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律故事：辛普森何以逍遥法外？

OUTRAGE: THE FIVE REASONS WHY O.J. SIMPSON GOT AWAY WITH MURDER

［美］文森特•布廖西（Vincent Bugliosi）　著

陈　波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法律故事：辛普森何以逍遥法外？／（美）文森特•布廖西（Vincent Bugliosi）著；陈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书名原文：Outrage: The Five Reasons Why O.J. Simpson Got Away With Murder

ISBN 978-7-208-13861-2

Ⅰ．①美…　Ⅱ．①文… ②陈…　Ⅲ．①法律-美国-通俗读物　Ⅳ．①D971.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7768号

责任编辑　秦　堃

封面设计　范昊如

美国法律故事：辛普森何以逍遥法外？

[美]文森特•布廖西　著

陈　波　译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江苏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2.5　插页 4　字数 346,000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3861-2/D•2883

定价 60.00元

译者序

在法律界，辛普森案可谓“家喻户晓”，跌宕起伏的审判过程扣人心弦，扑朔迷离的案件真相令人瞠目结舌，此案毫无悬念地被喻为“世纪审判”。该案发生在美国，但对中国的影响颇深，不但媒体用辛普森案来比较证明中国司法制度存在缺陷，而且很多学者也对辛普森案的结果赞赏不已，在学术文章中引用此案进行比较研究，将辛普森案视作“标杆”。

其实，并不是所有美国人对辛普森案都持赞赏态度。2011年，我在香港大学攻读学位时遇到一名美国学者，他的一句话让我震惊：“辛普森案是美国司法制度的耻辱。”2014年，我和一名留学美国的博士生谈论起辛普森案，她的一句话更是发人深思：“所谓程序正义，往往就是实体正义受损的遮羞布。只有实体正义受损，人们才会自我安慰说程序正义得到实现。”熟悉美国司法制度的学者和博士生的言论让我有了探究辛普森案的欲望，更有向国内各界介绍辛普森案的冲动。

本书作者文森特•布廖西是美国前资深检察官，著名刑事辩护律师，办理过多起重大案件，其独特的视角为本书带来了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可成为法学界一部不可多得的参考读物。作者的立场十分鲜明：认为辛普森就是杀人真凶，应当受到处罚。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陪审团、法官、控辩双方等在辛普森案中的糟糕表现以及美国司法制度中存在的弊端。

作者将辛普森逍遥法外的原因归为五项：案件信息弥散、陪审团受到影响，管辖法院的变更，法官允许辩方打种族牌，控方的指控不力和总结陈词阶段的糟糕表现。辛普森案已经过去二十载，而辛普森案暴露出的问题对今日之中国司法建设仍然有借鉴意义。

译稿的完成，我要感谢的是我的父母，是他们养育了我；感谢我的硕士导师王俊民教授，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是他向上海人民出版社推荐了我。多年来，王教授夫妇像家人一样对我，一直都给我莫大的支持和帮助，让我感受到了家人般的温暖；感谢我的博士导师邱格屏教授，她一直鼓励我、鞭策我，让我在这几年中进步了很多。对于两位导师及其家人，我将永远心怀感恩之情。本书的翻译工作大部分都是我在香港大学访学期间完成的，因此还要感谢香港大学中国法研究中心为我提供的舒适的学习环境。最后要感谢本书的编辑秦堃先生，他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劳。

本书翻译中出现的所有谬误，都应当由本人负责。

陈　波

2015年冬至

于华东政法大学东风楼

编辑的话(1)

读者有必要知道本书包含的令人不悦的背景：为何我如此强烈地认为文森特•布廖西是全美唯一一个能够撰写书籍来解释辛普森案件的人；为何我一直坚持，直至说服他撰写本书，虽然撰写本书不一定违背他的意志，但至少是违背他的本性的。

知道文森特•布廖西的人，都会将他列在美国大律师的名单上。作为检察官，他很独立，自成一派。他在洛杉矶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成绩可以作证：在106起重罪案件的陪审团起诉中，他有105起胜诉。更重要的是，21起凶杀案件无一败诉，其中包括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所涉的泰特-拉比安卡（Tate-LaBianca）案件。该案是他的实案经典著作《螺旋滑梯》（Helter Skelter）的原型，并奠定了他成为美国最为著名的实案记述作者的基础。

或许衡量布廖西声望的更有效的途径是同行的判断，采用这种方法，证据也具有压倒性。艾伦•德肖维茨（Alan Dershowwitz）的评价很简洁：“布廖西始终是一名优秀的检察官。”曾与布廖西在法庭上激辩的资深刑辩律师哈里•韦斯（Harry Weiss）作了如下对比：“在过去三十年中，我见过的所有优秀的出庭律师都不能与布廖西同日而语。”多年担任曼哈顿地区首席检察官的罗伯特•塔嫩鲍姆（Robert Tannenbaum）说：“只有一个布廖西，他是最好的！”格里•史彭斯（Gerry Spence）曾在电视上与布廖西一起对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1]进行即兴模拟审判，在此次模拟审判中，原先目击肯尼迪遇刺的证人出庭作证，并被交叉询问。在陪审团采纳了布廖西的意见，作出有罪判决后，史彭斯说道：“此案中没有任何美国律师能够做到像布廖西一样。”

在最开始，我问自己的问题是：在这场世纪审判中，美国最优秀的检察官将会如何运用证据？我认为你将会跟我一样，伴着惊奇与瞩目，在本书中找到答案。在品读不留情面的分析之时，还应当牢记，本书内容很客观，因为布廖西与辛普森的脱罪毫无干系。不同于其他写作此题材的作者，他不需要掩护在本案中的糟糕表现。

——斯达林•劳伦斯（Starling Lawrence）

注释：

[1]译者注：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美籍古巴人，被认为是刺杀美国总统肯尼迪的主凶。

(1)此系原著“编辑的话”。

作者自序

一年多以来，我一直努力远离辛普森案件。当写这本书时，我对自己说：我又回来了。海斯曼奖杯[1]获得者、奥运会火炬手，被数百万美国人敬仰的O.J．辛普森，让人无比震惊且又难以置信的是，他可能杀害了两人。一旦放下这种怀疑，便发现自己对案件本身毫无兴趣。当然，我也极其关注判决结果，如若辛普森作证，我对交叉询问会感兴趣。除此以外，这起案件并未引起我的兴致。原因非常简单：当你已对案件（或任何事）的结果了若指掌，如何能够对其保持经久不衰的关注？辛普森确实杀了人。他们只是在审判中耍了花招，而我对花招本身兴趣不大。

罗德尼•金（Rodney King）[2]案的情况也是如此。法院电视台主持人史蒂芬•布里尔（Stephen Brill）打电话邀请我评论西米谷（Simi Valley）的初审时，由于我对此案兴趣索然，所以借口忙于其他事务（当然我的确业务繁忙）拒绝了邀请。在社会学上，此案不容忽视，但是，我们已经对结果一清二楚。影像已经记录下了犯罪过程。邓缅•威廉（Damian Williams）案也同样如此。在西米谷法院作出无罪判决以后，洛杉矶中西部发生了骚乱，罪犯在电影院被捕。在梅内德斯案件中，两兄弟承认弑父弑母。[3]这有什么令人惊奇之处吗？我们已经掌握了结果。在刑事案件中，唯一让我兴致盎然的是真凶谜案，我关注的是谜案本身，而不是凶手的真实身份。但是辛普森案并无谜团。任何称辛普森案为疑案、辛普森可能清白无辜的人，他们要么就是虚伪至极——委婉地表明自己在说谎，要么就是智商有缺陷，抑或未关注证据。据我所知，没有第四种可能。

然而，有些媒体将此案报道为“真凶谜案”。更为离谱的是，有一位全国性报纸撰稿人将其称作“当今最大的真凶谜案”。真正的谜案是：一个智商比室内温度高不了多少的人，竟然能够为全国性报纸撰稿。恐怕问题不在于智商，而在于缺乏常识。我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发现一个现象——智商和常识没有必然联系，智商也不能代表常识。

有些记者称此案为“经典悬疑案件”，这只是“谜案”的另一种表达。但是，我们已经确知“悬疑”案件为何物：现有的证据指向四个、五个甚至六个嫌疑对象，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究竟谁是真凶？但辛普森案件的证据并非如此，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唯一的嫌疑人——O.J．辛普森，而非有些人认为的另有其人。虽然生活中的真相扑朔迷离，但辛普森案绝非如此。

很少会有记者对“针对辛普森的指控全部基于间接证据”这一观点持有异议，这个观点暗示着案件本身就不是压倒性的。记者们之所以会如此解读，是因为即使他们的工作是增进对真相的了解，但是他们对间接证据的性质和效力的理解却并不强于街头路人。大众的错误观念将间接证据和证明力不足联系在一起，但事实并非如此。不同的间接证据，情况迥异。像辛普森案，控方举证的实物证据、科学证据[4]都指向辛普森，证明力已经足够。

真正的间接证据案件委实难审理，不仅没有目击证人，而且没有其他证人证言。举世闻名的难审案件有直接证据——但是没有子弹、没有血迹、没有毛发、没有精斑，也没有皮屑。实际上没有任何实物证据，如衣服、玻璃将被告人和犯罪联系在一起。这才是经典的间接证据案件，在这种案件中，必须将不起眼的事实，例如一次不当言论、可疑的银行交易、巧妙地阻碍侦查行为，与其他的情况叠加在一起，直至最终证明嫌疑人有罪。但辛普森案的情况完全不同：O.J．辛普森可能已经明确表明自己杀害了两名受害人。换言之，这起案件仅仅是表面上的间接证据案件。[5]

我远离此案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正努力完成关于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谋杀案——肯尼迪总统遇刺案的一本书。同时，我于1991年出版的另一本书——《美国毒品：成功案件》正在修订中，今年将会出版，名称为《美国打击毒品日趋严重》。我将毒品视为美国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这本书也是我的扛鼎之作。当媒体邀请我出镜时，我不得不在出席和拒绝之间作出选择。出席就会挤压原本就不充裕的几个小时的宝贵时间，然而拒绝邀请很难让人愉悦，但我还是推掉了百分之九十五的邀请。出于礼节，即便是拒绝邀请这件事，也耗费了我大量的时间。因为我不仅要拒绝电视台的邀请，还要拒绝全国各地的电台和报纸的邀请。

虽然我已尽力，但也只是部分地远离辛普森案件。脱口秀主持人和记者们会孜孜不倦地邀请，因而我偶尔也会去电视台担任嘉宾。每次都对自己说这是最后一次，但还是会不时地接受新的邀请。我从来不会毫无准备地担任嘉宾，因而必须对案件烂熟于心，并保持与时俱进。

由于我撰写过有关真实犯罪的书籍，在辛普森案审理时，许多人建议我以此案为题材来撰写作品。对此，我一如既往地坚决回绝。在令人愤恨的判决作出数周之后，编辑斯达林•劳伦斯打电话邀请我撰写一本书，内容是如果由我担任主诉检察官，我将如何控诉，并将书名定为《重审辛普森案》，这让我产生了一丝兴趣。这个建议多少让我心动，因为我知道初审的控诉并不完美。除了其他的事项，我还可以举出比初审中更多的有罪证据，我将会设计交叉询问证人的方法，诘问他们的证言。不过我并不想无中生有，虚构内容。而我本人也忙于其他书籍的写作，实在无法再投入到第三本书的写作中。

但是编辑跟媒体一样，仍然孜孜不倦地游说我。一周以后，编辑又打电话建议我不用全方位地写作，可以切入更小的视角：为何对辛普森的指控以失败告终？本书内容可以简短，主要是从个人角度与读者探讨，将我在媒体上有关此案的采访扩展开来，而不是像本人以往的著作一样，详细深入地探讨真实的犯罪案件，将时间、人名、事件都详尽地写出来。由于关于毒品著作的修订版即将付梓出版，而我也很自信地知悉辛普森案件败诉的原因，因此我决定撰写本书。

读者应当了解，这本书并非旨在详细地重述审判的事实、观点或证据（虽然数量巨大）。我认为之所以读者对此案兴趣浓厚，是因为在阅读本书之前对案件已经有所了解。如果可以用一到十级来衡量凶手的残忍和可憎，那么本案中的凶手可以被评定为十级。第一位到达现场的洛杉矶资深警察曾这样说道：“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血腥的现场！”妮克尔•布朗•辛普森（Nicole Brown Simpson）如胎儿般横躺在地上，罗纳德•高曼（Ron Goldman）则跌倒在数英尺之外的血泊中，他们的衣服都浸满了鲜血。1994年6月14日的尸检报告显示，妮克尔的脖子和头部被捅了七刀。致命伤是脖子上从左往右长达5.5英尺的伤口，此伤口割断了她左右两根动脉，事实上，也切断了左侧静脉。刀子插入了右侧静脉，深入颈部第三根脊椎骨达四分之一英寸。据报道，她的脖子几乎被切断，伤口宽度达到2.5英寸，喉咙和脊椎都已暴露出来。高曼的头部、脸部、脖子、胸部、腹部和左腿被刺了30刀。他的致命伤是颈内静脉被割断以及胸腹部被刺后产生的胸腔和腹腔出血。两名死者手上都有为了避开致命伤害导致的防御性伤口。

我们知道（虽然难以置信），残酷杀死两人、犯下如此累累罪行之人，正闲庭信步，面带笑容地享受生活。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这就是本书的内容。

本书阐明了辛普森案败诉的五个原因。这五个原因可以被进一步归纳为两条：史上最糟糕的陪审团和控诉方。事实上，即便陪审团如此糟糕，如果控方有优异的表现而非差强人意的表现（第四章和第五章探讨这一点），判决结果很可能会截然不同（不要忘记，即便控方的表现如此糟糕，陪审团在表决开始的一个小时内，一名白人陪审员和一名黑人陪审员都作了有罪表决。在控方表现差强人意的情况下，都能得到10比2的表决结果。可以想象，如果控方的表现是加利福尼亚人民本应得到的优异表现，结果会如何。我确信陪审团会作出有罪判决，或者是一个绝对少数的悬疑判决）。我在见过陪审员或者是听过、阅读过他们发言之前，就是这么认为的。在听完审判以后记者对陪审员的采访，并且阅读了三名陪审员共同撰写的书籍之后，我的这种判断再次得到强化。从他们身上，我丝毫没有感受到他们并不关心辛普森是否有罪，也没有感觉到他们在陪审员室的意识是“即便辛普森有罪，我们还是喜欢他，所以要宽恕他的两桩谋杀案”，或“即便辛普森有罪，但黑人遭到白人的歧视长达数个世纪之久，因此我们要让白人赎罪，放过辛普森”。我从来不（哪怕一秒钟）相信上面的说法。

但是，我所见到的是：（1）陪审员的知识水平不高；[6]（2）很有可能从一开始，他们就未能保持中立，而是偏向辛普森。即便有上述两个障碍，只要控方能够合理指控，作精彩的总结陈词，也能突破这些障碍，让陪审团认定辛普森有罪。事实上，诸如辛普森案般糟糕的陪审团，是一名合格的检察官时不时地需要克服的障碍。这个陪审团并非我们所认为的那样铁板一块。在审判结束以后的采访中，基本上他们所有人都能清晰表达观点，其中两人还有大学文凭。只有一种陪审员是无法说服的：已经下定决心，即使辛普森确定无疑地有罪，他也要放过辛普森。但是，十二名陪审员中出现一个蛮横无理、显失公平的陪审员已经是极端事件，十二名陪审员都是这样的人就更不可能发生了。处心积虑地故意放过杀害两人的杀人犯，只有恶人才能做得出。我不相信十二名陪审员都是恶人。如果这起案件的控诉合理，不仅可能会作出有罪判决，最终形成悬而未决陪审团[7]也是有可能的。

大部分美国人（至少是没有阅读过本书的人）都存在认识误区，认为本案的控诉工作优异，仅仅是陪审团的过错导致了对辛普森的无罪判决。本案的两名主诉检察官之一，克里斯•达登（Chris Darden）在他的《身处耻辱》（In Contempt）一书中，将这些事情固定。《身处耻辱》一书只不过是一个部分，而第一部分应当是辛普森案为何会败诉。虽然《身处耻辱》的内容要点非常讽刺，一看便知道内容虚假，但是没有人直接对达登提出挑战。在这本书中，达登说自“一开始”他“迈入法庭，看到陪审团，他从陪审员的眼中读出了报复的眼神”，他就知道了无罪判决的结果。“自一开始”，他于1996年3月15日告诉芭芭拉•沃尔特（Barbara Walter）, “我一见到陪审团，就知道让辛普森定罪伏法的机会渺茫。”

因此，达登具有异乎常人的直觉（我们将在本书中证明他的直觉是多么地极端），他从辛普森案的陪审团团长——一名亲切正直的女士的眼中，看到了让杀害两人的罪犯逍遥法外的情绪。但达登是否从另外一名陪审员——在伯班克（Burbank）[8]的一家保险公司工作的22岁的年轻白人女性的眼中看到了同样的情绪？除非达登健忘，他应当记得这名白人女陪审员也作出了无罪表决。

但是，达登谈及“需要报复”之时，他主要是指陪审团中黑人占多数。达登如此贬低和他本人种族相同的陪审员，并且用如此多的言辞来抨击他们，认为他们为了报复（白人），故意违反了以证据为基础作出判决的宣誓，蓄意放过杀害两人的辛普森。达登的这种做法本身就应当受到谴责！在连他本人都不相信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就变得可憎了。他只是用陪审团作为他和玛西娅•克拉克（Marcia Clark）无能表现的替罪羊。辛普森案的指控小组（prosecution team）共有二十五名检察官，在撰写本书之时，我访谈了其中的八九个人。其中一名检察官告诉我：“克里斯•达登在他的书中怎么能够那样讲？在他加入指控小组之时，陪审员已经选定，他还是像我们所有人一样，对指控辛普森抱有信心。”在《身处耻辱》的第四部分的第1页，达登表达了他的感受。他引用了自己的话，在无罪判决结果公布之时，他对自己说：“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如果我能够诘问达登，我将会问他：“克里斯，你为何对判决结果如此震惊？按照你的说法，你在九个半月之前就已经知道败诉的结果。”在该书第327页，记载了他输掉了手套证据的质证后，他告诉吉尔•加西缇（Gil Garcetti）:“吉尔，案件没结束。我发誓我们还能让他伏法。”难道达登没有花时间去阅读杰斯•沃尔特（Jess Walter）与他合著的书？

媒体都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达登的说法。1996年9月30日，《新闻周刊》（Newsweek）告诉读者：“现在这是公认的判断：实际上检察官在非裔陪审员宣誓那一刻，就已注定失败。”确实，这只是没有读过本书的人的“公认的判断”罢了。正如《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在评论本书时所言：“……读过此书之人，不会再相信美国司法史上流传最广的脱罪案件，是由于陪审员的偏见或无德辩护人的花招造成的。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和检察官已经面临正义的检验。”

事实上，在本书第一版于1996年6月出版之前，一名并非公众人物的评论者就曾将本案的败诉归咎于检察官[艾伦•德肖维茨是唯一一个通过他的著作《合理怀疑》（Reasonable Doubts）提到控方应当负部分责任的人，但是德肖维茨并没有提到控方的任何错误。在他的书中，德肖维茨仅提出传召马克•福尔曼（Mark Fuhrman）出庭时控方犯的一个错误，但事实上，这并非有错。控方只是不得已才为之。见本书第四章]。

由于该书问世，许多学者和作家开始转变话锋，在不同程度上认为控诉方有错误。以杰弗里•图宾（Jeffrey Toobin）的著作《他的人生竞赛》（The Run of His Life）为例，可以说明这一现象。图宾为《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撰写关于辛普森案审判的文章。1995年10月16日（他的书出版之前），在总结性的文章中并未以任何方式批评控方的表现，他写道：“很难想象无论克拉克如何努力……似乎（控方）无论做或者不做任何事，都不会改变案件结果……结果似乎是预先注定的。”他将克拉克形容为：“有时才华横溢”。但是，1996年9月29日，正如《纽约时报》书评栏目刊登的对图宾新书的评论所言，“此时的图宾突然发现了控方表现中存在的所有问题”。评论人说道：“图宾先生可以声明克拉克女士和达登先生的不足之处是逐渐被发现的，但是他在书中对克拉克女士进行了批评，同时又在杂志上表扬克拉克女士。例如，在他的书中，他将克拉克女士的陪审团选任描述成灾难性的、误导性的，暗示着有可能会输掉案件，随后又他在杂志上对克拉克女士进行炙热的褒奖。当然，图宾先生有权改变想法，但是，他并没有对自己迥然不同的评价作出解释，这会引起对他的信用的质疑。以至于你都想让他宣誓，并对他进行诘问。”

我说过，在辛普森案中，良好的证据开示会引发有罪判决。当然，这都是建立在辛普森有罪的前提下。但对此很可能并无疑问。正如在审判开始之前，我接受《花花公子》（Playboy）杂志采访时所说的：“无论审判的结果如何，辛普森都是有罪的。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对此毫不怀疑。”事实上，辛普森案中存在的问题从来都不是他有罪与否，而是按照此案的事实和条件，究竟辛普森是否可能是无罪的。毫不含糊地，答案一直都是否定的。在我的一生中，除了凶手在犯罪时被拘捕，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比这起案件更加明显的有罪案件。

将此案进行细分（暂时忽略证明辛普森有罪的直接证据），如果在犯罪现场发现了某人的血液，正如血液的DNA检测结果与辛普森的血液匹配，实际上这就已经可以胜诉了，无需多言（在这起案件中，现场不仅发现了辛普森的血液，在辛普森的家里和汽车里也发现了被害人的血液）。我认为，在现场发现了某人血液的情况下，还否认自己有罪，这就相当于一名男子被自己的妻子捉奸在床，还对自己的妻子说：“你究竟是相信我，还是相信你撒谎的双眼？”[引自理查德•普莱尔[9]（Richard Pryor）的喜剧]

在离开妮克尔•布朗和罗纳德•高曼的尸体，通向后院的通道方向，发现了五滴血液，其中有四滴位于十二码（辛普森的鞋码大小）鞋印的左侧。这当然意味着凶手的左侧身体受伤了。在凶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早上，警察发现辛普森的左手中指缠着绷带。下午取下绷带以后，可以发现他的指关节处有一道深深的伤口。

DNA存在于所有的细胞中，携带了每个人的唯一遗传信息（只有在同卵双胞胎中有例外）。DNA就是我们人类的基因指纹。人体将近一百万亿细胞中包含了二十三对染色体——每一对染色体的一半来自父亲，另一半来自母亲，每一对染色体都携带了DNA。在犯罪案件中，可以从犯罪现场找到的血液、精液、唾液、皮肤或者头发毛囊中提取出染色体，随后可以与嫌疑人身上提取到的染色体进行比对，确定是否匹配。DNA检测是一项新的法庭科学，于1985年第一次在英国使用，1987年第一次在美国使用。

五滴血液以及犯罪现场后门发现的三滴血液的DNA检测结果都与辛普森的DNA样本匹配。[10]一共使用了两种检测方法，一种是聚合酶链反应（PCR），另一种是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RFLP）。聚合酶链反应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的精确度低，但是，这种技术可以用很小的血滴和因为细菌或其他物质混入导致降解的血滴进行检测。五枚血滴中有四枚使用了聚合酶链反应测试方法。其中的三滴血液的检测结果显示每二十四万人中才有一人会携带样本中的遗传标记（一个遗传标记是组成DNA分子的一部分基因，样本中的遗传标记越多，可做的样本比对就越多，排除对象也就越多）。辛普森就携带了这种遗传标记。第四滴血的检测结果显示每五千两百人中才有一人会携带样本中的遗传标记。第五枚血液携带的遗传标记足够做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检测，检测结果表明每十七亿人中才有一人会携带样本中的遗传标记。辛普森再次携带了这种遗传标记。后门的血液更加充足，运用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检测的结果表明，每五百七十亿人中，才有一人携带样本中的遗传标记。而辛普森恰恰符合这个条件。换句话说，仅仅依据血液这一项证据，辛普森无罪的概率是五百七十亿分之一。要知道五百七十亿差不多是当前全世界人口数的十倍。

如今我意识到除了辛普森之外，携带此遗传标记的不可能另有其人。如果你是一名怀疑论者，你相信那些卡通人物在凶案发生之时，来到位于布伦特伍德（Brentwood）的邦迪社区妮克尔的家（Bundy，以下简称妮克尔家或者凶案现场），杀害了妮克尔，将血液沾满了车子、车道和家中，并且辛普森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据，如果指控这些卡通人物，他们也会拒绝证人为其作证。谁知道呢？或许辛普森最终也不是凶手。很有可能是卡通人物犯下此罪。若你必须调查这种可能性。当你实施调查之时，将会有人把你送到最近的精神病院。

将案件事实细分，在现场发现了辛普森血液的情况下，只有在三种情况下辛普森才有可能无罪。而这三种解释都是荒谬至极的。第一种解释是辛普森在案件发生之前就将血液留在现场。洛杉矶警察在案件发生后审讯辛普森时，他说自己上一次（一周以前）出现在现场时并未切伤自己的手指。即便没有这一事实，谁会相信上一次辛普森出现在现场时，恰好流血？早不流血，晚不流血，却在凶案现场流血？事实上，这种解释过于牵强附会，荒谬至极，连辩护人都没有使用这种惯用手段。

不仅在犯罪现场发现了辛普森的血液，在凶手逃离现场的血鞋印的左侧还发现了辛普森的四枚血滴。如果有人对此还不满足，我只能说这本书或许不适合你，你有更高的理性追求，例如喜剧剧本。在我的孩提时代，我最喜欢《魔术师曼德雷》（Mandrake the Magician）[11]，你可以关注曼德雷是否依旧在变魔术。

第二种解释是辛普森在正当防卫过程中杀害了罗纳德•高曼和妮克尔•布朗，也即妮克尔、高曼单独或联合对辛普森进行致命性的袭击。辛普森拔出随身携带的匕首或者将妮克尔或高曼的匕首击落，并将他们两人刺死。当然，说这种话的人简直是精神错乱。智商极高的辩护人也没有提出这种解释。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辛普森丝毫不必担忧。因为正当防卫是杀人的合法事由，足以为杀人行为辩护。

最后一种解释是洛杉矶警察栽赃辛普森，把他的血液滴在凶手逃离现场的血鞋印的左侧。这个假设不像前面两个那样匪夷所思，只是由于生活中充满各种可能。但是，这仍然不可思议，如果读者愚蠢到相信洛杉矶警察会构陷清白之人，将其血液洒在凶案现场（当然也包括将死者的血液洒在辛普森的车上和家中），那么这本书不适合这样的读者。这本书的读者群是那些因为残忍凶手面带笑容、逍遥法外而愤懑不已，并且志在弄清这一严重错案是如何发生的读者。本书第四章和第五章将透彻探讨辩方主张的洛杉矶警方阴谋构陷辛普森的观点，并且解释为何这种观点属于奇谈怪论。

对于那些在辛普森的血液留在凶案现场的情况下，还相信其清白无辜的读者，我将指出控方的质证仅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即可，而非达到排除所有可能性的程度。因此，并不需要将所有可能的怀疑都加以排除，才能达致有罪判决。仅需要排除合理怀疑即可。当然，在此案中，对辛普森有罪不存在任何怀疑。

在探讨辛普森脱罪的五个原因时，读者应当知道，由于涉案人员的行为唐突、厚颜无耻或能力低下，我对他们鲜有赞誉。我所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坦率直言，要么息笔不言。读者应当知道我生性善于批判。甚至连日出东方之美景，我都能找出瑕疵（我同时还是易于恭维之人）。但是，在批判之时，我不会简单地提出观点，怠于为证明观点找到依据（这也增加了我的负担）。虽然此类人为数众多，但这并非本人之风格。在下文中，不乏冷静思考，但若将我批判的本性与辛普森案判决作出后的数周内我已愤懑到恨不得咬指甲这件事联系在一起（并且如今我依旧愤懑），读者应当对书中内容几乎都是苛责案件检控这一事实有所准备。

当然，最大的问题是，残忍的杀人凶手已经逍遥法外。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辛普森在法庭之上和判决之后的行为举止。我一生中见识过无数杀人犯，但辛普森的厚颜无耻无人企及，已经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我试举几例说明此问题。虽然他曾经对妮克尔多次施暴，让妮克尔对生活充满恐惧，最终惨遭屠戮，但在辛普森被捕前的诀别书中，却将自己形容为惨遭虐待的丈夫。此外，有罪被告人在接受聆讯时可以作出无罪请求。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一千个有罪被告人中有九百九十九个作无罪答辩。[12]他们如此行事，对我毫无影响。他们所作的无罪辩解符合我的心理预期。但是，对辛普森而言，这种做法并不好。他不得不说“我是百分之百地无罪”，因为他知道自己做过什么，这让我感到十分困扰。

辛普森对自己的行为心知肚明，即便如此，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只要检察官的言行让他感觉稍微不适或不公，他就情不自禁地表现出内心的憎恶和鄙夷。事实上，他在审判中的肢体语言表明他感到生活受到审判的滋扰，他惬意愉悦的生活受扰。这似乎表明1994年6月12日夜晚发生之事不会对他不利。毕竟他是辛普森！

他的首席律师约翰尼•科克伦（Johnnie Cochran）几乎跟辛普森同样厚颜无耻，在一件事中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审判过程中，有人传言律师团正在和洛杉矶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洽谈辩诉交易。科克伦对此予以否认，为了消除公众对辛普森请求轻刑的疑惑，他在法庭上对法官表示不可能进行诉辩交易。媒体在法庭外询问诉辩交易的可能性之时，他却反问媒体（悲伤欲绝的死者家属当然也会通过电视、广播和报纸知道这个消息）:“你们是在开玩笑吗？我们唯一可以接受的就是向辛普森道歉，并且释放辛普森。”你能想象吗？辛普森还有权要求道歉。我产生了任何人都难以回答的问题：你为何胆敢大放厥词？你的胆量是与生俱来的吗？你能够买到胆量吗？

判决作出以后，辩护方在辛普森家中举办庆祝派对，同时两名死者却在坟墓中长眠。此时辛普森手持《圣经》，笑容灿烂。《圣经》! “不可思议”这个词都无法形容其厚颜无耻。可以说辛普森已经将厚颜无耻发挥得淋漓尽致，达到表演的程度。似乎辛普森的无罪判决对正直之人毫无伤害，他立即想从自己的谋杀案中获利。他想通过赚取电视台预付的出场费，获得比以往更多的收益（据说他的期待值是3 000万美元至4 000万美元）。幸运的是，愤怒的美国人用自己的声音粉碎了他的这种粗鲁的图谋。但是，辛普森也获得了一定的成功。据报道，他用一部时长为两个小时的视频来说明自己无罪，邮寄预定这部视频售价为29.95美元，他从中获利300万美元。[13]

在审判过程中，他出版了《我想对你倾诉》（I want to tell you）一书，刊载了支持者的照片和信件，这又让他获利100万美元。令人难以置信，让人觉得无耻至极的是，辛普森竟然从他杀害的人身上获利，他竟然在书中刊载了妮克尔的照片。

洛杉矶警察局和洛杉矶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都知道辛普森有罪。他无罪释放，面带笑容走出法庭还显得不够，他想方设法让控方想到自己败诉，要求控方追缉真凶，并且加上一句：追查杀害妮克尔的真凶是他“毕生的首要追求”。一位法庭工作人员诙谐地说：“难道辛普森家里面没有镜子吗？”（在辛普森被捕后的一个月左右，辛普森发出悬赏追缉真凶。由于是他本人犯下此罪行，他可以悬赏全部资产，而这绝对是不可能有丝毫支付风险的悬赏。）判决作出后的数日，就有人发现辛普森笑容满面，沐浴在阳光下打高尔夫球。在一次采访中，他向美国联合通讯社（Associated Press）这样描述自己：“唯有品行才能流芳百世；声望、财富都是点缀。”[14]

判决作出之后，辛普森向玛西娅•克拉克发起挑战，要求与她就此案一对一地同台辩论。他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主持人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和凯蒂•柯丽克（Katie Couric）采访时，甚至要求全程播出此次辩论（最后被他的民事律师叫停）。当然，他的书名为《我想对你倾诉》，这都表明了他的身正不怕影子歪，并非胡言乱语。他想要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不过是“以他的方式倾诉”。但是，他并不想像告诉陪审团那样告诉大家，陪审团是由掌握他命运的十二个人组成的，他们本可以判定辛普森犯下一级谋杀，让辛普森在监狱了此残生。在审判的九个月中，他不想对陪审团说一个字。但是，审判之后，他却想要告诉大家究竟发生了什么。

当一个人被控谋杀重罪，选择当庭沉默这一行为已经超过了任何雷鸣般的声响，而辛普森并未当庭否认自己有罪。如果一个人蒙受冤屈，被控杀人，那么需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方能让其从被告席上退下，阻止他为自己辩解。[15]当然，辛普森并未作证，因为他确实有罪。在本案中，他没有任何其他理由不去那么做。H. L.门肯[16]（H. L. Mencken）曾说：“没有谁狂到低估美国人的聪明才智。”辛普森显然就是这种狂妄之人，因为他试图欺骗我们，让我们满足于接受一次法庭之外、在电视上与评论员进行的友好谈话，或者事先演练过的视频，并认为这种做法符合法律，以此来弥补他在法庭上拒绝作证的硬伤。

接下来，我将讲述案件何以败诉。

注释：

[1]译者注：海斯曼奖，美国大学橄榄球联盟最高奖项。

[2]译者注：罗德尼•金（1965年4月2日—2012年6月17日），非裔美国人，出生于加利福尼亚首府沙加缅度。1991年3月3日，他因超速被洛杉矶警方追逐，被截停后拒捕袭警，被警方用警棍暴力制服。1992年，法院判决逮捕罗德尼•金的四名白人警察（斯特西•孔恩、劳伦斯•鲍威尔、希欧多尔•布里森诺、蒂莫西•温迪）无罪，从而引发了1992年的洛杉矶暴动。

[3]译者注：梅内德斯兄弟（Joseph Lyle Menendez和Erik Galen Menendez）于1989年枪杀了他们的父母，于1994年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4]译者注：在本书中多次出现科学证据（Scientific Evidence），主要是指血液、足迹、指纹等，这种说法符合美国的法律。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科学证据，而是规定了证据种类，特此说明。

[5]辛普森案只在表面上是间接证据案件而已：由于辛普森案是“间接证据案件”，应当为读者区分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直接证据是指只要证据真实，就可以直接认定待证事实，而不需要作任何推断。一般而言，直接证据是指知道案件事实的证人的证言。通常认为，直接证据就是证人证言。间接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次要事实的证据，通过间接事实可以推断出待证事实。例如，在被告人家中发现了被窃的电视机，可以合理推断被告人实施了盗窃行为。所有的科学证据（例如血液、指纹等）都被视为间接证据。对于某一待证事实而言，特定证据是直接证据，但是对于另一待证事实而言，这个证据可能是间接证据。例如，证人证明被告人家中藏有被窃电视机，对电视机的去处而言，证人证言是直接证据，但是对于谁实施盗窃行为，这是间接证据。事实上，对所有的证据（即便是目击证人的证言）都需要进行推断。目击抢劫经过的证人作证说他看到了被告人抢劫被害人，通过证人作证的其他间接事实（距离、灯光、障碍物等），陪审团仍然可以推断出证人证言是否正确。例如，推断证人是否弄错身份、此事是否过于离奇。可以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证据。但是，如果直接证据试图证明某事实为真，而间接证据试图证明与之不同的事实为真，这些证据仍然会被视为直接证据。

[6]陪审员的职业比较复杂，陪审团团长是1990年洛杉矶县的政府雇员，有两名陪审员已退休，其他十名陪审员都有工作。他们的工作差异很大：邮差、货车司机、电脑维修工、环境健康专家和保险理赔员。

[7]译者注：悬而未决陪审团（Hung Jury）是指陪审团成员的意见无法达成一致，判决无效。在美国，作出有罪判决要求陪审团必须达成一致意见，如果陪审团中有不同意见，就属于未决陪审团，作出的判决属于无效判决，被告人既不是有罪，也不是无罪，这会导致案件重审。

[8]译者注：伯班克，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毗邻好莱坞市。

[9]译者注：理查德•普莱尔，美国伊利诺伊州人，美国著名喜剧演员。

[10]应当注意，在审判开始之前的预审中，犯罪现场发现的一滴血液的DNA检测结果与辛普森匹配，血清检验也与辛普森的血液匹配，血型也与辛普森的血液一致（辛普森是A型血，妮克尔也是A型血，高曼是O型血）。更具体的是，血液中的酶遭到破坏，只有不到1%的人有此特征（0.43%，每两百三十三人才有一人），仅此特征就可以排除99.57%的人。

[11]译者注：《魔术师曼德雷》，是美国早期的经典漫画。

[12]“有罪被告人”是指未被定罪的被告人，从理论上可以说我歧视被告人，因为未经法官或陪审员审判，不能认定任何人有罪。但是按此观点，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没有犯任何罪，开膛手杰克（Jack the Ripper）也没有犯罪，阿尔•卡彭（Al Capone）也只犯了逃税罪。十分明显，如果一个人抢劫银行，无论控方能否向陪审团证明这一点，此人都犯下了抢劫罪。法律上的“无罪判决”并未改变他的所作所为。

译者注：开膛手杰克是1888年8月7日到11月8日间，于伦敦东区的白教堂（Whitechapel）一带以残忍手法连续杀害至少五名妓女的凶手的代称；阿尔•卡彭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黑帮老大，虽长期犯罪，但美国联邦政府却因始终找不出他犯罪的证据而无法顺利实施逮捕。直至1931年，美国政府才借用逃税罪将其逮捕。

[13]在此邮寄预定视频中，辛普森说自己不仅失去了家人（被害人），他还对妮克尔和高曼的家人说：“我比你们失去的更多。我失去了挚爱……失去了供养周围人的能力。”

[14]辛普森一直对外宣称（除了他的法律问题之外），他一如既往地享受生活，跟凶案未发生一样。1996年4月在巴哈马举办的名人高尔夫锦标赛中，他笑着对记者说：“我从未发现我的人生如此美好。”有人问我，辛普森并未被自己的所作所为困扰，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不断地否认自己犯罪，以至于他真的不认为自己犯了罪。我不想成为业余心理学家。此外，本书的内容是事实，而不是推测。但是，如果我真的要对此作出推测的话，我将会否认上述说法。如果要相信这种说法，必须接受辛普森已经脱离现实、身患精神病这一点。对我而言，这太不可思议了。我认为他可以说“关于谋杀，我内心很平静”（1996年5月他对牛津大学的学生这么说过）的原因是他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这是一种典型的反社会心理。在他的内心中，妮克尔的所作所为给了他杀害她的合理理由。换句话说，妮克尔罪有应得。我们知道在慢速追车过程中，辛普森通过电话告诉他的母亲：“妈妈，这都是她的错。”（参见本书第四章）如果辛普森的良心未因杀害妮克尔和罗纳德而受煎熬，我希望以后有人给他良心，至少使他受到煎熬。

[15]在一种情况下，被告人很难出庭作证，那就是被告人曾多次因某种犯罪被判刑（如强奸和抢劫）。即便是律师也会认为不应再让被告人出庭接受交叉询问。

[16]译者注：门肯，美国讽刺作家，以讥讽刻薄的写作方式嘲弄那些沾沾自喜的中产阶级商人、思想狭隘的美国文化生活以及严厉肃穆的美国清教徒。

目录

译者序

编辑的话

作者自序

第一章　案件信息弥散

第二章　管辖法院的变更：案件移送至市区法院

第三章　司法错误：伊藤法官允许辩方打种族牌

第四章　审判：控方难以置信地出现失误

第五章　总结陈词：代表人民的呼声微弱

余论

辛普森被判无罪是不是意味着辩护律师就可以被称作“梦之队”？

上帝，你在哪儿？

辛普森案判决的根源

完善警察暴力治理的拙见

洛杉矶警察局不称职？

不合理怀疑

媒体的作用

我会为辛普森辩护吗？

黑人对辛普森的支持及其后果

从罗德尼•金案和辛普森案审视美国陪审团制度

辛普森的命运

附录一　凶案发生后第二天辛普森的讯问笔录完整版（录音记录）

附录二　辛普森的诀别信

附录三　血液证据分析

索引

第一章　案件信息弥散

辛普森案的信息无处不在[1]，或许没有其他案件像这起案件一样令人记忆犹新，在辛普森成为双重凶杀案嫌疑人的那一刻，虽然证据可以作出有罪结论，他还是有脱罪的可能。事实上，在谋杀发生之前，这件事就有先兆，妮克尔曾经预言般地向闺蜜坦言：“辛普森总有一天会杀了我，他将会设法这么做。”

1994年7月17日，辛普森被捕之前的慢速追车过程中，精神错乱的跳梁小丑们[2]手持“加油，辛普森！”的牌子，伫立在州际公路天桥上。自那时起，这起案件就已经甚嚣尘上。放眼望去，都是有关此案的报道。有人作出预测：“陪审团不会判辛普森有罪，即便是向他们出示辛普森杀人的视频，他们也不会这么做。”审判进行的同时，法庭外有人举着牌子高呼：“释放辛普森！”“解救果汁！”[3]甚至还有人举着“辛普森，无论你是否杀人，我们都一如既往地爱你！”的牌子。电视和广播中有关此案的笑话和品位低下的调侃连绵不绝，这些都在无意中贬低被害人。1994年6月23日，美国参议院议员查普林•理查德•霍尔沃森（Chaplin Richard Halverson）上任第一天，就“为辛普森祈祷”！陪审团选任时询问的第一名陪审员恰巧是32号，在辛普森的橄榄球职业生涯中，大部分时间他的球衣号都是32号，这使得伊藤法官都说：“我不知道这是否是预兆”，辛普森含笑点头应对。玛西娅•克拉克身为检察官，在陪审团选任过程中，向陪审团作出了最不明智的陈述：“由于我起诉了这起案件，你们可能不喜欢我。我到这里并非为了赢得人气。”在案件总结陈词之时，克里斯•达登也难以置信地作出了同样不明智的陈述：“没人想把辛普森怎么样。我们也不想。此事并非私人恩怨，而是依法行事。”（你相信你控诉之人犯下了残忍罪行，而你几乎在向他道歉？）

迄今为止，事实上所有人都用O.J．来指称辛普森，这是一个友好的昵称。这意味着大部分人仍然喜爱辛普森，视他为犯过错误的朋友或亲人，而非残忍的杀人凶手。拉里•金[4]（Larry King）十分关心辛普森的情况，他询问每一个熟悉辛普森或者探访过身陷囹圄的辛普森的嘉宾。这些尊重、敬畏或挚爱的点点滴滴，标志着虽然辛普森有罪，他也可以享有一些类似于罗马教皇特许式的特权。在控方实力不强的情况下，辛普森被判无罪几乎成了注定会实现的预言。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情绪弥漫于全社会的各个角落，在陪审团选任之前，陪审员们显然已经对此心知肚明，甚至在审判中都流露出这种情绪。因为一旦某事被传得沸沸扬扬，每个人都会知道此事。传播的途径各种各样，或是耳濡目染，或是偶尔得知，如果没有其他途径，陪审员被隔离期间的每周一次的配偶探访也会是一种途径。当然，没人应当怀疑陪审员对探访的爱侣们泄露他们的机密。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所以对我的话不必当真。辛普森意图向陪审团之外的人发言，如果玛西娅•克拉克并不知道辛普森的言论将会被传达到陪审团，她将想出何种理由请求法官在案件即将结束之时不允许辛普森发言？

这种“消息弥散”的现象不经意间就会以某种方式促成无罪判决。它使得陪审员很容易有意或无意地给予辛普森全部或部分法律赋予的便利。在此氛围下，对于陪审团而言，作出无罪判决，让辛普森逍遥法外并非最糟糕透顶的事。陪审员们的所作所为，符合公众预期。即便他们个人私下认同检察官，但还是会顺应公众的预期。达登向陪审团宣称“没人想把辛普森怎么样”，克拉克向陪审团声称“我到这里并非为了赢得人气”，这种做法不也是表明这种情况吗？

自一开始，我就公开坚称辛普森有罪，我也多次被要求解释此事。作为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反对辛普森的公众人物，我未感自豪。事情是这样的：1994年夏天，媒体采访我回顾案件的感受，我决定袒露心扉。在我说明为何如此行事之前，我首先指出有些人反对我的所作所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社会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同时，他们认为作为律师协会会员，我不应当在判决之前就断论辛普森有罪。

与普遍的观念相反，无罪推定仅适用于法庭上，而非可以随处适用。即便是媒体也未能意识到这一点。美国主要报纸的社论经常对未决案件发表评论，其中的“我们”（编辑和读者）不得不假设某人无罪。为了说明无罪推定只适用于法庭，我们以雇主知道员工盗窃为例。如果雇主必须推定员工无罪，显然他就不能开除员工或采取其他措施。但是，雇主当然能够将员工开除或降职，还可以报案。

事实上，即便在法庭上，适用无罪推定也有问题。无罪推定是一条神圣原则，目的是保护公民免受政府的压制。这条原则是司法制度的基石，只有在控诉被告人有罪的证据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时，被告人才能被确定有罪。然而，法律推定是建立在理性的可能性之上的。在特定情况下，以往的经验表明法庭展示的是A事实，应该会推导出B事实的存在，除非另一方对此否认。例如，在一般的邮件寄送中，一封地址正确、投递正常的信件，可以推定已被收悉。但是，当我们将此推论套用在无罪推定原则上，那么这条推论可能不再成立。定罪率表明，普通人被逮捕、起诉和审判之后还能清白无辜是很荒唐的事情。但是，很明显，反过来作有罪推定更加恶劣，也是令人难以容忍的。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的制度比那些独裁国家要优越，这些国家对被捕之人作有罪推定，并由他们对自己的清白无辜承担举证责任。

向陪审团说明无罪推定原则的内涵非常简单，只要对无罪推定的两项因果关系加以说明即可：第一，被告人被捕和被诉，都不是有罪的证据，不能成为对其不利的事实；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在现行制度下，由控方承担有罪的证明责任，被告方无需承担无罪的证明责任。有一点需要说明，在控方缺少确凿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时，即便是被告方根本未能提供任何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也有权获得无罪判决。进一步说，当被告人戴着手铐或由法警相伴左右进入法庭之际，在法律上被告人依然无罪，这已经成了近乎神圣的法则。有一天，一名被告人将会站到法庭之上，向法官陈述：“法官大人，如果我在法律上是无罪的，为何我会因犯罪被捕？为何对我提起刑事起诉？为何我会到此受审？”

正如任何成熟的刑事律师都会宣称的，大部分的陪审团明显知道无罪仅仅是法律的拟制。无论他们是否这么表明，作为一名理性的人，他们知道如果坐在他们面前的被告席上的被告人真的被法律推定为无罪，也就不会选任陪审团听审，裁决依法针对被告人提起的指控。总体来说，法官向陪审团解释的无罪推定原则很有可能对被告人不利。在陪审团知道无罪仅仅是法律上的拟制的情况下，如果法官板起面孔，严肃地阐述无罪推定的内容，那么法官在陪审团眼中是否已丧失一定的公信力？随后法官向陪审团说明那些在法律上合理，专门为了保护被告人权利而设计的规则（如排除合理怀疑原则），陪审团还会认真对待吗？

关于我的言论是否合适的问题。根据《美国律师协会职业行为规则》（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of 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简称《规则》）第3条第6款：律师或者辩护人不能在法庭之外发表关于被告人是否有罪的言论。然而，辛普森案的辩护人不断向媒体发表辛普森无罪的意见，而我则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我认为《规则》的第3条第6款既不现实又不过分限制。但是，我的观点是如果原本不应当向外陈述观点的辩护律师都已经对外发表了意见，那么像我这样并未参与案件的律师更有权这么做。《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允许这种行为。

但是，即便是我的行为未违反《规则》第3条第6款和无罪推定原则。律师协会成员或者公共官员在判决作出之前就声称被告人有罪，这种行为既不得体，也不礼貌。我也是第一次如此行事。曼森（Manson）案件审判期间，尼克松总统（也是律师）在丹佛公开对记者说他认为曼森有罪，我对此专门提出反对。这种言论在美国登上了头版头条，还差一点导致无效审判。

在辛普森案中，我发表意见的原因有两点。对于读者而言，主要原因已是不证自明的。根据我的回忆，辛普森案中“消息弥散”的现象，在任何刑事案件中都绝无仅有。因为情况非常特殊，我背离了自己一贯的准则。按照我的理解，“消息弥散”的现象可能会造成对控诉一方的偏见，因为陪审团被迫知道这些消息，很有可能对程序产生不利影响，我试图阻碍这种结果的出现。很明显，我并未成功。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使得我在案件审理之前几个月就发表意见。虽然两人被残忍杀害，所有证据都指向辛普森，但是对他的支持仍然铺天盖地，我对此深恶痛绝。当时，他收到的来自支持者的信件多达35万封，虽然媒体冷静积极地揭露了辛普森的罪行，但是几乎所有的电视评论员都像对待特殊人群一样对待辛普森，没有任何人敢于表达对辛普森不利的言论。在洛杉矶监狱内，辛普森享受了特殊待遇。[5]数以千计的听众打电话到电台的谈话节目中去肯定辛普森的无罪。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些人竟然或明或暗地表示即便辛普森有罪，也应当放过他，他已经受尽苦头了。正如我已经表明的，直至今日，还有人称其为果汁先生（O.J.），经常说O.J.如何如何。但是，对我而言他早已不是果汁先生了。他就是辛普森，残暴地杀害两名被害人，将他们扔在血泊中的人。至少在我看来，他已丧失了享有可爱昵称的权利。为何这个明显犯下两桩难以想象的谋杀案的人，还会赢得如此多的支持，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我个人认为这令人反感。

辛普森的受欢迎程度让人震惊，也让我难以理解。除此以外，还有两项因素在此案中起作用，它们也是无所不在的，不利于陪审团看待控诉：媒体将辩护律师团大肆宣传为“梦之队”以及名嘴们已经将夜以继日地评论法庭上发生的事情当成一项业务。

首先从律师开始（特别是在陪审团面前出现的律师），这是我自以为有资格加以评论的领域。假设在一起刑事案件中，律师实质上都会不称职。我发现这一假设很少出错。但是，社会（公众）的出发点却与此相反。在这一点上，我发现社会（公众）错了，犯了很严重的错。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不仅仅是事实和证据表明社会有错误，常识也表明了这一点。从总统开始，不称职现象在社会上比比皆是。事实上，这种现象如此糟糕，以至于在词典中只能找到“令人错愕”这个词来形容。这种现象如此普遍，以至于一旦我发现称职的现象，我都会愉快地感到诧异。

本书的目的并非让人们相信现实。如果读者没有意识到不称职的现象，我当然无法用寥寥数行文字纠正他受到蒙蔽的观念。但是，人们无法正确完成最简单的事。例如，我旅行次数颇多，我必须假定客房服务有所遗忘，无论是水、咖啡、奶油、面包、黄油、餐刀、餐叉、餐勺还是预订的问题。客房服务是简单、重复的日常工作，智商超过60的人都能胜任。但是，犯了这些错误的人，许多都拿到了大学文凭，智商并不低。事实上，没有理由相信他们的智商比即将入读法学院的人要低。

在停车场停车的时候，你有多少次发现出口指示不够？指示牌非常小，有的还被遮挡，或者安放的位置不对。在一个出口指示牌之后，前方的另一个指示牌太远，以至于你已经在毫无指示的地方转错弯，如此种种。设置足够的指示牌很简单，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有人会认为负责设置指示牌的人精神有问题吗？（或者高速公路的指示牌通常都非常糟糕，多年以来，这无疑会导致很多人的死亡）设置标志的人只不过是不称职的普通人。

你是否搬进过崭新的家？家里是否有数以百计的瑕疵？许多瑕疵让你必须三四次聘请工人才能修好？你真的认为这些木工、水工、电工等都是低能儿？当然不是！他们都是不称职的人罢了。对他们而言，保质保量地完成本职工作都是过分的要求，虽然他们所做的都是相对简单的、机械性的、很少需要思考的日常工作。

所有的消费品都难以操作，因为生产产品的人在产品人性化方面都不称职。说明书都无可救药地让人迷惑，有时还有错误。事实上，现如今很多花哨的小玩意几乎都无法像以前的产品那样易于操作。产品的目的就是实用，聪明的生产者们并未将这一点记在脑中。有些办公大楼没有门牌号，或者门牌号的位置不对，难以从街上看到。有些宾馆需要向别人询问才能找到楼层和房间号。机场巴士的语音指示根本难以听清，也无法理解。你真的认为机场管理者的智商会比一般的律师低？几年前，那些任职于电话公司的不称职的人决定改进公用电话上原本很好用的按键，在按键上加上凸点，这使得人们无法快速拨号，只有敲打一两个凸点才可以拨号。你认为参与其中，耗费电话公司数百万美元的员工都可以被认定为白痴？他们的智商会比律师低？如果你真的这么认为，你就错了。当然，有数以千计的例子可以说明不称职现象，这些只是其中一部分。

如果在我们的社会中，不称职已经如此流行，甚至在从事简单、重复劳动的人中也很普遍。难道常识不会告诉你不称职现象将会在律师中更加普遍？出庭辩护的律师在每起案件中都要处理不同的证人、证据和事实，被迫不断地在有限时间内为他们设身处地，他的对手还不断地试图设置障碍，否定他们的行动。诚然，常识会告诉你这些。但是，社会（公众）并不这么看。

原因是我们的社会中存在很多造神现象，我认为这是源于小说和电影中的辩护律师，特别是大案中的律师都聪慧过人、出类拔萃、精力充沛、能言善辩。他们是魔术师，可以从帽子中变出兔子。虽然社会中不称职现象已经很普遍，由于某些奇怪的原因和造神现象，辩护律师被视为不称职现象还属例外。

现实是绝大部分的出庭辩护律师都不称职或称职程度不高。如果陪审团审理案件的优秀出庭辩护律师符合他们在坊间的声誉，估计律师们会认不出彼此。

除了小说和荧屏，媒体对神化律师也推波助澜。例如，平淡无奇的交叉询问也会被报道成“严苛的”或“毁灭性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交叉询问被设想成严苛的和毁灭性的。

使用一些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损毁对方证人的可信性。就算是不熟练的律师也能驾驭这种方法，诱导出前后矛盾的说法，以此显示证人存在偏见、利害关系，或者其品格存在瑕疵等。每当看到媒体和公众对律师在法庭上的平庸行为如此印象深刻（这些事普通人依照本能也可以做到），我都感到好笑。律师如何被神化的：有多少次你在听到普通人谈论案件不足之处时，用的是“一个聪明的律师应当……”这样的语句？然后这个人会告诉你如果是他的话，他会怎么做。为什么？因为律师们都被认为是聪慧之人。

例如，1994年6月27日的《新闻周刊》针对辛普森在慢速追车中的狂乱行为写道：“聪明的律师会试图将他在高速公路上的古怪行为转化成精神错乱的证据。”当然，作者并非笨拙地赞美自己的想法。他只不过是情不自禁地陷入了神化律师的窠臼，一旦他用自己的想法来描述律师，他就会称赞律师的聪慧。为何如此？即便这种想法并不需要多少聪明才智，律师（而非作者本人）也会被视为聪慧之人。

让我们再看一下辛普森案和此案的律师，我会把神化律师对控诉产生的危害相结合。我不会将辩方律师的庭审能力描述得很美好，也不会恭维他们（余论中详细记载了他们不称职的具体情况）。如果你们认为：“不过，他们还是赢了官司。”我的回应是：聪慧之人不会仅凭最终结果来评价某人的表现。结果通常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可能与胜出者的能力毫无关系。我在本书中将会证明辩方获胜是由于糟糕陪审团和极其不称职的检察官，而非由于主要辩护律师所做的特别之事。

从一开始，媒体就将律师说成是[当时的主要律师是罗伯特•夏皮尔（Robert Shapiro）]花钱能够聘请到的最好的律师。为何？他们认为，生命和自由命悬一线之时，有钱人可以聘请到最好的律师。因为他们认为原本就应该如此（这种错误观念的前提是被告人已经对聘请什么样的律师心中有数，或者如果他们咨询了律师朋友，他们已经知道了何为最好的律师，或者他们观察过律师的行为），这种头脑简单的人不假思索地认为这就是事实，完全忽视了相关律师的背景和记录。

现实是大部分成为被告人的名人知识匮乏、天真单纯、脆弱不堪。一旦陷入刑事官司，他们通常会让刑辩律师朋友来处理案件，如果他们不认识刑辩律师，他们会找到自己的商业律师，再由商业律师介绍刑辩律师。这些都是熟人之间的事情，辛普森案明显亦是如此。

辛普森找到的第一个律师是他的密友，非常有名的霍华德•韦茨曼（Howard Weizman）律师，我不相信他曾经办理过刑事案件。韦茨曼最近的执业领域是什么？女明星金•贝辛格（Kim Basinger）曾经答应拍摄电影《情碎海伦娜》（Boxing Helena），后来她被起诉违约时，韦茨曼代表贝辛格应诉。贝辛格胜诉的可能性很大，这在娱乐界已经形成有力共识，她之所以违约是因为她得知电影中有裸露镜头，主角过于冷酷无情。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她和制片人只有口头协议，不存在任何书面协议。而在好莱坞，不遵守口头承诺的现象非常普遍，一般不会成为诉讼的事由。塞缪尔•古尔德温[6]（Samuel Goldwyn）曾说：“口头协议还不如一张纸值钱！”演艺圈还形成了另一项共识，即便贝辛格恰巧输了官司，赔偿金也微不足道。但韦茨曼不仅输了官司，陪审团判处的赔偿额还达到810万美元之巨，这直接导致贝辛格破产。[7]

韦茨曼唯一成功的刑事案件是约翰•德劳瑞恩[8]（John DeLorean）贩毒案。视频显示德劳瑞恩正在进行一场毒品交易，最终他却得以脱罪。如果韦茨曼和共同辩护的唐纳德•雷（Donald Re）说服了陪审团，让陪审团相信德劳瑞恩未参与毒品交易，那么他们所做的绝对是魔幻般的辩护。但是，问题并非如此。争议的焦点是德劳瑞恩是否中了警察圈套。由于大量的证据都能证明这一事实，此案的辩护相对容易。在刑事案件中，除非陪审团认为被告人有罪，否则无需讨论警察圈套问题。

代表辛普森向法庭提交律师辩护意见时，韦茨曼有何作为？在辛普森慢速追车被捕的前一天晚上，我和约翰尼•科克伦（Johnnie Cochran）录制《拉里•金直播》。过了很久，他才成为辩护团成员。科克伦在节目中说，如果他是辛普森的辩护律师，他不会让辛普森与警察交谈。我插话提醒他首席律师韦茨曼已经让辛普森与警察交谈了。这种做法错误至极，简直就是为控方送上一份大礼。即便辛普森是清白无辜的，在谋杀案发生之后的下午，他的精神受到创伤，很有可能说出有损自己利益的话。但是，如果他是有罪之人，那就更不应该让他被警察讯问半个多小时，他只会说出无法证实的谎言，所作的陈述也是前后不一，相互矛盾，这些都会被检察官用来证明辛普森有罪。

在国家电视台（National TV）表达上述观点以后，许多人开始评判韦茨曼。几天以后，他说他已经试图阻止辛普森与警察交谈。但是，辛普森同意接受警方讯问的唯一理由是拒绝讯问看起来更像有罪。但是，如果他的律师建议拒绝开口，必要时坚持让他这么做，辛普森也会有应对之策。“注意一下，我与谋杀案毫无瓜葛，我确实想和你们交谈，但是我的律师不允许我这么干。”此事就可以告一段落了。韦茨曼是否建议辛普森拒绝接受讯问，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确已知道的是辛普森在与警方谈话时的言论可致其入罪，仅凭这些言论，就可以定他谋杀罪。但是，由于控诉机关的极度不称职，陪审团并未听到这些指控理由。下文将会详述。

更为令人震惊的是，韦茨曼的当事人辛普森是两桩谋杀案的首要嫌犯，而在辛普森被洛杉矶警方讯问之时，韦茨曼却选择了不在场。即便是法学院一年级的学生，甚至是品读本书的普通人都会知道辛普森的律师应当出现在讯问现场这一常识。你要知道韦茨曼是当地最为著名的刑辩律师之一，但是聪明、有能力的律师会如此行事吗？

菲利普•瓦纳特（Philip Vannatter）警长在法庭作证时说道，韦茨曼选择离开讯问现场去吃午饭，对警察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记录下讯问的过程。韦茨曼随后又给出了一看就知道是荒谬无比的说法，这个说法是我在洛杉矶的执法生涯中闻所未闻的。在为自己的行为辩解的时候，他告诉媒体：“当辛普森违反我的建议选择接受警察讯问时，有人告诉我和他，如果他希望律师在场，就不会再讯问了。”[9]没人会相信这样的说法。正如威尔•罗杰（Will Roger）曾说的：“这是我闻所未闻之事。”在讯问进行的那段时间里，都没有听过韦茨曼公开（他应当如此）或私下投诉洛杉矶警察局或洛杉矶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不允许他出现在讯问现场。我们只知道韦茨曼在辛普森受到讯问期间离开了洛杉矶警察总部，当等候在那里的记者采访他时，他说：“辛普森正在楼上讲述他的事情，回答任何可以帮助执法机关破案的问题。”就连韦茨曼的当事人辛普森都否定了韦茨曼的说法。警察在讯问开始时已经宣读了米兰达警告（我听过审讯的录音），内容包括“在审讯时，你有权咨询律师，有权让律师在场”。辛普森表示已经理解了自己的权利。警察问他：“我们讯问时你是否放弃要求律师在场权？”他再次作了肯定回答。

我推测辛普森让韦茨曼相信自己无罪，以至于韦茨曼认为讯问并不会对辛普森造成危害。韦茨曼主动辞任或者被辞退了，另一位知名律师——罗伯特•夏皮尔成为辛普森的首席辩护律师。

在法律界，夏皮尔一直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律师，但他一直不以庭审出众，而是以辩诉交易见长。审判开始之前，我在接受《花花公子》的采访时就已经说明了，辛普森案件明显是夏皮尔代理的第一桩谋杀案件[10]（他几年前确实代理了马龙•白兰度的儿子克里斯蒂安•白兰度的谋杀案，但是他作了有罪答辩，被告人被判十年监禁）。我在采访中披露的事实令许多人震惊。有1 159名记者参考此项内容来报道即将开始的审判，他们除了对案件和参与人进行调查，采访将要出庭作证的证人之外，没有做其他的事。然而，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人知道辛普森案中的首席辩护律师，在参与被冠以“世纪审判”之名的案件之前，从未代理过谋杀案。

1994年7月，案件预审结束很久以后，约翰尼•科克伦才加入律师团，随后脱颖而出，成为首席出庭律师。[11]多年以前，我在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任职时，曾与科克伦在法庭上多次对抗，我记得他的能力高于平均水平，当然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科克伦是那种（在辛普森案之前）让人不禁喜爱的人。他时刻面带笑容，温暖人心，善于交往，能够从容应对困难，并且不会表现出任何傲慢与浮夸。

科克伦的座右铭似乎是：“共生共荣”。在法律界，他一直备受尊敬和爱戴，特别是在黑人社区，他名望甚重，备受推崇。在辛普森案之前，我从未听说他在陪审团审判中赢过一起谋杀案（虽然有可能赢过，他对记者说他赢过很多谋杀案，但是没有一个记者想起来问他具体是哪一起案件）。事实上，在他32年的洛杉矶律师执业生涯中，我只听说过他代理了一起陪审团审理的谋杀案件，这起案件媒体也有报道，那就是1972年，黑豹党[12]（Black Panther）的埃尔默•“杰罗尼莫”[13] •普拉特（Elmer “Geronimo” Pratt）被指控在圣塔•莫妮卡（Santa Monica）网球场杀害了一名白人教师，科克伦为普拉特辩护。科克伦输掉了这场诉讼，普拉特被判终身监禁。

科克伦主要以民商事律师而非刑事律师闻名，他曾成功地代理多起黑人起诉洛杉矶警察局和治安警察局滥用暴力案件。他也是辛普森的好友，他们的友情可以回溯至辛普森与第一任妻子玛格丽特（Marguerite）结婚的时候（他们的孩子经常一起玩耍）。多年未代理过案件的法学院前院长吉拉尔德•乌尔曼（Gerald Uelman）、夏皮尔和科克伦是辛普森案审理中的主要辩护律师。

在《花花公子》的采访中，我就曾评论道，相比辛普森支付的律师费，可以说没有一个在法庭上出庭的律师胜任谋杀案的辩护。但是，如果你关注当时的报道，就知道没有人发现这一点。他们的论证思路是：如果夏皮尔和科克伦代理此桩著名案件，并且能够收取高昂律师费，他们必定是最好的律师。我跟谁去反驳这种强势的逻辑？迈克•泰森（Mike Tyson）受审时，媒体也是这样认为的——他聘请了花钱能够聘请到的最佳律师。当然，泰森被判数年监禁。有一份全国性的报纸如此评价：泰森眼睁睁地看着赚着5 000美元一天的律师用总结陈述为他开辟了监禁之路。

F．李•贝利[14]（F Lee Bailey），一位经验丰富、睿智无比的出庭律师，借助数起谋杀案脱颖而出，他在辛普森案中并未出庭，无人知晓他的角色。李•贝利代理的最后一起大案是二十年前发生在旧金山的帕蒂•赫斯特（Patti Hearst）银行抢劫案。由于控方承认赫斯特被共生解放军[15]（SLA）绑架，她之前无任何犯罪记录，法律界认为此案的胜算极大。但是，由于李•贝利只作了非常简短和薄弱的总结陈词，赫斯特被判有罪。这直接导致从那时候起，李•贝利的职业生涯似乎跌入了不可逆转的衰退。李•贝利和夏皮尔曾经联袂执业多年，在对方的法律文书上相互署名，李•贝利还是夏皮尔的儿子的教父。可以相信夏皮尔也想让李•贝利一同参与辛普森案，尽管参与程度有限，还是能够重振李•贝利的律师事业，同时还能够借助李•贝利的经验和才智。

哈佛法学教授艾伦•德肖维茨也参加了律师团。艾伦在法律职业中也脱颖而出，但是他是一名出色的上诉律师，而非初审律师。他是被告人被判有罪之后的求助对象，媒体在数月之后才弄清楚这一点。所有的媒体也照例将德肖维茨报道成代理辛普森案的另外一名律师。在克劳斯•冯•比洛（Claus von Bülow）的谋杀未遂案[16]中，德肖维茨赢了官司，媒体也专门报道过此事。但是，德肖维茨并没有为冯•比洛辩护，也没有在法庭上诘问任何证人。不可否认，冯•比洛的案件中，德肖维茨的关键作用是确保了上诉时能够撤销原判，第二次审判得以启动。媒体没有实质性地思考，很难理解此案的微妙之处。

在辛普森案件审判中有两名擅长DNA证据的律师，来自纽约的巴里•申科（Barry Scheck）和彼得•诺伊菲尔德（Peter Neufeld）并未出庭，媒体也很少提及他们。没有必要报道他们。在法庭的报道中，媒体已经知道了夏皮尔、科克伦以及背后的李•贝利。据我所知，他们已经将此视为圣旨，实际上所有的媒体都已将其看作不可颠覆的真理：夏皮尔、科克伦以及背后的李•贝利是花钱能够聘请到的最佳律师。他们是“梦之队”，从所有的媒体如此称呼他们的时候起，就没有人改过这个称号。这甚至已经变成了官方称号。

当时，我就有一个疑问，而判决的结果确认了我问这个问题的必要性：你们为何将一名从未办理过谋杀案件的律师（夏皮尔），一名从未在陪审团审判的案件中赢过一起谋杀案的民事律师（科克伦主要是民事律师，而非刑事律师）, [17]还有一名二十年前输了大案的律师称作“花钱可以聘请到的最佳律师”？他们组成的团队为何又变成了“梦之队”？这些说法背后是何种奇思妙想？我会向大众解释，这实际上就是乱七八糟的逻辑作祟。也只有媒体能够毫无道理地想出用“梦之队”来形容这些律师。

“梦之队”一词用于形容某领域内最佳团队才比较合适，例如1992年奥运会篮球梦之队的成员有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拉里•伯德（Larry Bird）和魔术师约翰逊（Magic Johnson）。目前，NBA有着世界上最好的球员，奥运会篮球梦之队又是由这些优秀球员中的佼佼者们组成的。这些球员在日复一日的比赛中保持着超出同行的技术水平。1995年戴维斯杯（Davis Cup）的网球队可以被称为梦之队，由皮特•桑普拉斯（Pete Sampras）和安德烈•阿加西（Andre Agassi）这两位世界顶级运动员组成。如果媒体是戏谑地称呼律师团队，我就没有必要当真。但是，媒体确实是认真严肃地称他们为“梦之队”。[18]

《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甚至将这些律师称为“可以聘请到的最佳律师”。你能想象得到，这是引领思想的世界知名报纸的编辑想出来的吗？你不认为至少他们当中有人应当说：“乔治，我知道科克伦律师已经在洛杉矶执业32年。这么多年的谋杀案件难以计数，我们也作了深入报道。我从来没听说过科克伦代理过其中任何一起案件。你有没有听说过？”我知道具备这种思维很困难。这也是为何他们认为很少有人真正关注这起案件。究竟需要多少思考才能够问得出这种问题？

关键是没有人去核实。他们认为报道大案要案本身就足够了，不用去管每个人的既往。不用关注这些迷惑性的事实，他们已经胸有成竹。在上述情况下，记者一旦忽略科克伦和其他律师的背景，他们就犯了一个重大错误，而这个错误会让专业作者恼火。曾几何时，你看到杂志报章上面夸张醒目的标题或起始段，结果发现这些都是为了虚妄地获得支持。既然为自己设定了义务，难道不应该努力实现？1995年1月29日，《洛杉矶时报周日杂志》（Los Angeles Times Sunday Magazine）的封面故事人物是科克伦，记者竭力将科克伦描写成一位杰出律师，并且写道：“他对陪审团似乎有着神奇的作用。”他借用了一位不具名律师的说法：“科克伦应对陪审团有战无不胜之妙法”, “如果科克伦告诉陪审团，一只火鸡可以拉得动一列火车，陪审团也会为他找到（拉火车的）绳子。”但是，除非是作者不称职，他难道不应该对自己说：“由于我自己把这些奉承之语视为真实，我最好找到证据来支持这些说法。”

但是，作者仅仅是提到了一起重罪案件，最终科克伦胜诉（我相信他还有别的胜诉案件）。这起案件是演员托德•布里奇斯（Todd Bridges）在洛杉矶中南部企图室内谋杀未遂。布里奇斯当时每天服用14克可卡因，他在法庭上供述自己已经连续四天服用可卡因，导致精神错乱，无法回忆起是否枪击被害人。大部分的文章是关于科克伦的民事案件（文章中提到了两起，其中一起败诉）和他广泛的人脉的，还提到了他也败诉的普拉特案件，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的娈童案件的民事部分以和解结案。作者似乎认为这些足以证明科克伦的杰出之处。

1995年1月30日的《时代周刊》对辛普森案的报道比它的竞争对手《新闻周刊》（Newsweek）更加成熟、规范、合理。在另外一篇吹捧科克伦的文章中，作者提到了科克伦的杰出之处，随后又开始讲述科克伦在法庭上可圈可点的才能，但是，作者也只提供了一起案件——托德•布里奇斯案作为佐证。作者又尽最大努力论述科克伦在迈克尔•杰克逊案中的表现是如何优异。我不知道是否有读者能记起来，迈克尔•杰克逊娈童案是一场历时5个月的陪审团审判，而起诉杰克逊的证据占绝对优势，科克伦向陪审团作了长达4个小时的精彩总结，完全扭转了陪审团的看法，作出杰克逊无罪的判决。对于这一事实，你们毫无记忆，那是因为科克伦采用的杰出优异的方法并不是让杰克逊赢了官司（上文的说法很滑稽），而是让他支付了（据报道）约2 000万美元。当然，这也需要顶级律师的能力才能实现。

早些时候（1994年7月11日）, 《新闻周刊》上有一篇吹捧夏皮尔、德肖维茨和李•贝利这几名辛普森案件主要律师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新闻周刊》向读者宣称他们是强大的律师集团，为了证明这一点（《新闻周刊》必须履行证明自己观点的义务）, 《新闻周刊》称三位律师曾经在克劳斯•冯•比洛（如上文所言，德肖维茨并没有在庭审中为冯•比洛辩护）、帕蒂•赫斯特（贝利输了案件）、利昂娜•赫尔姆斯利（Leona Helmsley）（德肖维茨代理的上诉输掉了）[19]、马龙•白兰度之子（夏皮尔作了有罪答辩，直至现在克里斯蒂安•克里斯琴•白兰度还在服刑）、波士顿杀人王（Boston Strangler）[20]（被告人并未被控涉嫌的11桩谋杀案，李•贝利为其辩护的是数起性犯罪指控，被告人被判有罪）等著名案件中担任律师。美国两大主要杂志的质量也不过如此，他们并未做过多少调查。

我明白即便是输过一起案件，也不应当归咎于某人的错误，例如：即便是失败了，依然可能是杰出的律师。我敢说《新闻周刊》的撰文者并未意识到这一点，这些撰稿人不会比记者思考得更多，媒体记者们随即将辛普森案的律师们形容为“可以聘请到的最佳律师”，给予他们“梦之队”的称号。他们仅仅是知道这些律师参与过大案要案。对于他们而言，这就足够了。我如何辩驳这种强有力的逻辑？我与这些记者并非一路人。

人们应当知道，如果仅仅对辛普森案进行研究，是无法获得如此多有价值的信息的。但是，我的研究并不限于辛普森案。如果有读者想要知道社会的舆论制造者们是如何从对自己报道主题的知识贫瘠变得知识渊博的（犹如我对美国毒品问题的认识），然后再阅读他们的文章。[21]你会很震惊地发现，他们其实也是一知半解。

了解这些律师的背景和履历以后，我们知道称呼辛普森的辩护律师为“花钱能够聘请到的最佳律师”不仅愚蠢至极，还是一种亵渎。他们在法庭上的表现如何？我在审判前接受《花花公子》采访时就说：“我可以保证，即便审判结果对辩方有利（如陪审团不能作出裁决），这个结果也与辩方的律师没有特定关系。有利被告人的结果将与辛普森的清白无辜毫无关系，而是与其他因素有关，因为辛普森明显是有罪的。”我所谓的其他因素是诸如“种族、声名以及对警察不端行为的虚假指控”。我现在仍然坚持当时的判断。

无论辩方在审判时做了多少实质性的努力（不包括总结陈词部分，我将单独论述此内容），基本上都是来自纽约的两名律师对控方科学证据（尤其是DNA证据）的攻击成就的。还有，由于辩护团队的经费几乎不受限制，他们可以积极地辩驳每一个争议事项，然后各个击破（这些基本上都是由来自纽约的律师完成的），他们还聘请了昂贵的专家证人，其中一个就是迈克尔•巴登（Michael Baden）医生，他们花了超过10万美元才聘请到他。

除了两名DNA律师（他们是一流技术人员，而非一流律师），就几名首席律师（科克伦、夏皮尔和贝利）而言，他们在庭审中的表现出乎意料地一般。如果让我根据这几名律师的表现与其他律师相比较的情况来为这几名律师评分，我给他们的分数为B。[22]如果让我单就这几名律师的表现来打分，只有在宽宏大量、心情愉悦（如窗外阳光明媚，果汁非常可口美味）的情况下，我给出的分数才会高于D或C-。事实上，他们做的唯一一件事（夏皮尔并不同意这么做，后文将会论述）就是不合时宜、连蒙带骗地将种族因素引入此案。[23]不管信与不信，许多精神失常的电视评论员认为这一策略“非常出色”。但是，即便是智商高于80的街头路人也会想到打出种族牌。在本书的结尾部分，我将会对辩护律师的实际表现进行更多的评论。

媒体对辛普森案的检察官又是如何评论的呢？媒体一如既往地用陈词滥调来描述检察官。他们几乎主观臆断地用“强硬”来形容检察官，用“杰出”来形容律师。[24]在本案审判之前的庭前听证阶段，克拉克在兰斯•伊藤（Lance Ito）法官面前的表现是最棒的，明显比科克伦的表现更加出色，而媒体却持续不断地用“杰出”来形容科克伦，用“强硬、顽强”来形容克拉克。媒体认为辩护律师的素质超群，但对检察官却十分不屑。

从审判一开始，就有两个代表性的例证。1995年2月6日的《时代周刊》刊载的文章（还是由前文提到的愚蠢作者撰写）描述道：“与能言善辩、资产颇丰、卓越非凡的辩护律师们相比，检察官就是争强好胜、劳累过度的政府雇员。”1995年1月29日的《洛杉矶时报》报道：“案件的审判让法律界的梦之队——身价高昂、优雅流畅、魅力不凡、经验丰富的辩护律师们，与公务人员——如工匠一般的检察官展开对决。”事实上，检察官在办理杀人案件方面比科克伦、夏皮尔更加经验丰富（贝利则不然）。

这与本案的判决有何关系？这在两方面会影响判决。一方面，也是最为明显的，辛普森案的陪审员大部分都相对单纯，教育程度不高，他们很容易崇拜名人。事实上，我认为如果辛普森并非橄榄球明星，也不是传奇人物，一切都是平平常常，那么这个案件也不会如此，很有可能判决结果也截然相反。贝利在辛普森案之前就已出名，而媒体又让其他的辩护律师出名。对名人神秘感的崇拜让人想要接近他们，与其交谈。如果能够帮助名人，更是觉得幸运。可能名人其实也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但是，幼稚的名人崇拜观普遍存在。好莱坞记者们在对影视明星进行采访时，满脸都是持续不断的谄媚。我们身处崇拜名人和英雄的国度，崇拜程度如此之深，以至于可以将平凡之辈塑造成名人。热爱祖国、精力充沛、热血沸腾的好莱坞明星约翰•韦恩[25]（John Wayne）在好莱坞的“战壕”中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英雄崇拜的激情将英雄的原本含义蹂躏得面目全非。对我而言，英雄一词意味着“勇气”，勇气又意味着抉择。美国年轻的战斗机飞行员斯科特•O．格雷迪（Scott O'Grady）于1995年在波斯尼亚上方的禁飞区被击落后，他躲入森林，直至6天以后才被顺利营救。按照可以想象得到的英雄定义，如何将这名优秀青年的求生行为视为英雄？然而，美国将他视为英雄，总统都在白宫专门宴请他。

O．格雷迪上校回避他突然获得的英雄地位时，告诉乱哄哄的记者们：“我只是一只受到惊吓、努力求生的兔子。”媒体对此并未报道。记者对自己说，这位飞行员知道什么？我们见到他时，就知道他是英雄。克林顿总统也称他为“美国英雄”。《洛杉矶时报》等报纸是如此描述的：“美国英雄的归来，会被夹道欢迎。”《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都将此事作为封面报道。《美国新闻》和《新闻周刊》将O．格雷迪作为封面人物，还称其为“了不起的年轻人”和“征空先锋”。[26]

我始终认为，英雄需要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他人。驾驶直升飞机的四名飞行员和机组人员为了营救格雷迪上校，深入敌区，抵御敌人的致命攻击，他们才是此事中真正的英雄，但是鲜有报纸撰文报道他们。

辛普森案的陪审员一定在被选任之前就已经听说过“梦之队”，在配偶探视时肯定还会听说。如我所述，这就是渗透。人们在有意或无意间，都想与名人为伍，站在名人光环之中。

与此相关还有另外一个更加微妙的现象。人们通常可以观看到他们期待见到的事，而不是他们真实所见。我理解梭罗[27]为何不断地为眼前所见的事物而挣扎。我不认为我特别聪明，但是在很久以前，我就学会了两项本领：一是迅速甄别芜杂、找准核心问题的能力；二是（尤其罕见，与勤奋无关）对任何事情，都不会受到前人的谈论的影响。我能够以眼前发生之事为依据形成认识。

我脑海中现在就有一个例子。里根总统被称作“伟大的沟通者”。但是多年前我看过他的采访之后，觉得他明显不擅长即席交谈，只有在阅读提词器的文字时，他才能够有效地沟通。他的部下当然也知道这一点，这也是为何他们会将新闻发布会的时间缩到最短，一旦有可能，就会保护他，不让里根总统回答记者的提问。在我第一次观看里根总统的发言时，对比了他在用和不用提词器时的反差，发现了这个问题。而在此之前，里根的擅长演讲的传闻对我毫无意义，对形成他是否是有效的讲演者和沟通者的印象毫无影响。然而，在缺少提词器的情况下，里根不擅长沟通这一事实（并非印象）却被包括媒体和专栏作家在内的千百万人忽略多年。直至最近几年，才有更多人知道。

里根第一次与卡特（Jimmy Carter）总统电视辩论时，里根总统不善辞令，知识匮乏。此外，他还表现得局促不安，精神紧张。事实上，我还为他感到尴尬。如果有人在我们面前的表现不佳，我们都会有此感觉。另一方面，卡特的发言却是组织良好，言词准确，知识丰富。在我心目中，无论是讲话的内容还是形式，他都赢得了电视辩论。辩论结束后，马上就有广播网采访了卡特和里根的部下。卡特的部下表现得热情洋溢，而里根的部下虽然极力隐藏，但还是表现得郁闷不已。电视台调查了得梅因市（Des Moines）、奥马哈市（Omaha）、阿马里洛市（Amarillo）、坦帕市（Tampa）以及其他城市的居民，一个多小时以后，电视调查的结果公布。按照美国公众的说法，里根轻而易举地赢得了电视辩论。被调查者并没有说明他们只是更加喜欢里根（而不是卡特）而已。他们只是臆断里根表现更佳，对里根发言的内容更加了解。这些民众看见的都不是辩论本身，而是他们心目中期望看到的辩论。在他们看来，（至少是辩论的目的是）来自佐治亚小镇的花生农场主与好莱坞著名影星在此辩论中一决雌雄。很明显，好莱坞明星比他的对手更了解如何表演和发言。这也仅仅是合乎情理的观点。我记得一两天后，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在《纽约时报》上撰文，令我高兴的是，他也认为里根的表现尴尬沉闷。

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想要看到的事物，这种趋势是如何影响辛普森案的？辛普森案的陪审员感受到辩护律师的法庭表现比实际表现更加有效，因为他们期待辩护律师的表现会更好。因为他们是梦之队，陪审员期待看到辩护律师诘问证人时获得更高的评分（无论律师是否做到）。如果他们确实是梦之队，他们就应该得到高分，这些都有助于加剧对辛普森有罪的合理怀疑。

很早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上述现象对辛普森案的不利影响，我在接受《花花公子》采访时，指出媒体将辛普森的律师称作“花钱能够聘请到的最佳律师”的荒诞不经之处。正如我在撰写本书时，不得不阅读或者听取其他评论者嘲弄辛普森的律师是“梦之队”这一说法的理由。同时，还要指出他们是如何地平庸。事实上，正如1995年12月31日的《洛杉矶日报》（Los Angeles Daily News）的报道：“辛普森可观的个人财富允许他聘请美国最好的律师。”我将这句话抄在案头。

对于控方而言，“人们看到的只是自己期望看到的”现象带来的不利后果比李昌钰（Henry Lee）博士的专家证言还要严重，用这个例子来形容这种现象再好不过了。李昌钰是康涅狄格州法医实验室主任，是闻名天下的顶级物证科学家。但是，大家应当都已经知道犯罪嫌疑人的名气了。以李昌钰在辛普森案中的专家意见判断他的能力，简直就是平庸无能。充其量，他也就是马克•吐温[28]（Mark Twain）描写的专家：“只是外来的和尚罢了。”问题在于，陪审团无法分辨出李昌钰博士盛名之下的本质，而控方在总结时也没有揭露李昌钰，陪审员看到的是皇帝的新装。

李昌钰的专家证言中有两项内容一旦被陪审团采信，就会对控方很不利。第一项内容是，他作证说他在包裹着七枚沾有血液棉签的样品袋上发现了四枚血滴，这些棉签是用来提取杀人现场的血脚印左边的血滴的（DNA检验表明这些血液是辛普森的），在包装之前已经经过一夜的风干，李昌钰难以理解为何还会有血液渗出。事实上，根本无法确定七枚棉签在装入样品袋之前已经完全风干，或者为了检验DNA而对棉签进行解冻，随后渗出血液或者是还有其他原因（事实上，在存疑案件中，简单明确的原因并不会被采纳），这个说法在陪审员合议的时候，不断地被提及。辩护律师想要表达的意思是，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察半夜潜入了物证实验室，加入并篡改了血液证据。[29]

李昌钰还作证说他于1994年6月25日在犯罪现场的砖砌人行道上发现了三处重要痕迹，并且拍摄了照片。这些痕迹与辛普森所穿的12码布鲁玛妮（Bruno Magli）[30]血鞋印并不吻合，而按照控方的说法，这些血鞋印是辛普森留下的。李昌钰作证称其中的一处痕迹确实是鞋印，剩下的两处痕迹中，一处是“平行的痕迹”，另一处他仅仅称作“痕迹”，它们可能是鞋印。这些专家证人让人自然而然地产生凶手另有其人的推测。这也攻击了控方的指控，因为按照控方的指控，辛普森单独实施了杀人案件，进而让人怀疑整个指控。

李昌钰还在犯罪现场发现了一枚信封，上面有“平行的血迹”，信封里面装着妮克尔母亲的眼镜，这是她在案发当晚遗忘在梅扎卢纳（Mezzaluna）餐厅[31]的。案发当晚，罗纳德•高曼就是到妮克尔家中去归还此眼镜，随后就被杀害了。在尸体附近的一个三角形纸片上和高曼的牛仔裤上面，都有“平行的血迹”。李昌钰作证说这些痕迹可能是不完整的鞋印，他也证明这些痕迹既不是辛普森的鞋子留下的，也不是高曼的鞋子留下的。辩方认为这个脚印另有其人。

但是，美国联邦调查局鞋印痕迹高级专家和国际鉴定协会鞋类与轮胎痕迹分会的前任会长威廉•波迪扎克（William Bodizak）后来推翻了李昌钰的结论。波迪扎克告诉我，他带着李昌钰6月25日出示的照片重回案件现场，来勘验人行道上面的鞋印和另外两处被李昌钰描述成“可能是鞋印”的痕迹。发现的情况却让他大吃一惊。他向陪审团指出，李昌钰拍摄的照片中位于人行道上的“平行的痕迹”的放大图，实际上只是多年前工人在铺设水泥时留下的铁锹的痕迹。另一处痕迹也是工人的鞋印，这个鞋印是工人在混凝土上留下的永久性凹痕。波迪扎克甚至用手试了这些痕迹。李昌钰所称的血鞋印确实是鞋印，但是控方证明了这个鞋印并非产生于犯罪时。洛杉矶警察在6月13日拍摄过相同的地点，并没有拍摄到这个鞋印。这说明这个鞋印是某些人（警察、刑侦专家甚至是邮差）留下的鞋印。时间是6月13日之后，清洗血迹之前。

至于信封、三角形纸片和牛仔裤上面的“平行痕迹”，李昌钰认为这些很有可能是第二个凶手的鞋印，波迪扎克认为这些都不是鞋印。罗纳德•高曼的蓝色牛仔裤的左裤管的痕迹非常不规则，不可能是鞋印，而且没有鞋跟或鞋底边缘的痕迹。这些痕迹与高曼的纹理粗糙的厚长袖衬衫摩擦或撞击牛仔裤形成的痕迹一致。波迪扎克证实，他发现衬衫上面的花纹（通过压痕试验获得）与衬衫上面的血迹惊人地一致[联邦调查局特工，纤维证据专家道格拉斯•迪德瑞克（Douglas Deedrick）之前作证说牛仔裤上的血迹似乎是来自某种纤维，如高曼的衬衫]。信封上面的小血印（跟半个大拇指差不多大）并非鞋印，同样没有边缘，形状非常不规则，纹理比较清晰，没有波迪扎克见过的任何鞋底或鞋跟的特征。波迪扎克出庭作证，认为平行的线条与“纤维”形态相一致，很有可能是高曼的牛仔裤或衬衫留下的痕迹。他还认为三角形纸片上的血迹也不是鞋印，如果是的话，只有小孩子才会留下这种鞋印。

李昌钰得出的结论，证明他在鉴证技术方面很不称职。即便是在洛杉矶警方没有采集这个证据的情况下，李昌钰收集到了小纸片。他并没有对罗纳德•高曼的牛仔裤和衬衫进行压痕试验。这让波迪扎克感到震惊。他说：“你可以用放大镜来观察我衣袖上的布料，但由于它是立体型的，你不可能经过一次压痕试验就确定压痕的图案。压痕试验对于比对同一性十分关键。这也是实现有效比对的唯一途径。”

联邦调查局鞋印专家直截了当地否定了李昌钰的结论，这让李昌钰感到恼怒心伤。而李昌钰本人的专长并非是鞋印鉴定。后来他对报道康涅狄格州法医实验室的记者说，虽然他坚持自己的结论，“他对介入辛普森案感到抱歉”，并且说他将会拒绝辩护方的要求，不会再回到洛杉矶为他和他的结论辩护。

实际结果是，他并不需要为自己辩护，或者恢复名誉。他的名声已经足以影响陪审团。李昌钰的证词被证明是哗众取宠的时候，陪审团原本应当怀疑李昌钰的鉴定结论。陪审团团长阿曼达•库利（Armanda Cooley）在她与人合著的书[32]中写道：“李昌钰博士是一位让人印象深刻的先生。他知识渊博，名满世界。我对他十分敬仰。”李昌钰不足为信的专家证言丝毫没有贬损他在库利心目中的地位。在判决作出以后，另一位陪审员莱昂内尔•科瑞尔（Lionel Cryer）告诉《洛杉矶时报》，陪审团视李昌钰为庭审中“最为可信的证人”。科瑞尔重复了李昌钰的论断：“此案有问题！”整个陪审团将此结论铭记于心。后来他又补充道：“李昌钰博士对陪审团影响很大。”

李昌钰的盛名不仅仅影响了陪审员。非常明显，李昌钰在辩方主询问作证之后，伊藤法官看着试图对李昌钰进行交叉询问的代理地方检察官汉克•高德博格（Hank Goldberg），并且对他说：“坦白地讲，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对李昌钰博士的诘问时间不会超过半小时。考虑到他的盛名，用一种友好、专业的方式，放弃（诘问）这件事。”你能想象得到吗，就连报道此案的《纽约时报》记者戴维•马格里克（David Margolick），在波迪扎克作证之前就告诉他的读者：李昌钰基本上是攻不可破的。[33]

至少在当时，伊藤和马格里克显然忘记了生活中的所有事情，完全是靠实力而不是靠名声所为。智者也会说傻话，傻瓜也会说出智慧之语。

实际上，伊藤告诉高德博格不要劳神诘问李昌钰，原因正是如马格里克所说的“李昌钰基本上是攻不可破的”（确实，在波迪扎克揭穿了李昌钰博士之后，《新闻周刊》还将他评价为“花钱能够聘请到的最佳专家证人”）。由于绝大部分人关注事件的表象而非本质，陪审团也在客观上将辩方视作明星、梦之队、法律界的翘楚（就像把李昌钰视为鉴定界的翘楚一样），这些都很有可能对庭审活动的认识、证据的采信产生影响。

另外一项影响因素不仅仅是无处不在的，而且还通过电视传播，那就是电视谈话节目嘉宾们的奇谈怪论。它们不仅在审判之前，在审判过程中还在影响着案件。如果这些奇谈怪论被陪审团得知，也会对控方产生不利影响。几乎可以确定，通过信息渗透和配偶探访，陪审团无疑会知道这些消息。这些嘉宾们的观点，基本上也被平面媒体引用，指出控方存在的大量问题，不断地说明地方检察官的指控即将失败。但是，谁能判断出地方检察官的指控即将失败？有证据证明辛普森的血液留在凶案现场，被害人的血液在辛普森的车上和家中。除非辩方能够将辛普森的血液出现在现场这件事抹去，而他们并未这么做。客观地讲，这起案件的指控是世界上最充分的！然而，电视嘉宾和平面媒体（他们的程度较轻）从来没有通盘考虑过此案。相反，他们看了每天的证言和庭审事件，将其视为整个庭审，然后断章取义地对控方横加指责。1995年1月26日，在任何一方都还未选任陪审员的时候，科克伦作了开场陈述，《今日美国》（USA Today）的头条就是“已经种下了太多怀疑的种子”。这就相当于说除非控方对开场陈述作出应对，这起案件就是存在合理怀疑的案件。

对我而言，电视嘉宾们夜以继日地在电视上谈论此案的大前提毫无道理。我虽然反对电视报道庭审，但是这至少让对庭审感兴趣的人都能观看，并且了解庭审进展。然而，对于那些忙于工作，无法观看庭审的人而言，收看晚间新闻中描述庭审的评论不仅是一种习惯，也是合情合理的做法。这就是新闻：有人告诉你当天法庭、国会、波斯尼亚等各种地方都发生了什么。但是，这些不明事理的嘉宾们每天晚上坐在一起谈论辛普森案件的目的是什么？人们并不需要嘉宾们来告诉他们当天发生何事，因为他们能够通过新闻得知。所有的这些法律评论嘉宾都在解释和分析当天法庭上面发生的事有何意义。但是，他们的解释和分析大部分都是推测性和理论性的，当然，他们的评论对已经发生的事不会有任何改变，这些节目除了为辛普森的粉丝们提供娱乐之外毫无意义。但是，毫无疑问，这些节目从来都不是以娱乐节目的形式播出的，而是以严肃、正儿八经的形式播出的。

此外，电视嘉宾在节目中对辛普森案件进行点评时使用的概念是否荒唐可笑？在分析有报道价值的事件时，点评人一般都是业内翘楚。例如，一般橄榄球评论员由谁担任？特里•布莱德肖（Terry Bradshaw）、乔•蒙塔纳（Joe Montana）这些前橄榄球明星才能胜任，他们都是最杰出的四分卫，四度赢得超级碗[34]。或者是麦克•迪卡（Mike Ditka）和约翰•麦登（John Madden）这些国家橄榄球联盟的前教练才能担纲。在美网或温网[35]的比赛中，像约翰•麦肯罗（John McEnroe）或玛蒂娜•纳芙拉蒂洛娃（Martina Navratilova）这些体育界神一般的网球天才们才有资格评论。

再来看看评论辛普森案的电视嘉宾们的素质如何？这些嘉宾至少十有八九是我闻所未闻的。确实，大部分嘉宾从来没有录制过全国性的电视节目，许多人甚至连地方性电视节目都未录制过，忽然之间他们就登上了荧屏。对于他们而言，这也许是在电视露脸的绝佳时机，但问题在于他们大部分的发言都是不知所云。

我想我在余论中能够向你证明，那些被视为法律界翘楚的梦之队成员们在很多事情中都不称职。那些籍籍无名、鲜为人知的律师们就能算得上业界的重要人物？这些蹩脚的“专家们”插科打诨、断章取义地谈论如何审理刑案才是十足的笑柄。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职业生涯中从未办理过凶杀案件。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民事律师，一生中也未办理过哪怕是一起刑事案件。有人可能会觉得，如果真是这样，他们可能会以担任辛普森案的电视嘉宾为耻。恰恰相反，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向数百万人发表含混不清的观点。然而，他们每隔两三分钟都要说出一些滑稽可笑的论断，但是普通观众又如何得知？

事实上，即便是从表面来看，这些嘉宾们也鲜有资格讨论如此错综复杂的凶杀案件的审判。例如，两位前任洛杉矶地方检察官担任了网络评论人。但是，其中一位在担任检察官的时候并不突出，在担任代理检察官时亦表现平平。直至他的一位密友担任加州州长，在密友的运作和帮助之后，他才被任命为地方检察官。另一位虽然供职于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在其职业生涯中却从未办理过一桩重罪案件。然而，听众们绝无可能知道这些事情。

还有在此案之前我闻所未闻的法学教授。他们只是枯燥地照本宣科，被认为是权威，知悉如何办理陪审团审判的案件。但是，突然之间，这些不知名的教授们摇身一变，成为案件审理的专家。他们中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从未亲自办理过凶杀案件。不过这也无关紧要，他们还是法学教授。我相信大部分电视嘉宾都是聪慧之人，就辛普森案发表评论的法学教授们更是如此。但是，聪慧并非成为顶尖庭审律师的要件，也不是胜任刑事案件审判评论的要件。[36]聪慧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是庭审律师进入这一行当的要件。如果缺乏聪慧这一要件，一个人可能都无法进入这个竞争激烈的领域。但是，单单满足这个要件，也不能让人获得很高成就。如果这样，美国的将近一百万名律师中，就会有大量的优秀庭审律师了。但事实是优秀庭审律师如同不会夸夸其谈的渔夫一样稀有。在此，我能源源不断地列举这些电视嘉宾们给出的索然寡味的论调（“如果控方无法证明家庭暴力，指控将无法成立。”“约翰尼•科克伦提出警方未能发现凶器是绝佳的交叉询问。”“辛普森的妈妈在法庭列席旁听，我不确定控方的证据能否胜过这给陪审团带来的情感压力”，如此种种，不胜枚举）。事实上，他们对愚蠢行径情有独钟。

我还想提一下在审判开始前不久，我与一位法学教授的交谈。我指出，辛普森在自己的车上和家中都有流血，这明显说明他有罪。这位教授却像孩童一样天真烂漫，眼睛都不眨地无视我的观点，说道：“辩方已经考虑到了，他们会说辛普森被移动电话割伤了。”对于这位教授而言，只要控方对血迹有所回应，就可以圆满解决这个问题。他丝毫没有考虑这种解释是否可信（辛普森恰巧在凶案发生的同时割伤了自己）。然而，这位如此思考的教授，却在电台和电视中发表意见，而在整个辛普森案的审判中，他的意见被报纸引用的次数远远超过了其他人。

有一件与电视嘉宾和报纸撰稿人有关的趣事：那就是法庭上发生的任何事都是“关键的”、“毁灭性的”、“重要的”或是“灾难性的”。他们从一开始就甩出这些形容词，并且不断使用。聆听这些人的评论，你会觉得如果这是一场专业比赛的话，在第一回合一方就可以将另一方淘汰。我还发现，在审判时，虽然陪审员大部分时间都端坐在陪审席，就像扑克牌比赛选手一样从不变换表情，但是嘉宾们每天晚上都可以从陪审员的表情解读出他们的想法。

在我们继续探讨之前，让我为大家展示一下我认为能够证明嘉宾们不称职的事项。如前文所述，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以前都是默默无闻。而其中有一位嘉宾至少在法律界小有名气，他曾任检察官，后来在东海岸担任律师，他一直在电视上发表意见，并对自己的观点充满激情。审判即将开始之前，我们已经见识了科克伦失当的开场陈述（见余论），还见识了他糟糕的诘问技巧。而这位律师却宣称科克伦如何出类拔萃，并且回顾了当年在法庭上与科克伦的接触。我当时就觉得这是一个水平很差的人让另一个水平更差的人刮目相看。我并不需要再次确认，判决作出以后，《洛杉矶时报》采访了我和另外三位检察官（其中就包括这位前任检察官），让我撰文描述一下我们会如何办理此案（部分内容将在本书第四章、第五章呈现）。我借此机会指出了本案检察官犯下的令人震惊、让人难以置信的错误。而这位前任检察官却写道：“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随后补充道：“我认为本案检察官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依然表现优异。”换句话说，他认为辛普森案中的检察官都是出类拔萃的，他们已然尽力了。我无需读他的只言片语，就知道他就是那个水平更差的人。我已经知道，对于这位前任检察官而言，科克伦是律师的克星。而这位电视嘉宾也是嘉宾中的名人。在大部分时间里，他只是顺着科克伦的观点往下讲。当你读完本书第四章和第五章，可以再回过头来思考这位检察官就辛普森案中地方检察官的表现所作的评论。

如果这些电视嘉宾仅仅是整天胡言乱语，我也不会如此在意。事实上，如果辛普森被判有罪，我也不会在乎这些嘉宾们。我确信这些电视嘉宾虽然不是辛普森被判无罪的主要原因，但是也促成了这一结果。大部分嘉宾都是刑辩律师，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将法庭上发生的事作出有利于辛普森及其辩护律师的解释，吹嘘辩方的观点，回避控方的观点。和纸质媒体一样，他们持续不断地从控方的证据中找出问题和缺点，甚至会吹毛求疵，无限夸大。他们热衷于解释控方观点是如何不堪。洛杉矶某位曾担任过检察官的律师说：“检察官绝无胜诉可能”, “他们的指控已成为众矢之的”。针对指控的否定性解读没日没夜，铺天盖地，这已经成为普遍观念，成为某些人的行动纲领。

如果陪审团以某种方式推断社会公众已经形成共识，认为控方的指控漏洞百出，难圆其说。那么这何尝不会促使陪审团有意或无意地产生合理怀疑，据此作出无罪判决？

在进入下一章节之前，我想重申一项重要内容。如果读者对我不断批判此案所有的参与人的做法产生厌倦，我要提醒他们我在序中的话语：我对判决感到愤慨和沮丧，毫无疑问地，这影响了我的论调。如果辛普森被定罪，那么我也不会撰写此书。即便是在无罪判决的情况下，如果辩方不打种族牌，不提出警方构陷辛普森，如果辛普森的形象没有被拔高，我也会像我所称的那样使用柔和的措辞。事实上，所有与本案有关的人的所作所为都令人扼腕叹息。辛普森沐浴阳光，面带笑容，抑或惊慌失措，训斥中伤者，都提醒我们继续铭记其中的可怕之处。1995年12月中旬，约翰尼•科克伦为辛普森案的陪审员举办了一场奢华的派对。你能想象派对上的音容笑貌、诙谐幽默和开怀畅饮；想到辛普森无情地用利刃刺死了妮克尔和罗纳德，再想象一下参加派对的人享用可口佳肴、开怀大笑、享受生活，我的愤怒之情无以言表。

注释：

[1]信息弥散现象甚至还出现在法庭上。例如，控方的一名主要证人理查德•鲁宾（Richard Rubin）出庭作证说血手套与他公司生产的手套一样（另一名证人则证明妮克尔买了这些手套，明显是给辛普森的圣诞节礼物），这名证人离开证人席的时候，来到被告席与辛普森握手，恭祝辛普森好运，而这一切就发生在陪审团面前。

[2]译者注：是作者对辛普森的盲目追随者的讽刺。

[3]译者注：辛普森因名字简写为O.J．与橙汁（Orange Juice）的缩写相同而得到“果汁先生”的昵称。

[4]译者注：拉里•金，美国家喻户晓的主持人，有“世界最负盛名的王牌主持人”之称，他是第一个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他主持的《拉里•金直播》（Larry King Live）是美国有线新闻网（CNN）收视率最高的节目。

[5]正如《洛杉矶时报》记者拉尔夫•弗拉莫林诺（Ralph Frammolino）在1994年12月的一篇文章中所述，辛普森与其他人不一样，他的女朋友宝拉•巴碧丽（Paula Barbieri）和其他人可以有无限次数的非接触性探访。弗拉莫林诺写道：“就连看守对辛普森的态度都不一样，一名匿名辩护人说，看守对其他人一般都是凶神恶煞的，但是迄今为止，他们对辛普森极其友好。”

[6]译者注：美国好莱坞早期的电影巨头。

[7]上诉审不是韦茨曼代理的，上诉审改变了一审判决，案件被重审，后来双方以380万美元赔偿额和解。

[8]译者注：约翰•德劳瑞恩，是闻名美国汽车工业的工程师，德劳瑞恩汽车公司的创始人。1982年10月19日，他被警察指控贩毒。警方提供的视频显示他携带了一手提箱的高纯度可卡因。辩护人以警察圈套为由，成功地为德劳瑞恩脱罪。警察圈套又称诱惑侦查，是指警察设下某种圈套，诱人实施犯罪活动，从而取得犯罪证据。

[9]朗格警官告诉我当时发生的事：“当我们到达帕克中心，韦茨曼、辛普森和他的商业律师斯基普（Skip）单独在一个房间长达半个小时左右。他们出来以后，韦茨曼说：‘他准备好了，你可以进去跟他谈了。记得一定要录音。我们出去吃点东西，一会儿就回来。'”朗格说他主动要求韦茨曼在讯问的时候出席，但是韦茨曼拒绝了。

[10]《洛杉矶每日杂志》（Los Angeles Daily Journal）法律版的一名记者告诉我，她找到了夏皮尔办理过的一起谋杀案，但是这起案件败诉了。这名记者没有报道辛普森案。

[11]在辛普森案之前，夏皮尔和科克伦在洛杉矶以外的地方籍籍无名，甚至在洛杉矶，除了法律业内人士外都不知道他们（但黑人社区知道科克伦）。你很难找到一个同时听说过他们两个的人。在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的民事诉讼中，媒体报道过科克伦，但是给人的印象不深。《双向广播台》（Mutual Radio Network）的法治记者邦妮•爱博（Bonnie Erbe）在1995年3月25日说：“三个月、六个月之前，科克伦默默无闻。我是一名律师，也报道法律问题，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现在他出名了。”

[12]译者注：黑豹党是一个美国黑人社团，他们反对美国政府，认为改变世界必须通过对民众的长期组织和动员。黑豹党是美国为少数民族和工人阶级解放战斗的组织之一。

[13]译者注：杰罗尼莫，是美国西南部阿帕切的印第安领袖。此处的引号是指普拉特自诩为杰罗尼莫。

[14]译者注：F．李•贝利，是美国最杰出的律师之一，同时也是一名作家和演说家。

[15]译者注：共生解放军（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 SLA），美国的一个左翼激进组织，最后被洛杉矶警察局特种部队所消灭。

[16]译者注：克劳斯•冯•比洛是美国的富豪，他被控注射过量胰岛素谋杀妻子未遂，一审被判有罪，随后一审判决被推翻。

[17]有一位作家为《花花公子》撰稿，他的助理向科克伦询问在辛普森案之前，科克伦胜诉的陪审团审理的凶杀案件的名称。这名助理前后询问了不下五次。科克伦可以提供这篇文章需要的其他信息，唯独无法提供这一信息。

[18]虽然我这本书对媒体极为苛刻，但是我明显是泛泛而谈。实际上，大部分记者都十分聪慧，你要知道媒体的一个特征——他们很少思考。他们奉行的哲学似乎是：“我到了，我看见了，我认可。”媒体界也有一些善于思考和感知的从业人员，但是他们只占很少的比例，我希望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19]译者注：利昂娜•赫尔姆斯利，美国著名女商人，有着“吝啬女王”之称。她曾因偷税被指控，德肖维茨是她的上诉审的律师。

[20]译者注：20世纪60年代初期，波士顿地区接连有13名不同年龄的女性遭到奸杀。最终怀疑艾伯特•德赛佛（Albert Desalvo）犯下上述罪行。但是，侦查人员最终认为这些案件并非同一人所为。

[21]读者通过本书的论调，就可以得知我对当今不称职现象和缺少常识现象是多么憎恶。我用寥寥数语加以概括：这种现象毫无益处。这也是世界上很多（如果不是大部分的话）问题、惨剧和不正义的根源。本书探讨的辛普森无罪判决就是例证。

[22]译者注：在英美国家，有些考试的成绩并非以分数标明，而是以等级标明。按照从高到低，可以分为A、B、C、D、F五个等级，F为不通过，其他四个等级为通过。每个等级还可以细分。如A等级内，从高到低可以细分为A+、A、A-。

[23]关注此案的人应当知道，判决作出后夏皮尔和其他辩护律师之间存在严重分歧。夏皮尔影射科克伦：“不仅打种族牌，还连蒙带骗。”科克伦则尖锐地回应：“我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会让他（夏皮尔）因未能担任首席律师而自尊心受损。”

[24]但是检察官却没有如此待遇，他们一般都不会被称为律师。代表被告人的律师一般被称作辩护律师。代表人民的律师一般被称作检察官。多年以来，检察官的形象一般都是右倾、崇尚法律和秩序、为了赢得案件不惜代价或者是愚笨之人、热衷于将无辜之人定罪。而为正义奋斗的聪慧律师则在最后一分钟拯救这名无辜的被告人。但是，在95%的案件中被告人都非无辜之人，检察官也在为正义奋斗。

[25]译者注：约翰•韦恩，好莱坞明星，以演出西部片和战争片中的硬汉而闻名。

[26]译者注：此处的英文“The right Stuff”是美国电影《征空先锋》（又译作《太空英雄》）的英文名。

[27]译者注：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美国作家、哲学家，超验主义代表人物，也是一位废奴主义及自然主义者，有无政府主义倾向。

[28]译者注：马克•吐温，美国著名作家和演说家。

[29]导致李昌钰用他的蹩脚英语说“此案有问题”的最可疑的物证是有血迹渗出，但是对聪明的人而言，这丝毫都不可疑。与这些血迹一起渗出的还有沾有血滴的棉签（47号证据），有些沾有妮克尔血液的棉签也有血液渗出。没有人会疯狂到相信洛杉矶警察局在实验室里面栽赃辛普森。我们认为对于血液渗出问题可以作合理解释。

[30]译者注：布鲁玛妮，是意大利著名的鞋子品牌。

[31]译者注：罗纳德•高曼就是在此餐厅工作。

[32]译者注：辛普森案结束以后，该案的陪审员合著了《陪审团女团长：匆忙的判决？》（Madam Forewoman: A Rush to Judgment?）一书，后文将此书简称为《陪审团女团长》。

[33]马格里克自己也是一名律师，而他的报道也是专业、敏感、时髦的，但是他的报道也有错误。他一度神化律师，他写道：“科克伦对某位证人的交叉询问没有像以往那样‘巧舌如簧’。在法庭辩论中，科克伦也不是‘巧舌如簧’，但是在发问时，即便是莎士比亚和丘吉尔也无法‘巧舌如簧’，因为这些问题不允许他们这么做。”实际上，科克伦在庭审中的发问设计得比其他律师更差，语言组织也更差。他仅仅是把这些问题零散地放在一起。

[34]译者注：超级碗（Super Bowl），是美国国家美式足球联盟（也称为国家橄榄球联盟）的年度冠军赛，胜者被称为“世界冠军”。

[35]译者注：美网，是指美国网球公开赛（U.S. Open）；温网，是指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Wimbledon Championships）。

[36]究竟什么是杰出诉讼律师的要件？实际上，我对此问题很少反思，更多的是思考如何表达才能有所进步。最重要的是，必须具备在陪审团面前审理案件的天赋。这种天赋要求你不仅要克服障碍，还要摧毁障碍。这种天赋是无法后天习得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很多人根本不具备这种天赋。就像有些人天生就有小提琴天赋，有些人天生就有运动天赋，只要看到别人操作，自己马上就会了。仿佛同样是钢琴，一个平庸的音乐家只能弹奏乐曲，但是一名天才却能弹出动人心弦的乐章。必须要具备这种天赋才可以，能够让陪审团接受你的观点。这种能力是与生俱来的。问题在于，许多律师根本不具备这种天赋，却还拒绝花费数百小时准备，以此弥补天赋不足。

第二章　管辖法院的变更：案件移送至市区法院

辛普森案中的大部分陪审员都对控方存在偏见。虽然不能指望他们承认这一点，但是这种说法基本上毫无疑问。撇开别的不谈，陪审团令人惊讶的判决，以及达成判决的闪电般的速度，都可以说明这一点。陪审团只用了三个半小时，就作出了一份与证据不符的判决，这简直让人无法饶恕。[1]伊藤法官竟敢在判决作出后，对陪审团说社会欠他们“一份感激之情”（查尔斯•曼森案[2]的定罪阶段历时将近七个半月，而陪审团也是在斟酌七天之后才作出判决，相比冗长的审判，七天时间还是过短。整个曼森案的审判，包括量刑程序在内，共计历时九个半月）。伊藤应当感谢陪审员，但不应当带上社会欠他们“一份感激之情”这样的荒谬之词。

有一位英国的大律师曾经这样描述陪审员：“陪审团就是由十二个平庸无知的人组成的。”非常不幸的是，用此来描述辛普森案的陪审团，也没什么问题。即便这个陪审团竟然如此难以想象的糟糕，我也不会同意用上述话语评价整体陪审团。我视陪审团为代表了五百年的集体经验。同样，一名陪审员的知识也是所有陪审员的知识，如果一名陪审员因为经验或洞察力，观察到其他十一个人没有察测到的证据问题，只要他能够提出这一事实、观点或引起其他陪审员的关注，整个陪审团都会因此而受益。如果你这么来看待陪审团，就会发现为什么他们需要依据证据作出判决。但是，在辛普森案中，根本就不存在集体智慧。他们的智慧绝不会多于个人的智慧。

一些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其中一名陪审员是72岁的黑人妇女，她原本仅仅是备选对象，在选任陪审团时，声称自己从未阅读过报纸、杂志或书籍。唯一订阅的就是《赛马新闻》（Racing Form），她却说仍然看不懂这份报纸。这名陪审员在判决以后说：“我根本就不懂DNA。对我而言，纯粹是浪费时间。无论情况是什么样的，对我都毫无意义。”另一名黑人女性陪审员认为控方出示的家暴证据表明辛普森严重地殴打妮克尔，让她害怕与辛普森一起生活，但这与本案无关。这个愚蠢的观念让我们知道：“这是一起谋杀案，而不是家暴案件。如果你要审理家暴案件，那么请另行起诉，另行审理。”按照她的理解，辛普森曾经对妮克尔实施的野蛮和暴力行为与本案毫无关系。专栏作家凯思林•帕克（Kathleen Parker）认为，她的逻辑就等于说：“肥胖与饮食无关。如果你想聊饮食，请专门聊饮食，我们只讨论肥胖。”

一名列席庭审的旁听人员对我们说，陪审团中的一名年轻黑人女性似乎是其中最聪明的陪审员。她大学毕业，善于表达，对DNA有所了解。她在接受《夜线》[3]（Nightline）采访时，被问到谁是令她印象最为深刻的证人时，她说是李昌钰博士。问其原因时，她回答道：“当李昌钰博士站到证人席时，他转脸向陪审团致意，报之以笑容。”

因此，我们知道陪审团有问题。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桩谋杀案是否必定因陪审团而遭殃。答案是否定的。1994年12月1日，在案件审判开始之前，我接受《花花公子》采访时的论述能够清晰地说明这个观点。

《花花公子》：你已经找到了辩方的很多错误（主要是指我对辩方在听证阶段的表现和书面答辩的质量进行的评判等），那么控方有什么不当之处吗？

布廖西：事实上，控方的失误最大，已经远远超过了辩方的错误。我丝毫不怀疑，地方检察官和他的同僚对黑人毫无歧视。但是，由于辛普森是黑人，所有的调查都显示黑人对辛普森的同情呈现压倒之势。所有人都知道，虽然检察官不愿意承认，但是他们依然担忧黑人可能造成陪审团的悬而不决。黑人的同情心可能会战胜证据，即使这种担忧合理（虽然我不确定），地方检察官也应当为自己的问题负责。

《花花公子》：怎么会有问题？如何负责？

布廖西：这起案件发生在布伦特伍德（Brentwood）。洛杉矶县（Los Angeles County）[4]的惯例是向案件发生地的法院辖区内的上级法院提起控诉。本案中，圣塔莫妮卡（Santa Monica）就是审判梅内德斯兄弟（Menendez）案件的法院。在圣塔莫妮卡，陪审团候选人中黑人比例很低。不过，地方检察官却向市区法院提起了指控。而在市区法院陪审团候选人中，黑人比例很高。由此，如果检察官的担忧是有根据的，那么就更有可能会出现悬而未决陪审团。如果检察官现在试图将案件移送到其他法院，不向市区法院控诉，那么将会有人指责检察官歧视黑人。但是，如果检察官一开始就向原本管辖案件的圣塔莫妮卡法院指控，没有人会指责检察官，因为检察官原本就有权这么做。

《花花公子》：检察官是否说明过向市区法院指控的原因？

布廖西：说了，但是他们的说法没有说服力。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位新闻发言人说，审理此案的专门法庭隶属于市区法院。换句话说，检察官宁愿每天奔波15英里，换来悬而未决陪审团的结果。检察官还说市区法院专门审理旷日持久的案件。相比圣塔莫妮卡而言，也能够更好地安顿媒体。但是，没有任何因素阻止圣塔莫妮卡法院审理此案。审理此案需要的一切，都可以很容易地安排好。我认为真实情况是：地方检察官在选择管辖法院时，并没有想到他们这一决定可能造成的后果。

奇怪的是，据我所知，这是检察官办公室第一次因为将案件移送至市区的法院而饱受公众批评。在此之前，我只看到过检察官办公室刊登的数篇只有一小段的新闻报道，解释为何会移送案件。但是没有人批评检察官办公室。

洛杉矶县的检察长吉尔•加西缇明显担忧我告知公众他所犯的错误。1994年12月4日，也就是我向《花花公子》点明这一点的三天之后，他给我打电话：“我想祝贺你接受一次了不起的采访。我只想告诉你案件移送至市区法院的原因。我不知道你供职于检察官办公室时的情况。但是近几年的情况是，一旦案件由大陪审团审理（洛杉矶县只有一个大陪审团刑事法庭，位于洛杉矶市区附近的法庭大楼），这起案件就不得不移送至市区法院，而不是在圣塔莫妮卡法院审理。”

我回复道：“吉尔，我在检察官办公室时情况不是那样的，现在的情况也不是你说的那样。把案件移送至大陪审团法庭审理，并不妨碍你将案件交由犯罪地管辖法院审理。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可以联系洛杉矶高级法院的发言人吉丽安•海思丽特（Jerrianne Hayslett）。我已经与她联系并且确认此事了。”

此时，吉尔马上退缩，回应道：“好吧，在我印象中我们应当向市区法院移送。”检察长就是依据印象，就作出了这一重大决定？而他的印象明显与他的下属所表达的信息不符。

在电话中，为了让他不显尴尬，我未吐露其他已知情况，随后友善地结束了通话。在加州，有两种情况需要将案件移送至高等法院审理。第一种是大陪审团起诉[5]（每年约有40起到45起重罪案件，占加州所有案件的不到1%）。第二种是案件（占到99.9%）会进入审理阶段，由治安法官预审，决定指控被告人的证据是否足以启动控诉程序，检察官将案件移送法院（妮克尔•辛普森于1993年的911报警电话的公布，使得大陪审团起诉终止。辛普森案正是通过第二种方式达致高级法院审理）。我无需告诉吉尔•加西缇，他错误地认为如果他将此案移送给大陪审团法庭审理，那么就必须在市区法庭审理。他完全可以避开大陪审团，直接向圣塔莫妮卡法院提起刑事起诉。如果他确实这么做了，那么辛普森被判有罪的可能性会大幅增加。

无罪判决一经作出，检察官办公室就饱受批评，特别是未向圣塔莫妮卡法院起诉这一点，更是招致了许多批评。对此，他们继续对不明真相的公众宣称他们无权选择，只能将案件移送至市区法院。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理由，但是只有一个理由有一点价值，却也不充分。从一开始，他们就知道辛普森案会是一桩拖延案件（洛杉矶高等法院称其为长期案件，指一起案件历时超过一个月），而一般而言，拖延案件都被移送至市区法院。但这并非强制，高等法院并未要求这一点，有些历时超过一个月的刑事或者民事案件也由圣塔莫妮卡法院或其他法院审理。

对于这一并不光彩的移送起诉，吉尔•加西缇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理由：即便辛普森案由圣塔莫妮卡法院审理，陪审团的组成将会与实际审理辛普森案件的陪审团一样，不会有任何变化，因为需要从整个洛杉矶县选择人数众多（1 000名）的陪审团候选人。1995年10月29日，他告诉《洛杉矶日报》:“如果由圣塔莫妮卡法院审理此案，就不能仅从洛杉矶县西部选择陪审员，而是从整个洛杉矶选择。”他说辛普森案中的陪审团正是从洛杉矶全县选出来的。

吉尔，暂且不论你认为此案必须由市区法院审理的错误观念。但是，在你亲自办理的这起举世闻名的案件中，你竟然连陪审团如何产生都不知道？为了确认我的回忆，我专程与洛杉矶县陪审团事务官员格洛丽亚•戈梅斯（Gloria Gomez）通了电话。她告诉我，（如果在圣塔莫妮卡法院审理）除了陪审团候选人人数众多之外，辛普森案的陪审团选任与其他案件并无区别。陪审团候选人都是用名为Bullyseye的电脑程序进行分配的。她说：“电脑是依据从高等法院下属的十一个法庭到候选人住处的距离来确定的，以法庭为中心，方圆20英里以外的将不会被选为候选人。在辛普森案中，也是这样做的，不会有任何区别。”

戈梅斯女士还解释了Bullyseye程序会将住得离法庭更近的人任命为候选人。这些陪审员都是居住在附近的，他们的住处到法庭的直线距离不会超过20英里。在辛普森案中，最终确定的十二名陪审员中，有七人要么是住在市中心，要么就是住在市中心附近的黑人区。没有任何一名陪审员居住的距离在市区法庭20英里以外。

戈梅斯还告诉我，如果辛普森案在圣塔莫妮卡法院审理，陪审员的种族构成将会有质的不同。这是因为，审理此案的市中心地区，最新统计的黑人人口比例为31.3%，白人人口比例为29.8%，而在圣塔莫妮卡，白人人口比例为78.8%，黑人人口比例为7%。

尽管在1994年11月，我已经告诉吉尔•加西缇，案件并不是必须由市区法院审理，因为检察官已经将其移送至大陪审团起诉，并且告诉他应该找谁变更。但是，加西缇（一位勤恳的公务员）却为检察官办公室的失误找理由，继续告诉公众辛普森案移送至大陪审团时，就已经确定了管辖法院。他最后一次如此表述，是录制1995年11月1日全国广播公司（NBC）的《早间新闻》（Today）节目时，对主持人凯蒂•柯丽克（Katie Couric）所说的。为了第三次确认我是正确的，我于当天再次致电洛杉矶县的副检察长史蒂芬•里克（Stephan Licker），作为加西缇的副手之一，他给我的答复是：“一般都是由犯罪发生地的法院管辖。”

限于本书的篇幅，无法列举所有移送洛杉矶县大陪审团法庭决定起诉的案件。在移送大陪审团审查起诉之后（正如我们所见，辛普森案都没有被批准起诉），案件被驳回犯罪发生地司法管辖。有许多案件：People v. Owen, Leno and White Los Angeles（高等法院BA#099502号）案，是一起盗窃强奸案件，在1994年被驳回至泊拿马[6]（Ponama）审理。People V.Guy Bouck案是一起谋杀案，在1995年被驳回至范奈斯（Van Nays）审理。实际上，1994年6月20日，People v. Salazar案件中，检察官向洛杉矶县大陪审团法庭移送了犯了81起盗窃、强奸和娈童案的被告人，本案检察官是副检察长盖尔•胡腾布洛克（Gail Huttenbrauck）。而令她错愕的是，由于要审理辛普森案，她的案件被“踢出来”了。直至驳回辛普森案之后，她才得以重返大陪审团法庭，继续起诉她的案件，判决之后，她的案件被移送至诺瓦克（Norwalk）法院审理。

无论我怎么说，加西缇和他的下属的说法要么就是精心准备的谎言，要么就是简单的错误。检察官办公室一直在强调圣塔莫妮卡法院没有足够大的法庭来容纳媒体记者。虽然圣塔莫妮卡法院比市区法院小得多。但是，在圣塔莫妮卡的十二个法庭并不比市区的法庭小。圣塔莫妮卡法院C区的主办法庭有104个座位（主要用于传讯——有罪或无罪答辩，或者是分配案件）。在辛普森案中完全可以使用C区作为审判法庭，只要将平时在C区办理的案件移至他处即可。如果不愿意这么做，M区的审判庭也有80个座位，这个法庭的座位数和市区法院审理辛普森案时使用的法庭（103法庭）的座位数是一样的。[7]

加西缇说1994年北岭[8]（Northridge）发生地震，损毁了圣塔莫妮卡高等法院的建筑，以致不能在那里审理案件，但是我向圣塔莫妮卡法院的管理人员求证过，在加西缇将案件移送至市区法院审理的时候，法院的建筑已经修缮完毕。加西缇的另一个说法是：圣塔莫妮卡法院无法提供足够的安保措施。这更加荒唐滑稽了。那里的法庭早已配备了金属探测仪和安保人员。

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就向市区法院移送案件所作的解释中，有一个让我感到十分憎恶，那就是：市区的法院能够更好地容纳媒体记者。圣塔莫妮卡法庭与市区法庭大小差不多，有同等的空间可以容纳设备。抛开这一点不谈，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把正义作为第一考量因素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可以为了媒体考量而戕害司法？如果社会不认真对待严重的谋杀案，还会认真对待什么？

许多人说加西缇希望案件移送市区法院的原因是他的办公室位于市区。他作为正在为下一届连任奔波的政客，不想面对自己不喜欢的媒体，他知道如果所有的摄影师和记者们都在圣塔莫妮卡法庭的外面，那么他就不会得到（与在市区法院审理）同等的曝光度。我认为这种说法大错特错。

有人已经开始传播了这个消息，加西缇将辛普森案件移送至市区法院的一个原因是害怕辛普森在圣塔莫妮卡法院受审。如果辛普森被一个主要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判决有罪，那么可能会引发黑人社区的骚乱。但是，在案件被移送市区法院之时，没有丝毫迹象表明黑人社区可能会发生骚乱（在罗德尼•金案件中，自一开始就有骚乱的迹象）。即便是在最后，辩方成功地将辛普森的种族转化成问题，洛杉矶警方的情报表明在定罪的情况下，也不会发生骚乱。加西缇从来没有说明过害怕发生骚乱是将案件移送至市区法院的原因。

有人认为，加西缇将案件移送至市区法院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市区法院作出的判决会更加可信，因为市区的黑人社区比圣塔莫妮卡的黑人社区多。不止一本有关此案的著作写到加西缇对记者这么说了。加西缇对记者的这种发言，毫无疑问会在当地和全国的媒体刊登出来，但是却没有相关的报道。我与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公共事务处核实过，他们也没有相关记录。我认为很多人也认为加西缇是基于这个原因将案件移送至市区法院，逐渐相信加西缇是出于此动机。

需要说明的是，自从加西缇因为未将案件移送至圣塔莫妮卡法院而惨遭无情的批评后，他在政治上开始失利。如果之前两段中提到的内容确实是他将案件移送至市区法院的真实原因，他为何要保密？相对于他给公众的解释，上面的两个原因都会让他更容易面对选民。

你们可能会问我为何对这一程序问题着墨颇多？即便控方办理案件非常糟糕和不称职（第四章和第五章），但是事实证明对辛普森有罪是有合理怀疑的，如果案件由圣塔莫妮卡法院的其他陪审团审理，极有可能会判决辛普森有罪。辛普森案中的陪审团与一般陪审团不同。如果是由一般的陪审团来审理，那么我们就不需要探讨此案了。陪审团制度可能是从我们的英国先辈那里继承而来的无价之宝。辛普森案让这个无价之宝黯然失色。

在论述辛普森被判无罪的下一个原因之前，我们还需要说明另外一点。许多法律知识更加丰富的言论让人们相信，即便是案件在圣塔莫妮卡法院审理，辩方将会提出将案件移送至市区法院审理的动议。他们认为，这个动议会被法院批准，因为圣塔莫妮卡法院不具有法律要求的“代表当地不同族群和阶层的社区”。[9]但是，判例法却说明这种动议不可能被批准。

在案号为49 C.3d 738（1989）的William v. Superior court案中，被告人爱德华•威廉（Edward William）是一名黑人，被控一级谋杀，被害人是一名白人，名为布鲁斯•霍顿（Bruce Horton）。由于犯罪的发生地就在圣塔莫妮卡地区，此案被诉至圣塔莫妮卡（洛杉矶西部）法院。被告人试图将案件移送至洛杉矶市区法院，他的理由是在洛杉矶县西部地区，只有5.6%的适格陪审员候选人是黑人，而在整个洛杉矶县，也只有11.4%的适格陪审团候选人是黑人。威廉认为应当从整个洛杉矶选取代表整个社区的跨越族群和阶层的陪审团。控方辩称：“社区就是司法辖区。”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采纳了控方的理由，维持了（下一级的）上诉法院驳回被告人的管辖权异议。最高法院认为：“加州政府的相关法例规定了陪审团选任和管理的法例非常协调。将其放在一起，法例明确规定了立法原旨：‘各地区法院管辖各自辖区内的案件。’将高等法院的司法辖区视为（管辖案件和确定陪审团的）‘社区’也符合立法原意。”最高法院也没有发现由加州立法规定“代表不同族群和阶层的社区”与美国宪法相左，并且强调了将司法辖区视为社区，十分恰当地解决了“洛杉矶县这种人口稠密地区广泛存在的问题”。

如果辛普森案是向圣塔莫妮卡法院起诉，刑庭主审案件的法官将会对改变管辖法院的动议有最终的裁量权。但是，法律界的共识是法官将会否决这一动议，并不仅仅因为威廉案这一先例，还因为法官一般不会干扰地方检察官对受诉法院的决定，并且圣塔莫妮卡既是犯罪发生地，又是被告人辛普森的住所地。此外，圣塔莫妮卡相对于市区而言更加富裕，端坐于陪审席上的陪审员的社会地位和阶层更加接近辛普森（除了种族之外）。

1986年至1989年任职于高等法院的退休法官伦纳德•沃尔夫（Leonard Wolf）说：“辛普森案本应由圣塔莫妮卡法院审理。那些认为此案不该由圣塔莫妮卡法院审理的论调都是错误的。许多严重刑事案件都是在圣塔莫妮卡法院审理。”洛杉矶县的副检察长哈维•吉斯（Harvey Giss）也是一名资深检察官，他认为：“当你有战术优势的时候，放弃这种优势就是愚蠢行为。如果在本地审判是一种优势，那么就应当尽全力争取这种优势。就像打棒球一样，拼尽全力。”

对于这一切，还有一个注脚。1996年12月17日，高曼和妮克尔家人对辛普森提起了民事诉讼，将会耗时数月来审理，也已经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这起案件就是由圣塔莫妮卡法院审理的。迈克尔•杰克逊娈童案也是在圣塔莫妮卡法院审理的。此案的预审就是在圣塔莫妮卡法院，由于审前无法达成和解，被安排在圣塔莫妮卡法院审理。圣塔莫妮卡法院在1987年还审理了另一起重大案件：亿万男孩俱乐部（Billionaire Boys Club）谋杀案[10]，也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重新回顾我对《花花公子》的陈述：地方检察官在选择管辖法院时，并没有想到他们这一决定可能造成的后果。这一鲁莽行为也是辛普森案司法不公的一个诱因。

注释：

[1]与其他所有法官一样，伊藤法官每天不下三四次要求陪审团平时不要讨论案件，直至案件提交给他们决议的时候才能讨论。但是所有陪审员都违背了伊藤的要求，在审判过程中一直都在讨论案件，等到决议的时候，他们无法充分讨论案件，也无法综合考虑所有证据。《新闻周刊》的记者乔纳森•艾尔特（Jonathan Alter）巧妙地评价此事：“除非他们在说谎，否则陪审员们讨论案件的时间比美国其他人讨论案情的时间还短。”

[2]译者注：查尔斯•曼森（Charles Milles Manson），是一名美国罪犯。他于20世纪60年代末在加利福尼亚州领导着臭名昭著的犯罪团伙曼森家族。

[3]译者注：《夜线》（Nightline，或称ABC News Nightline）是美国广播公司（ABC）播出的深夜新闻节目。

[4]译者注：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县，也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县，县治洛杉矶。

[5]译者注：大陪审团起诉（Grand Jury Indictment），是指由大陪审团决定证据是否达到可以起诉的标准。

[6]译者注：泊拿马、范奈斯和诺瓦克都是洛杉矶的司法辖区。

[7]由于103法庭很小，《纽约时报》不得不与一家本地的西班牙媒体轮流使用座位。

[8]译者注：北岭位于洛杉矶县西北部。

[9]人们经常听说被告人有权得到“与自己同辈的陪审团审判”。但是，无人清晰界定其准确含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连环杀手应当由其他连环杀手组成的陪审团审判，或者是辛普森应当由其他橄榄球运动员审判。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与自己同辈的陪审团”仅仅是美国的一种习惯表达，在法律上毫无依据[确实有这种说法，约翰国王在13世纪通过的英国自由宪法的基础《大宪章》（Magna Carta）中也提到了]。根据《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被告人有权得到“公正陪审团的审判”。美国的判例法也确定“公正陪审团”必须从能够代表当地不同族群和阶层的社区遴选。

[10]译者注：亿万男孩俱乐部是1983年成立于南加州的一个投资和社交俱乐部。吸引了大批富豪家庭的孩子加入，整个俱乐部的运营本身就是一个庞氏骗局。投资者的钱主要用于维持俱乐部成员的奢侈生活。1984年俱乐部遭遇了资金断裂问题，发起人乔•亨特（Joe Hunt）和其他成员就用谋杀手段筹集资金。最终他们杀害了至少两人。

第三章　司法错误：伊藤法官允许辩方打种族牌

1994年7月25日，辛普森谋杀案发生一个半月以后，《新闻周刊》进行了民意调查，只有很少的（12%）黑人认为辛普森被洛杉矶警方陷害，原因就是辛普森是黑人。当时，将近90%的黑人不认为本案中存在种族歧视。其中的原因很明显，因为种族问题与此案毫无关系。罗德尼•金案才是一起种族案件。辛普森案仅仅是一个杀死了前妻和前妻的男朋友的男人，而这个男朋友恰巧又是白人。除此以外，毫无其他事端。即便是洛杉矶城市联合会主席约翰•麦克（John Mack），在1994年7月17日对记者的一次谈话中，都认为辛普森案并非种族案件。然而，到了案件审理的后期，也即辩方在审判中捏造种族争议之后，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美国黑人，包括辛普森案的陪审团在内，都认为辛普森是因为自己的种族而被洛杉矶警方陷害。《洛杉矶时报》的民意调查显示，洛杉矶县的黑人认为辛普森被陷害的比例惊人，达到了75%。

辛普森的辩护团队已经因为欺骗性地将种族问题引入此案而备受指责。对他们来说也算是种因收果。但事已至此，伊藤法官却逃脱了干系。我已经多次指责伊藤对这种事放任不管，听任种族问题演变为辛普森案的焦点。辛普森之所以能够重获自由，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种族问题，以及检察官的应对失当。

似乎伊藤也提出过警告。我认为主诉检察官克里斯•达登在对法官提出异议方面做得非常到位。1995年1月13日，在预审阶段，专门开庭决定是否传唤辛普森案的警官马克•福尔曼出庭，质证其在之前十年间是否使用过黑鬼（Nigger）一词（当时距离臭名昭著的福尔曼录音还有数月）。达登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夸大，但还是向伊藤申请：“黑鬼”一词是英语中下流无比、肮脏透顶、卑鄙无耻的词语。本法庭以及本案不应当关注这个词汇。因为这丝毫无益于法庭调查案件真相，只能起到一个作用，那就是伤害陪审员的感情。对于他们而言，这只是一块试金石，来检测他们究竟站在白人检察官和警察一方，还是站在黑人被告人和辩护人一方（这句话较为片面，因为达登本人就是黑人）。上述就是将会产生的后果，要么支持被告人，要么支持其他人。

“坚韧如山的证据能够说明被告人有罪，但是当你对陪审团或黑人强调这个词的时候，会让人蒙蔽双眼，会让陪审团无法明辨是非……损毁他们公平无私审理案件的能力……科克伦想要打种族牌，但是法官不应当坐视不管……如果允许科克伦重提这个词，打出种族牌，那么本案的风向和焦点就会转变，使案件变得错综复杂。本案将会成为一起种族案件。演化为白人与黑人之间、非裔美国人对高加索人、我们对他们、我们对制度的挑战。这俨然已经超越了有罪或无罪之争，也超越了合理怀疑之争，而是一场肤色之争。谁是肤色最黑的人？谁是真正的同胞？”

很自然地，科克伦对此反唇相讥。他对伊藤说：“这对大部分黑人陪审员是一种亵渎。非裔美国人在这片土地上被压迫了200多年……他们不能听闻这种令人反感的词汇。他们每一天都生活在令人反感的异样眼神、令人反感的待遇之中。但是，他们仍然相信这个国家……说他们不会秉持公平正义，这完全让人无法容忍。”

虽然达登有所夸大，陪审团听说控方证人使用“黑鬼”一词，明显不会保证作出有罪判决。显然，达登预测的很对，伊藤允许辩方询问福尔曼在过去十年中是否使用过“黑鬼”一词，将会使案件变得错综复杂。根据法律和常识，伊藤应当阻止种族问题进入案件审理。而伊藤一次又一次地表现出毫无常识。

首先，让我们援引法律，控方向伊藤主张了他已经意识到的问题。《加利福尼亚州证据法》（California Evidence Code）第352条规定：“如果证据的证明价值极有可能……（b）对另一方产生不合理偏见，法庭有权裁量将其排除。”

虽然根据《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被告人在刑事审判中有绝对的权利要求质证，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但是，交叉询问的事项性质和深入程度并非绝对。第352条的内容在美国其他州也很普遍，专门对宪法的质证权进行了限制。伊藤法官令人费解地裁决允许对福尔曼进行质证，询问他在过去十年中是否使用过“黑鬼”一词。他援引了下级法院的判例，也即加州上诉法院的案件In Re Anthony P., 167 CA 3rd 502（1985），这起案件的判决理由是：对“任何影响证人诚信的合理的倾向”必须要进行质证。如果我们相信法院的裁决，就无需理会《加利福尼亚州证据法》第352条的规定，Anthony案的审判法院并未提及。但是，加州法院并不是这么规定的（福尔曼在过去十年中是否使用过“黑鬼”一词，与Anthony案中的情况根本就不是一回事）。[1]例如，在People v. Jennings, 53C. 3rd 372（1991）案中，由于有些证人在申请福利的时候，没有披露自己卖淫的收入，辩方律师就此质疑证人。加州最高法院裁决认为由于证据与证人诚信的相关性不强，适用《加利福尼亚州证据法》第352条排除证据的规定，本身并不侵犯被告人要求质证的宪法权利。存疑证据必须与证人的诚信有很强的相关性才可以。

而在Delaware v. Van Arsdall, 475 U.S.673（1986）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辩方律师询问“控方证人的歧视思想”（辛普森案中，辩方证人的理由也是如此），虽然查明证人作证的动机是宪法设置交叉询问制度所保护的正当功能，但是，这并不包括“询问……相关性不强的事项”。

如果某一案件的证据相关性远远超过了对某一方的歧视，那么就会允许对证据进行质证。但是，在辛普森案中，福尔曼在过去十年中是否使用过“黑鬼”一词，与辛普森是否有罪，是否杀害了妮克尔和高曼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我认为，仅仅因福尔曼有种族偏见或是种族主义者，就说他诬陷了辛普森，这两件事风马牛不相及。这个结论本身就应当是不证自明的。在伊藤裁定辩方可以对福尔曼是否使用过“黑鬼”一词进行质证的时候，待证事实与辛普森案之间的相关性更少。辩方没有证据证明1985年或1986年之后，福尔曼使用过这个词[通过证人凯瑟琳•贝尔（Kathleen Bell）和安德烈亚•特里（Andrea Terry）的证言可以得知，后文会有所论述]，这个时间点也是十年期间的起始点。同样，法官在根据第352条进行自由裁量的时候，并没有解决中间（1985年或1986年到质证时）出现的时间空白。伊藤应当考虑整个案件情况和证据情况。在对福尔曼进行交叉询问的两个月之后（1995年3月13日），两名洛杉矶警察已经作证，他们先于福尔曼到达现场，只发现了一只手套。即便是认为福尔曼蓄意诬陷辛普森，并且将凶案中使用过的一只手套放在辛普森位于罗金汉（Rockingham）的房子里，伊藤应当知道现场根本就没有第二只手套，因为按道理这只手套已经被福尔曼拿走了。[2]不需要动脑筋就可以弄清楚为什么福尔曼使用了那个具有种族歧视意义的词语，与辛普森案件之间没有相关性。然而，对于控方而言，歧视问题不仅是一个有实质意义的问题，而且意义非凡。不过，伊藤竟然罔顾《加利福尼亚州证据法》的明确规定以及美国最高法院、加州最高法院的判例，匪夷所思地错误裁决，为辩方在案件中打种族牌大开方便之门。

1995年1月23日，伊藤宣布了意义重大，但浅薄至极的判词：“我允许就此问题进行质证。”至此，整个案件不可逆转地愈发复杂，对控方严重不利。值得注意的是，《加利福尼亚州证据法》第352条除了“不合理歧视带来的实质风险”之外，还有其他内容可以作为排除种族诽谤言论作为质证对象的条款，那就是“有混淆案件争议点或误导陪审团的实质危险”。即便伊藤不想遵守法律，基本常识也应当告诉他允许辩方询问福尔曼在过去十年中是否使用过“黑鬼”一词，是多么错误的决定。美国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白人警察逮捕或调查黑人嫌犯。难道真有人会相信被诉至法庭的数以千计的案件中，都应当询问每一个警察他们是否使用过“黑鬼”一词？如果警察否认了这种说法，但是有证据证明警察说过，哪还有必要专门开庭质证此事？而在辛普森案中，这种情况却真实发生了。这种事情简直太疯狂。伊藤不能如此离谱，而控方却要为伊藤的错误埋单。

我们应当退一步来观察，律师的辩护多么荒诞不经，他们的辩护竟然是以福尔曼过去十年中使用过“黑鬼”一词为基础。这能够说明，律师的辩护是以这个毫无意义的问题为基础的。

福尔曼在这场审判漩涡中的卷入程度，可以从福尔曼和他的录音磁带中看出来。[3]在录音磁带公之于众以后，他听从了律师的建议，援引《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4]，由于没有陪审团参与，拒绝回答有关种族歧视等问题（1996年10月2日，福尔曼在伪证罪项中选择不予抗辩）。[5]

在这一阶段，法官是否应当允许辩方请求，强制福尔曼在陪审团庭前作证，伊藤应当允许陪审团听取多少录音，都是案件焦点。当时报纸的头条是：“案中案今日开庭”（1995年9月1日《今日美国》）, “现在审判的是谁？”（1995年8月28日《新闻周刊》）如此种种的报道不绝于耳。

在法庭外面的新闻发布会上，罗纳德的父亲弗雷德（Fred）眼含泪水控诉道：“罗纳德和妮克尔惨遭辛普森屠杀。本案不是审理福尔曼，而是审理杀害我儿子的凶手。”妮克尔的父亲路易斯•布朗（Louis Brown）在《理维拉直播》（Rivera Live）[6]中说道：“非常遗憾，辩方将审判引入歧途……以此避开本案的谋杀事实。”

事实上，福尔曼援引《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保持沉默，辛普森在法庭上也同样援引《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默不作声，既不辩护也不回答诘问。即便辛普森是因为杀害两人受审，但是受到误导的媒体认为福尔曼的沉默意义更加重大。1995年9月17日《洛杉矶日报》的头版头条是“福尔曼援引《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洛杉矶时报》在案件报道这一版的头条是“福尔曼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作证”。即便是《纽约时报》也未能免俗，也将此事作为头条（虽然不像前两家媒体那样作为头版头条）。在辛普森援引《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时，无论是《洛杉矶时报》还是《洛杉矶日报》都没有将其作为头版头条。再一次说明，辛普森拒绝作证并不重要，福尔曼拒绝作证才重要。

所有这一切都是拜伊藤法官所赐。如果他没有作出无法原谅的裁决（与法相悖，与常识相悖），那么福尔曼的录音与此案就不具有相关性。他的种族歧视将不会成为案件焦点，甚至都不会出现争议。

至于福尔曼，他多年以来就是种族主义者，对于这种人我毫无歉意。实际上，多年以前我就曾撰文严厉批评洛杉矶和其他地方的检察官办公室，他们经常对于警察向黑人和少数族裔使用暴力不加起诉。有人认为罗德尼•金案是一个例外，但事实并非如此。检察官在罗德尼•金案中的表现乏善可陈。乔治•哈勒帝（George Holliday）[7]拍摄的录像长达81秒，记录了罗德尼被警察殴打的过程。检察官起诉警察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没有录像，检察官不可能起诉警察。罗德尼•金也将籍籍无名。在罗德尼•金案发生以后成立的洛杉矶警察局独立委员会[8]专门对洛杉矶警察的暴力执法进行调查，查明罗德尼•金的哥哥保罗•金（Paul King）在得知有录像存在之后，专门到罗德尼案发生地的警察分局——山麓（Foothill）分局投诉。然而，一名警察却对他说，他的弟弟要倒霉了，因为他高速追车，危害警察安全。保罗离开警察局时，得知警察局并未启动任何调查程序。这名警察当天的工作日志毫无异常（如果有读者认为我两面三刀，一方面否认洛杉矶警察因为辛普森的肤色而构陷于他，另一方面又说明有些洛杉矶警察欺凌黑人。请读者阅读我论述警察暴力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当时是一马当先，连读者都会感到吃惊）。

洛杉矶警察局有一小部分警察具有法西斯思维（有人说这部分人的比例达到5%，也有人说略高于5%），但他们根本不能代表整个洛杉矶警察局。[9]这些警察破坏了洛杉矶警察局的形象，而洛杉矶治安警察局却是最优异、最清廉的部门之一。我知道这些具有种族歧视的警察，公开谴责他们的白人为数不多，而我恰好是其中一员。

因而，知道我的黑人都不会谴责我歧视黑人，也不会认为我对黑人200多年来的遭遇麻木不仁。在我供职于检察官办公室的时候，黑人经常戏谑地称我是“坏人”，实际上是指我是他们眼中的好人。经过这么多的铺垫，我将论述福尔曼是本案的受害者。他在深夜中被吵醒，前往案发现场，在现场绝对没有做什么错事，但是他的人生却被毁掉了。在这个问题上（后文将更加详细地论述福尔曼），我将会为他辩护。

在批评伊藤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表现之前，我会说一下他的优点。伊藤十分聪慧，有责任心，经验丰富。我也认为他十分正直，在审判中尽力表现得不偏不倚。但是，上述优点都未能阻止他在庭审中表现欠佳。

无论如何，伊藤在庭审中存在疏忽，表现怪异，但是他的裁决却几乎“在法律上无懈可击”，这也成为公认观点。《新闻周刊》在判决作出以后的报道中说道：“伊藤对证据的裁判得到了法律专家的褒扬。”我也同意伊藤的审前裁决十分合理，但是我无法苟同某些人说他整个审理过程中的裁决都很合理。伊藤允许辩方诘问福尔曼在过去的十年中是否使用过“黑鬼”一词，即便这是他唯一让人难以容忍的失误，对于控方而言，却是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的失误，仅此一项，就足以否定伊藤在整个庭审中的表现。

基本的事实是，伊藤专门犯下了一个个前无古人的错误。他不仅在福尔曼问题上的裁决是错误的，而且之后不断犯错，每况愈下。例如，对于福尔曼的录音，辩方主张陪审团应当听取其中61段内容，在41段录音中，福尔曼使用了“黑鬼”一词。为了推翻福尔曼质证的“在过去十年中，从未使用过‘黑鬼’一词”，伊藤允许陪审团听取福尔曼的录音，而这段录音显示福尔曼使用了这一歧视性的词语（在谈论到女警官时，福尔曼说：“她们什么都不干，也不会与一个身高六尺五的服刑七年的黑鬼联系。”），还让人宣读另一段录音的记录（我们长大的地方没有黑鬼）。而且他还允许编剧劳拉•麦金尼在陪审团面前作证，证明她与福尔曼的谈话录音中，福尔曼还在另外39处使用了“黑鬼”一词。

随后，伊藤又作出了一个不可饶恕的决定，而这个决定毫无法律根据。1995年8月29日，伊藤不顾控方强烈反对，裁定在陪审团缺席情况下，公开播放所有的61段录音，并且通过电视向观众转播。由于他已经裁决陪审团不能听取其中的59段录音，又有何理由向数百万名连陪审员都不是的公众播放录音？这种做法毫无用处，只会起到激怒公众（尤其是黑人）的作用。在配偶探访时（陪审员下榻在离法院几个街区的洲际酒店，每周六晚上有5个小时时间，配偶可以探访），陪审员可能得知这些录音的内容。

伊藤也知道自己的行为毫无法律根据，但是他却以非法律理由来辩解，他不愿意被人指责“压制事关重大公共利益的信息”。如果他真的有此顾虑，完全可以在庭审结束后，再向社会公布录音（一个月之后便可结束庭审）。正如《今日美国》记者托尼•莫罗（Tony Mauro）所报道的：“伊藤法官反复批评辛普森案的参与人在公众而非陪审团面前极尽表演之事。然而，他却裁决在陪审团缺席的情况下向公众转播退休警员福尔曼的录音，还说自己别无它意，只是旨在满足公众兴趣。”

随后，伊藤陷入了逻辑错乱、理性混乱的境地。或许辩方除了希望陪审团听取福尔曼的充斥着“黑鬼”言论之外，还希望陪审团听取福尔曼对麦金尼的另一番言论，这些言论涉及他的18桩违规行为（如：“如果有人大肆声张‘我两天前注射毒品了’，那么可以把针眼处的结痂弄掉，用手挤一下，让血流出来，针眼就跟几个小时前刚出现的一样。这种做法很难被发现，但他的眼睛不会撒谎，不会构成造假行为。将这些人关进大牢，是警察该做的事情”, “如果驾驶员的态度蛮横，你就把他的驾照撕掉，因为看他们的这种态度，就知道他很有可能已经吃了很多罚单。他又无证驾驶，你把他带到警察局就顺理成章了”, “我曾经把不该拘留的人拘留了，你要是问我为什么，我只能说他们有盗窃嫌疑”）。这种行为对于辛普森案是一个重大打击，让人怀疑福尔曼和他的同事陷害辛普森。但是，值得赞扬的是，伊藤排除了福尔曼在录音中提到的所有违规行为，[10]他说：“假设福尔曼将血手套转移至辛普森家，他这么做的目的是用两起残忍野蛮的凶杀案件来羞辱被告人，这种假设需要在法律和逻辑上成立。目前为止，这个假设过于宽泛，现有证据不能呈送陪审团。”他论述道：“福尔曼录音中所谓的违规行为涉及以前的行为，属于习惯证据。没有充分证据能够证明，只能在理论上成立。”

由于证据同样薄弱，录音中所述事项只能证明福尔曼过去可能陷害过别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陷害了辛普森，那么福尔曼使用过“黑鬼”一词就能证明他陷害了辛普森（请注意允许辩方诘问福尔曼是否使用过“黑鬼”一词，与本案唯一相关之处就在于，这可能会推论出福尔曼是种族主义者，与他陷害辛普森毫不相干）? [11]录音中福尔曼曾经陷害其他刑事被告人都无法成立，难道福尔曼陷害辛普森的可能性更大？伊藤仅依据福尔曼使用过“黑鬼”一词，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这种事情荒谬至极，不值一辩。在福尔曼的问题上，伊藤毫无头绪。

下面的事情可以进一步证明伊藤的稀里糊涂。1995年8月31日，伊藤模仿了达登的说法，声称“‘黑鬼’可能是当今美国最具煽动性和挑拨性的词”。但他如果真心如此认为，鉴于黑人占陪审团多数这一事实，为何裁决这个词对控方不会有任何实质不利？即便伊藤对于“黑鬼”一词的描述恰当，他何时才意识到这一事实？又是如何意识到的？

伊藤在福尔曼问题上的逻辑不通已经到了不着边际的程度。他的言行就像午夜被大火惊醒之人，听力还未恢复，亦无法清晰阅读《加利福尼亚州证据法》的内容。

在福尔曼援引《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所有问题时（证人有权选择不予回答与其作证事项有关的问题），辩方要求福尔曼必须作证，伊藤同意现行法律不能禁止福尔曼行使基于《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的拒证权。但是，伊藤的所作所为，也好不到哪里去（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在控方强烈反对的情况下，伊藤屈从于辩方的压力，说他将会对陪审团作如下说明：“警员马克•福尔曼在本案中不能作为证人继续作证。你们在评估他的可信度时，可以将未对他进行交叉询问的事实考虑在内。”正如控方所指出的，这个说明直接违反了加州的判例法和成文法。《加利福尼亚州证据法》第913条十分明确地规定：一旦证人援引《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审理此案的法官或陪审团不能因此对证人可信度作出任何推论。

然而，伊藤仍然罔顾法律，对陪审团作了上述说明。当控方试图向第二区上诉法院起诉，要求颁布紧急法令阻止伊藤的这一行为的时候，伊藤和其他各个评论员一样，都认为这种做法是徒劳的，因为上诉法院很少在下级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进行干预（每年在加州只发生七八次而已）。洛杉矶前任检察官更为夸张，认为控方的上诉毫无法律依据，声称控方的上诉理由“十分薄弱，上诉法院颁发紧急禁令的可能性为零”。我很好奇上诉法院除了干预伊藤的错误之外，还能提供何种帮助。1995年9月7日，就在控方提起上诉3个小时后，上诉法院裁决：“不准对福尔曼警员未能作证作出任何说明。”第二区上诉法院在周五下午作出裁决，并且说明在周日下午之前，伊藤可以为自己辩护。他的时间充足，但是自知理亏，放弃了这一企图。

差不多从审判开始到结束，伊藤的许多裁决都是非常糟糕的，有的裁决甚至是稀奇古怪。在审理时，其中一个证人是罗纳德•希普（Ronald Shipp），他与辛普森熟识，曾是洛杉矶警察局的黑人警员。在辩方强烈反对之后，伊藤允许检察官询问希普。希普作证，案发一天后，在辛普森位于罗金汉的房子里，辛普森对他说：“希普，老实讲，我做梦都想杀她。”[12]在有其他充分证据可以指控辛普森的情况下，控方为何使用这一证明力极低的证据不得而知。[13]美国的法律明确禁止采纳此类证据，因为医学实证研究无法证明梦境和实际行为之间存在确凿的联系。然而，伊藤却允许陪审团听取这一证据，这对艾伦•德肖维茨无异于是天大喜讯，他认为如果最终确定辛普森有罪，伊藤裁决允许陪审团听取“梦境”证据就可以成为上诉的充足理由，足以导致改判。

在审判的最后，辛普森放弃了自辩的权利。但是伊藤并未简单地接受辛普森的弃权，而是允许辛普森自己向法庭公布。检察官克拉克此前就提醒伊藤：“这种做法失当，辩方如此作为的目的十分明确。”伊藤对于辩方的伎俩了然于心，对于这么做的后果也心知肚明。“他们试图在法庭上不经交叉询问就发表证言，法官大人，我求你不要这么干！”伊藤并未直接回应克拉克的反对，而是允许辛普森进行最后陈述。辩护律师团中的一名成员事后承认，辩方律师专门用三周时间辅导辛普森进行最后陈述，因为法庭内有摄像头，数百万人可以听到辛普森的最后陈述。当晚和第二天，媒体对此进行了重度渲染，而辩方明显希望能够通过配偶探访将这个消息传达给陪审团。

下文是辛普森的陈述，意味着辩方希望这些内容能够成为陪审员耳中不经交叉询问的证言。伊藤法官明知这一切，却直到辛普森将要脱离事先排练的内容时，才打断辛普森的发言。

法庭：辛普森先生，早上好！

辛普森：法官大人，早上好！我留意了陪审团的精神状态（辛普森显然比关心自己更加关心陪审团的情况），对于我和妮克尔共同的生活，存在一些误解。我比克拉克女士还要相信控方的品质，正如现在的证据所证明的，他们也会发现我并未犯罪，既不可能，也不会犯下如此罪行。我有四个孩子——其中两个已经有一年未见。他们每周都问我：还要多久？

法庭：对的！

辛普森：我想快点结束审判。谢谢！

法庭：好了。谢谢辛普森先生。你已经知道了你有为自己作证的权利？

辛普森：是的！

法庭：你选择放弃此项权利？

辛普森：是的！

法庭：好！

检察长吉尔•加西缇向伊藤指出，允许辛普森发表演说是有失偏颇的。罗纳德的父亲弗雷德说：伊藤的决定令人愤怒！如果辛普森有话要说，他应当站在证人席上，而不是像懦夫一样。

在审判过程中，伊藤作出了许多裁决，其中的一个错误并不亚于为辛普森的无罪判决负责或者是为辛普森以一级谋杀以下的罪行作有罪答辩。辛普森被捕之后，美国橄榄球队前任前锋洛赛•格瑞尔（Rosey Grier）成为辛普森的代言人，经常出入洛杉矶县监狱，探视辛普森。

1994年11月13日（周日）的下午，一名副警长坐在辛普森和格瑞尔聊天的地方附近，辛普森和格瑞尔中间隔着约0.75英寸厚的玻璃，他们用电话交流。这名副警长听到辛普森大声地失口喊出足以认定其有罪的内容。

这名副警长的名字是杰夫•斯图尔特（Jeff Stuart），他随后就撰写报告，将此事报给辛普森所在监区的领导。1994年11月28日，辛普森所在监区向伊藤法官报告了此事（直至现在，这份报告还被封存在法院）。就在第二天，也就是1994年11月29日，伊藤还与控辩双方的代表们一起探访了事发监狱。

为了解决这份报告的可采性[14]问题，伊藤在陪审团缺席的情况下，向斯图尔特和格瑞尔取证。内容是不小心听到辛普森谈话的环境，而不是谈话内容本身。斯图尔特作证说，他正在距离辛普森十英尺远的监控室里面工作，他听见“啪”的一声，辛普森挂了电话。随后他就听到辛普森对格瑞尔喊了简短的两句话。在检察官威廉•高德博格要求格瑞尔描述辛普森的语调时，斯图尔特说：“他当时在咆哮，声音很大，声调抬高。他明显非常失望。”格瑞尔在证人席前手握《圣经》，否认他探访的时候，辛普森曾将声调提高到正常说话的声调以上。关于他去监狱探访辛普森，他解释道：“我们一起诵读《圣经》，一起祈祷。我们在讨论《圣经》里面的各式人物。当时在讨论谁是上帝，什么是罪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发生了分歧。我们谈论《圣经》里面的各种事情。”

虽然检方不知道辛普森谈话的内容，他们还是认为辛普森在谈话中认罪了。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向伊藤请求由陪审团庭审听审此事。辩方自然不愿意这么干，辩称无论辛普森的言论如何，都属于保密范围，受到法律的保护。

争论的焦点是辛普森的言论是否受神父和信徒间保密特权[15]的保护。特定关系人之间的谈话内容确实有保密特权（夫妻之间、律师与当事人之间、医患之间等）。法律为了保护人际关系或者是从公共利益出发，认为相对于交流内容成为呈堂证供而言，这些社会关系更加需要得到保护。但是，这一原则有许多例外情形。例如，如果交流的内容是为了实施犯罪或欺诈，而不是为了辩护，那么就不能成为保密特权保护的对象。

此外，保密特权的权利人（客户、病人、信徒）有权放弃。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权利人明知与此无关的第三人（如律师的助手）在场的情况下，还是作了陈述，那么就视为权利人放弃保密特权。在美利坚诉波林案（People v. Poulin）中，爆炸案件的受害人在作证时绘制了一张图表。坐在陪审团旁边的法警听到被告人否认自己实施了爆炸行为，同时又对自己的辩护人说：“（当时的情况）和他画的图表不一样。”法警就其听到的内容作证，上诉法院认为应当采信法警的证言，因为被告人自愿在法警能够听见时说了上述内容，法警并未刻意窃听。

当然，辛普森更是如此，他明显放弃了保密特权。因为他明知距离副警长只有几英尺之遥，还是喊出了上述内容。1994年12月19日，伊藤裁决辛普森放弃了保密特权，但仍然毫无法律依据地裁决：“（在已经裁决辛普森放弃保密特权的情况下）辩护人辩称辛普森受到迷惑，错误地认为环境安全，在访客区也会受到保密特权的保护，我采纳这个理由。”伊藤的这个裁决阻止了控方向陪审团开示副警长的证言。

问题的关键在于，伊藤已经裁决辛普森放弃了保密特权，再将辛普森说话内容排除出去就于法无据了。如果按照他的裁决，应当将辛普森说话的内容排除，那么无论辛普森多么大声地认罪，他认罪的内容都无法被采信，因为他“受到迷惑，错误地认为环境安全，自己会受到保密特权的保护”。

辛普森究竟说了什么？在几个月里，媒体一直援引不具名来源的爆料，当时辛普森大喊“对的，就是我干的！”或者诸如此类的言辞，由于脱离上下文，这个说法不能成为有罪供述。《环球》（Globe）杂志的记者克雷格•刘易斯（Craig Lewis）十分敬业，追踪此事数月之久，最终副警长向其讲述了当时的情况。1996年1月9日（此时审判已经结束数月之久）, 《环球》杂志刊发了这些内容。以下是节选：

副警长斯图尔特说：“辛普森和格瑞尔交谈，必须使用电话。由于中间隔着玻璃，他们无法接触，无法拥抱或握手。”

“就我坐的位置而言，如果辛普森望向格瑞尔的肩膀，他应该能够看到我。当他们进入会客室，他们就享有绝对的隐私权。根据法律，对于宗教忏悔，无人可以故意偷听。只要他们用正常的音量谈话，我什么都听不到，所谓安全就是这么实现的。但那天他们并未用正常的音量谈话。”

斯图尔特说，那个周日下午4时30分左右，两位前美式橄榄球明星在喊叫，他无意中听到的谈话内容令他震惊。

据斯图尔特回忆：“格瑞尔将《圣经》打开，放在正前方，并与辛普森交谈约半个小时。突然，辛普森‘啪’地一声挂了电话，并且开始大喊：‘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格瑞尔身体前倾，看着辛普森的眼睛，大喊着回应：“辛普森，你应当坦白，应当告诉别人真相。”

辛普森坐在那里，眼睛盯着天花板好一会。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在和上帝对话，还是在祈求宽恕。格瑞尔开始敲击搁在两人中间的玻璃，试图唤起辛普森的注意，让他重新拿起电话。后来辛普森双手抱头坐在那里。

“辛普森如溃败一般，低头不语。随后他们交谈了数分钟，时间就到了。看守进来将辛普森带回去，辛普森沉默不语回到了牢房。格瑞尔经过我面前时，面无表情。只说了句‘晚上愉快’! ”

当然，辛普森告诉了格瑞尔我们已经知道的真相。如果在陪审团面前公布辛普森的认罪陈述，他将毫无回旋余地，面临的是：要么进行辩诉交易，要么否认，并且接受质证（他一直不惜代价避免接受质证）。据报道，自此以后格瑞尔再也没有探视过辛普森，这也确证了辛普森的陈述。我们不知道辛普森会如何面对，丝毫不可否认。如果辛普森没有那么说，格瑞尔也会否认斯图尔特的证言，斯图尔特也不可能冒着面临伪证罪指控的危险，在法庭上宣誓作证，除非他丧心病狂。辛普森很有可能承认自己说过“我不是故意！对不起！”，但是辩称自己的话被误读，实际上他只是偷吃了朋友的饭后甜品，当然我只是调侃而已。但是无论他如何声称自己的话被误读，他必须要靠格瑞尔的配合，编造他们在谈论偷吃朋友甜点或其他的事，而不是谈论杀害罗纳德和妮克尔的事。

无论如何掩饰，这件事对辛普森而言都是有害的，甚至是致命的。如果最终不以辩诉交易[16]结案的话，那么陪审员将会听审斯图尔特的证言，并且会判断证言的证明力。但是伊藤法官以一种有害无益的方式作出了另一个糟糕至极的裁决。然而，还有许多法律分析人士认为，伊藤的裁决在法律上恰当正确。

在审判过程中，伊藤的另一个问题是缺乏气势。在这种备受关注、涉及种族问题的案件中，伊藤不知道如何表达。在审判过程中，他罔顾“数以千计的反对意见”（伊藤的原话），而他则错误地认为这是有说服力的问题。我应当指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反对的次数之多，已经达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16 000次反对，其中有7 000次得到法官支持！笔者此生闻所未闻！实际上，滥用反对意见被视为欠缺陪审团审判技巧的表现。持续打断诉讼程序的一方，只会激怒陪审团，因为他们让陪审团百无聊赖地端坐于此。此外，从技术层面讲，如果陪审团认为辩方的反对是为了排除相关证据，这对于辩方也是一种打击。但是在辛普森案件中，双方都在不停地反对，因而陪审团可能认为这是常态。然而，这并非常态，此案庭审过于反常。

更加恶劣的是，伊藤支持了约半数的不当反对或恣意反对。在一桩残忍杀害两人的案件审理过程中，伊藤想要每一个问题都是精心设计的，他显然没有认识到这种要求的荒诞不经。有一些问题，只要有丝毫的冒犯性，伊藤就会支持另一方的反对，因为他认为这些问题有争议性。案件审理并非是周日的一场下午茶。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在交叉询问过程中引起争议（如反对纠缠证人）是十分稀松平常的事。显然，伊藤对此并没有足够的经验和认识，而上诉法院就不是这样。

上文我提到过，伊藤在庭审中表现得缺乏常识，我试举数例。[17] 1994年10月，妮克尔的闺蜜费伊•雷斯尼克（Faye Resnick）出版了有关妮克尔和辛普森的著作《妮克尔•辛普森》，伊藤对此疯狂着魔。[18]为了阅读这本书，他中止了陪审团选任程序长达两天之久。随后，为了防止他人（包括陪审团候选人）读到这本书，并且防止这本书流行，他头脑发热地写信给哥伦比亚广播新闻主持人以及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拉里•金和莫瑞•波维奇（Maury Povich），请求他们不要播出对雷斯尼克女士的采访，只有拉里•金一个人满足了他的请求。而这些事情都经过了媒体大肆渲染。即便是小孩子都将此书视为禁果，心里受到撩拨一般想要购买并阅读此书。此书马上就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一位。虽然此书内容有其独特之处，对控方有利。而伊藤成全了出版商的梦想，甚至都可以要求分享版税了！

所有人都抱怨审理程序的拖沓缓慢，洛杉矶县监督委员会甚至对开支的增长感到惊讶。1995年2月下旬，伊藤却罔顾这些情况，反常地将每天的开庭时间缩短到下午3时结束，周五下午不开庭（最终伊藤又将开庭时间调整至正常）。伊藤对此行为的解释是：案件的庭审令人精疲力竭，律师需要更多时间。缩短每天的开庭时间有悖常理，改变开庭时间无异于再次延长审理期限。在辛普森案中，没有任何理由缩短每日开庭时间。在加州历史上，只有三四起案件是全程隔离陪审团的，而辛普森案便是其中之一，这会让陪审员因隔离而发疯。缩短每日的开庭时间，必然会延长陪审团的隔离时间。此外，在辛普森案中，控方有九名检察官，辩方有十一名律师在法庭发表意见，这意味着控辩双方的人数都是出奇地多。我还是首次见识责任分工如此细致的控辩。例如，贝利律师在询问了一名证人之后，随后长达数月之久就不再参加庭审。案件审判持续九个月之久，而夏皮尔只诘问了几名证人。主诉检察官玛西娅•克拉克在三个月内竟然连一名证人都没有诘问。因此，律师有时间可以浪费，花精力去应对几名证人就可以了。然而，愚蠢的伊藤法官还是决定缩短每日开庭时间。

伊藤还有其他非理性、几近滑稽的行为。因此，在庭审的过程中，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生怕他会做出匪夷所思之事。

由于许多陪审员退出，经常有一种恐慌，害怕替补陪审员人数不足。如果12名陪审员中有一人因故退出，只剩11人的时候，一旦双方无法达成同意，便会形成无效审判[19]。在审理过程中，1995年5月20日，伊藤为了让陪审员得到休息，决定让他们乘坐古德亚小飞艇（Goodyear Blimp）。几日之后，《洛杉矶时报》报道，飞艇“搭载其他乘客准备起飞时严重变形。一阵风吹过飞艇的起落跑道，损坏了飞艇尾部，把飞艇的外壳撕开了一个长达9英尺的口子。虽然最终无人伤亡，但是伊藤应当倍感幸运，因为那天没有陪审员搭乘飞艇”。

伊藤在案件审理末期，对外宣布他想要完成一场在案件分配给他之前就已经计划好的旅行。对我而言，这恰恰证明“英明的”法官可能是一个尽职的旅行推销员。1995年9月26日，案件到了总结陈词阶段，由于9月有30天，并且之后还有一个周末，那么双方的总结陈词可能要到10月5日或6日才能继续，在此之后，陪审团才能接受法律指导，开始自由裁量。由于对此案的关注在此时到达顶峰，相比以往的庭审，有更多的媒体蜂拥而至。就在终结辩论的当口，伊藤突然宣布中止审理，取消了9月29日和10月2日的开庭，因为他在一年前就已经计划好了一次小长假。难道他就不能推迟几天再去度假？聚集在法院的人不可能对此毫无怨言，我听的词汇是：“难以置信”、“无法想象”。《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的撰稿人多米尼克•邓恩（Dominick Dunne）一直备受尊敬，也就辛普森案件作了很多洞察深刻的报道，他认为伊藤的小长假“丢人现眼！参与案件的每个人都作出了牺牲。作为案件的主审法官，无论多久以前他就开始计划休假，也应当推迟计划”。由于受到来自控辩双方的压力（当然也有法官同行的压力），伊藤在几日之后又改变主意，同意推迟度假。

在庭审中思想反复仿佛已经成了伊藤的形象，刚决定的事，后面就会更改。1994年8月，伊藤裁定控辩双方所有动议必须封档保存，但他随后又改口；1994年10月中旬，他召开听证会，想要查出究竟是谁把DNA检测结果泄露给了全国广播旗下的洛杉矶电视台（KNBC），甚至为此传唤了多名证人，而在证人在场的情况下，他突然宣布取消听证；1994年10月下旬，由于媒体在报道陪审团选任时存在不实报道，伊藤禁止记者进入法庭，随后又突然取消禁令；控方怠于提交DNA证据进行鉴定，辩方为此提出制裁动议，伊藤说他也希望制裁控方，包括检察官在内的所有人都相信其会进行制裁，而他又出其不意地宣布不会制裁控方。

伊藤的摇摆不定、毫无理智并未产生严重后果，因而这些奇葩事件并非我最担忧的。他在福尔曼作证问题上的裁决具有致命缺陷，已经产生了严重后果。还有两件事让我对伊藤心存芥蒂：允许媒体进入法庭录像，以及他在陪审团面前对待律师和检察官的方式。

我的观点是在任何案件中都不能够允许媒体进入法庭摄像，辛普森案也不能例外。在电视上播放开庭过程，让案件审理成了全国的肥皂剧。如果没有这些媒体在法庭上摄像，老百姓也不会知道这些名人的荒谬情景，因为他们不会讨论未目睹的事，结果媒体损害了案件的指控。除此之外，还有更加重要的理由来阻止媒体录制庭审过程。

庭审的程序庄严，因为庭审将决定是否应当剥夺一个人的自由甚至是生命。为此，应当禁止任何打扰庭审或是可能打扰庭审的事项。大部分人在公共场合都会自律自己的言语，即便在场人数甚少，也会如此。一旦法庭直播庭审，那么数百万人就有可能观看庭审。即便我们可以假设大部分证人不会受此影响，但是他们的表现多多少少地会不自然。证人会变得怯弱和犹豫，他们可能装腔作势，这不仅仅会表现在行为上，更糟糕的是他们证言的内容也会受到影响。若发生诸如此类的事件，就会危及查明案件事实的程序以及审判的目的。

不仅仅证人会受此影响。1994年夏末，《洛杉矶日报》报道了一起事件：法院电视台播放了一起谋杀案的庭审，“辩护律师带了两身西装，法官的妻子在法官上班前反复确认他的发型没有问题，书记员也尽力不含笔”。如果一个人在摄像机前会让其一改日常行为，那他们就不会改变言辞吗？

辛普森的律师说，摄像机对他们有负面影响，鼓励他们夸张表现、故作姿态。曾任圣塔克拉大学法学院院长的吉拉尔德•埃尔曼（Gerald Uelman）评论过辩方律师的动议，一开始他非常看好对庭审摄像，因为“开放了法庭的高墙，让对此有兴趣的人观看并学习”。但是，他现在却说：“当时我过于单纯懵懂，过于理想主义。公众对此案前所未有的关注，让所有的诉讼参与人的行为明里暗里地发生异化。”

1994年6月，克里斯•达登告诉记者：“我不喜欢法庭上有摄像机，事实证明律师在不断地迎合摄像机的拍摄。”审判结束后不久，巴里•申科也作了类似评价。但是，我们为何非要通过录像学习此案的庭审？常识就已经足够我们学习的了。1994年夏末，案件审理之前，我在接受《花花公子》的采访时，就提出了反对观点。

媒体经常评论播放庭审录像用以教育公众，这显然是谬论。媒体都是逐利的，虽然播放庭审录像可以教育公众，但这显然并非公众观看辛普森案的首要原因，这纯粹是公众的娱乐方式罢了。电视台可以播放普通合同纠纷或交通事故案件，看看会有多少人观看！辛普森案件的庭审，一次又一次地变得滑稽可笑，电视评论员们实际上还抱怨有些律师和证人的发言以及一些证据内容枯燥至极、不合口味。所谓符合他们的口味，意味着法庭上的言论要迎合他们的预期，他们几乎在命令法庭给他们播放才智敏锐、娱乐性强的节目。

即便是能够附带教育意义，但是刑事案件审判的首要目的仍然是确定被告人是否有罪，而不是教育公众。

虽然法庭中摄像机的负面效应如此之多，但它们全程都在录像，直至庭审结束。摄像机之所以会被设置于此，就是因为依据《加利福尼亚州庭审规则》第980条，只有一个人能够自由裁量是否对庭审录像，这个人就是伊藤法官。他为什么不禁止录像？设想他的所有理由，其中一项理由是（也应当是最荒谬的理由）——伊藤喜欢在镜头前表演。至少这已经成为报道此案的记者们的共识。记者们称其为“自负法官”（Judge Ego）[20], 《新闻周刊》评价他“似乎很享受在镜头前的感觉”。

一开始，伊藤还邀请观摩庭审的名人们到自己的内庭[21]，特别是报道辛普森案的那些脱口秀主持人，这明显过分了。我并非反对这些脱口秀主持人，但是伊藤作为一桩恶性凶杀案件的主审法官，他的这种做法既不得体，也不光彩。伊藤究竟为何如此渴望结交这些主持人？难道大家想象不到，伊藤很在意这些主持人在节目中对自己的评价？（除此以外，我只能想到另外一种可能，当然这也是非常糟糕的可能：伊藤和很多普通人一样崇拜名人。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他无法胜任辛普森案的审判工作，崇拜名人就是间接证据。）

辩护人彼得•诺伊菲尔德（Peter Neufeld）告诉《时代周刊》杂志：“我对伊藤失望至极。他如此在乎自己的名人地位，以至于在内庭以此为乐，向律师们播放搞笑视频。”据诺伊菲尔德说，有一天，伊藤将所有律师召集到内庭，竟然是为了向他们播放一段名为《舞蹈的伊藤》（Dancing Ito）的视频片段，而这段视频是在《杰•雷诺今夜秀》（Jay Leno's Tonight Show）中播放的。诺伊菲尔德说：“他非常喜欢这段视频，希望我们也能够在内庭观看。就个人而言，这段视频确实挺有趣。但是，从专业角度出发，我难以认同谋杀案的主审法官在内庭召集律师观看搞笑视频。”伊藤还向律师们分享了他听闻的有关辛普森的笑话。他继续评价说：“对于伊藤这样一个审案20年的法官，我感到悲哀和震惊。”《纽约时报》报道了其中的一个笑话，据说是伊藤的原创：案件开庭之前，伊藤告诉约翰尼•科克伦，他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控方在凶案现场发现了辛普森的血迹，好消息是辛普森的胆固醇很低。

在审判中，伊藤有很多奇葩行为，最令我感到不安的是贬低他人，一直在压制控辩双方（尤其是控方）。虽然他不像有些法官那样傲慢无礼、独断专行，但也做得不好。大家都抱怨伊藤给控辩双方过度的自由，对他们的行为不加约束，让他们掌控庭审。[22]但是，从庭审来看，我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伊藤在庭审中给了控辩双方机会和时间来充分阐述自己的观点，对于任何问题都不会设置时间限制。除了经济成本（我们不能给正义标价）之外，我个人非常赞赏伊藤的这种做法。他审理的案件都是这样，辛普森案并非例外。至少对我而言，伊藤似乎都在主导审判，维持法官的权威。相反，我见到许多法官，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腔调来审理案件，暗示律师已咆哮法庭、违反规则、有藐视法庭之嫌。

任何轻微的冒犯（无论是真的，还是臆想出来的）都可能让伊藤大发雷霆。1995年2月23日，伊藤召集律师和检察官举行庭前会晤，商讨科克伦提出的一些反对意见。科克伦说道：“他们（检察官）久未办案，业务生疏，但案件需要交叉询问。”

达登说道：“你在说谁？谁不知道如何办案？”

伊藤说道：“少安毋躁，达登！”

达登说道：“难道只有律师知道如何办案？”

伊藤说道：“再继续这样，我就要认定你们藐视法庭了。”

在向陪审团表达歉意之后，伊藤对达登表示，如果道歉，将不会定其藐视法庭。但是毫无过错的达登拒绝道歉，并要求伊藤开庭审判他藐视法庭罪。

伊藤说：“我给控方一个机会，只要对辩方说‘对不起，我昏了头。我向法庭和律师道歉’就可以了。如果你们想要跟法庭对着干，那就放马过来吧！”随后，达登向法庭致歉，说明自己并非有意冒犯，而伊藤也为自己的反应过度道歉。

这一切都发生在数百万名电视观众的眼前。很明显，这件事情中科克伦和伊藤是两个无赖。科克伦侮辱达登在先，达登完全有理由反唇相讥，并且反击的方式十分客气。只不过他在伊藤讲话时没有闭嘴，继续说了一句：“难道只有律师知道如何办案？”伊藤就认为他藐视法庭。随后伊藤竟然让真正的受害人当着数百万名观众向科克伦和他本人道歉，傲慢敏感的伊藤竟然错误地认定达登藐视法庭。在庭前会晤过程中，陪审团并不在场，控辩双方交换意见对于案件审理毫无伤害。即便是在陪审团审理的案件中（尤其是凶杀案），由于事关重大，情况危急，控辩双方争辩也实属正常。但是，恶言相向的伊藤法官对此毫无概念，即便是在隐蔽性强的审前会晤中，达登面对科克伦的挑衅，连自我辩护的权利都没有。

1995年7月20日，由于在陪审团缺席的早间开庭环节迟到了几分钟，玛西娅•克拉克马上表达了歉意，并对此作了解释。伊藤对她的道歉无动于衷，反而判处她250美元的罚金。克拉克反驳道：“对不起，法官大人。我要提醒一下法院，夏皮尔先生曾经迟到20分钟，而当时连证人也在证人席上等待，但是法庭并未处罚他。”

伊藤瞪了她一眼，说道：“谢谢你的提醒。你的罚金涨到1 000美元了！”换句话说，克拉克你有几个胆子，竟敢挑衅我的裁决！伊藤一如既往地表现出反复无常的性格特征，在吉尔•加西缇公开谴责提高罚金一事之后，伊藤将罚金数额降回至250美元。这个例子也证明伊藤很容易被或虚或实的冒犯行为激怒。

虽然我不敢确定，但我的直觉告诉我，伊藤暴躁敏感的审案风格让玛西娅•克拉克心生畏惧，进而在辛普森案的审理过程中，未能发挥出应有的水平。旁听人员已经有如下共识：伊藤和克拉克彼此嫌弃，通过他们之间矫揉造作、过度客套的交流中可以观察到这一点。大家还发现，伊藤对科克伦略有尊重，这是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科克伦在检察官办公室任职时，担任伊藤的上级（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出于政治原因，为了讨好黑人社群[23]，任命从未在检察系统任职，也从未办理过重罪案件的科克伦担任副检察长，成为三把手。不过，他也只负责行政事务，并未出庭办案）。

这也是问题的所在，在陪审团面前，检察官或律师有两种丧失可信性的方式：一种是陪审团认为律师或者检察官不诚实，不择手段地赢得诉讼。另一种是法官故意贬低律师和检察官，让人感觉律师和检察官没有可信度（在辛普森案中，很少有人提及第二点）。在辛普森案中，伊藤多次当着陪审团的面，像训斥孩子一样，对克拉克说：“坐下！”而克拉克马上执行，连小声抱怨都不敢，也不敢有丝毫反抗。如果检察官在陪审团面前严重失去威严，那么事情就糟糕透顶了。案件现场发现的头发，在辛普森的野马汽车上发现的纤维都成为呈堂证供。由于毛发和纤维证据并不像DNA那样具有排他性，因而伊藤不允许控方使用“匹配”这个词来形容两者的关系。开庭时，克拉克使用了“匹配”一词，这让伊藤大为光火。对她严厉打击：“如果再听到这个词（而这个词是检察官常用词汇之一），有人就要在监狱里过周末了！”伊藤威胁将克拉克投入监狱，这成了一桩新闻。陪审员的配偶或伴侣在家属探视时，很有可能将此事报告给陪审员。你们知道这陪审员会怎么想吗？“克拉克今天的所作所为，让法官想把她投入监狱？”

克拉克盘问辩方的专家证人弗雷德里克•里德（Fredric Reider）时，采取的策略是证明弗雷德里克•里德在另一起谋杀案中的证言有误，难以胜任专家证人的工作，以此表明他的证言不可信。伊藤气哼哼地在陪审团面前训斥克拉克：“别胡拉乱扯了！我们今天审理的是辛普森案！”这无异于告诉陪审团：克拉克在浪费大家的时间！

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民看待律师（检察官）和政治家持同等的反感态度，这也情有可原。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戴维•肯尼迪（David Kennedy）说：“我们谈到政治家时有谁不是持藐视态度的？除了对律师以外，我们不会对其他职业如此嗤之以鼻。”按照逻辑，法官既是律师，又是政治家，人们也应当蔑视他们。[24]不过，恰恰相反，25美元就能买到的黑色法袍将律师兼政治家提升成为高贵尊敬的职业，仿佛法袍不可思议地给一个人带来前所未有的优良品质。娱乐节目中的法官形象就是例证，大大小小的节目把法官塑造成知识渊博、威严崇高、不偏不倚的形象，这明显脱离现实。

法官是具有政治性的。他们由州长任命（联邦法官由总统任命），已经成为政治分赃或政治赞助的一部分。[25]例如，里根总统任命的法官，有97%是共和党成员。因而，在绝大部分案件中，都有政治和法官任命因素在起作用。想要被任命为法官，要么在政治圈内经营数年、努力钻营，要么奉上大笔政治献金。得克萨斯大学法学教授罗伊•莫斯基（Roy Mersky）说：“是否担任法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人的政治活动。”结果，律师在法庭见到的新任法官往往是籍籍无名之辈。这些新任法官在法律界毫无名气，但是只要稍微调查，就能发现其中的政治脉络（虽然法官拥有政治背景不代表其没有担任法官的资格，不过已经多次证明，许多法官并无资格担此重任）。令人难以置信，也十分不幸的是：政治关系可以让某人担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例如，美国最高法院的三名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沃伦•厄尔•伯格（Warren Earl Burger）、威廉•哈布斯•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都是政治的产物（伦奎斯特要好很多）。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前辈们没有差别。

有许多律师，他们能够当上法官，靠的不是能力，而是政治背景，当然有许多例外。例如，很少有州长会任命讨厌政治，但是盛名在外的人担任法官。

相信很多资深律师和我有同样的经历，敢说一般的法官很少像律师那样有丰富的诉讼经验或审判经验。[26]有些法官在法庭上傲慢自大、独断专行，最可恶的是明显偏袒一方，有时候法官兼具上述三点。

如果你在法庭遇到的法官精通法律、经验丰富、公正无私、不滥用权力，这简直就是一件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之事。当然，美国有这样令人敬仰的法官，遗憾的是这种法官数量不多。

有很多原因让律师害怕法官，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害怕藐视法庭罪。律师被法官当众羞辱之后，还要对法官毕恭毕敬。律师们在私下里才能对家人或者朋友抱怨。在法庭上表现懦弱的律师，到了夜晚的酒场上才开始倾吐：“法官在法庭上折杀我！”没有律师能够幸免。在律师的职业生涯中，很少有人像旧金山著名律师梅尔文•贝里（Melvin Belli）一样气势恢宏，留下诸多可圈可点的事迹（尤其是在侵权法领域）。然而，即便是他在法律界地位崇高、风度翩翩，几年前，他还是受到了某小镇的法官的藐视。他悲恸地说：“法官当着陪审团的面羞辱我，让我如芒在背。”可以想象，这个法官也是玩弄政治之人，他多年前为了担任法官四处奔走，在竞选时的口号是：“终结法官的傲慢无礼。”

幸运的是，我在职业生涯中办理的案件，只有一桩可能受到了法官行为的影响。1966年，我在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供职满两年。洛杉矶发生了367起抢劫公交车案件。情况已经恶劣到许多司机拒绝开车，除非有警察随行。最终，一名71岁的司机在抵抗两名劫匪时惨遭射杀，他原本一个月以后就要退休。这是洛杉矶快速路上发生的首起劫案。当时检察官办公室将其列为重点案件，争取判处两名被告人死刑。

在庭审时，法官明显把我当成了新手，可以任其摆布。第一天开庭询问证人的时候，我坐到座位上提出了反对（这是非常普通的事）。法官要求我站起来反对。我服从他的命令后，他让我坐下。我要求到法官面前说话。我明显十分愤怒，如下就是我对他说的话：“法官大人，我代表加州的2 000万人民（当时加州只有2 000万人，现在已经有3 200万人），当我站在陪审席前时，必须显得有尊严和可信性，我不可能让你像小丑一样摆布。从今往后，我只有在愿意的情况下才站起来或者坐下去，而不是你要求我这么干。”随后，我走回我的座位。不管你们信不信，随后我都是坐着提出反对意见，法官也不敢再说什么。

在辛普森案中，伊藤没有过度羞辱检察官，但是检察官在总结陈词的时候，陪审员还是觉得他毫无威严。在伊藤第一次滥用权力，要求检察官坐下来的时候（伊藤显然对自己的乖戾十分民主：他也要求部分辩护律师坐到座位上），检察官就应当要求休庭。[27]到了内庭，应当首先彬彬有礼（但是如果伊藤不吃这一套，就应当更加坚决）地告诉伊藤：你有权说话，但是你真要这么说，那么请你在陪审团退庭之后再说。你没有权力以任何方式在陪审团面前贬损检察官背后的加州人民，人民不会允许你这么干，你有义务管住自己。因此，如果你要贬损检察官，请你在陪审团退庭后再说。在陪审团面前，法官和检察官之间必须彼此得到同等尊重。

如果有必要，伊藤必须清楚，虽然他在庭审中角色重要，但是检察官是代表加州3 200万人民的，伊藤并不代表人民。最重要的是，必须告诉伊藤，如果他不尊重检察官，他将会因此在陪审团和数百万名观众面前付出代价。我为读者提供了一份在陪审团面前的说辞：“法官大人，你可能不懂，但是你不应当这样对检察官讲话。我希望你今后让我坐下的时候，能够加一个‘请’字！”还有更加厉害的：“法官大人，数年前你也是检察官中的一员，任职副检察长。因为你是州长的朋友，所以你能当上法官。如果你认为是黑色法官袍赋予你当着陪审团的面羞辱我们的权力，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28]

据我了解，就连第一段说辞都用不到，因为情况不可能那么糟，伊藤的姿态会有所收敛。他只不过是忘乎所以，需要有人警醒他而已。

伊藤如此在意自己的公共形象，当着数百万名观众的面，不希望自己形象受损。如果他出人意料地不收敛怎么办？如果检察官按照我说的做了，伊藤定他们藐视法庭罪怎么办？检察官需要缴纳罚金，甚至被拘留一夜。但是，最重要的是：在陪审团眼中，检察官不仅讨回了尊严，而且地位有所提升，可信度也更高了！

注释：

[1]在此案中，相比辛普森案，Anthony案还有更多的理由允许引入种族因素。福尔曼发现的血手套仅仅是控方的一项证据，且福尔曼并未指控辛普森。在Anthony案中，一名15岁的白人女孩指控另一名17岁的黑人男孩向她表白，在遭到拒绝后，黑人男孩放学后在橱柜猥亵她。被告人的律师在交叉询问阶段未被允许询问白人女孩是否受到表白的黑人男孩的侵害，上诉法院认为这足以构成改判理由。如果这名白人女孩有种族倾向，这将会成为本案的核心问题，本案除了这名白人女孩的证言外，没有其他证据。然而，伊藤法官援引Anthony案裁决福尔曼是否使用过“黑鬼”一词是本案争议焦点。辛普森的辩护律师还援引了Davis v. Alaska,415 U.S.308（1973）案，这起案件同样否定了被告人交叉询问的宪法权利。在此案中，一个名叫格林（Green）的未成年人指证戴维斯（Davis）在某酒吧行窃。在交叉询问时，法庭不准辩护律师询问戴维斯是否处于盗窃罪的缓刑期。最高法院予以改判，理由是格林在协助警方辨认时，戴维斯可以主张自己“表现出担忧或害怕影响自己的缓刑考验，极力表现出自己没有盗窃酒吧”（但是这种表现却加重了嫌疑）。

[2]辩护律师主张福尔曼从犯罪现场拿到了右手血手套，将其放到辛普森家中，然后说是自己在辛普森家中发现的。他们还主张福尔曼自己用这只手套上面的（辛普森和两位受害人）鲜血来蹭辛普森野马车的中控台，因而野马车中控台上面才会有三个人的血迹。

[3]任何对辛普森案感兴趣的读者都已经知道福尔曼的录音磁带的恶劣影响。1985年4月至1994年7月，编剧劳拉•麦金尼（Laura McKinny）正在写一本有关女警察的剧本，劳拉多次与福尔曼访谈，并且录音，目的是能够了解真实的对话、警察办案的程序和警察的想法。劳拉答应如果剧本被采用，她将付给福尔曼1万美元。由于剧本内容是虚构的，控方主张福尔曼的谈话内容不应当被认真对待。但是，一般都认为福尔曼在近14个小时的录音中表达的部分内容是夸夸其谈（尤其是对黑人的看法），目的是为了让剧本更受市场欢迎，自己才能拿到1万美元。在录音磁带中，福尔曼41次使用“黑鬼”一词。这让他看起来像一位严重的种族主义者，甚至更像一名讽刺黑人的漫画家。这样他的话才更像文学语言。

[4]译者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无论何人，除非根据大陪审团的报告或起诉书，不受死罪或其他重罪的审判，但发生在陆、海军中或战时或出现公共危险时服役的民兵中的案件除外。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而两次遭受生命或身体的危害；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给予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

[5]1996年10月2日，在加州总检察长办公室（California State Attorney General's Office）历时一年的调查之后，福尔曼对于伪证指控不予抗辩。其中的伪证罪是指他违背誓言，否认自己在过去十年中使用过“黑鬼”一词，福尔曼被判处三年缓刑和200美元的罚金。我并不认为福尔曼的行为构成伪证罪。普通人错误地认为在宣誓之后说谎就构成伪证罪。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说谎仅仅是伪证罪的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构成要件。第二个要件是谎言必须与实质内容相关，意味着必须与在审案件的争议有关。证人对自己的年龄、体重、居住地说谎并不构成伪证罪。与之相似，我认为福尔曼对于过去十年是否说过种族歧视语言并不构成伪证罪。因为此事与辛普森有罪或无罪毫无关系。福尔曼也知道自己说谎是否为案件实质内容存在争议，但是他不再想过问此事，这样他的妻子和孩子才能继续生活。他已经濒临破产，审判会历时长久、耗资巨大，一旦自己被判有罪，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对于福尔曼获轻判存在颇多微词，认为相对他的所作所为，处罚过于仁慈。对此我并不认可。有人在午夜被叫醒，前往凶案现场，毫无过错。而他的生活被活生生地毁掉。如今他已经被判有罪，无权选举，亦无持枪权利。而真正残忍杀害两人的辛普森却逍遥法外。这是一个颠倒黑白的世界？福尔曼已经受到太多屈辱，远远超出他应得的屈辱。

让我们再看一下审判中通常的伪证罪是什么样的。正如生活中的所有事情，伪证罪也有不同的程度。虽然伪证罪不可饶恕，但是如果将伪证罪分为十级，那么福尔曼的伪证罪（如果构成的话）充其量也只是一级。他仅仅是不愿意在黑人为主的陪审团面前承认他说过歧视性词语，因为这过于尴尬。

[6]译者注：《理维拉直播》，是美国的一个现场脱口秀节目。

[7]译者注：乔治•哈勒帝用摄像机记录了罗德尼•金被警察殴打的过程。

[8]译者注：洛杉矶警察局独立委员会成立于1991年4月，旨在彻底调查洛杉矶警察局的执法活动和运作结构，由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担任主任，所以又称克里斯托弗委员会（Christopher Commission）。

[9]警察暴力问题明显不限于洛杉矶。正如新泽西州纽瓦克市警察局前局长、华盛顿警察基金会主席休伯特•威廉姆斯（Hubert Williams）所述：“警察滥权在美国是一个的严重问题，特别是在内陆城市。”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法律部副主任史蒂芬•霍金斯（Steven Hawkins）说：“从乡村到城市，警察对黑人和拉丁裔的暴力行为持续存在。”

[10]辛普森的辩护律师的胆大妄为已经到了毫无底线的程度。他们不仅持续欺骗陪审团，还用书面材料欺骗伊藤法官。1995年8月22日，他们向法庭提交了一份“提交新的福尔曼录音”申请，在申请的第21页，他们说福尔曼录音中包括39次“栽赃证据”。但是事实上这些内容与“栽赃证据”毫无关联。

[11]对辛普森及其搭档栽赃黑人的唯一指控（录音带中并未提及）是1987年4月7日在西洛杉矶发生的。一个名叫乔瑟夫•布里顿（Joseph Britton）的人和他的同伙正在从一起自动取款机抢劫案现场逃跑，福尔曼和另外三名警察追捕布里顿，警察声称布里顿在被抓到之前丢弃了手里拿着的刀。布里顿说其中一名警察对他讲：“你这个愚蠢的黑鬼，你为什么要跑？”警察向他开枪六次。布里顿起诉福尔曼及其同伴暴力执法，并且指控他们在他的脚下放了一把刀，以此来证明自己开枪合法。此案的一审形成悬而未决陪审团（8∶4）,1994年下半年再审之前，洛杉矶县与布里顿达成和解，赔偿布里顿10万美元。伊藤不允许辩方将此作为证据，因为1993年2月19日，布里顿说他不知道是哪个警察把刀放在他的脚下，朝他开枪的警察是“红发、红胡子的白人男性警察”，这个人显然不是福尔曼。

[12]希普知道自己作证指控朋友的行为会终结两人的友谊。但是，在法庭中，希普说自己“出于良知作证……我身上不会沾着妮克尔的鲜血。不像某些人，我夜里能够睡个安稳觉”。如果陪审团不知道辛普森有罪，希普已经明显告诉他们了。希普作为一名在洛杉矶警察局教授家庭暴力的专家，在1989年辛普森殴打妮克尔之后，为辛普森提供了咨询。在妮克尔遇害后，他有负罪感。他对陪审团说：“或许我了解的还不够多。”在希普出庭作证时，他对辛普森说：“说出真相吧！”

[13]在推断性极强的证据后，会让人觉得举证方黔驴技穷，通常会找到弱点。

[14]译者注：可采性，是证据学术语，指一份证据能否被采纳成为认定待证事实的属性。

[15]译者注：神父和信徒间保密特权（clergy-penitent privilege），是指宗教神职人员与信徒之间的交流受到保护，神职人员应当保守秘密。

[16]译者注：辩诉交易，是指在法院开庭审理前，辩诉双方达成协议，一般是以检察官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者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来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进而双方达成均可接受的协议。

[17]不幸的是，伊藤作出的一项合理裁决是对控方不利的。1994年6月7日上午（凶案发生前五天），妮克尔哭嚎着打电话给圣莫妮卡的受虐女性及儿童避难处，声称自己害怕辛普森，他无法接受他们的关系走到尽头。但是，妮克尔拒绝搬到避难处居住。虽然现在的法律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当时的加州法律规定被害人在法庭外表示害怕被告人属于传闻证据，不应当被法庭采信。伊藤说（妮克尔和接线员的）录音的相关性和证明力都有问题，他不得不依法排除这项证据。

译者注：传闻证据（Hearsay）指证人在法庭审理之外作出的用来证明其本身所主张的事实的各种陈述，由于无法对陈述内容进行质证，美国法律规定了传闻证据排除原则。

[18]《妮克尔•辛普森：纷扰生活的私密日记》（Nicole Simpson:The Private Diary of a Life Interrupted）是《美国探寻》总主编迈克•沃克（Mike Walker）执笔的，多佛图书（Dove Books）公司出版。

[19]译者注：无效审判（Mistrial），是指错误的、无效的、法律不认可的审理。造成无效审理的原因主要有法院无管辖权、陪审员选择错误、陪审团意见无法一致、不能作出裁断、陪审员或律师在审理中意外死亡、在审理前或审理中无视必要的基本规定、在审理中出现法庭无法纠正的有损当事人利益的错误、审理在正常结束前已终止等。

[20]译者注：这是记者调侃的说法，Ito和Ego发音相似。

[21]译者注：内庭（Chamber），是指不接受公众庭审的聆讯场所，一般只准涉案各方、律师进入。

[22]在审判开始很久以前，1994年7月22日，洛杉矶检察官诺曼•蒙特罗斯（Norman Montrose）负责指控伊藤法庭审理的案件长达一年半之久。诺曼告诉记者：“伊藤法官对控辩双方极富耐心。”

[23]译者注：约翰尼•科克伦是黑人。

[24]法官（最高法院法官除外）首先必须是律师或检察官。目前没有非律师担任最高法院法官，不过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试图提名自己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译者注：美国在使用律师（Lawyers）这个词时，有时候会包括检察官，检察官被视为代表政府的律师。本书遇到此情况时，将其翻译为“律师或检察官”，特此说明。

[25]如果没有被提名成为法官，他们也会像其他政治家那样竞选公职。

[26]伊藤曾经担任检察官，具有丰富的出庭经验。

[27]在法庭上，伊藤对所有人说话都十分蛮横，包括媒体。为《美国广播公司新闻》（ABC News）报道庭审的辛西娅•麦克法登（Cynthia McFadden）向伊藤提问他什么时候会停止直播克拉克的开庭陈述时，为了能够让伊藤听到，她就站了起来。伊藤马上严厉地说：“坐下！”

[28]在检察官办公室，伊藤是检察长的好朋友，检察长又是州长乔治•多克梅吉安（George Deukmejian）的好朋友。许多人告诉我州长是如何任命伊藤担任洛杉矶地方法院（1987年），后来（1989年）又担任洛杉矶高等法院的法官的。

第四章　审判：控方难以置信地出现失误

克莱尔蒙德学院政治学和哲学知名研究员、专栏作家威廉•鲁泽（William Rusher）曾写道：“在形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玛西娅•克拉克和克里斯•达登的控诉已经尽善尽美，我想不出还能做得更好。虽然控方败诉，但责任不在他们。”如果威廉坚持这么说，我们也没办法。当然，如果要表扬一个人工作出色，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出色的工作。

辛普森案的指控，是我所见到的最差的指控之一。当然还有更差的，只不过我还没有发现。任何了解我的人，都能想象到我的烦闷程度，因为没有人像我一样，自一开始就全力支持控方（虽然我已经不再担任检察官，以后也只能以辩护律师身份参加诉讼。但我还是以控方自居，而不是辩方。在公众眼中，我还是一名检察官）。当然，我还有其他的理由这么做：控方为正义而战，无论在伦理上还是在专业上，我都为此骄傲，并且百分之百地支持他们。在他们总结陈词的那天，我还专门发了电报鼓励他们：他们的工作出类拔萃，任何神智正常的人都会支持他们，对辛普森的罪行证明已经排除合理怀疑（虽然他们的工作乏善可陈，但是我不想在总结陈词之前就告诉他们。此外，由于犯罪现场发现了辛普森的血迹，控方也当庭提供了这些物证，对辛普森罪行的证明已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我在电报的最后说道：“把这些功夫都用到总结陈词中！”

在我担任检察官的时候，很少有女性检察官，因此我此前对女性检察官毫无认识。下面说一下我对主诉检察官玛西娅•克拉克的评价。我第一次见到她，就印象深刻。她形象颇佳，具有检察官的气质。那时候我认为她才思敏捷，能说会道，反应迅速（当时我并没有见识过她在陪审团面前的发言）。她还是一个魅力非凡的人。简言之，我认为她有独到之处。为了表示尊敬，我只能说她在辛普森案中表现令人失望。这让我先前的印象大打折扣，令我极度失望。

最开始的检察官并未继续办理此案[玛西娅•克拉克和戴维•科恩（David Conn）并非最早办理辛普森案的检察官]。正如在暴风雨前都会有平静时光，这时候我已经认识到本案的指控可能存在严重问题。例如，在公众影响大的案件中，地方检察官应当做到的最基本的工作是：要求证人不接受媒体采访，特别是不要为了钱而接受媒体采访。直到已经有证人接受媒体采访了，控方才着手这项基本工作。这给控方带来了麻烦，他们不能传召某些证人上庭，因为这些证人的可信性已经受到质疑。

自控方确定提起重罪指控，他们就应当作出所有对案件有影响的重要决定。然而，他们并未如此行事。媒体曾经要求警方公布1993年10月25日妮克尔的报警电话录音，洛杉矶警察局曾经致电检察官办公室，询问能否将此录音披露给媒体，戴维•科恩的答复是让他们听从检察官办公室的指示，科恩的这种做法值得表扬。但是，后来他退出此案，先是被威廉•霍德曼（William Hodgman）代替，随后又由克里斯•达登接任。非常不幸的是，后来检察官办公室盲目地要求洛杉矶警察局公布妮克尔的报警电话录音。随后，到处都是有关电话录音的媒体报道，以至于洛杉矶县高等法院首席法官裁定，由于本案的大陪审团已经知悉报警电话的内容，本案不适用大陪审团起诉（Indictment）[1]（如上文所述，控方随后直接提起公诉）。

在审判开始前的几个月，控方尴尬地在法庭上承认他们不知道洛杉矶警察局将血液样本送到了加州伯克利司法部实验室，而不是听从检察官的指示，送往细胞标记诊断公司（Cellmark Diagnostic Inc.）进行DNA检验。如果洛杉矶警察局知道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意图，他们断然不可能如此行事。

至于陪审团的选任，[2]我们已经描述了吉尔•加西缇鲁莽地将此案移送至市区法院。但是，案件一旦诉至市区法院，则意味着控方的行为让情况更加严峻。

1995年12月1日，我在洛杉矶的一个老式俱乐部遇到了唐纳德•文森（Donald Vinson）博士。他是全国知名的诉讼支援专家，曾经撰写过多部有关诉讼策略和技巧的书籍，拥有经济学学士、市场营销硕士、社会学硕士和市场营销博士学位。他在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市场营销和消费行为这门课，还曾经担任过南加州大学市场营销系系主任。现在，文森博士担任一家研究陪审团和审判的决策咨询（DecisionQuest, Inc.,）公司的董事长。这家公司的总部设在托兰斯，并且在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芝加哥、亚特兰大和休斯敦都有分公司。在过去的20年中，文森博士和他的公司与全国数百名律师一起处理过超过3 000起案件。其中许多都是著名的案件，例如壳牌诉德士谷（Pennzoil v. Texaco）案、橙剂（Agent Orange）案[3]、米高梅大酒店（MGM Grand Hotel）案、全国橄榄球联盟诉国家橄榄球联盟（USFL v. NFL）案。目前，他的公司正在协助俄克拉荷马州爆炸案的起诉工作。

年届50岁的文森属于那种献身公益的人，他自己认为需要回馈社会。在梅内德斯案件出现未决陪审团后，他感到十分沮丧，认为我们的社会出问题了，他想提供帮助。因此，在吉尔•加西缇再次起诉梅内德斯兄弟[4]的时候，文森志愿提供帮助，免费服务。

辛普森案发生后，文森同样向加西缇提出免费服务，加西缇同意了。文森的公司确实在庭审中为控方提供了全部的电子设备和图解，如果是付费的话，这些服务需要支付近100万美元。但是在较为重要的陪审团选任程序中，文森认为加西缇令人尊敬，玛西娅•克拉克则不然。他说，自一开始，克拉克和威廉•霍德曼（霍德曼曾经荣膺1992年加州年度检察官）就像其他律师一样，对于公司提供的陪审团选任的咨询服务有所怀疑。在陪审团选任程序第二天以后，克拉克告诉文森，他们的服务毫无必要。

随后，媒体报道了文森的公司被拒绝。1995年10月30日，《新闻周刊》刊登了一篇报道：“妮克尔和高曼遇害后数月，乔艾伦•迪米特里斯（Jo-Ellan Dimitrius） （曾是文森的公司员工）就接受了罗伯特•夏皮尔的邀请，成为辩方团队一员。相反，检察官一方却试图雪藏自己的顾问唐纳德•文森，但在陪审团选任程序开始两天后将其开除。”

有趣的是，文森的工作却影响了陪审团的选任。文森说，在控方的会议上，克拉克明确表态他希望选任黑人女性，而不是黑人男性陪审员，因为据她所知，相对于白人家庭，黑人家庭中家暴更普遍。她的观点是：黑人妇女变得更开放，但是却饱受家暴，对妮克尔的处境感同身受，因此会对辛普森的家暴行为义愤填膺（当然，对此事实不利的是，妮克尔明知辛普森已经与玛格丽特结婚，还是不断地与辛普森约会。也就是说，妮克尔从一位黑人女性那里抢了老公）。但是，调研结果并非如此。文森的公司曾经做了一次四百人的电话民调，23%的黑人男性认为辛普森有罪，但是只有7%的黑人女性认为辛普森有罪。

更加明显的是：文森和他的同事们在调研中还专门组织了焦点访谈小组[5]，以此测试调研对象的态度，发现相对于黑人男性，黑人女性更热衷于支持辛普森无罪。[6]文森说，对于辛普森殴打妮克尔的事实，她们的基本反应是“每一段婚姻都会有这种问题”，这对黑人女性来说并不是问题。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公司的民调显示，黑人女性遭受家暴更为普遍，或者家庭中家暴现象更普遍，但是她们对家暴却更宽容，更乐于接受。

文森说：“我把结论告诉了克拉克和加西缇：黑人女性是最不能选的陪审员。我提交的调研报告和图表也明确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陪审团选任程序第二天之后，文森就不再为辛普森案的检察官提供服务。我们无法确定克拉克是否罔顾文森的建议和数据。但是，有迹象表明她确实没有听从文森的建议。在已经明确得知黑人女性比黑人男性更加同情辛普森，并且在知道黑人女性不喜欢克拉克本人之后，检察官克拉克还是选任了6名黑人女性陪审员。此外，她只选任了2名黑人男性。而陪审团表决时作出无罪裁决的陪审团是由8名黑人女性和1名黑人男性组成的。

在陪审团选任过程中，控方只行使了10次无因回避权[7]（共有20次机会），有人为此批评控方，我认为这貌似有失公允。黑人比例接近75%的陪审团不可能对控方有利，为何不行使无因回避权，实现更好的种族构成？这就是批评者的思路。但是，控方经常不将行使无因回避权的机会行使殆尽，即便是在控方认为陪审团构成不够理想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因为只要他们观察一下端坐在法庭之上的陪审员候选者，就会发现这些候选者还不如已经被选任的。我无法得知剩下的陪审团候选人是谁，也无法知道他们的情况，因而对此我无法具体评价。有一点使我感到好奇：被选任的陪审员中，有一名黑人男性在赫兹汽车租赁公司（Hertz Rent A Car）工作，而辛普森多年以来一直是这家公司的形象代言人。但是，控方在剩余10次无因回避权的情况下，并未阻止这名黑人男性进入陪审团（被选为陪审员后不久，伊藤就以这名黑人男性没有披露曾经在派对上接触过辛普森为由，将其排除）。

陪审团选任过程中，控辩双方都向伊藤提交了问卷来调查陪审团（伊藤精选了数百个问题，最终形成一份78页的问卷）。这些问题是顾问们的杰作，也是他们的专业领域。辩方的陪审团顾问乔艾伦•迪米特里斯在辩方的问卷设计中出力颇多，克拉克和她的团队没有寻求文森的帮助而自行设计了问卷（乔艾伦•迪米特里斯自一开始就受到辩方律师的褒扬，科克伦甚至在听到无罪判决后，直接向她表达谢意）。文森博士告诉我：“克拉克甚至连草稿都不希望我们提供，在提交问卷那一天，她给了我一份控方的问卷终稿。”

最令我感到不安的是，文森告诉我，在他调研的焦点访谈小组中，黑人女性对克拉克的评价极其负面，用诸如“婊子”这样的词来称呼克拉克，表明黑人女性憎恶克拉克。将她视为急于求成、挑衅好斗的白人女性，试图将一位优秀杰出的黑人男性拉下神坛。文森的助理诺尔玛•西尔弗斯坦（Norma Silverstein）告诉我：“黑人女性对克拉克表达了仇视情绪。”文森说，克拉克、霍德曼和加西缇都知道这一点。这在最早的两个焦点访谈小组中就已经发现了。这些焦点访谈小组是在1994年7月某日进行的，持续时间长达3—4小时，各位受访者彼此分开。事实上，克拉克、霍德曼和加西缇参加了随后的两个焦点访谈小组活动，在另外一间房间里旁听，在此过程中，黑人女性也表达了对克拉克的强烈仇视。

小组焦点访谈的每个受访者可以获得50美元的报酬，而他们并不知道检察官就在隔壁的房间透过单向玻璃旁听。他们也仅仅知道与文森有关的人在旁听，但是具体谁在旁听，他们也并不清楚。1994年8月下旬，文森的公司决定在凤凰城的某宾馆举行一次模拟审判。但是，模拟审判未能如期举行。西尔弗斯坦说：“媒体蜂拥而至，等在宾馆里面。”因此，他们又进行了另一场小组焦点访谈，这次访谈了20名受访者。克拉克和霍德曼都参加了此次访谈，通过闭路电视观察访谈情况。结果与之前并无二致：由于某些原因，黑人女性不喜欢克拉克。在明知有一半黑人对她抱有如此成见的情况下，应当把她撤换掉。虽然克拉克本人没有这么做，为什么检察官办公室不再从1 000名检察官中重新选任？毕竟本次指控的目的并非彰显女权，也不是提升工作中的性别平等，而是确保检察官确信犯下谋害两人的嫌犯顺利定罪。

文森又提供了一个信息，最终判决辛普森无罪的陪审团是由1名黑人男性，8名黑人女性，2名白人女性和1名西班牙裔男性组成。对他们的问卷结果显示：没有一名陪审员是经常看报的，8名陪审员不经常看晚间新闻。在辛普森案判决后，文森就投入梅内德斯案件的陪审团选任工作和审判中的图表展示工作。

在我继续分析控方在庭审中的不称职之前，我想阐述一下他们做得最糟糕的事情，这些事已经不只是不称职问题了。所谓“不称职”是用来形容特定领域内的专业工作。而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失误却是闻所未闻、史无前例的。

在我从事刑事诉讼的工作生涯中，尚未听闻控方决定不采纳能够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而且数量还很多。在刑事诉讼中，检察官的工作就是展示被告人有罪的证据。

令我难以置信的是，在辛普森得知行将被以谋杀罪起诉后，曾经写下一张意欲自杀的诀别书。控方自始至终都未向法庭开示这个证据。如果辛普森是清白无辜的，他为何要自杀？他应当表现得出奇愤怒，因为他因莫须有的罪名被起诉，同时他还应当急切地证明自己无罪，积极地找出杀害自己孩子母亲的凶手。然而，辛普森没有这么做，而是变得十分消极沮丧，写下了以“敬启者”开头的诀别书，读起来就是一份自杀诀别书（附录二中有诀别书全文）。整份诀别书充满了认罪内容。一个清白无辜之人应当不会写下这样的诀别书。

有些人固执己见，坚信辛普森无罪，认为辛普森想要自杀的原因是离开了妮克尔，他就无法独自面对生活，辛普森是世间最沉湎爱情之人。然而，他如此自恋，不应当通过自杀来结束心爱之人遇害带来的痛苦。而且，这种辩解与辛普森的辩护格格不入。因为辛普森的辩护是：他已经结束了与妮克尔的纠葛，并且已经开始全新的生活，没有杀人动机。如果这还不足以推翻这种辩解，即便他自杀的原因是离开妮克尔就无法继续生活，那他为什么没有在诀别书中写下这些话语？没有明示或暗示的只言片语说明妮克尔的离去是他意欲自杀的原因。事实上，那份诀别书是说，上帝赐给他现任女友宝拉•巴碧丽（Paula Barbieri），他惋惜没有机会跟她共度余生。

这份诀别书毫无疑问可以证明辛普森有罪，但是陪审团并未见到这份诀别书，因为控方没有将此诀别书列为证据。

还有更加糟糕的事。在辛普森慢速追车之后，他和他的朋友阿尔•考林斯（Al Cowlings）在野马车内被抓，警方在野马车中发现了辛普森的枪支（有照片证明辛普森在驾车逃逸时手里握着这把史密斯-韦森0.357口径手枪，并且用枪指着自己的头。而考林斯通过手机告诉追逐他们的警察，辛普森正在以自杀相威胁）。车上还发现了辛普森的护照、一个伪装用品、四双折叠好的袜子、两件T恤和两条内裤。警方要求考林斯把口袋里面的东西掏出来，发现他的口袋里有一沓总计8 750美元的纸币。这些物品都可以证明辛普森有罪。确实，有了这些物品，想要证明辛普森无罪都难，如果还要解释其中的原因，简直就是侮辱读者的智商（如果是由我来起诉辛普森，我会向陪审团解释）。然而，陪审团并未见到这些证据。因为检察官再一次出人意料地决定不将其列为证据。下面是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不将此列为证据的原因，其中包括在慢速追车之后发现的物品。在追车过程中，辛普森通过野马车上的移动电话向他的朋友和母亲宣称自己清白无辜，控方不希望陪审团听到这段自白内容，因而未让辛普森就此内容接受质证。但是，这种做法简直愚蠢之极。因为这段自白毫无意义，辛普森当然会说自己无罪，难道还指望他承认有罪？更重要的是：陪审团已经知道了辛普森拒不认罪。他已经作了无罪答辩，这也是开庭审理此案的原因。控方简直是谬误至极！他们竟然希望把陪审团明显已经知道的物证隐瞒起来（如护照、伪装用品）。

当我们认为对辛普森在野马车上的通话内容的处理是最严重的失误的时候，发现达登还有更离谱的理由。他在自己出版的书《身处耻辱》中以及1996年3月20日参加拉里•金脱口秀节目时，还给出了另外一个原因，来说明为何控方未把慢速追车和车上的物品列为证据。他给出的理由简直就像在说天书，即便你们聪慧至极，如果没有人专门解释，恐怕也难以理解。达登说，如果控方将慢速追车过程作为证据，“辛普森当时的精神状况将会存疑，这意味着陪审团将会听到辛普森和家人的通话内容”，陪审团就会认为辛普森具有自杀倾向。控方害怕科克伦在总结陈词中利用这一点博取陪审团对辛普森的同情。诸如：“看一下检察官的所作所为吧，他们差一点让辛普森自己开枪爆头。”达登认为这对控方不利。我要对此进行解释才行：“虽然警方有逮捕令在手，据此逮捕两名谋杀嫌犯，嫌犯也有权拒绝，并且逃逸。但是，如果警方紧追不舍，嫌犯开始叫嚣以自杀相威胁，就会成为对控方不利的事实！”实际上，这就是达登害怕的事情。至此可以发现，达登本人想要放弃证明力极强、可以认定辛普森有罪的证据，包括护照、伪装用品、衣物和现金。这是不是精神错乱、神志不清的做法？不幸的是，加州的检察官就这么干了！这就是辛普森案中代表加州的检察官的智商！难道大家还想不明白辛普森脱罪时为何笑容满面？

有人认为达登和他的同事们惧怕科克伦。即便是辛普森案的律师无耻至极，也不至于如此。即便控方偶尔害怕科克伦，他们能不表现出来吗？“等一下，我们有逮捕令，因辛普森涉嫌两起谋杀，而他正在逃跑，难道科克伦认为我们无权追捕他？”

对于自己未将慢速追车过程以及随后提取的证据作为呈堂证供，检察官还有另外的解释。威廉•霍德曼在电视上说：“当时我们正在失去陪审员的支持。所以，我们认为为了实现平衡，我们应当结束指控环节，让辩方开始辩护环节。”虽然我对霍德曼非常敬仰，但是我还是认为他的说法十分荒谬。

第一，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妨碍你们公布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即使在特定情形下，陪审团心生厌烦，作为平衡，还是应当将定罪的强有力证据向法庭开示，而不是终结指控环节。第二，霍德曼的理由根本不成立。陪审团在审判的前半部分结束后才开始烦躁。庭审刚开始的时候，就应当向法庭开示慢速追车的证据。第三，向陪审团开示慢速追车，以及后来查扣的枪支、护照等证据，只需要用很少的时间来进行直接询问[8]，一两个小时足够（值得注意的是，检察官花了8天时间来直接询问法医，其中重要部分在两个小时之内便可以完成）。当然，由于令人厌烦的DNA证据和科学证据花费了数月时间，陪审团更有意愿聆听慢速追车以及后来查扣的物证。上述理由只不过是控方掩盖自己匪夷所思失误的说辞罢了。

慢速追车过程中，辛普森故意告诉他的母亲：“都是她的错。”由于我们知道辛普森犯下这些罪行，我们便可以知道辛普森为何口出此言。可怜的妮克尔的言行可能激怒了辛普森，最终酿成惨案。当然，辩方可能会争辩，辛普森此言的本意是，声名狼藉的妮克尔不断地勾三搭四、招蜂引蝶，最终酿成了惨案。那就让他们这么争辩吧，他们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些辩护理由，因为这本来就是捏造事实、无中生有。

警察将慢速追车后查扣的现金记在了考林斯的账上，认为这些钱不是辛普森的。他们认为这是办案过程中的失误，害怕对己方产生不利后果。1994年10月27日，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备忘录写道：“侦查人员将现场发现的现金记在考林斯的账上，因其对控方不利，这笔现金将不会成为呈堂证供。”但是，这笔钱为什么会对控方不利？当考林斯从口袋里面掏出8 750美元的时候，警察询问他为何携带这么多现金，他告诉警察，这些现金是辛普森在野马车里给他的。

所有的这些，都是荒谬至极的理由。当控方拥有强有力证据的时候，就应当向法庭开示。控方的举证，不会因为法庭上的微小阻力而无效。当然，辩方永远都会提出反对有罪证据的理由，即便是胡编乱造。如果辩方律师不如此行事，他们就会要求当事人认罪。有时候证据会存在一些瑕疵，但是证据中可以采纳的部分内容，会掩盖这些瑕疵。辛普森的护照就是一项强有力的有罪证据，没有任何有效的反驳理由。如果辛普森不是为了逍遥法外，为何要将护照带在身上？如果他清白无辜，受到了警察的陷害，那么他为何要逃跑？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知道，他本人和辩护律师们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辛普森清白无辜，只是受到了警察的陷害而已。应当注意的是，辛普森无法辩解把护照放在车上是他的一贯做法（他似乎也不愿意这么做），因为这辆野马车压根就不是他的，而是考林斯的。

有一个悬而未解的问题是：辛普森那天晚上究竟是临时起意，还是蓄谋已久要杀死妮克尔。妮克尔的闺蜜费伊•雷斯尼克对辛普森也十分熟悉，她认为辛普森已经谋划良久，想要杀死妮克尔。检察官手中有很多书证可以间接支持雷斯尼克的说法。不幸的是，检察官没有在法庭上出示这些书证。

洛杉矶警方扣押了辛普森的许多个人物品，其中第146号被扣押物品是一副假山羊胡、一副假胡子、一瓶用于粘贴胡子的胶水，以及一瓶用于卸去伪装的药水。媒体详细报道了山羊胡和假胡子，却没有报道第147号证据：在野马车内发现的、与假胡子装在同一个包里的三张收据。这些收据是出售这些电影道具的商店开具的。收据上面的日期也是认定辛普森有罪的证据，因为日期在凶案发生前的两周——1994年5月27日。5月19日是妮克尔的生日，辛普森送给她项链和耳环作为生日礼物，随后妮克尔将礼物返还，并且告诉辛普森他们的关系已经结束了。也就是说，购买伪装物品发生在妮克尔退回礼物之后，凶案发生之前。

让辛普森在法庭上解释，为什么他在凶案发生之前的几天，要去购买这些伪装。让他自己提供在生活中戴过伪装的证据。在他47年的人生历程中，是不是在谋杀之前，才第一次有戴伪装的需要？如果他购买伪装有着清白无辜的原因，那他为什么要把这些伪装用品带到考林斯的车上？

有句老话：名人的时间花在让自己成名上，而成名之后，他们就戴上墨镜，让别人认不出。当然，辛普森不是这样。无论怎么说，他很享受被粉丝关注，被人认出，如果无人关注，他甚至会沮丧不已。费伊•雷斯尼克曾经多次与辛普森和妮克尔一道出入公众场合，一旦辛普森无人关注，他就会情绪大变，愤怒不已。在辛普森的自传《O.J．辛普森：富裕菜鸟的教育》（O.J., the Education of a Rich Rookie）中，辛普森对于自己成名是这么说的：“我喜欢在街上被人认出来。”既然如此，辛普森为什么要在凶案发生之前购买伪装用品？检察官竟然未将这些证据作为呈堂证供。

更加令人震惊的是，控方不仅没有将这些证据作为呈堂证供，还在起诉状里面说：辛普森的犯罪蓄谋已久。他们还向陪审团证明，在凶案发生前数日，辛普森就开始犯罪预备。例如，美国心理学会理事杰克•马凯（Jack Mackay）出庭作证，在凶案发生前4日，在赫兹汽车租赁公司（辛普森的雇主）赞助的名人高尔夫球赛上，他和辛普森一起打高尔夫球，辛普森似乎十分高兴，热衷于在照片上签名，与他人握手。克拉克在对马凯的交叉询问中问：“如果有人正在谋划杀人，并且想要逍遥法外，你还指望他向你抱怨要杀的人吗？”

但是，控方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辛普森蓄谋杀人。他们理应向陪审团出示这些证据，但他们只向陪审团提供了推断。辛普森的诀别书能够间接证明这些，但是陪审团并未看到。有没有可能是控方没有仔细阅读警察的报告，忽略了这些证据？这种事在生活中经常发生。

关于慢速追车，还需要补充一点：1994年6月17日上午，洛杉矶警察局通知辛普森的律师罗伯特•夏皮尔，警察准备以谋杀罪拘捕辛普森。洛杉矶警察让夏皮尔劝说辛普森在11点之前到位于派克中心（Parker Center）的洛杉矶警察总部自首。正如我们所知，辛普森并未自首，中午之前就和考林斯一起从他的朋友罗伯特•卡戴珊（Robert Kardashian）家中消失了。下午5:56，警方根据一位市民的举报，在位于洛杉矶南部的橘郡（Orange County）发现了考林斯的野马车，此处距离辛普森位于罗金汉的家只有60英里。在经历了约两小时的慢速追车后，辛普森回到家中，随后被警方拘捕。辛普森放弃自首和慢速追车的事实都应当向法庭出示。只有在陪审团知道所有细节后，这些事实才会有帮助，而且控方没有将此作为呈堂证供，本身也让陪审团感到奇怪。与许多普通人的想法相反，慢速追车的事实并非证明辛普森有罪的有力证据，因为这一事实存在模棱两可之处。

一般而言，畏罪潜逃是嫌疑人有罪的证据，因为嫌疑人已经意识到行为败露。但是，典型的畏罪潜逃中，通常会在阁楼、深山、加拿大、墨西哥或其他路途遥远的地方抓住嫌疑人。但是，辛普森和考林斯用5个小时才跑了60英里远。而且野马车沿着五号州际公路向北开，这意味着他们开车的方向并不是远离辛普森的家。这次潜逃（与护照、现金等）表明辛普森仅仅有潜逃的打算，但并未最终决定。如果他已经决定潜逃，在他被发现之前，断然不可能只逃了60英里。当然，事实证明，意欲潜逃也是证明有罪的有力证据。[9]

当向陪审团出具诀别书、护照、现金和伪装用品时，即便是最普通的老百姓，也能够理解。这种证据实际上是生活常识。例如，逃离某处是一个人内心罪恶感的表现，成年人会逃离被洗劫的商店，孩童会逃离破损的窗户。辛普森的护照、现金和伪装用品，自然能够证明这一点。这并不是说不需要出示DNA证据了（虽然控方拿出了大量的DNA证据，并未对此进行简化）。然而，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弃出示控方掌握的常规证据。

这些常规证据是多年来认定成千上万人有罪的证据。陪审团除了能够根据这些证据认定被告人有罪外，还有另外两个好处。一般而言，根据这些证据，除了得出有罪结论之外，别无其他。如果潜逃之人试图争辩自己清白无辜，这些胡编乱造的理由通常愚蠢至极，只能在法庭上证明自己的愚蠢；[10]这些常规证据可以佐证DNA证据，反之亦然，这两种证据可以成为有机整体。

在凶案发生后一天，辛普森向警察作了供述，其内容也可以认定他有罪。这可比诀别书、枪支、护照、伪装用品等加在一起更有证明力。最难以置信的是，检察官竟然没有向法庭公布！给我一张纸和100个小时，仅凭辛普森的供述我就能让陪审团认定他有罪！

1994年6月13日下午1:30至2:07，警方在派克中心的洛杉矶警察总部讯问了辛普森。办案警察菲利普•范纳特（Philip Vannatter）和托马斯•朗格（Thomas Lange）对讯问全程录音，我也仔细听完了整个32分钟的录音（附录一刊载了完整的录音内容）。讯问人员很不专业，竟然没有问清楚辛普森前一天晚上的活动，他们讯问的问题也不连贯，最不幸的是，他们自己首先终止了讯问活动。在讯问时，警方已经深度怀疑辛普森有罪，[11]为何他们不从辛普森身上获取更多的信息？为什么不在辛普森明确表示保持沉默之前，或者律师进入讯问室指导辛普森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之前继续讯问辛普森？抓住这些讯问时机是常识！

在任何情况下，侦查人员只要能够从辛普森自己口中问出有罪供述就是成功。辛普森左手的中指缠着绷带，侦查人员就问：“你的手是怎么受伤的？”辛普森回应道：“我不知道。”随后辛普森又说，他在芝加哥割伤了手指。但是，马上加一句是前一天晚上弄伤的：“当时我在家里忙里忙外。”辛普森告诉警察案发当晚他在“忙里忙外”，正打算从罗金汉的家中收拾行李前往芝加哥。

辛普森一开始供述在芝加哥割伤了手指，后来又供述案发当晚割伤了手指。这可能会让人迷惑。随后又讯问了以下问题：

范纳特：我们在你的车上发现了许多血迹，在你的家里也有血迹，这好像有问题。

辛普森：好啊，你们去检验吧。

朗格：当然，我们会去检验的。但是你没有说清楚你手指上的伤口。你记得你上次在妮克尔家里面割伤过手指吗？

辛普森：一周以前？

朗格：对啊。

辛普森：不是，我在昨晚割伤的。

朗格：好吧，你在昨晚割伤手指。

范特纳：是在昨晚的独舞表演之后吗？

辛普森：我匆忙离家的时候，割伤了手指。

范特纳：那还是独舞表演之后（独舞表演是在凶案发生几个小时之前）？

辛普森：对啊。

侦查人员告诉辛普森，他们还在辛普森的家中和车道上发现了血迹。

朗格：好吧，你的家里面和车道上也有血迹，我们已经拿到了搜查令，马上就要去提取了。房子里面的血迹是你的吗？

辛普森：如果伤口滴血的话，那就是我在离开时留下的。

朗格：也是昨晚？

辛普森：对的。

鉴于辛普森之前说在准备去芝加哥的时候割伤手指，在另一段讯问中他作了如下供述：“我知道我当时流血了，但是，这不是什么大事。在打高尔夫或者做别的事的时候被划到，我会一直流血。”即便是一个血友病患者，也不会“一直流血”。辛普森不是血友病患者，而划伤也不会让一个人在车子、家中和车道上到处都留下血迹。还有就是，辛普森手指上的伤口并不是简单的划伤，而是很深的伤口。

任何人听了辛普森在长达32分钟的讯问中的声音，都会觉得他有罪。最值得注意的是，整个录音中辛普森都心平气和，既没有愤慨恼怒，又没有惊奇，这很让人怀疑他实施了谋杀。他慢条斯理的语调也给人一种印象，认为他根本不想弄清楚凶杀当晚究竟发生了什么。对此现象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之所以配合警方讯问，是因为如果不配合就会让警方怀疑他。在他回答问题的过程中，还表现出犹豫、踌躇和不安的情绪。这种不自然的表现说明他在思考他应当如何回答才最好。他还有前后矛盾的供述。例如，侦查人员问他：最后一次驾驶野马车是什么时候？（答案应该是1994年6月12日案发当天）。辛普森一开始回答“那天上午”，然后又改口称“那天下午”，随后再次改口：“晚上8点左右，7点多或9点多，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那一段时间。”在辛普森的声音和话语中，压根就听不出他对妮克尔的遇害有任何哀伤。他在讯问过程中的行为正是有罪之人应有的表现。

控方证人的证言将凶案发生的时间确定在晚上10:15至10:20。其中包括妮克尔的邻居巴勃罗•芬哈维斯（Pablo Fenjves）作证说，他在10:15左右听到妮克尔的秋田犬狂吠不止。辩方认为凶案发生在10:30至10:40。因而，我们可以确定凶案发生在10:15至10:40之间。辛普森的客人卡托•凯尔林（Kato Kealin）作证说，他先跟辛普森去麦当劳买了汉堡包，然后就返回家中，时间是9:35左右。说明凶案发生前，最后一次有人见到辛普森的时间是9:35左右。凶案发生后，第一次有人看到辛普森的时间是10:55左右，当时接辛普森去机场的司机看到了一个身躯庞大的黑人背影，后来发现是辛普森。而辩方也承认辛普森在这个时间穿过大门，回到家中。在庭审中，辩方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能够说明辛普森的行踪，而凶案恰好发生在这一时间段。

这就是警方讯问录音中的内容。辛普森亲口承认，在凶案发生的那段时间，他的血滴到了车上、家中和车道上。当侦查人员讯问他如何割伤左手中指，他回答：“不知道。”这个荒谬至极的答案本身就说明辛普森知道自己有罪。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前妻和她的男友遇害的那段时间，辛普森恰好割伤了左手中指，这种巧合的可能性有多大？千万、百万，还是万分之一？即便我们大胆假设，除非你在理性丧失、精神狂乱的情况下割伤了手指（辛普森当时的情况），你一定会停下来止血包扎，而不可能任由手指一直流血。

辛普森的供述是无可辩驳的有罪证据，足以间接证明辛普森有罪。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检察官并未将其列为证据。我已经厌烦了让克拉克和达登难堪，因为他们都是好人。但是，由于他们的能力欠缺，使一个凶残至极的杀人凶手面带笑容地离开法庭，逍遥法外。西弗吉尼亚登山者[12]说：“无论我做的烙饼有多薄，它都有两面（事情总有两面性）。”但是，在辛普森的供述中，根本没有第二种解释。辛普森的供述应当成为呈堂证供，即便它可能给控方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是供述中能够定罪的影响超过了不利影响（辛普森的供述不可能不会给控方造成任何不利影响。即便是被告人认罪的供述，也可能存在一些瑕疵）。控方的任何解释，都属一派胡言。这件事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控方只不过是在找借口罢了。

目前为止，控方给出了哪些解释？他们希望辛普森能够受审，这样他们就能够在法庭上对他进行交叉询问，相信辛普森根本就无法过得了这一关。在交叉询问中，如果辛普森的当庭陈述与之前的供述大相径庭，控方会运用警察取得的供述进行质证。而在控方举证阶段，他们将辛普森的供述作为证据，会使得陪审团知悉这些事实，以致辛普森本人并不必然要接受交叉询问。

从讯问的内容来看，辛普森对案发当晚自己的时间安排解释得并不充分。控方团队成员告诉我：“克拉克希望主张‘辛普森无法说明案发当时的行踪’这一事实。”而在她的总结陈词中，她也确实如此行事了。如果检察官将辛普森的供述作为呈堂证供，推理的过程将会持续下去，但是“克拉克就不能主张上述事实，因为辛普森已经解释了案发时自己的时间安排，只不过我们知道他并未如实陈述”。

这种理由竟然能够从一名经验丰富的检察官口中说出来。任何人都知道，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解释案发时自己在干什么，都不能空口无凭，需要由第三方证明，或者至少有其他书面证据证明。[13]辛普森当然会说自己在案发时正在干别的事。但是，我们认为他的供述已经足以证明他有罪。[14]

控方的这种控诉策略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他们有可能面临辛普森不愿意接受质证的风险（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此时控方已经来不及将辛普森的供述作为呈堂证供，因为在辩论环节，控方不能提出新的证据，只能对辩方提出的证据进行反驳。如果辛普森没有接受质证，辩方就会主张没有供述可以质证。第二，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表明检察官对刑事案件知之甚少——陪审团已经知道辛普森作了上述陈述。在对朗格和范特纳进行交叉询问时，检察官已经证明两名警官讯问了辛普森，但是后来检察官闭口不谈讯问的结果。此时，陪审员会产生两大疑问。其一，辛普森究竟供述了什么？其二，检察官究竟为何未向他们展示辛普森的供述？陪审员不可能因为这件事对检察官有正面评价。如果仅此而已，情况还不至于太糟糕。但是，在对控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时，辩方一旦提及辛普森的供述，克拉克和另一名检察官立马站起来，强烈反对辩方提及这份供述。这绝对是危害巨大的事，已经严重损毁了陪审员心目中的检察官形象。同时，陪审员也会心生疑窦，控方为何对辛普森的供述遮遮掩掩，生怕他们得知供述的内容。

我也知道他们解释说任何规则总有例外，但是这一次没有例外。如果控方的人阅读本书，他们应当将下文所述内容铭记在心。控方永远都应当向陪审团传达以下理念：作为代表人民的检察官，他们想要展示所有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能让陪审团认为控方在排除证据，而是要让他们认为辩方在排除证据。辛普森案的检察官难道会不知道这些？

尽管辛普森向警察所作的供述本身已经可以认定辛普森有罪，但是这些供述非但对控方无益，反倒损害了控方的信誉。致使在总结陈词阶段，科克伦可以对控方刻意向陪审团隐瞒辛普森供述一事做更多的文章。科克伦对陪审团说：“我们知道，按照本案证言，辛普森一到警察局就接受了范特纳和朗格警官的讯问。但是，我们对于询问的内容一无所知。作完供述，他供述的内容也就无人知晓了……”

由于辛普森的供述十分重要，法庭上对此事的处理也十分离奇，我将对此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读者应当注意控辩双方的复杂推理。如果读者怀疑有些内容是否荒诞不经，读者实际上并未想错。在庭审中需要牢记的是，除了DNA证据之外，辛普森的供述是可以证明辛普森有罪的证明力最强的证据，这个证据对控方极其有利，对辩方极其不利。

1995年5月24日，作为地方检察官的两名DNA专家之一的罗克尼•哈蒙英（Rockne Harmon）询问了洛杉矶警察局物证专家柯林•山内（Collin Yamauchi），目的是表明山内对于辛普森是否有罪没有预设观点，不会影响他在警察局实验室分析辛普森的血液，山内不可能根据自己认可的媒体报道来确定检测结果。山内听说有媒体报道，凶案发生之时，辛普森身处芝加哥，有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据（这意味着辛普森无罪）。在法官和控辩双方的会晤中，科克伦主张：“有人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了，我们认为有权要求将辛普森的供述当庭开示。法官大人，既然已经打开了大门，我们应当勇往直前。”科克伦援引了《加利福尼亚州证据法》第356条，如果一方已经展示了部分供述，另一方可以展示全部口供，防止已经开示的内容是断章取义（很明显，科克伦希望展示的口供足以给他的客户带来致命打击）。此处引用《洛杉矶时报》对庭审程序的报道：“玛西娅•克拉克提高了嗓音，用几乎喊叫的音调表示了她强烈反对向法庭展示全部供述。”言辞诸如：“法官大人，您不应允许在法庭上展示供述，这些供述将会让我们赢得案件。”稍早的时候，当科克伦对朗格进行交叉询问时，科克伦就已经在影射辛普森的供述了，而克拉克多次在陪审团面前反对，随后伊藤将控辩双方招至内庭，以期在陪审员不在场的情况下讨论此事。

事实上，科克伦认为克拉克在反对允许将辛普森的口供向法庭展示时，语气的刺耳程度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伊藤法官最后裁定《加利福尼亚州证据法》第356条在此不适用，因为山内并非是辛普森供述的一部分。[15]

在整个庭审中，辩方一直表现出要将辛普森的供述作为呈堂证供的态势，但是这一供述反而对辛普森不利。问题在于，他们也像克拉克及其同事们一样无能吗？难道他们并未意识到公布供述会给当事人带来毁灭性打击？或许，他们已经知道了供述内容的危害性，同时也对检察官的无能了若指掌，难道他们试图蒙骗检察官，让检察官认为辩方真的想要这么干，以此麻痹对方，产生“辩方所想之事，便是控方极力阻止之事”的想法？现有证据表明，就是这种情况。无能的人非常普遍，但是检察官已经无能到了极致，以至于辩方都可以利用他们的无能。有证据证明控方并不希望陪审团听取整个供述，正如科克伦一开始说的：他们就此产生争议的时候，伊藤要求简化，辩方也仅仅要求将辛普森供述中有关案发当时他在家中所作所为的内容向法庭公布——这意味着辩方并不希望陪审团听到辛普森承认自己流血，并且不知道自己如何受伤的事实。

在伊藤裁定辩方无权要求将供述的部分内容向陪审团公布之前，《洛杉矶时报》聘请的两位法学教授对此问题看法如下，一位说：“对于辩方而言，还有比让陪审员听取整个供述，而辛普森又不需要接受交叉询问更好的事情吗？”（但是供述的内容会置辛普森于死地，他亲口说出的话对他有百害而无一利。）另一位说：“如果辩方能够向陪审团展示辛普森的供述，又不需要辛普森接受交叉询问，对控方而言会是重大利好，他们又过了一关。控方既可以解释辛普森的伤口，又不需要辛普森作证。”（但是辛普森并未解释伤口问题。他说自己不知道是怎么受伤的。）这位毫无常识的评论人再次对媒体说：“辛普森对警察所作的供述并非完全有害，他并未认罪。”

因而，控方竭尽全力地将辛普森的供述排除，而辩方却表面上试图将对自己极其不利的证据纳入庭审。你能理解这些吗？我在此将混乱的逻辑理清，换一个角度来理解，所有内在联系就清晰可见了。或许这个情节就像卡通片一样，愤怒的一方说：“如果你再不闭嘴，我就让你的拳头打烂我的鼻子。”想到这个，我可能会发笑，但是再想一下辛普森杀害两人时的凶残至极，围绕他的供述有如此多的荒谬之处，心情也会变得阴郁。

荒谬的事还在持续上演，科克伦后来知道了辛普森向警方承认案发当晚弄伤了自己的左手中指，并且承认自己离家前往芝加哥之前，在家里流了很多血。他马上传召了许多证人作证，证明他们并未看到辛普森左手负伤。包括得到了辛普森亲笔签名的美国航空（American Airlines）飞行员，辛普森就是乘坐他驾驶的航班前往芝加哥，还有穆罕默德•阿里[16]（Muhammad Ali）的摄影师霍华德•宾汉姆（Howard Bingham），他与辛普森同机前往芝加哥。他们都作证说没有看到辛普森的左手有伤，说得就好像他们仔细观察过，或者辛普森特意向他们展示过一样。

或许科克伦是一名称职的律师，他已经精明到知道如何对付检察官的程度，才会运用这一系列的方法。总之，辩方比我更加了解检察官。事实上，在辛普森案之前，我从未听说过克拉克和达登。除了上述原因之外，难道检察官不应当在科克伦对辛普森割伤手指时间做文章的时候，在反证环节将辛普森的口供纳入庭审中？然后在总结陈词环节告诉（以黑人为主）陪审团，科克伦（同样也是黑人）是如何刻意欺骗他们的？

对于辛普森的供述还有花絮。我认识供职于洛杉矶检察官办公室的一名检察官，此人十分正派诚实，是我尊敬的人，并且在检察官办公室内部也享有很高的威望。我知道他作为主要检察官参与办理了辛普森案。法院判决几周后，我和他通了电话。我问他为何没有将辛普森的供述列为呈堂证供，他的回答更能证明控方能力不足。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原话：“文森特，你知道的，辛普森从来没有说自己犯下此罪。”如果这还不够明显，那么泰森打你一拳你也不一定有感觉。辛普森的供述和他直接承认杀人有什么区别吗？本来就是毫无区别！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人期待辛普森作有罪供述。然而，控方却不惜一切代价地将辛普森不愿承认有罪的证据排除出去。这种做法十分疯狂。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控方竟然以辛普森没有承认有罪为由，将可以认定辛普森有罪的证据排除在外。你可能都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在后来我参加的一档电视节目中（1995年12月20日的一档辛普森特别节目），这名检察官说：“辛普森的供述等同于否认自己有罪，对辛普森有利。作为检察官，我们有策略评估，决定是否将这些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作为呈堂证供。”同样在这期节目中，另一名办理辛普森案件的检察官说：“辛普森有足够多的供述否认自己有罪。虽然这件事存在争议，但是这个供述主要是证明辛普森不认罪。”即便辛普森在供述中明显地否认有罪又怎么样？陪审团已经知道了辛普森作无罪答辩。这也是开庭审理案件的原因。如果辛普森没有抵赖，如果他承认犯罪，也就没有审判的必要了。难道为了防止陪审团了解原本就已经知道的事，控方将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排除？

对于检察官而言，辛普森承认自己于凶案发生当晚在车上、家中和车道上面留下了血迹，而他自己又说不清楚究竟是如何受伤的。[17]这个事实竟然都抵不过辛普森否认有罪的事实。这些人就是代表加州，向洛杉矶高等法院起诉辛普森的检察官！

上文提到的第一名检察官还提到了一些其他实质问题。之所以未将辛普森的供述列为呈堂证供还有其他考虑，辛普森在案发当晚划伤自己手指一事还有两名辩方证人可以证明。那就是威曾格（Huizenga）医生和巴登医生。但这当然不是合理的解释。两名医生出庭作证的时候，控方已经举证完毕，控方不可能知道还有两名医生证明辛普森的划伤。此外，威曾格医生也只是在凶案发生两天后才为辛普森检查伤口。并且他自己也说，在检查伤口时，他从未询问辛普森，辛普森也从未告诉他究竟为何受伤、何时受伤。辛普森也没有对威曾格医生提到在哪里流血的。

1995年1月17日巴登医生出庭作证，检察官布莱恩•凯尔伯格（Brian Kelberg）进行交叉询问。巴登医生说辛普森告诉他，在离家前往芝加哥之前，他从野马车上拿东西时不小心划了一道小口子，他也发现自己的手指上有鲜血，当他在芝加哥听闻妮克尔遇害时，又一次被酒店房间里的杯子划伤了手指。无论如何，两名医生的证言都不是直接证据。对于陪审团而言，这并非主要问题。因为陪审团听到的都是间接获得的证据。对于陪审团而言，两名医生的证言无法和控方当庭播放辛普森的供述录音同日而语，除了物证的鉴定意见之外，辛普森的供述是主要证据，陪审员听到辛普森亲口承认自己在凶案发生当晚划伤了左手，但是自己并不知道是怎么弄伤的。仅仅告诉巴登医生手指上划了一道小口子，自己也发现有血迹是不够的，因为陪审员在听取了辛普森的供述之后，就会将巴登的证言抛之脑后。

我和朗格警官讨论为何检察官未将辛普森的供述录音当庭播放。他说：“由于我们知道这份供述录音对辛普森极为不利，所以我们（他和范纳特）一再要求检察官将此列为呈堂证供，但是克拉克拒绝了我们的要求。”当我问他原因时，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很尊敬克拉克。我觉得有可能在福尔曼事件之后，检察官竭力与洛杉矶警方撇清关系。”

我又说：“但是在庭审过程中，检察官应当将此列为呈堂证供。并且控方举证之后很长时间，才出了福尔曼录音这档子事。况且录音是辛普森自己亲口说出来的，辩方还有什么好说的？难不成说你和范纳特假冒辛普森说话？”

朗格说：“文森特，我明白你的意思，也同意你的观点。”朗格是一名从业已达25年的资深警官，他在职业生涯中侦查过不下200起凶杀案件。我后来又问他：“你碰到过检察官未将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列为呈堂证供的情况吗？”他回答说：“说实话，没有。”

还有另外一件证明力极强的证据，（至少是在举证阶段）控方未将其列为呈堂证供，这也让人十分费解。这份证据是辛普森担任橄榄球赛评论员时戴着亚里斯•伊斯托纳（Aris Isotoner）超薄皮手套的照片和视频。这副手套的特征非常明显：都达斯[18]的超薄款，上面有缝合的纹路，手腕处有V字开口，开司米内衬。这副手套与在凶案现场和辛普森家中发现的手套一样。这些照片和视频的形成时间最早的是芝加哥熊队1990年12月29日的比赛，最晚的是1994年年初。有些照片和视频中，辛普森戴着棕黑色的手套（与现场的手套颜色一样），另外一些照片和视频中他戴着黑色手套。

博洛茗百货（Bloomingdale）的售货员证实：1990年12月18日（芝加哥熊队比赛11天前），百货公司的销售记录表明妮克尔为辛普森购买了两副亚里斯•伊斯托纳手套，总价77美元，但是销售记录上面没有明确具体的颜色和型号。1990年，都达斯为博洛茗百货特制的手套中，只有300副超大码（辛普森的尺码）棕色手套，恰好在犯罪现场和辛普森家中发现了这一款手套。1990年，博洛茗百货共销售了200—240副这种手套。这也是非常有利的间接定罪证据，对吧？

检察官在举证环节将犯罪现场和辛普森家中收集到的手套向法庭展示，即便是未学习过法律的人也应当想到，检察官应当将上述照片和视频一并展示，但是他们并未如此行事。辩方通过文件披露[19]得知控方手中还有这一份证据，因而在控方举证完毕以后，辩方尽一切努力让控方在反证环节毫无机会再向法庭展示这些照片和视频。果然，当克拉克在反证环节发言要求向法庭展示这些照片和视频时，科克伦提出了反对：“辩方在举证环节未涉及此证据，因而辩方强烈反对控方以此进行答辩。在举证环节控方为何不举证？”伊藤法官对于双方举证持开放态度，犹豫了一下之后，允许控方出示这些证据。

我对视频的内容不熟悉，但是我知道控方手中有一张照片，拍摄于1994年庭审开始之前。我之所以会知道，是因为有一张是我给他们的，相信很多人也看到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控方冒着巨大风险，很有可能无法将这个有罪证据纳入庭审。

案件的陪审员自审判一开始，就已经听说过控方的有罪证据，但是由于控方的无能，他们并未提供这些证据，如自杀诀别书、护照、伪装用品等。

陪审员们当然同意他们的判决。虽然如此，辛普森案的陪审员卡丽•贝斯（Carrie Bess）后来与另外两名陪审员一起撰写了《陪审团女团长》，里面写道：“自从作出判决、解散陪审团之后，我一直关注一些我不知道的情况。我感到非常震惊，控方对我们隐瞒了太多的证据。如果他们真想揭开案件真相，就应当对我们展示所有证据。虽然我不知道辩方会如何辩护，但是我会考虑这些证据。因为我们知道的事情还不如外面的人多，而且在此情况下就要作出判决。”

1996年1月16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讯》（Dateline）节目中，主持人斯通•菲利普（Stone Phillips）采访了卡丽•贝斯、阿曼达•库利（Armanda Cooley）和玛莎•鲁宾•杰克逊（Marsha Rubin-Jackson）这三名陪审员，同时她们也是《陪审团女团长》一书的作者。菲利普提到了辛普森和考林斯在野马车上被带下来，发现他们持有枪支、护照、现金和一些伪装用品。菲利普随后问她们：如果辛普森无罪，为什么逃走时要带着这些东西？鲁宾•杰克逊说：“对啊！”菲利普又问：“在即将开始的民事案件中，这些并非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却是优势证据[20]。换句话说，他很有可能作案。如果你们知道了这些事，你们会如何表决？”鲁宾•杰克逊说：“我不想说判决有错，因为我坚持我们的判决。但是，自从我离开法院，知道这些情况以后，我将会表决辛普森有罪。”

如我们所见，控方未向陪审团展示大量有罪证据。即便如此，玛西娅•克拉克还在开庭陈述的时候就说：“我们已经竭尽全力向陪审团展示所有可能与案件相关、回答各位疑问的证据。”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我们先将控方未向陪审团展示强有力的有罪证据一事搁在一边，谈一下庭审中的其他情况。这也意味着我们结束了案件中最为离奇古怪、空前绝后的错误部分，开始讨论控方相对正常明显的无能表现。我不想对控方的表现吹毛求疵。我要是指出所有错误，那么可能这本书已经很厚了，我仅仅简单地提及一部分。但是，我提及的这些小错误就足以满足本书的需要了。

当然，很多人都会发现检察官准备不足。例如，辛普森案件中的检察官都没有事先安排自己的证人出庭接受质证，而他们原本应当准备好的。证人丹尼斯•冯（Dennis Fung）承认，控方并未要他们准备什么。他说“我们在毫无准备情况下，就出庭作证。”

确实，他们在自己的直接询问中都没有准备好。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克拉克试图证明第一个到达犯罪现场的警察罗伯特•里斯克（Robert Riske）已经保护好现场，等待技术人员勘察。她不断询问里斯克，警校是如何训练保护犯罪现场的。里斯克的回答让克拉克大吃一惊：“他们就随便敷衍一下，根本就没训练。”[21]

很多人认为众所周知的手套证明是庭审的转折点，自此以后，控方就处于劣势。1995年6月26日，《新闻周刊》评论：“这是（演技有限的演员们的）最佳表演之一，或者是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最粗劣的工作，或者两者皆有。但是，自从上周辛普森将手塞进那双带血的手套开始，他离重获自由似乎就更近了一步。”

辛普森在戴上手套时，几乎是嚷着说：“太紧了！”（有些媒体报道的是：“不合适！”）那声音足以让陪审团认为他必须使大劲儿才能将他的手掌塞进手套。

在《陪审团女团长》一书中，陪审员卡丽•贝斯写道：“当我看到这一过程，我想到的是该死的检察官为什么不事先让手掌跟辛普森的手掌差不多大的人试一下？当我看到手套不合适的时候，我惊呆了，因为我从一开始就认定手套一定合适。”

控方在凶案现场发现了左手手套，又在辛普森家中的地上发现了右手手套，在无法确定手套合适的情况下，竟然当庭要求辛普森尝试戴上手套。这件事太令人震惊了！在审判中，这简直就是在赌博，而根本没有这么赌博的必要。我怀疑法学院一年级的学生都不会如此大意。当然，辩方对于控方要求辛普森戴上手套的事并未反对，而控方似乎也并非不知道这件事可能会有问题。事实上，在控方要求辛普森当着陪审团的面戴上手套前，法官和控辩双方举行了内庭会议。克拉克说：“唯一的问题是，辛普森必须戴上橡胶手套（防止污染证据）……这可能会影响手套的合适度。”（最终证明，另一个问题是由于手套浸在血中，然后又风干了，手套已经收缩。但毫无疑问，这个手套就是辛普森的。因为戴了这么长时间，再晾干以后，肯定收缩）

在内庭会议上，达登只要求法庭允许用一双同款新手套做实验，而不是原始证据。伊藤驳回了科克伦的反对，仅仅说道：“让辛普森戴上原始手套更合适一些。”直到内庭会议结束，也没有迹象表明控方要让辛普森试戴手套。法庭记者珍妮特•M．默克塞姆（Janet M. Moxham）当时在现场，她告诉我：“达登不希望辛普森戴上这只手套，但是内庭会议结束后，克拉克对着他耳语一番，达登立刻答应让辛普森戴上手套，这让我们感到奇怪。我确定这是克拉克的主意。”

然而，达登因为此事备受批评，因为是他要求辛普森试戴手套的。或许是因为美国保护女性的英雄主义尚存，达登完全为此过失负责，从未表明应当由其他人来负责。但是，这一切发生之时，只有克拉克在他身边，而克拉克是主诉检察官，因而可以合理推测克拉克知情并且允许达登这么做。法庭记者进一步将责任推给克拉克。但是，无论责任归谁，这件事都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虽然检察官也提供证据来减少这件事的不利影响。在辩方的反对下，他们证明了手套收缩，并且用同款新手套让辛普森试戴，最终证明新手套十分合适，等等。但是，陪审团对最初试戴手套的情形印象深刻，辛普森根本就戴不上杀人凶手的手套，甚至无法将手指完全插进手套的指筒里面。陪审员布伦达•莫兰（Brenda Moran）在作出判决后告诉记者：“简单来说，手套根本就不合适。”

但是，难道辛普森戴上的这双手套真的不合适？别忘了他只是在演戏而已，辛普森确实很容易就可以将这双手套取下来，克拉克在总结陈词时也说了这一点。这让我们意识到控方在手套这件事上可能犯了最基本的错误。没有其他人提起过这个错误，但是我发现这个错误时，也感到震惊。

控方的立场是即便手套收缩了，即便辛普森戴了一双橡胶手套，如果辛普森没有刻意掩饰，并且手指的姿势正确，他还是能够戴上那双手套的。达登说辛普森做假了。达登在举证过程中讽刺地问：“我们能够要求辛普森伸直手指，像正常人戴手套那样吗？”克拉克在总结陈词中，告诉陪审团手套确实合适，但是辛普森不愿意表现出手套合适。

手套是本案中至关重要的证据。在任何案件中，都不应当把证据给被告人，让他来说是否合适，这种做法荒谬至极。应当由第三方来帮辛普森戴手套，检验辛普森的手和手指，确保不会假装不合适。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在被告人身上或者家中发现了一把枪，警察怀疑这把枪是杀人凶器。他们进行了弹道实验，通过显微镜来比对子弹的弹道和子弹证据上的弹道是否同一。很明显，他们并未将这些证据交给被告人，让被告人来检测，并且报告检测结果。

关键问题是，达登找到辛普森，对他说：“辛普森，你来试戴这双手套。如果你能戴上，你就有麻烦了。如果你戴不上，你就有可能无罪释放。”辛普森已经知道了只要手套不合适，那么自己就可以逍遥法外。然后达登问辛普森：“手套合适么？”这件事的关键就在于检察官允许辛普森自己来试戴手套，全凭他自己决定是否合适。检察官并非表现无能，因为用无能来形容检察官的这种行为，简直就是一种赞扬。

我发现办理辛普森案检察官的数量不仅有问题，甚至起到了反作用。DNA证据极度复杂，以至于控辩双方不得不聘请专业的DNA律师来处理这一环节，除了DNA证据之外，辛普森案一点儿都不复杂。[22]控方原本可以聘请一名律师来处理DNA证据，再聘请另一名（最多两名）律师来处理证人。例如，普通证人、法医、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察和专家等。实际上，在所有案件中，都是这么做的，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此外，他们需要至少一名到两名检察官来处理辩方的动议，这需要检察官长时间泡在图书馆里，因为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官没有时间来做这些事。

但是，加西缇就像一个新手一样，非常愚蠢，也史无前例地指派了25名检察官来办理辛普森案件，13名检察官全职办理辛普森案，12名检察官兼职办理辛普森案[23]（在纽伦堡审判中，也没有这么多的检察官）。克拉克没有负责所有（除DNA）证人，而是由另外的检察官负责证人在陪审团前作证。这导致了指控十分凌乱，不成体系，没有检察官负责证据相互印证，没有检察官负责证据的可信性。而这两点在总结陈词中十分重要。值得一提的是，主诉检察官克拉克在整整三个月中（1996年3月31日—1995年6月30日），都没有与任何一名证人交流。当我指控凶杀案件时，我一直立志把它做成杰作。当然，是否成功，就另当别论了。然而，这么多人插手辛普森案，不可能有杰作出来。与之类似的是，如果你正在画蒙娜丽莎，你不可能把不同的部分交给不同的画家完成。控方做的另外一件十分离奇，但是极其不利的事情是：他们经常违反最基本的控诉技巧，即明知对方即将展示对本方不利的证据时，应当先声夺人，率先展示这一证据。这难道不应当是常识吗？但是控方明显不知道。即便是经验最为丰富的检察官，也未能做到这一点，这让我极为诧异。他们在交叉询问中才展示这些证据。

在诉讼中提供对本方不利的证据可以实现两个目的。第一，这会让陪审员知道，你希望陪审员看到所有证据，不仅仅是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还包括对自己不利的证据，这就是说，自己并未干扰法庭，隐瞒证据。这有利于在陪审团中树立可信度。第二，这可以让对方的秘密手段提前暴露，至少可以让不利程度有所降低。如果本方能够勇敢地在直接询问环节就展示这些证据，会让陪审团觉得，这些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并非真有那么厉害。一般而言，我在直接询问过程中，都是以对手的角度进行询问，但是问出来的信息却是我想公布的信息。当我的对手进行交叉询问时，基本上已经没什么好问的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也只能重复我的话。再说，这种策略已经是常识了。

让我试举几例，说明检察官如何未能如此行事。妮克尔的妹妹，丹尼斯•布朗（Denise Brown）和坎迪丝•加维（Candace Garvey）[棒球明星史蒂夫•加维（Steve Garvey）的妻子]作证说在凶案发生几个小时之前的独舞表演上，辛普森的行为十分怪异，根本不友好，躲避他们的目光，好像要爆发一样，表情十分疏远、怪异，让人感觉他心情阴郁。在交叉询问时，辩方出示了一段从控方那里得到的视频，显示辛普森在独舞表演之后情绪愉悦、笑容满面，一度比其他人笑得都多。这对于控方而言是十分糟糕、令人尴尬的，并且有损控方在陪审团眼中的可信度。让我难以置信的是，控方竟然没有在直接询问环节就出示这份视频。如果他们提前出示，丹尼斯•布朗和坎迪丝•加维就可以作证说，这份视频是真的，但这是独舞表演之后的事，在独舞表演当时，他并不是这样的。如果这样的话，这份证言给控方带来的不良后果会有所减弱。不出所料，这份证言的作用完全被视频推翻了。

上文提到辛普森对警察的供述让陪审团认为控方在隐瞒事实。虽然科克伦在总结陈词中并未如此表述，但是他当时完全可以走到控方面前，告诉陪审团：“这些代表加州人民的检察官，本应努力实现客观、公正。但是，如果相信他们，陪审团将看不到那段视频。他们不会向法庭出示，我们必须将此公之于众。”[24]（事实上，科克伦真的就控方隐瞒证据问题发表了类似意见。后文将讨论这个问题）如果陪审团认为控方在隐瞒对辩方有利的证据，他们难道不会认为控方在欺骗陪审团吗？如果克拉克和达登不知道应当按此方法举证，难道就没有一个同事建议他们吗？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达登传召了博洛茗百货的售货员出庭作证，证明销售记录上面妮克尔为辛普森购买的手套与作为证据提供的手套一致。不出所料，在交叉询问环节，科克伦开始质疑那份销售记录并未显示手套的颜色和大小，这再一次让陪审团认为检察官不希望他们了解此事。

在克拉克的开场陈述中，她并未提到DNA检测中说在妮克尔的指甲下和大腿上发现了含EAP（红细胞酸性磷酸酶）B型酶的血液。问题在于，妮克尔、辛普森和高曼都没有EAP（红细胞酸性磷酸酶）。但是，检测报告的下一句是：“妮克尔自己携带了BA型酶，不能排除妮克尔是该血液来源的可能性，因为EAP B型酶可由BA型酶（妮克尔自身血液的EAP酶类型为BA型）降解为B型酶。”由于报告的第一部分内容极具误导性，直接指向辛普森之外的杀人凶手，检察官不得不考虑辩方将会反驳，克拉克原本应当在开场陈述中就将全部内容都读出来。相反，直至1995年5月11日，更加先进的DNA检测技术检测出这些血液是妮克尔的，控方才把这件事说清楚。陪审员们已经带着偏见来看待证据了。他们认为，这些血液很可能来自其他未知的罪犯。他们也已经听到了科克伦在开场陈述中的这些误导性陈述。即便是检察官澄清之后，在过去三个月中陪审团对于此案形成的错误印象仍未消除，这些都是由一开始的错误信息造成的。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检察官未能妥善处理对己方不利的证据。在辛普森听到妮克尔遇害时的反应这一问题上，克拉克试图通过警察罗纳德•菲利普斯（Ronald Phillips）证明，当他打电话到辛普森入住的宾馆，通知他妮克尔遇害了，辛普森的反应并不像清白之人。她询问罗纳德•菲利普斯：“辛普森是否询问妮克尔是如何遇害的？”回答：“没有。”问：“辛普森是否询问什么时候遇害的？”回答：“没有。”问：“辛普森是否询问在哪里遇害的？”回答：“没有。”

但是，在交叉询问时，警察又说在他刚告诉辛普森他的前妻已经遇害的时候，辛普森问：“你所谓的遇害是什么意思？”虽然辛普森只问了这一个问题，但这也不是一个清白之人应有的反应。这个问题确实会引起对辛普森的怀疑，这也是克拉克想要证明辛普森对那些细节根本就不好奇。克拉克并未意识到，她应当在直接询问时就提出这个问题，或许克拉克并不知道这个信息，因为她根本没有就证人作证作好充分准备。换句话说，我无法排除她具有这种可能性，除非她能够有其他让我确信的理由。在审判过程中，这种情况一再发生，让陪审团认为控方在刻意隐瞒对辩方有利的证据。相比而言，没有比这个更能让检察官在陪审团那里丧失可信性的事情了。《陪审团女团长》的作者阿曼达•库利在书中表达了对克拉克的不信任。有关罗纳德的证言，她说：“直到交叉询问阶段，才说出这些。那我们为什么要聆听控方的直接询问？这个时候才知道辛普森的反应，意义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辛普森案中克拉克和达登的控诉水平之低，我已经无法确定他们是否还知道应当先展示对控方不利的证据。要是他们知道的话，为什么他们不那么做？我的猜测是他们根本就不熟悉这一诉讼技巧，他们也不是有意表现得如此之差，而是自然而然地就有如此表现。

控方向法庭展示对己方不利的证据已经有很多先例。但是，辛普森案的控方很多次未能抢占先机。

解剖妮克尔和高曼的尸体的是埃文•戈尔登（Irwin Golden）法医。1994年8月1日《时代》杂志报道，许多检察官要求克拉克更换法医，因为戈尔登太过马虎。但是克拉克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回答道：“没什么问题。”克拉克自1994年6月13日负责此案，法医在1994年6月14日进行尸体解剖。克拉克是有时间来干涉此案的。

戈尔登还有其他问题。在预审[25]时，戈尔登明显不是一名好的证人，当然很多人也不是。他在法庭上毫无气势，盘问的时候他自己都表现出好奇的神情，说话唯唯诺诺。此外，一般人是看不出法医的真实职业的，但是戈尔登看起来活脱脱地就是一名法医。

在妮克尔和高曼的尸检中，控方也承认戈尔登犯了许多错误。他扔掉了妮克尔的胃内容物，而这原本可以用于检测妮克尔的死亡时间。戈尔登却负责地记录了妮克尔的胃内容物：通心粉、菠菜和橄榄，以及胃内容物的消化状态。妮克尔的内衣穿戴整齐，没有被性侵的迹象，他认为没有必要，所以也没有为妮克尔做性侵检验。他和他的同事们错误地将高曼的胆汁标记为尿液。他们也没有为尸体拍X光，没有检查高曼的外套和牛仔裤上面的刀痕，没有采集妮克尔右手的指纹，忽略了妮克尔头上的挫伤，各种错误，不胜枚举。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法医都会犯这些错误。但是在辛普森案中，戈尔登的错误更多，达到30多处。而在以前的案件中，据称戈尔登还将一处枪伤的入弹口弄成了出弹口，这可不是一个小错误。

考虑到戈尔登在作证时可能会出问题或者难堪，检察官决定不传召戈尔登出庭作证。而是要求戈尔登的上司莱克法医就戈尔登的尸检出庭作证。这才是真正的下下策，再一次让陪审团认为控方试图隐瞒什么，随后在辩方的交叉询问过程中，莱克医生承认，这是他法医生涯中第一次就自己没有亲自实施的尸检出庭作证。

所有检察官和律师在职业生涯中都会遇到表现不佳的证人。但是，只要准备充分，这些都不会成为问题。只要好好培训戈尔登医生，他肯定也会表现得不错（除了他那无可挽回的尸检报告）。无论如何，他自从1981年起就在法医部门工作，检验了5 000多具尸体，出庭作证将近100次。事实上，他的能力也在平均水平，并非太差。如果他真的太差，那么检察官办公室也不会聘请他来解剖尸体。戈尔登的同事也认为他能够胜任。检察官可以很容易地让戈尔登在法庭上承认自己在辛普森案中所犯的错误，甚至是他曾经将弹孔的入口误判为出口的事，都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可以像这样进行：

“医生，在这样的案件中，你明显将子弹的入口误判为出口，是不是这样？”

“对。”

“你肯定知道子弹入口和出口的区别。”

“当然知道。”

“能否向陪审团简要解释一下这两种伤口的区别，比如它们的分布、形态等。作为法医，你是如何区分这些伤口的？”

“可以。这就是法医作证的目的。”

“在你的职业生涯中，你检验过多少枪伤的出入口？”

“差不多500次。”

“在其他500次验伤过程中，你是否也将子弹入口误判为子弹出口？”

“没有。”

只要这么问就可以了。

即便是戈尔登在一起案件中表现欠佳，例如他误判了死因，或者他的错误影响了案件结果，只要勇于承认，并且说明这也仅仅是500起尸检中的一两件而已。不过，检察官不准戈尔登出庭作证，而辩方不断地提醒陪审团这一事实。

检察官的处理不当，并不限于阻止戈尔登出庭作证。莱克医生作证时，他的证言反而起到了反作用。莱克医生的直接询问原本应当不超过两个小时。在曼森案中，也有死亡时间、刀具类型等问题的争议，涉及7名被害人、2名法医、169处刀伤、7处枪伤和一些其他伤口。我总共花了两个小时就完成了直接询问。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法律医学组主任负责询问莱克医生，这名检察官智商极高，但是他明显没有发挥出他的全部知识。如果主诉检察官克拉克自己知道如何询问法医，她也不可能允许这名检察官这么做了。

莱克医生的直接询问持续了8天时间，这可能已经是一项记录了。对他的询问从各个想得到的角度入手，内容极其详细深入。证言竟然已经详细到让莱克医生扮演凶手，重演一次凶杀过程。但是，这些都并非必要内容。只需要法医证明几个关键的问题就可以了，例如死亡原因（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刀伤的数量和哪些是致命伤、大致的死亡时间、杀人凶器的特征（单刃还是双刃），以及戈尔登的错误是否会影响最终结论。[26]

询问莱克医生的时间长达8天，这会对控方产生不利影响。如此详细、漫长的直接询问，会让陪审团认为法医检验有很多关键问题（事实上并没有），控方对这些问题存在担忧。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控方要花这么长时间来询问法医？如果一方对排除合理怀疑负证明责任，陪审团产生这种想法只会带来不利影响。[27]

但是，询问莱克医生的检察官布赖恩•凯尔伯格（Brian Kelberg）并不满足于此。他还想让莱克医生告诉陪审团，这桩凶杀案究竟是如何发生的，甚至连刀伤形成的顺序都要问。我一直都支持控方，但是我还是会说：“法医怎么会知道这个？”你们可以想象陪审团会怎么想。要求证明凶案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检察官实际上是加重了证明责任，原本根据法律，他没有必要承担这些证明责任。检察官只需要证明是辛普森实施了犯罪，根本不需要具体到他是如何杀人的。

一旦莱克医生无法就某一问题自圆其说，凯尔伯格就十分“豁达地”帮助他思考。例如，凯尔伯格暗示莱克医生，凶手用钝器（拳头或刀柄一样的物体）击打妮克尔的头部，将其打倒在地。随后对着她的右侧脖子猛捅四刀，随后妮克尔流血休克在地，但是并未死亡。凶手又到旁边袭击并杀害了罗纳德•高曼，然后返回给了妮克尔致命一刀，切断了妮克尔的喉管。[28]凯尔伯格还问莱克医生：是否可能是这种情况？法医停顿了一下：“有这种可能。”

这种情况意味着两起凶案同时发生（还有可能性更大的一种情况：辛普森先杀死妮克尔，然后罗纳德几秒后进入案发地，辛普森为了灭口而杀人）。[29]如果真的是两起凶案同时发生，为什么两名受害人没有呼救，也没有逃跑？既然这个假设有此漏洞，控方为何要提出这种假设，让专家证人回答有此可能？控方这么问有何意义？[30]控方负担的证明责任是证明辛普森有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程度，而不需要将辛普森如何实施犯罪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总之，不必以揣测推断的内容，让陪审团连续聆讯8天。

辩方传召纽约前法医迈克尔•巴登医生作为辩方证人出庭时，明确表明控方法医所谓的“可能”案发过程十分荒唐。[31]凯尔伯格就此问题争辩，巴登笑着回应道：“有可能是一名惯用右手、头发茂密的陌生人从背后袭击被害人，同样有可能是一位惯用左手的光头侏儒从前面袭击了被害人。”

在纽约贝列佛（Bellevue）医院，莱克医生曾经在巴登医生的手底下工作。巴登医生证实，他收取了辩方超过10万美元才出庭作证，从几个方面对莱克医生的证言进行质疑。例如，莱克认为罗纳德•高曼在1分钟之内被杀；但是巴登医生认为，高曼可能在反抗了5分钟、10分钟甚至15分钟之后，才被割断了颈静脉。巴登医生还质疑了莱克医生的另一个结论：妮克尔头部的伤口，才是她失去意识的原因（双方都认为头部的伤口是在致死刀伤之前形成的）。

陪审团面对的是控辩双方的专家证人对案发过程进行的推断，在刑案中，这种情况对控方不利。虽然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难以避免，然而，凯尔伯格得到主诉检察官的允许后，在8天中因为过度的推测，使得不利状况更加恶化。

戈尔登在尸检过程中有许多错误，控方决定先向辩方承认。凯尔伯格就是照此策略，要求莱克详细描述戈尔登的错误，凯尔伯格估计戈尔登至少有30处错误，莱克勉强认可了这一说法（莱克医生证实，所有的这些错误都极其细微，对于结论没有重大影响，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主要事项的结论）。但是，在对法医长达8天的直接询问过程中（如我所述，有7天半是多余的），控方询问了数百个问题，以此承认错误。但是，控方始终都没有问最为重要的问题：“从法医学角度分析，能否推断出当时有一名凶手，还是一名以上的凶手？”

法医有许多机会可以告诉法庭，从伤口的尺寸来看，在谋杀过程中，可能有一把刀或者是几把刀。凯尔伯格从莱克医生的证词中，总结出（当然他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被害人身上的所有伤口，实际上都是由同一把单刃匕首形成的。但是，他不仅没有用“从法医学角度分析”这种话语，而且在讯问了匕首问题后，没有向莱克医生询问从法医学角度分析是否只有一名凶手（由于控方认为辛普森单独作案。从一开始，辩方就辩称可能存在不止一名凶手。如果辩方可以证实存在不止一名凶手作案，虽然不能从理论上或法律上为辛普森脱罪，但是也会有力地损害控方的可信度）。对于凯尔伯格而言，这是无需思考、都应当问的问题。因为他已经决定向辩方承认错误。但是，凯尔伯格没有问出这个问题。在交叉询问时，夏皮尔几乎脱口而出：“医生，你能否从法医学视角合理分析，有多少凶手参与此案？”法医回答道：“不能。”当然，由于这个问题对陪审团尤其重要，夏皮尔作出了让步。但是，如果控方在直接询问时就提出这个问题，那么由此产生的不利影响就基本没有了。第二天，洛杉矶各大报纸的头条是：“辩方从控方法医口中得到有利证言。”

夏皮尔在交叉询问中，证明了控方在长达8天的直接询问中给出的都是推测性的结论，并没有实际内容。他问了一个问题：“医生，在长达8天的直接询问中，只有四个问题在法医学上是确定的：这是一起凶杀案、致命伤是刀伤、被害人失血过多而死、死亡时间是晚上9时以后。是不是这样？”虽然莱克医生花了很长时间反驳，但是这个问题在本质上是对的。

辩方的主要辩护理由是，警方故意陷害辛普森。总之，犯罪现场发现了辛普森的血液，如果不是警方蓄意栽赃，那么就是辛普森确实有罪。案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下午2:30左右，赛诺•佩拉蒂斯（Thano Peratis）护士在警察局从辛普森的右臂抽血。在预审阶段，他在法庭上作证大约抽了7.9—8.1毫升的血。范纳特警官带着这一小袋血液去了辛普森的家中，将血液亲手交给警方的物证专家丹尼斯•冯（参见附录三）。但是在庭审中，控方的血液只有6.5毫升。辩方在审判中一直试图让陪审团相信，警方为了陷害辛普森，剩下的1.5毫升血液被警察洒在了辛普森的家中、野马车上和犯罪现场。

控方明知根本没有所谓的陷害，他们必须对血量的差异进行解释。常识是：控方应当再次询问佩拉蒂斯，他是否有可能弄错了，或者询问佩拉蒂斯的同事，看看他们能否提供有用的证言（即便两名主诉检察官不知道，其他的23名检察官也应当知道）。难道还需要什么聪明才智才能想到这一点？连十几岁的孩子都能想得到的方法，这25名检察官竟然都没有想到。他们只需要给佩拉蒂斯打个电话，把问题讲一下。相反，在作证以后，佩拉蒂斯不得不给检察官打了电话。在庭审的时候，佩拉蒂斯正处于心脏搭桥手术的恢复期。当他听说辩方正在利用他的“糊涂”（他自己说的）大做文章之后，他和他的上司一起用水做了实验，发现他只抽取了6毫升多的血液。因此，他主动联系检察官办公室，确定他在预审时犯了错误，很有可能他只抽了6.5毫升的血。

检察官后来怎么办了？他们让检察官汉克•高德博格、调查员和摄影师到佩拉蒂斯家中询问，并且对他的错误录像。伊藤法官允许控方向陪审团播放录像，这对于伊藤而言，又是另一个错误。在庭审中，不应当不经交叉询问，就展示对被告人不利的证言（伊藤的裁决明显违反《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的质证条款）。[32]

但是，在辩方无法对佩拉蒂斯进行交叉询问的情况下，难道检察官不应当认为伊藤不会允许他们播放录像带？而且，即便他们认为伊藤会作出这个完全不当的裁决，检察官为什么要播放录像带？辩方在庭审过程中，一直叫嚣控方陷害辛普森。检察官却在辩方律师不在场，无法对佩拉蒂斯进行交叉询问的情况下，到佩拉蒂斯的家中取证。这种做法只会让陪审团觉得更加可疑。在总结陈词阶段，科克伦不出意料地对此进行质疑，认为控方只不过是操控佩拉蒂斯，让他说出录像带中的话。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尼克松案中，私人秘书罗丝•玛丽•伍兹（Rose Mary Woods）对尼克松录音带中出现的18分钟空白所作的解释[33]。辩方律师彼得•诺伊菲尔德敏锐地发现了问题，在对调查员进行交叉询问时，主张检察官专门培训佩拉蒂斯解释血液变少的问题。调查员否认了这个说法。

但是，如果像录像带中所说的那样，佩拉蒂斯在第一次作证时真的弄错了，事实上他只从辛普森手臂上抽了6.5毫升的血，检察官应当如何应对？当我第一次看到检察官处理此事时，我思考对策只用了一秒钟时间。最为明显的对策是，询问佩拉蒂斯，他一般从别人的手臂上抽多少血。如果他回答一般抽6.5毫升，接下来就要去他的办公室，与其他护士交谈，询问他们是否能够确认佩拉蒂斯一般都是抽6.5毫升左右的血。如果他们能够作证，那么就应当传召他们出庭作证。你还要询问这些护士，他们一般抽多少血，如果也是6.5毫升，那么这就是一种惯例或政策，应当将此作为证据。控方只有这么做才能确立佩拉蒂斯证言的可信性。让陪审团相信，佩拉蒂斯作为洛杉矶警察局雇员，并非在帮助控方，也没有受到检察官的指使。

佩拉蒂斯告诉我，检察官联系他的时候，他与警察局的这些同事并不相识。他说，一般他抽6—8毫升的血，虽然佩拉蒂斯在为辛普森抽血时使用的注射器一侧标有刻度，但是整个过程都不是十分精确，我们都不会测量抽血量，也不会检查抽血量。在过去30年的职业生涯中，抽血量多少第一次成了争议点。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事情。我也与他的同事唐纳德•贝克（Donald Baker）交谈，贝克说他一般抽5毫升、6毫升或7毫升的血，但是他不知道佩拉蒂斯一般抽多少毫升的血。他告诉我，检察官办公室没有人向他询问。即便佩拉蒂斯抽了8毫升的血，而最后只剩6.5毫升。但是辛普森的血样被用到了很多检验中，每一次血液都会沾到取血管上。其次，物证鉴定专家每次从瓶子中取血时，没有理由精确记录取出了多少血液。他们在取血的时候，怎么会知道有人利用这一点来指责警察诬陷辛普森？

这些做法需要多少聪明才智吗？难道这不是常识吗？然而，对于这一点，检察官毫无作为。有一句谚语：谬误颇多，但常识唯一。伏尔泰曾说：常识并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见的东西。但是，我们当然知道代表加州的25名检察官应当知道，在全美最大检察官办公室担任领导的那几名主诉检察官也应当知道这些常识。

应当注意的是，许多陪审员在审判结束后，都将血液缺失视为洛杉矶警察局诬陷辛普森的证据。他们认为佩拉蒂斯在录像带中的证言十分可疑，不足为信。

再看看检察官如何处理福尔曼问题，就会发现控方实在是糟糕透顶。检察官怎么就能够忽略凯瑟琳•贝尔（Kathleen Bell）和安德烈亚•特里（Andrea Terry）这两名证人？她们在法庭作证福尔曼在过去十年中曾经使用过“黑鬼”一词，表面上毫无不测居心，说话掷地有声。贝尔是白人妇女，职业是房产经纪。她说她是在1985年或1986年雷东多比奇（Redondo Beach）的海军招募处遇到福尔曼的，福尔曼告诉她：如果有可能，他最想做的事就是“看着黑人聚集在一起被烧死”。虽然事后贝尔对外宣称，她深信辛普森有罪，并且原本不想出庭作证，因为这样做会帮助辩方，但是她还是给辩方写信，告诉辩方律师她和福尔曼的接触、福尔曼的种族歧视，以及福尔曼曾使用“黑鬼”一词。这封信就在控方手中。此外，控方还知道贝尔的白人朋友安德烈亚•特里与贝尔一起参加了雷东多比奇的酒会（就是在那里贝尔遇到了福尔曼），也听到了福尔曼说过这句话。

福尔曼的一名同事的前女友娜塔利•辛格（Natalie Singer）陈述，福尔曼曾经对她说过：“黑人只有死了，才会是好人。”为什么贝尔、特里和福尔曼同事的前女友都愿意犯伪证罪？然而，克拉克将这些人的证言称作“荒谬至极的指责”，蔑称他们为：“凯瑟琳•贝尔和她的同类。”

但是，如果克拉克不相信指责福尔曼的这些人，那么她是否相信控方证人福尔曼？难道克拉克都不相信曾经听到的福尔曼的言论？1981年福尔曼曾经申请过洛杉矶警察局的压力导致伤残补助金，在与心理医生的谈话中，他使用了歧视性的语句，并且谈论过他对少数族裔的憎恶。例如，他告诉海军陆战队的约翰•霍克曼（John Hochman）医生，“他已经厌倦了‘墨西哥佬’和‘黑鬼’，应当把他们统统送进监狱，让他们什么都干不了”[34]（这些内容被记录在霍克曼医生向洛杉矶检察办公室员工赔偿委员会提交的报告的第8页）。谈话发生在庭审十多年以前。但是，这些内容足以证实对福尔曼的指责。

确实，客观地说，这些内容与辛普森案的审理毫无关系。但是由于辩方竭尽全力地想在案件中加入种族问题，而伊藤法官又犯下了一个严重的司法错误，允许辩方大打种族牌。检察官又不按照克里斯•达登的意见来处理此事，在达登的书中，他写道，他在法庭外询问福尔曼是否使用过黑鬼一词，福尔曼说没有（但是达登说他根本不相信），然后就不管了。根据常识，检察官应当让福尔曼坐下来，告诉他面临的真实处境，而不是仅仅例行公事地询问他。如果检察官告诉他基本上不怀疑“黑鬼”是他的习惯用语之一，他会在证人席上如实作证？这样做的话，就不会损害控方的指控了？我可以保证。给我一个半小时，让我和福尔曼谈一下，我保证他承认在过去十年中曾经使用过歧视性的俚语。难道检察官不让福尔曼承认一切，就可以将其抛之脑后？但是，如果福尔曼否认说过“黑鬼”一词，辩方使用证人证言进行抗辩（辩方当时声称还有其他证据），情况很有可能会失控，形成非常有利于辩方的局面，福尔曼甚至会被追究伪证罪。

难道控方不应当自然而然地承认福尔曼使用过歧视性词语？如果这样，福尔曼就会承认过去曾经使用过“黑鬼”一词。这一事实应当由检察官在直接询问中提出来。由福尔曼直接承认，告诉陪审团他在街头处理刑事案件时，因为何事而使用“黑鬼”一词（参见本章后文）。如果符合事实，福尔曼还应当澄清他已经不再使用这个词了。如果按照这个方法，福尔曼不仅可能在陪审团中提升可信度，他是否使用过“黑鬼”一词也就毫无争议可言（陪审员玛莎•鲁宾•杰克逊在《陪审团女团长》中写道：福尔曼不应当撒谎。他应当从一开始就承认他使用过“黑鬼”这个词，在处理刑事案件时，有多少人没有使用过这个词？这样的话，对他会更好）。这样会损害控方的指控，但是，如果控方向辩方承认这一点，与控方最终的遭遇相比，这只是一桩小事而已。贝尔和其他人的证言，甚至是福尔曼的录音磁带，都将与案件无关，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为他们不需要再质疑福尔曼的证言。难道检察官不应当这样办理案件吗？顺便说一句，我不认同一些人的说法，他们认为在明知福尔曼是种族主义者的情况下（检察官声称他们不知道福尔曼是种族主义者，也被他的谈话录音惊到了），控方不应当传召福尔曼出庭作证，甚至有人说控方不应当将福尔曼发现的手套作为呈堂证供（因为没有绝对必要），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避免福尔曼产生的问题。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情况可能更糟。辩方需要福尔曼事件，就仿佛是鱼儿需要水一样，因为这是辩方的撒手锏。因为他们知道福尔曼发现了一只手套，有证据证明福尔曼在审判之前很长时间内曾经是一名种族主义者，辩方毫无疑问会申请传召福尔曼出庭作证，让陪审团认为地方检察官正在隐匿证据。由于福尔曼发现了手套，他就是一名关键证人。辩方完全有权利要求他出庭就手套问题作证。此外，辩方可以很容易地请求伊藤法官裁定福尔曼是敌意证人[35]，然后就可以像他们在审判过程中那样对他进行盘问。一定要注意，福尔曼是辩方的救命稻草，辩方会想方设法让福尔曼出庭作证，即便是用担架抬上法庭也在所不惜。

控方在福尔曼问题上，没有向辩方主动承认，这是一件极其糟糕的事。但是，即便如此，控方也可以极力挽救福尔曼事件的影响。在拳击比赛中，最终取得胜利的人往往只是比对手多从地上爬起来一次而已。福尔曼谈话的录音磁带出现之后，控方急于和福尔曼划清界限，视福尔曼为瘟神。至于辩方，他们还要从福尔曼身上榨出更多的好处，一方面，对他爱惜不已，像久旱逢甘霖一般对待福尔曼。另一方面，他们开始诬陷福尔曼，将他刻画成他们需要的形象。

但是，难道控方必须与福尔曼划清界限？对此我并不确定。由于检察官一直相信，无论福尔曼是如何严重的种族主义者，他也不会用放置手套构陷辛普森。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在陪审团面前修复福尔曼的形象？如果是我办理案件，我就会这么做。根据媒体的报道，熟悉福尔曼的人都不认为福尔曼会诬陷辛普森，而他歧视的对象也仅限于黑人犯罪分子。

其中最好的一篇报道是1995年11月8日刊登在《洛杉矶时报》上面的一篇文章。记者格雷格•克里科林（Greg Krikorian）采访了福尔曼供职于洛杉矶警察局期间的同事。如果你阅读了这篇文章，可以扪心自问，是否同意我的说法。我认为这篇报道可以帮助控方减轻福尔曼录音带、贝尔等人的证言产生的不利影响。并且你也会知道，即便是在福尔曼的录音带中，他最后一次使用“黑鬼”一词也是在1988年，与辛普森的审判时隔七年。辩方就是以福尔曼为中心，构建了他们的辩护观点：福尔曼基于自己的种族偏见，诬陷辛普森。有人说福尔曼是美国最遭记恨的人之一。正如上帝总是得到赞美，我们从未听过对魔鬼的赞扬。我觉得很有必要从认识福尔曼的人那里去了解他。

“世人从录音带中得知此人（福尔曼）污言秽语，简直是污秽世界的代表。但我认识的马克•福尔曼并非如此，也不是种族主义者。”1984年曾与福尔曼搭档的拉丁裔警察罗伯特•亚兰尼兹（Roberto Alaniz）如是说。“听说这个消息，我和其他人一样震惊……如果福尔曼真的是录音带中听起来的那么严重的种族主义者，我完全有权利说他是人渣。但是，我真的无权这么说。”1994年西洛杉矶警署和福尔曼认识的黑人警察艾德•帕默（Ed Palmer）如是说。调查凶杀案的黑人探员加尔顿•布朗（Carlton Brown）在1993年曾与福尔曼共事，他告诉记者：“我真不能说福尔曼究竟是不是种族主义者，但是，如果他对我隐藏了这些想法，那么这些也不能成为证据。我不知道他究竟如何，或许是我过于单纯。但是我不认为自己有那么单纯。”

最近有超过6次对洛杉矶警察局警察的采访，只有一名采访对象是拉丁裔或黑人。无法证明现今名誉扫地的前探员（福尔曼）在1985年至1994年间有过磁带中所述的行为。他们也证明在开车巡逻、用餐、住宿过程中，福尔曼从未向与他一起工作、受训的同事们表达过种族歧视观点。这些新闻报道描绘的福尔曼的形象，并不是那个引发对洛杉矶警察局调查的福尔曼（最近美国司法部又开始了新一轮调查）。采访证明，福尔曼并非行为不端、种族歧视的警察。他最多也就是一个强势（甚至自大）的警察而已。如果他隐藏了自己表达过的思想，他的同事们不可能认为他是种族歧视者。

许多洛杉矶警察都说福尔曼寡言少语，却往往语出惊人，就像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导演的电影中的警探哈里一样。但是，他们也说，这也只是他的性格而已，他从来没有在逮捕过程中违反规定。或许有人说，他从来没有向同事们袒露心扉。还有可能是他在80年代接受过心理治疗后，改变了自己的行为举止。但是，他们认为自己对于福尔曼的看法并非单纯无知的看法。帕默说：“作为黑人，与别人接触的时候只需要倾听和观察，就知道这个人怎么样。好几次我与别人共事，都对别人的种族倾向产生疑问。我从未对福尔曼有此疑问，我知道他有些强势、自大。但是，我从未觉得他是种族主义者。如果他真的是录音带中的种族主义者，那么他肯定会被别人知道，肯定有人会说他。”

与福尔曼相识20余载的警官保罗•帕特里奇（Paul Partridge）这样评价：“如果他今天仍然在岗，他将一如既往地奉献，他根本不会在乎面对的是什么人。”

帕特里奇记得福尔曼有一名拉丁裔的长期女友，这一事实与他在别人眼中的严重种族歧视形象不符。他还记得，福尔曼的女友根本就不可能容忍任何种族歧视行为：“她善于言辞，以自己的遗传为傲，福尔曼对此毫无怨言。”

帕特里奇和其他的警官告诉《洛杉矶时报》记者，在警察的日常工作中，必须要面对社会最阴暗的一面，可以为工作奉献生命。以至于他们的言语和别人的感觉会有偏差。在听了福尔曼的磁带之后，帕特里奇也感到愤怒，因为自己的熟人竟有如此言论。但是他仍然相信福尔曼仅仅是表达了对罪犯的看法，而不是对整个种族。亚兰尼兹对此深表赞同。1982年福尔曼返回工作岗位之后，未能因心理压力获准提前退休，亚兰尼兹与福尔曼谈论过此事。

亚兰尼兹说：“他向我倾诉了心理压力后，我问了他对于少数族裔的看法。”“他说他对黑人没什么偏见，只不过对于罪犯有偏见。他告诉了我他对退休委员会的原话：他无法忍受罪犯和帮派成员，对他们深恶痛绝。到时候他宁愿开枪射杀他们，也不想给他们（因合理怀疑）获释的机会。”

重返岗位几个月后，福尔曼要求亚兰尼兹和他搭档。他的这一举动与别人所说的歧视少数族裔的形象不符，亚兰尼兹说：“我无法想象一名严重的种族歧视者会选择与少数族裔警察做搭档。”

亚兰尼兹说：在他们成为搭档之前，福尔曼曾经和一名黑人女警官搭档。洛杉矶警察局的领导决定由她来监测福尔曼的真实种族倾向。

福尔曼与托伊斯•艾勒森（Toish Ellerson）搭档两个月之久。福尔曼对亚兰尼兹说，他很喜欢和艾勒森共事。亚兰尼兹至今还记得福尔曼的原话：“他们都觉得我不会跟黑人或女性搭档。但是他们都错看我了，与艾勒森共事的经历很愉快。”

艾勒森现在是西洛杉矶警署社区关系处的警官，她自己也说与福尔曼共事过程中一切相处愉快。她说：“坦率地说，我对他毫无意见。”

亚兰尼兹说：“福尔曼一直都是可靠的警察。他的警容整洁，制服一丝不苟，皮鞋锃亮。他的战术也很好，从未鲁莽行事。”

应当注意的是，在福尔曼受训成为洛杉矶警察局警官的培训班上，他的成绩位列第二，查阅他的履历，发现在他19年的从警生涯中，只有4起投诉，这个数字也是总体平均数。亚兰尼兹说，他只目睹过一次福尔曼发脾气。当时他们正在拘捕一名长发流浪者，在得知这名流浪者在越战期间为了免服兵役逃至加拿大后，身为参加过越战的前海军陆战队队员的福尔曼大发雷霆。

亚兰尼兹记得福尔曼对这位流浪汉说：“你知道你在加拿大藏身的时候我在干什么吗？”这也是他唯一一次看到福尔曼对别人吼叫，“变得十分愤慨”。

于1993年与福尔曼搭档的黑人警探加尔顿•布朗说，他与福尔曼相处愉快，随后加了一句：“种族从来都不是问题，他平易近人，我从未目睹他侵犯公民权利。”

直至1994年，福尔曼都没有表现出隐藏了种族观念，按照帕默警官的说法，他在辛普森案发生前一个月还在西洛杉矶警署见过福尔曼。过去六个月内，每周都会见上几次。他和福尔曼在换班之前到篮球场和黑人一起打球。帕默说：“我们一般都是早上6:30之前到达篮球场，有时候只有我们俩。我想到福尔曼是早上5:40起床与我打球。如果他真的讨厌黑人，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事实上，很多人都会对黑人开玩笑说：‘你们速度很快！’或者是：‘你们都很能跳。’但是福尔曼从来没有这么说过。”

亚兰尼兹说：“你可以扪心自问，你能拿种族主义者怎么办？你只能以身作则，让他们学习。有人向警察局投诉某警察对待少数族裔的方式有问题，然后警察局就安排这名警察参加心理康复项目，然后有一天就说这名警察已经康复了。然后他就与少数族裔警察一起工作。”

有些人认为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官们在《洛杉矶时报》上对福尔曼之所以有如此评价，是因为这反映了警察的沉默法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一法则，但是这个法则只存在于警察失职的调查中，因为这些调查会让警察被捕、受到惩罚或者被开除。这个法则根本就不适用于记者调查已经离职的警察（福尔曼）的这种情形。此外，沉默法则意味着拒绝发言。表示自己什么都没听到，什么都没看到。也不会像在《洛杉矶时报》的报道中那样，说出那些正面、肯定的话语。尤其是黑人警察，更不可能这么做了。

还有一些其他警察，也对福尔曼是种族主义者的说法提出异议。1994年10月，CNN做了一期有关福尔曼的节目，两名黑人妇女对记者亚特•哈里斯（Art Harris）讲述了她们与福尔曼的接触。康妮•劳（Connie Law）在她叔叔遇害案件的调查过程中认识了福尔曼，当时福尔曼侦办此案，康妮对哈里斯说：“对于福尔曼，我认为他是无辜的。我认为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警察。他与我们接触过程中，表现非常优秀……对我和我的家庭从未表现出任何歧视。”福尔曼还侦办过一起案件，黑人妇女帕特里夏•福伊（Patricia Foy）在钱包被窃之后，追击窃贼。她对哈里斯说，福尔曼告诉她，她非常勇敢，但是她也愚蠢至极，以后不应当再这么干了，否则她可能因此遇害。“福尔曼不是种族歧视者，辩护人只不过是给他安个罪名，借此脱罪罢了。”

丹内特•梅尔斯（Danette Meyers）是另一名认为福尔曼并非种族歧视者的黑人。她是洛杉矶副检察长。虽然丹内特女士拒绝接受采访，但她与福尔曼关系紧密是世人皆知的。一开始，她起诉的一名被告人（案件是由福尔曼侦办的）威胁要杀害丹内特，福尔曼牺牲私人时间保护丹内特。他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福尔曼曾邀请丹内特参加过家庭晚宴。

即使福尔曼的前同事等人对福尔曼有许多正面评价，认为福尔曼并非种族主义者，但是如果他没有那些事实为基础，你甚至都不会开玩笑，更不会虚构他是种族主义者。洛杉矶警察局黑人警察协会会长告诉为《洛杉矶时报》撰文的记者，很多人找到他，告诉他福尔曼的种族歧视行为，但是这名会长并未提供爆料人的姓名。事实上，即便是那些看着福尔曼长大的人也认为他是种族主义者。福尔曼成长于华盛顿雷尼尔山脚下的小镇伊顿维尔，那里所有的事情都要论肤色。但是，辛普森案的控方却允许辩护人在主要由黑人组成的陪审团面前把福尔曼描绘成一名严重至极、敌意强烈的种族主义者，在种族隔离时代都会让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难堪的人[36]。陪审团没有听到控方有任何维护福尔曼的言语。地方检察官将福尔曼视为不可救药之人。辩方当然会像对待恶魔一样对待福尔曼，将其刻画成令人恐惧的人。科克伦在总结陈词时将福尔曼称作“有种族屠杀倾向的种族主义者、美国的终极噩梦、魔鬼的化身”，甚至将其与阿道夫•希特勒相提并论。所有的这些，达登或克拉克都丝毫没有反驳，甚至还加入了诋毁福尔曼的队伍中。克拉克在向陪审团讲述她如何讨厌福尔曼时，她的原话是：“我们希望这种人从地球上消失吗？当然！”达登告诉陪审团：“如果有可能，我都不会传召福尔曼警官，因为他不配。”福尔曼在审判中受到的污蔑、诋毁和中伤，已经远远超过了被控残忍杀害两人的辛普森。

至少我们有一件事可以确定：福尔曼并非仅仅是“信口开河”，他“言行一致”。事实上，在所有的14个小时的录音带中，有一件事是真实发生的。福尔曼告诉麦金尼：“我的两名同事被开枪伏击。我到现场的时候，他们已经倒下了。我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四名嫌犯逃到一幢公寓的二楼，我们一直踹门，拽住他们其中一人的女朋友的头发，拿枪顶着她的头，把她当肉盾。我们就是在折磨他们，当时现场有四名警察，四名罪犯。我们进入房间后，打烂了他们的脸，血液溅得到处都是，墙上、家具上都是血。我们让他们求饶，发誓再也不加入犯罪团伙……我们的底线是罪犯不能对警察开枪。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事。”

洛杉矶警察局发现福尔曼所讲的事与1978年发生在波尔海特（Boyle Height）地区的一桩枪案的细节基本吻合。一名墨西哥裔美国人被洛杉矶警方包围，有两名警察被枪击（都抢救过来了），当时一共接到了12名公民的投诉，投诉对象是包括福尔曼在内的16名警察。洛杉矶警察内务调查处负责调查此事，但是福尔曼告诉麦金尼他逃过了处罚[37]（所有16名警察都未被处罚）。“调查人员知道我们的所作所为。但是，他们也拿我们没办法。我们大部分人都在77街区工作，非常团结，我们可以杀人，并且逃脱处罚，我们知道该如何应对。”

当时和福尔曼一起参与此案的几名警察认为，福尔曼过度夸大了警察滥权。在这次事件中，有一点可以明确，他的叙述中没有编造情节，但是叙述方式尽量让自己更有英雄气概，被害人不是黑人，而是一名西班牙裔人。但是，无论福尔曼是否如此行事，辛普森案中辩方的辩护理由都是以福尔曼歧视黑人为前提，福尔曼及其同事因为辛普森的肤色，便设局陷害辛普森。更为重要的是，福尔曼说：“罪犯（未明确说明肤色）不能对警察开枪！这就是底线！”没有理由相信如果对警察开枪的是白人的话，福尔曼和他的同事们就不会像上面说的那样对待。

罗伯特•泰皮亚（Robert Tapia）于1989年至1994年曾在西洛杉矶警署担任福尔曼的领导。我问他，他是否认为福尔曼在这段时间有种族歧视。他回答道：“福尔曼并非歧视黑人，他仅仅是歧视罪犯，无论是什么肤色。”

我认为有一件事很清楚。克拉克和达登应当对辩方的辩护理由竭力反驳。但是，他们并未如此。他们任凭福尔曼接受辩方的审判，任由像凯瑟琳•贝尔这样毫不相识的证人证言指责福尔曼，而没有让那些真正了解福尔曼的人发出声音。当然，上文那些人对福尔曼的评价能够大幅减少福尔曼事件对案件带来的不利影响。陪审员卡丽•贝斯在《陪审团女团长》中说道：“辩方把福尔曼的磁带拿出来，我就知道辛普森要脱罪了。”

威廉•霍德曼是辛普森案的主要检察官之一，他在判决作出后对《洛杉矶时报》说的一句话最让人吃惊：他的同事们有证据证明“福尔曼是一名极其专业的警察，他排除了很多嫌疑人的犯罪嫌疑，按照证据释放的嫌疑人恰好是黑人”。但是，威廉如果真有这些证据的话，难道不应当将这些证据展示给陪审团吗？我可以确定其中的一起案件，1994年10月6日，在西洛杉矶地区，白人男子肖恩•斯图尔特（Shawn Stewart）因为毒品交易纠纷被枪杀。证人指认30岁的黑人男子埃里克•哈里斯（Arrick Harris）为凶手，埃里克有杀人前科，福尔曼负责调查此案。预审之前，福尔曼得到凶手另有其人的消息。经过调查后，他认为哈里斯并非真凶。他的搭档罗纳德•菲利普斯警官告诉我：“福尔曼工作极其认真，最终证明哈里斯是清白无辜的。”他至今还记得福尔曼对他说的话：“菲利普斯，我们要么在预审之前证明哈里斯无罪，要么眼睁睁地看着他坐牢。”在福尔曼证明哈里斯无罪后，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在预审开始前撤回起诉。菲利普斯说，他把所有这些都告诉了辛普森案的检察官，但是他们并未将此列为证据。福尔曼磁带中揭露的事对于控方而言具有毁灭性的打击，控方基本上没有就此事向陪审团举证。

接下来，我们探讨一下控方在辛普森案中有何值得称赞的事。他们向法庭出示了鉴定意见和物证，例如在犯罪现场发现了辛普森的血迹，作为证明辛普森有罪的直接证据。但是这件事控方就做得完美无缺了吗？我们认为控方检察官和辩方律师都有聪明才智，大部分都有丰富的庭审经验。但是，在庭审中展示有利于本方的证据是常规工作，诸如控方展示DNA证据，或者辩方传召能够证明凶案发生在控方认为的时间之后的证人，根本就不值得探讨。如果检察官或律师都不知道如何展示本方的证据，那么他连旁听人员都不如。

除了这些，我认为达登的开场陈述十分精彩，也很有说服力。他对瓦尔萨多籍女佣洛萨•洛普兹（Rosa Lopez）的交叉询问就很有效，虽然她并非价值很高的辩方证人。检察官布赖恩•凯尔伯格对辩方的法医进行了交叉询问，检察官丰富的医学知识和精心准备让辩方的法医证言转化为对控方有利的证据。我非常欣赏克拉克在开庭陈述中对陪审团讲述的毛发和纤维证据，以及凶手如何作案的内容。此外，我还欣赏克拉克在总结陈词中最后的几句话。但是，这些内容只占控方起诉工作的10%。

还应当向大家指出，我并非事后诸葛亮。在判决之前很长时间，我就开始讨论这些事情。其中的一个例子是，我发表在1995年6月21日的《今日美国》上的文章。文章的内容是关于控方的证据开示接近尾声，但是并未将一些关键证据（录像带、自杀诀别书、护照等）列为呈堂证供，我写道：“我非常吃惊，我知道控方手中还有一些辛普森有罪的证据，但是他们并未使用，在起诉案件时，就应当将所有证据都用上。”当检察官最终并未使用这些证据的时候，我还在1995年7月8日的《纽约时报》上面撰文说了同样的话。事实上，每次我接受电台和电视台的采访，我都感慨控方犯下大错，原本可以“做得更好”。

在我们探讨总结陈词之前，再看一下控方在辛普森案中的愚蠢行为。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认为家庭暴力和虐待是本案中极其重要的部分。1994年12月14日，为了回应被告人排除家暴证据的动议，他们拿出一份85页的报告，这份报告是以如下字句开头：“这不是一桩与家暴有关的谋杀案件，而是一桩与谋杀有关的家暴案件。”后来又说：“本质上，这是一起家暴案件。”这份报告对于辛普森在肉体和精神上对妮克尔的虐待进行了举例。随即又说：“自1977年相识之时，被告人对被害人的虐待就已经开始，直至凶案发生时还虐待被害人，这些都不是孤立事件。”

1995年1月18日，伊藤法官裁决同意控方向陪审团展示辛普森殴打、恐吓和纠缠妮克尔的例证。1995年1月24日，在达登的开场陈述中，他告诉陪审团：凶杀是长达17年虐待的最终结果。达登展示了辛普森虐待妮克尔身心的诸多实例，其中一件直接导致妮克尔在1992年离开辛普森，并且起诉离婚。[38]辛普森开始纠缠妮克尔，在妮克尔与其他男人去餐厅约会的时候尾随而至，眼睛盯着她，目睹妮克尔与其他男人的亲密举动。

然而，庭审中，达登和克拉克仅仅展示了几起法官允许他们展示的纠缠事件，而这几起事件太轻微。住在妮克尔隔壁的一对夫妻作证说，他们在1992年4月的某一天晚上11时左右，见到过辛普森在妮克尔位于格雷特纳格林的家（搬到邦迪居住之前的家）附近溜达。辛普森一直没有走进妮克尔家，只是在离开之前两次停下来看妮克尔的住处。他们不知道为何辛普森会在此徘徊，也不确定妮克尔是否在家，因为她的车并未停在车道上。达登在总结陈词中弄错了事实，竟然说证人作证他们看到辛普森进入妮克尔家中，“从窗户往里偷窥”。科克伦在总结陈词中指出了这一错误。

他们没有向陪审团展示的另一件事是：在凶案发生前几个月，辛普森目睹妮克尔、罗纳德•高曼和另一名男子在星巴克喝咖啡，辛普森拦下了高曼的车，挑衅高曼碾压他。实际上，伊藤裁决控方可以展示一些家暴事件，但是控方仅仅展示了一半。这使得辩方在反驳时证明并不存在可以导致凶案的家暴和虐待，只有几起孤立事件。控方由于某些十分离奇的原因，隐藏很多可以导致凶案的家暴事件，这与其在开场陈述时所说的话自相矛盾，他们的起诉也因此变得薄弱。总结陈词时，达登对陪审团说：“我（在开场陈述中）告诉过你们要再传召其他证人证明家暴事件。但是我没有，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对情况了如指掌。我不能让你们一直纠缠于家暴事件。陪审团被隔离是一件痛苦的事，我希望隔离能够早点结束。”

控方向陪审团展示的证据都并非按照时间排序，给人一种非常随便的感觉。开示证据应当以自然、逻辑的次序进行，这样可以便于陪审团理解。但是，在辛普森案中并非如此。下文将讨论这种次序的重要性。

从科克伦的开场陈述（在证据开示之前）至总结陈词，辩方都一直在强调控方的血液证据“受到污染”，因此他们就开始进行“受污染证据排除”的论证。换句话说，一旦血液受到污染（这也只是辩方的一种说法，根本未被证实），血液就应当被排除，基于此的血液分析报告也应当被排除。

我对DNA证据知之不多，但是常识告诉我，辩方的说法相当有问题。如果在现场发现的血液受到污染，血液还不是辛普森的血，为什么化验的结果与辛普森的血液匹配？西雅图的基尼莱克斯DNA实验室主任霍华德•科尔曼（Howard Coleman）说：“实验室的任何检材，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受到污染的。污染导致结论不排他，但不会产生虚假结论。”换句话说，与辩方在庭审中的论调相反，证据受到污染只会减少DNA匹配的可能性，而不会增加匹配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只会降低犯罪现场和辛普森家中的血液与警方抽取辛普森身上的血液的匹配度。

问题在于，污染一词对于别人而言都是负面信息。但是，究竟是对谁而言是负面的？辩方在庭审中的辩护观点是，因为提交检测的血液受到了污染，这些血液的DNA检测结果不能用作对辛普森不利的证据。由于污染仅仅会降低DNA匹配的可能性，辩方的这个观点纯属无稽之谈。实际上，如果血液真的被污染过，那么这也只会成为对控方有利的证据。比如，在一起案件中，控方确认在凶案现场发现了被告人的血液，我目睹了控方向陪审团主张，未发现DNA匹配的原因是血液受到污染，导致血液无法匹配。

“受污染证据排除”的观点原本应当是由控方使用的，而不是由辩方使用的。由于本案中不存在血液受到污染现象，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血液就毫无用处了。因为辛普森的血液就不会与之匹配，不会有任何检测结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血液匹配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不存在污染。但是，辩方却不可思议地利用陪审团对“污染”一词的理解，使用了“污染”和“受污染证据排除”的概念，以此获得绝对的优势。[39]

由于检察官能力不强，不知道如何向陪审团陈述上列观点，辩方便轻易从中获利。对于任何陪审团，实际上都应当对他们进行填鸭式的灌输。我就是这么干的，从未对陪审团不知道的事项置之不理，而是帮助他们理解。因此，他们经过点拨，就会理解。

诚然，控方并未向陪审团灌输这些。一旦我发现DNA证据中存在问题，由于是非常复杂的基因、分子和统计术语等，我就会思考陪审团是否能够理解（特别是那个除了赛马小报其他报纸一概不看的72岁的黑人老婆婆），是否存在问题，是否能够跟得上庭审的内容。

这与庭审出示证据的词语有何关系？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陪审团不得不聆听纽约的两名DNA律师对洛杉矶警察局的物证专家们的交叉询问，问题集中在所有证据（除了警察“栽赃”辛普森的那些证据）是如何被污染，如何处理不当的。交叉询问的论点是在采集血液和保存血液过程中，存在如此多的污染、如此多的错误和失败，因此陪审团根本就不应当理会DNA检测结果，原因就是“受污染证据排除”。辩方对洛杉矶警察局物证专家、控方传召的细胞标记诊断公司DNA实验室主任罗宾•克顿（Robin Cotton）以及另外一名专家证人进行了冗长、拖沓、极具误导性的交叉询问，最后才对陪审员解释为何多日以来，那些处理失当的DNA证据都与此案毫不相关，因为受到污染的血液不会产生与辛普森血液匹配的错误结果。但是，至此为止，血液受到污染这一错误说法已经在陪审员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例如，莱昂内尔•克里厄（Lionel Cryer）和戴维•艾尔丹娜（David Aldana）两名陪审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几乎脱口而出：“受污染证据排除。”在《陪审团女团长》一书中，作者写道：“对证据的处理是多么马虎、究竟是如何被污染的，我们讨论了很多。”

我们知道，第一印象极其重要。检察官早就知道科克伦在开场陈述中已经使用证据污染作为论点，为什么他们首先传召克顿出庭作证，而不是首先传召洛杉矶警察局的物证专家们？

检察官的证据开示顺序过于奇怪，上文已经论述过，在发现手套这一事实开示之后，并未直接向陪审团展示辛普森戴着与凶案现场发现的同款手套的录像带。在举证阶段，控方并未提交此证据，而是在7个月后才提交。

检察官也不知道何时应当传唤法医（验尸官）。一般而言，案件审理开始不久，控方会传召验尸官就尸检过程和死因作证。但是，在辛普森案中，直至1995年6月2日，检察官才传召验尸官作证，此时距离传召第一名证人的时间已经过去了4个多月。这种做法真的是绝无仅有、令人难以置信。就未将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列为呈堂证供而言，这种事情毫无疑问是检察官的无能导致的。当我对警察说我从未见过这种起诉方式，控方竟然没有将对辩方如此不利的证据作为证据（自杀诀别书、护照等）呈堂，他说：“检察官还有很多证据没有拿出来。”

对于陪审团而言，比辛普森的名人身份更重要的是，他是黑人。如果被告人是乔•蒙坦纳（Joe Montana）[40]，他的名气也不会对这个以黑人为主的陪审团有多大影响。

在辛普森案中，检察官首先应当扪心自问的是：我们应当如何消解辛普森的这个优势？检察官明显不知道如何处理。我是如何知道的？因为他们在庭审中并未作任何努力来消解辛普森的这个优势。实际上，他们还走向了另一面：他们成为了辛普森崇拜者的一员，鼓励陪审团神化辛普森。不断地塑造辛普森手持尖刀刺向两位受害人的形象。此时，这种形象仍然在你的脑海中。看看克拉克在陪审团选任时是怎么说的：“他声名显赫，深得人心。”“我们都看过《白头神探》（Naked Gun）这部电影，他给我们带来了欢笑。”[41]克拉克还将辛普森说成是相貌英俊，形象清晰的人。“我在这儿心里也不好受。”（这难道不等于是在说：“我其实不想起诉辛普森，但是这个案子分给我了，我能有什么办法？”检察官并未以代表加州人民起诉残忍杀害两名被害人的凶手为傲。克拉克告诉陪审团：“我在这儿心里也不好受。”检察官不应当用这种方式表达观点）随后非常温柔地说：“你们认为自己崇拜被告人吗？他是如此声名远扬，如此心怀仁慈。”“你们可能不希望我起诉此案，我起诉此案并不是为了赢得公众的青睐。”只能用“令人难以置信”来形容！想想辛普森的所作所为，再想想克拉克对陪审团说的这些话！

虽然克拉克后来又说，无论陪审员是否喜欢辛普森，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法律需要陪审团认定辛普森有罪。从检察官口中说出奉承、同情辛普森的话，只会加强陪审团对辛普森的良好感觉。这难道不是小孩子都知道的事情吗？

克拉克可以讨论辛普森的名声，也可以顾及他的受欢迎程度，但确实不应当对他表示赞扬和同情。只需要这样说就可以了：“本案的被告人辛普森先生声名远扬，在体育界十分知名。你们当然也应当知道，在确定其是否犯下两起谋杀过程中，无需考虑他的名声，也不用考虑他的名人地位。”

在如何消解辛普森的名气这个问题上，检察官首先应当想到的是，辛普森在成年以后，仅仅是在肤色上还是黑人罢了。[42]很多评论者认为，陪审团作出无罪判决的一个原因是个别黑人对白人的仇视心态。但是，如果有一名黑人比白人更遭黑人记恨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汤姆叔叔[43]。虽然辛普森并非哈丽叶特•比切•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那种传统悲观、温顺服从的黑人，但他是那种广为人知的黑人类型——忘本的黑人，背弃了黑人社区，尽一切可能地融入白人社群。

检察官应当马上收集辛普森的“汤姆叔叔”信息，寻找他背弃黑人的资料。让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察或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人员专门干这项工作。他们也应当寻找辩方提供的机会，向陪审团展示这些资料和信息。如果科克伦想要把辛普森打造成受欺压黑人的形象，那么检察官应当向陪审团证明他并非如此。更加重要的是，到目前为止，辛普森从未帮助过黑人社区，即便是有人请求他这么做，他也不愿意。

如果辩方仅仅使用证据辩护，那么这种策略就不合适了。既然辩方已经决定了大打种族牌，那么检察官至少应当告诉陪审团辛普森的真实面目，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

科克伦在开场陈述和总结陈词过程中，一直对陪审团使用不精确、前后不一的说法，这在法律上给了检察官展示辛普森并未帮助黑人社区的机会。在开场陈述中，律师只能参照意欲向法庭出示的证据进行陈述。在余论中，我将会指出科克伦不仅是在开场陈述中，还在其他环节引述了那些未被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这是法律所禁止的。他的一贯风格就是说话取悦主要由黑人组成的陪审团：“辛普森每年向洛杉矶市内唯一的黑人组织天使之城联合会（Angel City Links）捐献5 000美元，但是他捐献的唯一条件就是匿名，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善举。”

科克伦的这种论调根本就不能成立，因为他知道根本就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辛普森的所谓善举，并且这与本案毫无相关性。由于科克伦无法提供证据证明，所以他根本就无权在开场陈述中提及此事。但是，既然辩方已经这么做了，根据法律规范控方就有权反驳。事实上，即便没有所谓慈善捐款一事，由于辩方的主要辩护理由是辛普森的黑人身份使得洛杉矶警察局设局陷害他，但是辛普森仅仅是从肤色来看是黑人而已，虽有争议，但凡能够证明此事的证据都应当具有可采性。这可以在逻辑上削弱辩方的主张，洛杉矶警察并不会像（辩方所谓的）对待典型的黑人那样来对待辛普森：辛普森所住的布伦特伍德地区黑人比例极低；他混迹于白人圈中；除了他幼时的朋友阿尔•考林斯，他的挚友都是白人；五年前他加入了新泽西州的一个全部都是白人的高尔夫俱乐部，而他是一百年以来唯一的黑人会员；他从未帮助过黑人社区。

在我撰写此书时，我一直认为辛普森对黑人事业并不支持。就算真的有，我也想知道所谓黑人组织天使之城联合会究竟是什么，这也是科克伦提到的唯一黑人组织。由于这个名称十分陌生，电话本上面根本就没有这个组织，因此，我给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洛杉矶分会打电话。接电话的女士从未听说过这个组织，因此她无法向我提供任何联系方式。随后，我又拨打了城市联合会、洛杉矶社区服务处、黑人议员李德利•托马斯（Ridley Thomas）办公室以及其他各种黑人社区的电话，同样也查不出个所以然。

在一周以后，我再次拨打这些组织的电话，请求他们帮我查询。最终，我联系上了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人，他说他听说过天使之城联合会，这是黑人女性联谊会，他们没有记录的原因是没有固定住所，只要有人担任了会长，都会在自己家中办公。这个联谊会偶尔会出来为黑人事业筹款。由于天使之城联合会是一个妇女联谊会，我立刻想到了辛普森的前妻玛格丽特（Marguerite）或者是他与前妻所生的女儿艾丽尔（Arnelle）可能是联谊会成员。但是我竭尽全力地调查，都无法查明组织成员。我甚至给华盛顿的哈沃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打电话，但是他们也不知道这个组织。

有关辛普森与黑人社区关系的问题，我首先想到可以请教的黑人是吉姆•布朗（Jim Brown），他一直是克利夫兰布朗队的橄榄球巨星。80年代的时候，我和他经常一起打网球（他现在开始打高尔夫，他说打高尔夫容易上瘾）。

布朗勤于思考、善于分析、聪明过人，他从未对白人的成就自豪，多年以来，他一直致力于黑人事业和经济力量的提升。但是，1988年，他基本上放弃了好莱坞的生活，投身于帮助黑人罪犯改造的工作。[44]他建立了一个组织——“美国力行”（Amer-I-Can），这个组织的标语是“美国，身体力行，成就自我”。他们的主要业务是教育自主价值意识和经济能力意识。布朗实施过64小时自我提高和技能训练项目。他们向团伙成员和监狱的罪犯提供技术训练项目。他们帮助过两百名团伙成员和曾经服刑的罪犯。

布朗成功地帮助了街头黑人和罪犯，也被黑人们敬仰。去年，洛杉矶城市联合会专门嘉奖了他帮助问题青年的行为。

实际上，1991年我出版了第一本有关毒品的书之后，曾去往布朗家中，想劝说他和一名议员支持我的建议。在我即将离开之时，美国臭名昭著的两个帮派的头目（Crips和Bloods）来拜见布朗，布朗随后邀请我一起参加。当时大约有20名黑帮成员参与了聚会，虽然他们是街头最厉害的黑帮成员，年轻成员的名字叫斧头、狂人等，但是他们在布朗面前都毕恭毕敬。

布朗和辛普森一直相识，但是关系并不十分亲近，他们一直都在争夺最佳跑卫（Running Back）。根据权威统计，只有布朗可以跑到5.2码。其他的跑卫选手（包括辛普森）都只能跑到4码。布朗曾经告诉我，他之所以在1965年退休，是因为他正在经历黄金时光，当时破了纪录，只剩下“与自己竞争了”。

当辛普森还是旧金山伽利略中学的一名新秀选手时，他就与布朗有过较量。某个周日的下午，在参加完四十九人队和克利夫兰布朗队的专业橄榄球赛之后，辛普森和他的朋友们去附近的冰激凌店。让他们吃惊的是，吉姆•布朗也到这里来了，他可是国家橄榄球联盟的主要选手。在辛普森的自传《O.J．辛普森》（The O.J. Simpson）中，他是这么说的：“其他人崇拜得要死，但是我作为这伙人的老大，必须说点什么。”他告诉布朗：“你也没什么，如果我也打专业赛，我会打破你的记录。”布朗接受了挑战，说道：“那我们就看看到时候你会怎么样。”

凶案发生后，布朗一直都在电视上接受采访，评论辛普森吸食可卡因一事。他后来解释说，他并不是想要伤害辛普森，只是想发表存在精神失常而杀人的可能性，以此作为辩护观点。

当我打电话给布朗讨论辛普森的时候，他正因美国力行组织的事务在外操劳。我留言叫他回电话。

同时，我与加州种族平等委员会主席塞勒斯•金（Celes King）联系，他四十年来一直致力于黑人运动，十分出名。在70年代，我和他交流过几次。我问他辛普森是否帮助过他们的组织，他说没有。

我问：“塞勒斯，你是否要求过他帮助？”

塞勒斯回答：“你别问这些没用的问题了。”

“你的意思是辛普森从未帮助过黑人社区？”

“我知道他只帮助过一个黑人妇女联谊会，他的女儿艾丽尔是天使之城联合会的成员。她要求辛普森发挥一些作用。就像孩子拉着父母去公园一样。”

这就是科克伦所说的对黑人的慷慨相助，以此取信黑人为主的陪审团。即便是天使之城联合会，我们也无法确定他是否每年捐助5 000美元，因为科克伦告诉陪审团：“他捐献的唯一条件就是匿名，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善举。”

随后，我又打电话给几个知名黑人民权和慈善组织的人。他们大部分都不想说什么。我对于此事的调查结果是：洛杉矶城市联合会的一位不愿具名的成员告诉我，她在这个组织工作7年，据她所知，辛普森从未帮助过他们，也从未参加过他们的活动。但是，1995年12月，她对我说：有人代表辛普森打电话给他们，随后辛普森捐了一笔钱，数目不方便透露。我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职员的话印象深刻，但是他的话比洛杉矶城市联合会工作人员更加含糊，他说在他供职于洛杉矶城市联合会期间，从未听说辛普森募捐过。我还给弗吉尼亚美国黑人学院奖学金组织打过电话，询问他们辛普森是否曾经要求该奖学金组织支付一笔费用，否则就拒绝参加路劳尔斯（Lou Rawls）奖学金组织年度筹款会。回答十分直接：“我不想在黑人社区挑起这种争论。”随后我又重复了一遍，回答是：没有这件事。

1994年8月29日，《新闻周刊》记者报道：“辛普森出现在托尼（tony）慈善活动上，去医院探望生病的孩子，他称自己为‘死亡天使’。但是，他并未对黑人事业有所贡献。他答应参加中南洛杉矶社区的活动，或者是某个青年项目，但是最后会不了了之。”

洛杉矶反警察暴力协会主席迈克尔•金佐（Michael Zinzun）是一名黑人，他告诉我：“有好几年，阿尔•考林斯都会从辛普森那里运来一车火鸡，我们也不能说辛普森完全忘记了黑人社区。”

当吉姆•布朗回电话的时候，我问他是否请求过辛普森帮助黑人社区。吉姆笑了一下，说道：“我和塞勒斯的回答一样。”我在电话中重复了塞勒斯的回答：“你别问这些没用的问题了。”布朗又说：“对于那些我明知不会提供帮助的人，我从来不问。”我又问他对辛普森的评价，他说“辛普森是现代黑奴[45]的典型代表。”辛普森衣着整洁，生活水平高于种植农民。“辛普森并非个案”，很多黑人都像他一样。他过着“低白人一等”的生活，但是又“高于黑人”。

布朗又说起黑人社区：最近几年，“没有证据显示辛普森深入黑人社区”。他又说：“疏离黑人社区并非辛普森故意为之。”辛普森将黑人社区抛之脑后，黑人社区不再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布朗说：“美国白人的悲剧是，他们找到了一条合适的路径提升所谓的‘优秀黑人’，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因为这太不真实。所谓优秀黑人的变化，只能让黑人惴惴不安，不敢说出白人与黑人的区别。”“辛普森案引发了黑人和白人的困惑，因为黑人社区试图支持辛普森，但是辛普森却对黑人社区漠不关心。白人社区也对辛普森大发雷霆，因为辛普森拆了白人的台。”

如果吉姆•布朗应当被传召至法庭，作证辛普森“从未出现在黑人社区”，还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辛普森完全就是白人做派，生活富裕。来自黑人社区的证人可以证明辛普森没有帮助过穷困的黑人青年，甚至是出尔反尔。这很有可能会让陪审团和黑人社区讨厌辛普森。来自黑人领袖的此类信息都会对辛普森不利，如果是布朗这种与辛普森齐名的橄榄球运动员，同时还是为黑人社区鞠躬尽瘁的黑人领袖出庭作证，更加对辛普森不利。

控方简直是愚蠢至极，竟然允许辩方对主要由黑人组成的陪审团歪曲事实，将辛普森描述为黑人英雄。而辛普森在案件审理之前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也不配这种形象。这件事可以证明，洛杉矶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控诉糟糕透顶，检察官无能至极。

注释：

[1]译者注：刑事诉讼中的起诉分许多种。大陪审团起诉是指由大陪审团提交起诉书；区别于检察官的公诉书（information）。一般而言，检察官有权选择直接提交起诉书，或者交由大陪审团决定是否起诉。大陪审团起诉书通常适用于对重罪的起诉，如《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对可能判处死刑的犯罪和其他不名誉犯罪（infamous crimes）案件应依大陪审团起诉书进行审判。有的州规定对所有的重罪都须以大陪审团起诉书起诉，而有的州则一般允许以检察官起诉书对重罪案件提起控诉。通常在须以大陪审团起诉书起诉时，先由检察官向大陪审团提出申请公诉书（bill of indictment），如果大陪审团经过审查认为有足够的证据支持指控，并应将犯罪人交付审判，即在申请公诉书上签署“准予起诉”（true bill）的字样来批准起诉，否则即签署“不予起诉”（no true bill; not a true bill; not found）。如果是大陪审团自己发现某犯罪行为，并主动提出的起诉书，有时也称作大陪审团的起诉报告（grand jury original或presentment）。

[2]陪审团选任是我从来都不敢盲目自信的环节，从来没有一名特别好的法官能够胜任。此外，至少在我看来，即便是在最好的环境下，陪审团选任三分之一靠技术，三分之二靠猜测。70年代我与梅尔文•贝里和李•贝利参加了《莫佛格里芬秀》（The Merv Griffin Show），他们两个人都说自己有能力选出青睐自己一方的陪审员，他们在法庭使用了心理医生，让他们判断，帮助作决定。后来格里芬问我的意见，我说即便是心理医生也无法形成统一意见，甚至你和一个人共同生活三十年，也不一定真正了解他。你怎么知道他们在选任程序中有没有讲真话？

[3]译者注：橙剂（Agent Orange，或称橘剂、落叶剂、枯叶剂、落叶橘），为美军在越南战争时期通过除草作战方案与牧场手行动，执行落叶计划以对抗在丛林中的越共，使用的可使双子叶植物树叶掉落的落叶剂。在1962年至1971年的行动中用军机大量喷洒在越南土地上。“橙剂”因为包含剧毒的化学物质二英而会对人体造成巨大伤害。橙剂案是指美国越战退伍军人对制造商提起的集体诉讼。

[4]译者注：梅内德斯兄弟（Joseph Lyle Menendez和Erik Galen Menendez）因枪杀父母被起诉后，案件合并审理，组成了两个陪审团分别认定两人是否有罪。但是一审中两个陪审团都形成了未决判决。按照法律规定，一旦形成悬而未决陪审团，那么法官必须宣布解散陪审团，重新审理案件。此后，检察官宣布将重新起诉。文森就是在此之后参与了梅内德斯兄弟案件。

[5]译者注：文森邀请了15名受访者进行专门访谈，测试他们的反应。

[6]四分之三的访谈对象都是黑人。诺尔玛•西尔弗斯坦说：“我们已经知道白人对此案的看法。我们对黑人的看法更感兴趣。”

[7]译者注：无因回避（Peremptory Challenge），指民事诉讼或者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可以不说明理由，拒绝或者阻止某人充任本案陪审员，法院即应更换该陪审员并召集另一陪审员。在美国大多数司法区，无因回避权的行使随案件类型而异，并有次数的限制，当事人在其无因回避权用尽之后，再提出回避请求的，必须说明理由。

[8]译者注：直接询问，也叫主询问（Direct Examination）区别于交叉询问（Cross Examination），前者是指控方或辩方询问本方的证人，后者是指控方或辩方询问对方的证人。

[9]选择不举出此项证据的检察官克拉克明显知道这些。1994年10月19日，辩方请求伊藤法官允许辛普森保释，主张他没有任何潜逃风险。克拉克举证说：要求辛普森自首的当天，他却试图潜逃，这就是潜逃风险的证据。克拉克认为由于辛普森意识到自己是名人，不可能成功潜逃，他才会改变主意。“一个人怀揣枪支、护照、七八千美元现金和伪装用品，这可以推断出这个人试图潜逃，只不过没成功罢了。”随后克拉克又说：“辛普森一开始潜逃未成功，控方请求不应当准许假释。”由于克拉克明显知道这些证据是有罪证据，在庭审中举证当然最好了。

[10]例如，1995年1月，辩护律师已经认定检察官会举证辛普森被捕时身上带着护照（任何人都会这么假设），辩护律师告诉记者：“护照是辛普森用来在自首时证明自己身份的。”或许洛杉矶警察局并不知道辛普森长什么样？还是审判的时候要把辛普森先送到别的国家？

[11]辛普森已经在警察讯问中承认上次（一周前）他在妮克尔家中并未割伤手指，因此可以通过这项供述内容反驳辩护律师主张的现场发现的辛普森的血液可能是以前留下来的。

[12]译者注：西弗吉尼亚登山者（West Virginia Mountaineer），是西弗吉尼亚大学的吉祥物。

[13]这让我想起某甲中午回到家中，发现妻子身穿睡衣，还有另一名男子藏身衣柜。某甲就问这名男子，你在衣柜里面干什么？这名男子回答：“每个人都有自己待的地方。”对了，每个人都有自己待的地方。

[14]每一次我们认为已经遇到了最无能的检察官的时候，检察官随后就会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更无能。除了本书中检察官汉克•高德博格的那些入门级的无能表现，我还发现了其他更大的麻烦。难道他没有意识到审判中缺少什么了吗？我第一次意识到他有问题的时候，是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很确定辩护律师在总结陈词中主张现场发现的辛普森的五滴血是警察栽赃的。我告诉他：“汉克，他们没有作此主张。你可以核实一下庭审记录。他们主张的是这五滴血在洛杉矶警察局的实验室里面受到用于比对的血液的污染。”后来我认识到汉克看起来是正直之人，也是聪明、勤奋工作的年轻人，但他撰写《控方的回应》（The Prosecution Responds）存在记忆问题。原本我认为控方应当将辛普森对警察的供述举证，我忽略了辩护律师并未对凶案发生当晚，辛普森在野马车、家中和车道上流血一事发表意见。而汉克说：“我们为什么要举证辛普森否认自己有罪的证据，以此证明此事并无争议？”汉克，你真的懂什么叫庭审吗？辩方在哪里承认的？当然不是在庭审中承认的。实际上，他们在极力表达相反事实：辛普森在凶案发生当晚并未流血。汉克，你的心思放在哪里？1995年7月12日和7月13日，辩护律师传召迈克尔•诺里斯（Michael Norris）、韦恩•斯坦菲尔德（Wayne Stansfield）、迈克尔•格拉登（Michael Gladden）、霍华德•宾汉姆（Howard Bingham）和史蒂芬•瓦拉里（Stephen Valerie）出庭证明在凶案发生后的几个小时，他们并未看到辛普森的手上有割伤。汉克，你认为他们为什么要传召这些证人出庭？你没有想法？直至辩方证人巴登医生出庭作证，在交叉询问中他告诉检察官布莱恩•凯尔伯格，辛普森对巴登说过自己在凶案发生当晚在家中流血，辩方才勉强部分承认这一事实。辩护律师从来没有在直接询问、交叉询问或者是总结陈词中承认凶案发生当晚，辛普森在野马车上、家中和车道上流血。

[15]对于辛普森的供述和传闻证据规则有必要进行解释。控方有权利举证辛普森的供述，因为这是有罪证据，同时也符合传闻证据规则的例外，否则法庭就会裁定排除此项证据。但是，辩方一般都不会要求举证被告人的庭外供述（除非适用《加利福尼亚州证据法》第356条），因为如果辩方要求举证，那么就是假设这些证据对辩方有利，但是对辩方有利并非传闻证据规则的例外。在法律中，传闻证据有其具体含义。传闻证据是指在法庭外的陈述（例如没有出庭证人的证言），这就不仅需要证明证据的证明对象，还要证明这项证据是真实的。例如，证人证明“张三告诉我，他看到了李四杀害了自己的老婆”，那么对于李四杀死自己老婆这件事而言，张三的证言就是不可采信的传闻证据。另外一方面，如果证人就自己爷爷的遗嘱作证：“爷爷告诉我，天要塌了。”那么爷爷说的话就不是传闻证据，因为这不是要证明天要塌了，而是证明这位老人说了上面的话。所有传闻证据基本上都是由言词或书面证据构成的。但是，如果行为能够被视为表达某种言词（如回答问题时点头、用手指向某人），也可以构成传闻证据。当一名证人转述别人的话的时候，才是传闻证据，但是证人在法庭外说的话也是传闻证据。在法庭外写的书证也可以成为传闻证据，如果不符合条件，传闻证据将会被排除。当法庭外的陈述有可信度时，这就是传闻证据的例外，可以被采纳。例如，临死之前说的话和被告人认罪（一般人不会虚假认罪）。实际上，传闻证据规则有许多例外（21个例外），因而有许多学者认为发展的方向是最终废除传闻证据规则，就像大部分的欧洲国家一样，允许采纳传闻证据，让陪审团考量其可信度。传闻证据规则扩张的一个例证是：1996年9月3日，加州州长皮特•威尔森（Pete Wilson）签署了加州议会第2068号法律，创设了传闻证据的新的例外情形：“无法作证的证人的证言……叙述、形容或解释自己被肉体侵犯的事实……”如果这份证言是以书面形式作出的，并且被录音固定下来或者对警察作证，那么就可以被采纳。批评者认为这部法律明显是为了支持罗纳德和妮克尔家人的民事诉讼（1996年9月17日开庭）。他们发现罗纳德的父亲弗雷德•高曼在加州议会作证，请求通过这部法律，这部法律措辞中也有“应当尽快生效”这句话。人们认为妮克尔在日记中记载的被辛普森暴力伤害会在民事诉讼中被采纳成为证据。

[16]译者注：穆罕默德•阿里，美国的拳击手，有“拳王”之称。

[17]对于任何人（除了辛普森案检察官）而言，被指责做了错事的人否认指控是自然而然、符合预期的反应，此时，有罪或无辜也变得毫无意义。“否认”是美国报纸头条中最为寻常的词语。在犯罪、不当行为（如腐败、性骚扰、不当言论等）的指控中，任何人都会否认。检察官对于辛普森否认犯罪的反应令人惊叹，他们用未向法庭开示辛普森的供述加以应对。而陪审团早已知道辛普森否认自己的谋杀行为。

[18]译者注：都达斯（Totes Isotoner），是美国著名时尚品牌。

[19]译者注：文件披露（Discovery），指法律程序中的一方交出所有有关文件以供另一方查阅的审讯前的程序。

[20]译者注：在刑事案件中，证明标准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但是在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是优势证据。只需证据证明待证事实发生的可能性显著超过未发生的可能性，就可以认定待证事实成立。

[21]关于这个问题，一直都有人说检察官和律师不应当在不知道问题答案的情况下，询问证人问题。时常有评论员这么说，在法学院也经常听到这句话。我不认为这句古老的话语总是奏效。虽然像克拉克那样询问本方证人的问题，事先自己都不知道答案，这种做法毫无理由。但是，在交叉询问中这个准则不再适用。理想的情况是提前知道对方证人对于自己问题的答案是什么，而现实却是你根本没有机会询问对方证人（在大部分刑事案件中都是如此），只是凭借经验和直觉谨慎摸索地进行交叉询问。我可以保证，如果控辩双方都坚持这一准则，那么辛普森案中也就不会有那么多毫无价值的交叉询问了。如果把这个准则修改为：除非你基于合理事由确信答案是什么，围绕案件重要问题询问对方证人，那么我就会支持这个准则。

[22]无论是在亲权案件、强奸案件还是谋杀案件中，DNA都是十分复杂的。

[23]许多人认为在庭审中，加西缇对案件进行了微处理。如果真是这样，这是一种十分糟糕、缺乏明智的做法，因为出庭诉讼的检察官（而不是检察长）或律师应当负责所有策略，决定所有事情。加西缇一再否认自己指挥辛普森案的诉讼，他只花了不到5%的精力办理此案。专职办理此案的威廉•霍德曼认可了加西缇的说法。

[24]有人经常说刑事审判的目的是确定真相。但是，这种说法因视角而异。当然，检察官（如果是有道德的）、法官和陪审团都想知道真相。辩护律师并非如此。如果当事人有罪（通常都是这样），辩护律师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将真相公之于众，并且想方设法隐瞒真相。这一事实反映了刑事诉讼中律师和检察官的不同角色。辩护律师只需对自己的当事人负责。但是，检察官的职责更加崇高，具有双重性。检察官代表人民，从理论上讲，被告人也是人民之一。因此，虽然检察官可以合理地让自己确信有罪的被告人被定罪，但是检察官同时还要保证被告人得到公正审判。换句话说，检察官是代表政权（州或者国家）的律师，政府唯一的兴趣就是看到所有公民都得到公正审判。因此，检察官负担防止错误判决发生的职责，还有保证合法公正判决的职责。我认为达登和克拉克都是有道德的、公正的检察官。但是，由于他们的无能，一直表现出来隐藏有利于辛普森的证据的样子，而他们不应向陪审团传达这种印象。

[25]译者注：预审（Preliminary Hearing），是指刑事诉讼中由法官来审查对被告人的指控是否有充分的证据，从而决定是否应将被告人交付审判的程序。

[26]戈尔登医生在预审阶段和莱克医生在作证时都估算死亡时间是晚上9时至午夜，这个时间听起来非常不精确，但是这种估算十分普遍。通过尸温、尸僵、尸斑（尸体表面形成的血液淤积）和腐烂程度都可以确定缩小死亡时间范围，将时间范围缩小至一个小时至两个小时属于非常不错的。

[27]在曼森案中，验尸官在泰特-拉比安卡案的尸检中犯的错误没有辛普森案那么多，但是曼森案中验尸官有更多的实质性错误，对于指控有更多的潜在不利影响。例如，戈尔登犯的错误如果不加改正，也不会影响案情。但是，在曼森案中，解剖列侬•拉比安卡和罗斯玛丽•拉比安卡尸体的法医戴维•胜山（David Katsuyama）没有测量大部分伤口的尺寸。再加上洛杉矶警察局的报告中错误地陈述“从一名死者喉咙提取的一把面包刀，是两起案件中的凶器”（面包刀原来在一名死者的厨房里面）。法医的疏忽导致了严重问题。即便让陪审团相信曼森派遣自己的追随者去杀害其中一名死者，那么他是否要求他们赤手空拳前往？（他并没有。）要是这样，是否有可能主要被告人曼森根本就没有犯罪意图，而只有抢劫意图？更严重的问题是，验尸官的报告中估算一名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周日下午3时，这个时间比谋杀案实际发生时间要晚12个小时以上。这使得所有的凶手都有不在场的证据。泰特-拉比安卡案的五具尸体的尸检都有问题。虽然问题都不是很严重，例如法医认为其中一具尸体中弹数量比实际数量多一个，法医又错过了另一具尸体上面的一个弹痕。时任洛杉矶县法医的托马斯•诺古奇（Thomas Noguchi）是一名尽职的法医，但是仍然没有在报告中注明夏朗•泰特脖子左侧的擦伤是绳子的勒痕，这意味着死者被吊了不到一分钟。

[28]控方主张妮克尔身中致命伤的时候，很有可能低着头，凶手从背后袭击，抬起她的头，用刀从左向右割断了她的喉管。辩方对此并未反对。

[29]很难相信辛普森看到妮克尔和罗纳德在一起，还会袭击他们俩。他不仅会意识到同时杀害两人的难度巨大，而且他也知道在杀害一人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会逃跑或喊叫。然而，两名被害人都没有喊叫，两具尸体相距数英尺。

[30]还有一例，当凯尔伯格询问莱克医生妮克尔的左手怎么会受伤的时候，莱克提出了两种可能，然后又加上一句“有太多可能了”。

[31]巴登医生是纽约的一名法医，1977年至1979年，在肯尼迪遇刺重新调查中担任法医主任。

[32]控方使用佩拉蒂斯的录像带作为证据毫无用处。在预审阶段，辩护律师已经将佩拉蒂斯的证言作为证据提交。在此证言中，他说自己从辛普森的手臂上抽了8毫升的血液。依据《加利福尼亚州证据法》第1291条，佩拉蒂斯是可以合法不作证的证人，而控方依据《加利福尼亚州证据法》第1202条将其在庭外的证言作为证据，而此证言与之前的证言抵触。这份证言并非确定某一事实，因而不需要进行交叉询问。十分明显，控方除了想让陪审团相信佩拉蒂斯只从辛普森身上抽了6.5毫升血液之外，没有其他理由将录像带作为证据。因此，允许将佩拉蒂斯的录像带作为证据，并且没有提供机会对佩拉蒂斯进行交叉询问，这是伊藤法官另一个不合适的裁定。

[33]译者注：在尼克松案中，律师透露1972年6月20日的一段白宫录音带中有18分钟半的空白，总统的私人秘书罗丝•玛丽•伍兹声称这是自己意外抹去的，但这一说法受到了普遍的嘲笑。这段空白虽然不足以成为总统不当行为的确凿证据，但已足以让人对他声称对尼克松事件毫不知情的说法产生怀疑。

[34]1981年，福尔曼申请了压力导致伤残补助金，还有其他一些事情导致他无法处理少数族裔和黑帮成员，他有“杀人的冲动”。自1981年至1983年期间，他带薪休假。1983年，养老金委员会以6∶0的投票否决了他的申请。他们基本上不相信福尔曼。其中一名委员指出虽然福尔曼夸大自己持续殴打嫌疑人（不包括1978年的那次），但是“没有一起关于滥用职权的投诉”。为委员会评估福尔曼的心理医生写道：“病人似乎假装自己存在严重心理问题。有意识地让自己的情况看起来很糟糕，夸大问题。”一份标准心理学测试表也表明福尔曼在造假。他甚至告诉心理医生他喜欢在越南被训练成杀手的记忆。但是，《纽约时报》记者从海军记录中得知福尔曼距离越南最近的地方是在新奥尔良号军舰上，这是一艘停靠在海上的两栖登陆舰。这些内容都说明福尔曼的录音中的内容90%都是假的。福尔曼的第二任妻子（现任妻子是第三任）告诉记者：“回顾过去，我认为他参加海军和警察都是在试图证明自己。福尔曼外表很镇定，但是内心的自我认同感很低。”

[35]译者注：敌意证人（hostile witness），指在主询问中对传唤证人的本方当事人表现出敌意或偏见、不愿意作证、已提供对本方当事人不利证据的证人。在美国，对敌意证人询问时可以提诱导性问题。

[36]译者注：乔治•华莱士，美国民主党成员，曾三次出任亚拉巴马州州长。在1960年代的非裔美国人权运动期间，华莱士作为民主党保守派的代表声名鹊起，曾代表支持民主党的南方白人保守势力及种族主义，曾为阻挡阿拉巴马大学开放黑人入学而挡住校门。

[37]在辛普森案中有一件十分巧合、讽刺至极的事情，民权领袖安东尼奥• H．罗德里格兹（Antonio H.Rodriguez）于1978年12月5日写信给检察官办公室，要求起诉福尔曼及其同事（因为在波尔海特事件中的所作所为）。检察官办公室的记录显示这封信辗转到了负责决定是否起诉的检察官手中。这名检察官罔顾检察官办公室的特殊调查处的意见，要求不起诉。你们可能一百次都猜不到这名检察官是谁。这名检察官就是科克伦。正如我在上文提到的，检察长约翰•凡•德凯姆（John Van De Kamp）任命科克伦担任洛杉矶的副检察长——检察官办公室的三号人物（1980年科克伦辞职，回到律师界）。我们明确知道的福尔曼严重滥权的案件是在科克伦担任检察官时放过的，而科克伦又担任了辛普森案的主辩律师。更加讽刺的是，将信件转给科克伦的人是加西缇，他当时担任特殊调查处主任，专门调查警察滥权行为。

[38]控方没有举证两起家庭暴力事件的证据。一起家暴事件发生在1989年，辛普森放弃了答辩权，因为婚内暴力被处缓刑。洛杉矶警官约翰•爱德华作证，1989年1月1日，他和他的搭档处理妮克尔的报警。他说妮克尔浑身湿透、瑟瑟发抖，右裤管上面沾满了泥土和鲜血。警察到达现场后，她马上冲出灌木丛，冲进爱德华的怀抱中，哭诉叫喊：“他会杀我！他会杀我！他会杀我！”妮克尔说辛普森用拳头打她、抽她耳光、用脚踢她。爱德华警官发现妮克尔上嘴唇左侧有一个一英寸的口子，额头有瘀青，右脸和左眼肿胀，喉咙有掐痕。辛普森告诉警察，他并没有殴打妮克尔，只不过是把她推出卧室。妮克尔告诉警察，事情的起因是辛普森与另外一名女子在家中过夜，还发生了性关系，后来还想与妮克尔发生性关系。妮克尔还告诉爱德华警官，她已经报过8次警，警察来了8次，但是警察也没有把她丈夫怎么样。妮克尔的妹妹丹尼斯•布朗也作证说1980年在辛普森的家中，她看到辛普森拎起妮克尔撞向墙壁，然后又扔出了前门。

[39]在审判开始时的开场陈述中，科克伦告诉陪审团：“如果洛杉矶警察局污染了证据或者对证据处理不当，那么后面的DNA检验也就是无谓的了……结果并不可靠……受污染证据排除。”他还把洛杉矶警察局科学证据鉴定处称作“污染证据的黑洞”。应当注意的是，在整个审判过程中，辩方一直在主张污染导致证据“不可靠”，这是一个对辛普森有益的词汇。但是，只有在DNA检验结果错误地与辛普森相匹配，所谓的“不可靠”才会与本案相关。辩方从未主张污染会导致DNA检验结果错误地与辛普森相匹配，因为这种主张过于荒谬。他们也没有必要作此主张。简单地主张结果“不可靠”会在陪审团中间产生同样的效果，并且还不会暴露出自己主张的荒谬之处。这应当由控方决定是否暴露这种主张的荒谬，但即便是在总结陈词中，控方也没有作此主张。

[40]译者注：与辛普森同时代的橄榄球明星。

[41]译者注：《白头神探》，是莱斯利•尼尔森主演的无厘头警探喜剧，辛普森在此片中扮演过角色。

[42]辛普森参加过语言课程来矫正自己的发音（更像白人发音），人们还注意到辛普森早年厚厚的下嘴唇已经变薄。

[43]译者注：汤姆叔叔取自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人物，在小说发表初期被视为一名坚忍的基督徒奴隶。但近年他的名字已变成了那些被指责投靠白人的非裔美国人的绰号。

[44]20世纪60年代，布朗组织了一帮黑人运动员[包括穆罕默德•阿里、比尔•拉塞尔（Bill Russell）、卡里姆•阿卜杜尔-贾巴尔（Kareem Abdul-Jabbar）等]成立了黑人工业经济协会，为黑人募款，（在美国常春藤高校MBA的帮助下）指导黑人开设了超过400处事业，大部分都是在美国南部地区。

[45]译者注：现代黑奴（Modern House Negro），是对别人的蔑称，比喻一个人还像奴隶制时期一样服从主人。

第五章　总结陈词：代表人民的呼声微弱

和前一个章节一样，本章继续论述控方在庭审中的无能表现。由于此案的总结陈词极其特殊和关键，我单独论述。

我一直认为，对于律师或检察官而言，总结陈词是审判中最重要的环节。[1]总结陈词是案件的高潮，出庭的律师和检察官只有这最后的（也是最佳的）机会来说服陪审团采纳自己的意见。辛普森案的两名检察官在整个庭审阶段表现极差，在总结陈词阶段（尤其是辩驳阶段）的表现更差。

在笔者探讨控辩双方（特别是检察官们）在辛普森案中辩论的内容之前，应当首先论述笔者对总结陈词的认识。

通常，我接手一起案件的时候，首先要思考如下问题：我将以何种理由辩驳，才能获得最有利的判决？换句话说，我的工作顺序是从后往前，先从总结陈词开始，这与通常的顺序相反。由于总结陈词必须以庭审中的证据为基础，我在庭审中的大部分问题和策略都是围绕我的总结陈词中的观点和理由。一旦我知道我方在案件中的优势和劣势，我就开始思考如何发挥优势，如何处理对方反驳我方的劣势。尽早地从总结陈词入手，随后再围绕总结陈词开展工作，在庭审中不断调整，使得我有足够的时间来形成总结陈词阶段的观点和思路。

我本人几乎痴迷于总结陈词的准备工作。例如，在曼森案件中，我耗费数百小时准备开场陈述和总结陈词。当然，我当时处理了28 354页文件。不得不承认，我可能有点努力过度，但我仍然认为草率处理、敷衍了事是更不明智的选择。你们可能都听说过著名律师梅尔文•贝里，他在评价《庭审大师》（The Trial Masters）一书时这样说：“在总结陈词的前夜，当你躺到床上的时候，脑中浮现的都是第二天发言的内容。”

在法律圈内，草率准备总结陈词的情况十分普遍，这也是大部分律师的总结陈词十分糟糕的原因之一。[2]

1994年过世的路易斯•奈泽（Louis Nizer）是一位知名律师，他以充分准备所有案件著称。他的信条是：“充分准备是庭审的第一要义。”然而，即便是他也忽视了总结陈词，将其放在次要位置。

他在一起著名的诽谤案件中代表昆汀•雷诺兹（Quentin Reynolds）起诉专栏作家维斯特布鲁克•佩格勒（Westbrook Pegler），奈泽耗时一年多在全世界各地保存证据。[3]很明显，他直至前一晚的深夜才准备总结陈词。在他的著作《我的法庭生涯》（My Life in Court）的第153—154页，描述了庭审辩论最后一天晚上的情况，也就是总结陈词前一天晚上的情况。他的原话如下：“我和助理一道，从庭审记录中原封不动地摘出参考要点。我们工作到很晚，到了天亮的时候，手下的几名律师以各种姿势躺卧在沙发或地毯上。”

虽然奈泽是一位知名律师，但是我与他在此问题上存在分歧。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良好的做法，除非你想让陪审团在总结陈词阶段有新鲜感，否则这种方法乏善可陈（事实上，这明显也是两名检察官在辩论阶段所犯的错误，具体见下文）。大约十年前，我与奈泽在芝加哥一起阅读《我的法庭生涯》的上述段落的时候，我问他：“路易斯，你真的这么干的吗？”他作了肯定回答之后，我又问他原因。他告诉我的内情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正如辛普森案中的一名检察官对未将警察收集到的证据列为呈堂证供的理由一样让我感到不可思议。奈泽的回答是：“文森特，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在庭审举证和辩论环节的最后一天会发生什么。”

我并不认为奈泽观看过《佩里•梅森》（Perry Mason）[4]，但是我知道奈泽的说法毫无道理。首先，即便是电视剧中发生的事确实发生在前一天的庭审中，起到了逆转案情的作用，除非你决定收拾东西回家，不再作总结陈述，那么对于忙碌数周甚至数月的案件而言，你还是有许多要主张的问题。其次，现实世界中能有多少像电视剧中那么巧合的事？看过电视剧的律师，是否真的遇到了这种事？即便确实发生了，这也仅仅是极端状况，不能把它当成常态。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发生过的最接近电视剧的案件是：多年以前，我起诉一位名叫卡梅登•戴维森（Camden Davidson）的被告人杀死一名男子，当卡梅登得知妻子与死者私通后，便马上离开工作岗位。他跟踪了被害人两周之久，最后等在被害人的汽车后座上，胁迫他把车开到沙漠里，然后将被害人射杀。

此案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戴维森的妻子貌美如花，旁听人员对她莫不瞩目，但她每天都来法庭旁听。当时，我认为间接证据足以证明案件事实。在总结陈词之前的两三天，洛杉矶下了一场倾盆大雨。第二天，一名路过帕萨迪纳（Pasadena）公路的男孩发现了从附近山脚冲下来的一把枪。我也不知道这把枪是如何辗转到了洛杉矶警察局，最终证明这把枪是戴维森案的杀人凶器。这把枪有力地强化了控诉事实。

许多律师之所以在总结陈词的准备工作上耗费很少的时间，是因为他们并不认为总结陈词是庭审最重要的部分。对此，我并不理解。在生活中，如果你希望某人认同你的观点，难道你说话的内容和方式不重要？这与庭审有何区别？律师试图说服某人（在辛普森案中是陪审团）相信他的诉求的正当性。因此，难道他的准备工作和所有努力不应当直接满足陪审团？有些专家并不认可。美国最高法院前法官路易斯•赫勒（Louis Heller）曾经从事诉讼律师工作，他撰写了《神圣宣誓》（Do You Solemnly Swear）这本书，在书中他写道：“总结陈词应当是对陪审团的即席发言。”

我的观点是，总结陈词要么是撰写成文的，要么是有发言提纲的。发言提纲的问题在于，虽然律师想要表达的观点都在提纲上，但是律师并未精雕细琢，充分准备。这意味着，律师无法以最有效的方式表达观点。更没有可能有条理地表达所有观点。最好的办法是花费大量的精力撰写总结陈词。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大部分律师（包括全国知名的刑辩律师）既不撰写总结陈词全文，也不撰写发言提纲，而是在短暂准备之后就发言。这种做法的后果是他们阐述的观点和理由既不连贯，又漏洞百出。会省略掉很多的案件事实和观点，大部分都会给他们的客户带来极大的损害。

在一桩复杂案件中，会有许多证人和上千页的案卷材料来说明案件的重点事实和主要推论，这些都有其内在顺序，需要简洁明了地表述。所有这些，都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

有些人认为，毫无准备的即席发言可以与陪审团四目以对地交流，显得自然而然，坦诚有余。但是，如果律师愿意耗费数小时时间撰写发言稿或发言提纲，就可以像演员一般在舞台上流畅地表达观点，让陪审团觉得他是自然而然地表述（马克•吐温对自己的发言了如指掌，而不仅仅是纯粹的搞笑滑稽。他通常要耗费“三周时间来准备一场即兴发言”）。如果我有足够的准备时间，只需看一眼，我就知道该讲什么，所有的发言内容都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总结陈词并非仅仅是一场演讲，而历史上所有的伟大演讲都是之前精心准备过的。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5]只有10句话，271个词，其中202个是单音节。但是，这些历史性的词句却经历了五稿更迭，耗费两周时间进行构思和准备。林肯在发言时，面前只有两页手写稿。

一般的想法是，总结陈词应当简洁明了，内容集中在案件主要事实上。不仅仅是因为律师无法让陪审团集中精力时间超过两个小时，还因为探讨细微的案件事实只会混淆和稀释案件的主要观点。我个人认为这种观点是错上加错（在许多案件中，这是致命性的错误）。陪审团可以毫无责任地根据次要事实（或者受到次要事实的影响）作出判决，而这些次要事实一般看起来微不足道。正如在对洋底进行勘察时，要保证“没有任何威胁到潜艇的岩石”，律师应当就案件所有事实阐述观点。

除此以外，我并不赞成律师无法吸引陪审团的注意力超过两个小时这种说法。事实上，如果律师能够有力地、引人入胜地进行总结陈词，包括使用修辞、幽默方法，那么他吸引陪审团三天都没问题。特别是如果律师能够让陪审团认为他对案件有许多重要的观点，他们只有仔细听取了律师的发言，才能够践行诺言，作出判决——这就是让陪审团觉得他们需要律师。

编辑建议我在撰写此书时，同时假设是由我来起诉辛普森，在书中附上我撰写的总结陈词。我告诉他（正如我现在告诉读者），这并不现实。如果我是辛普森案的检察官，我需要耗费三四百个小时才能准备好总结陈词，内容可能长达千页。我只能零散地提出一些观点，粗略地描述（如果我办理此案的话）发言内容。

例如，此案极其冗长激烈，但是检察官或者是法庭上的人可能并未感觉到。我会在开庭陈述中就向陪审团作出十分明了、同时又有修辞色彩的发言。可以从一开始就将陪审团的思想拉回现实：

女士们、先生们：无论你们脑海中的事件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我都想评价这些事。你们已经在此端坐长达9个月时间，听取了大量极富争议性的事实。你们听取了100多名证人作证，证言长达数千页。正因如此，作为普通人，你们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真正的争议为是否有罪。我的意思是，如果对是否有罪毫无争议，我们为什么要在此耗费9个月时间？好吧，陪审团的各位女士和先生，我们之所以在此耗费9个月时间，并非对是否有罪存在争议。辛普森先生的罪行昭然若揭，极其清晰。在犯罪现场发现了一个人的血迹，在他的车上和家中又发现了被害人的血迹，这件事就可以终结了。这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之所以会端坐于此长达9个月之久，完全就是因为辛普森先生作了无罪答辩，疯狂地为自己辩护。如果有人陷入跟他一样的处境——除此以外的唯一选择就是认罪服刑，相信大部分人也会选择这种做法。在美国，无论多么罪孽深重，即便数百人目睹了其罪行，我们的司法制度都会毫不犹豫地允许被告人作无罪答辩，并且接受审判。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在此耗费9个月之久，除此以外，别无他因。

有效的总结陈词有许多决定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表达方式。我对诉讼律师讲课时，通常会强调一点：陪审团如果认为律师都不是完全相信自己说的话，他们更不会相信律师说的话。在辛普森案中，克拉克和达登没有这个问题，他们都相信自己所言之事。问题在于，他们并没有将这一点清楚地表达给陪审团。他们在阐述观点时，十分悠闲随意，既无热情，也无激情。科克伦和申科在总结陈词时理应更加难以有出彩之处，也难以有激情之处（因为他们知道辛普森有罪），但他们的总结陈词更加动情。实际上，在整个庭审中，令人感到悲哀讽刺的是：辩方似乎为了不公正之事奋起抗争，其努力程度已经超过了控方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达登甚至都没有为正义斗争的强烈责任感。在《身处耻辱》一书中，达登写道：“1995年9月中旬之前（也就是案件审理结束两周前）, ‘我们唯一希望的就是陪审团中能够有人坚持’。”他又说：“如果能够重新开庭，我无法重新开始，我已筋疲力尽，无法为之奋斗……我感觉自己像机器一样，说应该说的话。”你能想象这些吗？达登负责世界上对辛普森最强的指控，他也知道辛普森罪孽深重，残忍杀害两人，死者在墓中尸骨未寒。但是达登的言语似乎表明着他并非为了正义竭尽全力、奋斗到底，反而是中途放弃。在绝大部分案件中，这种态度对检察官职业来说都是十分罕见的。

虽然在总结陈词时，两名检察官对陪审团使用了软推销手法（堪比在某人家中推销人寿保险），但是这也不能为诉讼律师在总结陈词中增添光彩。作为检察官，不仅应请求陪审团判处被告席上之人终身监禁，还要承担证明责任。如果检察官说服力不强，这个任务根本就无法完成。我认为，并非达登的说服力不够，而是克拉克的问题。但这也只是个人感觉而已。不幸的是，在总结陈词之前，许多愚蠢的时事评论员认为她在陪审团面前不必强势，应当更加敏感，软化自己的形象。我无法得知是否有读者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在整个庭审中（尤其是她被伊藤法官打压之前），克拉克在伊藤法官面前的表现和在陪审团面前的表现判若两人。[6]她似乎有双重人格。她在伊藤面前更加有说服力，也更加高效。但是在陪审团面前，她就缺乏动力，有些羞怯。

但是，如果被告人实施了犯罪，地方检察官是在法庭上为正义奋斗的人，应当为死者复仇。在做此事之时，陪审团并不会在意检察官是否强势，也不会在意言语是否刺耳，是否伤人，而是在意检察官是否有说服力。他们甚至希望检察官有说服力。陪审团需要检察官公正，而不是机警。

克拉克在庭审中的差异表现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由于她已得知自己不被黑人妇女待见，认为她过于强干。她认为自己必须在陪审团面前改变这种个性，变得温柔。但是，如果这就是她在陪审团面前表现出缺乏说服力、缺乏灵活性的原因的话，难道不应当从审判伊始就不让她参与控诉，而不是让她以一种不自然的方式进行起诉？这种状态连她自己都局促不安。难道这种做法不是为了实现正义？

审判伊始，克拉克作了两分多钟的开场陈述[7]，当时《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致电给我，让我评价克拉克的表现。她脱口而出的问题是：“克拉克是否足够机警？”我回答：“十分机警，这才是问题所在。她过于机警，不够有说服力，不够灵活。”

达登和克拉克对陪审团所作的总结陈词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以至于他们的总结陈词十分薄弱。他们不仅仅是说服力不足，决断力不够，反而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种表现让陪审团在心理上不认可控诉。[8]如前文所述，达登实际上以一种消极的方式对陪审团阐述观点：“没人想把辛普森怎么样。”这几乎等于告诉各位，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乐于见到无罪判决，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检察官暗示陪审团，如果判决被告人无罪所有人都会如释重负，甚至喜闻乐见，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糕的吗？这明显会让陪审团更容易作出无罪判决。

达登随后又发表了一通更加匪夷所思的言论。他告诉陪审团，在决定是否判决辛普森有罪时，“无论你如何行事，都是你的决定，我很庆幸这不是我的决定”。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难道这不就是告诉陪审团，这是一起复杂案件？这等于是告诉陪审团此案存在合理怀疑。但是，检察官应当一如既往地告诉陪审团相反的事实：案件证据确凿，足以排除合理怀疑，应当毫不犹豫地作出有罪判决。

同样，作为一名诉讼律师或检察官，必须在陪审团面前足够自信。如果不自信，那么至少要像演员一样虚张声势，表现得自信。这是一名诉讼律师应有的特质。否则，陪审团将会从律师或检察官的说法方式、踱步方式、面目表情、音容笑貌捕捉到不自信。如此，陪审团如果认为律师都不是完全相信自己说的话，他们更不会相信律师说的话（律师必须小心谨慎，但是，他不能过度自信，显得自负无礼。这会伤害陪审团的感情）。

在辛普森案中，两名检察官除了说话过于柔弱、说服力不强之外，他们使用的语言都没有传达任何自信。（有一次，伊藤法官告诉达登：“达登先生，你能不能大声一点，否则我听不到你说什么。”）在陪审团面前，达登不断地摇晃身体，很少与陪审团进行眼神交流。《纽约时报》报道：“达登没有正视陪审团。”本案的陪审团团长阿曼达•库利在她的书中写道：“虽然控方确信自己的起诉，但是克拉克有好几次叹息，用手做出甩毛巾的姿势，这对她没什么好处。”（我不赞成这个说法）

检察官除了行为举止过于软弱，向陪审团表达观点过于随意之外，他们也没有为了法庭上的公正抗争。这些问题在达登和克拉克的反驳过程中表现得更加明显。辩方71次打断两名检察官的发言，这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是闻所未闻的。我从未听说过一方在法庭上发表意见时，对方有如此无礼异常的行为。但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庭审中的总结陈词阶段，法庭给予控辩双方更大的空间。控辩双方所作的推断必须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但这些推断可能是荒谬无理的。没有证据证明的事实，可以举例。一般是指常识、典故等或真或假的内容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对方的检察官或律师，必须遵守法律界多年的传统，很少提出反对，很少打断对方的发言。只有在明显超越了可以容忍的范围时，才能够打断对方发言，提出反对。确实，在克拉克和达登的开庭陈述中，辩方只反对了三次。

辩护律师当然也知道一般不能打断总结陈词。科克伦第一次打断克拉克的开庭陈述时，科克伦对伊藤法官说：“我想上前一步说话，因为我不想反对克拉克的观点。”随后他又说：“我原本不想提出反对”, “我不提出质疑，是因为我不想反对克拉克。”科克伦针对一次反对，就道歉了三次。申科在总结陈词时，克拉克提出了几次反对，申科回复：“打断我的发言，让我感到愤怒。”

在达登反驳发言时（当时辩方已经完成了总结陈词，知道控方拿他们没办法），科克伦和申科打断达登的发言多达21次。克拉克最后对陪审团发言，这也是检察官对陪审团所作的最重要的发言，科克伦和申科反对次数多达50次。

即便是克拉克的总结陈词说服力强，接连不断的打断发言也会极度降低发言效果。何况克拉克的发言没什么说服力，接二连三的打断发言更是雪上加霜。[9]在一方发言时，另一方提出反对，这会破坏发言者的流利度和信心，还会干扰听众的注意力。即便是那些法警都会走神，如果法官没有要求法警关闭法庭大门，我也会提醒法警这么做。科克伦和申科打断两名检察官的发言次数多达71次。而伊藤法官明知科克伦和申科恶意滥用反对权（证据就是伊藤仅支持了71次反对中的2次），刻意破坏检察官的总结陈词，但是，他并没有裁定科克伦或者申科藐视法庭，甚至对他们无礼、惹人愤怒、不专业和无耻的行为连一次警告都没有。在一次内庭会议上，达登有一次发言认为科克伦侮辱他，声音大过了伊藤，在达登没有造成任何危害的情况下，伊藤就裁定达登藐视法庭。

在科克伦或申科第三次或者第四次打断发言之后，克拉克和达登应当如何应对？来自纽约的举止失当的小混混都可以向法官请求上前一步说话。

克拉克可以说：“法官大人，你应当知道所有的反对，特别是申科的反对都是琐碎、恶意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检察官对陪审团进行的最后陈述。我并不是要求您这么做，我是请求您下一次申科先生以无聊的理由打断我的发言，我希望他闭嘴。如果科克伦先生或者申科先生不断地反对，而您又放任不管，我对您和他们的评价就不会是这样到庭前私下表达了，而是当着陪审团的面，当着数百万名观众的面，我保证会这么做，我不会再容忍此事。”

如果克拉克无法这么做，那么下一次科克伦或者申科的反对属于妨害司法，克拉克完全可以调转枪口，针对科克伦或申科，怒目而视：“科克伦先生，本庭还有正义！”但是，克拉克毫无作为，无动于衷。她仅仅用翻白眼来应对两名辩护律师的无礼行径。检察官的表现要比辩护律师文明得太多。如果我在法庭之上，绝不会纵容此事发生。

我还有一个观点可以证明克拉克和达登的总结陈词是多么地糟糕。辩方的核心辩护理由是，辛普森受到了种族歧视警察的陷害。他们如此依赖这个辩护理由，以至于在总结陈词时，将此作为主要论点进行强调——洛杉矶警察在收集和保存证据时污染了证据，使得后来的鉴定结果（主要是DNA检测报告）不可靠。申科在总结陈词时，除了有一部分内容是关于证据受到污染的，其他内容都是在强烈暗示洛杉矶警察局陷害辛普森。科克伦的整个发言的每一段内容，每一个问题（难道……不奇怪吗？为何会这样……?）都不断地暗示警察陷害辛普森。

科克伦和申科在总结陈词时，数百次表明警察陷害了辛普森，然后又掩盖了罪行。[10]

科克伦说：“有四名警察（朗格、范纳特、福尔曼和菲利普斯）通知辛普森发生何事。难道他们不需要花时间去侦查破案，而是花时间通知辛普森？这是在愚弄谁呢？他们在说谎，试图翻越外墙，进入房子……他们只不过就是想进入房子，让辛普森的女儿（艾丽尔）离开，让福尔曼有机会为所欲为。”[11]“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太奇怪了！”“他们介入太深，掩盖的东西太多。”“从（第一个到达现场的）里斯克警官到浦席（Bushey）警官，你们目睹了他们的沉默，这就是他们在掩盖真相。”“为什么手套是湿的，而且黏乎乎的，除非福尔曼将手套拿到现场，放在那里，目的就是陷害辛普森。”“我们已经说过了袜子是栽赃的证据。”“你们不能相信范纳特警官，他撒了弥天大谎，不值得信任。”“福尔曼在野马车上弄出了脚印。”“所有的警察，包括斯潘格勒，都在掩护福尔曼。”“为什么在4时35分的时候，袜子就在那里了，但是4时13分，他们还没到那里？他们就是在陷害辛普森。”“他们从容器中拿出袜子，放在现场陷害辛普森。”

“后门的血迹是放到那里的吗？他们为什么之前没有见到后门的血迹？”“控方的指控是由谎言和阴谋堆积成的。”“感谢上帝，至少有一名警察（警方的黑人摄影师）没有参与陷害辛普森。”

申科说：“控方主要的指控事实都是建立在有种族歧视的警察作出的证言、不可靠的鉴定意见和构陷的证据之上的，你们不能以此定罪。”“福尔曼谈话录音明显是一项有力证据，能够证明与控方主张相反的事实。”“福尔曼在辛普森的住处发现的手套是有人故意留在那里的。你们应当知道这个人是谁。”“我们不能允许谎言，也不能允许构陷的证据作为控方指控的核心内容。”

科克伦5个小时的总结陈词中有90%、申科2个小时的发言中有60%都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暗示是警察陷害辛普森。[12]案件的每个细节，他们都觉得有问题。但是，法庭上究竟谁有问题？

辩方的核心观点是辛普森遭到陷害，这已经众所周知。实际上，即便检察官在科克伦和申科总结陈词时没有获取这一信息，但是在长达9个月的审判中也非常明显了。辩护律师在庭审中询问证人的大部分问题，都在含沙射影辛普森遭到陷害。地方检察官汉克•高德博格询问了洛杉矶警察局物证专家和药剂师[其中包括从来没有听说过辛普森的安德烈亚•马佐拉（Andrea Mazzola）]，但是他的询问方式简直就是嘲讽：“你是否参与了陷害辛普森的阴谋？”

在审判期间，报纸接连不断地报道辛普森遭到陷害的新闻。例如：1995年6月25日，《洛杉矶日报》报道：“由于5个月前，科克伦在开场陈述中清楚地表明，辩护律师认为辛普森是警方侦查人员和物证专家共谋的受害者，他们伪造证据，栽赃辛普森已达陷害目的。”1995年7月21日，《洛杉矶时报》报道：“自审判伊始，辛普森的辩护人就声称警方伪造证据已达陷害前橄榄球明星的目的。”1995年9月13日，《纽约时报》报道：“辩方律师认为，腐败的洛杉矶警方故意抛洒血液，图谋陷害辛普森。”

数月以来，所有人都知道警方阴谋陷害辛普森是辩方的核心辩护理由。那么为什么检察官没有立即行动，整理出一套说服力强的理由，驳斥辛普森遭到陷害，甚至在最后没有花费一两个小时专门对付辩方，说明辩方的这个说法是如何荒谬？控方应当知道，一旦陪审团认可了警察阴谋论和警方陷害辛普森的说法，那么陪审团必然而然会作出无罪判决，难道控方不应当马上就知道这一点？我的观点是，这与是否从事律师或检察官职业毫无关系。在任何人类社会，在你已经知道对手在某一领域中的重点内容的情况下（如合同的重点内容、战争的重点、体育赛事的重点等），如果你还想从中取胜，难道你不应当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源在对付对手的重点内容上吗？

但是，克拉克在开庭陈述时，并未对辛普森遭到陷害和警察阴谋论发表只言片语。她像对待无稽之谈一样看待此事。她告诉陪审团（也只有这一句话）:“如有证据证明存在阴谋，我的义务是撤销起诉，就这么简单，我可以办理其他案件。”

在实践中，克拉克在开庭陈述中整体提出辛普森有罪的证据确实充分之后，开庭陈述还应当深入驳斥警方阴谋陷害辛普森的说法。在开始总结陈词的核心内容之前，她就应当提出所有证据和有证据证明的事实来驳斥，并且最终论证辛普森有罪。原因非常明显，如果律师或检察官没有率先排除负面影响（即本案中辛普森被陷害的说法），到了论证本方观点的时候，陪审团就会想：“好吧，即便你说的可能是真的，那又怎么样？”这只会消减本方的论证力度。律师主张某一论点时，他希望陪审员的脑袋空空，乐于采信听到的所有观点。但是，克拉克在开庭陈述中，对于警察阴谋陷害辛普森的说法未置一词！她难道认为自己不提这件事，其他人就会对此置之不理？

在克拉克进行反驳的过程中，一开始就此问题向陪审团发表意见。但是，她的意见过于浅薄，只用了不到一分钟时间一笔带过，而她在最后阶段又就此事发表意见。此案的准备工作用了一年多时间，但是控方对于辩方的核心观点“警方阴谋陷害辛普森”只用了只言片语进行反驳。在她对陪审团进行最后陈述时说：“你们是否意识到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这些阴谋需要多少人参与？你能想象这种事怎么会发生？范纳特警官和朗格警官之前根本就不认识福尔曼警官，直至案发当晚他们才相识。然而，辩方却主张他们在当晚第一次相识之后，就突然实施了掩盖罪行和构陷辛普森的活动。这完全不可能。不仅如此，辩方还主张有其他人参与构陷辛普森，我们都不知道这些人是谁，谁会愿意参与。这种想法太吓人了。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在谈论谁。但是，你们必须排除这些经过曲解才会相信警方构陷辛普森的说法。”

克拉克只用了一段陈述就可以应对辩方的核心论点？在开场陈述和终结辩论时各用一段陈述就可以让陪审团相信此案中没有警察阴谋？1分钟时间就可以抵消辩方9个半月的阴谋论？

克拉克并未意识到“警察阴谋”是辩方的主要论点。她甚至告诉陪审团：“他们让你们相信血液是泼上去的。这是辩方辩护理由的基础。如果你不相信这种说法，那么辛普森就是有罪的。”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她承认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现实。例如，1995年8月1日，她告诉伊藤法官，控方需要“否认警察阴谋论，反驳辩方在庭审过程中一直使用的警察泼血液的说法”。然而，在开庭陈述和总结陈词过程中，她的发言长达400页，但是其中只有不到一页（只占她发言的四百分之一不到）来反驳辩方的主要观点。（在克拉克的其他意见中，她并不是简要地论述了阴谋论，而是论述辛普森是否被一个人用手套栽赃。阴谋至少需要多名警察才能完成。）[13]

达登的表现更差。在他长达170页的开庭陈述和反驳意见中，只有六分之一页（他发言的千分之一）反驳辩方的主要论点。我知道这听起来匪夷所思，但不幸地发生了。在开庭陈述时，他对此问题所作的发言是：“律师想要告诉你们警察陷害了辛普森。妮克尔说她曾经到过警察局8次，但是警察并未拿他怎么样。对此我无从查证。”在反驳时，洛杉矶警察局的黑人摄影师威利•福特（Willie Ford）出庭作证，按照科克伦的说法，威利是洛杉矶警察局唯一没有参与陷害辛普森的警官。达登对陪审团说：“你们见到了威利出庭作证，他看起来像诬陷者吗？”

因此，克拉克和达登在向陪审团作出四次总结陈词时才开始触及辩护理由的核心。

我所说的内容极其匪夷所思，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克拉克和达登在总结陈词过程中的不当行为，成功地绕开了阴谋论。由于他们无能，准备不充分，实际上并未对庭审中的主要争论焦点进行反驳。他们把导致无罪判决的最主要原因视为无物。但是，据我所知，并没有记者或时事评论员对此进行过较好的分析和报道。实际上，某位曾经担任过检察官的著名时事评论员还说克拉克和达登的“起诉工作极为出色”。

我对此毫不惊讶。林肯说：“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长久欺骗一部分人，但你无法永远欺骗所有的人。”还可以在后面加一句：“你可以在大部分时间欺骗大部分的人。”

克拉克反驳警方陷害辛普森的主要核心理由是“很难完成”。用她的话说，这是“不可能的”。这本应是她耗费数小时时间专门论证的观点，她应当详细解释和深入论述，至少也要用半小时。对此，需要尽很大的努力才能完成，而不仅仅是用“不可能”这个词来总结。[14]正如我在前文所述，针对警察陷害辛普森的说法应当花一两个小时辩论，至少需要100页的发言稿。

除了简单地告诉陪审团陷害辛普森有多么困难、多么不可能之外，克拉克还可以就此提出多项辩论理由。克拉克的做法暗示着推翻警察阴谋论有多么困难，而不是警官们没有做这种事，难道克拉克不应当告诉陪审团，检察官是如何看待警察陷害辛普森这件事的？难道检察官不应当像下文这样告诉陪审团？

如果相信警察陷害辛普森，除了要相信会有那么多人参与其中之外，洛杉矶警察局的两组探员——朗格、范纳特、福尔曼和菲利普斯从未共事，甚至彼此不认识。你们必须要相信他们在深夜达到现场后，突然达成共识，他们并不在乎谁是真凶，愿意让真凶逍遥法外。而且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反对陷害清白无辜的辛普森。这种做法不仅仅会毁掉他们的事业，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因为他们一旦被发现伪造证据，作伪证。按照加州的法律，这些人有可能被判处死刑。[15]就拿范纳特警官来说吧，在他26年的从警生涯中，从未收到一起投诉。再过几个月，他就要退休了。他可以和妻子一起经营印第安纳的一个农场。你们认为他会冒着失去名望、退休金，甚至生命的风险去陷害辛普森？而这就是本案中辩方想让你们相信的事。

为什么这些警官会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去陷害辛普森？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有什么其他事项？我猜测即便是他们对辛普森的肤色心怀不满。或许是因为他娶了一名白人姑娘。难道会有人相信如此难以置信的事情？这间法庭里面是否有人没有意识到辩方的辩护理由是多么地荒诞不经？四名警官竟然会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陷害一名他们心目中的清白之人？这种说法是如此荒谬，我都讨厌提到其中任何一个字。就算是你们在我耳边不断重复，我也不会相信天下会有如此之事。

十分巧合的是，因为福尔曼是一名种族主义者，就有人作出如此荒谬的揣测，认为他会陷害无辜之人。这种推测根本就讲不通。即便是我们作最大胆的假设，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福尔曼仅仅因为辛普森的肤色就会陷害他。辩方如何解释朗格、范纳特和菲利普斯这三名警官为何要参与其中？辩方也没有说他们是种族主义者。他们为什么愿意掺和这种恶心至极、荒谬不堪、异常邪恶的事情？

这些辩护律师们为什么如此胆大，认定警官们会陷害一名无辜之人？要知道这是一起凶杀案，陷害别人谋杀是最肮脏、最应受到谴责的行为，危害已经超过了凶杀案本身。我的意思是，律师们怎么会有胆量主张这种事？他们哪来的胆量？

科克伦没有说明洛杉矶警察局陷害辛普森的动机。就连我假设的几个动机也会让人嗤之以鼻。控方竟然就这么放过了这一点。检察官中肯定有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陪审团中的任何一人都有可能扪心自问，为什么所有的警察毫无异议地联合在一起，决定陷害无辜之人？辩方在一年多的千言万语之中，自从开场陈述开始之后的整整9个半月的庭审和总结陈词中，科克伦一直在强调洛杉矶警察局陷害了无辜的辛普森，如果要简要地说，那就是他回答自己的问题时所说的话：“为什么这些警察要陷害辛普森？”“他们认为辛普森是有罪的，他们想要赢得案件。他们不想输掉这起大案要案。”简直难以相信。科克伦竟然又放了新的烟雾弹。每个人都听说过警察陷害别人，《家庭常用词典》（My Random House Dictionary）将“陷害”一词界定为“通过伪造证据和资料等，认定清白之人有罪”。但是，按照科克伦的说法，洛杉矶警察局是在陷害一个有罪之人。

难道控方不应当从头开始，在反驳的时候告诉陪审团，科克伦说话前后矛盾，正反两面都说？如果我们相信辩方99.9%的辩护理由，那就必须相信洛杉矶警察局陷害了一名无辜之人。如果警察们认为有必要在辛普森家中的后门、野马车内、家中泼洒血液，将妮克尔的血液粘在辛普森卧室内的袜子上，在他的家中放置血手套，警察们怎么会认为辛普森有罪？从理论上讲，如果洛杉矶警方认为他们不得不伪造证据陷害辛普森，他们必须首先认为辛普森是无辜的。这是常识问题。但是，真实情况是洛杉矶警方一直认为辛普森有罪。正是因为他们搜集到的证据都指向辛普森有罪！那么科克伦应当怎么做呢？正如上文所言，控方的做法让他们有两种应对方法。辩方的主要辩护理由是洛杉矶警察局陷害了一名警察心目中的无辜之人。

科克伦发表辩护意见后，难道控方不应当进行作如下反驳？

按照辩方的说法，警察冒着被判处死刑的危险去陷害一名无辜的人，他们的动机是不想输掉案件？难道科克伦不应当对此说法表示羞愧？辛普森耗费数百万美元聘请的辩护团队经过一年的思考和探索，就提出来这种理由来解释警察陷害被告人的动机？

如果科克伦的臆想是如此荒诞不经，难道你们不应当告诉大家洛杉矶警察局最近输掉的官司吗？他是不是在谈论梅内德斯案件？洛杉矶警察局并未办理此案，而是由比弗利山（Beverly Hills）警察局办理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梅内德斯案件中，所有陪审员都投票认定梅内德斯兄弟有罪，有的陪审员认为犯罪严重，被告人构成一级谋杀罪，有的陪审员认为犯罪轻微，被告人过失杀人。但是，由于陪审团对于犯罪严重程度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导致了悬而未决陪审团。即便已经撤回起诉，但是此案的结果依然十分乐观。那会是邓缅•威廉（Damien Williams）[16]的案件吗？麻烦科克伦告诉身陷囹圄的邓缅先生，洛杉矶警察局输掉了他的官司。邓缅构成故意伤害罪，被判十年监禁。那会是罗德尼•金案件吗？罗德尼•金案件中被起诉的四名警察，其中有两名警察又被判处无罪。你们的意思是陷害辛普森的警察对罗德尼•金案件很失望。如果他们很失望，他们应当是好人才对。而不应当是种族主义者，也不可能陷害一名黑人。如果一直追溯到1990年麦克马丁（McMartin）的娈童罪[17]，这起案件也不是洛杉矶警察局办理的。而是曼哈顿海滩（ManhattanBeach）警察局办理的。

我想知道科克伦所说其他重大案件究竟是什么？虽然现在是我的发言时间，我仍然愿意让科克伦先生在法庭上当着大家的面发言，简短地告诉大家他所谓的“其他大案”究竟是什么？洛杉矶警察局在过去的四五年时间中究竟输掉了哪一桩官司，让警察们为了赢得一桩官司而甘冒死刑风险。科克伦先生，我现在给您时间，麻烦您告诉我究竟是哪一起案件。

由于根本不存在科克伦所说的其他案件，科克伦说不出具体案件时会显得十分愚蠢。他要是保持沉默，就是把旁听人员当成聋子。相反，科克伦的荒谬理由竟然得逞了（例如，陪审员莱昂内尔•科瑞尔就百分之百地采信了科克伦的辩护理由。在陪审团作出裁决后，他告诉记者他之所以如此认为是因为“洛杉矶警察局在过去的大案中有过很多不良记录，他们抓住辛普森案件，是因为不想让警察们在其他案件中如法炮制。无论如何，我们就想这么干”）。

难道检察官在针对警察阴谋陷害辛普森的问题辩论了一两个小时之后，不应当再对陪审团作如下陈述？

即便警察要陷害一名黑人，辛普森也是他们最后的选择。辛普森一直都是警察的朋友，警察甚至会放纵他。

如果我是检察官，我会对陪审团举几个例子。例如，妮克尔在1989年拨打911报警的时候，对着接电话的警察歇斯底里地哭诉：“你们会出警，会找他谈话，但是对于他的所作所为无动于衷。”西洛杉矶警署的警察们曾经参加过在辛普森家中举办的派对，许多人还使用过辛普森的游泳池和网球场。辛普森经常参加警察们的派对，甚至为他们签名。此类事情不胜枚举，难道这不应当是检察官的一项反驳理由吗？但是，辛普森案的检察官对此未置一词。[18]

为了强化这一论点，并且弱化陪审团对于辛普森黑人身份的联想，我将会对陪审团指出以下事实：如果他们认为警察陷害了一名黑人，那么辛普森看起来像黑人吗？

先生们、女士们，不要再这么认为了。他是一名千万富翁，住在高档小区，邻居都是白人。他与黑人前妻离婚，娶了一名白人——妮克尔。他交往的圈子基本上都是白人圈子，他与白人圈子有着强大的联系。警察们为什么要陷害这么一个人？各位陪审员，特别是黑人陪审员们，应当比我更加了解辛普森并非一名典型的黑人。我的意思是，他现在连去黑人社区的路都找不到了！[19]

现在让我们再看看福尔曼的事，这也是辩护律师们的首要攻击目标，所谓阴谋陷害的主角。福尔曼在1985年就去了辛普森位于罗金汉的房子（在福尔曼出庭过程中没有否认此事实，但是辩方从来没有质疑过）处理妮克尔的报警。他亲眼看见妮克尔坐在她的奔驰车附近哭泣嘶喊，此时辛普森伫立一旁。妮克尔告诉福尔曼，辛普森盛怒之下用棒球棍打碎了她的汽车玻璃。此时，我们可以得出福尔曼（辩护人口中陷害辛普森的严重种族主义者）已经知道了辛普森已经犯了罪，而且是这名黑人对一名白人女性犯了罪。然而，由于辛普森是一名黑人，福尔曼毫无作为。实际上，他都没有将此事记载到值班日志中。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即便是福尔曼，也会纵容辛普森，给他以优待。[20]如果你是检察官，难道你不应当以此进行辩论？

与此同时，难道不应当向陪审团主张如果辛普森真的是被陷害的，洛杉矶警察局警察抓住辛普森的时候，辛普森为什么表现得像有罪之人？难道是警察们找到辛普森，对他说：“辛普森，我们将要陷害你，但是我们得利用你的帮助。我们需要你表现得像有罪之人。”辛普森回答道：“没关系，告诉我你们需要我怎么做。”检察官应当对陪审团指出这一点，如果辛普森是清白无辜的，他为何会对三十秒之前目睹他进入家中的司机撒谎，说自己睡过头了，刚洗好澡。对此问题还要深入，当辛普森和卡托•凯尔林将行李箱放进车子里赶往机场的时候，卡托•凯尔林并没有动过行李箱，五个行李箱中的一个小黑箱子就不见了。当天晚上十分凉快，车里面又有空调，但是坐在车上的辛普森为什么又汗流浃背？飞机是夜里11时45分起飞，他一直坐在座位上直视窗外，直到第二天早上6时，依然如此。洛杉矶警察局的侦探打电话给身处芝加哥的辛普森，通知他妮克尔遇害的消息，为什么辛普森并未询问遇害的方式、地点和时间？警察抓住辛普森的时候，为什么会找到辛普森的自杀诀别书、护照、伪装用品？辛普森为什么会选择逃跑而不是自首？如果警察真的阴谋陷害无辜之人，那么辛普森为何会如此配合？难道辛普森自愿加入陷害自己的阴谋中吗？

难道你不应当告诉陪审团：

辩护人声称洛杉矶警察局陷害了辛普森，这种主张难以置信，荒谬至极。就连他们的当事人辛普森也不会认同这种主张。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当然，也就知道自己被陷害。然而，虽然辩护人在过去的九个月中，试图让你们相信洛杉矶警方陷害了辛普森。但是，辛普森本人从未明示或暗示他遭到陷害。

如果他知道自己被陷害，或者怀疑自己被陷害，难道他不应当在凶案发生后的三十分钟的讯问过程中对警察说这件事？他在驾驶阿尔•考林斯的野马车逃跑过程之前写下的诀别书中不应当提及此事？在慢速追车过程中，他通过移动电话与警察、朋友和家人交谈的时候，他并未对任何人提及自己被洛杉矶警察局陷害。实际上，在慢速追车的最后阶段，警察逮捕他的时候，他还对警察说：“伙计们，对不起！对不起！”他不断地为导致这场追车致歉。难道对于你认为陷害自己的人，你会这么说？你会为让他们参与追车致歉？如果你被陷害实施了莫须有的谋杀，难道你不应当高声呼喊，自己受到了陷害？在我告诉你们的这些事件中，辛普森一直都有机会告诉外界自己遭到陷害，但是，辛普森对于自己受到陷害未置一词！（指向辛普森）辩护人希望你们相信被告人都不相信的事。这并不符合规律！

除了鉴定意见、DNA证据能够直接排除合理怀疑，证明辛普森的罪行之外，辛普森虽然没有在法庭上站起来承认自己的罪行，但是他已经用自己的言行告诉大家自己是有罪的，应当对两起谋杀案件负责！

达登的总结陈词的开庭陈述中试图向陪审团说明辛普森的犯罪动机（请注意我们是在讨论总结陈词的一部分）。就像几个月前的开场陈述一样，其主要内容是辛普森沉湎于控制妮克尔，一旦认为自己无法控制妮克尔，他就会杀害妮克尔。

对此问题，应当有许多铺垫。其一便是区分犯罪动机和犯罪目的，这两个词在刑事法律中经常换用。动机是指引诱某人实施言行的情感冲动；这与犯罪目的有所区别，一个人有可能打算盗窃财产或杀害某人，而他会因为盗窃或杀人产生罪恶感。犯罪目的是严重犯罪的主要组成部分，动机从来都不是犯罪事实的组成因素。[21]因此，控方不需要对犯罪动机负证明责任。在辛普森案的审理过程中，洛杉矶某位前检察官担任媒体的评论员，但是他从未指控过一起重罪案件，他在纸媒和电视上声称：“除非陪审团认为自己理解了某人为何犯罪，否则不会认定被告人有罪。”但是，这并非实情。我曾经在被告人动机不明的情况下成功控诉，最终被告人被判死刑。所谓犯罪动机就是被告人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确定知道的是，被告人杀死了被害人，但是被告人却无权这么做。如果检察官都不知道具体动机，陪审团怎么会知道？

虽然控方在法律上无需对犯罪动机负证明责任，但是能够证明犯罪动机则更好。因为犯罪动机是证明某人犯罪的间接证据，缺少犯罪动机可能是某人无罪的间接证据。如果被告人没有犯罪，那么缺少犯罪动机是十分重要的辩护理由，因为如果被告人没有犯罪，那么在表面上也就没有犯罪动机或原因，在此情形下，很难作出有罪判决。我在办理曼森案[22]时，由于凶案发生时，曼森不在现场。虽然曼森有杀害泰特-拉比安卡的动机，但是曼森劝说两名凶手实施谋杀行为时运用了感情因素，以至于两名凶手自愿犯罪。这过于奇怪，我知道如果陪审员从一两名证人口中听到了这些动机，他们可能会认为我出了什么问题，竟然向他们提供了这样的犯罪动机以供考虑。

简单地说，曼森使得他的追随者们相信，建立更好的社会新秩序要通过一场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种族战争才能实现——他所谓的“螺旋滑梯”（Helter Skelter）。他说发动种族战争的方法是陷害黑人犯下谋杀罪。[23]这将会导致白人社群针对黑人群体发动“圣战”，终结所有的争斗。在所有的凶案现场中，凶手都用鲜血写下了披头士歌曲中的词汇——“起来”、“猪猡”和“螺旋滑梯”。曼森对他的追随者进行布道，声称披头士使用这些词语来表达他们潜意识中的善恶大决战（Armageddon）。[24]在“螺旋滑梯”运动中，曼森告诉他的追随者们，他将会带领追随者们进入沙漠中的无底洞中，这个地方是从《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启示录九》中获得的。曼森还告诉他们，他的人生哲学获得了完全的支持。曼森将《圣经》中的《启示录九》（Revelation 9）等同于披头士的歌曲《决心九》（Revolution 9）。所谓的无底洞是一处充满牛奶和蜂蜜之地，每棵树上都有12种水果，他的家人（追随者们）会达到144 000人，这是指《启示录七》中的12个以色列部落。

曼森相信黑人最终将会在种族战争中获胜，因为白人欺压黑人已经长达数个世纪，这就是黑人的因果报应，他们会翻身作主。曼森本人是种族主义者，认为黑人是下等人，没有白人进化得好，因此他告诉自己的追随者们，虽然黑人会赢得种族战争，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如何掌控权力，因为“黑鬼只知道做白人叫他们做的事情”。因此，黑人必须将权力转交给那些在“螺旋滑梯”中幸存的白人，如曼森和他的追随者们。然后他还说，“我们将会抚摸黑人的头发，让他们去摘棉花”, “我们会夺得世界领导权”。[25]

由于曼森并没有参加谋杀活动，证明曼森具备犯罪动机就十分关键，他的动机就是“螺旋滑梯”。[26]虽然许多证人都对“螺旋滑梯”的内容作证（实际上所有人都不敢作证，害怕曼森报复），我将“螺旋滑梯”的全貌展现在陪审团面前，证明这就是曼森的理论，曼森将此灌输给他的“家人”（追随者）。当犯罪现场出现了用鲜血书写的“螺旋滑梯”这个词（披头士一首歌的歌词）时，我向陪审团主张，这等同于在犯罪现场发现了曼森的指纹。

在辛普森案中，虽然辛普森的杀人动机十分重要（正如上文所述，控方应当提供更多的证据来证明此事，例如辛普森跟踪妮克尔，以此证明辛普森沉湎于控制妮克尔），这与曼森案中的情况并不等同。因为辛普森实施了谋杀行为。由于犯罪现场发现了他的血液，在他的车里面和家中也发现了被害人的血液，无论辛普森出于何种动机实施犯罪行为，对犯罪事实本身都没有影响。即便是辩方提出犯罪动机缘起于一张篮球比赛入场券的争端，这又有何意义？

达登主张辛普森在婚姻中对妮克尔实施了精神和肉体虐待，关系到他的犯罪动机，这是一种有效的主张。但是，他开始主张究竟是辛普森的何种想法导致了谋杀行为，以及辛普森谋杀当天的想法，包括他为何杀害妮克尔。他的这种做法毫无意义，还会损害指控。例如，1994年6月6日，辛普森和他的女友宝拉•巴碧丽对室内进行了装修。[27]这个时间也是凶案发生前6天，达登确定无疑地告诉陪审团：“情况已经十分危急，辛普森想要消除妮克尔在家里面留下的痕迹。他雇了一名室内装修人员重新装修卧室和浴室。”但是，是否还有其他可能性？巴碧丽也有可能要求辛普森重新装修房子。

正如检察官莱恩•凯尔伯格对莱克医生进行盘问一样，达登加重了控方的证明责任，根据法律，他并没有对此负证明责任的必要。他告诉陪审团辛普森的所有想法的时候，我脑海中浮现出的想法是：“他怎么会知道辛普森当时是怎么想的？”我作为检察官都会产生这种想法，那么陪审员们会怎么想？在刑事案件中，控方的证明责任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在总结陈词阶段，控方应当耗费大部分时间就推论的内容发言。但是，刑事诉讼中推论和排除合理怀疑证明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调和的，两者关系就如猫和耗子。

达登如果换一种方法来表述，效果会更好。在他就犯罪动机的发言开始时，他就应当对陪审团说明控方没有证明犯罪动机的责任。他本应当告诉陪审团：“基于证据，虽然我们难以确定可能发生了什么，但我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根本没有证明犯罪动机的证明责任……”然后再用一种更加紧凑的形式进一步阐述他的主张，这可以让陪审团知道证明辛普森的想法在本案中并非关键问题。如果这么做，推论也不会是坏事。达登却声称自己明确知道辛普森的想法。

两名检察官（尤其是达登）在处理案件中最富爆炸性的问题——福尔曼问题的时候，表现得差强人意。克拉克认为福尔曼不可能将手套栽赃给辛普森，因为“所有比他先到的警官都看到了只有一只手套”。但是，仅仅有这几个词就想驳斥这一关键事实，实在是过于薄弱，说服力不强。这种简要的说辞很容易被陪审团遗忘。克拉克应当在随后的发言中对陪审团不断地灌输：“因此，凶案现场根本就没有第二只手套，福尔曼也没有捡起手套放在被告人的房子里。”由于这一点十分重要，克拉克应当不断强调这一事实，甚至在对陪审团的最后陈述中，也要不断重复，但是她并没有这么做。

同样，克拉克告诉陪审团“所有比他先到的警官都看到了只有一只手套”，这个说法与证据不符。虽然洛杉矶警察局提到有14名警察先于福尔曼到达现场，[28]他们只见到了现场有一只手套，控方在审判过程中非常不明智地只传召了14名警察中的两名——罗伯特•里斯克和戴维•罗西（David Rossi）出庭作证。由于这两名警察都作证说他们在现场都只看见了一只手套，克拉克可以继续发表意见，如果陪审团接受辩方的主张，福尔曼故意把手套放在辛普森的房子里，那么福尔曼就是在作伪证，两名出庭作证的警察也作伪证。如果他们相信两名警官的话，那么也必须相信福尔曼没有将手套放在辛普森的房子里。

实际上，克拉克完全可以传召更多先于福尔曼到达现场的警察出庭作证，证明他们在凶案现场只见到一只手套。如果你已经有了14名证人可以证明关键事实，为什么只传召两名证人出庭作证？在直接询问过程中，克拉克直接引用了他们的信息，假设这些是事实——许多人并不认识福尔曼，或者基本上不知道福尔曼。这样做会减少他们伪证罪的可能。她应当对陪审团作如下发言：

福尔曼究竟做了什么？他分别或者一起对这些警察说：“我对你们并不了解。你们是警察，我也当过几年警察。我也对黑人有所厌恶，特别是他们像辛普森一样睡了白人妇女的时候。你们知道，我也想看到这些黑人倒霉，我希望你们这些人支持我，在法庭上作证说凶案现场只有一只手套，这样好不好？我欠你们人情。”各位陪审员，如果凶案现场有两只手套，福尔曼取走了其中一只栽赃辛普森，那么是不是必须发生类似上述的事情才可以？难道你们真的会相信福尔曼会在证人席上对大家说谎？这些警察也会集体说谎？要知道他们这么做没什么好处，只会毁掉他们的事业，甚至牺牲生命来帮助福尔曼。

但是，检察官并没有作这样的发言。

在驳斥福尔曼用血手套栽赃辛普森的说法时，克拉克对陪审团指出福尔曼不可能这么做，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被告人是否有不在现场的证据，他很有可能晚上9时就已经在飞往芝加哥的飞机上了”。如果福尔曼撒谎，他很有可能触犯重罪，招惹大麻烦。[29]但是，由于这是审判中的一项关键事实，克拉克原本应当花更多时间就此事发表意见，再加上一段论述：

正如之前所述，福尔曼不可能会做给自己带来大麻烦的事，这样做的话可能会让自己被判死刑。福尔曼怎么可能会确信辛普森能够戴得上所谓“栽赃”的手套？福尔曼作证说他在辛普森家中发现的手套上沾有鲜血，福尔曼怎么可能知道这些鲜血是辛普森（以及妮克尔和罗纳德）的鲜血，还是其他人的鲜血？

克拉克原本应当指出既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福尔曼用手套栽赃，也没有明显证据反驳辩方的辩护理由。

克拉克所作的努力微乎其微。我们已经知道她的努力效果薄弱，因为有几名陪审员在审判结束后说，他们相信福尔曼将手套放在辛普森家中。如果说克拉克对福尔曼问题所作的努力效果微弱，那么达登所作的努力效果要糟糕十倍。他对福尔曼问题发表的意见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在自己的发言中没有一次确定（就连含糊其词都没有）福尔曼的证言是真实的。实际上，他在向陪审团发表意见时，似乎在说：“我在要求你们用合适的视角（福尔曼对使用过‘黑鬼’一词撒谎）来考虑此事。你们来决定此事的真相。如果这有助于你们评估福尔曼的可信性，那么你们可以用此事来判断福尔曼的可信性。”

达登的这些话是不是在明示或者暗示：由于福尔曼在这个歧视性词汇问题上说谎，他也认为他会在血手套问题上说谎？我的意思是，当达登说：“如果（福尔曼对于使用歧视性词汇说谎）这件事能够帮助你们评估福尔曼证言的可信性，那么这个词汇确实有此作用。”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尤其是当达登对此事不再论述，没有对福尔曼证言的可信性进行争辩，也没有再对福尔曼是否对放置手套一事再发表意见的情况下，他突然放弃这件事，对别的争议焦点发表意见。

福尔曼是一名种族主义者，但是并不意味着他有可能陷害无辜之人犯下谋杀罪，克拉克和达登都没有作出我所主张的发言。在他们得知福尔曼在是否使用过“黑鬼”一词的问题上说谎之后，急于撇清和福尔曼的关系。但是他们明明知道福尔曼在血手套问题上并未说谎，为什么要撇清和福尔曼的关系？他们对于福尔曼撒谎问题的应对方法过于稚嫩，就好像这是他们办理的第一起案件似的。无论是在刑事案件还是在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他们都应当知道说谎是稀松平常的事。纽约著名律师弗兰西斯•L．威尔曼（Francis L.Wellman）曾经说过：“在庭审中，很少会不出现不同形式的伪证行为。”伪证是十分正常的事，经验丰富的检察官应当对此习以为常。

一般来讲，刑事审判中会出现两种伪证行为，一种是犯罪的被告人宣誓自己无罪。这种是符合期待的自我辩护，往往会被检察官忽略。我们对此已经有所期待。如果被告人并不否认自己犯罪，他们通常会作有罪答辩，根本就无需开庭审判。否认自己有罪的被告人最终被认定有罪，这是经由陪审团认定有罪。从理论上讲，陪审团相信被告人否认自己有罪实际上是作了伪证，就会作出有罪裁决。然而，对于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被告人因为各种犯罪被判有罪，但是从来没有听闻任何检察官在被告人被判有罪之后，追究被告人的伪证行为（甚至对于那些宣誓以后作伪证的家庭成员也不予追究）。[30]

另一种伪证行为并非自我保护型的伪证行为。最好的例子就是证人在明知的情况下，错误地指控无辜之人。如果这种伪证行为被证实，证人一般都会面临刑事指控。

福尔曼对于私下场合发生的事情撒谎，无关辛普森案，实际上是第三种几乎无人注意的伪证行为。

在总结陈词过程中，检察官本应对于福尔曼的谎言发表意见，解释此事与辛普森案毫无关联。虽然福尔曼本应如实陈述，但他仅仅是因为过于尴尬，不敢在陪审团和全国观众面前承认此事。然而，福尔曼宣誓以后撒谎，实际上是第三种情形。在实践中十分普遍，在法律上也毫无关联，甚至都不构成伪证罪。但是，无论是辩方、媒体还是数百万名观众，都将其视为至关重要的事。但是对于检察官而言，他们原本应当花大力气对此进行辩驳和解释。

我简要讲述在曾经办理的案件中是如何处理此事的。在荒岛谋杀案（本案于1986年从檀香山移送到旧金山审理）中，当事人没有像福尔曼一样撒谎，但是也很严重露骨，也作出了第三种伪证行为。我在1991年出版的《大海倾诉》（And the Sea Will Tell）一书中讲述过此案。当事人在之前的一起盗窃案的审判中撒谎，这与谋杀案件直接相关。下文是我对当事人的伪证行为发表的意见摘选：

“对于詹妮弗（Jennifer）在盗窃案审理过程中说谎一事，她作证说艾拉（Iola）在隧道中行走过程中被推出隧道，丢在后面。检察官艾诺奇（Enoki）主张詹妮弗不足为信。换句话说，她是一个说谎者，一直都是。对于这个问题，我的论断是没有人会一直讲实话。对此结论，我愿意用任何东西打赌——没有人永远讲实话。”我当时在法庭上不断地重复这句话，以至于法庭上的每一个都清晰地知道了我的意思。我公开挑战陪审团，让他们基于这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作出对詹妮弗有利的感性认识。“他们可能会说他们一直讲真话，但是他们并没有如此。如果他们深信一个人一旦撒谎，就会一直撒谎，那么他们就无法再相信任何人了。”

“但是，我认为控方的观点是：詹妮弗在宣誓以后还在另外一个陪审团面前撒谎，那么在她的有生之年，她的证言就不能再被采信。”我后来咆哮道：“如果我们指控她刺杀了肯尼迪总统，而她本人又对此进行否认，那我们是否就不再相信她？理所当然地认为她刺杀了肯尼迪？”我当时指着空气说出了上述意见。[31]

我提醒陪审团，詹妮弗以前之所以撒谎，是因为有一位律师告诉她：如果她的证言与之前在FBI的证言相矛盾，那么盗窃案件的审判会对她不利。我指出：“你们应当知道，控方在反驳环节，并未传唤以前的律师对此进行否认。在任何情形下，一人面临被指控的犯罪之时，如果他们如实供述具体事实，他们很有可能会被错误定罪。因此，他们就开始撒谎。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因个人宣誓以后所作的证言就不能再被采信？先生们、女士们，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在录音带被公之于众之后，控方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福尔曼。这首先是因为福尔曼被揭露成为种族主义者，与之同等重要的原因是，福尔曼在种族主义问题上撒谎。控方的应对方法是恐惧和蔑视。他们不但忘却了他们在刑事审判中的那些经历，他们还在坚守当今社会中传说已久的事——一个人从来都不该撒谎。这个传说是如此重要，说谎这个词被我们的社会冠以许多污名，这一点被我运用在曼森案中。

在曼森案的审理过程中，曼森和他的三名女性共同被告人公开宣称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但是，在他们被判一级谋杀之后，我们进入了量刑阶段。此时，陪审团不得不决定究竟对这四名被告人判处终身监禁还是死刑。[32]三名女性被告人以及部分曼森集团的成员试图为曼森脱罪，以此挽救曼森的性命。三名女性被告人此时又宣称曼森并没有参与那些谋杀罪，谋杀的想法是这些女孩子们和主要的一名凶手——查尔斯•沃森（Charles“Tex”Watson）自己想出来的。关于在任何情形下说谎都是糟糕透顶的说法，导致了试图挽救曼森性命的团伙成员在交叉询问过程中有很多荒谬的供述：

布廖西发问：如果曼森要你放弃生命，你会听从吗？

回答：他已经有许多次放弃生命了。

问题：请你直接回答问题，布伦达（Brenda）。

回答：会的。

问题：你在作证的时候会为了曼森说谎吗？

回答：不会的，我会如实作证。

问题：因此，你会为了他去死，也不会为了他而说谎。

回答：就是这样。

当然，现实情况是我们都在不断地说谎。[33]我对于那些坚称自己从不说谎的人感到可笑。在下一秒中，他们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在说谎了，比如他们为了从保险公司多拿点钱，从超市中领取不该得的商品或者是不申报税收。讽刺的是那些声称自己从未说谎的人通常（并非总是）比其他人更会撒谎，至少其他人勇于承认自己会说谎。而那些人却一直用最蹩脚的方式说谎，损人以利己。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说过：“越是大声谈他的名誉，我们越发赶快数数我们的调羹。”[34]

人类有很多撒谎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都会做引以为耻的事。如果我们道德低下到可以做引以为耻的事，那么我们为何不会道德稍微高尚地否认？（例如：“是的，确实如此。我偷了外套，但是如果他们问我，我就会实话说话，不加否认。”这种说法极其荒谬。）那些声称自己从不说谎的人，无异于声称自己从不犯错。

即便是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如此智慧之人，也坚持谎言不道德，无法被原谅，即便情急之下，也不该说谎。谎言是文明社会的核心要素（如果我们人前人后说话一致，社会将无法存续），在某些情况下必须说谎。战争时期，丘吉尔曾说：“真相是如此宝贵，要用谎言来护卫。”有时候，谎言是最道德的行为。可以想象一下，20世纪30年代，德国盖世太保敲开柏林一户人家的门，询问一个犹太小孩他的父母的行踪，他们是否藏匿某人。康德可能还会坚持告诉盖世太保真相。当一位绅士被小女孩或小男孩问起，他们的新外套如何的时候，如果他没有说“很好”、“很不错”，那么这个人还会获得尊敬吗？

谎言是如此惯常，以至于每个橄榄球运动员和棒球运动员在电视转播时都对此熟视无睹。无论是高中联赛、大学联赛还是职业联赛，任何一个棒球运动员都会将球放在离原本位置更远的地方，需要别人把球拿回来，放到恰当的位置。

尽管说谎不是本意，但是上至总统，下至平民都会撒谎。卡特总统是入主白宫的总统中最有道德感和纪律性的，他在任职伊始就告诉民众：“我绝对不会对你们撒谎。”当时我就对自己说：“这就是卡特的第一个谎言！”

谎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平常，已经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妈妈，告诉他我不在家。”然而，谎言不道德这个说法仍然不可挑战。正因如此，在辛普森案中控方也用如此幼稚可笑的方法来对待福尔曼的谎言。这个谎言首先并不十分重要，却演变成为控方的重要责任，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每一起罪行明显的案件中，辩护理由都只是烟雾弹而已，也是辩方狂妄的表现。控方原本应当在开庭陈述中就把辩方逼到墙角，让他们不敢还击，甚至耻于还击（在最后发言时，言语应当尖锐有利，让辩方律师无地自容）。我在办理案件时一般都会这么做。辛普森案并未有什么两样，控方有许多机会这么做。

让我试举两例。辛普森的辩护律师从没有直接指责洛杉矶警察局陷害辛普森。正如我们所见，这是辩方的核心辩护理由。辩护律师们在发问时，当然强烈暗示辛普森被陷害。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明确指出原因。当然，他们也知道，如果直接说出来，就会让自己显得十分可笑。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警察在辛普森家中放置了证据和警察陷害辛普森这两种说法相同，但是前者听起来没有后者那么荒谬。你们能够想象，辩方如果说“证据显示，我们也相信，范纳特、朗格、菲利普斯和福尔曼这几名警官共谋诬陷辛普森犯下谋杀罪”，这种说法听起来效果如何？会让人感到荒诞不经。

但是，辩方没有必要让自己听起来荒诞不经。他们用暗示的方法就可以达到同样目的。在此案中辩方的做法让人想到了1986年在伦敦进行的长达21小时的模拟审判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时，辩护人格里•史彭斯（Gerry Spence）采取的策略，虽然此案与辛普森案不尽相同，但是《时代周刊》认为如果刺杀肯尼迪的真凶落网，此次模拟审判接近真实审判。在他对我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和总结陈词过程中，他虽然没有明确表述，但还是强烈暗示陪审团，中情局、联邦调查局或其他组织都在刺杀肯尼迪背后起着作用，并且陷害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但是，他认为自从1963年刺杀和陷害实施之后，相关部门进行了大规模掩盖活动。下文是我在伦敦参加模拟审判时总结陈词的节选：

“为什么史彭斯没有直接说出来？为什么他没有直接指控中情局或联邦调查局暗杀了总统，也没直接指控他的当事人遭到陷害？我们可以说，史彭斯并非害羞之人，如果他想到什么，他肯定会说出来。我想告诉大家，他为什么没有说出来。因为如果他说联邦调查局或者中情局刺杀了总统，那么这件事本身就很天真幼稚。你们将会嘲笑他，他本人也知道这一点。因此他没有明确说出这些话，试图通过暗示来达到同样效果。”

随后我走到了史彭斯的桌前，继续说道：“他告诉大家有强大的神秘组织谋杀了总统，并且陷害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但是他一直故弄玄虚，从来没有指明究竟是哪个组织。”

“如果史彭斯没有暗示中情局、联邦调查局、美国特工处或者克格勃刺杀总统，那么究竟是谁干了此事？他究竟在暗示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掩护谁？难道是农业部吗？史彭斯究竟在说什么？我确实不知道。”

“当你们停下来想一下，究竟史彭斯先生在说什么？直截了当地说：‘我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我需要你们的帮助。也只有你们可以帮助我。你们为什么要帮助我？我会非常感激你们的帮助的。’这难道不是他在你们面前发表阴谋论的主旨吗？”

辛普森案的检察官在开庭陈述中应当对陪审团这么说：

辩方一直没有直接指控福尔曼和其他三名警官陷害辛普森，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这么做，会被别人取笑。虽然他们已经强烈暗示几名警官将证据放在辛普森家中，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使用“陷害”一词。他们从来没有直接告诉大家，这些警察陷害辛普森。但是，他们却想让大家相信这个说法。如果我错了，这并非是你们想要表达的观点，那么有请科克伦先生站出来，向大家澄清这一事实。换句话说，我们就是要将他的这种说法排除。如果他并非想让大家相信辛普森受到陷害，这意味着辛普森就是有罪的。因为在凶案现场发现了他的血液以及其他证据，除非遭到陷害，那么他就是有罪的。如果科克伦向大家明确表明，并非想让大家相信辛普森受到陷害，那么我们就可以停止审理此案，直接作出有罪判决。如果科克伦能够站起来，不再闪烁其词，开始说“可能这样”、“可能那样”。我可以这么说，如果我有翅膀，我可能会飞。

换句话说，如果他确实想让你们相信有人陷害辛普森，那么他也不需要再东拉西扯。我希望强烈暗示警察陷害辛普森的科克伦先生，能够像个男人一样站出来，不再玩文字游戏，直接向大家明确说明，在过去的9个月时间内，他和他的伙伴们究竟要向大家表达什么。朗格警官和范特纳警官此时此刻都在法庭，我希望科克伦先生能够当着他们的面说，相信他们和其他警察一道陷害了辛普森。我很期待科克伦能够说点什么，我相信法庭上的其他人也对此心怀期待。当然，在科克伦发言之后，我还要再对科克伦使用过的模棱两可的语言进行评论。

如果科克伦感到无从选择，只能直接指控洛杉矶警察局陷害了他的当事人，我相信他肯定会看起来十分愚蠢。我在反驳的时候，我就会问他是否真的认为存在陷害一事，为什么他在长达9个月的开庭之后，经过我的激将，才说出这一论断？当然，如果他对此问题没有正面应对，那么也会重创辩方的辩护理由。

检察官在开庭陈述中，应当对科克伦提出一系列问题。向陪审团指出辩方言之所指，但又无法回答的问题。例如：

科克伦先生以及各位陪审员，我想核实三个相互矛盾的说法。在开场陈述中，你告诉陪审团凶案发生时辛普森正在打高尔夫球。但是辛普森却告诉接他去机场的司机和讯问他的警察，他正在睡觉。在本法庭上，他说当时正在打包，准备去芝加哥。并未说自己在睡觉或者打高尔夫球。我们需要核实这三种矛盾的说法，希望你们能够基于证人证言，实事求是地给予回应。在我后面对陪审团发言时，我将会对你们的发言进行回应，或者是对于你们拒绝回答我的问题这一事实进行评论。

最终，在开庭陈述中，由于陪审团在将近一年时间中，都在听取科克伦和申科的意见（科克伦的开场陈述、辩方对控方证人的交叉询问以及对控方证人的直接询问），克拉克和达登原本应当简要地告诉陪审团辩方的主张是什么（但是他们几乎没有这么做）。一旦控方这么做，他们就会减少辩方辩护理由的心理影响。辩方律师如果再重复你们预测的主张，那么他们就会显得很傻。

如果是我办理此案，在我开庭陈述的最后阶段，我会在我的桌子上放上一本《圣经》和一本《美国宪法》，告诉陪审团：“科克伦先生在他所有案件中都会谈论《宪法》和《圣经》，如果他在此案中也打算这么干，我就算是帮助他了。”如果科克伦站起来，开始重复他有关《圣经》和《宪法》的发言，他就看起来傻乎乎的，如果他选择不再发表这些言论，那么他就会在没有情绪渲染的情况下发表辩护意见。

我已经探讨过辛普森对于在凶案发生当晚自己流血的事实所作的解释，仅凭这一项证据就足以认定他有罪。但是控方并未在法庭上展示这一证据，而是关注于巴登医生就凶案发生当晚辛普森弄伤自己手指的事所作的专家证言，但是其作用大打折扣。在讯问的录音中，辛普森声称自己不知道是如何弄伤手指的。这种说法的可能性极低，显示了他的负罪感。另一方面，辛普森告诉巴登医生，他在从野马车走下来的时候弄伤了手指。“他在回到野马车取电话和其他东西的时候被什么东西割伤了。”值得注意的是，辛普森对巴登医生所述内容没有显示出负罪感。

控方依赖巴登医生的专家意见还有另外一项缺陷。辛普森告诉巴登，他手指被割伤了，也注意到手指上有血，但是他并没提到他的血流得到处都是。[35]但是，在对警察的供述中，他自己承认鲜血滴在了车上、家中和车道上。如果辛普森不承认讯问录音中所说内容，控方只能主张在辛普森从芝加哥返回之前，警察在辛普森的车上、家中和车道上发现了血迹。因此，陪审团只有警察的证据证明这一点，而辛普森自己没有证明。

由于控诉存在严重问题，克拉克在展示最有利的有罪证据并发表意见的时候就存在极大的障碍（通常，被告人的供述是第二重要的证据，排名只在辛普森血液的DNA证据之后，这明显可以直接认定辛普森有罪。由于陪审团采纳了辛普森受到陷害和血样受到污染的说法，辛普森的供述就承担了证明有罪的重任）。

由于阻碍过大，即便克拉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法克服。但是，在案发当晚辛普森手指受伤一事上，她却混淆了事实，提出的主张也超乎想象。在论述野马车门把手外沾上辛普森鲜血的事情时，她告诉陪审团：辛普森告诉巴登医生，他在从野马车上取手机后，离开野马车时弄伤了手指。随后，她用混淆性语言对陪审团说：“现在，虽然我们并不确定他是不是在取手机的时候受伤，但是他的说法根本就讲不通（她实际上已经认可辛普森对巴登所述为真）。他打开车门时，手指关节会握住野马车的门把手，这样就会打开伤口。”如果你们对克拉克的话感到疑惑，你们可以想象一下陪审员也会迷惑。

在对伤口和流血一事发表意见时，她的表达如此含糊，她用别人根本听不懂的语言，内容也讲不通。“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被告人前妻遇害当晚，被告人本人的手受伤了，他的左手被割伤。这只手（左手）刚好是凶手当晚持刀杀人的手。这实在是太巧合了。”从字面上看，克拉克似乎正向陪审团主张真正的巧合不是案发当时辛普森无辜地割伤自己的手，而是“辛普森的左手，恰好是凶手杀人的手”。值得称赞的是，克拉克将百万分之一的巧合集中到两只手上（凶手的左手和辛普森的左手）。

在后来的发言中，她变得更加离谱。辩方法医威曾格（Huizenga）在案发两天后对辛普森进行了检查，发现了他的左手有四处割伤，七处擦伤，但是他并没有询问辛普森是如何受伤、何时受伤的。克拉克就此对陪审团发表了如下不可思议的意见：“你们的手上可能会有一两个伤口。（克拉克，你究竟在说什么？）但是，你们手上会有四处割伤，七处擦伤？本案中凶手左手受伤，在离开现场时流血，难道我们会相信这与辛普森无关？”

有可能克拉克表述不清，她似乎是在说主要的巧合之处在于辛普森弄伤了左手，而凶手也同样是左手受伤。可能克拉克不相信某人的前妻被杀，恰好他的左手受伤。真正让她觉得可疑的是伤口的数量。

她后来继续问陪审团：“一个正常人受伤流血以后会怎么办？”[36]我确信她是想说我们会止血，不让血流得到处都是。但是她说：“我们会清洁血迹。”如果我们相信克拉克，那么第一件事将是清洁地板，不让鲜血流得到处都是。难道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止血是当务之急？实际上，即便辛普森有罪，由于他不得不赶飞机去芝加哥，他不得不延迟打扫地面，等到他从芝加哥回来再打扫。没有打扫地面根本就不算有罪证据。但是，无论你是否赶往芝加哥，在鲜血流到汽车和家中的情形下，都必须马上止血。在克拉克心目中，一个人流血后没有及时清理是有罪的表现。有可能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辛普森没有清理血迹就离开家中并不能说明辛普森有罪。

如果克拉克能够精心准备对案发当晚辛普森流血这一重要事实发表的意见，这位经验丰富、聪明才智的检察官肯定会改进事实主张和意见。如果她真的精心准备了，但是仍然没有发现她的意见是多么薄弱，多么不合逻辑，言语多么模糊，那么加西缇就不应该委派这种水平的检察官办理此案。但是，如果她没有精心准备开庭陈述，那么她对不起加州人民。她原本应当作更多的准备，才能出庭。

不要找借口说没有时间准备。在以往的刑事案件中，恐怕没有其他案件的人员配备能够像辛普森案一样充足，克拉克和达登有许多帮手。案件的审理拖了将近一年之久。只需要五六个小时就可以准备同等时间的开庭（当然，这个过程需要不断地重复）。无论她有任何个人问题（克拉克与她的丈夫卷入了监护权纷争），她都应当像达登一样在周末和晚上准备诉讼。至少在1995年3月有一次，克拉克和达登晚上到凌晨都在西洛杉矶日落大道的蓝调之家。

一旦检察官办理如此重要的案子，那么就应当专注办理案件。也只应当出现在三个地方（除了必要的时候，克拉克与孩子一起外出）——法院、办公室和家中。即便是上下班途中的时间都十分宝贵，应当雇佣一名司机来接送（我办理曼森案时，我的司机是洛杉矶调查局的一名保镖）。一般而言，我每周会耗费一百个小时来处理复杂谋杀案件。但是，办理辛普森案件的检察官没有这么做。至少我没有见到他们花费如此多的时间，而他们的表现也证明了这一点。

检察官应当这样来处理辛普森在案发当晚受伤流血这件事（如果我是本案的检察官，我会花费更多时间来准备诉讼，我会拿出所有证据，一件件地对陪审团进行陈述）：

各位陪审员女士、先生，辛普森先生有罪的证据已经如此充分，即便你们拿走80%的证据，还是可以定他的罪。例如，正如我们前文探讨过，我们知道辛普森曾经暴打妮克尔，妮克尔惧怕生活在辛普森的控制下。你们还记得她对约翰•爱德华警官说过的话：“他会杀我！他会杀我！”我的意思是，还有其他人具备杀死两名死者的理由吗？他们深受周围人的喜爱，会有人用如此凶残手段杀死他们吗？我们不要考虑这些证据。假设辛普森和妮克尔相处得很好，他从来没有动过妮克尔一根手指。

当辛普森被控谋杀的时候，如果辛普森真的是无辜的，他被指控莫须有的罪名时，应当十分气愤，举止十分疯狂，渴望证明自己的清白，找出杀害自己孩子的母亲的真凶。相反，他却写下了自杀诀别书。让我们假设根本就没有什么自杀诀别书，在慢速追车之后，你们应当记得警察发现他携带了一把枪、护照和伪装用品。而他最亲密的朋友，阿尔•考林斯恰好随身携带了8 750美元，而他自己告诉警察这笔钱是辛普森在野马车上给他的。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论述过。就算我们不考虑上述事实，当它从来没有发生过。

在凶案发生当晚，接辛普森去机场的司机艾伦•帕克（Alan Park）在晚上10时22分抵达辛普森的住处，他原本计划10时45分接到辛普森，把他送到洛杉矶国际机场。我们可以相信帕克先生的证言，因为准时是一名司机在市场上的资本。正如你们所知，帕克作证说10时22分（也就是证据显示的凶案发生时间前后），他并没有看到辛普森的野马车停在家中。在10时39分，他把车开到辛普森位于罗金汉的家中，还是没有发现野马车停在那里，但是第二天早上在那里发现了野马车。帕克随后作证说，10时40分至10时50分，他多次按门铃，但是辛普森的家中无人应答。

在10时55分左右，帕克看见了一位身高约6英尺、体重约200磅的黑人，身着黑色衣服快速走向辛普森家的前门。这个人随后进入辛普森家中，门灯马上开启，几秒钟后，帕克再次按门铃，辛普森马上就回应了。因此，我们应当知道被告人进入了前门。辛普森告诉司机：“睡过头了，刚刚洗完澡，马上就出来。”辛普森的意图十分明显。只有他自己知道凶案何时发生，他想给自己提供不在现场的证据。如果他没有杀人，他为什么要对司机公然撒谎？你们也可以不考虑这些事实，就当没有发生过。

在辛普森的家中发现了血手套，上面沾有辛普森、罗纳德和妮克尔的鲜血，而且这只手套和凶案现场提取到的手套匹配。我们不要考虑手套了。实际上，我们连DNA证据也不需要考虑，这些证据可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地证明辛普森有罪。我们也不考虑在辛普森的野马车上发现罗纳德和妮克尔的血迹，也不需要考虑在辛普森家中的卧室内发现沾有妮克尔鲜血的袜子。即便这些证据不存在，我们仍可以确定无疑地认定辛普森有罪。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被告人亲口承认他犯下此罪。那么他是怎么承认的？让我们一步一步地分析。

你们都已经听过了辛普森在凶案发生后的第二天对警察说了什么。我们在法庭当庭播放过。正如你们所知，警察告诉辛普森，他们在辛普森的车子里、家中和车道上都发现了血迹。当警察询问为什么会这样的时候，他说他在前一天晚上割伤了自己的手，他在准备行李去芝加哥的时候鲜血流在了上述地方。我们应当知道时间是案发当晚的10时至11时。我们从其他几名证人的证言中可以知道，凶案发生的时间是晚上10时15分至10时40分。辛普森先生承认在同一时间他的鲜血滴在了车上、家中和车道上。而在16个小时后，警察找到辛普森，从他的手臂上提取了血样，此后警察才有机会把他的血样洒在犯罪现场——我们应当知道这种说法明显是胡扯。事实上，根本没有所谓的陷害，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警察陷害了辛普森。即便是我们认可辩方的荒谬辩护理由——警察试图通过在不同地方洒上血样来陷害辛普森，辛普森的罪行还是十分明显。因为就算是陷害辛普森，也要在他已经在车上、家中和车道上留下的血迹上再抛洒血液。因为他亲口告诉我们，案发当晚他在上述地方留下血迹。

正如我们在讯问录音中听到的，警察询问他案发当晚是如何弄伤手的时候，他回答的原话是：“我不知道。”陪审团的各位先生、女士，你们能够想象这种情况吗？

让我们思考片刻。辛普森受的伤并非一个小创伤，而是左手中指上有一个很深的伤口。你们已经见到过伤口的照片了，朗格警官和范纳特警官也证实这是凶案发生包扎后的照片。但是，辛普森却说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受伤的。这种可笑的说法说明了他的负罪感。各位陪审员，请你们回顾一下，在你们的一生中有多少次严重受伤，严重到血液足以滴在家中和车上。但是，你们对于如何受伤却一无所知。这种事情本身就十分荒谬，仅凭此事实就可以认定辛普森杀害了两名被害人。

辛普森还有其他供述，更能认定他在1994年6月12日当晚残忍杀害了两名被害人。我想问一下大家，辛普森的前妻和前妻的男友被残忍杀害，而辛普森本人在同一时间左手中指严重受伤，那么他清白无辜的可能性有多大？我的意思是，在统计学上，这种事发生的概率有多大？千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还是十万分之一？

我希望你们能够回想一下，不需要回想到孩童时期，只需要回想到成年以后。是不是你们很少自己把自己弄伤？我记得上一次我割伤自己还是差不多30年前，那时候我正在车库里摆弄电锯，割伤了手腕。但是，成年人割伤自己的事并不普遍。辛普森在他前妻遇害之前的十年中从来没有割伤过自己，之前一周也没有受伤过。但是，被告人却试图让我们相信在前妻遇害的同一时间，他弄伤了自己的手指，而他本人又是清白无辜的。更加重要的是，他告诉我们，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受伤的。法庭里面头脑清醒的人会相信这种荒谬的说法？相信这种说法的人无异于相信一个人可以摆脱自己的影子。要记住的是，控方对犯罪的证明程度只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即可，而不是排除所有怀疑。但是，在这起案件中，我们对犯罪事实的证明显然已经达到了排除所有怀疑的程度。辛普森的犯罪事实已经如此明显，我自己已经羞于站在你们面前来阐述这些内容。但是，由于他作了无罪答辩，这也是他的权利，我不得不在此阐述。

对于案发当晚辛普森在车上、家中和车道上留下血迹一事，我还想再进行解释。虽然只有在极其巧合的情况下，这种事情才会发生。你们可以考虑一下，这种事在你们自己、朋友和其他人身上是否发生过。你们是否在车上和家中都留有血迹。你们没想到这种主张是多么荒谬吗？当你割伤了自己，除非你们处于癫狂状态，你们肯定会停下手中的事情，马上开始止血，防止血液流得到处都是。而辛普森恰好当时正处于癫狂状态。

陪审团的各位先生和女士，除了辛普森犯下罪行之外，没有别的解释。虽然在生活中的某一事件有多种解释。但是，在辛普森案中根本就没有第二种解释。如果有其他解释的话，辩方律师肯定早就告诉你们了。但是，由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再重复一遍，即便是没有其他证据，辛普森先生说出的话，已经承认自己杀害了两名被害人。在凶案发生的时间，他的车上、家中和车道上都沾了鲜血。但是他自己却说不知道是怎么弄伤手指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就不可能是清白无辜的。只有在想象中，他才是清白无辜的。我站在这里，确定地告诉大家，辛普森犯下了罪行，正如白天过后是黑夜一样确定此事！

克拉克对辛普森案件中最为重要的证据的处理极其笨拙、幼稚，这导致她的控诉意见十分可疑，最重要的法律问题也有失误。我在余论中将会说明科克伦也没有抓住关键问题。我们通过他对陪审团发表的意见就可以知道。在开场陈述时，不得不决定他的当事人究竟是有罪还是无辜，这并非刑事审判的关键。真正的关键是控方对犯罪的证明是否达到了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在总结陈词过程中，科克伦继续表明了自己对于这一关键问题的知识匮乏。他说了这样一段话：“这起案件事关这些事实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辛普森无罪或者有罪。”经验丰富的刑事律师根本就不会这么说。

克拉克对于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表述只会损害指控。她的表述并没有强有力地论述控诉理由，这已经是十分糟糕的事了，但是她却错误地表述了排除合理怀疑原则，告诉陪审团“合理怀疑是以理性为基础的怀疑”（“我们对于案件的证明程度已经超过了我们的证明责任”、“很容易就可以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被告人有罪”，这两种说法在许多案件中都可以使用，但是在这种控方证据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形中，检察官应当向陪审团主张虽然控方的指控只需要达到合理怀疑的程度，但是本案中控方的证明已经达到了排除所有怀疑的程度）。有人可能认为“合理怀疑就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怀疑”这种说法没什么错。但是，有些地方的法庭上法官都会对陪审团说：“合理怀疑就是其字面意义，基于理性的怀疑。”这是对加州法律的错误表述。[37]

我原本以为克拉克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检察官，但是我听到她采用辩方律师的方法（而不是检察官的方法）来定义合理怀疑时，我感到十分吃惊。实际上，在总结陈词阶段，科克伦告诉陪审团：“合理怀疑就是基于理性的怀疑。”达登知道辩方对于合理怀疑的表述有误。在达登的终结辩论中，他对陪审团正确表述了合理怀疑（这与克拉克的表述矛盾）:“科克伦告诉你们，合理怀疑就是基于理性的怀疑。实际上这并非合理怀疑。”

因此，在这起最为著名的凶杀案件中，主诉检察官和主辩律师都对陪审员错误地表述了“合理怀疑”的定义，不幸的是，这种错误的定义对辩方有利。

由于所有人（包括陪审员）都认为自己是理性的，无论是何种怀疑，他们都认为是理性的怀疑。但事实并非如此。对陪审团的表述间接证明了这一点：“合理怀疑并非单指有可能的怀疑，因为任何与人类有关的事情都与某种可能或想象的怀疑相联系。”克拉克确实继续对陪审团说：“可以怀疑明天太阳会升起。但这是基于理性的怀疑吗？当然不是。我对于即将发生的事并非基于理性作判断。”不过，对于陪审团而言，克拉克举的例子过于极端，不足以打消他们自认为是理性个人的想法，他们会认为只要是联系不远的怀疑都是理性的。

究竟什么是合理怀疑？正如我在余论部分指出的，这个概念很难界定，每一个定义都会使其更模糊。但是，我一直都对陪审团说：“任何基于证据的讲得通、可靠、符合逻辑的怀疑都是合理怀疑。”从来没有法官和辩护律师提出反对。

自我开始担任检察官，我一直深受辩护律师一个主张的困扰：“控方有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他们强调“排除”这个词，似乎控方必须要超越正常水平，彻底证明被告人有罪，这与普通人对于证明标准的错误表述一样：“排除怀疑。”我认为这里面存在问题，但是又很难表述问题在哪里。因此，我花了一天时间分析“排除”一词的意义。最后，我发现“排除”一词并非毫无意义，相反意义重大。“排除合理怀疑”这个说法会让陪审团感到疑惑，因为并未使用“超过”这种一般人理解的词汇。如果真的是这样，控方只需要超过合理怀疑地证明一个人有罪就完成证明责任了。要证明无罪，只要证明罪行低于合理怀疑即可。

我后来办理案件过程中，在向陪审团解释“排除”一词的真正含义之后，我一般都会对陪审团这么说：“控方都有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记住这一点，我们可以不用管‘排除’这个词：如果你们对被告人有罪不存在合理怀疑，那么就判定有罪；如果你们存在合理怀疑，就判定无罪。我可以以此更加准确地界定这一原则。”

在我担任检察官的时候，从来没有任何法官或者辩护律师反对过我对“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解释，我认为这一解释非常重要。

科克伦在对陪审团总结陈词时的表现最好。虽然科克伦的发言与事实不符，他试图阻挠正义的实现，但是相对于两名检察官缺乏灵感、表现平平的发言，科克伦的发言风格合适，视角敏锐，更富有激情。科克伦具有这种其他辩护律师所没有的能力，这也是庭审律师重要的素质。虽然他不是最好的律师，但是也已经足够了。他清楚地证明了自己比两名检察官更能称得上法庭战士。

虽然科克伦的发言更富激情，但是他也没有像媒体所称的那样“激动人心、地狱烈火般地发言，让人想起布道者”。如果要进行比喻的话，科克伦只是苍白地模仿宗教叙述，就像每周日上午的电视节目一样。

毫无疑问，科克伦的总结陈词比达登和克拉克更加具体。他比检察官引述的证人证言更多，而不是像检察官一样一直在说“我认为如何如何”。与检察官的表现相比，他更加了解案情，也更加自信。[38]这是不应该发生的，检察官对于案件事实应当更加了解，这会使得检察官的主张的说服力更强、可信度更高。

在辩论技巧方面，科克伦更胜一筹。虽然他的观点结构混乱，从一个论点随意切换到另一个论点。但是，在其他辩护律师的帮助下（甚至一些没有参与辩护的律师也发来了建议），科克伦一次又一次地向陪审团指出了指控中存在的问题。[39]他原本可以做更多的发挥和扩展，但是他的效率很高，因为他能够指出如此多的问题，而他的语气和表述方式让人感觉控方的指控存在很严重的问题。虽然控方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表现出愤怒，但是恰恰相反，辩护律师科克伦和申科的表现让人觉得他们是站在真理和正义的一边，洛杉矶警察局和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犯下了错误。

例如，控方曾经询问罗伯特•海德斯特（Robert Heidstra），但是他们并没有传召他出庭作证。海德斯特是辩方的时间证人，他证明了在案发当晚10时35分左右听到了妮克尔的秋田犬开始狂叫，而许多控方证人则证明时间是10时15分至10时20分。这使得辛普森犯下谋杀罪的时间缩短，控方声称他在10时55分回到自己家中之前犯下谋杀。虽然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主张，科克伦却说：“控方曾经询问过海德斯特，但是他们并没有要求他出庭作证。他们是如何查明事实的？他们真的查明事实了吗？你们应当知道，检察官的任务并非仅仅是让有罪之人定罪伏法，还要帮无罪之人平冤昭雪。”

还有另一件事让陪审团认为检察官在隐匿证据。从表面来看，辩方不断地发起动议，要求检察官拿出在辛普森家中发现的所有实物证据，例如，血迹、毛发和纤维证据。正如妮克尔的妹妹丹尼斯•布朗所述：“如果辛普森是清白无辜的，那么他为什么要排除这些证据？”但是到了法庭上，表现无能的检察官一次次地传递给陪审团如下信号：检察官试图阻止陪审团聆讯相关证据。

控方应当传召像海德斯特这样的证人出庭作证，检察官知道海德斯特的证言对辩方不利（下一部分将会论述），但是如果控方不传召他出庭作证，辩方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传召。证人经常会给出相互矛盾的证言，这也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同时目睹一场车祸的五名证人也会给出略微不同的证言。控方可以传召海德斯特，然后发表意见，向陪审团指出虽然案发时间存在争议，但是关键的证言和其他间接证据都证明案发时间是在晚上10时15分至10时20分。在陪审团面前，完全不必拘泥于具体的时间。控方传召海德斯特也不会对指控带来不利影响。但是，如果辩方传召海德斯特，那么他的证言将会对控方的指控不利。

同理，控方竟然轻率到没有传召实施尸检的法医出庭作证。科克伦主张：“在场无人能够记起法医的尸检时间，控方连实施尸检的法医都没有传召出庭。你们认为控方为什么没有传召法医？难道这就是他们查明案情的方法？（我来告诉科克伦答案，仅仅是因为控方无能罢了，没有其他险恶用心。）他们传召出庭的证人竟然是没有实施尸检的法医。要知道传召法医出庭是最基本的事。但是，他们在这起案件中干过很多类似的事，相信你们以前闻所未闻。”

由于科克伦面对的是两名辩论水平很差的检察官，因此他漏洞百出的辩论得以蒙混过关。例如，辛普森拒绝作证。检察官按照惯例向陪审团主张被告人的沉默实际上是有罪的证据。但是1964年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40]裁定：如果被告人根据《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的不得自证其罪原则拒绝作证，那么被告人“不能因为沉默受到惩罚”。[41]第二年（1965年），加州法院在另一起案件[42]中裁定：《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禁止检察官对被告人的沉默发表评论，禁止法庭说明沉默是有罪证据。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如果对被告人的沉默发表意见，会贬损《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的不得自证其罪原则。如果被告人真的保持沉默，那么他不应当因为沉默受到惩罚。

在审判中，如果被告人没有作证，辩方就会想尽一切办法让陪审团忽略此事。控方甚至都不能间接地对此事向陪审团发表意见，因为在定罪时，这些意见会构成可以导致翻案的错误。

在辛普森案中，科克伦胆大妄为、厚颜无耻地向陪审团发表意见，间接地表达：辛普森没有权利出庭证明辩护理由。他说：“我来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这辈子有没有被错误地指责？明明知道自己没有做过，不得不坐在那里，目睹整个过程，不断地等待。你在此过程中可以做什么事来维持自己的尊严吗？”

科克伦说“唯一能做”的就是维持尊严，难道不是在暗示辛普森没有权利做任何事？如果这就是辛普森在反驳自己所受指控时能够做的事情，是否意味着他没有权利出庭，对指控进行回应？陪审员们有没有可能记住科克伦的意见？随后，科克伦再次含沙射影，认为辛普森没有权利为辩方作证。他对陪审团说：“有一个地方，你不能禁止别人发言，这个地方就是法庭。如果你想要说明真相，十六个月以来，辛普森坐在这里，日复一日地倾听大家谈论他，审判他，用美国的方法歧视他。他们有什么权利这么干？他们怎么有胆量这么干？他现在有一两天有权利让别人为他辩护。”科克伦难道不是再一次暗示辛普森可以要求别人为他作证，但是他自己却没有权利为自己作证？

科克伦在发表这些意见时漏洞百出，控方完全可以有机会反驳。然而，由于控方的无能，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因此“科克伦向大家暗示辛普森针对指控能够做的就是维持尊严，让别人来为自己辩护。当然，法庭证明这种说法是百分之百地错误的。他完全有权利为辩方作证，但是他却选择不作证”。请注意，检察官发表这种意见不会引发陪审团的有罪推定。这仅仅是澄清了科克伦的两个误导性意见。一般而言，因为控方不能对被告人拒绝作证发表意见，所以会禁止控方发言。但是，科克伦明显发表了两项误导性的不当言论，控方可以利用这些来吸引陪审团的注意，让他们意识到辛普森针对自己的指控保持沉默，实际上就是有罪的表现。

有大量的例子可以证明控方的辩论能力很差。科克伦向陪审团主张（有关手套的证明失败以后）“如果手套不匹配，你们应当判决无罪”。难道控方不会马上联想到：“如果不匹配，就应当判决无罪。那么没有什么比DNA更加匹配的了。DNA可以排除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人，匹配效果要好过任何衣物或手套。在犯罪现场发现的血迹的DNA与辛普森匹配的情况下，科克伦为何胆敢主张‘如果不匹配，就应当判决无罪’? ”

对于这个问题很容易进行回应，凭直觉就可以反驳科克伦的主张。我认为如果控方向伊藤法官提出这个问题，伊藤应当马上告诉陪审团科克伦的言论不当，具有误导性。虽然科克伦并未明确向陪审团说明“如果手套不匹配，那么根据法律陪审团应当判决无罪”，但这是他要向陪审团表达的。很少有辩护律师会说：“好吧，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不匹配，那么就应当判决无罪”这句话不仅仅是一句有瑕疵的话，如果控方向陪审团主张“如果DNA证据匹配，那么你们应当判决有罪”，只要控方向伊藤提出这个问题，那么伊藤就会别无选择，只能告诉陪审团，科克伦的言论不当（事实上，伊藤本人也会向陪审团澄清这个问题）。科克伦的上述说法只会对自己的辩护不利，因为法官会告诉陪审团手套不匹配并不意味着辩方主张的结论。但是，控方如同温顺的小绵羊，既没有对科克伦的意见作出回应，又没有要求伊藤法官向陪审团澄清这一问题。两名陪审员在案件审理过后，如同鹦鹉学舌一般向媒体说：“如果手套不匹配，那么就应当判决无罪。”

科克伦称范纳特警官和福尔曼警官为“两个骗子”，在总结陈词时引用《圣经》中的一句话：如果一个人撒一次谎，你们就不应当再相信他的任何言语。如果控方还有任何辩论的能力，他们难道不应当进行反驳？因为检察官明知辛普森在本案中多次撒谎，在反驳过程中可以这么说：

无论福尔曼警官在过去十年中是否说过具有种族歧视色彩的俚语，这都与本案事实没有任何关联。因此，他对于这种个人事务说谎根本与本案没有任何相关性。但是，辛普森先生在凶案发生当晚曾经多次撒谎，他对司机撒谎说自己睡过头了，刚刚洗好澡，马上就下来。但是，司机在30秒之前还看见他进入家中。辛普森如果没有杀人，那么他完全没有任何理由撒谎。科克伦对于这件事还要主张《圣经》里面的话吗？

在科克伦和申科对陪审团指出本案是一起间接证据的案件的时候，意思是说没有目击证人。科克伦自鸣得意地说：“控方没有鞋子，没有凶器，没有衣服。”我当时一直在等检察官对这句话进行激烈反驳。他们这么说就可以达到效果：

常识告诉我们，在蓄意谋杀案件中很少有目击证人。[43]蓄意杀害他人的凶手不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向大家宣布自己的杀人图谋。蓄意谋杀案件与激情杀人案件恰好相反，凶手采取了许多手段来确保无人目击自己杀人。这也是为什么许多蓄意谋杀案件都发生在夜里。如果真的像科克伦所说的，控方需要目击证人、凶器、凶手的鞋子和衣服才能定罪，那我们就相当于告诉今后的杀人凶手：一定要确保没有人看到你杀人，只要你能够及时处理凶器和衣物，你就能够逍遥法外。但是，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只要你们带着有罪判决回到法庭，你们就是告诉被告人，事情远非如此简单。

前文提到了李昌钰博士的证言是如何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鞋印痕迹高级专家威廉•波迪扎克推翻的。然而，陪审团仍然认为李昌钰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专家证人。虽然李昌钰只是在作证时说一个很小的证据“存在问题”，辩方和陪审团却将其视为整个控诉都存在问题。巴里•申科在总结陈词时说，“李昌钰博士都作证说某个证据‘存在问题’，本案的证据存在严重问题。”实际上，“存在问题”成为了控方在最后总结陈词的主旋律，申科至少十六次提到“存在问题”，科克伦使用这个短语的次数更多。在已经知道这种情况以后，难道克拉克在最终进行反驳的时候不应当向陪审团积极说明？指出李昌钰博士的证言实际上毫无价值？并且她有足够的理由来进行反驳。

但是，克拉克无论是在开场陈述还是在总结陈词时，对此都未置一词。她甚至都没有提醒陪审团李昌钰所说的“痕迹”（号称是另一名凶手留下的）最终被证实是几年前铺设水泥地面的工人留下来的。[44]第二个“痕迹”实际上是工具痕迹，也是在铺设地面时留下来的。克拉克针对李昌钰就鞋印和工具痕迹所作的证言，以及证言被推翻的情况只作了如下发言：“如今，李昌钰博士试图告诉我们还有另外一套鞋印，但是波迪扎克先生已经清楚明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克拉克，你这就说完了？寥寥数语就放过这个问题了？如果你不去回顾、总结和强调波迪扎克对于这些问题的证言，并且进行解释，你为什么要进行总结陈词？这简直是太难以置信了。让普通人来做这件事都会比克拉克做得更好。

李昌钰，难道你不是想要告诉陪审团如下意见吗？

这名自称是全国顶尖的法庭科学专家如何来到法庭上，向大家暗示（而不是直接说明）多年前形成的鞋印实际上是另外一名凶手的，而不是被告人的？而这个鞋印恰恰是他本人发现并拍照的。这名专家竟然胆敢不告诉大家他发现并拍照的“鞋印”是一处你可以用手指感知的永久性痕迹。这位专家怎么会有胆量到法庭上干这种事？

如果我们没有聘请波迪扎克重新勘验现场，实地触摸鞋印，拍摄照片，我们可能永远都不知道李昌钰的证言是一派胡言。我们可以百分之百确定他的证言是错误的。

在拥有不可辩驳的证据支持自己的情况下，难道克拉克不应当像上面那样发表意见？更何况李昌钰的证言是支持辩方，不利于控方的。

从开场陈述到总结陈词，科克伦就告诉陪审团以下情况：洛杉矶警察局急于破案，草率地指控辛普森，以至于忽略了指向另外可能的证据。“草率判断”是辩护理由的另一主题。我一直在等待克拉克或者达登对此进行反驳，但是他们没有，根本就对于这种论调未置一词。达登在开庭陈述时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十分简短，也不够充分。他是这么说的：“如果这是草率判断，那么为什么警察在凶案现场的门口等待了数个小时，但是迟迟没有行动？按照辩方的说法，他们毫无作为，一直在等范纳特和朗格。[45]难道这是一个草率的判断吗？这根本就不是！这些警察到达现场调查一桩谋杀案件，最终将他们引到了辛普森家中。他们是在跟着血迹。”

难道在最终进行反驳时，其中一名检察官不应当作如下发言？

根据你们的日常经验，证据——在日常生活中你们称作情况——是引导你们思路的。除非你们听到了有人按门铃或者敲门，否则你们不会为别人开门。在一夜的大雨过后，除非你们醒来后发现厨房的地板上有积水，你们不会让工人来检查客厅是否漏水。这些事情如此清晰，以至于不足挂齿。但是，在刑事侦查中也很清楚。你们追索证据，跟随血迹发现了辛普森的车中和家中都有血迹。

本案中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辛普森。并没有证据能够指向其他任何人。在此情形下，警察应当怎么办？假装这些证据指向另外一个人？科克伦在法庭上询问朗格警官，洛杉矶警察局是否追查过其他人，你们应当还记得朗格警官是如何回答的：“我十分确定没有任何证据指向其他人。也就没有追查别人。”

如果科克伦要做这种指控，难道你们不认为根据他所提供的警方资料，以及辩方的私人侦探们提供的材料，科克伦应当给大家提供另有其人的事实或证据吗？要知道他们也花了一年多时间调查此案。律师竟然根本没有提出这些事实或证据，那么他们如何认为本案凶手另有其人？

在探讨其他问题之前，我要进一步探讨科克伦的“草率判断”说辞。虽然我并不相信他的这种说辞，为了辩论，我们还是可以假设本案中存在草率判断的情形。洛杉矶警察局马上就怀疑辛普森，开始寻找辛普森有罪的证据，并且排除了其他人作案的可能性。无论他们是不是草率判断，他们在凶案现场提取到了辛普森的血液，而不是其他人的血液。那么，究竟科克伦的观点是什么？难道草率判断会导致在凶案现场发现了辛普森的血液？

科克伦有一部分观点是由于辛普森案被媒体过多关注，导致了本案中的陪审团属于“陪审团的拒绝”。[46]这也就是说，陪审员们应当基于他们心目中的那些正义摒弃证据和法律。正如1995年10月4日的《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报道的，“陪审团的拒绝在美国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例如在殖民时期，陪审团使用判决无罪的权力对抗女王。在19世纪中期，北方的陪审团判决帮助奴隶逃跑的被告人无罪，即便是根据法律这种行为构成犯罪”。《华尔街日报》引用了一些当今的案例，大城市中的黑人陪审团可能会在被告人明显有罪的情况下，判决黑人被告人无罪。以此证明“陪审团的拒绝”仍然存在。

首先应当想到的是，虽然《华尔街日报》刊登的文章中明确了“陪审团的拒绝”是“美国最高法院一百多年前曾经认可的行为”，但是美国没有一个法庭曾经说明过陪审团有权利罔顾法律。法庭只不过是认可了陪审团有时候有权力这么做，而不是有权利这么做。以此类推，辛普森有权力杀害妮克尔和罗纳德，而不是有权利杀害他们。正如一个联邦法院所说，陪审团的这种权力是“不可重审，也不可推翻的忽视法律的权力”，这是因为《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不允许因为同一罪行两次审判同一被告人。许多州的立法中也采纳了这一原则，反对陪审团有权利（而不是权力）忽略法律[最近一次是纽约州议员乔瑟夫•加里博（Joseph Galiber）在1991年提议的]。

有一段时间，陪审团甚至都没有权力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华尔街日报》记者史蒂芬•J．埃尔德（Steven J.Alder）的畅销书《陪审团》（Jury）中引用了陪审团独立于政府的案件：

1670年伦敦老贝利法院审判威廉•佩恩（William Penn）和威廉•米德（William Mead）标志着陪审团发展为独立民众呼声的转折点。对于被告人在街头非法布道的指控陷入僵局，法庭人员直接进入陪审团办公室，查找究竟是哪个陪审员作了无罪判决。法庭人员将找到的四名作无罪判决的陪审员锁在房间，不给他们提供水和食物。当他们再次拒绝作有罪判决之后，他们被判处罚金和监禁，这也是当时的惯例。但是，这起案件中的一名反对者布什尔（Bushell）向法庭起诉，最终赢得案件，确立了陪审员不能因为判决被处罚。此案的主审法官沃恩（Vaughn）在判决中写道：“如果法官可以用各种方法来强迫陪审团，那么陪审团制度将会成为拖沓繁冗、毫无用处的制度。”

科克伦用了一些媒体使用的语言，认为这些语言可以成为“陪审团的拒绝”的理由。在谈到福尔曼问题时，他说：“如果这个人正常履职，那么他也不会被警察局解雇。但是，他并没有正常履职，他们没有勇气继续聘用福尔曼，这也是我一直要求的，停止掩盖真相……如果你们不这么做，还能希望谁来做？你们难道还指望警察局停止掩盖真相？你们认为检察官办公室会停止掩盖真相？必须靠你们来阻止掩盖真相。”随后，对于福尔曼使用过歧视性俚语的事，他又发表如下意见：“当你们回到陪审员房间，你们当中的有些人可能会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你们有这种想法，这不是社会良知可以接受的态度……你们被赋予权力，拒绝掩盖的事实。我相信你们会对此作出恰当的处理。”随后他又说：“应当由谁来管理警察？应当由你们来管理警察！你们通过判决来管理他们。你们是向外传递信号的人。社会上没有人做，也没有勇气去做这件事……或许你们就是应当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来做这件事的人——我们不再接受种族歧视。”这是过去三十年中，洛杉矶针对警察执法暴力的案件中科克伦所作的优异发言。

但从发言来看，科克伦的言辞确实极具煽动性，而且强烈暗示着“陪审团的拒绝”。但是，从整体情况来看，他的发言和意见中已经清楚得不能再清楚的是：他告诉陪审团，根据辛普森案中的事实、证据和法律，都应当作出无罪判决。换句话说，他将传统的“陪审团的拒绝”与辛普森案的证据和法律联系在一起。

虽然如此，我认为科克伦的观点有失偏颇。检察官应当马上要求伊藤法官（他应当会回答）向陪审团说明科克伦所说的依据证据和法律之外的事项（如阻止种族歧视，传递信号等）形成判决的说法有误，陪审员要是这么做的话会违背他们的宣誓。相反，检察官并没有反对科克伦的意见。克拉克只不过是告诉伊藤法官：“我从未见过辩护律师要求陪审团实施‘陪审团的拒绝’。”如果她确已意识到科克伦正在这么做，那么她为什么没有反对？达登在总结陈词时还向陪审团说明了“陪审团的拒绝”具有合法性：“你们不能对福尔曼传递信号，也不能对洛杉矶警察局传递信号，你们通过作出无罪判决也不能消除洛杉矶警察局、洛杉矶社会以及整个国家的种族歧视。”换句话说，达登并非在告诉陪审团他们向外传递信号是不对的，这种做法无异于在公牛面前挥舞红旗。达登在发言时当然应当对陪审团澄清：他们有责任根据证据作出判决，而这些证据恰恰证明辛普森有罪。

共有四名检察官和律师分别进行指控和辩护。巴里•申科的辩护意见结构最为完整，语言组织最好，但却是最荒谬的。如果相信律师的话，那么辛普森案中的所有血液、毛发和纤维都是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察们陷害辛普森的，或者是在收集和保存过程中被警察局的物证专家们污染。[47]因为申科（还有科克伦）时不时地暗示物证专家们也参与了警察们的陷害活动，至少是参与了隐瞒事实的活动。由于申科和科克伦还主张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察在很多事情上的表现都十分无能，他们几乎同时又主张诬陷辛普森的共谋者们的手段十分厉害。他是正话反话都说，信口开河。

申科主张的洛杉矶警察局科学证据鉴定处就是污染证据的“黑洞”。来自纽约的律师说，任何一个实验室都必须具备如下条件：规章和训练；质量保证（恰当的文件记录何时、何地、以何方法采集证据）；转运证据的保护（记载采集了何种证据，交给何人）和安全（保存证据和防止篡改）。按照申科的说法，洛杉矶警察局严重缺乏上述所有条件。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申科的言论，那么意味着在过去十年到十五年中，洛杉矶所有依据指纹、血迹、毛发等物证作出的有罪判决都应当自动改判，所有被告人都应当释放。按照申科的说法，从凶案现场提取的血迹只有一点点，哪怕是微小的错误，都有可能导致严重的误差，随后所做的所有检验都是无效的。但是，辩方的顶级物证专家李昌钰博士在交叉询问时作证说即便是粘在鞋上面的血液也可以做DNA检验，方法十分简单，检验结果有效。

申科还主张一旦在证据检验过程中血液受到污染（或者是在检验之前受到细菌、土壤等的污染），那么无论再检验多少次都于事无补，因为“受污染证据应当排除”。例如，证据已经受到污染，那么即便后来进行的所有的检验结果都证明凶案现场采集的血液是辛普森的（或者野马车里面的血液是罗纳德或妮克尔的），检验结果也是无效的。

令人惊奇的是，克拉克并没有在反证中驳斥申科的这些主张，她没有指出血液的污染或者变质也不会把别人的血液中的DNA转变为辛普森的。达登在反证中也没有驳斥。[48]对于这一关键问题，克拉克发表的意见如下：“如果证据真的受到污染，那么得到的也只是不同步的、乱七八糟的结果。”当然，没有人能够告诉陪审团污染也不会把别人的血液转化为辛普森的血液。实际上，由于他们无法清晰地告诉陪审团受到污染的证据不能产生上述作用，这也给辩方可乘之机。

导致他们在总结陈词中无法成功驳斥辩方主张的原因是检察官的失误。控方的证人细胞标记诊断公司的实验室主任罗宾•克顿在接受检察官乔治•伍迪•克拉克（George “Woody” Clarke）的询问时，作证说污染也不会把一个人的DNA变成别人的。为什么检察官没有不断地向陪审团重复这一观点，他们究竟为什么要站在陪审团面前？

申科长篇累牍地发表意见，仿佛一只进入陌生环境的猫一样，四处找寻被污染或者变质的证据。

申科还将另外一套理论灌输给陪审团。在那些证据被污染或者变质的证据之所以没有导致检验结果无效，是因为存在交叉污染。也就是说，他假设有些血液由于受到细菌、潮湿或阳光的影响严重变质，进而失去了所有的DNA。因此，由于疏忽或者漫不经心（这时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察们正在全神贯注地伪造证据），从辛普森手臂上提取的用于比对的血液沾到了变质的血液上。进而导致试验室里面有些证据的DNA检验结果与辛普森的DNA相匹配。究竟申科所说的哪个证据是这样产生的？没有。因为洛杉矶警察局的物证实验室是污染证据的“黑洞”，很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他告诉陪审团如果真的有“交叉污染”，那么结果是无效的。

克拉克对此进行了反驳，一直在向陪审团主张本案中根本就没有发生交叉污染。这也没什么错，但是她并未进行进一步反驳（开庭陈述时涉及这个问题），她应当向陪审团指出：

根据法律，陪审团必须根据证据判决，而不是根据可能性或者推断。但是，在申科的世界里，即便是毫无证据证明的交叉污染的可能性俨然等同于真实发生的证据。如果申科的理论没有任何瑕疵，根据法律你们也应当反对他关于交叉污染的主张。你们应当记住，伊藤法官将会告诉你们，你们不是排除所有可能的怀疑才能定罪，你们只需要排除合理怀疑即可。对于你们而言，申科的发言就是：“合理怀疑并不是可能的怀疑，因为人类所有的事情都有许多可能性和想象的怀疑。”

申科就交叉污染发表了可笑滑稽的言论，但是克拉克却没有用两个重要的意见进行反驳。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她没有对DNA证据在本案审理中有多么重要发表意见，也没有进一步说明控方有两名专家检验了DNA。

辩方在总结时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虽然科克伦和申科都主张所有证据都是警方栽赃的：辛普森家中的手套是被警方放在那里栽赃辛普森的，辛普森的血液也是被警方放在妮克尔家的后门，沾满了辛普森和妮克尔血液的袜子是被警方放在辛普森的床脚，野马车中妮克尔和罗纳德的血也是如此。但是，辩方并未主张凶案现场发现的五滴血是栽赃的，而这五滴血是最能证明辛普森有罪的证据。科克伦从来都没有就此问题发表意见，只是有一次是这么说的：“我们已经说过了妮克尔家中的血滴的事，申科对此发表的意见非常好。”但是，申科也没有说这五滴血是栽赃的，他只是说从辛普森身上提取的用于比对的血液与洛杉矶警察局实验室的血液交叉污染。对此问题，难道不应当按照如下方法发表意见吗？

十分明显，科克伦和申科先生一直在说针对辛普森先生的指控存在问题，证据是被污染的，或者是栽赃陷害的，事实被掩盖了。但是他们并没说清楚凶案现场为什么会有辛普森先生的五滴血，这是最能证明辛普森有罪的证据，他们并未主张这五滴血是栽赃陷害。

正如你们所知，每一滴血液只有十七亿分之一的可能性属于辛普森之外的人。你们不相信现场的血滴是辛普森留下的。然而，科克伦在总结发言过程中并未提及这个问题，你们应当还记得申科说这些血液被交叉污染。但是，或许他们并没忘记主张这些血迹是被人放置在那里，以此陷害辛普森的。也有可能他们自己也意识到让别人相信警察把辛普森的血放在凶手离开凶案现场时留下的脚印边上是多么荒谬的一件事。

让我们探讨一下申科的所谓交叉污染。他声称在凶案现场发现的五滴血迹与从辛普森手臂上抽取的血液交叉污染了。他还主张这些血滴变质得很严重，没有留下任何DNA成分。因此，他认为在和警察局实验室发生交叉污染的时候，只能够检验出辛普森血液中的DNA。

但是，辩方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凶案现场的血滴被交叉污染，他们仅仅是说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是，有两件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与申科的主张不符。第一，如果洛杉矶警察局实验室的专家们对从辛普森身上提取的血液处理不当，沾到了从犯罪现场提取血滴的棉签上。这些血滴中将会含有血液抗凝剂（EDTA）。在庭审中已经说过了，从嫌疑人身上采集血液之后会往里面添加抗凝剂。虽然辩方也主张在妮克尔家后门提取到的血液和辛普森家中的一只袜子上提取到的血液中存在血液抗凝剂，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主张犯罪现场的五滴血中存在血液抗凝剂。[49]仅凭这一点，我们就知道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交叉污染。第二，虽然犯罪现场提取的五滴血暴露在外面，有一定程度的变质。如果这些血滴与从辛普森身上抽取的血滴发生交叉污染，那么DNA的密度会更高。因为后者并未暴露在外面。但是，我们知道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已经知道五滴血中有四滴血已经严重变质，只含有很少的DNA成分，这也是为什么只能用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来检验。第五滴血也已变质，但仍然含有足够的DNA成分，可以用限制性内切酶片段长度多态性（RFLP）来进行检验。这也是可以判断“交叉污染”是子虚乌有的第二个原因。[50]

由于我们知道犯罪现场发现的五滴血的DNA与辛普森的血液相匹配，并且这些血滴并非来自从辛普森手臂上抽取的血液。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现场的五滴血就是辛普森离开犯罪现场时留下来的，很有可能是他左手中指受伤后流血所致。

检察官对于上述两个明显的问题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如果他们真的提出上述主张，他们可以告诉陪审团由于辩方从未主张犯罪现场的血滴是被警察放在那里的，而我们已经知道这五滴血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交叉污染，因为这些血滴里面没有血液抗凝剂，DNA成分的含量非常低。[51]那么辩方只能主张一个观点：所有未被污染的血液都受到了细菌、泥土或树叶等物质的污染，导致所有的DNA检验结果不可靠。

只需要再向陪审团指出在统计学上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52]物证专家在审判中可以作证，第一滴血不属于辛普森的概率是五千二百分之一，另外三滴血都不属于辛普森的概率是二十四万分之一，第五滴血是用限制性内切酶片段长度多态性进行检验的，这滴血不属于辛普森的概率是十七亿分之一。因而，在统计学上这五滴血都不属于辛普森的可能性极其渺小，难道检察官不应当继续乘胜追击，向陪审团指出只有凶案现场的血液来自其他人的时候，污染才有意义？

如果这些血液属于辛普森，即便是这些血液被污染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血液是辛普森的，在被污染之后，血液的DNA测试结果还与辛普森的DNA匹配，那么污染又能改变什么呢？难道克拉克或者达登不应当对此问题作如下发言吗？

辩方在庭审中竭尽全力地想让你们相信血液被污染的可笑说法，让我们相信犯罪现场的血滴来自辛普森以外的人——真正的凶手，我们姑且称其为X。在审判过程中，X先生身处某地，可能正在某个地方的汽车旅馆里面通过电视看庭审。由于血液受到泥土、细菌或者其他物质的污染，在这个地球上的55亿人中，X先生的血液离奇地转化为辛普森的血液。而且，这种转化不止发生了一次。由于污染的存在，凶案现场的五滴血都离奇地转化为辛普森的血。这简直就是疯言疯语。这种说法离奇至极，根本不足挂齿。如果你们睁大眼睛，看一下辩方想要你们相信什么内容，你们不觉得辩方在侮辱你们吗？我的意思是，辩方究竟是多么鄙视你们的智商，才会要求你们相信这种说法？

难道你们不认为辩方的物证受到污染的说法荒谬之极？难道你们不认为检察官应当驳斥这种说法？但是，无论是克拉克还是达登，他们都没有直接进行驳斥，也没有旁敲侧击地反驳。

检察官的开庭陈述虽然不是最佳，但是也比他们的总结陈词、反驳意见要好得多。在审判过程中，在陪审团面前进行反驳是最重要的。对于检察官而言，应当像准备开庭陈述一样来准备反驳，在第一名证人出庭作证之前就应当进行准备。然而，十分清楚的是无论克拉克还是达登都没有进行准备，这也是大部分检察官的做法——在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的同时思考自己的反驳意见。

辩护律师在发表意见的时候，检察官奋笔疾书，我一直对此现象表示疑惑。检察官完全没有必要如此行事。他们提起指控，他们比任何人都知道指控中存在的弱点，因此，他们应当对辩护律师的发言有所期待，在他们开口之前就知道他们的发言内容，并且已经对此有所准备。检察官不仅要准备如何反驳，还要准备发言技巧。换句话说，检察官必须假设自己无能至极，辩护人会发现指控中存在何种问题，检察官想好应当如何进行反驳。当辩护律师没有发现指控中的一些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微妙的错误），检察官就要面临困境。我秉持的原则（并非十分严格）是自己提出这些问题，并且发表意见。为什么？因为陪审团所有成员加在一起有上百年的人生经验，即便是辩护律师没有发现个别问题，极有可能某名陪审员已经发现了。如果有一名陪审员发现了，那么在裁决的时候他就会提出这个问题。与其让陪审团在内部讨论我的指控中存在的问题，还不如让他们提前知道了问题的所在。

非常明显的是，检察官对陪审团的最后陈述不得不随着庭审的进行而不断修正（增减内容），因为在庭审正式开始前，你不可能百分之百确定。但是，你可以有一个草稿，每天庭审过后都不断地修正。

很难相信供职于美国最大的检察官办公室的达登和克拉克在控诉美国历史上最为出名的凶杀案的时候，表现得如此无能。他们必须要等到最后一刻才开始准备反驳理由。1995年10月16日，《时代周刊》报道了达登在反驳之前的那个晚上工作到凌晨4时30分（有传闻显示当晚还有人打电话给达登询问反驳的内容）。[53]在我观看了克拉克的反驳之后，我告诉在洛杉矶检察院指控小组工作的一个朋友，我毫不怀疑克拉克准备反驳内容的时间不超过15—20个小时。这个朋友说：确实如此。

我并非自吹自擂，如果由我来指控辛普森，我一整年都会在准备反驳理由，至少花费数百个小时来完成，修改不下八九次。

达登和克拉克根本没有花多少时间准备，我是怎么知道的呢？首先，他们的指控意见杂乱无章，准备不足。其次，达登的意见薄弱简短，克拉克的总结不仅薄弱简短，还犯了很多错误。她不断地向陪审团承认她对一些情况不了解或者不确定，甚至承认自己不知道一些必备事项。[54]

控方从外面请来了两名专攻DNA证据的检察官，其中一名告诉我一些让我义愤填膺的事情，我的很多猜测也得到了他的确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和他的同事说，在克拉克进行最后反驳的前一天晚上，他们与克拉克花了4个小时研究DNA证据，直至夜里2时30分都没有完成。要知道再过几个小时，克拉克就要在陪审团面前发表总结陈词。在做完这件事以后，他开车回到宾馆房间后，连这名一直敬仰和尊敬克拉克的检察官也在思忖：“为什么克拉克等到现在才与我们一起完成这项工作？为什么在第一次深入探讨的时候没有准备反驳意见？我们在几个月之前就已经与她讨论过这些问题。”

控方的总结陈词十分重要，可以促使陪审团作出有罪判决。[55]但是，克拉克为何会对工作如此不尽职？克拉克代表加州人民起诉一起杀害两人的凶杀案件，但是她准备不充分，直到最后一刻才开始准备反驳意见。难道她视此案的起诉为儿戏？如果克拉克已经了解作为此案检察官担负为人民伸张正义的重大责任，控方没有提前准备反驳意见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不知道应当提前准备，整个地区检察官办公室都应当以此为耻，因为整个检察官办公室都没人知道如何有效地起诉一桩大案。如果检察官办公室有知道应当如何应对的检察官，竟然没有让这名检察官站出来，整个检察官办公室也应当引以为耻。

克拉克的总结陈词准备不足已经到了不可原谅的程度。如果是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出庭，克拉克有如此表现还属正常。她在总结陈词阶段的准备不足有多种表现形式，包括在总结陈词中一直以如下方式发表意见：“据我猜测，范纳特和朗格警官离开凶案现场的时间是4时到4时30分。我认为就是这个时间。”（你猜测？你认为？你办理辛普森案的时间已经长达一年，你还不知道这些事？如果你真的不知道，那为什么不核实一下之前发表的意见？）“他们并不是跑出辛普森的家中，对不对？我记不起来了，我认为他说当时的时间是……”“即便后来他们也没有马上离开。我认为当时的时间不是5时，他们就去了辛普森的家中。”“当时说的2.0还是2.8？法官大人，你那里有记录吗？等一下，我找到了。谢谢！”（稍做停顿后）“我忘记我说到哪了，让我想想。”“我记不清准确时间了。你们可以查阅一下，因为我记得他说的是10时23分。”“我记得达登有过一些证言……”她背对着陪审团又继续说：“法官大人，证据里面有对不对？是在血迹搜查单还是工作记录上？对的。好！你们（陪审团）可以看一下。”“我认为，是麦克唐奈（MacDonnell）还是李昌钰的证言来着？对的，是麦克唐奈的……”克拉克有大量类似的发言。

我已经难以描述这种发言有多么糟糕。这些都已经说明克拉克根本就没有准备过她的总结陈词。如果她认真准备了，她为什么还对陪审团说这种话？除非我们想要相信还有另外一种同等糟糕的情况，她明知自己没有确定的信息，但是她又没有去核实或者没有让同事去核实。

非常明显，辩护律师（尤其是申科）花更多的时间在总结陈词上，准备得也更加充分。当然，如果检察官都懒得花时间确认自己对陪审团说过什么，他们也不会花充足的时间来准备说服力强的总结陈词。难道代表应受刑罚的杀人真凶的辩护律师就应当比代表被害人的检察官工作更加卖力？

虽然克拉克和达登的反驳意见的质量差到了令人羞愧的程度，但是很多新闻评论员和法律专家还说反驳意见令人佩服。有一名担任过检察官的评论员说克拉克的反驳意见：“非常优秀！”或许也就是对他来说这是“非常优秀”的反驳意见。某法学教授给克拉克的反驳意见打分：表述方式A+，策略B+，效果B+。同样是这位法学教授，给达登的打分是：表述方式A，策略A-，效果A-。换句话说，克拉克和达登的反驳意见都很好。

现实情况是两名检察官的表现糟糕透顶。《纽约时报》记者戴维•马格里克是少数几位敏感地察觉真实情况的记者之一。他写道：“克拉克的发言杂乱无章，明显筋疲力尽。”

（马格里克可能不知道克拉克前一晚上都在忙什么。）他继续写道：“克拉克的一贯表现就像是时间仓促，无法回答太多问题的学生。她一直都在做简短的是非题，没有时间去做论述题。她对辛普森杀人的时间描述得很糟糕，无法引人入胜，让人毫无印象。她的任务十分繁杂，她自己也疲于奔命。她一直都在叹气，有时候还会揉眼睛，忘记别人的名字，脱口而出的可能仅仅是几个单词或词组。”

马格里克主要还是在报道克拉克的表述十分糟糕。从本质上来说，她的表现十分糟糕。

两名检察官在发表反驳意见时都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他们的总结陈词的内容仅限于回应辩方观点。这个错误也是大部分检察官的常见错误。如果真的是这么做的话，那么整个反驳意见都将是防御性的，法律实际上给予控方一个最佳时机，让他们拥有一个强有力、确定地结束控诉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被转化为否定性的责任。在发表反驳意见时，检察官只能回应辩护律师举出的证据或驳斥辩护律师发表的质证意见。但是，克拉克和达登都不知道反驳意见不仅限于总结。在检察官回应和反驳辩护律师的主张之后，还有机会从头开始阐述整起案件。检察官需要做的就是引用辩护律师的一些观点，但是这些观点又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存在合理怀疑。这给检察官引用有罪证据的机会，以此来反驳辩护律师的观点（在发表反驳意见时，虽然只是简要地提出证据，但是检察官可以进行扩展或者从有罪证据中阐述新的内容）。

但是，达登和克拉克却像经验不足的检察官一般，把90%—95%的总结陈词都用来回应辩护律师的主张，总结陈词成为防御性的，导致辩方决定了控方在总结陈词中的发言内容。克拉克发表总结陈词时的表现最好，她简要地向陪审团回顾了辛普森“不可辩驳的有罪证据”。虽然她没有引申这些证据，但是这些证据本身也可以证明辛普森有罪，例如“被告人无法解释凶案发生当晚9时36分至10时53分的行踪。而他也没有对此回应”, “艾伦•帕克分别在10时40分、10时43分和10时49分按了辛普森位于罗金汉家中的门铃，但是无人应答”, “凶案现场的血脚印是12码的，被告人的布鲁玛妮鞋子也是12码的”，等等。

我认为克拉克非常有效率地为陪审团播放了妮克尔在1989年至1993年拨打的报警电话录音，在录音中她听起来惊慌失措，歇斯底里地求助。[56]在播放磁带的同时，控方还在法庭的大屏幕上展示了妮克尔身上的瘀青和伤痕照片。克拉克说：“我认为磁带中最令人惊悚的是那种绝望和无奈。她知道自己快要死了。罗纳德表现得十分勇猛。他迫使凶手留下了证据，这在一般的案件中都是没有的。他们用现场的毛发、衣物和血迹告诉大家谁是凶手。作案的是辛普森！”

这些发言触动人心，并且具有说服力。但是，类似发言内容太少，时机太晚。

达登的反驳意见很难有很高的效率。因为他只用了很少的时间来准备，因而他的总结陈词只有47页纸。我已经指出他在开庭陈述中非常不明智地对陪审团说的话：“现在由你们决定辛普森是否有罪，我很庆幸不是由我来决定。”这实际上在暗示着这个案件是一桩疑难案件（我的脑海中首先想到的就是不可思议，这几乎就是在妥协。而我之前就说过，这是一桩排除了合理怀疑的案件），这些内容与检察官应当向陪审团传达的内容恰恰相反。但是，他的24名同事显然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更不用说他们意识到这种发言的不可取之处。因为在他发表总结陈词两天之后，他又干了一件更加糟糕的事，直接告诉陪审团：“你们手上有一件棘手的事，十分棘手的事。对于这一点，我丝毫不嫉妒。”即便不是一名律师，也会知道这个错误有多么严重。

达登在总结陈词中的优点是他发言内容很真诚。他就像海明威一样，可以用一些简单的词汇表达一些强有力的意思。但是，这也仅限于总结陈词。一个人发表的意见要么需要有实质内容，要么具有常识。达登的发言中并未展示实质内容和常识。

以家庭暴力为例，达登在庭审过程中负责此项内容。虽然他在开庭陈述中对于辛普森产生杀人的愤怒很有趣，内容可能正确。但是，正如我之前所说，他给自己设定了不必要的负担，并且明显利用猜测来完成此项证明。在达登发言的时候，我知道科克伦将会对达登的推测作文章。科克伦说：“当一个人用理论来论述某事，这也仅仅是推测而已。”他还说：“达登的推理”、“达登将会使用他的揣测来让大家相信此事”，以此暗示达登仿佛是一名心理医生，他知道辛普森心里面在想什么。

达登将他的推测作为事实来阐述，认为辛普森变得越来越不耐烦（引线逐渐变短），直至最后爆发。[57]但是，他的“引线逐渐变短”的说法可信性受损：独舞表演的视频显示凶案发生前几个小时辛普森的情绪很好。（科克伦告诉陪审团：“达登可以巧舌如簧，但是我可以给大家看视频。这足以证明辛普森出于愤怒而实施谋杀的说法是十足的谎言。”）晚上9时，也就是凶案发生前的1小时15分钟到20分钟，辛普森和克里斯蒂安•赖卡特（Christian Reichart）医生交谈过，赖卡特作证说辛普森当时似乎十分愉快。达登在向陪审团陈述的内容是十分大胆的想象。他认为辛普森之所以“十分愉快”，是因为他已经决定杀害妮克尔，因此他表现得很平静，也很愉快。科克伦是如何应对的？“赖卡特的证言非但没有证明达登的主张，反而是证明我们的观点。他说辛普森因为将要杀害自己的妻子而高兴。我不认为大家会相信这种说法。辛普森当时的表情是非常合理的。”在晚上9时15分左右，也就是凶案发生前1个小时，辛普森和卡托•凯尔林去麦当劳买了一个汉堡，这一事实又被科克伦用来驳斥达登的“引线逐渐变短”的说法。科克伦说：“如果你们有这种气愤的情绪，如果你们将要爆发，你们还会停下来买一个汉堡吗？这太可笑了。”[58]

达登在开庭陈述中对于家庭暴力问题的处理是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的。但是，他的反驳却更加糟糕。在整个庭审和庭审开始之前，许多人在脱口秀中都说辛普森打过妮克尔不代表辛普森会杀害妮克尔。这种观点是绝大部分打老婆但是未打算杀害老婆的人的观点。这种观点也很有可能是某些陪审员的观点，难道检察官不应当马上对这个问题进行回应吗？为什么达登和克拉克还会发表像开场陈述一样的观点？

科克伦在总结陈词中确实对家庭暴力不予重视，他主张辛普森在家暴中对妮克尔实施的任何肉体伤害都与谋杀案件无关。达登对这个问题是这么回应的：“辩护律师忽视了有关家暴的所有证言和证据，视其为无物。这是因为辩护律师无法辩驳，也无法应对。”这就是全部的意见。在总结陈词中只用一句话就能回应辩护律师对于家暴的相关性所作的辩驳？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办理案件长达一年之久，专门处理其中的家暴问题，那么这将是你能发表意见的主要问题，你也知道辩方没有任何选择只能主张辛普森的家暴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你应当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论述。

在回应辛普森对妮克尔的家暴与凶案无关的观点时，仅仅因为辛普森打过妮克尔并不意味着他会杀害妮克尔，难道你不应该向陪审团主张虽然大部分打老婆的丈夫确实不打算杀害老婆，但是统计数据却不是这样。[59]即便没有统计数据，常识也会告诉你在丈夫杀害妻子的案件中，绝大部分丈夫都曾经对妻子使用过暴力。

因此，虽然家庭暴力与谋杀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但是辛普森曾经对妮克尔使用暴力使得辛普森“更有可能”杀害妮克尔。但是，达登在开场陈述或者总结陈词时并没有就此问题对陪审团主张过“更有可能”（或者类似的主张）。相反，虽然达登选择以家庭暴力为中心进行论述，但是陪审团眼中的核心内容是达登举证辛普森杀害妮克尔的证据十分有限。审判结束以后，陪审员在接受采访时说，家庭暴力的证据是最为薄弱的。

为了暴露出科克伦认为的家庭暴力与谋杀毫无关系这一说法的荒谬之处，达登不应当只用一句话就一带而过。他原本可以作如下发言：

我可以给大家证据，证明辛普森曾经对妻子实施家庭暴力与谋杀指控有绝对关联。如果有证据证明辛普森和妮克尔相敬如宾，他从来没有打过妮克尔，甚至都没有对她恶言相加。那么你们会相信科克伦对此不发表评论？（他可能会说）“控方认为辛普森杀害妮克尔的说法十分可笑。在他们多年的婚姻中，他们关系十分融洽。辛普森从来都没有打过妮克尔，连推都没有推过。甚至都没有对她大声说过话。突然，他对妮克尔拔刀相向，将其杀害？这种说法太疯狂了，控方也应当知道这一点。这种说法讲不通！”当然，如果辛普森和妮克尔的婚姻十分美满，你们肯定不会怀疑辩护律师会发表上述意见。这就证明了辛普森对妮克尔是否实施过生理或心理虐待与辛普森谋杀之间存在关联。由于你们知道如果没有肉体暴力的时候，科克伦肯定会发表这种意见，那么我的观点就是有效的。可以证明家庭暴力和谋杀之间存在关联。

但是，检察官并没有如此简单地论述这个问题。

我之前说过，达登很有可能在反驳开始之前并不知道科克伦对此问题可能发表的意见。即便是这样，那么达登也没有理由无法对科克伦的观点作出上述回应了。首先，不需要多长时间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想到上述观点。其次，在开庭陈述中达登就已经告诉陪审团他知道科克伦会发表上述意见。在达登这么说以后，他原本应当继续，并且发表上述观点。

控方还轻易放过了辩方的一些间接证据。除了控辩双方的辩论之外，控方对于辛普森有罪的证明并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科克伦和申科都向陪审团主张有些事实存在合理怀疑，这也意味着他们有权获得无罪判决。正如科克伦所说：“本案有太多、太多、太多的合理怀疑。”

申科认为洛杉矶警察局的实验室是交叉污染的“黑洞”，因此这一结论产生了“合理怀疑”。他甚至主张：“控方必须证明血液证据不是篡改过的，因为这是一项合理怀疑。”例如，控方必须否定性地证明排除合理怀疑，但是根本就没有先例。非常明显，如果血液证据是篡改过的，那么其他有罪证据就会与犯罪无关。我一直在等待控方对此进行反驳，指出：“控方只需要证明辛普森的罪行达到合理怀疑的程度。”但是，控方并未对此进行反驳，连一次都没有。

所谓间接证据是指：“可以完整地证明被告人罪行的必要事实（而不是全部事实）的证明程度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借助这一定义，申科对陪审团主张警察是否在辛普森卧室内发现的袜子上放置血液这件事存在合理怀疑。他认为血袜子是辛普森案件中的一项“必要事实”。因此，他认为这是“合理怀疑”。[60]但是，血袜子并非证明辛普森罪行的必要事实。如果不存在血袜子，或者血液就是警察放置上去的，只要存在其他证据可以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辛普森的罪行，那么控方的指控就会得到有罪判决。与之类似的是，申科还认为如果辛普森曾经戴过在他家中发现的血手套，并且像控方所说的那样弄伤了自己的手指，那么辛普森的血液肯定会留在手套的指尖上，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所以他告诉陪审团：“此处存在合理怀疑。”

正如辩护律师从来没有直接告诉陪审团血液污染会把其他人的血液变成辛普森的（他们也知道这种说法很可笑），他们只是说污染使得血液的检验结果“不可靠”。正如前文所述，他们只是说存在“太多的合理怀疑”。

但是，陪审团就上钩了，他们相信了这种说法。《陪审团女团长》的作者阿曼达•库利在书中记载：“讨论辛普森在凶案现场留下的血液的时候，陪审团都不能为此辩解。我个人也没有为此辩解。[61]但是这并不是问题所在（难道辛普森在现场留下血液不是问题？），并且这也绝对不是我们探讨的合理怀疑。”相对于在凶案现场发现辛普森血液一事，阿曼达和她的朋友们更关心其他的事。这件事并不是对于辛普森罪行的证明程度是否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而是能否在指控的事实中找到合理怀疑。如果可以，那么指控就存在“合理怀疑”，辛普森应当得到无罪判决。例如，阿曼达说如果福尔曼说谎了，那么“此处就存在合理怀疑”。

当然，底线是即便洛杉矶警察局的实验室是“污染黑洞”，即便有些证据是警察为了陷害辛普森而放置的，即便福尔曼说谎了，但是在法律上这些都不能妨碍陪审团在考虑其他证据之后进行裁量，认为对于辛普森罪行的证明已经达到了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然而，陪审团已经受到诱导，他们相信对于任何问题存在合理怀疑，辛普森就应当得到无罪判决。但是在发表反驳意见时，两名检察官对此未置一词，也未澄清这一问题。没有比这件事更加重要的了，他们也没有要求伊藤法官澄清此事。

对于间接证据排除合理怀疑这件事，申科的行为就像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实施了抢劫，但是所有人都无动于衷，侧目旁观。申科可能会觉得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

在开场陈述和总结陈词中两名检察官发表的意见还有什么欠缺？那就是他们没有从证据中作出有力的有罪推论。在法庭上没有出现能让人感到“我没有想到过这件事”的观点。如果这种事情发生，那么你就是在听取一流的总结发言，这种论述的质量好过在美国法院发表的大部分观点。在辛普森案中，两名检察官从来没有发表过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

控方的想象力、雄辩和演讲风格也存在欠缺。如果选取的例子、打的比方丰富多彩、引人入胜、幽默诙谐，那么就可以有效率地表达观点。由于两名检察官缺乏雄辩能力，他们很少尝试使用丰富多彩的例子。达登对陪审团打过一个比方，将某案件事实比喻为从着火的建筑物中营救婴儿，但是这个比方十分枯燥乏味。说明这名检察官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被推向了“世纪审判”的舞台中央。

例如，在总结陈词开始的时候可以这样说（虽然陪审员们没有读过雨果）：

我想知道大家是否读过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对章鱼的描述。他说章鱼没有像鸟一样的嘴，没有狮子的爪子，没有鳄鱼的牙齿，面对攻击时它无法进行自卫。但是，章鱼却可以喷出墨汁，在受到攻击时可以喷出墨汁，周遭环境会变成黑色，章鱼也就获得了逃跑之机。

我现在要问大家，辩方的辩护理由与章鱼的墨水有什么相似之处？辩方是否用证据向你们展现了基于真实、有效、合法的证据的辩护理由？抑或他们只是像章鱼一样混淆视听，把水弄浑，让辛普森获得逃脱的机会？

我想把辩护律师们弄浑的水澄清，这样你们就可以清楚地审视证据、证明和本案的问题。这样你们就可以抓住伺机逃跑的章鱼，让被告人直面审判。

在一起基于间接证据定罪的两人死亡的凶案中，我就是用上述比喻来表达观点的。控方可以稍作更改，作出以下发言：

我想辩护律师的问题在于他们误解了什么是间接证据。间接证据并非所谓的证据链。你可以有一条很长的链条，但是只要其中一环很薄弱，整个链条就会断掉。相反，间接证据是一根绳子。每一个事实都是其中一股绳子。控方指控不断地增加事实就是在编绳子，增加绳子的强度。即便是其中一股绳子断了，只要有一股没断，那么整根绳子就没断。绳子的强度不会消失。为什么？因为还有许多股绳子没断，还在发挥作用，这条绳子仍然可以绑住被告人，将被告人绳之以法。这才是间接证据的真正含义！

在辛普森案中，一直有机会使用幽默风趣的方法进行总结，指出辩方律师多变、不连贯的观点和立场。例如，他们错过了讲述辛普森在谋杀时干了什么的机会。在凶杀案件中使用这种方法会让人印象深刻：“这位证人的证言让我想起来多年前办理的一起民事案件。原告起诉被告，称其在邻居家的路边行走时，邻居的狗冲上来咬了他一口，导致他受伤。被告针对起诉提出了三点反驳理由：‘首先，我的狗拴在房子里，狗链子不可能伸到外面，因此我的狗不可能咬伤原告；其次，我的狗已经老得没有牙了，即便是咬到了原告，也不可能伤成这样；第三，我压根就没有狗！’这就是证人！”我告诉陪审团，现场的笑声会消除审判带来的紧张感。

我还在等待控方向陪审团指出控方没有责任证明案件中的每一项细枝末节，也没有责任回答被告人或陪审团有可能提出的琐碎问题。控方未能证明所有琐碎的事实并不会减损控方已经证明的事实。[62]我一直在等待两名检察官指出辩护理由中的核心观点，也即辛普森受到陷害和证据受到污染这两个观点，并且对这两个观点进行分别论述，但是两名检察官再一次没有这么做。他们可以作如下发言：

如果你们将任何刑事案件放在显微镜下，你们就会发现到处都有矛盾、不连贯、疏忽、无法回答的问题。[63]事实确实如此，因为这就是生活的本质。生活中的事情并非像数学那样精确。法律显然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控方对于犯罪事实的证明只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即可，而不是排除所有怀疑。如果控方一定要解决案件中的所有问题才能定罪，那么任何被告人都不可能被判有罪。

陪审团的错误可能与当下人们常犯的错误有关。在我的实案著作《至死不分离》（Till Death Us Do Part）的案例中我就是这么用的：

戴伍•戈尔丁（Dave Goldin）的总结陈词有一半内容都在攻击迈克尔•布罗金顿（Michael Brockington），指责他杀人。他还说布罗金顿的证言前后不一，不值得信任。好吧，我不认为一个正常人对两年前发生的五十多件事情能够记忆犹新，连一点错误都没有。

戈尔丁的理论是，如果控方没有传召机器人或者计算机作证，如果我们是传召普通人作证，那么艾伦•帕林诺（Alan Palliko）就不可能开枪杀死亨利•斯托克顿（Henry Stockton）。如果戈尔丁想要这样玩的话，先生们、女士们，那就让他一个人这么玩吧。

想一下最近刚完成的环月飞行，弗兰克•波曼（Frank Borman）是阿波罗八号（Apollo 8 flight）的指挥。在飞行第一天，波曼传送信号到肯尼迪航天中心（Cape Kennedy），把阿波罗八号说成了他在1965年参与驾驶回来的双子座八号（Gemini 8 flight）。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波曼在阿波罗八号飞行中的准备工作，但是他还是把阿波罗八号弄成了双子座八号。难道你们听不到戈尔丁先生在肯尼迪航天中心发给波曼的信息？“我们不能相信这个人。他的可信度已经损毁。他不值得信赖，他发回来的月球照片也不值得信赖，谁知道是不是假的？”

检察官没有向陪审团说明根本没有可能证明辛普森犯罪的所有细节，对于这一点我感到非常震惊。两名检察官的表现似乎是说明了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指控只有间接证据的案件。我办理过一些只有间接证据的案件，其中的间接证据的证明力比辛普森案中的间接证据的证明力要弱很多，但是我还是控诉成功了，这些被告人被判死刑。虽然克拉克和达登说过几次“难道这仅仅是巧合……”，在他们对陪审团发表的意见中，确实引用了在审理过程中出示的大部分可以证明辛普森有罪的证据和情况，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把所有这些证据和情况结合在一起，以此来增加辛普森有罪的可能性，说明所有一切并非巧合，辛普森有罪是必然而然的结论。换句话说，他们原本可以作如下发言：

在凶案现场发现了五滴血，在妮克尔家的后门也发现了血液，（难道这是巧合吗？）而这些血液恰好都是辛普森的。凶手留下的血鞋印是12码布鲁玛妮鞋印，1991年至1992年，这款鞋在美国只卖出了299双12码的，全美共有40个专柜，其中一个就位于纽约博洛茗百货；凶案现场提取到的手套也同样在博洛茗百货出售，而这双手套与妮克尔于1990年在博洛茗百货为辛普森购买的手套同款。当年这款手套只卖出了200双。1991年至1994年国家橄榄球联盟比赛的录像表明辛普森戴的手套与凶案现场的手套一样。在凶案现场和辛普森家中发现的两只手套都是超大款的，这与辛普森的手套尺码一致；在听到了凶案现场有两个男人争吵之后，辩方证人罗伯特•海德斯特就看到了一辆白色SUV迅速离开凶案现场，他自己也说极有可能是福特野马车；这起凶案恰好发生在妮克尔拒绝陪辛普森观看独舞表演的那一天，而辛普森当天又约不到他的现任女友宝拉•巴碧丽；凶案发生的同一时间，辛普森又弄伤了自己的手指，而且我们知道凶手极有可能左手受伤，因为凶案现场留下了左手手套，凶手的脚印左侧留有血滴；凶案发生当晚，辛普森身穿深蓝色的棉质外套，而在死者罗纳德的衣服上也发现了同样的纤维；死者罗纳德的外套上面发现了一顶黑色编织帽，里面恰好有九根头发，在显微镜下面观察，发现这九根头发的特征与辛普森的头发一致；而在罗纳德的身上也发现了同样的头发；在这顶帽子上发现了一些纤维，这与辛普森的野马车上的地毯纤维相一致；在野马车上面还发现了妮克尔和罗纳德的血液；在辛普森卧室里发现的袜子上沾有妮克尔的血液，这双袜子还沾有辛普森的血液；在凶案发生后的数小时内，在辛普森家中提取到的手套和犯罪现场留下的手套相匹配；而用显微镜观察这双手套上面的毛发，发现这些毛发的特征分别与妮克尔和罗纳德的毛发一致，手套上面还有一些纤维也与辛普森野马车的地毯相一致；在卡托•凯尔林手持手电筒检查敲击墙壁的声音的时候，司机发现辛普森从发出声音的地方走过来进入家中；辩方举证的第392件证据中，他们无法拿出妮克尔为辛普森购买的手套（与本案凶手的手套同款）；在凶案发生前不到一个小时，卡托•凯尔林看到了辛普森身穿深蓝色棉质外套，手拿黑色小包，辛普森要求卡托•凯尔林不要把这个小包带到机场，但是辩方却拿不出这个黑色小包；1994年6月12日晚11时至11时30分的气温不高，非常凉爽，[64]汽车上也有空调，但是辛普森却一直在流汗，感觉很热，向司机抱怨了两三次；凶案发生后几个小时，辛普森所住的宾馆房间少了两个塑料袋；在凶案发生当天的24小时内，只有凶案发生的那几个小时辛普森无法证明自己的行踪（以此类推，至少有10项到15项间接证据都可以证明辛普森实施了杀人行为）。

陪审团的各位先生、女士，如何才能让上述事项不是巧合？你们只要用常识判断一下就会对自己说：“得了吧，不要开玩笑了。如果这么多事情都是巧合，那么这也太荒谬了。生活中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巧合。”这些间接证据加在一起证明的不是巧合。任何聪明、机警的人都会对陪审团的各位成员说：别活在虚幻中了，回归现实吧！

陪审团的各位先生、女士，如果一个人是无辜的，极有可能没有什么能够指向其罪行。由于生活中有一些无法解释的事情，极端情况下有一两件事将犯罪嫌疑指向无辜之人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在辛普森案中，所有事情都指向辛普森。不仅仅是物证、鉴定意见可以证明辛普森有罪，就连他的言行举止也证明他有罪。我们举出的许多证据都可以证明他残忍剥夺了两人的宝贵生命。在此情况下，他不可能是清白无辜的。如果辛普森没有杀人，那么本案中的两位死者还应当健在！

有读者可能会暗自寻思：“辛普森案的两名检察官的表现怎么被布廖西说得那么差？”千万不要错误地以为他们的表现也没有我说的那么差，因为这种想法根本就没有任何证据支持。问题在于他们的表现确实很糟糕，如果有人怀疑我是否在说真话，你们可以从法庭书记员那里复制一份庭审记录或者复制一份庭审录像，你们就会发现我说的问题了。我的意思是，控方在总结陈词中对罗纳德•希普的事情耗费的时间多于回应辩方的阴谋论这件事还有什么好讲的？

控方主张杀人手段的凶残程度说明了凶手与死者有私人恩怨。凶手对妮克尔怀有怨恨，而证据显示辛普森怨恨妮克尔。因此，不可能是职业杀手或陌生人作案。达登认为：“过去有谁打过妮克尔？在凶案发生的几个小时内，又有谁对死者不满？谁与妮克尔有恩怨没解决？”但是，寥寥数语过于简单，无法切中要害。克拉克也简短地对陪审团说：“谁会知道孩子几点上床睡觉？谁会知道杀害妮克尔并且不会被孩子打搅的最佳时间？”她根本就没有提到谁将会有动机杀害妮克尔。这些问题很糟糕，因为从字面理解，只能排除很少的嫌疑人。

在排除其他嫌疑人这一关键问题上，我认为两名检察官应当更加深入彻底地发表意见。下面是他们可以使用的发言内容：

你们应当还记得科克伦的总结发言，他说福尔曼在很久之前就应当被开除出警察队伍，你们应当用判决阻止福尔曼继续陷害别人。他还说：“如果你们不阻止福尔曼，那应当由谁来阻止？”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福尔曼在此案中做了任何错事，也没有证据证明他在掩护别人。即便是有这种事发生，你们在这起案件中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决定对辛普森罪行的证明是否达到了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任何陪审团都没有责任开除警察。你们没有这种责任，如果你们真的这么做了，那就是违背自己的宣誓，无论你们作出何种判决都不会实质性地改变这个社会。

因此科克伦的问题非常不合适。我要问一个你们作为陪审员应当思考过的问题：“如果辛普森没有犯罪，那会是谁干的？”谁有杀害两名死者的动机？[65]我们知道辛普森曾经殴打过他的妻子，你们也看到了妮克尔的脸是肿的，到处都是瘀青。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妮克尔曾经九次报警。她曾经说过自己的小命在辛普森手中。你们可以回忆一下妮克尔对爱德华警官的哭诉，“他要杀了我！他要杀了我！他要杀了我！”一般情况下被殴打的人也不一定会这么说。只有认为这种事真的会发生的人才会这么说。我再问一遍，谁有杀害两名死者的动机？我们从证据中知道罗纳德和妮克尔极其相爱，罗纳德只有25岁。你们可以想一下，他们认识的人中可能会有人有杀害他们的动机吗？尤其是以这种残忍手段杀害他们两个人的动机。

我们也知道这起案件不是谋财犯罪，因为根本没有发生盗窃或抢劫。盗窃或抢劫案也不会是这样的。非常明显，凶手也不是职业杀手。在生活中，会有人雇凶杀害他们吗？雇凶杀人的凶器一般都是枪，凶手具有固定特征，实施不止一起犯罪。两名死者身上的伤口都是带有泄愤特征的，而不是仅仅为了完成任务而杀人。我再问大家一次，谁有使用这种手段杀害妮克尔和罗纳德的动机？除了辛普森之外，没有别人！

大家都知道辩护律师的阵容强大，被告人有足够的资金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出庭作证的法医迈克尔•巴登只出庭几天时间，就获得了十多万美元的酬劳。我对你们不了解，但是我一年都赚不了那么多钱。因此，我们知道对于辛普森而言，钱不是问题。他们聘请了大量的律师、助理和私人侦探。他们也知道最好的辩护策略是证明凶手另有其人。你们也知道，他们作了很大努力，想要找出其他的疑凶。他们甚至发放了800份传单对外征集了指向其他人的证据。[66]我们也知道辩方有请求传召他人出庭作证的权利，当他们想要证明某事实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使用这项权利。但是你们可以想一下，他们从来没有找到能够证明凶手另有其人的任何证人和证据。原因是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证人和证据。[67]

这个世界上除了辛普森之外，再没有其他人具有杀害两名死者的动机了。即便是想要殴打两名死者的人也没有。陪审团的各位先生、女士，我知道你们不会陷入科克伦和申科的圈套，认为他们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是因为这不是他们的证明责任，而是控方的证明责任。如果他们真的依此行事，那他们为什么要传召58名证人出庭作证？他们为什么还要举证？确实，控方有证明责任，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辩护律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当事人被判有罪，还说：“好吧，我其实知道还有一些证人和证据可以证明我的当事人的清白，但是控方承担证明责任，因此我不能说什么。”你们应当知道如果辩护律师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本案凶手另有其人，那么他们肯定会举证。

实际上，科克伦急切地想让你们相信凶手另有其人。你们应当还记得他在交叉询问时说的话：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一大胆的推断，有可能是哥伦比亚的大毒枭应当为被害人的死亡负责。你们能想象得到吗？哥伦比亚的大毒枭。[68]律师的想象力很丰富，但是科克伦的这个说法也过于夸张了。如果法庭有窗户，那么想象的翅膀就会带着他飞出法庭了。正如你们所知，科克伦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说法的荒谬之处。在总结陈词时，他决定换一种说法。但是，新说法跟老说法一样荒谬——凶手可能是尾随罗纳德进入妮克尔家中，因为罗纳德随身携带的信封引起了凶手的注意。这种说法也太荒谬了，没有人会相信。首先，如果凶手是被信封里面的东西吸引，凶手为什么没有拿走信封？实际上，信封里面装的是妮克尔妈妈的眼镜，而且信封也从来没有被打开过。我不得不说，我对科克伦很失望。他十分聪明，办理此案一年多，但是却提出了这些说法。要么是哥伦比亚的大毒枭，要么是信封里面的东西。这种说法让人难以启齿。

只有辛普森会犯下此罪，也只有他具备杀害两名死者的动机和理由。辩护律师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们就用那些不着边际、胡编乱造、毫无根据的推测来混淆视听。但是，更糟糕的是，他们的观点都不合逻辑。

辛普森案的检察官毫无理由地没有向法庭开示许多有罪证据。在总结陈词的时候，他们被律师辩驳得体无完肤。检察官一次又一次地没能提出必要的、强有力的观点，即便是提出的观点也是差强人意。一般而言，检察官在总结陈词时发表的意见应当是极具说服力的，让陪审团觉得他们除了作出有罪判决，并无其他选择。克拉克和达登的总结陈词让我毫无这种感觉。

正如我在本书开头所述，检察官面对的陪审团确实很难对付，但是这个陪审团并没有比其他审理严重犯罪的陪审团更难对付。正如前文所述，检察官对待任何陪审团都应当对他们进行填鸭式的灌输。但是，辛普森案的检察官既没有提出一些主张，观点也很糟糕，他们也没有积极地向陪审团灌输。

有些陪审员很有可能对辛普森存在好感。这个陪审团想要判辛普森无罪。陪审员们早就准备好足够的证据，以此提出合理怀疑。（并不是说陪审员认为“证据没有实质意义，审判也是浪费时间。即便辛普森有罪，我也要找出他无罪的证据”。）检察官恰好满足了陪审团的这种需求——手套问题、福尔曼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换句话说，检察官允许陪审团判处辛普森无罪。他们为陪审团提供了这种机会，他们没有用控诉意见、证据来消除陪审团作出无罪判决的机会。检察官原本可以消除陪审团作出无罪判决的机会，但是检察官没有打消陪审团脑海中的所有无罪可能。

1996年1月16日，辛普森案的陪审员卡丽•贝斯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讯》（Dateline）节目采访时说：“对不起，如果检察官换一种起诉方式，那么我们就不会作出无罪判决了。我是黑人，（有罪判决）会伤害我（的感情）。但是，我也是人，我一定会做我该做的事。”这个说法再一次说明了本案的控方是多么无能，控诉是多么糟糕。在第一轮投票的时候，有两名陪审员（黑人和白人各一名）投了有罪。毫无疑问，如果本案的控诉足够有说服力，陪审团极有可能会作出有罪判决。还有一定的可能性会形成悬而未决陪审团。

黑人一般都是有宗教信仰的（科克伦当然知道这一点，这也是他为什么一再引用《圣经》和上帝来发表辩护意见），良知会尽量避免明知凶手有罪还作无罪判决的情况，对于有宗教信仰的人而言，更是如此。例如，辛普森被捕时发现的自杀诀别书、护照、枪支、伪装用品以及他承认在车里面留下血迹、不知道在宾馆里如何弄伤手指等证据都会让陪审团觉得辛普森别无选择的心态。如果他们没有给予这些证据应有的重视，那么他们一生将会良心不安，人性会一辈子折磨他们。[69]

有宗教信仰的人都知道，杀人是《圣经》中的严重犯罪，应当受到严厉的惩罚。辛普森案的检察官以糟糕至极的表现，允许陪审团作出对得起良心的判决。在我已经完成了此部分内容之后，我又阅读了《陪审团女团长》这本书，陪审团团长阿曼达•库利在第154页描述了她在判决之前的心理活动：“我唯一要做的就是能够对得起自己！”我实际上早就知道了这种心理。这也是一种常识。在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的节目中，陪审员吉娜•罗斯布鲁格（Gina Rosborough）说陪审团经过深思熟虑来“消除每个人良心的不安”，每个陪审员都对彼此说“早上起来面对镜子中自己的时候，能够为自己的行为骄傲。控方已经尽力了，但我们每个人都对辛普森是否有罪心存疑虑”。

十分有趣的是，检察官对于“合理怀疑”的解释都对陪审团暗示或许辛普森的罪行存在合理怀疑。检察官不止一次告诉陪审团他们对辛普森罪行的证明已经达到了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我确信他们这么想过。在凶案现场发现了辛普森的血液，单凭这一事实就可以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辛普森有罪。然而，检察官还是不断地暗示陪审团，虽然对于辛普森的罪行没有合理怀疑，但是还有一些微小的疑惑。实际上，达登在回应辩护人时说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意思是控方基本上消除了所有怀疑，并且对陪审团说：“这并非合理怀疑。这也不是我需要向你们证明的。案件中总会存在某些怀疑，无论这种怀疑是多么微小。”

就连克拉克在最后也对陪审团说：“我们已经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了辛普森的有罪，而且达到的证明程度远远超过了排除合理怀疑。”但是，她没有说他们已经排除了所有怀疑，克拉克有没有必要澄清检察官可能没有排除所有怀疑？向陪审团指出问题是十分明智和恰当的，就像达登所说，在法律上控方没有必要排除所有怀疑地证明被告人有罪，只需要排除合理怀疑即可。难道达登不应当继续说下去？尤其是当你已经排除所有怀疑地证明了被告人有罪的时候，你们面对的陪审团很有可能在许多年中会深信“排除合理怀疑”的意思就是“排除了怀疑的阴影”。检察官应当继续对陪审团说：“但是，在这个案件中，虽然我们没有责任排除所有怀疑，但是实际上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在整个庭审中，要不断地重复这句话，每一名检察官都告诉陪审团他们已经排除了所有怀疑。检察官就排除合理怀疑问题对陪审团所作的发言，实际上包含了他们没有“排除所有怀疑”这层意思。

虽然我没有排除所有怀疑，但我排除了合理怀疑：由于控方从头到尾的拙劣表现，辛普森案的陪审团可以心安理得地作出无罪判决。他因而可以面带笑容，沐浴在加州的阳光下，观赏佛罗里达的日出日落。

注释：

[1]有些律师认为审判最开始的开场陈述是庭审中最重要的环节。对我而言，开场陈述的重要性是总结陈词重要性的十分之一，至少在刑事诉讼中是这样。开场陈述和总结陈词根本没法比。开庭陈述中无法提出主张，例如无法对证据进行推断，请求陪审团采信你的观点。认为开场陈述重要的内在逻辑是第一印象往往也是持久的印象。确实如此，至少有一份调查显示70%的陪审员在表决时都支持自己在开场陈述时就支持的一方。但是，从来没有人仔细思考原因可能是这一方本来就有更好的辩护理由或者控诉理由，这种优势也反映在开场陈述中。开场陈述重要这一判断中还暗含一个假设：陪审团在只听一方观点的情形下，就会形成永久性（至少是实质性的）判断。这种假设明显是不可能的。即便是陪审员在开庭陈述中形成了一些判断，但是这种判断也不深刻，很容易被证据和证言推翻。

[2]在准备总结陈词时，要阅读对方之前的总结陈述，检查逻辑是否存在问题，是否有青睐的例子和类比。

[3]译者注：昆汀•雷诺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国战地记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右翼专栏作家维斯特布鲁克•佩格勒撰文称呼他为“战场逃兵”，路易斯•奈泽代表昆汀起诉维斯特布鲁克诽谤，昆汀最终胜诉，获得了175 001美元的赔偿，这是当时历史上最大的一笔诽谤赔偿。

[4]译者注：《佩里•梅森》是一部美国电视剧，主角佩里•梅森是一位刑辩律师，擅长为被告人排除嫌疑，并且通过辩护寻找破案线索，直至真凶落网。这部电视剧塑造了美国人对律师的早期认知。

[5]译者注：这是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最著名的演说，也是美国历史上为人引用次数最多之政治性演说。1863年11月19日，也就是美国内战中葛底斯堡战役结束的四个半月后，林肯在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的葛底斯堡国家公墓（Gettysburg National Cemetery）揭幕式中发表此次演说，哀悼在长达五个半月的葛底斯堡战役中阵亡的将士。林肯的演讲于当天第二顺位发表，修辞细腻周密，其后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演说之一。

[6]克拉克在陪审团选任时对陪审团说：“由于我起诉了这起案件，你们可能不喜欢我。我到这里并非为了赢得人气。”这句话并非克拉克唯一有问题的发言，但是这是一句对辩方有利的发言。克拉克根本没有必要因为起诉辛普森而道歉。鉴于辛普森的所作所为，他应当感谢上苍，检察官没有请求法院判处死刑，感谢自己没有被定罪。当克拉克对陪审团说出上面那些话的时候，她实际上是告诉他们法庭外面的大部分人都不想看到辛普森被起诉。申言之，如果陪审团判决辛普森有罪，那么就会忤逆大多数人。对于这种言论还有其他解释吗？我认为检察官对陪审团的发言不会更糟糕了。检察官从头至尾对陪审团传达的意思应该是：由于这些证据的存在，陪审团必须判决有罪。证据已经确实充分，加州人民都在翘首企盼有罪判决。被害人在坟墓中还在祈求正义，正因为这些证据，判决有罪是陪审团的神圣职责。克拉克的言论明显有失偏颇。

[7]在案件审理结尾阶段，控方作的第一次陈述被称为“开庭陈述”（opening argument），而不是“总结陈述（陈词）”（closing argument）（许多媒体都是这样用的）。开庭陈述和开场陈述（opening statement）也不一样，后者是在整个案件的审理开始阶段。控方开庭陈述后，辩方只能作一次发言。随后控方再次发言，称为反驳意见或反驳（rebuttal）、总结陈词或最后陈述（closing or final argument）。控方有两次发言机会，但是辩方只有一次，因为控方负担证明责任。总体而言，控方的两次发言可以被称为总结陈词（final argument）、总结（发言）（summation）。

[8]虽然达登的发言进攻性不强，但是他的发言中包含了许多感情，这比克拉克好得多。达登的发言中传递了真诚、发自内心、可以有效交流观点，但是有时候有所误导。相比总结陈述而言，达登的开庭陈述存在严重问题。无论如何，我还是认为达登是一个人才，他的水平高过一般的律师或者检察官。

[9]在被反对了43次之后，克拉克被法官叫至庭前（不是克拉克主动要求的），伊藤法官说：“我估计今天我们还不能完成。”克拉克才说：“法官大人，他们这明显是在反对你。”伊藤随即要求克拉克继续发言。在反驳过程中，克拉克都没有请求法官训诫或惩罚辩护律师滥用反对权，伊藤也没有要求辩护律师停止滥用反对权。

[10]这样好吗？警察尤其是在他们早年的职业生涯中，基本上每天都冒着生命危险，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在给超速司机开罚单的时候，对方可能是个亡命之徒，会对着警察开枪。正因为这种冒险生活，警察的报酬明显偏低，甚至都入不敷出。他们被人起诉，被人称为猪。像朗格和范纳特这样为公众服务了25年，即将退休安享天伦之乐的警察，也会受到像科克伦和申科这样的刑辩律师的无端指责，当着数百万人的面用最肮脏卑鄙的语言来诬陷他们：以谋杀罪陷害一名无辜之人。这样真的好吗？

[11]所有的洛杉矶警察局警察中，科克伦对朗格的说话最客气，有时甚至暗示朗格并非本案中的坏警察。但是，他明显还是指责朗格是陷害辛普森的警察之一。科克伦主张，1994年6月13日，警察将辛普森的血样洒在妮克尔家的后门，但是朗格作证说在凶案发生当晚，他到达现场的时候看到了后门有血迹，科克伦原本应当指责朗格作伪证，陷害辛普森。与之类似，当科克伦告诉陪审团洛杉矶警察局的黑人摄影师威利•福特是“没有掩盖事实的警察”的时候，他又说朗格是陷害辛普森的警察之一。朗格的行为让我想起洛杉矶警察局多年前的一名传奇般的警察，“拼图”约翰•圣•约翰（John St.John），甚至连自己追捕的罪犯都很喜欢他。

[12]许多问题已经超过暗示了。例如，申科想要向陪审团灌输丹尼斯把辛普森的血样洒在野马车上，他问丹尼斯：“在当天上午搜查野马车之前，你有没有把辛普森的血样倒出来？”丹尼斯说：“没有。”

[13]在庭审和总结陈词中，辩方一直在向陪审团灌输警察阴谋论，实际上检察官没有作任何努力来反驳这种论调。陪审团毫无保留地采信了这种说法，无罪判决表明要么警察确实陷害了辛普森，要么此案存在合理怀疑。许多陪审员出来以后都说证据是栽赃的。布伦达说“有人把手套丢在那里”。吉娜•罗斯布鲁格说“福尔曼用证据栽赃”。鲁宾•杰克逊说“野马车上和妮克尔家后门的血迹是栽赃的”。陪审员尤兰达•克劳福德和歌瑞尔说自己不确定，但是洛杉矶警察局的所有警察都参与了陷害辛普森的阴谋。尤兰达•克劳福德还认为洛杉矶警察局的物证专家也参与其中。

[14]例如，虽然在凶案发生不到一个小时之前，凯尔林看到辛普森身穿黑色棉质外套，但是这件衣服后来消失了，在罗纳德的衬衫上面发现了黑色棉纤维，因此警察必须到外面去买一件黑色棉质外套，把上面的棉纤维取下来，再从警察局的财产组取出罗纳德的衬衫比对。他们还要从野马车地毯上取下纤维，还要对辛普森家中的手套进行检查，再把地毯纤维放上去。法庭要从辛普森头上提取一百根头发进行比对，警察必须从沾有辛普森头发的纸巾上面找到头发，把其中的九根头发放在死者尸体附近的帽子上和罗纳德的衬衫上：如此种种，还有20—25个地方都需要进行栽赃，这些都说明了控方主张的阴谋论是多么愚蠢荒诞。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不会相信这种主张。

[15]在死刑案件中，严格意义上讲都是检察官请求判处死刑。1994年9月9日，在凶案发生后3个月，检察官决定请求判处辛普森死刑，原因当然是辛普森杀害了两名被害人。所有警察都认为检察官有可能请求判处辛普森死刑。由于我一直都是从总结陈词开始准备指控，而本案的指控也很充分。在直接询问中，我会询问四名警察，询问他们是否知道《加州刑法》第128条：任何帮助他人陷害无辜之人应判处死刑或终身监禁，不得保释。在1977年之前，这种行为都是必须被判死刑的。有人批评检察官没有请求判处辛普森死刑，并且指出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他们就可以在选任陪审团时询问陪审员对死刑的看法。由于根据判例（Witherspoon v. Illinois,391 U.S.510 [1968]）明确表示不会投票判处死刑的陪审员可以被排除，那么最终选定的陪审团可能会更加保守，更加偏向控方，也更有可能作出有罪判决。虽然要让陪审团判处死刑，需要有更好的控诉，而自审判开始，控方的指控就有问题，警察和检察官没有依据证据决定不请求判处辛普森死刑。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即便辛普森与妮克尔已经不是夫妻，包括检察官在内的所有人都将此案视为“家庭暴力案件”，而在洛杉矶，检察官很少在家暴致死案件中请求判处死刑。即便在此案中，还有一个人（罗纳德•高曼）被残忍杀害，他们还将此视为从轻情形。1994年7月19日加西缇和黑人领袖（包括科克伦，当时他还没有担任辛普森的律师）在洛杉矶城市联合会总部举行了会议，黑人领袖要求加西缇不请求判处辛普森死刑。

[16]译者注：1991年3月发生了洛杉矶骚乱，有一名卡车司机被四个人袭击，身负重伤。后来发现邓缅•威廉是袭击者之一。

[17]译者注：麦克马丁经营一家学前班，1983年他被起诉娈童罪，直至1990年被判无罪。此案是美国历史上历时最久、最为昂贵的刑事案件。

[18]就此而言，难道控方不能对陪审团说：“为什么这个多年来一直在家暴案件中庇护辛普森的警察局，会突然陷害他杀人？”

[19]如果我有证据证明辛普森已经疏离黑人社区，即便黑人社区请求他，也没有伸出援手，我明显会在法庭上面提出这些事实。

[20]蓄意损坏财物（敲碎妮克尔车玻璃）是一种轻罪，福尔曼没有权利逮捕辛普森，因为他没有逮捕令，警察无权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形下逮捕涉嫌轻罪的嫌疑人，除非被抓现行。但是，此时福尔曼可以搜身，要求辛普森出示身份证，就此事件讯问辛普森，劝说妮克尔签署报案材料（这些都可能会导致针对辛普森的刑事起诉和逮捕），如果福尔曼没有给予辛普森优待，他完全可以完成上述事项。控方知道所有这些，在审判中也从福尔曼的证言中得到了这些情况，但是控方并没有在总结陈述中向陪审团主张福尔曼曾经优待辛普森。有些法律评论员说奔驰车属于辛普森，因此毁坏自己的财产并非犯罪。事实上，奔驰车是妮克尔的。辩方也在1995年1月23日承认了这一点。辩方在审判中主张1989年1月18日，有人要求福尔曼就辛普森婚内暴力行为放弃答辩权写一份报告。福尔曼写道：这件事在他记忆中“难以磨灭”。辩方将此作为证据，主张福尔曼就此仇恨辛普森，最终导致福尔曼利用此次机会陷害辛普森。但是，在上述报告中，福尔曼解释了自己的记忆难以磨灭的原因：并非每天都能碰到名人的家庭纠纷。

[21]与普通人的认识相反，犯罪事实并非指凶杀案件中的尸体，而是指犯罪构成，控方必须表明这些内容才能保证有罪判决。

[22]译者注：曼森信仰他从披头士的一首同名歌曲中编造的所谓的“Helter Skelter”。根据他对披头士这首歌曲的描述，曼森坚信即将发生一场种族战争。同时，他也认为他犯下的谋杀案能够促成那场战争。在曼森后来臭名远扬后，他和摇滚音乐的这一关系也将他和一种流行文化联系起来了。他最终成为了精神错乱、暴力血腥的象征。曼森案由布廖西指控，曼森一开始被判死刑，后来改为无期徒刑。

[23]1969年夏天，曼森告诉自己身边的追随者“黑桃”（黑人）将会暴乱，他们会犯罪，并且杀人，用死者的鲜血写下让白人疯狂的内容，这就会发动一场战争（瓦特骚乱发生在四年前）。但是，当年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后来他说：“我们要向黑人示范该怎么做。”

[24]译者注：Armageddon是基督教传说中的一场发生在世界末日时的善恶大决战。后来引申为国与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或是决定性战役的意思。

[25]《纽约时代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资助的记者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专门对曼森案件进行了专题报道，他专程前往洛杉矶听审，意图收集一些关于此案的材料。但是，三天以后，他主动放弃了，在法庭外的走廊上，他对我说：“这个案件太离奇了，我得去棕榈泉放松几天。”

[26]我还发现了披头士其他歌曲的歌词可以和曼森联系在一起，在犯罪现场我检验了这些歌词。披头士的歌曲《白色影集》（White Album）是1968年发行的，曼森认为这首歌里面有所预言，不断地播放这首歌，表示披头士在向他和他的信徒传递信息。在另外一首歌《小猪》（Piggies）中，披头士说：“需要痛揍小猪。”曼森解读白人就是小猪，应当杀死白人。在夏朗•泰特（Sharon Tate）遇害现场，发现了猪（pig）这个单词，另外一起案件现场有“猪，去死”这句话。对于《黑鸟》（Blackbird）这首歌的歌词“毕生都在等待站起来的时刻”，曼森解释“黑鸟”就是黑人，黑人应当站起来反对白人。在一起凶案现场的墙上，凶手用血写下了“站起来”。

[27]1995年12月14日，在针对辛普森杀害两名死者的民事诉讼的笔录中，巴碧丽作证说1994年6月12日上午7时，也就是凶案发生当天，她给辛普森的语音信箱留言，说她不想再见到辛普森，他们的关系到此为止。由于妮克尔也拒绝了辛普森，巴碧丽在案发前15小时的拒绝当然可以成为指控辛普森的证据，可以证明辛普森当天的思想状态。朗格警官告诉我，警察和检察官都没有意识到巴碧丽在1994年6月12日留言给辛普森。他说在凶案发生后一周左右，他对巴碧丽进行了电话访谈（巴碧丽身处佛罗里达），但是巴碧丽“非常害怕，不愿意合作”。在朗格警官坚持询问巴碧丽之后，辩方从伊藤法官那里拿到令状，要求对巴碧丽的任何询问都必须经过她的律师。后来巴碧丽的律师迈克尔•耐斯特（Michael Nasiter）通知朗格，巴碧丽不想接受询问。在加州的刑事诉讼中，控方无权要求法庭强制传讯证人，要求证人在审判之前做笔录。这与民事案件相反。控方只可能通过大陪审团实现此目的。在辛普森案审判之前，巴碧丽已经在大陪审团作证，但是这个程序进行的目的是检察官调查是否因考林斯在案发后的所作所为起诉他，检察官决定不予起诉考林斯。附带地说，辛普森在民事案件笔录中否认自己在案发当晚知道巴碧丽打分手电话给他，他说自己没有查阅留言。他明显忘记了自己在凶案发生后第二天，对朗格和范纳特警官说的话，独舞表演之后，我“打了好几次电话给她，但是她不在家。我留言给她，后来又检查有没有回复，但是没有”。

[28]罗伯特•里斯克和他的搭档特拉萨斯是最先到达现场的警察，他们在1994年6月13日零时15分到达现场，这也是凶案发生后两个小时。福尔曼和他的搭档菲利普斯在2时10分才到。

[29]辩方主张参与辛普森案件侦查的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察和雇员都陷害了辛普森或者掩盖陷害行为。克拉克向陪审团指出，如果辩方的指责是真的，那么福尔曼是唯一违反法律的人。但是她的观点过于薄弱，根本就没有提伪证罪可能面临的死刑。

[30]有些欧洲国家立法更加前卫，不允许家庭成员对被告人作不利证言。例如，德国纳粹党卫军臭名昭著的“死亡天使”约瑟夫•孟格尔（Joseph Mengele）在波兰杀害了约40万人，其中大部分都是犹太人。战争结束后，他的家人利用这条法律保护他长达三十多年，而政府也知道。按照规定，联邦德国政府无法起诉他的家人。

如果有读者对此感到诧异，实际上没有必要。这些欧洲国家只不过是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加以立法，这也是聪明的表现。法律意识到不能对道德进行立法，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法律都不应当摧毁人与人之间的爱。这种亲属关系是人类存在的基石，一旦没有这种关系，人类世界将会没有法律，也就没有今天的文明社会。换句话说，这些是没有写入课本的法律：法律、感情和感知都不应当违背人性，任何司法制度都不应当忽视这一点。

[31]我都不知道在六个月后，我在伦敦举行了对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模拟审判。我像以往一样，准备起诉他刺杀肯尼迪总统。英国电视台的21小时的模拟审判没有剧本，没有演员，法官、陪审团成员、证人、律师都是真的。

[32]曼森以及另外三名被告于1971年被判死刑。但是，1972年，美国最高法院在Furman v. Georgia,408 U.S.238案件中确定州法院判处死刑违宪。这个判决还有溯及力，因此他们后来都被改判为终身监禁。

[33]乔瑟夫伦理研究所（Josephson Ethic Institute）1996年2月的一项调查显示，47%的成年人承认他们会接受汽修工人给出的超范围保险索赔，65%的高中生在过去一年中有过作弊行为，调研人员说真实数字很可能超过90%。据估计超过90%的美国人在所得税事务中撒谎。

[34]译者注：暗讽这个人可能会偷走调羹。

[35]克拉克在发言中简要提到：凶案发生后的早上7时30分，“凯尔林看见辛普森家的门厅有血滴”。

[36]巴登作证说辛普森的一根手指上有轻微的伤口，但是没有说他在车上、家里和车道上流血。

[37]People v. Garcia,54 CA 3d 61 [1975].

[38]辛普森案的检察官的马虎、不精确和对事实的把握不足令人震惊，辩方几乎一直在指出他们错误地引用证据，有些陪审员已经对此毫不怀疑。克拉克错误引用证据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她在总结时告诉陪审团，妮克尔的两条颈动脉都被割开了，但是法医已经作证左侧颈动脉几乎被割开，右侧颈动脉仅仅受伤。克拉克还说：“夜里11时，司机艾伦•帕克和辛普森一起离开了辛普森家去机场，他看见辛普森的野马车停在家门口附近。”但是帕克的证言是，他根本没有注意辛普森的野马车是否停在家门口。至于辛普森在凶案发生当晚割伤手指，巴登医生作证说：“他回忆自己回到野马车取电话和其他东西的时候看到了血液……回去拿东西的时候可能被什么东西割伤了。”对此证言，克拉克对陪审团说：“因此，辛普森告诉巴登医生一个故事，‘我回到野马车，被刀片一样锋利的手机割伤了’。”（当然，如果克拉克把辛普森在凶案第二天的讯问笔录作为证据使用，她也就不需要这样取笑辛普森了。辛普森在讯问中说不知道是怎么弄伤手的）她告诉陪审团，所有比福尔曼先到达现场的警察都只看见一只手套，但是只有其中两名警察出庭作证。（她只传召两名警察出庭）在说到辛普森的体力优势让他可以压制两名被害人的时候，克拉克说罗纳德•高曼“只有5.5英尺高”，但是验尸官的报告显示高曼的身高是5.9英尺。

[39]据1995年9月30日的《洛杉矶时报》报道：洛杉矶当地的一名刑辩律师为科克伦准备了总结陈词的第一稿，科克伦又让不是辩护团成员的一名律师拟了一个提纲，让他帮忙起草。

[40]Malloy v. Hogan 378 U.S.1.

[41]去年，在英国议会中有一项讨论热烈的辩论，英国允许检察官从被告人拒绝作证作出对被告人不利的推断。

[42]Griffin v. California（380 U.S.609）.

[43]克拉克对蓄谋犯罪的主张很好：凶手到达现场的时候戴着手套、黑色帽子，手里面拿着刀。

[44]至于李昌钰找到的第三个鞋印，克拉克在总结陈述中说：“只有一个鞋印与辛普森的布鲁玛妮鞋印不匹配，那就是李昌钰在6月25日发现的。在此之前，有警察在犯罪现场走动。”即便是这枚鞋印，克拉克也没有提醒陪审团6月13日现场的照片中，并不存在这个鞋印，这说明这个鞋印并非凶案发生时留下来的。

[45]达登的例子毫无意义。辩方没有主张先到达现场的警察“草率判断”。他们是说朗格、范纳特、福尔曼和菲利普斯这些后到现场的警察“草率判断”。

[46]译者注：陪审团的拒绝（jury nullification）指陪审团故意拒绝接受证据或拒绝适用法律，因为陪审团欲对某些超出案件本身的社会问题传达某一信息，或者因为根据法律规定所得出的结果有违陪审团的正义感、道德感或公正感。

[47]当辩方主要专家证人李昌钰博士访问洛杉矶警察局实验室的时候，他没有戴头套和手套就处理各种证据。

[48]对于辩方的证据受到污染的说法，克拉克和达登在开庭陈述中没有明确提出观点。他们唯一的、间接的、难以让人满意的发言是克拉克作出的：“他们（辩方专家证人）应当到这里来，向大家展示为什么受到污染之后还可以检测出被告人的DNA，而不是用他们的可能性推测。”克拉克只在开庭陈述中对血液变质发表意见，发言的方式让人觉得这并非一个重要问题：“这样的话，一旦DNA变质，也不会转变成别人的DNA，而是检测不出结果。”对于这个问题，检察官只用了寥寥数语来应对，并且没有作任何附加说明。

[49]联邦调查局化学和毒物实验室主任罗格•马兹（Roger Martz）出庭作证，他的检验结果显示在后门和袜子上的血液中都不含有血液抗凝剂（EDTA）。血液抗凝剂的三项指标，只有两项呈阳性。他承认这两项指标与血液抗凝剂分子的物理属性一致，但是这也有可能与其他含血液抗凝剂物质的物理属性一致。就此问题，他也说许多事物中含有血液抗凝剂，他自己的检测结果显示，后门和袜子沾有的血液抗凝剂含量与一般的食物相一致。辩方的专家证人是费城的毒物化学专家弗瑞德里克•雷德（Fredric Reiders），他竟然没有对后门和袜子上面的血液的血液抗凝剂进行检验。他在作证时对马兹的证言进行评估，他认为马兹不应当放弃检测血液抗凝剂的第三项指标。后来马兹作证说，如果后门和袜子上的血液确实是后来洒上去的辛普森的血液，其中的血液抗凝剂浓度会是测量值的100倍到1 000倍。

[50]克拉克应当主张，由于辩方声称辛普森家中的手套不是辛普森的，辛普森没有戴过这只手套，辩方也没有说手套上存在抗凝血剂，那么后来抽取的辛普森的血液为什么会出现在手套上？难道是洛杉矶警察局陷害辛普森的人找到辛普森，并对他说：“辛普森，我们将要陷害你，但是我们得利用你的帮助。需要你的一些血液，你能帮我们吗？”然后辛普森就服从了？很明显，辛普森家中发现的血手套是辛普森在杀害两人过程中戴着的。

[51]罗克尼•哈蒙英曾经是越战老兵，现供职于奥克兰检察官办公室，在辛普森案中被借调担任负责DNA的检察官。他告诉我辩方使用两枚犯罪提取现场辛普森血液的棉签检验血液抗凝剂。他说贝勒大学（Baylor University）的凯文•巴拉德（Kevin Ballard）医生实施了检验，“由于辩方从来没有出示两枚棉签中的血液抗凝剂含量，我们只能认为巴拉德并未发现抗凝血剂”。哈蒙英还说巴拉德在有关抗凝血剂的庭审中一直在法庭中，但是辩方并未传召他出庭。

[52]我之所以说要“指出”这个明显事实，是因为虽然辩方暗示现场的血液是第三人的，但是辩方从未明确说出这个观点，因为他们并不希望陪审团关注究竟谁是第三人。由于除了辛普森之外，无人具备杀害两名被害人的动机，他们只想告诉陪审团，这些血液不是辛普森的，但是没有必要推算出这些血液究竟是谁的。控方在此问题上保持沉默，实际上是帮了辩方。

[53]这个传闻本身就模棱两可，达登的开庭陈述中对陪审团说：“我后面还有很多机会，我会说的。”

[54]克拉克和达登的开庭陈述明显准备不充分。克拉克说：“我想一下日期，我认为是1992年，哪一天来着……”（哪怕你检查一次，就会发现你没有日期，如果你自己没有时间，你可以让控诉团队里面其他24名检察官帮你）“首先，预谋犯罪。让我看一下。我认为就此要对陪审团说明。我们现在还没有，好吧，我以后会说。”“你们可能还记得我们听审过卢内•罗伯森（Luellen Robertson）的证言，由于我们还在找陪审团说明，我要说……”达登说：“下个月，我记得是2月了，好吧我不知道。”（达登在总结陈述中都没有发言稿？在陪审团面前信口开河？）

[55]知名辩护人史彭斯在他的畅销书《如何赢得辩论》（How to Argue and Win Every Time）中说：“我们把辩论观点几乎推倒重来，一遍一遍地修改。”

[56]我想起来在曼森案总结陈词中说的一些话，媒体将其称作“死亡名单”。每说一个名字，我就会停下来，陪审员就会想起这个人曾经是鲜活的生命。“夏朗•泰特（Sahron Tate）、阿比杰尔•福格（Abigail Folger）、佛伊泰克•福利考斯基（Voytek Frykowski）、杰•西布林（Jay Sebring）、史蒂芬•帕伦特（Steven Parent）、列侬•拉比安卡（Leno Labianca）、罗斯玛丽•拉比安卡（Rosemary Labianca）……这些人都已经不在人间，但是在坟墓中他们还在哀求正义。只有你们回到法庭，作出有罪判决，正义才会伸张！”

[57]“引线逐渐变短”，是达登开庭陈述的主要内容。他说自1985年，辛普森用棒球棍砸了妮克尔的车开始，这根引线就已经点燃了，引线持续燃烧，越来越短，直至最后杀死妮克尔。

[58]这也仅仅是我的推断，我不予评论。但是，我一直感觉到在凶案发生当晚的早些时候，辛普森和凯尔林去买汉堡的时候还不想杀死妮克尔。我的猜想是，辛普森已经数次想到杀死妮克尔，因此他才在1994年5月27日购买伪装用品，当时他的脑子里就有这个意思，只不过没有最终决定。我的另一个猜想是他在凶案发生前半个小时主动与妮克尔通了电话（因为他们的家相聚不到两英里，无需打付费电话）。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生了争吵，争吵点燃了辛普森心中的杀人怒火。应当知道，凶案发生后，警察于6月13日凌晨带着辛普森和妮克尔的两个孩子[9岁的悉尼•布鲁克（Sydney Brooke）和6岁的贾斯丁•莱恩（Justin Ryan）]去警察局，悉尼告诉警察她在卧室里面听到她的妈妈在电话里与人大声争吵。具体的时间未知，但是很有可能是晚上9时以后，因为妮克尔和她的孩子8时30分还没有离开梅扎卢纳（Mezzaluna）餐厅，妮克尔后来带着孩子去了冰激凌店，之后才回家。相信孩子们在凶案发生时已经睡着了。

[59]令人惊讶的是，此事没有全国的统计数据。我打电话给警察基金会、联邦调查局、国际警察局长协会以及像卡洛琳•布劳客（Carolyn Block）这样的知名犯罪统计学者，甚至是亚特兰大的全国犯罪预防与控制中心，都没有找到。我只找到了堪萨斯市的一份有关家庭不稳定和暴力犯罪关系的报告。这份报告显示：堪萨斯市警察局“警察到大约90%凶案被害人或嫌疑人的地址出警至少一次（1970年94.5%,1971年84.1%）”。还要提醒读者一下，1989年1月1日，警察到辛普森家中处理妮克尔的报警的时候，妮克尔之前已经有过9次911报警。

[60]陈旧模糊的陪审团指导应当摒弃。陪审员是认定事实的人，只有他们能够根据事实证明是否有罪。但是，有些事实对有罪判决是关键且必要的，难道这些事实不应当成为法律事实？（陪审团指导中，并未说明关键和必要的事实）如果这样，为什么法官不告诉陪审员这些事实是什么？在定罪之前，必须证明一些犯罪构成要件，而不是证明某些事实。糟糕的陪审团指导让辩护律师误导陪审团，正如申科的所作所为。

[61]辛普森案的陪审员库利和鲁宾•杰克逊解释了辛普森留在现场的血液问题，并且解释得非常好。鲁宾•杰克逊写道：“我内心毫不怀疑那些血液是辛普森的，但是这些血液已经严重变质，很有可能是凶案发生之前留下的。”1996年6月11日在《拉里•金直播》中，德肖维茨也表达了同样观点：有可能犯罪现场发现的血液是辛普森以前留下来的（1996年10月4日，科克伦在迈克尔•杰克逊电台推销他的书《通往正义之旅》时，对于观众的提问也作了上述回答）。不过，首先没有证据证明辛普森曾经在凶案现场流过血，因此这个推断毫无意义。实际上，在凶案发生后第二天辛普森对警察所作供述中，他告诉警察，自己最后一次到犯罪现场是一周以前，当时并未流血，也没有弄伤自己。除此以外，洛杉矶警察局的物证专家丹尼斯•冯在法庭作证时也说他在犯罪现场发现辛普森的五滴血从表面判断都是鲜血。血液还是红的，并且很容易就沾到棉签上。丹尼斯还说在当天晚些时候，那些没有被采集的血液就变成黑色的了。此外，即便是辛普森之前在犯罪现场流过血，傻子都不会相信他在妮克尔家中流血的地方，恰好是凶手血鞋印的左侧。辛普森案陪审员的推测十分荒谬，除此以外，这也是应当将辛普森口供作为证据使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他自己说上次在妮克尔家中的时候，自己并未流血。如果你是凶手，也能得到辛普森的同等待遇就太好了——不在法庭上作证，所有陪审团都为你开脱，作有利于你的解释。而本案中的检察官却没有把能够认定你有罪的证据向法庭出示。

[62]在《陪审团女团长》一书中，鲁宾•杰克逊写道：“有许多谜团尚未解开”，就好像检察官有义务为陪审团解开谜团一样。支持无罪判决的陪审团团长阿曼达•库利写道：“有许多问题并未解答。”

[63]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是如果你没有专门明确地向陪审团指出这个生活中的事实，有些人就会想不到。1995年12月20日的美国有线/卫星电视频道《辛普森案专题》中，辛普森案的陪审员尤兰达•克劳福德（Yolanda Crawford）说：“警察说他们在几周之后重返凶案现场，发现后门的血样已经不是它们之前那样了。”（克劳福德女士，事实并非如此。朗格、范纳特、里斯克、菲利普斯等几位警官出庭作证时，你在哪里？他们作证说自己在凶案发生当晚看到后门血液了？洛杉矶警察局的摄影师出示6月13日拍摄的照片时，你在哪里？实际上只有丹尼斯说过他没有看到那里有血液。）

[64]国家气象局的一名气象学者告诉我，当时洛杉矶市区的气温是华氏64度，按照他的估算，西洛杉矶的气温与海洋气温相近，将是华氏60度左右。

[65]应当将洛杉矶警察局对辛普森的讯问录音作为证据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范纳特警官讯问辛普森：“妮克尔有没有说她最近收到过什么威胁？有没有任何让她担忧孩子安全的事情？”辛普森回答：“来自谁的威胁？”“根本没有。”

[66]在主询问阶段，控方就应当将这些证据举出来。

[67]辩方举出在凶案现场有8枚不明身份的人的指纹。这些证据并非辩方找到的，而是洛杉矶警察局的指纹专家找到的。但是，即便如此，辩方也不能说有8名凶手，因为在现场只发现了一套血脚印，凶手还戴着手套，因此他不会留下指纹。因此，辩方律师提及此事，但是没有继续深挖。在凶案发生之后，许多警察前往现场，还有妮克尔的家中以前可能有别人去过，这些人都有可能留下指纹。

[68]辩方的理论是毒枭真的去杀害妮克尔的闺蜜费伊•雷斯尼克，但是误认为妮克尔是费伊，因为她们两人外表相似，就连头发颜色都一样。费伊身高矮了几英寸，有种异域长相，但是妮克尔并非异域长相。费伊在凶案发生之前，曾经与妮克尔短暂住在一起，但凶案发生前几天，就进入了戒毒所戒毒，辩方通过对朗格警官的交叉询问得到这一证据。辩方律师的理论毫无证据支持，他们认为可能是费伊欠了毒贩毒资，导致这场谋杀。由于这仅仅是一种猜想，伊藤法官不允许辩方在陪审团面前询问费伊。陪审团并未听说两名死者使用毒品，对于他们而言，哥伦比亚的大毒枭的说法过于惊奇。不过，这并非是典型的因毒品杀人案件。涉毒杀人一般都用枪。如果涉毒案件真的如此凶残（37刀），一般都是经过绑架和折磨，被害人都是重要人物，例如有竞争关系的毒贩，而不是一般的吸毒人员。

[69]在《陪审团女团长》一书中，卡丽•贝斯写道：“我经常祈求上帝帮助我。我一度在好奇，究竟我做得对不对？我应当是那个决定被告人有没有犯罪的人吗？我的祈祷得到了上帝的回应，因为我认识到我的决定是公正的。”

余论

辛普森案中出现了许多有趣的问题和重要事项，因而本书的结构很难构思。原本可以就此停笔，但是由于还有一些未尽事宜需要探讨，因此有必要在余论这一部分讲述这些事。其中有一些事项已经在我接受电话或电视采访时讲过了。

辛普森被判无罪是不是意味着辩护律师就可以被称作“梦之队”？

真相永远都是遥远的。事实上，仅仅是因为控方无能至极，科克伦、申科等律师才得以胜出。

整个案件的审判持续了近一年时间，我可以说没人能够举出律师的表现有可圈可点之处，但至少是让聪明的人觉得“律师确实有点水平”。在整个辩护团队中，我唯一认为比较不错的就是贝利律师的交叉询问。贝利的交叉询问效率不高、准备不足，但是他能够设置很多技巧性很强的问题。

其他律师的交叉询问都十分老套、缺乏新意：他们都是按照惯例从控方证人口中套出有利于辩方的证言（控方对辩方证人亦然）；再用证人的前后不一、相互矛盾的证言来质疑其可信性；说明证人存在偏见或者与案件存在利益关联，以此说明证人不可靠，等等。这些做法十分有效，但是毫无技术含量。这是最基础、最初级的交叉询问手法，大部分的辩护律师都难以逾越。交叉询问是一门失传的技艺，可能在全美国都没有几个律师具备令人仰慕的交叉询问技巧。

一个有技巧的交叉询问应当体现在问题的本质和构成上，问题一环扣一环，否则证人必须被迫说一些不着边际、荒谬至极的证言。另一种是通过事先发问，堵住证人的所有退路，最后抛出关键问题，证人无路可逃，无法为自己的言行寻找其他合理解释。

很难用一两段文字来描述这种交叉询问。但是我还要尝试举例论证。在举例之前，我要探讨一下如何使用“为什么”来发问，这也是我在交叉询问过程中使用的技术。实际上，所有的人自孩提时代就经常询问别人。主要就是一直用“为什么”和“怎么会”。[1]这两个问题。丈夫问妻子：“既然你们8时就开好会了，为什么你10时才回来？”女孩对男孩说：“你说过你很爱我，那你怎么不邀请我跳舞？”讽刺的是，这种最原始、最本真，也是最为常见的交叉询问手法早已被律师抛弃。1903年，弗兰西斯•威尔曼出版了一本经典著作《交叉询问的艺术》（The Art of Cross-Examination），提倡所有律师不要询问证人为什么做了或没有做律师认为不可思议的事情。路易斯•奈泽在《我的法庭生涯》（My Life in Court）一书中写道：“如果一个发问者在交叉询问中问了‘为什么’，那么他就存在问题。”原因是“为什么”这个问题让证人获得了解释自己行为空间，通过这种做法，证人可以给出他的解释，很有可能会对发问者不利。

不可否认，在小说或影视剧中第一个或第二个问题就面临巨大压力，但是现实中的证人并非如此，他们往往十分圆滑。当他们在证人席上被逼到死角，受到羞耻心的折磨的时候，就会快速思考。教科书中记载的经典交叉询问都是在法庭上多年大浪淘沙剩下来的，实际上很少有尖锐犀利的交叉询问，更不要说能够完全摧毁证人意志的交叉询问了。一般而言，证人也就是心理受到点伤害而已，根本就难以达到摧毁意志的程度。由于某些原因，律师或检察官在法庭上面对的证人基本上都是很难对付的。只有当证人无路可逃的时候，他们才会说实话。

如果我意识到我面对的证人在说谎，我一般都会知道在特定情形下，他就无法说谎，不得不说实话。通常我都会有一些他没有的证据。以此来说明他没讲真话，我一般会用以下手段堵住他的后路。首先，我会问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汇总起来能够说明他会采取特定的行动，或者如何应对。那么我就会问在这件事中承担何种角色，随后就问他“为什么”。证人会有一些在同等条件下异于常人的行为，如果证人无法解释这些异常行为，那么陪审团通常会对证人的证言存疑。请注意，我问的“为什么”和其他发问方法至少存在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让证人先说话。在李•贝利的畅销书《辩护不止》（The Defense Never Rests）中对此发表过看法。他说：“在交叉询问中，律师最常见的错误就是在证人发表意见之前，马上开始攻击证人。这通常会让证人轻易脱逃。”

我在《至死不分离》这本书中讲述了两起凶杀案件，都是涉及最应当被谴责的犯罪动机——谋财。正如戴蒙•鲁尼恩（Demon Runyon）曾说过的，这两起案件都是最恶劣的。这两起凶杀案件都是间接证据案件，与詹姆斯•凯茵（James Cain）的小说《双重赔偿》（Double Indemnity）的案情极为相似。但是《纽约日报》（New York Daily News）认为这两起真实案件让凯茵的小说读起来更像一个完整、奋斗的成功故事。在第二起案件中，我起诉曾经担任过洛杉矶警察的艾伦（Alan）谋杀了妻子朱蒂（Judy）。但是辩护律师举出的证据证明在朱蒂遇害的当晚，两个朋友——达瑞尔•洛特夫妇（Mr.and Mrs.Daryl Lott）拜访了朱蒂家，这两个朋友都证明当时朱蒂孤身一人，随身带着一把枪，因为朱蒂非常害怕她的前男友回来找她。律师在有意暗示朱蒂的前男友才是真凶。我一开始问了证人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汇总在一起表明他将会采取一些行动，然后我又问他们当时究竟做了什么，并且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我开始问案发当晚，究竟洛特夫妇有没有拜访朱蒂家，他们都声称确实如此。情况并不复杂也不离奇。但是，无论检察官或律师是多么聪明，如果在交叉询问之前没有作详细准备，堵住所有可能的退路，证人就会蒙混过关。

问题：洛特先生，按照你的说法，你在4月19日周五晚上11时左右拜访了在艾伦和朱蒂家，你怎么会突然拜访他们？

回答：我也不知道。我也是一时兴起，然后就去他们家打个招呼。

问题：据我所知，你和艾伦的关系比你和朱蒂的关系更近，对不对？

回答：好吧，其实我认识艾伦的时间更久。

问题：在你的心里面，有没有觉得你和艾伦的关系更近？

回答：没有。

问题：前几个周五的晚上，你都去光顾艾伦开的大公爵酒吧（Grand Duke Bar），对不对？

回答：是的。

问题：在一般情况下，艾伦的酒吧几点打烊？

回答：凌晨2时。

问题：4月19日那天，也是周五。你认为艾伦会在家里面吗？还是在酒吧？

回答：我不知道。

问题：大公爵酒吧和艾伦夫妇的家离得很近，对不对？

回答：是的。

问题：如果先去大公爵酒吧，再去他们的家中，是否顺路？

回答：顺路。

问题：你去朱蒂家之前，有没有先到大公爵酒吧看一下艾伦在不在？

回答：没有，我们没有这么做。

问题：你们没有这么做，是否有什么原因？

回答：没有原因。

由于证人的行为讲不通，他也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在交叉询问过程中，自然让人揣测：案发之前，他根本就没有去被害人家中拜访。

我们再回到辛普森案中律师的交叉询问。血液的DNA检测是一项十分复杂的技术，生物分子、基因和统计数据等都会让人迷惑不堪。这是相对新颖的领域，美国很少有律师能够具备相应专长。巴里•申科和彼得•诺伊菲尔德是为数不多的具备DNA技术专长的律师。夏皮尔在组织律师为辛普森辩护时，认为有必要专门聘请具备DNA技术专长的律师来处理相关事宜。申科和诺伊菲尔德都证明了自己具备这项专长。他们不仅证明自己对于DNA技术了如指掌，还能有效地利用这些技术进行交叉询问。但是，有效和有技巧是两件事情，媒体在报道时往往将其混淆。

我可以举个例子。在辛普森案的大陪审团审判时，洛杉矶警察局的物证专家丹尼斯•冯作证说他自己（而不是他的同事安德烈亚•马佐拉）采集了凶案现场和辛普森家中的大部分血液证据。但是，交叉询问时申科播放了一段马佐拉收集血液的视频（这段视频是控方在证据开示阶段提供的证据的一部分）。与之类似，丹尼斯•冯在交叉询问时还向申科作证说，1994年1月13日（案发后第二天），在辛普森的家中，范纳特警官递给他一个信封，里面装的是当天从辛普森身上采集的血液，然后他带着这个信封回到了物证采集车上面了。然而申科又播放了一段视频，显示丹尼斯•冯回到物证采集车上面，但是手里面空空如也（丹尼斯•冯忘记了马佐拉已经把信封放到车上了）。[2]还有一次，丹尼斯•冯作证说在法医离开凶案现场之前，他和马佐拉没有采集证据，但是申科的另外一段视频却推翻了他的说法：

申科：视频中是马佐拉女士正在把帽子放到物证袋里吗？

丹尼斯：是。

申科：你看到身着蓝色衣服的雅各布（Jacobo）法医了吗？

丹尼斯：看到了。

申科：你看到了蓝色裤子了吗？

丹尼斯：看到了。

申科：这个人是雅各布，对吗？

丹尼斯：看起来是的，对的！

申科：因此，你们在法医离开现场之前就已经开始收集物证了？

丹尼斯：是的。

申科：那你之前的证言是假的？

丹尼斯：我当时的记忆是那样的。

申科在每一个环节都用视频来驳斥丹尼斯的证言。在交叉询问中，这种做法十分有效，但是毫无技术含量。我的意思是，普通人也能这么做。如果你手里面有视频可以驳斥证人的证言，你当然会拿出来了。这个案件中有没有优异的交叉询问？如果你手里面有支持自己的视频，但是你却未能成功地用它质疑证人证言，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对于申科质疑丹尼斯的做法，媒体不应当大加赞扬。评论员们却认为这是他们见识过的最好的交叉询问。对于他们而言，如果马龙•白兰度表达自己对申科有多么的印象深刻，这就会成为官方说法。巴里•申科就成为了一位伟大的交叉询问律师。

虽然辩护律师赚了辛普森数百万美元，他们也有大把时间，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庭外询问大部分控方证人，而是依据控方开示的证人证言进行辩护。恐怕没有其他事更能说明几名主要辩护律师（除了DNA律师）的不称职了。这种做法极为不称职！在交叉询问过程中，他们经常会得到不满意的答案。这让我感觉到他们并没有在庭外询问控方的证人。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他们也不会问出那些问题。同样，在他们试图使用证言前后不一、相互矛盾来质疑证人的时候，他们一直都在引用控方提供的证言，而不是说：“你上次不是告诉我……”“难道你上次不是对我们调查员这么说的……”

几乎从案件的开始阶段（即便是福尔曼的录音带被发现之前），福尔曼一直都是辩方律师花了几个月时间交流的主要证人，认为他把手套放在辛普森家中，吹嘘辩护律师能够在交叉询问中攻破福尔曼。我问过福尔曼的律师罗伯特•托特洛特（Robert Tourtelot）：对福尔曼进行交叉询问的律师贝利是否在庭外询问过福尔曼？他说：没有。他是否想要询问福尔曼？他回答：也没有。辩护团队中有没有其他人（包括调查员）在庭外询问过或者试图询问福尔曼？他回答：更没有。你能够想象得到吗？贝利律师仅仅在庭审中询问过几个证人，他完全有时间在庭外询问他们，以此准备庭审。但是，在交叉询问之前，他根本就没有询问福尔曼。朗格警官告诉我，在法庭上对他进行交叉询问之前，科克伦也没有在庭外询问过他。在交叉询问之前，夏皮尔律师也没有询问过范纳特警官（科克伦和夏皮尔甚至都没有要求询问他们）。辩方律师不仅没有在庭外询问警察，甚至连许多普通证人也没有询问。我与艾伦•帕克的母亲文迪•帕特南•帕克（Wendy Putnam Park）核实过（帕克女士自己就是一名律师，在整个诉讼中代理艾伦•帕克），她说科克伦在交叉询问之前从来没有询问过艾伦•帕克。只有一次法庭开庭间隙的时候，科克伦和她的儿子在法院走道上聊了几句。

事先询问对方的证人是高效进行交叉询问的关键要素。如果他们的证言与庭审中的证言不一样，你就获得了更多质疑证人的内容。即便他们是对方的证人，如果你多次询问他们，你会得到对己方有利的信息。

我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过，辩方律师没有在庭外询问大部分控方证人。有一些律师打过电话给我，他们认为虽然他们不知道一般的证人会如何反应，但是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察们不会同意接受辩护律师的讯问。这些律师只不过确认了自己的无能罢了。第一，任何自信的警察都会接受询问。更重要的是，由于辛普森的辩护律师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警察陷害了辛普森。如果辩护律师真的要询问警察，他们恐怕自己都祈求警察拒绝接受询问。因为在交叉询问时，辩护律师对陪审团主张警察拒绝接受庭外询问是歧视辛普森的表现，那他们就有了一项可以间接证明警察陷害辛普森的证据了。但是，最终的结果证明，鉴于辛普森案中的陪审团和检察官的实际情况，辩护律师根本就不需要这样的证据，只不过在当时他们不知道而已。

没有一位评论员提到辩护律师没有在庭外询问控方证人这件事。他们之所以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无疑是因为他们自己办理案件时也不会询问对方的证人。因此，他们认为辛普森的律师没有在庭外询问证人也很正常。就连格里•史彭斯这样的著名律师也不常在庭外询问控方证人。要知道在伦敦的对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进行即兴模拟审判时，我和他曾经共事五个月，他的律师事务所里面有两名律师协助他，无论是史彭斯本人还是他的助手，都从来没有在庭外询问过我方证人。但是，我却在庭外询问了他的所有证人，有些证人我甚至询问了三四次。在我的上一部实案著作《大海倾诉》中的杀害两人的案件中，主诉检察官是檀香山检察官办公室的公诉主任，他从来都没有询问过我方证人，但是我询问了（或者试图询问）控方的所有证人。

“梦之队”中的几名主要律师（除了专攻DNA的律师）的平庸和无能之处很多。另一个例子是卡托•凯尔林作证时说在凶案发生当晚的11时左右，他在为辛普森往车上搬运五件行李，最小的一件行李放在车道旁边。[3]当他拿起最小的一件行李的时候，辛普森让他不要动那件行李，辛普森自己会处理。司机艾伦•帕克的证言印证了凯尔林的证言，他说他听到辛普森对凯尔林说：“不要动。就这样吧，我来拿这件行李。”这件行李是辛普森要求凯尔林不要动的唯一一件行李，控方自然而然地认为这件行李中放了血衣和杀人凶器。

如果控方的假设是正确的（实际上基本正确），这件行李下落不明对辩方极其不利。但是，这几名所谓的“花钱能够聘请到的最佳律师”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自己把情况弄得更加糟糕，他们自己让陪审团注意到还有一件行李失踪了。在科克伦的要求下，辩护律师把五件行李拿到法庭出示给司机和另外一名证人。他们拿到了一个高尔夫球袋、一个路易斯威登的行李包、两个黑色帆布包还有一个黑色小包。[4]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黑色小包是全新的，上面还有吊牌和钥匙。科克伦和他的“梦之队”连吊牌都没有拿去，就让司机和另外一名证人来辨认这个小包是否是辛普森离奇失踪的包，也即辛普森在案发当晚极力掩饰的黑色小包。由于这种做法太过露骨，行为过于拙劣，伊藤法官甚至都不允许辩方律师向证人展示这个包（辩护律师后来向证人展示了其他四件行李，虽然证人没有作出肯定答复，但是他们表示这四件行李与他们在案发当晚看到的辛普森随身携带的行李相似）。

克拉克向陪审团提出了这个问题，她询问司机辛普森阻止凯尔林搬动的包是否在科克伦展示的四件行李中。只有凯尔林和司机在证言中提到了那个黑色小包，陪审团却没有看到这个黑色小包，因此他们很容易将这一事实抛之脑后。但是辩护律师却向陪审团展示了其他四件行李，唯独缺少这个黑色小包，那么陪审团自然而然地会想起来还有一个黑色小包，并且将其视为重要问题。辩方律师试图辩解，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说不清黑色小包的去处。这就是那些收费数百万美元的所谓“梦之队”的律师们，即便是一个法律援助的律师也不会把事情搞成这样。

再看一下各位律师的表现，我不得不说至少是在总结陈词之前，我对科克伦很失望。科克伦是一名十分聪慧、经验丰富的诉讼律师，我对他怀有很多期待。

让我们从开场陈述开始。对于诉讼律师而言，除了证据之外，没有什么比律师的可信度更重要的了。因为一旦律师取得了陪审团的信任，陪审团就更有可能按照律师的思路来思考。在开场陈述时，不能让自己的说法到最后无法兑现，出现矛盾。在庭审开始时，科克伦就做了几件可能会毁损自己在陪审团心目中可信度的事情。之所以他的可信度未受损毁，是因为陪审员头脑不够清醒，但这不能成为为科克伦的行为辩护的理由。究竟是什么样的律师会让伊藤法官告诉陪审团律师的开场陈述不合规？[科克伦在开场陈述中提到了十四名证人的证言和证人的名字，但是他并没有依《加州证据开示法》（California's Reciprocal Discovery Law）在证据开示阶段公开这些证言。][5]

什么样的律师会在开场陈述时向陪审团作出大量的承诺，而他自己也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有些承诺根本无法实现？开场陈述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不要妄自许诺。不要对陪审团承诺能够证明可能无法证明的事情。必须要十分谨慎，因此开场陈述不能和日后的庭审矛盾。在总结陈词阶段，一方向陪审团指出对方未能完成在开场陈述时承诺做到的事，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攻击手段（达登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好，虽然这对陪审团没有用，但是并不说明科克伦就没有问题）。这会毁损律师在陪审团心目中的可信度，最终对整个辩护都有不利影响。

科克伦在开场陈述中提到了多名证人，但是他并未传召这些证人出庭作证。他说有一名名叫玛丽•安•戈卡斯（Mary Anne Gerchas）的证人可以证明她看到头戴编织帽的四名男子（两名拉美裔和两名高加索人）开车加速离开凶案现场。他还说另外心理学界公认的受虐女性综合症权威列侬•沃克（Lenore Walker）可以证明辛普森不符合施暴者的特征。科克伦在开场陈述时说辛普森邻居家的女佣洛萨•洛普兹可以证明案发时辛普森的野马车一直停在家中，这名女佣还听到凌晨2时30分至3时辛普森家里面有男人交谈（控辩双方都承认辛普森在晚上11时就离开家了）。在庭审中，科克伦和其他律师并未传召这些证人出庭作证。如果科克伦根本就没有打算传召这些证人，那么他为什么要在开场陈述中引用这些毫无可信度的证人证言？这会对他自己的可信度产生何种影响？

例如，1995年1月27日的《今日美国》就刊登了以下内容：

洛萨•洛普兹是辛普森邻居家的女佣，据说她可以为辛普森提供不在现场的证据。但是，她有一个问题：就连小报《美国探寻》（National Enquirer）都认为她不可信。[6]主编史蒂夫•科斯（Steve Cos）写道：“洛普兹都没有达到我们要求的可信程度。她提供的信息十分荒唐可笑。”辩护律师说案发当晚10时15分，洛普兹看到了辛普森的野马车停在房子外面，这个时间也是控方主张的案发时间。辩方说他们把这个信息告诉了福尔曼，但是福尔曼却把这个消息压下来了。辛普森案的编辑戴维•派瑞尔（David Perel）写道：洛普兹对《美国探寻》可不是这么说的，她一直坚持两件事：案发当晚，她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听见。凶案发生之前，辛普森家里在举办派对，“许多小朋友（辛普森的儿子贾森的朋友）都来参加了”。最终证明，根本就没有什么派对。

科克伦所说的另一名证人玛丽•安•戈卡斯身背34起诉讼，许多案件都是起诉她诈骗或拒付账单。

实际上，在科克伦发表开场陈述的10—15分钟，我就已经明确意识到科克伦是一名平庸的辩护律师。科克伦告诉陪审员，他们必须依据事实和证据作出判决，而不是仅凭推测和臆断，听到这句话时，我已经在心里暗自发笑。科克伦只顾发表意见但是不知所云，因为他说的这句话本该是检察官说的。这起案件中，根本就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辛普森是清白无辜的，他还能对陪审团这么说。只有陪审团可以依据推测，而不是证据和事实作出判决，辩方才有机会获胜。我的意思是辩方根本没有任何对自己有利的证据。

科克伦在开场陈述中不可思议地告诉陪审团，辛普森患有严重关节炎，在凶案发生当天，他的关节痛得使他连纸牌都拿不起来。但是，他随后又告诉陪审团，案发时，辛普森正在家里打高尔夫球。除了这种相互矛盾的陈述之外，难道科克伦忘记了辛普森对司机说案发时他正在睡觉？[7]凶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察讯问案发时他在干什么，他既没有说自己在打高尔夫球，也没有说自己在睡觉。

随后，科克伦告诉陪审团：“他们必须决定辛普森是否有罪。”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陪审团只需决定控方的指控是否排除了合理怀疑。进一步讲，科克伦的表述实际上对辩方不利。[8]因为对于控方而言，如果陪审团只需要在有罪和无罪之间选择，证明辛普森有罪更加容易。而控方不仅仅要证明辛普森有罪，还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辛普森有罪。当科克伦说出那些话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他甚至都没有掌握刑事审判的基本规则：只有在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才能判决被告人有罪。他明显知道这个规则，但是理解得不够深入，否则他也不会那么说了。你可以说有罪或无罪，但是千万不要让陪审团来解决有罪或无罪问题。

1981年，我撰写过一篇文章《无罪和无辜——合理怀疑的衍生问题》（Not Guilty and Innocent—The Problem Children of Reasonable Doubt）。[9][虽然有关此话题的所有内容都有文章著述，但是我写的内容还没有人论述过。至少在法律期刊索引或刑事司法期刊索引（Legal Periodicals or the Criminal Justice Periodicals Index）中没有找到。]这篇文章专门论述了“无罪和无辜”之间的主要区别：要确定一个人有罪，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程度。但是，这一空洞的论述究竟有何具体内涵？

丘吉尔有一次对苏联说过：“合理怀疑原则是层层迷雾下的难解之谜。”证据法权威专家威格摩尔（Wigmore）说合理怀疑是“难以捉摸、难以界定的意识状态”。另一位证据法权威专家E．摩根（E. Morgan）说：“所有界定合理怀疑的努力都只会让其更加模棱两可，而不会澄清这一概念。”但是，合理怀疑的精髓都隐含在以下内容中：陪审团在相信被告人绝非无辜的情形下，也可以判处被告人无罪。即便陪审团认为被告人有罪，但是这种信念并不强烈，那么也应当判处被告人无罪。在美国联邦法庭中，法官要求陪审团只有在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形下，才能判决被告人有罪。但是，在同一个要求中[德威特（Devitt）和布莱克马尔（Blackmar）所著的《联邦刑事法庭陪审团指引》（Federal Oriminal Jury Instructions）第11条第6款]，法官告诉陪审团：“你们是来决定被告人是有罪还是无辜的。”这两种表述并不一致。根据现行法律，不应当提出第二个要求，因为刑事审判的目的并非决定被告人是有罪还是无辜这一实体问题。然而，即便是美国最高法院在案件中也不断地使用这种表述方式，错误地、失准地界定刑事审判中陪审团的作用。[10]更不用说各个州法院、县法院和地区法院了。[11]即便是刑事法律权威，他们也会犯下同样的错误。[12]

在普通人看来，“无罪”和“无辜”是同义词。但是在美国的法学理论中，它们并非同义词。“无罪”仅指陪审团认为在法律上控方的有罪证明没有达到证明标准，而不是被告人“无辜”。而被告人有罪或无辜是刑事审判中最重要的道德问题，最终需要陪审团来决定的问题是控方对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是否达到了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如果陪审团没有充分理解这个重要区别，那么陪审团的功能很有可能受损。

深入美国人内心的是“有罪或无辜”这一对错误概念，而不是“有罪或无罪”这一对正确概念。虽然我们不知道这种错误观念源自何时，但是它的生命力十分顽强，毫无退出历史舞台的迹象。就连最高法院都开始接受这种错误概念。

当陪审团在判决的时候，媒体报道会说：“他们正在确定被告人有罪还是无辜。”在小说、电影和电视节目中也同样如此。在这些信息的不断刺激下，许多陪审员开始相信他们的首要职责是决定“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还是没有实施犯罪”，而不是决定“控方的有罪证明是否达到证明标准”。这并非是在争论究竟有罪或无辜是否应当成为刑事审判的焦点，其中还暗含了许多哲学和社会学的考量。但是，由于陪审团没有得到正确的指导，美国数以千计的被告人将会在受误导的陪审团面前接受刑事审判。

美国的法院非但没有清晰准确地消除陪审员的错误理解，还不断地重复这一错误概念。甚至有一些检察官都与法官一起使用“有罪或无辜”这种说法。达登在辛普森案中就这么做了。所有地方的辩护律师都像科克伦一样，向陪审团主张控方应当对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但是马上又开始说，“现在，由你们来决定我的当事人究竟是有罪还是无辜的……”实际上，美国诉讼律师协会的教科书中也是这么论述的：“决定被告人是有罪还是无辜，这是陪审团的核心任务，也是司法体制的核心。”[13]

在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谋杀案件中，主辩律师甚至都没有牢固掌握刑事审判的基本问题——排除合理怀疑原则。重申一遍，他明显知道这个原则，但是理解得不够深入，否则他也不会那么说了。他对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掌握程度并不比其他律师深入透彻。荷兰神学家威廉•韦斯特•霍福特（Willem Visser't Hooft）在另一种语境中形容过了：“知与不知之间。”

在开场陈述中，律师只能告诉陪审团他认为证据的证明对象是什么，而不能说根据证据推断。然而，科克伦在开场陈述中一直在不恰当地发表意见。他的意见不断地违反规则，还多次提到了他早已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在审判中提到的事项，检察官威廉•霍德曼被迫多次反对他的发言。温文尔雅的霍德曼对伊藤说：“辩方严重歧视控方。这种行为让人愤怒不已，令人难以置信。”实际上，霍德曼十分沮丧，当天就住进了医院，再也没有作为检察官出庭，但是他还是在幕后工作。

克拉克在开场陈述中这样描述科克伦：“仔细衡量过自己的不当行为可能会带来的利弊。这种做法让人愤怒和不齿，这种手段十分低劣。”[14]“科克伦的行为极端恶劣，故意玩弄法律。”检察官要求伊藤法官延期一个月审理，原因是科克伦在开场陈述中的发言存在问题，辩护律师提到的许多证人的身份和证言内容事先并未披露。伊藤没有批准控方的请求，但是鉴于科克伦行为不当，伊藤特别允许克拉克再作五分钟的开场陈述，来回应科克伦的不当言论。

科克伦在庭审中的交叉询问是我能够想得到的最小儿科的手法。他的表现过于平庸，我在观看他的交叉询问的时候，一直想不明白一名从业32年的诉讼律师，为什么连最基本的交叉询问技巧都未学到。他的交叉询问既没有杀伤力，还暴露了准备不足、才智有限和问题模糊的缺点。在对控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时，他仅仅是从控方证人口中获得对辩方有利的信息。这种手段十分重要，但十分低级。

有些媒体用伶牙俐齿、能言善辩来形容科克伦。实际上，他根本与这两个评价差得很远。媒体也就是在信口开河罢了，自古以来他们就会毫无意识地吹捧刑辩律师。他们一想到律师，脑海里面马上就浮现出伶牙俐齿、能言善辩这两个词。

媒体还用“灵活”来形容科克伦，记者们用这个词来赞扬科克伦，但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对诉讼律师而言，“灵活”是一个贬义词。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灵活”意味着不诚实、不真诚。但是，诉讼律师原本应当赢得陪审团的信任，建立自己的可信度。“灵活”对于运动员是一个褒义词，但是对律师并非褒义词。我不知道辛普森案中的黑人陪审员是如何看待科克伦的，但是对我而言（纯粹主观意见，可能我也是错的），他的表现就像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律师，绝非真诚奉献的律师。实际上，在我认识的所有辩护律师中，他是最不真诚的。

科克伦在对辩方证人进行直接询问时，他的表现更为糟糕，连表现平平都算不上。实际上他传召的几名证人的证言对控方更加有利。

例如，科克伦传召证人罗伯特•海德斯特出庭，证明其看到了一辆白色SUV离开了犯罪现场，他还认为这是一辆福特野马车。科克伦确实从海德斯特口中得到了他想要的证言——在案发当晚10时35分左右听到了妮克尔的秋田犬开始狂吠。这个时间比控方证人描述的时间要晚20分钟。但是，海德斯特自己也说他也不确定这个时间。后来，海德斯特在交叉询问时承认他一般是晚上10时开始遛狗，如果他在案发当晚也是这个时间遛狗的话，那么他听到秋田犬狂吠的时间就是10时15分左右，这与其他证人描述的时间相吻合。

辛普森在案发前一个月为花花公子公司录制了一段运动视频。这段视频是控方提交的，但是辩方却要求传召视频的制作人出庭作证。由于陪审团已经清楚地知道辛普森的灵活性已经不是很好，科克伦（想要证明辛普森身体虚弱，无法杀人）传召了视频的制作人理查德•沃尔什（Richard Walsh）出庭，证明辛普森缺少活动能力，在视频录制过程中，辛普森不得不坐在椅子上敷冰块。但是，控方的交叉询问中，沃尔什说拍摄视频花了大约15个小时，一天就拍好了，辛普森的经历丰富、十分果断，可以连续数分钟剧烈运动，根本就不需要休息。他还作证说，辛普森的体力要比他想象的好太多。他说，辛普森在拍摄拳击镜头时，跟他讲过两次话，暗示打拳击的感觉就像揍自己的老婆一样。其中一次的原话是“如果你对自己的老婆也这样，你就获得了自己的地位。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那就会知道这招有用”。

问题在于，即便是一名毫无经验的律师，也不会传召这样的证人出庭作证，但是科克伦做到了。

每次我看到科克伦开庭，就会发现他准备不足。事先准备是成功的诉讼律师最为重要的素质。辩护律师认为能够证明洛杉矶警察局陷害辛普森的证据就是血袜子，这双袜子是1994年6月13日在辛普森卧室里发现的（有人发现辛普森在飞往芝加哥的航班上没有穿袜子）。由于这双袜子上面沾有妮克尔和辛普森的血液，袜子已经发黑。洛杉矶警察局的物证专家一开始并没有看到血液。[15]物证专家丹尼斯证明他在6月13日下午4时30分左右提取到这双袜子，但是洛杉矶警察局的摄影师威利•福特却说他在下午4时12分拍摄了辛普森的卧室（这么做是为了防止有人投诉警察偷走或者毁坏了财物），但是他没有见到这双袜子。辩护律师因此认为警察在拍摄完卧室之后，把袜子放在卧室。

但是在交叉询问环节，福特承认丹尼斯要求他在丹尼斯搜查完毕，并且提取所有证据之后再录像（提取的证据包括袜子，因此福特和丹尼斯都没有任何问题）。然而，辩方律师仍然将福特吹嘘为可以证明警察阴谋的主要证人，主张警察陷害了辛普森，既然4时12分的时候没有袜子，那么这双袜子一定是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察放在那里的。

还有其他证据证明那双袜子并非洛杉矶警察局在福特拍完录像之后放在辛普森的卧室里的。科克伦传召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察阿德尔伯特•路博（Adelberto Luper）出庭就搜查辛普森家的事情作证，路博证明他在当天12时30分的时候就已看到了那双袜子，确认了这双袜子一直在辛普森的卧室里，而不是在福特拍完录像后才被放在卧室的。1995年12月26日，我打电话给路博，询问科克伦是否在庭外询问过他。他说：“没有。在我出庭作证几分钟之前，他在法院的走廊找到了我，对我说了他想要询问的问题。”

科克伦没有在庭外询问大部分的控方证人，这是一个糟糕的问题。但是，他甚至连辩方证人都没有询问？如果我进行了深入调查，可能会发现除了路博之外还有其他辩方证人也是如此。即便是在简单的酒驾案件或盗窃案件中，检察官或律师在准备庭审时必须询问自己这一方传召的证人，核实证人证言。因为你必须要知道证言内容是什么，他们能够证明什么。但是，“世纪审判”中的“梦之队”却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直接就叫证人出庭作证。

控辩双方都拿到了对方的证人名单，因此检察官也知道路博将会出庭作证。但是，路博告诉我检察官办公室也没有人在庭外询问过他。控辩双方对于“世纪审判”中的关键证人的证言一无所知。路博告诉我，一般而言律师都需要警察提供一份报告，但是他这次也没有准备。

简要说一下另外两名主要辩护律师夏皮尔和贝利。我不得不说夏皮尔的表现出乎我的意料，明显好过我的预期。虽然他并非法律界的大佬，但是他证明了自己的庭审驾驭能力，在法庭上表现很好。虽然他仅负责部分交叉询问，但是他知道自己想要从这些证人口中得到什么，问题也很巧妙。

但是，他对自己传召的证人的处理甚至比科克伦更差。他传召了罗伯特•威曾格（Robert Huizenga）医生，证明辛普森患有严重关节炎，这使得他无法实施谋杀行为。威曾格医生曾经担任洛杉矶突袭者队（Los Angeles Raiders）的队医，1994年6月15日（案发3天后），夏皮尔要求他为辛普森检查身体。威曾格医生证明他的检查结果显示辛普森患有严重关节炎，虽然他看起来很强壮，但实际上他已经老化得很严重了。在交叉询问环节，检察官为威曾格医生播放的运动视频显示辛普森身体保持得很好。夏皮尔传召威曾格出庭，原本是要证明辛普森身体虚弱，无法杀人，但是最终证明的对象却与之相反。在交叉询问环节，威曾格医生承认辛普森的体力足以杀害罗纳德和妮克尔。

但是，更加糟糕的情况是，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察由于疏忽大意，没有仔细检查辛普森手上的所有伤口，也没有对其拍照，在控方举证阶段，检察官告诉陪审团辛普森的左手中指有两处伤口，较深的是鱼钩状的伤口，长度约0.75英寸。此外，警察仅仅拍下了比较深的那个伤口。但是，对此根本不用担心。夏皮尔在询问辩方证人威曾格医生时，第一次向法庭提出辛普森还有另外两处伤口，而警察和检察官都没有注意到：左手无名指有一个严重的锯齿状伤口，右手无名指上有一个微小的伤口。此外，夏皮尔还帮了控方一把，提出辛普森左手上面共有七处表皮脱落或淤青。夏皮尔出庭的第一天，就提供了辛普森手上的四处伤口和七处擦伤的照片（正如前文所述，并未提及这些伤口的血液问题，也没有涉及这些伤口是何时形成的）。[16]即便是普通人也为之震惊。多年以来，我一直都把刑辩律师称作“专业掘墓人”，即便是在全国知名案件中的一些高薪聘请的律师也难免如此。律师们带着“锃锃发亮的铲子”亲自在法庭上埋葬自己的当事人。在有些案件中，如果律师坐在那里保持沉默，那么被告人的下场会好很多，这句话并非戏言。许多书里都记载了律师给被告人造成的法律灾难，远远比夏皮尔处理威曾格产生的问题要严重得多。

多年以来，李•贝利和旧金山的梅尔文•贝里二人一直都是闻名全美的诉讼律师。贝利和爱德华•班尼特•威廉（Edward Bennett Williams）被视为全美最佳刑辩律师。自从输掉了帕蒂•赫斯特银行抢劫案，他就地位不保。来自怀俄明州的牛仔——格里•史彭斯脱颖而出。史彭斯目前被视为美国最佳刑辩律师。但是，我并不使用“牛仔”这个词来贬损他，史彭斯认为他自己是牛仔，甚至戴着牛仔帽和牛仔靴出庭。

贝利是一位十分聪明、经验丰富的律师。最近几年，他在几起谋杀案件中脱颖而出。他的专长是交叉询问。正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大部分的诉讼律师都不擅长交叉询问，贝利就成为了美国在交叉询问方面的最佳律师。我认为如果他没有一直刻意回避询问“为什么”，那么他的交叉询问会更加出众。但我确定贝利也可以给我许多建议。贝利的交叉询问还有另一个问题，他的语气和行为十分冷酷、尖刻。我并不认为在交叉询问中表现强硬存在问题，但是这种强硬应当是有针对性的——例如当你发现证人在撒谎或证言前后不一的时候，就应当表现得强硬。但是如果律师一直都很强硬尖刻，根本不会婉转，这会让陪审团有负面印象。贝利对许多证人都很强硬尖刻，他的语气仿佛是证人在说谎或者隐匿信息。

如果有什么问题妨害了贝利在法庭上面发挥的话，恐怕他也有大部分律师都会犯的毛病——准备不充分。例如，他自己也承认很少记笔记。但是我一直主张好记性不如烂笔头。[17]我观看了贝利对保护凶案现场的警察戴维•罗西长达半个小时的交叉询问，非常明显，他并未在庭外询问罗西警官（没有任何借口）。他还把《加州公共卫生法》（California Health and Safety Code）当成了《加州刑法》（California Penal Code），最为尴尬的是他还想证明罗西没有呼叫法医这一行为违反了警察的程序规定。当罗西说他只是现场保护的警察，而不是调查的警察，因此呼叫法医不是他的工作内容时，贝利马上拿出一本《洛杉矶警察局办案手册》（LAPD Manual），试图证明呼叫法医就是罗西的本职工作。但是，恰恰相反，他的主张没有得到《办案手册》的支持，应当由负责调查的警察呼叫法医。难道贝利没有事先阅读一下《办案手册》的内容吗？

美国有许多律师徒有虚名，贝利询问福尔曼可能就是一个例证。贝利经常被视为全美84万名律师中最擅长交叉询问的律师。辩护律师将福尔曼描绘成说谎者形象。由于交叉询问的主要目的是暴露虚假内容，毁损证人的可信度，因此贝利对福尔曼的询问就成了“关公战秦琼”。在等待福尔曼出庭的时候，贝利一直在搓手，这也让媒体错误地以为他将置福尔曼于死地。但是，大家一致认为贝利也没能把福尔曼怎么样（正如前文所言，贝利甚至连基本交叉询问的准备工作都没有做，他没有在庭外询问包括福尔曼在内的所有证人）。如果大家公认的交叉询问最佳律师都拿所谓的说谎者没办法，那么媒体赞扬的其他律师又会是什么样？然而，我们可以再关注其他被媒体形容为“咄咄逼人”的交叉询问，而这些律师根本没有什么能力。为什么媒体喜欢把交叉询问形容为“咄咄逼人”、“让证人哑口无言”？因为他们心目中的交叉询问就是这样的。

公平地说，贝利之所以拿福尔曼没什么办法，是因为福尔曼根本就不是所谓的“说谎者”。除了他曾经否认过自己说过歧视性的话语之外，他一直都在说真话。但是，一个真正有水平的律师或检察官在进行交叉询问时，可以让一个说真话的人看起来像是在说谎。

在贝利对福尔曼的交叉询问中，贝利询问福尔曼在过去十年中是否使用过“黑鬼”一词，他确实夯实了借此损毁福尔曼可信度的基础。[18]当时福尔曼的录音带还未出现，但是辩方有两名证人可以证明福尔曼在过去时间中使用过“黑鬼”一词。掌握了这两项证据，一个两岁小孩都可以像贝利一样询问福尔曼是否使用过这个词。在得到否定答案后，他就可以用辩方手里的证据来质疑福尔曼的可信度。在贝利对福尔曼进行交叉询问时，贝利并不知道存在这些录音带。福尔曼录音带的出现，说明福尔曼当时在法庭上撒了谎。突然之间，贝利的交叉询问成为了最佳交叉询问。法律专家和分析人士将其表现平平的交叉询问描述为法律界最佳。

我对贝利十分失望，正如我对科克伦一样。我与他相识多年，但是我为他感到难为情，并且对他沦落为“警察陷害辛普森”的鼓吹者感到愤怒。庭审过程中，我见到他在电视节目上面说：即便洛杉矶警察局和检察官抓住了真凶，他们也不会告诉辩护律师，而是会选择继续起诉辛普森。

这种评论根本就是难以饶恕，让人鄙视不已。

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几名主要辩护律师的表现十分平庸，还有一些不称职之处，但是他们仍然被媒体称作“梦之队”。这些律师的既往刑辩经历并没有妨碍媒体称其为“花钱能够聘请到的最好的律师”，他们在审判中的平庸表现也丝毫没有妨碍媒体对他们的印象。如果一个人的既往经历和现实表现都未能成为评价他的基础，那么究竟什么才是？他们以后会怎么做？但是，媒体根本不把这些问题当回事。他们只注意到这些律师办理了一起重大案件，因此就把他们视为“梦之队”。

上帝，你在哪儿？

当妮克尔和罗纳德遇害这样的悲剧发生，很多人就会想到上帝。妮克尔只有35岁，罗纳德只有25岁，他们都是外向友好、被人称赞、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年轻人。他们鲜活的生命被冷血杀手残忍剥夺。如果真的有上帝，为什么上帝会允许如此悲剧上演？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有这么多残忍暴行？为什么基督教中正直友善的上帝会允许残害妮克尔和罗纳德的真凶手持《圣经》逍遥法外？当伊藤法官的书记员戴德•罗伯森（Deider Robertson）宣布无罪判决时，妮克尔的母亲抽泣道：“上帝，你在哪里？”

我之所以会说“如果真有上帝”，或者即便有很多理由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我仍然怀疑上帝是否存在。

我前文提到了《花花公子》在采访我的时候，收尾的问题是我是否相信上帝。我的答案是：“如果我们在法庭上，我会提出反对，理由是你的这个问题无法用证据证明。”记者随后又问：“因此，你不相信上帝的存在。”我的回答是：“我的职业要求是不相信别人。你们也知道，那些不信上帝的无神论者也不比那些笃信上帝的人聪明多少。数百年来，有关此问题的著述汗牛充栋，但是没有人能够拿出事实来证明。在这个领域内，思想是永恒的，事实明显是无价值的。”

记者随后又问：“如果我问你什么是事实，你会用形而上学来回答吗？”我的答案是：“并非如此。我认为所谓事实就是真实经历或观察确定的真相。这也是无法用其他方式进行逻辑解释的。”

记者：“那么你的解释是什么样的？”

我回答：“我喜欢克莱伦斯•丹诺（Clarence Darrow）对上帝是否存在所作的论述：我从来不假装自己知道无知的人们确信的事。”

后来我收到了许多来信，对我不信上帝表达诧异。很明显，他们没有充分理解我的意思，我并没有说我自己不信上帝。我是一名不可知论者，自从二十几岁我就对自己说如果真有天堂，如果我真的能够进天堂，我想带上自己的理性。我不能毫无理由、不加思考地接受有关上帝、天堂和地狱的神话。

在我的脑海中，不仅对上帝是否存在持怀疑态度，或许我还对上帝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不解。我们都知道上帝很腼腆、不露行踪、不露真身。如果上帝真的有真身，那也只有他自己知道。我知道许多人自称与上帝交谈过，但是我一直想问他的问题是：找不到上帝时，他们与谁交流？

我生于天主教家庭，参加礼拜，一直到八年级就读的都是由僧侣担任教师的教会学校。因此，灌输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上帝是博爱仁慈、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大部分人可能都听过一个问题：上帝可以阻止罪恶的事情发生，但是却选择视而不见。那么上帝要么就不是博爱仁慈的，要么就不是无所不能的。

我就读的学校是圣体教堂（Blessed Sacrament Church）主办的，去圣母教堂做礼拜，主教里默（Limmer）是一位银发苍苍的老者。对我们而言，主教做派老旧，他的声音深邃、低沉、严厉。我们不仅仅对他尊敬，还有一些畏惧。虽然他住在教堂后面，但是我们一直认为其实他来自凡人无法到达的地方。这位主教每一两周都会到我们的教室里面待上十几分钟。我们会聆听他有关上帝和基督的教诲。在我三年级或四年级的时候，他对我们说上帝是博爱仁慈、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我就问他为什么。如果上帝是博爱仁慈的，那他为什么明知人们会被打入地狱，还让这些人降生于这个世界？主教告诉我，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他的答案是：上帝赐予我们自由意志，我们处在岔路口，一个通往地狱，一个通往天堂。我们自己作出选择，上帝不会为我们的选择负责。我随即又问他，如果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他已经提前知道了我们的选择。我仍然不理解上帝为什么把他已经知道会选择通往地狱之路的人放在人生岔路口。主教这时候因为紧张就开始咳嗽了，说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以后可以找时间再聊，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再聊过。据我所知，基督教里面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原因是这个问题是建立在上帝是博爱仁慈、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地狱和天堂这些无法证明、相互矛盾的基础之上的。

自从我十岁左右，我就已经意识到这些概念的荒谬之处。对于祈祷这件事我也有困惑之处，历史上有数十亿人曾经祈祷上帝的怜悯。由于上帝已经被视为是仁慈博爱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祈祷他的怜悯？大部分相信上帝存在的人也相信魔鬼的存在，那么究竟谁应当为这个世界上的罪恶负责。我自己不相信魔鬼的存在，但是从逻辑上讲，难道人们不应当祈祷魔鬼的怜悯吗？一个人并不一定要祈祷善良的东西，只需要祈祷邪恶的东西向善就可以了。由于魔鬼是邪恶的，难道我们不应当祈祷魔鬼的怜悯？然而，基督徒们都这么说：“主耶稣基督，请慈悯我这罪人。”

我们经常听别人说：“上帝回应了我的祈祷。”但我知道说这些话的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说什么。“上帝回应了我的祈祷”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上帝能够回应祈祷者，更为重要的是上帝能够兼顾所有祈求怜悯的人。但他们认为“上帝回应了我的祈祷”的意思是上帝不得不（也难以避免）忽略其他祈求怜悯的人——大部分其他祈祷者。如果上帝真的端坐在某处，决定谁能获得怜悯，那么上帝一定是拒绝了大部分祈祷者，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难道你认为癌症晚期的病人没有祈祷生命吗？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没有祈祷吗？或许我们一直都在向错误的对象祈祷。向上帝祈祷的人未必比向魔鬼祈祷的人能够获得更好的结果。

在基督教里面，魔鬼被称作撒旦，上帝创造了撒旦和世间万物。为什么看起来魔鬼比上帝更强大？因为世界上的邪恶力量更多，永远不能消灭。为何无所不能的上帝在与他创造的撒旦对阵时屡屡败北？我听说在妮克尔的葬礼上，有一个人对所有参加吊唁的人说：“我们不应当质疑上帝的意志。”难道辛普森残忍杀害妮克尔是上帝的意志？纽约有一名来自波多黎各（Puerto Rican）的母亲身兼三份工作抚养自己的三个孩子。一名瘾君子为了抢劫6美元，残忍地将这位母亲当街杀害，留下孤苦伶仃的三个孩子。在这位母亲的葬礼上，牧师说道：“这是上帝的意志。”圣地亚哥有一名18岁的优秀女学生，她不仅担任学生会主席，还是摔跤冠军，她一直梦想能够成为一名医生，她的行为规规矩矩，毫不犯错。在自己的毕业典礼上，这名学生被人枪杀，在她的葬礼上，牧师又说：“这是上帝的意志！”萨尔瓦多共和国的一名妇女，在经过长期努力之后，才获得美国的允许，来到美国见自己身患白血病的儿子最后一面，在飞机着陆美国之前几个小时，他的儿子过世了。这名妇女的侄子说：“他努力地等着母亲，但是我觉得还是上帝不希望他再等待了。”有一名女性置身于俄国，为帮助最穷困的俄国孤儿尽心出力，最终却在莫斯科的公寓中被残忍杀害。她的母亲说：“上帝一直很眷顾她。这次上帝是怎么了？我想上帝把她召回去了。”但是，上帝为什么要把她召回去？让她陪伴上帝？她在帮助亟需帮助的人，难道她的母亲对孩子升天很满意？

有600多万名犹太人死于大屠杀，这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幕，还有一些人说这是上帝的意志。当1963年11月22日，李•哈维射杀肯尼迪总统的时候，牧师又一次说：“这是上帝的意志。”传教士约翰•R．赖斯（John R.Rice）写道：“是上帝的意志让子弹杀死肯尼迪。”

我的问题是，如果罗纳德和妮克尔遇害是上帝的意志（换句话说，上帝想要他们死，或者上帝不想阻止他们遇害），为什么人们还认为上帝是博爱仁慈的？但是，一直有人告诉我们，上帝允许这些暴行“有他的理由”。正如一位牧师所说：“这是上帝的选择，毫无疑问，无论上帝出于何种原因，这些原因都是良善的，他有足够的理由允许这些暴行发生。即便上帝允许了这些恐怖的事发生，他仍然是博爱仁慈的。无论发生何事（凶案、饥荒、种族灭绝、瘟疫等），千万不要质疑上帝。”

1995年4月19日，俄克拉荷马城联邦大楼外面发生爆炸案，共有168位民众（其中有15名儿童）丧生。俄克拉荷马城是一个高度信仰上帝的地方（有75%的居民经常去教堂做礼拜），上帝选择这个地方发生爆炸案必然有其理由。上帝在考验这座城市，而这座城市通过了考验。一位牧师说：“虽然这次惨剧是上帝的意志，上帝依然值得颂扬。能够有这么多人活下来，这是上帝创造的奇迹。”但是我的问题是：如果博爱仁慈、无所不能的上帝没有阻止邪恶的事发生，那么我们为何要认为上帝有理由让这些事发生？谁要求我们谈及上帝，就必须抛弃所有的逻辑和常识，认为这个世界上的悲剧和惨状都是有存在的合理理由的？如果上帝真的出现在苍穹中，告诉大家虽然这一切超乎凡人的想象，但这是宇宙运转的既定内容。这样我们才有理由相信。上帝既允许或者要求生活中的悲剧发生，又享誉博爱仁慈、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美名。除非上帝亲自现身，告诉我们这一切，否则人类为什么要相信如此荒谬的事情？基督教中的上帝神话在我们的文化、历史和文明中如此根深蒂固，无论文明如何进步这些神话都会存在。美国的钱上面印有“我们信仰上帝”（In God We Trust），但是我们为什么要信仰上帝，上帝做了什么可以赢得我们信仰的事？[19]

在辛普森案中，上帝不仅允许罗纳德和妮克尔遇害，他还让辛普森逍遥法外，让正义蒙羞。上帝似乎也希望看到辛普森面带微笑走出法庭。就像我之前写过的，在法院作出无罪判决当夜，辛普森在庆祝派对上手持《圣经》，放声大笑。1995年10月4日的《洛杉矶时报》报道称：“辛普森重获自由，应当感谢上帝。当举世瞩目的审判结束后，辛普森的家人长舒一口气。他的侄女特雷西•贝克（Tracy Baker）说：‘上帝是仁慈的。’辛普森的妈妈尤尼斯（Eunice）说：‘我的祈祷被上帝准许了。’辛普森的儿子贾森（Jason）说：‘我们全家都应当感谢上帝。'”辛普森的女儿艾丽尔（Arnelle）在法庭判决后说：“我们成功了，上帝保佑我们了。”判决之后，科克伦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要感谢上帝！”

我从来弄不清宗教问题，我应当成为一名不可知论者。如果真有上帝（或许真的有），自然神论者认为上帝在创世之后，便退到一边，不问世事。这种理论似乎与逻辑和常识相去不远。至少这种理论本身没有什么矛盾之处。

辛普森案判决的根源

或许辛普森案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集中的问题是：什么原因让黑人陪审员采纳了辩护律师的洛杉矶警察局陷害辛普森的主张？我对此内容比较确定，不需要太多的知识就可以得出结论。辛普森案判决之后，评论文章如雨后春笋，但是还没有人提出过我的观点。此案中有一个关键人物——科克伦，虽然他本人可能还不知道他的观点具有多大的误导性。我确信正是科克伦的表里不一才导致了最终的判决，检察官却对此毫无觉察。

科克伦主张警察诬陷辛普森是以警察的暴力执法为基础的。对于后者，黑人陪审员都耳闻目睹过，但是，前者和后者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枉法行为，但是检察官并未对陪审团指出并阐明两者的重要区别，而我在第一时间就发现了问题。虽然陪审团从未思考过两者的区别（后文会说明即便是黑人检察官达登都未发觉）：前者十分罕见，后者十分普遍。

实际上所有居住（甚至包括未居住）在贫民窟的黑人都听过白人警察对他们的亲友有过不人道的行为。这已经是数百年来美国黑人生活的一部分了。多年前我曾经撰写过一篇警察暴力的文章，“在少数族裔社区，我可以感觉到公众的怒气，这种怒气只能用正义来消除”。我说的是洛杉矶的一小撮心怀恶意的警察，他们不仅粗暴对待少数族裔（墨西哥裔和黑人），甚至有些警察的行为已经超过了虐待的范畴。我绝对确定，洛杉矶和其他大城市里面的一些少数族裔就死于这种情况。

我是怎么知道他们是被警察谋杀的？洛杉矶和许多城市都有一些案件被害人未持有凶器，但是背后却身中多枪。除此以外，在许多类似案件中，都有独立的证人证明死者被非法射杀。还有一个证据，那就是检察官基本上都玩忽职守，拒绝起诉警察，幸存者就会聘请科克伦这样的律师起诉警察局枉法杀人。而他们经常胜诉，被害人获得大笔赔偿。

警察的滥权致伤的案件更加普遍，似乎每过几周，报纸都会报道洛杉矶法院的陪审团判处警察赔偿原告一大笔费用。就在我撰写本书时，1996年1月6日的《洛杉矶时报》还报道了洛杉矶县同意赔偿八名黑人和墨西哥人750万美元，以此解决洛杉矶县警察局被诉“系统性的射击、枪杀、暴力、恐吓、搜捕以及其他滥用法律职权行为”。

1992年，我撰写警察暴力的文章时了解到自1986年至1990年，洛杉矶赔偿了超过2 000万美元来解决300多起针对洛杉矶警察滥用职权的诉讼。仅在1991年，赔偿总额就达1 470万美元。这些赔偿数额还不包括针对洛杉矶的治安警察局（1989年1月至1992年5月，治安警察局共赔偿1 550万美元）和其他各郡警察组织的诉讼。

虽然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低于刑事案件，原告方对起诉事实的证明仍然要达到“优势证据”标准[20]，这是原告的证明责任。民事诉讼的律师通常向陪审团证明警察的非法行为造成了被害人受伤或死亡（一般而言需要有证据证明警察存在主观恶意，需要负刑事责任）。有时候，警察的有罪证据十分明显，警察愿意接受庭外和解。如果警察没有过错，难道他们会主动赔偿？

罗德尼•金案件发生后一个月，1991年3月3日，洛杉矶市市长汤姆•布拉德利（Tom Bradley）任命了七人委员会（被称为斯托弗委员会）对洛杉矶警察局的滥用职权问题进行全面调查。委员会发现：洛杉矶警察局很大一部分警察多次对公众滥用职权，其对象大部分是少数族裔。

委员会在审查了83起针对警察的诉讼之后，得出结论：“大部分诉讼案件中的警察存在明显过分的不当行为，导致被害人受伤或死亡。洛杉矶警察局对于这些案件的调查不力，针对警察的纪律惩戒过于轻微，甚至没有惩戒。”

在一项对650名洛杉矶警察的调研中，24.5%的警察同意“警察对少数族裔存在种族歧视”,27.6%的警察同意歧视有可能会导致滥用权力。

巡逻车的移动信息终端之间传播的信息也让委员会感到震惊。这些信息明显严重偏离标准，有些内容如下：“我想带着喷火器去斯劳森街区（这个街区黑人很多）烧烤！”“昨晚我差点就干掉了一个墨西哥人，但是这小子扔掉枪的速度太快了。”“抓住他，扁他一顿！”“如果落到我手里，我会干掉他。上帝，我太想杀人了。”“这太有趣了，但是没找到爆头的机会！”“接下来我想到德拉诺（Delano）去一趟，主持一些街头司法。”直到这样的信息被委员会公开后，洛杉矶警察局才开始监管移动通话。后来洛杉矶警察局发现“近一个月之内，就有260多则攻击性发言”。

黑人社区知道在这些警察暴力的案件中，涉事警察很少如实作证。警察不仅在法庭外，就连在法庭上也会撒谎。甚至在一小部分案件（尤其是受害人死亡案件）中，警察还会用致命性武器来栽赃死者。例如在被害人身边放一把枪或刀。

现任美国联邦检察官、曾经担任过布朗克斯法律援助律师的彼得•克斯彻摩（Peter Kirscheimer）在1995年10月4日的《华尔街日报》上撰文称：“黑人居住的社区视警察为敌人，他们无需指点，就会认为警察说谎。”

由于警察有暴力行为，并且他们会用谎言掩盖，许多黑人自然而然地对警察执法产生不信任感。但是，警察违反法律后说谎或栽赃，也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方法，这是人性所致。

这是多年以来黑人社区所经历的警察不当行为。另一方面，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栽赃黑人犯了抢劫、强奸、盗窃、杀人等犯罪。黑人并没有真正听说过这些。如果真有这种事情发生，那肯定是毒品案件。[21]例如，警察知道某人参与贩毒，但是这个人没有接触过藏毒的房子，警察指控这个人进入过房子。这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栽赃手段，在这些警察的心目中也是正当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人本来就是有罪的。从概率上讲，这种行为十分罕见，但是确有发生。

更加普遍的是警察伪证行为，这可以为他们找到搜身或车辆的理由——一般也是在毒品案件中。就像美国边境地区的海关和移民规划局，他们在寻找藏毒的个人和车辆方面已经十分娴熟。但是，他们也知道双眼的观察并非《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中的搜查理由，因此，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编造嫌疑人有鬼鬼祟祟的行为。例如，往车窗外扔东西或者躲在座位下面，以此作为自己实施搜查的理由，一般而言都会发现毒品。大部分的警察不会这么干。检察官也知道一定比例的毒品案件中可能存在编造的搜查理由。但是，检察官无法得知自己指控的具体案件中是否存在这种情况。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美国南部也有一些无辜的黑人被起诉，最终被白人陪审团判决有罪。按照书籍的记载，这些案件从来都不需要过多的策划，也不需要复杂的阴谋，而陷害辛普森杀人就没有这么容易了。当时的那些判决基本上都是实物证据薄弱，但是有当地的警察出庭作伪证，白人陪审团就可以作出有罪判决。

1991年成立委员会调查洛杉矶警察局的时候，其目的是调查警察暴力和滥用职权，而不是警察陷害他人。为什么？如上文所述，警察陷害他人基本未发生过。黑人社区因为罗德尼•金案的一审无罪判决暴动的时候，发生骚乱的洛杉矶中南部的一名黑人弗农•赖金思（Vernon Leggins）说：“我就知道事情会这样。这些年我们积攒了太多的愤怒。鉴于我们被殴打和问话的方式，这一切早该发生了。”但是他并没有提到我们被殴打、问话和陷害的方式。这是因为在黑人的生活中，也没有被陷害的经历。

如果读者不相信，可以询问科克伦。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科克伦曾经代理多名原告起诉洛杉矶警察局、洛杉矶治安警察局等执法机构。读者可以问他或者他的秘书，是否可以找到警察陷害他人盗窃、抢劫、强奸、纵火或其他重罪案件。

无需多想，黑人对于辛普森案中的主张和他们生活中的警察暴力感到困惑。洛杉矶中南部的一个咖啡馆的黑人老板弗兰克•霍勒曼（Frank Holoman）说：“在辛普森案中，唯一做到的就是让黑人见识了我们多年来一直在说的警察暴力。他们想让我们忘记这件事。”在辛普森案判决前后，有人听到黑人说：“到了还债的时候了。”但是，究竟是“还什么债”？难道是黑人受到陷害的债？这个说法太荒谬了。如果辛普森案是起诉一名黑人杀害警察，可以说这是在还债。但是，这起案件并非如此。

洛杉矶的一名55岁的黑人妇女邦尼•碧斯丽（Bonnie Beasley）告诉《洛杉矶时报》的记者：“发生在辛普森身上的事，也是多年来发生在美国其他黑人身上的事。”但是，多年来究竟发生了什么？是警察暴力，而绝非警察陷害黑人。然而，美国黑人为了支持辛普森被警察陷害的观点，会这么说：“如果警察对我这么干过，那么他们也会这么对待辛普森。”黑人心理医生达琳•鲍威尔•霍普森（Darlene Powell Hopson）说：“我们一直接触被白人警察虐待的黑人，很多人感同身受。”但是，究竟在这些黑人身上发生了什么？包括黑人陪审员在内的黑人都没有仔细思考，也没有意识到辛普森案中律师主张的警察枉法（栽赃证据、陷害他人），与他们及家人经历过的警察枉法（警察暴力）是不一样的。在他们的心目中，这都是“警察枉法”，检察官也没有将这两种枉法行为区分开来。

检察官怎么能够这样？他们完全忽略了这个问题，即便是达登本人也是黑人，但是他也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达登不但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甚至用实际行动将此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达登告诉陪审团黑人经历过的事与辩护人主张的事情无异。尤其是他在总结陈词时对陪审团说：“如果你们不信任警察，我理解你们不信任警察的原因。你们可以这么做，但是我认为我们应当就事论事。”因为警察多年来一直在陷害黑人，并不意味着警察也陷害了辛普森。这种说法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1995年10月28日，达登在迈阿密大学法学院演讲时说：“黑人社区对警察的糟糕体验”是导致无罪判决的原因。但是，究竟这些“糟糕体验”是什么？如果你认为是警察陷害黑人，那么你就错了。当然，你不是这么认为的。当达登在迈阿密大学法学院演讲的时候，当达登在庭审中让科克伦的骗术蒙混过关的时候，达登没有深思，这才是问题所在。如果一名聪明的黑人检察官都没有在庭审中发现玄机，我们如何能够奢求辛普森案的陪审员们甄别出问题？

辛普森案中的检察官在发表反驳意见时，原本应当指出两种警察枉法行为的区别，并且要求陪审员回顾一下自己的亲友是否有被警察以重罪陷害的，如强奸或谋杀。这种言论可以启发陪审团。正如我在前文指出的，只有在明确指出之后，许多事情才会明朗。

为了验证我的想法，我与许多黑人探讨过辛普森案。一谈起辛普森案，他们就认可造成无罪判决的原因是：他们的亲友被警察刁难过或者他们不信任警察。我问他们究竟是“哪种形式的刁难”、“为什么他们不信任警察”。从来没有人说过警察陷害黑人。他们是指警察暴力和滥用职权，包括警察推搡、咒骂和侮辱他们。当我问他们警察陷害辛普森的具体行为的时候，他们基本上都保持沉默。我在网球场和一名黑人谈论此话题，这名黑人拥有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的硕士学位。他相信辛普森是有罪的。我随即问他：为什么黑人陪审团会认为洛杉矶警察局陷害了辛普森？他的回答是：“当然了，他们知道警察会这么干。看一下警察是如何殴打罗德尼的。”我提醒他辩护律师并未主张洛杉矶警察局殴打了辛普森，他们只是主张洛杉矶警察局陷害了辛普森。这名黑人也没有区分这两种警察枉法行为，对我的问题报以沉默。

1995年12月25日的《时代周刊》也没有区分上述两种警察枉法行为，刊载的内容是：“陪审团并不需要科克伦进行过多辅导就相信了辛普森可能是洛杉矶警察局枉法行为的受害者。他们不得不在脑海中回顾一下四年前失业建筑工人罗德尼•金被警察殴打的画面。”

换句话说，《时代周刊》认为警察殴打罗德尼•金和陷害辛普森毫无区别。如果《时代周刊》和达登都没有发现其中的区别，如何奢求陪审员在毫无控方帮助的情况下能够区分两者的区别？

辛普森案的陪审团了解警察的暴力和掩盖事实的行为，控方又没有澄清这个问题，因此他们在无意中就采纳了辛普森受到陷害的观点。我确定警察诬陷黑人犯了抢劫、强奸、放火、杀人等重罪并非洛杉矶黑人的真实经历。[22]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黑人被诬陷上述罪名。与黑人交谈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承认没有被警察陷害过。但是，由于控方未能指出这一点，辛普森案的陪审团非但未能想到自己从未听说过有黑人被洛杉矶警察局陷害，他们还有可能这样想：“洛杉矶警察局不值得信任。”可能真的有些事让黑人觉得洛杉矶警察局不值得信任，但是这些事绝非陷害黑人。然而，控方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存在问题，也没有向陪审团指出问题。

如果我是辛普森案的检察官，我一定会作以下发言：

几位黑人陪审员肯定对警察暴力略有耳闻。你们亲身经历过，或者听别人说过这些事。虽然我自己没有经历过，我也听说过这种事。实际上，三年以前我还撰文描写多年来一些警察是如何虐待殴打黑人，却又逍遥法外的。我曾经当众呼吁检控这些警察，将其绳之以法。

我随后会说黑人没有经历过被警察陷害，检察官可以对陪审团作如下发言：

让我用证据向你们证明警察陷害辛普森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简直就是侮辱你们的智商。辩护律师不断地向你们主张参与办理此案侦查活动的警察都是阴谋陷害辛普森的参与者。不仅包括四名警察，还包括其他的人[从里斯克警官和斯潘格勒（Spangler）到浦席警官]，甚至包括两名物证专家（丹尼斯和马佐拉）。马佐拉在本案之前根本就不知道谁是辛普森，为辛普森抽血的佩拉蒂斯正处于心脏搭桥手术的恢复期，他后来改变了证词，对消失的1.5毫升血液进行了解释。我的意思是，所有的人都参与其中。我可以想象范纳特警官在凶案发生当晚在电话里跟他的同事们说：“塞姆，我们有一桩大阴谋。我们要陷害黑人兄弟辛普森。”“范纳特，看在上帝的分上，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凌晨三点！”“我知道，我知道！但是你有多少机会干掉辛普森这样的人？”“是啊，我觉得你是对的，兄弟，我洗个澡就过来。”“好吧。你最好快点过来。我们不能一整夜都在等你。”“好的，范纳特。”

这让我想起多年前的一部电影《刺杀肯尼迪》。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看过这部电影，导演奥利佛•斯通（Oliver Stone）不可思议地将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克格勃、有组织犯罪、特情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达拉斯警察局、黑手党、古巴流亡分子和军火商联系在一起，共谋了这起刺杀案。还有李•哈维的妻子玛丽娜（Marina）、宾馆服务员等都卷入了这桩谋杀案。

让我们回到本案，虽然按照辩护律师的说法，很多人参与了陷害辛普森。首要分子是福尔曼，他是一名种族歧视者，是魔鬼的化身。你们还记得凯瑟琳•贝尔作证说1985年或1986年，她在海军招募处遇到福尔曼。福尔曼对她说，他见到黑人男性和白人女性在车上的时候，就会把他们拖下来。当贝尔问她：“如果他们没有做错什么的呢？”福尔曼的答案是：“我会找到问题的。”科克伦说福尔曼会因为内心的仇恨陷害别人。

第一，贝尔女士在写给科克伦的信中并没有说这件事，她在法庭上也没有说福尔曼会陷害黑人和他的白人女性朋友。他只是说如果他找到理由，无论是有效还是无效的理由，他会把他们拖下来。但是，科克伦却认为福尔曼和他的同事们以谋杀罪陷害辛普森，原因是种族歧视。让我们再思考一下这个严重恶劣的指控。福尔曼担任警察长达20多年。在此期间，他无疑逮捕过数百名黑人。实际上，他还在黑人最多的中南部工作过。警察陷害他人比警察滥用职权要严重得多，我相信你们会同意这个观点。

如果福尔曼是那种喜欢陷害黑人的警察，那么他在既往生活中肯定已经陷害了大量的黑人。如果真的是这样，大部分被陷害的黑人肯定会打电话给科克伦或者其他律师，也会有被陷害的黑人出庭作证。相信你们不会对此有所怀疑。特别是一些案件会让受害人成为黑人社区内的英雄，他们会到处传诵自己的经历。如果福尔曼真的像辩护律师希望你们相信的那样陷害黑人，那么在本案庭审中肯定有被陷害的黑人出庭作证。然而，并没有这样的人出庭作证遭到福尔曼陷害。

福尔曼从警多年，辩方只找到了一名黑人出庭指证福尔曼。他就是罗德里克•霍吉（Roderick Hodge），他在法庭上作证说福尔曼在逮捕时虐待他，并且说：“我们已经抓住你了，黑鬼。”但是，他也没有说福尔曼陷害他。没有任何证人证明福尔曼和其他三名警察陷害过黑人。为什么？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陷害过别人，也就没有人出来作证了。辩护律师用这种辩护意见来欺骗陪审团，你们应当感到自己备受侮辱，出离愤怒。为何他们如此鄙视你们的智商，想让你们采纳荒诞不经的辩护意见。

在一桩审理时间长达16个月的案件中，难道检察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上述意见吗？

每当想到这些事情，想到辛普森在乡村俱乐部面带微笑打高尔夫球，想到他到处兜售有关此案的书籍和视频，我都会感到出离愤怒。

完善警察暴力治理的拙见

我认为辛普森案的无罪判决有其历史根源——多年来白人警察对黑人的暴力行为。以下内容是如何完善的建议。

当今社会试图用惩罚来威吓犯罪行为，这种做法并不奇怪。自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王国直至如今，这都是人类控制人性阴暗面的惯常做法。但是，警察很少使用惩罚相威胁，也就没有真正的威吓。警察也是凡人，一旦警察被起诉，他们也会受到惩罚的威吓。但是，并未有警察受到惩罚，多年以来，黑人社区都说世间不存平等的司法。黑人生活经验告诉他们，警察违法后可以逍遥法外，而他们则不行。

以下内容是1992年洛杉矶骚乱以后，我撰写的关于警察暴力文章的节选。

洛杉矶县有大约2万名警察，每年投诉警察的数量为2 000起。但是，洛杉矶检察官办公室的特殊调查处（Special Investigation Division）平均每年只起诉其中的两起案件，而且起诉的对象通常都是洛杉矶警察局或者洛杉矶治安警察局以外的警务机构。实际上，在罗德尼•金案之前，上一次针对洛杉矶警察局的起诉是1951年12月25日洛杉矶警察殴打7名囚犯事件（8名警察被诉严重伤害，其中5人被判刑）。

根据洛杉矶警察局、洛杉矶治安警察局等机构的协议，他们在第一时间会将警察开枪的案件通报洛杉矶检察官办公室。至少一名检察官和调查员会勘验枪击现场，独立调查案件，确定警察是否涉嫌犯罪。[23]每年洛杉矶县检察官办公室特殊调查处要处理大约150起这样的案件。

《洛杉矶日报》（Los Angeles Daily News）[记者戴维•帕里什（David Parrish）和贝席•巴雷特（Beth Barrett）所作的系列报道]发现1985年至1991年间，洛杉矶警察局共有387起警察参与的枪击案件，造成153人死亡。许多案件的被害人或幸存者都获得了民事赔偿，但是检察官并未提起任何刑事指控。

现在的情况更加可怕。我与特殊调查处的三名检察官（一名现任，两名曾任）以及其他人一起谈论过这个话题。他们只能想到一起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察因枪杀平民受审，时间还是1973年的时候。而且只要存在刑法上的过失，就可以成立过失杀人。

实际上，过去十年中发生了数百起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察开枪案件，没有人能够记得有警察被起诉，哪怕是非致死枪击案件中，也没有警察被起诉。

根据洛杉矶检察官办公室的数据，在过去几十年中，只有一名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察因非法射杀平民被判刑。至少在过去十年中，没有任何警察因为非法使用枪支被起诉。如果这些是真的，就会造成恶名。即便是洛杉矶警察局自己也不相信这些。在1985年至1991年间，达利尔•盖茨（Daryl Gates）局长自己就发现了35起警察在可避免或非必要情形下开枪致民众死亡或受伤的案件。

据估计在过去的50年中，洛杉矶县的当班警察枪杀了1 000多人。这个数字听起来很糟糕，但是99%的死者都是被合法枪杀的。问题在于有些并非被合法枪杀。根据加州司法局的统计分局的数据，1988年至1991年，洛杉矶警察共杀死223人。1992年有一名警察被指控过失杀害两名萨摩亚人，这是自1973年以来的20年间，首次发生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察因枪杀平民被指控犯罪的事件（1983年，洛杉矶治安警察局的另一名警察因杀死一名怀孕妇女的胎儿被判二级谋杀。而在1973年之前，只能查证1969年有一名洛杉矶治安警察因杀人被判刑）。

或许，更令人震惊的是自1982年起的十年间，洛杉矶检察官办公室的特殊调查处共调查了1 000多起警察开枪案件，但是没有任何警察被指控犯罪，就连过失犯罪也没有。[24]

十分明显，洛杉矶检察官办公室对于警察暴力的认识不同。科克伦曾经担任洛杉矶的副检察长，而现在他在起诉洛杉矶警务机构的案件中担任原告律师，并且许多案件也已胜诉。科克伦说：“这些年有许多警察暴力执法案件，检察官原本应当提起刑事指控，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多年前，洛杉矶县高等法院的一名法官说：“我认为地方检察官在对警察提起刑事诉讼这件事上，有意或无意地持双重标准。”

起诉警察会损害某些情况下警察执法需要的进攻精神，最终会损害社会利益？我对此持怀疑态度。虽然起诉警察会提醒其他警察规范执法，但是95%的警察都不会感觉束手束脚，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实施枉法行为的动机。警察在执法过程中遇到高度危险、危及生命的情况时，必须要不假思索地应对。检察官必须赋予警察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因此对于存疑事项都会往有利于警察的方向解释。但是这种将执法权完全授予警察的境况必须有所改变。当警察的行为超越红线、不断地滥用权力时，警察必须受到刑事追诉。否则，警察在执法中就是被赋予了枉法的特权。

有多名证人目击了罗德尼•金被警察殴打。扪心自问，如果警察知道检察官将会指控枉法的警察，警察还会在公众目击的情况下用警棍暴打手无寸铁的民众56次？我的观点是，如果历任检察官秉公执法，那么罗德尼•金案就不会发生。

同样，如果检察官控诉多起警察枉法案件，让施暴者获刑，那么洛杉矶也就没有可能发生骚乱。

本书曾经写到过社会中不称职现象泛滥。值得尊敬、富有良心的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担任调查委员会主任，专门调查洛杉矶警察局警察的滥用职权和警察暴力行为。委员会提出了129条建议来阻止警察滥用职权，但是其中没有一条是增加检察官对枉法警察的起诉数量。如果真的采取这一措施，那么警察枉法行为会大幅减少。实际上，克里斯托弗委员会提交的长达228页报告中，并未提到检察官对枉法警察的指控不力，导致警察暴力泛滥。同样也没有提及承担此任务的检察官在减少警察暴力中应当如何发挥作用。

与之相反的是，在委员会进行了长达数月的问询和调查后，提出的减少警察滥用职权的建议是在洛杉矶警察局内设立“全面的纪律惩戒制度”。在27年前，就已经采纳过瓦特（Watts）骚乱[25]后成立的麦肯委员会（McCone Commission）建议的一项类似的措施——设立独立纪律检查员。在克里斯托弗看来，洛杉矶警察局的内部纪律惩戒制度是处理警察枉法的最佳措施。换言之，警察应当依赖自己来戒除警察枉法。似乎克里斯托弗委员会并非没有意识到法律问题。委员会报告中提到了洛杉矶警察局的政策和刑法都要求警察权合理运行。政策和法律也是检察官指控犯罪的依据。只不过委员会认为洛杉矶检察官的工作是指控社会公众，而非警察。

如果人们指责委员会的无能和缺乏洞见，委员会唯一的理由是他们的任务是调查洛杉矶警察局，而不是检察官办公室。但是，委员会也自称“应当审查洛杉矶可能导致或存在滥用执法权的所有执法部门”。洛杉矶警察局当然是洛杉矶执法部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负责追诉犯罪。此外，委员会还建议在洛杉矶警察局之外再成立部门。“由本地居民和商界领袖组成，与警察一道处理影响社区的事务。”

我认为委员会之所以没有建议检察官起诉更多的警察枉法案件，原因是洛杉矶检察官指控这种案件尚未制度化。委员会本身权力不够，根本无法超越既往的做法。

目前，枉法警察们畏惧警察局的内部惩戒。但是，只有一小部分警察暴力会导致内部惩戒。例如，克里斯托弗委员会发现1986年至1990年有2 152起针对警察滥用职权的投诉，但是洛杉矶警察局内务处仅查处了42起（2%）。已经去世的前警察局长助理杰西•布鲁尔（Jesse Brewer）估计，一起投诉的背后有三起到四起没有报告。虽然内务处确实查处了一些投诉，但是惩罚措施通常是扣除一周的薪水或（极端情况下）开除。作为一种威慑手段，这些惩戒措施很难与刑事指控和服刑相比拟。

洛杉矶警察局不称职？

辛普森案中的辩护律师通过指责洛杉矶警察局陷害辛普森和证据受到污染，一并对洛杉矶警察局进行“审判”。辩方成功地说服陪审团采信了上述指责。但是，陪审团采信上述指责，并不意味着真实情况确实如此。

洛杉矶警察局明显没有陷害辛普森，据我判断，他们对辛普森案的侦查相比于其他案件的侦查既不是更加称职，也不是更加不称职。在其他有如此多的物证、鉴定证据的案件中，侦查、证据收集和保存过程中也难免会有疏漏和不可解释的矛盾之处。这些都十分正常、符合预期，特别是案件侦查参与人数很多的时候，更会发生上述情况。

例如，在曼森案中，洛杉矶警察局的物证专家由于过失，未能采集犯罪现场的许多血迹。第一名到达现场的警察在犯罪现场发现了许多碎玻璃。虽然按照规定应当保护现场，直至物证专家开始勘验现场，但是这些玻璃莫名其妙地到了桌子上。一开始在进入现场的路口发现了两枚枪夹，后来枪夹莫名其妙地跑到了客厅的椅子下面。正如洛杉矶警察局的报告中所说：“两枚枪夹明显是被警察踢到椅子下面。但是没人承认这件事。”一名警察在离开泰特（Tate）的住所时，不小心擦掉了门上的一个血指印。警察在美国和加拿大发布通告，寻找已经被另一个分局查获的手枪。一名警察和他的搭档在穿越街道时遗失了我即将举证的一包狗毛，最后只剩一根（我后来没有举证，因为这并非关键证据，而且举证一根狗毛看起来过于急切和投机）。还有一些其他类似事件。

在任何时间、任何事物中都存在矛盾之处。在曼森案中，洛杉矶警察局有关泰特-拉比安卡被害案件的报告是这么说的：“9时14分的时候，西洛杉矶警署的8L5和8L62频道收到无线电呼叫。‘有可能发生凶杀案，地址是赛里奥道（10051 Cielo Drive）'。”那段时间只有一辆旧巡逻车，第一名到达现场的警察是杰里•乔•德洛萨（Jerry Joe DeRosa），他在报告中写道自己是9时5分到达现场，这个时间比他收到呼叫还早了9分钟。第二名到达现场警察是威廉•惠森亨特（William Whisenhunt），他在报告中说自己是9时15分至9时25分到达现场，而罗伯特•波布里奇（Robert Burbridge）是在威廉•惠森亨特之后才到现场的，但他说自己是8时40分到达的。

但是，如果从整个案件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些错误根本就不值一提。

不要搞错了。是洛杉矶检察官办公室输掉了案件，而不是洛杉矶警察局输掉了案件。只有洛杉矶检察官办公室一家要对此负责。

我认为洛杉矶警察局在辛普森案中已经做了足够的工作，虽然他们可以更加出色，但是洛杉矶检察官办公室的表现糟糕透顶。然而，由于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述，许多媒体认为洛杉矶警察局输了案子。1995年10月5日《洛杉矶报》的头版头条是“日积月累：洛杉矶警察局输掉了案子”。

即便是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察或雇员有表现欠佳之处，那也是他们在法庭作证时表现欠佳。例如，丹尼斯、福尔曼、范纳特等人作证时的表现就不好。如果检察官对于丹尼斯的交叉询问作了充分准备，申科也不可能从丹尼斯身上获得成功。检察官应当知道如何应对不想在作证时承认某事的警察：福尔曼不想承认自己在过去十年中说过“黑鬼”一词。范纳特不想承认在去辛普森家的路上，他对两名证人说过辛普森是本案的嫌疑人之一。[26]只要检察官进行充分准备，无论是福尔曼还是范纳特的可信度都不会受损。虽然范纳特将辛普森的血液送往辛普森家中交给丹尼斯这件事是指挥有误，但也不是我们所称的“不称职”。如果达登专门对范纳特进行辅导（尤其是如果检察官在陈述时没有犯那么多错误），范纳特就可以清楚地解释为何没有将辛普森的血液送去化验。那么这件事也只是虚惊一场。

我可以这么说，多年以来，无数的谋杀案件被成功控诉，但是这些案件的侦查要比辛普案件的侦查差太多。

不合理怀疑

辛普森的支持者可能会说本书并未探讨辩方提供的证据、辩护理由和观点。例如，洛杉矶警察局用妮克尔家的毯子掩盖妮克尔的尸体，那么辛普森曾经留在毯子上的毛发和纤维就有可能沾到了妮克尔身上，有可能污染了整个凶案现场。如果辛普森穿着带血的袜子到过自己的床前，为什么他的脚踝未能阻止他的左脚外侧血液渗透至左脚内侧，再沾到右脚内侧（难道没有可能在洛杉矶警察局清白无辜的情况下，血液沾到内侧？例如，洛杉矶警察局1994年8月4日的酚酞检验中，这些血液才被发现。如果是一个沾满了血迹的棉签被插入蒸馏水中，棉签又被压在袜子上。这样就有可能使右脚袜子的内侧沾上血迹。这种办法可能将风干的血液湿润，最终导致内侧沾上血液。但是，控方在总结陈词时并未对陪审团作出上述主张）？沾在辛普森袜子上的血液并不像是滴在上面的，而是像洒在上面的（但是，辩方的血液痕迹专家赫伯特•麦克唐奈医生在交叉询问中承认，这种情况下如果洛杉矶警察局是清白的，有三种可能：凶手用脚踝拂过尼克尔的尸体；在妮克尔濒临死亡之际，她用沾满血液的手抓住了凶手的脚踝；如果辛普森是凶手，那么在他把脚和妮克尔手指分开的时候，袜子上就已经沾上了血）。1994年6月13日，福尔曼在位于罗金汉的辛普森家中发现手套的时候，他说手套黏黏糊糊，有些湿润。加州的早上有露水，丹尼斯说他上午7时达到辛普森家中的时候，草丛上还有露水。如果是辩方主张的那样，手套是辛普森放在那里的，而不是一整夜都在其他地方，那么为什么手套不是干的（控方对此未置一词）？读者应当知道本书并非分析辛普森案中的所有问题，而是分析控方为何败诉。因此，本书会分析所有的重要问题，其中个别问题会深入探讨。更为重要的是，探讨本书中的所有辩护理由和观点并非得出本书主要结论的必要条件。

由于辛普森本身是有罪的，虽然我们没有讨论辩护理由，并且无论这些辩护理由的内容如何，也不会改变辛普森有罪的事实。对于不相信辛普森有罪的读者而言，即便是分析了辩护理由，他们仍然不会改变看法。例如，我们知道1993年10月25日某甲在底特律抢劫银行，因为现场有10名目击证人都指证他，在取款机上提取到他的指纹，而他本人并不是底特律人，没任何证据证明他在作案之前到过底特律。某甲被捕时，在他家中发现了被抢的钞票。

这时，突然有一名证人说，银行劫案发生当时，他在其他地方见到过某甲。由于我们已经知道某甲有罪，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这名证人要么是无心之过，要么是撒谎。这起银行劫案声名远扬，某乙突然站出来说是他实施抢劫的。这时，我们也知道某乙要么是想出名，要么精神有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谁是罪犯。

正如辛普森案。由于我们知道证据确实充分，辛普森不可能是无辜的，我们也知道无论辩方提出何种证据，这都是可以解释的。即便是在一些案件中我们可能不知道应当如何解释。无论辩方如何辩护，也都是无效的。

媒体的作用

自从开始，辛普森案件信息就被大量地公开。虽然这是一桩极其敏感的凶杀案，但是其受到关注的原因还是辛普森。[27]如果排除辛普森这一因素，那么这个案件绝非异于平常的凶杀案件。辛普森出于激愤、妒忌、紧张等原因杀害了妮克尔（为了杀人灭口，杀死了证人罗纳德）。但是，这起案件也是一起正常的案件，在美国的凶案中，将近30%的女性被害人都是被丈夫或男友杀害的。

从一开始，媒体在报道此案时就摆出自己知晓一切的架势。媒体对于此案有一句令人作呕的评论：“辛普森案件包含一切：性、暴力、未解之谜、声名、财富，等等。”我们再看一下这句评论。本案根本就未涉及性问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审判中根本就没有提到过这个问题。媒体肯定是把在街头小报上面读到的有关辛普森和妮克尔的性生活当成了本案的一部分；暴力，辛普森案件中确实有暴力，对此我不否认；未解之谜，对于任何认为此案有未解之谜的人来说，这也仅仅是对他们自己而言。有些媒体更加具体——“此案中有大量未解之谜。例如，如果辛普森真的作案了，他是如何处理凶器和血衣的？”但是，我一直认为凶杀案件中的未解之谜是指凶手未知，直至最终发现真凶。数以千计的电影、电视节目和推理小说中都是如此；声名，这也是辛普森案件一直都有的；富裕生活，辛普森和妮克尔并非十分富裕，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生活宽裕并未对案件产生影响，也没有证言证明此事。

实际上，这起案件明显缺乏吸引公众的两大要素：三角恋（至少是情人关系）中的第三者参与谋杀、未解之谜。例如克利夫兰的塞姆•谢帕德（Sam Sheppard）案、罗德岛纽波特的克劳斯•冯•比洛（Claus von Bülow）的谋杀未遂案、洛杉矶的伯纳德•芬奇（Bernard Finch）案等。辛普森案中既无三角恋又无未解之谜，如何可以成为一起吸引人的案件？

随着案件的进展，发生了许多吸引人的事情，例如福尔曼的录音磁带。在此之前，媒体就开始标榜此案包罗万象，后来只要此案中出现任何令人奇怪的事，媒体就大惊小怪，仿佛其他案件中从来没有过类似的事[例如福尔曼曾经和伊藤法官的妻子玛格丽特•约克（Maegaret York）发生摩擦]。这些也只是胡言乱语罢了。在其他重大案件中，也通常会发生一些不同寻常、匪夷所思的事。例如，在美国拉丁裔歌手赛琳娜（Selena）遇害案的审判中，被告人声称自己前段时间被赛琳娜的父亲强奸，因而自己买了一把枪来保护自己。这也是为什么案发当晚赛琳娜找她的时候，她的手上会有枪。

但是，媒体认为自己的宣传是对的，不同意其他观点。1994年7月7日至7月8日，《新闻周刊》的民调显示85%的美国人认为媒体对辛普森案渲染过多，只有1%的美国人说报道不够充分。但是，媒体对此置若罔闻，认为只有那1%的人真正理解他们，85%的美国人根本就不懂。他们不断地告诉公众，辛普森案件是历史上空前的，在媒体的狂轰滥炸之后，公众最后逐渐接受了媒体报道的内容。[28]“看见没，我们报道此案是因为人们想要了解此案。”在法学院，我们称这种做法叫自卖自夸。

是否有人相信如果法庭内没有摄像电视直播，媒体没有过度渲染，在案件宣判时，全美人们还会屏息凝神，全神贯注？[29]（咖啡店、酒吧、办公室、华尔街、白宫、克林顿总统都停下了工作。）当然不会了。这也仅仅是一起普通的案件罢了，并不会成为具有时代意义和文化意义的案件。

《新闻周刊》对辛普森案的判决作了7篇报道，篇幅几乎占据了1995年10月16日的全部版面。在作出判决的那一周，佛罗里达及其周边的几个州都受到了飓风欧泊（Opal）的侵袭，约有10万人无家可归，18人遇难。数千人无家可归且产业尽失。在从阿拉巴马州的墨比尔到佛罗里达州的巴拿马城的140英里的海岸线上，建筑被夷为平地。然而，《新闻周刊》上只刊登了一段有关飓风的新闻——丹•拉泽（Dan Rather）的报道，还有一张照片显示他正抓住杆子，报道飓风，但是对于飓风带来的损失只字未提。

电子传媒对于辛普森案的报道更加泛滥。虽然法院电视台已经直播了审判过程，CNN还是进行了实时报道，告诉观众过去九个月中每天都发生何事，在他们的心目中，辛普森案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新闻事件。CNN的王牌脱口秀节目《拉里•金直播》对辛普森案的报道远远多于其他新闻事件。拉里•金告诉观众：“即便是上帝要上节目，我们也会让上帝延后，辛普森先上。”其他的电视台也好不到哪里去。自从案件一开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对此案的新闻报道时间长达38小时54分钟，这还不包括一些特别报道。而在同一时期，对于美国的医疗改革辩论的报道只有4小时15分钟。就连话题严肃的《夜线》节目也一反常态地在18个月中有59分钟的特别节目是关于辛普森案的。当然了，辛普森案是多年来的大新闻，就像毒品危机、总统选举一样。

这起案件的特殊之处就是辛普森，他是美国最著名的凶杀案件被告人，而且名声已经盖过了十年前他是美国橄榄球运动员的时候。[30]

凶案发生之前，辛普森只在体育节目和电影中有点小名气。他并非别人的谈资，也不是新闻的主角，甚至连他的球星卡价格都在下跌。当有人把他介绍给妮克尔时，妮克尔都不知道他是谁。1994年1月13日凌晨，范纳特警察打电话给克拉克，要求帮助办理一张搜查证的时候，告诉她要搜查的房子是O.J．辛普森的。克拉克问道：“谁是辛普森？”范纳特又说：“就是那个橄榄球运动员。”克拉克说：“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他。”

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对辛普森案的报道过度：如果魔术师约翰逊（Johnson）[31]或者迈克•乔丹这两位比辛普森更加出名的当红名人也被指控故意杀人罪，媒体对于案件的报道也不会比辛普森案更密集。我敢说如果克林顿总统被起诉，媒体的报道不过如此密集。怎么会这样？三大电视台都会优先实时报道此案，这已经是达到极致了。这反映了当前社会的肤浅之处。由于大量的鉴定证据，整个案件的庭审既无聊又繁琐。原本对外人影响不大的辛普森案（在提出种族问题之前）却被三大电视台如此大面积实时报道。美国人真应该引以为豪。

我会为辛普森辩护吗？

我在电视或电台就辛普森案接受采访时，经常有人问我是否会代理辛普森案。由于我知道辛普森有罪，我一直回答我不会代理。

除非我相信被告人是清白无辜的、有从轻或减轻情节，否则我不会代理凶杀案件或暴力犯罪的被告人。[32]对此，有人深感不安。难道不是任何人，无论无辜还是有罪，都有律师辩护的权利吗？实际上，这也仅仅是代理穷凶极恶的罪犯的律师们反复强调的理由罢了，也是一种理想状态。这种说法无懈可击，但是理想主义很少是刑辩律师的真正动机。他们为了生计和事业抱负才代理这些案件。这些动机十分恰当，但明显不是理想主义。

如果我认为被告人犯了谋杀罪，而我又是唯一的律师，我也会代理刑事被告人。因为律师辩护权是我们社会中远比个人偏好重要得多的神圣权利。这才是理想主义。但是，在洛杉矶这样的城市中根本就没有这种状况，因为洛杉矶有35 000名律师，已经到达人满为患的程度（例如，曼森被起诉谋杀泰特-拉比安卡时，有两百多名律师去看守所探视，目的明显是想要代理曼森案）。因此，我可以继续坚守我的个人偏好。

由于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aition）并未规定律师必须代理登门造访的当事人，因而我选择不为暴力犯罪的被告人辩护，除非我认为这名被告人是无辜的、存在减轻或从轻的情节。我会进行调查，如果我认为被告人构成犯罪，并且没有从轻或减轻的情节，一般都会将案件推荐给其他律师。

我的想法无关个人道德，而是关涉动机问题。有些人渣会对女孩实施性虐或暴力，杀害这些女孩，让她们暴尸路边。我怎么会有动机每周工作100个小时，殚精竭虑地想要把这种人渣营救出来？

我还要考虑另外一个问题：我辩护的被告人都被判无罪，释放后继续犯罪的话，我对此结果会负部分责任。如果在之前的审判中我没有欺骗陪审团，那么被告人也就不会有机会再犯罪了。

简单地说，虽然我不是法律和秩序的迷信者（实际上我有此嫌疑），我仍然认为犯下严重罪行的恶人应当受到严惩。我不希望成为阻碍这种自然正义的人。

有一起案件可以说明我面临的处境。1970年3月的一个雨夜，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市（Fort Bragg）的一名怀孕女性和她的两个女儿被捅死。她的丈夫杰弗瑞•麦克唐纳德（Jeffrey MacDonald）医生被控犯下此罪。被告人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曾在美国军队绿色贝雷帽[33]服役。

1970年被告人被指控杀人，但是由于证据不足而搁置。1973年年底或1974年年初，麦克唐纳德的一名女性密友来到我的办公室，说被告人（长滩的一名急诊外科医生）知道自己将会被重新起诉。她问我麦克唐纳德想要知道我是否有兴趣为他辩护。我的回复是：如果他是无辜的，我们可以谈一下。我告诉这名女士：“我希望他能够通过测谎仪的测试。”在我等待他回复的时候，我打电话给北卡罗来纳州办理此案的检察官，询问他们以何罪名起诉麦克唐纳德。这名检察官不愿多说，但还是提到了一些证据，其中一项便是在被告人两岁半女儿的指甲缝中发现了被告人的睡衣纤维。这让我想到了小女孩尖叫的恐怖场景，她挣扎着逃跑，不让亲生父亲用刀捅自己。这对我已经足够了，我也不再考虑这起案件。一周以后，麦克唐纳德的女性朋友打电话给我说，被告人认为没有必要进行测谎。1979年，麦克唐纳德因谋杀三人被判三次终身监禁。

我的个人偏好还让我决定不做前议员丹•怀特（Dan White）的辩护律师。1978年，前议员丹•怀特杀害了洛杉矶市市长乔治•莫斯科尼（George Moscone）和议员长哈维•米尔克（Harvey Milk）。案发后，丹•怀特在洛杉矶警察局的朋友请求我为其辩护，我拒绝了他的请求。

上述两起案件是想要聘请我担任辩护人的两起恶性杀案。由于我仍然保持检察官形象，一旦有人遇到法律问题，最后一个想到的求助对象才是我。

由于我认为辛普森确实有罪，我不可能会为他辩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会批评辛普森的辩护律师。我的批评完全是对事不对人，只不过是批评几位律师的辩护方式。这和为有罪的人辩护是两码事。谁可以有效地批评这样的律师？我们的司法制度和法律理论都不鼓励批评为有罪的人辩护的律师。

由于辩护律师肯定知道辛普森有罪，我个人对于他们为何像为自己的父母、妻子、子女一样积极地为辛普森辩护感到好奇。

此外，虽然通过寻找控方的漏洞来为有罪的人辩护并无不妥。但是，辩护律师也不应当像科克伦那样在开场陈述中违反规则，对陪审团陈述未向控方开示的证人证言。更为重要的是，辩护律师（科克伦、申科和贝利）不应当无端指责清白无辜的警察陷害了辛普森。辩护律师（科克伦、贝利）不应当在审判中欺骗陪审团，尤其是科克伦那样用自己的肤色来欺骗。辩护律师（科克伦、申科）不应当在检察官总结陈词时用不专业、不道德的言辞进行反对，借此打断检察官的发言，妨碍公正审判。

之所以我没有提到罗伯特•夏皮尔的流氓行径，是因为我不知道他在实施这些行为时的心理和动机。虽然他在审判之前就说种族不会成为审判的焦点，在本案判决后他马上就与科克伦划清界限，指责科克伦大打种族牌。1994年7月22日（科克伦加盟辩护团队的当天）《纽约客》刊登了一篇文章《煽动性辩护》（An Incendiary Defense），作者是杰弗里•图宾，文章提到了“辛普森案件的一名主要辩护律师”告诉他打算举证说明福尔曼陷害辛普森，“辩护律师将会确定福尔曼陷害辛普森的动机是种族歧视”。

在上述文章刊发当时，夏皮尔是主辩律师，文章中还附上了他的照片[理查德•艾夫登（Richard Avedon）拍摄的]，照片下面注明的内容是“辛普森的首席辩护律师罗伯特•夏皮尔”（照片拍摄时间是1994年7月11日，这确证了上述文章在科克伦加入辩护团队之间就已经完稿）。在图宾的书《他的人生竞赛》（The Run of His Life）中提到了夏皮尔亲自告诉他这个信息。在审判过程中，李•贝利询问福尔曼是否使用过“黑鬼”一词。夏皮尔告诉记者：“我希望种族不要成为本案的焦点，也不应当成为本案焦点。对此问题，我个人表示抱歉。”但是，1995年3月17日的《洛杉矶时报》报道：“辩护团队中有人反对夏皮尔的观点，夏皮尔在制定辩护策略时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但是，在审判之前与记者讨论“可能的辩护策略”和在制定策略时保持沉默并不意味着夏皮尔作为庭审主辩律师，会和科克伦一样采用欺骗和不道德的辩护策略。

至少基于我目前知道的信息，陪审团对于夏皮尔并不熟悉。

对于巴里•申科还有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申科给人的印象是为穷人和无依无靠的人辩护的律师，担任法律援助律师长达三年。他和同事彼得•诺伊菲尔德后来创设了“洗冤计划”（Innocence Project）。据报道，利用DNA技术，申科让数十名已被定罪的人获释。但是，我们都知道辛普森有罪，申科用实际行动展示了“洗冤计划”是多么“诚实纯朴、清晰明确”：已经到了罔顾正义，为明知有罪的人辩护的地步。

辛普森案中的辩护律师对陪审团有许多欺骗行为，但是这一切并非是偷偷摸摸的。在审判结束后，他们明目张胆地还想继续欺骗美国人民。你能想象罗伯特•夏皮尔为辛普森案撰写的书名为《找寻正义》（The Search for Justice）？科克伦为辛普森案撰写的书名为《通往正义之旅》（Journey to Justice）？一个残忍杀害两人的罪犯面带笑容，逍遥法外，还有什么正义？由于夏皮尔和科克伦都知道辛普森有罪，难道他们能够找到另外一个词来解释和描述他们的“正义”？想想约瑟夫•韦尔奇（Joseph Welch）1954年6月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对约瑟夫•R．麦卡锡（Joseph R.McCarthy）所谓的美国军队颠覆性活动的评论：“最后一件事，究竟还有没有礼义廉耻？”他们怎么有胆量用一年时间在法庭上，当着数百万人的面阻止正义的实现，还告诉大家他们正在为正义奋斗？再问一次，他们到底哪来的胆子？

借用亨利•罗斯（H enryRoth）最近的一部小说《束缚》（From Bondage）中的内容，在今后的生活中，辛普森的辩护律师们必须要“调和自己和良心”。除非他们能够像另外一位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所说的那样“一切都是虚无”。

黑人对辛普森的支持及其后果

因有冥顽不灵、斜眼看人的人存在，黑人在美国历史上经历了各种苦难。但是黑人盲目崇拜、毫无理由地支持残忍的杀人凶手，会间接地让黑人的支持者们放弃支持，黑人会自吞恶果。

正如1995年10月16日《新闻周刊》所述：“上周有关种族的讨论出现的变化让人担忧，许多思想开明的白人也不胜其扰。许多支持种族融合，与黑人保持公务或私人友谊，抵制种族排斥的中产阶级，都对辛普森获得无罪判决过程中黑人的行为目瞪口呆。他们坚决抵制黑人小说家丹尼斯•威廉所称的‘黑人舞蹈’——黑人对辛普森被判无罪的狂欢，开始思考他们对黑人的印象是否正确，种族差距是否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小。”

令人诧异、十分可笑的是：科克伦在辛普森案中捏造出种族问题，利用黑人并且对黑人社区造成不利影响，但是他现在却被视为黑人中的英雄。洛杉矶市市长汤姆•布拉德利说：“他是全国的英雄，特别是对黑人而言。”1995年10月4日的《洛杉矶时报》称：“国会的黑人核心小组[34]（Congressional Black Caucus）上个月在华盛顿举行会议，被围住索要签名的人不是克林顿总统或者退休的柯林•L．鲍威尔（Collin L.Powell）将军，而是科克伦。洛杉矶宣传与公共关系专员金•亨特（Kim Hunter）说：科克伦很受欢迎，有5 000人欢迎他，他们感到很自豪。”

从黑人对科克伦的崇拜可以看出许多黑人根本就不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至少是没有充分理解。

如果黑人社区没有充分理解，那么其他人也没有理解。最近几年，我从来没有比现在感受到更多的排斥黑人的情绪（这也是许多人的观点），这都是拜辛普森案的审理和判决所赐。即便是在不搞种族歧视的人身上，我也能够感受到这种情绪。

攻击黑人的语言分三类：第一种是黑人肯定是蠢到家了，才会相信辛普森无罪。但是黑人并不比白人或其他人更蠢。我认为将这些受到质疑的黑人描述为罔顾事实、激情支持辛普森的人可能更加合适。

第二种是对黑人的歧视。部分是因为黑人对辛普森无罪判决的欢呼雀跃。有人认为黑人都不是好人，对于两名白人被残忍杀害漠不关心。我认为这是一项十分不幸的错误指责。至少我这些年认识的黑人（并非罪犯）都对他人有怜悯之心、富有幽默感。残忍、贪婪和思想贫乏与我认识的黑人毫不沾边。

第三种与第二种有关。黑人盲目支持辛普森，对于无罪判决的欢愉，都反映出他们更加歧视白人。这可能是真实情况，但也是可以理解的情况。如果一个种族被其他种族歧视已久，前者有许多理由更加歧视后者。

黑人歧视白人是一种社会现象，虽然这种现象很明显，但是并未得到大部分白人的重视。[35]多年以来，以白人为主的社会改革者想要消除白人对黑人的歧视，许多组织和运动都是以此为目标。在黑人社会里面是否有相应的组织或行动志在消灭黑人对白人的歧视？当然，占据优势地位时很容易宽宏大量。在许多场合，专家们都已经评估了辛普森的判决对黑人带来的不利影响。例如，流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维•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说，辛普森的无罪判决可能让美国的种族关系倒退30年。[36]虽然大部分专家们对后果的预测没有如此悲观，但是他们都确定黑人将会自食恶果。加州大学教授、专栏作家苏姗•埃思里奇（Susan Estrich）说：“许多黑人会为辛普森逍遥法外付出代价，因为白人无疑会进行报复。”

专栏作家罗纳德•布朗斯坦（Ronald Brownstein）认为：“辛普森案中以黑人为主的陪审团对于警察陷害辛普森的观点明显作出了积极回应……这会加剧种族疏离。”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所长、温和派学者威尔•马希尔（Will Marshall）说：“这个案件加剧了极端思维。”

《两个国家：黑人与白人、隔离、仇视和不平等》的作者安德鲁•海客（Andrew Hacker）预测辛普森的无罪判决和黑人对此判决的反应将会转变为针对黑人的帮助、福利和其他社会项目支持度的降低，因为白人对此心存愤怒。海客说：“许多白人见到黑人的欢呼都表现得十分沮丧。”正在撰写辛普森案论著的黑人社会学家厄尔•欧佛理•哈钦森（Earl Ofari Hutchinson）预见到辛普森的无罪判决和黑人的反应将会对黑人社区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洛杉矶西方学院政治学教授罗格•波什奇（Roger Boesche）预测，正如黑人会因罗德尼•金案发生骚乱，白人也会用投票来反对黑人。

毫无疑问，辛普森案的辩护律师（主要是科克伦）煽动起来的种族对立情绪日趋紧张，助长了白人（和其他种族）对黑人的敌对情绪。黑人只占全国人口的12%，在未来几年制定政策投票时，黑人肯定会受到某种程度的伤害。因此，科克伦非但不应当被黑人视为英雄，而且应当被视为害群之马。讽刺的是，科克伦只是在利用黑人，以此实现他本人和辛普森的利益。[37]

有必要再强调一次，导致这种痛苦沮丧结果的辛普森，也仅仅是利用黑人罢了。这么多年以来，他已经不是黑人社区的一员了。《浮现》（Emerge）杂志的黑人主编乔治•科里（George Curry）认为：“辛普森并不是以黑人自居。事实情况与之相反，他根本就不和黑人站在一起。”《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威廉•赛菲尔（William Safire）这样总结：“这个像白人一样生活、谈吐、与白人结婚的有钱人，把自己包装成社会不公的形象。”肤色让黑人经历了许多苦难，比之更不幸的是自讨苦吃，黑人为自己今后的不幸埋下伏笔。

从罗德尼•金案和辛普森案审视美国陪审团制度

在辛普森案判决之前，陪审团制度改革的呼声就甚嚣尘上。有些人甚至激进地提出要废除陪审制。人们无法接受被告人明显有罪，但是陪审团判处被告人无罪或形成悬而未决陪审团。例如，梅内德斯兄弟案、洛雷娜•博比特（Lorena Bobbitt）案[38]、邓缅•威廉（Damien Williams）案都是如此。美国人民想要知道陪审员是否已经丧失理性。对于陪审员而言，包括谋杀在内的任何犯罪都可以被原谅，只要被告人声称自己受到虐待即可，陪审团都会采信。

人们暗指存在所谓的“受虐者可原谅”的辩护理由。非常明显，这种理由并不成立。但是，虐待可能非常严重，导致不可遏制的犯罪冲动等法定的辩护理由。在洛雷娜•博比特案中就是如此。至少在美国的一些州，不可遏制的犯罪冲动是精神错乱的一种形式。根据法律，精神病导致的无法分辨是非、无法遏制犯罪冲动的精神状态就是所谓的精神错乱。所谓无法遏制犯罪冲动是指行为人已经意识到行为有错，但是无法自控而犯罪。大多数州都没有这种辩护理由，但是在洛雷娜•博比特案发生的弗吉尼亚州，这是一种法定的辩护理由。而在梅内德斯兄弟案审理过程中，最终形成悬而未决陪审团的原因是陪审团无法就被告人行为构成一级谋杀还是二级谋杀中形成统一意见，而不是判决被告人无罪。

“受虐者可原谅”这种辩护理由也不过是新瓶装旧酒罢了。但是这个概念越来越流行，因为陪审员受到传媒的影响。美国人通过观看奥普拉、多纳休（Donhue）和杰拉尔多（Geraldo）等人的电视节目，发现了许多人都是问题家庭的受害者。人们在潜意识里同情被害人，随后就用反社会的行为对施虐者进行报复。还有一种解释：陪审团一致都对受虐者和精神错乱的人网开一面。所有诉讼律师都会这么说。如今的陪审团已经不关注是非问题。回顾1835年，美国的法律还很严苛。陪审团就判决试图刺杀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的油漆工人理查德•劳伦斯（Richard Lawrence）无罪，理由就是精神错乱。与之相似，1981年试图刺杀里根总统的约翰•辛克利（John Hinckley）也被判无罪。

我并不认为美国的陪审团对刑事被告人变得心慈手软。美国人比以往更加担忧犯罪问题，也更加保守。到了法庭上，人们不会将这种担忧和保守抛之脑后。我认为只不过最近一些判决使得令人不满意的热点案件凑巧集中出现而已。事实是有些案件背后蕴含着普通人不理解的法律问题。

邓缅•威廉被控在洛杉矶骚乱期间谋杀未遂以及其他犯罪，陪审团认定威廉不构成谋杀未遂，民众对此义愤填膺。这给人造成一种错误印象：威廉逃过了惩罚。即便是本应知识更加丰富的几名专栏作家，也作出了这一判断。但是，威廉实际上是被判处故意伤害罪，判处十年监禁。威廉之所以未被判处谋杀未遂是因为法律要求具备杀人故意才会构成谋杀未遂。但是，威廉只不过是向雷金纳德•丹尼（Reginald Denny）头上扔了一块砖，这种行为并不一定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地认定威廉有杀人故意。威廉的主观方面不是伤害被害人或者对结果持放任态度，才能认定他具备杀害被害人的故意。但是，威廉的主观方面并不符合此要求。他在用砖头砸向被害人之后，原本有机会继续犯罪，但是他并没有继续实施杀人行为。威廉只能以致命器械实施犯罪才构成故意伤害罪。如果威廉真的意图杀害被害人，那么可能会构成杀人未遂，但是从证据和情节来看，这一点并不明确。检察官以谋杀未遂来起诉威廉明显过于严重，真正目的是希望达到辩诉交易，换取更轻的罪名。辩护律师也说检察官虚张声势，并且陪审团判决不构成谋杀未遂。对威廉以故意伤害罪定罪没有错误，但是这与公众的观点不符。

有些判决明显不合理，属于不公正判决。其中罗德尼•金案的一审和辛普森案已经成为美国司法制度的污点。罗德尼•金案的陪审团几乎全部是白人，在犯罪事实已经被录像的情形下，仍然判处被告人——几名警察无罪。

我们已经知道加西缇检察长是如何将案件起诉至市区法院的。在罗德尼•金案中，原先审理此案的法官拒绝将此案移送到其他地区（洛杉矶以外）审理，但是辩方对此提起上诉，洛杉矶第二区上诉法院最终裁决将案件移送。最后审理案件的法官由加州司法委员会从洛杉矶县以外的范朵拉县（Ventura）、河滨县（Riverside）或者阿拉米达县（Alameda）法院选取。前两个县比较保守，范朵拉县比河滨县更加保守，而辩护律师则要求在这两个县审理，并且倾向于在范朵拉县。检察官办公室则要求在阿拉米达县审理，因为这个县黑人和白人的比例与洛杉矶相似。

令人费解的是，法官最终指定最保守的范朵拉县审理此案。他之所以驳回检察官办公室的请求，是因为将案件移送到旧金山湾区（The Bay Area）会增加成本和不便。但是，正如我所说，我们不能给正义标价。此外，罗德尼•金案还是一起重要案件，对社会有重大影响，比此案影响小几百倍的案件都能够移送到更远的地方，为什么这起案件就不可以？《大海倾诉》这本书中的案件一直从檀香山移送到旧金山。

我认为在罗德尼•金案中，法官的责任要比其他任何人都大。然而，大家只认为控方的失误导致案件移送至范朵拉县，而不是法官的司法错误导致了案件的不公判决。至少法官应当将案件移送至河滨县法院审理。法官轻易就摆脱责任，无人批评他。而且在罗德尼•金案判决进而引发骚乱后，这名法官竟然被派去审理梅内德斯兄弟案。

现在已经知道，审理罗德尼•金案的陪审团中没有一名黑人。实际上，在选任陪审团时仅有一名黑人候选人。可以预见的是，这名黑人马上被辩护律师排除。如果陪审团中有四名或者五名（甚至一名）黑人，那么无罪判决更有可能被黑人接受，也能够避免美国历史上最严重、代价最大的黑人骚乱。陪审团中不仅没有黑人（10名白人，1名拉美人，1名亚裔），而且陪审团绝对的保守，他们生活的地区黑人所占比例极低。

如果罗德尼•金案没有移送，那么陪审团的种族成分很有可能大不相同。在案发地西米谷（Simi Valley），检察官是一名黑人，协助他办理案件的是一名犹太人。那么案件的判决更加容易被黑人接受。

虽然许多执法人员认为人们更支持无罪判决，即便是洛杉矶警察局长达利尔•盖茨（Daryl Gates）也对殴打黑人这件事十分沮丧。盖茨局长一直都亲自审查警察滥用职权的投诉。据说他观看了警察殴打罗德尼•金的视频多达25次，他说这种殴打行为“在美国任何警察局都算得上是极端滥用职权”。他还将此事件描述成“违反使命和显失公平的。永远都不应当发生这种事，我们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盖茨局长的前任艾德•戴维斯（Ed Davis）是一名资深的保守人士，他说：“陪审团认为警察的行为合法，如果真的合法的话，我不想再在这个地方生活。如果这都不是滥用职权，那什么才叫滥用职权？”

罗德尼•金案的无罪判决让我们回想起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前半叶发生的事。白人被告人针对黑人被害人的犯罪，无论事实多么清楚，证据多么充分，也会被白人陪审团判决无罪。[39]罗德尼•金案的判决明显是错的，并且这桩错案还带来了严重后果。

陪审制度本身并没有错。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任何制度是完美无缺的。但是，辛普森案和罗德尼•金案等非正常案件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此时应当将已经存在两百多年的制度废除。废除陪审团制度只不过是愚蠢之见。在许多情况下，指导陪审团的内容不清晰，在许多案件中甚至存在错误。应当加强陪审团指导工作，让陪审员们能够清楚容易地理解。

另外一条可行路径是提升复杂案件中陪审团的学历要求。但是，这也有一定的隐患。如果为了某种类型的案件就对陪审团制度进行变革，那么这种变革有可能被运用在其他案件中。此外，应当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标准来判断复杂案件？另一条路径是复杂案件由法官审判，当然这需要修改宪法。但是我个人反对这种做法，因为我认为从社会上选择12名陪审员比法官一个人（可能是政客）更加可信。

我认为各州立法雇主应当照常支付雇员担任陪审员期间的薪水，这样就可以让一些有资格的人没有经济上的后顾之忧，让陪审制度更具强制性，使更加适格的人可以担任陪审员。[40]

专家陪审团根本就讲不通。无论是多么愚蠢的想法，都有蠢人去附和。有人多次提出这种建议，其中不乏律师和法官。美国每年审理数十万起案件。每个陪审团有12名陪审员，难道要向专家支付数百万美元的费用？一项建议从表面看就知道不合理，为何还要浪费时间来论证？

对于陪审团改革制度，很少有人提到我的一项建议。取消陪审团选任过程中的无因回避制度，只允许有因回避。这将无疑会加快案件的审判速度，我也不知道控辩双方哪一方利益受损。经验丰富的律师都知道有时候经历了数周时间的预先审查（voir dire）[41]选任出的陪审团，并不比最开始的12名候选人组成的陪审团更好。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一方想要的陪审员，几乎不可能是对方想要的。因此，双方都会要求对方中意的陪审员回避，这个过程进展非常缓慢，双方都未获利。

取消无因回避将会促进预先审查的主要目的的实现——选任居中裁判的陪审团。虽然控辩双方都宣称要选任居中裁判的陪审团，但是他们却各自正在寻找偏向于自己一方的陪审员。

陪审制度的改革已经是经常提起的议题，其中一项建议至少有其合理性，那就是取消刑事审判中的一致裁定。[42]陪审团中有十名或十一名陪审员同意即可作出判决，而不是要全体陪审员一致同意。支持者认为这将会极大减少悬而未决陪审团的数量。但真的如此吗？将近95%重罪案件都不会进入审判程序，而是通过辩诉交易加以解决。在剩余的5%的案件中，只有其中的10%会产生悬而未决陪审团（在洛杉矶这个比例更高，约12%或13%）。这样就是说，全部刑事案件中，只有0.5%会产生悬而未决陪审团。同样，数据显示大部分的悬而未决陪审团并不是11∶1或10∶2，通常是9∶3到6∶6这个范围内，大多是8∶4、7∶5和6∶6。在大部分刑事案件中，即便是允许陪审员11∶1或10∶2就可以作出判决，也会形成大量悬而未决陪审团。

美国的俄勒冈州和路易斯安那州规定的是多数决，而不是一致同意。只要是陪审员投票达到10∶2就可以形成判决，但是这两个州依然存在悬而未决陪审团问题，不过它们的悬而未决陪审团比例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就是说允许陪审团表决比例为11∶1、10∶2或者9∶3就可以形成判决，这样就可以减少悬而未决陪审团。问题是这样的改革是否值得。

我个人认为不值得。刑事诉讼事关被告人的生命、自由，法庭剥夺他人的生命和自由不仅需要国家负担大量的证明责任，还需要十二名陪审员一致同意。不应忘记悬而未决陪审团并不意味着使被告人逍遥法外。结果不过是重新审理而已，而在大部分案件中，重新审理的结果一般是有罪判决。

陪审团一致同意才能形成判决赋予大部分刑事判决以合法性和终局性。而且我发现这种做法并没有什么问题。在那些被告人确实犯罪的案件中，只要警察和检察官正常履职，说服陪审团作出有罪判决并非难事。对我而言，在法庭上赢得有罪判决似乎更加容易。只要执法部门像我们要求的那样勤奋办案，称职工作，都能保证犯罪之人被判有罪。

同样，人性中包含从众心理，意见占多数的陪审员没有仔细听审的动力，对于意见占少数的陪审员而言，他们也知道自己的意见在判决中不起作用，这样也无法形成健康的环境。陪审团多数判决将会减少像亨利•方达（Henry Fonda）主演的电影《十二怒汉》（Twelve Angry Men）中的情节，少数意见的陪审员最终说服其他十一名陪审员。不过，这并非普遍现象。虽然一名陪审员说服另外十一名陪审员的情况很少见，但是两三名陪审员说服其他几名陪审员的情况倒是很常见。芝加哥大学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发现大约在10%的案件中，意见占少数的陪审员最终成功地说服原本占多数的陪审员。

虽然最近发生了一些糟糕的事件，但我对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仍然充满信心。我将其视为防止独裁的最后屏障。现在可以想一下，在美国只有陪审团有权将一个人关进监狱。例如，除非刑事案件被告人放弃要求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法官都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并且判处刑罚。

就连美国总统也不能将别人关进监狱。警察局、联邦调查局等执法机构可以实施拘留，但是一旦法庭判无罪，他们也不能再继续拘留。只有普通公民组成的陪审团才能判处刑罚。因此，真正的情况是美国的陪审团居于被告人和自由之间。意识到这一点，你就会对陪审团肃然起敬，十分安心。人们很容易就可以理解陪审团的地位很高，也很微妙，很少有力量可以左右陪审团，即便有的话，这种力量也很少。

奈泽曾经说过：“我宁愿相信充满偏见或偏爱的十二名陪审员，也不愿意相信一名法官。我认为民主之所以能够健康运行，是因为多人判断可以减少失误。”密西根大学的法学教授理查德•雷姆皮特（Richard Lempert）说：“陪审团的好处是可以多视角看问题。不同的人懂的问题不一样。”

就像杜鲁门被选为总统一样，陪审员也可以将自己微小的偏见和异议放到一边，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责任重大。他们是在审判人类一员，这个人将会与陪审员一起生活。他都是有良知、有羞耻感的人，也会以证据为依据作出判决。

这么多年来，陪审团制度多次成为攻击的对象，但是没有人能够拿出更好的替代方案来决定其他人的命运。有一件事非常明确，辛普森案是一桩严重的错案，是美国司法史上最黑暗的时光，让美国人民对于陪审团制度的信赖受损。大部分美国人都认为辛普森是有罪的，他们目睹了是否有罪问题被编造出来的错误的种族歧视摧毁。真正受害的是正义！辛普森案让我想起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曾经对一名在法庭辩论中频繁使用“正义”一词的律师说过的一句话：“年轻人，我必须提醒你。法庭是法律的法庭，而不是正义的法庭。”

辛普森的命运

随着岁月流逝，如果辛普森能够再次被大部分美国人公众接受，并且被他们喜爱，这将是一件有趣的事。直至目前，仍然没有这种迹象。事实上，他居住的布伦特伍德社区已经不再欢迎他，里维埃拉（Riviera）乡村俱乐部也已经开除了他的会籍。他的邻居挂出标语“欢迎来到屠夫之家——布伦特伍德社区”，让辛普森知道自己不受欢迎。赫兹汽车租赁公司也没有再与他续约，而他的经纪公司国际创意管理公司（International Creative Company）也已抛弃了他。我认为辛普森最终能够部分回归社会。但是，由于他的案件已经满城风雨，在这么长时间内，认为他有罪的人将会深信不疑、不再改变。因此，他永远都不可能完全回归正常社会。

许多游客（大部分是白人）仍然会在辛普森的家门口聚集一天，希望能够目睹辛普森真容。有时候辛普森也愿意露面，对他们挥手致意，与他们拥抱，给他们签字。如果幸运的话，辛普森还愿意与他们合影。这些人仅仅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已。

另外一种可能是辛普森将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排斥。就像另外一个杀害两人却逍遥法外的人一样，最终过着一种卑贱的生活。1892年，利兹•宝登（Lizzie Borden）在霍巴克河（Fall River）父母的家中杀害自己的父母，后来被判无罪。她和辛普森一样，在法庭上没有回答问题，审判了十三天后，陪审团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讨论，判决利兹无罪。

利兹•宝登被当地的人们隔离，并且嗤之以鼻，直至1927年去世，她都一直过着一种隐居生活。有一本书还以此案为原型，一出戏剧也专门讲述她的罪行，而且戏剧中的小曲也特别有名：[43]

利兹•宝登手持利斧，

砍了母亲四十下，

事已至此，

她又砍了父亲二十一下。

我们知道，辛普森在凶案发生之前深受欢迎。有人告诉我他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体育节目工作时，如果要进行人缘评比，辛普森会得全票。他是一个魅力超凡、友好可亲、受人喜欢的人。他也是一名最无耻的冷血杀手。

土耳其有一句谚语：说真话的人会被赶出村子。由于本书具有很强的杀伤力，我希望我还能继续我的正常生活。

几个月前，编辑建议我用这种方式与读者交谈，我非常喜欢这种方式。尽管本书话题很沉重，但是仍然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更为重要的是，能够为你们思考当今最为知名的凶杀案件的审判抛砖引玉；让你们知道为何结局如此，为何残忍杀害两人的凶手能够逍遥法外。

文森特•布廖西

1996年3月于洛杉矶

注释：

[1]拉里•S．波斯纳（Larry S.Pozner）和罗格•J．多德（Roger J.Dodd）共同撰写的《交叉询问：科学与技巧》一书共有763页，流传范围很广，所有法律图书馆都会珍藏。在第302页，作者建议读者：“成熟的交叉询问，从来不用‘怎么会’和‘为什么’这两个问题。”我说“问为什么的问题早已被律师抛弃了”的时候，我应当完善这一说法，“那些经验丰富的律师和学习过交叉询问技巧的律师早已抛弃了这种做法”。经验尚浅的律师或者是那些没有学习过交叉询问技巧的律师有时候还会问“为什么”这种问题，并且不知道应当怎么用，反而会产生不好的效果。达登对劳拉•麦金尼的交叉询问就是例证，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伊藤法官裁定排除福尔曼在录音中提到的不当执法行为（包括警察掩盖罪行），理由是没有证据表明福尔曼所述的事实发生。但是达登在此问题上却帮助了辩方——洛杉矶警察局的多名警察陷害了辛普森，还有多名警察掩盖陷害行为。劳拉•麦金尼作证说她被福尔曼使用“黑鬼”一词冒犯了，达登问他（他根本就不知道答案会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错误）:“那你为什么没有阻止他继续说？”劳拉•麦金尼的回答让达登大吃一惊：“由于某些原因，我没有叫他停下来，当时他在告诉我警察的程序，如果掩盖证据和其他的事，我认为这对我很重要。”这是陪审团在审判中听到的有关警察掩盖犯罪事实的第一个证言。达登为辩方打开了这扇门，伊藤法官不得不允许科克伦询问劳拉•麦金尼表达的意思：“在洛杉矶警察局，有很多性别歧视都与掩盖犯罪事实有关，有些女性不与这些警察为伍，所以才会被排斥。”

[2]非常明显，如果检察官汉克•高德博格在对丹尼斯的交叉询问中充分准备，申科的交叉询问也就不会达到他的目的了。高德博格拥有申科手里的所有录像。因此，如果在准备直接询问或间接询问时，你应当找出所有与证人有关的问题，事先询问证人与案件有关的前前后后的所有事项：“然后我就拿着范纳特给我的信封回到物证采集车上面了”，此时你就应当指出录像显示他两手空空回到物证采集车上面。如果高德博格这么做了，丹尼斯也不会在陪审团面前的交叉询问中向申科承认他把信封给了马佐拉，让她把信封拿到物证采集车上。而丹尼斯在作证过程中陈述的其他事实破坏了自己的可信度。难道洛杉矶检察官办公室没有人知道如何准备交叉询问？我们并不是说那些复杂离奇的事项，本案发生的事再简单不过了。

[3]虽然凯尔林有可能为了忠于辛普森（这位演员在辛普森家免费住），在作证时故意有所隐瞒。尤其是他认为案发当晚辛普森的精神状态与以往没什么区别。辛普森利用凯尔林来证明自己不在场，当晚9时35分他们从麦当劳回家的时候，辛普森也跟着回家了，这实际上是让凯尔林证明自己不在场。凯尔林是辛普森的朋友，并且有求于辛普森，他很容易就答应辛普森的请求。总之，凯尔林如果这么做的话，没有人会提出相反证据。但是，凯尔林告诉辛普森，他没有见到辛普森回到家中。凯尔林在法庭上作证说，“我没有见到辛普森回到家中，因为我先回到客房了。”我们不应当忘记凯尔林在法庭上作证凶案发生第二天早上7时30分，他看到了辛普森家的车道上和门廊上都有鲜血。这个时候，是辛普森从芝加哥返回洛杉矶前5个小时，也是他抽血前7个小时。因此，凯尔林的证言对于辩方的警察陷害辛普森的说法极其不利。1996年3月22日，凯尔林在《理维拉直播》上面说：“我坚决认为辛普森杀害了妮克尔。”

[4]案发后一天，辛普森的家人和不同的朋友到了辛普森家中。其中一位就是罗伯特•卡戴珊。一个录像带显示卡戴珊拿着路易斯威登的包离开了辛普森的家，看起来这个包是鼓鼓囊囊的。后来在辛普森的衣橱里面也发现了这个包，拿到法庭让证人辨认的时候，里面空空如也。控方试图传召卡戴珊出庭作证他知道这个包里面放着什么，以及辛普森的高尔夫球包里面放着什么（卡戴珊本人是律师，但是凶案发生时他暂停执业了）。辩方强烈坚持根据律师和当事人的保密特权（卡戴珊又于1994年6月24日重新执业）不能传召卡戴珊出庭。但是在1994年6月13日和14日，卡戴珊并非执业律师，也不是辛普森的律师。鉴于本案极其敏感，伊藤法官要求控方事先呈上一份问题目录，并且决定卡戴珊在陪审团面前是否需要回答这些问题。由于控方认为这种方式无法获得真相，他们放弃了。审判结束后，李•贝利指责夏皮尔曾经与检察官办公室商议辩诉交易，换取辛普森过失杀人罪，卡戴珊因为犯罪后的包庇行为也构成犯罪。但是，夏皮尔否认了上述指责。在科克伦的书《通往正义之旅》中，他说加西缇在辛普森被传讯之前打电话给他，说可以用辩诉交易解决此事，以二级谋杀定罪。科克伦答复说能否换取更轻的过失杀人罪的时候，加西缇的回答是：“二级谋杀罪是再合理不过了，但是如果你真想辩诉交易，我们可以谈谈。很多事都好商量。”科克伦说他告诉加西缇：“加西缇，没法谈。我的当事人说自己是无辜的。除非无罪释放，其他没什么好谈的。”加西缇通过发言人否认了科克伦的说法。

[5]伊藤法官对陪审团说：“辩护律师（科克伦）提到了证人，但并非之前提供给控方的证人名单，有些人的书面证言也没有依法提供给控方。这是一种违法行为！”

[6]《美国探寻》有大量的职员24小时专注报道辛普森案件，他们在调查、实践和核实主流媒体忽略的有效信息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纽约时报》确认了上述判断，认为《美国探寻》是报道辛普森案的必读刊物。《星报》（Star）在审判期间也给予其高度评价。

[7]如果科克伦在开场陈述之前没有读艾伦•帕克的作证笔录，难道他不知道夏皮尔在辛普森被捕之后就对媒体披露了这个不在现场的证据？

[8]科克伦很幸运，在总结陈词阶段，他的辩护团队成员罗伯特•布拉斯尔（Robert Blasier）就合理怀疑问题为他准备了一份非常好的图表，科克伦本人也深受启发。

[9]刊载于《密西西比学院法律评论》（Mississippi College Law Review）和《刑事司法杂志》（Criminal Justice Journal）。

[10]例如，在Arizona v. Fulminante,111 S.Ct.1246（1991）案件中，首席大法官威廉•哈布斯•伦奎斯特（William H.Rehnquist）说道：“刑事审判的核心目的是决定被告人有罪还是无辜这一实质性问题。”在Jackson v. Denno,378 U.S.368（1964）案中，又说道：“有罪还是无辜，必须要有一次新的审判。”

[11]例如《得克萨斯州刑事案件陪审团指引》:“陪审团的唯一职责就是确定被告人有罪还是无辜。”如果陪审团将辛普森慢速追车发现的证据在法庭上开示，伊藤将会对陪审团作如下说明：“一个人在犯罪之后潜逃或者被指控犯罪之后潜逃都不能充分证明犯罪，但是如果这一事实被证实，但是你们可以据此事实判断被告人是有罪还是无辜。”当然了，得克萨斯和加州的陪审团指引都是错的。

[12]《帕金森论刑法》（Perkins on Criminal Law）中写道：“刑事程序是执行刑法的正式程序。包括：（1）起诉犯罪；（2）决定有罪还是无辜；（3）执行刑罚。”

[13]1982年我在《美国法律杂志》（The National Law Journal）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期刊的一名职员联系了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爱德华•德威特（Edward J.Devitt）法官，让他评论一下我的文章。在读完整篇文章后，德威特法官说他自己从来不用“有罪还是无辜”这样的表述。

[14]虽然科克伦在开场陈述中的发言极为不当，控方的反对也是百分之百正确，哈佛大学的一名法学教授（不是德肖维茨）在为《洛杉矶时报》做分析员的时候说，科克伦在辛普森案中的辩护十分诚实，控方的反对是在发牢骚、想要搅局而已，这显得十分小气。这名教授并非一般的教授，他是哈佛大学法学院刑事司法研究所所长。

[15]控方专家证人麦克唐奈都承认看到袜子有一定难度。当克拉克在总结陈词阶段问他：“你是否同意在黑色地毯上面看见带血的袜子有一定难度？”麦克唐奈回答：“室内光线不足的情况下，很难看到。”直至1994年8月4日，洛杉矶警察局物证专家对袜子进行检验时，才发现上面沾有血液。他们对袜子进行了酚酞检验。随后的DNA检验显示袜子上有妮克尔和辛普森的血液。在袜子上有一些血点，这些血点来自妮克尔之外的人的可能性为六百八十亿分之一。来自辛普森之外的人的可能性为五千七百亿分之一。

[16]应当注意的是，夏皮尔从威曾格证言中只想得出辛普森患有严重关节炎。凶案发生前几周或几个星期为辛普森检查过身体的医生的证言或者是在辛普森伤口痊愈后为他检查身体的医生的证言，夏皮尔都想将其出示给陪审团。

[17]哈姆雷特说：“要有所准备。”在复杂的谋杀案审判中，我尝试用记事本写下审判中的所有问题（甚至包括有关可能遇到的反对意见的判例、证人回答以后我该如何进一步发问等内容）。虽然法律界在直接询问、交叉询问和总结陈词中记笔记的人越来越少，我的做法与别人相反，我认为应当推荐法学院和律师业务课程中加入此内容。我一直都保持这一习惯。但是我相信一句谚语“第一场战役开始前，胜负已定”，因此，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在进入法庭之前我就可以在纸面上精心准备诉讼。审判之前，所有的观点、辩驳意见、问题和反对都已经在我的记事本上推演好了。我的目标是审判仅仅是按照我的剧本演绎的一出戏。当然，在审判中会有一些突发事件，但是我已经准备得很充分，甚至连这些突发事件都已经有所准备。在我的不懈努力下，我发现我是在审判我自己。

将自己的想法写下来是一件枯燥费时的事情。对我而言，在记事本上推演案件是最难的。但我认为，这是胜利赢得复杂案件的唯一方法，也是让我在法庭上的发言比优秀发言更加优秀、比准备充分的发言更加准备充分的利器。

例如，在我准备交叉询问时，我可能知道我想表述何种观点，但是我可能要花费半个小时时间在记事本上写出最佳论证方法。在我询问关键问题之前，我可能要首先确定自己要问十个问题，并且确定提问的顺序。有些问题我要起草三四次，因为证人可能会觉察到我的后续提问。

与之相似，在我准备总结陈词时，我可能知道自己想要表达的观点，但是当我把发言内容写到纸上的时候，有时候不得不停下来。此时我才意识到我并未像自己想象的那样理解这个问题，即便理解了也很难清晰有力地表达这个问题。

我所谓的把所有想法写下来，并非是指在法庭上律师应当阅读他的笔记。这样看起来十分不熟练，并且会降低效率。但是，如果已经写下问题了，你就可以不断地回顾，直至你确信自己抛开笔记也可以发言，对证人发问。

那些一直不愿意采用我的方法的律师们的理由一般是：如果律师都像这样准备诉讼，把所有东西都写下来，那么律师就不够灵活，无法就毫无准备的事情发言。如果这种说法不是无稽之谈，那么就没有无稽之谈了。谁说把自己准备的内容写下来，就不够灵活了？难道只有准备不充分的人才会即席发言，才有灵活性？

我发现许多观点和想法并不容易表达。但是，如果投入足够时间，就可以轻松掌控。交叉询问和总结陈词中，律师没有时间停顿和反复思考，不得不删除一些要点，其中的一些要点甚至非常重要，或许这就是“没有把所有想法写下来”的危险之处。有多少律师在走出法庭后说道：“我忘记了问那个问题。我忘记了发表这个观点？”如果把问题都写下来，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在我看来，无论我的做法是否值得，当今大部分律师所做的笔记都不够，进而准备都不够充分。

在律师的脑海中有数百条信息，但是律师也是人，脑海中的信息并不是规整有序，也没有全部消化。律师在法庭上发言的时候，很多内容都毫无效率。导致观点无法传达到陪审团那里。先将观点写在本子上，不断地组织语言、消化内容、修改措辞、审查错误，这样才会传达到陪审团那里。

[18]贝利在辛普森案中最大（也是让辩方胜诉）的贡献是他对福尔曼的交叉询问，达到了大部分律师都无法达到的效果。也是他成功地说服伊藤法官允许福尔曼就种族问题接受质证（当时伊藤正在犹豫不决）。贝利的观点虽然在法律上有错误，具有误导性，但是很有说服力。这也是贝利在辛普森案中最重要的贡献。

[19]葛培理（Billy Graham）牧师讲述上帝、耶稣和基督比任何人都多。他甚至说自己知道天堂的大小（1 600平方公里）。葛培理过着体面的生活（这与其他布道者不同），通过政治帮助了数百万人，理性的人应当认真对待他的布道？一位宗教复古主义者邀请他到普林斯顿技术研讨会上面为他自己的布道进行学术研究，葛培理犹豫了。葛培理在1933年11月告诉《新闻周刊》:“我没时间，对此不感兴趣。”“我发现我说‘上帝说’或者‘《圣经》说’的时候，我就得到答案了。”我与葛培理类似，都是结果取向型的。

译者注：葛培理牧师，直译作比利•（富兰克林）•葛拉罕（William Franklin Graham或Billy Graham,1918年11月7日- ），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基督教福音布道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福音派教会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经常担任美国总统顾问，在盖洛普20世纪名人列表中排名第7。

[20]译者注：优势证据证明标准（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即如果全案证据显示某一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明显大于其不存在的可能性，使法庭有理由相信它很可能存在，尽管还不能完全排除存在相反的可能性，也应当允许法庭根据优势证据认定这一事实。

[21]最知名的一个案子发生在费城。1994年和1995年，6名白人警察于1988年和1989年陷害6名黑人贩毒，这几名白人警察做了辩诉交易。几乎所有被陷害的黑人受害人都是毒贩，并且都有贩毒前科。警察的陷害行为包括：盗窃、篡改证据、伪证和妨害司法。

[22]我在有关警察暴力的文章中提到了迈克尔•金佐，他是一名黑人，担任洛杉矶反警察暴力协会主席。自1975年以来，他和他的组织一直都在监控和反对警察暴力以及警察对少数族裔的其他违法行为。他的组织每年平均记录洛杉矶的2 000起警察暴力案件，自成立以来已经记录了35 000期。我问他警察违法行为的比例如何，他说：“70%是滥用权力，30%是其他的违法行为。例如言语暴力，不告之权利，恫吓，拒绝告诉自己的名字、警号、单位等。”我问他有关警察陷害少数族裔的事情，他停顿了很久。然后他开始举例，比如殴打黑人、报假案，将被害人说成犯罪分子。我不止一次向他解释：“迈克尔，我并不是在和你讲警察做了什么错事，或者是警察陷害黑人。我是说警察不喜欢黑人，因而陷害无辜的黑人。”最后，他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他只能想到一起案件，我自己也知道这起案件，因为当时这起案件很轰动。1975年，两名黑人被洛杉矶治安警察局指控杀人，最终被判终身监禁。1992年，在经过不断地上诉和一家私人侦探事务所的调查后，洛杉矶检察官办公室的巴里•塔罗（Barry Tarlow）也加入申诉中，上诉法庭颁布了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并且释放了两人（检察官办公室认为自己在调查过程中有不当行为，但是并没有说被告人是无辜的）。颁布人身保护令的上诉法庭认为：“警察在本案中的行为应受谴责。”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警察威吓证人作伪证，并且隐瞒了无罪证据（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两名被告人得到了一大笔赔偿，其中一名后来又因数起性犯罪被判监禁。

译者注：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原本指由高级法院发出的一种令状，准予囚犯被移离监狱及被带到法庭席前就被告人被扣留的事项作出裁定。该令状其后规定看管受羁押的人的监狱看守员将该人带到法庭席前，以证明其扣留该被羁押的人的权力。

[23]根据科克伦的记录，他在1978年至1980年供职于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时候，是这个改革（自1995年，因经费问题停止）的主要推手。

[24]由于我知道检察官办公室特殊调查处从来没有起诉过警察滥用职权，因此达登在对陪审团作如下发言时，我感到惊奇：“我这7年都在起诉坏警察。”可能是我错了，达登起诉的警察都不是大家知道的（有可能是深夜里偷偷摸摸地起诉），我打电话给两名熟悉达登1987年至1994年在特殊调查处工作的检察官。他们都告诉我达登在7年中只起诉了一起案件，1990年起诉了一起轻罪案件，当时有几名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察私闯民宅搜查毒品，但是后来达登败诉了。但是，《洛杉矶时报》报道说：达登“有着起诉警察的悠久经验”。《新闻周刊》称达登为“鞭笞警察的检察官”。《纽约客》的撰稿人杰弗里•图宾说：“达登的15年检察官生涯中，有7年都在起诉腐败警察。”为什么？因为在这段庭审中，大家“认为”存在坏警察。无论达登有没有这么做，都与记者无关。据我所知，达登可能是想要今后起诉更多的坏警察。有人告诉我，达登在1993年在对一名洛杉矶警察杀人案件的起诉中发挥了作用，这起案件在洛杉矶历史上非常罕见。但是，他过去7年中仅仅是调查坏警察，而不是起诉坏警察。据我所知，基本上很少听到检察官办公室起诉坏警察。

[25]译者注：该骚乱发生在1965年洛杉矶附近的瓦特。瓦特是一个非裔人口的低收入社区，其中许多人认为除了高失业率，贫穷和种族歧视，居民还不时遭受警察的暴行。这些怨恨和不满的情绪最终转向暴力。8月11日，加州公路巡警逮住一名醉酒司机，一小撮人围观并投掷石块，随即骚乱发生，并演变为长达六天的暴力事件，全市损失4 000万美元，导致34人死亡。瓦特骚乱是该市历史上最严重的事件之一。

[26]1994年6月13日凌晨，在前往辛普森家的时候，范纳特和他的同事把辛普森视为唯一嫌疑人太正常不过了。因为丈夫往往是杀害妻子（本案中是刚离婚的前妻）的凶手。范纳特这么说以后，应当再加一句在去辛普森家路上的时候这么说的[警察说他们翻墙进入的原因如下：他们认为凶案现场与辛普森家相距不远；他们在辛普森的野马车门把手上面看到了血迹；这辆车停在辛普森家门外，停地很匆忙；没有人回应门铃，但是警察看到楼上和楼下都有灯光；门里面的车道上停着两辆车；辛普森家的私人保安公司维斯迪克（Westec）公司告诉他们，辛普森家有一个住家保姆。警察认为，这些情况构成无令状搜查的紧急情况，因为他们不知道是否有人受伤或死亡]。但是，在交叉询问时，范纳特却告诉夏皮尔，当天晚上，他认为辛普森只不过是一个嫌疑人，身上的嫌疑比别人大。因为这种说法可能不可信，陪审团说他们并不相信范纳特。在辛普森案的预审阶段，凯瑟琳•肯尼迪•鲍威尔（Kathleen Kennedy Powell）法官和伊藤法官都裁决四名警察当晚的行为并未违反《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禁止“不合理搜查和扣押”的规定。

许多法律学者和评论员都认为凯瑟琳•肯尼迪•鲍威尔法官和伊藤法官对无令状搜查的裁决有误。在德肖维茨的著作《合理怀疑》中，他写道：“辛普森依据《宪法第四修正案》禁止非法搜查和扣押的权利受到侵犯，伊藤法官对此视而不见。”包括德肖维茨在内的评论人继续说如果凯瑟琳•肯尼迪•鲍威尔法官或者伊藤法官裁决四名警察翻墙进入辛普森家中的行为不合理，侵犯了辛普森的权利，那么此次搜查的所有证据将会是毒树之果，应当被排除（排除的证据包括车道和门厅的血滴、血手套和血袜子等）。对此论调，我不以为然。究竟什么是“毒树之果”的“必然发现”的例外？1984年美国最高法院在Nix v. Williams,467 U.S.431案件中确立了此例外。如果通过合法手段，稍后也能提取到某些证据，即便是开始的搜查行为违法，搜查的证据也具有可采性。警察已经看见辛普森的野马车上有血迹（这个证据独立于搜查辛普森的家获得的证据），辛普森从芝加哥回来之后手上的伤口也被警察发现，最为重要的是，第二天的DNA聚合酶链式反应检验显示犯罪现场的血液与辛普森匹配，此时的情况和Nix v. Williams案件一样，警察有足够的理由可以申请到搜查令。

译者注：毒树之果，是美国刑事诉讼中对某种证据所作的一个形象化的概括，意指“根据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所获得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口供，并获得的第二手证据（派生性证据）”。

[27]辛普森案比其他任何案件的报道都多。自1935年新泽西州的林白小鹰绑架案（Lindbergh kidnapping-murder）以来，辛普森案是被报道最多的案件，排名第三的案件可能是1970年至1971年的曼森案。

译者注：林白小鹰是美国飞行英雄查尔斯•林德伯格（林白）之长子，记者称他为“小鹰”，俗称“林白小鹰”，仅20个月大即被绑架撕票。该案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绑架案之一。

[28]也有一些事件也被媒体这样铺天盖地地报道，造成的压抑可怕的氛围丝毫不弱。其中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海湾战争（Persian Gulf）。科威特是一个大部分人没听说过的国家，政府肮脏独裁，历史上与美国毫无瓜葛。在布什总统执政的4个月里内，媒体成功地将科威特转化成美国感情上最为青睐的国家，我们都被卷入一场爱国洪流，其风靡程度不亚于世界职业棒球大赛或超级碗。

[29]根据AC尼尔森公司（A.C.Nielson Company）调查，判决结果的收视率在全国达到了91%。CNN的一项调查显示，一亿四千两百万名美国人通过电视或广播接收判决。

[30]1921年，无声电影明星罗斯科•阿巴克尔（Roscoe Arbuckle，其地位仅次于查理•卓别林），被指控杀人罪，在经过两次悬而未决陪审团之后，被判无罪。

[31]译者注：埃尔文•约翰逊（Earvin Johnson），出生于1959年8月14日，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绰号魔术师的NBA传奇后卫。

[32]例如：精神疾病、激情犯罪、在一起激情杀人案件中，你不需要否认自己的当事人犯罪。当事人认罪，并且主张这是过失杀人，不同于一级谋杀。

[33]译者注：绿色贝雷帽（Green Beret），是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的称号。

[34]译者注：国会黑人核心小组（Congressional Black Caucus），是美国国会中代表黑人的组织，只有黑人能够参加。

[35]调查显示88%的白人不认可罗德尼•金案一审的无罪判决，在这起案件中，被害人是黑人，被判无罪的被告人是白人。

[36]1995年10月3日判决当天，《CNN美国今日》（USA Today-CNN）节目发现57%的受访者认为判决会伤害种族关系。

[37]还有一件讽刺的事情是，科克伦不像辛普森那样疏离黑人社区，他和黑人社区的关系一直很好，对于黑人社区的资金帮助很大。

[38]译者注：约翰•韦恩•博比特（John Wayne Bobbitt）和洛雷娜•博比特（Lorena Bobbitt）二人是夫妻，1993年洛雷娜用刀子割下了丈夫约翰的阴茎。洛雷娜声称丈夫强奸了她（但是没有证据证明），趁着丈夫熟睡，她从根部割下了丈夫的阴茎。在审判中，洛雷娜声称自己长期受到丈夫的虐待。陪审团最终判决洛雷娜无罪，理由是洛雷娜由于精神错乱产生不可遏制的犯罪冲动。

[39]根据《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除非审判有误或者是上诉，任何人不得因同一行为被第二次起诉。从字面上看，这意味着辛普森案判决后，即便辛普森跳出法庭，嘲笑陪审团是傻瓜，承认自己有罪，还是不能被再次起诉。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只有一种例外，那就是当被告人是政府官员的时候（如警察）。由于在美国内战之后的重建时期，州法庭的陪审团不断判决残害黑人的警察无罪，1878年，美国联邦政府出台了一部法律来捍卫被害人，允许再次起诉因违反种族法律中的公民权利被判无罪的警察。第二次起诉程序一样，但是可以通过改变罪名规避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例如第一次起诉的罪名是谋杀或故意伤害，第二次起诉的罪名是侵犯公民权利。目前美国联邦法律第18部242条规定了此项内容，在罗德尼•金案一审中被判无罪的几名警察随即就被起诉到洛杉矶联邦法院（两人被定罪）。

[40]实际上，所有被要求承担陪审职责的人中，只有很少人担任陪审员。拒绝担任陪审员的理由十分可笑：“我不能担任陪审员。我的心脏停跳了”, “我身患感冒，头晕眼花。希望以后能好”, “如果我能从监狱越狱，我很荣幸担任陪审员”，等等。

[41]译者注：预先审查（voir dire），本义为讲真话（speak the truth）。用来表示法官和当事人及律师对候选陪审员或证人通过询问来审查其是否具备作为陪审员或证人的资格及适当性的程序。在审查中要求候选陪审员或证人讲真话。其中，对陪审员的有因回避或无因回避的申请都应在该阶段提出。

[42]1972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刑事诉讼中，美国宪法并不要求全体陪审员通过就能作出判决。在此之前，1970年，最高法院判决的刑事诉讼中，陪审团无需由12个陪审员组成。如今，亚利桑那州允许8人组成的陪审团，佛罗里达州允许非死刑案件中6名陪审员组成陪审团。但是在1978年，最高法院不允许佐治亚州的5人陪审团，因为这种做法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

[43]事实上，本案的证据显示利兹的母亲被砍了二十一刀，父亲被砍了十刀。

附录一　凶案发生后第二天辛普森的讯问笔录完整版

（录音记录）

范纳特：这位是我的搭档朗格警官，我们在派克中心（Parker Center）的洛杉矶警察总部讯问室。时间是1994年6月13日13时35分，我们正和O.J．辛普森在一起。你是O.J．辛普森吗？

辛普森：是的，我是。

范纳特：辛普森，你的生日是哪一天？

辛普森：1947年7月9日。

范纳特：好。我们和你的律师已经说过了，在我们正式谈话之前，我要向你重申一下你的宪法权利。你要仔细听，如果有任何不明之处，你就告诉我。好不好？

辛普森：没问题。

范纳特：辛普森先生，你有权保持沉默。如果你不保持沉默，那么你所说的一切都能够用来在法庭作为控告你的证据。你有权在受审时请律师在一旁咨询。如果你付不起律师费的话，将会为你免费提供律师。你是否完全了解你的上述权利？

辛普森：了解。

范纳特：你有什么问题吗？

辛普森：（不知道说什么）。

范纳特：好，你说话声音能大一点吗？

辛普森：好的，我没有问题。

范纳特：你是否愿意放弃保持沉默的权利，接受我们的讯问？

辛普森：是的。

范纳特：好。你是否放弃讯问时要求律师在场的权利？

辛普森：是的。

范纳特：好的。我们要做的是……我们正在调查你的前妻和另外一名男子遇害案件。

朗　格：有人说……

范纳特：对，我们首先要问你和她离婚了吗？

辛普森：离了。

范纳特：离婚多久了？

辛普森：正式离婚？正式离婚快要两年了，但是我们已经分居两年多了。

范纳特：是吗？

辛普森：是的。

范纳特：你和她关系怎么样？你们……

辛普森：我们尽力重修旧好，但是没有用。没有成功，因此我们继续各行其道。

范纳特：你是说去年吗？

辛普森：一年零四个月之前，她回来了，我们就试着尽力和好。试了有大半年，我觉得我们彼此都觉得不行，可能就是在三周前，我们就说和好没成功，分道扬镳了。

范纳特：两个孩子都是你们的？

辛普森：是的。

朗　格：她是监护人？

辛普森：我们共同监护。

朗　格：法院判决离婚的吗？

辛普森：这些都是经过法院的。对于孩子抚养我们没有问题，有关孩子的事我们都是共同完成。

范纳特：你们分居是怎么回事？

辛普森：第一次分居吗？

范纳特：对的，有什么问题吗？

辛普森：对我而言，这是个大问题。我很爱她，不想跟她分居。

范纳特：呃，我知道她因为某些事多次报警？

辛普森：啊，六年之前因为新年问题，我们有过一次激烈冲突，她报警了。但我没报警。差不多一年前，我们又发生了争吵。这次没有肢体冲突。我踹了她的门或者别的东西。

范纳特：这两次她都报警了吗？

辛普森：嗯，我和她一起等警察来的，警察也问话了。

朗　格：你是否因为什么事被逮捕过？

辛普森：没有。五年还是六年前，我记不清了，当时我们打了一架。后来我被要求服社区劳务。

范纳特：所以说你从来没有被逮捕过？

辛普森：没有，我从未被逮捕过。

朗　格：警察从来没有起诉你或者……？

辛普森：没有。

范纳特：我能问你，上次你睡觉是什么时候？

辛普森：昨夜我睡了几个小时。在飞机上也睡了一会，但是时间不久，到了酒店之后又睡了几个小时，直至你们打电话进来。

朗　格：妮克尔家有没有保姆？

辛普森：据我所知有保姆。

朗　格：那你知道保姆的名字吗？

辛普森：艾薇亚（Evia）或者是艾薇儿（Elvia），差不多是这个名字。

范纳特：我们没见到她。她请假了吗？

辛普森：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她的上班时间。

朗　格：范纳特，我们应该把昨晚的事情详细说一下，是不是？

范纳特：是的。你上次见到妮克尔是什么时候？

辛普森：我们离开独舞表演的时候。我和她父母聊天，她走开了。

范纳特：独舞表演在哪里？

辛普森：保罗•列维尔（Paul Revere）高中。

范纳特：你有孩子在那里就读吗？

辛普森：独舞表演就是为我女儿悉尼（Sydney）办的。

范纳特：当时是几点？

辛普森：差不多是6时30分、6时45分左右结束，后来他们就离开了。

范纳特：他们？

辛普森：她和她的家人，她的父母、妹妹还有我的孩子。

范纳特：你们是分头离开的？

辛普森：是的。实际上是她先走，然后他们又回来，她和她妈妈一辆车。孩子们坐她妹妹的车。

范纳特：妮克尔开的车？

辛普森：是的。

辛普森：她的黑色切诺基吉普车。

范纳特：那你开什么车？

辛普森：我的劳斯莱斯宾利。

范纳特：停在你家外面的福特野马车是你的吗？

辛普森：这是赫兹汽车租赁公司的车，他们让我使用。

范纳特：所以说停在外面路上的是你的车？

辛普森：嗯。

范纳特：车子所有人是赫兹汽车租赁公司吗？

辛普森：对的，是赫兹。

范纳特：那辆车一般都是谁开？你开？

辛普森：我开，管家也会开。这是一种……

范纳特：这辆车是多用途的？

辛普森：对的，多用途的。我买的车险中，这辆车的保险是唯一一个覆盖任何驾驶人的。

范纳特：好的。

朗　格：你开这辆车的时候，一般都停在哪里？这辆车现在在哪里，路边还是别的地方？

辛普森：我一般都是停在路边。

朗　格：你从来都不……？

辛普森：很少。我需要装卸东西的时候，才会开回家，就像昨天。

朗　格：你上次开这辆车是什么时候？

辛普森：昨天。

范纳特：昨天什么时候？

辛普森：昨天上午和下午。

范纳特：你说你和妮克尔6时30分到7时就分开了。她在独舞表演后就离开了？

辛普森：是的。

范纳特：你和她的父母交谈了？

辛普森：我们当时坐在那里交谈的。

范纳特：你离开独舞表演是什么时候？

辛普森：差不多也是那个时间。当时我们都要走了。她妈妈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晚餐。我婉拒了。

范纳特：离开独舞表演后，你去哪里了？

辛普森：我回家了，然后就去取车，本来想去接我女朋友的，后来我又回家了。

范纳特：有别人和你一起在家吗？

辛普森：凯尔林。

范纳特：凯尔林？还有别人吗？你的女儿艾丽尔在家吗？

辛普森：没有。

范纳特：你女儿名字是艾丽尔吗？

辛普森：是的。

范纳特：你什么时候到家的？

辛普森：7时左右。

范纳特：7时左右？然后你又离开了……

辛普森：我在回忆我是不是离开了，我有时候……我在赶时间，为女儿买一些花。当时是在独舞表演的时候，于是我很匆忙地买了一些花给她，然后回家了，我想要去宝拉家，打过电话给她，但是她不在家。

范纳特：宝拉是你女朋友？

辛普森：是我女朋友。

范纳特：宝拉的全名是？

辛普森：宝拉•巴碧丽。

范纳特：你能拼写一下吗？

辛普森：B-A-R-B-I-E-R-I。

范纳特：你知道她住处的地址吗？

辛普森：她住在威尔希尔（Wilshire），但是她不在家。

范纳特：你有她的电话号码吗？

辛普森：当然了，[310]470-3468。（电话已经停机）

范纳特：所以说你昨晚没见到她？

辛普森：我们前一天晚上一起参加了一场重要活动，后来我就回家了。昨晚我一直在家，除了出去观看独舞表演和买花，其他时间都在家。

范纳特：今天早上你是不是去打高尔夫球？

辛普森：在芝加哥打的。

范纳特：什么样的比赛？

辛普森：赫兹汽车租赁公司的贵宾邀请赛。

范纳特：好的。你昨晚几点离开家的？

辛普森：去机场吗？

范纳特：嗯。

辛普森：车子是大约10时45分来接我的。一般他们都会早一点到。当时很匆忙，差不多11时。

范纳特：那就是10时45分至11时？

辛普森：11时，差不多这个时间。

范纳特：你是乘坐豪华轿车过去的？

辛普森：是的。

范纳特：哪家公司的豪华轿车？

辛普森：这你要问我的办公室了。

朗　格：你和司机交谈了吗？

辛普森：没有，他是一名新司机。一般情况下，我有个熟悉的司机，我会跟他聊天。当时只谈了赶飞机、飞机和酒店里发生的事。

朗　格：你的飞机是几点起飞的？

辛普森：11时45分起飞的。

范纳特：哪家航空公司？

辛普森：美国航空。

范纳特：美国航空？11时45分飞往芝加哥？

辛普森：是的，芝加哥。

朗　格：你昨天驾驶了你的白色野马车，对吗？

辛普森：是的。

朗　格：你回家的时候车子停在哪里？

辛普森：我想一下啊。第一次是停在邮箱边上或者是在车道上来着？一般都是停在邮箱边上，有时候……

朗　格：是停在阿什福德路（Ashford）上，还是阿什蓝德路（Ashland）上。

辛普森：阿什福德路上。

朗　格：你昨晚最后一次把野马车停在哪里？

辛普森：就在那儿。

朗　格：现在车子在哪里？

辛普森：还在那里。

朗　格：哪条路？

辛普森：还在那条路上。

朗　格：阿什福德路？

辛普森：不是的。在罗金汉路上（Rockingham）。

朗　格：你把车子停在那里了？

辛普森：是的。

朗　格：那你是什么时间停的？

辛普森：8时左右，七八点，9时，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那段时间。

朗　格：你是开着那辆车去观看独舞表演的？

辛普森：不是的。

朗　格：那独舞表演是什么时候？

辛普森：6时30分左右结束的。我说过了，结束后我就回家了，又开车去找我女朋友。打电话给她，她没接。

朗　格：所以说你是开着劳斯莱斯回家的，然后换成了野马车？

辛普森：是的，因为我的电话在野马车里面。我喜欢开野马车。你们知道，我去找女朋友的时候，打了好几次电话给她，但是她不在家。我留言给她，后来又检查有没有回复，但是没有。可能她出门了。后来我就回家了，一直和凯尔林坐在家里。

朗　格：那你再次泊车是什么时间？

辛普森：差不多8时吧。他还没有泡好澡，后来我们就出去买汉堡了。后来我就回家了，悠闲地等待出发。我的意思是，我们又做了一些事。

朗　格：这么说你开着野马车回家的时候也不是很匆忙？

辛普森：不匆忙。

朗　格：我这么问你，是因为野马车停的角度很奇怪，歪斜地停在路上。

辛普森：好吧。我也知道停车角度是不是很奇怪。这么停车是因为我急着要去做自己的事，到了门口之后还要从车上取手机等其他东西。从门口开出去，可能转弯有点急。

朗　格：所以说你把野马车开回家了？

辛普森：是的。

朗　格：好。

辛普森：我把车开回家是为了把车里面的东西取下来。然后我急着开出去，因为大门正在关闭。

范纳特：你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是？

辛普森：820-5702。（号码已作废）

范纳特：区号是310？

辛普森：是的。

范纳特：你的手是怎么受伤的？

辛普森：我不知道。第一次是在芝加哥弄伤的，我在房间里面忙来忙去。

范纳特：你在芝加哥怎么弄伤的？

辛普森：我打碎了一个杯子。当时你们的人正好给我打电话，我正在浴室，当时我快要疯了。

朗　格：你是这样割伤手的？

辛普森：之前就割伤了，但是伤口可能裂开了，我也不确定。

朗　格：你记得你在野马车上流血了吗？

辛普森：我记得我在家里流血了，然后我就去开野马车了。这是我走之前做的一件事，当时很赶时间，我去野马车上面取电话。

朗　格：你的电话现在在哪？

辛普森：在包里。

朗　格：你带着它？

辛普森：在我的黑包里面。

朗　格：你带了一个包回来？

辛普森：是的。

朗　格：你记起流血的事了？

辛普森：是的。我的意思是，我知道我当时在流血，但是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我经常流血的。我打高尔夫球或做别的事，经常有磕磕碰碰。

朗　格：当时你做了什么吗？你什么时候包扎的？

辛普森：我今天早上叫一个女孩子包扎的。

朗　格：她包扎的？

辛普森：是的。昨天晚上离家的时候我和凯尔林在一起，他当时对我正在说什么。我匆忙取电话。所以就简单弄了一下，没有继续流血。

范纳特：你有野马车的钥匙吗？

辛普森：有。

范纳特：我们扣押了野马车，你知不知道？

辛普森：不知道。

范纳特：我们要检查一下。除你之外，最后一个驾驶野马车的是谁？

辛普森：可能是琪琪（Gigi）。我不在家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谁开的，也许是凯尔林，也许是我女儿。

范纳特：你有钥匙吗？

辛普森：我留在家里了。当时琪琪离开了，今天才回来，琪琪在家的时候，有时候需要开车。我今晚才回来。

范纳特：你不介意她开你的车？还是……

辛普森：这辆车是我唯一允许她使用的。有时候她丈夫开她的车，所以她没有车用。我允许她开这辆车。

朗　格：上次你去妮克尔家是什么时候？

辛普森：我没进去，我不会再去那房子里了。我已经有一周时间没去过她家了，也可能是五天吧。我经常去她家，我的意思是，我经常要去接孩子，送孩子，跟狗玩耍。

范纳特：你是怎样送孩子的？把孩子放在门廊？还是跟他们一起回家？

辛普森：不，我没有进入房子。

范纳特：那就是把孩子放在门口？

辛普森：是的。

范纳特：但是你从来不进去？

辛普森：有五六天都没有进入她家了。自从我开始跟宝拉约会，我就避免再跟妮克尔接触了。

范纳特：你知道妮克尔在跟什么人约会吗？

辛普森：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我也没问她。她和她的女性朋友经常出去，我以为这是因为她的女性朋友和丈夫有什么大问题，那个女的经常说自己和妮克尔待到凌晨三四点。实际上并非如此，妮克尔说这个女的经常只和她待到凌晨一点半到两点半，但是直到凌晨5时才回家，而她住的地方离妮克尔家只有几个街区。

范纳特：出了点问题是吗？

朗　格：你知道妮克尔一家昨晚去哪里吃饭了？

辛普森：我不知道。我也没问。

朗　格：我觉得他们可能有个固定的餐厅。

辛普森：不是。如果我和他们在一起，我们一般会去托斯卡诺（Toscano）餐厅。

范纳特：后来你和她没有什么纠葛吧？

辛普森：我和她一直有纠葛。我们的关系就一直有问题。可能最近对我而言有问题，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昨天我在独舞表演现场遇到了罗恩•菲斯曼（Ron Fishman），他的妻子是科拉（Cora），他一碰到我就说：“兄弟，自己怎么样？”我说：“还不错，最近走出泥潭了。”所有人都在抱怨。菲斯曼和科拉有矛盾，就像我和妮克尔一样，一个名为克里斯蒂安（Christian）的男人正在和女朋友闹矛盾，这个女孩去了妮克尔家。但是这些都跟我没关系。

范纳特：妮克尔昨天晚上跟你交谈了吗？

辛普森：你说什么？

范纳特：妮克尔昨天晚上跟你交谈了吗？

辛普森：没有。

范纳特：你昨天晚上和妮克尔交谈了吗？

辛普森：我问她我能不能跟我女儿说话，我要祝贺我的女儿。

范纳特：但是你们并未聊天？

辛普森：没有。

范纳特：昨天晚上你穿什么衣服？

辛普森：我穿什么衣服。我昨天去高尔夫球场，就是这种裤子。我换成别的了。我好像穿……

范纳特：就是这种黑裤子。

辛普森：对，就是这种。“号手”（Bugle Boy）牌的。

范纳特：不是这条吗？

辛普森：不是的。

范纳特：你昨晚穿的裤子在哪里？

辛普森：我挂在衣柜里面了。

范纳特：这种是可以水洗的吗？你直接扔到洗衣机了？

辛普森：是的，我有上百条。这个品牌免费给我的，所以我有一大堆。

范纳特：你能想起来回家后是挂起来了还是……？

辛普森：我一直都是把衣服挂起来的。很少有不挂衣服的情况，除非我把这些衣服放在浴室，让她帮我处理。这些是我挂起来的为数不多的物品。如果你打高尔夫球，你的裤子一般也不会弄脏。

朗　格：你昨晚穿什么鞋？

辛普森：网球鞋。

朗　格：网球鞋？你知道是什么牌子的吗？

辛普森：可能是锐步，我一直穿的。

朗　格：这些鞋子也在家里面？

辛普森：是的。

朗　格：芝加哥并不远，所以你没带太多东西吧？

辛普森：是啊。我今天就回来了。

朗　格：就过一夜？

辛普森：是的。

范纳特：这日程很紧张，打一场高尔夫球就回来。

辛普森：是的，但是我一直都这样。

范纳特：你是说？

辛普森：是的。这也是我对那名司机抱怨的问题，我天天在飞机上度过。

范纳特：辛普森，我们有些问题。

辛普森：嗯。

范纳特：我们在你车上发现了许多血迹，在你家里也有血迹，这好像有问题。

辛普森：好吧，你们可以检验我的血。

朗　格：当然，我们会去检验的。但是你没有说清楚你手指上的伤口。你记得你上次在妮克尔家里面割伤过手指吗？

辛普森：一周以前？

朗　格：对啊。

辛普森：不是，我昨晚割伤的。

朗　格：好吧，你昨晚割伤手指的。

范特纳：是在昨晚的独舞表演之后吗？

辛普森：我匆忙离家的时候，割伤了手指。

范特纳：那还是独舞表演之后？（独舞表演是在凶案发生几个小时之前。）

辛普森：对啊。

范纳特：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辛普森：我不知道。你们什么都没告诉我，所以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今天跟我说，我女儿告诉过我一些情况，有人可能涉及此案。但是绝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也不知道为何发生，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你们什么都不告诉我。每次我问起来，你都说以后会告诉我。

朗　格：好吧，你家里面和车道上也有血迹，我们已经拿到了搜查令，马上就要去提取了。房子里面的血迹是你的吗？

范纳特：好吧，你说的问题我们也不知道，好了吧？

辛普森：我有一大捆枪，到处都是。你们可以拿走，到处都是。因为一个月前发生了一些事，我的法定关系人、我的妻子和其他人都知道这件事。

范纳特：发生什么事了？

辛普森：你去警察那里查一下就知道了，我跟两名军官讲过这件事。如果伤口滴血的话，那就是我在离开时留下的。我想要去参加一场洗礼，我离开的时候时间大约是凌晨3时30分，但是前面的车开得很慢。我开始减速，我以为他遇到警察了，之前我们都开得很快，我想要变道。但是当时我边上还有一辆车，我也无法变道。就这么开了一段时间，我想慢下来绕过他，但是那辆车却开始挤我，我被三辆车夹在中间。这些人都是东方人，我把电话拿在手里面，这样他们只能看到电话的一部分。我的玻璃是浅色的，他们有点害怕了。我开始追其中的一辆车，这让他觉得我在追他，然后我就跑掉了。

朗　格：你当时开的是野马车？

辛普森：不是。

朗　格：那是开什么车？

辛普森：宾利。我的车玻璃是浅色的，他们认为不太容易得手。

朗　格：你认为他们是想抢劫你吗？

辛普森：当然了。后来我和妮克尔就回家了。凌晨4时我到了拉古纳（Laguna）[1]，后来她醒了，我告诉她这件事，也告诉了她的父母和其他人。你知道吗？我在商场里面看见两名军官，跟他们讲了这件事。

范纳特：他们是怎么处理的？报案了吗？

辛普森：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我的意思是，他们会记得我，也记得我说的话。

范纳特：妮克尔有没有说她最近收到过什么威胁？有没有任何让她担忧孩子安全的事情？

辛普森：对她的威胁？

范纳特：是的。

辛普森：来自谁的威胁？

范纳特：任何人？

辛普森：没有过。

范纳特：她对安全在意吗？晚上锁不锁门？

辛普森：很在意。

范纳特：对讲机坏掉了，对吗？

辛普森：我记得没坏。

范纳特：那门铃坏掉了吗？

辛普森：没坏，有人进来都得按门铃。

范纳特：你到她家的时候会不会把车停在后门？

辛普森：大部分时间都是。

范纳特：把车停在后门？

辛普森：我送孩子过去的时候，我直接开进车道。然后按喇叭，有时候是保姆开门，或者她们把车库门打开。那是我送孩子回去的时候，我不进去的，有时候我也会走前门，因为孩子必须要按门铃。

范纳特：你说你们又开始交往，直至三周之前……？

辛普森：不是的。我们已经交往差不多一年了。前五个月好像处的不好，因此我们尝试了很多办法来看是否能够成功。我们开始尝试着约会，但是没什么用。后来我们说，那就随它去吧。

范纳特：那是三周之前？

辛普森：是的，差不多三周之前。

范纳特：那你们直到那时候还在约会？

辛普森：是的，我在和她约会。我的意思是正式结束，什么都没发生。我后来离开了，到圣胡安（San Juan）拍电影。自从我从圣胡安回来，我们就再也没有做爱，差不多是两个月前吧。这就像是孩子们玩游戏一样。我们没有再约会。后来，我们决定再约会，有一天晚上一起出去，但还是没有用。

范纳特：你说“没有用”是什么意思？

辛普森：那天晚上我们出去挺愉快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又出去了，当时我们在拉古纳，但是她不想出去。我说：“好吧。我们出去吧，大老远过来就是想跟你出去。”后来我们吃了牛肉。再后来就不行了。我们尝试着约会，看能否重拾浪漫。让我们像男女朋友一样对待彼此，而不是像结婚十七年的已婚人士。无论如何，我们也在一起十七年了。

范纳特：你们在一起有多久了？

辛普森：十七年。

范纳特：十七年。你打过她吗？

辛普森：有一天夜里，我们打过架。打架过程中，她打了我。警察从来没有找我录口供，他们不想听我的辩解，他们永远都不听管家的意见。妮克尔喝醉了。她在做她的事，突然就开始撕房间里面的东西，你知道吗？我没有揍她，但是……

范纳特：你扇她耳光了？

辛普森：没有。我把她摔倒了。我根本就没有扇她耳光。妮克尔很强壮。她身体状况很好。由于那段时间她打过我好几次。但是，我从来没有动过她一个手指头。那是五六年前的事了。

范纳特：她的生日是哪天？

辛普森：5月19日。

范纳特：她生日那天你们约会了吗？

辛普森：是的，我和她还有孩子在一起。

范纳特：你送她什么礼物了吗？

范纳特：你送了礼物。

辛普森：我送她项链或耳环。

范纳特：她收下了还是……？

辛普森：没有。我们分手以后，她把项链和耳环送回来了。我买给她的项链很漂亮，我记不清是母亲节还是她的生日送的，后来为别的事我送的是耳环。我们分手以后，她觉得是负担，不应该继续拿着这些东西。我说很好，因为我想拿回来。

范纳特：那是在5月19日，她的生日当天，还是后来某一天？

辛普森：你什么意思？

范纳特：你在5月19日，她生日那天送项链给她的？

辛普森：5月19日，我应该是送耳环给她的，不是项链。母亲节是哪天？

范纳特：母亲节好像是……

辛普森：不对，很有可能是她生日那天。对的。

范纳特：那她是当天就把东西还回来了吗？

辛普森：不是的。这件事很好笑，对吗？三周前她把项链和耳环还回来了。我说这件事很好笑，是因为我三周前又把这些东西送给我女朋友了，我告诉她是为她买的。你说，我该怎么处理？

朗　格：你的律师韦茨曼有没有跟你说过测谎仪？你对此有何看法？

辛普森：我现在要谈谈我的想法吗？我相信我最终会接受测谎，但是我现在有些奇怪的想法。如果你和一个人相处了十七年，你就会想到很多事。我想要理解这些事情是怎么回事。如果这个靠得住，我不介意测谎。

朗　格：好吧。第一，没人逼你测谎；第二，我不知道韦茨曼是否向你解释过这个问题，这可以排除一些人的嫌疑，也可以加重一些人的嫌疑，这样可以减少怀疑对象。我就直说了吧。

辛普森：但是，这个是为了减少怀疑对象？

朗　格：是的。我们一般用这个来减少怀疑对象。

辛普森：我会和韦茨曼谈一下。

朗　格：我知道，你跟他谈一下的原因是你是死者的前夫。

辛普森：我知道我是第一嫌疑人。现在你又告诉我很多地方都有我的血液。

朗　格：那些血液是在你家里面和车道上，我们已经申请到搜查令，将会提取这些血液。我们在你家里找到了血迹，那是你的血吗？

辛普森：如果是血滴，那么那是我离开家的时候忙里忙外滴下的。

朗　格：昨天晚上？

辛普森：是的，我当时急于离开，没有意识到。我根本没意识到流血了。我在厨房的时候，看见了。当时用一块纸巾或者别的东西包了一下，就是这样。后来我就没有再想这件事。

范纳特：你匆匆忙忙的时候，是昨晚你从独舞表演回到家之后？

辛普森：是昨天晚上，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在从车上取东西。在家里，我把衣架之类的东西丢到行李箱。当时我有点手忙脚乱，东西到处都是。来接我的人都会说，辛普森，这是龙卷风刚过吧。

范纳特：好吧，我要出去叫摄影师过来，为你的手拍一张照片。过一会我们还会带你到楼下，抽一点血。好不好？我马上就回来。

朗　格：你上次见到妮克尔是差不多五天以前？是在家里吗？

辛普森：上次我见到她本人，很明显是昨天晚上。在此之前，我想一下。我去了华盛顿，所以我没见到她。自从我去了华盛顿，我就没有见到她。今天是几号？

朗　格：今天是6月13日，周一。

辛普森：好的，我好像是周三去华盛顿的。周四我在康涅狄格州，周四下午和周五我在长岛。周五夜里，还是下午我回到家。宝拉到机场接我。周六我打高尔夫球，回到家的时候，我记得我儿子在家。后来，我又跟儿子玩了一会。当时我没有见到妮克尔。周六晚上我和宝拉参加了一场重要活动，周日起来打高尔夫球，没让宝拉跟着。差不多一周以前，我在什么地方见到了妮克尔。

朗　格：好吧，你最后一次见到妮克尔，不是在她家里？

辛普森：我记不清了。我没有去她家，因此也不可能在她家。我实在记不起最后一次见到她了，也有可能有一天跑步的时候见到她了。

朗　格：那我就直说了。你从来没有进入过她家？

辛普森：上周没有。

朗　格：我是问你去过吗？她住那多久了？六个月？

辛普森：天哪，我曾经许多次都睡在她家，你知道吗？我在她家做过所有的事，你知道吗？我只是说，我以为你们就问我上周呢。

朗　格：好吧，随便。她住在那有六个月？

辛普森：我不知道。差不多。我可能十天、两周之前去过她家。有一天夜里，我们有过一次长谈，关于如何更好地抚养孩子。我告诉她我们应当做得更好。好吧。我差不多想起来是哪一天了，差不多十天前。第二天我和她一起带着她的狗去洗了一次澡，又干了点别的。我可以告诉你，有一天我确实见到她了。我不确定是不是上周的前几天，我去她家，因为我儿子必须过去取点东西，他突然就跑到家里面了，妮克尔从家里面走到门口，狗也跑出来了。她的闺蜜费伊和我一起去找狗。可能是一周以前，我记不清了。

朗　格：（对范纳特说）摄影师来了吗？

范纳特：没，我们把他带过去。

朗　格：现在是14时7分，此次审讯到此结束。

注释：

[1]译者注：拉古纳（Laguna），是洛杉矶地区的一座城市。

附录二　辛普森的诀别信

1994年6月17日，辛普森在他的好友罗伯特•卡戴珊（Robert Kardashian）家中。地点是恩西诺（Encino）的圣费尔南多谷（San Fernando Valley）的一处中高档小区。当天，辛普森的律师罗伯特•夏皮尔与洛杉矶警察局安排好，让他在上午11时之前到位于派克中心的洛杉矶警察总部自首，洛杉矶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以一级谋杀罪指控辛普森。辛普森并未自首，因此洛杉矶警察局打电话给夏皮尔，通知他警察将会逮捕辛普森。但是，当他们中午赶到后，辛普森和他的朋友阿尔•考林斯已经驾驶考林斯的福特野马车（车的型号、年代和颜色都与辛普森的野马车一样）逃走，最终导致了举世闻名的慢速追车。媒体多次报道诀别信是逃跑的当天上午辛普森在卡戴珊家中用墨水写的。但是，应当注意，注明的日期是两天之前，也就是1994年6月15日。这具有相关性，如果辛普森计划1994年6月17日潜逃，他也不会同时意图自杀。虽然辛普森写下O.J.时，把字母O画成笑脸，即便是他的律师夏皮尔也不怀疑这是一份自杀诀别信。

敬启者：

首先，所有人都已知悉我和妮克尔遇害毫无瓜葛。我过去和现在深爱着她，将来也会深爱着她。如果我们有何矛盾，那也是我爱得太深。

近期我们意识到彼此并非最合适的伴侣，至少现在不是。虽然我们相爱，但我们差距过大，这也是我们同意分道扬镳的原因。

第二次分手对我们彼此都很艰难，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最好的选择。在我内心深处从未怀疑今后我们将成为最亲密的朋友，甚至更进一步。与媒体的报道不同，我和妮克尔共同生活的大部分时光都很美好。像长期相处的人们一样，我们也有磕磕碰碰。

1989年我背了黑锅，这也并非我的原意。我不想对此辩解，这样能够保护我们的隐私，免得媒体大做文章。

我并不想抨击媒体，但是我不相信他们的报道。大部分都是胡编乱造。我理解他们为了完成任务，但是我的遗愿是恳求你们放过我的孩子，让他们过平静的生活。他们今后的生活会很艰难。

我想对我所有的朋友表达感谢。我无法一一具名，对此深表歉意。特别是阿尔•考林斯，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有许多人给我以帮助和友谊：他们是韦恩•休斯（Wayne Hughes）、李维斯•马克斯（Lewis Markes）、弗兰克•奥尔森（Frank Olson）、马克•派克（Mark Packer）和卡戴珊。我原本希望这几天可以多聚聚。我的高尔夫球友：霍斯（Hoss）、艾伦•奥斯丁（Alan Austin）、麦克•克雷格（Mike Craig）、本德（Bender）、怀勒（Wyler）、桑迪（Sandy）、杰（Jay）和唐尼（Donnie），感谢你们给我的快乐。

多年的队友雷吉（Reggie）是我职业生涯的灵魂；艾哈迈德（Ahmad），我一直以你为傲；马库斯（Marcus），你的凯瑟琳（Catherine）是一位贤妻，不要再闹了；波比•钱德勒（Bobby Chandler），感谢你多年的陪伴；塔夫特•斯基普（Taft Skip）和凯西（Kathy），我爱你们。如果没有你们，我永远不会有今天。

玛格丽特（Marguerite），感谢你早年的陪伴，我们有过快乐时光；宝拉，我可以这么称呼你吗？你对我很特殊。很遗憾我们不会再有将来，再也没有机会了。我终于明白，是上帝把你们带到我身边。在我离开之际，你们都会永存在我的记忆里。

回眸我的一生，认为我大多数事情没有做错。但是，生活何以至此？我无法继续下去。无论结局如何，人们将会品头论足。我无忍受这些，无法让孩子们受此折磨。只有这样，他们的生活才可以继续。

媒体，求求你们了。如果我的生命还有一丝一毫的价值，请不要打搅我的孩子们，让他们平静地生活。

我的一生很好，对于我的人生，我深以为傲。我的母亲教会我如何待人。我时刻以己之所欲、施之于人为信条。我一直乐于助人，才落得今天的地步。

我对高曼的家人深表歉意，我理解这件事有多痛苦。

妮克尔与我共度过快乐生活。媒体报道的那些磕磕绊绊，在任何长久的婚姻中都很平常。她的朋友们将会证明，我一直全身心地爱着她，理解她付出的一切。

有时我认为我像一个受虐的丈夫或男友，但是我仍然爱着她。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向所有人澄清这一点。

不要为我悲伤。我的人生很完美，有许多挚友。请你们记住这时的O.J．辛普森，而不是那个已经逝去的人。感谢你们让我的人生与众不同。我希望我对你们有过帮助。

祝你们平安有爱！

O.J.

1994年6月15日

附录三　血液证据分析

在庭审中和庭审后，辩方律师一直在灌输一个谬误观点：在辛普森的车子和家中发现了少量的血液。但是，记录却证实了这种说法的荒谬之处。抛开那些未被发现的血滴、手套和袜子上的血液以及洛杉矶警察局的物证专家未收集的血液不谈，他们仍然提取到了四十一滴血。

丹尼斯•冯告诉我，在野马车上提取到了三十滴血（丹尼斯还说“野马车里面还有二十滴比较淡的血滴没有提取”）。大部分的血液都是辛普森的，有一些是两名被害人的。其他地方的血液都是辛普森的（车道上和家里）。在野马车停的路上还有一滴血，门口也有一滴。有三滴血是在通往辛普森家中的车道上（还有三滴没有提取），在门厅的地板上有五滴血（洛杉矶警察局只采集了其中三滴），还有一滴在浴室的地板上。警方并未对所有的血滴进行DNA检验。他们共对四十五滴血液进行了检验（包括凶案现场）。

辩方律师刻意误导公众，通过广播电视等节目让公众以为在野马车上面发现的血液很少，只有“不到一滴”。他们还说控方证人，加州司法局伯克利分局的物证专家加里•希姆斯（Gary Sims）在作证时承认了这一点。但是希姆斯根本就没有承认。在审判中，没人任何人对野马车内发现的血滴总量进行作证。1995年9月13日，申科在交叉询问中问希姆斯的问题是：“你是否同意所有在中控台的血（五滴血）加在一起的DNA总量不会超过100毫微克（少于一滴血）? ”希姆斯回答：“嗯，可能会略微超过100毫微克，但是也差不多。”对于血液总量的评估仅仅是在野马车中控台上发现的血而已。

辩方的另一项误导信息是凶手可能“浑身是血”，因而野马车里面的血液应当更多才对。科克伦就是这么对陪审团说的。但是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凶手离开现场的时候，血脚印就已经模糊不清。在以下情况下凶手身上可能会沾到血：第一，凶手位于被害人受伤处的前方；第二，被害人的动脉被割断或者刺伤（静脉受伤不会喷血）；第三，伤口处没有遮挡。妮克尔的两根颈动脉都被割断，而她的颈部没有衣服遮挡，因此很有可能喷血。但是，妮克尔颈部的伤口是从左向右方向的，对此几名法医没有分歧。凶手是从妮克尔的后方割断她的颈部动脉的。高曼的大动脉上有两处一英尺半的贯穿伤，但是这根主动脉位于身体内部，所以不会喷血。此外，莱克（Lak）法医认为这两处刀伤是高曼最后受伤的两处，身体里面留存的血液已经不多，主动脉缺少血液。当然，即便主动脉喷血出来，衣物也有所遮挡。大部分刀捅伤仅仅导致体内和皮肤表层流血。虽然在两人遇害过程中，凶手身上可能沾有鲜血，尤其是高曼有过反抗，所以这种可能性更大。但是，凶手身上还不至于达到“沾满鲜血”的程度。

还有，克拉克在总结陈词时指出：在任何情况下凶手的背部都不可能沾有鲜血，野马车座椅不可能有血。最后，在野马车的车门外部有两处血迹（一处位于门把手，一处位于车门下方），其他的二十八处是从野马车内部提取。

申科最得意的是交叉污染的辩护理由。洛杉矶警察局物证专家柯林•山内（Collin Yamauchi）最先对血液进行DNA检验，申科在法庭上对他进行交叉询问。1994年6月14日，山内在打开装有辛普森血液的袋子时，有少量的血液沾到了他左手的乳胶手套上面。但是，山内作证说他当时马上就将他的手套扔掉，换上了一双新手套。所有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提取血液棉签都在距离他十英尺到十五英尺的桌子上，外面都包裹着物证袋。因此，克拉克主张：除非“DNA会飞”，所谓的交叉污染才会发生，而辩方也没有说“DNA会飞”。

山内还向我解释了“血袋的盖子就像瓶塞一样，在打开的时候，十有八九会有一些血液沾到边上，进而会沾到手套上”。我后来又询问他沾到手套上的血液的估算量有多少。他的答案是：“只有一点，直径八分之一英寸左右。”再来听一下申科就此问题向陪审团发表的意见：“我们现在知道血液洒了出来。此事非同小可。因为即便是一小滴血液中也含有大量的DNA分子。坦白地说，我没有理由相信他换了一双手套（如果山内没有诚实地讲述此事，申科都不可能知道。但是，申科却又不相信山内换过手套，这种做法也是物证专家在此情形下的自然反应）。这些物证都有可能受到污染。”

控方为何没有提出山内的手套受到污染一事，而是在交叉询问阶段才提出？除了山内作证说“手套上只有一点血”之外，检察官并未询问他手套上的血液有多少。“一点血”有多重含义，在陪审团的心目中“直径八分之一英寸”更准确。如果控方在直接询问中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申科也就不会对此大做文章，主张证据交叉污染。

1994年6月13日的天气十分炎热，洛杉矶警察局用棉签提取了凶案现场的五滴血迹，这些棉签被密封在塑料物证袋中放在物证采集车上长达数小时。物证采集车上的冰箱出故障，无法制冷，因而当时未用冰箱储藏血液。塑料物证袋受热和潮湿（棉签在使用前吸收水蒸气）导致DNA变质，并且有细菌繁殖，进一步加剧了变质。

辩方认为犯罪现场后门的三滴血液之所以没有变质，是因为这些血液并非于1994年6月13日（凶案发生后第二天）采集的。这意味着这些血液是洛杉矶警察局为了陷害辛普森，于1994年7月3日前后放在凶案现场的后门。这与在凶案现场采集的五滴血迹不同，丹尼斯在7月3日采集到后门的血迹后，马上就进行了冷藏。

凶案现场滴有血液的通道是土壤的，而后门是不易吸收血液的油漆。而血液在土壤上面的变质速度要快于在油漆上面的变质速度，这才是主要原因。被害人在前门的油漆上也留有血液，但是这些血液同样发生了变质。可能的解释是前门血液的采集时间是6月13日，沾有血液的棉签同样是被储存在物证采集车上面。

辩方认为丹尼斯在7月3日采集到的血液并非6月12日凶案发生当时留下的。数名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察[包括朗格、范纳特、里斯克和麦克•特拉萨斯（Mike Terrazas）]在6月13日凌晨到达犯罪现场的时候都看到了后门上有血液，朗格在作证时甚至还说自己提醒过丹尼斯去取证。但是，犯罪现场到处都是血液，丹尼斯也过于繁忙，而他本人没有注意到后门的血液，也没有想起朗格的提醒。这是一个很平常的错误。除此以外，1994年6月13日洛杉矶警察局对此进行了拍照，后门的照片上面有一滴血液，而这一滴血液与辛普森的血液相匹配。但是，照片没有拍到后门内侧和外侧的两滴血液。还应当注意到6月16日晚上，柯林•山内在对犯罪现场采集到的血液进行检验时，结果与辛普森的血液匹配。因而，洛杉矶警察局根本没有必要在后门放上血液来诬陷辛普森。

有人会好奇为何辛普森家的浴室中也提取到了一滴血液，而在辛普森家中放置血手套的地方却没有发现血滴。在对辛普森家中发现的三滴血液进行初步检验（酚酞检验）时，用蒸馏水湿润棉签，再用棉签湿润测试区域。在棉签上滴上一滴酚酞，如果棉签变成粉红色，那就是“假阳性”，不需要再进行检验；如果没有出现粉红色，那么就需要用双氧水来检测棉签，如果棉签立刻变成粉红色，那么可以认定血液检验呈阳性。但是，这种检验无法区分人血和动物血液。丹尼斯负责收集辛普森家中的证据，他对辛普森家中浴室进行了酚酞检验，脸盆排水口也同样进行了检验，因为如果有人在此洗掉血迹，那么会流经排水口。在辛普森的浴室和脸盆都发现了血液检验呈阳性。除非辛普森在案发前或者是去芝加哥之前为动物（辛普森有一只宠物狗）洗澡，并且当天这只动物也恰好流血，否则酚酞检验的血液只能是辛普森在杀人后清洗时留下的。

在辛普森家中的客房和空调之间有一条通道，在这条通道上发现了血手套，通道上方有一条粗电线。丹尼斯的助手马佐拉对这条电线进行了酚酞检验，结果也呈阳性。在上述三处都没有直接看到血液，也没有采集到可供DNA检验的血液。同时，还应注意到辩方的专家证人李昌钰博士在空调上发现了一个红色污点。他用联邻甲苯胺对这个污点进行了初步检测，显示了这个污点的血液检验呈阳性。

由于伊藤法官裁定所有这些初步检测的结果都不能在审判中作为证据使用，因而陪审团都没有听说这一证据。这也是伊藤法官的另外一项糟糕透顶的裁决。法官认为在一个动物经常出没的地方进行初步检验，不应当向陪审团出示这一证据。虽然对此无人有异议。但是，应当让陪审团知道发现血液的位置，让他们自行判断。

在凯尔林的客房后面他的通道上发现了血手套，但是并没有发现血迹。丹尼斯告诉我：“那个地方有许多树叶，我们没有去检查树叶。”（福尔曼发现手套的时候，他没有接触也没有移动过这只手套。丹尼斯是提取手套的人。）马佐拉也这么说：“整个地面铺满了干枯的叶子和树枝。仿佛很久都没人去过了。我们也就没有趴在那里进行勘验。”由于在辛普森的车上、车道上和房子中都发现了血液，他们的这种做法也可以理解。

但是在审判过程中，陪审团接收到的信息却有所不同。申科在对丹尼斯进行交叉询问时问道：“你们在通道上面没有发现任何血液对吗？”丹尼斯回答：“对的。”然后就没有再问。再次进行直接询问的时候，检察官汉克•高德博格并没有向陪审团说明丹尼斯没有在通道上发现血液的真正原因是他根本就没有对通道进行勘验。检察官根本就没有询问任何与此相关的问题。如果控方能够通过丹尼斯和马佐拉的证言，证实他们并未勘验通道上的树叶，那么他们就可以驳斥辩方的辩护理由。

科克伦在总结陈词时告诉陪审团，在辛普森家中发现血手套的地方并未发现血液（暗示对此有过搜查），这意味着并非辛普森将血手套扔在了通道上，而是福尔曼将血手套放在这里。有几名陪审员采纳了这种说法。在《陪审团女团长》一书中，阿曼达•库利写道：“控方的指控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辛普森家中发现的血手套。假设有人进入房子，将手套扔在那儿。辛普森身高六英尺，如果是他扔下手套，而手套上又沾满了血，那么为何现场的树叶上没有血液？只要手套与地面撞击，必然有血液会沾到树叶上。”另外一名陪审员希拉•伍兹（Sheila Woods）也对《今日秀》（The Today Show）主持人凯蒂•柯丽克说，疑问最重的证据是“辛普森家中发现的手套”，虽然手套是潮湿的且上面沾有鲜血，但是“在发现这个证据的地方没有血迹”。

科克伦在总结时说道：“因此，如果你相信控方的说法，血液去哪了？那里没有一滴血。”后来又说：“树叶上为什么没有血液？控方的说法经不起推敲。根本讲不通。”

洛杉矶警察局物证专家没有收集树叶上的血液被转化成为毫无证据支持的在发现血手套的现场没有发现任何血液。科克伦的总结陈词最后，他询问了克拉克一个问题：“为什么通道上没有任何血液？”

然而，克拉克和达登发表的反驳意见中，根本没有涉及这个问题。而在他们的开庭陈述和总结陈词中也没有涉及这个问题。辛普森案中控方的无能是无止境的。

控方在起诉过程中参考了许多媒体，甚至还参考了已经出版的一本书，提到在野马车上面驾驶员一侧的地毯上有半枚布鲁玛妮血鞋印，上面沾了妮克尔的鲜血。如果事实真是如此，由于我们知道凶手穿的也是布鲁玛妮牌的鞋子，单凭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凶手在凶案发生当晚驾驶过辛普森的野马车。

克拉克对陪审团说：“在野马车的驾驶员一侧的地毯上提取到了一枚血脚印，波迪扎克（美国联邦调查局鞋印痕迹高级专家）作证说这个鞋印与布鲁玛妮牌鞋子的花纹匹配。”但是，波迪扎克的证言远不如克拉克所说的那么确定。他的证言是：“虽然这个血鞋印的边缘符合布鲁玛妮牌鞋子的特征，但是上面还有一些波纹，或者是S形的花纹，这很有可能是花纹之间突出的痕迹。不能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

波迪扎克告诉我，他不仅无法确定这个血鞋印是布鲁玛妮牌鞋子的特征，他甚至无法确定这个血鞋印是脚掌还是脚后跟留下的。

任何关注辛普森案的人都应当知道，辩护律师除了主张福尔曼把血手套放在辛普森家中，还主张范纳特警官从帕克中心拿到辛普森的血液之后，将血袋运至辛普森的家中，把血液洒在不同的地点（范纳特在1994年6月13日之后从赛诺•佩拉蒂斯那里拿到辛普森的血液之后，并没有登记存档，辩方还声称血液少了1.5毫升）。

范纳特作证时解释了没有将血液在财产组存档的原因：他知道丹尼斯还在凶案现场和辛普森的家中收集证据，每一个证据都有自己的编号，而他自己不知道丹尼斯是如何编号的。同时，他也没有存档分类号进行登记，因此他直接将血液送到丹尼斯那里，让丹尼斯回到洛杉矶警察局的时候再编号（在实践中，警察将实物证据交给物证专家的时候，他们就将此行为视为登记）。丹尼斯专门向我解释了这个问题：“如果范纳特自己对这袋血液进行登记，那就会把我所有的编号搞乱。这包血液的编号会是1号，但是我已经将野马车门外侧的血迹编为1号了。”

朗格告诉我，当他和范纳特警官拿到从辛普森身上抽到的用于比对的血液时，虽然在技术上存在编号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做法太反常。他说当时他们从辛普森身上抽血的时候，接手案件只有几个小时，他们不得不完成应对媒体、开会等各种事项。在他们看来，对证据编号是之后的事。一般都是在所有证据收集完以后，物证专家根据搜查令来对证据编号。所以我们才决定将这袋血直接拿给丹尼斯，他和范纳特分别开车去辛普森的家中。

6月13日下午，范纳特将装有从辛普森身上抽到的血的血袋装在一个8.5英寸长、7英寸宽的灰色信封中，在辛普森的家中亲自将此证物交给了丹尼斯。丹尼斯看了一眼里面装的东西后，在信封上面写上：“1994年6月13日下午5时20分，从范纳特手中获取。”丹尼斯随后将这个信封放在一个塑料物证袋中，让马佐拉把它存到物证采集车上面。丹尼斯说，他从来没有告诉马佐拉里面装的是什么，马佐拉只知道这是另外一个证据罢了。不仅仅是电视台的录像记录了范纳特在当天下午5时16分拿着一个灰色信封进入辛普森的家中，警察自己的录像也记录了过了一会儿，范纳特警官进入了辛普森家的门厅，手里面拿着灰色信封。电视台的录像还记录了：几分钟后，马佐拉拿着一个塑料物证袋进入了物证采集车。丹尼斯作证说范纳特给他这袋血的时候，他和马佐拉已经采集完了辛普森家中的所有血液证据，正准备离开。丹尼斯还记得范纳特对他说的话：“我有一些新证据给你。”片刻之后，丹尼斯和马佐拉就带着这袋血和其他证据一起离开了辛普森家中，直接抵达位于派博泰克（Piper Tech）的科学证据鉴定处，第二天他们对所有的证据进行编号。

辩护律师对范纳特、丹尼斯和马佐拉的交叉询问主要都是对血液的保存进行提问，所有的问题都在暗示有某些不寻常的阴谋，有可能范纳特并没有将血袋交给丹尼斯，他和他的同事在当天晚上用这些血液来陷害辛普森。

科克伦和申科在对陪审团进行总结陈词时，虽然没有直接提出范纳特将血液洒在辛普森家中，但是他们强烈暗示了这一点。例如，申科对陪审团说：“我认为此事确有蹊跷。范纳特警官手拿一袋血在转悠，而他原本三个小时前就应当将这袋血封存登记，他也没有什么理由……这起案件中有严重蹊跷……如果你们不信任拿着血袋的人，你们也不应当相信他们提出的血样的用处，这里面有蹊跷。”科克伦在总结陈词时也说了这样的内容：“范纳特在帕克中心就应当登记血液。但是他为什么要将血袋拿到辛普森的家中？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范纳特自一开始就开始撒谎。请你们记住两件事：范纳特拿着血液；福尔曼发现血手套。”

科克伦在总结陈词阶段要求克拉克回答的一个问题是：“范纳特究竟为何花三个小时，将血袋拿到二十五英里以外辛普森的家中？而不是在帕克中心的警察总部直接登记存档？”

在审判结束以后，媒体对陪审员进行的采访以及三名陪审员出版的书都反映出范纳特没有向陪审团清楚地解释自己为何将血袋拿到辛普森的家中。陪审员清楚表达了对范纳特行为的高度怀疑。

《洛杉矶时报》在陪审团作出判决后，马上采访了几名陪审员：“他们对于范纳特警官为何从帕克中心警察局总部将血液拿到辛普森家中一事存在疑问。”在《陪审团女团长》中，卡丽•贝斯写道：“范纳特说他将血袋拿到辛普森家中的原因是他不知道编号……那我们就存在疑问了，还有谁比办理此案的警察更应当知道证据的编号？”陪审员布伦达•莫兰（Brenda Moran）告诉媒体，她认为范纳特将血袋拿到辛普森家中这件事十分可疑，因为他有机会陷害辛普森。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讯》（Dateline）节目采访时，她又说：“他身上装着血袋，在现场晃悠了好几个小时。为什么他不把血袋存在派克中心或派博泰克？他绝对有机会这么做。他为什么要在现场晃悠？他是我最大的疑问。他完全有机会把血液洒在辛普森的家中。”

鉴于范纳特的血袋问题十分重大，难道克拉克和达登在向陪审团发表反驳意见时不应当深入论述？在数月审判中，辩护律师一直在主张阴谋论，难道检察官不应当想一下这个问题，考虑一下如何进行反驳？例如范纳特作证说自己于6与13日一到辛普森家中就将血袋交给了丹尼斯，丹尼斯也证明自己收到了。如果要相信范纳特陷害辛普森，那么必须相信丹尼斯这个正直的年轻人也会陷害辛普森。要么就是他自己陷害了辛普森，要么就是他并没有收到范纳特给他的血袋，而他自己也犯了伪证罪。在案件发生以后，新闻媒体蜂拥而至，辛普森家中早已被媒体的摄像机包围，每一个人的每个举动都会被记录下来，范纳特难道还会带着血袋去现场抛洒？当时还有直升机带着摄像机在辛普森家上方拍摄。而他自己也知道夜里更不可能，有许多记者二十四小时守在凶案现场和辛普森的家周围。检察官还可以说，如果范纳特真的打算带着辛普森的血样去他的家中抛洒，为何没有将血袋藏在衣服下面？为何还明目张胆地拿着一个大信封，让别人知道他带着东西进入了辛普森的家中？

克拉克和达登在开场陈述和总结陈述时对此未置一词，根本没有对辩护律师的这一核心辩护理由进行反驳。他们既没有想到血袋中的血液会蒸发，准备工作也不充分。在庭审中，他们原本是可以进行有力反驳的。

在美国以往的重大案件中，我实在想不出有比他们更加糟糕的检察官了。在关键问题上未置一词，紧闭尊口，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吗？克拉克和达登在总结陈词时根本就不知道应当说什么，看他们辩论是一件痛苦的事。

索引

A&E Simpson case Special 美国有线/卫星电视频道《辛普森案件专题》

ABC 美国广播公司

African-American 黑人，参见黑人、黑人社区

Alameda County 阿拉米达县

Alan 艾伦（洛杉矶前警察）

Alaniz, Roberto 罗伯特•亚兰尼兹

Amer-I-Can “美国力行”组织

American Airlines 美国航空

American Bar Assocaition 美国律师协会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of 美国律师协会职业行为规则

And the Sea Will Tell 《大海倾诉》

Angel City Links 天使之城联合会

Apollo 8 flight 阿波罗八号

Argumentative Questions 有说服力的问题

Aris Isotoner Light leather gloves 亚里斯•伊斯托纳超薄皮手套

US. Army 美国军队

The Art of Cross-Examination 《交叉询问的艺术》

Associated Press 美国联合通讯社

Association of Trial Lawyers of American 美国诉讼律师协会

Assumption Hall 圣母教堂

Alan Austin 艾伦•奥斯丁

Autopsies 尸检

Coroner's testifying to 验尸官作证

Golden's errors in Of Goldman 戈尔登（尸检中）的错误

Of Nicole 高曼的尸检

Tate-LaBianca 妮克尔的尸检

Avedon, Richard 理查德•艾夫登

Baden, Michael 迈克尔•巴登

Kelberg's cross-examination of 凯尔伯格的交叉询问

Payment of 报酬

Bailey, F. Lee F•李•贝利

Cross-examination by （贝利的）交叉询问

Disappearences 缺席审判

Inadequate preparation of 准备不充分

Legal background （贝利的）法律背景

Sarcasm 挖苦

Shapiro association with 夏皮尔和贝利的关系

Baker, Donald 唐纳德•贝克

Baker, Tracy 特雷西•贝克

Bank robbery case, Hearst 帕蒂•赫斯特银行抢劫案

Barbiberi, Paula 巴碧丽•宝拉

Interior decorating 室内装修

In Simpson's farewell letter 辛普森的诀别信中提及宝拉

Simpson's gift to 辛普森送的礼物

Barrett, Beth 贝席•巴雷特

baseball, lying in 棒球比赛中说谎

Basinger, Kim 金•贝辛格

Battered woman syndrome 受虐女性综合症

Bonnie Beasley 邦尼•碧斯丽

Beatles 披头士

Bell, Kathleen 凯瑟琳•贝尔

Belli, Melvin 梅尔文•贝里

Bently, of Simpson 辛普森的宾利车

Bess，Carrie 卡丽•贝斯

Beverly Hills Police Department 比弗利山警察局

Bible 《圣经》

Cochran use of 科克伦使用《圣经》

Resolution 9 《启示录九》

Billionaire Boys Club murder Case 亿万男孩俱乐部谋杀案件

Bingham, Howard 霍华德•宾汉姆

Bird, Larry 拉里•伯德

Black Panther 黑豹党

Blacks, black community 黑人社区

Cochran's community with 科克伦与黑人社区的关系

In downtown jury pool 市区的陪审团候选人

In focus group section 焦点访谈小组

Fuhrman's racial attitudes and 福尔曼的种族观

In gangs 黑人帮派

J. Brown's relation with 吉姆•布朗与黑人的关系

Mason's view of 曼森对黑人的看法

Police brutality 警察对黑人暴力执法

Polls of 黑人的民调

Racism 种族主义

In Santa Monica jury poll 圣塔莫妮卡的陪审团候选人

In Simpson jury 辛普森案件陪审团中的黑人

Simpson's relation with 辛普森与黑人的关系

Simpson supported by 黑人支持辛普森

Black women 黑人妇女

Clark disliked by 黑人妇女讨厌克拉克

Domestic violence, and 黑人妇女的家庭暴力

As jurors 黑人陪审员

Blessed Sacrament Church 圣体教堂

Blood of simpson 辛普森的血液

Cross-examination 有关辛普森血液的交叉询问

In Ford Bronco 野马车中辛普森的血液

Missing 辛普森的血液减少

At murder scene 凶案现场的血液

In Rockingham estate 罗金汉的房子里（辛普森的家中）

Withdrawing of 从辛普森身上抽血

Bloods 血液

Bloomingdale 博洛茗百货

Bobbitt Lorena 洛雷娜•博比特

Bodizak, William 威廉•波迪扎克

Lee's conclusion debunked by 揭穿李昌钰的证言

Boesche, Roger 罗格•波什奇

Borden, Lizzie 利兹•宝登

Borman, Frank 弗兰克•波曼

Boston Strangler 波士顿杀人王

Boxing Helena（film） 《情碎海伦娜》（电影）

Boyle Height incident 波尔海特事件

Bradley, Tom 汤姆•布拉德利

Bradshaw, Terry 特里•布莱德肖

Brando, Christian 克里斯蒂安•白兰度

Brando, Marlon 马龙•白兰度

Brentwood, Calif 加州布伦特伍德

Bridges, Todd 托德•布里奇斯

Brill, Stephen 史蒂芬•布里尔

Brockington, Michael 迈克尔•布罗金顿

Brokaw, Tom 汤姆•布罗考

Brown, Carlton 加尔顿•布朗

Brown, Denise 丹尼斯•布朗

Brown, Jim 吉姆•布朗

Simpson's Rivalry with 辛普森和吉姆•布朗的恩怨

Brown, Louis 路易斯•布朗

Brown, Mrs 布朗女士

Glasses of 布朗女士的眼镜

Brownstein, Ronald 罗纳德•布朗斯坦

Bruno Magli shoes 布鲁玛妮鞋子

Bugle Boy “号手”牌裤子

Bugliosi, Vincent(Author) 文森特•布廖西（作者）

Anger of 文森特•布廖西的愤怒

Background of 文森特•布廖西的背景

Candidness of 文森特•布廖西的耿直

Dessert island murder case 文森特•布廖西办理的荒岛谋杀案

Independent impression formed by 文森特•布廖西形成的独立印象

L.A. judge's conduct toward 洛杉矶法官对文森特•布廖西的行为

Manson's case 文森特•布廖西指控曼森案

Media appearance 文森特•布廖西拒绝媒体采访

Media quotes of 媒体引用文森特•布廖西的观点

Murder mysteries preferred by 文森特•布廖西眼中的谜案

In Oswald docu-trial 文森特•布廖西在对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模拟审判中的作为

Playboy interview of 《花花公子》对文森特•布廖西的采访

Police brutality criticized by 文森特•布廖西对警察暴力的批评

Preparation of 文森特•布廖西对庭审准备的论述

As prosecutor vs. defense attorney 文森特•布廖西的律师和检察官形象

TV appearance 文森特•布廖西接受电视采访

Unwilling to defend simpson 文森特•布廖西不愿意为辛普森辩护

Working backwards from final summation by 从总结陈词往前准备诉讼

Working priorities of 文森特•布廖西专注的事情

Bullyeye system Bullysey电脑程序

Bundy address 妮克尔的家

Security at 妮克尔家的安全情况

Simpson's prior bleeding at 辛普森之前在妮克尔家的流血情况

See also Murder scene 另见凶案现场

Burbridge, Robert 罗伯特•波布里奇

Burger, Warren Earl 沃伦•厄尔•伯格

Bushell 布什尔

Bushey officer 浦席警官

Bus robbery 抢劫公交车案件

James Cain 詹姆斯•凯茵

Carlifornia Evidence Code 《加利福尼亚州证据法》

Section 352 第352条

Section 356 第356条

Section 913 第913条

Carlifornia Rules of Court, rule 980 of 《加州庭审规则》第980条

Carlifornia Supreme Court 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

Cameras, courtroom 法庭内的摄像机

Physical appearance alterations and 改变外表

Public education and 公众教育

Uelman's view on 乌尔曼对法庭内的摄像机的看法

Cap, at the murder scene 犯罪现场的帽子

Cars 汽车

Of cowlings, see also Bronco, of Cowlings 参见考林斯的野马车

Of Nicole 妮克尔的车

Of Simpson, see Benley, of simpson; Ford Bronco, of Simpson 辛普森的车；参见辛普森的宾利和福特野马车

Carter Jimmy 卡特总统

Cash, on Cowlings 考林斯身上的现金

Catholics 天主教

CBS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News 哥伦比亚广播新闻

Celebraties 名人

Lonizing of 夸大名人

Simpson as 辛普森作为名人

Cellmark Diagnostics Inc. 细胞标记诊断公司

Central District 市区

Chandler Bobby 波比•钱德勒

Charitable contributions 慈善募捐

Chicago 芝加哥

Simpson in 辛普森在芝加哥

Simpson's flight to 辛普森去芝加哥的航班

Chicago, University of 芝加哥大学

Chicago Bears 芝加哥熊队

Child molestation case 迈克尔•杰克逊娈童案

Christopher, Warren 沃伦•克里斯托弗

Churchill, Sir Winston 温斯顿•丘吉尔

CIA 中央情报局

Cinema Secrets Beauty Supply 电影道具商店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间接证据

Conspiracy allegation 阴谋论

Premeditation 蓄谋

Reasonable doubt and 合理怀疑

Civil action, wrongful death 意外致死民事诉讼

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 in 优势证据证明标准

Civil suits, standard of evidence in 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

Clark, Marcia 玛西娅•克拉克

Black women's dislike of 黑人妇女不喜欢克拉克

Blood evidence of 克拉克对血液证据的处理

Body language of 克拉克的肢体语言

Cochran compared with 科克伦和克拉克的比较

Cochran's opening statement 克拉克对科克伦开场陈述的应对

Compartmentalization of responsibility of 陪审团的隔离

Cross-examination by 克拉克的交叉询问

Custody fight of 克拉克家的监护权纷争

Domestic abuse and 克拉克对辛普森家庭暴力的处理

Fuhrman's accusers and 克拉克对指责福尔曼的处理

Fuhrman vilified by 福尔曼被克拉克诋毁

Glove demonstration and 克拉克对血手套的处理

At house of blues 克拉克在蓝调之家

Inadequate preparation of 克拉克的准备不足

Incompetence of 克拉克的不称职表现

Jury nullification 克拉克对陪审团的拒绝提议的应对

Jury selection 克拉克在陪审团选任中的行为

Media description 媒体对克拉克的描述

Opening statement of 克拉克的开场陈述

Park redirect examination by 克拉克对帕克的再次询问

Premediatation and 克拉克对可以证明辛普森蓄谋犯罪证据的处理

Prosecutor image and 克拉克的检察官的形象

Sensitive and soft image of 敏感、软化形象

On Simpson's celebrity 克拉克对辛普森声名的处理

Simpson's challenging of 辛普森对克拉克的挑战

Simpson's police statement and 克拉克对辛普森在警察局的供述的处理

Clark, Marcia, final summation by 玛西娅•克拉克的总结陈词

Blood evidence 克拉克关于血液证据总结陈词

Conspiracy allegations 克拉克对阴谋论的总结陈词

Contamination and 克拉克对证据污染的总结陈词

Objections in 克拉克总结陈词时的反对

Opening arguments in 克拉克在总结陈词阶段的开庭陈述

Reasonable doubt and 合理怀疑和克拉克的总结陈词

Rebuttal in 总结陈词的反驳意见

Schizophrenic performance of 克拉克判若两人的不同表现

Simpson's wound and 辛普森的伤痕与克拉克的总结陈词

Weaknesses of 克拉克总结陈词时对辩方的弱点的应对

Clarke George(Woody) 乔治•伍迪•克拉克

Clergyman-penitent privilege 神父和信徒间保密特权

Cleveland Browns 克利夫兰布朗队

Clinton Bill 比尔•克林顿

CNN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oalition Against Police Abuse in Los Angeles 洛杉矶反警察暴力协会

cocaine 可卡因

Cochran Johnnie 约翰尼•科克伦

Apology remark of 科克伦的表达歉意的评论

Audacity of 科克伦的厚颜无耻

Black community relations of 科克伦与黑人社区的关系

Blood evidence and 科克伦对血液证据的处理

On charitable contributions 科克伦的慈善贡献

Clark, compared with 科克伦与克拉克的比较

Colombian drug lords suggested by 科克伦推断哥伦比亚大毒枭为被害人的死亡负责

Consipiracy allegations and 科克伦与阴谋论

Contamination argument and 科克伦与证据受到污染的主张

Cross-examination skills and style of 科克伦的交叉询问技巧和风格

Darden's Objection to 达登对科克伦的反对

Failure to interview prosecution witnesses by 科克伦没有在庭外询问控方证人

As fighter 法庭战士科克伦

Fire and passion 科克伦在庭审的激情

Glove demonstration and 科克伦对手套证据的证明

Glove purchase and 科克伦对妮克尔购买手套的处理

Ito's joke for 伊藤开科克伦的玩笑

Ito's treatment of 伊藤对待科克伦

Journey to justice of 科克伦撰写的《通往正义之旅》

Jouror celebration party given by 科克伦为陪审员举办庆祝派对

Jury selection, and 科克伦与陪审团选任

Legal background 科克伦的法律背景

Media relations of 科克伦与媒体的关系

Mediocrity and incompetence of 科克伦的平庸月不称职表现

Objections of 科克伦提出的反对

Opening statement of 科克伦的开场陈述

Plea bargaining and 辛普森案件中的辩诉交易与科克伦

Police brutality cases and 科克伦与警察暴力案件

Race card and 种族牌与科克伦

Reasonable doubt and 科克伦与合理怀疑

As silver-togued 科克伦的能言善辩

Simpson's incriminating police statement and 辛普森在警察局作的不利口供

Simpson's luggage and 科克伦对辛普森的行李事项的处理

simpson's sleeping and 科克伦对辛普森的睡眠的处理

Simpson's verdict and 辛普森案的判决与科克伦

As smooth 科克伦的灵活

TV appearance of 科克伦上电视节目

As well-liked 科克伦招人喜欢

Cochran, Johnnie, Summation by 科克伦的总结

Conspiracy allegation 科克伦的阴谋论

Contamination in 科克伦强调证据受污染

Darden and Clark summations compared with 科克伦的总结与达登和科克伦的总结相比较

Delivery in 科克伦的发言

Domestic violence in 科克伦在总结中对家暴事件的处理

Ford in 科克伦在威利•福特作证时说的话

Fuhrman in 科克伦在福尔曼出庭时说的话

Help with 其他律师对科克伦的帮助

Jury nullification and 科克伦与陪审团的拒绝

Misleading rhyme used in 科克伦的误导性意见

Peratis tape and 科克伦对佩拉蒂斯录像带的应对

And prosecution's failure to introdecue evidence 科克伦对控方未举证的应对

Reasonable doubt and 科克伦有关合理怀疑的意见

“rush to judgement” argument in 科克伦指责警方草率判断

“Shortening fuse” in 科克伦对“引线逐渐变短”说法的应对

Simpson's police statement and 科克伦对辛普森对警察供述的应对

Simpson's refusal to testify and 科克伦对辛普森拒绝作证的辩护

“Something is wrong” theme in 科克伦提出的案件“存在问题”说法

Coleman, Howard 霍华德•科尔曼

Colombian drup lords 哥伦比亚大毒枭

Common sense 常识

Damaging evidence and 对本方不利证据和常识

Incompetence and 不称职和常识

Intelligence 智慧和常识

Ito's lack of 伊藤缺乏常识

Confidentiality, protection of 保密特权

Congressional Black Caucus 国会的黑人核心小组

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 (CORE) 种族平等委员会

Conn, David 戴维•科恩

Constitution, U.S. 《美国宪法》

See also Fifth Amendment; First Amendment; Fourth Amendment; Sixth Amendment 同见：《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

Contamination 证据污染

Cross- 交叉污染

DNA tests and DNA检验和证据污染

Reasonable doubt and 合理怀疑和证据污染

Contempt of court threat 藐视法庭罪的威胁

Conviction rates 定罪率

Cooley, Amanda 阿曼达•库利

Coroner, testimony of 验尸官的证言

Intent vs. motive 目的和动机的区分

Cos, Steve 史蒂夫•科斯

Cotton, Robin 罗宾•克顿

Couric, Katie 凯蒂•柯丽克

Court day, Ito's Shortening of 伊藤缩短开庭时间

Court of Apeal for the second district 第二区上诉法院

Court TV 法院电视台

Cowlings, Al 阿尔•考林斯

Craig Mike 麦克•克雷格

Credibility 可信度

Of Cochran 科克伦的可信度

Of fuhrman 福尔曼的可信度

Of lawyers 律师的可信度

Of Lee 李昌钰的可信度

Of prosecution 控方的可信度

Of Vannatter 范纳特的可信度

Of verdict 判决的可信度

Witness 证人的可信度

Criminal Complaints, filing of 刑事起诉

Criminal court building, Los Angeles 洛杉矶刑事法庭大楼

Criminal Defense Attorneys 刑辩律师

Myth about 神化刑辩律师

As professional undertakers 专业掘墓人

Criminal Justice Periodicals Index 刑事司法期刊索引

Crips Crips（帮派名）

Cross-contamination 交叉污染

Cross-examination 交叉询问

Augumentative questions on 有说服力的问题

Damaging evidence 交叉询问中对己方不利证据的处理

Effective vs.skillful 交叉询问的有效性和技巧性

As a lost art 交叉询问是一门失传的技艺

Myths about 神化交叉询问

Poor preparation for 交叉询问准备不足

Simpson's police statement and 交叉询问与辛普森在警察局的供述

Textbook on 有关交叉询问的书籍

Why questions “为什么”问题

See also specific people 参见各人的交叉询问

Cryer, Lionel 莱昂内尔•科瑞尔

Curry, George 乔治•科里

Dance recital 独舞表演

Nicole's rejection of Simpson at 妮克尔拒绝陪辛普森观看独舞表演

Simpson's strange behavior at 辛普森在独舞表演现场表现奇怪

Video of Simpson after 独舞表演后辛普森的录像

Darden Chris 克里斯•达登

Blood evidence and 达登对血液证据的处理

Body language of 达登的肢体语言

Contempt-of-court threat and 藐视法庭罪对达登威胁

On court cameras 达登对法庭摄像的看法

Cross-examination by 达登实施的交叉询问

Domestic violence and abuse 达登对家庭暴力的处理

Glove demonstration and 达登对手套的处理

At house of blues 蓝调之家

Incompetence of 达登的不称职

Ito's treatment of 伊藤对待达登方式

Lack of preparation of 达登准备不充分

Opening statement of 达登的开场陈述

Police brutality vs conspiracy 达登对警察暴力和阴谋论的应对

Race factor and 达登对种族因素的应对

Reasonable doubt and 达登论述合理怀疑

Simpson's statement and 达登对辛普森在警察局的供述的处理

TV appearance of 达登参加电视节目

Darden, Chris, final summation by 达登的总结陈词

Cochran's summation compared with 达登与科克伦的总结比较

Conspiracy allegations and 达登对阴谋论的处理

Contamination and 达登对证据受到污染的处理

Motive and 达登对动机的论述

Objections and 达登提出的反对

Opening argument of 达登的开庭陈述

Rebuttal in 达登在总结陈词中的反驳意见

“rush to judgement” argument of 达登在总结陈词中对“草率判断”的应对

“shortening fuse” argument and 达登在总结陈词中的“引线逐渐变短”理论

Unbelievable statement in 达登在总结陈词中不可思议的言论

Weakness in 达登在总结陈词中的缺点

Darrow, Clarence 莱伦斯•丹诺

Dateline 《电讯》节目

Davidson, Camden 卡梅登•戴维森

Davidson, Mrs. Camden 卡梅登•戴维森的妻子

“debt of gratitude” comment 社会欠陪审团“一份感激之情”

Davis, Ed 艾德•戴维斯

Davis Cup, U.S. 戴维斯杯

Death Penalty 死刑

DecisionQuest, Inc. 决策咨询

Deedrick, Douglas 道格拉斯•迪德瑞克

Defense 辩方

Final summation by 辩方的总结陈词

Prosecution's weekness overlooked by 辩方忽视控方的缺点

Defense Never Rests(The Bailey) 《辩护不止》（贝利）

Defense team, of Simpson 辛普森的辩护团队

As Dream Team 梦之队

Failure to interview most prosecution witness by 辩方没有在庭外该询问控方证人

Final summation by 参见律师的总结陈词

Grading performance 对辩方表现的评分

Incomtpetence of lawyers for 辩方的不称职

Ito's treatment of 伊藤对待辩方的方式

Jury consultation and 陪审团选任咨询服务

Media views of 媒体眼中的辩方

Number of lawyers in 辩方的律师人数

At preliminary hearings 辩方在预审中的表现

Prosecutor's final summation agenda determined by 控方总结陈词的内容被动地由辩方决定

Race factor and 种族因素与辩方

“rush to judgement” argument of 辩方的“草率判断”主张

“Something is wrong” argument of 辩方的“此案有问题”主张

Unlimited funds of 辩方资金雄厚，不受限制

Denny, Reginald 雷金纳德•丹尼

DeRosa, Jerry, Joe 杰里•乔•德•洛萨

Dershowitz, Alan 艾伦•德肖维茨

Dream Evidence and 梦境证据

Legal backgrounds 德肖维茨的法律背景

DeSalvo, Albert 艾伯特•德赛佛

Dessert island murder case 荒岛谋杀案

Dimitrius, Jo-Ellan 乔艾伦•迪米特里斯

Direct evidence 直接证据

Disguise, Simpson 辛普森的伪装用品

Premeditation and 辛普森的伪装用品证明蓄谋犯罪

Ditka Mike 麦克• 迪卡

DNA(deoxyribonucleic acid) 脱氧核糖核酸

DNA Evidence DNA证据

Clark's rebuttal and 克拉克对DNA证据的反驳意见

Complexity of DNA的组成

Contamination and DNA受到污染

Conventional evidence vs. DNA证据与常规证据

Defense attack on reliability of 控方对DNA证据可靠性的攻击

Degradation of DNA变质

EAP enzyme type B blood and EAP（红细胞酸性磷酸酶）B型酶的血液

Fit and DNA匹配

Jury reaction to 陪审团对DNA证据的反应

Leaking of information on DNA检测结果泄露

Prosecution delay in submission of 控方怠于提交DNA证据进行鉴定

DNA test DNA检验

Contamination and DNA证据受到污染

Described DNA检验的描述

PCR 聚合酶链式反应

RFLP 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检验

By Yamauchi 山内的DNA检验

Docu-trial, Oswald 李•哈维的模拟审判

Dogs 狗

Of Nicole 妮克尔的秋田犬

Of Simpson 辛普森的宠物狗

Domestic violence and abuse 家庭暴力

Batterer profile 施暴者的特征

In black households 黑人家庭中的家庭暴力

Jury and 陪审团与家庭暴力

LAPD response to 洛杉矶警察局对家暴的处理

Staticstic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murder and 家暴及家暴与凶案关系统计数据

See also 911 cals by Nicole 参见妮克尔的911报警

Double indemnity(Cain) 凯茵的小说《双重赔偿》

Do You Solemnly Swear 《神圣宣誓》（赫勒）

Dream Team 梦之队

Defense lawyers as 辩护律师梦之队

Use of term 关于梦之队这个词的用法

Drivers 司机

Limo see Park, Alan 驾驶豪华轿车送辛普森去机场的司机(见艾伦•帕克)

Prosecutors' use of 检察官的司机

DR(Divisional Record) number 存档分类号

Drugs 毒品

Author's interest in problem of 作者对毒品的兴趣

Colombians and 哥伦比亚毒贩

Delorean trafficking case and 德劳瑞恩贩毒案

Framing and 陷害贩毒

Dunne, Dominick 多米尼克•邓恩

EAP（erythrocyte acid phosphatase）B blood 红细胞酸性磷酸酶B型酶

Eastwood, Clint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EDTA 血液抗凝剂

Education, public, television trials and 电视直播庭审与公众教育

Edwards John 约翰•爱德华

800 numbers 800份传单

Ellerson Toish 托伊斯•艾勒森

Emerson, Ralph, Waldo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Encino Carlif. 加州恩西诺地区

Entertainment 娱乐活动

Judge and 法官的娱乐活动

Simpson trial as 辛普森案件娱乐化

Entrapment 警察圈套

Envelope 信封

Containing vial of blood 装有血袋的信封

At murder scene 犯罪现场的信封

Estrich Susan 苏姗•埃思里奇

Evidence 证据

Circumential, see circumential evidence 参见间接证据

Direct 直接证据

Dream 梦境证据

Eccentric chronology of 奇怪的证据开示顺序

Preponderance of 优势证据原则

Prosecution's inadequation use of 控方对证据的使用不充分

Sciencific see blood evidence; DNA evidence; firbre evidence; hair evidence; scientific evidence 科学证据，参见：血液证据、DNA证据、纤维证据、毛发证据等

Evidence, damaging 对己方不利的证据

Self-introduction of 本方举证

Suppression of 证据被推翻

Expert, twain's views on 马克•吐温对专家的看法

Eyewitness testimony 目击证人的证言

Fairness, courtroom 法庭公正

Fall River, Mass 霍巴克河

Family 家人

perjury of 家人作伪证

Farewell letter, of Simpson 辛普森的自杀诀别信

Text of 自杀诀别信全文

Federal Criminal Inverstigation Bureau 联邦调查局

Fibre evidence 联邦调查局的纤维证据

Shoe prints 联邦调查局的鞋印证据

Federal Criminal Court Jury Instruction(Devitt and Blackmar) 联邦刑事法庭陪审团指引

Felony Charges, important decisions and 提起重罪指控决定

Fenjves, Pablo 巴勃罗•芬哈维斯

Fiber evidence 纤维证据

Contamination of 纤维证据受到污染

Fifth Amendment 《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

Fuhrman's invoking of 福尔曼援引《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

Simpson's invoking of 辛普森援引《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

Final summation 总结陈词

Advantage of extemporaneity in 即席发言的好处

Author's suggestions, for Simpson trial 作者建议辛普森案件中使用的总结陈词

Author's views on 作者对总结陈词的见解

Author's working backwards from 作者从总结陈词开始往前准备诉讼

Conspiracy theory and 总结陈词中的阴谋论

Contamination and 总结陈词中的证据受到污染理论

Delivery of 总结陈词的表达

Importance of 总结陈词的重要性

Inadequate preparation of 总结陈词不充分

Last day of testimony and 最后一天作证与总结陈词

Reasonable doubt and 总结陈词与合理怀疑

Rebuttal arguments in 总结陈词中的反驳意见

As speech 总结陈词的发言

Finch, Bernard 伯纳德•芬奇

Fines 罚金

First Amendment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Fishman Cora 科拉•菲斯曼

Focus group sessions 焦点访谈小组

Fonda Henry 亨利•方达

Football 橄榄球

Analyst for 橄榄球评论员

Lying in 比赛中造假

Ford, Willie 威利•福特

Ford Bronco, of Cowlings 考林斯的福特野马车

Slow speed chase in 慢速追车

Ford Bronco, Heidstra's sighting of 海德斯特看见的野马车

Ford Bronco, of Simpson 辛普森的野马车

Alleged small blood in 号称野马车内的血量很少

Fiber evidence and 野马车的纤维证据

Ownership of 野马车的产权情况

Parking of 野马车的停车情况

Park's testimony on 帕克证言中有关野马车的部分

Simpson's blood in 在野马车中的辛普森血液

Victim's blood in 野马车中的被害人血液

Forensic experts, for defense 辩方的专家证人

See also Baden Michael 参见巴登

Forth Amendment 《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

Foy, Patricia 帕特里夏•福伊

Framing 陷害

Defined 陷害的界定

Drugs and, 毒品和陷害

Rarity 很少存在陷害的情况

See also LAPD, Consipiracy allegation 参见洛杉矶警察局和阴谋论

From Bondage（罗斯） 《束缚》

Fuhrmam, Mark 马克•福尔曼

Bailey's cross-examination on 贝利对福尔曼的交叉询问

Conspiracy allegation 有关福尔曼的阴谋论

Failure of defense to interview 控方未在庭外询问福尔曼

Fifth Amendment 福尔曼援引《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不作证

Glove allegedly planted by 指责福尔曼在辛普森家中放置手套

Glove found by 福尔曼发现手套

Hodge's testimony against 霍吉出庭控告福尔曼

Jury nullification and 陪审团的决绝与福尔曼

L.A. Times coverage of 《洛杉矶时报》对福尔曼的报道

Lopez's talk with 洛普兹与福尔曼的谈话

At murder scene 福尔曼在犯罪现场

“nigger” used by 福尔曼使用“黑鬼”一词

Perjury and lying of 福尔曼的伪证罪

At Rockingham estate (1985) 1985年福尔曼在辛普森家出警

As victim 福尔曼是辛普森案件的被害人

York's friction with 约克与福尔曼的摩擦

Fung Dennis 丹尼斯•冯

Blood collected by 丹尼斯收集的血液

Bloody socks and 血袜子和丹尼斯

At grandy jury 丹尼斯在大陪审团作证

Lack of preparation of 丹尼斯准备不足

Phenolphthalein test and 丹尼斯的酚酞检验

Scheck's cross-examination 申科对丹尼斯的交叉询问

Vannatter's delivery to 范纳特把血液交给丹尼斯

Galiber, Joseph 乔瑟夫•加里博

Galileo High School 伽利略中学

gangs 黑帮

Garcetti, Gil 吉尔•加西缇

Change venue and 变更起诉法院

Fine denounced by 谴责伊藤增加罚金

Garvey, Candace 坎迪丝•加维

Garvey, Steve 史蒂夫•加维

Gates, Daryl 达利尔•盖茨

Gemini 8 flight 双子座八号

genelex 基尼莱克斯实验室

Genetic markers 遗传标记

Gerchas, Mary Anne 玛丽•安•戈卡斯

Germany 德国

Gettysburg Address 葛底斯堡演说

Giss, Harvey 哈维•吉斯

Globe 《环球》（杂志）

Glove demostration 手套证据的证明

Gloves 手套

At murder scene 犯罪现场的手套

Nicole's purchase of 妮克尔购买手套

Photos and videos of Simpson in 辛普森戴着手套的照片和视频

God 上帝

Free will 自由意志

Prayer and 祈祷

Will of 上帝的意志

Goldberg, Hank 汉克•高德博格

Conspiracy allegation and 高德博格对阴谋论的处理

Lee cross-examined by 高德博格的交叉询问

Peratis interviewed by 高德博格对佩拉蒂斯的询问

Golden, Irwin 埃文•戈尔登

Goldin, Dave 戴伍•戈尔丁

Goldman, Fred 弗雷德•高曼

Goldman, Ron 罗纳德•高曼

Autopsy of 高曼的尸体

Blood of 高曼的血液

Description of stabbing 高曼被捅情况

Jeans of 高曼的牛仔裤

Shirt of 高曼的衬衫

As Well-liked 高曼深受喜爱

Goldman's family 高曼的家人

Goldwyn, Samuel 塞缪尔•古尔德温

Gomez, Gloria 格洛丽亚•戈梅斯

Goodyear blimps 古德亚小飞艇

Grand jury 大陪审团

Los Angeles County 洛杉矶县大陪审团

Nicole's 911 tape and 妮克尔的911报警录音带与大陪审团

Great Britain 英国

DNA tests in DNA检测第一次在英国法庭使用

Jury system as legacy from 从英国传承陪审团制度

Gretna Green, Nicole's home on 妮克尔位于格雷特纳格林的家

Grier, Rosey 洛赛•格瑞尔

Guilt 罪行

Denial of 否认犯罪

Innocence vs. 有罪和无辜

Proved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对罪行的证明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Guilt, of Simpson 辛普森有罪

Author's certainy of 作者确定辛普森有罪

Behavior of defense and 辩方的行为和辛普森的罪行

Blood evidence and 血液证据证明辛普森有罪

Clark's summation and 克拉克在总结中说明辛普森有罪

Consipiracy of allegation 罪行的阴谋论

Darden's summation and 达登的总结与辛普森的罪行

Failure to teatify and 辛普森拒绝作证和他的罪行

Ford Bronco evidence of 野马车上的证据证明辛普森有罪

“in the air” phenomenon and 消息弥散现象和辛普森的罪行

Jury deliberations 陪审团对辛普森是否有罪的裁量

LAPD interrogation and 洛杉矶警察局的讯问和辛普森的罪行

Polls on 对辛普森是否有罪的民调

Reasonable doubt and 合理怀疑与辛普森是否有罪

Venue change and 改变管辖法院对辛普森是否被判有罪的影响

Guns 枪

Planting of 用枪栽赃黑人

Of Simpson 辛普森与枪有关的事

Hacker, Andrew 安德鲁•海客

Hair evidence 毛发证据

Contamination and 毛发证据受到污染

Halverson, Richard 理查德•霍尔沃森

Harmon, Rockne 罗克尼•哈蒙英

Harris, Arrick 埃里克•哈里斯

Harris, Art 亚特•哈里斯

Hayslett, Jerrianne 吉丽安•海思丽特

Hearst, Patti (Hearst case) 帕蒂•赫斯特银行抢劫案

Heidstra, Robert 罗伯特•海德斯特

Helicopter pilots 直升机飞行员

Heller, Louis 路易斯•赫勒

Helmsley, Leona 利昂娜•赫尔姆斯利

Helter Skelter(Bugliosi) 《螺旋滑梯》（布廖西的著作）

Helter Skelter(song) 《螺旋滑梯》（歌曲）

Hemingway (Ernest) 海明威

Hertz Coporation 赫兹公司

Hertz Rent A Car 赫兹汽车租赁公司

Hinckley, John 约翰•辛克利

Hitler, 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Hochman, John 约翰•霍克曼

Hodge, Roderick 罗德里克•霍吉

Hodgman, Williams 威廉•霍德曼

Cochran's opening statement and 霍德曼对科克伦的开场陈述的反应

On information about fuhrman 霍德曼对福尔曼的评价

Holliday, George 乔治•哈勒帝

Hollywood, Carlif., Backing out films in 好莱坞退出电影拍摄

Hollywood reporters 好莱坞记者

Holmes, Oliver Wendell, Jr 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大法官

Holocaust 大屠杀

Holoman, Frank 弗兰克•霍勒曼

Hooft, Willem Visser't 威廉•韦斯特•霍福特

Hopson, Darlene Powell 达琳•鲍威尔•霍普森

Horowitz, David 戴维•霍洛维茨

Horton, Bruce 布鲁斯•霍顿

Hotel Intercontinental 洲际酒店

House of blues 蓝调之家

Howard University 哈沃德大学

Hughes, Wayne 韦恩•休斯

Hugo, Victor 维克多•雨果

Huizenga, Dr. 威曾格医生

Kelberg's cross-examination 凯尔伯格对威曾格医生的交叉询问

Shapiro's Examination of 夏皮尔对威曾格医生的交叉询问

Humor, in final examination 总结陈词中的幽默

Hung jury 悬而未决陪审团

In Menendez trial 梅内德斯兄弟案件中的悬而未决陪审团

Unamimous verdicts and 一致通过

Hunter Kim 金•亨特

Hurricane Opal 欧泊飓风

Hutchinson, Earl Ofari 厄尔•欧佛理•哈钦森

Hunttenbrauck, Gail 盖尔•胡腾布洛克

Imprints, Lee's teatimony on 李昌钰有关痕迹的证言

“incendiary denfense, An”(Toobin) 《煽动性辩护》（图宾）

Incompetence 不称职

Of defense lawyers 辩方律师的不称职

Of LAPD detectives 洛杉矶警察局警察不称职

Prevalence of 不称职现象无处不在

Of prosecution 控方的不称职

Of TV talking heads 新闻评论员的不称职

Use of term “不称职”一词的用法

See also specific lawyers 参见具体律师或检察官

In Contempt(Darden) 《身处耻辱》（达登）

Index to legal periodicals 法律期刊索引

indictment 起诉

In God we Trust 我们信仰上帝

Innocence 无辜

Presumption of 无罪推定

Vs. guilt 无辜与有罪的区分

Vs. not guilt 无辜与无罪的区分

Innocence Project 洗冤计划

In Re Anthony P. Anthony案件

Insanity 精神错乱

Insanity defense 精神错乱作为辩护理由

Intelligence 聪明

Common sense and 常识和聪明程度

Of trial lawyers 诉讼律师的聪明才智

Intent vs. motive 主观方面和动机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国际创意管理公司

“in the air” phenomenon 消息弥散现象

Irrestible impulse 不可遏制的犯罪冲动

Ito, Lance 兰斯•伊藤

Bad and bizarre rulings of 伊藤的奇怪裁决

Cameras allowed by 伊藤允许法庭上使用摄像机

Celebrities hosted by 伊藤对名人的态度

Changeable and irrational behavior of 伊藤行为变化多端、易怒

Clark's behavior with 克拉克对伊藤的行为

Cochran's opening statement and, 伊藤对科克伦开场陈述的处理

Court shortened by 缩短开庭时间

“debt of gratitude” comment of 伊藤对陪审团的感激言论

Demeaning, overbearing treatment of lawyers by 伊藤贬低律师和检察官的行为

Democratic surliness 伊藤的粗暴乖戾

Deomestic violence and 伊藤对辛普森家庭暴力的处理

Fuhrman tapes and 伊藤对福尔曼录音的处理

As “judge ego” 伊藤的“自负法官”称号

Juror excused by 伊藤排除陪审员

Jury blimp ride and 伊藤邀请陪审团坐小飞艇

Jury instructions given by 伊藤对陪审团的指导

Jury nullification 伊藤对陪审团的拒绝的看法

Jury selection and 陪审团选任与伊藤

Lee's cross-examination and 伊藤对李昌钰的交叉询问的做法

Objection and 伊藤对反对的处理

Omen remark of 伊藤对先兆的理解

Peratis tape and 伊藤对佩拉蒂斯录像带的处理

Performaing of 伊藤的表演

Race card and 伊藤与辛普森案中的种族牌

Resnick book and 伊藤对费伊•雷斯尼克的书的反应

Sense of grandness lacking in 伊藤缺乏气势

Simpson's court address and 伊藤对辛普森在法庭上的发言的处理

Simpson's Forth Amendment rights and 伊藤对辛普森《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权利的处理

Simpson's incriminating jail statement and 伊藤对辛普森在监狱内对自己不利言论的处理

Simpson's missing bag and 伊藤对辛普森消失的行李的处理

Simpson's police statement and 伊藤对辛普森在警察局的供述的处理

Vacation of 伊藤的度假

I want to tell you (Simpson) 《我想对你倾诉》（辛普森）

Jackson Andrew 安德鲁•杰克逊

Jackson, Michael 迈克尔•杰克逊

Mr. Jacobo 雅各布先生

Jews 犹太人

JFK （film） 《刺杀肯尼迪》

Johnson, Lyndon B. 林登•约翰逊

Johnson, Magic 魔术师约翰逊

jokes 笑话

Jordan, Michael 迈克尔•乔丹

Journey to Justice(Cochran) 《通往正义之旅》

Judges 法官

Lack of trial experience of 缺少庭审经验

Political aspect of 法官的政治性

Public view of 公众眼中的法官

See also Ito 参见伊藤

Jury 陪审团

Attention span of 陪审团关注的内容

Author's View on 作者对陪审团的看法

As British Legacy 从英国继承陪审团制度

Cochran's effect on 科克伦对陪审团的影响力

In DeLorean case 约翰•德劳瑞恩贩毒案中的陪审团

Educational requirement for 陪审员的学历要求

Elimination of peremptory 取消陪审团选任过程中的无因回避

Elimination of unanimous verdict for 取消一致裁定要求

Employee payment and 雇主支付雇员担任陪审员期间的薪水

Of expert 专家陪审团

Lawyer's loss of credibility 律师在陪审团面前失去可信度

In Manson's case 曼森案件的陪审团

oprahization 陪审团对精神错乱的看法

of peers 同辈陪审团

reform of 陪审团的改革

trial lawyer confidence and 律师或检察官是否自信对陪审团的影响

weakness in preosecuion and 陪审团成员发现指控中存在的问题

see also grand jury; hung jury 参见大陪审团、悬而未决陪审团

Jury, in Simpson case 辛普森案件陪审团

Alternates in 候补陪审员

Bias of 陪审团的偏见

Blimp ride of 陪审团乘坐小飞艇

Celebration party of 陪审团参加庆祝派对

Celebrities lionized by 陪审团崇拜

Clark's schizophrenic performance 克拉克在法官和陪审团面前表现不一

Cochran's opening statement and 科克伦在陪审团面前的开场陈述

Composition of 陪审团的组成

Conjugal visits to 陪审团的配偶探访

Conspiracy allegation 阴谋论对陪审团的影响

Damaging evidence and 陪审团对出示对己方不利证据的看法

Darden's not to be believed statements to 达登对陪审团不可意思的言论

Deliberations of 陪审团决议过程

Deliberation time of 陪审团形成判决的时间

DNA evidence and 陪审团对DNA证据的看法

Domestic violence and 陪审团对家庭暴力的看法

Dream evidence and 陪审团对梦境证据的看法

Excusing of 排除陪审员

Glove demonstration to 手套证据的证明与陪审团

Ill-advised statements to 陪审团的指导有问题

“in the air” phenomenon and 信息弥散现象对陪审团的影响

Ito's instructions to 伊藤对陪审团的指导

Ito's treatment of lawyers and 伊藤对待检察官或律师的方式对陪审团产生的影响

Lack of prosecutor credibility with 陪审团认为检察官缺少可信度

Lee's testimony and 陪审团对李昌钰证言的看法

Motive for murders and 陪审团对犯罪动机的理解

Objections and 陪审团眼中的检察官或律师提出反对

Peratis tape and 陪审团对佩拉蒂斯的录像带的看法

Poor quality of 陪审团的表现欠佳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and 陪审团对无罪推定的理解

Presumptive tests and 初步检测结果未向陪审团公布

Prosecution's failure to present evidence to 检察官未向陪审团开示部分证据

Race card and 辩方打种族牌对陪审团的影响

Selection of 陪审团选任

Sequestering of 陪审团的隔离

Simpson's celebrity and 辛普森的声名对陪审团的影响

Simpson's incriminating jail remark and 辛普森在监狱内的不利言论未向陪审团公布

Simpson's court address and 辛普森在法庭上的发言

Simpson's incriminating police statement and 辛普森在警察局不利于自己的供述未向陪审团公布

Simpson's relations with black community and 辛普森与黑人社区的关系与陪审团

TV talking heads and 电视评论员对陪审团的影响

Jury, The(Alder) 《陪审团》

Jury consultation 陪审团选任咨询

Jury nullification 陪审团的拒绝

Justice department, Carl. 加州司法局

Berkeley lab of 加州伯克利司法部实验室

Bureau of criminal Statistics of 加州司法局犯罪统计分局335—336

Justice department, U.S. 美国司法部

Kaelin, Kato 卡托•凯尔林

Simpson's humburger with 凯尔林和辛普森一起买汉堡

Thumps heard by 凯尔林听到敲墙声

Kant, Immanuel 伊曼努尔•康德

Kardashian, Robert 罗伯特•卡戴珊

Kelberg, Brian 布莱恩•凯尔伯格

Baden cross-examined by 凯尔伯格对巴登的交叉询问

Dr. Lak questioned by 凯尔伯格对莱克医生的询问

Huizenga cross-examined by 凯尔伯格对威曾格的询问

Kennedy, John F., Assassination of 刺杀肯尼迪

Conspiracy theory of 刺杀肯尼迪案中的阴谋论

King Celes 塞勒斯•金

King, Larry 拉里•金

King, Paul 保罗•金

King, Rodney (King Case) 罗德尼•金（案件）

First trial and 罗德尼•金案件的一审

Jury and 罗德尼•金案件的陪审团

Race factors in 罗德尼•金案件中的种族因素

Riots and 罗德尼•金案件引发的骚乱

Venue transfered 罗德尼•金案件的移送

Kirscheimer, Peter 彼得•克斯彻摩

KNBC 洛杉矶电视台

Knives 刀

At muder scene 犯罪现场的刀

Planting of 用刀陷害黑人

Simpson's disposal of 辛普森处理凶器

Krikorian, Greg 格雷格•克里科林

Lange, Thomas 托马斯•朗格

Conspiracy allegations and 阴谋论与朗格

DR number and 朗格对存档分类号的辩解

At murder scene 朗格在凶案现场

Simpson's interview with 朗格对辛普森的讯问

On unpresented evidence 朗格对检察官未公布证据的看法

LAPD (Los Angeles Police Department) 洛杉矶警察局

Blood evidence and 洛杉矶警察局与血液证据

Contamination and 洛杉矶警察局污染证据的说法

Cowlings' cash and 警察从考林斯身上找到现金

Crime scene truck of 洛杉矶警察局的物证采集

Failure to find murder weapon of 洛杉矶警察局未能找到凶器

Fuhrman as viewed by 洛杉矶警察局对福尔曼的看法

Incompetence of 洛杉矶警察局的不称职

Intelligence of 洛杉矶警察局的情报

Internal Affairs investigation of 洛杉矶警察内务调查处

Investigations of 洛杉矶警察局的调查

Lab of 洛杉矶警察局物证实验室

Nicole's 911 calls and 洛杉矶警察局对妮克尔的911报警的处理

Photographs taken by 洛杉矶警察局拍摄的照片

In police brutality cases 洛杉矶警察局的暴力执法案件

Property Division of 洛杉矶警察局财产组

Race card and 洛杉矶警察局与阴谋论

“rush to judgement” argument and 洛杉矶警察局“草率判断”的说法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Division of (SID) 洛杉矶警察局科学证据鉴定处

Simpson interrogated by 洛杉矶警察局对辛普森的讯问

Simpson's alleged framing by, see consipiracy allegations 辛普森声称受到洛杉矶警察局的陷害，参见阴谋论

Simpson's arrest and 洛杉矶警察局逮捕辛普森

Simpson's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洛杉矶警察局与辛普森关系良好

West Los Angeles Division of 西洛杉矶警署

LAPD, Consipiracy allegations 洛杉矶警察局阴谋论

Author's rejection of 作者反对洛杉矶警察局阴谋论

Bailey's use of 贝利使用洛杉矶警察局阴谋论

Bloody socks and 洛杉矶警察局阴谋论中的血袜子

Defense failure to interview opposition witness and 辩方未在庭外询问控方证人与洛杉矶警察局阴谋论

Final summation and 总结陈词与洛杉矶警察局阴谋论

Fuhrman's role in 洛杉矶警察局阴谋论中福尔曼的角色

Lee's testimony and 李昌钰作证存在洛杉矶警察局阴谋论

Missing blood and 血液减少与洛杉矶警察局阴谋论

Motive and 犯罪动机与洛杉矶警察局阴谋论

Polls on 有关洛杉矶警察局阴谋论的民调

Vannatter's delivery of blood and 范纳特把血袋送给丹尼斯与洛杉矶警察局阴谋论

Larry King Live(TV Show) 《拉里•金直播》

Lawrence, Richard 理查德•劳伦斯

Lawrence, Starling 斯达林•劳伦斯

Lawyer 律师

Cleverness of 律师的聪慧

Judges as, 法官担任过律师（或检察官）

Loss of credibility by 律师失去可信度

Negative views of 律师的负面印象

Selection of 律师的选任

Lee Henry 李昌钰

Bodziak's testimony and 波迪扎克作证反对李昌钰

Goldberg's cross-examination of 高德博格对李昌钰的交叉询问

Incompetence of 李昌钰的不称职

“something wrong” term of 李昌钰评论“此案有问题”

Leggins,Vernon 弗农•赖金思

Lempert, Richard 理查德•雷姆皮特

Leno, Jay 杰•雷诺

Lewis, Craig 克雷格•刘易斯

Licker Stephen 史蒂芬•里克

Limmer, Monsignor 里默主教

Lincoln, Araham 亚伯拉罕•林肯

London 伦敦

Docu-trial in 在伦敦的模拟审判

Jury in 伦敦的陪审团

Long-cause case(protracted case) 长期案件

Lopez, Rosa 洛萨•洛普兹

Darden's cross-examination of 达登对洛萨•洛普兹的交叉询问

Los Angeles County 洛杉矶县

Bus robberies in 洛杉矶县的公交车抢劫

Payments for lawsuits against LAPD by 针对洛杉矶警察局起诉的赔偿额

Los Angeles City Attorney Office 洛杉矶检察官办公室

Los Angeles City Hall, Community Service Department in 洛杉矶社区服务处

Los Angeles County 洛杉矶县

Bulleye system in 洛杉矶县Bulleye陪审团选任系统

Hung juries in 洛杉矶县的悬而未决陪审团

Northridge earthquake in 北岭地震

Percentage of black jurors in 洛杉矶县的黑人陪审员比例

Los Angeles County Board of Superbisors 洛杉矶县监督委员会

Los Angeles County District Attorney's Office 洛杉矶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

Author's years at 作者在洛杉矶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供职的时间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洛杉矶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

Change of Venue and 洛杉矶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改变管辖法院

Cochran in 科克伦曾在洛杉矶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任职

Failure to replace Clark by 洛杉矶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未能替换克拉克

Ito's fining of 伊藤对洛杉矶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罚金

Plea bargaining 洛杉矶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辩诉交易

Police brutality and 洛杉矶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对警察暴力的处理

“roll out” program of 洛杉矶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勘验警察开枪案现场

Special Investigations Division (SID) 洛杉矶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特殊调查处

TV network commentary and 电视台对洛杉矶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评论

Los Angeles County Grand Jury 洛杉矶县大陪审团

Nocole's 911 tape and 向大陪审团公布妮克尔的911报警

Los Angeles County Jail 洛杉矶县监狱

Simpson's incriminating exclamation at 辛普森在洛杉矶县监狱的不利言论

Simpson's special treatment in 辛普森在洛杉矶县监狱中的特殊待遇

Los Angeles County Superior Court 洛杉矶高等法院

Nicole's 911 tape and 妮克尔的911报警在高等法院公布

Protracted (long-cause) case in 洛杉矶高等法院的长期诉讼

Two case routes to 案件由洛杉矶高等法院审理的两种路径

Los Angeles Daily News 《洛杉矶日报》

Conspiracy allegation in 《洛杉矶日报》对阴谋论的报道

On effects of courtroom cameras 《洛杉矶日报》对镜头前表现的报道

On Fuhrman 《洛杉矶日报》对福尔曼的报道

On police brutality 《洛杉矶日报》对警察暴力的报道

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洛杉矶国际机场

Limousine transport to 辛普森租的去机场的轿车

Los Angeles Times 《洛杉矶时报》

On blimp misshape 《洛杉矶时报》对飞艇变形的报道

On conspiracy allegation 《洛杉矶时报》对阴谋论的报道

Cryer's report to 莱昂内尔•科瑞尔对《洛杉矶时报》说的话

On defense lawyers 《洛杉矶时报》对辩护律师的报道

Framed-by-police poll of 《洛杉矶时报》对警察陷害辛普森说法的民调

On Fuhrman 《洛杉矶时报》对辛普森的报道

God and 《洛杉矶时报》对上帝的报道

On Los Angeles County Lawsuit settlements 《洛杉矶时报》对洛杉矶县诉讼和解的报道

Simpson's police statement and 《洛杉矶时报》对辛普森在警察局的供述的报道

Los Angeles Times Sunday Magazine 《洛杉矶时报周日杂志》

Lott, Daryl 达瑞尔•洛特

Lott, Mrs. Daryl 达瑞尔夫人

Louisiana, Jury system in 路易斯安娜州的陪审团制度

Love Triangles 三角恋

Lugguage, of Simpson Missing bag and 辛普森行李中少了一个包 299

Luper, Aldelberto 阿德尔伯特•路博

Lying 说谎

Commonness of 说谎很常见

Family and 谎言的种类

Manson case 曼森案件中的谎言

Morality 谎言的道德考量

Myth about 谎言的普遍

Of police 警察说谎

See also perjury 参见伪证罪

MaCarthy, Johseph R. 约瑟夫•R.麦卡锡

McCone Commission 麦肯委员会

MacDonald, Jeffrey 杰弗瑞•麦克唐纳德

Macdonald's 麦当劳

MacDonnell, Herbert 赫伯特•麦克唐奈

Mack, John 约翰•麦克

McKinny, Laura Hart 劳拉•麦金尼

McMartin child molestationc case 麦克马丁娈童案

Madam Foreman(Cooley, Bess, Rubin-Jackson) 《陪审团女团长》（库利、贝斯、鲁宾•杰克逊著）

Clark in 《陪审团女团长》中对克拉克的描述

Contamination in 《陪审团女团长》对证据受到污染说法的描述

Fuhrman in 《陪审团女团长》对福尔曼的描述

Gloves in 《陪审团女团长》对手套证据的描述

Lee in 《陪审团女团长》对李昌钰的描述

Madden, John 约翰•麦登

Man, A.C., 阿尔•考林斯

Manhattan Beach Police Police Department 曼哈顿海滩警察局

Manson, Charles 查尔斯•曼森

Beatles songs and 披头士的歌曲

Racism of 曼森的种族主义

Manson case 曼森案件

Author's driver 作者在办理曼森案件期间的司机

LAPD incompetence in 洛杉矶警察局在曼森案件中的不称职

Lying and 曼森案件中的谎言

Motive in 曼森案件中的动机

Margolick David 戴维•马格里克

Markes, Lewis 克雷格•刘易斯

Marshall, Will 威尔•马希尔

Mauro, Tony 托尼•莫罗

Mazzola, Andrea 安德烈亚•马佐拉

Cross-examination of 马佐拉的交叉询问

Envelope taken to crime scene truck by 马佐拉把（装有血袋）的信封拿到物证采集车上

Phenolphthalein test conducted by 马佐拉做的酚酞检验

Mead, William 威廉•米德

Media 媒体

“case has everything” remark of 媒体评价（辛普森案件）“包含一切”

Change in venue and 媒体报道辛普森案件改变管辖法院

Defense lawyers as viewed by 媒体对辩护律师的看法

Focus group session and 焦点访谈小组时媒体蜂拥而至

Fuhrman as view by 媒体对福尔曼的看法

On guilt vs. innocence 媒体对有罪和无辜的报道

Jury selection and 媒体对陪审团选任的报道

Nicole's 911 tape and 媒体对妮克尔的报警电话录音的报道

Prosecution as viewed by 媒体对控方的看法

Resnick book in 媒体对雷斯尼克的书的报道

Simpson's incriminating jail statement and 媒体就辛普森在监狱内对自己不利言论的报道

Simpson verdict and 媒体对辛普森判决的报道

TV talking heads compared with 电视评论员与媒体的比较

TV talking heads in 媒体对电视评论员的报道

Weizman's comments to 韦茨曼对媒体的评价

Witness talking to 证人对媒体讲述的事情

Mencken, H.L., H.L.门肯

Menendez case 梅内德斯案件

Hung jury in 梅内德斯案件中的悬而未决陪审团

Second trial in 梅内德斯案件的二审

Mercede-Benz 梅赛德斯奔驰

Mersky, Roy 罗伊•莫斯基

Mexican-Americans 墨裔美国人

Meyers, Danette 丹内特•梅尔斯

Mezzaluna restaurant 梅扎卢纳

Miami, University of, Law School 迈阿密大学法学院

Milk, Harvey 哈维•米尔克

Miranda rights 米兰达警告（沉默权）

Mistrial 无效审判

Montana, Joe 乔•蒙塔纳

Moran, Brenda 布伦达•莫兰

Morgan, E., E.摩根

Moscone, George 乔治•莫斯科尼

Motive 动机

Definded 动机的界定

Intent vs. 犯罪目的与犯罪动机

In Manson case 曼森案中的犯罪动机

For murders 谋杀案件的犯罪动机

Moxham, Janet M., 珍妮特•M.默克塞姆

Murder, attempted, intent to kill and 故意杀人与动机

Murder mysteries 凶杀谜案

Author's interests in 作者对谜案的兴趣

Simpson case as 辛普森案被称为“谜案”

Murders, in Simpson case 辛普森案中的谋杀

Motive for 辛普森案件中的杀人动机

Temperature on night of 凶案发生当晚的气温

Time of 凶案发生的时间

Murder scene 犯罪现场

Bodziak's investigation of 波迪扎克勘验现场

Degradation of blood evidence from 犯罪现场的血液变质

Description of 犯罪现场的描述

DNA tests on blood from 犯罪现场血液的检验

Envelope found at 犯罪现场发现的信封

Fuhrman at 福尔曼在犯罪现场

Gloves at 犯罪现场的手套

Hypothetical secenarios at 犯罪现场的假设

Lee's testimony about 李昌钰有关犯罪现场的证言

Photograph of 犯罪现场的照片

Police offciers prior to Fuhrman at 先于福尔曼到达现场的警察

Rear gate at 犯罪现场的后门

Riske at 里斯克保护现场

Shoe prints at 犯罪现场的鞋印

Simpson's blood at 现场辛普森的血迹

Murder weapon, failure to find 未能发现凶器

My Life in Court (Nizer) 《我的法庭生涯》（奈泽）

NAACP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

National Enquirer 《美国探寻》

Navratilova, Martina 玛蒂娜•纳芙拉蒂洛娃

NBA 职业篮球联盟

NBC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eufeld, Peter 彼得•诺伊菲尔德

As best of defense 彼得•诺伊菲尔德被视为最好的辩护律师

On Ito 诺伊菲尔德对伊藤的评价

Peratis tape and 诺伊菲尔德对佩拉蒂斯录像带的处理

Newsweek 《新闻周刊》

Framed-by-police poll of 《新闻周刊》有关辛普森被洛杉矶警方陷害的民调

On glove demonstration 《新闻周刊》对手套证据的证明的报道

On Ito 《新闻周刊》对伊藤的报道

On jury consultants 《新闻周刊》陪审团选任咨询的报道

On Lee 《新闻周刊》对李昌钰的报道

Poll of 《新闻周刊》的民调

Simpson verdict and 《新闻周刊》对辛普森案件判决的报道

On slow-speed chase 《新闻周刊》对慢速追车的报道

On trial within a trial 《新闻周刊》对“案中案”的报道

On white liberals 《新闻周刊》对开明的白人的报道

New York Daily News 《纽约日报》

New Yorker 《纽约客》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

Author quoted in 作者在《纽约时报》撰文

On clark's summation 《纽约时报》对克拉克总结的报道

On conspiracy allegations 《纽约时报》对阴谋论的报道

On Darden 《纽约时报》对达登的报道

Ito Joke in 《纽约时报》对伊藤的玩笑的报道

On police brutality 《纽约时报》对警察暴力的报道

Safire in 威廉•萨菲尔在《纽约时报》撰文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纽约时报》书评

NFL 国家橄榄球联盟

Nicole Simpson(Resnick) 《妮克尔•辛普森》（雷斯尼克）

“nigger” Fugrman's use of 福尔曼使用“黑鬼”一词

Nightline (TV Show) 《夜线》

911 calls, by Nicole 妮克尔的911报警

Of 1985 1985年的报警

Of 1989 1989年的报警

Of 1993 1993年的报警

Nixon, Richard 理查德•尼克松

Nizer, Louis 路易斯•奈泽

Northridge earthquake 北岭地震

“Not Guilty and Innocent-The problem Children of Reasonable Doubt”(Bugliosi) 《无罪和无辜—合理怀疑的衍生问题》（布廖西）

“Not guilty plea” 无罪答辩

“not guilty” vs. “innocent” 无罪与无辜的区分

Objections 反对

Author's making of 作者提出的反对

In Simpson's case 辛普森案件中的反对

O'Grady, Scott 斯科特•O.格雷迪

O.J., the education of Rich Rookie(Simpson) 《O.J.辛普森：富裕菜鸟的教育》（辛普森）

O.J. Simpson Story, The 《O.J.辛普森》

Oklahoma City bombing 俄克拉荷马州爆炸案

Olson, Frank 弗兰克•奥尔森

Olympic Dream Team 奥运会梦之队

Opening argument, 开庭陈述

Of Clark 克拉克的开庭陈述

Of Darden 达登的开庭陈述

Oprah 奥普拉

Oregon, jury system of 俄勒冈州的陪审团制度

ortholotuidine 联邻甲苯胺

Oswald, Marina 玛丽娜•奥斯瓦尔德

Packer, Mark 马克•派克

Palliko, Alan 艾伦•帕林诺

Palmer, Ed 艾德•帕默

Parallell line imprint 平行的痕迹

Parent, Steven 史蒂芬•帕伦特

Park, Alan 艾伦•帕克

Simpson's conversation with 辛普森和帕克的对话

Simpson seen entering house by 帕克看见辛普森进入房子

Simpson's missing bag and 帕克与辛普森消失的包

Park, Wendy Putnam 文迪•帕特南

Parker, Kathleen 凯思林•帕克

Parker Center 辛普森在派克中心

Simpson's interview at 辛普森在派克中心接受的讯问

Parris, David 戴维•帕里什

Partridge, Paul 保罗•帕特里奇

PCR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test 聚合酶链式反应

Pegler, Westbrook 维斯特布鲁克•佩格勒

Penn, William 威廉•佩恩

Peratis, Thano 赛诺•佩拉蒂斯

Perel, David 戴维•派瑞尔

Peremptory challenges, elimination of 取消陪审团选任过程中的无因回避制度

Perjury 伪证罪

In desert island murder 荒岛谋杀案中的伪证罪

Of Fuhrman 福尔曼伪证罪

Police 警察的伪证

Type of 伪证的类型

Phenolphthalein test 酚酞检验

Phillips, Ronald 罗纳德•菲利普斯

Conspiracy allegation and 菲利普斯与阴谋论

At murder scene 菲利普斯在凶案现场

Phillips, Stone 斯通•菲利普

Phoenix Solution, The (Bugliosi) 《美国打击毒品日趋严重》（布廖西）

Photographs 照片

LAPD 洛杉矶警察局的照片

By Lee 李昌钰的照片

At murder scene 凶案现场的照片

Of Simpson wounds 辛普森伤口的照片

Of Simpson wearing gloves 辛普森戴着手套的照片

Piper Tech 派博泰克

Playboy 《花花公子》

Author's interview with 《花花公子》对作者的采访

Play Enterprises Inc., 花花公子公司

Plea bargaining 辩诉交易

Police brutality 警察暴力

Excerpt from author's article on 作者有关警察暴力文章的摘选

Fuhrman and 福尔曼与警察暴力

King case and 罗德尼•金案中的警察暴力

Modest proposal on 对警察暴力治理的完善建议

Political spoils (Patronage system) 政治因素的作用

Politicians 政治家

Judges as 法官的政治性

Negative views of 对政治家的负面印象

Polls of 民调

Of black men vs. women 对黑人男性和黑人女性的民调

Framed-by-the-police 对警察陷害辛普森的民调

Polygraphs 测谎仪

Povich, Maury 莫瑞•波维奇

Powell, Collin L 柯林•L.鲍威尔

Pratt, Elmer (Geronimo) 埃尔默•“杰罗尼莫” •普拉特

Prayer 祈祷者

Preliminary hearings 预审

Preliminary hearing, Simpson 辛普森案件的预审

Peratis's testimony at 佩拉蒂斯在预审时作证

Premediation 蓄谋

Previledge communication 交流的保密特权

Prosecution in, Simpson case 辛普森案件的指控

Applellate argument of 上诉的理由

Authpor's support for 作者支持控方

Credibility of 控方的可信度

Delay in submission of DNA evidence by 怠于提交DNA证据

Dream evidence and 梦境证据与辛普森案件的指控

Failure to introduce evidence by 控方未将（部分）证据举证

Higher and dual role of 控方的双重职责

Inadequate preparation of 控方准备不足

Incompetence of 控方的不称职

Ito's treatment of 伊藤对待控方的方式

Jury bias against 陪审团对控方的偏见

Jury selection and 控方在陪审团选任中的表现

Laudable aspects of 控方在辛普森案中值得称赞的事

Media views of 媒体对控方的看法

Number of lawyers in 控方的检察官数量

Police brutality vs. 警察暴力和辛普森案的指控

Poor quality of 辛普森案指控的质量不高

Race card and 种族牌和辛普森案的指控

Rebuttal of 控方的反驳意见

Simpson's disgust and contempt for 辛普森对控方的厌恶和蔑视

Simpson's incriminating jail remark and 辛普森在监狱内的不利言论与指控

Simpson's incriminating police statement and 辛普森在警察局的供述与指控

Summations of See also Marcia, Final summation by; Darden Chris, final summation by 控方的总结陈词，参见克拉克、达登的总结陈词

TV talking head and 新闻评论员与控方

Witness credibility problems and 证人的可信度问题与控方

See also Clark, Marcia Darden, Chris; Kelblerg, Brian 参见克拉克、达登、凯尔伯格

Prosecution 控方

Burden of proof and 检察官的证明责任

Weaknesses in case of 检察官指控存在的弱点

Protracted case (Long cause case) 长期诉讼

Pryor, Richard 理查德•普莱尔

Punishment, threat of 惩罚的威吓作用

Questionnaires, for jury selection 陪审团选任中的调查问卷

Race factor 种族因素

In investigation of LAPD 针对洛杉矶警察局的调查中的种族因素

In King case 罗德尼•金案中的种族因素

In manson case 曼森案中的种族因素

In Simpson case 辛普森案中的种族因素

Rather, Dan 丹•拉泽

Rawls, Lou 路•劳尔斯

Re, Donald 唐纳德•雷

Reagan, Ronald 罗纳德•里根

As great communicator 伟大的沟通者里根

Judges appointed by 里根总统任命的法官

Reasonable doubt, doctrine of 排除合理怀疑原则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and 间接证据与排除合理怀疑原则

Cochran's lack of grasp of 克拉克没有抓住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关键

Defined 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界定

Reasonable Doubts(Dershowitz) 《合理怀疑》（德肖维茨）

Rebuttal 反驳（意见）

Advance preparation and reexamination of 提前准备和反驳中的再次直接询问

Of clark 克拉克的反驳（意见）

Of Darden 达登的反驳（意见）

Opportunity for prosecutor affirmation in 检察官在反驳（意见）中确定事实的时机

Reciprocal Discovery Law 《证据开示法》

Redondo Beach, Calif. 雷东多比奇

Rehnquist, William H. 威廉•哈布斯•伦奎斯特

Reichart, Chritian 克里斯蒂安•赖卡特

Reiders, Fredric 弗雷德里克•里德

Republicans of 共和党

Resnick, Faye 费伊•雷斯尼克

Drug use and 费伊•雷斯尼克吸毒

“Response to Defendant's Motion to Exclude Evidence of Domestic Violence” (brief) 对于被告人提出排除家庭暴力证据的应对

“Revolution 9”(song) 《决心九》

Reward money 悬赏

Reynolds, Quentin 昆汀•雷诺兹

RFLP test 限制性内切酶片段长度多态性检验

Rice, John R. 约翰•R.赖斯

Riots 骚乱

Fears of 害怕骚乱

King case and 罗德尼•金案与骚乱

watts 瓦特骚乱

Riske, Robert 罗伯特•里斯克

At murder scene 罗伯特•里斯克在凶案现场

Rivera Live (TV show) 《理维拉直播》

Riverside County 河滨县

Riviera Country Club 里维埃拉乡村俱乐部

Robertson, Deidre 戴德•罗伯森

Rockingham estate 罗金汉的房子（辛普森的家）

Bath room at 辛普森家中的浴室

Domestic violence calls and 从罗金汉的房子里报警

Driveway of 辛普森家的车道

Fuhrman at (1985) 1985年福尔曼在辛普森的家中处理报警

Glove allegedly planted at 手套被放在辛普森的家中的说法

Glove found at 在辛普森家中发现的手套

Interior decorator at 辛普森家在装修

Park at 帕克在辛普森的家中

Parties at 辛普森家中的派对

Phenolphthaltein tests at 在辛普森家中进行的酚酞检验

Simpson's blood at 罗金汉房子里发现辛普森的血液

Tourist at 辛普森家门口的游客

Vannatter and Lange at 范纳特和朗格在辛普森的家中

Vannatter's delivery of blood to 范纳特将血袋送到辛普森的家中（交给丹尼斯）

Victims' blood in 辛普森家中发现被害人的血液

Roger, Will 威尔•罗杰

Rossi David 戴维•罗西

Roth, Henry 亨利•罗斯

Rubin-Jackson, Marsha Simpson's murder scene 玛莎•鲁宾•杰克逊

Rule 3.6 第3条第6款

Run of his life, The (Toobin) 《他的人生竞赛》（图宾）

Runyon, Damon 戴蒙•鲁尼恩

Rusher, William 威廉•鲁泽

“Rush to judgement” argument “草率判断”观点

Safire, Williams 威廉•萨菲尔

Sampras, Pete 皮特•桑普拉斯

Sanctions, Judge-imposed 法官决定的处罚

San Francisco 49' ers 旧金山四十九人队

San Francisco Police Department 旧金山警察局

San Juan 圣胡安

Santa Monica, Calif. 加州圣塔莫妮卡

Billionare Boys Club murder case in 圣塔莫妮卡的亿万男孩俱乐部谋杀案件

Black-white percentatge in 圣塔莫妮卡的黑人和白人比例

Courtroom size inadequacy in 圣塔莫妮卡法院的规模不足

Jury of peers in 圣塔莫妮卡的同辈陪审团

Santa Monica Superior Court building 圣塔莫妮卡高等法院的建筑

Sathyavageswaran, Lakshamanan (Doctor Lak) 莱克医生

Scheck, Barry 巴里•申科

As best of defense 被视为最佳辩护律师

Blood evidence and 申科对血液证据的处理

Conspiracy allegation and 阴谋论与申科

Fire and passion of 申科的激情与热情

Fung cross-examined by 申科对丹尼斯的交叉询问

As lawyer of poor and dispossessed 为穷人和无依无靠的人辩护的律师

Objection of 申科的反对意见

Sims cross-examined by 申科对加里•希姆斯的交叉询问

Scheck, Barry, summation by 巴里•申科的总结陈词

Contamination in 申科总结陈词中的证据受到污染的说法

Reasonable doubt and 申科总结陈词与合理怀疑

“something is wrong” phrase in 申科总结陈词中的“此案有问题”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 of 申科总结陈词的结构和语言组织

Scientific evidence 科学证据

See also blood evidence; fibre evidence; hair evidence 参见血液证据、纤维证据、毛发证据

Search for Justice, The (Shapiro) 《找寻正义》（夏皮尔）

Second District Court of Appeals 第二区上诉法院

Selena, murder of 赛琳娜遇害案件

Senate U.S. 美国参议院

Shapiro Robert 罗伯特•夏皮尔

Bailey's association with 贝利与夏皮尔的联系

Compartmentalization of responsibility of 责任分工

Cross-examination by 夏皮尔的交叉询问

Huizenga examined by 夏皮尔对威曾格的交叉询问

Lateness of 夏皮尔的迟到

Legal background of 夏皮尔的法律背景

Race factor and 夏皮尔与（辛普森案件的）种族因素

Search for justice of 《找寻正义》

Sheppard, Sam 塞姆•谢帕德

Sheriff's Department, L.A.(LASD) 洛杉矶治安警察局

Brutality lawsuits and 洛杉矶治安警察局的警察暴力案件

Shipp, Ronald 罗纳德•希普

Shoeprints 鞋印

Of allegation second assailant 凶手另有其人的说法与鞋印

“shortening fuse” argument 对“引线逐渐变短”的争论

Silverstein, Norma 诺尔玛•西尔弗斯坦

Simi Valley, first Rodney King case trial in 罗德尼•金案一审在西米谷进行

Simpson, Arnelle 艾丽尔•辛普森

Simpson, Eunice 尤尼斯•辛普森

Simpson, Jason 贾森•辛普森

Simpson, Justin Ryan 贾斯丁•莱恩•辛普森

Simpson, Marguerite 玛格丽特•辛普森

Simpson, Nicole Brown 妮克尔•布朗•辛普森

Autopsy of 妮克尔的尸体

Birthday of 妮克尔的生日

Blood of 妮克尔的血液

Car of 妮克尔的车

Colombian drug lords and 妮克尔遇害与哥伦比亚大毒枭

Dog of 妮克尔的秋田犬

End of relationship with 妮克尔与辛普森关系终结

Fatal wound of 妮克尔的致死伤

Funeral of 妮克尔的葬礼

Gloves purchased by 妮克尔购买的手套

Housemaid of 妮克尔家的保姆

LAPD dealing with 洛杉矶警察局对妮克尔报警的处理

Personal nature of murder 凶案是私人恩怨引发

Photographs of 妮克尔的照片

Prescience of 妮克尔遇害的先兆

Resnick's book on 雷斯尼克出版的有关妮克尔的书

Simpson at house of 辛普森在妮克尔的家中

Simpson attempted reconciliation with 辛普森试图和妮克尔破镜重圆

Simpson's divorce from 辛普森与妮克尔离婚

Simpson's farewell letter and 辛普森的诀别信中有关妮克尔的部分

Simpson's obsession with control of 辛普森沉湎于控制妮克尔

Simpson's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abuse of, see domestic violence and abuse 辛普森对妮克尔精神和肉体虐待，参见家庭暴力

Simpson's reaction to murder of 辛普森对妮克尔遇害的反应

Simpson, O.J.(Orenthal James): O.J.辛普森

Alibi-establishing attempt of 辛普森试图证明自己在凶案发生时不在场

Arrest of 辛普森被捕

Arthritis of 辛普森的关节炎

Audacity 辛普森的厚颜无耻

author's unwillingness to undertake defense of 作者不愿意为辛普森辩护

as “battered husband” 辛普森的受苦丈夫形象

as black 辛普森作为一名黑人

cocaine problem of 辛普森吸食可卡因

contradictory statements of 辛普森相互矛盾的话语

control exercised by 辛普森的掩饰

court addressed by 辛普森在法庭上的发言

demeanor and body language of 辛普森的行为和肢体语言

denial of guilty by 辛普森否认有罪

dreams of 辛普森做梦都想做的事

end-of-case statement and 辛普森在案件结束时发言

fame and celebrity of 辛普森的声名

farewell letter of 辛普森的诀别信

fate of 辛普森的命运

golf playing of 辛普森打高尔夫球

as house Negro 辛普森是现代黑奴

Innocence of 辛普森的无辜

LAPD's interrogation of 洛杉矶警察局对辛普森的讯问

LAPD's alleged framing of, see LAPD, conspiracy allegations 洛杉矶警察局陷害辛普森，参见阴谋论

Lying of 辛普森的谎言

Missing bag of 辛普森的包少了一个

Money making of 辛普森的赚钱方式

Nickname use and 辛普森的外号

Nicole's purchase of gloves for 妮克尔为辛普森购买手套

Not guilty plea 辛普森作无罪答辩

Passport of 辛普森的护照

Premedation issue and 辛普森蓄谋杀人

Reaction to Nicole's murder of 辛普森对妮克尔遇害的反应

Refusal to testify 辛普森拒绝作证

Reward money offered by 辛普森的悬赏

Self-absorption of 辛普森沉湎爱情

sexual behavior of 辛普森的性行为

shoe size of 辛普森鞋子的尺码

slow-speed chase of 辛普森的慢速追车

special jail treatment of 辛普森在监狱中的特殊待遇

support for 支持辛普森（的人）

sweating of 辛普森流汗

as TV football commentator 辛普森担任橄榄球节目评论员

wealth of 辛普森的财富

whereabouts at the time of murders 案发时辛普森的行踪

as white 辛普森像一名白人

wounds of 辛普森的伤口

Simpson, Sydney Brooke 悉尼•布鲁克•辛普森

Simpson case 辛普森案

Author's lack of interest in 作者对辛普森案不感兴趣

Author's speaking out on 作者有关辛普森案的发言

Celebrity factor in 辛普森案中的声名因素

Compartmentalization of lawyer responsibility in 辛普森案中检察官和律师的责任分工细致

Entertainment aspects of 辛普森案的娱乐化

Failed glove demonstration in 辛普森案中的手套证据证明未成功

God and 上帝和辛普森案

“in the air” phenomenon in 辛普森案中的信息弥散现象

Jokes and comedy routines about 有关辛普森案的笑话和调侃

Lack of complexity in 辛普森案并不复杂

Lack of mystery in 辛普森案并非谜案

Motive in 辛普森案的动机

Objection in 辛普森案的反对

Plea bargaining and 辛普森案的辩诉交易

Police misconduct allegation in, See LAPD, conspiracy allegation 辛普森案中的警察失当行为，参见阴谋论

Premediation issue in 辛普森案中的蓄谋

Prosecution failure to introduce evidence in 辛普森案中控方未对（部分）证据举证

As protracted case (long-cause case) 辛普森案是长期案件

Race factor in 辛普森案中的种族因素

Role of expectation in 辛普森案中预期的作用

Second assailant inference in 辛普森案凶手另有其人的推断

Shock and disbelief in 辛普森案中令人震惊之处

Slowness of trial in 辛普森案庭审缓慢

time of death in 辛普森案中的死亡时间

unreasonable doubts and 不合理怀疑和辛普森案件

Sims, Gary 加里•希姆斯

Singer, Natalie 娜塔利•辛格

Six Amendment 《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

Confrontation clause of 《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中被告人的质证权

SLA 共生解放军

Smith & Wesson 0.357 Magnum 史密斯-韦森0.357口径手枪

Socks, of Simpson 辛普森的袜子

Evidence planted on 警察放置袜子（陷害辛普森）

Special Trial Section 专门法庭审理

Spangler, Lieutenant 斯潘格勒警官

Spence Garry 格里•史彭斯

As cowboy 史彭斯当自己是牛仔

Failure to interview opposition witnesses 史彭斯围在庭外询问对方证人

State Judicial Council,California 加州司法委员

Stein, Gertrude 格特鲁德•斯泰因

Stewart, Shawn 肖恩•斯图尔特

Stockton, Henry 亨利•斯托克顿

Stone, Oliver 奥利佛•斯通

Stowe, Harriet Beecher 哈丽叶特•比切•斯托

Stuart, Jeff 杰夫•斯图尔特

Supereme Court, Carlifornia 加州最高法院

Supereme Court U.S. 美国最高法院

Fifth Amendment and 《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和美国最高法院

Innocence vs. guilt and 美国最高法院对无辜和有罪的论述

Jury nullification and 美国最高法院对陪审团的拒绝的看法

Political connection of 美国最高法院的政治属性

Tannenbaum, Robert 罗伯特•塔嫩鲍姆

Tate-LaBianca murder case 泰特-拉比安卡案件

Television 电视

Courtroom cameras 法庭电视直播

Fuhrman tape excerpts on 电视播放部分福尔曼录音

Oprahazation of jury syndrome and 陪审团对精神错乱者网开一面与电视的影响

Resnick book and 雷斯尼克的书与电视

Tennis, commentators on 网球评论员

Terrazas, Mike 麦克•特拉萨斯

Terry, Andrea 安德烈亚•特里

Test impressions 压痕试验

Thomas, Ridley 李德利•托马斯

Thoreau, Henry David 亨利•戴维•梭罗

Till Death Do Us Part (Bugliosi) 《至死不分离》（布廖西）

Time 《时代周刊》

Tonight Show(TV Show) 《杰•雷诺今夜秀》

Toobin Jeffrey 杰弗里•图宾

Tool marks 工具痕迹

Tort law 侵权法

Tourists 游客

Tourtelot, Robert 罗伯特•托特洛特

Trial Lawyers 诉讼律师

Confidence of 诉讼律师的自信

Incompetence of 诉讼律师的不称职

Intelligence of 诉讼律师的才智

Judges as 法官曾经是律师或检察官

Myths about 神化律师

Trials Masters, The 《庭审大师》

Trials 庭审

Purpose of 庭审的目的

As serious and solemn proceeding 庭审是庄严的程序

Truman, Harry 哈里•杜鲁门

TV talking heads 电视评论员

Clark's image and 电视评论员对克拉克的评论

Dullness complaints of 电视评论员抱怨庭审枯燥

Imcompetence of 电视评论员的不称职

Qualification of 电视评论员的资格

On Scheck's cross-examination 电视评论员对申科的交叉询问的评论

Twain, Mark 马克•吐温

Twelve Angry Men (film) 《十二怒汉》（电影）

Tyson Mike 迈克•泰森

Uelman, Gerald 吉拉尔德•乌尔曼

Uncle Tom 汤姆叔叔

Uncle Tom's Cabin (Stowe) 《汤姆叔叔的小屋》

United Negro College Fund 美国黑人学院奖学金

Urban League 城市联合会

USA Today 《今日美国》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Vanity, Fair 《名利场》

Vannatter, Philip 菲利普•范纳特

Blood delivered by 范纳特运送血袋

Failure of defense to interview 辩方未在庭外询问范纳特

At murder scene 范纳特在凶案现场

Shapiro's cross-examination of 夏皮尔对范纳特的交叉询问

Simpson's interview with 范纳特讯问辛普森

Simpson viewed as suspect by 范纳特将辛普森视为嫌疑人

Vaughn, Chief-justice 大法官沃恩

Ventura County 范朵拉县

Venue change, in King case 罗德尼•金阿健管辖法院的变更

Venue change, in Simpson case 辛普森案中管辖法院的变更

Jury composition and 辛普森案中管辖法院的变更对陪审团组成的影响

Media consideration and 考虑到媒体，辛普森案中管辖法院的变更

Protracted (long-cause) case and 长期案件和辛普森案中管辖法院的变更

Riot fears and 害怕发生骚乱和辛普森案中管辖法院的变更

Verdict credibility and 判决的公信力和管辖法院的变更

Verdict, in Simpson case 辛普森案的判决

Change of venue and 管辖法院变更和辛普森案的判决

As improper 辛普森案判决不当

Media coverage of 媒体对辛普森案判决的报道

Race relations and 辛普森案判决与种族关系

Root cause of 辛普森案判决的根源

TV talking heads and 电视评论员和辛普森案的判决

Videos 视频

Of King beating 罗德尼•金被殴打的视频

Of Peratis 佩拉蒂斯的视频

Of Simpson after dance recital 独舞表演后辛普森的视频

Simpson exercise 辛普森运动的视频

Simpson mail-order 辛普森出售邮寄预定视频

Of Simpson's bedroom 辛普森的卧室

Of Simpson wearing gloves 辛普森戴着手套

Vietnam War 越南战争

Vinson, Donald 唐纳德•文森

Virginia, irresistible impulse in 无法遏制犯罪冲动是弗吉尼亚州的法定辩护

voir dire 陪审团选任时预先审查

Voltaire 伏尔泰

Von Bülow, Claus 克劳斯•冯•比洛

Walker, Lenore 列侬•沃克

Wallace George 乔治•华莱士

Wall Street Journal 《华尔街日报》

Walsh, Richard 理查德•沃尔什

Walter, Jess 杰斯•沃尔特

Walters, Barbara 芭芭拉•沃尔特

Warren, Earl 厄尔•沃伦

Watson Charles (Tex) 查尔斯•沃森

Watts riots 瓦特骚乱

Wayne, John 约翰•韦恩

Weiss, Harry 哈里•韦斯

Weizman, Howard 霍华德•韦茨曼

Welch, Joseph 约瑟夫•韦尔奇

Wellman, Francis L., 弗兰西斯•L.威尔曼

Whisenhunt, William 威廉•惠森亨特

White, Dan 丹•怀特

Whites 白人

First Rodney King trial and 白人与罗德尼•金案件一审

In reconstruction era juries 白人陪审团的重建时期的行为

At Rockingham estate 白人在辛普森家门口

Simpson verdict and 白人对辛普森案判决的看法

“Why” question: “为什么”问题

In cross-examination 在交叉询问中问为什么

God and 质问上帝

Wigmore, J., J.威格摩尔

Williams, Damian 邓缅•威廉

Williams, Dennis 丹尼斯•威廉

Williams, Edward 爱德华•威廉

Williams, Edward Bennett 爱德华•班尼特•威廉

Williams v. Superior Court Williams v. Superior Court案件

Witness 证人

Credibility of 证人的可信度

Effects of courtroom cameras on 法庭内的摄像机对证人的影响

poor 证人表现不佳

Wolf, Leonard 伦纳德•沃尔夫

Woods, Rosemary 罗丝•玛丽•伍兹

Woods, Sheila 希拉•伍兹

Wounds 伤口

entry vs. exit 伤口的出口和入口

in Manson case 曼森案件中的伤口

of victims 被害人的伤口

Yamauchi, Collin 柯林•山内

York, Margaret 玛格丽特•约克

Zinzun. Michael 迈克尔•金佐

Outrage: The Five Reasons Why O.J. Simpson Got Away with Murder

By Vincent Bugliosi

Copyright © 2008 by W.W.Norton & Company, Inc.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16 by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W.W.Norton & Company,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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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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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编辑的话

作者自序

目录

第一章　案件信息弥散

第二章　管辖法院的变更：案件移送至市区法院

第三章　司法错误：伊藤法官允许辩方打种族牌

第四章　审判：控方难以置信地出现失误

第五章　总结陈词：代表人民的呼声微弱

余论

辛普森被判无罪是不是意味着辩护律师就可以被称作“梦之队”？

上帝，你在哪儿？

辛普森案判决的根源

完善警察暴力治理的拙见

洛杉矶警察局不称职？

不合理怀疑

媒体的作用

我会为辛普森辩护吗？

黑人对辛普森的支持及其后果

从罗德尼·金案和辛普森案审视美国陪审团制度

辛普森的命运

附录一　凶案发生后第二天辛普森的讯问笔录完整版（录音记录）

附录二　辛普森的诀别信

附录三　血液证据分析

索引

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