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格，本名周飙，1970年生，浙江嘉兴人，199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曾长期以自由程序员为业，2008年受聘为《21世纪经济报道》评论员，开有独立博客“海德沙龙”（headsalon.org）。

自私的皮球：

我们的日子为什么是这样过的

辉　格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内容简介

本书以经济学核心理念贯穿全书，按主题分为价格与市场、产业与创新、行为与心理、制度与政策、宏观经济等几个部分，讨论了近年来在产业、经济与社会领域发生的关注度高、争议大的热点问题。这是一位独立学者多年来对人与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所得，力求以平实的文字、清晰的逻辑和独特的视角，与你分享思考和体悟的快乐，并共同体验经济学与其他社会学科的交叉融会所能带来的知识乐趣。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私的皮球：我们的日子为什么是这样过的／辉格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2

ISBN 978-7-302-27206-9

I．①自…　II．①辉…　III．①经济学—通俗读物　IV．①F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3022号

责任编辑：金书羽

封面设计：刘　超

版式设计：文森时代

责任校对：王　云

责任印制：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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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  者：

装  订  者：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230mm　印　　张：18.75　字　　数：368千字

版　　次：2012年2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4000

定　　价：38.00元

产品编号：042781-01

前　言

在我看来，对社会事件发表评论通常有三个目的：（1）通过挖掘细节、整理来龙去脉，帮助读者看清和理解事件本身；（2）对事件可能带来的影响与后果作出自己的判断（其中可能包括价值判断），并阐明作出判断所依据的理论和推导的逻辑；（3）从事件中看到了某个具有普遍性的道理，认为值得提出来加以说明，既可向读者介绍这一道理，也为他们观察该事件提供一个特殊视角。

三个目的都很有价值，但本书的评论大部分侧重于第三个目的，这不仅是因为我更喜欢第三种评论方式，更是因为客观条件的局限。第一种目的要求评论者必须是有关领域的内行，并对事件的背景和细节有全面的了解。这通常需要有亲身的从业经验和长期的知识积累，一个人只能在少数行业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正如你从目录中看到的，我的评论范围很广，但其中只有一两个行业我有较深入的了解。

第二种目的则是任务本身令人生畏，无论是谁，要对社会这样的复杂系统做判断都要冒极高的风险。假如听者足够宽宏大量，不以结果论英雄，而看重你得出判断的过程是否有道理，那算你运气好，但这样的机会不多，一旦你开始预测，就要准备好被当作风水师看待；而假如做的是价值或伦理判断，那任务倒是简单许多，但后果却更危险，价值观五花八门，伦理判断的标准和逻辑也大相径庭，这种场合环境噪音的分贝极高，除非你是意见领袖或鸡汤大师，否则你的声音是很难有机会被认真倾听的。

对于第三种目的，常见的误解是，它要求评论者非常渊博。常有读者在浏览我的博客目录后惊呼：哇，你怎么啥都懂啊？这让我颇有点哭笑不得，感觉自己被当成了三脚猫，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实际上，第一和第三种评论都需要专业知识，只不过划分专业的方式不一样，前者是按行业垂直划分，后者是按方法论和分析工具水平划分。

打个比方，一位是私人保健医生，另一位是牙医，保健医生需要全面了解客户的体质特征、健康和营养状况、病史、对哪些药物过敏等，就像行业专家对一个行业的方方面面和发展历史都了如指掌，而牙医则不同，虽然他接待病人无数，每个情况都不一样，但他的任务却挺简单：只要找出那颗坏牙，拔掉它或处理一下就行了，显然，我们不会问牙医：哇，你怎么什么人都会治啊？

每位牙医都有个工具箱，而我扛着它到处拔牙的那个工具箱，就是经济学，正如每个人都会长牙齿，每家企业、每个行业、每条政策、每项制度，都找得到经济学下手的地方；经济学这个箱子里装的工具并不多，而我经常用到的更是屈指可数。

首先是激励分析，或者叫成本收益分析。所谓激励，就是一个人决定做某件事之前，对它可能带来的后果做预期时所考虑的因素。后果分两方面：收益和代价，评估和权衡的结果决定他做还是不做，或者怎么做。激励分析就是要弄清楚，当这些因素发生改变时，对行为输出有何影响。

其次是资源识别。简单地说，资源识别是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他是凭什么赚到钱的？按经济学观点，只有未预期到的收入才算利润，所有预期中的收入都是资源从其所投入的生产中分得的租金，如工资是劳动力的租金，利息是现金的租金，版税是著作权的租金等。这样，假如某项可预期收入还未被找出对应的资源，便说明我们对有关生产模式尚未获得透彻的理解，由这一视角所产生的好奇心将引导我们考察各种商业模式。

然后是均衡分析。作为运用经济学观察世界的评论者，均衡理论的意义在于引导我们去考察那些看似不均衡的现象。如某个行当看似钱很好赚，却没有大批新进者把价格和利润拉低，或者相反，长期亏损却不大批关门，或者一种商品在两地价格悬殊而流通成本又不足以解释，或一些看似有价值的资源被长期闲置，或某种看似很强烈的需求却没有人来满足它等。均衡方程就像一个格式塔(1)，看似不均衡的现象就像一个未完成的几何图案，让我们产生焦虑和好奇心，驱动我们去找出其中的原因，把它描绘完整。

还有信息与风险分析，信息障碍对市场带来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是信息获取有成本，它是构成交易成本的重要部分，信息成本的分布是影响均衡位置的重要因素，因而在上述均衡分析中常扮演关键的角色；二是有些信息参与者根本无法获得，如农民种下这一季西瓜时，该季西瓜的未来总产量，无法获得的信息便构成了不确定性和风险，为控制风险，有些交易机会被放弃了，而没有放弃的那些，参与者会想出各种办法来处理风险，这方面的种种尝试构成了商业故事中的大量精彩情节。

在本书第一、第二和第四部分，我用到的主要就是这些工具。当然，我不会刻意将自己局限在它们上面，遇到恰当的主题时，我有时也会从文化和心理的角度来讨论，特别是在第三部分，较大幅度地偏离了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另外，第五部分讨论的是宏观话题，会用到另一些概念和工具。

我所采用的评论写作方式，最接近的类比大概是商学院学生的案例练习了。通常我会花一两个或最多三四个小时去了解事件的脉络原委，但注意力多半集中在我所关注的那个问题点上。在这么做时我依靠的是公开的报道和传闻，并且只检查其常识合理性，而不会花太多工夫去侧面核实，因为在我看来，作为案例练习，即便事件并非如报道的那样，也没关系，那就当是虚构案例好了，只要虚构得合理，分析仍然有价值。

所以，假如你阅读时感觉我没了解事件内幕和真相，或没抓住问题重点和要害，或没有充分考虑其他因素，不必为此感到惊讶，我了解的情况并不比普通新闻读者多很多，我也无意抓住重点和要害，而只想抓住我感兴趣的那一点，我更不追求面面俱到；体现在文章结构上，我通常只用开头一两节描述事件背景，有时在结尾会用一节来展望事态前景并作些评价和建议，而大部分篇幅会留给所选择的焦点：那颗牙齿(2)。

在两种情况下，我会稍稍偏离上述写作原则，一种是话题恰好处于我比较熟知且持续关注的领域，这时我会对背景和脉络多说一些；另一种是文章主题本身就是政策或制度评论，这就难免会在现实后果的展望和正当性评价上多花点笔墨，也会表达自己的立场甚至价值观，这种情况在第四和第五部分会多一些。

另外，第六部分和本书其他部分很不一样，那是为那些在读过前几部分后有兴趣深入思考或展开讨论的读者准备的。讨论需要有共同的语言，所以我用最后两章交代了我的哲学、方法论和经济学理论上的思想背景。假如这些能让你预感到我们会有一个良好的对话基础，我随时在博客上欢迎你的到来，博客地址是headsalon.org。实际上，出版本书的动机之一，就是希望它能从一个更宽广的范围内为我找到有共同兴趣、能相互带来思考和讨论乐趣的朋友。

本书的评论写作时间跨度从2008年3月到2011年5月，包括了我在此期间所写评论的约三分之一。在整理和编辑过程中，我为每篇文章加了一段“后记”，其中或者对当时没说清楚的地方做了补充，或者有些想法已有所改变，或把观点做了点引申，或添加一点相关材料；若干主题近似的文章组成一章，然后，我为每章和每部分分别写了一篇导言，说明我在该主题上的基本思想和知识背景。

本书虽运用了一些经济学思想和方法，但远不是学术性的，因而在观点和思想引用上并未按学术规范来标注，在标注了来源的地方，也未必准确传达了原作者的意思，而更多体现了我自己的理解和表述方式；在选择对哪些来源进行标注时，我的原则是看是否对我的思想基础和知识背景构成重要影响。所以，凡是我做了标注的地方，通常也是我经常引用且经常向人推荐的学者和著作。

最后，是关于本书体例的一些说明。

（1）我会在注释中提供一些参考信息，最常见的有三类：我的其他相关文章、其他学者的著作、维基词条。下面分别说明。

①假如引用的是我的文章，且收录于本书，会以本书目录中的编号来引用，例如，“山寨机为何屡打不倒”（第19篇(3)），或简为第19篇；假如是未收录本书的我的文章，则以我博客上的文档号来引用，例如，“饭文导读”（No.771），771就是文档号，从该文档号可以直接得出文章的网页地址（URL），如771对应的网址就是http://headsalon.org/archives/771.html。

②假如引用的是其他作者，例如，《自由选择》（1990），括号里是原著出版年份，而不是中文版出版年份，我使用中文书名只是为了方便，并不保证有中文版；假如是论文，书名号会换成引号，例如，“企业的性质”（1937）。

③假如引用的是维基词条，会以wikipedia:abc方式给出。其中abc是词条名，对应的网页地址便是http://en.wikipedia.org/wiki/abc。

（2）每篇文章的标题下面都注明了文章写作日期和文档号（见①）。

（3）假如在正文或注释里在某个名词或人名后面用括号加注了英文名，通常这个英文名存在对应的维基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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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第十九章导言注(1)。

(2) 关于我的评论写作原则的更多说明，参见“饭文导读”（No.771）。

(3) 我的文章在博客上出现的标题是其最初标题，在纸媒发表的标题可能不同，在收录本书时标题也有改动，因此最可靠的检索依据是文档号。

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价格与市场

第一章　价格中的奥妙与把戏

01．PS3为何亏着本卖

02．饭店为何要收开瓶费

03．大卖场与供应商为何纷争不休

04．宜家是做家居还是做地产的

05．为何广东的油价比江西贵

第二章　疯狂的波动

06．芯片价格波动为何如此剧烈

07．大蒜疯狂是操纵的结果吗

08．资本家养猪是圈地抢钱吗

09．石油减产是因为欧佩克合谋吗

10．小企业为何难抗价格风险

第三章　不想垄断的竞争者不是好竞争者

11．铁矿石议价机制为何会瓦解

12．俄乌斗气斗些什么

13．水务交易的买家是谁

14．反垄断大刀会砍出什么

15．垄断是竞争的同义词

第二部分　产业与创新

第四章　创新，危险而伟大的游戏

16．UPS做金融凭什么

17．耐克赞助青少年体育用意何在

18．谷歌的创新机制有何不同

19．山寨机为何屡打不倒

20．赌球会鼓励还是遏制假球

第五章　这年头队伍不好带啊

21．企业与团队，谁是铁打的营盘

22．飞行员跳槽为啥这么难

23．高管薪酬为何这么高

24．衰退期大裁员都是因为生意不好吗

25．为何用工荒都出现在节后

第六章　企业文化是把双刃剑

26．瓦格纳：忠诚者的悲剧

27．电气业巨头为何都在重组

28．摩托罗拉分拆：迟到的转型

29．港企交班潮蕴含着哪些机遇

30．药业巨头为何纷纷兼并

第七章　失败者常常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31．报业失去了什么

32．丑闻迭出的奶业出路何在

33．诺基亚该往哪里跳

34．淘宝，集市还是市场

35．内地游客如何改变港澳旅游业

第三部分　行为与心理

第八章　我们消费的果真是物质吗

36．为何高档香烟软盒比硬盒贵

37．时尚，另一种宗教

38．捡到支象牙筷，配穷个人家

39．为何年轻人都爱往大城市里挤

第九章　饕餮经济学

40．为何美国穷人比富人胖

41．肚皮收租法

42．生存套餐与依附关系

43．吸血蝙蝠与猎获物分享

44．排他性互惠圈与身份符号

45．互惠圈如何塑造人性

第十章　婚姻与家庭：古老的博弈

46．择偶困难是因为性别失衡吗

47．《非诚勿扰》“扰”了什么

48．限制亲子鉴定会给婚姻带来什么影响

49．同性恋会因为宽容而变得更普遍吗

50．婚姻法新解释对婚姻关系有何影响

第十一章　有时候你不知道保持理智是否明智

51．为何世界杯比冠军杯吸引更多观众

52．韩国传教士为何这般狂热

53．富士康工人接连跳楼是巧合吗

54．圣元事件中的传播学

55．网络会把我们带回乡村时代吗

第四部分　制度与政策

第十二章　财产权是行为边界

56．禁售是不是保护濒危动物的好办法

57．海洋也要“私有化”

58．小贩有占道摆摊的权利吗

59．治堵：限行，牌照拍卖，还是拥堵费

60．教室占座能构成财产权吗

第十三章　规章条例常常是麻烦的起点

61．医院号贩子挣的是什么钱

62．限制银行收费的成本将由谁负担

63．钓鱼执法的机会来自哪里

64．股东参与权太大还是太小

65．医疗广告为何充斥着欺诈和蒙骗

第十四章　当政府之手介入市场

66．收储能不能稳定市场

67．是谁吹大了新能源泡沫

68．行业工资标准意味着什么

69．三控成本能否降低房价

70．税收能调节收入差距吗

第十五章　成功的变革实在不多见

71．英超腾飞的秘诀何在

72．为何市场化改革常常伴随着通胀

73．为何韩国总能率先走出危机

74．南非是下一条龙吗

75．欧盟统一红利还能吃多久

第五部分　宏观经济

第十六章　吸血鬼如何造福社会

76．储蓄率为何居高不下

77．重返金本位是个馊主意

78．大刀向衍生品头上砍去

79．金融对赌价值何在

80．衍生品如何推动风险分工

第十七章　不一样的泡沫

81．初级品涨价是因为短缺还是恐慌

82．都在喊通胀，为何美国物价却没涨

83．西进运动与地产泡沫

84．迪拜，另一种泡沫

85．博傻游戏伤害的是谁

第十八章　人口，随时需要牢记的变量

86．考生减少意味着什么

87．城市化下半场有何不同

88．放松计划生育能挽回人口红利吗

89．乡村注定会走向没落吗

90．乡村复兴之路在何方

第六部分　思想背景

第十九章　我眼中的世界

91．实在与经验

92．决定论与自由意志

93．范式与硬核：什么是科学

94．结构与层次

95．理想与路径：谬误的四个层次

第二十章　我眼中的经济学

96．自私的皮球：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97．利率变动：一个基于流动性的考察

98．谁做老板？这是个流动性问题

99．“市场失灵”是什么意思

100．经济学：治国术、伦理学还是经验科学

后记

第一部分

价格与市场

Price and Market

价格在经济活动的组织中发挥三个作用：首先，它们传递信息；其次，它们激励生产者采用成本最低的方法；第三，它们决定谁从生产过程中获得多少。

——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选择》，1990

我们须将价格视为这样一种信息交换机制……其最奇妙之处在于它处理信息的经济性：它让个体参与者可以知道的如此之少，却能够做出恰当的行动。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社会中的知识使用”，1945

是什么在指导着我们每日的行动？大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回答，这取决于你的视角。

心理学家或许会说：是多巴胺(1)——每当你做对一件事情，如在寒冷开始损害你的健康之前，适时穿上那件温暖的外套，身体就会分泌些多巴胺或其他神经递质，它让你感觉兴奋和愉悦，作为对你明智举动的奖赏，假如长期得不到多巴胺奖励，你会感觉痛苦和郁闷。正是这样的机制在推动你寻求恰当的行动，以便在这复杂而危险的世界生存下去。

从进化生物学家那里，你会得到另一个回答：是基因——你的行为，如同你的身体一样，都是基因们合作设计的复制机器的组成部分，无论你是否意识到，无论其效果何等复杂而迂回，指导你行动的终极原则，就是最大程度地散播这些基因的副本。

这两种说法并不冲突，生物学家指出了行为的终极目标，为判别“做对”和“做错”提供了标准，而心理学家则阐明了神经学的实现机制。

现在轮到经济学家了，他们的回答将同样干脆：是价格——正如在前面的引言中哈耶克所指出的，因为有了价格信号的指引和协调，如今这个高度依赖于精细分工和长距离贸易的大社会才成为可能。

价格理论历来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部分，弄清价格机制如何运作，对我们理解市场、理解个人和企业在市场中的行为，都至关重要。

一方面，作为价格接受者，市价极大简化了个人和企业的消费和生产决策；另一方面，作为价格创造者，在可能的时候，他们总是试图去影响市价，以获得最有利的交易条件。

本部分收录的若干文章，将进入多个领域观察企业在各种特定条件下如何选择其价格策略，考察一些常见的觅价手段，看看信息条件和规模经济如何影响价格波动，竞争和垄断格局又如何影响价格谈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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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维基百科：多巴胺，或wikipedia: dopamine。

第一章

价格中的奥妙与把戏

观察价格机制简单而容易的起点，是那些基于标准化产品和中央撮合机制的大型集中式市场，如大宗商品和股票交易所，在那里，每个交易者都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尽管每笔交易都在影响价格，但这种影响既细微，又难以被预见和掌控。

也正因此，交易者所面临的信息和所需做的决策也极为清晰明了，同一只股票的每一手都是毫无差别的，你既没有机会“制定”价格，也找不到人来讨价还价，你只能等待满意的价格出现。

然而绝大部分交易并非如此，买家和卖家都或多或少能找出些机会来谋求更有利的价格，而带来这种机会的，通常是商品之间的差异和信息条件的复杂性或不对等。

有些商品原本就很独特，如茅台，或者卖家会把它们变得很独特，或看上去很独特，如某某十年陈酿，如iPhone，再或者卖家会用种种伎俩让买家相信它们很独特，所有这些，都可以增强卖家的议价地位。

而同时，买家也有许多手段让卖家相信给他们一个好价格是明智的：我是善于鉴别品质的内行，我有许多其他选择，我并不急于购买，我是能带来长期生意的大主顾，我会影响其他买家等。

当然，在每笔交易中都占尽便宜未必是上佳策略，作为长期经营的企业，价格策略是其整体战略的组成部分，因而随着资源禀赋、商业模式和竞争格局的不同，定价和议价机制也千差万别，精彩纷呈。本章所选的几个案例，或可助你窥其一斑。

01．PS3为何亏着本卖

2008-03-09，No.650

据新浪科技8日报道，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坎纳用16台索尼PS3游戏机、一个千兆以太网交换机和Linux操作系统，搭建了一个超级计算网格，用于模拟“两个黑洞碰撞时所产生的重力波的特性”，据称计算能力相当于400个IBM蓝基因节点。这是继斯坦福与索尼合作通过分布式计算软件利用游戏机闲置时间进行蛋白质折叠研究的Folding@Home项目之后，又一个将PS3用于科学计算的尝试。

科学家看上PS3是情理中事，因为PS3所用的Cell处理器正是针对高密度计算和大规模并行计算网格所设计，其每Gflops（十亿次浮点运算）成本仅为4美元，是常见超级计算机的一个零头。对于牵头开发Cell的IBM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佳的免费广告。

作为一个志存高远的战略产品，Cell在游戏机上的应用只是小试牛刀和跨越量产门槛的垫脚石，对高密度存在巨大需求的科研和商业应用才是Cell施展身手和赢取丰厚利润的地方，而坎纳的故事恰好展示了Cell在这方面的强大能力。

然而，对于PS3的制造商索尼来说，除了在媒体上赢得一次出风头的机会之外，恐怕没有什么值得欣慰的。实际上，索尼为这笔买卖至少赔上了5000美元，或者说，这位科学家钻了索尼和IBM定价策略的空子。

据业内人士仔细估算，不计研发和营销费用，每台PS3仅制造成本约800美元，而零售价是399美元，其中的蓝光驱动器如果拆下来单卖至少可以卖到200多美元。同时，为了鼓励达到Cell量产的目的，IBM从Cell给PS3的供货中也赚不到一分钱，很可能还会倒贴，因为每片Cell的成本大约150～230美元。

索尼之所以愿意如此贴本销售PS3，是为了尽快抢占市场，并指望着从此后的游戏软件销售中大笔赚钱。这种玩法，已经成为游戏机产业的通则，任天堂和微软也都这么玩。

这种用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耐用品，然后通过大量销售必须与之搭配使用的消耗品来盈利的定价模式，并非游戏产业所首创，也不是惠普的发明（他在打印机上也用此手法），为管理学家所关注的最早案例是吉列刀片。吉列以55美分的价格销售成本2.5美元的刀架，而把成本1美分的刀片卖到5美分，这一商业创新曾创造了一个奇迹，帮助吉列几乎垄断剃须刀市场数十年。

需要指出的是，吉列式组合定价策略得以成立的前提是，这一组合中的耐用品和消耗品必须符合“只能搭配使用”的条件。这引出了两个含义：首先，该耐用品的价格不应低到足以诱使买家将其大量用于其他用途；其次，对该消耗品的仿制得到有效限制。

对于第二个条件，商家经常通过设计独特的接口并借助专利权加以保护，也正是在这一点，他们常常在那些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的国家遭遇困境。在国内，你可以买到与吉列刀架“兼容”的刀片，价格是吉列的1/3左右，我不知道这是否侵犯了吉列的专利权。

更加明显的情况是在打印机市场，兼容硒鼓、墨盒的销售很大，这大概限制了惠普、佳能等品牌打印机在中国市场无法把打印机价格降得很低。而吉列定价模式在中国大陆受阻的最显著例子就是游戏机了，因为游戏软件盗版横行，各大游戏机厂商索性都彻底放弃了这个巨大市场，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要为每年走私进入中国大陆的上百万台游戏机而损失巨额补贴。

吉列模式因上述第一个条件而受到打击的情况并不多见，可以说PS3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案例。当然，科学家的数量比游戏玩家少得多，这一点补贴大概还不足以引起索尼的担忧，而上媒体出风头的机会足以补偿区区几千美元。

但假设一批发烧友买来PS3，拆下蓝光驱动器卖掉（此时他的成本已降到100多美元），然后用VMWare的虚拟软件虚拟成x86PC，这样他只花了约1000元人民币就获得了一台拥有顶级CPU和显卡的高性能PC，对于这样的家伙，或许索尼会留点心，谁知道呢。

〖后记〗

剃须刀和打印机之类搭配使用的商品，其定价策略可一般化为这样的问题：耐用品和消耗品之间如何恰当地分配销售收入流？将收入流分割得尽量与实际使用频率相匹配，可降低用户的购买门槛，降低其采购的决策风险，从而尽快占领市场。

极端的做法是改出售为出租，大型建筑机械和移动式石油钻井平台经常采用出租方式，IBM从设备销售转向合约服务也与此类似；不过，完全取消初始投资门槛也有缺点：这会让用户更换供应商的成本变得太低，容易导致客户流失。

芝加哥大学的阿隆·迪瑞科特教授曾对搭售定价提出一种解释：消耗品购买量是度量设备使用频率的简易手段，因而，将设备价格部分转移入耗材售价，实际上起到了对使用强度不同的客户实施差别定价的效果。

后来，在迪瑞科特的基础上，张五常教授从合约结构的角度给出了另一种解释：由于设备维修交易中涉及的故障责任和维修工作量很难厘定，因而按使用量收费是双方合意的安排，而耗材用量恰好为此提供了简易的度量手段，这是旨在克服信息障碍的合约安排(1)。

哈佛商学院的大卫·贝尔教授在一份案例教材中介绍了一个稍有不同的定价方式，或许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搭配定价问题(2)：

Toro公司推出了一项名为“雪中送炭”（“S'No Risk”）的扫雪机促销计划，相对于普通的降价促销，消费者需要多花一些钱来购买扫雪机，但如果今年的降雪少于历史平均降雪的20％，他就能获得全额的退款。

贝尔指出，与通常的直觉相反，这一合约安排并未降低消费者的实际风险，而只是减小了他们事后对购买决定后悔的可能性。事实表明，他们愿意为此付钱，而他们多花的那点钱所买到的，其实不过是后悔药。

贝尔的分析提示我们注意某些消费心理学现象，在价格策略中，焦点之一是如何消除客户做决策时的种种顾虑，有些价格安排将直接降低客户的风险，而另一些则只是用来克服他们心理上的障碍。

02．饭店为何要收开瓶费

2009-05-26，No.386

近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版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去除了旧版本对饭店设定最低消费、拒绝自带酒水、收取开瓶费和包间费等经营行为的禁止性规定。类似的规定，存在于不少地方的消费者保护条例中，而将已有的此类禁令撤销，河南开了先河。

这些禁令是对餐饮企业自主定价行为的不必要干预，也起不到保护消费者的作用，河南省人大的撤销决定，体现了其对市场秩序和行业习俗的尊重，和对法规之现实效果的清醒认识，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饭店的最低消费、开瓶费和包间费，和会员制、预订折扣、定向优惠券、循环折扣券一样，都是企业的常规定价手段，并无特别之处。企业设计出这些种类繁多的结构化定价方式，无非是为其有别于人的差异化服务，尽可能卖个好价钱，而同时又能延揽到尽可能多的客户。

经济学家将这些定价方式叫做觅价（price-searching）。早期的分析认为，只有垄断者才有可能通过差别定价来榨取消费者剩余，从而获得垄断利润，然而现实世界中很难找到纯粹的垄断和纯粹的无差别竞争，而觅价行为却无处不在。一旦你深入观察市场便不难发现，无论行业内竞争何等激烈，只要存在差异化产品和服务，企业总是存在觅价空间。

许多餐馆对自带酒水者收取开瓶费，是因为他们刻意压低了饭菜的毛利而抬高了酒水的毛利，以此对喝酒和不喝酒的客户实施差别定价。这一策略让他们既能吸引那些只是想吃顿便饭的、预算较拮据的、善于精打细算的客户，又能从那些亲友聚餐、商务宴请、有幸垂顾的大款等消费意愿强烈、价格承受能力较高的客户那里，挣得尽可能多的收入。

对于垄断者，区别定价能为他带来垄断利润，而在餐饮业这种进入门槛低、竞争极其激烈的行业，区别定价只是改变了定价结构，却不会提高餐馆总的利润率，因为竞争会迫使餐馆不断压低饭菜价格，直到耗尽酒水溢价带来的额外收入，如果酒水溢价足够高，菜价甚至可以低至直接成本（即餐馆为多做那一个菜而增加的成本）。

实际上，对于许多饭店，尽管酒水只占其销售额的20％～30％，但常常要贡献50％～60％的毛利；而从消费者的角度看，这其实是在让喝酒客户补贴不喝酒或少喝酒的客户。

在许多情况下，如果你喜欢某个饭店的美食和环境，又能抵御住酒水促销员的诱惑，便能以低廉的价格享受到优质的菜肴和服务。这不正是那些提倡节俭消费、反对酗酒、鼓励照顾低收入者的政治家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吗？三令五申和五讲四美没有做到的，自发演化的市场却正在默默地做着。显然，开瓶费禁令将迫使餐馆压低酒价并提高菜价，从而消除原有的廉价消费机会，其损害的将是那些低收入消费者和喝酒较少的女性消费者，而同时又鼓励了酗酒。

更奇妙的是，上述商业逻辑还可以走得更远，在某些条件下，餐馆甚至可以将菜价压至直接成本之下！餐馆通过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聚集了一群食客，也就创造了一个推销酒水的绝佳场所，他可以把这场所租出去，如果租金足够高，饭菜价格便可低于直接成本。

某些大排档便是如此，那里的食物价格低到令人瞠目，老板是靠向酒商收取入场费来盈利的，入场费可以是固定的，能卖掉多少酒，全看酒商自己的本事。无疑，这样的商业模式，既对大排档老板有利，也造福了消费者。

至于最低消费，其性质类似于其他服务场所的门票，门票结合每个服务项目的个别定价，是许多服务业的通行做法。如果你觉得餐馆收门票过于离奇，那就请看一下那些自助餐馆、提供自助餐的茶馆和浴场吧。

在每一种结构化定价方式背后，都隐藏着一个精妙的商业模式和它的演化故事，简单地将之归于商人的贪婪是不得要领的，要知道，同是这些贪婪的商人，同时也在提供着高额折扣、一元大餐、生日半价和免费餐后水果。许多听起来难听或好听的区别定价方式，其实性质完全等价，对此横加干涉，只会扰乱甚至阻断商业创新的自然发展进程，对企业和消费者乃至整个商业环境，都有害无益。

〖后记〗

需要补充一点：谢绝自带酒水的基本理由是饭店不想无偿提供（即便是部分的）休闲和用餐场所，这与谢绝自带食物道理一样，也是容易想到的。不过酒水有其特殊之处，点了酒水的客人通常会将饭局拖得较长，所以，酒水溢价也可视为饭店对喝酒客人额外占用的座位资源所收取的租金，座位资源属饭店核心资源，而“翻台率”也是饭店管理的重要指标。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我在本书中对“区别定价”（或价格歧视）(3)这一概念的用法较为宽泛，按较严格的界定，区别定价必须是相同品质相同销售单元对不同人的不同定价，这样的话，借助耗材溢价变相区别耐用品定价（见01篇）和酒水溢价补贴饭菜价格，就不是真正的区别定价了。

不过这一概念差异并不影响分析的实质，假如遵守严格界定，上述案例也可视为商家识别客户类型，并据此进行市场细分的方式：用耗材用量识别出高强度用户，用酒水需求识别出休闲和宴请型食客。在识别和细分的基础上，通过压低或调高每个细分客户群之特征性商品的定价，可以找出最佳的商品和价格组合，这是觅价的常规手段。

03．大卖场与供应商为何纷争不休

2011-02-18，No.1620

去年12月，家乐福与康师傅的价格对抗一度将零供关系的紧张推上台面，此后，多家大卖场被举报或查出标签价与结算价不符的欺诈丑闻。近日，商务部和发改委等监管机构在对涉案企业做出处罚之后，已表示将更进一步针对零供关系制定更细致的监管规定；与此同时，家乐福准备撤出若干城市的传闻，也从另一个侧面为这场纷争添上了注脚。

大型连锁零售业已发展成一个独特的业态，而其中发生的零供纷争也多半起因于其特殊的定价模式。大卖场既不像传统零售业以批零差价为单一收益来源，也不像有些商场转向以摊位租金为主要收入的商业地产，相反，它以颇为复杂的方式结合了两种商业模式，既赚取批零差价，也以进场费和促销费等形式获取场地租金，而正是后者的复杂和不确定性带来了抱怨和纠纷。

这样，零供关系已不再是简单的买家卖家关系，在所谓前台业务中，卖场是买家，而在后台业务中，卖场是卖家或地主，而供应商是买家或租户。那么，为何卖场不采用一种更简洁的交易和定价机制呢？如用调低供货价来替代进场费和促销费？毕竟，简单清晰的定价模式不仅避免纷扰，也降低了双方的交易成本，而纷争的频率和强度表明，这一成本十分可观。

看起来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这是一种信息获取和风险转移机制，通过它，卖场可将场地、货架空间和宣传位置等资源的价值最大化，而同时将自己承担的风险降至最低。大卖场最核心的资源是它的货架空间，其次是张贴悬挂各种宣传品的广告空间，这些空间的价值随位置不同而有极大的差异。卖场经营者面临的一个重大而困难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些空间恰当地分配给不同的商品，以便获得最大的收益？

在某些方面，大型零售商有着独特的经验知识帮助他们回答这个问题，例如，通过观察统计乃至行为学研究，可以了解消费者的漫游路线、各处逗留时间、视线分布等，但所有这些研究往往只能回答问题的前一半：哪些空间位置更值钱？而问题的后一半：最值钱的位置该放上什么商品，第二等值钱位置又放什么？如此等等，则要困难得多。卖场的研究充其量能帮他决定类别分配布局和相邻关系的安排，而难以决定每个类别里面各品牌的安排。

于是卖场想出一个妙计：把皮球踢给供应商，让他们自己竞争决定，而他自己只负责安排一个竞价机制，后者即由续约谈判和进场费、促销费的讨价还价来实现。这样，无论空间最终如何分配，卖场都可确保自己获得最大收益，而决策错误的风险转嫁给了供应商。同时，那些事后发现所竞得空间未能给他带来预期收益的供应商，下一次会自打退堂鼓。这样经过几轮替换，空间分配格局将自动趋向最优。

把空间租金从批零差价里剥离出来单独议价，将使上述竞价机制更可能实现，议价标的更清晰，也更易于依需求变化而随时调整。问题是，从家乐福和供应商之间的互动看，上述机制显然还不够标准化、程序化和透明化，不知何故，他们似乎把它弄得过于复杂了，而程序暧昧性和费用不确定性不仅带来抱怨和纠纷，也给其采购经理创造了上下其手的机会。

对于家乐福和他的同行们，程序化和透明化是他们亟待改进的地方，不仅可避免法律风险，简化管理，更是连锁业之可复制性和结构扁平化的基础，是连锁模式的精髓所在。

而对于供应商们，重要的是要加强自身的品牌地位，康师傅的行动，已经展示了品牌地位如何改进其议价能力。抱怨零售商的垄断是徒劳的，任何大卖场一旦开张必定拥有某些垄断地位，而供应商无论如何都要为此支付租金，即便政府禁止收进场费，租金仍会以其他方式支付。而在总体上，零售业的竞争是充分的，竞争比它更激烈的行业找不出几个。

〖后记〗

考虑到进场和促销费用的复杂性，本文的“货架空间竞争说”恐怕顶多能解释其中的一部分，其余部分的存在基础及其利弊得失，需要更多信息才能讨论。

这一模式较为纯粹的例子是谷歌的AdWords关键字广告位竞价机制(4)，后者采用了一种叫维克里拍卖(5)的密封式竞标拍卖，竞标者相互不知道各自的报价（这一点与进场费类似，最后的进场协议也是保密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免去了复杂困难的谈判议价过程。

不过，卖场在进场费定价上需要考虑的因素显然更多，如他可能认为某些品牌不可或缺，或者某些品牌虽眼下地位不高，但按公司的经营战略值得重点扶植或推广，另外还有单位空间毛利率的差异，然而尽管有这种考虑，标准化和自动竞价并非不可能，例如毛利差异和政策倾斜可以加分、减分的方式体现到竞标机制中。

04．宜家是做家居还是做地产的

2009-09-09，No.321

从本月1日新财年一开始，宜家中国便以一系列积极行动引起了业界关注：20％～30％的大幅降价，面向二三线城市的加速扩张计划，以及从单一家居零售向多品牌综合商城的战略转变。其向综合化模式的转变尤其值得考察，据说该模式宜家已在俄罗斯等地经过尝试，取得不错的成绩，接下去将在北京大兴店和无锡店做试点，宜家为这两个项目购置了超出其单店标准面积五至十倍的地产，另外，其今年开业的大连店和筹建中的上海浦东店，面积也都超出标准配置60％左右，大概也为综合化留出了一定空间。综合化将使宜家部分地成为商业地产商，从而在商业地产的产业生态中扮演更积极主动的角色。

宜家新战略的基本逻辑是：作为知名零售巨头，宜家的店铺可以把一个地段的人气带旺，从而使周边地产增值，如果能通过恰当的商业模式将这一增值部分内部化，便可成为零售商的一大收入来源；进而，凭借这一收入源，宜家可以压低商品售价，取得对品牌号召力较弱的竞争对手的优势，从而扩大销售并进一步带旺人气；为此宜家在店内服务上颇下了番工夫，用免费咖啡和低于成本价销售的小吃和快餐，来吸引城市白领周末有事没事都去逛逛。

显然，实施该战略的前提，首先是强大的品牌号召力，它给了零售商自主选择店址的能力：二流商家必须挤进最热闹的地方，而一流商家则可以制造热闹，并且在与土地供应方谈判时拥有足够的筹码；其次是恰当的选址，对于该战略，好的店址是那些交通方便、处于闹市区边缘，因而有较大增值空间的地段，而其中尤以城市环线附近为佳，宜家已有七家店的选址看来都符合这一条件，除了广州店，而广州店恰好是唯一一家租赁而非自购地产的宜家店。

人气经济的主要特点是路径依赖，即越旺的人气会对人流产生越大的吸引力，这种自我强化会一直进行直到接近过度拥挤的临界点，而一旦你成为旺地，后来者就很难与你竞争。建立在人气资源上的商业模式由来已久，19世纪的美国铁路公司会预先买下规划线路上的大批地产，城镇开发商通过赞助学校、教堂和图书馆来汇集人气，迪斯尼在兴建游乐园之前也会先买下一些周边地产，国内开发商也已学会在商铺招租发售初期，用极为低廉的租金吸引麦当劳、肯德基等知名商家先行入驻；香港地铁票价非常便宜，但盈利却居世界第一，奥妙便在于其收入的四成来自地产收益。

理论上，如果所制造的人气资源带来足够高的租金，商家甚至可以免费提供商品和服务，在与人气经济类似的眼球经济中，便是如此。报纸价格高于零只是为了防止被直接送去废品站，如果报社确信你会认真阅读，他会很乐意免费赠阅，所以，当赠阅成本极低且网页无法被送去废品站时，雅虎和谷歌便可为我们提供大量优质的免费服务了。正如将人流引导聚集到一处可以收获人气租金，将视线聚集到一处可以收获眼球租金，这种商业模式与钓鱼技巧中的撒窝子颇为神似，商界比钓场更高明的是：撒好的窝子可以直接卖给或租给别人，收租的形式，或者是后来者的店铺租金，或者是广告位出租，于是某些商家便演化为撒窝子专业户。

然而，宜家的撒窝子战略在中国将面临独特的困难，由于地方政府垄断了初级土地供给，并且城市发展和区域功能定位几乎完全取决于政府规划，而留给市场自发聚集和开发商引导的空间极少，自发人气聚集往往得不到基础设施方面的支持，反而常常面临规划变动的巨大风险。

在此背景下，撒窝子的成功需要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密切互动，而对于跨国巨头们，这恰恰是他们的水土不服之处，所以我们迄今还未看到在这一模式上大获成功的跨国公司。迪斯尼上海项目在延宕多年之后仍未见动工，倒是像金浩集团所采用的由国内开发商与国际零售巨头合作撒窝子模式，看起来颇有些成功的苗头。

〖后记〗

如今，商业地产商都懂得引入知名商家来聚集人气的道理，尤其在那些新开辟的地段，像麦当劳这样有号召力的商家甚至能获得多年免租金的待遇。因为人都喜欢往热闹地方挤，相邻新辟地段间的竞争具有的正反馈效应，使最初的一点点人气优势会被成倍放大，因而在开发早期迅速占得先机，对于商业地产的成功至关重要。

麦当劳老板Ray Kroc有句名言：“假如我不做房地产，只做快餐，麦当劳早就关门了。”和其他连锁快餐店不同，麦当劳从加盟店收取的不只是特许费，还有很大部分是租金。麦当劳在看中一个位置后，常会买下一块超出开店所需的地皮，或者签下长达20年的租约，然后向加盟店收租(6)。

或许Kroc是从他老朋友Walt Disney那里学到这一商业模式的，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迪斯尼是地地道道的地产商。佛罗里达奥兰多的迪斯尼世界里，每个主题公园面积不过200英亩，但迪斯尼在那里共购买了45平方英里（2.8万英亩）土地，从1965年到1990年仅开发了其中5000多英亩，除公园和景点外，还包括12000个房间的度假村、别墅和酒店，把那片地区建成了一个繁荣的城市，奥兰多的人口也因此增长14倍，这期间的土地增值给迪斯尼带来了丰厚的收入(7)。

05．为何广东的油价比江西贵

2010-10-27，No.1085

近日，价格管制当局在年内第二次上调了国内燃油价格上限，于是，燃油价格浮动机制的合理性这个陈年话题，又被拖出了水面。然而，围绕该问题的争议，却早已在起点上就被带歪了。国内燃油市场，是基于行政法令所赋予的进口专营权，而由国企所垄断的，而创设该垄断的理由，是保障“国计民生”，所以，该专营制度乃至具体的定价政策，都应被证明或多或少地达成了这一目标，否则，要么定价方法需要修改，要么整个专营制度应被废除。

依常识，若上述制度果真保障了“国计民生”，国内消费者所面临的油价，如果不是低于那些由政府巨额补贴燃油的国家，也至少应明显低于那些价格和流通都放开的国家，但这一目标显然没有达到。不仅如此，该目标显然已被遗忘，于是在有关价格机制的讨论中，计算的基础竟变成了“该为油企留出多少利润空间”，而不是相比无专营制度的情况下，消费者应得到多少价格优惠。

以利润为考量来讨论国企定价毫无意义，因为国企没有追求利润的激励，再高的销售价格（因而再高的垄断租金），都可以化为诸如数万元一次的过节费之类而进入成本项，国企永远能摆出足够多的数字来证明它的确在亏损或“勉强维持”。因此，在行政性垄断前提下，讨论定价机制是否合理，必须换个角度来问：如果它失去垄断地位，价格是会上升还是下降？

答案可以从一些边际条件中找到。只需浏览一下各省汽油零售价对照表，不难看出，油价与当地居民收入水平高度相关，这是典型的价格歧视，是厂商用来榨取消费者剩余的手段。原理是这样的：如果中石化在全国都按北京价格卖油，销量就会降低，特别是那些对价格更敏感的低收入省份，但要是都按长春的价格卖（此时北京消费者就获得了大量消费者剩余），毛利又降低了，所以，最好是能用高价在北京卖，用低价在长春卖。

普通商家当然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它的竞争者马上可以在北京降价抢走你的生意，甚至只需要从长春买你的油运到北京赚差价你就撑不住了，最终价格将被拉回到均衡水平。但背靠政府的垄断者却可以轻易做到，首先，专营权使它可以限制甚至断绝竞争者的燃油来源；其次，它可以说服政府来禁止地区间燃油流通。毫不奇怪，这两种手段都不止一次地被使用过。

地区差别定价只是垄断国企榨取消费者剩余的手段之一，另一种同样常见的手段是时序差价，即先定一个很高的价格，等支付意愿最高的那批消费者买完之后，把价格降低一点，卖给支付意愿稍低者，如此阶梯式进行，可以把消费者剩余充分榨干。这种策略多用于那些较少重复购买的大件耐用消费品，如早先的电话，垄断电信公司就采用了逐级降价策略。

乍一看，逐级降价好像是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降低的结果，其实并非如此，许多规模经济效应是可以预见的，而在竞争条件下，如果未来成本降低可以预见，它就会被提前纳入价格策略，实际上正如我们看到的，为了在一个新兴领域抢先占据市场地位，许多商家都愿意在早期亏本销售，以尽快获取市场份额，并指望这些亏损能被未来的规模经济所弥补，如果你从一开始就计较成本，就会被竞争者抢先；但垄断国企就不同了，它无须担心竞争者。

除了地区和时序差价，垄断者用来榨取消费者剩余的价格歧视手段还有许多，我能想到的那些可用来识别支付意愿和实施流通隔离的信号，几乎都被开发过了。如许多垄断国企都有学生优惠价，须凭学生证才能享受，听上去很温馨，实则无意中暴露了他们的价格底线，如果放开竞争，市场均衡价很可能比学生价还低，20世纪90年代原垄断产业一个接一个开放时，已为此提供了大量例证。

垄断油企精心榨取消费者剩余的努力表明了，专营制度或许能实现“国计”，但显然无益于“民生”。政府如若体谅百姓高油价之苦，不如放开市场，容许竞争，甚或减免加诸燃油生产流通环节之上的各种税收，若非要保留专营制，便应规定一个显著低于市场均衡价格的限价。

〖讨论〗

Durantula：

辉格的意思似乎是认为价格歧视对消费者不利？但是总体上来说，价格歧视还是增进了经济福利啊。或者说，这种价格歧视是自发形成的，并没有对生产者/消费者造成直接的损失，所以没有必要加以管制吧？

辉格：

1．卖方垄断对买方不利，而对方实施价格歧视的能力是这个不利的一部分。

2．但我并不认为需要通过管制来改变这种不利，交易格局千变万化，总有某方会相对不利一点。我对非行政垄断的详细看法，可参见：“透过欧盟罚单看自然垄断”（即本书第14篇“反垄断大刀会砍出什么”）。

3．我指出油企的价格歧视，只是想说，在逐利方面，国企与其他商家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而这与政府赋予其专营权的前提是存在冲突的。

〖后记〗

垄断地位赋予厂商通过差别定价榨取消费者剩余的能力，但需要强调的是，指出这一现象并不意味着我认为榨取消费者剩余是一种“恶行”，进而赞同政府通过反垄断法对此施加干预。其实，被榨取剩余只不过表明了部分消费者处于某种不利的交易条件下。

在复杂万变的市场中，每个参与者总会面临时而有利、时而不利的各种交易条件，而差异定价歧视并非其中需要特别担忧的事情，“歧视”和“榨取”这些词汇很难听，但只要交易是自愿的，它们在道德上便是中性的。任何时候，被榨取剩余的，总是那些需求更迫切（因而支付意愿更高）的消费者，所以也谈不上不“公平”。

实际上，在自然垄断下，实施差别定价的空间是十分有限的，垄断者要维持其垄断地位，其价格必须足够低，才不至于使得潜在竞争者的进入变得有利可图。所以，即便部分消费者所面临的歧视性高价，也低于潜在竞争厂商所能提供的最低价。

我唯一反对的，是行政性垄断，这种垄断是通过强制性权力强行阻止消费者与潜在竞争厂商做交易而维持的，因而其价格不受潜在的竞争所约束；相反，自然垄断者必须时刻警惕潜在竞争者，因而不可能过度压榨消费者。

我对自然垄断问题更全面的评述，可见本书第14篇“反垄断大刀会砍出什么”和第15篇“垄断是竞争的反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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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隆·迪瑞科特（Aaron Director），又译戴维德，他和张五常的观点引自张五常《经济解释》卷二，第七章。

(2) 见Kaoputive博客：《贩卖后悔药》（http://kaoputive.org/?p=13337）。

(3) 见维基百科：价格歧视，或wikipedia: price discrimination。

(4) 见wikipedia: AdWords。

(5) 维克里拍卖（Vickrey auction），详见有关维基词条。

(6) 见wikipedia: MacDonalds#Business_model。

(7) 弗雷德·弗尔德瓦里（Fred E. Foldvary）：《公共物品与私人社区》，1994年，第9章。

第二章

疯狂的波动

价格有两个基本作用：首先，作为一种竞争性分配机制，它以简单有效的标准——价高者得，将当前产出在众多需求者之间进行分配，结果就是市场出清；其次，作为一种市场信号，它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作出生产和消费决定提供了简洁明了的指导：觉得这个价格有利可图就继续生产，觉得这个价格合算就买。

假如这两个作用都在瞬间同时发生，那么市场就会处于平稳的均衡状态，而它带给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预期也不会落空。但现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从生产者根据价格信号作出生产决定，到他们的产品上市交易，其间存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差，生产的迂回程度越高，时间差就越长。而在这段时间里，其他生产者也在做决定，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也可能会改变，但这些他都无法事先获知，因为这些信息并未包含在当初指导他做决定的价格信号中。

我们知道，价格信号是市场参与者可以依赖的主要信息，其他信息都是零星或不可靠的，生产者不可能在每一步决定之前都与无数的其他生产者和消费者沟通和协商，即便存在沟通和协商，后者也没有责任对其产量和购买量作出完全的承诺。所以，尽管价格信号十分有用，但基于它所形成的预期还是经常会落空。

预期落空的可能性，一方面给参与者带来了风险，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市场的波动(1)。在分工细致而复杂，因而生产高度迂回的今天，这种波动常常是剧烈的，而同时，生产的规模化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波动。

供给紧张所导致的价格高涨会吸引资金投入这个行业，从而带来更多产出。理想情况下，供给会逐渐增长到恰好无利可图的那个点。但实际上，产能的增加并非连续的，开采一个新矿、投产一条新流水线、修建一条新铁路，会对供给产生一个不可分割的巨大影响，往往造成其产能形成前后价格的剧烈震荡。

正是价格机制的这一内在缺陷，构成了市场进化的一股重要动力，参与者想出各种办法来克服时间差和非连续性等信息障碍，规避由此带来的风险。这些办法包括具有时间跨度的结构性合约安排、远期交易、保险以及相关的衍生品等，已经成为今日高度复杂的市场制度的重要组成元素。本章选择的几个案例将帮助读者窥其一斑。

06．芯片价格波动为何如此剧烈

2008-03-06，No.651

据华尔街日报4日报道，美国最大的内存芯片生产商美光科技和台湾第二大芯片生产商南亚科技最近签署了组建合资企业和技术研发合作的协议。此前，索尼和全球第三大内存芯片制造商奇梦达于去年10月组建合资企业，设计消费电子产品和图形用内存芯片。

再前，南亚科技与奇梦达于2003年组建了内存芯片生产合资企业华亚科技。这一系列举措，被解读为“芯片制造商肩上所承受的压力正迫使它们寻求合作伙伴”，而所谓“压力”在近期表现为“在过去一年中，DRAM芯片的价格下跌了近80％”。

确实，存储芯片产业素来以其价格波动剧烈而闻名，芯片价格在数周之内涨跌二三十个百分点是常有的事，这种周期性波动也反映在诸如三星和奇梦达这些存储芯片生产商们经营业绩的巨幅波动上。

价格波动的剧烈程度与存储芯片需求的稳定增长是不相称的，原因在于芯片生产的投资到形成产能进而增加供给的时间延迟。经济学家用“蛛网模型”(2)来描述这种因价格信号对供给的引导作用被时间差所扭曲而导致的周期性价格波动。

我们知道，价格信号作为“看不见的手”，起着协调供需的作用。若不考虑时延，当价格高出边际成本时，生产者感觉有利可图，便增加产量直到价格因供给增加而下降至边际成本。但如果从作出增加产量的决定到产量实际增加之间有一段较长的间隔，在此期间价格将不会因供给增加而下降，那么这一持续的高价格将在间隔期内吸引过多的生产者作出增产决定，这样，当这些增产决定在间隔期过后所形成的过多供给将把价格压至远低于生产者们当初所预期的水平；接着，过低的价格又促使生产者作出减产决定，该决定的生效同样可能存在延迟并导致类似的信号误导，于是价格便反复震荡，在曲线图上形成蛛网形状。

当然，市场不会像教科书描述的那种单纯方式运行，那些把蛛网模型当作又一个“市场失灵”的说法，显得十分书呆子气，就像拿着地图找不到目的地就说路修错了一样。正如人有学习能力，市场也会演化，市场参与者会接受教训并调整自己的行为，他们也会通过交换信息、协议、合作、联合，发展出更复杂的交易方式和商业组织，来克服价格信号延迟所带来的障碍。

最简单的办法是抢先宣布增产决定，这个方法适用于那些只有少数生产商的行业，如果抢先宣布者拥有领先地位，并且其信誉、能力和决心得到认可，那么他们的宣布将让其他生产者望而却步，即使当时的价格很有诱惑力。

第二种办法是组建卡特尔，如石油行业的欧佩克，根据对预期价格变动协商决定增减产数量，并在成员内按约定比例分配。此种方法适用的生产者数量较第一种多，但也需要有一两个巨头来牵头组织，因为巨头可以用宣布单方面增产的威胁来强制较小的生产者接受并遵守协议。

第三种方法是与需求方订立远期供货合约，来规避信息滞后所带来的风险，该方法常常和卡特尔搭配使用，每年一次的国际铁矿石议价即属此类。与前两种方法相反，这种方法适用于行业内需求方数量较少的情况，而供给方可少可多。

例如，奶制品企业与饲养奶牛的农户签订整年的固定价供奶合约，酒厂和葡萄种植者签订收购合约等。该方法实际上通过让需方筛选，事先排除了部分供应商在未来增加供给的可能性，从而保护了那些获得合约的生产者。

在那些供需双方数量都多得难以进行提前议价的行业，人们发明了期货市场，这是第四种方法。期货交易中间商设计了标准远期合约，为供需双方提供规避风险的手段，大宗农产品常常使用该方法。与第三种方法不同，期货市场没有减少风险，而是把它从那些试图规避风险的市场参与者那里转移到了愿意利用风险来牟利的期货炒家那里。

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芯片产业，尤其是存储芯片产业，虽然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生产者们似乎没能有效地利用上述多种方法让自己摆脱价格和收益剧烈震荡的命运。在我看来，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存储芯片虽然基于工业标准因而具有较大可替代性，但需求者对品牌的关注使其远不如大宗物资那样有很好的无差别性，而产品无差别性是标准期货合约和期货市场的基础。

第二，存储芯片本身和以其为配件的电子产品的技术升级换代都非常快，而且换代周期难以预料。对于必须不断推出新产品的下游厂商来说，远期供货合约过于束缚手脚，即使要签也只能以较短的周期，如按月或按季度签订，而这一周期与一条芯片流水线的建设周期相比太短了，难以纠正价格信号延迟所带来的供给扭曲。

第三，由于技术换代太快，无法组建卡特尔。因为根据组织学规律，任何组织从建立到成熟，至少需要三次程序性验证，在此期间各方展示实力，相互摸底试探，争夺妥协，最后规则、秩序和地位分配得以确立，组织才算成熟，而芯片行业的每次技术换代都伴随着行业地位重新洗牌，各方都希望在新的格局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这种局面下卡特尔是不可能建立的。

第四，同样因为技术换代太快，每条新流水线的建设都会比前一条采用更多的新技术、新工艺，这会让后来者有理由认为自己比抢先增产者更有优势，也使得抢先增产的宣布和威胁都难以阻止后来者。况且，在技术日新月异的战场上，谁也不愿意掉队，忍气吞声通常意味着灭亡，即使是弱小者也会拼死一搏。

〖后记〗

蛛网模型最初被用于分析农产品价格波动，这种波动常常表现出一年高一年低周期性震荡的独特形态，因而吸引了经济学家的兴趣，但蛛网模型所蕴含的原理并不限于农产品，凡生产决策与商品交易之间存在信号时滞的地方，这种形式的波动便可能发生。

在制造业，最鲜明的例子就是芯片。芯片业并没有季节性所带来的天然的周期节奏，因而其生产决定和产出流也不会被强制同步，它的信号时滞源自另一个因素：产能变化的非连续性。

一条高端芯片流水线投资动辄上十亿美元，从决定投资到形成产能至少需要几个季度，这期间技术和需求都在变化，所以，当某种芯片供给紧缺、价格上涨时，生产者未必敢开建新生产线，只有当他确信紧缺将维持若干年，或竞争者不会一拥而上，并且新生产线所采用的技术在几年内不会落伍，投产决定才会做出。但这些预期并不可靠，常常会落空，这就造成了市场动荡。

理解这一波动，需要正确区分增加产能和增加产量的差别，生产者在决定新增产能时，计算的是产品价格能否抵偿总成本，可一旦产能形成，生产线的固定成本就不再影响其产量决定，此时，他的决策目标已变成了总毛利（不扣除固定成本）最大化，至于他能否盈利，取决于他是否拥有垄断地位或足够大的成本优势。

假如他是垄断者，就会在产量增加将价格拉低至可变成本之前早早就停下来。例如，产量5万片时价格是10元，增产1万片会将价格拉低至9元，可变成本是7元，增产的1万片本身会带来2万元毛利，但因为拉低价格减少了5万毛利，所以他不会增产。

但假如存在竞争者，并且他们的可变成本也低于9元，情况就不同了，增产赚到的是自己的毛利，而拉低的是大家的价格，由于不存在中心产量控制者，价格并不会因为你不增产就能维持在你想要的水平上，结果，价格将一直跌到倒数第二个生产者的可变成本。

如此惨烈的价格竞争我们在许多市场都能见到，这也是竞争的残酷性所在，对生产者很痛苦，但对消费者却是福音。而同时，处于竞争之中的生产者无时不在为自己寻找和构建垄断地位，能长期生存下来的或多或少在这一点上取得了成功。关于竞争和垄断的问题，我们将在第三章更详细地讨论。

07．大蒜疯狂是操纵的结果吗

2008-05-14，No.737

最近，大蒜价格的暴涨引起了舆论的一阵骚动，就像历次类似事件中那样，评论家们纷纷将矛头指向炒家：炒蒜团、资本做局、全方位操纵等惊心动魄的大手笔被描绘得活灵活现。不过，这些评论家显然都是没做过生意的书生，因为他们描绘的炒作故事，都没有重建出一条哪怕是虚构的赚钱路径，若当真按他们的说法去做，恐怕只能输个精光。

外行总是用“炒”这个语义含糊的词，去笼统地指称投机和操纵这两种十分不同的市场行为。所谓投机，是基于对未来价格曲线之形状的猜测而实施的套利交易，而操纵则不是猜测，而是试图去制造出一段他想要的曲线。投机行为无处不在，但操纵却很难成功，尤其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大规模市场上，要与市场较劲需要很大能量，才能获得影响价格走势所需的交易规模，并且还要防范你的对手。假如操纵意图果真那么容易被记者纷纷识破，几乎可以肯定会被反向操作者打败。

此轮大蒜价格暴涨从去年下半年延续至上月下旬，在这样一个长期持续的价格上行段上，难免会有不少人会囤积套利，并进一步推动价格上涨。然而，当我们仔细考察影响大蒜价格的各种因素之后，暴涨的起因还是有迹可循的，不必用对操纵的猜测来解释，毕竟，操纵很少有机会成功，只有当穷尽其他因素而无解时，才值得为此而费心。

大蒜和其他季节性农产品一样，由于生产决策接受过去价格的指导，而其产出所影响的却是未来的供给和价格，因而普遍存在涨跌交替的蛛网式波动。大蒜价格2005-2006年大涨，2007-2008年大跌，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和近来蔬菜价格普遍上涨的趋势，近期的价格比2006年的高峰期，并不高很多；每吨一万多元的最高价只维持了很短时间，明显受恶劣的气候和交通条件影响。

过去十年大蒜价格的长期趋势是在快速上涨，因而虽有波动，但每个波峰都高过上一个。该长期趋势的原因，是消费者对大蒜及其提纯物之健康价值的认知变化。1995年到2005年之间，陆续发表了几篇有关大蒜素健康功效的论文：诸如抗动脉硬化、抗脂肪沉积、抗血栓、抗氧化、平衡脂蛋白、降血压等，而这段时间，恰是大蒜价格的持续上扬期(3)。

接着在2007年，NIH的一份临床报告未发现食用大蒜与降血脂之间存在关系，大蒜价格也于次年跌至谷底。2009年的一篇论文又显示了大蒜捕获自由基的强大能力，有关自由基与癌症和寿命关系的理论，尽管在医学界并未被广泛认可，但在保健品领域却早已广泛宣传并被许多消费者接受。上述科学新闻的出现序列与价格波动的高度匹配，或许只是巧合，但消费者对大蒜认知的改变则是无可置疑的，近年来的禽流感和甲流疫情更为之推波助澜，毕竟，大蒜的抗菌作用早已是定论了。

另一个因素是国内农产品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连通。2001年加入WTO之后、2004年与东盟启动自由贸易区早期收获计划之后，农产品加速商品化和国际化，也使其价格更易于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中国大蒜产量占全球78％，占国际贸易量的比例则更高。

由于欧美国家所进口的中国大蒜大部分用作深加工原料，而相对于大蒜素等制成品，原料成本的比例极低，因而对价格极不敏感。同时，把大蒜视为抗菌药和保健品的消费者，也不会在意区区几元的价格变动。所以，国际化的结果使得大蒜的需求价格弹性变得很低，这意味着，当供给下降时，价格会上升得很快。

同时，商品化也改变了蔬菜的成本结构，在传统家庭农业中，蔬菜生产多利用田埂、洼地、河滩等闲置边角土地和老弱劳动力的零星闲暇，这些土地和劳动的机会成本极低，因为他们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出售机会；而商品化种植使用的是成片土地和全职劳力，因此，蔬菜对于肉类和主粮的相对价格上涨，是各国工业化过程的普遍现象，蒜比肉贵并不算稀奇事，比肉贵的蔬菜，已经不少，今后会更多。

大蒜价格的暴涨暴跌，受害最大的是那些全部生计依赖于此却没有任何避险手段的农户，从他们的利益考虑，人们应该欢迎炒家的进入。目前国内尚未出现规范成熟的大蒜期货市场，一度热闹的龙鼎已被证实是个骗局，而要建立良好的期货市场，须吸引到足够多的大宗收购商、批发商、原料需求者和造市商的加入，同时，也需要吸引大批投机者来交易，后者将从农户和下游企业那里接管风险。相反，若长期把投机炒家和金融资本排斥在大蒜市场之外，那么蒜农们将注定年复一年继续忍受蛛网波动的折磨，乃至丧失对规模化种植的信心。

〖后记〗

传统农业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生产决定和产出流，都被季节轮替强制同步了，这种带有时滞的同步化给它带来了独特的波动和风险；但传统农业也有其抗拒风险的优势：它的市场化程度很低，农民很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因而产量高出预期水平对他们通常并不是坏事。

所以，蛛网式波动成为农民的一大困扰，其实是传统农业开始接触市场的那个阶段所特有的现象，而随着市场化进程逐渐展开，农业与其他产业一样，会发展出各种应对波动和风险的机制，而传统农户也会向现代农业经营者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得益于技术和商业条件的进步，近年来这一领域已经出现了些变化：由于运输成本的下降和贸易壁垒的降低，如今跨气候区的农产品大规模流通已很平常，而保鲜、冷藏和深加工技术也在迅速发展，农产品供给的同步化正在被打破。

同时，出于稳定货源和质量控制的考虑，食品业、连锁快餐业和零售业的大公司正在积极整合上游产业，如今，许多农民都有机会与买家提前签订供货合约，从而规避未来的价格风险。

08．资本家养猪是圈地抢钱吗

2008-08-21，No.612

近来，所谓“外资养猪”的传闻闹得沸沸扬扬，先是传出高盛收购国内多家养猪场，其后饲料企业艾格非（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大举进入养猪业，近日又纷传南京等地多家房地产商也投身养猪业。有人惊呼外资正大肆圈猪，要控制肉价，抢夺暴利，据说“农业部从黑龙江至广东省，逐步南下调研‘外资在中国农牧业的发展现状’”也与此有关。

正如针对外资的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阴谋论一样，“外资圈猪抢钱说”虽听起来激动人心，实则荒诞无稽。实际上，来自养殖业以外的内外资本的大规模进入，将为国内养殖业的繁荣成熟和产业升级提供宝贵的动力，大有好处。

资本进入养猪业，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看到行业投资回报和前景不错，在其他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为资本寻找出路或避风港，地产商养猪即属此类；二是上游饲料业和下游肉制品业在价格动荡的形势下，通过投资养殖业来稳定供应和销售渠道，并规避价格风险，新希望、双汇甚至五芳斋都有自己的养猪场，因此艾格非进入养猪业并不令人惊奇；三是借助资本力量进行产业整合与优化，通过规模化效益和企业价值提升来获取投资收益，德意志银行投资上海宏博便很可能有此意图。

相比之下，高盛的策略则更为复杂，看上去包含了上述所有三个方面的考虑。此前，高盛已间接收购了双汇集团，后又成为雨润食品大股东，如今投资养猪业，既可能看好该行业盈利前景，也可能为了对冲食品业的价格波动风险，更可能通过其影响力和雄厚资本进行产业整合。

国内的肉畜养殖业，正处于从传统的农户分散养殖向规模化养殖的变迁过程之中。小规模分散养殖的问题在于，受制于高昂的议价、签约和执行成本，单一农户很少能与上下游（饲料供应商和生猪收购者）进行事先议价和签约，而只能依据事后的价格信号来做决策，这就难以避免传统养殖业中常见的蛛网式价格波动：每次短缺造成价格上涨都会刺激养殖户大量增产，导致下一年的过剩和跌价，于是养殖户又减产并导致第三年的短缺和涨价，如此往复循环，养殖户和经销商都不堪其扰。

成熟的市场会发展出各种方法来摆脱蛛网波动：养殖者可与批发商事先签订收购合约，但散户往往缺乏谈判能力，也难以负担交易成本，因而规模化养殖会得到鼓励；其次，与钢铁企业投资铁矿一样，通过上下游整合或参股也可以规避价格风险；最后，期货市场可为养殖者、经销商和肉制品商提高价格避险手段，据报道，大连商品交易所已经完成生猪期货合约和交割标准设计工作，可望于不久的将来推出生猪期货交易。

国内外资本的进入，将推动养殖市场的上述发展，生猪生产的规模化和标准化将提升产业水平，也将稳定生猪价格，而稳定且可预期的价格将保护养殖户的投资、增强其持续投入的信心。随着城市化的高速推进和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未来分散的养殖农户将逐渐消失，而对肉类的需求将迅速增长，一个规模化和现代化的养殖业将是不可或缺的，这一过程必定需要大量外部资金的投入，国际资本对国内养殖业的兴趣显然是基于对这一形势的认识，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阴谋论式的担忧完全没有必要。

〖后记〗

许多国家都有农业保护政策，在一些发达国家，尽管农民人口比例已经很低，但他们对政策却拥有极不相称的影响力，这从欧美的农业补贴和日韩的农产品关税壁垒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如今，这些政策已经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最大障碍。

这或许与人们对农民和农村的深厚情感有关，农民往往被视为需要保护的弱者，而现今城市居民不久前的先辈，多数也是农民，因而农村常常被与长辈、乡土、传统、根源，乃至历史联系在一起，这是容易理解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各国的保护性农业政策，与其说是在帮助农民，或者推进农业，不如说是将农业和农村尽可能维持在传统的那种状态下，以便满足城里人的怀旧偏好。这一点听起来不可思议，但仔细观察一下并不难发现，即便政策意图并非如此，实际效果却往往如此。

例如，对土地转让与兼并的限制、对土地用途变更和作物类型的管制、对非传统农业技术的怀疑和抵制（其极端形式是近年来兴起的有机农业）、对商业化经营的排斥、对金融资本进入农业的阻挠、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无名恐惧等。

但正如本文所分析的，假如农业仍停留在传统的产业模式下，它就无法应付商品化冲击所带来的高风险，农民仍将年复一年遭受蛛网式波动之苦，仍无法利用大宗市场规避风险，仍无法建立质量控制体系从而创造品牌价值（这一点我们在奶业看得最清楚），仍无法改善面对大型采购商的谈判地位。

实际上，帮助农民的最好办法就是消灭农民，当然不是从肉体上，而是从产业模式和组织形态上，农民之弱势并非个体能力之弱，而是产业模式之弱，这不需要特别的保护和扶持政策，只须拆除竖立在城乡之间、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各种制度和政策壁垒。

09．石油减产是因为欧佩克合谋吗

2008-12-24，No.507

上周，欧佩克宣布从明年元旦起，将成员国石油日产量限额减少220万桶，但这一决定并未遏制油价迅速下跌的趋势，如今已跌破40美元。市场对欧佩克减产决定没有作出丝毫反应，这或许是因为欧佩克成员在执行产量配额上历来缺乏信誉。的确，欧佩克老大沙特过去就常常突破配额；但更合理的解释是，这一减产幅度，还比不上油价下跌所导致的“自然减产”，因而没有实际意义，而自然减产原本就是买家可以预期到的，并不对油价构成额外压力。

油价暴跌，正如多数观察者所同意的，归因于需求下降，尤其是美国汽车销量与出行里程大幅下降，和中国制造业萎缩，这两个因素尤为突出。然而，需求变动这一笼统说法，并不能让我们理解油价在过去一年中何以如此巨幅波动，因而也无助于我们对今后若干季度的油价走势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把握。要弥补这一缺憾，需要对石油供给的特征和供给曲线的形状做一番考察。

石油蕴藏的地理分布广泛而多样，其开采成本随地理位置、地质构造和政治环境而大不相同。在20世纪70～80年代的产量增长区间里，其边际成本上升十分平缓，即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产量的边际成本与平均成本相差不大，甚至可能更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容易开采和输出的地方都已经被开采了，新增产量大都只能来自西伯利亚无人区、远离消费地的中亚腹地、数千米的深海、动荡的非洲和随时可能把私人油田没收为国有的委内瑞拉。而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能源的需求却在急剧扩张，换句话说，在产量增长区间的这一段，现有技术条件下，其边际成本曲线十分陡峭。

结果，当2001年后的新一轮繁荣高涨时，人们发现，新增需求已经把供给推到成本极高的角落，此时只有数倍于前的价格才能逼出一点点新增产量。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何近期石油需求量几个最多十来个百分点的波动会对应油价三四倍的涨跌。

但供给曲线并非一成不变，随着边缘产油区的产能稳定和扩张，持续高油价吸引的大量投资，新输油管线的建立，新技术的采用，一旦高油价持续足够长时间，许多边缘产油区将越过规模经济和单位成本门槛。对于生产者，其扩大产能的投资决定——加大勘探力度、新建油井、增加管线等，取决于对未来油价的预期，但投资一旦作出，其投入便成了沉没成本，不再影响其供给意愿，此时即使油价下跌，供给也不会退回到以前的高度。

最不愿看到这种局面的，是老牌低成本产油国，如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六国，他们不希望持续高油价帮助边缘产油区和新能源跨越成本门槛，从而削弱自己的长期市场份额。所以，过去两年沙特一直不顾配额全力增产，即使现在，我认为它也不会认真遵守配额，凭借它今年高达1600亿美元的财政盈余（是其年度财政支出的1.16倍），它可以轻松熬过两年的40美元以下油价，但这两年却足以让半数以上边缘产油区陷入瘫痪，这样，在下一轮繁荣期中，它可以以比现在更高的份额享受高油价。

随着油价下跌，首先停产的将是那些租用海上钻井平台的生产者，接着运行费用最高的5％左右油井将被关闭，然后勘探和长途管线等长线投资先被叫停，资金将被集中到对现有产能的维护上；随着低油价持续，已经开工的项目也将被放弃；最后，如果低油价持续两年以上，当边缘生产商连维持现有产能所必需的设备更新也无力进行，到那时，产量将大幅下跌。会不会出现最后一种情况，要看需求下降持续多久。

〖后记〗

在勾画曲线谈论价格与均衡时，人们较多关注的是曲线的倾斜方向：需求曲线是下降的、供给曲线是上升的；但是当我们谈论价格波动以及由此引发的反应时，其实曲线各处的形状——即所谓的弹性——才是更重要的。

在消费理论中，通过比较需求的价格弹性，我们区分了必需品和奢侈品，而比较需求的收入弹性，则区分了贫穷品（inferior good）和富贵品（superior good）(4)，同样，为了解厂商供给行为随价格而变动的特征，需要分析供给的弹性。

在第07和08篇里，我们讨论了供给的非连续性如何影响厂商对价格的反应，即由于规模化所带来的投资风险，价格的小幅或短期上涨未必足以让生产者做出增加产能的决定，而本篇则讨论了另一个因素：边际成本曲线的时间不对称性，同样会延迟供方对价格的反应，并带来剧烈而形式独特的价格波动。

所谓边际成本，是指产量从某个水平再增加一单位时，所增加的成本。关键在于，这一变动在时间上是不对称的，即原油日产量从8000万桶增加到8100万桶所增加的成本，不等于从8100万桶减少到8000万桶所减少的成本，这是因为边缘产油区在初次开发时面临高成本和高风险，而一旦开发完成，成本曲线就被改变了。

这种不对称性其实也存在于需求面。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城市，其居民偏爱吃米饭，偶尔才吃面食。某年，大米受灾减产，价格暴涨，许多人改吃面食，第二年大米供应恢复正常，面食供给则始终未变。假如需求曲线是时间对称的，面食消费量和价格也都会回落到灾前水平，但很可能，在此过程中有些人喜欢上了面食，因而米面的需求曲线都被改变了。

10．小企业为何难抗价格风险

2008-04-14，No.642

从去年底开始，在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和新劳动法颁布等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股寒流袭击了中国制造业，先是珠三角，然后是长三角，大批工厂减产、亏损、撤离甚至破产。我注意到，在这股寒流中，虽然大企业也受到影响，但陷入困境甚至面临倒闭的，主要是中小企业。

据《中国经营报》13日报道，温州三十多万家中小企业中有近20％面临停工或倒闭，其中打火机企业已经倒闭了八成，用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周德文会长的话来说，“船太小经不起风浪”。相比之下，大企业则没有出现类似局面，制造业龙头老大富士康甚至还在继续扩大产能。

为什么？面对同样的价格波动，小企业就显得如此脆弱？是因为小企业现金流不足？但它们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同样较小。缺少银行信用支持？但在当前紧缩政策下，大企业面临同样问题。这些或许是部分原因，但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原因是，小企业，特别是国内的小企业，缺乏规避价格风险的议价机制和对冲工具，这使得它们在价格波动大浪中地位非常脆弱。

大型制造企业为了确保稳定供应和降低风险，通常会就其关键原材料与供应商签订长期供货合约，这么做也有助于供求双方合理安排生产计划。十几年来的供应链革命进一步密切了这种关系。在此基础上，大企业的供应部门还常常会在期货市场上进行头寸交易，以求最大程度降低价格风险。

但小企业很少能这么做，第一是因为小企业的产品销量更难预期，产量也就无法事先计划；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小企业数量太多，供应商不可能和它们逐个议价。签订长期供货合约无门，小企业就只能到期货市场上去对冲风险，但在这方面，它们同样面临困难。首先是国内期货市场尚不成熟，商品种类和合约类型都不够丰富；其次，进行期货交易所需要的知识、人才和习惯都有待培养；最后，早些年的动荡、丑闻和政策干预给期货市场留下了坏名声，让多数诚实守本中小经营者望而却步，退避三舍。

当原材料价格迅猛上涨时，上述差异便立刻表现出来。由于价格波浪在沿产业链从上游向下游传递时存在时间延迟和弹性阻力，即制造商无法通过制成品的提价将材料成本增量立即和完全地转嫁给下游，这样，长期供货合约就为大企业提供了宝贵的缓冲期，这种合约通常可以保护在它们几个月到一年内免受价格冲击，它们甚至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压住产成品价格来逼死小企业。而小企业由于缺乏价格避险手段，只能忍受现货市场上已经暴涨了的材料价格，当成本压力超过极限时，便只能停产或者倒闭。

一轮冲击波过后，将有大批小企业被击垮，而随着时间推移，一种可能是价格波动被证明是短期的，大企业也利用缓冲期熬了过来；另一种可能是价格上涨长期化，而此时已被大量击垮的小企业留下的供给缺口让大企业可以从容调整产成品价格来弥补前期亏损。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从去年危机开始以来，富士康高管几次接受采访时所表露的自信，或许还有几分得意。

中小企业历来被视为创造力、经营灵活性和企业家精神的来源，它们在这一轮价格波动中的遭遇是不幸的。对此，政府能做点什么吗？基于上述认识，答案是明显的。首先，应该允许小企业更自由地参与和组织行业协会，小企业无力单独和供应商长期议价，但协会可以提供某种服务于小企业的集体议价机制；其次，要进一步放松对期货市场的管制，允许更多商品种类进入，允许合约创新；最后，还是要继续推动金融市场化，只有充分市场化的银行才能消除对民营中小企业的歧视，让后者获得更多其原本有能力获得的流动资金和信用支持。

〖后记〗

规模化的好处之一是可以摊薄各种固定成本，从而有可能装备许多小企业所负担不起的设施，这既包括有形的生产设施，也包括无形的管理设施；而在风险应对上，则体现为能够利用各种风险管理所需的金融工具。

相比之下，小企业往往雇不起期货交易员，也找不到投行来跟他们签对赌合约，而原料供应商在提前安排供货计划时，也总是优先确保满足那些大买家的需求。同样，面对大型连锁零售商时，小企业脆弱的谈判地位也更容易让他们暴露在价格波动风险之下。

不过，小企业也不是没有办法来控制风险，办法之一就是业务单纯化，通过选择适当的交易形式和合约结构，将自己无法控制的风险因素从经营环节中排除出去，只留下熟悉且可控的部分，如近二十年来流行的来料加工和流程外包，还有更早的合约承包商。

或者将业务局限于自己的独特资源，依靠局部垄断地位增强价格谈判力，如作家通常不愿承受风险，更没有兴趣关心纸张价格和印刷成本，所以大多把版权按固定价卖断或者出租（即每本书抽固定版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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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所讨论的波动限于微观和局部波动，即单一商品或单一产业链价格的价格波动，它未必导致整体物价水平的波动，后者属于宏观波动，将在第五部分中讨论。

(2) 蛛网模型（cobweb model）一名，得自它所描述的价格波动在供需均衡图上所呈现的模样。

(3) 见wikipedia: allicin。

(4) 关于必需品、奢侈品、贫穷品和富贵品的定义，以及它们的中文翻译，学界存在诸多混乱、混淆和矛盾，特别是对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的混淆，我这里采用了张五常在《经济解释》第一卷中的定义和译法，我认为它们在逻辑上更清晰一致，也更能反映它们的本意。

第三章

不想垄断的竞争者不是好竞争者

自从19世纪末美国反托拉斯运动(1)兴起以来，垄断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而在前计划经济国家，它又往往与大型国营企业联系在一起，因而无论何处，它都名声不佳。

不幸的是，人们在谈论垄断时，常常混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一种是某些厂商凭借竞争优势排挤了其他厂商而取得的垄断地位，而另一种是法律或行政规定赋予某个厂商的垄断权利，在前一种情况下，垄断者以外的厂商不进入市场是因为这样做无利可图，而后一种情况下则是因为法律不允许他们进入。

前一种又叫自然垄断，反托拉斯反的就是这种，名义上这是为了保护消费者，但实际上纯属庸人自扰，因为假如有其他厂商能以更低廉的价格向消费者出售产品，那早就有人这么做了，并没有任何东西阻止它。

对于自然垄断者，尽管垄断地位确实可以让他们通过差别定价等手段榨取消费者剩余，但这么做的上限是：不能让价格高到足以吸引潜在竞争者进入。所以，无论垄断者如何绞尽脑汁压榨消费者，它实际上总是当时的技术和商业条件下消费者所可能找到的最便宜的卖家，这是因为每个垄断者身边，随时有着无数潜在竞争者虎视眈眈、伺机而动。

正因此，反垄断法唯一能做到的，只是恶化垄断者的处境，这或许能满足某些人的嫉妒心，但对消费者却不可能有丝毫帮助（关于这一点将在第15篇详细讨论）。

反垄断法由于其理论的内在混乱和矛盾，常常会引出一些荒谬的结果，如我们在第6篇讨论规模化所带来的产能投资风险时已提到，许多时候，厂商在做出扩产决定时，必须确信从此刻到新增产能投产之间，价格不会被竞争者同样的扩产行动大幅拉低，而这一信心只能来自其足够强大的垄断地位。

所以，假如一个市场中全是没有垄断力的无差别厂商，那么，任何扩产决定都不可能做出，因为那么做明摆着是找死，因为产能一旦形成，投资就成了沉没成本，而充分竞争条件下市价将由边际成本决定。如此一来，反垄断法旨在禁止生产者凭借垄断地位谋求价格优势的干预，实际上等同于阻止一切产能投资。

对此，罗纳德·科斯有个简单漂亮的总结：

我被反垄断法烦透了，假如价格涨了，法官就说是垄断定价，价格跌了，就说是掠夺定价，价格不变，就说是勾结定价(2)。

11．铁矿石议价机制为何会瓦解

2008-06-26，No.626

日前，宝钢与力拓就2008财年铁矿石基准价格达成协议，几乎全盘接受了力拓的涨价要求，这一结果的意义，不仅在于涨价本身，更在于它打破了传统铁矿石议价中“首发-跟随”和“同步变动”两大惯例，从而使国际铁矿石市场已维持27年之久的议价机制面临崩溃。这一局面，并非宝钢和其他钢铁企业所愿意看到，而是长期主导铁矿石市场的双边寡头垄断格局逐渐瓦解的结果。

从1981年开始建立的现行铁矿石价格谈判机制，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议价模式，它通过每年一度的艰难而漫长的谈判寻找价格，这种复杂而代价昂贵的机制之所以会被采用，是因为铁矿石市场形成了罕见的双边寡头垄断(3)格局。

我们知道，在充分竞争或单边垄断的格局中，都存在普遍而可预期的方式形成市场均衡价格，但是当买方和卖方都只有极少数几个参与者——铁矿石的主要供应商只有三家，而钢铁生产也被少数几家寡头所垄断，因而交易两侧的竞争都很不充分时，交易者便可能陷入博弈困境：因为对于买卖双方都存在利用垄断地位谋取利益的诱惑，而同时又都面临对方退出交易而带来的灾难性风险，即对于买方，和任何一家卖方谈判破裂都可能意味着供应中断，对于卖方，任何谈判破裂都可能迅速导致停产和倒闭。

实际上，双边垄断格局下的单次博弈不存在均衡解，即双方都无法预期对方可接受的价格是多少，因而诱使交易各方都愿意投入到漫长艰巨充满了尔虞我诈的面对面谈判中，以便谋取最大利益。然而这种局面一旦长期化，单次博弈就转变成重复博弈，双方经过反复试探摸底之后，逐渐在谈判中形成了稳定的策略和心照不宣的规则。

对于铁矿石议价，最主要的就是“首发-跟随”和“同步变动”两大惯例，前者是指每轮谈判中一旦任何一对买家卖家谈判成功，其他厂商即刻停止讨价还价，而直接采用他们的谈判结果；后者是指谈判目标严格限定于“相对上一年价格的涨跌幅度”这个单一变量，一旦这个数字确定，所有价格都按此比例同步变动，而不再逐一谈判。

交易各方之所以愿意遵循这些规则，是为了尽可能地缩短和简化议价过程，最大程度地避免双边垄断下的博弈困境所带来的巨大交易成本。这样做对交易各方都有好处，可以说是重复博弈中合作达成与规则演进的杰出案例。然而，合作博弈策略得以稳定维持的条件是交易双方的地位和关系的稳定和长期性，一旦某方认为在下一轮交易中不会再遇到对方，或者届时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经改变，那么他就会为了谋求眼下的最大收益而拒绝合作。

铁矿石市场在过去的若干年中，供应方的格局相对稳定，大致保持三家寡头垄断局面，而需求方则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印度的钢铁企业迅速崛起，中国钢铁产量跃居世界第一，涌现多个大型钢铁集团，印度两大钢铁企业米塔尔和塔塔分别并购了欧洲的阿赛洛和克鲁斯两大昔日钢铁巨头。

这些变化对传统的三对三格局造成巨大冲击：首先，规模消长动摇了传统买方寡头的代表性和领导地位，而谈判对手的不稳定又降低了卖方的合作意愿；其次，买方数量的增加削弱了其垄断性和谈判地位，使得双边寡头垄断逐渐向卖方单边寡头垄断演变；最后，矿石产量增长跟不上钢铁产能的迅速扩张所导致的严重紧缺成了引爆传统格局的导火索。

首先叛离传统机制的必和必拓，已开始联合信息机构和投资银行，积极筹组基于价格指数系统的新定价机制，而力拓则利用这一局面在最后的晚餐中恣意勒索了一笔。旧体系的崩溃看来已难以避免，新机制将如何建立还有待观察，钢铁企业们应及时开始考虑新局面下的战略规划，尽可能影响新机制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同时为自己在新体系下寻找合适的位置，而在短期内，积极参股矿产和矿业公司以便通过股权收益来对冲价格风险，也不失为有效的办法。

〖后记〗

双边垄断是十分独特的现象，买卖双方都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一旦出现这样的局面，常规竞价机制失效，竞价问题转变为博弈问题，于是，潘多拉盒子便打开了。

原本，交易者只须比较各方出价，然后做出决定，他需要处理的，只有价格信号和产品本身的信息，而现在，他要处理多得多的信息：要了解对方的产能、销售状况、订单数量、开工率、成本结构、负债水平、现金流状况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探查对方价格底线、达成交易的迫切度以及让步的可能性。

可以想象，这一过程将伴随着尔虞我诈、虚张声势、烟幕弹，还有商业贿赂和间谍，所有这些都会带来高昂的交易费用，而它们在常规竞价中是不存在的，因为交易对手并不真的关心你的开工率，他唯一关心的是你的真实出价意愿，而在竞价过程中，出价行为本身自动暴露了这些信息。

双边垄断在产业中不多见，但其实在生活中却很普遍，如爱情，假如双方相爱到了非她不娶非他不嫁的程度，那么他们之间的许多事情——买什么样的房子？怎么装修？如何养育孩子？如何配置家庭资产？如何赡养长辈？——就变成了双边垄断交易。

这大概就是为何家务事如此难缠，而家庭总是充满了争吵的原因吧，因为双边垄断格局下的议价实在太困难；更糟糕的是，家庭中的其他关系往往也是双边垄断的，母子、兄弟、叔侄、甥舅，这些关系不是旁人能够替代的，所以，家庭既充满了亲情关爱，却也常常打到头破血流。

铁矿石的长协机制，是双边垄断格局长期维持的结果，但随着全球化、新兴地区崛起、钢铁产能转移和分散化，买方的寡头垄断早已不复存在，长协机制瓦解是迟早的事，后来的事态发展也证实本文的判断。

政策当局本应做的，是帮助企业积极参与构建新的价格机制，尽可能在其中谋求有利地位，但实际却恰好相反，几年来中钢协毫无希望地一味固守长协价，打压日照交易中心的创新尝试，同时还强化铁矿石进口管制，陷国内中小钢企于绝境，实可谓产业政策的完美败例(4)。

12．俄乌斗气斗些什么

2009-01-13，No.477

新年伊始，因为与乌克兰的天然气价格谈判破裂，俄罗斯关闭了通向乌克兰的天然气管道阀门，这一行动，切断了乌克兰75％、欧盟20％、德国46％、法国32％、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近100％的天然气供应，同时也中断了俄罗斯56％的天然气出口。这一严重局面，恰逢欧洲多年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季，立即引起了受影响国家的强烈反应，欧盟迅速组织代表团前往两国寻求解决方案，而保加利亚和斯洛伐克已被迫重新启用不久前应欧盟要求而关闭的老式核电站。

俄乌天然气僵局的根源，在于乌克兰橙色革命之后俄乌关系恶化，使得双方在外交事务和价格谈判中丧失信任和诚意，而依赖于管道系统的天然气交易的独特性，恰恰特别需要这种信任和诚意。同时，乌克兰内部总统尤先科和总理季莫申科两派之间的府院之争，导致乌政府丧失一致的行动能力和作为谈判对手的可信度，从而进一步恶化了谈判局面。

2004年橙色革命之后的乌克兰，急于融入欧洲并加入北约，这一努力得到了美国的全力支持。在美国全球战略中，乌克兰的地位十分重要，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在其《大棋局》一书中，将乌克兰列为第一优先序列的战略棋子，其重要性不亚于美国远东战略布局中的韩国。因而可以预料，吸收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进入北约，将被美国列为外交事务的重中之重，甚至不排除在遭到老欧洲阻挠的情况下，美国会用类似澳新美条约的小联盟来达成同等结果。

然而乌克兰的离弃却是俄罗斯所难以接受的，尤其对于志在复兴帝国、梦想成为彼得第二的普京来说，更是如此。失去乌克兰的仆从，在现实政治中，意味着失去对一千万俄罗斯族人口的间接统治，失去黑海舰队的母港塞瓦斯托波尔，在历史情感上，意味着失去东斯拉夫人的国家起源地，无论对于民族主义者还是帝国梦想怀抱者，这些都是十分痛苦的结果。可以预期，在阻挠乌克兰加入北约或与美国缔结军事同盟的问题上，普京政府会全力以赴，并愿意为此付出高昂代价。

正是战略上的水火不容，使得天然气交易这种需要充分信任的价格谈判难以进行。与石油不同，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管道输送几乎是天然气交易唯一成本可行的方式；然而，管道一旦建成便无法改变路线，巨额建设费用已变为沉没成本，所以，在决定投资一条管线的那一时刻，实际上供需双方都为未来多年的交易对象和条件——供方的市场范围和需方的供应来源——作出了重大决定，而一旦管道建成，交易对象便被锁定在很窄的范围内，形成一种很大程度的双边垄断格局，类似于古代交战双方交换王子人质形成的相互绑架关系。

双边垄断格局下的价格谈判历来是个大难题（用数学家的话说，不存在均衡解），无论是完全垄断还是寡头垄断，这一点，我们在国际铁矿石谈判中的困局和国内刚刚破裂的煤企与电业的煤炭价格谈判中，不难看出。这一难题的解决，需要交易各方凭借各自稳定的市场地位，长期合作关系中形成的信任关系，以及历年反复谈判中获得的对对方策略、底线、风格甚至谈判用语的熟悉和领悟能力；最后，谈判要成功，还需要双方都确信这不是最后一次交易，否则，各方便有足够动机在最后的晚餐里勒索一把。

本次俄乌谈判，俄方起初开价210美元/千立方，还算优惠，但乌方咬住201美元不松，结果普京一怒之下抬价到450美元，即欧洲市场价，摆明了要撕票；显然，双方都缺乏诚意，信任已完全丧失，否则，9美元的差价不至于导致谈判迅速破裂，即便是要求欧盟为总额不过5亿美元的差价买单，也未必做不到，但双方压根就没做类似尝试。

俄方的强硬，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要惩罚尤先科的亲美反俄；二是知道欧盟一着急必定会干预，届时如果乌克兰不妥协，就破坏了它与欧盟的关系；三是绕过乌克兰经波罗的海直达德国的北溪线管道开工在望，三四年后将可投入使用，而直达东南欧的南线也在筹划中，未来乌克兰的中转地位将被架空，所以，普京似乎不太担心与乌方撕破脸皮。而在乌方看来，既然我的中转垄断地位几年后就要丧失，何不趁这最后机会好好敲上一笔？况且对手是我原本就要竭力摆脱的俄国？

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的争斗，称之为双方撕票并不为过。对于乌方，或许它能暂时勒索到一笔（买单者大概会是欧盟），但这场风波无疑将加速北溪、南溪两线的审批和建设进度，未来将失去大半中转收益和价格优惠；对于俄方，断气造成的恐慌和冻死数百人的惨痛经历，无疑将更加激起欧盟对能源依赖的警惕，其结果将是加速筹划从中亚引气的纳布科线(5)的建设，扩大从北非经地中海管道的输气量，甚至逆转德国的反核电政策，并重启其他欧洲国家的核电建设，所有这些，都将降低俄罗斯能源的市场份额和议价能力。油价暴跌之后，天然气因其交易对象受限而免于在短期内同步暴跌，而对于俄国，西欧市场又是利润最丰厚的一块，每年700多亿美元的天然气收入是其在当前危机中最可依靠的收入来源，如果因欧洲供气更多元化而被迫降价，那将是雪上加霜。

〖后记〗

双边垄断的形成有各种原因，有些是因为资源的先天禀赋，如母子亲情，或者甲拥有一口井，其井水可酿出独一无二的佳酿，而只有乙掌握所需的酿造技术，于是便形成了双边垄断：甲的井水和乙的技术唯有当他们达成交易时才有价值，否则就是废物。

但另一些双边垄断则是随交易关系的持续而逐渐形成的。任何交易都存在障碍，运输的、信息的或信用方面的障碍，许多障碍在初次交易时会带来极高的成本，而随着交易持续，会迅速或逐渐降低：道路的开辟、航线的建立、双方了解和信任的加深、谈判机制的成熟等。

这些随交易过程而积累起来的资源(6)，对于双方都是宝贵的财富，其中有些或许可用于其他交易，但另一些则被锁定在特定的双边交易之中，输气管道便是如此，它除了在两个地点之间传输气体之外毫无用处，而它的存在使得双方的其他交易选择都变得无利可图时，双边垄断便形成了。

双边垄断议价原本就很困难，发生在国家之间就更困难，往往与外交关系、意识形态和五花八门的利益集团搅在一起，纠缠不清。不幸的是，议价涉及的天然气管线所穿越的乌克兰，又是处于俄美欧三角争夺的焦点，三方都想将乌克兰拉入自己的阵营，而乌国内在投入哪个怀抱上，仍争执不下，这就难怪这番争斗迷雾重重、难解难分了。

13．水务交易的买家是谁

2009-12-03，No.804

年初以来，国内许多城市大幅上调了自来水价格，近日北京、深圳、重庆、济南等城市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典型的涨价幅度在25％左右。水作为最基本必需品，其价格陡涨自然引起每个人的关注，而因其市政“公共品”的性质，如同电费和车票一样，涨价也难免引来许多怨言。

本次涨价的背景，一方面是缺水状况日益普遍和严重，水资源的稀缺性日益凸显，同时，城市供水市场也正在经历一场悄悄的改革，包括市政供水部门的企业化改制和引入外资水务公司的参与。不幸的是，这一“市场化”改革，很可能与教育和医疗的市场导向改革一样，因仅仅改善了供方的处境而没有让广大消费者获益，最终留下一片抱怨和骂名，而真正的市场化也将因此而再次失去民众的同情。

准确地说，无论教育、医疗还是电力交通水务，过去所发生的变化并非真正的市场化，而仅仅是商业化，它把这些市政部门的供给职能从行政机构中剥离出来，赋予其单一的财务目标，以及相应的投资、经营和定价权，从而实现了组织上的企业化和行为上的商业化。但这些领域的开放市场却从未建立，行政垄断没有打破，供方准入没有放开，消费者选择权也没有确立。

许多人认为，是外资水务巨头的大规模进入推高了水价，这一抱怨虽由来有自，却不得要领。外资水务企业虽然庞大，却有许多家，竞争也很激烈，并不具备获得垄断溢价的能力。况且水务企业的交易对方是市政当局，并非广大消费者，而水务合约里是可以限定服务期内零售价格的。常识告诉我们，任何市场都不会因为引入新的供方而抬高价格。

在已经历了商业化改制的城市中，大致存在着两种供水模式，第一种类似于电力，市场被分割成了两级，市政自来水公司在一级市场作为需方向水务公司采购供水和污水处理服务，同时在二级市场上作为供方向居民零售自来水。该模式的弊端是显著的，市政公司和电网公司一样，成了横插在最终供需双方之间的双面垄断者，拥有绝对优势的议价能力。

第二种模式把供水交易构造成了一个两阶段博弈：首先由市政府作为买方为一段时间内的城市供水排污服务招标，水务公司一旦中标，便拥有了在合约规定的质量和限价条件下的垄断供给地位，此时消费者成为买方，但他只能选择数量而不能议价。理论上，特许经营模式通过引入事先竞争而解决了垄断溢价问题：虽然事后的供给是垄断的，但事先的竞标可迫使供应商接受较低的价格和较高的质量标准。

水务和电力交通一样，在形成市场充分竞争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过程中，需要交易各方作出许多复杂的合约创新来解决潜在的垄断问题，因而历来吸引制度经济学家的关注；核心困难是所谓的资产特化（asset specificity）(7)：无论供需两侧在事先竞争何等激烈，选择如何广泛，但交易一旦达成，资本投入之后，其中一方或双方更换交易对象的代价极高，从而形成单边或双边垄断。

事先竞争确实能改善财产特化带来的垄断困境，但并不完美，由于无法预知未来的需求变化、技术进步和商业创新，长期合约难免带来无效率；而特许经营模式更大的问题是，由于政府代替市民拟订标书、谈判和议价，因而将一个私人交易问题转变为了公共选择问题，而公共选择总是会面临众口难调和权力寻租的困境：究竟多高的水质才是可接受的？管网的覆盖率应达到何种范围？何种条件下允许调价？如何保证合约规定的质量标准得到严格执行？如何保证政府官员在谈判和执行中为消费者寻求最大利益？当然，随着民意表达、公共决策和行政监督等方面的制度进步，可以缓解公共选择带来的争议和冲突，但却不可能消除这一困境。

较为理想的改革方向是在保留事先竞争和两阶段博弈这一交易框架的前提下，替换其中的交易主体，由居民社区、地产开发商和企业用水大户直接与水务公司谈判，而市政公司仅扮演城市主干管网的可选供应商角色，从而将公共选择降解为市场交易。

尽管大社区同样存在众口难调问题，但现有的业主委员会制度已可以处理公共物品采购中的难题，而在开发阶段开发商的大业主地位更加强了其谈判和议价能力，开发商的品牌价值也是激励其谋求优质水务服务的条件。社区直接交易虽无法避免财产特化困境，但由于国内城市仍在快速发展，新建社区不断出现，这会约束水务巨头在对待已签约社区时，不会无所顾忌。

赋予最终消费者自主选择权，开放水务市场的供方准入，实施真正的市场化，将改善产品和服务质量，缓解供水不足问题，同时也反映了资源的真实稀缺性，保护了环境。尽管在市场化条件下未来水价或许会更高，但自由选择和充分竞争下的涨价，涨得令人心服口服。改革开放以来，同为生活必需品的蔬菜和食用油，价格已上涨了许多倍，但并未引发太多争议和抱怨。

〖后记〗

公共品（public good）问题是个充满了混乱和误解的领域，它的定义就很不一致，一种定义是基于“可拥挤性”：有些东西，多一人少一人用，并不影响使用效果，也不影响服务成本，如无线电视和GPS定位服务，但这样一来，就把文字/视听作品之类显然没有“公共”特性的东西也包括了进来。

另一种定义基于“可排他性”：有些东西的使用不可能或不容易建立排他性，如洁净的空气、道路、灯塔等，这样就很难向使用者收费，大家都等着别人掏钱自己搭便车，结果是大家都没车可搭，用福利经济学术语说就是，这些产品有大量的正外部性。

词义之争原本并不重要，只要事先说清楚并保持一致即可，问题是，人们在谈论公共品时，常常将拥挤性、排他性和外部性混杂在一起，以为具备其中之一便自动具备其他特性，并据此下结论：由于公共品具有如此这般的特性，它们应由政府向公众提供(8)。

可是，不可拥挤并不等于不可排他，无线电视和GPS都是不可拥挤的，但通过加密，它们都可以建立排他性，如HBO卫星节目和军用GPS信号；同时，难以排他的也未必不可拥挤，如很难阻止人们呼吸洁净空气，但它却因过度拥挤而影响了使用效果。

福利经济学最荒谬的理论是：外部性（无论正的还是负的）将损害市场的有效性，因而需要政府加以干预；实际上，市场的有效运行与有没有或有多少外部性毫无关系，它只需有足够的内部性即可。

最伟大的例子就是Google，它是靠广告盈利的，但广告点击只占其访问量的极小比例，许多用户从不点广告。也就是说，其产品创造的外部性远远高出其内部性，大部分用户都在搭少数广告点击者的便车。按福利经济学理论，这样的产品只有靠政府补贴才会出现，可实际上，Google不仅出现了，还活得很好，收益丰厚。

实际上，没有东西是完全不可排他的，大气层碳浓度或许是个例外，不过，假如火星也有居民，那么它在地球人和火星人之间就具有高度排他性。

处理排他性的恰当方法是在群体或区域规模的维度上识别不同程度的可排他性，从而判别产品在哪个范围内具有公共性质，如住宅对家庭成员是公共的、楼梯对同楼住户是公共的、路灯对社区居民是公共的、警察对市民是公共的、军队对国民是公共的、战略核安全网对同盟国是公共的。

因而相应地，提供公共品的恰当原则便是：排他性适合在哪个范围建立，公共品就应由此范围内的居民经由集体交易来提供，如此才能将收益和成本最大程度地内化。基于这一原理，本篇提出应将水务交易交给居民社区而非县市或更高级别政府来履行。

14．反垄断大刀会砍出什么

2009-05-18，No.393

上周，欧盟委员会以违反欧盟反垄断法律为由，向英特尔开出了10.6亿欧元的天价罚单，所依据的罪状是，英特尔利用折扣和现金返还，诱使下游厂商放弃其竞争对手的产品。这是欧盟对单一企业开出的最大反垄断罚单，仅次于去年11月对涉嫌联合操纵市场的4家汽车玻璃制造商开出的13.9亿欧元罚单。

过去三年中，欧盟已开出11张总额74亿欧元的反垄断罚单；这一连串密集的巨额罚单，顿时令美国这个反垄断法的始作俑者相形见绌；欧洲，这个几十年前还在热衷于组建国营垄断巨头的自由市场抵制者，如今摇身一变，俨然成为反垄断急先锋和市场竞争的捍卫者。

无论欧盟的反垄断法，还是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其所宣称的目的都是保护消费者免受垄断企业剥削。其经济学基础是：拥有垄断地位的生产者，可以通过限制产量和区别定价，来榨取消费者剩余。这种现象，确实可以在现实中观察到，然而，从未有一种经济学理论能够说明，反垄断法的实施，如何可以改善消费者的市场地位。而在实践中，从AT&T，到IBM，到微软，反垄断诉讼和干预也从未达到过这样的目的，它们仅有的作用，是延缓了竞争失败者被淘汰的进程，限制了企业的竞争手段，并最终打击了整个市场的创新能力，至于消费者的利益，从未成为争端的焦点。

所谓反垄断，反的是供方自然垄断。一个没有法律特权、不借助黑手党的企业，之所以能获得供方垄断地位，通常有三种原因：第一种情况是，某些市场的容量小于成本最优规模的两倍，因而该市场不可能同时容下两个厂商，而同时它们又都具有最优规模，于是，首先达到最优规模的企业便凭借成本优势排挤掉其他竞争者，占据了垄断地位，而该行业也就对新进入者变得无利可图。这种垄断的确存在，也确能获得一些垄断利润，然而其垄断地位长期维持的条件是：成本结构必须长期保持稳定；只有那些技术和商业模式久已成熟、制造过程简单、很少发生创新的地方，才可能满足该条件。

德鲁克曾举过一个玻璃罐头密封圈的例子(9)，Dewey & Almy公司在该产品上维持了至少40年的垄断地位，从未有企业尝试挑战。对于当初主张反垄断的经济学家来说，这大概是最典型的规模经济导致自然垄断的案例了，然而恰恰是这种经典自然垄断，却从未成为反垄断调查和诉讼的对象。

实际上，真正了解企业的人应该知道，维持这样的垄断地位并从中谋得垄断利润，谈何容易，尽管你有一定的提价能力，但绝不能高到吸引新投资者的程度，更不能刺激买家去寻求替代品。谢尔曼法诞生后的一百多年中，随着对垄断的研究不断深入，经济学家也逐渐认识到，此类自然垄断，反之无益：既然最优规模只能容纳一个企业，把它硬拆成两个，只能降低效率，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

第二种导致自然垄断的情况，是单一供方独占了某种生产和供给所需的关键资源。现实中，任何一份资源都具有一定独特性，因而都不是完全可替代的，从这一点看，它们都有机会获得垄断收益。这一收益，即使按最宽松的定义，也称不上利润，它只是稀缺性所带来的资源租金。而同时，很难找得出一份资源，是完全不可替代因而处于绝对垄断地位——或许某些爱情是例外，据说一些非她不娶的痴情者会不惜倾家荡产甚至搭上性命和荣誉。当然，我们的法律和道德从未试图拯救痴男怨女，相反，大量笔墨口舌还被用来赞美他们对垄断者的执迷不悟。

同样，我们的经济理论和法律也都认可：稀缺资源在市场竞价中获得最高租金，不仅理所当然，也恰是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根本途径所在；法律甚至帮助资源所有者捍卫其垄断权：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其所保护的，无一不是垄断资源；并且，越是原创的、新颖的、独特的，因而越具有垄断性的，得到的保护越多。

然而，一方面我们用诸多法律来保护资源的垄断权，而同时，当生产者运用这些垄断权销售产品、占领市场、获取收益和战胜竞争者时，却要用反垄断法来惩罚他们。这一悖谬凸显了反垄断法在我们的道德体系和法律传统中的不和谐地位，它显然有悖于广受认可的基本道德和法理原则。

第三种自然垄断，通常被叫做“赢家通吃”，其基础是：某些商品，其对买家的价值，随使用者增加而自动提升，即越流行越值钱。如一部电话的价值，极度依赖于其可能通话对象的数量，因而当若干各自封闭的电话网相互竞争时，用户数便成为决定性因素。上述原理导致了竞争地位变化的正反馈特征：用的人多，会自动导致更多人用，于是最初的些微优势会被循环放大，最终市场上只剩下一个生产者。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很多，通吃之后的垄断者，凭借功能互通性、兼容性、产品标准、技术规范、平台依赖性等门槛，对潜在竞争者构成了很难逾越的壁垒，也的确常常令消费者感到憋屈和无奈。但问题是，反垄断法能否帮助消费者摆脱这种困境？

事实表明它从未能做到，反垄断的终极武器是分拆，但主刀者一旦动刀就发现：若把垄断企业拆成互不竞争的几个公司，结果它们在各自领地内仍然是垄断者，如果拆成相互竞争的，无论你何等费心地均匀分拆，上述正反馈机制决定了其均衡是不稳定的，很快其中一家又会胜出而成为通吃者。在历时十多年的调查和诉讼之后，AT&T被分拆为一个长途电话公司和七个地区公司，结果消费者发现，他们在七个小贝尔压迫下的日子并未改善；电话用户的最终解脱，来自事先无人料到的创新领域：移动电话。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IBM身上，打了15年官司后，找不出可行分拆方案，垄断困境最终由小型机、UNIX工作站和PC的兴起而自动解决。微软案件也一样，司法部一度赢得了判决，但他们迟迟拿不出可行的分拆方案，而随着互联网时代到来、谷歌的崛起、信息终端的多样化、开放平台和开源软件日益成为潮流，微软的垄断地位越来越不成为发展的障碍和抱怨的焦点，相反，它成了激励众多技术和商业创新的标杆和靶子。而在此过程中，消费者的选择始终是在增加而非减少。在这些案子中，反垄断机构除了给市场带来不安、扰乱和破坏之外，从未给消费者帮上忙，最终解决问题的都是市场本身的创新机制。

从AT&T、IBM和微软的经历中可以看出，只要投资和创新的机会是开放的，垄断者便无法过度压榨消费者，而垄断困境总是会被创新所突破；实际上，垄断一旦建立，便成为寻求创新的最大动力，人们会想尽一切办法突破它；当垄断使得一个产业日趋封闭时，就有人会尝试绕过它另起炉灶，开辟全新的替代产业，而垄断者若沉溺于旧模式，便会连同他所垄断的产业一起被边缘化。对比生物进化的历史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进化史上，经常有一些物种会走入进化的死胡同，就像一个产业因垄断而缺乏多样性，并走入封闭僵化的死胡同一样；然而，之所以会走进死胡同，常常是因为它们一度在某方面过于成功，因而在自然选择引导下过度发展了这方面的能力，最终对这种能力形成依赖。

树袋熊就是典型的例子：桉树叶因其特殊的化学成分，对于多数动物都是不可食的，但树袋熊却进化出了消化桉树叶的独特能力，于是它垄断了“以食桉树叶为生”这个产业，没有任何竞争者。结果，树袋熊这个物种便向着提高桉树叶消化能力的方向，义无反顾地发展下去，经过许多代，桉树叶成了它们的唯一食物，它们已丧失了消化其他食物的能力，大熊猫对竹子的特化和依赖也是如此。然而，尽管树袋熊和大熊猫走进了死胡同，生物界的进化却没有因此而停顿，树袋熊垄断了桉树林，其他动物可以另辟蹊径。上帝并未从他的天堂里跳下来，责令树袋熊不得控制超过70％的桉树林，或者把它们改造成三个独立物种，上帝知道，这么做既是徒劳的，也是多余的。

历史上，那些在某方面特别强大的生物，很少会因在其强项上遇到正面竞争而遭淘汰，相反，它们总是因为其特殊强大之处为它们营造的那个小生境最终萎缩而被边缘化；类似地，产业史上一度不可一世的垄断巨头们，很少被从正面打败，他们总是随其所在产业被新兴产业排挤而被边缘化；甚至科学发展也是如此，正如库恩所指出，新理论取代旧理论，从来不是因为旧理论的信奉者被驳倒认输了、心服口服了，然后新理论确立了，而是因为老头们退休了、死了、没人选他们课、看他们书、引用他们观点了，于是旧理论消失了。

几十年来，新兴产业绕过陷入封闭僵化的旧产业的故事，始终在不断上演：移动电话绕过了固定电话，UNIX和PC绕过了主机，搜索引擎绕过了门户，而浏览器和云计算正在绕过桌面和操作系统；对于企业家和创新者而言，唯一绕不过的垄断者，恰恰是政府和它的反垄断刀斧。十年后，微软大可以仍抱着其封闭的桌面系统，悠闲地苟活于信息产业之一角，正如今天树袋熊仍在快乐地独自啃着它的桉树叶，但那时的信息业早已天翻地覆，或许很少有人会想起微软的名字了；当然，微软显然不甘于此，英特尔和IBM同样不甘于此，它们都是热衷创新者，都在拼尽老命给消费者带去最好的产品，如此，反垄断者究竟在担忧什么呢？

事实表明，20世纪的历次反垄断诉讼，从未造福消费者，从中获益的，只有竞争失败者、律师和利用对成功企业家的嫉妒心而骗取民心的政客。明智的企业家们，理应抵制政府的反垄断冲动，在这方面，他们应抛开恩怨，团结一致。那些为一时商业利益而呼唤反垄断干预的企业家，是短视且不道德的，对于以“不作恶”为口号的谷歌，尤其如此。不久之前，谷歌还在为针对微软的反垄断措施而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现在，随着奥巴马政府上台，反垄断政策正在收紧，大西洋两岸的政客们都在挥舞反垄断斧头，很快，谷歌也将尝到这把斧头的厉害了。

〖后记〗

如今，动辄数亿欧元的巨额罚款，已成为任何在欧洲开展业务的大企业不得不随时加以考虑的风险。就在本文发表后的下一年，欧盟又对17家浴具制造商、11家航空公司和3家液晶面板制造商，分别开出了6.22亿、7.99亿和6.49亿欧元的罚单，拥有欧洲业务的跨国公司俨然已成为欧盟的提款机。

不幸被挑中的企业，没有申辩和质证的机会，只能听凭宰割，没人知道罚款为何是10亿而不是1亿或100亿。不同于美国，反垄断调查对象的命运并非在法庭上决定，一切由欧盟反垄断专员这一行政机构说了算，它既是检察官，又是陪审团，还是法官，把这样的机构称为市场竞争保护者是高度讽刺的。

关于反垄断法理论基础的混乱和错误，以及它在欧美司法实践中所导致的种种荒谬结果，薛兆丰博士在《商业无边界》一书中作出了详尽分析和描述；不幸的是，这套法律正在被许多新兴国家当作西方“先进制度”学习和运用。

15．垄断是竞争的同义词

2011-01-06，No.1489

新年之际，发改委公布了《反价格垄断规定》，用以代替2003年的《制止价格垄断行为暂行规定》，旧规定是在原《价格法》基础上发布的，篇幅不足一页纸，而新规定的成文法依据则是2008年的《反垄断法》，它基本上全盘采纳了欧美主流反垄断理论，对所谓“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企业的价格策略与价格协调机制作出了全面限制，其篇幅也数倍于旧规定。

值此通胀蔓延、物价腾涌之际，这份规定或许可以体现管制当局对民众所受通胀之苦的体察和关切，而新规定发布与生效间隔的异常短暂，似乎也透露着某种急切。但遗憾的是，源自美国的整个反垄断法律和政策体系所赖以建立的经济学理论，在根本上是错误的，而在实践中，反垄断法对改进市场制度从未起过正面作用，它只不过为管制官员、律师和经济学家等行业创造了大量职位。

具体而言，反垄断法的理论出发点是完全竞争模型，而所谓完全竞争在逻辑上就是无法成立的（即便是近似的成立），它只是早期经济学家为绕过某些数学困难而做出的随意简化，不幸的是，这一简化对人们理解市场的真实运行机制造成了严重误导。

在所谓完全竞争状态下，每种商品都有无数无差别的卖家，他们出售的商品质量上毫无差别，其产量决定也无法影响价格，因而也无法实施独特的价格策略。然而，对商业史稍有了解便会知道，大量无差别厂商的市场状态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没有独特之处的小厂商会迅速被吞并，即任何一种商品，如果没有实施差异化的空间，其市场很快会被极少数厂商所垄断，中小厂商得以立足的诀窍便是实施差异化和寻找特殊生态位，也就是为自己构筑垄断地位，这是产业界尽人皆知的常识。

这样一来事情便很奇妙了：完全竞争的前提是无差别，但果真无差别了结果就是高度垄断，而真正热闹非凡层出不穷的竞争，却总是存在于那些能不断出现差异化的产业之中，换句话说，一个高度竞争市场的存在前提是，其中每个厂商都必须拥有相当强的垄断地位，这是多么矛盾啊。但这一矛盾仅对书呆子经济学家才是矛盾，因为他们把垄断看作竞争的对立面，而没有理解在真实市场中，垄断恰恰就是厂商展开竞争的一种方式，且是最普遍最有效的方式。

有人或许会问，那能不能把每个厂商的垄断力限制在某个水平，从而确保任何一两家厂商都不会占据大半市场份额呢？确实可以做到，代价是压制创新并阻止规模经济发挥作用，而实施的手段就是不断地摧毁那些最成功的企业，简单地说，就是打击乃至摧毁市场机制中最积极而有益的那些方面。

当你开发出一种成本更低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后，或者寻找出一种为客户提供更有效组合服务的商业模式后，并购常是实现这些创新之价值的唯一可行途径，而有机扩张在资本开支和推行速度上都将大为不利。产业史上，无论技术、管理还是商业模式上的创新，其实现扩散和替代的各种途径中，并购历来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而反垄断法将压制这一过程，尤其是那些依赖于规模经济才能发挥作用的创新。

反垄断与创新在根本上就是相抵触的。不妨把创新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已有商品的局部改进，即所谓的微创新；第二类是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满足此前由其他商品来满足的需求，如汽车相对于铁路；第三类是挖掘出一种全新的需求并加以满足，如太空旅行。对于后两类，创新者实际上从零开始建立了一个新市场，他当然是对之拥有“支配地位”的垄断者，即他从一开始就成了全民公敌。

实际上，每个创新者从他构思新产品和新商业模式的那一刻起，最关切的事情莫过于如何确保其创新价值不被大批模仿者迅速淹没，如果他不能满意地回答这个问题，他很可能早就打消了动手的念头。创新者愿意在初期投入大量精力、财力，冒巨大风险，推广期中赔本销售，全赖于对未来规模经济和垄断地位所能带来回报的期望，这也是为何前辈们会想出用专利法去保护创新者，而反垄断法的作用直接相反，将把无数创新掐灭在最初闪念之中，有趣的是，这两套法律居然能共存于同一个体系。

那么，能不能通过恰当的甄别，既打击阻碍创新的老垄断者，又保护乃至鼓励创新垄断者呢？显然，管制当局和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他们能做到，但再一次，这只是理性的僭妄，经济学家确实煞有介事地通过替代性分析和弹性分析之类的工具去甄别“好的”和“坏的”垄断，但所有这些分析的前提都是：商品集合和生产/商业模式集合是给定的，然而顾名思义，创新就是“一般人想不到的”，潜在的技术和商业模式注定不可能被纳入经济学家的分析范围之内，而反垄断最大的伤害，恰在于妨碍潜在的创新得以实现。

因此，除非你压根否认有创新这码事，或者自认为上帝因而能窥见未来的创新并将其纳入商品和生产模式集合加以分析，否则你注定不可能甄别好的和坏的垄断，不可能知晓打击英特尔的定价策略究竟是保护了创新还是保护了落后。所以，假如我们和波普一样相信这个世界是开放的，创新是可能的，那就让我们抛弃那套陈腐谬误的完全竞争理论和以之为基础的反垄断法吧，别以为它来自美国就代表着先进。

〖后记〗

经济学家巴斯夏说：“好经济学家与坏经济学家之间的区别只有一点：坏经济学家只考虑可以看得见的后果，而好经济学家却能同时考虑可以看得见的后果和那些只能推测到的后果。”(10)

砸破一块窗玻璃能给玻璃制造商和安装工带来6法郎的生意，这是看得见的；而另一方面，窗户主人将这6法郎花在换玻璃上，就不能再花在别的事情上，因而减少了其他消费品厂商原本会得到的6法郎生意，这是看不见的。

同样地，剥夺垄断厂商获取垄断租金的能力——假如能做到的话，商品的售价或许会降低，这是看得见的；但这样一来，指望凭借未来垄断地位获取创新回报的潜在创新者因此打消了实施创新的念头，因而消费者也就无法享受到这些创新带给他们的好处，这是看不见的。

变化万千的市场结构和创新机制远非行政官僚们所能理解，反垄断历史上最具讽刺性的事实是：从AT&T、IBM到微软，这些一度成为反垄断英雄们斗争对象的巨头，官司还没打完，却早已被后来的创新者挤到了一边，命运堪忧了。

如此人们就有理由质问：既然市场总能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发展出突破垄断格局、造福消费者的创新领域，反垄断官员们这通瞎忙乎究竟有何意义？

法律的意义在于告诉人们怎么做才是对的，这样，它就不能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又强求无差别竞争，就不能在保护专利权的同时，又推行反垄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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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wikipedia: anti-trust和United States antitrust law。

(2) 源自William Landes在一次讨论会上的口头转述，译文引自薛兆丰博客：http://xuezhaofeng.com/blog/?p=406。

(3) 见wikipedia: bilateral monopoly。

(4) 关于这些后续发展的讨论，可参见我于2009年6月发表的文章“坚持铁矿石谈判无异于刻舟求剑”（No.372）。

(5) 关于纳布科线的进展和影响，参见我于2009年7月发表的评论“纳布科的纷争与得失”（No.365）。

(6) 经济学家将此称为资产特化（asset specificity），第13篇将从另一个案例再次回到该主题。

(7) 见wikipedia: asset specificity。

(8) 对拥挤性和排他性的区别，以及公共品概念的澄清，参见弗雷德·弗尔德瓦里（Fred E. Foldvary）：《公共物品与私人社区》（1994年），第一章，特别是第三至第五节。

(9) 彼得·德鲁克：《创新与企业家精神》，1985年。

(10) 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1850年。

第二部分

产业与创新

Industries and Innovations

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变迁的方式或模式，它不仅从来不是也从来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推动和维持资本主义引擎的基本动力，来自资本主义企业家所创造的新型消费、新商品、新的生产与运输方法、新市场，以及新型产业组织……任何商业策略仅在其所面临的背景和它所创建的局面中才具有真正的意义，这只能从它在创造性毁灭的持续风暴中所扮演的角色中才能看出，无视这一风暴或假定一切太平，是无法理解其意义的……来自新商品、新技术、新的供给来源、新型组织的竞争所具有的决定性的成本和质量优势，所打击的并非原有厂商的利润和产量边际，而是它们的生存基础；此类竞争的效果之不同于其他，犹如轰炸之不同于推门而入，其重要性足以令常规竞争的效果大小变得无足轻重。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

产业和市场结构看起来非常牢固，以致业内人士可能会认为它们是老天安排好的，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且一定会永远持续下去。但实际上，产业和市场结构相当脆弱，受到一点点打击，它们就会瓦解，且速度很快。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产业中的每个成员不得不有所反应，继续以前的做事方式注定会带来灾难……它迫使每个人重新问：“我们的业务是什么？”

——彼得·德鲁克，《创新与企业家精神》，1985

与经济学的理论、方程和曲线相比，产业故事要生动、有趣也精彩得多，经济学对产业的结构、运动和变迁的理解迄今还很肤浅，在它所上演的波澜壮阔、令人眼花缭乱的一幕幕大戏面前，经济学家只有虚心倾听的份儿，舞台属于企业家。

当然，舞台上主角们也未必真正理解他们正在做的事和他们身处的环境，Google创始人在1999年就曾想以区区100万美元将公司卖给Exite，幸好对方一口砍到75万美元，没有成交(1)，我们今天才有那么多免费好服务可以享用。

所以，切莫将我在本部分中对商业模式和企业组织所作的观察和分析视为某种定论，或以为我在这些问题上持有坚定的看法，实际上这些讨论和解释只是尝试性的，不妨将它们看作商学院的案例练习，而我也随时准备接受更好的替代解释。

产业结构可以视为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在某个时刻所达致的状态，它依此包括了如下信息：首先，它反映了分工和生产的迂回性达到何种程度；其次，在特定的分工格局下，供应链被如何组织起来；然后，每个企业将哪些环节纳入其边界之内，而哪些仍留给市场；最后，企业如何将各种资源组织成一个“有机”的实体，以确立其在特定产业生态位下的生存基础。

对于产业观察者，困难之处在于，企业既在适应着产业生态，也在改变和创造着它，这种双向关系所导致的复杂反馈，使得判断某项变化的实际后果变得极其困难，多数时候，只有等到事情过去很久之后，人们才意识到当初某些事件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不过，也正因此，在下面几章里我们共同回顾过去几年发生的产业故事，可能会比它发生时现场看热闹更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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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wikipedia: Google#Financing and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第四章

创新，危险而伟大的游戏

提到创新，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高科技、研发中心和新发明，这些固然也是创新，它们从无到有地创造了新的资源。不过，当创新作为一个商业主题而被谈论时，它更多的是指对已有资源的重新配置，从这个角度看，创新就是企业家(1)发现并纠正市场资源配置错误的过程。

如此界定的创新在市场中无时无处不在，例如，星探把埋没在偏僻乡村的歌唱天才带入演艺界，投资者收购三家企业并整合为一家以实现规模经济或协同效应，新上任的CEO将大企业中与其组织架构和企业文化相牴牾的业务剥离出来，将缺乏优势的非关键业务外包给其他企业等。

问题在于，对资源配置是否存在错误的看法是高度主观的，每个时刻市场里都有大量的参与者，在任何事情上要断定别人都错了或都没意识到而你意识到了并且是对的，谈何容易。实际上，这样的判断多数最后都被证明是错误的，每个成功的创新身后都横卧着无数失败者的尸体，所以，只有异乎寻常的风险偏好和进取精神才能驱动一些人持续从事创新活动，这就是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家精神，它是特定文化和制度背景的产物。

诚然，专业知识、行业经验和个人境遇所造就的独特观察位置，会在某时某地让某个人对创新机遇的判断比较有把握，但假如这是推动创新的唯一因素，我们今天绝不会看到如此迅速涌现的一轮轮创新浪潮。持续的创新离不开有利的制度和商业环境，而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现代金融和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让拥有独特知识背景的创新者能与具有他们所缺乏的抗风险能力的大资本相遇，而金融市场所提供的风险配置和分摊机制，使得创新的高风险变得能被个人所承受。

16．UPS做金融凭什么

2008-09-18，No.605

本月9日，物流业巨头UPS(2)针对其小企业客户推出了“Cargo Finance”融资服务，让他们在发货后就拿到货款而不必等待买方在到货后结清货款，这将帮助小企业改善现金流状况，在当下金融危机和信贷紧缩严重、小企业普遍面临现金短缺的情况下，显得尤为宝贵。这不是UPS首次推出金融服务，早在2001年UPS已收购了美国第一国际银行并将其改造成自己的金融部门（UPS Capital），为客户提供信用证、票据结算和融资等服务。2005年以后，这些服务也已随同UPS的货运业务进入中国。

UPS的金融服务，既增进了其业务配套完整性，便利了客户，也增强了客户依赖性和忠诚度，同时也通过与之绑定的相关服务而获得了可观收入，但这些还都在其次，UPS这项金融创新的精髓在于：作为物流企业，它具有独特的机会来掌握客户的信用状况，而发现、挖掘和利用这些信用信息将成为其金融产品得以成功的保障。众所周知，目标客户的信用信息是金融企业的核心资源，是他们设计金融产品、展开业务和管理风险的基础。银行为了获取信用信息往往绞尽脑汁，而对于每天与全球上千万客户发生业务往来的UPS来说，这些信息却是信手拈来。

诚然，许多行业都会频繁接触大量客户，但并非每个行业都有条件获得足够的信用信息来开展金融业务，作为大型货运公司，UPS满足了这样一些条件：拥有与海量客户的频繁交易，UPS每日为近800万客户处理1500万个包裹；每笔交易都会留下与客户行为有关的特征信息，通过包裹单和其他单据，UPS可以知道客户从哪里向谁销售什么，以及生产规模、发货频率、客户分布等；客户的交易记录是可跟踪的，通过客户编码UPS可以将同一客户的交易历史汇集在一起做综合分析。

有了上述基础，UPS才可能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信用分析模型来设计金融产品和展开信用服务。在信息技术革命之后，现代金融业尤其是零售银行业的经营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此之前，个人贷款只能以抵押贷款或私人银行服务的形式向大件耐用品消费者或高端用户提供，而在交易数据电子化以后，大型数据库和数据挖掘技术有了长足发展，由此面向海量客户的信用评估和信贷产品成为可能，信用卡等个人金融产品才得以繁荣发展。

运用IT技术处理海量交易数据恰是UPS的强项，UPS近年来的成功离不开其出色的IT部门，过去十几年，作为供应链革命的急先锋，UPS在IT上投入了一百多亿美元，其庞大的数据中心拥有近五千名技术支持人员，这无疑为它运用最先进的信用分析和风险控制模型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上述分析，能否为其他行业利益手头的信用资源来发展金融服务有所启示呢？是的，沃尔玛就是另一个典范。和物流巨头一样，大型连锁超市也满足这些条件：海量客户、频繁交易、行为特征记录、客户可跟踪性，以及完备的IT和数据分析基础。所以，很自然地，我们看到了沃尔玛正积极进入金融业。

沃尔玛多年前就打算在美国开银行，但这一努力遭到了银行业出于对其实力之恐惧而做出的强力抵制，最终被国会所阻止。沃尔玛不甘失败，改行先易后难策略，2006年年底在墨西哥开出了首家银行，同时又与GE金融、交通银行、深发展等金融企业合作推出多种信用卡。可以预料，一旦政策障碍解除，沃尔玛必然大举进入个人金融业。

信息革命、连锁化经营和供应链简化等产业变迁浪潮正方兴未艾，将继续推动个人金融业的变革，UPS和沃尔玛的金融创新，或许将在电信公司、连锁旅行社和学校等同样符合条件行业被复制，这一创新既为消费者和小企业提供了融资机会，也有利于降低金融风险。

〖后记〗

有三种信用资源。一种是信贷需求，从根本上说，贷款的目的无非是对收入流和支出流之间的不匹配进行调剂，所以，假如你有机会直接或间接地观察到众多商家的收入/支出流特征，便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挖掘其中的信贷需求。例如，某工厂总是在收到一批原料后两个月发出一批成品，他就很可能需要一份短期信贷来缓解其现金流紧张，进而提高其订单承接能力。

第二种是信用信息，它包括任何有助于放贷者判断某人偿还债务的意愿和能力的信息，即便是最细微最间接的线索，假如能大规模而低成本地获取，对银行也是极有价值的。好在这些信息通常会从日常的重复性行为中表现出来，而交易历史是其中最常被利用的一种，有机会接触和记录海量交易行为的厂商——银行卡发行者、连锁超市、阿里巴巴——总是拥有独特的信用资源。

第三种是执行资源，即迫使借款者履行还贷责任的机会和手段，除了不动产抵押和成本高昂的司法救济之外，执行能力常取决于你是否有机会观察到乃至影响那些涉及借款者重大利益的事情。假如我们从黑社会放高利贷者的思路考虑，幼儿园的阿姨们就拥有很好的执行资源。

奇妙的是，物流公司在上述三个方面都拥有独特的资源优势：从货物流动中，可以间接地观察到现金流需求，从交易历史中，可以观察到信用状况，而货运单据和货物本身，都是不错的执行对象，这样，UPS做金融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农村小额信贷中的五户联保制(3)，同村居民也同时拥有三项资源优势：了解需求、了解信用状况、拥有执行手段。

17．耐克赞助青少年体育用意何在

2008-08-27，No.611

奥运盛宴散去，有识之士已将目光从荣宠万千的领奖台转向社区、乡村、街头和学校，去关注这个金牌大国的民众究竟如何看待和参与体育运动。《华尔街日报》日前发表的一篇报道，讲述了耐克和阿迪达斯在国内推动学生篮球和足球运动、组织中学生联赛的情况。报道点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尽管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尽管中国选手在赛场上的成绩令人刮目，然而中国的大众体育运动仍然贫乏而薄弱，与民众消费水平的大幅提升形成鲜明对照。耐克和阿迪达斯正是将这一反差视为机会，通过推动学生和大众运动来培养民众对体育的热情和习惯，顺便将其品牌认知植入其中。

大众体育的贫乏，当然首先是受经济水平所限，但也跟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不无关系，中国东部和城市的经济水平已经超过了大部分拉美和非洲国家，但大众体育却远不及他们普及和繁荣。中国漫长的集权和科举制度塑造了重文轻武、重仕途轻实业的价值观，体育和娱乐被家长和老师视为奇技淫巧，远非正途，历史上体育和娱乐的从业者甚至被列为贱籍，被永久性排除在科举和仕途之外。今天，僵化过时的应试教育仍在某些方面延续着这一传统，虽然它与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已格格不入。

相对于经济水平和消费能力，价值观是个相对稳定的因素，但也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制度、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人们的价值观也会改变，虽然常常是滞后的。面对这种变迁，消费品企业采用两种应对策略：第一种策略假定消费者的偏好及其背后的价值观是给定的，即消费者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企业要做的是理解消费者的需要，并以最高的效率、最低廉的价格来满足它；第二种策略则认为消费者的价值观是可以被引导和塑造的，企业需要主动进行这种引导，并将自己的品牌形象植入其中，以此取得消费者忠诚度和市场领导地位。

显然，最成功的消费品企业是后一种，他们善于制造生活方式，他们会让15岁的高中生相信：眼下做一个最酷的年轻人要会挂着iPod跳街舞、会背着背包蹬山地车兜风、会在球场上运球过人——当然是穿着耐克球鞋。他们用一连串故事和明星将一种价值观包装成一个梦想，又用一系列文化和商品符号来定义这种价值观之下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普通企业创造价值，而他们创造价值观，他们的成功常常不可思议，也是经济学家所难以解释的，因为经济学以“偏好不变”为其基础假设，自然无法理解何以能创造价值观。

无疑，耐克是此道高手，他们与NBA一起把篮球梦想传遍了全球，如今他们又在中国复制着这一梦想，他们以中学生为目标，无疑是正确的选择，每个青春期的少年都会为自己选择一个竞技场，并在其中寻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这一社会角色定位的过程正是可塑性最大的时期，也是进行价值观引导的良机，他们或者去考场上追求高分，或者去球场上一竞风采，或者去街头团伙里称王称霸。相比之下，体育运动是一个更健康的竞技场，特别是对于学习成绩不好的年轻人。

耐克和其他知名运动品牌从青少年入手培育市场的做法，展示了一个消费品企业开拓市场和树立品牌的成功之道，值得国内运动品牌和消费品企业学习借鉴，而他们的营销活动也将有利于大众体育的发展繁荣和青少年健康成长，教育体系应更多地向他们开放。

〖后记〗

运动服装厂商有很多理由赞助体育，赞助商业比赛换取广告位，这种交易容易理解，另一些则不是那么显而易见，如旨在促进大众体育活动的赞助，运动文化的培育和普及固然会扩大运动服装的市场规模，但这个好处将由全部同行分享，为何不等着别人去赞助而自己搭便车呢？

答案在于规模，由于耐克占用30％的市场份额(4)，假如赞助能将市场扩大10％，其中3％就是他的生意，如果这一收益能抵过赞助费用，他就有理由去做。

不过，非广告性的大众体育赞助有比这更好的理由，那就是文化符号的植入。运动对于个人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本身带来的快乐和健康，还在于它可以体现运动者的一种情调、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因而当一个人出门去做运动时，他同时也是在告诉他人：我是这样一个爱运动的、充满活力的、积极向上的人。

这样的文化表达和认同需要借助一整套符号，而不仅是运动行为本身，正如饮茶的文化也需要一套茶具和仪式化程序来表达一样，而正是这一点，给品牌创造提供了机会；假如你能成功地将自己的品牌形象变成这套文化符号系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之融为一体，你的品牌就有了一个极其稳固的基础。

18．谷歌的创新机制有何不同

2009-07-14，No.366

上周，谷歌正式宣布了其桌面操作系统Chrome OS，随即在业界引起轩然大波，许多评论者认为这是谷歌向微软正式宣战，也是谷歌从应用软件、浏览器到操作系统，一步步深入微软的领地，如今要直捣其大本营了。然而依我看，谷歌或许并没有如此宏大而周密的计划，他近年来的一系列产品扩张，看来更像是其全方位拓展网络应用、鼓励员工自主创新、四处播种遍地开花，这一经营策略的自然结果。

因为富网络应用（RIA）大量涌现，需要一个更高效更安全的浏览器，于是有了Chrome，因为用户面对浏览器的使用时间占据越来越高的比例，臃肿而迟钝的桌面操作系统越来越成为用户的累赘，于是有了Chrome OS：如果我把95％的时间花在浏览器上，那这个浏览器如果能直接运行在裸机上该多好啊，不仅能为我节省下大量的硬盘、内存和CPU开销，还省去了购买OS的几十美元。

仔细观察谷歌的系列新产品，会发现一个特点：这些产品之间似乎完全没有相互协调和配合，甚至互不支持。Chrome发布时，人们惊讶地发现，它不仅没有带Google工具栏，没有预置任何谷歌应用的链接，甚至不支持用Gmail发送网页和实时取词翻译，也无法用谷歌笔记本记录网页，而所有这些在其他浏览器里都可以做到。这次Chrome OS的宣布也让许多人吃了一惊：没搞错吧？他们不是正在力推Android吗？不是华硕和飞思卡尔都在尝试把Android装进上网本吗？其实施密特早先也反对Chrome和Chrome OS项目，这使它们看上去更不像是谷歌经过深思熟虑的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像谷歌这样十分松散、时而有些凌乱、有时甚至冲突的产品发布序列，实际上恰恰体现了其独特的创新管理模式，要看清谷歌的产品路线和发展战略，便需要对这一模式加以细究。

我们知道，每个谷歌工程师可以把20％的工作时间用于自己感兴趣的项目。重要的是，20％工作与常规任务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谷歌的许多产品，最初便是从这20％中萌生，当然，更多的项目还停留在实验室里或者已经夭折。这一模式的精髓并不在于20％的自由时间，而在于20％自发项目向正式项目发展和筛选的机制。一位工程师在构思了一个想法并作出了初步尝试之后，常常需要建立更大的团队、获取更多的资源，来推进项目，按通常做法，这时候他就要写报告去说服上级部门，如果得到支持，计划部门会帮他拟订开发计划、调配资源、建立团队。谷歌最大的改变是在这一环节，20％项目的发起者需要说服的不是上级，而是他的同事和用户：首先他必须让足够多的同事相信项目有很好的前途，愿意把自己的20％投入进来，而在产品上线后，他必须吸引足够多的用户来使用，以此证明产品的价值。

这样一来，在项目发育和筛选过程中，资源配置不再完全取决于当事者的职位、资历和级别，于是，传统企业中基于等级化组织体系的集中式资源计划，部分地被一个模拟市场机制所取代了。这一机制使得谷歌公司更像一个风投，他把20％的劳动资源用作无特定目标的种子基金，四处撒播，看到哪棵苗长得不错，就追加投入，随着苗的长势，结合企业的战略方向，逐级追加投资并提升项目优先级，其中少数最终成长为正式发布产品。

与风投不同的是，谷歌为创新提供了一个平台，并制定了一套规范，前者包括其搜索引擎所创造的庞大无比的数据库，后者包括BigTable、MapReduce、Ajax和AppEngine等数据结构、语言和接口标准，以及全局统一的技术框架和服务平台。由于20％项目在获得提升后，较大程度上会继续保留资源组织的自发性，我估计上述资源配置模式会覆盖谷歌一半以上的开发资源；正是这一点，使得谷歌拥有了全新的创新管理模式，不同于其他任何企业。

创新管理历来是企业管理中的难题，许多管理专家甚至认为，从性质上讲，创新原本就是无法管理的。创新之为创新，便在于其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一家企业凭借一两项创新而迅速成功，这样的故事很多，但一个大企业如何长期维持持续不断的创新能力，在许多人看来是个无解的问题。

谋求创新的思路大致有两种：从需求出发，先找出缺陷和不足，再寻求改进方案；从技术出发，跟踪基础研究的最新进展，评估和尝试将其运用于产品和生产的潜力。大企业为了维持稳定的业绩，必须不断获得创新。到20世纪后半期，大企业都已投入巨资建立自己的研发中心，但凭借一己之力仍不可能维持创新的持续性。IBM近年来转向了合作开发模式，他几乎为每一个重要开发项目都寻找一两个合作伙伴，以期最大程度地调动外部资源来支持自己的研发计划。

另一条路线是收购，大型企业每年会收购数十家新创小企业来获得其创新成果；在决定收购之前，也会通过合作项目来支持小企业创新；有些企业还鼓励员工独立创业，等他们发展有起色时再连人带企业买回来。这些都是不错的办法，问题在于交易成本很高：与内部开发相比，收购需要支付高得多的溢价，而并购常常会在技术路线、人事安排和组织整合方面带来高昂的成本。

谷歌模式在这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它实际上在用零溢价不断地回购独立创业的员工团队，并且在此过程中维持了技术路线、企业文化和组织结构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同时，在项目成长的各个阶段，企业战略部门都可以以十分灵活和及时的方式施加影响和引导，调配所需资源，这样，外部风险和不确定成本可以被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不过，尽管有这些优势，也取得了大量成果，但谷歌创新模式毕竟是全新的，其特性、价值和可复制性，还有待时间的考验。

〖后记〗

在科斯看来(5)，企业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局部替代，在企业边界之内，资源配置将不再由市场基于价格信号来决定，而是由经营者有意识的计划和控制来安排，这是因为市场机制是有成本的，在有些情况下它比计划和控制的成本更高。因而，企业与市场边界停留在哪里，将取决于两种机制下交易成本分布的对比。

科斯的这一洞见极具启发性，不过这只是高度简化的模型，实际上企业的边界并非如此清晰易辨，市场机制止于何处远非一目了然，如外包加工显然是企业间的市场交易，那么计件工资制呢？何尝不是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外包加工交易呢？

正泰电器是许多家庭作坊合并的结果，但合并很不彻底（至少在早期），搬进标准化大厂房的作坊各自保留了独立电表，他们的订单和收益也独立结算，除了共享同一品牌形象和许多资源之外，各作坊很大程度上仍是独立企业，他们之间的关系仍依赖于市场机制和价格信号。

市场与企业边界的模糊与参差，是因为一种生产模式所对应的成本结构中，各环节的规模经济和所对应的市场交易成本，是不一致的，有些环节有很大的规模效应，计划和控制可大量节省交易成本，而另一些环节则高度依赖于小规模所具有的灵活性和更精细的激励机制，这就需要企业作出某些制度设计来区别各局部的不同边界。

有两条设计思路，或者在大企业里局部引入类市场机制，或者在许多小企业之间通过合约安排实现生产流程的部分规模化，或共享一些关键资源。谷歌的创新机制即属于第一类尝试，类似的鼓励内部自主创新的做法（15％自由支配时间和自愿组合的开拓组）其实3M公司很早便已采用，而施乐和IBM的研究部门也给予员工很宽松的自主创新空间，谷歌机制的特色在于，由20％项目的发起人在公司内自行招募项目参与者，而正是这一点使得它更像是一种局部的市场机制。

19．山寨机为何屡打不倒

2009-11-13，No.282

近两年开始大规模进入国际市场的山寨手机，近来遭遇了一系列阻击，先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开始强化IMEI认证检查，接着非洲遭遇金融危机的后浪冲击，市场萎靡，然后是中东各国收紧山寨机的海关检查，近日又传出欧盟的认证中心对山寨机收取每型号2000美元惩罚性认证费的消息，有传闻认为，这背后有大品牌厂商的努力，而在国内，LG更说服工商人员突袭了一家生产高仿机的工厂。一位山寨机制造商惊呼，其海外销量在一个多月里莫名其妙地下滑了50％，一时间山寨行业有了点风声鹤唳的味道。

然而从基本面上看，山寨手机的前途依然光明，眼下遭遇的阻力，是市场对山寨机一些缺陷的适度反应，也是品牌厂商面对山寨机在国际市场的高速扩张而做出的防御性反击，这两者都不会对凶猛的山寨攻势构成决定性障碍。2000美元的IMEI认证费虽不公平，但摊到每部手机上成本影响很小，而且欧盟原本就不是山寨机的重点市场。IMEI问题确实需要解决，也没什么难度，比起国内早先的入网认证，算不上真正的障碍。非洲的困难起于金融危机后国际资本回流，但这只是暂时的，非洲尤其是东非的市场基础依然坚固。

山寨这种产业形态的存在基础，是手机产品功能结构的动荡状态，即从功能创新到工艺改进到成本下降到新需求激活，这个产业发展循环远未稳定下来，“手机到底该有哪些功能”这个问题也远未得到清晰界定。这一局面，很像当初个人电脑的兼容机时代，那时电脑的功能结构也是日新月异，动荡不定，因而当时按需组装的兼容机得以大行其道。当时消费者选购电脑的考虑重点是功能组合与配置参数，其次才是品牌，这种情况可以叫做功能导向，相对于品牌导向。目前，智能手机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

在功能导向市场，相对于小规模组装者，大品牌厂商有许多掣肘之处，他们通常的做法是，选定一个细分市场，揣摩这群用户需要哪些功能、愿意花多少钱，然后设计产品，这一过程常常历时多个季度；更糟糕的是，品牌厂商更多借助与运营商合作定制包销的模式，而合作定制带来的协调需求使产品开发进度更加缓慢；相反，山寨厂既不做细分市场分析，也无须揣摩用户需求、审慎规划功能结构，凭借小批量和极短的开发周期，他们可以对各种可能的功能组合进行广谱试错，然后直接利用零售市场的反馈信息做出产品调整。

由于山寨厂数量众多，集体广谱试错几乎可以覆盖所有功能组合，并以最快的速度引入新功能和采用新配件，而在山寨和批发商云集的深圳，也很容易随时掌握产品的出货情况。这些，正是山寨机成功的基础所在，而这一基础，至少到目前为止尚未受到挑战。品牌厂商是无法承受广谱试错的，一个型号的失败常常会拖累几个季度的财务报表，只能慎之又慎。所以，在手机市场，即便品牌厂商的数量也多如牛毛，尚无法形成几大品牌寡头垄断的格局。

上述分析，同时也解释了为何山寨模式无法在上网本市场取得成功，因为上网本走的是功能简化之路，尽管价格定位较低，却反而容易形成品牌导向，实际上，在外包条件成熟之后，成本差异对品牌商已不是大问题。国内山寨商应抓住智能手机功能趋向稳定之前的这几年空档，充分覆盖亚非拉和东欧市场，同时，也应积极组织同业协会，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加强自律，与假冒高仿机等侵权行为划清界线，以便放心大胆地向国际市场进军。

〖后记〗

尽管遭遇国内外政府的严厉围剿和打压，山寨手机在2010年仍获得了48％的高增长(6)，并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势头在未来几年会停下来；只要手机的功能组合不稳定下来，山寨机就有其发展的空间，随着Android的加入所掀起的新一轮竞争浪潮，这一过程至少还可以再持续三年。

对山寨机的许多指责和蔑视都是基于对其商业模式的错误认知，山寨机总是被等同于模仿、劣质和侵权，这些现象固然存在于山寨市场，但并非其根本特征，产品开发的极短周期、新功能的迅速引入、极低的型号固定成本、功能组合的广谱试错，这些才是山寨模式的精髓所在，其中有许多值得品牌厂商反思和学习的地方。

很少有人意识到，过去五年给非洲带来最大最深刻变化的东西，就是手机，而其中绝大部分是来自中国的山寨机。这一变化的效果，或许是那些在非洲呕心沥血了数十年的国际援助组织从未梦想过的，但它却由远在广东、对非洲的贫穷漠不关心、唯利是图的山寨厂商在短短几年内就做到了。

20．赌球会鼓励还是遏制假球

2009-12-17，No.793

随着青岛海利丰和成都谢菲联多位高层因涉嫌操纵比赛而被警方拘押，公安部的足球反赌打假行动正不断深入和扩大，越来越多的俱乐部、球员、教练和官员被牵入案中。接二连三的案件和大量的丑闻，给了本已声名狼藉的国内足球业又一次沉重打击。有人说，执法部门的介入或许会给病入膏肓的足坛带来一次涅槃重生的机会，但此类集中打击行动，是否能为建立可持续的干净比赛体系，则令人怀疑。

所谓假球，是那些被期待会努力让所在球队赢球，或对输赢保持中立的人，因受到非正常的反面激励而作出了相反的努力。反面激励通常来自对方球队或下注于对方的赌球者的贿赂，当反面激励高过赢球快感、成就感、荣誉感和商业利益等正面激励，而差额又超出事情败露所带来的损失风险时，打假球便成了理性选择。

因此，清除假球需要一种机制来确保正面激励大于反面激励。集中打击行动提高了假球的败露几率和败露后的损失额，因而确实能在短期内遏制假球。然而打击行动代价高昂且难以长期持续，如果潜在的反面激励在数额上具有压倒性优势，依靠周期性的外部打击不可能建立可自我维持的干净体系。

不幸的是，国内足球业的情况正是如此：各俱乐部的年收入在千万元级别，而赌球市场的规模则很可能高达百亿元级别，相差三个数量级，这样，对于一场非关键比赛，俱乐部的正面激励总额大概不过几十万元，分摊到具体的队员教练则只有千元级，单一大赌客的下注额便可轻松压过，何况大赌客之间还可能合谋，那些风险未经轧平的大庄家在一场球上的头寸可高至数百万；如果这场比赛又是对方的关键比赛，反面激励更可能加码。

理想情况下，对阵双方的正面激励水平是相当的，因而造假所需的贿赂额将超过贿赂者从中得到的收益，这样贿赂便不会发生；但在赛程后半期，随着排名逐渐明朗，对阵双方的激励不对称便会大量出现，从而诱发假球；此问题可通过改进赛制和赛程安排来加以缓解，相对于体育界已发展出的许多更合理的赛制，足球界普遍采用的主客场双循环制显得过于简单原始，大有改进空间。

然而赌球带来的反面激励才是更致命的，从历史和各国经验看，只要有足球，赌球的需求便无法遏制。将赌博置于非法地位，并不能阻止赌博的广泛存在，反而给黑社会创造了巨大财源，地下赌博历来与性交易、毒品和走私同为黑社会的支柱产业。所以，尽管赌博确实腐蚀了足球业，但禁止赌球却并非可行的办法。

恰当的做法是在推动足球博彩合法化的同时，引导赌博机制为参赛者提供正确的激励，这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实际上，足球之所以成为受热烈追捧的赌博题材，正是因其结果的高度不确定性和不可干预性，这也是一切赌博题材的核心特征。所以，在根本上，维持足球赛事的干净，是足球界和博彩业的共同利益，若比赛果真完全被操纵，那既吸引不了球迷，也吸引不了赌徒。

如果联赛运营商与博彩公司一样受益于足球博彩的繁荣，他们将有同样的动机来建立透明清廉的比赛和投注制度，并通过设计激励机制来遏制操纵行为。例如，博彩公司可以限制个人单场投注额，或对大额投注进行身份登记和披露，以避免单一投注损益压过参赛者正面激励。

更好的办法是，从对比赛一方的押注额中提出固定比例，直接支付给该方俱乐部、球员和教练，也可从对一场比赛的押注额中提出固定比例支付给裁判，这样，球队会奋力争胜以吸引球迷押注于自己，而经常作弊的球队和裁判就会被赌客所抛弃；一旦正面激励额被众多散户投注抬高，贿赂门槛便会高得令潜在贿赂者望而却步。

只有一个合法且开放的博彩业，才可能获得足够的透明度和合约执行保障，以推动这样的交易创新，而地下赌球有时连结账都难以保障，更谈不上复杂的多边交易安排；并且，由于合法博彩无须支付高额违约风险溢价，可以用更低的返奖率销售彩票，从而为支付参赛者提成保留足够空间。例如，香港六合彩和国内体彩返奖率都只有60％左右，远低于地下赌球的90％，只须从差额中拿出几个百分点，便足以打消参赛者和大赌客的作弊念头。

欧洲和香港都已开放足球博彩，NBA运营商总裁大卫·斯特恩最近在一次访谈中也主张赌球合法化，并指出NBA与博彩业之间存在巨大的合作前景。作为博彩的一种形式，足球彩票在我国也已存在多年，但政府垄断经营阻碍了商业创新，使得更有效的交易安排难以出现，而彩票产品的单一化也无法吸纳地下赌球者的多样需求，合法化和开放，或许才是挽救足球业于水火的可行之道。

〖后记〗

经济学家兰兹伯格曾说：经济学的大部分可以归结为四个词：“People respond to incentives（人会对激励作出反应）”，而剩下的部分是对它的注解(7)。

一旦认识到这一点，你就会明白一个道理：不要试图与本能做对。人们曾构想出各种制度，试图遏制那些普遍而强烈的、有着先天基础的欲望，却没有意识到，这些欲望恰恰为激励机制提供了基础，好的机制正是以它们为把手，来引出设计者希望看到的行为。

猴子贪吃零食，这让它成了理想的训练对象和实验动物；小孩都贪玩，那何不把教学过程变成游戏呢？同样地，既然球迷们赌性难改，并且赌球的快感能大大强化看球热情，那何不将赌客们的押注变成球队全力争胜的正面激励呢？况且这在技术上一点也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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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的“企业家”一词是按熊彼特的用法，特指作为资源组织者而非经营管理者的企业家，他们为特定生产目的而将各种资源创造性地组织到一起。

(2) 全称United Parcel Service，联合包裹服务，全球最大的快递和包裹服务商。

(3) 五户联保是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所开创的小额信贷模式的关键元素，被后来的小额信贷实践者广泛采用。

(4) 见http://www.wikinvest.com/stock/Nike_(NKE)#Market_Share

(5) 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企业的性质”，1937年。

(6) 见iSuppli2010年11月25日报告：http://www.isuppli.com/China-Electronics-Supply-Chain/MarketWatch/Pages/Gray-Market-Handset-Shipments-to-Bounce-Back-in-2011.aspx。

(7) 斯蒂文·兰兹伯格（Steven Landsburg）：《扶手椅经济学家》，1993年，第一章。

第五章

这年头队伍不好带啊

在常见的经济学分析中，雇佣关系是雇主和雇员间就劳动所发生的交易——即时交易或租用契约，而工资是劳动的价格。但实际情况比这复杂得多，工作过程本身会改变工作者的价值偏好、自我认知和文化认同，因而对工作的真实回报不止是工资，还有归属感、成就感、荣誉和友情，而后者既可能是正的，也可以是负的。

同样，企业也不仅是生产实体和利润中心，也是文化实体和价值中心，那些能够长期自我维系的企业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价值观、亚文化和生命力，而不仅仅是一群人的简单集合。人是社会动物，进而也是组织动物，从家庭、狩猎/采集团队、部落、教会，到帮派、工会、行会和政党，社会结构和人类的集体行动，皆随组织进化而扩展。

在现代社会，企业已成为最重要的组织——至少与家庭一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它已成为多数成年男女谋求生计和安身立命之处，也是他们释放争强好胜、争权夺利的本能冲动和施展拉帮结派、勾心斗角的天赋才华的主要场所。

因而，对于个人，企业不仅是支付报酬的雇主，更是他们寻求价值认同和群体庇护，为自己寻找在群体中恰当位置，从而获得一个“身份”的地方；尤其是大企业，本身已成为一个众多员工生活于其中的社会。

21．企业与团队，谁是铁打的营盘

2010-01-06，No.780

胡舒立带领近乎全班人马从《财经》出走，已成为新闻界轰动一时的大事，现在，业界两个月来的期待和揣测终于有了答案：她的团队已入主《新世纪周刊》，并迅速推出了首份试刊。

这一事件最吸引我的地方是，胡舒立的团队在整个充满周折和不确定性的变动过程中，能够始终保持凝聚力和工作状态，从财新传媒开业、中大聘任、“我们网”开通，直至最后新刊揭晓，始终保持热度并处于聚光灯之下，一个团队能做到这样，着实令人惊叹。

这当然归之于胡舒立的个人号召力和组织力，和她作为新闻巨子对群众眼光的调动能力。然而，除了这些个人因素之外，突出的团队凝聚力是不是一种普遍现象呢？或者说，我们的产业环境和企业发展程度，是否处于一种团队优势于企业的状态？

这让我想起了当年乐百氏的故事，何伯权和他的五人团队出走之后，乐百氏便一蹶不振。在后来的达娃之争中，也可清楚地看到团队与企业的关系，达能奈何不得娃哈哈，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宗庆后对营销团队的有效控制，若逼退宗氏，达能只能拿到一个乐百氏式的空壳。

随着第一代创业完成，产业走向成熟，资本化和金融化快速发展，投资与经营日益分离，职业经理人兴起，这一系列并行交错的进程中，乐百氏式的故事反复上演。团队强势，莫非是这一阶段无可回避的特点？抑或是制度环境和资源禀赋使然？这值得投资者们细加思量，因为团队与企业冲突所带来的风险，多半要由他们承担。

在经济学家看来，企业无非是完成某种生产所需的一堆资源，经由交易或契约关系而组合在一起，而企业家的工作，是为特定生产找出恰当的资源组合，然后从市场上买来或租来这些资源从而实现这一组合。从这一角度，看不出团队离合会带来何种冲击，缺什么花钱买呗。

而在组织行为学看来，企业和团队都是一种目的性组织，一群抱有各自目标的人，经由恰当的激励和控制机制组合在一起，其行为被该机制引向一个共同目标。企业的每个雇员，都有着自己的人生规划、事业追求和收入期望，进入企业，是因为他相信能在这个组织中实现自己的目标。问题是，他的这种信心托付给了谁？

如果他所信任的是具体的个人，那么他只是跟着老大混的团队人，而不是企业人；如果企业的重要雇员都是跟着老大混的，那么实际上存在的组织就只是团队，企业不过是一堆东西。所以，只有当组织目标和相应的激励控制机制都实现非人格化之后，企业才能成为一个可自我持续的有机组织，一个铁打的营盘。

在现代企业兴起之前，除了家族和教会之外，能够实现非人格化的组织非常罕见，绝大多数越出家庭的人都是跟着老大混的。所以，在企业历史尚短的中国，团队强势似乎并不出奇。试想，如果一个企业的目标完全与老大个人目标重合，重大决策都是老大说了算，奖金提薪升职老大做主，组织内地位依你与老大的亲密程度而定，那么，你们当然都是老大的人。

由于市场所依赖的会计核算和民事责任都以企业为界，如果企业不能压倒团队，便难以进入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其价值也无法充分实现。然而，非人格化对企业制度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决策机制与个人目标脱钩，激励机制与个人关系脱钩，团队合作与私人友情脱钩，这些都需要大量细致的管理制度来实现。

其次，非人格化也有待人力市场职业素质的提高。所谓职业素质，并不是指个人水平有多高，而是指职业能力的标准化，即一个陌生人能否在缺乏私人交往史的条件下，容易地判断出你是否能胜任某个岗位。这意味着，只要把你放进那个岗位，无论企业背景、业务模式和同事状况如何，你都能顺利开始工作。

目前的国内人力市场远未满足这一条件，我估计，跨国公司为了达到这一点，宁愿为相似的岗位支付三到五倍的薪酬溢价。若做不到这一点，雇员的职业能力只能由同事和上司通过实际经历来识别，而这些私人知识是无法传播和分享的，结果就是团队锁入：当你获得相当职业成就之后，却发现再也离不开老大了，你的能力专长品性成就只有老大了解并赏识，也只有他知道怎么用你，离开他你就是张白纸。

上面两点都是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然而我们还面临一个制度性障碍，或许正是它妨碍了企业的非人格化发展。我们的民营企业缺乏产权保障，没有安全感，随时面临来自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准入管制、清理整顿、腾笼换鸟、淘汰落后产能，甚至国有化的风险，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们必须留一手，随时准备金蝉脱壳，而团队恰是他们留得青山在的避风途径，公司可以被关门，牌照可以被注销，团队却可东山再起。

〖后记〗

有些人创造了组织并牢牢控制着它，他们的重要性时刻提醒着人们：组织一刻都离不开他们；而另一些人则设法让组织按某些规则和程序自动运转，自己的个人作用则逐渐退居幕后，最终，组织可以不依赖任何个人而长期自我维持下去。

前一种或许是强人或伟大的领导者，但只有后者才是成功的组织者。亚历山大和秦始皇皆属前者，他们的丰功伟业被传诵和铭记，头像被印在钱币上，但实际上，他们对文明和历史的影响远不如组织缔造者来得深远，尽管后者常默默无闻。

政治学者亨廷顿指出，衡量一个组织是否已完成制度化，因而能长期稳定自我维系，标准之一是其领导层至少已经历两次平稳更替，另一个标准是，组织的职能已经历多次为应对环境或需求的变化而做出的调整，只有经过这样的考验而生存下来的组织，才有理由相信它们会在未来继续生存下去(1)。

一些老牌大企业，如IBM，百年来其业务从穿孔机、计算器到主机、PC、IT服务和咨询，经历了飞速变化的信息产业的所有阶段，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但组织的骨架和它的文化始终保持着连续性。

22．飞行员跳槽为啥这么难

2008-04-03，No.644

愚人节和愚人节的前一天，东航云南公司的飞行员们开了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空中大玩笑，在没有法定理由的情况下，他们驾驶的17个航班在目的地上空盘旋后拒绝降落，原路折返。据称，这是他们“维权”行动的一部分。以挟持大量旅客生命来强化自己在与航空公司劳资纠纷中的地位，这种做法，有人认为与劫机无异，这可能言重了，但构成犯罪嫌疑看来是没有疑问的。

飞行员们之所以走出如此极端的一步，是因为他们与航空公司之间那种独特的劳资合约关系，这种合约是过去几十年民航业形成的惯例，而在今天，却把双方的关系推入到了极其紧张和尴尬的境地。

国内飞行员劳动合约的特点是期限极长，其中大部分是无限期终身合约，这样飞行员就无法通过跳槽来获得更好的条件，当与雇主发生纠纷时，手里几乎无牌可出，唯一可用来对抗的方法就是病假和消极怠工，当这些都无效时，就走出了上面那恐怖的一步。

问题是，飞行员们为何会接受如此不利的合约？有人说，这是因为飞行员的培训费用很高，而这些费用都是由初次雇佣他们的公司所承担，后者为了避免跳槽带来的风险，只能选择这种合约。

这的确是原因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是：对那些候选者来说，成为合格飞行员之前和之后，其境况差异极大，如此大的差异带来的诱惑使得他们在与雇主谈判时几乎愿意接受任何条件。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采用类似长期合约的其他行业。足球运动员常常在少年期就与俱乐部签下长期合约，足球训练也有费用，但没有高到大部分家长负担不起的程度，而鲁尼的父亲之所以愿意接受埃弗顿的长期合约，也是因为成为英超球星和一个普通贪玩少年之间的巨大差异容不得他仔细斟酌条款。

同样，那些在非洲部落里物色冠军苗子的星探们，面对的谈判对手也不会挑三拣四。类似地，多数歌手和演员在入行时，也会与经纪人或娱乐公司签订长期合约，原因也无外乎明星和跑龙套之间的巨大差异。

实际上，类似飞行员、球员、歌星和模特与其雇主之间的合约，并非简单的劳动合约，其中暗含了一个租金合约，因为进入明星舞台的通道是一项非常宝贵的稀缺资源，谁想通过它，就必须向掌握这条通道的人支付租金。

在不同行业，通道的控制权有不同的分布状态，而不同的分布状态将导致不同的合约安排。第一种合约安排就是我们已经看到的长期劳动合约，其实质是用未来的低价劳动来支付通道租金；第二种是收入分成合约，用未来收入的约定比例支付租金。

总的来说，越是需要团队合作的行业，控制权越是集中在最终雇主那里，而后者倾向于采用第一种合约安排；相反，越是单打独斗的行业，控制权就更多落到经纪人手里，而经纪人常采用收入分成合约。

在国内民航业，由于缺少美国那样庞大的退役空军飞行员储备和成熟的航空培训市场，这条通道很窄，并且目前掌握在航空公司手里。这和职业足球市场类似，各大俱乐部都有足球学校和覆盖各年龄段的完整梯队。这两者都是采用第一类合约。而最典型的单打独斗项目——拳击，经纪人说了算，用分成合约。

随着航空业的迅猛发展，旧合约造成的飞行员流动障碍已俨然成为行业瓶颈。

按上面的分析，应对的办法很明显，那就是拓宽通道，开放航空培训市场。近期传来的一些消息表明，培训行业已经开始行动，对引入外籍飞行员的限制也已消除，相信下一个愚人节不会再有这样的玩笑。

〖后记〗

有些工作所需要的个人禀赋，是在工作开始之前就需要具备的，这样，雇佣市场的定价就是供需双方对既已存在的人力资源的议价过程，并无特别之处；但也有许多职业禀赋，是在工作经历中逐渐发现、挖掘、培养或积累出来的，而一旦获得，其市场价值就很高，相比之下，最初进入这一行当所面临的禀赋门槛倒没那么高。

这样一来，这些职位的初始进入机会便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于是行业新来者与雇主之间的议价就变成了涉及两桩交易的混合议价：雇员为其劳动力寻求薪酬，雇主为职业进入机会寻求租金。

然而，后一项议价十分困难，初次进入职业市场的人通常支付能力较低，而且对未来能否收获职业经验所带来的租金并不确信，所以，该交易通常会以非现金的方式达成，如学徒期、规定了解约赔偿的长期合约、同业限制条款、部分薪酬的延迟支付等。

23．高管薪酬为何这么高

2010-07-13，No.713

随着越来越多硬邦邦的证据的出现，唐骏冒称加州理工大学博士的丑闻已基本落实；此外，从他的几本自传和大量公开演讲记录中所挖掘出的事实，以及他行文演讲的内容和风格来看，给人留下的强烈印象是：这是个习惯于信口胡诌的牛皮大王，学历造假对他来说，似乎只是稀松平常的一个小把戏而已。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这样一个毫无诚信、举止轻佻、履历表上又找不出任何可以证实成绩的家伙，怎么会在职业经理市场如鱼得水乃至飞黄腾达的？在他获得录用、提拔、进入高管层、受邀出任上市公司CEO等环节上，那些企业的人事部门、为他们提供服务的猎头公司、做出决定的董事会，是如何获取信息的？是什么原因让他通过了一道道评估线？

对于像微软、盛大这样的知名大企业，显然会为这样一个错误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不仅仅是此人是否胜任岗位并创造业绩的问题，更关乎企业在消费者、投资者和雇佣市场中的信誉，也关乎企业内部的团队士气；一个大忽悠，在你的企业步步高升，被委以重任，而事后你未表示出任何受蒙蔽的委屈，那么，你的客户会不会想：原来你们是靠忽悠来做生意的啊？你的投资者会不会想：他们说的那些商业前景和经营理念，会有多少是真诚的？你的员工和潜在的员工会不会想：原来这个企业里得势的都是这种人啊？

多年来，人们都在议论高管薪酬现象，确实，大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高得吓人，并且有研究显示，这一高薪酬水平与他们给企业创造的业绩并不相称。不过，这倒是可以理解的，其实，高管薪酬中很大一块是企业为降低委托代理风险而提供的诱饵。一位高管或许不能带来业绩，却完全可能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这也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委托代理经营所不得不承担的风险。

对于这种致命风险，市场发展出了一种解决方案：它把高管的候选人，限制在一个非常狭窄的圈子里，一方面给予他们圈外难以想象的高薪，而同时，对他们的人品、诚信和职业道德设置严格的标准，一旦在这方面出问题，立即身败名裂，被永远踢出圈子。这一机制的建立，无须企业间的合谋，只要各企业在高管遴选上都奉行极度谨慎保守的策略，雇佣市场自然会产生这样的机制。

一个狭窄的职业经理人圈子，使得企业界较容易了解每个圈内人物的背景、经历和声誉，也易于相互交换信息、打听背景和作出评价，甚至持续跟踪行内若干经理人的行为和表现；专业猎头公司的出现，职业数据库的建立，更为细致全面的背景调查、职业生涯的全程跟踪和评估提供了方便。

在市场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之后，发生像唐骏这样的丑闻，对于最初将他提升至职业经理人圈子的微软，对于首度向他授予最高管理职位的盛大，以及为这些安排提供服务的猎头公司（如果有的话），无疑都是巨大的挫败，尽管我们无从获知圈内如何评价这件事情，但这一败例恐怕已经损害了他们的专业声誉。

一个可能的辩解是，国内尚不存在上述条件，或许遴选和评估所需信息基础和专业服务尚未出现，或许符合严格标准的职业经理根本找不到或者很少，这是有可能的。

唐骏丑闻的发生，或许也跟企业界在对待离职员工的一个习惯做法有关系，按惯例，企业会对离职员工作出客气甚至恭维的评价，而绝口不提负面问题，尤其是在公开场合。这么做，大概是出于保护在职员工的士气，维持自己在雇佣市场的友善形象，易于说服准备解雇的员工自愿离开并不再纠缠等方面的考虑，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一惯例绝不应延伸至个人诚信和职业道德，或许在西方成熟市场中，跨国公司很少遇到高管诚信问题，因而不恰当地在这些问题上继续奉行只夸不责的惯例，这是错误的做法，对企业自己的声誉，对职业经理人市场健康发展，都将是有害的。

〖讨论〗

学经济家：

引进版《人力资源经济学》里有研究提到对高管过高薪酬的另一个作用，就是激发整个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说白了就是给所有普通员工挂个大胡萝卜。固然给高管多付出了三五倍，但能让众多觊觎这个位置的员工积极性增高三五成。所以，人越多的企业，给高管付高工资越合算。而人很少的，就不合算了。

辉格：

依我看，胡萝卜假说不能成立，胡萝卜既可以激发员工动力，也可以打击他们士气，取决于他们如何看待它，是觉得自己有朝一日也可以得到？还是高不可攀、飘渺无望？直觉上，为激励士气，薪酬等级应该是连续梯级升高的，而不是在遥远的看不到通路的地方悬一张大饼，而按我的解释，高薪酬策略正是要在高管和普通员工之间建立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在去年初的一篇文章里(2)，我曾表达过类似的思想。其实，这一解释放到我的消费离散性假说(3)里，就更容易理解：给高管支付高薪酬，诱使他们将生活方式迁越至一个很高的台阶，常常比他进入这个圈子前高出好几级，而按上述假说，个人最不能接受的，是跌落至比当前更低阶的生活方式，所以，这一事实便对高管们构成了一个有效威慑，迫使他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一旦你因道德问题被踢出圈子，就不得不卖掉游艇和名画，甚至卖掉房子，搬进普通中产社区，退出过去的社交圈，把孩子转到公立学校，你妻子开始抱怨生活彻底被打乱了，半年后你发现她有外遇了，她甚至懒得掩饰，只剩下狗还陪着你……

检验胡萝卜假说和我的假说并不难，最佳的判断性证据应来自那些主要从内部提拔高管的企业，如果胡萝卜是对的，那么他们的高管薪酬水平应不低于行业水平，并且其与普通员工的差距应该一样大，如果我是对的，那么他们的高管薪酬水平应明显低于行业水平，并且其与普通员工的差距应该呈较为平缓的阶梯状。

〖后记〗

我在本篇里对企业高管的高薪酬水平提出了一种解释：老板把你提到一个高的离奇的收入水平上，一旦你对这一水平形成依赖，你在有机会做出有损企业利益的事情时，就会面临高昂的机会成本，高到足以让你打消任何此类念头。

这有点像冷战时期某些国际援助的效果：先给独裁者提供几乎无条件的援助，等到他们形成依赖了，援助就可以用作控制他们的筹码。

24．衰退期大裁员都是因为生意不好吗

2009-01-06，No.481

近日盛传微软和IBM将于本月实施大规模裁员，涉及人数都在一万以上。随着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大企业裁员的消息接踵而来，或许人们早已习以为常，视为理所当然之事了。但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些裁员安排，会发现它们背后的动机，其实十分的不同。

最易于理解的是那些遭受危机直接冲击、业务量大幅下降而导致大量员工空闲的企业，如海运市场的大起大落导致目前集装箱和船舶制造业几乎全面熄火，裁员是必然的。有些企业业务量虽能维持，但利润被大幅压缩，也被迫紧缩成本来维持盈利，而裁员是紧缩成本的常规手段；另一些企业，销售量和利润均能维持，但由于金融危机造成信贷条件恶化，从银行和外部投资者那里，不再能像以前那么容易地获得运营和投资所需的现金，因而必须为自己储备更多现金，他们也常常借助裁员等成本压缩手段来改善现金流。

上述几种情况是容易看出的，也是被观察者们最多提及的裁员动机，这里我想说明的，是常常被忽视的另一种情况：有些企业在业务量、利润和现金流方面均无困难，但也会大量裁员，他们的目的是利用衰退所造成的有利的劳动供需局面，来改善他们的雇员结构。简单说就是，（1）抛掉他们早就想抛掉的包袱；（2）腾空位置以便伺机吸纳大批优秀员工。关键在于，他们在衰退期做这两件事的代价比在繁荣期低得多，而成功的机会则大得多。

一个好企业，在确保组织结构稳定性的同时，必须维持一定的员工流动性，以便时时淘汰不胜任工作、不适合岗位或不适应企业文化的员工，吸纳更优秀、更合适的新人。管理者在寻找稳定性和流动性的平衡点时，会考虑更新雇员的成本，无论批量裁员还是个别解聘，都会产生不小的代价：岗位交接带来的学习与磨合成本，遣散费和招聘费用，工会的抵制，公共关系损害，法律义务和政策代价，其他员工的心理影响，对雇主品牌的损害等。因为存在这诸多成本，新来者的劳动价值必须比被替换者的高出很多，更新才是值得的。

衰退从两方面改变了成本收益算式，从而将均衡点移向了流动一侧。首先，它大幅提高了新来者和被替换者的价值落差，在裁员浪潮汹涌、失业率高涨的条件下，大批平时求之不得的优秀人才突然间变得唾手可得，且代价低廉；同时，充足的供给也降低了招聘和猎头费用；企业要想抓住这一难得机遇，必须事先腾空足够的位置，并做好结构重组和岗位调整的预案，而裁员计划是其中重点。

其次，衰退大幅降低了裁员成本：高失业率削弱了工会的谈判地位和抵制能力；衰退前景会迫使政府放松严苛的劳工法和雇佣管制，以避免大规模倒闭潮；衰退期内的规模裁员被视为理所当然，因而其公共关系损害和员工心理影响都小于平时，对雇主品牌的影响也较为温和，相反，通过事先腾空位置，当他们在合适的时机再次出手时，他们有望成为招聘会上的白马王子，甚至救世主，成为被热烈追捧的对象，这对增进他们的雇主品牌形象极为有利。

上述分析如果成立，将意味着在衰退期内几乎所有具规模的企业都有批量裁员的动机，但同时也意味着，其中许多企业在裁员之后的几个季度内将重新招聘。在宏观上，将表现为失业率首先将有一个急剧的上升，然后缓慢回落，虽然在两三年内都可能难以回到危机前的水平。

雇佣制度的灵活性，是市场机制所带来的灵活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好的企业将利用它渡过危机甚至谋得比危机前更好的地位。对此，政府不必加以干涉，让市场机制自行发挥作用，只有保持活力的企业才能带来下一轮繁荣。

〖后记〗

金融危机以来的事态发展表明，就业的恢复远远滞后于经济的稳定和复苏，这一事实支持了本文对衰退期裁员策略的分析，即企业利用危机实现了此前被延迟的裁员，并为日后的复苏额外腾空了大量职位。

经济周期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宏观波动，更是对结构的冲击并带来质的改变。复苏之后，人们将发现产业结构已大不相同，企业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和适应，考虑到这一点，预先额外腾空职位便显得尤其重要。

不过，就业率滞后于复苏进程，并非全是裁员策略的结果，失业者择业策略缺乏弹性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对此有多种可能的解释，有些经济学家从信息障碍的角度做出了分析(4)，而我则更倾向于文化角度的解释，除非万不得已，失业者不会接受与其自我认定的社会身份不符的职位。

同时，由于身份是社会中其他人（包括潜在雇主）识别、评估、判断并决定如何对待你所凭借的重要符号，这一事实意味着，接受一份低等级职位可能给你留下一个履历的“污点”，从而贬低你的人力资源的未来市场价值。

25．为何用工荒都出现在节后

2011-02-16，No.1608

新年伊始，多项报道和调查显示，国内劳动密集型行业再次遭遇用工荒，其程度看来已超过去年。如何看待这一轮用工荒乃至整体性劳动力紧缺？它还将延续多久，是季节性紧缺还是长期趋势？是通货膨胀在推动还是人口变迁的后果？对这些问题的考察，不仅将影响企业的生产安排和投资决策，也是我们观察宏观波动的一个好窗口。

其实，劳动力市场的紧缺状况在去年一整年都在持续，自从金融危机高峰期的恐慌性紧缩退去，在随后为补充危机中被清空的库存而引发的订单反弹中，已出现过一次令企业措手不及的用工荒。这一紧张局面，从去年由电子商务大战而引发的送货工大紧缺中，可以窥见一斑。而到去年暑期，企业又发现人力短缺已从低端市场蔓延到了大学毕业生市场。

春节或许只是季节性地加剧了短缺局面，多年来，对于常年在外打工的人们，春节始终是个密集交流信息和重新自我估价的最佳机会，在短短二十多天里，高频度的走亲访友、老友重聚，出席许多因在外打工而被推迟了的婚宴，大量关于就业机会、雇主品质和价格的信息在其间被交换；并且，与同龄人的境遇对比、对新型消费与生活方式的重新认知，以及家人亲友的评价、期待和督促中，将激发他们对未来的人生规划作出调整。

这样，当他们再次返回市场时，指导其选择和议价的已是一套新的信息背景和价格期望。同时，由于春节返乡的交通和误工成本，可以和更换工作的成本最大程度的重叠，因而在节后换工作的机会成本将是最低的。因此，由人口趋势或景气变动等中长期趋势所积累起来的重新议价压力，往往会在春节集中释放，表现为节后用工荒。

不过，上述分析仍未回答一个重要的疑问：劳动市场能否在一轮重新议价之后稳定下来？答案将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当前的宏观周期走势。一种不祥的可能性是，本轮用工荒可能构成了通货膨胀进程中价格轮番上升的一环：两年前的货币和财政大扩张，首先抬高了要素和原材料价格，继而在18个月左右的延迟后引发了消费品价格上涨，现在循环正进入第二轮：当人们发现生活成本大幅上升，便要求更多工资，接着产品成本将再次提高……

由于信息传播和重新议价决策存在延迟，工资变动被拖延到节后，而更糟糕的是，人们脑子里并没有一个“通货膨胀计算器”按统计局公布的通胀率（即便它是准确可信的）来随时修正价格信号，相反，他们只能通过生活中的交易、标价和巷议来逐步感知它，因而每个人的体会是不同的，这种信息紊乱也正是通货膨胀最致命的危害所在，它打乱了市场的议价机制，也提高了交易成本，使得节后劳动市场的重新议价变动更加困难，从而加剧和拖延用工荒。

那么，上述价格轮番上升难道会一直这么持续下去吗？是的，如果没人去拧上货币龙头的话；反之，如果有人去把它拧上，价格惯性就会像撞到一堵墙上那样反弹震荡并停下来，那就是所谓的硬着陆。所以，任何法定纸币体系一旦发动开闸放水的通胀政策，要么听凭长期两位数通胀率，要么就忍受一次硬着陆。

对于劳动市场，通胀将以一种干扰器的方式在三五年的中期带来影响，但现在还难以判断干扰将持续多久，这是因为我们猜不透货币当局究竟将以多快的速度拧上龙头。在更大的时间跨度上，形势反而比较明朗：不出三年，所有年龄段、所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供给都将开始绝对的下降，农村已不再能输出更多的劳动力，简言之，锅底即将朝天。

再过几年，最后一批以传统方式种地的农民将步入老年，传统农业将加速被规模化和企业化的新型农业所替代——若非受到土地产权制度的限制，这一过程原本会更早更快。届时，农村将反过来与城市争夺劳动力。一个显明的前景是，那些锁定在劳动密集产业而无法转移的资产，其价值将像阳光下的冰棍一样迅速融化。

〖后记〗

求职择业不仅仅是以劳动换工资的交易，也是个人为自己寻找社会定位、选择身份和安排生活方式的过程，职业规划是人生规划的核心部分。

个体的选择高度受制于其身处的文化和信息环境，文化影响他看待各种职业身份的态度和对生活方式的期望，告诉他什么才是值得追求的体面生活，而信息环境决定了他的选择空间：哪里有工作？工作内容是什么？会与哪些人打交道？有多危险？报酬多少？

社会交往圈同时在这两方面发挥作用。对于过去十几年进城的人来说，只要妻儿或长辈还在那里，家乡仍是其难以脱离的社交圈和文化归属地，当他在城里打拼时，发小乡邻的评价目光仍是激励和约束的重要来源，而过年返乡时的聚宴互访也仍是他们获取信息和调整期望的难得机会。

不过，这一情况正在改变，随着进城人群逐渐在城市定居下来，长辈逐渐老去或者被接进城市赡养，上述文化纽带日益松散，最终将会断裂，那时，乡村将成为遥远而朦胧的回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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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年，第一章。

(2) 见“透视沃尔玛黑名单”（No.419）。

(3) 见本书第38篇“捡到支象牙筷，配穷个人家”。

(4) 如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在“搜索与匹配理论”上做出奠基性贡献的经济学家，而该理论最初便是从对劳动力市场的分析中建立起来的。

(5) 购房定居、进城上学和留在城市过年，这三大特征标志着城市化的第二阶段，我在“城市化下半场有何不同？”（No.378，第98篇）中曾对此阶段的特征有过讨论。

第六章

企业文化是把双刃剑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这可以理解为行业之间在知识背景和专业经验上的鸿沟，但我的解读不止于此，造成产业之间难以跨越的鸿沟的更关键原因是：企业是“有机”的。这一生物学隐喻有几层意思：企业的业务和职能组成不是可以任意分割的，其边界不是可以随意重划的，新业务不是可以随意加入的，相反，各部分之间必须相互兼容，而所有这些也都是生物有机体的特征。

造成兼容性问题的最主要因素便是企业文化，你很难想象，假如苹果自己制造iPad，它的工厂会采用像富士康那样的管理方式，而在目前的分工格局下，双方都已证明在自己承担的那份业务上是做得最好的。所以，一旦条件成熟（如运输和关税等贸易条件）时，出现这样的产业分工是很自然的结果。

兼容性问题首先在于，企业希望在客户心目中建立何种形象，零售、餐饮和美容业希望客户将他们视为忠实体贴的仆人，那里的口号是“客户是上帝”，而医生、律师、咨询师们则希望告诉客户：我比你懂得多，听我的，相信我，他们要塑造的形象是专业、权威和守信，所以他们要穿正装，在办公室里摆上大书架。

一旦这种形象凝固下来，便成为一种价值认同和身份定位，进而起到筛选器的作用：那些不喜欢这些文化的人（如不喜欢做仆人的感觉，不喜欢一本正经的样子）就不会进入。同时，企业核心业务所需的个人禀赋、风格气质和管理方式，也会塑造出独特的文化和价值认同。

组织的核心文化和价值观一旦确立，那些与之不相匹配的部门和岗位便会被边缘化，这些岗位上的职员也很少有升迁的机会，这样就很难期待他们会有出色的表现(1)。观察许多企业可以发现，尽管它们业务复杂、职能多样，但总是有一种核心角色来主导其文化，有些是推销员、有些是工程师，也有交易员、业务经理或设计师。假如某项业务与核心文化不兼容，最好想办法将其剥离出去。

26．瓦格纳：忠诚者的悲剧

2009-03-31，No.440

里克·瓦格纳终于被奥巴马的汽车沙皇踢下了台，有评论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历史上对企业最直接的一次干预；这是通用咎由自取，谁让你伸手向国会要钱了，拿人钱就手软，天经地义。

瓦格纳被迫下台的直接原因是，在政府为财政援助所规定的期限之前，迟迟未能与工会和债权人达成债务重组协议，也未能拿出可信的重组和整顿计划，使得奥巴马无法为下一步援助行动找出足以向国会和选民交代的理由。但纵观多年来的事态发展便可发现，更根本的原因是，瓦格纳过于热爱通用汽车，以至于始终下不了手，对这个早已陈旧落伍的企业动大手术。

自从1992年临危受命担任CFO、1998年就任COO、2000年升任CEO这十几年来，瓦格纳在复兴通用的努力中可谓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他在通用的每一个环节上压缩了成本，他接管并整合了长期独立于集团的北美业务，把通用改造成了适应全球化运营的跨国集团，也抓住了新兴地区的资源优势和市场机会；甚至在最困难的退休金和医保负担问题上，也与工会达成了具有转折性的协议，通过VEBA信托和自愿买断协议，把原先的无限责任有限化，并削减了将近一半负担。

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着眼于提升能力和压缩成本上，而从未考虑过裁减它那八大品牌组成的漫长而古老的产品线。分析者屡屡指出，以通用这样庞大而陈旧的产品组合，它所带来的设计和运营复杂度、高昂的库存负担和营销费用，即使它解决了劳动成本问题，也未必能抗得住类似这次的信贷收缩和深度衰退。

尽管美国汽车业调整产品组合的努力受到各州特许经销法的束缚，但如果通用真有决心削减品牌，它还是可以通过逐步降低产量来饿死经销商或迫使他们转向其他品牌的办法来做到的，但实际上通用压根没有尝试过。

瓦格纳无疑是优秀的，高中的全优模范生、篮球队员，拿到杜克大学经济学学士和哈佛商学院MBA后，直接进通用一干三十二年。不难想象，对于瓦格纳这样的老通用人，让他拿自己的品牌开刀，就像让外科医生给自己的儿子做截肢手术一样，在一个老通用人眼里，每个品牌都包含着他和他的战友们无数心血、汗水和荣耀，而不仅仅是台生钱的机器。

同样，尽管瓦格纳上任以来已多次裁员，却很少更换手下高管，即使他们表现不佳，对他来说，这些都是战友和兄弟。瓦格纳对通用的忠诚和自豪，在他向政府求援的国会听证会上表露无遗，在这个最需要谦逊和恳切的场合，他却难以抑制地诉说着对其品牌的自豪和自信，以及通用对美国人的不容置疑的重要性，顽固地拒绝任何破产重组的可能性。

这是一出经典的悲剧。建立企业的最初目标是盈利，但是和其他组织一样，企业一旦建立，一种组织和运营模式一旦长期存在，便会发展出其特有的文化和价值观，原本用于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逐渐获得了独立价值，长期参与其中的人们会将这些价值与工资和红利同样视为总报酬的一部分。

历史越是悠久，经历的辉煌越多，这种价值的分量就越重。多年来，企业文化已引起了管理界的重视，并被视为企业凝聚力和组织效率的基础，特别是在人力资源的核心地位越来越突出的当代，良好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可以吸引来原本需要高得多的薪水才能吸引到的人才。

然而企业文化是把双刃剑，它在吸引人才、提高凝聚力和组织效率，甚至节省费用的同时，也可能让企业背上价值观包袱。文化和价值观有其自身的发展路径，它常常会偏离盈利目标，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偏离企业生存所需的财务目标。这就要求经常有外部力量的干预，来抑制价值体系的失控。

市场淘汰机制是最后的抑制力量，股东和管理者自然不愿等着市场来淘汰，所以当这种偏离构成严重威胁时，企业便需要主动革新。一个在需要被革新的文化里浸泡了三十多年，并从中取得无数成功和荣耀的人，显然不是领导这一革新的恰当人选。

十六年前IBM请外行郭士纳来拯救这条垂死的恐龙，结果大获成功；相比之下，雅虎则是企业文化的受害者，杨致远视雅虎为亲生儿子，为保持其独立性甘愿付出任何代价，包括放弃微软的巨额收购要约；可惜，通用没有找到他们的郭士纳，现在只能听任政府工作组和破产法院这些外部力量来完成这场延误已久的革新了。

〖后记〗

德鲁克于危机爆发前三年去世，假如他活着看到通用的困境，不知会做何感想，他的管理研究与咨询工作始于通用，通用是他最著名也最富成果的案例，他后期关于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的思想，也萌发于对以通用为典型的大企业的观察。

尽管我们难以知晓，多大程度上是通用采纳了德鲁克的意见，还是德鲁克从通用的实践中悟出了道理，但无可否认的是，通用很好地实践了德鲁克所阐述的理念：它建立了鲜明、深厚而有感召力的企业文化，也提供了大量的社会性职能。然而，恰恰是这两个因素，让通用在2008-2009年的危机中深陷泥沼、难以自拔。

这并不是说企业文化不好，它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文化是一种强大的组织力量；而另一方面，文化惯性常常让企业抗拒价格信号的引导，抵制市场环境和产业生态施加于企业的变革压力。对此，企业战略部门须随时加以警惕。

27．电气业巨头为何都在重组

2008-08-01，No.618

29日，西门子宣布将旗下企业通信部门51％股份出售给私人投资公司格雷斯集团，这是西门子继2005年出售手机业务给明基，2006年分拆电信设备业务与诺基亚合资成立诺西公司之后，进一步剥离其通信业务。早在2004年，西门子便将其网络和通信业务部门重组为通信业务集团，随后开始将该集团的三大业务部门一一出售，至此，这一漫长的重组过程终于完成。

就在同一天，另一个电气巨头通用电气宣布了最新的业务重组计划，将六个业务部门精简为四个。在此之前，GE已经标售其家电业务，相关的洽谈和议价正在进行。这些重组行动，是GE持续多年的漫长重组进程的延续，GE已经大规模缩减其传统照明业务，并打算将剩下的照明部门随家电业务一起出售，而去年，GE出售了其庞大的塑料业务。同时，GE还在收缩其金融业务，继上月出售其日本消费者金融业务后，最近又确认了将出售其信用卡业务。

可以看出，两大电气巨头的业务重组进程有几个重要的共同点：它们都相当彻底地剥离了消费品业务；都努力加强在基础工业设施上的优势；都刻意避开信息、网络和通信领域，以避免与IT巨头直接竞争；都偏重于能源和医疗这两个高增长领域。这些特点有一个共同指向，即强化核心优势，专注于优势领域，避免在自己不擅长的地方以弱者的身份与其他企业竞争。

面向个人的消费品和面向企业的工业品，从产品开发和营销方式到企业文化和公共关系等各方面，对于生产经营者所要求的是截然不同的禀赋，在市场竞争充分的条件下，很少有企业能在两方面都表现上乘。近年来许多表现优异的企业都很留意不让自己陷入这两种文化的纠缠所造成的困境，IBM彻底剥离消费电子，苹果则完全转型为消费品厂商，诺基亚和索尼也正积极向消费企业转型，而摩托罗拉因为反应迟缓，不幸沦为文化冲突的牺牲品。

第二个特点是对全球化趋势的顺应，全球化使得制造业向新兴工业国大规模转移，由于新兴地区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因而制造业转移的顺序是从相对劳动密集的下游开始，逐渐向技术和资本密集的上游扩展，这样就给发达国家的基础工业设备行业带来大量机会，也是他们更能维持其优势和获取丰厚收益的领域。GE和西门子显然都领会了这一发展形势，并作出了正确的反应。

对于避开IT业的好处，电气巨头的反应稍慢，近几年才认识到。至少到目前为止，信息业还十分特殊，无论是硬件制造中的摩尔定律(2)，还是软件开发中的工程学难题，都会给进入者带来巨大的风险，能在这个行业生存壮大的，都是有幸找到了一条独特道路的幸运儿，羡慕其暴富而贸然闯入者多半死不见灰。信息业迄今还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并不适合在别处已经拥有核心优势和稳定收益的电气巨头。

全球化和新兴工业国的发展，极大地扩张了制造业规模，造成了能源和初级产品紧缺，由此引发的能源开发浪潮将持续很多年。同时，新兴工业国的发展也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随之而来的将是同样庞大的健康医疗需求，而生物科技的快速进步，把许多疾病从不治变成可治，更推动了全球医疗业的繁荣。认定能源和医疗为两个新的增长点，看来有充足的依据。

电气巨头的重组思路和进程，值得国内相关企业关注。一方面，它们退出的领域或许正是国内企业适合进入的；另一方面，它们在重组中所遵循的原则和所依据的形势判断，也值得国内企业借鉴和思考。

〖后记〗

过去几十年，电气业已经历了许多轮分化重组，以至于今天“电气”这个词都已显得古老而不合时宜了。起先，老牌电气巨头们以为电脑是他们可以一展身手的领地，但很快发现这个新兴行业过于独特（如摩尔定律和平台垄断性），他们既不掌握核心资源，而整机组装又没多少油水，于是纷纷知难而退。

然而，随着新兴经济区崛起、全球化以及供应链革命，大批纯家电企业抢走了他们的家电生意，但这一过程同时也为他们的工业设备带来了爆炸性增长，适应并利用这些变化的企业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相反则被淘汰，如法国的Thomson(3)。

惠普的经历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侧面观察上述局面，它一度在医疗、测试和分析仪器上获得了巨大成功，而且这些领域增长迅猛，利润丰厚，它原本有机会成为又一个综合性电气巨头，但在1999年它还是决定将这些业务剥离出来(4)，而专注于计算机和IT服务，事后看来，这一决定是明智的。

28．摩托罗拉分拆：迟到的转型

2008-03-31，No.645

3月26日，摩托罗拉终于宣布了它传闻已久的分拆计划，有评论认为，这是摩托扭转其手机部门困境的最后一搏，而我则宁愿将之视为是对近年来手机产业格局变迁的顺应，可惜这一顺应来得太晚了，不知是否还来得及挽救摩托的命运。

面对这场产业变迁，最先做出反应的是爱立信和索尼，他们在2001年将各自的手机部门合并为索爱，然后是2006年，诺基亚和西门子分拆出各自的通信系统部门合并成为诺西，而西门子进一步分拆手机部门卖给明基，这一连串重组的要点是，将手机业务和通信设备与系统业务分割开来，以应对急剧变化的市场特点。那么，市场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呢？现在事后来看，主要的几个方面是清楚的。

第一，随着价格下降和普及率提高，手机日益从一种特定用途的通信工具变成了大众消费品，甚至是生活必需品。而消费品在产品设计、营销和企业文化各方面对企业的要求与通信设备完全不同，后者面向运营商，以技术和功能驱动，而前者面向消费者，以品牌和设计驱动，将两者放在一个企业里造成了管理和企业文化的巨大矛盾。几年前IBM明智地从PC业全身而退，便是基于对消费品和工业品经营差异的清醒认识。

第二，早期电信运营商利用其寡头地位控制了手机的销售渠道，因而通信设备厂商作为运营商的长期供货者便在手机市场占据了先天优势。随着电信市场的开放，运营商控制地位削弱，消费者个人选择占据主导，这一点在苹果与运营商关系中的强势地位得到了充分证明。加之技术日益成熟，进入门槛降低，唯有最佳的产品设计和品牌经营才能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

第三，今天的手机不仅是消费品，而且像衣服、首饰、古人的佩剑、绅士的手杖、牛仔的猎枪和硅谷新贵的跑车一样，成了身体的某种延伸物，被人们用作展现自己个性、情趣和社会定位的标志。一种消费品一旦获得这种身份符号的地位，其消费模式便与其他商品大不相同，消费者会非常慎重地选择品牌，而一旦选定则会保持长久忠诚，并不惜为此大把掏钱。而成功的制造这种身份符号需要企业在品牌和形象经营上具备独特的优势。iPod和iPhone这两个技术上并无特别过人之处的产品的突然而巨大的成功，非常好地演示了苹果式品牌魔力和乔布斯式略带邪教气质的感召力在创造符号产品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第四，今天的手机不再是简单的语音通信工具，而越来越向通用信息终端的方向发展，未来的手机将集电话、随身听、电子书、导航仪、手表、钱包、钥匙甚至血压计于一身，这一发展趋势需要手机厂商制定一个有远见的技术战略规划，选择优秀而有前途的技术平台，才能确保在市场时机出现时迅速而从容地推出新产品。

在这一点上，摩托罗拉显然是做得最差的，以操作系统为例，他始终未能确立一个清晰的战略：先是参加了Symbian联盟（直到去年还在销售采用Symbian的M系列），后来在Q系列上倒向Windows Mobile，而几乎同时，其明星产品Razr却又用了Linux。在这一点上，三星也有同样的毛病，所以我不看好三星在高端机市场的前景。对比之下，诺基亚坚持Symbian，苹果将久经考验的Max OS延伸到手机，谷歌更是还没进场就围绕Android平台建立了一个Linux大联盟。

摩托罗拉的分拆，无论是成是败，将成为一个标志，象征手机业的大调整终告一段落，新的格局下，新一轮竞争已经展开，诺基亚俨然稳踞半壁江山，苹果一路高歌猛进，而谷歌正挟网络之大势排兵布阵，击鼓踏步而来。好戏还在后面，等着瞧吧。

〖后记〗

摩托罗拉的分拆重组费尽周折，拖延多年，到2011年初总算有了结果，其手机业务也终于有了一个清晰的战略：专注Android平台的高端智能手机。这一战略目前看来还算成功，至少稳住了阵脚，冰棍不再继续融化了。

但在多年的颓势之后，重新找回状态的摩托罗拉已失去领导地位，即便在Android阵营，也面临着三星和HTC的强大攻势，未来能否在这一平台建立自己的独特优势，并形成可持续的利润基础，而免于当初IBM兼容机厂商的脆弱命运，尚有待观察。

摩托罗拉的经历也表明了，对于大企业来说，单有产品的成功是不够的，摩托曾有许多非常成功的产品，从StarTAC、RAZR到Droid，但在一个产品换代周期极短的市场中，它们只能带来短暂的收益。

可持续的发展要求一个战略性的长期盈利模式，即你必须建立一些独特的、短期内难以被替代的资源，如微软的平台依赖性、诺基亚的市场份额、苹果的品牌号召力和AppStore、谷歌的信息通道和多种杀手级应用。

29．港企交班潮蕴含着哪些机遇

2008-07-09，No.623

近日盛传碧桂园主席杨国强即将成功收购邵氏兄弟及其所持有的香港TVB电视台26％股权。此前，招商银行也高价竞得永隆银行，这两桩并购案，连同近年来多桩围绕香港老牌家族企业的资产变动，引起了人们对香港富豪及其家族的交接班问题的密切关注。

香港的大批家族企业涌现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经济腾飞的前夕，四十多年后，当初的创业者如今多已年逾古稀。据《福布斯》统计，香港最富有的10个家族中有一半当家人都超过了70岁，而在上述两例中，邵逸夫三个月后将满101岁，邵氏兄弟则分别于2005年和今年以104和101的高龄去世。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确实，在古代即便最成功的企业也很少能将其繁荣维持好几代，兄弟阋墙，遗产纠纷，子孙不肖，旨趣转移，政治变故，种种随机因素都可能让一个家族企业分崩离析甚至毁于一旦。值得庆幸的是，拜日益成熟的现代市场制度之赐，今天的家族企业有机会免于昔日的宿命。

创业者的子孙往往养尊处优、不知艰辛，在古代，即使他们不擅长或没有兴趣，也不得不经营家族企业，当长子不堪重任时，家长常会从幼子、女儿、赘婿甚至养子中选择合适的继承者，而这往往造成兄弟阋墙和遗产纠纷。现代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市场，让家族成员可以淡出日常经营而仅保留控股权和股权收益。

在古代，人们通过长子继承制来维持家族企业的完整和连续，一旦这一制度缺失（实际上长子继承制的施行范围十分有限），家族企业便会随兄弟分家而逐渐瓦解。而现代有限公司制和股份制让家产可以在家族成员间任意分割而同时保持企业的完整和连续性。

在古代，家族成员失去企业便意味着失去财富，而拥有财富也就意味着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打理这些财富，但是，现代发达的资本市场让家族继承者可以方便地退出企业而同时保有其财富，同时，发达的私人银行、个人信托和个人理财等金融服务，让那些不善经营或对生意和理财没有兴趣的富家子弟不必为打理其所继承的巨额财产而整日操心。

正是市场制度在上述四个方面的演进造就了现代企业，使企业的生存发展不再受累于家族的悲欢离合、勾心斗角和兴衰变故。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只有在经历了至少两次平稳的权力交接之后，才能判定一个国家的制度已经成熟了。这一方法同样适用于企业。如今，占据香港经济大半江山的家族企业们，正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跨越的紧要关头，香港深厚的市场传统将帮助他们完成这一跨越，而香港的现代企业制度也将在此过程中进一步走向成熟。

对于家族企业的现代化转型所涉及的上述四个领域来说，正在经历的转型浪潮将是一次重大的机遇。职业经理人、行业内的潜在并购者、投资银行和上市中介、私人银行家和信托机构，在未来十年内将从这一过程中发现大量机会，如果他们能及早认识到这一局势，分析和跟踪各家族企业的未来前景和意图，找出自己的机会和优势所在，他们便不至因对事态懵然不觉而错失良机。

内地的经济起飞比香港晚了二十多年，因而内地家族企业们在未来也将面临同样的转型问题。不过家族企业不必都等到创业者年逾古稀之后才开始转型，实际上，在依靠家族凝聚力和关系网渡过艰辛的创业阶段而进入成熟期之后，去家族化和现代化转型开始的越早越好。在这方面，香港企业已经和即将取得的经验值得他们借鉴。

〖后记〗

从何鸿燊、陈廷骅到招友全，豪门争产案俨然已成香港一大特产，也为娱乐传媒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八卦材料。争产局面的纷乱，大概也可以从香港企业的家族特性和东方的多妻多子文化中找到部分原因。假如争产只限于家族成员之间，而不影响企业的组织和经营，那倒没什么，但香港企业的去家族化显然还未达到这样的程度。

说到家族企业，许多统计和研究以控股权为标准，据此认为家族企业是普遍现象，在发达国家也是绝对多数，并非负面特征。但实际上，家族化的关键不在控股权，而是组织体系，一个企业是否家族化，要看其人事安排、权力分配、职能分工、升迁机会和薪酬制度等是否受家族裙带关系的影响，以及企业事务与私人生活是否分离。

企业去家族化的过程和国家的现代化有点类似。在古代，国家事务常与君主的家族家庭事务、宫廷事务纠缠不清，在人事和财务上也多有重叠。去家族化的过程也就是制度化的过程，和国家一样，这是企业作为组织长期存在的前提。中国大陆私人企业很快也将面临这一问题，20世纪80年代创业的第一批企业家，假如40岁创业，如今大都已到了退休年龄，是时候考虑这个问题了。

30．药业巨头为何纷纷兼并

2009-03-13，No.9

周一，大型制药商默沙东宣布以411亿美元并购先灵葆雅，这是药业巨头之间系列并购案的最新一桩；辉瑞在年初已宣布并购惠氏，而在先灵葆雅案公布次日，罗氏立即提高了对GenenTech剩余股权的报价；罗氏早在1990年便收购了GenenTech的56％股权，并于去年7月发出对剩余股权的收购要约，新报价很可能促成交易。多位分析师猜测，药业并购还将持续，百时美施贵宝很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在并购市场几近冻结的情况下，这些巨额并购案显得尤为惹眼，也给困境中的各大投行带来了宝贵的佣金。

制药业的并购，不同于其他行业，基本上是同质化行业巨头之间的平行合并，而甚少资源互补和供应链垂直整合的成分。这种简单鲁莽、缺乏想象力的并购，凸显了大制药商们过去二十多年的巨大增长和收益，并没有建立在一个稳固而可持续的基础上，而过分依赖于20世纪80年代立法变革后那一波技术浪潮中所获得的大批专利权，而一旦这批专利和相关垄断权到期，他们未能表现出一个成熟企业应有的持续创新能力。于是，此前为维护和运用这些垄断权而建造的那部庞大的营销、游说和诉讼机器，便面临无米之炊的困境，而系列并购实际上是在缩减这些机器，并把剩下的米集中到少数几部机器中来。

美国或以美国为主要目标市场的大型制药商，构成了一个十分奇特的产业，它的核心资源并不是药品研发和制造能力，而是建立、维护和尽可能延长垄断权的专利机器。它们从大学等科研机构和小型生物技术公司那里，寻找有前途的产品，去注册专利或签下专利使用权、组织临床试验、谋求FDA批准，然后凭借强大的营销机器将其转化为收入流，并在此后用尽一切可能的政治游说和诉讼手段来延长专利和垄断权。一旦垄断权到期，通用名药进入，药价通常下降80％，而这一价格完全不能支撑他们的庞大运营机器。

三个因素造就了制药业的这种生态特征。首先是政府科研资助：国家卫生研究所（NIH）每年近300亿美元的巨额预算，两倍于所有制药商的研发经费总和，加上民间慈善资助和大学自有经费，几乎完全挤出了制药商对医药基础研究的潜在投资需求。显然，对于他们，明智的做法是利用现成的研究成果而不是自己去开发，结果是，即使那些总部在欧洲的制药商，也都把研发中心放在美国，以便就近利用这些成果。

其次是立法变革：1980年以前，承接政府合同的大学和企业，不得将合同项目中获得的成果注册为专利，贝赫-多尔法案为大学和小企业解除了该限制，1982年里根总统的行政命令为大企业也松了绑。这一变革激发了科研系统的产业化浪潮，它直接导致了此后的二十年信息和医疗产业的繁荣；大学也纷纷走出象牙塔，谋求与产业界的合作，从大学涌出了大批创业公司。

然而在此过程中，与信息产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制药业的大量新创公司中鲜有像信息产业的英特尔和思科那样壮大为行业巨头，相反，利用这一浪潮大获其利的，都是老牌制药商。理解这一反差，就要引入第三个因素：FDA管制。在信息产业，巨额政府资助和贝赫-多尔法案所释放出的产业化动力，其结果流向消费市场的路径是畅通的，而在医药业，这条路径却被FDA牢牢束缚着。这样，企业获益的关键，既不在于强大的基础研发能力（NIH替你做了），也不在于能否将技术产业化（这条路放开了），而在于能否通过FDA关口从而获得垄断权，并在过关之后能否将垄断权维持足够长的时间。

FDA每年只批准几十种药品，其中只有10％左右是新分子药，其余都是改头换面的旧药。为了通过这一窄的可怜的关口，制药商需要花十几年时间组织临床试验和等待审批，然而在开始临床试验之前必须先注册专利，否则就会被人抢注，这样等通过审批，专利期限已过去大半。为补偿这种损失，国会将药品专利从17年延长到了20年，同时FDA会通过阻止通用名药进入而额外给予垄断权。此外，为同一药品的不同用途、剂型、工艺甚至包装，注册时间上错开的多个专利，并结合一系列精心计划的诉讼，制药商可以把垄断权再延长三五年。

这其中涉及的政治和法律手腕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但明显的是，要做成这样的事情，并且做到极致，所需要的资源，与药品研究和开发能力毫无关系，也不是那些科研出身、书生气十足的创业者们所能胜任，这些是老江湖的特长，说白了，就是捣浆糊的能力。然而正是这一能力，却成了决定制药商盈利水平的首要因素。在管制制度的激励下，企业资源被大量配置到游说、公关和诉讼机器中，不仅每个大药商雇佣着庞大的律师团，制药商协会在华盛顿还供养了全美最大的游说团。

大规模财政投入的挤出效应和严格的准入管制，造就了今天美国制药业严重的扭曲状态，它丧失了自我创新能力和技术储备深度，成为寄生在科研体系边上的专利机器。这样，当上一波专利浪潮退潮之后，便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基础，只能合并求存了。

〖后记〗

在国内企业特别是那些需要经常与政府和国企打交道的企业工作过的人，一定对类似上述药企的扭曲状况深有体会，那里的空气到处弥漫着一股难以挥去的腐臭，比起本文的描述，我们的情况要严重得多。

假如一个企业的重要人物整天都在跑关系，上下钻营，用吃喝嫖赌取悦官员和客户，想着法子给他们塞钱，琢磨他们和他们子女的癖好，揣摩这些人的关系、地位和前途，为的只是几个图章和订单，那么，这些就不仅仅是负担，它们将塑造整个企业的文化。

假如企业的生存发展高度依赖于这些事情做得好不好，那么，热衷并擅长此道的那些人无疑将如鱼得水、步步高升、扬眉吐气，也意味着企业其他资源的价值被贬低了，原本应是核心资源的技术、生产和管理能力成了次要资源，这些岗位上的员工也成了“干活的”。

不幸的是，政府无微不至、无孔不入的干预和管制，正在许多行业塑造这样的激励机制和企业文化，假如你不想让自己的企业也变成这样，只能不进入这些产业，或者将这些事务外包给别人。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国家常宁愿让本地代理商去处理这些事情，这是明智的选择，除了信息障碍、法律风险和公共形象，企业文化遭受腐蚀的危险恐怕也是重要的考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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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此，詹姆斯·威尔逊（James Q. Wilson）在《官僚机构》（2000年）第二部分，特别是第六章中做了精彩的分析。

(2) 见wikipedia: Moore's law。

(3) Thomson公司经改组后仍以Technicolor的名字继续存在，但已完全退出消费电器和电子业务，转为一家提供视频解决方案的技术公司。

(4) 剥离出来的业务组成了Agilent技术公司。

(5) 类似的观点我在“戴姆勒案助推反贿赂卡特尔”（No.756）一文中也曾有表达过，该文可作为一个案例参考。

第七章

失败者常常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在本书第15篇里，我曾提出：一个高度竞争市场的存在前提是，其中每个厂商都必须拥有相当强的垄断地位。这即是说，任何厂商要在竞争中长期立足，必须拥有某些垄断性资源，或者说“独特的优势”。

然而，任何垄断地位都是对他人的诱惑，人人都想找出替代资源，同行们想用替代品从原本由你独享的垄断租金中分得一杯羹，而你的买家们则希望足够多的替代品能让他们免付这笔租金。所以，你无时无刻不在丧失生存基础的危险之中。

更糟糕的是，你不仅要为自己的资源操心，还要为你的商业伙伴和上下游操心，特别是所在行业的领导者，因为支撑整个行业现有格局的核心资源，也可能突然被釜底抽薪。例如你是Windows应用开发商，某一天或许会发现客户们不知何故都在倒向Linux平台，或者，你在.NET上积累多年的知识储备和大量代码突然变成了废物。

无法预料变化何时到来，用户体验的微妙差异常常让一个产品暴得大名，另一个却一败涂地、沦为笑柄，而你事先却看不出两者有何显著差别。特别是当你的客户的迁移成本很低，而你的宝贵资源却锁定在既有模式上难以迁移时，你就更需要为自己的命运担忧。这或许会让你感叹世事之无常，却是你不得不接受并加以适应的现实，这就是活生生的市场。

31．报业失去了什么

2008-12-29，No.499

上周五，纽约时报集团宣布挂牌出售波士顿红袜棒球队17.5％的股份，就在之前两天，它刚刚宣布了近年来最糟糕的业绩，不仅传统的印刷广告收入继续加速下滑，连此前一直在增长的网络广告也开始下降。为了应付收入下滑和现金流枯竭的局面，纽约时报安排了一系列资产出售；早在去年初，它已出售了包括九家电视台在内的广电业务；上月中旬，它抵押了去年刚刚建成启用的总部大楼来换取贷款；在出售红袜队股份之后，它很可能继续出售《波士顿环球报》和About.com。很明显，如果在未来几个季度中无法遏制收入下滑趋势，纽约时报集团将面临与芝加哥论坛报集团同样的破产命运。

近年来，在互联网和新媒体冲击下，美国传统报业早已陷入困境，金融危机或将成为打垮它的最后一击。那么，究竟什么因素使得报业在网络冲击下如此不堪？要知道，并非所有传统媒体都是如此，通讯社和电视网在网络时代就活得很好，甚至还在增长。从这一对比中，我得出的判断是：在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的变迁中，必定有一种报业原本拥有的核心资源丧失了。它是什么？

我们每天从外部世界获得的信息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出于我们即时的需要而主动求索的，另一种是别人认为我们可能会需要而主动向我们推送的。传统媒体做的便是后一种。一个人每天愿意接受他人推送来的信息的量十分有限，少于这个量的信息，他会视为享受，而多于这个量，就是负担了。一份报纸要做的，就是在你能接受的那个容量限制下，装进那些最能引起你兴趣的信息；这些信息，它可以从通讯社采购，也可以自己去采编。

如果这份报纸只给你一个人看，那报社就是你的情报顾问；但是多数人雇不起情报顾问，所以报纸必须达到最小发行量来支撑它的采编团队；它能否做到这一点，取决于它能否从成本可行的发行半径内的识字人口中，找出足够大的共同兴趣集合。在报业发展早期，每个城市和地区都会有一批办报人来尝试，在经历过一番淘汰之后，当竞争格局稳定下来，那些成功找到足够大的共同兴趣集，从而突破了最小发行量的报纸，便生存了下来。

一份报纸一旦有了稳定发行量，便获得了这样一种地位：它成了读者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人们在茶余饭后或坐车等电梯时，翻阅一下报纸，便通过这个窗口获知这世界又发生了些什么；此外，有些人还会订阅一两份杂志，来满足自己的独特信息需求，由于杂志的成本结构对最小发行量的要求更低，因而可以针对更狭窄的共同兴趣。由于受到最小发行量门槛的保护，窗口地位一旦获得便很难撼动，于是窗口成为一种独特的资源，报社可以将其中一部分租给广告商，这构成了其运营收入的大部分。

但是，窗口资源并非恒定不变，每当新技术改变采编、印刷、投送和信息展示等任何一个环节的成本结构时，报业总是会受到冲击。实际上，20世纪互联网发展之前，已经有了两次大冲击。第一次是电视，它开辟了全新的窗口，但报纸凭借信息密度高、可选择性随机阅读和可利用零星时间阅读这三大优势，虽然被电视夺走大块份额，但仍争得了生存空间；第二次是数字化出版和图文传输技术，扩大了报纸的有效投送半径，使得大批地区性报纸难以独立生存，要么萎缩为地方小报，要么依附于全国性报业集团。

这次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冲击无疑更加猛烈，新闻门户、内容网站、订阅邮件和RSS阅读器都在努力成为新的窗口，实时网络新闻在时效性上压过了日报，报纸赖以抵御电视的三大优势中，前两个已经丧失：多媒体和互动技术在表达能力和信息密度上都远胜报纸，选择性和随机阅读也更加灵活，而第三个优势，随着高分辨率智能手机的普及和手持阅读器的发展，以及未来电子纸的出现，也正在或即将丧失。

旧窗口已经瓦解，新窗口有待建立，报业的未来（如果还有未来的话），必须在新的技术基础、业务模式和成本结构上彻底重建，立志于未来者，应将新媒体视为机会，而非洪水猛兽。

〖后记〗

本文发表之后，报业危机仍在继续加深，自那时以来，事态又有了重大进展(1)，Kindle和iPad热销程度远超预期，它们正在迅速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惯，同时，它们所提供的新的订阅模式也让报业看到了一丝生机。

不过，Kindle和iPad带来的只是介质的变化，相对于互联网和IT技术发展所释放出的全新的信息需求，这未必是一种能够长期立足的模式，导致新闻业危机的主要因素仍未消除，这恐怕只是一根救命稻草，可以为报业的新媒体变革提供一段缓冲时间。

博客、手机摄像头、YouTube、微博、搜索引擎、BBS、社交网等，已彻底改变了新闻生产和传播方式，也全面改变了人们对新闻实时性、触角深度、观点多样性、互动方式和信息源聚合能力的期待，潘朵拉盒子既已打开，就收不回去了。

32．丑闻迭出的奶业出路何在

2008-09-24，No.603

近几年来奶制品业高速增长的繁荣景象(2)，一夜之间被奶粉事件所打破，从事件所揭露出的原奶收购环节的细节中，可以看出该行业的一度繁荣所依赖的基础是何等粗糙和脆弱。一些厂商在短期内的高速扩张，并非基于其产能、技术、检测和管理能力的对称扩大，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简单的扩大收购范围和与此相应的降低质量标准。

在这样的基础上，繁荣是难以长期为继的，出问题是迟早的事。这次危机以空前的烈度和曝光度暴发，把这一行业所存在的问题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人们眼前，这或许会成为奶业改造升级的一个契机。

这次出问题较严重的，多数是国内一线品牌，相比之下，地方性二三线品牌问题反而较少，原因是后者没有经历高速扩张。在产业高速增长期，终端厂商总是希望在短期内提高自身品牌的市场覆盖率，往往会全力扩充其终端产品的制造能力，但同时却受制于土地、技术和成本因素而无法同步地提高其在上游环节的产能，而只能加大对中间产品提供者的依赖。这在奶制品行业表现为分散奶农和独立奶站的大量涌现，而自营牧场和奶站的建设速度却远远落后，结果是更多更复杂的中间环节，整个产业链被拉长了。

分工深化和产业链拉长原本不算坏事，在其他行业常可见到比奶业长得多的产业链，最终的配置将由规模经济和交易成本的分布决定。然而食品行业的特殊性却使此类分工面临独特的风险。终端制造商的命运依赖于其品牌的认知度和信誉，他们在品牌建设上都投入了巨资，因而有足够的激励去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性。问题在于如何将这种激励传递到产业链的每个环节，迄今为止，工业界想出的最好办法是建立质量追溯链条，使得终端产品上所发现的每个质量问题都能追溯到其最初源头。

然而这一方法对于食品业却十分困难，食品从最初的原料开始，就是成分极端复杂、不精确且差异甚大的化学混合物，在制造过程中又会经历一系列不可逆的混合与生化反应，其复杂度与机械和电子制造的切割与装配过程不可同日而语，质量追溯链条在任何环节都可能断裂。质量追溯的困难使得食品业在拉长产业链时面临比其他行业大得多的风险，因而传统知名品牌厂商在调整分工和选择上游供应商时都会慎之又慎，把每个环节都控制在自己的视野之内。

离开了可追溯性，要确保质量的激励传递，除了严格可靠的检测手段，更重要的是长期合作形成的信赖关系，然而奶业公司和分散奶农与小规模独立奶站之间，却很难指望能建立起这样的关系，同时分散奶农和奶站的小批量多批次交货也大幅增加了检测负担和成本，使得严格细致的检测在经济上变得不可行。这样看来，基于奶业发达国家长期经验和成熟技术建立规模化牧场，才是国内奶业的出路，只有规模化才能培育起上下游之间稳定的合作与信赖关系，也才能让严格完善的检测在成本上变得可行。

发展规模化牧场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土地所有权，在现行地权和征地制度下，开辟大牧场难免会侵犯农民土地权益，挤压个体奶农的生存空间。如果能将土地产权落实到农户，并开放地权自由流通，让奶农可以用土地权和奶牛入股大牧场，就能在规模化的同时保障农户权益。如此，我们的奶业将有望浴火重生。

〖后记〗

从地沟油、大头娃娃到三聚氰胺，食品业丑闻迭出，有人惊呼消费者对国内食品业的信任已丧失殆尽，但我们也应看到事情积极的一面；好消息是，消费者终于开始愿意为质量、品牌和信誉付钱了，人们开始不怕麻烦、不惜高价、不惧运费和关税，涌往香港或直接从新西兰购买奶粉，在超市货架前，人们挑选食品时也开始仔细查看标签了。

同样，企业也终于开始在质量控制和信誉保障上大笔投入了，危机着实让他们感觉到了压力，而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也给了品牌建设以动力。

这些发展，给我们很好地演示了市场机制是如何在质量改进与品牌演进过程中起作用的：资本市场首先作出反应，股市给了企业方便的融资机会，但对丑闻的惩罚也同样迅速而干脆，大型零售商为自保也迅速行动，这表明当制造商的信誉机制缺失时，零售商的品牌价值将提供第二道防线，最后，幸存下来的奶业巨头纷纷筹划自建牧场，预示产业结构开始响应市场信号而开始重构(3)。

33．诺基亚该往哪里跳

2011-02-11，No.1581

最近，上任已五个月的诺基亚首位非芬兰人CEO埃洛普终于发威了，在一份泄露的内部备忘录中，他向公司员工发出了最强烈的警告，将企业所面临的困境比作着了火的钻井平台，需要迅速做出决定，是冒着被冻死或淹死的风险跳下海去，还是冒着被烧死的风险享受平台上正在快速缩小的安全空间。

从过去几个季度急剧下滑的市场份额和利润看，埃洛普的比喻是贴切的，而在之后的分析中，他也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诺基亚所面临的困境，并非一两个产品的失败，或某几项技术的不足，而是源自整个手机产业生态系统的变迁。但有一点他说错了，困局的起因，并非因为诺基亚管理层做错了什么，他们并未“将汽油撒到我们燃烧着的平台中”，相反，错误在于他们没做什么。

或许一切都发生得太快，让人来不及反应，人们都还记得，三年前正当老对手摩托罗拉陷入困境时，诺基亚却是如日中天，傲视群雄。那一次，他做对了两件事：首先，他认识到作为生活消费品的手机与作为工业产品的电信设备共存于一个企业，在管理结构和企业文化中所制造的混乱，及时完成了分拆，而摩托罗拉的分拆一直拖到上个月才完成。

其次，他积极拥抱全球化和供应链革命，并将其消费者基础建立在全球市场，特别是新兴市场之上，实现了低中高端全面覆盖；相反，摩托罗拉却满足于美国市场这个安乐窝，对中低端市场也缺乏关注，最终当韩国厂商开始进入美国并从低端向上蚕食时，他用来招架反击的手段便十分单薄；摩托罗拉的命运表明，在大势上一旦走错，靠一两个产品的成功（即便如RAZR那般辉煌）是很难挽回败局的。

那么，自那时以来，产业又发生了什么变化，而哪些事情诺基亚没有做对呢？最根本的变化在于，消费者不再将手机视为有着固定功能组合的通信终端，而是一部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手持电脑，是一个运行各种应用的平台，更是一个通向互联网这个花花世界的窗口。这一变化剥夺了诺基亚在功能设计和组合搭配上所积累的庞大资源优势，其中包括对消费者手机使用习惯所做的大量细致入微的行为学研究。

当然，诺基亚并未忽视手机的智能化发展，但他无疑低估了变化的速度，或许很少有人会料到基于网络的应用向手机平台的迁移会如此迅猛，而开发社区与用户的热情如此高涨，同时高端硬件的制造成本下降又如此快速。假如Symbian早两年走向开放，或者对MeeGo的投入坚决一些，或者诺基亚抢在苹果前面与谷歌合作，甚至放下架子和摩托罗拉一样积极拥抱Android，结果是否会不同？

诺基亚显然清楚平台的重要性，他的迟疑是有道理的，在一个实现了标准化的产业里，单纯硬件制造商的地位微不足道，假如他加入一个由别人主导的平台，无论是谷歌还是微软的，最终他将沦为另一个Compaq，在另一个Wintel世界吃点残羹冷饭，对于那时还坐拥半壁江山的巨头来说，这样的决定显得太疯狂。所以，诺基亚决定独自养大自家的平台，并指望市场会给他足够的时间，但现在看来已经来不及了。

Symbian开放努力的失败和MeeGo的迟缓，表明了诺基亚不具备领导一个开放平台的能力，但在未来的产业格局中，他并非没有机会，他还有几张底牌：对消费习惯的把握，应用设计能力，庞大的用户群和良好的运营商关系。一种可能性是，恰当地组合这些资源或许能将他变成一家服务运营商，Ovi有着庞大的用户群，但迄今还是完全封闭的，若有足够的决心和投入，不是没有可能改造成一个开放的服务平台。

诺基亚甚至可以考虑收购一家电信运营商来试验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将应用与内容服务植入电信和网络套餐中。随着手机应用不断多样化和网络化，以及云计算的发展，今后运营服务的分层化将不可避免，直接面向用户的服务运营和退向后台的基础运营将逐渐分离，这是个争夺尚未充分展开的领域，尽管苹果的iTunes占得了先机，但诺基亚的用户基础和运营商关系将为他进入该领域提供不小的优势。

〖后记〗

本文发表当天，就传出了诺基亚与微软结盟的消息，我在博客上给文章加了段按语：

许多人都认为这是条死路，我也不大看好，但我不认为这是个轻率的决定，这个选择很痛苦，但比不做任何选择要好一些，可以说诺基亚娶了个又丑又悍的老寡妇，但也没办法，靓女都嫁掉了嘛，毕竟微软还有些重要资源，还不是条破船，Exchange/Live/Bing都是诺基亚所缺的，对这对夫妻，我最期待的亮点将来自Ovi与Live XXXs，特别是与LiveMesh（它还活着吗？）的结合，那将是云计算之外的另一个选择。

实际上，在2008年Android联盟宣布时，我已预感到诺基亚终将面临今日的困境和痛苦抉择，尽管当时在业绩表现上诺基亚正如日中天(4)。

曾在桌面系统上演的平台大战（IBM PC vs 苹果、Windows vs OS/2 vs Mac），如今正在手持终端上重演，但因为有了互联网，有了电信运营商的加入，这一次的战争格局要混杂得多，并且随着电视、通信、电脑的日益融合，战斗在桌面、掌上、客厅和驾驶室四个战区依此展开。

各家都有自己的资源优势，微软拥有绝对优势的客户和开发者平台依赖，谷歌有着最全面的平台战略（也是唯一已进入全部四个战区的平台厂商），而苹果则拥有最忠实的粉丝，随时愿意尝试他推出任何产品，而iTunes/AppStore也让他在内容上占得先机(5)。

34．淘宝，集市还是市场

2009-06-24，No.373

日前，在历时近一年的小范围测试之后，淘宝网终于将淘宝开放平台（TOP）正式对外开放公测；通过向第三方开发者开放插件、应用程序和数据访问接口，TOP为淘宝商家提供了建立个性化网店、扩展业务功能，甚至定制商业模式的可能性。

这是淘宝近年来最大的动作，这一平台连同其所属的“大淘宝战略”若能顺利推进，将推动淘宝网从目前由一群同质化店铺组成的有形集市，升级为由多样化且各自独立进化的商家所组成的商业生态系统，后者更接近现实中的无形市场。这无疑是巨大的创新，尽管目前还很难评价它有多大的成功把握。

同质化是目前C2C电子商务的普遍特征，和专业批发市场和小商品商城类似，每个电子商务网上的店铺和商家都很相似，从商品和交易数据结构、商品展示界面、竞价与交易方式，到商品交付流程、支付手段、信用评估体系，都由运营商统一设计，个性化和功能定制的空间十分有限。

尽管同质化可以带来简化开店和交易流程、降低用户学习门槛和降低运营复杂度等诸多好处，但同时也限制了其市场范围和创新潜力。那些有特殊需要的新型和高端商家，只能等待运营商的功能升级或特殊版本，而后者对特定领域和细分市场的感知和洞察能力，显然不如身在其中的具体商家。尤其对于淘宝这样已经拥有巨大用户量的运营商，其技术和业务策略必然趋于保守，不可能为少数需求而频频改版升级。

过去五六年中，随着物流和支付瓶颈被突破，电子商务经历了爆发性增长。但如果不能突破商业模式单一性造成的市场范围局限，这种增长恐怕在几年内便会见顶。一旦各自所适合的市场趋于饱和，C2C将与B2C发生正面冲突。而在多样化和灵活性方面，与专注于单一业务且运营与销售合一的B2C模式相比，C2C将处于不利地位。这样看来，此时推出大淘宝战略和TOP计划，是在正确的时间做出的正确决定。

如同生物系统一样，市场的妙处在于它是一个不断自我演进的系统，参与者不断找出新的商业模式来取得适合自己的生态位。如同物种进化过程中涌现的新的细胞类型、器官和行为模式，市场演进过程中也会涌现出新的交易安排、合约类型、定价机制、组织结构、信用评估手段等商业元素。

如今的无形市场，已经发展成功能高度分化的多层次复杂结构，许多参与者并不直接从事商品买卖，而是为交易双方提供传播、中介、配送、结算、评估、仲裁等中间服务。这些发展，都需要有一个开放的基础信息结构来做支撑，目前的C2C系统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有了TOP，未来淘宝商家可以采用适合自己商品的展示界面（如去年有人开发的试衣间插件），请专业界面设计师来“装修”自己的店铺，可以将商品展示延伸到博客、论坛、SNS等各种网络媒介，也将有机会采用高级的定价策略，实行会员制和积分制，定制套餐和优惠券，向第三方外包客户服务，采用有针对性的统计分析模型，甚至运用此前只有规模企业才负担得起的库存管理和质量控制手段等。一旦TOP能吸引来优秀的独立开发者，上述种种令人浮想联翩的可能性便会展现在我们眼前，各种新型商业模式也将随之涌现。

自从突破配送和支付瓶颈之后，C2C的主要障碍便是信誉机制，当初淘宝能迅速打败易趣而取得现在的地位，正是因为他在延迟支付、无条件退货和信用评级等方面做得更好。然而也正是在这方面，淘宝模式已开始显示出严重不足，近年来随着网店数量暴增，涉及质量和信誉的不满和纠纷也在增加。

不同类型的商品、不同定位的商家，采用的质量和信誉策略是不同的，单一体系不可能同时满足各种要求。可定制化和第三方模块将使高端商家有机会引入更复杂的质量和品牌策略，如第三方质量评测和信用评级，同类商品的对比和排行榜，基于共同质量标准的连锁品牌，甚至第三方质量仲裁机制等。

从有形集市向无形市场的升级，需要运营商大幅度转变自身的角色与功能定位，从具体规则和交易模式的设计者，转向更抽象的基础规则和进化环境的创造者。对于淘宝，从知识储备、战略规划，到技术架构、实施路线，这一转变都将是巨大的挑战，成，将造就一代王者；败，则现有地盘难保。

〖后记〗

淘宝是国内互联网产业中极少数不以模仿抄袭起家并获得了成功的企业之一（假如不是唯一的话），自由市场上，抄袭者原本没什么大机会，顶多凭借些本地性资源优势分一小杯羹而已，但在国内，抄袭者们却如鱼得水，一个接一个成为巨头，而且抄得越彻底，产品推出越快，就越容易占得先机。

抄袭策略之所以成为主流，完全是因为制度和政策性的市场壁垒将国外创新企业挡在了外面。淘宝能抵御这一诱惑，坚持创新策略，值得尊敬。

两年来，淘宝在制度建设上有不少进展，品牌店、淘宝商城、供商家选择采纳的标准化承诺（如七天无理由退货承诺）、退货运费保险等，评价机制也在微调，尽管速度还不够快，许多应有的发展尚未开始，但朝向市场制度完善的创新始终在持续。

淘宝的成功，得益于国内市场制度的不完善所造成的中小企业恶劣的营商环境，他抓住了这一机遇，不仅为自己谋得了收益，也给无数穷人创造了经营小本生意的机会。

35．内地游客如何改变港澳旅游业

2011-02-17，No.1616

春节期间，接连在香港和澳门各发生了一起游客与导游之间的冲突事件。第一起是双方互殴，结果旅行社破财消灾、息事宁人；第二起据说是游客单方面殴打导游，结果引发导游同行群情激愤，恐怕要打一场官司了。受此事件震动，一些呼吁行业自律和自保机制的声音再度在港澳旅游业界出现，甚至包括建立游客黑名单之类的提议。

自2002、2003年内地赴港澳旅游的限制逐步解除以来，内地游客大量涌入港澳，导致港澳旅游、博彩和零售业的迅速增长。伴随这一增长，内地游客与导游间的冲突和暴露港澳导游不良言行的丑闻也在不断增加。对此状况，有人哀叹香港旅游服务的品质正在随规模的扩大而下降，要求加强自律的呼声不断，而政治家也不失时机地跳出来，断言仅凭自律不够，要引入行政监管。

对于急切寻求制度性措施来避免冲突、改进行业状况的人们，重要的是要弄清导致上述变化和冲突的原因和机理。在我看来，变化的主线，是伴随消费群的变化而发生的一个劣币逐良币过程，或者说是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在起作用。劣币逐良币的意思是，商品的某项品质，若分布于一个消费者无法分辨或即便有所分辨也不影响其选择的区间，那么，该品质最终将下降到这一区间的下限，即品质高于该水平的商品将从市场消失(6)。

格雷欣法则的原理很简单，创造和提供品质都是有成本的，若额外的品质不能影响消费选择，厂商自然不愿意负担这项成本。但格雷欣法则的现实表现却十分复杂，要判断消费者能或不能分辨哪些信息，哪些环节导致了信息障碍，信息最终如何影响消费选择，并不容易。

一种常见的情况是，当一个市场突然涌入大批缺乏经验和辨别力的新手时，格雷欣法则便会启动，此时，我们通常都会听到那些老“达人”们哀叹：行业被做滥了。在餐饮、影视、新闻、教育等行业，当消费群突然扩大时，我们都看到过类似的过程，港澳旅游业遭遇的不同只是，市场并非原地放大，而是从外部涌入，或许澳洲的国际教育业是个恰当的参照。

一个对格雷欣法则的普遍误解是，它会导致行业品质的全面恶化，其实这只有当仅存在一个可识别的品质区间时才会发生。显然，便士铜币不会驱逐先令银币，而只会驱逐成色比它好的便士铜币，每个品质区间都向其底部靠拢，最终行业将分化成几个泾渭分明的品质档次。所以，格雷欣过程并非悲剧，相反，它恰恰是质量和价格信号体系得以演化的关键机制。

起初，随着市场突然放大，许多旅行社发现扩大业务规模比确保服务品质更有利可图，当其他旅行社发现他们的品质坚守并未获得消费者青睐时，格雷欣过程便启动了，一段时间内鱼龙混杂，似乎一切都在恶化，然后抱怨、冲突、丑闻开始泛滥，但恰是这时候，建立品质鸿沟的机会来了。

一些商家会适时跳出来宣布：我们只做高端业务。假如他们是认真的，将会从商业模式、形象识别、价格水平、业务渠道等方面，构筑全面的隔离栅栏，甚至旅行社这种名字都可以放弃。格雷欣过程所导致的局部一致化，和不同档次之间刻意拉开距离的努力，将共同完成质量符号体系的构建，通过品质离散化，消除了庞杂和连续性带给消费者的识别障碍，这期间将伴随着同质厂商之间的联盟和兼并过程，或许行业协会也会随之而分裂。

那些致力于产业制度改良的人们，需要明白的是，好的产业不必是创造最优品质的产业，而是最能满足需求的产业，抱怨和纠纷并不是品质差的结果，而是品质不符合预期的结果，你不会因为在地摊上买到低档货或在大排档里吃出根头发而恼羞成怒，所以，重要的是让市场发展出鲜明清晰、不易混淆的质量识别符号系统。上面描述的演化过程，尽管只是设想的，但其他产业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这是值得期待的。

〖后记〗

消费群的规模、收入结构和偏好分布，是产业生态的环境条件，所以，当目标消费群的规模突然放大、结构也全然不同时，供给方动荡和重组是自然的结果。类似的情况，我们在许多行业从贵族化走向大众化的过程中，都会观察到，常有人会悲叹市场被庸俗化了、被做滥了、高品质一去不复返了，实际上这只是表象。

某些商品和服务，当只有极少数富裕者能够负担和享用时，无疑会是精致的、优雅的甚至高贵的，如手表、钢笔、浴缸或者玻璃餐具，拜技术进步和市场分工之赐，如今这些东西平民都可轻易享用了。回顾产业历史，我们会发现，当初也有无数人抱怨品质水平被一群毫无鉴赏力的乡巴佬给拉低了，但事后看来，这些担忧是多余的，今天，市场上仍有高档手表、高档钢笔和高档浴缸，品质并未消失，它只是分化了。

差别只是，低成本或收入的普遍提高扩大了市场容量，因而提高了品质需求的多样化程度，进而导致品质档次的分化，结果这些原本属于奢侈品的商品类别本身不再与高品质联系在一起。这样，追求高品质的消费者和希望树立高品质形象的生产者，需要寻找其他手段来建立品质区别信号，那就是品牌：以前仅仅手表这个词汇就足以显示品质和档次了，而现在要“劳力士”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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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后续事态和可能出路的更多评论，参见“新闻产业面临结构动荡”（No.624）、“报业困境的症结”（No.389）、“默多克，老糊涂还是老狐狸？”（No.284）和“纽约时报做了个好决定”（No.682）。

(2) 关于奶业高速增长与人口、城市化和劳动市场之间的关系，参见“奶粉背后的劳动力市场变迁”（No.604）。

(3) 对奶业危机后续发展的评论，参见“奶业重生初露端倪”（No.426）。

(4) 见“诺基亚全力对抗Android”（No.617，2008年8月5日）。

(5) 关于这场战争的更多评论，参见“数字战火燃向客厅”（No.610）、“ARM-Android vs Wintel”（No.478）和“弃购雅虎是微软的明智选择”（No.635）。

(6) 对格雷欣法则的含义，存在着另一种解读，认为它说的是在法定金银复本位下，由于政府规定以固定比率来兑换两种实际市场价格不同的货币，因而导致市场价格较高的那种货币（良币）被逐出流通体系。有读者在博客评论中指出了这一点，但依我看，这一解读并不能代表经济学界和大众对该法则的普遍理解，也未必与其思想渊源相吻合，对这一概念分歧的详细讨论，参见本文的博客评论和我的回应：“格雷欣法则：复本位vs符号化”（No.1664）。

第三部分

行为与心理

Behaviour and Psychology

为了不被人看成是一个粗汉，他还得在爱好的培养上下些工夫，因为对消费品哪些是名贵的，哪些是凡陋的，应当能够相当正确地加以鉴别，这一点现在已经成为他的义务了。对于有闲生活中的种种事物……他要在多少带些刻苦的情况下进行钻研，学会怎样在适当的方式下过他的表面的有闲生活。

——托尔斯坦·凡勃伦，《有闲阶级论》，1899

不必假定他们是理性的，他们不必试图最大化报酬，他们的策略可能简单表现了标准操作程序、拇指法则、本能、习惯或模仿……其采取的行动不必是有意识的选择……完全无须假定它们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1984

尽管经济学将人的行为作为研究对象，但其实经济学关于行为说的却很少，它的核心假定只有一句话：个人总是用他所能获得的有限资源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而在这么做时总是理性的；人们早已发现，当你真正走进生活，试图理解人类复杂、微妙而多变的行为时，它所能提供的启示实在有限。

这是因为，首先，经济学并不关心什么才是个人的利益所在，是衣食？金钱？快乐？亲情？健康？生命？许多人误以为经济学暗示了这些，其实没有，它只假定人总是有所追求，而追求的目标会从行为中表现出来，这些目标是稳定的，而可用的资源永远无法满足它们，仅此而已。

其次，理性假定看来也过于简单武断了，它与我们的直觉经验格格不入，近年来行为经济学派的大量实证研究也揭示了人类行为的非理性特征(1)，对于管理、营销和组织学等应用学科，这些其实早已不是秘密(2)。

由于这些局限，假如我们仅从经济学视角观察行为，感觉会像观察一个被麻袋从头到脚蒙住的人，他在各种物品间走动，我们可以测量他的路线、速度、停顿时间等，经由数量分析描绘他的偏好，猜测他的动向，但我们看不到他的举止、姿态和喜怒，也不知道他来自何方、在何种文化中长大、拥有哪些信念，那会是多么抓瞎啊。

理论麻袋是用来分割学科的，不应让它遮蔽我们的好奇心，然而，要揭开麻袋而又不至退回到朴素的闲谈，我们就需要接受来自心理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的智慧和启示。在本部分，我将尝试稍稍脱离经济学的范式规限，看看从另一些视角能否获得对人类行为的更好理解。另外，本部分选录的文章有些并非为纸媒所写，文字风格会有所不同，篇幅也将参差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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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Dan Ariely在《可预见的非理性》（2008年）一书里提供的许多案例。

(2)  一种较易接受的修正（如阿尔奇安（A.A.Alchian）在“不确定性、进化与经济理论”（1950年）一文中），是把理性假定界定为“进化理性”：由于市场机制会惩罚非理性行为，使得理性行为策略更容易延续和传播开来，因而从长期看，人们的行为总是趋于理性，至少总体上是，而对于受严格财务约束的企业，更是如此。

第八章

我们消费的果真是物质吗

当我们用弹性分析描绘消费者的需求曲线，或者用等优曲线分析消费者如何在商品集合中做出选择时，在我们眼中，仿佛这些商品都是一个个孤立的对象，它们之间充其量只有替代弹性所体现出的数量关系，以及对消费者有限预算的竞争关系。

这样的经济学视角当然很有用，但它不是一个观察消费行为的恰当起点，要理解消费行为，我们需要一个启发式，把纷繁多样的商品和消费行为放进一个有意义的结构中，这个结构就是生活方式。

和所有生物个体一样，个人面临的根本问题有两个：维持生存和繁衍后代，即他/她必须拥有某种生计模式，并能够找到异性繁殖伙伴，不同的是，人类个体必须在既定的社会和家庭结构中完成这两大任务。

这意味着，他首先要为自己在社会结构中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而这又取决于他在社会分工中所承担的角色；其次，他需要收集足够的资源来组建一个家庭，而他能从哪里找到配偶、组建何种家庭，同样取决于他的社会位置所对应的身份与角色。

在传统社会，身份、生活方式和消费结构之间，有着截然分明且近乎牢不可破的对应关系，你的父母是什么人，拥有哪些资源（土地、权力、官爵和专业），以什么为生，将直接决定你可以娶什么人为妻或嫁给什么人，住什么样的房子，甚至衣服的款式颜色，鞋尖有多长，发型和配饰，吃些什么，出门坐车、骑马还是步行，带不带武器，祭祖用什么仪式和祭品，说话的腔调等，几乎无所不包。

现代社会的高度流动性大大松动了身份与消费的关系，而日益加速的消费内容变化也模糊了生活方式的边界，然而，尽管已不那么严格，消费行为的模式化仍是可以辨认的，并且对社会的消费形态仍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从一些标志性消费行为，如你在中国某小城镇见到有人买了部家用咖啡机，你仍可颇有把握地判断他的职业、地位、收入、社交圈和文化背景，并由此猜测他还会买些什么，他的客厅和厨房里大概还摆着些什么，甚至他会有怎样一位妻子等。

36．为何高档香烟软盒比硬盒贵

〖第一帖，2009-08-19，No.346〗

抽烟的朋友可能会注意到，在最贵的那些香烟中，软盒的居多，如中华烟，（多年前的行情）硬盒的48元，软盒的68～88元不等。为什么？

从技术上看，软盒容易压扁弄皱，由于封口撕破后无法关闭，烟还容易撒出来，缺点不少，唯一能想到的优点是，抽掉一半后放在口袋里没那么鼓；而制造成本上，软盒也比硬盒低。

我的解释是：软盒烟卖得贵，正是因为它的那些缺点，使得它可以成为区分身份的有效标识，而高档烟价格中的很大部分（个人认为大致是超出20元的那部分）所对应的商品，就是身份识别符号。

试想，如果你是一个整天干体力活的蓝领工人，或者是整天忙忙碌碌、跑来跑去的白领职员，你不得不随时把烟揣在兜里，你就很难保持烟盒的挺括整洁，你就不得不忍受断裂、压扁、皱巴巴甚至弄湿的香烟，除了一小撮以这种皱巴巴香烟为情趣的异类分子之外，多数人会将此视为不便且不愿忍受。

我们知道，制造身份符号的要点在于难以模仿，于是，“能保持软盒烟的挺括整洁”便成了身居高位或有闲阶级的标识，尽管这一符号远不如别墅名车那么显著有效，但因为它的廉价和高曝光率，还是颇受青睐。

类似的例子还有高跟鞋、拖地长裙、长指甲、很容易弄脏的白手套、难以维护的丝绸服装……（当然其中多半已经过时了）

那些兜售奢侈品的商家，绝不会宣传其产品简单易用，易于维护保养，这些优点是留给大众消费品的。

一个稍显复杂、我还不能肯定的例子是素食、节食和瘦身运动，干过体力活或其他辛苦工作的人可能会同意：在一天劳累之后，你是很难抵御一番畅饮和大快朵颐的，控制食欲、清淡饮食、素食、节食，这些对于工作繁忙的人，是很难做到的，相反，职场的压力和烦闷还经常导致贪食多吃，相比之下，不必工作的居家师奶和游手好闲的富家少爷小姐，则有很好的条件修身养性，或许这正在成为一个新符号。

〖第二帖，2009-08-23，No.340〗

我前面的文章里，用“保持软盒烟的挺括可作为有闲阶级的身份符号”这一假说，解释了为何高档烟中，软盒往往比硬盒更贵，并得出一个推断：低档烟多半软贱硬贵，高档烟则相反；此外，我把高低档的分界线定在20元的位置。

今天搜了一下，发现网上一篇价目表内容较丰富(1)，于是逐一浏览来验证我的推断，结果发现，数据与预期非常符合。

可以看出（如表8-1～表8-4所示），在15对10元以下的样本中，无一例外都是软贱硬贵，而且软硬价差绝大多数是5毛，我猜这大致是制造成本之软硬差异；在7对20元以上的样本中，6对是软贵硬贱，只有一个反例，是珍品云烟，另有3对样本比较暧昧，我不确定应将其归入高档还是低档（这3对中，1对软贵硬贱，2对软贱硬贵）。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做更系统化的验证。

表8-1　低档烟价格对比

表8-2　高档烟价格对比

表8-3　明确的反例

表8-4　比较暧昧的样本

〖后记〗

身份符号的要点在于防伪，要给模仿者制造障碍，所以一旦条件变化使得障碍不再难以逾越，这个符号就会被放弃。

40岁以上的人或许还记得，涤纶在20世纪70年代被尊称为“的确良”，比棉布高档，当时农产品价格普遍低于工业品。后来，全棉成为时尚，一方面因为棉布与涤纶的价格发生了逆转，同时也因为纯棉制品很难保持挺括整洁，这成了有效的模仿门槛。当全棉免烫技术普及之后，纯棉很快失去了其符号地位，接替者是古老的亚麻。

37．时尚，另一种宗教(2)

2009-04-29，No.414

时尚的生成和流行过程是宗教之外的又一个观念自组织的典范。从发生机制上看，它与宗教十分相似，所以，把时尚称作一种现代宗教，不算太离谱。

富与贫、贵与贱、博学与无知、高雅与粗鲁、悠闲与劳碌，人的这些差异，常常会影响他们在对消费品和生活方式的选择，这种差别在某些方面——如服饰、住宅、随身物品、交通工具等——表现得特别明显，当这些差距逐渐拉开而变得易于辨认时，人们就会通过其中最明显的某几种差异来识别一个人的贫富等级、地位高低、教育程度，甚至生活经历和职业。

而一旦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常常又会反过来刻意地明确这些差异，状况相近的人们会有意识地调整他们的消费品和生活方式，不约而同地向那些最易于识别的款式和品质靠拢聚集，最终，整个社会围绕着几种典型消费品，自动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的栅格状结构，这一分层化的自组织过程就叫时尚。

如果仅仅看到上面的分层结构，那就没有抓住时尚的精妙之处，时尚之所以如此激动人心，重要的是它的结构是在不断运动变化之中保持的。当层次结构日益显现或者已然明朗时，那些面临着为选择某个将要厕身其中的阶层而作决定的人，常常会将目光投向他们的“上”方，选择一个包括了许多条件优于自己的人的阶层。

这种向上靠的倾向使得每个阶层中那些财富地位等条件最优的人的生活方式成为被模仿的对象。然而，一旦这些被模仿对象意识到与自己同处一个阶层的，多数是条件比自己差的人，这一发现会让他们感到恼火。

为了摆脱与乡巴佬为伍的屈辱感，这些被模仿者只好不断地花样翻新，以便与模仿者拉开距离，而后者一旦发现新花样已经成为时尚，总是精神抖擞地奋起直追，就在这你追我赶之中，时尚的浪潮涌动起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潮涌中，追逐的双方都兴致盎然，乐此不疲，劲头丝毫不亚于热忱的宗教信徒。每一波时尚的浪潮，都将一组关于消费和生活方式的新观念，从最初的一小撮人那里，逐级向下，传播到几个阶层甚至整个社会。

正如权力在宗教传播中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商业力量在时尚流行中——也因为同样的缘故——起到了类似的也许是大得多的推动作用。消费品的经营者首先去努力发现、识别出（甚至制造出）那些最能代表身份的东西，通过自己的产品加以明确化、符号化，然后向那些热衷于向上靠的时尚追逐者们推销这些符号；等这一波浪潮渐趋平静，他们又转过头来，告诉那些“领潮者”，这些旧东西已经显得太俗气了，不再配得上你的高贵身份，该换换花样了，于是另一波浪潮开始了。

〖后记〗

时尚的模仿与反模仿追逐游戏，有点像轮番升级的军备竞赛，游戏中的人们必须不断奔跑才能留在原地，有趣的是，在某些时尚元素上，追逐会沿着一个圈子不断循环，如流行色、简与繁、紧与松等。

38．捡到支象牙筷，配穷个人家

2009-12-22，No.790

“捡到支象牙筷，配穷个人家”，这是吴语中的一句俗话，我是从外婆那里学到的，它被用来讽喻那些与所处生活方式不符的消费行为：为了用上那支象牙筷，你得花钱为它配上另一支，还有称得上的碗碟，然后你又发现原来的餐桌太寒酸了……

这大概是对我所鼓吹的“消费离散性假说(3)”的最生动演示了，关于这一假说，我曾在许多帖子里提到过，下面的段落便摘自这些帖子。

〖三种基本消费风格及其储蓄含义，2009-12-05，No.802〗

从“消费行为在若干非连续状态（我将这些状态称为生活方式）间迁越”这一假定，可以推出三种消费风格，其储蓄含义不同。

（1）及时享乐主义：选定一种自己能够轻松负担的生活方式，并在此方式下尽可能多消费。

（2）韬光养晦主义：选定一种自己能够轻松负担的生活方式，并在此方式下尽可能少消费，多储蓄，为下一次迁越做尽可能快的准备。

（3）冒进主义：选定一种可能的最高阶生活方式，即便为此穷尽一切已有的或预期可获得的资源。

显然，这三种消费风格带来不同的储蓄倾向，对应的储蓄率（3）<（1）<（2）。

这样，那篇文章对中美储蓄率差异的解释便可表述为：中国消费者更多地持有第（2）种消费风格，即他们对本人或其子女的未来生活方式都有较高的期望，并为此而大量储蓄。题外话，实际上还可以想象第四种风格。

（4）清心寡欲主义：无论收入多少，选定一种尽可能低阶的生活方式，多出的钱自动变为储蓄。

但是，风格（4）与经济学硬核中的“稀缺性假定”相矛盾（该假定认为，人必有至少部分欲望永难满足），故不予考虑。

〖消费之非连续性与需求弹性，2009-12-21，No.792〗

离散性假说实际上将消费行为识别成了一个两阶段选择：首先选择生活方式——它本身是一种消费品，然后在此生活方式所框定的范围内选择具体的物品和消费量；进而，该假说指出了，对生活方式的不耐与对具体消费品的不耐是两种不耐，且会以特定方式相互影响——如在策略（2）之下，前一个不耐会导致后一个很耐。

有意思的是，该假说还可以推出一些关于需求弹性的推论：

通常，我们会用必需品和奢侈品等类别来区分不同弹性的消费品，然而，用弹性所区分出的必需与奢侈，有时跟我们的直觉感受很难协调，如“面子”，按理说算不上不可或缺之物，但许多人都可以为了面子不要命，弹性小得令人咂舌。现在有了离散性假说的若干推论，此类现象便很好理解。

（1）推论一：同一物品，对于处于不同生活方式的同一个人，具有不同的弹性。

（2）推论二：处于一种生活方式底部的消费品（意味着失去它们就会堕入另一种更低阶的生活方式，即便它在其他不处于该生活方式中的人们看来是奢侈品）弹性很小，反之，远离底部的消费品弹性很大。

（3）推论三：同一物品的上行弹性不等于其下行弹性，也就是说，物品随收入上升（或价格下降）的弹性变动曲线，与物品随收入降低（或价格上升）的弹性变动曲线未必重合，用俗话说就是：某些物品，他拥有之前不甚在乎，拥有之后却守之如命。

〖为何穷人更爱买彩票？2010-01-05，No.781〗

若从直觉出发推断，风险偏好似乎应与收入水平成正相关，即富人更爱冒险，因为富人有更强的风险抵御能力，百万富翁输掉90％还有10万元，收入越高，便有越多的比例可以输掉而不影响基本生活所需。然而在现实中，可以观察到，在许多风险领域，如彩票、赌马等，穷人具有更高风险偏好。

我觉得，这一现象只有放到我的“消费离散性假说”之下，才能得到适当的理解，在该假说引导下，我们甚至可以精确地预测，一个人究竟穷到何种程度，才会对何种风险拥有较高的偏好。

按离散性假说，决定个人消费行为的动机分为以下三层：

（1）维持现有生活方式。

（2）努力提升至更高阶的生活方式。

（3）在给定生活方式下，更多更好地消费。

假说认为：其中前两层是根本的、决定性的，第三层是琐碎的、次要的、容易割舍的。由此不难得出关于风险偏好的若干推论：

（1）若某人之预期收入流只够勉强维持其当前生活方式，毫无结余，则其风险偏好极低。

（2）若某人之预期收入流足以维持其当前生活方式，且结余额有望在可见未来助其升至更高阶生活方式，则其风险偏好居中。

（3）若某人之预期收入流足以维持其当前生活方式，但结余额无望在可见未来助其升至更高阶生活方式，则其在运用该笔结余时的风险偏好很高。

大量低端工薪者恰属第三种情况，他们无论如何省吃俭用，省下的积蓄也不足以让他们住进高档社区、开上宝马，而一个头奖却可以立即做到，所以在每周几十块的彩票上，他们的手会很松。

这一解释也对彩票设计指出了原则：彩票价格必须适合低端工薪者的开支结余，头奖金额必须能让他在生活方式上提升至少一级台阶。

〖为何失业者不愿接受低端工作？2010-03-17，No.759〗

消费离散性假说似乎能比经典理论更好地解释就业市场。所谓消费离散性，我此前的表述是：随着个人收入的提高——无论这种提高是已经发生还是尚在憧憬之中——个人消费并非连续改善，而是在一系列生活方式中，作阶梯式的跃迁。

但近来在思考就业问题，并意识到它与生活方式之间的紧密关系之后，我觉得这个表述不好，过早地引入收入和消费概念，限制了模型的适用性和解释力。看上去更贴切的是：个人在憧憬和安排未来生活时，是将资产、消费、职业、闲暇捆在一起考虑的。

对于个人，职业不仅是一种收入来源，也是构成其生活方式的重要部分，并且职业与生活方式之间存在兼容性问题。因此，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某人为了获得维持当前生活方式所需收入，接受一种与该生活方式不兼容的职业，或者某人从某种职业中获取的收入，使他迁越至另一种更高阶生活方式，但同时他仍保留该份与新生活方式不兼容的职业。

显然，从经典理论是得不出这样的约束的，而按先前的表述，我的假说也得不出。所以，离散性假说更恰当的表述是：个人总是努力获取所需的能力，以便在一系列生活方式中，使自己尽可能迁越至更高阶的一种，或不跌落到更低阶的一种（这里暗含了一个假定：全部生活方式构成一个有向集）。

用工荒越闹越凶的同时，大学生失业率也在提高，这是因为他们对生活方式抱有较高的期待，甚至大学生的身份让他们感觉自己已经身在较高阶的生活方式之中，接受一份蓝领工作将是一种“跌落”。

那些在金融危机中失业的交易员和工程师，宁可忍受一年半载的失业，也不会接受一份清洁工的工作，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不甘在阶梯上跌落，更是因为他们不愿让自己的履历染上“污点”，因为雇主和邻居一样，习惯于通过在阶梯上所处的位置来评估他人。因此，生活方式，与其说是自己享用的，不如说是给别人看的——当然，我们已被基因组（还有meme组）设计得好像很会享受这些生活方式了。

如果上述分析是对的，那么我们顺便可以对政府就业政策作出一个判断了：失业救济将抬高失业率，且抬高的程度远比经典理论所能预见的更大。

一位曾经富有如今失业的工程师，在被迫接受一份低等职业并接受跌落到低阶生活方式的命运之前，有许多办法可以避免或推迟这一厄运：动用储蓄、借钱、出售并回租不动产、在现有生活方式所能允许的限度之内缩减消费、偷偷摸摸地在现有生活方式所能允许的限度之外缩减消费（现代城市生活使得这种隐瞒比古代更加容易），用山寨货冒充奢侈品等。

只有穷尽所有这些手段，仍无法维持时，他才会接受低等工作，显然，失业救济将推迟这一时刻的到来，因而抬高了失业率。

〖后记〗

消费离散性假说是个尚在探索中、远未成熟的想法，上面摘录的一些段落是我过去几年在此主题上断断续续的一些思考，发散性多于严谨性，在本书最后部分，我会重新回到这个题目，并尝试为它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

39．为何年轻人都爱往大城市里挤

2009-12-21，No.791

在经历了年初以来的又一轮房价大涨之后，政策当局再次宣示了遏制房价的态度，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了推动城镇和中小城市发展的战略方向，该战略旨在扭转过度向大城市集中的人口分布结构，以缓解一线城市所面临的日益沉重的住宅需求压力。

这一政策转变，把一个多年前曾几番争议的老话题又提上了桌面：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究竟应该面向高度密集的超级都市区？还是稀疏松散的中小城市网络？争论未曾有结果，政府则似乎一直倾向于城镇化，而与此同时，超级都市却早已不由分说地涌现了出来。

城市化与城镇化之争，问错了问题，正确的问题是：按我们的制度背景、资源禀赋和市场特征，未来的人口分布结构将会如何演变？从已经表现出的趋势看，方向无疑是超级都市，如果这一趋势背后有着强大而固有的内在动力，凭几项政策和规划是无法扭转的。

关于蚁族的报道和正在热播的《蜗居》，都生动地展示了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为了留在大城市，愿意承受何等的艰辛与压力，这一强烈倾向的背后，必定有着某种共同的动机。

对于大城市的优势，经济学家已有了很多论述。斯密指出，细致的分工依赖于密集人口，只会做一种糕点的面包师，无论手艺何等高明，在小镇上是找不到工作的，而在大城市却很可能享受五星级酒店的高薪。越是高级的专业化人力资本，越需要在高度密集市场上就近兜售，以实现其价值，设备和技术等非人力生产资本也一样。

生产如此，消费也是如此，越是特殊的偏好，越是难以在人口稀疏的乡镇得到满足，若一种商品的目标消费群窄于0.1％，便不可能在只有几千人的小镇设立零售店或代理商。有形商品的问题还能借物流业的发达而得到改善，服务业则更难办，在小镇上你找不到好的电影院、风味特殊的餐馆，大明星也不会来这里走穴。

更要命的是，许多消费必须由趣味相投者共同进行，或需要看得懂的观众在场才有意义。在小镇上，你那件手缝西装会被叫做皱巴巴的针脚不齐的外套；作为球迷，你找不到人一起观球畅饮欢呼；作为发烧友，没人听你吹嘘那根能收上千个节目的天线；即便在数十万人的中型城市，你也难以在每个周末凑齐一桌人打桥牌。

密集人口在实现人力资本价值和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上的优势，构成了人们向大城市聚集的基本动力，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同样重要的因素是：在现代社会，都市已成为人们价值追求和地位提升道路上的一座灯塔，那些力争上进、不甘寂寞与落伍的有志青年，很少能在大城市以外找到施展这一追求的舞台。

人的消费不是随机组合的，偏好和价值观也不是独立散布的，消费行为和驱动它的偏好乃至价值观，被组合在所谓生活方式的稳定结构之中，这些生活方式乃是人群经由模仿和协同而达致的“聚点”。

当一个年轻人为自己的未来生活作筹划时，实际上是在进行社会角色自我定位：首先选择一个竞技场，然后考虑自己将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一旦他朝选定的方向迈出脚步，生活目标便被锁定在一系列逐级爬升的模式之中。

问题是，越是高阶的生活方式，越是小众化，这意味着只能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才可能存在，只有大量人口中才能找出足够多的同类小众，使得此种生活方式下的消费达到规模经济。对于那些志存高远的青年，即便在眼下可以忍受一个很低的起点，但他们心目中的那个梯子必须有足够多的梯级，可以通达他们所憧憬的高度。显然，这样的梯子在乡村是找不到的。

正是这个梯子，驱使大批青年甘愿蚁聚或蜗居于都市，他们本可在小城市谋得不错的差事，并享受低得多的生活成本，更好的交通，更好的空气，更少的生活压力。他们并没有错，即便最终他们在那个梯子上爬得并不高，但年轻人总是会有梦想。

〖后记〗

本篇是我关于乡村问题的三篇系列评论中的第一篇，侧重于城乡差异的微观机制，另外两篇则讨论组织和制度问题(4)。另外，在此前的另一篇文章中(5)，我讨论了大城市恶性膨胀的动力与制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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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2069247.html。

(2) 本文是我2006年4月的“观念的进化”（No.661）中的一节。

(3) 我最初在“高储蓄率是我们的时代特征”（No.462，第76篇）一文中提出了该假说，下面提到的“那篇文章”即指该文。

(4) “乡村注定会走向没落？”（No.788，第94篇）和“乡村复兴之路在何方？”（No.787，第95篇）。

(5) “城市化的性质已经改变”（No.378，第92篇）。

第九章

饕餮经济学

本章收录的是两年前由贪吃这个话题所引出的几篇即兴随笔，形式上近乎于饭后品茶闲聊，未经仔细构思，也没有很鲜明的主题，博客写作的好处正在于可以随时记录漫无边际的遐思和智力冒险，但愿这些文字在让我自得其乐之余，也能带给你一些乐趣。

在食物已不再匮乏的社会，食欲已成为健康、钱包和财政预算的大敌，甚至是头号敌人（如在美国）。关于人类为何如此贪吃已有许多讨论，在我看来，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来自进化生物学，在进化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食物总是匮乏的，因而贪吃从未成为进化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人类没有发展出控制食欲的机制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灵长类的一员，我们一方面继承了灵长类一天到晚吃个不停的习惯，这是因为它们的食谱中多半是低能量素食，必须吃很多才能满足能量和营养需要，不像猫科动物大吃一顿后可以懒洋洋趴上几天，而同时，我们又继承并发扬了人族(1)祖先的肉食习性，发展出了对油脂芳香根深蒂固的嗜好。

然而，生物本能并不能说明人类贪吃习性的全部方面，实际上，饮食习性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的文化所塑造的，或者说，它需要在文化结构中表达出来，而反过来，它也是构成文化的核心元素之一，离开这个背景，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它。

通俗地说，食物是社会关系的润滑剂，用经济学术语说，它是除货币之外的第二大激励工具，货币常被用于不带感情和个人色彩的、通常发生于陌生人之间的非人格化交易，而当人们不满于这种交易方式时，食物便是首选替代品；在近代货币经济崛起之前，食物是首要交易和交往媒介，即便今天，它的作用仍难以替代。

许多雇主仍偏爱用食物部分代替现金作为津贴和奖金，在人情往来、商务馈赠乃至小额贿赂中，食物仍占据头等地位（至少不久前还是），无论是朋友小聚、谈生意、异性约会，甚至记者专访，找饭馆吃一顿仍是最容易想到的方式，过节、开派对、筹备婚礼，准备些什么食物也仍是头等大事。

如此看来，将饮食称为建构文化大厦的黏结剂，大概并不为过。本章的几篇随笔，将从食物何以获得这样的地位入手，谈论其背后的一些机制，不过，我的重点倒不在于为该现象本身提供一种解释，或回答人类为何贪吃这样的问题，那不过是引出话题的楔子而已，那些机制才更有意思。

40．为何美国穷人比富人胖

2009-09-19，No.314

在上一篇(2)里，对为何美国人比法国人吃得多这一现象，我提出了另一种解释：更贴切地说，是美国穷人比法国穷人吃得多，而这可能是因为美国食品更便宜。至于为何穷人比富人吃得多，我的解释基于一种生活方式的分化：

（1）随着收入提高和食品供给更充足，穷人原先受限于支付能力的食欲被释放了。

（2）由于吃饱吃好成为普遍状态，富人开始刻意回避那些与食欲有关的消费行为——不屑与大众为伍是他们的永恒诉求，并为自己精心构造另一套（其实是N套）生活方式，以示区别。

（3）那些富人重新构建的新式奢侈生活方式，穷人负担不起，而他们能够负担而又乐于享受的生活方式中，吃喝占据了重要位置。

需要强调的是，当穷人受困于少数几种生活方式时，会表现出很大的惰性，即当他们的收入提高时，其消费结构的相应改变会有很大的滞后，这不仅是因为习惯，更是因为消费结构的非连续性。

消费在人群中的分布不是随机的，而是被组织在各种结构有序的成套组合之中，我们称之为生活方式，当个人收入提高时，他通常会在不同方式之间进行“迁越”，而不是渐进地连续改变。

例如，尽管你咬咬牙或许买得起一个LV包包，但你要是每天挎着它去超市收银，下班后两手拎着菜篮子回家，就会显得很古怪，我老家有句俗话，捡到只象牙筷，配穷个人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直到你确信自己能够负担一种新生活方式之前，你会倾向于保持原有消费习惯，尽管在数量上会有所变化。

在古代社会，生活方式的梯级化通常由法定等级来维持，如古代中国禁止无功名者穿着丝绸衣服、不允许非皇室成员使用黄色衣料和龙凤纹，中古欧洲国家也曾为平民的皮鞋长度规定了上限；而在权利平等化的现代社会，梯级化只能借助成本门槛来维持。

与法定特权门槛相比，成本门槛是不稳定的，一方面成本会随产业成熟和技术进步而下降，而同时下层人群的收入也在不断提高，因此现代社会的消费结构更富于流动性和多样性，等级界线也没那么清晰森严。总体上看，顶级阶层总是在不断逃避下层的模仿，而所有其他阶层都在模仿他们上面的阶层，这种追逐竞赛使得上层生活方式不断以瀑布式向下渗透，经过长期堆叠积累构成了如今丰富的文化遗产。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顶级阶层绞尽脑汁想不出新花样时，他们经常会用一个偷懒而又屡试不爽的怪招：去模仿最底层。这一招常常把他下面的中等阶层打个措手不及：我是戈尔的儿子（或希尔顿的女儿），我穿个烂衫跳个街舞吸个大麻没人会真把我当街头混混，你个中产小子就不敢了吧？所以在日本企业里，老板都穿T恤牛仔，举止也很随便，跟失业青年无异，白领就不行，一定要西装革履，举止端庄高雅，西方虽不如日本泾渭分明，也大致能看出层次差别。

不过，下层也并非总是等到完全具备模仿能力才开始行动，往往迫不及待，所以，逐级模仿的结果，常常造就出一种降低标准的仿制品，如二手宝马，山寨LV，超低价新马泰欧洲十日游，填充书架的精装版文学名著等，这就迫使上层更迅速地抛弃逃离这些旧符号。

〖后记〗

已经过上富裕生活的人们，常常嘲笑呼朋唤友吃吃喝喝的酒肉生涯庸俗不堪，然而在发达社会，穷人沉湎于吃喝恰恰是因为他们穷，负担不起另一种更高雅的生活方式，高雅是有成本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正是因其成本高不可攀，它才被认为是高雅的。

健身房、高尔夫、户外运动、瑜伽、素食、静修乃至辟谷，这些都是高端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不是穷人所能负担的。假如你只学其中一部分而不是整套照搬，是会被嘲笑的，既会被上层人士笑为徒劳地想混入他们队伍的乡巴佬，又会被同侪视为不愿与其为伍的异端分子。

后一种情形其实很可怕，往往导致你被排斥出所在阶层的社交圈，失去你在那个社会的立足之地，而你在别处又找不到容纳你的圈子。实际上，生活方式在一个阶层和亚文化中的趋同和模式化，正是由交往圈中的相互评价和期待来维持的，邻人的目光和闲言碎语是迫使你遵循某种生活方式的最有效压力。

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的比较，都可以发现，越是贫穷的社会，就越依赖食物作为交往媒介和激励工具，也越倾向于用食物丰足作为显示身份地位的信号。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年节发放的食物是人们评价工作待遇的重要指标，许多人串门时都会关心人家碗里都有些什么菜。

41．肚皮收租法

2009-09-20，No.313

最初对暴饮暴食现象产生好奇，是小时候读历史和小说，发现古人赞美英雄人物时，常常把巨大食量和英雄气概联系在一起，后来看欧洲历史，发现那边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好像中世纪贵族和武士都很能吃，也很爱吃，据说经常吃到吐，吐完再吃。

那时候饕餮（gluttony）曾是教会精神文明教育的重点对象，在对贵族的指责中常把它挂在嘴边，6世纪末教皇格利高里一世还将其列为七宗罪之第二位。然而按常识，说教部门挂在嘴边批判的事情，通常就是权贵阶层最热衷的勾当。

年初看到一篇书评，介绍了尼科拉·弗莱彻的《查理曼大帝的桌布》，这本书把古代贵族极度夸张的狂欢盛宴和胡吃海喝描述了个淋漓尽致，看来原先那些零星轶事和散乱印象还真不假。对这种特别而有趣的现象，弗莱彻罗列了一些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功能，这些功能或许是有的，但作为解释却无法令我满意，我设想了各种可能性，可始终无法把它安放进某个连贯的框架中，颇为懊恼。

幸好，不久前读布洛赫（Marc Bloch）的《封建社会》时，终于看到一线光明，据他说，在欧洲封建社会，特别是前期（他的前后期划分大致以1200年为界），货币经济严重萎缩，附庸对领主的义务都以实物和服务履行，加上交通运输条件极差（那时罗马道路系统已经崩坏），于是，大小领主收租的主流方式，是连续不断的长途巡视，带着大队人马，逐个光临附庸领地或者庄园，一路吃过去，连吃带拿——“食邑”两字看来可以从字面上理解。

显然，肚皮收租法对领主和他的随从们的食量，是极为有效的激励。反过来，对于附庸和庄园农民，大食量意味着重税，这就难怪教会要如此反对饕餮了，而且格利高里一世版的七宗罪前三项——挥霍、饕餮、贪欲，都是针对消费行为，在以就地消费为主要征税形式的时代，这些大概是穷人苦难的重要来源。

这种收租方式对于领主是有效率的，因为他们原本就需要通过定期巡视来确保附庸的忠诚，每次巡视是对封建契约的一次重新确认，同时，为了镇压时时发生的叛乱，他们也需要不断行军，所以，顺路把租收了，可以节省催租、押送和运输成本。那时候，一个国王或公爵在位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巡视和平叛的路上。

布洛赫的分析给了我很大启发，由此想到，在货币经济不发达的古代，不仅收租，许多服务的报酬可能都以管吃管喝的形式支付，如大贵族豢养的亲兵、侍卫、仆人、游吟诗人、弄臣、教师等，还有庄园农奴的各种劳役，在收获后会有个集体报酬——大吃一顿——这常常也是农奴难得的吃肉机会。

记得小时候，老家的棕棚（棕编床垫）师傅都是上门服务，工钱很少，管吃喝，除了烟酒饭，每天下午我妈还会去买两个粽子，后来打家具时也是，木匠师傅在我家吃了一个多星期，还隐约记得街坊婆婆在谈论某些师傅的价格时，会强调他们是否抽烟喝酒——那时候把职业称为饭碗，看来比想象得更贴切。我猜，从事这一类职业的人，饭量会比别人大。

（斗胆猜测）饕餮第一定律：经济中以管吃管喝为支付方式的交易越多，饕餮越流行。

〖后记〗

肚皮收租法不仅仅是通常所说的实物地租，其特点在于就地成套消费，有点像老人轮流到各儿子家吃住这种赡养模式，这是封建早期货币经济极度萎缩时的特有现象，也是第42篇所说“生存套餐”的一种，不过是其中较特别的一种。

这种收租法的存在前提是：领主与其附庸的消费结构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领主准备消费的东西在附庸的庄园里都有，后者平时也在享用，只不过质量和数量上有所不同而已。对于经济较繁荣的封建后期，和那些庞大帝国的皇帝们，这一条件显然已不成立，他们享用的奢侈品可能是地方上闻所未闻的，而庄园里能提供的东西，领主们可能压根没兴趣，这时会发展出一些专业生产机构（私人供应商或官营作坊），为贵族和宫廷提供消费品，或者由各地分别贡献特产来组成贵族套餐。

42．生存套餐与依附关系

2009-09-24，No.311

舍货币而以实物为支付，不仅因激励扭曲而带来了无效率，也会增加交易费用，因为实物没有货币那么好的流动性。20世纪90年代初国企陷于困境时，经常用自己的产品来支付工资奖金，有些人家拿到几十条毛毯，很难以适当价格出手，叫苦不迭，所以实物支付通常限于人人需要的基本必需品，如吃穿住，尤以吃为主，但人的肚皮是有限的，当支付额或工资水平高到一定程度时，效率问题便很严重。

既然实物支付有这么大缺陷，为何在货币早已发明之后，还盛行了几千年？而且迄今还广泛流行于节日津贴、年终犒赏和商业贿赂之中？有很多解释，首先是货币经济不发达，支付费用或购买劳务者很少有足够的现金，而接受支付者拿了钱也买不到什么东西，也就是说，当交换萎缩到一定程度，连货币也不再具有良好流动性了。

这个解释其实只是状态描述，并未在因果链上往前推进（许多所谓经济学解释都是如此，外行很容易被忽悠），我的解释貌似更深入一点：古代人宁愿持有实物而非货币，是因为古代战乱饥荒频仍，而战乱饥荒时货币相对价值急剧贬低，必需品特别是食物则价格暴涨（对于穷人，其对价很可能是全家性命）。因此在古代，粮食是很好的储备工具，而持有货币风险奇高，除非财富量大到超出囤积实物的成本合理水平，人们宁愿储备实物，越穷越如此，社会越动荡越如此。

这是支付方的情况，在收款方那边，实物支付在古代条件下同样更富吸引力，原因也在于风险。我们挣钱的目的（暂不考虑生产和投资）无非是为了购买所需要的那个商品组合，如果你的收入来源只有一个（如雇主），并且他帮你搭配好全部所需，一次性支付给你，那就为你省去了许多交易费用，困难在于，（1）在一个交易周期内，你变更消费组合的选择机会被限制了；（2）个人偏好千差万别，支付方若为每个人设计不同套餐，费用极高。

这种看起来不可能的支付方式，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反倒可能是最优选择：首先，人类的各种需求，越是与生存繁衍密切相关的基本需求，差异度越小（这也是必需品之成为必需品的缘故），因而一个社会中，越是穷人，消费结构越相似，所以在一个普遍贫困的社会中，某些基本型标准套餐就会有很好的销路；其次，在一个动荡不安饥荒频仍的社会中，那些能保障生存所需的套餐，比起靠随机分散交易来谋得一顿顿的饭钱，要安全得多（俗话叫“有着落”），尤其对于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穷人，极具吸引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了古代人身依附关系，其最纯粹的形式，是欧洲和日本的封建系统，如一位武士投靠了某领主，要么吃住在领主家，成为他的亲兵侍卫，要么获得一块骑士领（knight's fee）作为采邑，这块骑士领上的农民按照固有的封建义务为骑士提供套餐，而骑士又按他与领主间的义务纳贡或者应召打仗；战国四君子与门客的关系也很典型，各种不太纯粹的形式则流行更广，学徒、长工、包吃包住的雇员、短工、奶妈、管家、家庭教师等。

实物套餐流行的前提是收入水平普遍低下，一旦收入增长到明显高出生存必需，套餐便开始被货币支付所替代，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如第41篇所分析，实物套餐将对饭量构成激励，因而它的流行应对古代饕餮风尚至少负有部分责任，这就难怪尼科拉·弗莱彻的饕餮史，大部分取材于中世纪欧洲。

〖后记〗

两年后重读本篇时，我不由想起了黑泽明的《七武士》，电影里的农民为抵抗盗贼而雇请武士时，支付的报酬也是生存套餐，那也是因为落魄武士的消费组成与农民的相差无几，每天几碗白米饭果腹而已。

计划时代的国企，特别是全民大国企，所采用的报酬形式其实也是生产套餐，而职工与企业之间所形成的，也是一种高强度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一点在户籍和人事制度上都表现得淋漓尽致，那时，识别一个人身份的首要属性就是：“你是哪个单位的？”

43．吸血蝙蝠与猎获物分享

2009-09-26，No.309

我津津乐道于这个话题，并不是想成为饕餮学专家，而是因为在思考它的过程中发现，许多很有意思的东西被串到了一起，其中有些还从未想到过，我对它们的享受，远超出对饕餮问题本身的兴趣。

从时尚的变迁、生活方式的锁入，到肚皮收租，乃至更普遍的生存套餐交易，通过对古人生活状态的揣摩，我意识到，贪吃暴食乃是古代之普遍风尚，已深入我们的文化，而节食瘦身反倒是新近时尚，且眼下尚局限于高雅阶层。

然而我的追溯并不打算止步于中世纪，人类的饕餮习俗比这更古老，我甚至认为它已成为人类生物本性的一部分——至少对男性是如此，要说明这一点，需要把眼光投向更遥远的过去，至少几万年前吧。

史前人类以狩猎采集为生，大致上，男性以狩猎为主。就个体而言，人类的捕猎技能无法与猫科动物相提并论，裸猿们的优势全在于团队合作，合作除了发生在狩猎过程中，也体现在猎获物的分享上，并且分享范围大于狩猎团队：即便是三五个人猎得的东西，也往往在部落或村社内集体分享，后者人数往往几十上百。

猎获物分享是一种互惠机制，它的产生基于这样一些条件：（1）猎获不稳定；（2）狩猎个体或团队无法当即吃下全部猎获物；（3）缺乏有效的食物储存和产权保护手段。当这些条件成立时，互惠分享便具有策略优势，它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在时间轴上对产出流和消费流进行匹配的交换手段（腌制技术是后来发明的另一种交换手段），用一位非洲部落老猎手的话说：别人的肚子就是我的仓库。

动物行为学家曾描述过一种吸血蝙蝠，就采用了上述分享机制(3)，这种蝙蝠一旦逮到机会，会把肚子吸个滚圆，但实际上它们消化不了那么多血液，于是当它遇到另一只饥肠辘辘的同类时，就把部分血液吐哺给后者，由于吸血行动的成果很不稳定，互惠机制可带来极大的合作收益。

如博弈论教科书上所说，像吸血蝙蝠这种两两合作关系的形成，除了需要潜在的合作收益(4)，还须符合两个信息条件：（1）博弈者能够识别对方；（2）博弈者能够记住对方的行动历史，至少能记住最近的若干次。吸血蝙蝠确实拥有这种能力，它们的吐哺对象限于也曾施惠于自己的同伴，而拒绝那些拒绝过自己的同类。

识别对方和记住行为记录，看似简单，实则对认知和记忆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尽管人类在辨认面孔、脚步声和体味方面已经发展得神乎其技，但对交往关系史的记忆则容量十分有限，我见过好多人都不得不用个本子来记录人情账。

所以，随着交往圈子的扩大，两两合作互惠的成本也急剧上升，更要命的是，当互惠关系中引入传递性时，关系复杂度呈爆炸式增长。所谓传递性，是类似这样的关系：A虽然没帮过我，但A经常帮B，而B是我的朋友，经常帮我，所以当A求助于我时，我会欣然出手。很明显，一旦引入传递性，你需要记住的不仅是他人与自己的交往史，而是所有人之间的两两交往史，只要社区人数稍稍上升，这立刻变成天文数字，这时候，必须寻找新的互惠机制。

〖后记〗

社会心理学研究显示，受认知能力和记忆空间局限，个人能维持稳定社会关系的熟人数量存在极限，极限值随个人禀赋有所差异，大约介于100～230之间，通常约为150，此数被称为邓巴数（Dunba's number），这一名称得自该理论提出者、牛津大学进化心理学家鲁宾·邓巴（Rubin Dunbar）。

值得注意的是，邓巴数恰好与传统狩猎采集部落的规模大致吻合，这表明狩猎采集部落是真正的熟人社会，成员两两之间都相互熟知，而邓巴数的值很可能体现了他们长期适应两两互惠机制的进化产物。

但是，假如交往范围扩大，如部落扩大或部落间关系变得频繁，或者策略计算变得更复杂，如在决策时引入关系传递性或要求更详尽的交往史记录，此时，邓巴数所显示的认知局限就成了继续实施或优化原有两两互惠策略的障碍，于是便需要开发一些新的策略了。

44．排他性互惠圈与身份符号

2009-09-26，No.308

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机制：每只吸到血的蝙蝠回巢后，都把多余的血液吐进若干公共血池之一，其他所有与它有合作关系的蝙蝠，若空腹而归，便可从该池子中汲血，如此，蝙蝠们将分化为若干排他性互惠圈，每个圈对应一个池子，实际上，共享池可以是虚拟的，它在物理上对应着圈内蝙蝠的全部空肚子。

我不知道博弈学家管这种机制叫什么，我把它叫做互惠圈，或者互助社，它改变了互惠关系的信息条件：免除了你记忆两两交往历史的负担，而只需了解对方对待圈子的态度，而识别该信息的负担可以转嫁给你所信任的圈内其他人，如入党介绍人，或者在日常闲谈中，你也可以听到别人对他的评价。

上述信息机制的改变非常关键，它降低了系统复杂度，把点对点互联改成了总线式以太网。在互惠圈里，团伙忠诚和江湖义气代替了个人交情，成为你选择博弈行动的主要决策依据。

信息识别方式的改变，进而带来了自我标识（或曰信息表达）方式的改变：此前需要表达的是“我是谁”，现在重点则变为“我是哪一伙的”，个体符号以面孔和名字为主，而团伙符号则需要人为设计，于是，形形色色的符号被创造出来：发型、文身、敲掉门牙、耳洞耳坠、鼻子穿针……（请注意：越高级的符号越难模仿。）

基于共享池的互惠方式更适合狩猎团伙，它使得一个较大的互惠圈可以按季节和任务不同，灵活组合狩猎团队，从单兵追猎、小股游猎，到大规模围捕和悬崖驱赶，这样，因病缺勤者也可维持食物供给，甚至他们的遗孤也能得到抚养，这是最古老的保险合作社。

敏锐的朋友或许已经发现，共享池容易让你联想到饕餮，很明显，它对食量是个重大激励，不仅共享本身降低了边际食量的内部成本，而且聚餐是维系团伙的核心手段，美酒佳肴是友情的（也是爱情的）高效催化剂，直至今日，聚餐仍是维系各种组织和圈子的主要手段，而大部分饕餮行为便发生在这种聚餐场合。

饕餮第二定律：基于共享池的互惠圈合作方式越流行，饕餮就越流行。

尽管互惠圈免除了对两两交往史的直接观察和记忆负担，却也带来了新的监督和执行开销。在一对一关系中，每个人自己决定谁是朋友，当对方背叛时，断绝互惠关系即可，而在互惠圈里，朋友是个集体概念，等同于成员身份，这样，成员的接纳和驱逐便需要某种组织机制来实现，包括监督、评议和执行。

有三种模式可实现该机制，第一种是非正式的，主要手段是闲聊，闲聊的主要内容是对成员或潜在成员的评头品足，内容总是围绕各成员在履行团伙互惠义务上的表现，当有人认为某成员过于吝啬、偷懒、胆怯时，可能会把指指点点升级为激烈和公开的指责，如果指责得到同伙们附和或认可，被责者可能从此成为不受欢迎者。该模式中，集体决议是在七嘴八舌中自发产生的，其执行也是自发和自动的，令人称奇的是，还常常十分有效。

从第一种很容易演化出较为正式的投诉、评议和决策机制，而入会和开除的执行也逐渐被仪式化，如喝鸡血、割指、刺青、做发型、改名字、按手印，成人礼大概也起源于各种入会仪式。

然后是权威模式，权威来自团伙内部不可避免的等级化，个体间的禀赋差异，使成员对共享池的贡献各不相同，为避免平均主义带来的激励无效，必须给个人能力强或善于合作或有领导天分者以奖励，而通常的奖励是主持猎物分配的权力和最大最好的一块肉。

这些早期权威和领袖大概和孩子王或街头帮派首领一样，是靠个人能力而自然产生的。不过狩猎时代权威的控制力很弱，主要是召集人的角色，履行仪式化功能，而决策基础仍以自发机制为主。

依我看，互惠圈机制的诞生，是人类进化史上的头等重大事件，从那时起直到定居农业出现之前，它是人类进化的头号发动机，可能直接导致了语言的出现，也是催生大量早期文化符号的温床，并带动社会组织结构向日益复杂的方向发展。

作为另一种互惠机制，基于价格信号的市场交易，其出现则要晚得多，而那时候，人性和文化的基本要素已经塑造完成，这就是为何市场理念如此难以深入人心，而各种反市场的主张，即便错得很浅显，也那么容易被接受，资本家永远是恶魔，反犹主义也永远是主流。

〖后记〗

文身是一种有效的组织成员符号，它一旦刻上便难以抹去，因而成了你加入其他团伙的障碍，而在某些社会条件下，被所有团伙所排斥将是十分悲惨和危险的事情，这样一来，文身便成了强化团伙内规范约束力的有效工具。

另一种类似但更微妙复杂的符号是黑话，并不是黑社会才有黑话，各种排他性的圈子都有，排他性越强，其黑话便越繁杂隐晦而难以为外人所掌握。保密只是黑话的次要功能，主要功能是身份识别。

隐喻和典故都是或曾是黑话，喜欢凑成一小撮并与俗人分割开的文人雅士深谙此道，把钱叫做孔方兄，用周公之礼暗指房事，不仅可以在雅士与俗人之间刻意制造疏离感，更会让听得懂的人感觉无比亲切，从而建立身份认同。

黑话的排他性和约束力都较为宽松，进入不太难，退出更没什么障碍，因而适合于松散的非正式组织。不过它也有特殊的优势：它是动态的，新词汇随时在产生，旧词一旦变得流行和众所周知，小圈子里就很快会开发出新的暗语，要想免遭排斥就得随时与圈子保持紧密接触，这样，它既可为小圈子带来开放性和流动性，又能保持足够的排他性。

45．互惠圈如何塑造人性

2009-10-06，No.299

多年来，我对互惠圈这个概念十分着迷，因为我感觉到，它所代表的那个博弈环境，或许在人类进化史的关键阶段，塑造了人性和文化中许多非常重要的成分，而这些成分，与新近才发展起来的流动性大社会和市场交易系统，有着深刻的冲突。

例如，关于自私和慷慨（此处自私一词的用法是通俗的，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就有着许多看似矛盾的说法，人们总是说偏僻乡村的村民淳朴厚道、慷慨好客，但又经常发现农民很自私，为赡养父母的负担而斤斤计较，常常让兄弟反目，许多老人只好按月到各儿子家轮吃，我小时候也常看到一些农宅因分家谈判失败而拆掉一半，乃至半根大梁悬在外面的情景，乡村和小镇上，为一点点小利之争而跳脚骂街的场面，更是随处可见。

现代城市居民，一方面被认为精明小气，朋友吃饭都要AA，美国人更是邻居之间帮点忙都要按小时付钱，甚至老爸还要掏钱给儿子做家务；而另一方面，许多证据却又表明，现代市民，特别是发达市场国家的中产市民，在热心公益和乐善好施方面，远超过传统村民。

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如果从博弈环境的差异去考察，便会发现，其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一致的。现代市场化大社会中，核心小家庭为主，周围多数是陌生人，产权划分更细致精确，而传统小社会，大家庭较多，在家庭、家族、村社等层次上，有着许多共有权利。

河道、水井、池塘、道路、草场、桥梁、宅基地、晒谷场、私塾、祠堂，分别在不同层次上共有，在通行、采光、风水等权利上，边界也很模糊，许多大宗消费，如节宴、唱戏、丧葬、祭祀、求雨、绑票赎金、土匪保护费、官员贿赂，都是集体消费的。

一方面，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没有成本上可行的手段将财产和权利的边界划分得那么清晰细致；另一方面，如第44篇所分析，基于共享池的互惠圈模式，在那种条件下，恰是成本收益比占优的。

然而，小社会居民更多地采用权利（或产权）共有模式，并不意味着他们更少私心，与大社会居民相比，他们追求个人利益的本能倾向是一样的。不仅如此，当权利共有程度越大，个人反而需要更多的警惕心、算计能力和社交技巧来时刻保护自己的利益。

在大社会中，仅当你面临具体交易时，才需要进行风险评估和成本收益算计，而在小社会，你需要时刻提起精神，为自身利益而处心积虑、勾心斗角、合纵连横、尔虞我诈，因为边界是不清晰的，交易也不是笔笔结清的，实际权利和所得之多少全在于你的拼争。

经历过下列任一处境的朋友，大概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学生宿舍的集体生活、婆媳妯娌姑嫂关系、妻妾嫡庶关系、机关和国企里的勾心斗角、大公司的办公室政治。一个就够受了吧？传统小社会还把这些全捏在一个系统里，五四青年在逃离这个系统之后的轻松感，是容易理解的，但这种逃离总是暂时和不彻底的，在新的条件下，新的战场总是被重新构建出来。

勾心斗角、合纵连横的政治斗争，在黑猩猩社会就有了(5)，但人类把它发展到了极致。我们的认知能力、思维模式、价值体系都被塑造得高度适应这种斗争，对于政治关系的敏感度、洞察力、手腕技巧，都令人叹为观止，女人爱看韩剧里的家庭战场，男人则热衷于谈论宫廷阴谋，都乐此不疲。

问题是：什么驱动了这一发展？两两博弈和市场化交易似乎都提供不了这样的条件，进化心理学的博弈分析，已经帮助我们理解了自私、等级量化的亲情、诚实、免遭揭露时的欺诈倾向、欺诈时的心慌脸红等，甚至自欺也得到了解释：自欺可以让你更好地掩饰欺诈而不容易被察觉。

我们容易理解为何亲情和诚实得到颂扬，虚伪和欺诈遭受贬斥，却不容易理解为何无私、慷慨、不计较得失，会得到颂扬，为何吝啬、明算账、斤斤计较，这些会成为贬义词？为何实际上被算得一清二楚的礼尚往来，却要刻意掩饰其交易性质？这样的交易时时刻刻在发生，双方心知肚明，但其交易性质一旦被揭穿，会给双方带来无法遏制的本能尴尬和嫌恶感，这是为什么？

为了掩饰交易性质，人们付出了极高的交易费用：发霉的月饼、不实用的奢侈礼物、给烟酒回收店的高额折扣，以及更重要的，大量的负消费者剩余：许多奢侈品如果不是因礼尚往来，受礼者原本是不会消费的，但受礼者因此欠下的人情债却是以市价记账的，所以消费者剩余是负的。

互惠圈模型或许能给出一种解释，如第44篇所述，互惠圈实际上是一种保险合作社，它的优势建立在如下基础之上：

（1）共享池免除了两两互惠关系所带来的信息和评估成本。

（2）与两两互惠关系相比，共享池在更广的范围内分摊了风险，从而提高了个体风险抵御能力。

（3）在收入波动在生存线附近的条件下，上述风险抵御能力提升是非常大的收益。

但无政府状态下的自发保险合作社，不像现代合作社那样，可以借助国家司法系统来执行成员义务，互惠圈的成员义务是由内部自发机制来执行的，在互惠圈内，个体的最优策略应包括如下内容：

（1）用行动、言语和符号，向其他成员显示和证明自己的成员资格，包括对成员义务的履行意愿和履行能力，以便维持自己的成员地位。

（2）揭露、指责和制止其他成员违背义务的行为，必要时发动驱逐行动。

（3）在不影响策略（1）的条件下，从共享池为自己获取最大可能的收益。

上述策略将鼓励对慷慨无私的展示、宣扬和对自私吝啬的谴责，但同时鼓励个体在条件适宜的时候尽可能损公肥私。例如，当能够把肥私行为掩盖在公益外衣之下时。在上述模型启发下，我们可以得出一些进一步的观察和推断。

（1）如果互惠圈面临瓦解，策略条件（1）迅速撤销，立刻进入对共享池的哄抢状态。

（2）如果某个成员被认定未来没有指望拥有履行成员义务的能力，他将被开除，除非他的继承人能替他履行义务，所谓“救急不救穷”原则大概起源于此，一个农民互惠圈不会接纳一个乞丐。

（3）互惠圈都有强烈的排外倾向，当面对圈外人时，将采用完全不同的策略，对圈内人的兄弟情谊，和对外村人的无情屠杀，这些看似完全对立的情感，可以毫无困难地并存。

（4）互惠圈成员严格区分私人事务和涉及共享池的公共事务，严格区分普通交易和集体互惠交易，他们为之分别创造了两套独立的概念、词汇、认知模块、符号体系和伦理法则，如果一种交易被认定为互惠圈交易，成员将强烈地抵制任何使得它看上去像普通交易的行为，即便改变只涉及表面特征。

〖后记〗

对人格化的互惠交易和非人格化的市场交易之间的差别，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在70年前便有过分析(6)，但此后这一课题仅在人类学界得到关注。后来，人类学家萨林斯重点分析了部落社会的互惠式交易，并据此而区分了三种交易类型：亲属间的非等额互惠、熟人间的等额互惠和陌生人间的市场交易(7)。

人类对两种交易的截然区分是根深蒂固的，或许已根植于本能，某种关系一旦被认定为属于互惠领域，交易便成为禁忌。一个古老而普遍的例子是禁娼，对器官交易的伦理抵制或许是另一个例子。

而反面的例子则是贿赂，尽管性质完全一样，但现金贿赂总是被认为是更确凿更严重的贿赂，而实物贿赂则更容易被接受，也更少带来罪恶感。不涉及具体实物的利益交换更常常被认为不是贿赂，甚至还得到赞扬，因为这看上去更像是充满人情味的相互帮助(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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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族（Hominini）是人亚科（Homininae）下的一个进化分支，现生物种包括黑猩猩、倭黑猩猩和人类，大约于七百多万年前分化形成，它们的共同点之一是食谱中都包含了肉食，而其他灵长类大都是杂食的，详见有关wikipedia词条。

(2) 本随笔系列共7篇，这里只收录了其中6篇，第一篇（No.315）与本章主题关系不大，故未收录。

(3) 见wikipedia: Vampire_bat#Ecology_and_lifecycle。

(4) 在博弈论里，满足该条件的博弈叫做正和博弈（positive-sum game），著名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即属正和博弈。

(5) 灵长类学家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在《黑猩猩的政治》（1982年）中对此作了细致而生动的描述。

(6)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1944年。他的分析部分基于马林诺夫斯基等功能主义人类学家对西太平洋岛民的田野研究。

(7) 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石器时代经济学》，1974年。

(8) 我在一个帖子（No.408）里曾讨论了社会对政治贿赂行为的伦理不一致现象。

第十章

婚姻与家庭：古老的博弈

驱动人类行为的种种欲望和动力，绝大多数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向两大目标：获取生存资料和寻找合适的异性伙伴繁衍后代；对此，古人已有很清楚的认识，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1)；告子在与孟子对话时也说：食色，性也(2)。

在后世俗语中，又有“饱暖思淫欲”之说(3)，这倒与心理学家马斯洛的多层次需求理论颇有些神似，并将饱暖置于更基本的层次，而淫欲则位于其上，不过，马斯洛本人倒是把饮食和男女同置于最底层的生理需要(4)。

实际上，按进化生物学的观点，性是比饱暖更基本的需求，它直接带来遗传收益，而获取生存资料延续生命也不过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繁殖机会，假如某人一辈子不吃不喝却有机会留下许多后代（如某些昆虫那样），他/她是会乐意这么做的。

因而，指导个人各类行动的诸多行为策略都可归为两类：取食策略和性策略。前者的形态和分布构成了特定社会的生计模式，后者则构成了婚配模式。婚姻与家庭的重要性在于，它在传统社会的生计和婚配模式中，皆处于核心地位，并因其长久的历史而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情感和文化。

因此，通过对婚姻及其背后的性策略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类行为和社会结构的很大一部分。

许多看似与性无关的行为，如男性展示力量、勇气和智慧，敛聚财富，争夺权力和地位，背后都隐藏着复杂多样的性策略。

46．择偶困难是因为性别失衡吗

2009-08-28，No.334

刚刚过去的七夕，又把婚龄男女择偶困难的问题拉入了关注焦点之中，爱凑热闹的经济学家也不失时机地来插上一嘴。有学者就认为，眼下中国的高房价和高储蓄率，就与青年男性择偶难有关，他们为了准备婚房和嫁妆，为了积累足够的财富以便向未来的妻子和岳父母证明自己抚养孩子和维持体面家庭的能力，必须拼命挣钱并大量储蓄，而买房也就成了“刚性”需求。迎娶门槛之所以如此之高，显然是因为出生人口性别比太高，男多女少，竞争压力自然偏向了男性一边。那么，实际情况是否果真如此呢？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确实很高，每100个女婴大约对应125个男婴，可是当我们考虑性别比对婚姻市场的影响时，不能看出生性别比，而要看婚龄人口性别比。从学会走路开始，男孩的死亡率就明显高于女孩，好奇贪玩的本性令男孩遭遇更多的溺水、触电、摔落和车祸等种种意外事故，在进入青春期后，死亡率差距更急剧拉大。

对比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05年抽样数据，2000年时15～19岁年龄段的性别比是104，五年后当他们进入婚龄时，这组人的性别比已变成93，即每百位女孩对应的男孩，少了11个，这一转变十分惊人，完全消除了出生性别比对婚姻市场的影响(5)。

仔细分析这两组数据很容易看出，即便出生性别比长期维持高位，可见未来的婚龄性别比都不会高于100。因此，将男青年择偶成家的压力归咎于性别失衡，是站不住脚的(6)。再对比美国的数字，尽管美国男孩死亡率也高于女孩，但差距明显拉大是在25岁以后，直到30岁以上女性人数才开始多于同龄男性。

因此，如果我们认为中国男青年择偶压力大于美国，原因一定不是性别比。显然，美国男孩的死亡率并未随青春期来临而突然升高，这或许是因为中国男孩尤其是农村男孩较早进入社会，因而面临更多风险，或许是因为美国父母在防范未成年人意外方面，做得更好些。

实际上，中国青年的择偶压力并非男性所独有，近年来有关“剩女”的讨论也同样热烈，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双向困局，并非总量对比能够说清。婚姻市场并非男女双方随机碰撞撮合的过程，其基本动力是针对对方禀赋的双向性选择过程，其中男性更侧重对方的年轻美貌、温柔贤淑等先天禀赋，而女性更侧重对方的健康才智和地位财富，后者包含更多的后天因素。

显然，用于评估女性禀赋的信号在早期便可获得，而对男性潜力股的识别则困难得多，经常很晚才能看清。这一选择策略上的差异导致的结果是：男性在择偶时间的选择上灵活得多，特别是那些有望凭借后天禀赋的男性，会故意推迟择偶时间，以便把手里的牌养大，而女性则不同，因为她们的牌早已摊开，拼抢早就开始。

择偶策略的不对称把婚姻市场分割成了明显不同的两个部分：一方面，大批20～35岁的男性在争抢18～25岁的年轻女性，僧多粥少，竞争惨烈，房子嫁妆自然不能少，甚至有钱有势的老男人也来参与竞争；另一方面，一旦过了妙龄，女性谈判地位迅速跌落，如果不及时调整策略放低价码，过28岁之后便很可能沦为“剩女”。

对于那些条件优越而不甘掉价的女性，上述局面尤为不利：漫长的学校生涯让她们在起跑点就晚了一步，而我国之前特有的不许大学生结婚的规定又大大强化了这一劣势。况且，自身的优越条件让她们对幼稚男生不屑一顾，等她们终于开始着急的时候，发现身边的好男人都被挑光了，于是在迫不得已的策略退让过程中，她们发现自己的选择面越来越窄。

〖后记〗

婚姻市场的议价格局，不能简单地以总和性别比来衡量，这一点最强有力的证据来自印度，印度的出生性别比是112，甚至适婚青年性别比仍高于108(7)，但印度素以嫁妆负担重和嫁女难著称，时不时还会弄出女青年自杀的悲剧，这一局面至今仍未改变。

问题是，同样是双向选择，女性们同样都想往上嫁，为何中国男方彩礼负担更突出，而印度则嫁妆负担更重？

按本篇所提出的信号机制，或许可以这样解释：通常情况下，男性的婚姻价值要很晚才能确定，但印度的文化和传统很特别，尤其是种姓制度，降低了社会地位的流动性，个人前途高度依赖于其家庭背景，而后者是早就确定的。因而女方对于高价值男性的竞争早早就开始了，就像中国男性对年轻貌美女性的竞争也早早就开始一样。

47．《非诚勿扰》“扰”了什么

2010-06-29，No.719

《非诚勿扰》等电视相亲节目在掀起一阵收视狂潮之后，看来已小命难保。随着广电总局整改通知下达，央视带头痛斥，各地媒体深入揭批，一顿“乱棍”之下，终于呜呼哀哉，壮烈牺牲了。团队散伙，节目改版，一切恢复平静与和谐，近在眼前的喧哗却已恍如梦境。

从大热到猝死，相亲节目一定是惹到了什么。不过和以往类似猝死事件不同的是，这次它所触动的，却是大众的道德神经。部分女嘉宾对择偶倾向中物质因素的直率表达，显然激怒了大批观众，让群众的道德激情如洪水决堤般暴发，汹涌口水掀起巨浪，最终引起有关部门的担忧。

所谓“物质女”之所以会引起如此激烈的反应，并不是因为她们所触及的道德藩篱有多么重要而根本，一旦破坏对社会有多大危险，而是因为这些道德恰恰是肤浅而虚弱的。实际上，在择偶时考虑物质条件，甚至将其列为首要条件，古今中外都是极为普遍的情况。问题是，这是件只能做而不能说的事情，对此人人心知肚明，却不得说破，这便是社会在此问题上的道德规范，它只是一层面纱。

在我们的道德体系中，存在两类规范。第一类是对我们的行为有着实质性约束的，而且事实上也制约了它所针对的那些行为，至少将其发生频率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如有关偷盗和欺诈的规范。当人们抓住一个小偷或骗子时，会鄙视、叱责，甚至痛打，但通常不会产生我们所看到的那种针对物质女的愤怒。

第二类规范则是起装饰作用的，其存在的价值仅在于帮助人们掩盖其行为的真实性质。对于某些行为，这种掩饰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而一旦面纱被揭开，当事人会感到十分难堪甚至无比羞愤，婚姻关系中的物质考虑和利益交换便属此类。所以，当那些慎于作此种掩饰的人们面对一个悍然直言的“物质女”时，就好像看到了真实的自己，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其实面纱之下，你我都是如此行事。

以我的观察，人们在亲属关系和两性关系中，特别需要这类装饰性规范。如亲友之间的礼尚往来，虽然人人心知肚明，这是一种无截止期的长期等额互换关系，许多人甚至小心翼翼地用账本记下每一笔礼物的金额，但要是你果真当面将此关系的性质点破，那将是非常无趣和尴尬的，你们的关系很可能从此破裂。

另一个需要细心掩盖的部分，就是两性关系。从内容和结构上看，婚姻无疑是一项交易，不过与那些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即时交易不同，婚姻是基于契约、内容庞杂、时间跨度极大且涉及复杂家族关系的一揽子交易。我们知道，对于这两种类型的交易，双方所冒的风险、所需要的信任，是有极大差别的。因而婚姻双方对对方在善意、诚信、守约等方面的品质，有着高得多的要求。同样，他们对证明自己这些方面的高品质，也有着更急切的需求。

正是这种结构化、一揽子长期交易中对检查对方品质和证明自身品质的需求，促使人们竭力将此类交易与即时交易作明确而截然的区分。当他们参与这些交易时，会断然否认这是一种交易，因为交易这个概念本身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那些出门概不退换的即时交易，为此，就需要设计出一种鲜明的面纱来包装这种交易，使其容易与其他交易区分。

诸如包裹在两性关系外面的以及其他种种道德面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遗产，在保守人士看来，它们已成为人性和文化的一部分，值得加以珍惜和维护；而在进步人士看来，它们与现代流动性大社会和市场经济早已格格不入，须加以唾弃；而依我看，此类争议大可留给社区自我选择，不必上升到国家层面的立法和政策。

媒体素有挑逗大众价值观和道德感以提升收视率的习惯，表面上看，这似乎伤害了许多人的感情，但实际上，这些节目为那些道德感强烈的人们，提供了一个释放其道德情感的窗口——这是个无害的窗口，不会造成实际的冲突，大可不必加以干涉。富有道德感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常热衷于窥视他人的生活，希望从中挖掘出些污迹加以挞伐，既满足了道德倾诉欲，又自证着清白。现在有电视台免费提供合格标准素材，岂非乐事？

〖后记〗

道德情感是一种微妙的东西，如本篇所指出的，有时候，它对行为有着实质性约束，而另一些时候，则只是一层面纱，旨在掩盖行为的真实性质。但这还不是它的全部微妙所在，更有甚者，有时候它丝毫没有约束行为的意思，连表面的、形式上的约束都没有。

我把后一种称为“自我表达型道德情感”，说的是，当人们通过谴责、鄙视或愤怒对一些行为或事态表达道德诉求时，他们并不是希望这些行为得到纠正，或事态有所变化，而仅仅是想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和彰显自己的人格形象。实际上，有意或无意的，他们反倒希望这些事态继续存在，否则便失去了自我表达的机会。

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说这些道德情感是伪善。人人都有道德情感，也完全可能是真实和自然的，并确实体现了倾诉者的价值取向和人格特征。他们有权利加以表达，也有理由获得自由表达的机会。但问题是，是否应该让这些道德情感去影响法律和政策？

答案并非一目了然，关键是要区分：道德诉求的对象，究竟是在情感上给诉求者造成了伤害，还是仅仅激发了他的表达冲动？假如是后者，就完全没有必要通过法律或政策去对行为作出矫正。当然，我们无从知晓人们心里究竟怎么想，但经济学可以提供一个判别标准：假如伤害是真实的，它会在行为特别是交易行为中表现出来(8)。

48．限制亲子鉴定会给婚姻带来什么影响

2009-04-27，No.413

最近，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新的基因法，新法加大了对私人基因测试的限制，大范围排除了其在民事关系中的应用，并对违规测试规定了高额罚款。这其中包括了对亲子鉴定的限制，按新规定，亲子鉴定须征得有关各方同意，并且性关系历史不明朗不再被接受为做鉴定的正当理由。

新法的出台（还需等待参院批准），确认了三年多前德国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也与该国司法部近年来所遵循的原则相一致。尽管德国政坛对此事少有分歧，但法案在民间还是引发不少争议，反对者认为这损害了父亲们对亲子关系的知情权。

双方的担忧都是有道理的，基于基因测试的亲子鉴定的技术可靠性，将打破数万年来维持婚姻关系和家庭结构的信息模糊态势，进一步动摇欧洲福利国家本已摇摇欲坠的婚姻和家庭关系所赖以维系的经济基础；而另一方面，在可靠的鉴定技术已经唾手可得的情况下禁止男性利用它，恐怕也难以说服他们继续留在婚姻关系中。欧洲的婚姻家庭，看来将面临挑战。

物种的婚配模式，取决于子代抚养成本和两性在其中的投资策略。从鱼类的大量产卵，到鸟类少量但巨大的蛋，从有袋类的育儿袋，到有胎盘哺乳类漫长的孕期和哺乳期，雌性对每个子女的投资越来越大。

在加大单位投资和强化少生精养策略方面，人类显然走得最远：由于人类把发展竞争优势的重点放在认知和思维能力而不是体能和专用器官上，他们把哺乳期结束到性成熟之间的幼年期延长到了十几年。

这种巨额投资加剧了男性对女性有限生育资源的争夺，同时也迫使女性吸引男性来保护投资和共同负担高昂的抚养成本，而要做到这一点，女性必须让男性相信他们所保护和投资的对象是自己的后代。

同时，女性在投资安全性和回报最大化方面，还要考虑两个因素：首先，当配偶被其他男性取代时，要确保新丈夫不会遗弃甚至杀死前夫的孩子——这在稳定配偶模式中是很普遍的；其次，如果出现为后代获取比丈夫更好基因的低风险机会，不要错过。

上述因素都意味着，亲子关系的有限信息模糊，将最好地保护女性的投资策略：它一方面让丈夫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是在抚养自己的孩子，同时也让丈夫的竞争者们不会轻易遗弃甚至杀害孩子。

从20世纪起，特别是在西欧，基于上述抚养策略和两性投资策略的婚姻关系，受到了现代福利制度和义务教育制的冲击。男性在传统婚姻关系中的投资，主要体现在安全保护、生活资料和子女教育上，而福利政策让政府越来越多地取代了丈夫和父亲的作用，女性越来越不需要吸引和说服男性来共同承担抚养负担，于是，她们策略组合中获取更好基因的那一条便逐渐占据主导。在西欧，今天的单身母亲们无须再为孩子的奶粉钱、学费、医疗而操心，从出生到大学毕业，政府包办一切，甚至毕业之后没有工作也不怕，靠失业补贴足以生存。

同时，对男性来说，由于女性的策略转向，在婚姻市场的诸多择偶条件中，经济实力和家庭投资意愿的重要性已大为降低，优良基因——表现为健康和性吸引力——的地位大大提升，于是追求丰厚稳定收入和事业成功的动力下降了，而把自己扮得更酷的激励加强了（尽管有时候事业成就也可以让你更酷，但这一点不再那么确定）。

所有这些，改变了数千年来两性之间的游戏规则，最终导致了20世纪60年代横扫整个西方的性解放运动，性革命最初由西欧女权主义者发动，随后战火烧到美国；然而，由于美国福利制度的深度和广度远不及西欧，传统婚姻家庭的经济基础仍然坚实，所以革命高潮一过，保守主义迅速回归；相反在西欧，性解放已水到渠成，大局早已底定，以至于今天已经不再需要女权主义的任何努力了，公众对这一话题也失去了兴趣。

基因技术的发展，让依靠信息模糊而得以残存的欧洲婚姻制度陷入了尴尬的两难境地：如果允许亲子鉴定，信息模糊便不复存在，某些家庭要面临瓦解危机；如果不允许，不服气的男性就可能进一步逃离婚姻和家庭。无论如何，恐怕都难以挽回婚姻和家庭在欧洲的没落命运。

〖后记〗

两年后回头再看，发现这篇的分析中有个严重缺陷，模糊策略在个人安全缺乏制度化保障的时代有其价值：可以阻止男方杀婴(9)。但在法律出现、人身安全有了制度保障之后，模糊策略就仅仅对女性有利，而不再是维持婚姻稳定的因素了。这样，限制亲子鉴定就是对婚姻的单方面不利，而并不存在文中所说的“两难困境”。

婚姻和家庭的基础是夫妻分工合作的子女抚养模式，因而，当现代市场经济的大分工模式改变了上述基础之后，婚姻和家庭必定遭受冲击，与亲子关系不确定相比，这一冲击是更为根本和彻底的。在文化上较为保守的社会，价值取向和文化传统的惯性会延迟变化的过程，但很难阻止变化的发生。

49．同性恋会因为宽容而变得更普遍吗

2009-02-12，No.471

去年11月，就在美国自由派赢得总统和国会选举的同时，却在别处遭遇了一次出乎他们意料的失败。加利福尼亚选民在选举日除了对总统候选人投票，还要为一系列州内选举和表决投票，其中包括了禁止同性婚姻的八号提案。提案以52％的支持率通过，这一失败让自由派在半年前赢得的那场胜利化为乌有，当时，加州最高法院以4:3裁决同性婚姻合法。

八号提案的通过随即在全美八十多个城市引发了一场大规模抗议，许多个人、团体甚至地方政府向加州高院提起诉讼，法院已决定受理这些诉讼，并安排在下月初开庭。自由派的愤怒源自他们对失败的震惊，此前他们在舆论上已完全占据主导，支持提案的捐助者甚至不敢公开捐助记录，“沉默的多数”用选票说话了。

近年来，在同性恋社团和自由派的推动下，争取同性恋者权利的运动，在具有深厚保守传统的美国，正取得越来越多的进展。实际上，同性恋行为本身在美国早已得到保护，也就是说，从消极权利的角度看，同性恋者已拥有全部公民权利，他们现在主张的同性婚姻，实际上是在改变对婚姻的定义，从而创制一种与传统婚姻同等地位的新的民事关系，而正是这一条，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抵制。

在基督教传统中，婚姻不仅是一种民事关系，还有深厚的宗教内涵，历史上，婚姻法作为教会法的一部分，独立于普通法，婚姻事务也一直由教会管辖。所以不难理解，保守派为何在此问题上如此顽固，这已经成为他们最后的防线。

现在，这条防线正在被突破。加州去年五月的裁决让它成为继马萨诸塞之后第二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州，就在八号提案通过后几天，康涅狄格最高法院承认同性婚姻的裁决正式生效，而同性婚姻合法化法案正在佛蒙特、罗德岛、缅因和新罕布什尔等多个州议会讨论。

撇开宗教内涵，从民法角度看，婚姻实际上就是一种涵盖了财产共享、继承和子女抚养等责任的民事契约。理论上，通过双方协商签约，婚姻关系像其他民事关系一样可以得到合同法的保护，而不需要专门的婚姻法，通过商定各种责任关系，每对夫妻都可以建立独特的婚姻关系。

但在实践上，婚姻契约涵盖的内容过于广泛，时间跨度又很大，如果每对夫妻都从头商议全部条款细节，交易费用大到无法接受。婚姻法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提供了一种包含了大量默示条款的标准契约，其内容来自社会对于婚姻所含责任的普遍看法，同时，借助婚前协议，夫妻可以对契约内容进行个性化和微调。

从民法角度看，只要契约自由原则得到贯彻，同性婚姻是否被承认，其实对于争议双方都无关紧要（暂不考虑与婚姻有关的税收和福利优惠），想结婚的同性恋者，不妨订立这样的契约：我们同意承担异性夫妻在婚姻法下被规定的全部责任，直到任一方死亡或双方同意解除契约。同性恋社团也可以参照开源组织为开源软件所设计的GPL授权协议，为同性夫妻设计一套标准婚姻契约，按经验，美国法官是会承认这种契约的，这将是法律自发演进的经典模式。

如此看来，同性婚姻的合法化之争，更多的是一种名分之争，自由派希望通过不断突破一些社会心理禁区，来求得宽容同性恋的文化氛围，而这也正是保守派不愿看到的，在这方面，自由派显然获得了更多成果。然而有趣的是，双方都没有看到一种前景：恰恰是对同性恋的文化宽容，或许会在未来导致同性恋的急剧减少甚至灭绝。

对于进化生物学家，同性恋一直是个难题，这种看起来对个体繁衍有害无益的性状，不仅有基因基础，而且在各种族的基因库中拥有稳定的比例。近年来有一种相对可信的理论认为，同性恋其实是双性恋的一种极端状态，而双性恋是有遗传优势的，这是因为双性恋者通常更早开始性行为，而且平均拥有数倍于单性恋者的性伴侣。正是双性恋的这种遗传优势，附带使同性恋作为其副产品也长期存在着(10)。

在我看来，同性恋的存在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文化传统和伦理体系对娶妻生子的看重，在各种文化中，这都被视为人生头等大事。因而在传统社会，同性恋者虽然对异性没兴趣，但为了履行伦理和家族义务，同样会娶妻生子。

即使在当代，许多社会的同性恋者为了掩盖其性取向，也会娶妻生子。因此，在这种严苛的伦理约束下，同性恋者留下的后代通常并不比异性恋者少，这样同性恋基因便一直存留于基因库中。

显然，文化宽容将瓦解同性恋的这一存在基础，在同性行为被普遍接受、同性婚姻得到伦理正当性之后，同性恋不再需要履行娶妻生子义务，也不必用异性婚姻来掩盖性取向，于是，他们也就不再会留下后代了。这一结果，或许只要几代人时间就会在统计上表现出来。

从这一前景中，我们实际上可以得到一个更广泛的启示，那就是，长期的宽容会让原本在一般人看来难以接受的行为融入主流，或许最终还会消失。

〖后记〗

法律和文化宽容对同性恋现象所产生的效果，大概是一个经典案例，说明许多变化的短期和表面影响和它的长期效果并不一致，甚至相反。近年来，随着宽容度的日益增加，许多人感慨，同性恋越来越多了，人类对性关系的古老观念将彻底被颠覆。

实际情况可能恰好相反，假如作为本文分析前提的“双性恋副产品假说”是对的，那么，原先迫使同性恋者结婚生子的文化和伦理约束消失后，双性恋基因的遗传劣势将被大为放大，无疑会降低其在基因池中的比例。

50．婚姻法新解释对婚姻关系有何影响

2010-11-17，No.1238

近日，最高法院公布了一份婚姻法司法解释的征求意见稿，其中绝大部分条款都集中在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界定问题上，同时也涉及了对第三者财产许诺的有效性问题。由于该解释触及了时下婚姻纠纷中许多最敏感的环节，在以房产为核心的家庭财产越来越庞大，而人们对婚姻关系所蕴含的责任的认知却日益分歧和模糊的今天，值得花点工夫来理解该解释将给婚姻和家庭带来何种影响。

在读过解释全文之后，我总的观感是，它一方面（第二条）旨在强化婚姻关系的排他性，打击第三者从婚外关系中获取利益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大部分条款），它大力强化了婚姻责任的有限性；在几乎所有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边界可能存在模糊的地方，它都将财产认定为个人的；最后，它再次强调了婚姻缔结决定的非交易性质，拒绝支持彩礼性质的财产转移作为婚姻契约的一部分。

1949年以来的历次婚姻法制定和修订，都有着强烈的进步和现代化倾向，强化一夫一妻制，打击包办和买卖婚姻，切断婚姻与家族义务的联系，否认婚约的交易性质，强调婚姻责任的有限性等。本次解释看来朝这个方向又迈进了一大步，在我看来是颇为激进的一步，在强调个人独立性的进步、新潮、女权主义人士眼里，这无疑是个进步。

然而，对于那些对婚姻和家庭抱有较为传统和保守期待的人们，这或许会令他们更加无所适从。像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大城市、小城镇、农村之间，各地区、民族之间，有着十分不同的习俗和文化，人们对婚姻关系的性质、婚姻责任的内容和组建家庭时的财产安排，有着千差万别的看法和期待，法律的意义便在于保护那些合理的期待不至于落空，一部成文法若与人们的普遍看法和期待相违逆，它就是在扰乱而不是维护既有的秩序，而它本身也很可能因得不到普遍遵守而无法成为真正的法律。

现代人越来越看重婚姻中的感情成分，这是没错的，然而感情无须也无法得到法律保护，而婚姻区别于其他两性关系从而成为一个法律概念的，正是其所附带的财产安排和财产性关系。无论浪漫主义者是否承认，缔结一桩婚姻的行动就是一项契约交易，该契约对双方投入于即将运营未来共同生活和子女养育的合伙企业（即家庭）的资源以及在该企业经营过程中各自须履行的义务和可获取的权益，作出了精细的规定。

当然，实际上双方无法将这些条款一一写下来，绝大多数人缺乏将契约成文化所需的抽象和表述能力，多数条款只能是默会的，而默契的内容高度依赖于双方对习俗和传统的共同认知；好的法官和成文法应帮助人们识别、抽象和阐述这些默会的规则，而不是凭空制造规则。例如，由某方长辈提供的婚房，无论是否言明或记在谁的名下，都是投入于新家庭的资产，是对方同意婚约的前提，将其认定为父母对子女的个人赠予因而属个人财产，是很不恰当的。

传统上，女性选择嫁给某人，是抱着“托付终身”的期待的，由于女性再婚时的处境和议价地位远远弱于男性，其最初选择的机会成本极高，因而有理由要求男方作出可靠的长期承诺。在传统社会，这种承诺包含在几乎永久性的默会契约之中，由对方在整个婚姻存续期中逐日履行；但在现代社会，“托付终身”的期待显得越来越不合理了，而女性也逐渐学会了要求对方提前履约或提供抵押品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最好的保障手段就是诸如一套房产这样的巨额抵押品。

法律应支持和保护这种履约手段，至少对于共同生活的那套房产，以及维持双方及子女在婚内事实上长期享有的生活水准所需的财产和费用，应默认地认定为婚内责任，除非有其他成文契约明确地解除了这些责任。最新的司法解释似乎采取了相反的做法，它认定婚前个人财产（及其孳生财产）默认的不随婚姻缔结而进入共同财产，只认定那些婚内形成或明确登记为共同所有的财产才是婚内的，这无疑将弱化女性的契约地位。

显然，要求所有女性在结婚前仔细阅读每条成文法规定并深入精确领会其现实含义，是不合理的，而最终当她们真要面临这些条款带来的冷酷现实时，无异于一盆泼头冷水；更糟糕的是，对于已经存在的婚姻，这些规定将具有事实上的追溯效果：这些婚姻在缔结时，当事者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预期到未来离婚时会有这样的结果。

更何况，对于数亿仍生活于民风保守的农村和小城镇的女性，其中不少或许仍抱着在都市人看来早已不合时宜的托付终身期待，或许仍指望传统的默会契约会保护她们的利益，必要时司法会为她们提供救济，但很明显，有朝一日当她们果真需要求助于司法系统时，得到的将是失望。

〖后记〗

我在第48篇里已经谈到，随着夫妻分工和子女抚养模式的改变，婚姻的传统基础已被动摇，而在欧洲福利制度下，由于国家接管了很大一部分抚养责任，婚姻和家庭正在迅速瓦解。

但这并不是说，未来不会存在任何配偶或家庭结构，在新的性别分工格局下，某种新形式的配偶关系和家庭模式很可能会逐渐涌现，本文所提及的有限责任婚姻(11)或许会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

这一新旧变迁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引发许多争议和冲突，对婚姻责任的不同期待难免会让期望落空者产生感觉受骗和不公，司法系统在因应变化做出调整时，理应顾及文化和习俗的地方差异，特别是城乡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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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语出《礼记·礼运篇》。

(2) 语出《孟子·告子上》。

(3) 初出贾仲名《玉梳记》第三折，为“饱暖生淫欲”，此后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八有“饱暖思淫欲”一语。

(4) 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动机与人格》，1954年，或wikipedia: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5) 如一些读者所指出的，104:93这个数字很可能因计划生育所导致的瞒报而被夸大了，可能有些女孩出生时不报（以便为她们未来的弟弟留出配额），办理身份证时再补报，这一偏差的程度尚难以估算，但它对本文观点并无影响，它只是提示了对出生性别比可能有所高估，而我相信，婚龄人口性别比小于100这一判断，仍然成立。

(6) 关于性别比更详细的数字和分析，参见我对读者评论的回复：“要怪都怪现代男人太长寿”（No.332）。

(7) 见wikipedia: Demographics_of_India。

(8) 在我就价值观立法所写的系列文章中，曾对道德诉求的上述区分及其判别标准有过较深入详细的讨论，受篇幅所限，这里无法展开，由于本书主题限于经济学，也未选录这些文章，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按编号在我的博客上找到：“动物伦理问题应留给地方解决”（No.773）、“什么样的换偶才是非法的？”（No.734）、“胡乱抛尸应负刑事责任”（No.755）、“乞儿干预欠缺理据”（No.1584）。

(9) 人类学和灵长类学研究显示，在包括人类的人族动物进化史上，杀婴曾是女性面临的严重问题，我在“排卵期隐藏”（No.1681）一文中对此有过介绍和讨论。

(10) 关于性取向的生物学解释，学界尚未达成共识，有许多假说，本文所采用的是“副产品假说”，即：同性恋本身没有遗传优势，它是双性恋的副产品（by-product），而后者有显著遗传优势，因而同性恋基因并未被选择压力所淘汰。进化生物学家罗宾·贝克（Robin Baker）在《精子战争》（1996年）第十章里介绍了这一理论。

(11) 我在“夫妻财产互查应有所限制”（No.731）一文中曾讨论过有限责任婚姻的经济和法律含义，以及婚姻责任向有限化发展的一些迹象。

第十一章

有时候你不知道保持理智是否明智

有两个因素增加了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因而也为人性增添了色彩：一个是情绪，它会让人暂时摆脱理性的控制，像一支点燃了的烟花，不可遏制地发出一连串行动，直至熄灭；另一个是信念，它让人无视当前情境下的各种诱惑、困扰和不确定性，而坚持某些行为策略和这些策略所依据的判断。

尽管看上去十分不同，但这两者其实有着相似的功能，它们都可以避免或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增加行为的确定性，让旁人可以更确切地预知自己在何种情况下会做出何种反应，而在许多博弈格局中，让潜在对手们了解并确信自己的行事方式，是明智的策略。

假如你是个出了名的烈性子，一旦被激怒就会不顾后果地决一死战，这种冲动性格看似不理智，给你带来得不偿失的冲突，但实际上，这样的名声在长期带给你的收益很可能足以补偿其风险，别人会小心翼翼避免触碰你的底线，假如你能清晰地展示你的敏感点所在，并将其用于保护你的重大利益，便可构成某些独特的优势策略(1)。

类似地，信念一方面可以让你抵制机会主义诱惑而坚持一些长期有利的策略，同时，信念对旁人的充分展示，也可以引导他们对你的策略作出恰当的反应，这一点在重复性非零博弈中尤其重要，它有利于达成合作而避免陷入“囚徒困境”(2)。

然而，情绪和信念也有其负面作用，由于它们的顽固和刻板的特点，会让你在博弈格局已经改变的时候，仍然坚持一些已经不再合理、不具优势的行为方式，或者会让你把情绪错误地用于看似相似实则不同的新情境，用你代价高昂的暴怒去保护一些琐碎的利益，或把难以自拔的热爱投入于没有价值的对象。

更有甚者，情绪和信念的心理机制一旦从进化中获得，便为观念在群体中的传播提供了“易感点”（susceptible sites），而这些观念所服务的，未必是个体利益，而很可能是像组织或文化系统这样的超有机体（superorganism），如民族主义或企业文化。

51．为何世界杯比冠军杯吸引更多观众

2010-06-18，No.720

世界杯所激起的巨大热情是一个奇特的现象，自从电视普及以来，它已成为四年一度的全球盛宴，一场牵动数十亿人的神经，打破他们平静生活的漫长狂欢。仅仅用人们对体育运动的喜好，是难以解释的，事实上，投入这场狂欢的人群中，许多并不喜欢足球，平时也很少看球，甚至看不懂足球，更别说踢过足球了。

而在真正懂球的球迷眼里，或许欧洲五大联赛和冠军杯的比赛水平更高，也更好看。从专业角度讲，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相比那些有任务才临时召集起来的国家队，职业俱乐部能够跨越国界搭建最优秀的团队，有着更连贯周密的训练计划，更多的实战配合经验，更从容的状态调整空间，而国家队中，除了巴西、阿根廷这样的顶级豪门之外，很难组建和调整得像冠军杯参赛队那么全面、均衡而专业。

但两者在吸引观众的表现上却恰好相反，2006年德国世界杯平均每场收视人数达到5亿，而同期冠军杯即便重大比赛收视人数也不过一两千万，差了一个数量级。造成这一反差的，无疑是民族激情的巨大号召力，如同奥运会一样，世界杯是展示民族符号、宣泄民族激情的一场盛宴，人们挥舞国旗、高唱国歌，把手捂在心口，把国旗颜色投射到球衣上、涂抹在脸庞、胸口、三角肌乃至屁股上。

在每一种文化中，民族激情都是如此容易被激活，而一旦激活便成为影响集体行为的压倒性因素，这背后必定有着牢固而普遍的心理基础。这一基础，大概源自于人类狩猎采集时代的团伙和部落对抗。在那个漫长的时代，作为基本社会单位的部落常由拥有血缘关系的数十上百个家庭组成，其中成年男性组成团伙出门打猎或掳掠其他部落，构成了其工作和生活的主要内容。

因而对于男性来说，在团伙中成为好战友，甚至好首领，便意味着有更多机会分得战利品。为此，他们发展出了许多适应性能力：勇敢、忠诚、服从、坚忍、领会、沟通、组织、计划、指挥等，而其中一项独特的能力在日后有着深远的影响，即借助某些外在特征迅速识别敌友并作出适当反应的能力。

一个好战友，是那种能被共同的文身样式、出征前的舞蹈和鼓点、挥动的图腾、冲锋的号角、战友的吼叫，激起强烈斗志的人，也是能被来自敌方的类似信号激起怒火和仇恨的人；并且，这些反应必须与底层的情绪系统绑在一起，必须表现出难以遏制的脸红、心跳、气喘，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实际的战斗行动，才是可信的。

很明显，民族、国家的那套符号就是部落战斗符号的现代翻版：国旗源自旌麾，国徽源自图腾和盾纹，制服源自文身发式等身体装饰。然而，尽管它有着古老的心理基础，但民族激情本身却是近代的产物。民族，既不是血缘集团，也不是文化和语言集团，它是近代主权国家崛起过程中，国家权力所能达到的边界，而所谓民族性，是既已崛起的国家凭借权力为这一虚拟部落所拟构的符号体系。

在文艺复兴前的欧洲，没有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在日常生活中，只有拉丁语、日耳曼语、凯尔特语和斯拉夫语的各种方言，而在学术和大跨度交往中，只有希腊和拉丁这两种世界语；是民族、国家借助印刷术、统一课本和义务教育，创造和推行了民族语言，对上取代了拉丁语，对下消灭了方言，同时，官方的历史和文学编纂，为民族创造了共同的神话、历史、英雄、恶魔、苦难、经典、圣地和纪念日。

尽管部落是虚拟的，但构建民族的努力却是非常成功的，通过语言和文化的改造，国家成功地把这套符号体系植入了人们的集体记忆。这一成就，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创建制度、推行政策、实施控制和对外交往的基础。然而，民族激情在赋予国家以统治能力的同时，也成了战争与杀戮的催情剂，在它的强大驱动力之下，未明世事的青年们毫不犹豫地涌向征兵站，去杀死那些所谓的敌人，仅仅因为后者佩戴着另一套符号。

今天，当人们涂满油彩击鼓鸣号涌向球场时，其情绪、姿态、装扮和队列，是何等的相似啊。幸运的是，那里只有号角，没有枪炮；只有欢呼，没有杀戮，而最终将他们放倒的，不是子弹，而只是啤酒。或许我们该庆幸，当初被从潘朵拉盒子里放出的这只妖精，如今被关进了竞技体育场这个笼子里，驯化成了无害地取悦于我们的宠物，激情在此燃烧，却不会去推动那部危险的引擎。

〖后记〗

集体主义情感有许多种表现，民族主义只是其中之一，社团、教派、同乡、校友乃至班级和宿舍，依我看，它们都基于同一个心理基础(3)，而这一基础，或许就起源于我们在进化史上所长期经历的狩猎团队和部落组织。

许多心理学实验也表明，只要将一群人随机分为两组，并给予稍许竞争关系的暗示，就很容易在它们内部诱发出集体情感、一致行动和组织化过程，而在两组之间产生对立、冲突和争斗。

上述心理基础，为各种组织的建立提供了条件，成功而长久的组织，都曾利用了人们对集体主义的易感性，借助符号化甚至虚构的伟业、英雄、战胜恶魔与苦难的经历、视觉识别系统（VIS）(4)等工具，建构一整套价值和信念体系。

所谓企业文化建设做的就是这些事情，形象符号不仅是给客户和公众看的，也被用来在组织成员中培植文化认同感、价值自豪感和组织凝聚力。

52．韩国传教士为何这般狂热

2010-07-27，No.702

近日，一名韩国传教士因为被怀疑有传教活动而在利比亚遭拘捕，利比亚还因此而中断了在韩国的领事业务。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因传教活动而导致韩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外交冲突了，过去几年，在阿富汗、伊拉克、也门、约旦等国家，都发生了韩国传教士遭地方武装绑架或被当地政府驱逐的事件。

作为美国反恐战争的积极盟友，韩国向伊拉克和阿富汗派出了不少重建和援助部队，同时也有许多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前往帮忙，其中便以教会组织居多。他们所招惹的外交风波常将韩国政府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尽管后者屡次劝阻境外传教活动，但由于基督教已成长为韩国第一大宗教，而且基督徒选民十分在意候选人的信仰，因而政府也是投鼠忌器，不敢过分压制。

无论以绝对数还是人口比例计，韩国都已成为仅次于菲律宾的亚洲第二大基督教国家；基督教在韩国的发展异常活跃，不仅体现在信徒人数的庞大，更体现在信徒们高昂的宗教热忱、新教派的大量涌现和积极甚至狂热的对外传教活动。韩国各教派共向海外派出了两万多名传教士，这一数字仅次于宗教基础最为深厚稳固的美国。

这一景象，与我们在韩剧中所看到的那个韩国似乎大相径庭，在许多人眼里，韩国是一个保留了儒家传统的社会；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个被华夏文化熏陶了两千多年的韩国社会，如此热情地拥抱基督教，并在对外传教上表现出这般狂热？

答案或许就在问题之中，韩国基督徒所表现出的积极和热忱，或许正是因为他们急于想摆脱自己身上难以抹去的东方印迹。一旦决定投入西方基督文化的怀抱，那些挥之不去的儒家文化和佛教传统，似乎就成了他们身为基督徒的先天不足甚至历史污点，就像文革中那些出身不好的资本家子弟，为了向组织证明自己的忠诚和坚定，也表现出异常的决绝和狂热，不惜与父母反目成仇，而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更是冲在最前面——把我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考验吧！

这种狂热常常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传教者们会故意去招惹和激怒异教地区的民众和政府，诱使他们来迫害自己，以便获得受难、殉教、最终成为圣徒的机会。这在外人看来好像难以理解，但确实广泛存在于那些处于扩张期的教派中。

纵观各种教派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类似的狂热其实普遍存在于各种新兴的教派、新近皈依的信徒，以及刚刚从异教统治中获得解放的教区。如西班牙，在与阿拉伯王朝长达七百年的拉锯战之后，西班牙文化和语言已深受阿拉伯影响，于是，一旦基督教得以光复，西班牙基督徒变得极为狂热，他们急于要与这段历史和它所留下的痕迹彻底决裂，因而在对外传教、征服、迫使殖民地改宗、在欧洲迫害新教徒、审查消灭异端等方面，都表现得非常积极。

对于传统教区的信众来说，教徒身份是与生俱来的，他从其所成长的文化环境中未经思考和选择而自然地获得了信仰，既然不是自己的选择，也就无须为此而辩护和证明，因而信仰问题通常不会给他带来焦虑。然而，新教派的加入者、新兴教区的皈依或改宗者，就很难避免这种焦虑了。首先，如上所述，他需要与他所来自的那个文化传统划清界线；其次，他还要时刻应付来自他身边的异教人群的种种鄙视、嘲讽和非难。

正是这种对抗性的氛围，激发和强化了他自我辩护和自我证明的冲动。由于宗教信条和戒律常常与习俗、常识和理性发生激烈冲突，新皈依者必须有坚韧顽固的自我辩护能力才能坚持下来，这就是他们为何总是那么狂热的缘故，因为非如此者早就放弃退出了。

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人一旦陷入自我辩护的循环，就能够堂然无视一切反面证据，他们总是能通过各种神奇的迂回曲折，将旁人看来明白无误的反证，解释成自己信仰的又一次确证，或者对手垂死挣扎般的捏造和诋毁。在这样的循环中，他的认知能力、想象力和思维的空间，也就会变得越来越狭窄。

自我辩护和它所激发的狂热对于宗教传播的重要性，在预言问题上体现得最充分。许多教派都有预言，而且任何教派都不会因为预言落空而破产，实际上，著名的预言都落空了，而每次落空都促进了教派大发展。基督教曾预言了耶稣的复活和千禧年弥赛亚的降临，现在第二个千禧年已经过去了，弥赛亚没来，不过没关系，人们决定把它推迟到2012年，当然，届时还会再推迟的。

〖后记〗

新皈依者的执著和热情，在许多文化现象中都可以发现，历史学家布尔斯廷在《美国人》第一卷里，对弗吉尼亚庄园主们模仿英国绅士的情景做了生动描述(5)，这些新绅士不仅处处亦步亦趋，而且对绅士文化的恪奉和保守比英伦绅士要顽固和死板得多。

文化元素一经传播和模仿，便会趋于模式化，变得刻板和僵硬。这一点在日本文化中表现最为突出，日本民族堪称皈依专业户，对外来优势文化来者不拒，一旦认定，模仿起来十分坚决、彻底和细致，历史上先后皈依儒家、佛教和西方的N种制度和主义，像相扑、插花、茶道等原本并无严格程式的娱乐情趣活动，到了日本就都变成了高度仪式化、有着严格程序的表演艺术。

在本书第21篇里我曾提到亨廷顿的观点：组织需要经历数次人事轮替才能完成其结构和程序的成熟，这一原理与文化元素随传播与复制而趋于模式化和程序化，似乎颇有相通之处，两者都与工具价值向终极价值转化有关。

在最初创造茶道的人看来，选择这套程序只是因为这样能泡出好茶，或能体现出我的优雅，假如其他方式能起到同样效果甚至更好，我是不会拘泥的，但在模仿者看来，这套程序化动作本身就是好的、美的，它本身成了值得追求的价值。

类似地，在一个新组织中最初承担某项职能的人，他选择某套工作方法，只是出于方便或效率的考虑，但经过数次人事更替和师徒传承，后来者没有经过当初的探索和尝试，直接接受了既有的做法，他们倾向于把这套方法视为理所当然，甚至神圣的：事情就是应该这么做的。

53．富士康工人接连跳楼是巧合吗

2010-04-12，No.752

自从去年七月孙丹勇因工作差错不堪压力而从宿舍楼上跳下身亡以来，富士康厂区内接连发生了多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其中五起密集地发生于3月11日至4月7日的短短28天内。尽管迄今未发现富士康存在过错和应负法律责任的证据，但舆论已开始质疑这些悲剧是否与它的工作压力和管理方式有关。日前，富士康公关部门在就此接受媒体专访时，也承认企业在管理方式、员工关怀和企业文化上存在问题。

中国每年每10万人中有14人自杀，而富士康仅在深圳就有27万员工，所以即便考虑到就业者的自杀率低于失业者，一年内不到10名雇员自杀，也并非特别离奇之事。然而，这些自杀事件在时间分布上的密集，自杀方式的一致，自杀者年龄的相仿，却很难让人相信它们之间没有相关性。

是的，从时间、方式到处境的相似性，这些自杀具备了“维特效应”(6)的全部特征，从孙丹勇事件被密集深度报道和广泛讨论之后，后续自杀事件以192天、54天、12天、8天和1天的间隔鱼贯而至，构成了一个不断加速的维特链。

在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发行并迅速流行之后，许多为情所困的青年读者模仿主人公维特自杀殉情。后来，社会心理学家发现这种模仿性自杀广泛存在，并占据了自杀案件的很大比例，模仿的对象有社会名人、轰动性事件的主角和同社区内社会角色类似的人。

维特效应生动地展示了，人在多数时候并不是依有意识的理性思考和深思熟虑的计划而安排自己的生活，他们更多地依靠本能、习惯、传统、宗教和对前辈的模仿来行事。当他们面临困境，而这些常规指导源都无法告诉他们该怎么做时，便会陷入极度的不安与无助，此时，若身边处境类似的人选择了自杀，他们很可能接受这个简单而容易的答案。

甚至在自杀方式上，他们也懒得去考虑，而简单地模仿了事。这一点，从自杀方式的文化差异中可以看出，各国都有一两种主流自杀方式，各不相同，而每种新方式一经大媒体报道，便会迅速流行，如1998年金融危机后烧炭自杀在香港的流行，这次金融危机后，杀死家人后自杀的案件，也一度在美国密集发生；更诡异的是，研究发现，许多重大交通事故过后，就有人会以制造交通意外的隐秘方式自杀。

人的模仿倾向表现在生活的每个环节，模仿性自杀只是因其悲剧性而特别引人关注，模仿性犯罪和模仿性行善都很普遍。研究发现，在交通路口，一位司机闯红灯会大幅提高其他司机闯红灯的几率，这一现象即便在素以遵守规则著称的那些社会也同样显著。

一个人选择自杀的目的，不仅是结束自己的生命，通常，这是他展示给社会的一个姿态，是对身边人的一次喊话，要以最强烈的声音发出最后一条信息：我为你可以付出这样的代价；瞧你把我逼到了这里；瞧你把一切都毁了；我很歉疚；我是无辜的；我已拼尽全力了；我并不如你想的那么无耻等。

这些信息，原本或许可以用其他方式表达，但许多人从来没有学会，当他们看到别人用自杀来喊出同样淤积于胸的那句话，并且看上去都被听懂了时，他们认为自己终于学到了。而这里，正是心理辅导可以起作用的地方，也是富士康这样的劳动密集型大企业需要改进的地方。如果能帮助年轻人学会如何喊出这些话，如果能创造出让他们有机会喊话的场合与情境，许多自杀是可以避免的。

我们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很少给孩子练习这种表达的机会，家长、老师常常迫不及待地抓住孩子的抱怨流露，作为负面评价的证据，甚至斥责的把柄；在经历了种种险恶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之后，我们的大人总是过于老练地从孩子的倾诉中挖掘可疑动机和辨识推诿托辞，他们失去了倾听的习惯和能力。

在很大程度上，企业管理层继承了家长的这些特征，在许多企业的文化中，直言者是傻瓜，抱怨者成了出头鸟，批评是忠诚的反面证据，畅所欲言的号召只是引蛇出洞的计谋。孙丹勇因丢失样机而自杀，固然与他的个性有关，但在他痛苦绝望的几天中，富士康管理层显然没有让他看到事情将得到公正解决的希望。

从零星传闻中，我们看到了追查和严控的努力，但看不到听取陈述和申辩、在无罪推定的前提下一起分析各种可能性、共同商讨解决方案的任何迹象，显然富士康不存在这样的机制，在那几天里，听凭孙丹勇孤独地在黑暗和恐惧中等待命运的裁决。

实际上，从企业的角度看，单纯地依靠严厉和高压，自上而下地推行制度规则，并非建立质量和安全控制体系的最佳方法。高压和赏罚可以让人谨慎，但也会激励犯错者隐瞒信息，当缺乏公正可信的申辩、听证和裁决机制时，隐瞒和推诿常常是最佳选择。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的信息来源变得十分狭窄，信息质量也靠不住，而质量和安全控制却高度依赖信息的可得性。

对于大企业，每次非正常死亡都可能成为新闻事件，即便是孤立的多次死亡也会被描述为相关事件，这两点都会放大维特效应，从而在短期内造成连串自杀。这不仅有损于企业的公众形象，也会给员工带来心理阴影，降低他们在企业中获得的福利感受。该花点力气认真对待了。

〖后记〗

在自杀的诸多动机中，有两条本文没有提到，但也很常见：一是感觉自己在寻找配偶或生育后代方面前景渺茫，二是感觉自己非但无力帮助家人反倒成了他们的负担，这方面的相关研究，进化心理学家大卫·巴斯曾有介绍(7)。

模仿性行为连串发生并导致悲剧的，不只是自杀，连环凶杀案（如2010年发生的校园连环惨案）常常也符合维特链的特征，对此我在一个帖子（No.739）里曾有讨论(8)。

需要说明的是，维特效应并不构成对自杀行为的“解释”，它不是自杀的“原因”，只解释了为何自杀事件会以这种连串方式发生，但每个自杀者都有自己的独特原因和动机，这意味着，仅仅理解维特链机制并不能帮助我们预防自杀，但可以在一桩自杀案发生之后，提醒人们去考虑预防措施，但该预防谁、如何预防，则是另一个课题。

54．圣元事件中的传播学

2010-08-10，No.699

这件事(9)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它的传播学特征，很精彩，简直是个完美案例。

起初看来只是个孤立事件：一位心脏外科专家在一次儿童泌尿门诊中，厉声质问患儿母亲（P_0），怎么还在给孩子吃这个牌子的奶粉；显然，她相信了“圣元奶粉含激素并会导致性早熟”这一传闻，并基于此而向患者提供了处置意见。

到此为止都很平常，但后面的发展很有意思，我来理理：

（1）一个观念（“圣元奶粉含激素并会导致性早熟”，下称A）原本只是个普通的传闻，但经专家之口说出，被P_0深信，激活了遭受欺骗和侵害的念头，并促使她向记者投诉。

（2）同样，因为观念出自专家之口，并包含了商家损害消费者的故事，被认为有新闻价值，上了电视。

（3）该电视节目所覆盖的人口、它的收视率、性早熟的患病率、圣元婴儿奶粉的市场份额，这几个变量值的组合，导致n位性早熟患儿父母兼圣元消费者（Pn）看到或听说了节目内容。

（4）Pn们迅速接受观念A，并作出和P_0一样的反应，这些反应同样出现在媒体上。

（5）于是，上述节目的观众，看到了n+1个雷同样本，它们都支持观念A。

（6）于是，观念A变得更可信，更具震撼力，当然，也更有新闻价值，更具传播力。

（7）接着，类似的报道出现在更大范围的媒体，于是从（3）到（6）的循环再次开始，不过是在更大的人口规模上。

（8）随着循环继续，传播范围和Pn的值呈指数式增长，直到找出整个人口的全部合格样本（性早熟患儿父母兼圣元消费者）。

归结起来，这个传播模式的工作机制是：一个观念的早期传播，会从听众人群中自动筛选出那些支持该观念的样本，从而造成一个统计假象，该假象强化了观念的说服力和传播力，进而从扩大了的传播范围中筛选出更多的支持样本，如此循环最终使得该观念不仅广为传播，也被广泛接受。

该机制得以运行，需要恰当的条件，如（3）里几个变量的值要高于某个阈值，我粗算了一下，圣元事件似乎恰好满足了该条件：

武汉人口900万，约300万个家庭，假设其中10万家庭有奶粉期婴儿，单纯性乳房发育的假性性早熟，据说发病率约2‰，约200个，圣元奶粉市场份额约8％～10％，取下限是16个，报道该事件的节目据说收视率很高，算它10％，直接收看加上亲戚朋友告知，假设30％患儿父母及时得知节目内容，大约5个。

而事实上，最终有两位家长决定向媒体投诉，看上去是很合理的比例。

〖后记〗

本文描述的制造统计假象的筛选机制，其存在有个前提条件：当某一观念传播到一个群体时，群体中的正面个体样本比起反面样本来，有着强烈得多的表达意愿。例如，孩子吃了圣元奶粉而没出现性早熟的父母，不大会去找记者和媒体反映，相反，孩子吃了圣元奶粉而同时也出现性早熟的父母，会对报道留下深刻印象，并有强烈的冲动去表达。

造成这种差异的心理基础，我在一篇旧文(10)中曾有所分析，我称之为“能动性乐观主义”，意思是，我们的心理机制总是倾向于接受那些简单而“有用”的观念，因而，在面临困境和困惑时，总是偏爱那些能提供简单解释、指出直接原因的观念，而当这个原因是某个具体个人的行为时，不仅观念更容易接受，而且更容易转变为表达冲动，因为这种表达可能导致惩罚、补偿和矫正。

更一般地说，观念的正确性与它能带给个体的遗传收益，是不一致的，因而，进化所塑造的认知机制，不必总是倾向于接受正确观念，假如一个错误观念在命运攸关的情境中能导出个体的有利行为，而仅在一些无足轻重的场合才变得有害，它们是不会被选择机制所淘汰的(11)。

55．网络会把我们带回乡村时代吗

2009-03-09，No.454

日前，据南京市蒋宏坤市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透露，南京江宁区原房管局长周久耕因涉嫌严重违纪已被立案调查，这是人肉搜索的最新“牺牲品”。这一案件，连同此前一系列成为搜索对象的躲猫猫、林嘉祥、周春梅、谭静、王菲（男）和若干公费旅游账单，使得人肉搜索在短短几年之内突然成为一股引人注目、影响广泛的潮流。对此，有人拍手叫好，有人担忧个人隐私陷入危境，有人甚至呼吁立法禁止。无论对此抱何态度，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信息环境，已经大大改变了。

所谓人肉搜索，是在网上组织大量的人力，借助以搜索引擎为主的工具，搜集和跟踪某一事件或人物的所有可能得到的信息，力图再现出事情的原貌。以前，类似的工作只能由记者、侦探、警察等专业调查和研究机构来做，互联网和搜索引擎使它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如今越来越多的事件会在网上留下痕迹；五六年前，我曾尝试搜索自己和一些亲友的名字，但得到的有价值信息很少，但今天已大不相同，我甚至能用Google来研究家谱。

手机、数码相机、DV让人们可以随时采集信息，目前这些产品都在强化与网络相册和流媒体的连接，用它们拍摄的照片和视频几分钟后就可出现在博客和YouTube上了，即时通信、博客和社会化网络等Web 2.0应用的繁荣，也鼓励了人们在网上创作和分享信息；网民不再仅仅是使用者和阅读者，涌现了大量山寨记者和评论家。

信息来源的泛化使网络的触角遍及每个角落，而搜索引擎又将这些信息组织到一起，借助它，有心人可以对任何曾在公共视野中留下痕迹的事件进行跟踪；谷歌甚至已经为网络相册开发了人脸识别功能，如果把它融入通用引擎，人肉搜索将更为可观。

现代城市生活与传统部落、乡村和城镇生活的重要区别是，在乡村和部落，生活中见到的每个人几乎都是熟识的，偶尔才遇到陌生人，你走出家门后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引起熟人的关注、评价和议论，其结果将影响他们和他们的听众对你的看法和今后交往中所采取的态度；每个人都知道村里其他人的历史：他做过些什么？别人怎么评价他？他是个好顾主吗？我会不会吃他亏？要不要让着点他？或者最好躲开他？传统社会的道德、习惯法和社会秩序，很大程度上就是靠这种相互熟知和舆论评价的约束来维持的。

在大城市，即使你交际很广，熟识的人也很少超过200个(12)，而城市通常有几十数百万人；所以，一旦走入茫茫人海，你可以很有把握地假定：除非你与他直接发生关系，周围的人不会关心你在做什么，事后更不会记得。有人把这叫做人情冷漠，但如果你经历过小镇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好奇目光、窃窃私语和指指点点，或许会欣然称之为“城市的自由空气”：它清晰地划分了私生活和公共生活，并在私生活中让你摆脱了传统的目光和舆论约束。在地铁上，或许50米内有几百双眼睛，但你却可以比在小镇的冷清街道上更旁若无人地接吻、打私密电话或者傻笑。这也正是城市所以吸引年轻人的魅力所在，青年时代普遍的叛逆性让他们难以忍受传统生活中的那些约束，尤其是存在其他选择的时候。

现在，这一切即将改变，有趣的是，技术发展或许会部分地将我们带回乡村时代。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初现端倪时，曾有人惊呼，现代交通运输工具、电信网络和贸易开放，正在把世界变成地球村，但那主要还是生产方面的改变，而信息技术的发展，才将真正从生活上建立起地球村，并唤回某些传统元素，至少在一些方面，它有望把我们拉回传统之中。

今后，在大街上，在饭店、电影院、地铁站，“冷漠城市”这一假定不再可靠，或许你需要时刻留意，你此时的举动是否会被你家人、朋友或同事看见，如果这样，他们会怎么评价？或许会发现你和他们的印象大不相符？甚至当你卷入某些纠纷时，这些会成为对你不利的证据？

当然我们不会真正回到乡村，有一点差别是重要的：在乡村，目光和人言是“实时”的，舆论评价和约束和你的行为是同步的；而在未来信息环境下，行为发生时，旁人还是和以前一样漠不关心，人肉搜索和网络舆论是事后的，只会在某些条件触发下成为热点事件之后才会发生；但这一点也正是它的阴险之处：索性整天有熟人盯着倒也不会留下这么多丑态傻样，可怕的是，平时不觉得有啥，一出事就千年老账都被翻出来。

这一变化意义深远，它或许将改变城市生活的基本面貌，由于基本假定被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心理预期、行为方式、交往和信任关系，都将随之而调整，其结果很难预料，对此，及时的分析和评估是必要的，但要作出判断甚至采取立法行动，则为时尚早。

〖后记〗

当然，网络和新技术不会果真把我们带回乡村时代，但它却很可能在都市里创造出许许多多相互重叠交织在一起的“虚拟乡村”，村民们彼此了解很深，虽然地理上却相距遥远。

今天，在终端移动化和多媒体化之后，在传播环境去中心化之后，网络早期那句名言——“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条狗”——再也不适用了，相反，在网上，人们可以对你知道的很多，并且会越来越多。

不仅是可以，你也会愿意让你的同村邻居们知道很多，因为人需要社会，需要交往，在以前，你很难选择生活在哪个社会，而现在，你至少有了机会可以选择部分地生活在若干你喜欢的小村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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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化心理学家斯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How the Mind Works（1997年）一书第六章里，从博弈论视角阐述了情绪的策略意义及其进化起源，其中介绍的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的观点尤其值得关注。

(2) 参见wikipedia: prisoner's dilemma。

(3) 关于这一点，我与读者曾有过讨论，见“各种集体主义是否有共同的心理基础？”（No.715）。

(4) VIS是Visual Identity System的缩写。

(5) 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美国人·第一卷·殖民历程》，1958年，第四章。

(6) 详见wikipedia: Werther effect。

(7) 大卫·巴斯（David Buss）：《进化心理学》，2004年，第三章。

(8) 另可参见wikipedia: copycat crime。

(9) 关于圣元奶粉事件的新闻背景，可参见下面两个专题：

新浪的新闻专题：http://news.sina.com.cn/z/xingzaoshu/index.shtml。

网易的评论专题：http://news.163.com/special/00012Q9L/shengyuan.html。

(10) 见“观念的进化”（No.661，2006年）第三节，被我归入“能动性乐观主义”的心理特征涵盖较广，这里所引用的只是其中一种表现。

(11) 关于人类认知机制的非理性特征及其进化背景的讨论，可参见Leda Cosmides和John Tooby这对进化心理学家夫妇的研究，如The Adapted Mind（1992年）。

(12) 这里我们又见到了“邓巴数”，参见第43篇后记。

第四部分

制度与政策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s

财产权是任何社会的核心经济制度，私人财产权是任何自由社会的核心　 制度。

——大卫·弗里德曼，《自由的机制》，1973

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制度基础质量如何，对一个社会的福祉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制度若能增进福祉，必须使强制权能够在经济上有效地保护产权并提供契约执行，让声誉机制发挥作用……必须能够鼓励储蓄、投资和创新，并防止寻租行为。

——阿夫纳·格雷夫，《大裂变》，2006

我想不起有什么好的管制，运输管制？农业管制？从字母A开头的农业管制，到字母Z开头的区域规划，从A到Z，全是坏的；对管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研究，结果全都一样：效果是坏的。

——罗纳德·科斯，Reason杂志，1997年1月号

当一位旅行者游历一个个国家时，他首先感受到的差别，通常来自山水风光、气候植被和人文风情，但假如他住下来，生活一段时间，看看当地的新闻，办一些需要与各种角色打交道的事务，生一场病，送孩子去上学，甚至做点生意，那么，他感受到的最大差别，甚至绝大多数差别，将来自制度。

如今，得益于发达便利的传播媒介，你甚至不用亲身经历，也能真切地感受到制度所带来的差别；并且一旦人们有机会了解和比较，他们的评价有着很大程度的一致性，这一点清楚地反映在国际移民的流动方向上。

一些制度被人称羡，而另一些社会的精英们，则始终在为如何建立这样的制度而苦苦探索或争论不休。纵观那些被人羡慕的社会，不难看出它们的共同点：法治保障下的市场制度。今天，在20世纪的大规模社会实验浪潮过去之后，已很少有人否认市场制度的重要性，问题是，如何建立它。

事实上，曾经存在过的数十种主要文明中，市场都有过或多或少的发展，但法治下稳固而持久的市场制度，只在西欧起源过一次，其余都是它传播和扩张的结果。这是因为，市场发育与国家权力增长之间有着内在的冲突。

在缺乏强有力的司法系统的社会，财产权高度依赖于自力救济或互助救济，而交易也多半只能在熟人之间展开，契约执行主要依靠信誉机制，这些，都限制了产权的多样化、抽象化和资本化发展(1)，也阻碍了大跨度、大规模的非人格化交易(2)，并限制了分工的广度和深度。

一个能在广大地域内推行司法的强大政府，可以在高度流动性社会中保护形式多样、结构复杂的产权，确保非人格化交易的契约执行，但同时，日益强大的政府权力也常常被利用来侵犯私人产权和干预自由交易。因而，只有当政府权力扩张及时伴随着宪政和法治对权力的制约力的同步增长，市场制度才能可靠地建立。

即便市场制度已经建立，它也始终面临着严重的挑战，相对于人类进化史，它还太年轻，我们古老的文化和更古老的人性远未适应和接纳它，在面临新的问题和困境时，人们总是习惯于从非市场甚至反市场的方向寻找出路，尽管事实已屡屡表明，那些并非出路。

本部分的文章涉及市场制度的若干侧面，和它所遭遇的来自管制和干预的冲击，以及它在一些新问题领域中的可能发展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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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明确而可靠的法律保障如何导致产权抽象化，从而带来流动性并成为金融资本的机制，以及法治缺乏对此过程的阻碍，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 Polar）在《资本的秘密》（2000年）一书中有精彩的分析。

(2)  关于小圈子内基于信誉的人格化交易和市场化的非人格化交易的区别，以及两者对强制性司法系统的不同要求，可参见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Bifurcation: China and Europe Compared（2010年）一文中的分析。

第十二章

财产权是行为边界

财产权是一道无形的篱笆，它给行为划定了边界，对于其主人，它让他能够安心地指望在边界之内免受他人打扰，而对于其他人，它是他们要在边界内做某些事所必须预先加以克服的人为障碍(1)，而这个屏障的钥匙，就操在其主人的手里(2)。

因此，具体某项财产权的界定，是定义在某个行为空间上的一个区间，这个空间不必是物理三维空间，它可以是由行为诸特征中涉及利益冲突的那些维度所构成的任意维空间。例如，捕鱼权的行为空间由季节和网眼直径来规定，而排污权用浓度和流量，噪音权用分贝、频率和时间段，频段权用频率、功率和地理区域，著作权用介质、语种和国别，专利权用年限和国别，道路通行权用载具类型、吨位、排量、速度，股权用投票资格和清算优先级等(3)。

任何初级财产权都是以否定性句式来规定的，例如，我拥有某块土地的意思是：除非获得我允许，任何人不得进入这块土地或对它做任何事；只有从初级财产权所派生出来的次级财产权才可能（但未必）是以肯定性句式来规定：我拥有这间游泳池（初级产权），据此我可以授权你每周末可以来游泳（次级产权）。

所以，一个空间若未被任何产权所圈定，便意味着任何人都可实施其中的行为，这就是所谓的无主空间或公地。一个空间之所以无主，可能是因为那里还不够拥挤，行为之间没有太多冲突，但有时它虽已十分拥挤，却没有发展出有效的产权来划定行为边界，便陷入了常说的“公地悲剧”(4)，这是制度发展的失败。

现代社会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如道路拥堵、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物种灭绝和社区服务匮乏（贫民窟），从制度角度看，都是产权创建的失败，因而解决之道便在于如何在比传统产权形式复杂得多的条件下拟制新型产权。

尽管有许多困难，但人类在新型产权的拟制上有着不少成功的经验，从古老的通行权、取水权、采光权，到近代的著作权和无线频段权，和当代的污染排放权，都是解决公地悲剧的有益尝试。

56．禁售是不是保护濒危动物的好办法

2010-03-15，No.760

最近，沈阳森林野生动物园三个月内连续饿死11头东北虎的事件震惊了世人，也引发了人们对野生动物园是不是保存濒危动物的恰当方式这一问题的思考。饿死老虎的直接原因，是以观赏门票为主要收入的商业模式无法维系，该动物园多年来处于勉强维持的亏损状态，加上去年因老虎伤人被封园整顿，终于撑不下去，断了动物口粮。

人们或许还记得，几年前桂林熊虎山庄也曾面临类似的困境，在历经十几年努力并投入四亿多元资金后，山庄在老虎繁育上获得了巨大成功，老虎数量达到一千多头，并以每年一两百的速度增加。但与老虎一起增长的却是亏损，门票收入只够买饲料，无法维持运营，死老虎不能出售，相反还要承担每年十几万元的冷藏费。如今，那里的众多老虎正被关在棚屋里苟延残喘。

在繁育上获得巨大成功的投资者，所收获的却注定是巨亏甚至破产，这不得不让人怀疑，目前的濒危动物保护体系，在激励机制上出了大问题。保护野生动物的立法努力，最初所指向的是捕猎行为，但后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只要对野生动物制品的巨大需求依然存在，就难以阻止猎手们铤而走险。制品禁售法律的主旨，在于通过切断野生制品的流通链，来遏制消费者对供方的激励。

然而，禁售法是否有助于其立法本意——即最大程度地保存濒危物种的野生种群——的实现，却并非无须论证。通过制品禁售来保护乃至扩大野生种群，暗设了一个前提：野生种群的数量是外生给定的，并且是进入消费市场的动物制品的唯一来源，因而流入消费市场的数量越多，野外保存的数量便越少。

这样，在设计激励机制时，所需考虑的市场只有一个：对来自野生种群的动物及其制品的供给和需求。在此考虑之下，最优选择便是：从供给、需求、流通三个方面施加最大的打击，以便消灭这个市场，最终关闭野生种群向消费市场的溢出。

然而这里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满足消费需求的动物制品未必来自野生种群，也可来自人工养殖，因而消费需求究竟激励了更多狩猎，还是激励了更多养殖，取决于供给成本；不同物种的成本曲线也是不同的。

抓到濒危稀有动物原本就很困难，而禁猎法又大幅抬高了其成本，因而养殖成本远低于狩猎成本是完全可能的，越是稀有物种，这种可能性越大。若人工养殖能将市场价格压低到令商业捕猎完全无利可图，那么，禁售法便是不必要的。

其次，野生种群的供给数量，并不是由自然条件和物种禀赋单方面给定的，也与人类行为密切相关，人类对土地的使用状况，极大地影响着野生物种的栖息地面积和质量，从而影响其种群数量和规模。实际上，与捕猎相比，栖息地消失是濒危物种的更大威胁。

因此，若要全面考虑濒危动物保护中的激励机制，须辨识出两个不同的市场。一个是上面所说的动物个体及其制品的终端消费市场，另一个是野生种群的市场。种群数量与规模，首先将由后一市场的供需状况决定，然后再减去其中溢出到终端市场的数量。

如上所述，当养殖替代品不能排挤掉捕猎供给时，禁售法可以降低对捕猎的激励。但人们时常忘记的是，它同时也降低了对保育和扩大野生种群的激励。假设某个非洲、印尼或亚马逊部落，其领地上生活着若干濒危种群，禁售法固然可能降低他们的捕猎热情，却也鼓励了他们将草原、森林和沼泽改造成农场、牧场和鱼塘。由主权政府强行设立自然保护区，虽可缓解这种危机，但剥夺部落居民对土地的传统权利和改善生活的愿望，在道德上却是说不过去的。

来自消费市场的激励，在栖息地究竟会诱发更多的滥捕，还是更多维护种群存续的热情，取决于当地居民对激励的反应是否长期化，而这又取决于其从野生种群中获取的利益是否能长期化，换句话说，产权结构是否明确而稳定。若收益预期可长期稳定，竭泽而渔的滥捕便是不可取的，而部落居民在利益算计上并不比别人更傻。

多数濒危物种的栖息地都位于远离现代社会的部落区，所幸的是，传统部落社会普遍拥有维护公共资源和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制度基础和相关的动员与约束机制，这一点在水源保护、祭祀、求雨和战争等公共事务上已有充分的体现。

对于已将保护濒危动物设为既定目标的主权立法者来说，重要的是要让部落居民认识到，他们从野生种群的存续中，可以得到长期稳定和切实可见的利益，立法的作用应在于加强这种预期。显然，禁售法与此背道而驰。

在辨明两个市场及相应的激励关系，并弄清各物种的濒危程度、繁育难度和制品需求度之后，才可能针对不同物种制定出合适的保护机制。像华南虎这样极度濒危而短期内无望恢复野生种群的物种，禁售毫无意义，鼓励养殖以便为未来野化留种，才是可取之道。

对于野生种群仍然存在的濒危物种，在定期种群调查的基础上，动物保护组织可向当地部落发放奖金，政府则可发放出售相关制品的定额许可；而在终端市场上，借助类似纯种马的谱系跟踪和动物身份认定技术，也可以设计出排除了捕猎激励的交易市场；一旦良性激励机制建立，消费者对虎骨、虎皮等野生制品的乖僻需求，反而成了物种的救星，相比之下，那些其尸体一文不值的濒危蟑螂，倒是要另觅保护之途了。

〖后记〗

本文的主要观点受到了经济学家兰兹伯格的启发(5)。动物保护主义者一句著名的口号是：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no business, no massacre）；这是对的，但杀戮只危及个体生命，未必危及物种存续，我们每天屠宰无数牛、羊，但牛、羊两个物种却毫无灭绝之虞，相反，假如有一天人们不再吃牛肉、羊肉，我们倒要替它们的命运担忧了。

有人会争辩说，野生不能与家养相提并论，但没有人能说出，不同在哪里，以及这些不同如何能引出禁止买卖是保护野生动物的合理制度这一结论？

被捕猎、杀戮和买卖的，从来不是种群和物种，而是个体及其制品，假如那些能影响种群命运的人能够获得制品出售的收益，他们便有了保护种群存续下去的激励，而构建这样的成本/收益内化机制，正是产权制度的要义所在。

57．海洋也要“私有化”

2008-05-12，No.634

据报道，法国政府近日将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UNCLOS）提出涉及约100万平方千米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申请，而就在上个月，UNCLOS通过了对澳大利亚类似申请的裁定，涉及多达250万平方千米海域。自从1997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UNCLOS以来，俄罗斯于2001年提出首个划界案，此后各沿海国家陆续提交了各自的划界案，或预告了提案时间。预计在UNCLOS所规定的明年5月截至日之前，会有更多国家提出划界案。

在短短十几年中通过和平方式如此大规模地界定地球资源权利，是史无前例的，这分明是一场海洋“私有化”运动。随着航行、勘探、获取和运输等远洋资源开发所需的一系列技术日益成熟，海洋将变得越来越拥挤，人人有份、比谁手快的公海制度将难以避免地陷入公地悲剧，正如在陆地上曾经经历的那样，只有明确界定的权利才能避免公地悲剧，所幸的是，经过大陆上数千年的暴力争夺之后，人类已经开始学会如何和平地界定权利。

无论是对资源保护这一目标本身，还是可持续地利用资源来满足人的需要，将权利明确到个体都是最好的办法。但是，迄今为止能对这种权利提供保护的，唯有主权国家及其所支持的法律体系，所以，虽然海洋法公约只是把权利界定到主权国家而非个体，并非名副其实的“私有化”，它却是将权利进一步界定到个体的必要条件。试想，如果某公司要买下或承租一片海域进行开发，在现有制度条件下，唯有主权国家才是可信的最初卖家或出租人，也是有关契约的唯一法律保障。

长久以来，存在一个普遍的误解，以为商业性开发必然会破坏资源，这一误解使得民众对染指自然资源的“贪婪的商人”抱有警惕甚至敌意。实际上，正是缺乏权利界定才使开发成为掠夺和破坏——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公地悲剧；相反，对一片资源拥有长期且可靠权利的人，无论他多么自私和贪婪，理所当然地最关心该资源的长久维持。

同时，只有当权利被明确界定时，那些希望出力保护资源的人，才能知道该去帮助谁。例如，如果亚马逊雨林属于具体的某个人，那么全世界的雨林保护者都可以在雨林得到维持的前提下付钱给他，像购买其他商品一样付钱购买继续雨林存在的好处，而现在，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没有所有权的农民把“属于全人类”的雨林一片片烧掉而束手无策。

随着海洋主权化的推进，可以期待，随之而来的将是大规模的开发权招标和承租，那将是真正的海洋私有化，将掀起一波海洋资源开发的热潮，这或许会在21世纪某个时候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面对此一前景，政府应利用其在联合国的重要地位，在UNCLOS划界工作中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并在划界所需的技术性工作上投入足够资源。

以我国现有的实力和国际地位，UNCLOS所提供的国际法框架，尽管不尽完美，却已是我国所能利用的最佳条件和机会了，积极主动地努力既可争得良好的结果，又可消除与周边国家的潜在冲突。倘若如愿，在谋得一份可观的国民财富的同时，也为中国企业在这一未来重要产业中创造了良好的机会，免于被排斥在外而错过又一轮发展机会的命运。

〖后记〗

海洋专属经济区落实到主权国家，当然算不上真正的私有化，但这是现有国际法格局下将权利最终落实到个体或独立组织的前提，将为未来探索解决海洋资源公地悲剧的产权形式提供制度基础。

有人或许会质疑，像经济专属区这种划分方式，或许可以明确海底油气矿产这样位置固定资源的产权，但如何保护大范围巡游的鱼类呢？假如某种鱼类的巡游范围分属五个国家，这样捕捞收益与种群退化成本就不对称，每个国家都有了过度捕捞的激励。

但主权专属区只是一个起点，由此开始可以发展更复杂的衍生产权，例如，某渔业公司可以向上述五国购买该鱼种的特许捕捞权，这样他就有足够激励维持种群的长期存续，实际上在激励模式上，这与圈养没有差别了；假如没有专属区制度，即便渔业公司有这想法，特许捕捞权既无处购买，也无法执行。

幸运的话，捕捞收益可以抵偿购买和执行特许权的成本，物种便无灭绝之虞，但假如渔产品需求不足，而人们又希望保留物种，渔业公司还可以向那些致力于保护该物种的组织或政府请求补贴来弥补其捕捞收益的不足。

但是，假如渔业公司已经展示了他的经营模式在物种保护上的效果，却仍无法募集到足够的补贴，这只能说明人们保护该物种的意愿还不够强烈，或者缺乏诚意将意愿转变为切实的资助，这样的话他们也没有理由抱怨物种灭绝的命运了。

尽管基于产权的保护模式也会面临种种困难，但关键是，其他模式更加困难，如国际捕捞禁令，同样面临激励不对称：保存物种的好处是全人类共享的，但成本却是执行禁令的机构独自承担的，一个国家违反禁令时，没有国家会冒着外交关系破裂甚至武装冲突的风险去强行阻止，而民间组织又不具备执行禁令所需的强制力。

58．小贩有占道摆摊的权利吗

2010-10-25，No.1016

上周，印度全国摊贩联合会赢得了对新德里市政府的上诉案，印度最高法院裁定新德里市政府在英联邦运动会期间大规模驱逐街头摊贩的行动非法。实际上，在运动会开办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联合会与市政府之间就摊贩问题进行了许多次磋商谈判，但未能达成一致。法院判决虽未能阻止大规模驱逐的发生，但它对于摊贩们的传统权利，无疑是一次有力的确认，而对于政府权力的机会主义运用，则是一次严正警告。

从报道的部分判词来看，法官的意思并不是街头任意摆摊的行为是不受限制的，而居民和行人对清洁、安静和道路通畅的关切是不正当因而无须理睬的。而是说，首先，在程序法上，摆摊行为的边界应被清晰地划定，而不能被随机事件（如一次运动会）所打破，政府应通过成文法的制定来推动行为边界的明确化，而不得用机会主义行动来扰乱这一边界；其次，在实体法上，这条边界显然不应划在让现有摊贩行当无以为继的位置上。

这一结果是令人欣慰的，连同过去发生在印度的许多类似判决，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法治在印度的坚实存在。相比之下，在那些缺乏法治的国家，类似情形下我们常会看到，政府平时对街道混乱不管不顾，等到要装国际面子了，就来次大扫荡，此时权利瞬间成为草芥。不幸的是，此类行动还常被视为行政高效率和官员施政得力而获得群众拍手称快的待遇。

有些意见认为，城市街道是公共空间，市政府受托对其行使管理权，因而未获得它许可的摊贩，政府有权根据需要予以容忍或加以驱逐。然而，这种推导是出于对权利的错误理解，街道并不因它叫街道就自动成为公共空间，一个空间须被证明确在公共机构的持续有效控制之下，才能被认定为是“公共的”，否则，它便是私人空间或者无主空间。

摊贩最初对街道的占据，可能是对无主空间的进占，也可能是对公共空间的入侵，但无论何种，这一占据若能不受挑战地持续足够长的时间，它便构成了一项权利(6)。此时，尽管摊位权利的排他性远不如私人宅院，但该空间已不再是纯粹的公共空间了。公共机构在这段漫长时间中的不主张和不作为，或者主张和作为缺乏连贯性，也未能改变事实状态，因而已经丧失了对该空间的某些控制权。此时，它若再动用强制力驱逐摊贩而不给予合理补偿，便是对既有权利的侵犯了。

摊贩的权利来自蕴藏于传统之中的正当性，如伯克所指出(7)，长久性本身便可赋予行为以正当性，另一件同样发生在印度的事情，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孟买机场的扩建计划长期受阻于其周边的大量贫民窟，这些贫民窟就建在原本属于机场的土地上，自发涌入的贫民定居者未获得任何许可或支付任何价款，他们的最初建房定居行为显然是入侵，但几十年之后，这种定居状态便构成了权利。

幸运的是，他们生活在印度，机场和作为大股东的政府虽然头痛，也没有悍然强力驱逐，经长期僵持，政府最后决定为机场周边的近九万户居民提供住房作为搬迁补偿，就在上周，首批一千多户家庭已搬入新居。诸如此类的种种事情，强化了我对印度确有法治这一判断的信心。

许多观察者都不看好印度的前景，特别是拿它与其他金砖国家作对比时，当然，他们有许多的证据，拥挤、混乱、肮脏、懒惰、腐败、行政效率低下、基础设施差，任何改进和建设行动都无可避免地遭遇时常令人绝望的阻碍和拖延。

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阻碍变革与建设的，常常是权利，尽管在现代化和国民经济等宏大词汇下面，这些权利常显得细微、琐碎、陈旧、腐朽，以至讨厌，但它们终究是权利，是权利就应得到尊重和保障，即使非要废除也应予以补偿。

西方的现代化所带来的巨大物质繁荣，常迷乱了人们的眼睛，以为现代化就是对物质繁荣的长期追求的结果，导致后发国家为获得现代化成功不惜强力清除这一追求道路上所遭遇的一切障碍，毫不奇怪，这将包括大部分传统权利。某些案例中，这样的行动确能在短期内造就疾风暴雨似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但造就不出一个具备良好法治的现代国家，而离开了法律对权利与秩序的保障，一切繁华都可能是过眼云烟。

印度，或许仍将像一部老牛拉的破车那样缓慢蹒跚前行，但它的每一步都是坚实的，不易被颠覆和逆转，而它的百富榜上的人名，十年后也无须去监狱花名册上搜寻，它不仅值得被看好，也值得被羡慕。

〖后记〗

老读者们或许会记得，写这篇文章前不久，我在博客上讨论了一个与摊贩类似的案例(8)，涉及街头歌手与写字楼商户之间关于噪声的冲突，当时在读者和网友中引发了激烈争论。这里需要申明的是，我不是法律专家，在我文章中涉及法律的内容，不能作为专业法律意见看待，这些只是一位普通经济学作者的业余看法。

时效原则的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当新的产权从无主空间中被创设时，时效原则相当于“先来先占”，而这是创建新产权的最“自然”的方式；当有主的或主人不明的空间被新来者侵占时，时效原则为侵权后果的司法矫正设定了期限，而期限的设立对于司法系统的技术可行性和成本控制都是必需的。

假如容许无限期追溯，许多历史悠久背景复杂的财产的所有者将失去安全感，财产也因此丧失流动性，大量归属不明的资源将被无谓地闲置（这种情况在一场社会大动荡之后会很普遍），而案件审理也会因证人证据的丧失而变得非常困难。

设定追溯和矫正期限，也会激励财产主人在维护自己权利上更加主动、积极和警惕，在遭受侵犯时及时进行自力救济或寻求司法救济，这也意味着，昂贵而稀缺的司法资源只应用于保护那些真正被其主人在乎的权利。

59．治堵：限行，牌照拍卖，还是拥堵费

2010-07-21，No.704

近年来，从奥运、世博到亚运，可谓盛事连连，对于主办城市来说，这些大型活动的人流、物流给交通系统所带来的压力，是一个重要的难题。这一难题，因国内大城市的车辆保有量正处于高速增长期这一背景，而显得尤为困难了。

对此，许多城市实施了鼓励公共交通的政策，如大修地铁和轻轨，开辟公交专用通道，降低地铁票价，限量拍卖车牌，按号限行等。不过，这些措施并非没有争议。例如，日前京藏高速内蒙段便因对五轴以上大货车实施单双日限行，而造成了延绵长达50公里的大堵车，一时怨声载道。

当你购买一部汽车时，除了获得对这件物品本身的排他性控制权之外，也必定对未来可以用它做些什么抱有某些期待，而你愿意支付的价格，也高度依赖于这些期待。如果你买完之后才发现，这部车被规定不许上高速、不许夜间行驶、不许载货、不许搭载顺路客，你付出的代价没有换来你原本期望的那些可能性，这时，你难免大呼上当，而这车在你心目中的价值，也就大打折扣了。

许多时候，这种失望和贬值只能怪你自己，或许你没有打听清楚既已存在的法律和行业条规。但有时，这种对行为空间的限制，是突如其来、无法预知和被强加的，如禁摩、禁电动车、取消自行车道，还有单双号限行，这些限制规定的实际效果类似于将车辆部分或全部没收。这显然有失公允。而且这种没收带给车主的损失可能超过车辆的价值，如单双号限行之下，要恢复到原有生活水平，车主必须购买并供养第二部车，其代价远高于销毁第一部车再买第二部。

另一种情况则更为微妙，如五年前你买了部车，期待着能让上下班的过程变得更快捷舒适，而最初两年，也确实如此，但随着路上车辆迅速增多，你发现开车上班比坐地铁还累还慢，在市区也越来越难找到停车位，如今，这部车大部分时间趴在车库里，显然，它的价值已大为贬损。实际上，随着拥挤度的上升，每辆新车的加入，都让前面的车辆贬值了，这又该找谁负责呢？

有人会说，当初没人向你承诺交通不会变得更拥挤，所以也不应有人对此负责。这么说没错，但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拒绝承认拥挤是个问题，实际上假定了行车空间是块无主公地，问题是，任何资源在变得足够稀缺之前，都曾是无主的，而随着拥挤度上升，稀缺性显露，相应的排他性权利（也就是财产权）就会被创制出来，如果创制过程失败，便会陷入公地悲剧，而这正是作为一个公共问题需要被考虑的。

各城市在尝试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时所采用的各种措施，其实就对应着创制产权的各种途径，当然，它们的成效各不相同。一种常见的从公地中创制产权的原则是先占先得，如某城市车辆拥挤度达到某个点后，全部车主开会一商量，从此不许新车进入，或者限量拍卖牌照，所得款项由老车主分。当然，现实中没有这样的案例，这是因为车主的组织能力不够强大，但其他限量拍卖牌照的方案，部分体现了该原则，在实行限量拍卖之前的车主得到了豁免，而拍得款项也至少部分被用于改善道路状况。

另一种创制手段是外部进占，如在某个时刻，某一个人或组织（如市政府）自行宣布对行车空间拥有所有权，今后使用道路不再免费，车主需要缴纳通行费、过桥费、停车费、拥堵费或牌照年费。外部进占的一种形式是庇古税，如燃油税。庇古税的好处是，税收收入可以用于惠及当地居民的公共开支，或者以降低其他税收形式返还居民，甚至直接分给居民，从而减轻产权创制所造成的负担。但理论上，把一个城市的行车空间招标租赁给某人，收取的租金再分给居民，效果是一样的。

最后一种创制手段是管制，如单双号限行。各种领域的历史经验都已表明，管制虽然也是一种明确的资源排他性形式，却是最无效率的一种，它最根本的问题是，无法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即无法将利用资源的机会送到最迫切需要它的人手里。先来先得原则下，如果有位新人比老车主更需要行车，就可以出钱向他买或租行车权。限量拍卖中，也是出价最高者得，而出价最高意味着需求最迫切。但在单双号限行时，不仅任何时候都有一半车辆被闲置了，而且被允许上路的车主，未必是需求迫切者，也看不出可行的交易能改善这一局面。

所以不难理解，按号限行这种管制方案会给车主们带来极大困扰，因而必定遭遇强烈抵制。作为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或许会因其简单易行而受青睐，但若拖延日久甚至永久化，是不可行的。限于三四天内，车主们尚可通过换休、借车、早起晚睡来解决，若是长达一两个月，则生活和工作将难免陷于困境。

〖后记〗

本文发表后五个月，我在另一篇文章中继续从产权创建的角度讨论了解决道路拥堵的几种可能方案(9)。

产权创制的失败有两种：一种是无法对资源使用建立排他性，即无法阻止不拥有资源也不愿支付租金的人使用它，结果大家都搭便车，没人愿意提供资源，结果资源就不会被生产和提供，或生产不足(10)，如软件盗版盛行，就很少人愿意以此为业，结果优秀软件就很少见，中国的情况正是如此。

另一种是在资源已变得高度拥挤时，仍未能建立产权制度，从而导致公地悲剧，而这往往是因为这种资源的拥挤化曲线过于平缓，即随着使用人数的增加，拥挤程度上升得很缓慢，结果，当拥挤变得难以忍受，人们想到要建立产权时，进入行为空间的人已经太多，导致集体行动失败(11)。

假如曲线很陡峭，如一块农田，只须一个农户进入种上庄稼，它就“满”了，一个晒谷场，超过三家农户进入就开始拥挤了，此时四五家还很容易谈判达成轮流使用并共同阻止他人进入的协议，于是产权就创建了，但一条道路乃至一个城市开始变得拥挤时，或许已经有数十上百万人在使用道路了。

60．教室占座能构成财产权吗

〖第一帖，缘起，2010-11-23，No.1356〗

汤文清同学提出了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您对占座的有效性如何看待？大学里占座很普遍，开始是一次性的，如拿一本书放桌上，听课后就拿走了。后来是一本书一直放在桌子上，可以分两类：一类是一直占这学期的课，一般课本上有个字条：本人×××占星期三第三节课；另一类是占自习室，在桌上放本书，不过这样的人不常来自习室，所以自习室一般满桌子书但没几个人，空调教室尤甚。经常有同学因为坐了有书的空位子而引起争执：你虽然占了，但是你没来啊。最近更甚者，用胶带贴纸在桌上写：占座（长期），连物的放置都省略了。

辉格：

我认为用象征性物品占座不构成一项权利，因为依我的体会，占座者不能合理地做如下期待：抢走他所占座位的人将受到惩罚，或者该结果将得到矫正——在我们能够想象的各种情形中，这样的预期恐怕连占座者们自己也不会认为是靠得住的。

占座者顶多能做这样的期待：抢走他象征性占据的座位这样的行为，会被许多旁观者视为是粗鲁无礼的，而做出此等行为的人将遭受鄙视。这一区别意味着，在某些亚文化的道德环境中，占座或许可以得到道德的支持，但即便如此，它也得不到法律的支持。

所以，如果我是法官，我会拒绝受理占座纠纷。

如果我处于需要对此作出道德评判的境地，我大概也会反对占座规则而不支持对抢座者的谴责（我尤其反对将占座规则延伸至节目或演讲开始之后）。不过在细细自省之后，感觉好像当初对占座行为也没产生明显的反感，这很可能是因为当时占座者多半是女生，而照顾一下女生我又觉得是应该的，如果能排除这个因素，我的回答应该是明确的反对。

反对占座规则，是因为我觉得，对于解决座位分配和排队问题，象征性占座规则并不是好方案，至少不比屁股规则更好。象征性占座的问题在于：占座行为只能体现占座者获得好座位的意愿，却无法体现他愿意为之付出多少代价，由于缺乏成本约束，会造成大量资源浪费。

而屁股占座解决了激励问题，但引入了新问题：租值耗散，屁股占座者确实付出了与其意愿相称的代价，但这个代价没有作为对价支付给任何人，而只是耗散在屁股下面了。

可能的改进方案是：学期初给每个学生分配若干占座点，女生、近视、身材矮者可加分，他们可以用这些点值去校园网上竞购课程、演讲、节目的座位，如果交易费用不太高的话，或许比屁股规则要好些。

〖第二帖，讨论继续，2010-11-26，No.1369〗

胡天翼：

这个问题早就困扰我了。

辉格最后提的改进方案在实践中基本没有用。可以占座的地方太多了：自习室、教室、食堂……分配的“占座点”数根本没法算。

虽然我不太待在学校，但也知道占座最激烈的地方应该是自习室，特别是有空调且安静的图书馆自习室。有一段时间我也早上去那里读书，去得很早，七点图书馆一开门就去了，里面是没多少人，但大部分位置都被书占着，看着很恼火。

当时我就盘算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结果没想出来，因为我发现占座已经成为一种新规则，所有人都默认在这个规则下抢座。我一个人如果强出头打破规则反而会冒风险，在格外需要安静的自习室，与他人争座位明显是吃力不讨好的行为。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再去图书馆了，直到有一次再去逛的时候，我发现这种占座的现象减少很多。原因很简单：管理员出手了。管理员把桌上那些过夜占座的书全收了，这种规则一下子就被扭转回来。

小橘子：

我的经历和胡天翼非常类似。图书馆也是占座最严重的地方之一。但是我的同学比胡天翼的同学更执著。不管是图书馆还是自习教室，每天晚上管理员都会把书收走。所以隔夜占座是没有的，但早上占座下午再去，或者为半天后才来的同伴占座的现象，非常普遍。图书馆里有贴标示：“离开座位半小时者视为自动放弃座位，其他读者有权使用。”但大家还是尽量避免坐有书占着的座位。真正起过效果的方法是，图书馆管理员先把无人座位上的书整理好，半小时后把这些没被动过的书放到窗台上。这个方法一时效果显著，但逐渐大家又有了对策。因为管理员来收书的密度并不大，有些为同伴占座的同学，等书收走后，马上又把书从窗台上拿到空座上。

我认为有两个途径可以改变现状：一个是制度，另一个是文化。

制度这条途径，非常简单，增加图书馆管理员收书的密度，例如每小时检查一次，将有效遏制占座。起效快，但成本大。

文化这条途径，改变同学们不愿使用已占座位的心理，营造占座无用的氛围。我设想的方法是，在门口贴出标示：“您有权使用无人的座位，即使该座位上有物品。您可将物品移至存物台。如果您短暂离开座位，请留下纸条说明离开时间，半小时内您有权保留座位。”这样，看到没有留纸条的占座座位，同学就可以大方使用了。每半小时留一次纸条，这给为同伴占座的同学增加了成本，相信给同伴占座也会受到压制。

文化这条途径，是否有用，现在不敢断言，我有兴趣试一下。另外，也可以问问国外的同学，他们是否存在占座现象，如果不存在，是否有哪些制度措施制止这种现象。如果不存在任何制度且自习座位资源紧张，那么可见文化有差异。

辉格：

看来情况跟我们那时候大不一样了，那时占座通常限于教室的前几排，占座的目的是要个好位置，而不是要个位置，位置总是够的。

那时候没空调，这可能是关键差别。

不过技术方案还是有可能的：自习室和阅览室的座位都可以用点数竞购，竞购结果以电子票的形式发到订座者的手机上，校园各处可以放几个打印座位票的机器，发生争议时，座位票可与手机中的电子票相互验证。

Yufei Huang：

我今早想过也许是文化的差异，在澳洲，临近考试期间，图书馆、各种学生活动中心的座位也会非常紧张，但没有占位的现象。为了保证有位置，只有自己早起，用自己的屁股占位，没见过用书包或者书占位的，好像大家都不好意思。是制度影响了文化，还是文化影响了制度？中国人在那样的文化背景下，也不会占位了，我听过几次中国学生之间拒绝对方帮忙占位的请求。

bear：

我觉得是中国人更善于和乐于钻道德的空子。推想用书占座的来源，其实它是有道理的，上厕所的时候怎么保留座位呢？在座位上留本书标识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否则每上一次厕所就要找一次座位，成本太高了。于是留书占座的制度就形成了。

这和中国人更喜欢插队之类的是一个道理。资源的紧缺和分配不均衡，导致中国人守秩序的机会成本更高，钻空子的收益更大。

辉格：

上厕所可以很好解释其发端，但好像不能说明为何它会成为一个均衡。

不守秩序的习性好像解释不了占座传统，因为该传统本身就是一种秩序，如果中国人果真那么不守秩序，为何都不果断把书扔开呢？

我倒觉得这可能跟中国人比西方人有更严重的从众倾向有关系，怕挑头，即他们更愿意服从那些在特定临时情境下看上去像是秩序的均衡状态，而不愿去尝试推动那些按某些广受认可的原则可以推知，但实际上还未达致的秩序。这意味着，他们更愿意接受一种其实人人都讨厌的秩序，仅仅因为他们相信该秩序会持续下去。

这一点在另一件事上也有体现，如有人在大街上受伤倒地，在中国他被漠视的机会很可能会高于在西方，但这未必是因为中国人缺乏同情心，而是因为他们怕挑头，一旦有人先出手，其实热心人多的是。

不过这些都还是很没信心的猜测。

jialong314：

用书占位置例子有点像现在知识产权，过于多的预先“占座”抢注专利权而又不使用。虽然让一部分勤于“占座”的同学到课的积极性提高，但却打击了后来者的积极性。

辉格：

同意，很像专利权，但不像其他知识产权。

汤文清：

在我看来占座和歌手唱歌(12)有感觉上相同的地方，如都是在公共地上，都是每天进行有规律的活动（每天上课、上自习）。跟圈公地又有点像，因为看到贴条的那位让我觉得以后可能会出现刻字占座这种事，那就变得很荒谬了。

辉格：

两种情况很不一样，在座位上放本书不是有效“占有”，与站在现场演奏相比，其自我执行的排他性要差得多，这意味着：后来者把一本书挪走，和把一个正在演奏的人挤走，其造成的冲突强度是很不同的，前者几乎没什么冲突。时效取得是以有效占有为前提的，如对于土地，你用石灰在土地上画个圈，然后在若干天后对后来者主张所有权，这恐怕得不到支持，相比之下，如果你扎道篱笆，你的主张就显得合理了一些……如果你再养两条狗在那儿，如果你在那里耕种，如果你在上面盖了房子，如果你把家搬了进去……

当然，对占有的有效性程度的判断依据，不仅是占有措施的强度，还与资源的稀缺程度（或者说竞争的拥挤程度）有关，在稀缺性极小的情况下，或许画个圈、插面旗就够了，而随着稀缺性提高，认定权利所需的占有强度要求也会相应提高。

汤文清：

确实有人在自习室占座宛如把家搬进去一样。空调自习教室里有的占座位上有一摞一摞的书，以及书包、卫生纸、零食、水壶、茶叶罐、药瓶等会用到的东西。虽然这些主人并不常来，不过这样的座位因为东西太多，即使空着也不会有来上自习的人想去坐，所以这样的教室一般东西非常多，但人很少，造成空调教室资源的浪费。另一种宛如家一般的是考研自习室，那里占座的布置基本上和上述别无二致，不同点是主人每天都会来而且时间长（基本上坐一天）。我的一位同学为了激励自己去上自习，在自习室放了好几盆盆栽，还养了两只小乌龟放在那……也就是说，想要长期占座上自习的同学确实考虑到了有效占有的问题。当然我觉得这两种中的空调自习室占座方法的有效性有待商榷（因为我最近没去观察，所以不排除我那位同学的做法刺激了底线），但考研自习室占座方法的有效占有和时效都很强。

辉格：

这就颇有点入侵的味道了，我觉得，面对这种局面，利益受损者和他们的受托管理人仍不予阻止，那就只能说他们太过懦弱（对受损者）或太过失职（对受托者）了。如果他们长期任由这种局面持续下去，因此而丧失自己对这些公共空间的用益权，而让入侵者长期得逞，那是他们活该，若这些入侵者果真能将此状态维持数年，届时我会支持他们的权利。

汤文清：

不过还好他们最多只能持续一到两个月，因为隔不久空调教室就会有宣讲会、考试等，届时管理人员会把桌上的东西都清理到教室一角（当然有时候顽强者会后马上复位）。考研自习室的话，到考研前几天大家就都撤干净了。要真有持续几年占座然后宣布权利（座位所有权？）的占座者出现，那可真是壮哉。想问辉格老师，如果学校教学楼拆除的话，是不是也要这个占座者签字同意呢？

辉格：

如果其占有强度和历史果真达到了构成权利的程度，当然需要征得同意，否则就是侵权了。

〖后记〗

这个讨论有点长，我不惜篇幅收录于此，是因为这个案例本身很有趣，对于思考产权的起源及其道德和文化背景也很有价值，后来，话题还引向了道德话题，并对照讨论了裹脚和女性割礼习俗，限于篇幅，这里未收录(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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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对财产权概念的定义和表述可能有点非主流，采用这一表述的理由，参见我的旧文：“钓鱼的故事：所有权的另一种解读”（No.666，2005年）。

(2) 这一点的重要性，参见“你无法为儿童创设权利”（No.1610）。

(3) 关于产权与行为空间的关系，参见“权利所指向的，不是物，是行为”（No.669，2010年）。

(4) 参见wikipedia: tragedy of the commons。

(5) 斯蒂文·兰兹伯格（Steven Landsburg）：《扶手椅经济学家》，1993年，第24章。

(6) 由长期实际占有所构成的权利，得到法理学中时效（prescription）原则的支持，该原则在英美普通法中体现为“逆权侵占”（adverse possession）规则，在大陆民法中体现为“时效取得”（acquisitive prescription）规则，后者源自罗马法中的usucapio规则，参见有关wikipedia词条。

(7) 见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就下院代表权改革的国会演讲”，1782年；中文版收录于《自由与传统：伯克政治论文选》（2001年）。

(8) 见“老罗并未能证明他拥有排除噪音的权利”（No.676）和“没有权利，便没有损害”（No.670），还有博文后面的“相关文章”。

(9) 见“交通拥堵是个产权问题”（No.1469）。

(10) 搭便车问题（free rider problem）是经济学的一个经典课题，参见相关维基词条，我对该问题较全面的观点见本书第13篇后记。

(11) 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年）一书中，分析了参与者人数与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关系。

(12) 他指的是在我博客上讨论的另一个案例，见第58篇后记注(8)。

(13) 见“占座/裹脚/割礼/道德僵局”（No.1372）。

第十三章

规章条例常常是麻烦的起点

如前面所说，财产权是法律给行为所划定的边界，类似地，管制也是一种行为边界，规定你不可以做什么。差别在于：财产权篱笆的钥匙分散地握在每份财产的主人手里，而管制篱笆的钥匙则集中地握在作为立法者的政府手里。

这一区别有着巨大的经济含义，例如，人们都讨厌噪声，假如法律赋予居民阻止邻居制造噪音的权利，那么，你要在家开个重金属晚会，就只须征得邻居们的同意。但假如政府法令规定任何人不得在居民区制造多少分贝以上的噪声，要合法地开晚会，你就只能去发动一场立法运动了。

问题是，同一种行为在不同场合给不同的行为人带来的收益，给不同的旁人带来的影响和主观伤害，都大不相同：你的邻居可能对噪声十分敏感，也可能不太在意，或者恰好也喜欢重金属。这个晚会，可能你难以割舍，也可能很容易换个地方去开等。

所有这些都是高度分散、无法被集中处理的私人知识或局部知识(1)。在分立的私人产权制度下，这些知识将体现在议价和交易过程中：假如你很在意而邻居不太在意，几句道歉或一份小礼物或许就能换得谅解；假如邻居很在意而你无所谓，或许就放弃或换个地方了；假如你们都很在意，或许你会付一笔钱给他。

然而，在管制制度下，所有这些差异和信息都被无视了，结果，大量原本通过私人间议价和妥协可以做的事情，都被不分青红皂白一律禁止了，人们因此而丧失了这些事情所能带来的全部福利，而这一福利原本足以补偿受影响者的损失还有余（否则就不会达成妥协和交易）。

因管制而丧失的福利绝非微不足道，价格管制让无数时间、精力和才智浪费在排队、变相加价和搜寻中，脱离现实的严苛标准把许多商品的价格抬高到穷人难以承受，被FDA所禁止的药物和医疗方法，更剥夺了许多人冒一些副作用风险而挽救生命的机会。

由于掌握立法权的政客既可博取保护消费者的名声，又无须承担管制的代价，因而总是倾向于将管制标准定得越来越高；同时，每项管制都对应着新的行政职能、编制、预算和权力，因而行政官僚也总是乐意维持和增加管制项目。

由于管制大规模压制了通过自愿交易增进福利的机会，它总是面临着潜在众多交易者突破其限制的努力，这便给其执行者带来了大量寻租机会，已成为腐蚀行政机关和司法系统的主要力量，也消磨着公众对政府和法律的信心。

61．医院号贩子挣的是什么钱

2009-06-09，No.381

上周，北京协和医院号贩子案一审宣判，9名被告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30个月，从指控的内容看，这些号贩子获罪受刑，并非仅仅因为倒号行为本身，更是因为他们使用暴力试图垄断倒号市场，并且收钱帮人加塞，从而破坏挂号窗口前的排队秩序。

此后记者的现场报道表明，在“警方会同市卫生部门联合启动了集中打击医院‘号贩子’专项工作”之后，挂号窗口前的号贩子已经消失。但这一结果似乎与打击和判刑并无关系，实际上，在医院实行实名挂号并强化排队秩序之后，号贩子的商业模式就已经瓦解。

号贩子消失了，但很明显，无论患者还是医院，从中都得不到任何收益，而看病难的状况依然如故。协和等著名医院挂号窗口前日复一日的漫长队伍，活生生地展示着医疗供给的短缺。一方面是医疗资源的极度稀缺，而这种稀缺原本会造就的高租金又面临着价格管制，结果便是排队，而资源所有者本可获得的租值便耗散在漫长的队伍中。

由排队导致的租值耗散，被经济学家称为无谓损失(2)，意思是：排队者日晒雨淋风餐露宿所付出的代价，没有支付给任何人，没人因此而获益。和所有黄牛一样，号贩子们不过是试图从这些无谓损失中打捞出一点点，和拾荒者无异。当然，通过暴力垄断拾荒营生，也是犯罪。

号贩子和其他黄牛的商业模式，都建立在稀缺资源租值转移的基础上。任何稀缺资源都能在竞价中获得租值，但这一租值未必全部由其直接占有者获得，租值由哪些人获得、如何分配，取决于对资源的需求与供给直接相遇之前，会遭遇哪些瓶颈，凡是有能力在沿路设置障碍从而建立瓶颈的人，都能从中获得一份租值。

假如有个村子出产一种独特的水果，每年成熟季节便有大批客商前来采购，如果交易是自由的（意味着供需可以直接相遇），果园主便会获得其果园和其园艺技能的全部租值。从某年起，村长在进村的唯一道路上设了关卡，限制进村采购者的数量，并出售门票，于是对水果的竞争削弱了，水果价格下降，而果园主的部分租值便转移到了村长手里。

但如果村长仅仅限制采购者数量而拒绝收门票（或许他认为收获季村里太吵了），或者门票价格不够高，结果很明显，关卡外面会排起长队。此时，瓶颈已从关卡处向队伍延伸方向转移了，于是黄牛的机会便来了。

如果队伍足够长，并且队伍所处的通道足够狭窄，有人（或许是乡长）便有机会在村长的关卡外设置另一个关卡，从而分享另一份租金。像这样，瓶颈和租值逐级向外转移的过程，可以一直重复下去，直到队伍消失，或关卡设置在技术或成本上不可行，而最后一种情况便给黄牛留下了打捞遗漏租值的机会。

医院里目前的情况便是如此，就协和医院的例子而言，瓶颈和租值至少被向外转移了三次，而由于在每个环节上交易都被禁止，最终大部分被转移的租值都耗散了。许多在协和彻夜排队的求医者都是冲着名医去的，原本这样的医患供需相遇和议价过程会发生在医生的诊室里，那样医生便可获取其医术和职业声誉所带来的全部租值。

而事实上，医生并没有决定供给数量、对象和价格的权利，同时又被禁止收取红包，供给瓶颈被转移到了挂号室；然而挂号室同样没有对象选择和议价权，而挂号价格又很低，于是供给瓶颈再次转移到了挂号窗口外的队伍和走廊上。

此时黄牛出现，如果黄牛是充分竞争的，并且与挂号室没有特殊关系，那就只能挣点辛苦钱，和收钱帮人排队没有差别，但黄牛通常都有内部关系，所以他们除了排队服务费之外，也是在打捞耗散租值。

接着，由于观察到排队走廊很容易控制，垄断黄牛出现了，这相当于在排队服务市场上设置了供方关卡，租值又以另一种方式转移了；最后，挂号制度改革和排队秩序强化清除了黄牛，但队伍并未消失，这一次，瓶颈转移到了维护排队秩序的保安那里，当然，保安同样被禁止收取门票，但打捞耗散租值的激励无法消除，他们也总是能找出一些办法或多或少打捞到一点，如一张破烂的行军床一夜租金20元，一把小坐椅租金10元，但总的来说，禁令十分有效，绝大部分租值都耗散了。

有人说，尽管准入和价格管制造成了租值耗散和无效率，但对穷人还是有些好处：因为穷人的时间机会成本较低，所以在竞价和排队之间，穷人宁愿选择排队。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富人的时间机会成本虽高，但不必自己排队，他完全可以雇佣机会成本很低的人来替他排队，而挂号排队是不可能实行完全实名制的，因为许多患者躺在床上爬不起来。

要解决看病难的问题，还是要靠扩大供给，而这就需要改变目前不恰当的激励机制：首先，要拆除存在于医患供需双方之间的重重关卡，让激励直接落到医生头上，而不是落在各种中间环节上，这样才能让现有的医疗资源获得最大程度的利用。

其次，现有医疗资源的租值充分实现，加上准入管制的放松，将吸引大量人才和投资进入医疗事业，创造出更多医疗资源。不久前卫生部门开始推动医生多点执业和独立开业，正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正确一步。

〖后记〗

这个案例可以告诉我们关于管制的两个教训：第一，管制机器一旦开动，就很难停下来，即便事实已证明它的错误，因为政治和立法体系的性质使得它不具备矫正这种错误的动力机制，只会以另一个错误——更多的管制——去“对付”它：准入管制带来了短缺和高价格，于是用价格管制去对付，价格管制导致质量下降，再制定强制性质量标准，于是把准入门槛和价格推得更高，如此循环。

第二，对于使用者来说，为使用稀缺资源所需支付的代价无法避免或减少，价格管制只会把它转移到其他地方。没有管制时，代价以租金形式支付给所有者，有了管制，假如严格执行，使用者仍需付出代价，但没有任何人得到它，它耗散在空中了，假如执行不严格，它将转变为排队的入口租金。

入口租金有很多种形式，挂号处的队伍或本文假想案例中村口外的关卡，只是其中比较生动直观的一种，较隐秘的，是以贿赂形式落入管制权的代理人手里。

一个十分相似也更加热门的案例是火车票，几乎每年春运期间会被提出来争论一番，我也曾在几篇文章中讨论过(3)。

62．限制银行收费的成本将由谁负担

2011-03-15，No.1675

近日，银监会、央行和发改委联合下发通知，要求银行停止对11类34项服务的收费，称这是旨在敦促银行业“进一步履行社会责任”，并“保障社会公众享有基础金融服务的权益”。这样的价格管制政策，尽管会博得一些群众的喝彩，表达出某种关切民生的姿态，但无论对银行还是储户，都是有害无益的。

限制银行收费所能带给储户的，不过是蝇头小利，因为这些收费原本就很低廉，许多项目多数银行本来就不收，而这些费用并未对任何家庭构成显著的负担，或成为众人抱怨的焦点；相反，禁止这些收费将导致的激励扭曲和银行策略调整，反倒极有可能给储户带来足以令他们头疼的麻烦和负担。

而对于银行，这些收费在其营收中的比例也是微不足道的，取消与否都不会影响其业绩。实际上，这些小额收费项目对于银行的功能，主要不是收入来源，而是作为激励工具，引导储户以他们所期望的方式来使用银行的服务资源，以便这些资源能创造最大的价值。因此，剥夺这些工具所带来的影响主要不在于减少直接收入，而是它会迫使银行寻找一些更迂回曲折、代价也更高的工具，而储户的免费益处也将在由此而带来的麻烦之中耗散殆尽。

例如，柜台的拥挤和排队会带来客户抱怨，这对银行是潜在的风险，可能会因此丢失业务和客户。为此，除了用电子取号排队等手段降低客户排队成本之外，银行也会为一些柜台服务设置费用，以引导客户尽可能使用柜员机和网上银行等拥挤度和运营成本都较低的服务，同时，收费又不会高到引来新的抱怨和客户丧失风险。

再如，在没有开户费的情况下，有些储户会为一些十分琐碎的原因，或只是图一时方便，随意开设许多账户，而其中许多都很快不用了，长期下来会积累下许多僵尸账户，这对银行的数据处理系统是个负担，同时对跟踪用户的信用记录也构成了障碍，而开户费和小额账户管理费是引导储户避免随意开户的有效工具。

假如银行被剥夺了这些激励工具，就只能另想办法，例如，将柜台窗口分为几等，赋予金卡客户以各种的优先权，只给普通储户留下少量窗口，以确保将关键资源用于为最有价值的客户提供服务，而普通客户不得不忍受更漫长的排队。

当然，即便没有价格管制，这种基于客户甄别的差异化服务也在进行，但管制将会强化这一倾向，把差异化推广到更多的业务上，让排队和拥挤变得难以忍受，由此带给普通储户的负担，或许远超出几块钱的收费。

有意思的是，收费限制一方面激励银行差别化对待客户，同时却会弱化整个行业的经营策略差异化。每个银行会在产业生态中为自己寻找有利的生态位，有些侧重柜台和基础业务，有些则专注于高端的理财和私人银行业务，总的来看，行业呈现一个多样化的、相互重叠的连续分布，以高端业务为主的银行也会开设一些柜台服务，以便积累客户资源。

现在，假如柜台收费被禁止，他们原本就不多的柜台资源就可能被这些银行所不欢迎的大量储户所淹没，于是，这些银行的理性选择就是索性关闭柜台业务。这样，限制收费对行业整体所产生的效果就是：业务分布将变得更两极化，业态多样化程度降低了，这对于银行业的健康发展和抗风险能力，恐怕不是好事。

价格管制如同其他管制一样，其最糟糕之处在于，它们会自动诱发出更多的管制。例如，你禁止了开户费和账户管理费，导致大量僵尸账户，最后不得不出台规定，用行政手段限制储户开户数量；你禁止了柜台存取/转账/查询费，导致银行歧视性政策，为了平息由此带来的抱怨，又不得不出台反歧视规定。最后，你会发现，为了达到管制目标，你得亲手为银行规定窗口的数量和队伍的长度，到那时，所谓的市场经济，就跟计划经济没什么差别了。

〖后记〗

这个案例说明了管制对市场的另一种类型的伤害，它限制了企业设计多样化服务和构建商业模式的能力，而后者是商业创新的不二法门；供需格局处处不同，市场形势瞬息万变，产品结构和价格策略须随时调整，而管制总是在束缚创新的手脚。

从另一个例子中也可看出这一点，许多商家都发行会员卡，给会员提供优惠，办卡时会让客户填一些个人信息，通常会有一笔小额收费，商家并不是要赚这笔钱，实际上他们巴不得倒贴钱让更多人来办卡，那为何还要收费呢(4)？

这是为了准确跟踪消费记录，而会员卡号是将消费记录与消费者对应起来的最便捷手段，假如不收费，消费者就不会妥善保管，丢了补办一张就是了，这样一来，他与之前消费记录之间的关系便断裂了，假如这种情况很普遍，就会降低消费跟踪和行为分析的有效性，而许多商业创新都高度依赖于它。

显然，假如管制部门禁止商家收取会员卡费，表面上商家只损失了微不足道的收入，但许多商业创新却会因此而被阻断。

63．钓鱼执法的机会来自哪里

2009-10-21，No.294

近日，多位上海车主向媒体痛陈其遭遇交通管理部门倒钩钓鱼执法的经历，其中一位车主在愤懑无助之际不惜断指自清，另一位车主则已提起行政诉讼。尽管类似的钓鱼式执法早有传闻，但短时间内出现这么多受害者，着实让公众震惊，令舆论哗然。

倒钩事件，不仅展示了失控的行政权力对公民权利会造成何等超乎想象的侵犯，并且正如有识之士所指出，利用乐于助人的恻隐之心来实施钓鱼，是对这个社会原本脆弱的道德基础的直接打击。

钓鱼执法所借的名义，是打击非法运营，而后者的合法性基础，是客运业的准入管制：交管部门（或间接的通过拥有营运权的出租车公司）向营运车主有偿发放牌照，牌照发放者和已经花钱买了牌照的车主，都有激励维持牌照的市场价值，而这一价值源自营运权利的排他性。所以，当打击非法营运不力导致黑车泛滥时，不仅牌照持有者不满，交管部门今后发放的牌照价格也会受损。

准入管制的理论基础是：道路等公共品，由于私人无法实施排他性，会导致过度使用和投入不足，即所谓的公地悲剧。解决的办法是牌照管制：由政府凭借行政强制力实施准入管制，这样既限制了过度使用，又可通过出售牌照获得收入投资于道路建设，解决了投入不足问题。

然而，这种行业准入管制模式本身的合法性却十分可疑：管制的确能缓解过度使用，却不能保证充分投入，有什么机制能保证发放牌照所得确实被用于道路建设？又如何能保证政府规划的道路建设能够满足道路使用者的真实需求？

实际上，管制和政府投入模式把一个关于权利界定、资源配置和市场供需的问题，转变为了一个公共选择问题，而由阿罗不可能定理(5)可以推知，任何集体决策机制都不能有效率地解决资源配置问题。

因而对于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而言，应尽可能减少公共选择问题，尤其在我国制约政府权力的法治条件尚不具备的条件下，管制必然带来大量的腐败，而牌照收入的去向也无从检查和监督。

许多经济学研究都表明，许多私人的、行业的、地方的交易和组织形式，都可以为公共品提供良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6)，而对于显著的外部性和过度使用，庇古税是更兼容于市场的解决方案。

实际上，几乎垄断了土地收益并有权征收营业税和部分增值税的地方政府，有着足够的激励去改善交通状况，完全不需要牌照收益的激励，牌照收益仅仅是满足个别部门利益所需，而利益的部门化（甚至很可能已经分解落实到个人）为过度执法提供了极大的激励。

其次，即便没有营运准入管制，地方政府对道路使用已经实施了足够的排他权，也从中获得了高额收益：除了大量收费公路，开放道路同样获得了租金，包括对外地车征收的进城费和本地车的牌照费。这次钓鱼事件的发生地上海，恰恰是国内上牌费最高的城市，这实在说不过去。如果说上牌费还不能将道路占用成本完全内化，那么新开征的燃油税（一种典型的庇古税(7)）则完全弥补了使用率上的差异，继续实施准入管制的理由已不复存在。

再退一步说，即便我们认可准入管制的合法性，管制的实施也不能扩大和深入到私人之间的偶然即兴交易。按传统和惯例，不同于大宗的、公开的和经常性的交易，小额即兴交易在各种准入管制中历来都得到豁免：私人不能随便开银行，未经许可不能发行债券，但即兴的私人借贷从来都是合法的；开诊所行医需要执照，但邻居割伤了手，我帮他清洗包扎伤口顺便敷点药，这不会被判为非法行医；工厂被禁止雇佣童工，但我付钱给邻家小孩帮我修剪草坪，也不会为此被抓起来。如果管制被无限扩大，深入到私人关系的每个角落，我们的私人生活空间将被彻底破坏，维系亲戚、邻里、社区乃至城镇的传统关系网络也将遭受权力的无端打扰和摧毁，这是人们无法接受的。

在此次事件我们看到的几个案例中，没有车主公开主动揽客的证据，也没有经常性收费载客的证据，更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行为可以构成一种可持续的盈利模式，把这叫做“营运”未免太荒唐。更奇怪的是，非法营运的直接受害者是持牌营运者，他们应是最积极也最有效的监督和举报者，如果黑车真正损害到他们的利益，他们甚至会自己动手管制，但这些案例中都没有出现他们的身影。

〖后记〗

钓鱼执法并不是国内行政部门的发明，美国一些城市的警方也经常派女警员假扮妓女钓捕嫖客。这种执法方式是非常规的，具有反社会性质，原则上，执法行为应保持公开性和仪式化，这也是执法部门需要一套徽章、制服和礼仪的原因，这些鲜明的形象符号可以让公众养成习惯，明确区分对普通交往和执法行为的不同反应。

以秘密方式进行的执法，既有损于执法机构的严肃和权威形象，也会让民众失去安全感，如此代价高昂的手段，只能用于那些非常重要又没有其他办法的场合，如对地下犯罪组织的侦破、反间谍和反恐行动。

64．股东参与权太大还是太小

2010-08-27，No.251

周三，SEC以3:2表决通过了一项关于委托参与（proxy access）的新规定，要求上市公司在为股东年会准备议程和表决清单时，将那些持有3％以上股份且持有期超过3年的股东的提名动议，直接加入待决的董事候选人名单中。

这项看似细微的改变，实则影响巨大，大批股权结构分散、被大小各类基金选入资产组合的公司，都要准备好迎接一场基金干预的浪潮，正如《华尔街日报》一位专栏作家所说：欢迎来到不确定世界。

支持者将此视为股东维权运动的一次胜利，而质疑者认为，SEC在维权者推动立法进程失败之后，直接用行政手段达到其目的，超越了国会对SEC的授权。这次表决与高盛案同样以党派划界，是对SEC一致决定传统的又一次突破，也暴露了监管层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共识。

在此之前，年会表决事项和董事候选名单都由在任董事会拟订，某位股东如果想提名其他候选人，或将某个董事踢出去，要么他和他的同盟者拥有足够股份来单独影响表决结果，要么只能发起“委托之战”（proxy fight），就像卡尔·伊坎（Carl Icahn）经常做的那样，说服小股东们签署一份特别的委托书以使其动议进入议程，就像独立候选人为获得候选资格而征集签名一样。显然，这么做的代价很高，而成功的几率又很低，所以，除了极少数像伊坎这样的激进投资者，很少股东会去尝试这条途径。

对于股东在资本市场中的角色，有两种说法，一种基于同股同权的原则，认为股东无论大小都是企业的主人；另一种则认为，由于上市公司股票具有高度流动性，很容易脱手，所以并不存在约束和激励机制使得股东尤其是小股东关心企业的长期利益。因此对企业来说，那些将自己的职业前途、社会声望和价值取向全都与企业紧紧绑在一起、长期与企业共荣共损的核心经营者，才是企业真正的主人，股东只是其融资对象。

这两个视角都是有益的，但都过于简化了。由股市、债市、风投和各类基金组成的资本市场，实际上是一个高度多样化的资源组织生态，其最终的产出是拥有各种资本结构的企业组织，不同的资本结构对应着不同的风险配置方案和控制激励机制，适合于不同的企业建构与发展路径，从最积极的赌身家创业者到最消极的用脚投票股民之间，存在着许多中间形态。

一个极端是创业团队保留绝对控制权，后续投资者只能用脚投票，如谷歌和伯克希尔-哈萨维，通过A/B类股票的差异投票权这种公司章程安排，确保了核心经营团队的绝对控制力。这有点像早先英国国会的上下院结构：大贵族一人一票，平民几万人一票，只要大贵族之间团结一致，下院就无法独自通过法案。团队控制力对于建构商业模式、贯彻经营理念、营造企业文化和使命感，都是必需的。

理论上，经营者自由发挥、投资者用脚投票，是一种有效的淘汰-进化机制，但是，淘汰过程也会造成大量浪费：一具具死尸其实原本都有副好身胚，只因一个缺陷或一次错误而丧命，听凭它们烂掉实在可惜，于是就有了专以寻找和挽救犯错者为业的投资者，如果错误纠正必须动大手术，需要的工具就是杠杆并购，如果只需要小手术，如踢走某个高管，一场委托之战或许就能搞定。

显然，这种纠错机制对于市场的健康繁荣是很有益的，可是，经营团队是否正在犯错，挽救手术能否奏效，都是高度主观的判断，看走眼的机会很大，历史上杠杆并购的表现也一般。而同时，保持核心团队的稳定性对企业是至关重要的，建构商业模式、贯彻经营理念、营造使命感、秉持核心价值，都要求团队保持控制力，特别是那些其商业模式和经营理念尚未获得广泛认可的新兴企业。

所以，在创业和经营者那边，总是希望经营战略免受打扰，特别是来自小股东的难以预期的打扰。事实上，公司章程的设计和公司法的规定，都有助于团队保持控制，除此之外，公司还精心设计了几十种毒丸来对付潜在的敌意并购。

然而，团队控制和股东干预的界线究竟该划在哪里？这个问题只有市场能回答。股东维权运动中，有一派是主张私序演进的，即应由公司章程和交易所规则的创新来推动委托参与，最终由投资者的选择和市场淘汰机制来决定界线所在。

在自由市场中，正如我们看到的，创业和经营者会不断设计出新的章程，投资者和银行家会创造出新的干预工具，各交易所会设置不同的上市门槛、识别信号，而不同风格的基金会建立相应的筛选标准和隔离屏障，帮助股民实现表决权的各种代理和咨询机构也在发展，界线将随进化过程而浮现，并随创新而不断移动，无法相信，SEC一拍脑袋就能找出一条最恰当的界线。

从法律上说，重要的是，投资者在进入之前，有权知晓他所买的股票对应着何种程度的表决和干预权，这就要求，交易所应将上市公司的章程标准化为少数类型，并对不同类型作显著区分，如A/B类股票就是一种清晰的区分，是否埋了毒丸也应该清晰显示，这方面改进的空间还很大。然而，SEC的一纸规定却打断了私序演进过程，由于它适用于已经上市的股票，因而打破了经营者和股东双方对干预权界线的预期，使经营者们原本为企业设计的稳定机制不再有效。

〖后记〗

这个案例表明管制可以如何妨碍企业组织的演化，企业的组织和决策机制有着无限的可能性，它们处理与资本市场之间关系的风格也因而大不相同，有些公司对分析师和投行的意见洗耳恭听，甚至言听计从，对他们的反应也十分敏感和警惕。

另一些公司则我行我素，褒抑听便，如拉里·佩奇在接任谷歌CEO后的首次投资者电话会议上，只念了短短400字的声明便扭头就走，提问时间都不给，马云也经常说“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

并没有简单的标准可以判断究竟哪种风格更好，其实许多投资者也不喜欢那些过度在意他们意见的企业家，就像读者和观众未必会喜欢那些老想着迎合他们口味的作家和导演一样；当然，我行我素的企业家也很可能犯错误，他们可能会错过有益的忠告。

但这是任何情况下都难以避免的，事先没人知道谁是对的，好在资本市场可以用脚投票，意见不同者可以方便地退出，好在市场有它的惩罚和淘汰机制，犯错误的企业家会付出代价，屡屡犯错而执迷不悔者会被清除出市场。

65．医疗广告为何充斥着欺诈和蒙骗

2009-02-18，No.470

日前，卫生部和广电总局等五个部门联合发布通告，用四个以“一律不准播放”结尾的排比句，重申了对医疗健康类电视广播节目这种变相医疗广告的禁令。类似的禁令我们已见过多次了，最显著的一次是在2006年8月，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对医疗广告全面宣战。后来，战火又蔓延到了互联网，去年的百度危机便发端于医疗广告。然而，对于医疗广告泛滥和欺诈横行的局面，这一次又一次语气强硬的禁令和声势浩大的扫荡，恰恰显露了政策执行的失败。

画面恶俗、言辞蛊惑、称述充满误导和欺诈的医疗广告，充斥于各种媒体，这场面确实恶劣而难堪。然而情况恶化到这步田地，却不是因为缺少法规和禁令，我们从不缺少三令五申、严厉打击和彻底杜绝。

关于医疗广告，我们有着全世界最严厉的限制：除了通常被印在名片正面的那些信息之外，医疗广告不得包含任何内容，甚至不得提及疾病名称、药物和治疗手段，更不能提及与疗效有关的任何字眼。这些条文带给人们的期待，与现实情景形成天壤之别。

虚假医疗广告轻则骗人钱财，重则夺人性命，无论何种都是刑事犯罪，如今其泛滥之势既已严重到各大部委屡屡联合打击的地步，想必大量虚假陈述已经做出，众多患者已经被误导，不少伤害已经造成，奇怪的是，我们却很少听到有谁为此而坐牢，更没有听说刊登这些广告的媒体因此而赔到破产，甚至很少有诉讼被提起（这些四处打广告的家伙，莫非执法部门比患者更难找到他们）；相反，我们听到的只是一道又一道的禁令。

如同其他领域常见的那样，每当一种不良现象出现时，有关部门不是去找出那些侵权和犯罪者，作出处罚或提起诉讼，而总是选择对产生该现象的行业颁布一刀切式的禁令，对依靠这一行谋生的人群施加集体惩罚。

这种做法，使得秩序的维持依赖于持续的行政压力，一旦风头过去，不良现象便重新泛滥；更严重的是，一刀切的行政管制，摒弃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机会，将越来越多的社会纠纷引入到行政命令而非法治的框架之下，与建立现代法治社会的理想背道而驰。

医疗广告之所以敏感而需要慎重管理，不是因为患者不需要信息，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太需要信息，过度急切的心情常常让他们忽视了对信息质量的关注，所谓病急乱投医，使得他们很容易被虚假广告所欺骗。然而，帮助他们的办法不是蒙上他们的耳朵，相反，应该让他们多听，有机会获得来自各种渠道的信息，是他们提高鉴别力的前提。

广告是企业实施产品和服务差异化、建立品牌认知的必要手段，如果这一手段被剥夺，所有企业都会向可能的最低标准靠拢，最终市场上充斥着无差异产品。以广告为基础的品牌进化过程，是产品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消费者不断走向成熟所依赖的市场机制，也是有远见、负责任的企业获得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当然，广告还有另一个作用，它也是那些频繁改头换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蒙一票算一票的江湖骗子用来招摇撞骗的手段。

那么，一刀切禁令打击了哪一种呢？显然前者遭受的打击更大，那些踏实经营、忠厚本分的企业，在设备、人员、技术、产品研发上作出了巨大的投入和长期的积累，现在被告知不得向消费者宣扬这些优势。

更无奈的是，已经积累的巨大资产迫使他们避免冒犯法律的风险，对他们来说，勒令停业、吊销执照甚至仅仅是通报谴责，其代价都是无法承受的。相反，对于江湖游医，这方面的机会成本低得多，他们原本就没有长远打算，设备场地都是租来的，随时准备跑。

结果是，大医院、大药厂被驱逐出了医疗广告市场，只剩下游医在那里招摇撞骗，令他们惊喜的是，没有大医院跟他们竞争报纸版面、电视时段和患者的眼球，广告费更便宜了，而他们的覆盖率也更高了。

这一结果自然不是管理部门所期望的，开放医疗广告，同时惩罚和起诉误导和诈骗者，才能改变当前糟糕的局面。大企业或许也会不负责任，拿自己的品牌开玩笑，但市场自会惩罚他们，三鹿蒙牛的例子已经表明了，数十亿投入打造的品牌，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负资产的；而这一惩罚，绝非来自禁令，而仅仅是因为信息可以畅通无阻地传递到每个消费者。

〖后记〗

这是管制的又一个恶果：逆向淘汰。管制规则对于行为的约束力，不仅取决于行政部门的执行意愿和能力，也在于管制对象暴露了多少执行者易于施加强制的利益部位，就像借贷关系中的抵押品，不同厂商的抵押品差别很大，因而同一条管制规则对他们所产生的效果大不相同。

越是那些以信誉和质量取胜、资本和技术密集、规模化的企业，就有越多的抵押品可以被执行，于是容易被从管制规则所限制的那些领域中驱逐出去，剩下的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随时准备跑路的短期渔利者。

一个类似的例子是枪支管制，无论管制如何严厉，歹徒、惯犯、黑帮和精心筹划作案者，总是有办法弄到枪支，而诚实守法的公民却因为尊重或畏惧法律而失去了自我手段，结果，枪支管制法实际上帮助歹徒预先给良民缴了械(8)。

比逆向淘汰更糟糕的情况是，当管制严厉到整个商业模式变得不可行，而行政机构又缺乏廉政约束时，企业要在行业中生存下去，就只能选择行贿；但行贿的代价主要不是增加了负担，而是会让企业丧失安全感和独立性。

行贿所留下的污点，给政府留下了随时摆布企业的把柄，迫使后者不得不与受贿官员组成密切的进退同盟，最终使企业陷入浑浊不堪、迷雾重重、充满陷阱的政治和裙带网络，不仅会扭曲企业的激励机制，也腐蚀了组织文化(9)，而身陷这样朝不保夕的环境之中，难免会让经营策略日益滑向机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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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社会中的知识使用”（1945年）一文中提出了分散知识（dispersed knowledge）的概念，并分析了市场价格机制如何处理它们，以及为何只有价格机制能够处理它们，这也是哈耶克据以反对计划经济的核心论点。

(2) 见wikipedia: deadweight loss。

(3) 见“火车票问题的次优解”（No.1549）、“火车票：租值耗散 vs 国企利润”（No.1555）和“火车票分销业务可先行开放”（No.1560）。

(4) 这里说的是小额办卡费，至于俱乐部性质的大额会员费，则包含了许多服务或一揽子折扣，另当别论。

(5) 阿罗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又称阿罗悖论（Arrow's paradox），是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在其博士论文中就公共选择问题提出的一个命题，参见其《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1951年）或相关维基词条。

(6) 见wikipedia: Pigovian tax。

(7)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来自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学派，还有弗雷德·弗尔德瓦里的研究，见第13篇后记与注释。

(8) 我对枪支管制的更多评论，参见《美国枪声再起》（No.436）。

(9) 关于陷入政治漩涡对企业激励机制和组织文化的影响，参见本书第30篇“药业巨头为何纷纷兼并？”（No.9）。

第十四章

当政府之手介入市场

管制是用一刀切的方法强制施加某种行为标准，而干预则是用机会主义行动来追求某种短期经济目标，施加管制时，政府还保持着立法和执法者的身份，而实施干预时，已经作为市场参与者直接介入到具体经济活动了。

与企业相比，政府目标指向和行为方式更难预料，它时而追求增长速度，时而追求就业率，或者低物价水平、产业规模、技术先进性、国产化率、高雅格调、国际声誉等，令人难以捉摸、无所适从，它们的行动也随时受政治局势、舆论风向、民调结果、选举周期和政府更替的摆布，摇摆不定。

而同时，现代国家所拥有的权力和操纵的资源远非任何个人和企业所能匹敌，一旦进入市场，便足以打破均衡，并让每个参与者改变对事态的预期，就像一头巨兽冲进足球赛场，它不通球艺，也不知道得分规则，没人猜得透它想干嘛，却又无人能够忽视它的力量。

除了干扰正常的价格信号之外，干预对市场制度更深层的伤害是，它本身的机会主义性质会激励个人和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例如，我租下一千亩土地投入巨资加以改造后用来种棉花，我的商业模式建立在棉价高于每吨2万元的基础上，但两年后投资还未收回而棉价却已跌破1.5万元，本来我只得自己承担损失，但假如我有个热心的好政府，我还有另一个选择，可以联合其他棉农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干预：提高棉花进口关税、提高棉花出口退税、提高化纤增值税，按亩补贴棉花种植、指令铁路公司降低棉花运费，指令银行提供贷款以便渡过难关等。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干预手段，这样的窗口一旦打开，会吸引各种利益群体组织起来形成压力集团，寻求对自己有利的干预政策。企业的心思将更多地用在政治游说和权力争夺，而不是成本和风险控制等他们的分内事情上，这既扭曲了市场激励机制，也腐蚀着权力。

66．收储能不能稳定市场

2009-03-26，No.441

去年底，云南省政府推出了百万吨有色金属和50万吨化肥的收储计划，这一政策显然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和鼓励；今年2月，国务院在《有色金属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中明确了通过国家收储来缓解企业库存压力的政策目标；此后，各矿产资源大省（甚至包括一些地级市）纷纷推出收储计划，河南要收50万吨电解铝，广西要收5万吨铝锭，赣州要收1万吨钨和1万吨稀有金属，郴州更是要收11.5万吨有色金属。

同时我们看到，这些收储计划并没有与之相呼应的产能压缩计划，云南甚至明确宣示了“鼓励地勘单位多找矿、找大矿，提前储备资源”的态度，这意味着，收储计划并不只是为解决短期库存压力而采取的临时措施，很可能长期化。

这样的收储计划不是解决当前原材料产业困境的好办法，它虽然在短期内可以缓解价格暴跌和库存压力给企业带来的阵痛，却妨碍了企业对价格信号作出反应，向它们发出了错误的信号，结果将延续甚至加重本已十分严重的产能过剩。

这就像麻醉止痛法，只能短期缓解症状，不能根治疾病。正如长期服用麻醉性止痛药会形成生理依赖，收储计划一旦长期化，会让企业对国家储备形成依赖，整个产业将陷入扭曲状态，而地方政府和相关银行也将承受不断扩大的信用风险。

即便地方政府没有将收储计划长期化的打算，事态的发展也很可能迫使他们不由自主地长期卷入。有人认为，目前的产能过剩是金融危机之后的衰退期的短期过剩，相对于“正常水平”并未过剩，一旦经济复苏，价格回升，库存压力缓解，收储者和银行便可全身而退。

这样的想法是幼稚的，首先，你不知道复苏何时到来；其次，你不知道复苏之后，原材料需求何时会回到你所认为的“正常水平”；更重要的是，这种说法误解了经济周期的基本性质。

经济周期不是简单的上下震荡，用熊彼特的话说，它是一个创造性毁灭(1)的过程：繁荣期的高需求、高价格和信贷宽松，会让许多资源配置结构过时、效率平庸的企业也活得很滋润，一旦衰退来临，它们就会被大批淘汰，而在经济复苏时重新获得增长的，要么是拥有更高效配置结构的新兴企业，要么是通过结构调整而渡过难关的老企业，无论如何，每次周期过后，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结构都不会回到周期之前。

周期的这一特点，在初级材料行业表现为，其复苏总是滞后于整体经济的复苏。最新一期《麦肯锡季刊》有份报告分析了各大行业在1973年、1980年、1990年和2001年四次危机中的表现，发现在衰退期，材料业两次超前于整体，两次滞后，但在复苏期，材料业四次全部滞后。

我相信，上一次繁荣把材料价格抬得越高，其诱导出的过剩产能越多，其逼迫出的材料节省型创新越多，那么材料行业的复苏滞后期也就越长；而事实是，过去几年的材料价格，无论绝对水平，还是增长速度，都是史上罕见的。

如果我们预期整体复苏在两三年后到来，那么材料业的复苏将不会早于五到七年，而要回复到2007-2008年的水平，需要更长时间。因此，对一两年内材料价格大幅回升的期望多半会落空，而以此假设为前提的政府收储和银行贷款，将面临极大的风险。

随着收储计划的不断被迫延长，他们将发现自己不得不做出痛苦的选择：要么继续收储而承受财政压力和坏账风险，要么停止收储甚至释放储备从而导致又一次材料价格崩溃。

地方政府财政基础薄弱，承担不起长期化收储政策，而银行的坏账问题也刚刚有所好转；近几个月的货币宽松或许让他们对于风险的警惕有所下降，以至于在收储计划上表现出不少大手笔。

如今，经济学家们常常拿用电量替代地方统计部门质量不高的统计数字，借此估测经济活动水平。有色金属的提炼，无论是电解还是电炉熔炼，电力消耗都不小，这或许会让地方经济数据看上去比较乐观，但其中蕴藏的风险，实在不小。

〖后记〗

有机体维持健康有赖于各种感觉信号的正常传导和响应，而市场的有效运转依靠的是价格信号，肚子疼告诉你消化系统可能出了问题，不去找出和消除病因却一味吃止痛药只会让你拖得更久、病得更重；同样，阻断价格信号只能妨碍企业对市场变化做出正确反应，而阻断市场淘汰机制也只能保护落后和低效。

后来的发展表明，本文所担忧的结果并未全部出现，那是因为四万亿元财政刺激的规模和力度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材料价格因而很快得以反弹，这并不值得欣慰，大规模刺激并未带来消费领域相应的产能增长，却造成了目前正在加速的通货膨胀，恶化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也让银行再度面临巨额坏账风险。

67．是谁吹大了新能源泡沫

2009-09-22，No.310

刚刚过去的无锡新能源产业峰会上，尽管产业界与会者仍表现得信心十足，对新能源的广阔前景充满期待，国外同行也纷纷前来打气，但投资界人士却多半已经认识到该行业处境不妙，华夏基金王亚伟便明确表示不看好风电和光伏，在行业内已找不出几家可投资的企业了。

电网方面的看法也不乐观，国家电网的与会代表蒋莉萍副总工，对现有电网能否应付未来风能和太阳能的电力输入表示怀疑。这一波由国际环保运动、国内政策扶持、地方与国企积极参与的新能源浪潮，一度制造了巨大的泡沫，现在看来正在迅速破裂。

无论长远前景何等美妙，新能源产业在短期内的产能过剩已成定局，国内风电整机制造商从2004年的6家扩张到目前的近80家，风叶和塔筒厂商也增至100多家，产能已超过3000万千瓦，三倍于年装机容量。

光伏泡沫则更加巨大：遍布20多个省的50多个多晶硅项目，已形成年产能3万吨，若全部建成产能将达17万吨，超过当前全球销量的2倍；而同时多晶硅的价格已从去年最高点的500美元/千克，跌到现在的60多美元；在当前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新能源已成调整重点，据近日发改委、商务部和财政部的联合通知，风电和多晶硅生产设备已从“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中删除。

新能源产业的根本问题在于缺乏真实需求，前几年的繁荣完全建立在发达国家政府补贴的基础上，如德国给风电的补贴高达每度8.5欧分，太阳能每度48欧分，分别为火电成本的2倍和10倍。

在景气期财政宽裕和信贷充足的条件下，补贴还能勉强维持，但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财政困难迅速打破了美梦；即便今后景气恢复，如果整个产业仍然唯政府补贴是瞻，风险便依然巨大；况且对于新能源这种技术日新月异的产业，今天过剩的产能，在市场复苏后，很可能已失去技术和成本优势，迟早难逃被淘汰的厄运。

眼下的一个危险是，由于地方政府和国企在新能源投资中卷入很深，为了缓解产能过剩压力，很可能转而大力推动国内大型风力和太阳能电站的投资，以此将压力向下游转移；结果，去年全球新增的27051MW风电装机容量中，23％即6300MW装在中国，随着大批新建风力发电场开工，今年这个比例将更高。

这一状况，究竟是能源多样化的巨大成就，还是做了新能源泡沫的冤大头？几年后当这些风力和太阳能电场开始发电时，它们要么迫使电网以高价收购电能，要么承担巨额亏损，而同时，电网为了适应风力和太阳能的波动性和不连续性，必须投入巨资进行电网改造，由于电网处于绝对垄断地位，这两方面的成本很容易以电费涨价转嫁给用电企业和消费者。

技术进步常常给人们带来过多的憧憬和期待，因此新兴产业都容易产生泡沫，但市场自发力量和由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面对泡沫时的反应会很不一样。企业家和投资者也会一时头脑发热，可一旦供需局面明朗，价格信号给出，他们会迅速做出反应，要么凭实力拼价格把过剩产能挤出，要么认亏止损退出，这样市场便自动起到了调整和矫正错误的作用，而错误的代价也由犯错者自己承担，因此，在自发市场上，泡沫通常会在局部就地破裂，不至于无限制向上下游扩散。

然而当政府主导产业政策时，它可以无视价格信号，凭借其对市场参与各方的影响力和强制力，它有能力暂时缓解产能过剩带来的压力：风电和光伏产品过剩？自己建发电场；电力过剩？上高能耗项目，如电解铝；电解铝过剩？收储；收储收到地方政府没钱了？发债；债务负担过重？加税，或者涨价。

这样，最初的局部过剩被无限制地推向产业上下游，最终整个产业链乃至工业体系被拖入过度投资、重复建设、过剩、亏损、冗员和坏账的扭曲僵局之中。而最要命的是，这一系列的资源配置错误，没有具体的个人会承担其代价。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隔几年就要来一次结构调整，却从来没有调整好过的根源所在；由于结构扭曲被全局化了，调整就变得牵一发而动全身，很难下手。眼下的新能源困境，当务之急是截断泡沫向外蔓延的路径，地方政府不应再参与和鼓励大型风力和太阳能电场建设，新能源的未来，应建立在真实需求和扎实的商业模式之上，仰赖政府补贴和投入，是不可持续的。

〖后记〗

人们可以找出许多理由来为风电的优点和前景辩护，但优点和前景并不等于商业可行性，时机是关键，同样是手持智能终端，苹果的Newton(2)一败涂地，而iPhone却大获成功。在时机判断上，政府与企业相比并没有什么优势，相反，企业所受的财务约束让它更审慎。

当然，企业也常常判断错误，就像苹果的Newton项目，但企业会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它所面临的市场淘汰机制会迫使它承认失败、纠正错误，而政府却可以将错误的代价转嫁给纳税人、消费者、企业、银行或下级政府，如在本文的案例中，盲目投资造成风电设备产能过剩，可以再扩建风电场，把负担不断向下游转移。

68．行业工资标准意味着什么

2009-07-21，No.362

日前，全国总工会发布了《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企业尤其是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得单方面制定工资标准和劳动定额，要求由行业工会代表工人与企业或行业协会谈判，以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来确定行业内工资水平、劳动定额和最低工资标准。

这是一项重大而危险的举措，近年来，政府对劳动市场的管制日益严厉，但此前的措施，主要还是对企业行为划定边界和施加外部约束，而全国总工会的这一行动，则已经把干预深入到了企业内部的经营和管理过程中。这样的深度干预，很可能使得历经三十年艰辛改革所达致的自谋职业、自主协议、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向计划经济时代封闭僵化低效的国营职工体系回归，值得引起各方警惕。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在答记者问时表示，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是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这一说法是误导性的，众所周知，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会，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是接受党和政府领导的，是全国自上而下统一组织的，是覆盖全部行业和任何可能的就业者的。

毫无疑问，我们的工会无论在目标指向、政策精神、运行规则、实施方案和具体措施上，都历来并将继续与党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因而，全国总工会的《指导意见》实际上等同于政府政策，全国总工会的要求和措施等同于政府的管制和干预措施。“着力推动各级政府主导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协助政府强化对企业工资分配的宏观调控”，《指导意见》中的这一句，明白无误地揭示了这一点。

与最低工资标准不同，制定具体的工资标准和劳动定额，需要深入到企业的生产、工艺和财务过程中去，必须掌握这些环节的细节，标准制定工作才有可能开展。每个企业都有不同的生产流程和工艺路线，职能分工和岗位设置也千差万别，企业不可能为所有岗位设置统一的工资水平和劳动定额，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岗位固定工资和定额化绩效管理并非有效的管理方法，不同的企业、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激励机制，相应地，也会采用不同的绩效管理和薪酬计算方法。

采用何种恰当的激励机制和薪酬体系，历来是企业管理中的难题，很难想象，那些由总工会指派的首席协商代表们（按《指导意见》将“由行业所在区域相应一级的工会主席担任”），能够把握和理解这一过程中所涉及的管理细节和激励作用，从而找出对特定企业有效的工资标准和定额水平。

如果薪酬体系由政府或全国总工会主导设计，由于岗位、工种和资历差异决定了单一工资水平和定额不可能实行，结果必然是向等级化方向发展：工人按熟练度和资历分为一级工到八级工，技术岗位从技术员到工程师到高工，管理岗位从科员、科级直到部级分成六等十八级等；这正是三十年前所实行的制度，也是各国公务员体系所采用的方式；这样的体系，无论好坏，是政府主导下的人事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概莫能外。

然而，固定等级化体系显然不适合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可以想象，企业为了规避管制很可能将大部分雇员定为最低的几个级别，然后用另一套激励方法（如奖金）来实现自己的管理目标；但这样一来全国总工会大概会有意见，它的应对办法是把各等级的比例甚至名额固定下来，于是，工人今后想要提升级别就要获得工会批准；如此发展的结果，全国总工会将逐步接管企业的劳动和人事体系。

劳动者和其他资源拥有者一样，一旦把自己的谈判权利让渡出去，而且是不可撤销的永久让渡给一个没有竞争对手的单一组织，那么，他从这份资源获得的收入必然会减少。那些与经纪人签订了长期排他性合约的明星们，应该最清楚这一点。对于明星们，他们用这一代价换来了从无名之辈变成明星的机会，那么，当我们的工人因法律的规定而不得不将其劳动价格谈判权让渡给全国总工会之后，他们将换来什么呢？

长久以来，生存于最底层的几亿农民，没有出租或转让其土地的权利，因而错失了土地增值所带来的巨额财富，他们小本经营的尝试得不到银行的信贷支持，却遇到了无数法规的管制和城管的驱逐，他们唯一的机会是出售劳动，如今，不仅这一机会正在被管制所束缚，他们还不得不聘请全国总工会做他们的经纪人。

过去十年，中国制造业的高速增长，曾经造就了一个世界奇迹，也是推动国民经济腾飞的主力，这一成就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灵活自由的雇佣制度和劳动市场，它既给企业带来了增长，也为劳动者创造了收入。

现在，这一增长机会正在被管制所扼杀，近年来一系列的管制法规和措施，将使劳动市场逐渐失去其来之不易的开放性和灵活性，而全国总工会这次深入企业经营细节的深度干预措施，无疑又会将强化管制趋势向前大大推进一步。

〖后记〗

对于工会在经济中的作用，一个最常见且根深蒂固的误解是，工会是劳动者对抗雇佣者的组织，实际上，在劳动市场，如同在任何基于自愿交易的竞争性市场一样，主要的竞争从来不是发生在买卖双方之间，而是发生在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雇主与雇主之间。

工会的真正作用，是帮助已获得工作的部分劳动者（工会成员）对抗其他劳动者的组织，它是一种卖方卡特尔(3)，和欧佩克一样，旨在通过供给量和价格同盟降低其成员之间的竞争强度，并阻止非成员供方参与竞争(4)。

这一点，从工会对待国际贸易和全球化的态度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全球化进程中，欧美工会历来是自由贸易的激烈反对者和贸易保护政策的最强大推动力量，近年来针对中国的一连串反倾销案都是工会在推动(5)，因为全球化使得新兴地区的工人对他们构成了竞争。

69．三控成本能否降低房价

2009-03-05，No.458

近日，政协委员、恒大集团主席许家印先生提出，针对目前高房价抑制购房需求的局面，政府和房地产企业应共同行动，从控制地价、税费和利润三个方面入手，来降低当前高企的房价，以便提振需求，让房地产市场走出低迷。然而，这些建议是否可行呢？

首先，企业的存在意义就在于为股东创造价值，而尽最大可能地获取利润便是创造股东价值的唯一途径，所以，要求企业主动控制利润，就是要求放弃它们的核心目标，背弃股东，任何负责任的企业大概都不会响应。

况且，即使股东足够慷慨，舍弃利润目标对于企业的生存、效率和持续经营也是致命的。一个企业得以持续经营，依赖于其有效的组织结构、责任分配和激励机制，而所有这些能够运转起来，需要有一个外部力量来推动它，这个动力源就是利润。一旦利润目标解除，企业便成为一潭流不动的死水，计划经济时代的国企便是如此。

当前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发展为充分竞争的市场，每个企业必须为其生存发展而拼搏，尤其在眼下的危机条件下，许多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放弃利润，等于放弃自我积累资本和寻求外部融资的能力，这无异于自杀。积极响应许先生号召的企业将首先被市场淘汰，而其他企业则可乘机扩张，所以这是注定无法持续的做法；当然，那些原本就陷于亏损的企业或许会免费摆个姿态，但这毫无意义。

控制利润不可行，那么降低地价是否能拉低房价呢？未必，这要看土地供给是否增加，如果供给不增加，降低地价只能增加地产商的利润，不会降低房价。这一原理在经济学上可表述为：供给给定的条件下，价格与成本无关。

公众通常不理解这一点，是因为在多数情形下，成本下降总是伴随着价格下降；但那是因为成本下降时，如果价格不变，会提高生产者利润，因而吸引来更多生产者，从而创造出更多供给，而这些多出的供给必须以更低的价格才能找到新的买家，结果均衡价格就被拉低了。

但是如果供给被固定了，上述过程就不会发生。这一点，我们从拍卖会上看得最清楚，梵高的一幅画被卖到什么价格，完全取决于需方的购买意愿和能力，与当初梵高画这幅画时付出多大代价，毫无关系，原因便在于：梵高画作的供给是给定的。

许先生的基本观察是准确的，即目前高房价的首要原因是高地价，但这不是因为土地招拍的标价太高，而完全是因为土地供给量太小。明白这一点，也就知道降低税费的难度有多大了，实际上，正因为土地供给太小，政府原本可以把地价标得更高，也不愁卖不出去，但因为没标那么高，其余部分就用税费来代替了；这仅仅是一个政府收入如何在部门之间分配的财政问题。其实，收取税费的主体和对象与地价完全相同，完全可以把它看作地价的一部分，所以按上述分析，降低税费同样不会降低房价。

话说回来，即使土地供给不增加，降低地价和税费也并非完全没用，因为土地供给给定的条件下，住房面积可以增加，如果开发商把节省下来的地价和税费，用于补偿因楼层增加而带来的额外成本，那就可以通过盖更多的高楼而增加住房供给，从而拉低房价。但这一空间并不很大，无法根本扭转目前的住房短缺状况。要根本解决问题，还是要靠增加土地供给。

〖后记〗

竞争条件下，降低成本确能拉低价格，那是因为卖方会一直增加供给直至价格被拉低到与边际成本相等，即最后卖出的那一份商品刚好不亏不赚，但假如供给量是被固定住的，上述过程便不会发生。

降低房价最简单而无害的办法就是增加土地供给(6)，通过限制购房和按揭来压制需求，虽然也能压低房价，但这么做直接违背了控制房价的初衷——让更多的人买得上房子，更何况限购还会带来高昂的执行成本。

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地位，让地方政府从土地供给中获取了一笔垄断租金，其规模从普通商品房与小产权房的价格对比中大致可以看出，在一线城市，该租金占房价的比例很可能高达50％甚至60％。

70．税收能调节收入差距吗

2010-06-10，No.726

继打压房价之后，收入差距和分配问题似乎已成为另一个政策焦点。近日，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无论是《通知》正文的第一句，还是该局负责人在随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第一段话，都明确表示了，这一措施所针对的，是收入差距问题。而舆论中也确实有一些希望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来缩小收入差距的声音。

我国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确实已到了异常严重的程度，但这一罕见的状况，是由许多早已暴露无遗的制度性弊端所造成的，其中最突出的是，个人权利和财产权缺乏保障，市场准入机会的不平等，国有部门内部私分巨额垄断利润，公务部门不受约束的超水平福利等。回避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却指望用税收来缩小收入差距，是缺乏说服力的；而且，无论是理论还是经验都无法支持贫富差距可以靠税收调节来解决。

简单地说，每个人的收入是他把他所拥有的要素投入到生产中，然后从产出中取得的一份报酬，工人投入人力资源，资本家投入资本，当然还有一种特殊的要素，是给生产和交易过程制造障碍的能力，也可获得相当的报酬；参与生产的各方所得报酬的高低，取决于各种要素在组合中的比例和它们的稀缺性。

低收入阶层通常只有人力资源可供出租，而劳动报酬低则是反映了要素市场上劳动力太多而资本太少，所以，提高广大劳动者收入的途径，无非是促进投资，让更多的资本来雇佣工人，从而使得市场中资本变得更充裕而人力变得更稀缺，这也是所有发达国家经济起飞过程中所发生的情况。

那么，是否可以通过税收来改变要素收入的分配比例呢？可以考虑两种税收，第一种是对要素收入征税，如从资本家的资本利得中拿走一块，分给工人，这是流量再分配。该方法在当期是有效的，直接改变了分配比例，但等到下一次劳资双方议价时，议价基础改变了，转移支付会被双方都事先纳入议价考虑之中，最终，分配比例将回归到要素组合和稀缺性所决定的那个均衡水平上。唯一的变化将是，征税所带来的交易费用将压低生产规模，并相应地减少劳资双方的收入。

如一家商店，原先店员拿毛利的20％，老板拿80％，现在他知道老板的20％收入会转移给他，为何不接受一份工资为零的雇佣合约呢？把问题扩展到整个经济，结果也类似，如果转移税率低于工人原本所得比例，那么重新议价将使分配比例回归原有水平，如果转移税率高于该比例，则意味着工人必须倒贴钱才能找到工作，这当然不会发生，实际结果将是大量资本退出生产，退出过程将一直继续到将资本稀缺度拉高到资本家再次有利可图为止，在新的均衡点上，工人的收入绝不会比以前更高。

第二种是直接对要素征税，即通过财产税直接从资本家手里拿走一部分非人力要素，分配给工人，这是存量再分配。同样，存量再分配在短期内也是有效的，但在长期，一旦财产税成为稳定预期，人们的行为便会随之而改变，积累财富的动力会削弱，奢侈消费得到了鼓励，有条件者更会寻找转移财产的可能性，总的投资额将会下降，最终减少对劳动的雇佣。这两个效果相抵之后，穷人收入是否增加，将取决于税收的绝对水平和资本转移的可能性。

在整个经济生态中，越是处于食物链上游的、金融化程度高的资本，越是容易流动和转移，而在从穷人、中产者，到食利者、资本家的贫富谱系上，越是富裕者，越容易克服在不同税收领域和辖区之间转移资产所面临的障碍。所以，对于最富裕那些人——如所谓的达沃斯一族(7)，只要在别处还存在着低税收地区，存量再分配是很难作用到他们头上的，真正被再分配的，将是那些勉强超出平均线的中产阶级。

全球化更削弱了这种可能性，不仅是因为全球化促进了要素和资本流动，更是因为大量新型的合约形式、商业模式和金融工具，以及要素组合中比例越来越高的无形资产，使得产业内的要素再配置变得更容易。

在以前，你把资产转移出一个地区，便意味着你要放弃那里的生意，现在不是了，借助外包、租赁、授权和恰当的股权结构安排，跨国企业可以极低的境内净资产运营规模庞大的业务，而把大部分要素留在境外。

即便不考虑资产转移问题，税收的转移支付能力也是有限的，税收会抑制生产和投资，当税率高到一定程度，其转移支付效果将完全丧失，在越过拉斐尔曲线的最高点之后，甚至税收绝对值也开始下降。目前我国的税负水平已经很高了，而且近年来始终在以四五倍于GDP的增长速度在快速增加，但我们并未看到任何转移支付效果，收入差距仍在快速拉大。

近年来，随着劳动市场、汇率、土地、管制等运营条件的全面恶化，多数中小企业都处于勉强维持的状态，除了税负，他们还要面对准入障碍、行政干预、腐败和国企挤压等种种负担，此时对资产存量征税形同釜底抽薪，极可能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很难相信在这种条件下，再分配将产生正的转移支付，它或许会缩小贫富差距，但那将是通过把富人赶走或让他们变得更穷来达到的。

实际上，有一个现成且无害的要素存量再分配的选择，它不会带来负面激励，那就是把国有资产分给穷人，把土地分给农民和居住在它上面的市民，既然我们有一个如此庞大的可供再分配的资产存量，又何必去剥夺那些辛苦挣下一点产业的中产者和小业主们呢？

〖后记〗

看到许多人比我富有，会让我感觉不太舒服，这是人之常情，但差距同样会激励我更努力地工作挣钱、学习知识和寻找机会。重要的是，这些努力能否换来或有机会换来回报，以及换来之后能否得到保障。

社会的和谐不是依靠抹平这些差距，而是以开放性和流动性确保对现状的不满和尝试改变的冲动有和平的、秩序之内的释放和发挥渠道，而财产权和市场制度恰恰提供了这样的条件，相反，均贫富式的再分配只能堵塞通过个人努力改善境况的前景(8)。

再分配政策是基于对市场收入分配机制的错误认识：在收入分配中，资本家是劳动者的对手，只要让资本家少拿，劳动者就多拿。实际上，正如我在第68篇后记里所说过的，和任何竞争性市场一样，劳动者的对手是其他劳动者，工资水平低下的原因是劳动力相对于其他要素的稀缺性不够高，提高的办法只有两个：减少劳动力，或者增加资本，而前者是不可能在不违反伦理法则的条件下施加干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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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自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年），详见本书第二部分篇首引语。

(2) Newton是苹果公司开发的手写掌上终端，1987年开始开发，1993年上市，五年后因销量太低被取消，该项目曾被苹果寄予厚望，投入了5亿多美元，但由于相关技术不成熟，单价高达800美元，但功能却很贫乏，体积也太大。

(3) 卡特尔（cartel）是一种由同行企业通过产量和价格协议而组成的横向联盟，详见有关维基词条。

(4) 我对工会的更多评论，参见“韩国改革面临最后攻坚战”（No.352）。

(5) 如2009年的轮胎特保案和2010年的钢管反倾销案，都是美国钢铁工会（USW）所推动，前者我在“报复性贸易制裁须找准要害”（No.351）中曾有评论。

(6) 我在“增加土地供给是解决之道”（No.640）里曾讨论了增加供给相对于其他房价控制政策的优点。

(7) 达沃斯人（Davos Man）是指拥有共同价值观和文化认同的全球化精英，这个概念最初由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2004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参见相关维基词条。

(8) 我在“收入差距本身不是问题”（No.724）中对此话题有更多讨论。

第十五章

成功的变革实在不多见

以1973年皮诺切特在智利上台和次年的葡萄牙“康乃馨革命”(1)为发端，历经“撒切尔-里根革命”、中国改革开放、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欧盟统一，过去三十多年里，许多国家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

20世纪是个主义横飞的疯狂世纪，人类社会被各种主义者当作他们理想社会理论的实验场，而70年代开始的这一轮变革的不同之处在于，在经过无数世界改造方案的蹂躏之后，对于分立产权和市场制度的价值，人们终于有了基本的共识。

自那以后，除了1975年波尔布特在柬埔寨、1979年霍梅尼在伊朗、1996年塔利班在阿富汗和1999年查韦斯在委内瑞拉等少数几个例外，绝大多数国家的变革都明确地指向法治和市场制度，都致力于保护财产权和推进自由贸易，对此大方向已少有分歧，问题在如何才能建立市场制度。

经过20世纪的纷乱曲折，各国的变革起点不同，面临着各自的问题和障碍。例如，传统农业、部落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国有计划经济的市场化转型，保护主义和进口替代政策向开放经济和全球化转型，大企业、银行、工会、政治裙带四位一体的财阀体制，左翼民粹主义的周期性劫富济贫、财政崩溃和恶性通胀，重度管制、程序不透明和行政腐败所造就的恶劣营商环境等。

像捷克和韩国这样成功的变革并不多见，近年来常被谈论的“中等收入陷阱”，是许多国家变革过程所面临的困境。造成这一陷阱的原因，是法律系统和社会议价机制的演进速度，跟不上社会冲突的迅速增长，结果，冲突与参与的能量未能在宪政框架和法治程序内解决，而被大规模导向权力争夺、再分配和行政干预。

传统社会是低流动的熟人社会，社会规范依靠等级结构或交往伦理维持，现代化打破了传统规范，而同时，大规模市场分工和交易必定带来大量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旧规范所无法处理的冲突和纠纷，市场化过程也涉及大量新权利的创立和旧权利的重新界定，这些将对法律系统提出了严重挑战。

然而，司法过程解决问题的过程必定是零星、分散且不一致的，诉讼过程总是缓慢的且充满了争议和辩论，还常常有反复，相比之下，由国家强力推行的行政措施却干脆利落、整齐划一、所向披靡。因此不难理解，当法治进步速度赶不上迅速复杂化的分工、交易和产权形式所带来的冲突与纠纷的剧增时，人们自然容易转向行政权力寻求解决方案。

不幸的是，行政解决方案的有效性只是表面的，正如我在第十三和第十四章里试图说明的，管制和干预只是满足了人们“得有人来管管这些事情”的愿望，但并不真的能解决这些问题，它带来的问题比它试图解决的更多，并且自动变得越来越多，最终腐蚀了行政系统自身。

71．英超腾飞的秘诀何在

2008-04-23，No.639

2007-2008赛季的欧洲冠军杯进入了半决赛，冠军将在利物浦、切尔西、曼联和巴塞罗那之间决出，这是连续第二年有三支英超球队进入欧冠前四，有人开玩笑说，这样下去欧冠快变成英超季后赛了。确实，英超的飞速进步令人刮目相看，就在21世纪初，英超在欧洲五大联赛中还表现平平，远逊于意甲、西甲和德甲。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起飞开始于2003年。在欧冠从1993年采用现行赛制到2002年的10年中，英超只有4队次进入半决赛，1队次进入决赛，而2003年以来的5年中，有9队次进入半决赛，至少4队次进入决赛，平均分别上升了3.5倍和7倍。那么，2003年发生了什么？

这一年7月，赛季开始前，俄罗斯石油大亨阿布拉莫维奇买下了切尔西俱乐部，这一交易以及它所带来的巨大成功，犹如一块巨石，在英超平静的湖水中激起了一阵市场化变革的大浪。在此之前的10年中，切尔西在英超只获得过一次季军，而2003年当年便获得亚军，此后连续两次夺冠，即将结束的本赛季又排名第二。

切尔西的成功刺激了其他俱乐部，引发了一连串俱乐部收购、重组、注资、赞助商替换、门票提价和其他商业化措施。这些措施大大深化了英超的市场化水平，增强了俱乐部的财政实力，激活了足球市场的资源流动。

如今，十几家英超俱乐部成为上市公司，其中9家以数千万至一亿多英镑的年利润跻身欧洲足球俱乐部最具商业价值20强，形成了年产值数十亿英镑的英超产业。这些变化，无疑对英超的迅速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

英超的这一轮变革得以产生，是有其历史基础的。英国足球的市场化程度历来世界第一，它在五大联赛中最早最彻底地取消了外援限制，由此导致的球员高流动性也造就了足球经纪业的繁荣，英国拥有全欧60％的足球经纪人。英格兰各俱乐部的商业意识也强于欧陆各国，实际上在2003年以前，英格兰足球已经经历了两轮市场化运动。

第一轮市场化以1983年托特纳姆热刺上市为发端，以1991年曼联上市为顶峰，各大俱乐部纷纷进行公司化改造并谋求上市。这一过程引来了资本家、媒体和赞助商对足球产业的高度热情，大量资金随之涌入，并直接引发了第二轮变革。

就在曼联成功上市的第二年，在新闻集团与其旗下天空电视台的推动和球员工会的支持下，各俱乐部终于摆脱了英足总控制下的国家联赛系统，以全新的商业模式创立了英超联赛。正如后来的切尔西，曼联无疑是那一轮变革的最大赢家，此后称雄英超十几年。

英国足球业经过这几轮市场化变革所取得的成就，理应给中国足球乃至整个体育产业带来启示，在足协的强力控制下，中国足球产业商业化前景不明，成绩乏善可陈，黑幕重重，广为诟病。充分市场化已被证明是成功之道，足协应向服务机构转变，让俱乐部成为联赛的主人，即使国家队依然不争气，至少可以让球迷们享受到精彩的球赛。

为了备战即将到来的奥运会，国家在体育事业上作出了极大投入，然而，奥运盛宴过后，体育界更应该考虑如何深入推进市场化，政府体育部门和各大协会应该从金牌导向的巨大负担中走出来，由训练和赛事组织者转向服务和协调者，放松对运动员、俱乐部、经纪人和赞助商的各种条规限制，取消各种阻碍体育资源流动的障碍，这样才能激活市场，吸引资本和企业家的进入，才能保证体育这一新兴产业的长期繁荣。

〖后记〗

体育运动分三种，一是自娱自乐，二是娱乐喜欢这项运动的观众，三是用胜负之悲喜娱乐喜欢或不喜欢这项运动的民族同胞，奥运会和世界杯等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组织的比赛，大抵属于第三种(2)。

前两种情况是被娱乐者自己掏钱，而第三种则往往是政府掏纳税人的钱娱乐国民，问题是，并非所有纳税人都认为那是一种娱乐，且喜欢这种娱乐并愿意为之花钱，即便愿意，他们在值得掏多少钱上也会意见不一。

因此，政府并没有天然的正当性用税款去赞助体育和国家队，早期的奥运会参赛者虽以国家名义参加，却多半是自费或依靠私人赞助，今天，有了卫星电视和高收视率，奥运会和世界杯都可以获得丰厚收入，更没有理由寻求政府赞助了。

然而，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情况却是从幼苗到选拔集训到参赛的极端举国体制，其结果是，无论在城市还是学校，举国体制内的运动员垄断了绝大部分体育资源，学生和市民却没有地方运动，而这些资源本应是向市民开放的公共服务；我们见到了无数金牌，可我们的国民却仍很少运动，对于他们，体育只存在于电视上。

72．为何市场化改革常常伴随着通胀

2008-06-11，No.630

越南央行终于对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和与之相随的经济危机做出了人们期待已久的严厉反应，11日央行将基准利率从12％上调至14％，紧接着12日又将越南盾参考汇率一次性下调2％。

今年以来，随着改革和开放而高速发展的越南经济陷入了一场全面危机：高企的贸易赤字，超过25％的通货膨胀，相对于巨额外债的单薄的外汇储备，股市市值下跌过半，一连串坏消息接踵而来，仿佛一夜之间，这个近年来被普遍看好的新兴经济体顿时黯然失色。

对于此次危机的宏观经济背景和货币政策在其中的作用和得失，已经有很多分析，而我更关注的问题是：这次危机是否和其他市场化转型中常见的危机有相似之处，并有着相似的基础和表现？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是又一次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特有的投资过热和供给障碍所共同导致的典型危机。

传统经济的普遍特征是资本和投资不足，其根源是缺乏明晰而可流通的产权和成熟的要素与资本市场，而计划经济在此之上更多一重障碍：计划经济中资本品数量并不少，但其配置被严重扭曲。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常常通过剪刀差强行剥夺农业来支持其工业化进程，表现为很高的积累率，但资本品的配置效率低下，无法为消费需求创造足够的供给。

在市场化改革开始之后，资本不足或配置扭曲立即表现为对资本如饥似渴的需求，需要大量流动性来将潜藏于社会或被无效配置的生产要素转变为有效投资，重新组合进适合于崭新市场环境的生产模式中，同时，更需要大量外部资本品来满足对资本的渴求，我们可能都还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外汇是何等宝贵，出口创汇一度被视为企业的首要任务。

对外汇的巨大需求其直接后果是本币的大幅度贬值，因为在开放之前，汇率由经常项的供需关系决定，而开放之后，加入了资本项的供需关系，局面便大不相同。改革之初的1985-1986年，越南盾对美元大幅贬值了18倍。

随着改革前景的明朗和资本市场的开放，大量外资涌入，但问题是，这些外资（其中很大部分是现金）入境后却发现，他们在境内买不到足够的生产要素。原因是，成熟的要素市场及其所需的产权和交易制度的建立，需要很长的时间，结果是要素的流动性和供给能力总是跟不上迅速流入的资金。

由于缺乏保障产权和交易契约的法律制度和交易机制，土地、矿藏、劳动力和工厂等要素很难迅速进入流通市场，而基于这些要素的债券、股权和期权等金融产品的供给则更加滞后，这样，突然涌现的大量资金便迅速抬高了供给有限的要素及其衍生品的价格，造成房地产和证券市场泡沫化，这正是越南在2006-2007两年所呈现的局面。

要素市场的供给障碍使得巨额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抬高了要素价格，而没有如预期般转变为足够的生产能力，因而没有相应地增加最终消费品供给，但另一方面却大量增加了要素收入和相应的消费需求，而与此同时本币贬值又推动了出口，结果是，继要素之后，消费品价格也跟着上涨，最终表现为全面通货膨胀。

上述三个阶段的发展和最终导致的危机，或许是每个市场化转型的国家都难以避免的经历，可谓成长的烦恼，而越南危机则因恰逢国际市场能源和粮食价格暴涨而更加来势凶猛。

既然症结在于供给障碍，解决的办法自然是促进供给。在通过紧急宏观政策控制住通胀之后，政府应首先考虑加速国企改制、产权转让和上市，放松和下放土地批租和转让权，这样可以立即直接增加要素供给。

其次，政府应加快产权和交易制度建设，消除各种阻碍要素进入市场流通的障碍。一个供给充足、流通顺畅的要素和资本市场，将逐渐消化迅速涌入的外来投资，并转化成最终消费品供给能力，如此才可能在遏制通胀的同时不至于陷入衰退。

〖后记〗

传统社会的普遍特点是缺乏资本，所以在经济发展之初，用其他要素（通常是资源类初级商品和传统产品）在换取资本要素时的比价就很低，在宏观上表现为本币相对于国际硬通货汇率偏低。

计划经济国家在早期往往用政府力量推动快速工业化，通过人为压低初级品价格来廉价获取资本要素，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很高的积累率和投资率；但这种投资方式无法维持太久，当初级部门被榨干后，高积累率便难以为继；并且，由于缺乏价格信号的指导，投资效率低下，不能带来与高积累率相称的产能与产出增长，所以，在几个五年计划过去之后，经济往往陷入僵化和停滞。

所以，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计划经济国家，在向市场化转型时，都会面临资本不足的问题，前者是因为未曾经历工业化，后者是因为其工业结构与国际产业结构不兼容，一旦开放，便发现其多年积累的资本要素在其面临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没有多大价值，不得不另起炉灶。

加剧改革初期资本饥渴的另一个因素，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所指出的部门扩张冲动：由于每个部门负责人的地位、权力、行政级别和政治前途都与部门的职能与规模高度相关，因而每个部门都倾向于自我扩张，而不顾投资和资源使用效率(3)。

73．为何韩国总能率先走出危机

2009-02-09，No.475

上周，以简化和放松金融业管制、开放金融市场为主要内容的韩国资本市场整合法正式生效，标志着李明博政府发动的这一轮经济自由化改革又迈出了重要一步。业界将此次改革称为Big Bang，这个名字曾被赋予20世纪80年代的伦敦金融改革，后者导致了伦敦金融城的大繁荣，可见整合法被寄予的厚望。

目前，虽然遭遇反对派拼死阻挠（甚至在国会大打出手）和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困难，韩国政府仍在顽强推进其自由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包括金融开放、国企私有化和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国会审批等。

相对于目光短浅的挽救受困企业和短期刺激计划，以深化改革开放来应对危机，是富有远见的做法，得益于此，韩国企业和整体经济或许会成为此次危机的最大受益者。实际上，得益于过去十年的改革所造就的活力和素质提升，韩国企业正在利用危机对产业体系造成的冲击，在国际市场上取得前所未有的优势。

据《金融时报》报道，今年1月美国汽车市场销量同比下滑37％，现代汽车却实现了14％的增幅，在仅有的三家实现销量上升的企业中，另一家是现代旗下的起亚汽车；同时，三星和LG已经超过摩托罗拉，占据美国手机市场前两位和全球市场第二、三位；同样是这两家公司，已占有液晶显示器市场的54％；在奇梦达破产、英飞凌和东芝巨亏的时候，三星仍在高速增长；韩国造船业依然占据超过40％份额的老大地位，虽然危机后订单减少，但他们的份额却在大幅提高。

韩国企业在危机中表现出的韧性和活力，令人刮目相看，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韩国所经历的深刻改革。那次危机给了韩国沉重打击，经济增长率从1997年的8.9％暴跌到1998年的-6.9％，货币体系几乎崩溃，不得不接受IMF苛刻条件下的援助。但正是IMF所规定的严格条件，加上危机中上台的恰好是信奉自由市场的金大中政府，为韩国带来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

通过对30家大财阀中的16家进行清理和重组，韩国打破了财阀体系；和日本一样，这一体系曾利用政治关系、钱权交易和政府所谓做大做强的产业政策，长期从金融体系吸血来支撑自身的无限扩张，加上与工会势力的结盟，即便效率低下、巨额亏损、坏账膨胀，国有或背靠政府的银行为避免出现崩溃和社会动荡，被迫不断向其注入资金，最终将整个金融和产业体系拖入僵化停滞的死胡同。

这一局面，我们在日本泡沫破裂后的十几年停滞期中已经见过；幸好，韩国没有步日本后尘，他们斩断了向财阀输血的金融管道，关闭了11家银行和600多家“第二金融圈”公司，把不良贷款率从12.9％降到2.4％。

同时，用金融监督委员会统一和简化了金融监管体系，新的外汇交易法完全取消了外汇管制，全面开放债券、股票和货币市场，引入资产证券化、衍生品、信用评级和私人基金等金融产品和服务，新的外国投资促进法向外资放开了97％的投资领域。

在短短几年中，韩国社会的整个面貌焕然一新，外资大量涌入，终身雇佣制被打破，风险、竞争和创业的气味充满空气，活力焕发的CEO们引人注目，文化产业迅速繁荣并向外输出韩流。

改革不仅让韩国克服了危机，也大大提高了企业素质和经济活力，在四小龙中，韩国遭受危机打击最大，但复苏也最快，1999、2000年实现了10.9％和8.8％的增长率，并且当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时，它是四小龙中唯一没有陷入衰退的地区，仍保持了3％的增长，同样，在本次危机冲击下，它又以2.5％的年度增长率在四小龙中排名第一，尽管此前四年其他三小龙的增长都快于它。相信，只要李明博的改革能坚持下去，危机过后，韩国的实力和地位都将获得巨大提升，他们从上一次的危机改革中已经尝到了甜头，这次大概也不会错过。

如今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各国政府都在绞尽脑汁寻求对策，然而多半着眼于企业拯救和短期刺激，而忽略了改进经济长期健康和活力的制度改革，刺激或能取宠于一时，却难免遗祸于将来，而危机恰好让平时蒙混于普遍景气之中的弊端暴露无遗，果断割除，虽有一时之痛，却可换得长期繁荣。

〖后记〗

2010年，韩国经济以6.2％的高增长率和3.3％的低失业率，又一次让所有预测机构大跌眼镜，IMF和投行们该为他们一再低估韩国的潜力而反思了；韩国的改革也仍在阻力之中继续推进，从金融、传媒到教育，还有最难对付的工团主义(4)。

成功的市场化转型并不多见，市场的历史太短，我们的人性和文化远未适应它，而市场机制的作用常常是看不见的或者反直觉的，因而人们对市场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一旦出现波折和困难，总是迫不及待地求助于反市场的干预和管制手段，尽管历史已屡屡表明那只会恶化事态，但很少有人愿意从历史中学习。

韩国政府幸而能在最近三次危机(5)之下抵御大规模干预的诱惑，坚持市场化改革，它取得的成就值得正在经历转型的新兴国家学习。

74．南非是下一条龙吗

2010-12-29，No.1467

近日，南非被金砖四国合作机制接纳为成员国，对此事件的含义，人们应保持足够的谨慎。这并不像高盛分析师当初提出金砖概念时那样，提示了某种发展前景，而只是一个国际关系事件。它可以视为四国对南非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一种认可，希望在今后的国际关系舞台上与之取得默契与协调，至于南非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是否将提高，则是另一码事。

在我看来，情况或许恰好相反。许多人以为南非可以代表非洲，但实际上它对于非洲的分量远不如其经济总量所显示的那么大。尽管GDP占非洲近1/4，但南非从未成为非洲的金融中心，或学术和科技中心，除几个邻国之外，对非洲国家也没有多少政治影响力、文化吸引力或价值号召力，尽管时而会有些邻国民众为躲避饥荒和战争而涌入南非，但它并不是非洲年轻人或创业者所向往的乐园。

1993年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后，南非确曾经历了一段难得的好时光。在姆贝基主导政策的14年中，或许得益于当时的国际潮流，他成功抵制了其党内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避免了老战友穆加贝在津巴布韦所实施的强行土改和国有化，反而始终坚持市场化政策，尊重财产权、自由贸易和私人企业，正是这些，令南非人均GDP在十几年中翻了一番，而同时保持了低通胀和低赤字。

然而，好日子看来已经过去且很可能不会再来了，这不仅是因为现任总统祖马的经济政策有着强烈的民粹倾向，意在强化再分配和社会主义，更在于南非的社会状况，使得这样的倾向几乎无可避免地日益占据南非政治的主导地位。

尽管种族隔离制已被废除，但南非的社会对立和冲突远未化解，它的基尼系数高达0.7，世界第一，而24％的失业率在工业化国家中也高得离谱，同时，它还有着世界第一的强奸率和世界第二的谋杀和暴力攻击率；不难想象，如此背景下选举上台的政府，几乎不可能不是一个高举劫富济贫和社会福利大旗的政府。

曼德拉/姆贝基政府能够长期抵御再分配冲动，全赖其革命元老的背景所带来的难以挑战的合法性和政治地位，而从祖马开始，这一条件显然已不复存在，他需要为其权力另寻政治基础，而他的后任或竞争者定将有过之而无不及；况且，今后若干年的国际潮流，对于坚持自由市场的那些政治力量，恐怕将十分不利。

更糟糕的是，南非的法治基础和司法系统的独立性，似乎也存在被动摇的迹象，这一点，从祖马所卷入的腐败案和强奸案的处理过程中，已经初现端倪；而且，司法上的污点和嫌疑看来并没有影响祖马的政治地位，他的支持者似乎并不介意这些，这是最可怕的，这样的政治氛围恐怕会为未来的政治家破坏法治的行为打开大门。

与法治相比，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是容易翻转的，只要宪政和法治基础稳固，坏的政策总有机会被纠正。例如，印度在独立之后长期执行了僵硬封闭的经济政策，但当国际潮流转变、旧政策弊端尽显时，它很快就转向市场轨道了；但是，法治一旦被破坏，是很难有机会被修复的，这正是南非最令人担忧之处。

对于南非的前途，尤为不妙的一点是，一旦它走上法治退化、政策民粹化这条道路，看不出有什么外部力量将阻止它的堕落，迄今没有一个大国将南非的政治走向视为其战略利益，而以南非之大，即便想要干预也很难做到，况且南非还是个资源大国，其他国家更有动机去讨好它而不是改变它。

〖后记〗

从担任副总统到最终登上总统宝座，祖马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出对法治的蔑视和挑战，如对首席大法官的任命缺乏充分咨询和听证，对一位亲信事涉自身的腐败案不仅不回避，在定罪后还用无法成立的健康理由将其保外就医，公然违反法律规定，在就任总统后拒绝公布财产(6)。

祖马个人的成功是南非社会的不幸，这让人想起他信和泰国，他信向农民大派福利主义糖果，为自己建立了极度忠诚执著甚至狂热的选民基础，此后，当大量腐败和滥用权力的丑闻被揭露后，其支持者仍不顾一切地支持他，没人关心是非曲直和法律，甚至不惜流血街头，让泰国长时间陷于街头政治的泥潭(7)。

75．欧盟统一红利还能吃多久

2010-05-25，No.732

尽管争议不小，尽管很不情愿，德国议会还是高票批准了欧元区救助计划。议员们恐怕也都清楚，这事儿不是闹着玩儿的，先稳住了再说，是非曲直、利害得失以后可以慢慢说。未来几个季度中，欧猪们(8)甚至更多欧元国家的债务问题，将继续困扰这些国家，并给市场带来阵阵骚动，但关于欧元体系整体崩解的担忧，已经可以解除了。

不过，由本次危机所引出的另一个话题，仍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和思考，那就是欧盟的前景：这个组织，是否将继续成为推动欧洲各国变革、发展和创造的发动机？

过去几十年，欧盟的成就可谓前所未有的辉煌：在大半个欧洲拆除了贸易、投资和要素流动的壁垒，通过一体化改革大幅降低了成员国的制度成本，也降低了企业与投资者所需面对的规则复杂性，在柏林墙倒塌后成功接管了东欧，帮助后者完成了转型和重建。在此过程中，它也向全世界演示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基于和平合作的大规模制度演进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然而近些年来，欧盟在内部拆除壁垒和降低制度成本所带来的推动力，已释放殆尽，与此同时，一体化的许多负面效果却日益显现：人们曾经期待，东欧在重获自由之后，迎来一个投资、创新和增长的浪潮，也曾以为，东欧人民在饱受国家之害后，会更信赖个人和市场，可事实却证明，蜜月是短暂的，他们在摆脱计划经济之后，却又迅速投入了福利主义的怀抱，而这正是他们向所谓欧洲价值和欧洲标准看齐的结果。

一体化过程虽简化和统一了各国的管制标准，却没有减少和放松管制，实际上，欧盟扩大的过程，把老欧洲大国的高税收、高福利、高管制传统全欧化了，这严重制约了市场开放本应带来的创新活力。结果是，单一市场扩张的过程，几乎等同于西欧老牌大企业占领全欧的过程，因为这些企业最能适应老欧洲的经济和政治生态，懂得如何在那套管制标准下生存，而人们原本期待的创业浪潮和小企业繁荣，却几乎看不到。

更糟糕的是，随着统一大业即将完成，布鲁塞尔的官僚机构也日益强大和自信，负责经济干预政策的专员职位一个接一个设立；其中尤以“竞争专员”(9)表现活跃，近年来多宗针对美国企业的反垄断案俨然是在欧盟周围树立起新的壁垒。

欧盟的反垄断政策，虽模仿自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杀伤力却比后者大得多，在美国，司法部只能进行反垄断调查，案子最终要在法院定夺，而欧盟专员却可以直接决定动辄数亿欧元的罚款，完全缺乏申诉、质证和辩论的司法程序；类似地，借助环保、性别歧视和工作条件等方面的干预政策，欧盟正在其内部和外部树立起日益坚硬而高大的壁垒。

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对金融企业强化管制和干预的呼声更不绝于耳，看来也注定将成为事实；尤其危险的是，金融危机仿佛给欧洲历来敌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知识分子打了一剂强心针，他们宣称美国模式已经破产，重回欧洲道路才是希望所在，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同为金融危机所害，美国企业表现了更强的生存能力和继续创新的活力，最终带领美国经济更早开始复苏，而欧洲却至今仍深陷泥潭，看不到复苏的希望，压根没有资格幸灾乐祸。

欧盟的发展，是一个从松散的合作组织逐渐走向联邦的过程，联邦制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组织结构，是不错的政体选择，它既保留了地方自治和制度竞争的空间，也享受了单一市场的好处。地方自治是自由的一大基石，地方性政权通常较少压制性，尤其是在它无法控制其边界时。正因为地方政府的强制和暴虐是容易逃离的，所以它们通常会变得比较温和，而人民“用脚投票”更会在它们之间造成制度竞争。

但是地方和小国政府也容易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特别是当商人和投资者已在当地投入大量无法搬走的资产之后；理想的情况是，在各地方之上有一个机构来压制这种机会主义，那就是联邦和它的宪法。

所以，联邦制的精髓在于，通过提供一个宪法裁判和执行机构，来防止地方政府对其人民采取机会主义的剥夺和侵害行为，而同时，地方保有其充分的权力来对抗联邦本身成为一个剥夺和侵犯者的可能；简言之，好的联邦随宪法而成长，且只为宪法而存在。

然而，在欧盟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却看不到这样一条主线，尽管在一些条约和入盟标准中规定了一组基本权利，但并没有一个宪法裁决和执行机制正在逐渐浮现的迹象。欧盟的发展更多且越来越多的是一个主权政府之间的政治互动过程，而不是一个法律演进过程，这实际上也是大陆法传统的表现，该传统将法律视为主权意志的表达和理性设计的结果，而不是自发秩序的生长、发现和移植过程。

所以，我们已经和即将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制定法从议会和首脑会议中涌出，从各个侧面对欧洲人的生活和生产加以规制，以此推行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心目中的欧洲价值，统一市场也随之而逐渐失去活力，这不是一个好的联邦。

〖后记〗

欧盟官僚机构的权力固然还没增长到对成员国动手的程度，但动辄数亿欧元的罚款已足以令外国企业胆寒，假如你认为担忧未来欧洲中央政府的强权纯属杞人忧天，那么不妨想想，在独立之初的美国，又有谁能想到有朝一日联邦政府和总统会获得今日这样巨大的权力？

与美国相比，欧洲各国素来缺乏限制政府权力和抵制中央干预地方自治的政治和法律传统，老欧洲的精英阶层和学术圈中也充斥着反市场的思想和文化氛围，假如不从观念上洗心革面，欧洲的未来实在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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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康乃馨革命（Carnation Revolution）是指1974年4月25日发生在葡萄牙的未流血军事政变，由于得到民众广泛支持，革命进程十分顺利，它结束了统治葡萄牙长达41年的国家主义独裁政权（Estado Novo）。塞缪尔·亨廷顿在《第三波》（1991年）里也将该革命视为第三波的起点。

(2) 我在本书第51篇里曾讨论了体育与民族情感之间的关系。

(3) 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短缺经济学》，1980年。

(4) 见“韩国改革面临最后攻坚战”（No.352）。

(5) 三次危机分别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网络泡沫破裂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幸运的是，三次危机后执政的都是亲市场的政府。

(6) 见wikipedia: Jacob_Zuma#Controversy。

(7) 关于他信的糖果政策和泰国的政治僵局，我在“泰国深陷街头政治泥潭”（No.751）一文中有更多评论。

(8) “欧猪”（PIGS）是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希腊（Greece）和西班牙（Spain）四个国名首字母缩写，被许多财经报道用来指称这四个在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情况最严重的国家；有些报道会在名单中加入爱尔兰（Ireland）和英国（Great British）而变成PIIGS或PIIGGS。

(9) 欧盟竞争专员（European Commissioner for Competition），国内媒体通常译作“欧盟反垄断专员”。对近年来欧盟多宗巨额反垄断罚款，本书第14篇中有更多评论。

第五部分

宏观经济

Macroerconomy

商品价格的高涨是金银增加的必然结果，但这种高涨并非紧随金银而来，而是需要一段时间，直到货币在全国流通并让所有人都感觉到其影响；刚开始看不出什么变化，逐渐地，先是一种，接着是另一种，物价逐渐上涨，直至全部商品价格与新的货币量形成合适比例为止，只有在货币增加到物价上涨之间的空档中，金银增加才对提高生产劲头有利。

——大卫·休谟，“论货币”，1742

人类在恐惧与兴奋之间摇摆的天性让我们陷于经济困境，没有任何经济模式能够抑制这种情况的出现却不带来严重的后果。监管是人们所谓能有效解决当前危机的方案，但它在历史上从未能够消除过危机。

——艾伦·格林斯潘，《金融时报》专栏，2008

有些事情，可以从对个体的微观判断简单推知对群体的总和效果。例如，一个人每天多吃几块肥肉，就容易长胖，假如每人都多吃肥肉，总的肥胖水平就会提高，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另一些事情上，从微观判断是得不出宏观结论的，例如，一个人捡到一百万美元，他就变得更富有了，假如每个人同时捡到一百万美元，整个社会的富裕水平会提高吗？

后一类情况意味着，某些经济现象从观察个体行为是无法得到理解的，就像观察个别空气分子的运动无法获得对飓风的理解一样，必须在另一个层次上观察和分析，那便是所谓宏观经济学正在做的事情。

从系统学的角度看，驱动一个系统的总体运动和变化的诸因素中，具有可叠加和可积累性效果的那些因素，将占据主导地位，而假如它们能被某种正反馈机制所放大，那么这种主导优势更将是压倒性的。

正反馈对于一个系统是破坏性的，系统能够稳定地存在，要么在其边界上存在某种负反馈机制，要么会通过某些爆破方式周期性地释放其能量，而这些边界和爆破点将构成系统的总体面貌和波动特征。理解经济系统的关键，便在于找出这些反馈机制及其工作原理。

一个正反馈因素是分工，分工提高效率、增加产出，而更高的产量将支撑更精细的分工（因为在较低的产量下，将某些工序分离出来是规模不经济的），于是进一步提高效率、增加产出；但每个正反馈必定对应一个负反馈，分工越细，交易和组织成本越高，效率越低，最终分工细化将停止在成本收益相抵的那个水平上。

类似地，合作（包括交易）关系中也有正反馈效应：合作会增进信任，信任会带来更多合作，另一方面，过度的信任会增加欺骗的机会和收益，同时，过于密切的合作关系会将合作引入那些过于复杂或不确定性太多因而不易履行承诺的事情上，从而既破坏信任，也减少合作。

人口也是如此，每生下一个孩子，就为未来增加了一个能生孩子的人，但随着人口增加，为生产足够食物不得不开垦更贫瘠的土地，而随着单位土地上投入更多劳动，边际产出不断下降，直至新增产量无法供养新增人口。

信用和流动性是另一个例子，信用创造流动性，流动性抬高资产价值，而更高的资产价值带来更好的信用，但流动性过度泛滥会提高系统风险水平，最终通过或大或小、局部或全局的爆破来释放。

乐观与悲观的正反馈机制是一种“信念的自我实现”(1)，这是由信念和行为相互加强的二元正反馈：我相信股市要涨，大手买入，我表弟听说我在买，也相信要涨，就跟着买，然后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股市要涨，也跟着买，结果股市就真的涨了。银行挤兑也是如此：有谣言说某银行要破产，最初听到的几十个人跑去提款，别人看到好多人同时在提款，感觉不妙，跟着提，于是银行真的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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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念的自我实现”也叫“自我应验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

第十六章

吸血鬼如何造福社会

货币是市场得以运行的核心要素，财产权和契约制度为市场演化提供了环境条件，假如将制度比作孕育生命的恰当温度、空气和重力，那么货币就是水。第一部分中谈到了价格信号的重要性，而货币正是价格信号得以表达的载体。

假如没有货币，价格便只能以两两比值的方式表达，而离开了货币这一媒介，交易只能在恰好双方都需要对方的物品时才能发生，而历史表明，这种物物交换的种类和规模都极为有限。正是货币媒介使得大规模的非人格化交易成为可能，而这种类型的交易才是市场经济区别于小型熟人社会的互惠和人格化交易的关键特征(1)。

讽刺的是，货币作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却也是最被鄙视、怨恨和诅咒的发明，被文人雅士所不齿，羞于提及和谈论，甚至被视为罪恶的根源，而这一切，恰是因为它把价值抽象和量化了，把交易非人格化了。

当你提着一篮鸡蛋去邻居家，报答他帮你收割稻谷时，你很了解割稻的辛苦和他家孩子吃鸡蛋时的开心，而他同样很清楚错过收割对你意味着什么，而你又是如何攒下这一篮鸡蛋的。

但是，当你花50元从市场上买来一件衣服时，你完全无须了解它是如何从棉花地、纺织厂、缝纫间一步步走过来，也不必关心卖家拿了这50元会怎么花，一切人际交往中的温情被剥离了，这就难怪怀旧人士会如此嫉恨货币和市场交易，在人性和文化的漫长进化史上，它是如此陌生和格格不入。

但货币和市场交易又是如此有威力，它将分工体系推向今日这般复杂而精致的程度，维持了遍及全球的巨额贸易，最终让经济能够供养千百倍于部落时代的人口。也因为其巨大威力，它的一点点缺陷和紊乱，常带给人类难以想象的灾难(2)。作为现代社会的一员，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政府，都必须学会如何与之相处。

人们之所以愿意接受货币作为商品的对价，仅仅是因为他们相信别人也愿意接受它，能够产生这种信任的东西并不多。在近代银行业兴起之前，流通的主要是自然货币，所谓“自然”是指，取得上述信任地位是由于物品本身的特性，而与任何个人无关。

后来，银行家创造了信用货币，其不同之处在于，信任地位的取得是基于人们对银行的信任，而这种信任既来自银行长期经营所积累下来的信誉，也来自银行对自然货币的充足储备。当银行之间就币值单位达成标准，建立清算和通兑关系，他们的命运和信誉也经由千丝万缕的借贷和契约关系捆绑在一起时，人们对信用货币的信心也逐渐从特定银行转移到整个银行体系上来了。

信用货币的好处在于其数量的伸缩性，一种商品得以成为自然货币，一个必要的条件是其数量变化很小，这对于长期停滞的经济是优点，它不适合快速增长的经济，虽然静态地看，货币数量与经济规模是无关的，问题是，币值上升的过程会鼓励货币囤积，而囤积进一步抬高币值，这一正反馈机制将导致严重的通货紧缩。

信用系统创造货币的能力，突破了自然货币的数量限制，使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可能，同时，银行间相互依赖关系使得货币信用变得更可靠；然而，信用系统的这一优势同时也是其危险所在，它是一个倍增器，会放大人们的乐观和恐慌情绪，从而给经济带来剧烈的动荡。

当某些新资源或创新展现出美好前景时，信用系统让乐观的冒险家和投资者更容易获得贷款，相反，当预期落空、希望破灭时，银行家争相收紧信贷以减少损失和稳固储备，因而加速恐慌情绪蔓延，并导致信用进一步紧缩，最终整个经济因流动性不足而陷入衰退和停滞。自从现代金融业诞生以来，这样的周期性悲喜剧就一直在反复上演。

本章几篇只是个人点滴之见，难以全窥货币和金融这一博大领域之奥妙，我不惜笔墨地用了其中三篇来尝试阐明衍生品的价值所在，实因深感金融问题之艰深和远离直觉，充满了误解和错谬，故不如抓住一点说个透彻，但愿读者不会感觉太啰嗦。

76．储蓄率为何居高不下

2009-02-26，No.462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和美国的储蓄率差异便屡屡被经济学家和政策制订者们提出，一时成为关注的焦点。央行最近发布的2008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专门以“正确处理储蓄和消费的关系”一节对此作出了分析，确认了多年来储蓄率持续提高、消费不断下降的事实，并且表明了促进消费的政策立场。

当今中国高达50％以上的储蓄率，是无须否认的事实，尽管它未必是国际货币失衡的根源，更不应被作为或理解为一项罪责。对于中国的高储蓄率，常见的解释通常提及三个因素：第一，中国缺乏发达国家通常都有的社会保险和福利体系，因而个人需要更多的储蓄来保障自己的未来。第二，政府掌握了过多资源，导致国富民穷并压制了个人消费能力。

第三点通常被认为是文化差异，即美国人更喜欢借助消费信贷和分期付款来提前消费，其实这未必是文化差异，更可能是美国金融市场更发达的结果：当你花10万元买一部能用10年的汽车时，你实际上是做了一笔10万元的投资，并在此后10年产出了一个消费流，发达的金融市场能找到其他人来替你做那笔投资，你转而购买后续的消费流。

这些解释尽管可以成立，但只能解释中国高储蓄率的一部分原因。探究高储蓄率的根源，还须从微观基础入手。个人储蓄的决策基础是其对未来收入流和消费流的预期，这个预期可以延伸到他死后，如果他认为预期收入流不足以支付预期消费流，便需要用储蓄在当前和未来之间进行交换，这一交换还受到市场利率的影响，利率越高，他越倾向于将消费流往后推。

个人消费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提高，这很明显，但这种同步提高并不是平滑和连续的，而是在一系列生活方式所对应的消费水平中，作阶梯式的跃迁(3)。假如你原先的收入勉强维持你的单身公寓、QQ车和15元快餐构成的白领生活，现在你的工资涨了两千元，远不足以支付梦想中的三居室公寓、凯美瑞和保姆构成的小富生活，那你很可能将新增收入的大部分储蓄起来，为将来的跃迁作准备；相反，如果你的收入只差一点就能负担小富生活，便很可能借助信贷来提前实现梦想。

上述分析的逻辑结果是：储蓄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期望与当前水平的差距，也取决于他们对下一代生活的期望与这一代的差距，人们对自己未来或下一代进行生活方式跃迁的期待越高，就会把越多的钱堆积在两级台阶之间。

很明显，正是在这一点上，中美两国存在着巨大差异。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和门户开放，使中国社会的生活方式经历了急剧的动荡和变迁，所有人都在调整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各种前所未有的消费生活模式展现在他们眼前。

文化特质令他们缺乏消费意愿？这种说法完全不得要领，相反，正是因为他们迫切渴望改变生活状况，尤其是下一代的状况，他们才需要更多的储蓄，因为当前的收入还不足以立即负担这些期望。

在美国，各种主要的生活方式都已存在好几代，上几代为此而准备的储蓄已经在当前转变为消费，从而抹平了总的储蓄率。而在中国，多数人都在为从未有过的更好生活而打拼和积累；并且中国传统令他们对下一代背负更多责任，这意味着他们对未来消费流赋予了更大的权重（这一点倒的确是文化差异）。

养老模式的改变也提高了储蓄率，以前人们把孩子当作储蓄罐，所谓养儿防老，现在他们必须为自己买保险，虽然性质上都是储蓄，但统计结果不同；生养策略的改变也带来了同样的影响，以前的策略是多生粗养，养育成本主要由即时消费的衣食住行构成，无须储蓄，而现在的主流策略是少生精养，其成本的大部分——包括学费、嫁妆彩礼，甚至婚房——都需要提前储蓄。在中国，越来越高的教育成本多由家长负担，而在美国，由自己负担的成人教育比例很高。

这样看来，高储蓄率并非某种扭曲状态，它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特定发展阶段所塑造的时代特征，试图改变它是徒劳无益的，理解它的发生机制和金融意义，将有助于我们适应它并与它共存。

〖后记〗

时常会听到有人哀叹当今社会物欲横流，年轻人爱慕虚荣、华而不实、拜金主义，传统价值已被消费主义淹没。但颇为讽刺的是，同时许多人又在惊呼储蓄率过高、消费不足，需要大力刺激内需。

他们都说出了部分真相，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只有放到生活方式跃迁的背景下，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正是对未来生活方式提升的热切渴望，才促使人们在当下更多的储蓄，这并不矛盾。

物欲和虚荣的盛行或许会让某些怀旧人士感觉不舒服，但其实不妨将其视为一种活力和动力。回顾历史，无论是古典时代、文艺复兴还是工业革命时期所产生的文学作品，都会把当时的社会描绘成堕落、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直到岁月流逝，后人才发现那些恰是繁荣的黄金时代。

在高速发展期，人们看待当前和未来生活的整个参照系会遭受震荡，快速变迁，旧的传统和价值被抛弃，新的价值有待寻觅和建立；新方式在得以确立并反复传承之前，总会被鄙为庸俗和虚饰，千百年之后却被奉为高贵和优雅，动荡、变迁、追逐、模仿的过程，也总是伴随着迷惑、彷徨、焦虑和失落。

77．重返金本位是个馊主意

2010-11-16，No.1358

上周初，就在G20峰会之前，世行总裁佐利克在《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呼吁正在为国际金融体系寻找出路的各国政府，考虑建立某种类似于布雷顿森林体系(4)的储备和汇率机制，再次将金本位这个沉寂已久的话题提上了台面。

本周，周其仁教授也发表专栏文章，认为当前对货币问题的思考和讨论，是时候从货币政策深入到货币制度了，同时他似乎也认为，金本位即便在政治上不可行，至少在学理上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选项。

然而在我看来，金本位制度在理论上就站不住脚，它是一种有着强烈内在紧缩倾向的货币系统，而在实践上，它的表现也乏善可陈。在古代，地区间高度隔绝，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贸易对产出的比例极低，人们尚能忍受贵金属货币的弊端，而在高度流动性、深度分工、贸易量极高的现代社会，强行重返金本位将让经济水平倒退几个时代。历史上，凡是商业迅速繁荣的时期，都伴随着人们摆脱金属货币的强烈冲动，而无法摆脱的那些金属残余，总是梦魇般地给经济带来剧烈动荡。

一个常见的误解是，布雷顿体系是“真正的金本位”，其实它顶多只能算是1/4金本位的：首先，各国货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是可以定期调整的，尽管调整幅度受限，但远非固定的；其次，美国央行对普通持币者并不承担按规定比例兑换黄金的义务，它只对体系内各国央行承担此义务，而这些国家（尤其是德国、日本）在战后对美国俯首帖耳，不会违背其意志而要求兑现黄金，所以，当不太听话的法国大笔兑现黄金以图建立独立储备时，系统便立刻崩溃了。

所以，若布雷顿果然是真正的金本位，它将在战后导致一次灾难性的全球通货紧缩，而要避免紧缩，即便以当时美国倾全球之国力，其黄金储备也决不可能撑到1971年；幸亏布雷顿不是真的金本位，即便如此，它与黄金的牵扯仍给战后世界经济制造了不必要的麻烦和障碍。

黄金作为货币的核心问题在于其存量增长过慢，即便以高度发达的现代开采技术，把矿井挖到近四千米深，年产量也只有两千多吨，存量年增长率不足1.5％；况且，历史上人们还执著不倦地把黄金埋入地下、藏进洞穴和带进坟墓，令其从货币系统中消失。

几乎恒定的总量让金本位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份额本位”，即只要你坚定地持有世界总量1％的黄金，无须做任何事，那么无论产出量如何变化，你永远都拥有世界财富的1％；在一个长期停滞的经济中，这是可以接受的，而且这样的货币将是绝对“稳定”的。

但它显然难容于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如果你的钱既不用于生产性投资，又不促进流通，也不借给别人去做这些事，而仅仅是简单地持有它，就能让你毫无风险地分享增长的果实，这不是一种良性的激励机制，它会鼓励人们囤积货币，造成投资和流通领域货币短缺，也就是常说的通货紧缩。

黄金的份额本位特征，实际上产生了一种类似于地租的效果，而且是无级差的地租。在后发国家市场化和经济起飞的阶段，地租屡屡成为被民众诟病的对象，认为它是鼓励不劳而获、供养寄生虫的不良激励。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乔治主义(5)运动中，以剥夺地租和均分地权为宗旨的土地改革，曾一度广泛流行于全球各地。

不过，由于土地固有的稀缺性，地租不可能被制度所消除，而其空间上的排他性、牢固深远的历史基础，也使得剥夺地权在法理和道义上皆缺乏正当性；而且因为租价级差的存在，地租实际上也有非常好的激励作用，它鼓励地主改进社区治理、改善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如此他才能获得更高等级的地租收入。

但是，金本位制度却会通过法律无端创造出一个无级差地租，它丢失了级差地租的良性激励，却发扬光大了地租最坏的一面。它倾向于把每个人改造成拽紧钱袋的消极食利者，每当增长苗头显露时，收租食利策略的优势便会提升，由此带来的通货紧缩和高利率将打击投资者，压制创新和增长，从而将经济维持在停滞的均衡上，在这样的均衡上，币值倒的确会是很稳定的。

在历史上，人类遭受的通货紧缩之苦远远多于通货膨胀，通胀扰乱了人们对交换比例的预期，而通缩则不仅扰乱预期，严重时还导致货币枯竭，让交换根本无法继续，因而其伤害是更大的；即便那些臭名昭著的恶性通货膨胀事件，造成灾难性伤害的，其实也是因为恶性膨胀的官方货币首先清除了私人储备，继而又被拒绝使用而退出流通，而最终造成的通货紧缩。

历代金融家都在挖空心思地创造信用货币，以图摆脱黄金的桎梏，然而这样的努力终究会受到市场或法律的储备率要求的限制，货币一天不与黄金彻底脱钩，人们就要多忍受一天它对贸易与投资的干扰，并提心吊胆地等待它带来的下一个通货紧缩噩梦。

〖后记〗

从字面上看，金本位（gold standard）的意思只是以黄金作为交易的价值度量基准，即价格的单位，假如仅仅停留于此，金本位便不会带来数量不足和通货紧缩的问题。

但在对货币系统的讨论和实践中，“本位”实际上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采用某种本位即意味着，银行对其发行的纸币（或其他信用凭据）承担兑现义务，即当你拿着纸币走进银行并提出兑现要求，银行有法定责任当即交付纸币面额所对应数量的本位物，所以本位货币也叫可兑现货币（convertible money）。

而正是对特定单一物质的即时兑现责任，造成了本位货币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银行为了确保履行兑现责任，必须保有一定数量的本位物储备，而这种物质的数量，不可能那么巧，刚好满足整个经济体系的交易、储蓄和投资需求。

许多人似乎不假思索地认定，价值基准与兑现责任是当然不可分割的：假如解除兑现义务，如何保证银行不滥发纸币？如何保证纸币面额所对应的购买力具有稳定性？

但实际上，价值基准与兑现责任是可分的，例如，你拿着面额1盎司黄金的纸币来要求兑现，而我恰好没这么多黄金，但有很多白银，假如当前市场金银比价是35:1，于是我给你35盎司白银；假如法律允许银行如此履行纸币兑现责任，我看不出会对货币的信用和币值稳定带来何种伤害。

当然，这一兑现方式有效运作的前提是，用于兑现的候选商品（这里是白银）必须有普遍认可的市价可循，这意味着它具有相当规模的交易量和足够高的流动性，这在古代或许有点困难，但在当今的发达市场环境下，满足这一条件的商品很多。

现在考虑一种更加灵活的兑现责任：银行不承担任何直接的商品即时交付责任，但他保证，用这张纸币随时能够在市场上买到规定数量的一组商品；这样的货币不妨称为锚货币（anchored money），它承诺能买到的那个商品组合，就是该货币的锚。

实际上，美元大致上就是这样一种货币，假如Fed的货币政策严格锁定CPI，并且CPI的商品篮子是明确而稳定的，那么Fed就是在以锚定方式履行兑现责任；所欠缺的只是，这一责任还有待被法律明确固定下来。

78．大刀向衍生品头上砍去

2010-04-26，No.747

近日，奥巴马政府着力推动的金融监管改革进程跨出了重要一步，据报道，在法案起草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两位民主党参议员，已就对银行衍生品交易设限的条款达成一致。本月中旬，SEC对高盛提起民事欺诈诉讼，许多评论将此诉讼视为SEC配合监管改革立法进程的行动。现任SEC向来主张强化监管，而该案焦点也是广受争议的衍生品CDS和CDO，因此，诸如SEC在拿高盛为监管改革祭旗的巷议，并非空穴来风。

市场反应也印证了这一点，高盛案宣布当天，不仅高盛股价暴跌，金融板块乃至整个美股随之重挫，外汇、石油、黄金和大宗商品市场也一度陷入恐慌。显然，如此剧烈而广泛的反应，并非针对此案将给高盛带来的损失，它是对SEC的政策取向和即将展开的监管改革的反应。

这一反应是正确的，各种迹象表明，当前推动监管改革的政治力量，正在迎合和利用金融危机以来弥漫于公众和舆论之中的反银行情绪，这股情绪里混杂着对危机后果的忿恨、对金融企业罪责的含糊认定、对新型金融产品的误解和恐惧、对银行家贪婪吸血的古老仇恨，以及传统的仇富心态。

在庭审尚未开始、指控证据尚未披露之时，高盛早已被当作罪犯和公敌，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吊销了当事交易员的执照，多名国会议员退回了高盛的竞选捐款，并质问奥巴马为何不退回，多家德国国营机构也已宣称断绝与高盛业务往来。这股公众情绪若不受节制地发展为一场政治运动，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银行业创造流动性的能力，最终伤害实体经济。

流动性是一个市场化经济体的核心元素，是交易和生产得以进行的基础。所谓流动性，是指一件商品的价值客观化的程度，即人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撇开自己特定的价值偏好来看待该商品的价值。你把一本新书和一包复印纸丢在路上，路人多半会先捡复印纸，即便两者标价相同，即便两者对他自己用处都不大，但他很容易将复印纸折价卖掉，却很难为一本书找到买主，这里的差别便在于流动性。

高流动性意味着，即便我不喜欢一件商品本身，也不妨碍我认可其市场价值，并接受别人用它和我做交换，因为我相信很容易找到同样认可其价值的人，从而用它再换回我真正喜欢的东西，而最能满足这一条件的，便是货币。除了极少数的巧合，任何交易得以发生，被交换的两件东西中至少有一件必须是高流动性的。

在宏观上，一个经济体中高流动性物品越多，交易便越容易发生。许多时候，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仅仅提高流动性便可极大地提高福利水平，因为流动性可以让物品到达最需要它的人手里，也让资源配置到能创造最大价值的地方。所以，每当官方货币崩溃之后，人们总是挖空心思地找出一切可能的货币代用品。

早期的金属货币是在交易互动中自发形成的，然而近代以来，尽管贵金属和法定货币还起着基础性作用，但实际上，货币乃至整个经济体中的绝大部分流动性，是由银行创造的。银行家通过一个被称作价格发现的过程来创造流动性，假如你知道镇上有个书市，买书的人都会去那儿找，一本书即便暂时没人要也会有中介先买下来，你就很可能弯腰捡起那本书，这样，一件垃圾就可能变成另一个人的精神食粮。

投行工作就是创建这样的市场，通过撮合买卖双方，他们确保许多商品可随时在某个地点以众所周知的价格买入或卖出，这种造市商的角色，意味着必要时他们自己必须充当买家或卖家。

不过，除了大宗商品外，投行致力于提高其流动性的，主要是无形商品，如对世界的看法。在中世纪，当一个佛兰德商人决定为东方消费者生产一批呢绒时，在他的资源组合中，实际上包括了大量看法：他相信五个月后大马士革呢绒行情会不错，相信四个月后热那亚关税不会翻倍，相信三个月后英吉利海峡仍然安全，相信他选择的船长是可靠的。

若非有意无意持有所有这些看法，他便不会生产，即便通过契约可将部分风险转移给中间商，但这些看法和对应的风险必定存在于该产业链上。多亏了几百年来银行家们的努力，借助商业票据、保险、期货、期权等风险管理工具，今天的企业家可以把大部分看法从他们的资源组合中剔除出去，现在，他们只须对自己控制下的生产过程和成本结构具有信心即可。显然，这会让大批原本不会进入生产的人投身于企业家行列，让许多原本被割舍的生产和交易得以发生。

衍生品就是汇集各种不同看法的平台，作为造市商，投行确保你随时可以就特定问题找到一个看法与你相反的人来做交易（即对赌），对于原本被迫持有某种看法的人，他提供了一个通过买入相反看法来实现中立的手段（即对冲）。

原则上，靠佣金吃饭的投行不会主动参赌，但造市责任经常会迫使他充当交易对手，就像麻将馆老板在三缺一时被迫上桌一样，此时他会迫切寻求在反面下注的机会，如在承销某只债券的同时买入它的CDS，这种做法经常被外行指责为不诚实。

通过提高各种商品和要素的流动性，衍生品大大降低了企业家在空间和时间上大跨度配置资源的门槛，从而使基于复杂交易和深度分工的产业链成为可能，将其仅仅理解为投机工具，是不得要领的。眼下正在推动的监管改革进程，看来并非基于对投行和衍生品经济职能的正确把握。一旦投资者发现不再能像过去那样方便地配置风险，他们就会避开许多投资产品，如企业债，而这样的退缩终将伤害实体经济。

〖后记〗

在此案以及类似的衍生品争议中，一个最常听到的对高盛的指责是，他一面向客户推销某只债券，一面自己却在“偷偷地”从事做空这些债券的交易，而这种行为即便算不上欺诈，也至少是对客户不诚实。

这种指责是基于对衍生品市场的双重误解，首先，它误解了衍生品交易的性质，衍生品交易是零和博弈，任何一笔做多交易必定对应着一笔看空交易，实际上，多和空是同一笔交易的两侧，这也正是它们常常被称为“对赌”的原因。

所以，当你从投行买入某个多方产品时，完全应该清楚，必定存在另一个人，同时在买入空方产品，要么是投行自己，要么是他的另一位客户，在这一点上不存在任何隐瞒信息的余地。可以弄虚作假的地方，只能是对结构化债券的资产组合的描述是否真实，它的财务数据和评级信息是否真实可靠，但实际上，在对高盛的各种指控中，并未涉及这方面的质疑。

其次，这些指控也误解了投行在衍生品市场中的职能，投行交易部门的核心功能是做市（market making）(6)，也就是撮合买卖双方，最终为金融产品创造流动性。对于那些参与者范围狭窄、交易频率很低的产品，要保证参与者在任何时候都能找到交易对手，做市商常常不得不自己承担买方或卖方的角色，但这样就为自己担上了风险，所以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通过相反方向的交易，把风险对冲掉。

这与赌博公司很像，媒体报道常给人留下印象，好像赌博公司是庄家，赌民都是在跟它对赌，其实不是，赌博公司仅在公布初始赔率时，才需要对结果做预测，一旦开始接受押注，他只需要根据两侧押注数量来调整赔率，以确保自己无论出现何种结果都有钱赚。

79．金融对赌价值何在

2010-04-29，No.746

高盛疑案众说纷纭，参院听证鸡同鸭讲，监管改革鸣枪开锣；尽管理论、事实、意见、利益如乱麻般纠缠，政治和立法进程却如往常那样，注定要在混乱中向前推进；值此关键时刻，克林顿先生也出来说话了，“我不能肯定高盛触犯了法律，但我确实认为，这项交易不具备潜在价值……无论谁胜出，对美国经济都没有更大的用途，只有赢得这场赌博的人是真正的受益者。”他认为，此类纯粹对赌应与那些“为合法经济用途而服务的衍生品”区别对待。

克林顿的言论，清晰而准确地代表了许多人对金融问题的看法，其表述也相当理性和公允，然而很不幸，它是错误的。并且，他对高盛案所表现的公允态度，正好揭示了当前政治进程的明确倾向：即便高盛无罪，也不能再容忍衍生品市场如此继续下去了，而这恰是引发我为未来经济心生担忧的地方。

基于衍生品的金融对赌交易是一种零和博弈，它不能直接创造价值，但它能为实体经济中的企业提供对冲风险的机会，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参与投资和生产，因而能间接地创造价值。在克林顿看来，那些为企业提供对冲机会的衍生品交易，是有“合法经济用途”的，而那些纯粹对赌——如为自己并不持有的债券购买CDS——则是没有合法用途的。

但实际上，这两种交易是不可分的，因为任何衍生品在形成足够的交易规模、获得起码的流动性之前，也即在完成价格发现过程之前，是无法为企业提供对冲服务的，而早期的价格发现和流动性生成过程，便是由造市商与纯粹对赌者共同完成的；即便在此之后，一笔对冲交易的对手，多半也是一个纯赌客而不是另一个对冲者。

如果把纯赌客清除出市场，那么每笔对冲需求便只能由另一个恰好相反的对冲需求来满足。例如，某养猪户需要为六个月后出栏的生猪提前找到买家，他只能找一个恰好在六个月后需要若干生猪的肉联厂，才能完成交易，成交概率和价格透明度无疑会大大降低；这样一来，市场其实就退化成了基于远期合约的集中式订货会，而后者为企业提供的风险管理服务，在规模、灵活性和效率上，皆与衍生品市场不可同日而语。

公众对纯对赌交易的反感，很可能来自其与真正赌博的类比。诚然，就未知事件作零和博弈这一点而言，金融对赌和赌博是一样的，但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是，两者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在赌场赌博中，不确定性是人为制造的，若没有人动手去摇掷骰子、推动轮盘、洗牌发牌，这些事件便不会发生；相反，在金融对赌中，参照事件是外在的，无论你是否去赌它，其不确定性都会存在，换句话说：骰子是上帝掷的。

所以，金融对赌并非制造风险，而是通过交易重新分配风险。投行创建衍生品时并不是在掷骰子，而是通过拟制一套形式化的客观指标来描述外部事件，最大程度地消除歧义从而适合于对赌，就像在一块正在掉落的陨石上人为地划出六个面并分别指定点数。正因如此，衍生品才能为企业提供配置风险的手段，而这种手段的存在是许多投资和生产得以发生的前提。

若不能提前卖掉生猪，受够了年复一年蛛网式波动的养猪户就会放弃规模化养殖，退回低风险的家庭养殖；若没有CDS，许多企业债压根就卖不出去，企业融资条件便会恶化，有些会转向高利贷和基于家族联保的温州钱庄，负担不起的只好关门。

同样，若不能通过再保险市场将某些风险转移出去，许多保险产品便不会存在，而缺了这些保险，许多生意就不会有人去做，如开幼儿园、旅行社，甚至开车外出。因此，无论你是否厌恶赌博和赌场，都不应将对待赌博的道德标准移置于衍生品交易之上。

当然，衍生品的高度繁荣并非没有负面后果，主要的麻烦是，由于它所提供的风险配置能力使得许多原本会吓退企业家的生意得以展开，因而在总体上使得经济中高风险活动的比例提高了；同时，衍生品带来了高流动性，而流动性意味着信贷能力——与一群生猪相比，一份标准生猪合约显然是更好的抵押物——使得更多的企业有机会运用信贷杠杆，这最终推高了金融系统的整体风险水平。

然而，迄今关于金融监管的立法提议，大多没有切中这些问题而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方案，甚至缺乏对问题的常识性理解；适当的监管改革，无论其他方面是否合理，至少应以不大幅缩减衍生品市场为条件。

人们需要意识到，衍生品所带来的高风险水平，是全球经济能维持它目前所拥有的复杂度和繁荣水平而不得不承受的代价，人们需要找出应付这种风险水平的更好办法，但简单地抑制衍生品交易，势必让整个经济一起被打压。

〖后记〗

金融对赌的价值在于价格发现（price discovery），而要发现价格，必须有足够多的交易者和足够高的交易频率，这样一旦有人需要对冲相关风险时，才有市价可循，才能找到交易对手。

对于衍生品，需要发现的是风险的价格，抽象地说，风险价格就是人们对未来某一事件的看法的分布状态，而价格发现的过程就是设法让足够多的人把他们的看法表达出来。当然，说话也是表达看法的方式，你可以找一群人来坐而论道，问题是，如何确保他们的表达是真实而负责任的？

高谈阔论付出的只是一点点唾沫，有人拍着胸脯说明天要地震，或下个月股市会崩溃，或十年后气温会上升2℃，你凭什么相信他？除非他肯打赌，是的，设立赌局是目前人类已发现的收集关于未来事件的真实且负责的看法的唯一有效手段，而收集的结果将体现为赔率或衍生品价格之类简单清晰的量化形式。

赌场存在的妙处在于，可以让你去做涉及某一未来事件的生意，而不必对此事件持有任何看法，有看法就意味着担风险，而赌场里充满了看法，你可以随时从那里找到足够多的人来让他们表达看法并对此承担后果。

80．衍生品如何推动风险分工

2010-05-14，No.736

我在“金融对赌价值何在？”里分析了衍生品的风险配置功能，如何使得包含复杂风险的生意得以展开，从而推高整个经济水平；从我得到的一些反馈看来，许多朋友没能理解这一分析，或许通过类比和例子能够看得更清楚。

说到生产分工，一般想到的是效率改进和相应的成本节省，即每个生产者若专注于某一工序，不断重复，会更加熟练高效。这没错，不过生产分工有另一个常被忽视但或许更加重要的效果：它拓展了生产的可能性，即使得许多原本不可能的生产成为可能。

假设一种产品有9道工序，若无分工，必须至少存在一个会做全部9道工序的人，该产品才可能被生产，若彻底分工，则只须每道工序至少存在一个会做它的人，产品即可生产。因此，分工深化会使创新和新产品大量涌现，从而抬高经济水平。

类似地，衍生品的风险配置功能，实际上提供了一种风险分工的手段，可以把一桩生意中包含的各种风险分配给愿意承担它的人，这样只要为所含每种风险找到冒险者，生意即可开展，否则，必须存在某个愿意承担所有这些风险的人，生意才会发生。

有朋友说，你举的生猪期货之类的例子，其好处容易理解，但我还是想不出那些衍生品有什么意义，如高盛案中那笔交易，对赌双方原本都没有什么需要通过此种交易转移出去的风险，安排这样的交易不是无风兴浪吗？有何意义呢？

这里其实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有些衍生品的意义一下子看不出，但并非没有，因为风险分割、重组、转移可能会经过很多层次，到达很高的层次后，其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不容易看清。

例如，某钢铁厂在签订若干固定价格销售合约时，便负上了若干风险（用金融界黑话说叫开了敞口），如一个敞口是对60天后的铁矿石价格，另一个是对90天后的焦炭价格，于是，他用两笔期货交易将其转移出去，他能找到交易对手是因为铁矿石期货市场上有许多投机者。

那么，这些投机者为何有信心在铁矿石上投机呢？或许他对铁矿石的供求有深入研究，密切跟踪各大矿山的产能、港口条件、工会关系等，这些方面他很有把握，但是，他的风险敞口不止在这些地方，实际上他在铁矿石上的头寸，对应着巨大的运费风险，但他对海运市场不熟，怎么办？他就把这部分风险分割出去，办法是买卖波罗的海指数。

同理，那些投机波罗的海指数的家伙，或许对船舶的运力很有研究，甚至跟踪造船厂的生产计划，但他的指数期货合约，还对应了燃油价格风险，而他对柴油市场没有研究，于是再转出去：买卖原油期货或油价指数。

再继续，某些投机原油的家伙，对其他都很有把握，但对沙特王室的情况没底，眼看国王快不行了，而王位不知会传给弟弟还是儿子，而这两位的石油政策截然相反，怎么办？找伦敦的赌博公司去赌国王何时蹬脚，谁会继位，当然，赌的方向要与你原先的敞口相反。

用足球彩票解释更简单，你要猜中全部12场比赛结果才能拿大奖，现在你对其中10场很有把握，怎么办？没把握的两场随便猜，然后找赌博公司按相反方向赌那两场球，前提是他开的赔率你算下来划算，这样，你两边总能赢到一点，当然，要是那10场猜错了，那是你自己的问题，这部分风险是你原本就打算冒的，怪不得老天。

所以，整个金融市场是一层层套在一起的，从很抽象到很具体，许多看似无意义的交易，其实对实体经济有着很大的支持作用。

第二，摸杠头的价值何在？保尔森这种没买债券却要买该债券的保险的做法，类似于麻将桌上的摸杠头，有些家伙来晚了，四个位置已坐满，又不甘心打酱油，于是发明了这种玩法，属于无风兴浪。

摸杠头的价值在于创造流动性，你想想，你那两场没把握的球，需要去找人对赌，但要不是当时针对这两场球的赔率已经公布，你找谁赌去？那么庄家凭什么公布赔率？全靠他自己神机妙算？

不是的，庄家之所以能开赔率，是因为他大致了解两侧分别会有多少人押注，当然，他也会研究和预测，一开始可能开得不准，但随着赌客进场，会随时调整赔率来平衡两侧的押注，否则他自己手里会积累过多头寸，变成自己参赌了，这是开赌场之大忌，投行同理。

所以很明显，赌博公司敢于开出任何品种，其前提都是他能找到足够多的喜欢摸杠头的纯赌客，而不是坐着干等那些买了彩票后有几场没把握需要来对冲的那些家伙，那样是不会有足够流动性的。

如保尔森那笔交易之后，如果又有别人来找高盛，要对冲他的房贷敞口（这个不是摸杠头了），而这个敞口看上去跟保尔森交易的组合差不多，这时高盛就知道大概可以开什么价了，因为ABN和那个德国佬已经证明那个价格是卖得出去的，所谓价格发现过程已经完成了。

〖后记〗

前面我说了，设立赌局是为了收集人们关于未来事件的真实且负责的看法，那么，哪些看法值得收集（因而有金融价值）呢？我的标准是：这要看这些看法所针对的未来事件，是不是仅仅为收集看法而专门制造的，如果是，如掷骰子或洗牌、发牌，那就是普通的赌场赌博，没有除它本身之外的金融价值，否则，就有服务于其他部门的金融价值。

对此，有人曾向我提出质疑：难道赌球也有金融价值？确实，按上述标准，除非球赛是专门且仅仅为赌球而组织的——那就相当于把球当骰子来掷，它必定有某种金融价值，即便目前尚未被开发出来。不妨设想下面这种可能。

假如现在离下届世界杯开幕还有6个月，中国队还剩一场预选赛没踢，对手是中国香港队，只要赢下这一场就能进决赛圈，这场比赛被安排在两个月之后。现在，我是一家旅行社老板，打算向中国球迷推出一项看球套餐，花5000美元，包括往返机票和三天食宿，并保证帮你买到球票。

显然，这项业务的一大障碍是最后一场比赛胜负未定，球迷面临着白跑一趟的风险，但是，出于机票和酒店预订方面的种种考虑，假如我等到两个月之后再推出产品，就会错过最佳销售时机，于是我决定为球迷提供保险选项：假如你愿意额外支付一笔保险费，那么万一中国队未出线，你可以全额退款（保险费除外）。

问题是，保险费如何定价？我的风险如何控制？

有了赌球市场就好办了，如最后那场预选赛中国香港队的赔率是1:10，而每个全额退款会给我带来1000美元的损失，那就很简单：我把保险费定在100美元，然后，每卖掉一份保险，就在中国香港队上押注100美元，无论中国香港队是输是赢，都与我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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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第九章中曾详细阐述了这一看法。

(2)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其通俗作品《货币的祸害》（1994年）中为我们讲述了历史上许多因货币系统的差错而导致的巨大灾难。

(3) 对此观点的详细阐述，见本书第38篇“捡到支象牙筷，配穷个人家”。

(4) 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是于1944年7月由44个国家基于布雷顿协议创建的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其要点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所谓挂钩是指按定期调整的固定汇率承担兑换义务，详见有关维基词条。

(5) 乔治主义（Georgism）是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所倡导的一套政治经济思想，其核心主张是以单一土地税（single tax）来负担一切公共服务，同时取消其他税种。这一思想的后续发展和演变颇为复杂曲折，我在博客上曾有所介绍（No.1081）。

(6) 这里是在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即通过撮合买卖双方来提高金融产品流动性，而在严格意义上，如股票和外汇交易所中，做市商有义务为其承担做市责任的产品随时提供买入和卖出报价。

第十七章

不一样的泡沫

在古代，经济的大幅波动通常与战争、天灾、瘟疫等外部事件联系在一起，但自从近代大规模市场体系出现之后，人们发现，即便没有显著的外部冲击，经济自己也常会在景气与萧条之间反复震荡，并且震荡的过程常表现出许多十分相似的特征。

由于经济波动(1)会带来大规模的失业、破产、资产价格暴跌和币值动荡，扰乱人们的生活，因而历来是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对导致波动的原因和周期发展机理的不同解释，也是构成了区分不同学派的主要分水岭。

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是市场制度的内在缺陷所致，这个缺陷就是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所谓有机构成，是指收入分配中资本要素相对于劳动和土地要素所取得的报酬，随着资本积累，这个比例不断提高，导致劳动者贫困化，缺乏足够的购买力消费所产出的产品，结果整个经济体总需求不足，不得不通过周期性危机来消灭过剩的产能和资本。

凯恩斯也将危机归因于总需求不足，但提出的微观原理不同，根本的原因是货币幻觉(2)和过度储蓄倾向，前者导致价格刚性，特别是工资刚性，后者导致市场利率无法平衡储蓄率与投资率，这两者最终导致失业和产出过剩，因而他主张，由政府通过积极的财政开支和某种程度的通货膨胀政策来矫正这一倾向。

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和米塞斯，则将商业周期归咎于信用系统的内在扩张倾向，它使得银行创造出过多的信用货币，导致投资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3)，而由于信息传导上的滞后，这些错误投资未能被价格机制及时纠正，最终由危机来消除；同时他们也强调，政府的错误货币政策常常引发或加剧这一波动。

弗里德曼同样将波动主要归因于货币系统，但他并不认为货币系统本身具有内在的紧缩或扩张倾向，而是错误的货币制度或政策会随机地导致通货紧缩或膨胀，因而他同时担忧紧缩和膨胀，并且否认任何主动的货币政策可以无害地消除自然波动，政府唯一需要做的只是稳定货币量，同时他也相信，假如政府肯放手，私人银行系统能够自己想出办法做到这一点。

在诸多学派里，熊彼特是少有的以乐观态度看待波动的学者，他认为周期主要是由创新浪潮推动的，由于对创新前景看法的共识形成和传播存在时滞，而创新模式的扩张、对旧模式下产能的替代和对旧企业盈利基础的打击，都需要时间，因而其对利率和产品与资产价格的影响，在创新扩张的各阶段都十分不同，从而形成周期，他将这一过程称为创造性毁灭，并视其为经济得以发展、产业结构得以进化的方式，就像生态系统那样(4)。

直到现在，宏观经济学仍处于一片混战之中，没有任何学派获得学界公认，这在本次危机中鸡同鸭讲意见纷纭的场面中即可看出，要全面理解这样一个庞大的复杂系统确实太困难了，不过，得益于大萧条以来众多学者的苦心研究，大量的制度和政策实验，以及金融业本身的发展和创新，我们至少对经济系统的某些机制已经有了更好的理解，同时，指出许多流行看法的错谬比提出解释要容易得多。

和第十六章一样，由于经济波动主题过于宏大，本章宁可收窄范围，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各种泡沫现象和国际货币失衡这两个话题上。

81．初级品涨价是因为短缺还是恐慌

2008-05-04，No.636

商品价格尤其是初级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已经成为近年来国际经济形势中的一大景观，对此大致有两种解释：一种观点认为，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推动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高涨的消费需求，由此大幅拉高了商品需求，同时，市场化、全球化和供应链革命降低了下游产品成本，结果，相对缺乏短期供给弹性的初级产品价格便迅速上涨。

第二种观点认为，美联储不恰当的货币政策（如长期双赤字和低利率）导致美元过度疲软，令资产持有者丧失了对美元的信心，同时又没有能代替美元的储备货币，于是，用索罗斯的话说，“索性逃离一切货币”，把实物资产尤其是大宗初级产品当作避风港，导致后者价格猛涨。

这两种说法在逻辑上都可以成立，所以对错只能由事实来检验，而在涉及商品价格的庞杂纷乱的事实中，我认为黄金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几千年来，人类对黄金的价值已建立了极为牢固的信念，黄金也最普遍地被用作价值的尺度和货币的本位物，历史上，每当人们对货币系统的信心发生动摇时，首先想到的避风港总是黄金。

相对于其他资产，黄金在货币崩溃条件下具有最佳的流动性。所以，如果初级产品价格猛涨是因为对货币丧失信心，那么，价格涨幅最大的就应该是黄金。因此，我把“黄金价格涨幅是否大于其他初级产品”认定为检验上述两个观点的判决性证据。

于是，我检查了大致从1999年开始的这一轮价格上涨（粮食价格上涨晚了几年）的有关数据，粗略地说，这段时间中，按美元计价，黄金上涨了不到2倍，原油涨了5倍，铁矿石4倍多，铜4倍，粮食3倍多。显著的差异和一边倒的结果足以令我判别，第二种观点是错误的，价格上涨不是因为货币恐慌，而是因为短缺，是需求拉动了价格。

对美元主导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声讨由来已久，对美国霸权心怀不满的媒体也乐意传播此类观点。依我看，美元体系尽管不算完美，但依然稳健，远没到穷途末路。索罗斯在他上月出版的新书中，声称长期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美元体系制造了战后“60年大泡沫”，而现在这一泡沫正在破裂。

像索罗斯这样以市场扭曲为牟利机会的大投机家，时而从他口中听到一些耸人听闻的言论，对此我们不必太诧异。危言耸听有时能引起一阵恐慌性举动，造成短暂的市场扭曲，而这正是投机者的机会所在。如果能更上一层楼，让国会议员也跟着恐慌，脚忙手乱之下出台一些除了扭曲市场没有任何效果的干预和管制措施，那就会制造出更多投机的机会。

实际上，初级产品的价格上涨或许只是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用同样的原材料，现在比过去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更多更有价值的最终消费品了。自从与黄金脱钩，美元变成fiat money之后，美联储根据若干经济指数来调节货币供给，其直接目标只有两个：让经济有足够流动性、物价平稳。后一目标要求货币政策盯住物价指数，而该指数的设计所针对的是最终消费价格，所以，当生产成本降低时，货币政策保持了最终消费品价格平稳，结果自然是初级产品价格上涨。

事实正是如此，过去十几年，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和供应链革命取得成果，美国的消费品成本一直在持续快速降低，而因为美元盯住的是消费品价格，所以相对地，初级产品的美元价格便快速上涨。如果这一观察更接近事实，那我们就不必为初级产品价格上涨而过于担忧，只要适当的货币政策能保证消费价格平稳，更不必为担心美元崩溃而惊慌失措，去排队把金条扛回家。

〖后记〗

本文发表时，离金融危机爆发还有四个多月，危机前后的价格走势为我的观点提供了最好的佐证，从2008年3月到9月危机爆发之前，其他初级产品价格仍在上升，而黄金价格从1000美元跌到了720美元，危机之后，金价才一路急升，到2009年底突破1200美元，而同时能源矿石等初级品价格则暴跌，这正是恐慌时期的典型表现，对比之下，此前的初级品涨价显然不是恐慌的结果。

不过有一点我确实没想到，我原本以为，当最严重的恐慌过去，局面稳定下来之后，金价就会下跌，但实际上，金价虽在2009年内两度下跌(5)，但此后又一路走高，现已突破1550美元。

事后看来，金价继续上涨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奥巴马的巨额财政刺激方案、美国财政赤字的失控趋势和伯南克偏于激进的货币宽松政策，加剧了市场对美元前景的担忧；第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令市场对危机第二波的预期提高；第三，中国的巨额财政刺激、房地产热潮和地方债务负担，让全球投资者担心中国泡沫破裂可能在未来若干年后导致另一次国际性危机。

82．都在喊通胀，为何美国物价却没涨

2008-06-17，No.321

越南危机和新一轮油价上涨再次将通货膨胀问题推入舞台中心，成为国民经济的焦点问题。那么，近几年的物价上涨浪潮和通货膨胀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有人说，通货膨胀永远是货币现象，只要央行拧紧货币龙头，就不会发生通胀。

这么说完全正确，但用处不大，更有意义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时候货币龙头很难拧紧，而另一些时候则毫不费力？探明通货膨胀的动力学机制，对于我们理解通胀的发生条件和做出适当的应对，将有所助益。

我认为，近年来的全球性的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通货膨胀问题，其主要原因是经济全球化和陈旧的汇率政策所共同导致的币值扭曲，这种扭曲通常表现为新兴经济体人为压低本币对发达国家货币（主要是美元和欧元）的汇率。

这一方面导致国内比正常币值下更多的本币供应，另一方面造成投机者对本币升值的预期，从而诱使大量外资流入，同时，其外汇储备政策和储备持有方式也增加了国际金融市场货币供应量，这些因素合在一起造成流动性泛滥并最终诱发通货膨胀。

对于发达国家，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结果是其总产出中劳动力成本大幅下降，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这意味着，对于给定的消费品组合，其总成本下降了，而其中劳动成本所占的比例也下降了。

同时(6)，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是保持物价稳定，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美联储必须通过增加货币量让美元贬值，否则物价水平将因成本下降而下降。由于货币政策盯住的是最终消费品价格，其结果就是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因为初级品的总成本中劳动成本所占比例较低（这正是它被叫做初级品的原因）。

对于新兴经济体，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制造业产能扩张，同时伴随着国内的大规模工业化。由于那里的劳动力价格原本就很低廉，因而这一过程中没有发生美国那样的成本水平和结构的变化，相反，在农村隐性失业消除之后，劳动力价格开始上涨，总产出的成本构成中，劳动成本的比例可能还有所上升。

此时，如果这些国家执行与美国相同的货币政策，即维持最终消费品价格稳定，就会让本币相对于美元升值。但实际上，这些国家的汇率政策大致上都是盯住美元，往往刻意压制本币的升值倾向；阻止本币升值或升值不到位的效果，相当于部分地放任本币跟着美元贬值，但同时最终消费品的成本又没有像美国那样下降，结果就是国内通货膨胀。

这样，两种成本结构在全球化过程中经历的不同变化，当遭遇到陈旧僵化的汇率政策时，便为通货膨胀准备好了动力源；就像一块跷跷板，美国那一头的成本下降要求美联储压下美元，因为中间的连接是刚性的，于是在另一头撬起了中国的物价水平。对升值的压制还造成一种尴尬的循环：美联储试图将美元贬值，这一努力部分地被人民币跟着贬值所抵消，于是美联储继续努力压低美元。

推动通货膨胀的另一个因素是外汇储备。按现行的做法，外汇储备实际上是把每一张美元复制了两份，一份兑换成本币支付给出口商，另一份由央行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和设立主权投资基金流回美国，其结果是整个国际金融市场凭空多出了上万亿美元的货币供给。

而同时，对人民币升值的人为压制制造了投机商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从而将这些多出来的货币中很大一部分又以各种名义和渠道吸引回国内市场，造成国内流动性更加泛滥。至此，通胀所需的动力和弹药皆已具备，最后，初级产品的紧缺只不过点燃了导火索。

〖后记〗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国际币值失衡，或许更易于理解。全球化和产能转移是一个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由于配置得到了优化，所有资源的价值都上升了，但升值的结构不同，在新兴国家，升值的主要是土地、劳动力和资源要素，而在发达国家，升值的主要是资本要素。

之前，中国的这些要素要么因缺乏资本将其组织进生产活动而被闲置，要么被组织在效率低下的生产模式中；开放之后，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使得这些要素被国际资本所雇佣，因而大幅提高了其产出率，其市场价值因而上升，要素报酬的普遍提高本应表现为本币升值，但汇率管制人为压制了这一趋势。

同时，发达国家的资本遇到了新开放的市场，就像发现了新大陆，大量新增投资机会起初提高了资本回报率，但是，资本回报绝大部分仍被用作资本；而同时，新兴市场的要素由于进入市场而获得了更高的流动性，从而实现了资本化，结果整个市场的资本供给增加了，这反过来又压低了资本回报率。

最终结果是，美元、欧元不会因资本流动而面临升值压力，而同时，其锁定CPI的货币政策促使其压低币值，但同样，这一努力应新兴国家锁定汇率的政策而受挫，这两方面的力量最终导致全球性币值失衡。

83．西进运动与地产泡沫

2008-09-02，No.609

房屋是家庭的首要资产，有关房产的一切话题总是容易激动人心，住宅市场化以来，随着城市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媒体和公共政策界一片鼓噪之声，针对房地产业的所谓暴利和泡沫的指责声浪一轮接一轮，难以平息。

我不知道，那些慷慨激昂的记者中，有几位曾了解过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地产历史，了解过美国19世纪西进运动中伴随着地产开发的热情、梦想、奇迹，还有泡沫。我想，没见过真正的暴利和泡沫而谈论暴利和泡沫，难免显得幼稚。

芝加哥人口从1835年的三千增长到1890年的一百万，这一中部城市的迅速崛起，曾造就了巨大的地产繁荣，也让一批地产商大发横财；大地产商威廉·奥格登1844年花八千美元买下的一块土地八年后卖到三百万美元，而他1845年用一万五千美元买入的地产二十年后价值一千万美元。如此程度的价值暴增，恐怕是今天那些惊呼暴利的记者们做梦也没想到过的。

然而芝加哥只是个幸运儿，随着芝加哥脱颖而出，更多曾被认为有希望发展成大城市的地方，或者多年后仍不过是个小镇，或者不久便被遗弃而荒芜。在19世纪的西进运动中，在美国中西部大平原上，沿着移民向西开拓的路线，散落着无数被遗弃的城镇和定居点。

1830年之后的一个世纪里，仅艾奥瓦一州，便有两千多个城镇被遗弃。堪萨斯在1852年至1912年期间被遗弃的定居点更多达二千五百处。随着铁路代替河流成为交通主干，继而汽车和公路又代替铁路，以及矿藏的发现和枯竭，工业格局的变迁，各城市此兴彼衰，人口和房地产随之而兴衰无常。

港口和交通枢纽、工商业中心、各州的首府、各县的县治也无不随商业和人口的聚散而不断迁移，其中最具象征性的废弃城市便是早期殖民者在北美建立的首个定居点——詹姆斯敦，早在1722年，“除了满目颓垣败瓦和三四幢尚完好而有人居住的房屋之外，那里什么也没有了。”

正如繁荣给地产投机商带来暴利，每个衰败和废弃的城镇背后，都隐藏着一串串巨亏和破产的故事，地产商为了避免失败的命运，会想尽一切办法提升社区对潜在移居者的吸引力。

他们推动一切能让一个社区看上去更像个大城市的事业，他们做出宏大详尽而有远见的规划，资助教堂和牧师，筹建大学，投资建造大酒店，鼓励办报，修建道路和码头，说服铁路公司让铁路线经过本镇，游说州议会甚至贿赂议员以争取将州府县治移至本镇，他们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营造一个关于未来都市的梦想，以此吸引移居者，最终提高地产价值。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一万多人的城镇可以拥有四份日报，三份周刊。匹兹堡和辛辛那提的首份报纸创刊时，当地就只有三四百居民，一片被视为未来城市的玉米地里，可以冒出一家豪华酒店。

到19世纪80年代，每个中西部州都有十几甚至二十多所大学，人口仅三百万的俄亥俄州拥有27家大学和学院，宾夕法尼亚伊斯顿市的拉斐特学院于1833年成立时，当地居民不足四千，其39名校董中只有一人上过大学；然而这些大学中只有不足1/5存活到1930年之后。

拥有土地的人们，为了他们的梦想，还建造了公园、歌剧院、教堂、医院、车站和码头，正是他们的这些努力，把美国广袤无际的大平原建设成了不断涌入的移民安居乐业的新家园，他们的成就令人惊叹。

当然，许多梦想没有成真，化作过眼云烟，繁荣的背后，留下了无数荒凉小镇，杂草丛生的市政厅，仍在玉米地里的大酒店，只有一块竖在沙漠里的牌子却从未接待过师生的大学，还有大批破了产的倒霉蛋等一切被泡沫一词所涵盖的东西。

但是，美国的确繁荣了，而且是迄今最繁荣的国家。繁荣必定伴随着梦想而来，而有梦想就会有落空，自由意味着向一切可能性开放，包括误判和头脑发热的可能。

人的行为决策不可能仅仅基于过去发生的事，而必须同时基于对未来的预期，也必须考虑他人的想法和可能的行动，这就决定了期望的集体落空——或者说泡沫——是不可能避免的。除非压制增长的一切可能性，监管和调控从来没有消除泡沫和由此导致的经济波动，事实上，它们往往制造和加剧波动。

世人都羡慕美国的繁荣和富足，却很少关注美国人是如何创造繁荣的，他们反而厌恶使得这种繁荣成为可能的自由和开放；他们对着果子流口水，却对果树之根不屑一顾。

〖后记〗

本文列举的事实，大部分来自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在《美国人·第二卷》里的描述，特别是第二和第三章，所以，这差不多是一篇读书笔记，把它放在这里，是因为我感觉它非常适合作为本部分首页上格林斯潘那段话的注脚。

许多泡沫在它破灭之前，是无法确定究竟是泡沫还是真正的繁荣的，西进运动中那些迅速涌现的城镇，尽管只有少数发展成了大城市，多数最后都被废弃了，但在其中几个脱颖而出之前，每个都有成功的机会，结果是高度不确定的。

所以，你无法在系统性地消除泡沫的同时，不扼杀创新和繁荣的机会。而且即便是那些已经破裂了的泡沫，其所留下的遗产，也很可能在若干年后产生出人意料的价值，如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7)所留下的低价带宽资源，为2004年后的第二轮互联网繁荣创造了条件。

实际上，对于企业组织和商业模式的进化，泡沫的吹大和破灭所带来经济周期性繁荣与萧条，很像环境条件的周期性改善和恶化对于生物进化的作用。在环境适宜期，种群规模和分布范围大幅扩张，并因对本地环境条件的适应而发生广泛的辐射进化，等到下一次环境恶劣期，辐射进化形成的大量物种将经历严酷的淘汰，正是这样的不断反复让自然积累下了丰富多样的物种；同样，每次繁荣期都会诞生大量新企业和新商业模式，但其中只有少数能在下一次萧条期中幸存下来，而这些在恶劣条件中证明了其生存能力的企业，将构成产业生态的新元素(8)。

84．迪拜，另一种泡沫

2009-11-27，No.807

日前，迪拜国企巨头迪拜世界宣布重组并延迟偿还债务，穆迪和标普等评级机构随后大幅拉低相关企业的债券评级，其中有些甚至降至垃圾级。这一消息迅速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强烈反应，与迪拜甚至海湾有所牵扯的股票和债券被大量抛售，债权银行和建筑承包商的风险敞口也受到投资者热切关注和担忧，有人甚至惊呼，迪拜债务危机的蔓延将掀起金融危机的第二波浪潮。

第二波的担忧可能过头了，迪拜债券损失的潜在规模应该远小于美国次贷损失，而且金融企业在危机之后普遍经历了痛苦的去杠杆化过程，损失的放大蔓延范围将更为局限，也更容易评估，因而其带来的恐慌也不会如雷曼破产那么可怕。所以，即便有第二波，其范围和冲击力也与第一波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但迪拜危机对于企业家、投资者和政府，仍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它对于那些勇于盲目扩张、狂热建设和泡沫追逐者们，将是一个长久的告诫，而它所遗留下的众多烂尾项目，恐怕在未来一二十年内都将难以消化，甚至会留下一些永久性的泡沫纪念碑。

过去二十年，凭借石油收入和贸易投资开放政策，迪拜这颗海湾明珠已成为阿拉伯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一盏罕见的市场明灯，不仅成为中东贸易和金融中心，其基础设施、城市发展、生活水平和文化宗教宽容等各方面的进步，在阿拉伯各国中都极为突出，俨然已跻身世界级大都市。这一成就，在中东这一充满动荡和冲突、在文化和宗教上守旧排外的地区，确属巨大而难能可贵。

然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如同其他海湾国家一样，迪拜在建设市场经济所需的制度基础方面，却进展寥寥。尽管迪拜王室施行了对商人、企业家和投资者十分友好的政策，也为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但这一切却没有一个可自我维持的制度加以保障，而只是建立在统治者个人的开明和善意之上，甚至只是策略性友善之上。

制度建设的缺失，一方面激励了商人和投资者的短期行为，让他们热衷于可短期内盈利的生意和项目，而更重要的是，国内的人民基本上被排除在发展所带来的机会之外。尽管迪拜人民享受到了王室所恩赐的高水平福利和繁荣带来的资源租值，但由于没有国内市场制度保障，且生产性资源几乎为王族所垄断，普通国民很少有机会以企业家的角色参与经济发展。

类似地，文化、传媒、学术、慈善、社团等通常随市场繁荣而发育丰满的、作为一个公民社会之血肉的那些组织元素，都没有发展起来。这样的社会虽然拥有了七星级酒店、顶级奢侈品牌和高楼大厦，在文化上却依然是沙漠，远没有走向现代化。

王室的垄断和支配地位脱离了市场化分散决策所带来的淘汰和纠错机制，使得经济行为不可避免地倾向于片面乐观和盲目扩张，而整天围绕在王爷们身边的那些追逐短期利益的商人，也乐得鼓动他们的自大和狂热情绪，迪拜泡沫的伏笔，其实在多年前早已埋下。

与集体乐观情绪所酿就的美国地产泡沫不同，迪拜泡沫是少数垄断和支配者的狂热，加上众星拱月式的鼓动追捧所造就的吃大户式泡沫。

自古王子身边多骗子，文化上的劣势带给他们深层的自卑感，而金钱上的丰裕又给了他们不甘人后的决心和豪迈阔绰的支付意愿。这两种心态的结合，造就了骗子的最佳顾客，过去十年的迪拜，就像一个强力真空泵，吸引了全世界新奇玩意的兜售者，从奢侈品牌、高级酒店、前卫艺术，到未来派建筑师、奇形怪状的摩天大楼和零排放太阳能建筑。

如今，蛊惑家们早已逃跑了，来自广大伊斯兰兄弟穷国的数十万建筑工人，多半也已卷铺盖回老家，留下沮丧的王子们在这里应付着已收起笑脸的众多债主。或许下一次他们会更加谨慎和冷静，而我们这些旁观者，只能希望同样的故事不要在我们身边上演。

〖后记〗

自发形成的泡沫，尽管会带来失望、痛苦和破产，但没有具体的个人对这些痛苦负有道德和法律责任。例如，你以为某块土地下面有金子，整天在那里挖，别人看到后跟着挖，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这里，地价飙升，饭馆、酒店和铁匠铺的生意也蒸蒸日上，几年后，一无所获的人们终于破灭了希望，新兴的城镇也迅速破败。

这一过程中，并没有人被欺骗，那些将黄金梦传染给别人的人，自己也相信那是真实的。但是，由政府制造和推动的泡沫就不同了，政府掌握着巨大的资源，又常常控制着货币政策，这两个工具让他有能力轻易制造泡沫，而因为这是它有意为之且一手制造的，便负上了道德和法律责任。

当自发的泡沫破裂时，头脑发热的人会为自己的决定付出代价，错误的信念会得到纠正，无效率的商业模式会被淘汰。而政府推动的泡沫破裂时，政府常会动用其庞大的资源去挽救，从而把损失放得更大，错误也得不到及时纠正，资源继续被困在无效率的配置结构中(9)。更要命的是，制定和执行这些政策的人，非但没有为此付出代价，还常常因为能获得内幕消息而大捞一把。

迪拜的地产泡沫则属于第三类，是被抬轿子和灌迷魂汤的结果。新近暴富、狂妄自大的新贵，特别容易成为抬轿子的对象，他们急于洗去身上的土气、混入高雅而先进的文明圈，缺乏宽阔的视野，身边又没有敢于质疑和反对的忠告者，被吹捧几句就容易飘飘然，一听到先进、一流、创纪录、填补空白等词汇就两眼放光，不被忽悠才怪。

85．博傻游戏伤害的是谁

2011-03-28，No.1702

最近，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的炒家们，又给我们上演了一出精彩的博傻（greater fool）游戏，首批上市的份额化艺术品中的两件画作，价格在50天内被推高了17倍，其中《黄河咆哮》市值一度达到令人咂舌的1.03亿元，随后，在经过9天停牌之后，前天复牌首日又双双跌停。

大概极少有人会相信一位二三流画家的作品的市场价格会长期维持在上亿的水平，每个在此价位买入的炒家，只是相信他能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另一个炒家，换句话说，我犯傻没关系，只要我不是最后那个傻瓜就行。这样的博傻游戏在市场上屡见不鲜，特别是那些新开辟的市场，商品期货市场、收藏品市场、权证和A股创业板，都上演过类似的疯狂。

每每这样的情景出现，我们总会听到“市场变赌场”的惊呼、“强化管理”和“规范市场”的呼吁，许多人认为，任由这样的非理性行为存在，会恶化市场环境，降低市场的投资价值，最终使市场丧失创造流动性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然而，这些担忧是多余的，确实有许多因素会破坏市场的功能和价值，如信息的不透明和产品的非标准化，但博傻游戏不在其列，这是因为博傻是不可持续的游戏，博傻策略的取利对象并不是价值投资者，而是他们的同道——其他博傻者。因而从长期看，它会自动将自己从市场的策略分布中驱逐出去，而即便它能继续存在或卷土重来，也伤害不到理性的价值投资者，因而也伤害不到市场的健康发展。

每一个回合的博傻游戏最终都会崩溃，而崩溃点是高度不确定的，所以该游戏的效果实际上相当于俄罗斯轮盘赌(10)：每次从博傻者中随机挑出一批倒霉蛋，他们的尸体被搬走，剩下的博傻者瓜分他们的遗产。在充满风险的市场上，无论如何每天总会有若干具尸体被搬走，那么，希望市场健康发展的人们，难道不希望被抬出去的，是那些主动采用非理性策略的参与者？

显然，对于奉行价值策略的投资者来说，一个存在众多博傻者的市场，是更友善的“市场先生”(11)，因为它会时不时以远远出乎你意料的高价格，送给你一个个超额实现投资价值的机会。有人或许会问，假如博傻者总是将价格推高在离谱的水平，价值投资者就没有机会进入，市场怎么健康发展？

但这不是博傻游戏的特点，泡沫总是短命的，一旦有风吹草动，博傻者比的就是谁跑得快，由此造成的恐慌常常将价格拉到低得离谱的水平，而这时，市场先生又从另一个方向对价值投资者表现出其慷慨和友善：送给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低价买入的机会；对此，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所以，呼吁对博傻行为进行管制的，不会是价值投资者，他们没有理由为此担忧，面对价格泡沫，假如他们手里有货，理应大喜过望，假如没货，也乐得看个热闹。有理由大声疾呼的，只能是俄罗斯轮盘里那些不幸躺下的倒霉蛋，他们既要享受豪赌的快感，又不愿面对输个精光的后果，这就好比那些毫无道理的疯狂抢购食盐的家伙，事后却要求超市接受原价退货，天下岂有此等好事。

任何交易制度和监管政策，当然不应满足这样的无理要求，那些一心只想着丰厚的回报，却将最起码的风险原则抛诸脑后，指望交易所和监管当局替他们挡开所有危险，最好在输掉后还能讨回本钱的所谓“投资者”，理应被横着抬出市场，幸好，博傻者们会自己干这份累活儿，他们是市场的义务清道夫，这也是每出博傻游戏的美妙结局所在。

〖后记〗

博傻是泡沫的又一种类型，与落空的黄金梦不同，博傻游戏中，其实大部分参与者都不相信高价格会持续，他们只是相信自己足够聪明或仅仅心存侥幸，以为在泡沫破裂前会比别人先跑掉。

当然，这样的游戏要玩得起来，市场上必须存在一些傻子，真诚地相信被炒作的产品是物有所值的，否则，泡沫在一开始很难吹得起来。不过，一旦吹起来之后，即便傻子们已经清仓离场，剩下的“聪明人”自己仍可能继续让游戏持续一段时间。

博傻游戏的难点在于，无人能判断泡沫破裂点在哪里，而一旦开始破裂，出逃的通道会迅速收窄，绝大多数人根本来不及逃，只能眼睁睁看着价格不断下跌却几乎没有交易量，可是，在玩的兴起时，这一点常常会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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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济波动（economic fluctuation）常被早期经济学家称为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但前一个词未必暗示波动的周期性，有些学者拒绝承认存在周期性。

(2) 货币幻觉（money illusion）是凯恩斯在其《货币幻觉》（1928年）一书里提出的概念，指人们普遍具有对名义价格而非实际价格作出反应的本能倾向（名义与实际价格因通货膨胀而存在差异）。

(3) 乔治主义（Georgism）的创始人亨利·乔治（Henry George）也将波动归咎于资产泡沫，但他认为首恶是地产泡沫。

(4) 我个人比较青睐弗里德曼和熊彼特的理论，这两者是兼容的，只要稳定了货币，波动既无法消除，也无须担忧。熊彼特是长期游离于经济学主流之外的独行侠，但我从他的思想里获益良多，在本书许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到他给我留下的痕迹。

(5) 第一次是第一季度鲍尔森救市方案初步奏效之后，第二次是第四季度美国经济初现回暖苗头时，两次都下跌了100多美元/盎司。

(6) 为方便起见，后面的叙述中分别以美国和中国代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

(7) 这轮泡沫也被称作“.com泡沫”（dot-com bubble），以1993年Mosaic浏览器发行为肇端，推动Nasdaq指数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000点上涨到泡沫破裂前的5000点。

(8) 关于商业周期对产业生态的意义，及其与生物进化的相似性，我在“向女王道歉背后隐藏的自大”（No.354）中有更多评论。

(9) 此类泡沫最近的一个案例是2009年的新能源泡沫，我在“是谁吹大了新能源泡沫？”（No.310，第67篇）中有过评论。

(10) 俄罗斯轮盘赌（Russian Roulette）是一种自杀游戏，参与者依次将一把装有一枚子弹的左轮手枪对准自己头部射击，直到子弹射出。有两种玩法，一种每次射击后都重新拨转转轮，这样每次射出的概率都是1/6，另一种则任由转轮随射击而自动转位，这样射出概率会不断提高。

(11) “市场先生”（Mr. Market）一词，经济学家兼职业投资人、巴菲特的老师本杰明·格雷汉姆（Benjamin Graham）所创造的词汇，用来表示投资者所面临的市场行情和交易条件，意在让投资者认识到，不必为市场的起伏波动心烦意乱，那恰是价值投资的机会。

第十八章

人口，随时需要牢记的变量

人口是头号宏观变量，可惜的是，自马尔萨斯以来，人口问题没有得到经济学家的足够重视，它常常被视为给定的外部变量，而很少研究它本身的变化和它与其他变量的互动关系。不过这一情况在近几十年有所改善，特别是在加里·贝克尔于20世纪80年代重新建立了生育的微观理论之后(1)。

无论理论如何，作为经济和产业的观察者，人口是必须随时加以留意的宏观背景。在20世纪改变世界经济面貌的一大变化是，在发达国家，随着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生育率戏剧性地大幅下降了，其中大部分国家降到了替代水平(2)之下，而同时，发展中国家则经历了大规模的人口膨胀。

生育率的下降，一是因为孩子抚养成本的大幅提高，二是因为生育文化的改变，而避孕和堕胎技术的普及使其成为可能。抚养成本提高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教育年限拉长和费用提高，二是妇女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家务负担的减轻提高了照顾孩子的时间机会成本。而最根本的，父母之所以愿意为教育大额投入，是因为素养、技能和知识的回报提高了。最终，这些变化综合起来，扭转了生育文化。

尽管生育率下降与人均收入提高在统计上表现出较高的相关性，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减少生育是为了用质量换取数量的策略，之所以质量策略变得更有优势，是因为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产出比改变了。所以，假如收入继续提高，而教育投入的边际产出开始下降，生育率就可能回升。

同时，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大幅降低了抚养孩子的成本，包括生育补贴、有利于家庭和生育的税收制度、免费义务教育、儿童医疗补助等，都有利于生育率回升。不过，评估影响生育率的各种因素的效果，需要很长的时间跨度，至少要几代人之后才能看清，所以，我们并没有理由相信生育率下降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城市化是人口变迁的中心主题，这不仅是因为它本身完全改变了人口分布面貌，更因为城市化是影响生育率的头号因素，夸张点说，都市是人口的黑洞，生育率最低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我国澳门、香港地区、新加坡，全是都市城邦，紧跟在后面的是都市化水平最高的两个国家：日本和韩国；美国的都市化率低于欧洲，生育率也高于欧洲。

城市也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结构，也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看待职业、金钱、交易、财产乃至时间和性别的态度，家庭内的分工，对待配偶、亲戚、邻居和朋友的方式，维护权利和处理冲突与纠纷的方式，都和过去不同了。

而同时，因为我们有着在乡村生活的漫长历史，多数人不久前或上一辈还是农民，因而无论在文化还是个人情感上，都与乡村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即便身在都市，许多人仍怀抱对乡村的向往，这未必是虚幻的梦想，人口聚集未必是条单行道，随着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未来的乡村或许会在新的制度、文化和产业条件下重建。

86．考生减少意味着什么

2009-06-04，No.383

据教育部近日公布的数字，2009年高校招生报名人数为1020万，比去年减少了40万，降幅3.8％，这是多年来高校报名人数的首次下降。将这一变化解释为毕业生就业困难降低了学生上大学的兴趣，是难以成立的，其实，从十几年前的人口变动数据，完全可以预见到今天的局面。

若不是因为近年来的大学扩招、入学率提高和大量积累待消化的复读生（今年的考生中便包括了270万往届生），高校考生会在两年前就已开始减少。而人口数字显示，今后几年考生人数将继续大幅减少，降幅的高峰将出现在2018年。考生减少，除了对高等教育市场的供求对比带来直接影响，它更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提醒人们注意人口格局的变迁，和这一变迁即将给各个产业带来的影响。

在德鲁克所阐述的创新机遇之七大来源(3)中，唯一具有高度可预见性而事实上却又经常被忽视的一个来源，就是人口变动。导致这种忽视的原因大概是：决定人口趋势的基础变量（生育率和各年龄段死亡率）的变动和它们的经济后果最终表现出来，这之间往往有数十年的时间差，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构不成新闻事件，也就很难得到媒体的关注。

而对于中国，又多了一个因素：独一无二的计划生育政策将造就出一条从未有人见过的人口结构变动曲线，这条曲线的特殊形状，将让那些从对发达国家发展历史的观察中获得的经验归于无效；对此，产业界必须引起警惕。

每个在中国做生意的人，必须牢牢记住一个年份：1987年，新生人口在这一年达到了2550万的顶峰，此后便以平均每年48万的速度下降，直到2004年后暂时趋稳。你不妨把这一为期16年的人口绝对数下行段想象成一个倒梯形箍圈，它随时间流逝而沿着人口金字塔慢慢往上撸，沿途所经之处，每个以特定年龄段人口为主力消费群的产业，将一个挨一个地遭受打击。

现在，它正走在5～21岁这个年龄段，刚刚压过初等教育，正在撞向高等教育，几年前已经碾上摩托车，两三年后推进到住房租赁市场，六七年后将碾到汽车，八九年后将冲进首次购房市场……在我们所能观察和评估的宏观变量中，没有比这个更加确凿无疑和无法抗拒的了，漠视它的人们，很快将品尝到它的厉害。

需要牢记的另一个年份是2003年，这一年，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达到历史顶峰2000万，此后便以平均每年170万的速度下降，降至去年的1100万，显然，城市化进程已经走过了拐点。请注意：2003减1987等于16，这恰好是初中毕业的年龄，我们知道，许多农村孩子正是在这个年纪进城打工，现在，城市化的这一来源正在枯竭。

同时也要注意，170万3.5倍于48万，因而城市化降速还有其他原因，很可能是农村16～45岁这一青壮年潜在进城人群正在全面萎缩。如果是这样，那对于许多产业将是个十分不祥的信号，这些产业过去十年能在目标年龄段人口缩减的情况下保持高速增长，全赖于每年从农村涌入的大批新增城市人口，而现在，这一动力源正在迅速枯竭。

还是2003年，该年死亡率达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6.40‰，此后便以平均每年0.13个千分点的速度上升，对应着死亡人数平均每年22万的递增。考虑到人均寿命还在不断延长，这显然是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结果。殡葬业、墓地、临终医疗、老年护理、养老院，这些产业已经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期，这一增长将延续到21世纪50年代；在此过程中，整个赡养模式和医疗产业的面貌都将经历一次彻底的改造，大量创新将随之而涌现。

和经济危机一样，人口箍圈横扫之处，每个产业都将经历一次大扫除，效率低下和盲目扩张的企业将被清除。那些陶醉于过去十年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兴奋与乐观之中、对自己一度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信心满满的企业，将死得最惨。懂得未雨绸缪，善于在逆境中创新的企业，将脱颖而出。要做到这一点，起码要先弄清楚自己的目标消费群年龄结构，再算算离紧箍咒还有多远。

〖后记〗

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看，生育率下降的幅度实际上比本文所描述的更大，显然，统计部门在过去几年始终高估了漏报率，导致基于该漏报率而调整的年度抽样数据偏高了。在一线大城市，实际生育率已低于计划生育所容许的上限，这表明，至少在城市，中国居民的生育文化已彻底扭转了。

生育意愿改变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化，城市的高消费生活方式直接提高了抚养孩子的成本。假如希望孩子长大后能找到好的工作来维持体面的生活方式，需要负担他们十二年、十六年甚至二十年的教育开支，而在农村，孩子不到十岁就能帮家里干活了。中国文化历来重视读书，也鼓励孩子长期依赖父母，因而这一负担尤其突出。

不过，对于许多人担忧的房地产市场，除了上述坏消息外，也有个好消息，中国家庭的规模正在迅速缩小，其原因除了推迟结婚和生育之外，更重要的是成年人选择与父母同住的比例越来越低了，而这又是因为人口流动性提高和生活方式的代际鸿沟，使得他们越来越难以住在一起了，结果是未来家庭数的缩减将大幅滞后于人口缩减，将把人口箍圈对房地产业的冲击推迟至少五年。

87．城市化下半场有何不同

2009-06-17，No.378

日前举行的2009年中国城市发展高峰论坛上，中国社科院发布了《城市蓝皮书》，对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发展做出了评估，报告称：“城镇化继续快速推进。至2008年年底，中国城镇人口突破6亿，城镇化率达到45.7％”；过去30年，尤其是1996年到2003年这8年中，中国的城市化速度的确异常迅猛，城市化率从18％提高到近一半。

然而报告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从2004年起，城市化速度已明显放慢，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以平均每年10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减。更重要的是，此前以青壮年主动进城打工为主的城市化模式正在变质，城市化率提高的动力逐渐转变为农村老人的故去，和农村核心家庭的迁离而被动跟随进城。这两种城市化的性质截然不同，这一转变将带来的经济后果还有待探讨。

第一阶段城市化的主要特征是，城市从农村吸走大批16～45岁的青壮年，且年纪越轻吸走的比例越高。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由于户籍制度、学籍限制和其他城乡障碍，进城者多数将孩子留在农村。结果是，一方面城市获得大量青壮劳动力，尽享人口红利，而同时农村却大量失血，逐渐沦为老幼病弱者的留守之地。

到2000年，城市20～49岁人口的比例为55％，已经比农村高出8个百分点，5年之后，这一差距继续拉大到52％比42％。目前，农村每3个人中，大约有1个小孩、1个老人和1个青壮年；在一些偏僻的农村，除了重要节日，平时村里很少见得到青壮年；单以青壮年论，城市化率在2005年便已超过50％，目前应不低于55％。

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有能力且有意愿进城打工的青壮年越来越少，许多地方甚至几近枯竭，而同时，20世纪90年代城市化高峰期中进城的那些人，他们的孩子正开始离开学校；第一代移民当初是因为城里有机会才离开农村，第二代则不同，由于他们所在的核心家庭已不在农村，他们进入就业年龄后，很少会选择回到农村与祖辈为伴。

这样，即使在城市看不到就业机会，他们也会进城。同时，当初留下的老人们，或者终老于乡村，或者为帮助子女料理家务和抚养孙辈而迁居城市，或者因衰老疾病需要照顾而投靠子女。上述两种被动进城将构成第二阶段城市化的主要部分，目前这一转折看来已经开始。

第二阶段城市化的关键之处在于，它并不与工业化相同步，极端地说，它是为进城而进城，仅仅因为无法继续留在农村而进城。这对于城市的繁荣和稳定将是很大的挑战。缺乏相对应的工业化水平而超前发展的城市化，曾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烦恼，大量人口离开土地进入就业机会并不那么多的大城市，由此带来的失学、失业、犯罪、基础设施匮乏和混乱的贫民窟，已经成为许多经济转型失败国家的标志性特征，从非洲、南亚到拉美，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墨西哥城聚集了全国近1/3的人口，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聚集了1/5，从孟买、达卡、雅加达，到开罗、拉各斯，许多不发达地区都在短短几十年里冒出了一个个人口过千万的超级大城市。

仔细观察那些脱离工业化进度而超速膨胀的城市，可以发现它们背后的一个共同点：农民缺乏权利，他们在农村缺乏土地产权，在城市又缺乏自由经营和组织自治社区的权利，而在户籍制度下，他们甚至连合法定居的权利都没有。城市化必定伴随着农业的规模化和商品化改造，在发达国家，工业化给城市带来机会的同时，农业的现代化改造也给农村带来了大量投资机会。

然而这样的改造需要巨大的投入，而不是简单的土地合并，在地权不落实、人们对地权的前景缺乏信心的条件下，没人愿意做这样的投入；并且，农村向现代商品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也依赖于社区自我组织的能力，否则大量新出现的公共事务将得不到有效处理。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农民的选择便是抛弃土地涌入城市。

更糟糕的是，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越是落后、经济运行和投资机会越是受制于政府权力的国家，农民越倾向于涌入个别中心城市，尤其是首都。在这些国家，私人投资不活跃，地方经济萎靡不振，唯有首都，天子脚下，基础设施最发达，权力导向的投资机会也最多，穷人的谋生机会也就相对较多。

权利的缺失和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主导，在第三世界制造了大批恶性膨胀的大都市，也留下了一串串的贫民窟。虽然计划生育会减弱这个势头，但第二波城市化将带来的问题，仍不可小视。确立和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自由迁居和经营的权利、自我组织和管理的权利，才能从根本上预防城市的恶性膨胀。

〖后记〗

城市化从上半场转入下半场，消极的一面是，许多人在脱离农业、失去土地之后，却无法在城市找到安稳而体面的立足之地；而同时，原本对个人行为施加约束的传统习俗、家族纽带和邻里评价已不复存在。这时，他们很可能卷入犯罪组织，成为城市中的一个反社会力量。

不过，与其他国家的经历相比，因为有了计划生育，中国在这方面的压力将会小得多。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其积极的一面：进城打工者开始在城市定居下来，他们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正逐渐融入城市，开始在新环境中营建自己的社会根基和家庭资产，未来也越来越少需要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来回奔波，城乡间的文化藩篱也逐渐瓦解。

这将导致数亿人的生活方式发生变迁，由此带来的消费需求将创造无数商机，在人口趋势逆转的大背景下，这或许是未来十年唯一可以指望的增长引擎了。

88．放松计划生育能挽回人口红利吗

2009-03-24，No.446

最近，人大代表程恩富先生和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先生，针对近期频频出现的呼吁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的声音，提出了他们的看法。他们判断，当前的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依然非常严重，人口增长势头仍未完全遏制，老龄化虽然存在，并不足惧，也不能归咎于计划生育；他们认为，要“从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方面追赶上发达国家”，必须让人口减少，长期目标减到5亿以下；基于这样的判断和目标，他们主张，计划生育不仅不能放松，还要强化，并且长期坚持。

严格计划生育政策反对者的呼吁和支持者的回应，让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又完成了一个回合，然而，新的回合是否让讨论更加深入了？是否改进了公众对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很遗憾，这场争论看来仍徘徊于鸡同鸭讲的状态。

主张严控生育者立论的基本前提是，人口与资源之间是存在一个“合理比例”的，这个比例是可以算出来的，这个比例是可以在今天与200年之后一样合理的，因此，我们应该并且可以为200年后的人们安排他们的生活；然而，对于这一连串的断言何以成立，他们显然不认为值得加以说明。

对于曾亲身经历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们，合理比例的论调并不陌生，它曾经导致何等荒谬的制度和政策，也都历历在目。然而严控生育的反对者们却没有抓住这一要害，他们用来反对的主要理由是老龄化及其带来的“社会负担”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冲击。

过去三十年中国人口形势的急剧扭转是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其中包括老龄化。老龄化的原因是寿命延长和出生率下降，因而将老龄化归因于生育控制是正确的，然而用放松生育控制来解决老龄化所带来的抚养负担问题，却未必正确。

当人口形势扭转时，老龄化程度并非随出生率下降而线性递增。在生育率开始下降之后的几十年中，老龄化会达到一个最高峰，此后随着生育率下降之前出生的那几代人的死去，而逐渐向一个长期均衡水平回归。这个均衡水平上的长期抚养系数，主要取决于人均寿命和平均就业年龄，与出生率关系不大，因为提高出生率在降低老人比例的同时增加了儿童比例，反之亦然(4)。

正因为如此，主张放松生育控制者希望解决的，显然只能是短期老龄化高峰所带来的抚养负担问题。然而这是做不到的，因为放松控制在短期内只能增加需要抚养的未成年人，从而加重抚养负担，而等他们长大时，老龄化的最高峰已经过去。

反对严控生育的另一个理由是：人口减少会导致需求不足、经济衰退、资产价值下降。然而这马上面临一个追问：经济总量的增长何以成为值得以公共政策来追求的目标？如果人口下降一半，GDP下降20％，人均GDP大幅上升了，每个人的生活水平改善了，资产价值确实可能下降，但那也意味着资源不再那么昂贵，人类对环境的压力不再那么巨大，何以认为那是坏事？

第三种反对意见认为，随着避孕手段的普及、女性就业率提高、孩子抚养和教育成本的迅速增长，生育策略已完全改变。这些反对者宣布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破产，他们认为，当传统社会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之后，生育率“必然”下降，无须计划生育的干预，相反，届时政府将不得不鼓励生育。

这一反对同样站不住脚，如果我们孤立地观察那些已经完成现代化的国家，上述现象是显然的，然而当我们把整个人类作为单一人口系统来考察，人口压力从未消失，生活在马尔萨斯极限上的几亿人贫困如故，而在人口压力有所放松的地方，人口迅猛增长的情况仍然普遍。

欧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低生育率，仅仅持续了不到两代人，日、韩则只有一代人，还远不能被认定为普遍规律。实际上，发达国家不妨被视为整个人口金字塔中被移民管制所圈住的一个塔尖，其人口发展趋势未必具有普遍性，尤其对于中国人口系统而言——它太庞大以至于不可能成为任何一个金字塔的塔尖。

上述种种理论误区，使得围绕人口问题的争论陷入混乱，与其急于宣示某种立场，不如先尝试拨开笼罩在问题之上的层层迷雾。

〖后记〗

本文可能会让某些读者误解我支持计划生育，实际上，熟悉我的读者会了解，我是始终反对强制性计划生育的，因为它在法律上站不住脚，生育纯属个人事务，不应由政府来决定，它在历史上也从来都免受他人干预，这是一项古老而牢固的权利，不应被轻易剥夺。

有人说，孩子不仅给父母，也会给社会和其他人带来负担，没错，是有这种情况，但这完全是人为制造的结果，父母们并未要求别人分担抚养成本，是政府的福利制度将部分成本转移给了纳税人，这是错误的，但错不在生孩子的父母们，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将负担强加给任何人(5)。

也有人说，多一个人会让世界变得更拥挤，消耗更多资源，而其中许多是免费的，因而其成本由所有人共同承担，所以人们有权阻止无节制生育，这同样不能成立，有些资源之所以免费是因为它们还不够稀缺，随着它们变得越来越稀少或拥挤，自然会出现各种形式的排他性，以致不再是免费的(6)。

但是，尽管我反对计划生育，也指出了该政策所导致的出生人口高速下行段将给未来经济带来何种冲击(7)，但我不会用这一经济后果来支持我的立场，因为我相信，中国的人口停滞甚至缩减在长期确实可能带来许多好处。

经济效果不能代替道德与法律责任，历史研究表明(8)，蒙古帝国对中亚的扫荡打通了欧亚大陆和印度洋的贸易通道，极大地推动了此后数个世纪的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对日后的欧洲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兴起起了重大作用，但我们显然不能因此而赞同蒙古骑兵那些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89．乡村注定会走向没落吗

2009-12-22，No.788

随着工业化带来的分工深化，以及消费模式的变迁，人口难以避免地向城市集中，相应的便是乡村和城镇的萧条。到一些偏僻农村走走，很容易发现许多村庄已被荒弃，更多的将在一代人之内被抛弃。那些继续存在的村镇，也普遍地缺乏活力和生气，人们留下的理由多半是被动、消极和保守的：因为缺少其他机会而留下，并非选择此地寻找、创造或建设什么。

然而仅仅看到这一趋势是不够的，同样经历工业化的国家，城市化的格局和乡村的命运迥然不同。在高度发达的美国，尽管也出现了超级都市，但人口聚集度反而较为适中，尽管许多乡村被废弃了，但留下的仍颇具活力，新建城镇也仍在不断涌现；相比之下，韩国和墨西哥等国却在首都区汇集了1/3甚至更多的人口。

因此，考察导致乡村没落的那些具体因素和机制是更重要的。对于中国，一个更独特的因素是，人口趋势在工业化完成之前便已扭转，而在其他发达国家，这一转折是在城市化率极高且教育年限足够长之后才出现，这将使乡村的消失和败落来得更为迅速和突然。

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村空心化问题，曾为经济史家和政治学者所广泛关注。由于绝大部分现代元素——如教育、文艺、科技、生活方式等——都出现在城市，受其吸引且有能力负担它们的乡村精英——如富人、乡绅、家族长老、教师、读书人、手艺人等——大批迁居城市，农村失去了维系其制度和秩序的核心人物，流氓、地痞、匪盗横行，社会结构瓦解而陷入长期动荡，严重时甚至反过来打断城市的现代化进程。

在古代中国，国家权力只延伸到县一级，乡村秩序全赖家族和乡绅维系，因而问题更加严重；今天的政府权力已延伸到乡镇，对村庄也拥有巨大的干预能力，因而空心化还不至于导致动荡；然而乡村的凋敝仍是触目惊心的，在村镇，公共事务得不到有效处理，公共物品更缺乏供给，垃圾遍地，道路失修，治安堪忧。

由于人口密度无法供养专业人才和维持多样化的消费类型，有为或有志青年都已离开，消费观念、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变得极为单调贫乏，闲暇时除了酒楼和牌桌无处可去，因为除少数几样娱乐，其他爱好既没人陪你玩，也得不到欣赏和认同，县级城市的情况大致雷同。

问题是，如果这种趋势是注定的，那么为何同样经历了现代化的美国和西欧，他们的村镇和小城市却保留了更多的秩序和活力呢？线索之一是，他们的现代化是本土内生的，而不是外源性的，文化和制度结构在此过程中已经获得重建来适应现代经济，或者说正是这一重建使得现代化和工业革命得以发生。在美国，这一重建是由移民在新大陆上另起炉灶，因而更为彻底，所以当工业化的力量最终爆发时，其社会结构更经得起它的冲击。

具体而言，传统乡村社会以家族聚居为特征，家族和乡绅是主要维系力量，这种结构虽拥有良好的自治能力，却无法应对高度流动性的现代经济；而美国的村镇从来不是家族性的，许多社区本身就是经济流动和自愿组合的结果，它们从一开始便拥有了适应人口与产权流动所需的自治性政治结构，这种结构也使他们有可能在现代条件下处理新型公共事务和满足新的公共产品需求，因而更容易在现代化冲击下幸存下来。

另一个线索是宗教，在许多社会，教士是乡村精英的重要组成，而教会是维系地方秩序的重要制度成分。在城市化的巨大抽水泵之下，教会常常是坚守到最后的力量，对于稳定乡村社会结构起了很大作用。这一点在美国尤其突出，美国的许多早期自治社区都是清教徒们按教派各自建立的，宗教纽带至今存在于他们的社区文化之中。

尽管种种因素看来都不利于中国乡村的未来前景，但若能充分落实村镇自治，及时解除妨碍人口和产权流动的法律障碍，并为新型社区建设和基层制度创新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未来的乡村仍可能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得以重建。毕竟，人类的生活观念是无限多样的，城市虽充满诱惑和机会，但还是有人会喜欢乡村的宁静。

〖后记〗

乡村、城镇和小城市是否没落或没落的程度，不能仅从人口数和经济规模来衡量，更要看它们的文化吸引力和价值感召力，而观察这一点的最简单办法是，看看是哪些人还住在那里。从中、美两国各找100家最成功的企业，100位最有成就的人士，看看他们的主要办公和居住地点，就不难看出两国地方面貌的差异。

90．乡村复兴之路在何方

2009-12-23，No.787

尽管城市有着种种好处，但过度密集所造成的高房价、拥挤、污染和压力，也会带来很高的成本，当这些成本超出它带来的收益时，人们便会另觅宽松清静的去处。是的，许多人都梦想着逃离都市的喧嚣，然而这样的梦想和努力，却受制于诸多的制度障碍，而正是这些障碍的结构与程度，决定了一国在城市化之后的人口格局。

在传统社会，你身居某地，通常只是因为你的祖辈早已落户于此，在此意义上，即便没有发达的家族组织，社区也是家族性的。在分工和消费多样化机制的强大作用之下，家族性社区是注定难以抵御城市化冲击的，人们并不会因为来自同一个家族而拥有相似的工作技能、职业偏好、收入水平、价值取向和生活态度，因而小社区无法在过细分工和小众偏好上达致规模经济(9)。

只有那些基于职业倾向和生活态度的相似性而自愿建立的新型社区，才有能力抵御都市的强力抽水泵，这种相似性可以让他们在较低密集度下获得规模经济。基于相似性的特色社区可从工作和生活两个方向建立：底特律和富士康的工人社区属前一种，开发商针对特定收入水平和环境偏好而建立的小区和村镇，摩门教徒和阿米绪人在荒原中组织的社区则属后一种，还有些两者兼备，如北京和广州近郊的画家村、明星汇聚的贝弗利山庄。

美国人有着自愿组织社区实现自我管理的深厚传统，第一批殖民地便是各派清教徒的自发社区，英王特许状只是盖章认可而已，正如五月花号上41个男人在其船上盟约中所言：由誓约将我们自己组合成了一个民事共同体；在拓荒期滚滚西进的大篷车队中，农民们用类似的盟约来为未来的乡村生活作出制度安排。

在后来的西进运动、城市扩张、郊区开发，乃至边缘教派和社会主义者的各种乌托邦试验中，自发社区始终是中坚力量，政府体系通常是在人口密度已很高时才姗姗尾随而来。直至今天，许多州以下的政府机构，在法律上仍然是当地居民基于土地所有权的自愿组合而组建的业主协会或股份公司。

20世纪初，正当工业化和城市化高歌猛进之际，那些不满于工业城市状态的美国人，掀起了一场回归乡村的自治社区建设运动。他们在农村买入大片廉价土地，对居住环境和公共设施作出精心规划，为社区治理立下宪法，便开始建设心目中的花园城市或“新镇”。一旦吸引到足够多的前来买地建房定居者，随社区兴旺而来土地增值便可补偿其前期投入。

这场运动时冷时热地一直持续到今天，那些成功繁荣起来的新镇，都有着准确精到的居住偏好定位和良好的社区治理制度。如最初以艺术家和爱好者为目标的特拉华州阿登村，迄今已延续百年，1973年还因其居住环境之优美和谐而成为唯一入选美国历史景点的村庄。

弗吉尼亚费尔法克斯县的雷斯顿，是一个拥有数十平方千米土地的私人自治社区，建立于20世纪60年代，所有公共服务都由基于所有权的居民协会提供。如今它已发展为五万多居民的富裕繁荣的小城市，其商业区还吸引了多家大公司的入驻。

可见，城市化未必会让乡村没落和消失，重要的是，那些向往乡村和小城生活的人们，是否有机会按各自的生活态度和居住偏好自由组合，建立自己的新社区，或改造日趋颓败的旧乡村。这种组合，既可由开发商的细分定制来实现，也可由居民直接组织。

显然，此等发展对制度环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居民不能自由迁居，土地产权没有落实，土地用途和交易受到控制，居民无权自我组织，社区自我管理契约得不到法律承认，社区发展受限于行政区划的桎梏，自我管理与既有村镇政府体系相冲突，水电道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被垄断和管制，居民在交了社区物业费并实现公共产品的自我供给之后，却仍要和其他依赖政府服务的社区一样纳税，那么新型村镇就难以建立。

实际上，即便是发达国家，也很少有像美国那样能突破所有这些障碍，所以如我们所看到，城市过度膨胀和乡村没落成了伴随城市化的全球性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一步步拆除上述种种障碍。

〖后记〗

在网络时代，城市聚集效应所带来的规模和多样化优势，或许会有所削弱，因为网络让拥有共同偏好和文化取向的人更容易聚到一起，而不是仅凭机遇而“撞”到一起，这样，可以支撑一种消费类型或亚文化的临界规模就不需要以前那么大了，这一点或许会在未来给小城市和乡村的复兴带来机会。

对于宅男宅女们，只要有网络、有手机信号、有银行和超市，宅在哪里是无所谓的，留在城市主要是那里有更多的机会和更高的价格出售其劳动，所以，一旦在家办公变得可行，或者网络让郊区和城镇的办公室具有同样的商务便利，许多公司和个人可能会选择搬往郊区，而不会损失太多便利。

即便不是宅男，都市繁华吸引他们的东西多半也只有在周末才能享受到，而工作日带给他们的只是拥挤和漫长的通勤时间而已，既然如此，假如有同样的工作机会，他们何不搬往郊区或附近小城市呢？逛街购物、看演出、聚会，这些周末进城就都不会错过。

大都市的郊区化和分散化，将是未来的趋势，其中社交网络、电子商务、物流和交通条件，以及土地制度，将是这一发展能否展开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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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家庭论》（1981年初版，1991年经大幅扩充修改后再版）。

(2) 替代生育率（replacement fertility）是指维持长期人口水平不下降所需的最低生育率，取决于出生性别比和女性在生育年龄前的死亡率，目前全球平均值约2.33，发达国家约为2.1。

(3) 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创新与企业家精神》，1985年，第二章。

(4) 换个说法或许更易理解：按目前的工作年龄和寿命，大致上，每多生一个孩子，他需要先被抚养20年，他再抚养别人40年，然后再被抚养20年，因而从长期看，他的出生并不能减轻总的抚养负担，假如寿命或教育年限更长，或奶粉钱和医疗费用更昂贵，反而会增加抚养负担。

(5) 对这一点的更多讨论，见“环境保护与计划生育”（No.397）。

(6) 在第十二章特别是第59篇里，我讨论了随资源稀缺度或拥挤度增加而创立产权或其他形式排他性的各种情形。

(7) 见第91篇，另外，我对计生政策的更多评论，参见“计划生育何去何从？”（No.652）和“计划生育伤害的是谁？”（No.331）。

(8) 如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1939年）中，特别是第7章。

(9) 关于人口密度对分工、就业机会和消费多样化的作用，我在第39篇“为何年轻人都爱往大城市里挤”（No.791）里有更详细的分析。

第六部分

思想背景

Theoretical Background

每个哲学问题，当它经受必要的分析和论证后，都将被发现，要么它其实根本不是哲学性的，要么其哲学性仅在于我们对词语和逻辑的运用。

——伯特兰·罗素，《我们对外在世界的认识》，1914

经济学家的麦加，在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动力学之中。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1890

每个人在观察和谈论世界时，都必须戴上一副有色眼镜，带着一套预设的概念和假设，带着本能、生活史和各种自觉的理论所赋予你的偏见，这些预设和偏见体现在你说出的每一个句子和词汇之中，离开这副眼镜，你看到的只是一片混沌。

尽管如此，某种程度的客观性还是可以指望的，那将来自基于共同语言的有效对话，语言的共同性体现在对话者愿意采用同一组词汇和句式，而每个词汇和句式在他们头脑中所唤起的观念和联想有着起码的相似性，由此使得对话可以持续下去。

作为评论作者，常有的一个困扰是，你的文章散落于各处，而你与特定读者的相遇也多少是随机的，因而通常没有机会让读者了解你的思想背景和讨论前提，而评论的篇幅也限制了你对此作出交代的能力，这就给理解和沟通带来了障碍。

好在这本结集给了我一个弥补的机会，同时博客也为此提供了便利，在此前各章各篇的导言、注释与后记里，我已尽量为所涉及的主题交代了一些我的知识背景和思想来源，其中提到了许多对我有重要影响的作家和著作，包括每部分首页上的两段引文。

但这些还不够，所以在这最后部分的两章里，我想进一步交代一下我的思想背景，包括我的哲学倾向，所奉行的方法论原则，对一些基础问题的看法，还有我对事件发表评论时所遵循的一般原则，以及如何尝试避开我所意识到的常见类型的谬误。希望这些有助于读者了解，我为何这样而不是那样说话，为何使用这种句式，为何选择这个角度等。

考虑到本书主题侧重于经济和产业评论，最后一章陈述了我对经济学的看法，我从经济学所获得的分析手段，使用这些手段时的一些保留，对它现状的不满，对它未来发展的一些期待，以及这些发展与其他学科的可能关系的看法。

第十九章

我眼中的世界

哲学上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休谟，这种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他对待实在与经验的反本质主义，对待事实与因果关系的怀疑论思想，对待神迹、设计论和宗教的反蒙昧态度，对决定论与自由意志关系的澄清，并基于此而建立的道德哲学基础，他在自我和意识问题上的反二元论观念等。

不过，我对休谟的了解最初是从罗素开始的，罗素优雅的文笔和缜密的思考深深吸引了我，他把我带入了休谟的思想世界，同时他也激发了我对逻辑和分析哲学的兴趣，让我开始努力像他那样讲究逻辑，时刻留意用逻辑标准来审视斟酌自己的文字，也是从他开始，我逐渐接触了分析传统和科学哲学中的许多重要思想。

塑造我的哲学观念另一个知识渊源是心理学，最初是格式塔学派(1)，接着是皮亚杰的发展心理学(2)，然后是认知心理学，它们为休谟的经验学说提供了一个具体实现模型，展示了经验如何形成，观念、事实和对象如何在头脑中被构建，由此，我得以在全新的基础上重新理解休谟的思想，这是他本人没有机会享受的良机。

影响我最深的第二个人是达尔文，包括道金斯对新达尔文主义的阐述，他让我在机械因果（mechanical causation）之外领会到了进化因果（evolutionary causation）的奥妙，从而在方法论上获得了一件强大武器，有了它，世界仿佛颠倒了过来，用丹尼尔·丹内特的话说，结构、复杂性和意义不再需要一部吊车悬吊在空中，它们可以通过进化这部举升机从简单和混沌中经由无意识的机械过程自发涌现(3)。

91．实在与经验

2011-05-13，No.1835

朴素地说，休谟破除了我对“眼见为实”的迷信，他让我意识到，我的感觉无论如何强烈和真切，都不过是发生在我头脑里的事情而已，从逻辑上并不能由此得出关于外在世界的任何结论，包括外在世界是否存在的结论，这些感觉材料所能做到的，充其量只是让我在某种程度上“相信”关于外在世界的某些“推断”而已。

我的心智就像坐在法庭里的陪审员，毫无希望亲临现场，只能从凌乱的证据中努力重建案件“事实”。当然，来自不同感觉渠道的材料之间的相互印证，包括他人对我的推断的反应，可以加强我对推断的信心，但所有这些都只是心理习惯，而不是逻辑推导。

经验事实所能告诉我的只是它本身，假如我想对世界有所谈论，则必须使用各种概念、命题和理论，而在这么做时，在我头脑里便发生了大量创造性的建构活动，作出了许多预先假定。例如，当我说“有人在河边钓鱼”时，我看见的只是一个人坐在岸边，面前斜支着一根竹竿，既没看见钓钩也没看见鱼。

甚至，感觉其实并未告诉我那里坐着一个人，它只告诉我那里有一个帽子、一簇头发和一件衣服，以某种相对关系聚在一起；甚至这种对象和空间关系也是我构建的结果，我所感觉到的只是若干色块而已，正如一幅油画的各色块在我视觉中所引起的感觉一样，甚至我用来描绘对象的颜色也是构建的结果：被我认定为衣服的那个色块的光线频率其实五花八门，却被我“看作”了同一种颜色。

在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看来，每个概念都应该对应世界的一个“本质”：那件衣服之所以看起来是红的，是因为它具有“红色”这一本质，那些在水里游来游去的东西被我们称作鱼，是因为它们都具有鱼的本质；而在概念论（conceptualism）看来，所谓本质或“共相”（universal）只是存在于头脑中的概念，引入某个概念只是为了帮助我们更有效地观察、理解和谈论世界，假如它起不到这个作用或有更好的替代品，随时可以放弃。

这一差异在面临共相的模糊地带时表现得最清楚，例如，一旦本质主义者认定人的本质在于会制造工具，或会使用语言，那么，当他发现黑猩猩也有这些能力时，常会痛苦和抓狂，当他们见到像鸭嘴兽这种东西时，更会彻底困惑了。类似地，本质主义者也会面临诸如“先有蛋还是先有鸡”这种专属于他们的难题。

下面附上了一个讨论虚无主义的帖子，尽管那是另一个主题，不过对于展示我看待实在与观念的方式，是个不错的演示。

〖虚无主义 vs 泛灵论，2011-05-09，No.1818〗

最近看到有人在争论民族话题时，想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泛灵论(4)和虚无主义(5)在气质上是如此截然相对，一个天真烂漫、兴致勃勃地把什么东西都看作有生命的，简直就是可爱多，另一个则总在一旁鄙视地哼哼，这些都是假的，幻象而已，根本不存在，活像看穿一切的世故老朽，随时准备扫每个人的兴。

可实际上，这对活宝有着共同的哲学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本质主义。本质主义的意思是，任何存在物都有一个不可分割、不可异动的“本质”，这是它得以作为其所属种类而存在的基础，丧失了本质，它就不再是这种东西了，并且同一种类存在物的本质们是完全相同的——这也是它们被归为一类的原因所在，不同的只是“表面”特性。

听起来有点抽象，举个例子，如这把椅子，本质主义者看来，它“里面”存在着某个东西，姑且叫它“椅性”，这是它之成为椅子的基础，我砍掉它一条腿，它还是椅子，因为它并未丧失椅性，只是有点“缺陷”而已，我再敲掉它靠背上的一根木条，它也还是椅子。或许有人会不知好歹地问：那要敲掉多少它才会丧失椅性啊？或者椅性到底躲在它的哪条腿里啊？但本质主义者是不屑于回答如此庸俗的问题的。

泛灵论是本质主义的一个实例化：所有存在物都有一个本质，这个本质叫“灵魂”（soul或spirit），各种灵魂虽有所不同，但都和人的灵魂一样，会思考、有欲望和喜好、会感受痛苦与喜悦，并控制着其所在存在物的行动。

一个稍高级的泛灵论版本是多神教（polytheism，如希腊多神教），他们认为，同一种类存在物的灵魂不仅相同，还是从同一个灵魂母体中分离出来的，并且尽管这些灵魂脱离了母体，却仍受母体的控制（每个希腊神就是这样一个母体）；更高级的版本是一神教（monotheism），他们认为这样的母体有且只有一个，但灵魂子体在分离时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质，因而构成不同的种类。

虚无主义否认许多被提及的存在物的实在性，而他们否认的方式和我对付椅子的方式一样：把椅子腿一条条砍下来，边砍边问：椅性呢？在这条里吗？还是这条？嗯？究竟在哪条？说！说不出来吧？所以嘛，根本没有什么椅性！根本不存在椅子这种东西！

显然，虚无主义判别实在性的方法就是本质主义，只不过他们否认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被提及的东西的实在性而已，而其中有些虚无主义者使用的还是泛灵论版本的本质主义，即他们否认某种实在性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其中的灵魂。

如民族问题，那些滥用民族概念的人，不仅认为民族是存在的，而且民族还会像个人那样成长、发育和思考，可以拥有自己的光荣和梦想，可以感受到痛苦和自豪，总之，它有灵魂，这些人不妨称之为泛灵论民族主义者；而民族虚无主义者则认为民族根本不存在，理由是民族既不能思考，也感受不到痛苦，更无法拥有梦想，那些以为它能这么做的历史叙事都是虚构的，是胡说八道。

两种说法都很荒谬，当然，他们不会表述得看起来这么荒谬，他们甚至不会承认自己是本质主义，但那只是因为没有深挖下去，例如，虚无主义的一句名言是“根本没有社会，只有一个个的人”，假如挖下去就会问：那为何不说，根本没有人，只有一个个细胞呢？或根本没有细胞，只有一个个分子呢？

归根结底，他们顽固地相信，相对于其他结构层次，个人这个结构层次有着哲学上的特殊地位，可以否认社会的实在性而不能否认个体的实在性，说到底是因为人是“有灵魂的”。

抛弃本质主义即可避免这两种荒谬处境：是否存在某个叫“人性”或“民族性”的东西并不重要，对于怀疑论者来说，承认某种实在性仅仅意味着，他认为引入这个概念可以让他更好地在某个结构层次上观察和谈论世界，如“民族”，这个概念可以让他更好地理解，为何某一时刻一大群人会同时涌向一个征兵站？或冲向一挺重机枪？或在脸上和屁股上都刷上三色图案？假如对此有所助益，那就够了。

就方法论而言，识别或界定什么椅性、人性、民族性之类的东西是无聊的，重要的是语义约束，即某个概念是否可以置入某种句子结构的某个语法位上？如是否可以成为某些谓词的主语？换句话说，只要我们没糊涂到把“民族”用作“感到幸福”的主语，把“社会”用作“对某某负责”的主语，那就够了。

92．决定论与自由意志

2011-05-14，No.1900

决定论的意思是：世界任一时刻的状态由其先前状态经由因果关系完全决定。我无意作此断言，在此意义上，我可能算不上决定论者，但我肯定是方法论决定论（methodological determinism）者，即我认为，只有当我们假定这个世界是决定论世界时，才能有意义地观察、理解和谈论它。

许多人不接受决定论，一个原因是他们将它与宿命论（fatalism）混淆了，其实这两者是完全对立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觉得接受决定论就意味着否认自由意志，从而丧失道德责任的前提，而实际上自由意志不必依赖于非决定论，我在下面两个帖子里分别作出了分析，对第二种情况的澄清尤其重要，因为它关系到伦理学和法学的哲学基础，我们将在无数话题上反复遭遇它。

〖决定论 vs 宿命论，2009-12-24，No.786〗

经常听到有人如此责难决定论：

（1）既然一切事情都是被决定了的，那么无论你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什么，是不是你就什么都别做了？

这种说法貌似还流传颇广，但只须稍加留意便会发现，该说法与决定论恰好相反，决定论是这样说的：

（2）一切事件皆由其前导事件完全决定。

或者：

（3）世界在任一时刻的状态（s）由此前任一时刻的状态（s_0）完全决定，即若我们有足够的知识和计算能力，从s_0可算出s。

可见，决定论认为前导事件可充分完备地决定后续事件，而（1）则认为当前的行为对未来没有影响，这显然是直接对立的说法，所以说法（1）不是决定论，称之为宿命论比较贴切。

对决定论的宿命论式曲解的流行，很可能是出于对“改变”一词的两种可能含义的混淆，当我们说“我能改变什么”时，有两种意思：设世界在t_0时刻的状态为s_0，t_1时刻的状态可能是s_1，也可能是s_2，取决于t_0到t_1之间是否发生了行为a。

可是人们在说“改变”时，有时候是指s_0与s_1的不同，而有时候又是指s_1与s_2的不同，并且这一切换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完成。

决定论者说：从s_0可知a必会发生，故t_1时刻的状态必为s_1；而宿命论者将其理解为：a无法将s_1变为s_2，故行为无法改变世界。

对于宿命论者的糊涂责问，或许这样答复可以让他恢复清醒：

不是思想和行为改变不了世界，而是你会有何种思想和行为，以及它们将如何改变世界，是早被决定了的，过去经由你的行动去创造未来。

〖关于自由意志和奴役，2008-12-09，No.537〗

自由意志是伦理学和法学的基础命题，它假定个人的行为是其自由作出的选择，因而个人应对其行为的后果负责——除非能证明他受到他人暴力胁迫，从而引出了责任的概念。很明显，缺了自由意志假定，责任、过错、善恶和道德就无从谈起，整个道德和法律体系便失去了基础。

但需要强调的是，“人具有自由意志”，这是一个武断的假定（用黑话说，叫先验命题），而不是一个实证性的判断，它不接受事实检验，因而无论行为科学、心理学或脑科学如何发展、获得何种发现，都不会影响该命题。

因为不理解这一点，引出了很多关于自由和奴役的谬论。例如，有人说穷人去血汗工厂工作，这不是他的“自由选择”，因为他为了填饱肚子“没有选择”，这么说是荒谬的。我们谈论人的自由意志时，是不考虑客观条件的，不能因为某些外部条件与某种行为的强相关性，就把它们当成为该行为开脱责任的理由。假如我们可以说一个快饿死的人的偷面包行为不是他的自由选择，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一个球迷把电视频道切换到足球节目的行为不是自由的。

实际上，人的任何行为都能找出客观原因，历史、文化、收入、基因、发育过程、教育经历等，按这种逻辑，没有行为是自由的，每个人都是历史和欲望的奴隶，用时髦词汇说，都是房奴、球奴、乐奴、网奴、财奴……

正是上述荒谬逻辑，引出了积极自由和平等理论，以及专与劳工和穷人作对的劳工法和最低工资法等副产品。

〖后记〗

写过这两段文字后的两年里，我的看法又有所变化，变得更兼容主义(6)了；对于因果决定与自由意志，我现在的看法是：人的行为由之前的世界状态完全决定，但这并不是说他没有做“选择”，而是说他如何选择是被决定了的，因而，世界的因果链并未因为个人选择而被打断，相反，个人选择只是因果链的一部分。

道德哲学家所做的仅仅是：从世界因果链中人为地划出一段，并规定，这就叫“自由选择”，而产生这一选择的那个装置，就叫“自由意志”。由于这是个武断规定，因而无须追问为何如此规定，正如我们无须追问数学家为何用π来命名圆周率一样。

假如哲学家愿意，也可以规定发生在黑猩猩大脑里的一段因果链就是“自由选择”，因而黑猩猩也拥有自由意志，甚至可以规定一个篮球筐也具有自由意志；我在一个旧帖里曾举过一个例子：

向一个篮球筐扔红色和蓝色两种球，每次每种颜色各一个。下面两种说法完全等价：（1）十次里有七次红球弹回来，蓝球留下，另三次相反。（2）十次里有七次篮球筐“选择”了蓝球，另三次他“选择”了红球。

显然，作为事实陈述，（1）和（2）完全等价，区别仅在于说话者看待它们的态度，也就是说，承认或否认自由意志，并不关乎事实的任何差异，这就好比，我们究竟把单只蜜蜂看作一个生物个体，还是把整个蜂巢看作一个生物个体，可以任意定义，无论如何定义对蜜蜂都不会有任何影响。

假如我们规定了篮球筐拥有自由意志，它就对自己的行为负有道德责任，就是合格的法律主体，这么做没有任何逻辑困难。实际上人们并未如此规定，那只是因为他们不愿意。

正因为自由意志的规定不以否定因果关系为前提，任何对因果关系的发现都不构成对它的挑战，为个人行为所找出的任何客观原因，都不构成推卸道德责任的理由，也只有如此，我们的伦理和法律体系才能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不会因心理学研究不断发现行为的因果关系而被冲垮，才不至于出现像甜饼抗辩(7)那样荒谬的事情。

基于对自由意志的界定，我们可以区分两大理论体系，一个是科学，它没有自由意志概念，即它同等对待发生在人脑中的因果链和其他任何因果链，不对前者做任何特殊处理。另一个是伦理学，它引入了自由选择和自由意志概念，将发生在人脑中因果链叫做自由选择，把成年人大脑中此类因果链发生于其中的那个装置叫做自由意志，并规定：拥有自由意志的个体对其行为输出负有道德责任(8)，这意味着，指称这些个体的名词或代词可以合法地成为“应该”这一谓词的主语。

我原本认为，科学和伦理学的命题不能一致地共存于同一个形式系统，现在我认为这一限制是不必要的，两类命题是兼容的，唯一的要求是：因为伦理命题的特殊性，所以当它出现时，必须带有明确的标记来显示它是个伦理命题。

93．范式与硬核：什么是科学

2011-05-15，No.1830

最初让我思考“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的，是波普的证伪学说(9)，不过后来，在如何看待科学的问题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库恩的范式理论(10)和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理论(11)。尽管库恩以波普批评者姿态出现，而拉卡托斯是波普的修正和维护者，但我倒觉得他们的理论是互补的。

波普理论其实是休谟思想的自然延续，既然经验事实所能告诉我们的只是它本身，因而要对世界有所理解和谈论，必须赋予事实以“意义”，并对经验之外的事情有所猜测。例如(12)，必须将一个略具椭圆状的东西看作帽子，把帽子、头发和衣服组合看作一个人，并相信竹竿上悬着钓线、钓线下面有鱼钩，假如帽子掉落到两米之外，我会说风吹落了帽子，而不会说帽子从头上跳了下来。

所以，当我说“帽子被风吹落”时，我头脑里已预先有了一套朴素物理学(13)，让我相信除非被外力干预，否则帽子不会无故离开支撑它的物体，而当我说“他在钓鱼”时，我也有一套朴素心理学，让我相信一个人不会为了别的目的或没有任何目的却长时间静坐在河边，身前还斜支着一根竹竿。

证伪主义可以视为这样一种告诫：首先，任何理论建构必须能够帮助我们对世界作出某些推断，才是有意义的，这一条相当于奥卡姆剃刀(14)；其次，在进行建构和推断时，需要时刻保持怀疑态度，记住这些仅仅是头脑中的假设，须随时针对新的经验事实作出调整，这一态度也被称为批判理性主义（critical rationalism）。

有推断就会有错愕与惊讶，而正是在对待推断与新经验事实之间的冲突的态度上，现代科学与民间科学表现出了根本差异，前科学时代的人们在遭遇惊愕时，如发现那位垂钓者连续八小时纹丝不动，便会尝试纠正事实推断上的错误，如走近仔细一看，原来是个稻草人，但通常不会去质疑得出这些推断所依据的概念体系和理论假设，即不会去修正那套民间科学，假如纠正事实的种种尝试仍无法消除困惑，他们通常会诉诸万能膏药：他会魔法！上帝显灵了！证伪主义所反对的，正是这种万能膏药。

但库恩认为，科学家也不会轻易质疑概念体系和基本假设，相反，他们会坚守既已认定的概念和假设，而把经验事实所带来的困惑视为待解的“难题”，而科学的常规发展就是解难题的过程，而解题过程中的各种尝试和反复所质疑和抛弃的，充其量只是为解题而临时作出的中间假设。

库恩把科学理论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是少数奠基性科学家通过哲学思辨提出一套形而上学概念和由这些概念以特定语法关系构成的命题结构，这个框架决定了观察世界的角度，规定了何种问题是可问的，即一个合法的问题只能以哪几种句式提出，且只能使用哪些词汇。

接着，科学家会为这些概念确定度量方法，即在抽象观念和经验事实之间建立连接，由此概念便成了变量，而命题的结论和推断也就有了验证标准，至此，该理论便完成了范式确立，而这套概念、度量方法和命题结构，构成了库恩所称的“范式”（paradigm）。然后，科学研究才进入常规阶段，即解难题的过程，而每个困难必须先用范式所规定的词汇和句法结构进行描述，才被接受为值得研究的课题，否则不予理睬(15)。

科学家会一直坚持范式，直至对解题过程难以再推进感到绝望，或被另一个与之竞争的范式的光明前景所吸引，假如大批科学家倒向新范式，科学革命便发生了，革命的方式就是范式转换。由于范式之间的基本概念和度量方法不同，因而采用不同范式的科学家之间无法有效对话，如同鸡同鸭讲，范式的取舍无法基于逻辑推导或某种客观标准而得出，往往新范式所面临的难题比旧范式还多，只能凭个人直觉和信念来选择。

值得强调的是，尽管库恩严重挑战了波普的科学认定标准，但库恩理论并不是许多人所认为或指责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首先，解难题的过程无论如何迂回反复，都不能引入万能膏药；其次，范式中的每个概念必须给出度量方法，因而不会成为万能膏药。这两点正是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关键所在。

拉卡托斯为证伪主义提出了一个修补方案，试图以此保留判别科学性的客观标准，其大意是，可证伪的不是具体的命题，而是整套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me），一个纲领包括由若干基本命题组成的“硬核”（hard core），而为了解释具体的经验事实，采用该纲领的科学家需要基于硬核提出各种辅助假说，后者构成了围绕硬核的保护带，质疑和修正只能针对保护带而不能指向硬核。证伪一个纲领的标准是看它是进步的还是退化的，进步是指它启发研究者不断发现新的经验事实，而退化的纲领则停顿于旧事实所造成的困难面前不断自我辩护的窘境。

假如从库恩的视角看(16)，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方法论可以这样理解：在范式所给定的框架下为解决难题而提出的假说，不是被同等对待的，而是被组织在多层次的结构之中，上层（或外围）假说在逻辑上依赖于下层假说。当面临经验事实所带来的困难时，首先被质疑的是最外围的假说，越是下层的假说，承载着越多的上层结构，因而得到更优先的保护，这样，庞大的理论体系才能维持足够的稳定性。

从理论挑战者的角度看，当你质疑一个假说，并试图以替代假说取而代之时，该假说越是处于理论大厦的下层，你就负有越大的责任为你的质疑提出有说服力的证据，并展示替代假说的解释能力，而为了吸引追随者认同或加入你的挑战和替代事业，你就必须用更多更重要的以往成果来显示你的洞察力和研究能力，假如你的挑战已指向了理论体系的最基本命题，那恐怕只能另立山头、另起炉灶了。

94．结构与层次

2011-05-16，No.1839

经常听到有人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而争论不休：究竟蜜蜂个体还是蚂蚁巢群才算有机体？寄生在我们体内、与我们形成共生互惠关系的大肠杆菌、乳酸菌等，算不算我们身体的一部分？线粒体到底算寄生物还是细胞器？思考这些问题不是毫无用处，但为它争到面红耳赤就可笑了，只有本质主义者才会为“XX到底是不是YY”之类的问题而焦虑，而我是反本质主义的。

在部分、整体关系问题上，本质主义表现为原子主义(17)，意思是：只有原子——一种不可分割的实体——是真实存在的，其他一切所谓的“存在物”都“只不过”是原子们的组合与运动所造成的“虚假幻象”而已：波浪不过是水分子在运动而已；云不过是一团水分子而已；钞票不过是一张纸而已；公司没有头脑，不可能做决定，只有个人才能做决定；没有社会，只有一个个的人；不一而足。

在原子主义者眼里，随着物理学的不断进步，世界在一步步变得更虚幻，曾经以为水分子、空气分子、铁分子都是真实的原子，而颜色、重量、坚硬、弹性都是它们不可分离的“本质”属性，后来发现根本“没有”什么水分子，只有各种原子，接着又发现其实原子也没有，只有质子、中子和电子，然后，这些也没了……可实际上，世界还是那个世界。

这些说法的荒唐是一眼便知的，许多人有意无意失足于此，是因为他们缺乏一个观察世界的更好视角，如我称之为“认识论上的多层次结构主义”(18)的视角，意思是：意义并非来自经验事实，而是观察者赋予它的，所以只要他乐意并觉得方便，可以将意义赋予任何层次上的现象，在这一层次上将经验事实组织为一个结构，给它取个名字，将其视为具有某种连贯性和可识别边界的“实体”。

例如，将蚂蚁巢群视为有机体（organism），将提示我们把它与其他已被我们视为有机体的动物个体做类比，由此作出启发性的观察、理解和推断：蚁后如何执行卵巢那样的功能，营养性卵又如何像脂肪颗粒那样存储营养，兵蚁如何像巨噬细胞那样工作等，这些都是从一般对种群的观察中无法获得的理解；同时，我们也无须为巢群获得了有机体的“本质”而轻易相信它会具有其他有机体的特性。

再如，道金斯所表述的自私基因理论为理解生物进化提供了很好的视角(19)，将有机体视为基因们合作建造用来复制和传播其自身的载具（vehicle），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各种组织、器官、功能和行为的遗传价值，并用统一的内含适应性解释来代替原先的自然选择、性选择、亲缘选择等相互独立的多种解释。

但仅有这一视角是不够的，一旦开始建造有机体，就面临各种结构工程问题：哪种肢体结构运动效率高？力量和体重负担如何权衡？散热问题如何解决？哪种对称结构更适合捕猎、潜伏或逃避？如何保证各组织和子系统之间的兼容性？发育机制上面临哪些障碍？

这些问题，只有放在有机体层面的结构工程学视角下，用另一套理论和模型来分析，才能得到更好的考察和研究，从分子层面根本无法着手；正是从这一视角，发展出了生物力学（biomechanics）、形态学（morphology）和胚胎学（embryology）等学科(20)。

进而，在种群和生态系统水平上，也可以获得有益的视角，种群动力学（population dynamics）揭示了种群最优规模与密度、捕食/被捕食者数量动态、迁徙模式等宏观规律，生态学（ecology）则关注诸如大陆、岛屿和湖泊的多物种多种群系统的组成和动态规律。

经济学分析也有类似的三个层次，微观经济学研究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个体选择，类似于基因的遗传收益分析；而对于产业经济学来说，企业和商业模式是个人为实现私人收益而建造的“载具”，就像基因所建造的有机体；宏观经济学则类似于种群动力学，研究各宏观变量的动态规律。有些经济学家出于对宏观经济学过去的不佳表现，干脆否认宏观现象的意义，这是原子主义的一种表现。

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情况则更加混乱和对立，结构主义与个人主义者势不两立、形同水火，前者拒绝个人和基因层面的经济学和进化分析，后者拒绝文化层面上的功能主义和符号学分析。实际上，这种对立毫无必要，它极大妨碍了几大学科之间的成果分享，也限制了各自视角下的分析和解释能力，作为认识论上的多层次结构主义者的好处便是，我可以轻松接受不同层次的视角，它们原本就不是互斥的。

这种不必要的排斥和对立在社会科学领域表现得尤其突出，那是因为许多人混淆了认识论实体与价值主体，从而让自己的价值观妨碍了对有用的层次与结构的把握。如有些人坚持方法论个人主义，只是因为他持有个人主义价值观，或者相反，因为他持有集体主义价值观，就在方法论上坚持结构主义。而实际上，方法论与价值观之间并没有也不需要依赖关系，我是个人主义者，坚持认为个人不应为集体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但不必因此而否认集体的存在，组织、企业、民族、社群、亚文化，这些都是研究社会有用的概念。

层次化结构实际上体现了我们认知能力的发展梯度，每一层的基本概念和定律使得该层次上的观察成为可能，而从观察中所获得的洞见将为上一个层次建立新的概念。例如，我要看懂一场球赛，必须首先接受球队、进球、犯规、裁判这些概念，否则我“看到”的就是一群人发了疯似的在抢一个圆球。而只有接受了球队、比赛、得分这些概念之后，才能进而形成赛制、轮次、主客场、积分、名次等更高层次的概念，才看得懂一份赛程和积分表，也才可能对主教练的赛季战略调度和状态调整有所理解和评论。

另一个方向也是如此，要对球员表现作出观察和评论，必须先确立头球、传球、射门、助攻、跑位、过人等概念，否则你看到的只是一个疯子在草地上撒野。而为了形成这些技术概念，必须先确立若干关于肢体部位和球场区域的基础概念，如要理解头球必须先接受人体有个部位叫“头”。这看上去好像是当然无疑的，但那只是因为我们作为观察者恰好与观察对象同属人类这一物种，对人体部位这类熟见而又处于中观尺度(21)上的对象，我们的概念在生活史早期甚至先天便已经确立。

假如我们是寄生于球员皮肤上的螨虫，要接受头、手、脚这些概念就困难得多，而要理解球员的技术动作、理解一场比赛，进而理解赛程安排，就需要像科学家那样作出大量的概念和理论建构，以及基于它们而进行的非日常观察，其中许多难免会显得非常抽象和反直觉。

科学研究的过程，便是从中观尺度出发，向上和向下探索世界，通过一层叠一层的概念体系和基于这些概念的观察手段，将我们的认知能力从本能所加诸我们的中观尺度局限中扩展开去，从而获得对世界更好的理解。

95．理想与路径：谬误的四个层次(22)

2007-04-14，No.660

我们每天都看到、听到许多新闻，并由此得知世界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同时也听到许多人对此所发表的评论，其中有些是基于个人的审美和价值偏好所表达的直觉感受，有些则是基于某种伦理规范而作出的道德或合法性评价。

对于第一种，旁人要么认同与共鸣，要么鄙视或厌恶，并无对错可言，对于第二种，拥有共同道德哲学和伦理底线的人们，可以在伦理学和法学的框架内作出分析和讨论，但这不是本文所关注的，我这里想说的是第三种。

有些人在评价社会事件时，是有着一个理想参照物的，即他们有一套关于理想社会的标准，通常还有实例作为样板，而他们的评价重点便在于：这一事件或行动，是让其所在的那个社会更接近还是更远离了理想标准？

必须承认，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评价，对于社会这样的复杂系统，要判断特定事件将如何影响其未来发展，是极其困难的，我不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一套方法来恰当地作出这种判断，不过，我却能发现人们在这么做时经常会犯的一些错误，这些错误的共同点是，它们都用某种静态比较来代替发生学分析，而他们面临的实际上是一个发生学问题。常见的错误有下面四种：

（1）出现一件在理想社会中更常见，而在当前社会中不常见的事情，是否多半会有助于理想社会的实现？（类比：某人希望他儿子将来成为影星，而影星经常闹绯闻，所以应该让儿子从小闹点绯闻。）

（2）那些在理想社会中将被认为非法的事件，是否多半会阻碍理想社会的实现？（类比：某人希望他儿子将来成为少林寺方丈，所以从小不给他吃肉，因为对和尚来说，吃肉是非法的。）

（3）一种社会状态能够被一些人认同为是理想的，前提是这些人或多或少具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和伦理观，那么，是否每一件被这个共同价值观判定为善，或者被共同伦理观判定为好的事情，多半会有助于理想社会的实现？（例如：未经代议机构同意私自瓜分国有资产，皮诺切特的镇压行动，都是违背自由主义伦理的，所以肯定会使社会更加远离自由制度。）

（4）还有，构成理想社会复杂结构的每一个部件，当它单独出现时，是否都意味着我们距离理想社会更近了？（类比：某人希望他儿子将来成为钢琴家，每个钢琴家的客厅里都少不了一架三角钢琴，所以，当他把三角钢琴搬进客厅的那一刻，便到达了儿子成长为钢琴家的道路上一个重要里程碑。）

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据我的观察，很多人在进行分析时，显然对上面这些问题假定了毋庸置疑的答案，就好像问题根本不会存在。但是你只要仔细想想，这些问题在逻辑上并没有显而易见的答案，所以，对于那些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存在的分析，我总是抱着十分怀疑的态度，在我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远远不是一目了然的，甚至常常是与我们的直觉相悖的。

例如，人类从政教合一的社会发展出政教分离、信仰自由的社会的历史，看上去并不是某种宗教宽容主义或文化多元主义长期努力的结果，相反，它更像是各种形形色色的宗教极端主义相互争斗、僵持不下最后只好达成妥协的结果。

在这段历史中，最后得到的结果被宽容主义和多元主义认为是可欲的，但推动这一变化过程的那些关键力量，却没有一个是主张宽容和多元化的，这种看法听上去有点荒谬，却更接近事实，至少我这样认为。

再如美国，右翼保守派在宗教、科学和生活方式上的那些原教旨主张，显然在理论上和价值观上都难以被自由主义者所接受，但事实是，正是这些讨厌的狂热分子，成了在美国捍卫自由的中坚力量。

〖后记〗

复杂系统的发展演化是个高度路径依赖的过程，它不像组装一部机器，哪个零件先制造无关紧要，相反，它更像胚胎发育，哪些基因先激活、哪些组织先分化，每个阶段的各种激素水平如何，是至关重要的，或者用一个极度简化的类比，它更像做菜，什么时候加什么料，各阶段分别用多大的火候，都会让结果大不相同(23)。

社会的发展演化也是高度分散和自发性的过程，任何单一理性中心，无论是帝师、制宪委员会、圆桌会议，还是体改委，都无法有意识地把握和控制它的走向，也难以预见其发展结果，那些以为国父们在制宪过程中的深思熟虑和精心设计决定了此后两百多年美国制度面貌的看法，是经不起历史研究考验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个别的努力是无用的，相反，我相信每个事件和行动都会影响历史，而且有时候看似细微的事件会极大地改变历史进程，我的意思仅仅是，改变的方向和长期的后果，无法被当时的任何个人所控制和预见，这既是个人认知和分析能力的局限，也是单一力量控制能力的局限(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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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是由三位德国学者Max Wertheimer、Kurt Koffka和Wolfgang Köhler于20世纪初开创的心理学派，也译作完形心理学，其代表著作是Kurt Koffka的《格式塔心理学原理》（1935年）。

(2) 让·皮亚杰（Jean Piaget），瑞士心理学家，专注于儿童心理发育研究，代表作有《发生认识论原理》（1972年）。

(3) 吊车和举升机的隐喻，是哲学家丹尼尔·丹内特（Daniel Dennett）在《达尔文的危险观念》（1995年）中提出的，用来说明进化论如何颠覆了看待世界的传统观念。

(4) 泛灵论（animism），也叫万物有灵论。

(5) 虚无主义（nihilism）这个词的用法十分混杂（参见该维基词条），我这里特指认识论上的虚无主义（epistemological nihilism），即拒绝承认某些或全部概念和知识的意义。

(6) 兼容主义（compatibilism）认为自由意志概念可以在决定论体系中得到保留。

(7) 甜饼抗辩（twinkie defence）一词源自1979年一宗谋杀案，被告以爱吃甜食导致精神抑郁为辩护理由，结果陪审团被说服，认定被告作案前缺乏预谋能力，因此定了故意杀人罪（voluntary manslaughter）而非谋杀罪（murder），这一结果在旧金山引发了一场街头暴乱。2005年，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卡里亚在一宗案件的口头评论中提到并批评了这一抗辩。

(8) 实际上还需要加个前提：除非他在输出该行为时受到另一个也拥有自由意志的个体的强制；不过这里不打算展开讨论道德哲学的细节。

(9) 卡尔·波普（Karl Popper）在其早期著作《科学发现的逻辑》（1934年）中提出了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标准。

(10)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科学史兼科学哲学家，代表作为《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

(11) 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数学哲学和科学哲学家，代表作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1978年）。

(12) 我在这里延续了第91篇中的例子。

(13) 朴素物理学（naïve physics）也叫民间物理学（folk physics），又译常识物理学，和民间生物学（folk biology）、民间心理学（folk psychology）一样，皆属民间科学（folk science），是对于世界运行法则的一些假设，无须正规教育即可先天拥有或从文化中习得，且在各种文化之间具有相当高的一致性。

(14) 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也叫简约法则（law of parsimony）或节省法则（law of economy），奥卡姆的原话是“若非必要，勿增实体”。

(15)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将无法在规范的概念和句法结构下恰当提出的含混不清的问题，称为“奥秘”（mysteries）而不是真正的“问题”（problem），这与库恩的思想不谋而合，见《对语言的思考》（1975年）。

(16) 这也正是我所乐意采用的视角，所以我将自己的科学哲学观擅自称为“经拉卡托斯修正的库恩主义”，虽然实际上拉卡托斯本人并无意采纳或修正库恩主义。

(17) 原子主义（atomism）一词至少有两种用法，一种是指物理学上的原子主义，而我这里指的是哲学上的原子主义，也被称为组成虚无主义（mereological nihilism或compositional nihilism）。

(18) 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一词的用法同样很混杂，我的用法在看待部分整体关系上比较接近生物学上的结构主义，如布莱恩·戈德温（Brian Goodwin）的思想，而完全不同于文化和社会学上的结构主义。

(19) 自私基因理论（selfish gene theory）也叫基因中心视角（gene-centered view），由理查德·道金斯对威廉·汉密尔顿和约翰·梅纳德·史密斯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以内含适应性（inclusive fitness）为核心的进化生物学新理论的通俗阐述。

(20) 从进化史的角度对这些主题的研究构成了进化发育生物学（evo-devo）这一学科。

(21) 中观尺度（middle-size）是哲学家维拉德·奎因（Willard Quine）所提出的概念，指人类认知本能上的特点，使我们观察世界时，总是首先识别那些（以我们身体或视野来衡量）大小适中的对象。丹尼尔·丹内特在《达尔文的危险观念》第一部分中详细阐明了这一思想。

(22) 本文是2007年一个座谈会的发言稿，考虑到语境问题，这里做了较大幅度的删改，原稿在博客上可以找到。

(23) 关于社会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我在“制度变革不是调鸡尾酒”（No.1768）里有更多讨论。

(24) 关于社会演化的自发性，我在“沙器和蚁穴：举例详解自发秩序”（No.659）里做了更详尽的解释。

第二十章

我眼中的经济学

本书的评论重点是经济和产业，所以在交代完哲学立场之后，我想再交代一下我在经济学上所持的一些基本观点，以及我看待这门学科的态度。因为我不是职业经济学家，平时缺乏动机完整论述自己的专业看法，这里收录的是几篇有代表性的读书和思考笔记，还有讨论记录，其中一些观念常反复出现在前面的评论中。

简单地说，我认为经济学提供了强大的分析工具，是观察和理解世界的很好角度，但同时我对经济学的发展也日益不满，不满的根源在于它过于依赖经济人模型，而缺少对其他层次和结构的认知，如基因、组织和文化这三个观察层次。我热切期待不久的未来，学界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但在此之前，我不得不继续沿用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手段，不足之处只能暂时用一些温和的方式来作出修补，主要的修补方法是“商品识别”。这个办法不是我发明的，如有人在解释炫耀品(1)时就用过，炫耀品是对价格理论的致命挑战，因为它至少在表面上违背了价格上升则需求下降的规律，修补的办法是：把价格上升前后的商品视为两种商品，因为它的炫耀功能变了，价格当然可以不一样了。

问题是，这个口子一开，凡是碰到价格理论无法解释的商品，都可以归为炫耀品，它就成了万能膏药，但科学理论是禁止万能膏药的。所以，必须有一个标准来认定什么商品才是炫耀品，并说明多大的价格差距才能让价格变化前后的商品变成两种，经济学本身显然无法提供这样的标准，但文化人类学却有望提供，炫耀品是被用作身份符号的，而身份符号如何产生，如何被识别和模仿，各种符号如何被组织在一个结构中，这些正是文化研究的课题。

我在第八章讨论消费离散性和生活方式时，曾演示过商品识别的另一个例子。我把整个生活方式识别为一个商品，并据此解释了为何在收入上升过程中，某些区间的储蓄率提高，而另一些区间储蓄率下降，为何有些人宁愿继续失业也不愿接受低一档的工作，为何穷人风险偏好反而比中产者高等。

这种修补方法，其实就是把从其他层次上观察获得的新的结构认知，转换为个体层次上的“偏好”，这就好比，我从经验中认识到的是“吹过了一缕东南风”，但为了在形式上仍坚持方法论个人主义，我只好把它表述为“一亿亿亿个空气分子都各自沿着一条东南-西北走向的路线发生了迁移”，虽有点啰嗦和别扭，倒也没什么不可以。

96．自私的皮球：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2005-10-07，No.665

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如同其他科学体系，必须包含一组基本假设，它们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被事实所检验；那么经济学到底应该采用哪些基本假设呢？张五常教授在他的《经济解释》中，选择了这样两个命题：（1）个人在约束条件下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2）需求曲线向下倾斜，即需求量与价格负相关。为了方便，我把第一个命题称为“自私定律”，而第二个命题如张教授所称，叫“需求定律”。

虽然张教授对自私定律的表述是我见过的比较清楚的，但我认为还是不够清楚，一是他没有把一些隐藏在这一表述背后的更基本的假设说出来，二是他没有突出强调该定律中最关键的部分。另外，我发现只要在需求分析技术上做一点小小的改变，就可以取消需求定律，把它变成自私定律的一个推论。

1．什么是自私

科学定律是用来解释现象的，为此一个定律必须禁止一些现象，禁止的越多，解释力越强，如果该定律允许任何事情发生，它就什么也解释不了。经济学是解释人的行为的，所以经济学定律必须禁止一些行为。

那么自私定律禁止了哪些行为呢？或者说，我们说人都是自私的，这意味着他不会做哪些事情呢？有人说，人都爱吃，你给他好吃的，他不会拒绝，可是我们却看到那么多女孩在节食，看着美食宁吞口水也不动筷子，经济学家会说，这是因为她们喜爱身材胜过美食。有人说，你把一百元钱白送给人，他不会拒绝，可是我曾多次试图把几百元钱白送给我的一位长亲而被拒绝了，经济学家会说，这或许是因为你的亲戚拿了钱会产生歉疚，而他对这种歉疚感的嫌恶超过了对几百元钱的喜好。

有人又说，一个人不会把自己的钱烧掉，可是我们的确见到过有人烧自己的钱，经济学家会说，他烧钱是为了炫耀，他从炫耀中获得的满足超过了烧掉的钱能给他带来的满足。于是那人又改口说，如果一个人不会把自己的钱偷偷烧掉，可是既然是“偷偷”，就表示不能被观察到，不能被观察到的行为是无法用来验证科学假设的。

总之，每当你举出一个证据说人会克制自己的欲望，经济学家就会告诉你他那样做是为了满足他的另一种欲望，可是这样一来，自私定律便不能禁止任何行为了，也就是说，成了套套逻辑：他为什么吃苹果？因为他喜欢苹果，你怎么知道他喜欢苹果？因为我看到他买苹果吃了。

未加具体化的自私定律是套套逻辑，对于这一点，张教授是有充分说明的，但套套逻辑是不能作为定律的，那怎么办？教授的办法是加上约束条件，使得原本空洞无物的套套逻辑变出可检验的含义。那么约束条件是什么？他没有用一句话说出来，而是罗列了一些东西，并且通过具体例子进行了演示。

这些例子很有说服力，的确可以让我们相信自私定律不是空洞无物，的确能引出可验证的含义，因而能解释人的行为；但是套套逻辑无论如何推演还是套套逻辑，要变出可检验的含义，其间必定在某个地方开了个后门，把自然律引了进来。那么后门在哪里呢？从门里溜进了什么自然律？我们来看。

2．边际法宝和稳定性假设

自私的说法之所以是套套逻辑，是因为它用人的观念解释人的行为，但是观念无法观察到，不能度量，而看得到的是行为，于是自私的解释实际上只能是用观察到的行为解释行为本身，结果要么是同义反复，即绕着圈子说A行为就是A行为，要么是用A行为解释B行为，犯了用事实解释事实的大忌。

但实际上，经济学家用自私定律的确能说明很多问题，他们是怎么做到的？答案是，经济学家有个法宝，叫边际分析。所谓边际分析，简单地说，就是从行为变动推测意图（观念），我虽然不知道你心里到底怎么想，但我可以通过你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行为来作出推测。这个推测是否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否解释已经发生的行为和能否准确预测将来的行为。

例如，我昨天看到你吃了两个苹果，对此我能说什么呢？我能说你其实想吃三个苹果吗？或者说你其实只想吃一个，吃第二个是为了讨老婆高兴吗？好比一杯圆柱形的水，我可以说它是由若干同心环嵌套而成，也可说由若干圆柱薄片堆叠而成，或者说由若干扇形柱拼合而成，有无限多种说法。是的，我当然可以这么说，但这是文学，不是科学，作为科学的谈论，我能说的只是，你在权衡自己的各种喜好之后，决定吃两个苹果。瞧，这就是同义反复。

为了避免这一尴尬，我们动用法宝，经过观察我发现，有一天你捡到一个钱包，那天你吃了三个苹果，于是我推测，你先前想吃的苹果其实不止两个，你之所以只吃两个是因为获得苹果是有代价的，而你偿付代价的能力有限，在你权衡了你的各种意图之后，决定吃两个苹果，所以当你捡到钱包因而偿付代价的能力提高之后，就多吃苹果。为了验证我的推测，我预言，即使你没捡到钱包，如果获得每个苹果的代价降低，你也会多吃苹果。

经济学家在对行为进行边际分析时，实际上默认了一个前提：除非受到阻碍，人的很多种类的行为都倾向于不断重复。如你昨天睡8小时，运动1小时，吃两个苹果，三个鸡蛋，如果外部条件没有变化，你今天大致还会这么做，明天也是；也就是说，人的各种行为具有稳定性，各种行为之间的相对频率也具有稳定性，我把这叫做“行为稳定性假说”；张教授没有忽视这一点，他的说法是“口味不变”，但是他没有把这一条明确地作为自私定律的基础假说。

为了使边际分析能够进行，还必须默认另一个前提：影响人的行为的外部条件具有稳定性，我把这叫做“环境稳定性假说”。

环境和行为稳定性是边际分析的基础，如发生了两件事：苹果连续三天涨价，我吃苹果的数量从2减到0，你据此画出一段我对苹果的需求曲线，并进而预测，如果价格下跌，我吃苹果的数量就会回升。很明显，你这样做时，默认了两个假设：（1）在这三天里，除价格以外的其他外部条件基本没变，或者这些条件的变化对苹果需求数的影响是已知的；（2）在上述所有外部条件都没变时，我吃苹果的数量也不会变(2)。

这样一来，我们就能理解张教授所说的“局限条件”的意思了，所谓局限条件，有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外部就是环境稳定性，内部就是行为稳定性，分析具体一类行为时，必须假定行为倾向不变，某些环境条件不变或者其变化对行为的影响已知，然后允许其余少数条件变化，分析其变动对行为的影响，得出曲线，再用这些曲线预测别的（将来的或他人的）行为。这一分析暗示了经济学研究应该遵循的一条原则：首先分析那些变化最频繁的因素对行为的影响，因为此时假定其他因素不变最为安全，然后利用研究的结果分析其他因素。

说到这里，我想起另一个类似的科学体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学说，许多人曾指责所谓“适者生存”不过是一种套套逻辑，因为任何生物性状都可以被解释为对环境的适应。如果我们不作出两个基本假定：环境具有稳定性；个体性状的继承性，那么进化论就的确是套套逻辑，完全是一句空话。

所以，进化论的验证困难不仅在于化石记录不完整，更在于我们对古代气候和地理条件缺乏了解；如果我们对地球环境变迁史有足够的了解，就能根据进化论大致预言在什么地层能指望找到什么样的化石，从而接受事实检验，但现在的情况往往相反(3)，我们更多的是根据化石记录推测环境变迁。

3．自私还是自我膨胀

张教授的自私定律表述中，不仅说个人谋求自身利益，还要“最大化”，既然说最大化，就要有个量——最大化什么？多数经济学家会说，是效用，但张教授认为效用概念是多余的，不用也罢，但他又保留了最大化的说法，所以我的理解是张教授要取消的不是效用概念本身，而是与效用有关的那两个定理（替换定理和内凹定理），因为他认为必须有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而那两条定理推不出这条曲线，所以没用，取消算了。对此我另有想法，容后再表。

眼下的问题是，最大化假设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假如你面前放着一个酒瓶，我要求你，把瓶子里所装酒的体积最大化，于是你拿起酒桶往瓶里倒酒，直到酒开始溢出来为止，你说，已经最大化了；然后我又换了个要求，给你一块玻璃，要求你做个酒瓶，实现装酒体积最大化，于是你把玻璃吹成球型容器，倒满酒，说，这就是最大化。那么，自私定律的最大化是这个意思吗？大错特错！要理解自私定律的最大化，我们需要另一个例子。

回忆一下我前面说明人的行为稳定性时说过的话：除非受到阻碍，人的很多种类的行为都倾向于不断重复；就是说，存在一种内在力量，使人的同类行为不断重复，直到受到其他力量的限制；换句话：我们所观察到的行为远远少于当外界限制力量不存在或减弱时所可能出现的数量；再换句话：重复行为倾向受到了外力压制，其实际数量是产生它的内在力量在外力压制下最大化的结果；这才是自私定律所说最大化的真正意义。

假如你面前的酒瓶是橡皮做的，里面装满了酒，现在你把橡皮往外拉，你能期望看到什么？你将看到酒瓶部分变空了，因为这不是自私的酒瓶！自私定律说的是，不光酒瓶是橡皮做的，里面装的也不是液体，而是气体，而且是压力很大的气体，人就是个皮球，你把橡皮往外拉，你将看到里面还是满的，因为气体跟着膨胀了。好，现在我把自私定律重新表述一遍：

人的各类行为有稳定的倾向性，即不断地重复同类行为，但是其中许多行为倾向总是受到外力所压制，它们实际发生的数量是这些外力压制下的最大化。

熟悉马尔萨斯的人可能已经发现，上面的表述方式与马尔萨斯的人口定律极为相似。经过这样表述以后，这个定律好像和“自私”二字没什么关系，的确，经济学的自私一词与日常语言的差异太大了，简直沾不上边，最好改叫“自我膨胀定律”或“受压制定律”。

为了简化语言，我用“意图”一词来代替“驱动行为倾向的力量”，意图是假想的概念，类似物理学里的“力”，“力”是不是一个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不能对解释现象有所帮助，意图也是；当然，不用意图用效用也可以，但是意图的说法与日常语言更接近，更容易被理解，效用可以理解为意图的实现程度，对意图的度量和效用度量完全等价；好比我看到一条河里的水在朝一个方向流动，我说河水的运动有稳定的倾向性，这是比较客观的说法，我也可以说有个巨人在推着河水向下游走，这个巨人就叫意图，也可以说有个巨人在下游张着嘴喝水，喝进嘴里的就叫效用，那个人总喝个没完，尽力多喝。

4．自私的皮球

人就像个打足了气的皮球，总是倾向于自我膨胀。当我脑子里闪出皮球的形状时，我顿感豁然开朗，长久以来萦绕脑中、淤积于胸而无法表达出的那些想法，一下子变得清晰明了，易于陈说了。

假如你面前放着一个圆球，我问你，为什么它是圆的？你如何回答？有两种答法：（1）因为做它的人把它做成了圆的；（2）因为他的皮是弹性的，而里面充满了高压气体。第一个答案近乎于同义反复；第二个是科学解释，可以验证。怎么验证？凭视觉你很容易受骗，但我想每个人都能迅速说出答案：捏一下便知。是的，捏一下，所谓边际分析就是捏，手指所施加之力就是提高了的价格，压力增大，体积缩小，价格升高，需求量下降，拿捏之间，你感觉到皮球的弹性，价格升降之际，你感觉到需求的弹性，或者说人之行为意图的弹性。

正是这弹性，或者说内部扩张压力受到外部压力抑制时的紧绷状态，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的行为特征，也决定了作为人群行为总和效果的经济系统的特征。紧绷状态使皮球有了确定和可预期的运动特性，一旦你把皮球戳破，泄了气的皮球便会在一个圆球面的各种拓扑变形之间作随机振荡（假设皮球表面材料足够柔软，且无重力作用），确定性大为降低。

一个完全不自私的人就是一个泄了气的皮球，要让这皮球泄气，一个办法是把他戳破——用刀子捅他的肚皮，结果是死亡，另一个办法是佛教修炼，据说能炼到无欲无求，这叫涅槃；驯兽师会让要出场表演的动物保持半饥饿状态，这表明他懂得紧绷状态与行为可预期性之间的关系。

一般来说，和人相比，动物的基本生理需要被绷得更紧，因而它们的身体和行为特征具有更大的确定性，这解释了为什么动物物种内的个体差异小于人类，而贫困人群的个体差异小于富裕人群。当越来越多的意图被充分满足因而变得松弛（失去弹性）时，人的某些行为就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和不可预期。但是只要还有足够多的意图没有完全实现，人这个皮球将依然紧绷着，经济规律将依然有效。

5．人是个多囊皮球

与浑圆均质的皮球有所不同，经济学家在拿捏人这个球时，发现其各处的弹性不尽相同，有松有紧，有些地方压到一定程度就很难再压下去，仿佛碰到一个硬核，有些地方压力减小到一定程度就不会再膨胀，他们由此推断——这个球内部不是浑然一体，而是被隔成了多个气囊，每个的内压不同，相互之间有稳定的比例关系，比例随内外部压力对比不同而变，也就是说，人有多个独立的意图，他们分别驱动不同的行为。他们把特定条件下各气囊之间的比例叫做“偏好”，把每个独立意图在不同压力之下的体积值构成的曲线叫做需求曲线。

由于人的多意图特征，前面说到的行为稳定性假设改为偏好稳定性假设更为恰当。我们知道，多目标的决策方程组常常无法求解，好在我们有边际法宝，偏好稳定性意味着：在给定的外部压力下，当你给皮球充气（即收入增加）时，它会把气压按一个特定比例分配给各个气囊，然后各气囊分别扩张，最后各处压力相等时达到均衡，经济学家称之为边际效用相等法则。当外部压力变化时，情况类似。这样，我们不必假定各意图的实现程度（即各目标值）之间具有基数可加性，而只需运用在各意图在边际上等效的原则，来预测人在特定内外压力下的行为倾向。

人的多意图特征在生物界是独特的，按照道金斯所阐述的自私基因理论，生物个体只有一个终极目标：最大可能地复制其所携带的基因；其余目标都是中间目标，即在决策方程组中只是中间变量。如捕猎是食肉动物行为的一个目的，但不是独立目的（或叫终极目标），捕猎只是为了获取食物，而获取食物是为了维持生命，维持生命是为了增加繁殖机会或抚育后代，如此等等。但是“自私的基因”在发展人的思维能力方面走得太远以致失控，人拥有了自我意识，他们把原先那些中间目标变成了终极目标，为了达到这些目标甚至不惜牺牲繁殖量——避孕套就是一个铁证。

所以，人以外生物界的经济学将简单得多，那里没有偏好，每个个体都是一个单目标决策主体，基因复制数可以代替效用进行绝对的基数度量。

6．需求定律可以免去

需求定律说的是，需求量随价格下降而上升，在我们的皮球模型中，价格就是外部压力，需求量就是体积，根据自私定律，皮球的体积受到外部压力所压制，那么压力减小体积当然增大，也就是说，我们既然认为行为意图被外部力量所压制，被限制在个人所愿意偿付的代价所能换取的量上，那么代价减小量必增加，看来需求定律和自私定律是一码事。

那么为什么还需要一个独立的需求定律呢？问题出在度量方法上。经济学家借以度量需求量和价格的媒介是物品，可是一种物品往往用以实现多种意图，而一个意图也往往可以通过多种物品得以实现。这种基于多对多关系的间接度量，使得物品的需求曲线不能准确反映意图的实现程度随压力变化而改变的情况，因而不能从自私定律直接推导出需求曲线向下倾斜的定理。

如张教授所述，推导需求定理的主要困难是在理论上可能存在吉芬品(4)，而吉芬品的可能性又是因为有贫穷品(5)，即某些物品的需求量随收入增加而减少；但是，根据自私定律，需求总是受到过高的代价所压制，而收入增加意味着偿付代价的能力增加，按理说需求会上升，为什么反而下降呢？

因为物品之间存在替代性，也就是说，多种物品可以满足同一种意图，但又不完全重合。如粟米和肉糜都能满足果腹之需，这是它们重合的地方，但在满足适口之欲上则大不相同，收入增加时，对粟米的需求减少，但果腹之需并未缩减，而是用肉糜代替了，同时满足了更多适口之欲。

有人可能会质疑，穷人因为体力劳动多，即使把果腹之需单独抽出来，也比富人多；的确，穷人每日摄入的卡路里很可能超过富人，但这其中一部分可以看作生产要素投入，用于生产“体力”以供出售，而不是真正的消费。

静态地看，我们很难区分一种物品消费行为中分别有多少是出于哪一种行为意图，好在我们有边际法宝，如一个农民在春耕秋收期间增加了食物消费，根据偏好稳定性假说，我们不认为他在春秋比在冬夏更爱吃，而是将增加的部分归因于其体力劳动的需要。如果我们能通过类似的分析，提取出每种意图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曲线，进而把物品分解组合成这样一种抽象物品——每一种意图有且仅有一种物品加以满足，那么我们就消除了贫穷物品，因而也消除了吉芬品。这样的抽象物品，我称之为“纯物品”。

我相信，使用纯物品进行分析固然有很多困难，但并不比张教授已经使用的方法更困难。张教授认为，作为交易对象的物品只是一种“委托”，买者真正需要的是委托与其上的“质”，而每一种质都有单独的需求曲线；例如，委托在西瓜上的有养分和口感，委托在一瓶金斯尔康上的有固定搭配的各种维生素；西瓜只能论个卖，无法把养分和口感拆开了卖，所以我们直接观察到的只有以个或斤为单位的西瓜价格，但是通过边际分析却可能画出这两种质各自的需求曲线。

如果我们果真能做到这一点（我认为能做到，虽然困难不小），那么，通过恰当地选取“质”，使它既具有可度量的意义，又消除了它们之间的替代性，我们便得到了可度量的纯物品。这样，对于纯物品而言，需求定律等同于自私定律而成为多余。

〖结语〗

人们到底渴求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很多渴求受到压制而不能充分满足，压制的力量来自三个方面：自然的（技术限制）、他人的（产权限制）和自身的其他渴求（偏好限制）。

正是人的这种紧绷状态使他们的行为具有了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从而使经济分析成为可能，正如鼓胀的皮球碰撞挤压，错落可缉而不是随风飘荡。

〖后记〗

如你所见，本书书名即来自这篇文章，最初我只是想写一篇读书笔记，后来我感觉人们对经济学家所用的“自私”一词的理解五花八门，而那时候我在网络论坛上也常和朋友们讨论一些类似的话题，所以就想把这个概念好好澄清一下，幸运的是，不少朋友都告诉我这篇文章对他们理解经济学有所帮助。

不过也正是从这次思考开始，我对经济学日益感到不满；从我的表述可以看出，自私其实是个很弱的假定，只是说人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等同于稀缺性假定，但实际上我们对人类行为可以做严格得多的假定，如第95篇所解释的，没这么做只是为了捍卫主观价值论。

但假如我们能将作为经验科学的经济学与作为伦理学的经济学分离开来，那就无须再受此约束了，而这正是我对未来经济学发展的愿望。

97．利率变动：一个基于流动性的考察(6)

2005-10-15，No.664

从费雪(7)的角度看，财产的价值是其未来收入流的折现值，而利息则是财产带给其主人的收入流，所以费雪说：利息是收入的全部。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假如你把你拥有资源全部卖掉，把所得价款存在银行里，然后靠定期取息度过你的余生，这和你把这些资源出租，靠定期收取租金维生，原理上是一样的。

假如有一个大银行，所有人都把这笔家当存在里面，这样，整个社会的利率高低便取决于人们对从中取出钱来花有多急迫，人们越是急于将未来收入流变成现在的支出，利率水平就越高，费雪将这种急迫性叫做“不耐”，或者叫时间偏好。决定市场利率水平的基础，就是总的不耐水平，而利率的其他部分反映的则是通胀率、交易费用和风险代价。

但是，这一角度只能让我们理解利率为何会存在，而没有解释扣除通胀后的实际利率为何会波动。这一点或许从熊彼特的角度更易看清，他指出，当创新商业模式在产业系统中扩散时，企业家需要更多资金来将资源组织到新的要素配置结构中，而他们对创新所能带来的利润的预期，也让他们愿意支付更高的代价来获取资金，而利率就是资金的出租价格，创新抬高了资金需求，从而拉高了其市场价格。

这两种观点看似冲突，但假如我们仔细拆解一下“不耐”这个概念，其实可以在一个新的视角下将其协调起来。之所以会有不耐，可归结为两个因素：（1）资源的时间禀赋，即在给定技术条件和生产模式下，从资源产出商品的时间分布特性；（2）个人的时间偏好，即个人在给定的收入预期下，对如何分配其未来消费支出流的意愿。

显然，上述产出流和消费流两个序列之间不存在天然的匹配关系，而其不匹配程度便构成了所谓的“不耐”，它构成了人们对两个序列进行调剂的需求。

在鲁滨逊世界，调剂的方法是储蓄，如果储蓄仍然不能满足要求，就要引入新的生产方法，将前一种生产的产出作为要素投入新的生产，而后者的产出流更贴近预定支出流。例如，水稻种植的产出流是一年一收的大米，对大米进行储蓄就可以大致满足一日三餐的支出流（虽然陈米比新米味道稍差），但如果种植的是苹果，由于苹果的时间禀赋与大米不同，难以储藏，所以就要引入新的生产，将苹果加工成果脯或果酱。

在多人世界，个人有更多的手段进行调剂，一个人所拥有资源的时间禀赋可能很奇异，与其时间偏好难以匹配，但他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交易所能获得的资源就可能很好地满足其时间偏好。有三种交易可以用来进行这种调剂：（1）借贷。农民在春季典当衣服用来购买食物和日用品，秋收后用粮食赎回衣服以便度过寒冬；大学生借钱来提前消费，工作后用工资偿还。（2）出租。地主将农田租给农民后，便可以不受农田产出流的限制而获得租约所规定的收入流。（3）出售。如果市场足够发达且交易费用足够低，我可以把已经和将会拥有的资源，我的不动产、天赋、劳动力、信用、遗产继承权等，全部折现卖掉，把所得款项存起来，用利息支付每日所需。

因为有了这些调剂手段，资源的时间禀赋在微观上的意义不如鲁滨逊世界大，如果有恰当的制度条件使资源交易充分进行，个人就能利用足够的调剂手段，满足其时间偏好。但作为宏观变量的资源禀赋对市场利率水平则有决定性影响，假如我们一夜之间醒来，发现我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小麦和水稻全部变成了苹果树，利率水平会提高吗？我认为会的。

个人的时间偏好变动同样会影响利率，我如果突然生病，就会提高即期的消费额，也就是提高利息的支付意愿，在宏观上，一场大规模流行病自然会抬高利率水平，战乱也将有同样的效果。

但是，储蓄和交易并不总是能够为产出流和支出流之间的差异提供足够的调剂，因为储蓄和交易都依赖于流动性(8)，而市场未必能提供足够的流动性来满足全部调剂需求。我将流动性区分为两种：（1）横向流动性，指人们对商品市价之预期的一致程度；（2）纵向流动性，指商品预期市价在时间上的稳定性；前者使得商品更容易成为交易媒介，而后者使之更容易成为储蓄工具。显然，货币是同时满足这两个标准的最佳商品，这也是它成为货币的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横向流动性并不是指人们对商品终极主观价值的一致性，如对一幅毕加索的画，你视为杰作，我却觉得一无可取之处，但只要我们都相信能把它卖个好价钱，这幅画便有了较好的横向流动性，同时，很多人都知道名画的市价波动很大，因而，这画的纵向流动性就比较差。

典当就是用来克服横向流动性不足的一种交易安排，如我有一幅古画，我认为是真迹，可卖十万元，而当铺不能肯定是真迹，但他认为即使是赝品也能卖千元，我如果有把握在典当期满前交付赎金，就会同意把画当得一千元。

各种资源的流动性差异很大，因而达成交易的难度也各不相同，越是迂回的生产，总的交易难度就越大。为了降低交易难度，人们借助那些高流动性的资源作为交易媒介，而那些流动性最高，在交易中使用最频繁的资源，就是货币，它兼具了极高的横向和纵向流动性。

由于交易行为对流动性的需要，高流动性资源的价格被交易本身抬高了。我们所观察到的市场名义利率，就是货币为交易所提供的流动性功能的价格，这一利率，不仅受资源时间禀赋和个人时间偏好的影响，也受市场总的交易需要量和资源的总体流动性结构的影响。

影响交易需要量的因素有：为调剂资源时间禀赋和个人时间偏好之间的分歧所需的交易规模，生产的迂回程度，分工的细化程度等。

现在，让我们再回过头看看创新对利率的影响。

假如我获得了一项蒸汽机的发明专利，并认为它大有前途，预期它将为我带来大笔收入，我的这些预期收入的折现值一亿美元。这时，市场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在我看来，我突然增加了一亿美元的财富，我能把这一资源出租或卖掉吗？看来几乎不可能，因为别人并不像我那样看好它的市场前景，有些人或许觉得它值一万美元，有些人干脆认为一文不值。这样，我眼中的市场上，出现了一项巨额的流动性极差的资源，也就是说，资源的总体流动性降低了，发生了通货紧缩。

因为我是这项创新资源的最高估价者，我无法将其租售出去，只能由自己来经营使用该项资源的生产活动，由于组织该生产所需其他资源的所有者并不认同我对创新资源的估价，便难以说服他们将资源以直接投资的形式投入该生产，而只能从资金市场借来贷款去租用或购买这些资源，因而对流动性资源形成比传统产业更高的需求。

用个时髦术语来描述上述机制，就是创新资源的所有者为了克服信息不对称所形成的交易障碍，愿意承担高额的交易成本，以便将资源出租而获得预期的租金收入，结果表现为对流动性资源购买意愿的提高，也即提高了支付利息获取流动性的意愿，这最终抬高了利率水平。

提高后的利率水平，加速了资源向新的产业模式流动，使创新产业得以实现和扩展，如果创新资源所有者的预期收入或多或少成为现实，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创新的市场价值，提高了该资源的流动性，降低了交易障碍，利率水平便随之下降，这就是熊彼特所描绘的由创新所推动的经济周期。

创新刚出现时，通常总是发生通货紧缩（即总体流动性下降），这是由创新资源的特殊禀赋所决定的，而随着信息的扩散，流动性增加，通货紧缩便得以缓解，如果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创新资源的市场前景过高估价，而随后又发现其收入不如预期，这时便发生了通货膨胀。有时候，市场会对一种尚未诞生的创新寄予很高期望，这便预先赋予了它较高的流动性，可能会缓和利率的周期波动。如果这种预期过高，便会形成泡沫，信用体系制造了过多预期将被使用而实际未使用的流动性资源。

假如我们回到费雪的角度，创新带来的利率波动可以这样理解：创新的盈利前景大幅提高了企业家的未来收入预期，即在他自己眼里，他变得更富有了，假如他的时间偏好不变，那么当期支出额就需要相应的大幅提高，其中包括消费和投资支出，但他的预期得不到市场同意，在别人眼里，他并未变富，他的支出需求体现了他不耐水平的提高，为满足该需求需要支付更高的利率。

〖后记〗

本文记录了我对货币和利率问题的最初思考，自那以后我的看法已改变了很多，但其中关于流动性的核心观念却保留了下来，即流动性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对商品未来市场价格的预期一致性，以及基于该一致性而做出交易的容易程度。预期分歧越大，流动性越少，利率越高(9)。

货币是流动性的极致，但货币并非流动性的唯一来源，例如，你的房产在你眼里价值100万元，银行认为至少值70万元，而把房产转手的交易费用为5万元，那么银行就最多愿意借给你65万元现金，这笔贷款就是被创造出来的货币，其基础是你和银行所共同认可的房产价值。

充足的流动性是市场高效运行、创新和投资持续获得支持的前提，而创造流动性的关键在于为交易提供制度保障，假如你的房产权缺乏法律保护，如办不出普遍接受的房产证，而房产交易又面临大量制度性障碍，契约执行也没有可靠保障，那么银行显然不会接受它作为贷款抵押品，它就无法带来流动性，用赫尔南多·德·索托的话说，这样的财产无法转变为金融资本(10)；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市场制度不健全的社会中，实际利率普遍很高，高利贷横行。

98．谁做老板？这是个流动性问题

2005-10-22，No.663

任何生产得以实现的条件是其所需的资源被组合在一起，企业就是进行这种资源组合的一种方式，当然，资源组合也可以随生产过程的推进而通过买卖和租赁临时达成，但是，如科斯所指出，这样做的交易费用可能过高，于是企业便有了存在的理由(11)。

一个企业的建立，可以看作是将一组资源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使用限定在特定的生产上，但是，这种限定并非总是在企业建立之时一次全部确定，如张五常所指出，从完全的市场化配置到界限分明的企业之间，存在着复杂多样的连续形态，通过各种局部的结构性合约对资源加以组合(12)。无论形态如何，只要存在企业，就必定存在具备时间长度的结构性交易安排，而不仅仅是一手交货一手交钱的瞬间买卖。

科斯和张五常没有解释的是，为什么一个企业所组合的各种资源的所有者中，有些人做老板，另外的人则做出售者、出租者和雇员？正如张教授所说，企业的全部收入，要么是资源的市价（直接成本），要么是资源的租金（上头成本），做老板唯一的差别是可获得“风落收入”（windfall gain），即他完全没有预期到的收入，这样，一个人选择做老板还是出租者或雇员，仅仅取决于他的风险偏好。

但是，这些解释忽视了一个重大问题：关于风落收入，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一项在别人看来是意外之获的收入，在当事人自己看来，却可能是预期中的收入，是某项资源应得的租金。例如，一家饭馆生意比附近类似的饭馆好，有人可能说这多出的部分是风落收入，房东却认为这是因为店铺的位置好，厨师认为是他的手艺好，经理认为是他的管理好。就是说，生产所用各种资源的所有者对资源价值存在分歧，这样的分歧比比皆是，我们并不陌生。

通常，这种分歧并不会成为要素组合的巨大障碍，只要每种资源的市场竞争是充分的，有市价可循，拥有资源的各方便可能就合作的条件达成一致；相邻店铺的租价，厨师行业和饭店经理的工资水平，虽说参差不齐，但总算大致稳定，似乎无规律可循。

如果一个房东认为他的店铺市口极好，开饭馆可获大利，而别人却没这么看好，怎么办？显然，他要想实现他眼里的店铺价值，就只能自己做老板开饭馆；同理，如果某厨师认为自己手艺高人一等，而别人看不出，他就会选择自己做老板，即使暂时在打工也会感觉自己的价值被低估，希望有朝一日跳出去单干；所以如我们看到的，饭馆的老板有房东，有厨师，有经理，有几方合伙的，形形色色。

所以，谁做老板，取决于所有关于资源价值的不同看法中，哪一种分歧最大，产生最大分歧的那个问题上持最乐观看法的那个人，将选择做老板。通常，这些资源的所有者对其市场价值的预期比别人高，否则他可能早就卖掉它了，但不一定，有些资源不容易转手，可能是因为法律不允许，如废除奴隶制后，劳动力就只能出租而不许出售，有些人，如风险投资家、星探、门店专家，常常对资源的市场价值有独特的眼光，他们的预期常常超出资源所有者自己的预期。

上述老板定理的一个推论是：越是没有形成稳定市价的资源，其所有者或专业鉴别者就越可能成为老板；把这一推论应用于低档餐饮业，因为店铺的市价最容易获得，厨艺和经理服务的价格较难获得，据此可以推测，在低档餐饮业，经理做老板的最多，厨师其次，房东最少。

高档餐饮业的情况不太一样，那里最难流动的资源是品牌（在中国情况可能有点特殊，那里有比品牌更难流动的资源——与公款消费者群体的关系资源），品牌的独特性是它形成市价的障碍，在其他行业也是如此，所以我可以满有把握地断言，品牌拥有人做老板的机会将明显高于其他资源的拥有人，但有一个例外——创新企业家。

品牌虽然独特，难有市价，但只要与它组合在一起的其他资源有市价，时间长了，人们就可以用减法大致估算它的市场价值。而创新则不同，因为其新，人们没有足够的数据进行评估，也就难以达成较一致的预期。基于创新资源的这种低流动性禀赋，可以断言：创新资源的拥有者最有可能做老板，而一旦该资源的市场价值被普遍认可，创新不再新，这些老板将倾向于退出企业，另谋他务。

反过来，如果一个企业的所有资源都具有充分的流动性，谁做这个企业的老板这件事情将变得十分不确定，这意味着它可能经常被转手倒卖，当然，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些被称作“公众公司”的股权高度分散的上市公司。有些公司的收益稳定得就像固定年金，如已建成高速公路的运营商，他们的股权跟国债一样，谁都愿意持有，因而你无法判断谁会持有它。

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风险投资家凭借其独特的眼光（一种特殊的非流动性资源），发现被市场低估了的新资源，运用其掌握的资金（一种高度流动性资源），克服要素组合障碍，建立新的生产模式，实现创新资源的价值，然后说服其他投资者认同他对创新资源市场前景的预期，最后当资本市场开始认同创新价值时，通过上市或股权重组退出企业。这一过程是我的流动性理论的生动演示。

〖后记〗

把一切可预期收入都视为租金，利润只是风落收入，这一视角对理解均衡和分配机制是有帮助的，但它容易让人忘记一个要点：预期是不同参与者分别作出的，因而可以十分不同。

体现这一点的极端例子是眼光，判断某一特定商业机会的眼光也是资源，可以为判断者带来收入，眼光好、判断准就赚了，但它无法出租，逻辑上就不可能，因为假如别人不同意你的判断，就不会支付租金，假如他同意，就不需要租了，所以眼光只能租给自己。

当然，假如有人在机会判断上屡屡表现出他的好眼光，从而让旁人认可赏识他的判断力，就可能将此判断力资源出租，但是，有助于作出正确判断的能力和在具体问题上的判断眼光，是两种资源，前者仍是不可出租的。

99．“市场失灵”是什么意思

2011-03-04，No.1645

我很少用这个词，无论是在表达自己观点，还是评论别人观点时，因为它已被用得太滥，其语义已混乱到难以用来准确传达意思了；不过既然仍有许多人还在用它，还是有必要理一理。

“市场失灵”这个词，我听到过且还能想起来的，至少有这样几种用法：

（1）一种可欲的(13)状况，没有在市场制度下出现（或者相反，一种不可欲的状况，在市场制度下出现了，下同）。

（2）任何现实制度，多少都包括一些市场的和非市场的元素，在某些事情的发展上，市场元素没能起主导作用，因而未能让一些可欲的状况出现。

（3）一种可欲的且至少可以合理想象的（所谓“可以合理想象的”，是指它与目前已知的自然律都不冲突）状况，在市场制度下没有出现。

（4）一种可欲的、可想象的状况，尽管我们可以合理地想象其如何从某个初始状态发展而来，并且从那个初始时刻起，我们已等待了足够长时间，但它还是没有在市场制度下出现。

（5）一种可欲的状况，在市场制度下没有出现，但在不同于市场制度的另一种制度下，或者加入一些非市场元素的市场制度中，因为这些非市场元素的作用出现了。

（6）依我们对市场及其进化机制的了解，本可期待某种状况在某个有限时间段内出现，但它让我们失望了。

前两种是最常见的朴素说法：市场未能消除乞丐，市场没有让每个人感到幸福等，这不过是在用貌似学术化的语言，倾诉一个宗教性的情怀：看那，市场不是天堂。如此而已。

第三种说法相当于：市场没能爬上视野所及的最高峰。这就好比进化没能造就出可以想象的性能最优良的器官。对此，我可以轻松坦然接受，只要你不把市场和进化视为上帝，都可以坦然接受。市场是一种类进化机制，它是短视和渐进的，到达视野内最高峰的路上，或许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

第四种说法是第三种的加强版，QWERTY键盘是最常见的例子，它考虑了路径可达性（没有忘记进化是渐进的），但没有考虑路径的历史依赖（但忘记了进化是短视的）。

第五种说法是对市场最有力的质疑，但是，它对“失灵”一词的原有词义做了最大的扭曲。它想说的其实不是“市场失灵”，而是“市场不好”，至少在某些方面没有其他制度好，这当然是可以接受的，至少是值得严肃讨论的。假如我们搁置价值观分歧（即对什么是“可欲的”分歧），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说明市场在某些方面不如其他制度。

问题是，对制度的比较不能仅从“某些方面”进行，通货膨胀是坏事，金本位可以消除通胀，但金本位在其他方面造成的代价呢？假如金正日愿意，朝鲜也可消除通胀，还可以避免许许多多在市场中出现的“不可欲的”结果，那又如何？

当你比较两种制度时，必须考虑它们的总体效果，而当你评估一项依票决结果为市场制度打补丁的动议时，不能只考虑补丁的效果，也不能只考虑“有这个补丁的市场和没有这个补丁的市场”之间的差别，还要考虑“一个引入了票决补丁制的市场和没有票决补丁制的市场”之间的差别。

所以，当人们在第五种意义上说“市场失灵”时，他们其实想说的或许只是：市场制度是有代价的（我完全同意），或市场制度比其他替代制度差（我不同意）。

最后，按我对“失灵”一词的理解，第六种说法才是对该词的正确用法，但它仅相当于：我们对市场的理解有待改进，因而对它的预期应有所调整——当然，没错，我想没人会反对。

〖后记〗

本文和第95篇一样，旨在澄清公共评论中许多常见类型的逻辑错误。许多人在说“市场失灵”时，其实说的是“市场不是万能的”，但这两种说法显然完全不同：我的瓶起子不是万能的，但我能用它开啤酒，没有失灵。

按这个词的日常用法，“失灵”是相对于“规定功能”而言的，因而是否失灵应对照功能说明书来判断，问题是，不同经济学家编写的（或暗示的）说明书版本十分不同，其中有些确实不负责任地承诺了所谓完全竞争、资源配置最优化、充分就业、持续增长、价格稳定等只有上帝能实现的目标，那倒怪不得批评者指责市场失灵了。

许多人在批评市场制度时，常常忘记他们手里并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或者他们的替代方案早就被大量案例证明会带来更坏的后果。当然，假如这是一种价值表达，那是无可厚非的，毕竟每个人都有权说：这个世界真烂！即便他们从未见过他们所认为的不那么烂的世界。

100．经济学：治国术、伦理学还是经验科学

2011-05-17，No.1845

今天，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大概都会相信，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但假如我们仔细探究一下，便会发现这一点极为可疑。

从历史上看，早期学者研究经济学的动机和人们对它的期待，和现在人们所理解的经济学十分不同，当时它基本上被视为一门治国术。这并不奇怪，实际上启蒙运动之前的社会学科差不多都是治国术，而在古典时代，甚至连许多哲学都是治国术，因为那时候，此类知识的主要消费者就是君主。

在词源上，“经济学”的希腊文(14)原义是家政管理，是教贵族如何经营家族财产和生意的，相当于现在的企业管理和私人理财学问。近代经济学的发端同步于民族国家的兴起，起初就是帮君主理财和研究如何增进君主财富的，所以不难理解，早期经济学为重商主义所垄断，因为那时候的君主们国家观念还很微弱，都把统治看作其家族和个人的事业，把它当作一门生意来对待，而作为生意人，自然最关心如何让自己的商品获得最大销路，而尽量阻止竞争者的商品进入自己的领地。

后来，当民族国家逐渐成型，主权边界日益稳定，领地不再随嫁妆、馈赠或赔偿而被随意分割转让，君主们也开始意识到，君主的富有根本上依赖于国内经济的繁荣和国民的富有，首先明确阐述这一思想的是威廉·配第(15)，他引入了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的概念，并动手设计了一些统计方法。

接下去的变化是关键的，光荣革命和启蒙运动扭转了政治伦理，以君主个人利益为政策辩护不再拿得上台面，新的伦理要求政策服务于和平、自由、公正和幸福等攸关国民福祉的目标。由此，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也由君主的经营策略转向国家的制度和政策分析，实际上，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论述，很大程度上是对此前占主导地位的重商主义所做出的反应，与政治伦理的扭转相一致。

但这样一来，就面临一个困扰经济学至今的要命问题：如何衡量繁荣、富裕或幸福？也就是价值度量问题；重商主义的答案很简单：金钱，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帮助君主经营，衡量其成效的自然就是利润，简单的办法是看看国库里的钱是多了还是少了；但对个体和企业适用的方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却无效，启蒙学者都认识到，货币只是交易媒介，其数量对个人意味着财富，对整个社会却只是个数字而已。

配第的答案是土地和劳动，斯密则是谷物和劳动，而李嘉图最终归结为单一劳动价值论，现在我们知道，劳动价值论对解释价格和分配机制没什么用处，不过好在当时经济学的形式化和定量分析还很粗糙，这个bug并未造成严重困扰；另一个答案则是边沁和穆勒的功利主义(16)，他们把价值标准定为“最大程度的快乐”，不过与李嘉图的“必要劳动”一样，边沁和穆勒都无法说明如何度量“快乐”，更不要说如何加总了。

问题是，功利主义严重挑战了当时主导思想界的古典自由主义，它直接指向了个人主义的道德哲学基础——主观价值论，即个人的快乐和幸福只能由他自己判断，而不能由别人替他判断，并且除非他本人愿意，个人价值不能按任何客观标准被其他东西所替换，包括其他个人的价值，而这种可替换性是可加性的前提，因而价值是不可加总的。

假如承认价值是客观的，并且可以加总，那么，由一个中央权威来决定每个人如何支配自己的财富、该生产和消费些什么，在道德上就是合理的。日后的发展证实了这一担忧，正是从边沁开始，基数效用论、积极自由、社会福利甚至动物福利(17)等概念被放出了潘多拉盒子，福利主义思潮日益壮大，为20世纪的政府大规模扩张提供了理论武器。

当客观价值论的现实含义日渐浮出水面，特别是马克思把劳动价值论发扬光大为对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全面批判之后，古典主义者作出了反应，结果就是边际革命(18)。从哲学上看，边际革命最根本的贡献在于，它在保留主观价值论的前提下，为经济学找到了一种福利度量方法，从而使其有可能成为一门科学；边际学者尽管沿用了边沁的“效用”概念，却抽去了功利主义者所暗示的客观性和基数含义。

为此，边际学者只引入了一个很弱的中立假定：人不会作出与其偏好相矛盾的选择。由此得出三条基本度量方法：（1）假如你用一个苹果换回一个橘子，表明这个橘子对你的价值比这个苹果高；（2）假如你选择保留五个苹果和三个橘子，表明第五个苹果和第三个橘子对你的价值是一样的，且这五个苹果和这三个橘子对你的价值也是一样的(19)；（3）当至少一个人的福利改善，而其他所有人的福利没有下降时，即可判定社会总福利水平提高了。

第三条就是著名的帕累托判准(20)，它为经济学作为一种制度和政策评价工具奠定了符合主观价值论的伦理基础；然而，尽管边际学派非常漂亮地解决了方法论问题，构建了逻辑井然的理论，新古典主义因此也获得了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但实际上，帕累托判准是否真的有用，是十分可疑的。

首先，除了思想实验之外，这一判准几乎找不到用武之地，你无法用它来判别同一时刻两个社会的福利高低，而只能判别一个社会在某宗交易发生前后的福利高低，因而它甚至无法判别同一社会两个时刻的福利水平，除非你完整重建这两个时刻之间的全部事件链，确认期间没有任何人的福利曾经下降。所以，经济学家在做福利经济学分析时，实际上不得不或明或暗地替换标准，通常是用市场价和交易金额来度量效用和福利，这就把客观价值论从后门放了进来。

其次，也更重要的是，假如我们将帕累托判准中的“worse off”理解为实际利益减损的话，那么在任何三人以上社会，自愿交易也不能被认定为帕累托改进，因为任何交易都会因加剧买方竞争而减损其他买家利益，同时加剧卖方竞争而减损其他卖家利益。假如你原本是某镇的唯一铁匠，另一个铁匠的到来无疑会减损你的利益。这样一来，我们就更找不出任何帕累托改进了，除非在二人世界，连思想实验里都找不到。

第二点对于古典主义者是致命的，原本帕累托判准作为评价工具虽没什么用处，却能得出一个结论：交易且只有交易可被认定为整体改进；这样，它就成了主张自由贸易、反对政府干预和管制的武器，可现在，它连这个作用也丧失了。

要想挽救帕累托判准，必须将worse off理解为法定利益受损，若所损利益不受法律保护，则不纳入判准考虑；但这样一来，马上就面临另一个问题：如何判别某项权利是否应该得到法律保护？为何行会垄断权没有资格得到保护？显然，这个问题在新古典概念框架内是无法讨论的(21)。

经济学之所以陷入这样的困境，终究是因为学界始终没有澄清一个根本问题：经济学究竟是科学还是伦理学？假如它是科学，就没有理由承担价值判断的任务，也无须为制度和政策作出道德评判，充其量只需要评估其现实后果，假如它是伦理学，那么它目前所采用的方法论和分析工具是否适合承担这一任务？与伦理学的其他分支相比，它是否显示了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

正是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或倾向）——无论经济学家们是否意识到——导致了新古典之后的经济学流派分化。大致可以识别出三个方向：一派是以萨缪尔逊(22)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他们仍将经济学视为福利计算和政策评价工具，为此干脆放弃主观价值论，承认效用可基数度量，个人效用可加总为社会总福利，于是度量难题迎刃而解，计量模型变得极其漂亮，由此为该学派赢得了政府谋士的荣华地位。

第二个是奥地利学派，他们同样把经济学视为价值判断工具，同时坚守古典自由主义和主观价值论，但由于上述方法论上的致命障碍，他们在实证分析上几无所获，米塞斯干脆否认实证研究的必要性。

而在政策评价上，他们的任务变得极其简单：只要对所有政府干预和管制政策say no就行了，因为在帕累托判准下，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正如阿罗不可能定理(23)所揭示的，在主观价值论前提下，没有任何公共选择机制能不借助强制而将个人偏好汇集为社会偏好；然而，如此简单的任务显然不能支撑一门严肃的学问。

假如他们意识到帕累托判准的第二个缺陷，奥派原本有机会将关注焦点转向产权和权利的起源问题，在法理学领域为自己占得一席之地，但他们显然错过了这个机会，他们的确曾将焦点转向财产权，但仅仅是从一些先验命题开始做了一番逻辑演绎，无视法律的历史与现实，最终，该学派变成了一个哲学思辨和价值主张团体。

第三个方向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该派学者希望将经济学从价值判断和政策评价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摆脱自起源以来始终笼罩它的治国术和伦理学阴影——这一阴影不仅留在经济学这个名词上，更留在“国民”、“政治”和“福利”这些修饰词上——把它发展为一门旨在理解和解释经济现象的纯粹的社会科学。

这一努力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我在这里要谈论的是它的缺陷：芝加哥学派尽管扭转了研究方向，将目光投向了经验世界的经济现象，却很奇怪的没有抛弃主观价值论，更没有突破方法论个人主义，对于一门科学，这样的坚持毫无必要，这极大地限制了经济学利用生物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众多成果来改进其分析手段。

在科学方法论上，价值只是用来度量、解释和预测行为方向性的一个数量指标，就像生物学的遗传价值，可以用来解释生物性状和行为模式，而不必与主体的主观价值判断有任何关系，基于遗传价值的分析和预测同样适用于细菌和植物，但没人会认为它们会做价值判断。

所以，奇怪的倒是为何芝加哥学派居然取得了那么巨大的成就，答案或许是：他们并未认真坚持主观价值论，而同时，方法论个人主义确实是个很好的观察层次，即便不借助其他视角也能独立获得解释力很强的理论。第一点看来是成立的，张五常就是个显著的例子，他总是用“最大化”来解释行为，但在“被最大化的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却含糊其辞，实在逼急了，就只好用货币收益来近似。

实际上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会直接或间接地用基数化的货币收益来代替主观价值度量，这在原则上是错误的，但效果却出奇的好，那或许是因为，在市场发达、货币化程度很高、交易频率高到足以形成市价、交易费用又很低的条件下，货币可以满足个人的绝大部分需求，因而无论它是否真的准确度量了主观价值，却足以解释大量行为，特别是当它解释企业行为时，效果就更好，因为企业决策正是以货币收益为中心的，而市场对企业的淘汰机制也是基于货币收益。

尽管如此，对主观价值论的坚守仍构成巨大妨碍，它让经济学家不愿利用心理学成果来修正经济人模型，这很容易让他们想起边沁和功利主义，他们宁愿让个人这个黑箱永远封闭，更难以接受基于遗传收益的分析，相比之下，生物学家却可以轻松接受化学成果来修正其基础假设，这一差异恐怕只能用价值立场来解释。

至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有效性，同样是妥协的结果，经济学家对家庭和企业网开两面，在分析中将它们也视为“个体”，如此一来，在那些绝大部分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仅限于这三种实体的市场社会，它自然会有不错的解释力；况且，由于上面所说的原因，这三种实体的行为模式都可以很好地用货币收益来解释；但这一有效性是有前提的：没有其他性质的实体和其他层次上的结构对经济活动带来显著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又无法化约为上述三类“个体”的成本/收益问题。

这一方法论局限，意味着我们将忽视工会、卡特尔、政党、社团、帮派、标准化机构、慈善组织、信托等有着完全不同组织基础和行为模式的实体可能带来的影响，忽视宗教、时尚潮流、民族意识、地方传统、身份等级、企业文化等不同层次上的文化结构的可能影响，尽管对这些结构的认知原本可以大幅改进我们对个人行为和社会的理解。

当然，我不是说经济学应该覆盖所有这些领域，但实在没有理由用方法论藩篱将经济学隔绝于已经在这些领域取得长足进展的其他学科的知识成果之外，而这只是因为它从治国术和伦理学向实证科学的转向不够彻底，这一状况，看来只能期待一次科学革命来加以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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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炫耀品即凡勃伦品（Veblen good），指那些因其炫耀性功能，价格上涨而需求量不降反升的商品，由经济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首先提出。

(2) 这里的表述不太对，实际上环境稳定性要求不需要这么强，只需要更一般的世界稳定和连贯性即可，变量波动可以通过统计方法来控制。

(3) 现在看来，这里说的情况更适合于达尔文时代，今天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知识来做化石预言了。

(4) 吉芬品（giffen good），港译“嘉芬品”，是指收入效应大于价格弹性，因而价格上涨时穷人由于实际上变得更穷反而消费得更多的商品，对此类商品是否真的存在，经济学界有争议，张五常是拒绝承认者之一。

(5) 贫穷品（inferior good），国内通常译作“劣质品”，是指收入效应为负，即收入下降时消费得更多的商品。

(6) 和本章其他文章一样，本文原是一份较为散漫的个人笔记，由于其中许多想法已被我抛弃，收入本书时做了大幅删改，博客上仍保留了原文。

(7) 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早前大陆多译作菲歇尔，后随港译费雪，是现代货币与利息理论的奠基人之一，著有《利息理论》（1930年）。

(8) 我这里使用的流动性一词有特定的含义（详见后文），它与主流货币理论中的流动性不是同一个概念，但我认为我的概念更一般化，且由之可以推导出后者。

(9) 我在“复苏迹象依然渺无踪影”（No.4）里讨论了这一观点的宏观含义。

(10) 赫尔南多·德·索托的这一观点，参见第四部分的导言和注(1)。

(11) 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企业的性质”，1937年。

(12) 张五常：“企业的合约性质”，1983年。

(13) “可欲”（desirable）是一个伦理学概念，指依据某种社会偏好表达或同意达成机制得出的结果，认为某种社会状态是值得追求的。因为不排除某些社会成员在表达公共意见时可能克制自己的价值观，因而即便对个人来说，可欲也不一定等同于“好的”。本文并不关心判别可欲的表达或同意机制究竟是什么，所以该词相当于“姑且假定某个社会状态是值得追求的”。

(14) economics一词源自希腊语词汇οíκονομíα，拉丁文转写为oikonomia，词根oikos相当于house，词根nomos相当于custom或law。

(15)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英国哲学与科学家，曾帮助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管理土地和财政事务。

(16)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所提出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思想也叫边沁主义（Benthamism），经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扩充和阐述后取得广泛影响。

(17) 有意思的是，边沁是最早的动物权利主张者，这是客观价值论合乎逻辑的延续：既然价值不需要个人自己判断，那么被认为缺乏判断力的动物为何不能成为价值主体呢？

(18) 边际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是由威廉·杰文斯（William Jevons）、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列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等学者于19世纪60年代为经济学所开创的一套以边际和均衡分析为核心的全新方法论，此后瓦尔拉斯和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所带领的洛桑学派（Lausanne School）推动了第二轮研究，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并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综合成为新古典经济学。

(19) 考虑到商品的不可分割性，这只是粗略的说法。

(20) 帕累托判准（pareto criterion）是判定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的一种准则。符合该准则的变化，叫做帕累托改进。假如一个社会已不存在任何帕累托改进的可能，则称此状态为帕累托最优。

(21) 我对帕累托判准的更多分析，见“消费者剩余vs外部性”（No.905）和“帕累托判准vs卡尔多-希克斯判准”（No.1163）。

(22) 保罗·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长期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他编写的《经济学》是迄今最畅销的经济学教材，1963年来以40种语言出了19版，售出400多万本。

(23) 阿罗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le Theorem）是由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并证明，并在其随后出版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1951年）一书中详加阐述的关于公共选择的一个命题。

后记

2007年年底，我在岭南走访朋友，那时的我正处于有生以来最闲极无聊的状态，那份心不在焉、有气无力的程序员职业再也无法激起我的热情，实际上，我从未成为一名好的程序员，多年来我把大部分时间和注意力都花在更能让我舒心愉悦的阅读上了。

恰好这时，《21世纪经济报道》的编辑唐学鹏先生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兴趣写写评论，此前，我和他在网络论坛上已熟识多年，有过很好的交流，那一刻之前，我从未想到过有一天会以写作谋生，不过在犹豫了几天之后，我还是接受了这个提议。

那时，除了写给自己看的读书笔记和写给很少几个朋友的网络讨论帖子之外，我没有多少写作经验，多亏了编辑和报社的宽容，像我这种很少顾及广大读者需求和观感的自说自话式写作，居然在三年多后仍幸存了下来。

对于像我这样的民间阅读和思考者来说，唯一的动力就是困惑和好奇心了，我对人与社会的困惑从小就很严重，那时我常常整个寒暑假都泡在学校门卫室的一堆报纸里，试图弄明白这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对一个在动荡和巨变年代度过童年的人来说并不稀罕，但幸运的是，这一好奇心一直未被掐灭，而这是因为我有很宽容的父母，他们很少用一个武断的答案来搪塞我的好奇心，而宁愿将疑问留给我自己去探索。

哲学上的困惑曾给大学年代的我带来了很大困扰，许多年里我都处于无力思考和言说、不知该如何摆放自己心智的那种状态，直到我接触了分析哲学，并重新理解了物理学和进化论之后，才稍稍安宁下来。

对人与社会的困惑则更加持久和强烈，至今仍谈不上安宁，不过在此过程中，我也遇到了和分析哲学一样的两个福星：进化论和经济学，自从遇上它们之后，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所收获，而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在泥潭里原地挣扎了，否则的话，我大概也早已心灰意冷、知难而退了。

分析哲学让我看清了以往哲学中的种种故弄玄虚和庸人自扰，进化论则破除了我对秩序的神秘感，并将我从复杂性的蛋鸡悖论中解脱了出来，而经济学的无差别原理则让我对各种关于特殊性和例外的说法保持警惕，得益于这些背景，后来当我的阅读兴趣转向心理学和人类学时，对那些领域所常见的神秘主义和例外论，已经有了足够的免疫力。

我的程序员职业经历虽乏善可陈，却意外地改善了我的思考和写作习惯，它让我在概念和语句的使用上养成了某种操作主义的习惯，对暧昧而缺乏操作性含义的概念随时保持敏感和警惕。写过程序的人大概都知道，在倾听用户的每一个需求表达和作出自己的每一个承诺时，若缺乏这种警惕，会付出何等痛苦的代价。

所以，迄今为止我的文章所吸引到的读者，特别是其中和我谈得最投机的，多半都是或曾经是程序员，这大概构成了我最易识别的写作风格，它也为你决定是否继续读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参照和提示：你是否有兴趣倾听一位程序员以该行当所特有的习惯、风格或腔调，来谈论社会和商业故事？

除此之外，在决定你是否买下此书的那台心理天平上，我就拿不出任何砝码可以放上去了，不过这本身或许是个好处，因为我既不是经济学的权威和专家，也不是教授或博士，因而不会有这些光环来影响你对文字的判断，每当你感觉到词句中的含糊暧昧时，就不必首先怀疑自己的理解力，相反，在我这儿，质疑和追问的大门随时敞开着，门口就在我的博客上。

本书书名《自私的皮球》取自我2005年时写的一篇读书笔记（当时正在阅读张五常教授的三卷本《经济解释》），那是我第一次在网络论坛上发表长篇文章，也是从那时开始我慢慢养成了把一些想法认真写下来的习惯，这个标题很形象地表达了我对一个经济学基本概念的看法，恰好切合了本书的主题，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

文字是桥梁，让我们相遇，这本书能出版，我首先要感谢我的朋友和编辑唐学鹏先生，是他鼓励我走上了职业写作的道路；其次要感谢本书编辑，她的赏识和慷慨带给我这位新手一个出版的机会，我知道这对她是个冒险；最后，自然要感谢我的每一位博客读者，是你们的关注和陪伴才让我的写作生涯充满了生机和乐趣，这本书无疑是献给你们的。

辉格

2011年5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