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门兴衰——百年香港商业

杜博奇

简介

书本介绍

香港的商业文明是西方现代企业制度与东方古老商业伦理结合的产物，香港商业肌体中中西两股血脉交替博弈，共同推动商业历程的演进。百年来，一些行业日落西山，一些行业几度春秋，一些行业风头正盛……其中沉淀了太多的故事。没有永远的繁荣，也不存在永恒的萧条，商业成败的秘密蕴藏其中。

《豪门兴衰(香港商业百年)》通过邵逸夫、李嘉诚、包玉刚、何鸿燊、霍英东、马应彪等香港商业巨头及他们的家族的兴衰故事，探寻几代香港企业家的经营理念和传承方式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从客观的角度梳理这些企业家的兴衰成败，试图展现香港商业环境对企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揭开华人企业创建、兴盛到衰落的秘密。

《豪门兴衰(香港商业百年)》由杜博奇编著。

书本介绍

目录

前言家族企业何去何从？

第一章百货公司的争鸣

引子

1．路过连卡佛的少年

2．马应彪发迹

3．先施百货的经营方针

4．郭氏兄弟紧追不舍

5．郭氏兄弟创办永安百货

6．香港德辅道：先施斗永安

7．抢占上海南京路

8．“先施马、永安郭”

9．还有后来者：“新新”与“大新”

10．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第二章船王和他们的时代

引子

1．1949：来自大陆的年轻人

2．“老船王”许爱周

3．赵从衍、曹文锦重新起家

4．董浩云拨云见日

5．包玉刚后来居上

6．新老船王交替

7．到资本市场去！

8．董建华困境重组

9．走下神坛，各奔前程

第三章赌王争雄

引子

1．第一代赌王卢九之死

2．澳门赌业大变局

3．豪兴公司大权在握

4．傅老榕深圳开赌场

5．开业庆典上的枪声

6．澳门赌业争夺战

7．傅老榕崛起

8．叶汉复仇

9．傅老榕之死

10．组建联合竞标团

第四章恩怨五十年：何鸿燊与霍英东

引子

1．何鸿燊与霍英东（1）——请君入瓮

2．1961：竞标澳门赌牌

3．澳娱内斗，叶汉出局

4．公海赌博：最后的战场

5．何鸿燊与霍英东（2）——盟友还是敌人？

6．霍英东最后的20年

7．霍英东：可怜身后事不期

8．丑闻、阴谋与爱情

9．何鸿燊和他的女人们

10．赌王之后、再无赌王

第五章明星与大佬的金钱游戏

引子

1．新加坡院线之争

2．邵逸夫闯入香港影坛

3．理念的交锋

4．从恶性竞争到握手言和

5．“雷蒙打算离开，是留住他还是放他走？”

6．邹文怀另立门户

7．邵逸夫围堵嘉禾

8．“关键先生”李小龙

9．错失巨星

10．邵逸夫与邹文怀

第六章电视大战：影响力之争

引子

1．1967：TVB成立

2．佳艺电视昙花一现

3．邱德根改组丽的电视

4．邵逸夫迎击邱德根

5．亚洲电视命途多舛

6．悲凉莫过邱德根

7．林百欣家族的宿命

8．邵逸夫：一段商业传奇的收场

9．年轻一代的挑战

10．谁主宰未来？

第七章地产大亨何处安放财富

引子

1．新鸿基“三剑侠”分道扬镳

2．香港置地盯上牛奶公司

3．王德辉卷入“置牛大战”

4．地王崛起：李兆基、郭得胜各展其能

5．冯景禧之死

6．郑裕彤退而不休

7．轰动一时的王德辉绑架案

8．龚如心遗产争夺案

9．郭氏三兄弟内讧

10．李嘉诚分家

结语展望香港商业未来

参考文献

前言家族企业何去何从？

2012年初的时候，香港商界爆发了一轮豪门纷争高潮，郭氏三兄弟内讧将家族企业接班与传统推入公众视野。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探讨香港商业豪门兴衰，不失为对大陆企业家的一种借鉴。

我们遍览香港商业史，从中选取了贸易、船运、博彩、电影、电视、地产等几大具有代表性和通俗性的行业作为考察对象，梳理其兴衰成败，试图揭开华人企业创建、兴盛到衰落的秘密。

一百年来，一些行业日落西山，一些行业几度春秋，一些行业风头正盛，行业中沉淀了太多的故事。没有永远的繁荣，也不存在永恒的萧条，商业成败的秘密蕴藏其中，而历史自己不会告诉后人答案。100多年前马应彪在香港创办中国第一家百货公司，到如今李嘉诚掌握偌大的全球商业帝国。无论事业大小，曾经何等辉煌，到头来人们仍不可避免经受传承难题。

一百年间，商业环境、经营理念、传承方式，什么发生了变化，什么停滞不前，什么又在倒退？

从长远看，家族企业存在去家族化倾向。福特、杜邦、IBM、J.P.摩根、……这些遍及各行各业的世界级跨国公司均由家族企业发展而来。但对于华人家族企业而言，这一过程注定艰辛。

这听起来像一个悖论——一个具有无上权威的父亲创建了非凡的家族企业，最后却无法避免子孙后代为分家析产而进行的明争暗斗，最终许多企业不是死于外部竞争，恰恰败于内部危机。

这样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香港张祝珊家族因家产之争导致四兄弟失和，不但家族企业大受摧折，还将会德丰大股东地位转让包玉刚，张家从此一蹶不振；包玉刚无子，只能将家族企业分割为四分，分给四个女婿；王德辉、龚如心夫妇同样无子，引来外人对华懋集团的觊觎；远东集团创始人、前亚洲电视主席邱德根将继承权传给二房幼子邱达根，激发耿耿于怀的大房子女抢班夺权，远东集团由此衰落，亚洲电视也因此易手林百欣、郑裕彤，但林百欣、郑裕彤家族交接班亦崎岖坎坷；至于郭炳湘、郭炳江、郭炳联兄弟纷争更是将新鸿基地产拖入未知险境。

实际上，接班一直是家族企业成长的瓶颈。波士顿家族企业研究协会的数据揭示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30%的家族企业能够成功传到第二代，10％能够传到第三代，能够传到第四代的仅剩3%。

那么，对于华人家族企业来说，是无为而治，等待命运叩门，还是“向死而生”，追寻长青的答案？

福特公司发展历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是亨利.福特与埃兹尔.福特一起组建了福特基金会。这真是一个聪明的决定。它显然比个体生命更为长久、顽强。与其说为了避税，不如说是家族发展的需要，洛克菲勒家族、卡耐基家族都是通过基金会获得更加强大、稳固、持久的地位。

企业可以传承、财富可以继承，能力、关系、人脉……这些隐性资源，却很难在后代中获得延续。实际上，这正是企业接班，家族延续的难点所在。这种隐性资源往往随着接班而加剧流失。无论J.S·摩根，J.P·摩根，还是亨利·福特，在言传身教的同时，总是想法设法把关系和人脉介绍给下一代，将他们推向政治、商业、文化的主流舞台，以图进入上流社会的小圈子。当然，比起这种建立在私人基础上的人脉关系，基金会这个机构的作用更加广泛高效。

在华人世界，慈善传统源远流长，但以基金会形式做慈善，非邵逸夫、李嘉诚二人莫属。

邵逸夫、李嘉诚分别在1973、1980年建立了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基金会，这两个时点也是他们事业步入高潮前夕，基金会的作用不止“锦上添花”，更重要的作用是通过慈善获得政府认可。李嘉诚将三分之一资产注入李嘉诚基金会，两个儿子李泽钜、李泽楷与他共同管理基金会，共同分享这一资源。而100余岁的邵逸夫却因婚姻问题与子女失和，落得无人接班的结局。

如今李嘉诚的“退而不休”与大陆企业家，方太集团创始人茅理翔的理念不谋而合。

茅理翔是家族企业拥泵，他有一套著名的接班理论：“带三年、帮三年、看三年”。比茅理翔小一岁的美的集团创始人何享健则致力于去家族化，2012年把美的交给方洪波，而不是儿子何剑锋。与他们同时代的宗庆后、尹明善、鲁冠球、梁庆德等人也到了部署接班的年纪，他们会作何选择呢？

第一章百货公司的争鸣

引子

余观察东西大势，深感香港在国际贸易商地位之重要，商业之兴，地价与日俱增，势所必然……——永安创始人郭泉1948年

1．路过连卡佛的少年

1874年的一天，香港皇后大道①【①1841年，港英政府在香港岛西营盘至中环之间以移山填海的方式建造香港第一条马路，为纪念当时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皇，命名为“Queen'sRoad”，本应译作“女皇大道”，却被华人误译为“皇后大道”，当局多次澄清错处，还是将错就错沿用至今。因是香港第一条马路，又被称作“大马路”，如今已是香港市中心。】上行人如织，三个乡下打扮的华人带着三分畏惧、七分好奇打量着周围的世界。他们的目光很快被一家装修富丽的商店吸引，透过橱窗，可以望见店内景象：货柜上琳琅满目地摆放着从未见过的商品，大鼻子的洋人徜徉其间，偶然还能看到一两个穿着讲究的中国人，时近中午，西洋糕点的香味幽幽飘来，不禁令人鼻头翕动。

三人不约而同地咽下口水，这才意识到肚子饿了，但他们明白这个地方可不是自己这样身份的人能进的。摸摸口袋，迈步走开，到街边的一个熟食铺买了三只粽子，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这三人来自广东省香山县沙涌村，两个青年、一个少年，是堂兄弟关系。年龄最小的那个才14岁，名字叫马应彪，此行跟两个堂兄前往澳大利亚淘金，因错过了从澳门出发的轮船，只能辗转香港坐船。马应彪生平第一次出远门，被香港的繁华世界所吸引，懵懂无知的他还不知道刚才逗留的那家商店就是香港赫赫有名的连卡佛百货，只是觉得新鲜而神秘。

其实，何止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对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百货商店②【②顾名思义，百货商店是经营各种商品的商店。但实际上，其英文名称“departmentstore”更能确切表述它的形态与内涵，是指对商品分门别类，按照采购、推销、记账等部门划分，进行集中管理的综合性商店。】这种事物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从功能上讲，百货商店有点类似中国民间的集市，市井百姓可以从中买到生存所需的几乎一切。明代以后，得益于工商业的发展，北京、广州、上海等人口密集、贸易发达的大城市相继出现了小型杂货铺。北京有一类“荷包店”，专卖荷包、针线、烟袋、袜子、手套等日用品，主要是本地产品。然而，不论京货店，还是广货店，经营方式原始落后，商家占据主导地位，漫天要价、欺行霸市等现象屡见不鲜，所售商品种类有限，大多属于家庭作坊生产的手工制品，品质粗糙、质量也没有保障。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洋货涌入刺激了本土零售业的发展，上海、广州等地开始涌现大批“洋广杂货店”或“华洋杂货店”，以售卖西洋货见长，譬如锁具、灯具、刷子、玻璃器皿等。到1870年前后，商品种类日益繁盛，甚至出现了中国作坊的仿制品③【③引自2001年第8期《中国商贸》杂志p78,《简述近现代中国百货店史》一文，作者张斌。】，不过，这些杂货店在经营理念和手法上仍然没有什么大的改观。

同一时期，美国出现了最早一批的百货商店，如麦西、金贝尔、乔丹·马什、瓦纳梅克等①【①参见小阿尔弗雷德·钱德勒《管理的历史与现状》，P168，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版。】。而1874年，连卡佛已在香港耕耘24年之久，在香港上流社会之中享有一流的名声。

24年前的一个夏天，香港开埠不到十年，物资紧缺，两个初来乍到的苏格兰商人ThomasAshLane与NinianCrawford在维多利亚港边用竹子搭建了一个简陋商店，兜售面包、糕点等西式商品。全香港只此一家，洋人争相抢购，生意火爆异常。两人很快鸟枪换炮，进驻大厦商铺，设立公司经营，各取一名命名为LaneCrawford，中文叫做连卡佛，即香港第一家百货商店。

当时，洋行热衷大宗贸易，看不上零售商店，香港只有一些华人开设的小商铺，洋人所需日用商品，只能去印度采购，极其不便。连卡佛的出现填补了西洋百货店在香港的空白。

凭借旺盛的消费需求、独一无二的商品供应，连卡佛发展神速，很快在皇后大道、德辅道中等黄金地段开设分店，经营品种从食品扩展至服装、布料、洋酒、古董等，并附设酒吧和西餐厅，是各国移民，上层华人，名流富贾购物、休闲的不二场所，引领一时风尚。

马应彪不久即搭乘轮船奔赴澳大利亚，没有人知道香港连卡佛匆匆一瞥，给他留下怎样的记忆。

25年后的1899年，马应彪在香港面对11名好友同仁慷慨陈词：“大英帝国便是以商立国，商业全系国运，美国商人在议会之中举足轻重……之所以商人在他国能有如此地位，是因为做大事业，不在乎蝇头小利，诚实不欺。中国传统商人斤斤计较，欺瞒顾客，因此为人不屑。我们要成立一家公司，不二价，而且百货齐全。从洋人手中夺回利权，商业救国。”②【②《中山日报》2010年4月2日第5555期A6版《百货业先驱马应彪与黄焕南》,作者陈恒才、杨彦华。】1900年1月8日，香港皇后大道中172号，马应彪的先施公司开业了，中国人有了自己的百货公司。

2．马应彪发迹

25年，从懵懂无知、茕茕孑立到家国志气、一呼百应，马应彪究竟经历了什么？

与香港许多商业家族一样，这也是一个被“淘金热”改变命运的异乡人的故事。不同在于，场景从美国旧金山转换到澳洲墨尔本。马应彪的父亲在哪里奋斗多年，仅够为他支付一笔单程路费。但对一个只读书三年便挑起养家重担的农村少年来说，一张船票就意味着命运的转机。

1874年，马应彪搭乘利兹号轮船抵达墨尔本。在华人当中，另外一个名字或许更符合他们对这个城市的想象：新金山。1851年，金矿的发现让这个不到3万人口的小城成为全世界最热闹的土地，华人干脆把它叫做新金山，区别上一轮淘金热兴起的旧金山。出于对财富的渴望，马应彪之父以“卖猪仔”①【①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肆拐、掳华工赴南洋、美洲等地转卖，被称为“卖猪仔”。分两类：①契约工，即订约卖身3年、5年或10年；②赊单工，即出国船费由招工者先垫付，欠帐者在国外须受雇主控制，直至还清债款及利息，马应彪之父就是这种方式。】的方式加入淘金大军，终究没有摆脱如影随形的贫穷。

马应彪到来的时候，淘金热虽然已经冷却多年，但由淘金带动的经济发展却创造了大量工作机会。据统计，当时在澳大利亚谋生的华人大约有4万，他们主要有两条生路，一是在城镇从事手工业、服务业，二是到地广人稀的西部地区从事农业劳动，开垦荒地，种植水果、蔬菜等农作物。当时香蕉在澳洲非常畅销，为了限制竞争，农场主拒绝向外人出售香蕉种子，一些华人便让人从中国大陆捎来种子，跑到澳洲北部的昆士兰州种植香蕉，栽培出更加受当地人欢迎的香蕉。几年之后，华人便打败本地农场主，在香蕉种植方面崭露头角。②【②参考2008年第7期《新华月报》p121-p123“天下”副刊所载《上海四大百货传奇》一文。同时参考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华人世界》栏目2006年11月播出的《百货传奇》，其中对“百货四子”创始人家族后人的采访。】

不过，马应彪并没有像其他华人那样，立即投身劳工大军，他认识到在澳洲立足并取得长足发展，第一要务是掌握语言，为了学习英语，他跑到一个杂货店，免费做了三个多月学徒。初步掌握了一些日常用语后，马应彪又到一家农场做工，此后还尝试过多种工作，语言能力获得极大的提升。几年后，马应彪开垦荒地，种植果蔬，在街头摆摊出售，英语帮了他的大忙。

马应彪注意到，由于语言障碍，华人商贩无法与顾客充分沟通，交易不畅，再加上一些华商爱占小便宜，利用交流障碍设置种种误区，令西方人颇为厌恶。马应彪灵机一动，用英文标注菜名及价格，承诺绝不短斤少两，居然大受欢迎，生意日益兴隆。周围的华人菜贩竞争不过他，索性与其合并一处，委托马应彪代为经营，最后按比例抽成，抱团将生意做大。

1890年，马应彪与几名同乡在澳洲最大的城市悉尼创办永生公司，经营香港、澳洲之间的果蔬贸易。悉尼有40多万人口，华人占据很大比例，中国蔬菜、水果很有市场。马应彪显然抓住了爱默生所说的“商人的诀窍”——“把一种货物从丰富的地方贩到稀少昂贵的地方”——从贩运时兴果蔬中赚取丰厚利润，将永生经营得风生水起，在悉尼商界声誉鹊起。

由于经营得法，永生公司发展迅猛，一度垄断悉尼的果蔬生意，永生旗下的6艘海船往来香港、悉尼之间，每周都有新鲜蔬菜、水果到岸，悉尼几乎所有的菜摊、果栏全靠永生公司生存。

马应彪在悉尼华人中的威信与日俱增，这为其事业进一步拓展建立了基础。

华人在澳洲大多从事苦力劳动，如矿工、农工等，有点小钱后就会开店，以洗衣店最常见，再大点也有人承包农场。无论哪种谋生方式，没有不省吃俭用，以便将来把钱带回老家。澳洲银行歧视华人，华人也不太信任外国银行，况且华人没有居留权，去银行存款手续异常繁琐，很多人不懂英文，存取款就更加不方便了，因此赚了钱宁可自己保存起来也会不存到银行。

但是，这样难免有遗漏，出于安全考虑，就需要一些值得信赖的保管者。马应彪为人诚信可靠，在华人中有目共睹，悉尼的大小华商、普通华工纷纷把资金存到永生公司，委托他代为保管。这样一来，马应彪手中掌握了大量流动资金，涉入金融行业的条件日益成熟。

1892年，马应彪在悉尼创办永泰昌金山庄①【①1851年澳洲发展金矿，华侨都称澳洲为新金山，凡经营对澳洲的进出口业务的商号都称为金山庄。】，并回香港开设分号，为往来香港、澳洲的华人提供出国、入境、汇兑、代购船票等一揽子服务，从水果经销商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跨国金融家。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回国，马应彪邂逅了刚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的同乡孙中山，聆听了一番济世救民的高论。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称，数年后，马应彪加入兴中会，曾担任同盟会庶务长，为革命党筹措资金，他的永泰昌金山庄则成为输送革命资金的重要金融通道。②【②这种说法流传甚广，主要见于谭元亨《香港商父马应彪》一书，虽不尽可信，如余齐昭在《马应彪与孙中山关系史料透视》（《岭南文史2007年02期》）一文予以驳斥，但可以肯定的是，马应彪受到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也曾多次资助革命。】

3．先施百货的经营方针

往来香港、澳洲之间，马应彪感受香港经济发展的蓬勃活力的同时，深刻体会到香港华商巨大的观念落差。在悉尼乔治街有一家名叫“AnthonyHorden&Sons”的商店，商品琳琅满目、摆放有序，顾客几乎在哪里购买到所有需要的一切物品①【①参见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李培德对新新百货创始人李敏周之子李承基的采访《，史林》增刊2009年5月刊p32-p41，《上海百货业史口述访谈录》。马应彪从这家商店学到商品陈列、定价系统、店员培训等知识。】。反观香港，连卡佛早已称霸多年，鲜有敌手，而华人仍固守着小商贩思维，不思进取，几乎和20多年前没什么两样。

1900年，马应彪提议组建一家明码标价的百货公司，香港华商认为不合华人传统，应者寥寥，大多是马氏同乡。马应彪只得求助澳洲华侨，10余名侨商响应号召，其中无一人来自零售业，但香港百货业的变革却将由这群人掀起。他们凑足2.5万港币，联合创办先施百货，选中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172号的三层建筑，装修花去2万，只剩下区区5000元可用来进货②【②参见冯邦彦《香港华资财团（1841-1997）》，P44、P45，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7月第一版。】。

作为发起人和大股东，马应彪担任先施第一任正司理（总经理），副司理由同乡李月林担任。马应彪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提出“不二价”制度，明码标价、以诚示人，同时谢绝讨价换价，与传统华商店铺划江而治。这一制度乃是先施的灵魂。先施二字取自《中庸》“倘未能先以诚实施诸于人，断难得人信任”，同时也是英文“Sincere”的译音，寓意不言自明。

经营布局上，先施将一楼用于销售日用百货，二、三楼列为商场，销售布匹、成衣等高档商品。

但5000港币委实可怜，实在进不来多少货。马应彪别出心裁，精挑细选，一次只进少量商品，等回款后马上补货。由于迎合市场需求，货品数量少，避免压货风险，实现“货如轮转”，资金周转率极高。这种“少进货、广采购、多周转”的策略也成为先施的经营方针③【③同上。】。

连卡佛经营西洋百货，消费对象主要是洋人和富裕华人，普通华人不敢问津，只能到华人商铺采购。而传统华人商铺经营方式落后，商品均无明码标价，经常有“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现象，另一方面，顾客讨价还价、颇费口舌，买卖双方互不信任，买卖两难。先施成立后，专以普通华人为目标客户，价格亲民、明确不二，免去讨价还价的繁琐、低效。

马应彪的另一项创举是“凭票退货”制度。先施出售的商品不论大小，一律开具收款单据，顾客不满意即可凭单据退货。这种顾客至上的经营理念让习惯一锤子买卖的香港市民大为震惊。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马应彪破天荒地聘请25名女店员，开了女性站柜台的先例。这在当时极为轰动。要知道，那时还是清朝，女性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是一种禁忌，连卡佛也不敢越此雷池。为了破除禁忌，马应彪颇费了一番周折。马夫人带领两个小妹以身示范，成为先施最早的女售货员①【①参见《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16期52-54页《百货大王：马应彪和郭泉》一文，作者江素云。】。先施最终顺利招到一批长相标致的年轻女子，身着统一服饰在开业时亮相，消息传出，香港市民蜂拥而来，将店铺围得水泄不通，还惊动当局派警员维持秩序。

由于围观者众多，一连几天先施都无法正常营业，马应彪不得已将女店员撤下。但是经此一闹，脆弱的传统迅速破裂。不久，全香港的商店纷纷用年轻漂亮的女性代替灰衣短打的伙计，连卡佛等百货公司也开始引入女性货员，聘用女店员成为流行，马应彪于是再次启用女店员。

先施名声鹊起，生意并未随之起色，一个月下来，反而小幅亏损，一些合伙人打起退堂鼓。

有股东分析认为，“不二价”制度让顾客在心理上认为赚不到便宜，跑到别家；而周日休息制度相当于每周多支付店员一天工资，增加了经营成本，应当废除。马应彪请求再宽限两个月的时间，以观后效。

不料，一个月后，先施刚扭亏为盈，就被一场台风摧毁了店铺。

1900年8月，台风来袭，先施二、三楼铺面尽毁，损失惨重，被迫迁至永安街，另觅经营场所。遭此一劫，一些观念保守、理念不合的股东拆股撤出，先施火上浇油，马应彪辛苦坚持才不致破产结业。先施在永安街开业的同时，原址重建工作也提上日程，但由于当时香港建筑条例落后，重建审批程序繁琐冗长，加上先施资金短缺，直到4年后才完成重建②【②参见冯邦彦著《香港华资财团（1841-1997）》，p45，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7月第一版。】。

1904年，先施在原址重新开业。这4年，先施多灾多难，似乎佐证了香港华商界对百货公司的一贯看空，这期间香港并无一家百货商店开业。但先施重新开业后否极泰来，当年便派发一期红利，还剩9万港元盈余，此后连年有余，引发香港商界瞩目，一时间，华商纷纷效仿之。

蔚为大观的百货公司创建大潮中，有一家名叫永安的后起之秀，对先施构成不小威胁。

4．郭氏兄弟紧追不舍

1907年8月28日，距离先施百货几步之遥的皇后大道中167号，永安百货开张营业。

马应彪并不感到讶异。几个月前，28岁的同乡郭泉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就料到迟早有这么一天。但郭泉速度如此之快，多少令马应彪有些吃惊，他忧心的是，永安别把先施拖入恶性竞争。

马应彪很快发现自己多虑了。永安开业当天，他作为同乡与同业应邀出席。看到永安货架上的商品与先施有所差异，但是同一款商品标价相同，除了门口的迎宾小姐长得漂亮一些外，并没什么特别之处。马应彪如释重负，后生可畏，看来还是低估了郭泉的商业格局。

郭家祖籍广东省香山县竹秀园村，世代务农，家有薄田20余亩，郭泉是六个儿子中的老三。郭泉15岁远渡檀香山，打过杂工，做过生意，等到五个兄弟在澳洲立足，他才姗姗来迟，5年后到斐济主持生安泰公司，经营果蔬百货，几乎无所不做，为创办永安公司攒下不少经验。

马应彪年长郭泉近20岁，几乎相差了一代人，与他并不相熟，对其二哥郭乐还算有些了解。这了解多半来自生意。马应彪的永生公司养活大批华人摊贩，其中一个就是郭乐。

永生公司有个名叫郭标的合伙人，是郭乐堂兄，郭乐初到悉尼时，由他引荐到永生做伙计。

郭乐精明干练，富有奋斗精神，将马应彪视为榜样，有一段时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开办一家永生公司那样的果蔬批发行。1897年8月1日这天，这个梦想终于成真了。悉尼当地一家华商开办的“永安栈”果栏寻求出售，郭乐与好友梁创、马祖星、彭容坤等筹集1400英镑盘下，更名为永安果栏，此后郭家兄弟相继赶赴澳洲悉尼谋生，协助郭乐将永安果栏做大①【①参见郭泉在1948年8月28日香港永安公司成立41周年之际写下的自述文章《四十一年来营商之经过》。该文刊登于《档案与史学》杂志2003年第3期P14-P18。】。

郭乐、郭泉是六兄弟中最出色的两个，他们将郭家发扬光大并非偶然，有两件事很能说明这点。

郭乐初到澳洲时投靠大哥郭炳辉，两人在墨尔本一家农场做苦力，每天凌晨3点起床劳作直至天黑。这样的日子郭炳辉已经过了整整7年，天天如此，简直牲口不如，他却对此感到满足，并不打算做任何改变。两年后，郭乐离开了郭炳辉，到悉尼冒险，临行前留下这样一句话：“为别人赚钱，不如为自己赚钱，若还想有大出息，就该请别人为自己赚钱。”①【①参见祝春亭《香港商战风云录(上)——激荡的百年史》，第十四章：先施永安窝里斗难分难解。广州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P93。】

永安果栏在1879年开业，郭乐任司理（经理），主要经营水果批发业务，兼营百货批发和零售，主要是中国土特产。由于经营得当，永安果栏发展十分迅速，在悉尼总共开设了四家店面，职工近百人，郭乐便把郭泉等一干兄弟召唤过来，分担一些管理做工。到1990年，在郭氏兄弟的合力经营下，永安果栏终于超越马应彪的永生公司，成为悉尼最大果蔬批发商。当然，应该看到，马应彪将经营重心和产业资本转向香港先施公司，是永安超过永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规模扩张，永安需要增大采购力度，其中香蕉供应尤其紧迫。

澳洲对香蕉的需求非常巨大，本地种植园无法满足巨量需求，水果经销商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盛产香蕉的斐济成为热门之选。悉尼到斐济近千公里，乘坐帆船，单程至少要一个月，并且风高浪大，风险极大，也因此，利润增加不少。以往每到香蕉成熟前一个月，郭乐便亲自去斐济采购，但在风浪里谋利润，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如果能够建立稳定的供应体系，便可坐收渔利了。

1990年，郭泉向郭乐提议：“兄弟最好不要老窝在一起发财，应多辟几条财路。”

郭乐深以为然道，“我正是这样想的，兄弟间，应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不管怎样，兄弟到老总是兄弟。”

于是，郭乐拿出1000英镑给郭泉做本钱。用这笔钱，郭泉在斐济重起炉灶，事业发展壮大后，郭泉又把钱还给郭乐——创业之初，他就对郭乐说过：“这笔钱算我借的”。②【②同上。】

值得一提的是，华商之间虽然存在潜在的竞争关系，但又常常一处抱团打天下，特别是开拓有风险的新事业时更为如此。郭泉在斐济创建的公司并非他们兄弟独资，而是由澳洲香山籍华侨集体投资，三家公司合办，其中包括马应彪的永生公司，以及大新百货创始人之一蔡昌创办的泰生果栏，因此在命名时从永生、永安、泰生三家各取一字，即为生安泰果栏。

5．郭氏兄弟创办永安百货

由于郭氏兄弟率先在斐济打开局面，加上永安出资最多，所以永安在生安泰占有控制权和管理权。反过来，生安泰的成功也令其获利不菲、实力大增。据《上海永安公司史料》记载，生安泰在斐济以每条2先令收购大条香蕉，运到悉尼后批发价高达5先令，每条至少可获利3先令。后来，生安泰在斐济开辟种植园，招募华工种植香蕉，实现自产自销，利润大幅提升。

生安泰于1903年开业，1919年因三家公司转向香港、上海百货业而停业。期间，因为权力分配、分销比例等基本利益问题，三家公司表面上一团和气，背地里却免不了一番勾心斗角，“挖墙脚”、“抢户头”等情况时有发生。不过，永安因为掌握主动权，所以常常占据上风。这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在他们涉足百货业后有增无减，成为一大特色。

郭泉可以说是生安泰奠基人，他主持生安泰期间，在斐济建立了20多个收购站，每个站点有两三名采购员，除收购香蕉外，还经营百货推销，主要从当地居民手中收购椰子干、贝壳、海参等土特产，椰子干转卖给英国人用来制造肥皂，贝壳卖给纽扣生产商，海参则向中国出口。

当时斐济有60多家同类公司，大多数是资本雄厚的外商，生安泰资金有限，无力与之竞争。而永安果栏在悉尼也发展到一定规模，积累下可观的资本，当时除经营水果外还兼营百货批发与零售，兜售花生、瓷器、丝绸、大米、白酒等近百种产品，粗具综合商店形态。

在制定未来发展计划时，郭乐萌生创办百货公司的想法，但他自感势单力薄，考虑到经济政策、消费习惯、工资水平等种种因素（比如，澳洲对华人征收高额的盈利所得税和遗产税，打压华人商业活动，华人经商可谓困难重重），认为在澳洲很难立足，于是便将目光投向大陆。

郭乐在《回忆录》中记下这时心迹：“我国工业固未萌芽，则商业一途也只小贩方式，墨守陈法、孜孜然博蝇利而自足，既无规模组织，更茫然于商战之形势。余思我国欲于外国人经济侵略之危机中而谋自救，非将外国商业艺术介绍于祖国，以提高国人对商业之认识，急气质追不可……”①【①引自《安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一期P42-P61摘录的王有枚、缪林生所著《上海永安公司史料》一书。】

马应彪在香港创办先施百货的消息传开后，郭氏兄弟静观其变了一段时间，认定这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买卖，也动了去香港开百货公司的念头。这个任务最终落到年轻的郭泉肩上。

1907年8月28日，郭泉步马应彪后尘，以16万港币创办香港永安有限公司，涉足百货零售业。相比先施，创业之初的永安颇为简陋，仅一间铺面、20余名员工，除百货外兼营金山庄的各种业务，如办理出国手续、投递信件、汇兑外币等等，主要面向来往大陆、澳洲的华人。

郭泉在香港戮力经营，背后更有郭乐等人在澳洲鼎力支持，很快便激起一场旷日持久的“百货大王”之争。这一次，郭氏兄弟能否延续果蔬生意的辉煌，上演后来居上的超越？

6．香港德辅道：先施斗永安

俗语说“同行是冤家”。先施与永安，中国最早的两家百货公司，在发轫之初，保持着一种奇怪的均衡：看似和平相处，井水不犯河水，其实暗流汹涌，个中利害，几件小事便可管窥而知。

为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马应彪在1909年2月27日到香港当局立案注册，将先施从商号改组为有限公司，设立董事局，使之初具现代公司的形态。与此同时，马应彪为扩大经营添招新股，由于先施盈利前景得到广泛认可，认股者众多，不仅有马应彪兄弟马焕彪、马永灿，还有澳洲华侨陈少霞、夏从周、许敬枢等人，扩股之后，先施股本扩大到20万港元。

马应彪随即展开大手笔扩张，一并租下德辅道中215号至221号相连5个商铺，新建四层百货商场，规模上为香港当日第一大百货公司，一楼出售百货、烟酒、五金、糖果等小商品；二楼出售服装布匹；三楼出售珠宝、钟表、乐器等贵重物品；四楼出售地毯、家具等大件商品①【①参见《上海企业家》杂志2007年6期P33,《旧中国最早的百货公司——记解放前上海先施百货公司创办人马应彪肖经营之路》一文，作者周庆才。】。

这种布局方式模仿欧美百货公司，充分考虑客流、购物与商品陈列的关系，对商品销售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经过马应彪的探索而成为先施一大经营特色，并被其他百货公司效仿。

当日香港商业中心集中在皇后大道一带，德辅道周边是新开发地区，交通不便、人流稀少、店铺疏落、消费冷清，因此，马应彪的这次扩张起初并不被看好，选址时好友、股东多有劝阻。

马应彪却有自己的如意算盘：此地目前虽荒凉萧条，但随着城市规模扩张，日后必可成为繁华街区，此时正应趁地价便宜抢占先机，于是力排众议，将先施迁往德辅道中。

事实果如马应彪所料。一年之后，电车开通，德辅道人流如织，店铺林立，迅速热闹起来。先施占尽地利之便，再加上马应彪经营得法，推广有术，比如率先从美国引入霓虹灯招牌装点门面，吸引客流，生意自然十分兴隆，不仅日进斗金，还将人气不足的德辅道带动为新兴的商业街，反之也促进了自身营业额的提升。几年间，先施在德辅道盈利剧增数倍。

先施百货的兴盛引起永安的注意。1909年，郭乐把澳洲生意交予几个兄弟打理，亲赴香港主持大局。1912年，永安由私人合伙制改为股份有限公司，但并未对外招股，郭乐任第二年，马应彪即在德辅道中173号至179号大肆购置地皮，仿照美国纽约百货大厦的样式建造6层高的总部大厦。

总监督、郭泉任司理，并提出“统办环球货品”的口号，主营洋货，只有绸缎、火腿、皮蛋三种国货。

与此同时，永安迁到德辅道中紧邻先施，租赁4间铺面，建造5层高总部大楼，装潢、设施、面积、气势均压先施一筹，先施股东看不过去，指责永安跟风，郭泉还击道：“凭什么你来得，我就来不得？”马应彪则大度地说：“店多旺市，永安不来别家也会来”。①【①参见祝春亭《香港商战风云录(上)》，第十四章：“先施永安窝里斗难分难解”，广州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P96。】

正当先施大楼紧张施工之际，郭泉将目光投向仓储建设。1916年，永安公司在德辅道西修建5层钢筋混凝仓库，即香港有名的“永安货仓”。永安公司的一位主管曾夸口称：“永安货仓”存储的罐头，足够全香港人口数月食用②【②参见陈谦著《香港旧事见闻录》，中原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这一年，永安改组为“公共有限公司”，公开向外招股，将股本扩大到200万港元，使以上扩张成为可能。

马应彪也不落其后。1917年，先施突破重重障碍，在香港股票交易所公开上市，成为香港首家进入资本市场的百货公司，为其日后的迅猛扩张打开了资本通道。这一步，又走在永安前面。

1917年1月8日，先施成立17周年之际，开工3年的总部大楼如期竣工。这座建筑共有三座大门，分别面向三条街道，结构恢弘，气派非凡，率先使用升降机载客，两部升降机直通6楼，楼顶开辟游乐场，附设咖啡厅、酒吧、餐馆，夜间还有歌舞杂耍表演，将风头又抢了过去。

7．抢占上海南京路

先施、永安不仅在香港你追我赶，明争暗斗，还将战火引致千里之外的上海南京路。

1917年10月，先施在香港德辅道6层大楼竣工的时候，上海先施百货建成开业。郭氏兄弟也不甘寂寞，紧随其后，将永安百货开到上海南京路，与之咫尺之遥。这对冤家在十里洋场再次碰头。

上海最繁华的地段第一当属外滩，第二就是南京路。1910年代，这条黄浦江畔东西向的乡间小道早已发展为车水马龙的商业街，当日有一句民谣“北京的篷尘伦敦的雾，南京路上红木铺马路”专道南京路之金贵昌盛。这条街上银行、洋行、店铺、公司林立，几无立锥之地。

经过反复考察、勘测，马应彪选中南京路中段北侧紧邻日升楼的一块地皮，即今天上海南京路步行街与浙江中路、湖北路交汇的五岔路口一带。令人百思不解的是，当时，这里几乎是整个南京路最糟糕的路段，仅零星散布着一些茶楼、食铺和小商店，生意清冷寡淡。

自古商家开店都讲究热闹繁华，先施却反其道而行。问题是，把百货商店开在这样的地段能行吗？

马应彪似乎具有一种发现“价值洼地”的独到眼光，不与时俗同流合污，每每反其道而行，往往收获奇效，当初选址香港德辅道便是活生生的例子，这一次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此地位处五岔路口，向北有电车直通上海火车站，大量行人旅客从此经过，消费需求巨大，南面则是上海富人区，存在大量潜在优质客户，因此大有发展为繁荣商业中心的资质。

当时，这块土地属于英国雷士德洋行的产业，马应彪以年租金3万两白银的价格，一次性租下648-700号20多间联排门面共计20余亩土地30年的使用权，投资兴建先施百货大楼①【①参见2007年第6期《上海企业家》杂志p31，《旧中国最早的百货公司》一文，作者周庆才。】。

此前马应彪已经于1912年在广州建成一座5层高的百货大楼，耗资40万港币。这一次进军上海，他专门拨款60万港币。后来为与永安竞争，大楼越建越高，所需资金也越来越多。不断在香港招股集资，最后建成竟然耗去200万港币之巨，整整是广州先施5倍。

郭氏兄弟也盯上了这个地段。

1915年7月，郭泉与四弟郭葵拍马赶到上海，行至南京路日升楼地段，同样认为这里最具开发潜力，但他们弄不清路南、路北那一侧人流多，郭泉想出一个办法，命两人一早开始分守南北两侧，过一个路人便取一粒豌豆放入口袋中，到晚上再统计数目，一连数日，最后统计发现路南人流大，于是选定南京路南侧开店。对面就是热火朝天的先施工地。

郭泉选定的这块地皮当时属于犹太籍地产商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的资产。哈同人称“地皮大王”，精明强干，看到郭氏兄弟对这块地皮情有独钟，哈同便有恃无恐，提出了异常苛刻的条件，比如两年内以十五万两白银建造房屋、并需在哈同指定的外国建筑师监督管理下建造、建成后向哈同认可的保险公司缴纳水火保险，租约期满后土地与其上房屋建筑一并收回等等①【①转引自《安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一期（P42-P61）摘录的王有枚、缪林生所著《上海永安公司史料》一书。】。

按照哈同的报价，这片地皮每年的租金高达5万两白银，比先施高出近一倍。但永安公司显然也看中了这里的发展潜力，不希望先施百货一家独占。为了占据地利之便，郭泉大笔一挥，签订了30年的租约，从1916年4月1日算起，到1946年4月1日终止②【②转引自《安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一期（P42-P61）摘录的王有枚、缪林生所著《上海永安公司史料》一书。据该书介绍，1946年3月租期满后，永安支付给哈同120.5万美元，出资买下这块土地和其上建筑。而据《上海经济史话》第一辑（1963年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P42，赵懿翔所撰《哈同与哈同花园》一文记录，哈同于1900年买进这块地皮时，仅花了1.8万英镑。】。

先施从1914年开始在南京路修建百货大楼，1915年听闻永安跟了过来，连忙派人打探消息，探知永安准备建造一栋6层的商业大厦，于是临时改变规划，从5层增建到7层。得知此事，郭氏兄弟遂决定加盖一层塔楼，比先施高出丈许，取名“绮云阁”。先施方面收到情报，又在楼顶紧急增建一层塔楼，命名“摩星楼”。由于无法继续加盖，这场高楼竞赛便以先施获胜告终。

1917年10月20日，先施百货大楼竣工，一举成为南京路上第一高楼，时称“中华百货第一楼”。

先施之前，上海已有四家英国人开办的百货公司——惠罗、福利、泰兴、汇司，不过它们都是面向洋人和富有华人，商品价格奇高，普通市民根本不敢问津。先施则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百货公司，面向全体市民，“经营高、中档洋货”，共计万余种商品，此外还提供酒店、餐饮、娱乐等多样化服务，不仅“华人惊为此前未有之大观，即西人亦叹为观止”③【③引自先施公司官网所刊载的先施公司编撰《先施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册》，民国十三年商务印书馆印刷工厂承印。】。

当日，先施开业典礼上，沪上名流士绅济济一堂，马应彪迎来送往、春风满面。郭氏兄弟作为同乡也受邀前来，亲眼目睹了上万民众对百货公司的热情。最后，他们的目光掠过汹涌的人流、流光溢彩的珠宝首饰、琳琅满目的商品百货，穿过玻璃橱窗，投向对面在建的永安大楼……

8．“先施马、永安郭”

先施开业在先，刚好给永安提供了参考借鉴的样本。一年多来，永安公司每天都在观察、分析对面的先施，从商品品种、陈列、定价等各个方面借鉴对方的长处，吸取对方的不足，先施有的商品，永安一定要有，先施没有的商品，永安也一定要有。总而言之，要做到棋高一着。

为了不输给先施，永安制定了堪称严苛的经营方针：“凡是上流社会所需的商品，公司应有尽有，顾客只要叫得出商品名称，公司总设法满足他们的需要。”为此，永安不仅派遣专员到英、美、日等国采购，还到全国各地四处搜罗地方特产，采购、储存商品达上万种。

开业前数月，永安就开始在上海各大报纸刊登广告，制造声势。在畅销沪上的《申报》连续刊登两周“开幕预告”，开业当天更是推出大幅广告，开业后连续半个月刊登“鸣谢来宾”启事，此后广告如常，宣传力度有增无减。据《上海永安公司史料》一书统计，上海永安百货开业前后短短四个月内，仅广告支出一项，累计花费竟高达8000多元（银元）。

永安大楼分三期，一期耗资110余万港元，二期、三期1924年才全部竣工，共耗资227余万。上海永安公司原定股本50万港元，一期建成后运营状况高于预期，当时西方强国忙于世界大战无暇东顾，放松了中国经济的压迫，大陆工商业获得空间发现，永安股东决定趁机扩大经营，最终追加股本到200万港币。其中香港永安投资40万，占股20%，为第一大股东，郭氏家族占股5.6%，其余为外来投资者。上海永安管理层由香港总部抽调得力人手担任，包括郭乐、郭泉在内的8名董事全部来自香港永安，当中有两名和郭氏是亲家，因此可以说郭氏实质上掌控永安董事会。此外还聘请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为荣誉董事，为的是在地面上行走方便。

1918年9月5日，永安百货一期工程竣工开业。由于事前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永安取得开门红，第一天营业额便突破1万银元，按照当时的购买力和商品市价计算，足可购买1500石（约合11吨）中等白梗米①【①据2004年7月14日卢锋、彭凯翔论文《我国长期米价研究（1644-2000）》（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出版，编号NO.C2004009）一文所载：1917年创刊的《银行周报》记载：1918年下半年上海中等粳米批发价为每石6.06-6.95银元，一石约等于150市斤。】。永安以齐全的商品抢了先施风头，时人都说，“只要你有钞票，跑进永安公司吃、穿、用、玩、生活需要样样都有，供你一生、用不着再出门”。②【②2002年第2期《上海商业》P70，所载《话说百年南京路：“绮云”“摩星”争高低》一文，作者陈春舫。】

百货商场开业后，为了增加客流，永安、先施争奇斗艳、寸步不让。老上海有句话叫做“先施马、永安郭”，就是形容南京路上这场百货大战。先施大楼里建有东亚饭店，拥有141间客房，永安推出大东旅社，客房142间；先施在楼顶设有先施乐园，乘坐电梯直达楼顶，花2角即可尽情观赏上海风景，永安则建造永安剧场，上演粤剧，并在楼顶开辟大东茶室；永安创办上海第一家舞厅——大东舞厅，第一家旱冰场—永安跑冰场、第一家娱乐场——天韵楼游乐场；先施声称“统办全球百货”，永安直接派人到欧美各国采购，紧跟世界潮流，引得上海富人争抢；先施推出优惠券，低价促销生活用品，永安不动声色地吃进，让先施吃了一个大暗亏。

有意思的是，上海永安不少管理者来自先施高层，比如掌握经营大权的“监督”职务的是香港先施创始股东郭标。郭标与郭全、郭乐是近亲，也是马应彪在澳洲创办永生果栏的合伙人与总经理，在华侨中威望甚高。先施、永安抢占上海南京路，都曾争取他投资，因与郭氏兄弟是堂兄弟，并且郭全许以监督之职，与之分享大权，所以郭标最后投资了永安。

在商人面前，利益至上，先施一马当先，永安步步紧逼，争斗又岂止百货业，又岂止上海一地？

早在1915年，先施便涉足保险业，在香港成立先施保险置业公司，专营水火保险，同一年，郭氏兄弟在港集资61万港元，创办永安水火保险公司；1923年，马应彪创建先施人寿保险公司，两年后，永安人寿保险公司注册成立；1922年，先施在香港创办国民商业储蓄银行，永安则于1931年在南京、香港两地注册永安银行；先施在上海开办家具厂、化工厂、化妆品厂，永安也跑到上海，开办印染厂、纺织厂。上海永安纺织有限公司1921年成立，通过不断兼并扩张，一度发展为仅次于无锡荣氏“申新”系统的全国第二大纺织集团。

香港、上海，有先施必有永安，有永安必有先施，几乎成为一种惯例，等到后来，已经分不清谁先谁后。久而久之，马、郭两家形成一个奇怪的共识：唯有两家汇聚一处，才能共同繁荣。至于生意场上的竞争，也是生存所需，虽然激烈，却不至于水火不容，有时下级人员擅自促销杀价，但总体而言，两家都比较规矩，适可而止，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否则两败俱伤，岂不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正是这种节制、理性的竞争关系，牵引着先施、永安度尽劫波。后来，郭乐、郭泉的侄子郭棣活赢娶马应彪之女马锦超为妻，两家关系更上一层了。

9．还有后来者：“新新”与“大新”

20世纪初叶，先施、永安的商业成功如一盏灯塔，给浑浑噩噩的中国商人们指出一条明路。意识到百货公司是一门赚钱生意，人们如过江之鲫般投身这项事业，在这些后来者当中有两家公司最终脱颖而出，成为与先施、永安并驾齐驱的“百货巨子”，它们就是“大新”和“新新”。

大新百货几乎可以视为永安百货的翻版。

先施公司的12名创始股东中有一个名叫蔡兴的澳洲华侨，也是香山农家子弟，少年时远赴澳洲谋生。由于同乡的关系，蔡兴与马应彪有所往来，马应彪创办永生果栏时，蔡兴入股，成为合伙人。后来，蔡兴之弟蔡昌去悉尼投奔他，就被安排在永生果栏做帮工。

蔡昌善于观察，又肯吃苦，他发现金矿华工没时间进城采购，于是低价收购每日卖剩的果蔬运往矿区出售。从中赚取了第一桶金后，蔡昌在悉尼开办了自己的泰生果栏。蔡昌虽然起步晚，又是小辈，做生意却丝毫不输他人，在他经营下，泰生果栏与永生、永安三分悉尼果蔬市场。

马应彪十分欣赏蔡昌。1900年先施成立之初缺乏人手，马应彪便委托蔡兴，把蔡昌招致麾下，委以重任。十年后，掌握百货公司经营诀窍的蔡昌从先施辞职，与兄长蔡兴联合创办大新百货，取“旭日初升，大展新猷”之意，英文名为“TheSun”，蔡昌担任总经理。

大新百货初始股金40万港元，选址先施、永安总部汇聚的德辅道中，租赁一处狭窄的铺面。虽身处先施、永安围攻之下，蔡氏兄弟吃苦耐劳、经营有术，大新百货1912年开张后发展迅速，很快在香港立稳脚跟并积极向外扩张。1916年，蔡氏兄弟步先施后尘，在广州惠爱中路建成一座5层高的百货大楼。两年后，大新又在广州西堤建成一座12层混凝土大厦，规模之大，气势之恢弘，冠绝华南，到20世纪20年代初一直是广州城最高的建筑。

1932年，蔡氏兄弟公开招股600万港币（实际募集不到500万），挥师北上，进军上海南京路。这时候，南京路上硝烟四起，开业6年之久的新新百货正与先施、永安激烈地争夺市场份额。

与大新一样，新新公司也是先施旧部创建，不过，过程却比蔡氏兄弟创业曲折得多。

先施公司总部设在香港，广州先施、上海先施都是分公司，受香港方面节制。上海先施效益大大高于香港总行，但公司财务却由总行统一计算调拨，管理层日益不满，到了1923年，上海先施开业第五个年头时，监督黄焕南、经理刘锡基决定带领一帮手下脱离先施，另起炉灶。

黄焕南、刘锡基都是百货行业的老手，但他们手中资金有限，勉强够开一家中等规模的百货商店，显然不足以与先施、永安抗衡。这件事传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始人兼总经理简照南耳中，简照南有意支持二人开办一家大型百货公司，与先施、永安竞争，于是兴致勃勃地提出入股，不料条件尚未谈妥，简照南忽然病故，计划便搁置下来。

不久之后，澳洲华侨李敏周归国，来上海寻求机会。李敏周娶了黄焕南的外甥女，于是便找到黄焕南，请他在先施公司安排一份工作，黄焕南劝他道：“不如开一间罢”。①【①引自李敏周之子李承基所写回忆文章《先父李公敏周与上海新新公司──一个澳洲华侨的奋斗史》，原文刊载于《中山人在澳洲》一书第45页，《中山文史（第24辑），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1992年2月出版。】黄焕南把李敏周介绍给刘锡基。年龄相仿的二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颇有相见恨晚之意，于是决定联手创业。他们从《大学》一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名句中得到启发，取“新新”二字为公司名称。

刘锡基在上海、香港两地招股，从在沪粤商领袖陈炳谦、陈雪佳等人以及广东银行创始人李煜堂、东亚银行股东李星衢那里募集到100余万港元，但至少还需要200万②【②陈雪佳为太古洋行买办，其子陈康齐曾担任宋子文机要秘书。李煜堂为旧金山华侨，1912年在香港德辅道中创办广东银行，曾担任民国政府财政部长、中央财政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李敏周随即动身前往悉尼，以“推销中华国货”为宗旨向澳洲华侨招股，成功招股150余万，并自掏腰包，一共筹集180万港元，后来又从上海民间散户募股，终于凑齐300万启动资金③【③《史林》增刊2009年5月刊p32-p41，《上海百货业史口述访谈录》一文，李承基口述，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副教授李培德采访。】。

新新公司地址就选在广西路与南京路交叉口西北角，面向南京路，与先施大楼仅一街之遥。这块地当时同样也归哈同所有，新新公司以每年8万两白银的价格租下，租期三十年。

新新公司计划修建7层高钢筋混凝土大厦，分前后两栋建筑，从2层往上中空，两翼相连成为一个整体。前座一至三楼为商场，四楼为办公区，五楼货仓，六楼、七楼建造游乐场或饭店、餐厅；后座一层与前座相连为商场大厅，二层酒楼，三至五层为旅店，其余楼层设置茶楼、剧场。整栋建筑用了2年时间建造，1925年底竣工，1926年1月正式开门营业。

新新大厦设计前卫、结构新颖，内部也大胆采用最新技术与产品，它是上海第一家装置冷气空调的百货大楼，七楼西餐厅聘请法国大厨主厨，最令人啧啧称奇的是位于6楼的广播间，用玻璃墙隔成，顾客对墙内的广播场景一目了然，吸引大批市民前来参观，时称“玻璃的广播电台”。①【①引自《史林》杂志2006年第2期第99页，《战时上海的百货公司与商业文化》一文，作者菊池敏夫。上海最早的中国播送局不定期地广播新闻、音乐、戏曲及广告。呼号是XGX，或XHHI。】

刘锡基、黄焕南都是先施功臣，熟知先施、永安的优势与不足，他们采取差异化竞争的策略，避开先施、永安领先的洋货业务，主营国货精品，打出“提倡国货”口号，在“玻璃电台”就此大做广告，并采取有奖促销等多种营销手段，赢得大批顾客的惠顾。后来，在历次“国货运动”中，新新因提倡国货而获得迅猛发展，最终与先施、永安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正当新新高速扩张之际，厄运不期而至。

先是上海爆发工人大罢工，新新被迫中断经营，继而总经理刘锡基积劳成疾，不治身亡，李敏周接任总经理。李敏周起先在新新势单力薄，因为解决了一次罢工危机，这才当上总经理，此后不断吸纳散股，逐渐成为大股东，与此同时，李敏周在香港开设分公司，将公司经营得有声有色。不料1935年，就在新新公司即将迎来开业10周年时，一名当值喝酒被辞退的公司警卫闯入李敏周办公室，开枪击中其心房。李敏周在送往医院途中不幸身亡。

新新公司规定，员工犯大过三次，一律开除。该名警卫已被记大过两次，值班时再次酩酊大醉，被人事主管发现后当即革职。人事主管不堪其扰，推说“老板关照”，于是迁罪于李敏周将其杀害。

但李敏周至死不明白警卫为何向他开枪。据说，他在救护车上曾醒来一次，留下最后一句遗言：“我一生从未做过对不起人的事，何以竟遭人杀害，大概是命中注定如此！”②【②引自李敏周之子李承基所写回忆文章《先父李公敏周与上海新新公司──一个澳洲华侨的奋斗史》，原文刊载于《中山人在澳洲》一书第50页，《中山文史（第24辑），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1992年2月出版。】

新新还沉浸在李敏周去世的悲痛中时，竞争者已经到来了。1936年1月10日，大新大厦在南京路西藏路口落成开业，楼高10层，营业面积1.7万平方米，位居上海百货业之首。

当时，上海百货业主要有5家公司，全部集中在南京路，除先施、永安、新新外，还有澳洲华侨创办的从香港发源的丽华百货，以及上海商人投资创建的专门销售国货的中国国货百货公司。丽华百货是由先施伙计创办，规模较小，始终处于退让状态。国货公司亦无力与香港帮正面竞争。

大新的加入无疑会加剧竞争，也因此，大新尚未登场，就让各家百货公司捏了一把汗。

大新开业前夕，先施、永安、新新联手通知国货厂商，以停止采购为威胁，禁止它们向大新供货。大新开业后，三家公司联合举行“春季大减价”，企图给大新一个下马威。

面对三大百货联手绞杀，大新多方组织货源，采取“薄利多销”的策略避开锋芒，并且别出心裁地向生产商订购特制“大新牌”香皂、衬衫、雪茄等商品，在地下一层开辟面向普通大众的廉价商场，一时间上海市民蜂拥而至，由于人数众多，只能凭票入场，赚足了人气与名气。

大新创下上海百货公司多项第一：面积第一、楼高第一、最先全天开放冷暖空调，最早采用自动扶梯，当时上海男女老幼皆以乘大新自动扶梯为摩登时尚。此外，大新大厦六层以上全部为娱乐场所，茶馆、影院、剧场应有尽有，所谓“天台十六景”，吸引大量客流。

不仅如此，大新公司吸取前人经验教训，推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服务，譬如在大厦专设吸烟室、休息室、公共电话间等空间方便有需要的顾客，还推出代客试穿、代客雇车、代客送货、代客设计、代客安装、代客送礼、送货上门、与约订货等一系列服务，深受市场欢迎。

大新虽突破同行围剿，终因资本有限，一直居于四大公司之末。一年后，战后爆发了。

10．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1937年8月13日，日军侵略上海，出动军舰、飞机轰炸闹市，先施大楼东南侧被炮弹击中而炸毁，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震碎了对面永安大厦的玻璃，15名永安店员当场死亡。在这场轰炸中，两家公司遭受76.4万元（法币）巨额损失，此后数月，营业额骤降一半。①【①引自上海百货公司、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撰《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一书，第105～106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9月版。】

战争阴霾中，先施在内地各项业务惨淡经营，国民商业储蓄银行因挤兑破产结业，受此影响，先施公司1937年仅盈利5.1万法币，而仅在上海一地开业的新新公司情况更为糟糕，出现4.6万元亏损，大新公司盈利7万余元，永安则以82万盈利独占鳌头，此后永安一家独大多年。②【②引自《史林》杂志2006年第2期第99页，《战时上海的百货公司与商业文化》一文，作者菊池敏夫。】

上海“孤岛”时期，大量难民涌入，形成战争时期紧张的供需关系，百货零售业由此走向畸形繁荣，四大百货公司反而兴盛一时。不过，相比上海，香港无疑是一个更加安全的场所。难民纷纷涌入之时，不可数计的资金从大陆滚滚流入香港，寻找可靠的投资机会。

1938年冬，杜月笙牵头组建的中国国货百货公司大举进军香港。开业前，杜月笙大宴香港商人，积极提倡国货。事后，马家与郭家坐到一起，商量是否改卖国货？结果一致认为商人不问政治，坚持洋货路线。这个决定为先施、永安招致无穷非议，倡导国货的大新、新新则借机壮大。

1941年，香港沦陷前夕，商界兴起迁资热潮。先施与永安都想等对方先做决定，最后马家沉不住气，派人与郭家讨论出路：“你们不走，我们也不走”。郭家说，“如果先施迁资澳洲，永安马上迁资澳洲”。两家代表将意见写于手掌，同时翻开，均写有“不走”两字。③【③见于祝春亭所著《香港商战风云录(上)》，第十四章：先施永安窝里斗难分难解。广州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P99-P101。】

留下来，先施、永安见证了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商海兴衰，也见证了国运起伏和政治的波谲云诡。

四大百货均为香山籍澳洲华侨创办，除新新是在上海向南京国民政府登记注册外，先施、永安、大新均在香港向港英政府登记注册，名义上属于英资。中日战争爆发不久，永安接到英国政府通知“取消保护”，郭氏转而寻求美国保护，并派人前往美国登记，不料珍珠港事件引爆太平洋战争，日美成为敌对国，永安大楼所挂星条旗成为灾祸之源，永安被日军强行接管，郭氏四处打点，向汪精卫政府实业部登记注册，这才恢复永安管理权，但损失财产已不可追。而此时，先施和大新早已经被日本人作为“敌产”接管，营业几乎陷入瘫痪。

再说新新公司，李敏周去世后，他的侄子李泽继任总经理，孤岛时期，李泽投靠汪精卫政府保护伞之下，并担任商海百货业公会理事长、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理事、十六种商品评价委员会专门委员、上海老闸区第一联保总联保长等多种职务，甚至聘请日本军人到新新公司担任经济顾问。①【①引自《历史研究》杂志2008年第2期132-145页《战后“经济汉奸”审判：以上海新新公司李泽案为例》，作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王春英。】李泽这些做法不仅保全新新公司免遭日军侵扰，更令其获得了难能可贵的发展机会。仅从日本采购、运输货物一项，新新就比其他百货公司占有绝对优势。

然而，李泽的权宜之计却成为战后清算的把柄。1945年日本投降不久，一名与李泽结怨的新新员工四处宣扬李泽的种种罪行，在这名员工口中，李泽不仅成了一名担任汪伪政府公职、巴结讨好日本人的卖国贼，还与日本商人勾结，以日货冒充欧美商品牟利，偷税漏税中饱私囊。

战后锄奸的大环境下，潜藏在新新公司的地下党员动员全体职工检举告发李泽，甚至上书上海市政府，要求严查此案。在此压力下，上海市长钱大钧下令，警察局、社会局对此展开调查，李泽虽聘请沪上有名的大律师章士钊、陈霆锐出面斡旋，终未能逃过此劫。

经法庭审理裁定，李泽因“通谋敌国”十大罪状，被处以三年有期徒刑，剥夺公权力三年，没收全部财产。李泽案吓坏了那些曾担任汪伪政府职务的沪上名流，终审之前，以杜月笙为首的近百人联名上书蒋介石，请求网开一面。然而，此案已板上钉钉，不可翻案了。

令人唏嘘的是，永安总经理郭老六郭顺也曾担任多个伪职，锄奸运动开始时，郭顺提早远赴美国，后避居香港终老。李泽只因晚走几日，锒铛入狱三年，出狱后移居澳洲，最终客死他乡。

李泽下台后，新新公司先是被李泽副手、与共产党员过从甚密的萧宗俊趁乱夺权②【②据《益友社十二年》第1辑（上海：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印，1988年，第15页）以及上海档案馆编选：《有关复社的两件史料》（《历史档案》1983年第4期，第69—71页）披露：抗战时期萧宗俊加入诸如益友社、复社等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后来又交由李敏周之子李承基掌握。1948年蒋经国来上海“打虎”，李承基保存的黄金、几百万美金被强行没收，李家族人心灰意冷，纷纷迁往香港。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李承基舍弃祖业远避香港，当时仅带走一些现金，家产留在大陆，“希望有一天返回上海，但出走后却不能回去”③【③《史林》增刊2009年5月刊p32-p41，《上海百货业史口述访谈录》，李承基口述，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副教授李培德采访。】，最终，新新公司在公私合营中被收归国有，李家房产地契也化为公产。

大新、永安、先施上海分公司亦未能逃脱公私合营命运。先施百货被上海时装公司取代，大新改组为第一百货商店，永安从上海市第十百货商店到华联商厦，几经更迭，后复为原名。但此永安已非彼永安。而在香港，先施、永安生意一度凋零，永安银行也因郭家挪用资金爆出财务漏洞而被他人收购，幸而保留了百货业的根基和血脉，马家与郭家的后人享此祖荫至今。近一个世纪前名满天下的百货四子，如今只剩“不问国事”的先施和永安了。①【①先施在香港现有四家门店、永安有五家分店，两家虽已不再屹立百货业潮头，但品牌不老，实力犹在。】

第二章船王和他们的时代

引子

很不幸，关于大多数富有船主的事业生涯，只有笼统的而且是歌功颂德的记述。——古斯塔夫斯·迈尔斯

1．1949：来自大陆的年轻人

1949年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道分水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难以数计的中国人的命运之河猝然改道。生与死、去与留，时代汪洋中的人们无暇思索，一个不经意的决定便可能改变余生。

国民党军队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丢掉大半河山，也让国民政府的有产阶级感到惶恐无限。富商巨贾犹如惊弓之鸟，拖家带口逃离大陆。香港自然成了移民汇集之地，从1948年开始，移民潮一浪接一浪涌来，香港人口剧增。这些大陆客中，有四名从上海远道而来的年轻人，日后在香港航运业后来居上，崛起为名噪一时的“四大船王”，创下不朽的财富传奇。

这四人分别是宁波籍的董浩云和包玉刚，江苏无锡人赵从衍和上海本地人曹文锦。

董浩云名头最响，他已是两家航运公司的总经理，手中掌控数十艘货轮。和董浩云同龄的赵从衍只有一艘运煤的旧轮船，而且还是与他人合资，仅持有一半股权。30出头的包玉刚还是航运界的门外汉，他之前的身份是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生于航运世家的曹文锦则是家族劝业银行的实习生。

赵从衍一家最先到来。1948年冬天，他们乘着自家的“国兴号”货轮，从黄浦江收锚起航。望着被甩在身后的上海外滩，赵从衍心想，“我出去避避风头，当然还是要回来的”。

那时候，赵从衍经商不到10年，却已小有所成。赵父是国民政府官员，家境富裕。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后，赵从衍在上海当过几年职业律师。日本人占领上海期间，汪精卫政府对律师执照进行重新注册，赵从衍不愿沆瀣一气，放弃注册，成了一名香烟贸易商。上海孤岛时期，物资紧缺，赵从衍盯上船运生意，买不起船，只能开展中介服务，从中赚取佣金，稍有积蓄后才与人合伙，买下这艘二手轮船“国兴号”，从事煤炭运输，没过几年居然成为沪上富豪。

据说当时赵从衍身价在千万级别，官宦子弟出身，专业律师背景，在上海商界正值春风得意，若非迫不得已，不会轻易离开上海，因此带一家老小到香港“避一避风头”。

与赵从衍的情况类似，曹文锦一家也是“来港避风”。

曹家原是黄埔江畔的一个清贫读书人家，曹文锦祖父曹华章从一艘小木船起步，摇橹载客创下家族基业。1925年曹文锦出生时，祖父曹华章经营的“曹宝记”运输公司业务已遍及长江沿岸，其父曹隐云开办了中国劝业银行并从事进出口贸易，其母吴娱萱则主持南京路的“天成宝银楼”。作为家中长子，曹文锦从上海圣约翰大学一毕业，就开始接受“强迫性”的商业训练，上午去银行实习，下午去达昌洋行学习进出口贸易，晚上去祖父的运输公司帮忙。

曹氏家大业大，1949年这趟出走起意匆忙，上海的公司、地产、珠宝和股票没有来得及出售或带走。幸好一年前蒋经国“上海打虎”时曹文锦不甘心家产被掠夺，冒险把“天成宝银楼”的金银首饰转移到广州，兑换成港币存入香港的银行，价值10万余美金。这成为曹氏“逃难时唯一的活命钱”。①【①引自《华人时刊》杂志2002年第6期P30-P32，节选曹文锦回忆录《我的经历与航运五十载》一书《我的五洲四海航运生涯》，作者曹文锦。】

后来曹文锦回忆说，“只随身带了10万美元的现金和一些珠宝，希望局势稳定之后再回上海。”②【②引自祝春亭著《香港商战风云录（中）》第二十九章“赵氏曹氏初衷不改不同航”，广州出版社1996年版P11。】有香港媒体推测，曹家带出的资产仅占家产1%，《资本家》杂志估算“大致只有当时曹家财产的5%至10%”。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曹家在上海富甲一方，而此番赴港财产大多留在了上海。

未曾料想，从此一别，剩下的资产就再也没有机会带走。这对曹文锦的商业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便局势稳定之后，他也没有考虑“再回上海”，甚至对香港前景也始终忧心忡忡。

相比赵从衍、曹文锦，董浩云则决绝得多，早已不再对“重回上海”存任何幻想。

董浩云祖籍福建，祖父这代迁居浙江定海，以裁缝为业，清末移居上海闸北，董浩云之父董瑞昌在上海南市大东门经营“源森玻璃五金店”。董浩云自幼对海洋感兴趣，16岁进入日商在上海开办的“国际运输株式会社”做学徒，不久转入民国“金融巨子”周作民的金城银行旗下“通成公司”，19岁时被派往金城银行另一附属公司“天津航业公司”任秘书。③【③引自《民国档案》杂志2002年第4期P87，《董浩云年表》一文，作者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郑会欣。

1936年开春，天津大沽口被冰雪封冻，140艘中外轮船被困，董浩云沉重指挥救灾，展现出行业领袖的潜质，此后平步青云，不到30岁便成为民族航运业旗帜性人物，与民生公司创始人卢作孚一北一南，遥相呼应。】

所谓天助自助者，董浩云出身低微，但聪敏勤奋，所以运气总是特别照顾他。

来天津第一年，董浩云便得到船运大亨顾宗瑞赏识。顾氏独资拥有两家轮船公司，旗下轮船数十艘，经营天津、上海间的煤炭运输业务，与董浩云供职的“天津行业公司”有业务往来。顾宗瑞有意栽培董浩云，还把女儿顾丽真许配给他。可惜，顾宗瑞不久便去世，这个后台倒塌了。

好在董浩云能力过人，几经交涉，帮助金城银行收回被英国领事馆租借的物业，用作“天津航业公司”的总部。此事令董浩云名声大噪，23岁就被选为轮船同业公会副会长。

与卢作孚拥有自己的民生公司不同，董浩云身份上属于职业经理人。直到1940年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成立“金山轮船公司”，他才算拥有了自己的航运公司，第二年又在香港创建“中国航运信托公司”，悬挂英国或巴拿马国旗，往来于中国沿海及东南亚。不过，随后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董氏旗下船只被日军作为“敌产”接管。抗战胜利后，董浩云申请复业却被国民政府财政部以在香港注册为由驳回。1947年，董浩云重起炉灶，从美国购入三艘战时生产的7600吨胜利型散装货轮，先后在香港创建“复兴航业公司”与“中国航运公司”，开展沿海及远洋运输。董浩云对国民政府忠心不二，1948年底举家迁往香港。那一年他36岁。

刚跨过而立之年的包玉刚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1949年开春，上海解放前夕，包玉刚乘坐中华航空公司的班机去香港与家人团聚。其父包兆龙一年前已把家人、资产转移到了香港。

尽管是上海吴淞船舶学校船舶专业科班出身，包玉刚最大的心愿是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银行家。这个丝绸商人的儿子确有成为银行家的潜质，22岁投身金融业，进入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在衡阳办事处做职员，后来得到银行家陈敦甫赏识，进入中国工矿银行衡阳分行做副经理，在战时的衡阳金融界崭露头角。抗战胜利后，包玉刚被派往上海，接管日本帝国银行资产，参与组建上海市银行，并担任副总经理。可惜，他的职业生涯被战争打断了。

在上海时，包玉刚是官办银行经理，深受当权者器重。由于权力斗争，上海市银行总经理不停更换，但副总经理一直是包玉刚，还兼任业务经理，上海市银行离不开他，少了谁也不能没有包玉刚。法币贬值后，银行挤兑空前，上海市长吴国桢说：“有包玉刚在，银行就能正常运转”。

但包玉刚似乎对留在上海有某种不详的预兆。早早将家族财产转移到香港，1949年向吴国桢成功请辞后，飞赴香港，决心重操旧业。不过，包玉刚的英语、粤语都不过关，在英国人和广东帮把持的香港银行界混不开。最后，他只能和朋友开了一家小公司，经营大陆的土特产。

这一时期，大陆难民不断涌入，致使香港人口激增，从1945年的50万暴涨至1950年的200余万，包兆龙认为房地产前景可嘉，但包玉刚认为房屋地产都是死的，靠不住，不如做船运生意。“行船跑马三分险”，包兆龙不愿冒这个风险。不过，最后还是被包玉刚说服了。

1955年，包玉刚斥资70余万美元，从英国购入一艘28年船龄的蒸汽旧船“仁川号”，更名为“金安号”，开始了他的航运事业。这时候，董浩云、赵从衍、曹文锦三人早已在香港航运界立定脚跟。但他们尚未取得什么骄人成绩。香港航运界的领军者还是一个名叫许爱周的广东人。

2．“老船王”许爱周

大约50岁时，许爱周才购入生平第一艘货船“宝石号”，经营不到10年就成为名震华南的航运大亨。这固然得益于他本人出类拔萃的商业才干，但更离不开特殊的时空机运。

许爱周1881年出生在广东湛江农家，长大后与父亲在家乡开办了一家“福泰号”，专营粮油杂货。18岁那年，法国迫使满清政府签订《中法互订广州湾租界条约》，湛江地区从此变相沦为法国殖民地，荒凉萧条的城镇忽然涌入大量西洋人，许爱周的命运也因此发生改变。

法国看中了雷州半岛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将广州湾辟建为自由港，大肆投资，修建码头、船坞，拓建公路，联通西南各省。短短20多年，广州湾在贸易拉动下成为华南重要的运输中心。

许爱周从中发现了商业机会。他先人一步，在湛江各地开设分号，以“周泰号”经销水产品，以“广泰号”、“天泰号”收购当地优质花生，制成“湾牌”花生油，经香港销往沿海各地，甚至一度远销美国西海岸；同时，许爱周在香港开设“广泰号”，批发洋货及大陆土特产，经湛江销往广西、贵州、云南等省份。资本扩大后，他与人合资，在广州湾开发商业地产和酒店，并取得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在广州湾的代理权。由于竞争匮乏，这些生意无不利润巨大，因此，许爱周身价急剧抬升，30岁出头就成为湛江地区首屈一指的富商。①【①参见香港《资本》杂志1989年12月刊，第86页，所载《许爱周家族发迹史》一文，会社等几大巨头联手制定游戏规则、打压中国对手，国内贸易商无不受制于此。许爱周为此头痛不已。他逐渐意识到，摆脱他人操控的唯一途径，就是创办自己的航运公司。】

春风得意的许爱周却有一件心腹大患，忧虑已久。进出口贸易严重依赖航运业，但民族航运业却长期掌控在洋人之手，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成为许爱周事业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

清末，伴随列强入侵，英美日三国轮船公司不断扩张在华势力，逐渐垄断远洋运输和内河航运，几乎摧毁清朝漕运。北洋运动开始后，“官办”、“民办”之风渐起，轮船招商局、民生轮船公司、中华气船公司、粤航公司等大批本土公司应运而生，可惜资本薄弱、装备落后，根本无力与外资竞争。加上各级官吏搜刮勒索，民族航运业委实虚弱。曹文锦祖父曹华章就经常叹息：“中国人搞航运真是太辛苦了。几十年来战争不断，船常常被拉走，从没好好地做过生意。只有外国人的船，他们才不敢去拉，并且有特霸权住在中国内河及沿江、沿海的航运。”

直至1920年代，这一状况有增无减。英资怡和、太古洋行，日本邮船会社、日清汽船幸运的是，许爱周并没有等待太久。

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决意振兴民族航运业，在全国设立五个航政局，分管内河及沿海航线，华南航政局设在香港，统辖福建、广州、广西等华南诸省①【①参见《银行周报》第15卷第4号第6页。】。在此前后，香港至广州湾航线开通。许爱周的机会终于来临。他以广州湾为基地，创建“顺昌航业公司”投身航运业，斥资购入一艘“宝石号”货船，往来香港、湛江之间，打通贸易业与航运业。

抗日战争爆发前，许爱周旗下已拥有十余艘船只，航线拓展至上海、广州等地，初具规模。1938年广州沦陷，因是法租界，广州湾暂时免受日军侵袭，成为华南仅剩的几条交通要冲，许爱周趁机扩大规模，合资组建四家航运公司，购买或租赁船只，将大批物资经湛江运往西南各省。当时，国民政府已迁都重庆，大西南物资匮乏，严重依赖外部救援，广州湾成为最重要的运输枢纽之一。在日军攻陷湛江前，许爱周发挥了重要作用，奠定了他在民族航运业的地位。

日军投降后，香港人口暴增，物资紧缺，许爱周遂将事业中心移至香港。为顺应融资的需要，许爱周将顺昌航业注册为有限公司，购入大批货轮，开辟远洋航线，依托香港、广州湾及东南亚各埠贸易网络，到1950年代顺昌航业发展为香港最大的航运集团，许爱周也被尊为香港“第一代船王”。

将盈余资金投入实体生意之外，许爱周还是地产投资的一面好手。早在1920年代，他便涉足地产业，在广州湾参与填海造陆而掌握大宗物业单位。移居香港后，许爱周与嘉华地产主席彭国珍等好友合资组建中建企业有限公司，是香港最先涉足地产开发的华商。许爱周长期看好香港经济，奉行“逢低买入”的投资策略，在皇后大道、中环等重要地段购入大量物业单位和黄金地块，大多数开发为商业大厦，只租不售，坐享地皮升值之利。

许爱周身上展示出一个老道商人的远见卓识。他以航运业为盈利之源，地产投资为后续保障，两者互为犄角：航运业现金流动频繁，经营难度随规模升级递增，地产业资金流动性较差，管理难度低，充当“资本蓄水池”，彼此取长补短，家族财富获得飞速增长。

如果说财富是衡量一个商人事业成功与否的直观标尺，那么有操守的行商则可以极大提升一个商人的威信。许爱周所以成为香港航运界的领军人物，固然与其在航运业取得的卓然成就有关，更为关键的因素在于，他以一而终的操守与品行赢服众人，使之成为华商的表率。

民国初年，许多华商靠着捞偏门，办烟馆、赌摊成为巨富，也有人奉劝许爱周从中取一杯羹，他却正言厉色地拒绝，不仅生平从不参与鸦片贩卖，更绝禁家人赌博吸烟。

香港被日军占领后，两艘货轮来不及撤走，许爱周宁可将它们凿沉，也不允许落于日本人之手。国难当头，许家三公子许世勋迎娶夫人简剑勋，各界名流纷纷拜贺，许爱周大手一挥，将贺礼全部捐作抗战军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许爱周家族在战后崛起为香港新贵绝非偶然。

3．赵从衍、曹文锦重新起家

多年后，赵从衍回忆来香港的初衷：“当时形势十分混乱，我最初只把香港当做庇护所，逗留半年便返回内地，但内战结束后，反观香港却有作为，所以便索性以香港为根据地”。①【①引自祝春亭著《香港商战风云录（中）》第二十九章“赵氏曹氏初衷不改不同航”，广州出版社1996年版P15。】

赵从衍、曹文锦也许应该感到庆幸，最终留在了香港，而不是返回大陆。1949年和他们一同避居香港的民生公司老板卢作孚在1950年带领旗下轮船回归大陆，一时间，各种头衔接踵而至，好不风光。可惜两年后，49岁的卢作孚便吞食安眠药自尽，而那时，民生公司早已换了姓氏②【②1926年，卢作孚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突破英美日轮船公司的重重封锁，逐步发展为拥有140多艘江海轮船和近万员工的大企业。大陆解放后民生公司被收归国有。1952年2月8日，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卢作孚被揭发“腐蚀拉拢国家干部”。当晚，卢作孚在重庆民国路20号家中吞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解放前后，民生公司旗下船只多达150余艘，员工近万，卢作孚号称“船王”，到头来人财两空，悲剧收场，在同时代商人中引起怎样的震颤？相比之下，不禁令人感慨留在香港的赵从衍、曹文锦又是何等幸运？他们在香港构建起自己的航运帝国，还成为受法律保护的亿万富翁，家族繁衍旺盛。

然而，政治形势瞬息万变，非但当时难以预料，就连日后回首，也不免徒生怅惘。

赵从衍、曹文锦将生意与资产留在大陆，摆在他们面前的谋生问题日益突出。好在商人总不缺办法。

由于美台施行经济封锁，大陆解放伊始进出口贸易十分疲弱，为了换取汽油、橡胶等化工产品，专门在山东石岛开放了一个贸易港。曹文锦得知这个消息，与几位朋友租借了一艘货船，将大陆的猪鬃、大豆、桐油等特产品运往香港销售，或到日本换成国内急缺的钢材、化工产品。日本战时工业过剩，战后堆积大量钢材，价格低廉，但农业生产萧条，对粮食需求旺盛，刚好与中国大陆存在贸易互补。曹文锦利用需求关系，来往与山东、香港和日本之间，从1949年开始，短短几个月，便赚了几十万港币。用这笔资金，他们创建了大南轮船公司，即万邦航运前身。公司的全部资产，就是一艘从新加坡购买的超过40年船龄的1200吨货船。③【③参见《华人时刊》杂志2002年第6期P30-P32节选曹文锦回忆录《我的经历与航运五十载》一书《我的五洲四海航运生涯》，作者曹文锦。】

不久，一个更大的机会到来了。

朝鲜战争爆发第二年，美国联合西方各国对中国大陆施行禁运。作为美国盟友，英国虽公开声明对华禁运，但港英政府却“执行不力”，一直默许民间走私的存在。因“禁运”导致中国大陆与北朝鲜物价飞涨，运费水涨船高，每吨运价竟高达150美元，利润堪丰。

这一时期，曹文锦采购药品、钢材经澳门运往大陆，但唯一的那艘货船在经过汕头海域时，被国民党军队布下的水雷炸沉，不得不斥资100万港元，购入一艘3600吨级旧船，“运载化学物品、日用品、木材往内地，并兼做出入口生意，业务急剧增长”。①【①引自何文翔著：《香港富豪列传》，明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190页。】很快又从买入两艘400吨旧船。

与此同时，赵从衍也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赵从衍雇人在香港揽货，用唯一的那艘旧船“国兴号”运往北朝鲜。他在香港创办的华光航业公司也因此枯木逢春，日进斗金。

非常态的市场中，风险与利润成正比。赵从衍、曹文锦均损失了若干船只，但与所赚取的暴利相比微不足道。随后，二人不约而同地及时收手，开辟日本航线。日本作为美军后方基地，在朝鲜战争拉动下制造业兴盛一时，经济开始走向复苏，但日本资源稀少，生产资料严重依赖进口，航运业变得有利可图。不过，日本本国船只在太平洋战争中毁损严重，当时十分匮乏轮船，许多日本商人、企业跑到香港租船，客观上刺激了香港航运业的繁荣。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大批经验丰富的船工从大陆逃难到香港，为了养家糊口，他们宁可接受微薄的薪水，使得香港航运公司的运营成本大幅降低。在这样的背景下，赵从衍、曹文锦大肆收编旧轮船，扩大规模，组建起各自的船队，日本运送货物，赚到“第二桶金”。朝鲜战争结束后，赵、曹两家以迅猛声势出现在香港航运界，成为战后新生代的代表。

4．董浩云拨云见日

朝鲜战争爆发前夕，正当赵从衍、曹文锦辗转腾挪之际，董浩云陷入万分艰难的局面。

董浩云来港不久便将复兴航业公司与中国航业公司迁往台北注册。当初他从大陆撤离时，中国航业公司旗下船只被国民党军规征用向台湾运输军火物资，还有几艘正远航欧美，所以董浩云手中实际上只有复兴航业公司三艘美国货轮，并且还负担着美国银行沉重的购船贷款。1950年，美国与台湾关系恶化，美方以“欠债未还”为由，将复兴航业公司旗下“京胜号”、“沪胜号”两船扣押。董浩云顿感灰心：“老旧船只无力做新陈代谢之谋，现有吨位亦逐渐锐减，遂使无依无靠之中国仅有少数民营海运事业，几处岌岌可危的境地之中。”①【①引自董浩云长女金董建平与郑会欣编著：《董浩云的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6月第1版）一书P76所载董浩云在1953年11月撰写的文章《历尽沧桑话航运——廿五年来中国航运事业的回顾》。】

仓皇之间，董浩云将仅剩的一艘货轮“渝胜号”紧急移往香港，注入到香港注册的分公司“金山轮船”名下，他还将船头悬挂的青天白日旗换成米字旗，希望摆脱美国人的视线。

几个月后，朝战爆发，美方出于战略考虑，与台湾方面修复关系，并把“京胜号”、“沪胜号”完璧归赵。董浩云大喜过望，将两船注入金山轮船公司，以香港为大本营，加入战时航运之列。“京胜号”、“沪胜号”、“渝胜号”三轮具有显著的特征，船体一律漆成灰色、烟囱则刷为醒目的黄色，上有梅花标志，出入维多利亚港，很快就成为金山轮船公司的标志。

不过，太平洋闹船荒，台湾国民党交通部紧急征调董浩云旗下所有船只，为美军一方运送战争物资。由于这种关系，董浩云在亲美的日、英、法等国订购船只、开设分公司颇为顺利，这一优势一直持续到战后，是许爱周、曹文锦、赵从衍等人无法相比。而董浩云也很聪明地利用了这种优势，从英国订购万吨巨轮“瑞云号”与“太平洋光荣号”客轮，事业重见天日。②【②引自《民国档案》杂志2002年第4期P91《董浩云年表》一文，作者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郑会欣。】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航业公司、复兴航业公司解除监理，被征用的船只陆续归位。与此同时，借助国民政府的支持，董浩云竭力增购船只，扩充船队规模，日渐恢复元气。

为了适应能源运输的需要，董浩云不惜巨资订购巨型货轮，与前身是日本海军造船厂的“佐世保重工业株式会社”建立了固定合作关系。1955年，该公司协助董浩云改装“太平洋荣誉号”油轮，使之适用石油、矿砂的运输需要。第二年，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石油运价大幅攀升，董浩云又从佐世保重工订购11000吨石油、矿砂多用途货轮，即1958年下水的“大西洋信仰号”。此船下水半年后，7万吨超级油轮“东亚巨人号”即在佐世保开工，于1959年底交付，随即被日本“东亚燃料会社”租用。

1959年，国民政府交通部批准董浩云的造船请求，并向“复兴航业公司”与“中国航运公司”提供政府贷款，建造两艘1.25万吨客货两用轮“如云号”、“复安号”。这一次，造船合同再次交到日本人手中，由住友重工旗下浦贺造船厂承造。日本造船业的速度再次得到证明。“如云号”一年后下水，刚好赶上董浩云创建“东方海外”，成为“东方海外”中美航线的首航客轮。①【①引自《民国档案》杂志2002年第4期P93《董浩云年表》一文，作者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郑会欣。】

生意人不做赔本买卖。董浩云精打细算一番，认为这笔交易于己有利，并不在意轮船新旧。后来，他创造性地把这批旧船从散装货轮改装为货柜轮船（集装箱），就此转向效率更高、利润更大的货柜运输，为“东方海外”的主营业务——货柜航运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个不应被忽略的事实是，董浩云的航运事业得到台湾方面的扶持。国民党退守台湾后，航运业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而发展航运业的重担则落到董浩云身上。他多次到台北接受蒋介石、陈诚等国民党政要接见，还代表台湾参与国际航业公会事务，获得台湾政府或美国银行界的巨额贷款，有财力订购船只，扩大规模，在世界各地开设分公司，开辟新航线。

进入60年代，随着造船工业的技术进步，西方航运大国掀起一股汰旧换新的热潮，给了董浩云扩编船队的绝佳机会。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笔交易，就是购买美国的胜利型货轮。

60年代初，董浩云以100万美元的总价从美国一次性购入12艘胜利型旧船。按照当时的汇率，平均每艘轮船折合港币仅50万元上下，相比动辄数百万美元的新船造价，显然是极大的优惠。要知道，包玉刚1955年从英国购入那艘8700吨旧船“金安号”便耗资70余万美元。胜利型货轮与“金安号”排水量与此相当，船龄也相差不多，价格竟如此便宜，几乎等同白给。

一个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美国人借此向董浩云曲意示好，弥补当年扣押“京胜号”、“沪胜号”对其造成的损失。如果美国人有这方面的考虑，也一定是附加因素，而更主要的原因是，这批船对美国人来说已经落伍了。胜利型轮船建造于二战时期，到了西方造船业向自动化高歌猛进的1960年代无异于“老古董”，欧洲人、日本人都不会买这些旧船，美国人自然而然地想到急于发展航运的台湾，于是借淘汰装备的机会，顺便给了董浩云一个大便宜。

对此，董浩云自然心知肚明。不过，以生意人的眼光来看，他并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

胜利型货轮虽然船龄已久，存在耗油量大等缺点，但质量可靠、耐用，承担货运绰绰有余，增加的油费成本可以通过调整运价来弥补，况且香港船员薪酬低廉，人力成本也可以弥补油费支出。

最后，这12艘胜利型旧船在1970年代退役，它们在董浩云手中居然又用了10年。

5．包玉刚后来居上

包玉刚是航运四子中最后一名入行者，却是起点最高、成就最大的那个。这或许与他的银行从业经历不无关系。

1956年，环球轮船成立第二年，包玉刚赢得汇丰银行会计部主任桑达士（Saunders）的信任，从汇丰银行获得一笔贷款，订购6艘货轮，仅仅一年，包氏旗下船只便增加到7艘。

在此之前，汇丰一直坚持“不借贷给轮船公司”，尚属无名之辈的包玉刚何以令汇丰为他破了戒条？

原来，包玉刚并不像董浩云、赵从衍、曹文锦那样直接参与经营，而是采取出租策略，将轮船出租给有需要的航运公司。这样一来，不必承担航运各种风险，经营压力骤然下降。

到香港租船的主要是日本人。二战时日本船只几乎损失殆尽，造船工业也遭致沉重打击。到1950年代日本经济复苏，进出口贸易日益繁荣，大量货物待运，船只需求量猛增，但日本人拿不出去钱去订购新船，只得租赁。与此同时，香港航运业“有船无货”，大批轮船闲置，刚好与日本“有货无船”的状况形成互补，双方一拍即合，建立租赁关系。

轮船租赁严重制约日本造船业发展，各大船厂无米下锅。为扶持本国造船业，鼓励国外订单，日本银行界向外国船商提供购船低息贷款，利息甚至比给本国人的还要低。这样一来，对于日本船商而言，买船远远加不如租船划算，因而加剧了租船力度。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奇怪的现象——香港公司到日本船厂订制新船，然后就地转租给日本的贸易公司。所以后来人们常说，香港航运业是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壮大，并非毫无道理，起码在早期是这种关系。

包玉刚入行时，轮船租赁在香港已习以为常。他拥有的第一艘轮船“金安号”就租给了日本人，这一点并没什么特别，但他以比市价低得多的价格长期出租，这就不同寻常了。

当时香港的轮船租赁行业流行计时租赁，是根据当时的需求情况制定租金标准，需求旺盛时租金高，需求不足时租金低，具有极强的变动性。包玉刚没有选择这种模式，而是采取长租策略，按照双方协定的固定租金出租一定年限，这意味着自动放弃旺季的高额利润。

正是这个在同行眼中十分幼稚的举动，让他赢得了桑达士的认可，最终帮助包玉刚敲开汇丰银行的大门。

个中原因并不难解。“计时租赁”制度下，人人都盯着旺季的高额租金，宁可让轮船在淡季荒废掉。而包玉刚认为：“租不出去的船，与其说是资产，毋宁说是负债”。与其追求一时的高利润，不如将轮船长租出去，这样收入虽然不会很高，但稳定可靠，平均利润也不少。

而对放贷银行来说，最关心的其实不是借贷者一时的经营状况，而是长久稳定的还贷能力。

汇丰银行从前之所以采取谨慎的态度，不向轮船公司放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航运业受政治、气候、战争等不可控因素影响较大，致使稳定性不足。现在，包玉刚通过与承租者联合分散风险，找到一种稳定的盈利模式。不愿错失发展先机的汇丰银行决定助其一臂之力。

不过，为了稳妥起见，汇丰方面要求包玉刚提供租赁方的银行信用担保。这难不倒他。

包玉刚坚信，商业是一项双赢的博弈，不仅要以信取人，更重要的是可以使对方从合作中获利。因此，在租赁合约上，他一再作出让步，不但事无巨细地划分责权，甚至承诺如果轮船出事，保险赔偿金将全部归租赁方所有。就这样，包玉刚总能如愿拿到租赁方的银行担保书，以此从汇丰贷款，再以贷款合约去日本造船厂签订造船合约，用“三张合约”开启了航运帝国的大门。

每一名创业者未必都能品尝到收获的喜悦，但都不可避免地经历开拓的艰辛。包玉刚也不例外。据曹文锦回忆，那时候为了招揽日本航运生意，包玉刚每天一大早就跑到启德机场守候日本客户。一群香港船主围在出口，看到日本人模样的人，这些平日文明的同行便顾不得斯文，纷纷涌上去争抢客户。曹文锦注意到，包玉刚也在其间，但他和别人不一样，他从来不去争夺客户，而是认准一个客户，一把抓过对方行李，径直就走，对方为了拿行李，只好乖乖跟他走。包玉刚善于抓要点，让问题迎刃而解，曹文锦便偷学了这招，竟也屡试不爽。

包玉刚认为，“船东的经营原则，根本上就是经常要维持最低成本”。只有这样，租赁方和自身才能从中双赢收益。有一次，“金安号”在驶往日本长崎途中发生故障，被拖往长崎修理。包玉刚闻讯后亲自赶赴日本，监督整个维修过程，确保每一笔开支到位，令租赁该船的日本公司大为佩服。

靠着良好信誉和稳健经营，再加上汇丰银行这块金字招聘的支持，包玉刚的生意越做越大，就连壳牌、美孚、埃克森、德士古这样的石油巨头也愿意租赁他的油轮。包玉刚趁机变卖旧船，订购新轮，由于订购量大，往往能获得他人不及的优惠，进一步压低成本。

包玉刚在管理上独具一格，每增加一艘轮船，单设一家公司运营，实行独立核算，这是为了绩效考核和责任落实的方便，即使一艘轮船亏损，也不会影响这个集团业绩，而且容易找出问题。管理上为了降低成本，由环球航运集团统一管理。值得一提的是，包玉刚十分注意船只平时的维护保养，所以故障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别的公司都是五年一大修、四小修，环球航运只需五年一大修、两小修，相应地，保险费用也较同行低。这些节约下来的成本，都汇聚成环球航运的核心竞争力，为租赁方节约成本，所以能赢得诸多客户的青睐。

包玉刚以英文字母命名旗下船只，不到10年就用完26个英文字母。一次，赵从衍和他开玩笑：“都说你是个旱鸭子，现在你有这么多船，你无论在什么地方落水，你的船都会及时赶到救起你”。①【①引自祝春亭著《香港商战风云录（中）》第二十九章“赵氏曹氏初衷不改不同航”，广州出版社1996年版P18。】

6．新老船王交替

包玉刚主营油轮租赁，赵从衍则以散装货轮为主，只有少量小型油轮，这是因为油轮所涉风险较大，倘若搁浅或泄漏，将引发一系列后续问题，动辄赔偿成百上千万美元。包玉刚通过租赁，将这一风险转嫁给壳牌、德士古这样的石油公司，而赵从衍认为，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最好不做，所以一直以散装货轮为发展重点，通过改善经营、节约成本等方式，获取利润。

赵从衍既谨慎又精明，很少做无谓的冒险，而一旦计划成熟，又从来不怕冒险。

60年代初，赵从衍得知亚丁湾停靠着300余艘旧船，价格低廉，只需6万美元即可购入一艘货轮，其中4万可从银行贷款，因此每艘轮船实际只需2万美元现金。赵从衍派遣刚从欧洲造船厂实习归来的长子赵世彭前去采购旧船，并在当地采购一批紧俏物资，用这批旧船顺势运回香港，然后根据船只的成色、性能，或者拆卸卖废钢铁，或者编入船队继续使用。

港英政府规定，所有船只必须进行年检，每艘轮船从检查到维修通常为期两周。赵从衍精打细算，事先对船只进行维护，将年检周期缩短到一半，比同行节约一周时间，等于多赚了钱。

曹文锦也主营散装货轮。他的船队旧船比例很高，船龄多在三十年以上，“偶有一两条20年左右船龄的船，就算是很了不起的了”。到了1960年代初，这批船故障频繁，维修率极高，每跑几个来回，就要送到日本维修，然后还要验船，耗资巨大。那时候资金有限，一分钱要当两分钱花，根本无力制造新船，为求得分期付款优惠，曹文锦不得不请客送礼，讨好日本修船厂，久而久之和日立船厂和山下汽船公司的驻港代表相熟起来。有一次，山下汽船公司的粟林二郎问曹文锦：“你总是做旧船，怎么做得起来呢？为什么不造新船？”①【①引自《华人时刊》杂志2002年第6期P30-P32节选曹文锦回忆录《我的经历与航运五十载》一书《我的五洲四海航运生涯》，作者曹文锦。】

这一问问到了曹文锦的痛处。

当时香港航运界只有包玉刚、董浩云两人有能力开造新船，其他人均是购买旧船。他们何尝不想使用新船？只是没有汇丰银行、台湾政府那样有力的后台罢了。造船需要资金实力和银行贷款，当时香港银行界除了汇丰、渣打等几家外资银行，都不懂航运业务，但外资银行对华商格外谨慎，手续费高、利息更高，而且还得有资格申请贷款，仅此一条就将大多数华商挡在了门外。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日立船厂驻港代表森冈决定助曹文锦一臂之力，向总部打报告为其申请分期付款优惠。在报告中，森冈写道：“若现在能帮帮他，将来曹先生站起来后，将会是日立造船很好的长期客户……”最终，日立船厂同意为曹文锦的大南轮船公司建造一艘排水量1.2万吨的货轮，造价300万美元，只需预付两成定金，即60万美元。这已经是很大的优惠了。

唯一的条件是，大南轮船公司必须将此船长期租借给日本客户，以确保分期付款能力。

曹文锦随即与日立汽船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将这艘即将建造的新船长租5年。但问题还没有解决。大南轮船公司可动用的资金刚够偿付积欠日立船厂的修船费，如果偿还了这笔债务，曹文锦就拿不出60万美元订金。幸运的是，日本造船业不景气，几经周旋，日立船厂同意曹文锦先交纳这笔订金，延期5年支付修船费。不过，新船的八成贷款还需要一家银行作保。曹文锦找到在曼谷银行任股东的好友陈弼臣，这个问题终于迎刃而解。

曹文锦成为继包玉刚之后，第二个全凭一己之力定造新船的船主。这对资金有限的香港船商来说，不能不算一个突破。包玉刚逢人便说：“只要看曹文锦的路怎么走，你就怎么走”。

年轻一代披荆斩棘，大肆扩张时，“老船王”许爱周却开始收缩航运战线，将资金投向地产、矿业领域，形成航运、地产、矿业三足鼎立的布局。

这是在为分家做准备。

1966年，许爱周去世，时年86岁。随后，许爱周的三个儿子联合接班，长子许歧伯主管航运，次子徐士芬主管矿务，三子许世勋执掌地产生意。三人热衷赛马之外，并不喜抛头露面，埋头低调发展，但这并未影响许家在香港商界的地位。1973年许世勋紧随包玉刚之后，成为进入汇丰董事局的第二位华人。汇丰有一项培植华商势力的政策，而许世勋能入其法眼，势力可见一斑。不过，许爱周家族在香港航运界的地位，逐渐被董浩云、包玉刚取代。

许世勋膝下独子许晋亨是香港有名的花花公子。许公子年轻时，与女星刘嘉玲传出婚讯，不久告吹，随后迎娶“赌王”何鸿燊爱女何超琼，婚礼极尽排场，仅鲜花一项就耗资300万港币。

可惜，这段婚姻未得善终。许晋亨离婚后与李嘉欣拍拖，最终喜结良缘。有意思的是，两人大婚当日，许晋亨前岳父何鸿燊、李嘉欣前男友刘銮雄均口出讥讽，并不看好二人的结合。但两人婚后不久便喜得爱子，李嘉欣生下许氏家族第三代传人，借此巩固了在这个家族的地位。

7．到资本市场去！

作为资本密集型行业，航运业一个公开的秘密是，谁掌握的资金多，谁就可能领导群雄。因此，“航运四子”虽各逞其能，其实都是一个目的，尽可能赚取更多的资本，谋求更大发展。但以经营促发展未免缓慢滞后，聪明的办法是上市，利用资本市场的机制，“以小钱控大钱”。

包玉刚再一次走在前列，而他进入资本市场的手段，亦不同凡俗。

1960年代，通过收购股权，包玉刚控制了会德丰洋行旗下两家上市公司，一个是1963年上市的隆丰国际，一个是1948年上市的亚洲航业。利用这两个融资平台，包玉刚在1973年前后建成一个拥有57艘轮船，总吨位达960万吨级的“航运帝国”，与董浩云的东方海外不相上下，顾盼称雄。

通观包玉刚的航运手笔，带有浓郁的银行家风格，而他的背后，从一开始就有汇丰银行的支持。

从1956年包玉刚从汇丰获得第一笔贷款开始，汇丰银行便将其作为扶持对象，深度参与其航运事业。1962年，桑达士升任汇丰银行董事局主席，随即对其赏识的包玉刚敞开大门，仅仅一年后，由汇丰银行牵头，会德丰与包玉刚三方联合组建两家境外航业公司，包玉刚以私人身份与这两家英资巨头三分股权。包玉刚控股会德丰旗下隆丰国际、亚洲航业，正是发生在此前后。1970年，包玉刚与汇丰银行再组合资公司，包玉刚占股55%。一年后，包玉刚更以华人身份进入汇丰董事会，成为这家世界性银行的首位华人董事。这在汇丰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包玉刚与汇丰的关系既是他在航运业长袖起舞的后台，也为几年后“弃舟登陆”埋下伏笔。无论财势雄厚的会德丰，还是李嘉诚求之不得的九龙仓，最后均落于包玉刚囊中，从而免遭航运业大萧条摧折，其中最重要的玄机，自然离不开汇丰银行幕后策应，包氏因此总是占得先机。

包玉刚领先了大约十年时间。到了1970年代，香港航运界才掀起上市热潮。

1972年，曹文锦旗下万邦航业投资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同一年，赵从衍家族的新世纪航业在香港公开上市。一年后的1973年，赵从衍将旗下另一主力华光航业送入香港资本市场。与此同时，董浩云旗下的东方海外货柜航运公司也登陆香港股市，募集1.2亿港元。

幸运的是，他们都赶在航业萧条降临前完成了上市。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引发全球石油危机，石油运输一落千丈，世界航运业哀鸿遍野。反观香港航运界，各大公司从资本市场募集到过冬资金，为随后的航运复兴做足了准备。

石油危机消退后，经过几年的恢复，董浩云、赵从衍、包玉刚、曹文锦在1980年代先后进入各自航运事业的巅峰。1980年，包玉刚的环球航运控制了200余家子公司，拥有200余艘货轮，总吨位达2000余万，几乎与前苏联商船总吨位不相上下；这时候，董氏旗下分公司遍及全球各地，被誉为“世界最大独立船东”，但轮船数量仅为125艘轮船，总吨位不过1100余万吨，实力已然不及包玉刚。赵从衍与曹文锦规模较小，旗下船只分别增加到70艘、40余艘。至此，上海帮已经牢牢把控香港航运界。时人称他们四人为“香港航运四子”。

谁也没想到，这竟然是最后的辉煌。这一波航运大发展过后，这个古老的行业终于走入黄昏。

8．董建华困境重组

1980年，78岁的董浩云宣布退休，长子董建华接班。此时，董氏“航运王国”却开始显露衰败之兆。

似乎为了有一个完美的收场，或许是出于好强心理，与同是宁波籍的包玉刚竞争“船王”。董浩云虽然预见到行业危机，却没有停止扩张，在退休前做成了两件震惊世人的大事。

第一件事是收购世界第一巨轮“海上巨人号”。此船全长458米，为世界第一长，满载排水量达56万吨，也是世界第一，满载吃水超过24，因此无法通过苏伊士运河这样水深较浅的航道。该船是一位希腊船商向日本住友重工订制，但船竣工之前希腊船主破产了，董浩云在1979年半途接手。第二年，“海上巨人号”建成下水，董浩云本人也因此获得“海上巨人”的殊荣。

这时候，董浩云的航运事业达到巅峰。他没有止步，又做出一件“锦上添花”的大事。

1980年，董浩云开价12亿港元，收购英国大型航运公司福纳斯·怀特公司（FurnessWithy）。福纳斯公司创办于1891年，当时已有90年历史，旗下的曼彻斯特轮船公司拥有一支50余艘船只组成的强大船队。但最吸引董浩云的并不是这些资产，而是福纳斯公司经营多年的南美洲航线业务。这条航线一直是董浩云航运事业的短板。他控制的东方海外、金山轮船等公司的主要业务集中于远东-北美航线和远东-欧洲航线，收购福纳斯公司可以填补南美洲航线的空白。

董浩云的航运帝国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独资经营的金山轮船公司，旗下拥有16艘超级油轮，14艘散装货轮，包玉刚拥有的船只数量虽多，但都是由单个分公司经营，比不上金山轮船公司，集中了董浩云旗下船只的精华，因此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強的七大船公司之一”；董氏另一部分资产即上市公司东方海外，该公司上市后便开始收购扩张，截止1980年拥有沙特、利比里亚、香港、百慕大等地多家航运公司的控制权，并涉足海运保险领域。

董浩云早年财力薄弱，常常收购旧船，但又忌讳外人评价他专挑“二手货”。这种矛盾经历使之发迹后极其热衷建造巨轮，他无疑是香港拥有巨轮最多的船主。毫无疑问，这建立在巨额贷款上。

如果抛开那些灼人眼球的数字，光环之下则是高达50万港元的负债，83%负债率的危险处境。

很不幸，继任者董建华并没有看到这一危机，或者说在董浩云干预下，继续看好航运业长期前景。董建华持续购入船只，扩张规模，1981年东方海外收购美国海车(Seatrain)轮船公司，一次性从日本订购7艘大型货柜巨轮。然而，船还没造好，董浩云便去世了。

1982年4月15日，董浩云心脏病发在香港去世。直到生命尽头，他都持有台湾身份证。董浩云去世后，董建华全面掌管董氏“航运帝国”。他虽着力改善财务状况，但负债率仍居高不下。1984年，东方海外负债已超过90亿港元，仅向债权人支付贷款利息，就耗资

5.61亿港元，是年度净利润的3.3倍①【①参见齐以正、林鸿等著《香港豪门的兴衰》，龙门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296页。】。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因运费上涨、业务下降、经济疲软等因素，全球航运业进入衰退期，高速扩张的东方海外因抵押货轮贬值资不抵债。

到了1985年，东方海外赤字接近25亿港元，濒临破产。讽刺的是，这时董氏旗下全部船只达到150艘，终于超越包玉刚，位居全球第二②【②参考冯邦彦著《香港华资财团1841-1997》p214，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7月第1版。】。然而，包玉刚早已“弃舟登陆”，安全上岸了。

此前数年的大举扩张严重透支了东方海外的财力，航运业大萧条进一步触发了债权人

的疯狂追讨。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的200多位债权人不断向董建华催债，令其焦头烂额。火上浇油的是，东方海外向日本造船厂订造的24艘新船因无力支付而面临巨额赔偿。为了免于破产清盘，董建华开始了艰难的谈判。他多方奔走，以小额赔偿为代价换取日本船厂取消12艘新船订单，然后从中国银行、汇丰银行等12家债权银行筹集到2.4亿美元贷款，用于支付剩下12艘新船订单③【③同上。】。此间，董浩云又得霍英东出手相助，使东方海外支撑到重组阶段。

④【④引自《香港经济日报》1996年11月26日。】

1987年，董建华掀开了艰难的债务重组。

第一步，将旗下散装货轮与货柜油轮业务分开，前者由金山轮船公司经营，后者注入一家新公司东方海外国际有限公司。“东方海外国际”股权分为两部分，霍英东注资1亿美元，获得35%股权，剩余65%的股权由东方海外持有。在股本结构上实现清晰化。

第二步，东方海外的200余家债权人通过债转股的方式获得东方海外67%的股权。其中52%的股权连同董氏家族持有的东方海外23%股权注入董氏控股基金，以便将来董氏家族清偿债务、赎回股权。原东方海外除了董氏家族以外的股东所持股权被稀释到10%。

此后，董建华剥除非核心资产，将东方海外业务重心集中于货柜运输领域，而散装轮船业务划拨到金山轮船公司。

随着航运业缓慢复苏，负债累累的东方海外逐渐实现盈利。后来，东方海外国际取代母公司东方海外在香港上市，董氏家族通过向债权人赎回股权，重新夺得东方海外国际的控制权。

发人深省的是，董浩云生前最为得意的福纳斯公司，被董建华毅然打包出售，而几年前，正是收购这家公司，伤了董氏家族的元气。

9．走下神坛，各奔前程

相似的一幕也发生在赵从衍家族的上市旗舰华光航业。由于多家大客户在这轮航运萧条中破产，华光航业无法收回债款，导致亏损20多亿港元，在债权人压力下，被迫进入债务重组程序。

或许是1949年的经历使然，赵从衍对政治缺乏信任，并不像多数香港富豪那样热衷地产投资。他认为“物业搬不走，船才是最最可靠的”，第二可靠的是古玩珍宝，物业仅排在第三位。

赵从衍经商一生，收藏了大量古董，不曾料到，到这时候，居然派上了用场。

赵从衍将这些古董珍藏以及名下地皮、酒店公开拍卖，资金全部注入华光航业，即便如此，也未保住大股东地位，屈居第二股东。出于维护市场秩序的需要，香港政府规定银行不得从事金融业之外的业务，因此，债转股后作为重要股东的债权银行往往致力于扶持企业恢复发展。后来航运业复苏，华光航业的债权银行提供了大笔贷款，帮助赵家还清债务，得以保住家族基业。

曹文锦比赵从衍更加忌讳政治，他不看好香港前景，从未投资香港房地产。但他信奉分散投资、多元发展的朴素哲学，在进军航运业的同时涉足医药、化工、纺织等领域。从1950年代开始，曹文锦到东南亚国家进行大笔投资。在马来西亚投资纺织厂的经历，让曹文锦偶然结识后来的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为其日后在马来西亚大展拳脚埋下了伏笔。

二战后，日本向马来西亚赔偿战争赔款，但并不支付现金，而是出于扶持本国造船业的目的，计划用这笔钱在日本船厂订购两艘轮船作为赔偿。日本人握有主动权，马来西亚政府考虑到本国需要，只得听任其便。为了运营这两艘轮船，马来西亚政府需要组建一家航运公司，但国内没有航运人才，与是向曹文锦提出合资请求。曹文锦便拉自己的朋友，马来西亚富商郭鹤年一道入伙。但轮船公司成立后，政府不善经营而陷入亏损，马来西亚政府将股权全部转让给曹文锦。

后来，曹文锦又与泰国政府合组国家轮船公司，参股建造船坞，开设航海学校，一度控制泰国的航运业。1980年代，由于分散投资，曹文锦在航运业危机中损失较小。危机过后经营重心倾斜，到新加坡、马拉西亚等国家开发房地产业，成为东南亚有名的地产大亨。

包玉刚未雨绸缪，事先预见到航运业的衰退趋势，70年代后期航运业繁荣时开始出售船只、剥离不良资产，并在汇丰银行扶持下收购九龙仓、会德丰等老牌英资商行，转向地面经营，从航运危机中全身而退。包玉刚退休后，将家产分给四个女婿，日本以外的航运业务交由大女婿苏海文（HulmutSohmen）打理。多年后，环球航运在苏海文手中焕发新的生机。

进入90年代，航运业缓慢复苏，董浩云家族、赵从衍家族继续在航运业耕耘。

董浩云本来是亲国民党的商人，他去世时东方海外爆发危机，大陆方面通过霍英东施以援手，改变了董氏家族的政治立场。1997年香港回归，董建华由商入政，当选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家族生意交由其弟董建成打理。时至今日，董氏家族仍然握有东方海外国际股权68%左右，为其控股大股东。经过三十多年的恢复，东方海外国际的业务拓展至全球60多个国家地区，但受金融危机、能源危机影响，与“董浩云时代”那种风光鼎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赵从衍家族，不幸陷入豪门争产的漩涡，家族前途叵测。

1997年赵从衍因健康问题辞去华光航业董事局主席之职，由于二子赵世仪早年潜水意外丧生，三子赵世曾经营自己的房产公司，家族事业由长子赵世彭、四子赵世光接班，分别担任光华航业主席、副主席。赵从衍去世后，赵世彭、赵世光不务正业、热衷投资，引发赵世曾不满，后者联合赵母争夺控股权。但不久赵母也去世了，赵家子女为分家产争得不可开交，甚至在媒体上公开对骂，闹得满城风雨。谁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华光航业爆发财务危机，被比利时航运巨头CMB控股，在2000年惨遭退市。第二年，赵世彭心脏病突发而亡，赵世光承担起复兴家族的使命，多方筹集，最终以4亿港元赎回光华航运控股权①【①参见《环球时报》2005年01月31日第十八版《享誉航运界：香港四大船王之一赵氏船王沉浮60年》一文，作者孟舒。】。

中国自古便有“富不过三”的俗语，乃是数千年历史的总结，虽然不足以一概全，但也不乏道理。香港商界豪门中亦不少这类例子。第一代创业，第二代守业，第三代败业，大凡骄奢淫欲、纸醉金迷的家族，其前途也格外引人关注，这关注之间，还隐含着一层哀而不伤的忧心。

赵家男子钟情女色，欠下不少风流债，由此而生的婚姻、子女问题，历来是分家的主题，赵氏家族亦不能幸免。先是赵世彭葬礼上有一名自称其私生子者出现闹事，后来赵世光多名情人曝光，婚姻出现危机，而老三赵世曾更豪不隐瞒食色本性，自称女友过万。有意思的是，饶是如此开放，赵世曾却无法接受爱女同性恋的事实，拒不承认她的同性婚姻。

第三章赌王争雄

引子

这些人习惯于藏匿在世界最不为人知的角落，掌控着阳光下永远无法得见的“暗黑帝国”，无论是与普通人的关系，还是这些“影子经济”所占据的财富总量，都是对普通人想象力的挑战。

——米沙·格兰尼

1．第一代赌王卢九之死

自澳门开埠以来，这块弹丸之地便出现了难以数计的赌商，从中诞生诸多大人物，而其中头一号，则是号称“澳门第一代赌王”的卢九。此人的崛起与陨落，可谓“时也运也命也”。

卢九是广东新会人，出身寒微，少年时父母双亡，沦落至澳门，在钱庄当伙计，“稍有积蓄，设宝行钱号，既而以善营商业，雄财一方”。①【①引自2007年第2期p77《中国经济史研究》《澳门华人巨商卢九与广东小闱姓饷项纠葛》一文，作者林广志。原载见《新会潮连芦鞭卢氏族谱》卷首，1卷，卢子骏纂，民国三十八年铅印本，中山文献馆藏。】卢九原名卢华绍，排行第三，“躯干雄伟，头特大，故俗人又称之大头耇”。②【②《潮连乡志五·人物·略·卢华绍》，第158—159页。】“耇”字粤语发音与“狗”相近，所以乡人又以“狗”称之，卢九在澳门发迹后，“卢狗”之名虽流传甚广，但有失身份，于是改为卢九。

在葡萄牙人治下，澳门经济实行“承允制度”，各行各业均需向政府“投标承办”，不仅煮卖鸦片、开设赌馆需要专营权，就连猪肉、养蚝、鱼贩等平常生意都不能例外，甚至贩夫走卒、垃圾运输、粪便处理也要获得准入资格才能开业，否则就属于非法经营。

不止如此，葡澳政府还出台详细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条文对商业进行管治，如《澳门雇工章程》、《牛肉贩卖章程》、《开设爆竹厂章程》等。尤值一提的是，葡澳政府鼓励华人通过集股公司的形式从事商业活动。因商业制度条文陆续出台，澳门早期华人更容易获得先机。

据林则徐在1839年的调查，当时澳门仅7033人，5年后，澳门成为自由港，人口从此开始大幅上涨。卢九1860年前后来到澳门，适逢人口激增，爆发大量谋生机会，等他站稳脚跟、小有积累，正好赶上各项商业制度出台，使他得以乘着“承允制度”的东风而迅速崛起。

卢九从钱庄起步，涉足贸易、地产、赌博、鸦片等多个领域。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曾从事猪肉经营，长期垄断澳门猪肉市场，是19世纪晚期澳门著名的“猪肉大王”。

当然，卢九最重要的舞台在赌业。卢九经营赌业达40余年，从番摊、闱姓、白鸽票③【③一种古老的赌博形式，源于清代赌鸽，清末一度风靡广州、上海、澳门等地，又称小闱姓。】到慈善彩票，几乎涉足所以赌博类型，长期经营形成垄断之势，是清末澳门第一赌王。不仅如此，卢九还与港澳商人合伙，将赌业版图扩张到邻近的广东省，经营各类赌博生意多年。

1900年，卢九一举竞得广东省为期八年的白鸽票经营权，势力横跨澳门、广东，为同时在澳门、广东开赌第一人。

然而，这一步棋，非但没有让卢九的事业更上一层楼，还将他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

卢九之所以能够进入广东赌业，与李鸿章有莫大关系。1900年5月，李鸿章接替德寿①【①德寿是举人出身、满清大员，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1899～1903年），三次代理两广总督。】任两广总督。为支付《马关条约》中对日赔款，朝廷早将各省财政搜刮一空。李鸿章上任时，广东财政已经山穷水尽，为了解决财政困局，李鸿章取消了德寿在任时颁布的禁赌令。

广东紧邻澳门，民间不可避免染上赌博之风，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为了振兴破败的财政也曾打过开赌的注意，但当时阻力甚大，最终未能成行。不料十余年后，由李鸿章实践了这一夙愿。

这此广东放开赌禁，引得本地大小赌商疯狂争抢，也惊动了澳门赌坛。卢九闻讯与友人合组宏远公司，经过一番激烈竞争，取得广东全省白鸽票为期八年的经营权。为此，宏丰公司除了每年向广东财政上缴洋银80万元，还要“另报效银八十万元”。但李鸿章认为“八年之期，为日太久”，应先让卢九尝试一两年，倘若赌业发展迅猛，他还需酌情增加费用。卢九对此早有预料，主动增缴洋银40万元，以防官府中途要求“加饷”，或者被竞争对手“耍手脚”，高价抄了后路。

原本以为板上钉钉，不料广东政局突变。李鸿章当了不到两个月两广总督，慈禧太后一道谕旨“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将其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填补两广总督之缺的还是那个德寿。德寿是禁赌派人物，对李鸿章的做法腹诽颇多，李鸿章一走，他就开始打击赌商。

德寿禁赌，是为提升教化、修养民息，但手段不重，所以“禁犹未禁”，其下各级官员有恃无恐，阴奉阳违，借机勒索钱财，中饱私囊。为了应付各级官吏，卢九着实破费了不少银两。这期间，广东冒出一家福泰公司抢夺白鸽票经营权，广东善后局以此为要挟，示意宏远公司“加缴饷项”。卢九只得照办，由此一来，宏远公司每年要向官府多缴11万银元。

令卢九意外的是，德寿官椅还没坐稳，又被调走。接下来，两广总督在1900年一年中又换了两任。鹿传霖当了10天总督，就被陶模取代，陶模干了1年半，德寿第三次代理两广总督。每一次新官上任，卢九就得花钱打点门路，生意还没起色，就花出去一大笔开支。

到了1903年4月，德寿又被调走，两广总督换成一个厉害角色——岑春煊。

岑春煊是改革派，早年与维新人士过从甚密，吸收了不少新派思想，并大胆推行。他本是官宦子弟，少年有恶名，花钱捐了一个工部主事，才步入仕途，做了高官后，居然开始主张从严治吏。署理四川总督时，岑春煊一举弹劾四十余名官吏，就此得了一个绰号“官屠”。

1903年4月，朝廷命岑春煊署理两广总督，甫一上任，便在广东全省禁赌。

这一次禁赌，与前几次不同。之前几任总督只是打着禁赌的幌子借机捞钱，因此并不真禁，或者像德寿，虽有禁赌之心，却因地方官场势力羁绊，无力彻底推行。而岑春煊这次禁赌，是要借禁赌的名义肃清吏治，打击各级不法官吏，顺便将赌博业彻底赶出两广辖界。

据《华字日报》刊登的《严罚小闱姓①【①小闱姓即白鸽票的官方称谓。】告示》，岑春煊在广东禁赌之严厉，到了这样的地步：“私营小闱姓若查明属实，人即正法，产业查封，变价拍卖，以所得三成入官，七成作为告密者奖金，并定五家连坐之法，如发现隐瞒包庇者，五家之内财物房舍悉数充公”。

正因如此严厉，卢九毫无打点、回旋的余地，不由分说丢掉了广东赌业经营权。

事后盘点，宏丰公司经营三年零八个月，一共缴纳各种费用474.5万银元，而卢九认为其中有144.5万元属于被迫加缴，如果加上利息，实际上多缴了200万银元。为了缴纳这些不明不白的饷项，卢九多次到香港、澳门借款，致使宏远公司负债累累，简直惨不忍睹。

不甘心就此出局的卢九决定讨回这笔“冤枉钱”。他在1888年加入葡萄牙国籍，算是“西洋籍商”，这时候，他想到利用这重身份，依仗葡萄牙政府，向清朝政府追讨款项。卢九请动葡萄牙公使照会清朝总理衙门，清算宏丰公司账目，并要求两广总督将勒索钱财“秉公照数一并发还”。

至此，事情性质大变，由清朝一国的官商矛盾，上升到清、葡两国外交的高度。

在两广总督岑春煊看来，卢九此举旨在将内政事务变为外交事件，来者不善，上书外务部称卢九“居心混冒，挟制婪索”。卢九以葡萄牙商人自居，但岑春煊并不认可这一身份的合法性，因为卢九加入葡籍后，又以清朝子民的身份捐得清朝盐运使一职，按照清朝户部“一人不准入二籍”的规定，卢九捐官，等于自动放弃了葡萄牙国籍，“复为华民”。

岑春煊认为，卢九一人入二籍的行为，有“并享两国人权力”的企图心，建议葡萄牙严加查办。

葡萄牙公使担心事态升级，不再加以干涉，此案由此又下降为清朝内政。卢九的追讨钱饷的计划也因此落空，没能讨回一元钱。但宏远公司的股东并不肯作罢，他们委托卢九掌管公司，现在不但股本亏空，还背了一身债，纷纷找卢九质询，港澳债主也闻讯前来追债。

不久，卢九又牵进一场更深的政争。

一名涉嫌包庇卢九的广东官员裴景福东窗事发，逃往澳门避难，由此牵出一桩早年的旧案。裴景福曾任广东南海县令，戊戌变法失败后奉命查抄康有为家宅，发现岑春煊与维新人士的来往信件，因此与岑春煊结怨。岑春煊侥幸逃脱罪责，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时“勤王”有功复得朝廷重用，正欲借禁赌拿办裴景福，除去这个心腹大患。岂料卢九不明就里，不但收留裴景福，还为其上下运作，使之存身于澳门，得葡国庇护，令岑春煊大为不满。岑春煊上奏朝廷，清廷外务部向葡萄牙驻澳门公使发布严厉照会，为防止失态扩大，葡澳政府才不得不将裴景福交由清廷处置。经此一案，卢九彻底得罪岑春煊，从此在广东无处容身，更不用说追讨多缴钱饷了。

卢九自持精明，偏偏不死心，不久之后，又闹出更大的动静。

1905年前后，葡萄牙与清廷商议筹建粤澳铁路事项，卢九趁此时机，到上海拜见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表示愿意出资修建这条铁路，条件是希望盛宣怀助其从广东财政追讨回那笔200万银元，充作修路之资。盛宣怀何等精明，岂会听信区区一介赌商之辞，而不惜牵涉广东政坛？

卢九的如意算盘再一次落空。但从此之后，他大名远扬，清廷朝野上下皆知澳门有卢九这么一号人物，老谋深算，能量巨大，对其避之不及，唯恐卷入什么案件，惹祸上身。

1907年冬，郁郁不得志的卢九在澳门私宅“娱园”悬梁自尽，时年60岁。死因至今成谜。

2．澳门赌业大变局

卢九虽死，卢氏家族却没有在顷刻间衰落。

卢九妻妾10人，育有17子，长子卢廉若最为出色。卢九去世后，卢廉若继承父业，使家业一度中兴。

卢廉若自幼不喜读书，科举率试不中，于是卢九花钱为他捐了一个官，为二品顶戴的浙江道员。卢廉若做了几年官，心生倦意，告假还乡，到澳门跟父亲经商。但经商又怎能离开官员庇护？卢九不惜血本将卢廉若送入官场，无非图个“朝中有人好做事”，他自己不也捐了个广西道员么？就连不学无术的侄子卢光裕，卢九也为他谋了一个中宪大夫的虚职。

卢九想方设法构建商业后台。他本身担任葡澳政府公钞局、理商局书吏多年，还积极参与慈善事业，营造华商领袖形象。当他步入晚年的时候，就已经为卢廉若铺好道路。所以卢廉若的履历表上，公钞会副会员、业钞会副会员、镜湖医院总理这样的社会职务毫不奇怪。

卢廉若对做官不感兴趣，却是经商的一面好手。1905年，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在香港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时，卢廉若曾慷慨参股，一度成为大股东。在卢廉若经营下，卢家银号、鸦片、赌博生意蒸蒸日上，大大超出卢九生前成绩。1909、1910连续两年，卢廉若为葡澳政府“纳公钞至多之人”，也就是澳门首富，时称“澳门皇帝”，达到他一生的商业巅峰。

与许多任侠好义的富商一样，卢廉若喜欢结交各类名士，不吝对知识分子、革命党人慷慨解囊。国民党早期元老多受卢氏资助。孙中山每至澳门，必定住在卢家大宅，相交之笃可见一斑。卢廉若交际之广，并不限于一党一派，也非盲目的政治投机。清廷道员、澳门公务员、商人领袖、慈善家……这些迥异身份融于一身，可见他本身就是一个多面、包容的人。

毋庸置疑的是，卢廉若的影响力为卢家的赌业、鸦片等生意提供了有力的“保护伞”。

卢九去世后将近20年的时间中，卢廉若一直是澳门纳税最多的商人之一。根据葡澳政府规定，澳门纳税最多的30名葡萄牙籍人士有权推选某些委员会成员。卢廉若早就变更为葡萄牙国籍，因此有权享有这条政治权利，影响或决定某些关键职位人选，由此深入介入澳门政坛。

可惜卢廉若英年早逝。1927年，卢廉若病故，时年仅50岁。卢廉若葬礼轰动一时，出殡时澳门总督夫妇扶其灵柩，澳门各机关单位下半旗致哀，华人享此荣誉者，卢廉若乃澳门第一人。从此以后，卢家便开始走下坡路了，首当其中的，就是家族掌控已久的赌业经营权。

自从1847年澳门政府宣布赌博合法，赌业就迅速成为澳门的经济支柱。之后80年，澳门公赌、私赌并存，这个不到20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居然汇集了200多家番摊赌馆，当中既有卢九家族那样“官招商办”的大赌商，更有不计其数的未经政府承认的地下赌商。

公赌合法，需向政府缴纳税费；私赌逃税漏税，属于违法，数量壮观、不拘一格，利润远在公赌之上。当时澳门赌摊至少一半掌握在私人手中，没有合法的手续，政府因此少了大笔财政收入。

另一方面，随着人口攀升、经济发展，原来的经营牌照也到了更新的时候。

当年卢九以30万澳门元取得赌牌，这一权力几十年不变。卢九、卢廉若去世后，卢家实力衰落，澳门政府谋划收回卢家牌照，推动赌业重新洗牌，将私赌纳入统一管理，然后再公开招标，价高者得。

毫无疑问，经过重新洗牌后，新牌照的含金量远远高于旧牌照，必然引发众人疯狂竞争。

所有觊觎者中，真正对卢家构成威胁的有两人，第一个是澳门番摊总公司经理萧瀛洲。

萧瀛洲是继卢九之后的澳门华商领袖，1911年他倡议组建澳门华商会，并被推选为首任总理。萧瀛洲虽然也拥有一张赌业牌照，但不像卢九家族那样涉及众多，仅涉足番摊一种类型，卢廉若在世时大家相安无事，卢廉若一死，洗牌势在必行，他自然希望趁机扩张版图。

另一人也是澳门华商头面人物，名叫范洁朋。范洁朋早年结识孙中山，受其影响加入同盟会，曾多次参与革命起义。袁世凯上位后，出于对革命的失望，范洁朋投身商界，经营纺织厂起家。范洁朋在广东政商军三界根基深厚，可谓黑白通吃，多年游走省港澳三地，唯独看重澳门赌业的丰厚利润。生意做大后，范洁朋前往澳门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正欲从赌业分一杯羹。

不过，无论萧瀛洲还是范洁朋，都有所忌惮，不敢贸然行事。

卢九、卢廉若在世时，萧瀛洲、范洁朋均与卢家交好，不方便出面争抢，此其一。其二，萧瀛洲、范洁朋都是澳门华商会重要成员，华商会号召华商团结，争夺赌业牌照与宗旨有违。最后还有一件鲜为人知的陈年旧事。萧瀛洲最初经营地下赌场，通过兼并小赌场起家，期间多得卢九扶持。卢家流年不利，如果这时候公开争夺赌牌，难免给人留下口舌。况且，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卢九、卢廉若虽死，卢家毕竟余威尚存，并不会听任赌牌落于他人之手。

除了范洁朋、萧瀛洲这些本地商人，广东、香港两地不少豪门望族也盯上澳门赌业。多种力量激流回荡、蓄势待发，将澳门赌坛推向变革前夜，看起来，一场大洗牌将无可避免了。

3．豪兴公司大权在握

意识到澳门政府收回赌牌已是板上钉钉，而自身心有余却力不足，与其单打独斗，不如抱团竞争，卢家决定联合澳门华商共同参与投标。这样一来，摆在萧瀛洲、范洁朋面前的难题便迎刃而解了。萧瀛洲、范洁朋与卢氏后人一拍即合，几乎没费什么周折，他们便达成组团竞标的协议。

三家联合既是形势使然，也是迫不得已。

卢家虽拥有合法牌照，但家族事故不断，加上卢廉若去世后，并无强势人物出现，经营力不从心，赌博业务长期停留在止亏边缘，只不过稍稍盈利；萧瀛洲善于经营，番摊公司被其经营的红红火火，政府收回赌业牌照对他来说是一个扩张机会，但从另一角度看，未尝不是一个威胁，萧瀛洲一人力量毕竟有限，一旦赌牌落于他人之手，他的澳门番摊总公司便为非法经营。

实际上，这种可能也是卢家与范洁朋共同的担心。但如果三家合兵一处，共同取得新赌业牌照，那么萧瀛洲的经营才干、范洁朋的政商资源，再加上卢家的业务根基，定然可以称霸澳门赌坛。

澳门社会鱼龙混杂，黄赌毒不分家，背后更牵涉多方利益。1917年，“鸦片大王”利希慎惨死香港街头，香港商界认为利希慎打赢了官司，却丢掉了性命，原因无非是得罪了澳门黑白两道，一时对澳门无不忌惮三分。扎根澳门本地，卢家、萧瀛洲当然对利益争斗有更深刻的认识，之所以拉上范洁朋，恐怕更多是看中他黑白通吃的本领，希望借此顺利摘得牌照。

范洁朋却显得有些不够自信。为了增加筹码，他又推荐了一个人，广东赌王霍芝庭。

谈起广东赌王霍芝庭，也许另一个名字更广为人知——高佬裘。此人是广东贫农之子，少年闯江湖，十三岁奔赴香港，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以外号高佬裘成名，本名则少为人知。

霍芝庭是一名投机高手，他的发迹正源于此。清末，为人慷慨大方的霍芝庭偶然结识一名广东水师军需官，就此摇身一变，成为一名军需供应商。这项生意不仅油水丰厚，还为霍芝庭结识更高层次的官员打开方便之门。1915年，霍芝庭涉足赌界，依靠官方支持取得广东赌业经营权，此后以钱开路，大肆结交广东政要，得以稳坐赌业头号交椅，闻名港澳之间。

范洁朋与霍芝庭是故交，知他能量巨大，且对澳门赌界兴趣浓厚，拉他入伙一定能壮大本方力量。更重要的原因是，广东政坛不稳，官员走马灯似换个不停，有些赞成赌博，有些反对赌博，霍芝庭每个都得打点，灰色开支巨大，相比之下，政局稳定的澳门对他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如果霍芝庭与他人联合竞标，对卢家、萧瀛洲、范洁朋来说则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卢家在广东吃过亏，对广东赌界有不少成见，卢九死后，广东一度戒赌，开禁之后霍芝庭成为赌王，势力远在卢家之上。卢家担心引狼入室，但在范洁朋的极力劝说下，还是放下姿态，与霍芝庭详谈。

霍芝庭提出三条建议：一、拉江湖势力入伙，以免滋生事端；二、拉香港商人入伙，以备将来向香港扩张；三、拉动交通、酒店建设，带动经济，为葡澳政府解难纾困，借此向总督示好。

这三条方案，既可化解当前难题，又为日后谋划好出路，赢得卢、萧、范三方一致赞同。

1930年，以卢家、萧瀛洲、范洁朋三人为首，霍芝庭拉入香港富豪李声炬、澳门大户何十等人，联合组建豪兴娱乐公司。经过一番厮杀，最终以80万澳门元拿下澳门赌业牌照。

随后豪兴公司对澳门赌业进行重组。豪兴公司将澳门当时最豪华的中央酒店租下，耗费巨资重新装修一番，设立不同类型、等级的经营空间，既有针对贵宾客户的豪华赌场，又有面向普通赌客的赌馆大厅，从番摊、牌九到彩票、骰宝，赌博类型应有尽有，几乎可以满足各类赌客的一站式需求。

为刺激消费，豪兴公司采取开放式经营，免收进场费、酒水费，还附设烟馆、客房等服务设置。更令人叫绝的是，豪兴公司斥资购入一艘退役驱逐舰，改装为客轮，往来港澳之间运送赌客，由此一招，港澳之间航程从4小时缩短到2小时，备受香港赌客欢迎。

经过这番精心包装，中央酒店软硬件均有质的飞跃，一举成为澳门头号赌场，奠定了澳门赌业未来的雏形。

豪兴公司以质取胜，中央酒店日日人满为患，一句广告词这样写道：“登斯楼也，大有飘飘欲仙之慨，而全澳景象都可收于眼底”。反观地下赌场、番摊赌馆门可罗雀，不久便纷纷销声匿迹。

4．傅老榕深圳开赌场

然而到了1935年，香港赌客对澳门兴趣大减，潮水般涌向一水之隔的宝安县，豪兴公司生意每况愈下。

原来宝安县出现了一批赌博公司，声势非比寻常，经营手法多样，将香港赌客纷纷吸引过去。

宝安县就是今天的深圳市①，地理之便不言自明。作为前往香港的中转地，宝安县人流汇集，逐渐发展为一个颇具规模的城镇，此地过路客较多，人口流动性大，是开赌馆的理想场所。由于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宝安县并没有条件建造澳门中央酒店那样的超级赌场，只是在街头林立着一些赌馆。虽然如此，凭借地理优势和人流优势，仍然削弱了澳门赌业的客源。

宝安街头的众多赌馆中，有一家“又生公司”格外突出，生意总是好于别家。这家公司的经理名叫傅老榕。

傅老榕原名傅德用，原籍广东佛山，农民出身，祖上出过不少读书人，到他父亲那代家道中落，其父到香港谋生，成了一名五金工人。傅老榕19岁去香港投奔父亲，做过许多低等工作，受尽欺侮。

傅老榕激进大胆，自幼在社会上厮混，染上赌瘾，到香港后这个习惯有增无减，工作之余经常流连赌摊，年纪不大，运气却不小，再加上机灵乖巧，练就一手高超赌技，赌桌上手到擒来、赢多输少。久而久之，在赌场小有名气，人送外号“老用”，他也毫不在意，一天干脆取其谐音，改名为“傅老榕”。从那以后，他的原名逐渐被人淡忘。

赌博在香港属于违法，所以才催生广东、澳门等地赌业的兴起。也正因此，爱好赌博的傅老榕在香港日子并不好过，甚至可以用惨淡来形容。他本是轮船学徒工，却整日与一帮赌友厮混，因为慷慨仗义，身边集聚了一帮小兄弟，隔三差五坐船到澳门赌博。

这期间，傅老榕结实了一个意气相投的朋友高可宁，日后正是此人助其成就一番事业。

高可宁出生于广东番禺一个清贫家庭，5岁丧父，14岁就到澳门谋生，在街头打鼓卖唱维生。一个偶然机会，高可宁进入澳门番摊总公司做荷官，并意外得到萧瀛洲赏识。在萧瀛洲资助下，高可宁在澳门街头开设了自己的赌馆，因为经营方式灵活，注意通风、卫生，他的德成公司广受挑剔的香港赌客欢迎，成为澳门最红火的摊馆之一。傅老榕即慕名而来。

①1979年1月广东省委发文，撤消宝安县，成立深圳市。1979年3月，国务院批准将广东省宝安县改为深圳市。

成为朋友后，傅老榕不时从香港拉赌客为高可宁捧场，一次，因为在码头拉客，傅老榕与一帮马仔发生械斗，导致香港警方介入，结果傅老榕被投进监狱关了大半年，刑满释放后被香港警方遣返回广州。

傅老榕在广州和几个朋友凑了一些钱，去广西做生意，几个月后，他搜集了一批鸦片回到广州城，结果又被军警抓个正着，鸦片统统充公。傅老榕吃一堑长一智，重回广西，贩运时兴土特产到广州卖，这一次时来运转，居然倍受广州的达官贵人欢迎，“由是结豪彦、接贵游”，逐渐混入广东上层社会。

广东军人当政，傅老榕通过结交的军官，误打误闯涉足军需供应生意，由此，因缘际会地结识了广东头号军需供应商霍芝庭。这时傅老榕三十出头，霍芝庭年近六十，看见年轻的傅老榕，不由想起壮年时的自己。傅老榕聪明机敏，干练稳健，很快赢得霍芝庭器重。

傅老榕在深圳开办“又生公司”，幕后老板正是霍芝庭。但如此一来，霍芝庭岂不是和豪兴公司竞争？

原来，霍芝庭在豪兴公司倍受排挤，已生退意思。这件事说来话长，牵涉几段豪门恩怨。

豪兴公司成立之初，围绕发展方向，霍芝庭提出租下澳门中央酒店开辟赌场的建议，不料却因此与萧瀛洲结下梁子。萧瀛洲反对这么做，是因为他在澳门有数十家番摊，担心被抢走生意。最终，萧瀛洲的担心成为现实，他的澳门番摊总公司不久便惨淡收场，因此他对霍芝庭怀恨在心。

但对霍芝庭成见最大的，还算不上萧瀛洲，而是卢家。

为取得卢家信任，霍芝庭加入豪兴公司时承诺“不深度参与澳门赌业”，但豪兴公司入驻中央酒店、购入海军军舰等几件有声有色的大事，不是直接出自霍芝庭之手，就是脱胎于他的计划，让卢家感到巨大威胁。于是，卢家联合萧瀛洲经常挤兑霍芝庭。范洁朋等股东见风使舵，跟在卢家后面为难霍芝庭，意欲将其扫地出门而后快。

霍芝庭岂是善罢甘休之辈？又生公司正是他的“复仇之剑”，只是借傅老榕之手在前台挥舞罢了。

5．开业庆典上的枪声

傅老榕有一项玩枪的嗜好。他生平收藏大量枪支，香港的傅家宅邸简直是一座小型枪支博物馆。长子满月时，傅老榕一手抱着儿子，一手举着一挺机关枪，还留了一张父子合影照。

1935年，又生公司成立当天，傅老榕当众演示枪法，挥手两枪，将悬挂在空中的两只灯笼打破。宝安县鱼龙混杂，没有人知道傅老榕是在向地头蛇示威，还是向澳门豪兴公司宣战。

傅老榕气焰如此之盛，是因为又生公司背后不单有霍芝庭，还有广东军阀陈济棠撑腰。

在人才辈出的国民党军官中，陈济棠本是一介无名小辈，只因会打仗，屡立战功，很快便名扬粤军。1922年陈炯明兵变，陈济棠拥立孙中山有功，并率军将陈炯明赶出广东，就此上获孙中山垂青，下得胡汉民、古应芬、李济深等国民党元老赏识、提拔。

1927年，广东省政府一二把手汪精卫、李济深到南京开会时，张发奎、黄祥祺发动“夺权事变”。趁广东政局不稳，陈济棠在潮州、梅州养精蓄锐，培植军事力量，成为广东军政两界的一直后起之秀。有军权在手，陈济棠一路平步青云，迅速主掌广东军政大权，被尊称为“南天王”。1933年，胡汉民与蒋介石爆发严重冲突，被囚禁于南京汤山，作为胡汉民的亲信，陈济棠积极参与“反蒋运动”，与汪精卫、孙科、唐生智等人在广州组建新政府，陈济棠一身兼军事委员、政府委员、军队司令等要职。胡汉民被释后主政广东，陈济棠其实已掌握实权。

陈济棠坐镇广州，拥兵十五万，还有飞机、军舰等新式装备，不必说筹措军资，就是维持这支军队日常开销，就是一笔天文数字，据估算每月军费，占到广东全省财政收入的80%左右①【①参见《广州研究》杂志1982年第03期P51-P54《简析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的经济发展》，作者吴志辉。

除了这棵“摇钱树”，鸦片业、赌博业的税收也非常惊人。光收赌捐，每月就有200多万银元，鸦片各项收入，每月在250万元以上。】。因此，陈济棠主政广东后，第一件大事便是振兴经济。为了开辟财路，他几乎用尽一切手段，不仅设立各类新式工厂、企业，加征关税，还进行走私，甚至放开烟禁、赌禁。

1930年代初期，受大萧条影响，世界多数产糖国大力削减产能，设备制造商制糖机器销量大减。陈济棠利用这个机会，低价采购设备，在广东揭阳、顺德等地投资建立了大批官方制糖厂。

在这些糖厂建成之前，广东市场上充斥着大量进口食糖，利润几乎被太古、怡和等洋行占尽。陈济棠暗中命人从香港走私白糖谋取暴利。那时，广州人熟知的“五羊牌”食糖即是陈氏的走私货，据说陈济棠特地派遣三艘武装桅杆船从香港太古洋行走私，装入“五羊牌新造糖厂出品”的麻袋，在市场上公开出售。

①【①同上。】这就是霍芝庭不惜血本结交陈济棠的原因。

陈济棠的儿子满月时，霍芝庭送上一张10万银元的支票做红包，收获的是广东赌业经营权。傅老榕在宝安县开赌场，表面上是依靠霍芝庭，实际上离不开陈济棠支持。又生公司股东除了霍芝庭、傅老榕两人，还有陈济棠爱妾莫秀英。莫秀英十分爱财，陈济棠不方便出面的事务，均交她打理，她也来者不拒，还往往趁机捞一把油水。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②【②参见《文史春秋》杂志1994年第03期P10-P14《我所见到的陈济棠夫人莫秀英》，作者何予珍。】

又生公司在宝安县城的繁华地带租下一幢四层大厦，装修一新，傅老榕效仿澳门豪兴公司，开设针对不同需求的各类赌局，并采取多种经营，引入妓院、酒家、烟馆，促进赌业发展。最令人叫绝的是，莫秀英派人从广州运来三车美女压台，不仅香港赌客蜂拥而至，广州赌徒也闻风而来。

澳门人口规模小，赌客主要来自广州、香港，路途遥远是先天不足，因此只能从服务内容和质量上做文章。现在香港旁边出现了一个宝安县，宝安县又冒出了又生公司这样一家强劲对手，服务质量虽然与澳门还有些差距，但自由度极高，黄赌毒一点也不输澳门。更关键的是，宝安县距香港路途很近，香港赌客免去舟车劳顿之苦，当天来回，时间还绰绰有余。

因此，去往澳门的香港赌客被“截流”，原本红火的澳门中央酒店骤然冷清起来。

赌博作为一项生意，个中技巧伎俩众多，不能为外人道，一家赌馆经营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高明的荷官坐镇。服务只为吸引赌客前来，虽说羊毛出在羊身上，但赌博公司利益的关键，还要看荷官手段。各大赌场中均有高明的荷官坐镇便是这层道理。傅老榕身为赌场中人，自然明白这些，不惜高价从澳门挖荷官③【③荷官，又称庄荷，是指在赌场内负责发牌、杀（收回客人输掉筹码）赔（赔彩）的一种职业。】。他最得意的是，把豪兴公司头号荷官叶汉招到麾下。

叶汉1906年出生在广东江门一个小商贩家庭，江门赌风旺盛，叶汉自幼耳濡目染练就一手摇骰子的绝活，15岁便闻名江门赌界。后来，叶汉得霍芝庭赏识，被其引入澳门豪兴公司成为一名荷官。霍芝庭在豪兴公司被排挤后，叶汉的地位随之一落千丈，空有一身高超赌技却郁郁不得志，仰人鼻息，忍气吞声。1935年，叶汉接傅老榕邀请，到宝安县助其一臂之力。

少了头牌荷官叶汉压阵，客流稀少的豪兴公司生意愈发惨淡，徘徊在破产边缘。

6．澳门赌业争夺战

一桩大事的发生，挽救了豪兴公司。

1936年春夏之交，广东政局突变。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突发脑溢血，病死广州。胡汉民是蒋介石的老对头，因政见不合，在广东拥兵独立。胡汉民是广东省主席，陈济棠则掌控粤军兵权，胡汉民这个后台一死，蒋介石认为接管将广东军政大权的时机到了，向陈济棠下达了最后通牒。

19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虽统一中国，但北洋以来军阀割据称雄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各地军阀对蒋氏表面顺从，实则各怀心思。而其中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与粤系胡汉民、陈济棠尤为独立。两广互为犄角，与南京政府分庭抗礼，一直被蒋介石引以为心腹大患。

蒋介石借“剿共”处心积虑剪灭军阀的手段，在这些枭雄看来也是莫大的威胁。1933年，蒋介石百万大军围剿江西瑞金根据地，红军得以突围，就因陈济棠放开一条通道。如今胡汉民尸骨未寒，蒋介石便致电陈济棠，意欲将广东收归治下。陈济棠自然不肯轻易就范。

当时，国民党中央军大部分部署在黄河流域，意在防范西北、华北与山东军阀，镇压共产党，并与日军对峙。这样一来，两广空虚，佣兵数十万的陈济棠、白崇禧、李宗仁便动了扩张地盘的心思。

1936年5月，桂系军阀白崇禧借吊丧之机，到广州与陈济棠密谋反蒋。6月1日，陈济棠通电全国，与桂系军阀联手反蒋，这便是近代史上有名的“两广事件”。陈济棠为人优柔寡断，每逢大事喜欢与手下将领商议，此次部署对蒋作战也是如此，不料后院着火，手下几名重要将领被蒋介石收买，纷纷投入南京政府阵营，反戈一击，陈济棠大军随即作鸟兽散。

眼见大势已去，陈济棠乘坐军舰仓皇逃往香港避难。广东省就此落入蒋介石股掌之中。

蒋介石接管广东政权之后，立即全省查禁烟赌。身为陈济棠帐下红人，霍芝庭自然成为重点打击对象，他自知在广州无法容身，追随陈济棠避走香港。如此一来，宝安县“又生公司”后台轰然坍塌，面临被取缔的危险，形势严峻，傅老榕紧急转入地下经营，同时积极谋划出路。

一个意外事件是，蒋介石广东禁赌让澳门赌业起死回生。豪兴公司幸免于破产，暂时缓过气来，但因连年萧条，盈利菲薄，加上为期7年的赌牌用去大半，包括卢家在内的众多股东均丧失继续经营的热情，没过多久便将豪兴公司折价转给一个名叫毕侣俭的商人。

毕侣俭是一名赌狗商，1934年从嘉道理家族接盘澳门赛狗会而进入赌界。澳门赛狗会成立于1931年，由范洁朋创办。当时豪兴公司两大股东霍芝庭、萧瀛洲不和，作为霍芝庭引荐人的范洁朋在中间极为难堪，最后索性退出豪兴公司，在澳门望厦山投资兴建澳门跑狗场，因经营困难，两年后便转让给香港犹太籍富商嘉道理家族，但嘉道理家族也没能让赛狗会兴盛起来。

从嘉道理家族手中接过澳门赛狗场，毕侣俭不惜血本改善经营，然而，天不遂人愿，不但没赚到钱，反而大亏血本。毕侣俭是一个十足的赌徒，早年做海员夹带私货发家，后从事烟土贸易囤集居奇迅速暴富，生意越做越大，胆子也越来越大，澳门赛狗场还在亏损，他又忙不迭从卢家手中接过豪兴公司，试图重振雄风，以此带动赛狗场生意，赚个满堂彩。可惜毕侣俭志大才疏，豪兴公司在他手中不见起色，又因赌牌即将到期，无人愿意接手，只好硬着头皮经营。

1930年代，赌博业已成为澳门经济重要支柱，维系着金融、酒店、鸦片、运输等一系列行业的兴衰。如今赌博业不景气，其他行业也跟着萧条，更加剧了葡澳政府收回赌牌、重新招标的决心。

如此背景下，因无照经营被赶出赌业的高可宁，再一次萌生了进军赌业的想法。

高可宁遍涉鸦片、番摊诸业，真正让他发家的却是抵押生意。押业与赌业相辅相成，都是围绕赌客赚钱，赌馆在先，押业善后，在赌馆输的精光的赌客正是押店的客户。高可宁从一间高记押店起步，几年间迅速在澳门、香港开设数十家分店。香港赌客抵押在澳门分店的物品，可从香港分店赎回，只此一招便令高氏脱颖而出，成为港澳两地著名的“押业大王”。

押业与赌业联系如此密切，高可宁自然期望主宰澳门赌业，打通两个产业。1930年葡澳政府政府拍卖赌牌时，高可宁便联合傅老榕竞标。当时面对卢九家族、范洁朋、萧瀛洲等人的强势联手，势力薄弱的两人无奈放弃，后来高可宁的番摊馆也因无经营牌照而被取缔。

而现在，物换星移，形势转变。豪兴公司为期7年的赌牌即将到期，澳门赌业洗牌在即，卢家、萧瀛洲、范洁朋等赌界豪强业已意兴阑珊，转手不做，而毕侣俭等人尚不足以构成威胁，其他本地商家亦不足为惧。形势对高可宁、傅老榕极为有利，于是，两人再次走到一起。

1937年，葡澳政府重新拍卖赌业牌照，傅老榕、高可宁合组泰兴娱乐公司，一举夺下24年的博彩专营权。

新的时代降临了。

7．傅老榕崛起

卢九之后，澳门赌坛一直缺乏核心领袖，各方纷争不断；傅老榕结束了纷争局面，凭借强势统一，成为新一代赌王。但他崛起的历程并不轻松，拿下博彩专营权只不过一只脚踏入门槛。接下来，迎接他的还有不尽的挑战。而头一个挑战，就来自毕侣俭经营的豪兴公司。

按照葡澳政府规定，新赌牌发放以后，老牌照还有半年左右的有效期，以便老公司顺利结业，实现平稳过渡。

对政府和老公司而言，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几乎所有的新公司都不愿看到这个局面——允许老公司继续营业意味着一个合法的竞争对手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分享市场蛋糕。

这期间，老公司往往不惜一切手段，抓住最后的机会竭力捞钱，甚至掀起恶意竞争，扰乱新公司运营；而新公司初创，立足未稳，需要一段时间打造经营场所、招徕各色人手，恰好给了老公司这一机会。

实际上，在澳门需要牌照经营的各行各业，这种利用牌照更迭“打时间差”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有政府规定在先，面对上述竞争，新公司除了迎接挑战，并无什么有效的对策。

傅老榕想到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案，既然无法改变游戏规则，他便另辟蹊径，从改变双方势态入手。他与高可宁花费巨资，不动声色地买下豪兴公司租赁的中央酒店产权，然后对豪兴下发“逐客令”。

这一招打了毕侣俭一个措手不及，只得乖乖将豪兴公司搬出中央酒店，另觅经营场所，这个空档，傅老榕将中央酒店重新装修，并增建两层，扩充经营空间。等到豪兴公司安顿下来，泰兴公司也如期开业。

不久，澳门出现了一伙来路不明、身份神秘的赌客，他们有一项听骰绝技，到毕侣俭的豪兴公司兴风作浪，每次都是大获全胜。毕侣俭立足刚稳，又遇到这么一群神秘赌徒，原指望利用剩下的时间捞回一些本钱，却被他们赢得血本亏空而无计可施，简直苦不堪言。最终毕侣俭鸣金收兵，将豪兴公司草草结业，几年下来，亏损严重，元气大伤，毕家从此一蹶不振。

等到那群神秘赌客从豪兴公司转战到泰兴公司，傅老榕手下干将叶汉早已炼成一手专破听骰的的绝技，几番交手下来，神秘赌客连连溃败，最后竟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了。叶汉从此名声大振，人送外号“鬼王”、“赌圣”，有他坐镇，泰兴公司威名大振，坐定澳门博彩业的头把交椅。

鲜为人知但更为重要的事实是，傅老榕在澳门呼风唤雨，还与霍芝庭的鼎力协助密不可分。

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老赌王”霍芝庭虽然跟随“南天王”陈济棠逃到香港，但余威尚在，他从广东捞取的油水也足够他随意用度，其中就为傅老榕做了不少幕后工作。

据说有一年冬天，澳门突遇寒潮，由于取暖不足，冻死冻伤大量市民。正当澳门总督束手无策的时候，霍芝庭派人从香港运来大批木柴，解了澳门总督燃眉之急。而霍芝庭“好事不留名”，最后将此“义举”归功于傅老榕头上，澳门各界均以傅老榕为“大救星”，莫不对其刮目相看。

霍芝庭为何如此扶持傅老榕？他又能从中得到几分好处？

凡事尚需放眼量。霍芝庭就是一个目光高远的人，他常对手下讲：“一个人做事，上场就要准备结束，有时机就大干一番，机会一过就要拉箱飞跑。”霍芝庭曾经风光无限，但现在一代新人换旧人，自知年事已高，属于他的时代已经过去，因此将傅老榕作为接班人来培养。

傅老榕成功介入澳门赌业后，霍芝庭便不再过问赌业之事，安心在香港经营豪华酒店，几年后病逝于香港，霍家后人继续在酒店业耕耘，无一人进入赌界。岁月荏苒，傅老榕在二十年的时间中统治澳门赌业，是名声在外的一代“赌王”。霍、傅两家交情不减，霍芝庭外孙女日后嫁给傅老榕当律师的三儿子傅荫兴。那时，傅老榕家族已是香港赫赫有名的四大豪门之一。

8．叶汉复仇

1958年，漂泊二十余年的叶汉再次回到澳门时，萌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与傅老榕一决雌雄。

叶汉并非第一次产生这个想法，却是最坚定的一次。作为傅老榕手下的得力干将，叶汉为泰兴公司夺取澳门赌业专营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居然被傅老榕放逐了二十余年。自从1937年破了听骰邪术，他就被傅老榕遣出澳门，在上海、越南辗转开赌，而澳门几乎成为他的“禁地”。

也许在叶汉看来，傅老榕无异于一个阴险奸诈之徒，过河拆桥的本领炉火纯青，最后竟然对自己也来这套，这就不能不令人怀恨在心。不过话说回来，要在鱼龙混杂的澳门赌业立足须有非常手段。傅老榕要保住他千辛万苦打下的赌业江山，就不允许任何威胁存在。

但为什么是叶汉？

人生一世，宁交一个朋友，不树一个敌人。这番道理傅老榕自然熟烂于心，但他更加清醒的是，出自朋友的敌人最为致命。叶汉于他有辅佐之功，却令他常有不安之感。

事后看来，如果不是傅老榕心胸狭窄，无容人之量，那么一定是叶汉得意张狂的举动引起了傅老榕的警惕。1937年的叶汉不过30出头，年纪轻轻就是众星捧月的“赌圣”，名头丝毫不输给傅老榕，而他也自持赌技高超，不知收敛锋芒，这一着不慎，却引来二十余年流离之苦。

对叶汉这样的人来说，漂泊流离算不上什么，难以忍受的是，人生最鼎盛的岁月却被重重障碍阻隔，无法在澳门立足，更不要说在赌界建功立业。1958年，当他再一次踏上澳门的土地时，已是五十多岁的老人了。而这时的傅老榕更是垂垂老矣，病入膏肓，一副不久于人世的样子。

如果一个人的前半生始终活在另一个人的阴影下，他又怎么会对这个人善罢甘休呢？

叶汉盯上了澳门赌业牌照，誓要虎口拔牙，从傅老榕手中夺下这块珍宝，断了泰兴娱乐公司的财路。他看准了傅家后辈均是泛泛之辈，不足为惧，而傅老榕最重要的搭档高可宁早已先他而亡，因此，这将是他与傅老榕两个人的角斗。而在膨胀的潜意识中，他甚至将此视为一场复仇，一场为了摆脱前半生阴影而发起的战斗，他要将傅老榕打得落花流水，让他带着遗憾死去。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欲夺泰兴公司的赌牌，首先要在竞标出价时压过它，问题的关键在于，叶汉并不知道泰兴公司底价。

不过，有一点确信无疑，只要舍得花钱，没有不透风的衙门，没有绝对的商业机密。叶汉花了一番心思，从一个消息灵通的线人那里打听到，泰兴公司每年向澳门政府缴纳120万澳门元。他在此基础上增加50%，出价180万，向澳门政府投标。

没过多久，线人传来情报：泰兴公司也把竞标价提到180万元，显然叶汉的动向已被对方获知。为了保密，在开标前一刻，叶汉才把标书投上去，这一次，他提价至210万，自以为稳操胜券。谁知投标结果一宣布，叶汉便大叫不妙。原来傅老榕的出价不多不少，刚好也是210万。

令叶汉没有想到的是，对方是在竞标截止前五分钟提交的方案，比他不多不少，整整晚了十分钟。十分钟足以扭转战局。最终，泰兴公司因“原持牌人优先”继续持有赌业牌照。

就这样，叶汉精心谋划的第一波反击以失败告终。留有余地的是，泰兴公司此次只是将牌照延长至1960年，这意味着届时又将公开竞标赌业牌照。叶汉积蓄力量，预备发动新一轮冲锋。

9．傅老榕之死

表面看来，竞标是一种相对公平的竞争，但实际上，因其不透明性反而增加了暗箱操作的可行性。原则上价高者胜，而作为最终裁决者的政府机构以及掌权个体因此获得了利益寻租的空间。最终，腐败将竞标变成一种虚伪的公平，一种欺骗大众的工具，一种利益至上的金钱游戏。

叶汉通过线人收买情报，同样的情况当然也适用于傅老榕。对于一个纵横澳门赌坛二十余年、头上顶着葡萄牙荣誉勋章、掌握澳门经济命脉的商界权贵来说，这实在算不上什么。

不过，这并不表示叶汉毫无机会。澳门赌业因多年垄断而裹足不前的现实，严重困扰着澳门政府。最直观的表现是，赌税长期维持在低水平，致使以赌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政府财政增长缓慢。

1937年泰兴公司上缴赌税180万澳门元，此后略有上涨但最终跌到120万，这一水平维持多年。考虑到解放后大陆禁赌，以及香港战后经济腾飞，澳门赌业在区位优势、富人消费的双重推动下本应获得显著增长，但现实却与此相去甚远，在泰兴公司坐拥赌牌的20年间，澳门赌业发展缓慢，政府从中得到的好处更是少得可怜。被“抵销掉的增长”进了垄断者与腐败者的口袋。因腐败而存在的垄断成为制约澳门赌业乃至澳门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

在葡澳政府内部，也有一些反对垄断、呼吁改革的声音存在。这给了叶汉一线希望。

叶汉出高价请来两名外籍律师，针对澳门赌业的现状与弊端，撰写了一份颇具改革色彩的行业报告书，痛陈澳门赌业发展落后及原因，并提出改革建议，譬如增加竞标透明度、废除经营优先权，赌税应按一定比例逐年增长等等。叶汉踌躇满志地将这篇报告呈送给澳门政府，希望能引起葡萄牙政府的重视。然而，这篇触动既得利益群体的报告却落得石沉大海的下场。

转机出现在1959年。

这一年秋天，澳门新总督马济时走马上任，他是一个痛恨腐败的改革派官员。在前任留下的一堆落满尘埃的文件中，马济时发现并通读了那篇行业报告，深以为然。同时，文中提及的诸多弊端激起了他的改革决心，视察完泰兴公司总部中央酒店之后，他果断废除了经营优先权，并提出未来赌业竞标的“三公原则”——公平、公正、公开。

不论敏锐还是迟钝，澳门各界都从新总督的活动中嗅出改革的信号。

马济时新官上任三把火，每一把火都烧向赌业垄断，令泰兴公司如芒刺在背。火上浇油的是，傅老榕在1960年撒手人寰。

于此，似曾相识的一幕发生了——由于家族掌门的去世，后一代人无力继承各界资源，导致家族事业的根基出现动摇。1960年的傅老榕家族，正在扮演几十年前卢九家族的角色。那么，谁又能扮演傅老榕家族在1937年的角色，从这一轮赌业大变局中脱颖而出呢？

傅老榕的病逝让叶汉忽然失去了斗志。叶汉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大部分时间被这个不可一世的老板压在身下，不得翻身。他就像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山，矗立在那里，等待叶汉征服。而叶汉也将他列为竞争对手。只有超越他，才可能从他的阴影中解脱出来。

现在，叶汉才踏出第一步，他竟然轰然崩塌了。一时间，一种莫名的空虚感在叶汉的胸腔油然而起。

冷静下来之后，叶汉开始为争夺赌牌四处奔走。他很快发现，仅凭自身一己之力，尚不足已拿下赌牌。他赌博多年，虽号称常胜不输，但钱财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除了练就一手出神入化的赌技，并没有积累多少资本。更关键的是，他不是葡萄牙籍，因此将丧失竞拍赌牌的资格。

关键时刻，叶汉在越南开赌时认识的花花公子叶德利帮了大忙，为他找来一个恰当不二的人选。

10．组建联合竞标团

叶德利身上几乎具备了那个时代的花花公子的所有特征：家财万贯、潇洒倜傥、声色犬马、出手阔绰、豪迈不羁。在东南亚一带流传着不少关于他的风流韵事和传奇轶闻。

叶德利出生在一个印尼华商家庭，10岁就不可救药地迷上赛车，成年后更是赛车场常客。他一生挚爱两样事物，除了汽车就是女人，他自己也说：“没有跑车，没有女人，我的一生便没有意义。”

对叶德利而言，跑车是“汽油燃烧的激情”，女人则是排遣寂寞的玩物。

70大寿时，叶德利在墨西哥摆下盛宴，邀请平生结交的女友前来聚会，居然有52个女人带着她们的丈夫或孩子从世界各地赶来。这个数目不过是叶德利女友的冰山一角，到底有过多少个女人恐怕他自己也说不清。不过，他却仅有一位妻子，就是他在越南西贡结识的“十一姑娘”何婉婉。

这个何婉婉来头不小，她的九哥就是何鸿燊。何鸿燊一生阅女无数，却自认无法和妹夫相提并论。

叶德利能言善道，是个少有的语言天才，精通英、法、德、汉、荷兰、马来6种语言，仅汉语就会5种方言。不仅在女人堆游刃有余，生意场上更是呼风唤雨，简直无所不能。

为一家英国收银机公司在香港打下半壁江山后，叶德利成了各大公司争抢的对象，最后被一家跨国贸易公司聘为东南亚地区总经理，随后又凭借语言天赋，成为香港证券交易所金融顾问。

叶德利与叶汉是旧相识，早年在越南还有过一段合作经历，他为叶汉推荐的合作者不是别人，正是何鸿燊。

1960年，39岁的何鸿燊已经是香港小有名气的富商。何鸿燊从香港的房地产投资中发了大财，身价不在叶德利与叶汉之下。更重要的是，何鸿燊娶了葡籍“澳门第一大美人”黎婉华，由此间接获得了葡萄牙国籍，倘若他愿意加入赌牌竞标，便可一举突破关于国籍的限制。

叶德利原本以为何鸿燊会因为赌博生意的正当性退缩，但当他将联合竞标的计划娓娓道来后，何鸿燊居然爽快地同意了。然而，即便加上何鸿燊，三人的财力仍无法保证稳操胜券拿下赌牌——澳门政府将每一轮的赌牌竞拍作为振兴经济发展的契机，通常会提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附加条件。相比赌牌的竞标价，后续投资简直犹如一个无底洞，是对竞标者真正的财力考验。

政府将赌业让给商人经营，正是要避开舆论的滔滔之口，同时利用商人的力量促进经济建设。赌牌竞标与其说是单纯的行业牌照之争，不如说是对区域经济的重新洗牌。为了取得赌业牌照，竞标者必须在竞标方案上压过他人，许以投资承诺成为增加砝码的重头戏。打个比方，竞标者是给政府画了一张“大饼”，至于能否落地成真，取决于它的财力及投资力度。

现在，这个竞标团已集结了叶德利、叶汉、何鸿燊三人，他们希望再找一人，联合组建竞标财团。这个人将成为制胜的关键。在评估了许多合伙人选之后，他们将目光放在霍英东身上。

霍英东在地产领域建树颇多，是那个时期香港赫赫有名的地产大王，有他助阵将极大增加胜算。然而，霍英东对赌博这类偏门生意顾忌颇多，担心影响自身名誉，加上他本身就对赌博深恶痛绝，邀他入伙简直难比登天。叶汉与叶德利两人奔波几天，无一例外碰了一鼻子灰。

最后，何鸿燊出马，软硬兼施，一番游说下来，霍英东居然动了心，半推半就加入联合竞标团……

第四章恩怨五十年：何鸿燊与霍英东

引子

人们对他们的手段说过不少刺耳的话，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了解真相，除了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外，他们其实并不比那年头的其他百万富翁更坏。——古斯塔夫斯·迈尔斯

1．何鸿燊与霍英东（1）——请君入瓮

那时在香港商界，除了何鸿燊，恐怕再找不到第二个人，能让霍英东改变自己的想法。

霍英东是一个谨小慎微的商人，对生意、金钱有自己固有的一套认知，几乎很少因为别人而动摇。成为富翁后，他对金钱的追逐淡薄许多，风险意识倒是有增无减。这实际上不难理解。大多数出身低微者获得成功后变得异常谨慎，不如未发迹时激进大胆，霍英东身上便体现了这两种反差。

贫寒的出身为霍英东的商业生涯平添励志色彩，他人生的早期阶段可谓命途多舛。

霍英东原名霍官泰，是香港原住民，祖上世代为船户，在港澳间运输货物为生，全家人以船为家。他7岁时，两个哥哥在风暴中丧命，父亲不久患病身亡，一家人弃舟登陆，搬进香港的贫民窟。

霍英东有一个颇识大体的母亲，并没有因为家庭的变故一走了之，反而含辛茹苦把他送入学校。

1936年，13岁的霍英东考入香港著名的皇仁书院。他在皇仁书院读书五年，直到1941年香港被日军占领才被迫中止学业。此后，霍英东一头扎到残酷的现实中，为了谋生而不择职业，他当过铁匠、铆工、杂役，还尝试过汽车修理、轮船司炉和经营杂货摊，而在启德机场当搬运工的短暂经历让他失去了一根手指。最后，他又重操家族旧业，做起驳船的营生。

如果以上还不能彰显命运对霍英东的残酷，那么一次为了微薄收入的海上冒险几乎让他丢掉性命。

有一年夏天，霍英东组织一帮难兄难弟出海去寻找一种可以制药的“海人草”，结果误入东沙群岛，被困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忍饥挨饿大半年，最后被路过轮船搭救才死里逃生。此事显示了霍英东年轻时激进冒险的一面，为了赚取改善生计的资金，他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

朝鲜战争爆发后，霍英东突破“禁运”封锁，向大陆运送大量“黑铁皮、橡胶，轮胎、西药、棉花、纱布”等物资。他八十大寿时回忆道：“从1950年到1953年的3年间，我们几乎晚晚开工，没有一天停止过，白天要联络、落货，晚上开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这段隐秘经历一定让霍英东获利不菲，以至于背上“走私发家”的指控。实际上，许多香港豪门均或多或少参与其中，霍英东只不过是最惹眼的一个。他先是用简陋帆船向澳门南光公司——中国在澳门的代表机构，实际上是一家中资背景的贸易公司，何贤、马万祺等澳门华商出面维持——运输石油，因信誉良好而建立稳固供应关系，后来又被介绍给老牌央企香港华润公司。华润采购的大量物资便是通过霍英东之手运往澳门南光公司，然后源源不断流入大陆。

多年来，霍英东对“走私”一说颇为忌讳，有一次向人抱怨，“要光是赚钱，还有很多方法，并不一定要走这条路。而且，走这条路赚的钱亦并不真的很多。”但不可否认，那时的霍英东身份低微，其实找不到更好的赚钱门路，与华润、南光的合作使之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但他也因此触怒港英政府和美国政府，他转身做起正当生意的时候，仍然为此困扰不已。

霍英东投身房地产业，首创“分层出售、分期付款”的销售方式，在香港地产界一骑绝尘，成为战后地产大亨。1955年，霍英东投资兴建的香港第一高楼蟾宫大厦开售楼花，正当销售进入高潮时，一则关于霍英东“因战时走私，被递解出境”的流言不胫而走，令销售热情顿时冷却下来。这场虚惊最终以霍英东公开声明而化解，但他此后变得小心谨慎，唯恐是非上门。

对于霍英东的遭遇，何鸿燊不仅看得清清楚楚，而且还有几分同病相怜和惺惺相惜。

何鸿燊的出身与霍英东简直判若云泥，霍英东是香港的升斗小民，何鸿燊则是高高在上的豪门公子。但除此之外，两人的经历又有几分相似。何鸿燊幼时曾遭遇巨大变故。因投机股票失利，两个叔叔一个吞枪自杀，一个服药自尽，父亲远走越南，家产被用来抵债，家道于此衰落。在母亲教诲下，何鸿燊一改纨绔公子做派，以优秀成绩入读皇仁书院，由此考入香港大学。

学业被日本人的炮火打断，何鸿燊逃到澳门。在那个有权势的堂祖父何东的帮助下，何鸿燊从联昌公司得到一份饭碗。这是一家中、日、葡联营公司，主要业务是“向驻扎在广州的日本军队提供拖船、驳船以及其他运输工具，以此来换取大米、布匹以及其他东西，用来满足澳门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①【①引自乔·史塔威尔著《亚洲教父》，P21，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公司发起者主要是澳门的头面人物，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佩德罗·罗保，何鸿燊最初的工作就是给他当秘书。何鸿燊从佩德罗·罗保那里学到不少有用的商业知识，并且还有机会亲身经历一次危险的海运，还差一点被海盗的子弹打穿脑壳。

由于能力出众——据说何鸿燊记忆力超群，熟记2000多个电话号码，罗保每有问询，他均能对答如流——在做成几笔大生意之后，何鸿燊被提拔为公司合伙人，并从年终分红中获得人生的第一个百万港币。

摸透生意诀窍后，何鸿燊用分红所得创办了澳门水火公司，其实是一家煤油生产厂。由于是澳门仅有的煤油生产商，澳门水火公司顺理成章地成为采用煤油发电的澳门电灯公司唯一供应商，这项生意让何鸿燊轻易赚到丰厚稳定的利润。与此同时，他不放过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照旧从事隐秘的海上运输活动，直到被竞争者雇佣的杀手赶出澳门。

回到香港，何鸿燊与人开办了一家建筑公司，建造商铺和住宅楼宇，并从香港政府那里获得一项军队宿舍工程。这是一个与政界关系亲密的商业家族，何鸿燊的祖父何福、父亲何世光均担任过定例局议员，家族中亦不乏何东这样权重一时的人物。何鸿燊显然继承了这种政界关系，他所接受的正规教育和商业训练让他有能力获得政府信任，并将这种信任转化为看得见的利益。

和政府做生意让何鸿燊获得可靠而稳定的收入，但与霍英东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

客观地讲，何鸿燊对金钱的追逐渴望要高于霍英东。虽然他一心图谋要进军利润丰厚的澳门赌业，但仅凭他自己，以及叶汉、叶德利的力量，还不足以取胜。毋庸置疑，他需要借助霍英东的财力。

但是霍英东对赌业不感兴趣。一方面是出于“赌博不善”的传统认识，另一方面，则是不愿惹事上身。他已经被港英当局和美国政府列入重点打击的“黑名单”，当然不会自己往枪口上撞。并且，他与傅老榕家族、高可宁家族关系交好，不愿意因此坏了与两家的情面。

不过，何鸿燊自有办法将霍英东拉进来。他提出一项颇为高明的计划，打消了霍英东的种种顾虑。

何鸿燊的计划是：奉行不牟利原则，将获利用于慈善事业和澳门经济建设。赌客十有八九是有钱人，这样一来便相当于劫富济贫，把一件不那么光彩的事情变成了光明正大的举措。

2．1961：竞标澳门赌牌

1961年7月8日，澳门的大小报纸刊登了一则博彩业招标公告。澳门政府宣布取消赌业竞投经营优先权，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重新招标，底价300万澳门元，出价高者得赌牌。

何鸿燊、霍英东、叶汉、叶德利等人合资组建澳门旅游娱乐公司，很快制定了一套竞标方案，其中最大的亮点是：除了逐年提高赌税之外，还特别承诺将每年利润的10%捐作慈善，其余90%全部用于澳门本地投资，兴建酒店、公路、码头、民宅等设施，以改善澳门的经济环境。

这套方案的设计者是何鸿燊，从中颇能显出他长远的战略眼光：以“长期投资者”的身份赢得澳门政府信任和支持，并不单为取得赌业牌照，而是旨在以赌业为龙头，牵动酒店、交通、观光等旅游娱乐产业链的综合发展。另一方面，这也符合霍英东的胃口，以及澳娱公司的最终利益。

傅老榕家族当然不会坐以待毙。

赌业是傅老榕家族的根基和最大收入源，任何竞标者都被其视为敌人。为了保住澳门赌牌，傅老榕家族不惜动用一切关系，采取一切手段，设置各种障碍，阻挠竞争者投标。傅家权势之大，一声令下，竟然收买了澳门所有的律师行，导致何鸿燊找不到任何律师敢出面作澳娱公司的法律顾问，最后只能软硬兼施，雇佣了一名几乎从未打赢官司的葡萄牙籍律师。

1961年10月，投标开始。采取暗标竞投的方式，价高者获胜，定标后公布各家投标书及竞标额。

这种沿用已久的竞标方式存在极大的暗箱操作空间。澳门当局口口声声宣称“公开、公正、公平”，但最终仍做不到程序透明，其中的利益制衡、权势牵绊可见一斑。对于根基深厚的傅氏家族而言，无疑又增加了几分胜算。当然，对于何鸿燊等人，也未尝不是一种机会。

随着截标日期的临近，无足轻重的竞标者纷纷递交标书，最后这天，只剩下泰兴公司和澳娱公司。泰兴公司首先撑不住，还剩10分钟时呈交标书，5分钟后，澳娱公司最后一个递交了标书。

几天后，结果揭晓：澳娱公司以316.7万澳门元的价格成为新赌牌的持有者，获得为期25年的澳门赌业专营权。泰兴公司的出价为315万澳门元。仅1.7万元的差额，却是迥然不同的结局。

泰兴公司对这个结果当然不会满意。它的处境正如24年前的豪兴公司，明知不可避免地被淘汰出局，仍抱着一丝侥幸心理，做最后的挣扎。傅老榕家族动用一切手段阻挠澳娱公司履行合约。

葡萄牙国籍的何鸿燊代表澳娱公司持有赌业牌照，也因此成为泰兴公司的眼中钉。

为了把何鸿燊赶出澳门，泰兴方面甚至出价10万买其项上人头，并威胁要让澳门所有的船舶停运、所有酒店停业、所有楼宇停租、所有荷官失业，让澳娱租不到经营场所、招不到员工，更招徕不到一位赌客。倘若澳娱公司敢开张营业，就派乞丐前去闹事，派人往赌场中投掷炸弹。

何鸿燊不为所动，放出风去：开价100万，有谁胆敢取自己性命，就让他以命相抵。

至于其他威胁，充其量只是逞一时之能，葡澳政府从大局出发，定然不会隔岸观火。何鸿燊针锋相对，一一击破难题。最终，泰兴公司无奈地接受了出局的命运，眼睁睁看着何鸿燊接过赌业专营权。

3．澳娱内斗，叶汉出局

至少还有另外一个人，看着何鸿燊在澳门名头鹊起，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个人就是叶汉。

叶汉不是一个安于现状、受人摆布的角色，他对赌业怀有极大的野心，梦想有朝一日在澳门赌坛称王称霸。他天赋异禀，年轻时便有“赌圣”之名，却无“赌圣”之实，在傅老榕手下二十余年的颠沛流离，非但没有消磨他的野心，更坚定了出人头地的信念。

现在，他的机会来了。

在澳娱公司，叶汉、叶德利、何鸿燊、霍英东是主要股东①【①除了以上四人，澳娱公司还有两名创始股东，一个是何鸿燊胞妹“十姑娘”何婉琪，一个是香港演艺界富翁新马师曾。新马师曾与何鸿燊关系不错，澳娱创建时他投资了30万港元（澳娱经过多次增资，他的股权如今只剩1%，在后文“邓家争产事件”中对此还将详细展开），而何婉琪则投资了200万港元（其中80万是借给妹夫叶德利）此外霍英东也出资数百万港币用于基础工程建设，他们三人实际上是出的真金白银，叶德利借何婉琪的80万，入资（何婉琪是通过叶德利入资而非九哥何鸿燊，可见两人交情深厚）。最后，叶汉、何鸿燊两人没有出直接出资，他们凭借各自的关系、能力和资源获得大额股份。何鸿燊击败叶汉之后，一手将澳娱公司做大，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股份也水涨船高，将澳娱俨然变为家族企业。】，股份相差不大，理论上平起平坐，实际却内有千秋。四人中，仅叶汉一人是赌界专才，有经营赌场的经验，其余三人除了叶德利均不擅此道，而叶德利热衷香车、美女，志不在此。霍英东顾忌颇多，也不愿插足具体事务。只何鸿燊一副野心勃勃的样子。他早年在澳门打拼，人头地界熟络，争夺赌牌的过程中风头渐盛。待尘埃落定之后，澳娱公司内部权力之争，便在叶汉与何鸿燊之间展开。

叶汉一心想做赌业老大，极力排挤对他最具威胁的何鸿燊。何鸿燊那时对赌业几乎一窍不通，很多事情不能搞定，需要叶汉这样的人打前站，顺水推舟，把总办之位让给他。

不过事情还没结束。霍英东提议，应该按照现代公司的模式经营管理，澳娱下设若干赌场，叶汉作为赌场总办，恰好发挥他的一技之长。至于澳娱总经理，由持牌人何鸿燊担任。

叶、霍二人，一个是何鸿燊妹夫，一个是何鸿燊老友，暗中站到他这边。何鸿燊也投桃报李，支持二人轮流担任董事长。这样一来，叶德利、霍英东、何鸿燊三人组成“权力铁三角”，将实权分割一空。

不过，叶汉也不是泛泛之辈，凭借他的高超赌技，在澳门赌坛名声骤起，一时间竟无人能及。澳娱公司接连开设新花园娱乐场、澳门皇宫娱乐场，扩张势头迅猛，而在所有的新赌场内，重要职位几乎都是叶汉的心腹手下，叶汉挥斥方遒，自成一统，大有超然独立的气势。

唯一的不足在于，叶汉沿用傅老榕时代的经营方式，守旧保守，在他掌管下，各大赌场生意平平。

这给何鸿燊创造了机会。何鸿燊主张以现代公司的方式管理赌场，抛弃过去那种不合时宜的江湖做派，引入先进设备和理念，在合乎法律的框架内做生意。显然是对叶汉经营理念的颠覆。

理念之争尚不至于上升到撕破脸皮的境地。澳娱公司成立之初，双方仍保持着表面的理性与和睦。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澳娱初创，百废待举，需要借助叶汉的经验、名声和威望站住脚跟，打开局面。但另一方面，又不能给他太多的时间和权力，以致掌握公司实权。

叶汉却利用这个机会着力培植自身势力，从而加剧了内部斗争，经营方式之争成为最好的突破口。

澳娱选择哪一种经营模式，不仅维系着各位股东切身利益，归根结底，更是权力之争的延续。这个问题上终有一战。1960年代后期，澳娱公司筹划兴建葡京酒店，何鸿燊趁机提议增加公司股本，并自告奋勇地表示自己愿意认购。这样一来，其他股东必须认购，否则股权均势就会被打破。叶汉不及何鸿燊财力雄厚，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极力反对扩股。但资本雄厚的霍英东却支持何鸿燊，而留恋赛车场的叶德利不愿过多介入是非。扩股势在必行，何鸿燊、霍英东大量认购，跃升为大股东，叶汉与叶德利没有跟购，股份被压缩到10%左右①【①这只是澳娱公司多次股权变动中的第一轮变化，与如今的股权结构更是相去甚远，不可一概而言。】。

掌握实权后，何鸿燊大力推行现代公司制度，撤掉叶汉的心腹，大量启用新人。经过何鸿燊这番改革整顿，叶汉在澳娱公司的权势被极大地削弱，无奈之下，逐渐萌生了退意。

1975年，叶汉主动辞职，退出澳娱公司董事局，风浪暂时平静。何鸿燊执掌下的澳娱高歌猛进，取得举世瞩目的业绩，而何氏本人也开始被称为“赌王”。但他与叶汉的恩怨还未结束。

在本质上，何鸿燊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叶汉则是一名纯粹的赌徒。叶汉更适合在赌场中翻云覆雨、挥斥方遒，经营管理、运筹帷幄不是他的强项，生意场上的事不如交给何鸿燊这样的人来打理。

何鸿燊虽有“赌王”之名，在赌桌上却稀松平常，他以商人特有的方式参与赌业，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建立前人无法企及的事业。而在叶汉看来，这几乎不值一提。

对于两个互不服气的强者来说，没有比用各自擅长的方式将对方击败，更能痛快地化解宿怨。因此，叶汉与何鸿燊之间，终有一场战斗。与其说是夙敌厮杀，不如说是两种不同人生的较量。

往日的荣耀会让一个人变得固执，甚至刚愎，他所坚信的事物，容不得别人半点质疑和挑衅。何鸿燊用股份制度和管理权谋，将经营手法老旧的叶汉逼走；反过头来，叶汉试图以赛马车这项新式赌博，抢夺何鸿燊的风头，可是过程并不顺利。先是何鸿燊听到风声，利用非常手段，说服澳门政府与自己合作举办赛马车，将叶汉排挤出局，之后却搁置不办——因为在何鸿燊看来，澳门的赌客大多来自香港，而香港有自己的赛马会，在澳门开展赛马车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澳门政府则不愿计划流产，于是又将叶汉请回澳门，并与他签订了赛马车计划。

1980年9月6日，一个天高气爽的日子，澳门第一届赛马车会隆重开幕。

短暂兴隆后，何鸿燊的预见实现了：赌客对赛马车的好奇与兴趣齐头下坠，赛马车场变得门可罗雀，叶汉苦苦支撑，亏损却越来越大。熬了举步维艰的两年，1982年，何鸿燊以赛马车与澳娱存在潜在竞争为由，迫使叶汉将所持澳娱股份悉数售给香港富商郑裕彤，从澳娱全面退出。

叶汉的股份卖了大约3亿港元，使之得以继续维持赛马车场运转。此后经年，叶汉勉力经营，亏损却有增无减，到1988年时亏损额高达10亿港元，最终无力维持。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已经82岁高龄的叶汉终于低下头颅，将赛马车场及经营牌照转让给台湾的朕伟集团。

朕伟集团背景神秘而财势雄厚，投入巨资将澳门赛马车场改造为平地赛马场，并注册澳门赛马有限公司作为运营单位，但客源稀少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本质性解决，也就注定了它的惨淡收场。

1990年，澳门、台湾均对朕伟集团展开调查。因拖欠工程款项未能归还，朕伟集团被起诉至澳门法院，澳门警察甚至冲击它管理的澳门赛马会大楼，清查账目。而在台湾，朕伟集团的多项生意也遭受沉重打击。最终，朕伟集团以10亿港元的价格将澳门赛马会转让给下家。

何鸿燊正是澳门赛马会的最终接盘者。

10亿港元的出价分为两部分，以4.5亿收购澳门赛马会51%的股权，剩余5.5亿用于经营资金。在何鸿燊的运作下，澳门赛马会于1991年重新开办。朕伟集团当初投入30多亿港元，这时却被何鸿燊以4.5亿低价实质控股，几度派人滋事，却动他不得，最终不了了之。

4．公海赌博：最后的战场

1988年将澳门赛马车场转让给朕伟集团后，叶汉重操旧业，做起赌场生意。这一次是在海上开赌。

70年代，叶汉曾去欧洲游历，在赌城蒙特卡洛见识到海上赌场的魅力，并留下了深刻印象。1988年，叶汉动了海上开赌的心思，斥资550万港元，租下一艘五星级邮轮，又花费200多万装修一番，改造成集赌博、购物、娱乐为一体的豪华赌船，即“东方公主号”①【①数据引自《检察风云》杂志2002年第21期封面文章P38-41《“海上拉斯维加斯”揭秘》，作者谢冰。】。

相比陆上赌场，公海赌博的最大好处在于不必缴纳赌税，不受哪国法律约束，赌客可以随心所欲地花天酒地，不用担心警察上门打扰。“东方公主号”8层的庞大船身有充足的空间装下游戏厅、电影院、免税店、按摩院、娱乐场、赌博厅，无计其数的客房，以及少量专为尊贵客人预留的豪华套房。要熟悉船内的格局，少说也要3天时间。玩转全部项目，则要更多时间。

叶汉在香港、澳门大小报纸刊登广告，将“东方公主号”的信息公之于公，还打出一则极富煽动力的广告语：“只要你有备而来，就可能满载而归。”港澳两地赌徒蠢蠢欲动，纷纷登上“东方公主号”消费。结果，“东方公主号”开赌仅仅一周，澳娱公司的生意便大受影响。

由于“东方公主号”只在香港、澳门拉客，然后驶往公海开赌，不在香港、澳门和大陆任何一方的管辖范围之内。何鸿燊动用各类关系，但两岸三地监管机构均鞭长莫及，只能望洋兴叹。

正当何鸿燊无计可施之时，一股公海赌博之风悄然兴起，并从此长盛不衰。

公海赌博不必申请牌照，不受政府监管，让那些被一张赌牌挡在门外的投资者看到希望。一时间，“利达王子号”、“金公主邮轮”、“海豚之星号”、“丽都之星号”、“伊丽沙白二号”等赌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邮轮背后不乏日本、印尼的大型财团，声势一浪高过一浪，对陆上赌场构成巨大冲击。澳娱公司客户被吸走大半，生意逐年下滑。最后，就连何鸿燊也加入进来，于1998年添置两艘赌船“集美号”、“澳玛号”，参与公海赌博。而此时，叶汉早已安然作古了。

叶汉是在1997年5月15日这天病逝的，享年91岁，在平静中结束了颠沛流离的一生。

去世前8年，即“东方公主号”下水一年后，叶汉便金盆洗手，将“东方公主号”公开拍卖，最后几经转手，被向华强、向华胜兄弟购得。向氏兄弟出身复杂，其父乃国民党少将军官向前，也是香港黑社会背景的新义安的创始人。向氏兄弟投身电影事业，投资拍摄了大量赌博题材的影片，“东方公主号”因在他们投资的电影《赌侠》中亮相而声名远播，更成为大陆官员挥金如土的不二场所。据说，向氏兄弟购入“东方公主号”后，何鸿燊曾示意他们退出赌业，甚至不惜以澳娱公司的部分股权作为交换。可见，他对“东方公主号”的忌惮。

叶汉7岁踏入赌界，直到91寿终正寝，人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赌场渡过。他曾说，“我开赌，虽然希望赚得个满堂红，但也不愿见到那些无节制的赌徒走上绝路。”拍卖掉“东方公主号”后，他便放下恩怨，将赌博纯粹作为一种消遣，但他掀起的公海赌博风潮，至今仍困扰着澳门赌业。

叶汉生前并未正面击败何鸿燊，却给他制造了一个大麻烦，然后自己洗脚上岸，看着他辗转腾挪——也许在叶汉看来，没有比这更好的胜利。但对何鸿燊来说，这还不是最大的麻

烦。

5．何鸿燊与霍英东（2）——盟友还是敌人？

霍英东说过一句广为传播的话：“我从来没有负过任何人，但不少与我合作的人，都有负于我！”被解读为他与何鸿燊关系的暗示。对于霍英东为人，何鸿燊有过这样评价，“他是太极能手，永远不会开罪人。”二人一个圆熟、一个阴翳，关于他们的恩怨，也许并不像传言中那么简单。

2002年春天一次茶会上，霍英东当众提及一件尘封的往事，令在场的何鸿燊羞愧不已。

原来50多年前霍英东等人差点命丧东沙群岛，正是受何鸿燊之约去打捞海人草。何鸿燊当时是联昌公司合伙人，正在香港大肆收购海人草，出口给日本人生产胃药。何鸿燊要求霍英东把打捞到的海人草洗净、晒干，去掉沙子，这样一来，霍英东等人打捞的海人草少掉许多斤两，辛苦了大半年，差点命丧大海，到头来一份钱没赚到，对何鸿燊的精明记了半辈子①【①参见《大经营》杂志，2006年第11期P39-P47，《霍英东的“恩怨江湖”》一文，作者赖球，黄树辉。】。

霍英东在那次茶会上当着何鸿燊的取笑道，“人家都说我卖海沙发达，他却要我把沙全拿走。”

霍英东为何当众要给何鸿燊难堪？两人之间究竟有何恩怨，是敌人，还是盟友？

就在2002年春茗后不久，霍英东便宣布了一项惊人决定：将他所持的22654股澳娱股票，约为27.7%的股权，尽数捐赠给即将成立的澳门霍英东基金会，另外再捐赠2000万澳门元。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霍英东不加掩饰地讲道，“无我，所有澳门一切都是假，包括何鸿燊。”②【②引自凤凰网文章2006年11月1日，“政经江湖”栏目文章《霍英东与何鸿燊的五十年恩怨》。】

原来当初霍英东入伙，有几分迫不得已的成分。

1961年的一天，霍英东忽然接到一个电话，称澳门有一场慈善足球赛，邀请他前去捧场。霍英东平生爱好踢足球又乐于做慈善，是香港商界有名的足球健将，碰到一场慈善足球赛，自然没有不去的道理。不料球赛刚结束，霍英东便听到一则流言，说自己来澳门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与何鸿燊等人一起竞标赌牌，踢球只是一个幌子。对于这样的传言，霍英东一笑了之，当时并没有放在心上，他没有料到，几天后，何鸿燊居然真得找上门来，邀请他加入竞标团。

霍英东心知被人算计，但这时已是骑虎难下，只好不太情愿地做了这个“顺水人情”①【①何鸿燊有一次提及这段经历，说霍英东来澳门踢球，当晚的宴会上被澳门的商界人士取笑称“霍乱”，包括不少赌界中人。霍英东认为这是对自己的羞辱，下决心争抢赌牌，还他们以颜色。】。

澳娱公司成立之初，商定非牟利政策。霍英东亦对此感到满意，他大多数时间在香港管理自己公司的事务，不大过问澳门赌场生意。不过，随着澳娱的发展，霍英东逐渐意识到澳娱背离了非牟利的初衷。而作为澳娱公司的实际管理者，何鸿燊也不能让他感到信任。

1967年底，霍英东、何鸿燊、关启明、钟明辉等人合伙，在尖沙咀建成19层的星光行商业大厦开始招租。霍英东在韩战时期的航运经历为其招致美国方面的责难。美国政府禁止本国商人售卖美货给星光行租户，港英当局也配合行动，对星光行进行断水断电。星光行招租极不顺利，霍英东打算以3800万港币卖下星光行，以免其他投资者遭受自己连累。

不料何鸿燊却联合其他股东，以3750万的价格将星光行抢先卖给怡和旗下的老牌地产公司香港置地，只有1750万是现金交易，其余2000万是承兑汇票。霍英东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偶然获知，何鸿燊担心他独揽星光行会使外界认为霍氏财势雄厚，盖过他何氏光芒于是才出此下策②【②参见《大经营》杂志，2006年第11期P39-P47，《霍英东的“恩怨江湖”》一文，作者赖球，黄树辉。】。

何鸿燊热衷名利，好胜心强。经过此事，霍英东越发认清这个合伙人的性格，“他好中意别人叫他做‘一代赌王’，好似觉得好有荣誉，好有声望！”③【③引自《东方卫报》2009年8月19日A20版文章《没落豪门里的女人们——赌王何鸿燊“后宫争产”》，作者蔡庆中。】“他看来对钱银并非看得很重，不过在争执上，跟叶汉又好，同我又好，他都一定要赢……就算打球，他说要赢，那么我多少都让他”④【④引自《企业家天地》2009年第11期P76-P79，长篇文章《探访何鸿燊》，作者雷晓宇。】。

久而久之，这种强势的性格令霍英东难以忍受，与其日渐疏远，嫌隙与日俱增。

1982年，叶汉将股份卖给与何鸿燊交好的郑裕彤后，何鸿燊在澳娱的权势达到第一个波峰，他与郑裕彤的股份加起来，足以控制澳娱董事会。霍英东此时意兴阑珊，萌生去意。

1986年，澳娱赌牌到期，澳门政府与其续约，将博彩专营权延长到2001年，跨过澳门回归日期，令中方大为光火。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霍英东不久便将澳娱董事长之职让给郑裕彤，以此表示自己的立场和不愤。

当时澳门正筹划建立股票交易市场，何鸿燊有意推动澳娱挂牌上市，霍英东打算趁机出售所持股票，全面撤出澳娱公司。他与何鸿燊、郑裕彤谈好价钱，将股票作价6亿售给二人，甚至签好文件准备就绪，但因澳娱公司上市搁浅，何鸿燊便不再提及，霍英东以此作为“不守信用”的证据，屡屡在人前提及①【①关于澳娱上市，何鸿燊之妹何婉琪在自传中披露：当时澳门政府担心澳娱上市后，与大陆政界关系密切的霍英东退股（霍英东曾表示澳娱上市即他抽身而退之日），“将令人产生大陆不再支持澳门之感，严重影响中葡关系！故万万不可以让他退股！”后来澳娱公司曾尝试到香港上市，但因没有通过审查而作罢。】。

霍英东去意已决，只是苦无对策，倘若退出后股份被难以取信之人获得，未免背离退股本意。辗转16年，终于在2002年谋得一条出路：将所持股份全数捐给由澳门政府监管的澳门霍英东基金会②【②澳门霍英东基金会与霍英东基金会是两个不同的基金会，前者主要由霍英东所持澳娱公司股票构成，代其行使职权。】，为这笔价值上百亿、足以影响澳娱决策的巨额股份找到可靠归宿，这才安心退出。

6．霍英东最后的20年

促使霍英东撤出澳娱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身体。

叶汉售股给郑裕彤第二年，霍英东便检查出淋巴癌。霍英东对这种病不陌生，他的父亲就是患此病英年早逝。霍英东热爱体育运动，身体向来无恙，不料60岁时患上与父亲同一病症，此时家族诸多事务悬而未决，形势十分严峻。

淋巴癌等于宣判了一个人死刑，只是死期不同而已，短则数月，长则数年，财力雄厚者有条件接受更好的医疗，或许能够延长这个期限。得知患病后，霍英东当即在香港接受切除手术，又转到北京，觅得专家名医诊治，进行为期一年的化疗和休养，终于从死神手中挣得一些时间。

霍英东的三房妻妾共为他生育了13个子女，家族人丁兴旺，霍英东对家产归属亦有所准备。

早在1978年，55岁的霍英东立下遗嘱：明令自己死后20年内不得分家，三房家室每月领取固定的生活费用，二房、三房子女不得踏入商界，大房吕燕妮所生三子霍震霆、霍震寰和霍震宇作为家族接班人，分别掌管家族的体育事业、商业板块和南沙开发计划。

当然，霍英东最放心不下的，还是澳娱公司的股份。霍英东看得明白，霍震霆、霍震寰和霍震宇这三兄弟，哪个都不是何鸿燊的对手，即便三人联手也很难从澳娱捞到好处，一旦自己过世，所持澳娱股份便有落于外人的危险。霍英东不希望后代继续参与赌业，因此要在有生之年做个彻底了断。直到2002年，将这些股份全部捐给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才卸下这桩心头大患。

霍英东身材瘦小，肤色发黑，长着一双锐利的“鹰眼”，脸上常带笑容，给人一种精明干练的感觉。实际上，早年的辛酸经历使他过早明白人世艰辛和奋斗真谛，养成超群的自我约束能力，这帮了他的大忙。患上癌症后，霍英东坚持“冷热疗法”，每日在冰冷的水池和暴热的桑拿房中交替浸泡，从未间断，最后竟奇迹般战胜淋巴癌，将生命延长了20多年。

从澳娱解脱后，霍英东一改谨言慎行的作风，不时大爆澳娱底料，言谈中更对何鸿燊这个老搭档不乏讥讽，后者从未直接回应。2003年，霍英东癌症复发，飞往北京治疗，在医生建议下停止了坚持20年的“冰火浴”，此后身体时好时坏，最终在2006年10月28日病逝于北京。

7．霍英东：可怜身后事不期

霍英东生前在遗嘱中对家族未来做了长远安排，他去世后三房家室相安无事，遵照遗嘱各自生活：二房、三房子女向远离商业的法律、文化行业发展，长房三个嫡子亦在各自领域开拓耕耘。

仅仅5年后，当外界为霍家平稳过渡叫好时，霍震宇却将胞兄霍震寰告上香港高等法院。

随着诉讼的进行，不为人知的内幕渐次浮出水面，原来这个香港豪门也未能免于兄弟纷

争的悲剧。令人唏嘘的是，霍英东的安排不可谓不周全，即便如此，他去世不久，家族就陷入内讧。霍英东遗嘱有四名执行人，分别是胞妹霍慕勤、妹夫蔡源霖、长房次子霍震寰、长房三子霍震宇。霍震宇指控霍震寰在父亲去世后第二年开始，利用遗嘱执行人身份之便，不断要求三家签署协议，承认他拥有家族龙头企业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大约46%的股权。这间公司是霍

英东涉足地产界时成立的第一家企业，支系庞杂，堪称维系霍氏家族的根基，家族开销均出自该公司。此外，霍震寰还对3间离岸公司，3个存款高达7.3亿港币的银行户头提出归属权要求。

霍震寰是霍家实权人物，掌控家族财路，他利用这一优势条件迫使二房和三房签署上述协议，将总计64亿港元的资产划归自己名下。但长房也即霍震寰同胞兄妹认为，上述财产属于公有，不应被霍震寰独吞。而霍震宇与霍震寰早已失和，不顾手足情分将他告上法庭。

霍氏兄弟之争爆发在香港豪门争产高潮期，个中内情繁杂冗长，但其实与多数豪门争产并无二致。不过，倘若回归事件源头，或许会有不一样的发现。

霍英东将自己的事业拆分成三大板块，由长房三子分别继承，看似无懈可击，其实大有破绽。要说早在几十年前便埋下今日兄弟纷争的伏笔也不为过。体育事业、家族生意、南沙开发乍看彼此无关，其实却是一个整体，家族生意为其余两者提供资本，处于核心位置，体育事业是为博名声，南沙开发属于长期策略投资，需大笔资金投入。霍英东在世时，一人调拨全局，三块业务有条不紊。三兄弟接班后，三块业务有了各自独立的决策核心，势必会打破以往的结构关系。

霍震宇是霍家南沙业务实际控制人，2008年底，为增加在南沙港项目的竞争力引入霍震寰。霍震霆掌握着霍氏家族的关键资源以及南沙项目的资本来源，将霍家势力在南沙扩大化的同时，自己也深度参与其中，霍震宇被逐渐边缘化，最后不得已试图通过法律手段迫使霍震寰让步。

霍英东的四个遗嘱执行人中，蔡源霖于2008年去世，霍慕勤已80多岁高龄，不大过问家事，实际只剩下霍震寰与霍震宇两兄弟。霍震宇在实力上处于明显的劣势，他担心一旦霍慕勤过世，霍震寰将获得更大的支配权而不受遏制。因此，霍振宇诉讼的另一重点是，增加新的遗嘱执行人，但这样一来，不仅引发人选之争，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对霍英东遗嘱的背叛。

霍氏家族本身显著的影响力为这场争产案引来各界密切关注。与霍家关系密切的董建华积极调解。

最终在2012年8月，包括长房三兄弟在内的16名家族成员握手言和，签订了一份和解协议——他们共同背弃了霍英东“死后20年内不准分家”的遗嘱，将他留下的300亿港元资产瓜分殆尽。①【 ①据2012年8月10日《东方卫报》A14版《霍英东家族争夺遗产案和解霍家三兄弟各分得65亿港币》一文援引《星岛日报》2012年8月9日报道，霍家长房三兄弟霍震霆，霍震寰和霍震宇，以及二房、三房的共计16名成员签订了“和解协议”。将霍英东留下的约300亿港元遗产，先扣掉100亿港元以每月“零用钱”的方式发放给二房、三房，余下200亿平均分配给长房三兄弟，每人最终获得约65亿港元。】

8．丑闻、阴谋与爱情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完美无缺的成功。那些置身商界顶端的大人物在赢得举世赞誉之际，总是少不了反面的声音。毋庸置疑，他们讨厌这些反面的声音，想方设法消灭它们的踪迹。但其实他们自己也明白，毁誉参半就像是家常便饭。他们所处的地位，使他们很难同时获得所有人的支持和赞赏。批评、质疑、抨击是金钱、名誉、权势之外的派生物，他们可以选择闭目塞听，但无法阻挡这些声音的发出。尽管他们总是以高大正面的形象示人，不过你也知道，那是他们希望你看到的那一面。真正的情形，如果当事人不出来指正，局外人恐怕永远不得而知。

就像任何家庭都会产生争吵、分歧，甚至谩骂、打斗，这些豪门望族也不例外，它们庞大的资产、复杂的关系、繁盛的人口，以及绵密的利益纷争，是对普通人想象力的挑战。这时候，你只能指望通过TVB的狗血剧情了解一些无足轻重的皮毛。然而，让人哭笑不得的情形是，真实世界中的豪门恩怨同样少不了狗血元素，有时候恰恰是由那些庸俗事件触发。

不论从前如何精彩，何鸿燊的后半生注定要在一个人的指控中渡过，这个人就是他的胞

妹何婉琪。

某种程度上，由于何婉琪的指控，何鸿燊的前半生也变得不那么光辉。何婉琪的控诉究竟有多少真实成分，多少夸大其词，我们无从得知。我们只能说，被称作“赌王”的那个人是一个复杂的人。他身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能找到合理的解释，但是这种合理更像一种冷酷。

从外表看，何鸿燊眉毛粗短、眼睛狭长，睥睨有神，顾盼之间，散发出一股卓尔不群的气场，一副十足的枭雄之相。加上他的多国血统、家世背景、巨额资产、耀目头衔，以及难以尽数的风流韵事，几乎具备了一个成功者应有的一切。但这出商界传奇，并不像表面那般无懈可击。

相比霍英东晚年的冷嘲热讽，一向温顺的胞妹何婉琪忽然反击，让何鸿燊有些束手无策。

何婉琪是何家第十个孩子，昵称“十姑娘”，年轻时跟随父亲到越南经商，认识不少当地权贵。叶德利曾在越南开赌场，即是在何婉琪的帮助下取得赌业执照。何婉琪参与赌场经营管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后来，叶德利与何鸿燊、叶汉、霍英东联合竞标澳门赌牌，叶德利又从何婉琪这里拉来一笔资金，入股澳门娱乐公司，因此她也算澳娱创始股东。只因何婉琪有一桩不可告人的秘密握着何鸿燊手中，她在澳娱公司处处受制，股份被巧取豪夺，忍气吞声而不敢反抗。

何婉琪年轻时聪明干练，曾经为何东做秘书，掌握不少经商诀窍和关系人脉。再加上她有经营赌场经验，叶汉退出澳娱后，她便受九哥何鸿燊之邀，开始参与澳娱日常管理。

然而何婉琪在澳娱工作几十年，其实并没有实权，多数时候只是听命行事。在何鸿燊要求下，多次非自愿地把股份出让他人。何婉琪隐忍度日。直到2000年前后，何鸿燊示意她将部分股权卖给自己宠幸的四姨太梁安琪，何婉琪强硬拒绝。第二年，澳娱董事会提出“管理层之年轻化及专业化”。2002年元旦，何鸿燊亲笔通告，宣布撤销何婉琪在澳娱一切管理职务，仅保留董事身份。随着何婉琪结束将近30年的澳娱生涯，她与何鸿燊之间的恩怨也走向公开化。

一切恩怨皆由一桩不可告人的不伦之恋引起。隐忍几十年后，何婉琪亲自将之公之于众。

1941年，18岁的何婉琪在一次舞会上邂逅了堂弟何鸿章，互相吸引的两个年轻人迅速擦出火花，但因家族干涉未能修成正果。何婉琪后来下嫁麦志伟，何鸿章则远赴美国留学。何婉琪与麦志伟婚后生下一子一女，几年后何鸿章学成回港，两人旧情复燃，珠胎暗结，生下一子一女，为掩人耳目均跟随麦志伟姓。这桩孽缘却被何鸿燊得知，成为牵制何婉琪的把柄。

作为何东嫡孙，何鸿章是何东家族钦定接班人。他接管家族后，何鸿燊原本希望利用同族便利，参与何东家族的地产生意。但是何鸿章公私分明、不偏不倚，何鸿燊几乎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因此对这个堂弟满腹牢骚，因其势力雄厚而不可奈何，何婉琪的这段地下恋情刚好假以利用。

1957年至1973年，何婉琪在何东公司工作，何鸿章为总裁，她是总裁秘书。1961年叶德利与叶汉准备争夺澳门赌牌，拉何婉琪入股，何鸿章当即给她200万港元，何婉琪用这笔钱与叶德利合组公司投资澳娱。这200万中，叶德利暂借80万，算作个人出资，120万属于何婉琪出资。澳娱股权不透明，甚至曾丢失过一次股东名册，经过几十年的变更，何婉琪的股份被压缩至7.3%。何婉琪后来才发现，组建澳娱时，何鸿燊、叶汉均未出资，自己那笔钱算是最大投资，但在何鸿燊要求下，她放弃不少股权，最后只是一名微不足道的小股东。

2000年，何婉琪丈夫麦志伟去世，忍辱负重40多年的她卸下心结，不惜一切地揭开澳娱的重重内幕。

何婉琪亲口告诉次子麦舜铭，他父亲另有其人，即是堂舅何鸿章。麦舜铭生性好赌，但赌技欠佳，在赌桌上输掉不少钱，当时正因债主（何鸿燊的好朋友）逼债与舅父何鸿燊打口水战，情急之下便将自己的身世公开：“何鸿章是我爸爸，我好荣幸有这样的爸爸。”言谈之中，因是何鸿章之子颇为骄傲。异母大哥麦家兴看不过去，站到何鸿燊这边，公开抨击麦舜铭。

麦舜铭自爆身世，如果不是何婉琪有意为之，否则无从得知。但对这件惊天秘闻，何鸿燊却佯装不知——何鸿燊不会明白，看似温顺的何婉琪究竟有着怎样的仇恨，竟不惜名誉扫地，反戈一击。

摆脱多年负重，何婉琪开始无所顾忌地反击。她向澳门政府提交的大量资料揭开了何鸿燊赌业帝国的神秘面纱——何婉琪指控澳娱公司违反政府禁令私自放贷，甚至向犯罪团伙成员提供借款，向权势人物的子女提供巨额“助学金”，与此同时何鸿燊私扣股东分红，财务漏洞百出①【①参见《新闻天地》杂志2009年11期P8-P9《何鸿燊与霍英东、何婉琪的恩恩怨怨》一文。】。

适逢澳门开放赌权不久，澳娱赌牌到期之后，与外资背景的永利、银河分庭抗礼。出于维护区域经济稳定的需要，澳门政府决定扶持澳娱公司，以便与外资公司抗衡，因此对于澳娱内部的纷争秉持大局为重的原则进行调解。大陆政要亦对何氏兄妹之争有所耳闻，居间调停，希望息事宁人。何婉琪多方申诉无果，步霍英东后尘，将持有的澳娱股份全数赠与威利基金会。

9．何鸿燊和他的女人们

何鸿燊生性要强，他的一生是争斗的一生，那些被他打败的人铺就了他的赌王之路。

但到头来，这个潇洒风流的强者也未能免俗地陷入家产之争。他费尽心机、争强好胜聚拢起的巨额家产，开始被他捕获的女人们温柔而残忍地分割。他需要发动一场战斗来平息纷争。但他已不是年轻时候的那个他了。况且，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从来就拿女人们没什么办法。

1978年，在霍英东长子霍震霆迎娶港姐朱玲玲的婚礼上，何鸿燊带着七分得意三分无奈对新婚燕尔的霍震霆说：“我这一生，只要我喜欢的女人，没有追不到手的，不过，我同样不懂得怎么甩掉她们。”

20多年后，这些女人成了何鸿燊最棘手的麻烦。正如那句流传广泛的戏言，“男人没人斗得过赌王，而赌王总是斗不过女人。”

赌王的一生，将如何收场呢？

何鸿燊从来不掩饰对女人的偏好。有一次他公开讲：“我一生的情人数字不足10位。我很挑剔，并不是人人我都喜欢。”然而在知情人看来，这个数字还是太过保守了，不过后半句倒是无人反对。对于超级富豪来说，女人并不是什么稀缺品，只要他们愿意，随时都可以左拥右抱，但是花天酒地与合法婚姻毕竟是两码事儿。

不论何鸿燊多么有女人缘，他仅慎重地组建了四个家庭。

元配黎婉华生性恬淡，不喜欢出风头，并且因为一次车祸事故染上重病。何鸿燊发家之后，“工作非常繁忙，各种各样的应酬不少，需要一位女性操持家务，并时常陪伴自己左右”①【①引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5期（3月上）P112《何鸿燊：10元起家的“澳门赌王”》一文所载，祝春亭《何鸿燊传》一书中何鸿燊的自述，作者刘郴山。】，于是又娶了第二个太太蓝琼缨。当时香港、澳门华人在婚姻上仍遵循清朝律例，娶妻纳妾不算违法，但何鸿燊入了葡萄牙国籍，按照葡萄牙法律这种行为并不合法，因此招致洋人的非议，黎婉华与他的关系也开始疏远。

蓝琼缨与何鸿燊有共同的爱好：跳舞，两人出双入对，是港澳上流社会有名的“舞王”、“舞后”。为了制衡蓝琼缨，黎婉华从自己的高级护工中挑中陈婉珍，一手促成何鸿燊的第三场婚姻，当时香港已废除“一夫多妻制”，陈婉珍只算作三姨太。几年后，何鸿燊在一次私人舞会上结识了一个名叫梁安琪的舞蹈教师，被她的高超舞技折服，将其纳为四姨太。

黎婉华是何鸿燊生命中第一重要的女人，与她的结合让何鸿燊获得了进入澳门上流社会的钥匙——葡萄牙国籍。不管何鸿燊主观如何，客观上却是这次婚姻的背叛者，黎婉华和她的子女无法接受何鸿燊“一夫多妻”，但仍保持着应有的体面，他们以洋人自居，几乎从未介入家族纷争。

二房蓝琼缨、四房梁安琪属于交际花一类的人物，她们不仅能够满足一个成功男人的虚荣心，并且为他的事业拓展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样的角色一个足以，因此，梁安琪实际上就是人老珠黄的蓝琼缨的“替代品”，她更年轻、更有活力，也更讨何鸿燊欢喜，这也是二房、四房矛盾所在。由于这层关系，家产之争不仅不可避免，注定愈演愈烈。

三房陈婉珍与黎婉华性格相似，属于持家教子的类型，黎婉华去世后，她的地位得到变相加强——不管何鸿燊在外面如何风光，总归需要一个安静的家庭，多数时候三房充当了这一功能。三房陈婉珍安分守己，既无长房的地位，也没有二房强势，更不像四房那样恃宠骄纵，是理想的“避风港”。

作为这个大家庭的组建者和管理者，何鸿燊把四房家室安置在不同的宅院，满足妻妾子女豪奢的生活需要，这种做法算不上新鲜——自古以来就是豪门望族内部调整方式，也是人丁兴旺的显著标志——无非是为了避开争斗和吵骂。

然而，家族“开枝散叶”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各房的利益难以调和，这样做只不过延缓了矛盾，却无法避免或阻止冲突的最终爆发。

10．赌王之后、再无赌王

一妻一妾两姨太一共为何鸿燊生下17个子女，最小的那个出生于1999年，何鸿燊78岁高龄时。

所有子女中，长房长子何猷光、二房长女何超琼最得宠幸。何猷光是何鸿燊的第一个儿子，何鸿燊给他取了一个与伯祖父何东相同的英文名——Robert。何鸿燊生平最敬佩何东，显然对这个大儿子寄予了非常大的希望，但这种希望最后摧毁了何猷光——在父亲至高无上的权威下，何猷光被巨大的压力折磨得神思恍惚，33岁那年开车外出时发生车祸英年早逝。

或许从这桩不幸事故中受到刺激，何鸿燊对何超琼的宠爱开始带上放任的溺爱色彩。

何超琼与娱乐圈关系密切，曾和多名男星拍拖，几度到了谈婚论嫁地步，最后匆匆告吹。何鸿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何超琼每次分手，都会给她升职、加薪作为安慰和鼓励。后来何超琼与前夫许晋亨离婚，何鸿燊亦多次公开维护爱女，对许晋亨表示不满。

何超琼的商业才干是赢得父亲宠信的一个重要因素。何超琼33岁进入家族企业信德集团董事局，四年后升任总经理。澳门赌权开放后，何超琼与美国博彩业巨头美高梅①【①美高梅国际酒店集团（MGMResortsInternational），前身为美高梅金殿，由著名赌场米高梅大酒店与Mirage度假村在2001年合并而成，是当今世界上第二大博彩公司。与米高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公司。】在澳门组建合资公司美高梅中国(MGMChina)并摘得一块赌业副牌，2011年米高梅中国在香港首次公开募股，何超琼出售23%的股权套现十多亿美金，投资回报高达18倍，以50亿美元身价成为香港第一女富豪。

何鸿燊17个子女中，除了去世的长子何猷光，仅剩5名男丁，只有次子何猷龙在商界崭露头角，其余尚不到涉足家族事业的年龄。

何猷龙是二房蓝琼缨独子，何超琼胞弟，早年在金融、互联网领域打拼，2001年加入家族企业新濠国际董事局并担任总经理，后来接替父亲成为这家主营餐饮、娱乐业务的上市公司总裁及大股东。与何超琼一样，何猷龙也通过与外资合资摘得一块赌业副牌，姐弟二人持有六块赌牌中的两块②【②2002年2月，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银河娱乐场股份有限公司及永利度假村（澳门）股份有限公司获得澳门博彩经营权。这年12月，银河娱乐与大股东威尼斯人集团分家，一张赌牌分成两个，后来永利、澳博如法炮制，分别转让给何超琼与美高梅合资的超濠股份有限公司、何猷龙掌管的新濠博亚博彩有限公司两张副牌。这样一来，形成“三主三副”的赌牌格局，澳博、威尼斯人、永利三家持正牌，银河、新濠、超濠持副牌。】，是澳门赌界的后起之秀。

长女何超英四女何超琼（前夫许晋亨）八女何超云十女何超盈

长子何猷光（已故）五女何超凤九女何超莲四子何猷亨

次女何超贤六女何超蕸三子何猷启五子何猷君

三女何超雄七女何超仪六子何猷佳

次子何猷龙十一女何超欣

备注1：长女何超英是第一个被安排嫁入豪门的女儿，前夫是香港殡仪业大亨萧明之子萧百成。1970年代，何鸿燊在伊朗投资马场，萧百成是合伙人之一，同时也是许晋亨好友。备注2：何超贤是位雕塑家，曾于美国生活七年，以售卖自己的雕塑品为生，全靠自己实力赚取每一笔金钱，回港于兰桂芳开设画廊。她的丈夫Peter是丹麦人，两人育有一女。

何超琼、何猷龙虽然能干，但要强的何鸿燊并未将家族核心资产澳娱交给他们，以耄耋高龄亲自执掌。直到2009年夏天，88岁的何鸿燊忽然跌倒撞伤脑部，养病期间开始着手安排接班事宜。

2010年12月，何鸿燊将所持信德集团部分股权让予二房，所持澳娱旗下上市公司澳博的股权让于四房梁安琪，使之一举成为澳博第二大股东。一个多月后，何鸿燊又将持有澳娱32％股权的私人公司Lanceford平分给二房、三房。

外界对赌王和平分家拍手称赞，谁知没过多久，何鸿燊便通过律师向外传话称，澳娱股权变动是一场“抢劫”，“我们一定要夺回Lanceford!”甚至将二房、三房子女告上香港法庭。此后，何鸿燊态度含混不清，反复撤诉上诉，似有万千苦衷。一时间，赌王分家沸沸扬扬，最后竟惊动北京方面，引来多名政要调和。

何鸿燊将澳博股份分给四姨太梁安琪是引发这轮家族纷争的“导火索”。梁安琪精明干练，有一定的商业头脑，依仗何鸿燊的宠幸，屡屡插足赌场事务，并在重要职位安插同胞兄弟，引发各房不满。何鸿燊提及诉讼后，二房、三房表示，只有梁安琪放

弃澳博、澳娱股权，他们才会交出Lanceford。何超琼则提出一个“二选一”的方案：把Lanceford分给没有分到财产的长房，试图拉拢长房，孤立四房。否则各家把所分财产全部交出，由何鸿燊做重新分配。

这一轮分家中，四房梁安琪是最大受益者，重新分产对其不利。而何鸿燊对四房宠信有加①【①梁安琪是澳博上市功臣，何鸿燊倾向于支持她接管澳博，不仅将股份分给她，还提拔她进澳博董事会。】，对上述方案均不置可否。

最后在何厚铧、霍震霆等人斡旋下，这场旷日持久的家产纷争终于落下帷幕。长房获得浅水湾道一号豪宅，外加超过30亿港元现金；二房子女分得澳娱9.5%股权，并继续掌管信德集团和新濠国际；三房获得澳娱16%股权；四房不仅保住在澳博的利益，还新分得澳娱6%股权，连同之前间接持有的股权，合计持有11%澳娱股份。

就这样，赌王的万贯家财被分割殆尽。随之而来的，是澳门博彩业百年大统一局面的结束。强势人物称王称霸的时代一去不返。何鸿燊的后人们，又如何应对这个崭新的时代呢？

第五章明星与大佬的金钱游戏

引子

所有新的市场首先都是低效的，这种效率对最早顺应市场的人来说则意味着利润。——塞巴斯蒂安·马拉比《富可敌国》

1．新加坡院线之争

当邵逸夫前往香港创建他的电影王国时，他清楚地知道，要在竞争激烈的香港市场站稳脚跟，不单本身要有过人之处，更免不了一番你死我活的行业厮杀，而陆运涛则是最具威胁的竞争对手。

邵逸夫对陆运涛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实际上，早在新加坡市场，两人便已经交过手了。

陆运涛属于新加坡豪门第二代人物。与大多数家族开创者一样，他的父亲陆佑早年经历了诸多苦难，在一个陆姓大户人家当童工的经历让他对出身产生最初的认识，于是放弃本来的姓氏“黄”，该随主姓陆，某种程度上，这体现了他对卑微出身的鄙弃和对象征财富权势的豪门望族的崇拜，而这，也成为他毕生奋斗的目标。

陆佑少年时就被“卖猪仔”到马来西亚锡矿做矿工，经过一番艰难的挣扎，从新加坡开始创业，在锡矿、橡胶领域数十年的经营，使他成为南洋有名的“锡矿大王”和“橡胶大王”。

正是因为父亲陆佑的个人奋斗，第一代遭遇的困苦不必在陆运涛身上重演，他一生下来就无须操心生计，安心发展摄影、文学、电影这样无关产出的奢侈爱好，更有条件到英国剑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和艺术熏陶。最后，浓厚的兴趣和炽烈的理想促使陆运涛走上电影这条道路。①【①陆运涛涉足电影行业的原因，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对影业的如此费尽心力，原不过是个人对于这种事业具有浓厚的兴趣，而在我本人的理想中，最终的目的，是要为东南亚的每一个角落里的每一个人，带来欢乐。”】

1940年，25岁的陆运涛返回新加坡创业的时候，来自上海的邵仁枚、邵逸夫兄弟业已经突破南洋商人的封杀，在新加坡建立起庞大的院线网络，几乎占据新加坡院线市场半壁江山。

发行渠道如同电影工业的命脉，对这一点，陆运涛与邵氏兄弟有相同的认知。

遥想当年，邵氏兄弟为了开辟新加坡院线市场，别出心裁地推出流动放映车，在新加坡各地巡回放映电影，以此为起点开辟发行空间，逐渐从乡村蔓延至城市。邵逸夫的英文名叫做“run run shaw”，也即“邵跑跑”，“run run”一名就是出自在新加坡乡村奔波放映影片的这段辛酸经历。

邵仁枚、邵逸夫的才华与勤奋得到新加坡巨富王竟成、黄文达等人的赏识，在他们扶持下，邵氏兄弟逐步在新加坡建立自己的院线网络。1930年，邵仁枚、邵逸夫在新加坡创办“邵氏兄弟公司”，仅仅一年后，旗下戏院便扩张至百余家，发展势头之迅猛，由此可见一斑。

陆云涛起步虽晚，但是家族丰沛的财力使他免去邵氏兄弟那样艰辛的起步，一口气创办国际戏院、陆氏戏院、国泰戏院三家大型院线公司，并巨资收购大批中小戏院，加入院线争夺战的行列。

陆运涛与邵逸夫最焦灼的较量，发生在新加坡“首都戏院”的争夺上。这家位于新加坡黄金地段的戏院拥有1688个座位，采用那个年代并不多见的冷气设备通风、制冷，良好的环境使之成为最热门的戏院之一，票房收入遥遥领先于其他戏院。

邵逸夫和陆运涛不约而同地看上“首都戏院”，邵逸夫打算借其强化院线网络，巩固已有的市场地位，陆运涛则希望借它提振士气、拓展发行网络。两人一个是行业老大，一个是后起之秀，围绕首都戏院展开一番激烈争夺，并由此引发持久的竞争。

对陆运涛而言，电影只是家族庞大产业的九牛一毛，失败不足以撼动家族根基，成功则不过博一些名声，但出于兴趣，他可以不惜血本地投资——陆氏家族雄厚的财力允许他这么做。

相比之下，电影几乎就是邵氏兄弟的全部，外人的闯入对他们而言意味着威胁。他们财力虽不及陆运涛，但在新加坡多年耕耘所获得的各路资源并不比他逊色，为了捍卫自身利益而不惜一切代价。最终，更擅长攻城略地的邵氏兄弟如愿以偿地将“首都戏院”收入囊中。

围绕“首都戏院”的争夺，与其说是一城一池的攻掠，不如说两种理念的交锋——无论电影生产，还是院线扩张，邵氏兄弟均是以量取胜，他们敢于打硬仗，也善于打硬仗，经营色彩具有鲜明的扩张性和侵略性，代表了传统商人进取的一面。

相比而言，陆运涛更倾向于以质取胜，一帆风顺的经历和精英教育让他忽略了商业竞争的残酷性，在经营上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这样的人不见得取得商业成功，却极有可能给一个行业带来新的气象，甚至引发行业革命。

陆运涛从欧美引进宽屏银幕、新式放映机、高级音响、空调设备和高级座椅，着力打造技术先进、设备完善、环境优越的现代化影院，让电影变成一种“高尚的娱乐”。他最得意的“奥迪安戏院”采用美国进口的约克牌空调，技术先进的GB-Kele放映机，并为听力障碍者提供特制耳机，影院附设大型停车场、西式咖啡厅①【①引自赵卫防《五六十年代竞争格局中的香港国语电影工业——兼论邵逸夫与陆运涛之间的竞争》一文，见2006年第4期《当代电影》杂志P71-P76。】，丝毫不逊于邵逸夫掌管的“首都戏院”。

陆运涛作风稳健，并不急于扩张，每购入或新建一家戏院，均力争在品质上达到一流，上座率亦高于市场平均水平。这冥冥之中抓住了观众的消费心理——同等水平的消费，大多数人宁愿选择环境好的那家。因此，在与拥有上百家戏院的邵氏兄弟的竞争中，陆运涛并不落下风。

面对陆运涛这个强劲对手，邵逸夫显示出极强的韧性和变通力。归根结底，电影行业在发展之初尚有巨大的可挖掘空间，每个人都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开拓市场，他人的方式则不一定具有普适性。邵逸夫不用计算就知道，若采用陆运涛的方式，旗下上百家戏院将占用一笔巨大资金。这种“少而优”的精品策略在邵氏兄弟公司行不通，邵逸夫需要用市场化的手段撬动院线资源，他从排片、宣传、广告等方面着手，针对不同消费群体设置不同类型的影片，比如华侨经常光顾的戏院放映华语片，马来人光顾较多的戏院放映马来语影片，同时采取一系列别出心裁的营销手段进行推广宣传，一次甚至推出一项“剃光头比赛”活动，引起不小轰动。

总体而言，双方虽互不相让，但并未陷入恶性竞争的漩涡，各施所长、各尽所能地展开一场相对平和、理性的较量。这一时期，拥有先发优势和规模优势的邵氏兄弟略胜一筹。1957年前后，邵氏兄弟旗下新加坡院线超过130家，而同期陆运涛旗下仅有50多家戏院。几乎与此同时，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同时出现在两者面前——院线的快速扩张凸显了影片供应的不足，供需矛盾日益严峻。

邵氏兄弟的片源主要来自香港家族企业邵氏父子公司，为了解决新加坡院线影片供应紧张的问题，邵逸夫与三哥邵仁枚做出一个重要决定，涉足影片生产领域。正当他们在新加坡筹建制片厂之际，陆运涛挥师杀向邵氏“大本营”香港，组建国际影片发行公司，同样染指制片领域。

邵逸夫在新加坡拍摄了大量紧扣乡土题材和时代脉搏的粤语影片，在东南亚华侨群体极受欢迎；而陆运涛将西方戏剧与中式伦理相结合，把一股文艺之风引入香港影业，令人耳目一新的同时，更大大冲击了邵氏父子公司的阵脚，最后，邵逸夫不得不来港收拾局面。

这就是二人在香港发动影业之争前的故事大概，它掀起了一场纷繁、持久商战的序幕。

2．邵逸夫闯入香港影坛

1956年，即邵逸夫返回香港前一年，一家名叫“国际电影懋业”的电影公司在香港成立。这家公司另一个更为著名的名字是它的简称：电懋。在香港电影史上，这个名字将与邵氏兄弟分庭抗礼。

电懋的老板正是陆运涛。

陆云涛新收购了一家名叫“永华片厂”的香港电影制作公司，与他的国际影片发行公司合并，组建成这家主营国语片生产与发行的新公司。陆运涛看中香港影业的人才优势，大力罗致人手。电懋成立后，陆云涛迅速召集大批与他一样留洋经历的管理者，从经营管理到内容生产均带上显著的西洋色彩，同时云集了众多有潜力的演员。

值得一提的是，与当时香港电影公司中流行的“演员为中心”、“导演为中心”理念不同，陆运涛坚持“剧本为中心”的原则，将编剧的地位置于导演和演员之上，组建了一套堪称豪华的编剧阵容，著名文人张爱玲就是其中成员。

电懋生猛地闯入香港影业，成立不到两年便斩获多项大奖，到1958年，年产量已逼近20部。当时香港影业尚处于各自为战的粗放局面，长城、凤凰、新华、亚洲影业等公司良莠不齐，执着于意识形态，商业化裹足不前，因缺乏竞争而了无生机①【①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和凤凰影业公司被视为左派公司，肩负向海外侨胞宣传统战思想的使命，赚钱退居其次。而新华影业公司、亚洲影业和永华影业公司被视为右派公司。1956年，永华因拖欠陆运涛款项而被后期收购，整合为电懋。而电懋的出现，打破了香港影业的派别之争，将现代商业理念引入电影行业。】。电懋的出现打破了沉闷格局，健全的制片体制、先进的摄制理念和雄厚的财力支撑，无不展露出一统江湖的王者之姿。

在意识形态对峙的1950年代，邵氏父子公司可能是香港绝无仅有的单纯追求商业利益的电影公司。

邵氏父子公司是邵逸夫二哥邵仁棣一手创办。邵仁棣与大哥邵仁杰曾在上海经营天一影片公司，采取明星策略，以工业化方式批量生产电影，平均每50天即可推出一部新片。由于天一影片的工业化生产模式冲击了上海电影公司的阵脚，遭遇同行联合围剿。1932年“九·一八”事变后，邵仁杰将“天一”迁往香港。不久，邵仁棣也来到香港，创办邵氏父子公司。

邵仁杰、邵仁棣一贯漠视政治，他们在香港继续沿用“天一”上海时期的经营策略，大量拍摄发行小成本国语电影，然而这种“小本经营、快速生产”的制作模式并没有在香港取得成功，由于未能及时转变策略，“邵氏父子”生意逐渐惨淡。电懋成立后，“邵氏父子”受到其猛烈冲击而举步维艰。

1950年代，邵仁棣心生退意，陆续变卖片场，投身地产。而在新加坡，邵逸夫正值事业高潮，不仅是南洋首屈一指的院线大亨，更涉足银行、地产等资本密集型行业。邵氏父子公司是邵逸夫南洋院线的主要供片方，它的衰落直接关系到后者的市场份额。

因此，1957年邵逸夫放下新加坡已取得的事业，只身前往香港接管邵氏父子，颇有几分身不由己的气概。

第二年，邵逸夫在香港创建邵氏兄弟有限公司，自任总裁。他雇佣了一名女秘书，经人推荐招聘到宣传部主任邹文怀，还把在跨国公司做高管的老朋友周杜文请来做总经理，搭起最初的班子。“邵氏兄弟”接管了“邵氏父子”旗下制片业务，而“邵氏父子”仅保留电影发行业务。

邵逸夫不像陆运涛那样挥金如雨，也没有炫目的留洋经历和教育背景，但并不妨碍他具备国际化视野和现代化理念。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富有洞察力的商人，他又能将这些与世俗民情有力地结合起来。邵逸夫在片场建设上毫不含糊，斥巨资向香港政府买下清水湾的一块地皮，建造庞大的“邵氏影城”，拉开阵势要把“邵氏兄弟”带入现代化生产的“快车道”。

邵逸夫把全部时间用在工作上，几乎没有任何休闲娱乐，勤奋的邹文怀自叹不如：“他一天的工作等于我们两天的工作”。高瞻远瞩的商业格局、“接地气”的产业胸襟，敏锐的商业感知力，再加上令人肃然起敬的勤勉，50岁的邵逸夫像一个活力四射的年轻人那样闯入香港影坛……

3．理念的交锋

异地相逢，邵逸夫与陆运涛并没有一上来便兵戎相见。

一切出奇地平静，正如暴风雨来临前的夜空，乌云掩盖了对冲的气流，闪电、雷鸣、风暴……万物沉寂，一切还处于酝酿之中。实际上，这其中免不了同行竞争的勾心斗角和无声博弈，它们预示着一场更大的纷争。

作为后来者，邵逸夫需要时间扎稳营盘。而陆运涛似乎对这个潜在的对手并未产生足够的重视，而是听从内心的呼唤，开始大量尝试相对小众的文艺电影，沿着精品化策略一路绝尘而去。用不了多久，他就会为这个决定感到懊恼，但他如此执着于电影艺术，并无丝毫怨怼遗憾。

陆运涛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唯利是图的商人。某种意义上，他对电影怀有的艺术野心遮蔽了他的商人身份，他可以不计成本地生产、发行文艺片，但艺术上的成就并不代表同等的商业成功。正如冯尼古特所言：“艺术不是养家糊口之道”，曲高和寡的孤独造诣迎来的往往是世俗世界的不屑一顾。陆运涛没有抓住“邵氏兄弟”立足未稳的时机扩大电懋优势，反而陷入艺术的漩涡，让邵逸夫获得弥足珍贵的发展空间，一个强力对手在不知不觉中成长壮大。

相比陆运涛，邵逸夫对电影的态度更为纯粹、直接，商业片策略也更为坚定——如果电影不能赚钱，那么它作为文化产业的存在价值便将大打折扣。邵逸夫不像陆运涛那样有留洋经历和剑桥学历，他拥有的是初中毕业一路摸爬滚打得来的直接经验，以及对世俗社会的深刻认知。

面对一位走“高端精品路线”的对手，这种源自现实的鲜活经验，足以支撑起另一番局面。

邵逸夫奉行“观众至上”的理念，从剧本、演员到导演、摄制、发行，一切以票房为出发点，以观众认可为标准——在这方面，他有足够的判断经验。无论都市言情剧，还是翻拍经典老片，无不以大投资、大制作见长。对黄梅戏、古装片、现代戏，邵逸夫不遗余力地进行商业化包装，敏锐而贴切地迎合了普罗大众的消费娱乐需求，“邵氏兄弟”迅速赶超电懋。

惊觉对手的实力，陆运涛加大投资力度，提升影片质量，但在内容上，他仍坚持阳春白雪的制片路线，绝不迎合大众的世俗需求。不过，他与邵逸夫几乎同时意识到明星对影片的推动作用，不约而同地掀起轰轰烈烈的“造星运动”。到后来，电懋居然步“邵氏兄弟”的后尘，到了为旗下演员量身定做电影的地步。这样一来，电懋既有的“编剧第一位”的方针遭遇颠覆。

在残酷的同业竞争中，在沉重的商业压力下，没有什么不可改变。妥协意味着转机。

陆运涛没有给邵逸夫太多的时间。经过一番短暂平静的相安无事，竞争忽然爆发，愈演愈烈，最终上升到水火不容的地步。所谓“一山难容二虎”，为了搞垮对方，双方简直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宁可自己赔钱，也不让对方好过。而恶性竞争的苗头，正是从挖角开始……

4．从恶性竞争到握手言和

1959年，“邵氏兄弟”黄梅调影片《江山美人》出尽风头。该片叫好叫座，风靡港澳台三地，并在亚洲影展上斩获十项大奖，演员林黛、导演李翰祥因而声誉鹊起，成为邵氏旗下当家主力。

仅凭一部《江山美人》，“邵氏兄弟”便令电懋威风扫地。陆运涛被“邵氏兄弟”的迅猛声势震惊，从新加坡匆匆飞往香港，向邵氏旗下演员抛出橄榄枝。在陆运涛的丰厚条件诱惑下，林黛答应为电懋拍片，此举引发“邵氏兄弟”人事地震，随后大批艺人转投电懋。

邵逸夫以彼之道还之彼身，以重金挖走多名电懋主力，向陆运涛还以颜色。双方你来我往，好不热闹。最后这场“挖角大战”因“无角可挖”作罢，取而代之的是更为激烈的同质化竞争。

电懋与“邵氏兄弟”的火拼从抢拍《红楼梦》开始。电懋公开披露拍摄题材后，“邵氏兄弟”不动声色地跟进，抢在前头上映，打了电懋一个措手不及。电懋不知悔改，走漏了《梁山伯与祝英台》风声，结果又被“邵氏兄弟”抢先一步。之后两家刻意选择同一题材，展开疯狂竞赛。在速度的比拼中，擅长快速生产的“邵氏兄弟”几乎每次都能抢得先机，令电懋苦不堪言。

快速出击是“邵氏兄弟”的强项，拍摄计划公布后，邵逸夫通常组织多方力量，多线开工，然后统筹协调，往往早于预定时间完成。注重影片质量的陆运涛不肯这么做，精打细磨的结果，就是被邵氏远远甩在身后，在“邵氏兄弟”的逼迫下，多个拍摄计划胎死腹中。

不过，陆运涛还有一个“杀手锏”。分化一个敌人就相当于争取到一个朋友。陆运涛抓住“邵氏兄弟”不合理的薪酬制度①【①邵逸夫推行固定薪酬制度，员工仅工资一项收入，影片大卖与否，与他们的收入高低无直接关系，严重损害了员工积极性和归属感，是导致邵氏旗下员工离职的主要因素，同样的事情也存在于邵逸夫主管的TVB。】，将邵逸夫最倚重的导演李翰祥劝走，并支持他在台湾创办国联电影。

邵逸夫不肯放过李翰祥，将他拖入抢拍的恶性竞争，试图凭借规模优势压制国联。“邵氏兄弟”双线作战，难免顾此失彼。1964年，电懋抢先一步上映《宝莲灯》，终于赢了对手一次。但经过几年的交手，“邵氏兄弟”胜多输少，但其实双方谁也没占到便宜。认识到恶性竞争的危害，陆运涛与邵逸夫在《宝莲灯》上映两个月后，终于摒弃前嫌、握手言和。

双方“约法两章”：一、不拉对方公司的编剧、导演、演员或其他重要职员；二、不再闹“双胞案”，每一月或二月，双方制片部门的负责人以茶叙方式会面交换意见①【①转引自钟宝贤著《香港影视业百年》，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10页。】。令人遗憾的是，三个月后，陆运涛率队前往台湾参加亚洲影展，从台北飞往台中途中遭劫机，因飞机爆炸，集体罹难。从此，电懋元气大伤，陆运涛妹夫朱国良改组为国泰机构有限公司，退出制片领域。

回过头来再说林黛和李翰祥。

夹在邵氏和电懋之间，林黛那一方都不讨好，事业不进反退。“邵氏兄弟”对她接拍电懋影片非议颇多，用新人替代她，林黛平添过气之感，加上家庭生活不如意，1964年一个闷热的夏天，林黛与丈夫大吵一架后，吞下过量安眠药，结束了30岁的年轻生命。

林黛之死在当年轰动一时，也算是这一轮行业恶性竞争的牺牲品。

邵逸夫利用在东南亚发行领域的影响力，竭力封杀李翰祥的国联电影，多亏陆运涛的支持才突破封锁，1964年陆运涛的意外身亡让李翰祥少了一个有力的支持者，不得不独自迎接邵氏打压。在台湾苦苦支撑8年后，李翰祥两手空空地返回香港，重归邵逸夫门下，一笑泯恩仇。

李翰祥心灰意冷的这几年，也是邵逸夫大开大合，在香港影坛成就霸业的时期。

从1965年起，“邵氏兄弟”逐步抛弃不合时宜的黄梅调路数，改走古装武侠的制片路线，引领香港影业完成革新。在此期间，邵逸夫始终保持对商业利润的不懈追求，围绕香港的制片资源和南洋的院线网络，进行产业链的跨国式“垂直整合”，在电懋放弃制片业务后独霸香港影业。

一家独大的局面让邵逸夫忽视了潜在的利益分配问题。公司利益与员工利益之间隔着一层高墙，如果说重金招兵买马是行业竞争使然，那么竞争的缺失，让“邵氏兄弟”对员工表现出无情一面。

公司以获利为第一要义，它与对手争市场，向市场要利润，当竞争对手纷纷溃败时，它开始本能地与员工争利。邵氏电影王国的辉煌表象下，潜伏着一场源自内部的深重危机。

5．“雷蒙打算离开，是留住他还是放他走？”

哈利法克斯说：“对于商人而言，来自下属的危险和来自敌人的危险一样多”。而当下属转变成敌人的时候，危险系数无疑会成倍增加。邵逸夫正是怀着这样的忧虑面对邹文怀的辞呈的。

1970年的一天，邵逸夫约旗下导演张彻①【①张彻，著名电影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影坛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有“香港电影一代枭雄”之称。在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张彻的名字如雷贯耳，他导演的电影是票房的保证。一部《独臂刀》票房突破百万，刷新香港影坛票房纪录，“百万导演”之誉即由此而来，他也当之无愧地成为邵氏旗下头牌导演。】见面，以往两人都在半岛酒店喝茶，这一次却改到国宾酒店大堂。张彻料到“事情机密，不同寻常”，欣然前往。坐定后，邵逸夫开门见山地抛出一个问题：“雷蒙打算离开，是留住他还是放他走？”张彻略一沉思，说：“放！”

张彻一个“放”字，邵逸夫少了一名得力能臣，平添一个强劲对手，“邵氏兄弟”遭遇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邵氏“影业帝国”的垄断格局被打破，香港影坛也因此风云再起。

雷蒙就是嘉禾创始人邹文怀②【②邹文怀的英文名叫Raymond Chow，Raymond翻译为雷蒙德，因关系熟稔，又简称为雷蒙。】。

作为“邵氏兄弟”最初的三名创业元老，从32岁加盟邵氏任职宣传主任算起，邹文怀到1970年已经为“邵氏兄弟”效力11年之久。这11年间，邹文怀经受冰与火的洗礼，一面扶摇直上，权柄日增；另一面，收入微薄，增长缓慢，43岁这年他终于下定决心，要自立门户。

邹文怀比邵逸夫年轻20岁。对他而言，邵逸夫既是老板，也是老师，正是邵逸夫把他引入陌生的电影行当，委以重任，塑造成统揽全局的多面手。邵逸夫的电影理念、商业格局启蒙并影响了邹文怀的商业理念。时隔多年，他仍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与邵逸夫见面时的情形。

结识邵逸夫之前，邹文怀是一名年轻有为的记者。1949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③【③圣约翰大学创建于1879年，由美国圣公会主办，是民国时期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1952年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文、理等主要学院并入复旦大学，圣约翰医学院与震旦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合并成立上海第二医学院，其余科系部分并入华东师大，圣约翰大学原校址则交给华东政法学院。】新闻系毕业后，邹文怀来港从事新闻工作，从“报业大亨”胡文虎创办的《英文虎报》谋得一份体育记者差事，后来又任职《南华早报》和“美国之音”④【④《英文虎报》是一份全英文报纸，《TheStandard》，由胡文虎于1949年3月1日创办，当时名叫《HongKong“Tiger”Standard》，译作《标准虎报》。1903年创刊《南华早报》则是香港最早的英文报纸，两者是竞争关系。《南华早报》的老板是马来西亚富豪郭鹤年。】。

1957年，邵逸夫从新加坡回港后急欲组建管理团队，力邀著名报人吴嘉棠主持宣传工作，吴嘉棠志不在此，于是向邵逸夫推荐了邹文怀①。

邹文怀和邵逸夫在半岛酒店的餐厅有了第一次会面，三个小时的长谈，他最终“决定跟他做”，成为邵逸夫“到香港来第二个用的人”。第三人就邵逸夫的老朋友周杜文。邵逸夫担任董事长，主管发行和行政，周杜文担任总经理，负责公司运营，邹文怀为宣传部主任。

陌生领域的新工作一度让邹文怀心灰意冷，邵逸夫极力开解，带着他从拆解、分析电影剧本做起，激发了他对电影的兴趣和热情。邹文怀是个聪明人，聪明人的共同点是，容易陷入自我纠结的“死胡同”，一旦解开心结，便可能大放异彩。邹文怀进步之神速可谓“一日千里”，凭借卓尔不群的营销本领，很快成为邵逸夫的左膀右臂。但凡经过邹文怀“营销圣手”点化，影片无不大卖，也因此，他在“邵氏兄弟”的地位与日俱增。从宣传主任、制片经理，一路扶摇直上，升职为副总经理。名义上他虽是“三号人物”，但实权已然凌驾于周杜文之上。

邵逸夫给了邹文怀自行招兵买马的“特权”，他任命了不少故交好友进入邵氏，譬如何冠昌、梁风等人。这些人均怀才不遇，在注重人才的邵氏如鱼得水。邹文怀以此搭建起自己的管理体系，最后竟到了权倾一时的地步。张彻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邵氏事无巨细，无不先通过邹文怀，或由他亲自处理，或经他才上达邵逸夫，所以似乎任何职位，都不能体现他的实权。”

洞悉邹文怀的才能、抱负和野心，张彻才敢说“放人”。除了金钱，邹文怀在邵氏获得了可以获得的一切，事到如今，“邵氏兄弟”已无法满足他的要求，邵逸夫也只能放任自流。

①与邹文怀一样，吴嘉棠也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毕业生，后来留学美国，在著名的密苏里新闻学院进修，回国一度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任教，邹文怀正是他的得意高徒。邹文怀在上海《申报》实习时，吴嘉棠兼任《申报》采访主任和英文《大美晚报》总编辑，正值事业的辉煌期，大陆解放后，吴嘉棠几经辗转来到香港，受聘担任《英文虎报》总编辑，但不久即辞职下海经商，最终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孤苦终老。

6．邹文怀另立门户

不论邹文怀在“邵氏兄弟”如何努力，始终无法改变“打工仔”这一身份性质，挣着固定有限的薪水，却操着一份当老板的心。比这个事实更沉重是“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无奈。

1969年，邵逸夫红颜知己方逸华的加盟，使邹文怀“一人之下”的地位也不保了。

方逸华18岁在新加坡登台开唱，被邵逸夫慧眼识中，两人结识多年，邵逸夫对她赏识有加，进入邵氏后更是言听计从，让邹文怀对自身处境产生危机感。另一方面，邵逸夫削减电影预算，向电视业转移的做法，与邹文怀存在严重分歧，促使邹文怀开始谋划另起炉灶。

1970年，邹文怀脱离邵氏，带领何冠昌、梁风等一干亲信，以40万港币创办嘉禾影业公司。何冠昌是邹文怀多年至交——两人都是学新闻出身，在上海读大学时就认识——创办嘉禾过程中，他与邹文怀出资最多，按照出资比率一二开持股，梁风等人投资较少，是小股东。

嘉禾影业区区40万港币的资本额甚至不足以建立自有片场，根本不是“邵氏兄弟”的对手，但邹文怀极富侵略性的做派却让邵逸夫大为不快。如果说他拉走何冠昌、梁风等心腹旧部尚可接受，那么私下拉拢邵氏旗下艺员赶拍《独臂刀大战盲侠》彻底触怒邵逸夫，最终对簿公堂。

拍摄于1967年的《独臂刀》是“邵氏兄弟”最卖座的影片之一，开启了香港电影百万票房大关。“独臂刀”三字具有毋庸置疑的影响力，1969年邵氏拍摄《独臂刀王》再次取得轰动，便是最好的证明①【①《独臂刀》由张彻执导、倪匡编剧，剧情紧张、镜头紧凑，一举突破百万票房纪录，为“邵氏兄弟”打下武侠电影江山，更开启了香港电影的新武侠时代。张彻因此成就“百万名导”威名，籍籍无名的男主角王羽由此突然暴红。2年后邵氏召集原本人马拍摄《独臂刀王》取得同样成功，印证了“系列片”的票房号召力。】。深谙营销宣传之道的邹文怀自然明白“独臂刀”三字价值，早在正式脱离邵氏之前，他就开始秘密筹划《独臂刀大战盲侠》，挖走《独臂刀》男主角，寻找制片方，一切计议已定，在台湾秘密拍摄，意欲让嘉禾一炮打响，不料最后还是走漏风声。

消息传到邵逸夫耳中，一向平和的他竟大为光火，直斥邹文怀“食碗面反碗底”。《独臂刀大战盲侠》上映后，邵逸夫不惜亲自出马，以侵犯版权为由，径直将嘉禾告上法庭。邹文怀对此亦有准备，以自己曾参与《独臂刀》创作和制片为由，大打版权“擦边球”，赢得一审胜诉。邵逸夫没有就此罢休，马上组织律师展开上诉。看来他是想把新生的嘉禾扼杀在襁褓之中。嘉禾在官司上花费了百万港币，已经有些力不从心。如果再来一场诉讼，即便不能拖垮它，也会挫伤它的锐气，打乱它的阵脚，牵制它的发展。这才是邵逸夫真正的战略意图。

7．邵逸夫围堵嘉禾

竞争是商业世界永恒的主题，残酷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你永远无法确认，谁才是笑到最后的赢家，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深谋远虑与随机应变同等重要，取胜关键在于，因势利导的制衡。

邹文怀计划精细，不动声色，本想借助邵氏名声迅速崛起，却授人以柄，致使财力薄弱的嘉禾陷入困境。邵逸夫看似忠厚的外表下，是一颗商人的精明算计之心，竞争正是他所擅长的，在他手中，不利形势也可转化为反攻利器。邹文怀与他比起来，到底还是嫩了三分。

香港商界普遍不看好邹文怀，无论从资金规模、艺员阵容，还是发行网络和硬件设备上看，嘉禾都无法与“邵氏兄弟”相提并论。当时，人们抱着一种看热闹的心理，看待嘉禾与邵氏之争，而大多数人在下意识中，其实早已预判嘉禾死刑。就连邹文怀、何冠昌也明白这是一场苦战，因此抱定决心，一上来就试图先声夺人，以期赢得时间和机会，却被邵氏拖入诉讼的泥潭。

版权官司打了一年之久，直到《独臂刀大战盲侠》下线，仍未分出胜负。互不服气的两家再起事端。邵氏启用原班人马拍摄《新独臂刀》，嘉禾录用拉拢过来的《独臂刀》主角王羽自导自演《独臂拳王》，前者收获票房150万，后者仅为100万。“独臂刀”这个品牌在双方的对攻战中大放异彩，双方均是受益者，相比而言，嘉禾与邵氏还有不小的差距。

邵逸夫不会给嘉禾多少时间，他将当年对付“叛将”李翰祥的那套办法故技重施，用来打压邹文怀。一面在影片摄制上展开正面交锋，一面利用邵氏庞大的院线资源，封锁嘉禾电影上映。

所幸天无绝人之路。邹文怀勉力经营，凭借出色口才、独特卖点、优质内容，从陆运涛家族国泰机构开始，一一敲开香港影院大门，最后就连“邵氏父子”也对嘉禾敞开怀抱①【①邵氏父子公司专注于发行业务。邵逸夫侄子，邵仁棣次子邵维瑛接管“邵氏父子”后，摒弃家族门阀偏见，以市场化的手法经营家族企业，与邹文怀合兵一处，帮助嘉禾在香港市场获得立足之地。邹文怀这样看待双方的合作：“我们戏院少，他们戏院多，但我们戏院好，结果拼在一起大家就很好，邵氏父子的影院放我们的片没有问题，所以开始合作，两者加在一起，变成香港发行网之中最强的。我们觉得我跟你又不是仇人，你愿意合作的大家合作，也是很简单啊，最要紧就是说，我不欺负你，你也不要骗我，你不能骗票房，问心无愧。”】。

支撑邹文怀挺过难关的，是对邵逸夫和“邵氏兄弟”的深刻了解，是对市场的灵活变通和对合纵连横策略的成功运用，是对机会的捕捉、珍视和把握，以及一个非同寻常的关键人物。这个人物的出现，一举扭转了嘉禾的不利态势，使之获得与“邵氏兄弟”分庭抗礼的基本实力。这个人，就是李小龙。那时候，他还是一个漂泊美国、尚未绽露星光的普通演员。

8．“关键先生”李小龙

赴美第11个年头时，李小龙忽然厌倦了美国生活。华盛顿州立大学毕业后，他开办过武馆、客串过电视剧，还在零星几部电影中担任无足轻重的角色。总而言之，他在美国发展并不顺利。

1970年，正值而立之年的李小龙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了回港拍片的意愿。他当时虽没有什么叫得响的作品，但总归是好莱坞华人演员，又有一身好功夫，加上童年时代出演电影攒下的人气①【①李小龙出生于演艺世家，父亲李海泉为粤剧名丑，母亲何爱瑜则是“香港大佬”何东爵士同父异母弟弟何甘棠的养女。李小龙3个月大时就在电影中亮相，童年时代客串、参演多部电影，在香港拥有一定的观众基础。】，还是引得香港众多电影公司疯抢。

李小龙唯独看中规模最大、名头最响的“邵氏兄弟”。他自恃身价，提出“个人片酬1万”，“制作经费不少于60万”等要求，吓退了那些财力薄弱的小公司，最后只剩嘉禾和“邵氏兄弟”。嘉禾本不抱太大希望，它毕竟在资金上不是邵氏对手，不料李小龙竟然和“邵氏兄弟”谈崩了，邹文怀趁机入手，抓住了这棵“摇钱树”。

原来邵逸夫看走了眼，并没有把李小龙当回事。对李小龙提出的条件，邵逸夫坚持按公司规矩办事，与他签订长约，支付固定薪酬。邵逸夫向来重视人才，正是在他操办下，“邵氏兄弟”、TVB才成为香港独一无二的“明星梦工场”，饶是如此，原则性极强的他也不会为谁坏了规矩，以至被批“吝啬、小气”。实际上，尊重规则、遵守契约，本是基本的商业常识，邵逸夫不过是为了让公司运转更为有序、高效，但是，他却因此忽略了“人的因素”。

在邵逸夫的头脑中，演员、导演、制片……所有人都在围绕“邵氏兄弟”运转，每个人都是这台“商业机器”工业化流水作业的一枚零件。这种根深蒂固的认识，始于好莱坞八大影业公司②【②好莱坞八大影业公司：米高梅电影公司、派拉蒙影业公司、哥伦比亚影业公司、华纳兄弟影业公司、环球电影公司、联美电影公司、20世纪福克斯、华特.迪士尼电影公司。】的制片厂制度③【③制片厂制度，又译大公司制度，是美国电影历史上出现的一种大公司生产电影的制片模式，其突出特点是采用流水线式的制片模式，以制片人为主导，强调明星的作用。】。

这种制度下，老板坐镇指挥，制片人主导一切，其余人员均是公司职员，付出劳动、领取工资，天经地义，除此之外，无权要求更多。这种过分强调组织感和纪律性的“电影工厂”模式，在将电影制造推入工业化轨道之后开始展现出自身固有的缺陷，因它严重妨害了电影创意和个体才华的发挥，逐渐被世界各大电影公司弃用。

邵氏旧臣李翰祥、邹文怀的出走，正是对这种不合时宜的制度的预警，但这似乎并未引起邵逸夫真正的重视。

成功者多有过度自信的倾向，他们对赖以成功的既定模式深信不疑，以至于错过一次又一次修正机会。如果无法顺应潮流，突破局限，他们必将面临市场的无情拷问，并付出应有的代价。邵逸夫对制片厂制度的固执，激走了一个个得力部下，现在又将错失一代巨星。

9．错失巨星

面对强势的邵逸夫，李小龙做出让步，要邵氏寄来剧本，薪酬可以再商量。

但邵逸夫派头十足，坚持让他回港面谈。邵氏的怠慢让自视甚高的李小龙气愤难当，索性不再与其谈合作。邹文怀得知此事，当即派人赴美游说，许以丰厚回报，终于将李小龙拉拢到嘉禾旗下。

某种程度上，邹文怀是制片厂制度的受害者，在“邵氏兄弟”任职的经历使他充分认识到这一制度的弊端，从邵氏辞职后，极力避免陷入同一误区，以全新的分配制度促成李小龙的加盟。

李小龙答应为嘉禾拍摄两部影片，他实践了自己的承诺。一部《唐山大兄》、一部《精武门》，双双刷新香港票房记录，从300万跃升400万港币。邹文怀则在香港首开先河推行分红制度，与李小龙按照约定的比例提取分红，两部影片让嘉禾与李小龙名利双收，达到双赢的局面。

在上述合作基础上，嘉禾与李小龙在美国合资创建一家新公司ConcordProductionsInc（协和影业），作为李小龙电影的拍摄、制作和发行机构，双方各出资一半，均分股权。

邹文怀代表嘉禾担任主席，主要负责筹集资金，而李小龙尽演员本职即可，这就是嘉禾“卫星公司”制度的雏形。“协和”成立后，首部作品即是奠定李小龙影坛地位的《猛龙过江》，票房一举突破500万港元，嘉禾大赚一笔自不待言，更印证了“卫星公司”策略的可行。

通过扶植有潜力的演员成立独立制片公司，分摊成本、分享收益、捆绑发展，逐渐发展为嘉禾的长期战略。许冠文的“许氏”、成龙的“威禾”、洪金宝的“宝禾”均是这一制度催生的产物。

星光耀眼的李小龙为嘉禾带去滚滚财源，让与其失之交臂的邵逸夫平添几分失落和懊恼。正值此际，邵氏旧臣李翰祥从台湾铩羽而归，邵逸夫摒弃前嫌将其招致麾下，拍摄大量风月电影，才算挽回一些票房颓势。不过，“邵氏兄弟”仍是以量取胜，不及嘉禾每部影片都能大卖。

李小龙与嘉禾的联盟让邵逸夫忧患不已。他担心的是，借助李小龙的名气，嘉禾横扫香港影坛，加剧“邵氏兄弟”的人才流失和票房流失。然而，1973年7月20日，李小龙在邵氏当红女星丁佩①【①丁佩原名唐美丽，1947年生于北京，舅爷张学良，外公是军阀时代的北平警察局局长，父系则三代都是医生。她是香港电影出品人、监制及演员向华强的前妻。丁佩1967年加盟邵氏公司，出演多部风月片。】家中离奇猝死，留下一段众说纷纭的谜案，嘉禾的上升势头被拦腰斩断。

邵逸夫认为，少了李小龙，嘉禾便不足为惧，正当他暗自庆幸的时候，旗下一名演员投奔嘉禾而去。邵逸夫起初并不以为然，但没过多久，嘉禾就因此人的加入风生水起，令邵逸夫大失颜面。

10．邵逸夫与邹文怀

1973年，邵氏兄弟旗下新秀演员许冠文把一部自编的电影剧本拿给老板邵逸夫过目。

许冠文四弟许冠杰当时已是嘉禾签约艺人，许冠文希望像嘉禾那样，与“邵氏兄弟”五五分成，被邵逸夫以剧本太差为由拒绝。这时，邹文怀不失时机地出现，将不得志的许冠文招致嘉禾麾下。

许冠文本是TVB电视节目主持人，1972年受李翰祥之邀，主演了生平第一部影片《大军阀》而一炮走红。邹文怀看中许冠文出众的幽默感和搞笑才能，扶植他与许冠文创办许氏兄弟公司，与嘉禾合作拍片。

1974年，许冠文自导自演的《鬼马双星》上映，以625万港币创下香港新的票房纪录。耐人寻味的是，这部为嘉禾赢得满堂彩的影片，正是被邵逸夫拒绝的那个剧本。

邹文怀与邵逸夫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慷慨大度、善于妥协，愿意放弃部分利益，吸引人才加盟，制造双赢局面。

外界认为邵逸夫锱铢必较，过于刻薄，一再把原本属于他的人才拱手让给嘉禾。但邹文怀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在他看来，邵逸夫“并不是真的刻薄”，而是不肯放下姿态，考虑一下员工的利益。这实际上是邵逸夫坚守制片厂制度的体现。这种制度给他带来如此巨大的成功，几乎垄断香港影业，强化了他的制度信仰，因而不可能为谁作出改变。

邹文怀是作为挑战者出现的，他没有邵逸夫的优势，这便决定了他为了争取资源必须有所妥协。作为制片厂制度的受害者而非受益者，邹文怀对“邵氏兄弟”的弊端可以说了如指掌，这一职业经历促使他养成换位思考的习惯，将演员、导演作为对等合作者，而不是仅供驱使的下属。

不过分地说，邹文怀是洞悉人性，调配资源的高手。如果说邵逸夫是一位崇尚规则和规模的工业家，那么邹文怀就是一位鬼斧神工、出奇制胜的战略家。工业家不一定是好的战略家，但一流的战略家在生产上必定独树一帜。嘉禾资金少、人员少、规模小，一开始就遭遇邵氏阻击，如此不利的背景下，居然节节走高，风头日盛，正是邹文怀的资源调度使然。

邹文怀以嘉禾为投资方、发行方，以卫星公司为制作方，撬动电影产业链更加高效的运转。如此一来，嘉禾不必像“邵氏兄弟”那样承担庞大的员工薪水开支，当然也无须面对空档期产能闲置的压力，因此摆脱了邵氏那种流水线作业的积弊，将释放出来的人力和财力，集中投入关键领域。

许冠文的走红即是这一战略的最好证明。在分红制度的激励下，许冠文为嘉禾拍摄了大量叫好又叫座的影片，几乎每部都能刷新港片票房纪录，因而及时消弭了李小龙逝世对嘉禾造成的震荡。此后，洪金宝、成龙、元彪、徐克等人的归附，更使嘉禾势力迅猛壮大。

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嘉禾逐步取代“邵氏兄弟”在香港影坛的王者地位。到1980年邵逸夫接管TVB，邵氏影视帝国的天平上，“邵氏兄弟”的势头一落千丈，终于在1987年停产结业。

在此之前，嘉禾与邵氏放下成见，合作拍摄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影片。然而，邵逸夫与邹文怀之间的干戈恩怨却非一夕可解，被借题发挥纷争多年。“邵氏兄弟”结业次年，邵逸夫便与TVB合组大都会影业，但演员阵容、剧本质量根本无法与嘉禾相提并论，只是保留一线残脉。

1998年，嘉禾租用20年之久的片场被港府收回，邹文怀踌躇满志地竞标将军澳地块①【①是香港的一个海湾，位于新界西贡区西南部。将军澳的沿岸亦称为将军澳，位于九龙半岛以东。西部为调景岭，西南部为鲤鱼门，东部则为向东南伸延的清水湾半岛。将军澳本来为人烟稀少的乡村地区，近年已经发展成为将军澳新市镇。】，准备打造新片场，不料邵逸夫半路杀出，联合六家香港电影公司抢先一步得手。

此前一年，嘉禾联合创始人何冠昌去世②【②香港明星有认干爹的风气，就是始于何冠昌。何冠昌为人豪爽，喜欢提拔新人，与香港影视明星打得火热，成龙公开承认是他干儿子，梅艳芳、罗美薇则是其干女儿。凭借这些关系，嘉禾很是笼络了一批明星。】，90岁高龄的邵逸夫再度打出“邵氏兄弟电影公司”旗号，大有卷土重来之意。然而，将军澳地块搁置多年，邵逸夫并不急于动工，摆明是让邹文怀难做。

1999年，嘉禾因财务问题清盘重组，此后一蹶不振，最终于2008年被大陆商人伍克波收购③【③2008年7月10日，伍克波旗下橙天娱乐集团收购邹文怀以及家族所持嘉禾娱乐89.06%的股份，成为嘉禾娱乐控股股东。李嘉诚及其旗下唱片公司于2004年入股嘉禾娱乐，是第二大股东。嘉禾娱乐后更名为橙天嘉禾。】。至此，嘉禾易主，邹文怀与邵逸夫的纷纭恩怨，也因邹文怀的退出而烟消云散。

熟知邵逸夫、邹文怀经历的张彻曾这样评价两人：“无邵逸夫的勤奋，香港电影不能如此‘高速起飞’，形成继好莱坞之后的‘制造梦境的工场’；无邹文怀的善于放权，不能从工场解脱而迅速建立独立制片人制度，在工场衰落后，香港电影就不免会有一个时期处于低潮如美国、日本。两人先后相承，维持了香港电影二十余年的繁荣局面，不得不说是‘气运’。”

然而，“气运”总有用尽的那一天，不论他是邹文怀，或者邵逸夫，还是其他什么人。

第六章电视大战：影响力之争

引子

谁能主宰资讯，谁就会成为社会上最成功的一群人。——李泽楷

1．1967：TVB成立

1964年，陆运涛台湾之行前不久，在香港结识了一个名叫邱德根的商人。此君与陆云涛也算同道中人，他在香港拥有十余家戏院、影院，是小有名望的“戏院大王”。

邱德根对陆云涛的电影才华欣赏有加，计划与电懋一起投资拍摄电影，还特地安排妻子裘锦秋跟随陆运涛的电影团队去台湾参加那一年的亚太影展，结果由于飞机出事命丧黄泉，一去不返。

与电懋的合作计划虽胎死腹中，邱德根对电影业的迷恋却有增无减。

邱德根1925年出生在上海，自幼喜欢电影，曾经专程从香港买影片到内地放映。1950年定居香港后，邱德根赶上香港电影的腾飞时代，以5000港币从郊区租赁电影院放映“一元片”起家，10年下来拥有十余家电影院。他名声虽不及邵逸夫、陆运涛响亮，却是这一轮电影业大发展的实际受益者之一，从院线发行中赚到滚滚财源，有了进军金融业、娱乐业的资本。

邱德根以提供助学贷款、婚丧担保，后来创办远东银行、收购九龙荔园游乐场，多元化发展有声有色。

邱德根一心想在电影业有所作为，他擅长发行运作，缺乏制片经验和能力，本想与电懋联手抗衡邵氏，陆运涛之死让他的影业图谋陡然幻灭。但是很快，他便将与邵逸夫在电视业命运交叉。

1965年，香港政府公开招标，拍卖无线电视①【①是利用大气电波收发电视频号的传输方式之一，又被称为无线电视，相对于卫星电视和有线电视。】运营牌照。利希慎家族三公子利孝和得风气之先，联合邵逸夫、余经纬等人以及英国独立电视台、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机构，组建香港电视集团，打败其余5家财团，拍得无线电视广播经营权。经过两年的筹备，香港首家无线电视台于1967年11月19日成立，便是大名鼎鼎的TVB，台标蓝绿红三色，又称三色台。

②【②香港无线电视的英文全称是：TelevisionBroadcastsLimited，TVB来自前两个英文字母的缩写，其台标采用蓝绿红三条横线组成的一个圆形，故称三色台，此外又有“无记”、“无线”、“无线电视”等俗称。】。

利孝和以私人大股东身份担任董事局主席，邵逸夫为常务董事，英国独立电视台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虽派驻董事，但并不干涉具体经营。TVB在利孝和掌控下进入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①【①利孝和为香港电视集团（TVB的运营公司）董事局主席，余经纬担任总经理，邵逸夫为常务董事，其他董事包括立法局议员祁德尊（英国人）、利氏家族成员利荣森、利荣达、葡籍澳门人布力架等社会名流。】。

TVB是香港第二家电视台，它成立时，丽的电视②【②又称丽的映声，是一家有线收费电视台，创办于1957年5月29日，注册资本400万港币，前身是英国丽的呼声总公司在香港开设的香港丽的呼声电台频道，它不但是香港第一家电视台，更是全球华人地区第一家电视台。】已经开播10年之久。

TVB采用无线信号传播，不必像丽的电视那样安装线缆，也无须向电视观众收取月租费。在内容上，TVB以本地新闻、娱乐节目为主，同时利用股东英国独立电视台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之便引入大量英美知识性节目，采用粤语配音播放。因此种种举措，TVB受到广泛欢迎，迅速打开局面。

邱德根被电视业的蓬勃发展势头所吸引，通过各种方式参股TVB，几年下来累计持有TVB约10%股权。邱德根断然不会料到，若干年后自己将会成为TVB最具威胁的敌人。

舞台中心绝对的主角是大股东利孝和。在其主持下，TVB从200人的团队，从黑白电视起步，1971年首开彩色电视先河，并与邵逸夫的“邵氏兄弟”协作开办首期无线艺员训练班，掀起培养本土影视人才的序幕。利孝和尤其注重本土电视剧制作，致使TVB收视率直线飙升，在400万香港人中建立了稳固的观众基础，在后来与丽的电视、佳艺电视的竞争中独立风骚。

这一时期，邱德根、邵逸夫主要精力放在金融、电影，他们在电视业一展雄风，还要等到80年代。

2．佳艺电视昙花一现

自从TVB成立后，丽的电视便开始经受观众流失之苦。

为了挽救收视率，丽的管理层计策百出，多有首开先河之举：一面增设综艺节目，以重奖吸引观众眼球，一面创立艺员训练班，培养明星，增强演艺阵容，甚至第一个推出选美节目“沙滩小姐选举”。

可惜，在TVB的免费模式面前，这一切只不过博得暂时热闹，无法从根本上撼动TVB的领先地位。

事情在1973年发生了转机。

为了避免TVB垄断电视行业，香港政府决定增加两家无线电视台，推动行业竞争。丽的电视趁机取得无线运营牌照，从收费改为免费。佳艺电视紧随其后，成为香港第三家无线电视台。

某种程度上，佳艺电视与TVB算是老对头。1965年香港政府第一次拍卖无线电视牌照时，佳艺电视的两名股东香港商业电台与怡和洋行曾组团竞标，是六名竞拍者之一，最终因不敌利孝和财团而败选。

八年之后，二者再次狭路相逢。①【①佳艺电视主要有六个股东，分别是香港商业电台、怡和洋行、《星岛日报》、《华侨日报》及《工商日报》以及恒生银行创始人林炳炎家族。其中香港商业电台与怡和洋行在1965年组团，竞拍无线电视牌照。最初因出资额最多，香港商业电台拥有较大的主导权，后来，林炳炎家族通过增持股份取代前者的主导地位。】

佳艺电视一出场便不同凡响，给香港电视业带来一场“内容革命”。遗憾的是，它的生命太短暂了，以至于TVB尚未来得及聚集力量发动一场捍卫市场的阻击，它便匆匆谢幕了。

佳艺电视1975年9月7日开台，仅仅勉强维持三年，于1978年8月22日关闭。这期间的辉煌与落寞，宛如天际流星，璀璨而短暂，令人扼腕、警醒，却无可奈何。

佳艺电视重视电视剧创作，因率先将金庸武侠小说改编为电视剧而引领一时风尚，在其短暂的开播岁月，武侠电视剧一直是王牌节目。当年佳艺电视以一部《射雕英雄传》轰动香港，吸引在TVB谋生的徐克慕名而来，进入佳艺电视后，徐克执导古龙电视剧《金刀情侠》而一举成名。

三家无线电视台中，佳艺电视起点最低，它只有资格开播一个中文频道——丽的电视可以开播中英双语频道，TVB则有翡翠台和明珠台两个老牌中文频道。然而，佳艺电视凭借电视剧方面的卓越表现，力压丽的电视，就连TVB也黯然失色，被其牵着鼻子加入武侠剧创作的行列。

但佳艺电视在电视剧制作方面用力过猛，短短三年，拍了六十多部电视剧，其中不乏经典之作，但高产出必然耗费大量资金，为追求质量，竟到了不计成本的地步，为资金链断裂埋下隐患。

致使佳艺电视倒闭的另一因素是香港政府的一项硬性规定——港府要求其必须在周一至周五的黄金时段播放两小时的教育节目，中间不得插播广告。这一规定加剧了佳艺电视的财务负担。

1977年，佳艺电视陷入财务危机，虽然得到创始人林炳炎家族的大量增资，终究未能逃过停播清盘厄运。

佳艺电视树倒猢狲散，旗下员工纷纷加盟TVB和丽的电视，为生计所迫，徐克也不得不重新投入老东家TVB的怀抱。结果，TVB成了最大的赢家，接纳绝大多数佳艺职员，台前幕后的实力迅速壮大，更为引入注目的标志性事件是，TVB接管佳艺电视大厦，将其作为制作分厂。

这一轮竞争中，佳艺电视大放异彩，赢得举世瞩目又迅速陨落；TVB不动声色，听凭佳艺自毁长城，最后坐收渔人之利；丽的电视忙于内部调整，鲜有作为——对它而言，好消息是，佳艺电视的倒闭，忽然消除挡在前面的一个强力对手；坏消息是，少了佳艺电视在前庇护，不得不独自面对更加强大的TVB。

接下来，迎接丽的电视的，是一段慷慨激荡、百转回肠的争雄岁月。

3．邱德根改组丽的电视

20世纪中后叶，香港商业社会出现了一股引人注目的权力转移现象：大批英资公司在与华商的竞争中渐落下风，随着市场的发展、竞争的展开，英资公司在优势耗尽之后，纷纷不敌富有进取精神的华商，辗转腾挪一番，不是破产倒闭，就是控股权易手，摇身一变成为华资企业。

丽的电视就是在如此背景下闯入无线电视大战，同时也踏上了坎坷、幻灭的不归路。

作为香港最早的电视台，丽的电视是有线电视①【①有线电视是一种使用同轴电缆作为介质直接传送电视，调频广播节目到用户电视的一种系统。它的相对是无线电视，或称地面电视，和卫星电视。】时代当之无愧的王者，独享电视牌照使之获得10年之久的垄断利润，也将收费模式深深植入公司基因。当TVB推动无线免费时代到来，成就丽的电视的有线收费模式开始成为它最大的障碍，经过6年的痛苦挣扎，它终于决定向无线免费模式靠拢。

1973年，香港政府宣布增设无线电视牌照后，丽的电视第一时间作出响应。它放弃了沿用16年的名称“丽的映生”，改称“丽的电视”，并组建丽的电视有限公司参加竞标。为了增加投标成功的机率，母公司丽的呼声有限公司不惜放低姿态出让部分股权，吸收怡和洋行、渣打银行、嘉道理家族的资金，以及华资背景的永安郭氏家族、“船王”许爱周家族入股。

最终，丽的电视如愿以偿地取得中英文无线电视频道的运营权，开设“丽的中文台”和“丽的英文台”两个免费频道。丽的电视于1973年底开播，比第三家无线电视公司佳艺电视早开播大约20个月。可惜的是，它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白白浪费了奠定市场地位的时间。

为了从有线广播转换为无线广播，丽的电视整整停播一个月之久，进军无线电视的决心可见一斑。

然而，它的内容制作仍停留在收费时代，未能随着广播形式的改进，进行及时调整和创新，成为制约收视率提升的“短板”。1975年佳艺电视开播后，感受到竞争的丽的电视才开始增大投入力度，虽然不乏经典节目推出，但并没有根本扭转颓势，在“三台鼎立”格局中时常处于末流。

1977年佳艺电视倒闭后，丽的电视吸收一部分佳艺电视的精英人才加盟，开始大力制作放映电视剧，终于在80年代摆脱低迷。但好景不长，丽的电视便陷入股东更迭的深渊。

1981年，正当丽的电视渐有起色之时，大股东英国丽的呼声因投资失利，将所持有的大约60%的丽的电视股权全部出售给3家澳大利亚财团。股权变更不可避免地波及经营管理，丽的电视刚见起色的收视率急转而下。到了1982年，丽的电视在与TVB的竞争中节节败退，前景极为黯淡，担心被套牢的澳洲财团决定出售股权，其他股东也心生退意，开始积极寻找下家。

这时候，终于轮到邱德根出场了。

邱德根持有10%的TVB股权此时已经升值到1亿港币，他把这些股权倾囊抛售，用所得资金收购丽的电视50%股权。只此一招，邱德根摇身一变，从TVB小股东成为丽的电视的大老板。①【①1981年丽的呼声以1.2亿港元的价格将所持丽的电视约60%的股权出让给澳洲财团，第二年邱德根以1亿港元购入50%股权，从账面交易上来看，丽的电视在一年间基本保持市值平衡，澳洲财团实际上既没有赔本，也没有赚到钱。考虑到TVB市值是丽的电视的5倍，10%的TVB股权对邱德根来说，只象征着一名无足轻重的小股东，这笔股份变现后却能控制丽的电视，由此可见，这笔交易对他来说还是相当划算。】

邱德根通过旗下远东集团成功控股丽的电视，终于得偿多年夙愿，随即对丽的电视展开全面改革。

邱德根弃用丽的电视旧名，改称亚洲电视，并将台标换成远东集团的标识。他亲自出任董事局主席，压缩编制、收缩预算，推行成本控制。这些带有鲜明商人风格的大刀阔斧的整顿，使得处于调整期的亚洲电视陷入一股动荡不安的情绪之中，市值大幅缩水，到1984年几乎腰斩一半。邱德根斥资5000万港币，趁机收购其余50%股份，独资控股亚洲电视。

当邱德根踌躇满志地站到香港电视业的竞技场时，往日的玩家已如潮水般退去，只剩他与邵逸夫。

曾经同一阵营的两人，如今一个是TVB新晋掌门，一个是亚视大老板，成为势同水火的对手。在他们主宰下，恩怨绵长的TVB和亚洲电视又将上演怎样的纷争？

4．邵逸夫迎击邱德根

进入1970年代，随着电视机在香港的大规模普及，年轻的电视业焕发新的光彩，反衬出电影业的式微。

电视业的盈利模式无外乎利用“眼球效应”吸引观众，将收视率转化为广告收入，不论盈利规模、赚钱效率，还是持久性，均比电影业大大超前。并且，电视传媒的影响力也非电影能及，而影响力则意味着广阔无垠的商业空间。这是作为传媒机构的电视业优势所在。

这样的背景下，邵逸夫开始将事业重心向电视业倾斜。

1971年，邵逸夫一手促成了“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的成立，借助“邵氏兄弟”强大的造星能力，为TVB建立了一套独一无二的“造星机制”，培养出难以数计的演艺明星，从根本上奠定了TVB的核心竞争力。

与此同时，邵逸夫不断增持TVB股份，终于在1980年成为TVB私人大股东①【①根据祝春亭《香港商战风云录（下）》(广州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一书P176，“第59章荧屏烽火无线亚视大纷争”：当时汇丰银行、和记黄埔同为TVB大股东，各持有236万股，一家名为“时代生活国际”的英资公司紧随其后为第二大法人股，持股量226万股。邵逸夫以32万股持股量位列私人股东第一位，利孝和持股27万，利氏家族成员利荣森、利荣达一共持有11万股。】。

那年早些时候，TVB大股东利孝和去世，他持有的股份由夫人陆雁群代持。因最大法人股东汇丰银行、和记黄埔均无意接管TVB，73岁的邵逸夫顺势接任董事局主席，TVB从此进入横跨30余年的“邵逸夫时代”。

邵逸夫掌管TVB的30年，亲身见证了亚洲电视的内忧外患。

亚洲电视的不幸在于，不单要应对TVB这个强大的对手，更面临频繁的股权变更和内部争斗。它就像一根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被不断地转手交易，这几乎成为它的一种传统。

内部动荡无疑削弱了亚洲电视的竞争力，反之，业绩低迷进而加剧了股东转手率，形成“恶性循环”，致使它在与TVB的竞争中屡屡落于下风。但是，无论亚洲电视业绩如何不景气，它掌握的无线运营牌照总能吸引投资者，致使它始终处于买来买去“半死不活”的状态。

客观地讲，亚视所经历的诸多阶段中，或许只有“邱德根时代”对TVB构成过真正威胁。

邱德根并无影视内容生产经营，这反而可以让他跳出行业，以观众的视角审视、思考行业发展。

与大刀阔斧的整顿同时推行的，是从设备、技术到内容的全面更新，邱德根率先采用微波技术直播足球赛，让亚视博得一个“满堂彩”。除了在电视剧上与TVB争奇斗艳，邱德根在1985年推出“亚洲小姐”，打破了TVB“香港小姐”的垄断局面，紧随其后推出的“亚洲先生”更令TVB大为紧张。

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人，邱德根并不畏惧模仿，邵逸夫开办无线艺员训练班，他在亚视也举办同样的训练班，发掘出黄秋生、何家劲等人身上的星光。

邱德根的一系列举措成功地使亚视转亏为盈。1985年，亚视获利1229万港元，可惜在TVB打压下，第二年利润便骤减至664万港元，而同时期，TVB的利润接近2亿港元，更在1984年上市，打通了资本市场的融资通道。这让邱德根认识到，亚视与TVB巨大的势力差距非旦夕可变。

正当邱德根重整旗鼓，决意与TVB长期作战之际，两件大事的发生动摇了他的经营决心。

先是长子邱达成醉驾撞死警员被判入狱，接着邱德根因涉嫌造假账被港府追查，最后虽因老年痴呆症免于控诉，但他从此心灰意冷，分两次将亚视股权全部脱手，出售给香港“制衣大王”林百欣和“珠宝大亨”郑裕彤等人①【①1988年，林百欣与郑裕彤以4.17亿港元从邱德根手中收购亚视三分之二股权，第二年林百欣又以2.37港元收购邱德根持有的所有剩余股权，邱德根累计收入6.5亿港币，相比1.5亿港币的收购价，算得上是一笔不错的投资。】，亚视为期七年的“邱德根时代”宣告终结。

但邱德根的故事还未结束。他的晚年有着一个令人唏嘘的悲怆收场。而林百欣、郑裕彤的入场不过另一则失意故事，激烈争斗、股权变更之后，亚视将与TVB共同迎来新一代的挑战。

5．亚洲电视命途多舛

这一轮电视业大洗牌，亚洲电视的日子并不比TVB好过。作为香港无线电视市场的“千年老二”，它实际上充当了TVB的“缓冲带”和“挡箭牌”，但它并没有足够的优势抵御竞争者的冲击。

这主要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频繁更迭的股权交易使之丧失了持久经营所需的稳定环境。多年来，亚洲电视的股东乘兴而来却每每败兴而归，老板走马灯似地换个不停，除了偶尔几次暂时领先，根本无力撼动TVB的市场领导地位。伴随股东的不断变更中，亚洲电视内部动荡不已，收视率与经营业绩步步沉沦，令亚视老板成为香港商界最富挑战性的工作之一。

从邱德根手中接盘亚洲电视后，林百欣与郑裕彤联手经营了11年之久，然后在2000年转手卖给凤凰卫视创始人刘长乐及香港“制衣大亨”陈永棋等人。从此，亚视告别了林百欣时代相对平静的发展期，逐渐沦为资本家的“投机工具”，几乎每隔几年便发生一次控股权转让，随之而来的是管理层大换血，股东间的勾心斗角以及经营业绩的每况愈下。

怪异的是，每一届亚洲电视老板不仅无所收获，反而麻烦不断。最近一次风波发生在2010年，缘于大股东查懋声家族与第二大股东、台湾旺旺集团主席蔡衍明的股权纷争。

查懋声是香港“纺织大王”查济民长子。查氏系浙江海宁望族，查济民生前在香港政商两界极有威望，曾担任起草法律的委员，并获得太平绅士、大紫荆勋章等荣誉。查懋声主掌家族事务后，被吸纳为中国政协委员，享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查懋声于2007年前后以10亿港元入股亚洲电视，并担任亚洲电视董事局主席。查懋声主政期间，亚洲电视掀起一股改革之风，一度出现复兴希望，但最终葬送在内部权力争斗的硝烟中，2009年总裁辞职门便是冰山一角。

马太效应的核心观念“强者愈强、弱者越弱”在TVB与亚洲电视之间得到鲜明的呈现。

亚洲电视积贫积弱，越亏越乱，在它的历史上，亏损占据了大部分时间，令那些妄图扭转困境、转亏为盈的投资者受尽苦头。林百欣时代，亚洲电视每日亏损100万港元，到2009年，这一数字翻倍至200万港元。这也意味着查懋声寄予厚望的改革举措走向失败。

目睹亚洲电视的内忧外困，与查懋声一道入股的荷兰银行香港分行决意撤股。经查懋声引荐，旺旺集团主席蔡衍明收购了荷兰银行持有的亚视股份。当时为了促成这笔交易，查懋声与蔡衍明之间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合约，约定未来蔡衍明将在亚洲电视拥有更多的权益。

但蔡衍明入股后这一承诺并未得到履行。并且，由于亚洲电视连年亏损，查懋声无力继续投钱，意欲引大陆富商王征入股亚视，并发行可换股债券筹资，致使蔡衍明的股权被变相摊薄。

2010年蔡衍明入禀香港高等法院，与查懋声公堂相见，这才制止了亚洲电视又一轮股权变更。

6．悲凉莫过邱德根

在许多人眼中，亚视似乎成了招致无穷厄运的“祸胎”。它为股东带来的不是财富，而是灾祸。抛开其中的迷信色彩，邱德根、林百欣两大家族的结局，不禁让人掩卷沉思。

原配妻子裘锦秋空难去世后，邱德根迎娶了她的亲生妹妹裘锦兰，并与其生育有三个男孩，幼子邱达根最得邱德根宠爱，成年后一度掌管亚洲电视，同时担任家族最大的上市公司远东控股董事总经理兼执行总裁，被作为接班人培养。这引起邱家长房五个子女的嫉恨。

另一方面，邱德根的宠信与扶持给邱达根带来巨大压力，他染上精神疾病，不久便退出亚洲电视的日常经营。邱德根懊恼之余将亚洲电视卖给林百欣、郑裕彤家族，不久他自己也病倒了。

老年痴呆症折磨着晚年的邱德根，在意识清醒的间隙，他作出分家的安排，把自己一手开创的远东集团一分为二：远东发展、远东酒店分给长房5个子女；而最精良的资产远东控股留给他偏爱的小儿子邱达根。

不过，长房5个子女并不赞成这个方案，趁老父去国外养病的机会，紧锣密鼓地开始抢班夺权，他们先对远东发展、远东酒店进行大清洗，管理层全部更换成自己的人马，全面占领这两块阵地之后，又马不停蹄地向远东控股发动侵袭战，实际上已经控制了整个远东集团。

知子莫若父，但邱德根万万没有料到，自己千辛万苦创下万贯家业，到头来也免不了子女间你争我斗，为了掌控远东控股，长房子女竟然“釜底抽薪”，断了邱德根的生活费和看病钱。

邱德根夫妇的所有开销均由远东集团支付，现在长房子女以此作为要挟，而他也只能后悔当初分家太过草率。好在，没过多久，退隐养病的邱达根病愈出山了，他接过父亲手中剩余的股权，成功入主远东控股，连同二房两个同胞兄弟向长房兄妹发动反击战。

豪门内讧的结局不外乎以下三类：一是重归于好，从此各安天命、相安无事；二是一方抓住另一方把柄大做文章，甚至不惜告上公堂，意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第三，双方势均力敌，互相制衡，谁也扳不倒谁，只能在僵持中等待机会，也许有朝一日恍然醒悟握手言和也说不定。

然而，现实要残酷得多。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有壮大繁衍的生物本能，不惜发动一切可能的争夺。分家的火苗一旦燃起，最终免不了玉石俱焚——这就是大多数故事的结局。

邱德根家族的权力之争尚未尘埃落定，不过结果已经不重要了——远东集团经过多年内耗已不复往日辉煌。这是多么讽刺的一副画面啊。一群没落子弟为遗产争得头破血流，全然不知外界沧海桑田，一日千里的潮流变迁重新塑造了商业世界，而新的豪门纷涌崛起，并将取而代之。

7．林百欣家族的宿命

与邱德根的凄凉光景相似，晚年的林百欣也为家事忧心不已，就在他行将就木前发生了一件让他颜面扫地的事情：视为掌上明珠的女儿将他告上公堂，只是因为林百欣在传媒前批评她生活奢侈。

邱德根在婚姻上是一个失败者，他的第一任妻子死于空难，第二任妻子从未得到大房子女的承认，为子女争产埋下伏笔。这不是邱德拔个人的过错，尽管他为此付出了代价，但许多事情就是如此，当它发生你只能选择承受结果，却无法改变现实——这也许就是命运。

然而，过于成功的婚姻生活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林百欣苦恼的根源大半来自这里。

林百欣一生娶了四任太太，按照他那代人的观念，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不过是家族繁衍的必然途径。

问题在于，随着妻妾子女的增多，林百欣不得不分出越来越多的精力管理家族事务，即便如此，那个年轻貌美的四太太还是漂洋过海离他而去，而他的子女们也不能让他省心。

长子林建名最令林百欣失望。他似乎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到追求女人方面，仍旧显得不够聪明——他在台湾纵情玩乐的场面被人偷偷录下勒索林家100万美元。这件事让性情温和的林百欣大动肝火，从此认定这个“性格懦弱、头脑简单”的儿子不堪重用，只交给他一些无足轻重的事务。林建名反而乐得快活，照旧花天酒地，并不因为丢掉继承人地位而懊悔。

次子林建岳各个方面都像林百欣。之所以这么说，不仅因为他的商业头脑颇有林百欣当年的风采，就连好色风流也不输乃父。

林建岳在商业上最广为人知的成就是投资拍摄了商业大片《无间道》，寰亚电影由此一炮走红，成为香港影坛炙手可热的电影公司。这也让林建岳获得了追求女星的近水楼台。在这方面，林建岳可比他那个不成器的哥哥成功多了。他与红极一时的女星王祖贤的感情纠葛一度是娱乐杂志追踪的话题，而这也导致了他婚姻生活的破裂。林王两人并未修成正果，人财两失的林建岳照旧招蜂引蝶，这些风流债也许将成为未来分家的隐患。

三房的林明珠原本最得林百欣喜爱，但是她个性独立要强，屡屡违逆父意，成年后自立门户，由于状告老父，林百欣去世时长房、二房将她拒之门外；林百欣的养子林健康虽然能力出众，但总归不是亲生，况且，他也不打算从林氏产业分一块蛋糕，安心去做他的律师。

到头来，可以担起接班重任的只有林建岳。林建岳与前妻所生的儿子林孝贤也是有名的花花公子，作为林氏家族第三代接班人，1981年出生的林孝贤与娱乐圈们打得火热，他与女明星的绯闻丝毫不输当年的林建岳。

林百欣自称是一个“不可一日无事可做的人”，直到去世前一年，一刻不停地拖着90多岁的身躯为家族操劳。与此同时，他的儿子、孙子终日泡在女人堆里，一如他年轻时对异性的热爱。

林百欣分明洞悉了人类欲望的美好与苦楚，可这种教训却无法传授，只能眼睁睁看着儿孙们纸醉金迷、声色犬马，他不敢想，也不愿想，辛苦一生打下的家族基业会走向何方。

8．邵逸夫：一段商业传奇的收场

没有人比曾经的师友、后来的对手更了解对方，这个宽泛的观点如今在邹文怀、邵逸夫身上得到证明。半生联手、半生争斗，当晚年到来回首过往，两人在对方身上看到的，是另一个自己。

1987年，当邵逸夫关停“邵氏兄弟”的时候，邹文怀似乎看到了一统电影江湖的希望。

可是事情并没这么简单。邵逸夫在偃旗息鼓之际埋下两支“伏兵”。他把半生心血建立的电影院线全部拱手卖给潘迪生。那个时候，这个30出头的年轻人刚刚将洪金宝的德宝电影公司①【①1984年由洪金宝和岑建勋创立，后被潘迪生收购，在1985年潘迪生接手邵氏兄弟院线后迅速壮大，和嘉禾、新艺城并列香港1980年代三大电影公司，1992年结业。潘迪生是“钟表大王”潘锦溪之子，在父亲支持下开始创业，他有过三段婚姻，第二任妻子是女演员杨紫琼，他的妹妹嫁给了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收入囊中并成功扭亏为盈，他也没有让邵逸夫失望——德宝电影公司在1992年倒闭之前一直是嘉禾最强劲的对手。

德宝之后，永盛、中国星、英皇，哪一家都不是泛泛之辈。并且，邵逸夫复出了。邵逸夫的第二支“伏兵”——邵氏兄弟与TVB合营的大都会电影公司终于宝剑出鞘。

邵逸夫不是一个小肚鸡肠、睚眦必报的人，但凡事总有例外，他似乎很难对邹文怀的“背叛”释怀，这个烙印如此之深，以至于成为邵氏后半生电影事业的附加物，他总希望从邹文怀那里得到胜者的征服感，不惜发动联合围剿。1997年邵逸夫重新竖起“邵氏兄弟”这块金字招牌，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可惜，世界早已成了新一代的天下，不论邵逸夫还是邹文怀都有些玩不转了。

正如约翰·布鲁克斯说的那样，“老一代人的失势，部分是由于自己的错，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在智力上，他们似乎都在走下坡路”。邵逸夫没能亲手将邹文怀打败，在年青一代的凯歌声中，后者像一名孤独的战士体面地结束了光荣的电影事业。这种孤独也许只有邵逸夫能够理解，这是一种日薄西山、不复升起，后继无人的无奈，弥漫着英雄末路、美人迟暮的壮烈苍凉。

一个古典悲剧式的平静结局，也许是商业激战最好的收场。邹文怀的三个子女均无意接班，他也没有找到满意的接班人，于是将嘉禾电影公司转手卖给大陆商人伍克波。

在香港人眼中，如同邵逸夫将“邵氏兄弟”拆解出售一样，这不过是一场正常的商业交易，而大陆人却从中发掘出独特的意义，将其视为大陆资本与香港文化联姻的例证之一，那一年同时进行的，还有大陆地产商杨国强、许荣茂对TVB的竞购——没错，邵逸夫已经开始为TVB寻找新主人了。

与邹文怀的处境大相径庭，邵逸夫也面临传承难题。

由于子女从小在新加坡长大，与邵逸夫关系疏离。加上邵逸夫原配黄美珍去世后，方逸华进入“邵氏兄弟”和TVB，成为仅次于邵逸夫的“二号人物”，严重打击了两个儿子邵维铭、邵维钟的接班积极性，他们不久便退出家族企业，移居新加坡，与父亲多年不相往来。

随着邵逸夫年事渐高，为了避免可能的纷争，他决定让出TVB大股东地位。经过一番激烈角逐，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所持26%的TVB股权被香港商人陈国强及台湾首富王雪红合组财团取得。2012年1月1日，邵逸夫正式卸任TVB董事局主席——这一年，他105岁了。

作为香港电影业里程碑式的人物，邵逸夫、邹文怀各自开创了一个崭新时代，当他们光芒散尽，颓然老去，仍不免被后来者超越。

然而这不全是他们的错。在香港，电影业进入门槛低、市场化程度高、人员流动频繁，竞争激烈，充满洗牌变数。总而言之，这不是一个适合家族企业生长的行业，也无法容纳银行业、地产业那样为数众多、财势雄厚、历史悠久的家族财团。

当然，邹、邵二人也没有像其他领域的大亨那样着力栽培子女接班，他们老迈的双眼也许早已洞穿了未来。早在30年前，邵逸夫便从电影业转移到电视领域。但是没有哪个行业可以永恒不变，随着无线电视牌照重新发放，香港电视市场面临洗牌，TVB还能一家独大多久呢？

9．年轻一代的挑战

一家独大是危险的，它往往会导致盲目、迷失、不思进取，而这正是伟大公司走向衰落的前兆。

当香港电视观众终于厌倦了TVB的老套节目，开始寻找替代品时，才恍然发现可供选择的对象实在太少。

实际上，这是一个无比残酷但并不鲜见的现象：竞争者在市场上开拓创新，建立统治地位后又迅速抛弃进取精神，变得谨慎、保守，沉溺于往日辉煌和固有模式。靠着垄断优势和市场惯性也许可以享几年清福，但事情并不总是朝着他们希望的方向发展，一旦形势发生变化，大而无当的垄断者往往成为掠食者争相瓜分的“美餐”。这就是TVB面临的处境。

TVB的垄断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而香港电视观众也似乎早已习惯了这一点。

踏着佳艺电视的尸体，伴着亚洲电视的频繁易主，TVB慷慨激昂地登上市场主宰者宝座，就这样开启了近半个世纪的统治。在这个缺乏有力竞争者的市场上，TVB终于从高速前进中松懈下来，规模日渐壮大的同时，一点一点地变得麻木陈腐，成为一个不近人情的“血汗工厂”、一个派系林立的臃肿机构，而这一系列悄无声息的改变最终促成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TVB正在丧失吸引眼球的能力。

意识到垄断的危害，香港政府终于决定扩大免费电视牌照申请，当即引来一批年轻气盛的竞标者。

这群竞争者中，两个“商界晚辈”让人们见识到新一代的能量——2009年，王维基先人一步，为旗下城市电讯申请免费电视牌照，李泽楷紧随其后提出同样请求。随后，两人不约而同地发动“挖角大战”，挥舞着“高薪优酬”旗号从TVB、亚洲电视招兵买马。尽管牌照尚在审核，演员、编剧、制片……台前幕后的精英三三两两，或成群结队地赶来，他们受够了旧雇主的压榨和欺凌，迫不及待投入新老板麾下，人才济济的TVB顿时溃不成军。

2012年，TVB被王维基、李泽楷打得颜面扫地，但要是放到20年前，谁会料到这样的局面发生？

那时候，31岁的知识青年王维基刚从加拿大返回香港，白手起家创建主营长途电话业务的城市电讯，用不了多久就以价格优势把独霸市场的香港电讯拉下神坛；李泽楷也在加拿大逗留过一段时间，但比王维基早两年回港，在他那有钱有势的父亲支持下创办香港卫星电视有限公司（即星空卫视），勤勤恳恳经营一年，然而收益并不理想，暗自盘算着打包出售的可能性。

那时的香港电视界，TVB是真正的王者，它一次次打败亚洲电视，令后者陷入巨额亏损，要等好几年才缓过气来。

但TVB自身的处境也不乐观。倒不是说它业绩低迷，恰恰相反，由于迅猛扩张导致的庞大而惊人的规模，它被肢解了，广播以外的所有业务被剥离出来重新组建为一个新公司①【①香港《电视条例》禁止“电视台及旗下公司经营其他非广播相关业务”。TVB的其他业务重组为香港电视集团（后更易名为电视企业国际有限公司），1996年正式与TVB分道扬镳，最终被大型财团蚕食殆尽。】——如果不是这次拆分，TVB一定比它后来的规模要庞大得多。

让人唏嘘的是，成功分拆TVB后，那条有违市场自由原则的法规也被废止，结果TVB成了它最后的“殉葬品”。TVB盲目的扩张浪费了太多的人力、财力，到头来，一纸条文就让这一切付诸东流。

这件看似偶然的事件既是对TVB自我迷失的惩罚，也在无意间折射出邵逸夫那一代大亨的落伍——追求扩张、崇尚规模是典型的工业化大生产时代的产业思维。然而时代已经变了，在信息时代的呼唤下，王维基、李泽楷那样的后起之秀乘着新技术浪潮迎头赶上，迤逦而来……

10．谁主宰未来？

这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他们大多生于1960年代，是商业家族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人，也可能是平民出生的第一代创业者，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掌握新技术、新潮流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商业思维；他们漠视权威，崇尚奋斗、渴望挑战；自然界新老交替的铁律、出人头地的生命本能驱使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不输前人的事业。

李泽楷身上突出展示了这代人的叛逆性，正如他那句流传甚广的名言所说：“如果有什么传统在，那就是面对挑战，然后战胜它，创造突破”。他赚取第一桶金的经历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

那是关于星空卫视的收购谈判：1993年的一个夏天，李泽楷在一名私人顾问的陪同下踏上传媒大王鲁伯特·默多克（RupertMurdoch）的豪华游艇，两人在舱内单独长谈了两个小时，收购价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最后李泽楷看了一眼手表说，求购者实在太多，如果谈不成就要马上飞回香港，私人飞机在外面等候，一面作势起身，默多克终于沉不住气，报出最终出价：9.5亿美元。

成交！李泽楷为家族净赚8.25亿美元，自己分到4亿美元，那一年他27岁。

4亿美元让李泽楷的商业生涯进入井喷期。他先用这笔资金创办了自己的私人公司盈科集团，然后借壳上市，通过资产注入、科技概念与地产业务结合，短短8个月内市值从40亿港元飙升到1700亿，进入十大上市公司之列。

传奇还没有结束。一年后，李泽楷击败李显扬领导的新加坡电信，成功入主香港电讯。

李显扬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次子，背后还有默多克这个强力盟友——然而，在打败李显扬之后，这些大人物只不过再一次彰显了李泽楷的名声，人们送给他一个亲切的绰号“小超人”，显而易见其中包含了对他那个“超人”父亲的膜拜，但李泽楷可不愿活在父亲阴影下。

未来世界将是资讯的天下——这是李泽楷的洞见。这个斯坦福大学计算机工程系肄业生坚信：资讯将成为未来商业的主宰力量，“谁能主宰资讯，谁就会成为社会上最成功的一群人”。

第七章地产大亨何处安放财富

引子

这个曾经荒无人烟、衰草茫茫的地方，如今耸立着一座巨大、嘈杂、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城市……人们生活在一个激动兴奋、喧嚣混乱的漩涡里，呈现着贫富的两个极端，多数人在可怕的穷困中挣扎，少数人在穷奢极欲中打滚。

——古斯塔夫斯·迈尔斯

1．新鸿基“三剑侠”分道扬镳

1972年，郭得胜、李兆基、冯景禧分手的消息传出，毫不意外地引发香港商界重重疑问和猜测。

外姓抱团打天下在香港屡见不鲜，聚散分合乃是家常便饭，但郭、冯、李三人却有些不同寻常。

1958年，郭得胜、冯景禧、李兆基伙同其他5人，合资创建永业企业公司，正式进入地产行业。在此之前，郭、冯、李三人均在商贸业打拼，并无任何地产从业经验——郭得胜秉承父业，经营一家“鸿昌合记”杂货行，因独家代理日本YKK拉链①【①YKK的全称为Yoshida Kogyo Kabushikigaisha。YKK是拉链行业的鼻祖，代表着行业标准，采用日本精确工艺，原料和管理方法，YKK价格是其它品牌拉链的10倍左右，目前YKK仍是拉链行业最大的市场份额拥有者。】赚得发家资本，是最有钱的那个；冯景禧次之，他是“新禧公司”老板，从事农产品经营；而时年29岁的李兆基已下海经商10年，做过黄金交易、五金生意和进出口贸易，他最渴望做的是可靠的地产生意。

对香港地产前景的共同预期促使当时实力尚弱的他们走到一起。在经营中，郭得胜、冯景禧、李兆基萌生了甩脱其他股东另起炉灶的想法，并最终在1963年将之变为现实。这一年，三人凑齐100万港币共同创建了一家新公司。他们从冯景禧的“新禧公司”、郭得胜的“鸿昌合记”与李兆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命名为“新鸿基企业有限公司”，郭得胜担任董事会主席，李、冯为副主席，李兆基还兼任总经理。

数年间，郭、冯、李三人分工协作、各展其长，把新鸿基经营得红红火火，从10余人的小公司发展为拥有20多处发展地盘、年营业额7000万港元的大型地产公司，在华资地产商中独树一帜，与李嘉诚的长江实业并驾齐驱。也因此，时人冠以“三剑侠”美誉，称赞三人的联合创业。

假如郭、冯、李三人开分，每个人都能成为独当一面的商场好手，却未必能独自开创新鸿基的崛起神话。一方面，这是因为地产行业资金门槛较高，另一方面，起步之初的三人尚不具备全面的商业才能，每个人均有其所长和不足，合兵一处既可增加资金实力，又可形成能力的交叉互补。

然而天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到1972年，新鸿基成立9周年之时，郭得胜、冯景禧、李兆基分道扬镳。冯景禧辞去新鸿基一切职务，涉足证券业，专心经营几年前创办的新恒基证券，李兆基仅保留董事局副主席的职位，退出新鸿基经营管理。三人联手创业的时代

宣告终结。

令人不解的是，冯景禧、李兆基为何放弃正值上升期的新鸿基另起山头？少了“三剑侠”新鸿基能否运转如常？

从宏观层面看，三人分手受1970年代初期香港经济腾飞的冲击。这一时期，香港地产业蓬勃起飞，华人纷纷进军地产业，形成一股声势浩荡的地产创业潮。几乎与此同时，香港股票市场从封闭走向开放，在地产业强劲推升下，证券市场繁荣一时。冯景禧和李兆基从这轮经济腾飞中窥见了新的机遇，而此时，他们无论在财力还是能力上，均具备了另立门户的条件。

至于郭得胜，原本就比冯、李二人资历深厚，又是新鸿基的大股东，自然不会舍近求远、再起山头。

1972年，郭得胜创建新鸿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并成功挂牌上市，以每股5港元的价格公开发行2000万股新股，获得超额10倍认购。新鸿基地产股价一路走高，冯、李二人相继减持，李兆基累计获得约值5000万港币的现金、地盘和物业，为日后重涉地产界埋下了先机。

2．香港置地盯上牛奶公司

正当新鸿基地产股东分家之际，香港地产界爆发了一次万众瞩目的收购与反收购战争。

主角一是老牌地产公司、“中环地王”香港置地，一是土地储备丰厚的牛奶公司。第三个则是王德辉的华懋集团——这家籍籍无名的华资地产公司因卷入前两者的收购激战而名声大噪。

创始人“殖民地之父”保罗·遮打去世后，香港置地公司在另一位创始人怡和大班詹姆士·凯瑟克的推动下进入怡和洋行掌控之中。依托怡和洋行的权势与财力，香港置地逐渐发展为香港第一大地产公司。

1960年代中后期，出于对香港经济前景的观望，香港置地采取保守的发展策略，错失扩张良机。在收购地皮方面无所作为，导致土地储备的不足，经济回暖之后，香港置地只能在“大本营”中区翻拆旗下旧楼。但与此同时，随着华商势力的迅猛扩张，中区的开发空间趋于饱和，香港置地不得不将目光投向其他区域。如此一来，在薄扶林①【①薄扶林位于香港港岛区，是香港岛的市郊部份之一。今天，薄扶林近南区部分的大部分私人屋苑及别墅为香港中产阶级至上层阶级人士的集中地。这些物业的开发正是始于上世纪70年代。】、铜锣湾等地拥有大片空置地皮、物业的牛奶公司进入了香港置地的视野。

牛奶公司与香港置地渊源深厚。1886年，香港置地成立之前3年，苏格兰籍医生派翠克·曼森②【②派翠克.曼森是一名出色的西医，在中国享有盛名，曾为李鸿章等大人物治病，他在香港创办的“香港西医书院”后来发展为香港大学，中华民国大总统孙中山正是这所医学院培养的第一批毕业生中的一员。】（PatrickManson）与5名香港商人联合创建香港第一家牛奶场，即牛奶公司。

牛奶公司注册资金3万港元，创办过程中，香港置地创始人保罗·遮打出资相助，因此获得了一个董事职位。

成立之初，牛奶公司在薄扶林开辟牧场，饲养有80头苏格兰纯种奶牛，每日提取新鲜牛奶，向香港市民出售。随着规模的扩大，牛奶公司的利润与日俱增，成立30年时净利润突破10万美元，成立60周年时达到惊人的150万美元③【③数据引自牛奶公司官方网站。】。然而，大股东派翠克·曼森去世之后，牛奶公司控制权几度易手，最终被香港四大家族之一的周永泰家族控股。

周永泰家族当时已传至第三代。凭借家族在香港政界的深厚关系④【④周锡年伯父周少岐太平绅士为香港富商，曾任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堂兄周埈年更成为立法局与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周永泰之孙周锡年弃医从政，相继在医务局、立法局、行政局担任议员，官场逡巡，历经三任港督，获得大英帝国勋章①【①大英帝国勋章又称不列颠帝国勋章，是英国授勋及嘉奖制度中的一种骑士勋章，由英王乔治五世于1917年6月4日所创立。该勋章分为五等，周锡年获得的是第三等“司令勋章”，又叫“CBE勋章”。周锡年是第三位获此勋章的香港华人，第一位勋章获得者正是他的堂兄周埈年，利铭泽、邵逸夫、利国伟、冯秉芬等人也获得过这一勋章。，并被英国女皇赐为爵士，从一名耳鼻喉医生蜕变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华人领袖。】

周锡年的座驾是一辆车牌号为“3”的劳斯莱斯，他也是少数几个获准在太平山山顶居住的“高等华人”，这些“特权”无比彰显了他在香港的权势和地位。

作为港英政府的当红名流，自然有不少商人巴结、讨好周锡年，最常用的手段是邀请他担任董事。而周锡年也来者不拒，一人竟兼任50余家公司的董事职位，他当然不可能真正履行义务，大多是象征性的虚职。不过，这些公司中，周锡年唯独看重牛奶公司，不断出资购股，最后竟成了它的大股东，顺理成章当上董事局主席，把这家老牌英资企业变为华资控股企业。

牛奶公司在薄扶林、铜锣湾一带拥有大片土地，而随着香港地产业的起飞，铜锣湾正在成为仅次于中区的新兴商业中心，远郊的薄扶林也开发在即。牛奶公司的地皮自然引起香港置地觊觎。

然而，香港置地虽有“金主”怡和洋行撑腰，但要收购牛奶公司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3．王德辉卷入“置牛大战”

1972年10月的最后一天是一个星期二，香港置地在报纸上刊登公告，宣布向牛奶公司展开收购。

香港置地提出“二换一”的收购计划，即用两股股票换取一股牛奶公司股票。消息公布后，置地、牛奶股价双双大涨，牛奶公司股价更是从135港元冲破200港元关口，中小股东纷纷抛售。

牛奶公司现金充裕、土地存量庞大，盈利能力也比香港置地高出许多。仅以1972年为例，牛奶公司每股盈利3.65港元，而香港置地每股仅盈利1.29港元①【①相关数据引自祝春亭，《香港商战风云录（中）》，广州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牛奶公司管理层认为有实力自行开发地产，无须他人染指，因此香港置地的收购将损害牛奶公司股东的长期利益。经过密集讨论，牛奶公司董事会达成一致意见，坚决抵制收购，并呼吁中小股东谨慎以待。

为了笼络股东，牛奶公司董事会提出一项极具诱惑力的“拆股计划”：1股拆为5股，每股再赠送1股，意味着原来的1股变成新股10股。这已经够诱人了，哪知牛奶公司董事会接着又宣布，年终每股派息增加67%。这样一来，投资者将得到可观的回馈。

作为一家盈利能力出众的优质公司，丰厚的资金储备使牛奶公司赢得“现金奶牛”的昵称，因此对于上述计划，有足够的实力执行。在投资者疯狂追捧下，牛奶公司的股价炒至290港元，市盈率高达到73倍。②【②相关数据引自祝春亭，《香港商战风云录（中）》，广州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

香港置地与牛奶公司掀起“广告战”，站在各自的立场游说、拉拢牛奶公司的中小股东，自然免不了一番口舌之争。牛奶董事会的“拆股计划”虽然诱人，但还是有大量股东跑到香港置地换股，毕竟地产行业正是风生水起之际，有怡和洋行撑腰的香港置地作为专业地产公司似乎更值得期许。

情急之下，牛奶公司董事局主席周锡年找到华懋主席王德辉，合资组建一家“牛奶地产公司”。华懋地产注资1.24亿港元，持股约25%，牛奶公司以土地入股，持股75%，并向股东免费派送25%的股权，以换取中小股东的支持。

这招看似高明，其实却经不起推敲——王德辉的华懋集团在当时还是一家势力弱小的小公司，在香港偏远郊区开发中低档住宅，根本无力与香港置地相提并论。华懋集团在地产开发专业化程度上与香港置地相去甚远，牛奶公司与其合资，不过是无奈之下的应急之举。

至于周锡年为何不选地产业头角峥嵘的李嘉诚、郭得胜作帮手，偏偏看重王德辉，一直是个不解之谜。或许在周锡年看来，李嘉诚、郭得胜这类人物难以掌控，而王德辉性情软弱，容易驾驭。倘若换做一个强势人物，周锡年岂不是“引狼入室”？

然而牛奶公司的中小股东并不看好华懋集团与牛奶公司的结合，纷纷投入香港置地阵营，向其出售股权。1972年12月15日，香港置地公司突然发布公告，宣称已累计获得90%的牛奶公司股票。至此，牛奶公司控股权易手，周锡年背水一战彻底失败，王德辉悄无声息地退出“置牛大战”。

最终，香港置地于1973年全面收购牛奶公司，如愿以偿地获得牛奶公司持有的大宗土地，而丢掉牛奶公司控制权的周锡年从此对商业事务意兴阑珊。

1973年，70岁的周锡年修订遗嘱，将几年前认识的已婚女子陈宝琦列入遗产受益人之列，引发两个儿子的强烈不满，最终上升为一场“子告父”的分家闹剧。1982年，周锡年带着巨大的遗憾辞别人世，两个儿子与陈宝琦的遗产纷争仍未解决。周锡年在九泉之下，恐怕难以瞑目，他又如何面对先去一步的发妻呢？当年他可是从岳父那里继承了一笔丰厚的遗产①【①周锡年岳父是越南富翁刘兆卓，他通过夫人刘庆桂获得刘家大量遗产，而刘庆桂在明确遗嘱表示这笔遗产与周锡年的个人财产合并，由周锡年及两个儿子共同管理，三人均分，如需转让也必须经过三人的一致同意，周锡年去世后，财产由两个儿子均分。周锡年将情妇陈宝琦加为遗产受益人的做法显然违背了亡妻遗嘱。】。

4．地王崛起：李兆基、郭得胜各展其能

新鸿基“三剑侠”分道扬镳后，李兆基与香港富商胡兆炽独子，著名律师胡宝星联合创办永泰建业地产有限公司，并于1972年挂牌上市。

胡宝星和李兆基分别担任正副主席，胡宝星为大股东，但他并不熟悉地产业，因此对李兆基极其倚重。永泰建业是一家小公司，李兆基看中它的上市公司地位，顺势从胡宝星手中接过管理实权，此时已埋下“反客为主”的伏笔。

第二年，李兆基以新鸿基分家所得地皮、物业为资本，独资创办私人企业恒基兆业有限公司。

李兆基沿用新鸿基的开发理念，在恒基兆业内大力推行“货如轮转”策略，大规模开发小型住宅单位，只出售不出租，通过快速生产销售实现资金的高效流转。

这一策略对土地储备要求较高，而李兆基在收购地皮上也有其独到之处。他避开竞争激烈的土地竞标，采取“地下攻略”吸纳地皮。李兆基养了一批人，采取逐一突破的方式，游说旧楼业主出售物业；此外他还长期在海外中文报刊刊登收购旧楼的广告，吸引海外华侨将香港旧楼脱手转让。这两招别出心裁，大获成功，恒基兆业以十分低廉的价格收购旧楼，成本比同行低了不少。

更重要的是，李兆基坚持不懈的拿地，让恒基兆业成为香港土地储备最多的公司，奠定了崛起的基础。这些地皮为李兆基“借壳上市”提供了支点。

1970年代，每逢永泰建业发行新股，李兆基便以恒基兆业旗下物业进行换股。永泰建业股盘不太，甚至不及恒基兆业的五分之一，恒基兆业有的是地皮，李兆基以地皮换股份极为合算。这样一来，永泰建业从恒基兆业获得开发空间，恒基兆业对永泰建业持股量不断上涨并最终掌握控股权。李兆基一招“借壳上市”，借助控股永泰建业打开资本市场的融资通道。

李兆基并不满足于此，在他看来永泰建业尚不足以充当上市旗舰，于是重新组建了一间附属公司——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简称恒基地产，以此重新架构他的商业王国①【①1988年李兆基进行结构重组，把永泰建业的地产业务注入恒基地产，并更名为恒基发展，从此撤出地产领域转向投资领域。而恒基地产则专注于地产开发，成为李兆基家族的上市旗舰和集团控股公司。】。

李兆基把恒基兆业旗下的核心资产全部注入恒基地产，将之打造为香港“小型住宅之李兆基在资本市场翻云覆雨之时，“三剑侠”中的老大哥郭得胜正在工业地产领域忙得不亦乐乎。王”。与此同时积极收购优良资产，先后收入中华煤气和香港小轮，令恒基地产的资产规模急速扩大①【①中华煤气成立于1862年，是香港唯一的燃气供应商，隶属于和记洋行，1983年被李兆基收购29.38%股权，成为恒基地产子公司。香港小轮成立于1923年，前身是油蔴地小轮，作为香港最主要的渡轮服务经营商，上市后一度成为恒生指数成分股，1980年代被李兆基收购21.64%股权，改组为香港小轮公司。】。

YKK拉链独家代理权不仅为郭得胜带来滚滚现金，另一个不那么明显的好处是让他有机会接近制造业。从制衣厂老板口中，郭得胜了解到香港中小企业对扩建厂房的潜在需求，顺势将开发重点锁定为工业楼宇。新鸿基积累的庞大地产储备，上市后充裕的资金存量，使得大规模开发工业楼宇成为可能。

作为香港工业楼宇市场的“尝鲜者”，郭得胜还为这个市场引入了日后成为主流的交易模式——针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条件和实际诉求，郭得胜把香港住宅市场“分层出售、分期付款”的支付方式移植过来，深受中小企业主欢迎，由此，新鸿基在香港工业地产市场奠定根基。

从工业楼宇出发，新鸿基介入住宅市场，楼价亲民，格局工整、设计合理又不乏创新元素，备受香港市民追捧。郭得胜又将楼市盈利投入横向扩张，开设水泥制造厂、混凝土厂、建筑设计公司、物业公司等关联单位，到1980年代初，新鸿基已发展为囊括上百家公司的企业集团。

1980年，新鸿基以70.2亿港元市值跻身香港十大上市公司之列。一年后，李兆基把恒基地产挂牌上市，以35.2亿元市值位列十大地产上市公司第七位。

然而这只是开始，此后尽管资本市场风波不断，行业周期循环往复，李兆基、郭得胜总能化险为夷、出奇制胜。最终，地产业浩荡上升的大潮把他们推向超级富豪行列——两个新兴豪门诞生了。

5．冯景禧之死

分家之手，新鸿基“三剑侠”中的冯景禧就没有郭得胜、李兆基那样的好运了。

1982年9月6日这天，“谢利源金铺”宣布停业的消息震惊了整个香港。这家金店的主人谢志超来自澳门望族谢利源家族，历史悠久的谢利源珠宝店就是谢家产业。尽管谢利源金铺与谢利源珠宝并无业务关连，但同属谢氏一门，谢家雄厚的资本、稳健的经营、可靠的信誉以及老字号“谢利源”的品牌效应，赋予谢利源金铺几乎同样的品质保证，也因此它在香港大受欢迎，当时的港人均以持有谢利源黄金券为荣，可以想见，它的倒闭会掀起怎样的波澜？

香港经济前景不明，出于保护资产的本能，投资者抛售物业，兑换成美元或黄金，造成香港黄金存量大减。谢利源金铺就是这股黄金挤兑潮的牺牲品，同时也是更大危机的导火索。

谢利源金铺破产后，危机转嫁给与其关系密切的恒隆银行①【①恒隆银行创建于1935年，属于香港较早的华资银行，他与陈曾熙家族的恒隆集团（恒隆地产）无关。】。那些来不及从谢利源金铺兑换黄金的投资者退而求其次，挥舞着黄金券如潮水般涌向恒隆银行，一天之内提走7000万港币。由于过度放贷，恒隆银行无力承担挤兑压力，不久即被香港政府接管，然而危机才刚刚开始②【②1989年，恒隆银行被道亨银行收购。至此之后，恒隆银行便正式宣告结业，其所属的分行亦随之并入原道亨银行。2003年，道亨银行与海外信托银行及广安银行合并，并易名星展银行。】。

这次危机是对宽松金融政策的报复。银行界在地产繁荣期采取激进的扩张策略，向地产商、炒楼者敞开金库大门，甚至在缺少抵押物的情况下，现金被悄无声息地借走，导致资金储备不足，支付能力严重下降。这类情况多发于华资银行界，由恒隆银行一案公开化，引发华资银行信任危机，针对华资银行的挤兑愈演愈烈。

冯景禧应该感到幸运，至少他创办的新鸿基银行没有破产，尽管在增资扩股中丢掉了控股权。

令人唏嘘的是，上述事件发生时，新鸿基银行才成立20个月。新鸿基银行的前身是冯景禧在1969年创办的新鸿基财务公司。当时一同成立的，还有冯景禧家族的支柱新鸿基证券公司。它们是冯景禧向金融业进军的左膀右臂。那一年，冯景禧从香港远东证券交易所（简称远东会）的成立中嗅到商机，在经营新鸿基地产之余创办了这两家公司。

作为香港第一家华资证券经纪公司，新鸿基证券打破了洋人在证券业的垄断格局，吸纳华人经纪参与到资本市场的游戏中来。在宽松的环境中，新鸿基证券迅速成长为最具实力的华人经纪公司，就连远东会的创始人李福兆都嫉妒不已，李福兆曾经向人抱怨，“这个市场没有养活我们，只是养活了一条淡水大鳄（新鸿基）”。为了增加香港证券市场的活力，李福兆引入竞争机制，撤销限制条件，促使国际证券公司涌入香港市场，新鸿基证券的市场地位由此削弱。

直到这时，一直充当辅助角色的新鸿基财务公司开始受到冯景禧的重视。

新鸿基财务承担着新鸿基证券的财务管理功能，到1979年时它的总资产达到18亿港元，转型为商业银行的时机逐渐成熟，当年挂牌上市，并于1982年初取得银行牌照，正式更名为新鸿基银行。

为推动新鸿基银行的国际化进程，冯景禧先后引入法国百利达银行①【①百利达银行集团是法国最大的工业银行集团，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金融和工商业的经验，对法国的财政经济有着重大的影响。】与美国美林证券公司，联合组建新鸿基有限公司，作为新鸿基证券与新鸿基银行的控股公司。冯景禧以40%的持股量位居大股东，百利达、美林证券各持股20%，试图在全球金融界有一番作为。

然而挤兑风波打乱了冯景禧的计划。

1983年，存款大量流失的新鸿基银行开始面临破产清盘的威胁。一年前斥资3亿港元购入的总部大楼到处弥漫着惨淡气息。最终，冯景禧为自己的激进付出沉重代价。百利达、美林证券联手向新鸿基银行紧急注资，冯景禧的股份由此摊薄，丧失了对新鸿基银行的控制权。仅仅15个月后，新鸿基银行便被专卖给阿拉伯银行②【②阿拉伯银行总部设在约旦，由中东名门马斯里家族创建。马斯里家族是中东地区最有实力的财阀，阿拉伯银行在整个中东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业务范围辐射整个阿拉伯世界以及欧美主要国家。】，更名港基银行。3个月后，冯景禧脑溢血身亡。

接班人

加拿大传媒大亨、新时代集团创始人新工投资（前身是新鸿基工业）主席冯景禧在1960年代举家移民加拿大，家族成员均入加拿大籍。冯景禧有二子三女，长子冯永发对金融业不感兴趣，次子冯永祥接管家族生意。虽然极其勤奋努力，冯永祥终究未能重振家业。

1996年，新鸿基证券被李明治家族收购，冯氏家族的根基产生动摇。冯永发创办“媒体帝国”新时代集团在加拿大风生水起，一度有意收购TVB，但因家族不愿重回香港而作罢。实际上，冯景禧家族的辉煌随着冯景禧去世早已终结，它在香港的影响力如今已微乎其微。

6．郑裕彤退而不休

好友冯景禧的突然去世让郑裕彤忽然意识到生命的脆弱，逐渐萌生退休的念头。于是在1989年元旦过后，郑裕彤宣布退居二线，让他的大儿子郑家纯担任新世界发展总经理，自己仅保留董事局主席一职。

那一年，郑裕彤64岁，这并不是一个“应该退休”的年龄，和他同龄的何鸿燊、李兆基、李嘉诚等人还在奋力打拼。但郑裕彤这么做有他的道理，冯景禧之死是一方面原因，更主要的因素是，趁自己身体还健康，为郑家纯接班保驾护航，以便有朝一日全面放手。

新世界中国地产执行董事，丈夫是“钢铁大王”庞鼎元之孙庞建贻通过个人的聪明才智，郑裕彤将岳父周至元创办的周大福品牌发扬光大，并以此为基础开创了新的事业。在郑裕彤看来，这片天地如此之新，只能用“新世界”三字形容。当这个学徒工出身的草根终于站到金字塔顶端，自然而然地，他开始希望把这种俯瞰众生的优势在子孙后代中延续下去，而长子郑家纯则是接班的不二人选。1946年出生的郑家纯在加拿大接受教育，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毕业后被郑裕彤召回香港，协助其管理家族企业新世界发展集团。

然而，郑裕彤很快发现，这一步棋走得太早了。他还没有真正到可以安枕无忧的退休时刻，仅仅两年后，他不得不重新出山，这一干又是11年——他正式退休，已经是2012年的事情了。

和许多香港商界富二代一样，郑家纯长期处于父亲的封建家长权威之下，1989年他第一次接班的时候已经43岁了，古人云四十不惑，这个年纪才接班，对郑家纯来说似乎有些晚了。也许太急于证明自己，富有进取精神的郑家纯采取激进的扩张策略，上台之后掀起一系列疯狂收购，可惜，大多数主动出击与郑家纯预期相去甚远，反而让新世界集团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

郑家纯的一系列举措中，敌意收购郭氏家族旗下永安集团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949年以后，郭氏家族将大陆生意撤到香港，创始人郭全、郭乐去世后，家族经营策略转向保守。由于发家较早，郭家在香港掌握大批物业单位，但郭氏后人不善经营，先是将物业大量出售套现，后来自主开发几处商业楼盘，诸多尝试均以失败告终。进入1980年代后，永安百货、永安银行等家族生意全面萎缩。当时香港有评论戏称“不做更好”①【①戴裕著：《谈新世纪收购永安》，见于香港《财富》月刊1989年4月号，第11页。】。也就是说，即便郭氏后人什么也不做，把资金存入银行，也强似这样尝试那样尝试。可见其经营能力之糟糕。

永安集团第二大股东新加坡华侨银行不愿意跟随永安这条大船一起沉没，于是计划将所持25%的股份全部售出。新近执掌大权的郑家纯看中了这个猎物，不仅一口吃下新加坡华侨银行的这部分股权，还斥资30余亿港元，向郭氏家族发出对永安集团的全面收购。

郭氏后人虽然商业能力平庸，但团结一致，誓言保住祖宗基业，他们一共掌握永安集团43%的股权，面对郑家纯的恶意收购，联合起来发动反收购，最终成功挫败郑家纯的收购图谋。

为收购永安集团，新世界发展背负巨债，郑家纯功败垂成更加重了新世界发展的财务负担。而这严重违背了郑裕彤的意愿。郑裕彤性格保守，视举债扩张为经商大忌。1991年郑裕彤出山后做得第一件事就是卖掉永安集团27%的股权。为削减债务，郑裕彤不得不发售巨额债券和认股凭证，甚至将多处物业出售套现，其中包括郑家最有价值的资产香港会展中心景阁豪宅。

经过一系列伤筋动骨的治理整顿，新世界发展的债务回落到合理水平，从悬崖边上逃了回来。

但也因为这件事情，郑家纯的能力经受质疑，接班时间又推迟了11年。2012年初，87岁的郑裕彤宣布正式退休，郑家纯接任新世界发展主席及执行董事职位，这一年，他已经66岁了。

7．轰动一时的王德辉绑架案

1990年春天，就在郑家纯陷入永安收购泥潭的时候，一桩绑架案震惊整个了香港。

此案惊人之处在于，绑匪竟在报纸上明目张胆地刊登广告，通谍受害者家属带钱前来“赎人”，而勒索金额更是一笔耸人听闻的天文数字——高达10亿美元。谁人身价性命，竟值如此高价？

他就是香港地产商，华懋集团主席王德辉。

这时的王德辉早已不是“置牛大战”中的那个小角色。在很长时间内，王德辉的个人财富是一个谜，恐怕就连他自己也无法说出一个确切的数字。不过，无论了解王德辉的人，还是无关紧要的闲人，均相信这样一点：如果可以计算清楚，那一定是一笔惊人财富。但这并不是说，王德辉的财富多到了难以统计的地步。而是因为，他的主要资产，即其一手创建的华懋集团从未上市，并且绝少向银行贷款，外界无从获悉其财务数据。

这件事本身就很不寻常，要知道房地产是一个资产密集型行业，如果一家房地产公司未能上市融资，又没有获得银行信贷支持，几乎就等于“判了死刑”，最后不是被竞争者吃掉，就是自身资金链断裂而亡。但是，王德辉的华懋集团却是个例外，非但没有灭亡，而且活得健健康康、朝气蓬勃，规模上虽与新鸿基地产、恒基地产无法等量齐观，但也属香港一流地产商之列。

王德辉经商有其独到之处，恰恰由于没有上市，不向银行借贷，华懋集团才屡屡逃过历次金融危机。并趁市道低迷大肆收购地皮。令人称奇的是，这一切均依靠自有资金实现，秘密何在？

原来，王德辉把华懋打造成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多元化集团——购买地皮的资金来自贸易业务，地产开发由旗下建筑公司负责，还有相当于银行的财务公司为购楼者提供按揭，从购地、建造到装修、出售，华懋集团把控各个环节，形成一个“有进无出、稳赚不赔”的封闭体系，而作为这个体系的缔造者、管理者和超级大股东，王德辉自然也是它的最大受益者。

与惊人财富同样出名的，是王德辉的精明吝啬。

有一年中秋节，王德辉夫妇买月饼犒劳员工，夫人龚如心亲自动手，将一块月饼切成16片，每人分发一片。这件事被某报社记者获知，写进新闻大肆报道一番，从此王德辉夫妇的小气便在香港出了名。不过，他们对自己同样不大方。王德辉夫妇平时就在办公室用餐，无非盒饭、面包，剩下的还要带回家喂狗。

王德辉是一个简朴的人，他没有像大多数香港富豪那样聘请职业保镖，一直过着恬淡自如的生活。他每天早晨都和太太龚如心在山顶豪宅旁跑步，然后一道驾车去公司上班，这个习惯多年未变，直到1983年4月的一天，王德辉与龚如心从家开车出来，在上班途中被预谋已久的匪徒绑架。后来龚如心被放回筹钱，花了整整1100万美元才赎回王德辉的性命①【①据香港作家何文翔在《香港富豪列传》（香港明报出版社1992年版P170-P181）一书的记录：这笔资金被汇往台湾，王德辉获救后向香港、台湾两地高等法院上诉，申请冻结资金，成功追讨回80%款项。为表达谢意，王德辉把一幢三层洋房捐赠与香港警察署，警方将其命名为“王德辉别墅”。“这是王德辉在社会上唯一的一宗公开捐赠”。】。

这件事在当时引起巨大轰动，但随着罪犯落马而逐渐被人淡忘，王德辉虚惊一场，依旧轻装出行，除了在鞋底安装追踪设备外，并没有提高必要的安保措施。不料，七年之后厄运再次降临。

1990年4月10日，王德辉在跑马地马会打完壁球，独自驾驶一辆白色奔驰车返回山顶豪宅，途中路遇障碍停车，被埋伏已久的劫匪绑架，装有定位装置的皮鞋被丢入海中，王德辉从此不知所踪。龚如心依约向绑匪指定的账户先期汇入3000万美元，后因账户取消失去联系，王德辉音讯全无。

一个月后，一名叫钟玉球的绑匪因内心谴责主动自首，供出其余三名同伙，不过他们只是受命行事，“拿人钱财、替人做事”，并不知道主谋是谁。就在希望破灭之际，台湾警方破获一宗特大洗钱案，牵出20多号疑犯，其中便包括王德辉绑票案的主使人——香港退休警长钟维政。

原来钟维政退休前无意中翻阅到1983年王德辉绑架案的档案，认为此案设计精巧，如果再来一次，只需弥补几处漏洞，一定能够得手，于是便一手谋划了这起案件。

钟维政命人把王德辉藏在渔船上，开往公海水域，由于香港警方无权拦截公海船只，就这样躲过追查。

1991年8月，香港高等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有疑犯供认：载有王德辉的渔船驶离香港水域后遭遇内地警方快艇，为避免露馅，将王德辉抛入海中。不过，这种说法毕竟只是一面之词，从法律上讲，没有找到尸体，便无法确定王德辉的生死存亡，因此只按照失踪处理。

龚如心相信丈夫仍健在人世，公然悬赏1000万美元寻找王德辉的下落，但一直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有传言称，龚如心曾向绑匪钟玉球开价2000万，只要他找到王德辉的下落，就可以独得这笔钱。面对重金诱惑，当初了区区2万港币铤而走险的钟玉球，也只能无奈地摇头。

8．龚如心遗产争夺案

1990年王德辉失踪后，他的妻子龚如心与他的父亲王廷歆开始了漫长的遗产争夺战。最终，龚如心赢了官司，却丢了性命——她身染重病无暇医治，拖了3年，直到打赢官司才去治疗，但为时已晚。

2007年4月4日，因卵巢癌病发，龚如心在病榻上结束了70岁的生命，空留富可敌国的华懋集团无人继承。“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聚财富，不知将来有谁收取？”——《圣经》中的这句箴言成为王德辉、龚如心夫妇悲剧的最佳写照。

根据《福布斯》杂志的数据，龚如心去世时，个人资产估值328亿港元，在全球富豪榜上排名第204位。龚如心的资产主要是华懋集团，而华懋集团只是一间私人公司，没有义务公布财务，因此很难确切统计资产规模，有人推测龚如心实际身价约1000亿港元，是《福布斯》数据三倍。

不过资产数额并不重要，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笔巨额资产究竟将由谁继承？

龚如心一生没有生育，她在2002年曾立下遗嘱，死后所有财产划归她和王德辉共同成立的华懋慈善基金会。但是，龚如心下葬第二天，一份立于2006年的遗嘱浮出水面。一个名叫陈振聪的风水师自称是这份遗嘱的唯一受益人，他出具的资料显示出他与龚如心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而他毫不避讳地声称是龚如心的“地下情人”，他们的关系开始于王德辉失踪后第二年。

香港富人阶层对风水这种古老而神秘的事物保持着谨慎的敬畏，大多数时候，他们比普通人更愿意相信它，并且愿意为那些玄妙的建议支付昂贵的费用。因而，风水师成为一个有前途的职业，富人阶层广阔的需求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空间。由于职业的关系，他们实际上充当了答疑解惑的“先知”角色，在指点迷津之余往往掌握了富人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陈振聪就是他们的代表。1990年王德辉绑票案发生后，救夫心切的龚如心开始寻求各种可能的帮助，1992年经人介绍认识了陈振聪，此后龚如心厄运连连，还曾找过多个风水师，但与陈振聪的关系最久也最为暧昧，累计支付给他数亿港元。至于那份遗嘱，最终被证实系陈振聪伪造。

2010年2月2日，香港高等法院宣布了上述结果，持续3年的龚如心遗产案以陈振聪败诉告终。最终，华懋慈善基金会获得了龚如心的全部资产，龚如心的胞弟龚仁心代替她掌管华懋集团至今。

经过两次争产事件，华懋集团由王德辉家族转归龚如心家族，然后变为一家归基金会控制的非上市公司，不再属于任何家族。对于一个后继无人的家族企业，这也算是一个差强人意的结局。

9．郭氏三兄弟内讧

相比华懋集团后继无人而引外人觊觎，新鸿基地产却在郭氏家族引起持久内讧。

就在王德辉失踪的那一年，郭得胜去世，新鸿基地产大权传入他的三个儿子郭炳湘、郭炳江、郭炳联手中。

郭得胜生前设置了一套相得益彰的“三分式”管理机制，用以安抚、稳固三个各怀志向的儿子。这一制度的特点在于：郭炳湘、郭炳江、郭炳联三兄弟地位平等，在新鸿基公司各自拥有一套人马开拓业务，决策上采取投票表决，形成彼此制约、相互补充、相互竞争的态势。

这一创造性的接班方式在客观上避免了兄弟分家而治。为了保证它长久有效，郭得胜专门组建了一支“酌情信托基金”，将他所持42%的新鸿基股权全部注入其中，基金不能解散也无法出让股权，三兄弟分别持股三分之一，但郭得胜的妻子邝肖卿才是实际受益人，有权对基金进行“酌情”处理。这实际上赋予了邝肖卿最高裁决权，让她成为新鸿基的“幕后控制者”。

在以上制度的约束下，郭炳湘、郭炳江、郭炳联三兄弟抱成一个整体，领导新鸿基超越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实业，迅速发展为香港第一大地产公司。他们参与了许多重要建筑，包括香港十大摩天大厦当中的五座，并且一举包揽了香港前三大高楼，成为城市天际线的重要建设者，因此郭氏家族被形象地称为“天际线家族”，郭氏三兄弟也被视为家族企业第二代接班的典范。

很长一段时间中，郭氏三兄弟的确如其父所愿，和睦相处、联手经营，共同代表新鸿基在公开场合亮相，甚至以兄弟的名义一道被列入富豪榜，财富、名声、地位、权力不分伯仲之间，俨然一个整体。香港商界并不缺乏兄弟接班的正面案例，但是向郭氏兄弟这般紧密无间却极为少见。

然而家族事不足为外人道。新鸿基表面的和平稳定之下，难掩郭氏三兄弟权力之争的激流暗湍。

2008年元旦，郭炳江、郭炳联兄弟请来一个自称斯坦福大学医学教授的人，为大哥郭炳湘看病。

郭炳湘的病在香港商界是一个公开的秘密。1997年，郭炳湘遭遇人称“大富豪”的悍匪张子强绑架。张子强此前曾劫持李嘉诚长子李泽钜，要价10亿港元。李嘉诚利用汇丰银行董事特权，在24小时内筹集到全部赎金救出儿子。郭炳湘时为香港第二富豪，张子强向郭家索价6亿港元。然而郭家人多口杂，并且不像李嘉诚那样能够即刻拿出这笔巨资，与张子强讨价还价，致使郭炳湘被囚七天，受尽折磨。郭炳湘归来后性情大变，患上了精神抑郁症，变得郁郁寡欢、刚愎多疑，不再信任身边任何人，包括两个同胞兄弟，唯独对一个名叫唐锦馨的女子信任有加，简直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甚至为她不惜顶撞母亲，与两个兄弟翻脸。

唐锦馨不是寻常女子，她出生于商业世家，父亲唐全是香港“机器大王”；她具有经商的天赋，不论经营工厂，还是投资地产，都做得有声有色。关于她与郭炳湘的关系有两种说法。一种流传广泛的说法称，两人自幼相识，是青梅竹马的情侣，后来因为郭母干涉无果而终；另一种说法是，唐锦馨先与郭炳湘夫人相识，被她介绍给郭炳湘，起初只是生意伙伴，随着交往的深入关系迅速升温。

不管哪种说法属实，可以确信的是，唐锦馨的出现成为新鸿基郭氏家族最大的“不安定因素”，给郭炳湘的婚姻、事业带来巨大冲击，也动摇了三兄弟的信任基础。

在唐锦馨影响下，郭炳湘的经营观念转向激进，与两个兄弟背道而驰。2005年前后，郭炳湘安排唐锦馨进入新鸿基工作。这件事成为新鸿基由治到乱的分水岭。唐锦馨进入新鸿基后，郭炳湘经常抛开郭炳江、郭炳联独自决策，由于“三分式”管理模式的制约，他无法放开手脚。最终，郭炳江、郭炳联否决了几个大陆地产项目后，郭炳湘被彻底激怒，注册成立了一家“新鸿基地产国际有限公司”，公然与家族企业争抢生意。郭炳江、郭炳联不得不出手了。

以上就是郭炳湘看病的背景。郭炳江、郭炳联请来的那个医学专家诊断的结果是，郭炳湘患上了“狂躁抑郁症”。紧随其后，郭炳江、郭炳联召集董事局会议，以郭炳湘患病不适合继续领导新恒基为由，发起投票意欲终止他的行政总裁及董事局主席职务。然而，郭炳湘拒不交出职务，理由是这种疾病三个月时间足以治愈——这让他从新鸿基董事会赢得了三个月的治病时间。

郭炳湘向三位顶尖专家问诊，得出的结果惊人一致：他没有任何精神疾病。随着三个月期限迫近，他开始踌躇满志地计划重掌大权，但事情又发生了新的变化——郭炳江、郭炳联以代理主席身份启动罢免程序，准备撤掉郭炳湘的管理职务。这时候，郭炳湘才洞悉两个弟弟的用心。

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郭炳湘不惜撕破脸皮，将三兄弟失和的“家丑”公之于众。

2008年5月15日，郭炳湘向法院提交“入禀状”，指控郭炳江、郭炳联不守信用，非法剥夺他的权益。这不仅无助于缓和形势，反而迎来更猛烈的回击——新鸿基董事会宣布免去郭炳湘的管理职务，董事局由郭母邝肖卿接任，两个弟弟共同担任行政总裁——他被逐出核心管理层。

邝肖卿已经83岁了，她最不愿看到这番局面。她不是没给过郭炳湘机会，只要郭炳湘答应与唐锦馨断绝往来，修好兄弟关系，停止以“新鸿基”名义开设私人公司，就可恢复失去的权益。然而，郭炳湘的一意孤行耗尽了她的耐心，不得已挥起了杀手锏——“酌情信托基金”。作为“酌情信托基金”实际权益人，邝肖卿在2010年重组基金，借机把郭炳湘逐出基金受益人行列①【①2010年秋天，“酌情信托基金”重组完成后，新鸿基对外发布公告称：“郭炳江及其家人”与“郭炳联及其家人”分别是三分之一股权受益人，“郭炳湘的家人是其中三分之一股份权益的受益人”。郭炳湘不再此列。】。

被逼入绝境的郭炳湘从未放弃抗争。郭炳湘暗中谋划，长期对郭炳江、郭炳联进行秘密调查，掌握了大量对他们不利的证据，最终在2012年发动了“绝地反击”。

2012年7月，香港廉政公署正式起诉郭炳江、郭炳联、许仕仁等人。在此之前，郭炳江29岁的儿子郭基辉、郭炳联31岁的儿子郭颢澧被委任为新鸿基董事，在第二代接班人内讧背景下，郭氏家族第三代人被匆匆推向前台，郭炳湘和他的子女们依旧被排除在接班人之外。

郭得胜生前最后一个手笔是新鸿基总部所在地新鸿基中心，他曾命人将“鸿基永固”四个大字刻到大厦外墙上，借此表明永固家业的美好愿望。大楼盖到48层的时候郭得胜一病不起，郭炳湘三兄弟半路接手，又往上加建5层。大厦封顶不久，郭得胜便撒手人寰，没有亲眼见到他这栋遗世之作。20余年后，郭得胜留在新鸿基大厦外墙上的“鸿基永固”依旧醒目，只是，他恐怕不会料到，三个儿子将新鸿基公司联手做大之后，又把它推向未知的险途。

10．李嘉诚分家

郭氏三兄弟的纷争令香港商界震惊不已，同时也凸显了基金会对家族企业传承的重要作用。

霍英东、郭得胜、邵逸夫等许多富豪选择通过基金会控制他们的商业王国，这首先是因为，基金会这类机构具有长期存在性，比个体更有生命力。借此作为疏通关系的平台也更具正当性。除此之外，通过基金会分割财产也不失为富人逃避重税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①【①2005年香港取消遗产税，在2006年2月11日零时之后去世的人，其遗产将不再需要缴纳遗产税。】。

大众对基金会的本质始终迷惑不解。美国作家费迪南德·伦德伯格在《富豪与超级富豪》一书中提出的一连串发人深省的问题解开了这一困惑，他这样写道：创立了很多基金会并“施舍出去”几十亿美元的结果，洛克菲勒家族和其他基金会的主持人事更富有了还是更穷了？是更受人尊敬了还是更不受人尊敬了？地位更加巩固了还是更不巩固了？是更强大了还是更削弱了？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香港富豪阶层，除郭得胜家族外，李嘉诚家族是另一个典型案例。

李嘉诚与郭得胜同时迈入地产界。在1958年，30岁的李嘉诚在香港北角成功开发“长江工业大厦”，作为长江实业总部所在地，由此完成了“塑胶花大王”向地产商的转变。李嘉诚把制造业赚来的利润源源不断地投入地产开发当中，1973年香港股灾，地产贬值，李嘉诚大肆“抄底”，赚足了本钱，占尽了便宜。但是真正让他一跃而起的，却是收购百年洋行和记黄埔。由于得到汇丰银行的支持，1979年在未经公开、缺乏竞争者的情况下，和记黄埔径直落入长江实业囊中。这件事也让李嘉诚第一次意识到，香港经商处于第一位的是什么。

收购和记黄埔第二年，也就是1980年，李嘉诚便创建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李嘉诚基金会。

李嘉诚基金会是李嘉诚发家后创建的第一支基金会②【②李嘉诚在2005年还创办了“李嘉诚（加拿大）基金会”，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初始资本12亿加元。】，也是最重要的一支基金会，寄托了这个潮汕移民复杂的情感需要和现实诉求。与郭得胜建立的家族信托基金不同，这个基金会以资助教育、医疗、文化等公益事业为宗旨，倾注了他半生的心血，甚至将其视为“第三个儿子”。李嘉诚在分家计划中，除了分给李泽钜、李泽楷资产，还为基金会留下了大宗资产。

李嘉诚设计了一套复杂的信托体系进行财产分割。处于核心位置的是一个名为“LiKa-Shing Unity Holdings Limited”的家族信托基金，李嘉诚通过它持有旗下全部22家上市公司。

李嘉诚、李泽钜、李泽楷各持有这个信托基金三分之一权益。2012年，李嘉诚迈出分家的重要一步，把李泽楷持有的该信托基金三分之一权益分给李泽钜，另外拿出数百亿港元现金补偿李泽楷，而李嘉诚自身所持的三分之一权益划入李嘉诚基金会名下，李泽钜、李泽楷共同打理基金会。

外界一直对李嘉诚如何分配巨额家产充满好奇和猜测。2012年，在香港豪门争产此起彼伏的背景下，李嘉诚终于公布分家计划。在外界看来，李嘉诚的安排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李嘉诚有两个性格鲜明的儿子，长子李泽钜低调稳健，与李嘉诚相似，次子李泽楷张扬独立，从小就不受管教。2011年，李泽楷发表与梁洛施的分手声名后，有媒体询问李嘉诚看法，李嘉诚不冷不淡地回应道：“他从7岁就不听我的了，何况他现在47岁了。”

李泽楷与李嘉诚关系淡漠，一心想摆脱父亲权威、另立门户，1993年27岁的李泽楷从星空卫视赚取“第一桶金”后退出家族企业，如愿以偿地创办了自己的事业。李泽楷很早就从家族大宅搬出，过上无拘无束的单身生活，沾花惹草、声色犬马与经商一样在行。

李嘉诚对李泽楷放任自流，只在他陷入困境时出手相助，但不可否认，李嘉诚的人脉关系在幕后发挥了重要作用。1998年，李泽楷仅凭一纸构想就击败其他8名竞争者，从政府手中获得“数码港”项目开发权，与其说是高科技概念让李泽楷胜出，倒不如说李嘉诚在政界的关系帮了大忙。

关系这种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却是商业经营必不可少的元素，在香港这样竞争激烈的地方更加至关重要。

然而，金钱可以赠与、企业可以接班，关系却很难传承。许多豪门的衰落实际上是由于关系中断，丧失了话语权。因此，家族接班的关键在于避免关系的削弱。

李泽钜的履历表明他很早就被当做接班人培养，并且，李嘉诚有意识地把人脉资源介绍给他。李泽钜21岁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进入长江实业，25岁参与对加拿大赫斯基石油公司的收购并发挥关键作用，29岁被任命为长江实业副总经理……除此之外，李泽钜28岁接替李嘉诚在汇丰银行的董事职位，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策略发展会委员等职务。

按照分家时的股价，李泽钜个人身价高达4000多亿港元，一夜之间取代李嘉诚成为香港首富。

李泽钜这个首富来得未免太过容易了，不像李泽楷资产虽少，却是真刀真枪地打下的江山。不过，兄弟两人是不同类型的商人，李泽钜属于守业者，李泽楷是创业型人格，所谓创业难守业更难，现在断言他们日后的成就还为时过早。况且，84岁的李嘉诚也没有打算彻底放手——正如郑裕彤当年做得那样，他至少要为李泽钜保驾护航一段时间，才能决定最终的去留。

不论如何，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李嘉诚的时代终将过去。

不必留恋过去。每一代人都有各自的历史使命，李嘉诚这代创业者打败英资财团，完成华商崛起的历程。他们开创的局面下，游戏规则被重新改写。与下一代并肩而来的，是一个未知但令人期待的未来……

结语展望香港商业未来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翰福音》

香港这个中西交汇的弹丸之地，孕育了灿烂的商业文明，这是西方现代企业制度与东方古老商业伦理结合的产物。因而，香港商业肌体中自始至终奔流着中西两股血脉，它们交替博弈，共同推动商业历程的演进。

从长远看，资本扩张的潜在诉求将把一切代表高效的先进事物推向上风，不合时宜的观念、制度则会被无情淘汰。因此，黄仁宇这样写道：“商业的发展，如照资本主义的产权法，必须承认私人财产的绝对性。这种绝对性超过传统道德观念”。

这正是当今香港豪门普遍分家困境的根源。一面受制于传统伦理，另一面是残酷的商业竞争，内外危机交织，构成企业传承、家族延续的重重障碍。

以历史的眼光看，这实际上是商业现代化必经的阶段。为什么清朝末期那些华商望族（譬如卢九家族）极少出现分家争产闹剧——是因为它们遵循封建时代嫡长子接班的古老传统，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法定继承人。

商业的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人，一个是钱。人可以创造钱财，也可能因为钱财走向毁灭。人与钱的统一即为产权，清晰的产权是避免分歧、保证企业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这就是商业现代化的使命，一个多世纪以来，香港涌现出的豪门恩怨其实都是围绕这一点。从封建到民主，从传统到现代，是一个漫长的历程，也许要经历几代人的时间。

当1910、1920年代出生的大亨把权力移交给1940—1960年代人的时候，1970、1980年代生人悄然登上商业舞台，比如刘銮雄独子刘鸣炜，李兆基的两个儿子李家杰、李家诚，荣智健的一子一女荣明杰、荣明芳，郑家纯的三个儿女郑志刚、郑志雯、郑志明，等等。

这是蔚为壮观的一代新人，成长环境、教育背景、人生经历与上一辈大不相同，他们大多是商界豪门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人，属于信息时代、优越环境、精英教育下长大的全新一代，通常比上一代人更具有国际视野、全球化思维和现代商业理念。他们的家族有得已经衰落，

有得正值辉煌，有得暂时迷茫，由于上一辈的普遍得势，他们这一代注定要经过漫长的等待才能进入权力核心，这一过程中存在诸多变量，新豪门兴起，旧豪门灭亡，在未来迎接他们的，也许是一个步入巅峰的商业王国，也许是一个商业王国的尸骨残骸，这并不是他们能决定的事情。

然而，不论形势如何变迁，香港商界由大人物主宰局面的格局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改变。

通过交叉持股、子女联姻、生意往来、相互扶持，各豪门之间构建起一张庞大的关系网络，形成利益捆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集中的财富不仅给个人带来巨大的收益，而且使这些富豪及其代理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有异常重大的发言权。”

香港经济的一大特征是“牌照经济”，从地产、银行、电视、航空到基建，这些支柱型产业早已被掌握话语权的各大豪门瓜分殆尽，他们借此获得丰厚的垄断利润，进而将触角延伸到各个领域，几乎掌控了经济的方方面面。

有两种力量可以打破僵化格局。一是外部竞争，一般发生在同行业之间，豪门争斗创造新的商业空间，比如陆运涛家族与邵逸夫家族的厮杀，或者外部竞争者加入，例如国际资本的涉足加剧了澳门博彩业变局；二是内部危机，通常由于权力斗争豪门望族盛极而衰，自我崩溃、分崩离析，另一方面，政商关系、人脉资源可继承性较小，往往伴随着权势人物的去世而结束，从而丧失话语权。总而言之，建立在家族企业基础上的商界豪门并非牢不可破。

正如W.T.O'Hara所说：“在跨国企业之前，已先有家族企业，在工业革命之前，也已先有家族企业，至于在希腊罗马帝国的启蒙前，也同样是先有家族企业的。”家族企业这一事物由来已久，历经波折却奔腾不息，它一直存在，并且还将继续存在下去，有衰落，当然也会有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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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书本介绍

目录

前言家族企业何去何从？

第一章百货公司的争鸣

引子

1．路过连卡佛的少年

2．马应彪发迹

3．先施百货的经营方针

4．郭氏兄弟紧追不舍

5．郭氏兄弟创办永安百货

6．香港德辅道：先施斗永安

7．抢占上海南京路

8．“先施马、永安郭”

9．还有后来者：“新新”与“大新”

10．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第二章船王和他们的时代

引子

1．1949：来自大陆的年轻人

2．“老船王”许爱周

3．赵从衍、曹文锦重新起家

4．董浩云拨云见日

5．包玉刚后来居上

6．新老船王交替

7．到资本市场去！

8．董建华困境重组

9．走下神坛，各奔前程

第三章赌王争雄

引子

1．第一代赌王卢九之死

2．澳门赌业大变局

3．豪兴公司大权在握

4．傅老榕深圳开赌场

5．开业庆典上的枪声

6．澳门赌业争夺战

7．傅老榕崛起

8．叶汉复仇

9．傅老榕之死

10．组建联合竞标团

第四章恩怨五十年：何鸿燊与霍英东

引子

1．何鸿燊与霍英东（1）——请君入瓮

2．1961：竞标澳门赌牌

3．澳娱内斗，叶汉出局

4．公海赌博：最后的战场

5．何鸿燊与霍英东（2）——盟友还是敌人？

6．霍英东最后的20年

7．霍英东：可怜身后事不期

8．丑闻、阴谋与爱情

9．何鸿燊和他的女人们

10．赌王之后、再无赌王

第五章明星与大佬的金钱游戏

引子

1．新加坡院线之争

2．邵逸夫闯入香港影坛

3．理念的交锋

4．从恶性竞争到握手言和

5．“雷蒙打算离开，是留住他还是放他走？”

6．邹文怀另立门户

7．邵逸夫围堵嘉禾

8．“关键先生”李小龙

9．错失巨星

10．邵逸夫与邹文怀

第六章电视大战：影响力之争

引子

1．1967：TVB成立

2．佳艺电视昙花一现

3．邱德根改组丽的电视

4．邵逸夫迎击邱德根

5．亚洲电视命途多舛

6．悲凉莫过邱德根

7．林百欣家族的宿命

8．邵逸夫：一段商业传奇的收场

9．年轻一代的挑战

10．谁主宰未来？

第七章地产大亨何处安放财富

引子

1．新鸿基“三剑侠”分道扬镳

2．香港置地盯上牛奶公司

3．王德辉卷入“置牛大战”

4．地王崛起：李兆基、郭得胜各展其能

5．冯景禧之死

6．郑裕彤退而不休

7．轰动一时的王德辉绑架案

8．龚如心遗产争夺案

9．郭氏三兄弟内讧

10．李嘉诚分家

结语展望香港商业未来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