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一日

海豹六队击毙本·拉登行动亲历

[美]马克·欧文 凯文·莫勒 著

杨保林 张宝林 王蕾 译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艰难一日：海豹六队击毙本·拉登行动亲历/（美）欧文，莫勒著；杨保林，张宝林，王蕾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2.12

书名原文：No Easy Day：The Firsthand Account of the Mission That Killed Osama Bin Laden

ISBN 978–7–5086–3595–8

I. ①艰… II. ①欧… ②莫… ③杨… ④张… ⑤王…III.①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7868号

Copyright 2012 by Mark O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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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utton,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USA)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2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艰难一日：海豹六队击毙本·拉登行动亲历

著者：[美]马克·欧文 凯文·莫勒

译者：杨保林 张宝林 王蕾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CITIC Publishing Group）

字数：240千字

版次：2012年12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2–7459

广告经商许可证号：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3595–8 / I·333

定价：3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轻松之日，唯有昨日。

——海豹突击队座右铭

兄弟情谊永存

目 录

按语

序言 第一队

第一章 绿队

第二章 前五名、后五名

第三章 第二层

第四章 三角洲特种部队

第五章 排头兵

第六章 “马士基·亚拉巴马”号事件

第七章 旷日持久的战争

第八章 羊肠小道

第九章 华盛顿：暗潮涌动

第十章 散步者

第十一章 战前等待

第十二章 出发日

第十三章 渗 透

第十四章 哈立德

第十五章 第三层

第十六章 杰罗尼莫

第十七章 撤离

第十八章 证 实

第十九章 回 家

尾声

参考资料

按语

当我还在阿拉斯加上初中时，老师让我们挑选一本自己喜欢的书，读后写一篇读书报告。浏览了一排排书架后，我偶然发现了一本前海豹突击队队员金·温茨（Gene Wentz）撰写的书——《绿面人》（Men in Green Faces）。这部小说记述了海豹突击队在越南湄公河三角洲的秘密行动。书中有大量的伏击和交火场面，集中讲述了围剿一名北越上校的行动。

只看了一页，我就明白这就是我的梦想：当一名海豹突击队队员。越往后读，我就越想知道自己是否能行。

后来，当我真的来到太平洋上进行训练的时候，我发现所有队员都和我一样：总想做到最好，害怕失败。每天我们都在一起训练，相互鼓励。正是和他们在一起的岁月让我变得更加优秀。

在连续不断地完成了13次战斗部署后，我从海豹突击队退役。本书也算是对我这段生活的一个总结。离开前，我想向大家讲述是什么力量驱使着我们完成了如此残酷的训练科目，以及10年来连续不断的部署任务。

我们并非超人，但却有一种超越个人的力量将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那就是我们之间无比深厚的兄弟情谊；正是这种力量鼓舞着我们，让我们心甘情愿进入那些险境执行任务。

本书就是1998年至2012年间，关于这群了不起的海豹突击队队员的故事，我很幸运成为其中的一员，并能与他们并肩战斗。为了保护我们的真实身份，书中所有人物的姓名包括我自己的，均以匿名出现；本书也不涉及任何正在执行的军事任务及其细节。

同时，我也竭力保护海豹突击队目前仍在采取的技战术和作战规程，因为我的战友们仍在全世界执行反恐和打击叛乱的任务。如果你好奇心很强，想寻找什么作战秘密，对不起，这并不是你想要的书。

虽然我在书中尽量准确、如实地描述所发生的事件，但绝不会透露任何机密情报，这一点对我至关重要。在出版社的帮助下，我聘请了前特种部队的律师对文稿进行了严格的审核，确保不提及任何禁止谈论的话题，亦不会被心怀叵测的敌人作为伤害或破坏美国的敏感情报加以利用。我非常确信，在出版社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本书不但维护了而且将会提升美国的安全利益。

当涉及其他军事或政府机构、组织和行动时，只有在其他出版物或官方非机密政府文件中已经提及该机构参与了书中所描述任务的情况下，我才会提及它们的名称。

有时在不涉及任何安全保障事务的前提下，我会提及某些人们熟知的高级军事领导人的姓名。除此之外，我刻意隐去故事中人物的真名，采用匿名的形式来叙述。我不会描述任何对美国安全构成损害的军事技术。

本书中的所有材料均来自于非机密出版物和其他公开渠道；文中所述内容并非对任何个人、政府或机构，官方或非官方的行动加以肯定或否认。出于这些特别行动的保密性质，有时我会对事件的日期、时间和顺序进行模糊描述。当然，这不会影响我的回忆录的准确性和所描述行动的正确进展。书中所描述的行动已在众多其他普通及官方出版物中有所提及，人们也可以在公开资源中得到这些信息。公开资源中的引用来源表附在本书最后。

《艰难一日》中描述的所有事件都基于我的回忆，书中的人物对话也都是根据我的回忆进行了重新整理。战争是混乱的，但我在叙述中尽力保证故事的准确性。如果存在任何不准确的叙述，责任由我个人承担。本书表述的仅是我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海军、美国国防部及其他任何个人的观点。

尽管为了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和那些继续在全世界奋勇作战的人们的安全，我刻意使用了一些叙述技巧，但我确信《艰难一日》仍将会准确描述相关事件的发生过程，它也是海豹突击队生活及队员间兄弟情谊的真实写照。尽管我用第一人称讲述故事，但与我一同服役的队员们也都有着同样的经历，我并不比我的队友们更聪明或是更愚笨。在经过漫长而痛苦的思考后，我才决定撰写此书，但肯定这一行为会招致一些队友的鄙视。

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觉得是时候对美国军队历史上最重大的行动作出正确叙述了。尽管媒体对此次击毙本·拉登的行动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但却从未报道过这一行动为何会成功，以及这一行动是如何成功的。本书就是对那些为此次行动作出过卓越贡献的人们的颂扬，这本是他们应得的。这次行动的成功有赖于整个团队的全力配合，从发现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情报分析师，到带我们到阿伯塔巴德（Abbottabad）目标地的直升机驾驶员，再到突袭本·拉登住所的那些人。每个人对这次行动的成功都至关重要。

《艰难一日》就讲述了他们的故事，也讲述了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和作出的牺牲。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讲述了在我加入海豹突击队之前以及以后永存的兄弟情谊。

我多么希望有一天某个初中生能读到这本书，从而立志成为一名海豹突击队队员，或者至少能因此而生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若能如此，这本书我就没有白写。

马克·欧文

2012年6月22日

弗吉尼亚比奇

序言  第一队

一分钟。黑鹰直升机的机长打开了舱门。

我刚好能看清戴着夜视仪的他举起了一根手指。我环顾四周，看到我的海豹突击队队友们在直升机内冷静地传递着这个讯息。

整个机舱充斥着引擎的轰鸣声，并且除了黑鹰直升机的旋翼击打空气的声音外，听不到任何别的声音。当我将身体探出机舱的时候，风猛烈地冲击着我。我搜寻着下面的地面，希望能多看一眼阿伯塔巴德市。

就在一个半小时前，我们登上两架MH-60黑鹰直升机，在没有月亮的夜色之中飞行。从我们在阿富汗贾拉拉巴德（Jalalabad）的基地到与巴基斯坦的交界处，只是一次短途飞行。然后，从那里再飞一个小时，便可以到达几个星期以来我们一直通过卫星图像反复研究的那个目标。

除了驾驶舱内隐约透出的亮光，机舱内漆黑一片。我一直被挤在左门边，没有多余的地方可供伸展身体。为了减轻重量，我们已经拆掉了直升机内的所有座位，所以大家要么坐在地板上，要么坐在我们出发前在当地体育用品店里购买的野营小凳上。

我坐在机舱边上，将蜷曲已久的腿伸出舱门，想让血液流动流动。我的腿都麻木抽筋了。机舱里，在我的周围拥挤着的队友，加上第二架直升机上队友，共有23名，我们来自美国海军特战开发小组（United States Naval Special Warfare Development Group，通称为DEVGRU，以下简称海豹六队）①。我之前已经和这些人合作过许多次。有些人我认识十多年了。我完全信任每一个人。

5分钟前，整个机舱的气氛热闹起来。我们戴上头盔，检查无线电，然后对我们的武器作了最后一次检查。我配有60磅的装备，每一克都是为特定用途而精心选择的。我的装备精良完美，十几年来不断校定，帮着我完成过数百次类似的任务。

这一队的队员是精心挑选出来的，都是我们中队最有经验的人。在过去的48小时里，行动的时间被反复推迟。而我们每个人则不停地检查自己的装备，因此我们已经为这个夜晚作好了最充分的准备。

自从我在冲绳基地从电视里看到“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这是我一直盼望的一项任务。那时我刚训练回来，一进房间就看到第二架飞机撞向世贸中心大楼的画面。当火球从建筑物的另一边喷出、滚滚的浓烟从世贸中心大楼里升起时，我无法转身离去。

和在国内的所有美国人一样，我一直呆呆站在那里，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心里感到无比绝望。那一天剩下的时间我一直盯着电视屏幕，我努力想弄明白我刚才看到的是不是真的。一架飞机坠毁可能是意外事故。后续的新闻报道证实了我已经看到的第二架飞机在进入电视镜头的瞬间所发生的事。毫无疑问，这是一次袭击事件，绝不是意外。

2001年9月11日，作为一名海豹突击队队员，我第一次参加部署作战。当奥萨马·本·拉登的名字出现时，我认为第二天我们部队会接到前往阿富汗的开拔命令。在过去的一年半，我们一直在进行部署作战训练。我们在泰国、菲律宾、东帝汶和澳大利亚训练了好几个月。当看到这次恐怖袭击时，我渴望离开冲绳，去阿富汗山区追击基地组织的那些好战分子，报效祖国。

但我们没有接到开拔命令。

我很是失望。我长时间地辛苦训练，就是为了成为一名海豹突击队队员，但现在这名队员却只能在电视上观看战争。当然，我不能让我的家人和朋友和我一起失望。

他们写信问我是否要去阿富汗。在他们看来，我是一名海豹突击队队员，被立即派往阿富汗才是唯一合乎逻辑的。

记得当时我给女朋友发了一封邮件，努力对当时糟糕的情况表现出满不在乎。我们谈论着这次部署作战结束后的生活，以及在下一次部署作战前我在家的时间安排。

“我还剩一个月的时间，”我写道，“很快就可以回家了，但是除非我先杀了本·拉登。”这种笑话你那时肯定听过不少。

现在，黑鹰直升机正飞向我们的目标。此时我回想起了十多年前的事。自从那次恐怖袭击后，我工作战线中的每个人都梦想能参加像今天这样的任务。基地组织的领导人将我们设定为战斗的对象。他鼓动他的人驾驶飞机去撞击满是无辜平民的大楼。那种狂热有多么可怕。当我看到世贸中心大楼倒塌的场景，看到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遭遇袭击的报道，我知道我们已经身在战争之中了，但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战争。多年来，很多勇敢的人已经牺牲在反恐战争中，也没人知道我们是否会得到机会来参加像此次这样的一个任务。

“9·11”已经过去10年。追杀基地组织的领导人的行动也进行了8年。而就在现在，距离我们索降到本·拉登的藏身之地，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了。

抓着扣在黑鹰直升机机身上的速降绳，我能感觉到我的血液终于畅通无阻了。我身旁的狙击手一条腿在舱内，一条腿悬在外面，以便为已经很拥挤的机舱门口留出更多的空间。他将枪管朝向院子搜索目标。他的工作是，当突击队通过索降进入院子按各自任务分散时，掩护压制院子的南侧部分。

就在前一天，还没有人相信华盛顿会批准此次行动。但经过几个星期的等待，我们现在离这所院子却不到一分钟了。情报说我们的目标应该会在那里，我猜想他也会在那里，即使出现意外情况，我也不会吃惊，毕竟我们之前已经数次与他失之交臂了。

2007年，我花了一星期时间追踪有关本·拉登的传闻。当时我们接到的报告说他从巴基斯坦回到阿富汗并且打算做最后一搏。线人说他在山里看到一个穿“白色长袍”的人。然而经过几个星期的准备，最终无功而返。但这一次感觉不同。在我们离开之前，中情局一位叫珍的分析师说这次她百分之百肯定他就在那里。她是这次追捕本·拉登行动的主要分析师之一。我希望她是对的，但经验告诉我，最好还是要保留自己的判断，一切在行动结束后才能有定论。

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我们离这所院子只有几秒钟了，无论谁住在那里，今晚都将是他的一个不安之夜。

我们之前已经完成过无数次类似的突袭任务。在过去的10年里，我去过伊拉克、阿富汗和非洲之角进行军事作战。2009年，我们奉命从3名索马里海盗手中营救出美国货柜船“马士基·亚拉巴马”号的船长理查德·菲利普斯。我之前就在巴基斯坦参加过军事行动，今晚的战术和几百次其他军事行动没有什么不同；从历史角度看，我希望这次会有所不同。

一握紧绳子我就冷静了下来。“一分钟准备”这道命令对于参加此次行动的每一个人来说，已经听了上千遍了，在这一点上与以往的军事行动并没有什么不同。从直升机的机舱门望下望，我开始寻找并辨认地标，数周的训练中我们对这个地区一直在进行卫星图像的研究。我没有扣上直升机的安全绳索，所以我的队友沃尔特用一只手抓住我防弹背心的尼龙带。每个人都挤向机舱门，在我身后准备跟我下去。在右边，我的队友们能清楚地看到载有第二队的直升机正前往它的既定着陆点。

一清理完东南边墙，直升机将迅速飞达我们预定的突入点上空并开始悬停。向下看离院子有30英尺，我能看到晾衣绳上的衣服正在剧烈飘动，挂在那儿晾着的毯子，被直升机旋翼旋起的灰尘和污垢击打着。院子周围盘旋着垃圾，在附近的一个动物圈栏里，被直升机惊吓了的山羊和奶牛乱蹦乱跳。

目标是地面，我可以看到我们仍然盘旋在客房上方。直升机一直摇晃，我知道飞行员要把飞机停入指定位置有困难。我们转向客房房顶和院墙之间。我看了一眼机长，他把无线电话筒紧压在嘴上，给飞行员指引方向。

这架直升机上下晃动着，它在努力找到足够的空气以稳定悬停和保持位置。晃动不是很剧烈，但这绝不是原计划的一部分。飞行员努力控制飞机，试图使它正常。有些不对劲。这些飞行员曾多次执行过此类任务，对他们而言，把直升机悬停于目标之上就像是把车停进车位一样容易。

我凝视着院子，考虑把绳子抛下去，好让我们快些摆脱这架不稳定的飞机。我知道这很冒险，但到达地面是命令。干坐在直升机舱门口，我什么也干不了。现在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找到一个能抛出绳子的明确地点。

但是没有明确的地点。

“我们将绕飞。我们将绕飞。”我听到无线电里有人说。这意味着索降到院子的计划现在取消了。我们要绕到南边落地，然后从墙外突袭。这将增加宝贵的突袭时间，让院子里的人有更多时间来武装自己。

我的心一沉。

在我听到这个从周围绕飞的呼叫之前，一切都在按计划顺利进行着。我们一路上避开了巴基斯坦的雷达和防空导弹，不知不觉已到达目标地。但眼下却变得一团糟。虽然我们对这种意外情况也进行过演练，但那是B计划。如果我们的目标真的在里面，攻击的突然性将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但现在，最佳行动时机将很快溜走。

当直升机试图从不稳定的盘旋中向上爬升时，它猛地来了一个右旋，旋转了90度。我能感觉机尾冲向左边。我猛地一惊，马上挣扎着在机舱里找到一个把手，以防从飞机里滑出去。

我能感觉到我的屁股离开了地板，一时间内心涌起一阵恐慌。我放开绳子，身子开始向后缩回机舱，但队友们都挤在机舱门口，现在几乎没有让我挤回来的余地。当直升机开始下坠时，我能感觉到沃尔特紧紧抓住我身上的防弹背心。沃尔特的另一只手拿着狙击手的装备。我尽可能向机舱内靠。沃尔特几乎就是压在我上面以让我挤进来。

“该死。我们要进去。”我想。

直升机开始滑向一边，猛烈的旋转把我旋到门前。我能看见庭院的墙扑面而来。头顶上一直发出嗡嗡声的引擎，现在已经尖厉呼啸，似乎在努力使飞机回升。

当直升机向左侧滑时，机尾旋翼差点碰到客房。在这次行动开始前我们曾打趣说，我们的直升机坠毁的概率最低，因为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曾从以前的直升机坠毁事件中幸存下来。我们确信，如果有一架直升机要坠毁的话，那么它将是载有第二队的那架。

美国为了这一刻，已经花费了成千上万甚至百万个工时。但就在行动即将展开前出了偏差，我们甚至可能连踏上这片土地的机会都没有。

我努力缩回我的腿，扭动进机舱更深一些的地方。如果直升机撞到其一侧，它可能会翻滚，真那样的话，我的腿就会被压在机身下彻底被压碎。我尽可能地向后靠，把腿蜷起来贴近胸部。在我的旁边，狙击手设法把他的腿从机舱门缩回来，但是太拥挤了。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法做，只能保佑直升机不要翻滚而把他那条暴露在外的腿压碎。

周围的一切仿佛都慢了下来。我努力把飞机要坠毁的想法从脑子里赶出去。随着时间一秒秒过去，地面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觉得我的整个身体都紧张得绷了起来，为不可避免的撞击做好准备……

①前身为美国海军海豹部队第六分队（SEAL Team Six，ST6），即著名的海豹六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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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绿队

每个训练日前，我们都要完成严酷的体能训练或者叫PT训练，包括长跑、俯卧撑、引体向上以及虐待成性的教官们所能想到的所有方式。我们推轿车前行，但更多时候是推着大巴前行。当我们抵达室内近战训练室时，我们已经肌肉酸痛，浑身乏力。

当我在位于密西西比的训练营沿着“杀戮屋”（kill house，即室内近战训练室）的走廊缓慢推进时，感到汗水从后背向下流淌，浸透了衬衣。

那是在2004年，也就是我乘坐黑鹰直升机奔袭巴基斯坦的阿伯塔巴德、参加有史以来最具历史意义的突袭行动的7年前。这一年，我参加了海豹六队的选拔集训。海豹六队的全称是“美国海军特战开发小组”。这次为期9个月的选拔，被称为绿队选拔，是我和其他候选人成为海豹六队精英的必经之路。

当我跟着队友向一扇门靠近的时候，我的心跳不断加快，还得不时眨眼以免汗水流入眼睛。我努力强迫自己集中精力，不去胡思乱想，呼吸也显得沉重而杂乱。我很紧张，也很烦躁，正因为如此，我才出现了失误。我必须全神贯注。但无论在我们即将闯入的房间里有什么东西，与搭建在我们头顶通道上密切注视着我们的教官们相比，仍然无法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所有的教官都来自海豹六队，训练有素，经验丰富。这些老兵将从候选者中挑选并训练新兵。我们的未来就掌握在他们手中。

“就快到饭点了。”我自己咕哝道。

这是我不让自己感到焦虑的唯一方法。1998年，我在进行基础水下爆破训练（BUD/S）时就这么试过，就是集中精力做好当下的事，一定坚持到下一个饭点。即使我们举起原木时胳膊早已感觉不到存在，即使冰冷的海水刻骨蚀心，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种状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有句谚语说，一口吃不成个胖子。怎么办？一口一口来。区别仅仅在于，我的“一口一口”变成了一天三顿饭：坚持到吃早饭，刻苦训练直至午饭，全神贯注直到晚饭。周而复始。

2004年，我已经是海豹突击队的一员了，而如果能成为海豹六队的一员，我将登上军旅生涯的巅峰。作为海军的反恐作战单位，海豹六队承担着解救人质、战犯追踪等任务；“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围剿基地组织的任务中，也能见到它的身影。

但要通过绿队选拔却绝非易事。我已经不再满足于仅仅是海豹突击队的一员。在绿队选拔中，刚刚及格就意味着失败；排名第二，你就是第一位失败者。这样做，关键在于不能满足最低标准，最大程度捶打战士们的精神。在绿队如果能每时每刻都处理好心理压力，展现出你的巅峰状态，你就成功了。

每个训练日前，我们都要完成严酷的体能训练或者叫PT训练，包括长跑、俯卧撑、引体向上以及虐待成性的教官们所能想到的所有方式。我们推轿车前行，但更多时候是推着大巴前行。当我们抵达室内近战训练室时，我们已经肌肉酸痛，浑身乏力。训练营是专门修建的可防止导弹袭击的模拟建筑，包括走廊和房间，用来进行近距离战斗训练，或称做室内近战训练（CQB）。体能训练的意义在于，在教官用更具挑战性的战术环境来检验我们之前，它使我们感受到了真实战争环境下的压力。

当我们向走廊移动的时候，我并没有时间看一眼教官。这是训练的第一天，所有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我们在亚利桑那州结束了整整一个月的高空跳伞训练后，开始进行室内近战训练。在亚利桑那，压力已经非常大了；然而到了密西西比，这种压力更是与日俱增。

我忘掉那恼人的疼痛，全神贯注地盯着面前的房门。房门是薄薄的胶合板制成的，没有门把手。我们之前那些集训队员已经将门撞击得破烂不堪。我的队友用戴着手套的手轻轻一推，门开了。在进入之前，我们在门口稍作停留来搜寻目标。

屋内四四方方，粗糙的墙全部由废弃的枕木制成，可以承受实弹攻击。我持枪做着弧形的搜寻。我能够听到我的队友在我身后紧随着跟了进来。

什么也没有，房子里空空荡荡。

“前进！”（moving）队友喊道，同时他进入房间清理一个角落。

出于本能，我迅速移向一个能够掩护他的位置。

当我开始移动的时候，我就听见屋顶上方的通道上传来的微弱的不满声。我们已经无法停下来，但我知道我们之中有人出现了失误。霎时间，我变得更加紧张，压力陡然增大，但很快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现在没有时间去为我们所犯的错误而担忧。还有很多房间等待我们去清理，我不能为我在第一个房间所犯的错误而忧心忡忡。

我们退到走廊上，接着进入了下一个房间。一进门，我就发现了两个目标。在右侧，一个手持左轮手枪、身着运动衫的人形靶，看起来像电影中20世纪70年代的暴徒。左侧是一个女人手持钱包的人形靶。

在进入房间几秒钟之后，我扣动扳机射向那个暴徒。正中靶心，我一步步向它靠近，又补了几枪。

“清除!”我放低枪口，喊道。

“清除！”我的队友也回道。

“关上保险，正常持枪。”头顶上一个教官的命令传来。

不止6位教官从搭建在“杀戮屋”外围上方的通道上俯视着我们。他们可以随着我们清理不同的房间而安全地穿行，评价我们的表现，观察我们每一个细小的失误。

我关上保险，把枪挂在身上，用袖子擦了擦眼睛周围的汗水。尽管训练已经结束，但我的心还剧烈跳动。训练方案相当直白明了，我们也都明白如何清理一个房间。正是在模拟对抗的压力中成功清理房间的过程，决定我们成败与否。

这种行动不允许出现丝毫差错。那一刻，我仍然不清楚我们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错。

“你的回应‘前进’（move）在哪儿？”其中一位教官汤姆在通道上方问我。

我没回答，只是点点头。很尴尬，也很失望。在进入第一间房间后，我忘了回应我的队友，这是违反安全规程的。

汤姆是训练营里最棒的教官之一。我通常能够轻易把他分辨出来，就因为他有个大脑袋。他的脑袋硕大无比，好像里面装着一个巨型的大脑。这是他一个明显的体貌特征，否则你在人群中根本就认不出他，因为他永远心平气和，不急不躁。正是他的严谨和公平，使我们都非常尊敬他。当你在他面前犯了错误，你就会觉得你让他失望了。此时的他脸上充满了对我的失望。

没有大叫。

没有咆哮。

只有那种表情。

我看见他站在上面的那种神情，好像在问：“老兄，真的吗？你真这么干了吗？”

我想说点什么，或者至少试着解释解释，但我知道，他们根本不想听我解释。如果教官说你错了，那你就是错了。空空的房子里，我站在他们下面，没有争论，也没有解释。

“是的，我承认。”我说。一点儿也没有为自己辩护，只是对自己犯这种低级的错误非常生气。

“我们不仅仅想让你承认错误，”汤姆说，“你还要克服它。做你的爬梯训练去吧。”

我抓起我的步枪，小跑着跑出“杀戮屋”，全速冲向300码之外悬挂在一棵树上的绳梯。一级一级地爬上梯子，我感到越来越沉重。让我感到沉重的，不是被汗水浸湿的衬衣，也不是重达60磅的防弹背心和装备。

这沉重来自于我对失败的恐惧。我作为海豹突击队队员，职业生涯中还从未失败过。

当我6年前来到圣迭戈参加基础水下爆破训练的时候，我从没想过我会失败。很多与我一同来到训练营的队友要么被淘汰，要么选择了退出。他们其中一些人跟不上残酷的沙滩跑，或者在潜水训练时克制不住恐惧。

与很多其他的基础水下爆破训练者一样，我在13岁的时候就立志成为一名海豹突击队队员。我读过每一本我能找到的关于海豹突击队的书，在“沙漠风暴”行动的时候追踪每一条有关他们的消息，做梦都想着在战斗中执行伏击、抢滩任务。

我希望长大后能做我在书本上读到的所有事情。

在加利福尼亚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完成学业后，我就去了基础水下爆破训练营，1998年成为海豹突击队的一员，戴上了三叉戟徽章。经历了泛太平洋地区6个月的部署，以及2003~2004年在伊拉克的作战部署，我渴望一些新的东西。在最初的两次部署中，我了解了一些关于海豹六队的情况。海豹六队提供了海豹突击队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条件，我知道，如果我不去尝试，我永远不会甘心。

海军反恐作战单位的成立缘于“鹰爪行动”（Operation Eagle Claw）失败的影响。“鹰爪行动”是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于1980年部署的，旨在解救伊朗德黑兰美国大使馆中被扣押的52名美国公民的军事行动。

这次行动之后，海军意识到了建立这种能够成功执行此类特殊任务的部队的需求，并任命理查德·马辛克（Richard Marcinko）组建一支海军反恐部队，称做海豹六队。六队负责人质营救以及针对敌对国家、船只、海军基地、海上石油平台等的渗透。不久以后，任务范围扩展到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当马辛克建立起这支部队的时候，海军只有两支海豹突击队。之所以命名为“六队”，只是想让苏联人觉得美国还有很多支海豹部队而已。1987年，海豹六队被命名为海军特战开发小组。

海豹六队建队之初只有75人，均由马辛克亲自挑选。现在，海豹六队的队员来自其他海豹突击队以及爆炸品处理小组（EOD）。这支部队发展迅速，士兵及后勤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它的理念和宗旨却始终如一。

海豹六队隶属于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Joint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JSOC），与陆军的三角洲特种部队等其他特种部队合作均十分密切。

海豹六队早期的作战任务之一就包括1983年代号为“紧急狂暴”（Operation Urgent Fury）的军事行动。以美国为首的军队入侵了格林纳达这个共产主义者掌权的加勒比海小国。在入侵期间，海豹六队的队员营救了时任格林纳达总督、正面临被处决命运的保罗·斯库恩（Paul Scoon）。

6年之后，1989年在美国入侵巴拿马时，海豹六队与三角洲特种部队一起，联合捉拿了曼纽尔·诺列加（Manuel Noriega）。

1993年10月，海豹六队也参与了美国领导的抓捕索马里军阀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Mohamed Farrah Aidid）的行动，这次行动最后演变为摩加迪沙之战。这场战役在马克·博登（Mark Bowden）的著作《黑鹰坠落》（Black Hawk Down）中有详细描述。

1998年，海豹六队追捕到了波斯尼亚战争中的众多罪犯，包括波斯尼亚军将军拉迪斯拉夫·克里斯蒂奇（Radislav Krstic）。他后来因为在1995年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被起诉。

自2001年9月11日起，海豹六队一直部署于伊拉克和阿富汗，任务为搜索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武装的指挥官。司令部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立即奉命进入阿富汗。战士们主要负责一些高级别的任务，如2003年在伊拉克营救女兵杰西卡·林奇（JessicaLynch）。正是诸如此类的任务，以及他们总是第一时间被召唤的事实，激励着我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在被挑选进入绿队之前，你首先得成为一名海豹突击队队员，绝大多数候选人都得至少有两次部署作战的经历。这体现着候选人所必须具备的技能水平和经验，而这些技能和经验都是通过选拔所必需的。

当我在密西西比的骄阳下，爬上那一级级的绳梯，我禁不住想，我都已经快进入绿队了，却在这个3天的选拔过程中差点失败。

选拔的日期定下来的时候，正值我们部队在进行地面作战训练。当时在加利福尼亚的彭德尔顿军营，我躲在树下，看着陆战队员们建造大本营。那是2003年，我们刚刚开始了为期一周的侦察训练，这时我接到命令去圣迭戈报到，开始为期3天的选拔。如果我有幸能被选上，我将开始参加绿队为期9个月的训练课程；如果我有幸能再次被选上，我将进入海豹六队的序列。

我是我们排唯一参加选拔的战士，兄弟排的一个好朋友也参加了选拔。我们一起驶向圣迭戈，并利用路上的时间清洗涂在脸上的油彩。虽然穿着迷彩服，但在野外待了这么多天，身上也有了汗臭味儿，还有杀虫剂的味道。吃的只有干粮和方便食品，我的胃很痛。我一边开车一边喝水以压制胃部的疼痛。我的身体并不在最佳状态，可我知道选拔的第一部分就是体能测试。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在沙滩集合。当我完成4英里限时跑的时候，太阳刚刚跃出地平线。短暂休息之后，我和其他二十几个候选人一起来到水泥平台上。一阵太平洋上的微风吹过，空气中还带有昨晚的一丝凉意。要在其他时候，这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海滩清晨。但这时的我已经跑得疲惫不堪，却在下水之前还得做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

尽管教官对每一次的动作都无比挑剔，我还是很轻松地就通过了俯卧撑测试。每一个动作都必须完美标准，否则根本就不会被计入总数。我翻过身来，准备接受仰卧起坐测试。

当我做第一组仰卧起坐时，我感到非常疲惫。

野外生存训练并没有对我的持久力起到什么作用。起初，我的节奏保持得还不错，但很快教官就来到我旁边，开始重复数一些数字。这打乱了我的节奏。

“10，10，10，”他喊道，“10，11，12，12。”

我的动作不是很完美。教官在重复数那些我做得不规范的动作。每次他重复一个数字，我就感觉更面红。我越来越累，但离达标却依然遥远。

“1分钟。”

这个声音传来时，我还远远落后，时间又将很快耗尽。如果仰卧起坐测试过不了，我就完了。这时我心里就冒出一些疑虑，开始想到一些狗屁借口，比如我准备不足，因为一直在我的部队参加训练，而没有准备这些测试，等等。

“30秒。”

还有30秒钟，这时我离最低标准还差10个。我旁边的那个家伙已经达到了最低数，他还在那里尽可能快地继续做。我的脑子一片混乱，我不敢相信我就要失败了。我强迫自己忘掉这些胡思乱想，把注意力集中到动作标准上来。很快，我就要完成了。

“10秒。”

快了！胃很疼，我不断地喘着气。疲劳被恐惧所代替。我很慌乱，我不能输。要是连体能测试都没有通过，我怎么有脸回到我们排？

“5，4，3……”

教官倒计着时间，我终于完成了最后一个仰卧起坐。超过最低标准仅仅两个，勉强通过。此时的我已经精疲力竭，但还是得继续做引体向上的测试。走到杠前，想到刚刚差点失败，这倒激发了我的些许斗志，引体向上测试我没有任何悬念地通过了。

最后一项是在圣迭戈湾的游泳测试。水面很平静，我们都穿有防寒泳衣，所以也感觉不到水有多冷。刚开始我游得还不错。一起参加选拔的一个来自海军学院的游泳运动员遥遥领先，但我还是处在第二位。我不停地游，但还是感到越来越慢，就好像是在跑步机上游泳。

当我到达终点的时候，教官告诉我，我失败了。结果是，除了海军学院的那个游泳运动员，其他人都没通过。这个结果引起了教官们的注意，他们重新查看了潮汐表。在很快对洋流作了复查后，原因找到了，我们刚刚都在逆流游泳。

“我们将在明天重新进行测试。”他们说。我长出了一口气。

整个测试最难的挑战就包括，当你该进行某一单项测试时，你已经非常疲劳。所以第二天我们不仅仅是重新进行游泳测试那样简单，我知道我还得重新做仰卧起坐及其他科目，我也深知，我不可能一夜之间恢复腹肌的力量。

这完全是一场个人意志的较量。

我只能准备第二天的测试，希望一个合格的分数。我知道我的成绩不很理想，我很担心他们在第二天的面试中会如何看待我这些成绩。因为我达到了最低成绩要求，并不能说明在选拔上我就能怎么样。这是一个优中选优、强中选强的选拔，而且我也没有让教官看到我做好了进入绿队选拔的充分准备。

我穿着深蓝色制服，佩戴了所有的绶带和奖章，早早地去参加面试。前一天，我还特意理了发，确定自己也剃了胡子。我看起来就像制服样书里的一张标准照。对一名海豹突击队队员来说，帅气的发型、锃亮的皮鞋、熨烫平展的制服，很多时候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但至少在会上教官们可以少一个批评挖苦的由头。

会议室的尽头放着一张长长的桌子，桌后坐着6位军士长，以及选拔第二天时测试过我们的一位心理专家，还有一位职业顾问。评委席前面有一把单独放置的椅子。我走进去，坐了下来。

接下来的45分钟，他们轮流向我提问。我从来没有受过如此密集的“攻击”。来之前我并不知道，评委会已经与我们海豹突击队五队的排长和指挥官谈过话了。他们知道有我这么个人，但现在他们才有机会亲自考察我。

直到今天，我还是想不起来面试我的时候都有谁在座。在那时的我看来，他们仅仅是掌握着我未来命运的高级指挥官。而我需要做的就是如何让他们选择我。

但我糟糕的体能测试成绩帮不了我。

“你知道为什么选拔你们吗？”一个军士长问道，“你知道你们将来都要干什么吗？这只是一个入门测试。你想进入这个一流的团队，难道这就是你的表现吗？”

我没有犹豫。我知道他们会在这点上打击我，我只能认错。

“这都怪我。”我说，“我坐在这里，面对这样的成绩，我也很难堪。我能说的只是，如果我能出线，能够被选中，这些成绩将永远成为历史。我不会为自己找任何借口。这样的成绩真的怪我，跟别人没有关系。”

我打量着他们的表情，想知道他们会不会相信我。从他们的脸上却找不到任何相信或不相信我的表情，看到的只有空洞的眼神。一连串的问题仍然在继续，让我疲于应付。他们想看看我能否依然镇定。如果连坐在椅子上冷静回答问题都做不到，那么在炮火中我会怎么样？如果他们只是想让我感到不舒坦，那么他们做到了。但我主要是感觉很窘迫。他们都是我所尊重的人，我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而我，只不过是一个勉强通过了仰卧起坐测试的海豹突击队队员而已。

面试终于结束了，他们告诉我可以走了。

“如果你被选中，半年之内我们会通知你。”

离开会议室的时候，我估计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成功概率。

回到彭德尔顿军营，我给脸上重新涂上绿色油彩，溜回训练场和我的队友们继续进行最后几天的训练。

“结果怎么样？”我的头儿问道。

“谁知道！”我答道。

我没向任何人说起那次体能测试的情况。我觉得自己是真的失败了。

当我又一次随海豹五队在伊拉克执行部署作战任务的时候，终于等到了通知。我们排长把我叫进了作战指挥中心。

“选拔时你表现得不错。”他说，“我们回去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去绿队报到的命令。”

我惊喜异常，因为我一直做着最坏的打算。我心里一直在想，我得重新参加选拔。既然我被选中了，我一定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我会在绿队更好地表现。

第二章

前五名 后五名

我们每个人必须匿名选出班上最好的五个人和最差的五个人。教官并不是每时每刻盯着我们，所以“前五后五”的评选可以让他们更好地了解谁表现得更好。我们的评估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每位候选人的命运，因为这份评估会更清楚地说明他们的表现。

在密西西比那个潮湿的夏季，从绳梯处跑回来时，我的肺像是着了火一般，双腿酸痛。并不是身体上真的觉得痛，更多痛来自内心。我振作起来，给自己施加的压力比从教练们那儿感受到的压力更大。在室内近战训练室里，由于我注意力不集中出现了失误。我也知道这个失误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如果我不忘掉压力，将注意力集中在手头的训练上，我就不能再待下去了。任何时候，一些候选人都会被淘汰。

我跑回来，站在训练室外边，听见里面断断续续的步枪声，其他队友在清理训练室。在下一次重复训练前，我们才有几分钟的时间稍微喘口气。

我返回的时候，汤姆从高处的通道爬了下来。他把我拉到一边说：“喂，兄弟，刚才你掩护了自己的队友，那是完全正确。但你没有对‘moving’回应就不能擅自移动啊。”

“哦，知道了。”我说。

“我知道在你以前待的部队里，你们这些家伙以自己的方式行事。或许，在那儿你根本不需要什么指令‘moving’。”汤姆说，“但在这儿，我们得根据室内近距离战斗的规定统一行动，我们要等指令。如果你走运，能完成这项训练，加入到第二层的突击队，我保证，你就没必要进行基本的室内近战训练了。但在现在，仍要有这方面的压力，你得向我们证明，你会完成最基本的室内近战训练。我们有标准，如果没有喊出可行动的指令，你就不能移动。”

“第二层”是突击队在弗吉尼亚比奇的指挥部。到绿队的第一天，我们被告知不能进入总部的第二层。在我们完成训练前，那里是军事禁区。

因此，进入第二层是我们的目标，也是一种奖励。

我点头答应，并迅速换了一个新弹匣。

那天晚上，我抓起一瓶冰镇啤酒，并将清理工具摊在桌上。猛灌了一瓶啤酒，我意识到这是事实——我幸存了下来，没被淘汰，“一口一口”地即将吃成一个“胖子”。这又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我离第二层更近了一步。

进行大量的室内近战训练期间，我们住在射击场和室内近战训练室附近的两间大房子里。这两间房基本上就是巨大的营房，经过海豹突击队和特种部队的轮番蹂躏，已经千疮百孔。里面摆满了双层床，但我大多数时间待在楼下的休息室里。休息室里有张台球桌，还有一台20世纪80年代的大屏幕电视，经常被用来收看体育赛事。放出的声音更像是我们清理武器或者打台球放松时的背景噪音。

海豹突击队不大。大家彼此认识，或至少听过对方的名字。从踏进比奇开始基础水下爆破训练的那天起，你就开始树立自己的声望。从第一天起，每个人就在议论声望的问题。

查理把台球归拢起来，要再打一盘，同时问：“今天看到你在楼梯那边。搞啥名堂呢？”

查理是个大块头，智商发达。他双手像铲子似的，肩膀宽阔，大约有6英尺4英寸高，230磅重，嘴巴很大，整天骂骂咧咧的。

我们叫他“恶霸”。

查理以前是个水兵。他在中西部长大，高中毕业后加入了海军。参加基础水下爆破训练之前，他在军舰上待了一年，主要负责铲除军舰上的旧漆，其余时间就是和别的水兵打架斗殴度日。据查理讲，随舰队出海就像跟着一帮暴徒航行一样。他给我们讲在舰上、码头、巡航时打架的事。因此，他不想待在舰上，而渴望成为海豹突击队的一员。

查理是班上数一数二的候选人之一。他很聪明，有进取心。来绿队之前，他是一名东海岸海豹突击队的室内近战教练，但这对他来说没什么影响。进室内近战训练室对他来说自然很容易，另外，他还是个神枪手。

“没有回应可移动指令‘move’。”我告诉他。

“再这样下去，你很快就会回到圣迭戈晒太阳。”他说，“你最起码可以登上明年的日历。”

海豹突击队在两个地方有基地——加利福尼亚的圣迭戈和弗吉尼亚的比奇。这两支队伍在地域和人数方面都存在竞争，但这种竞争是健康有益的。两个基地之间差别很小，东西海岸的这两支队伍肩负同样的任务，能力相当。但是西海岸的海豹突击队有一个“闲散的冲浪者”的名声，东海岸的海豹突击队被看做是“穿卡哈特（Carhartt）工装的农民”。

我隶属于西海岸海豹突击队，所以和查理凑在一起就斗嘴就成了一条犹如一日三餐一样的铁律，特别是关于日历。

“对吧，‘五月’先生?”查理窃笑着问我。

尽管我没在日历上出现过，但我的一些队友为了慈善工作，前几年出版过一些日历。那些日历上是一些光着上身的海豹突击队队员，以圣迭戈的海滩、灰壳船为背景。这样做或许能帮助穷人买点吃的，或者可以帮助病人与癌症做斗争，但也被东海岸的队员们嘲笑了好几年。

“没人会让东海岸的一帮皮白肉嫩的小伙子上日历，”我说道，“所以你要是不服气我们光着膀子在圣迭戈享受阳光的话，我也没办法。”

我们斗起嘴来就没完没了。

“明天我们还是在靶场上把这事儿说清楚吧。”我说道。

我没有好的口才挑战查理或者绿队里其他滔滔不绝的家伙。可以依赖的就是射击了。大家都知道，我不是个能说会道的人，遇到这种场面我最好是反击后迅速后撤，然后尽力在第二天的射击中胜过他们。我的射击水平超过队里的平均水平，因为，小时候我在阿拉斯加长大，枪支几乎是伴着我成长的。

从小时候起，我父母就不让我玩玩具枪。小学毕业时，我就带着一把“点22”式步枪。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玩枪械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对我们家来说，枪就是一件工具。

“你要敬畏枪支，敬畏它所能做的事。”父亲告诉我。

父亲教我如何射击，如何与枪安全共处。但直到经历了危险，彻底受到打击之后，我才吸取了教训。

有一次跟父亲打完猎之后，外边非常冷，冷得都无法在室外清理枪支。于是我进了屋，和家人待在一起。母亲在厨房准备饭菜，姐妹们在厨房玩耍。

脱掉了手套，我开始清理枪支。父亲已经多次教我如何清理枪膛，强调要注意安全。要先把弹匣卸下，然后拉动枪栓，退出每一发子弹。之后朝枪膛看看，再朝着地上安全的方向扣动扳机。

但就在那个特殊的一天，我没有注意枪膛里还有一发子弹，我仅仅是卸下了弹匣，然后将枪朝向地面，没关保险就扣动了扳机。子弹从枪膛里射出，嵌进炉子前的地板里。我当时心不在焉，只想着赶紧取暖。整个房间回荡着嗡嗡的枪声。

我吓呆了。

我的心怦怦直跳，跳得我胸口都疼，双手也在颤抖。我看着父亲，他盯着地板上的弹孔。母亲和姐妹们跑了出来，看出了什么事。

“你没事吧？”父亲问。

我结结巴巴地说没事。然后检查了一下枪，确保里面再没子弹。我放下枪，双手仍在颤抖。

“对不起，”我说，“忘了检查枪膛了。”

我尴尬极了。我知道怎样摆弄枪支，但我很粗心，当时一心想着赶紧取暖。父亲清理完他的枪，挂好了外套。他没有生气，他只是想确定我是否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

他拿着我的枪半跪在我旁边，我们又一起重复了一遍清理枪支的步骤。

“你错哪儿了？给我整个讲一遍。”父亲对我说。

“卸掉弹匣，”我对他说，“清理枪膛，检查。关掉保险，朝安全的地方扣动扳机。”

接着我又反复做了几遍清理枪支的全部动作，然后才把枪挂回墙上。往往一个小小的失误就会酿成大祸，我得到了教训。这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一课。

就像那天在室内近战训练室练完之后，我就再也没忘记“moving，move”的可行动指令一样。

在室内近战训练期间，我们在绿队的日常活动从黎明开始。每天一大早，我们先以班为单位集体进行训练。剩下的时间，30人的班有一半的人去射击场，另一半去室内近战训练室。午饭时分，我们再互换。

这里的射击场可说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了。这并不是基础射击训练场，可以直线射击目标。在这里，我们得穿过障碍物，从烧焦的汽车残骸后面开火；全速前进，做一套引体向上的动作，之后朝一连串目标射击。我们好像一直在前进。我们早已经过了基本的训练，现在是练习在战斗中射击。教官想方设法让我们心跳加速，所以我们在射击的时候必须控制呼吸。

我们的训练设施包括两间室内近战训练室。一间是由铁轨枕木堆成的，有几个长长的过道，里面还有几间正方形的房间。另一间比较新，是组合式的，可以重组，变成会议室、浴室，甚至舞厅。我们很少会第二次见到同样的布局。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我们每天都处于新环境中，考察我们如何应付。

训练的节奏很快，你慢了，教官也不会等你。训练的速度真的很快，如果你第一天跟不上，你便极有可能很快被退回原部队。就像电视中的真人秀节目一样，每周都会有人被淘汰。于是我们的人数也越来越少。这一切的训练其实都是为了让我们准备好应对现实世界的真实挑战，都是为了“揪出”那些“差生”，即所谓的“灰人”。“灰人”“混入”这支队伍，他绝不是表现最好的，但也不是表现最差的。他能达到标准，但很少超过标准，一直都很不起眼。为了彻底淘汰“灰人”，教官每个周末会给我们几分钟时间，让我们互评。

我们坐在遮阳棚底下破破烂烂的野餐桌旁，教官给我们每人发张纸。

“先生们，选出前五名和后五名。”其中一个教官说，“5分钟后交。”

我们每个人必须匿名选出班上最好的五个人和最差的五个人。教官并不是每时每刻盯着我们，所以“前五后五”的评选可以让他们更好地了解谁表现得更好。这些候选人可能是个神枪手，室内近战训练室的各种科目也不在话下；但是，训练以外的他不一定懂得怎样与人合作或相处。几位教官会把我们选的名单与他们自己列的名单进行对照。我们的评估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每位候选人的命运，因为这份评估会更清楚地说明他们的表现。

最初，谁是班上的后五名还算比较明显，很容易看出哪些人的能力比较差。但是，那些人被逐渐淘汰了以后，再挑出后五名就不那么容易了。

我列出的前五名里一直都有查理，也有史蒂夫。史蒂夫跟查理一样，也是东海岸的海豹突击队队员。周末或训练期间，我们三个经常在一起。

不训练的时候，史蒂夫就读书。大多数时候，他读的是非小说类的图书，重点是时事和政治。他还有一个不错的股票投资组合，偶尔闲暇时，他会在笔记本电脑上关注一下。他不光是杰出的海豹突击队队员，在政治、投资、橄榄球方面水平也很高。

史蒂夫长得很厚实，但不是游泳运动员那样，而更像是一个橄榄球后卫队员。查理常嘲笑史蒂夫长得像只土拨鼠。

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在手枪射击训练中总能击败我的人之一。我在每天训练结束之后，都会看一下他的得分是不是超过我。和查理一样，史蒂夫在来绿队之前，就是东海岸室内近战教官。他曾有过三次部署作战的经历，而且他是东海岸海豹部队中为数不多的有实战经验的人之一。那段时间只有西海岸的海豹部队曾被部署到伊拉克或阿富汗。20世纪90年代后期，史蒂夫被部署到波斯尼亚，他的小组在那儿与敌对者交过火，那是“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前和敌人进行过的交火之一。

在我的名单上，查理和史蒂夫似乎总是排在最前面。随着剩下的人越来越少，评选变得也越来越难。

“选出后五名简直让我发疯。”有天晚上我对史蒂夫说。

我俩正坐在射击场的桌子旁清理步枪。

“上周你选的最后五名都是谁？”他问道。

我一口气说了几个名字，好几个和史蒂夫选的一样。

“我真不知道这周该选谁了。”我说。

“想过把自己写上吗？”史蒂夫说。

“我已经选好三个了。还有两个我真不知道该选谁。”我告诉他，“要不我们把自己写上算了。我可不想把别人放上去。”

我觉得我俩在班里都挺优秀的。

“我准备冒个险，”史蒂夫说，“我们得凑够五个名字。”

几周前，我们尽量让自己不填写后五名。作为一个集体，我们决定抗议，去找教官理论。然而这样没能持续多长时间。那天晚上，在一整天训练后，我们没有被命令休整，而代之以惩罚性的跑步或推车，就这样折腾了好几个小时。

那个星期五，最后五名的名单中我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史蒂夫也写上了他的名字。史蒂夫勇于维护他认为正确的事情。作为班里的领袖，当他有个什么想法的时候，大伙都听他的。

密西西比室内近战训练整体结束前，班里几乎1/3的人都被淘汰了。那些被淘汰的人往往不能快速处理信息并在瞬间作出正确决定。并不是因为他们能力差，而是因为许多人要经过重新选拔、通过第二次测试才行。那些没有通过选拔的人，就会回到原来的队伍。回去以后他们还是最棒的队员。

指挥部有传闻说，如果你能通过室内近战训练，你就有五成把握通过绿队选拔。教官们也听到了同样的传闻，所以当我们回到弗吉尼亚比奇的时候，他们还是不断给我们压力，不断提醒我们离成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9个月的训练才过去了3个月。接下来的6个月将一样艰难。室内近战训练结束后，我们接着进行爆破、陆地战、通信联络等科目训练。

海豹突击队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练习登船。我们花了好几周时间进行登船训练，小到游艇，大到货轮。尽管我们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会花费很长时间，但我们在海上也得照样精通各种作战技能。我们一遍遍地演练“飞跃海滩”行动：我们要游过碎波区，巡视海滩，实战突袭。之后我们潜入海中，游回我们远离海岸的船只。

训练的最后一个月，我们进行了VIP安保任务的训练。阿富汗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的安保任务是从海豹突击队中选出的队员受命执行的。我们还参加了SERE（生存、逃避、抵抗、逃跑）高级课程的学习。

这门课程的关键是应对压力。

教官把每个人都逼到疲惫不堪、濒临崩溃的边缘，迫使我们在最糟的状态下作出重要的决定。这是教官能模仿真实战争中的压力的唯一方式。任务完成的好与坏，直接反映出每个受训者在困境中处理复杂情况的能力。绿队选拔和基础水下爆破训练不太一样，因为我知道，即使没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但仅仅通过游泳、跑步、寒冷抗忍测试，坚持不退出是远远不够的。

绿队选拔训练的是心理意志的坚韧性。

这段时间，我们也在学习海豹六队的团队文化。在整个绿队选拔期间，我们每天有一小时必须模仿被召唤并立即到达第二层的情景。一旦接到此命令，呼机便会叫起来。我们必须在一小时内跑回总部报到。每天6点，我们都会收到一个用于测试的命令呼叫。教官们把呼机变成了我们的另一个压力来源。有好几次，天不亮呼机就响起来， 驱使我们马上开始训练。

在一个周日的午夜，呼机响了。我努力驱赶着睡意，跌跌撞撞地及时赶到基地，被告知带上我的体能装备待命。我们要进行体能测验。

一旦有任务，我们得在一小时之内赶到，也不能醉酒。当有召唤命令时，我们得处于绝对胜任状态。一得到出发命令，我们就要登上飞机，在几小时之内赶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

很快，队友们陆续到达。有些人似乎是正要去酒吧就被半路截了回来。

“你这是喝醉了吗？”我听到教官在问一名队员。

“没有的事。我就是在房间里喝了点啤酒。”他答道。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一个小时的时限马上就到了，但我还是没有看到查理。

他迟到了大约20分钟。教官气炸了。由于路上超速，查理被开了张罚单，这耽误了他更多的时间。幸运的是，教官只是骂了他几句，他仍被留了下来。

这9个月的绿队选拔训练只剩下几周的时候，我们开始听到分配的传闻。为了补充中队力量，几位教官将对全班排名，突击队的士官长会坐在桌旁从我们的绿队里挑选新的成员。

个别突击中队经常处于流动状态。他们有时被部署到海外，有时接受几个月的训练，有时待命好几个月。待命期间，随时会有部署作战命令。

分配结束后，教官贴出一张详细名单。我，还有一大帮朋友，包括查理、史蒂夫都被分到一个突击中队。

“嗨！祝贺你！”汤姆见我在看名单，向我表示祝贺，“做完教官工作后，我会回到那个突击队任一个战斗小组的组长。”他说。

海豹突击队随时都会被部署到海外。每个突击中队的核心是各个战斗小组。每组都由队中的资深士兵带领，大约有6名成员。这些小组构成了一个个排，由一名海军少校领导。好几个排组成一个中队，由一名海军中校领导。另外还有情报分析人员和后勤支援人员。

当你加入一个小组的时候，你会慢慢地升职。你通常会待在同一个小组里，除非被调出担任绿队的教官或者调动你参与联合行动。

分配第二天，我带着我的装备来到了第二层。我跟着史蒂夫和查理走进中队指挥部。房子很大，一角有个小酒吧和厨房。我们每个人都带了一箱啤酒，这是你第一次在中队露面时的传统。

我们中队目前正在待命状态，随后会被部署到阿富汗。一些绿队的队友已经在收拾装备，随各自的中队以新兵的身份等待部署。

靠墙那边是指挥官和士官长的办公室。一张大桌子占据了房间的大部分，周边是带电脑的小桌子。墙上挂着几台做简报用的平板显示器，剩下的地方挂满了其他像澳大利亚特种空勤团（SASR）这样的单位送的匾额，还有以前完成任务后获得的纪念品。20世纪90年代，中队抓获了一名波斯尼亚战犯之后，就在墙上的一面匾额上固定了一个带血的头罩和一副塑料手铐。墙上还挂着海军上士尼尔·罗伯茨（Neil Roberts）的班用机枪。在阿富汗进行的“巨蟒”行动中，两枚火箭推进榴弹（RPG，即火箭弹）击中CH-4支努干重型战斗运输直升机，他从直升机上掉了下来。战争开始的时候，他就被塔利班杀害了。

我们在桌子的一头排好队，这时我看到这些留着长头发、长胡须的资深前辈。他们大多数人胳膊上刺有文身，只有不多几位穿着制服。绿队选拔训练快结束时，我们都开始留头发、蓄胡须了。多年来，装束条例修改过好几版。在战争时期，你理不理发，人们并不很在意。人们在意的是你在战场上的表现。这是一帮衣着杂乱的专业人员。我们的背景各不相同，我们的兴趣爱好也不一样。但我们的共同点就是，为了更多人更大的利益，我们愿意牺牲我们的时间，甚至牺牲我们的生命。

在队部里，那些前辈让我们作自我介绍，简短地讲一下自己的经历。“恶霸”查理是第一个作自我介绍的人。还没等他说出自己的名字，就遭受了那些老家伙们的嘘声和嘲笑。

“闭嘴！”那些家伙喊道，“老子不感兴趣！”

我们每个人的自我介绍都遭到了这样的礼遇。但是后来，那些家伙还是热情跟我们握了手，帮我们整理装备。大家有说有笑，忙忙乱乱的，也没工夫想刚才那些事了。当时战事仍在继续，没时间浪费在怎样对付新兵这些琐事上。

我觉得自己到家了。

这正是自从我加入海军之后想成为其中一员的那支队伍。在这儿，你想多优秀就多优秀，想作多大贡献就作多大贡献。对我来说，我不再担心失败，而是想去行动、去超越。

一年多前，在为期3天的筛选中我学到的东西在这里一样适用，即仅仅达到标准是远远不行的。

在整理装备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得再一次从零起步证明自己。仅仅通过了绿队选拔不算什么。房间里每个人都通过了选拔测试。我暗自下了决心，要做这支队伍里最有价值的人。我必须竭尽全力！

第三章

第二层

当你走在基地里，就能听到室内外阵阵的枪声，或者室内近战训练室发出的沉重爆炸声，这并不稀奇。训练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士兵们，身上挂着各式武器，来来往往于各种训练项目之间，这也并不稀奇。一切活动都跟作战或者作战训练有关。

在我们部署到阿富汗的几周之前，我把装备打包清单打印了出来。当时是2005年，我正在为我第一次部署到中亚国家作战作准备。在海豹五队时，我唯一的部署作战经历是在伊拉克。我站在打印机旁，看着清单缓缓打出。打出6页单倍行距的清单之后，我开始整理装备。按照这份清单，我们基本上要带上所有的东西。

在海豹六队，我们都遵从“大男孩原则”（Big Boy Rules，即“自我管理”的原则），也就是说，没有人教你具体做事，除非你需要。自打进了五队，我就一直在为自己的独立而自豪。这3个月我一直刻苦训练，就是想让自己成为有用之人。我了解到，有问题可以问，但不能总是搞不清楚状况，不停地提问题。因为我不想进队的第一次部署作战就犯装备不足的错误，于是，我在我们组房间看见组长时就向他问装备清单的问题。

“嗨，”我边说边拿起一杯咖啡，“我正在收拾作战装备，这份清单基本上让我把什么都得带上。”

他坐在花岗岩桌面的工作台边，边品咖啡边看文件。他个子不高，身板壮实。他看起来整洁精干，板寸头，脸上刮得很干净，不像有些人头发很长，胡子也不修理。他也不算队里话很多的人。他在海豹六队的时间比我在海军服役的整个时间还要长。

他坚定不移地遵守着“大男孩原则”。

“你在海军多久了？”他说。

“快6年了。”我说。

“你在海豹突击队6年了，还不知道海外部署作战需要带什么东西？”

我当时就觉得自己跟白痴似的。

“兄弟，你觉得海外部署作战需要带什么，就把什么带上。”他说，“就这一条——你觉得需要带什么就带什么。”

“明白。”我说。

我回到自己的“笼子”，铺开了装备。每个在海豹六队的士兵都有一个自己的小库房，我们叫它“笼子”，像储物柜一样，只不过这个“笼子”大一些，人可以在里面走动。里面很小，墙上有几层架子，后墙有一根挂杆，用来挂制服。

架子上放着几包装备，都装得满满的，针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任务，分别装着这些特定任务所需的装备。一个包里是室内近战需要的全套装备，一个包里装着我的高跳高开（HAHO，即高空跳伞高空开伞）装备，也就是跳伞装备。我的战斗蛙人装备或者叫做“潜水包”专门放在一个绿色的大型装备包里。所有类型的装备都用不同颜色作了标记，可以立即使用。显然，我处于强迫症发病高峰期，所有的东西都归置得井井有条、完美得当。

但是，大部分作战任务都会用到像戈博折叠刀之类的装备。在海豹五队时，会给你配一把戈博刀，内含刀刃、螺丝刀、剪刀和开罐器。

同样，给你的步枪只配一副瞄准具。

一把战斗直刀。

一套防弹插板。

这就意味着要从不同的几个装备包里找出每一样你需要的东西，然后再放到另一个为某个任务专门准备的装备包里。麻烦得要死又没有效率，但美国政府就是这样小气，我也不得不去习惯。

但在海豹六队就是另一番情景了。

还是那天，过了一会儿我们组长来我的“笼子”看进展如何。他看见了我摊开的用不同颜色作了标记的装备包，里面是各种装备。旁边还放着一个包，里面是我认为大部分任务中都会用得上的装备，包括一把戈博刀。

“你去供应部，给每个包都配一把戈博刀。”我的队长说。

我看着他，有点迷茫。

“我能配4把？”

“嗯，你有4个执行不同任务类型的装备包。你需要给每个包都配一把戈博刀。”他说。

组长在我的申请单上签了字，我就去了供应部办公室。一位军需官在窗口接待了我。

“您需要什么？”

我把清单给了他。都是些常用配置，比如手电筒什么的。但是我每样要4个。

“好。”他说，没有丝毫犹豫，“稍等。”

几分钟之后，他拿了个塑料箱回来了，里面装了满满一箱我清单上列出来的东西。我使劲忍着，不让自己笑得太夸张。美梦成真了。以前在五队的时候，我们都自己掏了几千元钱去购买任务中需要的装备了。

军械库就更酷了。门上有一条标语写道：“你来梦想，我来实现。”

对我这个枪械迷来说，这儿简直就是天堂。我让他们给我配了两支M4突击步枪，一支配了14英寸枪管，一支10英寸枪管。我还配了一支MP7冲锋枪和一批手枪，包括标准配置的海军海豹Sig Sauer P226半自动手枪。我平时需要用的基本武器是配有消声器的10英寸枪管的HK416突击步枪，它串列有3倍放大镜的EOTech全息内红点瞄准具。我又给自己配了支14英寸枪管的HK416，供远射程任务时使用。这支也有消声器，我在上面加装了2.5×10的“黑夜部队”（Nightforce）瞄准具。

为保证夜间射击的精准性，我还给我的14英寸枪管的HK416加配了红外激光器和可夹式热成像瞄准具。我倒不经常用这支枪，因为我那支10英寸枪管的常用枪适用于大部分任务，但是，再配一支射程更远的以备不时之需，何乐而不为？

我在几次任务中用过加了消声器的MP7，但是不如我的HK416冲击力大。在登船、打丛林仗、需要更轻更小的武器或者需要保持极度安静的情形下，这支枪再合适不过。我们好几次在屋里击毙了敌人，甚至都没有吵醒隔壁营房的人。在作战安静程度方面，HK416与MP7没有可比性。

最后闪亮登场的是两把手枪：一把西格–绍尔P226和一把HK45C。这两把都能加装消声器，我通常用HK45C那把。另外我还要了一个M79枪榴弹发射器，也叫海盗枪，因为它的形状像那种老式的大口径短程喇叭手枪。我们的军械士把枪管改短，把枪托改成了枪把。

当然，我的枪都不是标准配置的。我们都根据个人需要改装了扳机和枪把。我很清楚，我们靠武器“罩着”，而军械士又“罩着”我们的武器。海豹六队无疑拥有同行里最棒的武器。

当你走在基地里，就能听到室内外阵阵的枪声，或者室内近战训练室发出的沉重爆炸声，这并不稀奇。训练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士兵们，身上挂着各式武器，来来往往于各种训练项目之间，这也并不稀奇。一切活动都跟作战或者作战训练有关。

2005年，我才刚刚熟悉中队的生活，突然就被送上了去阿富汗的飞机。那时，我们队主要负责阿富汗，而三角洲特种部队当时主要是在伊拉克。

三角洲特种部队那年时运不济，短时间里遭受过多次伤亡损失。他们要求增派突击队员，海豹六队迎头而上，指派我们小组承担此次任务。中队不想让我进队的第一次部署作战就涉及三角洲特种部队，所以，我有一阵子跟临时工一样，跟我们排驻阿富汗的部队一起执行任务。由于三角洲特种部队的请求，我最终还是离开了阿富汗去伊拉克增援他们，同去的还有另外两名队员。

我们到巴格达时早已过了午夜。从停机坪出来的那条路很黑，我们在绿区（Green Zone）荒废了的街道上迂回穿行。当时是夏天，空气里弥漫着湿气，让人感觉所有的东西都像捂着一条湿毛毯。我们坐在一辆皮卡车的坐垫上，背着装备，感受微风吹过时的一丝丝舒爽。这里的一切和气味都跟我2003年在海豹五队第一次去巴格达执行任务时一样。

我们到的时候，战争刚刚开始。我们第一次任务是保护位于伊拉克首都东北部的穆卡塔因水电大坝。指挥部担心撤退的伊拉克军队会毁掉大坝，从而影响美军的进军速度。

整个计划并不复杂。根据我们的零经验，我们打算直接飞往X地，也就是目标地。用这个战术的意思是，我们直接打入目标，保证对我们有利的速度和最大的突然性。现在，X地就是这座大坝，直升机一经过目标地，我们就用速降绳快速下到选定地点。然后从那里突击进入主楼，排查清理。波兰GROM特别行动小组将会在附近排查另外一组楼群，同时另一组海豹突击队队员将开着两辆沙漠越野车保护外围。

等了几天，直到天气转晴，我们才接到出发的命令。爬进MH-53“小鸟式”直升机时，我能感到自己的心在狂跳。我初中时曾读过湄公河三角洲伏击战的故事，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盼望着这一刻的到来。

我马上就要开始执行我的第一次实战任务了。以前，梦想过很多也读过很多，现在我就在这里准备实现这一切。

我当时应该也很害怕，至少应该会担心行动中未知的因素。但是，梦想终于快要实现了，这种感觉还是很不错的。我可不想只是参与这个游戏，我想真正好好地玩一把，这即将成为我的第一次尝试。

飞行持续了几个小时，中途还进行了一次空中加油。我们20位队员紧紧地挤在狭小的机舱里。当长长的油管从驾驶舱前面将直升机油箱加满时，燃油的味道充满了机舱。机舱内漆黑一片，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昏昏沉沉的，直至得到信号，让我们做好准备。

“还有两分钟。”机长边喊边竖起两根手指打着手势，同时打开了一盏红色的灯。直升机接近大坝的时候，刚刚过了午夜。

我在机舱门处就位，抓紧绳索。此时除了引擎的轰鸣，我听不到任何声音。同其他人一样，我也因为携带了爆破装备和防化服而负载太重。谋划者常常习惯于对每一种可能出现的状况提出自己的看法，习惯于用无尽的选项、多余的设备以及所谓的“好主意”让队伍负担过重——这就是我们通常称为“头儿的好主意”的东西。而这个“主意”，在我们此次任务中却累烦异常。我们背了沉重的便携锯用来打开大坝的门。我们不得不携带能够维持数天的食物和水。没人知道我们要待几天，因此，我们必须准备能够维持生命的给养。原则是“有备无患”。当然，你携带的东西越多，你的负担就越重，移动速度也就越加缓慢。最终，当面对威胁时，反应很难迅速。

直升机减速开始盘旋，我双手抓紧速降绳，滑向地面。我们离地面约有30英尺，我能够看到自己在迅速接近地面。我试图减缓下降的速度，但也不想过慢，以免队友踩到我的头上。因为身上背着太多装备，我感觉自己最终像一吨重的瓦块一般砸到了地面上。当我捡起枪，开始朝着100码以外的大门前进时，感觉到自己的腿生疼。

刚刚离开，我就被旋翼刮起的巨风吹倒了，石子吹打着我的身体，飞扬的沙尘迷住了双眼。我几乎无法看清前面的那扇门。我开始朝大门的方向跑去，旋翼刮起的强风推着我，让我无法控制地冲刺般奔跑。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让自己站住；实际上，我就像一辆打滑的汽车一样，猛然停在上了锁的大门前。

其他人紧紧跟随。在用断线钳将锁铰断后，我端起枪，瞄准，走向一片建筑。那栋主建筑是幢具有东方风格的两层小楼，主体用混凝土建造，门由金属制成。在队友的掩护下，我试了试把手，门开着。

在走进那个狭长走廊的时候，我不知道将会发现什么。战斗随时有可能打响。

在走廊两侧有一些房间，当我们向前推进时，我发现远处一个房间里有人影晃动。接着出现了两只手，紧接着走出来几个伊拉克卫兵，他们双手举在头顶，没有任何武器。

我的队员们招呼他们走到我身后，而我继续沿着走廊前进。在这些房间里，我们发现了他们的AK47步枪，这些枪都没有上膛。一切看上去就像是当时他们都在睡觉，正是头上的直升机吵醒了他们。

这栋建筑内的面积很大，我们小心翼翼地花了很长时间才将一切清理完毕。因为要搜索他们用于炸毁大坝的爆破物，我们对所有细节都非常仔细。最终，我们之前从未清理过如此大面积的建筑，所以耗费的时间超出了预期。

我们这边，除了一名波兰特种部队队员在索降时弄伤了脚踝以外，其他人均安然无恙。

在清理完主建筑后，排长朝我走过来。

“嗨，帮我检查一下无线电设备，”他说，“我收不到任何呼叫信号。”

我们出发时他将无线电设备挂在了背后。当他站在我前面让我帮他检查的时候，我看见他的耳麦的连接线在肩膀后面晃来晃去，而他的无线电设备装备包却不见了，只剩下了一些连接线。

“你的装备包不见了。”我说。

“不见了？你什么意思？”他问我。

“就是不见了，没有了。”我回答。

他没有将包正确固定在防弹背心上。防弹背心的前后每隔半英寸左右都有尼龙带，用来固定各种装备包。排长仅仅将自己的这个装备包固定在上下两条带上，因此，当他沿绳索从直升机上下来时，旋翼刮起的强风将他的装备包从背上刮跑，掉进了大坝下面的水里。躺在水底的无线电设备对我们来说毫无用处。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们的医护兵身上，他也弄丢了一个装有吗啡的装备包。

此次使用的很多装备对我们来说都很陌生，在我们部署开始之前，有几大箱新装备被运进了我们的营地。通常情况下，我们的戒律是“像在战斗中一样去训练”，即不要使用没有用过的装备上战场，最好使用那些应用很广泛、很熟练的装备。我们已经打破了这条戒律，而我感到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并没有为此付出任何代价。这是我们所学到的第一课。

我们的幸运还远不止这些。伊拉克人在大坝附近安置了防空武器，且准备充分。如果他们真想要展开攻击，恐怕在我们沿着索降到地面之前，就会把直升机打下来。

我们在此次任务中学到了太多的东西，从获取关于目标的更为详尽精确的情报，到如何更正确地固定装备。更为难得的是，获得这些宝贵经验的同时，我们没有失去队伍当中的任何人。通常情况下，最宝贵的经验，往往来自于最艰难的时刻。我们能活下来运气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但是我不太喜欢这样，我的完美主义倾向让我的自负受到了沉重一击。

3天之后，当直升机带着我们飞回科威特时，我认识到，虽然之前我们五队的每一名队员在海豹突击队的时间各有长短，经验各有不同，但对现在的一切，我们都没有经历过，都还只是一个新手；这次突袭行动，对每一名参战队员来说也都是“第一次”。

巴格拉姆（Bagram）和昆都斯（Kunduz）之间山路上的阿富汗军用武装卡车。由于酷寒，冬季部署远不如夏季部署紧张。

位于阿富汗中部的美军基地。对于在阿富汗部署的那段时间里看到的美丽风光，我总是记忆犹新。

我的主要兵器：装配消声器的HK MP7 冲锋枪（图片顶部）；高度改装的M79 40 毫米口径枪榴弹发射器， 俗称“ 海盗枪”（图片中部）；10 英寸枪管且配有消声器的HK416 突击步枪（图片底部）。

我在阿富汗部署时的突击装备。图片中可见的是我的手枪、突击步枪、带有夜视仪的头盔和配有防弹插板的防弹背心。

装备有最新式夜视仪、手电和红外频闪器的防弹头盔。这种拥有四个镜筒的夜视仪比原来的两个镜筒的版本有更好的周边视角。红外频闪器对于直升机或其他空中打击的防御十分关键。

第四章

三角洲特种部队

在这次任务中，我们是要追捕一个高级军火中介人，他与叛军的资金来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躲在市中心附近的一组两层建筑里，有众多保镖保护，还有一座大型的武器库。我所在的小组受命乘坐MH-6直升机到他藏身的建筑物楼顶，从上往下攻击。另外一个小组则会乘坐潘德式装甲输送车到达现场。

在巴格达待了两年以后，我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还不是很多。当年经过选拔，我进入了绿队，在那里我是绝对的新人，但好在有之前在海豹五队于伊拉克首都服役时积累的一些经验。在大坝任务结束后，我所属的小组前往巴格达帮助追捕前政府的忠实支持者和叛乱组织的领导人。

三角洲特种部队的基地位于市中心的底格里斯河畔的“绿区”，到达后不久，我立即开始整理装备。基地距离巴格达著名的雕塑胜利之剑（Crossed Swords）不远，这座雕塑当年是为了庆祝伊拉克在两伊战争中的胜利而建立的。剑拱门矗立在阅兵场上方，白天，你会看到不同的部队在握着利剑的双手雕塑边合影。握着利剑的双手与胳膊仿照独裁者萨达姆的塑成，连他的拇指印都一模一样。

三角洲特种部队的总部就在以前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官邸里。

我进去后，在联合作战中心做了登记，我的新组长乔恩在我进来后不久来见我。在这里我完全是个新人，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乔恩在参加三角洲特种部队之前是一名游骑兵队员，他胸膛宽厚、手臂粗壮，一把浓密的棕色胡须甚至遮住了他的脸，且直扫胸前，看起来就像放大了的《指环王》中愤怒小矮人吉姆利。

乔恩高中毕业就参了军，经过数年的锻炼后，他去了士官学校，本打算成为一名阿帕奇直升机的飞行员，但是最终因为割舍不下手中的枪，经过层层选拔后来到了三角洲特种部队，然后一步一步升职。

当我们走向小组办公室时，他说：“欢迎来到天堂。够热吧！”

我回答道：“至少你们还有电。上次我来这儿时，就住在帐篷里，我们在黑灯瞎火中待了好几周。”

“现在这儿的生活比以前强点。”他边说边打开了房门。

这间房位于官邸的翼侧，有宽敞的走廊、高挑的天花板，地上还铺着大理石地板。我与乔恩，还有他小组里另外一个新来的家伙共处一室。我的床铺被安排在旁边的角落里，我随手将背包扔到了床边。乔恩过来帮我把装备移进房间，然后带我参观这座官邸。

这里有健身房、餐厅和游泳池，而且不止一个游泳池。每个小组分住在两间房间里，我所在的这个小组一共有5名队员。其中一名队员以前服役于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因为拥有双重国籍，他来到美国，被招进部队，最后进入三角洲特种部队。剩下的队员与乔恩一样，以前都在游骑兵部队和特种部队服役。而新来的那个家伙以前也是一名游骑兵队员，长得像阿米什人，留着锅盖头和一部乱七八糟的胡子，好像他的胡子从未连在一起过。他曾参加过索马里的那场著名的“黑鹰计划”，并因此受过伤。

聊了一会儿，我开始利用晚间整理装备。首先，在外面走廊里放置了监察设备，如果有任何东西异动，我们都可以套上装备逃离房间。整理完后，我卸下身上的装备，整理床。自从有了双层床后，我们一般都将上铺用做仓库，并将雨披的内衬挂在上铺的床帮上，这样就可以有一点儿私人空间。

房间里还有一个沙发和一台电视。当我整理完之后已经接近黎明，因为我们的作息时间是昼伏夜出——总这样过着吸血鬼的生活，已经把不少队员快折磨疯了——所以我冲了一杯咖啡开始看电视。这时乔恩走了进来，说道：“明天就会给你安排任务。需要什么就告诉我。”

“谢谢。”我回答。

“我们一直都很忙，今天是难得的休息日，我们明天晚上就得出去执行任务。”

这里的生活一点儿都不轻松。大多数时候，我在下午起床，带着iPod，听着“红辣椒”乐队和“林肯公园”的歌曲，躺在游泳池里的充气床上打发时光。其中一个队友开始整理游泳池周边的草地，并把这件事当成他的爱好。在伊拉克这样一个遍地沙土和垃圾的国家，能有一块可供散步的绿地，真是一种享受。有几天，躺在气垫床上时还能闻见草地割完后的清新味道。

之后，我便会去吃早餐，然后去健身房锻炼或是跑步，每周在跑步时尽力多次往返设定的距离。到了黄昏时，我们开始执行任务，运气好的时候，一晚上能完成两项任务。

我是“屋顶团队”（roof team）的一员，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坐在MH-6“小鸟式”直升机起落架上方的外置长条座椅上。我们会降落在目标物的房顶上，实施突击，其余的士兵将开着装甲车负责清除地面的障碍。

MH-6“小鸟式”直升机是美国陆军用于特种作战的单引擎轻型直升机。它的驾驶舱呈蛋形，在飞机两侧安装有外置长条座椅，在不同的攻击任务中，直升机外置座椅会被火箭弹发射器和机枪所替代。

来自美国陆军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160th Special Operations Aviation Regiment，以下简称第160特航团）的飞行员驾驶这种飞机。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大多数任务都是由美国第160特航团执行。我们合作已经有很多年了，第160特航团的飞行员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它的总部在肯塔基州的坎贝尔堡，被称为“黑夜潜行者”（Night Stackers），因为他们的大部分任务都在夜间进行。

在绿队时，我曾乘坐过几次MH-6；但是在巴格达，我发现自己几乎每晚都坐在MH-6外穿行在脚下模糊不清的巴格达的半空中。

几天后的一个午夜，和平常一样，我们以时速70英里的速度穿行在半空中。我所能听见的只有轰鸣的引擎声和风声。风猛烈地击打着我，我的脚在使劲摇荡。我知道冷静和清晰的决策最为关键，但此时我觉得自己像是坐着过山车去战斗，能做到那样真的很难。

我拉紧枪的背带，将它紧紧压在胸口，并检查安全绳，万一我从长条椅上滑下来，它可以拉住我。坐在长条椅上，从绿色的夜视仪中，我可以看到另外一架MH-6在我们的右侧编队飞行。那架飞机上的一名队员敲了敲直升机向我问好，我以相同的方式回应了他。

在这次任务中，我们是要追捕一个高级军火中介人，他与叛军的资金来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躲在市中心附近的一组两层建筑里，有众多保镖保护，还有一座大型的武器库。我所在的小组受命乘坐MH-6直升机到他藏身的建筑物楼顶，从上往下攻击。另外一个小组则会乘坐潘德式装甲输送车到达现场。该装甲车配备有50毫米口径的机关枪和马克19自动榴弹发射器。他们在攻入一楼之前，会给我们半分钟左右的时间打开屋顶的门，进行佯攻，然后他们从一楼攻入，而我们这支小组也可以趁机攻到二楼去。

从乘坐的直升机向下望去，在低矮的房屋周围，纵横交错的街道向四面蔓延开去，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堆满垃圾的废弃区。这次行动，我坐在驾驶舱旁的那个位置，另一边的相同位置坐的是乔恩。

我在无线电里听到了飞行员的口令——“一分钟后着陆”。说着，他还将手伸出舱门，在我眼前竖起一根手指，确保我接收到了这个信息。

从我的位子上，可以看见副驾驶员已将他的红外线瞄准器对准目标建筑的楼顶。一夜又一夜，飞行员都设法在成千上万座相同的建筑中准确地找到打击目标。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办到的，因为在我看来，所有的建筑都是一个模样。

我能感觉到直升机正在移向空荡的楼顶准备降落。短暂盘旋之后，驾驶员已将起落架触到楼顶边，飞机轻轻地停在楼顶。为节省时间，我们下飞机时没有采用快速索降的方式，而是踩着起落架直接跳到楼顶。不到10秒，小组的4个人已全部到达楼顶，直升机也离开了。

我们迅速冲向屋顶门。另一组突击队将已安装好的炸弹引爆。几秒钟后，我听到一楼的爆炸声，随后便是密集的枪声。

在我们下楼时，乔恩冲在了最前面。

仅走了几步，乔恩说：“我们走错地方了。”

枪声来自隔壁的一栋楼。当我们跑回楼顶时，就隐约听到了一阵手榴弹的爆炸声。

“我们这栋楼离他们太远了。”乔恩说。我们开始想办法，看如何才能协助在隔壁楼作战的战友们。

从空中看，这些房子都一样。这也是飞行员第一次把我们送错了地方。我们应该从目标建筑的南边发起突击，现在却在它的北边。

乔恩说：“我们需要到旁边那栋楼上去，我们在这儿一点作用都起不到。”

他所指的那栋楼共三层，位于目标建筑物的东边，这有利于我们转向目标建筑作战。

我在无线电中听到“一只雄鹰被击中”，这意味着我们的队伍中有人被击中了。

果然，一名三角洲特种部队队员的小腿被击中了。还有其他人则因被手榴弹的碎片擦伤，而身上血迹斑斑。

与此同时，我们的战友已经清理了一楼，正向二楼行进。然而，楼内的叛乱分子不停地向楼梯井投掷手榴弹，阻碍了他们的前进。

他们开始联系救伤直升机，并先从楼梯口撤退回来。这使得我们有机会奔向并清理东边的那栋楼。

爆炸声与枪声在楼与楼之间回荡。我们在楼顶上开始寻找叛乱分子的身影。当战友们搜寻目标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的枪发出的红外激光在窗户上往来穿梭。每隔几分钟，二楼就会有叛乱分子伸出一支AK47扫射一阵。

在对楼下的进攻者扫射后，他们都会大喊一声。

就这样，我们陷入了僵局。一楼的战友无法攻上楼梯，而我们也没办法从楼顶往下攻下去。我在无线电中听到了有人向10个街区外的装甲步兵团呼叫。这支部队专门负责外围的安全。

我们通常有双层安全保护。这天晚上，内围的安保由一组游骑兵队员负责，他们部署在目标楼的拐角处。往外一米是M1主战坦克和布雷德利步兵战车。这是一种配有20毫米口径炮塔机关炮的装甲运兵车。

我听到无线电中有人说：“需要一辆布雷德利战车。”

当布雷德利战车开过来的时候，我甚至可以听见它碾碎柏油路面的声音。

我听到突击指挥官对匍匐在炮塔舱口的战车指挥官大声喊道：“我命令你把二楼全拿下！”

布雷德利战车推倒这栋楼南边的围墙后，停到了院子里，用它20毫米口径机关炮发射了一通短程炮弹。这些炮弹轻而易举地穿透了二楼的墙壁，将这栋混凝土建筑撕开了一道裂缝。

战车后撤，我看见突击指挥官跑向布雷德利战车。

他对着炮塔舱口战车里的炮手大声喊：“继续开火！”

“什么？”炮手问道。

“把二楼的家伙全消灭，”队长重复道，“干掉他们！”

布雷德利战车轰鸣着退到废墟前，对着二楼继续开火。只听到二楼的叛乱分子又大喊起来。接着对窗外又是一阵扫射。

这次，布雷德利战车没有停止攻击。在炮弹击中目标的爆炸声中，夹杂着战友们欢呼声。但时间不长，战车就报告“要前往温彻斯特”了，这是一句军事术语，就是说“炮弹耗尽”。我们又调用了另一辆布雷德利战车，让它也持续射击直到弹药耗尽为止。

第二辆布雷德利战车撤下后，二楼燃起了熊熊大火，向窗外喷涌的黑色浓烟直冲云霄。我们依然待在楼顶，从我们的位置可以听到叛乱分子的喊叫。我匍匐在东北角，负责监视楼后。但是因为二楼冒出了黑烟，我几乎什么都看不到。

突然，我发现有人把头伸出了二楼的窗户。

我将红外激光对准他的胸口，毫不犹豫扣下了扳机。我清晰地看到子弹击中了他。他重重地跌回屋内，消失在烟雾中。

我的一阵扫射过后，乔恩冲到我身边：“发现什么了？”

“我发现后窗有人！”我说。

“确定吗？”他说着，用他的红外激光把窗户又扫了一遍。

“确定！”

“击中了吗？”

“绝对中了。”

“好。原地待命。”

乔恩回到他的位置，我继续搜寻新的目标。至于刚才的事情，我没有时间思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这是我第一次开枪打人，我以前一直想象自己开枪打人后的感受，但事实上，我真的没有任何特别的感觉。我知道房子里的那些家伙在想方设法杀害一楼的战友，他们对我也同样不会心慈手软。

两辆布雷德利战车的轮番攻击和随后爆发的熊熊大火也没能让二楼的叛乱分子消停，枪声过后，依然可以听见他们的喊叫声。从战术上来说，这时攻上楼梯不太可能。

这时，乔恩说：“他们要把这栋楼炸掉。”为保护我们免受爆炸的伤害，乔恩带我们离开了楼顶，与负责一楼进攻的战友待在了一起。我看到一名来自三角洲特种爆炸品处理部队的士兵带领着一个爆破小组冲进一楼，安装了一枚热压弹。这种炸弹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足以摧毁整栋建筑。

几分钟后，炸弹安好，爆破小组撤出来躲在我旁边。我蹲在潘德装甲车旁，听着爆破手倒计时的声音，静静等待着炸弹爆炸的那一刻。

但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那位爆破手，所有人的表情也都同样充满疑惑。我看到，乔恩走向他。

“到底出了什么岔子？”乔恩责问道。

爆破手嘴里嘟囔着说：“肯定是时间设错了。”

我敢肯定，此时他的大脑正以每小时100万英里的速度快速运转着，努力寻找炸弹没有爆炸的原因。

乔恩问：“你确定你安的是双基？”

海豹突击队的每位队员都要接受双基炸药的训练，即将两根雷管接到一个电极上，以免其中一根雷管出现状况。这条经验法则很简单：一个靠不住，两个才靠谱儿。

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无济于事了。我们必须作出决定，是派更多的人进去重安炸药呢，还是再等等，看情况再说？我们不知道那些暴徒是不是已经到了楼下等待队员们回去成为他们的瓮中之鳖。但是，如果是那个爆破手设错了时间，炸弹随时都有可能爆炸，进去的队员将会被炸成碎片。

最后，他们决定派爆破手进去重接一根雷管。于是，爆破小组再一次冲入楼内。我们则继续为他们做掩护，几分钟后，爆破小组在潘德式装甲车的掩护下再次返回。

“炸弹这次会不会爆炸？”乔恩皮笑肉不笑地问道。

“当然会，我非常自信。”爆破手说，“这次安的是双基。”

炸弹果然准时爆炸，整栋楼顿时坍塌下来，激起的大量粉尘像云雾一样包围了我们。只见这股云慢慢升腾起来，悬浮在清晨潮湿的空中。直到这时，太阳才刚开始露头。

我们在碎石瓦砾间搜寻叛乱分子的尸体和武器。至少有6名叛乱分子死于这次爆炸，而且多数尸体都在二楼，他们的脸上覆盖着厚厚的灰尘。这时，乔恩注意到了一些尸体旁边的沙袋。

“喂，看看这个。整个二楼都被他们堵住了。”乔恩说，“我们真幸运，飞行员把我们送错了地方也许救了我们的命。”

我问：“为什么？”

“如果我们没被送错地方，我们4个有可能攻进阻碍如此之大的二楼。也许我们会获胜，但是一旦进入二楼，获胜的概率会很小。我至少可以肯定，我们的伤亡人数会更多。”

我沉默了，抬头看着正在感慨我们如何幸运的乔恩。也许这个错误真的挽救了我们的性命。这真是百年不遇的好运啊！

清理完废墟后，我们坐在潘德式装甲输送车里返回基地。车内很安静。通常情况下，大家完成这么一个富有挑战性的任务后都会非常兴奋，在回营地的路上侃侃而谈，妙语连珠。但这次，一路上大家都很沉默。经过一晚上的行动，我们又累又饿，脸上布满灰尘。刚过去的那一切又慢慢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坐在车上，乔恩的话不停地在我耳畔回响。

如果飞行员准确完成了他的任务，把我们准确送到目标楼的楼顶，我们离开MH-6后就会进入二楼，然后与至少4个荷枪实弹的叛乱分子当面交火。在一个卧室差不多大的房间里，四对四的自动武器枪战绝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到达驻地后，我翻江倒海般转动着的思绪终于停歇。我大概想清楚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并且还学到了一点东西：有时候，一些偶然因素可以挽救你的性命。凡事一定要做两手准备。

在此次部署结束之前，我们先飞回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波普空军基地，这里也是三角洲的所在地。当我们走下飞机，基地的士兵们像欢迎自己人一样给了我们极大的热情。

在我登上飞往弗吉尼亚比奇的飞机之前，乔恩递给我一枚徽章。上面有一幅三角洲特种部队队员和MH-6形象的铅笔画，并衬以绿垫。

“这个给你。”乔恩说。每一个在这个队伍里待过的成员都会有这么一枚徽章。

这幅铅笔画的原作者是军士长兰迪·舒哈特（Randy Shughart），他曾是三角洲特种部队的一名狙击手。他在索马里遇害后，人们发现了这幅铅笔画。在摩加迪沙战役中，兰迪·舒哈特牺牲，之后被授予荣誉奖章。在黑鹰直升机坠落后，他主动请缨保护飞机坠落现场直到救援力量到达，但他被索马里的一伙暴徒所杀害。

“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前，三角洲特种部队和海豹六队是死对头。它们同是特种部队里的佼佼者，因此关于两支队伍孰优孰劣的争论不绝于耳。由于战争，这两支队伍的对立已经毫无意义，以前的那些无谓的争论也已经烟消云散。在这次部署作战期间，他们对待我就像亲兄弟一样。

在与乔恩握手告别后，我转身登上了飞往弗吉尼亚比奇的飞机。

回到海豹六队老巢的第二天，我遇到了查理和史蒂夫。他们来我房间的时候，我正在打开“笼子”，并把装备放到各自合适的地方。我们中队刚从阿富汗执行完任务回来。与我在巴格达的经历相比，他们这次部署作战的速度相当慢。

尽管待在伊拉克的三角洲驻地也过得有滋有味，可我还是更喜欢回到海豹六队和我的战友们待在一起。

“听起来你在那儿很忙啊！”查理说。

“你和你的那些陆军哥儿们什么时候去布拉格？”史蒂夫也问。

我的笑话其实很冷，我也知道他们说的不过是一些废话。但是，我就是喜欢这种回家的感觉。

“哈哈，”我说，“我也很开心见到你们。”

我盼望着休假的日子，然后去密西西比狩一次猎。我知道我只有在射击时才能让他们闭嘴。我们回来的时间还不长，但是估计待的时间也不会太久。在去下一个目的地之前，我们能拥有的不过是两周的休假时间。这也是我们在差不多10年中不断重复的生活。

第五章

排头兵

游戏该结束了！这些房间里绝对有人。我们只是不确定住在里面的人是否已经听到了我们的动静。我曾经参与过三角洲特种部队的军事部署，当时有一次他们的几名队员在进入房间时，由于遭到了藏在沙袋护墙后的反击者伏击而全部毙命。这是无法忘却的铁一般的教训，每当我将进入一个目标时，它就会出现在脑海中。

2006年12月，我们被部署到伊拉克西部地区。这是我第三次奉命部署作战。我和中情局已经密切合作过一回了，能再次回来和这些家伙待在一起感觉很好，比帮助他们制订计划和训练阿富汗士兵强多了。与我们共事的还有许多其他单位，但我还是更愿意和以前的那些老哥们儿共处，毕竟我们在一个战壕里待过。

我们排驻守在叙利亚边境沿线以及伊拉克最危险的一些城镇，比如拉马迪。这里是伊拉克基地组织的老家。我们的任务就是锁定那些引进外国战斗机和伊朗武器的高级信使。

驻扎在安巴尔的海军陆战队员请求我们发起一次行动，以清剿叙利亚边境附近的一个村庄。这个村庄是叛乱分子的一个避风港，有几个头目就住在镇中心附近。这项计划是让我们在晚上袭击这几处房屋，然后海军陆战队会在第二天早上包围这个村子并支援我们。

虽然所有的队员都挤在黑鹰直升机里，但我还是觉得很冷。

我们带了一只战斗攻击犬。它可以帮我们检测炸弹和跟踪敌方士兵。我试图把它抱到我的膝盖上，这样可以更暖和些。可每当我把它拉近的时候，军犬训练员就会将它拉开。

我们在离那个伊拉克村庄还有4公里的地方降落，当时真是天寒地冻。在等待直升机离开的时候，尘土飞扬，我竭力保护着自己的眼睛。几分钟后，飞机引擎的轰鸣声渐行渐远，它向东返回了阿萨德空军基地。

我跺着脚搓着手以促进血液循环，这时我们准备好要出发了。

虽然我曾到过伊拉克两次，但这第三次部署却与以往不同。因为敌人在不断壮大，但是要做海豹队员就要做到最好，因此我们也已经适应了敌人的这种变化。与以往相比，我们这次并没有直接飞往X，而是在几公里之外着陆，然后悄悄地向前侦察前进。这种作战方式可以避免敌人听到直升机的声音。我们以往的策略是声音与速度同到，给敌人一个出其不意。而这次策略发生了转变，我们的行动很柔很慢，因为我们想让这种出奇制胜的情形延长一些。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穿过屋子，钻进卧室，在他们还没来得及反击之前“叫醒”他们。

但是向目标地侦察前进并非一件易事，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夜。当我们向村庄靠近时，寒风透过制服，冰冷刺骨。作为我们小组的排头兵，也就是先头侦察兵，我冲在最前面。

初来海豹队时，我学到了许多重要的经验教训，其中有一条就是要学会享受逆境。其实当我还是孩子，和父亲在阿拉斯加一起排查陷阱的时候，我就已经学会了这一课。

当伊拉克天气变冷，或是在基础水下爆破训练时艰难地度过“地狱周”之时，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当初在阿拉斯加的日子。我总能听到雪地车发出的狂吼，这时我和父亲正朝着他在离村庄几公里之外的荒野深处埋设好的陷阱驶去。

我还记得当时的感受，雪地车就像是漂浮在刚下的雪堆之上，转弯时感觉像站在乘风破浪的冲浪板上一样。温度始终在零度左右，我们呼出来的热气在空气中都会结晶。

在阿拉斯加的一个寒冷冬日，我穿着一件棕褐色的卡哈特防雪衣，一双雪地靴，戴着手套。我用母亲亲手缝制的海狸帽子盖住耳朵，用围巾裹住脸，只有两只眼睛露在外面。我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除了双手和双脚，我感觉整个身体都很暖和。但我们已经出门几个小时了，我当时几乎感觉不到脚指头的存在。

我总是尽力扭动厚羊毛袜里的脚指头，但一点儿作用都没有。为了避风，我藏在父亲的身后，满脑子想的都是冰冷的手脚。我们已经捉到了一对貂，一只猫样大小的黄鼠狼。这只黄鼠狼的尾巴像松鼠一样，毛茸茸的，而且它那褐色的皮毛非常柔软。父亲可以将这些毛皮拿去村子里卖掉，好多赚几个钱，或者母亲也可以用它们给姐妹们做几顶帽子。

但刺骨的寒冷早已带走了我和父亲待在一起时的兴奋。当我感觉到身体的暖气已经所剩无几时，那些快乐也早已消失殆尽。

我会祈求父亲再带我去一次。

他问我：“你真的还要去吗？你可是知道的，真的特别冷。”

我说：“我还是想去。”

我想和父亲一起待在室外，不想一回来就待在屋里不出去。因为那才是男子汉该学的东西，父亲会教我射击和狩猎。当我渐渐长大，他会信任我，让我自己去捕猎和打鱼，而且我会开着自家的小船，在河上一待就是一个星期。某种程度上，这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大男孩法则”的味道，然后我就越来越成熟了。另外，我也可以不用天天和姐妹们一起待在家里了。

我一直想待在室外。我喜欢户外活动，只是觉得天气不要总是这么寒冷就好了。我清楚，如果父亲让我和他待在一起，我就不会总是抱怨寒冷的天气了。但是，我这会儿才走了几个小时的路程，就满脑子都在想怎么才能让我的手脚变得暖和一点。

当我们驱车逆风而行的时候，我大声地喊：“爸爸，我的脚冻僵了。”

父亲慢慢停了下来。他穿着和我一样的防雪衣，戴着一样的帽子。我认为当他转过身来看到的那个小男孩，应该已经也被冻得连围巾后的牙齿都在咯咯直响了。

我说：“我冻僵了。”

父亲说：“我们得去看好几个陷阱。你觉得能行吗？”

我只是看着他，不想回答“不”。我不想让他失望，只是盯着他，希望他能为了我而作出选择。

我说：“我的脚都冻木了。”

“那你就从这里下车往回走吧，沿着我们来时的路回去。我还得继续往前走，我就在不远的前面。一定要沿着来时的路走，而且要一直走，这样你就会觉得脚暖和了。”

我从雪地车上慢慢滑下来，调整了一下背在背上的“点22”步枪。

父亲问道：“你明白我的话吗？”

我点了点头。

他发动引擎并朝着下一个陷阱开去。我也开始往回走，我的双脚也渐渐热乎起来。

现在，户外爱好者一般得花上好几千美元才能去感受下阿拉斯加的冻土之地，而我们童年中的大多数时光都是在这样的户外度过的。

我的家人有着常人所不具备的那种冒险精神。在我5岁的时候，我们搬到了一个小小的位于阿拉斯加内陆的因纽特人村庄。我的父母都是神职人员，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州读大学的时候就相识了。他们发现两人共同的信仰不仅可以帮助他们传播基督教，还能够唤起他们共有的那种冒险精神。

除了传教工作，父亲还在政府任职。这项工作需要有大学文凭的人去做，而村子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有大学文凭，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母亲和我们一起待在家里。她帮助我们完成家庭作业并确保我和姐妹健康成长。我在家中排行老二，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我们的家庭团结和睦，因为在村子里我们也没有多少事去做。冬季寒冷无比，我们就会团坐在厨房的桌子边，玩一些棋类游戏。

如果按照正常标准来衡量的话，我们的村庄也可以算是个镇子。我们这里有两个小商店，但加在一起也还没有一个小型的卡车服务站大。这里还有一所小学校和一个邮局，没有购物中心，没有电影院，但你可以在一家小店里租些电影的碟片。我们镇子上的御宝之地得算是机场跑道了，它刚够停一架737客机和几架大一些的螺旋桨运输机。正是这些条件使我们村成了这片区域的中心。丛林飞机会在这里来来往往，所载旅客大都是来自安克雷奇以及这条河流沿线上更偏远的一些村庄里的猎人和户外爱好者。

我们住在一栋离河不远的二层小楼里。在这座房子里可以看到阿拉斯加如诗如画般的美丽景色。幸运的话，我有时可以在家门前看到驼鹿和熊。不去学校的时候，我会外出打猎或捕鱼。在我还小的时候，我就可以游刃有余地拿着枪在丛林里穿梭，而且我也会保护好自己。

在接受基础水下爆破训练时，我擅长陆地战。因为它和我在孩提时玩的狩猎把戏真的没什么两样。由于基础水下爆破训练有不同的训练背景，因此士兵们也就会在不同的领域发挥出各自的专长。我在水中的表现也不错，但我还是觉得武器战和陆地战训练最爽。

因此，当我来到海豹六队时，我在这个突击小组中通常担任先头侦察兵。在伊拉克的这个寒冷的冬夜，侦察推进到4英里外的目标村庄，我们共用了大约一个小时。

到达时已经接近凌晨3点了。当我们慢慢靠近时，我能看到伊拉克村庄的灯光在一条高速公路对面闪烁着。

我们待在一个满是灰尘的洞里，这里脏得够呛。

满地散落着淡蓝色的塑料购物袋。沿着这条路的一个没人管的污水沟里散发出来的异味弥漫在风中。我只能看到一些淡褐色的房子，由于戴着夜视仪，这些房子看上去都发着模糊的绿光。通向叙利亚的公路沿线的输电线全都松松垮垮地垂向地面。一切看上去既破旧又荒芜。

我们一到达村庄，所有的小组就开始各自散开朝自己的预定目标靠近。我带领着我的小组朝目标建筑移动。我爬到门口，悄悄地抓住了门把。厚实的黑色铁门“嘎吱”一声开了。我将门推开了一点点，刚够看进去，扫视了一遍庭院，什么也没有。

这个二层小楼的前门上有一个大大的窗户，上面装有华丽的格栅。在队友用红外激光扫寻屋内时，我透过一楼的窗户，看到了里面的门厅。

我慢慢推开房子的前门。门并未上锁。我停在门槛处，枪已上膛，然后等了一会儿。这时一个队友从我的肩膀上方看了看，向我竖了竖大拇指。我眨眼弄掉了眼睛周围的灰尘以确保在我冲进屋内之前能看清楚一切。我给羽绒服外面套了累赘的防弹背心，但我必须像猫一样慢慢移动。

我告诉自己：“冷静。”

这间门厅很狭窄。地上有一台小型发电机。在我的正前方和右方各有一扇门。我并未在意右边的这扇门，因为有那台发电机堵着它。我匍匐穿过了正前方的这扇门。

我有一种被放在火上烤的感觉。当我扫视空荡荡的房间时，我竖起耳朵听着前方的一切动静。屋内取暖炉里散发出的煤油味侵袭着我的鼻子。

我所采取的每个步骤都像是一次巨大的尝试。我们接受过专门的训练，即假设叛乱分子会穿着自杀式装备或是拿着AK47躲在任何一扇门后，随时准备攻击。

布帘遮挡在通往卧室的走廊上。我讨厌这样的布帘，因为有门的话，至少你会有点儿安全感。这样会使我无法确定是否有人正透过布帘下方往外看，或是正等待我的身影从他面前掠过，以便他进行射击。

游戏该结束了！这些房间里绝对有人。我们只是不确定住在里面的人是否已经听到了我们的动静。我曾经参与过三角洲特种部队的军事部署，当时有一次他们的几名队员在进入房间时，由于遭到了藏在沙袋护墙后的反击者伏击而全部毙命。这是无法忘却的铁一般的教训，每当我将进入一个目标时，它就会出现在脑海中。

我稍微停了一下，希望自己能揪出来一个不耐烦的伏击者。布帘后面房间里的灯还亮着。我翻起夜视仪，慢慢地将布帘拉向一边。

在一个L形走廊的拐角处立着一台又窄又高的冰箱。我发现一扇半掩着的门，然后迅速上前挡住光，这时，队友们在走廊各自散开并清除着其他房间。一名队友跟着我推开房门冲进卧室。大家都知道各自的职责。

3个床垫散落在地上，我很难看出在那个黑暗的角落里有一双眼睛正盯着我。那是一个小伙子，长着稀疏的胡子和一双黑黑的眼睛。他似乎很紧张，当我们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时，他的眼睛也不停地从一边跟向另一边。

让我觉得有点奇怪的是，他只是坐在那里盯着我看。

两个女人也醒了，她们一直盯着门。我立即朝这个男人走去。我感觉有些不对头，因为按常理来说男人应该睡在另外一个房间。当我从这两个女人身边走过时，我伸出手，挥手示意她们保持冷静。这个男人这时想要说话。

我低声说：“嘘！”因为其他房间也许有人，我害怕他会惊动那些人。

他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我。我抓住他的右臂，将他猛地拉起，同时掀开他身上的毯子以确保他没有武器。我让他靠在墙上，然后扯下两个女人身上的毯子。这两个女人中间还睡着一个大约五六岁的小女孩儿。当我掀去女孩儿身上的毯子时，妈妈抓住了孩子并将她拉近。

我示意这个男人到房子的中间，然后用塑料手铐捆住他的双手，又将一个头罩罩在他头上。队友看着这两个女人，这时我迅速地搜查了一下这个男人的口袋。随后我推他到一边让他跪下，并将他的头推进角落。他想说话，但我将他的脸摁住，贴在墙上，禁止他出声。

正在执行任务的排长从门后探出头来。

他说：“你有什么收获？”

“一个MAM，”我说，这是一个缩略语，指的是“适战年龄男性”（military-aged male），“我们仍需搜查这个房间。”

我走到房间的一个靠里面的角落，在床垫的旁边，看到棕色的AK47步枪的枪托。一个绿色的战术胸挂系着一堆小塑料袋，这样做可以用来携带更多的子弹匣和一枚手榴弹。

我说：“在这里发现了AK47”，“还有战术胸挂、手榴弹，该死！”我有些愤懑，自己为什么没能早些发现这些武器呢。

在我们进入房间时，队友只是瞄准那些女人，他也没有看到这些东西。

我在房间里发现的这个男人的确是一个武装分子，而且他也很聪明。他将枪、战术胸挂以及手榴弹藏在了我们恰好够不着的地方，而且他藏得非常巧妙，这样我们在进入房间伊始就没法看到这些东西。

我满脑子想的都是立刻将这家伙当场击毙。但是，他明白我们必须按规矩办事，而且他竟然用这些规矩反过来对付我们。除非他对我们有威胁举动，否则的话，我们是不能将他当场击毙的。如果他有种的话，他就会在我们进门的时候将我们炸飞。这名男人肯定是听到我们进来时的动静了，而且他本以为能和这两个女人一起藏起来。

搞定这间房子后，我将这个男人带到另外一间房子并对他进行审讯。这间房子的地上铺着地毯，中间堆着床垫。放在地上的电视机还开着，但画面却是静止的。我们的翻译站在他的旁边。这时我把罩在他头上的头罩摘了下来。他满脸是汗，为了适应灯光，他把眼睛睁得很大。

我对翻译说：“问问他为什么会有手榴弹和战术胸挂。”

这个男人说：“我是来这投宿的。”

“那你为什么和女人孩子睡在一起？投宿的人不可能睡在女人旁边吧。”

他说：“有一个是我老婆。”

我说：“你不是说你是来投宿的吗？”

这样的审讯持续了大概一个半小时，但他就是不老实交代，第二天我们把他移交给了海军陆战队。

我们天天都干着同样的事情，真是烦透了。对于他们，我们总是抓了又放，放了又抓。我们刚将他们抓起来，可没几天这些人就又回到了街上。我敢肯定我们在那间卧室抓到的那个武装分子很快就会获释。想要他们永久性地从街上消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他们死掉。

后来，我们从村里的一些老人那里得知，那些男人，包括我们在那两个女人卧室里碰到的那个武装分子，都是叛乱组织里的成员，他们总会在村子里周旋。我们抓住的那家伙当晚就回家了。他组织里的其他3个家伙在同一天晚上和我的队友在短暂交火之后全部丧命。队友们很幸运，抢在他们反击之前将其全部拿下。他们在房间里发现了枪、地雷以及用来制作路边炸弹的炸药。

在清理了最初的目标之后，我们排搜查了村子里大部分的房子。我在其中一间卧室的一个抽屉中找到了一堆女性内衣。我挑了一件白色的，很不错，中间还有蕾丝边和一个蝴蝶结。我将它胡乱团起来，塞进裤子的大口袋中，没准儿以后还有用呢！

在外面，海军陆战队的CH-53重型运输直升机发出的轰鸣声在村庄上空回荡着。我们在附近的一间屋子里占领了安全的位置，这时太阳也升起来了。此时此刻真的是冰冷异常。清晨往往是一天当中最冷的时候。

我抬起头，去看朝我们飞来的两辆灰色“大校车”（即CH-47，俗称“飞行校车”）。只见这两辆“车”来了个90度的转弯，然后停在电线北边的空旷沙漠中。“车”后面的舷梯打开，从车里出来了几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他们的样子和你在他们的广告宣传片里看到的一模一样。

我们排长从我身边走了过去要和这几名海军陆战队队员进行接洽，这样我们就可以将这个村子移交给他们，然后撤回。

他说：“你看见他们的总部了吗？”

我指着一群男人和无线电天线说：“顺着这条路下去就是。”

他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掏出了那件内衣，然后挂在他背上的无线电天线上。当天气寒冷或是你感觉到郁闷无比的时候，这样的小玩意儿或许会让你感到些许温暖。当他从一些海军陆战队队员身边走过时，我看到大家都盯着他笑。

排长问他身边的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嗨！你们总部在哪儿？”

那名队员顺着路指了指。

他又说：“嗨，老兄，你怎么弄了个内衣挂在背上。”

排长不假思索地说：“呵呵，可不是嘛。”他回过头朝我们这边瞥了一眼又说：“这是常有的事儿。”

在返回沙漠着陆区的侦察前进过程中，我发觉在我的视线几乎触不到的地方有些东西在风中飞舞。伸手一抓，竟然抓到了一根内衣带子。

在我背后绑着的断线钳上，有人挂了一个内衣。

恶搞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队员之间经常胡闹，以至于中队最终将那些搞恶作剧的高手做进了一张详细的连线图。我们也使用同样的图来追踪恐怖分子。我们把这些恐怖分子的名字以金字塔的形式罗列起来，同时也将恐怖头目的名字和队里最爱搞恶作剧的人的名字一起放在金字塔的顶端：菲尔。当时我们的组长。

菲尔一直待在海军。他从绿队毕业那年，我也刚从基础水下爆破训练班毕业。为了稍微休息一阵，他离开了海豹六队并且参加了跳蛙跳伞队（Leap Frogs），这是一个海军跳伞表演队。他在返回基地之前还担任过自由跳伞的教官。

我到中队的第一天就遇到了菲尔，而且一见如故。他当时已经干了好几轮突击手，接着他又负责领导中队的战斗攻击犬训练工作，后来就当了我们小组的头儿。

菲尔很会搞恶作剧，也许算是最会搞的人了。记得有一天，当我回到“笼子”后，竟然发现右脚靴子上的所有鞋带都被剪断了。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但我却没法证明是菲尔干的。我知道他有许多大块磁铁，他会拿这玩意儿在你的钱包上晃动一下，然后你信用卡的磁条会就被全部消磁。他最著名的恶作剧就是用闪光弹药面引爆你所有的制服。我都不记得自己换过多少次弹药袋和制服了，因为紫色的闪光弹药面总是会结成硬块粘在魔术扣上或是陷进布料的褶子里。

当恶搞效果不怎么样的时候，他就会故意找碴儿。

他往屋子里走的时候会嚷嚷道：“好啊，是谁在搞我？”

但我们都知道是他自己在搞自己。他就是要挑起是非，要不然他会觉得太无聊了。

不过这家伙有时候也会遭到报应。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大家在下班后走到停车场时，猛然发现菲尔的汽车高高地待在空中。曾经被他恶搞过的其中一个人愤然用叉车将他的汽车悬在了半空，之后就溜走了。不过，大家一直都不知道这事儿到底是谁干的。

我们中队历时最长的一次恶作剧也是始于菲尔。

当我们没有战斗任务的时候，就会在美国各地展开训练。一天晚上，我们正在迈阿密进行城市战训练。当时天快黑了，我们计划要在一个废弃的旅馆里练习室内近战。

在我们开始训练前，菲尔和当地的警察一起走进来，确保房间是空着的。这些警察在之前就已将旁观者们清空了。我们不想误伤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当时，菲尔还在担任军犬训练员。

走进大厅时，菲尔往一个房间里瞥了一眼，他看见有个东西从石膏板上伸了出来。那是个长达12英寸的巨型黑色仿真阳具，不知来自何处。菲尔戴上一只手套，将那玩意儿从石膏板上拽出来，然后拿着它从楼上走了下来。

他在头上挥舞着它说道：“快看，我发现了什么？”

看着那东西在他手里甩来甩去，我说：“离我远点儿。”

清理完这个旅馆之后，我们开始了训练。差不多快天亮的时候，训练结束。我将自己的装备放进了租用车的后备箱后，感觉特别疲惫，然后就倒在方向盘后面休息。可一会儿过后当我准备发动车的时候，发现有什么东西绑在方向盘上。

我大喊道：“菲尔!”我几乎是从车里跳出来的，生怕碰到那东西。

我看了看四周，菲尔已经走了。他早就逃离案发现场了。

但是那个仿真阳具牢牢地绑在方向盘上。它紧紧地绷在3点到9点的位置之间。我从方向盘上将它割了下来，然后随便扔进了装在装备包里的头盔中。

大家后来将这玩意儿称为“威猛先生”，但是它不久后又消失了。之后的几个月，它逐渐被我们忘掉了。直到我们返回弗吉尼亚比奇并完成防毒面具训练后，它再次出现了。

既然海豹六队负有搜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责任，我们就得经常穿上成套的防生化服在室内近战训练室里进行训练。防毒面具要戴上一阵子才能适应，而且我们必须适应长时间穿着防生化服戴着面具的状态。

一天晚上，我们走进小组办公室。我进屋后朝冰箱走去。我打开了酒瓶盖深深地吸了一口，转过身，看见有几个家伙挤作一团坐在会议桌脚旁。

我听见一个家伙说：“该死！”

另外一个说道：“绝对不是，不是那玩意儿吧？”

我朝那堆人走去，看见一张空白的纸上粘着一张宝丽莱的照片。照片的内容是那个“威猛先生”盘在一个人的防毒面具里。我一看见这张照片，就开始反胃。我也不知道在菲尔的这位“先生”在此处露面之前跑哪儿去了，而现在看来它可能是在我的防毒面具里。而且正好就是我那天戴了好几个小时的那个面具。我赶紧去证实自己的怀疑是否正确，可是那张照片拍得离对象物太近，根本没法辨认。在那一刻，这位“威猛先生”就有可能在任何一个人的面具里，但没人打算去碰这个运气。

后来，我跟着大家一起换了个新面具。之后“威猛先生”再一次销声匿迹了好几个月。

我们的厨房里总会有食物，而这帮家伙总是习惯于从好市多超市里买一些大罐的椒盐饼干和其他零食。一天，小组办公室多了一箱动物饼干。然后饼干就开始一点一点地减少。这些家伙会吃着饼干从厨房走向“笼子”或者射击场。

很快，大概吃到还剩半罐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另一张宝丽莱照片。这次照片上的内容是这位“威猛先生”被塞在一个装满动物饼干的罐子中间，而这些饼干刚好绕“轴”堆起。

直到今天，我都不吃动物饼干。

我不知道菲尔究竟是不是罪魁祸首，可我却知道绝对是他找到那玩意儿的，但是“威猛先生”迄今为止仍下落不明。

第六章

“马士基·亚拉巴马”号事件

突然间，所有飞机的轰鸣声和嘈杂声都消失了，一切都安静了下来。仅有降落伞在风中哗哗作响。

环顾四周，真美。新鲜的空气让从机舱出来的我们感到一阵舒畅。天空和海水通透而碧蓝。只有几缕白云高高飘浮在我们头顶。扫视下方，我看到一个个降落伞旋转着，组成一个巨大的旋涡。旋涡的中心，4艘灰色的舰艇正在海面上漂荡。

除了开个玩笑逗个乐子，菲尔就只喜欢跳伞了。身为组长，菲尔最喜欢让我们进行空中行动的演习，特别是高跳高开。这种技能是潜入目标区域最好也是最隐秘的方式。高跳高开其实就是从机舱跳出，几秒后打开降落伞，然后利用伞的帮助到达指定着陆点。

我在五队的时候就拿到了自由式跳伞的资格证，但是到了海豹六队，我才算是真正掌握了跳伞技术。

说实话，第一次从机舱跳出去的时候，我也很害怕。

走到舷梯边上然后往外跳，总是让我觉得有点别扭。一开始我对跳伞不只是害怕，甚至还有些讨厌。虽然每次着陆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喜欢上了跳伞，但到了第二天，我又会心惊胆战起来。我强迫自己一遍遍地练，直到最后，跳伞终于变得没那么难了。跳伞跟基础水下爆破训练一样，我们不能随意退出。而跳伞本来就是我们工作中的重要内容，所以我只能让自己喜欢上它。

2005年，在我和陆军三角洲特种部队被共同派往伊拉克执行任务时，菲尔已经在阿富汗成功地完成了一次运用高跳高开技术的任务。我们一直在针对这种行动进行训练，但我从没想过有一天真能在实践中把它派上用场。从加入突击队起，我就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之间跑来跑去，不是被派到这儿，就是被派到那儿。我的生活逐渐形成了一种模式：部署、训练、随时待命。我们参加过很多行动。它们大同小异，我已经分不清哪个是哪个了。但是通过这些部署作战，我们很快积累起了很多宝贵的实战经验。我们作为一个集体也逐渐提高了技战术水平，比之前更具战斗力。

2009年，我们终于接到了一个特别的任务。

当时，我还在休事假，正等着坐航班飞回弗吉尼亚比奇。就在等待的时候，我在机场的电视墙上看到一条突发新闻。载有17 000吨货物的“马士基·亚拉巴马”号货柜船在前往肯尼亚蒙巴萨途中，在非洲之角附近遭到索马里海盗袭击。我还记得那天是2009年4月8日，星期三。海盗掳获了“马士基·亚拉巴马”号的船长理查德·菲利普斯，并挟持他一起乘坐该船的一艘救生艇逃走。他们只有9天的口粮。美国海军“班布里奇”号驱逐舰一直尾随这艘救生艇到索马里海岸外约30英里处。船上的4名海盗都持有AK47。

坐在机场我就在想会不会召唤我们回去。我所在的中队正处于待命期间，必须在接到命令一小时内部署到全球的任何指定地点，所以我能请到假简直是捡到了天上掉的馅饼。

在电视屏幕上，我看到了那艘在海浪里晃来晃去的橙色救生艇。不远处就是灰色的“班布里奇”号驱逐舰。机场太吵了，我试着挤近一些，想听听新闻里是怎么说的。我离开弗吉尼亚比奇的前几天一直还都风平浪静，但这会儿，我感觉会有召唤命令。救生艇的镜头再次闪现在电视屏幕时，我口袋里的手机也响起来了。是菲尔打来的。

“看新闻了吗？”他问。

“看了，刚看。”我说。

“你现在在哪儿？”

当时，我是队里除了组长以外最资深的队员了。

“我在机场呢，”我回答道，“正在等返程航班。”

“好，那就好。”菲尔说，“尽快回来。”

一瞬间，我的心里像着了火一般。飞机最好能飞得再快点！这次行动真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可不想错过了。但就算没什么急事，登机也是件很折磨人的事。我看着人们排着长龙，有的缓缓前行去找自己的座位，有的正在焦急地往头顶的行李舱塞放行李。我在心里面默默地恳求他们快一点。我们起飞得越早，我就能越早回去工作。而且，一旦起飞，手机只能关机。如果他们想传达什么信息也联系不到我。直到乘务员关上舱门的那一刻，我所知道的就是自己收到了归队的命令，要求我一小时内赶到中队。而我一抵达，全组就要立即出发。

我戴上耳机，想闭目养神一会儿，但根本做不到。在弗吉尼亚落地后，刚出登机口没几步，我就开始打电话。

“喂，怎么样？”接通菲尔后，我问道。

当时已经是当地时间晚上8点多了，因为我是从西海岸赶过来的。

“先在这儿好好待着，别乱跑，”他说，“明天一早就要开始工作了。我会让你了解最新动态。计划已在讨论中，但我们还得等华盛顿最终决定。”

第二天早上，我很早就开始了工作。菲尔和我在中队办公室碰了个头。我们坐在会议室的桌子边上开始进入正题。

“现在我们要解救一个人质，”菲尔告诉我，“从4个海盗手里。他们想要200万美元来换取人质。”

“不是谁都能知道自己到底值多少钱的。”我说。

“要是我就再多要点。”菲尔说，“区区几百万，开价也太低了，除非他们是找我前妻索要赎金。”

“他们要去哪儿？”我问他。

“他们想联系自己的同伙，还想把菲利普斯带回他们的营地或者母船上去。”菲尔解释道，“所以，我们已经准备要么拿下一条船，要么搜查海滨地区，端掉他们的一个营地。”

练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两种任务我们都早有准备。

“‘班布里奇’号上已经有几个我们的人了。”菲尔说，“他们一直在非洲执行任务，昨天晚上上的船。我们和海盗的谈判在星期四破裂了。”

“在他们抵达海岸之前，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我问。

“因为他们和别的部落有些矛盾，海盗不想在目前的位置上岸。而他们自己的部落还要再往南一些，所以他们至少还要两天才能上岸。”

我问了问召唤命令有没有下达。

“还没下命令。不过已经在研究讨论了。”菲尔说。

“怎么我们到现在还没收到任何消息?”我说，“作个决定要这么长时间，这实在是太不正常了！”

“伙计，作决定的是华盛顿。”他说，“不正常吗？”

一天后，我们终于接到了召唤命令。当时我们的绝大部分队员已经归队，所有人都整装待发。

约20小时后，C-17战略军用运输机的活动舷梯打开了。阳光洒满整个机舱。

东非的阳光明亮而刺眼，我遮住眼睛，并任由微风拂面。几分钟后，我看到绑在一艘笨重的灰色快速攻击艇上的小降落伞“啪”的一声打开了，并且把这艘船一点点从飞机尾部拖了出去。船上装有我们所需的一切装备。我们打算先把船、船上的装备和船员空投下去，然后再空投突击队员。

“咔哒，咔哒，咔哒。”

我能听到船在金属滚轴上向舱门移动时发出的声音。这声音越来越急促，直到船彻底脱离舷梯。过了一会儿，第二个降落伞打开了，第二条船像一团灰色不明物体似的，瞬间“发射”出去。船员们也紧随其后跳了下去。

看着船飞出机舱，我忍不住喊了起来。当船员们跳下舷梯时，我周围的人更是欢呼起来。

当我等着舷梯边上的队友翘起拇指、做出一切顺利的手势时，我异常兴奋，心跳越来越快。此时，他们正在仔细确认船上的降落伞是否已经打开。

我们选择跳到“班布里奇”号背后的盲区。这样，海盗就不会发现我们了。美国海军水陆两栖攻击舰“拳师”号正准备与我们会合。过去，它是用来运送海军陆战队队员上战场的。我们将从这艘船的甲板上出发，开始行动。

在不远处的海面，船员们已经到达快速攻击艇的附近，并开始整理降落伞了。我们还要等30分钟才能跳，这30分钟看上去似乎会很漫长。

我坐在靠近飞机前部的一个座位上。与我紧挨着的是中队的一名谈判专家，他身上系着双人跳伞带，这条背带的另一头就紧紧地捆扎在我的胸前。就在几小时前他才知道，他要做的不只是来非洲帮我们解救人质，还要先从高空跳到印度洋里才行。

为了把所有所需人员空投到“拳师”号上，我们必须进行3个双人跳，其中就包括这位谈判专家。这3名非海豹队成员能为这次行动提供非常重要的支持。飞行途中，我找了个机会和这位谈判能手坐下来随便聊了几句。

“你要和我一起跳。”我对他说，“准备好了吗？”

他很瘦，留着短短的头发，浑身散发着书生气。当我给他说起跳伞大概是怎么回事，等一下会遇到什么情况时，他看上去有点儿紧张。

“以前跳过伞吗？”我问。

“没有。”他答道。

当6分钟倒计时铃响起时，每个人都站起身来做最后的检查。我发现谈判专家的脸色已经变得惨白了。从舱门第一次打开后，他就再没有多说过一句话。至少我第一次跳伞是在亚利桑那州；而他第一次跳伞就是实战，还要跳进印度洋。

“我们不会有事。”我安慰他。

但他看上去并不太相信我的话。

舷梯又一次打开。飞机上大概有40名跳伞者，大家在舷梯旁排好了队。

“准备！”跳伞长一边喊，一边向我们发出跳前30秒倒计时的信号。

我能感受到谈判专家的腿开始发抖了，当我们靠近舷梯时，他抖得更厉害了。

“喂，老兄，放松些！”我对他说。

他只要记住我告诉他的那些话，就算帮了我的大忙了。

“绿灯，跳！”

跳伞长放下了舷梯。

高空中，大家晃晃悠悠地走向舷梯，然后一个一个往下跳。靠近舷梯时，我能看到地平线附近水天相接的美景。我走上前，拍了两下跟我一起跳的搭档的肩膀，在他的耳边使劲喊道：

“就位！”

这个信号的意思是要他走到跳伞位。我想让他站在舷梯边缘，这样，我们一起往外跳的时候，我就不会把他的小腿撞到舷梯上。

他整个人僵在那里一动不动。我能感觉到他的脚想要抬起来，但似乎却在舷梯上钉得更深了。我又拍了拍他，冲他喊道：

“就位！”

他还是没动。

我们没时间再等了。于是我把他推到前面，然后一股脑儿一起跳了下去。

减速伞在我身后“砰”的一声打开了。这个小伞能帮助我们保持稳定，并控制自由下降时的速度。和以前的数百次跳伞一样，我顺着脸颊摸到拉绳，用力一拉，打开主伞。

突然间，所有飞机的轰鸣声和嘈杂声都消失了，一切都安静了下来。仅有降落伞在风中哗哗作响。

环顾四周，真美。新鲜的空气让从机舱出来的我们感到一阵舒畅。天空和海水通透而碧蓝。只有几缕白云高高飘浮在我们头顶。扫视下方，我看到一个个降落伞旋转着，组成一个巨大的旋涡。旋涡的中心，4艘灰色的舰艇正在海面上漂荡。

我的队友们避开彼此，打着旋儿，从四处飞扑下来，落入海中。

这片海比较平静，只有小小的波浪。不远处，“拳师”号开阔平坦的甲板正等候着我们。当我们快碰到水面时，我立刻把主伞拉平，然后“咚”的一声跳进了跟洗澡水温度差不多的海水里。我解开拴着谈判专家的搭扣，开始把自己从降落伞背带的五花大绑中解放出来。

我们离那艘船不过20码。之前为了跳伞方便，我把橡皮脚掌用胶带粘在了脚踝处。现在我撕掉胶带，让它们垂下来，然后往谈判专家的身边游去。在我身后，备用伞已经渗满了水，备用伞包把整个降落伞一点点拽下水面，最终沉入海底。我游到谈判专家身边时，他穿着救生衣，正在使劲踩水，想靠近悬挂在船边的梯子。

“怎么样，老兄？”我问。

“太疯狂了！”他说。

从飞机舷梯放下来直到现在，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笑。我爬上快速攻击艇，在船前部找了个位置。现在，我们要等着清点人数。因为这种船只能容纳12人，船上很快就拥挤不堪。我爬到船头，把脚荡在水里。水流把我的脚蹼推来荡去。

“我说伙计，你没看到鲨鱼吗？”一名队友爬到船头问我。

“没有啊。”我说。我知道这一带海域有大批鲨鱼出没，但目前还没看到有什么东西靠近。

“兄弟，我刚才游过来的时候看见水下有个巨大的影子。”他说道。

我立刻收回了脚蹼。

就在我们在飞行途中时，菲利普斯曾尝试逃跑，这使局势更加紧张。他成功地跳入海里，但又被海盗从海里捞起来用枪指着了脑袋。他们绑住了他的双手，还把一部电话和一台美式收发报机丢入了海里。因为海盗觉得菲利普斯船长可能在用这些东西接收我们船上的指令。

当时，救生艇的燃料已经用尽，只能在海面上随风飘荡。“班布里奇”号指挥官弗兰克·卡斯特利亚诺已经说服海盗让驱逐舰来拖行救生艇，并征得海盗同意通过驱逐舰上的硬壳式充气橡皮艇为他们运送食物和水。在其中一次运送途中，第四个海盗阿卜杜尔·瓦伊穆西因为手上有伤要求医疗救助。他被转送到“班布里奇”号上进行治疗。瓦伊穆西是在阻挠菲利普斯想要逃走时把手弄伤的。

星期六，在成功登上“拳师”号之后，我们派了一个小队登上了“班布里奇”号。中队其余成员则高度保持警惕，原地待命。一旦救生艇上岸，我们就不得不在岸上展开解救行动。

登上“班布里奇”号的小队是由一个突击小组、几名狙击手和一个指挥小组组成的。海豹六队在扇形船尾处设立了一个观察点。在谈判进行时，狙击手开始移动瞄视。我们现在是静观其变。

星期天，我们突然接到消息，说菲利普斯现在已经平安登上“班布里奇”号。很快，所有人都了撤回。我碰到了我的朋友加里。在基础水下爆破训练期间，他在班上总是排在我前面。加里比我晚几年进入绿队。他刚到海豹队时负责开小型潜艇。想到他要把自己6英尺4英寸的大块头塞进小潜艇里也挺好玩的。上一次部署期间，他获得了银星勋章。在坎大哈的一次任务中，他也确实尽力配合过5个人，为他们收拾了残局，那5个人本来是想掩护他的小组的。这次，加里上了“班布里奇”号并负责审问被捕的海盗瓦伊穆西。

我们握了握手。

“兄弟，看在老天的分儿上，透露点内幕吧。”我说。

“我们在最后一名海盗把头伸出来时终于发现了他，然后把这3名海盗都给干掉了。”加里答道。

他告诉我，他的任务是和受伤的海盗瓦伊穆西谈话，加里希望这个家伙能说服同伙投降。加里上了“班布里奇”号后，开始用糖衣炮弹进攻瓦伊穆西的心理防线。

“喂，伙计，冰激凌要吗？”他问，“要不，喝一罐冰镇可乐？”

瓦伊穆西和加里开始了一段美食和精神安慰之旅，并在此基础上很快建立了友谊，加里始终让瓦伊穆西站在船舱外。这样，其他海盗就能看见他又是喝可乐又是吃冰激凌，而且他还要和留在救生艇上的海盗们来回喊话进行谈判。

“我听不见。”加里对瓦伊穆西说，“让他们把绳子再往近拉一点儿。”

瓦伊穆西同意了。绳索越来越短，救生艇离“班布里奇”号只有寸步之遥了。海面上的风浪大了起来，没有引擎的救生艇被推得转来转去。天黑后，加里和队友把救生艇拉得更近了些。当时夜色一片漆黑，海盗们根本不可能发现有人把他们的船往“班布里奇”号那边拖。在扇形船尾处，加里和队友扫视着救生艇。只有通过夜视仪才能看到红外激光在船身上来回晃动。

负责放哨的那个海盗总是坐在射程内靠前的位置，干掉他比较容易。透过船上的窗户，加里他们还能看到一个海盗在驾船。这也是一个相对容易的目标。但是第三个海盗始终不露面，而狙击手们却必须同时击毙3名海盗才行。唯一能在开枪的同时保证菲利普斯安全的办法就是等第三个海盗自己现身才行。在等了几个小时之后，第三个海盗的头和肩终于从救生艇后方的舱口露了出来，这正中狙击手下怀。之前的命令是除非菲利普斯的生命岌岌可危，否则不准动手。因为看到事态越发紧张，又担心菲利普斯的安全，我的队友们开火了。几秒钟后，3个海盗全部倒在集中火力的攻击之下。

就在狙击手的最后一枪响起之后，扇形船尾上的队员们听到一声枪响，明显是从海盗所用的AK47发出的。枪声在海面上发出回声，我的队友们立刻感到有点沮丧。这次赌得有些大。华盛顿方面一直在接收最新消息，也在观察无人机给救生艇提供给养的情况。海豹六队的指挥官和我们中队的指挥官都在“拳师”号上。

因为担心发生最糟糕的事情，同时也为了确认菲利普斯是否还活着、有没有受伤，两名靠近拖船绳索的狙击手跳起来沿着绳索滑向救生艇。这一刻必须分秒必争。拖船绳索在离黑暗的海面上方几英寸的地方晃晃悠悠，队友们在绳索上努力保持着平衡，几分钟内到了救生艇旁。他们登上救生艇，摇摆着奔向人质包围圈，身上唯一的武器就是手枪。救生艇只有一个出入口，因此即使是一名受伤的海盗也能轻易瞄准他们。

进入救生艇后，他们迅速而有序地给每名海盗补了一枪，确保再不会有什么威胁。最终在一个角落找到了菲利普斯。

他被捆在那里，但没有受伤。“班布里奇”号的硬壳式充气橡皮艇载着五六名海豹队员尾随在救生艇后，他们听到枪响后，立即追上了救生艇，把菲利普斯从救生艇里解救了出来。

另一边，“班布里奇”号上，在最后一枪还没响起时，加里一把抓住瓦伊穆西，把他一拳打倒在甲板上。

“等着坐牢吧！”他说道，“你的同伙都死了，你现在对我也没什么用了。”

队友们铐上瓦伊穆西的双手，用连帽衫上的帽子蒙住他的脑袋，然后把他带走了。

加里在扇形船尾处见到了菲利普斯。刚登上“班布里奇”号的这位船长有点困惑又有点茫然。

“你们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他问道。

他当时的反应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①的轻微表现。在枪击带来的震惊中，他还没有搞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为什么会这样。

菲利普斯接受了体检。医生说他的情况还算不错。没过多久，他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也渐渐消失了，他很感谢我的队友们所做的一切。菲利普斯给家人打了电话，然后他先到“拳师”号上，之后等着回自己在佛蒙特州的家。

其余的队员又在“拳师”号上待了几天，在上岸飞回家前等待着后续命令。最终，我们拯救了一条生命而不是出去白忙乎了一场，这让人感觉很好。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之外的地方做点事，也感觉很棒。我很高兴能做一点不一样的事。但让人失望的是，我们也隐约看到了政府体制的弊端。只是作个决定就这么慢，我们整装待命好几天后才终于接到行动命令。不过，解救菲利普斯船长的行动又一次增强了我们的战斗力，并让我们在华盛顿眼中进一步成为能担当更为严峻任务的力量。

在印度洋执行救援菲利普斯船长的任务时，C-17 运输机打开后舱口的瞬间。

在美国大峡谷进行的高开高跳训练。

参加高开高跳训练的海豹六队队员准备着陆。

注①：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又称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征，是指人质对犯罪者产生感情，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种情感造成被害者对加害者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他人。——编者注

第七章

旷日持久的战争

我把步枪换到左手，跪下身去，从我的弹药袋里取出一枚手榴弹。我拔掉安全栓，右手握紧手榴弹。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向那个干草堆猛冲过去。我拼命地跑，力争在敌兵看见我之前跑完那段距离。身边只有自己的呼吸声和猛烈的风声。刚跑了一半，我就听到右侧AK47狂叫起来。

跑向山顶时，我感到双腿疼痛，肺部灼热。

那是2009年夏天，当时我们在阿富汗中部山区，这里海拔高度约8 000英尺，北距喀布尔两小时路程。在营救菲利普斯之后，我们返回基地，在几个月的训练后，被如期部署到阿富汗。

我看见空中侦察机上发出的红外激光，该机当时正在追踪我们到达目标营地时从那里逃掉的8名敌兵。直升机的舷梯刚一着地，我们小组就迅速跑下来追捕他们。

“阿尔法小组在飞机上能看到敌人活动的图像。”当时我能听到的只有菲尔利用无线电传话的声音。那8名敌兵正逃往营地以北300米的一个山头。排里的其他弟兄负责摧毁他们的营地，我们则负责堵截他们。当我们接近敌人的位置时，我回头看了看紧跟在后面的菲尔和小组其他队员。那是我们这次作战部署的第一次任务，当时我们还在努力适应当地高海拔的环境。

看到小组其他队员进入预定位置时，我迅速回过神来，并端好了步枪。敌兵正在大约150码之外搭建射击掩体。在背负全部装备跑了500米后，我几乎连红外激光器都端不稳了，但还是设法用我的PKM机枪锁定了一名敌兵。连续开枪扫射几轮之后，那名敌兵倒下了。此时，其他队员也赶到了。他们立即开火，击倒了另外两名敌兵。其他敌兵则从山梁上逃脱，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中。

那些侥幸逃脱的敌兵顾不上他们被击毙的同伴，迅速从山背后往下逃跑。

“我们发现有5个热点在往北朝几处敌营移动。”我听到随身携带的无线电传来侦察机驾驶员的声音。与此同时，我看到无人侦察机的红外激光向山背后移动。

菲尔对小组队员们点了点头。于是我们开始又一次拼命奔跑，想要尽快与敌缩短距离。

爬到山顶时，我们放慢了脚步，小心翼翼地推进，生怕闯入敌人的埋伏圈，遭到突然袭击。在那里，我看到3具横卧的尸体，其中一个带着一挺机枪，另一个带着一具火箭推进榴弹发射器，也就是俗称的PRG火箭筒。战斗刚开始，我们就幸运地获得了两件敌人手里威力最大的武器。

被击毙的敌兵身穿宽松的衬衫和裤子，脚穿黑色豹纹仿彪马高帮胶底运动鞋。这正是塔利班士兵的典型装束。我们中队流传着一个玩笑：在阿富汗，如果你脚穿“黑色豹纹”，那么你就会很自然地受到怀疑。除了塔利班士兵，我从未见过任何人穿那样的胶底运动鞋。

从山梁上，我们能看到逃脱的敌兵在山背后飞跑下山。菲尔从被击毙的敌兵身边拿起那具火箭筒，朝着从山坡上往下跑的敌兵扣动了扳机。射出去的火箭弹落在敌兵附近，碎弹片雨点般向他们飞去。

放下火箭筒之后，菲尔向我转过身来。我们一直通过无线电要求近距离空中支援（CAS）。一架AC-130武装攻击机正在我们头顶盘旋。

“CAS马上到位。”离我仅两英尺的菲尔朝我高声喊话。那具火箭筒让他的听力大大下降。

“我能听到你说话。”我说，“不要喊了。”

“什么？”菲尔大声说。

那天晚上，我都是在看到菲尔之前，先听到他喊话。他口中的一字一句，都是大声喊出来的。

我们的AC-130武装攻击机射出直径20毫米的机关炮弹，沉重打击了在逃的敌兵。我们在山梁上看到了这一幕。我们放出那只战斗攻击犬——菲尔给它起了个绰号叫“长毛导弹”，整晚跟在它后面搜索逃脱的敌兵。那些敌兵，要么被击毙，要么受了致命伤。

菲尔和另一名突击队员追踪一名敌兵，进入了一处敌营。我们其余人则开始清理一块齐腰高的草丛。那架AC-130向我们报告新发现的“热点”。我们放出“长毛导弹”，它在我右边约50英尺之外跟踪到了一名敌兵的气味。我听到战斗攻击犬发起攻击时那名敌兵发出的尖叫。

唤回战斗攻击犬后，我们发现有名敌兵正在战壕里准备伏击。我们向战壕扔过去几枚手榴弹。当其他队员跑去清理战壕时，我开始继续前进。

当时即使利用夜视仪，我们也很难看清眼前的一切。草丛浓密，穿行困难。时断时续的枪声从身后传来，菲尔和另一名突击队员正在敌营里与凭借障碍物固守的敌兵枪手进行战斗。我给枪上了膛，然后试着借助我的红外激光器看清眼前的路，以便穿越草丛。我看到了眼前被20毫米大口径子弹击中后烧焦的土地。

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谨慎。

突然，我在夜视仪里看到脚下有个黑影。我抬起脚踩了上去，原以为那是一根木头或是一截树枝，结果却听到一个人发出了喘息声。我赶紧向后一跳，同时扣动了扳机。我吓得几乎尿了裤子。

就在想要弄清楚我有没有真的尿裤子的时候，我镇定了下来。我走上前去搜寻那具尸体。他应该是在我到达那里之前就已经死了。一定是刚才他肺里的空气被挤压了出来，才使他发出喘息声的。由于被大口径机关炮弹击中，那具尸体已被微微烧焦。我很快搜寻了一下，发现了一支AK47步枪和一个弹药箱。

回到贾拉拉巴德后，我们摆出各种姿势照相，庆祝此次任务顺利完成。菲尔头戴一顶安德玛无檐儿便帽，肩挎一具火箭筒。那张照片将来也许会使他想起他用敌人的火箭筒消灭了敌人、同时自己也暂时失去了听力的那段时光。

这次夜间任务完成得很漂亮，也是将来接受更大任务的一个极好的开始。那天晚上，我们击毙了十多个敌兵，自己却毫发未伤。像往常一样，这不是仅凭技术，也不是单凭运气，而是二者兼而有之。毫无疑问，战壕里蹲守的枪手本来是有可能伏击我们的，这也证实了我们拥有“长毛导弹”的价值。

自从来到六队以后，我的生活经历了情绪上的起起落落：会由于打了漂亮仗而高兴，也会在下一个任务之前饱受等待之苦。如果我们不被部署出去执行任务，我们就为了获得部署而进行训练。我们被部署前往的地点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之间交替互换。这种节奏从不停止。不管你是单身一人，还是已婚生子，相对于执行任务来说，都不重要。我们的整个世界里只有工作。工作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过多跟家人联络，从安全角度考虑并不明智，但如果让你觉得我们没有家人，那也不是实话。我们有妻子、孩子、女友或前妻，还有父母和兄弟姐妹，他们都希望我们能有时间多陪陪他们。我们努力要做好爸爸、好丈夫，但是在参战多年之后，即便回到自己的家，我们也很难经常陪伴在亲人身边。

我们总是对新闻保持关注，等待下一次“勇救菲利普斯船长”那样的故事再次发生。每次训练，我们都力求精确。我们忙于日常任务和训练，即便在家，也随时准备整装出发，根本无暇顾及其他。

大多数时候，家人对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表示理解。当我们一年里有8~10个月因为部署作战和进行训练而离开他们时，他们总是我们最后才考虑的对象。

他们想要我们待在家里。

他们想要我们平安无事。

他们很少知道我们生活中实际发生了什么。我们每击毙一个简易爆炸装置（IED）制造者或基地组织武装分子，都会使世界比以前稍微安全一些，或者起码使得在阿富汗的道路上来回巡逻的士兵的日子比以前更好过些。但他们却从未能够体会这种满足感。也许在理论上他们什么都明白，但他们却总是留在家里为我们担心。

家人们等来的可能是身穿制服的人登门造访，带来消息说我们永远回不了家了。海豹突击队已经失去了很多优秀人才，其中海豹六队队员的损失比例更高。他们作出的牺牲并不是一点价值都没有。我们从中吸取的教训，还有我们兄弟的英雄行为，不会是徒劳无用的。我们知道在部署作战和训练当中所担的风险。我们知道如何应对这些风险，而且我们也明白，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们就得作出牺牲。我们的家人并不总能理解这一点，比如我的爸爸，因为他本不想我过这样的生活。

就在我快要从阿拉斯加的一所中学毕业的时候，我告诉了父母入伍的打算。父母听了一点儿也不高兴。小时候，妈妈不让我玩特种部队兵偶或其他玩具武器，她觉得那些玩具太暴力了。现在我还常跟妈妈开玩笑说，要是当时她让我玩活动兵偶，让我把这种渴望宣泄出来，也许我就不会参军了。

毕业前，我在厨房里偷偷跟征兵人员打电话。起初，父母可能以为这只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阶段，最终会过去。但是，他们很快就认识到，我对这件事情有多么认真。

爸爸让我坐下来，跟他好好谈谈我的打算和上大学的事情。

“我就是不想让你去参军。”他最后说。

无论如何，他都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他成长于越战期间，深知战争会给人们带来怎样的影响。当时，他很多被征入伍的朋友，就再也没能回来。他不想让自己的儿子走上战场。但我当时没有听出他话音里流露出来的关切，或者他唯一的儿子走上危险道路给他带来的不安，我只是觉得他在阻止我干自己喜欢的事。

“我已经在办理入伍的事情了。”我说，“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爸爸没有提高嗓门训斥我，而是尽量平静地跟我讲道理。

“仔细听我说完。”他说，“如果你能听进去哪怕一句话，那么你能不能接纳我的一条建议？上一年大学。如果你不喜欢上学，到时你就不必返回学校了。”

我在阿拉斯加的一个偏远的小村庄里长大，爸爸知道我对外面的世界缺乏了解。他们相信，如果我能被说服去上学，那么接触了许多新鲜事物后，我就会忘记成为一名海豹突击队队员的梦想。

后来，南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所规模不大的大学录取了我。

“好吧，老爸。”我说，“就一年。”

实际上，一年变成了四年。而且因为我获得了学位，所以我首先考虑的是以军官的身份参加海军，并做一名军官。但我在大学里认识的一个曾在海豹突击队服过役的同学建议我不要以军官的身份入伍。他对我说，做军官的机会将来总会有，但是以士兵身份入伍则意味着我会有更多时间亲历战争，留在战场上战斗。当我大学毕业后入伍时，爸爸果真没有反对。

和所有队员一样，我是因受到内心的驱使而成为海豹突击队队员的。当我完成了基础水下爆破训练，我就受到无形的驱使，立志要成为最出色的队员。我并非独一无二的人，队里其他人都跟我差不多。但像我一样，他们都努力想要获得平衡。我们称之为“极速列车”：你很难跳上车去，也很难从车上下来，但是一旦你上了车，你就最好坚持下去，因为这是一趟你必须乘坐的车。

实际上，我们有两个家庭：部队里的兄弟，还有被我们丢在家里的亲人。我来自阿拉斯加一个和睦亲密的家庭。而我跟菲尔、查理和史蒂夫这样的战友也如跟家人一般亲密。

对许多队员来说，能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维持平衡的时间是极其短暂的。我的许多队员都有痛苦的离婚经历。我们会错过婚礼、葬礼，以及假期。我们不能对海军说“不”，但可以对家人说“不”。实际上，我们常常这样做。我们很少有时间休假。工作总是头等大事。工作让我们付出了一切，而回报却很少。

有趣的是，尽管在被部署之前的休假期间，我也总会看到有些队员仍在工作。我们来到海军，就是为了穿上装备完成任务，进行训练，或是处理那些在出发前最后一刻会出现的问题。

难以启齿的是，包括我在内的所有队友都热爱这份工作。我们希望参与每次任务，而有了任务就意味着其他所有事情都可以往后推了。

到2009年，我已经连续第11次参加部署作战。持续的努力工作让我从一个新队员成为菲尔小组的二号人物。自2001年以来，我唯一一次真正休假是在绿队，如果那也算休假的话。除此之外，我在这八年中连续工作，不是在执行任务，就是在为执行任务而进行训练。如今，我变得更老练，也更加成熟了。在我一步步升职的过程中，不断有新队员加入。他们有更多的实战经验，当然就比我刚到绿队时更优秀。我们主要是在阿富汗执行任务。即使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慢慢减少的情况下，我们的节奏也从未减慢。我们都渴望投入工作。但与此同时，那些资深的队员们都陆续被提拔，也与我们的生活拉开了距离，感到彼此渐行渐远。

史蒂夫已经获得晋升。他掌管我们排的另一个小组。查理成为了绿队的一名教官。

这是一次夏季部署，同时意味着我们将会非常繁忙。塔利班每年夏季都会展开猛烈的攻势。而在冬天，因为天冷和各种糟糕的条件，战斗会减少很多。夏季刚开始时，一名美国士兵失踪了，于是我们搁置手头的一切任务，竭尽全力寻找他。

一等兵鲍·贝里达尔在2009年6月30日失踪了。塔利班俘虏了他，并很快把他转移到靠近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的地方，想要把他送出境外。在他失踪后，我们的情报分析师对每一条线索都进行了跟踪，还展开了几次营救行动，却都一无所获。在他被偷运到巴基斯坦之前把他营救回来，对我们而言，就像一场赛跑。我们担心塔利班最终会把他卖给其他像哈卡尼网络（Haqqani network）一样的武装组织，哈卡尼网络是一个与塔利班结盟的恐怖组织。

在他失踪不到一个月之后，塔利班播出了一段录像。贝里达尔穿着当地常见的浅蓝色长衬衫，还有宽松裤，正坐在一堵白墙前。他看上去很瘦，露着下巴下面长长的脖子和一段后颈。从录像上看，他显得很恐惧。

就在录像刚播出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得到消息，塔利班可能把他藏匿在某个地方。

“情报说，他可能在喀布尔南部一带。”我们排的指挥官指着一幅阿富汗中部的地图说，“我们没有太多的情报可以参考，但这是可能性最大的藏匿地点。”

我们在指挥中心集合，召开短会分配任务。史蒂夫和他的小组也在那里。这次派遣了整个排参加搜救行动。行动的计划是飞往Y地，即降落在敌方火箭弹所控制的范围之外，然后行进到预定位置。这样不如前往那个区域巡逻安全，但也不像飞往X地那样危险。这是我们得以攻击目标、并在日落前清剿敌人的唯一途径。

当时已近午夜，这就意味着掩护我们的夜色很快就要过去。所以，我们必须立即行动。

“今晚月亮可真够亮的，咱们的目的地也不例外，伙计们。”菲尔说。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尽力避免在月明之夜展开行动。我们的夜视仪比月亮更能帮我们的忙，而那晚的月光意味着敌人也能看见我们，这样我们就失去了一半优势。

恰当使用战术并时刻保持耐心是成功的关键。我们通常喜欢等待，慢慢锁定目标，然后在有利时机发动攻击。我们对付的可不是二流的武装分子，塔利班士兵非常强悍，这次解救行动很可能失手。

“嗨，伙计们，这次任务对我们来说有点艰巨。”排指挥官说，“我们需要准备好接受更大的风险，因为我们对付的不是一般的敌人。”

我跑下CH-47的舷梯时，脚下扬起的一阵尘土罩住了我。我们在一处空地着陆。我们小组负责从西路靠近目标，而史蒂夫小组则从南路行进；这样，我们两个小组形成“L”形阵队，向可能藏着贝里达尔的敌营前进。

我们从贾拉拉巴德的基地乘坐直升机飞行一个半小时，到达了目标所在地。在我们的着陆点附近有一所房子。史蒂夫小组刚跑下舷梯没几步，塔利班士兵就纷纷从房子里跑了出来。其中一个士兵有一挺PKM机枪。我迅速跑开时，听到枪声盖过了旋翼旋转的巨大噪声。

当我回头看我们的直升机时，我看到一发发曳光弹像激光一样，穿透扬起的尘土，飕飕地飞过直升机。我只能看见史蒂夫小组先是伏倒躲避炮弹，而后很快开始反攻。

在机枪火力的有效掩护下，史蒂夫小组里的一名队员拿出他的海盗枪，这是一种小型单发榴弹发射器。千钧一发之际，史蒂夫在枪林弹雨中一跃而起，朝那所房子扔了一枚手榴弹。手榴弹正好落在门内，我听到一声沉闷的爆炸声，然后看到浓烟冒了出来。手榴弹立刻压制住了敌人的火力，使得史蒂夫小组抢到了关键的几秒钟以迅速靠近那所房子，而没有士兵伤亡。他们在门口集结以后，马上清理房间，并击毙了剩余的敌兵。

“已有人员前往北部和东部搜索。”菲尔用无线电向我们通报。

那晚月光很好，感觉就像白天一样。如果他们能够凭肉眼在100米之外辨认出我们，那么我们借助夜视仪在300米之外就能看到他们。

我们面前的空地非常平坦，我能看到背负武器的士兵从直升机上下来。在那块空地上有一条路，经过我们要实施攻击的敌营，自北向南一直延伸到山谷以外。我看到两名敌兵骑上轻便摩托车逃跑。菲尔发现一队由4人组成的敌兵，离开那条路，向西逃往一所小房子。

“我又有两个目标了，”菲尔说，“我们干掉往西逃的那些家伙。你们把那几个骑车的干掉。”

史蒂夫小组清理了目标敌营。在那里没看到藏匿贝里达尔的迹象，但我们觉得他一定就在附近。在这里，我们有足够多的士兵，他们都装备精良。

和我在一起的是两名狙击手，他们来自我们的侦察部队，被称做“侦察协作组”（RECCE），还有一名爆破手。菲尔带走了战斗攻击犬小组，还有一名突击队员。

当穿过空地往前跑的时候，我们几乎踩到了一个躲藏在草丛里的敌兵身上。起先，我没有看到他；一名狙击手发现了他，并开了火。当我们走过时，我注意到他穿的正是“黑色豹纹”。我感到很惭愧，竟然没发现他。

再次前进时，我看到了敌兵扔在路边的摩托车。我发现两个头突然从一捆草后面伸出来，那捆干草堆起码有四五英尺高，10~15英尺宽。

“12点方向，大约300米之外，我看到了两个‘帕克斯’（Pax）。”我说。

在我们的行动中，“Pax”指的就是人。狙击手也看到他们了，于是我们停下来商量。我们需要尽快拿出行动方案。

“我打算到路上去，看看能否从那里击中他们。”一名狙击手说。

他是队里经验最为丰富的狙击手之一。以前在被派往伊拉克执行任务的时候，他曾经对一个伊拉克狙击手穷追不舍，直到将其抓获。当时那个狙击手正在不停地射杀我们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他找了好几个星期，最终发现那个伊拉克狙击手躲藏在一所房子里。他透过墙上的砖缝击中了那个狙击手。

路在那堆草的左边，而且路面地势稍高，这就使得干草堆后面的敌兵能够占据伏击的有利地形。

“我从右边出击。”那名爆破手说。

“好。”我说，“我负责中间地带，设法从干草堆上方扔过去一枚手榴弹。”

其实，我不大赞成这个计划，但我们也确实别无选择。右翼已经有我们的火力并由菲尔小组负责，我们的任务就只有去消灭躲在干草堆后面的敌人。

我相信在行动时，狙击手能够为我提供有效掩护。他的射程大约是250米——这可不容易，但是在有瞄准具和夜视仪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我们很快各就各位。

“侦察协作就位。”

我从背后拿下一架小型伸缩梯子，把它扔进草丛，并放了红外荧光棒做了标记。

“爆破就位。”

我把步枪换到左手，跪下身去，从我的弹药袋里取出一枚手榴弹。我拔掉安全栓，右手握紧手榴弹。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向那个干草堆猛冲过去。我拼命地跑，力争在敌兵看见我之前跑完那段距离。身边只有自己的呼吸声和猛烈的风声。刚跑了一半，我就听到右侧AK47狂叫起来。一定是菲尔和他的小组追踪到了敌兵。

刚才的极速奔跑只花了几秒钟，但在我心里，一切都慢了下来，就像电视上的慢镜头动作。就在我离那个干草堆不到100英尺的时候，一个人突然探出头来。

我身处开阔的空地，没有任何掩护。但那时我已不能迟疑，我必须跑到干草堆跟前。由于我没有更适合的武器装备，所以我知道，从这儿扔过去一枚手榴弹，是不能炸毁那个干草堆的。我不得不继续靠近目标。霎时间，狙击手射出的几发子弹击中了敌兵的胸部，他踉踉跄跄地向后倒去，就像一个碎布娃娃。

其中一发子弹打中了那名敌兵背上的火箭弹。在他踉跄着倒在干草堆后面时，我看到了他的背包里冒出了大量的火星和火焰，看上去就像一个点燃了的巨大的烟花。

我跑到干草堆前停下，把手榴弹从顶上扔了过去，然后迅速滚开。随后听到了爆炸声，于是我转身就跑。

在狙击手的掩护下，我和那名爆破手，还有另一名狙击手联手作战。在这名狙击手的掩护下，我们返回到干草堆位置。我们端着枪在其左侧搜索时，发现了一名敌兵仰卧在地上，身底下的那具火箭筒还在冒着烟。只是不见另一名敌兵的踪影。

当我们开始搜寻他时，无线电传来一条消息。

“我们有一只受伤的雄鹰，我们有一只受伤的雄鹰，请求救伤直升机立即支援。”

和我一起的一名狙击手也是名医护兵，他立即朝菲尔小组跑去。

我们还没有发现那名敌兵的踪影，所以我不去想到底是谁受伤了，我们3人继续搜索。

我帮助那名爆破手把敌兵的枪支和摩托车集中在一处。敌兵有注射吗啡的器具，还有手榴弹。他们是职业军人，不是那些只在农闲时才拿起AK47的农夫。

在那次行动中我们并没有找到贝里达尔，所以直到2012年夏天，他仍然作为人质被关押着。但凭我的直觉，我认为他当时就在那里的某个地方。很可能我们仅错过他几个小时，或者在我们的解救行动中，敌人带着他顺利逃走。

在局面平息下来之后，那名爆破手开始安装炸药，准备炸毁敌人的装备。

“我搞好了。”那名爆破手说。

我们转移到了安全地带。他引爆了炸药，敌人的尸体和装备都被炸成了碎片。那个干草堆也被炸开了，其中一部分还着了火，在剩下的部分留下了黑色的烧灼痕迹。

我们自始至终都没找到那名敌兵的尸体，但当我们回去确定敌人的所有装备都被销毁时，我发现了3只人手。我猜想很可能是那名敌兵一步一步爬到干草堆当中，然后就在那里死掉了。

不一会儿，我就听到了CH-47飞回来的熟悉的声音。飞机停下来的时间足够长，以便我们把伤员抬入机舱，之后飞机快速飞往位于巴格拉姆的创伤诊疗医院。巴格拉姆是喀布尔北部一处“大型机场”。

“阿尔法2号，我是阿尔法1号。”菲尔利用无线电呼叫。阿尔法2号就是我，菲尔是阿尔法1号。自打我们分头行动去追踪敌兵以来，我首次听到了菲尔的声音。

“嗨，老伙计，替我照看好这些家伙。”菲尔说。

原来，那个“受伤的雄鹰”就是菲尔。当时他正坐在飞机的甲板上，裤腿被割开，鲜血浸湿了地板和他的军服。幸亏注射了大剂量的吗啡，他才不觉得疼。

后来我才知道，菲尔的小组正在追两名全副武装的敌兵。他们放出战斗攻击犬在前面跑。敌兵看见攻击犬后开了火。菲尔受了伤，攻击犬也被打死。一颗子弹撕裂了菲尔的小腿，他差点因失血过多而死去。但是两名医护兵的麻利动作不仅保住了他的命，也保住了他的腿。

“嗨，我会照办，兄弟。”我说，“保重。”

我们排要返回着陆点，重新集合。在路上，大家已经互相开起玩笑来。

“干得漂亮！把菲尔干掉，你就是头儿了。”一名队友说，“我们看见你打中了他的腿，然后跑过去抢走了他的组长臂章。”

菲尔还没有被送进医院，这样的玩笑就已经开始了。

CH-47 支努干重型战斗运输直升机，俗称“飞行校车”。

CH-47 后部。包内装有速降绳。

这架CH-47 与我们在库纳尔省执行任务时使用的机型一致。

这架MH-6“小鸟式”直升机与第160 特航团在攻打伊拉克时使用的机型一致。

经过一夜的战斗，撤离时走进伊拉克的沙漠里。

第八章

羊肠小道

站在战壕边，我开始欣赏陡峭山峦的美景。借助夜视仪的绿光，我看到群山静静地耸立着。之后我突然看见天空闪过一缕亮光，开始我以为是流星，但随后我马上反应过来：这些东西正朝我们飞来。

我必须撒泡尿。

从半小时前在贾拉拉巴德登机，前往位于阿富汗山区库纳尔省的前哨作战基地开始，我们感觉压力越来越大。出发前撒泡尿已经成了大家执行任务前必需的标准程序。但这次路程很短，我想先憋一会儿，到目的地后再解决。

离菲尔中枪已有两个多月，他现在在家养伤。距我们这次部署作战结束的日子大约还有3个星期，菲尔受伤后我就成了小组负责人。我们正在前往位于阿富汗东部最动荡地区的前哨作战基地，或者叫前线行动基地（FOB）。这个基地将会成为我们在山区进行军事行动的集结待命点。

我能感觉到CH-47开始盘旋，之后慢慢下降。几秒钟后，飞机着陆，活动舷梯一放下，我就冲了出去，走过巨大的后引擎，冲向一条离着陆区20码的战壕。降落点离附近的一座小型火力基地大约只有50米，所以站在空旷地带我感觉很安全。

队友们一个个跟上了我，大家也都松了一口气。夜晚漆黑一片，没有一丝灯光，耸立在我们面前的黑黢黢的山峦使我们看不到任何光亮。在我身后，CH-47的旋翼吹着地面，扬起一片尘雾，引擎的轰鸣声使人震耳欲聋。

站在战壕边，我开始欣赏陡峭山峦的美景。借助夜视仪的绿光，我看到群山静静地耸立着。之后我突然看见天空闪过一缕亮光，开始我以为是流星，但随后我马上反应过来：这些东西正朝我们飞来。

天哪！

一枚火箭弹在离直升机后舷梯10英尺远的地方炸开了，队友们立刻淹没在炮弹的碎片中。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就看见曳光弹和更多的火箭弹在我们周围炸开。我立刻冲向直升机着陆区另一边的战壕。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惊呆了。对我们来说，这个基地只是我们行动的出发点，数小时后才会真正开始突袭塔利班据点。我们没想到这么早就要交火。

直升机起飞驶离山谷，马达的声音越来越小。第二架直升机也匆匆起飞，从它强烈的旋翼涡流中飞起一颗绊索照明弹，将我们打算集结的前哨基地笼罩在其中。照明弹原本是用来向大本营紧急通报遇袭情况的，但现在它照亮了整个天空，把我们暴露在空旷地带。在塔利班士兵开始向基地开火时，我们开始小股散开，快速撤离照明弹照亮的区域。

在拼命奔跑时，我试图扣紧腰带。我听到迫击炮弹的爆炸声和美式50毫米口径机关枪持续猛烈的扫射声，基地的美军士兵开始还击。跳进战壕后，我们看见美式重型武器发射的炮弹呼啸着掠过山脊，看起来就像在澳美客牛排馆我们常吃的花球洋葱。艾斯科防爆墙围成的基地到处都架起了枪炮。巨大的火焰夹杂着沙尘。

照明弹熄灭后又陷入了一片黑暗，我们趁机迅速跑向前哨基地大门，之后躲进了防爆墙。在进入基地大门后，医护兵开始为伤员疗伤。没有人受重伤，但火箭弹碎片击中了一名游骑兵、我们的翻译和一名与我们合作的阿富汗士兵，还有一条战斗攻击犬。几架直升机在附近盘旋，炮火停止后它们便立刻冲回山谷营救伤员。

所有的伤员登机后，直升机立刻飞回医院。排指挥官和各小组组长在地下指挥所与前哨基地的指挥官和军士长会面。

查理和其他突击队员在基地的健身房候命。查理自愿参加本次部署最后几个月的行动，随后被分配到我负责的小组。自菲尔受伤后，我接管了这个小组，我们缺一个人手，额外需要一名爆破手。查理刚刚完成了他绿队教官的工作。

查理刚到这个国家就跟我开玩笑说：“听说你为了当头儿，开枪把菲尔打了。现在如愿以偿了？最好把你的6个队员看紧点。”

我一直很想念“恶霸”，希望他能早些回来。

菲尔离开后，军营中的恶作剧就再也没出现过。我确信照明弹不会照到我的房间，但没有菲尔在身边，我们再也无法像之前那样情绪高昂。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他的经验。就像一支橄榄球队，我们都有“依赖老球员”的心态。我们都知道如何工作，但都不如菲尔经验丰富。行动的快节奏让我们无暇沉湎于过去，但我们确实很想他。

查理的加入或多或少弥补了这一缺憾，他刚干完绿队教官的工作，反应敏捷，在这次行动中将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战场上，他经验丰富，头脑冷静，这一点无人能及。

指挥所非常狭小，该地区的地图挂在用胶合板做成的家具上方的墙上。指挥所的一角架起了一根天线，伸出这间低矮的屋子。沙袋堆成的围墙和屋顶能够使指挥所能够免受火箭弹和迫击炮的攻击。墙角安装了一台无线电设备，两名训练有素的年轻士兵坐在旁边监听。

我站在史蒂夫身边，看着地图。

基地的上尉开起了玩笑：“不好意思，你们一来就赶上了‘炮火欢迎派对’。这样的事大概每周我们都会碰到一次，你们来得可真是时候。”

库纳尔的军事行动困难重重。从全国范围来看，要在这个地方对塔利班武装分子实施有效打击的难度最大。一到这个省份，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跟敌人频繁交火，安静的日子寥寥无几。该省位于兴都库什山脉海拔较低的地方，陡峭的山壁和山谷的悬崖成了难以征服的天然屏障，所以近几十年叛乱分子对该省情有独钟。崎岖的地形、纵横交错的洞穴以及处于半自治状态的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等诸多因素，使武装分子占尽了地理优势。

该地区被称为“叛军大本营”或“印第安人自治区”，从2006年1月到2010年3月，阿富汗超过65%的暴乱事件发生在库纳尔地区。本地的塔利班武装和境外基地组织成员来往密切，圣战组织在该地区的活动也很频繁。

房间中央的桌子上也摆着一张该地区的地图，我们都挤在地图周围。计划的目标是对位于前哨基地南部的某个山谷进行侦察渗透，最终抓捕或击毙在该地区举行会议的塔利班高级成员。

我们的此次部署已接近尾声，这或许是打击如此重要目标的最后一次机会。尽管菲尔受伤，一只攻击犬牺牲，但这次部署还算成功。如果这次我们出对了牌，最起码会小有收获。

无人侦察机在可疑目标地上空盘旋，我们借助它密切监视着塔利班的流动巡逻队。数年来，我和史蒂夫对捕捉这类我们称之为“邪恶活动”的线索已经十分在行。

无人侦察机能够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从屏幕上看去，人就像蚂蚁般走来走去，但在我和史蒂夫眼里，这些信息却提供了丰富的线索。我们发现多数建筑都没有流动岗哨，再考虑到此地在库纳尔的方位及关于塔利班会议的情报，我们确定这里的“邪恶活动”正在进行。

我们知道一场恶战就要到来。

按照计划，我的八人小组将翻过山脊，沿着山谷前进，直到靠近目标地。我们将在山峰高处建立一个狙击阵地，将他们控制在山谷，使其无法逃跑。他们不会想到我们占据制高点，因为他们的基地几乎就位于一个山谷的最高处。另外两个小组将密切监视通往山谷的主干道，尽力将塔利班士兵逼进我们的伏击圈。如果另外两个小组不暴露目标，仅凭我们的力量突击队就可以进入基地，从四面八方消灭目标。

在大多数情况下，塔利班士兵看见我们时不会束手就擒。相反，他们会四处逃窜，企图躲入树林，或逃入附近的山谷。为了阻止他们，我们在制高点埋伏了一个小组，迫使敌兵进入我们的射杀范围。在他们逃跑前，我们会切断他们所有的退路。

整条潜行路线约7公里，在平地上并不算远，但我们要走的可是山路。那天晚上，我们小组将不得不完成大量的爬越山脊的工作，我们的目标是径直爬上山脊线。因为深知攀爬的难度，我决定不带防弹插板，仅多带了3个弹匣、一枚手榴弹，外加无线电和急救包。我们都尽可能轻装上阵。“轻装才能赢”。

然而，一旦去掉防弹插板，就必须直面后果。刚下飞机就遭到袭击的经历让我做这个决定之前犹豫良久。

在我们同上尉讨论行动计划时，我能感觉到基地的士兵们在盯着我们看。对仪态标准、衣着整齐的士兵来说，我们看起来更像是摩托车骑士或北欧海盗。

按照军中要求，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留着长发。我们的制服，每个人的衣服和裤子都不搭调。我们配备了昂贵的四镜筒夜视仪和热成像瞄准具，步枪上也装了消声器。可以说，我们拥有所有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专家，精确地知道什么任务需要什么，也知道什么装备在小组分工中适用。

这时听到一名士兵说：“他们有些家伙甚至没带防弹插板。”

侦察协作组组长在地图上给上尉指出了那条羊肠小道，他将为我的突击小组带路。

“你们以前爬过那条羊肠小道吗？”他问道。

“我已经去看过了。”他说，“那条道几乎是垂直的。你们有多长时间完成任务？”

“天亮之前我们完成突击并返回。”侦察组长回答。

上尉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恐怕够呛。地形过于险要，一个晚上时间不够。”

因为他的部队就驻扎在山谷中，我们没有理由同他争论。山谷就是他们的后院，他们白天看到过地形。

“你们去过那里？”排指挥官指着地图上的目标地问道。

“我们最远到过这里。”上尉指着地图上距离目标不到一半路程的一个地点说，“我们花了6个小时才到这个地方，与敌人交火之后战斗持续了很长时间，最后我们不得不从山谷中撤退。”

随后我们又花了一些时间进一步讨论计划。

排指挥官看着我、史蒂夫和其他组长。

“你们怎么想？”

目标太有诱惑力了，我们不想错过。就算再减少3名队员，甚至没有战斗攻击犬，我们依然有足够的人手打击目标。一直监控目标地的无人侦察机报告未发现塔利班武装分子有何重大举动，因此我们依然有机会突袭。最后我们决定取消我的小组攀爬羊肠小道的计划。所有的突击队员都合并为一股力量，先经过通往山谷的上坡路段，掐断道路，占据制高点，从高处实施打击。

排指挥官看向我，我说道：“就这么干！”史蒂夫也点头表示赞同。

上尉问道：“你们还是要去？”

“是的。”排指挥官的回答很肯定。

“也许今晚他们的袭击是我们行动的最好掩护。”上尉说，“我们为什么不派一支侦察队跟着你们呢？”

他挑选了20名士兵组成一支侦察队，进入附近一个坐落在山谷南侧的村庄侦察。我们打算先跟在侦察队后面，之后单独行动，悄悄向目标山谷出发。敌人很有可能会发现侦察队。如果他们发现并追击侦察队，就如我们所愿正好上了钩。

排指挥官说道：“你不介意给我们补充些弹药吧？”

“没问题。”

上尉开始集结步兵侦察队，我们也回到健身房，向队员简要说明任务。这里只有几副哑铃，一两张举重床，一个挂片式深蹲架将房间挤得满满当当，剩余的空间还没有一间家庭办公室大。和指挥所一样，健身房周围全是沙袋，可以有效减少迫击炮的杀伤力。

我把弹匣补满，并检查队员们是否已准备妥当。沃尔特和查理也都在给弹匣补充子弹。沃尔特在史蒂夫的小组，自从结束了绿队的生活，他和我还有史蒂夫就成了铁哥们儿。

当沃尔特还在绿队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他。美国东海岸海豹突击队的队员几乎都知道他，伴随着大家的关注，他一步步升职并最终进入“第二层”。

他个头还不到我的腋窝，头发蓬松，浓密的胡须遮住了脸颊。虽然个子不高，但他那唬人的狂妄气势弥补了这一缺陷。他有小个子人特有的健康体质，浑身长满了浓密的毛发，似乎这家伙一夜之间就能长出一堆胡须来。

沃尔特本想早一年加入绿队，但因麻烦缠身推迟了一年。

沃尔特和我一见如故。他和我一样喜欢射击，喜欢摆弄枪支。有一天，在射击场，我邀请他去参加“射击展销会”——拉斯韦加斯地区流行的射击、狩猎和户外用品展销会。如果时间允许，我们每年都会参加，一起去会会销售商，看看市场上各式各样的新式枪支和装备。

展销会第一天，我介绍他认识了所有的销售商。第二天，我的一些圈内的熟人就向我问询沃尔特的住处。展销会后的第三天晚上，在一家酒吧，我发现他接待了很多欣赏他的来自美国步枪协会的高层。他嘴里叼着雪茄，不停地拍人肩膀或跟别人握手，好像在竞选公职一样。他们都很喜欢沃尔特。

虽然身材矮小，但他很有个人魅力。

小组成员很快集合在一起。我告诉他们攀爬羊肠小道的计划取消了，我们现在即将一起侦察推进。

“我们先沿大路而上，接近目标时再调整路线。”我问道，“有问题吗？”

所有人都摇头，表示没有问题。

“没问题。”查理说，“很好。”

这如同打一场街头篮球赛。我们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最基本的计划。如果你知道如何“射击、移动和联络”，其他的事就会有条不紊。而行动过于复杂，则整个事情的进展则会变得越来越慢。那晚，站在健身房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丰富的经验。此外，计划不断调整，所以最好简化问题。我们以前这样做过，而且团队成员值得信赖。

侦察队队员一个个走出大门，上了通往村庄的大路。路铺有路面，所以路况不错，说不定铺路的钱就来自美国纳税人的腰包。离开大门不到一公里时，我们逐渐脱离侦察队并后转，从西面向目标山谷前进。

我们沿着那条路走了两个多小时。道路蜿蜒崎岖，越往上走越陡。不久，我们发现一辆海拉克斯卡车和两辆车顶装了行李架的旅行车停在路边。我们经过时，我透过挡风玻璃仔细查看车里面的情况，发现这些车都是被废弃的，里面空无一人。

看来，这里就是他们乘车能到的最远距离。

这里就是这条路的尽头。小路越来越窄，越往山谷的方向走越陡峭难行。每向上爬一步，我都能感觉到海拔明显增加，身上的装备也越来越沉。我已经筋疲力尽，但我们只走了一半路程。我真希望这些付出会有回报。

在小道上又走了一个小时后，我看见了目标地，其中的一栋建筑透出至少两束昏暗微弱的灯光。树丛挡住了绝大部分视线。房子由石头和泥土混合砌成，似乎悬浮在谷坡上。

如果从大道走，剩下的路要好走得多。但我们很清楚，他们的岗哨时时刻刻监视着路面的情况。我们不能冒险，不能暴露目标。无人侦察机继续向我们报告隐藏在目标地附近和大路周围树林中流动岗哨的情况。

突袭是关键。通常情况下，库纳尔地区两地之间最近的路就是羊肠小道。我小时候在阿拉斯加也听说过这种道路。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绕开大路走小路。没有人愿意在天亮之前还待在山谷里。

无线电传来侦察协作组组长的指令：“我们直接翻过山脊，之后迂回包抄。”

我几乎能听到自己沉重的脚步声，但我们知道必须服从命令。侦察兵确信，如果我们迅速翻过山脊，我们就会找到最初计划中我们小分队要走的羊肠小道。

沿着那条路，我们开始向山上爬，寻找那条羊肠小道。好几次，我不得不系紧武器背带，以便向上爬时双手能抓住大石头。向上爬的时候，我一会选择直线，一会选择曲线。没有人开口说话，但我能听到在向上爬时队友的咕哝。

我们都认为这个目标很有价值。如果能够突袭，我们也愿意这样做。然而，每走一步，我脑海中唯一想法就是希望目标更有价值。

经过数小时的攀爬，我们终于找到了那条羊肠小道。我的双腿疼得似乎超出了忍受，呼吸异常吃力，累得要死。但那条羊肠小道又给了我们新的希望。毫无疑问，我们的侦察兵在这一行是最棒的。如果不是他们在行动前制订了非常精细的计划，我们的任务将无法顺利完成。

羊肠小道仅宽1英尺，跨越山脊。小道的一边耸立着悬崖峭壁，另一边几乎直直垂向谷底。我们都没有时间担心走路滑倒会跌下山崖。我们花了一个小时才找到那条羊肠小道，而黎明即将到来，时间非常宝贵。

我们必须赶快向上爬。

小道把我们引向略高于目标地的最佳位置时，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里有3栋核心建筑，中间是一个院子，周围散布几间小房子。

小道的尽头是几片田地，像一级级阶梯，通向岩壁。时值季节更替，泥土干燥，但有些田里全是积水，我们不得不在泥中费力前行。

我的小组在和目标地平行的梯田中定了一个位置。

我用无线电汇报：“阿尔法就位。”

史蒂夫小组爬上了更高的一片梯田，从右侧包抄。

“查理就位。”他报告。

布拉沃小组下到下面一层的梯田，监视远处山下更靠南边的房子。

“布拉沃就位。”

我感到亢奋充满了全身，把疲惫和疼痛都抛在脑后。似乎每一种感觉都被强化了，我们都异常警惕。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我们将会出奇制胜；但如果有变故，我们就可能陷入近距离的枪战。

“行动！”排指挥官下达了命令，“注意，不能着急。”

我们匍匐向前。每个人都保持安静，每一个动作都谨小慎微。没有什么比爬进敌人营地更让我们热血沸腾的了，我们甚至会在他们熟睡时直接进入他们的房间。我们不同于其他应对路边炸弹和武装突袭的部队。我们的每一步行动都要经过了深思熟虑和精密计算。我们的战术并非独一无二。唯一使我们与众不同的是我们的丰富经验。我们知道何时该采用武力，何时该当机立断，何时该耐心等待、保持安静。

我能感觉到我的心怦怦直跳，每一种声音都被放大。我们每移四五下就停一停。我端着步枪，紧盯着红外激光器，扫视门窗、巷道，搜索追踪任何可疑的动静。我的队友也是如此。

“放慢动作。”我想，“安静。”

当我走近第一间房的门口时，我试着去拧厚厚的木门上已经生锈的把手。

门是锁着的。

查理也试图打开隔壁的房门，但也锁着。

我们都没有说话，我们没有任何传说中花哨的海豹突击队那样的奇特的手臂暗语。我只是向查理点头示意，于是我们开始环绕过去走向另一面的院子正面。

院子有一个小门。沃尔特进入院子，举手割断了横在我们面前晾着床单的绳子。

进入院子后，史蒂夫、沃尔特和其余队员堵住院子的各个出口。我看见一名侦察组的狙击手在屋顶用热成像瞄准具，监视目标地附近河床上由北向南巡逻的哨兵。

我们小组的先头侦察兵带我们穿过同一个门，慢慢靠近房子的前门。

沃尔特试了试，房门没上锁。他慢慢打开房门，看见一个人正慌慌张张地在摆弄手电筒。就在沃尔特进入房间要制服他之时，另一个人掀开毛毯坐了起来。他身穿战术胸挂，身边放着一支AK47。沃尔特和另一名已走进房间的队员开枪将他们打死。史蒂夫穿过沃尔特所在的房间，打开了另一间房门，发现里面是一群妇女和孩子。他让一名队员看守，自己率领其他队员进入最里面的一扇门。

在史蒂夫正在清理的房子后面，一名侦察协作组的狙击手正在寻找巡逻的哨兵。在扫视通向山谷的道路时，他看到6名塔利班士兵正朝窗外举枪。他立即向他们开火。与此同时，史蒂夫和他的队员也进入了房间。

撞门时，史蒂夫发现他们乱作一团，慌忙寻找掩护。

“用手榴弹。”

史蒂夫小组的一名队员将门踢开一道缝，宽度刚好能丢进一枚手榴弹，房间里的敌兵已被吓呆了。随后我听到手榴弹低沉的爆炸声，弹片在房间中四散，里面的塔利班士兵全部丧命。

就在我们赶到房门的时候，我听到第二个狙击手装着消声器的步枪低沉的射击声。一名卫兵正坐在石头上俯视大路情况，他背着一支AK47步枪，身边放着一具火箭筒。

我的先头侦察兵推开前门，冲进第一间房。地面很脏，散落着几包食物、一些衣服和几瓶罐头。我眼睛的余光瞥见一名男子，就在这时，侦察兵朝他开了枪。这是一名塔利班士兵，手里拿着枪，正打算从后窗户逃跑。就在他要翻窗之际，子弹将他的后背和屁股打成了马蜂窝。

房间外，我听到布拉沃小组用自动武器开火的声音。

机关枪突突的声音回荡在山谷，枪声低沉。这让我始料不及，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使用消声器。

“塔利班士兵正从南面向你们赶来。”指挥网络无线电提醒我。我们得到报告，塔利班士兵正从山谷向我们所在的位置前进。这里很快演化成了独立的交火区，3处同时开火，各自为战。我们很快又收到报告，更多的塔利班士兵正向我们所在的位置进发。

班用机枪枪手和布拉沃小组开始下山，继续充当机动部队。布拉沃小组逐个消灭了至少5名塔利班士兵，这些塔利班士兵试图进入射击位置，用火箭筒和重机枪向我们开火。班用机枪枪手向隐藏在干枯河床两块石头间的最后一名哨兵开火，连续扫射了30发子弹。

数分钟之后，我听到了AC-130武装攻击机的嗡嗡声。通过无线电，我听到排指挥官命令AC-130狠狠打击赶向北面的塔利班士兵。

“听到了吧？”我告诉我的队友。

我离开了他和另一名海豹突击队队员。与此同时，查理和我开始清理通向下面一间房子的巷道。那些房子跟我们一开始停留的那片梯田处于同一高度。

巷道很窄，墙边堆满了垃圾，我们无法看到尽头。我总是被搭在两侧房屋之间的低矮的晾衣绳绊到。

因为巷道非常狭窄，我和查理背靠背顺着墙前进。我用红外激光扫视他那边的墙，而他则扫视我这边的墙，有点像玩射击游戏。

我们蹑手蹑脚行进在巷道中，尽可能不制造出声响。最关键的是控制节奏，必要的时候快速移动，后退的时候得很慢，不能发出声响。在我们走到一半的时候，查理开火了。

“砰、砰、砰……”

我站定未动，看不见前面的东西。查理打了一轮后继续往前移动。在那一瞬间，我瞥见离我三步开外的一名塔利班士兵顺墙倒地，枪也掉在了地上。

通常，我们要背负60磅重的装备，包括保护我们免于受枪的防弹插板。但那天查理也没带防弹插板。

在清理完巷道尽头的障碍后，我们停下来确认自己的方位。我低声对查理说：“如果今晚我被打死，最好别告诉我老妈我没带防弹插板。”

“好。”查理回答说，“我也一样。”

很快，我们听到无线电通报：“全部清除。”目标已被消灭，但现在我们必须执行敏感现场勘查程序（SSE）。主要的工作是给死者拍照，集中所有武器和爆炸物，收集闪存盘、电脑以及文件。

SSE已实施了好几年，旨在反驳“被打死的恐怖分子是无辜平民”这类错误的指控。我们知道，在突击发生后的几天内，村落的长老会去当地的北约基地控诉我们滥杀无辜。我们所“认识”的这类平民，现在却装配有火箭筒和AK47。SSE提供的证据越多，就越能证明我们打死的是武装分子。

“伙计们，我们到了危急时刻，动作得快点。”排指挥官说，“向北来的塔利班士兵越来越多了。”

他的声音淹没在AC-130武装攻击机120毫米口径的炮弹在几百米之外山谷爆炸的巨响中。我看了一下表，已经过了凌晨4点，属于我们的黑夜即将被耗尽。从交战开始，无人侦察机一直向我们提供情报，警告我们越来越多的塔利班士兵正往我们所在的地点赶来。

照片采集完毕后，我们将武器和弹药堆在院子中央，之后安装定时炸弹，延迟5分钟爆炸。

在侦察协作组队员的带领下，我们悄悄地迅速沿原路返回。一离开目标地，就听到了爆炸声，敌人的武器和弹药被销毁了，院子上空升腾起了一团小火球。

返回的路要比来时爬山的路轻松。因为顺利完成了任务，我们异常兴奋。下山途中有好几次碰上了塔利班的巡逻队，我们不得不停下来请求空中支援，对搜索我们的塔利班士兵实施多方位的打击。尽管天还没亮，我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山谷。

在干掉目的地3小时后，我们回到了前哨基地。队员们都疲惫不堪，靠墙坐在地上。每个人都被硝烟熏得乌黑。有的在大口喝水，有的在嚼能量棒，抓到什么就吃什么。

在指挥所，我们把所有SSE结果都交给了上尉，村落长老来抗议的时候他就可以用上了。

“17个EKIA①。”队长告诉上尉，意思是我们打死了17个塔利班武装分子。“我想AC-130武装攻击机也打死了七八个。”

看了电脑上的照片后，上尉很吃惊，他和他的士兵很少有机会对塔利班武装分子发动攻击。他们一直保护村民，保卫进出山谷的道路。

袭击军事基地的塔利班武装分子被消灭了，这确实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在直升机飞回贾拉拉巴德的途中，我终于有时间反思这次行动了。黑暗中，我坐在靠近舷梯的位置，为刚才的战绩暗暗惊叹：我们居然能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而且没有一人受重伤。

从上山侦察推进开始，到发动攻击，整个行动就像一本突击教科书，里面有我们从以前在任务中积累的所有经验。

我们并没有坐飞机直达目的地然后快速空降，而是步行悄悄靠近目标。

我们也没有破门而入，而是匍匐进入，在毫无戒备的状态下消灭了敌人。

我们也没有大声喊叫、强行冲进屋子，而是利用消声器尽可能降低噪声。

我们走他们常走的羊肠小道，轻装上阵，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总之，我们清剿了一个基地，消灭了超过一打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我们自己却没有一例伤亡。周密的计划和渗透潜行的完美相结合是出奇制胜的法宝，这次突袭行动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注①　enemy killed in action 的缩写，美军战斗术语，是指在行动中已将敌人击毙的意思。——编 者注

第九章

华盛顿：暗潮涌动

一只手拿枪，另一只手握笔，这恐怕是我们真实生活的写照。只要抓人回来，就意味着得要奋笔疾书两三个小时。在基地，被抓来的人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总是“你受虐待了吗？”只要答案是肯定的，深入的调查、洋洋洒洒的报告就在所难免。敌人已经熟谙这个套路了。

我站在家中的院子里，用脚趾轻抚着草丛，仰望蔚蓝的天空。

那是2011年早春。3个星期前，我还在美军前线行动基地厚厚的瓦砾堆上踉跄而行，想方设法抵御阿富汗刺骨的寒冬。数月之中，映入眼帘的就只是冰雪和泥。2001年9月11日之后，我们便开始接连不断地接到部署命令，在不同的沙漠国家之间辗转，所以我逐渐学会了欣赏简单的东西，一片绿地在我眼中都是美景。

真高兴能回家。

总体来讲，上一次部署任务还算轻松。

冬季部署往往都是如此，因为武装分子都返回了巴基斯坦，等待气温回暖。3个星期的假期眼看就要结束，我们排也将赶往密西西比接受训练。我期盼着休假结束后能够重新扛枪上阵。这次可以算是较为轻松的旅程之一，我们不用赶得太紧。

这也是很长时间以来，我第一次无法和史蒂夫结伴而行。他已经不当组长了。从上次任务返回时，他就被调去绿队当教官，连告别词都没有。我们各自回到基地，暂时收起装备。史蒂夫假期结束后，就直接以教官的身份接手新一批学员了。

那天一大早我就投入工作：锻炼身体、整理装备。就在这时碰到了史蒂夫。

“我得休息一下。”史蒂夫说，“去绿队后还不赖，就是各种各样的新规定让我很无奈。”

“明白。”我说，“我们还能再看到你回来当组长的。”

中队里的每位成员都是老将，随便挑一个出来，至少都经历过一打的海外部署任务。就算工作节奏很快，而且必须作出远离亲人的牺牲，大家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回来接受更多任务。

“你也休息不了多久。”我对史蒂夫说，“很快就会回来当排里的头儿了。”

“到时我们一起学习，看怎么才能做出超赞的幻灯片。”史蒂夫说。

在阿富汗的行动举步维艰。似乎每轮部署都会遇到一堆新的要求或限制。每项任务的获批都需要一页接一页的幻灯片。律师和参谋们仔细推敲每一页的每一处细节，争取让阿富汗政府接受我们的计划。

我们发现执行任务时突击队员变少了，不干实事的“闲杂人员”却多了。我们带了常规部队中的士兵当观察员，以驳斥不符实际的指责。

为了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政策制定者不再允许我们凭借多年的战斗经验行事。几年来，我们都是悄悄潜入对方住所，然后趁其不备抓获武装分子的。

有些东西已经成为历史。

上一次部署时，上级下达硬性命令禁止这种做法，而是要求我们把武装分子喊出来。我们包围建筑物之后，必须先由翻译用大喇叭高声呼喊，要求武装分子双手举起走出门来。这很像美国警察的做法。这些武装人员都出来后，我们就进屋搜查。一旦发现藏有枪支，便抓他们回去；但过不了几个月，他们又会重获自由。就这样抓了放，放了抓，一次部署中，反复逮捕同一个人几乎成了家常便饭。

一只手拿枪，另一只手握笔，这恐怕是我们真实 生活的写照。只要抓人回来，就意味着得要奋笔疾书两三个小时。在基地，被抓来的人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总是“你受虐待了吗？”只要答案是肯定的，深入的调查、洋洋洒洒的报告就在所难免。

敌人已经熟谙这个套路了。

他们的策略变化和我们的一样快。我在早些时候的部署作战期间，他们还会和你针锋相对。经历得多了，知道手无寸铁就会毫发无伤。在我近期的部署作战中，他们便开始费尽心机地藏好武器。武装分子对游戏规则早已心知肚明，因此也只是配合我们走走过场，过不了几天，他们就能回家了。

这着实让人抓狂。为了事业，我们远离亲人，如果能让我们放手去干，这种折磨我们也就认了。越来越多清规戒律般的束缚，让我们对为什么来这里拼命这一问题备感困惑。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似乎只是一种退出策略，而不是运筹帷幄、实打实干。

“看运气啦。”史蒂夫说，“谁知道明年会是什么情况？”

“明年估计得用玩具枪了吧。”我说，“电击枪，还有橡皮子弹？”

尽管下一轮去阿富汗时我和史蒂夫将不在一起，但队部很小，我还是能够常常碰到他。

我很快整理好行囊，准备回家。弗吉尼亚比奇的气候已经渐渐变暖。虽说在海里游泳还有点儿凉，可穿短袖已经没有问题了。在离开之前，我匆匆忙忙地赶着完成“任务清单”。

第一件事就是为房子铺上一层新的覆盖物。

我到家时，一辆破旧的F-150福特卡车停在车道上。园务工人摊开一张防水布，上面是一大堆覆盖物。他不停地用干草叉把这些东西叉到手推车上，然后推着满满一车去倒进花圃，回来再装。这都是他一个人在干。

在他往手推车上装东西时，我上前搭讪。我们素不相识，但几个队友都向我推荐说他干活儿不错。其实铺覆盖物的活儿我也能做，就是舍不得自己那点儿在家的时间，还是花钱雇人来做合适。

“你是海豹突击队的吧？”他边铲边问。

“是的。”我答道。

要不是他一头乱蓬蓬的长发，单看外表，还真有点儿海豹队员的范儿。他瘦高身材，胳膊上有文身，穿着件皱巴巴的冲浪T恤和一条破旧的卡哈特工装裤。

“看着就像。”园务工人边放手推车边说，“我刚给杰伊干完活儿，你认识他吗？”

“他是我的头儿。”我说，“我们下周还要一起上路呢。”

杰伊是我的中队指挥官，但我和他不太熟。上次部署之前他就接管了中队，但并不常常和我们一道外出执行任务，所以还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共过事”。他那个级别，一般都是代表我们与联合作战中心（JOC）进行联络，帮我们扫清重重障碍，确保任务获批。

我们常常把长官称为“临时工”，因为待不了几年，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就会多出新的选择。他们在不同的工作之间辗转，不像士兵那么倾向于在一个组待上更长的时间，能用大把的时间维系深厚的感情。杰伊是我加入中队以来的第四个指挥官了。

“我看他最近很忙。”园务工人说。

不会吧，我们这3周都在放假啊。每次部署结束后，大家都只想躲得远远的。像杰伊这样的高官做一些任务调整和计划的工作倒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但我们都放假了，他还这么忙，似乎有点儿不大对劲。

“你怎么知道？”

“那天我去打理他的院子，”园务工人来装推车时说，“好像有什么大事呢。他人已经在华盛顿了。”

“啊？”我迷惑不解，“他两天后要和我们去密西西比的。”

那时“阿拉伯之春”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埃及迎来了新政府，抗议的浪潮席卷了整个中东。利比亚深陷内战，双方相持不下，反对派向北约求援。叙利亚局势紧张，成为热点地区，更别说非洲之角和阿富汗这些仍需要关注的地区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冷不丁冒出个什么突发事件。

每周都会有人向我们简要说明世界上现存或即将出现的威胁。我们的情报部门遍布世界各个角落，有时会重点关注某个局势，比如说利比亚。这些简要汇报的最后一部分大都是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最新消息和任务执行情况。我们掌握的信息越多，准备就越充分。

我们常常旋风般地开展任务、投入模拟演练，只等华盛顿的决策者一声令下、批准相关计划。有时候，就像救菲利普斯船长那次，我们能够付诸行动。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等到的却是一场空。所以，这几年来，我们大多数人只是埋头专注于眼前的任务，把无谓的猜测留给别人。这样至少还能省点儿气力。

我给园务工人付了钱，暗自庆幸自己只是个组长而非长官。长官被忽悠的次数比我们多出十倍。不管怎样，我已经作好了去密西西比的准备。

这次和我上次在绿队时去密西西比有所不同。不用担心因为排名倒数或不良的室内近战表现而被赶走。我们半天在射击场，半天泡在室内近战训练室，提高作战技能，确保每一个人都不掉队。队伍中有一些新手，我们力争让他们跟得上。

没人注意到杰伊和迈克双双缺席。迈克是中队的士官长，也是入伍时间最长的海豹队队员。但是园务工人的话却在我耳边回荡。首都究竟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发生呢？

我们周四回了基地。在去机场的路上，我收到了迈克的短信。

“早上8点开会。”

迈克和查理一样，大块头、粗胳膊、宽胸膛。他在海豹六队服役的时间和我在海军的时间差不多。他和杰伊一样，外出任务并不多。

在回去的路上，我发现队里有几个家伙也收到了那条短信。我回到镇上的那晚，接到了查理的电话。

“你收到信息了吗？”他说。

“嗯。你都知道些什么？你听说什么了吗？”我说。

“没有。但我知道沃尔特也收到了。”查理说道，“我猜一定是有个名单。”

查理快速说了名单中其他人的名字。不是全队人马，只是几个资深队员。

“谁能告诉我这究竟怎么回事。”我说，“有情况。”

第二天，我很早就去了队部。换好我的沙漠数字迷彩服和所罗门低帮跑鞋，然后把手机丢进“笼子”。

会议在保密会议室，不能带手机。保密会议室设在“敏感信息分类处理设施”（Sensitive Compartmented Information Facility，SCIF）区域，这个地方专门用来处理机密或是绝密信息。我们用专用的标识卡可以通过安全门。铅制屏蔽墙让一切监听装置毫无用武之地。

会议室内，4个纯平液晶显示器是关闭的。墙上没有图片或是地图，没有人知道将发生什么。我从房间中央的圆桌旁拉了把椅子。我看到了沃尔特、查理，还有我以前在绿队的教官汤姆，他点头向我示意。

汤姆是史蒂夫以前的上司。奇怪的是史蒂夫又不在。我已经和他在一起执行任务8年了。即使这次又是白忙一场，只是被戏弄一番，他不出席决策场合也总是有点蹊跷。我也觉得如果这次确实没什么大事，那他一定是笑到最后的那个人。

房间里有将近30人，有海豹队员、一个爆破手，还有两个后勤支援人员。我们挤在一处，迈克坐在桌旁开始做简报。中队指挥官杰伊却没有出席。迈克吞吞吐吐，也没向我们说太多。

“我们将要进行一次联合演练，去北卡罗来纳州受训。”他边说边发了张装备清单，“我也没什么太多的信息。装好符合标准的突击装备，周一我再详细说。”

我扫了一眼清单：枪、工具、炸药。没什么特殊的东西向我们透露任何蛛丝马迹。

“我们要去多久呢？”一个队友问。

“不好说。”迈克说，“周一出发。”

“有睡铺吗？还是我们住帐篷？”查理问道。

“包吃包住。”迈克说。

其他人问了几个类似的问题，但是迈克没有回答。我打算举手问问我们这次如何编组。总体而言，房间里都是从不同的队伍中抽调出来的老手。在很多组里，常常是菜鸟搬梯子、扛锤子。但这间房里都是些资深队员。越看这支被召集在一起的队伍，越觉得像支梦之队。

还没等我举手，汤姆就冲我摇了摇头，我只好把手放下。汤姆一般比较沉稳。我却常常冒怪声，脑袋里装满了问题。对下一步的一无所知弄得我有些愤懑，尤其是有了这种被耍的感觉之后。

“还是操心把东西带齐吧。”我们离开时，汤姆说，“周一大家就没那么多问题了。”

我们都知道该做什么，该带什么。当我下来走向自己的“笼子”时，看到了自己组里的一名队员。

“嗨，老兄，”我说，“我想借你的锤子。”

很少有老队员拿锤子的，这让这个队员更纳闷了。

“你自己有，”他说，“为什么要用我的呢？”

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我们就要去演习了。”我说，“今天被召集来开会，就要去北卡罗来纳州了。他们说这是一次联合模拟演习。”

我的解释并不比迈克的清楚多少。我的队友疑惑地看着我，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回到中队的仓库区，我们开始把装备往两个小型集装箱里装。装了大半天时间，快结束时，里面已经装满了工具、枪支和弹药。

我们边整理装备，边七嘴八舌地猜测。有人预计几个星期后我们会在利比亚，也有人自信满满地认为是叙利亚或伊朗。查理似乎琢磨着所有问题和七嘴八舌的答案，提出一个最大胆的猜想。

“我们要去抓UBL。”他说。

因为没有参考标准把阿拉伯名字翻译成英文，我们采用了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对奥萨姆·本·拉登名字的拼写方式：Usama bin Laden，简称UBL。

“你怎么知道？”我说。

“你看，刚才问问题的时候，他们说咱们的目的地是有基础设施的基地。”查理说，“如果我们什么都不需要，肯定是回伊拉克或者阿富汗，那里有咱们的基地。但我估计我们是要进入巴基斯坦，并将以阿富汗为基地。”

“没戏。”沃尔特说，“就算是，我也已经去过伊斯兰堡了。那儿什么都没有。”

沃尔特和我曾经在那里寻找过本·拉登和他的一袭飘逸的白袍，但却扑了个空。

那是2007年，我在执行我的第六次部署任务。当时，我同中央情报局的人在阿富汗霍斯特省的查普曼前线作战基地一起工作。

撞向世贸中心大楼和五角大楼的劫机犯的老窝就在霍斯特省。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武装分子常常在那里出没，在邻国巴基斯坦出入自如。

这次部署到中期的时候，分布在全国不同基地的所有中队队员都被召集到贾拉拉巴德。中情局关于奥萨马·本·拉登的可靠线人称，他在托拉博拉附近看到了基地组织首领，那里正是2001年美军几乎抓到他的地方。

托拉博拉战役在2001年12月12日打响，持续了5天。据情报显示，本·拉登藏身白山（White Mountains）的洞穴，离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不远。这些洞穴历来就是阿富汗武装分子的安全避难所，20世纪8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出资改善它们的设施，帮助圣战者抗击入侵阿富汗的苏军。

在那场战役中，美国和阿富汗军队攻占了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多个营地，但却没能够杀死或抓到本·拉登。这一次，中情局情报称他在托拉博拉。

“他们在托拉博拉看到一个身穿白袍的高个子男人。”指挥官说，“他回来很可能是要作最后一搏的。”那时是2007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已经过去了6年。在这之前，还没有关于他的下落的任何可靠线报。我们都想相信，可还是觉得不太靠谱。

托拉博拉位于阿巴边境，在霍斯特和贾拉拉巴德之间，我们要飞去攻入他的疑似藏身处。理论上听起来不错，但只听取单方面情报就决定发起进攻未免有一些草率。尽管几十架无人侦察机每日每夜都盘旋在托拉博拉上空，也没能证实这一情报。原本计划我们到达几天后就开始执行任务，但却一拖再拖。

每天都有不同的托词。

“我们在等B-1轰炸机。”

“游骑兵还没到位。”

“我们得让特种部队和阿富汗部队先进入该地区。”

在阿富汗的每个将领似乎都想分得此次行动的一杯羹，每个军种都有部队加入。进攻发起的前一天晚上，我和沃尔特被叫去作战中心。

“情况紧急，你们两个需要和巴军方合作。”指挥官说，“我们把敌人赶向边界附近时，你们俩需要协助巴军方封锁阵地。”

“我们要带装备吗？”我问道。

“当然。带着你们的行动装备，可能要和巴方合作。”

行动刚一开始，我们就接到命令：沃尔特必须留在伊斯兰堡。由于巴方只允许我们中的一个参加，而我资历较深，这个任务自然落在我头上，另派出一名情报官员和一名通信技术人员。

接下来的那周我待在一个小型指挥中心，它位于一个混凝土的U形建筑物中。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观察盘旋在托拉博拉上空的无人侦察机发回的信息并监控无线电波。

我进入巴基斯坦的那天晚上，空军先发起猛烈轰炸，为海豹突击队队员攻入该地区作好准备。我的队友们空降到托拉博拉的山区，开始搜索本·拉登和他的武装人员。

我时不时把巴军方的人叫进指挥中心分析画面。有一次，无人侦察机在边境附近探测到一个疑似营地。我能看出那儿有帐篷和几个持枪的人四处走动。他们不像是穿着军装，但巴军方的官员说那是一个边境检查站。

当时很矛盾，我不知道是否该相信他们的话。每个人各执一词，我得绞尽脑汁地理出个头绪。那名情报官员没起什么作用，倒是我得像个政治家，想方设法地既不能得罪我的新老板，又能让我的真正老板满意。

我小心翼翼地维系了几天双方的平衡，行动却宣告无果而终，于是巴军方停止了我的工作。敌人没有现身，第二天我们只得打道回府。回到伊斯兰堡后，我见到了沃尔特，他准备返回阿富汗。

所有时间和精力几乎都耗费在轰炸一座空山上了，而我的队友相当于进行了一次为期一周的野营拉练。根本没发现什么白袍飘飘的男人的踪影。一周后我们返回到阿富汗时，“白袍飘飘”成了我们的笑柄，它是行动失败的代名词。

这次北卡罗来纳州的演练听上去像是又得白忙活一场。

但是好是坏，周一才能见分晓。不幸的是，我还得在弗吉尼亚比奇多待一天，不能和大部队一起走。要真是什么大事，我可不希望由于迟到把自己漏掉。我跟迈克强调说，我可以取消计划和大家一起出发。

“没事儿。”迈克说，“周二早晨来就行。”

周一下午，我给沃尔特和查理发信息，想打探点消息。他们的回信基本一样：

“赶紧来。”

要是想瞎编一气，他们可能还会说点儿什么。说得少证明不是假话。周一晚上我彻夜未眠。

周二早晨天还没亮我就起床了。大雨如注，驱车行驶在乡间的小路上，我只能强行降低车速。我知道有好事等着我，可我也不想把卡车撞到树上去。

虽然那天的车程只有两小时，我却感觉像开了8个钟头。

7点左右，经过一路的心急火燎，我终于到了训练基地门口见到了可爱的卫兵。从外面看这里没什么特别，只是栅栏四周都用一些东西挡着，没法往里看。

他在名单上查到我的姓名后，给了我一个塑封的标识卡，然后我向自己队所在的楼驶去。和卫兵说完话之后，我一直没有摇起车窗。由于基地隐蔽在松林深处，清晨的大雨带来了阵阵扑鼻的植物清香。

我提前了3小时赶到，但我不在乎。但已经迟到一天了，这早到的3小时又算什么。无法身处现场比不知情还让我痛苦煎熬。我迫不及待地要尽早出发赶上大家。

一条单行水泥路的尽头有扇门。路边围起了10英尺高的木头护栏，仅外人看不到里面的情形。穿过这扇门，我向两栋两层楼前的停车场驶去。这两栋楼是20世纪70年代修建的砖混结构的建筑物。

正停车时，我看到两名队友正往其中一栋楼里走。我快速按了声喇叭，把车停在附近的空地上。他们站住等我，由于还下着小雨，我匆忙赶过去。

“你还真早啊。”他们说，“我们才吃完早饭。你什么时候上路的？”

“很早。”我说，然后直截了当地追问，“究竟什么事啊？”

真想体会一把霎时间乐开花的滋味。

“准备好了？”一个队员笑着说，“UBL。”

“不会吧!?”

查理竟然说中了，可我一直无法相信。

现在园务工人所说的话得到了验证。杰伊在首都协助策划此次行动。

“没错——UBL。”有个家伙说道，“他们找到他了。”

“在哪儿？”我问。

“巴基斯坦。”

第十章

散步者

我试着去看那些地图和照片。这一切是如此令人震惊，我仍然无法相信他们最终会找到奥萨马·本·拉登。

我们从未得到过任何关于他的较为准确的线索，他就像一个幽灵游荡在整个战争中。我们都梦想着在执行任务中击毙他或者抓住他，但是没有一个人严肃考虑过这件事。这需要天大的运气，总而言之就是天时地利。当我们在星期二走进作战中心时，我们就知道来对地方了。

我被领进了一个会议室，现在这里就是作战中心。

折叠桌上放着笔记本电脑和打印机。墙上挂满了跟巴基斯坦有关的地图，其中一幅是阿伯塔巴德市的地图。所有的家具都是人造革的，并带有填充坐垫和金属扶手。为了给设备腾出地方，一些家伙把大部分家具集中堆放在一边，紧挨着那些塑料植物。除此以外屋子里别无他物。一些来自中情局的非战斗人员正在安静地工作着。

我试着去看那些地图和照片。这一切是如此令人震惊，我仍然无法相信他们最终会找到奥萨马·本·拉登。

我们从未得到过任何关于他的较为准确的线索，他就像一个幽灵，游荡在整个战争中。我们都梦想着在执行任务中击毙他或者抓住他，但是没有一个人严肃考虑过这件事。这需要天大的运气，总而言之就是天时地利。当我们在周二走进作战中心时，我们就知道来对地方了。所有的人都是从中队中精心挑选出来的资深战士，而不是简单从现成建制调集而来的。

迈克走到人员组织结构图前看着我们。在名单上一共有28个名字，包括一名爆破手，一名翻译和一只代号为“开罗”的战斗攻击犬。

“阿里是专业译员。”迈克介绍道。此外还有4名后备队员，以防在训练时有人受伤。“我们把大家分成两个队4个小队，你是其中一个小队的队长。”

汤姆也被任命为队长。

“你在一号直升机上，负责渗透。”迈克说，“你的小队负责客房，它代号C1，在南边。”

客房是主建筑群中的一个独立单元，而这个目标建筑群就是本·拉登最有可能藏身的院子。随同我们执行任务的两架直升机代号为“一号”和“二号”，分别运送第一队和第二队。

我发现查理和沃尔特也在第一队，但我们分在了不同的小队里。在这项任务中，两架直升机具有同样的军事打击能力，它们彼此呼应，互相照顾。我的队伍里有一名军官，一旦杰伊被击落，他会立刻接替杰伊的职责。我们的士官长迈克暂时被分在我的小队，一旦着陆，他就会在那里指挥交通，以确保我们能够同步行动。

目标建筑的布局我们尚未熟悉。我可以看到挂在墙上的图表展现了那个建筑群和箭型的墙壁。我知道负责客房是一个外围任务。谁都希望加入袭击代号为A1的主建筑屋顶的那一队，如果说我当时没有这样的闪念，那是在撒谎。如果一切都能按照计划顺利进行，他们将会是第一支进入第三层的小队，那里被确认为本·拉登生活的地方。但这种想法一闪而过，我马上集中精力，专注于我的任务。面前有大量的任务，我很高兴能够参与其中的一部分。

“没问题了！”我一边说，一边研究着图表，“威尔会回来参加这次行动吗？”

威尔加入后我这一队人就齐了。他被分配到位于阿富汗贾拉拉巴德的中队，那也是我们的兄弟中队。威尔自学了阿拉伯语，需要时他能够与本·拉登的家人沟通。

“你将和威尔在贾拉拉巴德合作。”迈克说，“我现在去开会，但是你要查看模型。做这个可花了不少钱。其余的人在吃完早餐后请迅速回到这里。”

我走出了作战中心，喝着咖啡在大楼里闲逛。门厅附近的房间，地板上堆满了我们的设备。在一个角落里，装着武器的工具箱被打开。插着电的无线电设备紧挨着工具袋排在远处的墙壁旁。一个图表打印机放在角落，另一个角落则堆放着一些白板和支架，支架上放着用来做记录的纸。

就在主简报室的门外，我看到了本·拉登藏身的院子的实体模型。它由泡沫塑料制成，在一块边长5英尺的正方形复合板上。房间的另一角落有一个巨大的木制盒子，周身上锁，模型不使用时就装进这里。

这个模型在展示本·拉登住所的细节方面表现惊人。从庭院里的小树到路边的汽车，甚至还有行驶在院子北边的车辆。院子的大门和房屋门、屋顶上的水箱、甚至墙顶上的铁丝网都历历在目。草地覆盖了庭院的主要地方，甚至连邻居们的房子和土地都呈现出近乎精确的细节。

我边喝咖啡，边研究这座三层高的房子。

这个一英亩大的院子坐落在阿伯塔巴德位于卡库尔路（Kakul Road）的一个住宅区。阿伯塔巴德位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以北，得名于英国少校詹姆斯·阿伯特。这里也是巴基斯坦的一所重要军事学院总部所在地。

队友们还在吃早餐，我自己便开始进行演练。我迫不及待地想立刻开始行动，但是在那个早晨，我仍然试着先去回忆我以前所学到的东西。抓捕奥萨马·本·拉登的行动终于要开始了。

奥萨马·本·拉登于1957年3月10日出生在利雅得，在家里的15个孩子里排行第11。他的父亲穆罕默德·埃瓦德·本·拉登从事建筑业，是个亿万富翁。他的母亲艾丽娅·加南来自叙利亚，是他父亲的第10个妻子。本·拉登的父母在他10岁时就离婚了，因此他几乎不了解自己的父亲。母亲再婚后，他与继父的4个孩子一同长大。

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读高中时，拉登加入了一个伊斯兰学习小组，并且记住了整本《古兰经》。在高中时，他接触到宗教激进主义，便开始留起长胡子。

18岁时，他与堂妹结婚。1976年他们的儿子出生，同年本·拉登高中毕业，随后进入了位于吉达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大学学习，并获得公共管理学位。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本·拉登去了巴基斯坦的白沙瓦，最后又到了阿富汗。他声称他的责任就是要对抗入侵的苏联。于是他建立了营地，训练圣战者，有时候还接受来自美国的援助。1989年战争结束时，本·拉登回到了沙特。但是他厌恶腐败的皇室，1992年他因公开反对沙特政府而被驱逐出境，来到了苏丹。

一年后，他成立了一个叫做“al-Qaeda”的组织。这个词在阿拉伯语里的意思就是“基础”或“基地”。他的目标是要与美国开战，团结同道，在整个中东地区创建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

他与美国的战争始于1996年。当时基地组织在沙特炸毁了一辆卡车，杀死了驻扎在那里的美国士兵。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苏丹政府流放了他，于是他逃到了阿富汗，并得到了塔利班的庇护。

1998年他的组织轰炸了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美国大使馆，基地组织因此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在这次袭击中死亡的人数将近300。2000年，基地组织又轰炸了亚丁港口的美国“科尔”号驱逐舰。他发起的最具破坏性的打击是在2001年9月11日的4次袭击，他的追随者杀害了近3000名来自纽约、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的美国平民。2001年，联军推翻了塔利班，本·拉登躲藏起来，在阿富汗的托拉博拉勉强逃过了追捕。

在过去的10年中，包括美国在内的联军，一直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境寻找他。此外在2007年的搜捕行动中，我们从收到的所有情报中得知他藏身于巴基斯坦。

很快，我的队友在早餐后开始进入房间。当汤姆进来的时候我仍然在研究模型。他是第一队的小队队长之一，负责清理主楼A1第一层的障碍。

“他们把他称为‘散步者’是因为有时他会走上几个小时。他们总是看到他在那里散步。”汤姆一边说一边指向院子东侧的一个庭院，“根据得到情报的那些人说，他时时会到花园里活动一下，他们认为这个散步者就是UBL。”

接着查理和沃尔特脸上挂着笑容走进来。

“这名字是你起的？”我对查理说，“他们是怎么发现他的？”

“通过他的一个线人。”查理说，“有两个人为他工作。”

前一天，中情局向我的队友通报了“即将前往阿伯塔巴德”的相关信息，主要介绍他们是如何发现本·拉登的。在作战中心有一些小册子，上面是关于该地区和本·拉登的情报资料。当我们在等待其他人吃完早餐回来时，我开始阅读这些资料。因为我晚到一天，希望在重要的计划开始之前尽快地熟悉情况。

随后的公开消息证实了目标藏身处始建于2005年，价值100万美元，靠近巴基斯坦的一所重要军事学院。它的面积远远超出了这个地区其他的房屋，并且没有电话和网络。南边的墙很高，主要是为了阻止人们看到庭院内部的情况。这些高墙也挡住了观察二、三两层的视线。这两层的窗户都完全遮蔽起来，没有人能够看到屋内的布局。

没有证据表明这位散步者与外界有任何联系。里面住的人将他们的垃圾直接焚毁，并且很少与邻居接触。

我们知道一个住在这所院子里的人：阿赫迈德·艾尔·科威特。

中情局是在审讯一个名叫阿赫迈德·艾尔·卡赫塔尼的沙特公民后得知阿赫迈德·艾尔·科威特的。阿赫迈德·艾尔·卡赫塔尼是“9·11”恐怖袭击事件的第20个嫌疑犯。由于美国移民局认为他试图非法移民到美国，于是在2001年8月禁止他进入美国。调查人员后来发现这次密谋策划的领导人之一穆罕默德·阿塔，在2001年9月11日那天一直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机场等待阿赫迈德·艾尔·卡赫塔尼。

后来，艾尔·卡赫塔尼被送回到迪拜，在2001年托拉博拉的战争中被捕获，并被送入关塔那摩监狱。当他的指纹被认为是同一个被送回国的非法移民时，审问官在2002~2003年间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对他进行研究调查。

艾尔·卡赫塔尼最后告诉他们，是“9·11”恐怖袭击事件的主要策划人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把他送到了美国。他还承认他去会见了本·拉登和接受过恐怖训练，并且认出了一个名为阿赫迈德·艾尔·科威特的男人，这个人是本·拉登的信使和最得力的亲信。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这时也被拘留在美国，他也承认认识艾尔·科威特，但是他强调信使不是基地组织的一部分。

2004年，哈桑·古勒被捕获。他不仅是一位信使，还是基地组织的高级成员。他告诉情报官员，艾尔·科威特和本·拉登走得比较近。当审问官再次质问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的时候，他轻描淡写了艾尔·科威特的角色。2005年，穆罕默德的接班人阿布·法拉杰·利比在巴基斯坦被捕获。当时他告诉审问官他已经有一阵子没有见过艾尔·科威特了。由于穆罕默德和利比在被问到关于艾尔·科威特的任务时，他们都不予回答，情报分析师认为艾尔·科威特有可能与本·拉登在一起。

中情局知道艾尔·科威特和他33岁的弟弟阿布拉·阿赫迈德·艾尔·科威特过去都在为本·拉登工作。于是，情报机构开始在巴基斯坦跟踪阿赫迈德·艾尔·科威特，希望他可以带着他们找到他的弟弟以及本·拉登。

2010年，艾尔·科威特给家里打的电话被拦截到，其中一个家人问到他正在做什么。在大多数情况下，艾尔·科威特一直很精明，并且会为他的老板保密。因而家人问到他在做什么的时候，他告诉家人“在做他过去一直做的工作”。

这个微妙含糊的回答暗示了一些线索，为这次作战准备提供了一个好的开端。这就是所有的间接证据，但是我们必须要继续下去。

中情局开始跟踪阿赫迈德·艾尔·科威特，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他们注意到他开着一辆白色的卡车，卡车备胎的盖子上有一张犀牛的图片。中情局最终追踪到卡车回到阿伯塔巴德的那所院子里，而它现在就以模型的形式呈现在我的眼前。

中情局评估组介绍说本·拉登住在A1主楼的第三层。他的儿子住在第二层。中情局预计他至少有一到两位妻子，12个孩子。在我们多次的目标攻击中通常都能发现他的孩子们，所以这个要点我们都非常熟悉。

杰伊和迈克几周前曾在华盛顿参与该行动的筹划。但是最后还是需要我们亲自出马，真正地去执行这个计划。我们知道自己的能力高超。既然我们得到了信任去执行这次作战任务，我们在这次计划中就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在杰伊和迈克开始谈论最新进展时，我们都聚在模型前面。我们已经在这儿待了24个小时，草案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晰。

“我们要飞到X。”杰伊说道，“第一队将通过速降绳索降落在本·拉登的庭院。”

杰伊移到模型的南边，指着代号为C1的客房。

“马克，你和你的队员负责C1。”杰伊说，“你的小队将直接进入客房。狙击手会清理车库，然后在屋顶设置好位置。你们需要清理C1的障碍并确保C1里面的安全。阿赫迈德·艾尔·科威特和他的妻子孩子也住在院内的屋子里。当你们结束这些工作后，撤回到A1，补充到汤姆的队伍里。”

第一队剩下的突击队员由汤姆领导，分头行动前往A1。

“查理和沃尔特将去A1的北门等待。”杰伊说，“他们认为散步者通常进出那个门。中情局评估组说有可能会有一个旋转楼梯通往他在第三层的住处。”

汤姆和他的队友将会移动至南门，进入后清理第一层的障碍。信使的弟弟阿布拉·阿赫迈德·艾尔·科威特和他的家人很可能住在这个建筑的第一层。根据汤姆所看到的建筑内部，他的队友将会清理通往北门的障碍或让查理和沃尔特进入。如果遇到阻碍，他们将会撤退并绕道到北门。

“除了我们怀疑这个房屋被切割成两块生活区域外，我们不知道房屋内部的布局结构。”杰伊说，“所以，查理和沃尔特会监守他们的岗位直到汤姆给他们信号，告诉他们所有的障碍都被攻破了。”

与此同时，载着第二队的直升机将会把一个五人小队送到院子的北边，他们将保证外部的安全。两名突击队员带着攻击犬对院子的周边进行巡逻，攻击犬可以用来追踪敌人。剩下的两名突击队员和翻译守在院子的东北角，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旁观者或警察。

实际上，在整个突袭行动中，外部的安全工作是最重要最危险的工作之一。如果我们在执行目标行动中花费了较长的时间，他们将不得不去应付第一批对此有所反应的人员，最有可能的是警察，还会出现军事力量的威胁。这不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任务，但它绝对是必要的，而且可能遇到非常激烈的场面。

“一旦负责外部安全的小队到位，直升机会再次起飞，一直盘旋在A1上面等待接他们回去。剩下的突击队员则会通过速降绳降落在屋顶，下到第三层楼的阳台上，去清除第三层的障碍。”

如果情报准确，而且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那么这个小队就最有可能最先遇到本·拉登。

然后杰伊和迈克开始商量运载方案。最后他们为这次作战设计了一些“密语”。这些密语就是使用一个字去传递信息，这是个很有效的方法。它需要无线电联络保持最低状态，使得传递的信息更可靠。在这次任务中，我们选择的密语是以美国的印第安人为主题的。

“用杰罗尼莫（印第安部族首领）来称呼UBL。”杰伊说。

任务指示大概介绍了一个小时，当我们都明确任务后，迈克和杰伊离开了。

“现在你们要再仔细找找问题。”迈克最后说道，“我和杰伊用了几周时间考虑这项任务。但你们昨天才开始了解它，一定要用心花时间好好研究一下。”

我们试图对这个计划不过分自恋，因为那样会让我们过于自满。

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到一种替代方法接近目标。没有人想飞去X。这个做法我们很多年前就放弃了。我们想自行选择更合适的降落地点，然后从地面潜行渗透到院子进行侦察。我们的战术在多年来已经发展得非常高明，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保持出其不意，直到最后一秒。

侦察队和狙击手队研究了卫星图像，他们试图在距离目标四到六公里内找到一个着陆区，但是似乎没有一条路线有用。那所本·拉登藏身的院子坐落在一个居民区。所有的着陆区不是靠近城市，就是与目标隔着街区。这样的话，我们潜行渗透时受伤的风险很大。最后来看，飞去X比以上两种的风险都低。虽说实施时，声音会很大，但是也是最快的。我们绝不能在徒步进入目标时冒生命风险。

每个小队都挤在作战中心的角落里，聚在一起计划各自的部分。除了我们自己的装备，我们开始分配自己小队清单上的装备，它们是一架折叠梯子，一把长柄大锤和一些炸药。

“我需要梯子爬上车库。”狙击手说。这个折叠梯子很重，而且显得很累赘。“迈克说他会在索降时把它背上，这样我便可以为大家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

我们在直升机的两个门旁部署了两名狙击手，在我们使用速降绳索降到院子时做掩护，以防有人拿着AK47走进院子，在我们索降时朝我们射击。

“既然威尔没有在这里参与我们的讨论，他很幸运，就给他锤子算了。”我得意地坏笑着说，“我要拿两个爆破引线和一把断线钳。”

爆破引线是一条两英寸厚的带状炸药。它大约有12英寸，带有一条贯穿主干的可揭胶带，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固定在门上。一旦点燃，它将会在3秒钟后爆炸。一般用来炸坏锁定装置以打开大门。

每个小队的目标都是相对独立的。任何队员最不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叫其他的小队帮忙，因为他们没有适合的装备。

一位刚过30岁的来自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的金发女士负责地图和卫星图像。无论多寡，她给我们提供了所有的细节。

我跪下来盯着实物模型，开始研究通向客房的入口。

“喂！这些在C1的门是向内开还是向外开的？”我问她。

几分钟后她带着答案回来了。

“双开金属门。”她说，“向外开的。”

整整一周就这样过去了。我们有问题，他们就负责来回答，包括“散步者”在哪里散步，谁还住在这个院子里，哪个门锁着，哪个门没锁，我们甚至会问到院子里的人经常把车停在哪里。他们有非常多来自无人机和卫星的图像，但是没有多少关于院子外部环境的图像，所以他们也不清楚院子外部的环境到底是怎样的。

在华盛顿，奥巴马总统和他的顾问们还在讨论不同的方案。总统仍然没有签署地面突袭的命令。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也仅仅是被批准开始计划和进行演练。白宫仍旧还在考虑是否选择空军，使用B-2隐形轰炸机瞄准那所房子，进行大规模的空袭。

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支持使用空袭，因为这可以使美国的地面部队不进入巴基斯坦，在表面看起来，这样好像也没有侵犯这个国家的主权。

在组织突击队的袭击行动方面，比如我们正在计划的这个，美国没有什么好的纪录。自从“鹰爪”行动以来，向主权国家派遣军队执行军事任务存在着很高风险。

在“鹰爪”行动期间，六架直升机中的一架飞往伊朗沙漠的补给基地，在准备降落前遇到了凶猛的沙云袭击，结果撞到了一架装载燃料的MC-130E。大火烧毁了两架飞机并烧死了8名军人。这次任务是由三角洲特种部队指挥的第一批行动之一，最后被中止了。“鹰爪”行动是一场灾难，直接导致了卡特竞选连任的失败。

选择空袭需要32枚2000磅的激光制导炸弹。齐射式攻击将持续一分半钟，导弹会穿透至地下30英尺深的地方，以防院子里有地堡系统。造成间接式伤害的可能性非常大，很可能在轰炸之后无法找到可识别的遗留物。

无论使用空袭还是突袭，他们都需要证据证明目标就是本·拉登。突袭虽有风险，但是空袭则会增加额外的复杂性。

在到达北卡罗来纳州几天后，我们第一次见到了“散步者”。

围在电脑屏幕前，我们看到了无人机拍摄到的院子的画面。这些资料是黑白的，显示了许多细节。我能够辨认出主楼和庭院，它们位于院子的东北区。

几秒钟后，我看见“散步者”进入画面中。从视频中我们看到的他就像一只小蚂蚁。我们没有办法辨认出他的长相甚至身高，但是我们能够看见他从北门走出来，然后开始围着院子以椭圆形路线沿顺时针方向散步。一个凉棚被临时搭起，以便将他遮住，但是它也只是覆盖了花园的一部分。

“几个小时以来他一直在散步。”一位情报分析师说，“我看见他从干活的人们身边走过，但是他只是在踱步，从不去伸手帮忙。”

有时候，他会与一位女性或一个孩子一同散步，他们中也不会有一个人停下来去做任何工作。但当兽医来为院子里的牛治病时，他们会把牛移到另外一个院子去接受治疗。

“我们认为他们把牛移走的原因，是不希望有任何人看到那边的院子。”分析师说，“这个是推论，但是看起来像是他们正在隐藏某个人。嘿，看看这个。”

分析师点开另一天的数据资料，我们能够看到院子，然后在屏幕的右边，飞过一架巴基斯坦的直升机。

“哪儿来的？”我问道。

“巴军方的休伊直升机。”分析师说，“不确定它来自哪里，但是它是从军事学院走的。”

我们都盯着屏幕，等着看院子里的人是否有反应。我们没有看到“散步者”冲向汽车或逃向其他方向。我们大家立刻想到了同一件事情——这意味着直升机的声音他已经习惯了。

“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我们也许就能到达地面。”查理说。

计划已经制订出来，我们开始不停地演练。

黑鹰直升机迅速冲向北卡罗来纳州的松林，盘旋在本·拉登住宅模型的上方。我坐在直升机左边门的门口，双腿在微风中晃荡，看见这个模型跟真实院落差不太大。这个演练的院子坐落在基地较偏远的一个地区，是按照比例建造的，使用了胶合板、围栏和海运集装箱。

我通过速降绳滑向地面，落到庭院里，然后移至C1的那扇双开门前。在我的周围，队友们都在快速跑向各自的目标。一开始，头上方直升机的引擎发出的轰鸣声使我们无法交流，但是经过了三天的训练，我们已默契到不再需要交谈。

整个任务已经成了肌肉记忆。除了有时候出现一些“黑客”通过无线电大声叫喊，整个通信网络安静极了。每个人都牢记各自的任务，我们又都有多年的团队合作经验，因此一切进行得很顺利。这次行动并不比我们多年来经历的其他几百次突袭活动复杂。

这些演练与其说是为了训练，不如说是为了向白宫自我推销，让他们确信我们能行。

模型的详细程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施工人员在训练基地种植了树木，在院子四周挖了沟，甚至在沟里填了成堆的土，以模拟那个巴基斯坦院落周围的马铃薯地。

经过几次演练后，我们请施工人员添加第三层的阳台和一些门，使模型更加符合实际布局。

在下一次演练前，布局就按照我们的要求得以改进。

施工人员从不问为什么，也从不拒绝。他们只是及时出现，并按照所有的要求去改进。我们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所有的官僚做派都消失了。我们需要什么都能得到。没有人会问我们原因。这种状况与我们被迫去处理阿富汗的问题相比，差别太大了。

在我们演练的大院内唯一的不明区域是室内。我们不知道屋子的内部结构。但这不是大问题，我们有多年的实战经验可供参考。我们毫不怀疑自己能够完成这项任务，我们只需顺利到达院子里的地面上就能将一切搞定。

我停在模拟C1的集装箱的门口，在进去之前对室内扫视一番。在实际执行任务期间，我不知道阿赫迈德·艾尔·科威特是否会携带武器，或者他是否会穿自杀式炸弹背心。我们预计所有的男性将会反击，包括本·拉登、哈立德和艾尔·科威特两兄弟。

在我们演练到了最佳状态后，我们开始进行一些突发事件的练习。例如，我们没有降落到庭院里，而是降落在围墙外，从那里开始对院子展开突袭。我们还练习了如何追捕在攻击前从目标地逃离的目标人物。

我们针对每种紧急情况都进行了大量训练，直到腻烦。从前我们从未针对一个目标进行过如此多的训练，但这些又非常重要。虽然这项任务简单明了，但额外的准备却让我们磨合到最佳状态，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部队。

结束演练后，我们全部回到了作战中心。在那里，杰伊带来了最新的消息。

“大家先各自回家，然后在下周一到西部再进行一周的训练以及整个活动的联合演练。”他说。

我举起手。

“我们这次任务得到官方的批准了吗？”我问。

“没有。”他说，“仍然在等华盛顿的消息。”

我看着沃尔特。他的眼睛左右转动着。这就是“焦急等待”的例行程序，在营救菲利普斯船长的行动中我们就经历过。

“我的收入告诉我，我们不会被派到那个地方。”在我们走出作战中心后，沃尔特说。

周一早上，我们飞往训练的地点。到了周四，离我们首次训练已经差不多两个星期了，我们开始最后的彩排。

整个团队和所有的策划人聚集在基地的一个巨大的飞机库里。地上有一幅阿富汗东部的地图。一群大人物，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迈克·马伦，坦帕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指挥官、海军上将艾瑞克·奥尔森和前海豹六队指挥官，正坐在地图附近的看台上。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海军上将比尔·麦克雷文。

麦克雷文指挥过各种级别的特种作战部队，包括海豹六队。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麦克雷文在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JSOC）是位三星海军上将，瘦高个儿，外表整洁。大多数上将看起来很老，并且身材走样，但是他看来仍然可以胜任任何工作。他知道如何高水平地工作，而且在华盛顿能够很好地应对政治难题。

我们即将执行的任务被称为“凿岩机”（rock drill），从直升机的飞行路径到院子的模型都展现在地上。一位讲解人员流利地读着我们的行动计划，开始了长达一个半小时“海王星之矛”行动（Operation Neptune Spear）的介绍。

飞行员首先发言。他们演练过所有从贾拉拉巴德到在阿伯塔巴德的院子的飞行路径。他们谈到了无线电通信问题以及在飞行时可能出现的任何突发事件。

最后，每一位突袭小队队长都站起来简短介绍他们各自的任务。

“我的小队会从一号直升机索降到庭院。我们负责清理危险障碍和确保C1的安全，然后补充到在A1剩余的队伍中去。”我说道。

大人物们的大部分问题集中在外围安全防御上。大家都很担心负责外部安全的突击队员将如何应对旁观者。

“如果面对当地的警察或者军队，你们有什么应对计划？”他们质问一个队长。

“长官，我们将尽可能降低冲突的激烈程度。”他说，“首先我们会先让翻译出面，然后再使用攻击犬，再就是可见光激光器。武力将是我们采用的最后手段。”

到最后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次任务是否是一次刺杀行动。一位来自国防部或白宫的律师明确表示这次不是刺杀行动。

“如果他还没来得及穿上衣服，且举手投降，就不要攻击他。”他告诉我们，“我不想对你们执行任务指手画脚，我们要说的是如果他不构成威胁，就抓捕他。”

简短介绍结束后，我们进入直升机，进行最后一次演练。我们要突袭院落模型，让大人物们能够看到整个行动的全过程。这是获得批准的关键所在，我知道我们必须这样做。但是进行演练时被围观让人感觉很不舒服，就好像我们是鱼缸里被观赏的鱼。但如果在大人物面前表演杂耍能帮助我们获得批准去开展行动，我们大家都愿意这样做。

距目标地还有一分钟，机长打开门，我伸出双腿。

抓住速降绳，我能看到一些大人物在目标地附近。他们戴着夜视仪，抬头盯着我们。当直升机开始盘旋在我们的速降位置时，旋翼把石头和灰土打得满天乱飞，迫使大人物们朝对面跑去。当我看到一些女士穿着高跟鞋踉跄时，我偷偷笑了。

演练进行得很顺利，整个过程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那么，你认为我们能得到批准吗？”演练结束后查理问我。

“伙计，我不知道。”我说，“我无所谓。”

第二天我们飞回了基地，尽量保持低调。我们都准备好了，现在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只有等待。

奥萨马· 本· 拉登的宅院

这座占地一英亩的宅院位于比拉尔镇的卡库尔路，地处阿伯塔巴德市的一个中产阶级社区。这个镇上有一所巴基斯坦军事学院以及一处著名的度假景点。本· 拉登住在主建筑的第三层。

第十一章

战前等待

不过至少它让我们笑了笑，也许上面知道幽默能帮我们缓解压力。事实上，如果真到了那个地步，没有任何说法能掩盖事实。你想，22名海豹突击队队员，身背60磅的高科技装备，还有一位爆破手和一名翻译，总共24个人，再加一条狗，正在突袭离巴基斯坦的一所军事学院仅几英里之遥的一处住宅区……

到达弗吉尼亚比奇的基地时，天色已经昏暗下来。我朝门口的卫兵晃了晃身份证，他看到我衣服上的印花标识，挥手放行。路旁停放了长长一排当天从家返回基地的车。

离起飞还有几个小时，但我已经在家待不住了。这一周真是难熬。这是我们的通病：在家待的时间越久，就越烦躁。此时正值复活节期间，我邀来父母团聚。我们聊了聊彼此的近况，可我却没法告诉他们我工作的真实内容。举国上下都在描画复活节彩蛋，而我却怀揣着自己这辈子最大的秘密。

我们在西部的演练结束了，在等着华盛顿的政界人士拍板。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模拟目标建筑物内，我们又做了最后一次演练，返回基地前，我们终于得到命令：去阿富汗的贾拉拉巴德集结。

对于是否能最终获得批准，我们仍不能确定。没人欢呼雀跃，大家各有所思，各自准备着。不过，至少我们朝那幢目标建筑又靠近了一步。

我停好车，拿上背包，看到有些队友正朝队部走去。我很清楚，大家都揣着一样的心思。

“老天，真不敢相信，行动居然被批准了。”

我知道，大多数人都觉得这项行动根本不可能被实施。这种念头也是个提前的心理准备，一旦行动在最后一分钟被取消，我们也不至于太过失落。

“是啊，没错。等咱们的飞机上了天我才敢信呢！”沃尔特应和着，我俩走进了大楼的前厅。

“真要把咱们送过去的话，这可是个好机会。”我说。

一旦我们开始行动，走漏消息的风险就会越来越高。部队的其他人肯定会知道要有动作了。即使不定期换岗时新来一批士兵这种小规模的调遣，都能让人明显感觉人数激增，更别提我们这次行动会带来多大反应了。

要长途飞行了，大家正在茶室里吃东西，还有几位在站着聊天。我们都穿着牛仔裤、纽扣衬衫，一副标准的游客打扮，看样子就像正要外出度假。如果我们带的是高尔夫球杆而不是步枪和夜视仪，你恐怕会把我们当成一支职业球队。

我的装备不多，除武器外就是几件换洗衣服、洗漱用品和一双人字拖鞋。我们不会待得太久。按照计划，我们飞过去后用两天来适应环境，在第三天夜晚执行任务。

我们乘坐大巴从基地到了附近的机场。跑道上停着一架巨大的灰色C-17环球霸王战略军用运输机。这会儿引擎还没启动，空军地勤人员正在做起飞前的检查。直升机机械师已经上了飞机。不远处，一群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师们自顾自地忙活着。

我们落座后觉得还蛮舒服，就像以前来过好多次这个地方似的。执行任务时我们有这样的感觉。机舱里面，我们的装备和飞机乘务员的设备都用带子固定在地板上，座位紧靠舱壁。我把背包扔在地板上，从里面掏出绿色尼龙丛林吊床。我环顾四周，想找个拴它的地方。队友们已经如蚂蚁般爬向四处，各自找个能伸展身体的舒服地方。在让飞行过程更舒服这方面，我们可都是专家。

我把吊床拴在两个放装备的箱子中间。其他人也各得其所，或躺在箱子顶上，或躺在座位和物品的中间。有些人已经把野营床垫充上了气，只有不多的几位和我一样睡的是吊床。这东西原本是发给我们执行丛林任务时用的，可我很喜欢用它，这样就不用睡在冰冷的地板上了。

我们要先花9小时飞到德国，短暂停留后，再飞8小时到巴格拉姆。飞行中尽可能多的睡眠是极为重要的。

起飞前，空军乘务人员把我们都赶回到座位上，并要求系上安全带。只有一个空位了，就在中情局分析师珍的旁边。扣好安全带，我感觉到飞机开始滑行。几分钟后，飞机冲出跑道，快速飞向高空。飞行刚一平稳，大家就打开安眠药瓶，准备在长途飞行中好好睡上一觉。

我还不累，于是开始和珍聊天。我在北卡罗来纳州见过她，但因为要准备行动，没怎么和她聊过天。我对她很好奇，因为她可是抓捕本·拉登行动的主要分析师之一。

“老实说，”我问她，“那人是本·拉登的可能性有多大？”

“百分之百。”她傲然回应。

珍在大学毕业后就被中情局招募。在寻找拉登特别行动小组，她已经忙了至少5年。这个小组中的分析师走马灯般轮换，而她却留了下来，并且锲而不舍。在拦截到艾尔·科威特的那通电话后，是她串起了所有线索。我错过了第一天的情况介绍会，珍在那次会上陈述了他们锁定阿伯塔巴德为本·拉登藏身之所的过程。此后的几周，她作为分析师解答了我们关于此次行动目标的所有情报方面的问题。

以前我们也听过号称“百分之百”准确的情报，但每次结果都让人失望。

“别随便说什么百分之百。”我说，“咱们的情报人员说百分之百的时候，往往只有百分之十的把握。说百分之十的时候，倒更可能是百分之百确定。”

她不加掩饰地笑了。

“不，不，”珍说，“确实是百分之百。”

“2007年那次，也说是百分之百。”我说。

她当然记得2007年的那次任务，当时我们受命全力追击这位白袍飘飘的家伙。珍翻了个白眼，又皱了皱眉头。

“那次的情报确实不怎么样。”她说。要知道那条情报可是来自于中情局。“整件事情很快就失控了。”

听到中情局的人自我批评可真难得，虽然该为2007年的那次惨败负责的人很多，随便扔根棍子就能砸中几个。那次任务失败的典型问题在于人人都想插一脚。当时的局面和今天的情形迥然不同，这也让我们对眼前的任务有了更大的把握。

珍敢于说出自己的观点，哪怕是面对像海军上将卖克雷文这样的高级军官。从一开始，她就表明不赞同从地面攻击。

“有时候，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里的人就像是房间里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大猩猩。”她说，“我更愿意摁个按钮炸掉它。”

这是外界对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典型态度。对我们的憎恶不光来自于军方的普通人员，也来自于情报单位。因为不了解我们，所以很多人不信任我们。

“不用遮遮掩掩的。”我说，“不管对我们是爱是恨，你现在跟我们可是坐在了一条船上，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你觉得这是你们的游戏。”珍说，“可是别忘了，你们刚刚才加入进来。”

没错，这项行动就像她的孩子。珍和她的团队用了至少5年时间，才把我们领向现在要去的那个地方。现在只是由我们出场来为行动收尾而已。

“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你们确实费了不少气力。”我说，“我们很乐意出场30分钟，来个漂亮的收场。”

“我得说，你们可不是我心目中的最佳人选。”她说。

“瞧瞧，刚说过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我们到巴格拉姆时天已经黑了。飞机滑向远离主航站楼的地方。舷梯打开后我看到一架C-130，它的舷梯已经放了下来，旋翼还在转动。

巴格拉姆是北约在阿富汗北部的主要基地。它位于喀布尔的北部，规模很大，几乎相当于一个小城市。对于数千名士兵和雇佣军来说，这儿就是家。在巴格拉姆少有战斗发生，仅存的“危险”就是在街上因为超速或夜间未系反光带而收到罚单。

哪怕在巴格拉姆只停留一刻，也有可能会泄露我们的秘密。

幸亏我们要前往的是贾拉拉巴德。那儿的跑道太小了，无法容纳C-17s，因此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安排这架C-130来接我们。我们可不想冒险出现在巴格拉姆的主航站楼或是餐厅里，以防被人看到。一整队基地外部队的出现肯定会引发疑问。

拿起包，摆脱掉安眠药带来的睡意，我们静悄悄地走到C-17后部，直接进入C-130。

我们坐到固定在飞机前部的橙色尼龙折叠式座椅上，空军的地勤人员把装有我们装备的三个箱子捆在飞机后部。舷梯收了起来，我们再飞一小时就会到贾拉拉巴德的基地。

C-130上的座位很不舒服。如果你坐在中间一排，你得靠后面的人撑一把才能坐直，或者干脆你就把自己陷在座位里，但那样会把背压得生疼。如果说在C-17上躺在吊床里伸展身体，就像是坐头等舱，那C-130的中间座位就像是经济舱。

C-130着陆了，虽然跑道平坦，却感觉非常颠簸。它的轮子离机身很近，就像穿着四轮滑冰鞋着陆一样。而且，着陆的声音听起来好像飞机机身撞着了地面。我抓着把手，飞机摇摇摆摆，总算停在了主航站楼前。乘务长打开舱门，一辆大巴正等着接我们去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在当地的驻地。

贾拉拉巴德的飞机场离巴基斯坦边境只有几英里。这里驻扎着不少美军部队，包括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一支部队。在阿富汗东北部执行任务的直升机都从这里起飞。

贾拉拉巴德基地比边境线沿途山谷上的小型前哨站要大一些，它是东区指挥部的一部分；它还负责给边境沿线各部队运送给养和邮件。它是15000名士兵和雇佣军的家。阿富汗安全部队协助基地的防卫工作。

跑道把基地分成了两半，士兵们住在机场的南面。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拥有自己的餐厅、体育馆、指挥中心，还有许多活动板房。驻地里驻扎着游骑兵和海豹六队，以及后勤保障人员。

我们几乎都来过贾拉拉巴德基地至少十多次，因此一迈进大门，感觉就像到了家一样。

“有什么新情况，伙计？”我们刚一到，威尔就迎了上来。

他已经得知自己将参加突袭行动的消息，因此急于想了解计划。

放下装备，我们回到火坑处会合。我们的前辈们修建了一个砖石砂浆的火坑，结果这儿成了驻地的中心广场。我们每次来都会给它添砖加瓦，现在它已经成了兄弟会的平台。在镇上买的劣质沙发上常常挤满了人，他们坐在上面喝咖啡、抽雪茄，胡吹海聊。沙发的更换频率和我们换防的频率一样高。这些沙发产自巴基斯坦，便宜的坐垫承受不了我们这些重达两百多磅的身体的长期碾压。

就在我们飞行期间，早先部署在贾拉拉巴德基地的海豹突击队队员们已经简要了解了计划。他们听说正酝酿大行动，但直到情况通报会上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因为威尔会说阿拉伯语，所以他成了他们中队唯一入选的队员，将和我们一起参加突袭行动。他的队友将作为快速反应分队，乘坐两辆CH-47在行动目标外候命，以防冲进去的人员遭遇不测。他们的另外一项任务是在目标建筑北面设立一个前沿空中加油站。身形巨大的CH-47就相当于会飞行的校车，快速反应分队可随机携带充气燃料袋，这样运送突袭部队的黑鹰直升机在返回贾拉拉巴德时就能及时补充燃料。

“你见到实物模型了吗？”我问威尔。

我们走进指挥中心旁边的会议室，我摘掉模型上的挂锁，威尔帮我抬起上面的木盖子。

“哇，真不错。”他一边说一边趴下身子仔细观看模型。

威尔是一位典型的海豹突击队队员，大概5英尺10英寸高，身形瘦削，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自学了阿拉伯语。他极聪明，很专业，少言寡语。

海豹突击队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团队。匪夷所思的是，大家都知道早已部署在这儿的这支突击队完全能和我们一样出色地完成这项任务，那为什么又召我们前来呢？把任务赋予我们的唯一原因是我们进行了必要的演练，说服了白宫的决策者批准这项行动。执行任务的每个小队都是可以相互取代的，由谁最后执行取决于天时地利。

“给我一份行动计划。”威尔说。

“好，我们在第一队。”我说，“咱们的飞机首先从东南面靠近，然后停在这儿。”

我指了指院子上方。

“我们从飞机上垂下绳索，顺绳而下，然后清理这所主楼，它的代号是C1。”我说。

这些都是标准步骤，威尔很快就明白了。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们再次熟悉了整个计划，设想了所有意外情况。我跟威尔讲了我们的无数次演练，直至形成了目前的方案。威尔第一次接触这份计划，而我们已经演练了好几周。用3周时间演练一项任务是很罕见的。在阿富汗或伊拉克，通常我们从接到任务，制订计划，到最后实施只用几小时而已。

指挥部的头儿们还在谋划全局的计划和做协调工作。现在万事俱备，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

一般来说，我们都有注意力缺乏症，至少我们开玩笑时这样说。我们可以非常专注，但时间不会太长，而等待是我们最害怕的事情。沃尔特却总是让我们等待上面的批准，这让我觉得很难熬。我甚至没有耐性看完一部电影。

大家都用各自的妙招调节自己的情绪。我的办法是整理装备，件件物品都拿来一查再查。夜视仪和红外激光瞄准具的电池都换成了全新的，无线电也充上了电。所有物品都摆放得整整齐齐，军靴和袜子摆在叠好的制服旁边；装有两块防弹插板的背心，装弹药的袋子，还有HK416突击步枪，都依次摆放在我的床上。

我用细细整理装备来消磨时间，但离午夜或我们的午餐时间还有好几个小时的时候，我们必须想其他办法打发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去健身房。有人在做咖啡，可不是速溶的，而是用法式压滤壶做的。一名队员带来了一个派力肯安全箱，里面装有压滤壶、研磨机和各色咖啡豆，据说能冲出星巴克咖啡的味道。我看过他们做咖啡，做一杯能花一个小时。他们把咖啡豆研碎，再榨出咖啡；然后小心地把水烧开，坐在火边开始细细品尝。煮咖啡已经上升为一种仪式，沉迷于其中，就不必用太多的时间坐着干等。每个人都有自己打发时间的高招。如果行动方案最终获得批准，离发起突袭就还有两天时间。

第二天，我、威尔和两名队友一起去机库见驾驶员。来自于第160特航团的飞行员们一直和我们共同演练。

我们几乎只和他们合作。在我们眼里，他们是全世界最棒的飞行员。

特迪正在机库门口等候我们。他个子不高，五十多岁，留着平头，是一号直升机的飞行员。我们绕黑鹰直升机转了几圈，给威尔看了登机方案。临走前，我们还聊到了意外情况。

“如果出了意外得紧急降落的话，我会尽力降在西边的那个露天院子里。”特迪说。

我们把那个院子称为“回声”（Echo），它是这所宅子里最大的露天区域。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特迪清楚一旦飞机被敌人的火力击中或操作失灵，这个院子就是最佳的降落地点。

“不过不用担心。”我说，“有人给咱们垫底儿。就算有飞机失事，那也一定是第二队。”

我还从来没有遭遇过飞机失事。但我们这一队的12个人中间有7位曾经遭遇过，而第二队只有两位。我们开玩笑说，按照平均数定律，我们的飞机应该不会坠落。

机会稍纵即逝。从下周起照明周期就开始延长了。一个月内我们都再不会有这样理想的条件了。而且，既然已经准备就绪，拖延得越久，走漏消息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准备计划的这三周里，知道这次任务的人员数目以几何级的速度在增长。

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活动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麦克雷文在阿富汗，这本身不是什么新闻，但他正前往贾拉拉巴德的消息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骚动。突击队的一名上校要把我们的日常行动报送给巴格拉姆的指挥中心。他最终看明白了我们的任务，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有行动正在进行。

而华盛顿方面关注的主要是情报的准确性。珍的同事并不像她那么自信，对于本·拉登是不是藏身在这所宅子内，他们只有百分之六十的把握。

身在阿富汗，我们无须关注华盛顿方面的书面意见。我们每天都要开会，无人机一直都在宅子上空侦察情况。而且，我们还得应付头儿们拍脑袋作出的决定。我们的所有任务多多少少都会碰上这样的突发奇想出来的“妙计”，这些东西并不受欢迎。头儿们的时间太充裕时，就会冒出一些奇思妙想，结果这些不切实际的奇思妙想恐怕就会成为我们要执行的任务的一部分。

“头儿们想让我们拿着手提式扩音器来维持秩序。”负责外围安全的队长说，“这条建议和使用警灯有一拼。”

先前，头儿们突发奇想，想让外围安全队拖来一辆本·拉登的汽车，在上面安一盏警灯，好使这次任务看起来像是当地警方的一次行动。

“我只好说，‘长官，我们要把车推出来吗？我们可没车钥匙呀。’”队长说，“如果方向盘锁住了怎么办？而且，谁有时间去推车，还要一直推到街角那儿？更别忘了，车上还有一盏闪烁的警灯呢，咱们在哪儿可就人人皆知啦。”

“巴基斯坦的警灯什么颜色？”我问。

“不知道，”他说，“我也正要问这个问题呢。然后我们又花了半个小时讨论阿里。”阿里是中情局的翻译，能讲当地的普什图语。“这条妙计是让阿里穿上当地平民的服装。而他两边就是我和机枪手，我们都穿着制服，那他不穿制服又会怎样呢？”

最终还是正确的逻辑在两场论争中获胜。我们不用巴基斯坦警灯，阿里也还是穿着自己的制服。

“运筹帷幄者”们一旦插手具体事务，这类事情就层出不穷。中情局的人曾让我们背上60磅的箱子以屏蔽手机信号。我们的负重本来就是个问题，所以这条“妙计”很短命。如果在争辩这些妙计上浪费的时间能够收回来的话，我们的寿命没准都能延长几年。

第二天夜里，我坐在火坑边和查理、沃尔特一起品尝刚煮好的咖啡。当天的辩论已经结束了，辩论的话题是应该射击本·拉登身体的哪个部位。

“别朝脸上射，”沃尔特说，“恐怕全世界的人都想看他当时的照片。”

“但如果漆黑一片，我又只能看到他的头，我可不想等着他引爆自杀背心。”查理说。

“这些照片被看的次数肯定会是最多的。”我说，“要是有的选择，我看该射胸部。”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沃尔特说。

“你记着朝上瞄，”我对沃尔特开玩笑，“你的个儿可才到他的腰。”

我们已经敲定在电影中由伊利亚·伍德（Elijah Wood）①来扮演沃尔特，因为他还没有霍比特矮人高呢！

给这部本·拉登电影寻找演员的玩笑让人乐此不疲。这次任务要是有好莱坞版本，那由谁来扮演谁？没人能像布拉德·皮特或是乔治·克鲁尼那么神勇英俊。我们队中倒是有一位红头发队员，那无疑该让“胡萝卜·顶端”（Carrot Top）②扮演他。沃尔特怎么说也该让“指环王”里的佛罗多来演，不用去找二流的喜剧明星。

“要是这次干成了，我们就帮杰伊的肩膀上加星喽。”我说。

大家都知道，如果这次行动成功，对于像杰伊这样的军官，那就可以青云直上，很有可能杰伊哪天就成了上将。对于其他能沾上边儿的人就没什么意义了；对于我们，这不过是一项工作而已。

“我们肯定能让奥巴马再次当选。”沃尔特说，“我现在就能想象到他的样子——大谈特谈他如何命令杀死了本·拉登。”

这样的情形我们以前见过，当时他把拯救菲利普斯船长的功劳归于自己。尽管我们都欢迎他做的这个决策，但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这次行动毫无疑问会成为他的政治资本。

我们都知道这次行动的意义非同小可，远比我们这些人的意义大，也比所谓政治的意义大。也许军官和政客们会从中受益，不过这并不会减弱我们实施行动的意愿。事情从来就是这样，我们得到的回报就是享受工作的过程，除此以外，再无其他。

天快亮了，火坑里的火也快着完了，我们也都打算回去睡上几个小时，因为我们是在夜间行动。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驻地的大多数人都是白天睡觉。

我取了两片安眠药。没有药片大家都没法休息。我们使尽浑身解数用平常心看待这次任务，但它就是不一样。短短两天，好似数月。

第三天应该是“行动日”，但厚厚的云层延误了我们出发的时间。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总是被延误，这在意料之中。延误总比取消强。麦克雷文想让无人机观察宅院里的情况，以免本·拉登在我们赶赴那里的时候已经逃走；但厚厚的云层使侦察机无法工作。

白天，我们在一间狭长的房间里召开情况通报会。房子中间是手工打造的木制长椅，感觉有点像教堂。房间的前面是平板电视，用来播放幻灯片，还有无人机拍摄的画面以及卫星照片。

今天的会议室里可是够挤的。我挨着查理坐在后面的长椅上。另外一个中队的几名海豹突击队队员挤在模型旁边，正在精心研究。这模型真是抓人眼球，不知不觉就把你的目光吸引过去了。

会议的部分内容是如果这次任务执行得极不顺利，巴基斯坦当局要逮捕我们的话该怎么办。

总统已经允许我们自我防卫，甚至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与巴基斯坦军方交火。我们已身处巴基斯坦腹地，因此一旦被扣留，我们必须得有个理由，而不能说出实情。

“伙计们，”长官说，“听听头儿们出的主意：就说我们是在搜寻一架坠落的ISR。”

ISR是军方对无人驾驶飞机的称呼。也就是说，我们要告诉巴基斯坦的审讯官，美国空军丢失了一架无人驾驶飞机。

我们都大笑起来。

“这就是他们想到的最好说辞吗？”房间后面有人在问，“怎么不干脆给我们一个喇叭、一只警哨呢？”

这样的说法太荒谬可笑了。不管怎么说，巴基斯坦也是我们的盟国，如果我们真的丢了一架无人机，国务院可以直接和巴政府交涉，把它弄回来。这理由太不靠谱了，根本经不起滔滔不绝的质询。

不过至少它让我们笑了笑，也许上面知道幽默能帮我们缓解压力。事实上，如果真到了那个地步，没有任何说法能掩盖事实。你想，22名海豹突击队队员，身背60磅的高科技装备，还有一位爆破手和一名翻译，总共24个人，再加一条狗，正在突袭离巴基斯坦的一所军事学院仅几英里之遥的一处住宅区……

会议结束时，海豹六队的指挥官到了。他一头银发，蓄着胡须。多年前的一次跳伞意外使他失去了一条腿。他走向会议室的前方，我几乎看不出他那条假肢迈步时有什么异样。

向我们介绍情况的军官退到后排，指挥官在前方站定。刚才的嬉笑声、抱怨声逐渐低了下去，一时间房间里鸦雀无声。

“伙计们，”指挥官说，“我刚和麦克雷文通完电话，他刚和总统谈过。行动获得了批准，我们明晚发起攻击。”

没有欢呼声，也没人击掌庆祝。我扫了一眼身边长椅上坐着的这些兄弟，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并肩作战。

“我的老天，”我心里嘀咕着，“我还以为不会来真的呢！”

不用再开会了。

不用再管那些“锦囊妙计”了。

最重要的是——不用再等待了！

注①：美国著名演员，因出演《魔戒三部曲》主角霍比特人佛罗多· 巴金斯而为人所熟知。——编 者注

注②：美国喜剧演员，真名司科特· 汤姆逊（Scott Thompson），艺名Carrot Top。——译者注

第十二章

出发日

突然间，直升机一个90度右转向侧翻，我觉得自己的胃就像是坐过山车那样猛抽了一下。黑鹰直升机试图拉起，旋翼在我的头顶尖叫不已。直升机正在一秒一秒地接近地面。在我的这一侧，我从舱门处看见那所宅院正朝我们迎面扑来。

我没有办法安然入睡。

在刚刚过去的两三个小时里，我一直试着让自己舒服点儿，但在这个硬邦邦的床垫上我睡不安稳，思绪也没法平静下来。今天就要出发，任务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我拉开了自己床铺上用来遮光的迷彩雨披，把腿伸了出去，揉了揉双眼。这三天以来，我一直试着不去想这项任务，但现在我不可能将它抛诸脑后了。如果一切都按计划顺利进行，不出12个小时，我们就会进入本·拉登位于巴基斯坦的藏身之所。

我没有丝毫的困意。我确定自己睡着的唯一“证据”是那个装过安眠药的空塑料瓶。还有几个空瓶子，现在里面盛满了尿。我们住在拥挤的临时营房里，这儿离最近的厕所有200码，因此，我把空瓶子，像佳得乐饮料瓶都留了下来盛尿。这是我们的习惯。我们一般会迅速地打开头灯，然后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撒完尿。

我觉得自己体力很好，但精神紧张；虽不烦躁，但坐立不安。那种“整装待发”的惯常状态折磨着我的神经。现在大家都很高兴，这等待终于要结束了。

有些队友正在沉睡，我尽量小心，不弄出声音来。我蹑手蹑脚地从床铺上溜了下来，穿好衣服。鼾声从其他屋子里隐约传来。我抓起太阳镜，走出了营房，来到了大太阳下。阳光照在我身上，猛的就像一把大锤无情地砸在身上。这种感觉就像在拉斯韦加斯豪赌一夜之后刚刚走出赌场一样。

片刻后，我已基本适应了，开始朝着餐厅走去。此时，午后的阳光洒在我的脸上和胳膊上，让人觉得很舒服。我看了看表。对我们这些住在围墙内，而且只在吸血鬼活动的时间行动的人而言，现在才是早晨。

对军事基地的其他人来说，现在是工作日的中午时分。直升机无休止的轰鸣声听起来像是录音唱片在大声播放。一辆刚刚清理完营地内移动厕所的吸粪车从我身边经过，留下了一路浓烈难闻的消毒剂的化学气味。

我低着头，沿着落满灰尘的砾石路一直走向第一道门。每到一支新部队，大门密码就会被更换一次。我费劲地从口袋里找出一张写有密码的纸条。我的脑袋还有些昏昏沉沉，安眠药的药劲还没过去。我按了一堆数字，拉了拉门把手。

门没任何反应。

试了三次，总算打开了门，我继续“上路”了。

我于是想：“就去吃点早餐吧。”

我曾在绿队挺了过来，我心里很清楚，假如把所有心思一直放在这项任务上，肯定会崩溃。挺下去的唯一办法就是吃好每天的每顿饭。现在，在我的生涯里最重要的任务即将开始之前，我要做的就是一心一意地去吃顿“早饭”。

胜利就是点滴的积累。

我走进餐厅，用冷水冲了冲手。餐厅里油炸食物的味道很浓烈，几乎都能附着在衣服上。餐厅的水泥墙上还贴着以前的节日饰物。一张褪了色的20世纪70年代的印有4个食品供应商的海报占据了公告栏的大部分空间，旁边是今天的菜单。

我仔细打量了长长的不锈钢餐柜。每个餐柜后边都站着一位服务员，他们系着围裙，戴着帽子，随时准备给我的盘子里来上一勺玉米粉或是一堆咸肉。

这些东西看上去都不合胃口。咸肉更像是脂肪而不是肉，油脂黏糊糊的。但我需要补充能量。我径直走向烤架那边，那儿已经排起了队。负责供应快餐的厨子站在平顶餐柜后边，他正把一个被一堆油乎乎的东西包裹的黄油煎蛋卷盛到排在我前面的一个伙计的盘子里。

当那个厨子拿眼睛问我的时候，我说道：“4个鸡蛋，麻烦炒一下。加火腿和奶酪。”

在那厨子给我炒鸡蛋的时候，我拿了些烤面包和水果。餐架上供人选择的食物总是老一套：大果盘里盛着还没长熟的暗橙色的香瓜，还有像绿色化学物的蜂蜜露。我上次轮班时在餐厅看到一个箱子，上面竟然写着“军队和监狱专用”。这似乎也正常！

没有谁会为了这样的伙食来当兵。

我抓起两片面包，在烤箱里稍微烤了一下，又往盘子里堆了一些菠萝，因为不能把菠萝压碎，只能摞起来。回到烤架那边，我拿上了我的鸡蛋，又往碗里盛了一些燕麦粥，并添了些葡萄干。

我看了眼就餐区摆成长排的餐桌。低沉的谈话声与挂在角落处播放有线新闻的大屏电视的声音混杂在一起，形成沉闷的嗡嗡声。我看见了几名队友，他们坐在离电视较远的桌子旁。我向他们走去，半路放下餐盘，接了杯咖啡。

这间餐厅仅供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人员使用，但这里的人并不都清楚这次的任务。

我一边往鸡蛋上撒胡椒粉，一边向我的队友轻声地打了个招呼，其中有查理和汤姆。他们回应了一声，但和我一样，大家都不想说话。我们各自想着自己的事儿倒会更舒服一点儿。

“睡得怎么样？”我问道。

“糟透了！”查理答道。

“吃安眠药了吗？”

“两片。”

“往好处想，起码我们还在享受这顿丰盛的早餐。这真像科罗纳多大酒店的自助餐。”

那家酒店是太平洋海岸历史最悠久的度假酒店之一，离我们曾经接受基础水下爆破训练的地方不远。

“是啊。”查理说道，“你就只想到这些？”

我是想逗逗乐子，但为时尚早。查理总是对我的冷笑话嗤之以鼻。我知道那都是扯淡，不过是寻开心罢了。

除了这个话题，没有人谈论家庭，也没有人谈论这项任务。没有更多的话可说。饭菜不好吃，但你路过时只看我们的盘子是看不出来的。

我不相信我们有哪个人能真的品尝出这顿早餐的味道。它只是为即将到来的任务提供能量而已。

吃完炒鸡蛋和水果，我又强迫自己大口喝完了那碗燕麦粥，还喝下了一杯橙汁。吃饱之后，我回到了自己的住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下顿饭。

我回来的时候，屋里仍然很安静。有些队友想睡到最后一刻再起床，但我太亢奋了。我拿起自己的牙刷，又拿了一瓶水，并仔细确定我拿的确实不是尿瓶子，然后出门，到了旁边一块铺着厚厚沙砾的地方开始刷牙，之后把漱口水直接吐到了地上。

早餐搞定。

刷牙搞定。

回到屋内，我把牙刷塞进自己的背包里。

我之前已经摊开了沙漠数字迷彩战斗服。这种制服设计得像长袖衬衫外加工装裤，整套衣服共有10个口袋，每个口袋都有特定用途。这种衣服是穿在防弹背心里面的。袖子和肩部是迷彩色，而上衣的正中部位是棕褐色，由轻质材料制成，利于排汗。因为实在太热，我早把上衣的袖子剪掉了一半。

我坐在床上，开始穿战斗衣束。从我开始穿裤子的那一刻起，我所做的一切就必须按章法进行了。

每一个步骤都是精心计划过的。

每一次检查都是为了集中精力，并确保我没落下任何东西。

这些步骤跟我以前执行任务前所做的毫无两样。

我重新检查了一遍衣服上的每个口袋，然后穿上了裤子。

我裤子的一个口袋里装着战术手套和速降连指皮手套。另一个口袋里装着一组备用电池、一块能源凝胶以及两个能量棒。右脚踝处的口袋里装着一块备用止血带，左脚踝处的口袋里装着橡胶手套和敏感现场勘查工具。

在左肩膀处的一个口袋里，我摸到了一张200美元的钞票，假如我们遇到不测，需要搭乘当地交通工具或是买通当地人的时候，这钱就能派上用场。逃命是要花钱的，而美元比什么东西都好使。我把奥林巴斯数码相机装在右肩口袋里。我顺着皮带摸到后边，有一把丹尼尔·温克勒匕首。

我掖好衬衫，又拿出我的装备重新检查。陶瓷防弹插板遮护住了我身体的前后要害部位。在我前身的插板两边各有一台无线电设备。我在两台无线电的中间装了三个HK416突击步枪弹匣，还有一枚棒球大小的破片手榴弹。在我的防弹背心前面还插着几支化学荧光棒，包括能发出红光的红外荧光棒，它们仅通过夜视仪才能被看到。行动当中，我们会把它们扔到我们已经清理完的某些房间或场地。这种荧光棒发出的红外光是肉眼无法看到的，但我的队友借助夜视仪就能看到它们，从而知道哪里已经安全了。

我的断线钳装在背后的一个口袋里，两个手柄贴着背部，比肩膀稍高。两根无线电天线也紧贴着背心。

我摸了摸我的装备，确信爆破引线已被牢牢绑在背后。接着我又开始检查头盔。

装上夜视仪的头盔的重量不到10磅。理论上它能够挡住9毫米口径的子弹，但是，这种头盔曾经有过抵挡住了AK47子弹的案例。我打开了沿导轨装在头盔边侧的灯。这是只崭新的普林斯顿充电灯，我在上次行动中使用过。

我戴上头盔，拉下夜视仪，也就是俗称的NVGs。与传统部队不同，我们的夜视仪有四个镜筒，而普通的只有两个。这能让我们拥有120度的视野，而不仅仅是40度。普通夜视仪就像透过卫生纸卷筒看东西一样，而我们的夜视仪几乎没有什么死角，让我们能很容易就看清犄角旮旯，从而更容易了解面临的情况。打开这套价值65000美元的夜视仪后，眼前的屋子变得到处绿莹莹的。稍调整了几下后，一切细节都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最后，我拿起了步枪，把枪托顶在肩部，打开EOTech全息内红点瞄准具。瞄准具后面还串列安装了一个3倍放大镜，这东西能让我在白天射击时打得更准。我瞄了瞄床铺旁边的墙面，测试了一下红色激光器，红点能用肉眼看见。我又拉下夜视仪，测试了一下红外激光。

我把枪栓一拉，枪上了膛。又把枪栓往回一拉，检查了一下枪膛。我检查了两遍，确定枪膛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将这把步枪放到了墙边。

装备检查完毕，我从背心前面的一个小口袋里拿出一个小薄本子，那是本次任务的小抄，然后翻看起来。

第一页是个指导任务的栅格坐标指南，也称为GRG。这是从空中拍摄的拉登藏身之所的图片，所有重要区域全部标记了出来，建筑物都用数字编了号。从飞行员到快速反应部队的每位成员，再到指挥中心的人员，所有人用的都是同一GRG。

下一页是个无线电频率表。最后是一份本次任务目标人物的名单及照片。我认真研究了艾尔·科威特兄弟的照片，特别多花了点时间看阿赫迈德·艾尔·科威特的照片，因为据分析他可能住在C1客房。每一页不仅有照片，还有重要资料，比如身高、体重以及任何能查到的别名。最后一页有张本·拉登的照片以及关于他和他的儿子当前大概样貌的素描参考图。

我已经穿上迷彩服，装备也准备就绪，然后抓起我的萨洛蒙山地战靴穿了进去。与我的队友们有时穿的那种低帮越野鞋比起来，这双鞋要笨重一些。但我最喜欢这双鞋，因为它能保护我那经常扭伤的脚踝。我穿着这双鞋在库纳尔省爬过山，在伊拉克的沙漠里侦察过。我的所有装备都曾陪我执行过任务而且表现出色，没出过问题。我知道它们很可靠。

系鞋带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系鞋带了。我们即将执行的任务十分重要，意义非同寻常。我们尽量不去想历史使命的问题。我们只是在做自己的本职工作，这只是又一次任务而已。我们的任务是突袭一所宅院，俘获或击毙一个目标人物。我不在乎这个目标会是谁。但是，当我系鞋带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这次的目标人物的确非同寻常。这次任务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我想我得先把鞋带系好。

在即将出发的最后一小时，我考虑了一些小事。一切都得确认无误。我把鞋带系成双结，然后塞好。在屋子中央，我把那60磅的防弹背心举过头顶，搭到了肩上。我束紧带子，几乎把自己包在了里面，两块防弹插板紧贴在我的前胸和后背。我又花了点时间检查，以确保自己可以够着身上所有的东西。我把手伸到头后，能抓到断线钳的手柄。我又摸了摸左肩膀上绑着的爆破引线。

我把天线连接到我的无线电上，然后戴上骨传导耳机（bone phones），使它紧贴在我的颧骨上。这种设备能让我通过骨传导技术收听到所有无线电信息。如果需要，我还可以戴上防噪声耳塞，以便消除周围的杂音，让声音直接进入耳道。

我的右耳麦能接听整个行动部队网络的信息。通过这个网络，所有队员互相联络的声音我都能清楚听到。我的左耳麦负责接听指挥网络，我能够借此与其他小队的队长以及指挥部进行联络。

作为队长，我需要两个不同的网络，而实际上，执行这样的行动，指挥网络中不会有太多的通信联络。指挥官会用卫星无线电通信设备通话，绝大多数关于目标人物的无线电联络则会通过行动部队网络进行。

一切检查完毕。我为这项任务所做的准备工作全部完成。我最后扫视了一遍屋子，确定没落下任何东西，然后径直出了门。

夕阳西下。我听到四周其他人在做准备工作。没有人说话，只能听到大家走动的声音，他们正在检查装备或是打点行囊。随着大伙儿进进出出，大门有节奏地发出撞击门框的声音。

几分钟后我们得在火坑旁集合。我走近时，听到几个音箱里传出来震耳欲聋的金属乐队的音乐。我与我的小队会合后找了一块平地，等待麦克雷文露面。早前他提出要在任务开始前抽出点时间跟我们讲几句话。

“你准备好了吧？”我问威尔。

他点了点头。

环视一周，我看到了沃尔特、查理，还有其他小队同样在待命的队员。就在几个小时之前，我们还在四处闲逛，并且开玩笑说谁会在电影里扮演我们。而现在，大伙儿都很严肃。

麦克雷文不声不响地出现了。他走过来后，大家聚拢上去。

他的发言集中在战略层面，讲的都是他得心应手的东西。他的话并没引起我的兴趣，因为我在考虑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他走了之后，传下来命令说该出发了。

“黑鹰直升机上的所有人乘坐1号和2号巴士，”我听到一个后勤人员大声喊道，“坐CH-47的上3号和4号巴士。”

巴士排成一队，早已启动了。上了车，我挤到靠近中间的一个位子上。威尔挤到了我的身旁。这些巴士又破又脏。多年来，这些车把无数荷枪实弹的突击队员运往前线，人造革车座也因此破败不堪。

巴士缓缓前行。减震器由于负载超重而失去了作用，所以每次颠簸都会震到我们的双腿和背部。车只开了几分钟，但感觉好像过了很久。

很快，我看到巨大的探照灯照向机库方向，我知道黑鹰直升机正在那儿等我们。探照灯的强光看上去就像是一颗爆炸了的星球，根本无法直视。我们下了车，穿过机库的防护栏往前走，周围传来发动机的轰鸣声。

直升机里面，机务人员正在做最后的检查。旋翼的噪音很大，我们彼此没法说话。我悄悄溜出来，跑到防护栏外撒了泡尿。直升机准备就绪，我看到几个空军地勤人员推开了机库大门，然后直升机开始移动。

我向另一队的几个家伙点了点头，笑着给他们竖了个中指。大家各就各位，没人说话。说什么都白费，都会被旋翼的噪声淹没，但所有的手势表达的都是同样的意思。

地面上见。

除此之外别无他言。

我们在直升机两边排成队。我看了下表，还剩10分钟。我在停机坪旁边找了个空地躺了下来，把头倚在头盔上仰望星空。片刻之后，我感到浑身轻松。终于，机长向我们示意登机。

由于我到时候会是第一个从绳索上索降的人，因此我一直等到最后才登机。大家全部登机后，门口还留了一小块空地，旁边就是沃尔特和狙击手，他们会在我们迅速索降的时候打掩护。我把屁股使劲儿来回挤，感觉它已经被挤得麻木了。我检查了一下武器，以确保安全。当你被塞进直升机里而没有一点儿动弹的余地时，你必须首先确保自己的武器不要由于疏忽大意而走火。

我把头盔小心地放在腿上抱住，以免弄坏夜视仪。夜视仪翻起来后很像是头盔上长出的触角。

舱门关闭，直升机起飞，在空中盘旋几秒钟后才稳定下来。接着，直升机按预定计划飞离停机坪上空。我感觉到直升机在俯身加速。离开机场后，黑鹰直升机向右倾斜转向，朝边境方向飞去。

机舱里漆黑一片，大家挤在一起。我能感觉到沃尔特活动时双膝好像要顶进我的背部。我耳中的无线电耳麦此时寂静无声。

我仅看见从驾驶舱的仪表盘那儿透过来一丝微弱的光。但窗外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

飞行了15分钟后，行动部队网络传来第一条带着杂音的讯号。

“穿越边境。”

“我想我们的确在边境上空。”我心里想道。

没一会，我开始打盹。当我们越来越接近阿伯塔巴德的时候，我听到行动部队网络传来不同检查站的五花八门的电台通信词汇。然而，每一次我都会重新睡着。

“10分钟。”

我从迷糊中惊醒。我揉了揉眼睛，动了动发麻的脚趾。我必须多睡一会，因为提示的10分钟似乎马上就过去了。我想，其实直升机里的大多数队员都想在飞行途中抓紧睡觉。

“6分钟。”

所有关于此次任务的喧嚣都将烟消云散。对我们来说，这只不过是又一次夜间突袭任务罢了。我戴上了头盔，扣上了下巴托。我又把夜视仪拉了下来，确定自己调整好了镜头的焦点。接着把枪紧紧地抱在怀中，以免在索降时枪被挂住，又最后检查了一遍保险。机舱内仍然漆黑一片，但我知道其他人也都在做同样的检查。

“1分钟。”

机长打开了舱门。我把索降装置准备到位。速降绳与滑降器紧密相连，能让人干净利落地到达地面。滑降器扣在基座的一个保险栓上。我顺手摸了一下滑降器，确定它扣住了。机长也检查了一遍。我使劲拽了一下绳索以确定其是否安全。接着，我把双腿伸出直升机舱门外，感到了阵阵凉风。

我抓住绳子，把身体尽量往前侧倾，想看清前方的情况。我们掠过的几处院子里边有亮着灯的游泳池，还有修剪整齐的花园，周围是高大的石墙。我看惯了山野和泥屋成排的村庄。从空中看下去，阿伯塔巴德让我想起飞过美国城郊时的情景。

我从舱门口探出身体，终于看到了那所宅院。从贾拉拉巴德出发的这次飞行共用了约90分钟，我们将于午夜后抵达目标地。院子外边漆黑一片，周围院落也没有一丝灯光。这个居民区好像都停电了。这个地方经常周期性轮流停电。

直升机开始盘旋，引擎声也变得不同。一找到预定的索降点，我就会把绳子扔下去。直升机悬停颠簸不已，飞行员显然没找准位置。他们好像在和直升机摔跤似的，试图强行使直升机配合。我立刻把视线从地面转移到机长身上，等着直升机停稳，好把绳子抛出去。

“快，快，快”在我脑海中重复不停。

演练时，飞行员从没在悬停方面出过问题。肯定是哪里出了毛病。我们都心急火燎地想离开直升机，到达地面。

“我们分头行动。”我听到行动部队网络传来信号。

“他妈的，”我心里想，“我们还没到达地面呢，就已经启动B计划了。”

突然间，直升机一个90度右转向侧翻，我觉得自己的胃就像是坐过山车那样猛抽了一下。黑鹰直升机试图拉起，旋翼在我的头顶尖叫不已。直升机正在一秒一秒地接近地面。在我的这一侧，我从舱门处看见那所宅院正朝我们迎面扑来。

我挣扎着找到了一个把手，然后滑进机舱。我身后没有多余的地方，因为队友们都已经冲上前准备索降了。紧接着，我感觉到沃尔特抓住了我的装备，把我往机舱内拽。他伸出另一只手抓住了我身旁的狙击手。我用力往后靠。我把双腿往里收的时候在空中乱蹬了一通。我知道，如果我的腿露在外边，一旦遇到碰撞就会被卡住或者弄折。

离地面越近，我就越愤怒。为了这一天，所有突击队员都在他们的个人生涯中作出了很大的牺牲。我们都觉得能被选中执行这次任务是天大的运气。而现在，我们即将丢掉性命，却可能连个出手的机会都没有。

“妈的！妈的！妈的！”我暗自骂道，“要出人命啊！”

“海王星之矛”行动 2011年5月1日

这项计划需要两架“黑鹰”直升机，要将22名海豹突击队员、一名爆破手以及一名中情局翻译人员从位于阿富汗贾拉拉巴德的军事基地运往位于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的目标宅院。两架装载着充足的燃油以及由其他海豹突击队员组成的快速反应部队的CH-47型直升机，在距离目标宅院15分钟航程的地方建立了空中加油点。

第十三章

渗 透

此刻，汗水从我脸上流下，掺和着从旋翼下穿过时刮到脸上的沙粒，模糊了我的眼睛，我通过夜视仪，只能在绿光中看到那是个女人，怀里抱着一个东西。我的手指慢慢在扳机上加力。我看到她的头上旋转着我们瞄准镜发出的红色激光束，就算她此刻怀抱炸弹，我们也能在瞬间结果她的性命。

我的身子紧绷着，当我试着把腿朝怀里缩时，腹肌都在嘎嘎作响。

通过敞开的舱门，我只能看到朝我们迎面扑来的地面。直升机不像那些可以通过滑翔安全迫降的飞机，它一旦停止工作，就会像块石头一样从空中直接掉下去；一旦撞击到什么东西，旋翼桨叶就会折断，碎片和残骸会向四面八方散落开去。我就待在敞开的舱门内侧，不能不担心机舱翻滚时会把我轧碎。

沃尔特在使劲拉我的装备，试图把我往里面拽。但是无论我怎么使劲往里缩腿，腿还是耷拉在机舱外面。我身旁的狙击手一条腿卡在机舱里，另一条也在外面。

真是难以形容眼看直升机撞向地面时的感受。我觉得，自己当时心思并没完全放在那些正在发生的事情上。我当时就想，我待在舱门里，或许就像卡通片《兔八哥》里的一个角色。你知道，在屋子从悬崖上往下坠落的那一刹那，那家伙就是打开前门逃走的。有那么一瞬间，我想到，要是直升机撞到什么翻滚开来，我就在门边，反而会安全着地。

院子的防护墙在眼前快速闪过，我们冲着院子一头扎了进去。

直升机翻转了90度，尾桨几乎撞到院子的南墙上。当地面向我快速迫近时，我只感觉到恐惧。此刻我什么也控制不了，我想这才是最恐怖的事情。我经常在想，自己将来可能会在枪战中丧命，但绝没想到会死于一次直升机坠毁事故。我们都习惯了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也知道有各种各样的危险。我们对战场上形形色色的情况做过认真仔细的研究计划，也确实相信自己的能力。但此刻，除了紧抓住这架直升机之外，其他的我无能为力。

在直升机撞击地面之前的几秒钟里，我感觉到机头在倾斜。我只能屏住呼吸，等待着。当机头就像投向草坪的标枪那样一头扎进松软的地面时，直升机剧烈抖动起来。地面一下子扑向了我，然后，我觉得一切都猝然静止了。这一切快得不可思议，我甚至都没感觉到撞击的发生。

直升机的尾桨并没有折断，不过，旋翼卷起了泥泞院子里的尘土和瓦砾，我们顿时就被乌烟瘴气的涡流包裹住了。

我用力呼吸了几下，并眨了眨眼睛清除里面的灰尘。在我眯着眼睛抵挡尘土的攻击时，才意识到我们依然以一个陡峭的角度停留在距离地面还有6英尺的位置。

“赶快他妈的下去！”沃尔特一边朝我大吼，一边推了我一把。

就这样，我从机舱跳了下去，一下子扑到了院子里。虽然我背着60多磅重的装备，但并没觉得多有负担，也没因为往下跳而剧烈晃动。我没回头看，就像奥运短跑选手那样向前冲，逃离了失事现场。等我冲到大约30码以外，才停了下来。我转过身子，看到了失事的场景。

当直升机坠落的时候，尾梁架在了12英尺高的防护墙上。现在只有机尾部一个承力部件支撑着整个黑鹰直升机，这样也避免了旋翼彻底撞到地面上。要是直升机任何其他部件撞到了墙，或者要是我们完全翻倒过来而尾桨先撞到了地面，恐怕就没有人可以安然无恙地离开直升机了。不管怎么说，特迪和副驾驶完成了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工作。

我看到队友们一个个从机舱跳下来，从直升机斜靠在墙上而形成的空隙下面冲了出来。

跟队友们一样，我善于分析职业生涯中出现的种种紧张局面。此刻，我就不得不仔细想想在这种坠机的情况下该怎么办。两分钟之前，我还因为担心可能在院子外面降落而心生怨气；但此刻，我不得不庆幸，我们居然还活着，而且就站在院墙内的地面上。灾难差点发生，但任务仍要进行。

队友们已经向院门跑去，准备进入既定建筑。我也要立刻行动起来，要是查理或沃尔特已经往各自的既定位置行动了，而看到我还站在那里不动，那我可就要被他们骂惨了。

事前考虑到直升机的燃料消耗情况，还有巴基斯坦方面作出反应需要的大概时间，我们提前做好了部署，要在30分钟内完成所有工作。我们留出了10分钟的机动时间，以便处理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我朝直升机跑去，心想我们现在就需要那额外的一点机动时间了。

那架直升机就那样靠在墙上，我要清理前面的旋翼，但没有足够的空间。院子里面黑黢黢的，我用了夜视仪，还是无法看清楚旋翼在多高的地方旋转。现在只有从飞机残骸下面穿过，才能进入目标建筑。

“我要去爆破了。”我通过行动部队网络听见查理的声音。我看到他正在大院门口安放炸药。

我低着头，也朝着飞机残骸跑去。当靠近它，在尾梁下面跑的时候，我尽可能紧紧地贴着墙。发动机散出的热气扑面而来，那几秒钟，我就像是在吹风机前面走了一趟。

从另一端出来以后，我看到查理正在一扇紧锁的铁门上安置炸药。几个手握武器、严阵以待的同伴就在他跟前，时刻确保着安全。

我朝一间靠近大门的祷告室跑去，察看里面是否有人。屋子里面很宽敞，铺着厚厚的地毯，墙四周放着靠垫。我们从情报分析师那里得知，这间屋子很可能是会客用的，但使用的频率似乎不高。弄清了里面没有人，我取下一个红外荧光棒，扔在了门口，告诉队友这间屋子是安全的。

我又跑到外边，此时查理还在检查反向爆破装置，以免有人被爆破溅起的碎片弄伤。查理接上了引爆线，就从安放炸弹的地方快速退了回来。这样的事情他已经做过成千上万次了。

为了保护眼睛，我们都低着头。没有人恐慌，也没有人紧张不安。我们已经抵达地面，现在终于要去完成这项使命了。

炸药爆炸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在门上炸出了一个洞。查理第一个穿了过去，为了让我们更容易通过，他手拉脚踹着旁边那些烧焦了的金属。队友们一个接一个穿了过去，冲向各自事前预定的目标。虽然起初进展并不顺利，但此刻，我们又回到了既定的轨道上来。

确保入口安全以后，我瞥见了二号直升机。它在空中盘旋，已经将外围安保队员安全送到了院墙外边。在等队员快速索降到屋顶而不得不在建筑物上空悬停时，直升机的旋翼就会刮起大风。因为已经模拟训练了好几十次，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强风袭面的感觉。

但这架直升机没有在屋子上空盘旋，而是很快在墙后面消失了。里面的飞行员肯定是看到了我们坠落的情况，于是返回去把队员们都放在了墙外。

“不用担心直升机降落位置的好坏，把伙计们送到地面就行。”麦克雷文上将在给我们作最后一次简短训话时反复强调，“在哪里降落都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让他们安全抵达地面，余下的问题他们自己会想办法解决。”

我猜，目睹了我们的直升机所遇到的情况以后，二号直升机已不打算冒险让队员们快速索降到主建筑顶上去了。这个决定无疑是正确的。

我听到通过行动部队网络传出的不多几句插话。我从应急计划中得知，如果第二队无法在屋顶上滑降，队员们将从院子北门进入目标建筑。

我们朝着C1客房移动，威尔跟着我靠近客房前门。唯一可能暴露我们行踪的声音，就是我们穿的靴子在沙石地上发出的“沙沙”声。

我们早已知道，本·拉登的心腹之一阿赫迈德·艾尔·科威特及其家人就住在这间客房里。估计至少他的一个妻子以及孩子们也住在这儿，所以我想我们在这儿不会遇到什么该死的圈套。

跟在实物模拟和照片中看到的一样，这间客房装的是上方有窗口的金属双开门。门右侧的一扇玻璃窗外装有防护栏。我看不见房间里有什么亮光。所有的窗户都用帘子遮着，根本无法看到里面的情况。

就在我试着拉门把手的时候，威尔在门左侧占据了攻击位置。我拉了L形门把手两次，但门是锁着的。

威尔退后，从装备中取出锤子，并拔出了可展开的锤把手。而我则在右侧掩护。

他退后几步，用力猛砸门锁。锤子虽然砸到了把手，但把手只是被砸扁了，留下几道深深的裂缝。威尔又砸了两下，但还是不行。金属门非常坚固，我们知道锤子现在已经派不上用场了。

威尔走到窗口前，想打碎玻璃，这样我们就可以扯下那些帘子，看清屋里的情况。他将锤头挤入防护栏，试着砸碎玻璃，但他每砸一次，回撤的锤头都会被卡住。防护栏实在太窄了。

“我去炸了它。”我低声对威尔说，接着就从装备上拿下了爆破引线。

此时我们都知道时间极其宝贵。当直升机坠落时，我们已经错过了突袭的最佳时机。威尔把锤子丢到一边，将枪口对着大门，为我作掩护。

院子对面传来了爆炸响声，第二队的一个小队炸开了北边的门。“无效爆破。”无线电里说，“这次我们要攻克D门。”原来，炸开门后，他们才发现，这扇门被一堵厚实的砖墙封着。这支小队按原计划现在理应攻到第三层了，但实际上这时他们还在想办法进门。

“收到！我到那里与你会合，从里面把门打开。”迈克答道。

D门位于车道北头。正是那个车道将直升机坠落的地方和院子隔开了。迈克在车道南头，靠近客房。

当务之急是快速行动。我们离着陆大概有5分钟了，已有24名队员涌入了院子。我们至少已经爆破了两次，再加上直升机坠落的动静，我想院子里的人一定知道自己遭到了突袭。我想，他们肯定已经做好了抵抗的准备。

我跪在门的右侧，撕下爆破引线胶带上的垫料，将它粘在已变形的门把手和锁上。在安置爆破引线时，我一直是跪着，因为在伊拉克的时候，我被门后射来的子弹袭击过很多次。攻击者喜欢盲目地射击门的中部，因为他们总认为门后的人都是站着的。

我们小队的第三个成员进入了院子。他是最后一批从直升机里面出来的，此时才跟我们会合。他的任务是清理通向客房屋顶的楼梯。他刚径自朝对面的楼梯门跑去，AK47就一轮接一轮朝门上的玻璃窗口扫射，他差点被射中了。

我迅速卧倒，滚向一边，子弹在距我头顶只有几英寸的地方呼啸而过。对方的第一轮射击总能把人吓个半死。这时，我感觉到被子弹炸开的玻璃碎片打在了自己肩上。

“这武器上没有消声器。”我当时想。

由于我们的武器上都安装了消声器，所以想要知道是谁在开火就很容易了。这是那种没有消声器武器在射击，也就说明开火的是敌人。里面有人正拿着步枪，从自己胸脯的高度连续盲目射击。他现在只是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困兽，已经知道我们正在逼近，但他哪儿也逃不了。

威尔在门左边作掩护，立即开始还击。当我转过来开火时，同时感觉到左肩上有灼痛感，很可能是被玻璃或炸弹碎片弄伤了。

我们还击的子弹打穿了金属门。

我滚过门口的“致命区”后就站了起来，从门边转移到离墙有几英尺的一扇窗户旁。

“阿赫迈德·艾尔·科威特，”我们大声喊道，“阿赫迈德·科威特，出来！”

我用枪托击碎玻璃，朝他可能所处的位置开火射击。

那边，威尔还在大喊，但没有任何回应。不能再等了，我赶快冲到还粘在门上的爆破引线旁。现在唯一方法只有把门炸开。我慢慢靠近，身子尽可能地压低。

门一旦被炸开，我会先扔颗手榴弹，然后再进去清理房间。阿赫迈德·艾尔·科威特的行动已经说明他不会束手就擒，因此我当然也不想冒这个风险。

我正打算插引信，此时突然听到有人在开锁。威尔也听到了这个声音。我们立刻向后退，离开了门边。我们不知道是谁要出来，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来者是打开门扔出一颗手榴弹呢？还是会伸出AK47扫射一通呢？

快速扫视了一下四周后，我发现没有可以做掩体的地方。院里堆满了垃圾和园艺用具。现在唯一的选择只能是继续后退，尽量离窗户和门远一点。

门慢慢打开了，我听到一个妇女在叫喊着。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安全了。要是她穿着自杀背心出来，我们就全都完蛋了。这是本·拉登的地盘，到处都是他的协助者。他们已经开了枪，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们想拼死保护本·拉登。

此刻，汗水从我脸上流下，掺和着从旋翼下穿过时刮到脸上的沙粒，模糊了我的眼睛，我通过夜视仪，只能在绿光中看到那是个女人，抱着一个东西。我的手指慢慢在扳机上加力。我看到她的头上旋转着瞄准具发出的红色激光束，就算她此刻怀抱炸弹，我们也能在瞬间结果她的性命。

随着门继续打开，我看见她怀里抱的是一个孩子。阿赫迈德·艾尔·科威特的妻子马里亚姆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走了出来。她后面，还慢吞吞地跟着三个孩子。

“到这边来！”威尔用阿拉伯语朝她喊道。

在他们往前走的时候，我一直用枪瞄着他们。

“他死了。”马里亚姆用阿拉伯语对威尔说，“你们打死了他。他死了。是你们杀了他。”

威尔快速从上到下检查了一下这个女人。

“嗨，她说他死了。”威尔把那女人的话翻译给我听。

我蹲在门的右边，完全推开了门。

我看到卧室的门口耷拉着一双脚，但无法判断那人是死是活。我知道不能贸然行事。威尔在我肩头紧握了一下，我知道他已准备好。接着，我们就进入了走廊。我把枪托抵在肩上射击了一通儿，以确保他被击毙。

房子里充满取暖油的味道。跨过艾尔·科威特，我看到卧室门边的地上有一把手枪，还有一把AK47。我把它们踢到一边，继续清理屋子。只见屋子中间有一张大床，沿墙摆着孩子们的小床。全家人都睡在一个房间里。

走廊另一端是厨房。我们还击的子弹已经毁掉了这间屋子，餐具被打碎，与破碎的布片一起散落得到处都是。水从厨柜上流下来，炉子上有几个枪眼。廉价瓷砖也被击碎，地面和柜子上到处都是碎片。

地面淌满了水和艾尔·科威特的血，特别光滑。走廊里也是一摊一摊的血水，连我们的靴子上都有。我们把两间屋子迅速清理了一下，接着就朝外面跑去。

“C1清理完毕。”我通过行动部队网络说，同时把一根红外荧光棒扔到了客房的前门。我们朝主建筑物前进，按原计划补充到其他小队。

“海王星之矛”行动：渗透

①一号直升机试图在A区上空盘旋，但没能停稳，随后坠毁。

②二号直升机着陆并投放了一支由四名海豹突击队员、一名翻译人员以及一条战斗攻击犬组成的外部安全部队。

③驾驶一号直升机的飞行员成功将直升机坠降于位于主建筑西部的E区。

④二号直升机看到一号直升机坠落后，飞行员立即做出了较为安全的决策，将直升机停在大门外边，而不是让突击队员利用速降绳登陆主建筑的屋顶。

“海王星之矛”行动：突击

一号直升机坠落后，海豹突击队队员很快恢复状态并开始突击。

第十四章

哈立德

就在查理引爆炸药时，这名突击队员从门背后离开。我能从我所在的位置听到外面鸡舍爆炸巨响的回声。超压冲飞了那名队员刚才藏身的门的铰链，把它冲到对面的墙上摔了个粉碎。那名队员站在那里吓得目瞪口呆。几秒钟前，他差点就没命了。

从我们坠机到现在，还不到10分钟。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威尔和我跑过客房和主院之间敞开着的大门。

我们直奔A1的北门。

“炸药组，A1北门。”查理通过行动部队网络说。

他安好炸药，正在等待炸毁北门的命令。查理和沃尔特现在需要的只是汤姆发出启动爆炸的无线电呼叫。

到目前为止，珍和她的分析师们所作的分析完全准确。他们怀疑那所房子是一个相互独立的联式楼房。本·拉登及其家人住在第二层和第三层，那两层都有独立出入口。“散步者”总是从北门出来，但艾尔·科威特兄弟总是使用南门。

在北门与南门之间是否有一个走廊，这点不太确定，但我们不想冒险去同时攻破两扇门。因此，汤姆和他的小队提出了一个计划，首先清剿这座房子的南边。与此同时，查理还在等待汤姆发出信号以便引爆炸药。

汤姆的三人小队在里面清理第一层。楼里很暗，几乎漆黑一片，但在夜视仪的帮助下他们可以很容易辨别出走廊和通向长廊的四扇门，每边各两扇。当先头侦察兵发现一名男子的头从左边的第一个房间伸出时，汤姆的小队仅用几步就立即进入了房间。他们已经清楚地听到了AK47的枪声从客房传来，他们不想去碰运气。无论是谁在Al里，都有充裕的时间做好准备打一仗。

先头侦察兵开了一枪，击中了住在这个房间的人，后来证实那是阿布拉·艾尔·科威特。一时间看不见他了。小队成员慢慢地沿着走廊向里移动，在房间门口停了下来。阿布拉·艾尔·科威特受了伤，正在地板上挣扎。正当他们想再次开火时，他的妻子布沙拉跳到他身上试图保护他。他们第二次开火击毙了这两个人。

小队成员看到另一个女人和几个孩子蜷缩在角落里哭泣。房间里还有一把AK47。汤姆抓过步枪，卸掉了弹药。与此同时，其余队员开始搜查其他的房间。

在走廊的尽头，有一扇紧锁的门，这扇门正对北门。A1门的南侧已经安全，汤姆的小队迅速撤退。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留人看守卧室里的女人和孩子。但这次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的人手。剩下的女人和孩子们只能被留在房间里。

“嗨，查理，把这个消息告诉大伙。”汤姆通过行动部队网络说。

当他们离开南门时，一名队员把阿布拉·艾尔·科威特的AK47扔到了院子里。天很黑，不大可能有人出来寻找它。

接到汤姆在无线电上的呼叫后几秒钟，我听到了查理引爆炸药的响声。威尔和我前往房子的西侧，跟在那些等着要进入北门的队友后面。此时，北门已经打开。

来自第二队的队员现在已进入院子。爆破失败后，迈克引他们来到大门边，大家此时聚集在了北门。

查理已经在里面，我们其余的人等待进入目标地点，排成了松散的队形。透过夜视仪，我可以看到多束激光沿着窗户和阳台进行跟踪，以防万一。我用瞄准具搜索了第二层和第三层，没有发现任何动静。窗户上的遮盖物使人无法看到房间里面，也无法从里面看清外面。

周围匆匆的脚步声已经开始放缓。自10分钟前坠机到现在，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此时，我们继续上楼实施攻击的念头越来越强烈，可查理通过无线电报告说，又有一扇金属门挡住了通往第二层的路。于是查理开始忙着放置今晚的第三个爆破引线。

此时我们所能做的只有等待和确保安全。查理和其他人也正在尽可能地加快行动速度。我站在那里，开始觉得这一切是多么的匪夷所思。这感觉就像在绿队等待室内近距离战斗训练时一般无二。

一阵令人讨厌的鸡叫声把我从思绪中拉了回来。沿着通向北门的路线，我们穿过一小块放着格子细工和鸡笼的地方。我们的防弹背心和作战装备被狭窄的通道卡住，把鸡笼弄碎了。

一直站在那个地方，我快疯了。

就在我前面，我能听到两个队员在谈话。

“妈的，我无法相信我们掉了下来。”沃尔特说。

“掉了下来？你他妈的说什么？”

“是的，我们的直升机刚刚坠毁了。”沃尔特说。

不远处站的就是此次行动的指挥官杰伊。他在第二队。听见沃尔特提到坠机，他急忙插嘴。

“什么？”

“是的，坠机了。”沃尔特边说边指向坠机地点，“你可能想到院子里去看看。”

杰伊听到这个消息脸色一变。即便是夜晚，我想杰伊脸上的表情也足够人看的。他转身冲回突击队员中。我猜第二队没有人知道我们坠机，此事并没有通过行动部队网络散布出去。当二号直升机的飞行员看到一号直升机降到院子里时，他们的部分队员已经空降到房顶上了，第二队的直升机也在墙外着陆了。

特迪和他的机组成员返回直升机，关闭了引擎，以便检查是否所有的仪器都已经损毁。过了一会儿，他试图再次起飞。直升机没有明显的损坏。他估计如果没有负载的话，飞机也许还能够升空。但是最后，为了保险起见，我们放弃了这架直升机。

在赶到坠机现场后，杰伊立刻装好他携带的卫星无线电设备，呼叫快速反应部队。

快速反应部队很快从他们的初始位置起飞，和第二架CH-47一起飞向我们所在院子北部的不远处待命。为了节省时间，他们选择径直从那所巴基斯坦的军事学院上空飞越。几分钟后，杰伊发出回叫。虽然不得不紧急迫降，但所幸没有人员伤亡。所有突击队员在A1集结，准备开始清理楼层。

“待在原地！”他对快速反应部队说。

在Al里，查理正在安放下一个爆破引线，并检查反向爆炸废气冲击。由于炸药将在建筑物内爆炸，超压会变得更强进而炸毁门窗。其他两名队员在查理身旁。几乎没有任何遮蔽可以保护他们免于受伤；另有一名队员隐藏在通向另一个房间的门背后。

“嗨，伙计，当心那扇门！”查理说。

就在查理引爆炸药时，这名突击队员从门背后离开。我能从我所在的位置听到外面鸡舍爆炸巨响的回声。超压冲飞了那名队员刚才藏身的门的铰链，把它冲到对面的墙上摔了个粉碎。那名队员站在那里吓得目瞪口呆。几秒钟前，他差点就没命了。

当他们俩拉开错了位的门时，他对查理道了声谢。

门打开了，我们开始清理楼层。我用了几秒钟就到了门口。我弓腰从右边穿过第二道金属门，开始走上楼梯。大部分的人已经在我前面了。

楼梯被设计成90度角，呈螺旋状，由一些小的楼梯平台连接。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现在，本·拉登和藏在里面的其他人都有充足的时间去拿起武器进行抵抗。上楼的唯一途径就是这个螺旋形的楼梯，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可能会被阻挡在这里。

周围一片漆黑。我们尽力保持安静，每走一步都小心谨慎。

没有人说话。

没有人大呼小叫。

没有人跑动。

过去，当我们清理一个目标时，会直接冲进去并投掷闪光弹。可现在，我们尽力保持安静。虽然我们有夜视仪的优势，但如果直接闯进一个房间，就会丧失这种优势。目前局势已得到控制，没有必要去冒险。

当我到达第二层时，大部分队员已呈扇形展开。第二层有个长长的走廊，通向这个建筑物南侧的一个露台。这层有四扇门，右边的两扇靠近我们，远一些的两扇靠近露台。我可以看到队员们匍匐到走廊，待在门口等待机会悄悄进去清场。

我注意到有一名突击队员三四步上了台阶，在第二层和第三层之间的楼梯连接平台上占据了一个安全的位置。那里有一具尸体，血正从尸体中滴滴答答地流到大理石地板上。

当时这名突击队员看到一名男子在楼梯平台上快速探了一下头。据相关情报说，大约有四名男子住在院内。本·拉登有个儿子叫哈立德，他最有可能住在第二层，而本·拉登住在第三层。

从墙角偷偷张望的那个人没有胡子。他一定是本·拉登的儿子。

“哈立德，”这名突击队员低声说，“是哈立德。”

院子里的每个人都听到了直升机的声音也自然听到了从客房里传出的交火声，更是听到了剧烈的爆炸声。

但现在一切都恢复了平静。此时此刻，他们能听到的只有我们的脚步声。然后，那个人应该能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

“这些人知道我的名字？”我猜他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他的好奇心占了上风，探出头来想看看到底是谁在叫他。当他第二次从拐角处探出头来时，那个突击队员的枪响了，一枪正击中他的面部。紧接着，他的尸体从楼梯上滚落下去，掉到了平台上。

我向后看了看，更多的队员冲上楼来，挤在我的身后。第二层的走廊里已经挤满了人，此时的他们已不需要任何更多的帮助。

现在唯一要去的地方就是楼上——第三层！

我站在先头侦察兵身后，捏了他一把，好让他知道大伙都准备好了。

“明白！”

“海王星之矛”行动：主建筑

①第二队队员炸了门以后才发现门后面是一堵砖墙。第二队队员进入D门。

②海豹突击队执行本次任务的士官长迈克让第二队队员进入D区或主门。

③清理完客房的敌人之后，欧文这一小队进入主建筑辅助其他小队。

④汤姆这一小队被通道里的铁门挡住之后，清理了一楼南段的障碍，接着奔向北门。

⑤查理在北门安放了炸药，等待汤姆发出引爆炸药的命令。

第十五章

第三层

侦察兵的步枪一直瞄准那个房间，我们慢慢地靠近，房间的门是开着的，此时我们看见一个男人躺在床脚，两个妇女正趴在他身上痛哭。她们穿着长袍，头发很乱，看样子刚睡醒。她们嘴里念叨着阿拉伯语，歇斯底里地为那个男人哭泣着。较年轻的那个女人抬起头，看见了站在门口的我们。

哈立德的尸体横在楼梯上，我们只能绕过他继续前进。

楼梯上到处都是血，很滑，每走一步都得小心翼翼。我看见哈立德的AK47步枪还在他尸体旁的台阶上。

我心想：“幸亏这家伙没机会用这东西。”

要是我们的侦察兵当时没喊出他的名字，或许我们早就没命了。他只需待在楼梯上，在我们一步步接近他时，不停扣动扳机就足以致我们于死地。要果真如此，那真是一场噩梦，我们肯定会有伤亡。

我们之前想到会有更多的交火，尽管我们听到许多自杀式炸弹背心和为信仰而死的故事，但艾尔·科威特兄弟中只有一个人这样做了。不过至少哈立德有这种想法。后来，当我们检查他的AK47时，发现枪里还有匣子弹。他已准备好继续抵抗，只是最终没机会罢了。

仅用肉眼看，楼梯井漆黑一片，但夜视仪让我们能看清笼罩在一片绿光中的一切。掩护我们安全的侦察兵走在前面，我们紧随其后，他就是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我们行进的节奏由他掌控。

此时，我们对一切已了如指掌。这所房子里至少有4个成年男性，现在仅剩下本·拉登了。我竭力让自己不去想这些，此时，谁在第三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可能会有一场短暂的激战，因此必须冷静面对，没什么可害怕的。

“全神贯注。”我告诫自己。

侦察兵就在我前面，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协助他，与他并肩战斗。15分钟过去了，这段时间足以让本·拉登穿好自杀式炸弹背心，或端好枪。

此时，我丝毫不敢懈怠，用眼睛扫视了一下楼梯上方的形势，竖起耳朵搜寻枪上膛的声音，或任何可能靠近的脚步声。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执行过上百次这样的任务，但依然像在绿队训练时那样清理着每个房间。然而，现在我们身处巴基斯坦，突击的目标又非常特殊，才让这次行动意义非凡。

从我们所处的位置能看到第三层上有一条狭窄的走廊，走廊尽头是一扇通往阳台的门。离第三层最上面的那个台阶大约5英尺的地方有两扇门，一扇通往左边，一扇通往右边。

楼梯很窄，对我们这些全副武装的士兵来说更是如此。我们很难清晰地看到走在前面的侦察兵，因为越往上走楼梯就越狭窄。

就在只差几步就到第三层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了枪响。

“砰，砰！”

我们前面的侦察兵发现，在距他大约10英尺的地方有个人想从右侧的门逃走。从我所处的位置无法判断出这轮子弹是否射中了目标。这个人消失在了漆黑的屋里。

侦察兵首先上到了第三层，然后慢慢地朝那扇门靠近。我们并没有像电影上的情节那样，迅速进入房间，齐刷刷地举起步枪对着目标，而是缓慢前行。

侦察兵的步枪一直瞄准那个房间，我们慢慢地靠近，房间的门是开着的，此时我们看见一个男人躺在床脚，两个妇女正趴在他身上痛哭。她们穿着长袍，头发很乱，看样子刚睡醒。她们嘴里念叨着阿拉伯语，歇斯底里地为那个男人哭泣着。较年轻的那个女人抬起头，看见了站在门口的我们。

她用阿拉伯语大喊着，扑向了那个侦察兵。此时，我们之间只有5英尺的距离。侦察兵立即收起了步枪，抓住这两个女人，将她们推到了房间的角落。当时只要任何一个女人穿着炸弹背心，他都会因救我们而牺牲了自己。就在一瞬间，他做出了如此无私的举动。

现在这两个女人已被制服，我和另一名队员进入了房间。我们看见一个男人躺在床脚的地板上。他里面穿着白色的无袖T恤衫、宽松的棕色裤子，外面套着一身棕色的束腰外衣。侦察兵的子弹射进了这个男人的头部右侧，血和脑浆从他头颅中流出来。他还在抽搐着，我和那名队员对准他的胸口又开了几枪。子弹打穿了他的身体，由此带来的冲击力将他的身体一遍遍地撞向地板，直到他一动不动。

我迅速环视周围，看是否还有其他威胁，发现至少还有三个孩子蜷缩在远处靠近滑动玻璃门的角落。我分不清他们是男孩还是女孩。我在清理整个房间时，他们还都吓得目瞪口呆地坐在那里。

地板上的男人已死，也没有了其他威胁，我们又开始搜查卧室旁边的两个小房间。推开了第一扇门，我朝里望去，发现这是一间拥挤、凌乱的小办公室。一张小桌上乱七八糟地堆满了纸。另外一间则是一个窄小的卫生间。

剩下的就是按照我们脑中早已熟知的程序按部就班来做了。现在，主要威胁已解除。侦察兵控制着女人和孩子，我和队友搜查了小办公室和洗手间，其他队友也搜查了走廊尽头的房间。

当我穿过走廊准备进入另一个房间时，遇见了沃尔特。

他说道：“这里危险已解除。”

我回答道：“这边也是。”

侦察兵把那两个女人和孩子带到了阳台，让他们冷静下来。此时，汤姆也上来了，看到两个房间都已解除危险，他通过行动部队网络向其他队员说道：“第三层清剿完毕。”

主建筑内部

第一层：炸开北门后，海豹突击队队员爬上旋转楼梯，清理每层楼。

第二层：在带领最后一队人上楼之前， 先头侦察兵在二三层之间的连接平台上击毙了哈立德

第三层：海豹突击队队员登上第三层时， 先头侦察兵击毙了本·拉登。

第十六章

杰罗尼莫

如此近距离地观察一张全世界最著名恐怖分子的面孔，让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躺在我面前的正是过去10年来导致我们一直战斗的罪魁祸首。我努力将这个被全球通缉的恐怖大亨脸上的血迹擦干净，好拍一张他的照片。这种感觉实在是不太真实。我必须集中精神，完成任务。现在我们需要一些高质量的照片。照片最终会被广泛传阅，我可不想搞得一团糟。

较年轻的那个女人躺在卧室的床上，手紧紧地抓着小腿，声嘶力竭地尖叫着。

沃尔特正站在尸体的旁边。天还黑着，很难看清死者的面容。整座房子仍然处于停电状态。我伸出手轻轻打开了头盔导轨上夹着的小灯。目标现在是安全的，而且由于所有的窗户都拉着窗帘，没有人能从外面看见我们，因此使用白光没有问题。

死者的脸因为中弹而面目全非、鲜血淋漓。前额上的一个弹孔摧毁了他整个右半边头骨，胸口从子弹进入的地方就炸开了花。他躺在一片血泊中，鲜血还在汩汩地往外流。就在我蹲下仔细观察时，汤姆走了过来。

“我想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汤姆说道。

他不会马上通过无线电宣布死者就是本·拉登，因为他明白这消息会像闪电般迅速传回华盛顿。大家都知道奥巴马总统此时正在等消息，我们可不想出半点差错。

我回忆着检查清单上的内容，仔细核对。

他个子非常高，我估摸有6英尺4英寸。

确认。

他是第三层唯一的成年男性。

确认。

两个随从在中情局所描述的地方出现过。

确认。

我盯着死者面目全非的脸，看得越久，目光就越忍不住回到他的鼻子上。他的鼻子没有被打坏，看起来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从装备中取出小册子，研究起里面拉登的合成照片来。这个细长的鼻子倒是跟照片里的一模一样。他的胡子黑黝黝的，没有一点儿我预想中灰白的痕迹。

“我和沃尔特负责处理尸体。”我对汤姆说。

“收到。”汤姆说。

我取出照相机和橡胶手套，开始拍摄照片。与此同时，沃尔特也准备提取几组DNA样本。

会说阿拉伯语的威尔在房间里帮那个躺在床上哭泣的女人治疗腿伤。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女人是本·拉登的第五个老婆，叫阿玛尔·法塔赫（Amal al-Fatah）。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受的伤，不过那个伤口不大，很可能是被子弹碎片或跳弹所伤。

“嘿，我们在第二层发现有大量的敏感现场勘查工作，请求增援。”我听见有人通过行动部队网络叫喊着。

汤姆离开房间的时候，我听见他在指挥网络上说：“我们有可能在第三层截获目标，重复一遍，是有可能在第三层截获目标。”

沃尔特从装备里掏出驼峰水袋软管，把水喷洒到死者脸上。

我拿起床上的一条毯子，开始给死者擦拭脸上的血迹。每擦一下，这张脸都会变得更熟悉。他看起来比我想象的更加年轻。胡子很黑，就像染过一样。我一直在想，他跟我想象的是多么不一样啊！

如此近距离地观察一张全世界最著名恐怖分子的面孔，让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躺在我面前的正是过去10年来导致我们一直战斗的罪魁祸首。我努力将这个被全球通缉的恐怖大亨脸上的血迹擦干净，好拍他的照片。这种感觉实在是不太真实。我必须集中精神，完成任务。现在我们需要一些高质量的照片。照片最终会被广泛传阅，我可不想搞得一团糟。

把毯子扔到了一边，我取出相机开始拍照。在过去的几年里，我用这部相机拍摄了成百上千张照片。我们擅长拍摄这种照片。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演《犯罪现场调查》的阿富汗篇。

首先拍摄的是死者的全身照。然后我跪下来靠近他的头部拍了几张脸部特写。接着我把手放在他的胡子上，左右拨动他的面颊，拍了好几张左右侧面照。我真的想聚焦在他的鼻子上。由于他的胡子非常黑，所以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几张侧面照。

“嗨，伙计，把他的眼睛掰开。”我对沃尔特说。

沃尔特伸手把他的眼皮掰开，露出了已无生气的棕色眼球。我把镜头推进，迅速按下了快门。在我拍摄照片的时候，威尔在阳台上与女人和孩子们待在一起。楼下，我的队友们正在收集所有的电脑、存储卡、笔记本和视频影像资料。外面，中情局的翻译阿里和外围安全小队正在应付好奇的邻居们。

我听见在无线电里迈克正在谈论那架坠毁的直升机。

“爆炸小组准备爆破。”迈克说。

通过无线电，我知道海豹突击队负责摧毁行动，而爆破手正在向庭院走来。

“嗨，我们要炸掉它。”一名突击队队员说。

“收到。”爆破手说。他取出炸药，并准备将它们放置在房子主体底层的周围。

“你在干什么？”当爆破手打开包裹的时候，那名队员吼道。

大家都糊涂了。

“你不是叫我炸了它吗？”

“不是炸房子，”突击队队员说，“是炸直升机。”

“什么直升机？”

爆破手认为那名队员的意思是他们将要炸毁这座房子，这是我们受训时训练过的另一种应急方案。

一号直升机坠毁的消息还未扩散开。人们正在调查究竟出了什么事。就连华盛顿的长官们在视频里看到了我们坠毁的一幕后都还不敢确信这是真的。后来我听说，从画质粗糙的黑白视频中看来，那一幕仿佛是我们“降落”在院中，机上人员是陆续走下来的。这一幕发生时，总统和长官们也有些疑惑，甚至向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信息发给麦克雷文后很快有了答复：“现在我们正改变计划……我们有一架直升机坠毁。我们对这个意外事故有准备，会处理好的。”

外面，一号直升机机组成员已经销毁了所有分类的机密装置。特迪直到最后才出来。他站在机舱门口望了望，舱门距离地面差不多有6英尺高，他当然不想冒着受伤的危险跳下去。他从机舱里取来速降绳，抓着绳子滑到庭院中，这使他成为那晚唯一使用速降绳进入院子的人。

爆破手和海豹突击队队员很快就到达了这里，开始围绕机身布置炸药。一名突击队队员爬上了机尾，试图把炸药放在尽可能靠近尾桨的地方。虽然有装备和夜视仪的帮助，但要想爬上既狭窄又晃晃悠悠的尾桁架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尾桁架由一堵12英尺高的墙支撑着，每一次当他试图接近这个区域时，都会担心它会因承受不了他的重量而断裂。

那名队员尽可能爬到了最高的地方，单手放置好炸药。另一只手在他战战兢兢费力维持平衡的时候帮助他保持稳定。摧毁通信设备和航空电子设备是最重要的部分。他在机尾安装好炸药后，把剩余的炸药都放在了机舱内。

就在此时，那架没有坠毁的黑鹰直升机和一架运载快速反应部队的CH-47直升机正在附近盘旋，等待我们结束行动。燃油损耗成了一个重要问题，它意味着我们在院子里的行动时间必须大大缩短。

“还剩10分钟。”我通过无线电听见迈克说。

第三层房间里的灯都亮了，我们被一片白光笼罩。周期性轮流停电显然已告结束。时机正好，一切都变得容易多了。

我继续拍摄照片，同时沃尔特提取了DNA样本。他用一根棉棒轻轻蘸取了本·拉登的血液，然后又把另一根棉棒塞入他的嘴里提取了唾液样本。最后，他掏出一根装有弹簧的注射器，这是中情局发给我们用来提取血液和骨髓样本的。我们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将注射器用力扎入大腿，可以从股骨内提取出样本来。沃尔特往本·拉登的大腿上使劲扎了好几次，但是针头一点儿也不给力。

“给，用这个试试看。”我一边说，一边把自己的注射器递给他。

他接过去，用力将注射器扎入本·拉登大腿上肉厚的地方，可是针头还是不给力。

“让这些东西都他妈的见鬼去吧！”沃尔特说着，将注射器丢到了一边。

用另一名队员的相机我完成了第二组照片的拍摄。我们提取了两份DNA样本，拍摄了两组照片。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两份一模一样的东西。沃尔特把一份样本放入自己的物品袋，另一份交给了一名队友。这是经过周密安排的。如果在我们飞回贾拉拉巴德的途中有一架直升机被击落的话，那么至少还有一份DNA样本和一组照片可以保存下来。我们想用实实在在的证据向巴基斯坦和全世界证明，我们抓到了本·拉登。

与此同时，在阳台上，威尔正在努力确认这个躺在地板上的男人就是本·拉登。

本·拉登的老婆阿玛尔的脚踝受了伤，仍旧歇斯底里，但拒绝说话。我工作的时候能听见头顶上传来她伏在床上呜咽的声音。当威尔用阿拉伯语向另一个眼睛哭肿的女人一遍遍地询问死者是谁时，她努力保持着严肃的表情。

“他叫什么？”

“酋长。”女人说。

“酋长叫什么？”威尔说。他不想给她提示，所以坚持只问不答。

在她又说出了几个别名后，威尔朝阳台上的孩子们走去。他们都背靠着墙安静地坐着。威尔跪下来，问其中一个女孩子：“这个人是谁？”

女孩当然不会撒谎。

“奥萨马·本·拉登。”

威尔乐了。

“你确定这个人是奥萨马·本·拉登吗？”

“是的。”女孩说。

“好，谢谢你。”他说。

回到客厅，威尔抓住拉登一个老婆的胳膊，使劲摇晃。

“现在别再忽悠我了。”威尔说，表情比之前更加严厉，“告诉我，卧室里的那个人是谁？”

女人开始哭泣。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再也没有了抵抗的力量。

“奥萨马。”她说。

“奥萨马什么？”威尔说道，仍然抓着她的胳膊。

“奥萨马·本·拉登。”她说。

威尔把她带到外面，跟孩子们待在一起。他自己又走回卧室。

“嘿，没问题。”威尔说，“孩子和老女人都确认了，说的分毫不差。”

威尔离开这个房间的时候，杰伊和汤姆进来了。看见尸体后，杰伊走过来，站在跟前。

“威尔已经通过女人和小孩确认了死者正是本·拉登。”汤姆说。

我跪在死者的头部跟前，手放在他的胡子上，把他的面颊拨到左边，然后再拨到右边，这样杰伊就能拍下他的侧面像。我拿出敏感现场勘查卡，放在死者的脸旁，这样杰伊就可以把本·拉登的真实样貌与中情局的描述进行比较。

“没错，他看起来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杰伊说。

杰伊马上离开了房间，向后方通报情况。我们剩下的人回去继续工作。杰伊走到外面，通过卫星无线电设备向仍留在贾拉拉巴德的海军上将麦克雷文汇报情况。上将又不断地将我们的最新进展向奥巴马总统和白宫战情室的其他长官汇报。

“为了上帝，为了我们的国家，我宣布杰罗尼莫，”杰伊说道，“杰罗尼莫，E. K. I. A.①！”

通过行动部队网络，我可以听到人们在第二层活动的声音。他们需要更多人帮忙去收集媒体室里面所有的情报信息。本·拉登的临时办公室就设在二楼，他在那里存放电脑，制作视频讲话。

这些房间整洁有序，每一件物品都各有其位。本·拉登所有的CD、DVD和存储卡都堆放得整整齐齐。海豹突击队重点收集所有的电子媒体——录音机、存储卡、闪存盘和电脑。在演练期间，中情局曾向我们简要介绍过他们认为本·拉登会使用的一种数码录音机，甚至还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与之类似的录音机。事实上，突击队在搜查第二层时的确发现了一部几乎与中情局预料的一模一样的录音机。我不得不再次感叹情报小组的能耐。当珍断然说出百分之百的时候，我就应该完全相信她。

在完成DNA取样和拍照的工作后，沃尔特和另外一名突击队队员抓住本·拉登的腿，将他拽出了房间。虽然周围一片喧嚣与骚动，我仍然没有忘记去看大家是怎样将他的尸体一步步拖下楼梯的。

我留在房间里，开始收集任何能够找到的情报。办公室里几乎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我拿了一些可能是宗教文章的文件，又拿了几盒录音带，将它们统统装进一个网眼袋中。为此，我们所有人都随身携带着这种轻巧、可折叠的袋子。我迅速搜查了墙上贴着绿色瓷砖的小浴室，没什么收获。但我倒是发现了一盒男士专用的染发剂，一定是他用来染胡子的。怪不得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他看起来那么年轻。

我打开了一个在浴室和小办公室之间靠墙而立的木质衣柜。这个衣柜大约6英尺高，有两扇长长的门。里面有几套衣服，包括长袖衬衫、宽松的裤子以及这个地区常见的马甲。

这个衣柜如此整洁，真是让我大为惊讶。和他房子里其他地方相比，这个衣柜完全可以通过海军陆战队新兵训练营的检查。所有的T恤都叠得四四方方，摞在角落里，悬挂的衣服都等距离排列着。

“有这么个衣柜也挺好。”我心里想。

我抓起几件衬衫和一件马甲，塞进口袋里。我明白我们在这儿的任务主要是收集电子媒介，但既然这个房间里没有多少那些东西，我想还不如拿点这些东西凑凑数。我拉开衣柜底部的抽屉，在他的衣物里翻来倒去，找寻任何有用的东西。看来，这间房间只是用来睡觉的。

在离开前，我注意到门的上方有一个架子。它正好就在我们到达第三层时他所处位置的上方。我往上伸手摸去，两把枪！一把是AK47突击步枪，另一把是装在枪套里的马卡洛夫手枪。我把两件武器都取下来，拔出弹匣，检查枪膛。

两把枪里居然没有一粒子弹！

他甚至没有准备防御！他没有打算作战！几十年来他号召追随者们穿上自杀式炸弹马甲或开着飞机撞大楼，但最后自己却甚至连武器都没拿起来！在我们的行动中，这种现象已司空见惯。越是处在食物链上方的目标人物，就越是胆小，活像纸老虎。领袖们往往都不愿参加战斗，充当炮灰的总是那些容易受影响的年轻人。

听到直升机的声音时本·拉登就知道我们来了。相比之下，我更尊重客房里的阿赫迈德·艾尔·科威特，至少他为保卫自己和家人努力过。本·拉登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时间准备，但是他仍然什么都没有做。他相信自己散布的信息吗？他愿意参加自己挑起的这场战争吗？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否则，他至少会端起枪，为自己的信仰而战。叫别人去为自己都不愿誓死捍卫的东西送死，是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

我通过无线电能听见在安全周界上活动的小队的最新进展情况。

阿里和四名突击队队员沿着院子东北方向的马路巡逻，花了大部分的时间保证目标安全。后来又有两名突击队队员和一只叫“开罗”的作战攻击犬加入进来，对周边作了一次全面的清扫。

待巡逻完毕后，他们等在外面，监视着赶来的围观人群。居民听见了直升机、时断时续的爆炸和枪战的声音。一些人靠近安全小队，想打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大家回到屋里去，”阿里用普什图语说，“这里正在进行安全行动。”

幸运的是，这些巴基斯坦人听话地回家去了。有些人在Twitter上发布了关于直升机和嘈杂声的消息。

形势越来越紧迫了。

在无线电里，迈克不断提醒我们剩余的时间不多了。在院子里我们已经待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每次他一催促，第二层的队员都会请求再给予更多的时间。

“我们还需要10分钟，”第二层的一名突击队队员说，“我们甚至连一半任务都还没完成呢。”

迈克只是平静地再重复一遍。这项任务要求各方行动必须协调。我们都想待得更久一些，以确保不落下任何东西，可是直升机的燃油正一点点耗尽，没法再给我们多余的时间。

“停止攻击，5分钟。”迈克最后说。这意味着你必须放下手里的活，5分钟内到达着陆区。

第三层的工作我已经完成了，于是我向门口走去。可是我总感觉好像还有什么活没干完。如果能将收集到的所有情报都悉数带回，我们会感到非常自豪。可是这里仍然还有这么多的工作需要去做。我们都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大家马上就要离开这些还没有仔细搜查的地方，之后就将它抛在脑后吧！我们都清楚燃油耗尽的危险，也明白在目标地停留太久的风险，那样会给当地警方或军队更多作出反应的时间。我们已经达成了此行的目的——本·拉登。是该适时全身而退啦！

“嗨，把女人和小孩集中起来带出院子。”迈克在无线电里说。

我听到威尔试图把女人和孩子领到外面来。在炸毁直升机前，我们可不希望他们在它周围瞎转悠。但是这项工作就像遛一群猫一样难，威尔拿他们丝毫没办法。女人们还在啜泣着，孩子们要么哭泣着，要么傻坐着，没有一个人愿意动弹。

我没空去帮忙。我还需要到C区去。沿着本·拉登的尸体留下的血迹我一路走去。尸体经过的地方留下了一条滑溜溜的痕迹，直达第一层。那里，沃尔特已经将他装进了运尸袋。在下楼的时候，我看见他们把他的尸体从哈立德的尸体上拖过去。儿子的白衬衫上沾染了父亲的血迹。

我向C1走去。其他人已经拍摄了艾尔·科威特的照片，提取了DNA样本。我到达那里的时候，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正蹲在庭院的角落里。当迈克紧急呼叫的声音从无线电里传来，我努力叫他们起来，赶紧走。

“嘿，伙计们，”他说，“放下手里的工作，撤到直升机着陆区。”

燃油不多了，“黑鹰”和CH-47会带上我们返航。借助手势，我让艾尔·科威特的家人站起来，把他们领到客房里。我知道坠毁直升机上的炸药将在附近引爆，那会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爆炸，不过客房离得足够远。只要他们待在房间里，就不会有事。

进入客房后，我用手比画着，嘴里发出模仿爆炸的声音，试图让他们明白马上会有一场大爆炸发生。

“待在这里。”我用英语说道。

我不知道他们听懂了没有。我撤出房间，关上了门。

我沿着满是车辙的车道飞奔，看见特迪和其他机组成员正站在迈克身旁。他们戴着巨大的飞行头盔，身着陆军迷彩战斗服（ACU）②，看起来很滑稽。他们看上去很迷惘，与环境格格不入，似乎不适应地面的情况。

我经过迈克身边时看了他一眼。

“女人和孩子都待在C1，”我说，“我实在没有办法让他们离开。”

第二层的突击队队员正从楼里鱼贯而出。看起来我们就像露营的吉卜赛人，或是平安夜的圣诞老人。大伙肩上扛的网眼袋都塞得满满的，个个步履蹒跚，根本不像在跑。我看见一名突击队队员一手拿着一个CPU，另一只手提着一个装得满当当的皮质运动包。第二层的突击队队员收集了太多的情报材料，他们随身携带的网眼袋都用光了，所以就把房间里能找到的袋子都找来，填满。突击队队员们有的拿着20世纪50年代的皮质公文包，仿佛正在去往办公室的路上；有的背着仿制的阿迪达斯运动包，仿佛正从健身房出来回家去。

我出了大门，向右转，朝着开始列队的队友们全速奔跑。我看见狙击手们已经在着陆区就位。我们第一队将乘坐幸存的二号直升机溜出危险区，因为我们要运送尸体。更小、更易操控的飞机被击落的概率也会更小。CH-47将接上第二队的所有突击队队员以及坠毁的“黑鹰”上的特迪和他的机组成员。

在我们周围，房子里的灯都亮了起来。我看见窗户里有好几个脑袋在观望。阿里用普什图语吼叫着，让他们回到房间里去。我们开始清点人数。我想起了威尔。

“威尔在哪儿？”我一边说着，一边跟着队伍移动。

“我离开的时候他正在应付那些孩子和女人。”沃尔特说。他站在运尸袋旁，准备将它抬上直升机。

我开始用无线电试着寻找威尔的位置，这时，我看见他从院子里跑出来。他是最后一个出来的人。

我和沃尔特站在运尸袋旁。我看到“黑鹰”飞过来了，到达了安置红外线频闪器的田野上空。直升机着陆的时候，我把头低下，遮住眼睛，以防旋翼带起来的尘土碎石飞进眼里。尘埃落定后，我们抬起运尸袋，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向直升机。这是我们的“自由之鸟”，谁也不想错过。

这片田野最近刚犁过。当我们抬着6英尺4英寸长的尸体，穿越100码的距离火速奔向直升机时，众多18英寸高的土丘使我们步履蹒跚。在通往直升机路上，我们活像踉跄的醉汉，一路跌跌撞撞。

抬尸体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件轻松的活儿。沃尔特连保持直立都十分困难。他只有5英尺6英寸高，因此步幅也比我们其他人小很多。

每走几步，他就会绊倒在一个土丘上，嘴里骂骂咧咧地跳起来，继续往前走。

我们终于跑到了旋转着的旋翼下方，把尸体抬进机舱，然后飞快地爬了进去。我找到一个和飞行员座椅背靠背的位置坐了下来。经过全速奔跑后，我们都已筋疲力尽。我的胸膛剧烈起伏着，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老天，终于就要大功告成了。”我想。

可是飞机并没有立即起飞，我开始担心起来。在阿富汗时，直升机基本上几乎都是我们最后一只脚还在地上就已经起飞。等候的时间越长，我就越担心火箭弹会随时光临。

“走！走！走！”我心里想着，“快走啊伙计！快！”

但是“黑鹰”还在等待着，甚至还关小了油门。在CH-47到来之前飞行员不想起飞，因为直升机都喜欢成对而行。那架坠毁“黑鹰”上的炸药还有一段时间才会爆炸。海豹突击队队员和爆破手用的定时炸弹，设置的时间是5分钟。如果准时的话，时间倒还有不少。

但是我们已经延迟了。我们现在已经超过原计划的最后期限8分钟了。就算把那额外的10分钟也计算在内，时间也马上就到了。

我们不得不设想，巴基斯坦执法部门和军队正在赶来，并调查情况。我们进入了人家的主权领土，属于非法入侵部队。我从汤姆脸上的表情可以读到这一点。他通过直升机上的对讲机发问，想搞明白到底怎么回事。他也想让飞行员火速起飞。

“走吧！”最后他说道，“我们必须马上起飞！”

坠毁的“黑鹰”还剩不足一分钟就要被引爆了。布置炸药的突击队员奔向杰伊并抓住了他。他俩都还在着陆区等候CH-47的到来。杰伊全神贯注地在掩护直升机的安全，没有听见别人呼叫他的名字。

“把CH-47调走，”突击队员对杰伊说，“你必须把所有这些‘鸟’都赶出这个区域，炸药还有30秒就爆炸了。”

杰伊马上通过无线电发布命令。他明白爆炸会把飞来的CH-47炸飞，碎片还会摧毁在一旁等待的“黑鹰”。

我听到旋翼再次有力地转动起来，接着，“黑鹰”迅速爬升至空中。转向东北后，飞机加快了速度。起飞后几秒钟我看见一道强光猛地一闪。刹那间，整个机舱被爆炸发出的光亮所笼罩，之后亮光迅速退去，消失在黑暗中。

CH-47直升机往南飞避开了爆炸，待一切平息后才飞回着陆。剩下的突击队队员和直升机机组成员登上了飞机。由于空中等待已经消耗了很多燃油，CH-47再没剩下一滴多余的油。此外，突击队队员们的加入也增加了飞机额外的载重，因此也只是刚刚够直飞回贾拉拉巴德的基地。

闭上眼睛，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机舱里一片黑暗，唯一亮着的是驾驶舱里的仪表盘。从我坐的地方看过去，刚好能辨认出操控台上包括油量表在内的几个计量器。

但就在我觉得可以放松一下的时候，我注意到油量表正一闪一闪地发着红光。虽然我不是飞行员，但我也清楚驾驶舱里闪起了红灯绝不是什么好事。

“海王星之矛”行动：撤退

①海豹突击队队员将本· 拉登的尸体搬出宅院。

②第一队队员穿过田野，乘坐“黑鹰”直升机返回。

③在几秒钟之内，CH-47被告知即刻向南复飞以避免受到引爆坠落的“黑鹰”直升机四散残片的 影响。

④直升机爆炸。

⑤第二队队员和坠落的“黑鹰”直升机机组人员登上载送快速反应部队的CH-47。

注①：E. K. I. A. 是Enemy Killed in Action 的缩写，意即“敌人已在行动中被击毙”。——编者注

注②：2004年6月美国陆军正式向外界宣布新式的陆军数字迷彩通用战斗服（Army CombatUniform，ACU），取代此前使用的丛林战斗服和沙漠战斗服，成为美国陆军唯一的战斗服。——编者注

第十七章

撤离

15分钟后，我看到了贾拉拉巴德璀璨的灯火。这熟悉的一幕我经历过多次，这次也并未感到有什么不同。我明白，我们已经凯旋。几分钟后，我们的双脚将会平稳踏上地面。

我一直瞥视着驾驶舱，观察油量表上闪烁的红灯。

我记得本次使命是必须在10分钟内飞到空中加油点。我感觉到机身倾斜，飞机在大转弯，坐在飞机里，人仿佛容器里来回流淌的一股水流。飞机似乎在围着某个既定目标兜圈子。机长站在舱门边，从机窗扫视着地面。通过眼角的余光，我能瞥见油量表上闪烁的红光越发微弱了。

我们又挤在了机舱里。汤姆紧挨着我坐着。沃尔特只得与那只运尸袋为伍，因为它就横在中间，我的脚旁。

飞机起飞不久，我就双腿发麻，要尽量扭动脚趾才能活络血流。我清楚，在这一行动的整个宏大计划中，我们今晚的任务业已完成。然而，直到飞机加上油，安全飞过边境，大家才可以真正松一口气。

我再一次回头朝向漆黑的机舱，强迫自己不去想油量表。我们一帮人都是精英，喜欢让一切尽在掌握。大约38分钟前，我只想从舱门扔下绳索，然后顺绳而下，再围剿那个院子。此时，分内之事已经完成，我又被困在飞机上，无所事事。

一直操心燃油越来越少有什么用？我又不是飞行员。油量表上闪亮的红灯跟圣诞节的彩灯也没两样。

飞机先转了个大弯，费力地倾斜后，迅速盘旋下降。机长推开舱门，我终于看到在大约50码之外那架CH-47的深色轮廓。

其他中队的几个海豹突击队队员正在齐腰高的草丛中往外拖保护设施。我们的飞机一降落，他们立即单膝跪倒，背对着飞机保持警戒，在视野范围内搜寻巴基斯坦军队或警察的影子。他们周围的蒿草随旋翼激起的气流在剧烈摆动。

两名加油兵戴着护目镜，以避免旋翼刮起的杂物伤到眼睛。他们抬着输油管，健步如飞地奔到黑鹰直升机前。旋翼依然在旋转，他们把输油管接到油箱上。

“为减轻重量，他们希望我们中的四五个人下去，坐CH-47回去。”在飞机的轰鸣中，汤姆大声喊道。

由于多了一具尸体和满满一箱油，我们现在得轻装上阵。飞行员们也要以安全为重。我看见两人下了飞机，查理是其中之一。

在阿伯塔巴德，院子里的爆炸声最终引起了巴基斯坦军队的注意。当时不为我们所知的是，他们下令停飞了所有飞机，开始清查。他们盘查过一番后，紧急派遣了两架F-16战斗机，机内还配有30毫米口径的自动机关炮和空对空导弹。由于巴军一直对印度保持高度戒备，因此该国的大部分防空力量都朝东防御。两架战斗机冲向天空，朝阿伯塔巴德呼啸而来。

我坐在飞机上，看了看手表。烦躁不安笼罩着我，只想回到贾拉拉巴德。我真想下去施以援手。其实人人都想去，但是我深知，我们和加油兵得各司其职。如果我试图好意去帮忙，只会越帮越忙。而此时，本次使命的成功取决于加油兵是否能让飞机再度起飞。

当两架战斗机火急火燎地赶到院子上空时，CH-47独自载着第二队其余的士兵早已没了踪影。

我注视着加油兵从我们的飞机上迅速卸下油管，再拖回CH-47。当他们盘起油管走上舷梯时，他们的飞机就启动了。负责警戒的队员也抽身登机。

两架直升机次第起飞，朝西向阿富汗飞去。油量表上不再有红灯闪烁。此时此刻，所有人都在期望顺利越过边境回到基地。

我又看了看手表，加油花掉了我们20分钟。我总觉得巴基斯坦的战斗机在穷追不舍。尽管我当时不知道，但那两架F-16战斗机在全面搜查之前的确是绕阿伯塔巴德飞了一圈。

我的思绪又回到巴基斯坦防空部门发行的手册上，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我们当时就在那儿。我只希望能够远远地甩开追兵。

从突袭行动开始前接到那还剩6分钟的通知直到现在，我终于第一次摘下了头盔。我用手捋了捋乱糟糟、汗津津的头发，强迫自己不去想可能尾随的战斗机和恐怖的空对空导弹。返回贾拉拉巴德还需要大约45分钟。我不愿意坐着干着急。所以，当汤姆安排任务时，我非常乐意。

“来，大家再检查一下尸体，确保没有遗漏。”

沃尔特起身，戴上了橡胶手套。我拉开拉链，打开了运尸袋，尸体一览无余。沃尔特开始搜尸，先搜正面，然后搜了两侧和背部。之后，我们又搜了裤子口袋。我们翻找着口袋里的杂物———写有电话号码和其他信息的纸片。

就在沃尔特搜查时，我发现机组人员好像对尸体很好奇，想过来看看。他们一边扫视舱外，一边转头偷偷往这边瞟。我们招手让他们过来，我打着红色镜片手电筒，照在本·拉登的脸上，好让他们看个一清二楚。

他们双眼发亮，十分高兴。看得出来，两人都因参与了本次行动而备感自豪。自从到了北卡罗来纳州，我们就在一起训练。可以说，假若没有这些伙伴，这次任务就不可能完成。他们与巴基斯坦防空部门稳妥谈判，现在又领我们顺利返航。看到他们兴奋不已，我倏地发觉本次使命之重大，超乎想象。

沃尔特一无所获，他拉上袋子的拉链，又坐了回去。

闭上眼睛，我开始梳理刚刚发生的一切。就在一个多小时前，我还以为大家都将葬身于直升机坠毁事故。有趣的是，飞机事故的阴云笼罩我的时间，比我担心自己被穿过那扇门的子弹击中的时间还要长。虽然一直在与对方交火，但是我先遭遇了坠机，而且坠机的过程很长。整个过程好像是以慢动作在进行，我甚至有时间想象事故发生时的惨状。一想起从高空往下坠，我就感到胸口阵阵发闷。我甚至想象得到地面飞快扑过来的景象。

那种场面非我能控制。而且，那种情况使我恐惧到了极点。

尽管尸体就在脚旁，我还是觉得行动有点儿失败。因为无法如愿搜到想要的情报。抽屉关着，第二层的过道里的一摞箱子原封未动。我们的活儿通常干得很漂亮，可是刚才时间太紧。我们事事追求完美，虽然坠机后剩下的行动进展顺利，但是敏感现场勘查工作并未达标。

我们总是对自己求全责备。

广播在耳边响了起来，打断了我的思绪。

汤姆轻声说：“我们回到阿富汗领空了。”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天时地利人和，战斗机永远不会追上我们。

15分钟后，我看到了贾拉拉巴德璀璨的灯火。这熟悉的一幕我经历过多次，这次也并未感到有什么不同。我明白，我们已经凯旋。几分钟后，我们的双脚将会平稳踏上地面。直升机降落在机库外面。飞机的警示灯亮了，一辆白色的丰田海拉克斯正在路边等着我们。

下飞机时，我看见从车上下来三名游骑兵队员，赶来搬运尸体。他们奉命将尸体从贾拉拉巴德送往巴格拉姆。

这些士兵由上次与我共同执行任务的那位军士长带领。从我一个月前回家那时起，他就一直待在这里。在执行本次任务前，我们在餐厅碰到过几次。他高升了，我们彼此敬而远之。

但在他们到机舱要抬尸体时，我们挥手让他们走开——这是我们的使命！

“住手！”沃尔特叫道，“人是我们抓到的。”

不错，我们一路辗转前往巴基斯坦，就为抓到他。大家都想圆满地把这件事干完。

我抓着运尸袋上的手柄，和众人一起将它搬进了后备箱。我跳过后挡板，面朝车尾坐下。此时，我看见其他队员从CH-47蜂拥而下，一下子如释重负。大家都平安回来了。

行驶途中，军士长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抬起头，见他摊开了手，手心里有一枚第75游骑兵团的徽章。

“你将是我儿子一生崇拜的英雄，”他激动地说，“祝贺你！”

我点点头。

此时此刻，我真正感到欣慰的是大伙都能平安归来，至于荣誉，还真顾不上考虑。

“海王星之矛”行动：撤离

① 一架CH-47 直升机接上宅院里的其他队员，直接飞往贾拉拉巴德。

② “黑鹰”直升机向北飞行，在空中加油补给点着陆。

③ “黑鹰”直升机和CH-47 直升机直接飞往贾拉拉巴德。

④ C-130 运输机从贾拉拉巴德向巴格拉姆运送突击队。

第十八章

证 实

在机库里，珍站在围着尸体的人群中，什么也没说。但从她的反应来看，我就知道她能看到本·拉登的尸体。她的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淌，我知道她需要时间来平复心情。她花了5年的时间追踪本·拉登的线索，现在这个人就躺在她的脚旁。

在机库，我见到了海军上将麦克雷文。

他一个人靠门站着，手揣在兜里儿。他一定是听到了无线电呼叫，得知我们已过边界，才从指挥中心赶到了这儿。

卡车停在机库门外，他走到车尾后挡板附近，似乎急切想看看尸体。

“让我瞧瞧他。”麦克雷文说。

“是！”我边说边卸下了后挡板。

我抓着运尸袋的末端，把它拖下了车。运尸袋瘫软地落在水泥地上。我俯身拉开袋子，看到那张脸已无血色，整个皮肤都是灰白色的。尸体血肉模糊，袋子底部血迹斑斑。

“就是他。”我说。

麦克雷文身穿棕褐色的数字迷彩服，站在本·拉登的尸体旁。我把本·拉登的头转向上将，以便让他看清面部轮廓。

“他一定刚染过胡子，”我说，“看上去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老。”

我起身退后，其他人聚上前去，从其他直升机上下来的诸位还没亲眼见过本·拉登。麦克雷文的身边很快就聚起一群人。他蹲下身以便看个清楚。

“他应该有6英尺4英寸高。”麦克雷文一边说一边扫了人群一眼。

我看见他指着一个人问道：“你有多高？”

那位队员回答：“6英尺4英寸。”

“你介意躺在他身边吗？”他问。

这名突击队队员先是一怔，确定麦克雷文不是拿他开玩笑后，立即并排躺到尸体旁，让麦克雷文目测。

“好，好，起来吧。”麦克雷文说。

这目测多半是玩笑。但本·拉登看上去并不完全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我肯定麦克雷文和我在阿伯塔巴德目标建筑物第三层时的想法一样。

在人群的边上，我看到了珍。在机库的强光下，她面色苍白，显得有些紧张。当她看见阿里的时候，其他人还在往机库里走。阿里朝她笑了笑，而她却开始哭起来。两名海豹突击队队员抚着她的肩走向人群那边去看尸体，这让我有些意外。

几天前，在餐厅门口，珍告诉我，她不想看本·拉登的尸体。

“我没兴趣。”她当时告诉我，“我的工作可不包括看死尸。”

我知道这多少有点儿虚张声势。她没有必要为了工作而非要接近尸体。她穿着昂贵的高跟鞋，根本不用担心会让她把死尸拖上等候的直升机。她是用她的情报击败了本·拉登。

我曾站在桌子对面对她说：“如果咱们胜利了，你一定得去看看他的尸体。”

在机库里，珍站在围着尸体的人群中，什么也没说。但从她的反应来看，我就知道她能看到本·拉登的尸体。她的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淌，我知道她需要时间来平复心情。她花了5年的时间追踪本·拉登的线索，现在这个人就躺在她的脚旁。

我们更容易面对这一切。

我们常常见到死尸，一直在和这些丑恶的东西打交道。任务一旦完成，我们不会再去想它。我们不是麻木不仁的好战分子，但如果你曾经见过一具死尸，就能充分体会到这种感觉了。

像珍这样的人是不需要见这种血腥场面的，所以当珍最终见到本·拉登的尸体在她脚旁时，那感觉一定很不舒服。

我从人群中走出来，靠着卡车，把枪放在车尾，摘下手套塞进口袋里。这时大多数人都已返航走进机库，大家都面带微笑。

特迪是最后走进机库的人之一，我可以从他的脸上看出因为直升机坠毁而带来的懊恼，也许还有那么点儿尴尬。当他走进来时，我迎了上去将他紧紧抱住。

“特迪，你现在是焦点了。”我说。

他很不好意思地朝我一笑，挣脱了我的拥抱。

“哥们儿，我是说真的。”

我知道，正是因为他出色地将飞机迫降，任务才得以完成。虽然大家都很关注是谁扣动扳机打死了本·拉登，可是让即将坠落的直升机安全着陆，却要比我们扣动扳机难得多。任何一个错误的动作，都会让我们所有人送命。特迪救了所有人的命。

“干得好！”沃尔特说。他握着我的手，随即给我来了个拥抱。

接下来的时间，大家都四处走动，相互祝贺。人们络绎不绝地进入机库。我不记得都和谁说过话，只记得安全返回后那种踏实的感觉。

没过多久，大家就开始了闲聊。

“真的炸了那房子？”我听见查理向负责爆破的队友问道。

最后，我们摆姿势照了几张合影。我们是个大团队。拍照一结束，我们就进入了工作状态。大家轻松了5分钟，之后就到了去巴格拉姆处理情报的时间了。

游骑兵队员已经装好了尸体，正在去往巴格拉姆的路上。我们乘另一架飞机紧随其后。

我们在停机坪卸下了所有装备，捆在C-130的机舱里。登机时，我们仍带着装备和武器。机舱里几乎没有座位，所以我在靠近机头的位置找了个地方坐下。

珍坐在我身旁，我看见她正在抽泣。她坐在地板上，双手抱膝，像孕妇腹中胎儿的姿势。在机舱的红光下，我只能依稀看到她红肿的眼睛好像在望着远方。我站起来，拍拍她的肩膀。

“嘿，这是百分之百的胜利！”我贴近她说，以便让她能在引擎的轰鸣声里听到我的话。

她看着我，神情恍惚。

“千真万确，”我说，“百分之百的胜利！”

这回她点了点头，又开始哭泣。机组人员关了机舱的灯，我一弓身坐了回去。几分钟后，飞机起飞，飞往巴格拉姆。45分钟的飞行时间里，我基本都在睡觉。倒不是真的睡着了，就是想休息一下。我知道，接下来的几小时我们还要工作。

我们下了C-130，沿着停机坪到了机库。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的专家在里面等我们，他们将帮我们处理所有在建筑里找到的文件、闪存盘和电脑。当我们走进机库的时候，分析师们都站在各自的桌前，双手背在身后，就像参加阅兵式一样。

机库的一角有摆成一圈的桌子，上面摆满了盛着食物的绿色塑料盆，里面装的是炸鸡柳和炸薯条。大家从一台大咖啡机里一杯接一杯地取着咖啡。离我们吃早餐至少已经过去了7个小时，但没人碰这些食物。我们还有工作要做。

一进门，我们便开始卸下装备。当我在脱下身上的装备时，肩膀一阵疼痛。那不是刺痛，是持续地隐隐作痛。我看了看肩膀的状况，发现并没有流血。

“嗨，沃尔特，看看我的肩怎么了。”我说。

他也在卸装备。

“看上去不大要紧，”他说，“好像是被弹片划伤了。不过，还没严重到需要缝针。”

我检查着自己的装备，在抓起背后的断线钳时，感觉手指被什么金属利器刺到了。我把它拿下来查看，才发现断线钳的手柄上嵌着一块很大的弹片。

“子弹留下的。”我心想。

在艾尔·科威特开火的时候，没等我反击，连发几轮的子弹弹片肯定就已经击中了我。我将断线钳装在我后背的上方，钳子手柄大概离我的头就几英寸。真是幸运，弹片没有射进我的脖子。

作完简报后，我们开始卸载所有从房子里搜出来的东西。基础水下爆破训练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护好团队、部门和个人的装备。

我们将桌子按照目标建筑内的房间进行分组。我把袋中的所有物品放在存放主要建筑物的第三层A房间内物品的桌上。打开背包，我把收集到的东西一一拿出。从本·拉登住所梳妆台里拿到的磁带以及手枪、步枪也被我放在桌上。

在白板上，我们画了张建筑内部图，之后画出主要建筑和客房的平面图。我把相机交给一名正帮助中情局分析师下载数码相机里照片的突击队队员。

“这些照片拍得怎么样？”我一边问，一边递过手中的相机。

“我看到的都还不错。”他说。

当本·拉登的尸体出现在屏幕上时，我终于松了一口气。虽说因为有本·拉登的尸体在，照片事实上就没那么重要了；但我能想象到，如果我真搞砸了这些照片，查理和沃尔特就永远有的说了。

“还好吧？”我问道。

“看起来不错，”分析师说，“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个。”

我不知道这些照片会不会公之于众，坦白说，我也不关心。那决定由上头来做，远不是我所能左右的。这时，我听见有人在跟中情局的分析师讲他们收集到的东西。

“伙计，很抱歉，”一个负责搜索第二层的队友说，“东西实在太多了，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本来应该搞到更多的。”

中情局的分析师听了他的话，差点儿笑了出来。

“你很棒，”他说，“别再为这愁眉苦脸了。就看这堆东西吧，至少得花几个月才能处理完。这些东西比咱过去10年弄到的都多。”

处理情报花了两个多小时。机库前面，离桌子大概30英尺的地方，我能看到联邦调查局的DNA分析专家正从本·拉登的尸体上提取样本。他一结束，游骑兵队员立刻护送尸体到“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上，再带去海葬。

敏感现场勘查工作处理完之后，我开始打包我的侦察装备。我收拾好武器，卸掉光学部件，然后放回盒子。接着我把装备放到桌上，卸下没用过的手榴弹和爆破引信。我可不能把它们带回家。

就在我马上要收拾完的时候，珍和阿里过来了。

过一会儿，他们就要飞回美国。空军准备了一架C-17接他们回去。

珍拥抱了我一下。

“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到你们。保重。”她说完，就和阿里朝门口走去。

关于这次突袭的情报筛查工作花了她数月时间，她为此一直很忙碌。但和我们不同的是，这次突袭行动成了她生活的全部。她离开的时候，显得非常欣慰，同时也筋疲力尽。我敢肯定，对于一个近10年来一直致力于搜寻本·拉登的人而言，忘记这一切绝非易事。

大家打包好了装备，开始吃东西，食物已经凉了。这时，奥巴马总统正准备讲话。我们走向了在机库后方矗立的大电视屏幕。在场的每个人都放下手头的事，围了过来。

有传言说，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审查了讲话稿，以确保行动细节不被泄露。所有人都认为行动细节最终还是会泄露，但在此刻，我想我们所有人还是希望奥巴马总统可以暂时保密。

“我敢说，一周之内他们会披露海豹突击队参与了行动。”我对沃尔特说。

“哼，估计连一天都超不过。”他说。

美国东部时间晚上9点45分，白宫发布消息称奥巴马即将发表全国讲话。到了10点半，首条有关击毙本·拉登的消息已经四处流传。海军预备役的情报官员凯斯·厄本在Twitter上发布了消息。很快，所有主要报纸和电台都开始报道本·拉登已被击毙的消息。

到了晚上11点35分，奥巴马总统出现在电视上。他穿过大厅，登上讲台，站到镜头前，向全世界宣布了我们刚刚完成的工作。

“晚上好。今夜，我可以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宣告，美国实施的一项行动击毙了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这名恐怖分子谋杀了成千上万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儿童。”

所有人都静静地听着。

奥巴马接着感谢军方追捕基地组织的努力，赞扬他们保护美国公民的功绩。

奥巴马说：“我们已挫败了恐怖分子的袭击，加强了我们的本土防御。在阿富汗，我们推翻了给拉登和基地组织提供庇护和支持的塔利班政府。我们与我们的朋友和盟国合作，在世界各地抓获或者击毙了数十名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其中包括参与策划‘9·11’恐怖袭击的数名恐怖分子。”

总统强调，他当选不久就告诉莱昂·帕内塔①，击毙或抓捕本·拉登将是重中之重。接着他简要介绍了抓捕本·拉登的过程。这部分演讲处理得非常巧妙，没有透露任何不利的细节。

奥巴马说：“今天，根据我的命令，美国发动了针对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一座建筑物的定点清除行动。美军的一支突击队以无比的勇气和能力完成了此次突击行动。本次行动中没有美国人受伤。他们尽量避免了平民伤亡。经过交火，他们击毙了奥萨马·本·拉登，并得到了他的尸体。”

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崇拜奥巴马，但我们尊重他，因为他是最高的军事首脑，也因为他给这次行动发了许可证。

“我们都觉得杰伊这家伙将来能当上海军上将。”沃尔特边听总统讲话边说道，“而且现在咱们的行动已经让这一点很确定了。”

“嗯，你能别这么说吗？”我说。

我们心里一清二楚。

我们就是他们的工具，事情顺利的时候，他们会大肆宣扬，突出自己的作用。但我们应该这么干，这是正确的决定。不考虑政治因素，最终的结果也都是大家想要的。

“一年之内，麦克雷文会就任特种作战司令部（Socom）司令，也许有一天会当上海军作战部长。”我说。

奥巴马称这次行动是“我们国家打击基地组织的最重大胜利”，并感谢所有人付出的努力。

“美国人民无法看到他们的工作，也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他说。

我们本想着他会透露点细节。如果他透露了，我们就可以津津乐道一番。但我觉得这演讲现在听起来一点儿也不差。如果非说有什么不好之处，那就是有点虎头蛇尾。

“好了，够了，”我对沃尔特说，“去吃点儿什么吧，起码也要洗个热水澡。”

我们接到通知说，几小时后，就可以坐飞机回家了。我找到我的背包，换上便服，登上去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驻地的巴士。我们决定在回弗吉尼亚比奇之前先洗个澡。

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驻地的楼里有几辆淋浴拖车。站在热水中，我感觉自己的身体慢慢放松开来。

同时，我也感到饥肠辘辘。

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驻地有一小块地方属于海豹六队，那是我们的地面流动站，主要负责使我们的卡车、摩托车、四轮车和悍马车等保持良好状态。一名海豹突击队队员正和一群海军工程营人员及机师干着活儿。

回家的飞机推迟了几小时，所以我们就开始自由活动。在工作区，车库里到处是零件、工具，还有因为各种毛病需要修理的车辆。我们聚集在一个小办公区，那儿有一个客厅和休息室。负责流动站的海豹突击队队员朝我们张开双臂表示欢迎。

“你们需要什么？”他说。

这儿由几个组合式建筑和一个封闭的车辆调配场组成，他们还用砖灶比萨炉和一个大的燃气烧烤架围出了一个小院子。沃尔特绕着小院子来回踱步，给大家分发雪茄，这盒雪茄还是全国步枪协会几星期前为了欢迎他归来时送他的。他们可想不到，我们抽这盒烟是为了庆祝击毙本·拉登的行动。

除了杰伊、迈克和汤姆，其他人都在那儿。他们几个还在机场向麦克雷文上将作简要汇报。

我们大多数时间都待在那里，沐浴在春天温暖的阳光中。驻扎在这儿的海军工程营人员正在烧烤炉上烤着从食堂弄来的牛排和龙虾。我能闻到办公室里爆米花和砖灶比萨炉里比萨的香味。

正当我晒着太阳昏昏欲睡时，听见有人大喊：“你们这些家伙肯定不会相信，消息已经泄露了。”

在一台电脑前，周边安全队的头儿正念着网上的新闻。不到4小时，就有消息称是海豹突击队执行了此次任务，接下来便进一步提到了驻扎在弗吉尼亚比奇的海豹六队。

一个月以来，整个任务都是保密的，现在消息突然间到处散播开来。我们从镜头中看到人们自发聚集在白宫、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外面。在费城进行的职业棒球大联盟比赛中，球迷们高呼着“美——国，美——国”。我们都觉得他们太年轻了。像他们这么大的孩子，根本不知道2011年9月11日前的美国是什么样子。

我们看着电视上狂热的一切，我禁不住在想家里的亲戚朋友对此会有什么反应。没有人知道我在阿富汗，我只是告诉父母我要外出训练，不能带电话。我敢肯定每个人都在给我打电话，想知道我在哪儿。

我们坐在室外吃东西，太阳暖洋洋的。填饱肚子后，我唯一想做的就是睡觉。

几小时后，巴士送我们来到停机坪。我们拖着疲惫的双腿上了飞机，兴奋感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C-17上除了机组人员之外没有其他人。

集装箱先被运上飞机，我们随后登机。在地板上摊开坐垫。安顿好之后，我看见机长和飞行员在说话。空军C-17的氛围经常是这样轻松随意。有时，你能有幸碰上一个让你想睡哪儿就能睡哪儿的乘务员，也有些乘务员很教条，非得让你规规矩矩坐在座位上。

引擎发动了，机长拿起对讲机。

“嘿，伙计们，这次中途不在德国停留了，所以我们会在空中加油。你们可以多睡一会儿。”他说。

他们显然明白这些乘客是谁，能让我们这些急需睡眠的人睡个好觉，而且是直飞，这简直太酷了。此时，我们已经几乎24小时没合过眼了。

飞机平稳安静地起飞，一路向西。

我们真的精疲力竭了。

刚刚在电视和网络上看到的劲爆内幕还是让我心绪难平，我知道任何人都还没有作好心理准备。躺在C-17的机舱里，我已经没有力气去操这个心了。我需要让自己静下来，什么都不想。

我吃了两片安眠药。飞机还没出阿富汗领空，我很快就睡着了。

注①：莱昂· 帕内塔（Leon Panetta），原美国中情局局长，2011 年4 月27 日，经奥巴马提名，成为接替6 月底退休的罗伯特· 盖茨的新一任国防部部长。——编者注

第十九章

回 家

姐姐给我发了一条短信。“我听说明天总统要接见你们，千万别穿短裤，这样他们就看不到你的瞪羚腿，不会发现你是个海豹突击队队员。”

我的手机振动起来，发出一阵阵咻咻、嗡嗡、哔哔的声音，开始接收积攒了一天的短信。

我们的C-17刚刚降落在弗吉尼亚比奇，每个队员的手机就响起了刺耳的铃声。由于我把手机贴身装着，所以它就像个在煮沸的水壶中到处乱撞的玉米棒一样。当我们在大西洋上巡航的时候，电视和网络上到处都在播报关于这次突袭的新闻。记者们纷纷来到弗吉尼亚比奇，寻找参与行动的海豹突击队队员去采访。在华盛顿，连那些只掌握了一丁点儿信息的国会山或者五角大楼的工作人员都在向外界泄露消息。

手机终于停止了振动，我开始翻看收到的信息。没有人知道我参与了这次行动，但是所有知道我是海豹突击队队员的人都在想方设法联系我，想和我聊聊此事。在收到的信息中，有家人发来的，但竟然也有多年未联系的大学同窗发来的，所有信息几乎全都一样：

“嘿，伙计，发生了什么事啊？我正在看新闻，想知道你在不在家。”

由于此次行动高度保密，直到我们即将出发的时候，甚至队员自己都不知道此行的目的地。但是现在我却收到了将近100封电子邮件、50封语音邮件和36条短信，都在问我是否碰巧去了巴基斯坦，或者是否知道什么内幕。我的家人想知道我是否在家、是否安全。飞机刚停下，机舱门打开的瞬间，我们中队的老长官就冲上了飞机。他在等待接管海豹六队。上级在这次任务之后才更换了指挥官，所以此次去阿富汗执行任务，他并没有和我们同行。他是我所一起共事过的最优秀的指挥官，受所有士兵的爱戴，因为他总是和我们生死与共。

当我们整理背包的时候，他依次和每个队员握手拥抱，他想成为第一个欢迎我们归来的人。我们还处在摆脱安眠药的阴霾中，所以看到一个顶着光秃秃脑袋的瘦高身体朝我们走过来，都觉得有些不真实。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欢迎我们回家的第一幕情形，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飞机发动机发出嗡嗡的轰鸣声，下飞机的时候我们几乎听不到别的声音。机舱外是漆黑的夜，从明亮的机舱内进入黑暗的环境，感觉更加难受。几秒之后我的眼睛才适应过来，然后我就看到大约有200名队友排着整齐的队列在迎接我们。我一边迈向载我们回基地的白色巴士，一边辨认着他们那模糊的身影。虽然距离巴士只有50码之遥，可我至少与100名队友握了手。

以前，当执行任务的中队返回基地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来接机。我突然想到，这些列队中与我们握手的队友本来完全有可能去执行我们这次任务，我们只是碰巧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点。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

走过他们身边的时候，我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向他们打声招呼或者含糊地回一句感谢的话语。我们已经疲惫不堪，登上巴士的时候累得都快要瘫倒了。

值得感激的是，有个装满了啤酒的冷却器和热腾腾的比萨在等着我们。我默默地坐到了我的座位上，把背包放在两腿中间，手机平放在大腿上，然后打开啤酒，狼吞虎咽地吃起了比萨。我环顾四周，看到每个人都埋头看着手机，翻看接收到的大量信息。大约在24小时前，奥巴马总统已经向全国通告了这次突袭的情况。

这是人们第一次开始了解这次突袭，这真是太酷了。当我还是个阿拉斯加的懵懂少年的时候，就在书本上读到过这样的行动。这次行动将成为历史。但当这些想法刚掠过我的脑海，我就把它们驱赶了出去。一旦你停下来沾沾自喜，你就会迷失方向。

回到司令部，我甚至都没有进去。除了自己的行李，我们的一些装备和武器被收回到储藏库里锁了起来。很幸运，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可以好好休假了。我把自己的背包扔到了车上，开车回家了。我不想去酒吧里纵情狂欢、大肆庆祝，只想享受片刻的宁静。我受到的欢迎已经让我受宠若惊了。

回家的途中，我看到一家塔可钟①汽车快餐店。过去我常常会在完成在德国的部署任务之后，在回家的途中停留在南部边境略作休息。前几年，我曾在这里停留过好几次。我把车开进了排队车队，点了两个酥脆的炸玉米饼、一个芸豆玉米烤饼和一杯中杯百事可乐。

一个高中生模样的男孩儿在窗口把食物和饮料递给我。我把车开进了停车场，拿出炸玉米饼，然后在腿上摊开一张纸，在冰冷酥脆的生菜上滴了一些调味汁，开始大口吃起来。

车载收音机里播放着乡村音乐。我一边吃着东西，一边试着理清这几天发生的所有事情。几天前，我还在部队的餐厅里用餐，尽量不去想任务的事情。而现在，我在回家的路上，在一个停车场里吃着塔可钟，却依然不愿意想起这次任务。

我需要休息几天。

在离开巴格拉姆空军基地之前，队友们开玩笑说需要休息一段时间。我知道我们中队的其他成员在弗吉尼亚比奇接受训练。指挥部租借了一艘游轮，满载着扮演不同角色的队员。这是一场规模宏大、代价不菲的训练。训练的名称听起来总比实际内容有趣得多。在训练中，队员们无一例外地得在爬上船之前在冰冷的海里被海浪拍打几个小时。

在吃完最后一口芸豆玉米烤饼之后，我把纸卷了起来，扔进了背包。喝了一大口可乐，然后把包扔到车上，发动汽车，向着家的方向开去。

在彻底放松之前，我卸下行李，花了很长的时间洗了个淋浴。

但我还是有些紧张，难以放松。就这样，我一连睡了19个小时，电视一直开着。醒来后我开始看有线新闻频道的节目。每个节目都在播放与此次任务有关的内容。绝大多数都是子虚乌有的推测。

电视上报道说我们的枪战持续了40分钟。

然后，我看到了我们在门外开火的场景。

接着本·拉登拿起武器，试图在我们击中他之前自卫。

当然，据报道，在本·拉登生前的最后几秒钟，他还有时间看着我们的眼睛，知道是美国人来猎杀他的。

这次突袭被报道的画面看起来就像一部糟糕的动作电影。起初看起来这些报道非常滑稽，因为真的不符合事实。

但是接着，合成的照片不断地在屏幕上闪现。几周来，这次突袭一直是高度的机密，而现在新闻中却在铺天盖地地报道它。我看到了直升机的残骸，机身在行动中毁坏了，只有尾桨还完好无损。但事实是当炸药爆炸的时候，飞机的尾部被炸断，落在了墙外的空地上。

路透社甚至弄到了一些被我们打死的恐怖分子尸体的照片。屏幕上播放着包括阿布拉（我和威尔从客房的门口向内射击与之枪战的人）在内的艾尔·科威特兄弟的镜头。接着，屏幕上出现了本·拉登尸体的画面，我看到了地毯上凝固的血迹。

我努力地想从这些画面中回过神来。

对我而言，在黄金时段看到电视台播放这些画面真是太难受了。我原本已经将这次行动的整个过程锁在脑海的深处了，可是这些画面却好似要无孔不入地唤醒这些记忆。现在我觉得工作和家庭之间的界线被破坏了。我向来擅长把在海外执行任务的经历排除在脑海之外，这样当我回家后，我心里想的就只有家庭。这些图片就好像将两条小溪交汇在一起，使我感到十分头疼。

那天晚上我辗转难眠，吞咽了一些安眠药。没有它们我根本无法入睡。

接下来的两天，我一直在躲避来自亲友的电话。手机一直响个不停，家人都在问我是否参与其中。父母知道我去执行任务，但是他们不知道我到底去了哪里。

出发前，我曾给他们打电话说我要去训练，在这期间无法打电话。我总是想办法不告诉他们我的具体行踪。我还给姐姐们随意地发了一条信息，只是简短地说我爱她们。当时并不想给她们传递什么危险信号，但是当消息散播之后，我的姐姐们就知道我一定参与了某项重大行动。

回家后的第二天，当我走到路边倒垃圾的时候，我的一个邻居从街对面走过来，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她知道我是一名海豹突击队队员，她还注意到我好几天都不在家。

她微笑着对我说：“人们永远不会真正知道自己的邻居是干什么的，是不是？”她笑着说完转身回了家。

我的那些队友的情形也大致如此。一位队友刚刚进门就开始给孩子换尿布了。

“我一回家，她就立刻把孩子扔给了我。”当我们回去后这个哥们儿这样说，“我们可是刚刚击毙了本·拉登啊，我还以为可以坐下来喝杯啤酒呢。”

还有一个哥们儿回家后一早上都在杂草丛生的草坪上忙着割草。

在媒体的眼中我们都已成了名人，可是在家里，我们只不过是离开家好几天的丈夫而已。

两天后，当我们正式返回工作的时候，杰伊把我们召集到一间会议室里，我们第一次接到这次突袭任务的命令时也是在这里。高层对关于本次行动的消息被泄露颇为担忧。

杰伊说道：“大家绝不能跟媒体接触，一定要保持低调。”

我感到很惊讶，几周以来，我们把这次行动的消息保护得密不透风。现在，华盛顿当局正在把一切公之于众，而我们却还要接受劝诫。我觉得我们当中的一些名字迟早会见诸报端。

我们刚刚击毙了世界头号恐怖分子，我们最不想看到自己的名字与此事有所牵连，只想退居幕后，重返工作。

杰伊说道：“由于此事非比寻常，因此你们的日程安排就是：休假一个礼拜。”

沃尔特说：“不是真的休假一周，对吧？”

我听到有人咯咯地笑了起来。

我说道：“重头戏什么时候开始？”

杰伊说道：“这个机构将在几天内被撤销，国防部部长也计划马上来接见我们。一旦我们拿到日程安排后就会告诉大家。好好享受美好的假期吧。”

听到这里我笑了。

“得了吧，所有的人都想探秘。”当我们走出会议室时，汤姆说道。

这次任务并非像报道说的那样复杂和困难。

几周或者几个月之后，这次袭击的细节会被披露出来，人们会重新关注这支部队，这让人们对于我们的安全增加了几分担忧。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在家里安装了安全监控装置。

有些队员在类似周会的活动中向杰伊和迈克表达了我们的担忧。

我说道：“如果我们的名字被泄露给媒体了怎么办？”

美国广播公司（ABC）新闻台就如何辨识一个海豹突击队队员编造了一个滑稽的故事。主持人克里斯·库莫报道说，击毙本·拉登的那名海豹突击队队员可能是一个30多岁、留着胡须和长发、身体健硕的白人男性。然后，库莫像其他的主持人一样，寻找任何愿意谈及我们的队员，这次，他找到了海豹六队的创始人理查德·马辛克。

“他们有瞪羚般健壮的腿，腰杆粗壮，上身健硕，好像给人一种心理暗示：‘我从不失败。’”马辛克对库莫说。

还有其他一些鉴别的特征：由于经常端着武器而长满了老茧的双手，执行任务时被炸弹炸伤留下的伤疤，还有极度自负。

“他们基本上是一些被完美地组合成一个团队的自大狂。他们学会了互相依赖。为了保持激情，他们在无聊的时候会互相找乐子，否则他们就会老惹麻烦。”

我们都快笑翻过去了。我知道他是海豹六队的创始人之一，但令人失望的是，他对现代军队却一点也不了解。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符合他的描述，我们不再是过去那些自大狂了。也没有哪个特别部队的陆军、海军、空军或海军陆战队士兵符合他的描述，这种说法一点也不符合我们的精神风貌。我们是一个团队，总是试图做正确的事情。

但我们不会出现在讨论泄密和安全保障的会议中。

“保持低调，因为没有人知道底细。”杰伊说道，“明天早上你们会在肯塔基州接受总统接见。”

重头戏即将上演，我们原本就已经认定这场戏会上演。

杰伊说道：“我们会穿着便装飞往那里，然后改换军装与总统见面。”

队伍解散后，我们一天的工作就这样结束了。在去开车的途中，我的手机嗡嗡地响了起来。

姐姐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我听说明天总统要接见你们，千万别穿短裤，这样他们就看不到你的瞪羚腿，不会发现你是个海豹突击队队员。”

关于保密的事就到此为止吧！

第二天，我们搭乘一架我所见到过最古老的C-130飞机离开了基地。飞机的机身刚刚刷过油漆，所以看不出来它的真实服役年龄。但是一登上飞机，便发现机舱内的一切都已褪色，显得年代久远。

我们爬上舷梯的时候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我们已经习惯了搭乘更新的C-130甚至C-17飞来飞去。

“摇滚明星般的待遇原来不过如此。”6英尺4英寸高的查理一边把身体塞进橘黄色的活动座椅上一边说道，“我想咱们短暂的明星生涯就要结束了。”

但是机舱门边的一块牌匾让我们了解了事情的真相。这架飞机是曾参加过“鹰爪”行动的三架MC-130E“战斗禽爪”特战运输机之一。

原来，一名机长发现了这架被封存起来的飞机，然后说服了一名空军将领将其翻修一新，并将它重新编入空军序列。看起来，乘坐这架飞机飞往肯塔基州和总统会面挺合适的。这架飞机历史悠久，我想它至少曾有过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飞行。我们从机场抄小路来到了第160特航团的总部，这里是特迪和全体机组成员的基地。

按照计划，奥巴马总统会在接见我们后接着向101空降师的数千名士兵讲话。

工作人员引领我们进入了一个大会议室等待被接见。后墙边的一张桌子上堆满了美味的三明治、薯条、饼干和汽水。

我说道：“现在我们可是名扬天下了，这些东西比冰冷的鸡爪好多了，你们觉得有人会让我们埋单吗？”

在靠近门边的一张桌子上摆放着一面裱了外框的旗帜。这是我们在执行任务时携带的旗帜。我的战友们都在背面签上自己的名字，准备把它送给总统。

我问汤姆：“我为什么要在上面签名？”像往常一样，在杰伊和迈克与高层官员会晤的同时，汤姆也在忙里忙外。

他回答：“参加突袭的每个人都要在上面签名。”

“为什么？”我只想知道原因。

“因为这面旗帜会送给总统。”汤姆对我的问题显得有些不耐烦起来。

“在被挂到墙上之前，它要经过多少个人的手啊？”我问道，“难道这些人不去白宫吗？”

唯一依然处于保密状态的就是我们的名字。

我去问其他人。

“所有的人都在上面签名了吗？”

绝大多数人都在上面签了名。

“随便在上面写个名字得了，你会没事的。”查理说道，“我就是那样做的。”

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焦急等待之后，我们终于走向一个礼堂去见总统。特勤局人员用金属探测器给我们作安检，轮到我的时候，当探测器划过我随身携带的小折刀时发出了哔哔的报警声。我取出小刀，把它放在了一堆不断增多的东西上面。

这里有一个小台子，在它的前面摆放着几排椅子。

沃尔特坐在了我的旁边。

他说道：“我宁愿参加训练也不愿意来这儿。”

奥巴马来到了礼堂，他身着黑色西装、白色衬衫，打着浅蓝色的领带。穿着蓝衬衫、打着红领带的副总统拜登陪在他的旁边。总统站在台上讲了几分钟话，并且给我们突击队颁发了“总统部队嘉奖”，以表彰我们的功绩，这是颁发给作战单位的最高荣誉。

我已经记不太清楚当时总统说了什么，只是觉得讲话的内容就像演讲稿撰写人的脚本。

“你们是美国最优秀的士兵。”

“你们代表了美国的形象。”

“我代表美国人民感谢你们。”

“你们的行动太棒了。”

总统的讲话结束后，我们摆好姿势拍了几张照片。

拜登还在继续讲述那些没有人明白的蹩脚笑话。他看上去和蔼可亲，但是他让我想起某个在圣诞节晚宴上醉酒的大叔。

在动身去给101空降师的2 000名士兵发表演讲之前，奥巴马总统邀请我们全体队员前往他的住处小酌一杯。

我问道：“他的住处在哪里？”

沃尔特说道：“我不知道。我想是他的房子，在白宫的房子。”

我说道：“那就太酷了，我不介意去他家瞧瞧。”

沃尔特只是一个劲地傻笑。

当巴士载着我们来到机场后，奥巴马总统在基地的机库里发表了演讲，给士兵们鼓劲加油。

他说道：“我们已经斩首成功了，我们最终一定会击败他们……我们的战略正在发挥作用，正义终于在奥萨马·本·拉登的身上得以伸张，这件事便是最好的例证。”

这次接见之后，一切又恢复了正常。我们调回到了正常的作息时间，出去几个礼拜执行任务，然后回家休息一个礼拜。我们又回到了那趟高速列车上。

我们再也没有接到邀请我们去白宫小酌的电话。记得几个月后我又和沃尔特谈起了此事。当时我们从射击场回来，正走在回营房的途中。

“嗨，你听到过邀请我们去喝一杯的消息吗？”

沃尔特又现出了那副傻笑模样来。

“你竟然相信那种鬼话，我打赌你也赞成换个总统吧，傻瓜！”

注①：塔可钟（Taco Bell，Inc.）是美国百胜餐饮旗下公司之一，主营墨西哥风味快餐。百胜旗下的著名餐饮品牌还包括肯德基、必胜客等。——译者注

尾声

执行完抓捕本·拉登的任务后不到一年，我退伍了。

我已将一生中的10个春秋奉献给了这份工作和祖国。为实现梦想，我放弃了一切。长期远离亲朋好友与至爱的家人，没有享受过假日，只有身体的伤病将伴我一生。我与美国最优秀的士兵一起服役，并与一群能称兄道弟的伙计们结为终生的朋友。从我调到海豹突击队，并且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我就一直梦想着参与到消灭或抓获奥萨马·本·拉登的行动之中。很幸运，我尽了一份力。而今，轮到他人为国效力了。

几乎很少有海豹突击队队员能说自己在服役期间，有幸参加过一次军事行动。自我从海豹突击队受训毕业之日起，先被调到海豹五队，后又加入了大名鼎鼎的海豹六队。我一直都在参加各种军事行动。在突击队服役的十多年时间里，我没有真正休息过，只有马不停蹄地完成军事部署。今年年初，在我的组长任期已满后，上级安排我离开中队，去当绿队的教官或是在突击队内选择一个非战斗岗位。这些工作都远离沙场，而且也许恰恰能让我好好休息一番。但我明白，在短暂的休息后，我肯定更巴不得重返战场。像突击队的每位队员一样，我个人的生活饱受紧张的战斗部署之苦。是时候该以自己的生活为重了。虽然我极不情愿离开突击队，但对我而言，确实是到了结束海豹突击队生涯的时候了。

离开前，我与突袭后迎接我们返回的长官见了一面。他如今已是海豹六队的代理队长。我很清楚，身为受人爱戴的指挥官，他确实理解队员的生存压力。就在我打算签字离队的前几天，我们在他办公室见了面。

队长问我：“我们怎样才能留住你？”

他的挽留让我感到不胜荣幸。但是，我看着他，谦逊地摇了摇头。

“我该离开了。”我淡淡地说。

虽然感到些许愧疚，因为就像撇下亲兄弟，把重担扔给了他们。但是我去意已决。新队员会从绿队源源不断而来，他们血气方刚，已作好了驰骋战场的充分准备。而我，只是厌倦了，想干点别的。

虽然离开沃尔特、查理、史蒂夫和汤姆，感觉有些不习惯，但我们还是朋友。他们四人还留在突击队。考虑到他们的安全，我不想多谈他们的工作。总之，他们依然在为祖国奉献。

菲尔腿部的枪伤已痊愈。他依然还是一个搞怪高手，依然是我的好友。像我一样，他如今也不在海军服役了。他是因伤退役的。

我离队后的一项首选计划就是撰写本书。下决心写书并非易事。当初队里没有人会想到突袭本·拉登后，恶名会随之而来。虽然起初我们以玩乐的心态看待这次突袭，但是，随着越来越多信息的泄露，突袭很快变得耸人听闻。我们一直以能保守职业秘密为荣，但是我看到有关突袭的新闻报道越多，就越想还原真相。

时至今日，已报道的有关击毙本·拉登行动的来龙去脉都与事实有出入。甚至一些宣称掌握内幕的报道也有失偏颇。我希望有人能站起来说出实情。在我看来，实情比突袭本身重要，而且，应该更多地报道那些甘愿赴汤蹈火、甘愿为完成使命而牺牲一切的突击队队员。他们的事迹才值得大力宣传，而且应尽可能准确地去报道。

自2011年5月1日起，一些各界要人，包括奥巴马总统和麦克雷文将军，都提及了那次行动。假如我的长官愿意公布内幕，我也会欣然一吐为快。

当然，突袭正被两党当做政治角逐砝码，因为当下两党正在为谁能在下一届入主白宫斗得你死我活。而对于那晚登上直升机的24名队员而言，那次行动却与此毫无关系。政治只与当我们出生入死的时候在千里之外观看行动直播的政策制定者有关。

在贾拉拉巴德登上飞机的那一刻，政治是我们最不会想到的事。请别误解我。我们并非无视于它。我们心里清楚，它迟早会来。那么，后来它在行动的结果中起作用了吗？当然没有。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下达了命令，我都认为无关紧要。它不会让我给任何一方多投一票。

坦白讲，我认为这也并非是我一个人的故事。我撰写本书的初衷就是要给人们讲述那次突袭的真实故事，并展现海豹突击队队员们所做的牺牲。我只不过借自己的经历来描述我们这个特殊群体成员的真实情况。我并非独一无二或与众不同，我只希望人们将我的经历看做我与那些跟我配合工作的突击队员的共同经历。那些我尊敬的战友，那些与我并肩作战的兄弟，那些世间最优秀的人，他们为祖国作出的贡献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

对于那些没有平安归来，已经离我们而去的海豹突击队队员来说，他们也没有白白牺牲。一些队员在伊拉克或阿富汗阵亡，另一些队员在训练中早逝。我们要时刻铭记他们，而且，要明白他们是为了比自己生命更伟大的事业而逝。因为，尽管知道危险重重，但这些勇士仍然甘愿抛头颅、洒热血。

我恳请本书的每位读者也奉献一己之力。

常有人问我：“我并不是海豹突击队队员，就算愿意尝试，恐怕能力也达不到，我还能干些什么？”

答案有二。

其一，不要苟活，要为远大的目标而活。努力做对家庭、社会和国家有用的人。

其二，你可以为退伍军人组织或资助伤残军人的组织出钱、出力。这些英雄已经作出了贡献，现在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我将把撰写本书所得的绝大部分收入捐给慈善机构。以下是我推荐的慈善组织：

All In All The Time Foundation

（Allinallthetime.org）

The Navy SEAL Foundation

（Navysealfoundation.org）

Tip of the Spear Foundation

（Tipofthespearfoundation.org）

以上三个组织都在扶助海豹突击队烈士的家属。我恳请大家尽一己之力，并帮助我为它们筹集更多的善款。

正是为了向“9·11”以来所有牺牲的战友致敬，我才决定写下这段故事，并决定捐献未来的大部分售书所得。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THOMAS C. FOUKE

Lieutenant

THOMAS RATZLAFF

SOCS

STEPHEN MILLS

SOC

ROBERT REEVES

SOCS

NICHOLAS SPEHAR

SO2

NICHOLAS NULL

EODC

MICHAEL STRANGE

CTR1

MATTHEW MASON

SOC

LOUIS LANGLAIS

SOCM

KRAIG VICKERS

EODCS

KEVIN HOUSTON

SOC

JONAS KELSALL

LCDR（SEAL）

JON TUMILSON

SO1

JOHN FAAS

SOC

JOHN DOUANGDARA

MA1

JESSE PITTMAN

SO1

JASON WORKMAN

SO1

JARED DAY

IT1

HEATH ROBINSON

SOCS

DARRIK BENSON

SO1

CHRISTOPHER CAMPBELL

SO1

CALEB A. NELSON

SO1

BRIAN BILL

SOC

AARON VAUGHN

SO1

TYLER STIMSON

SO1

RONALD WOODLE

SO2

DENIS CHRISTOPHER MIRANDA

SO3

DAVID BLAKE MCLENDON

CTRCS

COLLIN THOMAS

SOC

BRENDAN JOHN LOONEY

LT

ADAM OLIN SMITH

SO2

ADAM BROWN

SOC

TYLER J. TRAHAN

EOD2

RYAN JOB

SO2

ERIC F. SHELLENBERGER

SOC

ANDREW J. LIGHTNER

PR1

THOMAS J. VALENTINE

SOCS

SHAPOOR “ALEX” GHANE

SO2

NATHAN HARDY

SOC

MICHAEL KOCH

SOC

LUIS SOUFFRONT

EOD1

LANCE M. VACCARO

SOC

JOSHUA THOMAS HARRIS

SO1

JOHN W. MARCUM

SOCS

JASON R. FREIWALD

SOC（Select）

STEVEN P. DAUGHERTY

CTT1

ROBERT R. MCRILL

MC1

MARK T. CARTER

SOC

JOSEPH CLARK SCHWEDLER

SO2

JASON D. LEWIS

SO1

FREDDIE PORTER

SN

MICHAEL A. MONSOOR

MA2（SEAL）

MARC A. LEE

AO2（SEAL）

SHANE E. PATTON

MM2（SEAL）

MICHAEL P. MURPHY

LT（SEAL）

MICHAEL M.MCGREEVY，JR.

LT（SEAL）

MATTHEW G. AXELSON

STG2（SEAL）

JEFFREY S. TAYLOR

HM1（SEAL）

JEFFREY A. LUCAS

ET1（SEAL）

JAMES SUH

QM2（SEAL）

JACQUES J. FONTAN

FCC（SEAL）

ERIK S. KRISTENSEN

LCDR（SEAL）

DANNY P.DIETZ

GM2（SEAL）

DANIEL R.HEALY

ITCS（SEAL）

THEODORE D.FITZHENRY

HMCS（SEAL）

ROBERT P.VETTER

BM1（SWCC）

BRIAN OUELLETTE

BM1（SEAL）

THOMAS E.RETZER

IC1（SEAL）

MARIO MAESTAS

IT2（SEAL）

DAVID M.TAPPER

PH1（SEAL）

PETER G.OSWALD

CDR（SEAL）

NEIL C.ROBERTS

ABH1（SEAL）

MATTHEW J.BOURGEOIS

HMC（SEAL）

JERRY “BUCK”POPE

ENS（SEAL）

以上名单由Navy SEAL Foundation提供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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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按语

序言 第一队

第一章 绿队

第二章 前五名、后五名

第三章 第二层

第四章 三角洲特种部队

第五章 排头兵

第六章 “马士基·亚拉巴马”号事件

第七章 旷日持久的战争

第八章 羊肠小道

第九章 华盛顿：暗潮涌动

第十章 散步者

第十一章 战前等待

第十二章 出发日

第十三章 渗 透

第十四章 哈立德

第十五章 第三层

第十六章 杰罗尼莫

第十七章 撤离

第十八章 证 实

第十九章 回 家

尾声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