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疾病的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Interpreter of Maladies

By Jhumpa Lahiri

Copyright © 1999 by Jhumpa Lahiri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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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说疾病的人 / （美） 裘帕·拉希莉著 ; 卢肖慧, 吴冰青译.—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598-0159-3

Ⅰ. ①解… Ⅱ. ①裘… ②卢… ③吴… Ⅲ.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Ⅳ.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99200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张艺兵

策划编辑：雷韵

特约编辑：龚琦

责任编辑：雷韵

封面插图：Moeder Lin

封面设计：山川 @ Gabryl Duke Workshop

内文制作：陈基胜

献给我的父母和妹妹

- 停电时分

- 柏哲达先生来搭伙

- 解说疾病的人

- 真正的门房

- 性感

- 森夫人

- 福佑之宅

- 比比·哈尔达的治疗

- 第三块大陆，最后的家园

停电时分

通知上说，从晚上八点开始，接连五天，每天停电一小时。不过是暂时的。最近一次的暴风雪刮断了电缆，修理工打算趁这几晚天气晴暖把它修好。停电影响的只有这条小街上的住家，这是一条两边种了树的安静小街，从这条街走出去不远，有几爿砖砌门面的店铺和一个电车站，修芭与苏库玛在此已住了三年。

“他们还不错，通知了我们。”修芭大声念着通知，与其说是念给苏库玛听，不如说是念给自己听，念完，无奈说道。鼓囊囊塞满文件的皮挎包从修芭肩上滑落下来，她就势将它留在了过道上，自己走进厨房。修芭穿着灰运动裤，白球鞋，外面罩了件海军蓝府绸风衣，她三十三岁，模样恰似她曾声称决不愿成为的那种女人。

她刚从健身房回来，口红只在嘴唇外沿还可见些许莓红色，眼线在下眼睑残留着炭黑斑驳的点子。苏库玛心想，以前，她有时也会这副模样。那是一夜聚会或是酒吧兴尽之后，她懒得卸妆梳洗，等不及扑进他的怀抱，到了早晨便这副样子了。修芭看也不看顺手就把一叠信扔在桌上，双眼盯着另一只手上的通知，“可是，这种事情他们应该在白天做才对。”

“你指我在家的时候。”苏库玛说。他拿过玻璃盖，盖住一锅正煨着的羊肉，仔细留开一条细缝，细到恰好让一缕蒸汽冒出来。一月份以来，他一直在家工作，忙着他那篇关于印度农民暴动的博士论文的收尾部分。“什么时候开始维修？”

“说是三月十九日。今天是不是十九日？”修芭走近挂在冰箱边的软木板，空空的板上只钉着一本威廉·莫里斯墙纸图案的挂历。她凑过去瞧挂历，像是第一回见到似的，细看上半部分的墙纸图案，然后目光移向下面一格格的日期。挂历是朋友寄给他俩的圣诞礼物。可这年圣诞，修芭和苏库玛草草打发了。

“就是今天，”修芭宣布，“对了，别忘记下星期五你要去看牙医。”

苏库玛舌头在齿尖舔了一圈，他早晨忘刷牙了。这已不是头一回。他今天没有出过门槛一步，前一天也没有。修芭越来越长时间待在外面，越来越频繁地加班加点，越来越起劲地揽来额外项目，而苏库玛则越来越喜欢窝在家里，足不出户，连取信、去车站边的杂货铺买水果和酒都懒得动了。

六个月之前，也就是去年九月，修芭早产，比预产期提前了整整三个星期，而苏库玛那时正在巴尔的摩市参加学术会议。他本不打算参加，她却执意催他去，因为他第二年要毕业找工作了，熟悉圈里人很关键。修芭安慰苏库玛说她有他旅馆电话、会议日程安排和飞机班次，而且她已和朋友吉莉安讲妥，万一有紧急情况，吉莉安会开车送她去医院。计程车开离家门口去机场的那天早晨，修芭穿一身孕妇袍，一条手臂搁在隆起的、好像生来就属于她身体一部分的腹部，站在家门口向他挥手道别。

每每想起那个时刻，他最后一次见到修芭隆着大腹的时刻，苏库玛记得最清楚的莫过于那辆计程车了，一辆小客车，红色车身，漆着蓝字。比起他们自己的车，车内显得空大。尽管苏库玛身高六英尺，一双手大得揣在牛仔裤兜里都局促，可那会儿他坐在后座上忽然觉得矮了一截。计程车沿灯塔街行驶时，他憧憬着有朝一日他和修芭也许会需要添置自己的小客车，接送孩子们上音乐课、看牙医。他想象自己手握方向盘，修芭转身递给孩子们盒装饮料。这些为人父母的情景曾烦扰过苏库玛，给三十五岁却依然是一介学子的他平添几分愁绪。然而在那个初秋的早晨，树木流金，他第一次为那些情景欣悦、陶醉了。

一名工作人员从那几间一模一样的会议室里找到了他，递过一张方硬纸卡。上面只写着个电话号码。但苏库玛明白，是医院。等他赶回波士顿，一切都已结束。婴儿出生时就死了。在一间隔离的病室里，修芭躺在床上沉睡。位于医院一翼的这间病室，小得几乎连站在她床边的空间都没有；在医院组织的未来父母参观巡视时，他们并未来过这里。她的胎盘早剥，只得剖腹，还是没赶得及……医生解释说这类事情确实会发生。他尽可能以公事公办的友善对那些医生报以一笑。修芭过几个星期就可以下地走动，将来再想怀孕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些日子，修芭总是在苏库玛醒来之前就离家上班了。苏库玛睁开双眼，看见她落在枕上的几丝长黑发，他开始想她，她此刻该坐在城区的办公室，一身套裙，开始喝第三杯咖啡了吧；修芭是校对，用彩色铅笔在教科书上捉错别字，圈圈点点做记号；那些记号的意思修芭曾向他解释过一回。她自告奋勇说，一旦他的论文脱稿，她肯定帮他校对。苏库玛羡慕她那工作的具体明确，不像他的专业太捕捉不定、难以把握。他是个才情平平的学生，死记硬背颇有一功，但缺乏好奇心。去年九月之前，即使谈不上卖命，他也可算得十分勤奋，整天忙于作章节小结，在黄色拍纸簿上罗列论点。可眼下，他懒在床上百无聊赖，眼睛直愣愣瞪着他这一侧的壁橱，修芭总留着壁橱门半开着，他的目光就停留在那个学期不必再挑着穿去上课的一溜粗花呢外套和灯芯绒长裤上。婴儿死后，因为已经开学，推辞教学任务已经太迟。不过他的导师也作了安排，所以整个春季学期都没给苏库玛派工作，由他自行安排。苏库玛在研究生院已经待了六年。“春季学期加上夏季会对你大有帮助。加把劲儿，”导师曾这么说，“九月份你该能搞定这些事。”

可没什么能让苏库玛“加把劲儿”的。相反，他想到自己和修芭越来越“加把劲儿”地相互回避了，在这栋三卧的住宅里，他们尽可能各据一层楼，互不干涉。他想着自己是如何不再期待周末的到来，她和她的彩色笔以及文件们一连数小时窝在沙发里，因此他怕在自己的家里放音乐都会显得鲁莽。他想，有些偶然的情况下，他们临睡前还会对对方的身体产生渴望，那时她望着他的眼睛，微笑着，呢喃他的名字；那是多么久远以前的事啊。

刚开始时，他相信那些问题都会风流云散，他和修芭能挺过去。她才三十三岁。她很坚强，又站起来了。可这并没带来安慰。现在苏库玛总要磨蹭到午饭时间，才勉强从床上爬起，去楼下，用摆在厨台上的空杯倒一杯修芭在咖啡壶里留给他的咖啡。

* * *

苏库玛用手拢起洋葱皮，扔进垃圾筒。洋葱皮轻轻飘落，覆盖在他从羊肉剔除下来的一条条脂肪上。他往水池里放水，浸洗菜刀和砧板，然后拿起半只柠檬沿自己指尖擦拭，去除蒜味，这是他从修芭那里学的招儿。七点半了，透过玻璃窗，他望见外面天空，看上去仿佛软塌塌的黑色沥青。人行道边还残留着高高低低的积雪，天其实已经很暖和了，出门都不必戴帽子手套。最后一次暴风雪差不多下了三英尺厚，整个星期，人们只得沿着狭窄的雪沟排成单列行走。这就是苏库玛整个星期闭门不出的借口。眼下雪沟融化，路面变宽，雪水顺着路沿往下水沟汩汩地流去。

“不到八点羊肉没法熟透，”苏库玛说，“咱们怕要摸黑吃饭了。”

“我们可以点蜡烛。”修芭提醒他。她松下白天一直盘在后颈的发髻，不解鞋带蹬掉了运动鞋。“我得赶在断电前洗个澡，”她说罢径直跑上楼去，“一会儿就下来。”

苏库玛替她把挎包和运动鞋挪到冰箱边。她以前不是这样。她总是把衣服挂在衣架上，运动鞋排进壁柜里，账单一来马上就付清。可现在她把这个家当成了旅馆。客厅里黄色印花包布的小沙发和蓝紫相间的土耳其地毯那么触目的搭配，她不再看不顺眼。宅子背后的室内阳台上，一只雪白兜儿撂在柳条摇椅上，兜里塞满花边，修芭曾经还打算用这些花边缝窗帘。

趁修芭洗澡，苏库玛走进楼下洗手间，他从洗脸池下的柜子里找到一把装在包装盒的新牙刷。廉价牙刷硬剌剌的毛扎破了他的牙龈，他把血吐在洗脸池里。铁筐子里有好几把这种备用牙刷，是修芭趁减价时买的，以备有客人临时打算在这里过夜。

这是她的脾性。她总是未雨绸缪，不管这“雨”是好还是坏。如果她看中喜欢的裙子或提包，就会成双地买。她在自己名下开了个银行账户，把公司的红包存进去。苏库玛倒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父亲故去后，他的母亲哀痛欲绝，撇下了苏库玛从小长大的家，搬回加尔各答去了，留给苏库玛一摊残局收拾。而修芭却与他的母亲不同，他欣赏她这一点。她思考事情总有提前量，这让他意外。以前她操心采买时，食物柜里总会有几瓶橄榄油和玉米油存货，就看他们是做印度菜还是意大利菜。食物柜里堆满一盒盒各种形状、各种颜色的意大利通心粉，一袋袋拉锁封口的印度长米，从干草市场的穆斯林肉铺半爿半爿买来、再分割冷冻在无数个塑料袋中的羊肉。每隔一个星期的周六，他俩都会去干草市场迷魂阵似的货摊之间兜逛。后来苏库玛终于记住了哪个摊子是哪个。她买啊买，越买越多，看得他简直不敢相信；他提着帆布袋子尾随她，她则在人群里推推搡搡，在早晨的阳光下跟那些还没长髭须、缺了牙的男孩们讨价还价，男孩们把朝鲜蓟、李子、老姜、薯类装进牛皮纸袋，拧上袋口过了秤，抛掷给她。她不介意被人群推来搡去，挺着大肚子也不在乎。她个子高挑，宽肩丰臀，产科医生说她天生是个生孩子的好身板。每次开车沿着查尔斯河转过弯打道回府，他们一致惊讶，竟买了这么多食物！

当然这些食物从来不会浪费。朋友们来访，修芭会做出看上去就知道要忙上大半天才摆得上台面的丰盛菜肴，她绝对看不上罐头食品之类的廉价货物，而只用她自己冷冻、装瓶的食材，比如她用迷迭香腌制的辣椒，在星期天不断搅动一锅烧得滚烫的西红柿干梅子、熬煮出来的酸辣酱等等。她那些贴了标签的、齐齐排列在厨房柜架上的大口瓶，是无数封存的金字塔宝藏，他们一致认为，吃到孙儿辈都绰绰有余。可他们现在早已吃空了。苏库玛日复一日地从他们的储备里挖取食物，量出一罐罐米，解冻一袋袋肉，做饭给两人吃。他每天下午都把她的菜谱翻阅一遍，遵从她用铅笔写下的指示：加两匙而不是一匙胡荽粉，宜用红扁豆不宜用黄扁豆。每道菜谱她都标注了年月日，那是他俩第一次吃这道菜的日子。四月二日，茴香炒花菜；一月十四日，黄葡萄杏仁鸡。苏库玛根本不记得吃过这些菜，可是它们白纸黑字斑斑在案，是她做校对的娟秀字迹。现在苏库玛喜欢上了做饭，做饭这件事让他感到有所成就。他知道，要不是因为他，修芭会吃碗麦片打发了晚饭。

今晚断电，他们非得一块儿吃不可了。连月来，他们分别直接从灶台上盛饭添菜。苏库玛端着盘子踅进书房，任饭菜变凉，然后三扒两下胡乱塞下肚去；修芭则捧着盘子占据客厅，或边吃边看电视里的球赛，或捏着一堆彩色铅笔校对文件。

到了晚间某个时辰，她会去看看他。他一听见她走近，赶忙收起小说开始打字。她手搭上他的肩，同他一起朝发蓝光的电脑荧屏看。“别太辛苦。”看了一两分钟她便说，然后掉头去睡了。一天里她只去找他这么一次，还令他胆战心惊。他明白，她也是强迫自己进书房的。她的视线会逗留在书房的墙壁上。去年夏天他俩一块儿装饰过这间屋，沿墙贴上印有一队队敲锣打鼓的鸭子兔子的墙花。八月底，窗下又添置了一只樱桃木摇篮，一张供小孩换衣服和尿布用的绿把手小白桌，以及一把格子花坐垫的摇椅。接修芭出医院之前，苏库玛把它们通通拆掉了，他用锅铲子刮去了墙上的鸭子兔子。但不知为什么，苏库玛并不觉得这间屋子触动了他的心境，不像它对修芭那样。一月份，他不再去图书馆小隔间里看书写论文，便有意把他的书桌搬进这间屋来，一是这儿给他某种安慰，再是修芭躲着这间屋。

* * *

苏库玛走回厨房，打开一个个抽屉。他想从满抽屉东西里找出一支蜡烛：剪刀、打蛋器、搅拌棒，还有修芭从加尔各答集市上搜罗来的研钵和杵子——那时她常做饭，就用这东西研磨大蒜、丁香和豆蔻。他找到一把手电，不过没电池，又找到半盒生日蜡烛。去年五月，修芭为他的生日办了个惊喜聚会。一百二十位宾客人头簇簇挤在家里；而现在他俩有意回避着这些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那天白葡萄酒冰镇在浮满冰块的浴缸里。已五个月身孕的修芭手执马丁尼杯子喝着姜汁汽水。她特地烘焙了一只奶油香草生日蛋糕，浇上蛋霜、做了糖拉丝。整个晚上在宾客中间穿梭时，她的手指一直缠住他修长的手指。

自从九月份以来，他们俩唯一的客人便是修芭的母亲。修芭出院后，母亲从亚利桑那赶来，住了两个月。她给他们烧菜做饭，洗衣叠衣，自己开车去超市。她是位笃信宗教的妇女。在客房床头柜上，她布置了一座小神龛，镜框里嵌着淡紫容颜的女神，边上供一盘金盏花瓣。她一天祷告两次，祈求上苍保佑，将来赐给她健康的外孙外孙女。她对苏库玛客气但不亲热。她以在百货大楼工作的娴熟折叠苏库玛的毛衣，替苏库玛缝上他冬大衣缺掉的扣子，甚至还替他打了一条米褐相间的厚围巾，她把围巾送给他，不当什么事，就像是他掉了围巾而没留意似的。她跟他闭口不谈修芭；一天他说起婴儿的夭亡，她从打毛线的专注中抬起头，道：“那时你都不在那儿。”

苏库玛觉得意外，屋里上上下下居然找不到一支像样的蜡烛，修芭居然没为这类常规的应急需要做准备。无奈，只好找个能安插生日蜡烛的东西，他看中了一盆平时搁在水池上方窗台上的常春藤盆栽。可是，常春藤和水龙头虽然近在咫尺，泥土却干硬得插不进蜡烛，他得先洒些水。他把厨房饭桌上的信札和图书馆借来还未翻过的书推到一边。他想起他俩在这饭桌上一起吃最初几顿饭的情景，那时他们为彼此的结合、为终于能在一个屋檐下休戚与共而醉迷，他记得他们只是痴痴地摸索对方，急于做爱，连吃饭都不顾。苏库玛在餐桌上放了两张绣花垫子，那是住在勒克瑙的叔叔送的新婚礼物。他又摆上了通常请客用的餐盘和酒杯。他把常春藤盆栽置于餐桌中央，十枚生日小蜡烛烘托着星状白边的叶子。苏库玛打开收音机，调到爵士台。

“这是怎么回事儿？”修芭从楼梯上下来，一条厚厚的白毛巾裹着她的头发。她松下毛巾，搭在椅子上，湿乎乎的黑发披肩而下。她手指梳理着几绺打结的头发，漫不经心地踱向灶台边。她换上了干净的运动裤、T恤衫和绒布袍。她现在又腹部平坦、细腰婀娜了。袍带在她腰间松松打了个结。

快到八点了。苏库玛将米饭端上桌，又把前一天剩下的小扁豆放进微波炉，定好时间。

“你做了煨羊肉。”修芭透过玻璃盖，瞅着里面鲜亮的红辣椒炖菜。

苏库玛捞出块羊肉，怕被烫着，两根手指飞快地试了试肉的软硬。又拿菜勺戳了戳一块更大的，看看是不是酥软脱骨。“煮透了。”他宣布。

微波炉刚嘟嘟响，就断了电，音乐霎时也没了。

“时间掐得真准。”修芭说。

“我只找到生日蜡烛。”他点亮常春藤盆栽里的小蜡烛，把余下的蜡烛和一盒火柴挪到自己的碟子边上。

“没关系，”她说，一根手指沿着葡萄酒杯的细长脚上下移动，“看上去挺可爱的。”

哪怕在暗头里，他都能知道她的坐姿：微微前倾，双脚交叉，抵在椅脚横档上，左胳膊支着桌子。找蜡烛时，苏库玛居然在板条箱里发现了一瓶酒，他还以为是只空瓶。他双膝夹紧酒瓶，旋进开塞锥。斟酒时怕洒出来，他将杯子举在胸前。他们各顾各吃着，叉子搅着碗里的饭，眯着眼睛仔细挑出锅里的桂叶和丁香。苏库玛每隔几分钟就点上几枝蜡烛，再插进花盆泥土。

“像是在印度，”瞧着苏库玛摆弄代用烛台，修芭说，“在印度经常这样，有时候一连几小时都没电。记得有次我参加一个婴儿米庆仪式[1]，从头到尾都黑咕隆咚。婴儿一个劲儿地哭啊哭。肯定是太热了。”

他们自己的婴儿从未哭过，苏库玛想。他们的孩子也永远不会有米庆仪式，尽管修芭早拟定了宾客名单，甚至已安排好由她三兄弟中的一个来喂小孩有生以来第一顿粗粮；如果是男孩，米庆仪式就是在出生后第六个月，女孩的话是第七个月。

“你烤得热不热？”他问她。他把热烘烘的常春藤推到桌子另一端，靠近信札堆和书籍，这么一来他们似乎更看不清对方了。他突然感到懊恼，恨不能拔腿上楼，坐到电脑屏屏幕跟前去。

“不热。味道不错，”她用叉子敲一敲盘子，“真不错。”

他替她又斟了酒，她谢了谢他。

他俩从前不是这样的。他现在得搜索枯肠找话来引起她的兴趣，让她从埋头吃饭或埋头校对中抬起眼皮。他终于不再勉为其难，放弃了逗引她兴趣的努力。他学会了不再在乎他们之间的沉默。

“记得在我祖母家，每回断电，每个人都得说些什么。”修芭又说。他几乎看不见她的脸，但听口气她一定是眯缝着双眼，好像目光聚集在远处什么东西上。她习惯这样。

“说些什么呢？”

“我也说不清。一段小诗，一个笑话，有关这个世界的事情。天晓得为什么，亲戚们总喜欢让我告诉他们我的美国朋友的名字。我不明白他们干吗对这个那么有兴趣。上回我去看姑母，她居然向我问起我在图森读小学时的四个女同学。我差不多都不记得她们了！”

不像修芭，苏库玛并没在印度待过那么长时间。他的父母在新罕布什尔州安顿下来，他们从前回印度是不带他同去的。他第一次去印度时还是个小婴儿，染上了痢疾，差点儿送掉小命。他父亲是个神经紧张的人，再也不敢贸然带他回去，怕再有万一，于是把他暂托给住在康科德镇的叔叔婶婶。到了十几岁时，每逢暑假，比起去加尔各答，他更热衷于航海夏令营或卖冰激凌。他大学最后一年，父亲辞世，那之后他开始对印度发生兴趣，像学习其他课程那样从教科书上学习印度历史。现在，他多么希望自己也有一段在印度的童年故事！

“我们来玩那个。”她忽然说。

“玩哪个？”

“在黑暗里告诉对方一些事情。”

“什么样的事情？我什么笑话都讲不来。”

“不，不讲笑话。”她沉吟片刻。“讲讲那些从没向对方吐露过的事情，怎么样？”

“这游戏我高中玩过，喝醉了玩的。”苏库玛说。

“你想说‘真心话大冒险’吧。这可不一样。好吧，我先来。”她抿了一口酒。“第一次在你公寓，身边没人时我偷翻了你的通讯录，看看上面有我的名字没有。好像那时你我才认识两星期。”

“我在哪儿？”

“你去隔壁房间听电话。是你妈打来的，我估计会打一阵子。我只想知道，你有没有把我的地址从报纸一角写进你的本子里。”

“我写了吗？”

“没有。可我并没对你灰心。轮到你了。”

他什么也想不出，可修芭却等他开口。这几个月以来，她从未显得这样专心笃定过。跟她说什么呢？他回想起他俩最初的邂逅，四年前在剑桥的一个演讲厅，有几位孟加拉诗人开诗歌朗诵会。他俩邻座，彼此的木折椅紧挨着。苏库玛没法译释那些文学措辞，很快就提不起精神来，听众们在听到某些诗句后入神地叹息、点头，他却无法产生共鸣。他开始偷看搁在腿上卷成一卷的报纸，研究起世界各地的气候。新加坡昨天九十一华氏度，斯德哥尔摩五十一华氏度。他扭头朝左边一看，发现邻座女孩正在一只文件袋背后罗列杂货购物单，同时惊讶地发现女孩长得很美。

“好，”他说，一边回想着，“我们第一次出去吃晚饭，去那家葡萄牙馆子，我竟忘了给侍者小费。第二天早晨我又跑回那家饭馆，问到侍者的姓名，把小费留给了领班。”

“你跑那么远的路去萨默维尔，就是为了补小费？”

“我叫了计程车。”

“怎么会忘了给小费？”

生日蜡烛燃尽了。黑暗中他依然能清晰地勾勒她的脸庞：大而微微上挑的眼睛，丰润的葡萄色双唇，两岁时从儿童高脚椅上跌下、留在她下巴上的疤痕，如一枚小小逗号至今可见。她的美丽曾使他晕眩迷醉，可日复一日，他注意到那美丽在褪色。以前，任何化妆都显得多余，而眼下却变得必需了。不是使她更美，而是使她显得美。

“那天晚餐差不多吃完时，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我会和你结婚，”他第一次向他自己、也向她承认，“一定是这想法搅得我六神无主了。”

* * *

第二天，修芭比平时早回家。昨晚还剩了些羊肉，苏库玛把它热了热。他们七点钟就可以吃饭了。他今天出过门，踩着渐融的雪，到街角小店铺买了一盒细蜡烛，还给电筒配了电池。他把细烛插在莲花形的黄铜烛台上。不过，他们吃晚饭时，餐桌上端那盏铜罩吊灯还亮着。

吃罢饭，苏库玛出乎意料地看到修芭把自己的盘子叠在他的之上，端去水池。他以为她要撤回客厅，躲进防卫工事似的文件堆里去。

“别管它。”他说着从她手上接过脏碗碟。

“现在不洗不是傻嘛，”她应道，把一滴洗洁精倒在海绵上，“都快八点了。”

他心紧了一下。一整天，苏库玛都在等待停电时刻。他回味着昨晚修芭说的事情。偷看他的通讯录！想起从前的她，他觉得美好，他们相遇的时候，她那么大胆又那么没信心，多好。现在他俩肩并肩站在水池前，影像恰巧嵌进镜框似的玻璃窗里。他有点窘迫，就像他俩初次一同站在镜子前的那种感觉。可他记不清他们最后一次合影是在什么时候了。他们已经不再参加聚会，不再一起出门。他照相机里的胶片上还是修芭怀孕时在院子里拍的照片。

洗净碗盏，他们靠着厨台，扯着一条毛巾的两端擦手。八点钟一到又断了电，屋子里顿时漆黑。苏库玛点燃烛芯，惊异于那火苗蹿得又高又稳。

“去外面坐坐？”修芭提议。“我觉得不会太冷。”

他们俩一人端一支蜡烛，在门口台阶上坐定。冬雪残留，而人已坐到户外，真有点不可思议。可是今晚大家都走出门来了，如此清新的空气实在让人窝不住。只听得纱门吱呀吱呀开了又关上，一小群邻人亮着手电筒从他们门前晃过去。

“我们去书店看看！”一位白发老者大声道。他和他太太一起走着，那太太瘦削，裹着风衣，牵了条狗。是布来德福夫妇，去年九月在苏库玛和修芭的信箱里，他们悄悄投过一张安慰卡。“听说书店有电。”

“最好有电，”苏库玛笑道，“不然你们就得摸黑看喽！”

太太呵呵笑起来，手顺溜地滑进丈夫的臂腕，“一起去？”

“不啦，谢谢。”他俩不约而同地喊。苏库玛有些惊讶，她的话竟和他的一样。

他心里纳闷，不知今晚的暗头里修芭会向他“坦白”什么。他早把那些最糟的情形在脑子里转了一遍。她移情别恋；她对他三十五岁还在做学生嗤之以鼻；她跟她妈妈一样埋怨他出事时远在巴尔的摩。可他深信事实并非如此。她始终是忠于他的，他也如此。她信任他。而且是她执意让他去巴尔的摩的。他们彼此还不够了如指掌？他知道她熟睡时手指卷曲紧握，做噩梦时身体会抽搐。他知道在哈密瓜和香瓜之间，她更爱吃哈密瓜。他知道当他们从医院回来，她走进家门的第一件事，是把东西摔到走廊上：架上的书籍、窗台上的盆花、墙上的画片、挂在厨台上方的锅碗瓢盆。他给她让道，看着她顺着一个个房间挨个扔。发泄完了，她垂手望着自己制造的那一片狼藉，挂下嘴角，一脸极其嫌恶，苏库玛担心她马上就要呕吐。她却哭了起来。

坐在门外台阶上，苏库玛开始觉得冷了。为了能从容应对，他想要让她先开口。

“你母亲来探望我们时，”她终于开口，“有天晚上我说要加班，其实我和吉莉安去喝马丁尼了。”

他凝望着她的侧影，细长的鼻梁，线条略硬的下颌。苏库玛是记得那天晚上的，饭桌上只有他和他老母。他连教了两堂课，精疲力竭，就盼着修芭在场讲些轻松的事儿，他说的话总显得不对劲。他的父亲辞世十二周年，老母前来与他和修芭小住半月，借此与他们一同追念已故的父亲。每天晚上，他母亲做父亲在世时喜爱的菜肴，可吃饭时她总是伤心得无法下咽，修芭抚慰她的手时，她便泪眼汪汪。“太让人动情了！”修芭曾这么跟他说。现在苏库玛在心里揣摩着修芭和吉莉安那晚泡酒吧的情景：她们埋在条纹天鹅绒的沙发里，修芭多要了橄榄，还向吉莉安讨烟抽。这酒吧是他和修芭看完电影常去的地方。他想象修芭肯定报怨婆婆，而吉莉安对姻亲的探访也有同感。是吉莉安送修芭去医院的。

“该你了！”她打断了他的沉思。

苏库玛听见小街尽头传来电钻声和电工压过电钻声的叫喊。他的目光扫过沿街一溜黑黢黢的住家。有一栋宅子窗户里透出烛光。尽管天已转暖，壁炉烟囱里仍烟雾袅袅。

“大学的东方文明课考试，我作了弊，”他坦白道，“那是大学最后一学期的最后几门考试。父亲才过世几个月。我能清楚地看到邻座的答卷。那是个老美，一个怪人。他通晓乌尔都和梵语。我实在记不清楚考卷上要我们辨别的诗是不是加扎尔体。我偷看并照抄了他的答案。”

事情早已过去十五年，可告诉了她，他有一吐为快的坦然。

她转向他，没正视他的脸，却瞅着他的鞋。那是一双旧麂皮鞋，后跟的皮早已磨平，他当拖鞋趿着。他不知刚才说的是不是会倒她胃口。而她握住他的手，捏了捏：“你不用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偷看。”她说着，朝他挪了挪。

他们一直坐到九点，坐到灯又亮了起来。他们听见街对面有人在回廊上拍手欢呼，电视机又响了。布莱德福夫妇又走回来，一边吃冰激凌卷筒一边向他们挥手致意。他们也向老夫妇挥手致意。之后，他们站起来，他的手依旧在她的手中，他们一起走进屋去。

* * *

好像不用说，就变成这样了。向彼此坦白曾做过的、多少有些令对方失望、伤害对方的事情。接下来的一天，苏库玛花了几小时苦想当天要“招供”点什么。他举棋不定，是告诉她曾从她订阅的时装杂志上撕下一张广告女郎的玉照，在书里夹了一星期呢，还是告诉她其实他根本没弄丢她在结婚三周年时送他的针织背心，而是把背心退货给法尔灵地下商场换了现钞，并且在那个大白天独自跑去一家酒店的吧台买醉。结婚一周年纪念日，她特地为他做了一顿十道大菜的晚餐，这件背心令他沮丧透顶！“结婚三周年，老婆竟拿针织背心打发我。”白兰地使他头重脚轻，他对酒保抱怨。“你指望什么，老兄？”酒保回答他，“你们已经结了婚！”

至于那张玉照，他也说不清干吗撕下它。她没修芭漂亮，穿一件缀满小晶片的白色连衣裙，一脸冷漠，还长着两条男人似的精瘦长腿。她高举裸露的双臂，握住拳头，像是要朝自己耳朵来一下子似的。那是一幅长筒袜广告。正值修芭怀孕，腹部突兀地隆起，那个阶段苏库玛已不想再触摸她的身体。那天他躺在她身边，看她翻阅杂志。后来他从废杂志堆里注意到了这份杂志，他找到那女人，尽量小心地撕下那一页。差不多一个星期，他天天朝纸上这女人行注目礼。他感到有种强烈的欲念想要她，但欲念瞬间变成了厌恶。这是他最过分的一次不忠。

第三个晚上，他向修芭坦白了背心事件。第四个晚上，他又抖搂了玉照事件。她一言不发，既无异议，也不责备。她只是听着，之后她拿过他的手，和以前一样握了握。第三个晚上，她告诉他，有一回在他们俩都参加的一个讲座结束后，她没提醒他，让他出洋相地下巴上粘着饼屑去跟系主任说话。正巧他那时为什么事情惹她不高兴，她于是没有用手指点点下巴做个手势提醒，兀自看他跟系主任滔滔不绝，谈论确定下学期奖学金的事。第四个晚上，她告诉他她从来就没喜欢过他这辈子唯一一首排成铅字登在犹他州一本文学杂志上的诗。诗是为遇见修芭而作。她说觉得那诗歌太多愁善感。

在住宅处于黑暗的时候，有些事情在悄然发生。他们又能重新对话了。第三夜，他们吃了饭，一起坐在沙发里，黑暗到来后，他笨手笨脚吻她的前额和脸颊。尽管眼前一片漆黑，他还是闭上了眼，他知道修芭一样闭了眼睛。第四夜，他们小心翼翼摸上楼梯，一起用脚探试是否到了楼梯口，然后摸上床。他们以久违的无所顾忌做爱。她不出声地哭着，轻唤他的名字，手指在黑暗中感觉着他的眉。还没有结束，他在心想着明晚要对她说的话，她又会说什么，这想法刺激着他。“搂着我，”他说，“双手搂紧我。”楼下灯光重新明亮时，他们已沉沉入睡。

* * *

第五夜的早晨，苏库玛在信箱里又收到一张电力公司的通知。通知上说，线路已提前修复。他失望了。他原本打算给修芭做椰汁咖喱虾，人到了店铺却没了做虾的情绪。不断电，情形又大不一样了，他心想。店铺里的虾看上去又瘦又细，灰灰的；椰奶罐头落满尘埃，要价过高。但他勉强买下了这些东西，顺便还要了两瓶葡萄酒和一枝蜂蜡蜡烛。

她七点半到家。“我们的游戏到此告一段落，我猜？”他见她在读通知，便说。

她瞥了他一眼：“你要是愿意，照样可以点蜡烛！”她今晚没去健身房，风衣内穿着套装，重新描过妆容的样子。

趁她上楼更衣，苏库玛给自己斟了杯葡萄酒，放了张小唱碟，是塞隆尼斯·蒙克的爵士乐，她喜欢的。

她下楼，他俩一起吃饭。她没谢他，也没称赞他。他们就在黑黢黢的、蜂蜡投出的烛光晃动的屋里，闷头吃饭。他们挺过了一段困难时期。他们吃光了虾，喝空了第一瓶葡萄酒，又开了第二瓶。他们坐着，坐着，坐到蜡烛快要燃尽。修芭在椅子上挪了挪，苏库玛以为她要开口说什么，可她呼地吹灭烛火，起身拧亮电灯，又坐下。

“要不别开灯吧？”苏库玛试探地问。

她把面前的碗碟推到一边，在桌上握起两只手来。“我讲这些话时，我要你看着我的脸。”她轻柔地说。

他的心开始怦怦跳。她告诉他怀孕消息的那一天，她关掉了他正看着的球赛电视，说的是一样的话，口吻是一样的轻柔。那一次他没有料及，而眼下，他有了心理准备。

只是他不希望她再度怀孕，他不想强作幸福。

“我一直在找住房，刚租下一间。”她说。她眯缝起眼睛，像是盯住他左肩后面的什么东西看。谁也不怪，谁也没错，她继续说。他们一起已经经历得够多了，她需要独处一段时间。她已经存了交付租赁押金的钱。公寓位于灯塔山，她可以走路上下班。回家前，她刚去签了租约。

她不看他，可他却直愣愣瞪着她。显然，她一直在排演这台词！这些几天来，她一直忙着找住房，试水压，询问房产中介租金是否包括暖气、热水之类的问题。这些夜晚，她在预谋一个没有他的生活，这使苏库玛感到厌恶。厌恶的同时，他又感到宽释。这正是过去四个夜晚她企图告诉他的全部。这正是她游戏目的之所在。

现在轮到他说话了！有一件事情，他曾发誓过对她永远缄口；而且六个月来，他以最大的努力克制自己不去想它。做超声波前，她请求医生不要透露腹中宝宝的性别，苏库玛也同意。她求的是那一刻的意外惊喜。

后来，在极少几次，他们谈及发生的事情，她说至少他们还不知道宝宝到底是男是女。在某种意义上，她甚至庆幸自己的决定，能够在神秘未知之中得以逃避。他知道，她认为婴儿的性别同样也是他的神秘未知。他从巴尔的摩赶回时，已经太晚——一切都已结束，修芭在病床上昏睡。可事实上他并没太晚。他赶到医院，还是见到了他们的宝宝。他抱着婴儿的小身体，直到被抱去火化。当医生建议他抱抱死婴时，他退缩了。医生解释说那样可以安抚他内心的哀痛。修芭睡着了。婴儿的小身体已洗净，水肿的眼皮对这尘世紧闭着。

“我们的宝宝是男孩，”他说，“他皮肤是红的，不是褐色。他头上长着黑发。他差不多五磅重。他手指卷曲紧握住，跟你熟睡时一样。”

这时，修芭盯着他，她的脸哀痛得扭曲起来。他考试作弊，他私藏女人照片，他把她的礼物退掉换钱，白天喝醉。这些是他告诉了她的事情。而他曾经抱着他的儿子，那个只有在她身体中活过的生命，把婴儿的身体紧贴在他自己的胸口，站在医院一间鲜为人知的昏暗病室里。他一直抱着他，抱到护士敲门而入，抱走了他；那天，他对自己发誓，这件事，他将永远都不告诉她，因为那时他仍爱她，因为这是她希望在她的人生中成为惊喜的那件事情。

苏库玛站起身，把碗碟叠在她的之上。他端着碗碟走到水池边，但他没拧开水龙头，只是凝望窗外。外面，夜晚依然和暖，布莱德福老两口正手挽手散步走过。正当他望着他们，屋子忽地黑了，他扭转身。修芭已经拉灭了灯。她走回饭桌，坐下；随后，苏库玛也走过去，坐下。为现在才明白的事，他们哭到了一起。

[1] Rice Ceremony （Annaprasaane），印度传统的一种给婴孩第一次喂食粗粮的仪式，一般在婴孩六个月或七个月开始出牙时。仪式上，婴孩被置于手艺工具之间，人们相信这会决定婴孩未来的职业。

柏哲达先生来搭伙

一九七一年的秋天，有位先生，口袋里揣着糖果，心里藏着能得到家人生死消息的一丝希望，经常出入我家。他的名字叫柏哲达先生，从达卡来，就是现在的孟加拉首都，那时还属于巴基斯坦。那一年，巴基斯坦内战，在达卡所属的东线，人们为了摆脱西部统治获得独立自主，纷纷揭竿而起。三月份，达卡城被巴基斯坦军队攻入、焚烧、轰炸。教师们被拉上大街，丧生于枪口之下；妇女们被掳进兵营，遭到强奸。到了夏末，据说已有三十万人丧生。在达卡，柏哲达先生有一栋三层楼的住宅，一个大学植物学讲师的职位，一位休戚与共二十年的太太，以及七个从六岁到十六岁的女儿，女孩们的名字都是“阿”打头。“是她们母亲的主意。”有一天，柏哲达先生解释道，从皮夹抽出一张七个女孩在野餐的黑白照片，女孩们发辫上扎着缎带，盘腿排排坐着，正从香蕉叶中吃咖喱鸡。“真是叫不清谁是谁，阿雅霞，阿曼拉，阿米娜，阿绮莎……你瞧瞧，多费脑筋。”

柏哲达先生每星期写信给太太，给每个女孩寄连环画；不幸的是，和达卡大多数其他设施一样，邮递系统处于瘫痪状态，柏哲达先生足有六个月和家里断了音讯。那一年，柏哲达先生滞留美国，他获得巴基斯坦政府的资助，前往美国考察新英格兰地带的植物。春夏季，他已从佛蒙特和缅因州搜集了数据，秋天，他搬到近波士顿北部的一所大学，我们就住在那里，他打算把他的发现写成小书。那份资助虽说十分荣耀，可折算成美元并不怎么可观。所以，柏哲达先生只好将就在研究生院的一间宿舍里，没像样的灶台，也没电视。于是他上我家来搭伙吃饭，看晚间新闻。

起初，我不知道他多次来我家的原因。我那时十岁，并不奇怪父母亲把柏哲达先生邀请来分享我们的晚餐，他们来自印度，在学校里也就认识几个印度人而已。校园很小，狭窄的砖石路，白廊柱的校舍，紧贴着一座仿佛更小的小镇。这里的超市不卖芥末油，医生从不上门就诊，邻居不会随便地不请自来，这些是我父母大人时常会抱怨的事情。为了发掘新同胞，他们总是一到学期开学便拿来大学通讯录，在人名栏里搜索，看到出自他们熟稔地方的那种姓氏，便给圈上。柏哲达先生的名字就是这么发现的，父母打电话给他，请他上我家玩儿。

我记不清柏哲达先生第一次来作客的情形，也记不清第二次，甚至第三次，不过到了九月底，我对柏哲达先生出现在我家客厅已习以为常。有个晚上我正往水罐里加冰块儿，让母亲从我还够不着的碗柜里帮忙拿第四只玻璃杯。她正在灶台上团团转，忙着对付炒菜锅里的菠菜炒萝卜，抽油烟机呼呼叫着，锅铲在她手中嚓嚓翻动，根本听不见我的请求。我转向父亲，他正倚着冰箱，在吃手里的一把香辣腰果。

“怎么啦，莉丽娅？”

“给印度先生拿只玻璃杯。”

“柏哲达先生今天不来。更重要的是，柏哲达先生早就不算印度人了，”父亲郑重其事地说，他用手拂了拂修得齐茬茬的黑胡子，掸去腰果仁上沾的盐粒，“自从印度被分割，他就不算啦！我们的国家被分了，一九四七年的时候。”

我说我还以为那是印度从大不列颠统治下独立的日子，父亲说：“当然也可以那么讲。先独立，再瓜分。”他解释说，手指在厨台上画了个“X”字：“好比一只馅饼，这块是印度教的人，那块是穆斯林。达卡再也不属于我们了。”他告诉我，自从分隔以后印度教的人和穆斯林反目成仇，纵火焚烧对方的家园。对大多数人来说，和对头在同一张饭桌上吃饭是断然不能想象的。

我想不通其中的道理。柏哲达先生和我父母说一口一样的话，被同一个笑话逗得哈哈大笑，连长相多少都有几分相像。他们都吃腌芒果佐餐，每晚都用手抓米饭。跟我父母一样，柏哲达先生进门先脱鞋，餐后爱嚼茴香籽助消化，滴酒不沾，拿糙饼干蘸茶当饭后甜点。即便如此，父亲坚持认为我理应理解其中的差别，他还把我领到了张贴在他书桌上方墙上的世界地图跟前。父亲似乎忧心，如果我不小心说走嘴把柏哲达先生讲成印度人，是会冒犯到他的，可我实在难以想象柏哲达先生这样的人会因为任何事情生气。“柏哲达先生是孟加拉人，但他是穆斯林，”父亲开导我，“所以他家住东巴基斯坦，而不是印度。”地图上，他的手指横跨大西洋，穿越欧罗巴，沿地中海和中东，最终落在一块边缘凹凸不平的橘红“宝石”上，母亲曾告诉我这块版图像一位左臂外伸的穿莎丽的盛装女子。地图上，好几个城市画了圈，之间还划有线痕，记录了父母旅行的行程，他们还在诞生地——加尔各答——标了一颗小小银星。我仅仅去过加尔各答一回，脑子里什么印象都没留下。“来看看，莉丽娅，这是一个不同的国家，地图上颜色也不一样。”父亲讲。巴基斯坦是黄色的，不是印度的橘红。这回，我发现有两片离得远远的黄色，一大一小，中间隔着大大一片印度，就好像加利福尼亚和康涅狄格要联手从美国独立，成为一个国家一样。

父亲用指关节敲敲我脑袋瓜：“你呀，当然知道眼下的情形，对不对？你知道东巴基斯坦人在为主权斗争吗？”

我点点头，我对这事一无所知。

我们返回厨房，母亲正用滤锅滤干煮沸的米。父亲打开橱台上的腰果仁罐头，一边抓起一把送进嘴，一边从镜片背后眼光锐利地看着我：“他们在学校里教你们些什么？你们上历史课、地理课吗？”

“莉丽娅在学校里还有很多要学，”母亲插嘴，“我们在美国安定下来，她可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她看起来由衷为这一事实感到自豪，仿佛这反映了我的个性。我明白，我的一生在她看来无疑将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良好的教育在等待我，所有的机遇都将向我敞开门扉。我绝不会吃配给的口粮，绝不会需要遵从宵禁令，绝不会爬在屋顶上看暴乱，也绝不会把邻居藏在水缸里以保护他们免挨枪子儿，像我父母大人亲身经历过的那样。“想想要是在印度，得送她进一所像样的学校念书。想想没电时她得凑着煤油灯夜读。想想那么重的压力，还有家教，还有没完没了的考试。”她顺手捋了一下头发，她的头发剪得不长不短，正合适她作为半职银行出纳的工作。“你怎么能指望她知道印巴分隔的事？快把腰果拿走！”

“可有关这世界，她知道多少？”父亲把腰果罐摇得叮当响，“她在学些什么？”

当然啦，我们学习美国历史，美国地理。那年，或者说几乎每一年，我们的第一课总是温习独立战争。校车拉我们去普列茅斯之岩实地参观，走自由之路，爬上邦克山顶瞻仰邦克山纪念碑。我们拿色彩鲜艳的美术纸制作立体模型，演绎乔治·华盛顿横渡波涛起伏的达罗维尔河，我们还把乔治国王做成木头人，让他穿白绑腿，戴黑发结。测验时，卷子上印着没注明地名的十三块殖民区域，让我们填写地名、日期和首府。我闭着眼睛做都没问题。

* * *

第二天夜晚，柏哲达先生和往常一样六点钟就来了。尽管父亲和他早已不再生分，可他们开门见面第一个问候还是老习惯，握握手。

“请进，先生。莉丽娅，替柏哲达先生挂大衣。”

柏哲达先生步入门厅，西装、围巾穿戴得一丝不苟、无可挑剔，领口还结了一条丝绸领带。每个夜晚，他上下衣着的色调总是梅子红、橄榄绿和咖啡色的搭配。他个儿矮但敦实，有点儿八字脚，肚腹微腆，但身形拘谨，仿佛两手各提着一口大箱在平衡自己。他的耳朵被一挂下垂的灰白头发遮盖，那头发就如一道屏障，挡住了扰人的吵闹。他眼睫毛浓密，像涂了樟树油似的。他的大胡子调皮地两头往上翘，一颗扁葡萄干似的黑痣不偏不倚长在他左脸颊正当中。他头戴一顶波斯羊毛制的黑色土耳其小圆帽，用发夹固定在脑袋上，我从没见过他不戴帽子。父亲总说用车去接他来，而柏哲达先生喜欢从他住的宿舍散着步来我们家，二十分钟走路的距离，他边走边看路旁的树林和灌木。到我们家时，他的指关节已被秋天的清寒冻得发红。

“我恐怕，又有一名难民逃进印度人地盘。”

“据他们最近的估计，或许有九十万难民在印度。”父亲接口道。

柏哲达先生把大衣递给我，帮柏哲达先生将大衣挂在楼梯口的衣架上是我的任务。他的大衣是蓝灰细格呢做的，条纹衬里，牛角钮扣，一晃便飘出一股淡淡的酸橙气息。内里没有名牌商标，只有一块手缝的小布条，上面用黑粗丝线绣着“哲·塞耶西服”几个草体字。有时，大衣口袋里会插一枚桦树叶或枫树叶。他解开鞋带，把鞋排列在墙沿。他打我家前院潮湿、未耙松的草地踩踏而过，鞋尖和鞋跟粘附着金黄的湿土。脱掉了大衣服饰，他伸出粗短、颤栗的手指，轻轻摁摁我的脖子，好像一个人要往墙里钉钉子，先估摸估摸墙背后是否够坚实。继而，他随父亲进了客厅，客厅里电视已经调到本地新闻台。他们一坐定，母亲随即从厨房端出一盘芫荽酸辣酱裹的肉米饭团。柏哲达先生便捏起一颗往嘴里送。

“也只好希望——”他又伸手去拿一颗饭团，“达卡的难民有足够的食物。提醒了我。”他手伸进西服口袋，摸出一只装满鸡心月桂糖的小塑料蛋给我，“送给我们的小姐。”他说着，微微鞠了一个几乎是撇着八字脚的躬。

“真是的，柏哲达先生，”母亲抗议了，“每晚都这样，你宠坏她了。”

“我只宠不会被宠坏的小朋友。”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我又担心又期待的尴尬时刻。我喜欢看见柏哲达先生温文尔雅的样子，喜欢他对我略夸张的戏剧性的奉承；然而，又怕他那样从容如流水的举动，会让我一时觉得我倒像自己家里的客人了。这渐渐变成我们之间的仪式，延续了几星期，在我和柏哲达先生彼此不再陌生之前，那是他唯一直接跟我说话的时刻。对源源而来的蜜汁糖果、树莓巧克力、酸甜圈糖，我从来都是闷头闷脑、不露声色、不吐一字。我甚至连谢谢也说不出口。有一次，我得到一根裹着深色玻璃纸、美得要命的薄荷棒棒糖，我说了声“谢谢”，不料他反问我，“这‘谢谢’是什么意思呀？银行女孩子对我说谢谢，商店出纳对我说谢谢，我还了过期的书，图书馆管理员对我说谢谢，国际话务台的接线生接不通达卡的电话也对我说谢谢。要是我埋在这个国家，毫无疑问，葬礼上人们也会谢谢我。”

我认为，胡乱吃掉柏哲达先生赠予的糖果是很不妥当的。我觊觎每个晚上的宝贝糖果，就好比渴望从古代王国出土的一串珠宝或一枚金币，我把糖块儿藏在床头一只装纪念品的檀香木镂花小盒里；这只木盒，很久很久前，在印度，父亲的母亲用它来盛晨浴之后食用的槟榔果。它是我对一位我从未见过的祖母的唯一念想，柏哲达先生没来搭伙前，我不知道该拿这檀香木盒藏纳什么东西。从此，我经常在刷牙和打点第二天上学的衣服之前打开小木盒盖，拿一颗他给的糖送进嘴。

那个晚上，和其他所有晚上一样，我们没在餐桌上吃晚饭，因为那头看不清电视。我们团团围坐茶几旁，餐盘搁于膝盖上，大家都不说话。母亲自厨房里接二连三端出几道菜：小扁豆炸洋葱，椰汁烧青豆，奶酪葡萄干鱼。我紧跟着递上水、柠檬块儿以及每月一次去中国城买来的红辣椒，那些辣椒成磅地冻在雪柜里，父母喜欢嚓啦地掰开辣椒，拌入他们的饭食。

吃饭前，柏哲达先生总要做一件奇怪的事情。他从胸袋里摸出一挂纯银色、没表带的表，往他遮盖在头发里的一只耳朵上贴一贴，而后拇指和食指轻快地旋三圈发条。与他腕上的表不同的是，这挂怀表是达卡时间，他解释给我听，达卡时间比我们这儿早十一小时。整顿饭，怀表就躺在茶几上他那块叠起的纸餐巾上。好像他就此再也不去看它了。

我现在知道了，原来柏哲达先生不是印度人。我开始格外细心地观察他，想看看他究竟哪儿不一样。我认为他的怀表算是一件不一样的东西。那个晚上当我看着柏哲达先生拧发条，把怀表摆弄在茶几上时，我的心一阵发紧，突然意识到日子原来是从达卡那边先开始的。我想着柏哲达先生的女儿们睡醒起床，梳头扎蝴蝶结，围坐着吃早餐，准备去上学。我们这里的饭，我们这里做的事，只不过是已经发生在那边那些事情的一片影子，是从柏哲达先生属于的地方飘游而来的一只迟到的游魂。

六点三十分，电视开始播放国家新闻，父亲拧大音量，调整天线。通常我会找本书来读，可那晚父亲要我留心看电视。屏幕上，我看到坦克碾过尘土飞扬的大街，楼房倾圮，东巴基斯坦难民逃进长着我从没见过的树木的森林里，逃到印度边境求生。我还看到张开扇形桅帆的船只漂浮在宽阔的褐色水面上，大学围筑起工事，新闻大楼焚烧成一堆废墟。我扭头瞥一眼柏哲达先生，电视的影像缩得小小地在他瞳仁里闪动。他看着，脸上掠过一丝坚定不屈，他镇定但又有些紧张，就像有人正向他指点一条目的地不明的路。

放广告时，母亲去厨房添饭，父亲和柏哲达先生言辞激烈地责难一个名叫亚亚康的将军的政策。他们谈论的复杂事情，我不甚明了；他们提及的灾难，我没有切肤之痛。“看看，像你一般大的孩子，他们靠什么活下去。”父亲在又夹给我一片鱼的时候，说。可我再也吃不下了。我窥视一眼端坐我边上、穿着橄榄色西服的柏哲达先生，他正神情安然地在米饭当中刨坑，拨出空间添第二份小扁豆。我心目中承受着如此哀痛悲苦的人不是这个模样的。我怀疑他总这么西装革履、精心穿戴，是不是为了随时能够不失尊严地接受袭来的任何消息，或者一接到通知立即奔赴一个葬礼。我甚至还突发奇想，他七位女儿是不是会突然间出现在电视屏幕里，挤在阳台上，向他微笑，朝他挥手，送他飞吻。我想象他会是多么安慰！可惜这一幕从未出现。

那一晚，当我把装满鸡心月桂糖的塑料蛋藏进床边的檀香木盒，我并没像往常一样感到一种神圣的满足。我努力不去把穿酸橙清香大衣的柏哲达先生和几小时之前在我们明净的、铺着地毯的起居室看到的电视里混乱不堪的世界联系起来。尽管如此，我脑子里有一阵子萦绕的尽是这些念头。我担心着他太太和七位女儿会不会加入电视里间断闪现的那群流浪的、哭泣的难民，我的胃抽搐不止。为了把这一幕幕情景逐出我脑子，我环视自己的小屋：我看到有黄色遮篷的眠床和相配的镶荷叶边窗帘，看到糊着白底紫罗兰花墙纸的墙面挂着镶了镜框的年级集体照，看到壁橱门边留着父亲在我每个生日用铅笔刻下的我身高的印迹。我越是努力不去想那些事，越是相信柏哲达先生家人可能差不多都死掉了。最终，我从檀香木盒取出一方白巧克力，剥掉糖纸，我做了有生以来从未做过的一件事。我把巧克力抿在嘴里，让它变软融化，最后，我慢慢咀嚼着，为柏哲达先生一家平安无恙祈祷。我还从来没有为任何事情祈祷过，没人教我祈祷，也没人要我祈祷。但我意念已定，在这种情形之下，这是我应该做的。那天晚上，我走进盥洗室，假装刷了牙，怕漱口会把口中的“祭物”冲洗掉。我弄湿了牙刷，重新摆弄了牙膏罐的位置，以防大人看出来刨根究底，临睡着时，我口中还含着甜巧克力。

* * *

学校里没有一个人谈论这场在我家客厅里受到如此热切关注的战争。我们继续学习有关美国独立战争，学习那段只有缴税的份没有发言的份的不公正历史，背诵独立宣言的章节。课间休息时，男孩们分成两大阵营，声称大不列颠红衣卫士对垒北美殖民地战士，围着秋千架跷跷板疯野地追逐打闹。课堂上，我们的老师肯雅女士常常在黑板上方垂落的、电影屏幕似的巨大地图上指指点点，或描述“五月花”号轮的航线，或标出自由之钟的地点。每一星期，班上有两名同学要作某一段美国独立战争的报告，终于有一天，轮到我和朋友朵拉，我们被派去图书馆查找英军在约克郡投降的有关资料。肯雅女士递给我们一张列了三本书名的书单，要我们去查索引卡。我们轻而易举便找到了书，坐在一张低矮的圆桌旁，边翻阅边做笔记。可我没法集中注意力。我折回亚麻色书架中，走到刚才见过标着“亚洲”的那片藏书区。我看到许多有关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书籍……终于，一本名为《巴基斯坦，大地和人民》的书跳入视线。我就坐在垫脚凳上，展开那本书。塑料包书纸在我手中嚓嚓响。我一页页浏览过去，照片上有河流、麦田、军装男子。有一章专讲达卡，我开始阅读达卡的降雨和亚麻种植。正在我细看一页人口统计表时，朵拉出现在书架间的通道上。

“你躲这儿干吗？肯雅女士在图书馆，她‘查岗’来啦。”

我啪地合上书，声音极响。肯雅女士来了，她的香水味儿弥漫了书架间的窄道，她捏住书脊一端朝上一提，像捏起粘在我毛衣上的一根头发。她瞅了一眼封面，又瞅了一眼我。

“这书，你写报告用得着吗，莉丽娅？”

“不用。肯雅女士。”

“那么，我认为就没必要阅读它。”她说罢，把书塞进一条细细的书缝里。“你认为呢？”

* * *

随着几个星期过去，播放达卡的新闻镜头越来越少。印巴战争的报道经常出现在第一次商业广告之后，有时也会出现在第二次之后。新闻报道被审查、删节、限制。有时，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重复概要综述之后，仅仅报道了死亡人数。越来越多的诗人被处决，越来越多的村落被焚烧。尽管如此，一晚复一晚，我父母和柏哲达先生仍享受着悠长轻松的晚餐。看完电视，洗净擦干碗碟，他们说笑话，讲趣事，从茶里蘸饼干吃着。要是倦于已谈论过的时事政治，他们会闲聊柏哲达先生有关新英格兰落叶树木的著书进展，父亲终身教职的提名，或母亲银行里那些美国同事吃东西的怪习惯。我最终要被遣送上楼做回家作业，可透过地毯，我竖起耳朵，听他们添茶续水，听凯西尔·库玛的磁带，玩拼字游戏，为英文拼字笑闹争辩，直至夜深。我真想加入进去，一大原因是想安慰安慰柏哲达先生，让他宽心。可惜，除了以抿一块糖来保佑他家人平安，我没其他招数。楼下大人玩拼字游戏一直玩到十一点播放电视新闻，之后，差不多到午夜，柏哲达先生才散步回宿舍。因此我从没跟他说过“再见”，但每个晚上，当我迷迷糊糊飘入梦境时，我仍依稀听见楼下大人的声音，听见他们正期待着一个国家在地球的另一端诞生。

* * *

十月的一天，柏哲达先生一进门便发疑问：“大家门前台阶上摆着的橘黄色大蔬菜是什么东西？该是一种瓜吧？”

“南瓜，”母亲答道，“莉丽娅，别忘了提醒我，去超市时也带个回来。”

“有什么用途么？那是什么意思？”

“用来做鬼脸灯笼，”我说着，龇牙咧嘴扮凶恶状，“像这样，把人吓跑。”

“我明白了，”柏哲达先生说着，也回敬我个鬼脸，“非常管用。”

次日，我母亲买了个足有十磅重的大南瓜，肥胖滚圆，坐在餐桌上。晚饭前，父亲和柏哲达先生在看本地新闻，母亲让我用粗笔在南瓜上画眼睛鼻子，可我挺希望像我留意到邻居们做的那样，镂个鬼脸。

“对，我们来镂个鬼脸，”柏哲达先生附和道，从沙发上站起，“今晚新闻就搁一搁。”他二话不说，直奔厨房，拉开抽屉，捉了把长长的锯刀，折了回来。他望着我，等我首肯：“我来可以么？”

我点点头。这是头一回，所有人——母亲，父亲，柏哲达先生和我——围聚餐桌边。我们在餐桌上铺满报纸，电视开着却没人看。柏哲达先生把西服搭在他身后的椅背上，取下蛋白石袖扣，挽起浆得笔挺的衬衣袖子。

“先要在南瓜头顶挖个口，像这样。”我发出指令，食指指点着做示范。

他下了第一刀，然后利刃一转。他剜了个圈之后，便抓住南瓜蒂，往上一提，南瓜头轻而易举地被柏哲达先生干净利落地拔了出来。柏哲达先生俯向南瓜，嗅了嗅，研究一番。母亲递给他一柄金属长勺，他接去掏瓜肚，将里面刨得干干净净，一粒籽、一丝茎都不剩。父亲则一旁从瓜肉里挑出瓜子，铺在饼干烘焙纸上，以后炒了吃。我在高低不平的瓜肚上描了两只三角眼睛，柏哲达先生小心翼翼照着镂刻，两道弯弯的月牙儿权当眉毛，另一个三角形充作鼻子，剩下的就是嘴巴啦；牙齿，是个伤脑筋的事，我举棋不定。

“笑脸还是凶脸？”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柏哲达先生说。

于是取了折中的主意，我画了一条笔直的线，一只不凶也不善的鬼脸。柏哲达先生着手镂刻，他居然没有一丝踌躇，像刻了一辈子鬼脸似的。国家新闻开始时，柏哲达先生快完工了。记者提到了达卡，我们马上竖起耳朵倾听：一位印度高级官员宣称，除非国际社会帮助缓解东巴基斯坦难民问题，不然印度将被迫参战抗击巴基斯坦。那记者叙述着，汗珠从他脸上滚落，他没系领带也没穿西装，一身装束像是马上要上前线。他冲着摄像师大声说话，以手遮阳，保护晒得焦黑的脸。长锯刀从柏哲达先生手中松落，把南瓜脸下面划了一道深长切口。

“请原谅我的不慎！”他将一只手伸向一边脸颊，似乎那边被人扇了一记耳光。“我这是……非常糟糕。我再买一个来，我们重做。”

“没关系，没关系。”父亲说。他从柏哲达先生手中接过锯刀，把划破的切口修平，他修去了我画的全部牙齿。结果，嘴巴变成柠檬般大得不成比例的一只窟窿。于是乎，我们的鬼脸灯笼一副目瞪口呆的吃惊神情，眉毛不再露出凶神恶煞之气，弯在两只空空的大眼睛凝固了的讶异之上。

* * *

万圣节到了，我装扮成女巫。我的“不给糖，就捣蛋”搭档朵拉，也装扮女巫。我们套着染黑的枕套改制的黑披风，戴宽卡纸边的高帽子。我们拿朵拉母亲用坏了的眼影粉把自己的脸蛋儿涂得碧绿，为了兜糖果，母亲给我们两只曾经用来装印度长米的粗麻布袋子。这一年，父母亲觉得我已是大孩子，不必由大人带领，可以放我在邻里自行游荡。我们的计划是从我家出发，一路逛到朵拉家，从那里打个平安电话给我父母，过后，朵拉母亲会用车送我回家。父亲为我们装备了手电，我得戴上手表，和他对好时间。我必须九点之前返家。

万圣节那天晚上，柏哲达先生一到，就送我一盒薄荷巧克力。

“放这儿，”我告诉他，撑开粗麻布袋，“不给糖，就捣蛋。”

“我知道今晚你不稀罕我这份糖果。”他说着，将巧克力放进麻袋。他望着我的绿脸蛋和用细绳系在下颌的高帽子。他小心翼翼提起我的披风边缘，里面我穿着毛衣和线绒拉链衫。“你穿得够不够暖和呀？”

我点点头，结果弄歪了高帽子。

他将它扶了扶正：“最好别动。”

我家门口台阶前排了几只盛满小糖果的篮子，柏哲达先生脱了鞋，没有把鞋留在通常他放鞋的台阶上，而将它们塞进壁橱内。他开始解大衣纽扣，我就候在一边等着履行我的挂衣职责，可这时洗手间里朵拉喊我帮她脸上描颗痣。等到我们万事俱备，母亲给我们在壁炉前拍了照，而后我拉开大门，准备出发。柏哲达先生和父亲还来不及走进起居室，赶忙跑到门厅来。外面夜幕已降，空气里弥漫着潮润的草叶气息，我们自己镂的鬼脸灯笼明明灭灭，醒目地坐在门口矮树丛边。远远传来沓沓奔跑的脚步声，还有不穿戏装只戴橡皮面具的大男孩的鬼哭狼嚎，年幼小孩子们戏装的窸窸窣窣，有些小孩小到还抱在爸爸妈妈怀里，挨家挨户一路讨糖过去。

“别去任何陌生人家。”父亲叮咛道。

柏哲达先生眉心打结：“有没有危险？”

“不会不会，”母亲向他保证，“小孩子们会倾巢出动的，是习俗。”

“或许我应该陪她们一起去？”柏哲达先生提议道。他看上去突然变得又矮小又困顿，穿着丝袜的脚摆个八字，站在那儿，眼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紧张。尽管夜气清冷，我却开始在枕头套里冒汗。

“真的，柏哲达先生，”母亲说，“丽莉娅和她的小朋友绝对不会有问题。”

“万一下雨呢？万一迷路呢？”

“别担心！”我说。这是我第一次对柏哲达先生嗫嚅出这三个字。就这三个字，有好几个星期我一直想说却说不出口，只能悄悄在自己的祈祷里说。现在我说了这三个字，却是为自己的缘故，这让我羞愧难当。

他伸出一根粗短的手指摁了摁我脸颊，又盖印似的摁在自己手背上，留下一块隐约可见的绿斑。“既然这位小姐坚持。”他后退一步，微微鞠了一躬。

我们脚上穿着旧货铺买来的黑尖头鞋，磕磕绊绊上了路，走出车道时，我们挥手说再见。柏哲达先生站在门框里，矮小个子夹在父母当中，向我们挥手。

“那人为什么想跟着我们？”朵拉问道。

“他的女儿们不见了。”话一出口，我追悔莫及。我觉得这样一说事情便成真的了：柏哲达先生的女儿们真的不见了，他这辈子再也见不着她们了。

“你是说她们给绑架了？”朵拉追着问，“在公园里？在什么地方？”

“我的意思不是说她们不见了，我是说他想念她们。她们在另一个国家，他很久很久没见到她们了。没别的意思。”

我们沿小路一路走，一路挨家挨户按门铃。有人家为了装神弄鬼，熄灭了所有灯盏；有人家在窗棂上扎橡皮蝙蝠。迈克因特家大门前横着一具棺材，迈克因特先生脸上涂了白粉，从棺材中默不作声地坐起，抓一大把玉米糖塞进我们的讨糖袋。好些人跟我说他们还从没见识过印度女巫呢。有些人家二话不说，给了糖果。我们借手电筒射出的两束平行光，在马路上啪嗒啪嗒行进过去，见到大街当中扔着碎鸡蛋，小轿车抹上了刮胡子泡沫，卫生纸挂在枝丫间。到朵拉家时，我们都被沉甸甸、胀鼓鼓的粗麻口袋勒得手生痛，脚又酸又肿。朵拉的妈妈给我们拿来邦迪包扎水泡伤口，还为我们准备了热热的苹果水和糖衣爆玉米花。她提醒我给家里挂个平安电话，我打电话时听见里面传来家里电视的声音。将电话搁回座机时，我意识到朵拉家连电视都没开。朵拉的爸爸躺在沙发上，翻阅杂志，茶几上放着一杯葡萄酒，萨克斯音乐从立体声里流淌出来。

我和朵拉清点战利品，分门别类，取样品尝，还交换一番，直到我们俩都心满意足，这才由她母亲开车送我回家。我向她道谢，她等在车道上，一直等我走到门前。借着她前车灯的光亮，我看见我们家的南瓜散了架，厚厚的瓜皮东一块西一块零乱地躺在草地上。我顿时觉得泪水刺着眼睛，喉咙也突然一阵痛，像是里面填满尖利的小石子儿，我酸痛的脚每移动一步，它们就被挤压一下。我打开门，盼望他们三个大人会站在门厅，迎候我的归来，哀悼我们被毁掉的南瓜；可是，一个人也没有！起居室里，柏哲达先生，父亲和母亲挨着坐在沙发里。电视关了。柏哲达先生脑袋埋在双手之中。

那天夜晚，和那以后的许多夜晚，他们听到的消息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越来越趋向战争。边境两侧战营壁垒，达卡坚持要独立。战火将在东巴基斯坦领土燃起。美国站在西巴基斯坦一边，苏联则与印度以及即将成立的孟加拉国一条阵线。十二月四日，双方正式宣战，十二天后，巴基斯坦军由于军需供给得从三千里之外飞行运输，兵力不济，在达卡溃败投降。所有这些事实我至今才明了，因为它们后来在任何一个图书馆里、任何一册历史书里，都向我敞开着。可那时，绝大部分史实是头绪万端的远距离秘密。在那延续十二天的战争日子里，我只记得父亲不再叫我跟他们一块儿看电视，柏哲达先生不再带给我糖果，母亲晚餐除了煮鸡蛋、米饭外，不再做任何其他饭菜。我记得有几个晚上帮着母亲在沙发上铺被单被子，好让柏哲达先生在沙发上过夜；记得听见父母半夜三更高声打电话给加尔各答的亲戚，探听具体情况。总之我记得那段时间里，他们三个大人行动起来像一个人，同吃一顿饭，同一个身体，同一种沉默，同一种忧虑。

* * *

次年一月，柏哲达先生飞回了他在达卡那栋三层楼的住宅，去看劫后余生的家。年末那几星期里我们很少见到他，他忙于手稿的收尾，我们则去了费城，和父母的朋友共度圣诞。正如我不记得他的初次来访，我也不记得他最后一次。在一个我上学的下午，父亲驱车送他去了机场。很长一段时间他音讯全无。我们的晚上一如既往，边吃边看新闻。唯一不同的是柏哲达先生和他那只多余的怀表不再跟我们待在一起。据报道，达卡在新组阁的议会政府之下慢慢复原起来。刚从监狱获释的新领袖夏克·穆吉·拉曼向其他国家求援，希望得到建筑材料好重修十万多栋战争期间毁坏的民宅。无数难民从印度重返家园，迎接他们的，我们听说，却是失业和饥荒的威胁。我时常仔细研究挂在父亲书桌上方的地图，想象柏哲达先生冒着汗，出现在那一小块黄色区域里。我想象他身穿西装，到处寻觅他的家人。当然，那时那张地图已经过时。

终于，几个月后，我们收到柏哲达先生寄来的一张贺卡，恭祝穆斯林新年，还有一纸短笺。他和家人团聚了，他写道，和太太以及七位女儿。一切都好。他们在去年战乱的日子里躲到他妻子的祖父母在西隆地区的庄园里避难。七位女儿都长高了些，他信里说，除此之外，什么都没变，他仍然无法顺溜地叫出她们各自的名字。信尾，他谢谢我们的款待，附了一笔说，尽管他现在明白了“谢谢”两个字的意思，但这两个字不能恰如其分地表达他的感激。为了庆祝这个好消息，母亲那晚预备了特别晚餐。我们在茶几边坐定，举起水杯道贺，可我并没沉浸在喜庆的心绪里。虽然我已有几个月没见到柏哲达先生，唯有那瞬间，我才感觉缺了他。唯有那瞬间，当我为柏哲达先生举起水杯，我才尝到什么叫作对远人的思念，就如他长达数月地思念太太和女儿们。他没有任何理由再回到我们身边，父母实事求是地预言道，我们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了。自从一月份以来，每天晚上临睡前，为柏哲达先生一家的缘故，我都要从万圣节讨来的糖果里拣一颗含在嘴里。那个夜晚，我不必再那么做了。最终，我扔掉了那些糖果。

解说疾病的人

在茶棚边，达斯夫妇为该谁带蒂娜上厕所的问题争执不休。最终，达斯先生指出昨晚是他给女孩洗的澡，达斯夫人才软了下来。后视镜里，卡帕西先生瞧着她慢慢起身，裸露在外、剃净汗毛的双腿拖过后座，钻出那辆笨重的白色大使牌轿车。去洗手间一路上，她都没有牵小女孩的手。

他们正在去科纳拉克[1]游览太阳神庙的路上。这是一个干爽明丽的星期六，徐徐而来的海风缓和了七月间的暑热，正是观光的好天气。通常，卡帕西先生是不会这么快就停下来歇息的，可是今天才出发不到五分钟，小姑娘就已经憋得受不了了。他早晨去桑迪别墅酒店接这一家子，一眼看见门廊下带着孩子们等车的达斯夫妇，觉得他们真是年轻，只怕三十都不到。除了蒂娜，他们还有两个男孩，罗尼和鲍比，看起来年龄非常接近，都戴着闪亮的银色牙套。这一家看着像印度人，却是外国人打扮，孩子们穿着色调鲜亮的紧身衣服，戴着半透明帽舌的太阳帽。卡帕西先生早就习惯了外国游客，因为会讲英语，他经常被派给他们。昨天就是给一对苏格兰老两口开的车，他们一脸老人斑，蓬松的白发很是稀薄，连晒伤的头皮都遮不住。相形之下，达斯夫妇年青黝黑的面孔就引人注目多了。自我介绍之后，卡帕西先生向他们合掌致意，而达斯先生却是美国人那一套，上前跟他使劲握手，捏得人手臂都疼。达斯夫人呢，只是略微动了动一边嘴角，算是一个礼节性的微笑，对他没有显出一丁点兴趣。

他们在茶棚边正等着，罗尼，就是那个看上去大些的男孩，忽然从后座爬了出去。院坝中的木桩上拴着一头山羊，引起了他的好奇心。

“别摸它。”达斯先生抬头瞥了一眼说。他正埋头读一本平装版旅游手册。手册封面印着黄色的英文“INDIA”字样，看着像是国外出版的。他的声音有些犹疑，更夹带着一丝尖颤，似乎还没有成熟定型。

“我要给它喂口香糖。”男孩回答着，早一溜烟小跑过去了。

达斯先生也下了车，他轻快地蹲下起立，权当舒展一下双腿。他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看起来简直就是大号的罗尼。他戴着宝石蓝太阳帽，穿着短裤、旅游鞋和圆领汗衫。脖子上挂着的相机，上面满是按钮和标示，还带着个大得吓人的长焦镜头，那是他身上唯一的复杂玩意了。他皱着眉，眼看着罗尼冲向那只羊，却显然没有要干涉的意思。“鲍比，你去看看，别让你哥做蠢事。”

“我可不想去。”鲍比一动不动。他坐在前排卡帕西先生旁边，正细细打量着贴在小贮物柜上的象神画片。

“不必担心，”卡帕西先生插话，“它们温顺得很。”卡帕西先生四十六岁了，发际线后退，头发已经全白。不过，他奶糖般的面色，还有平素用莲子油香膏护理、没有一丝皱纹的额头，倒是让人很容易想象他年轻时的模样。他穿着灰色长裤，搭配一件收腰短袖大尖领的夹克式衬衫，用的是薄爽又耐用的化纤布料。这是他要求裁缝按指定式样和面料裁制的工作服，带游客时很喜欢穿，即使长时间开车也不会起皱。透过挡风玻璃，他望着罗尼。罗尼先是绕着山羊转圈，然后在它的肋上迅速摸了一下，这才跑回车来。

“你从小就离开印度了？”等达斯先生回到车里再次坐定，卡帕西先生问道。

“噢，我和米娜都是美国出生，”达斯先生朗声回答，忽然透出一股自信，“那里生，那里养。我父母回来了，就住在这儿。他们退了休。我们隔两年就回来看看。”他转过头，目光迎着跑过来的小女孩，只见孩子夏装上的紫色大蝴蝶结在黝黑窄小的肩头跳动。女孩胸前抱着洋娃娃，它像是受了处罚，金发被一把钝剪刀乱剪了一气。“这可是蒂娜头一次来印度呢。是不是呀，蒂娜？”

“我再不用上厕所了。”蒂娜宣布。

“米娜在哪里？”达斯先生问。

卡帕西先生觉得奇怪，达斯先生跟小女儿说话居然直呼妻子的名字。蒂娜指了指母亲的所在，原来达斯夫人在问茶棚里那些赤膊的伙计买东西。她往回走的时候，卡帕西先生听见其中一人朝她唱了一句流行的印地语情歌。对于那男人的宣示，她既没有生气，也没有不好意思，什么反应也没有，看来似乎没有听懂歌词。

他开始观察她。她穿一条长不及膝盖的红白格子短裙，趿拉一双方木后跟懒人鞋，上身是一件贴身短衫，款式像男人的背心，胸口处装饰着草莓形花布拼贴。她个头不高，身材略丰满。手小小的像猫爪，指甲都上了粉红色的珠光蔻丹，跟口红搭配。头发剪得比丈夫的长不了几分，分路线深深偏向一侧。深棕色的大太阳镜隐隐透出一抹粉红。挽着大草编袋，大得几乎跟她的身躯一般，形状像只碗，一只水瓶从里面探头探脑。她手里拿着报纸包的一大包拌了花生和辣椒的爆米花，慢吞吞地走过来。

卡帕西先生回过头来：“你们住在美国什么地方？”

“新布朗斯维克，在新泽西。”

“靠近纽约？”

“正是。我在那儿教初中。”

“哪门课？”

“科学。其实我每年都带学生去纽约参观自然历史博物馆。说起来，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呢——我是说，你和我。你干导游这行多久了，卡帕西先生？”

“五年了。”

这时达斯夫人到了。“路上要多久？”她一边问，一边关车门。

“大概两个半钟头吧。”卡帕西先生答道。

听到这话，达斯夫人没耐心地叹了口气，仿佛她一生都在旅行，没有一刻停歇。她折起一本孟买出的英文电影杂志，扇起风来。

“太阳神庙不是在普里[2]北边不过十八英里的地方吗？”达斯先生说，手指轻轻敲着那本旅游手册。

“去科纳拉克的路都烂得很。实际上要走五十二英里。”卡帕西先生解释道。

达斯先生点点头，理了理后颈上的相机挂带，感觉要擦伤到皮肤了。

卡帕西先生伸手够到后面，确认每扇后门的曲柄锁都锁牢靠了，这才发动汽车。汽车刚一启动，小女孩就开始玩身边的锁，推前拉后，弄得喀嗒喀嗒响，可是达斯夫人当没看见似的。她没精打采地坐在后座一端，也不把爆米花分给大家吃。罗尼和蒂娜一边一个坐在她身边，都在劈里啪啦吹着亮绿色的口香糖。

“看，”汽车开始加速的时候，鲍比喊了起来，他指着路边一排高大的树木，“看呐！”

“猴子！”罗尼尖叫一声，“哇——”

那些猴子三五成群坐在树枝上。它们身躯银灰，黑脸闪亮，眉毛平平，头上长着冠毛。灰色的长尾巴绳索般一条条悬垂在树叶间。有的用皮革似的黑手抓挠着，有的双脚摇荡着，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汽车开过去。

“我们叫它们‘哈奴曼’[3]，”卡帕西先生说，“这一带很常见。”

正说着，一只猴子跳到了路当中，卡帕西先生只好急刹车。另一只蹦上了汽车引擎盖，又马上跃开。卡帕西先生鸣笛。孩子们一下子兴奋起来，屏住呼吸，小手半捂着脸。他们从没在动物园之外见过猴子，达斯先生解释道。他要卡帕西先生停一下车，好拍张照片。

那边达斯先生调着他的长焦镜头，达斯夫人探手从草编袋里掏出一瓶无色指甲油，开始涂抹食指尖。

小女孩伸出一只手：“我也要。妈咪，我的也要。”

“别烦我，”达斯夫人说着，吹一吹指甲，微微扭过身去，“看看，差点儿给我弄脏了。”

小女孩很无趣，只好把塑料洋娃娃的围裙解开又扣上，扣上又解开。

“搞定了。”达斯先生说着，盖上了镜头盖。

汽车在土路上行进，颠簸得十分厉害，他们时不时从座位上给抛起来，可是达斯夫人继续涂抹她的指甲。卡帕西先生松了松油门，希望汽车走得平稳些。在他伸手换挡的时候，身边的男孩晃开光洁的腿给他腾地方。卡帕西先生觉得这个男孩比那两个孩子长得白一些。“爸爸，怎么这辆车的司机也坐错地方了？”男孩问道。

“傻瓜，这里的人都这么开车的。”罗尼说。

“不准喊你弟弟傻瓜。”达斯先生说。他转过头来，对卡帕西先生道：“在美国，你知道……这把他们搞糊涂了。”

“噢，是的，我明白。”卡帕西先生说。他尽可能轻柔地又换了一下挡，车要爬一段上坡路了，得加点速。“我在《达拉斯》里看到过，方向盘在左边。”

“什么是《达拉斯》呀？”蒂娜问道，手里拿着已经剥光的洋娃娃，使劲敲打卡帕西先生的座椅。

“一档电视节目，”达斯先生解释，“已经不播了。”

一排枣树从身旁掠过，这时卡帕西先生心想，他们简直就像一群兄弟姊妹。达斯先生和夫人行事全没有一点为人父母的影子，倒更像是哥哥姐姐。似乎也就这么一天他们需要管管孩子，很难相信他们能为任何人负起长久的责任来。达斯先生轻拍镜头盖，还有他的旅游手册，拇指盖偶尔刮过那些书页，弄出嚓嚓的响声。达斯夫人继续涂抹她的指甲。她还没有摘下太阳镜。蒂娜仍旧时不时吵着要给她的指甲上油，临了达斯夫人好歹给小女孩抹了一滴，随即把瓶子放回了草编袋。

“这辆车不是有空调吗？”她问，一边吹着手。蒂娜那边的窗户坏了，摇不下来。

“不要抱怨，”达斯先生说，“今天不热。”

“我跟你说过要一辆空调车，”达斯夫人不依不饶，“拉兹，这是怎么回事？就为了省几个臭卢比！你给我们省了多少，五十美分？”

他们的口音正像卡帕西先生在美国电视剧里听到的那样，尽管跟《达拉斯》里的有些不同。

“卡帕西先生，你每天带人看同样的东西，不觉得烦吗？”达斯先生说着，把他那边的车窗摇到底，“喂，能停一下车吗？我想照照那个家伙。”

卡帕西先生把车停到了路边。两头小公牛正拉着满满一车谷物走过，一个赤脚男人戴着脏头巾，坐在那堆麻袋顶上，人和牛都瘦弱不堪。达斯先生拍了张照片。在车的后座，达斯夫人从另一个车窗望出去，凝眺蓝天，缥缈如烟的白云相互追逐着。

“其实，我也盼着去看看呢，”他们重新上路的时候，卡帕西先生说，“太阳神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跑这一趟也算是有所奖赏吧。我只在周五周六做导游，其他时间干另一份工作。”

“哦？哪里？”达斯先生问。

“我在一间诊所上班。”

“你是医生？”

“不是。我给一个医生帮忙，做翻译。”

“医生要翻译做什么？”

“他有几个古吉拉特的病人。我父亲就是古吉拉特人，可是这一带很多人不会讲古吉拉特语，医生也不会。所以他就找我帮忙，把病人说的解释给他听。”

“有意思。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达斯先生说。

卡帕西先生耸耸肩：“普普通通一份工作罢了。”

“可是好浪漫呀。”沉默了好久的达斯夫人忽然迷迷糊糊地说。她把那只泛着粉红的棕色太阳镜推到头顶，像王冠一样戴着。在后视镜里，卡帕西先生第一次看到了她苍白而微微显小的眼睛，目光凝滞带着些倦意。

达斯先生伸长脖子看着她：“那有什么浪漫的？”

“不知道。有点吧。”她耸耸肩，皱了一下眉头。“卡帕西先生，要不要来块口香糖？”她愉快地问道，伸手从草编袋里摸出一片包着绿白条纹纸的小方块，递给他。卡帕西先生把糖含进嘴里，一股浓稠的甜汁立刻溢满舌头。

“给我们多讲讲你的工作吧，卡帕西先生。”达斯夫人要求。

“夫人，你想知道点什么呢？”

“不知道，”她又耸耸肩，一边大声地嚼爆米花，再舔舔嘴角的芥子油，“给我们讲个典型场景吧。”她往后靠，一缕阳光照着她歪着的头，她闭上眼睛。“我来想象一下发生了什么。”

“好啊。前几天来了个病人，说是喉咙痛。”

“他抽烟吧？”

“不抽。怪得很，他说喉咙里好像卡着几根老长的吸管，难受得不得了。等我讲给医生听，他就能开药方了。”

“那真是太妙了。”

“是啊。”卡帕西先生迟疑了一下，表示同意。

“这么说，病人可就全靠你了。”达斯夫人说。她说得很慢，好像在自言自语。“说不定，靠你胜过医生呢。”

“怎么能这么说呢？那怎么可能？”

“好吧，打个比方，你可以告诉医生那是烧灼似的痛，不是吸管的刺痛。病人不知道你向医生说了些什么，医生也不会知道你在瞎说。所以说责任重大。”

“是的，卡帕西先生，你的责任重大喔。”达斯先生也来附和。

卡帕西先生从未用这样的赞语想过他的工作。在他看来，那只是一份吃力不讨好的活计而已。他成天卖力干着的，无非是翻译疾病的症状：太多肿痛的骨头，无数痉挛的胃肠，还有手掌上改变颜色、尺寸和形状的痣……他实在看不出解说疾病有何高贵可言。那个医生只有他一半年纪大，尤其喜欢穿喇叭裤，爱说些关于国大党的一点也不幽默的玩笑。工作时，他们挤在一间老旧狭小的医务室里，头顶吊扇那脏乎乎的叶片呜呜地搅动着，卡帕西先生精心裁制的衣服却还是湿漉漉地粘在身上。

这份工作是他人生失败的标志。他年轻时曾醉心于外国语言，收集字典之多令人赞叹。他梦想成为外交使节和宗教要人的翻译，他要平息国家、民族之间的纷争，调停那些唯有他才能明白双方意见的矛盾。他自学成材；在父母为他安排婚姻之前，他每个晚上都在用功，抄录了厚厚的几大本字根词源。一度，他充满了信心，觉得只要有机会，便可以任意操英、法、俄、葡萄牙和意大利语会话，更不用提印地、孟加拉、奥立沙和古吉拉特语了。可是现在，那些欧洲语言大都忘到爪哇国去了，脑袋里只剩下一鳞半爪的几个词语，比如碟子、椅子什么的。难得英语还讲得流利，而这已经是硕果仅存的非印度语言了。卡帕西先生自然明白这算不了什么大本事，有时他甚至担心孩子们只是看看电视，英语就会比他好得多。话虽这么说，做导游还是离不开他那点英语的。

他的第一个儿子七岁时染上了伤寒，治疗过程中他熟识了这个医生，随后就干上了这份译解疾病的工作。当时他在一所中学教英语，因为儿子的医疗费用日渐高昂，只得时不时在诊所打打传译的短工，冲抵一些开销。最后，小男孩还是在一个晚上死在妈妈的怀里，四肢烫得像火炭一般。卡帕西先生觉得手头紧了起来。男孩的安葬费得马上付，接二连三紧跟着出生的几个孩子也要花钱了，他们需要新点、大点的房子，要上好学校、请好家教，要漂亮鞋，还有电视机。此外他还要花样翻新地买东西抚慰妻子，以免她从梦中哭醒。所以当医生愿付两倍于中学教师的薪水留他的时候，他接受了。卡帕西先生知道妻子对他的职业全无好感；因为这个工作，她时时想起失去的爱子，嫉恨着他以微不足道的力量帮着挽救的其他生命。大凡提及他的工作，她总说是“医生助理”，仿佛翻译跟量量体温、换换便盆没有什么两样。她从来不曾问起到诊所求医的病人的事，更没有说过他的工作很重要一类的话。

正因为这样，达斯夫人对他的工作如此感兴趣，不免令卡帕西先生受宠若惊。她让他意识到，这份工作乃是对智慧和知识的挑战，老婆哪里有这份见识。她甚至还用上了“浪漫”一词。她对待丈夫谈不上浪漫，却偏偏把这个词用在了他的身上。他心里嘀咕，达斯夫妇说不定是很糟糕的一对儿，正跟他自己两口子一样。也许，除了三个孩子和十来年的同吃同住，他们其实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证据可是历历在目：吵嘴、冷漠、长时间无话可说，种种他早在自己的婚姻中体会到的征兆。她对他突如其来的兴趣，这种对丈夫和孩子都没有表现出来过的兴趣，令他不免有些晕乎乎的了。卡帕西先生又回味了一遍她讲“浪漫”时的神情，陶醉的感觉渐渐滋长起来。

他一边开车，一边开始在后视镜里打量起自己的形象来，心里暗自庆幸早上出门时挑的是这套灰色套装，要是选了那套咖啡色的可就糟了，膝盖处有点塌。时不时地，他从镜子里迅速瞥一眼达斯夫人。除了她的脸，他的眼光还溜溜滑过她双乳之间衣服的草莓图案和颈根处那美妙的深色凹处。他打算再给达斯夫人讲一个病人的故事，嗯，不如再加一个：一位是抱怨脊椎有雨打感觉的年轻女子，另一位是胎记上长出长毛的绅士。达斯夫人用一只模样像布满钉子的椭圆小板一样的小塑料刷子梳着头，一面神情专注地听，问题一个接一个，临了还要他再讲一个。孩子们都很安静，他们盯着树丛，巴望看到更多的猴子，而达斯先生看旅游手册都入了迷。他们的谈话倒像是两人之间的密语了。这样又过了半个小时，到吃午饭的时间，他们来到了一间卖煎馅饼和煎蛋三明治的路边小店。卡帕西先生一向是盼着这个时刻的，可以静下心来，坐一会儿喝口热茶，不过这一次他有些失落了。当达斯一家挤坐在一顶边缘垂着橙色和白色流苏的红伞下，向戴着三角帽来回穿梭的侍者点菜的时候，卡帕西先生极不情愿地朝邻桌挪去。

“卡帕西先生，等一等。这儿还有地方。”达斯夫人喊他。她把蒂娜抱到腿上给他腾地方，一定要他来一起吃饭。于是，他们合在一起点了几瓶芒果汁、一些三明治和几碟酥炸洋葱土豆裹粗面糊。吃完两个煎蛋三明治，达斯先生又来给这群人拍聚餐的照片了。

停下来换胶卷的时候，他问卡帕西先生：“还要走多久？”

“再有半个小时就到了。”

这会儿，孩子们都离开座位，跑去看憩息在近旁一棵树上的猴子，于是达斯夫人和卡帕西先生之间空出一大截。达斯先生端起相机，他使劲地挤着一只眼要闭上它，舌头都从嘴角露了出来。“这样有点滑稽。米娜，跟卡帕西先生坐近点。”

她照办了。这时他闻到了她皮肤上的香泽，像是威士忌和玫瑰香水的混合。他突然不安起来，生怕她会闻到自己的汗味，他知道在化纤衬衫的底下正氤氲着这股味道呢。他一大口喝光了芒果汁，双手有些紧张地捋顺银白的头发。一些果汁滴到了他的下巴上，他担心达斯夫人会留意到。

其实她并没有看到。“告诉我你的地址好吗，卡帕西先生？”她边问边在草编袋里翻东西。

“你要我的地址吗？”

“不然我怎么给你寄——”她说，“那些照片呢？”她递给他一截纸头，那是她仓促间从那本电影杂志上扯下来的。窄窄的纸片上是一帧男女主人公相拥在桉树下的小照，挤满了文字说明，只剩下一点点空白。

卡帕西先生的笔迹清楚而细致，他一边写着地址，纸片便开始发卷。将来她会写信给他，问他在诊所当翻译的日子里有没有新鲜事儿，他则以生动的笔触地给她回信，专聊那些逗乐的趣事，让她在新泽西家中一边看信一边哈哈大笑。等到她流露出对她的婚姻失望的时候，他也会讲自己不快乐的婚姻生活。这样他们的友谊将慢慢成长、开花结果。他会要一张他们俩在红伞下吃炸洋葱的照片，已经想好了把它小心地夹在他的俄语语法书页里。思绪游走，他感到一阵轻微而快活的悸动。相似的感觉他也曾经历过，那是在很久以前，经历了几个月都依靠字典的翻译后，突然有一天能够流畅无碍地读一段法语小说或一首意大利语十四行诗，而且字字明白、毫不费力。在这样美妙的时刻，卡帕西先生相信一切都是美好的，一切努力都将有所回报，而生命中所有的失误最终也都是有意义的。现在，期盼又让他充满了这样的信念——他要收到达斯夫人的来信了。

写完地址，卡帕西先生把纸片递给她。刚递过去他马上就担心起来，会不会拼错了名字？会不会写反了邮政编码的数字？他简直不敢去想信丢了该怎么办——照片恐怕永远到不了他手上，也许它就在奥立沙什么地方游荡，近在咫尺却遥不可及。他想要回那片纸，再检查一下地址是否确实写对了，可是达斯夫人早已把它丢到袋子里那堆乱糟糟的东西中去了。

* * *

下午两点半，一行人来到了科纳拉克。神庙用沙石砌成，是一辆巨大的战车，上小下大，像座金字塔。它是奉献给生命的伟大主宰太阳的，太阳之行一天就能照到这座巨构的三面。基座南北两侧共刻有二十四只巨轮，七匹骏马拉动着整个神庙，仿佛在天上飞驰而过。汽车向神庙行进着，卡帕西先生向他们讲解道，神庙是公元一二四三至一二五五年间，由恒伽王朝伟大的君主纳拉悉摩提婆一世为纪念战胜敌军而建造的，投入了一千二百个工匠。

“这上面说神庙占地约一百七十英亩。”达斯先生读他的手册。

“这儿像是沙漠。”罗尼说，眼光扫过神庙周遭的漫漫沙土。

“这里往北一英里，旃陀罗婆伽河曾经打那儿流过。不过现在早干了。”卡帕西先生说着，关掉了引擎。

他们下车朝神庙走去。先在台阶两边的石狮子旁摆姿照像，然后跟随卡帕西先生来到战车的一只轮子边。轮子直径九英尺，比任何人都高。

“‘这些轮子乃是生命之轮的象征，’”达斯先生念道，“‘它们描绘了创生、护持和悟达的循环。’酷！”他翻过一页，“‘每个轮子都有八根粗的辐条，间以八根细的，将一天分为八等分。轮辋饰以鸟兽图案，轮辐中部的圆饰刻有姿态放浪的女人，场面多属色情一类。’”

他提到的是镂刻在数不清的横饰中纠缠一起的裸体，他们用各式各样的姿势做爱，女人紧紧黏着男人的脖子，双膝永恒地盘着爱人的大腿。除此以外，还有日常生活的各种场面，从狩猎到贸易，从野鹿被弓箭射杀到勇士手执利剑行进。

神殿内多年前就填充了石块以防颓圮，所以再也不能进去，然而漫步于神庙四周，外部的鬼斧神工足以让他们叹为观止，一如卡帕西先生带到这里来的所有游客。达斯先生落在了后面，他要拍照片。孩子们在前面跑，指点着那些裸体的雕像，他们对半人半蛇的龙王龙婆双身像特别感兴趣。卡帕西先生告诉他们，据说龙王龙婆住在海底的最深处。见他们喜欢神庙，卡帕西先生很高兴，更感欣慰的是达斯夫人对这儿十分着迷。她每走三四步就必停下，凝神静观那些石刻的情人、一队队的大象以及光着上身击打双面鼓的女乐。

卡帕西先生来过神庙无数次了，此刻他也凝视着那些袒胸露腹的女人，突然想到他从来没有见过自己老婆一丝不挂。即使做爱的时候，她也总把衣衫两襟钩在一起，衬裙的带子也必在腰间系着。他爱恋着达斯夫人行走中的小腿肚，仿佛那全是为他一个人而走，他对自己老婆就绝没有这种感觉。自然，他以前也见过不少随他出游的欧美女士的玉腿，可是达斯夫人与众不同。那些女人只知道看神庙，不是把头埋在导游手册里，就是眼睛一直躲在相机镜头的后面，而达斯夫人却是对他感兴趣。

卡帕西先生渴望与她单独待在一起，继续他们的私密交谈，然而走在她的身边他又紧张不安。戴着太阳镜的她早已浑然忘我，全不理会丈夫要她摆个姿势拍张照片的要求，更路人似的走过自己的孩子身边。卡帕西先生生怕打搅了她，于是走到前头，像往常一样，前去瞻仰那三尊真人大小的太阳神苏利耶降凡的青铜塑像。它们从神庙正面各自的壁龛中现身出来，迎接着早晨、中午和傍晚的太阳。它们戴着精巧的头饰，慵懒地闭着细长的眼睛，赤裸的胸前垂着项链和护符。先前有游客献过木槿花，一些残留的花瓣还点缀在它们灰绿色的脚边。最后一尊塑像在神庙的北墙上，是卡帕西先生的最爱。这尊苏利耶骑在一匹并腿而立的马上，神情倦怠，仿佛一天辛劳之余它已精疲力竭，连马也是双眼瞌睡。它的周围是一对对小些的女人雕像，胯部都扭向一侧。

“这是谁呀？”达斯夫人问道。他吓了一跳，不知道她就站在身旁。

“他是阿湿多吒拉-苏利耶，”卡帕西先生说，“就是落日。”

“几个小时以后，太阳是不是就从这儿落下去？”她从方根鞋里抽出一只脚，在另一条腿肚子上揉着脚趾头。

“你说得对。”

她抬起太阳镜看了好一会儿才放下去。“真好。”

她似乎在暗示着点什么，卡帕西先生拿不太准，不过这应该是一个积极的回应。他希望达斯夫人能够体会苏利耶的美，领略它的魅力，这个话题也许还可以在以后的通信中慢慢讨论。他要给她讲许许多多有关印度的事情，而她也给他谈美国。他们的通讯本身就将一定程度地圆他的梦想，一个成为国与国之间传译沟通者的梦想。他看着她的草编袋，欣然他的地址正安全舒适地待在里面。不过一想到她人在万里之遥，他的心就像铅锤一样沉沉下落；他忽然有股不可遏止的冲动，想挽过她、揽她入怀，和她一起凝固，哪怕只是一刹那也好，他要让最爱的苏利耶见证他们的拥抱。可这时，达斯夫人已挪动脚步了。

“你什么时候回美国？”他问，极力使语调平静些。

“十天以后。”

他开始盘算：安顿下来要一个星期，冲洗照片要一个星期，写信要几天，航空寄到印度再两个星期。这样算下来，就算有一点延误，怎么也会在六个星期之内收到达斯夫人的来信。

* * *

四点三十刚过，卡帕西先生要驱车送他们回桑迪别墅酒店，一家人都沉默不语。孩子们在卖纪念品的小摊上买了战车车轮的花岗石小模型，正拿在手里把玩着。达斯先生接着读他的手册。达斯夫人松开蒂娜的头发，准备梳成两个小马尾。

一想到要送他们回去了，卡帕西先生就受不了。他实在不愿马上就开始那六个星期的漫长等待。他从后视镜里偷看了达斯夫人一眼，见她正给蒂娜扎头发，心里盘算着怎么才能让旅程稍微长一些。通常他都是抄近路回普里，匆匆赶回家，随即用檀香皂洗净手脚，然后坐下来翻翻晚报，悠闲地抿一口热茶——那是他老婆一言不发地端上来的。那种沉默的氛围，对此他久已不再奢求什么了，现在却突然令他窒息。就在这时，他提议去看看优陀耶山和康度山，那里有一些依山而凿的僧侣居所，隔着隘口彼此相望。卡帕西先生告诉他们，要多走几步路，不过很值得一看。

“噢，对啊，手册里有些地方还提到过它呢，”达斯先生说，“像是哪位信耆那教的国王修凿的。”

“我们去不去？”卡帕西先生把车停在岔路口，“去就走左边。”

达斯先生转过头去征询夫人的意思，二人都耸了耸肩。

“左边，左边。”孩子们吟唱道。

卡帕西先生转动方向盘，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还没拿定主意等一会儿到了山上，该跟达斯夫人说点什么，或是做点什么。也许告诉她她的微笑有多甜美；也许夸赞她的草莓衬衫，说跟她有多相配；也许，趁达斯先生忙着拍照片，偷偷牵她的手。

而其实他没必要想这么多。他们来到山丘，只见两峰之间夹着一条陡峭的山路，路边是浓密的树林。这时达斯夫人不愿下车了。沿路净是成群的猴子，有的蹲在岩石上，有的坐在树枝上。它们把后腿伸到前面，高过肩头，手臂则靠在膝盖上。

“我腿酸了，”她说着，坐得更低了，“我就待在这里。”

“你可以不穿那双该死的鞋吗！”达斯先生急了，“不去怎么照相？”

“就当我在不就行了？”

“可是今年我们说不定要用一张照片做圣诞卡呢，在太阳神庙就没照到五个人的。可以找卡帕西先生给我们照。”

“我不去。再说，那些猴子太吓人了。”

“可它们又不伤人，”达斯先生说，回头问卡帕西先生，“我说的没错吧？”

“它们倒不危险，只是饿得慌，”卡帕西先生说，“只要不拿吃的逗它们，就没事。”

达斯先生带着孩子们朝隘口攀登。男孩在身边走，女孩骑在他脖子上。卡帕西先生看到他们和一对日本男女擦身而过。除了那对日本人，这里没有别的游客。他们停下脚步拍完最后一张照片，便钻进近旁一辆汽车，绝尘而去。汽车刚一消失，好些猴子就轻轻欢叫起来，它们也四肢并用地顺山路往上爬。一时间，这群猴子围成小小一圈，包围着达斯先生和孩子们。蒂娜兴奋地尖叫，罗尼围着父亲绕圈子。鲍比弯腰捡起一根粗棍子；他伸出棍子，一只猴子上前夺了过去，敲了几下地面。

“我也去吧，”卡帕西先生打开车门，“那些石穴有好多来历要讲呢。”

“别去了，待一会儿吧。”达斯夫人说。她出了后座，溜到卡帕西先生旁边。“反正拉兹带着那本愚蠢的导游手册呢。”透过挡风玻璃，达斯夫人和卡帕西先生一起看着鲍比跟猴子把棍子抢来抢去。

“勇敢的小男孩。”卡帕西先生赞道。

“那并不奇怪。”达斯夫人回答。

“不奇怪？”

“他不是他的……”

“你说什么？”

“我是说拉兹。他不是拉兹的儿子。”

卡帕西先生突然觉得像被针刺了一下。他从衬衫口袋里摸出那一小盒随身携带的莲子油香膏，分三点敷在前额上。他知道达斯夫人正盯着他，却没有转过头去面对，仍旧注视着达斯先生和孩子们。他们攀爬在陡峻的山路上，身影越来越小。他们时不时停下来拍照片，而身边的猴子越聚越多了。

“你觉得意外吗？”她这么一说，让他感到必须斟酌字句了。

“这样的事是有点不容易想到。”他小心翼翼地回答道，把那盒莲子油香膏放回口袋中。

“就是。还没人知道这件事呢，一个人也没有。这个秘密我整整守了八年了！”她望着卡帕西先生，微微扬起下巴，像要找寻一个新的视点，“可我现在告诉你了。”

卡帕西先生点点头。他突然感到一阵焦渴，前额也因香膏的刺激而有点发热发麻。他想找达斯夫人要口水喝，但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她说着，在草编袋里翻来翻去，找出一包爆米花。“来点吗？”

“不了，多谢。”

她抓起一把塞进嘴里，坐得更深了一点，然后转头望着她身侧的窗外。“我们大学还没毕业就结婚了。他向我求婚的时候，我们都在念高中，自然后来我们进了同一所大学。那个时候，别说真要分开一天，甚至一分钟，哪怕只是转转念头，我们都受不了。双方的父母都住在同一镇上，他们要好得不得了。打小时候起，我每周末都见到他，不是在他家就是在我家。父母们让我们上楼一起玩，他们就拿婚嫁的事开我们的玩笑。想想吧，他们从来不过问我们在干什么，我总觉得多少有点像是安排好的。我们在周五周六晚上做的那些事情，他们一概不管，只是坐在楼下喝茶……卡帕西先生，我给你细细讲。”

在大学里她每时每刻都跟拉兹在一起，她继续讲道，所以没有交到多少贴心的朋友。要是他们发生龃龉，她没有朋友可以倾诉；偶有倏然而至的挂虑和忧愁，她也找不到人分担。现在她父母住在世界的另一边，帮不上忙，不过反正她也从没跟他们十分贴心过。结婚这么早，她一下子就给弄得左支右绌、不知所措了。孩子来得太快了，她要给孩子喂奶，又要一瓶瓶地温牛奶，温度还得用手腕估测。她这样忙着的时候，拉兹却在上课，穿着毛线衣和灯芯绒裤给学生讲岩石和恐龙的事。生完第一个孩子，她变得烦躁、焦虑，人也长胖了；拉兹却还和从前一样。

整日疲累不堪的她婉辞了一两个大学女同学约她去曼哈顿午餐或逛街的邀请。后来人家再也不来找她了，她就这样整天在家跟孩子待在一起。家里扔得满地都是玩具，走路须踮着脚尖，坐一坐都得小心扎着。她真是累透、烦透了。生了罗尼，他们就没怎么一起出过门，更难得请朋友来家吃饭。拉兹没觉得什么，他一下班就赶着回家，一边看电视一边把罗尼抱在腿上颠着玩。一天拉兹告诉她，一位来自旁遮普的朋友要到新布朗斯维克地区参加工作面试。她以前见过的，只是记不起来了。他说，想留朋友在家暂住一个星期，而她一听肺都气炸了。

怀上鲍比是在那个下午，就在婴儿出牙玩具丢得乱七八糟的沙发上，在罗尼挣扎着想从学步车里爬出来的哭闹声中。那天，朋友已得知伦敦一家制药公司决定雇用他。当时她正要去煮咖啡，穿着笔挺的深蓝西装的他过来抚摸她的后腰，然后一把拥她入怀，她没有任何反抗。他们手脚利索、默然不语地做爱。他老练得令她从大开眼界，并不像拉兹那样，事后总要作出意味深长的表情和微笑。翌日，拉兹开车送他去了肯尼迪机场。现在他已和一位旁遮普女孩结了婚，一直住在伦敦。每年圣诞，两对夫妇都互寄贺卡，里面还都夹着一家的照片。他不知道自己是鲍比的父亲，一辈子也不会知道的。

“对不起，达斯夫人，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她终于讲完，面朝着卡帕西先生时，他问。

“看在老天的份上，别叫我达斯夫人。我才二十八岁，说不定你的孩子都有我这么大。”

“还不至于。”原来她只是把他看作父辈，卡帕西先生颇有些烦乱。对她的那种感觉、那种驱使他开车时对着后视镜检查自己打扮的感觉，现在开始消散了。

“我告诉你，是因为你的才能。”她也不折一下袋口，就把那包爆米花塞回草编袋里去了。

“我不大明白。”卡帕西先生说。

“你知道吗？八年来我没法跟任何人讲这件事，不能告诉朋友，更别提拉兹了。他一点怀疑都没有。他以为我还爱着他呢。喂，难道你什么想说的都没有？”

“说什么？”

“说说我刚才告诉你的，我的秘密，我被它折磨得痛苦不堪。看到我那些孩子、看到拉兹，我就难受，一天到晚难受。我有一种可怕的冲动，卡帕西先生，要把一切都抛掉。有一天我憋不住了，差点把电视、孩子、我的一切，通通扔到窗外去！难道你不觉得这是病态？”

他沉默不语。

“卡帕西先生，你真的没有话说？你不是干这个的吗？”

“我的工作是导游，达斯夫人。”

“不是说这个。你还有份工作，做译解。”

“可是我们没有语言障碍啊，有什么要译解的呢？”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要不是做这个的，我绝对不会告诉你。告诉你那些秘密对我意味着什么，你明白吗？”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天天这样痛苦不堪我受够了！八年了，卡帕西先生，八年来我一直在忍受煎熬。我盼着你能让我感觉好点，讲一些宽慰我的话。你说我该怎么治才好？”

他看着她，这个红格子花裙子和草莓短袖衫包裹着的女人，连三十岁都不到，就已经不爱丈夫和孩子了，就已经失去对生活的热爱了。她的告白让他心情沉重，尤其当他想到达斯先生时——他正站在山路的顶端，肩上巴着蒂娜，拍摄那些凿在山石中的古代僧侣蜗居,准备带给美国学生看，不知道、也不会想到竟然有一个儿子不是自己的——这种沉重感就格外加重，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想到达斯夫人要让他解释她那普普通通、鸡毛蒜皮的小秘密，卡帕西先生觉得像是受了侮辱。她完全不像来诊所看病的那些病人，他们目光呆滞，神情绝望，无法轻松入睡、呼吸或排便，而最糟糕的是，他们连把病痛说出来都做不到。尽管如此，卡帕西先生还是觉得帮助达斯夫人是他的责任。或许他该建议她把真相向达斯先生坦白，他会向她说明诚实是最佳策略。诚实，的确会让她感觉好些，就像她刚才做的那样。或许他还可以表示，愿意做个和事佬，主持这次沟通。他决定从最明显的问题开始，逐步深入到事情的核心，于是他问道——

“达斯夫人，你所感到的，真的是痛苦吗？还是心有愧疚？”

她转过头来，眼含怒意，抹着粉红色珠光口红的双唇上厚厚地积了一层芥子油。她张嘴要说什么，可是她朝卡帕西先生怒目而视之际，似乎忽然意识到什么特别的事情，于是停嘴不说了。他彻底溃败了；他这才明白，原来在那一刹那，他甚至根本就不值得她好好地侮辱一番。她打开车门，顺着山路往上走。她穿着方木跟鞋，有点踉踉跄跄，边走边探手从草编袋里一把一把抓爆米花吃。爆米花从手指间掉落，留下歪歪斜斜的踪迹，引得一只猴子从树上跳下来，捡那些白色米粒吞食。那只猴子想多找一些，便跟上了达斯夫人。其他猴子也围了上来，她背后很快就跟了五六只，它们天鹅绒般柔软的尾巴在后面扫来扫去。

卡帕西先生也下了车。他想喊一声提醒她，却又担心万一她知道了后面有那么多猴子，会紧张慌乱。说不定她会摔倒，说不定猴子还会抢她的草编袋、抓她的头发。他沿路小跑上山，顺手捡起一截枯枝准备吓唬猴子。达斯夫人一路向上走，不以为意地任爆米花一路散落。接近山巅处，一溜是那些僧人苦修的石室，室门对着一排矮墩墩的石柱。达斯先生跪在地上，端着相机对镜调焦。孩子们站在廊下，时隐时现。

“等等我！”达斯夫人大声叫唤，“我来了。”

蒂娜又蹦又跳：“妈妈来啦！”

“太好了，”达斯先生头也不抬地说，“来得正是时候。等下请卡帕西先生给我们五个拍张照片。”

卡帕西先生加快了步伐，他挥舞着树枝，驱散跟着达斯夫人的猴群。

“鲍比在哪儿？”达斯夫人一停下来就问。

达斯先生从相机上抬起头来：“我不知道。罗尼，鲍比哪去了？”

罗尼耸耸肩：“我以为他就在这儿的。”

“他到底去哪儿了？”达斯夫人厉声再次问道，“你们几个是怎么回事？”

他们开始呼喊他的名字，沿着山路上上下下找寻。因为大声呼唤着，他们并没有马上听到男孩的尖叫。等找到他时，他就在路下不远处的一棵树下，一大群猴子围着他。那群猴子有十几只之多，它们又长又黑的手指正在勾拉他的短袖衫。达斯夫人掉落的爆米花散布在他的脚边，地上留下那些猴子耙过的爪痕。孩子身体僵直、没声没响，惊恐的脸上泪水迅速滑落，赤裸的双腿满是尘灰，赫然有几道红红的条痕，一只猴子还在用他先前给它的棍子不停地打着。

“爸爸，猴子在打鲍比。”蒂娜说。

达斯先生在短裤上擦了擦手。紧张不安之中，他不知怎么揿动了相机快门；进片的呼呼声更刺激了群猴，那只拿棍子的猴子打得越发起劲了。“我们该怎么办哪？它们要是攻击我们怎么办？”

“卡帕西先生，”见他站在一边，达斯夫人尖声叫道，“想个办法，我的老天，快想想办法呀！”

卡帕西先生拿起树枝把猴子赶开，他嘘赶着不肯立刻撤走的猴子，跺着脚吓唬它们。那些畜生慢慢退却了，然而步态并不慌乱，它们虽然顺从却没被吓倒。卡帕西先生双臂托起鲍比，把他抱回父母兄妹的身边。他抱着男孩的时候，忍不住想在耳边低声告诉他一个秘密。可是鲍比昏沉沉的，因为惊吓全身发抖，腿上被棍子打破的地方还微微流着血。卡帕西先生把他抱回来，达斯先生上前扑打他短袖衫上的灰尘，然后把他的太阳帽戴戴正。达斯夫人从草编袋里翻出一条绷带，包扎好他膝盖上的创口。罗尼给了弟弟一块新的口香糖。“他没事。只是有点害怕，对吧，鲍比？”达斯先生轻轻拍着他的头说。

“天呐，我们赶快走吧。”达斯夫人说。她双臂抄在胸前的草莓上。“这个地方简直让人毛骨悚然。”

“对，回酒店去，我们这就走。”达斯先生同意道。

“可怜的鲍比，”达斯夫人说，“来，让妈妈给你理理头发。”她又伸手在草编袋里翻找发刷，然后顺着太阳帽的边缘开始给鲍比梳理头发。刚才她抽出发刷的时候，写着卡帕西先生地址的那张纸片被带了出来，随风翩然飘走了。除了卡帕西先生，谁也没有注意到。他望着纸片飘起，飘起，轻风带着它越飞越高，飞进了丛林。那里坐着那些猴子，它们肃穆地观察着下面的一幕。这一幕卡帕西先生也看到了；他知道，达斯一家此刻的情景，将永久地留在他的记忆里。

[1] 科纳拉克（Konarak或Konark），位于印度奥立沙邦，东临孟加拉湾。此地有建于沙滩上的太阳神庙，是奥立沙建筑艺术的明珠。神庙以黑色巨石砌成，故科纳拉克又有“黑塔”之称。

[2] 普里（Puri），印度四圣地之一，现为印度最主要的神庙之一，也是最神圣的朝觐之地，严格禁止非印度教徒进入。神庙外表敷以白灰，被称为“白塔”，与科纳拉克相对。

[3] 哈奴曼（hanuman），即长尾叶猴。印度史诗《罗摩衍那》载有猴神哈奴曼帮助罗摩从魔王拉伐那手里救回妻子媳妲的故事。

真正的门房

布梨大妈是我们的楼道清洁工，她已经两个晚上没睡好觉了。第三天一大早，她就打算把被褥里的虫子抖干净，晚上好用。她先在信箱下边睡觉的地方抖了一遍，然后走出大门来到巷子口，再抖一遍，惊得一群正在啄食蔬菜皮的乌鸦四散飞逃。

去楼顶有四段楼梯。布梨大妈往上爬的时候，一只手得按住膝盖，那里一到雨季就肿痛不已。这样一来，她的煤桶、被子和一束当扫帚的芦苇就只能用另一条手臂搂着了。这些天，布梨大妈老觉得楼梯越来越陡了，陡得简直像在爬云梯。她已经六十四岁了，头发只够打成一个核桃大小的结，身体又干瘪又瘦小。

实际上，布梨大妈身上唯一引人注意的是她的嗓音：忧愁使之尖酸难听，酸溜溜的有如馊掉的牛奶，又尖利得足以刮下椰子肉。就是用这样的声音，她一天两次边扫楼梯边数落，数落国家分裂之后，被驱赶到加尔各答所经历的苦难和承受的损失。她总是说，在那个时候，骚乱离散了她和丈夫跟四个女儿，又使她失去了一幢两层的砖房、一只紫檀木立柜，还有几只保险箱。这些保险箱的万能钥匙她还带着呢，她把它们，连同她一生的积蓄，一起结在了莎丽的摆边上。

除了倾倒苦水，布梨大妈还爱唠叨从前的好日子。结果，她还没爬到二楼，全楼的人都给吸引过来了，支起耳朵听她讲三女儿婚礼之夜的菜单。“我们把她嫁给了学校的校长。米饭都是用玫瑰水煮的呀。市长也请来了。人人都在雪锡碗里洗手指。”她顿了一下，匀了匀呼吸，整了整夹在腋下的用具。趁这当儿，她还把一只蟑螂赶下了楼梯扶手，回头接着说：“我们拿香蕉叶包芥末对虾蒸。好吃的东西真是一样不少。这算得了什么？我们家每星期要吃两回羊肉呢！我们家还有个池塘，满满的全是鱼！”

这时，布梨大妈看得见从天顶洒落楼梯井的阳光了。虽然才八点，太阳已经热得很了，她脚下最后几步水泥台阶给晒得暖暖的。这是一幢非常老旧的建筑，老得洗澡水还得存在桶里，窗户也没有玻璃，甚至茅坑都还是砖砌的。

“一个人负责给我们摘枣子和番石榴，另一个专管修剪木槿树。唉唉，在那里我享受生活；可是这儿呢，晚餐就只有一锅米饭吃。”正说着，布梨大妈走进阳光，耳朵晒得开始发烫，而一股疼痛也噬咬进她那肿大的膝盖。“我提起过吗？过边境时，我手腕上只剩下两个镯子了。可是从前，我脚下踩的全是大理石！随你信不信，这样的舒坦呐，你做梦都梦不到哟！”

没人弄得清布梨大妈的絮絮叨叨有几分是真的。就说一件事，她家的地产似乎每天都要扩展一倍，立柜和保险箱里的宝贝也是天天翻番。倒没人怀疑她冒充难民，她的孟加拉口音是明摆着的。不过，公寓楼的住户还是觉得布梨大妈前言后语对不上号。她吹嘘自己以前如何富有，却又说越过东孟加拉边境的时候，她如何跟成千上万的难民一道，待在卡车的拖斗里，跟麻袋挤在一起。这后一种说法，倒是更可信一点。然而有的时候，布梨大妈却又咬定她是坐牛车来加尔各答的。

“你到底是坐卡车来的，还是坐牛车来的？”去巷子里玩警察抓强盗的时候，孩子们有时这样问她。对这样的问题，布梨大妈会摇摇莎丽的摆边，让万能钥匙叮当作响，然后答道：“追根究底有啥意思？刮掉槟榔角里的石灰，有啥好处[1]？你不信，我也没办法。我遇到那么多的不幸，你娃娃哪里懂。”

就这样，她混淆事实、自相矛盾，几乎每件事都要添油加醋。然而她的夸夸其谈太有感染力，她的忧愁烦恼太活灵活现了，你很难不把她当回事。

什么样的地主会落得打扫楼梯的下场？住在三楼的达拉尔先生，上下班从布梨大妈身边过去的时候，总是这样嘀咕。他的工作是给学院街供水区的一位经营橡皮管、铅管和阀门的批发商整理收据。

可怜的人，她怕是在编故事吧？也许这是她哀悼家庭不幸的一种方式吧？这是楼里大多数主妇的一致猜测。

而老查特吉先生讲什么都跟着来这么一句：“布梨大妈满嘴胡说八道，可是时代变迁，她也是受害者呀。”自从孟加拉独立以后，他再没下过阳台，也没打开过报纸；尽管如此，或许正因为如此，他的意见总是极受尊重的。

最终盛传的说法是，在东边的时候，布梨大妈曾在一户兴旺的地主家帮过佣，所以她才能这样头头是道地夸耀她的过去。她沙哑着嗓子冒名顶替并没有伤害到谁；相反，人人都觉得她是个超级活宝。为了换得在信箱下边安身，布梨大妈把弯弯拐拐的楼梯井打扫得纤尘不染。而最重要的是，布梨大妈每天睡在伸缩式大门的后面，充当着大楼和外面世界之间的守望者；这一点大楼的住户都很喜欢。

这幢公寓楼里倒没有哪家值得一偷。住二楼的寡妇，米斯拉夫人，是这里唯一装了电话的人家。虽说如此，住户们仍对布梨大妈心存感激：她巡视弄堂，拦住挨家挨户推销梳子和披肩的小贩，她只要一小会儿就能叫来人力车，扑打几下扫帚就能就赶走任何窜进来吐痰、撒尿或惹麻烦的可疑之人。

一句话，这些年，布梨大妈所做的其实和一位真正的门房没什么两样。虽然一般而言，看守大门根本不是女人干的事情，她还是恪尽职守。她天天守夜，小心谨慎得仿佛自己就是下环路，或者乔德普花园，或者任何别的高档社区的门房。

* * *

在房顶，布梨大妈把她的被褥挂到晾衣绳上。晾衣绳从护栏一角斜跨到另一角，横穿布梨大妈视野里的电视天线、广告牌和远处霍拉大桥的桥拱。她朝四面八方极目远眺了一会儿，回头打开蓄水池底下的水龙头。她洗了脸、冲了脚，又用两根手指擦牙。诸事停当，便拿起扫帚开始里里外外扑打被褥。她时时停下手来，眯着眼睛在水泥地上搜寻，希望揪出这几天让她睡不成觉的罪魁祸首。布梨大妈太专注了，三楼的达拉尔夫人都上来好一会儿了，她才注意到。达拉尔夫人上来晒一盘盐渍柠檬皮。

“被子里到底有什么，晚上总咬得我睡不着，”布梨大妈说，“你看看，看找不找得着。”

达拉尔夫人挺同情布梨大妈的，间或会给这位老妇人一些姜末，让她调调炖菜的味道。“我没看见什么呀。”达拉尔夫人看了一会儿说。她的眼皮精致得几乎透明，她的脚趾非常修长，都戴着趾环。

“哼，它们一定长了翅膀。”布梨大妈断定。她放下扫帚，抬头望天，一朵白云正悄悄躲进另一朵后面。“我还没赶上拍死它们，就都飞跑喽。你看看，看看我的背，一定给咬得都是红疙瘩。”

达拉尔夫人掀起布梨大妈莎丽的披肩，那是一块便宜的白布，镶有脏乎乎的霉绿色的边。底下罩衫的式样早就在商店绝迹了。她仔细察看了罩衫里外的皮肤，这才说：“布梨大妈，你是在胡思乱想吧？”

“我跟你说，这些虫子要把我活吃了呢。”

“可能只是长痱子。”达拉尔夫人提醒道。

听到这话，布梨大妈摇开了莎丽的摆边，万能钥匙又叮叮地响起来。她说：“痱子吗，我知道。这哪里是痱子！我都三四天没睡成觉了，还不晓得吗？以前我的床可是很干净的，我们的床单都是又细又薄的纱。信不信由你，我们的蚊帐像丝绸一样柔软。真是舒服啊，你做梦都梦不到。”

“我做梦都梦不到。”达拉尔夫人顺嘴跟了一句。她垂下那半透明的眼皮，叹息道：“我梦都梦不到，布梨大妈。我住在两间破房里，嫁了个卖马桶零件的男人。”达拉尔夫人转过身去，打量起那床被子来。她手指顺着线缝摸了一小段，然后问道：

“布梨大妈，这套被褥你睡多久了？”

布梨大妈手指摸着嘴唇想了一会儿，回答说她记不得了。

“那你不早说？你以为我们置不起几条干净的被子给你吗？再怎么着一块油布总是买得起的吧？”好像是被人看轻了，她挺委屈的。

“没必要嘛，”布梨大妈说，“这下不是已经干净了？我拿扫帚打过的……”

“我不跟你争，”达拉尔夫人说，“你需要一张新床，几条被子，一个枕头。冬天来了还要床毛毯。”她一边说着，一边掐指数着这些必备用品。

“过节的时候，穷人到这幢楼里来讨吃的。”布梨大妈岔开话题。她正从房顶另一边的煤堆里把煤拣进桶里。

“等达拉尔先生下班回来，我跟他说说。”走到楼梯口，达拉尔夫人扭过头来说。“下午到我们家来，我给你拿些泡菜，还有些擦背的药粉。”

“那不是痱子。”布梨大妈说。

在雨季，长痱子的确十分常见，但是布梨大妈倒更愿意想象，那个让她躺着不舒服、搅得她彻夜睡不成觉、像辣椒一样烧过她的皮肤和毛发渐疏的脑袋的鬼东西，有着不同凡响的来历。

她一边琢磨着这些事情，一边扫着楼梯——她总是从顶楼扫到一楼——这时，天下起雨来。大雨沙沙地横扫过屋顶，像小男孩穿了大人的拖鞋乱跑，一下子就把达拉尔夫人晒的柠檬皮冲到檐槽里去了。行人还没赶得及打开雨伞，雨水就劈头盖脸浇下来，湿了衣领，湿了口袋，湿了脚下的鞋。这幢公寓楼和周围所有别的楼的住户，都手忙脚乱地关上在风雨里吱吱嘎嘎的窗扇，然后拿腰带绑在窗棂上。

那个时候，布梨大妈一路扫下来，正好扫到二楼。她抬头望望像云梯般陡立的楼梯，那倾盆之声一声紧似一声地包围拢来，她清楚，被子就要变成一摊烂糊糊了。

然而她马上就记起了达拉尔夫人跟她说过的话。于是她继续干活，以不变的步调扫掉最后几级台阶上的灰尘、烟屁股和糖纸，来到底楼的信箱边。外面风雨大作，她急忙遍翻她的篓子，找了些报纸塞进伸缩门菱形的孔隙，挡挡灌进来的狂风。定下心来，她用那桶煤开始煮午饭，手里拿把打褶的棕扇扇着炉火。

* * *

下午，布梨大妈重新编结完头发，再解开莎丽的摆边，细数她一生的积蓄。这是她的习惯。在这之前，她躺在报纸铺的临时床铺上小睡了二十分钟，刚刚才醒。雨已经停了，潮湿的芒果叶散发出一股酸酸的气息，在弄堂里低低地飘浮着。

有些下午，布梨大妈会去访访同住一幢楼的人家。她喜欢在不同住户间进进出出地游荡。至于那些人家，他们从来不在白天闩门，这样布梨大妈会感到自己永远是受欢迎的。他们都忙着自己的事，或责骂孩子，或计算花销，或挑掉晚上要吃的大米里的石子。时不时有人端给她一杯茶，又把饼干盒递到她面前，而她则教教孩子们打康乐球。她知道不能坐在家具上，便蹲在门口或楼道里，观察着别人的脸色和举止，就像在外国城市里看车来车往一样。

就在这个下午，布梨大妈决定接受达拉尔夫人的邀请。毕竟她的背还痒着，就算趴在报纸上睡了一觉还是痒，所以她现在开始想要一点痱子粉了。她拿起扫帚——没有扫帚，她总不太自在——准备爬楼梯的时候，见一辆黄包车朝大门口拉过来。

原来是达拉尔先生。这些年干收据存档的差事，弄得他都有紫色眼袋了。不过今天他的目光格外明亮。嘴里快活地嘟噜着什么，双腿夹着两只小小的陶瓷盥洗盆。

“布梨大妈，来，搭个手，帮我把这两个盆子搬上楼。”他拿一块折叠好的手帕，在额头和脖子上轻轻按着，随后给了车夫一个硬币。接着，他和布梨大妈把盆子一口气搬上了三楼。进了房门，这才对达拉尔夫人、布梨大妈和好奇心重跟来看热闹的邻居们宣布这样几件事：达拉尔先生给他人收拾收据的日子，终于过去了！那位供应商自己渴望换换环境，加上利润翻了倍，所以要在伯德万开第二家分号。这样，把达拉尔先生这些年勤勉谨慎的表现估量了一番之后，那位供应商很快就要提升他经管学院街的分店了。他春风得意地穿过那片供水区回家，一高兴就买了两只盥洗盆。

“我们只有两间破屋，用得着两个洗手池吗！”达拉尔夫人质问道。她还在为柠檬皮泡汤的事儿生着气呢。“你说荒唐不荒唐？到现在我煮饭都还在用煤油。装个电话你总是不肯。还有结婚的时候，你许愿要买的冰箱在哪里啊？你以为两个盆子就能打发了事吗？”

他们吵了起来，越吵越凶，嗓门高得楼下信箱处都听得清清楚楚。天黑透了，他们都不愿罢兵，声音盖过了第二阵的夜雨。那天布梨大妈从上往下第二次扫楼梯的时候，甚至给他们大声的争吵弄得心神不定的，结果她既没有倾倒苦水，又没有吹嘘她以前的好日子。那一晚她只得铺报纸睡了。

第二天，一队赤脚的工人来安装水盆，达拉尔两口子的争吵仍然硝烟未尽。达拉尔先生一整晚来回踱步、辗转不眠，他终于决定把一个水盆安装在自家客厅里，另一个安装在一楼楼梯的旁边。“这样人人都用得着了。”他一家家地解释。住在这里的人都很高兴，好多年了，他们一直都是拿杯子装贮存的水刷牙的。

同时，达拉尔先生还想到，如有来客，一进门就看到洗手盆，肯定会印象不错的。既然已经是公司经理了，谁说得准什么人会来这里看看呢？

工人们跑上跑下地忙活了几个小时。到午餐的时候，都背靠楼梯栏杆蹲在那里吃。他们捶打、叫喊、吐口水、骂娘；他们扯下头巾梢挥洒汗滴。总之，那天他们弄得布梨大妈根本没法打扫楼梯。

为了打发时间，布梨大妈避到了楼顶上。她拖着脚步沿护栏走了一会，可是头天晚上睡报纸睡得她腰酸背疼。她四下远望了一阵，回头看到被子的残骸，便把它撕成几条，打定主意等会儿去擦楼梯护栏。

傍晚时分，住户们在那里聚了一群，都啧啧称赞这一天的成果。他们甚至鼓动布梨大妈用那清亮的流水洗洗手。她凑上鼻子嗅了嗅。“我们的自来水有花瓣和玫瑰油的香味呢。信不信由你，那可是你做梦都想不到的奢侈呢。”

接着，达拉尔先生向大家讲解洗手盆的各种特色。他一个个龙头开满再关上，又把两个龙头同时打开以说明水压的差别。他说如果需要，拔出龙头间的那根连杆，水就会留存在池子里。

“没有比这更精致的东西了。”达拉尔先生以此作结。

后来听说，查特吉先生在阳台上也这样说道：“的确是时代变迁的标志啊。”

然而，在主妇之间，怨愤却迅速地滋长了起来。早上站在长队里等着刷牙的时候，每个女人都越来越灰心丧气。她们必须排队轮次，每次用完必须擦净龙头，而水盆的边缘又太窄小，放不下自己的肥皂和牙膏。达拉尔夫妇有自己的洗手盆，为什么大家伙儿却要共用？

“难道我们自己买不起水盆吗？”一天早上，终于有人憋不住了。

“只有达拉尔一家才能改善这幢楼的条件不成？”另一个人问道。

谣言开始传播起来：什么吵完架，达拉尔先生为了安抚夫人，给她买了两公斤芥子油、一条羊绒披巾和一打檀香皂啦；什么达拉尔先生已经申请安装电话啦；什么达拉尔夫人一天到晚在水盆里洗手，什么也不干啦。仿佛所有这些谣言说得还不够起劲似的，次日清早，一辆去霍拉车站的出租车挤进了弄堂：达拉尔夫妇又要去西姆拉玩十天了。

“布梨大妈，我没忘记那事呢。我们会给你带回一条山里织的羊毛毯。”透过出租车摇下的车窗，达拉尔夫人说。她的皮夹握在手里放在腿上，颜色跟莎丽玉色的镶边十分搭配。

“我们要带两条回来！”坐在妻子身边的达拉尔先生叫道，他遍摸口袋，看看钱包在不在。

这幢公寓楼里的所有住户，只有布梨大妈一人站在大门口，祝愿他们旅途顺利。

达拉尔夫妇刚一离开，那些主妇们便开始了自己的翻新计划。一个决定卖掉她的一大堆结婚手镯，找个粉刷匠把楼梯井粉刷一新；另一个当掉了缝纫机，请人来杀灭害虫；第三个去找银匠退了一套布丁碗，她打算把窗扇漆成黄色。

工人开始日夜占据这幢公寓楼了。怕碍手碍脚，布梨大妈搬到了楼顶上去睡。那么多人从大门进进出出，那么多人一天到晚堵着弄堂，根本没有必要盯着他们。

几天以后，布梨大妈又把篮子和煤桶搬上了楼顶。她用不着楼下的洗手盆了，就着楼顶蓄水池的龙头清洗一样方便，她以前老这么干的。她还在想着用被子撕下的布条擦亮楼梯扶手呢。在楼顶，她还是睡报纸。

又下了几场雨。天篷下滴答着雨水，布梨大妈蹲在地上，头上扣着一张报纸，观看雨季里蚂蚁嘴里衔着蚁卵，列队在晾衣绳上行进。风越发湿润了，轻轻抚着她酸痛的背。她的报纸快用完了。

上午已然漫长，下午则更是难熬。她已记不起喝过的最后一杯茶是在什么时候、在哪家了。她不再回想她的苦日子，也不再回想她旧日的往事了，只巴望着达拉尔夫妇何时能够回来，带给她那条新被子。

在楼顶，她越来越烦躁不安。于是为了活动活动筋骨，她开始下午出门，四处逛逛。手里拿着芦苇扫帚，莎丽晕染了报纸的油墨，她一个个市场地游荡，开始花起她一生的积蓄来小小地慰劳自己了：今天一包爆米花，明天一撮腰果仁，后天一杯甘蔗汁。一天她走到了学院街的书亭，第二天走得更远，来到鲍巴扎尔集市街的农贸市场。就在那里，正当她站在购物廊街上打量着榴莲和柿子的时候，她觉得莎丽的摆边有谁在使劲往外拉。她低头细看时，所剩的毕生积蓄连同她的万能钥匙，已经踪影全无了。

那天下午，布梨大妈回到大门口的时候，住户们都在等着她。恶毒的叫骂声在楼梯井里此起彼落，都回荡着同一个消息：楼梯井里的洗手盆被盗了！刚刚粉刷过的白壁开了个大洞，乱糟糟的橡皮管、水管从里面伸了出来。地上东一块西一块散布着涂墙的灰泥。布梨大妈紧紧抓着芦苇扫帚，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七手八脚的忙乱中，住户们几乎是把布梨大妈抬上楼顶的。她们把她树在晾衣绳的一边，一群人站在另一边，开始对她进行愤怒声讨。

“全是她干的！”一个人指着布梨大妈，恨恨地叫喊道。“是她给强盗通风报信的。本来该看门的，她跑哪里去了？”

“这几天，她一直在大街上游逛，跟一些不认识的人讲话。”另一个人举报道。

“我们把煤分给她，又给她地方睡，她怎么能这样背叛我们？”第三个人想不通。

虽然谁也没有直接和布梨大妈说话，但她还是回应道：“相信我，相信我，我没有给强盗通风报信。”

“这么多年，你左一个谎右一个谎，我们都忍了没跟你计较，”她们反唇相讥，“现在你倒要我们相信你了？”

她们嘴皮不停地反咬着布梨大妈。可怎么向达拉尔夫妇解释这事儿呢？她们终于去找查特吉先生拿主意了。人们发现他正坐在阳台上，聚精会神地盯着下面一片拥塞的交通。

二楼的一个住户说：“布梨大妈已经危及这幢楼的安全了。我们是有贵重东西的，寡居的米斯拉夫人就有部电话。我们该怎么办才好？”

查特吉先生思考着她们的议论。他一边想，一边提了提裹在肩头的披巾，凝视着已经围上了阳台的竹制脚手架。从他能记事的时候起，他身后的窗扇就没有上过漆，而现在已经给漆成了黄色。终于，他说：

“布梨大妈满嘴胡说八道。不过这倒没什么新鲜的。新鲜的是这栋楼模样已不比从前了。像这样一栋楼，是需要一个真正的门房的。”

就这样，住户们把布梨大妈的煤桶跟抹布、篮子跟芦苇扫帚，通通扔下了楼梯井，扔过了信箱，扔出了大门，扔进了巷子。接着，他们把布梨大妈也推了出去。每个人都急切地要开始寻找一个真正的门房。

那一堆东西中，布梨大妈只留下了她的芦苇扫帚。“相信我，相信我。”她的身影慢慢隐去的时候，她又一次说道。她摇了摇莎丽的摆边，可是已没有叮当的响声了。

[1] 吃槟榔时，先拿一片荖叶抹上石灰质膏泥，再包上槟榔子食用，石灰与槟榔产生反应，能刺激口腔制造出丰盈的咀嚼效果。这种石灰可以是贝壳烧制后研磨成粉,也可以用大理石煅烧水洗加工成白灰,还可以加入姜黄或中药材变成略带甘甜的红灰。

性感

做老婆的碰上这种事，不能再糟了。莱克丝米告诉麦蓝达，她表姐结婚九年后，表姐夫落入了另一女人的情网。他和那女人同坐一班从德里飞往蒙特利尔的飞机，邻座，结果他没回老婆儿子身边，却跟随她在伦敦希斯罗机场下了飞机。他打电话给自己老婆，说一场交谈改变了他的人生，他需要时间仔细思考。莱克丝米的表姐自此一病不起。

“不是我怪表姐，”莱克丝米说着，伸手去够整天不离嘴的辣味杂拌小零食，麦蓝达总觉得那东西像暗橙色的麦片，“想想看。一个英国女孩，只有他一半的年纪。”莱克丝米比麦蓝达大不了几岁，已经结婚成家，在办公小隔间的板壁上钉着她和丈夫坐在泰姬陵前白石长凳上的合影。她的办公小间和麦蓝达的隔板壁相邻。莱克丝米在电话上少说也讲了一个小时，她在劝慰表姐。这儿没人会注意，因为她们在这个公共电台的募捐部门工作，周围全是整天讲电话、拉赞助的雇员。

“我最可怜表姐的儿子，”莱克丝米又补了一句，“他已经在家待了好几天了。我表姐说她甚至没法送孩子去学校。”

“听起来真不幸。”麦蓝达应道。通常，莱克丝米的电话闲聊——大多数时候打给她丈夫，讨论晚饭做什么吃之类——会弄得麦蓝达无法专心打字，写募捐信请求电台的会员多认捐年度资助，可以换得一只手提袋或一把雨伞之类的。透过她们办公桌间的胶合板隔墙，她可以清晰地听见莱克丝米时不时掺杂几个印度词。可那天下午麦蓝达没在听。她自己也在电话上，那头是德夫，商量晚上去哪儿幽会。

“话说回来，在家待几天误不了他什么事。”莱克丝米又吃了些辣味杂拌小零食，把它塞回抽屉。“他很有些天赋。母亲是旁遮普人，父亲是孟加拉人，学校里又教英语和法语，他已经能讲四种语言了。我想他还跳了两级呢。”

德夫也是孟加拉人。起初麦蓝达还以为孟加拉是一种宗教。后来，德夫指着一期《经济学人》杂志上的地图，告诉她印度半岛有个地方叫孟加拉。她家里找不到地图册，也没有任何附有地图的书籍，所以他特地带了那份杂志带到她的公寓。他指给她看他出生的城市，还有他父亲出生的城市。地图上有个城市加了个小方框，为的是招引读者注意。麦蓝达问德夫小方框是什么意思，德夫卷起杂志，说道：“你是绝对不必操心那些事儿的。”然后调皮地敲了敲她的脑袋瓜。

离开麦蓝达的公寓之前，德夫把那份杂志和三枚烟蒂随手扔进垃圾桶，他来她这里总要抽三根烟。不过等她目送他的车消失在联邦大道尽头、驶回郊区他和太太共同生活的家时，麦蓝达捡起杂志，弹去粘在封皮上的烟灰，反过来卷了卷，将它抚平展。她爬上被他们做爱弄得一团褶皱的床，仔细研究孟加拉边界。那个地方下濒海湾，上邻山脉。这页地图出自一篇谈论“格莱珉银行系统”的文章。她翻了一页，指望找到德夫出生城市的照片，可是能找到的除了图表还是图表。她瞪着图表，想着德夫，想着仅仅十五分钟之前，他把她的脚架在他的肩头，将她的膝抵住她的胸口，告诉她他要她怎么也要不够。

一星期前，麦蓝达在法尔灵地下商场邂逅了德夫。午休时，她跑去法尔灵购买打折连裤袜，买完她乘电梯上到商店大厅的化妆品柜台，那里香皂和护肤膏珠宝般精致地陈列着；眼影和粉饼琳琳琅琅，晶亮闪耀，像是钉在玻璃保护匣内的蝴蝶。除了一支唇膏之外，麦蓝达还从没购买过其他化妆品，可她爱在这狭窄拥挤的迷宫里逛来逛去，因为相对波士顿的其他地方，至少她对这里更熟悉一点儿。她喜欢绕过那些贴柜台转角站着、朝纸卡喷香水然后在空中挥舞的女销售的身边；有时，隔了好几天，在清洌的早晨等地铁，她会从大衣口袋里摸到一张折叠着的香水卡，芬芳馥郁，丝缕犹存，她心里便有了些许温馨。

那天，麦蓝达止步去嗅可人的香水卡，她留意到柜台一角站着一位男士。他捏着一张写着工整、娟秀的字迹的纸。女销售员朝纸上瞥了一眼，拉开柜台抽屉，排出一方黑色盒装的椭圆形香皂，一片补水面膜，一小瓶修复精华液，两盒脸霜。男士有着被阳光晒黑的肤色，指关节间黑汗毛很重。他穿一件火烈鸟般鲜亮的粉红衬衫，海军蓝西服，驼毛大衣，皮扣子泛着幽微的光泽。为了付账，他取下猪皮手套，从酒红色皮夹里抽出崭新的纸币。他没戴婚戒。

“亲爱的，要什么？”女销售员问麦蓝达。她从玳瑁边眼镜上方瞅了瞅麦蓝达，估摸着她的肤色。

麦蓝达并不知道要什么。她只知道不要让那男士从身边走掉。他看来似乎也跟销售员一样，耐性子等待她。她瞅了瞅几只玻璃瓶子，一些高一些矮，摆在一只椭圆盘子里，像一家人摆好姿势要拍合家欢。

“一盒脸霜。”她终于说道。

“你多大年纪？”

“二十二。”

女销售点点头，拧开一个磨砂玻璃瓶：“这脸霜会比你平时用的浓稠，不过我是会现在就开始用的。人到二十五岁，脸上就会起皱纹。二十五一过，就显出来了。”

女销售往麦蓝达脸上敷霜，那男子就站在一旁看。女销售向麦蓝达传授擦脸霜的秘诀：从喉咙部位开始，轻轻往上抹，而那男士就在一旁转动陈列口红的旋转柜。他压出些许润肤露，搓到没戴手套的手背上。他又拧开一只大口瓶，凑近去闻，结果凑得太近，一星星油膏沾上鼻尖了。

麦蓝达笑起来，可女销售在她脸上扫来扫去的那把大软刷遮住了她的嘴。“这是二号腮红，”女销售道，“给你脸上增添些好气色。”

麦蓝达点点头，朝柜台上一只可翻转的镜子里睨了自己的倩影一眼。她有一双银灰的眼睛，皮肤雪白如玉，由咖啡豆颜色的浓密而光亮的头发衬托，使她在别人眼里即便不说是美艳，也够引人注目了。她的头是细窄的，尖尖的呈鸡蛋形状。她脸蛋也是细窄的，鼻孔同样细小，像给晾衣夹夹住了似的。现在，她双颊生辉，艳若桃花，黛眉之下，双眸烟视。她的唇晶莹透亮。

男士也照了照镜子，飞快擦去鼻尖上的油膏。他是哪儿的人呢？麦蓝达猜测。她想他也许是西班牙人，也许是黎巴嫩人。他又打开另一只大口瓶，自言自语道：“这个闻着像菠萝。”从他讲话的口音里，她几乎捕捉不到太多的暗示。

“今天还要其他什么吗？”女销售接过麦蓝达的信用卡，问道。

“不啦，谢谢。”

女销售用红色软纸层层叠叠包起脸霜：“这个产品，包你满意。”麦蓝达签名时手有些颤抖。男士依旧站着不动。

“我往购物袋里放了一支新款眼霜的样品。”女销售又说，把小小的购物袋递给麦蓝达。她将信用卡顺柜台推向麦蓝达时，瞥了一眼上面的名字：“再见，麦蓝达。”

麦蓝达迈步走开。一开始，她走得很快。可当她意识到那道门是通往下城十字区的出口，便放慢了脚步。

“你名字的一部分是印度名字。”男士说。追上了她的脚步。

他在一只堆叠着毛衣、饰以松果和天鹅绒蝴蝶结的圆货台前止步，她也跟着停下，说：“麦蓝达？”

“麦蓝，我有个姑妈叫麦蓝。”

他名叫德夫，就在街那头的一家投资银行上班。他讲这话时，脑袋冲火车南站方向歪了歪。他是第一个留小胡子但让她觉得相当英俊的男子，麦蓝达这样想。

他俩并肩走着，穿过卖廉价皮带、提包之类的小货亭，一同走向公园街地铁站。隆冬一月凛冽的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她伸手到大衣口袋摸乘车代币，目光落在他的购物袋上。“那是给她买的？”

“给谁？”

“你姑妈麦蓝？”

“给我太太的。”他咕哝一句，声音轻而慢，却直视麦蓝达的眼睛不放。“她要回印度几星期，”他转了转眼睛，“她对这些东西有瘾。”

* * *

他太太不在，似乎什么事情都没太不对头。一开始，麦蓝达和德夫几乎每晚都在一起。他跟她解释他不能待在她这里一夜不归，因为他太太天天早晨六点从印度打电话过来，那正是印度下午四点钟。他不得不每天凌晨两三点，有时最迟拖到四点离开她的公寓，驱车回城郊自己家。白天，他几乎每小时都打电话给她，不是从公司就是从手机。后来他摸清麦蓝达的作息，便每天傍晚五点半给她的公寓电话留言，那时她正搭乘地铁往家赶；他说，这样她脚一踏进家门，就可以听见他。“我想你，”他对着录音电话说，“等不及看到你！”他说他喜欢在她的公寓里消磨时光，尽管厨台窄得像只面包箱，尽管擦痕累累的地板微微倾斜，尽管一按楼下门铃发出的声音总叫人不顺耳。他又说他很佩服她只身来到举目无亲的波士顿，而不留在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大学的密歇根。麦蓝达觉得这不值一提，正是为这原因她才搬来波士顿的。他摇摇头，“我明白孤独的滋味！”他说，蓦地严肃起来。那种时候，麦蓝达体会到了他对她的理解：理解她独自搭乘夜车的落寞——在她形单影只看完电影之后；在她一个人去书店浏览杂志之后；在她和莱克丝米去喝酒，而莱克丝米总在一两小时后就赶着去奥尔瓦夫地铁站会她丈夫之后。那些不太严肃的时候，德夫说他喜欢她比身体还长的长腿，第一次她赤身裸体走过房间时，他就观察到了。他躺在床上欣赏着她，“你是第一个，”他告诉她，“第一个我见过的女孩，有这么长的腿。”

德夫是第一个跟她说这个的男人。不像她大学里约会的毛头小子，他们只不过是她高中约会的青皮小孩的壮一号、大一号的翻版，而德夫是第一个总掏钱付账单，替她拉门，在饭店里越过餐桌亲吻她手的男人。他是第一个献给她大捧鲜花的男人，鲜花多到得分插进她所有的六只茶杯里去。德夫是第一个做爱时一遍遍唤她名字的男人。认识德夫才几天，麦蓝达就开始想要在她的小隔间里也钉一张和德夫的合影，就如莱克丝米和她丈夫在泰姬陵前的留影一样。她没把德夫的事告诉莱克丝米。她谁都没告诉。要说她曾经起过念头把这事告诉莱克丝米，多少因为莱克丝米也是印度人。可这些天，莱克丝米老是不离电话，和表姐谈心，她表姐仍愁卧病榻，那个丈夫仍远在伦敦，儿子仍旷课在家。“你一定得吃东西！”莱克丝米命令说，“你千万不能病倒。”她不是和表姐打电话，就是和丈夫打电话，现在讲话比较简短，以争吵晚餐到底吃鸡还是吃羊告终。“对不起，”麦蓝达听见她一度抱歉说，“这事简直快让我发疯了！”

麦蓝达和德夫从不争吵。他俩去五分钱游乐城看电影，从头至尾不停地亲吻。他俩到戴维斯广场吃手撕烤猪肉和玉米饼，德夫将纸餐巾像西装丝巾似围在自己的衬衣领口。他俩去一家西班牙餐厅的吧台喝桑格利亚汽酒，头顶上悬着一只开口笑的猪头偷听他们的私语。他俩还去波士顿艺术馆，为她卧室挑选了一幅莲花印画。一个星期六下午，在市交响乐厅听完下午场音乐会，他把她带到城里一个他心仪的去处——基督教科学中心的地图馆，他们站在四壁用发亮彩色玻璃筑成的、形状如地球的穹窿之下，乍一看还以为是站在地球之外呢。展厅中央横架一座透明桥，站在桥上，又让人似乎觉得是站在世界的核心。德夫指着泛红光的、比《经济学人》上的地图不知精细多少倍的印度版图，他向她解释这里地图上的好多国家都已和实际的不一样了，连名字也已改掉，譬如暹罗，意大利的索马里兰等等。地球上的海洋蓝得如孔雀胸羽，呈示着两种色泽，以示水之深浅。他还指给她看地球上的最低地：在马里亚纳群岛，下陷七英里。他们从小桥上望出去，脚下是南极群岛；他们引颈仰视，头上高悬一只巨型金属星。德夫说话时，他的声音在玻璃四壁跳跃回荡，时而高扬，时而轻柔，时而落在麦蓝达的心里，时而从她耳旁逃逸过去。来了一群观光客迈步上桥，他们清嗓子的声音像通过麦克风似的清晰可辨。德夫解释说那是由于声学原理。

麦蓝达找到了伦敦，莱克丝米的表姐夫和飞机上邂逅的女孩逍遥的伦敦。她纳闷，不知道德夫的妻子会在印度的哪座城市里。麦蓝达到过的最远的地方是巴哈马，那时她还是个小孩子。她顺玻璃球面巡视一圈，没找着那地方。等那群观光客纷沓而去，又只剩下她和德夫两人，他叫她站到桥的一端去。他告诉她，尽管隔着三十英尺，他们能听见彼此之间的耳语。

“我不相信！”麦蓝达说。这是她进入展厅后第一次开口说话。她顿觉耳朵里装上扩音喇叭似的。

“去，试试！”他催她，自己一边往后退回他这端的桥头。他压低声音至耳语：“说点什么。”她看着他嘴唇嚅动，同时听见了他的话，清晰地感觉到那耳语钻入冬衣，激荡着她，如此贴近，暖得她浑身发烫。

“喂。”她耳语道。不知该说什么。

“你很性感！”他耳语道。

* * *

接下来那星期的一天工作日里，莱克丝米告诉麦蓝达，她表姐夫拈花惹草不是初犯了。“表姐决定等他回心转意，”另一天下班打点准备回家时她又讲，“她说是为了儿子。她甘心为孩子原谅他。”莱克丝米关电脑，麦蓝达等着她。“他会连滚带爬回来的，她就让他回来。”莱克丝米说着摇摇头。“要我的话，没门儿！要是我丈夫多瞟别的女人几眼，我马上换门锁！”麦蓝达瞅着莱克丝米小隔间墙上的照片。长凳上，他手臂勾着她肩，膝盖靠向她。莱克丝米转脸问麦蓝达：“你难道不会？”

她点点头。德夫太太明天就从印度回来了。下午他拨电话到麦蓝达办公室，说得去机场接太太。他保证一有机会就跟她打电话。

“泰姬陵什么样子？”她问莱克丝米。

“人世间最浪漫的去处，”莱克丝米的脸被记忆照得熠熠生辉，“一座永恒的爱情纪念碑。”

* * *

德夫去机场时，麦蓝达则去了法尔灵地下商场，添购她认为的情妇必备。她找到一双袢扣细巧得跟小婴儿牙齿一般的高跟鞋。她拿了一件镶月牙边的缎子吊带裙和一件齐膝丝绸睡袍。她还要了一双完全不同于平素上班穿的、嵌着一纹细线的闪光丝袜。她晃悠在衣柜之间，翻遍衣物堆，摸尽挂衣架，终于发现一件鸡尾酒晚礼服，那晚礼服有细链背带，面料银亮飘逸，和她的灰眼睛相映生辉。她挑选着这些东西，心里惦念着德夫，惦念着他在地图馆对她说的话。这是第一次男人说她性感。她闭上双目，依然能感觉他的耳语渐渐流过她的身体，激荡着她。她走进四壁嵌玻璃镜的试衣大通间，在一个面孔油亮、卷发凌乱的年长妇人边上找到一处空位。妇人光脚丫，只穿内衣裤，手指上套着一件黑网扣紧身衣。

“别忘记检查有没有走丝。”妇人指点道。

麦蓝达取出月牙边吊带裙，在胸前比试着。

妇人点头啧啧称是：“嗯，好看！”

“这件呢？”她又举起银色鸡尾酒晚礼服。

“没得说，”妇人讲，“他马上就想脱你衣服！”

麦蓝达开始在心里想象他俩去南市区那家曾一起去过的饭店的情景：她身穿这件晚礼服，德夫则西装革履，隔桌亲吻她的手。记得那次，德夫要了鹅肝酱，还要了一份用树莓和香槟做的汤。可是接下来一次德夫来看她，却一身运动服，那是他们分别数天之后的一个星期日下午。他太太回来后，他找了个借口，说每星期日要开车进波士顿城里，沿查尔斯河跑步。第一个星期日，麦蓝达穿着那件齐膝睡袍，开门迎他，他却什么也没留意到；穿着运动裤球鞋的他把她抱到床上，一言不发进入了她。完事后，她套上睡袍去房间那头给他拿一只碟子盛烟灰，他却抱怨说她的睡袍挡了他观赏她的长腿，要她脱掉。于是下一个星期日，她不再穷折腾。她换上牛仔裤。她把这内衣塞进抽屉深处，塞到短袜和平日穿的内衣后面。银色晚礼服则挂在壁橱里，标签从折缝里垂挂下来，晃悠晃悠。晚礼服的细链背带总是从金属衣架上滑落，到了早晨，在地板上堆作一团。

可是，麦蓝达依然眼巴巴等待每个星期天。那些星期天早晨，她跑去小熟食铺子买一条法棍面包和一小盒一小盒德夫爱吃的东西，腌鲱鱼，土豆色拉，意大利软芝士什么的。他们用手抓鲱鱼，把面包撕开来，窝在床上吃。德夫跟她聊童年旧事：他放学回家，喝一杯用托盘端上来的芒果汁，穿一身雪白去湖边玩板球。十八岁时，由于一段所谓的“非常时期”，他被送去纽约上州的大学就读，花了好几年才跟上电影里的美式口音——他受的好歹是英式教育！他边说边抽烟，连抽三支，将烟蒂掐灭在床边小碟子里。他有时也询问她一些问题，比如，她统共有过多少情人（三个），什么时候经历第一次（十九岁）。吃过午饭，他们便在面包屑窸窸窣窣的床上云雨欢爱一番；而后，德夫要眯上十二分钟。麦蓝达还从没见过要午睡的成年人，德夫说他在印度从小到大一直如此，印度天气太热，所以人们得等太阳下山才出门。“再说，这样我们可以一块儿睡一睡。”他调皮地嘀咕一句，臂膀像一圈儿大手链，环绕她的身体。

只是麦蓝达根本无法入睡。她一会儿瞧瞧床头柜上的钟点，一会儿脸在德夫的手指上蹭蹭，一会儿又将他的手指和她的十指交缠，他每根手指关节的位置都长了六根汗毛。挨过了六分钟，她脸转向他，哈几口气，叹息两声，伸个懒腰，看看他是否真睡。他总是实实地睡着。他呼吸时，皮肤下肋骨清晰可见，肚腹开始有点儿发福了。他不喜欢自己肩膀上的汗毛，可麦蓝达觉得他无可挑剔，她断然拒绝把他想成其他任何模样。

十二分钟一到，德夫便睁开眼睛，好像一直就醒着似的，朝她笑笑，一派心满意足的神情，麦蓝达多么神往他那种心满意足啊。“唔，一星期最舒坦的十二分钟。”他吁一口气，伸手往她小腿肚抚摸过去。然后从床上一骨碌弹起来，套上运动裤，系上鞋带。他去洗手间用食指刷牙，去除口中烟味儿；他告诉她所有印度人都会这个刷牙招数。跟他吻别时，她有时候会从他头发里嗅到自己的气味。可她晓得他编的那个理由：他跑了一下午，回家进门第一件事，当然是得冲个澡。

* * *

除莱克丝米和德夫外，麦蓝达认识的唯一的印度人是小时候一家名叫笛戈西特的邻居。那时每天傍晚，笛戈西特先生身着平日穿的衬衫长裤，在蜿蜒曲折的社区小径上跑步，他唯一愿意装备上的运动行头是一双廉价“卡仔”运动鞋；邻里的小孩包括麦蓝达都觉得既滑稽又新奇，唯有笛戈西特家的小孩不以为然。一到周末，这一家人——父亲母亲，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叠罗汉似的挤进他们家的车里，不知跑去哪个鬼地方去了。街坊的爸爸们抱怨笛戈西特先生不好好给草地浇水，不按时耙落叶，他们一致认为笛戈西特先生家的房子是唯一一家用维尼伦材料做侧墙板的住宅，给美丽社区抹了黑。街坊的妈妈们从不邀请笛戈西特太太参加她们在阿姆斯特朗家游泳池边的聚会。等校车时，只要笛戈西特家小孩站在一边，其他一群小孩就会悄声说“笛戈西特跌个屎”，爆发一阵哄笑。

有一年，笛戈西特家的女孩过生日，邀请了街坊邻里的所有小朋友。麦蓝达记得他们家有一股浓重的熏香和洋葱味儿，门口一堆鞋。印象更深的是一块枕头套大小、用木轴悬挂在楼梯口的布。那是一幅裸女画，女人一张骑士盾牌形状的赤脸。她眼睛翻白，斜向太阳穴，眼白极多，眼珠仅剩两个小黑点儿。往下，有两只圆圈，居中画着相同的小黑点儿，意思是她的乳房。她一只手挥舞一柄短匕首，一只脚踩住一个挣扎在地的男人。她身上缠着一串血淋淋的人头，像一串爆玉米花项链。她朝麦蓝达吐出一条舌头。

“这是女神迦俐。”笛戈西特太太和颜悦色解释道，同时把木轴扶扶正。她双手满是散沫花染料绘上去的令人眼花缭乱的Z字形图案和星星。“请这边来，开始吃蛋糕了！”

麦蓝达那时才九岁，怕得不敢去碰蛋糕。接下来好几个月，她连走笛戈西特家这边的人行道都怕。这条路她每天得经过两回：上学去车站，放学回家。有一阵子，她经过笛戈西特家门时就屏住鼻息，一直到邻家草坪才松一口气，就跟她坐校车经过墓地一样。

现在这些事情让她难为情。现在当她和德夫做爱时，麦蓝达闭上双目，眼前浮过的是沙漠、象群，还有圆月之夜漂泊于湖水之上的大理石楼阁亭台。一个星期六，她无所事事，便一直步行到了中心广场，走进一家印度餐馆，要了一份坦度里泥炉烤鸡。她边吃边试着记住写在印度菜单下方的短语，如“美味”，“水”，“请要账单”什么的。那些短语没能在她脑子里生根，所以她时不时跑去剑漠广场一爿书店的外国语区，在“自修”书系里自学了孟加拉字母。有一次她差不多可以试着将自己名字里的印度语部分——“麦蓝”转译抄进通讯录，又觉得那些字的方向很别扭，不该收笔时却要收，不该落笔时却要落，不该转弯时却要转。照着书本的箭号指示，她自左向右画了一道横线，将字母悬挂在下面，一个字母更像数码，另一个又似歪倒一边的三角形。她折腾了好几回才将她的名字照书本依样画葫芦地画了下来；尽管如此，她仍吃不准，不知写出来的是“麦蓝”还是“麻蓝”。对她来说那实在是鬼画符，可在世界某个地方，它意味着某种特定意思；想到这，她有点儿吃惊。

* * *

工作日里还凑合，上班够麦蓝达忙的。她开始和莱克丝米出入拐角新开张的印度馆子吃午餐，莱克丝米总在那时向她报告表姐婚姻的最新消息。有时候，麦蓝达想换个话题，可这念头让她想起在大学时的一次体验——有一次，她和男朋友在一家拥挤的煎饼屋拿了煎饼没付账，拔脚溜走，他们只想试试能不能逃脱。可是除此之外莱克丝米闭口不谈其他事儿。“换成我，就直奔伦敦，把那两个一块儿崩掉。”有一天她宣布。她一把将印度面包一撕为二，蘸进酸辣酱。“弄不懂她怎么能这样等！”

不错，麦蓝达知道怎么等。暮色降临的时候，她坐在饭桌旁，拿透明指甲油一层一层涂描指甲，直接从搅拌碗里吃色拉，看电视，等待星期天。星期六最是黯淡！挨到星期六，好像星期天永远不会来临。有个星期六已经很晚，德夫打电话来，她听见电话背景里人声嘈杂，问他是不是在音乐厅。可他却从城郊的家里打来。“我听不太清楚你的话，”他说，“我们有客人。想不想我？”她目光落在电视屏幕上，正播一出情景喜剧，电话铃响时她拿遥控把声音掐掉了。她心想他大概在楼上某间屋子，一手捏门把，对着手机悄声说话，楼道上满是客人。“麦蓝达，你想不想我？”他又追问。她告诉他她想。

翌日德夫来的时候，麦蓝达问他太太长什么模样。她很紧张，不知如何开口，等他抽完最后一口烟，将烟屁股重重掐灭在小碟子里，她才问。她担心他俩会吵起来。而德夫对她的问题并不意外。他一边往饼干上抹烟熏白鲑，一边告诉麦蓝达，他太太酷似孟买影星麦荷黎·笛戈西特。

一瞬间，麦蓝达的心怦地停止跳动。但不可能，笛戈西特家女孩的名字和女影星的不一样，笛戈西特家女孩的名字是“珮”打头，可麦蓝达还是疑惑，女影星和笛戈西特家女孩会不会是亲戚？那女孩相貌平平，读高中时还紧扎两根辫子。

隔了几天，麦蓝达去了中央广场附近的印度人杂货铺，那儿兼租录像。推门进去，丁零当啷，铃声盈耳。是晚餐时间，她是店里唯一的顾客。店堂角落的电视里正放录像，一排穿扎脚宽松女裤的年轻女子在海滩上齐刷刷扭摆着屁股。

“要点什么？”站在收银机旁的男人问道。他在吃一只咖喱角，正从纸盘里蘸一种深色的调料。齐腰的玻璃柜台下，有几盘胖鼓鼓的咖喱角；有几盘印了锡箔、看上去白白的、菱形的、牛奶软糖似的东西；还有几盘浮在糖浆上色泽鲜亮的橘色糕点。“录像带？”

麦蓝达翻开自己记着“麦霍黎·笛戈西特”的通讯录。她在柜台后面货架上的录像带里翻找这个名字。她瞧见女人们穿着卡在臀部的低腰裙，印花大手帕似的，在双乳间扎个结的上衣。有的斜依石墙，有的傍树而立。她们眼圈青黛，长发乌黑，妖娆美艳，美艳得如同那些海滩上的舞蹈女子。她知道了，麦荷黎·笛戈西特也一定是美艳的。

“小姐，我们有带字幕的录像。”男人又说。他飞快地将手指往衬衫上揩了揩，抽出三盘带子。

“不麻烦，”麦蓝达说，“谢谢你，不用。”她在小铺子里转悠，货架上列着一排排没贴标签的袋装罐头，冰柜里塞满了一袋袋小薄饼和她不认识的菜蔬。她唯一认得的是铁架上一袋接一袋的辣味杂拌小零食，莱克丝米老吃的那种。她打算买几包带给莱克丝米，又犹豫不定，怎么跟莱克丝米解释她为什么跑进印度人杂货铺？

“非常辣！”男人说，晃晃脑袋，上下打量着麦蓝达，“太辣，你怕不行。”

* * *

到了二月份，莱克丝米表姐夫还没回心转意，他回过一次蒙特利尔，和老婆汹汹大吵两星期，卷了两只箱子又飞回伦敦去了。他要离婚！

麦蓝达坐在小隔间里，耳朵里灌入莱克丝米跟表姐絮叨天涯何处无芳草的道理：这世上不乏更好的男人，耐心等等，会柳暗花明的。第二天，表姐说她打算带儿子去加利福尼亚父母那儿休养复原。莱克丝米让表姐安排一个周末，好在波士顿中途小住几天。“多换换环境对你有好处，”莱克丝米轻声软语一再坚持，“再说，我有几年没见到你了呀！”

麦蓝达怔怔地盯住自己的电话，指望德夫会打电话来。上次和他通话后，已有整整四天。她听见莱克丝米打查询台，问一家美容院的号码。“要舒心服务。”她要求道。她预约了按摩，美容，修手修脚。她又在四季酒店预订了午餐座位。莱克丝米一心要让表姐振作精神，却把她侄子忘得一干二净。她用指关节笃笃叩了叩隔挡板。

“你星期六忙不忙？”

* * *

男孩很瘦。他背着黄背包，盖住了整个背，灰色人字呢裤子，红鸡心领毛衣，黑皮鞋。他留着厚厚的刘海，差不多盖着眼睛了，眼睛下面一圈儿黑。麦蓝达第一眼就注意到了：黑眼圈儿使小孩看上去憔悴而疲惫，像过量抽烟，缺乏睡眠。事实上他才七岁。他紧抱着一本线圈装订的素描簿。他名字叫路欣。

“考我一个首都！”他仰头望着麦蓝达，说。

她也望着小孩。是星期六一大早八点半。她啜饮一口咖啡：“一个什么？”

“一种游戏，他玩了一阵儿。”莱克丝米表姐解释道。她很瘦，跟儿子一样；长脸黑眼圈，也跟儿子一样。铁锈红的大衣沉重地挂在她肩头。她的鬓发中夹着几绺银丝，整头黑发芭蕾演员似的拢在后脑勺。“你说一个国家，他告诉你这个国家的首都。”

“要是你在车上听见他的话就好了，”莱克丝米说，“他已经把整个欧洲都装进脑子里啦！”

“这不是玩游戏！”路欣说。“我要和学校里另一名男生比赛。我们比谁能记住所有首都。我要把他打败！”

麦蓝达点点头。“唔，印度首都是什么？”

“没意思！”他大步流星走开了，手臂晃荡晃荡，像个玩具兵。他又迈着大步走到莱克丝米表姐跟前，拽着她大衣口袋：“问我一个难的。”

“塞内加尔。”她说。

“达喀尔！”他旗开得胜地欢呼一声，开始绕圈子奔跑，一圈比一圈大，终于跑进厨房。麦蓝达听到他拉开又砰上冰箱。

“路欣，别乱碰乱摸，先问大人。”莱克丝米表姐嚷嚷，声音有些吵人。她对麦蓝达挤出一个微笑：“别担心，过几小时他就该困了。多谢你看管他。”

“三点回来。”莱克丝米说着，和表姐消失在走道里。“我们得赶紧去挪车了。”

麦蓝达闩上门链。她走进厨房找路欣，可他已经钻到客厅里，屈腿跪在餐桌边一张折叠扶手椅中。他拉开背包，将麦蓝达装修甲用具的篮子推在一边，把自己的蜡笔摊满桌子。麦蓝达站在他背后。她看他捏着蓝色蜡笔画了一架飞机轮廓。

“画得好。”她说。他不吱声，她便去厨房往杯里添咖啡。

“给我来一点儿。”路欣喊。

她回到客厅：“来一点儿什么？”

“咖啡。壶里好多，我看见的。”

她走到桌边，在他对面坐下。他时不时探身到几乎站起来，去够不同颜色的蜡笔，折叠扶手椅坐垫居然没怎么陷下去。

“小孩子不可以喝咖啡！”

路欣俯身凑到素描本上，他瘦小的前胸和肩胛马上擦着纸面了，他脑袋一歪，“空姐就让我喝！”他说，“她加了牛奶，还有好多好多糖。”他挺起小身体，素描本上便露出画在飞机边上的女人脸。她头发很长，两只眼睛像星星。“她头发更光亮，”他想了想后，又说，“我爸爸也在飞机上碰到一个漂亮女的。”他定睛望着麦蓝达。看着她一口一口喝掉咖啡，他的脸跟着黯淡下去。“给我一点点咖啡都不行吗？求求你。”

尽管他脸上是沉静而哀怜的表情，麦蓝达还是怕他是个会闹脾气的小孩。她想象他用皮鞋踢她，哭闹着要咖啡，一直哭闹到他母亲和莱克丝米回来接他……她跑进厨房，照他说的兑了杯咖啡。她挑了只自己不在乎的杯子，即使被他摔碎也无妨。

“谢谢你。”她把咖啡放到桌上时，他说。他用两只手牢牢捧住杯子，啜了几小口。

他画画，麦蓝达陪他坐了一会儿。她刚想要涂一层透明指甲油，他就有意见了。他从背包里抽出一本平装世界年鉴，要她考他。国家按洲排列，一页上有六个国家，首都印成黑体字，下面跟着简短的人口、政府和其他统计数字。麦蓝达翻到非洲部分，顺着一个个念下去。

“马里？”她问。

“巴马科。”他飞快回答。

“马拉维？”

“利隆圭。”

她想到在地图馆看到的非洲，大部分是绿的。

“再问再问。”路欣说。

“毛里塔尼亚？”

“努瓦克肖特。”

“毛里求斯？”

他卡壳了，眯细眼睛，闭上又睁开，有点受挫的样子：“我记不得了。”

“路易斯港！”她告诉他。

“路易斯港。”他一遍一遍念叨，声音低低，卡在喉咙里，念经似的。

他们做完非洲部分最后一个国家时，路欣说他想看卡通片，要麦蓝达和他一起看。卡通片放完，他尾随她到厨房，她加煮咖啡，他就站在她身边。几分钟后，她上厕所，他没跟进去。但她一开门冷不丁吓了一跳，发现他正站在门外。

“你要尿尿？”

他摇摇头，可脚踏进了卫生间。他放下马桶盖子爬上去，在洗脸池上方窄小的玻璃柜里翻看，里面是麦蓝达的牙刷和化妆品。

“这派什么用场？”他拿起一管眼霜样品问，是她和德夫相遇的那天得来的。

“浮肿就用它。”

“什么叫浮肿？”

“这儿。”她指了指，解释道。

“哭过后吗？”

“我猜是的。”

路欣拧开软管，嗅了嗅，往指尖挤了一小滴，涂抹在手上。“刺刺的。”他将手背左看右看，好像在等着它变颜色。“我妈妈的就浮肿。她说是感冒，其实是哭的，有时哭好几个小时呢。有时一哭就哭过吃晚饭了。好几次她哭得太厉害，眼睛肿得像牛蛙。”

麦蓝达想是否该弄些东西给他吃。她在厨房里搜罗出一包米饼干，一些生菜。她问他想不想去熟食铺买东西吃，路欣却说他肚子不太饿，他拿了一块米饼干。“你也吃一块。”他说。他俩在桌边坐定，中间放着米饼干袋子。他将素描本翻到一页没用过的：“你画。”

她挑了支蓝蜡笔：“画什么呢？”

他想了想，说：“我知道啦！”他要她把客厅里的东西画下来：沙发，几把折叠扶手椅，电视机，电话。“这样我才能记住。”

“记住什么？”

“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呀。”他又伸手抓了一块米饼干。

“你为什么要记住它呢？”

“因为我们以后再也不会碰到，再也不会。”

如此准确的表达让她惊诧。她盯着他看，感到一阵浅浅的哀伤。而路欣看上去并不哀伤。他拍了拍本子，“画呀！”

她尽最大努力开始画——沙发，几把折叠扶手椅，电视机，电话。他蹑手蹑脚凑近她，近到几乎看不真切她画什么了。他将棕褐的小细手搭在她手上，“现在轮到我了。”

她将蜡笔递给他。

他摇摇头：“不是，轮到画我了。”

“我画不了，”她讲，“画出来不像你！”

忧郁又开始在路欣脸上蔓延开来，就跟刚才他要咖啡她拒绝给他一样。“求求你？”

她画他的脸孔，勾勒他头的轮廓，加上他浓密的前刘海。他坐着，纹丝不动，带着些拘谨、愁苦的表情，眼睛死死盯向一侧。麦蓝达很想把肖像画得像他。她的手随她的视线有点茫然地移动着，像那天在书店尝试着把自己的名字转写成孟加拉文。可是一点不像他。她画到他鼻子时，他从椅子上扭来扭去扭下地了。

“没劲！”他高声说，朝她卧室跑。她听见他开门，一个个拉开抽屉，又关上。

她跟进去，他人已在壁橱里。一会儿他钻了出来，头发弄得蓬乱，手拿银色晚礼服，“这在地上。”

“从衣架上滑下去的。”

路欣打量了一眼晚礼服，又打量了一眼麦蓝达：“穿上。”

“你说什么？”

“穿上。”

没理由穿它。自从离开法尔灵地下商场的试衣室，麦蓝达再也没穿过它，只要她和德夫继续保持往来，她是不会有机会穿它的。她明白，他俩再也不会去餐馆，他也不会隔着餐桌亲吻她的手。他们只能在星期天，他穿着运动裤，她穿着牛仔裤，在她的公寓幽会。她从路欣手里接过晚礼服，尽管这种轻飘飘的面料从不起皱，她还是将它抖了抖。她伸手往壁橱里翻找空衣架。

“穿上试试，求求你。”路欣央求。他冷不防跑到她背后，把脸依偎着她，两条小细胳膊缠绕了她的腰。“求求你？”

“好吧！”她说，暗自惊讶这两条小细胳膊还居然那么有力气。

他满意了，笑了，坐上床沿。

“你得等在外面。”她指指门外。“我穿好了就出来。”

“我妈妈总是当着我面脱衣服的。”

“真的？”

他点点头：“完了她也不把衣服收拾起来。她就让它们落在床边地下，都皱巴巴的。”

“有一天她睡在我屋里呢，”他继续说，“她说爸爸又不在了，我的床要比她的舒服。”

“我不是你妈妈！”麦蓝达双手抓住他的胳肢窝，把他从床边提将起来放在地上，他乘势赖下去，她一把将他捉起。他比想象的要重。他缠住了她，他双腿紧紧夹住她胯部，脑袋依偎在她胸前。她把他放在过道上，关紧了门，又加倍小心地拴了门闩。她穿上晚礼服，在门背后挂着的全身穿衣镜前照了照，脚上的小短袜看上去挺傻气。她拉开抽屉，找到了丝袜。她在壁橱里搜寻，穿上了那双袢扣细小的高跟鞋。晚礼服的链带轻得就跟别纸的回形针一样搭在她锁骨上，穿在身上轻微晃荡。她自己拉不上拉链。

路欣敲着门：“我可以进来了吗？”

她敞开门，路欣双手捏着那本年鉴，喉咙里咕噜咕噜念着什么。他一看见她，眼睛睁得老大。“帮我拉上拉链。”她说着，坐到床沿上。

路欣将拉链拉到顶端，接着麦蓝达站直了身子，一个旋转。路欣放下年鉴。“你很性感。”他郑重其事地说。

“你说什么？”

“你很性感。”

麦蓝达又坐下。虽然她明白这话并没什么意思，可心跳还是咯噔停顿了一下。路欣大概把所有的女孩都称作“性感”。他或许从电视里听过或杂志封面上见过这个词。然而，她却记起那天在地图馆和德夫隔桥相望。那时，她想她明白他话中的意思。那时，这些话是有意思的。

麦蓝达抱起双臂瞪着路欣。“说说看。”

他一声不吭。

“是什么意思？”

“什么呀？”

“‘性感’这词，是什么意思？”

他瞅着地下，突然害臊了。“我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不能？”

“那是秘密。”他抿紧双唇，咬得发白。

“把秘密说出来我听听，我要听。”

路欣坐在床沿麦蓝达身旁，开始用鞋后跟踢床垫，他神经质地咯咯笑起来，瘦小的身体像有人挠痒痒似的抽搐。

“告诉我！”麦蓝达命令道。她弯下腰抓住他脚踝，不许他双脚乱动。

路欣注视着她，眼睛眯成一条缝。他挣扎着想踢床垫，可被麦蓝达压住了。他的背像一块硬板，直挺挺顺势倒在床上。他用两只手拢住嘴巴，然后压低声音说：“意思是喜欢上一个陌生人。”

麦蓝达感到路欣的话就像德夫的话那样，激荡了她。然而，她没有浑身发烫，而是一阵发麻。她想起那天在印度人杂货铺，她不用再看什么照片就能想象德夫太太酷似的影星麦荷黎·笛戈西特是何等美艳，那时她就这样浑身一阵发麻。

“我爸爸就这么干，”路欣继续说，“他坐在一个陌生人边上，一个性感的人，他现在喜欢那个人，不要我妈妈了。”

他脱去鞋子，把两只鞋并排摆在地下。他掀开被子一角，抱着年鉴，钻进麦蓝达的被窝。一分钟后，书从他手里滑落，他眼睛闭上了。麦蓝达看着他睡去，被子随着他的呼吸一起一伏。他不像德夫十二分钟就醒过来，二十分钟还没醒。她脱下银色晚礼服，套上牛仔裤，将高跟鞋塞进壁橱深处，卷起连裤丝袜，藏入抽屉里面，而他眼睛一直闭着。

她收拾了所有的东西，末了，她坐回床上。她俯向他，近到清晰地看见他嘴角沾着的米饼干白粉末儿，她顺手拿起年鉴。她一边翻动书页，一边开始想象在蒙特利尔家里，路欣无意中听见父母的争吵。“她是不是很漂亮？”他母亲问他父亲，身上一件好几星期没换的浴衣；麦蓝达自己的俏脸露出鄙夷来。“她性感吗？”他父亲开始矢口否认，想换个话题。“告诉我，”他母亲尖叫，“告诉我她是不是很性感！”他父亲终于招架不住，承认她很性感，他母亲便躺在床上哭啊哭，躺在乱七八糟一堆衣服里，眼睛哭得如一只牛蛙。“你怎么能这样！”她哀求他，啜泣着。“你怎么能喜欢上一个陌生女人！”

麦蓝达想着想着，自己心酸落泪了。那天在地图馆，所有的国家都近在咫尺，伸手可触，而德夫的声音在玻璃壁上跳跃震荡。三十尺开外，在悬桥的另一端，他的话钻进她耳朵，如此贴近，如此温柔，好多天都让她眼热心跳，激动不已。麦蓝达哭出声来，止也止不住。可路欣仍熟睡着。她想他已经习惯了，习惯了女人的哭声。

* * *

到了星期天，德夫打电话告诉麦蓝达他正要出门来看她。“我差不多准备停当，两点到那儿。”

她正看电视里的烹调节目。一位女士指着一溜苹果，解释哪些最合适烘焙。“今天你别来了。”

“为什么不？”

“我有点儿着凉。”她编了个谎。不过这谎没太离谱。她哭得塞了鼻子。“我整个早晨都在床上躺着。”

“你听上去鼻子嗡嗡的。”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要不要什么东西？”

“不需要，我都有。”

“多喝水。”

“德夫？”

“听着呐，麦蓝达？”

“你还记得那天我们去地图馆吗？”

“当然！”

“你还记得我们怎么相互耳语吗？”

“我记得。”德夫调皮地耳语。

“你还记得你说了什么吗？”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一下。“我去你那儿吧，”他轻轻一笑，“下星期天？”

就在前一天，麦蓝达还边哭边想，她相信这一切她这辈子是绝对不会忘记的，即便是她名字写成孟加拉文的样子，她也不会忘记。她在路欣身边昏沉沉睡了过去，等她醒来，他正在她捡回来藏在床下的《经济学人》杂志上画飞机。“谁是德夫杰特·米特拉？”他指着杂志上的地址标签，问。

麦蓝达想，穿好运动裤、运动鞋的德夫，对着电话嘿嘿一笑。过一会儿，他就会下楼跟太太守在一起，告诉太太他不去跑步了。活动手脚时扭了肌肉，他会这么说，然后定下心来读报纸。麦蓝达身不由己，她还是那么渴念他。她纵容自己再拥有一个和他相会的星期天，她想，或许两个。然后，她就会告诉他，从头到尾她心里都是清楚那些事情的：对她本人、对他太太都不公平，她们俩都应该得到更美好的东西，没必要这么一拖再拖。

然而接下来的星期天下起雪来，雪大得德夫不可能跟太太说要沿查尔斯河跑步。再下一个星期天，积雪融化了，可麦蓝达约了莱克丝米一起去看电影，她把这个计划在电话上告诉德夫，他没让她取消约会。第三个星期天，她早早起床，出门散步。天气晴冷，她沿联邦大道一直走，经过德夫吻过她的餐馆。她一路走到基督教科学中心。地图馆还关闭着，她就在附近买了杯咖啡，在教堂外的广场上找了张长凳坐下来，凝望着教堂巨大的廊柱、宏伟的穹窿，凝望着明净的蓝天，蓝天正从这座城市上空铺展开去。

森夫人

九月份开学以后，艾略特就一直去森夫人家，都快一个月了。去年照看他的是一个叫阿比的女大学生。阿比细细瘦瘦的个子，脸上有些雀斑，她读一些封皮没有图画的书，从来不肯为艾略特做任何带肉的饭菜。更在这之前，一位年长的女士，林登夫人，每天下午在家等他放学回来，她让艾略特玩他的，自己则啜着暖杯里的咖啡，解她的纵横字谜去了。阿比获得学位以后去了另一所大学；而林登夫人呢，到头来却给炒了鱿鱼——她暖杯里装的不是咖啡而是威士忌，让艾略特的母亲发现了。森夫人的出现，是在一份用圆珠笔工工整整写就的广告里，那是一张索引卡片，钉在超市的外头：“教授夫人，负责任，有爱心，在家照看您的孩子。”在电话里，艾略特的母亲告诉森夫人，以前的保姆可都是上门看孩子的。“艾略特十一岁了，他可以自己吃自己玩。我只需要家里有个大人，万一出什么事也好照应。”可是森夫人不会开车。

* * *

“你看，孩子来我们家，又干净，又安全。”他们第一次面谈的时候，森夫人这样说。这是一套位于校区边缘的大学公寓。公寓楼的门厅里铺着难看的土黄色地板砖，一溜信箱上全贴着胶带或白色标签。家里，吸尘器留下的纵横交错的痕迹仍然印在梨色的绒毛地毯上。沙发和椅子前摆放着零碎的杂色地毯，就像一块块印着欢迎字样的门垫，专等在人下脚的地方。靠近沙发，鼓形的白色灯罩还没剥去出厂的塑料薄膜包装。电视和电话上都罩着黄色月牙边的盖帕。茶盘上，高高的灰色罐子里装着些茶，旁边是几只杯子和一些黄油饼干。森先生也在，他身材矮壮，眼睛微微凸出，戴着黑色边框的四方眼镜。他有些吃力地跷着二郎腿，双手抱杯，不管喝没喝都举到嘴边。森先生和森夫人都没穿带帮跟的鞋，虽然艾略特留意到了门口的小橱斗里摆着几双。他们趿着人字拖鞋。“森先生在大学教数学。”森夫人这样介绍道，好像他们只是识得一面而已。

她三十岁左右。门牙间略有缝隙，下巴上还隐隐有些麻点，可是眼睛十分漂亮，黛眉灵动，秋波宛转，仿佛眼眶约束不住直欲流溢出来似的。她身披一件微微闪烁的、饰有橘黄色佩兹利旋花图案的白色莎丽。这身打扮更适合晚间的聚会场合，在这个安静的、飘着细雨的八月午后，倒显得不得宜。和衣服相配，她的嘴唇打了一层珊瑚红的亮泽唇膏，不过边界已有些模糊了。

可是艾略特觉得，倒是他的母亲，身着米黄色翻边短裤、脚蹬帆布鞋，看起来才不得宜呢。她头发剪得短短的，颜色跟她的短裤相似，似乎太板又太薄，过于引人注意；而且在这间一切都仔细遮盖起来的屋子里，她那剃净汗毛的膝盖和大腿实在是太过暴露。森夫人端过盘子来请她吃饼干，她每次都示意不要。她问了一长串的问题，同时把答案都记在速记本上——还会有别的孩子来吗？森夫人以前照看过孩子吗？来这个国家多久了？这些倒还好，她最关心的是森夫人不会开车的问题。艾略特的母亲在北边五十英里开外的办公室上班，而他的父亲，她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时，还住在从这里西去两千英里的地方。

“其实我一直在教她开车。”森先生说着，把茶杯放在咖啡桌上。这是他第一次开口说话。“估计到十二月份，森夫人应该能拿到驾照。”

“是吗？”艾略特的母亲把这一信息记在了本子上。

“是啊，我在学，”森夫人说，“不过我学得有点慢。你晓得，在老家，我们家有人开车的。”

“你是说有专职司机？”

森夫人瞟了一眼森先生。森先生点点头。

艾略特的母亲也点了点头，一边环顾四周：“那些都是……印度的？”

“是啊。”森夫人回答道。提到那个词，她像是有什么话要倾吐的样子。她理了理莎丽斜跨胸前的衣边，也一同环顾室内，仿佛注意到了灯罩上、茶盘中、地毯上的印痕里一些别人看不出来的东西。“都是的。”

* * *

艾略特倒并不介意放学后就去森夫人家。他和妈妈一年到头住在海边的小屋里，才九月份，房里已经冷飕飕的了。只要换换房间，就必须把便携式加热器也跟着扛过去。这还不够，窗缝得用塑料膜贴住，再拿电吹风封死才行。海滩上冷冷清清、空无一人，一个人玩真是没劲，而唯一在这里住到劳动节以后的邻居是一对年轻夫妇，可他们又没有孩子。提着小桶收集碎贝壳早已没有意思，在沙滩上乱扔海草，抛散一地像一条条碧绿的千层宽面，更是玩腻了。森夫人的家里却很暖和，只是有时太暖和了，散热器总是嘶嘶作响，活像一只高压锅。艾略特学会了进门第一件事是先脱鞋子，放进门口的小橱斗里，和森夫人那些颜色各不相同、鞋底平坦带有皮制拇趾环的拖鞋并排。

他特别喜欢看森夫人坐在铺上报纸的客厅地板上切东西。她用的不是普通的菜刀，而是一条长长的刀片，弯弯的仿佛一艘海盗船，正要驶向远方大海参加战斗。刀片一端铰接上窄窄的木鞘以便收折。刀身黑黑并不发亮，打磨得也不均匀；刀锋是锯齿边，她告诉艾略特，可以用来刮削细丝。每天下午，森夫人拔出刀片，固定好位置，使它与木鞘成一角度。迎向锋刃，她双手捧起菜花、白菜、荀瓜，把它们一劈两半。这样切菜，手都不必碰刀。她把蔬菜一分为二，再分为四，迅速地弄成小朵、小块、细丝、薄片。她能几秒钟内削完一只土豆。她坐在那里，双腿时而盘曲时而伸展，四周围绕着一长溜淘萝和盛上水的大口碗，用来浸泡切好的蔬菜。

干活时她一边瞟着电视，一边照看着艾略特，似乎根本无需把注意力放在刀刃上。虽然如此，她切菜的时候还是不让艾略特靠近。“坐下来，快坐下，再要两分钟就好了。”她指指沙发说。沙发上总是盖着一幅黑绿花纹的床罩，上面印有一队队背驮鞍具的大象。切菜的事要用去一个小时，天天如此。怕艾略特闷得慌，她给他看报纸上的连环漫画，吃抹上花生酱的饼干，有时候还会带上一根冰棍或她刻的胡萝卜条。她想，要是能把这块地方隔离起来就好了。不过有一次，她自己破了规矩；她还需要用具，又不想从包围着她的、仿佛劫余的杂乱中起身去取，于是她唤艾略特去厨房。“冰箱边的橱柜里有只塑料盆，装得下这堆菠菜的，麻烦你拿过来。小心啊，乖乖，小心点。”他回来的时候，她一再叮咛道。“就放在那儿，谢谢你，就放在咖啡桌上，我拿得到。”

这把刀是她从印度带过来的，恐怕那里每家至少都有这么一把。“只要家里办喜事，”有一天她告诉艾略特，“不管是什么大的庆祝会，妈妈都会在傍晚放出话去。邻里所有的女人都会带上跟这一模一样的刀来，在我家房顶上围成一个好大的圈，说说笑笑地，一晚上要切五十公斤蔬菜呢。”她的身影仿佛扑护在手头的工作上，周围，花雨般飘落的黄瓜、茄子和洋葱皮渐渐堆积了起来。“那些夜里，听她们唧唧呱呱的，我一点也睡不着。”她歇下手来，抬眼望着客厅窗外的一棵松树。“森先生带我来这个地方，怎么那么安静啊，有时候也是睡不着。”

一天，她坐在那里，摘去鸡块上一疙瘩一疙瘩的黄油，然后把鸡腿和爪子分开。鸡骨在刀锋上喀喀折断的时候，她的手镯哗哗地涌动着，前臂闪闪发亮，喘气的声音也清晰可闻。她一度停下来，双手还握着鸡块，凝望窗外，而油和筋腱沾满了手指。

“艾略特，如果我现在拼命叫喊，会有人来吗？”

“森夫人，怎么啦？”

“没什么。我只是问问会不会有人来。”

艾略特耸耸肩：“谁知道。”

“在家里，你只要叫喊就行了。不是每家都有电话，可是你只要稍稍大声一点，不管是悲是喜，邻居们都会过来看看情况，安排帮忙。不用说近邻全都来，就是远邻也要来好些呢。”

这下艾略特才明白森夫人所说的“家”，原来指的是印度，不是她坐在那里切菜的公寓。他不由想起五英里地开外自己的家来，还有那对年轻的夫妇，他们黄昏沿海滩慢跑的时候，常常对他挥手。劳动节那天他们办了一次聚会。人们聚集在屋外的露台上，吃东西、饮酒，他们纵声大笑，笑声掩过海浪倦怠的叹息。他们没有邀请艾略特母子。那几天，艾略特的母亲难得休假，可是他们哪里也没去。她洗了衣服，算了算支票本上的账目，和艾略特一起用吸尘器打扫了汽车。艾略特提议去过过洗车机——他们以前常去的，顺路几英里就到——这样就可以安全地坐在车里，干干爽爽地欣赏刷打着车窗的肥皂液、水和周围一圈巨大的帆布条。但是他妈妈说太累了，就用水龙头冲了冲汽车作罢。晚上，邻居家那伙人在露台上跳起舞来，于是她从号码本上查出他们的电话号码，马上打过去要他们安静点。

“他们没准会给你打电话，”艾略特终于对森夫人说，“不过怕是来抱怨的，说你太吵了。”

艾略特坐在沙发上，闻到她身上散发着樟脑和孜然的特殊气味。她的头发两边分开梳上辫子，分路正中敷了一层朱砂粉，看起来就像泛着羞涩的红晕。起初，艾略特还以为她怕是割破头流血了，要不就是被什么咬了呢。可是后来有一天，他亲眼看见她站在浴室的镜子前，非常认真地用图钉头从一只小酱罐里刮上新鲜的红色粉末，抹在头上。当她在双眉之上印上那个圆点的时候，一丝细粉飘落到鼻梁上。“我必须天天打上朱砂痣，”当艾略特问她那是做什么用的时，她解释道，“结了婚以后，每天都要这样。”

“你是说，就像结婚戒指？”

“对极了，艾略特，正像结婚戒指。只是不用担心洗碗时会弄丢了。”

* * *

到六点二十分艾略特母亲来的时候，森夫人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小心地不留下一点点切过菜的痕迹。她把刀片擦亮、洗净、晾干、折起来，然后搭了梯子收进橱柜里。艾略特也来帮忙，一起把皮啊籽啊什么的通通卷进报纸，揉成一团。水盈盈的碗和淘萝在橱台上一字排开，调料和面浆都量好拌匀。终于，几锅汤糊在蓝色花朵似的小火苗上熬着，嘶嘶地冒上了热气。这天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她也从没等过客人。那不过是她和森先生一次平常的晚餐而已，你看，客厅一端的富美家方桌上，她只设了两套杯碟，没有餐巾也没有银器。

艾略特把报纸深深塞进垃圾桶的时候，觉得自己和森夫人好像在违反着什么没有言明的规矩。或许是因为森夫人忙碌起来心急火燎的样子吧：她麻利地用指尖撮起盐和糖，放水冲洗好小扁豆，擦净所有想得到的地方，劈里啪啦关上橱柜的门。他猛地吃了一惊，突然看见母亲出现在那里，穿着上班用的长筒丝袜和垫肩的套装，正四下瞅着森夫人的家呢。她习惯靠门边远远地站着，招呼艾略特穿上鞋收拾东西好走，但是森夫人会来挽留他们。每天晚上，她都坚持要请他妈妈在沙发上坐一会儿，奉上一点吃的：一杯浅粉色加了玫瑰露的酸奶，几块混了面包屑和葡萄干的烤百果馅饼，一碗粗面粉加芝麻蜂蜜的甜点。

“真的，森夫人，我午饭吃得晚。你不用这样劳神的。”

“不碍事。就跟乖乖的艾略特一样，一点也不劳神。”

他妈妈小口小口地咬着森夫人调治的食物，目光朝上，似在搜索几句评语。她双膝紧靠，不曾离过脚的高跟鞋扎进梨色的地毯中。“好吃得很。”她咬了一两口，放下碟子，终于说道。艾略特知道她并不喜欢这味儿，一次在车上她说起过。他还知道她上班时是不吃午饭的，因为一回到海边小屋，她就马上倒上一杯酒，大吃起面包和奶酪来。有时候吃得太多，等晚餐常叫的比萨外卖送到的时候，她一点胃口也没有了。艾略特吃着比萨，她则坐在桌边继续喝酒，问问这一天过得怎样，然而终于去了露台抽烟，留下艾略特打扫残局。

* * *

森夫人每天下午都站在大路边的松树丛里等艾略特。那里，艾略特和两三个住在附近的孩子一起下校车。每次他都觉得森夫人已经等了好一会儿了，她仿佛在热切迎候一个多年不见的人。鬓角的发丝随微风轻轻飘拂，头发的分际是新上的一路朱砂粉，匀净而鲜亮。她戴一副深蓝色太阳镜，配她的脸有点显大。花样每天不同的莎丽，从格子花晴雨外套下边露出来。下去大路，环路的沥青路面星星点点落了些橡树子和毛毛虫。这条环路围绕着一大片铺满木屑的场地，其中散布着十来幢一模一样砖砌的住宅楼房。往回走的路上，森夫人每每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三明治递给艾略特，再给他一个剥瓣的橙子或者一些去壳的带点咸味的花生。

他们径直走向汽车，随后的二十分钟，森夫人要练习驾驶。这是一辆乳白色的、维尼纶座椅的轿车。车里装有一台镀铬按钮的调幅收音机，后座上头的平台，放着一盒纸巾和一只冰铲。森夫人告诉艾略特，把他一个人扔在家里不放心，但是艾略特知道，她要自己陪在一边是因为心里发虚。她害怕汽车发动时的刺耳轰鸣，所以当她那穿着拖鞋的脚轻踩油门加快引擎时，她必定双手捂紧耳朵。

“森先生说有朝一日我拿到驾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觉得会吗，艾略特？会好些吗？”

“你可以去好多地方，”艾略特寻思着主意，“哪儿都能去呢。”

“我能一路开到加尔各答吗？那该要多久啊，艾略特？一万英里的路程，以每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开过去？”

艾略特心算不出来。他望着森夫人调整完驾驶座，又调后视镜，然后是头顶的太阳镜。她把收音机调到交响乐台。“是毕多芬吧？”她问了一句，把作曲家名字里的“贝”发成“毕”，像在说蜜蜂。她把身边的车窗摇了下来，又叫艾略特也摇下来。好不容易，她终于把脚踩上了刹车，试探地扳动自动挡连杆，仿佛那是一支漏水的大钢笔，然后一寸一寸地倒出停车位。她绕着公寓小区兜了一圈，接着又转了一圈。

“我开得好吗，艾略特？考不考得过呢？”

她一直没有集中精神。开着开着，她说停就停，只不过为了听听收音机里放的什么，要不就是盯着路上什么东西使劲看。超过一个人，她一定挥手致意；看见前面老远有只鸟，她必食指揿响喇叭，等着它飞走，然后再前进。她说，在印度，司机坐在右边，而不是左边。仿佛老牛破车，他们爬过了秋千架、洗衣房、深绿的垃圾箱、一排排停放的汽车。每次快到环路和大路交叉处的松树丛，大路上有汽车一辆辆呼啸而过时，她都身体前倾，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到刹车上。这段路很窄，中间漆了实黄线，双向各只有一条车道。

“过不去呀，艾略特。我怎么过得去呢？”

“要等到没车的时候才能过去。”

“为什么没有一辆车减速？”

“快，现在没车了！”

“可是看见了吗，右边过来那辆车怎么办？看啊，后头还跟着辆大卡车！反正，森先生不在一道，我是不许上大路的。”

“你得转弯，再快快加速。”艾略特说。他妈妈就是这么做的，想都不用想。那是多么简单，他坐在妈妈的身边，汽车在暮色里平稳地滑行，驶向他们的海边小屋。于是路只是一条路而已，其他的车也不过成了风景的一部分。可是，在这个阳光透过树丛已不再温暖的秋日，他坐在森夫人旁边，看到的却是同样的车流如何让她手指煞白、手腕颤抖，英语也结结巴巴的。

“每个人，这些人，在他们的地方，真、真是太凶猛了。”

* * *

艾略特慢慢了解到，能让森夫人高兴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她家里有信寄来。练完车，她习惯地看看邮箱有没有来信。打开信箱，她会叫艾略特伸手进去拿，告诉他找什么，自己则闭上眼睛，再用双手捂住。于是艾略特在那些寄给森先生的账单和杂志中来来回回地翻找。起初，艾略特并不理解森夫人焦急的心情；他妈妈在城里就有个信箱，可是极少去拿信，为此他们还断过三天电呢。就这样过了几个星期，艾略特终于看到了一封绿色的、手感有些粗糙的航空信。信封上拥挤地贴了好些邮票，都打上了黑乎乎的邮戳；邮票上是一位秃顶的人坐在纺车旁。

“是这个吗，森夫人？”

破天荒地，她兴奋地拥抱他。他的脸紧紧贴着莎丽，于是樟脑和孜然的气息便缭绕在他的周围。她从他手中一把夺过信去。

一进公寓，她心急火燎地踢掉拖鞋，立刻从头上拔下一根发簪，三两下就拆开了信。她的目光在信上迅速地前后游走。才读完，就急忙揭开电话上的盖帕，拨了号，问道，“你好，请问森先生在吗？我是森夫人，有急事找他。”

接着，她讲起了家乡话，艾略特觉得又快又乱；她一定是在一字一句地念那封信。她读着读着，声音越来越响，声调也越来越高。森夫人明明就站在面前，可是艾略特有种感觉：她人早就飞到这间铺着梨色地毯的房间外头去了。

随后，这套公寓一下子便小到再也容不下她了。他们出门，穿过大路再往前走一小段，来到了大学方院，那里石塔上的套钟叮叮咚咚地报着时。漫步穿过学生俱乐部，他们一起拽着托盘，顺着自助餐厅的长台买了些吃的。硬纸船里堆满了炸薯条，他俩吃着，四周都是围着小圆桌细声交谈的学生。艾略特端了一纸杯汽水喝，森夫人则泡了一杯加糖加奶的袋泡茶。吃完东西，他们去参观艺术楼，在凉悠悠的过道中观赏散发着雕塑泥和新鲜印彩浓洌芳香的雕塑和绢印版画。继续漫步，走过了森先生教书的数学大楼。

他们在体育楼嘈杂的、飘散着漂白粉味儿的一翼停下来。透过四楼的一扇大窗，看得见游泳的人在碧绿的泳池中来回穿梭。森夫人从手袋里拿出那封印度来信，正面反面都细细地看，然后打开，自言自语地又读了一遍，时不时叹气。读完，她盯着那些泳者好一阵出神。

“我妹妹刚生了个女儿。等我看到她——还得看森先生拿不拿得到终身教职——她都该有三岁了。唉，她的亲姨妈要成陌生人了。就算在火车上坐一排，她都认不出我来。”她把信放在一边，摸摸艾略特的头。“这些天，下午跟我待在一起的时候，艾略特，你想妈妈吗？”

他从来就没有过这种念头。

“你一定想她的。一想到你，就这么点的孩子，每天要跟妈妈分开那么久，我就不忍心。”

“我晚上见到她的。”

“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从没想到有一天会来这么远的地方。艾略特，你比我那时可聪明多了。其实你已经有些懂事了。”

* * *

另一件可使森夫人开心的事情，便是海边有渔船到港。她总想买到整条的鱼，不能是贝类，也不能是几个月前一个晚上艾略特母亲烤的那种鱼片。那次她请了办公室里一个男的过来晚餐，晚上那个家伙就睡在了她房里，后来艾略特就再没见过他了。一天傍晚，艾略特的母亲来接他，森夫人请她吃炸金枪鱼丸子，说其实应该用海鲈做才好。“真叫人泄气，”森夫人歉然道，她把重音放在“泄气”的第一个字上了，“住得离海边这么近，却吃不到几种鱼。”夏天的时候，她说，她喜欢去海滩附近的鱼肆。接着加了一句，那里的鱼虽然味道跟印度的简直没法比，但至少还是新鲜的。如今天气渐渐转冷，渔船也不再定期出海了，有时几个星期都买不到整鱼。

“干吗不去超市看看？”他妈妈建议道。

森夫人摇摇头。“超市里我可以找到几十种鱼罐头，就是从来见不到一条喜欢的鱼，一条都没见过。”她说她是每天吃两顿鱼长大的。还说在加尔各答，人们早上一起床就吃鱼，晚上睡觉前还是吃鱼；学生如果运气好，放学以后还能吃到鱼肉小吃。他们吃鱼尾，吃鱼卵，甚至鱼头。从黎明到午夜任何时间，在任何市场，都买得到。“你只要出门走上几步路，就到那里啦。”

每隔几天，森夫人就会打开电话黄页，拨打一个边上勾过记号的号码，询问是否有整条的鱼卖。有的话，她便叫店主给留着。“留给森家，对，三个木字的森。森先生等会儿过来取。”然后她打电话去大学找森先生。几分钟以后，森先生进门，他拍拍艾略特的头，却不去亲亲森夫人。他坐在餐桌边，翻看完邮件，再喝上一杯茶，然后出门去。半个小时以后，手里提着一只印着笑眯眯龙虾的纸袋走了进来。他把袋子交给森夫人，转身回大学教晚间的课去了。一天，在递给森夫人纸袋的时候他说：“这段时间不会有鱼来了。就烧冰箱里的鸡肉吧。我得回办公室了，恐怕有学生来问问题。”

随后几天，森夫人就没有给鱼肆打电话。她在厨房水池里化鸡腿，再用她的刀片劈成小块。一次她还做了青豌豆焖罐头沙丁鱼。可是第二个星期，鱼肆老板倒给森夫人打过来了；估摸她要买鱼，他说会在她的名下把鱼留上一天。她不免有点得意了。“那个人真不错，是不是，艾略特？他说是从电话号码本上查到我的名字的，还说上头就只有一个森家。你知道在加尔各答有多少姓森的人家吗？”

她叫艾略特穿上鞋和夹克，然后打电话到大学找森先生。艾略特在小书橱边系好鞋带，等着森夫人过来，好从她那一溜拖鞋中选一双。过了几分钟，见她还不来，他便喊她的名字。没有回答。他松开鞋带，又回到客厅里，见森夫人坐在沙发上，低低地在哭。她双手捂着脸，泪水从指缝里流出来，滴滴答答落到地毯上。她饮泣着，哽咽地嘟囔着森先生非参加不可的一个会议什么的。慢慢地，她站起身来，把电话重新盖好。艾略特跟着她，第一次穿着鞋在那梨色地毯上走过。她盯着艾略特，眼睛都哭得红肿了。“你说，艾略特，我的要求过分吗？”

他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就牵他的手，进了总是关着房门的卧室。卧室里除了一张没有床头板的床，就只剩一个放电话的床头柜、一块熨衣板和一个梳妆台。她气冲冲地拉开梳妆台的抽屉，又打开壁柜，里面琳琅满目是各色各样的莎丽，任何质地和色调的都有，都绣着金银丝线的花纹。有的质轻而透明，有的却厚重如帷帘，边缘还结着流苏。壁柜里的莎丽挂在衣架上，抽屉里的则叠得整整齐齐的，或紧紧地卷成卷。她一个个抽屉翻找了一遍，任莎丽散乱在抽斗边上。“我是什么时候穿过这一件的？还有这件？还有这件？”她把莎丽一件件从抽屉里扔出来，然后拿起几件取下挂钩。它们扔在床上像一堆凌乱的床单。屋子里弥漫着浓烈的樟脑味。

“‘寄照片哟，’他们信上说，‘寄几张照片，让我们看看你的新生活。’我能寄什么照片回去？”她说着，精疲力竭地坐在床沿，床上几乎都没地方可坐了。“艾略特，他们以为我过着女王般的日子，”她环顾室内，四壁萧然，“他们以为我按按按钮，家里就干净了。他们以为我住在皇宫里呢！”

电话铃响了。森夫人让它响了好几声，这才抓起床边的分机。电话上她只是应着，一边扯起一件莎丽的边角拭去脸上的泪水。放下电话，她也不折叠一下，就把莎丽一股脑都塞回抽屉里去了。她和艾略特穿上鞋，走到汽车边等森先生来。

“今天你为什么不愿意开车？”森先生一现身就问道，指节叩击着引擎盖。只要艾略特在场，他们总是讲英语。

“今天我不。改天不行吗。”

“你老是不肯真正上路，怎么指望考得过？”

“艾略特今天在这儿嘛。”

“他天天都在这儿。这是为你好啊。艾略特，告诉森夫人这是为她好。”

她终于还是不肯。

汽车在沉默中行进着，沿着艾略特和母亲每天晚上回海边小屋走过的大路小路。可是这次坐在森家汽车的后座上，艾略特有点不大习惯，又觉得走得久了些。天上的海鸥时而俯冲、时而高翔，它们单调沉闷的叫声每天早上把他唤醒，可这时听来直令人紧张不安。他们经过一片又一片沙滩、一座又一座上锁的棚屋。夏天，那些棚屋里卖着冰汽水和蛤蜊，而现在只剩一间还开着门，那便是鱼肆了。

森夫人打开车门，转身对还没解开安全带的森先生说：“你也去吗？”

森先生从皮夹里抽出几张钞票递给她。“二十分钟后我还有个会，”他说着，眼睛盯着汽车的仪表板，“你们得快点，啊。”

艾略特随她走进那爿阴湿的小店。店墙上灯彩般悬缀着渔网、海星和浮标。一群脖子上挂着相机的游客正簇拥在柜台前，一些人在品尝酿蛤蜊，其余的在一大张绘有北大西洋五十种鱼的图表上指指点点。森夫人在柜台边的叫号机里扯下张号票，然后排队等候。艾略特站在龙虾槽的旁边，黑漆漆的槽里龙虾的大螯都套上了黄色橡皮圈，它们挤在一起，发出簌簌的响动。艾略特一壁注视着森夫人，轮到她的时候，她跟伙计有说有笑。那个伙计红脸膛黄板牙，穿着黑色的橡胶围裙，双手各拎了一条鲭鱼的尾巴。

“我要的可是特别新鲜的鱼哟！”

“再新鲜一丁点，它们都要自己跟你说了！”

鱼放上去，台秤的指针摇晃了一会。

“森夫人，要不要打理一下？”

她点点头。“哎，鱼头留下喔！”

“你家里养猫？”

“没有啦。就一个丈夫。”

回到家里，她从橱柜里拖出刀来，在地毯上铺满报纸，然后着手查验她的宝贝。她把鱼一条一条地从皱巴巴、浸染了血水的纸包中剥出来。先捋捋鱼尾，戳戳鱼腹，再掰开取去内脏的鱼肉，又拿剪刀剪去鱼鳍。一只手指抠出鱼鳃，鱼鳃鲜红欲滴，令她头上的朱砂也黯然失色。她抓起排列着墨黑条纹的鱼身两端，凑上刀刃隔一段割一道口子。

“这是做什么呀？”艾略特问道。

“看看可以切多少块。切得好，单这条鱼就够我做三顿菜了。”她锯下鱼头，放进盘子里。

* * *

十一月间连续有好几天，森夫人都不愿练车。刀刃已经好几天没见天日，地上再也没有铺上过报纸。她既不给鱼肆打电话，也不化鸡腿了。一言不发地，她给艾略特弄了点饼干抹花生酱，然后坐下，从一只鞋盒里拿出一封封旧信来读。到艾略特回家的时候，她帮他收拾东西，却没再请他妈妈先进来坐坐，吃点什么。他妈妈终于在车上问起来，是不是觉得森夫人有点不大对劲，他说没有啊。他没告诉她，森夫人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死盯着尚未去掉塑料包装的灯罩看，好像那是从没见过的新鲜玩意。他没告诉她，森夫人打开电视却从来不看，给自己泡上茶却任它在咖啡桌上凉下去。一天，她放一盘磁带，说是一种叫拉伽的音乐，听起来有点像先非常缓慢地拨小提琴，继而极迅疾地拨。森夫人说它只宜在傍晚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听。音乐放了近一个小时，她一直坐沙发上，双目微合。听完，她说：“比你的毕多芬还要悲伤，你说是不是？”几天以后，她放另一盘带子，只听见好些人用她的语言交谈着。她告诉艾略特，这是一件送别的礼物，是家里给她录的。只要听一下笑声和说话声，森夫人马上就能分辨出谁是谁。“我三叔，我堂弟，我爸爸，我爷爷。”一个人唱了首歌，另一位诵了首诗。带子最后的声音是森夫人妈妈的，她说话更为沉静，也更认真。每句话说完都有一下停顿，森夫人利用停顿的当儿，翻译给艾略特听：“羊肉的价钱涨了两个卢比。街上芒果的味道不太甜。学院街遭水淹了。”她关掉录音机。“这些都是我离开印度那天发生的事。”第二天她又把同一盘带子倒回去放。这一次，她爷爷正说着话的时候，她关机了。她跟艾略特说，周末收到了一封信。她爷爷没了。

* * *

一周以后，森夫人又开始做饭了。一天，她正坐在客厅地板上切白菜，森先生来电话了。他要带森夫人和艾略特去海边。为了这次出行，森夫人穿上了红色的莎丽，打了红色口红，辫子也重新编过，头发分路处还敷上新鲜的朱砂。脖子上的围巾打了个结，太阳镜安放在头顶上，袖珍相机也揣进了森夫人的手袋。森先生把车倒出停车位，他的手臂揽着前排森夫人的座椅顶，像是搂着她似的。“天冷了，那件小大衣扛不住了吧？”走着走着，他问起她来，“得给你弄件暖和点的衣服。”到了鱼肆，他们买了鲭鱼买鲳鱼，临了还买了些鲈鱼。这次森先生陪他们一起进了店，还是他问起鱼是否新鲜、应该怎样切之类问题的。他们买了好多鱼，连艾略特都得帮忙抱个袋子。袋子通通塞进了汽车后备箱，这时森先生宣布道，他饿了，森夫人也附和，于是他们过街走进一家饭馆，所幸外卖窗还开着。他们坐在一张野餐桌边，开始消灭两小篮蛤蜊糕。森夫人在她那份上放了好多辣椒油和胡椒粉。“再叫点帕柯拉，要吗？”她的脸红红的，而口红退了色。森先生随便讲什么，都能引得她大笑。

餐馆后头是一小片海滩。他们吃完，就沿着海边走走。海风很猛，他们只好倒退着走。森夫人指着海水说，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每一道波浪都像晾衣绳上的莎丽。“怎么可能！”她终于喊了起来，笑着，转过身来，眼里泪光盈盈。“我走不动啦。”她停下来，给艾略特和森先生拍了张站在沙上的照片。“我们轮流来。”说着，她使劲搂着艾略特，让他贴紧她的格子大衣，然后把相机递给森先生。相机终于到了艾略特手里。“照的时候拿稳啊！”森先生嘱咐道。艾略特透过小小的取景框，看着他们，等待着森先生森夫人靠得更近些，然而他们没有。他们没有牵起手来，手臂更没有挽过对方的腰。他们都抿嘴微笑着，在风中眯起了双眼；森夫人的红色莎丽像火焰一样在大衣下跳动。

汽车走着，他们总算温暖了。蛤蜊糕吃饱了，在风里也玩累了。他们赞叹着海浪冲积的沙丘、大海深处的船只、雄伟壮丽的灯塔、绯红紫黛的晚霞。开了一会，森先生慢了下来，把车停在了路边。

“出什么事了？”森夫人问。

“今天你把车开回去。”

“别今天吧。”

“就是今天。”森先生下了车，他打开森夫人的车门。一股强劲的海风伴随着海浪扑打岸边的碎裂声猛地灌进车里。终于，她挪到了驾驶位，却磨磨蹭蹭地花了好长时间整理莎丽和太阳镜。艾略特转过身，从后窗看出去。路上空空如也。森夫人打开收音机，车里立刻弥漫着小提琴的乐声。

“没有必要。”森先生说着，啪地关掉了。

“我听着才能集中精神。”森夫人辩解道，又把它打开了。

“打方向灯。”森先生指示道。

“该干什么我知道。”

约一英里的路程，她开得还算顺利，虽然走得比嗖嗖超过他们的车慢得多。可是快要进城的时候，隐隐看得见远处的交通灯了，她走得越发慢了下来。

“换车道，”森先生说，“等会儿到了环岛，你得左拐。”

森夫人没有动静。

“我跟你说，换车道！”他关掉收音机。“你到底在不在听我？”

一辆车鸣喇叭，接着另一辆也叫起来。她也鸣喇叭回敬，干脆停在了路中央，过了一会才把车滑到路边，信号灯也不打。“我受不了了，”她把前额枕在方向盘上，“我恨它，我恨开车！我再也不要开了！”

* * *

从那以后她就再也不碰车了。鱼肆下一次来电话来的时候，她没有给森先生办公室打电话。她决定试试新招。有一趟市内公共汽车往返于大学和海边，每小时一班。过了大学要停两站，先是一家养老院，然后到一处无名的商城，书店、鞋店、药店、宠物店和音像店那里面各有一家。养老院门廊的长椅上坐着成双结对的老妇人，她们穿着长可及膝、衣扣老大的外套，吃着润喉糖。

“艾略特，”他们一同坐在公共汽车上，森夫人问道，“你妈妈老了的时候，你会送她去养老院吗？”

“也许会吧，”他回答，“不过我每天都要去看她。”

“你现在说得容易，等你长大，你就晓得了，生活根本不是现在所能预知的，”她掰着手指，“你会有个妻子，还会有自己的孩子，他们会要你在那个时候去别的地方。艾略特，他们心再好，总有一天会怨烦你老去探望妈妈，何况你自己也会嫌麻烦的。你会一天不去，两天不去，到最后，她买个润喉糖都只能自己去爬公共汽车了。”

鱼店里，冰床上已没多少鱼，几个龙虾槽也都空了，槽壁上铁锈色的污迹在水中斑斑可见。告示说，到月底店子就要关门过冬了。柜台后就一个伙计在忙乎，是个年轻小伙子。把森夫人的订货交给她的时候，他并没有认出她来。

“鱼破膛去鳞了吗？”森夫人问道。

小伙子耸耸肩：“老板走得早。他只交待了给你这个袋子。”

在停车场森夫人查看了公共汽车时刻表。下一班车还要等四十五分钟，于是他们过街去上次来过的餐馆，在外卖窗口买了些蛤蜊糕。这里已没地方坐了。野餐桌都不给用，凳子都倒扣在桌上拴了起来。

回家的路上，车里一位老妇人总盯着他们看，眼光在森夫人、艾略特和他们脚边隐隐有血透出的袋子之间移来移去。那女人穿着黑色大衣，指结粗大、毫无血色的手放在腿上，拽着一只杂货店提供的白色袋子，窸窸窣窣作响。剩下的乘客就只有一对大学生情侣，他们穿着一样的毛衣，手指扣在一起，没精打采地窝在后座上。森夫人和艾略特默不作声地吃掉了最后几块蛤蜊糕。森夫人忘了拿纸巾擦擦，嘴角尚残留着几粒油炸面粉的残渣。到了养老院，穿大衣的老妇站起身，对司机说了点什么，然后下了车。司机转过头，扫了一眼森夫人，问道：“袋子里装的是什么？”

森夫人抬起头来，吃了一惊。

“说英语吗？”车启动的时候，他习惯地望望老大的后视镜，看了一眼森夫人和艾略特。

“是，我会说。”

“那，袋子里是什么？”

“一条鱼。”森夫人回答。

“看样子，腥味要让别的乘客受不了了。小孩，你还是给她打开窗什么的吧。”

* * *

几天以后的一个下午，电话铃响了。说船上新到了一些非常美味的大比目鱼，问森夫人想不想来一条。她马上给森先生打电话，可他不在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她又打了一次，没人。打第三次，还是没人。终于，她去了厨房，再回到客厅时手里拿着那把长刀，还有一个茄子和几张报纸。她没有叫他，艾略特于是乖乖坐到沙发上，看她削掉茄子柄。她把茄子剖成细长条，然后切成小块，越切越细，小到只有糖块大小了。

“我要把这些煮进一锅青香蕉炖鱼煲里，好吃得不得了，”她宣布，“可惜没有青香蕉，得凑合点了。”

“我们要去取鱼吗？”

“我们要去取鱼。”

“森先生带我们去吗？”

“穿上鞋吧。”

他们离开公寓，等回来再收拾。外面好冷，艾略特冷得牙齿嗖嗖的。他们进了车，森夫人沿着柏油环路兜了几圈。每一圈她都在松树丛边停一下，观察大路上来往的车辆。艾略特以为她只是练习练习，一边等着森先生，可是她忽然给了个信号，就转上了路。

事故一下子就发生了，仿佛转瞬之间的事。开出一英里左右，森夫人要打左转，可是转得太早了。虽然迎面而来的汽车猛地闪躲，总算避过了她，但是喇叭声让她惊慌失措，她慌得方向盘都忘了打，汽车撞上了斜对过的电线杆。警察来了，要看她的驾照，可是她拿不出来。“森先生在大学教数学。”她就说了这么一句，算是个解释。

幸好没多大损失。森夫人只是嘴唇破了，艾略特也只抱怨了一下胸口疼，汽车的侧面挡板敲敲平就可以了。警察以为森夫人头撞破了，不过那只是朱砂而已。森先生请同事开车送他过来，他一边填着几份表格，一边跟警察说了好久。可是开车送他们回公寓的路上，他一句话也没对森夫人说。他们下车的时候，森先生拍拍艾略特的头：“警察说你非常幸运。非常幸运，逃过一劫，连皮都没擦破一点。”

脱掉拖鞋，放进小书橱里，森夫人收走了还放在客厅地板上的长刀，接着把茄子粒和报纸扔进了垃圾桶。她准备了一盘饼干抹花生酱放在咖啡桌上，然后给艾略特打开电视机。“他要还饿，就从冰箱里拿根冰棍给他。”她对坐在桌边翻邮件的森先生说，然后就进了卧室，关上了门。六点差一刻，艾略特的妈妈来了，森先生给她详细讲了事故发生的情况，提出愿意退还十一月份的看护费。他一边写支票，一边替森夫人表达歉意。他说她在休息，不过艾略特去厕所的时候听到她在隔壁哭。艾略特的母亲满意这样的处理，在驱车回家的路上，她坦白说，在某种意义上她感到解脱了。这是艾略特和森夫人相处的最后一个下午，此后，他就再没有找过保姆。从那天起，她妈妈给了他一把钥匙，用绳子穿起来挂在脖子上。放学以后他要自己进海边小屋，遇到紧急情况要打电话找邻居。第一天，他进门刚刚开始脱大衣，电话铃响了，是他妈妈从办公室打过来的。“艾略特，你现在是大孩子了，”她告诉他，“没问题吧？”透过厨房的窗户，艾略特往外望去，灰白的海浪正从沙滩退去。于是他说，他很好。

福佑之宅

他们最初发现的，是在炉灶上方的柜子里，挨着一瓶未开封的酿醋。

“猜我找到什么？”晶晶走进起居室，一手晃着一只醋瓶，另一手晃着一尊与醋瓶大小差不多的白瓷耶稣像。起居室齐齐地码满封着胶带的纸板箱。

桑吉夫抬头瞥了眼。他跪在地下，正拿撕成小碎条的贴纸作记号，贴在需要补漆的墙脚板上。“扔掉！”

“哪个？”

“统统扔掉！”

“醋我可以烧菜。还没开封呢。”

“你以前烧菜从不加醋。”

“我会去找。去翻翻结婚时人家送的菜谱。”

桑吉夫又埋头到墙脚板上，一片小纸条脱落下来，他又重新贴上去。“查一查失效期。你好歹把那只愚蠢的塑像处理掉。”

“说不定还值几个钱，谁说得准？”晶晶将耶稣像颠倒过来，用食指摸摸袍子上硬硬的细小皱褶。“挺漂亮的。”

“我们又不是基督徒。”桑吉夫道。他近来发现，跟晶晶他得把最简单的道理对她说白了才行。昨天搬五斗橱，他得跟她说那端不能拖着地，要抬起来，不然镶木地板会留下刮痕。

她耸耸肩：“不错，我们不是基督徒。我们是乖乖的印度教小教徒。”她在耶稣的头顶上印了个吻，把它立在壁炉架上；壁炉架落满灰尘，桑吉夫以为，得掸掸灰尘才是。

* * *

一个星期过去了，壁炉架依然没有掸尘，倒变成展示一组数量可观的基督教物具的陈列架了。一张四色立体圣方济各明信片，晶晶在药物柜门的背面找到的，它粘在那里；一个木十字架钥匙链，桑吉夫在给晶晶的书房安装书架时光脚踩到的；一个黑丝绒底上画着三智者像的镜框，从放被褥毛巾的壁柜里找到的；还有一头金发、不留胡子的耶稣在山巅布道的瓷砖垫子，躺在餐厅固定碗柜的一只抽屉里。

“你说前屋主是不是再生基督徒？”第二天，在为一只里面覆盖白雪、有耶稣诞生景象的小塑料球腾地方时，晶晶问道。它是在厨房水池管道后面发现的。

桑吉夫正按字母顺序在书架上整理他麻省理工学院工程系的课本，尽管他已好几年没去翻动它们了。毕业后，他从波士顿搬来康涅狄格，在离哈特福不远的一家公司谋了份职位，近来他听得风传，上面正考虑提拔他为副总裁。他才三十三岁，就有了自己的专用秘书，管辖着十二名雇员，他随便要什么信息，他们都在所不辞。即便如此，房间里摆上这些课本仍可以让他回忆一生中那段黄金岁月，那时每个傍晚，他穿过马萨诸塞大道的桥梁，去查尔斯河对岸一家最合他口味的印度餐馆买菠菜配白咖喱鸡，然后回宿舍将答卷誊写得工整干净。

“说不定是想劝人皈依。”晶晶若有所思。

“可不是，这一招在你身上灵验了。”

她没搭理他，摇晃着塑料球，于是马槽上雪花纷飞起来。

他端详着排在壁炉架上的物具。让他奇怪的是，每一件东西都蠢得别有一功。显然，它们缺了点儿神圣的意思。更让他奇怪的是晶晶，平素欣赏趣味很是高雅，眼下竟会走火入魔。在晶晶看来，这些玩意儿具有某种意味；而在桑吉夫眼里，它们什么都不是。它们令他厌烦。“我们该挂个电话给房地产经纪。告诉他住宅里留下这么多垃圾，叫他搬走！”

“天哪，桑吉，”晶晶咕噜一声，“请别这么干。扔掉它们我心里会不好过。以前住在这里的人显然认为它们很重要。那会是，我不知道，是会犯渎神罪之类的。”

“要是它们那么宝贝，干吗藏得满屋都是？干吗不一起搬走？”

“其他地方肯定还有。”晶晶说。她目光冲着空墙来回梭寻，好像墙灰板背后藏有什么东西。“你说我们还会找到什么？”

可他们拆开一个个纸板箱，挂起冬衣，挂起蜜月时从斋浦尔买来的列队象群绢绘，令晶晶相当遗憾的是，竟没再发现一件东西。差不多过了一个星期，到星期六下午，他们又找到一张比真人还高大的印刷水彩画基督像，基督淌着花生壳大小的晶莹泪珠，头戴荆冠。水彩画卷成一捆塞在客房的散热器背后。桑吉夫还误以为是一卷窗帘。

“老天，我们非得——这下我们非得将它张贴起来。太了不得了。”晶晶燃了支烟，陶醉地吸了一口，指挥棒似在桑吉夫的头顶上挥舞，这时马勒第五交响曲正从楼下的立体声音响里呼啸而出。

“好，听着。客厅里那堆圣物玩意儿，我眼下放它们一马。可我不许，”他弹了弹水彩画上花生壳大小的泪珠，“把这劳什子张贴在我们家。”

晶晶瞪着他，从容地吐了口气，两条淡蓝细烟从她的鼻孔袅袅游出。她缓慢地卷起印刷画，从腕上退下一根橡皮筋将它捆住。这种橡皮筋她手腕上总套着几根，可以随时扎起用指甲花挑染过的、浓密而不听话的头发。“那我把它贴在我的书房里好了，”她告诉他，“这样你就眼不见心不烦了！”

“乔迁聚会怎么办？他们是每间屋子都要看的。我已经请了办公室同事。”

她眼珠一转。桑吉夫听见交响曲正演奏第三乐章，进入了高潮，瞬间的停顿预示着一阵铜钹锣鼓的狂击即将来临。

“我把它贴在门背后，”她提议，“他们参观房间就不会看见它了。满意了吧？”

他站在那儿望着她挟了画卷和香烟离开屋子，一星烟灰落在刚站过的地方。他猫下腰，用两根手指撮起烟灰，放进另一作碗状的手心。温婉的柔板第四乐章开始了。吃早饭时，桑吉夫读了小唱碟的细文说明，马勒将这段乐曲的手稿作为求婚礼赠送给他的爱人。尽管在第五交响曲中不乏悲怆与抗争，他读到，但它的主调依然是对爱情和幸福的咏叹。

他听见抽水马桶哗哗冲水。“顺便说一声，”晶晶高声叫道，“你若是想叫他们对你刮目相看，要我说，就别放这曲子。真让人昏昏欲睡。”

桑吉夫走进洗手间扔烟灰。烟屁股还漂在马桶里，水箱正灌着水，他只好等着，不能马上再冲。对着药物橱的镜子，他端详起自己的长睫毛——女孩子似的，晶晶老爱拿它开玩笑。虽然他不胖不瘦，但腮颊丰满，加上长睫毛，恐怕他与自己期望的那种俊杰的相貌有些差距。而且，他个头中等，不再长个儿之后他一直希望能再高那么一寸。为此，当晶晶硬要穿高跟鞋，就像她那天和他去曼哈顿吃晚餐那样，他是有点恼火的。那是他们刚刚搬进新宅的第一个周末，壁炉架上已经摆满圣物小玩意儿，他俩开车进城，一路为壁炉架的事争吵不休。可后来晶晶走进字母城一个无名酒吧连喝四杯威士忌，便把这事忘个精光。她拽着他去圣马克广场的一家小书店，她在里面逛了一小时，出来时，她硬要和他在马路边当众跳一支探戈。

后来，她吊在他的臂膀上，趿着豹纹麂皮的三寸高跟鞋，摇摇晃晃地趔趄着，几乎高过了他的视线。就这样一路狼狈相，他们走了无数个街区，回到华盛顿广场的一处停车场，因为把车停在曼哈顿路边而被撬被砸，这种事情桑吉夫听过太多。驱车返家一路上，桑吉夫说她的高跟鞋看来挺受罪，建议她以后别再穿。“我一整天除了坐在书桌前，又不能干别的，”她愁眉苦脸地说，“打字时又不用穿高跟鞋。”他于是偃旗息鼓，不再与她争辩，可心里明白其实她并非整天都坐在书桌前；就在这天下午他跑完步回家，发现她没有道理地躺在床上，在看书。他问她干吗大白天懒在床上，她回答说无聊。他真想朝她说：你可以拆封几只纸板箱；你可以清扫阁楼；你可以给浴室窗台补补漆，你补完了，提醒我一声，叫我别把手表放在那窗台上。这些事情不会叫她操心，这些零碎的、到处都是的事情，这些要人操心的事情。壁橱里最易拿到的随便哪件衣服，伸手可及的随便哪本杂志，无线电里播放的随便哪首歌曲，她都觉得满意——满意，而又好奇。眼下，她所有的好奇都围绕着发现下一只宝货。

数天后，桑吉夫从办公室回家，他见晶晶正抽着烟和她加州的一个女友打电话聊天，还不到五点，正是长途电话费最贵的时段。“相当虔诚的人，”她说着，时不时停下来吁口烟，“每天像寻宝。不开玩笑。说来你不信。所有卧房的电灯开关板都装饰着圣经故事图案，就像诺亚方舟之类。三个卧房，除了我书房。桑吉夫隔手去了五金店，回来就把它们统统换掉了，你想得出来吗，他把它们统统换掉，一个不留。”

接着轮到她朋友说话，晶晶点着头。她正懒散地坐在冰箱前的地下，松紧带黑裤，黄雪花绒套衫，手摸弄着打火机。桑吉夫闻到炉灶上冒出喷香的气味，他小心择道绕过墨西哥瓷砖地面歪扭曲结的加长电话线。他揭开汤锅盖子，一锅红褐色的酱汁正沸腾翻滚，些许酱汁从锅边往外滴淌。

“是一锅鲜鱼煲。我加了醋。”她打断朋友，对着他说，她期待他的嘉许。“抱歉，你说什么？”一丁点小事就会让她高兴起来，对几乎无法预料的事，她老是那样期待好结果，比如尝试新口味冰激凌，比如往信箱里投一封信。他不明白这属于什么品质。这叫他觉得自己好像很愚蠢，仿佛这世上藏了什么大奇观，而他却视而不见或无法预料。他望着她的脸，在他眼里那是一张女孩子稚气未脱的脸，一双单纯无邪的眼睛，讨人喜欢的五官还没定型，好像最终还得落定到一种固定的表情之中去。晶晶，这从儿歌里得来的昵称，使她至今还像个小孩子。现在，他们结婚有两个月了，有些事情开始让他不舒服——譬如她讲话时会溅唾沫，譬如她晚间把脱下的内衣扔在床脚，而不将它们放进洗衣筐。

他们才相识四个月。她加州的父母和他仍住在加尔各答的双亲原是故友，两方父母跨越两块大陆为他们安排了机会相互认识——在他们圈子里一个十六岁女孩的生日聚会上——那时，桑吉夫刚巧出差去加州的帕罗奥图。饭店的大圆桌边，他们俩邻座，圆桌转盘上摆着排骨、春卷和鸡翅，他们一致认为，这些食物味道无二。他们还找到了其他共同语言：少年时代都迷P. G. 伍德豪斯的小说，如今还是迷；他们对西他琴都深恶痛绝。后来晶晶又坦白说他俩闲聊时，桑吉夫殷勤地不断替她添茶续水，迷住了她。

于是开始互通电话，电话越讲越长，而后开始互访，他先去斯坦福，她又来康涅狄格；她离去后，他把晶晶周末抽的香烟屁股保存在阳台上的烟灰缸里。所谓保存，就是一直留到她下次来看他；然后，桑吉夫才开始在公寓里吸尘，洗床单，甚至还为晶晶的缘故抹净植物叶子上的积灰。他渐渐得知，她二十七岁，新近被弃，被一个梦想当演员又没当成的美国人所弃；桑吉夫孤身一人，挣一份丰厚的、对单身汉来说绰绰有余的薪水，从未尝过爱的滋味。在媒婆的撺掇催促下，他们被成百前来祝贺的、他小时候似曾见过又几乎都不记得的人群簇拥着，在印度，在八月淅淅沥沥、连绵不断的雨里，在曼德谷大道金与红相间的、缠绕圣诞节日彩灯的帐篷中，他和她完了婚。

* * *

“你有没有扫阁楼？”桑吉夫问，晶晶正叠着纸餐巾，折成三角竖在他们餐盘旁。阁楼是这栋房子里最后一处还没着手清扫的地方。

“还没，我会去扫的。我保证。但愿这锅鱼味道不错。”她说着，将热气腾腾的煲仔锅搁上基督图案铁锅垫。餐桌上，小篮子里躺着一条意大利面包，淋了瓶装色拉酱、加了干面包丁的生菜拌胡萝卜丝，还有红葡萄酒。厨艺方面她心气并不高。她从超市买来烤好的鸡，配上盒装出售、不知何时做好的成品土豆色拉。印度饭，她抱怨说，太费神。她对捣大蒜、剥生姜深恶痛绝，面对搅拌器手足无措；所以，到了周末，用月桂、丁香调芥末油做出正宗咖喱的是桑吉夫。

尽管如此，桑吉夫不得不承认，今天的菜，不管她做的是什么，口味非常好；而且模样也很是诱人，一方方白色鱼块，些许细碎欧芹，还有新鲜番茄在深褐的汤汁里鲜亮欲滴。

“这菜你怎么做的？”

“我想出来的！”

“怎么做的？”

“我就把东西扔进锅，快烩好时倒了点酿醋。”

“加多少醋？”

她耸耸肩，撕了些面包浸入碗里。

“你不记得了，这是什么意思？你应该写下来。要是聚会什么的，你得再做一次，怎么办？”

“我会想起来的。”晶晶说。她拿一条厨巾盖住面包篮，桑吉夫忽地留意到，那条厨巾上居然印着十诫。她朝他粲然一笑，餐桌下抵了抵他的膝盖。“瞧着吧，上帝福佑咱家呢。”

* * *

乔迁聚会安排在十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他们邀请了大约三十位宾客。全都是桑吉夫的熟人：有桑吉夫的同事，还有许多住在康涅狄格州的印度夫妇，其中有些他也不甚了解，只是他单身汉时他们常在星期六请他去吃晚饭。他总是纳闷他们为何把他纳入他们的圈子，他跟他们共同语言实在不多。可那些聚会他照去不误，去吃鹰嘴豆、虾仁，讲讲废话，谈谈时事。说实在的，除此之外他没其他事儿打发时间。至今，没一个人见过晶晶，还在他俩恋爱时，桑吉夫不想把他俩短暂的周末浪费在与他单身时结交的人的周旋之中。晶晶呢，除了桑吉夫和一位她估计在布鲁克费尔德镇上一家陶土作坊工作的前任男朋友，她在康涅狄格州没一个熟人。她在斯坦福大学快做完研究生毕业论文了，研究课题是一个爱尔兰诗人，此人桑吉夫从没听说过。

这栋房子是桑吉夫在婚礼前独自找到的，好价钱，好学区。他特别喜欢那优雅的螺旋扶梯，铸铁扶栏，深色木护墙板，俯瞰杜鹃花丛的阳光房，还有钉在略带都德风格的住宅正面的实心黄铜门牌号码——22，恰巧是他生日。屋子里有两座可用的壁炉，双车位的车库，还有一间——经纪人这么说的——如果需要可以改成卧室的阁楼。那时，桑吉夫主意已定，他和晶晶要在里面白头终老，住它一辈子。他因此也就没在乎电灯开关板粘着圣经贴纸，也没太在乎大卧室玻璃窗上被晶晶昵称为“贝中圣母”的透明玻璃彩绘。搬进来后，他试着刮掉那圣母像，结果倒刮毛了玻璃。

* * *

乔迁聚会之前的那个周末，他们在草坪上耙落叶。桑吉夫突然听见晶晶尖叫。他握紧锄耙冲过去，担心她或许看到一头死动物或一条蛇。他的运动鞋嚓嚓踩过枯黄的残叶，十月清冷的风刺痛着他的耳朵。他跑到她跟前时，她跌到草丛里，笑得几乎岔了气。一丛茂密的连翘矮树后站着一尊齐腰高的圣母玛利亚石膏像，漆成蓝色的头巾兜着她的头，像印度新嫁娘似的，晶晶拽过T恤衫角，开始擦拭粘在石膏像眉尖的灰土。

“我想你是打算把她摆在我们床脚吧。”桑吉夫道。

她瞪着他，有几分吃惊。她的腹部裸露在外，他瞧见她肚脐眼儿边上起了一圈鸡皮疙瘩。“你意下如何？当然，我们不可以请她进卧室。”

“为什么不可以？”

“不可以，傻桑吉。这是放户外的，放草坪上的。”

“噢，老天！不行。晶晶，不行！”

“可我们非得这样不可。要不会倒霉。”

“所有邻居都会看见。他们会以为我们发神经。”

“为什么？就因为我们草地上站着圣母玛利亚？一半邻居都在草坪上摆圣母玛利亚，我们这正是加入他们。”

“我们不是基督徒！”

“所以你一再提醒我这个。”她往手指尖吐了些口水，开始一个劲儿擦拭圣母玛利亚脸上一块难以去除的脏斑。“你觉得这是污垢还是霉斑？”

他无法跟她说下去，这个他才认识四个月的女人，这个已成为他老婆的女人，这个现在正分享着他生活的女人。他想起母亲从加尔各答寄给他的候选新娘们的快照，心中掠过瞬间的懊悔；那些候选新娘们能歌舞、善缝补，不用翻菜谱便知道怎么给小扁豆调味。桑吉夫考虑过那几名女子，还依照自己的好恶列了排行榜。可他碰见了晶晶。“晶晶，我不能让一起工作的同事在我的草坪上见到这个。”

“他们不能因为你是信徒就把你踢出去。那是歧视。”

“问题不在这里。”

“你干吗那么在乎别人怎么想？”

“晶晶，你帮帮忙。”他累得很。他将全部体重压在锄耙上，而她则拽起石膏像，走向路灯柱子边上种着桃金娘的椭圆花床，紧贴花床就是砖石小径。“瞧，桑吉，她那么招人喜欢。”

他走回树叶堆，一把一把将落叶装入塑料垃圾袋。头顶上的蓝天没一片游云。草坪上有一棵树依然树叶满枝，金与红的色彩，像那顶他和晶晶在其中举行结婚庆典的帐篷。

他吃不准到底爱不爱她。在帕罗奥图的某个下午，他俩依偎着坐在幽暗空荡的电影院里，她第一次问他爱不爱她，他说爱。开映前，她鼻尖蹭着他的鼻尖，他能感觉到她上过睫毛膏的眼睫眨动如鸟儿振翅。电影讲的是德国的事，她喜欢，可他觉得压抑。那天下午他回答她，是的，他爱她；她挺开心，填了颗爆玉米花到他嘴里，她手指在他双唇间逗留片刻，像是奖赏他说出了正确答案。

虽然晶晶自己没说过这话，桑吉夫认为她也爱他，可眼下，他将信将疑了。事实上，桑吉夫不知什么是爱，只知什么不是爱。他认为，爱不是夜夜回到铺地毯但空寂的公寓；爱不是只用餐具抽屉里搁在上面那把叉子；爱不是周末聚餐时，看到其他男人搂着女友或妻子的腰、时不时亲她们的粉肩玉脖，而自己要礼貌地避开视线；爱不是按照古典音乐唱碟目录推荐的作曲大师大作循序渐进地听，将听过的小唱碟按时寄出，按时缴纳会员费账单……在还没遇见晶晶的日子里，桑吉夫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了。“你在银行的存款足够养活三家人，”每个月初他和母亲通电话，母亲便这么提醒他，“你得找个老婆，去关心去爱。”现在，他有了老婆，一个美丽的老婆，出生望族，门楣相当，马上要拿硕士学位了。还有什么不值得爱的？

* * *

那天晚上，桑吉夫给自己调了奎宁兑杜松子酒，在播放新闻的间段里他喝光了第一杯，又差不多把第二杯灌下一大半，才跑去找晶晶，她正在浴缸里享受泡泡澡，声称耙草耙得四肢酸痛，她从来没受过这份罪。桑吉夫没敲门。晶晶抹了一脸碧蓝的敷面泥，边抽着烟边喝着加冰块的波旁酒，翻阅着一本简装厚书，纸页因被水打湿发灰起皱。他瞟了眼封皮，上面只写着“十四行诗”几个深红的字。他吸了一口气，然后不动声色地告诉她，等他喝光那杯剩酒，他就要穿上鞋出门去，将圣母像从前院草坪上搬走。

“你打算把它搁哪儿？”她似梦非梦地问，闭着眼。她一条腿从一厚层肥皂泡里露出来，优雅地舒展着。她伸伸脚背，动动脚趾。

“暂时搁在车库里。明天一早上班路上，我就请它进垃圾箱！”

“你敢？”她嚯的站了起来，书掉进水里，肥皂泡顺着大腿往下滚。“我讨厌你！”她冲他说，说“讨厌”时她眯细了眼睛。她伸手抓过浴袍，在腰间紧紧打了个结，顺螺旋梯吧哒吧哒直朝下冲，镶木地板上留下了一行歪歪扭扭的湿脚印。她走到门厅时，桑吉夫说：“你是不是打算这副样子离家出走？”他感觉太阳穴跳了一下，嗓门儿发出的是他不熟悉的吼叫。

“谁在乎？谁在乎我哪副样子出走？”

“这种时候你打算去哪儿？”

“你不能把石膏像扔掉。我不许你那样做。”她的面膜已经变干，成了一层土灰，水珠顺着她的头发流到结了块的脸上。

“我就是能。我就要扔！”

“不能，”晶晶说着，她的声音忽然小下去，“这是我们俩的家。是我们共同拥有的。石膏像是我们房产的一部分。”她开始打战。一小汪洗澡水在她脚踝边聚了起来。他怕她着凉，走去关了窗。他这才注意到流淌到她硬邦邦的蓝脸上的水珠，有些竟是泪。

“噢，老天，晶晶，求你，我不是这意思。”他从来没见过她哭，从来没见过她的眼睛这般忧伤。她没别过脸去，也没止住流泪，相反，她似乎出奇地平静。有一会儿，她闭上了眼睛，与她脸上梆硬的蓝面膜相比，她的眼帘显得苍白而毫无保护。桑吉夫觉得难受，像吃了太撑或吃了太少。

她走近他，伸出湿浴袍袖管里的双臂环住他脖子，依偎在他胸前嘤嘤哭了起来，泪水打湿了他的衬衣，面膜一块块掉在他肩头。

最后，他们彼此妥协，达成协议：将石膏像置于宅侧的凹处，过路人不至于一目了然，尽管来客仍能看得真切。

* * *

乔迁聚会的菜单非常简单：一箱香槟酒；从哈德福市一家印度餐馆预订的印度咖喱角；几大盘陈皮杏仁鸡饭。为了准备陈皮杏仁鸡饭，桑吉夫几乎从早晨一直忙活到下午。他从来没招待过那么多客人，担心香槟酒不够喝，以防万一抽空又去买了一箱，因此还烧糊了一盘杏仁鸡饭，只得重新做一盘。晶晶清扫了地板，还自告奋勇去取印度咖喱角，她早约好要去修手修脚，反正顺路。桑吉夫本打算要跟晶晶说让她把壁炉架清理干净，为了聚会的缘故，暂且将那些东西收起来，可她就在他洗澡的当儿走了。她一去就是整整三小时，只得由桑吉夫做完余下的清扫工作。到五点半的样子，屋子上下一片锃亮，晶晶从哈德福买来的芳香蜡烛把壁炉架上的陈列照得熠熠闪光，花盆泥土里插着细长的熏香。每回他走过壁炉架便会抖缩一下，生怕客人们瞧见陶瓷圣者摇曳的影子或做成玛丽和约瑟夫的盐瓶、胡椒瓶，会对他皱眉头。尽管如此，他仍满心希望客人在喝香槟、吃酸辣酱蘸咖喱角之余，欣赏住宅里可人的凸窗，光亮的镶木地板，别致的螺旋扶梯，木质的护墙板。

公司新雇的顾问道格拉斯和他女友娜拉第一个到。他俩个子高挑，金发碧眼，两人架相同的细框眼镜，穿配套的黑色长大衣。娜拉头戴一顶插满尖细羽毛的黑帽，称她那瘦削的脸很得宜。她左手挽着道格拉斯，右手拿了一瓶科涅克酒，酒瓶脖子扎上了红缎带。她把酒递给晶晶。

“草地很漂亮，桑吉夫，”道格拉斯发表议论，“亲爱的，我们也该自己动手扫扫树叶。这位准是……”

“我妻子，塔米娜。”

“叫我晶晶就是了。”

“多么特别的名字。”娜拉说道。

晶晶耸了耸肩。“不特别。孟买有个影星叫酒窝儿·卡帕地亚，她还有个妹妹名叫一根筋儿。”

道格拉斯和娜拉同时挑起眉头表示讶异，并慢慢点着头，好像要让这些稀奇古怪的名字消化进去。“很高兴认识你，晶晶。”

“要喝香槟自己倒，多得是。”

“恕我冒昧问一句，”道格拉斯说，“我注意到户外的石膏像，你们信基督？我想你们是印度人。”

“印度有信基督的，”桑吉夫答道，“可我们不信。”

“我很喜欢你的外衣呢。”娜拉跟晶晶说。

“我倒是喜欢你的帽子。要不要参观参观我们的房子？”

门铃响了又响。不到几分钟，宅子里便几乎满是人，满是谈笑，满是陌生的香水气味。女士们穿高跟鞋，无色丝袜，绉纱或薄绸黑礼服短裙。晶晶让她们随便将东西扔在阳光房的长榻上，可她们还是把披巾和大衣递给桑吉夫，由他仔细搭上衣架，挂进宽敞的壁橱里。有几位印度女子穿了她们最漂亮的缀有金丝的莎丽，一波三折典雅地披在肩上。男士们则西装领带，散发着刮胡水的橙香。宾客们从一间房蜂拥进另一间房，礼物堆满了横贯楼下门厅的樱桃木长条桌。

为了他，为了这住宅，为了他妻子，这些宾客真是费尽心思，这让桑吉夫费解。他一辈子经历过的另外一次相似的情形，就是他的婚礼，可这回多少有些不同，眼下这些宾客和他并不沾亲带故，充其量只是泛泛之交，从某种角度，他们一个子儿也不欠他。他们个个向他道喜。另一个同事雷斯特预言不出两个月，桑吉夫就要成为副总裁了。来客们大口吃着印度咖喱角，礼貌地夸赞新漆的屋顶、墙壁，悬挂植物，凸窗，还有从斋浦尔买回来的绢画。可他们最夸赞的还是晶晶，还有她一身柿色织锦缎的沙尔瓦—卡米姿露背装，还有她秀发上精巧地环了一串的白玫瑰花瓣，还有点缀着她颈项的、坠着一颗蓝宝石的珍珠短项链。照着晶晶的意思播放的闹哄哄的爵士乐背景里，她讲着趣闻轶事，逗得大家哈哈笑，围聚着她的宾客越来越多；而桑吉夫则在一边忙不迭地从烤箱端出受热均匀的咖喱角，给客人杯子里添加冰块儿，有些笨手笨脚地开香槟，不下四十遍反复解释他不是基督徒。而率领一小队客人、沿着螺旋扶梯上上下下、指给他们看后花园、从楼梯上往下俯视酒窖阶梯的，是晶晶。“你朋友们喜欢我书房里的基督画！”桑吉夫和晶晶擦臂而过时，晶晶旗开得胜地报告，还用手抚了抚他的腰背。

桑吉夫走进冷清的厨房，从厨台的盘子里用手直接抓了块鸡塞进嘴，他心想没人瞧见。他又抓了一块，这才对准杜松子酒瓶，咕咚喝了一大口，把鸡咽下肚。

“好饭菜。好住宅。”麻醉师苏尼踱步进来，从自己纸盘上舀了一勺食物送进嘴里。“还有香槟吗？”

“你妻子堪为一绝。”普拉巴尔尾随而来，说道。他是个单身汉，在耶鲁大学教物理。桑吉夫茫然地盯着他一阵子，然后脸红了。有一回晚餐聚会，普拉巴尔声称索菲亚·罗兰堪为一绝，就如奥黛丽·赫本。“她有没有妹妹？”

苏尼从鸡饭大盘里挑出一颗葡萄干：“她是不是姓小星星？”

两个男人嘻嘻哈哈，拿塑料调羹在鸡饭大盘里翻搅，他们开始直接从大盘里吃起来。桑吉夫去酒窖拿酒。有那么几分钟，他贴胸抱着第二箱香槟在楼梯上停住脚，在潮湿阴冷的寂静里感觉着楼板上纷沓的宾客。然后，他把“救援物资”搁上大餐桌。

“没错，所有的东西，都在这栋住宅里找着的，藏在犄角旮旯里，”他听见客厅里晶晶在说，“实际上，我们不断有新发现。”

“不至于吧。”

“真的！每天探宝似的。真叫妙。只有老天才晓得我们又会发现什么，不开玩笑！”

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仿佛因了某种默契，所有客人都汇入这支队伍，他们从一间屋搜罗到另一间屋，自己拉开壁橱瞅瞅，椅子坐垫底下瞄瞄，窗帘背后摸摸，挪开书架上的书本。几路人马东蹿西蹿，嘻嘻哈哈，在螺旋扶梯跑上跑下。

“我们还没搜过阁楼。”晶晶忽然高声嚷道，一下子招来所有的客人跟着。

“咱们怎么上去？”

“走廊那儿有爬梯，在天花板上什么地方。”

桑吉夫疲惫地跟在这伙人后边，正要告诉他们梯子在哪儿，可晶晶自己已经发现了。“找到啦！”她一声欢呼。

道格拉斯一拉链条放下梯子，他头上顶着娜拉的羽毛帽子，红光满面。宾客们一个接一个消失在阁楼上。女士们的细高跟鞋踩上窄爬梯的横木阶，男士们伸手扶她们一把；印度女子则将贵重莎丽垂落的一端掖入腰带间。接着，男士们也都跟着飞快地消失在阁楼上，只剩下桑吉夫一人，孤零零站在螺旋扶梯口。头顶上脚步声打雷似的响。他不想加入上面那伙人。桑吉夫担心天花板会塌下来，有一刹那，他想象那些醉醺醺、抹香水的身体跌落下来，横七竖八躺在他周围。他听见一声尖叫，跟着一浪浪音色各异的笑声越来越大声，越传越开。什么东西跌倒了，又有什么东西摔碎了。他可以听见楼上的人正为一口箱笼争执。他们好像想撬开它，使劲儿砸着箱笼。

他以为晶晶大概会喊他帮忙，可没听见有谁召唤他。他望望走道，又往下看看扶梯口，看见香槟酒杯、咬了一半的咖喱角、残留口红的餐巾扔得到处都是，每个角落，每寸地面。接着，他注意到晶晶仓促之中蹬掉了的鞋，两只鞋子扔在爬梯的梯脚，黑漆皮凉鞋，有高尔夫发球座似的细后跟，前面露脚趾，紧贴脚心位置的鞋肚里缝着丝质商标，稍微有些脏。他将它们移到主卧房门口，那样，人们爬下梯子时不会给绊倒。

他听见什么东西吱吱嘎嘎慢慢被打开。闹哄哄的声音一下子暗下去，变成低语。桑吉夫感到，好像宅子里突然间只剩他一人。音乐放完了，要是细听可以听见冰箱的嗡嗡，外面树上最后几张叶子的沙沙，还有树枝在窗玻璃上的轻轻拍打……只消他一弹指，便可以让爬梯缩回天花板，那帮人就欲下不能，除非他再拉链条放他们下来。他想着所有他可以干的，专心一意地想着。他可以把晶晶的那些圣物玩意儿统统扫进垃圾袋，装上车，直奔垃圾箱；他可以把基督流泪的水彩画撕下来；他可以提把榔头去外面圣母玛利亚像那儿走一遭。之后，他可以回到这栋空宅里；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一小时内把这狼藉的杯盘全清理干净，然后调一杯奎宁兑杜松子酒，吃一盘热过的米饭，听一盘新到的巴赫小唱碟，读一读封套上的文字，好正确理解音乐。他伸手推推爬梯，它种在地下似的纹丝不动。想移动它非得使劲猛儿不可。

“天哪，我得抽支烟！”晶晶在头顶上大喊。

桑吉夫觉得后脖颈打结似的硬住了。他感到头晕。得躺一躺。他走向卧房，在门口，他一眼看到晶晶的鞋尖正冲着他，于是马上停住脚步。他想到她脚伸进鞋里的模样。尽管她那样在住宅里走，脚下地板会刮出道道细痕，但这回他不像搬进这栋房子以来那样，心里窝火，相反，他感到一种强烈的巴望，巴不得她赶快踉跄着奔下螺旋扶梯。想到她奔进盥洗室拿口红修补红唇，想到她奔去替客人拿大衣；想到她送走最后一批客人，最后奔向樱桃木长条桌，拆开人们送的乔迁贺礼。他的巴望愈发强烈。结婚前，他有过跟这一样的强烈的感觉：聊完天挂断电话；送她上飞机后驱车回家，望见天空中一架架起航的飞机，想着不知哪架坐着她……

“桑吉，说出来怕你不信呢！”

她从阁楼上出现了，不过背对着他。她双手举过头顶，裸露的肩胛骨沁出细汗，扛着个还看不见的什么东西。

“你行不行，晶晶？”有人问。

“行，你请松手吧。”

这下，他看清她双手环抱的东西了：一尊纯银的基督半身像，单单头部就有他自己的三倍大。它长着贵族气的高鼻梁，漂亮的卷发披散在隆起的锁骨上，宽额映出缩小了的周边影像：墙壁，门，还有灯罩。它的表情充满自信，似乎对它的追慕者满怀信心；坚毅的双唇美而厚实。它还戴着娜拉的羽帽。晶晶从梯子上往下爬，桑吉夫伸手扶着她的腰，稳住她。待她及地，他便接过半身像。它足有三十磅重。上面的人们开始慢慢往下爬，他们搜得很累了。他们三三两两下了楼，去喝东西提神。

她吸了口气，抬起眼睛，有所期待的样子：“我把它放在壁炉架上，你会不会很在乎？就今天一个晚上？我晓得你讨厌它。”

他确实讨厌它。他讨厌它的宏大，它的无瑕，它的光洁，以及它不容否认的价值。他讨厌它出现在他的住宅里，而拥有它的恰恰是他。不像他俩发现的其他东西，这尊塑像高贵，庄严，甚至美。但令他诧异的是，这些性质反而使他愈发讨厌它。最根本的，他讨厌它，他明白，是因为晶晶喜欢它。

“从明天起，我把它放在我书房里，”晶晶加了一句，“我保证！”

她永远不会将它搬入她书房的，桑吉夫知道。在他们以后共同生活的日子里，她会将它供在壁炉架正中，两侧摆上其他圣经物具。每次一有客人，晶晶就会喋喋不休地讲如何如何发现它们，客人们会边听边赞赏她。他望着她发际零乱的玫瑰花瓣，颈脖间的珍珠蓝宝石短项链，脚趾上深红闪亮的蔻丹。他想普拉巴尔认为她“堪为一绝”大概是因为这些东西吧。杜松子酒让他脑袋胀痛，臂膀由于半身像的分量而酸疼。他说：“你的鞋，我拿进卧室了。”

“谢谢，可我的脚要了我命啦。”晶晶轻轻碰了碰他的臂膀，径直往客厅走。

桑吉夫将半身像的银色大脸贴紧自己的肋骨，小心着不让羽帽滑落下来，尾随着晶晶。

比比·哈尔达的治疗

在她二十九年的生命历程里，比比·哈尔达多数时间都在忍受疾病的煎熬，这病真是折腾坏了家人、朋友、和尚、手相家、老处女、宝石命相家、预言家，还有白痴。为了治好她，城里关心她的人从七条圣河带回过圣水来。每当夜里听到她在痛苦中挣扎尖叫，我们都喃喃为她祈祷。那时，家人把她的手腕用绳子捆绑起来，在她身上敷贴黏糊糊的药泥。智慧的人用桉树油揉她的太阳穴，用草药汁熏她的脸。按一位盲眼基督徒的建议，她还一度坐火车前去亲吻圣徒和殉道者的坟墓。她的手臂和脖子上佩满了护身符，提防着邪眼的魔力。她的手指则饰着好些幸运石。

医生的治疗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对抗疗法，顺势疗法，阿育吠陀疗法——时间一长，所有的康复艺术都施用过了。他们的建议五花八门，没完没了。试过X光、探针、听诊、注射之后，一些医生只是建议比比增加体重，另一些却要她减肥。如果有人禁止她睡过黎明，则必有另一家伙非要她睡到中午不可。这一个要她做头手倒立，那一个就要她在一天特定的时段吟诵吠陀诗文。还有人建议带她去加尔各答接受催眠治疗。一个一个专家走马灯似的看过后，女孩得到了这样一些药方：忌食大蒜、饮大量的苦药酒、冥思、喝青椰子汁、服用打了生鸭蛋的牛奶。一句话，比比的一生，就是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劳而无功的治疗方法。

比比的病发作起来毫无征兆，她因此只能待在一幢未经粉刷的四层楼房里。本地她唯一的族人就是一个堂兄，加上堂嫂，他们在二楼租了一套公寓。她随时可能失去意识而不知羞耻地发狂，没有人盯着他们不敢放手让比比过马路或者上电车。她每天就坐在楼顶的储藏室里，那是个坐着还好、站起来就不舒服的地方。储藏室的进口垂着帘子，一洞窗户没有铁栅，室内满是旧门板做成的货架，隔壁还有一个茅坑。她盘腿坐在一块黄麻垫上，为她的堂兄哈尔达在我们院子门口开的化妆品店清点存货。比比做这些事没有报酬，她只能得到三餐和日常所需，再就是足够的棉布，让她在每年十月的假日里找一个便宜的裁缝添置些衣服。晚上她就睡在楼下堂兄家的一张折叠床上。

每天早上，比比趿着一双破塑料拖鞋来到储藏室。她穿的居家外套长到膝盖以下好几寸，我们十五岁就不再穿这么长的衣服了。她的小腿几乎看不到寒毛，却散布着不少苍白的麻斑。我们晾晒衣服或者刮鱼鳞的时候，她悲叹自己命运多舛，恨恨责难造化的不公。她不漂亮，上唇太薄，而牙齿又太细了。她说起话来牙龈往外龅。“我问你，一个女孩整年整年坐在那里打标签、列价格，看不到什么未来，把最好的青春都浪费了，你说这公平吗？”她仿佛是在跟聋子说话，嗓门大得有点过头，“我不该嫉妒你们吗？你们当了新娘又当妈，日子过得热热闹闹的。我不该想描一描眼睛、头发洒点香水吗？不该想养个孩子，教他分辨是非善恶吗？”

日复一日，她向我们倾倒无尽的苦水，事情终于再明白不过了——比比需要一个男人。她需要依靠，需要保护，需要他来安排她生活的道路。像别的女人一样，她想要天天安排晚餐，想要责骂仆人，想要在她的立柜里攒钱，每三个星期去一次中国美容院修修眉毛。她缠着我们讲述婚礼的细节：珠宝啦、喜帖啦、还有悬在床上的晚香玉的幽香啦。在她一再坚持下，我们拿出饰有蝴蝶花样凸饰的结婚相册给她看。于是她神情专注地研究起婚礼的场面来：泼进火里的黄油，相互交换的花环，涂上朱砂的鱼，成盘的贝壳和银币。“好多客人啊，”她说道，手指摸着我们周围那些面孔，好些我们猛不丁都认不出来了，“我结婚的时候，你们可都要来啊！”

期盼开始疯狂折磨她了。她有好几次一动念，想着全部希望所系的一个丈夫，病就差点儿再度发作。在一罐罐爽身粉和一盒盒发夹当中，她躺在储藏室的地板上，身子蜷作一团，嘴里颠三倒四说着胡话。“我的脚不会浸到牛奶里去了，”她喃喃地说，“我的脸抹不成檀香膏了。谁会给我擦姜黄粉啊？我的名字不会用红墨水印到请帖上去啦……”

粗率直露的独白，忧伤自怜的情感。她的孤苦、她的无助，像热病时的汗珠从全身的毛孔密密渗出。在她最难熬的时刻，我们用披肩把她裹起来，从水池的龙头接水给她洗脸，再拿酸奶和玫瑰水给她喝。在她不那么抑郁的时候，我们鼓动她一起去找裁缝，添置些衣裙，一方面让她换换环境，另一方面说不定真的会增加她结婚的机会呢。“女人穿得像洗盘子的，哪有男人肯要你？”我们跟她说。“你攒那么多布，都让它喂虫子啊？”她不高兴了，话也不说地噘着嘴，接着争辩了几句，终于叹了口气。“我要去哪里？我为谁打扮啊？”她反问道，“谁会带我去看电影，去逛动物园？谁会给我买酸橙汽水，给我买腰果？认命吧，我操这些心干什么？我的病治不好了，我不会结婚的了。”

可是时隔不久，医生就给比比开出了一单最令人咋舌的方子。一天晚上，比比下来吃晚饭，下到三楼时摔在了楼梯平台上。她又是砸拳，又是踢脚，汗水涔涔流下，迷迷糊糊地不省人事。她的呻吟在楼梯井里回荡，我们马上冲出门，带着棕扇、糖块和几杯冲头的冰水前去安抚她。孩子们抱着楼梯栏杆目睹她宿疾发作，我们唤仆人去叫她的堂兄。等哈尔达从店里出来，十分钟已过去了；他除了脸有点发红，竟懒懒的无动于衷。他叫我们不要大惊小怪，然后毫不掩饰他的鄙夷，把她塞进人力车送往综合医院。就在那里，做完一系列血样检查，束手无策而有些气恼的主治医生铁口直断，唯有结婚方可治好她。

消息在我们的窗棂之间传递，穿过晾衣绳、越过鸽粪斑斑的房顶护墙，就这样传开了。第二天早上，三个手相师分别看了比比的手相，一致认定她的掌纹毫无疑义地显示婚姻即将来临。无聊的家伙在肉摊边叽叽咕咕说一些下流的话，老奶奶们翻查历书，要定一个订婚的良辰吉日。这些天，我们送孩子上学、取洗好的衣服、在配给店排队的时候，都低声议论着。显而易见，男女之事乃是这个可怜女孩一直需要的。我们第一次想象起宽大的外套底下她的身段来，估摸着她能给男人带来多少乐趣。我们第一次注意到她明净的脸色、慵懒而修长的睫毛，还有她那无可争议的美丽双手。“他们说这是唯一的希望。她是火气太旺。他们说——”我们顿了一下，红了脸，“男女那事儿可以给她消消火。”

不消说，这个诊断让比比高兴得不得了，她即刻着手为婚姻生活做准备了。她拣哈尔达店里一些损坏的货品给脚趾甲上了油，又把手肘的老茧清掉。她不理会储藏室里来了新货，却缠着我们要起菜谱来。她要粉丝布丁和木瓜煲的菜谱，一得到就用歪歪扭扭的字体誊录在存货账簿里。她一遍遍开列客人名单和甜点清单，还列出了一串度蜜月想去的地方。她涂甘油来光滑嘴唇，拒甜食减轻体重。一天她央我们谁陪她去找裁缝，让他给缝了一套那一季流行的伞形风格的沙尔瓦—卡米姿。大街上她看见珠宝店就拖我们进去，凝视着玻璃柜里的宝贝，问我们喜不喜欢那些头饰的设计和挂坠盒的样式。对着莎丽店的橱窗，她指点着一件洋红色的丝质莎丽，一件青绿色的，然后是一件色如金盏花的，说：“婚礼一开始，我就穿这一件，再穿这一件，再穿这个。”

然而哈尔达夫妇却另有打算。他们对比比的幻想无动于衷，对我们的担心毫不在意，一如往常地做着生意，一起挤在那间不过壁橱大小、三面墙壁都塞满了染发水、头油、浮石和雪花膏的化妆品店。“我们可没时间听馊主意，”有人一提起比比的话题，哈尔达就这么回答，“治不好那就得忍。还嫌不够吗？比比惹起了多少烦恼，增加了多少开销，给家门的名声抹了多少黑！”他的老婆，坐在窄小玻璃柜台后面他的身边，摇着扇子扇她那麻麻点点的前胸，也跟着连声附和。她是一个颇有点吨位的女人，打的粉过于苍白，脖子上的褶皱又令它们结成一片一片的。“再者说了，谁会娶她？她什么也不懂，说话颠三倒四。都快三十岁的人了还生不来煤炭炉，煮不来饭，分不出茴香和孜然。想想她怎么去伺候一个男人吧！”

他们也不是没有道理。从来没有人教过比比怎么做女人；因为疾病，她在大多数事情上仍旧天真无知。哈尔达的老婆认定邪魔攫附了比比的身体，不让她靠近火焰。没人教过比比如何穿莎丽，而不必别上四个不同的位置；她也不会运用任何特殊技艺绣出家具套，或钩出围巾来。他们不准她看电视，因为哈尔达想象那是电子器件，会让她兴奋发作的；这样她便不大知道我们世界里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娱乐。九年标准教育之后，她正式的学习就中断了。

为了比比，我们跟哈尔达争：“她要的就是这个嘛。”我们都说白了。但是哈尔达和他老婆实在是不可理喻。他们对比比的怨恨动不动就爆发出来，一说起这嘴就比找给我们的零钱还碎。当我们坚持说新方子值得试试的时候，他们争辩道：“比比不懂得尊重，也缺少自我控制。她在有意渲染她的病，就是要引起别人注意。给她个事做就最好了，她总是惹麻烦，不要去沾。”

“那为什么不把她嫁掉？至少你们不用再管她了嘛！”

“那就把我们赚的钱全浪费在婚礼上？要我们请客、订手镯、买床、办嫁妆？”

但是比比的牢骚仍在继续。一天快晌午时，我们帮助她穿上蓝色镂花雪纺绸莎丽，还专为这事儿借给她一双拖鞋，然后她一脚高一脚低地急急赶去哈尔达的店铺，非要他带她去相馆照张相，好把她的照片像别的待字闺中的女孩子一样，给有合适男子的人家传看。透过阳台的百叶窗，我们都注视着她。汗水已经在她的腋下湿了一片。“除了X光，我从来没照过相，”比比焦急地说，“未来的公公婆婆也该看看我长什么样。”然而哈尔达拒绝了。他说谁想看看她就自己来看，看她这么又哭又闹，把顾客都赶跑了。他骂她是败坏生意的祸根，是累赘，是赔钱货。镇子上哪个不晓得她？还要看照片！

第二天，比比就干脆罢工，跑来给我们讲哈尔达和他老婆那些蠢笨的生活细节，逗大家开心。“每个星期天，他都给她拔下巴的毛。他们把钱上了锁，冻在冰箱里。”为了让院子其他楼里的人听见，她大摇大摆地边走边嚷。她每叫嚷一阵，竖起的耳朵就多一些。“洗澡的时候，她拿鹰嘴豆粉往手臂上擦，还以为可以增白呢。她右脚第三个趾头没有了。他们午觉一睡睡那么久，你知道为什么？没办法取悦她！”

为了封住她的嘴，哈尔达只得在本镇的报纸上登了一行招婚广告：“女孩，性情不稳，身高一米五二，欲寻丈夫。”家有少年郎的父母都知道这位未来的新娘是何许人，却没有一家愿意担负如此明摆着的风险。谁又能责怪他们？很多人谣传，比比用一种根本听不懂的语言流利地自言自语，而且睡觉都是没有梦的。甚至那个在超市补手提袋、只剩四颗牙的孤寂鳏夫，你劝他去提亲他都不干。尽管如此，为了让她分分心，我们开始教她为妻之道。“耷拉着脸一点好处也没有，男人需要你用表情和言语来爱抚他们。”我们鼓动她跟周围的男子随便聊聊，练习一下，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遇到追求者呢。当送水工送完别家的水，最后来到储藏室给比比的水缸添水的时候，我们教她说“你好吗？”；当运煤工把煤篮卸在房顶的时候，我们让她向他们微笑，聊几句天气。回想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帮她做好相亲的准备。“跟男孩子一起，他的父母多半会来一个，祖父母来一个，叔叔或婶婶也要来一个。他们会盯着你看，再问几个问题。他们会查看你的脚板儿，摸摸辫子多粗，会叫你说出总理的名字、背诵诗歌，还会让你用半打鸡蛋喂饱一打肚子饿了的人。”

两个月过去了，一个应征的人也没有。哈尔达和他老婆不免得意起来：“你现在知道她不适合结婚了吧？你现在知道男人只要脑袋没病，就不会碰她了吧？”

比比的父亲去世以前，事情还没落到这步田地。（她的母亲生下她就死了。）在他最后的几年里，这位垂垂老者，我们小学校的数学老师，一直在苦苦跟踪比比的病情，希望弄明白她的病到底是怎么回事。“有问题，就必有答案。”每当我们问他进展如何的时候，他都这么回答。比比安心了。一度我们也都很有信心。他给英国的医生写信，晚上去图书馆阅读病例纪录，每星期五戒绝荤腥以安抚祖先在天之灵。最终他书也不教了，只在家里辅导几个学生，这样可以每时每刻盯牢比比的病情。可惜，就算年轻时有能耐心算开平方而且屡屡获奖，他却没有办法解开女儿疾病的谜团。尽管他如此费心劳神，却只能从病情的跟踪中得出仅有的一个结论——比比夏天比冬天更容易发作，而她总共罹遭了大约二十五次大的发病。他把症状列成图表，附上如何使她平静下来的说明，在邻里广为散发。可是这些图表最后都丢失了，不是被孩子们折了纸船，就是翻过来作了杂货预算的草稿纸。

除了陪陪她，除了抚慰一下她的不幸，除了偶尔留心一下她别出问题，我们实在无能为力。如此的孤寂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明了。一些日子里，午觉起来，我们为她梳头，不时记得换换分路的地方，不然头发就会掉得太宽。应她的央请，我们在她嘴唇边和脖子上多毛的地方打了粉，又把眉毛清晰地描过，然后带她出去散步。我们漫步来到鱼池边，那儿每天下午有孩子们打板球。比比还是想俘获一个男人。

“除了有时发点那个事，其实我身体完全没问题呀！”她坚持道。小径上有恋爱的男女手牵手闲步而过。她在路边的长凳上坐了下来：“我从没得过感冒。我从没得过黄疸。肚子从没痛过，也没有过消化不良。”有时我们给她买洒了柠檬汁的熏玉米棒子，或者两个派沙的奶糖。我们安慰她，当她确定有男人在向她抛媚眼，我们又打趣她，笑着同意她的感觉。然而她不是我们的责任，私下里，我们曾为此感到欣幸。

* * *

十一月间，我们得知哈尔达的妻子怀孕了。那天早上在储藏室里，比比哀哀饮泣。“她说我会传染人，像天花一样。她说我会坏了孩子！”她的呼吸沉重起来，眼光直勾勾地盯着墙上一块剥落的地方。“将来我怎么收场啊？”登出的征婚广告到现在还没有回音。“让我一个人承受这样的诅咒，难道惩罚还不够吗？难道还要责难我传染了别人？”哈尔达家里的不和开始渐渐升温。哈尔达的妻子认定比比待在近旁会传染未出世的孩子，于是用羊毛披肩包裹隆起的肚子。浴室里，比比用的肥皂和毛巾都分开了。据洗碗碟的女仆说，比比的碟子也不跟别人的一起洗。

不久的一个下午，病又发作了，没有任何征兆。比比在鱼池边走着走着，就倒在了小路上。她战栗着、抽搐着，牙齿咬着嘴唇。很快，一群人围住了这个痉挛的女孩，都急得不知怎么帮她。卖汽水的摁住她剧烈抖动的四肢，卖黄瓜片的试着掰开她的手指。我们中的一个取来池水淋在她身上，另一个拿香手绢擦她的嘴。卖榴莲的双手托住比比拼命左右甩动的头，卖榨甘蔗汁的则抓起那把平素用来赶苍蝇的棕扇，拼命地给她扇风。

“这里谁是医生？”

“小心别让她憋了气。”

“叫哈尔达了吗？”

“她烫得跟火炭似的！”

我们折腾了一番却未见效，乱哄哄的局面仍在继续。她与病魔撕扭着，被极度的痛苦摧残着，牙齿咬得嘎嘎作响，双腿纠绞在一起。两分多钟过去了，我们眼里看着，心里焦急如焚，却拿不出个法子来。

“皮革！”有人突然叫起来。“她要闻皮革的味儿！”我们一下就记起来了。上次发作的时候就是闻了一只牛皮凉鞋，比比才最终摆脱痛苦的魔掌的。

比比终于睁开了双眼。“比比，怎么回事？告诉我们你怎么了？”我们问道。

“我觉得热，越来越热。烟雾在眼前飘来飘去，世界一片黑暗。难道你们没看见吗？”

男人们护送她回家。暮色渐渐深了，海螺四处吹响，空气里晚祷的香烟越来越浓。比比摇摇晃晃地走着，嘴里含含糊糊地嘟囔着，然而终于没有说出什么话来。她的脸颊添了好些块乌青，皮也擦破了，头发乱成一团。手肘沾上的泥渐渐干了，一颗门牙缺了一小块。我们在后面跟着，牵着孩子，和她保持一段我们觉得安全的距离。

她需要一条毛毯、一块止血布、一粒镇静药。她需要有人照顾。然而我们来到院子时，哈尔达和他老婆却不让她进家门。

“就快生孩子了，跟歇斯底里的人接触医疗风险太大了。”他坚持不许。

那天夜里，比比睡在了储藏室里。

* * *

六月底，他们的孩子出生了，这个女婴靠了产钳之力才得以呱呱坠地。那时，比比又到楼下来睡了，不过他们把折叠床留在了楼道，更不让她直接碰孩子。每天一大早，他们就差她去楼顶清点存货，到了中午，哈尔达带来整个上午的卖货收据要她处理，还有一碗黄色的豌豆瓣儿给她当午饭。晚上，她独自一人在楼梯井用牛奶下面包。比比又发作了一次，不久又是一次，都落得无人看顾了。

我们表示关切时，哈尔达说这干我们屁事，干脆地拒绝了对话。为了申言愤慨，我们开始去别的地方买东西了；这可是我们唯一的报复手段。几周以后，哈尔达架上的货品落满了灰尘。标签退色，古龙香水变成了古龙臭水。晚上打那儿经过，我们每每看见哈尔达独自坐在里面挥动一只拖鞋扑打飞蛾。我们几乎看不到他老婆了。洗碗女佣说她还卧病在床，显然是产后出现了并发症。

秋天来了，带着对十月假期的期盼，小镇开始忙碌起来。为了这个节令，人们忙着买东西、订计划。树上成串的喇叭嘹亮地放着电影歌曲，商业街和市场全天营业。我们给孩子们买气球和花花绿绿的缎带，又成公斤地买蜜饯。我们搭出租汽车去拜望一整年都没见过面的亲戚。白昼越来越短，夜晚越来越凉。我们扣紧毛衣、拉上袜子。接着来了一股冷流，弄得人人喉咙都痒痒的。我们逼孩子们用温盐水漱口，再围上围脖。不过最后生起病来的却是哈尔达的孩子。

那天午夜，他们召来了医生，着他给孩子退烧。“治好她啊。”哈尔达的妻子恳求道。她激动得直打哆嗦，把我们大家都惊醒了。“你要什么都行，怎么也要把我的女儿治好啊！”医生开出的处方是一副葡萄糖冲剂和用研钵粉碎的阿司匹林，还要他们用棉被和床罩把孩子裹严。

五天之后，孩子的烧依然如故。

“一定是比比，”老婆哭道，“一定是她干的，她把病传给了我们的孩子！真是不该呀，我们怎么让她下来了，怎么又让她进了这个屋！”

于是比比又回到储藏室过夜了。应他老婆的坚决要求，哈尔达甚至把比比的折叠床连同一铁皮箱她的个人物件，一起搬到了那里。她的三餐都用淘箩扣好放到楼梯顶上去。

“我不在乎，”比比对我们说，“跟他们分开住，我自己弄起个家，岂不更好？”她打开箱子——里面有几件家里穿的外套，一幅装在相框里她父亲的照片，一些针头线脑，还有各式各样的布料——把她的东西摆放在几只空架子上。到那个周末，婴儿完全好了，但他们却没有叫比比搬回楼下去住。“不必担心，他们并没有把我锁在这儿，”比比这么说，想让我们安心，“楼梯下面就是外面的世界。现在我可以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地去发现生活了。”

然而，事实上她完全不再外出了。我们邀她一起去鱼池散步或者去看看庙里的装饰，她不肯去，说是在缝制一幅新的帘子，准备挂在储藏室的入口。她看起来有些苍白，她需要新鲜空气。“找丈夫的事儿怎么办？”我们提醒她。“你成天坐在这里，还能指望迷住男人吗？”

她一点也不听劝。

* * *

到十二月中旬，哈尔达撤下了货架上所有没卖掉的东西，装箱搬到储藏室里。我们或多或少成功弄得他关了门。临近年底，这家人搬走了，临走在比比的门下塞了一个装着三百卢比的信封。此后就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了。

我们有人知道比比在海德拉巴一个亲戚的地址，于是写信过去说明情况。信未启封就退了回来，说是地址不详。我们赶在最寒冷的几周以前叫人把储藏室的窗扇修好，又在门框上加了一块铁片，这样她至少会有点自己的空间。有人捐给她一盏煤油灯，又有人送她一顶旧蚊帐和一双统袜。我们一有机会就提醒她，她的身边有我们在呢，随便什么时候需要找人商量、需要任何帮助，都可以来找我们。有一阵子，我们把孩子支到屋顶去玩，这样如果她再度发作，我们也好尽早知道。但是每个晚上，她都只得孤孤单单地过了。

几个月过去了，比比的生活已经陷入一种深长的死寂中。我们轮流给她留茶饭。她喝得不多，也只吃一点点，而且开始有了与她的年龄不再相称的表情。傍晚时分，她绕着屋顶护墙转一两圈，却从未离开房顶。天一黑，她就躲进铁皮门后，再也不出来了。我们没有打搅她。有些人开始怀疑她是不是要死了，另一些人则断定她必是疯了。

四月的一个早上，那时天气回暖，可以在屋顶晾晒小扁豆薄饼了，我们听到有人在水池边呕吐。第二天我们又注意到这事，于是都去敲比比的铁门。里面没有声响，门也没上锁，我们便自己进来了。

我们看见比比躺在折叠床上。她已经怀孕大约四个月了。

她说她记不得是怎么回事了。也不愿意告诉我们是谁干的。我们混合热牛奶和葡萄干给她做了面糊，但她还是不肯透露那个人的身份。没有法子，我们只好四处搜寻强暴的线索和破门而入的痕迹，但是房间清扫过，一切都井然有序。折叠床边的地板上，她的存货账簿翻到了新的一页，里面有一串名字。

她怀孕足月，九月份的一个晚上我们为她助产，她生下一个男孩。我们教她如何喂奶，如何给他洗澡，如何哄他入睡。我们给她买了块油布，又用她多年积攒下来的布料帮她缝衣服和枕头套。不到一个月，比比的身体就复原了。她用哈尔达留下的钱粉刷了储藏室，给门窗装了挂锁。然后，她掸去货架上的灰尘，清点剩下的瓶瓶罐罐，以半价卖掉哈尔达的存货。她叫我们传一传甩卖的消息，我们都乐意帮忙。从比比那儿，我们买了香皂和眼线笔，又买了梳子和粉盒。她卖完最后一件，就搭出租车去了批发市场，用赚到的钱进了新货。就这样，她在储藏室做起了买卖，抚养儿子长大。我们都尽可能帮她。随后的几年里，我们一直在猜想究竟镇里的谁污辱了她。我们盘问过几个仆人，又在茶棚和车站就几个嫌疑人起过争论，但都没争出什么结果。不过，展开调查并没有什么意义了。就我们所知，比比已经治好啦。

第三块大陆，最后的家园

一九六四年我离开印度，怀里揣着一张商科结业证书，名下只有相当于当时十个美元的财产。我搭乘一艘意大利货轮“罗马”号，睡在引擎隔壁的船舱里，在海上漂航了三个星期，穿过阿拉伯海、红海、地中海，最后来到了英国。我在伦敦北边芬斯伯里公园一带的一幢房子里安顿下来。这儿住的全是跟我一样身无分文的孟加拉单身汉，少说也有一打，有的时候更多。大家都挣扎着在海外求学谋生。

我一边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修课，一边课余到大学图书馆打工以维持生计。一间屋子挤了三四个人，公用唯一一个冰冷的卫生间。我们轮番当班，一锅锅地烧咖喱鸡蛋，放在铺着报纸的桌上大家用手抓着吃。工作之余，我们无所事事。那些周末，我们穿着系带睡衣裤，端着茶杯，叼着罗斯曼香烟，赤着脚在屋里晃来晃去；要不然就出门去，到洛德板球场看看比赛。我们在蔬菜店和地铁里认识了不少孟加拉老乡，有几个周末他们一大群人过来，把屋子挤得水泄不通。于是我们狂做咖喱鸡蛋，在一台根德牌开盘式录音机上大放穆可希的歌，最后把脏盘子通通泡在澡盆里。时不时有人结婚搬出去另过，还是远在加尔各答的父母给他定的亲呢。到一九六九年我三十六岁的时候，我自己的婚姻也已安排好了。差不多同时，我还在美国找到一份全职工作，是在麻省理工学院一个图书馆的采编部任职。薪水养个老婆不成问题，何况受雇于一所世界驰名的大学也荣耀得很，于是我申领了第六优先的绿卡，准备好漂向更遥远的地方。

到那时我坐得起飞机了。我先飞回加尔各答参加自己的婚礼，一个星期以后再飞往波士顿，开始新的工作。在飞机上，我阅读一册平装的《北美就学指南》，那是离开伦敦前在托特纳姆宫路买来的，只花了七先令六便士。虽然我不再是学生了，但是和过去一样，钱还是得省着点花。读这本指南我才知道美国人开车都是靠右，他们还把lift（电梯）叫做elevator，把engaged phone（占线）称作busy。“你很快就会感觉到，北美的生活节奏跟英国大不相同，”指南上写道，“人人都必须拼命向上爬，这里可没有悠闲的英国茶。”飞机开始在波士顿湾下降的时候，机长通报了当地的时间和天气，还有一则新闻：两个美国人登上了月球，尼克松总统因此宣布全国放假一天。几名旅客欢呼起来。“上帝保佑美利坚！”其中一个呼喊道。过道对面，我还看到一位女士在祷告。

我的第一晚是在剑桥中央广场的基督教青年会度过的，这是那本指南推荐的一处便宜的落脚之地。从这儿走路就可以到麻省理工学院，几步开外是邮局和一家叫“至纯”的超市。房间里只有一张小床、一张桌子，一面墙上还有个小小的木制十字架。门上贴有告示，严格禁止烧菜做饭。窗户光秃秃的没有窗帘，俯瞰着车水马龙、来来往往的马萨诸塞大道。汽车喇叭声此起彼伏，尖锐刺耳，绵长持久。警报持续呜响，件随着闪烁的警示灯，宣告着层出不穷的突发状况；成队的公共汽车隆隆开过，开门闭门的强劲嘶嘶声直透耳膜。这股噪声总是搅得人心烦意乱，有时简直令我无法呼吸。它像刀刃一直刺到心底，只有“罗马”号引擎狂野的轰鸣堪与之相比。然而这里没有甲板以存身避难，没有浮光跃金的大海激动我的灵魂，没有清凉脸颊的海风，没有可共一语的友人。我实在受不了穿着睡衣在昏暗的过道里踱来踱去，只好坐在桌边，眼睛直勾勾瞪着窗外，瞪着剑桥市政大厅和旁边的一溜小店铺。挨到早上，我前去杜威图书馆报了到。图书馆是一幢米色的城堡式建筑，就在纪念厅大道边上。我还开了个银行账户，租了邮政信箱，然后去在伦敦时就识得大名的沃尔沃斯百货大楼买了一套塑料碗勺。我来到至纯超市，在货架间来来回回地转悠，把盎司换成克再和英国的价格比较。终于，我买了一小纸盒牛奶和一盒玉米片。这是来美国后的第一餐，我坐在桌边吃了下去。比起汉堡包或热狗——马萨诸塞大道上的咖啡馆里我唯一吃得起的其他食物，我觉得牛奶玉米片更中意，更何况我长这么大还从没吃过牛肉呢。这里一切都是那么新鲜，连买牛奶这样的小事我都没有体验过；在伦敦，奶瓶是会每天早上送到家门口的。

* * *

一周以后，我差不多适应了。早晚两顿吃牛奶玉米片，为了换换花样，我买了点香蕉，用勺切成片加进去。另外还买了一些袋泡茶和一只大肚玻璃瓶。沃尔沃斯的售货员把它称作热水瓶，他还告诉我，以前人们用它来贮放威士忌。那又是一样我从来没尝过的东西。为了省下的在咖啡馆里喝杯茶，我每天早上带一瓶开水去上班，一天下来可冲泡四杯茶。我买更大号的盒装牛奶，学另一位住客的样，也放在窗台晒不到太阳的地方。为了打发时间，我晚上到楼下一间装着镶嵌玻璃窗的大房间里读《波士顿环球报》。每篇文章、每则广告我都不遗漏，这样才会快快熟悉起来。眼睛看累了，就上去睡觉。这里只有我一个人睡不好。房间太闷，窗户是唯一的空气来源，所以每天晚上我都开窗睡觉，可是跟着进来的噪声又烦死人。躺在床上，手指塞进耳朵里去，好不容易才刚刚睡着，手一滑到一边去，外面车马的嘈杂立刻把我吵醒。窗台上飘落好些鸽子羽毛。一天傍晚，我用牛奶冲好玉米片，才发现牛奶早就馊了。不管怎样，我决心在这里待满六个星期，等我老婆把护照和绿卡办妥。她一来，我就得去租一套像样的公寓，所以时时留心报纸上的分类广告，或者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到学院的住房办公室，看看有没有价格适合我的。就这样，我在待租房屋一览表中发现了一幢位于安静街道上的独栋住房，那儿有一个单间出租，可以马上搬进去，租金每周八美元。我把电话号码抄进那本指南，然后翻拣那些我还不甚熟悉、比先令小和轻、比派沙重和亮的硬币，打去付费电话询问。

“谁啊？”一个女人咄咄逼人地问道。她粗声粗气，嗓门老大。

“呃，下午好，夫人。我想问问租房间的事。”

“哈佛还是工院？”

“对不起，您是说……”

“你在哈佛还是在工院？”

我猜想工院应该是麻省理工学院，于是答道：“我在杜威图书馆工作。”然后怯怯地加了一句：“是在工院。”

“我的房子只租给哈佛和工院的小伙子！”

“明白了，夫人。”

她给了我地址，约我当晚七点钟前去看房。我提前半个小时就出发了，怀里揣着那本指南，口腔也用漱口液清爽一新。我从马萨诸塞大道折进一条垂直的林荫道，人行道的裂隙里有稀疏的草叶探出来。尽管天热，我还是穿了外套、打了领带，把这次看房当成一次正式的面谈。我至今还没有在非印度人家里住过呢！那幢房子灰白色墙面，装着深棕色门框，周围是一圈铁丝网围栏。跟我在伦敦住过的泥灰排屋不同，这座房子是单家独户，外壁覆盖着木制的墙面板，墙根周围生长着一丛丛乱蓬蓬的连翘。我按了门铃，电话上的那个女人叫喊道：“请等一下！”声音好像从门后面发出来。

几分钟以后，门开了，面前是一位个子小小、年岁极高的老太太。一团雪白的头发盘卷在她的头顶，就像一只小小麻袋。我进了屋，她则走回铺着地毯的狭窄的楼梯间，坐到一只木凳上。在一小团灯光里，她刚刚坐定，就抬头目不转睛地打量我。她穿一条黑色长裙，撑起来就像支在地板上的帐篷；一件白色衬衫，式样古板，领子和袖口都有褶边。她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长而苍白的手指关节肿大，指甲又硬又黄。岁月沧桑磨蚀掉了她女性的特征，现在看起来就像个男人——坍缩的眼睛轮廓分明，鼻翼的两边皱褶突起。她双唇皲裂粗糙，几乎完全隐去，双眉也都脱落尽了。即使这样，她还是显得凶巴巴的。

“锁上门！”她下令道。虽然我不过在几尺开外，她还是要大声喊叫。“挂上链子，摁紧把手上的按钮。进屋第一件事就是要锁门。听明白了吗？”

我照吩咐锁上门，然后四下环顾。老太太身边是一只小圆桌，铺着的网孔台布把桌腿完全隐藏了起来，正像她自己一样。桌上放着一盏灯、一架晶体管收音机、一只银扣真皮钱包和一部电话，斜靠在那里的一只粗木杖上积了厚厚一层灰尘。我右手边是客厅，里面有一排书橱和满屋破旧的爪脚家具。客厅的角落，我还看到一架三角钢琴，顶盖扣着，上面堆着报纸。琴凳不见了；只怕老太太正坐着的凳子便是。就在这时，房里不知哪里的一只座钟响了七声。

“你很准时！”老太太夸赞道。“希望你交房租也这么准时！”

“我有一封信，夫人。”我兜里揣着一封证明我受雇于麻省理工学院的信，带来是想说明我的确从工院来。

她盯着信看了一会，然后小心翼翼地递回来，手里端着的仿佛不是一张纸而是满满的一盘食物。她没戴眼镜，我怀疑她一个字也没读。“前头那个男孩交房租总是拖！还欠我八块钱呢！哈佛的小子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我的房子只租给哈佛和工院来的！小伙子，你觉得工院怎么样？”

“很好。”

“你确定锁好门了吗？”

“锁好了，夫人。”

她拍拍身边的空位，招呼我坐下。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吟诵道，仿佛只有她一个人知道这件事——

“月亮上有面美国旗！”

“是，夫人。”直到现在，登月的事我都没大去留心。当然报上会一篇接一篇地报道，我也读到过。宇航员降落在静海的边缘，这是人类文明史上履迹最远的一次。接连几个小时，他们在月球表面四处探测。他们收集岩石样品，描述周遭的环境（一位宇航员说，那是一种广袤千里的荒凉），跟总统通电话，把一面旗帜插在月球的土地上。人们欢呼这是人类最辉煌的成就。我在《环球报》上看到过宇航员身着臃肿宇航服的整版巨照，读到过在那个星期天的下午、宇航员登上月球的一刹那，波士顿的人们都在干些什么的报道。一个男子说，他一边踩踏着天鹅游船，一边把收音机摁在耳朵上；一位妇人说，她那时正在给孙子烤蛋卷。

老太太大声喊起来：“旗帜插在月亮上，小伙子！收音机里讲的！了不起，不是吗？”

“是的，夫人。”

但是她不满意我的回答，反过来命令我：“说‘了不起’！”

我莫名其妙，甚至有那么一点受辱的感觉，不由想起小时候在只有一间教室的托里冈吉小学上学的情景。我们盘腿坐在地上，光着小脚，也没有铅笔，跟着老师背乘法表，老师教一句，大家跟一句。又想起我的婚礼，我跟着祭司没完没了地念梵文诗歌，正是这些我十句九不懂的诗歌把我和老婆结合在了一起。我没作声。

“说‘了不起’！”老太太再次对我大声喊道。

“了不起。”我咕哝道。她听不见，我只得扯高嗓门重复了一遍。我说话天生细声，更不愿对着刚认识一会儿的老太太大声吆喝，可她似乎不以为意。看来她是满意了，接着下令：

“去看房间吧！”

我起身，沿着铺了地毯的窄梯上楼。楼上有五个房间，一样窄的过道两边各有两间，另一间在对面顶头。只有一间屋半开着门。倾斜的房顶下摆着一张单人床，地上一片椭圆小地毯，洗脸池露着排水管，还有一只抽斗柜。两扇白色的门，一扇后面是贮物间，一扇通到厕所浴室。墙上贴满灰色和象牙色相间条纹的墙纸。窗户开着，网眼窗帘在风中微微晃动。我拉开窗帘，看看外面风景如何：一个小小的后院，几棵果树牵着一根空荡荡的晾衣绳。我挺满意的。这时只听得楼底下老太太追问道：“你要不要？”

我回到门厅，告诉她我决定要了。她从桌上拾起真皮钱包，打开扣子，手指抖抖索索地在里面掏了半天，摸出一把套着细圈的钥匙。她告诉我屋后有厨房，穿过客厅就是。我可以使用炉灶，只是用完后要恢复原样。床单和浴巾是现成的，不过我得自己清洗。房租每周五早上交，放在钢琴琴键上方的谱架上。“还有，不准带女朋友来！”

“我已经结婚了，夫人。”这是我第一次向人宣布这件事。

可是她没听见。“不准带女朋友来！”她坚持道。她自我介绍说是克罗夫特夫人。

* * *

我的妻子名叫玛拉，这桩婚姻是我大哥和大嫂安排的。婚事提出来时，我既没有反对，也没有热情向往。这是大家希望我尽的义务，对每个男人都是如此。她是贝里加塔一位学校老师的女儿。哥嫂告诉我说，她会烹饪、编织、绣花，会画风景素描，会背诵泰戈尔的诗句，可是这些都不足以抵偿她不够漂亮的容颜，一个排的男人都因为她的长相拒绝了她。她二十七岁，到这个年纪父母已开始忧虑她嫁不出去了，所以他们情愿把唯一的女儿远送到世界的另一端，免得她成了老姑娘。

我和她同床共枕了五天。每天晚上，擦好润肤膏、编好辫子再用一根黑色棉线扎起来之后，她就躲开我，偷偷地哭泣。她想念她的父母。虽然几天以后我就要离开这个国家，但是按照传统习俗，她现在已经是我家的一员，其后的六个星期里，她要和我的哥嫂住在一起，做饭、打扫、给客人端茶上点心。我一点也没抚慰她。我躺在床上另一边，就着手电读我的指南，期盼着我的旅行。有时我会想起隔壁的小房间，母亲以前在那里住过。现在这间房几乎空着，那张她睡过的简陋木床堆满了箱子和破旧的被褥。大约六年前，在我前往伦敦之前，我就是看着她在这张床上离开人世，看着她在最后的日子里，在床上玩弄自己的粪便。火化她以前，我用发夹一个个地清理她的指甲。因为我哥哥承受不了，我便代替长子的身份点火触烧她的太阳穴，释放她饱受折磨的灵魂，让它去往天堂。

* * *

第二天一早，我把家当搬进了那个房间。一开门，我一眼就看见克罗夫特太太坐在琴凳上，就在昨天晚上那个位置。她穿着不变的黑色长裙、不变的老式白衬衣，双手不变地十指交叉放在腿上。她好像一点改变都没有，我甚至怀疑她是不是就在那儿坐了一整夜。我把衣箱提上楼，接着去厨房把大肚瓶灌满开水，然后离家上班。那天傍晚我从大学回来时，她还是坐在那里。

“过来坐，小伙子！”她拍拍身边的空位。

我在她身边坐了下来。我去过杂货店，带回一大堆牛奶、玉米片和香蕉，都装在一只食品袋里。那天早上我查看了一下厨房，没有找到多余的锅、盘或其他厨房用具，所以做饭很成问题。总共只有两只汤盘，还都在冰箱里，盛着些橘黄色的清汤；灶上就只一把烧水壶。

“晚上好，夫人。”

她问我检查过门锁没有。我告诉她锁好了。

她好一阵子默然不语。突然，她用和昨天一样难以置信却一样欢欣的口吻宣布道：“月亮上有面美国旗，小伙子！”

“是的，夫人。”

“旗帜插在月亮上！了不起，不是吗？”

我点点头，担心着她又来了。“是的，夫人。”

“说‘了不起’！”

这次我先顿了一下，两边看了看有没有人。虽然我非常清楚这所房子空空如也，但万一有人无意中听了去总不好。我觉得自己像个傻子。不过她的要求倒还算不了什么难事。“了不起！”我大声喊道。

好几天，这成了我们的例行公事。早上我离家去图书馆的时候，见克罗夫特夫人不是藏在楼梯另一边她的卧室里，就是坐在琴凳上，专心致志听收音机里的新闻或古典音乐，完全无视我的存在。然而每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相同的一幕总会发生：她拍拍凳子，唤我坐下，宣布月亮上有面旗帜，接着称赞那是多么了不起。我也说那很了不起，然后我们就都不说话枯坐着。这场每晚一次的游戏让我觉得怪异，而且让我感觉会没完没了，好在每次不到十分钟就完事；她次次都会迷迷糊糊睡过去，头一下子耷拉到胸前，这时我便可以脱身回房了。那个时候，自然并没有旗帜竖在月亮上。我读过报纸，在宇航员飞回地球之前，旗子倒下了，他们都看见的。只是我没那个胆量告诉她。

* * *

星期五早上，该交第一个星期的房租了。我走进客厅，把钱放在钢琴的谱架上。琴键有些卡顿，颜色已经泛黄，我按了一下键，根本弹不响。我把八张一美元的钞票放在信封里，外面写下克罗夫特夫人的名字。我还不习惯把钱一扔了事。从我站的地方，能看见她帐篷似的长裙的一侧，她正坐在琴凳上听着收音机。我觉得要劳动她走这么老远到钢琴这儿来取钱，实在没有必要。我从来没见过她四处走动，看她身旁的桌子边总靠着手杖，猜想她走起路来必定十分吃力。我走近她时，老太太抬头瞅着我，发问道：

“你有什么事？”

“房租，夫人。”

“放到谱架上去！琴键上头！”

“我给您拿来了。”我伸手把信封递给她，但是她十指交叉放在腿上，丝毫没有松动的意思。我微微弯下腰，信封停留在她双手上方一点点的地方。过了好一会儿，她终于接受了，对我点点头。

晚上我回到家，她没有拍琴凳叫我坐下，可是出于习惯，我像往常一样坐到她的身边。她照例问我检查门锁了没有，却一点也没有提起月亮上的那面旗帜，而是说：

“你真是好心！”

“我不太明白，夫人。”

“真是好心！”

她手上还拿着那个信封呢。

* * *

星期天有人敲我的房门。门口是一位老年女子，自我介绍说是克罗夫特夫人的女儿，叫海伦。她走进门来，四下张望，也许是要看看屋子里变了样没有吧，目光扫过壁橱里的衬衫、球形门把上的几条领带、抽屉柜上的一盒玉米片、洗脸池里的脏碗勺。她个子不高，腰粗粗壮壮，银发修剪过，唇上还有亮粉色口红。她穿一身无袖夏装，戴一串白色塑料项链。眼镜拴在链子上，秋千似的悬到胸前。小腿肚子上青筋纵横，手臂也肌肉松弛，软得像烤好的茄子。她告诉我她住在阿灵顿，那是在马萨诸塞大道往北老远的一座小镇。“我每个星期来一回，给妈妈带点食品。她还没叫你卷铺盖走人吧？”

“我们相处得很好，夫人。”

“她赶他们走，有些男孩给弄得又哭又闹的。可是我感觉她挺喜欢你。她说起住这里的房客，从没用过绅士这个词，你可是头一个。”

“您夸奖了，夫人。”

她注意到我赤着脚（我至今还觉得穿鞋进屋不大对劲，所以总是脱在门口才进来），说：“你刚来波士顿吧？”

“刚来美国，夫人。”

“从哪里来？”她眉毛一扬。

“印度加尔各答。”

“是吗？大概一年以前吧，这儿住了个巴西小伙子。你看，剑桥真是一座国际化的城市。”

我点点头，心里开始嘀咕我们还要聊多久。就在这时，克罗夫特夫人在楼下喊了起来，声音很是吓人。我们走进楼道，只听她喊道：

“你们马上给我下来！”

“什么事？”海伦大声地问。

“快下来！”

我马上把鞋穿上。海伦叹了口气。

我们下楼去。楼梯太窄，不容两个人并肩上下，于是我跟在海伦后面。她一点也不像着急的样子，还一边向我报怨膝盖不好使了。“你刚才是不是走路没拿拐杖啊？”她叫唤起来，“你知道的，不拿拐杖，你不该走来走去的。”她停了一下，手放在楼梯的扶手上，回头道：“她有时会摔跤。”

我第一次觉得克罗夫特夫人也有脆弱的时候。我想象她仰面躺在琴凳前的地板上，眼睛瞪着天花板，一脚指东一脚指西。可是我们走下楼梯，却看见她一如往常地坐在那里，双手交抱放在腿上，脚边是两大袋食品杂货。我们来到她跟前，她没有拍琴凳，也没有叫我们坐下，而是气鼓鼓地瞪着眼睛。

“什么事啊，妈妈？”

“这不合适！”

“什么不合适啊？”

“没有伴娘在，女子是不能跟男人私下交谈的，除非跟他结了婚！这不合适！”

海伦说她都六十八岁，老得可以做我妈了，但是克罗夫特夫人坚持要我们在楼下的客厅里说话。她还补充说，以海伦的身份，透露自己的年龄、裙子长度在脚踝以上，也都是要不得的。

“告诉你吧，妈妈，现在已经是一九六九年了。要是有一天你真的出门，看见一个穿迷你裙的女孩，你怎么办？”

克罗夫特夫人嗤之以鼻：“那我就叫人把她抓起来！”

海伦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抱起一只食品袋。我拎起另一袋，跟随她穿过客厅来到厨房。袋子里装满清汤罐头，海伦转动开罐器，三下两下把它们一个个都打开了。她把两汤盘的陈汤都倒进水池，打开水龙头冲洗干净，盛上新汤，然后又放进冰箱。“几年前她还能自己开罐头，”海伦说，“现在得我帮她开了，她可不喜欢。没办法，钢琴伤了她的手。”她戴上眼镜，瞄了一眼橱柜，看到我的袋泡茶。“我们来一杯怎么样？”

我把开水壶接满水，放在炉子上烧。“对不起，夫人，刚才听你说起，钢琴是怎么回事啊？”

“她以前教钢琴，一教教了四十年。父亲死了以后，她就是靠这个把我们拉扯大的。”海伦双手叉腰，往冰箱里瞅了好一会儿，然后探手到最里头拖出一包黄油。她皱起眉，把它扔进垃圾袋。“这下该差不多了。”她说着，把剩下没打开的清汤罐头都放进橱柜。我坐在桌子边，一边看着海伦洗脏盘子、扎垃圾袋，给水池上的吊兰浇水，最后冲泡好两杯茶。她端给我一杯没加牛奶的，茶袋的细绳拖在杯外。她在桌边坐了下来。

“对不起，夫人，这够不够？”

海伦呷了一口茶。杯子内沿留下一个弯弯的粉红色唇印。“什么够不够？”

“盘子里的汤。克罗夫特夫人吃这点就行了？”

“别的她什么都不吃。过了一百岁，她就什么硬东西都不吃了。那还是……让我想想，三年前的事了。”

我大为窘迫。本来还以为克罗夫特夫人不过八十多岁，充其量九十而已。我可从来没听说有谁活了一个世纪以上。尤其令我难堪的是，那个人竟还是一个独自过活的寡妇。我自己的母亲正是因为成了寡妇才精神失常的。父亲在加尔各答邮政总局当职员，在我十六岁那年死于脑炎。母亲无法接受失去他的现实，生活陷入一片黑暗。我、我哥哥、着急的亲戚们、拉希·贝哈里大道上的那些精神病诊所都只得眼睁睁看着，谁都没有办法拉她一把。见她如此孤立无助，听她满不在乎地饭后打嗝或人前放屁，我痛彻心扉。父亲过世后，哥哥退了学，开始在他后来经管的黄麻加工厂干活以维持家用。而我就必须陪在妈妈身边，准备我的考试，妈妈则一遍又一遍地细数臂上的手镯，好像在拨弄着算盘珠子。我们都很费心劳神地看管她。有一次，她半裸着身子游逛到了电车站，大家好不容易找到她，把她给弄回来。

“我很愿意晚上帮克罗夫特夫人热热汤，”我提议道，一面从杯里提出茶包，控干里面的水，“一点也不麻烦。”

海伦看看表，起身把杯里的余茶倒进水池。“我要是你，就不这么想。那百分之百会要了她的命。”

* * *

那天晚上，海伦回阿灵顿去了，房子里又只剩我和克罗夫特夫人两个人了，这时候我开始忧虑起来。她那么年老，我真害怕在深夜、在白天我外出的时候，她会出点什么事。虽然她说起话来中气十足，甚至还有点专横跋扈，但我深知像她这样的老年人，一处轻微的抓伤、一声咳嗽就足以致命。我知道，她每过一天都多少算是个奇迹。海伦看起来虽然十分友善，可我心里还是忧虑，万一出了什么事她会责我疏忽之罪。海伦倒不像担心的样子，她来来去去的，每到星期天就给克罗夫特夫人带汤来。

那个夏天，六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每天傍晚从图书馆下班回来，我都会和克罗夫特夫人一起，在琴凳上坐上几分钟。我陪她一小会儿，让她放心门锁已检查过了，还告诉她旗帜插到月亮上很了不起。有几次在她沉入梦乡以后好久，我还坐在她身边，心里惊叹着她在这个世界生活过那么多个年头。有时，我试着想象她出生的时候，1866年，世界是个什么样子。我想，女人们一定都穿着黑色长裙，在客厅里风雅地交谈着。现在，我一看到她腿上交叉着的关节肿大的手，就会想象它们原来光洁修长，在钢琴键盘上翩然飞舞。我时常在睡觉之前下楼看看，看看她是好好地坐在琴凳上，还是安全地回卧室去了。每到星期五，我一定把房租交到她手上。这些小事以外，我不能为她做什么了。我不是她的儿子，除了每周要交的八美元房租，我并不欠她什么。

* * *

八月底，玛拉的护照和绿卡都办妥了。因为我哥哥在加尔各答的家里没有电话，她便给我发了一封电报告知航班的情况。就在那几天，我还收到她的来信，是在我们刚分别几天后写的。信上没有称谓；大概称呼我的名字该是一种我们还未触探到的亲密。信只有短短几行：“我在准备旅程，所以练习用英语写信。我在这里非常非常孤单。你那里冷吗。下雪吗。你的玛拉。”

她的话没有让我感动。我们相处只有短短几天，然而我们的命运已经绑在一起了。六个星期来，她一直戴着铁手镯，在头发的分际敷上朱砂粉，以此向世人宣告她是一个新娘子。在那六个星期里，她的到来对我就像下个月、下个季度的来临一样，不可避免却在当时没有多大意义。我对她了解那么少，有时候她脸庞的细节会在我记忆里浮现，但我却想象不出她完整的面容来。

接到信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我在去上班的路上，看见马萨诸塞大道对面人行道上一位印度女人，她穿着摆边快要拖地的莎丽，推着小推车里的婴儿在散步。一位美国女人用带子牵着一条小黑狗正从她身边走过。突然之间，狗叫了起来。我从街的这一边看见那印度女人吃了一惊，停步不前，这时那狗跳起来，一口叼住莎丽的摆边。美国女人大声呵斥狗，像是道了声歉，然后迅速地离开了，留下印度女人一个人在路中间整理莎丽、安抚啼哭的婴孩。她没看见我站在那里，良久，她终于继续往前走了。那个早上我意识到，这类小小的不幸，会很快让我关心挂怀。我有责任照顾好玛拉，欢迎她、保护她。我要给她买第一双棉靴、第一件冬大衣。我要告诉她哪些街不要去、汽车从那个方向来，告诉她穿莎丽时摆边不要拖到地上。想到离开父母不过五英里远她都会哭哭啼啼，我又不免有点懊恼了。

我跟玛拉不同，那时候我什么都习惯了，习惯了牛奶玉米片，习惯了海伦的来访，习惯了陪克罗夫特夫人一起坐在凳子上。唯一还没习惯的就是玛拉。虽说如此，我还是做了我该做的。我去学院的住房办公室，找到了一套离我住的地方只隔几个街区的公寓。公寓配备家具，一张双人床，一间单独的厨房和浴室，租金每周四十美元。最后的星期五，我交给克罗夫特夫人装着八张一美元钞票的信封，拎着衣箱下楼，告诉她我要搬家了。她把钥匙放进钱包。她要我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把靠在桌边的手杖递给她，这样她可以走到门口，等我出去以后锁门。“那么，再见了。”说完她就退回屋里去。我本没有期望多感人的场面，但也没想到会如此令人失望。我只是一个寄住者而已，一个付她一点点钱、进出她家仅六个星期的人。和一个世纪相比，六个星期算得了什么！

* * *

在机场，我一眼就认出了玛拉。她的莎丽没有拖到地板上，而是轻轻罩在头上，带着一分新嫁娘的羞涩。父亲去世以前，妈妈也是这样打扮的。玛拉深色的细手臂套满了金手镯，前额一点朱红，双脚边缘淡淡地抹了一层装饰性的红色颜料。我没有拥抱她、吻她，也没有牵她的手，只问她是不是饿了，这是我第一次在美国讲孟加拉语。

她迟疑了一下，才点点头表示是饿了。

我告诉她家里做了些咖喱鸡蛋。“飞机上他们给你吃什么？”

“我什么也没吃。”

“从加尔各答一路饿过来啊？”

“菜单上有牛尾巴汤。”

“可是他们肯定还有别的。”

“一想到吃牛尾巴，我就没了胃口。”

我们回到家里，玛拉打开一只箱子，拿给我两件浅蓝色的套头毛衣，一件鸡心领，一件绞花花样，是她在分别的日子里一针一针织成的。我两件都试了试，腋下都有些紧。她还给我带来两套新的系带睡衣裤，一封我哥哥的信和一包散装的大吉岭茶叶。除了咖喱鸡蛋，我没有什么送给她的。我们坐在一张没有台布的桌子旁，一起目不斜视地用手抓着吃。这又是一个“第一次”，我从没在美国用手吃过饭。

“房子好漂亮，”她说，“咖喱鸡蛋也好。”她左手把莎丽衣边牵到胸前，防止它滑下头顶。

“我做不来几样菜。”

她点点头，把土豆一个个撕掉皮，然后吃掉。她的莎丽一度滑落到肩上，不过她马上又披了回去。

“你不用盖住头的，”我说，“没关系，在家里没事。”

她终究还是没有放下莎丽。

我等待着习惯她，习惯她在我的身边，和我一起吃饭一起睡觉，可是一个星期过去，我们还是像陌路人。我还不习惯下班回到透出蒸米饭香味的公寓，不习惯看到浴室里擦得干干净净的洗脸池、两只并头摆在一起的牙刷，还有肥皂盒里从印度带来的梨牌香皂。我不习惯她隔夜一次擦到发根的椰子油的芳香，不习惯她行动之间手镯发出的轻柔的叮当声。早上，她总是比我先醒过来。第一个早晨，我走进厨房时，她已经把头晚的剩菜热好了。她还在桌边备了一小碟盐，估摸我会像大多数孟加拉丈夫一样，早餐吃大米饭。我告诉她玉米片就可以了，结果第二天早上我进厨房时，玉米片早就倒进了碗里。一天早晨，我们一起顺马萨诸塞大道去麻省理工学院，我带她随意逛了逛校园。路上，我们在五金店稍事停留，给她配了把钥匙，这样她就可以自己回家去了。次日早上我上班之前，她问我要几块钱。我老大不情愿地给了她，不过我也知道现在这是很正常的了。下班回家，厨房抽屉里就有了一只土豆削皮器，桌上也新添了桌布，炉上煮着新鲜大蒜和生姜做的咖喱鸡。那些日子我们没有电视。吃完晚饭，我读报纸，玛拉则坐在餐桌边，给她自己织一件浅蓝色羊毛对襟衫，要不就给家里写信。

我们的第一个星期快过去了，星期五，我提议出去散散步。玛拉放下毛线活，隐到浴室里去了。她再现身时，我满心后悔刚才的提议；她穿上了干净的真丝莎丽，腕上又添加了几个手镯，头发也可爱地两边侧分然后盘在头顶。她哪是准备出门散步，简直是打扮了要去赴会，最起码也是去看电影的样子，可我心里压根儿没这些打算。夜晚的空气酽酽地香。我们沿马萨诸塞大道走了几个街口，一路观看餐馆和店铺的橱窗。接着，我下意识地领着她走上了那条安静的、多少个夜晚里我独自一人走过的街道。

“你没来的时候，我就住这里。”我说着，在克罗夫特夫人的铁丝网围栏边停下脚步。

“你住这么大一幢？”

“我在楼上有一小间房，靠后面的。”

“还有谁住这儿？”

“一位非常年老的太太。”

“和她一家住一起？”

“她一个人。”

“那谁照顾她呀？”

我打开围栏的门。“她差不多是自己照顾自己。”

我不知道克罗夫特夫人是不是还记得我；我也不知道她是否有了新的房客，每天晚上陪她在琴凳上坐坐。我按了门铃，预备等好一会儿，像我第一次来看房那样。可是这次门几乎立刻就开了，海伦站在门口。并没有看见克罗夫特夫人坐在琴凳上，而且琴凳也不见了。

“你们好，”海伦说着，对玛拉笑了笑，她一如从前上了亮粉色唇膏，“妈妈在客厅里。你们能在这儿坐一阵子吗？”

“没问题的，夫人。”

“你们要不介意，我就赶去商店一趟。她出了点事。这几天我们不敢让她一个人待着，一分钟也不行。”

我在海伦身后锁上门，走进客厅。克罗夫特夫人平躺着，枕着一只桃红色垫子，身上盖着一条白色薄被。她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看见我，她指指沙发，吩咐我坐下。于是我顺她的意坐了下来，玛拉则绕到钢琴边，坐在那只回归原位的琴凳上。

“我摔断了坐骨！”克罗夫特夫人还像从前一样，大声地喊道。

“噢，天哪，夫人。”

“我掉下凳子了！”

“我很难过，夫人。”

“是三更半夜！你知道我干啥了吗，小伙子？”

我摇摇头。

“我打电话叫警察了！”

她盯着天花板，平静地咧嘴笑了，露出一排密密的牙齿。牙齿灰色、细长，一颗也没掉。“小伙子，你怎么说？”

我惊异不已，不过还知道该说什么。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叫喊道：“了不起！”

玛拉笑了起来。她的声音充满善意，眼睛因为开心而闪闪发亮。我从没听她笑过，而她笑得这么响，克罗夫特夫人也听到了。她转过视线，不悦地瞪着玛拉。

“她是谁，小伙子？”

“我的妻子，夫人。”

克罗夫特夫人把头转过来一些，这样可以看得清楚点。“你会弹钢琴吗？”

“不会，夫人。”玛拉回答。

“那就站起来！”

玛拉站了起来，理了理罩在头顶的莎丽的摆边，把它拉到胸前。自从她来了以后，我对她第一次有了天涯同命的感觉。还记得初到伦敦的日子里，我是如何学着乘地铁去罗素广场。我有生第一次乘自动扶梯；搞不懂有人喊“piper”原来指的竟是“paper”（报纸）；一整年都没弄明白地铁列车离开每一站时，乘务员所说的“mind the gap”[1]是什么意思。像我一样，玛拉远离家园，不知道要去向何方，不知道会找到什么，没有任何别的原因，就因为她嫁给了我。似乎有点怪怪的，可我从心底知道，有一天她的死会深深震撼我的情感；更怪的是，我还知道我的死也定会让她悲痛欲绝。我想着怎么给克罗夫特夫人说说这些，而她好像正在用一种无声的倨傲从头到脚细细地审视玛拉。我不知道克罗夫特夫人以前是否见过身穿莎丽、前额点着吉祥痣、腕上戴着一串手镯的女人。我不知道她看什么会不顺眼。我不知道她会不会看见玛拉脚上依然鲜明的红色染料——如果没被莎丽的下摆遮住的话。终于，克罗夫特夫人用我十分熟悉的、一样难以置信却一样欢欣的口吻，扬声宣告道——

“她真是一位完美的女士！”

现在轮到我笑起来。我轻轻地笑，克罗夫特夫人没有听见。然而玛拉听到了，于是我们第一次互相对视，微微地笑了。

* * *

我总是这么想，从克罗夫特夫人客厅里的那一刻起，我和玛拉开始慢慢靠近了。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爱上对方，但我乐意把接下来的几个月看成是蜜月什么的。我们一起探索这座城市，跟别的孟加拉人交往，有的至今还是朋友。我们发现前景街上有一位叫比尔的人卖鲜鱼，哈佛广场边还有一家叫卡杜罗的商店出售桂叶和丁香。多少个傍晚，我们散步到查尔斯河边，观看帆船漂过水面，或者在哈佛园吃蛋卷冰激凌。我们买了一架傻瓜相机，记录我们共同的生活。在保诚保险公司大楼前，我给她照了几张不同姿势的照片，准备给她父母寄过去。那天夜里，我们亲吻，开始有点害羞但很快就大胆起来，我们在彼此的怀抱里找寻到了快乐和安慰。我给她讲在“罗马”号上的航行，讲芬斯伯里公园和基督教青年会，讲琴凳上陪克罗夫特夫人的那些夜晚。我讲起我妈妈的事情，她哭了。一天晚上我读《环球报》，不经意看到克罗夫特夫人的讣告，是玛拉抚慰了我。我几个月来都没想起克罗夫特夫人了——到那时，夏天那六个星期已经成为我的过往中的一支遥远的插曲了——然而得知她的死讯，我如五雷轰顶，玛拉从编织中抬起头来，只见我呆呆地盯着墙壁，完全忘了腿上的报纸，话都说不出来了。克罗夫特夫人是我在美国第一个哀痛悼念的逝者，她是第一个我仰慕过的生命；她终于离开了这个世界，孤孤单单地成了古人，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至于我，我没有再往远方漂游了。在离波士顿二十英里的一座小镇上，我和玛拉安顿了下来。我们有了一幢自己的房子，它坐落在一条林荫街道上，跟克罗夫特夫人门前的环境一模一样。夏天，屋后的花园出产西红柿，我们不用再去买了。房子地方很宽敞，可以邀客人住下来。现在我们都已是美国公民，到时候我们会领取社会安全福利。虽然每隔几年就回加尔各答看看，带回来好多睡衣裤和大吉岭茶叶，但我们决定终老于此。我在一处小的学院图书馆工作。我们的儿子上了哈佛大学。玛拉不再把莎丽罩在头顶上，夜里也不再因思念父母而低声啜泣，倒是时时想念在外求学的儿子，不免伤感落泪。于是我们开车去剑桥看他，有时把他接回来度周末，这样可以让他和我们一道用手抓饭吃、说孟加拉语。有时我们还担心，将来我们死了，这些事情他就不愿再做了。

每次开车去哈佛，我都会有意走马萨诸塞大道，不管交通多糟糕。那些建筑我现在几乎认不出来了，但是每次一到那里，我马上就觉得又回到了那六个星期，仿佛那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我减慢车速，指着克罗夫特夫人住的街道告诉儿子，这是我在美国的第一个家，在那里我和一位一百零三岁的老太太住一起。“你还记得吗？”玛拉微微笑着，提起我们曾有一段时间竟然形同陌生人；回头想想，我真是惊异不已。儿子也总是显出惊讶的神情，倒不是因为克罗夫特夫人的年龄，而是我怎么就只付那么一点点房租，这在他看来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就像对一位一八六六年出生的老太太而言，旗帜居然插到了月亮上去一样难以置信。在儿子的眼睛里，我看到了最初激励我游历世界的那股勃勃雄心。几年以后，他就要毕业，独自走自己的路，无人保护了。但是我心里默想，他的父亲依然健在，母亲快乐而坚强。任何时候他感到沮丧，我都会告诉他，如果我能在三块大陆谋得生存，那就没有他征服不了的困难。那些宇航员，那些永远的英雄，他们在月亮上不过待了几个小时，而我在这个新的世界里生活了近三十年。我知道我的成就不过普普通通，我不是唯一一个，也断不是第一个远离家园追寻幸福的人。很多时候，我仍然会为我走过的每一英里路、吃过的每一餐饭、认识的每一个人、睡过的每一个房间而迷茫不解。这一切尽可以显得平平常常，然而总有一些时候，它们却是超乎我想象的奇迹。

[1] 小心车厢和站台间的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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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电时分

柏哲达先生来搭伙

解说疾病的人

真正的门房

性感

森夫人

福佑之宅

比比·哈尔达的治疗

第三块大陆，最后的家园

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