want-more-startups-learn-from-chile

[32]S h an i S hoh am，《能否复制硅谷？》（Can Silicon Valley Be Replicated?），Shani Shoham博客

http://shanishoham. wordpress.com/2011/11/27/can-silicon-valley-be-replicated

[33]Paul Graham，《如何成为硅谷》（How to Be Silicon Valley），Paul Graham官网

http://www. paulgraham.com/siliconvalley.html

[34]Nikola Danaylov采访Linda Glenn, SingularityWeblog网站

http://www. singularityweblog.com/linda-macdonald-glenn-on-singularity-1-on-1-sentience-mat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