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智慧

——罗杰斯的投资与人生

Street Smarts：Adventures on the Road and in the Markets

[美]罗杰斯（Rogers,J.）　著

杨青　译

ISBN：978-7-111-42524-3

本书纸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电子版由华章分社（北京华章图文信息有限公司）全球范围内制作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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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奥兹曼迪亚斯

中文版序

译者序

第1章　一个年轻投资者的自白

第2章　懵懂出国梦

第3章　在路上

第4章　狙击熊市

第5章　投资骑士

第6章　商品的崛起

第7章　落户哈德逊河

第8章　史上最大债务国

第9章　“无破产的资本主义犹如无地狱的基督教”

第10章　东方神游

第11章　移民国家

第12章　自由的热土

第13章　纸币危机

第14章　无人能颠覆供求规律

第15章　旭日东升

第16章　创造性破坏

致谢

送给小蜜蜂：

愿你比爸爸更聪明，

更乐于冒险！

奥兹曼迪亚斯
[1]

☉雪莱

我遇见一位来自古国的旅人

他说：有两条巨大的石腿

半掩于沙漠之间

近旁的沙土中，有一张破碎的石脸

抿着嘴，蹙着眉，面孔依旧威严

想那雕刻者，必定深谙其人情感

那神态还留在石头上

而斯人已逝，化作尘烟

看那石座上刻着字句：

“我是万王之王，奥兹曼迪亚斯

功业盖物，强者折服”

此外，荡然无物

废墟四周，唯余黄沙莽莽

寂寞荒凉，伸展四方

[1]
这是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一首诗作，本译文采用了我国著名翻译家杨绛先生的译法，在此谨向杨先生表示敬意。——编者注

中文版序

当我在亚拉巴马州的穷乡僻壤长大时，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会和两个有着蓝眼睛、能说一口流利中文（我们最喜欢国家的语言）的小女儿一起在亚洲生活，但现在我历经各种探险来到了这里。即便在青少年时期，我也有种强烈的热望要尽可能多地去经历和观察世界，但我从未想过我真的能实现所有梦想。

本书讲述了我的失败、教训，同样也有成功的例子。不幸的是，我们更多地是从我们的挫败而不是成功中领悟到更多，这就是现实生活。我在生活中遭遇过很多挫折，现在我意识到失败是成功之母，但希望我将来不会再犯太多错误。

20世纪80年代，当我骑着摩托车3次环绕和穿越中国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回望前路，我很震惊，我居然敢向中国政府提交申请，更不用说他们还批准了我想来旅游的请求。我总是从美国对中国的宣传中来了解中国，但无论如何，我迈出了这一步。我不知道为何那时中国政府会批准我的探险申请，但我已意识到这正是中国在进行改革开放的部分体现。我如此近距离地接触中国，能看到中国发生的变化，清晰地了解中国的现实。但如果当时我能够充分意识到这一切的话，我应该早点搬到中国定居。

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正在改变全世界。19世纪是英国傲视群雄，20世纪是美国称霸天下，但21世纪将属于中国。中国是唯一一个有多个鼎盛时期的国家。埃及曾辉煌过，罗马曾伟大过，大英帝国曾荣耀过，但中国历史上曾有三到四个时期获得令人惊叹的成功。中国也曾多次星光黯淡，但现在她再次冉冉升起。

事实上，中国也改变了我的生活。在美国，作为最早的定居者之一，我的家族在那里生活了400多年。但现在我搬到了亚洲，并让我的家庭和孩子们为融入下一个“中国时代”做准备。我的两个女儿分别出生于2003年和2008年，像中国人一样说着CCTV般标准的普通话。说中文、了解亚洲并不能让她们获得成功，因为成功需要更多，但这会赋予她们别人所没有的技能。

孩子们现在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们都为我们的下一个探险兴奋不已。本书解释了我如何从美国来到这里。希望你喜欢我的探险经历，并从中有所领悟，让你的生活充满冒险精神。

译者序

我一直清晰地记得2007年12月的纽约，吉姆在寒风中追赶出租车的情景。那一刻，他就像一个孤独的斗士一般，紧盯着前方的出租车，飞奔而去。

纽约的出租司机很少等人，乘客几乎要在招手车停的那一刻像箭一般地跳上去，否则稍微有所停顿，它们就会头也不回抛下你绝尘而去。

为了写一个真实的罗杰斯，我从北京跑去纽约，跟着他不停地穿梭于美国的各大主流媒体、中国社团、公司董事会、纽约商品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美林证券、书店、理发店、洗衣店、邻居家等不同的场合。

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社会认识的局限性令我印象深刻。我记得当时BBC有位主持人曾很不屑地对吉姆讲：中国人那么穷，怎么可能去旅游？中国旅游业怎么会有投资机会？吉姆反问他：你去过中国吗？对方答：没有。“那你真应该去中国看看。”吉姆建议他。

这是我在纽约的主流媒体看到有关他们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认知的一个例子。2007年12月，我在纽约待了10天，见证了美国社会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看法。我跟着吉姆去了彭博社、CNN、CNBC、FOX、BBC等多家主流媒体接受采访，大部分媒体多半像看客，露出古怪的笑容，听吉姆说有关让美国人的孩子学中文以及到中国去投资的建议。对他们而言，吉姆的这些建议并不新鲜，已经讲了很多次很多年。他就像唐·吉诃德一样，在说着一件不切实际的事情。

那时候，在纽约谈论中国是个时髦的话题。吉姆也仿佛被贴上了“中国标签”。确切地说，在美国很多媒体眼中，吉姆并非美国人，而是一个贴上了“中国标签”的美国人——他已经不被认为是个纯粹的美国人了。我分明看到他在向美国人介绍中国、解释中国的投资机会时的孤军奋战。

有件事情让我认识到吉姆无处不在的投资理念。离开纽约时，他和我商量，他用美元先帮我支付酒店住宿费用，回国后，我则将相应的人民币存在他上海的账户里。那时候，他想尽一切办法希望能多弄点人民币。

2009年3月，我撰写的罗杰斯的个人传记《水晶球：吉姆·罗杰斯和他的投资预言》中文版出版发行。他带着女儿乐乐专门从新加坡飞来参加我的新书发布会。乐乐一口纯正的京腔背唐诗的情景，令不少媒体感到惊讶！

去年6月，《水晶球》一书再版，正在美国度假的他专程从美国飞来北京参加我的发布会，他告诉我刚刚写完自己的回忆录。想到他之前出版的环球旅游和商品投资类书，我对他的回忆录充满了好奇。

回到纽约，他很快给我发来全部书稿，我边看边笑，之后又流泪。我想这应该是他所有作品中最棒的一部，浓缩了他传奇人生中所有的精华！

这是我第一次翻译大部头的作品，就像吉姆经常说的那样，你不试试怎么就知道不可以呢？就像他一直坚持自我教育，一直坚持不懈地探索未知世界那样，我对这个世界也充满了好奇，也一直希望去尝试不同的生活方式。

在本书中，吉姆·罗杰斯毫无保留地讲述了自己在资本市场和人生旅程中的各种经验教训。最终他相信，唯有一直坚持不懈地去探索，去挖掘事物真相，才能让自己具有无人能及的竞争力。一旦具有了他人无法超越的竞争力，“你就会拥有很好的生活”。

现在，他希望自己的女儿们也能具有这种竞争力，即不需要依靠父亲的遗产，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就可以很好生活的“竞争力”。

我想，无论是哪种投资方式，归根结底，每个人其实是在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投资。只不过，有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也不去关注罢了。

感谢我先生邵程和我的好友Cathy，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他们均对本书的翻译提出了一些值得借鉴和参考的意见。这让我相信，当你全身心地投入某件事情当中时，局外人的探讨没准会给你意想不到的灵感。

翻译本书是我对自己翻译水平的一种尝试和挑战，人生总要经历各种挑战！我又一次挑战了自己！相信三五年后，当我再回过头来看自己的翻译作品时，我会做得比现在更好！感谢吉姆，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

杨青

第1章　一个年轻投资者的自白

写这本书的另一个目的在于，如何照亮我们前进的路以及一个人该如何为未来进行自我教育？在书中，我将与你分享我在金融、投资领域追求冒险的过程中，教会我成长的经验与见解。追寻那条引领我从“黑带”走向地球另一端的东南亚花园城市，这场始于儿时家乡后院的人生旅程。

我的家乡德莫普利斯位于亚拉巴马州坎布拉克棉区中心——黑武士河与汤比格比河交汇处。作为马伦哥县最大的城市，德莫普利斯正处佐治亚区中心。在历史上，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河一带享有“黑带”美誉。大约200年前，这一带肥沃、深厚的黑色湿草地原土滋养了当地众多的棉花种植园主。他们有些在奴隶制中熬出了头，但却在象鼻虫灾中无一幸免。
[1]

正是在那片黑土地上，儿时的我和小伙伴们在地里挖鱼饵，然后一整天在河边钓鱼。我们经常会钓到鲶鱼，这种杂食动物会咬住任何它闻到的东西，比如蚯蚓、大热天里很容易就能逮到的蟋蟀等。

那时我8岁，比大我10个月的表哥魏德和我一起在家里后院玩挖洞探险的游戏。尽管那时我们对何谓冒险一无所知，但那天的情景依然生动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如果我们一直挖下去，”他说，“最后就能到中国。”

那时年幼的我并不知道地球是圆的，直到后来我从环球旅行中找到答案。作为一个满怀激情的探寻者，我才开始认识到在亚拉巴马州对面——地球的另一端，横卧着广袤的中国，如果当年精力充沛的我继续挥汗如雨不停地挖洞，没准儿我真会抵达中国。

时光飞逝，现在的我采取了一种更为迂回的路线。就在与中国咫尺之遥的新加坡，身为两个金发碧眼、说中文如英文般流利的乖女儿的父亲，我发现，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只是我“挖洞”故事的另一种表现方式。

尽管“挖掘”不再那么艰难，但我依然精力充沛。这是我不懈努力探寻世界的内部运作，获得第一手经验的结果。只有走出去，才能“挖掘”出真实的故事，而探索这一切全都是为了我自己。

我曾两次环游世界，一次是骑摩托车，另一次是开车。我花了5年时间深入全球100多个国家实地考察。对我而言，了解历史和其必然性并非只是纸上谈兵，而是亲身实践去探险！这也令我获得绝妙的个人和物质回报，让我远离偏远的亚拉巴马，引领我来到这里——中国的前哨马来半岛南端。
[2]

如果历史真要肯定什么的话，那一定应了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提出的命题
[3]

，即“万物皆动，万物皆流”。他告诉我们：“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预知变化是衡量成功人生的标尺，到新加坡后我意识到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点，即伴随美国在全球领导地位的衰落，亚洲正逐步崛起，全球正戏剧性地重排领导坐席。

写这本书时正值全球金融危机，大多数国家的政客都试图让民众相信困境是暂时的，人们被告知情况会出现逆转。我并不想对此进行驳斥，只想告诉你，很简单，在你有生之年怕是没戏了。很多国家债台高筑，这将直接招致你我未来的生活和工作发生巨变。就像经济和政治动荡年代常常上演的那样，很多老公司、传统行业、政党、政府、文化，甚至国家都将会衰退、破产倒闭，或者干脆消失了。

以投行贝尔斯登（Bear Stearns）为例，到2008年破产时，它已有80多年历史。和贝尔斯登同一年“沉没”的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涉足金融服务业已有一个半世纪。那些历史悠久的跨国公司轰然坍塌，充分展示了美国很多公司所面临的环境变迁困局。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也许并不知道，有一天它们也会破产。还有那些博物馆、医院以及我们所知道的其他机构，正深陷泥潭。我们会看到更多机构和公司将在金融或经济动荡中灰飞烟灭。

一些人称我是现代版的卡桑德拉（Cassandra），
[4]

喜欢危言耸听。不过没必要为我没看到的未来而感到恐慌，哪怕是个惊喜也好。

现在，来自中国方向的变革之风正以一种可预见的方式迎面吹来，我们看到的是商务活动照旧，历史又翻到了熟悉的一页。纵观历史，只要你细心观察，就会发现这些变革时刻所带来的无数机遇，我也因此对很多即将来临的事情超乎寻常地乐观。

如果你够聪明，19世纪初你会在伦敦淘得第一桶金。20世纪初你会搬到纽约，在那里继续赚钱。到了21世纪初，你会发现机会全在亚洲。自今伊始的一个世纪里，这一变革循环会在世界任何一地重复上演——就像公元10世纪时，聪明人都跑到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欧洲重镇、知识分子云集的西班牙花都科尔多瓦去淘金。

2007年，我搬到亚洲，更重要的是，我让孩子们也在亚洲定居。在他们的一生中，对亚洲的认知不可或缺，掌握普通话也意味着走向成功，这将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印证。正如今天，学好英语被认为是走向成功不可或缺的一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金融危机和政府管理不善最终令英国失去其领导地位，世界重心和影响力从英国转移至美国。直到二三十年后，大多数人依然对这一深层原因毫无察觉。基于同样的因素，如今美国正逐渐丧失其全球领导力，世界重心和影响力正向亚洲转移，但大多数人仍未注意到这一变化。

亚洲正迎来第二次历史性转折时代。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令世界濒临退出金融业的绝境。金融机构此前的非理性繁荣最终引发了这一周期性转变。

纵观历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故事不断重复上演。一会儿是金融家们唱主角，一会儿又是那些农场主、矿主、能源供应商甚至伐木的实业家们说了算！

20世纪50～70年代，在大牛市前，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死气沉沉。如今，历史又将重演。全球金融格局将重新洗牌，那些如《圣经·约书亚记》
[5]

中所说的“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作劈柴挑水的人”现在将成为地球新的主人。

研究历史变量时，套用一个简单的假设，你会发现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我很欣赏另一位伟大的人类文明的思想家爱因斯坦所言：“只有两样东西是无限的：宇宙和人类的愚蠢。对于宇宙是否无限，我还不太确信。”

让我们铭记卡桑德拉，尽管这位特洛伊公主有关“城外木马是希腊人的圈套”的预言并不受人待见，但最终这一预言仍不幸言中。

写这本书的另一个目的在于，如何照亮我们前进的路以及一个人该如何为未来进行自我教育？在书中，我将与你分享我在金融、投资领域追求冒险的过程中，教会我成长的经验与见解。追寻那条引领我从“黑带”走向地球另一端的东南亚花园城市，这场始于儿时家乡后院的人生旅程。

我对市场的探险始于1964年春天，那时我即将从耶鲁大学毕业。就像当年前往常春藤联盟
[6]

那样，我毫不犹豫地前往华尔街探险。

高中时，我曾是德莫普利斯“国际钥匙俱乐部”（Key Club International）
[7]

的重要铁杆会员，7作为国际同济会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以学生为主导的服务机构。直到1976年，“国际钥匙俱乐部”的会员仍然仅限于男生。

加入“国际钥匙俱乐部”是件大事，当地的赞助商每年只有5个入会名额。在我任职德莫普利斯“国际钥匙俱乐部”主席那年，德莫普利斯分部获得了一份来自“国际钥匙俱乐部”的大奖。作为“国际钥匙俱乐部”的最大赞助商之一，耶鲁大学每年会给“国际钥匙俱乐部”提供一份为期4年的丰厚奖学金。正是这份奖学金把我带到了耶鲁，如果没有“国际钥匙俱乐部”，也许我永远不会去申请耶鲁大学。

除了耶鲁是我热切盼望入读的大学外，我还申请了另一所大学——田纳西州希瓦尼南方大学（University of the South in Sewanee），它的文理学院隶属于圣公会教堂（Episcopal Church）。我在申请了希瓦尼南方大学后不久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那年的4～5月，当父亲寄了申请希瓦尼南方大学的50美元申请费后，我待在家里打发难得的闲暇时光。随后我收到一封厚厚的来自耶鲁的信，里面有我的入学通知书以及一份国际俱乐部获得的耶鲁大学每年2 000美元的奖学金通知。

我惊呆了！

17岁的我除了知道耶鲁大学位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外，其他则一无所知。不过，父母对我的申请入学经历并不陌生。他们俩都是大学生，彼此在俄克拉何马大学相遇，且都是“兄弟会”“姐妹会”
[8]

的成员。我父亲学石油工程，母亲学文，对他们而言，我能入读耶鲁是件天大的喜事。记得父亲当时说：“我们就是有点担心你得自己去北方自由主义的堡垒了！”不过事实上，他和我母亲对此欣喜若狂。父亲的欣喜在试图要回希瓦尼南方大学50美元申请费受挫后有所降温。20世纪60年代，在德莫普利斯小县城里，50美元可是一笔不菲的费用，即便是在今天，50美元也不少。不过那时50美元相当于现在同样数目的7倍。

作为五兄弟中的长兄，在那样一个不到50人的高中班级里，我很快表现出因好运降临而向所有人夸大自己重要性的优越感。就像在很多故事里看到的那样，我立刻让自己看上去像个大人物。但我那自我膨胀的虚荣心注定短命。慢慢地，我开始明白，我必须立刻就去耶鲁！我突然感到很害怕，觉得自己有点儿做过了头。我想知道，现在我该怎么办？

那个夏天，我去波士顿参加“国际钥匙俱乐部”的会议。坐火车赶到纽黑文后，立刻去了耶鲁大学招生办——我想知道他们为何录取了我。我想通过问些问题，也许能得到我想要什么的答案以及明白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耶鲁大学招生办主任找出我的文件夹，问：“你啥意思？看，你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很多科目都是100分，你的平均成绩几乎是100分！”

“是的，可那是在德莫普利斯呀！我的老天！”我当时想，“那些人认为我很聪明，他们觉得我有两下子。”

就这样，我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要与东北院校的那些预科生竞争的情况下，来到了耶鲁大学，开始了比任何人都更为艰难的耶鲁学习生活。记得有一次临考前，有个同学说他打算花5小时备考。他说：“这次花5小时备考绰绰有余。”我发现他的理由非常奇特，我的方法是尽可能多地学习，直到我对这个科目完全了解；之后我会学得更多一点，以确保我对该科目的熟练掌握程度。这是我对所有事物的学习方法，也是我从父母那里习得的适用于我们所有兄弟的“金科玉律”，即学无止境。人只有不断学习，持续工作，努力钻研，才能不断进步，这与目标任务是否达到完全无关。

时至今日，我仍希望在自己孩子身上灌输这一品格。我真希望自己能拎起电话问父母：“你们到底给了我们怎样的良方？”问他们那些有关我们五兄弟所拥有的“金科玉律”、职业伦理等。我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我希望自己能找到这些基因。

在耶鲁大学，一年的学费和食宿费总共是2 300美元。刨除2 000美元的奖学金，大概有300美元的资金缺口，这还不包括买书和其他日常开支。我在学校本科生食堂找了份小时工，每周工作几小时，同时还在学院里兼职。
[9]

一个人年轻时的工作经验提供了量化的收益。在教授金钱的价值时，也有助于你开发新的身份；学习理财，你会掌握切实的自主管理经验。去耶鲁前，我已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来挣钱。

6岁那年，父亲教导我“树上长不出钱来”，我一直坚持努力赚钱，最终用自己挣的钱买了副棒球手套。记得那会儿我去德莫普利斯的布拉斯韦尔五金店，自己挑了副手套，花了4美元。

在学校，我主修历史，同时还是学校赛艇队的舵手，大一和大二时我还学过刻字。我甚至还参加过学校的一些表演活动，演过一些角色，尽管我非常喜欢表演，但仅此而已。有些事情你虽然喜欢，但千万不要走得太远，沉迷其中。基于同样的原因，大四时我没再做舵手。我将所有的精力花在学习上，遵循自己制定的原则，尽管我没有其他人那么聪明，但最终还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

就像很多人刚毕业时茫然失措那样，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干什么。

我先后收到哈佛商学院、哈佛法学院和耶鲁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当然我还花了不少工夫申请了医学院，并在到底何去何从上花费了不少精力与热忱。不过，我最想做的就是旅游。孩提时代，我非常喜欢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书中匹克威克俱乐部里的绅士们和他们的流浪冒险精神可能对日后我实现环球旅行产生了一些影响。

我很有自知之明，虽然只有21岁，但明白一切终将过去。从南部乡村亚拉巴马到离家千里之外高雅的康涅狄格常春藤学校，耶鲁大学已成为我教育背景中最卓越的一部分，它开阔了我的视野，令我受益良多。

正如吉卜林在《英国国旗》中所写的：“他们对英国的了解只有英格兰知道？”在耶鲁时，我常常感觉和周围很多人有些格格不入，因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出国旅行过。我的激情在于能一直了解和更多地看世界。记得16岁那年，我曾向女友珍妮特·柯丽表示过这种热望，“我已经16岁了，”我哀叹道，“可我哪儿都没去过！”对此珍妮特也只能表示同情。她说：“我16岁了，但我去过很多地方。我去过伯明翰，去过莫比尔港，去过蒙哥马利、塔斯卡卢萨……”

出于开阔视野的冲动，临毕业时我申请了很多国外大学的奖学金。当一些大公司来耶鲁大学举行校园招聘会时，我已经收到了一份由耶鲁大学授予的学术奖学金——去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学习哲学、政治和经济学。这是我出国的好机会。它还提供了一个额外的为期两年的附带福利，即我可以推迟决定最终的选择。我记得当时跟那些公司的招聘人员讲，我最需要的是一份暑期短工。

多米尼克证券合伙人公司（Dominick＆Dominick Inc.）是美国一家老牌私营投资公司，该公司来耶鲁大学招收了大量的毕业生。像其他耶鲁常春藤的毕业生那样，穿着质地精良、名贵的名校风范行头的我参加了几家公司举行的校园招聘会。除了多米尼克证券合伙人公司外，其他一无所获。我和这家公司的招聘官乔·卡西奥蒂（Joe Cacciotti）一见如故。他从小在纽约北部的贫民区
[10]

长大，后来去了哈佛大学。我从小在亚拉巴马州的偏远小镇长大，然后去了耶鲁大学。除了多米尼克证券合伙人公司正在招募全职员工这一明显的例外，我们之间似乎有很多共同点。

“我没法做全职工，”我告诉他，“不过这个夏天我很愿意为你工作！”

成立于1870年的多米尼克证券合伙人公司是华尔街证券交易所的早期会员。多米尼克公司并没有每年春季到耶鲁大学招收暑期工的惯例。出于某种原因，我猜测是基于乔的推荐，这家公司破例给了我一次机会。于是，1964年夏天，我去了华尔街。

也正是从牛津大学毕业那年，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此后努力的方向所在。

去华尔街工作前，我对华尔街的所有认知仅仅是其在纽约的方位以及1929年大股灾的传闻。我分不清股票和债券，更没法说清两者间的区别，也搞不清楚各种货币和大宗商品，我都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知道市场上铜价是涨了还是跌了。

在多米尼克证券合伙人公司实习的第一个夏天，我的主要工作是在研发部接听经纪人的电话，回答一些问题。比如，通用汽车公司是否派息？如果是，支付多少？为此我拼了命地挖掘各种信息。我还曾在交易柜台实习过，在那个被称为“市场”的地方，有大量未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票在交易，即在登陆纳斯达克前几天，在场外交易市场买卖股票。我因此对市场如何在交易的基础上准确运转有了更多了解。

记得公司的高级合伙人曾问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答“耶鲁”。他说：“很好，我们这儿不需要太多哈佛或者普林斯顿的人。”我正好借此机会向他讨教要不要再去商学院深造，他告诉我：“他们不会教你任何有用的东西。你在这里卖空几手大豆对市场的了解远比你浪费两年时间去学习要多得多！”

那是个热血沸腾的夏天！我对世界的了解在某种程度上是前所未有的。突然间我对历史和当前事件的研究超越了对理论的练习——这些研究更有实用性。我对探寻世界的热情已被赋予了一个新的目标。作为历史专业的学生，我发现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对市场运转的推动如此令人着迷。但真正切中要害的是，生命中第一次可以预见的是，纵观历史，一些世界大事件的发生往往是受市场驱动所致。

我了解到万事万物之间均有关联，如智利革命不仅会影响当地铜价、电价和房价，同时会波及所有物价，世界各地，每个人都会深受影响，包括在托莱多的房主。这让我深深明白，如果你能看清楚智利革命即将来临，你就会拥有更好的生活。

那个夏天我发现了自己的未来。华尔街是个人们愿意付钱让我去印证自己探索方向的地方。如果我做对了，他们付的钱更多。在华尔街，做所有我喜欢的事情均有回报。连续两个夏天在多米尼克证券合伙人公司的工作很快让我明白，牛津大学毕业后，我不会去法学院，亦不会去商学院，我会尽快回到华尔街去工作。

[1]
1910年，一场特大象鼻虫灾害瞬间席卷了亚拉巴马州的大片棉田，象鼻虫喜食棉花幼芽和棉桃，黑压压的象鼻虫所到之处，棉花植株片甲不留，只留下光秃秃的棉秆。世代以种棉为生的亚拉巴马人瞬间失去了生活支柱。——译者注

[2]
此处指新加坡。——译者注

[3]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30—前479年）主张万物皆在不断运动变化中，这种变动是按照一定尺度和规律来进行的。他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后被多位名人引用。——译者注

[4]
卡桑德拉是希腊神话中特洛伊城的公主，因遭受诅咒，虽然预测准确却不为人所信，反而受到嘲讽，被认为是个疯子。卡桑德拉很早就预见到了特洛伊的灭亡、城外木马是希腊人的圈套、哥哥的战死和自己的死亡，但无人相信她的预言。最终特洛伊木马终结了特洛伊城的命运，她作为战利品成为胜者阿伽门农的妃子，后被阿伽门农的王妃杀害。——译者注

[5]
《约书亚记》是《圣经·旧约》其中一卷。《约书亚记》是《圣经》全书的第六本，记录了以色列人由耶和华任命为摩西继承者的约书亚带领进入应许之地迦南的全过程。——译者注

[6]
常春藤联盟是指美国东北部8所院校组成的体育赛事联盟。这8所院校包括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及耶鲁大学。——译者注

[7]
这是一个专门针对高中生的服务项目，旨在通过开展不同服务对象为目标的项目来培养会员的创造力和领导力，使会员成为具有人文关怀、包容力强、有责任感的社会公民。“国际钥匙俱乐部”是“国际同济会”（Kiwanis International）的一部分，会为会员提供很多塑造良好个性的机会，同时有很严格的规定，如到1976年该组织只招收男生会员。美国历史上不少名人少年时代都曾是“国际钥匙俱乐部”会员，如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美国著名乡村音乐歌手艾伦·杰克逊，好莱坞著名影星汤姆·克鲁斯、布拉德·皮特和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猫王），美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瑞琦·雷克，美国著名橄榄球运动员、模特、演员和体育新闻主持人乔·纳马什等。参见《水晶球：吉姆·罗杰斯和他的投资预言》，第51页。——译者注

[8]
“兄弟会”和“姐妹会”类似精英俱乐部。一般大学里会有多达数十个兄弟会和姐妹会，超过三成的大学生都曾是兄弟会或姐妹会会员。参见《水晶球：吉姆·罗杰斯和他的投资预言》，第32页。——译者注

[9]
在耶鲁大学的后3年，罗杰斯一直在迪波特学院担任院长助理。参见《水晶球：吉姆·罗杰斯和他的投资预言》，第63页。——译者注

[10]
布朗克斯区是纽约的贫民区。——译者注

第2章　懵懂出国梦

如果历史告诉我们目前没啥异样，它至少教导我们：有无可争议的今天必定会有别具一格的明天，即最稳定和可预测的社会却发生了大规模动荡。1914年，欧洲重镇奥匈帝国是全球最大的财富中心。维也纳证券交易所当时大约有4 000名会员。4年后，奥匈帝国消失了。翻看历史书中的任何一年，然后往前数10年或15年，都会看到巨大变迁。1925年和平、繁荣和稳定的盛世，到了1935年或1940年时就面目全非了。过去50年里，随便翻找出任何一个10年历史的第一年看看，1960年、1970年，直到2000年，每个10年年初存在的传统智慧总会在之后的10年或15年被彻底颠覆。

牛津大学的哲学、政治和经济学专业始于19世纪20年代，尤其在巴里奥学院，这一替代传统学术学位的现代新兴学科，专为培养那些准备管理大不列颠帝国的英国公务员而设立。诚然，英国当然知道彼时的帝国已奄奄一息。直至今日，在充分了解了大学教育之后，我很好奇的是，或许在输送了大量自以为是的哲学、政治和经济学专业的毕业生后，可能并未真正阻止大英帝国的衰落。

1918年的大英帝国是全球最有权势、最富有的国家。那时的世界地图上，除了红色别无其他，大英帝国的疆域随处可见。整个19世纪，世界贸易繁荣、全球经济一体化令经济开放无处不在。凭借其强大的海上力量，英国由此受益匪浅。这一时期，英国在经济、社会和艺术等领域成绩斐然。

不过，大英帝国的过度扩张和铺张浪费为其最终衰败埋下了伏笔。1918年，大英帝国已从内部腐坏。布尔战争
[1]

的巨大牺牲和巨额军费最终引发了英国国内的动荡，这与一个世纪后的美国发生的事情相差无几：虚荣的政客们肆意践踏生命，将大量的资源徒劳地浪费在越南和伊拉克战争上，令一个国家无论是在军事、地缘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更不用说在道义上都是那么力不从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针对可怕的恐怖行为采取的政治反击，导致了英国的过度扩张。早在1910年，英国王室与德国王室以最快的速度联姻，两国王室成员还相约去度假。到1914年，他们的孩子却在法国的战壕里互相残杀。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英国拖入过度扩张的泥沼，战争结束后留给英国的是巨额外债和江河日下的窘境。

自1939年起，英国为阻止英镑与实施外汇管制纠缠了40年，最终它丧失了竞争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逐渐减少了在欧洲以外的军事力量。到了20世纪60年代，英国已不再捍卫“苏伊士运河以东”所谓帝国的利益。

大英帝国的海外利益之一是新加坡。“狮城”是新加坡的别称，源自对梵文singh（狮子）和pura（城市）的直译。狮城的传说在《马来年鉴》里有详细记载，公元1150年左右，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王国王子乘船抵达此地，看见岸上有一头黑兽，当地人告知为狮子。王子认为是个好兆头，于是在14世纪初将自己建立的王国命名为“狮城”
[2]

。12 1824年，英国占领了狮城。

1969年，英国撤出新加坡岛前夕，英属殖民地的官员们在莱福士的告别宴上痛饮。他们喃喃自语：“新加坡完蛋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在这个极度贫困的前哨基地上，拥有50万绝望民众的新加坡将走向地狱。

当他们回到英国，安然度过一段大英帝国的风烛残年后，同样是这些殖民地的官员，只能对远方这个国家在过去40年里取得的辉煌成就瞠目结舌。今日的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若以外币储备计算，新加坡或许是世界上人均最富有的国家。

而英国，它正走向地狱。1976年，由于无法卖掉政府债券，这个昔日的超级大国在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援时惨遭羞辱。1918年的日不落帝国，仅仅一代就陷入经济混乱，不到第三代就已破产——真应了中国那句老话：“富不过三代。”

待到英国恢复元气时，历经半个世纪在世界各地横行霸道的美国，已在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上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1979年，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她实施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最终令英国经济走出长期“滞胀”局面，她因此广受好评。不过，也正是在1979年，英国人发现了北海油田。正所谓“只要发现了大油田，想不发家都难！”

伴随一系列财政政策的实施，撒切尔夫人终结了自1939年以来的外汇管制规定。1964年我去牛津大学求学时，除非符合严格的外汇管制规定，英镑还不能自由兑换，无法买卖，也无法将大量英镑带出国门。

英镑危机四伏！那时每周的经济学课上，我们最后的关注焦点总会转移到英镑困境上。当时的汇率高得离谱，1英镑兑2.8美元。这一汇率并未准确地反映英国的经济状况，至少反映的是不健康的英国经济。这个国家正濒临破产，无论哪方面都缺乏竞争力。没人会在英国投资，英国也不太可能在其他领域投资。

在牛津求学时，我办了个外国人银行账户。账户上标明我存入的外币是美元。银行记录显示每周我可存入多少外币，若高出这一规定，我就无法离开英国。银行账户对外币控制非常严格，尽管最初我也没多少钱，但依然小心谨慎，每周存入的外币从未超过规定限额，因为我一直深信没准儿到哪个周末政府就会让英镑贬值。

尽管我是个22岁少不更事的毛头小伙子，我也明白政府对英镑的管制必须要放弃。在牛津大学的两年里，我的口袋里总是揣着两先令六便士跑来跑去。

那时，伴随经济形势每况愈下——英国贸易逆差日益加剧的同时，其外债也不断攀升，最终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但直到我离开英国那年，英国政府仍未让英镑贬值。我对英镑的判断是对的，但却不逢时。这个特质（判断准确但时机尚早）告诉我，作为一个投资者，它将会是一个喜忧参半的显著特征，贯穿我的职业生涯并重复上演。

英镑贬值至1英镑兑2.4美元时，汇率却未下降。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浮动汇率的实施，英镑汇率一度跌至1英镑兑1.06美元。如果那时货币汇率能够逐步进行调整，英国工业也会得以为潜在的变化逐步适应和调整，从而具有更强的竞争力，而不是最终令英镑陷入崩溃。

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伦敦金融城再次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英国也因此历经一段20～25年的风光岁月。不过现在随着北海石油的枯竭，英国再度沦为石油净进口国。作为财富的助推剂，金融曾令万人仰止，正所谓风水轮流转，世界的焦点正从金融领域撤离（未来的二三十年，金融将是一个太难赚钱的行当），伦敦金融城正面临“枯竭”。英国正在巨额债务中痛苦挣扎，并再次走向没落。

2010年，我带着家人重游了牛津，并应邀在奥利弗史密斯大学于巴里奥学院
[3]

举办的一个讲座上发言。这个系列讲座是由2007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奥利弗·史密斯（巴里奥学院校友，出生于英国的美国遗传学家）发起，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院方面希望我能与当今的牛津学生分享对经济前景的看法。不过如果要问我女儿此行的目的，她会回答说：“给他们一条船。”

我们不妨了解一些背景。

牛津大学只有一种运动——划船。除了“牛桥船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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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没有哪个赛事会如此激动人心、万众瞩目了。

“牛桥船赛”起源于1829年，此后，每年春季3月最后一个周六或4月首个周六，牛津和剑桥船队都要在泰晤士河上一决高下。有了耶鲁校赛艇队3年的训练经历，我对“牛桥船赛”并不陌生。当我来到牛津大学，我清晰地意识到“牛桥船赛”的重要意义。在英国，参与比赛会让你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民族英雄，这种有证可循的绚烂，会在英国的任何一个酒吧里得到验证。除非是英格兰足球队，你不会在酒吧找到一个急于给你买酒的人，毕竟类似这种有人会为你买酒的运动少之又少。

（2010年，大约25万名观众在泰晤士河沿岸绵延4.5英里
[5]

的现场观看了“牛桥船赛”，仅在英国本土就有超过600万观众通过BBC（英国广播公司）收看了这一比赛的实况转播。BBC同时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分支机构对此赛事进行了直播。）

为了能在每年春季著名的“蓝船”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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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展身手，牛津大学各个学院数以百计的选手（包括很多“舵手”）要经过数轮激烈角逐才有机会成为赛队一员。蓝色是指大学体育蓝，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运动员们在一些体育项目上进行最高水平的竞技并赢得荣誉，理所当然会成为“蓝船”赛事的队员。而众所周知的“蓝色”，则是牛津大学深蓝，剑桥大学浅蓝。

在牛津大学第二年，我成为“蓝船”赛事牛津代表队的舵手，这也是“蓝船”赛事开赛137年来第二个入选的美国舵手。巧合的是，第一个入选的美国人同样也曾在耶鲁大学和巴里奥学院就读。他做舵手那年——我猜是1951年，牛津大学的船沉了！因此，当他们宣布有个毕业于耶鲁大学、正在巴里奥学院学习、名叫罗杰斯的家伙当选“蓝船”赛事牛津大学代表队舵手的消息时，周围立刻一片哗然，有人惊呼：“我的天哪！又来了个要把牛津大学的船弄沉的家伙！”

我差点就痛失成为赛队一员的机会。赛队有这样的规矩：一旦你被选中成为队员，就要买蓝夹克和队员特有的蓝围巾、针织衫与白裤子、黑皮鞋等队服。我没黑皮鞋，唯一的一双配正装的科尔多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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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鞋的颜色也介乎黑色和棕色之间。我实在没法一下子买齐这些行头，决定就拿这双深褐色皮鞋凑合着当黑鞋使。至今我依然记得牛津大学船赛俱乐部的总经理邓肯·克莱格来看我，说：“你最好别穿这双鞋！”

我说：“这不是棕色，是深褐色，而且是科尔多瓦产的。”对我来讲，这双鞋已经很贵了。

“这可不行，真不行！”克莱格说。

我说：“我没钱再去买双鞋了。我已经花了很多钱买了几乎所有要买的东西，我实在没有再买一双鞋的钱了。如果真因为这个原因让我没法待在赛队里，我也无能为力了。”

最终他们让我穿着这双深褐色的鞋留在了赛队里。

那是1966年，我们在“牛桥船赛”中以超出剑桥3.25米的成绩夺冠。此前一年，即1965年，“牛桥船赛”委员会首次决定在正式比赛前要进行一场预赛，以此扩大参赛选手的遴选范围和培养第二梯队，我有幸成为伊西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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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舵手。在牛津大学的第一年，我正为入选“蓝船”赛事而与其他人展开激烈角逐。用英国人的话讲，由于某种“不愉快”，我几乎完全放弃了划船。

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所有的运动都非职业级别（我们甚至要自己掏钱买队服），牛津大学的教练都是志愿者。那年负责我们船赛队员选拔的是澳大利亚前世界冠军山姆·麦肯兹。这是个骗子，总在造假。山姆也是个给鸡配种的好手，一直高度重视禽类产业人士对他特殊技能的认可。山姆和船赛俱乐部的总经理，那年是个叫迈尔斯·莫兰德的学生桨手，他们俩最终拍板谁能参与“牛桥对决”比赛。

克里斯托弗·多德（Christopher Dodd）在其1983年出版的《牛津剑桥船赛》（The Oxford and Cambridge Boat Race）的书中曾这样写道：

在巴里奥学院和伊西斯船队，吉姆·罗杰斯二世是个快乐的人，直到1月他收到父亲的一封信后遭受重创，并倍受困扰。他闷坐了好几天，发现自己是个无辜的外国人。于是，他决定采取最简单的办法，即放弃这一切。他不想卷入一场不知谁对谁错的游戏。他去找他的教练大卫·哈迪，告诉他自己想退出伊西斯队，也不想继续这一比赛。哈迪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极力劝阻，试图找出罗杰斯辞职的原因。哈迪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在他看来，罗杰斯在伊西斯队一直都干得不错。此时，罗杰斯向哈迪展示了那封关键的信。

山姆·麦肯兹寄了一封信给罗杰斯远在美国南部乡村亚拉巴马州的父亲，尽管老罗杰斯对于牛津大学和“牛桥船赛”一无所知，但他完全能明白麦肯兹信中所述的要领。

这封信大概有两三段简单介绍了下牛津大学、“牛桥船赛”以及罗杰斯在牛津的情况。在信纸下方有一段手写内容：如果能给麦肯兹的银行账户里存入一笔四位数的资金，那么罗杰斯铁定能参加“蓝船”赛事。就在这段手写内容的下面，老罗杰斯给他儿子写道：“是这人疯了，还是我疯了？”

那会儿我刚去牛津几个月，赛队里其他船员都认识多年，彼此熟悉。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我明白，无论发生了什么，唯一令我不被无端卷入、陷入进退两难之际的办法就是尽早抽身，这似乎是阻力最小的捷径。但哈迪说服我打消了退出赛队的念头，之后他给船赛俱乐部的指导老师和会计——卡波尔学院的财务主管，同时也是桨手的威尔·戴威基写了封信，说明了这一情况。有一次威尔·戴威基碰见我说，“山姆跟我们不是一类人”，最终，麦肯兹被船赛俱乐部开除。

8名桨手和我代表的牛津大学伊西斯队在那年的预赛中完胜剑桥大学。我们决定继续团结奋战，为夏天举行的“亨利皇家赛艇会”做准备。

每年7月连续5天的“亨利皇家赛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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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英国重要的体育盛事。该赛事之所以被称为“皇家”赛事，是因为其首位赞助者是皇室成员。比赛期间，菲利普亲王会亲临现场观看赛事。来自全世界的选手汇聚一堂一决高下，令其成为船赛中的顶级赛事。如果某所大学的选手表现卓越，能有幸参加这一赛事，将是该大学莫大的荣耀。

在耶鲁大学时，所有有关“亨利皇家赛艇会”的趣闻我都耳熟能详，并沉迷于关于这一赛事的种种传说之中，但我从未想到有一天我也会参加该比赛。自1839年首次举办赛事以来，“亨利皇家赛艇会”最为著名的赛事是男子8人有舵手级别比赛，冠军将获得“泰晤士挑战者杯”。1965年，伊西斯队的全体成员决定角逐“泰晤士挑战者杯”。能参加代表最高荣誉的“亨利皇家赛艇会”令我兴奋不已。当我们以6分28秒的新纪录夺冠后，我乐晕了。我们因创造了这一赛事的历史纪录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这是我第一次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

如今，巴里奥学院船赛俱乐部有男选手，也有女选手。他们的首条8人艇分别以“彼兰德·罗杰斯”和“乐乐·罗杰斯”命名。2007年，我给俱乐部的女选手捐了首条赛船，船就以我大女儿“乐乐·罗杰斯”的名字命名。那之后不久，我给男选手们也赞助了第一条船，船名是我小女儿的名字“彼兰德·罗杰斯”。

2009年，当捐给男选手的赛船抵达时，正值牛津大学著名的“八周赛季”，这是每年“牛桥船赛”后牛津大学最负盛名的船赛季节，以“盛夏八周”著称。“盛夏八周”是牛津大学最重要的船赛和社交盛会，为期4天的比赛中，有男子7人组和女子6人组的不同赛事，总共会有158条船参与比赛。有些学院甚至让N多的女子5人组和男子5人组参赛。

2008年，巴里奥学院男子首个8人组代表队52年来头一回抢先抵达终点。2010年，巴里奥学院首个女子8人组代表队驾驭着“乐乐·罗杰斯号”成功夺冠，这也是女子赛事30年来头一遭。次年，“乐乐·罗杰斯号”再夺桂冠！2009年，男子8人组的“彼兰德·罗杰斯号”也拿了个冠军。这样我的两个女儿都有自己的“冠军”赛艇了。

2010年，我参加史密斯大学在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举办的讲座时，适逢庆祝妇女运动胜利的领导人晚宴，我带着妻子和孩子们出席了这次庆祝晚宴。那时，乐乐7岁，小蜜蜂两岁半，孩子们终于有机会穿着华美的晚礼服参加自己赛艇的香槟洗礼庆祝仪式了。为了纪念赛艇夺冠的年份，我授予船赛俱乐部的每位女选手一枚2010年的金币，向每位男选手赠与了一枚2008年的银币。乐乐为每位选手颁发了这份纪念品，之后她宣布，她将为女选手捐赠第二条船，名叫“乐乐·罗杰斯2号”。

不出所料，我的发言让巴里奥学院的学生无比困惑。我可以理解他们的困惑，因为他们和我一样清楚，自我到牛津大学学习至今，世界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只是他们不太高兴的有些事已出现转变，尤其是金融的崛起，它现在又变回去了。

在牛津大学的第二年，我的经济学导师威尔弗雷德·贝克曼教授告诉我：“我们这儿没一个人像这你这样，我们不知道你要干吗？大多数人根本不关心股市。对我们而言，伦敦金融城是微不足道的，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更何况英国的经济，没人在乎。”

19世纪60年代，巴里奥学院的大多数教授都是社会主义者，经济学家们也多半走左倾路线。自由市场对于那些为政府献计献策的学者而言，毫无意义可言。1964年我去牛津大学时，伦敦金融城几乎无人关注。巴里奥学院最优秀最聪明的学生都在谋求在政府部门供职或在学术界有所斩获。去伦敦金融城找工作被认为是很白痴的做法。

我的经济学导师说得对！当时的伦敦金融城已一潭死水，正如之后的华尔街一样。

2010年，当我回到牛津大学做演讲时，时代明显变了。伦敦再次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同时也引领着世界金融行业。听我演讲的这一代巴里奥学院学生正热切寻求在投资银行里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按照他们的方式，他们中的很多人或许早已在校外运作对冲基金了。

他们想做我曾做过的事情，他们问我，该学些什么？我告诉他们，学哲学，学历史。“不，不，不”，他们说，他们想到伦敦金融城工作，想成为富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说，他们应该远离城市，因为伦敦金融城不久就会成一潭死水。金融已死！我告诉他们，不如去学农。如果他们真的想致富，我建议，他们最好都去当农民。

如今，美国仅MBA每年的毕业生就超过20万人，相当于1958年的40倍。世界各地每年的MBA毕业生数以万计，甚至更多。相反，1958年除美国外，世界其他地方还没有一个MBA毕业生。接下来的数十年里，这些商业学位将一钱不值，读金融、商业学位意味着耗时耗钱。现在的金融界债台高筑，这是过去几十年来变化的结果。新的监管制度、法规和税收政策等将令融资更加昂贵。越来越多的政府开始病态地偏好发展金融，正如20世纪30年代他们曾经历的那样。

对于那些MBA毕业生而言，最聪明的办法就是拿个农业或者矿业学位。今天，学公共关系的人比学农业的人多，学物理或体育管理的人比学矿业工程的人要多，但是农业未来将是比财政部更赚钱的经济部门。很快，股票经纪人会去开出租（不过他们中的聪明人也会因为农民工作而开上拖拉机），相反农民会开上兰博基尼。

（兰博基尼最初源自一家出产拖拉机的公司。1948年，费鲁吉欧·兰博基尼创立了兰博基尼拖拉机公司，出身意大利皇家空军机械师的他用剩余的汽车发动机和军用物资起家，很快成为意大利最大的农用机械设备制造商。1963年，费鲁吉欧
[10]

创立兰博基尼汽车公司。我一直听说这是因为他曾找恩佐·法拉利买一辆法拉利跑车，结果却被嘲笑道：“我可不想让人看见拖拉机司机坐在我的车里。”需求是发明之母，一气之下，费鲁吉欧最终发明了自己的跑车。）

目前，我们正处在全球商品市场的长期牛市中，上一个商品和农业市场牛市是在20世纪70年代，伴随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库存不断攀升。到19世纪80年代，全球粮食库存消费了35%，这可能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这也是导致价格最终暴跌的结果。

以糖为例，1974年糖价为66美分1磅
[11]

，到了1987年，糖价跌至1磅两美分。全球各地的农民备受农产品低价煎熬，以至于在美国，一个歌手威利·纳尔逊还组织了农场救助音乐会，对遭受重创的农民进行救助。农业部在国民经济中简直就是个灾难，每个潜在的农民都想着赶紧去学个MBA，然后去华尔街。这就是钱和人都涌向华尔街的原因。

但时代在变，美国现在农民的平均年龄是59岁，再过10年他们69岁，如果他们还活着。如今在日本，农民的平均年龄高达67岁，但农场资源已枯竭。如果你开车到日本各地走走，就会发现大片荒芜的田野。那些依然健在的日本老农，他们的孩子多在东京或者大阪做股票经纪人。这一状况在日本这样一个全球沙文主义意识甚浓的国家越来越严重，日本政府甚至允许中国农民到日本的农场里搞实验基地。

情况更糟的是印度，由于农业难以谋生，在过去不到11年里，有成千上万的印度农民自杀。据《福布斯》2011年5月的报道，印度平均每30分钟就有一个农民自杀。

除非价格达到一个高点，种粮食才有利可图。现在，全世界上了年纪和死亡的农民，都不会被取代。因此粮食价格肯定会不断上涨。近年来，全世界消费的粮食比生产的粮食还要多，在20世纪80年代处于历史高点的粮食库存现在正处于历史低点，约14%的消费量，世界粮食正面临严重短缺。粮食价格正一路上涨。不管你怎么抱怨，如果粮食价格继续高涨，我们就会经历以前从未经历的事情——粮食将有市无价。

最近的大宗商品牛市始于1999年。撰写本书时，我们正值这一牛市的第14年。像所有牛市一样，它将以泡沫终结。如果在鸡尾酒会上，人们告诉你他在大豆上赚了多少钱，这意味着是时候离场了。不过，商品牛市还将持续几年。大宗商品、原材料和自然资源都将热卖，很显然，如果世界经济有所改善——经济增长将继续刺激需求，上述市场就会继续火爆。如果经济疲软，政府会印更多钞票（尽管它们不该如此），正像现在所看到的那样，印钞总会让诸如白银、大米、能源以及其他实物资产的价格更为坚挺。为了让手里的钞票免遭贬值厄运，投资实物资产成为投资者的一个重要选择。

不过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稍后我会加以说明。

参加我2010年讲座的巴里奥学院毕业生们仍决意从事金融业。我解释了作为一个投资者，学习哲学和历史是必不可少的。“你必须对自己有更多了解，”我告诉他们，“如果你真想干成件事——如果你想知道真相，就必须对此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学习哲学帮助我掌握了这些技能，也训练我跳出固有的框架，审视自己和外界。它教会我独立观察事物，验证每一个概念，每一个“事实”。它教会我仔细思考每一个细节，看是否有所遗漏。

现在有很多人常陷入惯性思维中，就像对国家、文化或宗教这些概念的认知一样，大多数人对此的直接反应是一种更容易也更安全的感性认知。想和别人有不同意见很难，哲学将教会你思考、质疑后再去做事情。

如果历史告诉我们目前没啥异样，它至少教导我们：有无可争议的今天必定会有别具一格的明天，即最稳定和可预测的社会却发生了大规模动荡。1914年，欧洲重镇奥匈帝国是全球最大的财富中心。维也纳证券交易所当时大约有4 000名会员。4年后，奥匈帝国消失了。翻看历史书中的任何一年，然后往前数10年或15年，都会看到巨大变迁。1925年和平、繁荣和稳定的盛世，到了1935年或1940年时就面目全非了。过去50年里，随便翻找出任何一个10年历史的第一年看看，1960年、1970年，直到2000年，每个10年年初存在的传统智慧总会在之后的10年或15年被彻底颠覆。

当我还在牛津求学时，因为没钱，所以很少出门旅游。不过，这也成为我想外出旅游的第一个原动力。英国高校每学年有两个6周假期，一个是圣诞节期间，一个是复活节期间。因为没钱，我没法在第一个圣诞节飞回家和家人团聚，只好搭两个美国同学的顺风车一起去了摩洛哥。我们在马德里分手，他们继续南下，我则搭便车到了里斯本，然后去了直布罗陀，正好碰见回牛津的美国同学。当他们的轮渡停靠在直布罗陀海岸时，车里正好搭了3个年轻美国女孩。

其中一个美丽善良的犹太女孩名叫露易丝，来自费城。刚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的她有个亲戚在美国驻哥本哈根大使馆当医生。她去欧洲旅游时准备住在医生家里。露易丝要去距离我们返程以北300公里的丹麦。尽管想尽了办法，车还是抛锚了。我说服了露易丝和我一起搭便车去巴黎，在那儿她可以搭火车去哥本哈根，而我继续回牛津。我们花了三四个晚上才赶到巴黎。她睡觉时穿着两条滑雪裤，在我们分开前，正好在巴黎火车站一起吃了餐饭。

“你不能走，”我告诉她，“你还没把盘子里的东西全部吃完。”

“我已经22岁了，”她说，“我没必要非得把盘子里的东西都吃完。”

“当你还是个孩子时，”我说，“难道你父母没告诉你要多想想那些在中国忍饥挨饿的孩子吗？”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她笑着说，“我父母常跟我讲，要想想那些在亚拉巴马（罗杰斯故乡）挨饿的孩子们。”

在牛津大学的第二个圣诞节，露易丝在牛津租了套公寓。夏天，我们搭便车去了南斯拉夫，之后我们参加了一个学生旅游团，去了另外5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一起去了民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乌克兰和俄罗斯。这次旅行让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了那里人民的生活，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黑市如何运作的真实世界。

俄罗斯卢布是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你没法在市场上买卖卢布，将卢布带进或带出苏联都是违法的。但美国运通公司在伦敦的办公室却有卢布，你在他们那里买卢布还可以打很大的折扣（就像在黑市上），可以以俄罗斯官方利率的5倍来结算。我们在伦敦买了一堆卢布，露易丝将这些卢布塞进了胸罩里，悄悄地带到了苏联。按照西方标准，苏联境内的商品和服务对我们而言，尽管很便宜，但非常稀缺。

多年以后，当我开车环游世界时，每当我穿过偏远的边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黑市。我们在一起的第三个圣诞节，露易丝和我结婚了（尽管她父母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因而对这桩婚事有些不太乐意），不过我已在华尔街有了奋斗目标。

[1]
布尔战争（Boer War）是英国人和布尔人为了争夺南非殖民地而展开的战争。17世纪来到南非的荷兰、葡萄牙和法国殖民者的后裔统称为布尔人。19世纪晚期，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士自由国相继发现世界上最大的钻石矿与金矿，被英国觊觎，最终于1899年8月爆发战争。历史上共有两次布尔战争，第一次布尔战争发生于1880～1881年，第二次布尔战争发生于1899～1902年。布尔战争是英国复兴史上最长的战争。——译者注

[2]
《马来年鉴》中指王子视力极佳，他看见的黑兽更可能是一只马来西亚老虎，或者从未远足至东印度次大陆的亚洲狮。直到20世纪30年代，老虎还在新加坡野外游荡。

[3]
吉姆·罗杰斯当年就读牛津大学时亦在巴里奥学院求学。巴里奥学院是牛津大学最古老的学院之一，以“盛产”经济学家和政要著称，如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参见《水晶球：吉姆·罗杰斯和他的投资预言》，第72页。——译者注

[4]
“牛津-剑桥船赛”简称“牛桥船赛”。参见《水晶球：吉姆·罗杰斯和他的投资预言》，第75页。——译者注

[5]
1英里=1.609 3千米。

[6]
“蓝船”赛事是“牛桥船赛”前的传统赛事，因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赛手身着不同蓝色著称。每个代表队有9名成员，包括1名舵手和8名桨手。——译者注

[7]
产自西班牙的高级皮革。——译者注

[8]
牛津预备船队的名字是以泰晤士河流经的一个城市伊西斯命名。——译者注

[9]
“亨利皇家赛艇会”始于1839年，因皇室成员参与，获准冠以“皇家”二字。参见《水晶球：吉姆·罗杰斯和他的投资预言》。——译者注

[10]
费鲁吉欧非常喜欢跑车，曾拥有阿尔法·罗密欧、蓝西亚、玛莎拉蒂、梅赛德斯-奔驰等多款名车。——译者注

[11]
1磅=0.453 6千克。

第3章　在路上

努力工作是华尔街所赋予的，但成功的人毕竟是少数。很多人在牛市中赚了钱，不过在正常环境下能赚钱已非易事，更何况在熊市中赚钱，这个行业里大部分人注定会惨遭淘汰。恒心和毅力是生存的基础，但同样重要的还有判断力。

1966年，在马伦哥县，没人能逃过当地应征入伍草案的规定。草案委员会只有一位女士，她的两个儿子均应征入伍，且都在越战前的战争中丧命。我非常反对战争，可能有人会支持她的观点，但她的牺牲已令其对冲突的支持变得强硬，而非对此采取柔性政策。

去华尔街之前，我要服两年兵役。在注册了军官候选学校后，我获准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分校。我选了军需官学校陆战队新兵训练营后，被送到位于弗吉尼亚州的李堡军需官中心学校学习。露易丝已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她经常从纽约赶来李堡和我团聚。

即将从候补军官学校毕业时，我开始寻找纽约附近是否有合适的派驻地。当时纽约布鲁克林区的汉密尔顿堡正好有个军需官的职位，这正是我想被派驻的地方。幸运的是，我得到了这个机会，和另一位年轻中尉被派驻那里，我负责管理那里的军官俱乐部。

有一次和指挥官闲聊时我告诉他，服役结束后我要去华尔街工作。那是1968年，股市正一路狂奔直冲云霄，到处都有人谈论自己在股市里赚了多少钱。指挥官也不例外，他让我帮他打理他的投资账户，我同意了。我想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幸运的是，我没让他的账户亏钱。实际上，还让他赚了一点。1968年8月，当我服完兵役后，我把指挥官的本金和利润全交还给他。我不知道此后他做了些什么，不过1968年正值牛市见顶，伴随华尔街的崩溃，出现了一个漫长的熊市，我恰好在股市见顶时离开汉密尔顿堡。

在我投身华尔街时，正是股票市场最为乏味的10年之初。1970年道指一泻千里，仿佛20世纪30年代股市崩盘重现一般。我先后在3家投资公司工作，做了几年分析师。此后我去了一家颇有口碑的德国老牌犹太人开的投资公司——阿尔霍德-布雷奇罗德合伙人公司（简称A.S.B公司，其创始人格·冯·布雷奇罗德曾是德意志帝国首任宰相俾斯麦的银行家）。1937年，随着纳粹右翼势力的膨胀，A.S.B公司将其运营部门迁往纽约。就是在那里，在那个狭小的家庭作坊式的办公室里，我真正张开了自己的翅膀。

华尔街最令人兴奋和迷人之处在于万事万物总是千变万化，你必须随时保持领先且永无止境。这就像一个四维拼图，联结着体积和时间。每天你来工作时成堆的信息迎面而来——有人死了，有人罢工，哪里发生了战争，天气有何变化等。世事变迁，不管发生了什么，投资如果没有做到尽心尽力，就会被无休止地验证。比如你设计了一辆汽车，就会有一个投资预期，即你生产了汽车拿去卖，市场是否接受？但至少这个项目有一个生命周期。对于投资而言，根本没有什么能阻止流动（指资金），这样就形成一个持续、不停的挑战……叫它游戏也好，战争也好，或者管它叫什么都行。

我爱这里的每一分每一秒！它已深深融入了我的血液。我忘情地工作，有时甚至一周7天一天也不休息。我甚至希望股市最好别在周末休市——我太爱这份工作了。我依然记得有次在一周内跑了10个城市，拜访了10家公司。世界上真没太多事情值得这样花时间去做。可以理解的是，露易丝却非常恨我有这么多的工作。当我一天15小时都埋头在办公室时，她正卷入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区的学生示威活动中，在她们那里，华尔街臭名昭著。她不明白一个对工作如此疯狂、野心勃勃的男孩最想要的是在华尔街赚钱致富！

我去阿尔霍德-布雷奇罗德合伙人公司工作时，露易丝和我离婚了。（离开哥伦比亚大学校园时，露易丝和她的很多学生都对现实生活有所了解。直到她毕业，她的父母和她40岁的兄弟都没答应为她提供汽车贷款担保，她问我是否愿意提供担保，我同样也拒绝了。）4年半后，我再婚，并再次因为一心一意专注于工作，令这场婚姻注定短命。我并没有特别以此为傲，但我从来就不是“维系良好关系的料”。我57岁时娶了佩姬，直到那时我一直与不同的女性保持阶段性关系。包括我的前两次婚姻，让我在不同的男女关系中跳进跳出。佩姬很特别，因为她能忍受我。我家里有五兄弟（没有姐妹），我们当中只有我一个人离过婚。

在与其他兄弟的谈话中，我发现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从父母那里得到过任何有关如何与异性相处的建议和意见。我想即便我们问过，他们也不见得知道如何告诉我们该怎么办。他们俩结婚时，几乎刚脱离青少年的幼稚和青涩，根本没有太多的约会经验。我在自我教育中了解到自己的缺点后（生命的中自我意识来得有点迟），我希望我的女儿能做得更好！所有的父母都应该教他们的孩子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常识，我希望在女儿成长的过程中，为她们提供我的见解和建议。我会尽我所能告诉她们自己一路艰辛、自我习得的经验与教训。

努力工作是华尔街所赋予的，但成功的人毕竟是少数。很多人在牛市中赚了钱，不过在正常环境下能赚钱已非易事，更何况在熊市中赚钱，这个行业里大部分人注定会惨遭淘汰。恒心和毅力是生存的基础，但同样重要的还有判断力。

要想在华尔街获得成功，你必须有很强的好奇心。当你捡起一块石头，谁知道可能会从里面爬出什么来，又会引发什么样的结果？除此之外，你还得持有怀疑态度。你被告知的大部分信息，在翻到石头的背面后，都是不准确的。无论是政府、公司还是个人，这都反映出常识的匮乏和信息失真。判断事物时，任何人的话都不能成为唯一标准。你要自己去做调研，自己去验证每一件事。你必须要挖掘每一个线索。这就好比100个人走进房间同时听到同样的信息，但只有3%～4%的人会做出正确的判断。

当我开始华尔街的职业生涯时，很少有人在股市上投资。20世纪60年代末，不论个人还是机构投资者，类似养老金计划和捐赠基金都被拿来投资债券。（买卖货币或大宗商品？华尔街甚至鲜有人能拼写出这些单词。）20世纪60年代末，福特基金会曾委托一家机构做过一份调查，只有能派息、有资本收益、和债券一样有吸引力的“普通股”，才会引起投资者关注。多亏了福特基金会的公信力，使得这些调查结果对投资者进入一个新的投资领域发挥了作用。不过对于今天的MBA而言，这依然令人难以想象——几十年前，普通股还只是一种比较罕见的投资。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牛市才令这一格局出现巨大改观。

今天几乎所有机构的大部分投资都是股票。1964年我刚去华尔街实习时，纽约证券交易所只有300万股的交易量。1天300万股的交易量啊！他们都可以在早餐前完成这300万股的交易量，或者在开市前就搞定了。如今，纽交所一周的交易量就高达50亿股，另外再加上纳斯达克的50亿股。

20世纪60年代，很少有美国人在海外投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们对股票的所有认知就是纽交所的那些上市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世界上很多国家，而在富裕强大的美国，人们尚未开始寻找投资机会。尽管有很多原因造成了这种短视，但没有比在美国实施外汇管制的投资政策更令人沮丧的事了。

1962年，伴随德国经济的增长、日本经济的自给自足和其他国家经济状况的改善，大量美元离场。美国从国外进口的商品越来越多，贸易逆差不断加剧。1963年，美国国会推出所谓“利息平衡税”，即对购买外国证券的本国居民征收15%的附加税，以防止私人资本外流。这意味着，如果你买了100美元的大众汽车股票，除了100美元外，你还得给美国政府再交15美元的利息平衡税。这一税制的初衷是抑制资金外流，这一目的也确实达到了。尽管有大把机会，却没有多少美国人在海外投资。而其他国家却在利用美国的外汇支出蓬勃发展。

在牛津大学读书时我就对国际投资很感兴趣，也正是在那里，我第一次开始关注世界其他地区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记得1968年退役后去了华尔街，当我谈及投资，如买卖丹麦克朗时，周围人没有给我任何建议。这些聪明、有经验的老江湖们只有干瞪眼的份儿，好像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有丹麦这个国家，更不用说那里的投资机会了。那时华尔街只有两家专门提供海外投资服务的小公司，其中一家就是阿尔霍德-布雷奇罗德合伙人公司（另一家是卡尔·马克斯合伙人公司）。

我去了阿尔霍德-布雷奇罗德合伙人公司，和公司副总裁乔治·索罗斯一起工作。那时他正好要找个聪明的年轻小伙子，而我正想换工作。有人引见了我俩认识，我们一拍即合。他和我一样有国际投资视野，比我大12岁。索罗斯在匈牙利长大，后移居英国直到20多岁，有国际投资经历。于是我俩成了好拍档。我们在布雷奇罗德合伙人公司管理“双鹰”对冲基金，主要利用国内外的机会赚钱。当时因为新的监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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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迫分出去单干。阿尔霍德-布雷奇罗德合伙人公司成了我们的交割经纪行和主要保管行。

我们找了间小办公室，创立了量子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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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专门针对境外投资者的多元化的离岸对冲基金。为了不让他们遭受利息平衡税的困扰，我们将公司设在了拉丁美洲荷属安地列斯群岛。我们在全世界各地做空股票、大宗商品、外汇、债券等。我们在全球各地别人未涉足、还未利用、待开发的市场上投资。我拼命工作，让自己尽可能多地了解全球的资本、商品、原材料等的流动状况以及各种资讯。

到1974年，全球只剩下少数几家对冲基金。没多少公司一开始就做对冲基金，大部分对冲基金公司都已倒闭，当时的华尔街太难赚钱了。即使有少数公司存活，其投资大部分也在美国境内。我们是唯一一家国际对冲基金公司。理论上讲，搞对冲基金的都是些聪明人，可那时他们都没在海外投资。那时没多少人能在地图上找着比利时，更别说在那里开拓市场了。

最初的对冲基金由艾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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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949年创立。当我们创立量子基金时，艾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依然健在，他的对冲基金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都非常成功。我们也采用了和琼斯基金同样的薪酬结构，这在当时的华尔街被广泛应用。

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的主要区别在于，对冲基金能卖空。当然相比共同基金而言，对冲基金的名头就标明其能够对冲。美国的共同基金只能买股票，且只能做多。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薪酬政策的限制，共同基金只能收取很低的费用，也不允许借钱，即买保证金。对冲基金可以买保证金，可以收取任何他们想收的费用。我们每年收取1%的基金资产管理费——共同基金可能只收0.5%；同时，按照当时的标准，基金经理人还将赚取20%的利润提成。

从理论上讲，无论年景好坏，对冲基金都会赚钱，因为它们可以卖空，这也是20%利润提成的精髓所在。如果干得好，你能赚很多钱，但如果没有利润，投资者分文不付。不过如果投资者乐意支付20%的利润提成，很显然基金收益颇丰，这意味着他们也赚了很多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A.W.琼斯去找投资者，告诉他们：“我很聪明，也是个优秀的投资者，我要建立一个基金，将我的赌注、我们的赌注对冲。我希望你们付我高薪让我做得更好。如果你们想和我一起投资，你们得付钱。”那时，共同基金不允许找投资者收取奖励费（利润提成），但《美国证券法》规定，对冲基金发起时，如果在法律上投资者少于99人，且没有考虑从公众中募集资金（就像富达从数以百万计的投资者中募集了资金），只是通过私人聚会寻找投资人，确定投资者想要的薪酬管理模式就行。因此，对冲基金的规模相对较小。

索罗斯是个非常优秀的交易员，对市场时机和交易的感觉相当敏锐，而我对此并不擅长，也毫不在意。我做了大量调研工作，我感兴趣的是透过岩石、寻根究源，去发现世界上将要发生什么事情，预测事物变化的趋势。我的这一工作热情归功于1964年年初闯华尔街的经历。那时，漫无目标的我去华尔街找工作却一无所获，发现唯有这份工作热情能养活我。

尽管没有原来挣得多，我仍然自降75%薪水去创业。不过钱对我而言不是问题。我给大家的建议以及将来给我孩子的建议是：在你询问这份工作会有怎样的报酬以前，首先要确认这对你是否是份合适的工作和合适的地方。如果选对了地方，只要你把工作干好，不愁挣不着钱。我保证钱会来找你，挣钱对你而言将不在话下。

我们的小办公室位于纽约中央公园一角的哥伦布转盘广场，包括秘书在内，公司只有3人，一切进展顺利。我们什么都做：在全世界投资（股票、债券、外汇、大宗商品），我们卖空，做保证金，凡是在金融市场能做的我们都做。别人做过的投资我们做，不过由于外汇管制和历史视野的局限，其他人则不会去做某些投资。

从地理上看，美国曾经是并在一定程度上仍将是个孤立的国家。我们被一左一右两个大洋裹挟，我们也是唯一在战后不缺钱的国家。我们和世界其他国家没有太多交往：我们根本不需要。我们是战胜国——为何美国的投资者甚至认为德国、法国、意大利或者日本已经从战争的废墟上崛起了呢？

源于对世界的好奇，我开始寻找任何可以找到的答案。机会就在那儿，如果你能找到，就去投资。我们并不受历史、地理、传统或者类似荒谬因素的局限。只要有机会我们就投资，在全世界各地投资。我们大量使用杠杆（即以手中投资组合资产反复抵押贷款，获得更多资金去投资），这也积累了巨额风险，好在我们方向做对了。当然，我们大部分情况下都做对了。

1971年，我们遭受了创业初期以来的首次重大挫折。当时的尼克松总统关闭了“黄金窗口”，即各国货币只有通过美元才能同黄金发生关系。尼克松同时还宣布美国将征收10%的进口货物税，美国的物价、工资、租金和红利在现有状况下统统冻结9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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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好在日本股市上做多，日本一直蓬勃发展，令人惊讶的是，日本市场却无人关注。日本股票很便宜，且正在慢慢上涨，日元也非常健全。我们做多日本市场，并将大量头寸做空美国股市。尼克松在周日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随后的一周，我们做多的日本股市暴跌了20%，而我们大量做空的美国股市却一飞冲天。那一周我们备受煎熬！好在我们手里还有北海石油股票，算是弥补了我们的损失。我们投资的这家欧洲石油公司正持续产油，增长强劲，源源不断地从北海“挖”出财富。

然而，作为最广泛的大宗商品交易，或许是最重要的大宗商品（作为一种相对于任何其他形式更为重要的资产），石油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作为大宗商品开始交易。几十年前的20世纪70年代，在纽约商品交易所开始原油交易前，石油交易都是经纪人或者从事能源业务的人通过电话完成交易的。其他如纸、钢铁、铀等有广阔市场的大宗商品，也从未引起在交易所交易的圈内人的关注。煤已经存在数百年，但那些买卖煤的人仍然在研究他们的生意，而未从这个有组织的市场中获益。

早在1971年，在油价大幅飙升的前两年，量子基金已经投资了石油和天然气。我的研究表明，石油、天然气正面临严重短缺。我收到一家公司的招股书，该公司表示正准备发行30年期企业债券，所募资金将用于投资天然气管道业务。招股书中指出，该公司现有天然气储量可供应8年——如果真像招股书中所说的那样，除非这一行业发生重大改变，不然这家公司的天然气管道里将空空如也。多年来这一行业惨淡经营，天然气储量逐年递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开采石油无利可图。

1956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联邦政府拥有天然气生产商向州际管道公司出售天然气的定价权，不过政府定价（直到1971年仍然）太低。那年我14岁，我对最高法院一无所知，但对美国西南地区的油田却非常熟悉。我始终记得父母开车带着我从亚拉巴马州到姥姥家所在地俄克拉何马州，一路要经过路易斯安那州和德州的钻井区域，到处可见石油和天然气燃烧的火焰。当石油工人用钻机抽出石油时，伴生而出的气体会被工人们烧掉。天然气价格太低，已令石油公司根本不愿意留存。同样，当时的油价非常便宜，以至于更为有利可图。

当然，那时我对此一窍不通。但在1971年，天然气燃烧的场景历历在目，尤其在我收到那份招股书后，我正好看了一家大型钻井承包商——赫尔默瑞奇·佩恩公司的年报。这家有数十年钻探经验的公司指出，美国钻井平台的数量正以每年15%的速度递减。自1956年以来，已有储备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需求开始呈现稳步增长。我由此推断，美国和世界正面临非常严重的能源危机。

我拜访了赫尔默瑞奇·佩恩公司的董事长，他把29岁的我拉到一边，语重心长地说：“听着，这个行业没有前途。我只想提醒你，这是我的家族企业，我肯定不会离开这一行当，但你真的不该投资这一行业！”在他们的年报里，这位董事长解释了业务下滑缘于某些公司难以掌控的因素：长期以来钻探设备数量大幅下滑，因为石油天然气开采无利可图。仅这一点就令我无比兴奋。我去的所有地方都可以看到石油天然气的供应正走向枯竭。

我们立刻飞回纽约，买了这一行业的所有股票。

我曾告诉一个在一家基金公司工作的朋友我们的研究成果以及正在做的事情，但这个毕业于哈佛商学院并到处自我标榜的小伙子对我的分析置若罔闻。几年后，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此后欧佩克成员发起了石油禁运。再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正好碰见他。

“哥儿们，你们可真走运，不是吗？”他说。

“你说啥呢？”我答，“我之前告诉过你这事，也告诉过你为什么会有这事。事情真的发生了，现在你倒说我们是撞大运。”

“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他坚称，“油价不会上涨。”

于是，我又试着教导了他一番。我向他指出，石油禁运已结束了5个月，油价却还在持续攀升。我提醒他注意，欧佩克成立于1960年，每年的欧佩克成员国部长会议上，他们都提出要涨价，可市场却笑看油价一路走低。但在1973年，当欧佩克涨价时，却有什么被卡住了，为什么？因为石油开采少，产量严重不足。没人开采石油，石油储备几乎耗光。人们开始投资这一领域，市场对此快速反应，油价自然就上去了。

基本面可以告诉你一切。除非基本面是对的，你可以一整天都用来投资，否则做什么都是白搭。基本面正确，好消息就会接踵而来。幸运吗？如果你想成为幸运的人，最好先做足功课。正如露易丝·巴斯德所说：“机遇青睐有准备的人！”

就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开打前几天，我注意到埃及空军成功地击落了以色列战机（这令我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以色列空军要远远强于埃及空军），于是我想方设法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埃及空军装备了从苏联进口的先进智能电子武器装备。了解到这一实情后，我立刻跳上了飞机，逐一走访国内各大国防军工企业。当时正面临破产的洛克希德公司（因其过度扩张并在与波音的角逐中败北）以其先进的核心研发部门著称（即位于加利福尼亚、如雷贯耳的“臭鼬工厂”），这里的工程师们为五角大楼研发出最尖端的秘密武器。

在调研了洛克希德和其他国防军工企业（如诺斯洛普公司）之后，我飞到华盛顿先后拜会了五角大楼的官员及参议员们，发现即便是国会里的鸽派，如威斯康星州参议员威廉·普拉克希麦尔等，也倾向于五角大楼应加大在研发尖端电子战争上的军费开支。

越战后，基于国防开支压力（美国对一些新型尖端电子对抗的研发力不从心），当时的国防军工类股票要死不活，每股仅有一两美元——我的研究表明，这些股票便宜得令人心碎，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于是量子基金开始大量买入这类国防军工股票。

那时在纽约有个聚会，一群年轻的投资高手相约每月聚一次吃晚餐，推荐股票并分享他们在各地的投资经验。他们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聚会，我对其中的一些人有所耳闻，能和他们一起聊聊真是求之不得。席间，我开始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在洛克希德差不多每股2美元时买入。尽管很嘈杂，我依然能听见有个坐在桌子尽头的家伙在那儿窃窃私语，认为我的想法非常荒谬，那种对此投资策略不以为然的轻慢态度溢于言表。这个家伙有自己的对冲基金，是当时为数不多幸存的一家（理论上讲，这令他看上去高人一等），出于这个原因，他对我投资策略的否定令我在第一次与这些投资精英聚餐时感到非常尴尬。

他叫布鲁斯·沃特福尔，和我年纪相仿，他的公司是摩根斯·沃特福尔（他死于2008年）。在聚会之后的几年，洛克希德股票飙升了100倍。我将永远铭记沃特福尔的反应，正是这次聚会，让我今后能继续坚定地说出自己的投资策略。

量子基金的操作手法完全反常规。索罗斯和我做空那些大盘股，买入和持有稳健型成长股。那些被称为“漂亮50”的股票——市盈率动辄在100倍、200倍的，所有的银行、共同基金是它们的最大买家……我们却做空英镑……1980年，金价飞涨，我们却做空黄金。那是个光荣与梦想燃烧的激情岁月，我们的基金每年都大幅增长。而那些在熊市中度日如年的人，却认为华尔街是个可怕的地方。到1980年，我们的基金成立10年后，标准普尔指数上涨了47%（相当于我母亲银行存折上的收益），量子基金投资组合却上涨了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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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华尔街盛传将要调整固定佣金制度。1975年5月1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宣布彻底废除固定佣金比率制度。这一变革后来被称为“五月花革命”。参见《水晶球：吉姆·罗杰斯和他的投资预言》，第8章。——译者注

[2]
量子基金前身为“索罗斯基金”，后更名为量子基金。——译者注

[3]
简称A.W.琼斯，参见《水晶球：吉姆·罗杰斯和他的投资预言》。——译者注

[4]
参见《水晶球：吉姆·罗杰斯与他的投资预言》。——译者注

第4章　狙击熊市

事实上，卖空是市场不可或缺的一种操作手法。它增加了流动性和稳定性。市场需要买家和卖家。没有卖家，股价一飞冲天；没有买家，股价跳水暴跌。假设每个人都陷入了互联网热潮的狂躁中，都要买类似思科公司的股票，股价从每股20美元涨到了80美元。股价可能会涨到每股90美元，卖空者开始入场。如果没有卖空者，股价很可能会涨到110美元。如果没有卖空者，就根本不会有卖家——没有流动性，事情就会陷入癫狂。卖空者令狂热降温。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去中央公园西边参加基金经理杰夫·塔尔和他妻子帕特西举办的聚会。当塔尔夫人问我从事什么职业时，我告诉她在华尔街工作，她立刻表现出非常同情的样子。

“天哪！”她说，“你的日子肯定不好过。”

那会儿市场确实很糟糕，熊市持续了好几年，看样子还得继续糟下去——1964年年底，道琼斯指数以800点谢幕，到了1982年，经历了18年创纪录的通货膨胀后，道指还是800点。

“不，”我向她确认，“情况很好，我做空市场。”

她上上下下打量我，那表情将她的想法袒露无遗：我能看见你个子不高
[1]

，你个傻帽，这与你做什么有何关系？

尽管有段时期，我对自己的身高非常在意，大概是在1.69米那阵子，但之后就不再纠结了。我对身高的任何不安全感在进入军队后立刻消散。按照高矮顺序列队，作为我们班最矮的成员，我却因表现优异排在班里第一排。此后，无论是在金融业还是在女人圈里，我独特的投资见解和成功，令我的身高变得无关紧要。我的女朋友塔碧莎，光脚身高1.78米，我曾提醒她要“站直了”，让她不用担心比我还高出一头。我对此解释，我的身高不再是个问题。

那时对冲基金很少，尤其是将资产抵押进行对冲的卖空操作手法相对比较陌生。塔尔夫人的反应并不难理解，在当时，大家对卖空还很陌生。在众多对对冲基金深感不解的人中，就有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当有人向他解释卖空时，尼克松却谴责这有悖于美国精神。他并非历史上首个指责卖空不是爱国行为的政治党魁，拿破仑·波拿巴就曾以叛国罪将卖空者送进了监狱。

大多数人买股票，比如在每股10美元买进，25美元卖出，通过这种买卖方式获利。卖空则是反向操作获利。你在每股25美元卖出，在每股10美元买入。如果你没有股票又拿什么卖呢？因此，你得找别人借股票。比如我找JP摩根借了100股，以市价每股25美元卖出。我卖出是因为我认为股价会跌，等到股价真的跌到了每股10美元时，我再买入100股还给JP摩根。这时JP摩根的银行账户上又回来了100股，而我也赚了钱，世界照旧，投资继续。

事实上，卖空是市场不可或缺的一种操作手法。它增加了流动性和稳定性。市场需要买家和卖家。没有卖家，股价一飞冲天；没有买家，股价跳水暴跌。假设每个人都陷入了互联网热潮的狂躁中，都要买类似思科公司的股票，股价从每股20美元涨到了80美元。股价可能会涨到每股90美元，卖空者开始入场。如果没有卖空者，股价很可能会涨到110美元。如果没有卖空者，就根本不会有卖家——没有流动性，事情就会陷入癫狂。卖空者令狂热降温。

假设卖空者是错的，他们必须回补空头，同时立刻被迫离场，因为股价正好就去了要去的地方。但假设卖空者是对的（值得一提的是，卖空者的战绩比华尔街大多数人要好得多），这意味着股市正面临暴跌或崩盘。每个人都在恐慌和祈求中慌不择路地离场，人们尖叫着拼命抛售。但此时股市暴跌，根本没人买股票。确切地说，这时只有一群买家，即卖空者。此时，他们必须要买回股票归还曾借出的股票，他们必须要回补空头。因此，在这样的股市崩盘中，股价才不至于跌无可跌。比如股价最多可能跌到每股8美元，而不是每股3美元。

因此，卖空者对市场而言是有利的。他们在你以每股110美元买入某只不靠谱的股票时救了你（如果你在最高价时买入，而不是在每股90美元时买入），当股票暴跌时，感谢卖空者，让你有可能在每股8美元而不是每股3美元出局。正是经历市场的反复验证，并证明其是有价值的，卖空流行了约400年。

对政客而言，在卖空成为替罪羊的几个世纪以来，早已被证明是非常管用的。一旦事情变糟，他们就可以借此指责万恶的投机者。当股市从1 000点暴挫至500点，大量人员失业，破产随处可见，没有政治家会说：“上帝啊！我搞砸了，我要辞职！”不会的，他们一定会说，这是华尔街那帮邪恶的卖空者酿成的大祸！

2008年，我在接受C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的一次访谈中，曾表示已经做空了房利美。我谈房利美已经一两年了：房利美是个骗局，正处在崩溃的边缘。我曾在2004出版的《热门商品投资》（Hot Commodities）中提到，房利美和房地美都是有待揭开的丑闻。

果不其然，2008年，房利美的股票从每股60美元跌至破产。当它的股票跌至每股20美元时，CNBC的记者采访我时问：你介意人们认为房利美崩盘是你的错吗？

“听着，”我礼貌地告诉她，“如果你真的以为房利美因做空者而崩盘，你真应该去干另一份工作。”

在华尔街我早已料到人们对卖空缺乏了解（正如我所说，并非每个人都了解卖空），但这种电视财经记者的无知令人大吃一惊，甚至于我也不例外。卖空者不是借口，他们只是简单的信使，比如他们的存在爆出了很多惊人的欺诈行为。其中一个最为著名，并确实有人要为此负责的丑闻就是安然。

卖空并不适合华尔街的那些闲云野鹤。它需要你掌握很多知识，要做非常多的功课。投资者必须要见多识广才玩得转。也许你买的股票从每股10美元一跌到底，直接归零，你的损失是百分之百。但如果你在每股10美元卖出，从理论上讲，你的损失会是无限的——股价很可能涨到20、30、40、50美元，甚至涨到每股1 000美元。如果你方向做错了，做空会迅速让你遭受重创。

在我的职业生涯早期，我曾破产过。

1970年，我预测股市会崩盘。于是，我把所有的钱全买了看跌期权——看跌期权是一种购买人可在期权合约有效期内按执行价格卖出的一定数量的标的物权利，它将你的损失限制在卖空所无法做到的一定范围内。做看跌期权要支付溢价，一旦股价下跌，还可获得更大的杠杆。

5个月后，股市崩盘。一时间，那些运营了数十年的证券公司、金融机构纷纷关门大吉。这是继1937年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股市崩盘。就在股市暴跌触底的那天，我全部抛售了自己的看跌期权，净利润翻了3倍。

那时，乳臭未干的我自以为是。我告诉自己，好吧，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市场肯定会反弹。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显示出超乎年龄的老谋深算，不过市场确实反弹强劲。两个月后，我用所有身家买了看跌期权，并全力做空。我不打算支付溢价，我准备卖空。我做空了6只不同领域公司的股票，等待着另一次股市暴挫。但两个月后，我玩砸了一切，出局了。

当那些公司的股票持续上涨时，我不得不持续回补空仓，因为我的股票账户实在没法挺到股价下跌的那一刻。我确实没有卖空所需要的持久力，也没有足够的子弹继续做空，跟他们说，好吧！他们错了，我是对的！我不得不回补平仓，我输掉了所有！趁着我的股票账户还没欠债前，我必须回补空仓。在华尔街有一件事你必须明白，如果你做保证金交易，经纪人会在你欠债前就平掉你的仓位，他们总在确认他们是否已经平仓了。

接下来的两三年里，我做空的6家公司先后破产。我确实是个天才，那阵子每当想起此事我就问自己：“如果你真的很聪明，为何现在你并不富有呢？”

这是个有关聪明和不富有的典型案例。我聪明绝顶却破了产，我并不知道市场的能量有多大。

在华尔街我没学到什么金玉良言，唯有一句我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那里学到的：“市场保持非理性的时间远比你支撑的时间长。”

顺便说一句，凯恩斯聪明富有，他是那个时代最为伟大的股市投机者，他清晰地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在剑桥国王学院，他用养老金和自己的钱，几乎全天候进行投机交易，收益颇丰。1946年，当他去世时，他的全部身家超过50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1 600万美元。

我一直很聪明，并因聪明输光了一切。这次的经验是宝贵的，它让我明白我对市场的认识是多么有限，也让我对自己有了更多了解。此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短暂的客座教授任期内，我才得以与学生们分享我的这些经验。我告诉他们，别怕失败。人生中也别担心犯错、亏钱，至少破产一次，最好两次，都是很好的经验。但是，如果你要做到这一点，最好在你职业生涯早期去做。2万美元时破产远比你有2 000万美元时破产要好得多！早点去做，这并非世界末日！

失去所有是一种很有益的经验，因为它让你明白你有多无知。如果你能从一两次失败中重新恢复，从长远看你会有更多机会，更为成功。有无数故事告诉我们，很多很成功的人失败了一次、两次、三次，然后又活过来，重新开始。麦克·布隆伯格当初被所罗门兄弟公司解雇了，这对于他而言是天大的好事！他创立了自己的公司，提供商业信息，现在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如果你能从犯错中学到经验，这对你没什么不好。

我在做空这6家公司时犯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错误，即我假定所有人都知道我了解的事情，于是我过早介入。从那以后，我学会了等待，或者至少尝试过耐心等待。但狂热上升的水平是无法想象的，我发现自己并不擅长发现大家突然意识到事情有些癫狂的那一刻。

如果你在今天走进曼哈顿区的一个鸡尾酒会，要想找出一个不知道对冲基金是什么或者卖空会带来什么的家伙还真有点难！在金融业，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的飙升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牛市的产物！每个有退休金账户的美国人都随股市起起伏伏。2010年，根据投资公司协会（ICI）的统计数据，全球约有7万家共同基金，远远高于美国的7 500家。2011年，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54%的美国人表示自己在股市有投资。在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这一数字是65%。

超过一半的美国人将钱投在股市，令人惊讶的是很多人对市场知之甚少，很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难怪他们亏钱——他们对投资一无所知，但他们却去投资想要赚钱。我对他们的建议是：把钱存进银行还可以有1%～2%的利息，这远比亏1%～2%要强得多！不信你试几年，我敢保证你会看到两者之间的差别。

人们总是不停地问我投资些什么，我通常给予同样的答案。我说：别信我的——也别听其他任何人的。你要成为一个功成名就的投资者，只有投资你自己充分认知的领域。每个人都会对某些事情了如指掌。汽车、时尚，不管是什么，你一定对某些事情知之甚多。如果你不知道自己了如指掌的是什么，那么退后一步看看你的日常生活。当你走进医院的候诊室，你随手带的是什么杂志？如果你打开电视，你都看些什么样的节目？不久你就会明白你到底对什么事情感兴趣以及你到底对什么是真正了解的。

现在你已准备好要成为一名成功的投资者了。如果你热衷于汽车，就看所有关于汽车工业的资料。你会知道当事物将要发生时会形成一个主要、积极的变化，然后你开始跟进，看更多你能找到的有关汽车的资料。也许一个新的燃料喷射系统正在研制，它的功能更优，价格相比现在正在使用的系统更便宜。你发现一旦它投入生产，将占据很大的市场份额，或者它更像一条新高速。也许人们可以将车开到以前所不能及的地方，或许正好能开到新酒店和购物中心那里。这一方法的基本策略是：用你所知，并尽情发挥。如果有人给你打来电话说，天哪，这有一个非常棒的新电脑操作程序……忘了它吧！你根本不了解计算机，你只了解汽车。专注于你知道的和你看到的任何变化，你会在我之前很早就看到一个形成已久的主要变化，早于任何华尔街的人。因为汽车是你的激情所在，你花了所有时间用来看有关它们的报道、资料和动态新闻。

学习用适当的术语来思考：这是新的，这有些不同，这是个转变方向。任何新的或不同的变化都将产生后果。你必须要学会绕过拐角去思考。当好事降临，你会比任何在华尔街的人优先知道，你知道何时入场，何时抛掉，因为你比其他人了解。就在几年前，你注意到一个巨大的变化正开始出现反转：有人正生产一种更为便宜的产品，中国人正在生产一种更好的产品，竞争更为激烈。你比华尔街的人更早知道该何时卖出。

要我说，你真该那么做！你因兴趣和激情不断求索，将自己的知识资本化。你坚守自己所知，并不断扩展，享受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功。10年后，你的财富将是现在的10倍。于是，你决定卖出。现在正好是非常危险的时刻，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当你真的认为自己非常聪明、炙手可热时，当你认为自己了解投资只是一种很简单的游戏进行投资时。此时，你应该拉开窗帘，看看窗外，到海滩上去，除了思考投资不去做任何事情。因为现在是你最脆弱的时刻，你在想：我得找点其他的事情，我必须得重做一遍。这非常棒！也很容易，就像我当初抛掉看跌期权，赚了3倍之后所想的那样。

但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什么都不做是最明智的做法。最成功的投资者实际上大部分时间啥也不做。别混淆了动作和行动，要知道何时坐着等待（我现在就是坐着等待）。10年前，你买了股票，之后的10年你啥也没做——虽然啥也不做，但一直观察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这就是你赚钱的诀窍所在。现在，在你抛掉那些股票后，同样重要的是什么也不做，只是耐心等待。一直等到机会再次出现，你会看见钱就躺在街角。

如果你正从房子周围走过，你也看见躺在街角的钱，你所要做的就是走过去，把它捡起来，这就是你该做的投资。你应该耐心等待，直到你发现一些你基于自己丰富的学识确认无疑的事。有些东西如此便宜，买下它万无一失，就像你准备到街角捡钱一样。这就是成功的投资者所做的事！他们不会花大量时间跳来跳去。沃伦·巴菲特很少改变自己的控股股份。过去很多年，自从定义要投资长期趋势后，我没有大规模改变自己的仓位。

如果我告诉你，在你一生中只有25年能投资，你可能对投资会非常小心。大多数人跳来跳去，他们必须这样做，必须那样做。他们在这里听了一堆投资建议，一会儿在那儿，他们的妹夫又告诉他们一些投资信息……如果你是个短线交易者，那么肯定你要继续向前，但成功的短线交易者并不多见。另一方面，如果你就是个投资者，你应该尽可能小心，因为你生命中只有25年可以投资。这就是投资者的赚钱之道。

投资股票、债券和商品，做任何投资，都必须要有一个经纪账户、一个投资账户。这意味着你得找个经纪人。所有你需要从经纪人那里了解到的是：他/她是否能解决你的问题。你不用找他/她征询任何投资建议，因为他对你要买的东西恐怕还没你知道得多！他也许根本就没听说过你要投资的产品。记住：你是第一个意识到这将是件好事的人。你告诉经纪人想买100股、1 000股或者不管多少X、Y、Z公司的股票，然后你就坐着等。你必须不断确认自己的研究、你原有的洞察力，因为股票总是随价格跳来跳去，世界总在变。你必须保持敏锐，不断重新评估你当初的决定是否正确。

判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如果200年前智利发生革命，我们可能不会提前3～6个月知道铜价将受影响，大家会一直等到货船进入智利港口后，才发现没有铜可以装船。

智利是世界主要的产铜国，如果你知道这里要发生一场革命，那么你不仅能从铜上赚钱，所有受铜价影响的事物都会令你赚钱。当信鸽抵达伦敦，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带来惠灵顿胜利的消息时，毫无疑问拿破仑折戟滑铁卢给这个欧洲著名的银行家族带来了巨大的金融利益。提前获取信息很关键，但只有当你知道该怎么做时，你才会受益匪浅。今天，在我们获知任何事物的一瞬间，几乎每个人都在同一时刻得到了相同的信息。判断让这一切有了区别。

如果你想赚很多钱，那么你必须抗拒多元化。经纪人总在推广一个概念，即每个人都应多元化投资，但这主要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如果你买了10只不同的股票，可能有些股票会很好。你不会破产，但你也不会赚很多钱。即便你做了很好的功课，即便其中有7只股票上涨，只有3只股票在跌，那也不错了，但也不会让你变得富有。致富的方法是发现什么是好的，关注它，集中你所有的资源，但是必须非常确认你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一旦错了这也将让你快速破产。这就是为什么经纪人会告诉你投资多元化，这是为了阻止你一旦破产，进而起诉他们。

如果你想变得富有，找点正确的事来投资。如果你在1970年投资了商品，并持有了10年，到1980年卖掉商品买进日本股票，然后1990年卖掉日本股票又买些科技股，在2000年全部抛掉，那么你现在将非常富有。但如果你在1970年进行多元化投资，只是简单地买了股票平均指数，你顶多在那30年里赚了不少钱。是的，你可以多元化，这样你会很安全，但你不可能变得富有。对于那些想赚很多钱的投资者而言，坚守你所了解的事物，不要跳来跳去，集中“火力”，不频繁投资。当然，这样做的缺点是，如果你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你将失去所有，输光一切。

但是，正如我所说，别听我的，坚守你自己了解的事物。

没有什么能像牛市那样让人觉得自己有多聪明。值得注意的是，有多少人错误地认为牛市是因为他们脑子好。我很幸运，当我开始华尔街的职业生涯时碰见两个非常好的东家。其中之一就是传说中的交易员罗伊·纽伯格
[2]

，他拥有一家名为纽伯格·伯曼的公司。我在这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去了A.S.B公司。我记得他曾告诉我有些人不再为公司工作，这些人曾为公司赚了很多钱。纽伯格说，这些人随后就失去了财富。很简单，因为他们连最起码的赚钱原因都没搞明白。究其原因，只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末的牛市将一部分科技股带入了癫狂。他们真的认为自己是聪明人，认为他们应该赚那么多钱，但实际上，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市场。他们没有历史视野，没有市场跌宕起伏的直观感受。

所有的大牛市、长期牛市最终都以泡沫终结。每个人都在追逐传统智慧，他们遵循从报纸上看到的那些有良好机会的聪明投资者。同时这也使得一个人能准时抓住良机出手变得更为艰难，因为泡沫期根本就无规则可言。关于这方面的话题，有本比较知名的书叫《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Madness of Crowds），作者是查尔斯·麦基（Charles Mackay），首次出版于1841年。无论是17世纪荷兰郁金香热、南海公司泡沫，还是一个世纪后的密西西比州土地丑闻及互联网泡沫，乃至仅仅几年前的房地产泡沫，所有的泡沫看起来都一样。

当时，所有人都认为发生的事情合理。他们认为价格不错，会继续走高，正如我母亲当初给我打电话说要投资一样。她认识的每个人碰巧都在谈论这些热点。我问她为何要买股票，她说：“去年它翻了3倍。”

我告诉她：“不，妈，您可别这样。您没买因为它已经涨了3倍了，要在涨3倍之前买。”

但这些都是泡沫中发生的事情。价格上涨是因为价格正在上涨。从某种意义上讲，在牛市里你想要的就是一个太年轻以致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傻事的孩子。你要这孩子在泡沫里比赛，而且用杠杆将这种比赛尽可能地放大。像我这样的人不会去赚这么多急钱，因为我们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但这孩子却不知道为何他赚了钱，为何他赚了这么多钱。而我们当中的其他人经验丰富、极度聪明，明白事情将不得善终。让这个非常聪明却又毫无经验的孩子继续比赛非常危险，但我们必须足够聪明，知道该何时抽身，从他的知识欠缺和毫无经验中保全自己。当然，这很难做到。当事情变糟，你肯定不想要这个孩子在身边，这个孩子也可能从那时起就不会在你身边了。

1929年春天，20多岁的罗伊·纽伯格去华尔街打拼。在10月大崩盘中，他通过做空美国无线电公司来对冲自己下挫的蓝筹股，侥幸生存下来。1939年，他开创了纽伯格·伯尔曼公司。纽伯格坚持每天上班，直到99岁高龄。他到107岁时仍在交易，2010年他驾鹤西归。他曾告诉我，他发现华尔街就像做鞋的：你买鞋，然后把价格标高卖掉，你并不会将这些鞋留在手里数十年或者几个月。

当一只股票价格上涨你就卖掉。他可能买了持有一天、一个星期。若长期持有，可能会是一个月或两个月。这就是华尔街最伟大的交易者，他最后成为A.W.琼斯公司的经纪人。

那时我已和A.W.琼斯公司有20年业务往来。正因纽伯格和琼斯都是绝顶聪明的人，因此这两家公司常被人提及。和经验丰富的纽伯格共事之前，我曾在一家主要投资成长股的新生代公司迪克·基尔德有限公司（Dick Gilder＆Co.）就职，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正如我常告诫年轻人一样，我在做助理时受益颇丰。我学会近距离观察他人。没有比在职培训更有用了。很多人去人才市场，认为如果跳过学徒这一关，自己也会做得很好。明智的办法是先为某人工作，开阔自己的视野。

我确实从那些人身上学到很多，但这些公司让我像一条离开了水的鱼：一整天都在研究增长，然后分秒必争地追随他人的脚步。我是个投资者，不是个交易员。我找机会买一只便宜股票，却从未卖掉它。在华尔街有很多赚钱方式，不管你以何种方式努力，无论是在音乐、艺术或者金融领域，你必须找到自己赚钱的方式。我跳出来发现了自己的方式，正像迪克·基尔德公司发现他们自己的赚钱方法一样。

在与索罗斯合伙创立量子基金10年后，又到了我该寻找自己方式的时候了。

早在青少年时期，我告诉所有愿意听我讲述的人自己对成功的梦想，即我要在35岁退休。在华尔街享受成功数年后，我非常坚定地谈到这个计划。我告诉朋友们，我立志此生绝不限于从事一种职业。我可不想到了75岁时，早上醒来还在华尔街看着股票播报器。我想要多姿多彩的生活。遵循这条路径，我可能不会赚很多钱，但肯定不会缺乏激情。

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向外界和我的朋友们传递这样一个信号，即自己有渴望冒险、骑着摩托车周游世界的愿望！这是我给自己定下的众多目标之一，现在正是去实现它的好时机！正如古罗马检察官阿匹乌斯·克劳迪亚斯（Appius Claudius）所说，“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建筑师”。生命中一切所得（连同失败）均成就了我的人生。经历了两次环球旅行后，如果今天要说我的人生观内涵深远的话，或许要归功于阿匹乌斯·克劳迪亚斯（他曾主持修建了古罗马共和国第一条也是最著名的古道Appian Way）。

1979年，我已决定离开华尔街，仅仅是这样一个想法，都令我开始感受自由的乐趣。但那年年底，股市经历了一段凄风冷雨的苦日子。在量子基金，我们特别擅长投资游戏。那时我们像往常那样猛赚了很多钱。因此我对自己说，不，这太好玩了，我留下来吧。那时，我37岁，我已失去了自己的目标。我在心理上已做好退休的准备，也不会再停留太长时间。但我的去留还未最终确认，直到有一天，突然这一切变得不再有趣。

那一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调查了我们对一家名为“计算机科学”的公司的投资。SEC指控我的合伙人乔治·索罗斯操纵股市。他被指控以比公开发行价更低的价格买入的方式，掩盖他做空该股的行为。
[3]

SEC给了他个机会签署一份服罪判决书，即他和公司（需要支付和解金100万美元）否认有任何违规行为，但承诺不再这样做。我们为何要同意签这个呢？我问他。如果我们没做错什么，为何要签署呢？为什么让这案子被解释成我们在操纵股市呢？他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因为我当时就这么干了！”他说。

“乔治，”我记得当时告诉他，“我的名誉可比100万美元值钱得多！”

我还清晰地记得他的回答：“对我来说，不是。”

他说这话时带着开玩笑的口吻，但他的意思是，在证券市场，赚钱比任何事情都重要。1980年春，一系列事情的变化开始引起我的关注。这起事件的第一个迹象表明我们的共同目标已开始改变。我并不喜欢这些变化。公司规模正不断扩大，我们手下有8～10名员工。我们管理的基金超过2.5亿美元，在那时算很大了，我们正考虑启动一项1 200万美元的投资组合。要参与的事情越来越多，某些实践并非我喜欢的项目。我也怀疑某些员工的能力，从根本上讲，我只是不想冒任何风险而已。

所有这一切问题都在那年春天集中爆发。那时没啥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公司也就是几个人加一个秘书。但现在看来，我当时的名誉可能因此受损或者比这更糟。这让我想起15年前，当我在牛津大学准备参加船赛时收到父亲来信后的感觉。我陷入类似伦理和道德上的两难境地。当时我很快就明白了，没有证据可以改变这事。我试图对抗、挑战这一切，均无济于事。我只是一个初级合伙人，因此我说，好吧，到此为止，我要退休了！按照此前的计划，去追求一种不同的生活。

家族传统促使我离开量子基金。小时候，我祖母告诉我，我有位先祖曾是美国实业家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
[4]

的合伙人，和范德比尔特在一起，他的道德开始滑坡。（当我到耶鲁大学报到时，我被分配到范德比尔特大厅办理入学手续。这座1894年修建的大厦正好是由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二世捐赠的。我注意到，即便没有我的先祖入伙，范德比尔特先生自己也已经做得相当好了。）我父亲也出于类似的原因断绝了与他哥哥的商业关系。看上去，我也在同一传统下做了同样的事情。

正如我所说，在华尔街我忘我地工作，我太喜欢这份工作了。记得有个独立日周末（7月3日大概7点），我接到一位耶鲁大学同学伯顿·麦克林（Burton MacLean）的电话。麦基（麦克林的昵称）在一家本土老牌私人银行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Brown Brothers Harriman＆Co.）工作。我们曾是很好的朋友，却遵循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安定下来后，他组建了家庭，有4个孩子——不像我，麦基有比工作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他问我：“为什么你不和我们一块儿去海滩度个周末呢？”

我说：“喔，我正在工作，正忙着呢！”

他说：“你说啥呢？明天就是7月4号了！”

我答：“对，还有很多事要做，他们必须得完成，这样我们就不会亏钱了。”

我明白他一定对我感觉糟透了。

我记得当我离开量子基金后，第一个给我打电话的就是麦基。

他问我：“我听说你离开量子基金了，是退休了，被开了，还是其他什么事？”

“我退休了，”我告诉他，“只要我还活着，我永远不必再工作了，除非我做错了什么。”

时间能改变一切，哪怕是最亲密的友谊。转眼间10年过去了，接着三个10年又过去了，麦基和我失去了联系。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他的那个电话。在我的脑海里，我能看到他，看着窗外他的家，他的4个孩子和他的车，所有他一直为之奋斗的生活。我不知道这一切在哪里，代价是什么。他可能已经发现只要投入时间，他就有可能在37岁退休。我也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幸运地发现了人生目标，而且由于自己富有激情，因此能心无旁骛地去追逐、实现它。

[1]
做空和个子矮是同一个词“short”。——译者注

[2]
参见《水晶球：吉姆·罗杰斯和他的投资预言》，第7章。——译者注

[3]
SEC指控索罗斯通过大量抛售“计算机科学”，致使该股之前公告的股价在原有基础上“被人为地压低”。参见《水晶球：吉姆·罗杰斯和他的投资预言》。——译者注

[4]
19世纪美国著名投资实业家，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商人之一。这位11岁辍学、轮渡水手出身的航海家建造了多艘蒸汽轮船，曾一度垄断了纽约和波士顿之间的航运业务。年近七旬后开始涉足铁路事业，他将数条主要铁路并入国家铁路系统，曾控制了从纽约到芝加哥的铁路线。范德比尔特享誉华尔街源于两次漂亮的铁路股票逼空战役。一次将哈勒姆铁路公司的控制权紧握手中，奠定华尔街股王的地位；另一次成为美国最为重要的哈德逊铁路的最大股东之一。1877年他去世时所积累的财富约有1.05亿美元，其账面财富达到当时美国流通货币的1/9。——译者注

第5章　投资骑士

没有比穿越偏远边境更能让我了解一个国家的底细了。当你穿越边境时，你最先发现是否要去行贿。所有的事情都是光明正大、简单直接的吗？所有的流程是否有效？本来10分钟可以办好的事情，非要花一整天过关吗？你还得了解当地货币，因为过边境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换钱。当然，总是会有官方牌价，我会在那里换一点，因为从政府手中换的钱不会有假。我可以拿这些钱和在黑市里换的钱相比较，以防有假。之后我去找黑市，如果有的话。不过，通常会是黑市来找我。

1969年，在华尔街工作的我结束了自己的第一桩婚姻，买了人生第一辆摩托车。这不是我能开着环游世界的摩托车，而是一辆会一直缺乏动力、无法抵达目的地的宝马250cc。我并未在摩托车上创造历史，但我确实在上面见证了美国非主流文化的历史时刻。

1969年夏天，我陆续听说即将在纽约北部的伍德斯托克举行为期3天的“和平与音乐”音乐节的消息。我对此并不感兴趣，也没想到去弄张票。直到我从收音机里听到那些发生在纽约卡茨基尔（音乐节举办地旁边的小镇）的有趣事情，让我为参加这个活动而兴奋不已。于是，8月15日那个周五，我丢下工作，跳上了摩托车，直奔这个音乐狂欢盛宴而去。还未到跟前就有了路障（警察不让任何人靠近这个地方），我只有驱车穿过当地居民的各式后院才得以摆脱这些警察。中途还有个女的从她的屋子里追出来，冲着我大吼大叫，不过这也正常。但大概开了三四百码后，我的轮胎就瘪了，我猜一定是她的诅咒生效了。在换过轮胎后，我继续向前抵达了会场。

舞台被一圈栅栏围住，我直接开到了栅栏处。所有的安保人员都穿着印有伍德斯托克标志的绿色夹克——背面的白底印着一只站在吉他弦上的鸽子。那天非常热，所有人都脱了夹克挂在栅栏上。我悄悄趴在栅栏下，顺手牵了一件绿夹克穿上走上舞台。当然，那个时候场面混乱不堪，任何人但凡有点想法都可带走任何东西。

舞台上的节目花了我不少时间。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如此敬畏，以至于要尽力保护好自己的“成果”——我不想失去自己占据的有利位置，不想放弃自己（好不容易伪装成的）特殊身份——对此，我非常谨慎。周围的人总是时不时地想要爬上舞台，我总会说：“不行，你必须待在后面。”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安保人员。

我占据了屋子里最好的位置，可以近距离地看到各种表演，最重要的是我正在享受精神饕餮。这真是太棒了！事实上，尽管当时大约有50多万人参加了这次聚会，但没人认为这会是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所有人都认为“我们度过了一段多么美妙的时光啊！”我们只是想找乐子，然后各回各家。

音乐会一直持续到8月18日周一。不过，我在周日下午就返回了纽约，因为我必须要赶在第二天去上班。（直到周一早晨，吉米·亨德里克斯都没有登台演出，因此我错过了他的表演。）办公室里，每个人都在谈论伍德斯托克音乐会，当然这是那时的热门新闻。

有那么一刻我自告奋勇地告诉同事：“喔，我当时就在场！”他们全都看着我，好像我不干净似的。

“什么？你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他们很想知道，“为什么？太可怕了！”

这就是早期我在华尔街无视传统智慧的例子。至今，我依然保存着自己的伍德斯托克音乐会的夹克，时不时地翻出来看看。总有一天我会给孩子们展示这件夹克，尽管我并不清楚这对她们意味着什么。也许有一天她们也会看到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信息，也许她们的朋友会看到——其中一个女孩会说：“是的，我老爸居然还在那里做了保安。”

如果你跳过中国和那时所说的苏联去环游世界，那就根本不值一提。离开华尔街去冒险之前，我花了很多精力去寻求官僚的批准，以便能到那些国家去。在等待许可期间，我回到了学校。

在退休不久后的一次聚会上，我遇见了哥伦比亚商学院的院长桑迪·伯顿（Sandy Burton）。

“你为什么不来我这儿讲课呢？”他说。

我告诉他：“我不相信商学院对人们是件特别好的事，尤其是那些想去做生意的人。”

在华尔街的第一个夏天，多米尼克公司的高级合伙人给我的建议已被我采纳，他告诉我去商学院完全是浪费时间。现在我相信他说的，即便进了商学院也没什么用。那个夏天，我从市场的交易柜台学到的远比在这个国家的商学院里花两年时间学到的东西还要多。

“我真的对教学没啥兴趣，”我告诉院长，“我可能也不擅长于此。”

“除此之外，”他笑着说，“为什么不来我这儿讲课呢？”

有两件事我决心在退休时要学会，即打网球和壁球。我住的地方距离哥伦比亚大学有几个街区，哥大有个特别好的健身房，但除了学生，只有校友、教职员工才允许使用。我猜想，也许对于那些捐建新宿舍的校外人士会偶有例外。于是，在聚会后不久我给院长打了个电话。

“我会告诉你我打算做什么，”我说，“我准备免费代一门课，教一个学期，不过我想要的回报是一辈子用你们的健身房。”

他很快给我回了电话，令我惊讶的是，他说：“好，就这么定了。”

作为兼职教授，我在研究生学院带了一个班，但我对教学几乎一无所知，我已经有差不多16年未踏进大学校园了。这个班大概有15个学生，他们的平均年龄是26岁。他们全都工作过一段时间。我对他们讲：“我准备教的这门课就好像你们在为我工作。我是一个基金的研究主管、投资主管，你们将成为我的分析师。我会给你们一些公司去分析，我也会教你们怎么去做。”

我告诉他们我是怎么分析公司的。我发给他们电子表格，我让一些大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到课上来，在每个案例中，我会坐着问董事会主席一些问题，就好像我是一个投资组合经理、一个分析师正在他办公室拜访他，想搞清楚我是否应该投资他的公司。然后，我让学生们开始提问。在这之后的作业是写一篇文章，只要一页纸就够了，我不接受任何长篇大论，也不接受任何迟交的作业。在这篇文章里，学生们需要告诉我他们对这个公司股票的分析：是买，是卖，还是做空或者什么也不做。

几周后，我让每个学生选择一个行业来分析——只要我同意，他们可以随意选择。假如你是我的学生，选择做个航空业分析师，那么我们会在课堂上有段对话。你告诉我你的想法，不管你的研究告诉你什么，你要告诉我在这一行业怎么能赚更多钱，是否我该买进达美航空，卖空西南航空。我认为，每个人都有3个回合。这就是这个班的教学方式。

我曾跟学生们解释说，我将用类似苏格拉底对话的方式进行授课，但后来却不得不向大多数学生解释谁是苏格拉底。他们都说我是个很难对付的工头。我要求苛刻，也不轻易给人打高分，我甚至让一个男生铩羽而归。我说：“听着，如果我每周都要来这儿教几个小时课，我希望至少你也应对得起你听课的这段时间，让我有兴趣继续教你。”学生们对此抱怨不已，认为没有哪个班级的课这么难对付或者要求他们如此辛苦地做功课。这让我想起在苏格拉底身上发生的事情——他们毒害了他。学期末学生评估出来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正坐在院长办公室里，预期着最坏的结果。当我开始看这些评语时，忍不住哭了。学生们对我交口称赞。此前从未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好话：“我从未上过这么精彩的课……无论如何你必须让他回来继续教我们……”我那么疯狂，我曾让他们像驴一样地辛苦学习，而他们对此却感激不已。

教课确实有很多乐趣，有趣得超出了我的预期，我告诉自己，好吧，我再做一次。我教了四五个学期。1987年股市崩盘时，我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兼职教授。10月19日星期一，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之前，我曾经预测过一次崩盘，但那次并不是灾难性的崩盘。美国股市一天内暴跌超过20%。我一向直言不讳，认为市场涨过了头。市场确实在涨，确实在不断升温。在公开场合，我一直坚持对那些在华尔街工作的人讲，某一天股市会下跌300点。但更为惊人的是，那天股市暴跌了512点，创出美国股市史上单日最大跌幅。我本能地做空了市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是我曾有过的最好的生日。

每个人都知道我此前一直预测市场会有暴跌，不少媒体报道时纷纷提及我。电视台的人甚至到我的班里来采访。有人把报纸上有关我报道的复印件贴在商学院的公告牌上，却被一个教授撕掉了。这位兄台和其他几个教授在学校里教授股票市场，而在股市里他们却严重套牢，他们一直跟学生讲：“罗杰斯是个傻帽儿，他不知道自己在说啥，他甚至都没有博士学位。”我相信他一定是个不快乐的教授。

我并不相信这个国家的中等教育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但很多美国人却如此声称。事实上，大多数人似乎更认同当今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太令人绝望。但同样是那些人，也坚持认为在同一阶段，美国的高等教育天下无敌。

也许有那么一段时间这是真的。

美国大学曾是优秀教师云集之地，最顶尖的人才在那里走向巅峰，但随之而来的终身职位制却改变了这一切
[1]

，就像安装在学术旋转木马上的铜环一样
[2]

，卓越的教学方式从来不是走向成功的途径。发表论文、学术研究和校园政治最终导致了终身职位制。为了追求终身职位，教学反而显得无关紧要。

我记得有个教授曾告诉我：“多美的生活！糟糕的是周围全是我们的学生。”

从最坏的角度看，终身职位制度让不称职的教授找到了避难所。美国学术界被终身教授把持，他们做研究、去图书馆。学生们会围着他们，问是否需要额外的辅导，抱怨他们的成绩单或者为了获得学分被迫交论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些事情与一个大学教授真正的工作毫无瓜葛，尽管大多数人不会这么说。

除了在大学，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一种职业，只要你工作了7年就可以得到一份有终身保证的工作。成为一名医生或成为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后，你仍需要不停地工作。如果你在大学里任职，等到35岁时，你永远都不需要再次证明自己。除非你一把火烧了大学或者杀了人，否则你会有个终身职业。当我还是个全职教授时，我计算了一下，每年的上班时间平均下来每周只需要5个小时。

近年来，终身职位制在美国教育界得到推广，其背后所主张的基本原理、学术自由，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可笑。一个会计学教授必须要有终身职位才能保护他在教室里的政治观点吗？或者一个物理学教授在谈及有关落体的重力时，需要保护其对资产和负债的政治信仰吗？教授们可能需要相互保护，但这不是终身雇用的理由。

例外论
[3]

导致美国高等教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泡沫，而终身职位制则是例外论的一个方面。现在，去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每年成本在56 000美元。这还只是学费和食宿费，还不包括各地飞到普林斯顿大学的机票，也不包括啤酒。读4年书至少要花费25万美元，而且学费每年还在上涨！这就快赶上我当年读耶鲁大学时学费的50倍了！所有的常春藤学校，比如斯坦福大学等，已经让每个人坚信入学时高昂的学费是值得的。到目前为止，全世界都热衷于球赛，犹如每个人沉迷于房地产泡沫一般。总是会有“好”理由和“可靠”的证据显示，不管怎样，最好参与当前的泡沫。未来3～4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基本费用会是每年65 000美元。

我曾在一些学校就读，如耶鲁大学和牛津大学。我喜欢在学校里的每一分钟，我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它让我明白我是谁。但如果这正好是你想要的教育，你会受到良好的教育。今天，这些学校出售的不过是品牌名称这个商品标签而已。当世道变得越来越艰难，有能力为这么小的“标签”付出高昂学费的人会越来越少。

是的，如果普林斯顿大学想把自己定位为一所亚洲大学，大批能自己付得起学费的聪明留学生完全可以填满所有班级。现在的牛津大学，合格的中国留学生完全可以填满每个班级。所有这些学生的家庭都愿意，而且也十分轻松地就能负担起学校的所有费用。但一个美国孩子必须要有贷款才可以进入其中的某所大学，同时要面临毕业时背负几十万美元债务的结局。这些唯一承诺其校名含金量的地方几乎不可能给你带来美好的未来。在美国的破产法里，教育贷款是无法注销的。在美国，如果你破产了，你可以注销一切，除了你的教育贷款，这笔债务是最有可能将骆驼压垮的那根稻草。

如果西方国家的经济继续出现问题（看来很可能是这样的情况），这些地方的高校将很难有申请者。费用持续上涨，学校不断提高学费，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将无力承担。与此同时，海外留学生们却在家门口发现有更好的名校。如果你看看过去20年发布的学校排名，现在你会首次发现，那些从未出现在排名里的亚洲大学，在优良传统和良好教育方面开始显现出强有力的竞争性。

科技对当今的孩子而言犹如第二天性。为什么非要在早上8：00爬起来让自己去上每周3天的西班牙语课呢？这样的时间你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表，通过电脑学习一些更为有效的东西。美国真的需要30 000名昂贵的西班牙语终身职位教授吗？普林斯顿大学的西班牙语教授会比其他人教得更好么？在线学习西班牙语也许会快很多，学得会更好，当然还可以省一大笔钱。同样会计、物理和微积分的学习也可以如此这般。问题是你需要的是一个好老师。为何不去找个才华横溢的教授，不管他有没有终身职位，让他通过网络给你教课呢？为何不去找两三个能给数百万学生提供最好教学指导的好老师呢？

对于一些高等院校而言，可能已为时过晚。如今，一些美国的精英大学已濒临破产边缘。它们的消费结构不可持续。公司的高管每周只工作5～10个小时，这样的运营模式没有任何人可以玩得转。如果真要做，你肯定会破产，尤其是在有终身职位限制的系统内，那里不可能开除任何人，即使是那些凭借该系统一开始就游手好闲的人。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上常春藤联盟大学对工人阶层非常慷慨，因为他们并不乐意让自己以肮脏的资本家面貌示人，即便是破产时，也以祝福的形式呈现。让我们来看看汽车业的破产情况。一旦劳工合同上涨，工会就会介入，汽车公司就会屈服。这些汽车公司一直不停地放弃自己的商业利益，最终令整个行业破产。

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这些机构都是由学者而非企业家来运营。这些高校管理不善，哪怕用捐赠基金也救不了它们。它们的很多捐赠基金都是假的。过去20年来，很多高校一直在非公开市场投资流动性不足的资产，不管是木材还是房地产，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私募股权投资。

在泡沫中，很多金融机构提出所谓的三级资本
[4]

，即这些资本的价值不会超过假设的抵押贷款。例如，它们的市值都有“模型评估”
[5]

。如果你的电脑程序说一张特种纸值96块，你标上96块。穆迪和标准普尔说这纸的评级的是AAA，价值96块。但我们都知道它们大部分都是垃圾。捐赠基金的很大一块就由这种东西构成，这就是问题所在。

下面的故事适用于所有精英学校。哈佛大学自己并不管理大笔资金。举个例子，有个著名的做私募股权的家伙来到哈佛说，投资我们基金吧，哈佛大学就给了那哥儿们1亿美元。这哥儿们拿着钱去投资了一些新企业或者买了几家公司，不管他做什么，他都用“模型评估”，而哈佛也接受这一方式。现在，基金经理有充分的动机提高他的估值，就像房利美和花旗银行此前那样，正如其他人此前使用“模型评估”那样。哈佛乐于接受这些自豪的数字。

所有这些人，在牛市中认为他们赚了不少，于是花钱如流水，给每个人加薪。哈佛大学在波士顿买了不少地，耶鲁大学也买了一大片。它们想：有了这些钱，是时候向外扩张了，我们可以慷慨些。随后它们了解到了真相（财政崩溃了），它们中的部分学校开始借钱。基于它们令人尊敬的名号和它们的AAA信用，它们开始向公众出售债券，而市场很容易就可以买到。

有些大学在其建校史上首次出现了负债。它们发行的债券，到时必须得偿还。与此同时，很多投资组合经理手中有杠杆投资组合，于是建议他们买了保证金。这就是让公司和机构陷入困境的典型案例。当他们借钱时被告知，（买保证金）不会有问题，但市场不济，事情变得更加糟糕，他们这才意识到这是个永久的状态，而他们正遭遇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尤其这个问题还在学术界，它们不能削减开支，因为它们有工会，有那些终身教授。

它们还有很多资产负债表外的福利义务。其中一个十分荒谬的义务是要求学校支付任何在职教授子女的大学教育费用（这还不仅仅是一个教授的费用），因他已经受雇于该高校10年了。一个有三四个孩子的在职教授标志着未来有超过100万美元的福利义务需要学校来承担。而私募股权交易也需要其不在资产负债表中出现持续的资金流——事情进展顺利当然一切都好说，一旦有什么问题，管理机构就需要更多的钱。每个学校都有数百万美元类似这样隐藏的福利义务。

一些大学财政部门的管理者是非常愚蠢的。许多养老金计划也遭遇了滑铁卢，很多州和城市养老金计划都破产了。在下一个熊市（可能很快就会到来），你会看到更多相同的案例发生。当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或者斯坦福大学破产时，将对世界带来巨大冲击。在某些情况下，你要明白这些已存在几个世纪或者数十年的机构，其财务状况该有多么糟糕。

2008～2009年的大崩盘来临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面临被迫削减开支的问题。传统上他们会这样操作，即拿出一定比例的捐赠基金，比如5%用于管理。但4 000万美元的捐赠基金突然有2 400万美元（因为暴跌的原因）没了，他们就开始找其他地方削减开支。但他们已经上调了支出的下限，在资产负债表上已经有永久债务了。这样做只会令他们陷入更大的困境，而他们此后要做的必定会增加更多债务，因为他们以为市场会逆转。我们有很聪明的管理者，他们告诉自己，并向我们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

这样的事情我们看得太多了。形势一旦开始呈现螺旋式下降，人们开始明白怎么回事时多半已为时过晚。雷曼兄弟和贝尔斯登就是如此。当然，这种情况的一大优点是，最终我们可以摆脱终身职位制。而亚洲的大学却没有这些问题（庞大的薪酬支出、庞大的工会义务、终身职位义务），它们将会崛起。

即便在此前的泡沫破灭后，美国大学教育得以幸存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在于，成千上万18～22的岁年轻人离家自谋生路和学习的需求。学校的运动队、辩论会、社交活动等，所有这些都会继续，甚至很多学术活动都是通过电脑在寝室里播放加以指导。尽管有卫星传播的远程教育，但课程授课方式可能仍会沿用，图书馆则会消失或者改造成网球场了。

荒谬的、不可持续的成本结构与科技发展一起导致了“创造性破坏”，这将造就一个全新的中心和学习方式——正如历史上曾有的那样。我们早已忘记那些曾蜚声世界的好大学，诸如摩洛哥、廷巴克图、葡萄牙、意大利、亚洲……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我获得中国政府批准，可以开着摩托车穿越中国。我在1988年完成了那次旅行，作为PBS（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制作的系列旅游纪录片的一部分，这部纪录片叫《征程》（The Long Ride）。我跟着摄制组横穿巴基斯坦和印度，一路骑行了5 000英里。

经历3个月的冒险后，我回到家里。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告诉我：“我们有个工作机会要给你。”

这是一份被他描述为我无法拒绝、非同寻常的工作。我不知道哥伦比亚大学能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会让我产生无限兴趣。

他说：“我们准备聘请你做一名全职教授。”

从晨边高地
[6]

到大学校园里的每个角落，不管在哪里，这都是件大事。学者们做学术研究、四处游说、钩心斗角，他们耗费整个职业生涯就是为了谋求一份全职教授的职位。我想起了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政治学者华莱士·斯坦利·赛尔（Wallace Stanley Sayre）名字命名的赛尔定律（Sayre’s Law），这是一份由许多人完成的调查报告，报告历时数年，内容丰富。最早可以追溯到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
[7]

时代，到20世纪70年代编撰定稿。其中写道：“学术政治如此邪恶只因其风险太低。”

我接受了这份职位，但我只有一年的空余时间待在大学里。我刚开始教课时从莫斯科得到消息，我已获准可以开车穿越当时的苏联。我的环球旅行完全有可能实现。这是我期待已久的愿望，近10年来我一直为此坚持不懈。

我很享受待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光。我的校外生活非常忙碌，在大学里根本没有太多社交活动，但我确实花了很多时间在课外帮助学生们。教书的同时，我还担任电视访谈节目《吉姆·罗杰斯的利润动机》（The Profit Motive with Jim Rogers）的主持人。这是个嘉宾访谈节目，每周有5个晚上在财经新闻有线电视网（FNN）上播出。FNN是第一个财经节目有线电视网，最终被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收购。至少在当时来讲，FNN暂时垄断了这一领域。

几年后，我和财经记者比尔·格里菲斯一起担任CNBC《我的投资组合》电视节目的主持人。这是早期财经节目的变革，正如我曾经历的手机变革。比尔和我的主持是现场直播，接听观众电话，并加以评论。当时实况转播中的电话铃声把我们俩吓了一跳。

“是你的电话。”比尔说。

我没想到关掉手机，或者聪明点，干脆在进入直播间前把它留在一旁的绿房间里。如果这还不足以显示我在电视节目上缺乏经验的话，我接下来的举动更令人瞠目结舌：我居然在实况转播中接了电话！

是我母亲打来电话看看我到底怎样。

“我就是想问问你的情况，我知道你一直在生病。”

我说：“妈，我现在不能接电话，我正在做电视直播。”那是我经历的实况转播中最欢乐的时光。

那个节目的导演比我要明智些，他当时立刻将节目切换到商业广告，至今依然有人和我提到这件事。

这是我的第5辆摩托车，一辆宝马R100RT
[8]

，我骑着它终于实现了自己环球旅行的梦想。当初从俄罗斯人那儿获准可以去苏联旅行时，我立刻辞了哥伦比亚大学和FNN的工作，带着我的女朋友塔碧莎·伊斯塔布鲁克，骑着各自的宝马摩托车，在1990年春天开始了环球旅行。

几年前，塔碧莎和我通过一个老朋友——她母亲的介绍而相识。她是我所认识的女人中最具有冒险精神的人（那时我还没碰见现任妻子佩姬·帕克）。塔碧莎和我一起骑着摩托车穿越巴基斯坦和印度。在曼哈顿上西区长大的她刚从阿默斯特学院毕业，她的年龄不及我一半，当时是纽约一所小基金会的赠款管理员。

塔碧莎的父亲尼克还在哈佛大学读书时，曾偷偷买了辆宝马摩托车，整个夏天都开着它在欧洲各国游历。他从未告诉自己的父母摩托车的事，只是偷偷地把摩托车藏在了欧洲。然而，现在他坚决反对自己的女儿骑着摩托车周游世界。我很好奇如果将来有一天乐乐和小蜜蜂（罗杰斯的女儿）跟我提出类似荒谬的建议，我会是什么反应？

1990年3月末，塔碧莎和我从冰岛开始了旅程。我们一路从欧洲到中亚，从那里往东穿越中国，在日本短暂停留后向西横跨西伯利亚西部，抵达俄罗斯在欧洲的版图。经过波兰后，我们回到冰岛。然后向南纵贯西欧，抵达非洲北部，从那里直下非洲大陆中心。在南非我们将摩托车海运至澳大利亚，到了新西兰我们又将摩托车海运经大西洋到阿根廷。这使得我们的旅程从南美、中美到墨西哥，最终穿越美国回到纽约。

经历短暂停留后，我们又开始从纽约出发，横跨美国和加拿大的安克雷奇、阿拉斯加，最终在我耶鲁大学同学莱恩·贝克的家——北加利福尼亚州结束了我们的环球旅行。我们总共在路上花了22个月，全程跨越了10万英里，并被载入《吉尼斯纪录》。这一路，我们横跨了6大洲、50多个国家。

没有比穿越偏远边境更能让我了解一个国家的底细了。当你穿越边境时，你最先发现是否要去行贿。所有的事情都是光明正大、简单直接的吗？所有的流程是否有效？本来10分钟可以办好的事情，非要花一整天过关吗？你还得了解当地货币，因为过边境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换钱。当然，总是会有官方牌价，我会在那里换一点，因为从政府手中换的钱不会有假。我可以拿这些钱和在黑市里换的钱相比较，以防有假。之后我去找黑市，如果有的话。不过，通常会是黑市来找我。

对一个国家来讲，黑市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真有黑市，你马上就会知道。若然如此，货币就会有很高的溢价。黑市就像是给某人量体温。如果我给你一个温度计，量下你的体温，就会知道是否有什么不对劲了。也许不知道出了啥问题，但会知道事情有些不对劲。如果你的体温高，那我们就知道有些事真的有点不对劲了。黑市也是这样，如果你不清楚黑市有什么不对劲，它会首先给你一个提示。一旦黑市上有很高的溢价（黑市利率与官方利率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你就会明白问题很严重了。如果你想了解一个国家，从黑市上的交易者那里了解的，远比和当地政府部长交流的收获要多得多。

驾车离开边境后，你马上就会了解这个国家的公路状况。有交通信号灯吗？路上有商店吗？或者只是用窝棚搭建的冒牌商店？路上有真正的酒店吗？或者只是把后院腾出来用作住宿的那种？当你穿过边境，你对这个国家也因此了解了很多。不管你认为自己有多老练，有时你的发现会带来莫大的惊喜！

塔碧莎和我专程从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一路向南，途经非洲中心，当我们抵达博茨瓦纳的边境时，我立刻明白（或者肯定在一小时内就很清楚了然），不管这个国家曾经怎样，它并不像我们在非洲其他地方看到的那样，和我们在很多地方（俄罗斯、亚洲等）看到的完全不同。这里没有黑市，不用行贿，工作非常高效……有很好的高速公路、交通指示灯、道路标识……有像美国那样在任何小镇都有的购物中心。当我们抵达首都时，那里有很多酒店。我们已经有段日子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了。

离开纽约前，我面临的问题是，我不在时我的投资怎么办？幸运的是有好几个我投资的领域并不需要我天天盯着，因此，我的大部分资产都在公用事业股票、国债和外币上。在这次期待之旅中，我几乎把钱就放在那里。如果方向正确，我会有很好的收益；如果错了也不至于一无所有。我削减了做空的股票，保证手头完全没有持仓期货。这次不是投资之旅，但在旅途中，作为一个投资老手，我对任何有“钱途”的机会都保持警觉。在博茨瓦纳我了解到那里有股市，立刻在那里投资，买了股市里所有的股票。

恐怕你认为我是个很棒的击球手
[9]

，那时博茨瓦纳证券交易所只有7家上市公司，我一直持有这些股票直到五六年前才卖掉。此前只要博茨瓦纳有新股发行或有股票派息，我就会买更多。博茨瓦纳地广人稀，它却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钻石矿。此后，我继续加大在博茨瓦纳的投资，直到2007～2008年，我决定卖掉所有新兴市场的股票，只因它们已被过度开发。两万个MBA满世界转悠，就为寻找现在的热门市场。因此，在累积了18年的丰厚收益后，我卖掉了博茨瓦纳的所有股票。

1992年夏末，塔碧莎和我从这次旅行的最后一站回到纽约。那时我已经写完一本冒险主题的书《投资骑士》（Investment Biker），塔碧莎也开始攻读国际关系学位的研究生。当时在这个专业上，环球旅行所获得的丰富阅历足以让她比那些只是在教室里学习、足不出户的教授更适合去讲课。她现在变成什么样了，我却不得而知。

[1]
美国是实施终身职位制度的代表性国家。1915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成立，并发表了“学术自由和终身教授职位的原则”的声明，提出了为大学学术自由的原则，需要对教师予以职业上的特殊保障，即确立终身聘任制。1940年，美国教授协会发表了《关于学术自由与终身聘任制原则的1940年声明》，从组织和制度上为这一制度奠定了基础。——译者注

[2]
旋转木马通常安装在圆形平台上，有既定轨道。这里指循规蹈矩，无法突破常规。——译者注

[3]
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又译“美国卓异主义”“美国例外主义”，是指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也是独一无二，以自由、个人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等思想为建国基础的国家，人民特别富裕幸福，国家特别稳定强盛，并在世界上领导与保卫自由潮流，因此独特优越，具有其他国家无可比拟之处。——译者注

[4]
为了加强对金融机构承担市场风险的监管，1996年巴塞尔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了三级资本（Tier3）的概念。合格的监管资本由3个层次构成。一级资本即核心资本，包括权益性资本和公开储备；二级资本即附属资本，包括非公开储备、重估储备、一般贷款损失准备、混合债务资本工具、中长期次级债务；三级资本则主要是专门用于防范市场风险的短期次级债务，通常附有强制不付息条款。——译者注

[5]
为了控制金融风险，一些复杂的交易，如一些衍生产品常通过模型评估方式来产生估值，即电脑通过对模型计算的结果来计价。——译者注

[6]
离市区5英里的晨边高地（Morningside Heights）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领地。——译者注

[7]
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美国第28任总统。1902—1910年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译者注

[8]
BMW R100RT是宝马公司在1978年被引入1979年车型车容中并于此后出产的第一辆“盛装”旅行骑士车，排量为1 000cc，为复古车型，被德国选为早期警用摩托车。其发动机为BMW公司的经典设计，被称为水平对置发动机，性能和耐久度极佳，曾在世界摩托竞标赛上夺得两次桂冠。——译者注

[9]
棒球比赛中，攻队入场击球的队员叫击球手。击球手用棒击打守队投手投来的球，并乘机跑垒，若能在球未被守队队员截住前，依次踏过1、2、3垒，并安全回到本垒可得一分。——译者注

第6章　商品的崛起

原材料牛市已持续了15年，价格不断攀升，产量也逐步提升，供大于求，黄金和其他商品价格回落。价格回落差不多要持续另一个20年。一个更为可见的下跌是在能源领域。20世纪70年代，油价上涨超过10倍，之后市场上不断传来有新石油被发现的消息。北海石油开始流动，阿拉斯加和墨西哥的石油开始在市场上交易。与此同时，全世界范围内开始减少能源消费。吉米·卡特穿着毛衣坐在火炉边出现在电视里。人们拒绝恒温器，小排量汽车在世界各地出现。需求放缓，供给增加，油价走低了18～19年。原材料熊市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

当我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钱币博物馆为推广《投资骑士》一书做演讲时，遇见了一位女士，现在，她是我孩子们的妈妈。她叫佩姬·帕克，来自夏洛特西北200英里的洛基山市。在我看来，来自那个城市的任何事物都非常可爱。钢琴爵士乐怪杰塞隆尼克斯·孟克（Thelonius Mo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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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来自那个城市。佩姬27岁，在夏洛特皇后学院负责基金的筹集工作。在学院院长的推荐下，她看过《投资骑士》。院长告诉她，我会去博物馆演讲，建议她也去听听。

我正往礼堂里走，准备去演讲，碰见她就正好站在门口。她好像说：“嗯，你比电视上要好看些。”但她却从未在电视上看见我是啥样。好像还有类似：我一直想开车游遍美国云云。我问她：“怎么没去呢？”她答：“我现在没那么多钱，因为我没那么多现金流……”她用了很正确的术语。第二天我回到纽约家中，给她打了个电话。

“这周末来纽约吧！”我说，“我们去看芭蕾舞。”

“我不会住在你那里，”她说，“我要住在宾馆里。”

她曾去过几次纽约，知道那里很贵，大多数人住在小公寓里。我告诉她我这里很大，在她短暂停留期间，我们不会有任何肌肤之亲。她认为我疯了或者显然在误导她。她坚持自己付钱订酒店。

我说：“好吧。”

那天下午，我们去看了法国巴黎歌剧院的芭蕾舞剧《黑暗王国》。我很喜欢舞蹈，令我欣喜的是，佩姬也很喜欢，她人生中大部分时间一直在跳舞。我们从林肯中心一路顺着百老汇大街，大概走了40个街区来到我位于河滨大道的居所。在那里我们俯瞰哈德逊河。我推出了自行车，和她一路骑到中央公园的船库咖啡馆里吃晚餐。我告诉她准备去英国看“亨利皇家赛舟会”，邀请她与我同行，她接受了我的邀请。几周后，我们一起去了“亨利皇家赛舟会”，剩下的故事已载入史册。在“亨利皇家赛舟会”上，和你心仪的人在阳光下坐在甲板的椅子上，喝着香槟，吃着奶油包裹的草莓，如果你在这儿都没能陷入爱河，那你以后也很难被爱击中了。

我们约会了一年多光景，她辞掉夏洛特的工作搬到了纽约，住在自己的公寓里。1997年秋天，她开始在一家营销公司担任营销主管。那时我完全上钩了。一年后，我向她求婚。那会儿，我们正制订计划，准备为期3年的千禧年探险计划。我们定制了一辆四轮驱动的敞篷梅赛德斯-奔驰，准备开着它去环球旅行——整个行程将覆盖上次摩托车之旅一半的距离。我想利用这一历史时刻，在旧千年最后一刻把握世界脉搏，迎接新千年的到来。我们没有指定要在某个地方来举行我们的别样婚礼，谁知道那时我们会在哪里或者我们要在哪儿举行婚礼呢，不过我们定好了举行婚礼的日子：2000年1月1日。

1999年1月1日，我们自冰岛开始的千禧环球之旅，一路开车穿行了116个国家，包括一些很少去过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缅甸、安哥拉、苏丹、刚果、东帝汶等。我们穿过丛林、沙漠、战区，也历经流行病和暴风雨肆虐的地带。在撒哈拉沙漠，我们与游牧民族和骆驼为伴；在西伯利亚不毛之地，我们与俄罗斯工人和黑手党痛饮啤酒；在印度的阿拉哈巴德，我们和6 000万印度教徒一起过历史悠久的大壶节
[2]

，这个每144年才有的盛大节日里，我们在恒河洗去自身的罪恶。我一路吃过蚕蛹、蜥蜴、蛇、白蚁、几内亚猪、豪猪、鳄鱼和蚱蜢等。这不仅是一次伟大的冒险，也是我生命中一直坚持毕生学习的一部分。

这次我沿着西海岸和非洲东海岸，访问了30多个国家。我们从非洲穿过阿拉伯和印度次大陆来到印度支那半岛、马来西亚群岛和印度尼西亚。全世界30个内战国家大约有一半我们都去过了。在我们驾车穿越西伯利亚、蒙古和大部分欧洲国家期间，佩姬在数月内，最终通过手机和邮件搞定了我们的婚礼。正值世纪之交，在3年半前我们坠入爱河的泰晤士河边亨利小镇上——我们坐在一辆白色马车里，像童话故事里的仪式一样举行了婚礼。2002年1月5日，在跨越了15 200英里后，我们终于回到了纽约。这漫长的汽车之旅又创造了一个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整个旅行过程中，无论是非洲、西伯利亚还是美国，不管我们是在哪儿旅行，每到一处地方，我们那精心设计、定制的兼具轿跑越野功能的明黄色敞篷奔驰总是瞬间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即将结束旅程时，我们在加州帕罗奥多的膳朵餐厅享用了一次晚餐（沃尔夫冈·普克于2007年关了这家餐馆）。之后我们和餐馆外的哥儿们聊起来，他正在欣赏我们的爱车。当他得知我们的探险经历时，他说：“你们在做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事儿！”

过去的3年，我们和遇见的所有人一起分享环球旅行的魅力与激情，对大多数人而言这简直就是幻想。事实上，当我们回来时，恰巧有个针对世界各地居民人生梦想的独立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排名第一的梦想就是辞了工作，开着车环游世界。

“我一直都想这么做。”他说。

他告诉我们，最近拜互联网热潮所赐，他赚了点钱。现在他觉得终于能够实现他的愿望了。我鼓励他去实现自己的夙愿。

“这只有两个座位。”他说，眼里充满了好奇。

“你的意思是你们一直这样挨着并排坐着吗？”当时我们的车上显示的里程是145 000英里。

“是的。”我说。

“3年？你们仍然还在一起？”

他满脸狐疑。他说，他和未婚妻有过一次5天的海岸度假，但在到达目的地之前，他们的婚约就挂了。

“我在丹佛下了车，她甚至都没减速就绝尘而去。”

在佩姬和我环球旅行前，我创办了罗杰斯国际商品指数（Rogers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Index）。

20世纪90年代末，我通过研究发现商品熊市已接近尾声。自《投资骑士》一书出版后，参加媒体见面会就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次参加媒体见面会，我都会持续地和人谈及商品熊市接近尾声的话题，我预见到商品，牛市即将来临，但当我环游世界时，进行商品投资是不可能的。要投资商品，你必须拿出所有时间掌握一切信息，比如商品合约交割期。如果我真要查看一些信息谁又知道呢？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要有一个指数基金。为了投资方便，我得创办自己的指数基金。那时还没有商品指数基金。大宗商品仍被普遍忽视，是个未知的领域。

在我的投资生涯中，我在世界各地投资过股票、债券、外汇和商品，多空都做。最初我是在《华尔街日报》上看到有关商品的信息，当时只有一页商品专版，但即便是在那时，我也认为它很重要。遍寻我的藏书，我发现自己的第一本《CRB商品年鉴》（CRB是商品研究局的缩写）的发行日期是1971年。因此，至少更早，大概是在1968（我开始华尔街的第一份全职工作）～1971年，某一天我收到了这本年鉴，我对找到商品的主要信息来源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

当然，在那段日子里，尽管我对大宗商品的投资大获全胜，但大多数人对此却一点儿也不关心。也许部分问题在于（或者部分我的成功），当时我并不完全明白实际上自己应该忽视对商品的看重。如果我去了商学院，我会被告知大宗商品并不重要，也不需要去关注它们。但我没去过商学院，也未接受过正规的投资银行课程的培训。

正如此前提到的那样，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关闭黄金窗口令量子基金遭受重创。3年后，当他再次开放黄金窗口时，我们在大宗商品的投资斩获颇丰。尼克松辞职前一年，面对全世界范围的愤怒抗议，他宣布恢复美元和黄金之间的自由兑换，金价和美元彻底脱钩。早在1933年4月，罗斯福总统就曾终结过美元和黄金的兑换
[3]

，尽管他此前也曾许诺不会这样做。世界黄金市场与美元挂钩的价格为每盎司35美元，1974年1月1日，就在尼克松宣布美国人可自由购买黄金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金价飙涨了600%，至每盎司200美元。

美林证券的数据显示，那天伦敦黄金定盘委员会准备给其美国客户购买黄金。我们的基金在帮他们卖黄金。我们做空黄金，因为我们充分了解市场，知道每个人都必须跑赢进场的大买家。金价飙涨，美林证券预期未来会有大量买入，开始囤积黄金。这是个历史悠久的原则（但出于某种原因，大多数人似乎并未意识到）：每当市场知道有人参与，价格就会越来越高。不过市场很聪明，它总是跑在最前面。因此，在之后的几个月里，黄金跌到了每盎司100美元，市值暴跌了50%。我们收益颇丰。

我们的基金在每盎司100美元卖出黄金，即便如此也与每盎司35美元相去甚远。1974年，正是黄金产量持续保持静态增长近半个世纪之时，随着金价的国际化（首次是每盎司20美元，之后是每盎司35美元），这么低的金价实在不值得一个矿工去金矿上淘金。除非他有一些巨大的主矿脉，也不打算多赚点，毕竟价格也不会上涨。但随着需求增大，金价直冲云霄，黄金产量最终扩张。矿工可不是哑巴。矿工可能会说：“早在1966年我就发现了金矿，但每盎司35美元的金价真不值得去开采。可现在金价已经飚到了每盎司100美元且还在上涨，那么是时候重新去开采了。”

6年后的1980年春天，因为基本面确实无懈可击——供应不足，美元贬值，这个国家正被债台高筑折磨得死去活来，在严重的贸易赤字合力围剿下，金价冲到了每盎司850美元。

原材料牛市已持续了15年，价格不断攀升，产量也逐步提升，供大于求，黄金和其他商品价格回落。价格回落差不多要持续另一个20年。一个更为可见的下跌是在能源领域。20世纪70年代，油价上涨超过10倍，之后市场上不断传来有新石油被发现的消息。北海石油开始流动，阿拉斯加和墨西哥的石油开始在市场上交易。与此同时，全世界范围内开始减少能源消费。吉米·卡特穿着毛衣坐在火炉边出现在电视里。人们拒绝恒温器，小排量汽车在世界各地出现。需求放缓，供给增加，油价走低了18～19年。原材料熊市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

这就是古典经济学，治疗高价的手段还是高价，且一直有效。

实际上，大宗商品比股票更易于理解。没人能了解IBM，甚至是IBM的董事长。IBM有成千上万的因素（员工、产品、零件、供应商、竞争者、政府、资产负债表和工会），这些都必须要搞定。相比之下，棉花就非常简单。所有你必须了解的有关棉花的信息就是：棉花太多还是太少？棉花才不管谁是美联储主席呢！IBM的头儿必须要知道和关注这么多的事情，可是棉花只有太多还是太少的问题。现在，搞清楚这一点可能不是件简单的事情，但问题本身非常简单，说到底，你必须要关注的只有这一个问题。

要创办一个大宗商品基金，我必须要有个自己的指数。当时也有其他的指数，但我没法拿自己的钱去投资那些指数，因为它们的构架都有严重缺陷，其他的就更为狭窄了。比如，高盛商品指数（Goldman Sachs Commodity）只涉及2/3的能源。那是什么样的指数呢？你可能也想投资石油。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每年都更改指数中各产品的权重。比如，一年的牲畜（大宗商品中的其中一个品种）权重在26%，几年后权重就变成了4%。你根本没法知道未来三四年能赚到什么，高盛也是如此。这是我拿自己的钱投资，不是客户的钱。高盛对自己的客户有广泛套利，我没客户。我想要有一个能为我赚钱的东西，想让跟我一起投资的客户赚钱。

同样，道琼斯商品指数（The Dow Jones Commodity Index）也总是在变。可能你还会发现，类似铝的权重要比小麦的大，可全世界很少有人见过这玩意，也很少使用它
[4]

，但每个人都得仰仗小麦生活。我也看了路透/杰弗瑞商品研究局指数（The Reuters/Jefferies CRB Index），在它那儿橙汁和原油的权重是一样的。所有指数的另一个问题是地理的局限性，它们中的大多数只反映其操作的时区内的大宗商品。它们将自己的交易限制在伦敦和美国。我不知道怎么会有人很认真地用这些指数来投资，你甚至不能称之为赌博，要说赌博，至少你知道台面上有几张牌。

1998年8月1日，我创立了自己的商品指数。回首这一切时我发现，时机惊人地吻合。此时正好是长达19年的商品熊市的4～6个月的底部。我对市场的时机并不在行，我也不是个好的短线高手，但是这次时机的把握却完全精准。无论我过去投资有多么成功，我始终保持对重大变化和趋势变量的警醒。正如我所说，我自己已经了解了很多，通常提前一两年，也许3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不过这倒是个值得注意的例外。

大宗商品熊市已经结束，牛市即将揭开序幕。罗杰斯国际商品指数是一个以不断投资原材料为广泛基础的工具。它从13个国际交易所中遴选出36种大宗商品种类。从一开始，相比其他指数而言，罗杰斯国际商品指数（RICI）就有更高的复合收益。截至2012年8月，RICI的收益是281%，同期标准普尔指数的总收益是62%。

当佩姬和我开车环游世界时，我曾给高盛一位创造“金砖四国”术语的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打过电话。奥尼尔曾在200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预测，全球权力重心将从G7国家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尤其转向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金砖四国”由此从四国首字母缩写而来。这4个国家占全球1/4陆地和40%人口，我和佩姬将穿越遍历其中。根据奥尼尔的观点，到本世纪中叶，这4个国家的经济总和将超越世界最富有国家的总和。当然，奥尼尔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最近，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我在一次面对面的谈话中向他指出，他那篇执着的论文充其量展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无知的世界。但对这一论点的反馈已非他力所能及。这就好比他骑在旋转木马上获得了无比荣耀的声誉，但是他却不知道如何把木马拆下来，然后骑着它到地面上去。

中国是那4个（金砖四国）奥尼尔甚至都懒得去的国家中的一个。尽管他成功选择了中国，但这也没让他变得更聪明。届时，这个国家的经济崛起会点亮每个人的雷达屏幕，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自1988年骑摩托车横穿中国后，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写，也在媒体节目中广为传播中国的信息。

如今，奥尼尔对巴西历史的无知导致了他无视事实。这个国家没能让自己几乎特有的商品牛市走向繁荣，就像所有牛市终将完结那样。对外国人土地所有权的限制、外汇管制、施行高关税和保护主义抬头——愚蠢的政客们不可避免地得到了未来巴西生产力的所有凶兆。巴西人自己如是说：“巴西是世界上下一个伟大的国家。它一直是，也总会是。”究其原因，它从未兑现过承诺。他们说，虽然“巴西是上帝挑选的自己最喜欢的国家，问题是上帝送了巴西人来管理它”。

任何在俄罗斯的财富激增源自同样为巴西铸造阳光的商品牛市，但这将只是短暂的辉煌。俄罗斯人目前正面临全球最糟糕的时刻。伴随人口低增长率，俄罗斯的人口问题非常严重，即人口迅速老龄化，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俄罗斯更是加剧了这一趋势。如果住在苏联加盟共和国内大量不受欢迎的俄罗斯族人没有被赶回俄罗斯的话，这一问题将更为糟糕。

加上俄罗斯人始终受寿命不长问题的困扰，相比其他国家而言，很难看出奥尼尔的假设能得到任何支持。在我看来，俄罗斯已经麻烦缠身，还将继续分解。俄罗斯的很多边远地区居住着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宗教、语言，有独立运动。我当然对莫斯科态度的改变保持乐观，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相比之下，高出生率的印度可能会引发更多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预计印度人口很快就会超过中国，后者的国土面积是前者的3倍。但印度不可能养活所有人，它也证明了没能力养活自己的国民。印度应该是世界上农业高产的国家之一，但政府的政策却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印度农民自己拥有的土地不超过5公顷，因此大规模生产和规模经济几乎不可能。在很多农业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一直被忽视，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因此庄稼，甚至在丰收年里，还没进入市场就变质了。这个国家无可救药地沉迷于任何世界上令人窒息的官僚体制，政府腐败无能，长此以往。

我们在地图上看到的印度并非一个合理的格局，直到1947年前它根本就不存在。这是英国殖民统治者在最后惊恐逃离时的遗留物。英国陪审团操纵了印度边界，将拥有众多语言、宗教、信仰的不同族群聚集在一起——没有人能和睦相处，在这个国家，穆斯林仍是少数族群。作为10亿人的家园，这个国家的穆斯林不多，但仍然是世界上较大的穆斯林国家之一。占人口大多数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继续相互争斗。

然而在1947年，当它独立后，印度成为世界上颇为成功的民主国家之一。尽管民主（或许正因为如此），在印度从未充分发挥其潜力。1980年以前，中国还在蹒跚学步，印度远远领先于前者，但自那之后，中国已轻松甩开印度，绝尘而去。中国向世界其他地区开放边界和经济。沃尔玛的商店在中国随处可见，而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印度，外国人不能开店，这样做一直被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随着中国的崛起，印度相对持续下滑。现在它的债务占GDP的比重已达90%，要有强劲的经济增长率几乎不可能。

吉姆·奥尼尔在讴歌印度的优点时从未到过印度，更不用说像佩姬和我当年那样花两个半月时间开车在那里纵横驰骋。不过，他并不是唯一无能的人。“全球事务专家”、摩根士丹利亚洲区董事长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第一次去印度是在2004年，回到家后就开始对印度大加赞美。他详细叙述了自己到访位于阿格拉城（去那儿是个不容错过的体验）泰姬陵的经历。他描述了沿路的各种事故，指责当地人开车从德里到阿格拉城居然花了“无与伦比”的5小时。这次旅行只有200公里。斯蒂芬不可能仅用3天就能一窥究竟，他不了解印度的地方就体现在这里：从德里到阿格拉城通常总是要花5个小时的。只有在这时候，才能看清楚事情正确与否；但恰恰是这样，才能考验出华尔街精英的智慧水平来。

2001年，华尔街上的所有人都开始和印度人打交道，因为印度人正在管理着他们的衍生品部门。我记得20世纪90年代末期，有次和两家公司的两个高管一起吃午饭，谈论的全是他们交易部门的事情。他们开始聊衍生品时，其中一个说：“那我们怎么开始介入呢？”另一个说：“你去找个印度人来。”

印度的大学很少，当然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规模也很小，因此印度人若想出人头地，必须要出国接受教育。很多印度人都是在美国获得学位的。众所周知，印度留学生专注于数学和工程，很多人对金融感兴趣，他们最终回到纽约金融公司的交易室、办公室以及资金管理部门，利用其数学技能创建衍生品，和当时的华尔街演奏了一点令人炫目的浪漫。

到2001年，很大程度上因为每个人的公司组织架构表中都有印度人的职位，华尔街上不那么聪明的人就开始认为一定是在印度发生什么事了。吉姆·奥尼尔认为，这个国家必定是像中国一样冉冉升起的新星之一。他摊开地图发现有两个国家挨在一块儿。嗯，两个都很大，人口稠密（相比巴西和俄罗斯而言是事实，现在他想到了这一点），但在那之后，很明显他并不比从没去过印度却被任命为摩根士丹利亚洲区董事长的斯蒂芬·罗奇知道的更多。但他有值得称赞的一面，即他创造了“金砖四国”（BRIC）这一术语：由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4个名称的首字母的缩写构成，而奥尼尔自己名字的缩写只有3个字母。（我应该顺带说一句，尽管有时我并不同意这些人的观点，但我依然喜欢他们俩。我的结论更反映出在所谓世界投资领域的“国际视野”。）

[1]
1917年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洛基山。美国爵士钢琴怪杰，Bop乐宗师，20世纪最杰出的作曲家之一，对现代爵士乐的发展影响深远。——译者注

[2]
大壶节源于印度古老的神话传说。传说在吠陀时期，众神与恶魔达成了一个临时协议，即获得长生不老的仙露，大家一起分享。当盛装着仙露的罐子出现时，却被恶魔抢先夺走。众神与恶魔随即展开恶战，共持续了12天12夜，这在人间就是12年。最终，罐在抢夺中被打翻，4滴长生不老仙露分别落进了阿拉哈巴德、哈里瓦、乌疆和纳锡共4个地方。大壶节在阿拉哈巴德等4座城市轮流举行，每12年回归到同一座城市主办。节日分3年一度的小礼、6年一度的半礼、12年一度的大礼和每144年一度的圣壶节。到21世纪初，上述4座城市平均每3年轮替一次来庆祝该节日。其中尤以汇聚印度3条圣河的阿拉哈巴德为公认的最蒙神明庇护的地方。届时，大批虔诚的教徒来到恒河洗浴，洗去自己罪恶，摆脱苦难，并可在死后进入天国。——译者注

[3]
1933年3月，刚就任总统职位仅一周的罗斯福宣布，停止黄金出口；随后，又下令禁止私人囤积黄金和黄金证券；禁止黄金兑换。个人、企业和其他组织必须到联邦储备银行或者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会员银行按照每盎司黄金20.67美元的价格交出其手中持有的黄金。任何被发现违反规定的人将面临长达10年的监禁及数额高达1万美元的罚款。美国正式取消金本位制。——译者注

[4]
罗杰斯先生可能不了解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对铝并不陌生，早期还一直用铝锅、铝水壶等多种铝制品，后期因涉及铝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因此减少了对铝制生活用品的使用。——译者注

第7章　落户哈德逊河

纽约的房子我已住了30年，1976年我买了这所老宅。那时我还在华尔街工作，婚后前妻露易丝为我们在曼哈顿租了一套公寓。那会儿她正好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而我正在汉密尔顿服役。我从未真正地住过我们的公寓。离婚后的几年里，我一直留意报纸上的房地产广告，利用周末骑着摩托车在纽约城和三州地区（纽约州、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3个州的交界处）找房子。

千禧冒险是我第二本书《资本家的冒险》（Adventure Capitalist）的主题。

回到纽约家中17个月后——旅行结束后头8个月我们等待各种疫苗（旅行前需要注射，以预防疾病）从身体里彻底清除，佩姬生了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希尔顿·安德森·帕克·罗杰斯，她之后给自己取了个小名“乐乐”，我也第一次成为父亲。在我的二女儿彼兰德·安德森·帕克·罗杰斯（小名“小蜜蜂”）出生前，佩姬和我开始计划卖掉纽约的房子，搬到亚洲去。

纽约的房子我已住了30年，1976年我买了这所老宅。那时我还在华尔街工作，婚后前妻露易丝为我们在曼哈顿租了一套公寓。那会儿她正好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而我正在汉密尔顿服役。我从未真正地住过我们的公寓。离婚后的几年里，我一直留意报纸上的房地产广告，利用周末骑着摩托车在纽约城和三州地区（纽约州、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3个州的交界处）找房子。

那套公寓在河滨大道上，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位置。河滨大道不仅毗邻哈德逊河，而且还位于公园一侧。我查看了所有五个区，包括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只想找一处可俯瞰水面或者前面有开放空地的居所。我几乎没指望能找到两者兼具的房子，也从没奢望过自己真能在这套公寓的隔壁就找到我想要的房子。

1976年年底，有一天，我骑着自行车沿着河滨大道四处看，和我一起的女士知道我正四处找房子。就指着我们刚经过的一栋五层建筑说：“这房子看上去是空的。”这栋建筑不是一栋房子，而是联排别墅。一南一北两边都有属于自己的庭院。房子在市区接壤处，有个很大的院子，南边那一栋有单独的约40英尺的开放空地。这地方很大，建筑宏伟、漂亮，房子还是空的。在市政大厅，我查阅了这套房子的所有权，给房主寄了封信，问房主这栋建筑物是否出售，说我对他的房子很感兴趣，有意购买。信中附上了一个写有我个人地址的空信封。

这套房子属于天主教会，已是美国最古老的耶稣会神学院即前伍德斯托克学院的资产。1969年，耶稣会神学院从马里兰州乡间的伍德斯托克搬到纽约的曼哈顿区，最终，因财务困境以及纽约城性开放对神学院学生的诱惑导致学生日益减少，1974年伍德斯托克学院关闭。

自那时起，教会一直希望卖掉房子。教会的难处在于没法彻底解决这事，因为北侧半边房子已在20世纪30年代某个时期改造成了公寓，而南侧那部分房子仍然是一套单独家庭住房的配置。整个建筑建于1899年，那时纽约经济蓬勃发展，是个可容纳1万英尺生活空间的健全房产。教会觉得永远不可能卖掉那所房子，除非把它打包出售。

我一直对南面那套房子心有戚戚焉，我担心买房子时北边那一半还没找到买家。在一所巨大的建筑物里装修10套房间可不是我有时间或者有精力能做到的事情，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做。我在华尔街运营一个对冲基金，每天工作15小时，尽管我出租或者卖掉这些公寓能赚点钱，但最后还是会耽误我不少时间。我有个朋友唐纳德·波特在做房地产业务，我跟他谈了这栋杰出的建筑物。在看过之后，他同意买北边的那一半房产。那时通货膨胀盛行，全美各地房地产哀鸿遍野，利率飙升，很难获得长期抵押贷款——教会对能卖掉房子非常开心，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利率很低的30年期抵押贷款。唐纳德立刻开始装修房子，最终卖掉了北边的房子。我则搬进了南面的房子里。

我的计划是在那所房子里小住几日，看看在装修前怎么住在这个地方。我依然在华尔街工作，依然疯狂地试图在人生中获得成功。我很少有空余时间，也从未占据过如此大的空间。我一直住在只有一个卫生间的公寓里，甚至都没有可以面对着讲话的家具，可现在我却看着这所有5层楼、1万平方英尺、完全空阔、位于世纪之交的豪宅。

我依然记得买房后去看房的那个晚上。因为那里实在太昏暗，只好打着手电筒在屋里走来走去。看完房关上门，我去了拐角的五金店买了200美元的灯泡。店主从未见过我这样买灯泡的。1977年，200美元可以买很多灯泡，这是用很多灯点亮整个房子的最基本的办法。一天晚上，我和女朋友及她几个朋友在一起，其中有个人想出一个主意：“狂欢节即将来临，你有这么大的空房子，是狂欢节舞会的理想场所。”

我们成立了个“南屋克鲁”（South House Krewe）的小团体，那天晚上在场的有3个记者、1位律师、1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个银行家以及我们两个来自华尔街的伙计，后来我们举行了一场狂欢节化装舞会。舞会最后成为每年一次的盛事并在纽约广为人知。我们每个人允许邀请数量有限的嘉宾参加舞会，我们专门设计了很炫目的邀请函。几年后，正如所料，但凡谈及举办舞会，一群人养成了不请自来的习惯。我们没让这些人离开。这就像伍德斯托克那样，这样做不切实际且不太妥当。

耶稣会教士曾将房子的客厅变成教堂。屋子里有8个壁炉，其中一个成了祭坛。走过一段华丽的楼梯后，左首就是一个大餐厅，穿过中间的房间向右，推开沉重的红木门就是教堂。祭坛始终在那儿，不过不再固定在墙上。（最终我不得不重新修了个壁炉并安装了一个壁炉架。）我们改了门，打通了空间，这就是后来舞会举行的地方，乐队就在客厅里演奏。在餐厅我们修了个酒吧。

我们主办了6次年度舞会，因为这6年的舞会，我从未抽出足够的时间来修缮这所房子。一旦要对房子进行改造和装修，操办这个舞会就变得有些不切实际，我们必须得停止一切活动。舞会还举办的那一年，当晚我接到好几个电话问：“舞会什么时候开始？”那天晚上，原来的“克鲁会员”聚在我家一起享用“私人黑带”晚餐（指不对外开放，且参与人士系黑领带的晚餐），当盛装的人们出现在门口时，门铃一直不停地响。

在我退休后第二年，即1982年，我准备装修下自己的房子。整个房子全是漂亮的木工活，主要是桃花心木和橡树。我雇了个施工队来修复它。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你首先要给木头上漆。耶稣会对这套房子的建筑美学根本不感兴趣，他们关注的是去天堂，不是在现世里重造这所房子。他们确实非常在意房子的基础设施。整个建筑都很健全，所有的管道、走线都非常齐整。这个地方需要的仅仅是清洁干净。

我还请了位建筑师和一名室内设计师，后者开始帮我布置10个卧室，其中有些被我派了别的用途；室内设计师还帮我建了个书房和桌球室，等等。房子里有部电梯一直到5楼，直通房顶。我在屋顶铺上甲板，安装了一个热水浴缸、一个蒸汽浴室和一个露天厨房。还建了个额外的室外生活空间，重建了大部分娱乐区。我还在后院搭了个烧烤炉。《纽约邮报》的美食评论家曾到访过我家，说这是她职业生涯中看到的唯一建在曼哈顿区的烧烤炉。

我把这个地方弄得像城市里的家乡。我拥有一切想要的东西。有一次一对夫妇带着孩子来玩，三四个小时后，那天下午他们的小儿子问道：“我们什么时候回纽约？”他的家人住在公寓里，所有他认识的人都住在公寓里，他以为他已经离开了这个城市。在河滨大道他理解的没错。我怀疑自己不会再找到这么完美的地方了。

千禧探险回来后，佩姬和我更加肯定中国将是全球下一个伟大的国家。自第一次横穿中国旅行后，多年来我一直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及这一观点。每当我在电视上接受采访，我一直建议观众让他们的孩子学中文。因此，现在当我自己也是一名父亲时，是时候采纳我自己的建议了。

不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一直让我觉得遗憾，特别是考虑到我是一个国际投资者，已成为一个满世界转的旅行者。参观很多陌生地方时，我知道自己失去了很好的机会，只有通过翻译来欣赏是怎么回事。我们都知道在翻译中会遗漏很多。这种局限对我非常真实，就像所有的父母试图弥补自己的不足或某些他们在人生中错失的事情。对我而言这非常重要，我的孩子不会因这样的不足开始她们的生活。

我曾在德莫普利斯高中学了两年法语。在耶鲁大学，我必须满足他们对语言的要求。当我到耶鲁时，我被扔进一个同样学了两年法语的班里。这个班级完全由一个法国人用法语来教学，我根本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正如我提到的那样，在耶鲁大学我毫无安全感。所有同学有良好的背景，受的教育都比我好，还有很多是高校预科班的学生，他们大部分来自富裕地区。我总觉得有点跟不上形势，那段经历让我明白外语教育更为重要。

作为游客，我曾见识过无师自通一门语言，把它说得跟本地人那样好的优越性，也就是说，本能地说得没有一点儿口音。在国外的经历让我坚信，如果一名站在博士、千万富翁或者外语并不利索的外交官身旁的囚犯，会说一口漂亮的外语，定会受到特别关注。他的听众肯定会比其他3人的听众更信赖他，另外3个人的谈话会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我固执地认为我的孩子们精通的不仅仅是一门外语，而是说得像个本地人。

现在就我所知，我的女儿们也可能会搬到玻利维亚去，只要她们住在那里就不会用中文。会说双语本身并不能令她们成功。会说普通话和英语的洗碗工并非很成功。我见过太多会说双语却并不成功的人。我所知道的是，这是种技能，很多人（包括我）却没有，只有对聪明、积极、坚持不懈的人而言，这才是很大的优势。如果我认为未来巴西将是最重要的国家，没准我们会开始学习葡萄牙语，那我们现在可能会生活在南美洲。

在纽约，我们聘请说普通话的倪雪莉做乐乐的中文老师。2006年，我们把乐乐送到曼哈顿区唯一教孩子中文一直到3岁的圣希尔达·圣胡斯幼儿园。那里的孩子每周只有一小时说中文。这只是开始，很快就会增加更多时间让孩子们说普通话。在美国，我遇见很多中国人跟他们的孩子说普通话。但到了八九岁时，孩子们只用英语来和父母交流了。在学校里，孩子们的朋友都说英语——说汉语一点都不时髦。就像所有的孩子那样，他们决定走自己的路。乐乐两三岁时，有一天，从公园里回到家说：“我想说西班牙语。”在河滨公园，西班牙语很常见。所有的保姆要么来自波多黎各，要么来自中美洲，因此所有的孩子都用西班牙语交流。乐乐感觉她在那里有些格格不入：“因为我说中文。”

很明显，对生长在纽约的乐乐而言，不可能把中文说得像中国人那么地道。我们决定，如果我们真的想让她说一口流利的外语，那就只能把她带到一个她必须用这种语言与当地人交流的地方去。在那里她就不会突然说：“我不想说中文。”很显然，人们不可能在说中文的城市里那样做。做出这个决定时，恰逢我已看到衰落的美国正经历极为艰难的时期——狂飙的债务失控，不负责任的外交政策以及纽约本身缺乏任何财政约束或控制。将来住在纽约城里可不是件令人愉悦的事情。所有这些想法汇聚在一起，让我痛下决心，彻底将家从这里搬离，给我们的孩子展示一个新世界。

因此，我们一边在市场上将房子挂牌出售，一边开始在亚洲物色定居的地方。我以前总是嘲笑那些认为搬家会令自己孩子受益的父母们，现在我也开始这么做了。

第8章　史上最大债务国

早在1987年，美国还是债权国。1945年，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洗礼后，这个国家已是世界上最大外国债权人。仅仅历经三代人，我们就成了全球最大债务国，没人能将我们从破产中拯救出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走出的美国不仅背负了要偿还的巨额债务，也获得数量惊人的资本原始积累：美国人无法在战争和大萧条时期花的钱，在那时期被迫存的钱以及15年来一直被抑制的需求和建设。

佩姬和我卖掉房子时，我倍受卖方懊悔的煎熬。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在这么美妙的房子里生活了。很少有人喜欢这种感觉。我不停地想：我把乐乐的继承权给卖了，是在她的名分下卖的，她永远也不会住在这所房子里了。我在卖房协议中加了一条：如果买家决定卖掉这房子，我有优先购买权。有机会买回来远比把它放在市场上的痛苦要小得多。

2007年，我对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直言不讳。当年在纽约买房后，房地产业稳步增长了30年。我坚信市场已见顶，于是做空了住宅建筑类股票，我做空了房利美。每周在电视上，我公开预测房地产将崩盘。

“你能闭嘴别谈房地产吗？”佩姬说。

“你每次接受媒体采访能别谈房地产泡沫吗？我们正准备卖掉这所房子呢！”

我们在市场高点卖掉了房子。不久，危机来临。今天，如果房主给我打电话要卖掉这房子，价格一定低于当时他们买的价格，但现在我不可能再买这房子了。很简单，我无法想象再到纽约生活。我们每年至少到美国旅行一次，主要是看佩姬的父母和我90岁高龄的母亲。在纽约我们住酒店，并借此机会拜访纽约的朋友们。在这个世界上，纽约一直都是我喜欢的城市，现在它依然是我最喜欢的城市之一，但正如我爱纽约一样，我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如今，在亚洲生活了几年后，我可以告诉你，当你飞到纽约的机场时，就像飞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机场一样。然后，你打上第三世界国家的出租，在第三世界国家的高速上驰骋，甚至你住的五星级酒店都像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五星级饭店。纽约的五星级酒店和亚洲的五星级酒店没法比……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交通都没法比。纽约已经风光不再。肯尼迪机场现在简直丢人现眼。你去上海、香港或者新加坡看看，那完全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充满活力的世界。

毫无疑问，东方，特别是中国，社会在权力和荣耀不断崛起的过程中，势必会经历很多困境。当美国上升至权力中心时，也相继经历了重大挫折、持久内战、好几次经济萧条、侵犯人权、破坏法治、大屠杀以及政治腐败等，最终她仍得以幸存。19世纪的美国，大多数人甚至不能投票选举，几乎没有什么人权，你甚至可以买卖国会议员。现在，你依然可以买卖国会议员，但在那时，国会议员还是很便宜的。那时你买四五个国会议员的价钱只够现在买一个的。1907年，整个旧制度崩溃了，美国成了20世纪最成功的国家。因此，中国也会有这些挫折，但发展轨迹依然清晰。

很显然，亚洲是那么令人兴奋。走出家门，你会感觉自己已是这片快速发展的神奇土地上的一员。亚洲充满了悸动，那是一股美国不复有的活力。在纽约，我曾有过这种感觉，但现在不会再有了。不过并非亚洲所有地方都有这种感觉，比如德里。但去类似香港这样的地方，无论是在餐厅里，还是走在街上，你就会有那种难以置信的“我在这里”的感觉。可能在纽约你会数次有这种感觉，但不像你在亚洲，这种感觉无所不在。

纽约现在是全球史上最大债务国的经济和文化首都。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在亚洲，这就是资产的流向所在，这就是活力和能量所在地：中国大陆、日本、中国台湾地区、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在我写作本书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储蓄率与投资率很高，中国大陆超过了30%。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超过40%的高储蓄率曾助其经济腾飞。甚至卡尔·马克思也明白没有资本、储蓄和投资，很难发展经济。（他假设如果国家积累资本并用来投资，经济会增长，人们也将有富裕生活。这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不过他对发展中国家的观点是对的。）美国最近的储蓄率是4%，过去的10年大部分时间基本徘徊在2%，实际上已经好几次是负值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们步英国后尘，不断加速使用资本。

早在1987年，美国还是债权国。1945年，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洗礼后，这个国家已是世界上最大外国债权人。仅仅历经三代人，我们就成了全球最大债务国，没人能将我们从破产中拯救出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走出的美国不仅背负了要偿还的巨额债务，也获得数量惊人的资本原始积累：美国人无法在战争和大萧条时期花的钱，在那时期被迫存的钱以及15年来一直被抑制的需求和建设。

战后美国的工业产能过剩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感谢个人和企业高储蓄率，美国有健康的银行存款在付账，使得这一状况延续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美国可以偿还债务时，美国人开始大肆挥霍存款，引发更大的投资、经济增长以及长时间的经济繁荣。今天，美国面临如山的债务，却已没有存款来应对这一糟糕状况了。

从19世纪末到1914年，美国还是个债务国。它借了很多钱，但钱都用在了开凿运河、建工厂和修铁路等类似的地方。只要你能明智地投资或者有其他资产，借钱都没错。最终，作为债权国，美国良好的投资获得丰厚回报，到20世纪成为最成功的国家。今天，美国却借钱用来买那些在阳光下坐着生锈的军事装备。装备制造业起初能挣钱，之后再也挣不着钱了。开凿运河或修铁路是一种可以形成可持续资源的生产模式，但是投资却不是。今天我们把借来的钱全用来转移支付（超过60%的政府支出和超过所有政府收入），那些收到钱的人日子当然好过，但这种转移支付却没有用来提高生产率。如果作为一个国家，你只是消费，而不是投资和储蓄，那么借来的钱并不能让你过上好日子。

更糟糕的是，肩负我们请托责任去解决问题的人却用高消费、高债务决定了他们的解决方案要依赖于更多的消费和债务。

在2008年给你带来崩盘的那些人依然滔滔不绝，让你忍不住对我给予他们的批评产生反感——也许，这种反感是对我投资组合收益减少的正常反应。让我来提醒你吧，当沉寂已久的房地产泡沫破裂、股市崩盘时，我已经把大部分钱都转移出了股市，留在股市的钱我用来做空花旗银行、所有投行、房地产业和房利美。华府和华尔街的无能事实上对像我这样的人是利好。尽管无数美国人看着他们一生的财富蒸发，持质疑心理的投资者却赚了个盆满钵满。（尽管许多被保释的无能银行家卷走了美国人一生的积蓄，但你还是可以从那些政客所做的这些无耻、不公平的事情中获益。）

那些你总是指望的政客和官僚是无能的。这几年，我们一直在令人应接不暇的新闻报道中证实美国教育愧对国家：欧洲和亚洲的孩子们在标准考试上比美国孩子优秀。在18～24岁的美国学生中，有63%的人在地图上找不到伊拉克；一半学生找不到纽约州；11%的学生找不着美国。一份不同的研究认为，28%的学生认为美国革命是在葛底斯堡战役
[1]

中结束的，只有不到半数的学生知道“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出自《独立宣言》。至于我说的那些研究，你懂的。这份研究指出，能说出荷马·辛普森卡通家族
[2]

5个家庭成员名字的人远比能说出5部争取人权宪法修正案名字的人还要多。好了，这些学生现在在国会工作，他们比上一代政客更加无能。他们中有1/3的人出没于华盛顿却没有申请过护照。（此后他们很快有了护照，这样他们就可以享受在外国干蠢事的特权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申请美国身份时所需要了解的历史、地理和文明知识，远比你选出的那些代表所掌握的多得多。

他们对金融和经济学的理解依旧令人抓狂。我曾加入过一个金融人士团体为艾奥瓦州共和党人、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查尔斯·格拉斯利（Charles Grassley）举行的晚宴。席间，有人向格拉斯利表示很担忧美元疲软，问他会怎么做。格拉斯利答，美元既非委员会的业务，也不是委员会关注的事情。桌上每个人都惊呆了，倒不是因为他不打算对美元做任何事情（那正好是我的建议，即让市场发挥作用），而是因为他对金融市场知之甚少。他不仅没意识到美元正在经历什么，或者这意味着什么，也没有意识到这个国家货币的价值可能正好是他委员会的利益所在或者维护美元正是他职责所在。他是立法会较老的成员，他所接触的美国教育系统要早于很多同事。

现在，华府那帮将国家利益凌驾于生命之上的人就像一群庞大且无能的乐队，其带头人就是指挥了乐队19年的那个人。他并非选举产生，而是由官方任命：他就是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以大师自诩，有个愚昧的记者鲍勃·伍德沃德也以此相称，并在一本心仪的书中起了个同样的标题。

格林斯潘不过是个平庸的华尔街经济学家，一直梦想着吃政府的皇粮。他在华盛顿晃悠了大概15年，直到1987年，里根总统任命他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的无能之举终于获得了回报。自那以后，他历任三届总统的美联储主席。他是赚快钱的倡导者，每当事情有些不顺，尤其是他在纽约的前同事认为事情变得很紧张时，他就开始印钞票。1987年股市崩盘时，他这么做了（我认为他倒是对崩盘做出了贡献）。1994年在应对墨西哥比索危机时他也这么做了。之后的数年间，他印了三四回钞票。当他在纽约金融公司的朋友们歇斯底里地给他打电话时，他就开始用美元洪流来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所有打电话给他的朋友都是华尔街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债权人，而这家对冲基金即将破产。

现在，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的牙科大夫或者奥马哈的消防员给美联储打电话时，他/她会打不通，但当花旗银行的首席执行官打电话时，或者摩根大通的头儿打来电话，美联储主席一定亲自接听。当美联储主席被告知我们所知的西方文明行将终结，这场灾难可能会导致下一个大萧条时，这个从一开始就很愚昧或很懦弱的家伙就开始拯救他视野里的每个人。而这就是格林斯潘为他那些朋友所做的，当金融机构给他打电话时就开始组织救援。

如果他让一些债权人破产，肯定会有些难度。熊市几乎肯定会如影随形，已有盈利的美国经济将承压。但如果他让市场发挥作用，雷曼兄弟会继续经营其业务，贝尔斯登也不会关门。这些公司会损失惨重并遭受重创，它们也会因此辞掉那些不称职的人。它们的资产负债表会受损，但这也将令它们最终受益。它们的记账簿里充斥着过剩的流动资金，公司里随处可见盲目自信却不称职的人，他们创建了很有问题的金融工程，最终不可挽回地将这些公司拖入深渊。

格林斯潘拒绝让市场发挥作用。基于一种愚蠢的信念，他妨碍了市场正常运营（他还带着很大的痴心妄想），将他的朋友们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他是个经营恐慌的短期思想家。（格林斯潘博士相信2000年1月1日世纪之交的千禧危机，认为那会将我们全部摧毁，于是他打开印钞机直到千禧年到来。）他最大的优势在于他是个政治家。资本主义的方式是，当人们遇到麻烦时还能有效工作。他们失败了。聪明能干的人进入市场，接管了资产、重组，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重新开始。

格林斯潘的方式以失败为基础。他和政客们从有能力的人那里把钱拿走，去给那些无能的人，同时告诉那些无能的人：“看这儿，政府是站在你们这边的。现在有我们的支持，你们可以拿着他们的钱和有能力的人竞争了。”首先，这是很可怕的道德（不是政客或官僚曾受道德驱使的那种）。更重要的是，这并非健全的经济。经济衰退、破产和财政无力偿付就像森林火灾。森林火灾是毁灭性的，但他们清理了灌木丛，清理了枯木，而当他们死了，森林会在一个健康的基础上重新生长且更加强大。

“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事实。这是资本主义得以持续以及每个资本家关心的生存之道。”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
[3]

1942年在其书中这样写道。

还记得咱们的旧手机吧，黑莓只是通过创新摧毁旧手机来创造新财富，最终黑莓不又落入苹果的毁灭之手吗？你愿意回到只有固定电话，总要不停地在马路边找付费电话的世界中去吗？甚至克拉克·肯特
[4]

都抛弃了电话亭。如果格林斯潘在其任期内让市场发挥作用，尤其是在1998～1999年，我们将避免互联网泡沫。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则将有其隐喻般的森林火灾。当泡沫破灭时，他又开始印钞，从而导致房地产和消费泡沫。他只是无法印更多的东西。格林斯潘无视自己的无能，却寻求得到经济理论支撑来掩盖其失败的政策。他看上了毕业于常春藤盟校、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本·伯南克，让这个“应声虫”来接任美联储主席。

2002年，伯南克加入美联储理事会后，在华盛顿的国家经济学家俱乐部前的一次讲话中，他这样阐述货币政策：“美国政府有种叫作印刷术的科技（或者今天所说的电子等价物），可在几乎无成本的基础上尽其所能地生产美元……我们总结为：在纸币系统下，一个铁了心的政府总是可以制造出更多的支出，因此总会对通货膨胀有积极预期。”

很多人称他是小格林斯潘，想想看这多像一个王朝。这俩聪明绝顶的巨头开启了神奇的抢椅子游戏，最终导致了2008年的金融崩盘。

格林斯潘鼓励大家去花钱，以可调利率抵押贷款买房子当然更好。买两三套无首付的房子，即便买房人没工作也行；基于对房价永远不会下跌的荒谬设想，他压低利率促销引发买房狂潮，而银行释放出天量的不良贷款，只好将这些呆坏死账重新打包成有价证券出售，从而在格林斯潘的鼓励下降低风险；而评级机构的那些26岁的小破孩儿才刚刚走出大学校门，没有任何市场经验，每星期都要在这些垃圾衍生品上粗制滥造出成百上千个AAA评级；这一切发生时，只有和我观点一致的人敢说出“皇帝没穿衣服”。

早在2003年，我就预警过房地产泡沫（参见《资本家的冒险》一书），但这场狂热无处不在，怀疑论者并不相信我的警告。他们要么嘲笑我的观点，要么视而不见。比预测泡沫更甚的是，批评者们说我将钱都投资在了嘴上（纸上谈兵）。我被要求证明我确实卖空了花旗银行（每股50美元时卖空）和房利美（每股60美元卖空），并被问及我认为它们会跌至多低。总之我被不信任包围了。

“我会在5美元时补仓。”我不停地向媒体和各种分析师解释。

当然，这两只股票最终会跌得不到1美元。

我接到无数问我股票交易的电话。

在任何抢椅子游戏中，就像历史上记载的那些市场案例一样，最后一个参与的就是输家。输家数量继续增长，一切从那里开始一路下滑。游戏大师艾伦·格林斯潘，如果可以，他完全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但他在美联储的任期已到期，他把部分工作留给了伯南克以及像汉克·保尔森那样的人。

2008年，汉克·保尔森任职财政部长期间，次贷危机爆发，纽约所有的银行家尖叫着给他打电话，仿佛世界末日已经来临。当然，他们的世界末日来了，或者因此降临。当这些人可能真要破产时，他们能做的就是给政府的朋友打电话。保尔森跑去见小布什，告诉他即将面临下一个大萧条。小布什，这个愚昧无知，甚至都不能拼写出“萧条”这个词的人告诉保尔森：“做你该做的。”于是，这个两年前曾是高盛CEO的人立刻就放弃了自己在捍卫国家利益中的最高责任，因为高盛正是被保尔森掌控的众多银行之一。任职高盛CEO的8年中，正是保尔森主导贪得无厌的高盛狼吞虎咽了大量次级贷，这些垃圾债到现在都无法脱手，他在高盛的同事们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问题不是要不要救市，而是救市要填的窟窿到底有多大。其实不管有多大，保尔森都能指望伯南克同意——正是这个无知者创造了灾难！而负责监管银行系统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蒂莫西·盖特纳
[5]

刚刚去了南方。很显然，9这个人连伯南克都不如。比他们更没脑子的是小布什，8年来用国家的钱填了老鼠洞。仅伊拉克战争前5年就花了至少8 450亿美元（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实际总支出约有3万亿美元）。纳税人缴纳的另外7 000亿美元救援款对他而言根本算不了什么，他已将美国之舟撞上了暗礁。就像人们从即将沉没的船上逃生时，第一个上岸的获救者却烧掉了身后所有的救生艇过河拆桥一样，与此相比，小布什只是和还在船上等待救援的人说了声“再见”，以便给人留下一丝希望。

凭借随之而来的救市措施，保尔森在高盛的固定收益养老金计划毫发未损。这只是他净资产的一小部分，当他离开财政部时，拿走了差不多有7亿美元。他并不需要一份实际的工作，于是在学术界找了份工作。头脑简单、有点懦弱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盖特纳，因为对纽约银行界言听计从，深受后者赏识。银行界遂通过向即将上任的奥巴马政府施压，于是盖特纳得以接替保尔森任财政部部长。他仅仅是华盛顿需要的一个马屁精而已，当后者告诉他天塌了时，居然有人会相信这个软蛋可以去保护他们。奥巴马能知道什么？他顶多会和我们一样，为发现盖特纳甚至都不知道该如何填写所得税表格感到惊讶！而伯南克，因其无能，也会被提名连任美联储主席。

[1]
1863年7月1～3日，在宾夕法尼亚葛底斯堡及附近地区进行的一场战斗，是葛底斯堡战役的一部分。这也是美国内战中最为血腥的一战，被誉为美国内战的转折点。联邦军队的乔治·米德少将率领的波多马军团抵挡住了由联盟国军的罗伯特·李将军率领的北弗吉尼亚军团的进攻，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终结了李将军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对美国北方各州的入侵。——译者注

[2]
《辛普森一家》是由美国福克斯广播公司出品的一部动画情景喜剧，讲述的是美国的普通家庭辛普森一家5口的故事。自1989年开播以来，至目前已拍摄了24季。——译者注

[3]
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出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是一位有深远影响的政治经济学家。后移居美国，一直在哈佛大学任教。熊彼特最为著名的是“资本主义的创造性毁灭”理论，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通过创新竞争破坏并淘汰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打破原有市场平衡，建立新的生产体系和市场秩序并获得丰厚利润。1942年出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也坦承深受其影响。——译者注

[4]
克拉克·肯特是美国漫画《超人》中的经典代表人物。超人平时装扮成一个举止温和、工作勤恳的《全球日报》记者形象，当需要变身换装时就会找个电话亭。——译者注

[5]
美国第75任财政部长。——译者注

第9章　“无破产的资本主义犹如无地狱的基督教”

我们周围有太多的流动性，事实上，这场危机的部分原因，源自美国和欧洲央行在10～15年里向市场投放了海量的流动性。热钱横流，引发房地产和消费泡沫。当这些泡沫破灭时，世界上只剩下信用困境。过度的财务扩张，引发个人、机构和政府无法偿债，这个泡沫爆炸的结果是银行将所有呆坏账变成次级债券。今天，即便 有偿付能力也不一定能贷到款，流动性也不再是问题，问题是太多人破产了。

根据法律规定，美联储主席应每年两次向国会报告其货币政策，这也被称为在不同时期对很多其他事情作证。我曾听过伯南克在其中的一个场合作证，当时我在酒店房间里，电视里正播放伯南克作证的节目。当他被问及如何评价美元下跌时，他答，除非美国人出国旅行，否则这个问题完全不重要。我停下手中的事，仔细打量电视屏幕上的这个男人，看他是否在撒谎，或者是否他真的啥也不懂。像他这样的说法有点像是说，不管太阳是不是从东方升起，对普通美国人而言都是不重要的，除非他/她赶巧望向东方。

比如说你买了IBM股票，股价从每股100美元涨到了200美元，你赚了不少钱，但如果美元贬值了50%，那你根本就没赚到钱——比起以前，你买不了更多的苏格兰威士忌，就连买丰田车都有点吃紧。包括石油在内，这些产品的进口价格翻了一倍，让你实在没法买任何进口产品。实际上，即便是其他东西的价值保持不变，你手头的美元贬值也意味着你的生活标准降低了。

如果美元贬值，进口轮胎价格上涨，作为一个美国人，将直接受到影响。如果没有其他理由来弥补进口橡胶带来的成本上升，即便你不买米其林轮胎（进口产品），固特异轮胎（美国产品）也会涨价。如果美元贬值，在国际市场上卖石油以美元计价的沙特阿拉伯收入将锐减。你认为他们会容忍这种状况持续多久？对每个酋长而言，奔驰车的价钱会更高。为了维持其生活水准，沙特不得不抬高油价，最聪明有效的办法就是减少石油供应。

这是场通货膨胀的噩梦。也许你认为自己还有点钱，因为你的IBM股票已经翻了一倍，或者你的工资也涨了，不过当你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所有的东西要花更多钱。买汽油的钱更多，买食品更花钱。相对其他货币而言，你的美元越来越不值钱，不管买什么，大米、黄金，诸如此类，美元越来越不值钱……

如果美元汇率走低，这种贬值将对一切影响深远。作为一个美国买家，你周围的一切乃至世界其他地方都将被波及。这就是经济学101法则。伯南克在国会作证说美元贬值无关紧要，看上去他并不像在撒谎，人们认为他会因在国会宣誓坦承而受此约束。由此，我深知他的知识比我想象的还要少。

回顾过去这几年，伯南克发出的无数次声明、无数次预测很快被证明几乎很少有正确的时候。他对经济和金融一无所知，不知道市场如何运行。他对货币唯一真正的了解是如何印钞，他还没搞清楚当前的危机不是流动性，而是偿付能力的问题。我们周围有太多的流动性，事实上，这场危机的部分原因，源自美国和欧洲央行在10～15年里向市场投放了海量的流动性。热钱横流，引发房地产和消费泡沫。当这些泡沫破灭时，世界上只剩下信用困境。过度的财务扩张，引发个人、机构和政府无法偿债，这个泡沫爆炸的结果是银行将所有呆坏账变成次级债券。今天，即便有偿付能力也不一定能贷到款，流动性也不再是问题，问题是太多人破产了。

伯南克似乎并不了解这些。大萧条期间，流动性确实是个问题。感谢政府政策的误导，贸易开始枯竭，没有流动性支撑银行，整个系统陷入崩溃。由于无法区分流动性和偿付能力问题，伯南克认为这场危机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再次上演。这是他此生等待已久的时刻，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一直致力于印钞票的研究。给这伙计一台印刷机，他就会以最快的速度开动机器印钞，就像一个拿着锤子的人看所有的东西都像钉子一样。但你无法用巨额债务来解决问题。如果印钞会带来繁荣，那么津巴布韦将是全球最富有的国家。

伯南克掌舵时，没人会破产。每个人在来年都会得到一大笔奖金，每个人都有兰博基尼。而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市可怜的牙医助理却失业下岗，还没了房子，因为政府将他/她的同事纳的大量的税注入金融系统来支撑银行的不良资产，奖励那些失败、无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违法的人。政府买债券已被证明是中庸之人的败笔。这无疑是花冤枉钱，还抑制了经济增长。所有的债权人都看到这些不良资产全在那里，等待着索赔，但最终都拿着他们的钱不可避免地被吓跑了，只留下没有新意和动力、停滞不前的经济。

20世纪90年代初，瑞典也有类似的房地产泡沫，且濒临崩溃，但政府拒绝救市。很多人破产了，这大约持续了两到三年难挨的日子，但瑞典从此走向繁荣，现在已成为世界上最稳健的经济体之一。瑞典克朗现在比大多数货币都要坚挺，部分缘于当年瑞典曾经历了一段艰难岁月。

同样的事情在1994年的墨西哥、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和亚洲都曾上演。所有这些国家都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很多人破产，但与痛苦伴生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健全、稳定和增长。

20世纪90年代早期，日本曾经历房地产和股市大泡沫。当我第一次环游世界时，曾开着摩托车穿越日本，日本的乡村俱乐部会员会籍价比一套房价还要高。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在日本，人们愿意花高价打高尔夫。泡沫正值峰顶，最终破灭，一切陷入崩溃。日本政府拒绝让任何人从中受损，其结果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僵尸”银行和“僵尸”公司以及我们认识的那些“行尸走肉”的机构。10年后，当我第二次环游世界游历日本时，日本的自杀率高于其他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每个人都很失望，没有安全感。公务员这一职业被疯狂追捧，日本人称20世纪90年代为“失落的十年”。

但如今“失落的十年”双倍上演。经历大崩盘后有20多年，日本股市市值还不及20世纪90年代的3/4。自杀率依然高企，出生率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民众的不安全感和缺乏对未来的信心并未缓解。即使在大萧条最糟糕的时刻，美国股市一度暴挫了90%，仅几个月后就开始触底反弹了。而在日本，20多年来股市还未恢复元气。支撑国家破产的实体——日本政府延长了危机，这是美国选择的解决途径。

1907年美国大崩盘后，整个金融体系破产。然而在20世纪我们重返江湖，变得更为强大。回顾美国历史，你会发现银行、保险公司倒闭以及各州、县、市破产的例子不胜枚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遭遇重创，美联储通过提高利率抑制通胀来平衡政府预算。我们熬了几个月苦日子，但随后收获了“沸腾的20年代”。也许，如果华盛顿的那帮家伙看看历史或者了解经济，我们就不会用纳税人的钱来支撑破产了。

世界从一开始就饱尝金融恐慌和灾难。这并不那么有趣，却时不时发生，但世界最终生存了下来。让我们再来看看日本，1966年，日本遭受难以想象的崩盘，股票经纪人都破产了，无一幸免。那是世界末日吗？不，政府允许每个经纪人和每家投资银行破产。随后的20～25年，日本成就非凡，其他任何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均未超过日本。

但美国却选择追随日本现在的脚步。政治家们担忧下一次选举，四处求情的银行家们担心来年的年终奖，渴望满载而归。现在这个史上最大债务国，就像每个有权有势的利益集团一样，里面的每个人都出来指手画脚，联邦政府的运作搞得像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
[1]

，富人掏腰包花的钱也太值了！这意味着没有衰退，没有所谓的破产，富人会享有福利。兰博基尼和汉普斯顿的房子会为你留着——我们在奥马哈的消防队员和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努力勤勉的牙科医生会乐见其成，即使他们得打两份工才能保住一切。没人会强迫你清算不良资产，我们会付钱让你把这些不良资产写在你的资产负债表上，或者更好的是，我们干脆买了这些不良资产，你也会因自己的失败而获得补偿。

日本人谈及他们有两次“失落的十年”，在美国我们至少会有两次，很可能会更多。

次贷危机前，有次我在华盛顿和来自家乡亚拉巴马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理查德·谢尔比共进午餐，他那时是参议员委员会主席，主管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负责监督房利美。我说：“迪克，我希望这不会影响到你的监管。”我随后解释了自己已做空房利美，我相信这家公司做假账恶意欺诈。他沉吟片刻，说：“好吧，也许你是对的。”但他希望我明白房利美和房地美对“这个城里”人的政治贡献远比这个国家任何既得利益要多得多。

政府被要求对其行为负责，那些做假账的人不可能进监狱。我开始相信，一个很简单的原因是他们绑架了所有人的钱包。谢尔比参议员一直是个聪明的观察者。

不过，虽然我知道可以发现欺诈的样本，但我不买股票是有事实依据的，即崩盘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犯罪行为。这种更为广泛的犯罪行为，到最后更为愤怒的是其水准太次。当时我曾很多次与人争论，试图说服人家相信这是欺诈。我说，房利美会崩盘，并向他们解释为何它会崩盘。我看上去非常明智、雄心勃勃，好心人告诉我，你是个疯子。每个人谈的都是如何赚快钱，如何能轻松赚钱。而那些警告这些想法行不通的人却被认为想法非常荒谬搞笑。这是个野蛮生长的年代，数目惊人的热钱四处横流，多亏了央行，无论你做任何事情，都能给你带来更为丰厚的回报，如果你更快、更聪明。

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房子是建在沙地上的。我并不认为穆迪撤销AAA评级的人真的认为是在玩所谓某种邪恶的阴谋。大多数人只是在其位，谋其政而已。高层会力挺自己正在干的事，美联储主席、财政部部长，每个人都告诉他们房子很安全。格林斯潘敦促美国人贷款，鼓励银行创建衍生产品。他认为这种方式可以获得更多资金投入金融系统，他说服所有人相信这对国家有利。房利美说这东西是健全可信的。华尔街真的相信房利美的交易员比其他人更聪明。整件事在于美联储自身。艾伦·格林斯潘从CNBC那里获取信息，而CNBC又从一些政府官僚那里获取信息，可能那些信息就来自格林斯潘。2007年，花旗银行负责人查克·普林斯告诉《金融时报》记者：“只要音乐响起，我们就要站起来跳舞。我们仍在跳舞。”我并不认为查克·普林斯知道在他地下室里的那些人在干些什么。

是的，有些人该被送进监狱。很难看出房利美的富兰克林·雷恩斯（Franklin Raines）
[2]

不知道他做的事情已经违法。他公布的房利美业绩每季度增长15%，年年如此。我对投资业务有足够的认识，要知道，这些数字证明是不可能的。然后华尔街的投资机构卖了大量房利美的公司债赚翻了，却从未被质疑过。对此质疑的人反而可能会丢掉饭碗。如果由我来决定，雷恩斯在2008年就该坐牢；相反，却有人无视所有原由，奥巴马竞选时居然还去征求他的意见。如果由我说了算的话，美林证券的首席执行官斯坦·奥尼尔（Stan O’Neal）应该在莱文沃斯
[3]

蹲监狱，而不是拿着1.6亿美元遣散费被美林证券踢出门，尽管他把美林证券拖垮了。

千百年来，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事实上人会变得很贪婪（银行家、神职人员、学者、政客），尤其是机缘巧合正赶趟，人们偷工减料，去干些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做的事情。因为赶上了“好”时代，一切欣欣向荣，而他们也不用承担责任。股市上涨，投资有钱赚，偷工减料让人赚了很多钱；没人质疑，甚至关心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只是为自己赚了很多钱而开心不已。

疯狂掩盖了太多的罪恶。

“待到潮水褪去，你才知道谁在裸泳。”沃伦·巴菲特说。

大萧条之后，作为惠特尼家族成员之一（备受尊敬的惠特尼博物馆就是以其家族名字命名的），纽约股票交易所总裁理查德·惠特尼被逮捕并被指控犯有挪用公款罪。他认罪并在纽约州新新监狱待了3年多。而股市依旧如火如荼，没人发现或关注这事，因为每个人会赚很多钱。2001年，同样的事情在安然上演。该公司首席财务官安德鲁·法斯特因设计了富有创意的能隐瞒公司损失的工具获得同事的高度赞誉。他是公司英雄，直到安然在华尔街摇摇欲坠。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调查中发现，他和他的同事在安然涉嫌欺诈公众（法斯特同时还欺骗了他的同事）。他承认欺诈和证券欺诈，而他在公司的同谋者，立刻就把他给卖了，随后他就被押往联邦监狱。

这样的例子不仅发生在商界。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人们指责天主教父的任何不当行为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如果不积极地表现出不齿于这种行为，很有可能会被大众孤立。但最终，教会的势力日渐衰落，人们开始认可对神职人员提出质疑的想法，更期待获得真实答案。由于世俗世界对神职势力的介入，伴随世道日益艰难，教区不断萎缩，只有在那时人们才逐渐认识到教会阶层原来是刑事性犯罪者活跃的避难所。也只有那样，他们才会毫不畏惧地说：“是的，这些家伙真是人渣。”

这样的过失不仅仅在商界发生，也并非什么新鲜玩意，它将永远伴随我们左右。我们对此也无能为力，当然也没啥好值得奖励的。经济放缓不可避免，自美国成立以来就定期发生。其中一个周期性经济衰退是在2002年。始于2007～2008年的这一次则更糟，只因巨额债务堆积成山。下一次，美国会发生什么？我们实在没法再将巨额债务翻两番，也没法再次大量印钞。我们能侥幸逃脱一次吗？对此，我深表怀疑。当然，经济放缓不会是两次。有时在10年中的某个时期，整个系统都崩溃了。1907年经济崩溃时，美国能获救是因为它当时正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正从债务国朝债权国迈进，这是一个向上拉升的曲线。现在美国则正处于债务国的递减曲线上。

2008年，如果政府允许输家破产，某些安全机制就会发挥作用，政府当时有足够的偿付能力。顶多有3年时光比较难熬，到现在我们也肯定恢复如初了。但机会还是错失了。下一次若再次发生这样的状况，就不会有那么多钱救市了，公众也不会再那么信任政府了。亚当·斯密曾说过，让一个国家破产要费尽周折，但之后我们还能依然前行。

2008年前，美联储账面上有8 000亿美元债务，主要是政府债券。从那以后，这一数字翻了两番，大多数是在资产负债表上出现，其中包括垃圾债。总有人要为此埋单，有谁能比美国纳税人更适合呢？伯南克说，他会继续购买不良资产。他这么做只不过是为了确保央行的消亡。如果事情很快就变得更糟，我们可能会在美联储崩溃前就废了它。历史上美国曾有三个央行，前两个都消失了，这一个无疑也将以失败告终。

资本的运营具有不可知性，这是我们生存体系中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所有的资本关心的是安全并获得最好的回报。一些人借机将此作为万恶的资本主义的证据，进而上升到对此大加批驳。好吧，也许是这么回事，但世界以这种方式运转了上千年，也没人比骑行在牛市边缘赚钱的资本家更了解，或者更赞赏这一切了。所有这一切都允许其倒闭，与雷曼兄弟命运相同的企业越多，整个系统的境况才会越好。

正如前宇航员、东方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弗兰克·博尔曼（Frank Borman）
[4]

所说：“没有破产的资本主义犹如没有地狱的基督教。”

[1]
也称哥伦比亚团（the Columbian Order），建于1789年5月12日。最初只是在纽约创办的一个全国性爱国慈善团体，专门用于维护民主机构，尤其反对联邦党的上流社会理论。后来则成为纽约一地的政治机构，并且成为民主党的政治机器。美国历史上的坦慕尼社也因此成为坦慕尼协会。19世纪曾卷入操控选举丑闻，备受争议，1934年垮台。——译者注

[2]
富兰克林·德拉诺·雷恩斯是一位美国商业高管，先后毕业于哈佛大学、哈佛法学院和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房利美的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曾担任克林顿总统时期的白宫预算主任。他因房利美受到审查。2004年12月21日，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人员继续调查其是否涉嫌会计违规行为时，他接受此前所谓“提前退休”说法，提前卸任CEO一职。他被控通过联邦房地产企业监管办公室（OFHEO），即房利美的管理机构，教唆房利美会计做假账转移损失，使房利美高管包括其本人获得非法巨额奖金。2006年OFHEO为了追讨已支付的部分或全部9 000万美元，宣布起诉雷恩斯。雷恩斯夸大的收益最初估计有90亿美元，后来宣布有63亿美元。——译者注

[3]
位于美国堪萨斯州，联邦监狱专门关押男囚犯的中等戒备监狱。——译者注

[4]
生于1928年3月14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宇航员，以执行首次环绕月球的阿波罗8号任务而闻名。1968年12月，博尔曼作为指令长执行阿波罗8号环绕月球任务，这也是他的第二次太空任务。当时阿波罗8号进入月球轨道，环绕月球10周，并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1969年7月20日成功登月铺平了道路。——译者注

第10章　东方神游

当然，中国有很多方言。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和其他人顺畅交流。他们可以给别人写信，因为书面语言都是一样的。有时你会看到他们一边来来回回地用中文给人写东西，一边却试着和那人说英文。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并不孤独，如果你在孟加拉看见一个本地人和一个苏格兰人在聊，你会发现他们都说英语，但是其中一个完全不明白对方说的是啥，除非他们笔聊。

我们搬到亚洲时乐乐正好4岁，不过我们在她两岁时就开始找定居的地方了。2005年，我们在上海待了一个夏天。在我们的城市名单里，上海是第一选择，因为我认为它将是世界上下一个伟大的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亚洲最大的股市在上海，介于全球最大交易所伦敦和纽约交易所之间。20世纪初，上海已成为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和亚洲的金融贸易中心。6年前，我们在千禧之旅时曾在上海待了段时间，对于佩姬和我而言，很明显，上海现在是个该去的地方。

1988年，我开摩托车横穿中国。当时我参观了上海证券交易所。那时的上交所隐藏在一截土路尽头一个有些破败的门脸里，其办公空间不到100平方米，只有一个柜台工作人员。要买股票你得走到柜台前，直接找柜台工作人员结算。柜台工作人员用算盘计算交易，场外交易股票就是如此。我买了只银行股（那时只有几只股票公开挂牌交易）——与其内在价值比，这些股票更具有历史价值。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拍摄的纪录片里，当我正在买股票时，出现了我的画外音：“总有一天，我会拿很多钱在中国投资。革命前，中国有东方最大的股市，如果我是对的，总有一天这一幕将重现。”

我们住在上海的酒店式公寓里，有点类似住在宾馆里。这种为长期住客设计的临时居所配有家具、餐具、被子、盘子、床单等，并提供家政服务，无异于一套完整的公寓，它是跨国公司外派员工广泛应用的居所安排。你只要走进去，开灯、插上电脑，就像在家里一样。我们爱死了上海的一切，除了一样：空气污染。回纽约前，似乎有点事后诸葛亮，我们决定在新加坡待3个星期，在那里找类似的住所。

2006年夏天，我们又把香港加在了行程单里。但香港的污染也很严重。2007年，夏季旅行已成为我们一年一度的惯例。再度巡游了上述3个城市后（同时也在北京和中国其他两个城市待了段时间），我们决定将新加坡作为永久居住地。仅从空气质量上看，新加坡就足以抵消中国这些城市的竞争力。当然也有其他原因。新加坡75%的国民都是中国血统。不过新加坡和上海不一样，英语是其官方语言，政府和商务活动的官方语言是英语。我想提醒一下读者，这里面有个关键问题，我不像女儿那样，我不会说中文。我们选择香港作为权宜之计的一个因素在于，尽管那里的中国人大部分都说粤语，但普通话正在取代粤语成为当地的通用语言。而且香港和上海很相似，是个非常有活力、激动人心的城市。

选择新加坡的原因也是如此。

记得2001年4月环游世界时，我们曾去新加坡植物园欣赏了新加坡交响乐团音乐会，当时周围没有警察，也没有任何执法人员维持秩序。在我看来，要是在纽约中央公园有这么个集会的话，非得招来一个中队的警察才行。我记得当时跟佩姬说：“这地方对孩子们简直就是天堂！”

我们将新加坡作为上述备选城市之一的事实是，这个国家的教育系统可能是全球最好的，它的医保体系也是其中最好的（而且，在亚洲并非到处都是这样），几乎一切在新加坡都正常运转，且卓有成效。（佩姬和我之间有个协议，即当我们或者我们的孩子需要医疗和牙科保健时，我们会从全世界任何地方搭乘下一趟航班飞到新加坡，因为在那里得到的医疗看护质量无与伦比。）我们申请并获得了永久居民身份，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进出新加坡，并能让我们的女儿在公立学校就读。

在新加坡甫一落地，我们就一家家学校去看，问当地人能否推荐一个“大多数都是中国人”的幼儿园。我们希望在上学前能找一所全部是中文课程的幼儿园。新加坡的每所小学都是双语教学，主要教学方式仍是英语，尽管每个人被教导要说他/她的母语。新加坡的第二语言应该是泰米尔语、马来语和普通话。但每个人必须要学习两种语言，一直到小学六年级毕业。乐乐的学校南洋小学的母语是普通话。她们会安排一周作为英语周，学校所有的公告和活动都用英语。轮到中文周时，他们全部都说普通话。授课语言因科目而异。比如，数学用英语授课，公民学则用普通话。写这本书时，我的小女儿小蜜蜂正好4岁，已经在南洋幼儿园入读。在她班里只能说普通话，不能说英文。实际上，她班里有3个老师，都是新近的中国新移民，基本上只说一种语言。当然，对于4岁的漂亮小姑娘而言，如果你不会说普通话，你完全可以在几周内学会，这就是小孩子的过人之处。

入读南洋小学可不容易。很大程度上由于其校长亨女士高度重视纪律，因此学校非常注重考勤。就连教育部长都把孩子送到这所学校来读书。佩姬和我参加了小学一年级的开放注册会，由亨校长向有意送孩子来此的家长们做演讲。后者向那些想入学的家长解释了大家所面临的困境。我们是房间里唯一的白种人（在新加坡，外籍人士更倾向于让自己的孩子就读私立国际学校，那里的课程只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教授），我们信心满满，相信乐乐，我们的金发碧眼乖小女儿会说很棒的普通话，肯定立刻就会被录取。抛开其他的不说，当年因地理分布带来的文化多样性和学校需求，对我入读耶鲁大学贡献良多，这些因素也将对乐乐的入学发挥作用。

亨校长的风采、恪守承诺以及蕴含中国文化的学校课程都深深打动了我们。当我们有机会跟她交谈时，她很礼貌地提醒我们，新加坡有很多好学校，她建议我们去其他学校都看一下，她希望我们不要对此抱有太大的希望。正如她在演讲中所说：“在新加坡有规则，我们遵循游戏规则。作为新加坡人，你们都知道规则如何运行。”我们很清楚，亨女士包括其他新加坡人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关心这些规则在耶鲁大学或者普林斯顿大学是否管用。这些规则要求学生家庭要住在学校附近，父母要定期去学校做志愿者。我们乐于适应这些规则，它引导乐乐最终被录取。佩姬在了解了如何成为学校志愿者后，就去了学校的英语系工作，同时参加了“阅读妈妈项目”。我在给学校工作人员的演讲中表示，会帮助他们募集资金。我们也从市中心的公寓搬到距离学校不到1英里的地方重新安家。

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我对音调或者音乐之类的事情并不在行。记得第一次在哈莱姆和佩姬跳舞时，她问我：“为什么你跟不上节拍呢？”我说：“我不知道还有节拍，什么节拍？”我们跳舞时她就开始带我跳，她和别人跳舞时也本能地做同样的动作，以至于和她跳舞的男人不得不提醒她，让他们来带她跳。

普通话有四个音调。你可以说“我很想把你介绍给我的妈妈”，但是如果你用错了音调，你说的这话可能就变成了，“我很想把你介绍给我的马”。因为我听不懂音调，通常我会坚持用单调的英语。有些必要的场合，我可以让自己明白普通话。我学会的第一个中文词是“冰啤酒”。

当然，中国有很多方言。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和其他人顺畅交流。他们可以给别人写信，因为书面语言都是一样的。有时你会看到他们一边来来回回地用中文给人写东西，一边却试着和那人说英文。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并不孤独，如果你在孟加拉看见一个本地人和一个苏格兰人在聊，你会发现他们都说英语，但是其中一个完全不明白对方说的是啥，除非他们笔聊。

正如英国的奥斯卡·王尔德所说：“我们现在真的和美国在很多地方都是一样的，当然除了语言。”

在我们家，当孩子们都在家时，佩姬和我两个人说英语，两个女儿说中文，管家、家庭教师和我们说英文，但对孩子们只能说普通话。有孩子在时，她们俩之间也必须说普通话。

虽然孩子们会时不时地用普通话聊天，但至少当我们在她们身边时，我能确定孩子们的默认语言是英语。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等她们是青少年时，尽管她们说的是英语，我可能都不会明白她们谈论的那些东西。但当她们俩现在说中文时，我肯定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她们深知这一点，我也明白她们会像所有孩子一样背着老爹说各种事情。这一切都理所当然。

不管值不值得，反正小蜜蜂现在已开始每周4小时学习西班牙语了。我不知道这会否继续。有段时间我曾定期和《时代》杂志公司的一个编辑见面，他早期曾外派驻巴黎记者站，因此他5岁的儿子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那孩子11岁时，他们不再在巴黎生活，这孩子可能根本没机会说法语了。到这一天，对年轻人来讲，法国或许和希腊差不多。

我们在上海度过第一个夏天时，乐乐两岁。人们会问她：“你怎么学的中文啊？”她无法理解这个问题，因为她没有“学”过中文。和我掌握英语的情况一样，她只是从小就讲普通话。她所知道的是：有些人这样说，有些人那样说。如果我要和他们说话，他们说什么语言我就跟着说。她不知道她还“学”过中文。而小蜜蜂，你几乎可以看到电灯熄灭时她会意识到家里发生什么事：喔，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原来这里有两种不同的语言。我可以同时说这两种语言，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这么说的，包括我可怜、愚蠢的老爹。当她和我在一起时，她会和白种人小声地说英语，对亚洲人说汉语。“我爸爸不会讲中文。”她说。我不知道是否她会为她老爹那可耻的无知感到尴尬和歉意，或者是否她只是简单地向他人传递信息，礼貌地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样他们可能就会明白她现在的想法了。

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播放的普通话被认为是最标准的，乐乐和小蜜蜂说的和CCTV的普通话一样标准。同样，如果你愿意，BBC的英语也可以被认为与女王的英语发音一样是最标准的。很多新加坡人说的普通话非常糟糕。他们到中国旅游，结果发现大家都听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

1979年，新加坡推出年度“讲华语运动”，即主要推广使用标准的普通话，以阻碍各种非普通话的汉语方言充斥社会。2009年的竞选活动中有一系列的视频，展示了很多外国小孩说着一口流利、发音正确、语音清晰的普通话，这里面有各种白种人的孩子，其中也包括乐乐和小蜜蜂。

在纽约，在我们的祝福和鼓励下，乐乐和她的中文教师雪莉曾去唐人街买一种中国的甜点——蛋挞。这对雪莉来说，是个和乐乐公开说普通话的好办法。有一次，她们在一家只讲汉语的店里，乐乐找店主要牛奶。这位店主像老师那样，直接用普通话和她讲话。

“你喝牛奶吗？”她问。

乐乐答：“是的。”

“那你的老师喝什么？”

“她喝水。”

“你爸爸喝什么？”

“我爸爸喝柠檬水。”

“乐乐，你妈妈喝什么？”

这次乐乐却用英语回答说：“喝酒。”

雪莉回家后告诉我们这个小笑话，当然，佩姬感到很没面子。佩姬习惯在每次晚餐时都喝一杯酒，但这之后的一两周里她除了酒什么都喝。“瞧，我正喝水呢。”她这么说完全是为了避免小女孩认为她妈妈像是某种酗酒，并阻止这一说法在城里传播。

作为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乐乐一点点长大，我们帮她慢慢成长，只是花时间在她身上，乐乐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乐趣和兴奋是超乎以往的。5年后，即2008年，小蜜蜂出生了，这让我们的喜悦变成了双份。我们本来可能会早生第二个孩子的，但2005年秋天发生了一些事，让我当时并不想把另一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那年10月，离我生日还有不到几天的光景，我被意外地卷入了别人的犯罪阴谋中。我在美国司法系统丑陋的真空地带花了6年时间，最终获得平反。

1998年，在创建了罗杰斯国际商品指数后，最终我将这一商品指数授权给一些公司（如瑞士的瑞银、日本的大和证券），获得一些费用。我依然保留这一指数，他们则在这一指数上创建投资产品并提供给其客户做投资选择。在单独的设置上，我已经将大部分股份投资在彼兰德管理公司里，这家公司在商品指数的基础上有“罗杰斯原材料基金”和“罗杰斯国际原材料基金”两个基金在运转。将这些需要日常管理的基金交给他人打理后，我开始环游世界，我希望我对大宗商品的判断是对的。

当我结束千禧年环球旅行回到家时，很明显我创建的商品指数是赢家。它轻松超越其他所有指数，彼兰德的客户无不欢喜其带来的丰厚回报。但当投资者赚钱时，彼兰德管理公司却不赚钱。芝加哥的一帮经理人在管理这家公司，还亏了钱，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两只基金太小。这两只基金成立4年后，商品开始繁荣兴盛，这家无人知晓的小公司仅募集到2 000万美元。不过，在我回来几个月后，我们邀请总部位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阿尔曼·普瑞斯证券（Uhlman Price Securites）公司董事会主席兼CEO沃尔特·托马斯·普瑞斯（Walter Thomas Price）来运营彼兰德管理公司，情况开始有了变化。

与此同时，我开始在电视上亮相，大谈商品，不时提及我们基于商品指数的基金和其他基金。基金开始飞速增长，3年内，因为我的回归和托马斯·普瑞斯非凡的领导力（他做了非常卓越的工作，省了不少事，在他的打理下，公司管理着好几亿美元），基金获益不少。托马斯主要管的还是他自己的公司，彼兰德管理公司几乎是他的副业。一开始，他还能处理自己的事情。现在，缘于基金不断增长，彼兰德已经习惯在他的掌舵下，他需要有人全职来看着它了。

2005年，我被期货业协会邀请担任其年会主讲人。那次会议上，我和协会会长约瑟夫·墨菲（Joseph Murphy）以及他的几位同事一起共进晚餐时，他们一致同意推荐了一个候选人，认为其一定会有助于托马斯在彼兰德公司的工作。几天后，我接到墨菲的电话，他说他改了主意。他知道有个人更胜任这份工作。他推荐了罗伯特·莫克拉（Robert Mercorella），后者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商品经济人公司，也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最大的经纪人公司瑞富（Refco）的高管。墨菲正好也在这家公司处理日常事务，他那时是瑞富全球期货的主管。（我确信此前对瑞富早有耳闻，但这名字当时并不怎么扎眼。瑞富早在1978年，就为希拉里·克林顿精心安排了活牛期货的投资，将她的1 000美元在短短10个月中增至10万美元，这完全是变相送钱给克林顿。）

我曾和瑞富的CEO见过几次面。这哥儿们是个英国人，名叫菲利普·班尼特（Phillip Benett）。他去了剑桥，而我去了牛津，所以我们会在一起聊些剑桥牛津的事情。据我所知，他在业界备受尊敬。毕竟，他经营着业界最大的经纪人公司，在世界各地有20多万名客户。他其中一个高管墨菲是美国期货业协会主席，这个协会与瑞富一样享誉世界。因此，罗伯特·莫克拉得到了这份工作。他的任务是全职运营彼兰德公司，提高基金的投资水平。

托马斯·普瑞斯此前已经用了一个备受尊敬的资深经纪公司曼氏集团（Man Group）来进行交易。莫克拉到任后不久，开始谈及将基金从曼氏集团转到瑞富，他表示可以对此进行大幅改进。

例如，普瑞斯证券公司的基金没有日常流动性，你每月只有一次可赎回你的股份。在瑞富，每天都可以赎回。像富达（Fidelity）等一些公司不让它们的客户买我们的基金，反而让客户把钱存在它们公司里，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在于阿尔曼·普瑞斯证券公司对富达们而言并不出名，它在业界的名头并不响亮，尽管现在它名扬四海。如果我们的基金划在瑞富名下后将会改变现状，其他的问题也将迎刃而解。我一开始就决定不让基金有杠杆交易，借钱会令他们追加保证金，这可能会变成灾难。客户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在达到保证金要求后，经纪人会用它来投资国库券，支付客户的利息。在大宗商品交易中这是很普遍也很容易做的事情。但是，国债交易处理效率低下，对基金的回报非常不稳定。瑞富在管理国债交易方面做得不错且交易佣金较低。

将我们的基金从曼氏集团转到瑞富后确实有了些改善。基金转出是在8月，当时墨菲来找我说：“你看，实际上我们是想买你的公司。”（自上次见面后，他在电话里又花了很长时间向我解释，为何他原本推荐了一个候选人，后来又改主意推荐了瑞富的莫克拉。）彼兰德管理公司的少数股东在这之前已经同意了一桩不错的股份交易。由于持有大部分股份，我也参与到和瑞富的交易谈判中，但是瑞士蒂派森商品管理公司
[1]

却拒绝出售股份，结果这笔交易黄了。瑞富看起来没有理由能同时运营两个平行基金。

于是，我们又回到原计划，即把基金从曼氏集团转到瑞富。这一变动将继续提供日常的流动性，进行更为广泛的分销，给予更多的信用额度，使之成为更高效、更有利可图的基金，并让投资者为此而振奋。

2005年10月7日星期五，他们将曼氏集团独立账户里的3.62亿美元，以清晰的书面指示存入瑞富证券有限公司一个类似的账户里。瑞富恰好将此描述成一个独立账户，账户以客户名字命名，除了客户以外没人可以认领这笔钱。这有点像把你的钱放在银行的保险柜里一样。如果银行破产了，你依然不受影响，钱还是你的，你可以把它拿走。但瑞富所做的是将钱放在瑞富资本市场里而非存在基金里，这些钱在那儿是不受保护的。瑞富管理公司可以为其自身目的触及客户资产。这是个在期货业几乎前所未闻的犯罪行为。几十年来，客户的独立基金从未被侵犯过。

事情很快就清楚了，瑞富总是攫取客户的钱并非法将其转来转去，甚至从独立账户中“抢钱”。很长时间以来，瑞富骗了很多人——它在和我们交易时正准备上市，负责其IPO的投行是高盛、美国银行、瑞士信贷集团和波士顿第一投资公司，所有这些投行都对其做了全面的尽职调查。如果我们转出资金再晚一个交易日的话，那么我就要和你们讲另外一个故事了。但时机真是场灾难！10月10日周一，瑞富CEO因贝内特涉嫌特大诈骗引发瑞富瞬间崩盘的消息一时间成了各媒体的重大新闻，贝内特也于5天后，即10月17日被铺。据报道，这是美国历史上第四大破产申请（随后我将告诉你们新的纪录）。现在那未受保护的3.62亿美元被作为瑞富的资产遭到了冻结。

律师们开始垂涎欲滴，诉讼开始启动。他们起诉所有人，包括彼兰德管理公司和我本人。我收到好几家法院发出的传票，即使公司提交的文件表明，我根本就没参与公司的管理。没人能搞清楚他们为什么要起诉我们，因为我们也是瑞富欺诈的受害者。这看上去就像那些专拉官司的律师为了赚钱而进行的一场典型掠夺。好几次他们提议私了，我们拒绝付钱给他们，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没错。幸运的是，一些法院和法官也认为我们没错，因此这个案子一直没审判。每场诉讼最后，这个案子都被扔出来——原告一个个退出，除了众多基金中的一个独立投资客克兰西·雷利。他所钟爱的律师史蒂夫·克雷是我耶鲁大学的同学。他们坚持到了最后，但最后也放弃了，法官一一驳回了他们的请求。

彼兰德公司和我终获清白，股东们要回了他们的钱，还额外多得了点。（如果公司破产，通常你的钱只能要回来一小部分。）但这一切对个人而言代价巨大。我被这事折腾了好几年，终于明白即便是个无辜的旁观者，我也要被永久地拖入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中，而律师总是试图让这案子听起来好像我确实持枪抢了那些钱似的。这案子将无休无止，除非他们放弃努力，否则，我认为根本就没打赢这官司的可能。但如果和他们继续“斗”下去，则劳神伤财，我的成本太高，我还得付钱让他们走。这是个极具毁灭性的教训，最初尤其令人沮丧。最后，我身心俱疲，看着这些年自己的照片，发现自己这几年老得厉害。我一直听说有人会“老化”，但我一直认为这不过是种形象化的说法。现在我对此更有体会。

被迫卷入这场“战斗”花费了我不少时间和精力，让我觉得再要一个孩子简直不可思议。那时我情绪低迷到极点。我刚刚完成了这么美妙的一件事情：我开发了一个指数，正好时机不错（其中有个基金正快速增长），我们也做了有利于投资者的事情。这一切是那么成功，突然之间，我们在每个人的审视中却成了骗子，很快我就被起诉了。

我不知道佩姬是否知道当时我有多沮丧。焦虑让我的头发变得灰白，它吞噬了一切。每天早上我都得打开电脑看是否有律师的信息。如果有，我心里就会想：天啊！又来了。我清楚不管发生什么，哪怕最后我们赢了官司，如果没有什么别的事情，我还是要去看、去回复另一堆文件。每个胜利的味道越来越索然无味，没有哪个人能拼到战斗胜利。麻烦一直不断缠绕着我，我试着不让佩姬知道我有多沮丧，尽可能地保护她。我成长在一个并不过多谈论这种事情的时代，我还有个两岁的女儿，我必须得想法补救。

诉讼是美国发展最完善的产业之一。美国的律师比其他国家律师的总和还要多。在这个国家做生意，有很大一部分花销都在打官司上。让某人从官司中解脱出来，三番五次地全面审查，所有这些成本无论是在商业、教育，还是在医疗上，都大大降低了这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现在我们的医疗花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7%，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比排名第二的国家支出还要高出几个百分点——数字惊人（最大是德国），却成果寥寥。如果手术中一半的工作都要花在如何确保自己不卷入医患纠纷以致被起诉上，那么你根本没法去实施一个精湛的肝脏手术。有些规定要求医生们让病人去做很多不必要的检查，尽管这会让患者产生很多额外医疗费用，但这么做能让医生免于以不负责任、玩忽职守等罪名起诉。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你也没办法去做一个很微不足道的肝脏手术。

法律诉讼迫使医疗成本升级，进一步推高企业产品的价格。以此类推，如果你的公司为健康医疗保险支出过多，那么你们就生产不出具有竞争力的汽车。德国和日本的医生不需要给病人设置额外的医疗费用，这意味着德国车比美国车更具有竞争力，日本的拖拉机比美国的竞争力更强。责任保险可让一家美国汽车公司得以屏蔽各种各样的诉讼，包括最琐碎的诉讼。这种责任保险里都附加了相关的医疗费用，汽车制造商们不得不因此削减可以提高汽车性能方面的费用。通用汽车就把这笔钱花在满足律师们的金融需求上，而宝马和本田却把这笔钱花在了汽车工程上。

诉讼文化在美国经济中蓬勃发展，对一切都造成了影响。如果给每个人供应一个汉堡包，则其营业费用中惊人的医疗和责任保险成本是个很大的影响因素，而这确是美国特有的现象。当我们在新加坡买房时，曾问那位卖房的女士能否将诉讼保险包括在内，她表示没问题，不过她解释说这并不会影响房子的总体溢价。“不会在这里发生的。”她说。她说得对，但你也可以说，美国也一样，不过是50年前。

诉讼成本最初始于英国（美国大型律师事务所在英国有不少分支机构），在欧洲也有，但略有不同。欧洲的法院体系远不如美国法院系统那样对这些讨厌的诉讼如此宽容。大多数欧洲法院都规定，打输官司的人必须要支付打赢官司一方的诉讼费用，但这条规定在美国就不灵了，诉讼不会花掉你什么费用
[2]

。不管你的要求有多荒谬，你都不会有财务损失的风险。

债务诉讼案的律师一般是按雇主打赢官司获利的一定比例来收取酬金的，或者更精确地说，你来确定给他们多少数额。事实上他们很少能打赢官司，他们甚至经常不想去打赢官司。他们知道被告会逐渐意识到诉讼辩护会比解决问题更花钱。此外，即便你真的打赢了官司，也有可能花掉你所有的钱。就像洛伊斯公司（Loews Corporation）
[3]

首席执行官吉米·蒂希（Jimmy Tisch）
[4]

说的那样，一个有效针对性的诉讼，完全可以吞噬掉你所有的时间和精力，让你的人生凄迷多年；或者像他曾在一所监狱里所说的改编自金融市场的名言：律师可以保持非理性的时间远比你的偿付能力要多得多。

你所看到的这些律师在电视上为其服务打广告。他们的员工负责搜索新闻，查看灾难信息，查明受害者，更重要的是，确定谁会提起诉讼。为了提高赌注，他们聚集在店里，选择在哪里提交一份特别的诉讼，筛选司法管辖权和法官的历史以便获得更高的回报。这就是我为何在两个不同的州被不止一个法院起诉。很幸运的是，我的案子在做正式口供之前的初期就被扔了出来。上述做法的威胁旨在将更多压力让被告去解决：“喔，不，他们准备让我那年迈的小学三年级老师作证。”律师会尽可能多地“捆绑”更多人以加深你的精神痛苦。

这就是前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约翰·爱德华，曾经的人身伤害律师得以积累财富并最终竞选公职的原因。他2008年参加总统竞选时遭遇多项重罪指控，面临长达30年的监禁。这位刑事而非民事被告，发现自己站在法庭的另一端，在一个相对公平的地狱里，面对既野蛮又充满诗意的正义。司法系统让他得以致富，他的检察官利用这个系统提供的所有相同机制帮他洗清罪名，直到最终这案子被宣判无效。司法系统不接受在法庭上玩弄法律的官员，在那些不多见的案件里是有证可循的。在对瑞富的刑事案件中，政府判该公司主要的外部法律顾问约瑟夫P.科林斯犯有证券欺诈罪。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这起判决在最近的上诉中被推翻，不知道司法部是否会重新指控他。

政府最终打败了诡计多端的罪犯。贝内特对多项重罪指控供认不讳，被判在联邦监狱服刑16年。他的前任唐·格兰特被审判、定罪和监禁10年。瑞富证券首席执行官桑托·马吉奥和瑞富前首席财务官罗伯特·特若斯登承认犯有欺诈罪，面临严厉的判决。法庭要求其提供证明，以获取宽大处理。（特若斯登最后被判刑，马吉奥死于2012年1月。）乔·墨菲被指控为共犯，未被起诉。

我怀疑莫克拉在一开始就没有真的离开公司（瑞富一些内部人士后来告诉我，他是一名被安插的双重间谍），后来他又回到瑞富工作，直到瑞富倒掉。去年11月，瑞富破产不到一个月，瑞富的期货和大宗商品业务出售给曼氏集团的经纪业务部门曼氏金融（Man Financial），曼氏金融后来被剥离出来，两年后更名为曼氏全球金融，成为独立的公共实体。曼氏全球金融的首席执行官是前新泽西州州长乔恩·科尔辛，2011年10月，媒体揭露出该公司被隔离的客户资金缺口高达16亿美元之后，他提交了美国历史上第八大破产案，成为当时的头条新闻。

如果一开始你就没有成功……

[1]
伦敦大宗商品管理公司，罗氏曾与之合作在欧洲销售类似基金。——译者注

[2]
在美国，联邦政府对诉讼提供巨额财政补贴，法院只收取微不足道的费用，审理案件的成本几乎全部由政府负担。此外，为体现司法低廉原则，联邦法院不是按照案件的争议金额或者诉讼标的征收案件受理费，而是按案件件数收取固定的费用。1999年联邦地区法院每个案件的受理费为150美元，联邦上诉法院每个案件的受理费为100美元，联邦最高法院每个案件的受理费则为300美元。之所以上诉审采取较低的收费，而联邦最高法院收取的受理费较高，是因为在美国，二审上诉是当事人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法律并不限制当事人的上诉权，相反为了给当事人充分的司法救济，鼓励当事人上诉，而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不是当事人普遍享有的权利，为了节约司法资源，一般限制当事人向最高法院上诉。——译者注

[3]
美国大型的多元化控股公司，拥有财务公司、美国最大的商业保险公司、钻石近海钻探财险公司、全球最大的近海钻探公司以及在美国的天然气勘探生产公司、天然气管道、酒店等多家公司，业务领域广阔。——译者注

[4]
詹姆斯·蒂希生于1953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获MBA。自1999年起，担任洛伊斯官司CEO。——译者注

第11章　移民国家

新加坡是个移民国家。50年前，百万民众生活在沼泽地里。现在，新加坡居民有500万。当英国人开始管理这里时，大量移民涌入。今天，几乎有1/4的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以及将近一半人口是在国外出生的。新加坡鼓励移民有几个原因。最初，这个国家需要资金和专业技术。今天，这个国家推广移民是因为它正面临严重的人口问题。人口老龄化加速，这个国家的生育率名列全球最低之一。

新加坡的住房通常分为三类：住房和发展委员会（HDB）的公屋、私人公寓（包括共管公寓）和有地面接触的私有住宅单位。此外，还包括附属房屋，如联排别墅，即新加坡所谓“优质洋房”。一套好的优质洋房，就像我们现在租住的，是一种独立、单个家庭居住并拥有的房产。

只有12%的新加坡人住在私有住宅内，88%的新加坡人住在住房和发展委员会的公屋内。新加坡政府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如果要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就需要让其公民能分享到社会发展的成果。为此，政府开始为所有人提供住房。随着新加坡经济的快速发展，今天的政府公屋相比四五十年前建造得更为精心。早期的公屋慢慢被拆除，新的公屋取而代之。有公共设施的新政府公屋，其中有很多是由国际知名设计师精心设计的，这让我们联想到美国的高端公寓。在新加坡，公屋并不意味着会削弱经济环境。政府公屋迎合了所有收入群体，尽管首次租住有工资收入限制。现在，95%的住户已经有了自己的公屋。

新加坡成功的一个关键，是其高储蓄率和投资率。它拥有全球最高的人均储蓄率。在亚洲很多国家，每个人对未来储蓄和投资。然而，在新加坡储蓄是强制执行的。每个人要将收入的20%上缴存入国家养老金基金——中央公积金；另有16%由你的雇主缴纳（这部分钱规定了每月固定月工资上限、工龄以及收入低于最小固定比例的人，包括他们的雇主可以支付更低的利率）。
[1]

你可以申请用自己的公积金账户支付医疗、教育费用，甚至可以买房。这相当于你的钱存在自己的独立账户里，但如果想用中央公积金储蓄来支付玛莎拉蒂、迪斯科夜店或者去坎昆度假的费用，基本是不可能的。

我们住在距离学校不到半英里的地方，当地一些人对我很熟悉，因为我是个骑着自行车送孩子去上学的白人。确切地说，我骑的还不是自行车，是辆很时髦的荷兰产多用途三轮车，前面是木质马车车身，可坐两人。新加坡有点像加利福尼亚州，是个汽车王国。50年前，新加坡人还都骑自行车，但当他们富有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扔掉自行车，买辆汽车。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上海和其他亚洲城市。但随之而来的是现在的交通问题越来越严重，自行车又卷土重来。

为了减少高峰期各个路段的交通拥堵，1998年新加坡制定了电子道路收费（ERP）系统，这种系统利用高处的传感器感应车上装载的车内读卡器，从而进行自动收费。车内读卡器上插入现金卡，会自动扣除对道路使用的费用。你可以用ERP账户做很多事，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为简单。比如去停车场，那里是自动定时收费的。而在美国，都是收费员和停车场服务员来收费，并非像新加坡这样。如果在这个小岛上堆满了收费站，那么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新加坡的一切都做得不错，其中教育尤为出色。我搬到新加坡最主要的原因是希望拓宽孩子的教育。我想让她们了解亚洲，我想要让她们学习普通话，但我也知道在新加坡她们所接受的正式教育是很严格的。20世纪50年代，当我还是个初中生时，很少有人会嘲笑那些认真准备考试和家庭作业的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即便是在耶鲁大学，一些学生也因努力学习而广为人知，他们被戏称为“小熊维尼”。我不能说是否自那之后，美国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我知道在新加坡没有一件事情是微小的。在这里，对教育重要性的理解渗透了整个文化。

我们旁边有所很大的美国国际学校。有天乐乐回家说，在美国学校里，学生二年级就没有作业了。她并未生气，只是在陈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她现在的学校从一年级开始每天至少要做两小时家庭作业，而在美国学校里却没有。我不得不承认，有时候我在想是否我鼓励她花这么多时间来写家庭作业是对的？她应该很担心带回家的作业吗？在她的豆蔻年华里只是玩会不会更好？我问自己，这些8岁的孩子做了这么多家庭作业最终会将他们熔化掉吗？乐乐18岁时会发生什么？她可能只是说，真是地狱！我想参军，这样我就不用再做家庭作业了。乐乐很棒，正茁壮成长。但不管她做得好或坏，我怀疑到她42岁时这样的教育方式是否会影响到她。假设一旦有机会，作为一个移民家庭，如果不是很典型的一个，我们倾向于跟随我们的新加坡同胞。

最近我和中国一位很有活力、很成功的首席执行官有过一次对话，这是位40岁才当了母亲的博士。她有个儿子，我和她谈起我的女儿们。她说我在乐乐身上犯了个错。她说女孩就该玩儿，她们应该享受这份乐趣。这位女性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正经历戏剧性变化时，她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博士学位。她告诉我忘掉学校，放松些，如果乐乐想拿个博士学位，她说，也不错，她自己会这样去做的，但没有理由逼迫她去这样做。这位女性告诉我：“由她去，别管她。”不得不说她的话和我产生了共鸣。今天的孩子们课业太重，有些超负荷。我记得自己童年时家里的门总是开着的，我们随便就可以到外面去玩耍。由此我很困惑我是否对孩子们做了正确的事情。

在国际标准化考试中，新加坡总是很拔尖。亚洲的孩子通常总在这类考试中领先于美国的孩子。在美国则教育孩子们学会自尊，佩姬和我都认同人要赢得自尊的观点。乐乐在最初的两年都是班上前五名。今年，到目前为止，乐乐在中国孩子里接近第一名。因此，乐乐赢得了她的自尊。在学校里你真要表现得很好，这种表现似乎也会延续到现实生活中。我相信这是亚洲人在世界上表现优异的原因之一。美国没有竞争力，据此追溯至学校和家庭的态度，你就略知一二了。

在新加坡，有种折磨人的教育叫公立学校毕业考试（PSLE）。每个六年级学生都要参与这一考试。考试成绩的优劣决定你的未来，至少有一段时间是这样。考试结果揭晓时，在全国性考试中名列第一的12岁学生，本人的照片以及其父母的照片就会被刊登在报纸头版。这只是世界上部分地区强调教育的一个例子。在媒体上，无数专栏致力于讲述孩子们在学校表现良好的故事。这就好比在美国，人们将注意力聚焦在高中和大学的运动员身上一样。

我们定居新加坡后没有买电视机，这与乐乐在美国所接受的教育方式有关，源自我们的家庭传统。我在纽约生活的40年里一直都不曾有电视，现在我能想到的是没啥很好的理由让我去买台电视。如何影响我的观点还有待商榷。当我们外出旅行在酒店办理了入住手续后，乐乐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在房间里打开电视。她就想坐在那儿看一整天电视。

“好吧，乐乐，我们走吧！”

“我不想出去，我就想看电视。”

“乐乐，我们现在德国呢！”

“我才不管，我会学德语。”

我们都很喜欢维也纳，在那里时，我们有时会住在著名的五星级酒店萨赫酒店。这家酒店早在1876年就已开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英、法、苏共同占领维也纳期间，这里曾被作为英军的指挥总部。萨赫酒店以其美食甜点萨赫蛋糕而著称，这是酒店创始人的父亲在1832年所发明的一种巧克力美食。乐乐曾跟我们说过，她20岁时会从家里搬出来，在萨赫酒店找间公寓住下，这样就可以整天看电视了，我们真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

小蜜蜂目前还没有这种想法，但我怀疑这一天也会到来。

我们在新加坡生活得很好，我看不出有啥理由要离开这里。当然，我曾经也认为没有什么理由要离开纽约，我在那里生活了将近40年。如果有离开新加坡的理由，我猜（我也希望）我会很明智地离开。中国有种说法，“富不过三代”，我相信每种文化对此都有相同意思的不同说法。在美国也有类似说法，即从白手起家到富甲一方又回到白手起家的原点。家庭中某个成员一夜暴富，这个人的孙子，可能重孙最终又一贫如洗，沦落到领取失业救济金的地步。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有此说法。它适用于家庭，同样也适用于国家。大国崛起，继而衰败，这一幕在英国和西班牙都曾上演，也曾发生在欧洲和罗马，现在正在美国上演。

中国是唯一有过三到四个辉煌时期的国家（随之就是长时间的巨大衰退）。可以想象，这和哲学有某种关联。纵观中国历史，可以看到这个辉煌的文化强调的重点是教育。儒家思想给予教师和学者很大的尊重。即便在今天，你在中国偶尔还会看到几百年前的封建皇帝主持建立的牌匾，这是为了表彰在科举考试中胜出的学子。

不过，新加坡却有着令人吃惊的成功。它积累了巨额财富和大量科技，除非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否则在我有生之年，它不会失去这些财富和科技。如果在小蜜蜂的有生之年出现呢？好吧，这可是一段很长的岁月，从现在起得有100年呢！

新加坡是个移民国家。50年前，百万民众生活在沼泽地里。现在，新加坡居民有500万。当英国人开始管理这里时，大量移民涌入。今天，几乎有1/4的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以及将近一半人口是在国外出生的。新加坡鼓励移民有几个原因。最初，这个国家需要资金和专业技术。今天，这个国家推广移民是因为它正面临严重的人口问题。人口老龄化加速，这个国家的生育率名列全球最低之一。

新加坡的人口状况如此严峻，以至于政府监督施工的新公屋都是一套加半套的模式。一个标准的公寓旁边再建一个只有单间的小公寓，这个小公寓可以让年老的父母居住。政府已提供激励机制来鼓励生育。全国不断增多的婚介所就是为了促成一对对男女，让他们早日成为夫妻。但新加坡仍严重依赖移民。作为一个小国家，它能选择的就是寻求聪明、成功、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移民，尽管你会注意到它也需要人来开公共汽车。像其他的国家（比如有3亿人的美国），根本不喜欢类似的奢侈品。

不幸的是，最近这几年，新加坡经历了一点人口反弹。居民抱怨公交车太拥挤，学校里太拥挤。尽管其中没一个是真实情况，但政府的过度反应却很明显，他们开始放缓移民速度。至少最近的任期内，政府出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开始给本地人时间以适应外来移民的涌入。自打新加坡独立以来，每届都赢得选举的人民行动党（PAP）在2011年的大选中，赢得87个议席中的81席，反对党工人党赢得6席。这也是反对党自独立以来获得的最好成绩。

外来移民很容易就会成为引发各种传染疾病的替罪羊，就这个方面而言，新加坡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没什么不同。当新加坡人要归咎别人时，首先会指责外国人：他们的语言不同，宗教不同，肤色不同，饮食习惯也不同，他们的食物闻起来很糟糕——他们的嗅觉很糟糕……我听过全世界的人说这档子事，尤其是事情变得不太好时。在新加坡有马来人、印度人、欧亚混血，甚至中国人。新加坡人会想：他们不像我的祖父母是从中国来到这里的。实际上，相比于你的祖父母，他们可能因技能和学历更高而被政府选择移民于此。

今天，歧视外籍人员的事件无处不在，所引起的头条新闻比我在亚拉巴马州看到的还多。2011年6月，亚拉巴马州在突发的仇外心理驱使下，通过了一项被认为是这个国家最严厉的反移民法案HB56。这对亚拉巴马州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当年9月，该法案生效时，成千上万的移民放弃工作、学校和居所，惊恐地逃离亚拉巴马州。农作物烂在地里，给该州农业造成55亿美元的损失。此前的4月，龙卷风对建筑物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幸好大量的重建工作暂缓了亚拉巴马州25%的建筑工人离开该州。

这项法案的支持者们反对以上观点，他们认为该法案就是为了给那些失业的美国人腾出工作位置而设计的。事实证明，亚拉巴马人并不愿意接替那些遭到他们诋毁的外籍工人空出来的工作岗位。在拉美裔通常工作的部门，就业机会并未增长。据估计，亚拉巴马州会因此失去多达14万个就业机会。支持者们认为这个法案能为本州节省大量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方面的开支，即便将此考虑在内，亚拉巴马州的总体损失估计也将达到110亿美元或该州年度GDP的6%，这还不包括3.39亿美元的州税和地方税收损失。

2011年11月，该法案生效后不久，梅赛德斯-奔驰公司的一名德国高管在公司位于塔斯卡卢萨城外的工厂出差时被捕入狱。当时他的护照忘在酒店里了，由于无法出示其护照，他被警方当成非法移民拘捕。没错，亚拉巴马州也有个国土安全部，事情发生后这个部门的负责人说：“听起来官员都在照章办事。”一个月后，本田汽车公司林肯工厂的一名日本经理被警察拦下，警方指控其违反法令，没有有效驾照（需要由亚拉巴马州或日本颁发的驾照，仅仅有他的护照对其国际驾照的证明是远远不够的）。

外国公司在当地雇用的员工占亚拉巴马州人口的5%。西班牙巴金斯银行（BBVA）的控制人已取消了此前拟在伯明翰投资8 000万美元建设银行大厦的计划。中国的金龙精密钢管集团正在重新考虑在托马斯威尔投资1亿美元建工厂的计划。移民支持者正敦促韩国汽车制造商采取反对该法案的立场，后者投资14亿美元在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建设工厂，这笔投资占到该州GDP的2%。

这一法案对经济造成的灾难性影响，令制定法案的亚拉巴马州议员看起来愚蠢至极。排外主义搭上社会和人道主义成本为自己辩护。对于这一法案是否符合宪法的观点，在联邦法院受到挑战。一名法官解释说，立法辩论的焦点在于该法案将导致“对西班牙后裔含有贬义评论”。白宫反对这一法案，声称联邦政府保留管辖移民的权力。

不管用什么方式，联邦政府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该法案的出台，令该州的经济和政治两败俱伤，这反而衬托了那些起草法案的亚拉巴马州议员是多么的愚蠢。最终，他们又不得不重新审视该法案。每个人都在猜测，骰子最终会落在哪里。

移民战争继续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州上演。

在制定移民法前，美国最伟大的繁荣已经到来。移民法案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出于自身的恐惧和无知，在三K党的唆使下，那时的人们对所有移民（意大利人、天主教徒、犹太人以及任何其他外地人）都带有偏见。在此之前，我们的边界是开放的。全世界到处都有边界，但马可·波罗没有护照，哥伦布也没有。如果我们的祖先需要申请才能来美国的话，那么美国永远不会有今日的成就。如果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
[2]

或者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
[3]

曾被要求必须要有签证才能来美国的话，我们可能就不会有一个独立的美国。一些让美国变得杰出的著名实业家，包括安德鲁·卡内基
[4]

和约翰·雅各布·阿斯特
[5]

都是移民。

历史上那些对世界开放的国家都是最繁荣的。14世纪末，如果人们想打包搬家到撒马尔罕，那肯定是他们要做的事。这是个坐落于中国和地中海之间丝绸之路上的卓越城市，经济富有和疯狂繁荣的文化在这个要塞之地汇聚。这就是铁木儿蒙古帝国
[6]

的首都撒马尔罕，一个伟大的国际大杂烩，一个语言和宗教的熔炉。400年前，首个千禧年交汇时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是伊斯兰哈里发的首府，繁荣了数百年的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科尔多瓦。种族、文化和宗教的不同，令这个城市成为支撑全球最大图书馆之一的智力中心，并在科学、哲学、地理、历史和艺术等方面获得显著提升。

来自世界各地各行业的精英汇聚于此，让这个城市变得更为卓越。这就是对外开放发生的事情。邓小平说过，打开窗户会有一些苍蝇飞进来，但同时也会迎来新鲜空气和阳光。

当我和佩姬环球旅游抵达澳大利亚悉尼时，有一次和一位公司高管共进晚餐，他对移民颇有怨言。我发现他有点自命不凡，因为这位商人和他妻子都是移民出身。他们是新西兰移民。当我提醒他这一事实时，他能想到的最好的反应是：“我们与众不同，这是有区别的。”你总是会遇见有些人带着这种想法：我已经进来了，把门关上吧。我在加州的一次巡回演讲中遇见一个美国商人，他刚成年时跟随家人从欧洲移居美国，我从他那里看到同样的反应。“我的家庭与众不同。”他说。有趣的是，最激烈的反移民情绪反而来自移民自己。

要我说，所有国家的边界都应该开放。它将形成更为自然的优胜劣汰，让每个国家变得更有活力。新鲜血液、新资金、新想法，这些总会惠及社会和经济。它们也让我们更有创意。纵观历史，那些雄心勃勃、聪明、精力充沛、最渴望移民的人才是你想雇用的人。这在今天和铁木儿时代并无不同。

我记不得是在哪里看到过一则报道，其大意是说，有个古巴人把自己绑在一个桶里出海，沿着佛罗里达海峡航行，一路穿越美国。结果，当他抵达海岸时，警察早已恭候多时，就等着将他驱逐出境，遣返回国。如果我那会儿在岸边，我肯定当场就雇了他。相比逮捕他而言，我更愿意给他一份工作。他就是那种我特想让他为我工作的人，他们非常聪明，有足够的勇气和动力去那样做，足以找到如何生存的办法。你一定希望自己的公司有那样的人，你想要这样的人生活在美国。他们就是那些来到一个新的国家创建公司、创造财富的人。

1990年，当我开着摩托车周游世界，抵达西伯利亚海参崴以东大约50英里的港口城市纳霍德卡时，一个港口官员问我是怎么被允许来旅行的。他不是指我能来俄罗斯旅行，而是对我怎么能从美国出来到这里旅行充满了疑问。“你能随时想走就走，想回就回么？”他很想知道。在他生活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被告知，全世界的人都不准离开自己的国家，如果他们离开了，就不会允许他们回去了。当我对此表示肯定时，他似乎并不吃惊。可能他已经从停靠在纳霍德卡的游船上的那些外国水手那里得到了类似的答案，但他的问题证明了我的观点。移民和游客为人们提供了接触外面世界的机会，人们最终都会从中受益。

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这都是2 500年前的事了。今天，有朋自远方来不仅不亦乐乎，而且对于正加速老龄化的国家完全是有必要的。就这一点来说，新加坡并不孤单。欧洲的老龄化也在加速，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一个年逾花甲的美国。在许多发达国家，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这些国家知道必须要对此进行调整。退休人员不建工厂，也不创业，更不雇人。他们不是产生资本的社会成员，我们也没指望他们。社会服务是让那些有点名头、上了年纪的人享受；他们不是资本的生产者，而是消费者。资本是那些工作的年轻人创造的。

在发达国家，经济繁荣往往伴随着出生率的下降。有钱人不需要年老时还要靠孩子们来照顾自己，安度晚年。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人们并不想要孩子们在田头干活。养孩子要花很多钱。为什么要把去巴哈马群岛玩的钱花在送第二个或者第三个孩子去曼哈顿的私立学校上呢？今天，即便缺乏大量的养老储备，人们也可以依靠社会保障体系，这在一个世纪之前并不存在。

如果放弃移民政策，则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一个国家需要年轻人的困境，那就是让人多生孩子。我想还有一个办法：在乔纳森·斯威夫特《一个谦卑的建议》
[7]

一书中有关人口再利用的建议是，你可以把老年人当成食物卖了。但没人提议B计划。日本就是实验的例子。日本是全球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也是人口平均寿命最高的国家之一。在日本，宠物比孩子还多。这个国家现在除了家里的老年人，其他什么都没有，很多老年人老无所依。日本政府预计，在未来50年里，四成人口的年龄将达65岁或者更为年长。导致这一困境更难解决的是日本臭名昭著的偏执狭隘。日本是地球上比较排外的国家之一。2005年美国媒体曾报道，那里的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相比实施B计划而言，这个国家并不十分渴望引进移民。

对人口自由流动的任何评判，必然会引发大家对自由本身的思考。在世界不断发展转变之时，人们过去一直或者理所当然地认为：在美国，相比起自由，没有什么东西在历史变迁中会显得更加重要。

[1]
新加坡中央公积金的强制性储蓄计划是由雇主和雇员按照法定比例共同缴纳。政府规定，55岁以下雇员的公积金上缴率是雇员工资的36%，雇主和雇员比例为16%与20%。上缴的公积金按比例分别存入普通账户、医疗账户和特别账户。其中普通账户可在退休后启用，特别账户平时不能动用，以便作年老及应急之用。对于自愿多缴的部分，如果在62岁以后支取，将享受50%的税收优惠。——译者注

[2]
吉尔贝尔·杜·莫提耶，拉法耶特侯爵又译为拉法叶，法国将军、政治家。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开始，拉法耶特认为“美国的独立，将是全世界热爱自由人士的福祉”。1777年拉法耶特自备战舰，募集人员，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同美洲殖民地人民共同抗击英军。1779年离开美国，回到法国。一年后，拉法耶特说服法国王室让其带领6 000名法军前往美国参战。1780年任华盛顿前卫部队司令。5个月后，英军总司令投降。美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译者注

[3]
托马斯·潘恩，英裔美国思想家、作家和政治活动家、理论家、革命家、激进民主主义者。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名称就出自潘恩之手，他被视为美国开国元勋之一。1776年美国独立风潮开始，他支持美国独立，反对英国的殖民专政，撰写了著名小册子《常识》。1776年年底，独立战争陷入低潮时，他写了小册子《危机》。他积极主张废除奴隶制，写过《在美洲的非洲奴隶》一文，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一起废除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奴隶制。——译者注

[4]
安德鲁·卡内基，20世纪初的钢铁大王、慈善家，创办了卡内基大学。生于英格兰，12岁随家人移居美国宾夕法尼亚州。28岁时，卡内基用全部资产设立开斯通桥梁工程公司，成为美国的钢铁业大王。1901年，卡内基以2.5亿美元卖掉了卡内基钢铁公司，当时他的公司生产的钢铁已占全美钢铁销售总量的25%。在事业高峰期，卡内基是世界第二富豪，仅次于同时代的洛克菲勒。——译者注

[5]
德裔美国商人、投资者、美国首批百万富翁之一，也是美国首个托拉斯的创始人。生于德国，16岁移居英国伦敦，美国独立战争后，他移居美国，建立了一个横跨大湖区、加拿大的毛皮贸易帝国，后来扩张到美国西岸。——译者注

[6]
帖木儿，突厥语和蒙古语变体意为“铁”，铁木儿帝国是帖木儿于1370年开创的大国，首都为撒马尔罕，后迁都赫拉特。鼎盛时期其疆域囊括今天的格鲁吉亚一直到印度的西亚、中亚和南亚，1507年被突厥的乌兹别克部落打败。铁木儿帝国建立过程中，当时所有强大的帝国无一能挫其锋芒，30多年的征战，建都撒马尔罕，其领土从德里到大马士革，从咸海到波斯湾。——译者注

[7]
乔纳森·斯威夫特是英国18世纪著名政治家、讽刺小说家。其语言机智幽默，具有强烈的讽刺性。《一个谦卑的建议》建议用婴儿做成最鲜美、最滋补、最有益的佳肴，语言辛辣。——译者注

第12章　自由的热土

我听说在伦敦，太多美国公民想要放弃美国国籍，因此人们不得不排队等上6个月才能办理相关手续。而在日内瓦，美国人要等上14个月才能轮上。50年前甚至30年前放弃美国国籍的人可以忽略不计。也许最著名的例子是亿万富豪约翰·邓普顿，这位共同基金的先驱和慈善家于1964年宣布放弃其美国公民身份，以避免在出售其国际投资基金“邓普顿增长”时支付超过1亿美元的税。他定居在巴哈马群岛，并加入了英国国籍。

行政机关未经审判就剥夺公民的自由是世间最丑恶的罪行。这也是极权政府（纳粹）的基础。

——温斯顿·丘吉尔

为什么“基地组织”成员在2001年9月11日袭击美国？乔治W.布什总统在向全国人民解释原因时告诉我们：“他们痛恨我们的自由……”为了方便讨论，让我们先把他这纯粹白痴的分析抛在一边，看看他是怎么回应恐怖分子的吧！他居然接纳了他们。如果按照他上面的论证，那么事实上他做出的决定反而让恐怖分子得偿所愿。在持续6周的反击中，布什签署法令剥夺了美国公民已经享受了200多年的自由，而这正是他所说的恐怖分子极度憎恨的东西。

美国人现在生活的地方都处在《爱国者法案》的约束之下，它由布什推动和签署成为法律，其中包括了“基地组织”圣战分子非常熟悉的各种规定。在这些圣战分子居住的国家和那些政府剥夺公民权利（恐怖分子就是这样被塑造的）的专制独裁国家，这些法规都占据着支配地位。现在，我们也居住在一个可以无证窃听，可以无理由搜查和扣押，可以无限期拘留，公民遭受制度化迫害的国家。就像他们一样，现在我们也有一套国内监视体系，它有个不祥的名字叫“国土安全部”。

你和邻居之间有过不愉快吗？你不喜欢他家食品的味道吗？你扔一毛钱在他身上，他立刻给国土安全部打电话说，这家伙举止一直很诡异。政府就会将他扔到关塔那摩监狱待个五六年，扔给他一堆问题，让他暂时远离你一段时间。没人在乎他是不是美国公民。2011年9月，美国中央情报局使用无人机击杀了两名美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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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有罪吗？也许。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没人被逮捕，没有律师，没有法官和陪审团，也没有审判……如今，只有一个秘密委员会在处理这些事情。在这个自由的国度，这是新的一天！

当然，在美国历史上，我们也有私刑暴民的章节，无辜的人被国家和暴徒迫害。即使事实上并不总是有阻止此类迫害的防范措施，但至少在理论上是存在的。至少在理论上，尽管此人有罪，但只要还没经过审判，政府被禁止对其执行死刑。问题在于发生改变的并不是政府超越权限，甚至亚伯拉罕·林肯都还暂缓了人身保护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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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政府的这种行为已成为可以接受的事情，在某些情况下还被人所称道。

我已经学会不相信美国政府了（我建议每个美国人都这样做），很明显，我对美国政府的怀疑至少已有45年了。1967年，当我在弗吉尼亚州李堡的军需官中心学校时，我加入到10万名反战人士中，参与了那年著名的“进军五角大楼”的示威游行活动。然而，我担心，我的这种质疑精神仅仅只会停留在我们这一代人。在我看来，我父亲那一代人对所有被告知的事情坚信不疑。今天的成年人更多地让人们想起我父亲那代人而不是我的同辈。这并不是说今天的美国人相信政府所说的一切，而是不知何故，他们觉得没必要相信它。从越南战场上的尸横遍野到同样虚构正当理由进军伊拉克，除了公众自愿接受政府的虚伪和谎言，情形没有什么变化。人们常说：真理是战争的第一个受害者。尽管这一命题一直是描述性的，但现在却变成了古怪的指令性命题：美国政界的行为意味着战争授予政府可以说谎的许可证。就像从2001年以来，对于那些被选举出来的官员而言，治理国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这个国家永远处于战争状态。

美国建立在一个基本原则上，即公民的权利不是政府给予的，政府也无法剥夺公民的权利。18世纪晚期，当时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很明显没有相关的法则。这个理念具有革命性，它让变革成为现实。不过，我们不再是那个国家了。现在我们是一个个人权利要服从特权的国家。

1980年，我们选了位总统——罗纳德·威尔逊·里根，他没什么别的本事，只会耍嘴皮子，口口声声地喊着“让人们摆脱政府的管制”，来满足大多数人的愿望。2004年，我们又选了位总统——乔治W.布什，他以默示承诺“让政府脱离人民的监督”而著称于世。200多年来，那些移民和难民逃离他们的政府来此避难。可是现在，我们却最终构建了一个与之完全一样的政府。我们已超越了那些开国元勋。我们现在就像当年他们的儿子或女儿，1759年，他们中的一位曾立言，警示其后代不要变成现在这样。

“任何牺牲基本自由以换取短暂安全的人，”本杰明·富兰克林说过，“他们既得不到安全，也无福消受自由。”

政府恐吓我们，让我们放弃自己的权利，不敢做任何反抗，以此来让我们自愿放弃大家自以为自由的国度。而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终会发现这个被我们自己描述为勇士的故乡多多少少是有点问题的。

本书出版时，有关法律已经生效，让美国人在国外开设银行账户变得不太可能。假设你是福特公司的高管，你被派到福特德国分公司，需要在当地开设一个银行账户用来支付账单和支取欧元。那么根据2003年1月1日开始生效的《海外账户纳税法案》（FATCA），可能会令你成为外国银行的客户变得更为麻烦。

长期以来，政府一直要求美国人报告其所有的外国银行账户，就像我交税时做的那样。我持有两家外国银行账户已经很多年了（只要账户在，我就要经常按照法律要求报税），他们已经给我打电话说，对不起，我们很爱你，但我们不会再对美国人开设银行账户了，而且我们正准备把已有的美国客户给清理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信息披露的要求一直是我的责任，现在却以更为繁重的形式强加在他们身上。

根据新法律，外资金融机构若不和美国国税局警察签署协议，保证向其提供投资于美国境外账户的美国客户账户的信息，将面临扣除总收益的30%作为预扣税的惩罚性措施。这些金融机构并不认为它们是美国财政部的分支机构，没人付钱给它们做这些额外的工作，以便对其客户进行必要的识别，并向美国国税局提供报告——比如，对某些客户的存款征税。在发现这种禁止性合规产生了不必要的成本后，这些金融机构干脆不再对美国公民开放业务。即使只有一个小错误，都会导致诉讼和被罚款的风险增大，因此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是干脆禁止美国人开设账户。欧洲银行如德意志银行、瑞士信贷、汇丰等都自2011年起注销了所有美国经纪人的账户。

制定该法案是因为害怕资本外逃，这看上去似乎很合理。我听说在伦敦，太多美国公民想要放弃美国国籍，因此人们不得不排队等上6个月才能办理相关手续。而在日内瓦，美国人要等上14个月才能轮上。50年前甚至30年前放弃美国国籍的人可以忽略不计。也许最著名的例子是亿万富豪约翰·邓普顿，这位共同基金的先驱和慈善家于1964年宣布放弃其美国公民身份，以避免在出售其国际投资基金“邓普顿增长”时支付超过1亿美元的税。他定居在巴哈马群岛，并加入了英国国籍。

今天，面对这一生效法案的是一堆等着放弃美国国籍的等候名单。在新加坡的美国领事馆，其墙上贴了一张价目表，罗列了各种各样的收费服务以及去年和今年的两个价格。最近，我去领事馆换新护照时注意到，现在放弃美国国籍收费450美元，而在2010年这项服务是免费的（直到2010年7月，一直如此）。曾经有段时间，你完全可以直接走进领事馆去办理此事，而且不用预约。现在，你当然需要预约。你还得经历一个流程：领馆官员能有机会出来跟你交谈，送你离开，然后再告诉你还要回来。他们采用这种拖延战术，用其他招数劝阻你，一定程度上貌似为了保护你，实际上是想确认你是自愿地、故意地要放弃美国国籍，而不是仅仅因为这些天一时冲动想放弃美国国籍。

美国人无法持有外国账户只是这一趋势的原因之一。《爱国者法案》延伸出的银行监管令，让持有美国本土银行账户在国外生活的美国人生活日益艰难。根据总部设在日内瓦的“海外美国公民”组织报道，一些美国银行被反恐规定的《爱国者法案》所吓倒，注销了一些留有境外地址的长期客户的账户“以求自保”，其结果是外派人员现在成了“有毒公民”。

美国是世界上少数对全体公民而非只对国内居留者征税的国家之一。美国驻外公民于是要遭受双重征税折磨。他们支付给美国的各项税费远高于其所居住国的税收。如果你放弃美国国籍且净资产超过200万美元，假设你这样做是出于减少税收方面的考虑，你有可能希望出家为僧，入山修行，但如果你的净资产市值超过上述的200万美元（或者说在过去5年你的平均净资产税负超过一定的临界值），政府就会说，你上山不是来打坐冥想的，而是来避税的。这样，你还得交一笔外派税，即一种计算你资产价值的出口税。《经济学人》称之为美国的“柏林墙”。美国已经乐于在法律指导下让公民牢记，在某些情况下，当他们设法离开祖国时会遭到阻挠。

到目前为止，《海外账户纳税法案》设有一个5万美元的门槛。在这一数额之下的美国客户账户和外资银行无须报税。大多数国家的普通支票和存款账户还未被波及。但可能很快我就无法用一个本地银行账户来付电费了。除非，哦，当然，花旗银行在新加坡有一个分行。我在那里没有银行账户。但如果其他银行不给我开户，也许我还真得去那里开个户头，然后我和其他所有在新加坡的美国人一样，除了将账户转到花旗新加坡分行外，几乎别无选择。或者去其他美国银行（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它们在这里也有分行。

就像一些欧洲银行家坚信的那样，如果国会议员在制定新法案时认为这个法案可以被视为一种贸易保护主义的形式，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外资银行会认为花旗银行在背后操纵，提交并通过该法案。花旗银行在海外有广泛的分支机构，美国国会也总是有办法保护自己的朋友的。

2005年，美国众议院阻止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海油）收购加州的优尼科（Unocal）石油公司。优尼科现在是美国第四大公司雪佛龙公司旗下的全资子公司。2006年，在国会施压下，迪拜“港口世界”公司被迫将其刚刚购买的美国港口经营权出售给美国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某部门，尽管迪拜已是我们坚定的盟友（部分美国舰队停泊于此）。政客们叫嚣着这么做是出于保护国家安全的考虑，但是代表背后的利益攸关方去设置贸易壁垒才是他们每一次拼命努力的动机所在。

我们对中国人这样做了（即设置贸易壁垒），我们也对我们伟大的盟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样做了，不久，其他国家，像法国和巴西，也会跟着我们，全盘接受我们喜欢从事的贸易保护主义举措。当巴西对从中国进口的汽车加征关税时，它引用了美国国会的持续威胁做法，对中国产品肆意征收关税，就像美国代表捶胸顿足地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一样。当前流行的国际口号是：“如果美国可以这样做，我们也可以这么干。”世界各国都热衷于以邻为壑的政策，而这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大萧条。

1929年的大股灾令一些富人财富缩水，其中大多数投资者被之前的股市泡沫所吸引，但受泡沫破灭直接影响的美国人却很少。颇具戏剧性的是，并非股灾本身造成了“大”萧条。事实上，尽管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在一定程度上比一般性衰退要糟糕得多（那时候银行能买股票，全国很多小银行因为股市疯狂的原因陷入困境），但随后蜂拥而来的政客才是致命因素。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
[3]

颁布，接踵而来的是美国的贸易伙伴实施的报复性关税，这一切将一场本来只是更甚于一般性衰退的经济萧条演变成了“经济大萧条”。

尽管我们并未有过彻底的贸易战，但我们正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一小步。从不断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中可以看到资本被限制自由流动的迹象，人们将此称为“把你邻居的钱吸干”。人们期望自己的钱能够安全和高收益，应该允许他们将钱按自己的意愿自由支配。阻碍其资金跨国流动，鼓励不良投资，扭曲了一个民族的经济。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陷入困境，比如，当出现贸易逆差，其债务不断攀升，进而，货币不断贬值时，每个人都能看到国家的经济状况不好。历史上，政客们无一例外地找到一种让情况变得更为糟糕的办法，即实行外汇管制。政客们跑到媒体那里说：“听着，所有虔诚的美国人、德国人和俄罗斯人，不管你是哪儿的人，我们的金融市场短时间内会有问题，这都是那些压低美元的邪恶投机者干的——我们的货币没问题，我们是个经济稳健的强大国家，如果没有这些投机者则诸事顺意。”

正是政客们对经济管理不善导致了困境，他们指责三类人群造成这一令人遗憾的局面，将人们的注意力从问题的真正原因上转移。指责完投机者后，就该是银行家和外国人了。不管怎样，即便是在好年景时，也没人喜欢银行家。艰难岁月时，更少有人喜欢他们。人们认为他们就是富人，财富增长反而变成了坏事。将外国人作为谴责目标相对安全，因为外国人不能参与选举。他们在国家事务上没有发言权，而且记住，他们的食物很难闻。政客们甚至会谴责记者：“如果记者不写经济疲软的报道，我们的经济根本就不会疲软。因此，我们要制定这一临时举措。”他们说，为阻止货币贬值带来的灾难，我们要让它变得不可能，或者至少让那些带着钱离开国家的人感到很困难——这将不会影响到身为大多数的你们，因为你们不外出旅游，更不会在海外花现金（参见第9章有关伯南克的妄想）。

此后，他们实施严厉的外汇管制。他们总是“临时”，但他们总是将“临时”继续，年年如此。像其他任何政府一样，一旦他们上任，其周围就会形成官僚体系。现在选民选出的人，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维护外汇管制，确保自己活得长点。对国家而言他们总是灾难。资本的自由流动被阻止，钱被困在国内，国家的竞争力也已雄风不再。假如你是美国的拖拉机生产商，政府强行实施外汇管制，你会因此受益，因为那些想把钱汇出美国去买德国拖拉机的美国人只好在国内买拖拉机。你和其他国内制造商将免受市场竞争，除了一团乱麻别无所获。你们产品的品质下降，价格却越来越高，国家经济每况愈下。

1939年英国实施外汇管制，随后的40年，该国经济持续恶化。正如早前我提到的那样，直到玛格丽特·撒切尔在1979年重新掌控了局面，经济（借助北海石油开发）开始有所改观。外汇管制最近已抑制了中国这样的国家的经济增长，低效的资本分配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钱总得去某个地方，不能充分地流入及流出，其中一个持续流入的地方就是资产。这就是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这将引发未来几年的破产。

每天约有价值4万亿美元的外汇交易，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交易市场。无论是去欧洲的旅游团旅客还是满世界的石油交易商，全都在外汇市场交易。有短线交易者持仓3分钟、3小时、3天的交易，也有像我这样的长线交易者。

现在，我主要进行大宗商品和外汇交易，我期待在外汇市场有更多动荡，以便判断政治风向。对聪明的投资者而言，将有更多的机会出现在动荡之中。投资外汇的方式有很多，你可以买期货，利用巨大的杠杆来交易。你可以开个银行账户，可以买债券，比如以瑞士法郎计价的瑞士政府债券，或者以欧元计价的德国政府债券。现在对美国的银行和经纪公司来讲，为你提供外币账户是合法的。新交易工具变得唾手可及。你会看到更多的外汇交易基金（ETFs）和更多共同基金在外汇上投资，因为美国人开始希望把他们的钱弄到国外去。

最终政府会做出反应，研究外汇管制办法。历史上的政府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华盛顿会对美国人关闭外汇交易市场，这将是一场灾难，就像在防止美国坠落的刹车上增添了一层润滑油。但是，那些怒斥邪恶投机者以及可疑外国人的官僚，认为关闭市场符合他们的政治利益，到那时将会有更多人投资外汇市场。

1994年，各种经济问题层出不穷，中国让人民币贬值，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设置在一个固定范畴内。这多聪明啊，当时我对华盛顿的那帮人说，这些中国人真是天才！他们让人民币盯住美元
[4]

，现在他们将以积极的方式让经济得以增长和发展。今天，华盛顿当然在中国这样做时一直在发飙：他们经济繁荣，而我们却在水深火热之中，这都是他们压低本国货币价格的错。2005年，中国开始实施浮动汇率制度
[5]

，允许人民币汇率向上波动一点。自那以来，人民币可能已升值了30%。在自由市场里，人民币可能升值得更多。这就是华盛顿为之歇斯底里咆哮的原因。其实这也是最蠢的办法，美国的政客们实际上是在大声说：“我们想让自己的货币贬值。”这就是为何人民币在升值，而美元却在贬值的原因。政客们也在同一问题上抨击日本和其他国家。

现在，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我特别不希望美元贬值，但这些我选出来的代表却尖叫着让美元贬值。美元在继续贬值的同时，小提米·盖特纳却到处说：“我们支持强势美元。”这是美国财政部的咒语，尽管美元在此期间一直稳步下降，但这咒语已“念叨”了几十年。美元像美国一样坚挺是华府对美国人的承诺，然而，一旦这些人出国，不管是去中国，还是去日本，他们张嘴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希望你们的货币升值”（美国的货币则贬值）。第二天又回到原点，对一些记者坚称，“我们支持强势美元”。

事实上，这些政客和官僚，包括财政部长，对货币一无所知。他们耍两面派，经常是同时有两套截然相反的说辞，而当时说什么大多数是出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

[1]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曝光的一份美国司法部文件显示，政府可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情况下，使用无人机击杀与“基地”组织有关联或参与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的境外恐怖分子，其中包括美国公民。2011年9月，美军无人机在也门击杀了两名美国公民。——译者注

[2]
人身保护权令是指在普通法系下由法官签署手令，命令将拘押之人送交法庭，以决定对其的拘押是否合法。暂缓执行人身保护权令意味着囚犯可以未经审判而被拘押，拘押时间可以根据政府所需时间而定。林肯曾在1861年在马里兰州及部分中西部州暂停执行人身保护权令。——译者注

[3]
由国会议员霍利和斯穆特联名于1929年4月提出的关税议案。当年10月，纽约股市崩盘，美国及世界经济陷入空前大危机。1930年6月该关税法成为法律，将2 000多种的进口商品关税提升至历史最高水平。当时美国国内有上千名经济学家联名签署请愿书，抵制该法案。该法案实施后，很多国家对美国采取了报复性关税举措，使美国的进口额和出口均骤减了一半以上。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被认为加剧了经济大萧条。——译者注

[4]
1994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实行汇率并轨，采取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当月人民币一次性贬值50%，美元兑人民币名义汇率由此前的1:5.8大幅升至1:8.7。——译者注

[5]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即日起，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根据对汇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测算，人民币当日升值2%，即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译者注

第13章　纸币危机

我们的货币还会继续有麻烦，即便有浮动汇率，币值波动会加剧，部分是因为政府和银行的作用失效，如欧元当前的危机。现在有些人呼吁恢复金本位。也许这样能在一段时间内起点作用，但政客们总能想出一些办法来绕过这些事，最终问题还会重现。

孩子们出生时，除了英语和汉语版本的地球仪外，我还给她们每个人都准备了6个存钱罐作为礼物。我想让她们学会存钱。她们的存钱罐里有各种货币。我并不想让她们成为货币投机者，只是很简单地试图让她们对不同的货币有些基本概念，这些都应该存起来。

在世界历史的不同阶段，汇率是固定的。19世纪，大多数货币与黄金挂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雷顿森林会议
[1]

将世界各地货币以固定汇率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即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

汇率固定时，一个国家的货币价值并不一定能准确反映其经济健康状况。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马克对美元汇率设置为1:4，即1德国马克兑换4美元。德国当时是被战争摧毁的国家，但德国人重建了国家，他们努力工作，存钱，种种努力卓有成效。他们开始制造美观高质量的汽车，基于此前在德国马克还是烂摊子的时候已设定的固定汇率，德国人将汽车大量销往国外。美国人争相购买这些超级便宜的德国车，只是缘于德国马克被设定了一个很低的汇率，大众、奔驰、宝马因而蓬勃发展。

这一状况持续了15年，任何送到美国的德国产品其定价都低于实际价值。这个国家在巨大的贸易顺差和吸引外资的基础上得以重建。人们想在这个国家投资，德国产品货真价实，最终让这个国家拥有了大量外汇储备。同样的例子是日本，它向美国销售了天量创新产品。正常情况下他们各自的货币都会升值，美元会贬值——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但由于货币价值没有调整，压力逐步增大。我们正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世界中，任何人为抑制都会导致最后的全面爆发。这种扭曲越来越失衡，最终“砰”的一声，所有一切都破灭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当尼克松最终关闭黄金窗口时，极大地扰乱了世界的现状。

20世纪70年代，全世界的货币开始彼此间有了些浮动。如果人们看多英镑，市场的价格可能就会上涨。货币可能上涨或下跌1年、2年或者3年，它们的汇率可以每月、每周、每日甚至每小时调整一次。如果一个国家本身陷入困境，市场会经历一个逐步调整的过程，而非经历以固定利率时代为特色的突然性危机。

我们的货币还会继续有麻烦，即便有浮动汇率，币值波动会加剧，部分是因为政府和银行的作用失效，如欧元当前的危机。现在有些人呼吁恢复金本位。也许这样能在一段时间内起点作用，但政客们总能想出一些办法来绕过这些事，最终问题还会重现。

在《资本家的冒险》一书中，我写道，罗马政府造币时加入越来越多的基本金属，其货币通行了两个世纪。公元54年，当罗马尼禄上台时，罗马硬币既非纯银也非纯金。到公元268年，罗马的银币只含有2%的银。金币已然消失，因为聪明的罗马人之前一直在囤积黄金。事实上，这就是“贬值”一词的起源。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干了同样一件事，他令美国人用美元换黄金不再合法。他没收黄金，令美元贬值了近一半，将一盎司黄金兑换20美元提高至每盎司35美元。
[2]

当政府的钱用光了，他们也不会停止花钱，无论是2000年前还是现在，都没啥区别。政客们知道这没有界限。如果罗马的白银全用光了，如果罗马经济因管理不善引发贸易赤字，唯一能过好日子的办法就是造更多的钱。我认为伯南克就穿着这样一件古罗马的宽大官袍。降低铸币的金属含量，启动印钞机——只是技术变化而已。政府老是缺钱，但凡出现这事，官僚和政客就会不断地想法来造钱。

历史上，人们曾用金、银、铜、青铜、贝壳、象牙、牛……来充当货币。几千年来，黄金被多次当作货币，白银使用的次数更多。耶稣被出卖也只有30块银元，而非黄金。任何货币体系的问题都是，政客们总能想办法绕开一切强加的系统，无论是现金、纸币，还是硬资产。政客们总是想方设法让自己社会的货币贬值。

在我看来，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让个人决定自己使用的货币。如果你和我要签一份合同，需要用贝壳作为交换的媒介，那么我们就用贝壳，任何其他人也可以用贝壳。如果你和我想用糖来解决我们之间的事务，也不错。这样市场会决定用什么货币，政客们也没法控制它。如果货币贬值，人们只会停止使用它，世界自会有稳定的根基。

如前所述，你我之间只能用美元来处理我们之间的债务。如果我俩签合同用白银结算就更不现实了，因为我必须到市场上去买白银，等我把白银付给你时，我还得为这白银支付资本利得税。如果没有这样的垄断货币体系，政客们肯定会创建一个。20世纪30年代，当英国陷入困境时，英国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使用除英镑之外的任何其他媒介进行交易，否则将被判处叛国罪。英国公民总是只有一个选择，因此，打破思维定式是很困难的。

如果我们回到金本位，它会遵守某些规则并稳定一段时间（现在任何事都会好一段时间），但解决办法只能是暂时的，因为政客们总能想方设法逃避规则。货币危机仍将持续下去，直到世界回到自由市场时期。在那时，不是由政府，而是由市场来决定在任何指定时间内什么交易手段是值得信赖的。也许我们所有人在未来3年会用美元，之后沿着市场发展轨迹，一些人开始用黄金或者瑞士法郎、人民币等。最终，我们都倾向那些最符合需求的货币，无论这种货币是我们还是市场发现的。现在每个人都在用美元，但美元是种有很大缺陷的货币。有些人开始远离美元，只是他们还没有尽可能快地远离它。

1934年，前商业银行家、财经记者、作家哈特利·威瑟斯（Hartley Withers），在伦敦皇家国际事务会议上发表“黄金的未来”主题演讲时指出：“对黄金的渴望始于原始时期，是一种原始野蛮的残存以及人类虚荣心对明艳金属的诉求，黄金成为那时部落首领以及他的水杯、盔甲、妻子和神庙的装饰品，因此需求大增。”他认为：“任何物品，只要其价值建立在人类的野蛮和愚蠢之上，其价值的稳固性将超乎你的想象。”因此，这成了确保货币价值的好办法。1923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其所著的《货币改革论》（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中指出，“金本位已是野蛮的遗迹”。沃伦·巴菲特已经摒弃了它，因为它“不实用”，且“滋长恐惧”。我相信威瑟斯的洞察力胜过所有人对黄金的观察分析。这（和愚蠢）比凯恩斯还要久经考验，毫无疑问将在未来的世纪中成为现实。

1970年，我开通了自己首个瑞士银行账户。我以为我预计的状况即将来临：持续贬值的美元，持续的通货膨胀。我相信固定汇率不会持久。那时，英镑至少已经贬值过一次，而法国的戴高乐对美元和黄金的变化兴奋不已。

我去了瑞士银行位于纽约的办公室。这可不像某些在街角的零售分支机构，人们只是在那里存钱，摆弄支票。这是一家大型商业银行办公室，银行职员为我的到来感到困惑不解。他习惯于办理类似通用汽车，或者那些和瑞士、欧洲有着大规模生意往来人士的账户。也许这就是为何他在纽约的缘故。我走到这个呆笨的小家伙面前，告诉他，我想开立一个相当于零花钱的瑞士银行账户。

请记住，当时我刚刚在股市里输光了一切，我的钱很少。我曾是出现在华尔街海报上那个遭遇卖空危机，吃惊地睁大了双眼的男孩。银行职员想帮我，但我提供的资金太少，以至于他都不可能给苏黎世那边打电话。我不记得我是怎么说服他的，我告诉他想开个瑞士银行账户的所有理由。最初，他很不情愿，但最终他还是同意了。他问我想在哪儿开这个账户，他告诉我必须要选一个分行。我告诉他自己并不希望在美国分行开账户，我想要一个真正的有瑞士法郎的瑞士银行账户。他说不会在苏黎世的总部开立这个账户（毫无疑问，因为他害怕在苏黎世的老板会让他休个长假）。他在温特图尔附近的城市找了家小的零售分行帮我开了个账户。他告诉我这是因为温特图尔靠近苏黎世机场，这会更方便些——如果我需要这种方便。现在我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国际投机者了。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何时可能会想要查看自己的50美元。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继续在海外投资，并在海外开立银行账户。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如果我想在德国投资，我会开个德国账户，很显然这是最好的投资方法，我总是通过当地最大的银行来进行投资。我很清楚如果真要有什么麻烦，政府会对国家银行施救，我也不会有失去账户的风险。那时你可以坦然地走在大街上。当然，现在在世界任何地方，对一个美国人而言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你去银行，如果他们最后允许你开个账户，你必须得通过一系列全面的背景和安全审查。在过去，你完全能通过电话办理海外账户的开通手续，即使你不是来自自由的热土。有好几次，我只是从纽约打电话过去，告诉对方我的姓名，表示想开个账户。我只需要传真自己的护照，寄送支票，其他的事情就不用管了。

开立瑞士银行账户让我回想起上大学的日子。在牛津大学读书时，那里并没多少美国人，我记得和当时很少的几个美国学生常在一块儿吃午餐。吃饭时他们多半会谈论政治，记得我曾对他们说过，虽然他们都渴望成为美国总统，但我的计划是成为苏黎世恶魔
[3]

。他们都觉得这想法挺有趣，但因不熟悉金融，他们可能对我的想法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

“苏黎世恶魔”是形容瑞士银行家的贬义词（尽管后来这一称谓被他们带着些许恶作剧地接受），该表达在我抵达英国那年就已经有了，它始发于左翼政治对加速投机英镑的回应。这要归因于工党副领袖乔治·布朗，他在货币贬值的危机会议中脱颖而出，宣布“苏黎世恶魔再现”。对这一称谓的引用是为了勾勒出欧洲民间传说中忙于计算自己秘密财富的贪婪地精形象。当时，首相哈罗德·威尔逊承诺会抵制他们“邪恶”的力量。

在拿破仑统治法国的动荡岁月，一些颇具威望的瑞士银行在法国大革命的后期得以建立。当时，银行家纷纷逃离法国，将他们的钱转移到近在咫尺的日内瓦。你会发现一些大的老牌瑞士银行、私人银行多半成立于1795年、1803年期间。但那时瑞士银行业的传统已经建立。自文艺复兴之后，瑞士一直是个国际金融中心。瑞士以其政治保持中立、经济稳健、健全的货币和在金融事务上保证客户的隐私而声名远扬。长期以来，瑞士银行为那些逃离断头台的法国贵族以及一个半世纪后逃离德国的犹太富人提供了货币避难所，使他们得以免受欧洲政治动乱的影响。现在，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也吸引了无数恶棍、犯罪组织和独裁者的巨款。

传统上，瑞士银行一直无条件提供其银行保密制度。当然，所有的银行都应该让你的账户安然无恙。如果你在50年前把钱存到芝加哥的银行，那是因为你会认为银行是保密的。现在的美国，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情况有些不同了。政府可以查看你的银行账户、你的卧室、你的邮件以及任何他们想要看的地方，我们差不多已经没有隐私了。瑞士最近已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做出很大让步。看来瑞士银行保密制度并不像以往那样神圣不可侵犯。

尽管如此，在人们寻找货币避难所时首要考虑的是安全。他们要的是稳定。他们想确保能安全地拿回自己的钱，至少他们能把最初放在那儿的本钱一分不少地拿回来。这完全取决于是否有健全的货币政策。好在瑞士法郎一直没断过粮。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状况是否还会持续？

1970年，面对未来的货币市场动荡，我开设了自己的瑞士银行账户。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市场更加反复无常，全世界的人都想要有瑞士银行账户。今天同样的事情发生了，美元不安全，欧元也不靠谱，人们又开始蜂拥买瑞士法郎。2011年，瑞士法郎兑美元和瑞士法郎兑欧元汇率均创历史纪录。2011年8月，瑞士法郎兑欧元汇率上涨了43%。根据瑞士央行——瑞士国家银行（SNB）的报告，瑞士法郎兑欧元汇率“被大幅高估”。迫于该国出口商的压力，瑞士国家银行宣布“瑞士法郎汇率已危及该国经济”，并表示它“准备无限量购买外汇”来平抑瑞士法郎的汇率。

危及经济？这就是那些叫嚣的出口商的理由。但瑞士的每个人都富得流油。当瑞士法郎升值时，瑞士所有进口货的价格下跌，不管是棉T恤、电视还是汽车。每个人的生活水准都提高了。每个瑞士公民都受益于强势法郎。在日内瓦的牙科技师不会打电话来诉苦，她很快乐，因为她买的所有东西都很便宜，但那些大出口商却开始叫嚣着打电话给政府诉苦。

瑞士国家银行宣布上述观点和决定后，瑞士法郎汇率下跌了7%～8%。至少一开始没人想要中央银行来承担这一角色。但银行对汇率的操纵将是灾难性的。那么，接下来这两种情形将要发生。

在第一个场景中，市场会继续买入瑞士法郎，这意味着瑞士国家银行还得继续印钞、印钞、印钞，这当然会令法郎贬值。现在，瑞士主要的出口商可能会因此受益，但瑞士最大的单一业务是金融。经济增长和衰退决定国家吸引资金的能力。这就是人们把钱存在他们相信有稳健货币之处的原因——他们知道当他们想要拿钱时，钱会分毫不差。但人们不会急于把钱存在一个故意让货币贬值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30年，人们带着钱离开英国只因英镑暴跌（政客们则指责这是苏黎世邪恶的银行家们干的）。伦敦不再是世界金融中心，因为英国的货币不再是稳健的货币。同样，如果你故意让瑞士法郎贬值，最终也会没有人想要它。瑞士法郎的价值在于：它不仅仅是简单的交换媒介，也是货币的避难所。贬值会削弱瑞士法郎的价值，人们的钱会涌到新加坡、移到香港，瑞士金融业将枯竭，继而消失。

另一种情况发生在2010年7月。这是上一次瑞士试图让其货币贬值，他们通过购买外汇并持有外汇——卖出瑞士法郎令其汇率走跌。但市场仍然继续买入瑞士法郎，瑞士央行在其外汇储备翻了两番后，放弃了这种让法郎贬值的努力。而当瑞士央行停止卖出瑞士法郎的那一刻，瑞士法郎即开始升值，瑞士央行买的所有其他外币（包括现在仍持有的）开始贬值，瑞士为此损失了210亿美元。最终，市场的钱比银行更多，市场的力量不可避免地占了上风。

20世纪70年代，当所有人都急于买瑞士法郎时，瑞士国家银行为阻止这一状况频发，对外国储户强制实行负利率，政府为此对购买外汇的人征税。这是他们当时的外汇管制形式。如果你买了100瑞士法郎，最后只剩70瑞士法郎在你口袋里，其余的30法郎都拿出来交税了。今天，当人们又开始急于买瑞士法郎时，《经济学人》杂志将瑞士货币描述成“一个无辜的旁观者，眼睁睁地看着欧元区的政客无法解决主权债务危机，美国的经济政策似乎有意在吓唬投资者，以及日本政府出面干预以降低日元汇率”。

所有这一切都是真的，但我认为还有其更深层的问题。几十年来，瑞士金融业几乎处于半垄断状态。因此，它们变得越来越没有竞争力。整个国家的经济被过度保护，瑞士航空破产的原因在于它从未真正地去竞争过。任何垄断最终将毁灭自己，瑞士以可预测的方式从其内部开始腐蚀，因此其他的金融中心冉冉升起，如伦敦、列支敦士登、维也纳、新加坡、迪拜、香港。

我始终留着1970年买的那些早期瑞士法郎。自那之后，瑞士法郎大概上涨了约400%。当然，时间也过了40年。但400%也不可小觑，更何况我一直以来就有收集钱币的爱好。如果我把钱存在美元账户里，相比瑞士法郎，钱会贬值80%。

1999年秋，佩姬和我在千禧年环球旅行中花了3个半月横跨西欧，在我们的婚礼之前走出了俄罗斯。如果不是为了我们的婚礼，我们不久后就会出发去非洲。但是，多花时间在欧洲证明是有益的，这样我可以对自己持有的欧元（欧盟采用的单一货币）仓位进行微调。

我觉得从一开始，这个世界就十分需要类似欧元的货币。世界各国的央行持有约60%的外汇储备都是美元。我认为美元有严重缺陷，有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欧元取代美元成为主要储备货币和交易媒介。欧盟的经济和人口均超越美国，所以它具备支持一个世界性货币的广度和深度。除此之外，总的来讲，欧盟不像美国，它没有巨大的贸易赤字。1999年年末，我在欧洲旅行，当时正是欧元推出的第一年年底，据估计，一旦欧元成功，世界贸易的30%将以欧元计价。

不过，当时我并没有，哪怕到现在也不期望欧元会继续存在，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

欧元源自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4]

，正式创立于1999年1月1日。2002年欧元纸币和硬币开始流通。效仿德国、荷兰和卢森堡等经济繁荣国家的货币政策，欧元被设计成为一种强势货币。在上述3个国家中，德国处于主导地位，加上比利时、法国以及意大利等经济实力和货币值都较弱的国家，组成欧共体核心的6个创始成员国。当欧元最终被采纳，所有欧元区成员国（现在有17个国家）同意在本国运行德国的经济模式。但现在看起来甚至德国自己也没取得成功。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任何成员国每年的财政赤字不可以超过3%。法国为了遵守条约规定，第一个建立了假账簿。“今年我们不会支付养老金，但明年会。”他们决定。今年的情况看上去不错，到明年情况就不妙了。但明年是明年，我们用不着担心这些。这是斯嘉丽·奥哈拉（Scarlett O’Hara）的金融理论：“毕竟……明天是另一天。”此举被认为相当离谱。即便意大利人也为此感到震惊，尽管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在用假账簿记账——事实是几个世纪以来都是如此。在跌坐到地板上之后，意大利又站起来，开始效仿法国，与自己的时间为伴——按照古老的方法做假账。

现在每个人都在给希腊拍砖，但在20世纪90年代末，每个国家都捏着假账簿遵守条约。

很快，大多数国家开始一意孤行，完全无视条约规定。他们甚至都懒得去假装一下。谁会去在意这一纸条约？当初签署条约的所有人（那些赞赏一个健全的货币必须依赖于强大的经济实体的人）要么死了，要么退休多年。新来的伙计正忙着再次当选，选举可不需要他们去尽心维护类似财政纪律这样荒谬的幻想。

现在，在任何方案下，让许多国家偿还其债务将是不可能的。曾经这都是不会发生的事情。所以，现在只有接受事实，欧洲该怎么办呢？我的解决方案已经在上千年的时间中被市场证明有效，那就是让他们违约去，让他们破产去！那些要么给他们贷款，要么给他们投资的债权人，都将承担损失。某种情况下损失还很严重，但随后，比如希腊，会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满血复活，这个国家不需要离开欧元区去做这些。我们在美国也有一些州破产，那些县、市——密西西比州也没因破产就退出了美国。纽约没有，底特律也没有。它们都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痛苦，人们亏钱了，工资下降了，租金下滑，理发也便宜了，当人们慢慢适应没钱了这个现实时，所有的东西都在下跌。他们不能再花钱因为他们没钱，也没人会借钱给他们，但他们最终会获得胜利。一系列市场自我修复措施下来，美元也没有消失。

不幸的是，希腊的政客或其他地方党魁将退出欧元区作为一种简单的解决办法。去死吧，欧元！我们将重新使用德拉马克
[5]

！这将是个错误！可能最初会有一段爆发的热情，每个人都会有新德拉马克，事情看上去会好一段。但这种乐观不会持久，重返德拉马克只是为政府印钞提供了许可，让希腊人继续花他们原本没有的钱。使用德拉马克交易价格是那么低，以至于这个国家的贸易逆差将会大幅改善，但是每个人的净资产将会暴跌。没人会相信这货币，哪怕希腊人自己都不信。也没人会借钱给希腊人，更没人会在那里投资。

任何深思熟虑的方案，任何颇具可能性的方案都不能改变这一事实：随后的几十年里，人们在希腊将不会有美妙的生活。所有借钱给希腊的人将损失惨重。如果安吉拉·默克尔能把所有人召集在一个屋子里说，“好吧，这家银行要关门，那家银行还可以做业务。这人要被炒鱿鱼……你们所有人都要承担损失，但我们将会妥善处理好每件事情，每个人的存款都很安全，支票很清晰，储户资金会受到保护，我们会对银行进行业务分隔，系统不会冻结和关闭”。这也许会有所不同。如果德国总理可以做到这一点，市场会买账，因为在那一刻欧洲的政府会有足够多的钱，他们有足够的信誉度。如果这事发生在5年之后，她可以把他们所有人推进一个房间，跟他们谈一整天，没人会关心这些。到那时，这问题会非常糟糕，以至于你会看到系统性失败——市场会说，你们所有人都见鬼吧！然后整个系统崩溃了。

在我看来，这正是即将发生的事情，因为政客们没脑子或勇气去采取必要的步骤。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谈及解救希腊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有关拯救银行、拯救银行管理、拯救银行股东以及在希腊投资的银行债券持有人。希腊人会遭殃，但那些银行会得以幸存：CEO们会领薪水，股东会得到股息，债券持有人也将完好无损。希腊人会游荡在街头，下岗待业。无论哪种方式他们都会流落街头。不同的是，如果用我的办法，事情最终会好转，就像2009年以来在冰岛发生的事情那样。而用其他方法，所有一切都会变得更糟。

[1]
1944年7月，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公园”召开联合国和盟国货币金融会议，称为“布雷顿森林会议”。此次会议通过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最后决议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两个附件，总称《布雷顿森林协定》。其核心内容是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元与黄金挂钩，成员国货币和美元挂钩，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即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取消经常账户交易的外汇管制等。“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译者注

[2]
1929年大股灾后，1933年罗斯福宣誓就任总统，推出“罗斯福新政”。其金融新政内容包括宣布禁止黄金出口，禁止私人囤积价值超过100美元的黄金和黄金证券；个人、企业和其他组织必须到联邦银行或美联储的成员银行按照每盎司黄金20.67美元的价格交出其手中的黄金；任何被发现违反规定的人将面临至多10年的监禁以及高达1万美元的罚金；美元停止兑换黄金，放弃金本位，美元贬值40.94%；规定黄金兑美元的价格从每盎司20.67美元改为每盎司35美元。——译者注

[3]
金融界对瑞士银行家不友好的称谓。参见《水晶球：吉姆·罗杰斯和他的投资预言》，第6章。——译者注

[4]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即《欧洲联盟条约》，1991年12月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举行的第46届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上签订。经过两天的辩论，最终通过并草签了《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和《政治联盟条约》，合称《欧洲联盟条约》。这一条约是对《罗马条约》的修订，它为欧共体建立政治联盟和经济与货币联盟确立了目标与步骤。《货币联盟条约》是1992年2月7日由欧共体12国外长和财政部长正式签订的。该条约规定：在欧盟内部要求实现资本的自由流通，真正实现统一市场。最迟于1999年1月18日在欧共体内发行统一货币，实行共同的对外和防务政策，扩大欧洲议会的权力。——译者注

[5]
希腊加入欧元以前的货币，当时1欧元等于340.75德拉马克。——译者注

第14章　无人能颠覆供求规律

每个国家、公司、家庭抑或个人生活当中，都会有段时间必须要处理过去犯的错误。衰退是我国经济特有的地方病，每四到六年就会来一次经济放缓。现在，我们正处于衰退的半山腰。但政府却操作失误，拒绝纠正此前的错误。下次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没有下次，那之后又会是怎样呢？美国已弹尽粮绝，下次我们的问题会更糟，因为债务会像滚雪球般越积越多。会有更多人走上街头尖叫、恳求，这个国家将失去财政资源来解决他们的不满。

不久的将来，世界粮食价格将会更高，部分缘于全球各地的粮食库存太低。如果老天爷不配合（比如巴西不下雨），则库存还将回落，粮食价格会更高。政客们会将此归咎于邪恶的投机者，但事实则是粮食价格若不高些，农民也不会有新产量。如果可怜的尝试种小麦的农民坐在那儿说，“我的小麦只能卖3美元”，他肯定不会去种仅种植成本就要花4美元的小麦（当然还会发生其他的费用）。但如果小麦的价格涨到了8美元，全世界所有种小麦的农民，甚至一些不种小麦的农民都会抢着去种小麦。

这期间，你我将会因昂贵的面包而愤怒。但如果我们不花那么多钱，我们也没法买到任何面包。世界既是如此运转了数千年。苏联试图践踏供求规律，结果却是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东西，物资短缺已成为日常生活的现实。在那里，人们每天要花两三个小时排队，试着买点西红柿，或者其他任何可买的东西。你可以走到街上去，若看见商店外面有人在排队，不管他们在买什么，你也可以跟着排队。排队意味着商店里有货，不管是什么，你都想把它搞到手。即便你用不上这种商品，若你碰巧是男性，比如这会儿卖的是女装，你也可以排队买了——因为你知道迟早有可能会拿它来和别人交换你所需要的东西。

那些试图以谋略打败市场的人从未成功过，但政客们却非要这么干。在不久的将来你就会看到他们实施价格管制。数千年来，政客们一贯如此，一直延续至今，尽管这么干从未管用过。几年前，菲律宾政府限制大米价格，农民因此不种田了。菲律宾人一直习惯吃米饭——相对于不断上涨的玉米和小麦价格，大米价格最便宜。于是，他们继续吃更多的大米。一方面不鼓励种大米，另一方面对大米的需求又在不断增加，其结果显而易见，最终，大米几乎“断顿”。当种植大米无利可图时，对大米的限价政策便无疾而终。

19世纪90年代末期，小麦价格节节攀升，德国政府为了遏制“罪恶的投机者”，通过了一项法律：即在商品交易所交易小麦违法，小麦价格随即一飞冲天。值得称赞的是，德国的政治家意识到自己的错误，3年后就废除了该法律。但20世纪50年代，在相似情况下，美国国会通过了类似的有关禁止洋葱交易的法律
[1]

，直至现在。今天，在美国，洋葱是期货交易所唯一属于非法交易的商品。该法案一通过，洋葱价格立刻就翻了一倍。在过去的10年里，洋葱价格的涨幅超过其他任何食品。事实上，价格如此之高，连印度也强行施加洋葱的价格管制。

苏联物资匮乏缘于无人生产这些物资，他们不生产只因物资定价太低。当我开着摩托车环游世界经过俄罗斯时，孩子们用面包换足球。面包的价格被人为设定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一串烤面包的价钱比一个足球还便宜（如果你能找着一个去买），所以在那儿，人们在街头踢面包。在苏联，克瓦斯是一种用发酵的面包做成的饮料，并不常见。那里面包太便宜，人们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菲律宾人和德国人很快就认识到价格管制注定要失败。苏联直到解体也没意识到这个问题。

国际能源署（IEA）表示，全球已发现的石油探明储量正以每年6%的速度递减。这意味着除非有新的发现，或者类似水力压裂提取工艺得到广泛应用，不然，16年后不管出多高的价码都没油可买。幸运的是，水力压裂技术至少短期内有助于延长能源供应。类似这样严重的供应问题导致大宗商品市场牛市的来临，商品价格也会更高，动荡也将如影随形。

如果是铜价上涨，没多少人会立刻知道这一信息。但若是小麦和糖价上涨，所有人当天就会知道，没人会很开心。这也常常会引发社会动荡。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这些仅仅只是开始。伴随全球食品价格上涨，我们会看到更多不满、更多政府倒台，我们也会看到更多国家分崩离析。

我在《资本家的冒险》一书中曾写过，当我和佩姬开车穿过埃及时：“我们明白了为何街头巷尾的人憎恶穆巴拉克政府。政府的便衣到处都是，扼杀任何首创精神和异议……因为美国的介入穆巴拉克得以掌权。国内民众对他的反对呼声是如此高涨，以至于无论他是否被推翻或去世，最终都将在这个中东最大的国家引发骚乱……如果你飞到开罗，一路打的到金字塔，然后坐巴士去卢克索，你看不到任何首创精神和异见人士。”

这一幕发生在2000年秋天。2011年，穆巴拉克被席卷埃及的抗议民众驱逐。像穆巴拉克这样根深蒂固的独裁者，现在其国民可以通过接触互联网、各种社交媒体、无限的信息流和即时通信工具来组织政治活动。人们走上街头表达不满，但引燃示威活动的火花不一定是政治行为，更多是经济活动的表现：激增的通货膨胀、高失业率和不断攀升的生活开销，最为明显的是粮食价格的上涨，这些事情都令人深感愤怒。埃及人并不是真的在意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是否把他们当作政治受迫害者保护，尤其是美国已支持该政权几十年了。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如果面包价格一飞冲天，而他们却无能为力时该怎么办？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如果他们找不到工作又该怎么办？

这种情况在中东发生了，也会在其他国家出现。我们在欧洲许多地方看到过，美国现在也开始出现苗头。这可不是第一次。

1894年3月，美国经历的最严重经济萧条的第二年。一位富有的俄亥俄州马西隆商人雅各布·科克塞在华盛顿组织了一次游行，抗议政府面临危机时不作为，并游说国会拨款建立庞大的公共设施。那时正值4年经济萧条高峰期，受1893年恐慌的影响，国家有多达1/5的劳动力失业。在经济萧条结束前，大概有15 000家企业倒闭，包括500多家银行和多家国家铁路的优质资产，如联合太平洋（Union Pacific）、北太平洋（Northern Pacific）、艾奇森（Atchison）、托皮卡和圣达菲（Topeka＆Santa Fe）等。

众所周知，那年春天，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名失业工人组成了多个团体，“科克塞的军队”是其中之一，也是唯一抵达首都华盛顿的失业工人团队。5月1日，科克塞和他组织的500名游行者抵达华盛顿，准备在国会大厦的草坪发表演讲，示威者遭到警棍袭击和殴打，并被驱逐。科克塞和其助手遭警方逮捕，在监狱里待了20天，政府对其唯一持续有效的指控为：践踏国会大厦前的草坪。

38年之后，即1932年春天，匹兹堡罗马天主教一位名叫詹姆斯·雷肖·考克斯（James Renshaw Cox）的牧师带领25 000名失业的宾夕法尼亚人（被称为“考克斯军队”）在华盛顿游行，同样游说国会建立一个公共工程项目。这是当时首都最大的示威活动。考克斯还在那年作为失业党首个总统候选人参加了竞选。在总统大选前两个月，考克斯退出选举，转而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

1894年，在雅各布被捕8天后，他的演讲被曲解成国会纪要。雅各布·考克斯在演讲中援引一位未具名的美国参议员的说法，其认为“长达1/4世纪以来，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到本世纪末，生存竞争将变得更加冷酷无情，中产阶级因生存压力不堪重负，并因此而消失”。

这话听起来很熟悉，对吗？最近自称为“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则来自同一剧本。我们还没见过这类抗议活动的终结。

现在，我对这一运动的起因持不同意见。他们宣称1%的人口拥有太多的国家财富。我的回应是50%的美国人根本就不支付联邦所得税，攻击那50%的纳税人对我来讲，似乎并非解决问题的办法。至少有些人在工作、储蓄、投资，他们纳税，并且创造就业机会。

“不是让那些无家可归者去推倒别人家的房子，”亚伯拉罕·林肯说，“而是让他努力工作，建设自己的家园，这样通过实例来确保他自己的房子建好时能安然无恙。”

对于那些喜欢中伤亿万富豪的活动家而言，我会举一些简单的例子。最近，根据一家交易机构编制的列表，亿万富豪创立的42家美国上市公司在全球雇用了超过400万名员工。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的内阁正考虑：有必要创建国家半导体行业。当时人们认为计算机和半导体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但内阁决定停止推进该计划，其原因就像其中一位部长解释的那样：“如果我们发展半导体工业，部分人会非常富有。这并不符合我们创造百万富翁的政策。”当然，10年后，英国破产了。

每个国家、公司、家庭抑或个人生活当中，都会有段时间必须要处理过去犯的错误。衰退是我国经济特有的地方病，每四到六年就会来一次经济放缓。现在，我们正处于衰退的半山腰。但政府却操作失误，拒绝纠正此前的错误。下次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没有下次，那之后又会是怎样呢？美国已弹尽粮绝，下次我们的问题会更糟，因为债务会像滚雪球般越积越多。会有更多人走上街头尖叫、恳求，这个国家将失去财政资源来解决他们的不满。

因全世界商品短缺，我们将看到不断上升的社会动荡——正在发生且继续恶化。在动荡中，最为脆弱的是那些独裁政府。这又引发了中国的问题。你听到美国政客们对中国共产党独裁的咒骂了吗？那会是哪种独裁呢？是什么样的独裁者？独裁者叫什么名字？中国政府每五年自动换届，没有哪个领袖连任两届以上，这就不可能是独裁政权。

做一个中国领导人要经历一个非常严格的过程。你必须接受审查。你得花30～40年时间按部就班地逐级排名。中国共产党有数千万成员，总书记人选要准备多年，必须要证明自己的能力，且获得大家一致通过方能当选。在某些方面，这种方式优于美国，后者是但凡有点钱的人，仅仅只是有不错的衣装和发型，在电视上很上镜，就能当总统。我并不是说这是最好的制度，但我敢肯定这一制度在中国管用。这个国家的成功以此为证。

30年前，当我第一次去中国时，那儿只有一个国家广播电台、一家电视台、一种报纸、一种穿衣方式。现在，中国有很多媒体，网上有成千上万的网友，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不像其他国家，但它肯定是开放的。尽管它改革开放的过程无疑会有缺陷，但我们的政治体系不也有缺陷吗？我国的政体离理想状态相去甚远，这从我们领导者的才干就能看出来，类似克林顿、布什、奥巴马等。还可能有更糟的吗？

孔子撰写的文献中，士大夫或者受过培训的高级文官都从科举考试中选拔而来。如果你被证明聪明、有特长、知识渊博，你就会提当领导职责。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有全国性考试。这个国家长久以来尊重历史，并对奖学金赞赏有加。我不知道是否这使其成为最好的制度，但它肯定不同于我们所拥有的体制。

很多亚洲人说，亚洲模式首先是开放经济，为国家带来繁荣，只有在这之后才会开放其政治体制。他们指出，韩国和中国台湾可以作为亚洲通向政治开放的样本，尽管这两个地方曾经都由美国支持。日本一度曾是由美国军队支持的一党制国家。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已变得更加繁荣，更加开放。

柏拉图在其《理想国》
[2]

一书中表示，社会发展的方式就是从独裁到寡头政治，又蜕变成民主政体，再形成僭主
[3]

政体，继而又回到独裁。它有特定的逻辑。柏拉图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我不知道亚洲人是否看过《理想国》这本书，但亚洲方式似乎表明，柏拉图深谙此道。

不仅亚洲模式与苏联不同，而且中国与此前的30年也截然相反。中国领导人付诸努力改变这个国家的经济，大概是想为居住于此的13亿人寻求繁荣富强。让我们看看中东吧，我们看不到这里有多少领导人采取类似的首要政策。那里的独裁者忙着挣钱，把钱存进瑞士银行账户里，随时准备在必要的时候逃离此地。他们的首要政策是让其家庭和朋友中饱私囊，秘密地从国外捞很多钱。

的确，中国也存在一些同样的事情，比如一些腐败现象。这是人类特有的，无论是在中国、非洲还是在美国。但中国采取坚决严惩腐败的政策。犯罪分子通常会被很快监禁或被依法执行死刑，而且很快就执行了死刑。这与很少在政界或商界因滥用机制而被惩罚的西方政客形成鲜明对比。

在我看来，国民揭竿而起构成所谓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不可能让阿拉伯文化再度繁荣。阿拉伯文化使中东成为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医学、物理学、天文学、数学……所有这些均出自阿拉伯世界。当走出洞穴的欧洲人依然把自己涂成蓝色时，阿拉伯人已经创造了字母，给世界带来诸如代数和天文导航等知识。如今，该地区唯一的力量似乎是政治组织对复兴宗教激进主义的渴望。美国在突尼斯、埃及和也门等国家扶持的独裁政权，只是嘴上说说渴望民主，一旦真的获得民主了也不会很满意。更有甚者，从支持民主发生转变，我们会看到反美、反以色列层出不穷。正如我此前所提及的，艰难岁月中每个人都在寻找替罪羊，替罪羊多半会是外国人。在中东地区，有史以来传统的替罪羊一直是美国。

穆巴拉克在埃及独裁的30年里，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埃及却根本没有进步。中东很少有经济回报或者任何变化。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变，人们不太可能滋生愤怒。如果他们吃得好，有房有车，他们不太可能跑到街上去闹事。这就是新加坡的天才政策。一个政府首要的任务是让每个人居者有其屋，这会令其感到自豪。从一开始，政府就着手拆除贫民窟，建政府公屋。如果你有自己的房子，就没那么多紧迫感要去参加反对党或者成为工会的积极分子。因为你已为国家的经济增长贡献了力量。

在亚洲有些地区，繁荣尽显，有些地方繁荣一直是民主的先兆。有趣的是，在新加坡你会发现繁荣引导受益民众去接纳政府。老一辈人还记得早期曾有过的艰难历程，自那之后，政府是如何有效改善其经济前景的。而像我们这样的移民知道其他地方有多糟糕，随后的一代人却只知道美好岁月。40岁以下的人都在繁荣中长大，这就是责骂多党民主的一代。这种状况在中国台湾有、韩国有，在日本也有。年轻人获得成就，他们希望能改变政府，就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这种状况最终一定会在中国出现。这个国家面临给主要城市之外的广大人口带来繁荣的艰巨挑战，但中国政府很快在行动中证明了自己。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积极的变化。1978年11月，邓小平出访时会见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新加坡为中国改革开放，并走向市场经济提供了借鉴模式。到1990年，中国有了真正的证券交易所。今天，这个国家蓬勃发展的原因在于企业家精神的释放。人们可以做其想做的事情。是的，这个国家有国家计划，有央企，有一切社会主义的东西。但一些人错误地认为有着一张中国脸的社会主义只是一个单纯的遗迹，它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30年来中国的一切都为国家拥有。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资本家。加州比中国还要“共产主义”，马萨诸塞州比中国更“社会主义”。我遇见的很多商人都很喜欢在中国做生意，因为一旦他们的生意获批向前推进，他们离开时几乎没有任何约束。获得批准并不是很难。当然也有受约束和恐怖的故事，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相比世界其他地方，如韩国、欧洲，当然也包括美国，这些人更愿意在中国做生意。

[1]
1955年，商人山姆·西格尔与文森特·小菅通过大量囤货成功操纵了当时占芝加哥商品交易所20%交易量的洋葱期货市场。针对这一事件而施行的监管措施最终导致洋葱期货法案的诞生，即美国禁止对洋葱进行期货交易的国会法案。——译者注

[2]
又译为《国家篇》《共和国》，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于公元前390年完成的作品。该书以苏格拉底为主角，采用对话体形式，探讨了政治科学，对后来的学者有巨大影响，成为政治学领域的基本经典之作。——译者注

[3]
这一称谓最初来自古希腊文。希腊时代认为，不通过世袭、传统或合法民主选举程序，凭借个人声望与影响力，获得权力，来统治城邦的统治者。——译者注

第15章　旭日东升

中国人正在南美和中亚做同样的事情。他们买所有能买的东西。他们取得了巨大的进展，锁定了矿产品和其他原材料。而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内，似乎忽视或无视全球陷入短缺的事实。中国人都是预测家，他们走出去对其预见的未来采取行动。他们是友善的资本家，而美国就像20世纪50年代傲慢的超级大国一样。在战后时期，超级大国根本不需要担心任何事情。

权威专家们自命不凡地在媒体上欣喜预测：面对不得不保持的增长率（他们视之为不可持续），中国经济将会硬着陆，甚至崩溃。他们抛出的增长数字是8%或7.5%。首先，每个国家，包括美国，都想要维持一个高增长率。没有高增长率，所有政客的日子都不好过。但更重要的是其二，你从任何政府得到的这些增长数字都不过是海市蜃楼。

所有增长率的数据都是不可靠的。让我瞠目结舌的是，印度甚至声称能掌握本国的经济状况，更不用说中国的或者美国的。美国总是修改其数字，大多数都是捏造的。多年来我已学会不去关注这些数字，大部分时候它们只不过是我在公共关系学上的练习题。

谈及增长率，印度人的数据是根据中国的报告来撰写的，以便确保其数据好于中国，或者至少和中国的数据差不多。所有那些谈及中国增长率有多高，或者达不到的话题都是为了宣传需要。我所知道的是，每次我在那儿时都会看到一些真实情况正在发生。通过实地考察了解到的东西，才是我真正需要知道的事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反对共产主义的政客们一直大声斥责“究竟是谁把中国搞丢了？”这种惊人的喧嚣总会定期在华盛顿露头。几年之后，我们会看到“红色恐惧”开始产生变化。同样是这些人，他们会疯狂地询问为什么中国会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而美国却门前冷落鞍马稀？答案是，背后有大资本家在支持。这些资本家一直在世界上寻找机会，利用机会，这就是资本家要做的事情。

中国正在全球各地购买各种生产性资产，油田、种植园、矿山，所有他们能找到的资产。因为他们的看法和我是一致的，即原材料短缺。他们为此结交了很多朋友。他们的处事方法与美国以及欧洲等老殖民列强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基本以武力介入巧取豪夺，当他们买东西时付的价钱远比其本身价值要低得多。而美国及欧洲国家却强迫周围的人们，告诉他们该如何生活，该崇拜谁？

没人反对中国人做生意的方式。他们不对任何人发号施令。他们拿出钱来说：“让我们做个交易吧！你需要的也是我们需要的。”他们成交了，每个人都很开心，然后他们走了，没有任何宣传。“这仅仅只是生意，伙计们，别无其他。不像以前那些日子了。”

在非洲，他们广受欢迎，因为他们出价高。过去10年来，中国领导人几乎出访过非洲的每个国家。他们把非洲带向中国——主办盛大的庆典让50多个非洲国家领导人齐聚亮相。在美国历史上只有两三次，美国总统降落在了非洲大地上。

中国人正在南美和中亚做同样的事情。他们买所有能买的东西。他们取得了巨大的进展，锁定了矿产品和其他原材料。而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内，似乎忽视或无视全球陷入短缺的事实。中国人都是预测家，他们走出去对其预见的未来采取行动。他们是友善的投资家，而美国就像20世纪50年代傲慢的超级大国一样。在战后时期，超级大国根本不需要担心任何事情。

当然，那些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关于这一点，人们还没有充分理解。

不仅花钱买，还不施加任何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还提供就业机会，中国释放的善意获得了广泛的政治影响力。同样，当前，欧洲人陷入困境，中国政府已在讨论购买欧洲政府债券的事宜。在别人看来，假设中国永远无法收回他们的资金，不管是购买希腊、葡萄牙还是其他国家的债券，我们可以说他们赔钱了。但中国人会这样认为：这是以小搏大的对外援助，花小钱办大事，赢得更大的影响力，以很小的代价获得在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即便最坏的情况发生，即便中国投资受损，它也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获得政治上的影响力。欧洲人会说，中国人骑着车来拯救我们，他们是好人。没人能买或愿意买我们债券的时候，他们却买。

美国可能会喜欢买债券，但美国没钱。甚至美国国防部的研究都显示，过度扩张再次导致美国的衰退。

佩姬和我最近又去了趟缅甸，这个国家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它将是美国错失的下一个机会。

1962年，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1]

，也就是今天的缅甸联邦共和国，曾是亚洲最富有的国家。当第一上将、数字命理学家奈温上台后，开始了为期50年的军政府统治。此后，占星家和数字命理学家一直掌控着这个国家。奈温和他的继任者，开创了一个苏联风格的计划经济运营模式，缅甸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式让这个国家闭关锁国，当然，此后的缅甸（在1989年重新命名该国名）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

在遭受了半个世纪的管理不善、经济停滞和对外隔离之后，今日的缅甸已过渡至文官统治之下，正如中国1978年邓小平宣布改革开放的时期。缅甸经济非常落后，在那里，我没能想出任何一个令人兴奋的投资机会——位于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缅甸有6 000万人口，有大量自然资源和受过高等教育、训练有素的劳动力。我很想在缅甸投资，但那里的限制如此苛刻，实际上我在朝鲜投资可能更容易一些（稍后详细说明），这倒不是因为缅甸政府让其限制条件苛刻，而是因为针对美国才这样。我曾经让我的律师看了看这些条款，对美国人而言几乎全是犯罪，哪怕是说“缅甸”这个词都是如此。我尝试着向政府申请允许我在缅甸投资的许可证，但正如我所料，结果石沉大海。

世界其他地区的力量正如大潮般涌入缅甸，而亚洲其他地区的力量早已在缅甸跑马圈地了。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这里曾是一个封建社会，几乎没有任何限制。真的，也只有来自自由国度的我们，被禁止参与这一翻天覆地变化的发生。那些还没在缅甸“圈地”的人争先恐后地涌入缅甸，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可以暂时不用和美国竞争。如果你做石油生意，你不需要和埃克森美孚竞争，那你一定会赶紧投入。到美国人最终免费加入这股投资高潮时，人家早已在那里买了不少好东西。

这是美国目光短浅的又一个例子。甚至在伊朗（20多年前我在那里做了些投资），只要你在那里的投资不是超过了好几百万美元，你都能获得美国政府颁发的投资许可证。但一旦涉及在缅甸投资，就像我和我的律师看到的那样，就美国政府的关注而言，美国公民仅仅是去那里就可能面临犯罪指控。

对佩姬和我而言，我们在新加坡只是要求了简单的旅行签证出游缅甸。这是我们第二次去。10多年前，2001年，在我们的千禧年环球旅游时已经去了这个国家。在我们第一次旅程中，遇见了很多人。我和很多银行总裁和矿主们见过面，和他们讨论过在缅甸发生的变化，每个人看上去都坚信这种变化是实实在在的。我和商会负责人见过面，直到几个月以前，这个职位一直是由政府任命。现在，商会负责人由商会会员选举产生。

“现在，我必须要让会员们心情愉悦，要不然我就没法保住自己的职位了。”他解释说。

佩姬现在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宝石学家。她拿出所有时间来学习、考试，现在已经获得了各种证书。在缅甸这个蕴藏着丰富的蓝宝石、红宝石和翡翠的国家时，她进一步增长了知识。一个朋友把佩姬介绍给一位人脉广泛的缅甸女性认识，她几乎认识仰光的每一个人。在了解到佩姬对宝石的兴趣后，这位女性叫来了几位宝石经销商。佩姬一度看见价值1 500万～2 000万美元的彩色宝石摆在她自己面前，供她研究。她简直是开心死了。

有天晚上，我们受邀共进晚餐。坐在我旁边的是当地最大旅行社的头儿，我告诉他在2001年时曾开车穿越缅甸。他说这样的旅行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告诉我说，2001年根本就不会允许这样旅行，现在也不会。我同意他的观点，这种旅行不太可能完成，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但是我们做到了。”我说。我给他指示我们的网站，上面有我们缅甸之旅的证据。他吓坏了，你完全可以想象我有多开心。他怀疑我们做的事只是强化了这事有多么复杂和非同寻常，这让完成旅行的记忆变得更加甜美。

2001年，在我和佩姬首次环游世界时，许多国家在缅甸做生意：日本、中国、印度、马来西亚、俄罗斯和新加坡。这些国家随时准备去开发各种自然资源（木材、天然气、黄金和其他矿产品），去利用我们认为必将增长的旅游资源。一个月前，我们去德里旅行时，碰见一位曾去过缅甸的美国女性，当我跟她提及我们也会去那儿的时候，她非常愤怒，声称美国会对我们进行制裁。

“为什么你能去我就不能？”我问她。

“因为我为非政府组织工作，”她说，“我要去缅甸检查那里的情况。”“我也是，”我回答她。“为什么我要让你去缅甸检查那里的情况，来替我做出评判呢？”（依我看，在更深的层次上，非政府组织和被它们吸引的海外美国人实施的对外援助只不过是场骗局。参见《资本家的冒险》。）

不管是在2001年去缅甸，还是那次3年之旅中我们走过的其他国家，我们发现美国的制裁是无效的。要么竞争产品横扫一切，要么美国产品被走私进来。无论是哪种方式，都不是这些“令人讨厌的”国家，而是美国工人、企业和纳税人成为了输家。今天，看看我们近期的旅程，你可以在缅甸得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除此之外，长达10年的制裁已无功而返。

亮相后的新政府承诺民主改革，美国终于在最后宣布放松对缅甸实施制裁。让我们期盼他们一直放松制裁。

与此同时，缅甸将在2013年举办东南亚运动会，它已被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选为2014年东盟轮值主席国。所有的邻居都喜欢正在发生的变化。

缅甸这个国家制定了一套新的货币体系，原有的体系早已失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其了解要做些什么。缅甸一直是个现金社会，没有信用卡，也少有支票。我参观了几家银行，我到过很多地方，但从未见过像这样的事情：你走进银行，从银行柜台你可以看到，一个小房间里堆满了现金，一直堆到了天花板上。

2011年夏天我们在缅甸旅游时，其官方汇率为6缅元兑1美元，黑市价格则是800缅元兑1美元。但黑市汇率在一年前还要高出50%，即1 200缅元兑1美元。黑市和我们都清楚：事情一旦开放就会变得更好。黑市和货币市场经常会在事情发生时最先知道，它们已经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

甚至到2012年，你都没法在缅甸用信用卡。从现在起至东南亚运动会召开之际，这里将发生巨大变化。你没法邀请其他9国的人到你的国家来而不允许他们发生任何费用，你不能建立一个货币失控的信用卡体系。缅甸已认识到问题所在，它明白必须要先解决货币问题。在黑市，游客们不能用信用卡结算。如果你不能给他们提供一个过夜的地方，他们将不会再来。这里将会有新的酒店和餐厅，重要的是，还会有信用卡。

2007年，佩姬和我获准去朝鲜旅行。我想去那里，因为我有个感觉，变化已经来临。我想看看我能看到的一切。在那里我们做了四天游客。佩姬那时正好怀着小蜜蜂，有几个月身孕。

我不是那种跟旅游团的人。我喜欢用自己的方式，设计自己的行程，然后决定去哪里、吃什么。在朝鲜可没得选择，不管我们到哪里，每一分钟都有政府人员陪同我们。走在平壤的主干道上，我看到有个理发店，正好我要理发就闯了进去。当我开始用手模仿剪刀理发时，一位老人无比震惊地从凳子上弹起来。很快我被陪同的政府人员拉出了理发店，他向我确认，理发并不在我的行程之列。

从二战爆发前到2007年，只有大概300名美国人到过朝鲜，我认为这样的统计数据多少有些奇怪。20世纪50年代早期，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军队穿过那里后，几乎没有美国人被允许去朝鲜。

我很清楚朝鲜人明白他们的国家需要改变。不难理解为什么。作为年轻军官，所有的朝鲜将军在30年前都被送到类似北京、莫斯科和上海这样的地方。今天，已成将军的他们看到已然发生的变化，当他们回到平壤时这样对自己讲：看那些地方都发生了什么，现在看看我们生活的地方，这里始终如一，没有什么改观。

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曾就读瑞士私立学校。对于一个在欧洲度过成长岁月的30岁小伙子而言，他完全不可能回国说：“兄弟们，我真的喜欢这里，没有酒吧，没有娱乐活动，也没车，什么都没有。”

这些人早已接触了外面的世界，他们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在我看来，这就是为何朝鲜准备对外开放的原因。一旦它这么做了，它将是世界舞台上一个令人敬畏的球员。中国已开始介入了。在朝鲜西北部，他们正在修建连接两国的数条新桥。那里将设立新贸易区，变化正在上演。

20世纪90年代末，香港回归中国后，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能看到“一国两制”的宣传海报——这是当时非常盛行的颂歌。如果宣传是可以相信的，哪怕你在美国看到这个宣传海报，也知道这个国家渴望统一。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将是一个强大的经济体。唯一反对这样一个积极进步的就是美国和日本。

如果朝鲜和韩国统一，日本将面临一个比现在的韩国更强大的竞争对手。在中国东北方将会有这么个国家——人口达7 500万～8 000万，北部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南部拥有大量资金、技术和管理能力。这样一个国家会把日本甩得老远。在日本，做生意的成本越来越高，除此之外，日本人也没有很多廉价劳动力了。

日本反对朝韩统一的原因很明显。除了简单的惰性，我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人会反对朝鲜半岛统一。对于这些智力低下、典型慢半拍的美国官僚而言，分裂的朝鲜半岛是一种生活方式。数千美国士兵驻扎在韩国——这有点像某种产业，它的持续发展是整个官僚机构赖以生存的条件。

在美国封锁古巴的过程中你可以看到同样的思维方式。那时人们出于政治因素这样做，而不管它正确与否。但如今在华盛顿有这么一群官僚和说客，他们的职业就是靠我们对古巴实施经济封锁过活。他们花了大量时间提醒那些选举获胜的官员，所有古巴流亡者选民都在佛罗里达州。事实上这都是些古巴流亡者在美国的孩子和孙子，他们根本就不在乎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否能认出他的名字。美国又一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欧洲人、墨西哥人、加拿大人、南美人涌入古巴，购买当地房产，在当地投资，最终，当美国解除封锁聚集在岛上时，同样这些人会在沙滩上等待着我们的到来，他们向我们出售房产，价格是以前的3倍。

这只是我们去年参加晚会时的例子（我们这些生活在自由国度的美国人），因为政府保护我们，就像他们保护我们免受朝鲜伤害一样。我对美国宣传这些相关的“流氓国家”持怀疑态度。这种宣传无情又负面，我们获得的信息（如果以史为鉴）几乎肯定是扭曲的。

有人可能会问，朝鲜的投资机会在哪里？我是在市场上投资，那里没有市场，因此我得去找公司，也许是中国或者其他亚洲公司来投资，这些公司将受益于朝鲜的对外开放。我现在并不知道有这样的公司，但朝鲜这时已经为工厂、宾馆、餐厅以及其他任何产业做好了准备。朝鲜也什么都没有，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就像缅甸，这个国家缺乏最基本的生活物资和高科技服务。的确，缅甸有互联网，但并不普及。是的，这两个国家都有香皂，但远远不够。是的，这两个国家都有电，但远远不足！

我相信，旅游会为朝鲜带来投资机会。这里只有2 500万朝鲜人，他们自己在世界上旅游不会有大的爆发。但若是韩国人去朝鲜旅游则可能会有迅猛的增长。这里会有惊人的婚姻产业，因为韩国男多女少的状况很严重。韩国男人可以在洛杉矶或皇后区找老婆，但是韩国新娘主要来源还是在朝鲜。北方并未遭受困扰南方的人口问题。

我期望能找到一种同时在朝鲜和缅甸投资的良方。这两个国家的主要变化，是我现在所看到的最为激动人心的事情。让我们展望未来。

另一件令我极为看好的是未来二三十年中国人的旅游。过去数十年，中国人一直很难出国旅行，现在则比较容易了。现在对中国公民而言，拿个护照很容易，很容易就可以从国外取到钱。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时，我们在纽约突然开始看到日本游客出现在麦迪逊大道上。人们很奇怪他们都是从哪里来的。日本人随后成群结队地满世界旅行。日本人口有1.25亿，而中国有13亿人，后者超过前者10倍——你会看到中国人满世界都是。中国人不仅放眼看世界，他们还会深入自己的国家游走四方。无论国内游还是国外游，中国的旅游业将爆发式飙涨。

最近，我去了中国好几个城市。其中一个是四川省会成都，这里有世界著名的大熊猫抚育和研究中心——成都大熊猫基地，佩姬和我带着孩子们去了那里。世界上80%的大熊猫都是在中国西南的四川省发现的。这个基地每年吸引10万旅客来此参观。我也去了中国南部湖南省会，有700万人口的长沙。我注意到一件事，这里所有的宾馆都是满的，所有的娱乐和文化景点都挤满了中国游客。

千禧年环球探险期间，我们开车穿越中国，在兰州的一个集市上，佩姬和我看到了来自哈尔滨的冰雕展览的宣传。我们错失了壮观的哈尔滨国际冰雪雕塑节，这个节日每年一次。不过我们对自己承诺，总有一天我们会去那里的。2012年中国农历新年期间，我们终于和孩子们参加了冰雕节。缘于西伯利亚严冬的冷风，现场温度在零度以下，现场就是个巨大的雕塑——冰雕现场有足球场那么大，里面有各种全尺寸建筑和纪念碑，整个城市景观照明由内部厚达3英尺的晶莹剔透的冰构造而成，这简直是奇迹——乐乐特高兴能和当地人一起放爆竹迎新年。冰雪雕塑节平均每年吸引了来自各地约80万游客。

你会看到中国/亚洲旅游业的快速扩张。这将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

[1]
1988年7月，因经济形势恶化，缅甸全国爆发游行示威。同年9月18日，以国防部长苏貌将军为首的军队接管政权，成立“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宣布废除宪法，解散人民议会和国家权力机构。1988年，国名由“缅甸联邦”改为“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1989年缅甸当局将其英文国名从“Union of Burma”改为“Union of Myanmar”。2010年依据新宪法举行多党制全国大选，缅甸将国号“缅甸联邦”改为“缅甸联邦共和国”。——译者注

第16章　创造性破坏

提及国家的衰落，我并不是说美国日薄西山。我认为这个国家会像大英帝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一样，所有这些伟大的帝国不可避免会走向衰落，所有这些国家依然在我们身边存在。我并非是唯一关注到这种转换的人，但我认为大多数美国人还没有意识到或者承认这一事实的到来，或者如果他们真的看到了这种转变，他们也不会接受这一事实。我也不喜欢美国正走向衰落的事实，我一点也不喜欢。我是个美国人，一个纳税人，但我不能活在梦里，我得在现实中生活。

丁尼生在《君主牧歌》的诗中写道：

但现在整个圆桌被解散

这正是威武世界的形象

勇敢的贝德维尔爵士在哀叹，这位幸存的圆桌骑士向垂死的亚瑟王告别。

为了打起精神，贝德维尔必须“独自出发”，将身负重伤的亚瑟王安置在驳船中，载着他驶向阿瓦隆
[1]

。当亚瑟王缓缓回答时，英国文学提供了一段更令人难忘的台词：

旧秩序改变会有新的出现

上帝总会用很多办法满足自己的要求

以免一成不变的习俗腐蚀整个世界

没有什么可以天长地久，也不应该如此。亚瑟王提醒他，甚至习俗也无法和伟大的佩剑骑士一样高贵。

那些投资市场的人总是向我要最新信息。我必须提供的最热门的提示就是听亚瑟王的。我没法告诉你什么地方你只要把钱存在那里就能获得短期收益，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能给出的最佳回复就是告诉你，你可以将赌注押在即将来临的世纪上，这也是我一直努力去做的。如果你像我一样，透过上千年景深的镜头去洞察这个世界，那么你会发现，从现在起100年后会发生什么将是个热门话题。

世界经济是个创造性破坏的系统，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曾指出：“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事实。”新事物的上升取代了旧的。汽车的出现取代了马和马车。丰田的亮相替代了通用汽车。电视机的出现让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晚上我们不再坐在火炉边看书。世界运转的方式一贯如此，而且过去一直这样，也将会一直如此。大国崛起、企业走入上升通道、家庭收入水平上升、个人进步的同时，会有其他人出现衰退、下滑和落后。人们可以尝试改变它，他们也可以试着废止供求规律，但这从未奏效过。政治家们不能废除管理创造性破坏的法律。研究表明，社会底部的20%每几十年会发生变化，就如顶部的20%会发生变化一样。

不过，他们正在继续尝试，你很容易就能看到很简单的案例。在一个被认为逐渐衰退的城市中心区，政客们花钱试图重振其雄风，结果却让事情变得更糟，城市会因此陷入更深的债务危机。这事显然就发生在我的家乡德莫普利斯，也发生在佩姬的家乡北卡罗来纳州的落基山脉，在全美各地都有出现。当附近的现代购物中心崛起时，中心城区会倍受煎熬，没人站出来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案：就这样吧，拆了所有的老房子，建一座最新的购物中心。

有些人可以看到未来的15年将会发生什么，比如，有的人可以预测，人们所有的购物需求都能在穿越城市边界的购物中心里得到满足。但有远见的人总是被人忽视、被人嘲笑。人们拒绝接受这种必然结果。（要说为什么值得这么做，可以看看新加坡和中国的相反案例。我总是对老建筑被频繁地推倒感到震惊。这可能有点保护主义运动，但创造性破坏是其中的基本原则。）

所有的帝国均“无疾而终”，原因在于他们是帝国，只不过是花了太多钱。他们债台高筑，陷入衰退，继而崩溃。不幸的是，相对于美国的衰落，我没有看到任何紧急救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正风生水起，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从巅峰期到衰落我们经历了三代人。英国在失去其霸主地位、剥离其殖民地、分崩离析时，都没搞清楚自己所处的困境，一直到这个国家最终无可救药。当美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时，我也没看到任何可以拯救我们的办法。

乐观的人会告诉你，美国一直在创新。非常正确——曾经是。美国学生不会为学数学和科学有任何争论，在亚洲这仍是受人关注的焦点。亚洲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这就是机会所在。人们相信，正是工程学和科学帮助邓小平领导中国走到了今天。

也许中国不会产生世界上最好的工程师，但最终，我们必须要相信中国会崛起一批拥有精彩创新成果的伟大工程师。当我还是个孩子时，美国主导了几乎一切领域，包括金融、自动化工程、电力等。今天，我们仍在类似航空领域占主导地位。但中国人正在建设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未来二三十年，我敢肯定他们会让我们死得很难看。美国的金融业已陷入衰退，中国香港已通过股票市场筹集资金走在了这一领域前列。

我能想到的是，今天极少有领域我们还占据优势。微软是个很棒的例子，苹果和谷歌也是，但我们并未在数字科技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如果你去斯堪的纳维亚或者世界其他地方，会看到他们在互联网普及率方面把我们甩得多远。当前，苹果是世界上市值最高的公司，但我并不相信下一个乔布斯会出自美国。

在美国的地平线，我看到有两个积极的复苏迹象。但若它们不结合起来也没法复苏。其中之一是农业，正如我在给巴里奥学院学生的讲座中提到的，我对农业高歌向前非常乐观。这将是世界经济未来二三十年里利润丰厚的行业。美国不仅很擅长农业种植，而且我们还有很多土地。美国，乃至世界任何地方的农业问题基本上就是水的问题。西南地区是个大问题，那里的水位正走向枯竭。水的问题限制了我们可以投产的土地数量。但就像我期望未来会发生的那样，如果农产品价格涨2倍、3倍或者4倍，美国将受益匪浅。

在美国，另一个我能预计到未来有积极发展的产业是页岩气和页岩油的开采，即从地下页岩储集层中捕获天然气和石油。直到现在这一切还不太可能，或者说从岩石中释放碳氢化合物代价太大。不过现在的新技术已经让这一切的实现变得有可能，实际上人们正在这样做。由于钻井需要大量用水，开采页岩气使用的水力压裂法或水力压裂技术存在污染地下水和地表水的潜在威胁，一些地区已经禁止开采页岩气。这项技术还不够成熟，但根据研究，如果他们是正确的，这表明美国有大量页岩气和页岩油开发的前景。（中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和很多地方现在也在做开采页岩气的事情。）随着技术的不断改进，我认为页岩气和页岩油的开采将令这个国家的衰落有所放缓。事实上，这可能在某天会终结多年来的能源牛市（所有在能源和商品领域的牛市最后都将终结），但距离这一天还有好几年，因为我们所知的其他所有石油储量正逐一丧失。

提及国家的衰落，我并不是说美国日薄西山。我认为这个国家会像大英帝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一样，所有这些伟大的帝国不可避免会走向衰落，所有这些国家依然在我们身边存在。我并非是唯一关注到这种转换的人，但我认为大多数美国人还没有意识到或者承认这一事实的到来，或者如果他们真的看到了这种转变，他们也不会接受这一事实。我也不喜欢美国正走向衰落的事实，我一点也不喜欢。我是个美国人，一个纳税人，但我不能活在梦里，我得在现实中生活。

美国沿着这条道走了很长时间。是太迟了没法拯救它么？如果我告诉你我们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估计你会说：“嗯：太迟了！”

首先，美国应该把所有驻扎在海外的军队撤回。我们应该把驻守在海外100多个国家的军事人员撤回来。这样可以帮我们省不少钱，也可减少我们树敌的数量。当然，同时我们应将自己从当前所有正在参与的战争中抽身出来。

我曾说过我们需要诉讼变革。肆意妄为的诉讼抬高了经营成本，削弱了美国在世界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医疗成本也在火上浇油。我们在医疗保健上花了17%的GNP（国民生产总值），这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我们非得这么“秀”是为什么呢？我们出生婴儿的平均寿命在全球排名第50位，全球48个国家的婴儿死亡率低于美国。美国医疗机构已开始设法削减卫生领域的成本。医疗感染现在已是美国继心脏病、癌症和中风之后的第四大死因，这主要是由不卫生的设施和操作引发的。这就是我很早跟佩姬说过的，如果我病了一定要到新加坡去看病的原因。

我很早就指出过美国糟糕的教育状况，尽管我们和瑞士一样，在子女教育上投入的平均教育经费远远超过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国家，但我们的孩子在国际测试中却被其他国家的孩子超越。我们的高中毕业率只有75%，远远落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同样，我们的孩子在阅读、数学和科学方面的得分也远不如人家。据报道，17～24岁的美国人中有75%不适合服兵役，部分原因是他们受教育的程度较低。1/3的人肥胖或身材走样，1/4的人没有高中毕业证，很多人有毕业证却没通过武装部队资格测试（AFQT），后者主要测试基本口语和算术技能。根据2012年一份由外交关系委员会工作组签发的报告，我们现在的教育系统已造成全国性的安全威胁。还有报道称，50%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不明白信用卡是怎么发行的，或者报纸社论的观点是什么。教育的失败并不仅仅局限于一代人。在民主社会里，支持免费义务的公共教育，有部分原因在于这样做能让全体选民变得足够聪明且知识渊博。我们的国家被管理得如此糟糕，以至于我们这些选民选出来的官员都没法通过公民测试。

我们的联邦税收制度绝对是个噩梦。如果你在美国有份工作，你要付个人收入所得税。如果你把钱存进银行，你要付利息税。如果你买股票，你要缴红利和资本利得税。这些钱在你赚到时就已经缴了税，所以相当于你付了3倍的税。社会保险是你做的一笔隐性交易，你先把一些钱放在一边，到你退休的时候再把它们弄回来。但当政府把你的钱还回来时，理论上你的钱是保住了，但你还得为此缴税。你为拿回自己的钱缴税！如果你死了，在很大程度上你还得纳税。而这是你积攒下的钱哪！（命苦不能怨政府啊！）你辛辛苦苦地工作，努力存钱。你挣钱的时候要缴税，之后政府再向你征收4次、5次、6次或者更多的税。

世界上成功的国家没有储蓄税和投资税。他们鼓励其国民储蓄和投资。他们征收消费税。在美国我们却相反，我们鼓励消费。我们支付的任何利息是免税的，我们被鼓励去消费而不是储蓄和投资。来自储蓄和投资的税收代码确实让我们很气馁。经济学原理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储蓄等于投资：S=I。每本经济学原理课本里都能在第一章找到这个内容。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我们需要反转我们的权利。

来自美国国税局的报告显示，税收体系变得如此复杂，以致美国人每年大约要花66亿小时来填写纳税申请表。据各种靠谱的估计，个人、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的合规性年度成本在3 000亿～4 000亿美元。消费税将终结这一切。你不需要再填写另一份纳税申请表格，或者付钱给所有依靠当前这荒谬系统来致富的律师和会计。也不会再有黑市了，毒贩子买辆奔驰会付消费税，地下经济也会被干掉。

改变税收体系，改变教育体系，对医疗和诉讼实施变革，撤回海外军队……将会发生什么呢？世界在不断进化，大多数政府，包括美国，都被一些利益集团主导和掌控。既得利益者加上他们的说客，已在体系中根深蒂固。所有这些变化都不会出现在当今的政府工作中。

在《投资骑士》一书中，我有个激进的提议：我们应阻止国会议员去华盛顿。今天，感谢加利福尼亚州的詹妮弗·瑞安女士，她把这一想法发展成一个草根运动“让政府回家”。它呼吁国会众议员和参议员要分别从自己的家乡选区与州首府走出来，到民间去工作，以便提升政府的透明度和问责制。

1789年美国政府成立，当时没有电话，寄信很慢，视频电话根本不可想象。因此，我们在能满足我们代表意愿的华盛顿建立了政府。如果2015年我们建立一个政府的话，我们很可能会在互联网上做这件事。对每个人而言，没啥理由要去华盛顿旅游，尤其是考虑到自从美国建立以来，这里已成了一个被官僚包围、被说客掌控的庞大机构。

每当国会大厅有选举举行，你会看见到处是成群结队的说客，他们密切关注你的选举代表并不断提醒他/她“别忘了我”。国会工作人员都被说客们好吃好喝地招待。实际上，说客们编写了大部分法律。选民们很少有什么投入。不错，当一个普通公民当选为国会议员去了华盛顿后，就会发生转变。

很明显，最近华盛顿已被严重腐蚀，尽管还不是赤裸裸的腐败。一份长达2 000页纸的法案获得了通过，除了工作人员，也许只有说客们会花时间从头到尾阅读它。该法案包含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的细节内容，这个专家委员会必然成为说客和既得利益者在立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通过禁止国会议员和参议员去华盛顿办公，只要一年内不超过几次，这拙劣的代议制政府就可以轻易被关闭。詹妮弗说，国会议员会待在家里办公，而不是从加州去华盛顿旅游。他的孩子会和他的选民入读一样的学校，他会在同样的高速公路上开车，和他的选民搭乘同样的公共交通。他会在当地报纸的办公室、高中学校的健身房、市政大厅等人人都能看到他的地方，来投票表决立法。说客们仍然会来拜访他，但同样的说客会到全国各地的535个办事处去游说，而不是从K大街走到国会大厦，在那里所有535名代表都获得宴会般的款待。

让他们待在家里，让他们在家门口投票，让他们在家里举行会议。这些在家工作的日子里，你当然可以给任何你要的东西加密（国防部会帮你办好），因此，安全不是个问题。这个想法听起来充满理性、切实可行，实施后将会让政府运转方式发生巨大的转变。因此，有些甚至连立法委员都不明白的可笑法案，可能不会被通过。有些银行家、水管工或者教师会走进他/她的代表办公室说：“怎么回事？你知道这个法案在说什么吗？你没疯吧？你不能这样做。”想想所有能省下来的旅行和住宿费用吧！代表们自己也倍受舟车劳顿之苦。

我们应该去探索一种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案，如果你第一次听见这话可能会觉得很奇怪，那就是以一种随机、可控的方式选择公民，招募他们作为白宫代表和参议员去工作，同时仍然让他们留在家里。作为一种国家服务的形式，给他们指定一定的工作任期，锻炼他们的公民责任。他们不愿意服务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有利条件。研究表明，当人们被意外、事故或者只是环境因素打断富有责任感的工作时，他们反而会非常受激励，他们会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研究问题。没有比挑选陪审团更好的例子了。也许和一开始不愿意参加服务一样，他们除了做正确的事情外没有任何野心，几乎总是完美的表现。这个国家出了很多伟大的士兵，高自律性和积极性，其中的有些人成为将军，开始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拾阶而上。

传统好公民的典范是卢修斯·昆克提斯·辛辛那塔斯
[2]

，公元前458年，时任执政官的米奴基乌斯率领的罗马军队遭到意大利埃奎人的包围，退隐务农的辛辛那塔斯临危受命担任罗马独裁官，保卫罗马。退敌16天后，他辞职返回农庄。公元前439年，他又这样做了一次，放弃接近绝对权力支持更大的利益，使他的名字成为公民美德的同义词。乔治·华盛顿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他拒绝让美国总统任期超过两届。

当然，不能指望所有人都会展现出这样杰出的领导才能，同时却不附带多少个人野心。他们会成为庸才也很自然。但我们现在就有庸才，我们有535个庸才，再多加一个。

是的，凡事可以改变，但并非在我有生之年，也非你的，更不是在我们孩子的有生之年，除非是我们以某种或其他方式违背自己的义务。英国、罗马和埃及，这些西半球的伟大文明，都曾辉煌过。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在衰落和崩溃中爬起，重返“疆场”再次成为先进文明的领导者。对美国而言，其他人还没领先时他可能会占据上风。最终我们将触底，之后也许三四百年，我们会再有一次伟大的崛起！

1964年，我爱上华尔街是缘于想要了解世界事物的激情。只要我活着，如果我从未做过其他投资，我仍然会追求一天24小时的激情。这就是我！孩提时代，我就沉浸在其他的激情当中。我可以告诉你美国和国家职业球队联盟赛的每个棒球手的所有事情
[3]

。但我此后不再关心任何有关棒球的事。现在我没法叫出任何一个职业棒球大联盟或NBA球队队员的名字，但我可以告诉你很多有关朝鲜和缅甸的事情。我始终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保持警觉，我的触角总会高高翘起。获得成功，是因为我把时间花在了生意上，还是仅仅只是追逐我的激情呢？

35年前，我整天都坐着长时间看公司年报，研究贸易期刊，复习电子表格，吸收各种公司的所有复杂数字信息。不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去拜访上市公司。现在我几乎不做这些了，如果有需要的话。我继续对世界和我热衷的事物保持警醒。是的，我挖掘出事实和数据，但今天这样做太容易了，因为你可以在互联网上得到很多你需要的资料。现在，我有更多的经验，因此，对我而言这更容易让我做决策。

现在投资者自己可以拥有交易所交易基金（ETFs）。仅仅在过去的20多年里就遍布全球了，全世界这样的基金多如牛毛。如果我认为某个新兴市场有泡沫，我没必要想出一个办法来做空它。我也不必搞清楚做空哪些公司以及在哪个市场做空。现在，我可以做空新兴市场的ETF。如果我想做空印度，我可以做空印度ETF；同样，想做空欧洲我可以做空欧洲ETF。我不必坐下来，费尽气力翻出数以百计的公司的年报和管理评估报告。有很多专门的ETFs可以帮我。你可以做空石油公司或买入石油公司。我操作时只要看看基金的构成，我确信如果我仍然愿意挖掘上百只股票，我可以从中挑出6只来做空。但现在我只是打个电话，做空相应的ETF就行了。我并非说这样做比其他方式要好些；我只是在讲这样更容易些。我也变得有些懒惰了。（在某种程度上，ETFs让世界变得简单的同时，它也向一些投资客们敞开了机会之门，这些投资客愿意搜索和研究不包含在ETF和指数之内的公司。全世界有上千家公司很少被跟踪调研，只因它们并不在ETF之列。一个雄心勃勃的分析师可以在没有任何竞争的环境里大显身手地梳理一整天。）

现在，我的全部空闲时间都献给了妻子和孩子。我宁愿花时间和女儿们在一起，也不愿意做其他别的事情。我宁愿不和别人共进晚餐，不和别人一起做事，也要和佩姬、乐乐和小蜜蜂在一起。

我全部的生活归因于弗朗西斯·培根的智慧：“拥有妻子和孩子的人，可以说对命运之神付出了抵押品。因为家庭成了伟大事业的影响因素，要么是善举，要么是危害。”我一直觉得很对不起我那些已为人父母的朋友们，此前我从未想过要孩子。我认为这是对时间、金钱和精力的可怕浪费。我只是不能想象做任何事情都像那样，也许因为我是家中5个孩子的长兄，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不得不帮助我的弟弟们，我看到有了孩子的负担会是什么。

我真是大错特错！

事实上，如果有人读到这里还没有成为父母，我劝你继续下去。如果你需要，就请一天假（你懂的）哦，不，不要请一天假，艰难岁月挣点钱不容易……找个中饭时间，回家吃中饭……自从我们的大女儿出生后，我就一直告诉人们该这么做，至少你认为我总是在给那些还没有准备好去行动的人提建议……就这样，佩姬和我又生了女儿。

一周7天，一天24小时里，乐乐和小蜜蜂让我一直兴奋不已。我总是和她们玩不够。我现在明白了以前从未明白的整个教程：为人父母。我第一次对自己的父母有了更多理解。我发现了自己以前从未体验过的感情，我为此喜极而泣过好多次，以前我很少为任何事流泪。现在看着小蜜蜂跑过客厅就会让我热泪盈眶。她们有太多的乐趣，她们做了如此美妙的事情。通常我会回顾一天，意识到自己已经和孩子们消磨了几个小时。我可能会和她们一起去赶一个生日晚会——我总是和她们去参加生日派对，我知道有一天我将不会受到欢迎。

如果我32岁时有孩子，我永远不会做和女儿们待在一起的事情。我会花一整天投资，张罗着周游列国，每天如此。我现在的投资是我的女儿们，让她们更聪明，有敏锐的洞察力。我这么做部分是来自苏格拉底传递给柏拉图的智慧。我试图确保孩子们能自食其力，而不是试图赚更多的钱给她们。如果现在我的资产净值已经2倍或者4倍于以前，很好，但这对她们来讲，只可能让事情变得更糟，会令她们变得毫无用处。

我有一些在牛津大学参加“牛桥船赛”时认识的朋友，对他们而言，“牛桥船赛”简直棒极了。在这之前，他们没经历过多少事情，我的朋友们也没多少来自常春藤联盟。他们当中有些人有幸继承了家里的遗产。当然，这意味着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地去经历过任何事情——除了谈谈桨手，谈谈船赛，谈谈这，谈谈那。他们在生活中不需要很努力工作。他们中有工作的那些人也不是非常成功。美国政府有115个机构，监督和管理美国经济的各个部门。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的人，包括大量的常春藤大学毕业生，没有一个预见到2007～2008年即将发生的金融危机。很多受过高等教育，在上述机构监管的行业里工作的人也没能预测到。因此，我不确信把我的孩子送到耶鲁大学或者牛津大学去对她们会是正确的事情。这对我而言是正确的，因为它把我拽出了亚拉巴马州，向我展示了亚拉巴马州之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并给予我一定的自信。我可能会为我的孩子们挑选充满竞争力的大学，也许在亚洲，那里的权力意识还不是那么普及，也很少有人在22岁就能轻松成功。如果她们想要去大学的话，那就这么办。（佩姬的意思是，如果可能，把她们送到最好的学校，“这样她们永远不必道歉或去找借口”。）

当孩子们3岁、4岁、6岁时，我始终告诉孩子们我们没多少钱。在某种程度上，你这种小伎俩真能得逞。但她们看看她们朋友住的地方，再看看我们自己生活的地方。在学校里，每个人都告诉她们，她们是富人。现在告诉乐乐我们不是富人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了。当我们到机场的时候，她立刻就会问：“哪里是头等舱休息室？”她说：“喔，也许有时我们可以坐在飞机的后面，而不是飞机的前面。”她开始明白了。当我们抵达目的地时，她问谁来和我们碰面。通常是我被别人迎接并受邀发表讲话，往往还有记者在场。她的期望值很高，这令她准备自己去工作赚钱变得越来越难。

没有什么比自己去奋斗、走自己的路更好。当然，一旦你有了钱，你就不想那样做。我也会讨厌自己不得不做出牺牲，让我的孩子必须走出去。但同时我必须要给她们留下远比物质财富丰厚的东西。如果能让她们成为聪明、有教养、知识渊博、雄心勃勃和坚韧之人，我宁愿失去所有。这也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会做个比她们生命更加久远的超长投资，这个投资组合的价值远比任何我可能会遗赠给她们的钱要大得多。我会让她们准备用自己的方式赚钱，而不用我一分钱，这会更好。不管她们继承了什么，未来5年或50年都会失去的，但如果我留给她们正确的心态，谁会在意失去什么呢？

如果我什么也没给她们留下，我希望能让她们拥有追寻梦想的勇气，追逐她们的激情，不管那是什么，都敢于尝试，即便她们失败了。我想让她们明白唯一真正的失败是没有去尝试，唯一不合适的问题是不去提问。如果我是个成功的父亲，等她到我这个年纪时，回顾她的人生而了无遗憾，她的故事读起来就像亚瑟王的浪漫传说，像激发冒险精神的探索，像开疆拓土的十字军东征，越过每一座新的山头都会惊吓出巨龙，被坚定的信念和毫不动摇的信任驱动着一路向前，那么这些钱就不是冒险家找寻的圣杯，而是勇士们手中紧握的长矛！

[1]
凯尔特族传说中的西方乐土岛。——译者注

[2]
古罗马共和国时期的英雄，其事迹在古罗马广为流传。——译者注

[3]
参见《水晶球：吉姆·罗杰斯和他的投资预言》，第3章。——译者注

致谢

我要感谢我的父母詹姆斯·彼兰德·罗杰斯和恩奈斯汀·布鲁尔·罗杰斯。现在，我有了孩子，经历多年的迷茫后我终于理解了自己的父母。我的女儿们教会了我很多生活的真谛，让我对那些被誉为“父母”的人睁开了双眼，几十年来我对他们一无所知。孩子们为我带来了许多自己并不了解但却一直存在的情绪和感受。我希望我的父母从我这里得到了更多——确切地说，是他们造就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