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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辑思维：中国为什么有前途

罗辑思维：迷茫时代的明白人

罗辑思维：成大事者不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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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辑思维：中国为什么有前途

作　　者：罗振宇

ISBN：9787505736719

品　　牌：磨铁数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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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理性乐观派

01 中国为什么有前途

02 傻帽悲观派

03 中国从哪里来

第二章 看不懂的中国经济

01 阴谋是可能的吗

02 中国窄门

03 是非功过说泡沫

04 大国不能不识数

第三章 现代化的本质

01 土地私有化，到底有多痛

02 反贪到底反什么

03 权力与生意

04 谁绑架了团结

05 一次体制改革的反面标本

第四章 成长的坐标

01 中国经济到底是向好还是向坏

02 被排斥的中国人

03 西方的右派为什么这么横

第一章　理性乐观派

我认为，未来20年中国经济会一路向好，20年之后会达到我们今天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高度。

01　中国为什么有前途

“希望美国政府变成中国政府”

中国会不会有前途？这个问题不仅中国人关心，全世界人民都关心。这可不是个政治话题，这是和地球上此时此刻所有活着的人命运攸关的话题，尤其攸关我们中国人。

我们关心的是，每一个活在这个领土上的中国人对自己未来的成败利钝要把握住什么样的机会，这个国家会把我们的命运带向何方，这是基本的坐标系问题。所以，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只要你在读书，在思考，这就是你心中排遣不去的问题。

全世界人民都关心这个问题。前几年，《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写了一本著名的书，叫《世界是平的》。弗里德曼这个人很有思想，前年他在台湾做了一次演讲，说如果再过几百年，我们回头来看21世纪前10年人类的历史，会发现“9·11”事件、奥巴马上台等都是浮云，都不重要。这10年真正重要的历史事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政府决定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然后他说，美国政府真要命，民主、共和两党为是否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扯皮。有什么好扯皮的呢？有眼光、有战略高度的政治家马上就可以确定，美国人也要走这条路。但是，美国政府就是定不下来，“我真希望有一天美国政府能变成中国政府，赶紧把持续发展的决策定下来。”

全场人目瞪口呆、鸦雀无声，都在听他下面怎么讲。弗里德曼说，当然，把这个决策定下来后，还得赶紧变回美国政府。

从这次演讲当中，我们就能看出美国公知的一种心态：世界上崛起了一个国家，我们不喜欢它，也不认同它，但是它有时候真的很有效，所以我们真心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变成那样，把它有效的部分也利用一下，中为洋用，然后再变回来。

中国经济会好到我们不敢相信的程度

这体现了西方公知的一个矛盾心态，他们面对这个国家，既厌恶又羡慕。我们中国人也一样。我还记得前几年去美国，有一个人10年前就断言中国不行了，觉得自己得移民。移民到美国后，他其实混得很一般。一旦国内来人，他就问：“中国现在怎么样了？新闻我是不敢信的，我问问你们，中国怎么样？”我们就说很好啊，蒸蒸日上。他就很失落，很沮丧，因为这跟他10年前的判断不一样，跟他用生命和全部家当赌上去的那个方向不一致，所以他的后半生也够悲惨的，天天在美国、在自己的别墅里盼着传来祖国不好了的消息。

我还记得在一个企业家论坛上，大家都在抱怨现在生意不好做，企业的发展环境不好。然后我的朋友、主持人袁岳就蹦上台说：“这个现场弥漫着一种很奇怪的氛围，大家一边在抱怨生意不好做，一边却拼命在投资、在做生意。所有的生意人都是对未来看好才会去投资、做生意的吧，谁要是觉得这个国家快完蛋了，就会马上把钱换成金戒指跑路了，可你们还在做生意，这说明你们的判断和你们的行为是完全相反的。”

中国这个大国妙就妙在这儿，复杂也就复杂在这儿，因为它太大，我们能看到的现象太多，它折射给我们的那些面相太多元、太丰富，所以就看你信什么。

《罗辑思维》要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我预测未来20年内，中国经济会好到我们不敢相信的程度。什么叫不敢相信的程度？你倒下带，30年前中国人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我们今天会是这样一幅生活光景，这就叫好到不敢相信的程度。换句话说，我认为，未来20年中国经济会一路向好，20年之后会达到我们今天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高度。我是中国经济的铁杆乐观派。

为什么这么说？这个观点是我画线画出来的吗？有一派傻帽经济学家就这么画线，他们告诉我们，过去30年我们每年征粮10%，延长到20年后就会达到一个高度，所以我们很好—这叫傻帽儿。真正有眼光、有格局、有战略高度的经济学家，一定会回到一个词—“现有格局”。

什么叫中国经济有前途？前途指的是我们能够改造或者颠覆现有的国际经济格局，否则就变成了一个没有阻力的真空，我们自己走上康庄大道，一路往前狂奔就可以了—实际上哪有那么容易？每一步我们都是在束缚之下往前走出的，这个束缚就是美国人在二战后已经维持了70年、已经熟透了的一套捆绑体系，我们中国人就被捆绑在这个体系的某一个位置上。

要想搞清楚这个体系，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中国为什么有前途》，它的作者叫翟东升，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老师。这本书是相关主题的著作当中，框架最简洁，但是论述最深刻的一本书。其中我重点推荐第一章，它能帮我们理清很多似是而非的框架，比方说，现在国际经济到底是一个什么格局？按美国人的说法，全球经济一体化，也就是所谓“全球化进程”。可是，“自由”这个词能够解释我们的现状吗？不能，这本书告诉你，现在全球经济实际上是一个喷泉。

这个喷泉是怎么喷的呢？且不说复杂的，我们就说中美两国。中国在下面，美国在上面。第一点，中国人生产东西，然后卖给美国人。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很高，主要依存对象就是美国市场，江浙一带的很多工厂生产了东西卖到美国市场，让美国消费者来买，买完之后要付钱，付的是美国中央银行联邦储备局印的美钞。这些绿票子到了中国人手里，中国人觉得这钱好烫手啊，搁在手里也没有好的投资渠道，怎么办？再存到美国的银行。美国再发行各种金融产品，把这笔资本反过来投资到中国。

大家清楚了吧，里外都是美国人赚。我们造的东西给他们用，他们付给我们的钱是他们印的，他们印的钱回头我们还存在他们那儿。所以经济学上就有一个词叫“铸币税”，这个铸币税跟其他税都不一样，其他的税只能收自己国民的，可是铸币税不同。美国人依靠自己强大的经济、文化、军事后盾，可以向全球发行美钞。现在美钞连印刷成本都省了，在键盘上敲几个字，钱从硬盘的一个区换到另外一个区，就完成了一笔大交易，然后就可以免费地、无偿地占有中国人的劳动了。

郎咸平教授经常讲一个例子，芭比娃娃在美国市场卖10美金，但是中国人生产出芭比娃娃卖给美国的经销商，只能得到1美金，这意味着，在全球的产业链里面，我们才占10%，剩下的钱全让美国人赚了。

如果这套理论你听着还有点迷糊，那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十几年前，房地产商在劝我们贷款买房的时候，给我们讲过一个美国老太太和中国老太太的故事。美国老太太怎么活？她年纪轻轻就贷款买了一套房，临死前一天把贷款还完了，但是她住了一辈子的房。中国老太太不行，她拼命攒钱，在临死前一天才凑足了买房的钱，买了一套房，一天没住就死了。所以房地产商告诉我们，聪明人都得按美国老太太那套活法过。

经过房地产商十几年的谆谆教导，中国人也接受这套玩法了。但是不知道你从中琢磨出什么没有，凡有一个美国老太太，就必须有一个中国老太太。如果全世界人民都按美国老太太的活法，贷款借钱，谁借给你？总有一些傻帽儿天天只干活儿不消费，勒紧裤腰带把钱借给你，富人借了这笔钱开始花天酒地，然后又用自己想的各种招，把钱还给穷人。所以，当美国老太太在壁炉前安详地摸着孙子的头讲故事的时候，总有一个中国老太太汗流浃背地举着杠铃在她身后站着。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选择美国老太太的活法，你在国际经济格局当中的位置决定了你的活法，这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所以中国有前途的前提是，美国这套玩法要解体。请问这有可能吗？当然很难，美国人也不是吃干饭的，美国可是世界精英荟萃之地，是一个强大而有创造性的国家。他们用战后的70年和冷战之后的20年，处心积虑地打造了这样一个体系，一个金钟罩、铁布衫，能轻易被你破掉吗？不容易。

美国第一个罩门：陷入产业空心化

但是，我坚信世界上有一个东西叫辩证法，所有东西有生必有死，有兴必有衰，有盛世必有衰亡。美国这一套东西，不过才玩了70多年，还没到一个世纪呢，这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不过是一朵浪花，这朵浪花有翻起的时候，就有落下的时候。辩证法决定了这套玩法迟早会玩不下去。

但是问题来了，美国人这一套金钟罩、铁布衫的罩门在哪儿？根据翟东升先生的分析，罩门有两个。

第一个罩门，美国人这套玩法其实也是一个诅咒，他们可以用一个花招占用别人的无偿劳动，轻易就能挣到钱，那么那些苦活儿、累活儿、脏活儿，那些很难挣的钱，他们就不会挣。换句话说，美国一定会陷入一种叫产业空心化的状态。其实，这一点已经出现了。美国的底特律，原来那么红火的汽车城，现在萧条成什么样子？就是因为他们美国人在撅腚哈腰干活的时候，觉得不过瘾了，就这么简单。

所以他们制造财富的基础是不断被掏空的，这是美国的一大罩门，现在已经呈现出一些苗头。

美国第二个罩门：大有大的难处

第二个罩门就是，美国要维持这么大的摊子得花成本，什么成本？军事开支。山姆大叔其实相当于开了一家面向全世界人民的银行。开银行需要什么？需要资本金，需要大客户，需要大规模结算的业务，需要金融产品。

首先，资本金。在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的实力是最强悍的，占有世界黄金储备的四分之三，资本金雄厚。

其次，大客户。美国把日本、中东那些石油大国全部揽在手里，都是联盟，左牵黄，右擎苍，在亚洲牵着日本，在欧洲擎着英国，这些就是它的大客户，可以避免美国这家银行被其他客户挤兑。

再次，大笔结算的业务。二战后，美国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石油、美元，让工业时代最大宗的能源产品石油用美金去结算，这套把戏才获得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能创造出各种各样的金融衍生产品卖给全世界，这家银行就开得成。可是开这家银行，必须要有雄伟的大厦，看起来厚厚的墙壁，坚不可摧的金库，帮大客户搞定任何难题的能力，以及门口站着的保安。所以，我们看美国的军力部署，美洲司令部才几个人，因为那里不重要；但美国在全球布司令部。为什么海湾一出事他那么紧张？借用王熙凤的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要撑起这么大的场面，就得付出这么多的成本。

有本书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已经畅销了很多年，叫《大国的兴衰》，作者是美国人保罗·肯尼迪。书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是这本书的文眼—“一个大国兴衰的转捩点其实非常好计算，就是一个公式，当一个国家扩张的成本已经超过了它扩张的收益的时候，就是它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美国现在就到了这个转折点。中国的宏观经济学家王健，曾经算过这么一笔账，他说美国的国力大概在2009年达到了峰值。他是这么算的，那一年美国的入钞大概是9000多亿美金—给出的东西没有拿进来的东西多，这个就叫入钞，就是白拿的那堆东西。而那一年美国的军费支出是4000多亿美金，基本净赚5000多亿。可是到2011年的时候情况就不对了，2011年美国的入钞只有4000多亿美金，可是军费支出已经高达7000多亿美金，这将近3000亿美金就是净赔。

历史上，英国的衰落也是这样。二战之后英国为什么要把大殖民地吐出来？因为不划算了。它维持这么大的摊子，军费开支已经不划算了，所以就撤了，绝不是因为良心发现。美国现在也正好处在这样的转折点上，这是美国的第二个罩门。

总之，根据辩证法，一朵浪花喷薄而起，就一定会有衰落下去的时候。所以，美国迟早会衰落。但问题是，美国衰落之后，上位的一定是中国人吗？未必。

刚才我们说到，美国人用战后70年的时间，打造出了一个看似坚不可摧的庞大的世界经济体系，由它来主导。但是中国有一句古诗：“神龟虽寿，犹有竟时。”美国的这一套玩法总有日薄西山的那一天，那么，代之而兴的会是哪个国家？会不会是我们中国人呢？

这个结论我们先不急着下，我们先往后退，一直退到能够看到500年的大历史跨度的时候，再来看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启示。

500年间大国崛起的两个动因

从1492年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开始直到今天，大概是500多年。在这500年的历史当中，我们会发现，坐庄的中央国家一直在换，原来的霸主会下庄，然后不断有新霸主上来。

16世纪、17世纪的霸主是谁？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两个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加上后来的荷兰。这三个国家都是袖珍型国家，只有百万级人口，但是很牛。教皇曾经下过一纸教令，说葡萄牙和西班牙别打了，在地球上画道线，东半球归你，西半球归它，就这么把地球分了。那个时候，它俩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央国家，雄霸一时。

到了18世纪、19世纪，中央国家就换成了一个更大人口级别的英国—千万人口级。

可到了20世纪，英国必须把指挥权交出来，交给亿级人口的美国和苏联作为中央国家。

从这500年的历史中，我们会发现一个规律，后来崛起的大国，永远比前一个中央国家在人口数量上高整整一个数量级。这是什么道理？翟东升先生就讲出了一套道理。

大国崛起是由两个动因来决定的，第一个动因叫创新。道理很简单，谁创造了新技术，谁创造了新的制度，谁就会崛起。就像当年的荷兰，造船技术、航海技术很牛，而且创造了全新的金融制度，所以就崛起了。

可是创新有一个命运，就是所有人知道这一套很管用以后，就会学习。大清帝国被打趴下之后，爬起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展洋务运动—我又不傻，都是人类，你的创新我一定得学到自己身上。所以创新之后一定是创新的扩散，创新一旦扩散，什么会成为大国崛起的条件？

这时候，第二个条件就出现了—规模。因为你那三板斧我全会耍了，即使我的技术比你差一点儿，但是我肉大身沉，一屁股就可以把你坐趴下。这就是大国崛起的第二个规律。

这500年的历史，就是这两个动因交替起作用的结果。

下一个世界霸主会是谁

不妨再回到20世纪初，当时世界上有两个大胖子，美国和苏联。真要比创新的话，欧洲看不起这两个国家，觉得都是从欧洲偷去的。就像现在美国人指责中国人的盗版，说我们不尊重知识产权，当年英国人就是这么说美国人的，美国人也气得要死。英国人经常跟美国人开玩笑：你知道你爹是谁吗？你知道你爷爷是谁吗？你知道你爷爷的爷爷是谁吗？我们这儿都很清楚，可你们国家没历史，看看你们那些教堂，只能给上帝住经济适用房；到我们欧洲看看，教堂一造就是几百年，雕梁画栋，文化差距太大了。

再看俄国。欧洲人当时给俄国起一个外号，叫“蒸汽压路机”，就是说，俄国看似很胖、很大，但是走得太慢了，气喘吁吁。在欧洲的宫廷里，一个人不会说法语都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会被认为没文化，会被撵出去。但是，等俄国学会了欧洲的先进技术，人口又比欧洲多，欧洲还敢说什么？

二战刚开始的时候，丘吉尔找过斯大林，问他能拿出多少个师，说我们英国能拿出20个师。斯大林稍微拨了一下算盘说，我出700个师吧。这国力差距根本没法比，苏联的人口级别太大了。

说到这儿，不知道大家是否能想到我下面会说什么。对，当美国的霸主地位下庄之后，如果此前500年的规律还在起作用，请问下一任霸主该是谁？谁会继位成为中央国家呢？翻翻世界地图就会知道，只有两个候选人，一个中国，一个印度。这两个都是大胖子，都有10亿级的人口，都被西方欺负了那么多年，这两个大胖子都蹲在地上看了100多年了。现在如果美国这一套玩不转了，下面继任的会是谁呢？在印度和中国之间，你会赌谁赢呢？

我赌中国赢的几个理由

我罗胖从来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是在这道选择题当中，我赌中国赢。为什么？

我们再来看20世纪的历史。二战之后，想从边缘国家变成中央国家，是每一个独立民族的天然愿望，不管是谁都会这么想：得崛起，得带领这个国家强大起来。

可是有谁做到了？从目前来看，把这一步走完的国家和地区屈指可数，比如说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还有谁？没有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走完这几步，有几个内在的规律。

第一个规律，它们摆脱了资源的诅咒，在资源上几乎是一穷二白。资源太多才叫资源的诅咒，这跟我们的常识是相反的。资源多的国家，因为地底下随便一挖就是金子、矿产、石油，所以其他产业就没法建立。而且因为有这样确定的财源，军事集团或者政治集团就会把持，那么现代化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就没办法建立。所以，你以为上帝是你表哥，特意给你在地底下埋了些好东西，其实是在害你。

二战之后崛起的国家和地区，第一个共同点就是资源上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新加坡有什么？那么小一个国家，所有航班都是国际航班，有什么资源？韩国如此，中国的台湾也如此。

第二个规律，人口基本都控制住了。为什么崛起的都是小国或者是一个地区呢？比较好控制人口。

第三个规律，都摆脱了所谓赶超的梦想。什么叫赶超？就是把国门一关，美国人有什么，我也得有。当年我们中国人把门一关，开始造大飞机，造自己的汽车厂，可这是用国家的过度投资堆出来的，在国际上毫无竞争力，虽然东西造出来了，但成本上不划算，最后就被套牢了。印度现在的汽车产业就是这样。把国门一关，继续维持既不挣钱、效率又低、用国家资本来保障的产业，骑虎难下，左右为难。

真正崛起的国家和地区全部是不赶超、不封闭，干脆接入全世界的分工体系，从最脏最苦最累的活儿干起的，无论是当年的新加坡、韩国，还是中国的台湾地区，都是这样，反而获得了一个成长的机会。

第四个规律，这几个地方都是强人政治。你别跟我讲什么民主，韩国当年正是朴正熙时期，台湾也处于国民党的威权时期，经济大起飞。为什么？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如果我们向西方资本打开大门，接入全球经济体系之后，那些民族主义分子就会抗议，说政府把外资引进来是卖国求荣，迫害我们的民族产业。如果这个国家或地区是完全民选制的，又没有控制力，那谁会上台？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这种人会上台，打着民主主义的旗号，争取到多数选票。

所以只有威权政治—在政治上有绝对的控制力，才能够执行这一套策略。资源陷阱、人口陷阱、赶超陷阱和政治陷阱全部绕过的国家和地区，在过去的50年里屈指可数，只有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做到了。

听完这些，你想到了什么？对，中国也基本凑齐了这四个条件，而印度还差得远，这就是我赌中国赢的原因。

中国是如何加入世界分工中的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执行的是“三外路线”，就是引进外资、鼓励外贸、管制外汇。“三外政策”的本质就是打开国门，和世界经济体系用一种极不平等的条件完成对接。过去30年，我们天天当“中国老太太”举着杠铃，让“美国老太太”坐在家里享福。但我们获得的是什么？几乎全中国的农村劳动力都被动员起来进入了城市，用自己的一双手获得了跟世界经济体系对接的机会。我们就好像创办了一所又一所大学，让全中国人民都卷入了世界的分工体系，这是办多少所学校也做不到的事情。

虽然在表面的账本上，我们真的是亏了，但是真实的账本是什么？中国由于和世界对接，参与了世界分工，我们人力资本的价值在过去30年里暴涨。

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的汽车产业政策一直被很多专家诟病，说我们原本要用市场换技术，结果把市场开放了，技术却没换来。中国现在的汽车技术还是一塌糊涂，但是市场一直被外资汽车，比如大众这些汽车厂家绑架着，我们失败了。真的失败了吗？是因为那些专家没有算清一笔账。中国现在民族汽车品牌的人才都是谁培养的？都是那些外资企业培养出来的，我们在人力资本这个账上赚大发了。

如果当年不引入大众、奥迪的生产，我们能培养出自主品牌这些人才吗？例如，奇瑞的老板尹同耀就是一汽在外国人的工厂里面培养出来的。现在一汽自己开发出了国产品牌奔腾。如果没有外国人给我们培养人才，我们哪有今天国产自主品牌的创新呢？

可是印度就是另外一番天地了。在印度独立之前，“国父”甘地就说，印度不要开放了，我们自己关起门来就挺好。尼赫鲁也如故，印度当年搞国营企业的劲头不比中国小，天天关起家门来搞。可问题是，印度的民主会天然地左倾，或者天然地走向保守。

给大家举个例子，是前两年发生的事情。当时印度总理打算把零售业对全球资本开放，把沃尔玛、家乐福引入印度。印度的零售业主死活不干，他们有组织，有工会，有游说集团，于是上千人、上万人上街游行，政府只能放弃。所以现在印度很少有大超市，基本上都是夫妻老婆店和那种很小很小的零售商。

中国政府就不一样了，国策既定，大门彻底打开，让开两厢让零售业进入，你看现在哪个大城市没有沃尔玛、家乐福？所以我们的零售企业就起来了。相应地，我们得到了什么？固然让美国人、法国人挣着钱了，可是也培养出了大量的零售业人才。现在京东商城、天猫、一号店的人才，能说跟这个外资进来没有关系吗？里里外外这个账一算，中国人还是很划算的。

《中国为什么有前途》这本书里说，中国人用的这种武功就是《天龙八部》里面段誉使的北冥神功，是逍遥派的当家武功，它最大的特征就是在跟对手交手的时候，可以吸对手的内力。没错，美国人在跟我们的每一笔交易当中都划算，但是总体算起来还是中国人最划算。

当年我当记者的时候，到安徽无为去采访，有一个年纪很大的村支书蹲在地下，我拿摄影机对着他问：“这村里还有年轻人吗？”

“哪有年轻人，没有年轻人了。”

“年轻人都哪儿去了？”

“到城里打工去了。”

“还有在家的吗？”

“谁待在家里？在家里不光彩。”他拿手指比画着脸，说在家里不光彩。

没错，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大量的年轻人被动员到城市，参与到国际社会分工里面。虽然每一笔细账都不划算，但是总体算下来，中国人难道不是吸了欧美国家的内力吗？我们的“北冥神功”用了30年，我们的内功获得了很大提升。

中国、印度的发展战略比较

中国只会这一种武功吗？不然，我还总结出另外一种武功，同样出于《天龙八部》，是虚竹他爹少林寺的玄慈方丈使的大金刚掌，这是一派佛门心法，有刚猛之势。其实，我要讨论的就是中国的人口规模。

你可能会说，印度的人口规模也很大呀！没错，印度的人口规模也很大，但是和中国的人口是两回事，中国的人口是被深耕过的，每一个人都可能对接到世界分工体系里。印度可不然，印度只有几百万人对接到了软件外包这些貌似“高富帅”的产业里面，剩下来那些庞大的底座仍然处于自然经济状态，没有进入世界分工体系。

中国的经济学家徐滇庆教授写了一本书，叫《终结贫穷之路》，副标题是“中国、印度的发展战略比较”。他在这本书的序言里铁口直断，说和中国相比，印度把路走错了，印度人老看不起中国人，说我们的产业没有印度的“高富帅”—印度是搞软件的，是高科技，我们只能搞搞制造业，生产些芭比娃娃、塑料盆什么的。

正是因为中国人干的是低端制造业，才可以让每一个普通老百姓有机会参与到国际分工中去，有机会在国际市场中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而印度不行，因为印度只有极少的精英能够参与到这样的机会中，而庞大的底座还沉在深深的湖底，没有浮出水面。这就是中印两个国家的差距，在人口上的差距。

中国的人口有两大特征，第一特征，规模大。规模本身就是力量，很多人说中国现在制造业人工成本上升，制造业的优势不再。这都是胡扯，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从来不是只站在人工工资低这一个基础上的。

你知道在中国的街上随便买一个打火机多少钱？一块钱人民币，这是零售价。你知道工厂的批发价最低是多少吗？一毛三分钱。你拿给美国人或者德国人，说人工除外，我给你一毛三分钱人民币，你帮我做一个打火机，他们也能做。所以根本就不是这个问题。

中国真正的实力不仅是人工费用便宜，还有由于人口规模巨大带来的产业集群和产业配套能力。所以很多人说有的国家要替代中国在制造业的地位，是白日做梦，谁拿得出四个亿受过良好的初等教育的劳动力？拿不出来，怎么替代中国现在在制造业中的地位？规模本身就说明问题。

中国人口的第二个特征是，每个人都有强烈的发财欲望。我给大家讲个故事，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有一个印度记者跑到中国来采访。他第一次来中国，就跟媒体同行说，好奇怪，我觉得中国的人口密度应该大过印度才对啊。确实，两国人口比起来，中国还要多一点，但是我们的可居住国土面积是差不多的，所以算起来中国的人口密度应该大一些。可是他到中国一看，没有人啊，很多二三线城市早上九点上班之后，街上就稀稀拉拉没什么人了。在北京，出了六环往两边看，哪有人？中国的媒体同行就跟他开玩笑说，都做成罐头出口了。

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印度记者说，他终于明白为什么了。他说他发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自己第二天要干什么。我们说，这很奇怪吗？他说很奇怪，至少在印度，人们不是这样的，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第二天要干什么。

这就是这两个国家的区别。所以这位印度记者讲，中国为什么到处见不到人？是因为人口发生了大量的积聚。湖南的一个村落一般有几千人，可是我们会发现青壮年都不在村子里了，去哪儿了？在深圳蓝洼洼的屋顶下夜以继日地加班，挣加班费。北京的公园到了周末，也看不到太多年轻的面孔，他们在哪儿？在写字楼里加班，在课堂上学习，或者在Shopping Mall里带孩子参加各种补习班。他们在奔日子，在奔前程。

每一个中国人，不管是底层的引车卖浆者流，还是高官巨贾，每一个人都不以自己的现状为满足，都在往前奔，这就是中国。虽然我们自己已经觉得见怪不怪了，但是四面张望一下，会发现全世界没有一个民族是以这种方式生活的。

有一个海外归来的经济学家就跟我讲，中国当然有前途，中国经济肯定要发展，这还用说嘛！世界上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每个人都急切地要改变命运，不管自己现在的命运是什么样，也不管自己的理想是不是现实，都要去改变命运。这样的民族不发财，那才是见鬼了。

这个道理虽然好像很生硬，但我们不能不承认，还真是个硬道理。

中国未来的两个不确定性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前面我讨论中国为什么有前途的时候，两次用到一个字：“赌”。是的，我告诉大家的不是一个确定无疑的答案，只是一种可能性。换句话讲，在下一轮世界中央国家兴起这个火车站里，我们中国人拿到了仅有的两张车票之一，而且我们比月台上另外一个乘客—印度，好像距离列车要近了那么一步，仅此而已。我的判断也只能止步于此，因为还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在等着我们。

我至少可以列出三个不确定性。

第一，中美关系。要知道，人类历史上两个中央国家的和平交接，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就是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内部，英国人交棒给了美国人，剩下的都得靠剧烈的摩擦甚至战争才能解决问题。中美如果发生中央国家的交棒，到底是通过和平的方式还是战争的方式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那些“愤青”天天说中美必有一战，都是胡说八道，因为这一战不管谁赢谁输都是人类的悲剧，都是要用漫长的时间才能平复的创伤。我们有没有可能用智慧来完成这一次交替？不管是共同成长，还是完成中国的超越。

中国人在30年前进入世界体系的时候，我们的体量很小，就好像一只猴子在美国这株大树上蹿蹦跳跃，美国人也乐观其成。可是30年后，我们已经长成一头大象了，如果这个时候再在大树上蹿蹦跳跃，也得考虑树受得了受不了啊！所以，美国现在拼命地想把中国这块牛皮糖从身上撕下去。中美双方都意识到了，如果再按过去30年的玩法玩下去，大家只会两败俱伤。所以中美关系如今处于一个巨大的利益调整期、格局调整期。我们有没有智慧安然度过这个调整期？历史在考验我们。

总而言之，任何公式中当一个变量足够大的时候，公式本身就要崩溃。牛顿力学不就是这样嘛，那样一个完美的世界，当速度变成了光速的时候，只有切换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才能解释得通。所以中国变成大象，闯进了世界的瓷器店之后，过去所有的规矩都得改写，至于改写成什么样，有没有痛苦，那就要看我们的智慧了，这是第一个不确定性。

第二个不确定性就是，我们不知道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带来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底层逻辑的大变局，会把人类引向何方。因为我们前面所有的分析都是根据过往500年、200年、70年的经验倒推出来的。可是未来的几十年，这些规矩还会奏效吗？谁都不知道。

比方说能源，会不会出现新能源格局？如果出现，那么工业时代对石油的依赖，中东那种战略性的枢纽地位就会发生变化。再比如说制造业，在未来互联网驱动、数据驱动的情况下，第三次工业革命还会依赖像中国这样的低成本劳动力来支撑吗？未必。奥巴马政府最重要的国策之一，就是让制造业回流美国。这件事情会把双方的关系格局带到哪里？我们也不知道。

02　傻帽悲观派

煽动者的逻辑

我想为煽动者画一张像。煽动者通常用三段论逻辑，第一句话他会告诉你，这个世界一团漆黑，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第二句话他会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有一小部分人作恶，比如希特勒嘴里的犹太人、某经济学家嘴里的罗斯柴尔德银行，所以我们才沦落到如此处境。第三句话他会告诉你，怎么办？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行动起来，跟我来，我有办法。这样的人就叫煽动者。

你还别觉得煽动者只存在于政治当中，现在很多商业广告的逻辑都是煽动者的逻辑—列出问题，摆出解决方案，然后把问题再强调一遍，把自己的解决方案说得无比美好。这都是煽动者。

举个简单的例子，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曾在全球各地演讲，还拍了一部纪录片叫《难以忽视的真相》，说地球马上就要升温了，升温之后环境就完了，再升温几度，人类就要永远灭绝了。那么，大祸临头怪谁呢？怪中国人，中国人烧煤、烧汽油，拼命买车，美国人看着就糟心。怎么办呢？我有一套解决方案，通过碳交易来减碳、减排，然后就召开了斯德哥尔摩会议，给中国政府施压。这套逻辑就是煽动逻辑。

我们《罗辑思维》的逻辑正好是反着来的。第一，我们强调的是这个世界无比美好，而且会越来越美好。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一系列新技术正在给每一个国人洞开崛起的大门。第二，我们强调不要去仇恨，应该让爱的人、气味相投的人、玩得来的人跟我们一起玩，不要跟别人去斗争和抗争，因为人类早就摆脱那样的时代了。第三，我们强调的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这才是创造力的源泉。

当一个傻帽悲观派还是理性乐观派呢

《罗辑思维》的逻辑和煽动者的逻辑起点就不一样，那就是，这个世界到底是会越变越好，还是会因为某个迫在眉睫的危机而变得一团黑暗？我们是要当一个傻帽悲观派，还是一个理性乐观派呢？

看到这儿，估计有朋友已经猜到了，我要讲的是《理性乐观派》这本书。

先从悲观谈起吧，大家闭上眼睛想一想，这个世界有多少会让我们悲伤的事情啊，贫困、疾病、土壤沙化、大气层酸雨、臭氧层稀薄、生物种群灭绝、小行星撞地球、雾霾围城、癌症发病率上升、普遍的道德堕落……这些问题经过专家、教授、学者和媒体的添油加醋已经深入人心了，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么说有名有利。

先说利，有人给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算过一笔账，他光靠吓唬全世界人民就有上亿美金的进账，而他自己在田纳西州的豪宅的人均碳排放量是美国人均的十几倍，是中国的100多倍。当有记者去责难他的时候，他就说，我花钱买的你管不着，就好像中国人烧煤炭、买石油不花钱似的。

另外就是有名，不知有多少诺贝尔奖获得者、畅销书作者、纪录片导演，都是靠给人类带来坏消息而成名的。这些人有忧郁的眉头、机智的眼神、坚定的信念，怎么可能没有一颗善良完美的心灵呢？

一个人是不是高尚，跟他得出的结论是不是正确，这之间的逻辑差了十万八千里。但是所有这样做的人，都获得了好名声；相反，所有对这个世界抱有乐观态度的人反而显得很浅薄。

著名的经济学家哈耶克讲过一句话：“如果对人类发展的善性抱有乐观态度，这样的人就显得心智浅薄。”所以，有名又有利，还显得不浅薄，为什么他们不趋之若鹜呢？

我们现在是最糟糕的？

悲观的论调在人类历史上源远流长，在古希腊时代，公元前8世纪就有诗人吟唱道：“过去的时代多美好，现在是多么糟糕。”古希腊人把世界历史分成三段，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铁时代，黄金时代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而现在是最糟糕的黑铁时代。

中国的孔子也这么说，所有的思想家都这么说—过去很美好，现在很糟糕。孔子之后一千多年的朱熹就说，三代以上，天理流行，王道圣战；三代以下，人欲横行，霸道盛行。

但有趣的是，所有这些高大上的、显得那么正确有智慧的言论，它们没有对过一回。人类世界到今天为止一直是蒸蒸日上的，所有的担忧几乎都没有实现，所有我们认为注定要恶化的情况都没有恶化。

举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应该说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最没有争议的，对人类贡献巨大的一个历史阶段。我们就拿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格兰来说，英格兰在1750年到1850年这100年里，发生了什么呢？

首先，我们看到的一个表象就是人口大爆炸。1750年英格兰只有600万人，到了1800年，已经变成了900万人，到1820年的时候已经变成了1200万人。人口爆炸肯定能说明一些问题。最起码，食物增多了，人们普遍的营养水平提高了，生活品质上升了，才会发生人口大爆炸，唯有盛世才会有这么一个结果。

可是当时的文人是怎么描述那段日子的？大学者罗素就讲过一段话，稍微学过经济史、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工业革命带给英国人的是一场灾难，那100年英国人的幸福和前100年是没法比的，而这些问题都怪科学技术。”

其实当时考察过英格兰社会的人有很多，比如说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他那时候还很年轻，1844年在伦敦待过一段时间，然后写了一本书叫《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他在伦敦看到的的确都是贫民窟，是工人阶级在啼饥号寒。到了1892年，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已是名作，正要出版第二版，恩格斯写了一篇序言，在序言里老老实实承认，当年描述的情况现在在英国已经不复存在了。当然，恩格斯接着又讲了“但是……”，但那都是后话了。在工业革命阶段，当时人们感受到的那种痛苦、那种不堪，后来才发现全是谎言，全是错误。

其实当时很多把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描述得一团漆黑的人，是根本没有到工业区待过的文人，包括有些贵族老爷到工业区一看，那么脏乱差，居然把衣服晒在户外！在当时的工人住宅区里，这儿拉一根绳，那儿拉一根绳，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一样，万国旗飘扬，到处都在晒内裤、晒胸罩、晒被单。

贵族老爷自然看不惯，但这恰恰是工业革命爆发之后英国人生活水平改善的一个标志，他们开始换洗衣服了。那个时候法国人一般不在外面晒衣服，一辈子就一件老棉袄，而且还是传代的，是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白天当衣服，晚上当褥子，当然不用洗。虽然看起来很干净、很原生态，可那恰恰是落后和贫困的标志。

18世纪早期，英格兰人只能吃黑麦、燕麦做的面包，但是到了工业革命快结束的1850年前后，小麦做的面包，以及原来非常奢侈的肉、蔬菜、水果这些东西，已经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所以隔了100多年我们往回看，那段时期是最没有争议的人类经济和普遍状况蒸蒸日上的时段，尽管无论是当时人还是后来人都把它描述得一团漆黑。

我小时候真被吓得不轻。1968年，有几个意大利人和一个苏联学者在一幢小别墅里搞了一个小聚会，把全世界很多著名的科学家都给请去了，探讨人类未来会怎么样。一探讨，就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了。1972年，他们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报告，署名是罗马俱乐部，那篇报告叫《增长的极限》，内容是说，整个地球的资源快用完了，石油最多够用30年，人类没几天好日子过了，等等。

所以我上小学、初中的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讲要环保，要发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好传统，资本主义再这么糟蹋，世界人民的好日子不多了。可是实际上呢？40多年已经过去了，各种资源的探明储量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在增加，增长的极限没有到来，人们没有听那帮学者高瞻远瞩、无比正确的建议，我们仍然在玩命地往前跑，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又过了几十年，到了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一起签了一本特别厚的文件，叫《21世纪议程》，就是说人类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我们再不停止发展的步伐就不行了。总而言之，大祸临头了，咱们得想想未来怎么过日子。

不管这些言论有多么崇高的动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说错了，因为它们对现状的描述、对未来的预期都没有兑现，最后被证明正确的是我们这些傻呵呵的理性乐观派。

我们为什么倾向于接受坏消息

我在前面提到过，有些人向我们传扬坏消息是图名图利，但问题的症结不在这儿，而在于我们作为听众和读者，为什么愿意听这些坏消息？生理学家告诉我们，我们的大脑中有一个区域叫杏仁核，它负责“预警”，说白了就是过滤信息的。因为人接收到的信息是非常丰富的，哪些信息对我们的生存、安全和繁衍至关重要，由杏仁核负责筛选。它还掌管人类的很多原始情绪，比如恐惧、愤怒、仇恨。在莽莽榛榛的原始森林里面，我们的贤明们，我们的祖先，就是靠这个杏仁核来分辨，哪里有老虎的身影，什么是豺狼的嚎叫，什么人动了我的女人，什么时候粮食不够吃了，这对我们能否生存下去至关重要。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的大脑渐渐进化出了另外一部分，叫前额叶皮质，就是大脑皮层前额这块。这就高级多了，因为它管理很多亲社会行为，比如友谊、爱情、情感、协作、善意的表达、语言这些东西，它旨在平衡杏仁核那种很原始、不理性的反应。

这样的坏处是，一个坏消息进来之后，因为杏仁核是先进化出来的，总有个先来后到，它就会做出恐惧、仇恨这些反应，当大脑的前额叶皮质再去做理性处理的时候，杏仁核已经反应完了。这就是我们人类倾向于接受坏消息的一个生理基础的原因。

这个知识是谁告诉我的？是一本书，叫《富足》。这本书跟我前面讲的很多观念是暗合的。生理学家是这样解释的，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叫卡尼曼，就是《思考，快与慢》的作者，他发明了一个词叫“锚定效应”，什么意思？就是人的决策实际上是依据过往的信息和局限的信息做出来的，我们没有能力依靠全部信息来做决策。所以那些过往的和局部的信息就主导了我们的决策，因而产生了认知偏差。

举个简单的例子，19世纪末整个伦敦人民最烦恼的事情就是街上到处都是马粪，因为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是马车。当时的伦敦已经不适宜人类居住了，马粪越堆越高，根本就没有办法清除掉，人们就觉得末日来临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汽车出现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他们只能根据过往的信息得出结论。

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计算机刚发明的时候，IBM的创始人沃森就说过一句话，人类只需要五台电脑就够了。当时还有一个计算机学者说，人类总不能每家每户有一台电脑吧，这成何体统？他们没想到，几十年之后就实现了，就是人人一台电脑，有些人甚至还不止一台。

为什么他们当年会犯这么愚蠢的错误？虽然在当年他们都是聪明绝顶的人，但当时他们看到的电脑是什么样子？好几吨重，大得能装满一间屋子，这样的电脑当然不可能一人一台了。他们所有的决策都是根据过往和受局限的信息做出来的。

看到这儿，你可能会问，这锚定效应和对人类的悲观预期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就在《理性乐观派》这本书里，我看到一则材料，2008年美国的一个环保激进分子写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替中国人算了一笔账，这笔账算完，美国人都傻眼了，说这样下去可不行，要遏制中国发展。

那笔账是这么算的，如果到2030年的时候，中国人的人均用纸量和美国人一样，是什么结果呢？中国一年消耗的纸张是全球纸张产量的两倍。到了2030年，如果中国人的人均汽车保有量是四个人有三辆车的话，那么全中国的稻田都应该铺上水泥变成停车场和高速公路才够用，因为那时候中国人要享有11亿辆汽车，而现在全世界汽车保有量不过才八点几亿辆。到2030年的时候，如果中国人有这么多车的话，一天要烧掉9500万桶石油，而现在全世界石油的日产量不过8500万桶，全都给中国人使还不够。就是这么一笔可怕的账。

这背后的道理，可不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锚定效应？我们是根据过往的经验对未来进行预期，这就会导致错觉。

其实资源使用是人类悲观论调最集中的一个领域，每个时代都会有这样的预期，英国人就受尽了这玩意儿的折磨。17世纪的时候，工业革命还没开始，但是英国经济已经开始稳步增长，当时一家炼铁厂一年要烧掉400英亩的森林，这还得了？酿酒厂也要烧火，一年也要烧掉几千卡车的木材。当时英国人就犯愁了，据说1650年英国的木材价格比50年前烧柴火时期的价格涨了七倍，很多地方已经出现穷人烧不起柴火被冻死的情况。

很多贵族，包括国家掌权者就惶惶不可终日，这样下去可怎么办？英格兰这片土地上的森林很快就要被我们耗掉了，所以很忧虑。几百年以后，我们这些人就知道解决方案是什么了，很简单，把自己的床挪开，底下就是煤，烧煤。烧煤烧出来一个工业革命。但是问题又来了，人们又开始犯愁。

1865年的时候，工业革命在英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当时有一个经济学家说好日子快过到头了，现在的繁荣是用煤炭支撑起来的，美国人会把它用完。1866年由于这个经济学家的煽动，再加上当时媒体配合炒作，真的出现了煤炭恐慌，这是英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年。当时英国的首相格雷斯顿在做年度预算的时候，就在下议院讲了一通话，说我们要趁着煤炭还没有用完，赶紧想办法在预算里留出足够的额度，把我们的国债给还完，因为好日子到头了。英国人现在处于历史的顶峰，以后再没这好日子了。甚至还建立了一个皇家煤炭运营委员会，来应对马上出现的煤炭危机。

但是历史就是这么讽刺，就在那10年，不知道是上帝有意和英国人开玩笑还是怎么回事，全世界范围内突然发现大量煤矿，对煤炭的焦虑一下子就解决了。接下来为什么忧虑呢？石油。

石油这玩意儿就像一个噩梦，占据了20世纪几乎所有媒介的重要话题榜。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一则材料，1910年美国的矿产局发布消息，说现在美国境内探明的石油储量够用10年，到1920年的时候告诉大家还能用13年，到1930年的时候告诉大家还能用13年。要知道，它不是基于理性的发布。每一次都告诉人们石油快用完了，我们不能再开汽车了，不能延续这样的生活方式了。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卡特总统还讲过这样的话，说我们这次繁荣的境况10年后就要终结了，旁边又有罗马俱乐部给他背书，所以当时人们觉得这就是必然的。但是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呢？实际情况是，现在仅仅靠美国的新技术开采出的页岩气就足够美国人用上300年，石油越用越多。

我们对资源有大量的误解

历史上，几乎所有对于资源的论断都会破产，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人类运气太好？当然不是，是因为我们在长久的观念当中，对于资源这个概念有大量的误解。

我今天来给大家破三个问题。

第一，资源的本质不是客观物体而是知识。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在工业革命之前，一块农民的土地里突然冒出了石油，请问它是资源吗？当然不是，黑乎乎、油腻腻、黏糊糊的那个东西，只会让土地变得不宜耕种。如果那个时候山洞里有油矿，人们进去之后受了辐射生了病，只会说山洞里闹鬼。无论是石油还是油矿，都不会让当时的人类认为是资源。人类的知识足够发达之后，它们才成为了资源。

第二，资源的总量是永远处于变动之中的。例如石油，石油总会用完的，这一点我们承认，但是从短时间内来看不是这样的。2013年俄罗斯探明的石油储量是六点多亿吨，目前它全年的开采量是五点几亿吨；中国也一样，新探明储量比我们当年的开采量要大得多。可见，在已知的范围内石油是越开采越多的。而且中国现在的开采率还很低，我们石油的开采率只有30%左右。随着技术的提升，我们还能进一步增大资源的总量，所以资源的总量是变动的。

第三，资源是可替代的。这话怎么讲？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人类处在互联网时代、电器化时代，我们的电缆是一个庞大的总数，如果没有发现光纤的话，如果我们现在还是用铜做电缆的话，地球上的铜早就用光了，但是人类不会等到铜用光的时候再做这样的创新。这时出现了玻璃，用知识加工成了光纤，就能用了。再比如说，很多人担心纸张问题，我现在很少用纸，除了买书，我们的办公室没有打印机，一人捧着一台iPad讨论问题。所以，未来就得靠这种资源替代。

最有趣的一个例子是，很多人在讲，有一天罗胖说的这些突然都不能兑现了，过往的历史经验不奏效了，人类所有资源真的枯竭了，怎么办？你以为人类历史上没发生过吗？发生过。

1972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决定对西方进行制裁，因为他们支持以色列，阿拉伯人就不爽，就不卖给他们石油，限制总量，然后抬高价格。反正从1972年开始搞这种石油禁运，1974年的时候石油价格大概涨了三倍，10年之后就涨了10倍，石油生生从每桶3美金涨到了35美金，现在更高，那又如何？人类的繁荣和文明没有崩溃。没错，资源这样突然一涨价，美国、欧洲的工业生产当年下滑了30%，但是几年之后呢？一桶石油3美金的时候，美国生产的汽车动不动就是几十升每百公里的油耗，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生产的汽车油耗已经变成了大约17升每百公里，现在基本上是10升每百公里，而且很多厂家还在研发耗油量更低的车，甚至很多人骑压根儿不用油的电动车。

而且当时有一种铝制发动机，因为它轻，所以耗油量小—技术成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石油短缺问题。站在石油危机之前，没有相关知识，你是打破脑袋也想不清楚，石油和金属铝之间怎么会有替代性。

所以，资源这个东西它永远可以是互相替代的，此处没有了，彼处就会冒出来。还记得那句话吗？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总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你可能会觉得罗胖你还是没说服我，因为有一个段子是这么说的，有一个人在摩天大楼上跳楼，坠到二楼的时候他还给老婆打了一通电话，那时还没事，情况一切良好，实际上下一秒就落地了。

你可能会问，我们人类到现在为止境况都很好吗？不是说此前宣布坏消息的人都是王八蛋、撒谎者吗？不是。他们只是说早了，没准我们这代人已经到了二楼了。

停止发展，不行

回到刚才那个故事，人类社会从摩天大楼的顶上纵身一跃，现在距离摔到地面只剩下一米了，马上就要粉身碎骨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就好比上帝发明了人，但是他觉得人类这孩子太淘气了，现在终于发了雷霆之怒，要惩罚我们一下，给我们制造一场大灾难，我们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假设我们这一代人就这么悲摧，就这么命苦，我们真的就赶上了这一波灾难，那怎么办呢？悲观论者的解决方案无非是两条，第一条，停止发展；第二条，节约发展。

我们来看看这两条路是不是有可能。

首先，停止发展是不可能的事情，追逐更好、更舒适、更豪奢的生活，这个欲望是藏在每个人心灵深处的，靠舆论宣传、道德教育就把这玩意儿给遏制住是不可能的。你看天天讲减低碳排放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自己还拼命增加碳排放，所以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可能。

因为全世界市场经济背后的驱动力量叫资本，资本的本性就是扩张，马克思主义也是从扩张这一点来批判它，歌颂资本的人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关于资本主义有一个定义，说它是人类协作的扩展之学。请注意“扩展”这两个字，这是资本的本性。所以节制人类的发展，这是不可能的。退一万步说，假设可能，现在我们终于通过道德说教勒住了人类发展这匹劣马，那会发生什么呢？全世界每一个人的生活水准会下降吗？大家都会乐于过清贫一点儿，但是更安全、更可持续的生活吗？你放心，不会，一定会有一些有权、有力、出身相对占优的人继续追逐豪奢的生活。

既然没有化石能源，没有其他资源可以用，怎么办呢？很简单，奴役人。比方说1700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也就是著名的太阳王，据说他吃一顿饭后厨得有498个人伺候。对，奴役人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照样可以过得很好。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过的都是路易十四的生活，你随便到餐馆点一盘沙拉，腰果可能来自越南，蔬菜来自山东，橄榄油来自加拿大，盛沙拉的盘子可能来自约克波希米亚，等等。我们现在享受的何止是500个人的后厨！

经济学上有一篇著名的短文，1958年经济学家里德写的《铅笔的故事》，写得非常好。这篇文章说铅笔这么简单的一个工业品—里面一根石墨棒，外面一圈木材，裹一个铜皮，上面有一块橡胶橡皮—实际上是卷入了全球几百万人的劳动和协作，才会来到消费者的面前。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路易十四，我们享受着无数人伺候我们的生活。

如果这个扩展秩序停止的话，怎么办呢？那就回到路易十四的状态，一个人坐在那儿吃，498个人在后厨里忙，回到人奴役人的状态。这不是危言耸听，反过来一想你就能明白其中的逻辑。

为什么19世纪中期美国人通过南北战争解放了奴隶？你以为这是人类道德水准的演进，是政治理想的实现吗？错，最底层的力量是什么？这个时候用奴隶已经不划算了，明明有石油、煤炭驱动着蒸汽机、内燃机，为什么还要用功率又不高、管理成本还居高不下的奴隶？所以人类就自然切换到化石能源，人对人的奴役就解放了。

如果化石能源被排除在人类的资源之外，那怎么办？回到人奴役人的状态，奴隶会不会再登上历史舞台呢？你心里应该有个谱儿吧！

省着点使，也没用

悲观论者的第二个解决方案就是省，咱不停，省着点使总可以吧。省着使也不是解决方案，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悖论叫“杰文斯悖论”，有一本书就专门讲这个的，那本书里面很多东西我觉得大家没必要看，了解一下这个概念就行。

杰文斯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在分析人类机器的发展史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人类一直在节省能源，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但是每提高一层，能源的消耗总量就越大。在卡特改良蒸汽机之前，蒸汽机的能源效率是1%，也就是说，100吨的煤只有1吨能够转化成为人类做功的功率。卡特改进蒸汽机，能源效率提高到10%，后来出现的内燃机又提高到20%。现在最先进的火电站的机组已经达到了60%的转化率，但是人类耗费能源的总量怎么样？增加了。大家想一想，当汽车百公里的油耗降低的时候，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用汽车，因为汽车越来越省钱，所以有越来越多的路要去跑，耗费的汽油就越来越高。这就是所谓的杰文斯悖论。

所以省是省不出一个光明的前途的，悲观论者解决问题的方案往往就是这样，在直觉上觉得可行，实际上一推导，还不如不这么干。比方说每年3月29日，全球有一个一致性的活动叫“熄灯一小时”，虽然主办方也讲这个活动的宣传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它还有反面意义？你以为大家这一天会不用光吗？晚上当然得用光，那怎么办？点蜡烛，蜡烛输出的光明要小得多，但是它的能耗其实要大得多，它排放的二氧化碳和其他废气对人类身体的伤害要大得多，这个替代方案其实远远不如用电。

此外，虽然“熄灯一小时”这一天大家很欢乐，每个人都献出了爱心，都表达了对地球妈妈的爱，但是有一伙人向隅而泣，敢怒而不敢言，是什么人？电厂工人。平时晚上电力的负荷高峰都是那么高，这一小时负荷突然下来了，锅炉可能会熄火。要知道，电厂的锅炉重启非常困难。平时发电机的机组都是靠阻力对转子的影响来运行的，现在阻力突然减小了，整个机器的运转速度突然加快了，对所有的电厂设备都可能造成不可逆转而且无法预测的巨大损失。

那些悲观论者是不会去算这笔账的，他们以为我们这个行动即使没有实际意义，也不至于有什么害处，错，恰恰是没有益反有害。

继续想办法往前冲

你可能会问，你们理性乐观派的基础方案是什么呢？

理性乐观派认为，想解决这些问题，不能靠省，也不能靠停，而是继续想办法往前冲，即使距离地面只有一米，也要想办法在地面钻出一个洞来穿过去。

能源不够用？那就想办法发明新的能源，开拓全新的资源，让我们的发展继续可持续，而不是停步，更不是缩减。

怎么往前发展呢？人类历史几百年的文明进展，无非告诉我们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靠市场经济的核心价格信号。人类发现新资源、新能源不是靠什么环保、什么有志之士的大声疾呼，全部是靠资本家贪婪的眼神盯住市场信号。太阳能什么时候能普及？不是靠大声疾呼来普及，而是当石油越用越少，价格越抬越高的时候，用太阳能已经有利可图的时候，太阳能就会大行其道。而且随着太阳能的用量越来越大，它的单位成本也会相对下降，那么太阳能就可能逐步替代一部分石油。所以，最终还是要通过那个被很多悲观论者、环保主义者看不起的、贪婪的市场的扩张，通过价格信号，最终解决问题。

第二个办法就是知识。前面我们讲过，资源的本质就是知识，所以解决资源问题的核心路径就是知识本身的增长，可是我们要知道怎么产生知识。得用能源、资源才能产生知识，知识越用才会越多，如果所有人都安贫乐道，回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状态，还能产生什么新知识？知识需要人类的发展、大量的协作、便利的交通、充分的交流、舒适的生活，才会冒出来。

很多人指责美国人，说他们能源用得太多了，美国人不服，说我们创造了知识，知识可以分享给全人类。咱们不妨算一笔账，假设这世界上只有最后一吨石油了，你是地球妈妈，你会分给谁？假设只有两个分配对象，一个是非洲丛林里的土著，很节省，一吨石油他们可以用100年，点个小煤油灯，就这么凑合着过。一个是美国人，一吨石油只能用一个月，但是很可能会产生新知识，新的解决方法。请问你会分给谁？当然给美国人用，分给土著使100年也是没有进展的100年，又有什么用！

所以想要生产知识，必须耗费资源。当然，我并不是号召大家去浪费，丝毫没有这种意思。我只是认为，面对人类的未来，悲观主义的论调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对过，就算它未来对，按照他们主张的解决方案，也仍然不会成功。所以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生存态度不是当一个傻帽悲观派，而是当一个理性乐观派。

03　中国从哪里来

为什么人类会有身份社会

直到现在，我们中国人每天还浸泡在“身份社会”当中。但是它真正的模样，我们已经不认识了。

我们现在连养个宠物都讲究是不是纯种，如果想在中国历史中找出一个纯种的身份社会，那就要一直回溯到春秋时代，乃至更久远的西周时代。稍晚一点儿的战国都不是纯粹的身份社会。

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叫《春秋大义》，作者叫熊逸，在我个人的阅读视野当中，熊逸兄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这本书就向我们介绍了一个当代中国人已经不太熟悉的古代中国，春秋时代的中国，一个身份社会的中国。

为什么人类会有身份社会？其实在先民时代，就是原始人那个时候，都是小部落，成员之间都是亲属，都有血缘关系。但是人类是一个进化得特别迅速的物种，部落和部落之间有交易，也有战争，所以大家就倾向于合并成一个更大的共同体，让交易变得更频繁，繁荣得更快，而战争变得更少，大家生活得更安定。

小共同体拼凑成大共同体，这是历史发展的要求。但问题是，我们没有相应的管理技术。就像今天我们看到海尔、格力、富士康这样动辄几万人的大企业，它有着非常复杂而缜密的管理技术，才能拼成这么大的人力协作共同体。可是原始人没有，怎么办呢？

有一个办法自然涌现出来，就像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班上一定要选出一个班长，刚开始谁是班长？如果没有班主任指定，当然就是胳膊最粗的小朋友当了班长。

中国古代的大禹做了天下之主后，第一件事干什么？就是问问天下所有的部落，服不服？跟我们小时候那个胳膊最粗的班长一样，实际上他管不了我们，只是问我们服不服。大家都服了，尊他为天下共主就好，然后每个人从家里给他带个苹果，草纸撕给他一半，如此进个贡，这个基本的共同体结构就打造完成了。

大禹这样的共同体之主，在乎的只是你服没服。历史上有一个记载，公元前2198年，大禹跑到绍兴旁边的会稽山，召集全国诸侯来开会。“会稽”跟“会计”是同一个音，意思也差不多，就是来看看诸侯们的功绩怎么样，一年给我进贡多少东西，我们来算算账。不知为何，有一个家伙来得迟了，这个人叫防风氏。防风氏是远古防风国的创始人，又称汪芒氏，就是今天汪姓的始祖。大禹就发火儿了，当着众人的面把他杀了，借此树立自己的威信。由此可见，只要大家都服，这个共同体就树立了。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

但问题是，此时仍然没有所谓的管理，只需要大家点个头，认我为主子，这就是一个朝代。那个时候的改朝换代也很有意思，比如说周朝替代商朝，周武王吊民伐罪，没打几仗，就把商纣王给弄死了，就算改朝换代了。就像一只猴子把猴王打服了，老猴王就去当一个普通的小猴，认它当猴王，这事就算完了。

我小时候读历史的时候，还觉得周武王这个人很仁慈，他灭了商朝之后，并没有把商朝的王族后裔斩草除根，而是在今天河南的商丘给他们划了一个封国，这就是后来的宋国。后来一想，哪是这么回事！无非是猴王争夺战之后，新猴王没有能力把老猴王杀了，所以只能容忍他在猴群中做一个正常的存在。

当然，即使老猴王只是一个正常的存在，新猴王心里也是不舒服的。周朝时，大家对于宋国人各种嘲笑。描述一个人蠢、笨的成语，比如揠苗助长、守株待兔、尔虞我诈、朝三暮四，说的都是宋国人。周朝人虽然看着宋国不爽，但也没有别的办法。

出了宋国，范围更广大的那些领土怎么办呢？要知道，周王跟前代那些君王不太一样，他有一颗雄心，就是不满足于当猴王，他特别想把这些领土给管起来。但问题是，他没有管理技术，后来在皇权制度下发育出来的选举制度、官制、田赋、兵制，这些都没有。周王不得不走上一条路，就是把有血缘关系的亲眷派到全国各地去当诸侯王，说到底还是只相信自己人。

就像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在企业规模没有达到一定分量的时候，他们是绝对不可能相信职业经理人的，只能相信自己的亲儿子、亲兄弟、大姨子、小舅子，让他们负责管账，把自己的家业看住。

当年的周王也是同样的心态，所以他把自己的儿子、兄弟封到全国各地当诸侯王。当然，像姜子牙这个级别的大功臣，也能捞到一碗汤喝，姜子牙就被封到了齐国。但是当时那些大国，像晋国、魏国、郑国，都是姬姓国。就是跟周王一个姓，说白了，就是他的亲戚。

这种方式确实解决了第一层问题。但是，有点儿像大企业之间的并购，我并购了一个企业，不熟悉这家新企业的内部组织结构，业务也不熟悉，虽然派去了一个总经理，但这个总经理也是两眼一抹黑，根本无法实施自己的政令。怎么办呢？这些子弟、兄弟和功臣封到各地当诸侯王之后，继续照猫画虎，把自己的亲眷、功臣、朋友往下分封。

所以在周代，就形成了一种叫世亲世禄的制度，一层一层地分封。欧洲的封建社会也是这么回事，封建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就是建一个一个的封图，而且是一层一层的。

欧洲人经常讲一句话：“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封建制度是一层一层地对上负责，用这种角度理解周朝的封建主，也大差不差。很多中国人都以为，民国之前都算封建社会，其实严格地从历史意义上讲，这是错的，封建特指从西周到春秋的社会状态。

孝的政治意义

但是这种社会状态是有问题的，在第一代的时候，大家是亲兄弟、亲父子，没有问题。但是时间一长，几代之后，大家虽然还是远亲，但是血浓于水的情感关系渐渐地就变淡了，大家眼里看到的都是各种实际利益，眼珠子是黑的，银子是白的，就难免发生纷争。

这种纷争一起，祖先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江山，形成的这个大共同体，就出现了离心力。怎么办呢？所以整个周朝的制度—周礼，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离心力的问题。

当时的人想出了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家国一体。现在我们中国人动不动就会说，我们有个优良传统：孝顺。孝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家庭人伦关系，在西周和春秋时代，它是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

要想理解这一点，我给大家讲一个段子，这个段子也是我从熊逸先生的书里面看到的，是见于《左传》的正式记载。卫桓公被自己的亲弟弟州吁杀了，然后州吁自己当了卫国的国君。这种行为叫犯上作乱，是弑君，所以当时的人都不服他，他的位子坐不稳。州吁心里特别郁闷，跟自己的一个死党石厚商量怎么办。

石厚说我也没招儿，但是我们家老爷子聪明，我回家问问我爹去。他爹叫石碏，是卫国一个很重要的士大夫。石碏就跟石厚讲，你们俩想在卫国国境之内解决，估计是没戏了，你们应该去找周天子，他是天下共主，他要是点头，你们的合法性不就得到承认了吗？但是你们俩跟周王不熟，所以你们路过陈国的时候，一定要去找一趟陈桓公，他跟周王熟，他要是给你们支几招儿，你们肯定能把周王搞定。州吁和石厚俩人得了这个主意特别高兴，收拾好行李就上路了。

他俩前脚一走，石碏就给陈桓公写了一封信，说有两个王八蛋现在正投奔你而去，你一定得给我扣住，扣住之后，我马上派人来处理。

陈桓公那边当然就扣住了那两人，石碏就派了两个人，一个人代表国家去诛杀州吁，另一个是他的家臣，代表自己去诛杀自己的亲儿子石厚。就在陈国把这两个乱臣贼子给宰了。

这件事情里面有两个疑点，第一个疑点是，同样一拨罪犯，为什么要派两个人去杀？一个人代表国家，去杀乱臣贼子州吁，还有一个人代表石碏本人去处置自己的儿子。可见，父子关系在政治上也有生杀予夺之权。所以能说这种父子关系是简单的亲情吗？它就是个政治关系，家国一体。

更能说明家国一体的，其实是第二个疑点。这石碏不也是犯上作乱吗？因为州吁现在是他的主君。要弄清这个疑点，就得清楚石碏和州吁之间的亲戚关系。

中国的很多农村，一个村子往往就是一个姓，村民们原来都是一个先祖，虽然有的穷、有的富，有的家大、有的家小，但都是一个姓。大家都觉得，自己是这个村股份公司的股东。如果这个村子的村长经常做一些不像话的事，村里比他辈分长的人就有权力把他给废黜了。

这正是石碏在这一桩公案当中扮演的角色，他就相当于少林寺的那个扫地僧，虽然我不担任什么职务，但是一旦寺中有大难，我还是要出来打一打的。

我们再回头来看刚才讲的那两个疑点。第一个疑点，石碏杀自己的儿子石厚，是用处理国事的方法来处理自己的家务事。第二个疑点，石厚杀国君州吁，是用处理家务事的方法来处理国事。

这个故事非常好地说明了什么叫家国一体，就是用“孝”这样一个伦理准则，把亲情的原则外推到国家政治当中，让上下阶层的关系变得稳定、确定。这就是“孝”的政治意义。为什么“孝”在中国文化当中这么重要，就是因为它是从身份社会而来的一个重要原则。

礼的政治意义

但这只是一层关系，而封建社会是多层关系就好比一个多节棍，虽然这一节用孝字巩固了，但是棍子和棍子之间那个节怎么处理才好呢？所以在孝之外又多了一个字—礼。

我们今天讲礼，是对对方的尊重，是为了体现自己的善意。比如说下围棋的时候，在日本的礼仪当中，第一手一定要上在右上角，就是为了方便对手下在他的右下角，这样对手伸手的距离比较短。

但是在春秋时代，礼的意义可要严肃得多。因为人性当中总有贪婪的成分，儒家虽然一直在讲“君子思不出其位”，就是不要想着出位，但是有几个人能做到呢？大家都想往上爬。所以，这根棍子就乱了。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每个人各安其位，既认识到自己的位置，又能坚守它。

“礼”这玩意儿作为一个原则，抽象得很。你可以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但是如果它不能变成日常生活当中磕头碰脑、行止坐卧都得遵守的规矩，就很难深入人心。

打个比方，在军队里，如果师长和普通小兵共用一个澡堂子，这就会出问题了。大家一看，师长脱光了也就这样，在战场上听师长的命令时，就会打个折扣。之所以将军官的澡堂、食堂、厕所要跟士兵的分开，其实就是个礼，从日常生活细节中来确定等级规则。

所以到了周朝，礼变得非常繁复，而且涉及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从大的分类上讲，就有五礼，就是所谓吉、凶、军、宾、嘉。凶礼就是葬礼，而葬礼里面又分很多细类，有很多繁杂的流程。

你可能会问，这种社会结构岂不意味着特权、等级、不平等吗？这些听起来很邪恶的词，其实在当时并没有邪恶的含义，也不意味着谁欺负谁，大家都认可这套规则，每一个人各安其位，整个社会共同体也就安定了。它的着眼点就是社会安定。

比如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句话，有些人会觉得好令人气愤，凭什么对我们平民老百姓就不能讲点儿礼呢？凭什么那些贵族犯了法，刑法就管不到他们呢？其实这句话在西周和春秋时候，不是这个意思。

什么叫“礼不下庶人”？那个时候的庶人本身没什么文化，生活又很困苦，为什么要用规范贵族的那些繁复的礼节去折磨他们呢？算了，就不要用这些来约束他们了，这些罪就让贵族来受吧。这背后还有一点点善意。

有趣的是上一句话，“刑不上大夫”。那个时候的刑可不是今天有期徒刑的刑，那个时候的刑特指肉刑，比如割鼻子、打屁股。为什么对大夫不能用这些肉刑？汉代的贾谊也是一个大哲学家，他讲过一个词，现在也是一个成语，叫“投鼠忌器”。就是打老鼠的时候，会担心把旁边那些珍贵的器皿打翻。

贵族虽然犯了法，也应该承担刑事责任，但是不能让老百姓觉得，原来他们犯了错也要摁翻打屁股，跟我也差不多。这就有点儿像一个小兵在澡堂子里看到师长脱光了的样子，那份尊敬就没有了。但是并不意味着贵族犯法不受处置，只不过和平民的处置方法是不一样的，至少不能对他们进行折辱。

欧洲文化和中国文化在这方面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大翻转。欧洲的贵族如果犯了死刑，一定是砍头，你看法国的路易十六、英国的查理一世，都被砍了头。而普通的老百姓犯了死刑，则是绞死，或者吊死。

而在中国正好是反过来，砍头适用于老百姓，相对体面一点的贵族的死法反而是绞死，允许保留全尸。但内在的机理都是一样的，就是上下阶层适用的刑法是不一样的，而处置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西汉的汉成帝时期，有一个宰相叫翟方进。翟方进当了10年宰相，眼看要告老还乡了，这个时候突然天空中星象有变，“荧惑守心”，这个我就不解释了，总之星象不大好。

汉成帝想，老天爷好像要降罪于我，可我是皇上，我不能承担责任啊，由谁承担责任呢？宰相。所以汉成帝就对翟方进各种暗示。翟方进已经是60岁的老头儿了，他舍不得死，逼得汉成帝给他下了份诏书，这份诏书现在还见于史书。意思就是，自打你当了宰相之后，这不好那不好，我赐给你十坛酒、一头牛，你自己看着办吧。翟方进接到诏书的当天，就自杀了。

这种情境在汉朝是非常多的，一旦天象示警，宰相就得自杀。

以上，我把春秋时代社会运行的大体样貌给大家做了一个勾勒，不管你高兴不高兴、喜欢不喜欢，那个时代的人就是这样生活的，这套规则运行得非常好。周朝毕竟也有800年的江山，这在中国历代的王朝当中，活的时间是最长的，所以这套制度有它的生命力。

皇权社会诞生记

但是，这套玩法到了战国时代，就再也持续不下去了。前面我们讲过，整个人类社会都在回答一个问题：怎么把那种由血缘凝结成的小共同体，拼凑为一个更大的共同体，而且有一个稳定的架构？

要回答这个问题很难，它在拷问所有的民族；而中国人到了战国时代，就搞出了一套全新的答案。欧洲人一直到18世纪、19世纪才搞出了一个类似的东西，而且很多东西还是跟咱们学的，我们足足领先了2000年。

这就得说到战国时代的那个大变革—商鞅变法。当时各国都在搞变法，方式差不多，目的也都差不多，只不过秦国的商鞅变法搞得最好。商鞅变法锻造了一种全新的管理技术，正是由于这个技术的突飞猛进，才让王权变得独大。

春秋和西周时代的王权，不是不想大，只是苦于没有相应的技术，所以只好搞成三明治式的社会结构。但是随着商鞅这些战国时代的法家的发明、创造，突然让王权独大变得可能了。也就是说，王权可以击穿这个三明治，直达社会的底层，把这个国家的每一份人力、每一粒米都榨取出来，形成力量，收缩到王权的手里，然后投放到战场上去，去争霸。

这个王权在秦始皇手里改了一次名字，改叫皇权，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它越长越大，最后变成了一个通吃的大魔鬼。人们从战国时代把它从瓶子里放了出来，发现再也收不回去了。

当然，这个过程非常漫长，按照唐德刚先生的说法，大概是200年。还有人说直到唐代末期才完成了这个切换，这是学术上的争论，我们不去管它。

那问题来了，这个把小共同体拼凑成大共同体的新方法，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我们这代人听了太多对皇权的各种批判，在这里我们不从情感上去评论它，仅仅从逻辑上去判断，这个答案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答案。

皇权社会的逻辑缺陷

皇权替代身份社会、封建社会，它带来了一个逻辑缺陷和一个现实后果。我们先来看这个逻辑缺陷。

西周和春秋时代的社会结构，是一个三明治式的社会结构，每一层有每一层的道理，每一层对上一层负责，所以那个社会是一个讲小道理的社会。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鲁国的孔子，一辈子都跟三个大家族过不去，就是所谓的“三桓”—鲁桓公的三个儿子的后人，形成的三个大家族。他们跟鲁国国君是亲戚，但这三个大家族变得很大，领头人就是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孔子一辈子都在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当乱臣贼子，一定要恪守本分，等等。好话说尽，歹话也说尽。

后来季孙氏有一个家臣反叛了，他说我跟孔子是一样的，都是为鲁国国君好。他反叛失败后跑到齐国去了，连齐国的君臣都痛骂他是乱臣贼子。那个时代的人可不管他是为了谁好，你是季孙氏的家臣，你就要对季孙氏忠诚。而孔子是鲁国国君的大司寇，他当然要维护鲁国国君的地位。他们俩的地位不一样，所以应该遵从的那个小道理就不一样。不要看俩人的行为方式一样，目的也一样，但是孔子这么做就是对的，家臣这么做就是错的。

《论语》里面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叫叶公的人跑到孔子那儿去吹牛，说我们那个地方的人可正直了，有一个人偷了一只羊，他儿子发现之后大义灭亲，马上把他告发了。你看，民风淳朴吧。孔子听完之后就反唇相讥，说我们那个地方的人也很正直，但是方式跟你们不太一样。如果发生类似的事情，我们那个地方的人一定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父子之间互相包庇隐瞒。

按照我们今天的观点，一定会支持叶公，觉得孔子错了。但是要知道，大道理和小道理永远摆在我们人类的面前，大道理就是，为了社会的公共福祉、公共秩序，偷羊这种行为一定要举报、要揭发、要惩罚。小道理是，父子之间出于人伦天性，一定要互相包庇。

大道理和小道理发生冲突的时候，哪个大呢？孔子那个时代就认为，小道理应该大，父子人伦大于一切。

再举个例子，春秋时期的楚昭王，有一次打仗失败后出逃，逃到了陨国。陨国上上下下都跟这楚昭王有仇，因为陨国此时当权的是兄弟俩，一个叫斗辛，一个叫斗怀，他们的父亲就是被楚昭王的父亲给杀掉的。一看楚昭王来了，这兄弟俩的意见就发生了分歧。

老大斗辛就说，他是王，他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仍然把他要当王对待。弟弟斗怀说，我们的父亲就是被他父亲给弄死的，我也要把他弄死。老大一看，实在说服不了自己的弟弟，就护送楚昭王逃走了。

后来楚昭王回到了楚国国都，继续当他的国君，下了一份红头文件，把这兄弟俩都给表扬了。一个要宰他，一个要保他，他居然都表扬，是什么道理呢？楚昭王说，一个是侍君以礼，一个是侍父以礼，这两个道理我都认。

所以在那个时代，大道理和小道理是可以调和的。但是问题是，在皇权时代，还能够调和吗？

在皇权独大的时代，皇帝当然希望大道理要压过小道理，自己的政令能够通达，全天下一盘棋，都听我的。可是小道理在西周和春秋以来，一直是中国人伦社会当中一个坚定的存在，这二者之间难免有矛盾，而且这个矛盾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初露端倪。

战国时，儒家的掌门人孟子有一个小徒弟，叫桃应。桃应有一天问了老师一个刁钻古怪的问题：中国古代著名的圣君大舜，他的父亲叫瞽叟，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一个坏父亲，真是头顶长疮、脚下流脓的一个坏蛋。假设瞽叟犯了罪，被抓起来关在国家的大牢里。请问，贵为天子的大舜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刁钻就刁钻在，小道理和大道理在同一个场景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贵为天子的大舜如果要主持天下的正义，就应该秉公执法，把自己的父亲判刑或杀掉；而身为瞽叟的儿子，他又不得不照顾父子的亲情，那该怎么办呢？

孟子回答得非常好，孟子说，大舜应该弃天下如敝屣。就是把自己的天子之位像破鞋子一样扔掉，然后跑到大牢里，把瞽叟背起来就跑，一直跑到国家政权管不到的地方。然后像欧洲童话里讲的，像王子和公主一样，快乐地度过下半生。

可见，在孟子的观念里，仍然是小道理大过大道理，父子亲情要比天下正义大。可是这套解决方案在皇权时代我们没有见过，什么样的皇帝可以轻易地抛弃天下，专门去照顾父子亲情？所以，矛盾就出现了。

这种矛盾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真是俯拾皆是。话说唐代武则天执政的时候，朝中有个大官叫赵师韫，某天晚上在驿站被人杀了，杀他的凶手叫徐元庆。他们俩之间有什么过节？

原来很多年之前，赵师韫在一个县当公安局局长的时候，把徐元庆的父亲给杀了，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所以徐元庆当晚手刃仇人，然后投案自首。

这个案子可把主审的官员为难死了，按照大道理来讲，国法要伸张，杀人要偿命，徐元庆必须死。可是按照小道理来讲，儒家最讲究的就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他明明是个孝子，怎么能杀呢？

最后这个矛盾交到了武则天的手里，按照武则天的想法，放了算了，不要再搞这种真理标准大讨论了，权当这件事没发生过。但是朝中有一个人不干，就是著名的大诗人陈子昂。陈子昂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复仇议》，专门论述这件事。陈子昂出了一个馊主意，说此人既然违犯了国法，就应该按国法处置，把他给杀了。杀了之后，我们再表彰他的孝道，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这是一个多么鸡贼的主意啊！武则天后来还真就这么办了，把徐元庆杀了，然后再表彰他。

陈子昂死了几十年后，又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也大名鼎鼎，叫柳宗元。柳宗元写了一篇《驳复仇议》，专门跟陈子昂抬杠。说一个国家执行法律的时候，怎么能这么不严肃呢？一个孝子，你既表彰他，又把他宰了，这是人干的事吗？应该一码归一码。如果他的父亲当年是被赵师韫冤杀的，那国家就应该向徐元庆赔礼道歉，然后表彰他这个孝子。如果他父亲当年是因为触犯国法被赵师韫杀的，再去杀徐元庆也不迟。

我并不想判断是非，只想通过这个案例来说明，大道理和小道理在中国皇权时代一直是一对矛盾。而且这对矛盾发展到最后，甚至对皇权本身的合法性都提出了挑战。

汉景帝就遇到了这个问题。他手下有两个大儒生，一个叫黄生，一个叫辕固。黄生有一天大放厥词，说我认为历史上有两个大坏蛋，就是儒家一直尊奉的先贤—商汤和周武王。为什么？因为他们造反。人家夏桀、商纣王的天下坐得好好的，他俩偏要搞革命，所以这两个人应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辕固在旁边听着就来气，说你搞反了吧，夏桀和商纣王才是坏蛋呢！在他们的统治下，老百姓民不聊生，所以商汤和周武王才会造反，这叫吊民伐罪，有什么错呢？

黄生这个时候讲了一句很著名的话：“冠敝于上，履新于下。”意思是，帽子即使破了，也得戴在头上，你的鞋再新，也得穿在脚下。上下之分已定，你凭什么造反呢？

辕固反驳道，那我们汉朝刘邦他老人家造秦始皇的反，难道也错了吗？

这句话太厉害了，他说完之后就拿眼瞟汉景帝，汉景帝就很为难，到底是否定自己的老祖宗刘邦，还是否定儒家一直主张的上下尊卑这个秩序？他两个都不能碰。

但汉景帝这个时候就显露出了高超的领导艺术，他讲了一段话。第一句话是，我听说有一些美食家从来不吃有毒的东西，这可不是他们不懂吃东西。下句话就有意思了，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不去谈汤武受命，而是在争论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不能说你们是蠢人。

这明显是反话正说—你们要再谈汤武受命，可就是蠢人了，那我就要对你们动手了。汉景帝就是画了一个学术禁区，让大家不要再谈这件事情了。在当时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架构下，大道理和小道理的矛盾是无解的。

这就是皇权政治从身份社会中破茧而出之后，带来的一个逻辑死结，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开。

对等关系解体之后

皇权社会时期还有一个现实后果，这个后果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对等关系被拆解掉了。这个对等可不是平等，而是指你对我什么样，我才会对你什么样。

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君主要有君主的样子，臣下才会有臣下的样子。这句话反过来说可就不好听了，君主要是没个君主的样子，臣下可就不必有个臣下的样子了。孔孟是一体的，在先秦，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给大家举个例子，春秋时陈国有一个君主，叫陈灵公，他跟两个臣下共同包养了一个女子，叫夏姬。他们三个经常让这个夏姬穿上各种情趣内衣，在朝堂上奔跑嬉闹。

有一个臣下叫泄冶，实在看不过去了，就对陈灵公说，您是不是该稍微收敛一下？这样做影响不好。陈灵公一听，觉得好像有点儿道理，然后就跟夏姬和包养她的臣子商量，说有人给我提意见，你们说怎么办呢？三个人一商量，觉得应该把提意见的人给宰了。后来真就把泄冶给杀了。

这个故事的是非曲直好像很明显，有人就问孔子怎么看这件事。孔子说，泄冶活该。他又不是国君的亲戚，更不是商纣王的叔叔比干，给国君提意见被杀，也算是个忠臣。泄冶不就是个职业经理人嘛，既然投奔了这样的国家，侍奉了这样的昏君，还对他提这样的意见，妄图用一己之力改变这个淫乱的朝廷，这不是活该吗？所以，比干值得上一个忠字，而泄冶只称得上一个狷字，狂狷的狷，就是一个妄人。

孔子这套说法很有意思，就是说泄冶根本就不必跟昏君讲道理，根本就不必臣服于昏君，走人就是了。这是先秦儒家的观点。

后来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廉颇、蔺相如将相和的故事。当时我觉得廉颇是好样的，是个忠臣，以大局为重。可是后来发生的故事你知道吗？廉颇意识到赵王不再重用他了，想用别人来替代他，就出走了，先去了魏国，后来又去了楚国。十几年后，赵国就被秦国灭掉了。

在廉颇这样的人看来，你赵王重用我、待见我，我就好好对你尽忠；你不待见我，那么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就走了。这就是先秦时代人们的价值观。

皇权时代，这种对等的关系逐渐解体，渐渐变成了单方面的义务—臣下单独对皇上尽忠。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当中，有一个瞬间很有意思。宋太祖赵匡胤有一次召见自己的宰相范质谈工作，赵匡胤突然说，我眼神不太好，你手里拿的那份文件我看不清楚，你拿过来给我看看。范质就老老实实地把这份文件送了上去。范质退回去的时候发现，旁边的小太监已经把自己的座位给撤了。要知道，宋朝以前，宰相在皇帝面前都是有座位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瞬间，从此，宰相在皇帝面前就没有座位了。

到了清朝，就变本加厉了，所有的大臣都要在军机处，在皇帝面前跪受笔录，皇上说什么，他们记下就好了，没有说话的份儿。君臣之间的义务关系越来越单向。

清代的皇帝雍正，有一次收到臣下的一份奏折，里面说了一堆漂亮话，说君恩深重，我涓埃难报。就是说，您对我的恩情实在是太重了，我怎么报答都报答不过来。

这明摆着就是拍马屁，可雍正听了很不高兴，说难道君恩不深重，你就不报君恩吗？我们之间没有对等关系，你就尽你的臣节就好，至于君恩深重不深重，不用你管。你看，对等关系一解体，皇权就没有节制了。

记得年轻的时候，我读过孟森先生的《明清史讲义》，里面说明朝最大的劣政有两样，一样是廷杖，一样是诏狱。廷杖就是在朝堂上直接把大臣摁翻打屁股；诏狱就是不通过国家的正常司法秩序，皇帝想抓谁就抓谁，要杀谁就杀谁。

廷杖真的是惨无人道，我在史料中看过执行廷杖的过程，就是把大臣从肩以下捆上，脱掉裤子露出屁股，直接就打，而且让大臣的脸直接贴到地面。打完之后，屁股肯定是烂掉了，嘴里也要吃上一嘴土。你以为就这样就完了吗？还要让同朝的百官都站在旁边看着。

明朝的时候，君上折辱臣下的程度，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皇权对士大夫和朝臣都能够摧残成这个样子，更何况是普通的老百姓呢？更是要抓就抓，要杀就杀。

很多人是从情感的角度来批判皇权，觉得它血腥、黑暗。而如果今天我们从学理上来看，皇权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就是先秦、春秋时代那种人和人之间的对等关系解体掉之后的一个必然的现实后果。

这里面还牵扯到一个话题，很多人觉得儒家和皇权是一体的，是狼狈为奸的，这可真是冤枉了儒家。因为儒家创生于西周和春秋的社会土壤里面，那时的儒家才是原汁原味的儒家。皇权时代的儒家早就面目全非了，它变成了卖东西的，卖思想的，当然要尊重顾客的意见了，而皇权是它唯一的顾客，所以这个时候的儒家早就变种了。

再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大家都知道，《三国志》里面的孙权是江东的大王，有一天他跟自己的臣下聊天，让大家都说说小时候读过什么书。臣子严畯说，我小时候最爱读《孝经》。孙权说，你背来我听听。严畯就从第一章开始背：“仲尼居，曾子侍。子曰……”背到这儿的时候，突然有人喊停，说你不能这么背《孝经》，这是书呆子的背法，听我来背。这个人就是张昭。当时江东有一句话：“外事不决问周瑜，内事不决问张昭。”说的就是他。张昭就开始背：“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

同样一本《孝经》，怎么背出了两个版本呢？因为严畯是从第一章开始背的，张昭是从第十七章开始背的。

可是张昭的解释特别有意思，他说这个时候的《孝经》哪还是《孝经》呢？“君子之事上也”，这就是忠，就是臣下对君主应该尽的孝。

所以《孝经》到了三国的时候，就已经变味了，它的本质已经从人伦关系的调整，变成国家政治的一个基本准则，儒家在这个时候已经变形了。

以法治国

零零碎碎讲了这么多，最后我来归纳一下。

第一，人类历史一直有一个大主题—怎么把小共同体变成大共同体。刚开始，一些发达文明的解决方案都是一样的，就是封建制或者身份社会，是一个三明治的分层结构。无论是中国的西周和春秋时代，还是欧洲的中世纪，搞的都是这一套。

第二，中国人非常聪明，早在战国时就发明了一套全新的东西，就是皇权。皇权独大，就把这根多节棍变成了一根大铁棍，就可以从上到下捅到底。

这个解决方案好不好？好。它后来形成了一个超级稳定的结构，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2000年的时间。但是它也付出了一个惨重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除了皇帝本人，所有人都生活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当中，没有人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没有人能真正获得安定和有尊严的生活。

结果就是，整个国家和民族丧失了活力和创造性。如果没有1840年鸦片战争那一声炮响，没准儿我们中国人还觉得，我们搞出了这么一个超大型的稳定系统，是一个伟大的创造。

第三，超越西方人搞出的第三套方案，中国人的皇权解决方案，是从上到下解体身份社会。而西方的身份社会解体，是自下而上，它假定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通过一套确定性的规则体系、契约体系来进行协作和交往。这就是《古代法》的作者梅因教授讲的，什么叫现代化？就是从身份到契约。

第四，中国人走到了今天，再也不会质疑现代化这个词了。我们经过2000年的实验，转了这么大一个弯子，发现从上到下解体身份社会也许不是一个最佳方案；从下往上去建设一个由契约、法治来构建的现代化国家，才是中国人必须要走的道路。

什么叫契约社会？本质上就是法治社会。所谓现代化，除了民主，更要靠法治保障人和人之间自由平等，按照规则构建出大共同体，才是现代化的真相。

十八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中国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就意味着一条从身份到契约的现代化道路，摊在了中国人的面前。

第二章　看不懂的中国经济

有了数据，人和人可以对话，人和人可以协作，知识和知识可以产生累进的作用。而现代化不就是这样爆发开的吗？

01　阴谋是可能的吗

源远流长的阴谋论

5岁之前，我唯一还记得清楚的情境是一次惨痛的失败经历。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有一个孩子王，拿着一柄木头做的红缨枪，带着我们七八个小伙伴上街抓阶级敌人。结果走了一两个小时，我们遇到的不是面目慈祥的大人，就是面目凶恶的大人。这面目慈祥的，不像阶级敌人；这面目凶恶的，就算他是，我们也打不过。我那时候就胖，走了一两个小时，累得气喘吁吁，一看夕阳西下了，大家就哄然而散回家吃饭去了。所以那次抓阶级敌人的任务就可耻地失败了。

任务虽然失败了，但这个目标却留在了我的心里，因为世界上总有坏人，总有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但他是谁，又在哪儿呢？怎么才能抓得住呢？随着成长阶段的不同，我得出来的答案就不同，形形色色。有的时候觉得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或者资本家及其走狗；有的时候觉得是日本军国主义及其极右势力，有的时候觉得是美国人及其中央情报局；后来又觉得是房地产商，他们全是坏人。

不管答案是什么，总而言之，这是一种思维模式，叫阴谋论。我们认为那些坏人不是明目张胆跟我们作对的，他们藏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里，在某个密室里谋划一些小阴谋，总想在我们出其不意的时候蹦出来，祸害一下我们这个由善良人构成的世界。这就叫阴谋论。

在人类历史上，阴谋论的说法真可谓源远流长，最古老也最臭名昭著的一个，就是针对犹太人的阴谋论。在中世纪的欧洲，甭管什么屎盆子都可以扣在犹太人身上。比如说黑死病、大瘟疫，肯定是犹太人干的；经济危机就更没跑了，犹太人都是银行家，不是他们干的是谁干的呢？包括革命。十月革命的时候，西欧的太太先生们都觉得，犹太人果然发动了革命，你看，第一届苏维埃中央委员会的24个中央委员中有16个犹太人，托洛茨基、捷尔任斯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都是犹太人，所以这当然就是犹太人阴谋的总爆发。

对犹太人的迫害在二战时期达到了顶峰，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实施了种族灭绝政策。二战结束之后，由于纳粹德国的失败，迫害犹太人的声音就从主流舆论界淡出了，但是边边角角、零零星星依然多得很。

你们可能认为自己不相信阴谋论，确实，有些阴谋论扯得实在不像话。例如，有人说希特勒根本就不是德国人，有大量资料证明他是英国特工机构培养出来的一个特务。你看，德国让他祸害了吧！英国终于把世仇德国人给搞下去了吧！为什么敦刻尔克大撤退，希特勒不下令追杀，反而让英国人安全撤退？桩桩件件的历史事实都证明，希特勒就是英国人培养的。

这种低级的阴谋论你当然不信，但是我们往下看，有些阴谋论你会不会信。比方说，美国有一派人说，阿波罗登月是肯尼迪政府造的一个假象，美国人从来没有登月，都是在地球上拍的。你是信还是不信呢？人家手里可有大量的证据。

还有一套说法，说“9·11”事件也是假的，什么拉登、伊斯兰恐怖极端势力，都是扯淡，那就是小布什干的。美国人为了获取中东人民的石油，就得找借口出兵，所以策划了“9·11”事件，所以一切都是监守自盗，都是自导自演。这个你信不信？

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推，还有一些阴谋论，我们很多人就半信半疑了。因为《罗辑思维》的受众当中，智商特差的估计没有，但是我们都有一颗自由主义的心，自由主义就是不相信任何权威。美国人一定没有骗人吗？当然有可能。

还有一些在中国流传甚广的说法，比如说全世界最大的种子公司孟山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广转基因食品，目的是什么？就是掌控住中华民族的命脉，什么时候想让我们的粮食绝收，我们就真的绝收了，这就是帝国主义的大阴谋。你信不信？

还有人说，美国人及其小伙伴正在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扼制中国崛起的国际阴谋，想要祸害咱们中国人。你信不信？

再比如说，韩寒和他爹韩仁均，瞒天过海，欺天下无人，明明是他爹写的文章，非要说是韩寒写的文章。你信不信？

所有这些，你有没有相信一点点呢？有，那就说明你和我一样，这是我们人类从进化初期就带到今天的一个毛病—我们天性当中多多少少都是有点儿相信阴谋论的。

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要简化世界。

构建阴谋论的一些手法

阴谋论为什么会长久存在？人们在用什么手法构建阴谋论？识破阴谋论的根本思维方式是什么？

其实构建阴谋论的手法很简单，无非就是几招。

比方说共济会，何新先生就在他的书里面铁口直断，说美国43个总统里面有41个都是共济会的，只有两个不是，一个是林肯，一个是肯尼迪，还都被刺杀了。这么说总得有点儿证据吧？没有，人家就是不告诉你证据在哪儿，一口咬定41个都是。而且还告诉我们，美国签署《独立宣言》的56个人，有53个都是共济会会员，所以美国就是一个由共济会控制的国家。证据在哪儿？人家从来不跟你扯证据。

再比如说，宋鸿兵先生写的《货币战争》里面有一个判断，说美联储表面上是个国家机构，其实就是个私人银行，它是有股东的，他们都在隐瞒这个事实。

真的是这样吗？真是这样，美联储真的是有股东的，可是美联储的股东都是什么人？这在1913年颁布的《美国联邦储备法案》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只要在美国联邦注册一家银行，就必须入股美联储。入股之后，可以享受到两个权利：

第一个权利，每年拿6%以下的股息。这是什么概念？细的推算咱们就不展开了，一家银行一年大概可以分到10万美金。对开银行的人来说，这点钱估计都看不到眼里，还不如中关村一个干得比较好的产品经理的年薪高呢。

第二个权利，可以参加地方美联储主任委员的选举。要知道，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7个人都是由总统任命的，跟选举根本没有半毛钱关系。

所以，宋鸿兵先生在《货币战争》里这一整套推论，在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

阴谋论可以论证一切观点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阴谋论者的手段。第一，在论据上完全造假；第二，在论据的采用上，完全采用旁证；第三，在论证方法上，完全不可证伪；第四，跑到“爱国主义”的大旗之下，把头一蒙。请问，这样的阴谋论，我们如何去反驳它？不能反驳也就罢了，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只要用这四种方法，阴谋论可以论证一切观点。

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有趣的文章，有人仿造阴谋论的口气写的，论点是：早睡早起是一个大阴谋论，是集权主义者对我们的迫害。首先，他抛出了一个假论据，说20世纪70年代，美国有个教授发现了一个惊天的事实—人的脑部有一块区域的发育是跟集权主义相关的，这块区域发育得越健全，我们就越适应集权主义。这块区域要发育需要一种激素，叫褪黑素，而天光越暗，褪黑素就分泌得越多。

所以，证据就来了：原始人早睡早起，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灯，所以他们就愚昧，就倾向于集权，所以奴隶制就诞生了；等人类技术发展了一点，我们有火把有蜡烛了，人就睡得晚了，所以孔子、释迦牟尼、柏拉图这些智者就出现了，人类文明就进步了，我们就不再那么愚昧了；到后来，有了电灯，汽车、飞机、互联网就发展了起来。所以，人类摆脱愚昧跟睡得晚很有关系。

为什么有人要宣传早睡早起呢？就是希望我们睡得早一点儿，让我们适应集权主义的黑暗。不信我再给你一个证据，你看现在什么机构是希望人早睡早起的？军队。军队晚上10点钟熄灯，早上5点钟起床，这不就是证据吗？因为军队需要集权，需要服从，需要愚昧。你看那些需要对员工加强管理的大公司，都是早上9点上班，所以员工就不得不早睡早起。而那些需要创造性的IT公司呢？他们允许员工中午才到公司上班，然后熬上一夜，他们多有创造性啊！所以，只要哪个媒体宣传早睡早起，他们就是集权主义者的爪牙，就要迫害我们。

这套论证看起来没问题，但是仔细一对照，用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阴谋论的四大招。如果按照这种方法，你完全可以论证，我罗胖这么胖，就是一个阴谋，我就是想联合全世界的胖子把地球压垮。有这种可能吗？你可以试着论证啊！罗胖在何时何地讲过要减肥，这说明他想减肥，可他想减肥又不减，这说明他有阴谋，想干坏事。然后你可以找出一万张我在各种场合大吃大喝、把自己喂得肥肥的照片当论据。罗胖还经常请朋友吃饭，要把他们也养成胖子，他的目的就是把地球压垮。如果你得出了这套论断，我又怎么申诉呢？我真的是百口莫辩。

听了我上面的话，有些朋友可能已经按捺不住了—罗胖你什么意思？本来还挺喜欢你的，结果你净替美国人和韩寒这些坏蛋说话。

我并不知道韩寒是坏人还是好人，有没有代笔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目前拿出来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这一点，我的论证仅止于此。如果你用这个旁证就一眼看穿我拿了美国人的钱，跟韩寒勾搭了，或者我自己想炒作，对不起，你的思维方式就叫阴谋论。

阴谋论思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古往今来就有，往后也会有，它是无法灭绝的。所以，我真没打算跟阴谋论抬杠，把它驳倒。没有用，它永远会存在。

那我到底想干什么？《罗辑思维》之所以提到阴谋论这个话题，其实是想问一个问题，这个世界到底是由谁、由哪一种力量来控制的？阴谋论的前提就是这样，只要一小拨人足够团结，有足够的智商，策划的时间足够长，且计划足够严密，控制的资源足够多，那么理论上这拨人就可以控制整个世界。

真相是不是这样的呢？如果把这一点驳倒了，阴谋论的理论基础是不是就倒塌了呢？

我们来看人类历史，人类从有文明一直到现在，能够整合的社会力量只有两种。第一种，以暴力为后盾的权力；第二种，以自由为前提的市场。仅此两种而已。越往前追溯，市场越不发达，权力越发达；越往后看，你就会发现，市场起到的作用越大，权力的作用就越萎缩。这个分水岭就出现在20世纪。

我们知道20世纪以冷战为基本态势，实际上人类做了一个大实验，一方面是苏联东欧集团，他们用集中的权力，试图通过中央的计划经济、集中权力这样的一种安排，给人类造出一个天堂。但是这个实验在1992年前后就整体失败了，人类发现这条路好像走不通。

1992年，我们中国人干了一件事，那一年小平同志南巡，我们坚定地朝着市场经济方向走去。这说明整个人类在1992年的时候形成了一个共识，原来靠权力、靠集中来造天堂这种方式可能不大行，我们还是要试试市场这一条路。

但是你发现没有？历史越往前追溯，权力起到的作用就越大；而权力的作用越大，阴谋论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中国历史上就发生过这么两件事，一件是公元835年，唐文宗觉得身边的太监太跋扈了，企图控制自己的身家性命，那怎么行？于是他心生一计，说要去一个大臣家看天降甘露，结果就跟大臣勾搭好，把那群太监全部给杀了。太监头子叫仇士良，这哥们儿特别精明，没上当，反而把皇帝带回皇宫，把大臣全杀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甘露之变”。

又过了几百年，1457年，明朝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叫“夺门之变”。明英宗那时候在南苑当太上皇，有一个将军叫石亨，一个太监叫曹吉祥，这两个人跑到南苑把太上皇拥立到皇宫里来，取代了当时在位的明景帝，这就叫“夺门之变”。

这两件事情都是阴谋，阴谋为什么起作用呢？因为社会是由权力来控制的。权力本来就是一种中心化结构，中心的中心不就是皇上嘛，只要把皇上拿住，只要控制了皇上，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阴谋论在历史上确实有对的一面，因为历史越往前追溯，权力就越能控制人类。

市场经济中，阴谋论还管用吗

可是当1992年整个人类发生了大转折，市场成为协同人类的最重要的手段之后，阴谋论的思路还管用吗？

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假如美国的登月工程阿波罗计划全是假的，是美国政府捏造的。那么，搞这个阴谋的人必须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把所有参与这个计划的人的嘴全部封牢。稍有点儿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你跟闺密讲的话都会被传出去，何况上千人的大工程，上至科学家下至看门的老大爷，想让他们都把嘴全部扎严不跟外人说，用什么方法才能做到呢？

要知道，当一个气泡越吹越大的时候，任何一个小爆破都可能造成整个气泡的崩溃。如果给每个人发钱买他的嘴，新闻机构要用多少钱来封嘴？这是没法博弈的，要出比别人能出的最高价多几千倍的钱，这怎么可能做到？

更何况有的人根本就不在乎钱，就怕对不住自己的良心，临死就忍不住向全社会公开。所以，封闭这个信息的可能性是几乎没有的。很多人说“9·11”事件是小布什自导自演，我从来没有赞赏过小布什的个人道德，他是不是坏人我不知道，即使他是坏人，他也做不到。自导自演那么大的工程，得多少人配合他？让这些人封口、住嘴，是一件太难做到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所有阴谋论者，如果有一个控制全世界的阴谋，他必须要有一种能力，就是要对世界上所有人、所有机构、所有企业的反应，每一个时机的反应，做出精准的预测。为什么鲁迅先生说《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状诸葛多智近妖”？因为，事事料敌先机，能够把所有人的动态都想明白，这不是人能干的，只有妖精才能做到。

没有妖术，他怎么可能知道那么庞大的信息呢？我随便举个例子，一个美国农民现在有几百亩地，今年要种玉米还是种大豆，请问他怎么判断？如果他整天到处搜集信息，哪个地方玉米市场怎么样，哪个政府用玉米提炼油的计划到底有没有破产，中国人接不接受转基因大豆……那么，这个美国农民无论组织多大的班子，都不可能把这些信息搜集完全。搜集完全之后再做决策，黄花菜都凉了，下种的时机早就过了。

这就是阴谋论的一个根本难题，在一个开放的自由市场上，想封闭信息和了解全部信息的真相，都是完全做不到的事情。那请问，市场经济是怎么来完成对这个世界的控制呢？很简单，用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叫分头决策，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利益做自己的决策；第二个方法叫用价格信号来调整每一个人的行为。

我们再来看刚才那个美国农民，要种几百亩地，种玉米还是种大豆？不知道。决策方法很简单，到期货市场上看价格。玉米和大豆的期货价格哪个高就种哪个。

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因为期货市场上的价格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数字，它的实质是什么？实质是全世界关于玉米和大豆的复杂信息，通过市场交易的机制，最后浓缩成价格这一个信号。北京市到底哪个企业污染，哪辆车不达标，我们不知道所有的信息；我们只知道，今天PM2.5多少值，这就是最终合成的信号。

今天早上要不要出门锻炼身体？看看PM2.5数值就可以了，没必要说今天有多少辆检验不达标的车从我们家门口过，这些信息你是不可能掌握的。这就是市场的优越作用，分头决策，最后加一个非常精妙的、集成的价格信号。

价格是由消费者自己来决定的

很多人其实并不了解什么叫市场经济，尤其在价格这个问题上。比方说到现在为止，中国和外国很多媒体都在讲央行决定利率，我们经常在各种财经评论里头听到，央行该不该升息，什么时候升息，大家都盼着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央行在决定。当年格林斯·潘每天夹一个公文包到美联储开会，大家都说，要根据他公文包的厚度判断，他到底是要升息还是降息。

我要告诉你，根据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格林斯·潘每根本没这权力。权力在哪儿呢？权力是市场给的。央行—不管是中国人民银行还是美联储—能干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跟在市场的屁股后头，想办法把市场已经决定好的那个利率表达出来，仅此而已。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什么是利率？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简单地说，构成利率最重要的因素是人们对于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比如说我预计一万块钱到明年只能买一盒火柴，那我现在最理智的行为是什么？赶紧找所有朋友借钱。因为明年一万块钱就只值一盒火柴了，明年买几盒火柴还给他们，我就赚了。

所以利率的本质是人们对于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就那么简单。央行行长、美联储主席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判断人们对未来的预期。由于这个预期全是分散的，所以他们要去想，人们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那个合适的点在哪里。因为这个决定很重要，如果把利率定低了，没有跟上市场，大家会拼命来借钱；如果定高了，没有人来借钱，会导致市场的银根不足。

所以央行行长的工作就是体察市场，寻找到、倾听到那个市场已经形成的利率，然后把它告诉公众，仅此而已。他们不是在决定利率，因为利率的本质是什么？是货币的价格。价格是不可被预测，而且不可被决定的，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举两个例子，第一个，现在很多人都在说火车票价格、地铁车票价格、暖气价格应该怎么样，好像价格是能由谁决定似的。其实，价格从来不是由谁定的，甚至不是由商家定的，因为商家和顾客之间从来不是竞争关系，他们永远是合作关系。是谁在竞争？是消费者自己，价格是由消费者自己来决定的。就算是天上掉馅饼，也得看底下有多少人抢。天上掉下的馅饼本来是不要钱的，但是底下饿汉太多了，馅饼的价格仍然会涨。经济学的道理就这么简单。

第二个例子，如果你熟悉过去十几年中国的经济新闻，你可能听说过，2000年中国诞生了一个彩电价格联盟。因为国美、苏宁太不像话，把价格搞得太低，这个联盟坚决不降价，不停开会，还签下生死文书。后来呢，中国的航空公司也搞了个价格联盟，声称绝不打折。2007年，重庆洗车行业也有一个价格联盟，说10块钱洗车太便宜了，我们要涨到20块钱。

所有的价格联盟基本上瞬间就崩塌了，因为那十几年我都在做财经报道，在我印象中这些联盟结成一两周后就崩塌了。所以，商家若想多挣钱，控制价格是没用的。那政府把价格按住有没有用呢？我告诉你，一样没用，历史上这样的案例多了去了。最可笑的是，对于兰州拉面，政府都出过一纸公文，规定一碗拉面不准超过多少钱。

最典型的就是眼下对房地产的限价，请问有用没用呢？当然没用。为什么没用呢？因为大家误解了价格的本质。价格是什么？价格不是这个商品销售的价格，价格是指你要购买的一整套配套服务。你如果能理解前面两个价格控制和价格联盟崩溃的原因，你就能理解这个道理。

为什么航空公司的价格联盟没用？因为我们即使定下来北京飞深圳的经济舱多少钱，但是每个航空公司都有办法在私下里突破这道底线。航空公司可以不背弃联盟，但是它们可以把座位加宽点，把机舱的伙食变得好一点，还能免费送票上门，对70岁以上的老人免票，对一米以下的孩子免票，甚至还能把空姐弄得漂亮点，这都是在价格之外建立自己的竞争力。

所以价格联盟有什么用呢？价格是一整套服务最后的信息标签，你把这个标签定死了，后面的实质内容还是可以变的，所以价格联盟是控制不住的。政府限价是同一个道理，你可以限一碗兰州拉面的价，但你无法限制里面有多少根面，有多少块牛肉，牛肉是找贵的大厨做还是找街边的小工来做。你怎么控制？

最著名的案例发生在1973年，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跟美国人对抗，要控制对美国的石油出口，导致石油价格飙涨。于是美国政府就做了一件事，限制汽油价格，结果呢？加油站大排队。你以为你到加油站买的是汽油吗？错，你买的是汽油周边的一整套组合服务，其中就包括买汽油，包括不排队买汽油，包括买汽油没有搭售。

结果政府一限价，汽油的价格是控制住了，但是要排队了。不排队买汽油这项服务不提供了；24小时营业的加油站就没有了，因为不挣钱，加油站为什么要24小时营业？我一天营业几个小时就可以了嘛！如果不想排队怎么办？有的加油站就开始提供一种服务，只要同时购买某款润滑油，买汽油可以不排队，这款润滑油的价格就上去了。美国当时有一个评论员开玩笑说，石油危机期间是美国车辆润滑销售状况最好的一段时间。

因为价格是一个剧烈变动的因素，而价格本身仅仅是一个信号。所以老想控制这个世界，老想控制价格，这是人类从权力时代带来的一个妄念，由此才产生了阴谋论的想法。这个世界实际上是由谁控制的？由所有在自由市场中作为交易主体的决策者。他们分散决策，形成的一个总体现象，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世界，没有谁能够真正控制它。

如果这个道理你还没弄懂，你就想想，冬天要不要穿秋裤这件事情。政府、中央银行行长是可以规定你哪天穿秋裤，但是你真正穿秋裤的时间，跟你妈妈、你媳妇、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你穿秋裤只是对天气变冷的一种反应，而不是说你可以通过穿脱秋裤来控制外在的天气。

阴谋论为什么会破产

前面我讲了一系列经济学的原理，其实只是想描述一个趋势，就是历史越往回追溯，你越会发现人类社会是由权力来主导、由中心来控制的一种社会样态。但是越往后，越往未来，人类社会就越以自由为前提，以市场来协同，由分散的节点来分头决策，就会变成这样一种社会样态。如果你接受这个前提，我们回头再来看阴谋论这个话题，你就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在空间上看，阴谋会永远存在，但是阴谋的规模会遭到限制。为什么？因为阴谋的前提是保密，策划阴谋的一帮人不跟其他人说。但是保密的难度和成本越来越高，所以阴谋的规模就会越来越受控。你瞒着你老婆出去玩点儿花花肠子也许能做得到，一帮人躲在家里想控制全世界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结论，在时间上，历史越往回追溯，和中心化的社会联系越紧密的时候，阴谋就越奏效。但是越往后看，随着开放社会的到来，信息流动的加强，阴谋得逞的可能性就太低了。

如果你还是觉得有点儿糊涂，那就记住这句格言吧：“你可以短暂地骗住所有人，你也可以永久地骗住一部分人，但是如果你想得永久地骗住所有的人，对不住，您办不到。”这就是阴谋论会破产，它的理论根基扎不牢的根本原因。

我们不想跟阴谋论者抬杠，因为他们是说服不了的；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想探查一下人类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叫“去中心化”。你可能会反驳，人类没有中心怎么行？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没有法律，这天下不就乱了吗？

你还真别把这个中心的作用绝对化，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叫《市场的力量》，作者叫李子旸，是一个用小故事来揭示市场经济原理的高手。在这本书里，他讲到一个例子，18世纪的时候，欧洲对于鲸鱼的需求非常大，那个时候妇女穿的裙子里面都是用鲸鱼骨来支撑的，而且家家户户点灯用的都是鲸鱼油。但是在浩瀚的大洋上，那些分头进行捕猎和作业的船只之间产生矛盾的可能性太大了，因为一头鲸鱼那么大，不可能一个鱼叉叉上去它马上就死，一般会带伤逃亡一段；第二艘船上去再来一叉子，这条鲸鱼死了，请问这头鲸鱼是谁的？非常容易产生纠纷。

奇怪的是，在18世纪中期，将近100年的时间里，英国法院很少接到这个方面的诉讼。说白了，就是捕鲸船的老板们和水手们之间形成了一套规矩，没有法院的掺和，没有成文的法条，他们就可以解决自己的纠纷。

根据李子旸先生的介绍，欧洲的捕鲸船大概形成了两个规则。第一个规则在英国海岸周边适用，叫系牢原则。什么意思？就是一个鱼叉叉上去，你后面得带根绳子，这头鲸鱼负伤跑掉以后，你可以像牵着一条狗一样跟在后头追，一直追到这头鲸鱼死掉，你把它收获上来。但是请注意，什么能够证明你是这条鲸鱼的主人呢？就是这条绳子，一定要系牢。

可是到了北美海岸就不一样了，就不能用系牢原则了，为什么？因为鲸鱼品种不一样。英国海岸的鲸鱼叫露背鲸，性格比较温顺，它不会往下沉，不会跟你折腾，它就是跑，跑累了就死了。美洲海岸的叫抹香鲸，抹香鲸的脾气很大，你扎我，我就下沉上浮跟你一通折腾，所以这个时候再牵一根绳就太危险了，容易把船都拽到大海底下去。那就得另定一套规则体系，叫“鱼叉占有规则”。就是每个鱼叉上要带有这艘捕鲸船的标志，最后这头鲸鱼死了，就看上面的第一个鱼叉是谁的，那这头鲸鱼就归谁。

虽然形成了两套规则，可是这两套规则不能互换，比如说在英国海岸，如果你用鱼叉规则的话，那就很麻烦，因为露背鲸常常单独出现，一堆捕鲸船要是都上来用鱼叉戳，最后怎么判别哪个是第一个叉的？但是抹香鲸不一样，抹香鲸成群出现，几艘捕鲸船可以一起作业，分头追捕，所以容易平息纠纷。

任何一个长期在一起博弈的群体，都可以形成大家默认的法规，而没有必要用白纸黑字把它写下来。

但是很奇怪，到了19世纪中期，英国法院突然接到很多捕鲸业的诉讼，为什么呢？根据李子旸先生的分析，原因很简单，这个行业没奔头了，大西洋海域的鲸鱼都被捕杀得差不多了，这个行业很快就要日落西山了。

所以这又得出另一个结论，人们在长期博弈过程中，要想形成一套共同遵守的规则，得有一个前提，就是有盼头、有奔头。如果没盼头、没奔头，大家都倾向于打破这个规则，这个时候就得法院介入，就得中心化的那个社会结构来介入了。

西方的法理学当中有一脉理论，叫作自然法理论，它的理论就和李子旸先生讲的这个理论差不多。自然法理论认为，人类的法律是客观的，它有一些公序良俗、天理人心、公平和正义、先验的原则在。我们人类制定法律，不过就是把这些早已经客观存在的法律条文落实到纸面上，然后在执行的过程中不断地修正，更倾向于公平正义、公序良俗，仅此而已。所以法律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不是什么统治阶级的工具，而是我们努力去发现的一个天条。

看到这儿，你是不是发现，这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利息、利率的来源有点像？美联储不是去制定利率，而是去发现市场已经形成的利率，然后把它表述出来而已。所以这个社会到底是由中心来控制，还是由大家分头决策，早已经形成，最后只不过是通过价格、法律法规这些显示屏把它显现出来而已。

最后，我们还是回到阴谋论这个话题，阴谋论有一个隐藏得更深的前提，那就是阴谋论者认为这个世界是以谁战胜谁、谁控制谁、谁把谁搞定为基本样式的，就像30多年前的一首歌唱的那样：“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到底谁怕谁？”但是站在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你会发现谁怕谁一点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和谁发生了良性的、有行为规范的合作，这个世界才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

02　中国窄门

既重要又看不懂的事

国庆长假期间，我读了一本书，名字叫作《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作者是著名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先生。

我跟吴老师认识很多年了，最开始他写了企业史《大败局》，然后是中国经济史，一段一段地往前写，先是《激荡三十年》，然后是《跌荡一百年》，最后是《浩荡两千年》。所有朋友都跟他开玩笑说：“你用了这个‘荡’字，后面可没什么好词了。”正当我们等着他再捧出一本什么荡多少年的时候，他突然就捧出了这本《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前不久遇到吴老师，我请教说：“这么枯燥的专门史，又是古代的，有多少人会看？你为什么要写呢？”

吴老师给了我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式的回答。他说：“如果不理解中国的古代经济史，就没有办法理解现在的中国经济。”这话听着有道理，但是当时我觉得太牵强了。

中国古代是农耕社会，经济结构多简单呀！而现在是多么大的经济体量，多么复杂的博弈环境，多么复杂的经济分析工具，以及多么复杂的产业结构！这东西你非说有联系也行，但是借鉴意义并不大。

可就在我仔细拜读过这本书之后，我的认知发生了大翻转。这本书至少帮我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微观问题，一个宏观问题。

微观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进行了30多年，可是计划经济残留的国营企业不仅没有死掉，反而死蛇翻身，越活越健康？不仅“垂死病中惊坐起”，而且返老还童了，这是为什么？

宏观问题是，当中国经济的体量变得这么大，在GDP这个单一指标上要赶超美国已经指日可待的时候，总不能说中国崛起之后就是另一个美国或英国吧？我们总有自己文明的特质，可这个特质是什么？

这可不只是中国人关心的问题，全世界都关心我们中国到底要往哪儿走，将来的变形方向到底是什么。就像关汉卿那首小曲里说的，那颗“蒸不熟、煮不烂、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铜豌豆”，从历史中带来又一定会带去未来的那个特质是什么呢？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再回头看中国经济，会从这本书中得到一些阶段性的解答。

中国经济现在好可怕，西方人也觉得看不懂，因为它越长越大了。就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死前写的一本书得出来的结论，让我大惊失色。他说中国经济有三大特征：第一，伟大；第二，非计划；第三，意外，说白了就是看不懂。他说这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

美国人萨默斯曾经当过哈佛大学校长、美国财政部部长，还险些当了美联储主席。他说，如果300年后再来看21世纪最初这十几年，很多历史事件的重要性是要被颠倒过来的。冷战结束只能算是第三流事件，现在觉得很热闹，300年后一点儿都不重要，不就是两个国家竞争嘛！第二流事件是中东的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关系。真正的第一流事件是什么？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在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界精英看来，中国崛起、经济总量的迅速膨胀，是一件既重要又看不懂的事。

现在，我们中国的学者自己回溯到历史的源头和深处去看，什么东西导致了我们现在的经济状态，以及它未来可能的走向和各种各样的不确定因素。这就是这本书的价值。

大一统：中国文明的内核

那粒铜豌豆到底是什么？什么是中国文明到现在为止还摆脱不掉的内核呢？吴晓波老师的回答是，这个东西叫大一统。中国上上下下其实都有一个共识，就是统一是好的，分裂是坏的。

分裂为什么不可能是好的呢？历史已经证明，分裂的时候，任何善良的统治者，可能有善治的开始，但是最后一定会结出一个恶果。最典型的就是元末的张士诚，他当时控制着华东的苏、松二府，也就是如今的江苏和上海一带，他老人家轻徭薄赋、礼贤下士，治理得非常好，可是又有什么用呢？最终张士诚没有获得全国性的政权，被朱元璋打败了，所以他的老百姓还是要受苦。有明一代，苏、松二府的赋税都非常重，带有一点儿惩罚的意义。张士诚的铁杆儿部下被朱元璋贬为贱籍，很多工作都不能干，只能干最下贱的事，比如淘粪桶，这种现象一直到清代才终结。

所以，在分裂的地方政权下，是没有绝对的安生日子的。老百姓真想过安生日子怎么办？只能盼望全国统一，天下太平，正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这是中国上上下下的共识，直到今天都是如此。我们先以这个为逻辑起点。

如果我们中国五千年的文明都是要实现大一统，那我们解决了哪些问题，又建立了哪些制度呢？吴老师在这本书中提出了四项基本制度。第一项，中央和地方分权制度，就是郡县制。第二项，全民思想的控制制度，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解决了。第三项，精英的控制制度，这在隋唐年间通过科举制解决了。第四项制度就是宏观经济制度，纵观中国历史，历朝历代都没有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这本书最主要的叙述框架。

自由派市场经济大师—管仲

讲完这个叙述框架，我们回到公元前，回到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叫管仲。大家都知道，管仲辅佐齐国公子小白登上了齐国的宝座，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齐桓公这个人谈不上有什么雄才大略，他只有一个好处，特别信任管仲—只要我吃饱喝好，剩下的我都不管，我给你钱、给你权，你来操持这个国家。

越读管仲的事迹，我越怀疑他是现代人穿越回去的，因为他那一整套经济管理方法，不在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读个几年的博士，是根本不可能有那样高的水准的。按吴老师的总结，基本上就是八个字：“放活微观，管制宏观。”听着有点儿熟悉吧！我接下来讨论的内容，你可以对照中国的经济琢磨一下，有多少神似和形似的地方。

“放活微观”很好理解，就是让老百姓到处去做生意，到处发财。管仲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鼓励全天下的商旅到齐国来做生意。投资环境极好，你只要拉一车货来，吃住我全包了，免费；如果你拉三车货来，你的马的草料我供了；如果你拉五车货来，那就是贵宾，我给你派小厮、丫鬟供你驱使。

此外，管仲特别重视用价格杠杆来调节市场。比方说，他跟国君讲，如果国库里已经征了很多布了，就不能再对布征税了，而要对布的原料—麻进行征税。一旦对麻征税，麻的价格就会上涨。原材料一涨，制成品的价格也就会涨，麻的价格上涨5倍，没准儿布的价格就能涨上10倍，这个时候把国库里那批布在全国市场一甩卖，就能大挣一笔了。你看，这多么聪明，这不就是市场经济的价格杠杆吗？

管仲的事迹非常之多，总而言之，所有事迹都会告诉我们，管仲是一个自由派的市场经济大师。可是你以为管仲只有这一面吗？No，放活微观之后还有四个字，“管制宏观”。

怎么管制？还是收税。有一天齐桓公跟管仲说，不收税哪有好日子过？咱们得收人头税、物业税、遗产税，百姓家里养头猪、养只羊，咱都要征个税，好不好？

管仲说不能这么征，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就是征税不能让老百姓有感觉，征得人嗷嗷叫有什么用呢？西方人也说，征税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这就是征税的技巧。那怎么征呢？

管仲提出了一套办法，叫“官山海而已矣”。什么叫“官山海”？就是把山和海都变成官家所有，说白了就是盐铁专卖。在农耕社会里，盐和铁是农家不能生产的东西，一定要通过市场经济去购买，只要把这两样东西看住，国家的赋税就不可能少。

管仲算了一笔账，比如说齐国有1000万人，但是真正能征人头税的，不过就100万人。每个月每人征30钱，不才3000万钱吗？可是，只要在盐价上稍微动点手脚，一个月就可以征到6000万钱，老百姓还没感觉，何必去征那30钱呢？还搞得老百姓鸡飞狗跳，各种贪官污吏还要中饱私囊。

铁也很重要，老百姓的农具、妇女做针线活儿用的针都离不开铁。管仲说，一根针我征它一钱，30根针就是30钱，何必再去征那个人头税？在针上做文章就可以了。更何况，齐国靠着大海，煮海为盐，只要是买我们齐国盐的，都等于给我们齐国交了税。

在管仲留下的很多事迹当中，你会觉得他是一个自由派、开放派。可是管仲也有残酷、严厉、绝不妥协退让的一面，那就是“官山海”。管仲发布的政令中有一条，任何地方只要发现铁矿矿苗，这个地方就立即圈起来，归官家所有。老百姓想要开采，那就严刑峻法伺候，左脚先踏进去就砍左脚，右脚先踏进去就砍右脚。这是他的底线。

在管仲的整套治理结构当中，有和当前经济很吻合的地方，比如放活微观、管制宏观、抓大放小。拿几千年的事和今天比有什么现实意义吗？没有。

我之所以花这么大的篇幅去讲管仲的这套做法，是因为他发明了一个税收制度上的先例，这个发明太天才了！

要知道，税收制度分两类，一类是西方现代社会的税收制度，税收是老百姓和政府之间的契约，老百姓交了税就要享有特定的公民权利。所以，在西方现代国家，税收一定要放在明面上。比如在美国买东西，商品的价格是商品的价格，交的税钱是要单算单付的。

可是管仲的做法就不同了，他的九字心法“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就是要偷偷地收，让老百姓没感觉。怎么才能实现这个目的呢？国营企业、盐铁专营就属于这一套。结果是什么？就是政府直接冲到市场当中，扮演一个与民争利的角色。

什么是国营企业？就是看上去像企业的政府。什么是政府？就是看上去像政府的企业。那么民间资本，所谓自由市场力量的博弈环境就变得特别凶险，这是中国几千年经济架构的一个基本形态。

但是管仲这套做法，并没有一直沿用下去。在管仲和齐桓公死了之后，这套做法基本上就被搁置了，为什么？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博弈形势变得特别残酷，杀人盈城，杀人盈野，国与国之间的暴力冲撞变得特别厉害。这时候管用的就不是管仲这一套和风细雨的做法了，而变成了商鞅那一套，更没有人伦底线、更反人类的法家做法，把整个国家和人民变成一架暴力机器，打造出了一个虎狼之秦。所以，管仲这套做法实际上中断了几百年。但是就像《喜羊羊与灰太狼》里面灰太狼那句台词，“我会回来的”。对，管仲这套做法会回来的。

打个比方，为什么毒瘾几乎是戒不掉的？不是生理问题，不是对于海洛因的生理依赖，以现在的戒毒技术，两周时间就能让人摆脱生理上的毒瘾。真正难戒的是什么？心理上的毒瘾。这个人只要吸过毒，他就知道吸毒的感觉很爽，吸完之后要什么有什么。所以即使他在生理上摆脱了毒瘾，此后再看见那东西还是想来上一口，所以终身无法脱瘾。

管仲这套做法给当时齐国带来的那种繁荣，就是毒品，历朝历代都不会忘。一个长期稳定的中央集权国家建立以后，也就是西汉之后，管仲这套做法就复活了。

管仲式经济政策的复活

西汉初年真是穷，按照礼制，“天子六骏”，可是此时皇帝出门乘坐的马车，六匹马的颜色都配不齐，普通官员出门只能坐牛车。因为长期战乱，打得十室九空，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怎么办呢？当年我们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西汉就是一个字—放。就是轻徭薄赋，原来不是十税一嘛，现在三十税一，而且曾经连续12年不征田赋。

《史记》里面有记载，当时“开关梁”，路上不设关卡征税了；“弛山泽之禁”，不再有所谓的“官山海”，没有盐铁专营了，老百姓随便采盐、贩铁。于是，汉兴七十余年，非水旱灾荒，老百姓是家给人足，京师太仓里面的粮食陈陈相因，致露积于外，腐败而不可食，府库里面串钱的绳子都烂掉了。国家富成这个样子。

我们在上中学的时候，历史老师告诉我们，“文景之治”好啊，那是一代善治，没错。可是历史老师没告诉我们“文景之治”也有害处，那就是“七国之乱”。

民间拥有了大量的财富以后，中央反而会变得比较弱，这就叫弱干强枝，这种局面一出现，地方挑战中央的苗头就会出现。“七国之乱”就是来自吴王刘濞的挑战。吴王刘濞掌控着东南沿海一带，既能自己铸钱，因为他有矿；又靠着海，还能煮盐，所以他非常富有，就有了向中央发起挑战的能力。

虽然“七国之乱”很快被剿平了，但是这个问题算是摆在桌面上了。继续这么放，对中央的集权、全国的统一是不利的。所以汉武帝登基后，第一件事就是颁布“推恩令”。就是诸侯生了儿子，要把土地均分给儿子们，领地越分越小，最后不就没有实力挑战中央了吗？这是当时政治天字第一号的问题：如何解除地方割据。

你不要以为汉武帝是多虑，往后再推几百年，唐玄宗的开元时代那么富有，天下的经济活力那么好，“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可是随着中央在全国财政重心位置的下降，弱干强枝的局面再度出现了。“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一次“安史之乱”就把整个大唐帝国击垮了。所以汉武帝当时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面对这样的局面，汉武帝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字—收，把权力和财富全部收到中央来。这个时候他任用了一个人—桑弘羊，让他主管天下财政。汉武帝虽是一代英主，也有点刻薄寡恩，他之前10年用过六任大农令，两个被他宰了，四个被他废了，唯独这个桑弘羊执政40年，得君专宠，哥儿俩关系特别好。

桑弘羊用的是什么办法呢？第一招，金融管制。从此铸钱这件事，私人、地方政府就别沾手了，统统让中央来。那个时候铸的五铢钱一直用了六七百年，唐代之后才被废掉。第二招，平准和均输。“均输”就是凡郡国应向朝廷贡纳的物品，均按照当地市价，折合成当地的土特产品上交给均输官，由均输官运往其他地区高价出售；而“平准”就是价格管制，由国家控制全国的物资和买卖，以平衡物价，也就是中国30多年前使用的百货商店、供销社那套体系。

第三招，盐铁专营政策，正是复活了管仲那套方法。当然，汉武帝与时俱进，又加了一条—酒也得专营，这就是第四招。专营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是逐步发展起来的，管仲的时候盐铁专营，汉武帝的时候加了个酒，到唐代又加了个茶，到宋代，醋、矾、香料、象牙这些外贸用品全部专营。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毒品尝上一口就知道好，那个瘾是戒不了的，所以层层加码。

汉武帝时，盐、铁、酒称之为三榷，“榷”就是木字旁加上“鹤”字的左半边，象征一种外形似鹤颈的城门吊桥。老百姓、商旅经过这儿都要收税，所以“榷”实际上就是一种管制手段。

这套办法实行之后，中央就富了，卫青、霍去病就有钱去打匈奴了。但是老百姓却活不下去了，只好造反，做了盗贼。汉武帝临死的时候很伤心，下了一道《轮台罪己诏》，承认自己的错误。

收放之间，无限循环

从汉初一直到汉武帝，中国历史其实走过了一个大循环，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规律：穷怎么办？就搞活经济，就放。放了之后，民间拥有了财富，地方就酝酿着挑战中央，一统的趋势就面临瓦解，怎么办？收。一收之后，国民经济的活力整个就降低了，国富但是民贫，国进但是民退，结果就是天下再度陷入不安定之中。那怎么办？再放。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有个经济学家说，这几十年的宏观经济就是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乱了再收，收了再死，死了再放。

其实放眼这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也是这样一种格局。从西汉初年到汉武帝去世的这段历史，给我们完整地演绎了一遍。

所以，中国政权只要维持大一统，维持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这个前提不变，那么历史的河流永远只能在河床当中左冲右突，跑不出这个河床。这个河床的左岸是什么？发展是硬道理。右岸是什么？稳定压倒一切。

吴晓波老师这本书里，用小平同志这两句话把这河床的两岸都标定出来了，就在这当中走，因为这个矛盾是中央集权政府的一个内在的、结构性的、逻辑性的矛盾。

西汉初年这个故事在后代的历史上一遍又一遍地重演。唐代也是，开始先放，然后地方挑战中央，出现了“安史之乱”；到刘晏改革的时候，又收。宋代也是这样，刚开始放，民间很有活力；到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就开始收，收到最后，整个北宋崩溃了。

到了明清的时候，皇帝一看，王安石变法把我们搞得伤了心，看来在现有的体制内搞全面配套体制改革是行不通的。所以明清两代，对外就变成了铁桶江山，把国家封闭了起来。对内呢？把老百姓打成一盘散沙。这方面做得最绝的就是朱元璋，他发明了一套“路引”制度，只要有人出门，就得让地方官提供一封介绍信，如果没有这封介绍信，出门的人连饭都吃不上，因为当地饭馆不敢卖饭给他。朱元璋用这套办法，把所有老百姓像植物一样栽种在他们的土地上。

“桑弘羊之问”的现实意义

其实民国时期也有这么一轮。民国总共38年，比隋朝多一年，它也分两段。1927年之前，也就是国民党上台之前的政策就是放，中央政府颜面尽失、权威尽失，收税也收不上来，连国债都发行不出去。但民间经济非常发达，当时的中央银行完全私有，99.9%的股份都是民间股本，与汉初非常相似。

汉初的时候，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面列了一个“福布斯排行榜”，里面有21个大富豪，前4个都是钢铁大王。民国初年也是这样，比如说荣家垄断了面粉业、棉布业，张謇在纺织业做得非常好，刘鸿生是火柴业，交通运输业则是卢作孚，各种大王涌现，陈光甫、张公权这些人在银行业也是声名卓著，民间资本非常活跃。

可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全国表面上统一了，可他使了几招来收，国民党整个意识形态也是偏向收的。先是把银行收归国有，利用各种经济危机把私营企业搞到国家手里，变成我们一直在批判的官僚资本主义；然后把商人的自治组织—上海总商会解散掉，成立官办的组织，让商人都到政府这儿来报到。再然后，整顿金融市场、证券市场，等等。

从1927年到1935年，蒋介石上台之后三拳两脚就把国家经济全部搞到了自己手里。当然，这里面有抗战的因素，但结果导致继续国富民穷，老百姓只好抛弃这个政权。短短38年之间，就把这个逻辑演了一遍。中国老百姓这几千年，好像完全离不开这个像迷魂阵、鬼打墙一般的内在的逻辑缺陷。

让我们回到公元前81年，这个时候汉武帝已经死了6年，桑弘羊在朝堂之上组织了一场辩论，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盐铁论”。很多地方上来的儒生指责他，说这40多年来，盐铁专营制度搞得国穷民贫，有三大害处：第一，国营企业与民争利，民不聊生；第二，国营企业产品质量太差；第三，国营企业导致权贵横行。

桑弘羊那时候已经70多岁了，对答如流，一条一条地反驳。最有力的是桑弘羊最后的发言—你们说我这套制度不好，那我问你们三个问题：第一，如果不这么干，请问战争的军费从何支出？第二，如果不这么干，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从哪里来？第三，如果不这么干，地方割据如何避免？你们告诉我一个建设性的、替代性的方案。儒生们哑口无言。

在吴晓波老师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把这一段提问称之为“桑弘羊之问”。如果桑弘羊这三个问题还得不到解答，那么中国经济不管总量有多大，有多么现代化，其实都没有走出左冲右突也不得突围的河床。

中国历史始终逃不开的死循环

中国历史中的这个死循环，这个闭环逻辑，在当代中国你以为不存在吗？不，我们也能找到它的影子。

话说30多年前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怎么办？放啊，当时的话叫放权让利、分灶吃饭，激发各地的活力，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再说。

十几年过后，农民吃饱饭了，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贫穷的帽子也摘掉了，国家开始蒸蒸日上了。到了1992年，新问题出现了，并不是说中央遭到了地方的挑战，但是这种苗头已经开始出现了。

1992年全国的财政收入是3500亿，中央只拿到1000亿，剩余的2500亿都归地方所有。分配还特别不均匀，当时共和国的长子，还没有启动改革的上海，一年上交国家的财政有120亿；而广东经济已经那么好了，只需要交10亿。所以当时有人戏言中央财政是“讨饭财政”，每年开两会的时候，总理都得到各个代表团去慰问，让他们多交点儿。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回忆说，那时中央机关已经到了不借钱连工资都发不出去的程度了。

接下来怎么办？只好收。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著名的经济强人，前任总理朱镕基先生。通过“分税制”的改革，他把税务部门一劈两半，一半叫国税，一半叫地税，把相对好收的、资源丰厚的税源放到国税里，把一些不太好收的放到地税里。这次改革是1993年启动的，到1994年底的时候，一算账，中央财政当年增长了200%，原本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2%，如今上升到了56%，所以解决了弱干强枝的问题。

可是1994年之后，地方财政也发不出钱，很多乡村教师发不出工资，怎么办呢？中央开了一个口子，搞“土地财政”，就是地方政府可以经营城市，可以卖地，可以搞房地产。现在房价的飞涨正是植根于此。

所以，你不理解几千年来的这个闭环逻辑，就没法理解现在这个状态是怎么来的，国营企业是怎么“垂死病中惊坐起”的。一切的前提都是，只要你想维持中央集权统一的、安定的局面，就走不出这个逻辑。

你可能会说，干吗要统一呢？民国的时候就有文人提出“联省自治”，中华大地像美国那样，每个省都来自治，这多好？我敢铁口直断，在可见的未来，中国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有权威的中央政府，等待中国人民的一定是一场灾难。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地方自治，也不是没有好事，比如说残唐五代时期南方的藩镇割据，当时的地方经济发展得很好，老百姓也安居乐业。但紧接着，就发生了五代的互相残杀。

民国时也搞过地方联省自治，广西就是那时的模范省；阎锡山在山西搞得也很好，但是结果呢？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的向心力，迟早会把这个局部的繁荣、富庶和安定，卷入到一个大乱流当中。

如果统一是前提的话，那换句话说，我们至今也没有走出历史的闭环逻辑。

中国要面对的也许是一扇窄门

在这本书的最后，吴晓波老师提出了一个结论，他说这可能是一个保守的结论。

他说：“中国式改革在可见的未来，是一个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导向，以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制和中央集权体制之间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改革。”

这段话的每个词都很重要，“在可见的未来”，太久了咱们说不清，至少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历程当中可以看到；“以自由市场为导向”，这个大政方针已定；但是底线和前提是“维持统一和坚定、强大的中央政府”；然后平衡点很重要，在“民主法制和中央集权之间找平衡点”。

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词，“非西方式改革”。中国这头大象冲进了全世界体系这个瓷器店中，没有任何条条框框能够框定它的未来，这就是中国人要面对的局面。传统的风险我们今天仍然在面对，现代化的机会我们也正在接纳。

关于中国的未来，有很多极左和极右的说法，我们不去理会，它们只是配饰。但是对中国的未来，有两派观点。

一派是历史学家唐德刚老先生提出来的，老先生认为，中国历朝历代的体制大概分三种，第一种叫封建，第二种叫帝制，第三种叫作民制。从封建到帝制的转型用了300年，从商鞅变法一直到汉昭帝时期。第二段，从帝制到民制需要多少年？说白了，就是中国全盘西化需要多少年？老先生说，大概要200年，就是从1840年到2040年。他说这一段叫历史三峡，是剧烈的动荡期。到2040年前后，中国如果运气好就冲过去了，从此变成自由、民主、富强、法制的国家。

这派说法充满了诗人般的浪漫主义的气质，其实也没什么依据，凭什么上一次转型用了300年，这次一定要用200年？它的前提是，中国一定会变成跟现在世界主流国家一模一样的国家，至少基本的内核是一样的。

另外一派是费正清老先生提出来的，费正清是美国学者中到现在为止研究中国成就最高的。他曾经在中国各地行走了十几年，对这个国家的了解非常深。1948年他写了一本书，叫《美国与中国》，他在这本书里讲了一句话，也是吴晓波老师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费正清说：“中国可能做出的选择，中国一切历史事件可能流经的渠道，也许是一条比我们可以轻易想象的更窄的路。”

中国人面对的一定不是一条宽广的大门，我们必须自己去探索一条通向一扇窄门的道路。

也许费正清是对的。

03　是非功过说泡沫

经济不能没有泡沫—从荷兰“郁金香泡沫”说起

“经济泡沫”这个词大家都很熟，它指的是人们追逐某一个商品或者投机机会，导致它的价格虚高；而这种价格又和它真实的价值完全背离，这个泡沫破灭之后，导致经济受到巨大损失，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经济泡沫。

很多年前，我听一个经济学家讲过一句话，他说经济不能没有泡沫，经济有点儿像啤酒，没有泡沫反而不好。说实话，我当时并不理解。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琢磨泡沫这个概念，那么泡沫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它发生的机理是什么？它产生的后果又是什么？

我今天就回到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而且很有名的经济泡沫，就是发生在1637年的荷兰郁金香泡沫说起。

1637年是个什么年头？搁中国来说就是崇祯十年，这个时候大明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张献忠起义就发生在这一年。从全球范围来看，当时中西两种文明可以说是此消彼长，中国渐渐地衰弱了，西方正在完成一次又一次的大国崛起。

整个17世纪，西方社会最强的是哪个国家？就是荷兰。当时仅仅一个东印度公司，贸易量一度就占到了全球贸易量的一半。而且，荷兰人在17世纪侵占了中国的台湾，郑成功收复台湾就是从荷兰人手里收复的。可见，它的足迹、它的商船已经遍及当时已经开发的文明地区的所有角落。所以荷兰有一个名字，叫“海上马车夫”。

荷兰人的故事我们先搁一边，我们来看看郁金香泡沫是怎么回事。

讲一个简单的例子，1637年1月，有一种郁金香的球茎只能卖到20多个荷兰盾，但是到了2月，已经被炒高到了1000多个荷兰盾，比现在我们看到的任何一次大牛市的股价的涨幅都要高得多。当时最名贵的一种郁金香的球茎的价格已经达到了5000，甚至是6000荷兰盾。这是什么概念呢？当时一个富有的荷兰商人投资一船货，运到远洋去贸易，大概也只需要一万到两万荷兰盾，换句话讲，几乎是用半船货来换一朵花的球茎。可见这个价格已经疯狂到了什么程度！

这个故事的后半段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泡沫破灭。到2月的时候，价格开始狂跌，一下子跌去了近乎99%，很多花的球茎只值原来1%的价格。据说对当时的荷兰经济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这就是“郁金香泡沫”的一个大体的状况。

因稀缺而引发的泡沫

现在我们来看看其中的细节，有哪些值得我们反思，供我们琢磨。

郁金香这种花为什么会被炒到这样？所有能被炒高的东西一定是稀缺品，如果是欧洲人满地都在种的玫瑰花，一定不会被炒成这样的，对吧？

郁金香的原产地不在欧洲，而在中国的天山地区以及中亚一带。现在中国新疆有些地方，每年还要搞郁金香节。当年郁金香就顺着丝绸之路这个中亚的贸易路线，一路向西传播，传到了土耳其；然后通过一些住在土耳其，也就是奥斯曼帝国的那些大使，渐渐地送到了维也纳，最后抵达了荷兰，所以这个传输过程非常长。

现在全世界还有三个国家以郁金香为国花，第一个是荷兰，因为它有郁金香培育的技术，种植量很大。第二个是土耳其，第三个就是新疆西边的哈萨克斯坦。这三个以郁金香为国花的国家，基本上也显示出了郁金香的传播路径。

郁金香为什么很名贵呢？跟这种花的生长机制有关系。郁金香的培育方法大概有两种，第一种就是下种子，这跟我们种韭菜、种花菜是一样的。但是，从一颗种子落地到培养出一个能开出艳丽的花的球茎，大概要7～15年，所以这个方法太慢，太不靠谱。现在只有那些专业的园艺师，会用这种方法培育郁金香。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球茎。郁金香一年开一次花，开完之后，它的球根就会分裂一次，1个变成2个；第二年，2个变4个；第三年，4个变8个。把球茎栽种下去，然后再长出郁金香，相对来说就比较快，一年就可以见到花。

但问题在于，这种种植方法虽然来得比较快，但并不是每一代分裂出来的球茎都能拿去种花，多少会损失掉一批。而且这种方法还有一个天然缺陷，就是花形会衰竭。原来一朵花形状特别好看，颜色特别鲜艳，但是种了几代之后，美人迟暮，就变丑了，又得从头再来。大家想想，郁金香的原产地在中国的新疆和中亚地区，那是什么地方？少雨，干旱。可是荷兰背靠大西洋，湿润、多雨、多风，所以郁金香到了这个地方那叫背井离乡，多少是有点儿水土不服的。再加上它比较名贵，名贵就会比较柔弱，有点儿像林黛玉，动不动一个病毒来了，一死就一大片。

所以郁金香就符合所有能被炒上去的产品的特征—稀缺。什么东西会引发泡沫？往往都是一些原材料，比如说石油、铁矿，经常会有泡沫。为什么？就那么多，它是稀缺品。

包括现在的农业，最近几年中国的投资业就特别看好农业。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不是说农民伯伯不挣钱吗？为什么资本家还看上这个行当了？农业和工业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对工业来说，只要这个产品适销对路，马上上产能，就能迅速扩张，所以它就炒不起来。可是农业不一样，一旦一个产地、一个品种被垄断之后，只要把营销做好了，它的供应量就那么多，价格就容易上来。就像“罗辑思维”之前卖的柳桃，就是联想投资的佳沃农业生产的。这家公司大量买进来自世界上很多原产地的物种，把货源给控制住了，只要营销做得好，这个公司肯定挣钱。

所以有的时候投资农业跟投资矿产是差不多的道理，这就是资本家会为农业这种明显不挣钱的行业疯狂的原因。

很多企业家都在讲，我们为客户创造价值，这没有错。但问题是，仅仅有价值是没用的，价值不见得能在市场上兑换为价格，不见得有真实的交易产生。为什么？缺了一个因素，就是稀缺性。

给大家举个具体的例子。对我们人类来讲，最重要的生活物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当然是空气，缺了空气里的氧气，我们几分钟都活不下来，所以它非常有价值。但它不见得有价格，因为太多了嘛，在真实场景当中，谁能靠卖空气谋生呢？

如果是在外太空，那就不一样了，空气变得很稀缺，商人要什么价钱，你就得给他多少钱。郁金香也一样，正是通过它的稀缺性，完成了成为泡沫的第一个因素。

被行为赋予的价值

但是这还不够，毕竟还得有价值，哪怕这个价值是假想的。就像私人游艇、直升机，虽然我们老百姓用不上，但是这个东西总会有傻子会接最后一棒。所以我们在前面可以尽可能去倒手，最后让富人去接盘。

郁金香的价值在哪儿？作为花，它只有观赏的价值。这个价值是怎么形成的呢？首先得有高品位，说白了，就是异国风情。

17世纪的时候，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可是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一个庞然大物，而且它代表的是东方式的生活方式。欧洲人那种平民都是皇帝的奴仆，没有自由的生活方式，土耳其人是看不起的。但是有一条，东方贵族过的日子可比西方贵族好太多了。

欧洲中世纪的时候，很多贵族，甚至是国王，一辈子大字不识一个，甚至一辈子也没洗过澡，一件棉袍子、毛袍子，一穿一辈子。可是奥斯曼土耳其的皇帝苏丹，他们可是穿着丝绸的长袍，天天沐浴更衣，身上洒着香水，住着金碧辉煌的宫殿，花园里全是奇花异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郁金香。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有一任苏丹，叫艾哈迈德三世，他把自己的宫殿起名叫“郁金香和眼泪之宫”。这眼泪之宫听起来有点儿不太吉利，但是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有异国情调的名字。

所以当郁金香这个物种随着商船刚刚来到荷兰的时候，大家是不认识的。当时人觉得郁金香的球茎就是洋葱，所以给吃了。也有人把它种在土里，结果开出来非常美丽的花朵，就找植物学家来看。植物学家一看，呦，这不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在苏丹的花园里看到过的郁金香吗？从此，郁金香在荷兰就拥有了相当高的社会地位。相当于解放前中国人一听什么东西是来自欧洲巴黎的，这东西马上身价倍增。

紧接着，巴黎还真起了点儿作用。别看法国的国力在欧洲一直谈不上有多强，但因为法国是一个率先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所以法国贵族，包括法国国王的很多行为，就成为了欧洲时尚界的风向标。

1610年，法国国王是路易十三，巴黎上层突然兴起了一种风尚，就是男士要送贵妇们一朵郁金香。送花的历史很悠久，原来都是送玫瑰什么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在这一年突然就流行起了送郁金香。

当时最好看的郁金香炒到多贵呢？1000荷兰盾一枝。那个时候贵妇们的衣领开得比较低，别上一枝郁金香，是很时尚的一件事情。

既然巴黎的郁金香已经炒到了这么贵，荷兰人就可以把它变得更贵，因为荷兰人比法国人有钱多了，因为人家是“海上马车夫”嘛。

今天很多的金融制度、经济制度其实都来自荷兰，比如说现代的银行、借贷，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这些制度，都是荷兰人创建的。在16、17世纪的时候，“海上马车夫”赶着他们的船来到世界各地，比如他们在美洲建立了一个城市，叫新阿姆斯特丹，就是今天的纽约。今天大名鼎鼎的华尔街在英文中写作“Wall”，就是墙，是什么意思呢？当年荷兰人在这儿竖过一堵墙，后来这墙被拆了，这条街就变成了华尔街，当年荷兰人在这儿创新了现代的金融制度。直到今天，荷兰人都是一个善于创生制度的天才的民族。

在当时，荷兰人把这种能力兑换成了大量的真金白银，可以说是举国皆商，人人都具有强烈的投机意识。

现在，这几个条件都凑齐了：郁金香的稀缺性，具有异国风情的观赏价值，加上荷兰人听闻巴黎人居然肯花1000荷兰盾去买一枝郁金香敬献给那些美丽的贵妇人，再加上我们又很有钱，为什么不把郁金香的价格炒高呢？

荷兰的发达跟它的宗教宽容政策有关。当时欧洲新教和天主教打成一团，很多人就带着资金跑到了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就有点儿像30年前的中国深圳。

17世纪的时候，阿姆斯特丹的居民几乎没有一个是原住民，都是新来的移民。这些人带来了大量的资本，包括做生意的头脑以及冒险的精神，所以荷兰人就变得很有钱。有了钱自然就想显摆显摆，但是当时的新教传统又不容大家显摆。穿着方面，即使是富人，也只能在自己的长裙边上多绣几朵花而已。那怎么才能显示自己有钱呢？盖房子。盖房子就得有大花园，大花园里如果能种上一点儿郁金香，既不显得自己的生活很奢侈，跟新教的信仰不冲突，又能够低调地炫富。

所有这些条件加起来，郁金香成为大家炒作的一个物资，就顺理成章了。

顺理成章的炒作与泡沫

1637年，第一轮炒作开始了。有一款郁金香的球根已经被炒到了5000甚至6000荷兰盾，这一款郁金香的名字叫“永远的奥古斯都”。我没见过那种花，想必非常好看。

当时有一个咖啡馆的老板死了，他一生致力于收藏郁金香的球根。他死了之后，留下7个孤儿，这些孤儿被孤儿院收养了，孤儿院为了这7个孩子将来的前途考虑，就把他们爹生前收藏的郁金香球根拿出来拍卖了。这是荷兰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花卉拍卖。其中最贵的一个球根拍出了5000荷兰盾的价格，剩下的几十个球根一共拍卖出了9万荷兰盾。这是有据可考的郁金香这一轮泡沫的最顶峰。

众所周知，所有泡沫都会有一个转折点，郁金香泡沫的转折点现在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有一个英国水手来到荷兰，下船的时候顺手拿了船主的一个郁金香球根，把它当洋葱炒了吃了，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最贵的品种—“永远的奥古斯都”。这个船主听说之后呼天抢地，一气之下就把这个水手告上了法庭，索赔5000荷兰盾。

法官觉得这件事情很荒诞，5000荷兰盾是什么概念？如果买奶酪，能买27吨；如果买房子，可以买一栋乡下的豪华别墅。这玩意儿怎么赔呢？如果让这个英国水手赔这么多钱，显得荷兰人疯了；如果不让他赔，显得荷兰的法律疯了。所以法官就陷入了纠结之中。

这件事让当时荷兰郁金香花市的所有疯狂的参与者都觉得，我们是不是真疯了？从此郁金香球根的价格就一路狂跌。

也有一些其他的说法，说是因为在某几次交易当中，大家突然发现，昨天刚刚拿到手的球根1200荷兰盾一个，今天怎么只能卖出1100荷兰盾呢？所有指望别人接手的市场投机者都觉得，是不是这个风向要逆转了？

所有投机者心里都明白，价格迟早会跌下来的，只不过自己不能接最后一棒而已。这个信号出现之后，就有人开始恐慌性地抛售，结果市场价格就跌下来了。

当然，郁金香泡沫的出现也有一些宗教因素，有一些新教教徒，因为反对奢侈浪费，看到大家都在炒一个愚蠢的球根，觉得太疯狂了，就对郁金香进行污名化。很多新教教徒画招贴画，说郁金香就是“娼妓的女神”。还有人画了幅漫画，说魔鬼撒旦左手拿着一个钓钩，就是说你们要上当；右手拿着一个沙漏，就是说交易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等等。

当时荷兰的政府也在恐慌，觉得炒得实在离谱，就印了大量的小册子，劝大家理智、淡定。现在很多历史学家研究“郁金香泡沫”都是基于这些小册子里面的素材。

不管怎么讲，到了1637年2月，整个市场一下子就垮掉了。

这就是1637年爆发在荷兰的郁金香泡沫的始末，我是怎么知道这么多细节的呢？得感谢一本书，它的作者是苏格兰人迈凯，书名叫《大众幻想和群体性癫狂》。这本书把郁金香泡沫、英国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人类投机史上的三大事件放在一起，中心思想就是让大家警惕这种投机性的事件。

这本书出版于1841年，距离郁金香泡沫已经过去200多年了，其中的很多事实和细节靠谱不靠谱呢？我们就算它靠谱，细节也对，事实也对。但问题是，里面很多东西写得跟段子似的。

比如他写道，荷兰海牙有一个鞋匠，这个鞋匠在自己家的花园里培养了一株黑色的郁金香，价值连城。结果有一天，有个人跑来要买，最后用天价—1000荷兰盾，买了下来。这个人拿到这株黑色郁金香之后，出门就把它丢在地上用脚碾碎了。这个鞋匠就很奇怪，这么贵的东西，你怎么舍得呢？那个人说，你有所不知，我也培养出了一株黑色郁金香，把你这一株毁掉，我那一株不就成了孤本，马上就价值连城了吗？

这种段子在很多国家的收藏市场上都能听见，但是很少有人亲见。它符合人们的想象，但是它不太符合当时人的心理。

反正距离1841年有100多年了，我们也不跟这位迈凯先生抬杠，就算他书里写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真的，可是关于投机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应该再琢磨琢磨。

投机这件事情，最受人指责的一点就是，把看起来不值钱的东西炒得好贵好贵。郁金香不就是一朵花吗？能有多好看？球根长得跟洋葱似的，炒了还不如洋葱好吃，凭什么能卖到5000～6000荷兰盾呢？

这笔账不能这么算，因为用这种球根培养出来的花，在市场上也是有价值的。比如在法国巴黎，如果用于追求一个贵妇，一枝郁金香能够卖到多少钱？1000荷兰盾。法国人也真够拼的，因为郁金香的花期只有7～15天。既然郁金香有这个价值，那可以培养出郁金香的球根卖到5000荷兰盾，你真觉得很贵吗？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当一只小猪崽能够卖到1000元的时候，那个能生小猪崽的老母猪卖5000元，你真觉得贵吗？一所房子，一年的租金是1000元，这所房子卖5000元，你觉得贵吗？当然也不能完全这么算，毕竟郁金香在性状上是有衰减的。但是这个模型是大致通用的，这笔账可不是我罗胖算的，是中国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周其仁先生算的。

所以，即使是在郁金香市场最疯狂的那段时间，荷兰的投机者也锚定了郁金香的价格，他们的投资行为也不是彻底失控和疯狂的。

价格是自愿交易定出来的

这种事情在中国也发生过一次。20世纪80年代，中国长春曾经有过一次“君子兰泡沫”。那个时候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是60元，一盆君子兰却能卖到上千、上万元，最疯狂的时候卖到了14万元！

14万元是什么价格？就是一个普通工人10～20年的工资。可是我们今天到长春的君子兰花市上去看，顶级君子兰的价格是普通人10～20年的工资，我们怎么就不觉得今天的花市疯掉了呢？

还有一点，在投机大热潮的时候，很多传说中的价格其实是假的。就像在1637年2月，郁金香价值五六千，都是人们在一些小酒馆里喊出来的，并不是那种有监控的交易市场的交易结果。所以很多价喊到最后，实际上并没有人接盘。就像前几年炒普洱茶，我们经常听说一块茶饼炒到多少万，但是真正成交没有？其实未必。

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在2011年长春的君子兰花市中，有一株花的叫价是9999万，差一万就是一个亿了。但是它的成交价是多少呢？100万人民币。这其中差了100倍。

很多投资市场或者说投机市场的价格就是这个样子，往往只是为了宣传，在所有人都冲昏头脑的时候，不免有些传播效应。

这也牵扯到经济学界一个著名的争论：一个商品有没有确定性的价值？什么样的价格叫靠谱，什么样的价格叫虚高、不合理？这场争论在经济学界也搞了100多年。反正我上中学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一个商品是有确定性的价值的，凝结在这个商品上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就是它的价值。

这话有点儿绕弯，说白了就是，人们花多少劳动把它生产出来，这个商品就有多大的价值。价格就应该围绕价值进行小幅的波动，波动一旦过大，那就叫虚高，就叫不合理。

但是，这套理论是解释不了很多经济现象的。比如说钻石，人们从地底下把它挖出来，变成珠宝放到商店里，它的价格和人们所付出的劳动相比，明显就虚高，价格严重地偏离价值。但是不管有多偏离，反正它的价格一直坚挺到了今天。你说它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呢？

收藏品市场上有一句话：“金有价，玉无价。”金子的价格可以按人民银行当日牌价来算，可是玉不能这样定价。玉是一帮喜欢这块玉的人都来出价，最高的出价就是这块玉的定价，从来没有谁说嫌哪块玉买贵了。

再比如说艺术品，前一阵有一个中国人买了一幅凡·高的画，花了三点几亿人民币。你说他疯了吗？他愿意嘛。而且，在国际艺术品市场上，即使是这样的超高价格，也没人认为这是投机。人家愿意，谁管得着呢？

如果你了解这幅画的创作背景，更会觉得这个人疯了。因为凡·高当年只是个穷画家，他一生用的都是很劣质的颜料，他的劳动力也不值钱，那么三点几亿，高还是不高呢？

所以，我们不能用自己的心态去确定高还是不高。价格永远是市场供求双方在一个博弈环境当中，用自愿的交易定出来的，这是现在经济学的主流结论。

有钱人对投资风险心知肚明

我们再来看批判投机者的第二个理由：他们毁灭了经济。参与投机的小老百姓当然是家破人亡了，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也会遭受重创。现在的教科书上都是这么写的，我们普通人用直觉似乎也能得出这个结论。但我们一旦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就会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1637年，荷兰的郁金香泡沫破灭的时候，正是荷兰国力蒸蒸日上的时候。荷兰经济失去光彩是在17世纪下半叶，那时才被英国人缓慢地超了过去。所以说，郁金香泡沫并没有沉重打击荷兰经济。

那老百姓呢？国家我们且不管它，老百姓如果投机失败，自然是人间悲剧了。但这也得具体分析。

首先，参加投机的人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一个大的发财机会出现后，往往是街谈巷议，人人都在说，连卖菜的大妈都在说股票，可是她有多少钱投在股市里呢？很少很少。

当时的荷兰，即使是有几万人口的大城市，真正参与到郁金香投机里面的不过几百人。有些城市可能就几十个人，坐在一家小酒馆里，聊着聊着心瘾上来了，做上一两笔交易，八卦一下其他城市发生的那些高价的买卖，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其次，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可想而知，一定是富豪。因为富豪们挣来了钱，总不能把保险箱撑破吧，总得拿到市场上去博一些高收益的机会。荷兰人都是做生意出身的，他们对风险这件事心知肚明。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经济危机让很多人破产了，好惨啊。其实这种操心根本就是多余，他们本来就是有钱人，遭受风险是他们早就预估出来的事情。

泡沫的本质是财产的非正常转移

有钱人在投机失败之后，往往二一添作五，哭得呼天抢地。可是他发财的时候，却不会跟别人说。就像早些年的海南房地产危机，很多人把房子、土地攥在手里，最后折了，巨额财产顿时化为泡影。可是有很多人在其中挣到了钱，然后闷声大发财，把这笔钱带到其他地方继续搞房地产。中国多少房地产大亨都是当年在海南起的步啊，这些人可不会说泡沫的坏话。

所以泡沫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财产的非正常转移。如果你非得说它正常不可的话，它也仅仅是财富在富人之间的一次转移而已。

清代著名的文人郑板桥有一个亲戚叫郑选，他做木材投机生意，最后折本了。郑板桥给他写了几句话，说做生意折本这件事情，“损于己，则必利于彼，外得人情之平，内得我心之安，既平且安，福即是矣”。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做生意折了本，自然有人赚到了。既然有人赚到了，就叫外得人情之平；财去人安乐，你得到了心安，心安人安，这就是福气。

这话虽有一点儿阿Q精神，但是从经济的总量来看，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做生意，有赔有赚，无非是有钱人兜里的钱换来换去而已。

投机泡沫什么情况下会引发经济危机

投机泡沫难道就没有一点儿坏处吗？它不会引发经济危机吗？这得看是什么样的泡沫。如果仅仅是把一种商品的价格炒高，这就是富人之间的零和博弈。任何交易如果从长远来看，都是正和博弈。

什么情况下会导致经济危机呢？泡沫破灭，导致人类的协作关系发生了崩坏，这就容易导致经济危机。说白了，很多资本家都去炒作一个投机机会，最后全折了，资本家说，厂子不办了，工人都回家吧。这就是协作发生了崩坏，这个时候经济危机就会出现。

1929年的经济危机爆发后，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饿肚子？是因为大量的工厂不生产了，人类的协作关系遭到了破坏，那才叫经济危机。一般的炒高商品价格，仅仅是投机泡沫而已。

很多投机泡沫是有好处的好不好？比如说炒房，中国人过去十几年最恨的就是温州炒房团，可是从经济学上讲，温州炒房团还是有功劳的。

它的功劳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迅速帮房地产商把资金回笼，让他们赶紧去开发其他房地产。房地产的供给一旦增多，城市的房价从理论上讲就该下降。

对那些买不起房的人来说，房价可不是炒房团给炒上去的，一个城市的房价能到什么水准，炒房团只负责做预判，并不能决定市场价格。市场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需求决定的。

而且炒房团把房子全部攥在手里，接下来会怎么办？只能以很低的价格把它租出去，为了尽可能减少损失。很多穷人正是因为炒房团的存在，才能租到便宜的好房子。著名经济学家薛兆丰先生，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来论述炒房团的功劳。

现在中国很多城市都不许炒房了，一家一户只准买一套。结果呢？房价没降下多少，房屋的租金倒是涨上去了，很多穷人的利益反而遭到了剥夺。这就是投机的好处，因为房价真不是炒上去的。

再比如说，西方的股市上有很多做空机构，中国的很多公司都中过招。你说这些炒空、卖空的人，甚至那些恶意地对一些公司进行声誉打击的专业机构，他们不可恨吗？但是股票市场能缺得了这些人吗？他们就像啄木鸟，专门到市场当中把那些不靠谱的公司给找出来，打击他们的股价，让股民们不受骗。

要是一个好公司被诬蔑了怎么办？放心，从来没有一家好公司能被做空机构利用舆论击倒。也许股票会有一个短暂时期的下降，但是一旦沉冤昭雪，这家公司的股价反而会获得一个更稳定的成长。

投机让工业社会获得一种稳定性

投机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让工业社会获得了一种稳定性。这个听起来很奇怪，炒空、卖空就是天然制造不稳定的，怎么还会制造稳定性呢？我们可以在百度百科上查一个词：套期保值。

比如说你有一个加工厂，主要的原料是棉花，你的工业制成品一旦放到市场上，定价是很难变动的。你就会生出一种担心：棉花会不会涨价呢？你有一个方法来对冲掉这种风险，就是在年初的时候估算一下今年的使用量。假设今年要用100万吨棉花，你不可能买100万吨棉花囤在仓库里，但你可以在期货市场上卖掉100万吨棉花，就是卖空，这是典型的投机罪过。随着你的工业生产往前进，如果棉花价格上涨了，你卖空的那笔期货交易就赚了，你就能把棉花价格上涨的损失给补回来。这种行为，就叫套期保值。

当然，套期保值也是有一定成本的，但它毕竟给工业生产制造了一个原材料价格的稳定性，对于很多以农产品、矿产为原材料的企业来说，做大宗原材料的套期保值都是标准操作。如果没有期货市场里面那些投机家来买空、卖空，工业社会稳定性的底盘就没有了。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发育，我们中国对投机这种行为的正确认识，也有一个慢慢发育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当中，投机倒把的罪名是1997年才取消的，这个罪名当年可是适用于最高刑，也就是死刑的。中国最后一个因为投机倒把而被枪毙的人，死于1991年，距今不过才23年。

我刚刚在前面讲到，投机泡沫和经济危机完全是两回事。你可能会问，如果投机泡沫实在太恶性了，引发了经济危机，还能说它是个好东西吗？我们先不做结论，先看事实。

1637年荷兰爆发了郁金香泡沫，几年之后，荷兰人简直是记吃不记打，又开始投机郁金香的球根。只不过这一次玩大了，这次可不是单品价格往上飙，因为产业规模起来了，单品再也飙不上去了，但是从此鲜花业渐渐成为了荷兰的支柱产业。

荷兰现在每年鲜花的产值达到了100亿欧元，占到国家GDP的22%，其中很大一块就是郁金香。这些花现在种出来不再是荷兰人自己玩炒作、赌博了，80%用于出口。

没想到，当年的一次泡沫，反而带来了一次产业的繁荣。所以从历史总体发展看下去，投机是祸是福还真的很难讲。

就像中国的长春，1985年发生了君子兰泡沫。但是结果呢？现在光君子兰这个产业，每年就能给这个城市带来30亿的收入，也是一个很繁荣的产业。

现在长春人带我们去看君子兰的时候，都会对1985年那次投机泡沫津津乐道，简直就是一个广告。怎么理解这个现象？其实很好理解。财富通过一次投机泡沫在富人的兜里转来转去，这是指同一个时间，财富的空间位移。但是别忘了，人类的财富系统还有一种时间位移的现象，就是一代人的财富通过投机泡沫增长起来后，投资了一些基础设施，打下了一些产业基础。虽然那些投机者没有享用到这些基础，但是它留下来了，让后人享用到了，成为这个国家、这个地区发展某种产业的坚实基础。这是财富的时间位移现象。

摊开《世界经济史》，这样的现象非常之多。《大泡沫》这本书里就讲了很多这样的例子，我简单给大家讲一个。

美国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兴起了一轮国内建设的高潮，最主要的基础设施投资方向就是铁路。美国资本家利用自由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在欧洲发行了大量的债券、股票，把欧洲的资金吸引到美国来。

美国资本家在本国也没闲着，进行了大量的铁路投资，也可以说是投机。这里面有些重点人物，比如卡耐基、摩根，这些人号称“钢铁大王”。他们生产钢铁干吗用？就是去铺铁轨的。

这其中还涌现出一个重要的人物，这个人叫斯坦福，是当时美国著名的“铁路大王”。“斯坦福”这个名字你是不是听着耳熟？对，就是他用自己从铁路上赚来的钱，投资了硅谷著名的斯坦福大学。

当时美国人疯掉了，从1880年到1889年，花了40亿美金在铁路建设上。那个时候的40亿美金可比今天的40亿美金的价值大得多。一共修筑了多少铁路呢？10万公里。今天中国所有通路的铁路的总里程，大概也就是10万公里，而美国人只用了10年就修出来了。

这就是典型的泡沫。它里面有大量的重复建设，比如说从纽约到芝加哥的铁路一共修了5条。因为自由市场经济下，资本家都觉得有钱赚，你修，我也修。修来修去，到了1892年，这个泡沫就破灭了。据吴晓波老师讲，那个时候美国股市上有70%的股票都跟铁路相关。可以想见，那个大牛市以及那个大泡沫有多大。

1892年那一场股灾，导致将近1/4的美国铁路公司破产，总共192家，哀鸿遍野。铁路变得不值钱了，可是铁路公司为了挽救自己的命运，还要拼命修铁路，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只要我垄断了很多铁路，我就有了定价权，别人就无法在价格上跟我进行竞争。于是越修越多，在这个泥坑中越陷越深。

结果是什么呢？当然是那一代的投机者，尤其是接到最后一棒的那些投机者血本无归。但是，美国的很多经济基础，尤其是因为铁路建成而形成的一个统一大市场，就此建立起来了。很多商业模式在欧洲没法玩，而美国人就玩出来了。

比如说，美国在1872年前后诞生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就是邮购。给很多地方的人一张单子，让他们在上面画钩，确定要买哪些东西，然后通过邮政公司的邮包，把货寄给他们。听起来就像天猫、京东商城、亚马逊这种电子商务公司，没错，当时没有互联网，但是有低廉的铁路运价，所以这一套模式也玩得转。

很多美国农民发现，既然铁路运价这么便宜，我们可不可以发明一种冰柜车，让牛肉、粮食、蔬菜通过低廉的铁路运输，在全国市场上跑起来？所以美国的农业又迎来了一轮大爆发，你觉得这个大爆发跟那次铁路投机的大泡沫有没有关系呢？

其实这样的例子，近在眼前就有。熟悉互联网的人都知道，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就是从1998年到2000年，全世界有一个科网泡沫，那也是一个投机大泡沫。当时华尔街流传着一个段子，说一个要饭的，只要立一个牌子，写上“要饭.com”，就是要办一个网站要饭，马上就会有投资经理来给他投资。可见当时投资的疯狂程度。

结果就是，纳斯达克指数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涨了四倍，后来又哗啦哗啦垮掉了，很多资本家都血本无归。但是又怎样？利用这一次科网泡沫，美国人修了世界上40%的光缆。就是说，美国人修了一亿多公里的光缆。

随着泡沫破灭，这笔资产变得不值钱了，那些投机者该回家回家，该跳楼跳楼，不管他们。但是，当这些基础设施沉淀下来之后，互联网还在往前发展，新的公司出现之后，发现基础设施居然如此之便宜。后来崛起的那些著名的公司，比如说谷歌，它们在创业的时候发现，硅谷的房价便宜，基础设施便宜，员工也便宜。这些员工都是上一轮科网泡沫培训出来的熟练工种，所以它们发展得特别顺利。你觉得这一轮疯狂的发展跟上一轮的泡沫之间能没有关系吗？

什么样的泡沫是坏泡沫

以上，我好像一直在为泡沫说好话，那最后我也说一点儿坏话。

什么样的泡沫一定是坏泡沫呢？由政府主导的经济泡沫、投资泡沫，有可能就是坏泡沫。

我之前讲的所有投机泡沫，都是基于自我意愿、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交易的。一个赌徒，他可能天生就有极强的风险偏好。这种人，不让他去投机某一个具体的商品和投资机会，就没有任何意义，他投资什么都可以。我听一个老农民说过一句话：“赌是能禁得了的吗？我们农民拿一根棒槌就能赌。”

赌是人的天生偏好，如果它来自自我意愿，基于很多人对经济发展前途的预判，去投资一些实体产业，哪怕这个实体产业比肾都虚，比如说郁金香。到最后我们会发现，它毕竟能沉淀下来一些实体产业，就像今天的花卉市场对荷兰的作用。

但是，如果是由政府主导的投资，因为这个钱不是政府的，是从纳税人那儿收上来的，它就有可能划一片开发区，让商人都到这儿来投资。所以在中国的房地产界才会出现一些由政府主导的“鬼城”，这些“鬼城”里的房子，很难说哪天能派上用场了。

所以，在市场经济当中，现在的主流观点非常清楚，只要是基于自由意愿的自由交易，永远别说它一定是一个坏东西。

04　大国不能不识数

数据是观察现代社会的一个角度

这两年中国的学术界和互联网应用界出现了一个大名人，他叫涂子沛，因为他写了一本书，叫《大数据》。这本书我曾经推荐过，真的很好看，里面有大量新鲜的故事和独特的角度。我是用两天时间一口气把它看完的。

就在我看完之后不久，我在一个论坛上遇到了这位涂先生，而且很巧，我俩就坐在一起。我像一个粉丝一样，表达了各种倾慕之情，然后就打听他接下来要写什么书，等着拜读。涂先生说，他要接着写《大数据2》，他想把美国历史和数据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写一本书。

我听了他这个写作计划之后，心里是不赞同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替涂先生考虑。你好不容易在大数据这个高大上的概念上占据了意见领袖的位置，你应该往前写，写写大数据引导人类之类的话题，这样那些互联网公司才会请你去搞演讲，大学才会请你去搞讲座啊。你现在转身形去翻故纸堆，能有多大出息呢？能够形成什么样的声势呢？

第二，大数据这个概念的出现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如果你非要到美国历史当中找一些跟这个概念相关的事实，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多少会有一些穿凿附会。就像我们研究现代恐怖主义，有人说，我们中国早就有恐怖主义，我们春秋战国那会儿就有荆轲刺秦了。虽然说得也对，但是你不觉得有些穿凿附会，而且对这个现象本身缺乏洞察力吗？

但是万万没想到，两年之后，涂子沛先生把这本书捧出来了，叫作《数据之巅》，我看完之后感觉非常震撼。这哪里是讲什么大数据？哪里是讲什么美国历史？分明是从数据这个全新的角度，替我们解释了一遍什么叫作现代文明，什么叫作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什么叫作美国式的大国崛起。

为什么数据是观察现代社会的一个角度呢？我们先回到20世纪70年代初。

回避对人命的计算，恰恰是对人命的轻贱

话说1971年的时候，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推出了一款新车型，叫平托车。这种车很小，耗油量又低，卖得还特别便宜，2000美金就能买上一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福特汽车为了对抗当时德国车和日本车在美国市场上的攻势，做的一次绝地反击，是一款战略型的产品。

平托车投放市场之后反响不错，但是所有新车型遇到的考验，可不光是什么客户满意度、价格，更重要的一个数据就是交通事故率。平托车在这方面的表现应该说是不错的，因为从1971年到1977年发生的恶性交通事故总共是500起。同时期推出的五款车，在交通事故率的表现上，平托车是第三名，正好处于中游，是交代得过去的一份答卷。

但是平托车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油箱设计和其他车有点不一样，其他车的油箱都是放在后轮轴承的上面，而这款车放在了后面。它的隐患就在于，一旦后车追尾，容易引发油箱的爆裂，甚至是爆燃和爆炸。

果然，1972年，也就是这款车投放市场的第二年，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的高速公路上，出现了这么一桩事故。两个年轻人开着车，被后车追尾撞了，引发了大火，一个人当场死掉了，另外一个人被大面积烧伤。

在交通事故当中，有一个非常残忍的逻辑，对商家来说，伤者还不如死了。人死了之后，他赔一个固定的数额就完了；一旦出现重伤，什么医药费、后半生的生活费就会没完没了，还会引发诉讼。这个活下来的年轻人就一纸诉状把福特汽车告上了法庭。

大家都知道，在美国打这种官司通常都旷日持久，从1972年一直打到了1977年。官司还没有落幕的时候，有一个叫道一的记者发表了一篇文章，叫《疯狂的平托》。这篇文章和这个还没有落幕的官司，一下子把福特汽车公司推到了当时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在美国汽车历史上留下了一桩著名的公案，就是“平托车公案”。

这篇报道到底写了些什么呢？道一通过大量调查发现，福特汽车公司不是不知道平托车的设计有毛病，工程师已经发现了这个毛病，而且把这个问题提交到公司管理层了。更可怕的是，福特汽车公司是知道的，只要多花11美金—请注意这个金额，区区11美金，就可以解决这个设计上的毛病。

道一在文章里问道，为了省下11美金的成本，就把那么多条性命放在大火中燃烧，资本家的心是黑的吗？

真正的黑幕还不仅于此。这11美金是怎么算出来的？道一给福特汽车公司打了一张草稿，说他们是这么算的—福特汽车公司那个阶段生产了1000多万辆汽车，如果每款车都多花11美金的话，那就是将近1.4亿美金的成本。如果不花这11美金，任由这个缺陷存在，任由引发交通事故，顶多赔多少钱呢？按照要死180个人、伤180个人、撞毁5000辆左右的轿车来计算，还不到5000万美金。拿5000万美金和1.4亿美金一比，拿大脚趾头想都知道怎么投票了吧？所以福特汽车公司的高层当时就是这么做的决策，成本收益两相对比，选择不花这11美金。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福特公司抠不抠，关键在于这背后的逻辑太可怕了。原来性命在商人眼里就是这么一个单调的数字，原来通过成本收益法这么一平衡，福特的高层就会心安理得、非常理性地做出决策，把那些人送到火海里去。这才是道一这篇文章真正的力量所在。

大家注意下这个时间，1977年，新闻界把尼克松总统掀翻的水门事件就发生在三年前的1974年。这个时候媒体的力量是极大的，有点像中国前几年的“3·15”晚会，只要它一爆黑幕，一家公司就完蛋了。福特汽车公司虽然是美国汽车产业的中流砥柱，也架不住这样的黑幕爆料。

在紧接着的1978年，印第安纳州也发生了一场一模一样的事故，一辆平托车被后车追尾，然后爆燃，死在车内的是三名花季少年。想想看，这对舆论煽风点火的作用有多大？所以福特汽车公司一下子就难以招架了。

当然，福特汽车公司毕竟是大公司，有的是钱可以雇好律师，在法庭上也对道一这篇文章做了很多反击。比方说福特汽车公司说，我们没生产那么多汽车，你不能那么算，这款平托车从投放市场一直到现在也不过卖了几百万辆。

但是，不管福特汽车公司在法庭上如何抗辩，这个逻辑它躲不过去。后来又曝光了一些文件，证明福特汽车公司这款平托车根本没有通过20英里碰撞实验—汽车公司必须试验当速度是20英里每小时的时候，汽车撞烂了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故，会不会发生油箱爆裂。刚开始是没通过的，后来福特汽车公司通过加固油箱，把这个碰撞实验勉强混过去了。

但是后来有材料发现，只要再多花15.3美金，就可以把这款车承受碰撞的标准从20英里每小时，提高到34～38英里每小时，请问福特为什么不多花这笔钱？福特不要再在法庭上计较那些细枝末节了，这个残酷的逻辑是绕不过去的。

在这篇报道当中，道一把最后的矛头指向了一个数字，一个在成本收益计算法当中最关键的数字：请问一条人命多少钱，这是怎么得出来的？

在福特汽车公司的算法当中，一条人命值20万美金。但是把20万美金一摊开，会发现里面有些算法荒唐之极。比如说这20万美金的构成里面有一条，1万美金是为一个人临死时承受的痛苦而支付的。人命至重，人命无价，在美国这种基督教文明的国家，自杀都是不被上帝允许的，你福特公司怎么能用这么一个轻描淡写的数字，来给人命框定一个价格呢？

道一这个指责搁在今天，那是掷地有声，公知范儿十足。当然道一还做了一些小创新，比如说他在这篇报道的结尾留了一块地方，叫“请愿信”，请所有看到这篇报道被感动、感到愤怒的读者，把这封请愿信剪下来，装到信封里给国会寄过去，要求福特汽车公司召回这款车。

这有点儿像我们今天在微博上骂一个人—“呸”，后面的人也骂“呸”，保持队形，形成一个很有趣的文化现象。当时无数的民间请愿信，雪片一样地向国会飞过去。

最后怎么样呢？还用说嘛，福特汽车公司输掉了官司，赔了那个年轻人250万美金，然后法庭还判处它350万美金的惩罚性罚款。

时隔这么多年，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心平气和地去理解一下福特汽车公司当年的道理。它的道理无非就是两个，第一个道理，安全这件事是没有尽头的，人类文明到现在为止也不可能保证生产出一辆绝对不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请问，要花多少钱，来救多少人呢？

举个例子，如果公司发现，花100万美金改进某项安全措施，明年可以减少两例交通事故死亡，请问要不要投资？如果投资，就意味着人命50万一条。如果一亿美金才能救两个人，请问还救不救呢？如果你的答案都是人命无价，得救，那整个汽车产业就崩溃掉了，因为没有办法做了，一辆车的成本就会无穷大，这个市场就会消失了。

如果我们坚持要搞市场经济，那对不起，必须给人命定一个价，以便企业主做出理性的决策。马克斯·韦伯不是讲过，资本主义就是用计算的方法来决定所有的市场行为。没有理性的决策，哪有合理的市场行为呢？

第二个道理，不管怎么讲，人命至重，人命无价，整个人类的资源是有限的。假设你是国家总统，一年的预算就这么多，请问，我们是建一个水坝来防洪保护人命；还是多向癌症研究投点资金，来保护人命？只有给人命标定一个价格，看看洪水潜在的危害会害死多少人，癌症会害死多少人，这样一比较，我们才能够决定这笔钱怎么投。没有这个标准，国家的大政方针、财政资金的投向就没有了依据，这个社会不就乱套了吗？

所以，有的公知反复说人命至重、人命无价，就是没有回到社会的运行场景来重新理解这个问题。

其实有好多这样荒唐的例子。2003年《中国青年报》就有一个报道，说一个小青年骑摩托车把人家一条狗撞死了，自己也被弹飞出去，死掉了。最后这家要赔人命，那家要赔狗命，最后法庭判决的结果是，赔狗1.4万，赔人1.9万。死人这一家苦主把诉讼费一交，只拿到手几十块钱。

这不荒唐吗？可是这个荒唐是怎么造就的呢？就是因为狗是有价的，一条狗值多少钱，到狗市上一打听就知道，名贵品种1.4万一条实属正常。

人怎么算呢？中国司法没有一整套计算人命的合理的标准，而且这方面的东西大家一向回避去谈。所以只能根据一生的收入的折现法，算出来一条人命就值1.9万。回避对人命的计算，最后导致的恰恰是对人命的轻贱。

写到这儿，我才把这篇文章真正的难点暴露给大家，就是按照通常的对社会、对生命、对生活的理解，我们是不同意把很多东西数据化的，但是社会运行又特别需要一个数据，作为我们共同对话的一个条件。那请问，我们是要数据还是不要数据呢？

如何计算人命才算合理

我是倾向于人命要有一个计算价格的。但是你可能会提出一个质疑：人命怎么算得清楚呢？如果所有计算人命的方法都是错误的，没有人命的计算方法会导致社会的混乱，那在永恒的错误和永恒的混乱之间，你让我们怎么选择？

我必须承认，这确实是一个问题。美国人也为这个问题头疼了很多年，一直疼到今天。现在在美国，也是国际上的主流，计算人命的方法大概是这么几个。

第一个，叫未来收入折现法。你这个人不是死了嘛，那我假设你活到一个平均岁数，按你现在干的职业算出你一共会有多少收入，这就是你这条命的价格。为了照顾同命同价的问题，我们在全国再搞个平均数，这不就算出人命的价格了吗？

但是大家想一想，一个人一生当中，没准儿会换几次职业，我今天搞脱口秀，明天可能就当了总经理，我的价格就不一样了。而且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也不是只体现在他挣多少钱上吧！我们隔壁有一个女神，天天在走廊上梳头发，虽然她没靠梳头发挣钱，我走过去看一眼，心情就舒畅，我今天的收入就会增加，这也是一个社会的正向效益，这种东西怎么算？所以这个方法不妥。

美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个经济学家，叫谢林，谢林又发布了一个新的方法，后来他就靠这个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方法叫价值意愿法。就是一个人值多少钱，我们搞投票来统计。看看全美国人民愿意为挽救一条人命纳多少税，然后再平均下来，这样就可以测算出一个数值，来作为这个时代人命的价格。就是看我们大家认为，一条命值多少钱。

这个方法似乎也是奏效的，但是仔细一推理，发现也不成立。比如美国国徽上的白头鹰是一个濒临灭绝的品种，美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调查的目的是想知道美国人民为了挽救白头鹰愿意花多少钱。

调查结果出来，每个家庭大概愿意花257美金，美国大概有一亿个家庭，那就要花257亿美金去保护白头鹰。这个数字算出来之后，很多学者就摇头说可能不对。因为太乐观了，这只是问卷调查，没让他们掏真金白银，真要是征税，能征得上来吗？

没有死人的时候，大家会说愿意花多少钱来保护一条人命，真的要人们把现金往桌上一搁的时候，人们愿意掏出来的那个金额和之前那个金额，还一样吗？所以这个方法似乎也不奏效。

当然，在美国历史上，尤其近100年来，关于怎么折算一条人命的价格，有各种各样的算法，各种各样的细则。但是结论都一样，就是没有一个算法能让所有人都满意。这就是用数据方法来进行社会交换和价值评估遇到的一个永恒的问题。

数据是一个会生长的生物

我们今天把这个问题反过来看会发现，数据不是一个简单的数，而是一个会生长的生物。数据本身是有进化能力的，只不过在很多条件的约束下，比如说技术手段、价值观念，它这种进化有的时候会受挫。比如说人命的价格的计算，就是典型的受价值观的影响而很难进化的一个数据。但是其他的数据，在历史的进程当中，往往会不断地被修正，最后被所有人大体接受。

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都见于《数据之巅》。第一个例子发生在美国南北战争前，那个时候南北双方正就要不要维持奴隶制的问题吵得一塌糊涂。有一天报纸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数据，请注意，这个数据可不是南方的奴隶主搞什么阴谋诡计假造的，而是北方的联邦政府在做人口调查的时候得出来的—在北方生活的黑人，每162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精神病患者或者智力低下者。而南方好了10倍不止，每1600个黑人当中才有一个精神病患者或者智力低下者。

这个数字就这么板上钉钉地搁在这儿，报纸的评论员看到这个数据总得写几篇文章吧，跟今天的公知一样，总要往体制上找原因。那你想想看，往下会得出什么结论？

结论就是，黑人一自由，马上就发疯。南方奴隶主说，黑人原来在我这儿好得很，天天吃得饱穿得暖，虽然没自由，但是我们主人保护他们，他们有非常安全的环境，所以他们的精神、健康状态是良好的。可是因为种种机缘，他们获得了自由身，跑到了北方，你们北方搞的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黑人是住在贫民窟里的。而且你们北方也是歧视黑人的好不好，黑人们作为无产阶级，朝不保夕，天天吃不饱穿不暖，他们的精神状况能不出问题吗？所以这个结论板上钉钉：黑人一自由，马上就发疯。

北方人吃了一个大瘪，但是没办法，数字就摆在那儿。这个时候马赛诸塞州有一个精神病大夫叫贾维斯，他不信这个邪，他认为这个数据肯定是错的。他可不是猜想出来的，而是从他身边的观察得出来的。

他生活的这个城镇，在人口普查表上有133个黑人精神病患者。他就是精神科医生，还能不知道这镇上有多少黑人精神病患者吗？一定是数据出了问题。于是他就调查周边的市镇，发现也一样，这数字比实际大得离谱，他就发了一个心愿，一定要推翻这个结论。

那怎么办呢？既然是人口普查得出来的结论，那就去找人口普查的表格。要知道，那个时候美国的人口普查已经是非常大的量级了，他发扬了死磕精神到全国各地去找这种表单，然后去计算。算来算去，一声长叹，怎么了？没有算错，最后结论就是161:1。

哪儿出了问题？只有一个可能：人口普查的第一手数字就已经有了问题。是南方奴隶主派了一堆间谍，到北方伪装成人口普查员，然后得出这个数据的吗？肯定不是，因为人口普查员是一个分散的结构。

查来查去，一直到1850年才真相大白，原来是北方的人口普查表格的设计上出了问题，导致人口普查员把白人精神病患的数字也填到黑人那一栏里。本来北方的黑人数量就少，稍微有几个填错，在统计学上就很容易把这个初始的错误放大，得出那个荒腔走板的结论。

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因为数据本身有一种自生长的能力，这不是说数据本身是活的，而是只要一个事实，你不做定性判断，而做定量判断，把它定格为一个数之后，它就要去经受所有人的挑剔、批判，甚至是推翻。于是，大家的对话就有了一个工具，有了一个介质，有了一个对象。贾维斯医生就扮演了这样一个挑战者，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推翻了这个不实之数，让事实回到原状，这就是数据的作用。

再讲一个例子，美国的第三任总统杰斐逊执政时期，定下来一个规矩：美国任何由国家主导的大型工程建设一定要适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国家预算是有限的，所以一定要挑选那些最优化的项目率先实施。

这作为一个原则没问题吧？有问题，为什么？因为所有人都是有私心的。比方说，美国刚建国的时候，主要的工程建设是水利工程，由美国陆军的工程兵团来干。可是工程兵团也是人啊，这个兵团的司令是哪个州出来的人，对哪个州的项目，哪怕不是搁在明面上，在心底里总是有些小照顾的。

这个照顾其实很好办，就是把收益算大。因为一个公共工程的收益是很难算得清楚的，比如说一个大坝建成后，总有防洪收益、灌溉收益、军事收益，没准儿还有点观光旅游收益，那就看你怎么算了。算来算去，如果他有意偏向，把一个项目的收益算大是有可能的。全国每个州每年会报上来上百甚至上千个项目由工程兵团一家来做决定，难免就有这个弊端。

弊端来了怎么办？不怕，美国人有的是办法。他们紧接着设立了第二个部门，叫农垦局。看起来好像是重床叠架，但是这个设计是有深意的。因为农垦局是管美国的农田灌溉的，也管建坝和水利设施，这样在客观上就跟美国陆军的工程兵团产生了竞争。

一个项目归谁建或者先建哪个，两家都要拿出报告，把所谓的成本收益核算出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竞争的态势，大家就各想各的招。

工程兵团有一次算一个水库的收益，把海鸥都给算进去了。说建成这个水库后，会来一万只海鸥，按照一只海鸥一年吃一千只蝗虫、一只蝗虫每年要吃掉一公斤的麦子计算，一下子就算出了一个天文数字。你看，我建这个水库，竟然替美国人民避免了这么多粮食不入害虫之口。

农垦局的小伙伴们一看，有没有搞错，这个也能算进来？好，这一招你会玩，我也会玩，那我就算算次级收益。因为我主要管灌溉，一个水利工程建成后能灌溉一片农田，因为这个地方灌溉条件好，很多农民就往这儿迁，很多大卡车帮着搬家，不就多了加油站吗？等人多了之后，这个地方就会出现电影院，电影院出现之后就会出现大商场，大商场出现之后就有很多人来观光，这个地方就会变得很繁荣。这叫次级收益，就是一层一层推导出来的收益，又算出一个天文数字。两家一直在这么斗。

最典型的是罗斯福总统在任期间，有一个工程，两家又争抢起来了。最开始，陆军的工程兵团算出来的成本收益比是2.4，所以这个项目该建，而且应该由我来建。农垦局的报告紧接着递上去了，说同意建，这个项目确实收益远大于成本，但是我农垦局算出来的不是2.4，是4.8，整整比工程兵团多一倍。但是如果我们农垦局来建，我们主要发挥这个大坝的灌溉功能，所以我们的方案才是最好的。

最后吵到了国会那里，国会一脑门子的糨子，说让罗斯福总统去定吧。罗斯福一看，我又不是水利专家，搞不清你们这些事，谁算出来的数字大，我就让谁干。于是农垦局就把这个项目给拿走了。

别以为只有两个部门在争国家的预算，很快又杀进来第三家。20世纪40年代，铁老大也杀进来了。因为陆军工程兵团和农垦局天天开凿运河什么的，耽误铁路公司的生意，所以它们不干了。

40年代有过这样一个案子，阿肯色州要开凿一条运河，当时农垦局和陆军工程兵团都报了方案，最后铁老大在旁边冷冷地哼了一声说，把这么多预算给我，我能修两条铁路，而且永远免费给国家运输物资，你们就别修运河了。弄得前两家单位臊眉耷眼。

当数据摆出来之后，它就能引发一种态势，叫竞争，各个部门都会围绕数据进行计算。所以20世纪40年代之后，美国各个国家部门都兴起了一股数据浪潮，其实是人潮，什么人？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如果你不养活几个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算账算不过其他部门，在国家预算的竞争中，你就会落败。

看到这儿，你可能会想到法庭。法庭上就是这样，原被告双方的是非曲直法官是不清楚的，法官就像傻子一样往这儿一坐，先让原告说说被告做了什么，然后被告拿出一个个的证据进行辩驳，最后原被告双方抗辩。法官只要有常识即可，他不需要对每一个领域都是专家。因为在竞争当中，在抗辩当中，不是让法官来找证据的缺失，双方律师就会盯着对方的逻辑漏洞和事实漏洞。

这就是数据摊开到桌面上的一个好处，数据的成长，数据的进化，并不是靠数据本身，而是利益完全对立的双方都盯着对方数据的逻辑漏洞和事实漏洞，所以数据就会变得越来越精准。

在美国的水利工程建设方面，最后也演化到了这样的状况，大家都打累了，坐下来谈判，形成了一本绿皮书，约定以后再搞任何工程的收益计算，都要按照统一的标准来算，比如说旅游观光收益怎么算，病虫害的收益怎么算。从客观上讲，这套标准只要写出来，白纸黑字摆在桌面上，总是有毛病的。所以这本绿皮书此后又经过了几次大的改版，但是没有办法，没有这个东西，大家就没有办法形成良性竞争。所以不管哪个版本的绿皮书，无论它有多少毛病，都是几方利益达成的一个平衡点。

我们再回头去看杰斐逊当年确立下来的这个原则，它最终通过数据的方法落了地。所以数据不是一个死东西，也许起点是不靠谱的，但是只要引进竞争，只要对人性有充分的估计，最后会达到一个大家都能认可的平衡点。

数据文明奠定了现代化的基础

我讲了很多数据的好话，但是有一个小问题没有解决，就是当数据和人伦道德之间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选。就好比前面举的那个例子，一条人命放在这儿，你可不可以用数据标定一个价格？不管你怎么选，都会发现自己陷入了道德上的两难。

在美国历史上就曾经遇到过一个类似的困境，南北战争前，北方人跟南方的奴隶主说，你们不是不给黑人政治权利吗？可以啊，那你们南方在选众议院议员的时候，黑人人口就不能计算在内。说白了，就是打压南方州在众议院的代表人数。

南方的奴隶主说，行啊，这没有问题，那我们给联邦纳税的时候，黑人人口也不应该计算在内。北方说，这不是占我们便宜吗？你们南方主要的劳动力是黑人，主要靠他们创造财富，这些人不算在内的话，纳税的时候你们不就纳得很少了？南方人说，要么给议席，要么你们不要税收，看着办吧。

所以，南北双方就不能只在原则上进行争议了。双方最后说，我们把一个黑人人口折算成多少个北方的白人人口，不就完了吗？谈来谈去，吵来吵去，最后得出了这个数：3/5。一个黑人算3/5个白人。

听到这儿，你心底也许已经发出正义的怒吼了，这不是赤裸裸的歧视吗？都是上帝的子民，凭什么一个黑人只能算60%的人呢？这确实不公平，也不合理。当时的与会代表哈密尔顿讲过一段话：3/5这个数当然有瑕疵，但是又能怎么办呢？有总比没有要好吧。有了这个数，南北双方的人可以团结起来共同建设这个国家，一起往前走。如果没有这个数，难道我们所有的与会代表要在这个大厅里争论到老吗？

所以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得已但又很理性的选择。隔了200多年，我们再去看3/5这个数，会发现它的另外一个功能：它像一根刺一样，扎在每个美国人的良心当中。你不是信奉上帝的国家吗？那上帝的子民都应该是平等的，怎么有一帮人只能按60%的人算呢？这跟你主张的自由、平等的基本原则不是相抵触的吗？

这根刺一旦扎在良心里，就会形成一种势能，让每个美国人都不得不正视这个伦理难题，从而要去解决它。它会随着历史进程的推演变得越来越膨胀，最后形成排山倒海的民意。

果然，过了半个多世纪，这个问题通过南北战争解决掉了，美国人终于可以在良心上松一口气了。

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数据和伦理道德之间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现实可能是丑恶的，它会反映到数据当中，但这并不是说数据本身有丑恶和高尚之分。

数据就是一个客观存在，它只是把原来那些被掩盖、被模糊的伦理难题翻到桌面上，成为一根所有人都看得见的眼中钉、肉中刺，它本身的存在就形成了解决这个伦理难题的前提。

就像我们中国古人讲修身养性，首先要制怒，就是不要让自己发火。做不到怎么办呢？每发一次火，你就在墙上画一道杠杠，过几个月你再来看，杠杠是不是越画越少了？这其实就是数字对我们的心理暗示。看到这些杠杠，我们就会懂得制怒，就会调整自己的情绪。你看，数字在伦理难题上，也能发挥如此大的作用。

这篇文章表面上说的是数据，实际上我想介绍的是一个结论—现代文明是建立在数据文明基础上的一种生活方式。

你可能会不同意，说数据文明多枯燥，多没灵性啊，用几个数字就能描绘出大千世界的千变万化吗？我们人类追求把握世界、理解世界，追求效率，我们可以用灵性、直觉、定性的方式直接把握它。

我们的老祖宗就是这么干的，我们讲究“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相，四相生八卦”。虽然其中也有数，可这个数并不是数据文明那个数，是我们用审美的方式，直接用灵性把握这个世界的结论。而且这套结论永远颠扑不破，到哪朝哪代都不能说它是错的。

中华文明和数据文明之间，始终隔着一道观念的鸿沟。2012年中国有一则类似笑话的新闻，有一个发改委的专家说，中华民族的复兴指数已经达到了62.74%，好多人哄堂大笑。你看，数据文明和我们的中华文明面对同样一个数字，态度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数据文明中的人，比如说美国人，他可能会跟这个专家争论，说这个模型有问题，这个算法有问题，这个参数有问题，这个数据的来源有问题。可是我们中国人，往往就是一通嘲笑了事，会说民族复兴怎么能用数据来表达呢？

数据文明的三大好处

数据文明纵有千般不好，今天也请容我为它讲出三点好处。

第一个好处，让人和人之间可以对话，而且可以得出阶段性的结论。比如说端午节，我们在微博上为甜粽子、咸粽子吵来吵去，这种事情，吵上千秋万代也不会有结论的。

如果站在数据文明里，那就清楚了。我们为什么吵？是在比较这两种粽子哪种更健康吗？那我们先确立一下标准，是不是摄入的卡路里越多就越不健康？那就测量出来，然后一较高下，结论就出来了。

第二个好处，数据文明可以让人和人，尤其是陌生人之间的远程、大规模协作变得可能。我此前多次讲过，陌生人之间的分工和协作是现代财富创生的根本基石。

西餐就容易通过数字标准化，然后形成跨空间的协作。比如麦当劳，一个城市有一个中心厨房，它生产一部分，然后通过数据来指导各家分店下一个阶段的生产，油温是多少度，一根薯条炸几分钟，用数据就可以控制它的口味。

要是换成中餐就完蛋了，因为它所有的烹饪系统就是一个黑箱，只有经验丰富的大师傅可以掌握，油温是多少度，火候是多大，酱油少许到底是多少，等等。它的一切都不数据化，导致一个大师傅的手艺和他做菜的口味没有办法横向协作。师父对徒弟也无法百分百传下去，横向之间的协作就更别想了。

第三个好处，数据是一种可以累进的文明。现代医学，也就是我们统称的西医，有一个好处，就是后人的成就一定是站在前人的基础上的，后人的发现一定是站在前人的阶梯之上的。西医一点点拓宽着人类对自己身体的认知边界，虽然艰难，但毕竟在推进。

为什么说数据文明奠定了现代化的基础？就是因为上面这三个特征。有了数据，人和人可以对话，人和人可以协作，知识和知识可以产生累进的作用。而现代化不就是这样爆发开的吗？

最后，让我们引用涂子沛先生的一句话：“大数据是土壤，开放的数据即为土地上的河流，河流流过之处，就会孕育起发达的数据文明。”

第三章　现代化的本质

我们不要问我们能为集体做些什么，我们都要问问自己，当集体、组织、连接起来的人作为一种资源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能通过它成就什么。因为结盟策略已经失效，只有个人的成长和价值确认才是你人生真正的靠山。

01　土地私有化，到底有多痛

把土地分给农民的四个好处

前几年我在一个会议上遇到了经济学家汤敏，在会议间歇，他告诉了我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前几年，他搬到北京郊区的顺义，想把户口也迁过去，所以就跑到了当地派出所。他跟办事的警察开玩笑说：“我上了户口之后，会不会就变成农村户口了？”警察并不认识他，翻了翻白眼说：“你想得倒美，农村户口现在才值钱呢，那户口都带着地呢。”

这个警察说得没错，现在的农民几乎家家户户都抱着一个希望：万一拆迁了，就能拿到一大笔拆迁补偿款；万一将来国家把农村的土地私有化了，就有了地了。但是后者会不会发生，什么时候发生，一直是一个巨大的悬念。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好多海外媒体就在猜测，会不会把农村土地私有化问题纳入会议议题呢？要知道，在此五年前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海外媒体就在这么猜了。可是公报一发布，根本没有，大家一翻两瞪眼。五年前不敢干的事情，五年后时机是不是成熟了？该不该干、怎么干、什么时候干、要不要把土地分给农民，这就是我要聊的话题。

如果按照某一帮经济学家的说法，这事儿应该干，而且是当务之急。这么做有几个好处。

第一，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城乡贫富分化严重，就像一个烧饼，一面已经烤得快煳了，另一面还生着，怎么办？翻个面就解决了。现在农村人到城里来打工，凭的多是一身力气或者一点点技术，没有什么资本。如果他们拥有土地，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可以抵押给银行，或者干脆卖掉，拿着卖地的几万块钱在城里摆个水果摊至少是没问题的吧。也就是说，未来农民进城就无须再靠这具肉身了，有了资本，他们就能跟城市生活博弈了。所以，土地私有化是解决中国城乡贫富差距的一个重大举措。

第二个好处就是公平，如果一个城里人是在2009年之前买的房子，房价现在涨了这么多，他就获得了很多财产性收入。农民的土地虽然也涨价了，但是跟他们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这公平吗？

第三，自从20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后，出现了一个问题，经济学上称之为“后包问题”，就是承包之后的问题—农村的公共基础建设崩溃了。换句话讲，如果中国要建设现代化农业，农地一定得集约化，就是大地块经营。你如果去过东北，一定看到过上万亩连成一片的土豆田。只有这样经营，农业才有活力，才会有效益，美国的农业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如果中国人均有3亩地，每户就是10亩地左右，这种小地块，任何公共基础设施都没法建设。要想实现集约经营，就要靠土地流转、土地买卖。

第四，解决“三农”问题靠的是什么？不是把农村建设得跟天安门广场似的，不是等农民消失了，农村问题、“三农”问题才能解决。未来谁会来当农民？喜欢田园生活，想当陶渊明、爱种地的人会去当农民；所有向往城市生活的人都能自由地来到城市生活。那个时候，中国压在头顶上的大山“三农”问题才能够彻底解决。所以，农村土地私有化，也是农民摆脱农民身份，换句话说就是把“农民”这个身份消灭掉的必经之路。

反对派的三个理由

这是一派经济学家的说法，但是我们不能只听一面之词，任何大政方针都有反面，反面的说法其实也很有道理。

第一，如果放开土地兼并，产生大量的失地农民，中国古代王朝隔个两三百年就要发生一次的那种大动乱会不会再现于当今？土地兼并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第二，如果土地归农民所有，那么将来拆迁征地就变得很困难，会阻碍国家建设的步伐和效率。

第三，城市的贫民窟问题。失地农民会聚集在城市的边缘，产生像印度、墨西哥那样的贫民窟，那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这就是反对派抛出的三个最坚实的理由。现在我就结合我个人的阅读所见，帮大家分析一下这三条反对理由是不是能站得住脚。

朝代兴衰与土地兼并无关系

第一条，土地兼并会带来恶劣后果，这是从历史中得出的推论，我们也必须回到历史中去。解放后，咱们中国的历史学界捧出了一个理论成果，就是所谓的“五朵金花”—古史分期、封建土地制度、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农民战争。这五朵金花里面有四个和农村土地制度有关，能说这个问题不重要吗？

我的基本结论是，历朝历代的兴衰都跟土地制度有关。朝代刚刚兴建的时候，农民都有大把的土地，因为人死得差不多了。随着自由交易的开展，发生了大量的土地兼并，大地主开始富可敌国，“朱门酒肉臭”，大量的失地农民流离失所，最后冻饿而死，没死的就揭竿而起。于是，朝代开始大循环。这就是土地兼并的后果。

可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学术界捧出来很多新成果，看了这些书之后，我对这个结论就要存疑了。地主阶级是不是最坏的？地主阶级的总头子皇帝，是不是因为土地兼并而导致了治乱兴衰的循环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著名学者秦晖写的《田园诗与狂想曲》，这本书彻底推翻了这个说法。

他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关中地区，这是历代最容易发生暴乱、最容易闹事的地区，也就是今天陕西省中部西起大散关、东到函谷关这一带。他根据当时的土地资料得出一个调查结果：这个地方土地的集中度非常低，甚至可以说是“关中无地主”。那有没有佃户给自己家种地的？也有，不到6%。这个数字和建国前夕国民党的调查结果差不多，所以基本上可以认定，当地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大部分百姓都是自耕农。

同样的研究成果，我们在华北地区也能看到。黄宗智先生在这方面就有研究，他也认为华北没有地主。秦晖先生在书里说，建国前后我们搞土地改革的时候，各地都给中央打报告，说地主阶级搞土地兼并实在太坏了，但是我们这个地方情况特殊，我们这儿地主不多。他们说的是实情，除了江浙那一带真是大地主经济，其他地方并不能算是。比如广东，当时广东的土地主要集中在宗族手里，而不是大地主手里。最容易闹事、最常爆发农民起义的华北、关中地区，恰恰不是土地兼并集中的地区。

宋代发生在江南地区的方腊起义是什么性质？只要查查史料，你就会知道，方腊确实是佃户，他可能也是中国历代农民战争中唯一一个佃户，也就是说，他不算自耕农，而是靠租种别人的土地为生的。可是，方腊起义根本不是佃农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方腊是被宋徽宗的花石纲逼反的，所以方腊起义是皇权和老百姓之间的斗争，与土地兼并没有关系。

如果仔细去研究中国土地制度的沿革，我们会发现一个规律，中国的皇权给农民打造了三副手铐。第一副是土地税，第二副是人头税，第三副是徭役。这三副手铐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在唐代以前，徭役很重要，陈胜、吴广起义和隋末的瓦岗寨起义，都是因为不堪徭役负担才爆发的。农民不仅要交粮交租，还得出人，陈胜、吴广在去戍渔阳的路上失了期，按律当斩，于是他们才揭竿而起，这是农民与皇权的斗争。

到了唐代中期，宰相杨炎在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搞了一次“两税法”之后，基本上废掉了徭役，农民交钱就行，国家雇人去干活，主要把税放在了土地税和户税上，也就是人头税。结果是什么呢？唐代中期以后，所有的农民起义都有个基本的特征，都是失地农民因苛捐杂税太重而揭竿而起。所以，它也是老百姓和皇权之间的斗争。

在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和清代前期雍正皇帝的“摊丁入亩”实行之后，完全不收人头税了，只向土地要钱粮、要税赋。于是在清代后期出现了全新的问题，产生了大量的隐性失业，因为人口在增长嘛。所以，清代后期遇到的问题，甭管是前期的什么天理教、白莲教，还是中后期的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当中的会党，基本上都是失地农民进入江湖之后，形成的新的社会组织对旧的朝廷的皇权结构的挑战。

中国的农民战争，其实没有一次是因为土地兼并而引发的。即使是因为土地兼并，也不是一般地主搞的。比方说在明末，明神宗特别喜欢小儿子福王，就赐给他大量的土地，叫皇庄，此时的土地兼并显然还是出自皇权手中。

那么，中国历史上造成大规模社会动乱、血流成河的基本矛盾是什么？是无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还是皇权和老百姓之间的矛盾呢？看到这儿，你可能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

皇权收钱，真是要钱跟要命似的，从先秦时候就发明了一套特别成熟的制度。比方说保甲制度，就是一定地域内的百姓形成保甲组织，国家只向这个组织的头儿里正要钱，如果收不上来钱，就打里正板子，打死为止。里正不是基层公务员，这样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当上里正之后，反正顶着国家的要求，我就鱼肉乡里，坏人当里正会当得特别爽。另一种就是，里正是一个好人，不敢逼乡亲，那怎么办？自己赔得倾家荡产。这种事在“二十五史”里面屡见不鲜，“中产之下家皆破”，几乎在每个时代都有。如果你觉得我这种叙述很枯燥，建议你去看《聊斋志异》里边《促织》那一篇，讲的是皇帝喜欢斗蛐蛐，就逼里正，结果把那家人逼得家破人亡。

蒲松龄写《促织》跟写其他故事有点儿不太一样，饱含感情，这是因为蒲松龄自己就受过这个苦。康熙十三年，山东大灾，蒲松龄家几乎绝收，他差点儿把自己的女儿卖掉，所以他是深知保甲制度对民间的迫害之狠的。

这套制度似乎是中国人的独创，法国波旁王朝后期也有所谓包税人制度，有一点儿中国保甲制度的影子，但是没有中国发展得这么极致。皇权对于民间的敲骨吸髓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而且我们的先人在这方面是极具创造力的。

前不久我看到一则史料，是在秦晖先生的讲座当中看到的。清代号称“蜀中三大才子”之一的大学问家、戏曲专家李调元，写过一篇小文章。这篇文章特有意思，说四川有个民俗，谁家买了田，大家都去贺喜；谁家卖田，大家都说是他是败家子而鄙薄他。可是有一天李调元就遇到一个人，这个人说他刚把地卖了，特别高兴。李调元就感到奇怪，你明明就是个败家子，还高兴什么呢？就问他原因。

这个人说：“你不知道，我爷爷在的时候，家里有上千亩的地，可是我父亲只分到200亩，到我手里就剩10亩了。这10亩地好好种，养活自己不算难，可是朝廷的捐税全向我这10亩地要，把国家的征赋交掉，收入的1/3就没了；地方官还有各种加派，派来派去，且不算劳动力的成本，种地的收入还不够养活这地的呢。没办法，我只好把它卖掉，租别人家的地种，当佃农。反正朝廷朝地主要税，我事先跟地主说好一年的收成分他多少，我苦苦干上一年，好歹还有一点收入。如果我自己拥有土地，直接面对国家，面对公权力，我什么收入都没有，所以我必须这么干。”

李调元一听，这笔算账算得很对，换了我也得这么干，我家也有地，我也卖了行不行？那个人说：“你别犯神经病了，你不能卖，你是当官的，你爹是进士，你也是进士，你还当过朝廷的大官，地方胥吏不敢跟你胡来，你有一层保护伞，所以你不该卖。”李调元一听，说得对，我确实不太受骚扰。

大家知道李调元后来干了一件什么事吗？他回家之后，把所有的子孙集中到正堂训话，说：“子孙何可一日不读书也！”意思就是，想好好地活下去吗？在这个社会结构当中必须读书，中进士，当官，跟皇权搞到一起，获得这张保护符；否则，当普通老百姓你们是活不下去的。

写了这么多，我想说明的就是一个简单的结论：中国古代社会问题的主要矛盾是皇权和老百姓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土地兼并带来的矛盾。

把土地分给农民，土地的交易成本就会变高

江浙地区是大地主最集中的地方，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方腊，那个地方什么时候爆发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土地兼并一定会带来社会动乱？这个结论下得恐怕有点儿草率。

毛主席说过一句话，有人群的地方就分左中右。你不要看大家都在反对中国农村土地私有化，但是观点也分两个极端，刚才我提到的是其中一派，他们担心土地兼并。还有一派与此相反，他们担心的恰恰是一旦农民拥有了土地，土地的购买兼并、征收会变得更加困难。

这个观点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

前几年于建嵘先生抛出了一本书，叫《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书中说2004年前后中国农村社会问题的主题发生了一次切换。2004年之前主要是抗粮抗税，农民不愿意交租子；2004年之后，农业税取消了，农村的社会矛盾主要就变成了征收土地当中出现的问题。这个主题一切换，抗争的整个景观就发生了变化。原来农民抗粮抗税，对策就是跑，整个抗争相对温和一些；现在为了土地，那就得站在自家的地头进行抗争，所以抗争显性化了。

更重要的是，原来抗粮抗税的都是老少边穷地区，穷地方才抗，富地方少有这种情况。可是现在土地问题恰恰多发在富有的地方，经济发达的地方维权抗争得更厉害，所以矛盾显然激化了。更要命的是，原来抗粮抗税只是农民和政府之间的矛盾，现在不一样了，有一帮律师开始下乡（当然律师主流是好的，但是总有一些律师无利不起早）跟农民说，我们帮你打这个官司，打赢官司之后你分我多少多少钱。很多律师一介入农村的土地纠纷，矛盾就更加激化了。

因此，有一派学者说，现在土地还是国家的，农民只有承包权，征收土地都这么困难，如果变成了私有产权，拥有了物权法的保护，农民的地还弄得上来吗？

《地权的逻辑》作者贺雪峰先生就持这种观点。他是我母校华中科技大学的一名教授。他每年有两个月是住在农村的，带着一个团队在农村搞调研，非常了解中国农村。他说，现在如果农民不种地，跑到城里打工，农村土地兼并购买的时候，政府连人都找不着；反正也卖不了几个钱，他们宁愿把土地撂荒，为什么要卖给政府呢？交易成本会变得越来越高。

你觉得这个担心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因为全球实行土地私有化的国家都出现了这个问题，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比如印度，虽然说这几年经济发展得还好，但是基础设施真是一塌糊涂，如果按高速公路的长度来排名的话，它还不如博茨瓦纳和斯里兰卡，主要原因就是土地征收不上来。

有一段时间，塔塔集团想在印度征一块地盖个大工厂，就跟农民说，你们把地卖给我，你们到工厂上班多好啊。农民说，我们为什么要去给你们端茶倒水？种着地多好！死活就是不卖。所以很多公共建设都很难在印度推行下去。

台湾也是这种情况，陈水扁在当台北市市长的时候，就曾经运用铁腕，要拆两块地建大安森林公园，结果闹得鸡飞狗跳。他第二次竞选台北市市长落选，跟这件事情有很大关系。

最典型也最具有戏剧化的例子发生在日本。日本东京的成田机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建，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完工。几十年过去了都没有完工，为什么？也是因为征地。因为成田机场位于千叶县，无论给多少钱当地老百姓都不肯把地卖给政府。虽然法院有裁决，但是农民还是坚持抗争，也有很多记者、媒体、公知、学生为他们抗争。最后农民们想出一个绝招，他们在土地当中划了一平方英尺土地设置为共有土地，所有愿意支持他们的人都是这块土地的主人。既然几万人共有这一块土地，拆迁就不单单是个别农民的事了，政府得跟这几万人谈判才行。农民的目的就是让政府干不成这件事。

所以到现在为止，成田机场这么有名的国际大空港，想建一个2500米的跑道都不行。成田机场还发生过一次飞机剐蹭事故，为什么？跑道不够用啊，所以大型客机无法降落。到现在为止，日本政府还一筹莫展。成田机场的征用委员会还曾经发生过一次集体辞职事件，因为实在干不下去了。20世纪70年代还发生过一个悲剧，这个征用委员会的委员长被人毒打，最后不堪羞辱，举枪自尽了。

如果把土地分给农民，中国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把土地分给农民，我们的基础设施还能像过去几十年那样迅速地发展吗？这是一个问题。但不管怎样说，现在搞的“土地流转”也是一种把土地分给农民的做法，这和土地私有化是有本质不同的。

没有产权和自由交易，就会直接导向奴隶制

有些经济学家就给这个担心做了一个解释，这个解释牵扯到著名的经济学家科斯先生。科斯这个人了不起，他作为大经济学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经济世界的全新角度。他靠两篇文章成名，《公司的性质》和《社会资本问题》，其中提出了一个在经济学界非常著名的观点—交易成本。简单地说，想要市场的效率高，交易成本就得低；交易成本一高，整个制度环境就会发生变化，经济效率就会受到影响。

中国很多经济学家因此就说，科斯老人家说了，把土地分给农民，交易成本就会变得很高，所以是不划算的。

这个道理讲得对，但是我觉得这是只见小道理，没看到大道理。如果一味降低交易成本，那交易成本怎么才能更低呢？直接把农民变成奴隶，让他们白干活儿，只给碗饭吃，只保持肉体的自然再生产，交易成本不是更低吗？秦始皇修万里长城，隋炀帝修大运河，那都是国家免费使用农户的劳动力。可是我们要这种发展效率吗？有时候账不能这么算。

慈禧太后贪污600万两海军军费建了颐和园，可是颐和园现在每年的门票收入有三到五个亿，当年的600万两白银折合人民币也就30亿，等同于每年有10%的收益，这已经是相当好的理财产品了。那能说慈禧太后干这事儿是对的吗？账不能这么算。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先生是研究经济史的，他曾得出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结论，也是争议最大的一个结论：在美国黑奴时代，南北战争之前，南方经济的效率其实比北方工业经济的效率还要高。福格尔只说到这儿为止，但是往下一推论，就是说，美国经济想要发展，干脆把一部分人再变成奴隶吧，这对国家是好事。

可是，经济学家能这么看问题吗？所谓的经济学家是从效率的角度看问题，但是人类内心的良知呢？我们所有的道德呢？如果我们要把农民绑在土地上，又不给他产权，从而换取效率的话，按照这个逻辑往下推，极端结论就是把整个国家变成奴隶制，效率就会更高。可是能这么做吗？

人类进步不光包括经济进步，还有道德、良知各个方面的考量，我们凭什么认为，为了农民的利益考虑，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更符合他们利益的决断呢？如果哪个经济学家这样想，我觉得他就背离了20世纪经济学的基本成果。我也建议那些经济学家再去仔细读一读科斯先生的原著，虽然他已经去世了，没法跟他对证，但是他的原意是，任何交易成本成立的前提都是交易者拥有完整的产权和自由交易的市场条件。如果脱离了这两个前提，没有产权、没有自由交易，那还有什么交易成本？如果这个推论成立的话，那就会直接导向奴隶制。

在此，我们引用一下自由主义经济大师哈耶克先生的一段话，这段话他也是引自富兰克林的。他说：“当一个人愿意放弃自己的自由而获取所谓的一点点保障的话，那他既不配拥有自由，也不配拥有保障。”今天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公权力以为剥夺公民一点点自由就可以给他们保障的话，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公民既没有了自由，也没有足够的保障。

贫民窟不是城市的牛皮癣

反对中国农村土地私有化还有一个很具说服力的理由，那就是防止城市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我第一次听到“贫民窟”这个概念是六七年前，那时我还在央视工作。温铁军教授从印度考察回来，跟我说，那里的情况真是惨，很多农民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就会三文不值二文地把土地甩卖掉，成为失地农民，然后去哪儿？只能去城市住到贫民窟里。可是贫民窟有两个特征：

第一，基础设施极端恶劣。十几万人聚集的地方，没有水、没有电、没有厕所，街上屎尿横流，几万人围着一个水塘，倒痰盂也在里头，洗衣服也在里头，那还是人住的地方吗？

第二，贫民窟会建在哪里？要知道，农村土地私有化，城市也是一样，贫民窟不能建在私人领地上吧？只能建在政府拥有的公地上。政府的公地在哪儿？河道两侧、铁路两侧、公路两侧。我们经常听说印度发生火车翻车事故，都觉得这个国家基础设施太差，为什么？除了国家穷、征地困难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两侧都是贫民窟，所以铁路无法修缮，河道无法疏浚，公路无法拓宽。能只怪印度政府吗？当时温铁军教授说：“贫民窟就是城市的癌症。”至今言犹在耳。

我对贫民窟的认知，直到今年我看到《落脚城市》这本书才发生了改变。它的作者桑德斯是一个加拿大人，这个人有一个爱好，就是去全世界的各大城市考察贫民窟。这本书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前提是，人类进入城市的进程不可阻挡。这本书第一句话劈头就说：“未来100年，到21世纪末的时候，人类将会成为一个彻底居住在城市的物种。”不管他这个判断对不对，至少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城市化进程是一个清晰可见、不可逆转的进程。

联合国在21世纪初发布过一份报告，说城市化进程会带来贫民窟。到2010年的时候，全世界将有12亿人住在贫民窟里；到2030年的时候，是20亿人，地球人口的三分之一住在贫民窟里，其中亚洲占60%，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可是我看了这本书之后发现，看待贫民窟还有另外一个视角—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城市的牛皮癣。这本书认为，贫民窟是另外一个动态的、生机勃勃的所在。

贫民窟还有两个特征。

第一，它不是由社会渣滓构成的，恰恰是由那些乡村当中的精英构成的。他们为什么不待在农村，而选择来到城市？首先他们具有冒险精神，而具有冒险精神的地方，我们不要只看到外表的脏乱差，实际上它具有惊人的社会活力。举一个例子，有一个有趣的城市叫迈阿密，美国的第十一大城市。它是怎么形成的？20世纪60年代古巴搞革命，卡斯特罗上台后，大量的难民逃到了一海之隔的美国，聚集在一个叫迈阿密的地方，当时迈阿密不就是贫民窟嘛！

到了20世纪80年代，卡斯特罗一想，怎么对美国捣乱呢？他灵机一动，决定开放一个港口，把流浪汉、罪犯、妓女这些社会害虫给美国人送过去，给美国捣乱。结果呢？几十年之后，迈阿密成为美国第十一大城市，成为整个拉丁美洲的金融中心，美国所有大型银行和跨国公司的拉美总部都设在迈阿密。我去过那个地方，风景如画，现在是纽约、华盛顿那些富翁大佬们的度假胜地。为什么？因为有活力啊。

有一个社会学家问过我一个问题，是监狱里面的犯人平均智商高，还是外面的普通人平均智商高？这个问题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监狱里面的犯人智商高。他们的道德水准可能很低，但是他们长期跟社会各种规则进行非常频繁而艰难的博弈，所以智商普遍较高。迈阿密就是这种情况，卡斯特罗当年送去祸害美国的这帮人，恰恰是智力上的精英，所以反而激活了这个城市的活力，成就了一个国际大都市的诞生。这是贫民窟的一个特征，它是精英会聚的地方。

就像北京，你以为住在唐家岭的都是loser？他们的月薪收入可能有四五千块钱，但是觉得自己现在还没能力买房，干吗把钱花在租房上！所以专心工作，只搏明天。

印度的贫民窟里也有这个特征，很多人都是在大公司上班的中产阶级，白天西装领带，下了班就钻进贫民窟，把西装脱下来，放在枕头下仔仔细细压好裤缝裤线。所以贫民窟里不见得都是社会的失败者，不见得都是没有希望的人。

贫民窟是城市化过程中的阶段性现象

贫民窟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它是流动的。不妨想一想，我们的城市化不过才发展了100多年，我们祖上还不都是农民。农民进城有什么特征？都是乡村的精英先到城市，打下滩头阵地站住脚，然后亲戚、老乡逐渐跟进，渐渐地把整个家族都安顿在城市里。所以中国很多大城市都有一个现象，某个行当的从业者往往来自同一个地方。比如说剃头的一般都来自温州，澡堂子里修脚、按摩的基本都来自扬州，船老大基本上都来自湖北。北京也是这样，做早点的基本来自安徽，包括打印店老板基本上都来自某一个特定的地方。

这是中国的普遍现象，而这个现象折射出的就是中国城市化的基本进程—先有人打下滩头阵地，住进贫民窟，然后才有中产阶级的诞生，才有一个辉煌的未来。这本书的作者就说，乡村人来到城市的落脚之地，是一个落脚城市，那是未来整个人类城市化那座辉煌大厦的第一层、第二层，是不能把它抽取掉的。

城市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里有一个帕克教授，他写过一本书，里面有一段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所有贫民窟的人其实都想混入主流社会，而真正造就贫困的是什么？是社会隔绝，是类似种族隔离那样的措施，厌弃贫民窟，把贫民窟当作牛皮癣从城市的皮肤上给剥掉、扒掉，这些措施反而造就了贫穷。

巴西的总统卢拉，就是一个贫民窟出身的总统。他当了总统之后，立志要改造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里约热内卢约有600万人，其中有200万人住在贫民窟里，怎么办？因为巴西2016年要办奥运会，所以巴西政府拨款23亿美金，为贫民窟修建新房子，老百姓可以租住，也可以购买，购买的房子还可以抵押，获得财产性收入，等等。

我们再去看中国学者的看法—要避免形成贫民窟。结果避免了吗？中国农民现在没有土地私有化，在农村的地卖不掉的情况下，农民们不照样是把农村土地抛荒进入城市吗？这种情况还少见吗？比如说北京的唐家岭，曾经有一本书叫《蚁族》，就是专门写这个地方的。唐家岭每个月的房租只需要两三百块钱，合租的话更便宜，只要一两百块钱；唐家岭的水果要比城里便宜一半，十块钱能买两大盘饺子。所以很多在中关村上班的精英都住在那个地方，因为交通也很方便。

但是这个现象被曝光之后，唐家岭被拆了。可是定福庄、黄庄这些地方冒出来了，一个唐家岭倒下去，好几个唐家岭站起来。贫民窟是城市化过程中的阶段性现象，你不可能要一个好的结果而不付出任何的代价。如果我们认可《落脚城市》这本书作者的远景，人类将会大规模地、决定性地成为一个城市物种的话，这个阶段我们跨不过去。

说到贫民窟的话题，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场景，就是诺曼底登陆。盟军的战船卸下大量的士兵，在诺曼底海滩上建立自己的滩头阵地的时候，对面是谁？对面是隆美尔将军建立了好几年的豪华的、坚固的、非常有秩序的那些城防堡垒。那你说哪边好看？当然滩头阵地这边脏乱差了。可是，如果世界历史的趋势不变的话，最终的胜利会属于谁？

02　反贪到底反什么

道德教育和严刑峻法都不能根治腐败

我们中国现在处于转型开放的进程中，很多话题是上上下下都在关心的，比如说反腐。它不仅是民间的希望，也是国家的期待。所以谈这样的话题，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风险了。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题目有点儿奇怪？什么叫反贪到底反什么，还能反什么，反贪官呗。如果继续追问，反贪官的什么呢？通常的答案是这么两条。第一，反贪官的不道德，贪官肯定都是坏人嘛。第二，既然有人贪污，肯定是制度建设有问题，所以我们应该进行强有力的制度建设。

这两个答案都没错，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不进一步去深挖腐败的根子，仅从道德和制度入手，也许并不能解决问题。

举个例子，1585年的时候，也就是大明万历十三年，万历皇帝好不容易把张居正给盼死了，终于大权独揽。为了显得自己是一代明君，他起用了一个人，这个人不仅在明朝，在中国的5000年历史当中，都大名鼎鼎，这个人就是大清官海瑞。海瑞是道德表率，起用他就是要澄清天下吏治，这就是在道德上入手。

海瑞这个人在道德上不正常到了一定程度，比如海瑞的老母亲过生日，所以他家里买了块肉吃，结果全城的官员都轰动了，奔走相告：“海瑞家吃肉了！”

海瑞还干过一件非常奇葩的事情，有一天他看到五岁的女儿拿着一块饼在那儿吃，就问饼从哪儿来的，女儿说是隔壁一个小哥哥送的。海瑞说：“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能吃男孩子送的东西呢？你是我的女儿，应该被饿死。”结果七天之后，这个女孩就被他活活饿死了。按照今天的价值观，海瑞就是个礼教禽兽。但在当时，这就是道德标杆。海瑞已经不惜把自己变成一个不正常的人，来给这个社会立一个道德标杆了。

但是，海瑞的存在，对于整治大明官场的整体腐败没有任何作用。

道德教育是中国自宋明理学之后，深入人心的一种道德体系。而且，海瑞本人也很重视制度建设，他被再次起用的时候，已经赋闲在家十几年了。皇帝问他，怎么澄清天下吏治？海瑞讲了一句话，无非是“复太祖之法”，什么法？“贪赃八十贯论绞。”贪污八十贯钱就绞死。

八十贯钱是什么概念？明初一贯钱就是一两银子，八十贯钱相当于如今的两三万块人民币。但是到了万历年间，钱币早就贬值贬得一塌糊涂了。太祖是不是这么干的？真就是这么干的，这就是制度建设。但是朱元璋晚年说了这么一句话：“吾欲取贪官污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早上杀了，晚上他又犯罪，所以以后但凡贪赃的全都杀掉。可以看出，老皇帝晚年已经开始讲气话了。都杀掉，谁给你干活儿？在明太祖晚年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官员带着镣铐在堂上办案的景象。

总而言之，无论是树立道德标杆，还是严刑峻法，至少在明清之际的官场文化当中，事实证明是没有办法治理腐败的。

腐败不是个人现象，是系统性问题

这些不管用，那什么管用呢？

我们再举一个中国古代官场的例子。在大清王朝后期，整个官场中出现了一朵奇葩，就是大清国总税务司，相当于今天的海关总署署长。在将近50年的时间里，这个职务一直是由英国人赫德来担任的。赫德这个人十几岁来到中国，20多岁就当了总税务司，一直干到1908年，实在干不动了才退休回了英国老家。但是大清国很仁义，把这个职务一直保留到他死，赫德死的时候还赐给他一个太子太保的荣衔。

在以往的近代史中，一直把这件事当作大清王朝丧权辱国的一个标志，认为慈禧老太婆太坏了，居然任用英国人来把持中国的财政，怎么能够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呢？可是，大清王朝这么做，不仅是心甘情愿，而且因祸得福。

什么叫心甘情愿？1861年的时候，英国人说，你们打仗打输了就要赔款，可是你们又没有稳定的财源。这样吧，我们指定一个财源，就是你大清国的海关税收，再派一个英国人来管这件事，那我们就相信你们有能力还清战争赔款。

清政府正巴不得呢，本来就不爱跟英国人打交道，现在英国人负责进口出口，还帮我们收税，这部分钱的一部分作为战争赔款，政府还能得一点儿，何乐而不为呢？

为什么说是因祸得福呢？因为这个系统运作起来之后，朝野上下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这居然成为大清国晚期最高效、最廉洁的一个系统。

赫德在1861年接手的时候，全年的海关税收500万两银子还不到。但是他卸任的时候，每年可以给中央政府稳定地创造3000万两银子的税收，而且还在稳步增长，一直到民国初年，成为中央的一个重要的财源。

这就奇怪了，按照我们刚才的反腐败理论，如果腐败的症结在于道德问题和制度问题，你会发现大清总税务司好像两边都不搭。你可以说赫德这个人道德不错，可是他底下用的不还是中国人吗？他聘用的1000多名中国人的道德水准能比这个系统外的中国人高多少？其实他们跟英国人打交道，反而不会讲什么程朱理学、圣人心性，所以说他们道德水准高，这解释不通。

如果说制度建设好，请注意，那是大清政府的一个官僚分支机构，是地地道道的皇权专制系统。而且赫德这个人没有什么审判权，他不能派御史去查案，也不能把底下人脱光了打屁股，所有的严刑峻法他都用不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高效且廉洁的系统呢？所以产生了一个解释，因为赫德引进了一整套当时比较先进的英国式的行政管理系统，导致海关税务司这个小系统和大清的官场发生了隔绝。

腐败不是一个个人现象，不是一个个人道德和个人在严刑峻法面前到底胆子大还是胆子小的问题，它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只有在这个系统中隔绝出一个局部，你才会发现这个局部的情况改良了。所以，我们要用一种系统性的思维，来重新审视这个源远流长的现象。

贪污腐败本身是一个系统性现象

让我们回到中国古代官场，来看看腐败到底是一个什么系统性现象。既然讲到系统，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道咸宦海见闻录》，道指的是道光，咸指的是咸丰，它的作者叫张集馨，是道光、咸丰年间，在中层官场混的一个官员。这本书是用文言文写的，如果你的古文底子还可以，强烈建议你读一读，这本书中有大量关于中国古代官场底色的案例描写。

1845年是道光年间，鸦片战争刚刚结果，天上突然掉下一个大馅饼，砸中了张集馨—朝廷任命他为陕西督粮道。这是不得了的肥缺，相当于陕西军区的后勤部主任兼陕西省粮食厅厅长，一年有几十万石的粮食从他手里过。

但是得到这个肥缺之后，张集馨却犯了愁，为什么？因为这时他到京城已经四个月了，身上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可要上任前不拔点毛哪里走得成？当时的京官不方便捞钱，全部靠地方官孝敬，冬天送“炭敬”，夏天送“冰敬”，赴任临走的时候还要送一种特别的敬，叫“别敬”，就是相别时表达一点儿敬意。因为张集馨得的是一个肥缺，不能把这种事情搞得不好看，所以他只能到处借债，找广东洋行、山西钱庄借钱，还找亲戚朋友借了一大圈，总共借了大概17000两银子。几天之间，万金散尽—军机处的军机大臣相当于政治局委员，一人得送400两；军机处的章京相当于秘书，一人得送16两；尚书100两，侍郎50两。按照规矩，一步步送完了。最后他一算账，借了17000两银子，临上路的时候连盘缠都快不够了。

但这就算完了吗？没完，他这个督粮道到了地方上，还得跟军队系统打交道，将军、副都统、八旗的协统那儿照样得送，都有规矩。地方政府内部也有规矩，总督老爷、巡抚老爷以及同样都是道员的这些官员，每个都得送。而且因为他是督粮道，是远近闻名的肥缺，所以巡抚老爷所有的接待任务，都落在了他的头上。巡抚老爷见了客人，一通寒暄过后就去后堂休息了，可张集馨还得操办宴席。

而且西安是东西交往的孔道，客人特别多不说，招待客人还有特定的规矩。他在书里写道，每来一拨客人，通常得准备上席5桌，中席14桌。上席必须得有燕窝烧烤，中席必须得有海参鱼翅，每张桌子上必须有一尺大活鱼一条。西安缺水，所以活鱼很贵，大概4000文一条。如果哪道菜没有备办好，大家就会说闲话，说这个陕西督粮道不上道，太抠。这句话一旦传扬出去，就是对整个陕西官场名誉的损害，他这个督粮道就干不长了。

在这里面我发现一个规律，腐败这件事跟官员的私人道德其实没什么关系，在清代其实叫“陋规”。什么叫陋？就是不合法，不能见人，丑陋。什么叫规？就是规矩，是上上下下心里都默认、共同遵守的一个规矩。

什么叫贪污腐败？有的时候就是收受陋规。张集馨能不收吗？不能，不收这些花销谁埋单？京官的“别敬”，夏天的“冰敬”，冬天的“炭敬”，包括巡抚、总督、同僚、将军的好处从哪儿来？而且大家不要以为他只需要向上讨好，下面的官员照样也在制约他。

所以，这个时候的官场已经不是什么贪赃枉法的问题，已经变成了一个有着良好的制度，甚至有着清晰的价格规则的市场。主导这个市场的是两种力量，一种是造福你的力量，比如巡抚老爷，年终给你写考评，向皇上汇报你的工作，你得送吧！

还有一种，是能祸害你的。张集馨在书中讲，连当兵的他也得送，尤其是那些八旗兵丁。他得有眼力见儿把其中一些重要的人分辨出来，谁是“大V”，谁是公知，谁会带头闹事，谁在军队中有些话语权。年终要把这些人分门别类请来，然后“送仓”—连请他们吃八天的酒席，这帮人才会放过你。如果你不请，他们会觉得你不讲规矩，分粮食的时候一旦有人在粮仓门口闹起来，很多当兵的就会跟着起哄，他这个督粮道也要吃不了兜着走。

你说这是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也不是。1846年张集馨上任的时候，陕西巡抚是谁？说出来吓死你，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晚清著名的好官。林则徐也收红包，也收陋规。我完全无意把林则徐丑化，因为林则徐也没办法，他作为巡抚，如果不收下面的，拿什么往上面送？所以他即使是一个清官，一个道德上无可挑剔的人，进入了这个贪污腐败的市场，受贿行贿就是他唯一理智而且可行的选择。

那么，可不可以浑水摸鱼，搞一点儿变动市场规则的玩意儿？不可以。你以为你想多送就可以多送吗？也不能多送。比如这次宴席上多上了一条鱼，下一拨客人就会说，听说督粮道很大方啊，一桌上了两条鱼，凭什么我们这桌没有呢？你在任何地方多使了一两银子，多请人吃了一口饭，都会导致这个市场局部价格紊乱，这个哄抬物价的行为最后会把你害死。所以这个价格就得把控死，既不能涨，也不能跌。

所以在清代官场上，很多官员都有一本账册，里面详细记载着每个官职怎么送，一年送几次。这本账册很值钱，上下两任老爷交接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账册对接好，否则你这个官是当不好的，所以很多新任官员都愿意用几十两甚至上百两银子买这个账本。

能不能借机多贪一点呢？也不行。张集馨上任的时候就遇到这么一件事，他的前任方用仪一看自己快要卸任了，就想贪污点，到大雁塔下买了4000石麦麸掺到了粮食里，然后卸任走了。4000石大概是多少？用今天载重量3吨的卡车来装，要100多辆卡车才能装完。

张集馨听说这件事后，说我不能接任。中间署理的官员就劝他还是接了吧，方用仪之所以掺4000石，既不掺5000石，也不掺3000石，算好的了。署理的官员说，我给你算一笔账，第一，方用仪现在已经回老家了，你现在一封文书告上去，上面把他召回来，让他补亏空，总要几个月。这几个月如果你上任了，收点儿“陋规”，这点儿亏空早就捞回来了，何必呢？而且在官场里你会被认为不通情理，再加上这个名誉损失，你赔大了呀。所以我建议你现在就办交接。

张集馨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所以，多贪是不行的，你只能在大家都认可的市场价格中去贪。

看到这儿，你应该明白了，在这样一个官场体系当中，不是谁道德高洁就能摆脱这个规律，这是一张网，所有人都在网中央。谁自命清高，那请退出市场，去当你的正人君子，愿意跟我们沆瀣一气、接受这些潜规则的，请到网中来，继续建设我们的仕途之路。

官僚系统自查有用吗？No！

可是谁会不爽呢？最不爽的当然是黎民百姓，还有一个人，那就是皇帝。因为对皇帝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凭什么要分一杯羹？所以历代反腐积极性最高的就是皇帝。可是，皇帝也在网中央，他有什么办法来对付这张网呢？我们不妨一条一条地替皇帝来推算一下，看看他的办法能不能奏效。

第一个办法，就是依靠官僚系统自己的自查自纠效应。

我们现在反腐不也是用这招吗？让各部门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自查自纠。有用吗？没有什么用。很多人说这叫官官相护，也不尽然，官大一级压死人，凭什么要护别人呢？但是对于每一层官僚来说，最大的政治利益不是清查了多少弊案，而是在他的治理下一切安稳，什么事都不发生。官员最害怕的就是不确定性事件，所以会衍生出一整套办法，来对付这个自查自纠系统。

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张集馨讲了一个故事。山西介休县有个县官不讲规矩，四处说钦差大臣吃拿卡要，藩台收了他的礼等，一通乱捅。这件事虽然后来被平复了，但是给巡抚大人敲响了警钟。巡抚大人一想，山西官场怎么会出这样不讲规矩的人呢？这不是让同僚笑话嘛！所以把这件事平复之后，巡抚大人说要整饬吏治，就让山西所有县官以上的官员自己写清楚，都给谁送了礼，又收了谁的礼。底下官员只好一个一个写下来，交到巡抚衙门备案。

巡抚大人拿着这一沓纸条，放心了，以后谁再捅出这种事，我先问他为什么翻供。你看，多么高超的官场技巧！他不是没有查，查了，但是结果跟没查一样。

这种事我在生活中也遇到过，我有一个朋友，是某电视台法制栏目的制片人。他说，他知道底下有些记者在查案子的时候吃了原告吃被告，可是作为制片人，他能怎么办呢？

首先，他没有能力管这件事情，因为收钱往往都是秘密进行的。其次，他查清楚了又不落忍，愿意要这种钱的，通常都是收入不高的小记者，他也能理解，他怕的就是他们给自己惹事。

后来他想了一个招，为栏目组买了一台录音电话，还专门派了一个人看着。所有记者一旦采访回来，这个人就会问他们，采访了谁，把名片交出来。然后按照名片，拿着录音电话挨个儿打电话问对方，记者到他们那儿采访有没有要钱，有没有吃拿卡要，采访态度怎么样。试想，对方即使送了钱，还指望记者给他办事呢，自然不会说。就这样，所有事情都用录音电话记录在案，朋友完美地推卸了责任。

所以，用官僚系统解决官僚系统的腐败问题，就是一句笑话。

监察系统有用吗？No！

皇上能想到的第二招是什么呢？就是监察系统。

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当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创新，就是御史台制度。这套系统和官场是独立存在的，任用一些低层级的官员来行使上书言事之权，监察整个官僚系统。

有效吗？用大脚趾头想也知道无效。因为御史老爷也是京官，京官就要收地方官的炭敬、冰敬、别敬、节敬，他早就在网中央了。皇帝派御史去查案的时候，且不说御史到查案现场会被收买，他可能早就被地方这种盘根错节的网络收买了。

所以中国古代经常会有这样的现象—皇帝不放心地方官，就派一个监察御史巡回视察工作，但是监察完了之后，御史就会变成地方官。明清的巡抚听着像地方官，实际上就是一个检查制度，属于监察系统，但是最后也不得不当了地方官，跟原来的官僚系统合而为一。这是从秦汉一直到明清，政治体制演变的一个大趋势。

那官场中就没有海瑞这样的人吗？突然有一天良心发现，实在受不了乌烟瘴气，就来检举。有没有这样的现象？有。

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台的时候，才十七八岁，非常年轻，血气方刚，而且他是真想励精图治，把国家改好。所以他上台之后说，我们大明王朝现在被折腾到了这个份上，这个国家要想治得好，你们文武百官就要激发天良。“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他的执政方针就是这10个字。

结果有一个六品小官，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就给皇帝上了一道折子，说哪有当官不爱钱的呢？关键是不要太过分。所以皇帝你要改一改这个口号，文官都是要钱的，俸禄这么低，没有钱怎么混得下去呢？我这个人非常廉洁，极少与人来往，但是前不久还有人给我送了500两银子呢。

看完这封奏折，崇祯皇帝高兴得鼻涕泡都出来了，终于逮着一个忠臣了！第二天，文武百官在朝堂上聚会，崇祯皇帝说，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你出列，把你自己的奏折念一遍给大家听，我要给百官树立一个典范。韩一良哆哆嗦嗦把这封奏折念完了，崇祯皇帝说，大家看看，我大明王朝还是有这样忠君爱国的臣子的！没想到吏部尚书在旁边说，他不是说有人送了他500两银子吗？我们就从这个地方打开一个突破口，来查一查贪污腐败，请韩一良先生告诉我们，谁送了你这500两银子？

韩一良万万没想到，最后一个回旋球打到了自己的嘴巴上。他说，我不能说，我若把这个人给供出来，太不地道。崇祯皇帝说，你说得有道理，确实不能当这种不地道的人。那么你密奏给我好不好？这可把韩一良给愁坏了，回家写了多少封奏折，都是语焉不详。过了一阵子，皇帝再逼他说出这个人，韩一良干脆改口说压根儿没有人送，他只是风闻有人要送，所以随口就说出来了。

这弄得崇祯皇帝很没有面子，皇帝原来准备树一个正面典型的，甚至准备封他做佥都御使，就是御史台的副长官。韩一良想了想，还是打死不说。最后，这个韩一良被崇祯皇帝罢了官。

为什么他宁愿被罢官，政治前途都不要了，也不说肯说出送礼的人呢？因为一说出来，就不是得罪一个人的问题了，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他是在违反整个网络的规矩，他会成为这个系统里面最不讲道义、最不懂规矩的一个人。就算他当上了那个副部级的佥都御使又如何？整个官场都会与他为敌，到最后死都不知道自己会葬在哪里。如果不说，不过也就是革职。所以韩一良打了打算盘，想想还是不说划算。

所有有良心的官员都是这样，他敢于自己站出来承担后果，也敢于把敌人指认出来，可是你让他去触犯整个官场的系统，给他100个胆子他都不敢。

君臣一起来分赃

既然监察系统不管用，自查自纠不管用，指望能人异士也不管用，皇帝还有一招。你们不是要贪污吗？你们贪污得到的钱，给我也来分一分吧。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皇帝这种事干得最多，一个是明代的万历皇帝，还有一个就是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的生活非常精致，凡事都很讲究，再加上他的文学造诣很高，特别喜欢臣子向他表达像小狗对主人那样拳拳的忠爱之情。

他晚年有个毛病，特别爱让臣子进贡。乾隆皇帝一生六下江南，沿途每走到一个地方，地方官就会敬献一些家传的宝贝，这可不是用俸禄买的，也不是贪污腐败得来的。皇帝一看，这是忠君爱国的表现啊，就收下了。几次南巡之后，乾隆皇帝就落下了这一毛病，特别喜欢臣子给他送东西。其实，当皇帝的有几个心里不明白？但是他也缺钱用啊，平日里随手赏个人，给皇太后办个寿，都需要钱。那怎么办呢？你们天天在外面捞，我心里清楚，你们心里也清楚，捞的都是我们家的，那是不是应该割一块出来给我？

我们发现，皇帝在这个时候陷入了一个逻辑误区。他老觉得，他跟官僚系统是对立的，他从贪官们的既得利益的存量中切一块出来，这个天平就会往公平这边稍微倾斜一点，殊不知，他这个行为反而引发了更大规模的贪腐。

乾隆朝最著名的贪官就是李侍尧，李侍尧的官当得非常大，当过军机大臣、云贵总督，还因出征台湾有功，入列“紫光阁平台湾二十功臣”，这些都不细说了。总之，他是乾隆皇帝的宠臣，而且这个人最是“优于办贡”。所谓“办贡”，就是替皇上办理进贡事宜。他在给皇上办贡品这一点上，真是尽心尽力，贡品的单子一列就是好几页。

可是面对各地官员以及各藩属国的上贡，皇上也不能什么都收，当时有个规矩叫“进九回三”。李侍尧是怎么贪污的呢？就用这个规矩贪污。给皇帝办贡，总不能我一个人表现啊，兄弟们每个人都出一份力吧，于是全部都给分摊掉了。他挣的是什么钱呢？就是皇帝退回来那三样。

后来李侍尧把乾隆皇帝得罪了，抄家的时候，满屋子的金银财宝，一点数全是当初退回去的贡品。所以李侍尧其实就是在办贡的过程中，利用“进九回三”这个差额，得到了大量的利润。

官僚制度有一个特征，就是顶层信息有放大作用。皇帝贪一点点，可能是1万两银子；总督大人向下勒索的时候，可能就变成了10万两。这10万两又是怎么来的呢？那些衙役、胥吏们从民间搜刮的时候，可就不是10万两的问题了，他们至少会搜刮100万两。

在皇帝眼里看来，你们贪了那么多，我只拿了一块。而实际运行的效果是什么样呢？皇帝想拿一块的这个举动会对官僚系统的放大器起推动作用，在民间造成洗劫性的搜刮。所以皇帝这种反贪的做法—跟官僚系统分贪污的利润，最后又变成了官员们贪污的理由。

这件事情运行下去就更可笑了，比如说在乾隆后期，和珅搞了一项天才的制度，叫“议罪银”。什么意思呢？就是官员犯了法，为了不降职、不被砍头，交点儿钱就可以把这事糊弄过去了。地方官多聪明啊，一看就明白这是皇帝的小金库的一股涓涓细流，所以马上就有人开始行动了。

河南巡抚毕沅就立马给皇帝写了一封奏折，说皇帝让我搜捕大盗，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搜着，我自罚三万两银子。这封奏折一递上去，乾隆皇帝非常高兴，觉得小毕真聪明。于是各个地方的官员都蜂拥而来，要求自罚。最荒唐的是毕沅后面的一任河南巡抚，我看了他的故事真是笑喷了。

他说一天晚上我在家里写奏折，但是不小心把香灰弄到奏折上了，我就惶惶不可终日，觉得自己怎么能对皇帝这么不好呢？我罚银三万，行不行？皇帝一看，这个错误实在是太小了，这样吧，宽免两万，罚一万算了。你看，君臣之间通过这一万两银子的眉来眼去，爱意油然而生。原来你是这么忠君爱国，这么懂我的暗示。

其实，当皇帝想要分润官僚系统这笔不义之财的时候，他也成了一个共谋者，也被卷进了我们前面描述的那个大网之中。

最可笑的一件事是，乾隆皇帝曾经因为甘肃的冒赈案，杀了王亶望。王亶望这个人原来也是“优于办贡”的，给皇帝送了很多东西。有一回正好送了九样东西，乾隆皇帝这一看，个个都好，但是有“进九回三”之例，没办法，想了半天，忍痛割爱，回了三样玉器。但是很快就后悔了，心心念念着总想什么时候再弄回来。

结果王亶望出事了，要处斩、要抄家。乾隆皇帝一看，正好到他们家把东西全部弄回来。过了几个月之后，几十辆大车浩浩荡荡运到紫禁城，皇帝让人全部弄到内务府里，亲自开箱验货。可是箱子一打开，发现根本找不到那几样东西，只是一堆烂货。皇帝一气之下，就跟底下人说：“查！给我一查到底！”就派了他最亲近的两个大臣到浙江去查。当时的闽浙总督很配合查案，可是最后发现，就是这个闽浙总督干的。闽浙总督根本就不知道皇帝想要这几样东西，所以就中饱私囊了，把这几样好东西留在自己府中了。

可见，大清王朝俨然已经了一个大贼窝。官员们从老百姓那儿搜刮到民脂民膏以后，整个官场都在那儿分赃，分的时候还瞒着皇帝。可是皇帝也不傻，也要钻进去分。你说这个腐败还有得治吗？依靠整个官僚系统自己能够发明的那些反腐败机制，还能够治理这些腐败吗？

乾隆皇帝的逻辑误区

前面我们讲了，腐败现象不是个人道德的问题，它是官僚系统中一个集群性的病状，所以切除它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

你可能会说，如果明君在位，又痛下决心，利用自己知难而上的君王权力跟整个官僚系统作战，有没有可能成功呢？

那我再给你讲两个来自清代的故事。

第一个发生在1790年，这一年乾隆皇帝八十大寿。乾隆皇帝一辈子都很重视办寿，八十大寿还是整寿，就在北京城热热闹闹地办了三个月。办完之后，有一个人开始给他找不痛快，这个人是内阁学士尹壮图。尹壮图给他上了一封奏折，说议罪银导致天下骚动，贪污腐败的官员越来越多，您应该注意点儿。

乾隆皇帝说，我是个明君，要纳谏当然可以，你说贪污腐败多，那你指实一件，我去查。尹壮图说人家私相授受，都是在私下里进行的，我哪知道呢？但是我这次在回家的路上，看到老百姓蹙额长叹，大骂朝廷，而且很多地方官府亏空都很大，所以您要注意了。

这句话无疑触犯了乾隆皇帝的底线。因为皇帝不怕你指实哪个人贪污腐败，就见不得有人否定他的大局。我坐拥天下快60年了，你说我搞得民穷财尽，贪官污吏遍地，你这不是否定我的整个皇帝生涯吗？所以乾隆皇帝勃然大怒，他性格当中的戏剧化因素这个时候就迸发出来了—那好，咱俩打一个赌，你如果能查出天下府库亏空，算我这几十年皇帝白干；如果查不出来，你可是欺君罔上。

可是，乾隆皇帝怎么会跟他公平地赌呢？他接下来做了这么几件事。

第一，对尹壮图搞人身攻击，说他这个人封疆大吏当不上，尚书侍郎也当不上，当外放学政都不够资格，就想靠诬告别人哗众取宠。我让他下去查案子，他却收受贿赂，他就是一个坏人。

第二，尹壮图问，我能不能密查？门都没有，朝廷无此体制，要查就明查，走到哪儿都要提前500里告诉地方官。

乾隆皇帝还有第三招，派户部侍郎陪他去查。但是，户部侍郎那是出公差，所以盘缠由国家报销；尹壮图可是自愿去的，得自己出钱，其实就是羞辱他。

不管怎样，尹壮图还是上路查案去了，可是大江南北走了一圈，查到什么了吗？他怎么可能查出什么，皇上已经明明白白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坏人，就是要惹事，现在就是要树一个反面典型，地方官还能让他查出任何问题吗？

尹壮图跟着队伍出发了，别人坐着公家的马车走在前面，他自己骑着一匹骡子，叮当叮当地跟在后面。每到一处，找一个破旅馆就铺开纸写奏折，说查过了，老百姓安居乐业，没有蹙额长叹这回事，都是我在胡扯，恳请您不要让我查下去了，该怎么惩处就怎么惩处吧。

乾隆皇帝说，没事，我不会判你死罪的，好好回来当反面典型就行。

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尹壮图辞职回老家侍奉老娘去了，这一年是1790年。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发现，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面对反贪污腐败的问题都是有一个底线的，就是你可以指认具体的人，但不能否定主流是好的，大局是好的。

道光皇帝正式认输

另外一件发生在30年后，公元1821年。这一年道光皇帝刚刚上台，正值盛年，而且他很抠门儿，把一文钱看得比磨盘还大，所以他反对贪污腐败应该最有条件吧，天性如此嘛！

他上台之后，就对天下臣民下了一道谕旨，开始查清陋规，让各地官员把陋规都写出来，组织一个专家委员会进行评估，什么陋规该保存，什么该革除都写清楚，以后咱们明明白白做人，桥归桥路归路。

听着挺好，他太爷爷雍正皇帝也这么干过一回，火耗归公，然后发养廉银，现在史学界对雍正皇帝这套做法的评价还是很高的。道光的这道谕旨大概是9月发的，结果各地的封疆大吏都上奏折劝阻他。我看过这些奏折，还真不是官僚集团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才反对皇帝这个举动，还真是为皇帝着想的。

这些奏折的内容都差不多，核心意思有两条。第一条，既然是陋规，就是暗着收的，不可能摆在明面儿上让您全知道。能告诉您的只是一部分，如果能全部告诉您，就不是陋规了。

第二，如果经过评估，有些陋规可以继续收，就是“奉旨收陋规”了。可是，我们肯定的陋规，将来会得到朝廷的认可吗？一边让陋规合法化，一边创造新的陋规，最后是谁吃亏？仍然是黎民老百姓买单，老百姓遭到进一步的搜刮，所以这件事情万万不能干。

道光皇帝一看就明白了，紧接着12月又下了一份谕旨。这份谕旨虽不是罪己诏，但是口气简直就是罪己诏。大概意思是，当时大行皇帝升天，所以我的心情非常不好，干了这么一件错事。现在经过忠臣的提醒，我发现确实我年纪太轻了，不懂政事，所以我要收回成命。

这道诏旨的口气看着让人心酸，不是替道光皇帝心酸，这意味着几千年中国官场中，皇帝在和官吏就陋规、就贪污腐败问题的搏斗中，正式认输。这也确实是我在清代史料中看到的最后一次清查陋规。

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

我讲了这么多中国古代的故事，而且给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你肯定会问，罗胖你什么意思？是说贪污腐败就没法根治了吗？我还真不是这意思。

前面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针对中国古代科层制的官僚系统。要知道这个系统的本质，不仅仅是一个权力系统，同时也是一个信息系统，是二者同构的。

皇帝想要了解民情，得通过官僚系统；民情想要上达天听，也得通过官僚系统。而官僚系统内部形成了一个有规则、有价格的贪污腐败的市场网络，割断了上下政情，这个贪污腐败还怎么治理呢？

可是现代社会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有广播、电视、报纸，还有最先进的互联网，造就了更多的信息回路，让信息系统和原来的权力系统发生了剥离，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系统。所以，中国古代皇帝和臣子玩的那套心眼儿，在现代社会就玩不下去。

治理贪污腐败有很多种方法，道德治理当然不靠谱，严刑峻法也不靠谱。有人说，只有实行民主才有根治贪污腐败的可能，哪有这回事？你去看看印度，好像有民主，但是根据国际上的评估，贪污腐败也是非常厉害。

贪污腐败说到根源处就是一个生态问题，是一个系统问题；说到更根本的根源上，是一个信息问题。只要我们有了更开放的信息通路，只要我们能够把更多的事实放在新闻媒体面前供大家监督，只要官僚系统内部敢于做类似官员财产公示这样的事情，把内部的信息暴露在阳光之下，贪污腐败当然就可以根治。

那么多治理贪污腐败的理论，分析来分析去，看来只有一句话是靠谱的，那就是：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

03　权力与生意

国企到底搞不搞得好

十几年前的一天，一个朋友突然兴冲冲地告诉我一个内幕消息，说中国移动马上要推出一项新的互联网服务，这玩意儿可厉害了，叫飞信，它不仅可以替代腾讯QQ的所有功能，而且有一项好处，就是可以免费发短信。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我的几个好朋友都在腾讯上班。我就赶紧给他们打电话，说兄弟们，赶紧撤吧，腾讯快玩不下去了，中国移动杀过来了。

正好当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当时通信业几个大佬的聚会，有专家、学者、老总，我当席就把自己这个担忧说出来了。结果我话音刚落，满桌人哄堂大笑。其中一个老师指着我说：“罗胖，你怎么能那么幼稚呢？移动怎么可能竞争得过腾讯？”我说：“为什么不能啊？移动有那么明显的优势。”他说：“当然不能，原因只有一个，因为它是国企。”

说实话，这番理由当时没有说服我，但是没办法，十几年来的现实说服了我，腾讯的QQ现在活得好着呢，而飞信安在哉？

这就引出了中国舆论界30多年来一直在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国企到底搞不搞得好？常识认为，国企容易滋生贪污腐败，效率很低，所以应该撤出市场经济。但是另外一派观点认为，不要轻易地否定国企，要知道中国人的经济战场不仅仅是国内市场，还要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必然需要那些大规模的企业。共和国60多年来好不容易搞出这些上规模的国企，你们这帮败家子为什么一定要把它们否定掉呢？有什么问题可以改，国企是可以改革的，国资委也不是吃干饭的嘛。这样的争论我们听了很多年。

最近我看了一套书，叫《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它的作者李德林先生是一个老媒体人，他花了几年时间搜集资料才写出了这本大作。看完之后，我掩卷长叹，原来关于国企改革，我们连病根都诊断错了。

国企的百年发展史

我们先看一看100多年来的国企是什么样的。1840年之后，洋务派运动兴起，建立了中国近代的第一批国企，最著名的有两家，一家是福建的马尾船厂，另一家是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马尾船厂的主导人是左宗棠，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主导人是李鸿章，但是他们背后都是曾国藩。

曾国藩于1864年灭掉了太平天国，八年之后，也就是1872年，死掉了。也可以说，这一批国企有着八年的建设期。但是就在1872年，内阁学士宋晋给同治皇帝上了一份奏折，说马尾船厂不要搞了，左宗棠在骗您老人家。左宗棠当年说，给他300万两白银，他给朝廷造16艘战舰，对吧？可是现在五六年时间过去了，花了四五百万两白银，只造出来5艘船，而且都是破船，有那银子还不如直接找外洋人去买呢。

宋晋讲的确实是事实，这两家企业都太不争气了。江南制造总局也是一样，造出来的枪，连它的主办人李鸿章自己率领的淮军都不用，因为准头不够。更重要的是，江南制造总局造一艘船，且不说技术水准如何，它的费用居然是洋人的两倍！

为什么？因为太浪费，尤其是人员费用。比如说马尾船厂一个工头的月薪居然开到了30两银子，一个普通工人能开到12两银子。当时如果不在这种官办企业，一个工人的月薪大概也就3两银子。如果是农村的贫苦人家，1两银子足够过一个月了。当时皇后一个月的月利钱，也就是1000两银子。

他们为什么要花30两银子雇一个工人呢？很简单，有人托塞到这个企业的。这种情况，其实在几十年前中国的国企里也到处都是，现在也有不少。

到19世纪70年代的时候，马尾船厂的高管就已经达到了59个，每个高管都要配一堆杂役人员伺候。现在看到的记录是，有60多个杂役来伺候这些人。江南制造总局也是一样，仅高管、会办、经办人、主办人，就有80多个人。所以马尾船厂的账里，一个月有三分之一的花费是用于人员开支和伙食费，你说这个企业还怎么办下去？

问题出在哪儿呢？当然有技术水准不够的问题，有管理技术不到位的问题。当时马尾船厂的领导人沈葆桢，给朝廷上了一份奏折，说自己就是外行领导内行。“督艺员者，匠首也”，就是工匠头子，管小工的；“督匠首者，绅员也”，就是那些士大夫；“督绅员者，臣也”，就是我。但是一层比一层不懂，工人比匠首懂，匠首比士大夫懂，士大夫比我懂，你说这个企业怎么办？

但是当时的人不认为问题出在管理制度上，都认为既然是贪污腐败，人浮于事，那一定是出在吏治上，就是人的品德上。还真不能这么说。比如马尾船厂的领导人沈葆桢，他当时是福建巡抚，在近代历史上可是一代名臣。他不仅是林则徐的女婿，跟林则徐的女儿一辈子感情都很好，而且他在经营台湾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福州办船政学堂培养出了大量人才，比如思想家严复，北洋舰队的将领刘步蟾、方伯谦。左宗棠当年就讲，做这件事，要么就不干，要干就一定得用沈葆桢。

这么一个能干而且操守又不错的人，又如何呢？翻开马尾船厂的员工名单会发现，他的两个妹夫、女婿、幕僚、家庭教师全部都在上面，担任总办、会办这些职务。按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不就叫裙带关系吗？这不就是贪污腐败吗？但是在当时的道德标准里，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我为官一方，有一些故人请托往我这儿塞一个人，我能不帮忙吗？像沈葆桢这样道德品质过关的官员，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一风气。

是军人出身的国企高管品德有问题吗？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张之洞。当时人开玩笑说，张之洞就是“张之皆洞”，他干的事只要展开来看，全是窟窿眼。他最大的一个窟窿眼，就是办汉阳铁厂。

有一次他跑去视察，翻看账簿，突然发现不对，怎么一个煤矿一个月就吃了1000斤盐？这个煤矿叫王三石煤矿，一共66个人，这66个人一天要吃掉33斤盐，要烧掉10箱灯油，这不是开玩笑吗？而且他发现，这个地方连老妈子、杂役都有助理，因为这个老妈子是熟人塞进来的正式职工，正式职工都不干活儿。现在我们有些国企里面，干活儿的也都是临时工，正式职工也是不干活儿的。

你说张之洞这个人，清流出身，而且一生不贪污，但是又如何？他管理的企业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以至于汉阳铁厂只要高炉烧一天，就得赔2000两银子，不仅没有在创造财富，反而在毁灭财富。

可见，这不是个人人品问题，甚至不是一个管理技术方面的问题。

民营企业家胡雪岩真正的发家故事

民营企业的情况会不会好得多呢？这个结论你还真别急着下。当时最著名的民企是阜康钱庄，老板是红顶商人胡雪岩，是我的安徽老乡。胡雪岩非常有钱，高阳先生曾经给他写过一套小说。但是这套小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关键，胡雪岩的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他好像做了很多生意，什么中药材、丝绸、茶叶，这些都是徽商经常做的生意。但是真要翻开胡雪岩的底牌来看，他简直就是一条吸血的蚂蟥，吸谁的血？当然是吸国家的血。

胡雪岩的搭档是左宗棠，左宗棠是总督大人，在西征的时候，大军出发需要粮饷，国家民穷财尽，没有钱，怎么办？只有借洋债，所以就需要胡雪岩这样一个商人，居中做各种各样的商务安排。

你知道胡雪岩给左宗棠借的洋债的利息是多高？15.8%的年利率，实在高得离谱。汇丰银行给出的利率是8%，为什么最后变成了15.8%呢？胡雪岩蒙左宗棠，说别人借的都是烂银元，都是缺边缺角的，我们虽然利息高一点，但都是完完整整的好银元。

左宗棠可不管这些，他只要能打仗，有枪有炮有粮饷就行了。至于还钱，那是国家的事，国家用海关税收去抵押来还款什么的，他是不管的，无论多高利息他都肯借。一场大仗打下来，那是金山银海堆出来的战果，有一半的利息都落到了胡雪岩的口袋里，他就是这么发的财。

胡雪岩跟左宗棠之间还有一些趣事。有一次左宗棠听说有一种德国枪特别好，就跟胡雪岩讲，你去采购一杆来，正好我在兰州有一些机床，山寨一批，这样不就省下一大笔钱吗？

胡雪岩说没问题，既然左大帅要，那我一定马上办。那个时候没有顺丰快递，也没有手机可以监测物流。左宗棠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就写信去问他。胡雪岩说已经寄出了，你怎么没收到呢？就沿途去查。其实他根本就没寄，为什么不寄呢？因为胡雪岩自己要挣这笔钱。他给西征军在上海采购一杆枪的价格是20两银子，可是到了去跟左宗棠报账的时候，就成了100两银子，这种生意怎么能放弃呢？现在你左大帅要自己制造，这钱我还怎么挣？

这就是胡雪岩真正的发家故事，所以你甭信什么红顶商人的商业传奇，胡雪岩财富的源头在这儿。

文人做生意会一样吗

当然你可能会说，商人没有节操还可以理解，文人做生意会不会好一点儿呢？也一样。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一个人叫刘鹗，这个人大名鼎鼎，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中的《老残游记》就是他写的。别看他表面上是一个典型的胸怀大志、心忧天下的士大夫，但是他对做生意特别感兴趣，捎带着也做点儿生意。

可是他几乎做什么生意都赔，他一生中做得最大的一笔生意，是修京汉铁路，当时叫卢汉铁路，就是北京的卢沟桥到汉口这一段铁路。这么大一件事他一个人办？对，他就是想一个人办了。

当时他带了5万两银子跑到北京，找到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行贿。翁同龢既是军机大臣，又是户部尚书，属于实权派。翁同龢也没跟他客气，5万两银子照单全收，但是在日记里记了一小笔，说刘鹗这个人品德不好，怎么能行贿呢？这5万两银子他虽然已收下，但他在日记里这么一写，万一将来东窗事发，就能证明他没收，真是个老狐狸。

就这样，刘鹗在北京运作了一圈，然后跑到湖北武汉去骗湖广总督张之洞，说这个铁路的修建我全包了。张之洞说你凭什么全包了？刘鹗说，我有钱啊。然后掏出一张1000万两银子的银票。

张之洞一看这张银票是上海一家洋行给开的，就派人到上海去问。一打听才知道，这家洋行跟刘鹗之间有个交易—只要刘鹗拿到卢汉铁路的修筑权，就借给刘鹗1000万两银子。可见，刘鹗在做一个拼缝的生意，跟今天很多商人的嘴脸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这种故事不胜枚举，当时几乎所有的商人，从最早的胡雪岩一直到晚清的盛宣怀都在这么干。但是这些人可不是一般人，他们是内阁时代的人杰，甚至是心忧天下的士大夫。这些人不能说都是道德败坏之人，如果有一种“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生意摆在你面前，你会不占这种便宜吗？

所以，归根结底，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对国企的批判，都认为问题的根子出在所有制上。但是我们参照晚清这些事实来看，真是这样吗？跟所有制度完全没有关系。那么一笔冤大头的买卖，你有本事你就抢，你有本事你就偷，那谁会不偷呢？所以国企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

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政商关系

在读完了《改革现场》这本书之后，我有一个感悟，也许国企改革问题是一个伪命题，真正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商关系。

当一个市场的核心是由政治权力来构筑的时候，围绕着它就会形成一个大的旋涡。不管是国企也好，民营企业也好，哪怕是个外企，只要进到这个旋涡里，经营水准和道德水准都会被推着败坏那么一点点。比方说世界著名的军火供应商克虏伯公司，不能说德国人没有经营水准，没有管理制度，没有契约精神吧！可是想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挣钱，照样得给回扣。它跟江南制造总局做生意的时候，就给了大笔银两的回扣。

我们总不免对政治权力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寄予一份期待，以为权力的正当使用会促使这种关系变得良性起来。曾经有一句话叫“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但是这个台可不那么好搭。这几年，我们经常会看到，政府给予很多要扶植的产业大量的补贴，但是古今中外的例子都告诉我们，政府给予补贴的产业，不仅没有扶持起来，反而带来大量的问题。

我就知道南方有一个城市，政府很有钱，要把这座城市打造成一个动漫之都，每家企业补贴500万。政策一出，傻子才不来呢，至少先把500万拿来花花，花完就撤了。

政府一看这样补贴不行，把补贴政策改为每生产一分钟的动画片就补贴2000块钱。这些企业一看，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嘛，就又回来了，只要把每分钟的制作成本控制在2000块钱之内，企业不就盈利了吗？所以短短几年时间，生产了大量粗制滥造、我们的小朋友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动画片。但是因为有政府补贴在，这种政商关系就变得恶性了。

有没有好的政商关系？至少从晚清这几十年的改革历程来看，几乎所有的政商关系全部是败坏的，大概可以分成这么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企业混得不错，结果它的主管人把这个企业偷光了。

比如招商局，这是晚清的改革典范，不搞国企，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就是想激活民营企业自发性的市场力量，政府只是主导、监督。李鸿章当年对这个设计寄予了极大期待，唐廷枢、徐润这帮广东商人就上台了。上台之后的结果呢？我们拿徐润来说，徐润是一个世代为商的大家族子弟，很年轻就到洋行里做买卖，所以是一个商业文明训练出来的人。契约精神、讲究诚信这些事对他来说就不叫事，世代为商嘛。可是他到招商局当家之后，一看这是国企，干吗替它打工？于是每年的年薪照拿着，然后跟朋友、亲戚在外面合办了一家轮船公司。

徐润这家这家轮船公司和招商局这家轮船公司时什么关系呢？关系再亲密不过了。比如说，一个客户在招商局订了艘船，徐润就会派人跟他说，不要订它的，订我们家的，便宜。

第二种情况，徐润这家轮船公司的工资由招商局发，更过火的是，这家公司接的货，招商局给代运，但是结款的钱进了徐润的公司，这明摆着就是偷嘛！

徐润最大手笔偷的是什么呢？他干脆把招商局的钱挪出来炒地皮。如今豪华的上海外滩那个时候还在建设中，徐润的眼光非常好，说这个地方将来一定会涨价，就把招商局的钱挪出来在外滩买了3000亩地，一举成为当时上海最大的房地产商。

但是他没钱建，只能炒炒地皮。他也是命不好，1883年因为中法战争等一系列情况，引发了一次金融危机，整个上海的市面非常紧张，徐润的资金链就断了。招商局追着让他还钱，所以他就破产了。

是徐润这个人道德品质有问题吗？还真不是。我读过徐润的传记，他在1883年破产之后，又活到了1911年，后半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企业家。他脱离国营企业之后，做了大量的矿产勘探工作，是对中国近代矿业贡献最大的一个人，我们不能不说他心怀天下，非常有商业天赋。可是为什么跟政治一靠近，他就变成了一个贼呢？

企业经营不下去了怎么办？那就赖。最典型的例子是晚清的川汉铁路。最开始全国各处建造铁路，四川人民一看，我们也造。当时的四川总督叫锡良，只拿出了23万两银子，可是按照规划，这条铁路要造成需要5000万到9000万两银子，真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啊！那怎么办呢？四川商人就开始筹款，筹来筹去，筹到了235万两，还差很多。

于是，有人出主意说，四川人的事四川人来办，我们找农民收。所以就发行了一种票据，在正税之外，又收了农民一笔钱。当然讲得好听，说这钱不白出，这叫股票，将来是要分红的。老百姓哪知道修铁路对自己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苛捐杂税嘛！一共凑了多少？将近1200万两。

但是这笔钱距离所谓的5000万两到9000万两这个总预算还差得远呢。那个时候可没有官府什么事，就是商人、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家们一商量，用这笔钱修铁路太慢，这笔钱应该去生钱，就选派一个商人把它存到上海的洋行里。刚开始给这个商人很多约束，比如说一共给他350万两，要分着存，所有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每家洋行最多存15万两。但是一到了上海，天高皇帝远，谁还搞那么麻烦，就把350万两存到了一家洋行里。

这家洋行一看，来了这么一大笔钱，干吗？炒股票啊！当时上海的股票市场里面有一只爆红的股票，就是炒东南亚的香蕉。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股市泡沫很快就破灭了，350万两几乎是血本无归。

当然，这个商人在中间也偷了很多钱，最后被两江总督衙门给抓住了。但不管怎么样，这350万两就不翼而飞了。

这时候国家一看，这件事被这帮商人搞得一塌糊涂，不如收归国有吧。你们现在花了多少钱，国家把这笔钱给你们。主持这件事的人就是盛宣怀。盛宣怀想，亏了的钱总不能让国家负担吧，这350万两你们自个儿想办法，我不管。这帮商人就不干了。

从这件事情里面，我们可以看出那些所谓的民营企业家的嘴脸，在企业做得不好的时候，就会一个字—赖，赖到国家身上。

第三种情况，我们得从国家这头看。国家有钱的时候，会想尽办法支持民营企业。请注意，“支持”这个词很高大上，非常好，支持民族产业，从哪头讲都是正义的。

我们还得说回那个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现在是中国最大的国企之一，底下有好多分公司，当年它主要就是经营长江航运。当时很多名臣都说，长江上不要搞得全是外国船，我们民族产业也要崛起一把。国家当然支持了，不光是筹集商贾，给予各种各样的政策优惠及拨款，码头、货栈都免费使用，还把旗昌、太古洋行运这些洋船的漕粮全部让轮船招商局来运，这是在订单上支持。要知道，漕粮可是当时最重要的一笔国家战略运输物资。

价格上也给予支持。原来运漕粮用的是沙船，就是没有机械化动力的那种船，运费当然高了。机械化动力跑得又快，装得又多，当然应该便宜。不，国家给轮船招商局还是按沙船那个价格给，这就比正常的运货价格高了四到八倍。

如果是一般的货怎么办呢？轮船招商局就拼命杀价，杀到不顾血本为止，也要把旗昌和太古给赶出去。当时的价格战已经到了这种程度—把旗昌的运货价格横腰斩了一半，对太古洋行就更狠，斩了2/3。最后搞得这两家洋商实在是没法玩了。旗昌洋行的股票从200两一股跌至60两一股。旗昌洋行说，算你狠，我不玩了，卖给你好了。刚开始谈的是250万两，后来轮船招商局嫌贵，又砍至220余万两，旗昌洋行就签字画押了。

可是你们知道轮船招商局的商人怎么想吗？他们当时想的是，这么低的价格先别卖啊。然后他们从轮船招商局找出钱来，偷偷买了旗昌洋行的股票，生生又把股价炒上去了。反正倒来倒去，轮船招商局的股东们从中至少多赚了50多万。

当时有很多政治鼓动宣传，什么中国人只坐中国人的船，不要去坐洋人的船，这就是用所谓的民族精神来搞市场竞争。结果是什么？轮船招商局会因为这样的国家扶持而提升竞争力吗？可想而知，不会嘛。背后有一个有钱的爹，赌输了回去找账房先生支钱就行了。我只要完成民族大义就行，还顾什么企业的经营效率？所以这么玩会有好下场吗？

还有第四种情况，国家穷困潦倒的时候怎么办呢？还用说吗，那就去抢！1903年，袁世凯专门为这件事跑了一趟上海。当时轮船招商局的大股东、总经理盛宣怀的老爹刚死，袁世凯就对他说，这个企业我们得收归官有，你得按我指定的价格来卖。盛宣怀当然不卖，说什么股东、法律。谁跟你说什么法律啊，袁世凯就说，如果不按我这个价格卖，我就查你的账。后来真去查账了，最终生生把轮船招商局一个民营企业收归官有了。从这一年一直到袁世凯倒台，轮船招商局就是袁世凯的钱袋子，每年北洋政府都要从轮船招商局里划走几十万两，一旦没钱，就把轮船招商局抵押给外国银行借钱，就这么玩。

轮船招商局到民国政府时期会好一点儿吗？国民党干脆把它收归国有了。

可见，只要政治权力是不受制约的，政商之间的关系不外就是我刚才描述的那四种—偷、赖、给和抢。

优秀的政治权力下结果会不一样吗

有人会说，这是因为政治权力不自觉，如果是优秀的政治权力，没准儿就没这些问题了。好，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日本。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搞了一个所谓的植产兴业的大计划，大久保利通这些人跑到西方学习后，回到国内就拼命地办产业。刚开始跟轮船招商局一样办不下去，天皇跟他们一商量，说咱们不搞什么无聊的国企改革，除了国家的命脉产业，其余的全部卖给民间的财阀，让民营企业得到发展。今天我们知道的日本大企业，比如说三井、三菱都是那个时候的大财阀，国家资产几乎是三文不值二文地就卖给他们了。

三菱公司后来因为侵占中国台湾有功，国家干脆把花费60多万日元建的码头全给它了，只象征性地收了9万日元。这样的例子在日本明治维新期间俯拾皆是。

这样的国家，不仅不抢，还额外给，对民营企业多好啊，会有好下场吗？

会有什么好下场呢？这样一个以政治权力为中枢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十年的努力就付之一炬了。只要政治权力是核心，这个市场就不可能是一个良性的市场，不管刚开始双方谈恋爱谈得多么轰轰烈烈，最后吃亏的仍然是整个国家的民族经济。

有一个新加坡学者讲过一番话，他说原发现代型国家和后发现代型国家的政商关系是不一样的。什么叫原发现代型国家？就是现代化因素是从它的社会结构当中自然生长出来的，比如欧美国家。当它的商业力量成长起来之后，自然就会制约政治力量，达到某种均衡。

可是后发现代型国家就不一样了，说白了就是发展中国家，最开始现代化因素是作为一种外来势力，甚至是敌对势力出现的。这个时候要想发展经济、搞现代化，只能集全国之力，靠政治力量搞全国大动员办上几个企业，参与全球化的竞争。可是等经济发展起来之后，企业越挣钱，政治权力就越强大，因为它越有钱。请问，等现代化达成之后，谁来制约政治权力？这是一个新加坡学者说的，我觉得他就是在说新加坡。

现代化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但是我们可以接着提一个问题：在这种政商关系中，作为企业、作为商人这一方，应该何去何从？我最受启发的，是万科的董事长王石。

几年前，王石就给我分析过，他说不管是好的政商关系还是坏的政商关系，作为企业来讲，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没有关系，不发生关系。他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好的政商关系。他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到安徽合肥买了400亩地，跟当地政府把价格谈好，然后他回到深圳去取钱，一个星期之后又飞回合肥去签合同。

正要签合同的时候，当地政府为难地说：“王总，就在你走的这一个星期里，有一个人拿了一张条子来，想从你这400亩地里面切走200亩，他也看中了这片地。我们不好推三阻四，但我们也不让你吃亏，这200亩我们每亩给你补5万块钱，总共给你1000万，你看这样行不行？”王石说：“你们都说得这么可怜了，那就拿走吧，不就200亩地嘛！但是说好了，这1000万我可不要。”当地政府说：“王总，你不要生气，我们好好谈嘛。”王石说：“真不是生气，真的是不想要。”

说实话，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1000万对于万科来讲也是一笔巨款，他为什么不要呢？王石说：“我身边的人都不知道原因，其实这笔账很好算，如果我拿了这1000万回到万科，第一个结果是什么？所有的员工都欢呼万岁，说王总真聪明，一个星期就空手套白狼挣了1000万。但是第二个结果呢？这1000万是什么钱？是炒地皮的钱，你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差就多挣了1000万。那请问，万科还有谁会认认真真地设计房子、造房子、管房子呢？既然炒地皮挣钱这么容易，而真正靠商业运作挣到1000万那么难，我凭什么容易钱不挣，去挣那个难的钱呢？结果就是，万科将变成一家没有核心竞争力、没有未来的公司。如果把万科的未来用1000万卖掉，我认为卖便宜了，所以我不要这1000万。”

王石是这么算的账。这是好的政商关系了，政府完全是善意。还有一种坏的政商关系，就是商人需要向政府行贿，有的官员会这么干。

大家都知道，王石有一个著名的标签，就是万科绝不行贿。我第一次见王石的时候，就说我不信一个房地产商不行贿，你说出天去我都不信。

王石说：“你看万科这么大一家公司，行贿总不能我一个人去吧？我已经把牛皮吹出去了，说万科绝不行贿。这几十年间，万科有大量人辞职，他只要了解内情，出去了就难免会爆料。既然没有人说万科行过贿，说明我真没行过贿。”

我说你这么说好像也有道理，但是我还是不信。王石说：“我给你算笔账，你就信了。任何一个政府官员都是人，只要是人，他的需求就是多元化的。他既有收一笔黑钱，改善一下生活的需求；也有做一番政绩，帮助一家好公司做出一番漂亮事业的需求。甚至我们还可以分析，官员还有其他需求。比方说，同样一大片地，如果他给了万科一小块，因为万科名声在外，不行贿，其他的地给别的公司，收一点儿钱。那请问，万科是不是他的保护伞呢？这没准儿也是他的一个需求。三个需求搁在这儿，我不行贿，可以满足其中两个需求，行贿的公司只能满足其中一个。我不行贿，省了一票钱，还免除了今后的法律风险，这笔账你算不算得过来？我是该行贿，还是不行贿呢？所以不行贿，它不是一个道德决策的后果，而是我理性计算的后果。”

王石的这两笔账算得很有意思，我到底想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这是我在很久之前看到过的一个说法，就是现代化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一个角度很有意思，说现代化就是整个国家社会发育出了不同的价值体系，而且这些价值体系之间是隔绝的。

什么叫价值体系？咱们不说这个高大上的词，就是人得牛×，怎么牛×？各种各样的方法都可以让你很牛。比如说你做商人，你可以奔着有钱这个价值去；你想有权，官瘾大，可以当政治家，去拉选票；你就喜欢主持正义，那就去当律师、当法官，这也行；若你对这些都没兴趣，就爱学问，没问题，那可以去大学当教授。

但是请注意，这几个价值之间是隔绝的，互相之间是不能串的。如果你想搞学问、当教授，那社会会给你一份体面的收入，但是想发大财，那不大可能；如果你当法官，那你可能拥有在法庭上的权力，但是对不起，政治权力跟你是隔绝的。

什么叫现代化不完善的国家？就是这几个价值系统都发育出来，但是相互之间是通的。

比如说你有钱，你就可以买官做；比如说你官大，你就可以跑到学校当教授，逼着学校给自己发一个博士文凭；你是个教授，就可以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去影响法庭的判决结果。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就是现代化发育得还不完善的社会。

作为一个商人，你就应该在挣钱这条路上走到黑。如果偏离了这条路，最后这种政商关系对你生意的反击，甚至是败坏，是你刚开始时完全想不到的。也许刚开始有一些甜头可以吃，但是等待着你的将是一个黑洞洞的未来。

最后给大家推荐一本书，王石的新书《大道当然》，这是万科企业内部喊得很响的一句口号。我觉得王石的意思就是说，做生意应该走大道，应该有这样一个大道精神。

但是我觉得，我可以给它另外一番解读。什么叫大道？大道者，大路也。政商关系怎么处理？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04　谁绑架了团结

感谢上帝赐给我们工会

我想聊一个中国人不太熟悉的词—工会。为什么想起来说工会呢？因为前不久我看了一本书，叫《底特律往事》。现在底特律这个城市在中国的名气越来越大，很多报纸经常提到底特律，因为它已经是美国制造业衰落的一个标志，好多人都想看美国人的笑话。

很多中国的企业家参访团，如果要去美国，除了纽约、华盛顿，现在还要加一个行程，去底特律。到底特律一看，城市真衰败，美国原来也有今天。

且不说中国人这种心理对不对，底特律现在的房价的确跌到了谷底。独门独院的大别墅才卖1美金。可你也别想去抄底，因为房产税你付不起。底特律是全美大城市中物业税收得最高的城市之一，这个1美金的大房子你要胆敢买下，一年要交4000多美金的房产税。这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城市财政越来越没钱，税率就会越提越高；税率越来越高，人都跑光了，财政怎么还会有钱？底特律的经济状况糟糕到什么程度？2013年，这个城市居然宣布破产了。

2014年年底，这个城市才算是跟债权人谈妥。它原来欠了债权人100多亿美金，现在被免掉了70亿美金，这个城市的财政才算重新上路。不过再次崛起重建家园是很难的。那么大的一个城市，光路灯就已经黑了40%，所以它的财政紧张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可想而知。

底特律可不是个一般的城市，它是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通用、克莱斯勒和福特的总部所在地，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可是美国制造业里明灯一样的城市，为什么会落到这步田地？

在《底特律往事》这本书里，我看到一个情景，让人很伤心。通用汽车厂在俄克拉何马州的首府俄克拉何马城有一家工厂，2006年2月，这家工厂的2000多名员工搞了一次祈祷。

这个祈祷特别奇葩，基督教、犹太教、巴哈伊教（就是潘石屹信的那个教），还有伊斯兰教，原来井水不犯河水的宗教教派，居然在一个教堂里祈祷。祈祷什么？祈祷他们的厂子不要关停。因为这家厂子是生产大型SUV的，就是雪佛兰开拓者那种越野车，这种车体积特别大，所以特别耗油。2006年正值石油价格飙涨，所以这家厂子面临关闭的风险，工人阶级生死攸关。

可是在《底特律往事》这本书里我看到了一句令人哭笑不得的话，有一个工人说：“感谢上帝赐给我们工会。”这就是这篇文章的主题—感谢上帝赐给我们工会。

按照常识，这个厂子关门之后，所有的工人都会成为失业者。但是没关系，上帝给了他们工会，这帮工人在失业之后的48周，也就是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每月可以继续领取95%的工资。如果不干活儿还能拿到95%的工资，我倒宁愿失业。

48周之后就结束了吗？不，因为通用汽车公司跟工会之间还达成了一个协议，48周之后，所有的工人会进入一个叫“职位银行”的机构。这是一个特别奇葩的机构，令人匪夷所思。

48周之后，工人如果还没找到工作，没关系，可以到“职位银行”来上班，每天早上按时打卡，每天晚上打卡下班。在那里干什么呢？什么都不用干，可以喝茶、看报纸、看电视、看光碟、做填字游戏、下象棋，随便你，只要在那儿待着就可以。

那有工资可拿吗？可以接着拿95%的工资。什么时候算个头儿呢？只有两种情况下可以退出职位银行。第一种情况，原来关闭的那个厂子复工了，你要接着回去上班。第二种情况，公司把你派到了其他工厂去上班。

公司随便把工人派到哪里都行吗？不，因为工会跟公司签的协议里面讲得清清楚楚，公司不能逼迫一个工人到离家50英里之外的厂子去上班。如果每天上下班那么远，那不是不管工人阶级的死活吗？所以实质上，工人们可以一直在职位银行待下去。

为什么非得要求工人们每天早上来打卡不可呢？让他们在家里待着不就好了？通用汽车公司也有自己的考虑，它当然希望在那里待着的人越少越好。所以，但凡有点儿自尊心的人，都忍受不了如此枯燥而单调的生活，但凡还有一点儿谋生的想法、还希望把人生过得多姿多彩的人，就会去找别的工作。

职位银行把一些有追求、有出路的人给耗走了，通用汽车公司也就少支出一点儿费用。但是也带来一个负面结果，就是把那些没啥追求、没啥想法的懒汉们，永远揽在了自己的怀里。通用汽车公司因为1984年跟工会签的这个协议，导致现在每年要支出10亿美金去养活这些人。

我在一份资料中看到，在职位银行里待的时间最长的人待了12年，说明他已经在那儿待习惯了，已经是他人生的一部分，他再也不会撤出职位银行了。

看到这里我觉得很奇葩，也试图去找其他的细节和资料，却找不到。后来问了一些美国的朋友，为什么关于职位银行我能找到的资料那么少呢？人家说，无论是通用汽车公司还是工会，都觉得这事有点儿丢人，所以职位银行的很多细节，双方都不愿意谈。

我之所以把职位银行这件事拿出来说，就是想告诉大家，现在美国工人阶级过的日子真是好。与此同时，我们心里也了然了，为什么以通用汽车为代表的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没有竞争力，这是必然的嘛！

美国最大的汽车配件公司德尔福的老板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买一辆韩国车，你的一个配件可能叫卫星收音机。可是你买了一辆美国车，它必然有一个配件叫大量的社会福利津贴，因为买车人要为每年支付给职位银行的10亿美金埋单。

美国资本家的窘境

1844年恩格斯出了一本书，叫《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大家可以去翻翻那本书，书里说工人阶级当时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啼饥号寒。恩格斯是1895年死的，189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又出了德文版，恩格斯在德文版序言里说，现在工人阶级的状况已经大幅度地好转了，英国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英国的工人已经能够穿上体面的衣服，星期天也有了假期，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到海德公园度假了。

如果恩格斯他老人家能活到今天，看到十几年前底特律的工人阶级，他估计会大跌眼镜。因为美国工人阶级，尤其是在工会保护下的美国工人阶级，活得太好了，比其他美国工人阶级活得还要好。在三大汽车公司的工会里面的工人，享受的工资、津贴，大概是其他美国工人的2.5倍。

这么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原来美国的汽车制造业实在是太兴盛了。在20世纪60年代，通用汽车公司的汽车销量曾经一度占到美国汽车总销量的50%，加上其他两大汽车公司，基本上就把美国80%的市场给包圆了。

可是随着日本车、韩国车在美国的攻城略地，美国本土三大汽车厂的日子越过越艰难。到了2006年的时候，通用汽车公司的市场份额已经降到了25%，三大汽车公司加起来还不足50%。剩下的蛋糕都分给了日本和韩国的汽车公司。这个时候，再用原来跟工会谈下来的那个协定给工人发福利，这三大汽车厂能不完蛋吗？

我给大家提供一些数字。日本一个工人一年大概能生产67台汽车，而美国一个工人一年只能生产21台，这是工作效率。可是工资方面，一个日本工人一个小时的工资是40～45美金，而美国工人却高达70～75美金。这还不是高级工人，大楼门口管理草皮的工人也是这样的工资水平。

更重要的是，美国汽车产业运行的时间太长了，所以背着沉重的退休工人的负担。既包括没有死的退休工人，还包括亡故的退休工人的遗孀的生活费用—按照公司和工会的协议，这笔费用汽车公司也得负担。

就拿通用汽车公司来说，它现在承担的这笔支出覆盖了50万人。而通用汽车公司的现任员工只有十几万人，说白了，一个现任的工人要背起三个退休工人的生活负担。所以，这个公司能有竞争力吗？

你可能会说，这公司疯了吧，为什么要制定这么高的福利政策呢？毕竟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啊。《时代周刊》对此有一个分析，说这其实是30年前定的规定。30年前的时候，美国工人65岁退休，而他们的平均寿命也就是66岁。基本退休一年后人就死了，所以公司的负担没有那么重。可是随着历史的演进，工会与公司谈判的要价越来越高，现在到了什么程度？假设一个工人18岁开始上班，他只要干30年就可以退休了，这个时候他才48岁。而现在美国人的平均寿命肯定是超过78岁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工作30年，然后还可以再领30年的退休金。这跟当年谈判的情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是通用、克莱斯勒、福特仍然要把这副担子给挑起来。

别的不说，光医药费，通用汽车公司一年就要支出48亿美金。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每卖出一辆汽车，其中有1500美金就是支付给通用汽车公司工人的医药费。这样的公司怎么能有希望，怎么能有市场竞争力呢？

有些人可能会说，美国资本家难道是吃素的吗？既然开工厂不挣钱，还被工会这么逼迫，不干就得了。可是不干还不行，因为工人手里有一把刀，这个刀叫罢工。一旦罢工，就会引发社会动乱，美国也要维稳的好不好！所以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每隔10年，底特律汽车城就有一次大的工潮。

其中最厉害的一次发生在1998年，通用汽车公司准备把一些配件厂放到墨西哥去，那个地方的人员工资便宜，工会也没那么强势。这件事让工会知道后，很多配件厂的工人就开始罢工，一下子罢工了54天，导致通用汽车公司损失20亿美金。

所以第二年通用就把整个配件产业剥离出来，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德尔福公司。通用甚至在股票市场上把所持有的德尔福股票全部卖掉了，就是要跟它彻底脱钩。可是德尔福跟工会脱不了钩，他们和工会签订的还是从通用那儿继承下来的一系列苛刻的协议，所以德尔福公司很快也亏损了。

到了2005年，德尔福公司实在是混不下去了，只好申请破产保护。可这个烂摊子总得有人来收拾吧，于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新CEO上任了，他叫米勒。米勒知道，改变公司经营方略什么的都是胡扯，关键是马上跟工会展开谈判，把工人的工资和福利津贴降到全行业的正常水平。

但是工会不干，工会揪住的道理就是，你米勒凭什么一年挣那么多钱？米勒加盟这家公司的时候，雇佣协议上写得很清楚，年薪是150万美元，还有300万美元的津贴，加起来一共450万美元。工人阶级要勒紧裤腰带，可资本家可以继续朱门酒肉臭，凭什么呢？

米勒说，你们说得也有道理，要不把我的工资降到每年一美金，陪你们工人阶级过苦日子，行不行？工人阶级还是不干。当时他们还打出一条横幅：“米勒连一美金都不值。”

工会抓住的第二点就是，在破产保护的同时，德尔福公司向公司的600名高管承诺，只要在18个月内你们不跳槽到竞争对手的公司，就支付给你们18个月的工资，还另有一大笔津贴。这笔津贴可不少，600名高管，大概一共是5亿多美金。

后来因为米勒带头做表率，把年薪降到了一美金，所以其他高管也宣布不要这5亿多美金的津贴了，还会继续坚守在这个公司。经过多轮的谈判，再加上公司的CEO和高管团队做出了这么巨大的牺牲，最后德尔福公司才算是跟工会谈判成功。可见，这是一个多么艰难的过程。

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公司之所以变成这种不死不活的样子，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是它们身上插的那么多把刀里面，最重要的一把刀上写着两个字—工会。

工会到底是在欺负谁

在中国，受过教育的人基本会形成这样一套观念，工会虽然可能会拖累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但它在道德上是立得住的，它毕竟是替底层的劳苦大众说话的。那我们就来看看工会到底对工人做了些什么。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美国有一份研究成果，里面有几个数字摆在我们面前。确实有15%～20%的美国工人加入了工会，他们的收入因此提高了15%～20%，可是研究成果同时证明，其他百分之八九十的工人因为工会的存在，收入降低了4%。说白了，工会工人增加的那笔收入，是从没参加工会的工人的兜里掏出去的。

其实这个道理很好理解，一个企业或者说一个社会，它能够承担的工资总额是由市场博弈决定的，这个总额基本上不会变。我们站在资本家这头来想，也是这样，当工会的要价超过了市场的平均水平，他们就得想办法去压榨那些没参加工会的工人。所以这个研究成果，也证实了人们的一个正常的心态。

有人可能会反驳，为什么资本家的利润率就不能动呢？他们住着豪宅，吃着山珍海味，身边还有好几个美女陪着，让一点给工人阶级不就好了吗？

这个想法从概念上是对的，可是一旦回到社会现实当中，你会发现资本家挣的利润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更复杂的数据我就不征引了，就说一条。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1980年出版了一本书，叫《自由选择》，这本书里面就列举了一组数字：当时美国国民收入的80%用来给劳苦大众发工资、奖金、福利，剩下的20%，其中有10%用来支付租金和利息，剩下的10%才是资本家的利润。请注意，这只是税前的利润，还要交税。交完税之后，总得改进技术、研发新产品吧，所以最终落到资本家兜里可以用于消费、用于花天酒地的钱，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你即使把资本家这一点点利润全部挤出来，对于劳苦大众的生活又有多大改善呢？

比如曾经的中国首富马云，因为股价飙涨，他的个人财富一度逼近300亿美金，多大的一个数字啊，富可敌国。那我们把马云这300亿美金全部出清变成现金，发给全国人民，我们一个人能分多少？20美金而已，也就是120元人民币。在北京，距离稍微远一点儿，打车都不够。

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把马云干掉，把他的钱全分了，我们每个人的得益是很有限的。所以在工人和资本家的博弈当中，从资本家兜里掏东西出来，其实对工人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十分有限的。

你可能又会反驳，觉得工会毕竟为工人保住自己的饭碗和工作机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没错，可是你不要忘了，工会保住的工作机会，是以其他工人丢掉工作机会为代价的。比如说美国最强悍的工会码头工人工会，他们跟政府、资本家谈判的时候，第一条就是每小时工资不得低于35美金。这条还不算什么，重要的是另外一个条款：企业必须通过工会来雇佣工人，不得雇佣其他工人。其实这样的条款美国很多工会都有，比如说在好莱坞当演员，如果不加入演员工会，资本家是不敢雇你演电影的。所以，工会是在欺负资本家吗？不，工会欺负的是其他工人。

西方的工会不是工人利益的坚定保障

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2014年的夏天，欧洲各个大国的首都，巴黎、柏林、罗马、马德里等，同时爆发了一场遍及全欧洲的出租车司机的大罢工。出租车司机把车停在交通干线上—我们不走，你们也甭想走。

他们反对的是谁？他们反对的不是资本家，而是一款互联网上的打车应用，叫Uber。Uber是家美国公司，它致力于把那些民间闲散的车辆用互联网组织起来，提供出租车服务。所以原来专职的出租车司机就不干了，他们上街呼吁让人们不要用Uber的服务。在巴黎，甚至还爆发了出租车司机殴打Uber司机的事件。所以，工会到底是在带领工人阶级跟资本家斗呢，还是挑动着工人阶级跟工人阶级斗？

工会所用的手段也不仅仅是斗争，还有正当的法律程序。比如说在美国华盛顿的国会山周边，工会就雇佣了大量的游说公司，游说国会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法律。这种法律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行业准入，打的旗号都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但是，美国上至联邦，下至各州，制定的行业准入标准都非常奇葩，其中有宠物饲养员、避雷针推销员、文身艺术家、电视机修理工、性生活顾问，这都是要发执照的。这是为了消费者的利益吗？鬼才信呢。还不是为了保护那些先加入这些行业的人的利益！一批人加入工会之后，就希望大家合力把这个行当保护起来，其他人都不许干，以减少竞争。

工会难道就没有一点儿工人阶级的总体觉悟吗？不能只是替自己的会员服务，还要替工人阶级服务啊。也有，比如说美国的工会到处嚷着要制定最低工资标准，要提高全美国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当年中国在制定《劳动合同法》的时候，美国工会也释放了大量的善意，一定要改善中国工人的生活水准，一定要设置最低工资。

这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感情吗？才不是。他们是想把全社会的最低工资都往上提，让工会保护的那部分工人面对的市场竞争减弱。你想啊，中国工人最低工资往上一提，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就差了，销售到美国的产品价格就会提高，美国工人所受到的职位威胁就小多了。

其实在历史上，美国工会是最敌视中国人的，比如说历史上的排华事件。美国人为什么排华？就牵涉到这个问题。1942年左右，美国为了和中国搞好关系，把《排华法案》给取消了。当时谁最反对？美国工会。所以美国政府只好出台了一个特别半吊子的法令，就是名义上放开《排华法案》，中国人可以移民到美国，但是一年只有100个名额，跟没放开是一样的。前些年我们跟美国人就“贸易最惠国待遇”进行谈判的时候，反对最激烈的也是美国工会，他们天天说中国工人抢了他们的饭碗。

从桩桩件件来看，美国工会哪里是在跟资本家搏斗，分明就是在跟工人搏斗。

如果工会真能保证工人的利益，那我们就没法解释一个现象，就是绝大多数美国工人是不愿意加入工会的，即使在工会的鼎盛时期，也只有30%的工人加入其中。1980年，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20%。我看到的最新资料显示，2005年的时候，只有12.5%的美国工人加入工会。最强大的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有多少人呢？顶峰的时候是150万人，到2006年只剩下46万人，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下降。

也就是说，工会并不是工人利益的坚定保障。美国南部的田纳西州有一家工厂，是大众汽车公司设在美国的一家工厂，它的工人就坚决不加入工会。你以为这是资本家从中作祟吗？恰恰相反，是工人自己投票决定，让工会不要进来。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一直想把这家工厂拿下，却始终没得逞，这是工人的自觉意识。工人也会算一笔账，首先，美国从联邦到各个州，对工人阶级的保护法律已经比较健全。其次，如果加入工会，还得拿出5%的收入作为工会的会费，这也是一笔不小的金钱损失。更重要的是，一旦加入，万一工会的头目要发动罢工，那我就得歇着，不能当工贼背叛我的组织，短期内我的收入就会出现波动，这是何苦呢？

西方工会的本质是什么

从反面来看，美国工会也不像他们自己讲的那么高大上。美国人费奇写了一本书，叫《出卖团结》，就是批判工会的。费奇可不是资本家的打手，他自己就是工会成员，他在参加了很多年工会之后，把他的所见所闻写了下来。他说，工会内部的腐败比外部看到的要多得多。

书里面有几个细节。在1952年的时候，全美国有50几个黑帮老大在纽约州搞了一个聚会，其中有22个居然是工会的头儿。这折射出什么信息？工会和黑帮的盈利模式其实有那么一点点相似。还真不是费奇诬蔑工人阶级，确实如此。成员交了会费，然后组织对其提供保护，这跟香港《古惑仔》里那些黑帮老大，至少在逻辑上有一点点像。

而且费奇在书中揭露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就是当工会和资本家签订合同，约定只能雇佣我们工会的工人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结果？就是工会和资本家串通起来了。对资本家来讲，工会我惹不起，我只能雇佣你们的人，那好，所有招人的事我就委托你来干吧。所以工会其实是拿着资本家的授权到市场上去招工人—你给我进贡，交会费，我才给你提供这份工作。说白了，在这个结构里，工会跟资本家是一头的，它怎么能够代表工人的利益呢？

工会的力量从哪儿来呢？它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罢工，撂挑子。要知道，在传统制造业时代，整个产业链是环环相扣的，任何一个环节撂挑子，整个产业链就要瘫痪。说白了，罢工就是一种敲竹杠的行为。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工会领导人会选择在什么时候跟资本家谈条件？一定是在订单马上就要交了，所有工厂工人正在加班加点的时候。这时工会的领导人就会跳出来跟资本家说，给工人涨点儿工资吧，你如果不答应，我马上让你好看，让你承担巨额损失。

所以，这种罢工行为的本质是什么？是违约行为。我们早就签好了劳动契约，你说不干就不干了，这不叫敲竹杠又叫什么呢？

不过，话也不能说得这么难听，真发生罢工的时候，请问是谁和谁在做斗争？表面上看，是工会组织起来的工人和资本家在做斗争。但是资本家是经济动物，只要你们提的条件我给不了，那我就坚决不给，那我就跟你们死扛。

双方在对峙死扛的过程中，工会在干什么？在跟资本家作战吗？才不是，工会这个时候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天天组织工人纠察队，去殴打、侵犯、用暴力威胁那些愿意为资本家干活儿的工人。

所以在工会罢工期间，暴力冲突通常不是发生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而是发生在工会的工人和不加入工会的工人之间的。从这样一个结构当中，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洞察工会的本质。

我就是要替富人说话

有的读者可能会说：“罗胖，你就是资本家的走狗。资本家有那么好吗？你怎么这么费劲替他们说话呢？”

我从来也不主张那种毫无制约的自由市场经济，资本家和工人一样都是人，人性当中都有恶的成分。如果没有制约，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历史上不就有这样一页吗？当资本家发现可以自由追逐利润，反正没人管，他们直接就贩卖黑奴去了，那是人类历史上多么惨绝人寰的一页啊，每一页历史都滴着血。

但是现代的市场经济不是这么回事，它除了是一个自由市场之外，它还是法治的自由市场经济。什么叫法治？就是订立一个契约框架，大家都去遵守。不会因为你是工人阶级，你站在道德高地上，就可以随时违背这个契约，就可以敲竹杠，就可以调动暴力。

从表面上看，工会好像是在为工人争取高于市场价格的工资。但是我们想想看，这可能吗？什么叫现代的法治社会？就是除了国家，谁都不能强制别人违背他自己的意愿。一个好的法治的自由市场经济，就是每个人按照自由意愿在市场上交易各种各样的要素，它可能是资本，也可能是劳动力。只要按照自由意愿来交易，最终的价格就是市场自动博弈出来的结果，并不会因为你是工会，就可以把这个价格提高，这是市场经济的常识。

如果你非要把大家组织起来跟资本家对抗，也可以，但你就是在扭曲整个社会的一个价格体系。经济学家诺斯讲过一句名言：“一个社会的制度设计，不是按照效率最优设计出来的，而是按照谈判能力的大小设计出来的。”工会的谈判能力很强，然后又不遵守规则，当然可以让制度设计产生偏差，但最后谁来承担结果呢？可不是资本家，而是包括工人在内的整个社会。

虽然我敢站在中国，隔着一个太平洋说美国工会这不好那不好；可要是生活在美国，不要说那些政客了，即使是舆论界的人，也不敢说工会的坏话。因为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时代，只要是人类文明，通常都觉得穷人是占据道德高地的，富人不是好东西。你要胆敢替富人说几句话，自己都会觉得有点儿理亏。

《圣经》中就有一句话：“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儿还要难。”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曾因为说过“我要替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而被人骂得狗血淋头。

所以，我们一直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工会在历史上一直被资本家控制的政府残酷迫害，工人阶级一直倒在血泊之中跟资本家搏斗。早年资本主义刚刚发展的时候，工人阶级确实是一盘散沙，没有组织起来，所以那个时候的资本家是在欺负工人。

但是当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并且占据了道德高地之后，就不是这样了。

挥手告别强硬工会时代

资产阶级政府第一次对工人强硬，一直到1926年才出现。那一年英国发生了大规模的煤矿工人罢工，因为工人阶级很抱团，煤矿工人一罢工，电力工人也很支持，大家就串联罢工，最后发生了一个“《每日邮报》事件”。就是有一个右派保守党写了一篇文章抨击罢工，说工人扰乱社会秩序。印刷厂工人一看，对不起，我们不印。

这件事就触犯了英国政治的底线，触犯了英国人最珍视的宪政自由，就是你不能用罢工、用你掌握的一支力量，去管束言论自由。所以当报社老板把电话打到唐宁街10号的英国首相官邸的时候，英国政府才觉得事态严重了。因为罢工已经威胁到了英国的宪政制度，工人已经有能力劫持舆论自由了，所以英国政府决定对罢工态度强硬。

这一届英国政府当中都有谁？著名的张伯伦、丘吉尔都在这届政府中，大家做出了一致的决定。政府能怎么强硬呢？无非就是停止谈判，反正国家遭受损失，工人也要饿肚皮，看看谁能扛得住。当然，后来工人没有扛住。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工人运动采取强硬的态度。

在我们“罗辑思维”独家发售的《光荣与梦想》这套书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杜鲁门处理美国的罢工事件，这是美国对待工人运动最强硬的一个总统。

本来杜鲁门的处境就不是很好，因为他前面那个家伙太厉害了—就是罗斯福。罗斯福当了四届美国总统，后来是在第四届的任期内去世的，那个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结束。二战期间，罗斯福利用自己崇高的威望跟美国的工人谈好，前方将士在浴血奋战，你们在后方不能捣乱，大家认认真真干活儿。美国的工人也确实买他的账。

可是二战结束后，到了1946年的时候，杜鲁门总统的威望可比罗斯福差了好多，所以各种各样的罢工此起彼伏。先是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罢工，然后是煤矿工人罢工、钢铁公司工人罢工，连铁路工人都要罢工，就是说，全国都要瘫痪了。

杜鲁门对待罢工是非常强硬的，比如说他让政府接管铁路，如果工人还不服，就干脆把所有罢工的铁路工人都征召入伍，让他们当兵去。他甚至拿出总统的政治前途和政治信誉，跟煤矿工人工会的头儿刘易斯对赌：“今天下午我要做一次广播讲话，号召所有罢工的煤矿工人不要听你们工会的，听我的，为国家利益恢复工作。”如果发表讲话之后，工人还是不听他的，杜鲁门还有何颜面继续领导这个国家呢？所以杜鲁门是在做一场豪赌。幸好他几次都赌赢了，在最后关头，工会领导认了，签字复工。

这本书里还讲了一个细节，杜鲁门镇压了工会运动之后，回到白宫，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他的一个助手说，那天我们都听得到他两只睾丸碰撞在一起叮当作响的声音。这个细节描述实在是太生动了，这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

但是后来的美国总统基本上都不太敢跟工会正面对决，在现代政治史上，只有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敢。撒切尔夫人是1979年上台的，此前英国工会实在是闹得太不像话了。实际上，当工人运动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已经走到了自身的反面。

我在前面讲到，底特律汽车城被工会折腾得各种不如意，最后整个产业都没有竞争力了。2012年，当共和党人重新执掌密歇根州—就是底特律所在的那个州—的州议会的时候，共和党人颁布的第一项法令叫《工作权利保障法》。

这事很滑稽，原来工会垄断了工人的工作权利，资本家不能雇佣工会之外的工人，而现在共和党人说，我要挺身而出保护这部分工人的权利。这在逻辑上就讲不通了，工会就是为保护工人的权益而存在的，现在却轮到工会的敌人共和党人来保护工人的权利了，那工会还是我们理想中的工人的保护神吗？

工会的结盟策略已不合时宜

在英国，工会走向它的反面是更早的事情。1970年到1978年，工会就一直闹个不停。如果当时你是伦敦的居民，你对工会的观感就不可能好，因为他们一闹，国家就得停电，一个星期最多用3天电，晚上10点之后就不能看电视了。汽车一定会限速在50英里以下，因为没有油。

最狠的一次是在1978年的冬天，闹到什么程度？首先伦敦的垃圾工人罢工，导致伦敦垃圾围城，臭气熏天。紧接着，全国的医疗人员罢工，导致癌症病人、重危病人在医院里没人接待。然后，殡葬工人罢工，英国政府没办法，只能在伦敦的郊区租了一个大厂房，死掉的人都安排在那里停尸。那里面最多的时候停了150具尸首，而且每天还会增加25具左右。当时的英国政府已经开始考虑，去说服英国人搞海葬了。就是把尸体直接扔进海里，不要墓地了。可见，已经到了民不聊生的程度。

但是工会觉得自己很棒，因为我们予取予求，无论我们要什么，唐宁街10号都得答应，连续搞垮了两届英国政府。

1979年工会的命就没这么好了，因为这一年当政的是铁娘子撒切尔。撒切尔上台之后，强硬得不得了，从此工会领袖再到唐宁街10号喝个啤酒、吃个比萨，好言好语被接待这种事，就没有了。

撒切尔夫人威望很高，因为跟阿根廷打仗打赢了，携着这样的威风回来跟工会对抗的时候，就有了一定的民意基础。当时主要是煤矿工人跟撒切尔政府对着干，因为这时候煤矿已经不挣钱了，不挣钱的煤矿就要关掉，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但是工会领袖不干，工会领袖说，亏的是资本家，亏的是政府，我们必须要有工作。

最后，工人这边组织纠察队，政府那边出动警察，双方在街头起了冲突，流了血，但没有死人。撒切尔夫人在整个过程当中，表现得特别强硬，以至于2013年撒切尔夫人死后，在很多工人聚集区还有人打出标语，骂得特别不好听，说这个“婊子”终于死了。

有趣的是，撒切尔夫人在处理这个事件的过程中的推导逻辑。她说，英国的煤矿工人明知道继续开采这个煤矿毫无价值，已经不挣钱了，但是还打出爱国这张牌，要求英国的钢铁公司继续用他们的煤炭。那么，英国的钢铁公司也可以打爱国这张牌，要求英国的汽车制造公司继续用又贵又不好的钢铁。英国的汽车制造公司也可以要求英国的消费者，去买又贵又不好的汽车。最终的结果一定就是这个国家堕落为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要知道，英国一直是全球自由贸易的旗手，怎么能够堕落到那个地步呢？

说到底，工会的结盟策略早就出问题了，已经不合时宜。

在过去的工业化时代里面，产业结构也好、社会结构也好，都是比较固化的。即使是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段里面，变化也很小。所以一个资本家通常只能在一个固定的产业链的一段展开自己的企业，他能雇佣的工人也就是那群人，大家互相挑选的余地比较小。就好比大家打的是阵地战，是零和博弈，你那儿多一点儿，我这儿就少一点儿。在这种情况下，结盟策略就是有效的。资本家握有资本，天然有联盟的力量。而工人是一盘散沙的时候，资本家就会欺负工人，就会做出延长工时、克扣工资、雇佣童工等恶行。而自打19世纪有了工人运动之后，工人才变成了一个结盟者，反过来客大欺店，把资本家逼到了墙角里。

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固定格局里面发生的事情。今天是什么样的时代？是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的时代，是互联网带来了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的时代。这个时候，如果还继续采取这样的结盟策略，就像撒切尔讲的，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大家一起死，因为政府只能闭关锁国，造成整个国家经济的萎缩。

事实上英国就是这样，20世纪70年代工会最得势的时候，就是英国经济最差的时候，在欧洲主要大国中，英国当时的经济增长率最低。而撒切尔夫人虽然表面上残酷无情，但是从她那个时代起，英国的经济才有了恢复和起色。

在互联网时代，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应该抱有什么样的态度？人类自古以来都是靠抱团取暖，靠形成联盟构建力量的。但是在全球化时代，我们会发现这种力量苍白得一塌糊涂。就像美国的工人阶级，它要抱团取暖，结果就一定是排斥美国整个产业结构的迅速变动和快速创新，排斥中国工人阶级和美国工人阶级的正常竞争。

可是它怎么可能做到呢？只要产业结构在变动，只要人类的技术和创新飞速地在发展，美国人如果用这种方法来拖慢自己的发展速度，那么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印度人、印度尼西亚人，甚至非洲的哥们儿就会顶上，代替美国人原来的产业位置，最后就是美国工会抱着美国这艘船一起沉掉。

好了，我也不隔着太平洋替美国工人阶级瞎操心了，还是回到当下。在这个有着巨大不确定性的时代，在这个快速变动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应该怎样立身处世呢？

我经常讲两套话。第一套话就是，美国总统肯尼迪经常说：“你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你要问问自己能为国家做些什么。”现在我要把这套话反过来说，我们不要问我们能为集体做些什么，我们都要问问自己，当集体、组织、连接起来的人作为一种资源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能通过它成就什么。因为结盟策略已经失效，只有个人的成长和价值确认才是你人生真正的靠山。

第二套话就是，互联网时代的社群，不是那些失败者抱团取暖的地方，而是让牛×的人变得更加牛×的地方。

05　一次体制改革的反面标本

毁灭北宋的千古罪人？

“王安石变法”这个词，我们经常在中学历史教科书里看到。说实话，当年我作为一个正准备参加高考的文科生，对这个词没什么好印象。因为要记一大堆知识点，什么改革的背景、改革的具体条目，什么保马法、青苗法，所以烦死这个词了。

无论如何，那个阶段的教育还是在每个中国人心里种下了王安石的形象—伟大的政治家和改革家。而且中国人有一个毛病，对所有有文学才华的人往往会高看一眼。王安石是什么人？“唐宋八大家”之一，所以他干的事当然是好事，我们一直对此深信不疑。

其实王安石获得这样一个好形象，是近期的事情。在晚清前800年的时间里面，王安石是什么形象呢？是一个办了坏事、闯了大祸的人。

比如说，“王安石变法”结束60年后北宋就灭亡了。南宋的第一任皇帝、杀害岳飞的宋高宗赵构做了一件事，重修“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宋朝历史，准确地讲，就是编撰《神宗实录》。

书中牵扯到很多细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这场变法的名字给改掉了。这场变法在宋代的历史上，官方的称呼是“熙丰变法”。宋神宗一共有两个年号，一个叫熙宁，一个叫元丰，这场变法就是从这两个年号当中各取一个字而得名的。但是在《神宗实录》里，这场变法被改为了“王安石变法”，为什么？因为宋神宗要告诉大家，这场大祸都是王安石的责任，不关他老人家什么事，皇帝只是受了王安石的蒙蔽。

南宋有一个大儒叫朱熹，就是写《四书集注》的那个人。朱熹对“王安石变法”的后果有一个评价：“群奸肆虐，流毒四海。”不管我们同不同意朱熹的观点，他作为一个大儒，私德方面是无可挑剔的，而且隔了这么多年，他为什么要对“王安石变法”做这样的差评？

还有，比朱熹要晚很多年的南宋文人罗大经，写了一本著名的文学史料著作，叫《鹤林玉露》。他在评价“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格调就更高了：“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在罗大经看来，整个宋代有两个罪人，一个是王安石，导致了国家的分裂；一个是秦桧，导致国家不能再归于统一。

你看看，居然有人把王安石和秦桧放在一起评价，说他们是两个罪人！要知道，看不惯王安石的多是和他同时代的人，毕竟他有很多政敌，有很多利益冲突。可是已经过了那么多年，后来的文人在痛定思痛、洞察历史的时候，居然对王安石做出了这种评价，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

明代的冯梦龙写了一套小说，叫“三言二拍”，其中有一个小段子。宋代的时候，王安石微服私访，看见一个老妇人喊猪过来吃食，说：“啰啰啰啰，来，拗相公！”拗相公就是王安石的外号。旁边又有一个小姑娘在喂鸡，说：“来来来，王安石来吃食。”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时的老百姓很恨他。

一个改革家，朝上的奸臣会恨他很正常，可老百姓怎么也这么恨他呢？为什么王安石现在居然有这么好的形象呢？这个转折点在哪儿呢？就在晚清。

三代以下唯一的完人？

晚清时有一个人叫梁启超，他那支笔真的是当时的一支健笔。梁启超对王安石有一个评价，说他是“三代以下唯一的完人”。

这个评价实在是太高了，三代一般是指夏商周三代，这句话是说王安石是夏禹、商汤、周文王之后唯一的完人。弦外之音是把孔老夫子给跳过去了！就是说，除了上面那三个人，就王安石这个人最了不起。

而且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进行了分析：“青苗法”不就是现代金融制度吗？“保甲法”不就是西方人搞的警察制度吗？所以他认为王安石就是一个从当代“穿越”回去的人，带去了全套的现代政治制度和观念。

为什么梁启超给他这么高的评价呢？说白了，是将心比心。梁启超当时的角色和王安石是一样的。首先，他们都是改革家；其次，改革的目的是救亡图存、富国强兵；再次，他们都靠着一个非常年轻的皇帝，王安石靠的是宋神宗，宋神宗上台的时候不过20岁，梁启超靠的是年纪轻轻的光绪皇帝；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们都有反对派，而且反对派当中都有一个太后—王安石变法面对的反对派是当时的高太后，梁启超面对的是慈禧太后。所以，梁启超夸的哪里是王安石？其实是在夸他自己。所以在梁启超的笔下，王安石的形象突然来了一个大翻转，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并不是要讨论“王安石变法”到底是功还是罪，我想讲的是，为什么这场具有这么多高明的现代制度特征的变法，最后失败得那样惨呢？

变法失败是人品问题？

历史上对这场失败有这么几个解释。

第一个解释，人品问题，王安石是坏蛋。王安石活着的时候有很多政敌，当时有一个人叫吕惠，他对王安石有一个评价：“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似朴野，中藏巧诈。”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看着像个忠臣，其实是个奸臣；看着挺可信的，其实是一个佞人；表面上看是一个大老粗，其实内心里藏满了奸诈。这就是在人品上彻底否定了王安石。

还有一个人就更有名了—苏东坡的爹—苏洵，这个人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辨奸论》（也有人说这篇文章不是他写的）。既然名字叫《辨奸论》，就是教大家辨认奸人是什么样的。这篇文章写的就是王安石，说他吃着猪狗食，穿着破衣烂衫，读着圣贤书。这样的行为是违背人情人性的，这样的人一定是大奸大恶之人。

但是，这种同时代、在同一个政治舞台上演出的政敌对王安石的评价，咱们得除三去五打八折地看待，为什么？因为还有别的政敌对王安石的私德评价很高。比如说北宋著名的文人黄庭坚，他就说王安石的私德非常好，说他视富贵如浮云。

王安石一生当中最大的政敌司马光，对王安石的私德评价也很高，说他“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意思是，不管文学还是私德，王安石都比其他人要高出一大截。

所以，从道德上解释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肯定是站不住脚的。

而且，改革和人品有什么关系？明朝中后期的张居正，人品就很一般，家里养了很多妻妾，天天吃壮阳药、行房中术，还收受贿赂，人家的改革却搞得挺好。

变法失败是政策问题？

对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第二个原因的剖析，基本上都围绕在他的经济政策上。其实也不然，王安石搞的那套东西放在今天，用现代化的眼光看，仍然不落伍。

随便给大家举一些例子，比如说“青苗法”，这就是当年的“穷人银行”。穷人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一般都会去借高利贷，借来借去，土地就成了富户的。王安石说不用去借高利贷，国家借给穷人。这不就是前两年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尤努斯办的“穷人银行”吗？穷人得到了实惠，付出的利息没有那么高，而国家又得到了利息收入，这不就是现代人刚刚发明的穷人银行制度吗？

再比如说“免役法”，就是免除徭役。根据中国古代的税收制度，民间通常征收三种税：第一种叫徭役，第二种叫赋，第三种才叫税。

徭役就是国家直接征发劳动力去修运河、修长城。

赋是什么意思呢？“赋”，左边是一个贝，就是钱的意思，右边是武装的“武”，就是说国家要打仗了，你得上交一些钱和军事装备，比如弓箭、盾牌、马匹，这叫赋。

那税呢？“税”这个字左边是一个禾木旁，这才是针对农作物收成征收的农业税。

你想想看，老百姓这边种着田，将来要给国家交税，可是那边又要征发劳动力，去修这儿修那儿，老百姓实在是分身乏术啊。所以，王安石说，咱们简化税制，如果不想出劳动力，交钱就是了，国家拿这笔钱再去雇其他人。

这个“免役法”和当代社会简化税制的思路不是一样的吗？后来明代搞的“一条鞭法”，清代搞的“摊丁入亩”，都是受了王安石这个免役法的启发。

你可能会说，王安石变法是不是就是搞计划经济、天下大一统？绝对不是。王安石是很有市场经济思维的。比如说“保马法”，原来马都是由国家养，养得不好，花的钱又多，国营企业的弊端大家都能想得到。王安石的办法就是，把马放到民间，让老百姓自己养，养得好，国家就给补贴收购这些马匹，这多有市场经济思维啊。

再比如说“市易法”，就是管理市场交易的相关法律，这方面也很先进。王安石认为，国家应该派官员去管理市场，一旦发现某个商品价格低了，赶紧买，收储；等这个商品价格高了，国家再抛出，平抑物价。现在我们国家管理市场上重要的民生物资，比如说猪肉，用的还是这套办法，就是所谓的“猪肉收储制度”。

所以，王安石这套办法是远远超越那个时代的，是非常先进的，变法的政策方面也没问题。

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更加粗暴的分析，说是因为阶级斗争—王安石代表小地主阶级，所以他倡导改革，比较先进；而他的政敌司马光等人，代表大地主阶级，所以比较保守，比较反动。

这正好说反了。司马光哪里是大地主阶级啊，苏东坡给司马光写的《神道碑》，也就是司马光的墓志铭，上面明明白白地记载着，司马光家里只有三顷田，而且老婆死了没钱埋，把田典押了才换了一点钱。而王安石呢，据当代历史学家考证，他家里大概有3000亩田，这在当时算是大地主阶级。所以这个粗暴的分析，结论正好是反的。

变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如果我们再深看一层，王安石变法会失败就更加奇怪了，因为变法的条件实在是太好了。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第一个方面，就是改革的必要性。当时搞改革已经是朝野的共识，因为国家财政快崩溃了。那时宋神宗刚上台，按说新皇帝上台，总得祭个天吧，可是一翻账本，发现根本没钱。如果搞祭天大典，总得给大臣们发点赏银吧，连这点钱都发不出来。而且当时河南一带又发了大水，还得赈灾，所以国家真的是捉襟见肘。

这个时候怎么办？只能搞改革。而且改革在宋代士大夫的观念中，不是一件不能碰的事。在宋神宗之前，宋仁宗的庆历年间就搞过一次，那时候主政的是范仲淹这帮人，虽然改革最后失败了，他们也没留下什么骂名。凭什么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就落下了几百年的骂名呢？这太不公平了吧。

我们再来看这场改革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它的可行性。在那个时代搞改革，最关键的要素是什么？就是得获得皇上的支持。你看商鞅变法，商鞅最后为什么那么惨？就是因为秦孝公死了，所以商鞅被抓起来施行车裂，五马分尸。

可是王安石背后这位神宗皇帝，是多么英武的一个人啊！北宋历史上没打过什么胜仗，仅有的几场都发生在宋神宗那代，因为当时王安石变法，财政上有了点钱；当时又有一个名将叫王韶，他带领北宋军队击败了吐蕃军队，收回了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使得北宋的领土达到最大化，而且对西夏形成了包围的态势，北宋的国势一度达到巅峰。

宋神宗对王安石变法的支持，真的是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因为宋神宗在继位之前，有一个好哥们儿叫韩维，每次交谈，韩维对国家的政治、经济都有非常独到的见解，宋神宗对他很是佩服。可是韩维告诉他，这些不是他的观点，而是他朋友王安石的观点。所以宋神宗当时就对王安石崇拜得不得了，虽然两个人还没有见过面。

宋神宗登基之后发布的第一道人事任命，就是让王安石去当江宁知府，以此试探一下朝野的反应。过渡了一下，马上就把王安石调到中央，任命他为参知政事（宋代的副宰相），让他开始大刀阔斧地搞改革。而且这场改革的时间可不短，用了16年。16年是什么概念？现代的风险投资基金的管理期不过才8年，就是说，对创业者的支持，到8年的时候也算仁至义尽了，该退出了。而宋神宗这个投资人对王安石这个创业者，一支持就是两个风险投资基金的管理期—就等你上市，你遇到任何挫折我都支持你，支持到了六亲不认的程度。

即使是朝中的老臣，不管资历多么深，只要反对变法，对不起，一边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韩琦。韩琦这个人从宋仁宗时期就伺候他们老赵家，从宋仁宗到宋英宗，一直伺候到宋神宗。而且宋英宗和宋神宗这两个皇帝能上位，韩琦绝对是有定册之功的，是他保皇帝上的台。在皇权时代，对这样的老臣，皇帝怎么都得给几分面子。

但是宋神宗不，韩琦不是反对变法吗？走开，到地方上当官去，不要待在朝廷里了。换句话说，就是告诉所有人：如果你们不换思想，那我就换人！

这么好的工商经济环境，这么好的宏观经济条件，王安石又是这么卓绝的财经大师，为什么这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仍然失败得如此惨烈呢？

失败不要紧，但它影响的可不仅仅是宋代。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此后的元朝、明朝、清朝，没有任何人再敢在整体制度上探索得更远了。

所以，我们理解了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对于理解这两千多年的中国经济，乃至理解当代的改革，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单目标系统和多目标系统

下面我就分析一下，为什么王安石变法会失败。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提一个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经济不发达，科技水平也不高，但是我们发射了卫星，还研制出了原子弹。可是改革开放之后呢？我们的经济好了，科技水平提升了，但是却造不出一辆在市场上卖得出去的汽车，还不得不引进国外的品牌。这是为什么？

按说原子弹的科技含量比汽车高太多了，为什么后者我们反而做不好呢？如果你掌握了经济学的思维，马上就能回答出这个问题。原子弹是一个单目标系统，只要我们集中国力攻其一点，很容易达到。但是汽车是个商品，它是一个多目标系统。你以为真像有的人说的，汽车就是一个发动机加四个沙发吗？没那么简单。它包括好的雨刮器、好的内饰、好的反光镜，等等，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技术系统。而且一辆车要卖得出去，还要有非常好的品牌、广告、服务、4S店。

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它得有好的价格，因为市场是一个连通的体系，只有在价格上能和国外的汽车竞争，才算有汽车产业，而不仅仅是有汽车工业。而在我们造原子弹的时候，一个零件往往先生产200个再说，挑最好的用上去，没有成本观念，是单目标系统。

效率型变法和活力型变法

现在我们回过头看王安石变法。中国历史上有两种类型的变法，一种叫效率型变法，还有一种叫活力型变法。效率型变法就是前面讲的造原子弹，国家要达到一个特定的目标，需要动用国力，怎么办呢？有很多办法，只要有一个中央权力的决心，加上一个改革家，很容易就能把社会财富的存量给激发出来。

什么是最典型的效率改革？就是商鞅变法。春秋时代层层分封的那种财富分配体系，被商鞅全部拆掉了，他把国家的每一个老百姓、每一粒粮食都镶嵌到了国家这个战争机器上，所以秦国马上变得非常富强。

再比如说，汉武帝为了打匈奴，任用了一个人—桑弘羊。这个人不能说是奸臣，但是他特别会搜刮民财，所以他的改革其实很简单，就两条：第一，用算缗和告缗把所有富人的财产给搜罗来；第二，把民间原来可以自由生产的，比如冶铁、煮盐这些产业收归国有，国家马上就有钱了，就可以去打匈奴了。

再比如说1918年的苏俄，它刚刚诞生的时候形势非常艰险，外面有协约国的干涉，内部有白俄的叛乱，此时国家机器只有一个目标：把仗打赢，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单目标系统。于是，搞战时共产主义，搞余粮征集制，很快就把国力动员起来，把战争打赢了。

如果是一次活力型改革，它面对的对象是死气沉沉的国家机器，仅仅调整它的存量分配是没用的，关键是要激发它的活力，制造财富和资源的增量。这个时候，就要打造一个多目标系统，至少朝廷财源比较丰沛，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市场繁荣而稳定，军队能够有战斗力，政府比较高效而廉洁。这个系统要想同时达到这么多目标，要比单目标系统困难得多。

王安石变法是效率型改革还是活力型改革？它是活力型改革，是改革当中最难的那一种。

为什么说它是活力型改革？刚开始要改革的时候，王安石和司马光在朝廷上争论。司马光问他怎么改革，王安石说，他有一个方法叫“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就是不用给老百姓增加赋税，不用改变这个社会的财富的存量结构，凭空就可以增加财富。

司马光觉得这是胡扯，天下的财富就那么多，凭空增加财富不是说书嘛！其实站在现代经济学的角度，这是能做到的，但是司马光不懂，王安石就是要激发整个国力，所以他搞的是一个多目标系统，有点像几十年前我们搞国企改革。国企盘子挺大，资产挺多，什么土地、机器、员工都挺多，但是资本的回报率很低。当时的“国资委”的主任宋神宗就很着急，怎么办？只好换厂长，换成职业经理人，一个CEO，就是王安石。王安石有办法，那就试试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企业的活力激发出来，同时和外面市场上的那些竞争者，例如北边的辽国、西边的西夏，搞一场能赢的竞争。

所以王安石变法的基础就在于此，搞明白了这个基础，搞明白了单目标系统和多目标系统的区别，搞明白了效率型改革和活力型改革的区别，我们就知道王安石变法败在哪儿了—他搞的是一场活力型改革，但用的却是效率型改革的办法。

第一步：获得顶端权力的支持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推演一下这个逻辑，为什么有那么良好的初衷、那么良好的起始条件，最后却变成了那么惨烈的一次失败？我们先来看王安石的逻辑的第一步，就是在皇权时代搞改革，首先要获得顶端权力的支持。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宋神宗给他的支持已经到了六亲不认的程度。宋神宗经常跟人讲，他跟王安石就是一个人。什么意思？就是遍告天下，不要在他们俩间下蛆，挑拨离间，王安石说的话就代表我宋神宗的意思。说白了，王安石就是皇上，宋神宗现在就让王安石这么做。这个支持力度实在是太大了。

王安石也经常跟皇上说，那些小人会常常找机会来挑拨咱俩的关系，你可要小心。确实，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事件，比如说袁崇焕，他原来跟崇祯皇帝也说过，只要你信任我，我替你去打仗，我肯定打得赢，但是你在朝中可不能听小人挑拨。崇祯皇帝说你放心，你到前方打仗，我还能不支持你吗？就给了袁崇焕一把尚方宝剑。可最后，还不是被挑拨了吗？袁崇焕最后直接被剐了。这种挑拨在皇权时代是特别容易发生的。

我们再来看王安石变法，如果王安石搞的是一次活力型的改革，按理说他应该自下而上地激发活力，搞一个多目标系统，劝每一个老百姓好好种田，每一个商家认真赚钱，每一级政府官员都对做大GDP感兴趣，对吧？

但是王安石既然获得了权力、地位以及皇帝无条件的支持，就必然要走到这条路的反面，就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改革的实质就发生了变化，就不再是活力型改革，而变成了效率型改革。

当然，刚开始的时候看不出区别，但是逻辑的原点错了，往下一推导，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第二步：反对者统统一边去

我们再来看这个逻辑的第二步，王安石获得了宋神宗的支持之后，他的本能反应是要巩固这种支持。所以，所有的效率型改革往往都有非常残忍的一面。

比如说商鞅变法，秦孝公的太子不支持，怎么办？太子犯了法，商鞅把太子老师的鼻子给割了，这就是做给太子看，让他知道，哪怕贵为太子，也必须遵从我的改革思路，因为我要的是效率。

吴起在楚国搞改革也是一样，楚王的妃子嘻嘻哈哈不遵从号令，被吴起杀掉。可见，哪怕是受宠的妃子，也必须杀鸡给其他猴看。

王安石变法也呈现出这样的特征。要知道，当一个效率型改革家在追逐效率的时候，你可以摆出民主的姿态，聆听多方意见，但如果真听了，就是在耽误效率。谁听说过军队在打仗的时候，要搞民主、搞一团和气？都得有残忍的一面，才能保证打仗的效率，因为战争是单目标系统。

如果王安石觉得这个新法已经非常好了，论证得非常完善了，现在要把它的推行效率给提上去的话，那就要灭掉一切反对派，这是中国自古以来所有改革家的必然思路，王安石也一样。当然，在宋代不可能像商鞅变法搞得那么血腥，但是基本的状态是一样的。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宋代有一个著名的文人，叫欧阳修。欧阳修这个人不仅是朝中的元老，而且是文坛的宗主，在文学界是一个大神级的人物。

欧阳修与王安石可不是一般的交情，当年王安石还没有考中进士的时候，欧阳修就非常欣赏他的文章，到处为他推荐。这两个人还是老乡，这就是同乡的前辈提携后辈，况且王安石的文采确实很好。

可是王安石上台之后，欧阳修说，你搞这个青苗法，我有一点意见要表达一下。王安石马上就对他下手，指使手下的人弹劾欧阳修，欧阳修也没办法。宋朝的老臣想要“乞骸骨”“致仕”回老家，一般要到70岁才行，可是欧阳修60岁就灰溜溜地回了老家。

你知道王安石背后怎么说欧阳修吗？王安石说，欧阳修这个人“修善从流俗”，就是说这个人没有什么骨气，老跟那些俗人搞来搞去。他还说三朝老臣韩琦是“社稷臣”，这样的人有什么用？“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用这样的人还不如不用。这就是一个后生小辈受长辈提携之后讲出来的话。

王安石在朝中原来也有很多朋友，比如说“嘉祐四友”。什么叫“嘉祐四友”呢？王安石和其他三个人都是在宋仁宗嘉祐年间考上的进士，同榜的进士往往关系比较好，跟我们今天的同学差不多。都有哪四个人？司马光、韩维、吕公著，再加上王安石。这四个人原本关系挺好，可是王安石开始变法之后，马上就跟其他三人绝交了。

韩维刚对他的变法提了点意见，就被王安石赶到一边去了。王安石曾经跑到宋神宗面前说，吕公著这个家伙有才，将来一定是个宰相。可是后来吕公著对变法刚提出一点意见，王安石就罢了他的官，而且把他说成“四凶”之流。“四凶”就是尧舜禹时代，尧杀的四个大坏蛋。王安石自己的亲弟弟王安国也反对变法，王安石对他也是翻脸不认人。

这是不是王安石个人性格问题呢？确实，王安石的外号不是叫“拗相公”嘛，他就是这么一个执拗的人。他的情商低到什么程度？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他在当宰相之前，曾经有一阵子在朝中主管刑狱，就是判各种官司。当时开封发生了一个案件，甲、乙两个人是发小，一直关系很好，甲养鹌鹑养得不错，乙想要一只，甲不肯给，俩人就闹起来了。乙抢了一只鹌鹑就跑，甲就拿起刀在后面追，追上之后也不知道是急了还是言语冲撞，就把乙给杀了。开封府认为甲虽然是乙的朋友，但他杀了人，就得判死刑。这个案卷提交到王安石那儿，王安石说，这怎么能判死刑呢？乙公然抢夺，按照大宋的刑律，他就是盗匪。甲拿着刀追他，这就叫捕盗啊，捕盗杀人不算死罪，所以甲不该死。搞得开封府那些官员哭笑不得。死抠法律的话，王安石说的确实正确，但这个案子还得考虑当时的情况啊，如果这种情况下杀人都不判死罪，那大宋刑律还有什么尊严可言？

王安石就是这么一个特别执拗，而且没有人劝得了的家伙。但是，王安石变法之所以会失败，不能说跟他的性格有关，为什么？因为搞效率型改革，如果没有这种性格，根本就改不下去。

你看历朝历代那些成功的改革家，包括商鞅、吴起，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性格？所以改革成败与否跟性格、情商什么的都没有关系。这就是逻辑的第二步，一定要把那些反对改革的人全部打掉。

第三步：唯有小人最好用

紧接着第三步就开始了，反对改革的人都打掉了，请问用谁来执行改革计划？当然用那些不反对的人了。不反对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往往都是小人。比如说当时宋朝西北部有一个小官，叫邓绾。有一次邓绾到朝廷跟宋神宗汇报工作，宋神宗闲来无事，就问他认不认识王安石？他说不知道这个人。宋神宗说王安石不得了，是“当今之古人”。要知道，在宋代那个文化氛围里，如果说一个人是古人，那个地位可不得了，相当于孔老夫子那个级别的评价。邓绾马上就明白了宋神宗非常欣赏王安石，所以就跑到王安石府上对新法各种称颂，其实他懂不懂新法都不可知。

出来之后就有人说他，你这不就是拍马屁吗？邓绾讲了一句特别有名的话：“笑骂由他，好官我自为之。”这在历朝历代官场上都成为一个心法，就是我拍领导马屁，你们随便笑我，我就是要当好这个官。

邓绾这样的人马上就得到了重用。看到这儿你可能会说，王安石智力太差了，怎么能够用小人呢？你还真别把这个问题看得这么浅。一方面，没有正人君子可用，能用的只有他们；另一方面，这帮人好用。

比如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板，他更愿意用对金钱激励非常敏感的职业经理人，因为，老板用金钱激励、期权激励，马上就可以让员工好好干活儿，这个组织的效率马上就会得到提升，确定性就会增加。

切换到王安石也是一样的，他愿意跟司马光共事吗？司马光会动不动就坐下来对他说，这东西我不同意。那怎么行呢？当然得用那些小人，他们对金钱激励非常敏感，效率就会提高。

再有一点是什么？很多人以为拍马屁领导就喜欢，其实，领导心中对拍马屁的人的道德评价不会有多高，但是拍马屁这个动作给领导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我这个人像算盘珠子一样，你不拨我就动。对于王安石这样追求效率的人来说，他不用这些人用谁？

所以，支持王安石搞新法的那一派，就是所谓的“新党”，里面充斥着小人，吕惠卿、章惇、蔡京、蔡卞、曾布这些人，后来基本上都被写到了宋史的《奸臣传》里面，这是逻辑的第三步。

第四步：制度成本知多少

第四步顺理成章地就出现了，王安石任用这帮人去推行新法，新法能推行好吗？青苗法的初衷很好，让老百姓不用去借高利贷，政府以很低的利息借给他们。

当时王安石定的利息是年利二分，就是你借一块钱，到年底的时候还一块二，在今天看来这个利率很高，但在那个时代，这已经是很低的利率了。

对这些奸臣来说，只有一个目标：对王相公负责。既然王相公说要借钱给老百姓，然后收利息，那我们就要多收利息。春天借给老百姓一次，秋天再借给他们一次，不管他们要不要借，都要强行摊派给他们。这就变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赋税，当然民不聊生了。

奸臣发挥的作用可不仅如此，虽然狠心欺负老百姓的奸臣没有那么多，但由奸臣或者说操守不是那么好、廉洁度不是那么高的人构成的系统，它会带来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叫制度成本。

我们可以推想一下王安石变法时民间的情况，假设高利贷普遍的标准是年利四分，现在官府推出一种贷款年利才二分，这当中有两分的差额，请问会发生什么情况？这笔贷款的额度当然就会成为各种各样“寻租空间”的额度。

就像今天我们的政府会给创新企业、文化企业一些补贴，市面上就出现了一种公司，帮这些企业去申请这种补贴，等补贴申请下来，再跟这些企业来分。宋代也一样，既然有这个利差，就一定会有人利用这个利差，往自己腰包里搁钱。

为什么说火车票应该提价？因为火车票没有达到它的市场价格，是国家使用补贴把价格压了下来，表面上对老百姓有好处，实际上这个系统会把价格再弹回去—内部人偷票或把票给票贩子，等等。老百姓买票的时候，如果不到票贩子手里去买，就得彻夜排很长的队，用支付自己时间成本的方式，把这个成本给支付掉。

所以制度运行的过程是有成本的，制度设计得再好，如果把制度成本算进去的话，其实跟市场自然形成的价格没有什么区别。

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市易法”，那是一个多么高明的设计，当一个商品的价格低了，国家赶紧收储；价格高了，赶紧抛出平抑价格。可问题是，当真正的市场经济出现的时候，你怎么知道现在是高价还是低价呢？既然让官员去判断，如果他的廉洁度不够，最后他会买什么？一定是紧俏货、高价货，因为有人给他塞钱，反正是国家出钱，所以“市易法”迟早会搞得国家入不敷出。

但是王相公也说了，市易法应该有收益，不是低吸高抛嘛，所以找那些官员要钱。那些官员会怎么办？只好拼命去压榨那些商户。所以市易法被废除的时候，社会是什么情况？最后有4万家商户欠政府钱，市易法的执行机构雇了1000多人在全国讨债，那当然就是民不聊生的结果了。

所以你看，制度成本这个变量一旦代入系统之后，你会发现，新法想要给老百姓制造的好处其实并没有出现。

第五步：坏人发起反攻

紧接着，第五个逻辑出现了。新法可能会失败，但是皇帝任用的这批坏人已经站在朝堂上了，他们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而且他们要反过来攻击新法的发起者—王安石。

王安石后来失去了宋神宗的信任，被贬到了南方。临走的时候宋神宗还在征求他的意见，问他觉得谁当下一任宰相合适？王安石就推荐了他最信任的那个人，吕惠卿。吕惠卿当了宰相之后，最害怕的事就是王安石回来，因为王安石是他老师，对他恩重如山，王安石一回来他就得靠边站。所以这个时候，他唯一的政治目的，就是把王安石搞掉。

于是，他跟邓绾两个人一合计，就诬陷王安石参与了一个亲王的叛乱。幸好王安石还是有一定政治经验的，日夜兼程赶到开封，跟宋神宗把这件事情摊开说清楚了。

宋神宗说，既然这事说清楚了，要不你回来当宰相吧。又把王安石任命为宰相，这是王安石二度当宰相，吕惠卿只能靠边站了。按史籍上的记载，从此只要能害王安石的事，没有吕惠卿不参与的。

这个时候，改革者的悲剧就出现了。王安石跟宋神宗虽然表面上好得跟一个人似的，但毕竟不是一个人。王安石原来跟吕惠卿关系好的时候，经常跟他商量变法的细节，他跟吕惠卿说，有人批判新法，这事你不要跟皇上讲。他俩大量的书信来往都涉及这个话题。

吕惠卿这个时候就把这些书信整理了一下，一起端到了宋神宗的面前，这就是你信任的王安石，你还信他吗？宋神宗一看就傻眼了，彻底失去了对王安石的信任，导致了王安石的第二次罢相。这是王安石变法彻底失败的标志。

第六步：贻害无穷的党争

事情到此算结束了吧，实际没那么简单。如果仅仅到此为止，王安石怎么会在南宋历史上留下那么大的骂名？仅仅由于变法失败，怎么也达不到这个程度。

所以说在第五步逻辑之后，还有第六步的逻辑，这才是影响更深远的逻辑。

所有的效率型改革必然会有余波，为什么？因为它是在强大的后台老板支持下搞的改革，后台老板一死或者撤除支持，原来被强权压制的那些力量就会反扑。

为什么历史上的改革家下场往往都不好？就是这个逻辑的产物，比如商鞅、吴起，最后都死于非命。王安石变法，这个逻辑同样在起作用。虽然王安石已经死了，但是他的那些徒子徒孙们，就成为了打击目标。

宋神宗一死，表面上继位的是他的儿子宋哲宗，但是真正掌权的，是他的老妈高太后。高太后一直觉得宋哲宗这个孙子在胡闹，忍不住自己上了台，把新党全部撵下台，把旧党请了回来，那谁来执政呢？就是司马光。

这一段历史叫什么名字？叫“元祐更化”。元祐是年号，其中暗藏了一个意思，就是多亏了高太后这个明白事理的老太太出来保佑我们，所以叫“元祐”。什么叫“更化”？就是把原来干的那些事全部变更掉。

但是，老太太年纪大了，自然做不了几年主，老太太一死，宋哲宗就会亲政。宋哲宗说，对，你是宋神宗的母后，以母改子没有问题，是符合孝道的。我是宋神宗的儿子，我要以子继父，这也符合孝道啊。所以就把旧党赶下台，把新党再召回朝廷。

这段历史叫什么？叫“绍圣绍述”。这名字听起来很别扭，绍圣是宋哲宗的年号，“绍”和“述”都是继承的意思，“圣”指的就是宋神宗。“绍圣绍述”就是说，宋哲宗要继承宋神宗神圣的使命，把他未完成的事业干下去。于是，新党又上台了。

可是宋哲宗执政没几年也死了，又上来一个太后，就是宋神宗的老婆向太后，她虽然是宋神宗的老婆，但是她特别讨厌新党。于是，新党再次被赶下去，旧党又被召回朝廷。这一段有两个年号，一个叫元符，一个叫建中靖国，这俩年号都是有意思的。

什么叫“建中靖国”？就是说，我们新旧两派不要再争斗下去了，搞一个中庸的东西，这叫“建中”；“靖国”，就是平静的意思，就是不要再闹了。但实际上向太后还是倾向于旧党的，所以又扶植了大量的旧党上来。

向太后没有几年就下台了，然后是谁亲政？就是宋神宗的第二个儿子，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道君皇帝宋徽宗。他又开始搞宋神宗那一套，旧党再下去，新党再上来。

如此一来，整个北宋的政治成了什么？就像翻烧饼，这面烤煳了翻另一面接着烤，不断地折腾。新党上台的时候，是不是还要搞改革，推行王安石的那些政策？

没那回事，这个时候新党和旧党已经沦为两个政治符号，没有什么实际的改革措施了，就是互相指着鼻子骂，你是小人、我是君子云云，朝廷政治就变成了一个党争型的政治。

在宋徽宗年间，党争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我们来看一下宋徽宗的年号，崇宁，什么意思？就是要崇拜熙宁年间宋神宗做的那些事。宋徽宗搞了一件事情，刻了一副“元祐党人碑”。当年高太后搞的那一套不是叫“元祐更化”吗？宋徽宗认为，上台的旧党都是奸臣，所以亲自用他的瘦金体在碑文上刻下了这些人的名字，司马光、文彦博都在上面。刻下来干什么呢？立在开封，告诉大家，这些人的子孙永远不许参加科考，朝廷永不录用。

后来宋徽宗把这个碑建得全国都是，当然，其他碑上面不是宋徽宗的字，而是大奸臣蔡京的字，元祐党人碑就作为蔡京的一个重要的书法作品被保留了下来，这也是一个历史的遗迹。

元祐党人碑上刚开始只刻了100多个人的名字，最后名单扩大化，变成了300多人。而且这张名单上已经不分什么新党、旧党了，所有的政敌一概打击。这个党争甚至在北宋灭亡之后，一直到南宋，还在折腾。

讲到这儿，大家可能才会理解，为什么王安石是国家由统一到分裂的罪人。都是因为他搞变法，才导致整个大宋天下变成了一个党争的天下。

这段故事真是让人感慨。你可能会问，罗胖，难道你想否定王安石吗？我没有那个意思，你以为这里面有谁是正确的吗？谁都不正确，一个正确上台，另外一个正确就在台下等着，要把前者推翻。所以到底是王安石对，苏东坡对，还是司马光对，已经变成了一锅稀粥，谁都不对。

为什么效率型变法一定会出问题？因为效率型变法讲究的就是单目标效率系统，一定是要靠权力把效率给推进下去。可是效率型改革有一个天然的前提，就是要先造蓝图再施工，蓝图不对，房子肯定会盖走样。

所以，这个蓝图一旦画出来，它就一定得正确。害死人的就是这“正确”二字，因为“正确”这个家伙一旦登台，它只有两句台词，第一句，我正确；第二句，所有反对我的都不正确。所以“正确”一生的使命就是要把那些跟它不一样的东西强行赶下去。这就是效率型改革往往会贻害无穷的原因。

改革开放：活力型改革的好教材

你可能又会问，如果罗胖你是王安石，应该怎么改革呢？这事别问我，我也“穿越”不回去。但是我知道，如果想搞一个活力型的改革，真的有一本好教材，那就是中国人现在还在经历的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有著名的“三论”，叫猫论、摸论、不争论。“猫论”就是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老鼠的就是好猫；“摸论”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就是不要争什么意识形态、是是非非。

其实这个逻辑可以倒过来理解，第一步是不争是非，咱们别说改革蓝图已经描摹好了，它是什么样我们不知道，不争是非。

第二步就是“摸论”，就是大家分别去摸，有人能摸到帮助过河的那块石头就好。那么，那个人就是逮着老鼠的好猫，判他是正确的，让改革再往前走一步。

这恰恰是中国改革开放特别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先不争是非，让它去试，试好了我再事后追认，让整个改革往前走一步，这才是活力型改革最好的一个样板。

老子的思想当中有一个特别奇葩的理念，叫“不尚贤”，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要尊重贤人。这不是很脑残、很反动的话吗？为什么老子会说这样的话呢？刘军宁先生在《天堂茶话》当中解释得很清楚，什么叫尚贤？把一种人定为贤，就是定了一个标准，这个标准的对错你是不知道的，等于先论了是非，就会出现我们前面讲的王安石变法演化的逻辑。所以不尚贤恰恰是保护贤者，所谓的尚贤恰恰是伤贤。

我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呢？我想说的是商业。现在很多企业觉得互联网+、互联网浪潮扑过来了，我们一定要参与到这个浪潮当中，要激发企业的活力。可是现在有多少企业用的是活力型改革的方法呢？他们大多用的都是效率型改革的方法，在总裁办里面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叫“推进互联网战略委员会”，天天开战略会议，老总极端重视，一定要用企业最多的资源，不遗余力地把这场改革给推进下去。可是结果呢？往往会距离那个效率的目标越走越远。为什么？就是因为前面讲的那个道理。

所以，企业家们如果真觉得自己要面对互联网转型了，真的要参与到这个活力驱动的全新市场环境当中，那么，你面前真的就有一面镜子可以参照。它的正面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改革开放，而它的反面就是王安石变法。

第四章　成长的坐标

中国古代有一句话：“纵使一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日拱一卒，不期速成。”这句老祖宗留下来的话，很有保守主义的智慧。我们每天拱一步卒，也比一年来一次将军要强得多，这就是中国古人的智慧。

01　中国经济到底是向好还是向坏

6.9%的背后

很多朋友都关心一个话题，那就是：中国经济从短期和中期的趋势来看，到底是向好还是向坏？

这个话题相对有点大，为什么要聊这个呢？因为最近我在很多朋友圈子里，包括企业家、创业家，甚至投资人的圈子里，都普遍感受到弥漫着一种悲观情绪。这些人都是聪明人，这种悲观情绪当然是有事实支撑的。比如，国际上很多原材料的价格在飞速下跌，现在石油的价格一直在走低；中国的区域经济——东三省这样的老重工业基地传来的消息，通常有些揪心；还有产业经济，中国是一个以制造业立国的国家，但是很多制造业的发展状况都在一路下滑。

虽然中国经济也有一些亮点，例如互联网行业，好像仍有很多公司在蓬勃发展；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从宏观角度去看，经济到底是向好还是向坏呢？

如果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说法，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了6.9%。这个数字是有讲究的，网上就有人评论说，这个数字其实弹射出两层意思。

一方面，国家想要保住7%这个点，但是没保住，说明经济增长不如预期；另外一方面，又要告诉老百姓，距离7%其实只有很小的差距，让人们继续怀抱希望。所以，从6.9%这个数字中既可以得出悲观的判断，也可以得出乐观的结论。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中国经济这个大母体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判断呢？

在此，我想特别提出一个人，他就是张五常先生。张老爷子对中国经济的判断，30年来几乎都是准确的。比如在1982年，还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念书的他就说，中国一定会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

从1983年开始，张五常就一直唱好中国经济。2008年他还讲了一番话，得罪了好多人。他说，中国现在搞出来的这套制度，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制度——他指的就是经济制度。此言一出，众人哗然，说这不就是拍马屁吗？但是他一直坚持这个观点，后来还专门写了一本书来系统地论述这个观点。所以，他算是一个长期对中国经济做乐观判断的人。

但是就在过去几年，张五常再提到中国经济的时候，往往都是一派悲观的预测，他总是觉得这个庞大的经济体要出问题。这样的人的意见特别值得我们重视，因为过去30多年他都说对了，这一回他会不会又说对了呢？

我们这一代人命很好，如此大的经济体，经济快速地发展，而且持续了这么长时间。但我们都知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就算现在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平台期，或者转折冲下，那也很对得住我们这一代人了。看看我们的邻居日本，在20世纪同样经过了30年的快速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一个大马趴栽下去，到现在也没缓过来，已然一个缠绵于病榻的病人。

中国经济在这个点上，会不会像有人讲的那样，沦入“中等收入陷阱”[1]呢？会不会从此就画出一个拐点的曲线呢？不知道。

我先做一个声明，接下来的内容并不意味着确定性的判断，因为所有敢对未来事件做确定性判断的，都是算命先生。连搞地震预测的科学家都说，地震其实是没法预测的，因为它太复杂了。而人类经济现象是一个不输于地震的复杂现象，怎么能够得出确定性的结果呢？所以我下面写的所有内容都是猜，都是赌。

我长期看好中国经济的三个理由

赌中国经济一定不行的经济学家我见过很多，从我认识他们、看他们的文章的时候起，他们就一直说中国经济不行了。我们常笑话这种人，因为一只不走的表，一天也总会有两次时间是对的，经济也一样，总有不行的时候，所以他们偶尔也能蒙对。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中国经济的“死多头”。什么叫“死多头”？就是不管发生什么，我都认为它会变好。我讲过一句话：“中国经济未来30年的发展会好到大家不相信的程度。”就是说，倒转回30年前，你能想象今天中国人民能过上这种日子吗？同样，30年后，我们获得的繁荣和强盛也是我们今天不敢想象的。

熟悉罗辑思维的人都知道，我此前提出过三个理由，来支撑我为什么长期看好中国经济。

第一个理由，全世界的大国崛起分成两种模式，一种叫创新主导的崛起，一种叫规模主导的崛起。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一些人口规模比较小的国家，它的创新力很强，搞出了技术、制度各个层面的创新，所以应该崛起。但是别忘了，旁边会有一些“大胖子”国家，它人口规模比较大，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不见得要创新。这个大胖子就蹲在旁边看瘦子在搞什么，一旦学会了，这种创新他拿来就用，凭借人口规模，照样可以崛起。

在人类历史上后一种崛起模式其实是非常多的，美国、苏联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我们中国过去30多年，也是蹲在西方旁边看。我们中国人聪明，所以很快就学会了。

就像我的很多创新，大家以为是我独创，其实并不是，都是我从书里看来的。但是我勤奋，我口头表达能力比较强，于是我形成了一种规模主导的崛起。我每个星期都做节目，而发明这种创新思想的人却未必每个星期都搞得出来，这就是一个胖子的优势。

有人可能会说，中国经济没有出息，过去30多年发展的那个经济模式傻、大、黑、粗，没有创新，跟日本、美国比多丢人啊！

这种想法太幼稚！经济发展方面的创新，当然是拿来就用，在中国这种后现代性国家，这个阶段搞什么创新？别人创完了，跟他们学就好了。

还有人可能会说，这不是正中美国人下怀吗？美国人经常说我们中国人侵犯他们的知识产权。

你别搞错了，人类的大量创新都是没有知识产权的。举个例子，麦当劳在北京开了第一家店，它做它的生意，它的品牌我们也不去侵犯；但是中国所有搞餐饮的人，尤其是搞连锁餐饮的人，一看还有这么一种玩法，店面是这么装修的，经营策略是这样子的，自然他就学去了。这么多年来，那些世界500强在中国开分部，训练了大量的职场人士，我们一看，原来办公室是这样管理的，市场营销是这样做规划的。大量东西没有知识产权，我们就都学来了，这就是规模主导的崛起。

我的第二个理由是，规模本身就是优势。很多人说，中国经济现在不行了，因为基数太大，所以这个发展速度势必要降下去。这固然也是一个观察的角度，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基数太大反而是个优势，有的时候胖子能玩的游戏，小个子是玩不了的。比如瑞士，即使它造的表能卖给全世界每一个人，它的经济不也就是那个规模嘛！

中国经济到了这么大体量的时候，就能玩出很多花样来，而西方经济就没法玩。比如说中国的电商、服务业，正是因为中国人收入差距大，所以才可以如火如荼地干起来。你到美国住几个月就知道了，它的服务业是远不如中国的。因为它在特定地区的人口总量、它的聚居人口规模不可能有中国这么大。

雕爷跟我讲过一个比方，他说经营企业有三种玩法：第一种玩法叫从0到1，就是创意型的企业，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生意我突然干出来了。第二种玩法是从1到10。中国共产党当年打解放战争的时候，打的就是从1到10的战役。就是我现在不如你，所以我派任何一支部队出去，比如有100个人，一定要拎回来对方120个脑袋，每场仗都不能输。

第三种玩法就是，从10到100的战争，就是你自己的体量极大，所以你的玩法就变得非常多。举例来说，如果让指挥解放战争的那些将领到太平洋战场上去指挥中途岛战役就不行了，因为大胖子与小瘦子打仗时，算账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美国当年和日本打的时候，它就是个大胖子，日本损失一艘航母，美国也损失一艘，美国就赚了，因为它胖嘛。

商业竞争也是这样。有一些大公司就是因为它“胖”，所以玩法就可以不一样。比如说微软，这家公司已经多年不创新了，跟谷歌、Facebook比都好low的。但是微软的盈利状况非常好，所以它就是可以不下牌桌。只要有现金流支持，动不动就可以打一仗。输了，就再来一局，只要不下牌桌，它永远还有机会。

就像2015年微软推出的Surface，这个产品其实是失败的，但是一局一局玩下去，新一代产品的评价就还不错。这是胖子的玩法，在一定规模产生之后，它的玩法变得越来越多，中国经济的创新空间是那些小规模的经济体没法比的。

第三个理由就是，中国经济这30年来走对路了。比如说我们的邻国印度，经常看我们中国心里不服，觉得他们在软件业、互联网界也很牛。但是根据徐滇庆先生的研究，印度走错路了，虽然它的某些特定产业非常好，在全球市场上远超过中国，但是又怎样？它的产业发展路径没有卷入大量的人口。比如有“印度硅谷”之称的班加罗尔，它的核心区跟美国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一墙之外可能就是贫民窟，大量人口没有卷入到全球的分工当中。

有经济学知识的人都知道，什么叫经济繁荣？就是一个国家每一个人在理论上都可以卷入全球的精细分工，这样它的财富状况就会增长。从过去30多年来看，中国恰恰走对路了，虽然我们干的是最脏、最苦、最累的活儿，但是又怎样？每一个中国人，哪怕是穷乡僻壤的农民工，也有机会通过这个国家崛起的过程，对接到全球分工中。所以中国的成长才是一个普遍的成长，一个总体人口规模上的成长。

中国经济发展有独特的历史机缘

现在我再提出一个角度，来重新解释一下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繁荣的原因。美国经济学家科斯讲过一句话：谁能够破解中国经济的繁荣之谜，谁就应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罗胖我当然没有这个野心，但是作为一个40多岁、生活在中国内地的人，我的生命完整地见证了这个国家成长的过程。

我看到了什么？作为一个身在此山中的人，我清晰地看到了三条线索。第一条是产权逐步落实，第二条是市场逐步自由，第三条是国家逐步开放。除此之外，我没有看到这个国家搞出什么独门秘方来推动经济发展。大家不要小看我刚才讲的这三个“逐步”，实际上它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独特的历史机缘。

秘鲁经济学家德·索托有一个观点：一个穷国不是没有财富，而是这些财富就像高山上的湖泊，都聚在上面，缺乏一根管子把它导下来，变成可以发电、可以灌溉的能量。这个管子是什么呢？就是产权。

我借用他这个比方是想说明，中国经济其实就是一个被压得紧紧的弹簧。我们这30多年可不是简简单单从穷到富的过程、GDP从小到大的过程，还伴随着什么？整个社会处在一个高压状态，整个产权状态从集中到分散，整个市场从不自由到自由，整个国家从封闭到开放，这不就像是一根弹簧吗？所以，这30多年就是这根弹簧逐渐释放出来的过程。

这个解释也许听起来平平无奇，但是请注意，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中国经济未来到底向好还是向坏。那么结论就出来了，如果这根被压死的弹簧在过去30多年里，所聚集起来的能量已经被释放干净了，再往后发展就乏力了，因为没有动力源泉了。如果这根弹簧的能量还没有释放干净，你凭什么说中国经济就不行了呢？这30多年来的惯性是停不下来的。这是我个人观察中国经济总体趋势的一个心法。也就是说，过去导致我们成功的那些因素现在有没有消失？如果没有消失，我就对它保持乐观。

产权与“18亿亩耕地红线”

让我们回到最基本的产权问题。产权问题落实了吗？表面上包产到户，农民已经可以各种各的了，但是土地仍然没有作为一种产权落实到每一个农民手上。农民还不能够自由地买卖土地。它至少带来两个结果：第一，城里面的资本和技术不能够顺畅地下乡，所以中国农业产业化的步伐严重滞后；第二，农民缺失了最重要的经济手段，他们不能买卖土地获得资本，或者抵押土地获得资金，这样就严重地打压了那些进城农民工在城市里的竞争力。

像我了解的一些农民朋友，虽然他们心里清楚自己再也回不到农耕生活了，已经在城里扎下根来了，但是还得派一些老弱病残的家庭成员回到乡下继续耕种土地，虽然经济产出一塌糊涂，可是一旦土地撂荒，没准儿承包的土地就要被村里收回去。农民们聪明着呢，知道这个政策迟早要放开，虽然眼下不划算，但是万一将来这个土地是我的，它也是一大笔钱，所以还得用一只手摁在那里。

这就陷入了一个僵持的状态。所以，中国经济这个高压的弹簧，实际上有一部分是没有放开的。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其实可以解释很多现象，比如说这一节弹簧现在为什么被压住？压住它的理由未来会不会成立？如果不成立，这个弹簧会不会继续松开，从此释放出更大的经济活力？

土地可不得了，它有一个称呼，叫“财富之母”。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先生算过一笔账，如果把土地彻底流转起来，允许私人买卖，至少会为整个中国经济体注入40万亿的资本。这是一个巨大的释放和成长空间，现在到底卡在什么地方呢？这就要提到我们中国人都熟悉的一个词：“18亿亩耕地红线”。

这个词的形成是有历史机缘的，话说1990年的时候，美国有一颗遥感卫星，在太空中探测了中国耕地的规模，美国人最后公布的数字是21亿亩。中国那个时候很多统计口径不是很精确，可美国人技术好，一下子就把这个数字端出来了。说实话，我们心里是很吃惊的，因为这个数字并不小，但是我们的人均耕地面积在全世界排名非常靠后。所以大家就在想，我们的粮食会不会不安全呢？

到了1995年，美国有一个环保主义者布朗，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很耸人听闻，叫“谁来养活中国？”。文章里说，中国土地这么少，水资源这么匮乏，万一崩溃了，中国人就要抢全世界人民的粮食吃，所以中国人的粮食安全危机就是全球的粮食安全危机。

我那个时候还在北京读研究生，看到这篇文章之后，发现中国的主流媒体都在愤怒地驳斥布朗，认为他在胡说，我们中国人能养活自己。但是这个观点还是戳到了中国一批知识分子和官员的心里，引起了他们的反思：“是啊，我们能不能养活自己呢？”

于是，1996年国家认真探测了一下土地面积。测完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只剩下19亿亩的土地了，已经不是美国人说的21亿亩了！

这说明什么？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大量的工业开发，我们的很多耕地已经变成了房地产等，这样下去还得了？现在是19亿亩，那么，18亿亩耕地就是条红线，再也不能损失耕地了，我们一定要为子孙后代留足能让他们吃饱饭的良田。

当然，18亿亩红线这个词是2006年第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才提出来的，因为当时人们觉得形势特别严峻，城市里的房地产开发如火如荼，所以严防死守这条红线成为上上下下的共识，国土资源部门主要干的就是这件事。

今天，我们站在2016年，看看又过去了10年，这件事情还有没有必要性。现在我们就把“18亿亩土地红线”当作一只麻雀来解剖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中国经济制度中会出现这样的局部，像弹簧一样紧紧地压在那儿，而没有释放出经济上的动能。

首先，18亿亩这个数字是怎么得出来的呢？国家探测了出全国的耕地面积是19亿亩，就在下面画了一道线，得出18亿亩这个数字。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算法，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时候，中国政府普遍预测将来中国大陆人口的峰值会达到15亿到16亿。如果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一个人平均一年消耗500公斤粮食的话，这就是8000亿公斤的需求。而那个时候中国粮食产出量一直稳定在5000亿公斤左右。换句话说，一旦人口达到那个数字，我们的粮食缺口是2000多亿公斤。就算将来我们的亩产还有增加，那也一定要保持18亿亩耕地的底线，才能够养活16亿人。

但是，现在我们站在2016年再回头去看，会发现好多账都算错了。

首先，对人口的预测出错了。根据现在的预测，中国大陆人口的峰值可能不会超过14亿，我看到最悲观的一个判断是，50年之后，中国内地的人口将会跌到10亿以下。既然我们这片土地没有必要养活16亿人，为什么还要留这么多耕地呢？现在国家放开二胎政策，就是觉得中国人口不能维持一个极低的增长率，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口。这个观念正在转化。

其次，我们把耕地总数量判断错了。当时觉得只剩19亿亩了，可是看看2015年公布的数据，我们现在拥有多少耕地？20亿亩以上。怎么凭空多出来这么多耕地？很简单，2006年中国取消了农业税，于是土地瞒报这种事情就没有了。过去我们认为18亿亩是通过层层口径统计上来的，数据比较准确。可是，那时每一亩土地都是要交税的，于是上下级之间互相打个埋伏，就少报了。所以这笔账从根儿上就算错了。

再次，是哪笔账算错了呢？粮食增产到底靠什么？是靠土地面积吗？稍微有一点知识的人，一看美国农业就全明白了，真正靠的是技术，是资本对技术、土地、劳力的整合。美国的耕地当然比中国多很多，现在可开发的耕地是28亿亩。他们有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所以有大量可耕地，现在很多土地都撂荒了。

但是美国出产了多少粮食呢？全世界10%的小麦、40%的玉米，都出产于美国，你能想象吗？美国还生产大米呢，美国的大米产量只占全球的1%。但是，请注意另外一个数字，美国大米的出口量占全球大米出口量的10%，养活了很多外国人。

我们再来看美国的人口结构，美国只有1%的农业人口。简单地说，1个美国农业人口要养活98个美国人，还要养活34个外国人。同样是这一小片土地，虽然美国土地的总规模很大，它的出产效率也是极高的。美国农业那真叫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都是高技术的运作，所以农田的产量大幅度地提升。结论就是，单单保护耕地面积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要让资本、技术进入农田，才能够产出更多的粮食。你看，这笔账是不是也算错了？

最后，还有一笔账算错了，就是关于粮食危机的估计。前些年我看过媒体公布的一个关于中国粮食自足率的排行榜，排在末尾的是上海，只有10%。也许有人会觉得上海人民很可怜，可我的感觉正好相反，上海怎么能有10%的粮食自足率呢？这个数字不应该是0吗？上海的土地是多么值钱啊，就算是留下一部分耕地，也应该种植经济作物，比如水果、蔬菜，或者养殖鱼虾才对嘛。粮食缺口怎么解决呢？上海有的是钱，从产粮大省买就好了。从这个排行榜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规律：经济越发达的省份，它的粮食自足率就越低。

如果把这个规律放到国家层面，不也适用吗？像我们中国，要追逐经济的长足发展，难道不应该尽可能地进口粮食吗？对这个看法，很多人持反对意见，认为欧洲在追逐粮食自足，日本也在追逐这个结果，美国更是粮食出口大国，作为大国，粮食安全非常重要。

可是我们中国人口多、耕地少，粮食很可能酿成重大危机，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粮食安全的底座应该放在哪儿？难道是放在我们本来就已经很脆弱的国土上吗？当然应该放在全球的协作架构当中了。

产权逐步落实的总趋势不会变

在20世纪90年代做出那种判断还可以理解，那个时候我们国力很弱，还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带有一种弱者心态，怕那些强者围堵我们，不给我们进口粮食。但是2016年的中国是什么经济状况？从总量上说已是全球老二，在不远的未来，没准儿还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GDP老大。作为老大，再这么思考问题，那就不对了。

我们的粮食安全一定要建立在全球协作的基础上。现在不光是中国，全球好多发达国家都在一些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国家租种大量的土地，来确保自己的粮食安全。越是像中国这种人口庞大、有潜在粮食危机的国家，就越应该这么干。用一个不太好听的词形容，叫“驯化”——驯化你的协作伙伴的经济结构，把它捆绑在你的经济体系当中，让它去承担你的粮食安全问题。

有人可能会问：“美国人要是围堵我们，不卖粮食给我们，我们中国人不就饿死了吗？这些小兄弟万一都让美国人拉走了呢？”

你想过美国人拿什么拉走他们吗？一定是经济上的利益。我们现在已不是穷国，一个在GDP上已经立得住的大国，如果美国人给人家利益，我们就没钱给吗？

假设中国人有的是钱，美国人就是不卖粮食给我们，那么不仅其他小国做不到，连美国的农场主可能都做不到。你只要有钱买，那些生意人定会把粮食弄到中国来卖。所以，粮食安全一定要架构在全球的协作体系上。

假设中国会断绝和外界的一切经济联络，那别说粮食了，整个国家经济都崩溃了，就不只是粮食危机的问题了。

所以从20世纪90年代一直到今天，我们必须完成从弱国到强国这种心态上的切换。我打一个比方，比如说罗辑思维还是一个小公司的时候，我们想做什么事就自己做了，即使要到外面找人做，也是尽可能占人家的便宜，一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我们就占点儿便宜。可是一旦变成一个中型公司的时候，我们就不这么想问题了。

今天，面对市场上那些企业协作软件的服务，一类是免费的，一类是收费的，你说我们会用哪类？当然用收费的了，甚至用收费比较贵的服务。为什么？不是我不想省下这笔钱，是收费的公司它才能存活下来。既然它已经跟我们形成了协作伙伴的关系，我们就要多给它利益，让它能单独地成长，然后去帮我们做一些我们自己做不了或者不愿意做的事情，架设一个更稳固的分工协作体系。越大的公司就越会具有这样的心态——我要去滋养我的环境，而不是保护我家里的哪个体系是完整的。所以中国的经济成长一定是建立在全球化的协作体系下的，想关起门来搞任何安全举措，都是不可能的。

一旦你理解了这个逻辑就会知道，我们现在看待粮食问题的很多尺度实在是太狭窄了。比如说前两年北京有一家公司在海淀区占用了一片耕地，建了一座楼，根据现有的政策得“占补平衡”，就是你占了一片耕地，必须得补出一片面积相同的耕地。这片地补在哪儿了呢？补在延庆的山沟里。于是就有专家跳出来反对，说延庆那个地方天寒地冻的，一年作物只能熟一季，而海淀区能熟两季，所以吃了大亏。

他站在粮食产量这个尺度上看问题是对的，但是站在整个北京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这笔账就错了。海淀区是什么地方？寸土寸金的地儿，建一座楼产生的财富总量，是种粮食能补得回来的吗？你既然拥有了更多的钱，拿去买粮食不就完了嘛！

再比如说，前两年北京要在顺义发展汽车行业，很多粮食专家就提出，顺义是北京的粮仓，怎么能够建工厂呢？造汽车的工厂，在土地上产生的效益是种粮食能补得回来的吗？懂一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

可是我们在当下的中国，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怪现象，一个居民小区已经拔地而起，可是周边还是耕地，还是菜园子。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土地配额，政府不能把周边的耕地转化成商品房建设用地。周边的农民明知道自己这片地很值钱，但就是不能把它兑现为经济收入。你放心，过不了多少年，中国政府一定会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把这个强行的政策阻隔给撤掉，然后经济不就发展了嘛！

你可能会问，罗胖你怎么这么有信心？这些大政策你三句话两句话就能把它们撤了？不是我有本事，我一呼吁中央就改政策，是这件事情它是水到渠成的。一旦认知水平改变了，决策就一定会发生变化。就像18亿亩耕地红线，如果站在20世纪90年代的认知水平上，我们做出这样的决策就是对的。可是到了今天，认知已经出现了变化，所以政府的政策也会出现相应的调整。

其实，我不是想说什么耕地问题，我是想说中国经济发展真正的动因在哪儿。原来持续发展的产权逐步落实的总趋势会不会变？不会变，因为很多问题原来想是错的，现在想就是对的。随着我们生存环境的变迁，全民认知水平的提高，政府的很多政策一定会发生调整，只要产权逐步落实，就一定会推动经济发展，这个经济学上的规律不变，那么中国经济产权逐步落实的总趋势就不会逆转。

市场交易会越来越自由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趋势—市场交易逐步自由。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市场交易会不会变得越来越自由呢？在此我也表达一个乐观的预期。

当然有人会反对，说中国政府很多部门为了部门利益，会扼制经济自由。

这个现象当然有。但是你看过去30多年的总趋势，为什么总是趋向于越来越自由呢？站在2016年的节点上，我们会发现中国正在等待一个新的东西，叫“消费升级”。也就是说短缺经济、匮乏经济的时代算是全面过去了，老百姓兜里的钱越来越多，经济的总体结构会发生一次升级，这会发生什么？从产业分析上来讲，一定是经济等待开发新边疆。

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过去的经济都是满足确定的需求。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这些基本需求都没有得到满足，所以企业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生产、对应市场的需求就可以了。可是消费升级之后出现的最大变形是什么？是老百姓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你不信可以回去问你爹妈，他们今年的生日礼物想要啥？老爷子、老太太一定会说：“哎呀，我什么都有，什么也不要。”你看，这个场景很普遍吧，说明老百姓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的需求已经不是被满足的，而是被企业家创造出来的。这个时候经济提供的那些供给是原来的经济版图内从来没有的新物种，所以我称之为“探索经济的新版图”。比如说iPhone，如果乔布斯不把它发明出来，谁知道自己需要iPhone呢？一部新电影，一款新游戏，一本新书，如果不是供给者把它创造出来，谁知道自己需要这个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给供给者自由，他什么都不会创造，经济就会停止发展。

回过头再来看中国经济，中国政府手里还握有大量的经济自由的释放空间。换句话讲，很多地方还不自由，比如说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还有文创产业。就拿电影分级制度来说，现在多少人都在呼吁尽快建立这个制度，一旦电影分级制度建立起来，电影市场的繁荣势必会呈指数级增长。再比如说医疗产业化，马云是聪明人吧，他的聪明钱早就跑到前面等着了，搞什么阿里健康产业群，搞什么未来医院，他就是预测这个领域一定会变成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

有人可能会反问，要是政府就不给我们自由呢？这可就误解中国政府的本质了，因为中国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就是建立在创造全民族的崛起和繁荣、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的基础上的。如果在全球的大国当中排名次，看哪个政府对经济发展握有更重的责任的话，中国政府是首屈一指的。西方很多政府只需要在上台之后对选民负责就可以了，而中国政府是要对全民的繁荣和发展负责的。

换句话讲，如果政府手里握有这张牌，只要打出去经济就会繁荣，而它的主要使命又是促成经济繁荣，请问这张牌它打还是不打呢？它一定会打。所以你不要认为政府是一个社会或者经济之外的要素，它是经济网络之中的一个要素，它在完成自己的目标、达成自己的使命的过程中，既然有可使用的手段，它凭什么不使用呢？这是一个总规律。

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2015年年末的时候，网上疯传一篇文章，说一位英国爵士跟一个中国记者讲：“你们中国人发展电商，好不聪明啊，搞什么电商呢？我们英国政府和英国企业家要搞出一个电商平台来，简直是易如反掌。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干呢？因为街上的店铺是不能打击的，一搞电商，大家都不去街上的店铺买东西了。要知道，街上一个店铺背后就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你摧毁了他们，就是摧毁了社会的基础。”

这番话很多人听着真是入耳，所以这篇文章到处都在传。可是只要稍微有点经济学或者政治学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个话肯定是假的。首先，英国的电商一点儿也不比中国落后，英国每天有1500万人次去点击像eBay、亚马逊这样的网站进行网购。为什么英国没有电商平台呢？有两个原因，首先，人家的零售业比较发达，很多地方的需求已经被满足。其次，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人搞的eBay和亚马逊网站占领了英国的电商市场，所以英国本土没有人搞得出一个电商平台。而且，创业的人都知道，创业都是在泥泞的沼泽中跋涉，都是不知道前途的。

但是更重要的一个缺乏常识之处是，如果英国政府和英国企业家认识到，这么干能推动经济发展，可是摧毁中产阶级家庭又会对社会带来危害，所以就自觉忍着不干，这可能吗？英国的资本家是吃素的？他们如果看到这个机会，会因为不能摧毁中产阶级家庭就不创业？怎么可能！

所以，政府如果遇到一个机会，将手里的牌打出去就能达成结果，它是不可能不做的。

我个人对此做极其乐观的预期。很多中国市场现在看起来不自由的地方，政府只要为了推动经济繁荣，这张牌一定会打出去。这是第二个趋势，叫经济交易一定会越来越自由。

国家一定会越来越开放

我们再来聊第三个问题，国家会不会越来越开放呢？

过去30年，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还有一个总趋势，就是国家越来越开放。那请问，在有限的未来，这个趋势会不会发生逆转呢？我的答案是不会。

2015年确实传出了一个坏消息，美国人搞了一个叫TPP的自由贸易组织，它的全名叫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个组织就是明摆着要绕过WTO世界贸易组织的现行安排，甩掉中国，另搞一摊所谓的世界自由贸易体系。

这个消息传出之后，中国舆论界哗然，最悲观的判断就是：完了完了，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将毁于一旦，美国人不带我们玩了，这样下去我们生产的东西卖给谁？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将要从此停止了。

这当然是胡扯，因为中国现在的影响力距离美国虽然还差很多，但也不是没有还手之力。在这儿，我推荐大家看一篇文章，就是我们节目的重头策划人李子旸先生写的《一篇文章看懂TPP和美式自由贸易》。

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很有意思，什么叫“美式自由贸易”？它不是正牌的自由贸易，正牌的自由贸易是英国在19世纪搞出来的那一套，当时英国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想法都不太一样，不管别的国家怎么跟它搞贸易战，怎么垒起贸易壁垒，它都单方面取消关税，把大量税种的税率降到零。中国香港原来就是英国的殖民地，它就实行这样一个政策，是一个自由港，没有关税，一分钱不收。结果影响了香港的繁荣吗？当然没有。英国在19世纪就把这件事情想通了，要不然19世纪为什么会被称为“英国人的世纪”呢？

美国号称接过了英国自由贸易的大旗，但它是怎么做的？它又搞出了一套美式自由贸易，换句话说，自由贸易是一种恩赐，而不是对美国利益的维护。所以美国在这方面脑子是短路的，美国觉得我领土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市场这么繁荣，你想跟我做生意？对不起，要答应我很多政治上的要求。年长一些的人都知道，20世纪后半叶，美国在自由贸易这一点上给中国设了多少难题。有一个词叫贸易最惠国，什么叫最惠国？就是一个平等的贸易关系。这给中国提了各种各样的要求，什么人权标准、环保标准，等等。它不仅和中国这么玩，在全世界其他小伙伴那儿都是这么玩的。

举一个例子，同样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新西兰，由于在海湾战争的时候不愿意出兵，美国就惩罚它，说以后签自由贸易协定，只跟澳大利亚签，不再跟新西兰签了。所以，自由贸易在美国手里是什么？是政治工具，而不是这个国家的基本贸易政策。

现在的TPP还搞出一个黄金标准，就是我们再搞自由贸易，大家要主动把关税降到零。但是对不起，是有附带条件的，劳工、政治、环保……别的我们不管，就拿劳工条件来说，如果一些经济上不如美国发达的国家按照它的条件来做，那就死定了，比如越南。

欧洲在劳工政策上规定，雇了人就不能辞退，涨了工资就不能往下降。这一套在欧洲、美国玩还行，它们家大业大，还能够支撑得下去，越南能玩这一套吗？肯定不行啊。

所以，这套标准把中国排斥在外，一定是中国的祸事吗？不一定，中国政府又不是傻子。现在中国政府在干什么？跟澳大利亚、智利、韩国签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而中国这种自由贸易协定可不是美式自由贸易，我们跟贸易伙伴可不提什么政治、环保、人权、劳工上的要求。所以美国搞出来的那些黄金标准恰恰是贸易壁垒，而不是它所标榜的自由贸易。

现在全球最像19世纪英国搞的英式自由贸易的国家是谁啊？恰恰是中国。中国领导人出访其他国家谈自由贸易的时候，哪有动不动就提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要求？100多年前英国搞出来的自由贸易传统这杆旗帜传到21世纪，真正的旗手是谁？是我们中国。我们握住这杆旗帜，不仅可以推动经济发展，更是在全球范围内和美国进行博弈的一个重要手段。你明白了这个原理之后就会知道，中国开放的总趋势不会逆转。

以上我讲了这么多，其实就是主张一个方法论，我们在猜、在赌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时候，要有一个基本的思路：过去30多年来支撑我们发展到今天的那些总趋势不逆转，中国经济就会好下去。

换句话讲，如果有那么一天，中国的创新水平已经跟美国差不多了，我们从西方世界再也学不到新东西了，中国的人口规模已经开始下降了，我们的产业类型参与不到全球分工中了，我们的市场自由已经释放干净了，我们的所有产权都已经落实到位了，而我们的国家开放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个时候你再说中国经济有危险，也许我还信。而现在，你说中国经济不行了，打死我都不信。

02　被排斥的中国人

中美就是同床异梦的夫妻

说起中美关系，有一个特别棒的比方，就是把这两个国家比喻成同床异梦的夫妻。离不了婚，因为共同利益太多，一起供的房子、一起养的孩子，离了怎么分割呢？可是又没法在一块儿好好过，价值观不同，利益也不一样，有各种矛盾、各种争吵，虽然偶尔也过过夫妻生活，但总体关系是不好的，整天疑心对方有小三、存私房钱。

说起中国人对美国人的情感，其实也很复杂。过去有一大堆证据可以证明美国对中国好。早年我们“庚子赔款”之后，美国立马给退了回来，还创办了清华大学；二战的时候，陈纳德的飞虎队给了中国很多支持。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证据。可是要说美国对中国不好，也是不胜枚举、罄竹难书。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屡屡被人提起的《排华法案》，这严重地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感情。

如果你看了《排华法案》，情绪一定会非常低落。我在看这些史料的时候，就非常难受。我现在简短地告诉你是怎么回事。

1882年《排华法案》由美国联邦正式订立，然后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不断修订、不断延期，不断扩张排斥华人入境的边界。是什么时候废止的呢？历史上说是1943年，因为美国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宋美龄到美国国会演讲，一时间风靡美国，美国人一看东方美人这么漂亮，这样的美人越多越好啊，还排什么华呢？所以就把《排华法案》废除了。

确实，罗斯福总统废除《排华法案》是在二战期间，但是我们看后来的史料可并非如此简单。举个例子，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的父亲可不是一般人，是美国的民族英雄、巴顿将军的属下，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华人士兵。他复员之后，在美国没工作没老婆，就回香港找了个老婆带回了美国，她就是骆家辉的母亲。这样一个民族英雄、正宗的美国公民娶妻带回美国，居然还受到了刁难，骆家辉的父亲经过非常复杂的博弈才把妻子带回了美国。这是我从史料中看到的故事。

骆家辉本人对他祖辈的很多事迹的说法也很矛盾。比方说他特别爱说一个词，“一英里”。他祖父当年给别人当佣工居住的大屋，和他在华盛顿州当州长的办公室，相距不过一英里。他说他们家族用100年才走过了这一英里，说这话的时候他很自豪。可是若要再深打听他祖父的事，他就不愿意多说了。后来《纽约时报》的记者就说，他爷爷是非法移民，所以他才不愿意多说。你看，每一个炎黄子孙在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心里都是有那么一点儿疙瘩的。

为什么美国人只排斥华人

你可能会说，这明摆着就是欺负中国人嘛，有什么可说的？你罗胖还能讲出什么花来？无非给我们谈一堆血泪史。

我刚开始也是这样以为的，可是随着读的史料越来越多，我的疑心就越来越重。都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我读《排华法案》是越看越心疑，为什么呢？因为解释不通。要知道，《排华法案》不是一部普通的法典，它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部针对特定族群的排外法案。为什么不排斥爱尔兰人？为什么不排斥波兰人？为什么不排斥黑人？为什么专门排斥华人？

过去的历史学家对此的所有解释都很粗糙，尤其是在意识形态比较浓烈的时代，他们给我们解释道，资本家迫害我们华工，帝国主义欺负我们中国人，然后还有种族歧视，等等，就是这一堆理由。摊开来看都对，但是不合情理，我们一条一条地分析。

第一条，种族歧视。

白人当然会歧视黄种人。但是你不要忘了，在美国种族歧视的链条当中，华人可不是最下等的那一群人。即使在今天，虽然哪个美国人都不敢说自己有种族歧视，但是潜在的歧视链条始终存在。白人看不起黄种人，可是在美国的华人社区，华人还歧视黑人呢，黑人没准儿还歧视印第安人呢。所以任何地方都有歧视链条，华人并不在这个歧视链条的最下端。

爱尔兰人在白人的文化圈当中，其实也是非常受歧视的。不信可以去看看钱钟书先生的《围城》，里面就有一句话很没节操地调笑爱尔兰人，说爱尔兰人的不动产就是奶子和屁股，剩下的就是穷，跟华人一样穷。而且爱尔兰人信仰天主教，跟美国的新教传统格格不入，所以爱尔兰人和美国人还增加了一层仇恨，就是宗教信仰上的冲突。可是，为什么美国人不排斥这些人，单排斥咱们华人呢？这个说不通。

第二条，帝国主义国家总是欺负弱小国家。

可是你不要忘了，美国的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是不一样的，美国天生是个移民国家，是由一船一船的从大西洋、太平洋彼岸的那些国家、种族来到这儿的移民构成的，美国现在的几亿人几乎全部是移民的子孙。纽约有一个小岛叫爱丽丝岛，岛上有当年美国移民建的一个博物馆。移民们给那个岛起了个名字，叫希望之岛、眼泪之岛。叫“眼泪之岛”是因为拜别了家乡；而叫“希望之岛”，是说这是全世界穷苦人向往的自由之地。

爱尔兰人在19世纪中期遭遇了一次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因为一种土豆的传染病，导致土豆全部烂在地里，整个国家绝收，据统计，饿死了100万到150万人。剩下的150万到200万人，占当时爱尔兰人口的1/4，漂洋过海到了美国，成为移民。美国向来是无差别地接受这种穷苦人的，第一拨登陆美国的“五月花号”乘客，不就是受迫害的穷苦人吗？这是美国的立国精神。

可是为什么在这种立国精神下，美国人要歧视华人呢？即使是歧视，也应该平等地歧视嘛！

在美国人看来，大西洋两岸和太平洋对岸过来的都是害虫，中国人抽鸦片的习惯不好，而欧洲人带来的是各种各样有害的动乱思想，所以歧视当然应该是平等的。为什么专门对中华民族产生了这样一个《排华法案》呢？这也不可解释。

第三条，中美关系不好。

那就更是扯淡了，稍微读一点儿国际关系史就知道，中美关系在19世纪后期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在国际上都是非常突出的，是相对良好的关系。当然也有个别瑕疵，比方说日本侵占琉球的时候，美国人就在背后做了点手脚。但从总体来看，双方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方说中国对外派出的第一个使节，你猜是谁？不是中国人，是一个美国人，这个人叫蒲安臣。蒲安臣原来是林肯总统的手下，是共和党当时在麻州分舵的舵主。后来林肯竞选成功了，美国国内开始打南北战争了，这位蒲安臣就被林肯派到中国来当驻中国公使，一干就是6年。他虽然代表美国利益，但很帮着中国。任职期满，恭亲王给朝廷写了封奏书，说蒲安臣老帮着我们跟英国公使李泰国斗，现在正好我们要选出使各国的人选，反正他卸任美国大使了，要不干脆让他当我们中国政府的对外公使，让他去帮中国做一次环球外交。

清朝廷当时也没办法，一开始打算派郭嵩焘当对外使节，可当时的士大夫是不能容忍这种事情的，有人送了郭嵩焘一副对联，上联叫“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下联叫“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郭嵩焘是湖南人，很多湖南的士绅就联合起来要烧他们家的房子。所以，那个时候中国人根本派不出使节。

那怎么办？让蒲安臣这个美国人来，让他帮中国人搞全球外交。于是他就代表中国人，打着一面小黄旗出发了，不仅到了美国，到了法国，受到拿破仑三世的接见；还到了俄国，到了英国，受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中国的第一面国旗就是他设计的，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国旗的概念。他是怎么死的？他替中国出使俄国的时候，头一天还在跟沙皇谈中国和俄国的领土纷争，第二天就得重病死在了俄国的圣彼得堡，享年51岁。这真是一个为中国人民鞠躬尽瘁的美国人，真是为中国的国家利益在搏杀。诸葛亮鞠躬尽瘁死的时候都53岁了，而他51岁就死了。现在旧金山还有一个华人聚集地是以蒲安臣的名字命名的，就是为了纪念这个美国出身的中国外交家。

但是你不要以为这是蒲安臣的个人行为，要知道这是当时美国非常流行的外交政策。大家都知道，英国和日本是同盟，因为英国要靠日本来牵制俄国在远东的扩张。美国人跟英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是世仇，美国可以说是从英国家里反出来的儿子，所以两国关系也不融洽。如果美国要在远东地区形成一个制衡，应该怎么做？拉拢中国。所以不论是从理性的外交层面，还是从美国人那种相对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层面考量，中美关系都是比较好的。

而恰恰在此时，詹天佑、蔡绍基这帮幼童去了美国留学。这几个人师1881年去的美国，1882年《排华法案》就出来了，所以这个友好的关系和这个特别恶劣的逆流，怎么能够同时发生呢？这也不可解。

第四条，你可能会说，这是因为资本家坏，欺负华工。你搞清楚好不好，你要是资本家，你喜欢什么样的工人？当然是吃苦耐劳、聪明又不罢工、挣得又少的工人。华工就是这样的工人，比如说修太平洋铁路的时候，一个欧美的白人，月薪是35美金，还得包吃包住；而华工呢？25美金，而且既不包吃也不包住。

华人这么聪明，什么不会？当警察吓唬人他们会，当水管工、擦玻璃、洗衣服、带孩子他们也都会。所以华人的竞争力是很强的，资产阶级凭什么迫害这样的无产阶级？那么，为什么美国政府在1882年的时候会出台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针对特别种族的排外法案呢？

如果我在上文提出的那几个理由都不太成立，那就怪了，美国人为什么要把我们中国人往死里得罪一回，让我们不能进入美国？

到底是谁在歧视中国人

有一幅当年的漫画，你们看了就知道一点儿原因了。这个画面的中心是哥伦比亚小姐，她代表美国的国家形象。旁边站着一个腆胸迭肚的美国白人老板，哥伦比亚小姐就在那儿打圆场说，你把人家华人小孩收留了，不能现在踢人家走啊，当然你有权利以后不收留他的兄弟。闻听此言，哥伦比亚小姐身后的那帮人高兴得鼻涕泡都出来了。这帮人是什么人？黑人、印第安人、爱尔兰人，他们最高兴，他们手里举着个牌子：“Kick out！”一定要把华人踢出去！

看懂了这幅漫画，你才能知道当时华人真正的处境，讨厌华人的不是美国的主流阶层，因为完全不是一个阶层里的人，构不成竞争；真正和华人竞争的是其他少数民族的工人阶级兄弟。

那就奇怪了，不是说天下穷人是一家嘛，为什么他们会讨厌华人呢？

我们用两个例子来分析一下。首先是《排华法案》通过之后的第三年，1885年，在美国的怀俄明州发生了一场针对华人的屠杀。有很多历史著作都拿这个案子当证明，说白人欺负了我们黄种人，死了几十个人，好多华人商店都被烧掉了，这是赤裸裸的屠杀，我们华人没招谁没惹谁啊！

可是把史料往细看下去，你会发现，杀人者的确是白人，不过不是一般的美国白人，而是刚刚移民到美国的西班牙人。他们为什么要杀华人呢？是因为西班牙人要组织工人罢工，而华人不肯参加，在参加罢工的工人心目中，华人就是“工贼”。

另一个例子就是加利福尼亚劳工党，这是在美国历史上排华最得力、喊得最凶的一个团体。这是什么罪恶的团体吗？还真不是，它就是当时遍及世界各个工业化国家角落的工人运动的一个分支。你可以去翻它的档案，看它的组织主张。首先它不分种族，没有歧视，同工同酬，采用8小时工作制，不用童工，全是正大光明的、跟欧洲没有什么区别的工人阶级的主张。可是这个组织为什么要排华呢？因为华人不参加工人运动，这就是“工贼”的行为。

可能我们身边的罢工太少了，所以我们不太理解什么是工贼。我们想想看，工人阶级是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想要跟资本家斗，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抱团。如果我们都罢工了，只有你去上班，那我们就得在家等着饿死了。只有全体工人阶级都不去上班，资本家才有可能屈服。就像中国前些年有一些城市出租车司机搞罢运，罢运的出租车司机就见不得此时上街抢生意的出租车司机，所以才会偶发砸车事件，道理是一样的。

如果你还不明白，不妨去读一本美国名著，德莱塞的小说《嘉莉妹妹》。主人公原来是个流浪汉，很久没有工作了，一听说电车工人在闹罢工，就想，我能不能去挣点钱啊？所以他去开车了。他心里知道这就叫工贼，吓得不敢下车。最后还是被工人阶级揍得头破血流，工钱也不敢领，就跑回家了。这件事情描述的就是当年的芝加哥大罢工。

所以，当时中国人不参加任何罢工，不组团去获取自己的权利，这一点是其他少数族裔绝对没有办法容忍的。可是仅此一点并不能说明《排华法案》颁布的原因。

因为《排华法案》是美国的国家意志，这跟具体的少数族群在局部地区发生冲突是两回事。刚开始的时候，美国的白人主流界对排华这种事采取的是息事宁人的态度，怀俄明州那次屠杀之后，美国政府给中国政府写照会说，那是一帮暴徒，我们拿他们也没什么办法，最后以美国政府提供赔偿结束了这个案子。

为什么最后排华从加利福尼亚的一角，变成了美国的国会山通过的国家法案，成为了国家意志呢？看了大量的资料之后，我突然发现原因很简单，在于文明的冲突。

就拿工人阶级的斗争来说，我们的工钱实在要得太低了，其他民族的人竞争不过我们。

据美国参议院的一个调查报告说，中国人的生活要求太少了，一块15英尺的木板，他们就能做一张床；平时我们一个人或者一家子睡的屋子，他们能睡40多个人。他们只需要这么低的生活条件，这么少的工钱，我们怎么跟他们竞争？我们跟他们竞争赢了，我们过的日子还叫日子吗？这是一种指责。

可是你想想看，我们中国人难道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天生特别能吃苦吗？爱尔兰人一样很能吃苦，爱尔兰人也是吃点土豆就能活下去的种族，他们的生存要求不比我们高，为什么中国人要的工钱比他们还低呢？原因只有一个，中国人不用养家口。

你可以到广东的台山、江门那些侨乡去看，很多华侨都是年纪轻轻就把自己卖给了猪仔，卖得的几块大洋给家里贴补家用。娶了媳妇的，就把媳妇留在老家照顾老人。他们自己漂洋过海，依靠自己的身体卖苦力挣钱，挣到一点儿钱就寄回老家，从来没打算在美国生活。

而爱尔兰移民是拖家带口一起移到美国来的，所以一个典型的爱尔兰工人，他挣的工钱是要养活一家子的。我们华人呢？自己吃饱全家不饿，所以当然可以把价钱压得很低。

表面上看来是经济上的竞争，很多人都说我们华人能吃苦、肯受剥削，本质根本不是这个，本质是华人劳工从来没想真正地移民美国，美国就是他们打工挣钱的地方。

看到这儿，可能你会联想到，现在到城市来打工的农民工，不也是家小放在农村，城市只是他们挣钱的地方吗。当时广东的很多华侨到美国，也是这种心态。当然，如果说仅仅是工人阶级对华人反感，就把这个局部的冲突上升为国家意志，让联邦通过法案来排华，这个道路可长着呢，尤其是这种排华的意识是不符合美国当时主流的精英意识形态的。

《排华法案》是1882年通过的，当时的总统叫阿瑟，此前的总统是海斯，这两任总统都是林肯总统的小伙伴，都是在废奴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政治家，是天然反对种族歧视的。而且这两个总统都否决过《排华法案》，最后实在顶不住了，才不得不通过的。阿瑟总统就曾经讲过，种族平等，尤其是移民自由，对世界上任何苦难的人都张开怀抱，这是美国的立国精神。所以，最后法案的通过，证明这个局部的冲突，已经成长为美国当时主流精英的集体意志了，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再去看当时的史料，会发现根本原因不在于这些表面的冲突，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文明。

比方说华人为什么竞争力强？同样是一个人、一个胃，我能吃得这么少，你就不能吃得比我少点儿？爱尔兰人也很惨的，给颗土豆就能过一天的。为什么呢？因为华人不要家眷，答案就在这儿。他们上有高堂，甚至还娶了妻子，让妻子在家孝顺父母，自己跑到美国去挣钱，稍微挣点儿钱就弄回家乡造房子、买地。而且中国移民有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死了不葬在美国，华人所有的会馆都有一项服务，就是代人订棺材、订船，一船一船地把尸体给运回去。在早期的华人移民当中，但凡有点儿能力、有点儿财产的，或者至少有朋友帮忙、同乡资助的，都会把自己的遗体运回大陆。这让美国人怎么理解？你到我这儿来就是挣钱的，从来就没想在我这儿待着，是吧？

所以从1876年开始，美国参议院启动了一个调查，在次年的2月就发布了这个调查，有好几千页，现在都能查得到。

美国白人精英排华的四个原因

美国的主流白人精英认为，华人从来不认同我们的文化，他们来时孤身一人。旧金山的3万华人，只有五六百名是妇女。这五六百名妇女不是富商的家眷，就是华人当中混得比较好的人娶的媳妇，剩下来的说得不好听有的是妓女。

再有，他们从来都不参加选举，对选举制度根本就漠不关心。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我们给了他们美国选举权，最后却被那些工头拿走了。工头说，今天中午加个菜，你们全给我投谁谁谁，那么华人就都会选那个人。这是败坏我们的民主制度的。

当时还有一幅漫画，有一所房子，爱尔兰人和黑人在屋子里很高兴，因为他们获得了选举权。可门外头站着两个人，这就是当时没有投票权的，一个是华人，一个是白人妇女。白人妇女的行为是什么？在那儿愤怒地砸门，要进去。但是华人呢，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在旁边偷眼看着，一点儿反应都没有。这就是当时华人的心态，选举是你们的事，我的身份是华人还是美国人都不重要，这都是手段，目的就是为了挣钱，将来我要回老家。

还有一条，华人不置不动产。因为华人挣了钱要寄回老家，所以当时美国的那些精英就讲，你们华人竞争力这么强，挣了钱，也不置不动产，在整个加州，你们的人口比例和置不动产的比例完全悬殊，说明你们根本没打算给美国纳税。如果懂得一点儿美国税制的话，你就知道，不置不动产的话，美国是很难征到你的税的，这就是物业税。

但是你往下一推论就会发现，白人精英的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在参议院的一份证词当中，有人就说，中国是个什么国家？他们有四亿人口，他们只需要凑足40美金、花上四个星期就可以漂洋过海到我们的加州。如果我们现在不加以限制，这个国家是有强大的移民冲动的，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活不下去，只要凑够40美金就会过来了。如果我们一直采取这种开放政策，将来整个西海岸就会全是华人。更重要的是，华人这种特征导致他们的竞争力非常强，强到什么程度？强到所有工人阶级都被华人挤出，最后所有的活儿全让华人干了。

下一个推论就更让美国人惊心动魄了。有一个绅士给参议员的报告中写到了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华人将会是一个我国既不能收留也无法赶走的种族。而且更重要的是，当这个国家里两个积极的人变成两个种族的人，社会是不可能有稳定的繁荣的。”

不能不说，他这句话背后有远见。如果美国白人都是资本家，而底层都是华人，不仅有阶级矛盾，还要加上种族矛盾、信仰矛盾、宗教矛盾，美国确实会陷入一种不确定的前景当中。他们能不害怕吗？就是因为这样的文化因素，最后才导致一个地区性的阶层矛盾变成了美国的国家政策。

疯狂的中国人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排华法案》？是因为我看了《不死的中国人》这本书，它就是一份调查报告。它的作者是个意大利记者，跑遍了意大利全境，采访了大量生活在意大利的中国移民，写出了这本书。看完之后，我大惊失色，这里面写的中国移民和我们100多年前在美国受尽排挤和歧视的先辈—那些华工们的生活状态，几乎一模一样。

这本书里讲了一些故事，比方说意大利有个水稻种植区，因为当地劳动力不足，就用小时制来雇佣中国人割水稻、锄杂草。可是有些意大利庄园主一看，中国人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甚至二十多个小时，夜以继日地干，有人甚至脱水累倒在了田头。意大利人将中国人送进医院之后说，咱们订个规矩，每天最多干十个小时，再多了那可不成。

第二天意大利人跑到田里一看，中国人全跑光了。他赶紧跑到工人宿舍，宿舍里还有俩人在打包行李。意大利人就问他们为什么要走，规定10个小时是为了你们的健康啊。中国人说，我们是出来挣钱的，一天只干10个小时，那剩下的十几个小时不就浪费了吗？所以我们不干了。

这就是中国人，中国人不仅能干，还不花钱，肯定不买不动产，也不买大件商品。为什么要买大件东西？回头变卖就不值钱了。而且他们几乎不怎么花钱，一个典型的中国移民，如果没结婚的话，一个月如果挣2000欧元，最多能花200欧元；如果拖家带口，有老婆孩子，花400欧元就不得了了；如果花500欧元，那就得开家庭会议批判了，这也太奢侈了吧！

中国人不理解意大利人，说怎么还有度假，是过日子的人吗？意大利也不理解中国人，纳闷这个族群怎么可以不度假、不休息？随便开家店就24小时营业，一家人就睡在店里，这叫什么生存状态？

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隔阂。这本书里有一段话，我看过一遍就能背下来了，因为实在太触目惊心了。意大利人说：“我们对外族是有偏见，可是对每个族群的偏见是不一样的。对穆斯林，我们的偏见像水晶一样清晰；对阿尔巴尼亚人，我们认为他们在用暴力犯罪；对吉普赛人，我们认为他们是习惯偷窃者。可是对中国人呢？主要是神秘。中国人好像天天只生活在自己的车间和餐馆后厨的阴影里面，从来看不出他们是高兴、喜悦还是沮丧，他们从来也不单个儿出现，一出现就是一群。他们除了干活儿挣钱、挣钱干活儿之外，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想做。”

这本书里用两个字来形容中国人—蚂蚁。这就是中国人留给意大利人的形象。当这种神秘发酵之后，意大利民间产生了一个传说，认为中国人不死。我真希望这个传说是真的，但是很可惜，这只是一个偏见。你对意大利人说，中国人会死的呀，怎么会是不死的呢？意大利人会说，我们从来没见过中国人的葬礼。

比方说在米兰，每9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中国人，可是每2000个人当中才有一个80岁以上的中国人，为什么？中国人认为叶落要归根，他觉得老了，干不动了，就会回老家养老等死，这叫叶落归根，所以很少有意大利人看过中国人的葬礼。

说到根处，中国人还是保有100多年前的习惯，玩命干活儿，坚决不在文化上跟别人融合。所以意大利人才会想，我们为什么要接纳这个族群？他们不喜欢我们的食物，不喜欢我们的文化，不喜欢我们的制度，他们从来不为尤文图斯队和米兰队喝彩，我们为什么要跟他们做邻居，为什么要跟他们搞在一起呢？

切换竞争优势，真正融入全球化

我们为什么要移民呢？我们中国人安土重迁，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不好吗？出去招人看不起，招人排挤，受尽白眼，何苦呢？对，传统社会里只要不出国门，就可以不参与全球化，我们中国家大业大，这么多人口，谁也拿我们没办法。别说像今天这样国势蒸蒸日上了，就在100多年前，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的时候，洋鬼子也没拿中国人怎么样。他们敢把我们瓜分吗？

有一次，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我们中国人的干女婿、赛金花的干老公，给自己的皇帝威廉二世写信说，有人说要瓜分中国，我看不靠谱，我们没有那么多兵力和脑力能够统治全人类的四分之一的人口。

我们人多是优势，这么大一堆人谁也搞不动，侵略者拿到四亿两白银的赔款就得走人，我们接着关起国门来过自己的日子，这是在传统社会。可是现在还可能吗？不管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愿意不愿意，我们作为一个群体就必然参与全球化。作为一个个体，不管你在北上广深还是某个小县城，都置身于全球化的狂潮中，无可躲无可避。

在今天这种环境下，我们无须背着一个小包袱跑到旧金山去参加全球化，去接受《排华法案》，去遭受白眼，我们作为一个地球村当中的群体，是不是还在面对这样的命运呢？

你难道没有从这一两年的新闻报道中发现，在非洲，我们被当地人排挤；在西班牙，当地人烧我们的鞋；在意大利的情况，我们在这本书里已经看到了；在俄罗斯，当地人关闭我们的工厂和市场。一个全球化的排华运动似乎在隐隐地成型，虽然我们强大了，他们未必能成气候；但是这种心态的酝酿，你不觉得是100多年前美国排华运动的历史回声吗？

我们中国人曾经以为，我们之所以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因为穷。可是30多年过去了，我们不穷了，不管是Rimowa还是LV，还是石油，我们都可以买。

有钱就一定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吗？我们至少还缺两点。

第一点，切换我们的竞争优势。如果我们还是靠能吃苦、不消费，把自己的生命压缩在一个小小的缝隙中，以干活儿挣钱为自己生命的第一目的，靠这样的优势构建起我们的竞争力，对不起，我们再有钱，都不可能被其他民族接受。

第二点，如果我们还是抱守着自己中华民族的坚硬内壳，不能向全世界绽开我们的笑脸，表达我们的善意，表达我们想要融入的主观愿望，我们仍然会被排斥在全球化之外。虽然再也不会有一个国家通过什么狗屁的《排华法案》，但是除中华民族外，每一个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人，心中都会有一部《排华法案》。所以要实现我们的中国梦，尤其是我们中国梦中的全球梦，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03　西方的右派为什么这么横

威丝曼法案和洛克纳时代

190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一个案子，这个案子的标额可大了去了，不是50亿美金，而是50美金。这就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个特点，它不去判什么大案要案，如果某个案子牵扯到对美国宪法的解释的时候，它才会出手。

说起这个案子，就得回到1897年。这一年纽约州通过了一个保护劳工的法案，叫作《威丝曼法案》，从此纽约州的工人每天的最高工作时长是10个小时，一周最多只能工作60个小时。

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资本家还是很黑心啊，工人每天给你卖命8个小时还不够吗？但是历史是一点一点进步的，这在当时已经是保护劳工权益最先进的法案了，即使工人每天要工作10个小时，有些资本家、企业主心里还是不爽，于是就有了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的涉案企业是个多大的企业呢？不过就是芝麻粒大的一家面包房。面包房的主人叫洛克纳，面包房是他从父亲手里继承下来的，一共二十几平方米，雇了3个伙计。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面包房嘛，都是起早贪黑的，早饭也卖，晚饭也卖，开门前要做各种准备，关了门还要洗洗涮涮。只有4个人工作，所以有时候上下班时间就不是那么严格。

《威丝曼法案》颁布之后，这家面包房就总是犯法，先是被罚了20美金；过了没多久又被逮着了，这次要罚50美金。这下老板洛克纳就不干了，就学中国的秋菊开始打官司，要讨个说法。一审败诉之后，他又不断地上诉。一直折腾到1905年，联邦最高法院公布了终审判决。你猜结果是什么？洛克纳赢了，联邦政府把70美金的罚金退给了他。

更重要的是，因为美国是实行判例法制度的，有了这么一个判例，就意味着以后谁再想给工人的劳动时间设置上限就没那么容易了。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好不容易争取到手的这点权利，又被资本家邪恶地收回去了。

这个案子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从表决结果就可以看出来。联邦最高法院有9个法官，表决的结果是5:4。出现这种表决结果，往往说明这件事的是非对错，在社会的精英阶层里也处于一种尖锐的对立和明显的分裂之中，这个结果的达成是基于一种脆弱的平衡。

对底层老百姓讲也是一样。给大家讲个有趣的故事，开篇我们提到的那个法案的名字叫《威丝曼法案》，给洛克纳打官司的律师也叫威丝曼，这两个威丝曼是什么关系？我告诉你，是同一个人。

这个人前半辈子是面包师傅工会的秘书，同时也是一名律师，他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向资本家要权益，一手推动了《威丝曼法案》的创立。可是后来他创业了，变成了企业主，“屁股决定脑袋”，他一坐到资本家的位子上想法就全变了。他这时觉得，资本家和工人达成的协议是我们之间的事，关国家什么事？立这个法案不就是捣乱嘛。所以他就去帮洛克纳打赢了这场官司，借此机会推翻了自己原来推动成立的那个法案。可见在民间，这个法案也是尖锐对立的。

洛克纳的案子只打了几年，但是美国的历史学者居然用洛克纳的名字命名了一个时代，叫“洛克纳时代”，就是从1905年一直到罗斯福执政期间这一段时间。在洛克纳时代，契约、劳动、资本家、自由市场经济都是自由的，国家是不能管的。

现在我们都知道，8小时工作制已经是全世界人民普遍接受的一个标准了，洛克纳主义和洛克纳时代是一个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错误的东西。

右派其实是一种思想传统

在西方的政治传统当中一直有一派思想或者说一派势力，他们老是干一些在我们今天看来完全错误的事。什么洛克纳主义，不就是代表血腥的资本家的利益，残酷地剥削工人阶级吗？所以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历史的进程就是右派势力不断地碰南墙、撞得头破血流的一个过程。

但是奇怪的是，这种替少数资本家摇旗呐喊的右派思想，在西方的政治传统当中，不断地露头，不断借各种议题借尸还魂。比如说撒切尔夫人，她和美国总统里根关系很好，他们俩的政治思想、执政理念好像很一致，他们俩那个时代，就是右派很猖狂的时代。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后，镇压工人罢工那是毫不留情的，甚至派军队、警察去镇压煤矿工人罢工。

所以2012年撒切尔夫人死的时候，很多英国的底层老百姓就打出旗帜，上面写道：“这个bitch终于死了！”“bitch”在英语中是母狗、婊子的意思。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死者为大，死了还这么骂人家好像不太对。我们且不评价骂得对不对，就说撒切尔夫人虽然在西方政治界盛名卓著，政绩很好，但是普通老百姓对她的很多做法是非常不满意的，她死了之后恨不得在她尸体上踢两脚。

我们都知道，奥巴马曾试图在美国推行一个左派的法案，就是医疗保险法案，让更多的穷人享受由纳税人支付的医疗保险。有的右派议员就说，干吗要给穷人支付保险呢？他们又懒又坏，不工作，也不锻炼，长得那么胖，不得病才怪呢！这种情况下得了病，为什么要我掏钱去帮他治？我不通过。如果有政府官员胆敢在中国的微博上发表这样的言论，那肯定是要被唾沫淹死的—这好像有点儿太冷血了吧，有些公知甚至说这简直就是纳粹言论。

没错，在西方政治历史的长河当中，一直有这样一种右派思想，如果仅仅出于道德上的批判，将其解释为是坏人嚣张，那我们就看得太浅了。资本家只是一小撮，如果右派仅仅是为资本家说话，为什么在大选当中他们还经常能赢呢？

最典型的就是小布什，小布什是共和党人，是个典型的保守主义右派。但是他赢了，当了8年总统，虽然离任的时候声名狼藉，而且有人给他测智商，说他智商只有91，他老爹老布什98，就是俩笨蛋，话都说不清楚。他从来不掩饰自己极端保守主义右派的这种政治立场，但是他居然在2004年大选的时候把对手民主党的克里，现在美国的国务卿，打得一败涂地，为什么？老百姓给了他选票。选民的绝大部分是穷人，穷人为什么要把选票投给这个只为富人说话的血腥右派呢？

看到这个现实，我们就不能说这只是出于道德上的因素了。我想说的恰恰是，所谓右派其实是一种思想传统。既然是一种思想传统，它就有根、有源、有流。作为一个读书人，一个爱知求真的人，我们应该了解这个传统，并且从这个传统当中吸取有用的东西，来作为我们人生成长的一个可资借鉴的坐标。这就是这篇文章的核心理念。

右派有自己的道德高地

这个右派传统其实不局限在每个时代、每个话题的是非对错，他们也有自己的道德高地，比如说撒切尔夫人，在美国人拍的电影《铁娘子》中，她的老爹就是个英国小店主，这老头在电影里振振有词，他认为自我奋斗的传统，这种“虽然我可以对他人仁慈，但是国家管不着”的传统，不仅是生活正当性的来源，也是国家、民族力量的来源。拿破仑怎样，希特勒又怎样，不都被我们这些小店主给搞败了嘛！他有一种道德自豪感。

有历史学家说，这种右派传统源远流长，英国中世纪的时候，萌芽就已经出现了。我给大家讲一位奇葩，这个人是1729年生人，就是《法国革命论》的作者埃德蒙·伯克。这个人虽说是政治家，但实际上官当得并不大，最高只做到首相的秘书。他的观点很奇葩，他作为大英帝国的臣民，居然赞成美国独立。他说不要把大英帝国暴露在这么大的风险下，美国要独立，就让它独立好了。

埃德蒙·伯克就敢说这样的话，这出现在他另外一本书《美洲三书》里面。在这本书当中，他赞成美国革命，反对法国大革命。要知道，美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是同时期的姊妹革命，法国大革命高扬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埃德蒙·伯克作为一个老辉格党人，也就是自由派人士，居然反对法国大革命，是不是很奇葩？

当时他有一个法国小兄弟叫杜邦，杜邦写信说，你作为老自由党人，给我们点个赞吧。埃德蒙就回了一封信，洋洋洒洒，越写越长，最后就写成了这本书。

在这本书当中，埃德蒙说法国大革命斩断了右派的传统，我凭什么给你点赞，我得看到你们整个革命的结果，以及新时代的军事、民生、经济、法律、秩序这些东西磨合好，我才能判断。然后一条一条把法国大革命骂了一个狗血淋头，包括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就洞见了后来法国大革命的一系列恶果。

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奇葩？埃德蒙·伯克生存的那个年代有一个词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在19世纪30年代才出现，而这个词发明出来之后，就奉埃德蒙·伯克为开山祖师爷，这个词叫“保守主义”。

埃德蒙·伯克开创了这一派思想传统之后，其实争议也很大。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就恨透了他，说这个人是个流氓，说他骂法国大革命，肯定是拿了英国国王的贿赂才会站出来骂；他支持美国独立，就是因为拿了美国殖民者的贿赂，他就是个资产阶级下流胚。

但是也有一派西方的政治学者、政治家很崇拜他，比如说丘吉尔和撒切尔夫人，就认为埃德蒙·伯克是他们保守主义思想传统的祖师爷，甚至是精神导师。

所以，我们触及到了一派源远流长的传统，他们在历史的每一个时刻都是以反面人物或者跳梁小丑的角色跳出来，喊一些在我们今天看来完全不正确的话。但是，他们却是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传统，这个传统到底是什么呢？

保守主义者的知识论

这个传统有三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就是保守主义者的知识论，他们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知识。关于知识其实一直有两个传统，一个叫建构论，一个叫扩展论。建构论就是说人类很牛×，我们是有能力用理性的光芒照亮这个世界的，所以我们有可能去设计一个天堂。面对北京城，我们说这边是海淀区的学校，那边是朝阳区的工厂，然后进行设计，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最美的图画，这叫建构论。

还有一种叫扩展论，就是说人类其实很卑微，每个人知道的东西、人类的理性光芒能够照亮的地方只有那么一丁点儿。但是，扩展论并不悲观，它认为如果让这些细碎的知识自发生长，一点一点地拼接，没准儿也会长出一个很繁盛的东西。

简单地讲，建构论就是我想建造一个天堂，而扩展论是我要等待一棵大树的生长。这是对人类知识的不同前景以及不同禀赋的两种认知。

保守主义者当然属于后者，他们觉得，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其实是很小很小的一点。比如说撒切尔的执政方略当中就遇到了一个天大的问题，当时就欧洲统一的局势，有一个方面她非常赞成，就是欧洲共同市场的建立，她凭着英国小业主的经验，觉得搞共同市场是对的。但是一听别人说要搞欧元，撒切尔就赶紧摇头—这个不行。

她后来会下台也有这个原因，因为她坚定地反抗这样一个用人类理性设计出来的、跟传统完全脱节的一个天堂般的图景。她有一次在下议院做讲演的时候说：“我的政府只相信英镑，因为英镑是人类历史一点一点靠经验、知识堆出来的一个东西，而欧元是人为设计出来的东西。看上去不错，但我怎么知道到底好不好呢？”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保守主义者的态度。

埃德蒙·伯克当年就是这样，他在《美洲三书》《法国革命论》里批判法国大革命，说这帮第三等级，拿着几本知识分子的书就天天要闹革命，你们有什么经验？你们的知识系统与这个国家怎么对接，你们自己搞清楚了吗？路易十六看着也不是很坏，你们杀他干什么？要想学宪政，先看看我们英国人怎么玩的，我们从来不搞什么宣言、宪法，到现在英国也没个宪法。我们英国所谓的法律都不是为了建造天堂而设立的，我们都是为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一代一代根据一件件最具体的事设计出来的。所以让我们英国人把现有的法律系统打翻，造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我们办不到。

人类历史上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路径就此出现了。相信理性的力量的一派，觉得人类迟早有一天会把知识搞清楚，有了牛顿这样的底子，总有一天世界的真容会暴露在我们面前。

但是保守主义者不相信这一套，他们老觉得那个设计出来的东西不可靠。中国历史上也不是没有教训，几次成功的改革的共同特征就是，没有一整套完善的理论设计。比如唐代的杨炎改革，明代的张居正改革，都没有什么伟大的理想，就是根据当时具体的情况，一点一点拱，搞出了一点成就，完成了一个盛世或者王朝的起死回生。

那些轰轰烈烈、有伟大理想的革命，反而结果都不太好。最著名的一个是王莽，一个是王安石。王莽觉得，我们还搞什么理论设计，圣人周公当年玩的那个《周礼》不就够用了吗？后来经历史学家考证，《周礼》不过是战国时代的一些知识分子写的。但王莽不知道，他觉得既然是圣人写的，那还有错吗？就照着做，结果天下大乱。

王安石是不信什么圣人的，他只信自个儿—我聪明，你们都傻，我要来设计一套东西。我严重怀疑王安石是现代搞金融的基金经理“穿越”回去的，因为他那套东西太具有现代金融学的雏形了，实在太牛了。但是又如何呢？最后一推演下去，发现面目全非。

我简单给大家讲一下王安石变法最后是怎么变形的，因为这个会导出保守主义者关于知识论的一个认知。

王安石变法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措施叫青苗法，什么意思呢？政府粮仓里放着银子，放着钱，放着也是放着，还不如去生点儿利，老百姓青黄不接的时候也需要借点儿钱。正好，我们搞一个互联网金融，把这笔钱贷给老百姓，等秋天长出粮食来，老百姓加点儿利息再还给我，这样官府也收到点儿钱，老百姓也得利，多好。王安石在家里打着草稿，越想越兴奋，最后开始在全国推行。

可是，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很好的理性的设计，在执行过程中发生了无数次变形。先看第一次变形，那些地方上的官老爷一看，王相公要搞青苗法，我们的前程都攥在王相公的手里，当然要执行好了。假设你是一个宋代的县官，你会怎么把款贷下去呢？你怎么知道哪个老百姓需要贷款呢？很简单，摊派，把各个地方的乡长、保甲长全叫来进行摊派。因为缺乏需要贷款的农户的具体数据，所以好的法令产生了第一次变形。

第二次变形紧接着就出来了，那些保甲长拿着这个任务回到村里，平时看张三不顺眼，就对张三说，朝廷有令，让你们贷款。张三敢不贷吗？不需要也必须贷。这成了害人的一种手段。

第三次变形，有些地方上的贪官污吏觉得，这一进一出，就可以从中挖上一勺，利润就是他们的了，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市场。

有些老百姓被迫贷了款，秋天的时候把自己的口粮都还进去了，导致没饭吃。怎么办？只好找当地的土豪劣绅、地主大户借高利贷，这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市场。这是第四次变形。

所以，王相公在东京汴梁自己家书房里设计出来的完美无比的大方案，在民间发生了几次变形后，就全完了，这次变法走向了它的反面。

这话当时有没有人说？当然有人说，富弼、司马光、苏轼、范纯仁这些有经验的大臣，早就跟皇上讲过，王安石这套搞不得，想得挺好，一下去就会完全变形。皇上不听，偏要相信理性设计，结果搞得一塌糊涂。

在这几次变形的过程当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保守主义者的一个担忧—人类的知识是分散的，不要指望有一个天纵英才的圣人出世，了解所有的情况，然后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这是不可能的。

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个经济学家叫周其仁，有一次他到湖南长沙开会，开完会，几个经济学家包了一辆车去岳阳游览岳阳楼。到了岳阳，长沙的司机不认路。这时候周其仁说，不认路没关系，你放我下去。周先生下了车之后，打了一辆出租车，跟后面人说：“跟着我的车走。”然后跟师傅说：“走，去岳阳楼。”

这个简单的情景里其实包含了一个深刻的经济学道理：不要觉得知识这个东西只有大知识分子才有，周其仁这样的大经济学家固然知识丰富，但是怎么走到岳阳楼这个具体的知识，周其仁不知道，怎么办？还得向劳动人民请教，当地的出租车司机知道。

哈耶克这一派经济学家就认为，知识是分散的，是扩展秩序下的一种知识的结网和积累过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识，你不要看不起胡同口炸油条的，他可知道怎么炸出让人放心的油条，用什么样的油，以及哪个居民楼的张大爷起得早，可能买第一根油条，哪个大妈爱吃回锅油条。这些知识都是市场的一部分，而这些知识的掌握者是一个个具体的市场参与者，而不是那颗中心化的大脑。

如果你不信这一套，觉得人类很理性，我们可以靠手段、靠科学、靠计算机、靠大数据，那么，你还真错了。比如说《天朝田亩制度》，这是太平天国搞的一套东西，一家养几头猪、几只鸡，全部分配得好好的。可是后来计算机专家一分析，认为《天朝田亩制度》在太平天国时期根本没有实行。因为即使用现代化的计算机计算每家每户应该养几头猪、几只鸡，也无法分配得那么均匀。《天朝田亩制度》的口号是“天下无一处不饱暖，无一处不均匀”，这根本做不到，现代化的大型计算机都算不出来。

我们再看苏联，当年它也是迷信理性的力量，想靠计划经济来排除资本主义那些弊端，通过中央计划部一点一点地弄好，作为法律固定下来。可是前苏联不仅生产能力不行，生产的产品也很丑，为什么呢？你想啊，它的信息只能止于一个非常浅的层面，它能算得出来今年老百姓需要多少台电冰箱，可是大家需要什么颜色的、需要什么款式的，是双开门的还是单开门的，有几个冷藏箱的，它可就算不出来了。

我们假设今天苏联还在，它有可能花重金把乔布斯弄去生产一台苹果手机。可是它怎么知道全世界现在有几百万种苹果手机壳呢？这些知识、偏好是属于每一个消费者一时一地的决策，中央计算机是算不出来的。所以自由市场经济最后遵循的原理，是扩展派的知识建构的原理。

看到这儿，你可能就会理解撒切尔夫人当年为什么要说“我们的政府只相信英镑”了。

保守主义者从来不相信革命

第二个特征就是，保守主义者在人类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从来不相信革命。把传统全部斩断，然后跳跃式地进入一个红彤彤的新天地，这件事保守主义者从来不信。说白了，保守主义者从来都是反革命。“反革命”这个词如果剔除它的负面含义，安在保守主义者头上，一点儿都不冤枉。

比如说法国大革命，埃德蒙·伯克在《法国革命论》这本书里讲，你们干吗非得把国王杀了搞宪政，你们法国人搞什么宪政？你们不要羡慕英国搞宪政，我们那是站在传统的基础上，我们有当年的大宪章，有所谓的光荣革命，我们是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你们今天学我们，然后一下子就能跳跃到那儿吗？门都没有。你们有你们的传统，你们应该建立在你们的传统上，一点一点往前拱。

中国古代有一句话：“纵使一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日拱一卒，不期速成。”这句老祖宗留下来的话，很有保守主义的智慧。我们每天拱一步卒，也比一年来一次将军要强得多，这就是中国古人的智慧。

但是我们拿中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对比就会发现，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两个国家使用的手段和过程是有区别的。英国人当年也是王权一支独大，可是他们怎么把王权逐步搞掉呢？英国人就用切香肠的方法，把香肠搁在这儿，一小片一小片往下切，用的正是“日拱一卒”的手段。

比如说17世纪后期的光荣革命，詹姆斯二世跑掉了，议会一商量，没国王传统就要断绝，不行，还得请一位国王来。一看詹姆斯二世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女婿在荷兰执政，就让他们回到英国来当国王，这一对夫妻高高兴兴地就来了。下议院跟他们说，你们这个权力是白来的，所以不妨让点儿步，给老百姓点儿权利，保护自由产权，等等，把王权限制住了一点。到了18世纪早期，英国的国王是从德国请过去的，就是所谓的乔治王。乔治王有好几代，最早的两代不懂英语，到下议院去的时候，大家都听不懂国王说什么。后来乔治王干脆不去了，把国王的权杖搁在桌上，说你们就跟它说吧。拱来拱去，把国王的权力又限制了一点儿。

到了19世纪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老太太在位的时间可长了去了，中间有一段时间，因为丈夫的去世，她整日沉浸在悲伤的情绪当中。英国那帮贵族一边安慰她，一边偷偷摸摸把女王的权力一点一点篡夺了。

其实英国人在所有领域基本上都是搞这一套。我们都知道法国启蒙时代群星璀璨，一堆大知识分子都在强调社会的巨大变革和进步。英国虽然也有启蒙大师，可是基本上都是苏格兰传统里的人，比如说休谟、亚当·斯密。在英格兰传统里面还真的找不出几个大师，它的启蒙时代的所谓的启蒙运动，就像今天的松鼠会搞科学杂志，只是给人讲点现代化的科学道理，根本没有大师，它就是这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力量。

英国人搞科学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从牛顿当皇家科学院院长一直到赫胥黎当皇家科学院院长，这中间隔了200多年，请问其间有任何一任皇家科学院院长老百姓认识吗？都不太出名，为什么？英国很少出那种划时代的大师，他们往往愿意当老二，跟着别人学。

别的国家改朝换代，从君主制变成共和制，往往要付出的沉重的代价。法国大革命就不用说了，埃德蒙·伯克天天吐槽，说最后弄出来的不还是个流氓嘛！王岐山先生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也在讲，法国大革命搞来搞去好像没什么进步，法国社会的面貌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而这个时候已经血流成河了。

我还记得雨果在《九三年》里面写道：“他们判路易十六死刑的时候，罗伯斯庇尔还有18个月可活；丹东15个月；马拉一个月又三个星期。人类嘴里的气息多么短促和可怕呀！”此时从历史后端倒回头来看，什么人落着好了呢？没有。

中国也一样，当年我们要搞革命，把满清皇帝的皇冠打落在地。这个理想当然是好的，救亡图存嘛。可是一旦所有的目标和手段都诉诸革命，我们就会发现，它会一点点地出现异化，让当时的人很纠结。

首先是手段上的异化，比如说1905年的时候，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这是要改革了。革命党一看，你哪能改革呢？结果，这件事情就延迟了。

更深刻的伦理上的纠结，发生在我老家安徽。那时候安徽的省会在安庆，1906年的时候，安徽的巡抚叫恩铭。说实话，此人并不是个浑蛋，不代表满清腐朽王朝，而是一个非常开明的官员，上任之后就搞教育，推行各种新政。后来刺杀他的革命党人徐锡麟，其实是被作为新派代表送到他面前的。恩铭一看徐锡麟是新派人物，就想重用他，不想却被他干掉了。

他们俩当时其实是恩师和弟子的关系，所以徐锡麟被逮着之后，马上就问：“恩铭大人现在情况怎么样？”审案的官员说：“你还有脸问，都是你害的，他待你不薄啊！”徐锡麟说了一句话，大意是，关心他是属于我们的私人交情，杀他是属于国家正义。

这话虽也讲得通，但是你们不觉得这已经有一点儿伦理上的纠结，已经有一点儿强词夺理了吗？只要选择去做一个跨时代的革命者，这种难题就会留在具体的人和事里面，让当时的人面临艰难的选择。而保守主义那一套，慢慢来，切香肠，日拱一卒，反而没有这些烦恼。这就是保守主义者在社会进步上的价值观。

我们能从保守主义中汲取什么养料

还有一条，保守主义者是不是都是人呢？不相信伟大的理性，不相信辉煌的革命，像一只土拨鼠一样一点一点地打洞，往前拱，可不就是一群人吗？

听了刚才那两条，你们心里可能会想说，革命怎么搞、左右派怎么分关我什么事？我之所以会讨论保守主义这个话题，并不是想说“中国向何处去”这种高大上的命题。我想说明的是，当代社会的每一个人在面临最具体的选择的时候，我们能从保守主义这个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当中汲取什么样的养料。

保守主义者的整套价值观听起来特别像中国人讲的那句话：“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是一种二流子哲学。因为他们既不相信理性，也不相信智慧；既不相信权威，也不相信圣人。那他们信什么呢？保守主义者会给你一个答案：信自己。所以保守主义恰恰不是一种贴地爬行的土拨鼠哲学，它是一种强者的哲学、鹰的哲学。

《投资哲学：保守主义的智慧之灯》这本书的作者刘军宁，在这本书里讲了几个有趣的观点，是出于保守主义理念的一套投资心法。比方说千万不要信什么宏观经济趋势，那个东西让经济学家去分析好了，就算分析出来跟你们当下的具体投资也没有半毛钱关系。如果宏观经济形势也分析得出来，这种趋势和具体企业的盈亏关系也可以分析得出来，那计划经济不就搞成了吗？之所以搞不成，就是因为细碎的市场投资机会，是由分散在每个人脑袋当中的知识和具体的交易来决定的。这东西跟宏观趋势没什么关系，所以投资者千万别看宏观形势。

他还有一个观点，千万不要听内幕消息。股市红火的时候，卖菜的老太太都有内幕消息，但是都不要听。为什么？因为它会干扰你积累的经验。经验是唯一珍贵的东西，这个东西需要你去一点一点摸索，甚至交学费去获得，而不是靠内幕消息。内幕消息依赖得多了，会严重干扰你投资经验的积累，而且没准儿会把你暴露在一个巨大的、不可控的风险之下。这就是保守主义的投资哲学，但你按这个方法投资亏了别怪我。

保守主义作为个人的一种选择，实际上是一个相信自己的强者选择。在互联网上也流传着一些版本，说这是穷人思维和富人思维的区别。

什么叫穷人思维？就是老是在存量里打主意，混得不好，就老觉得是富人剥削我，就跟富人对着干，最好富人多缴税，然后我们穷人多享受福利，这是左派的哲学。

右派的强者哲学不见得在道德和正义观上立得住，但是有自己的道德观，它认为如果自己穷，就应该想办法去挣钱。

所以你判断一个人是用穷人思维想问题还是用富人思维想问题，别听他怎么说，也别听他说自己喜欢什么—其实穷人和富人喜欢的东西差不多，都是金钱、美女、别墅、舒服的日子、和谐的环境—而是要听他说他恨什么和他怕什么。比如说一个人的手机丢了，穷人思维的人会恨这个社会，会恨小偷，会恨政府—你们警察都是吃白饭的吗？应该替我们把小偷管得好好的，我的手机才不会丢。

富人思维的人也恨，但他只恨自己—刚买的手机就丢了，我怎么就那么没本事，我应该努力挣钱再买一部手机。然后，他就会想办法挣钱了。这就是区别。

穷人思维的人怕什么？怕失去既有的。富人思维的人怕什么？怕自己被既有的东西绑架。

穷人思维和富人思维就是人生的分水岭

我之前干了一件事，把自己在北京的房子卖了，我现在租房住。很多朋友都说：“你疯啦！北京的房价肯定要涨的。”确实，我也不太相信北京的房价会跌。但是，北京的房产作为一个巨大的投资机会，几年翻几倍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它未来可能会涨，但已经不是最好的投资机会了。

其实卖房遇到的最大的阻力不是这个，而是父母以及亲戚朋友都在担心，你把房子卖了租房住，那你不就没根了吗？你就没有安全感了。对，我最怕的东西就是这个。

如果我有房，国家出台一个什么规定，什么不动产登记，我就会分析，这会不会影响房产的价值？我得赶紧拿出计算器算算我这个房产值多少钱，那个政策出台之后它会不会跌价。我天天都在惦记我生命中财产的存量，我怎么能够容忍我的生命这么堕落下去呢？所以必须卖掉。

所以，我常说，互联网时代的生存哲学就是“要享用，但是不一定去占有”。因为占有是存量逻辑，而享用是靠自己的本事去挣钱，然后享用它，是一个增量逻辑。所以，为了防止自己陷入一种穷人思维，我把房子卖了，然后租房住。具体的账我就不跟大家算了，我可以告诉你，拿着卖房的钱，也不用做什么理财，就放入余额宝的收益，拿来租房也是绰绰有余，每年还能多出很多钱去旅游去吃饭，胡吃海塞。它在经济上是很划算的一笔交易。

很多年轻人毕业后，父母帮着交了首付，然后自己跟女朋友含辛茹苦地天天还房贷，当房奴。其实这不是房价太贵、市场在迫害你的问题，而是你沦入了一种穷人思维无法自拔。

所以，我常劝很多20多岁的人别买房，管它未来涨不涨呢，现在买房最大的悲剧就是你不敢辞职，不敢创业，不敢冒任何风险，让你最黄金的青春年华陷入了一种根本就不值钱的存量思维当中。那你不就注定是穷人吗？你20多岁的时候使劲往前奔，当你年薪达到50万、100万的时候，北京的房价再贵你也买得起，对吧？所以20多岁人的人生选择往前看还是往后看，是人生的分水岭，也是强者逻辑和弱者逻辑的分水岭。

为什么大家会投票给保守党

保守主义可不光是个人的价值观选择，也是国家民族在做政治选择时的一个选项。再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别想那只大象》。这本书是在讲人类的一个心理现象，但是它用大量的篇幅黑了当代美国的保守主义者—共和党人，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是民主党的笔杆子。但是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对美国共和党人的想法反而有了一种理解和同情，甚至是尊重。

这本书最精彩的地方是用一个比喻，把民主党、共和党思想的分界线给说清楚了。作者说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家，保守主义者扮演的是严父的角色，而左派民主党人扮演的是慈母的角色。严父最恨什么？恨败家子，恨不成器的儿子—你应该努力，你应该有出息，然后自我奋斗，自己变成富人。而慈母最恨什么？恨谁欺负我的宝贝儿子。这就是强者哲学和弱者哲学的区别。

我们再看严父怕什么？他怕这个家里没规矩，老大有本事奋斗，老大就应该是富人；小儿子没本事，只要饿不死，活该受穷。这叫规矩，不能破。而慈母就不这么想，慈母最怕的是整个家庭不和谐、不均匀，老大你挣了那么多钱，你弟弟混得不好，你给他十万八万也不要紧嘛；你弟弟马上结婚了，掏50万给他。这就是慈母的想法。美国政坛上所有的话题，不管是堕胎、枪支管理、征税，还是穷人福利，这些分歧我们基本上都可以在这个框架里面理解清楚。

到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前面提过的一个悬念：为什么整套保守主义右派的政治哲学都是替富人说话，而富人人数少，他们的党派还老能选上呢？因为他们有一种坚定的价值观。

很多选民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谁对我有利？当然民主党候选人对我有利，他上台会给我们发福利。但为什么最后选了共和党人呢？因为我信他那一套。”虽然富人并不占多数，但是且看2004年布什那一届总统大选，给他投票的百分之六十几的人，都不是富人，但是他们信布什那一套。

你也可以理解美国当前政治生态上的一个特征，就是共和党人虽然显得傻傻的、笨笨的，还土气，不管在伦理上还是行为习惯上都比较保守，但是他们抱团，因为他们是用价值观、用传统凝聚起来的一个集团。民主党人虽然个个都很聪明，但是不抱团，有的人支持环保，有的人为同性恋呼吁，他们之间没有那么团结。这也是《别想那只大象》这本书为民主党人痛心疾首的一点。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下面这个结论—很多右派保守主义者具体的观点听起来很反动、反革命，是在替富人说话，残忍无情。但是一旦我们理解其道德基础和传统根源之后，会发现这不是好人和坏人的问题，仅仅是个人价值观上的一个选择偏好。

不管政治那一套，我们再回头来探讨每个人的最具体的选择。我举一个例子，文章、马伊琍他们家出事后，马伊琍发了一条微博，遭到很多人的调笑甚至是嘲弄，但我恰恰觉得这条微博写得精彩极了。“恋爱虽易，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这句话听起来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保守主义的整套价值观系统。

“恋爱虽易”，我们相信爱情，相信通过个人奋斗就可以拿到那个好东西。“婚姻不易”，永远别说什么大话，对人性不要寄予太高的期待，婚姻当中总是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都得去解决。怎么解决？“且行且珍惜”。不要相信什么一揽子解决方案，公主和王子结婚之后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没那回事儿，大家都是一边摸着石头过河，一边往前走，一点一点去把问题解决掉。

你看世界上的聪明人，当他们的价值观一致的时候，不管他知不知道什么叫保守主义，什么叫右派，他们的人生选择往往都是一样的。

[1]“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版权信息

罗辑思维：迷茫时代的明白人

作　　者：罗振宇

出 品 人：唐学雷

责任编辑：侯娅南

装帧设计：仙　境

品　　牌：磨铁数盟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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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个人崛起的力量

01 大公司：和蚂蚁一起起舞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年代

所有危险都有不可预测性

这个世界是不可控制的

高度控制，唯有惨败

拿出一种园丁精神来

破解方案1：放眼全局

破解方案2：组织变形

激发起底层的惊人力量

用不确定性对抗不确定性

02 大英帝国：不控制的智慧

什么是大英帝国

大英帝国的内在逻辑

《国富论》说服了英国人

最会算账的英国人

不控制反而是最好的控制

暴力镇压真的就好吗

是败亡还是转型

跟老祖宗学管理智慧

03 大门口的野蛮人

人类的繁荣到底是怎么来的

日本经济衰落之谜

老而不死，是为贼

大航海精神今何在

迈阿密：靠罪犯和流浪汉繁荣起来的都市

创新：低素质者与高素质者的双人舞

患上“日本病”的香港将何去何从

04 市场的广度

灯塔应由谁来建造

经济学中的灯塔问题

灯塔其实就是一盘生意

民营企业建立免费设施的可能性探讨

市场有的是办法

免费的福利，其实背后都有成本

救还是不救？这是一个问题

中国第一支私人消防队

最现实的解决方法何在

保险公司已经演化为一种金融手段

漠视市场的力量，是要吃亏的

第二章 创业去

01 微革命：躺倒也能当英雄

从技术爆炸开始说起

个人崛起的优势1：惊人的发展速度

个人崛起的优势2：大规模吸附资源的能力

个人崛起的优势3：机会越来越多

微创新身法之一：转身

微创新身法之二：立定

微创新心法之一：呻吟

微创新心法之二：躺倒

02 发现你的太平洋

发现新大陆堪称一次伟大的创业

不断地抛弃存量，去寻找全新的栖息地

麦哲伦的创业史

库克船长的创业故事

创业的四个逻辑

03 疯狂的投资

人类社会的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

电报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

跨越大西洋电缆的商业传奇

创业者都是乐观的疯子

有好点子，就要马上行动

什么是创业者式的吹牛

菲尔德的创业失败史

菲尔德的财富大喷发

富人凭什么挣到那么多钱

第三章 互联网进化论

01 和你赛跑的不是人

这是一场空前的人类危机

我们都低估了互联网

你会不会技术性失业

技术势必带来灾难性的失业

这一轮危机怎么破

放弃追求地位，转而追求联系

放弃追求效率，转而追求趣味

02 3D打印有未来吗

3D打印是比互联网更大的事

什么是3D打印

工业社会的两大绝活儿

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大分裂

3D打印的本质：数据驱动的制造

人的作用被释放了出来

3D打印真的能实现吗

为什么我们应该乐观看待3D打印

谁也控制不了技术的成长方向

如果3D打印完全实现了

每个人都应该活在趋势中

03 未来脑世界

沙堆实验的启示

人类的进化通往何处

人脑就是互联网发展的终极状态

全球脑的量子跃迁

人工智能不会是人类的敌人

你是促进了连接，还是阻碍了连接

终极的连接，就是隐私的完全丧失

互联网社会中的新型伦理

竞争的胜败并不取决于产品的优劣

小公司的成长之路

小公司的两种活法

第四章 今天我们该怎么活

01 你因挣钱而伟大

富兰克林凭什么被崇拜

花花公子的罗曼史

“第一个美国人”

做个奸商又何妨

商人，就要对自己狠一点儿

不认死理，只认利益

全世界最伟大的和事佬

挣钱是世界上最体面的生活方式

02 大家都有拖延症

拖延症三大要素

拖延症是不能治愈的

拖延症到底是不是一种病

把拖延变成一件有价值的事

得学会跟自己玩心眼儿

拖延症背后的庞然大物

现代社会加重了人的拖延症

拖延症是人类进化历程送你的礼物

03 费马大定理

当生命开始封闭，他就已经凋谢了

中西方数学的本质区别

挑战者死：第一次数学危机始末

爱法律更爱数学，秀财富不如秀智商

那些嫁给数学的姑娘

数学就这样救回一条命

全球高智商人群的接力赛

费马大定理终结者横空出世

04 怎么当个明白人

从进化论开始谈我们为什么会犯糊涂

因果颠倒带来的思维陷阱

你被混乱的因果关系蒙蔽了吗

大机构也逃不过因果的思维误区

一定要警惕的三个老鼠洞

相似性和接触性

公共政策的很多失误

阿斯巴甜：隐藏很深的因果关系

我们可以信的因果

这些都只是小概率事件

因果关系就是说故事

读点经济学作品的必要性

放开视野，面向未来

我的两个生存信条

保持旺盛的好奇心，取得正当的财富，赢得他人的尊重，做最具体、最实在的事情，而且勤奋地去做，而不去空谈大道理。这就是我认为的最有尊严的生活。

——罗振宇

第一章　个人崛起的力量

01　大公司：和蚂蚁一起起舞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年代

中国古代有一个笑话，说有个聋子看到别人放炮仗，就觉得好奇怪啊，好好的一个花纸卷，怎么说散就散了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你有一个感官通道封闭后，不管你多么用劲地观察，都是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世界的。

现在，我们人类世界，甭管是政治还是商业，都处于一个特别神奇的时代，我们经常会感觉到，“这个花纸卷怎么说散就散了呢”？

比如说诺基亚被收购了，那样坚若磐石的庞然大物原来也能崩溃；微软这个10年前还炙手可热的大企业，如今做什么都做不成，没准儿也离死不远了；原来默默无闻的一些小企业，比如说三年前大家还不知道的小米，突然就成为估值100亿美元的公司了。

小米发布2999元47英寸（1英寸=2.54厘米）的互联网大彩电时，搞得我那些在传统彩电公司工作的朋友大惊失色，倒抽一口凉气。为什么？他们原来那个大帝国就此接到了“病危通知书”，不知道哪一天就要倒掉了。

即使是国家层面，美国当年那叫一超独霸，现在面对叙利亚这么一个弹丸之地，也感觉到狗咬刺猬一般地为难，不知道从何下嘴。这个世界真的是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宴宾客，眼看它楼塌了，谁都不知道自己烈火烹油似的繁华能够持续到哪一天。

给大家推荐一本书——《不可思议的年代》。这本书的作者大有来头，叫作库珀·雷默，他是基辛格的弟子。他是一个飞行特技驾驶员，还是一个很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

这本书就是针对美国提出来的一整套如何适应新世界的解决方案，对于所有身在传统商业大组织中的人都有借鉴意义，也就是大象如何才能和蚂蚁一起舞蹈。

所有危险都有不可预测性

大象为什么遭遇到这样的困境？答案只有一个，由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带来了全球政治、经济、社会格局全新的变化。这个变化最核心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个体崛起。

举个例子来讲，《罗辑思维》为什么能够存在？要知道我们现在每期的点击量有100多万，跟CCTV有些著名栏目也相差无几。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央视所有的资源都是从组织内获取，得有各地的差转台、各个城市中心的转播塔、底层的上万名员工，才能做出一些好栏目。

我们《罗辑思维》是草根生长，我们也不是没有资源、没有底座，我们也有，优酷等互联网视频网站的带宽服务器免费给我们用，张小龙团队不眠不休多少个日夜做出来的微信我们也在免费用。我们没有必要进入到央视那样的体系里，就能获得如此开放、全面、强大的资源。

像罗胖这么温柔敦厚、一副无害的表情的人获得这样的资源倒也罢了，如果这资源落到恐怖分子手里呢？据说从2008年开始，人类就可以从互联网上完整地下载天花基因的制造方案，而且这种天花基因是可以对现在所有的防疫系统进行突破的。也就是说，这种天花基因能秒杀所有疫苗。所以很多人就说，也许过不了几年，第一个可以秒杀所有疫苗的天花病毒就将在某个恐怖分子家里制造出来。一旦制造出来怎么办？

据说，前几年美国国防部也做了一个实验，电脑模拟了一下人类感染了这种新型天花病毒会怎么样。结果，几周之内，几百万人都死了，最后国防部干脆把插头拔了，说这事别再弄了。这个危机往下演算下去，就是美国人灭绝，因为在整个电脑推演当中，没有发现任何现行的防疫机制可以阻止这次瘟疫的蔓延，它太快了。

这就是个人崛起的力量，但是这还不是根本。这本书里最有趣的观点，就是所有危险的不可预测性。有人会说，无非复杂一点儿，有什么是不可预测的？因为从远古有人类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追求的就是可预测、可预见。搞商业的人都知道，任何计划的执行无非是“计划、执行、检查、调整、提高”这几步，我们必须知道所有的事情要往哪儿发展。

什么叫不可预测性？如果世界陷入了不可预测性，原来工业社会建立的系统就会全部崩溃掉。这正是我们即将面对的局面。

这本书里记载了一个实验，叫“沙堆实验”。如果取一堆沙，一粒一粒地往下滴，一开始它会形成一个自组织，形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圆锥形。可是随着沙粒一粒一粒往下滴，沙堆不可能一直保持圆锥形，总有一刻沙堆会发生崩塌，尤其是那个尖，“啪”的一下就不成形了。

这就是科学上著名的沙堆问题：什么时候崩塌可以预见吗？

最开始沙堆实验是作为一个思想实验提出来的，提出者叫巴克。他认为没法预测，但是没有验证。后来，美国一位科学家干脆真的做了这个实验，发现巴克的猜测是对的。当沙堆堆成一定的规模之后，再往上去，每个点发生崩塌的概率都一样，并非堆得越高越容易崩塌。这是沙子，不是泥土，每一粒沙之间没有黏性，只有挤压的作用。

这个实验的执行者提出了一个数字，他说每下来一粒新沙，原来沙堆内部结构的复杂度，每一秒钟提升100万倍。这就是指数级的概念了。请注意，它只是沙堆内部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跟外部的冲击力是无关的。沙堆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但是没人知道它会怎么变。

我们现在的社会不就是这样吗？互联网把每一个人从传统的小共同体当中剥离了出来，很多公司的离职率大增，每一个年轻人都觉得，我认识好多人，我网友多得是，那么多公司都在网上招聘，我随时可以去。这就是剥离出来的一种力量。

我们不会像我们的父辈那样，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在单位事事都要听领导的，争取早日当上组长、车间主任，顺着体系往上爬。现在不是了，互联网为每一个人打开了眼界，让每个人还原到沙子的状态，它不再是凝结在一起的土块，它几乎没有任何可建筑性。

也就是说，当整个社会由这些分散的像沙粒一样的人和小组织构成的时候，沙堆实验当中呈现出来的一个逻辑，就可怕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下一刻发生什么，你根本不可能知道。

这本书里最让我震撼的就是这个沙堆实验。当人类那么多种因素堆积在一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是一个新的NGO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的缩写，意为非政府组织）诞生了，可能是一个印度农民离家出走了，可能是硅谷出现了一个新的技术，可能是北京中关村两家公司合并了。就这么一颗沙粒往下一落，整个系统突然就发生了崩塌，这种可能性难道不存在吗？

没错，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正在笼罩这个世界。就像中国的楼市，很多经济学家都说，楼市马上就要大跌了。这道理谁都懂，一个暴涨的市场，总有一天会发生大跌。可是什么时候跌？如果他敢斩钉截铁地告诉你一个具体日子，那这个人一定是骗子。这是因为楼市和刚才我们说的沙堆实验是一样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由所有消费者、楼市投资者、基金、政府、全球的政治和经济架构决定的一个沙堆，里面的复杂性一点儿不比刚才我们说的沙堆要小。它什么时候崩塌，早就在实验中被证明，是不可预测的。

20世纪几乎所有的科学领域都出现了这样的进展，科学发展到最后，发现这个世界是不可预测的。20世纪初，海森堡就把不可测量带入了整个量子物理，后来流体动力学、信息论，包括数理逻辑里面都发现，最后否决了因果关系，否决了世界的可测量性、可理解性，很多现实才可以解释。所以，这个世界的本质没准儿就是不可预期。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小家伙的力量，当它逐步强大之后，爆发出来的后果是可怕的。

很多人都知道蝴蝶效应，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不知道哪里就会爆发龙卷风。现在，我们的商业大组织面对着同样的不确定性。前几年，我给很多企业当危机管理顾问的时候，偶尔也管点儿公关的事，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企业的舆论危机是不可管理、不可预防的，只能在它发生之后随之舞蹈。但我这个观点很得罪人，因为很多公司就是靠预防危机、管理危机吃饭的，我这么一说不是砸了人家的饭碗吗？

我跟他们抬杠的时候经常会说，当一个大组织、一个大企业处在互联网的舆论环境里时，它根本不知道哪一个对它有伤害的声音会被加速，会被强化到企业根本承受不住的地步，而且根本没法预判，他可能就是一个个人。所以如果我听到谁说“我能够管理危机”，我就会抬杠说：“那你倒回去两年，替中国红十字会把郭美美给预测出来。”到现在，也没有人可以证明郭美美跟中国红十字会有一毛钱的关系，但又如何？中国红十字会的名誉已经毁掉了。

个人崛起的时代不像以前，恐怖分子给公安局打电话说：“我放了十万个炸弹。”公安局马上就全城排查，只要拆掉一颗炸弹，风险就少掉十万分之一，这是可以预测、可以管理的风险。可是现在呢？公安局只能安排全城人民大撤离，没有别的办法。当每一个风险都能成为郭美美级的风险，请问我们的企业还能躲到哪里去？这风险还怎么预测呢？

这个世界是不可控制的

《不可思议的年代》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坏消息是，这个世界不可预测，而第二个坏消息就更要命了——这个世界不可控制。

书中举了一个例子，苏联解体。如果时光倒转，让我们回到20世纪80年代，我们跟别人说“苏联要解体”，恐怕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会相信，因为那是一个看起来坚若磐石、有着坚强的控制力、拥有克格勃这样的组织的国家。它的政治结构看起来比美国还要稳固、还要强大，怎么会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呼啦啦大厦倾倒，就那么垮掉了？真的是很让人震惊，包括美国人在内。

美国人刚开始惊呆了，然后就开香槟庆祝——冷战我们赢了。戈尔巴乔夫弄垮苏联之后，反复强调的一个政治观点就是：美国人一直说他们赢得了冷战，这是个错误。但是美国人不这么看，他们写了一大堆文章来分析，说首要的原因是美国搞星球大战计划把苏联的经济拖垮了。有没有搞错？苏联的经济是不太行，可那会儿并不是它最不行的时候，乌克兰大饥荒死了几百万人，那时候怎么没垮？而且苏联垮了之后，类苏联结构的国家，比如古巴、朝鲜，它们的经济更糟糕，怎么现在还没垮？这个原因是解释不通的。

第二个原因，美国人搞了很多反苏的油印小册子在苏联境内进行传播。《不可思议的年代》的作者把这个分析告诉了俄罗斯的专家们。他们哄堂大笑，说那种油印小册子以及“美国之音”的广播，在苏联人民的生活中已经是常备品了，存在几十年了，怎么会刚好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突然就爆发了呢？这个理由说不通。

还有人说是因为美国的“软实力”，苏联是被牛仔裤、麦当劳、摇滚乐、美国的电视剧、好莱坞电影、迪士尼轰垮的。也不能说这个分析一点儿道理也没有，持这个观点的是美国著名的战略学家奈斯比特。怎么定义软实力呢？软实力的标准定义是，能够在其他国家人民心中建立偏好的能力。你爱看我的电视剧，爱用我的文化，那时间一长，你不就喜欢上我了吗？你喜欢上我，就会厌恶现在的统治者，然后摧枯拉朽，你就到我的碗里来了。

可是我们仔细想想，好像也不对。随便举两个例子，俾斯麦对法国文化真是崇拜到了极点，他非常喜欢巴黎，可是第一支血洗巴黎的外国军队不就是他带领的吗？抗日战争的时候，哪个日本指挥官不是用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汉字写战地报告、发布命令？正是那些命令让中国陷入一片火海中。就像现在中东的恐怖分子，他的包里可能就放有麦当娜的唱片，而旁边就是招募人体炸弹的招贴。一个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上午刚在美国大使馆递交了哈佛大学的入学申请，下午就可能跑到美国大使馆里扔石头。所以，美国不遗余力地加强软实力、建立偏好，与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反感甚至是敌意，是并行不悖的两件事情。

软实力在国际政治上真的起过作用吗？事实上，我们没有看到过例证。那苏联崩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后来，我又看到一种解释，说是苏联内部发生了崩溃，是苏联统治集团内部的精英们在苏联的后期，都希望这个政权垮台，是这种力量从内部把它撕碎的。

高度控制，唯有惨败

不管美国人写了多少文章，对苏联垮台的原因是怎么分析的，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判断：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的崩溃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是不可预测的。

美国人针对苏联制订的各种计划真的起到过作用吗？真的能够控制这件事情的发生吗？恐怕未必。为什么控制在复杂的系统是无效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对方不是死人，他就站那儿，你施以小计，他就正中你的下怀，这件事情可能发生吗？

我们再拿美国的另外一个策略“中东和平”来说，这是美国近些年每一任总统都想留下的一座历史丰碑，可是从来没有成功过。有一个在中东斡旋的美国外交官曾开玩笑说，斡旋中东和平进程的外交官是世界上唯一终身从事的职业，因为这事儿永远没完没了。

为什么呢？机理其实很简单。美国先抛出了一个计划，以色列就说，我得从这个计划中再争取一部分能获得以色列人民欢呼的条件。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那边呢？民族主义者得反对这个计划。等这两种声音各自把老百姓说服之后，双方就开始把这个计划两边扯，直到把这个计划碎为止。所以在中东和平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哪个美国总统抛出的任何一份计划是能够成功的。

这本书里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电脑病毒。2008年的时候，一个顶级黑客发现全球的互联网有一个巨大的漏洞，他突然觉得自己陷入了一个逻辑怪圈：如果着手修补，那就得宣布一个计划，但是这就等于告诉那些特别坏的黑客，那些想去盗窃他人财产的黑客，去利用这个漏洞。可是，不说又怎么修补呢？一个想炫耀自己的技能和发现的黑客，是注定不能挽救互联网的。所以那一次互联网危机，最后是靠一帮黑客和一帮公司用极其秘密的方式，让全球互联网度过了一劫。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9·11”。美国2001年9月11日遭受到那次大打击的三天之后，9月14日，布什总统就在国家大教堂发表演讲，演讲词写得那叫一个气壮山河。他说：“‘9·11’袭击是敌人用他们选择的方式，在他们选择的时间里发起的；现在，我们美国人民要用我们选择的方式，在我们认可的时间里把它结束掉！”可是这句话里包含着一种愚蠢，一种试图控制对方的愚蠢。没错，美国很强大，想打谁就打谁，把萨达姆干掉不费吹灰之力。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结束了一个故事，但是你也亲手开启了另外一个比前面的故事更悲惨、更具灾难意味的故事。

后来，我们在伊拉克就看到了这种情况。美国大兵长驱直入，横扫萨达姆政权，犁庭扫穴。可是接下来呢？整个伊拉克的社会系统崩溃了。这其中有一个细节，美国人当时想，我只打有生力量，只要把它打散，把萨达姆推翻就行了，基础设施咱们要尽量保住。美国人也确实用高科技手段做到了这一点。可是等整个社会系统崩溃之后发生了什么？美国人好不容易保住的基础设施，随后就被伊拉克那些溃兵、那些普通百姓在短时间内破坏得一干二净，所有的成果都丧失了。

拿出一种园丁精神来

系统崩溃带来的后果是美国人没想到的。美国人打利比亚，利比亚原来还有一个卡扎菲，虽然很多人嘲笑卡扎菲，说他只是一个母鸡，站在一堆蛋面前，说“这堆蛋是我的，我是他们的妈”。其实这堆蛋他一个都拿不起来，因为那是一个部族政治的国家，部族政治只是那些酋长跟卡扎菲达成的暂时协议而已。所以把卡扎菲搞掉之后，利比亚的社会崩溃，这个国家重建的难题就落在了美国人的头上。美国人一脚踩在了烂泥塘里，死活拔不出来。

这就是追求控制的结果，结束了一个灾难，又迅速开始了另外一个灾难。在人类历史上，所有高度控制的系统，一旦遇到一个具有高度灵活的低度控制系统的时候，往往都是惨败。

中国历史上就发生过这么一幕，解放战争中，蒋介石追求的就是中央控制。新一军、新六军派往东北的时候，全副美式装备，所有给养都由国民党的后勤部队供给，军容非常整肃，正规军嘛。蒋介石还不放心，亲自打电话指挥战斗，一直要打到团长级别。

延安那边呢？人家不追求控制，东北野战军进东北的时候，就地征粮、就地征兵，先搞土改，然后动员百姓参军，根本没有一套发达的后勤系统，但是部队很灵活，很有战斗力。延安丢了没关系，毛主席带着大部队就那么走了。中央和各野战军之间的电报联系甚至不太通畅，没有关系，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随便打。

这就是两个系统之间的差别，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最典型的一次战役是辽沈战役中的胡家窝棚战斗。当时，两股部队纠缠在一起，连长找不到团长，团长找不着师长。林彪一看，好，越乱越好。他这么说是因为共产党的军队是有价值观系统的，虽然打散了，但他们都知道，看见敌人咱们就要消灭掉。而国民党军队是中央控制，中央控制一旦丧失，那不就是没头苍蝇了吗？结果在胡家窝棚，廖耀湘的司令部生生被一个摸黑过去的共产党小分队端掉了。这次胡家窝棚战斗对辽沈战役的整个进程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所以，面对一个越来越像生态系统、越来越不像机械组织的世界，用控制这种方法，你觉得还能成立吗？

1974年，著名的经济学家、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领奖的时候，他发表了一篇演说，很有意思。他先客气了一句，说经济学终于有诺贝尔奖了。紧接着话锋一转，说：“人们正在呼吁经济学家出来谈一下，如何才能使自由世界摆脱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这种严重的威胁？然而，必须承认，正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曾经推荐甚至极力促使政府采取的政策，造成了这种局面。”就是说，现在经济不景气正是这些经济学家给政府瞎出主意导致的。

这篇短短的演讲，感觉就像是替所有经济学家向大伙儿道歉。哈耶克最后说了一段话，大意是：对待一个复杂性已经根深蒂固的系统，我们要采取一种什么姿态？不是自大地以为我们能够控制它的姿态，不能像工匠打造器皿那样去模铸产品，而是必须拿出一种园丁精神，像园丁看护花草那样含情脉脉地看着这些花草，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通过提供适宜的环境，维护它的生态，帮助它成长。

这篇演说的名字叫《似乎有知识》，多奇妙的名字。对于我们所熟悉的事物，我们似乎觉得自己有知识，可实际呢？实际上，我们一无所知。

破解方案1：放眼全局

在《罗辑思维》以前的视频节目里，我们一直在强调个体的崛起。在这里，我们要讲的是大组织面对个体崛起之后的困境，怎么破？有解吗？有。《不可思议的年代》这本书的作者就提出了一个思路，叫深度安全。这个思路比较复杂，简单说就是两条，第一条就是放眼全局。

美国人在“二战”后期发现有点不对头：为什么我们拿燃烧弹轰炸德国，反而导致德国人民众志成城，团结在了希特勒的周围呢？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高度控制带来的一个结果，你想影响他，让他按照你的方向走，但是对方往往不会让你如愿。

“二战”后，美国人吃的亏就更多了。在越南战争中，美军B-52轰炸机发射的军火量，远远超过“二战”的总和。但是又怎么样？美国败了。在越战中成长起来的一批美国军官，在越战结束之后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哪儿错了？

冷战时期，西方的军人以美军为首，一直在做一道推演题：如果苏联举全国之力向西欧发动进攻的话，我们用多大的火力才能把苏联阻截在50千米之内？结果发现不可能，苏军要一直打到德国，把德国打败，才能止下步伐，此时双方将进入对攻战。可是这个情况是不可接受的，这要死多少人啊？肯定血流成河。所以一些年轻军官就提出来：可不可以不直接消灭他的有生力量，而去打一些后方的节点？什么节点？比方说我们不把敌人打死，只把他们打成伤兵，这不就增加了对方战地医院的负担吗？然后，我们定点去攻击对方的油料库、医院，包括一些通信设施，攻破他们的后方网络。经过电脑推演，大家发现这个策略挺好，反而能在50千米到100千米之内就阻截住苏军的进攻。

后来在实战中，美国的军人就一直用这招，打伊拉克的时候用过，打南斯拉夫的时候也用过。当时，他们有一招，就是先用飞机空投石墨做的丝。大家都知道石墨是细丝，可以导电的，美国在整个南斯拉夫的电网当中就投放这种细丝。结果就导致南斯拉夫的电网大面积的短路，贝尔格莱德整个城市陷入一片黑暗。我们那个时候看电视新闻的时候，老觉得那是防空需要，不是，那是真的停电了，让美军给弄的。所以，南斯拉夫整个民心士气一下子就崩溃了。

你要说这玩意儿新鲜吗？它不新鲜，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听起来，这叫什么新鲜？因为我们《孙子兵法》从来都是这么说的。在兵法中讲究一个“势”，什么叫势？势就是我制造一种情况，让敌人按照我想让他去的那个方向去运动，这就是制造势。换句话说，中国的兵法在心中一直是有全局观的。

要想有全局观，我们就要学会不控制的艺术。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我们想控制一件事情，我们想推动一件事情，但是结果呢？比方说有新闻说，得经常回家看看，这件事得立法，不孝敬老人这可不行。后来又听说读书要立法，不读书判刑这事好像有点不对。但是你看，所有这种思维都是中央对边缘的控制型思维，我们拍桌子喊：《新闻联播》播了，全民得读书！是好意，可问题是这种控制结构面对一盘散沙——互联网式的一个纷乱的生态系统，真能起到作用吗？你呼唤读书，老百姓就真的拿起书本吗？

所以，甭管你是立法，还是加大中央的宣传力度，都是没有用的。什么是有用的呢？比如，可以扶持《罗辑思维》这样的节目，然后由这样的一个个读书社群形成网络，然后让这些种子自由生长。这恰恰是放弃控制的思路，而用生态对生态的观点，用全局的思维来达成自己的目标。

破解方案2：组织变形

第二个就是组织变形。既然对方是蚂蚁，你非要当一头大象，那对不起，你只有被蚂蚁啃死的结局，不会有第二种可能。

那怎么组织变形？我们为什么讲很多军事故事？因为你要知道，在五百强企业中，西点军校毕业的高管比哈佛商学院毕业的多。美国人打阿富汗的时候，就进行了一次重要的组织变形，主导人叫拉姆斯·菲尔德——美国人当时的国防部部长。他在任上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把美国的战斗组织进行了重组。

原来苏军打阿富汗的时候，是正规军往里开，是中央控制系统往里走，最后铩羽而归。美国人不这么干，苏军是把70%的成本用于火力，30%的成本用于寻找目标。拉姆斯·菲尔德说：“我们能不能通过组织创新，把这个成本结构给颠倒一下？70%的成本用于搜寻目标，30%的成本用于对敌打击。”他把美国大兵分成了好几百个三人小组。每个三人小组中，一个人是炸弹专家，一个人是通信专家，一个人是战斗专家，三个人带一套5000万美元的装备，结伴在阿富汗山区寻找。他们一旦发现塔利班组织的人，通信专家就向后方发一封电邮，后方就直接发炮弹把它定点清除，甚至弹药量都是计算好的。

后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冯仑就提出，看来今后正规组织的变形方向就是这个方向，所以他给这种组织起名叫“特种部队组织”。这种特种部队组织在中国的商业结构里面也很典型，保险公司“扫楼”的都是特种部队。虽然只有一个人敲门卖保险，实际上他背后有一个庞大的支持系统，保险公司的那些精算师会算出每一个保险产品的赔率。所以，未来的组织系统很可能就是这样，让前线听得到炮声的人发命令，后台去做支持；而不是后台发命令，前方去执行。

让听得见炮声的人做决定，这也是华为这家中国很有创新精神的公司近几年提出来的组织变革的方向。为什么要做组织变革？因为对方也在变革，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军队都是仿照美国军队建立的。当然，你模仿我，你又不如我，当然就打不过我。但是“二战”之后这些国家的组织都在进行变形，用冯仑的说法，他们变成了“基地型组织”。他们的特征是什么？成员极度离散，成本各自负担，然后靠价值观协调。针对这种组织变形，正规组织如果不进行变形，那是不可以的。

中国历史上也是这样，为什么农民战争一爆发，中央王朝这个中央控制系统就很容易发生崩溃？我在史料中看过这样的故事，说李自成打仗非常简单，因为他说是有几百万人的军队，哪有什么正经军人？都是老百姓、饥民，想跟着他抢口吃的。攻城的时候也很简单，所有男丁只要能上去捣一块砖下来就可以去吃饭，拿不回来就只能死在城墙根前。他没有什么战术，就是这么一哄而上，然后像蚂蚁一样把一座城池瞬间啃成白骨。他这种打法，中央正规军还怎么跟他打？

清朝的太平天国也是这样，清政府做了什么样的组织变形呢？它变成了突击队，由恭亲王在中央主持，然后让汉族士大夫各自组织团练。当时，打太平天国的结构就是这样：曾国藩在安庆，胡林翼在湖北，李鸿章在江苏，左宗棠在浙江，彭玉麟管水师，各自爆发出活力，各自为战。就是这么一个结构，最后把太平天国给打下来了。你不能不说这是清政府在面对危机的时候，自发所做的一次组织转型。唯有这种分散力量、完成组织转型的方案，才是对抗这种新兴的蚂蚁型组织的唯一有效的方案。

激发起底层的惊人力量

在《不可思议的年代》这本书里面其实举了很多这种组织变形的例子。比方说，南非有一个治疗肺结核病的医疗项目，政府非常重视这个项目，就让医生去监督老百姓吃药。结果，因为那个药物的副作用非常大，老百姓说还不如死了算了，干脆不去治，最后这个项目执行得非常糟糕。

后来有一个治疗艾滋病的项目，因为治疗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非常复杂，而且非常昂贵。那些黑人老百姓得了艾滋病之后，就自发地组织起来，每周或者每个月通过同乡会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当活力来自于民间的时候，这个项目就运行得非常好。

这本书里还举了一个商业上的例子，也非常有意思。十几年前，巴西有一家企业，老板叫塞姆勒。他说巴西通胀率已经到了百分之百了，在这个国家做商人，就像地震的时候骑在一头暴怒的公牛上，真正可怕的不是公牛的颠簸，而是地震。这个国家的整个经济环境太不稳定了，企业简直没法干下去，他就不想干了。

可是一旦他不干了，工厂的工人怎么办？工人代表就找他谈判，说：“这样吧，我们主动要求降低工资，但是你得答应两个条件。第一，以后工厂如果挣钱了，我们的分红能不能增加点儿？”塞姆勒说这个可以，反正现在什么都没有，以后万一挣钱了多分点没问题。“第二条，以后你签出去的每一张支出的支票，得由我们工会代表附签，就是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是花我们的。”塞姆勒说这也行，反正什么都没有了，死马当活马医。

结果怎么样？在通胀率百分之百的情况下，这家企业居然盈利了！因为每一个工人都觉得，“这是我的公司，它要死了我就没饭吃了”。后来通货膨胀期过去了，塞姆勒觉得这个体制很好，就保留了下来，什么都让工人自己决定，自己什么都不管了。

有一次选择建新工厂的地址，塞姆勒说你们工人自己投票决定吧。工人们就选择了一块地，这块地旁边就是当地人常年闹罢工的地方。塞姆勒心里犯了嘀咕：这里天天乱哄哄的，天天在罢工，行吗？结果新工厂建成之后，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旁边天天在闹罢工、游行，这家工厂里的工人却天天钻在车间里搞技术革新。

塞姆勒的工厂里还发生了一件事，有一个车间的叉车工人平常是八点上班，可是这个车间的工人说，早点上班，多干点活吧，以后七点上班。可是那个叉车工人死活不干。结果呢，这个车间所有的工人都学会了开叉车。

底层的力量就是这么大，所以塞姆勒这家公司现在变成了巴西一家特别奇怪的公司，可能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塞姆勒就根本不知道他雇用了多少人，也不知道这家企业在干什么，因为这些决定都不是他做的。他作为一个大股东、精神领袖，经常到车间里跟工人们握握手就行了。你看，底层力量一旦被激发起来，就是吓死人的力量。而底层力量怎么激发？组织得变革，这是这本书给我们提供的第二个答案。

其实中国的企业当中，这样的变革少吗？太多了。前不久，我遇到一个广州的企业家，他从事的是传统制造业，一直渴望能完成互联网转型。可是他琢磨来琢磨去，觉得靠自个儿可能没戏，所以就想了一个招：“员工们不都嫌制造业没钱赚，想跳槽吗？那就在公司里搞个创业PK大赛，跟那个《赢在中国》是一样一样的，每年两次。全民投票，如果这届大赛你赢了，你去创业，我就支持你，白给你个人股份，我控股就行。”对于那些有创业计划的人，这个思路就很有新鲜感，也很有吸引力。结果几年之后，这家传统制造业企业居然控股了几个具有强烈互联网基因的子公司。

很多人都说变革难，关键你要知道你变革的是什么，你以为变革产品就行了？你以为搞一搞市场调研就行了？不行的，组织得变。

用不确定性对抗不确定性

我还想补一个答案，既然世界是不确定的，那怎么办呢？其实终极的答案是，用不确定性对抗不确定性。

我还记得当年听《冬吴相对论》的时候，吴伯凡老师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是健康？健康就是指在得病和不得病之间的那种摇摇欲坠的状态。对啊，世界上哪有绝对的好和绝对的坏？也许你自认为是健康的，可是从头到脚去想，你会发现你浑身都是毛病。不说别的，谁敢说自己所有的牙都是标准的、完整的、好的？

整个世界都是不完美的，可是传统的管理，尤其是日本管理学那一套，都是想把事情往完美去做，这是工业社会在确定性的时代，想要用控制的方法来达成的一个目标。

但是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在互联网让每一个个人都崛起的时代，如果你再用确定性的、可控制的思路去面对你的竞争对手，你可能就会面对大象被蚂蚁吃掉这样的结局。

怎么办？用不确定性对抗不确定性。什么叫不确定性？其实就是一个“人”字。我们还会说到战争，战争是最具有不确定性的，尤其是在古代战场上，没有那么多的侦察设备，也许连敌方在哪儿都不知道，所以古代的名将不见得一定是大儒，很多名将一个大字都不识。

高阳先生笔下的清代名将鲍超就不识字，但是有很好的直觉，他站在山头一看，时候差不多了，就喊：“兄弟们，冲啊！”大部队就冲下去了。但是什么时候喊这句，这就是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只有在直觉非常好的将领的心中才会有。所以岳飞有一句名言：“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请注意，“一心”就是说只有一个人的心里可以掌握这个秘密。

柳传志先生曾经讲过一句话，可能要被西方管理学笑话死，他说，在中国做企业要“因人设事”。事儿得靠谱，更重要的是得找到靠谱的人，我觉得这人能够控制这个事，这事就可以干了，这就叫“因人设事”。所以乔布斯故去之后，你骂库克有什么用？他不是乔布斯，你希望他达到乔布斯用他的不确定性和创造性完成的那种创新，可能吗？他根本就不具备乔布斯那种不确定性，自然不可能带来令你惊讶的结果。

《不可思议的年代》这本书的腰封上写着几行字：“旧时代的全球秩序摇摇欲坠，传统的精英们束手无策，现在是轮到我们登场的时候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创造我们的社会。”正是如此，以不确定性对付不确定性，那我们就具有了不确定性。

有很多人在问，《罗辑思维》有确定性吗？万一你罗胖哪天出车祸死了呢？或者你哪天厌倦了不想干了，这个商业模式不就垮了吗？

我的答案是两条。第一条，垮了就垮了，那它就是回归了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的生物就像草一样，一岁一枯荣，有生有死，这难道不正常吗？为什么要追逐那种控制，一定要基业长青呢？“老而不死，是为贼”，如果没有了生命力却还苟延残喘着，那叫吸血僵尸。何必要追求长久？

第二条，如果它很长久怎么办？还是回到生态系统。

总之，请参与到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重建中来，我们等着你。

02　大英帝国：不控制的智慧

什么是大英帝国

从历史学的概念来看，严格地说，大英帝国成立于1877年，因为这一年英国女王才自封为印度皇帝，她的称号当中才出现了“皇帝”这个词，所以这一年大英帝国才算实至名归。

按照《帝国》一书的作者、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弗格森的说法，大英帝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丘吉尔这个人的历史。丘吉尔出生于1874年，他3岁的时候，大英帝国刚刚成立。丘吉尔死于1965年1月，他老人家亲眼看着这个帝国起高楼，眼看它宴宾客，眼看它楼塌了。他是目送这个帝国进入坟墓的人，1965年基本上也是大英帝国分崩离析的一年。所以丘吉尔的一生，也可以说就是大英帝国的一生。

1877年，仅仅是历史学定义上的大英帝国的起点。如果我们要追寻这个帝国的内在逻辑，找寻它的历史逻辑起点的话，那还要往前推整整100年，也就是1777年。1775年，莱克星顿的枪声拉开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1777年正是美国独立战争打得最凶的时候。

说到这儿，你可能已经明白了，后来那个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国，其实是美国独立战争打完之后，一败涂地的英国在废墟当中浴火重生出来的帝国。

大英帝国的内在逻辑

英国人确实很悲哀，跟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打了几百年的架，好不容易开拓出了一块殖民地，现在人家却独立了。

当年，英国就陷入了这样的状态，欧洲列强都在嘲笑它，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恨不得脱袍让位以谢国民，这真是一次重大的挫败。

但是，我在读历史的过程当中，觉得美国独立战争赢得好蹊跷，因为甭管是美国人写的书还是英国人写的书，他们描述的都是：华盛顿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很有道德感召力，士兵们就算饿肚子，就算没有粮饷，甚至连整齐的军服都没有，也愿意跟着他干。

革命故事都得分两段讲，像中国，爬雪山、过草地得有，可是“三大战役”打得蒋介石满地找牙的英雄故事也得有，但是美国独立战争却没有。我们几乎看不到英国人怎样从一个占尽优势地位、通过多么惨烈的战役逐渐被削弱的故事，以及华盛顿将军运用怎样伟大的战略把英国人打败的故事。

这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不能按照一般的逻辑来理解这场战争，因为人家毕竟是“亲父子”。所以，当英国人撤出美国、认怂的时候，包括1783年美英在巴黎签署《巴黎和约》的时候，英国人都是同样一个心态：既然不划算，老子不玩了。

其实英国人的逻辑就是这样的：这个儿子不听话，打吧，我现在有一点儿打不动；即使我打赢了，又有什么好处呢？英国人算了算账，儿大不由娘，随它去吧。这个才是英国人止息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真正原因。

我们可以给英国人算一笔账，英国人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其实还和法国人有过七年战争，耗费了多少军费呢？12亿英镑。我们今天看12亿英镑没多少钱，也就够建一座体育馆的，当年可是一笔不得了的巨款。

打完七年战争之后，英国人留了1万士兵在美国驻守，除了一些防卫的任务，还要跟印第安人作战。这1万人一年的军费是35万英镑。这是多大的财政负担啊！

那么，英国人能够从美国殖民地拿回多少税收呢？每年11万英镑。英国人傻吗？为了维护对美国这块殖民地的独占权，每年要花掉35万英镑，然而只能收回11万英镑，时不时还要支付一大笔像七年战争这样的军费支出。所以，从简单的账面资产上算，英国人不玩这局游戏是可以理解的。

很多人的逻辑是这样的：但凡领土，哪怕是一块小岛，我们也不能丢。但是英国人不这么想，为什么呢？这就得说到一个人——《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

《国富论》说服了英国人

《帝国》这本书的作者弗格森前两年参加美国的TED（美国一家私有非营利机构）演讲的时候，曾经讲过一段俏皮话：“1776年的时候，一个著名的英国绅士写了一本书，这是那一年的大事。那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小事，就是我们的一块殖民地要闹独立。”这段话让现场所有人都哈哈大笑，美国人都明白他在说什么。

这段俏皮话背后的逻辑其实特别有意思。美国独立战争和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这两件事情到底哪个更重要？弗格森认为《国富论》更重要，因为正是《国富论》以及它包含的那些思想说服了所有英国人，“我们应该按这种方式去走我们的道路”。

什么方式？在《国富论》这本书的第七章里面，亚当·斯密帮英国人算了一笔账：第一，如果让美国独立，军费负担降下来了；第二，自由贸易的秩序马上又开始了，何必要独占呢？独占只对那些得到英王特许的商人有利，对老百姓的自由贸易没有利。第三，毕竟我们是同文同种，有那么多政治、法律、经济、血缘上的联系，此时虽然撤出了，但大家的情感马上就会恢复。以后万一我们英国出什么事，人家小兄弟还会来帮我们的。

不是说一个大学教授的一段话就能说服所有英国人，关键是英国有一批政治家听得懂这个逻辑。

最会算账的英国人

英国历史上最有趣的一个政治家，就是1783年上台的小皮特。首先，他的年龄就很传奇，他当首相那一年刚刚24岁，是英王力排众议，让这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当了国家的掌舵人，而且一当就是近20年。大英帝国正是在小皮特当政这20年中，完成了从美国独立战争的废墟中浴火重生的历史重任。

这个小皮特是亚当·斯密的粉丝。有这样一个历史记载，说有一天，小皮特跟很多政治家在一个房间里开会。这个时候，亚当·斯密推门进来了，全体立即起立。亚当·斯密说：“先生们，你们坐，不要客气。”小皮特说：“不行，先生您得先坐。”

这有点中国古代尊师重道的范儿，为什么“您得先坐”？因为这个屋里所有的人都是亚当·斯密的门生弟子。

从这个细节中，我们可以判断出两点：第一，亚当·斯密用他强大的说服力，说服了当时英国的主流政治家们；第二，这个说服带有一种恍然大悟、拨云见日的色彩。大家为什么这么尊敬他？说明此前它不是常识。

亚当·斯密带来了什么思想呢？虽然每个人都对各自的利益负责，但是只要参与分工，只要参与交易，大家最后都能受益。这么一算账，殖民地的问题就很好解释了，不要占有它，用大家的兄弟感情、血缘联系做生意就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整体的交易中获得新增的利益，而不是去争夺已经产生出来的财富。这是亚当·斯密算明白的一笔账。

100多年以后的19世纪末期，当整个欧洲列强都抖擞精神要冲出欧洲、走向世界、强占殖民地的时候，大家的心态是不一样的。英国人这套逻辑在亚当·斯密那个时代就已经形成了，而其他国家因为是后来者，往往是带有一种军备竞赛的心态去强占殖民地的。按照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说法，这些其他国家在殖民地上用的钱是不划算的，是连本儿都没收回来的。

1904年，德国一本杂志上画了一幅漫画，很形象地表达了列强们对待殖民地的不同心态。德国人讲规矩，他们把鳄鱼、长颈鹿都弄来跟德国人学正步走；法国人比较自由浪漫，与当地的土著部族打成了一片；比利时国王二话不说，就把所有土著人放在烤架上烤，然后把肉一块一块割下来给吃了；而英国殖民地的场景就比较好玩，英国人是把当地人培植成商人，然后跟他们做交易。

当然，德国人为了讽刺英国人，画了一个大磙子，英国士兵把当地的商人弄到磙子下碾轧，榨出最后一个便士。等榨得破产了怎么办？再派一个传教士过去，让当地人信了上帝，从此他们的心灵就安顿下来了。

你看，即使在德国人的嘲笑当中，英国人的做法也是最聪明的一种。

不控制反而是最好的控制

说回到我们的题目上来，什么是大英帝国？英国人虽然也用枪、用刀、用暴力，但从维多利亚时代开始的100多年里，英国处于一种自然生长的生态系统中，反而是暴力色彩最淡的一段时间。

所以，如果不是专业的历史研究者，根本就分不清什么是英格兰、大不列颠、大英帝国，不知道英国女王或者国王那么多头衔到底是什么意思。

英国的殖民地也是摊了一地，每一块殖民地的情况都不一样，有的是自治，有的是半自治，有的是托管殖民地。比如说印度，有些邦是英王直属，有些邦是当地自治的土邦，自治的土邦里面情况也不一样。

再比如说美国，美国独立的时候是13个殖民地，可是这13个殖民地来源都不一样。马萨诸塞是当年的“五月花号”落脚的第一块土地，是清教徒们自己开拓的殖民地；弗吉尼亚是英王特许的一个殖民者开拓的，后来由一家公司经营，那个公司破产后，国家又接管；北卡罗来纳，是英王特许的一块殖民地；罗德岛，是马萨诸塞的一帮人因为不服当地的管理，自己跑过去组建的一个殖民地。

每个殖民地的情况千差万别，那这个国家还有战斗力吗？当时欧洲人，包括德国人，就是这么嘲笑英国人的：破破烂烂，浑身是补丁，我只要打你一下，你就分崩离析了。

结果“一战”“二战”后，谁分崩离析了呢？德国完蛋了，而看起来破破烂烂、不成系统的英国反倒硬硬朗朗的，一直挺到了丘吉尔他老人家去世。

个中原因其实亚当·斯密、埃德蒙·伯克这些人讲得很清楚了：统治不成，情意还在；情意不在，生意还在，我们的整个基础就在。

所以，当大英帝国崩溃了之后，即使大家成了一个英联邦，各过各的日子，但是每隔几年还是会开一次英联邦运动会，赛一赛鸵鸟，女王出来跟大家招招手，也挺好，还有这么一个情感纽带。

你可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个弱纽带，它很强。比如说“二战”的时候，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都派出了自己最强的部队去帮助英国人作战。新西兰人跟德国人又没仇，而且德国人又打不到它，对它的安全毫无威胁，为什么要帮英国人？这就是情感纽带在起作用。

再比如阿根廷老以为自己跟美国关系好，在英国和阿根廷闹矛盾的时候，美国刚开始也是来调停的。但是双方要是真打起来，美国人会是什么态度？立即把兵舰借给英国人，把军事情报提供给英国人。我们俩是亲兄弟，200年前是一家，谁认得你阿根廷啊！到现在这感情纽带还在。

所以，今天英国真正统治下的领土，似乎已经回缩到英伦三岛，当然还有一些殖民地，比如说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上的一些岛国，但是这些从财产的角度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从领土上来说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但是我们不能说，大英帝国安乐死之后留下的这个英联邦已经毫无力量。它仍然有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之所以能够存续至今，是因为在200年前，英国人算了一笔精明的账。

暴力镇压真的就好吗

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明白了，再也不能用暴力去管理自己的殖民地了，而应该让它们像生物一样自由生长，最后形成一种以英国为核心的贸易秩序和自由的经济生态。这对大英帝国是一种最有利的制度安排。

正是因为理解了这一点，所以在美国独立之后，大英帝国重新起航，用100多年构建出了一个盛极一时的日不落帝国。

可是国家跟人是一样的，总是时而明白，时而糊涂。涉及利益实在太大的时候，就会犯糊涂。大英帝国真正的劫难是在20世纪到来的，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印度问题。

印度作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和当年的美国可不能等价同观。美国一年不过给英国本土贡献11万英镑的税收，蝇头小利而已，可印度不同，因为它的利益太大了。据历史学家记载，当时印度的产出占整个大英帝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40%，这是多大的一块肉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大英帝国全盛时期的版图，它的殖民地非常多，可是有一个规律：都拱卫在印度周围。当时，英国曾经提出了一个“两C计划”，“两C”就是开罗和开普敦。开罗是大英帝国经地中海、红海、苏伊士运河进入印度洋的通道；开普敦是大英帝国经大西洋，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的通道。这两条通道就是大英帝国的商业生命线。

如果让印度独立了，也就意味着英国女王皇冠上的珍珠没有了。

但是这一天还是到来了。此时“一战”刚刚结束，英国人觉得在印度的统治很稳固。但是就在这一年，印度发生了“阿姆利则惨案”：1919年4月13日，在印度北部城市阿姆利则，当地的总督和总司令临时做了一个非常残暴的决定——向集会、抗议的民众开枪，当场死了几百人。

在英国人的伦理道德体系下，这件事情是不可原谅的。在印度这个爱好和平的民族面前，英国人突然公开打死了几百人，这件事也有着强烈的舆论传播意义。“阿姆利则惨案”，点燃了印度民族主义的火光。

而且这个时候，印度独立的所有的准备工作，大英帝国基本都替它做好了。比如说甘地，就是在英国本土学习、接受了英国文化，然后在南非走上了领导南非印度人反种族歧视的斗争。这些，基本形成了他的宗教、人生观和社会政治观。

现在，因为民族认同问题，民族主义通过甘地这些人迅速传播开来。应该怎么办呢？英国人的反应和当年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的反应如出一辙——镇压。有特别残忍的，比如说当时的印度总督戴尔，曾经鞭打大量印度当地的老百姓，还制定了一些法案，剥夺了他们很多基本的人权。

其中最让大家恼火的是一个事件。有一个英国传教士骑自行车穿过一条街，结果被当地的民族主义分子给打了。打了就打了，接下来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不，总督决定羞辱一下当地人，就下了道命令：谁以后想从这条街上过，就得爬过去，为你们曾经对我们的不礼貌向我们谢罪和道歉。

在民族主义的火苗燃得正旺的时候，这种事无异于火上浇油，所以双方搞来搞去，渐渐地就变得不可收拾了。

大英帝国命中还有一劫，就是希特勒。希特勒跟英国人挑明要开战的时候，印度开始嚷嚷着要独立。大英帝国根本受不了前后夹击，最后不得不向印度提出了一个条件：你们印度人现在帮我打“二战”，只要打胜了，就让你们独立。

印度人很讲道理，“那行，我们打”。转眼就到了1945年，德国投降了，8月15日，日本天皇也宣布投降，这叫独立日。所有印度人都在等这一天，等着英国人兑现他们的承诺。

这个时候，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已经酝酿、升华，而且长出了全新的东西：民族主义内部的民族主义。当时的国大党实际上都是反抗英国的，可是随着“二战”的爆发，这个矛盾被掩盖了，酝酿出了一种别的东西：两种宗教之间的分歧。准确地讲，就是甘地、尼赫鲁这一支和真纳代表的穆斯林一支之间的分歧。

时隔多年，我们不说谁对谁错，因为很多东西一旦牵扯到民族、宗教就没理可讲。尤其是“巴基斯坦之父”真纳，作为穆斯林的领导者，他那个时候已经得了绝症，他特别希望在临死前看到巴基斯坦的独立，只不过别人并不知道。

这时候坐下来谈判的其实就是三方：一方是甘地、尼赫鲁，一方是真纳，一方是英国人派来的印度总督蒙巴顿。蒙巴顿作为最后一任印度总督，来印度之前，首相就告诉他：“你身负着从来没有过的权力，你做任何决定英国政府都不会干涉，放心大胆地去干吧。”

从这个命令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英国人当时很明白，能踏踏实实走，别闹得腥风血雨就很好了。所以，蒙巴顿实际上是到印度来调解的，他后来抛出的印巴分治方案，即“蒙巴顿方案”，背后的宗旨就是不惹事，和平地撤退。

但这个时候，英国人想和平地撤出，事实上已无可能。我们看一下当时谈判桌上的局面。

尼赫鲁说：“我们独立，做联邦，大家都适当地自治，但是我们还是一个印度，好不好？”

真纳说：“门儿都没有，我们巴基斯坦必须独立，跟你印度分家。”

尼赫鲁拗不过，就说：“分家就分家，那就按宗教信仰来分吧。”

但是，有一些邦，可能一墙之隔的两家人宗教信仰都不一样。那这个地方到底是分给印度，还是分给巴基斯坦呢？比如说今天的克什米尔，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当时，英国人急着撤，想在8月15日之前把这件事搞定。只剩下两个月了，蒙巴顿没办法，随意地派了一个根本就不了解当地情况的老律师去处理。老律师丝毫没有考虑当地的民族宗教构成，就随便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这边归印度，那边归巴基斯坦。

结果在1947年9月8日，爆发了延续多日的大规模教派冲突，造成了1000万人的大逃亡，以及伴随着大逃亡的大屠杀。

如今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仍然有着无法弥合的裂痕，很多人讲这是蒙巴顿使的坏，是英国人使的坏。

其实我觉得这样说是没有理解大英帝国的核心逻辑。大英帝国就是在重蹈100多年前在美国犯的错误，它老想去占有，老想去控制，老不让殖民地独立，老不用一个聪明的、明智的、其实英国人自己已经悟出来的，并且在亚当·斯密时代就已经创立出来的那套方法，去处理印度问题。结果，就酿成了这样的惨剧。

所以，对印巴矛盾以及造成的惨剧，英国人应该负责，我们得肯定这个结论。

后来，非洲国家渐次独立的时候，英国人就学乖了，非常和平地、理性地给了自己一次安乐死。

回顾大英帝国的历史，我们不禁要提一个问题：控制真的就好吗？

是败亡还是转型

前面，我们用简短的篇幅为大家勾勒了一下大英帝国的崛起和败亡，对，请注意这个词——败亡。我们在看待20世纪中叶大英帝国的解体的时候，通常都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你败了，你不行了，你下场很惨烈。

但是，我们不妨从英国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没准儿答案就不一样了。英国人没准儿觉得：什么败亡，这叫转型成功好不好？毕竟这两三百年，我哪一次也不是困兽犹斗，把自己搞得遍体鳞伤，只剩最后一口气，然后带着沮丧的心态躲到历史的角落里去舔伤口。我每次都是放下历史的包袱全身而退，做了历史时点当中的最优解，那是我当时最好的答案。就算印巴分治导致血流成河，流的也不是我英国人的血，我英国人见机行事，及时地撤走了。所以，这叫败亡吗？而且，今天全世界的英联邦还搞运动会，还赛鸵鸟，我们女王还出来挥手呢，我们王子结个婚，全世界人不都在抢着看吗？为什么？我们还是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嘛。怎么能说我们败亡了呢？我们是转型。

表面上，我们说的是大英帝国，其实我想说的是从工业社会结束，一直到互联网社会到来，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商业。传统的大组织如何适应这个新的浪潮，完成大英帝国式的转型呢？

很多企业家都在喊转型，但是你不要听他的，因为主动的转型从来不存在。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工业企业，看着腾讯、阿里巴巴、小米那么风光，也很羡慕，但是这远远构不成转型的力量，转型的动机一定是来自于它搞不定了。

前不久，我认识了一个开连锁发廊的企业家，他就告诉我：“真的是搞不定了。那些优秀的发型师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再在我这儿干了，他们有固定的客户，有手艺。在CBD（中央商务区）随便租一个一居室，雇一个助手，就可以把生意继续做下去。他们为什么不要那份自由、那份尊严，跑到我这儿打卡上班，领绩效工资呢？”

互联网社会就是这样把传统工业社会那种板结的结构全部打碎了，变成点和点、点和线，每个点都可以和整个社会发生连接，变成一个全新的结构。我们过去追求确定性、追求控制的所有管理方法全部失效了。

过去的所谓管理，无非就是追求确定性，时间不靠谱，我让你打卡，追求时间上的确定性；绩效不靠谱，我搞KPI（关键绩效指标）考核，追求绩效上的确定性；人心不确定，我搞企业文化，搞团队建设，说白了就是给员工洗脑，让员工变得更靠谱。

这一套管理工具在互联网时代，面对90后的新员工，苍白无力得一塌糊涂，怎么办？罗胖没办过企业，也没有招，我只能给大家打个比方，提供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这个其实就是中国老祖宗的智慧。

跟老祖宗学管理智慧

四大名著里面有两本讲的就是传统工业社会，这两本就是《红楼梦》和《三国演义》。

在传统工业组织里面，上下结构其实就是《红楼梦》里面的权力结构。上面坐着一个老太太，老太太有几个爪牙，核心是王熙凤。所有人的饭食，每一个丫鬟、每一个小主的月例银子，都得从王熙凤指头缝儿里抠出来，大家能不乖乖地听她的吗？

假设咱是一个丫鬟，想在贾府里混得好，应该怎么办？就得勾搭宝玉，甚至是琏二爷，变成通房丫头。变成通房丫头之后，最好被收为妾，变成赵姨娘。成为赵姨娘之后，再给主子生一个娃，也许这娃像贾环那样不招人待见，但毕竟也是半个主子；最好再把大太太盼死，把咱扶正。这就是一个晋升台阶，导致上上下下一片扭曲，而且这种组织结构一直在风雨飘摇中。前天还是元妃省亲，烈火烹油一般，今天就树倒猢狲散了，覆巢之下无有完卵。

传统工业组织里面的平行结构其实就是《三国演义》，书中体现的就是：零和博弈。甭管原来是多亲多近的弟兄，最后为了荆州这屁大点的地方都可以拔剑相向，原来的联盟都不算数了，部门和部门之间推卸责任、互相坑害，争斗无尽无休。

老祖宗还给我们留下了另外两本著作，那就是《西游记》和《水浒传》。

《西游记》中的唐僧师徒其实就是典型的互联网时代的小型创业团队，可能团队里的几个人脾气都不好，也没有什么严格的管理方法，大家连《杰克·韦尔奇自传》都没看过，甚至不知道他老人家是谁，这几个人就知道做一个产品。这样的公司没准儿最后反而成功了。

很多很大型的互联网公司，就是唐僧师徒式的团队成长起来的，到现在还是几个老哥们儿在那儿撑着，虽然有掉队的，但他们有清晰的愿景，有互相之间的谅解。你看唐僧什么都不会，他就一个目标：去天竺。有了这么一个核心，就容易形成一个非常有战斗力的小组织。

更牛的就是《水浒传》，梁山上是没有KPI考核的，也没有打卡机，它只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不是以权力和暴力为基础的，而是以人格魅力为基础的。核心人物就是宋江，江湖人称“及时雨”，所有英雄好汉见到他都是翻身便拜。

这个团队的其他人都是临时凑出来的，有的是兄弟，有的是隔壁二龙山上的，有的原来就认识，后来因事牵扯上山的。不管怎么样，大家上了山之后都是平等的兄弟，同样是大秤分金、大块吃肉，只不过有个排名座次而已。

怎么做事呢？临时组织团队，比如宋江说：“要打祝家庄，哪位兄弟与我出战？”这时候自由报名，一切都是基于自由意志。

你再回头看一下大英帝国，不需要占有、不需要控制，只需要在一个共生的生态当中，大家达成基本的信任和情感的连接，然后用交易的方式来完成协作，来创造共同的财富和未来。这岂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安排？

当然，如何从《红楼梦》式的组织变成《水浒传》式的组织，我也不知道，这个需要每一个企业去具体地落实。

我们《罗辑思维》团队的联合创始人“脱不花妹妹”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一段话，也许可以给大家一点儿启发：“传统工业社会是用追逐确定性的方式来消灭不确定性。而现在互联网时代追逐一个组织的建设，我们应该用主动接受挑战并迎合不确定性的方式来应对不确定性。”

03　大门口的野蛮人

人类的繁荣到底是怎么来的

在讲繁荣之前，我先讲讲衰落。讲到经济衰落，你会想到哪个国家？对！就是日本。

“二战”后，日本经济一直发展得很好，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GDP一度超过了美国GDP的一半，当时全世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日本。

当时有一幅漫画，画的是自由女神像都穿上了和服。那时，感觉地球人已经挡不住日本人了，他们实在太有钱了，在国际市场上什么都买，艺术品也买，地产也买，帝国大厦都被他们买下来了。

但是时隔15年，我们再看一眼东边这位兄弟，好可怜。2014年年底，美国的GDP已经超过了17万亿美元，中国这一年也正式加入了“10万亿美元俱乐部”（现在这个俱乐部里面只有中美两家）。而日本呢？2014年，中国的GDP大概是它的两倍。

日本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GDP不能说明一切，但它毕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这位兄弟怎么就20多年不长进呢？

刚开始有这么一套说法——阴谋论，说在1985年的时候，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于是美国人在纽约广场饭店逼着日本人签字画押，通过让美元贬值使全球经济再平衡。这就是《广场协议》。《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经济迅速泡沫化。

虽然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说说也就算了，不能一直说到2015年吧？2015年已经是《广场协议》签字画押30周年了。30年，一代人都换过去了。就像20世纪中叶，有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说，我们之所以经济发展得不好，都怪帝国主义的殖民。6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老牌殖民地印度，还有半殖民地中国，经济都发展起来了。第三世界国家如果还在怪那些帝国主义的殖民，不就太没有出息了吗？

所以，对于日本经济的停滞，今天我们必须重新寻找一套解释。

日本经济衰落之谜

日本经济真的有问题吗？很多朋友从日本回来都跟我讲，日本经济真是不行啊。可是他们的大企业仍然非常好，像丰田、日产这样的公司，在国际汽车市场上的竞争力仍然非常可观。

那你说怪谁？怪日本的技术不好？一部iPhone，三分之一的重要零部件都是在日本生产的。日本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什么地震、海啸，国际上很多尖端产业都会受到影响。

那怪日本人吗？日本的员工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兢兢业业的员工，日本经济虽然不行了20多年，日本的员工可是兢兢业业地加班了20多年。

怪日本的政客吗？一个政客不好那可以换，日本的首相换得多勤啊。当年，美国的小布什总统就头疼得要死，老记不住日本首相的名字。

它的政策有问题吗？我们可千万不能把对这么大一个经济体的观察，建立在说他们蠢这个基础上。要知道，日本人才辈出，20多年来他们也想尽了办法。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经济学中认为行之有效的所有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日本人全用过。

你说降低利率好使？那就降，日本甚至一度是负利率。你说支持大型的基础建设管用？那就搞基础建设。日本的基础建设搞到什么程度？有些高速公路，据说只有熊在上面走。

日本的海塘（就是防护海浪对陆地侵蚀的基础设施），已经可防一千年一遇的海浪。日本人当年开过一个玩笑，说如果人类灭绝了，外星人来到地球上，根本就猜不出来这个设施到底是干吗用的，一定会认为这是当年日本人的某种宗教设施。

办法都想尽了，还是无解，所以日本为何经济衰落，对人类来讲是一个大谜题。

那怎么解这道题呢？让我们回到日本经济的现实中去看。

在世界经合组织当中，日本的社会生产效率排名第二十，这是2007年的数字。如果在七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当中排名，日本正好排老七。排老七什么意思？就是连以懒散著称的意大利人都不如。

日本有那么多高效率的好企业，而总体的社会生产效率排名却这么低，只能有一个解释了，那就是他们还有一大堆效率低到没法看的企业。

日本金融业中有一种银行叫僵尸银行。啥叫僵尸？就是已经死了，但它偏偏不死。日本还有一些企业，它的股市市值已经低于企业的银行存款了，也就是说，你花一大笔钱把这家公司收购了之后，然后把这家公司清盘，这家公司的银行存款都能让你赚钱。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情况？这源于日本的一种制度：为了社会的安定团结让一些竞争不下去的企业不死。

其实，公司本身是为了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在某一个特定阶段，一些资源临时性的组合方式，自身不应该是一个永久的存在。

过去30多年，中国人也渐渐接受了一个观点：公司要做大、做强、做久。包括当年的马云也这么说，我们要做横跨三个世纪的公司，至少要活102年。

这个念头在中国人心目中有，而日本人中这个毒更深，所有的公司最好都不要倒闭，你以为这是日本社会对资本家好吗？当然不是！这一切只是为了让那些公司的雇员能够获得一笔稳定的收入和稳定的职场生涯。

说到这里，我们还要介绍日本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叫终身雇用制。这个终身雇用制和年功序列制，包括企业内部工会和决策审核制，曾经一度被吹嘘为日本经济管理的四大支柱，或者说四大法宝。

提出这个理论的是一个美国学者。1956年左右，他跑到日本去调查，发现日本企业的管理方法和美国不太一样，后来就总结出这所谓的四大法宝，写在一本叫《日本的管理》的书里。后来，因为日本经济形势好，尤其是在烈火烹油的20世纪80年代，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经验。

可是今天我们再回到日本社会一看，原来这个社会是不允许企业死的，因为就怕这种终身雇用制的社会基础发生崩塌。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日本专门有一条法律规定，说一家企业要解雇员工，如果你的理由没有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那这个解雇就是无效的。

所有给那些被解雇或者没有工作的工人介绍职业的机构，日本政府都不太允许这些机构存在的，为此设置了大量限制。为啥？因为日本社会认为，人家都没工作了，你还去剥削人家，这种钱也好意思挣？

久而久之，日本社会上上下下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氛围：大公司不好意思解雇员工，因为怕影响名声；员工也不好意思跳槽换工作，也是怕影响名声。大家合力在维持这个终身雇用制的繁荣假象。

可是我们知道，什么叫市场经济？就是那个著名的词——“看不见的手”，那个手不停地在把社会的所有资源往最优化的方向去配置。该死掉的企业硬撑着不解体，就意味着市场经济这只手其实没有办法让资源得到最优化的配置。

本来某种产业落后了，那这个产业代表性的公司就会解体，其中的员工就会被释放出来，到所谓的劳动力市场上接受培训，然后再到新的产业组合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正常模式。可是，日本经济因为这种终身雇用制而丧失了这样一次机会。

老而不死，是为贼

很多人在讲，日本人好可惜，错过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IT革命大浪潮，让美国人侥幸地超过去了。这话说得其实很不负责任，因为日本人错过IT革命，不是日本经济衰落的原因，而是结果之一。

其实日本人当年很重视IT。1981年的时候，还没有微软，日本人就提出了一个伟大的第五代计算机的计划。日本财政拨款8.5亿美元，开始进行这个计划，一心想要超过美国人。但是随后的十年间，日本人发现这个计划太大了，最终失败了。

为什么失败了？不是日本人不重视，也不是投入不够，而是市场经济赋予企业这种生生死死的自然节奏，日本人顽固地不去遵守。美国人是怎么搞IT革命的？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市场上的巨无霸是一些汽车企业，是通用、福特、克莱斯勒。随后就变成了英特尔和微软，再随后就变成了像谷歌、亚马逊、Facebook这样的公司。正是靠这种公司的方生方死，旧的、大的死掉，产生新的，新的由小再变大，完成了这一次伟大的IT革命。

而日本人的企业却始终不死。我小时候看电视广告，是索尼、松下这些公司，现在还是这些公司。孔子说过一句话，叫“老而不死，是为贼”。对，它们就是个祸害。

当大公司要追求所谓的永续经营、基业长青的时候，它们就会成为社会的祸害。而日本上上下下的文化氛围，真的就打造出了一批祸害。

反过来，我们再从人的角度来观察日本的经济。如果你到日本去旅游，会觉得这个国家简直像天堂一样，人和人之间是那样和善、彬彬有礼，素质是那样高，日本的员工是那样勤恳。可是生活在日本的人，却往往觉得日本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国家。

日本有一个艺术家叫村上隆，他讲过一句很著名的话：“日本这个国家什么都有，就没有一样东西，那就是希望。”什么叫希望？希望就是未来的不确定性。如果未来非常美好，但它是有确定性的，那它也不会带来任何希望。

很多中国人从日本回来后的感受是：日本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你不可能创业，整个社会没有给创新、创业留下任何缝隙。你举目四望，这个社会已经成熟到了一定程度，所有可干的事情大企业们都包了，你唯一可以选择的生存方式，就是进入职场，最好是进入大企业，然后熬年头。

前面我还提到的年功序列制，就是一个年轻人进到大公司以后，按照你的工龄来涨工资，不同的岗位在同等工龄的情况下，工资的差异是极小的，日本人非常排斥所谓美国式的自由经济。

在日本某家大公司的网页上赫然写着一段话：“我们欢迎变革，我们确实需要变革。但是，我们需要的不是那种任由市场作祟的变革，我们需要的是那种温情脉脉的、让所有人感觉到安定、安心的变革。”

老天爷，那还叫变革吗？就拿我们中国来说，前些年，有些上海朋友在讨论：“为什么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不出在我们大上海？我们这个地方的经商环境多好啊。”

对，就是因为所谓的环境太好了、太规范了。一个刚刚开始发展的网商公司，难免有一点点不规范，你一会儿工商来查，一会儿税务来查，一会儿消防来查，它还怎么发展呢？所以，很多网商公司只好跑到离上海这个规范的环境远一点儿的地方，比如杭州。

再拿美国来说，当年IBM公司这样的一代巨无霸，它的时代过去之后，就向社会输出了一些人才。现在苹果公司的CEO库克就曾在IBM干了12年，然后跳槽到了新公司。人的变化才是社会创造力的源泉。

而日本这套制度最悲哀的地方，就是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它追求的那个东西又没有追求到。前面我们讲的那个大公司要改革，但是要那种安定、安心的改革。可是他们要到了安定、安心吗？没有。

首先，很多日本企业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终身雇用制搞不下去了，所以它们正常的反应就是，原来的老员工存量不动，但是增量——也就是新员工，对不起，你们改叫临时工吧。佳能公司后来任命了一个CEO，叫御手洗富士夫，他上任之后就裁了一万人。日本社会当即就炸了锅，不是说好的终身雇用制吗？你怎么能裁人呢？御手洗说：“你们看清楚了，我可没有裁正式员工，我裁的都是临时工。”其实市场经济规律还是在起作用的。

由此，日本社会就酿成了一个族群，叫穷忙族。他们找不到正式工作，一会儿在这儿打个零工，一会儿又到那儿打个零工，但是他们可都有一颗向往稳定的心，都向往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所以，即使大企业释放出了大量的社会边缘人，但是他们却不可能成为社会创新力的来源。

那些大公司里面年过五十、已经丧失创造力的人怎么办呢？企业就把窗边的一排位置给他们腾出来，那可是最好的位置，可以看得到窗外的风景，让他们喝喝茶、看看报纸，度过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就算了。这帮人被称为窗边族。

于是，穷忙族和窗边族这一对大宝贝，构成了日本经济的癌症。你可能会说，日本人求仁得仁，有何怨乎？我们就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来换得社会的安定。可是得到这个结果了吗？

在世界发达国家中，日本的自杀率是最高的，日本人的幸福指数排名是比较靠后的。你可能又会反驳：日本企业付出这样的代价，换得的就是员工的忠心。我告诉你，这个结果也没有得到。

我看到过一组调查数据，如果问日本的员工：“你愿意跟你的企业一起拼搏向上吗？”只有54%的日本员工说“愿意”。而美国人呢？74%的人说愿意。如果问日本员工：“你和你的企业价值观一致吗？”只有19%回答“是”。而美国人呢？有41%。如果问日本员工：“如果再让你选一次，你还会选这家公司吗？”只有23%的人回答“会”，而美国人这样回答的有69%。说白了，美国员工对公司的忠诚度要大过日本员工。

你可能会说，罗胖，你又在以偏概全了！我经常受到这样的指责。如果把日本经济的整套制度都否定了，那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的奇迹是怎么发生的？

确实，那个时候的日本经济和日本的这套制度，就好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它的上游供应商有2000多家，而且跟这些上游配套厂商每次只签一年的合同。而日本企业就不一样，丰田的上游制造商只有几百家，而且一签合同就是四年。

在汽车这么复杂的产品行业里，确实讲究上下游产业链配套的稳固性，大家最好都是熟人，长年打交道、长年配合。具体到一个人身上也是这样，一个工人在一条生产线上反复钻研自己的手艺，他的产品的质量和精益度，确实更容易提升。20世纪80年代的家电产品也是这样，比如说录像机、电机，里面有那么复杂的零配件，它确实需要这样的制度，需要这样的员工。

可是那个时代过去了，现在的电子业是一个什么时代？叫模块化生产，很多大企业都把生产扔给了富士康这样的公司，富士康是在全球进行采购，各种各样的零配件之间就是一个模块的关系。员工在装配它的时候，不需要多高的技巧，仅仅按照一些图纸，再加上富士康发明的一些专业的装配工具，经过短暂的训练，马上就可以上岗。所以，日本经济的那一整套优势，在现在的电子时代、互联网时代也就过时了。

当然也不是全部过时，像前面讲的汽车业，还有单反相机这种内部结构非常精密的产业，日本人的竞争力现在依然不错。但是，时代大潮不等人，一代新人换旧人。

大航海精神今何在

其实日本社会也不乏创新者，例如村上世彰，他被称为日本民间的股神。2006年，他因为一个所谓的内部交易事件被捕。日本官员当年就这个案子说过一句话：像村上世彰这样的人，搁在美国，就是金融创新的英雄；搁在日本，他就得去蹲监狱，因为日本社会受不了这些不讲规矩搞创新的人。

村上世彰在被捕之前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讲的一句话发人深省。他说：“日本社会真的就不能给创新者、破坏者留下机会吗？真的就不能让那些创新者重新开球吗？”

日本的经济停滞已经是延续20多年的事情了，再用任何细枝末节的理由也无法解释这个现象。我们只能说，日本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陷入了一种创新无能的状态。

是日本人缺乏创新精神吗？还真不是。前些年，日本人发布了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说要干掉谷歌，搞一个日本人自己的搜索引擎。

日本人这个计划失败了。有一些评论者观察这个计划之后发现，项目的主持人连自己到底要干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一堆杂乱的软件开发计划。

这个计划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大航海。什么叫大航海？就是人类在某一个历史关头，这个历史关头不是每一代人都遇得到的，它是远隔几百年才有可能打开一次的窗口。你通过一次冒险抵达一片新大陆，抵达一片完全未知的、远方的彼岸。所以，日本把这个项目定了这么重的名字。

我觉得日本人确实有野心。但问题是，这个项目的搞法和大航海时代的本质精神是背离的。大航海时代，是发现美洲新大陆，绕过非洲好望角开启了从欧洲到亚洲的新航路，甚至是实现环球航行的一个时代，他们是怎么完成的？基本就是靠民间的那些细碎的、自发的创新完成的。

这些创新背后至少有两个因素。

第一点，这个社会一定要发明一种绝佳的应对风险的制度。在大航海时代，搞出了所谓的有限责任公司的制度。以前，一个商人带着一船货出海，他面对的风险是如此之大。万一船翻了、货丢了、被海盗抢了，这个商人就要承担所有责任，因为债主就要找你要钱，你只能把自己的房子、田产卖了，带着老婆、孩子到街上流离失所。风险大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人们就不愿意去尝试创新。

有限责任公司出现之后，带来两个结果。一、风险变得可控，因为大家都是按照自己的出资额来承担风险的，大不了这船货全赔掉。也就赔到这个程度而已，不至于牵连其他家产。二、巨大的风险分摊到无数个人身上，这样每一个人承担的风险相对较小。

我们再回头来看日本社会。所有的创新都是产生于一种应对风险的制度安排，而日本的制度安排不是要应对风险，它是要把风险完全消除，这和大航海时代的精神是不一致的。

第二点就更重要了，大航海是谁搞出来的？我们都知道日本人以素质高著称，可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多高素质的人搞出了一个停滞的经济呢？我们不妨从反面想一想，那些野蛮人、那些没素质的人，他们对创新的价值又何在呢？这又得说到大航海。

大航海是谁完成的？就是一帮没素质的人完成的。为什么？因为有素质的人不肯吃这个苦嘛。现在，很多船员在巨大的集装箱轮上还怨声载道，说当海员太辛苦、太无聊了，何况几百年前呢？那个时候不知道要走多久，没准儿一条命就要扔到海里。所以每一次出发，大家都抱着赴死的决心。而且那个时候的船又小，因为不知道要走多久，所以尽可能装满食物、水和货物，留给人活动的空间非常狭窄，在上面待上几个月，那个滋味可想而知。尤其在热带航行的时候，食物会很快变质，甚至爬满虫子。

船上空间小，一旦发生疫病，连隔离的可能性都没有，所以经常是半船人、一船人地死掉。那个时候的医疗条件差，无法克服远航中经常出现的坏血症。

那个时候从欧洲海港出发的船上，装的净是流浪汉、无业游民，甚至是逃犯，因为只有他们肯吃那个苦、冒那个险。而这帮人为人类的大创新付出的代价也是很沉重的。根据记载，荷兰东印度公司当时从阿姆斯特丹港带走的人有70万，最后有26万人被抛尸海外，再也没能回来。而那些抵达目的地的人，在当地烧杀掳掠，给很多东方和非洲人的感觉就是：这帮欧洲殖民者怎么这么坏？他们这帮人在欧洲就是地痞、流氓，更何况到了番邦外国，当然坏了。

所以19世纪有一个作家说，即使按照当时的道德水准和评判标准来看，这帮人的言行也是让人恶心的。但是没办法，创新就是要靠这样的人。

迈阿密：靠罪犯和流浪汉繁荣起来的都市

我没有鼓吹低素质等于创新的意思，但是你也不能不信一个邪——低素质的人是有可能搞出巨大的创新和社会繁荣的。

给大家举个例子，1980年，古巴的领导人卡斯特罗说：“美国人不是老指责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让人民自由移民吗？我自由一个给你看看。”所以这一年他突然把海港开放了，走吧，都去美国吧。很多社会底层的人，什么精神病患者、妓女、罪犯、流浪汉都去了美国。那一年走了15万人，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非军事渡海行动。这15万人去了美国哪儿呢？距离古巴最近的那个港口——迈阿密。

这帮人去的时候身无分文，是一帮赤贫，而且又都是社会底层人士，多数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是一帮粗鲁的人。

可是今天的迈阿密是怎样一座城市呢？迈阿密是除了纽约之外，美国最重要的金融中心；是整个中南美洲所有国际大企业的总部所在地，迈阿密机场是美国最大的货运机场；它还是美国最干净的城市。说白了，如果除掉华盛顿、纽约，整个拉美最大的城市就是迈阿密。

这种繁荣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其实就是靠古巴的这一批流氓、地痞、精神病患者、妓女和无家可归的人创造出来的。

我去过迈阿密，去坐过油轮。在那个城市，英语确实不大奏效，满街讲的都是西班牙语，而且房价特别贵，市容非常整洁美好。

我们再回到“素质”这个词。所谓的高素质无非是你学历比较高，你举止比较文明，你道德比较高尚，而所谓的低素质的人不是没文化、没礼貌吗？

可问题是，在创新这件事情上，不见得有文化、懂礼貌、知礼节就会搞创新。创新，它是用任何外在的标准都衡量不出来的，是学校培养不出来的。

其实我们可以找好多好多的例子，就拿美国人来说，爱迪生小时候只上过三年学，他的小学老师认为他是个弱智儿童，但是他临死的时候被证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家之一。

福特汽车的创始人亨利·福特，他是爱尔兰移民的后裔。要知道，在美国的白人社会里面，爱尔兰人的地位还不如黑人。

石油大亨洛克菲勒的爸爸大个子比尔——这是他的一个外号，这人是靠卖野药为生的。说白了，洛克菲勒出生于一个底层的骗子家庭。

再比如说那个著名的大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他的父母是东欧犹太人，到美国的时候身无分文，是最底层的工人。而他们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出了像弗里德曼这样的世界级大学者。

再说一个大家更熟悉的例子——乔布斯。乔布斯其实是中东移民的后代，而且从小就被抛弃了。所以你看，低素质家庭、低素质的教育，未必出不了人杰。

反过来说，为什么那些高素质的人往往成不了创新的领头人呢？我们会认为，这些人因为衣食饱暖，所以没有勇气打破现状。我觉得这是错怪他们了。

因为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具体的处境当中，当存量过大的时候，创新本身在逻辑上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当年，中国移动的董事长王建宙在美国曾跟谷歌的CEO施密特有过一次对谈。施密特给了他一个建议，让中国移动把电话费给大家免了，然后提供各种各样的增值服务，这是最符合互联网企业运营经验的一条道路。

王建宙说：“我知道这条路对，但是我不能干。每年中国移动有数以百亿计的话费收入，你说不要就不要，你对国家负责吗？你对股东负责吗？”

再比如说，很多人指责微软不创新，所以让谷歌这样的公司超过了。是，如果微软能像现在的互联网公司那样，把所有的软件免费，然后争取下一个发展台阶，这在道理上是成立的。但现实上呢？意味着微软每年要放弃数百亿美元的收入，它做得出来吗？任何职业经理人胆敢拿股东的钱、拿公司当年的营收额做这样的放手一搏，那这个人一定是个浑蛋，一定不可信任，股东一定会把他开除。

所以有存量的时候，那些高素质的人是不可能搞创新的。

创新：低素质者与高素质者的双人舞

我们再看一眼“创新”这个词，正本清源地讲，创新实际上是一个双层结构。第一，要靠那些没素质的野蛮人拼命去闯、去冲，因为他们的机会成本比较低。就像马克思讲的，无产阶级没什么可失去的，要失去的只是锁链。所以，试一试有什么不好呢？虽然这样的创新大多数是不靠谱的，是不会有收获的。大量这样的人消失在历史深处，他们的创新没有成功，没有人知道。我们知道的都是我前面讲的爱迪生、洛克菲勒、弗里德曼等人。像弗里德曼这样的人只能是九牛一毛，而且这样的人是无法从芸芸众生当中预先被识别出来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不是说由没素质的人创新就一定会成功。今天非洲的索马里，到处都是没素质的人，甚至是海盗，也没搞出什么创新。每年海盗抢的那些钱，如果拿来正经做生意的话，没准儿一次贸易就能够挣回来，但是今天它仍然是一个失败的国家。

所以创新一定要有第二步，就像当年大航海时代，刚开始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在前面冲。后来，身为生意人的荷兰人素质就高得多了。再后来，真正把全球形成一个大的整体的是谁？是英国人，而英国人的整体素质相对来说要高得多。

其实创新有两种。第一种叫从0到1，真正的大创新往往就是从0到1的过程，就是说这类东西世界上原来就没有，所以这类创新就得靠我们刚才讲的野蛮人去冲、去试，用大量的失败来换取最后的硕果仅存，形成从0到1的创新。

紧接着，必须要接上一种叫从1到N的创新。给大家举个例子，哥伦布是一个素质很低的人，但是人家有勇气、有执着的精神，人家还有运气，所以他就完成了从0到1的过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可是光发现有什么用？要把这个地方建设成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就得等到华盛顿、富兰克林那一代人出现了，因为他们才可以在“1”的基础上，持续地添砖加瓦，可以调动人类所有的知识和经验的存量，扑上去搞建设。这个时候，什么周密计划、事先设计、持续改进、及时调整、顺畅沟通，都得有素质的人去干。

我并不是讲素质低的人和素质高的人谁更重要，只想说，这是一个创新进程中两个不可或缺的阶段。我们现在又面对着一次大航海时代的机会，就是所谓的IT革命。这一次大航海和几百年前的那一次比，有区别吗？有。

首先，不需要靠死人来完成创新，死公司就可以了。那么多创业者，那么多创新公司，靠死公司自然就能够探寻到创新的方向。

再有，谁流血？不是人，而是那些资本。所以，人类在对抗风险上，又有了一个巨大的制度创新，就是众所周知的风险投资。

虽然有这两个重大的区别，但是有一个底层的东西从来也没有变过，那就是靠那些敢想敢干、机会成本特别低、表面看起来可能素质比较低的人，用自己的拼搏精神和机会成本去大量试错，然后找出一个可能的创新方向。此时，有素质的人再扑上去。人类搞创新，自古至今，这个过程从来没有变过。

我们在谈论“经济”“繁荣”这些词的时候，往往看到的是数字、是货物、是景观、是城市，但是这个世界真正的本源是什么？是人。从人的视角看经济，天大的难解之谜也就获得了答案。

就像开篇的引子，日本经济为什么会停滞？如果从人的角度看，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全新的答案，不是什么日本央行的政策不对头，不是刺激政策不到位，而是日本人出了重大的问题。日本社会实在是太温情了，它的社会实在是太成熟了，成熟到了把有一点点不文明的东西、动物精神的东西都丧失掉了。

这个病可就太难治了，因为如果要破除邪恶、野蛮，靠时间、靠理性、靠教育就能做得到。可是如果一个社会的病是因为太理性、太文明，那这个病可怎么治？所以，很多人在问，日本经济怎么打破停滞？答案是不知道。如果你非要一个答案，那只能等待一些难得的历史契机。

比如，日本政府突然想明白了，开放国门，欢迎全世界的移民到日本来发展，这些人就会重新激活日本社会。可是这个好像太难了，因为日本本来就人多地少，已经很挤，而且它那个单一民族的排外传统又非常之发达。

还有一个机会，就是等待一场世界大战，把日本打得满目疮痍，所有人都没有了存量，家徒四壁，大家再回到野蛮人的路子上去，来重新建设这个国家。这样的历史契机会降临到日本人头上吗？那就真的是天知道了。

患上“日本病”的香港将何去何从

最后再说一件我们中国人比较关心的事，关于香港。香港这两年经济好像也陷入了停滞状态，日本的情况在香港身上重演了。很多香港人都说，内地有的政策不好，增加了竞争，等等，甚至在2014年又出现一波非常强烈的对内地人的反感心理。

这些话从情绪上不是不可以理解，但是香港人忘了去反思：过去，香港的繁荣是怎么来的？我们都知道，由于鸦片战争，香港开埠。但在之后的100多年时间里，香港没有发展起来，仅仅是一个中等城市。在1949年前，香港的发展水平肯定不如广州，就更别提上海了。

香港经济真正发展起来，其实是1949年之后的事情。首先是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去了一批人，然后陆陆续续又去了一批私渡者。香港政府当时对这些偷渡者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脚踏上香港的土地，基本就当你是香港人了。

有一个阶段，香港富豪榜前100名当中，有40个人是私渡者。他们有什么特点？上岸的时候身无分文，只有一颗要发财、要立足的心，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一批野蛮人，或者说是低素质的人。正是他们造就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的繁荣。

要知道，那时候，香港的经济条件远远不如今天。首先，与北边的内地意识形态不同。然后，周边的亚洲各国到处都是战火，越南船民的问题到今天也没有彻底解决。很多人对香港那个时代的发展是没有信心的，稍有风吹草动就跑了。

今天呢？祖国给了各种支持，又有安定繁荣的周边环境，但是香港经济却陷入了停滞，这是为什么？是香港政府无能吗？他们也想了很多刺激经济的措施，比如搞什么数码港计划——这跟日本人搞搜索引擎是一回事，但是并不奏效，为什么？

回到人的角度，你会发现香港现在至少有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它变成了一个在人口上封闭的社会，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香港开始搞福利社会了，开始给老百姓派糖。这本来不是什么坏事，但是派福利不能见人就发，香港现在的在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是差不多的，都是700多万，得把自己人和外地人给区分开来。

再看内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地方的常住人口往往是在籍人口的一两倍，对吧？这就是有活力。当然，它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东西，比如说不公平等。

对于经济繁荣而言，如果一个社会缺了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又没有户口，除了靠自己的双手去拼搏一个前程之外，什么都指望不上的人，你觉得它还会有活力吗？

香港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它变成了一个文明雅致的社会。这与我们前面分析的那种“日本病”如出一辙，当一个社会足够老熟、文明之后，你就很难在雅致和粗俗之间去构建一个可以促进繁荣的精妙的平衡点了。香港正在失去这个平衡点。

所以我一直在讲，对中国的未来，我有坚定的信心。中国在未来的30年，经济一定会好到让人不相信的程度，因为在中国，有大量的、很多高素质的人看不起的人。他们破衣烂衫，他们露出那种渴望的眼神。但是，他们生活的每一点儿改进，都是这个国家经济的新边疆；他们眼神中的每一丝对财富的向往，都是这个国家活力的来源。

04　市场的广度

灯塔应由谁来建造

灯塔是一种我们当代人已经不太熟悉的事物，今天大洋上航行的轮船已经完全用不着灯塔了，因为GPS（全球定位系统）这样高、精、尖的设施已经取代了它的功能。

可是在人类早期的大航海时代，灯塔可是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如果你是那个时候的船长，你怎么来确保前面没有暗礁呢？你怎么能确保自己没有偏离航线呢？你只能根据岸上的一些标志物，比如教堂的尖顶等特征很鲜明的建筑，甚至是岸上的一片树丛去判断。一来二去，人们就想，能不能人为地创造一些标志物，让它挺立在岸边，甚至夜里也可以起到作用呢？于是就发明了灯塔。所以，灯塔是大航海时代极其重要的航海基础设施。

灯塔这个物件曾经引发过经济史上一次重要的争论。这个争论的始作俑者，是一个叫庇古的英国经济学家。他生在19世纪，主要学术成就建立在20世纪，是剑桥学派扛大鼎的人。

这个庇古开创了所谓的福利经济学，他论证的起点就是灯塔。他说人类的经济生活就是一买一卖，靠市场的自由交易不就可以解决了吗？可是有些东西是没法解决的，比如说灯塔。灯塔的使用并不需要双方有身体接触，你作为一个船长，在大海上远远地瞄上一眼，这就算用了。可是，你离我还有十几海里，我怎么追上去找你收费呢？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有的船长比较缺德，他明明看了灯塔，等你找他收费的时候，他却死不承认，就说没看，那你怎么办？根本没有充足的证据迫使他把银子掏出来。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市场经济就需要一次调整。那谁来调整呢？这时候，跳出来一个彪形大汉，名字叫政府。政府说：“你们没有办法收费，我有办法，我可以收税啊。先把税收上来，然后我出面来建灯塔，让大家免费使用，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从这个思路出发，庇古他老人家推出了一整套所谓的福利经济学的理论，甚至有一个著名的经济学词汇“庇古税”，就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

经济学中的灯塔问题

什么叫庇古税呢？在市场经济的很多交易过程中，会产生一个溢出效应，比如说一个工厂，它做生意貌似只是一买一卖的关系，但是它往空气中排放的污染物却使公众的利益受损，这也叫交易的外部性。

那怎么解决呢？政府又出来了，说交税，给银子，我把你对公众福利的破坏、对公众利益的减损，用税收的方法收上来，然后再还补到社会当中。这种税，就称为庇古税。这个税听起来好枯燥，但是又那么有道理。

但是不久，庇古的冤家对头就出现了——又一个经济学家科斯。科斯跟庇古一样是英国人，但是他后来主要生活在美国。

科斯写了一篇文章，叫《经济学当中的灯塔问题》，专门跟庇古老先生抬杠。有趣的是，庇古是学历史出身的，后来受经济学家马歇尔的感召，才改行学了经济学；而科斯这个学经济出身的学者，研究灯塔问题的思路，反而更像一个历史学家。

科斯一生的学术主张是回到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就是说很多东西是经济学家在黑板上推导出来的，是想当然的，我们能不能回到真实的历史当中，看看史料中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比如说灯塔问题。

科斯这个经济学家偏要去干历史学家的活儿，考证来考证去，大家就傻眼了。原来，在英国历史上，早期的灯塔居然大部分都是私人建造的。

灯塔其实就是一盘生意

让我们把时间切换到17世纪。在此之前，英国沿岸几乎没有灯塔，大家都摸着黑往前走。后来发现这样不行，我们的海运事业这么发达，总得有灯塔。这个时候，就出来了一个政府机构，名字叫领港公会。

领港公会最早是海员的一个集体组织，比如说有个海员死了，他的遗孀、他的孩子由谁来抚养？有个海员受伤了，怎么给他治疗？所以，大家就集体出钱搞了这么一个工会。但是后来政府一看，说这活儿你们别干，我来！所以，领港公会又成了英国政府的海事机构，主管海洋的一些事务，其中就包括建灯塔。

真的建了吗？建了。建了多少呢？只有一座。

到了1614年左右，很多船员、船主，包括码头上的一些工作人员，一共300多人向政府请愿，说你们赶紧多建些灯塔吧，要不然繁荣的海洋贸易就没法持续了。领港公会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说什么经费不足、人手不够、船员的福利优先等，总而言之就是不建。

这帮请愿的人一看，领港公会说的也是事实，那怎么办呢？咱们自己出钱来建行不行？所以，他们又跑去跟当时的英国国王请愿。英国国王一看，反正你们自己出钱，建就建吧。

所以从17世纪初开始，英国的大船主们就开始凑份子去建灯塔。他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首先，谁出钱？肯定是大船主们出钱。你想，那些大船主的商船装的货比较多，吃水就比较深，触礁的风险相对就更大，一旦触礁，损失肯定惨重。而很多小船主不愿意出钱，只愿意搭顺风车。所以，最后当然是大船主把钱掏了。

其次，怎么收费？也很简单，只要你的船入港，那就算你用过灯塔了，就收你一次费用。如果你好意思觍着脸就是不进港，就在外洋漂着，那也行，这便宜就让你占去吧。

就这样，把钱给收上来之后，也分给领港公会一部分，就当是特许经营权的租金，剩下的作为资本收益，分给建塔的大船主们。这就是当时灯塔建设从投资到收益的整体逻辑。

那么，他们建设灯塔的成绩怎么样呢？从1610年到1675年，私人的灯塔共建了十座。而政府的灯塔呢？一座都没有。

时光荏苒，几百年就这么过去了。到了19世纪30年代（就是英国人当强盗，打到我们中国人家门口之前那个时间段），英国下议院的议员先生们突然回过神来了，说这怎么行？这明明是一个公共基础设施，却被你们这帮奸商拿来盈利，而且挣了那么多银子，不行，我们得收归国有。所以19世纪30年代之后，英国的私人灯塔就基本绝迹了。

这件事留下了两个版本的解释。第一个版本是庇古老先生的解释，他说这盘生意不挣钱，所以政府才跑出来“英雄救美”，所以是政府把市场干不了的事给干了。

可是科斯先生提出来了另外一个版本，说灯塔这东西完全就是一盘生意，而且可以挣很多钱，是政府不让商人们挣这笔钱，迫于无奈这盘生意才结束的。

哪个版本更有说服力呢？

民营企业建立免费设施的可能性探讨

请问，政府建灯塔有哪些坏处？我们可以指出两个。

第一个，政府做事效率比较低。这个大家都好理解。

第二个，政府用抽税的方法来建公共基础设施，有时候会带来一些不公平。就拿建灯塔来说，政府抽税是在国境内普遍收取的，如果我是一个住在内陆的公民，这是不是对我就不公平？税我交了，可是灯塔带来的好处，我毛也没沾着啊！

大家琢磨琢磨，私营企业有没有可能跟政府一样，建立免费的灯塔呢？答案是有可能，关键是政府赋予私营企业的经营范围有多大。如果你不仅让它经营灯塔，还把整个码头都交给它来经营，那它用市场行为真的可以建免费的灯塔。

如果你是一个商人，把整个码头都包给你，那你的主要收入来自哪儿？船舶在码头停泊，什么修船、装卸货、船员的娱乐或者卖东西给他们，可能会成为你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这个时候，你在码头附近建一些灯塔，吸引远方的船只来到这儿，让这个码头变得更便于停泊，这不是你的利益所在吗？那建几个免费的灯塔，又有什么问题呢？

给大家讲个趣闻。我曾经问过一个油轮公司的人：“如果我是一个大土豪，这艘油轮上所有船舱的票我全买了，我就一个人坐着一艘油轮在公海上玩耍，可以不可以？”

那个油轮公司的人说可以是可以，但是价格得上浮。我说：“为什么？按照票面价格我全买了还不行吗？”他说：“不行。因为油轮公司的收入一共分三块：第一块是船票；第二块是油轮靠岸之后，岸上的一些旅游项目是收费的，再卖票给你，这又是一笔收入；另外，船上还有一些酒、餐饮、香烟、手表、香水等免税的商品，这也是一笔收入。这三笔收入基本上是1：1：1的比例，你一个人上船的话，剩下两份收入油轮公司都没有了，所以肯定不能按照原来的价格卖给你船票，否则整体收入会受损。”

同理，当一盘生意的经营范围越来越大的时候，企业已经有内在的动因去调整不同收费区段之间的收费策略。所以，免费的公共基础设施在民营企业的生意当中，其实也是可以出现的。

市场有的是办法

说实话，随着经济变得越来越发达，整个企业经营的思路越来越宽广，各个经济领域之间的连接越来越丰富，这种可能性就越来越多。比如说广告。广告可是现代商业社会的一个重大发明，仅仅靠广告，就可以把很多原来没法收费的事情变成一盘大生意。

举个例子，你说经营厕所挣钱吗？肯定是很难挣钱的，因为城市里厕所的分布那么分散，而定价刚性又很强，甚至有很强的外部性。一个人都快拉裤裆里了，你好意思不让人上厕所吗？人家如果没带零钱，怎么办？这就给经营厕所的企业带来很大的难题，所以在一般人的观念当中，建厕所一定是政府来干。

但是在德国，就有一家很奇葩的企业，叫瓦尔公司。瓦尔公司就跟政府说，你把厕所包给我吧，我承诺免费。要知道，当时德国政府是算过一笔账的，如果把厕所包给民营企业，即使收每个上厕所的人0.5欧元，一年光在柏林这一座城市，这家企业就要赔100万欧元。可是瓦尔公司居然敢吹这个牛，说自己敢接，而且承诺免费。政府自然顺水推舟，说你去干吧，我看你怎么干。

怎么干？用广告的方法干。人家瓦尔公司把柏林的很多厕所外墙变成了广告墙，香奈儿、苹果、诺基亚这些高大上的公司都在这儿做广告，样子还很好看。

另外，因为德国人上厕所的时候有阅读的习惯，所以瓦尔公司干脆把厕所的手纸上都印上了广告，拿这个都能卖出钱来，简直把厕所事业吃干榨尽了。

总而言之，瓦尔公司在德国的五个重要城市，居然靠这种广告收入，每年盈利3000万欧元。价值就通过这样的方式转移了。

可见，民营企业通过市场手段来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并且是免费开放的，这件事是成立的。

那除了广告呢？你放心，商人有的是办法，一边去建免费的公共基础设施，一边还把钱挣了。比如说，把公共基础设施的冠名权给拍卖了。再比如说，把像灯塔这样的设施改造成旅游景点，在山东的日照、福建的鼓浪屿，灯塔就是景点，不也可以把钱收回来吗？所以市场有的是办法，空间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

免费的福利，其实背后都有成本

我们再回到科斯老先生的主张，回到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上来。一天，我们的策划人陈新杰先生给我看了一本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曼昆先生写的《经济学原理》，上面有这样一段话。

大意是，美国7月4日国庆日这天，美国很多小镇上的居民都要看烟花。曼昆就算了一笔账，说这烟花一定得政府来放。我们假设每个小镇居民看烟花的费用是10美元，如果这个小镇有500个居民的话，这不就有5000美元了吗？而政府只要花1000美元就可以把烟花给放了，等于赚了每个居民8美元，所以这事得政府来做。

这件事在黑板上推演是很好算的，可是真实世界中，经济真的是这样在运行吗？至少我个人的体验就不是这样。比如说，我在三亚亚龙湾的海滩上，看见一个小伙子向姑娘求婚（也许是表白），人家就掏了五万元钱在那儿放烟花，亚龙湾的所有游客都看得见，都可以祝福他们这段爱情，那又何尝不可呢？政府担心的“搭便车”的情况，至少在这个情景里是不存在的，这就叫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如果放烟花这件事可以按照曼昆先生这样来算，那政府就可以收一切税了。比如说，政府说，我们在小镇门口塑一个维纳斯雕像好不好？我们在广场中间搞一个喷泉好不好？你们的眼睛看到了好的东西，你们都受益了，我们就要收税。如果这个推导成立的话，政府就可以无止境地收税，无止境地创造那些也许你并不需要的福利。

讲到这儿，我们就得提到经济学中的一个结论：好像是免费的福利，其实背后都有成本。

你会说，灯塔或者厕所这都是无关紧要的事，那么，那些天然应该由政府来操办的事，市场还有没有介入的空间呢？比如说监狱，这总不能由私人老板来办吧？

那你还真错了，美国现在8%的犯人，也就是有13万名犯人，真的就住在私人老板办的监狱里。当然，这有一个历史原因，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的两任总统，一个是尼克松，强力打击毒品犯罪；另一个是里根，大力打击非法移民。这就导致美国的监狱里面犯人爆棚，床位不够用了，整个管理措施也跟不上了，政府经费也不够用了。怎么办？美国便尝试引入市场机制，开始允许私人办监狱。效果怎么样？几十年运行下来，还不错。

我们用数字说话，比如说建造一所监狱，私营企业通常只需要5000万美元。如果政府来干，没6700万美元打底不行。从时间上来讲，私人老板只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政府来建的话，为了防止各种跑冒滴漏，所以监管得要严一点儿，建一所监狱的平均时间是四年到五年。

从看管犯人的成本上来看，私人监狱至少要节省10%～30%，那效果如何？还有两组数字，一组是每10万个犯人的自杀率，私人监狱里面是30人，而政府主办的监狱里面是48人。另外一组数字，就是管教的结果——犯人放出去后，一年内重新犯罪，又二进宫，这样的比例是多少？私人监狱是17%，而政府主办的监狱是34%，整整高了一倍。

所以在美国近几十年的实践中，发现私人完全可以介入监狱这样一个天经地义由政府来做的领域，这没有什么奇怪的。

救还是不救？这是一个问题

你可能又会问，那些紧急救助服务，比如消防队能不能由私人来办呢？这就要说到2010年发生在美国的一则新闻。美国田纳西州有一个县叫奥拜恩县，这个县的公民做了一个决定，把政府的很多设施、服务砍掉，这样就可以少交点税，比如说消防队。如果失火怎么办？相邻的南富尔顿县有消防队，我们给他们交点钱，万一有火灾，让他们来救。

这样一个安排本身无可厚非，但是2010年，当地有个叫吉尼的人家里失火了，他抓起电话就打给南富尔顿县的消防队，说赶紧来救火。人家说没问题，10分钟就到。但是紧接着电话又拨回来了，问他有没有交每年75美元的火灾保险。吉尼说：“没有啊，你们赶紧来救火，救完火多少钱咱好商量。”人家说那可不成，没有交保险是不救的，“啪”就把电话给撂了。

吉尼正在抓狂的时候，一看南富尔顿县的消防车来了，以为是人家发了善心。没想到，让人感觉极其纠结，而且在道德上引发激烈争论的一个场景发生了——消防队的车到了之后，不是去救吉尼家的火，而是救吉尼的邻居。因为邻居一看这边失火了，就赶紧给消防队打电话，消防队一查底册，这个人交消防保险了，赶紧派消防车到他们家来救火。所以，只见消防队员拿着消防水管对着一所没有着火的房子在那儿滋水，而生生看着旁边烈火熊熊的吉尼一家烧为一片废墟。

当时，在美国舆论界就掀起了两股风暴，一派严厉地批评消防队的做法：我们是有文明底线的国家好不好？为了75美元，你们就见火不救，好意思吗？这是一个道德上的沦落。

而另一派的意见是：吉尼这种人在美国社会太多了，他们平时就习惯了白吃白喝，至少是蹭吃蹭喝。平时让他交钱他不交，一旦遇到这种突发状况，他们又搬出道德大旗来说事。这种人不惩罚，以后谁还买火灾保险呢？

最终也没有结论，但你不觉得这两派意见都有它的道理吗？

中国第一支私人消防队

你不要以为这样的事情只会出现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中国其实也有一个范例。

这就得说到1999年的时候，吉林省的公主岭市下面有一个镇，叫范家屯镇。范家屯的人口并不多，12万人。政府的消防设施其实是布不到这种镇级单位的，所以就出现了一个聪明人，这个人叫孙国华。他一算觉得这事干得，就带着自己的两个兄弟凑了将近50万元钱，买了四辆水罐消防车，招了十几个消防队员，把这盘生意给干起来了。这可不是政府的消防队，是地地道道的民营公司。

孙国华算的账也很简单，我们这个范家屯镇一共12万人，一个人一年给我交一元钱，不多吧？就12万元。然后还有一些政府机构、一些厂，他们再多交点，这样一年大概能收到20万元。维持这个消防队的日常开支，大概成本是14万元，这样兄弟几个一年还能挣上6万元钱。你看，这个账算得挺好吧？

刚开始的时候，政府也比较支持，既然政府无力承担办消防队的成本，那民营公司来干也挺好，就帮他收这一块钱。

可想而知，不可能足额地收上来，但经过政府官员们的吆喝，一年大概能收上10万元钱，所以刚开始消防队虽然赔钱，但是赔得并不多。

但是，到了2000年左右，政府，尤其是乡村的基层政府，开始禁止对农民进行乱摊派、乱收费。一块两块的，说多不多，但是它毕竟也属于政府正常税收之外的摊派费用。政府便拱拱手说：“孙国华，这钱我们没法帮您收了，您自个儿想招吧。”

所以，孙国华就多了一项任务——跟各个村签一份防火协议，你们村每户交一块钱，我来给你们提供消防服务。但是没有了政府背书，这钱收起来就困难了，孙国华这个消防队经营得就十分艰难了。

话说到了2005年，出了这么一档子事：范家屯这个镇下面有一个叫作尖山子村的村子失火了，大家就给公主岭市的消防队打电话。对方说，我们的消防车到你们那儿至少一个小时，黄花菜都凉了，范家屯有一个民营的消防队，赶紧去找他们。

结果电话就打到了孙国华那儿。孙国华一看缴费记录，说你们村这火我不能救，因为按户数来算，我今年应该收你们村3700元钱，但是你们只肯交1000元钱，这生意做不成，我已经把钱退给你们了。既然退了钱，那我跟你们没这份儿交情，这火我不救。

这跟前面讲的美国吉尼一家的情况是不是一模一样？这件事同样引发了各种各样的争议。报纸上说，你是干消防队的好不好？你跟大夫一样，病人在你们家门口，你就活活看着他死？你良心何在？

消防队这个案例跟前面讲的监狱、灯塔有个区别，它其中叠加了一个道德因素。当然，孙国华也有他的道理，因为对他来讲，这是一盘生意，他陷入一个困境：如果你不交钱，遇到火灾我也救，那大家就都不交钱了，那些原来交钱的村子也不会交了。总不能说，你们家失火了，我去救的时候，咱们先讨价还价一番，因为要烧掉的东西值两万元钱，所以你得给我一万元，那不就显得更不近人情了吗？如果不能提前把这个钱收了，现场再去讨价还价，那引发的道德争议恐怕会更激烈。这是孙国华这方面的道理。

当然，也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说消防队这种事如果让民营企业来办，会引发道德风险，他们会不会自己去纵火啊？我觉得这样想的人就有点不讲理，明明靠救火就能够挣钱，他干吗要冒着犯重罪的风险去纵火呢？所以这种道德指责虽然会永远存在，但是我们要听到另外一派来自市场发出来的声音，听听他们的道理。

最现实的解决方法何在

现在，我们先把道德搁置起来，谈谈解决办法。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很多人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办法还不简单？政府收了老百姓那么多税，救火这种事，政府不干谁干？

道理是对的，但问题是，你觉得这现实吗？中国每年的火灾有60%发生在乡村，或者村镇一级。可是中国90%的村镇一级，是没有消防设施的。消防队主要集中在城市，至少也是一个县城或者是比较繁华的镇子。农村发生火灾怎么办呢？让政府给每个村建一个消防队？那这笔开支可就海了去了，所以这是不可行的。

有的时候我们看经济学，往往要把道德搁置，就看最现实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如果民营企业的介入可以部分地解决问题，为什么不能允许它按照市场的规律来运行呢？至少它可以作为政府力量的一种补充，在市场上存在。

我们回过头来看吉林省的农民企业家孙国华先生，他的思路到底如何呢？一个人一年只需要交一元钱，就可以享受全年的救火服务，好便宜。虽然这只是一个农民企业家的草根创造，可是不得了，其中暗含了人类几百年来解决类似问题的一个基本思维，那就是保险思维。

虽然孙国华先生不敢说自己办的是保险公司，因为那玩意儿需要国家批的牌照，但是它实质上就是啊。保险有两个天大的好处：第一，它把一个巨大的风险分摊给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只要交很少的钱，就可以享受到很好的服务；第二，它把那个可以产生巨大的伦理难题的商业交易的场景给弱化了。比如说，你们家房子着火了，你再叫救火队来，临时谈判救火的价格，这可能更不近人情，所以把交费这个机制前置，在你们家还没有着火的时候，咱俩心平气和地把价格谈下来。这是一种商业上的智慧。

保险公司已经演化为一种金融手段

提到火灾保险，最早发明它的是英国人，因为英国伦敦发达得比较早，房子造得又比较密，曾经有一场大火把半个城都烧掉了。英国的商人就想，我们可不可以办一家这样的保险公司，你们平时给我交钱，我给你们发个牌子挂在家门口或者商铺门口，一旦失火，我们保险公司办的救火队就去给你救火？所以你看，最早的消防队是没有政府什么事的，它就是市场自发成立的一支力量。

后来，随着英国人的足迹遍及全球，这套方法就传到了美国，传到了世界各地。中国最早的火灾保险公司，1866年成立于香港，它就是英国人带来的一种思维方式，在中国近代城市化的保险和火灾救助机制里，起到了很多作用。

但是，现代化的保险可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它不仅仅是把一个巨大的风险给大家平摊了，其实已经演化成了一种金融手段。像著名的投资大佬巴菲特，你知道他那家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底子是什么？可不是什么风险投资基金，正是一家保险公司。巴菲特为什么投资的生意能做那么大？因为手头有钱。钱是哪儿来的？大家交的保险费嘛。

所以，现在的保险公司已经不仅仅是靠风险的红利在挣钱了，它们往往愿意把保费压低，而扩大承保的范围，目的只有一个：你们都给我交钱，这个风险我来背，我把这个钱收上来之后，再拿到其他投资渠道把利润给挣回来。

你看，商业的力量不仅可以就地解决问题，而且可以着眼于各种各样的产业、整个市场和人类的全球化交易来解决问题。所以有时候，在政府手里是一个大难题，但是商人用逐利的动机和其本能，也许在道德上我们给予的评价并不高，但是却可以促使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

说这些，并不是宣扬市场万能论。

无政府主义肯定是扯淡，市场万能论也站不住脚，我的主张非常简单，就是在那些看似天经地义应该归政府管的领域，我们能不能用一个相对开放的姿态，让市场的力量、让民营企业的力量来试一试呢？因为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人类在这个方面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就拿中国来说，中国现在的政府是比较强大的，起到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即使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市场力量开始介入那些政府原来统管的领域，也是一个既成事实。

举一个例子，你说维护社会治安是谁的责任呢？按道理来讲，肯定是政府的责任，应该由警察来管嘛。改革开放伊始，中国政府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记得当年看新闻，说是1984年深圳有一个面对外商的引资洽谈会，有一个外商就问：“我到你们中国来有没有保安呢？”那个时候，中国人没有听过保安这个职业，有事找警察叔叔。所以，我方代表就说：“我们有警察，可以保护你的安全。”人家外商说：“在我们那个国家，出事了警察才出现，你搞个警察陪着我，这客户还不得吓跑了？我需要的是专业的保安。”

于是，当时的深圳政府就派人跑到香港去学习，一看这个地方各种各样的保安公司遍地都是。原来维护社会秩序这件事也可以用市场的力量来做啊，所以内地最早的保安公司就成立于深圳。那是1984年，也就是30多年前的事情。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字，现在中国有3万多家保安公司，有400多万从业人员，而且涉及很多高、精、尖的领域，比如银行、钞票押运。很多保安公司甚至得到国家允许的佩枪权，还解决了很多退伍军人和退休警察的就业问题，这不挺好吗？现在就算是像鸟巢、水立方举办的各种活动，甚至是奥运会这种大型的赛事和典礼性的活动，也会在民间的保安公司中进行招标。

这跟古时候那个自由市场发育出来的镖局，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民间的力量一直在保护我们千家万户的安全，城市里面稍微上点档次的小区，聘几个保安不也很正常吗？为什么政府原来划定的势力范围，就不能让民营企业进入呢？

漠视市场的力量，是要吃亏的

再举一个例子，国家主持社会正义的那些所在，比如说法院，可不可以引入市场的力量呢？乍听此言，你可能会觉得匪夷所思，总不能两个有钱人当着法官的面竞相拍钱来决定谁有理吧？对。但是在中国现存的法律制度当中，有一个领域就是用市场机制来发挥作用的，它就是仲裁。

很多合同的最后一条里，往往有这样一句话：“因履行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通过协商不能达成协议时，则应提交仲裁机构仲裁。”

仲裁机构可不是国家办的，它理论上是一个民间机构，至少它只是一个事业单位。如果企业和员工之间或者两个企业之间，发生了合同上的纠纷，大家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到法院打官司，首先费钱、费时、费力，其次商业秘密无法保守；二是到仲裁机构，这些忧虑就都没有了，双方选择一个都能接受的仲裁机构、一个都能接受的仲裁员，然后仲裁员的裁决就是一审终局，他的裁决结果是国家和法院也承认有法律效力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省成本、让双方都免去很多烦恼的解决方法。

市场和国家不像我们有些人想的那样，是完全敌对的两种势力，要么国进民退，要么民进国退。在人类几百年的社会政治经济实践中，这两种力量的关系千姿百态，彼此渗透，彼此合作，也彼此博弈，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对所有的解决方案，我们都应该采取一种相对开放的态度。

更何况，人类社会在往前走，各种各样的技术在出现，各种各样的市场机制在发育，商人的智慧也在往前走。我们怎么知道，他们二者能跳出多么美妙的双人舞呢？

我们从来不主张市场是万能的，但是人类社会已经给了我们很多这样的教训，那就是：漠视市场的力量，是要吃亏的。

第二章　创业去

01　微革命：躺倒也能当英雄

从技术爆炸开始说起

我多次推荐过一套名为“三体”的科幻小说，里面讲了一个概念，叫宇宙社会学。宇宙社会学提出了一个很简单的法则：宇宙中的两个文明一旦得知对方的存在，就会立即动用所有可能的手段把它干掉。

为什么？因为宇宙空间太广袤了，距离太长了，在路上耗费的时间太多了。比如说相距10万光年（这在宇宙当中是很小的距离），可是就算你用光速飞行器过去，也要10万年，谁知道这10万年间会发生什么？最可能会发生的事，就是对方发生了技术爆炸。

看看我们人类，好像发展得很艰难，可是大家想一想，人类文明从几乎没有技术，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不过才300年。300年在我们看来叫发展，站在宇宙的尺度上看，可不就是爆炸吗？

所以科幻小说里的宇宙社会学就认为，即使我发现你远不如我，差我好多个档次，但是没准儿在我去搞掉你的路上，你就发生了技术爆炸，然后就比我强大了。

今天，我们就借用“技术爆炸”这个概念，来看看个人崛起的机会。

个人崛起的优势1：惊人的发展速度

那些大组织一直想的就是怎么制约小家伙们的发展。我还记得马云讲过一句话：“我就是打着望远镜也找不到对手。”你要揣摩马云的心态，他不是骄傲地认为自己天下无敌，他想说的是，他一直在用望远镜找竞争对手，即使他们很小，可能出现在地平线的远端，但他也不能放松警惕。

有些行当里发生技术爆炸的可能性太高。老大一眼没看住，一个小家伙就发展起来了，很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把他干掉了。

互联网行当里是不是就是这样？Facebook几年前还是一个小作坊、一个车库企业，“砰”的一下就变成了一个世界帝国。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所以老大们在这个社交网络上处境艰难，而个人、小企业的机会如此丰富，让老大们防不胜防。

举几个比较近的例子。煎饼果子是北方城市的一种早点，一张饼，摊个鸡蛋，里面装点油条或者薄脆，然后卷起来就可以直接吃。现在有人开了一家快餐店，名字叫“黄太吉”，主打产品就是煎饼果子，你知道估值多少吗？4000万元。

另外一家餐饮企业叫“雕爷牛腩”，从起心动念到开张迎客，还不到一年时间，现在的估值是4个亿！

最典型的是小米手机了。2010年公司成立，2011年才推出第一款手机，但是到了2013年，这个公司已经是一个价值100亿元的公司了。在传统的工业社会里，你至少要做上10年、20年，才能堆得出一个值100亿元的公司，但是人家两三年就做成了。从2013年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小米公司在年末达到营收300个亿是没有问题的。这就叫爆炸，这就是爆炸式速度。

这也是为什么快速发展的行业里，会有超越底线的竞争，因为恐惧攫取了所有老大们的心。

个人的机会就这样来了，但如果仅仅是小家伙依靠速度带球突破防线，这并不可怕，因为在传统的商业社会里，老大们还是很容易封堵你、收购你、给你制造困难，或者等你变大，遇到问题时再把你封杀掉，所以，这里就需要互联网时代的第二个优势了。

个人崛起的优势2：大规模吸附资源的能力

在互联网时代，个人除了有速度上的优势，还有迅速地聚集资源的优势。

在传统社会里就是这样，小公司就算能崛起，被大公司封杀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大公司可以收购你，或者调动一切资源扼杀你。但是在互联网时代，一旦形成单点突破之后，资源向它汇集的速度会比传统社会要快得多。

我们再举个小米的例子。小米刚开始做手机的时候，在大家眼里，什么小米啊，不就是山寨机嘛。于是，雷军到处摔手机给人看，来宣传手机的质量。但还是有人说：“不就是便宜货嘛。”大家根本不买账，也没人相信。

虽然雷军的创始团队里面也有手机界大牛，比如曾在摩托罗拉做出“明”系列手机的周光平，但就因为当时的小米是小公司、是创业公司，所以就算有他们，还是连高端的液晶屏都买不到。后来日本发生大地震，夏普受地震的影响，没有人找他们要货。这个时候，雷军带着他的团队去了日本，拉了日本兄弟一把，小米才买到了高端的液晶屏。

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难免艰难，可是一旦做成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郭台铭后来说：“当年太傻了，我们唯一的错判就是小米。”所以原来心高气傲的富士康，现在也开始与小米合作了。

事成之后，大规模吸附资源的能力，是互联网时代的另一特征。2011年8月16日，小米发售第一款手机的当天，售票进场，现场居然来了几千人，甚至有传说是上万人。这不就把大规模的资源给吸附过来了？

很多人在质疑我们《罗辑思维》的盈利模式，问我将来怎么挣钱。今天，我不妨把这个话题跟大家剥开来谈一谈。其实我只关注一件事情，就是怎样做出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并且让价值观相同、气味相投的人能够看到，只要有足够多气味相投的人看到，怎么挣钱的事根本不用我操心。

比方说，我们刚开始做出点样子了，有道云笔记就来找我们合作。对方觉得，我们价值观合拍，都是想网罗一帮爱读书、爱智求真、人格健全、追求进步的好青年，于是就开始合作。虽然钱不多，但是毕竟有了第一笔生意。

随着《罗辑思维》发展得越来越快，我们的这杆旗竖得越来越高，怎么挣钱根本就不用想。全世界的商家，只要他们认可我们的价值观，他们就会挖空心思地想怎么跟《罗辑思维》合作，让我们挣到钱。

在传统社会里，你不仅要做出好产品，还得想办法把它推销出去。于是，每个大公司都得有一个产品部门、一个营销市场部门。可是在互联网时代，你只要做出一个东西，把旗一竖，下面所有的资源自动会来到你的旗下，围绕在你的周围，形成更大的阵势，形成大家多赢的局面。这就是互联网时代的精彩之处。

个人崛起的优势3：机会越来越多

互联网时代更精彩的，就是我下面要说的第三点：你没什么可怕的。

很多人都会发愁：假如我到了组织外，第一个月的工资从哪儿来？你有这个担心我能理解，但是互联网时代和传统时代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传统社会就是一座金字塔，你不仅要不停地往上爬，还要时刻担心着自己会不会掉下去；互联网时代像竹林，这棵竹子一旦失手，你稍微一伸手，就能够到另外一棵竹子。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面对的机会越来越多，风险越来越小。

举个例子，北京北大附中有一个学生叫季逸超，他研制出一款手机应用，叫“猛犸浏览器”。这个浏览器后来声名鹊起，甚至有人推荐它作为iPhone的预装应用。

很多人对季逸超说：“你既不收费，又不做广告，而且还没有推广经费，怎么跟那些大公司的浏览器比啊，你这个有戏吗？”但是客观地说，有戏没戏有那么重要吗？

这个孩子靠这款个人作品，在国际上得了一个大奖。OK！到此为止，他已经成为明星了，在这个行当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每个人都知道他的能量所在，这辈子有的是人去接他的盘。

在传统社会里，我们经常要判断一件事靠谱不靠谱，但在现代社会里，没必要这么想，不靠谱又何妨？只要你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力量、呈现出来的精神，以及方方面面你能整合的资源，让所有人看到了，你就获得了够到另外一棵竹子的资本。即使事情本身失败了，你的后半生也自然会有人接盘。

所以，在互联网时代，如果你心里想的还是安全或者不安全，那你真的没有理解这个世界的精髓。说了这么多，其实我只想表达一个意思：小人物在这个时代，凭借自己的单点突破，可以拥有很多机会。

可是怎么把握这个机会呢？这是另一个问题了。针对这个问题，《微革命》可以给你答案。正好这本书的作者我也认识，叫金错刀，他是一位在微创新方面建树众多的理论家。

此前谈创新，基本上是两个路数：第一个就是大规模的全面创新，第二个就是小修小补的全面改进。可是微创新讲的不是这些，它强调的是聚焦于某一点的创新，通过在单点上实施突破来获得成功。微创新其实是互联网时代上帝赐予人间的一个全新的礼物，一个和过去完全不一样的创新概念。

为了教你如何以个人的身份来把握机会，我和金老师通过一下午的交谈，总结出个人微创新的两种身法和两种心法。

微创新身法之一：转身

第一种身法叫转身，从哪儿转到哪儿？从实转到虚，从传统的产品经济转到现在的体验经济。

为什么个人微创新一定要针对体验经济呢？因为如果玩产品经济，你在产品的性能、数量或公司的规模上是比不过大公司的，那就是鸡蛋碰石头。体验世界就不一样了，体验世界有两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就是取之不尽，无边无沿。

比方说日本汽车当年为什么能杀进美国汽车市场？它凭的就是一个杯托的设计。现在的汽车上都有杯托，这就是日本人发明的。你说这东西有多少高科技？没有，但是它在体验世界中特别重要。想象一下，你一个人开车的时候，停车买了一杯热乎乎的咖啡，上车之后一口喝不完，放在副驾驶位上又怕洒了。这时候，如果你的车里有一个地方能把它稳住，是不是很方便？这对于福特、克莱斯勒那些大公司来讲根本算不上技术，但是从体验的角度来看，却是对车内空间的体贴运用。日本汽车当年就是靠这么一个小小的杯托，杀进了美国市场。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微创新案例。

网上有个段子。男人和女人谈恋爱的时候，“若她涉世未深，你就带她阅尽人间繁华；若她心已沧桑，你就带她去坐旋转木马”。女对男版是，“若他情窦初开，你就宽衣解带；若他已阅人无数，你就炉边灶台”。你看，只要他是人，不管这个人处于哪种状态，你都可以找到他体验当中最稀缺的那一点。

有部电影叫《北京遇上西雅图》，我觉得最精彩的一句影评就是：“女主角先遇到一个包养她的大款，然后遇到一个愿意每天给她跑几里路买油条和豆浆的人，她就会爱上后一个男人。可是如果她原来的老公屁本事没有，也挣不到钱，只会每天给她去买油条豆浆，这个时候突然遇到一个大款，给她一堆名牌的包包，那爱情的结局就会发生改变。”这个结论好像很残酷，但这就是人性。人性就是不知足，人性就是在追寻各种各样全新的体验。这也是体验经济给大家带来的机会。

体验经济还有第二个特征，那就是全新的体验创新是问不出来的。这是老大们搞不定，而小家伙们容易发现的。那些大公司、大组织，有的是钱找市场调研公司做调研，来调查市场上的新需求。可是，当你往体验经济里越走越深，就会发现大公司那一套玩不转了。没有汽车的时候，大家都想要一辆更快的马车，没有人知道要用汽车；乔布斯不发明iPhone，谁知道自己想要一台iPhone？

真正的需求不要看他怎么说，所以，金错刀有一句话：“需求这个事儿，不要听他的嘴，要看他的腿，他说什么不重要，往哪儿跑才重要。”

我在电视界的时候，遇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原来统计电视的收视率，用的是日记卡法，就是给每个样本户发一个小本，你看了什么电视节目就记下来，然后电视台收集起来，以此统计电视栏目的收视率。后来技术进步了，就改用收视记录仪统计，就是在你家电视机上安一个东西，然后它自动反馈给后台数据。可是这两种统计方法得到的结论截然相反，为什么？因为很多观众在填记录卡的时候，他总想：那些名牌栏目，比如《经济半小时》《对话》《新闻调查》都应该看，于是他就写上了，但实际上没看。更换了调查方法之后，很多名牌栏目的收视率就突然下降了。这就证明了：不要信他的嘴，要看他的腿。

可是大公司哪有这种七窍玲珑心呢？它靠的是它的体量庞大、肉大身沉，靠的是它充足的市场调查费用。可是再多的市场调查费用也很难搞清楚，什么是人们心里真正的需求。

这就是我们讲的个人微创新的第一种身法：转身。不要跟大家伙们去拼产品经济，一定要进入体验经济。

微创新身法之二：立定

下面说第二个身法：立定。转身之后立定，而不要去跑步。

传统经济的玩法都是跑步，尽可能地跑马圈地，占的范围越大越好。可是在个人崛起的时代，我们与其去把握更多的机会，还不如立定下来，在一个固定点上成长，这才是真正的身法。

网上有一个女孩叫“细腿大羽”，她原来是做金融的，后来觉得在银行干没意思，就辞职了。她爱好摄影，同时又喜欢孩子，她就冒出一个念头：我可不可以干儿童摄影呢？

当然可以，但这块市场上有的是大鳄，有些虽然不是几百个亿的大企业，但是人家至少有个影棚，有后期制作人员。可是“细腿大羽”什么都没有，于是，她就用了所谓的立定术，就站在自己的基础上，开发全新的模式。

她的模式是什么？上门拍。比如说孩子5点钟醒，她4点钟就到你们家，摆好照相机，面对着孩子。从孩子睁眼的一瞬间，她就开始拍，然后记录这一整天的活动。

我们来给她算一算，她这样能挣多少钱。我听说这样拍摄一天的报价是五六千块钱，我们按一天5000元算，一个月不用多干，干10天，一个月5万元，一年五六十万元，也还是可以的。你说一年挣五六十万元太少了，可是你想，我在我们的《罗辑思维》的平台上这么一介绍，人家的市场又大了，名气也大了。没准儿几个月之后，人家报价1万元钱一天了。那她一年就不是五六十万元的收益了，而是100万元的收益，这个价格甚至还有可能往上涨。

还有一个女孩叫“林糊糊”，真名叫林曦，是画画的。她的水平虽然和老先生们的没法比，但是也画得不错。于是，她在淘宝上开了个小店，专门为新兴的中产阶级家庭画家族肖像画。虽说这项服务不需要多高的画技，但是她开发出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后来，我在网上还看到，有很多画家圈子里的老家伙指责她画得不好，这个那个的。可是，这就是新时代的玩法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利用互联网，找到自己立定、成长的路径，老家伙们是挡不住的。

还有个人叫“小伍”。他搞了一个“三室两厅”工作室，给“细腿大羽”和“林糊糊”做经纪人，从她们的收入中抽取10%或者15%。这又是一个很好的生意，没准儿将来还会有更多提供新兴体验服务的个人，投到他的门下。

什么叫立定？就是马云所说的“小而美”。一个人没有必要挣多少多少钱，即使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如果你不用买房，而且还有一份正式工作的话，一年是花不掉多少钱的（当然，这是在不买奢侈品的情况下）。

当你没有那些私心杂念、贪念的时候，你对物质的需求其实并不多，这个时候你反而获得了自由，获得了一个让个人价值持续增长的空间。

在传统社会，我们经常讲的是做大做强，总希望跟着组织把事业做大。可是在互联网时代，也许我们立定，在自己所擅长的那个领域成长，并拥有合适规模的客户，就可以拥有自由且富足的一生。

你找到立定的地方了吗？

微创新心法之一：呻吟

说完了个人微创新需要的两种身法，接下来还要说两条心法。

第一条心法：把大喊变成呻吟。大喊就是要尽可能多地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你在干什么，而呻吟，就是身边的人能收到你的信息即可。

脑白金刚开始做宣传的时候，就满世界喊：“今年爹妈不收礼，收礼就收脑白金。”人家“细腿大羽”只要在微博上一互动，就可以挣到钱了。所以说在这个时代，三两好友胜过一台电视在手。

不过，当初“细腿大羽”也不是天纵英才，早就知道自己要这么干，她也是试出来的。“细腿大羽”有一个朋友，在新浪微博上叫“樱桃与细毛”，是个妈妈达人，在一个妈妈圈内小有名气。因为她们是朋友，“细腿大羽”有时就给她家孩子拍。一来二去，“樱桃与细毛”就开始在网上替她扬名。渐渐地，这种生意模式被这个圈层接受，进而又被大众接受。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不通过传统的大众传媒来做推广，而是依靠身边随时发生的人际传播，构建一个圈层，以此形成自己的品牌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一旦爆炸开来，它的力量是不可小视的。

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小米手机就有它的圈层。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大家可能会很惊讶，小米手机的论坛是中国第四大电商网站，这个论坛每天都有几十万的UV（网站独立访客），它的发帖量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了4个亿。正是因为有这一堆人围着一件事嘟嘟囔囔，彼此呻吟，互相传达各自的感受，才壮大了小米这个品牌，至少维持了小米在微创新市场上的胜利。

在这个时代，关键你要有朋友，而不是有喇叭。

微创新心法之二：躺倒

第二个心法，就是躺倒。姜文说：“得站着把钱挣了。”没错，站着挣钱是一种风格。可是要搞个人微创新，躺倒也是一种风格。

要想实现个人创业，你就要接天地之精华，吸日月之灵气。就像道家打坐的姿态“五心朝天”，即两个手掌心、两个脚心、一个头顶心，都要冲着天。

我们个人创业，得随时感受这个市场正在进行的微小变化，整个行业的竞争者正在做怎样的变动。这种对整个环境中精微信号的接收能力，决定了你能走多远。

中国著名的互联网产品经理、“微信之父”张小龙，在2006年的时候讲过一个原则：“做产品经理，要学会一千、一百、十。”“一千”就是每个月，在微博、QQ空间里面和谈论对应行业的人互动1000次，包括为人家的行业微博点个赞。“一百”是指你得看100篇重要的分析文章。“十”是要跟你的客户、消费者、用户互动10次，最好是做深度的访谈。你只要每个月都按这个原则做，要不了多长时间，你就是这个行业资深的从业者了，就能接到这个行业的地气。那些大公司要花大笔的银子去探查的市场信息，我们坐在家中，用一台笔记本电脑就搞定了，这就是互联网给我们的福祉。

学会躺倒这个心法，更重要的原因是：躺倒是一种放松的姿势，这样更容易被激发创业激情。我跟年轻人交流创业这个话题的时候，他们经常问我：“应该选择哪一行进行创业？”我说：“那得根据你的兴趣，行行业业都可以啊。”他们又问：“没有兴趣怎么办啊？”我说：“这就难办了。”

这是中国一代人的问题，他们从小被教育体制压抑，被剥夺了兴趣，除了好好读书，什么都不擅长。当他们长大了之后，一填兴趣都写什么音乐、电影、读书。这哪儿是兴趣啊，兴趣得是自己用爱、用恨、用大量的情感投入去钻研的东西。很多人有的只是一颗追求利禄的心，这个时候要再想去创业就很难了。

兴趣怎么培养？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被激发，所以你要以放松的姿态面对世界，让更多的信息去激发你。没准儿哪一天，你就碰到了命中注定的兴趣。这其实也是一个互联网时代带来的机会。

工业化时代，用庞大的知识体系，让每一个人进入了一个细碎的分工的角落，让那么多人挤挤插插地生活在一个都市群落当中，每一个人都被迫变得扁平化。可是工业化时代过去了，在互联网时代，人的兴趣、素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原先那些地理位置、组织当中的位置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

这是一个全新的机会。

转身、立定、呻吟、躺下就是互联网时代个人崛起的方法。

02　发现你的太平洋

发现新大陆堪称一次伟大的创业

太平洋躺在地球上已经很多很多年了，不存在是谁发现的问题，但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特别是从欧洲人的视角来看，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都是近几百年才卷入全球化的进程中的。

15世纪之前，欧洲人根本不知道太平洋的存在。当时，欧洲各国的航海思路有所不同。葡萄牙人选择向东航行，绕过非洲西海岸，经好望角进入印度洋，之后到达印度与中国，打通了海上商路。而西班牙人选择往西，之后发现了美洲，但由于美洲在地理上北濒北冰洋，南与南极洲隔德雷克海峡相望，使之最终无法到达太平洋，因而对急于开通到印度与中国的商路的欧洲人来说，作用不大。在大航海时代，发现美洲之后，人们紧接着又发现了太平洋，这堪称一次伟大的创业。

据说大航海时代的航海家心里都有三个词，即Gold（地下的金子）、God（天上的上帝）、Glory（心中的光荣和梦想）。其实后两个“G”着实有点荒唐：一个是God，好像此举是出于宗教目的；另一个是Glory，即光荣与梦想。

很多创业者都在说什么梦想，其实都是忽悠人，真正的创业者只需要感受到一件东西即可，就是对金钱赤裸裸的、无法扼制且愿终身伴随的欲望。中国当前很多创业者的心态都是如此。

不断地抛弃存量，去寻找全新的栖息地

对于创业者而言，怀揣对于金子的梦想无可厚非，但仅有这点贪婪是远远不够的，创业路上还需要一些别的品质，下面我将用发现太平洋的三个人的故事来加以说明。

第一个人叫巴尔沃亚（1475-1519），其品质就是不断地抛弃存量，去寻找没有涉足的增量。他出生在西班牙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为了逃债登上了去美洲的船队，实则到了今天的海地。他发现海地根本没有金子，仅有玉米、菠萝和烟草等，而他自己又没钱返回故里，只好留下来老老实实地种地。1510年，一个名叫恩西索的西班牙殖民者来到了这里，他很有钱，而且是一个水平很高的法学家，梦想着在南美洲开辟一片殖民地来实现自己设计的那套社会制度。巴尔沃亚再次抛弃存量寻找增量，躲在一只装食品的木箱里登上了恩西索的船，来到巴拿马。在征服巴拿马的过程中，巴尔沃亚渐渐取代了恩西索，成为大家的统帅，并幻想成为当地的总督，因此撵走了国王派来的新总督。但出于对国王的惩罚的畏惧，他开始了人生中第三次寻找增量——与当地一位老酋长结盟，借助其力量四处征伐。之后在1513年，他组织了一支将近200人的远征队，顺着巴拿马一路往西，发现了太平洋，这是欧洲人第一次用自己的眼睛看见地球上最大的这片水面。

这个故事让我琢磨起一个词——增量。巴尔沃亚一生不跟存量较劲，按照哥伦布新开拓的人类的新视野，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新大陆。他这种增量思维，确实可以给我们今天所有的创业者一个启发。创业也是这么一回事。

美国《连线》（Wired）杂志的创始主编凯文·凯利说过：“所有让大佬感觉到胆战心惊的创新都是边缘创新，都是大佬们没有注意到，或者现在刚刚出现的那些新大陆。”

真正有出息、有远大前途、值得我们佩服的创业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有增量思维，他们永远是在新疆界、新边缘上找自己全新的栖息地。

这是关于太平洋的第一个故事，下一个故事我们要说到麦哲伦（1480-1521），是他带领大家真正踏入了这片水域。

麦哲伦的创业史

麦哲伦出身贫寒，家庭很是破落，父亲不仅酗酒，亡后还留下一身赌债，所以麦哲伦从10岁起就被送到王宫里当王后的侍童。后来他从了军，顺着葡萄牙人开辟的商路，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战争中，他残掉了一条腿。

1513年，他向葡萄牙国王毛遂自荐，想率船绕经非洲好望角，用更近的航路到达亚洲，但国王并未同意。于是，他去了西班牙，来到了塞维利亚港，通过迎娶塞维利亚要塞司令的女儿站稳脚跟，并取得了当地大主教胡安·德·方塞卡的支持，被其介绍给当时的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

1519年，麦哲伦被查理一世封为海军上将，得到大船5艘及近300个船员。他沿着南美洲大陆的东岸往南走，以寻找一条直通太平洋的水道为目标。一路都要跟团队的疲劳、厌倦、恐惧去作斗争的他，把那种获得别人喜爱、跟随和信任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

什么叫创业？创业就是在漫无边际的市场资源当中，以创业者的心态和努力，去寻找一种全新的组合方式。为什么说沿途获取帮助非常重要呢？它会使你将整合资源的成本变得最低。那些做生意成功的老板往往其貌不扬，往往都是看上去很老实、很平庸的一些人，比如马云，大家愿意去帮助他。

判断一个人成功与否，永远别看他是否拥有很多钱，有钱只是成功的结果。在过程中，随着年龄段的不同，成功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20岁的时候，有人愿意带你，有一个师傅觉得你不错，并愿意把他一身的本事传给你，这就叫成功；30岁的时候有人愿意用你，把什么事都放心地交到你手上，这就叫成功；40岁时，有人愿意替你吹嘘，把你的价值抬高到超越你真实的那个价值水平，然后借你的势，这就叫成功；50岁的时候，桃李满天下，有徒子、徒孙供你为祖师爷，这就叫成功。

所以，创业的成功只能证明你获取帮助的能力，这在麦哲伦的故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库克船长的创业故事

最后，咱们聊一聊南太平洋和它的海岛是怎么走进人类文明进程的。这就要说到英国人库克船长（1728-1779）的创业故事。

英国人加入到大航海竞争的时间较晚，当时所有的市场已经被瓜分完毕，美洲被西班牙人占领了，而葡萄牙人占据了通往东方的航路上所有的要塞，荷兰人垄断了海上物流。

但英国人最擅长临门一脚，即把别人开创出来的事情变得非常之完善。此外，他们还擅长设计制度，会用一套科学、缜密的思维谋篇布局，寻找新的增量和点滴的改善。比如说，我们今天的出租车管理制度与足球比赛制度，都是当年英国人的发明。

库克船长出身相对较好，从军之后很快成了一名优秀的皇家海军士兵，后来还当上了将军。

1768年，库克开始了第一次远航，他沿着当年麦哲伦的路线，从欧洲绕过南美洲南端的合恩角进入太平洋，贴着南边，发现了今天的斐济一带，然后绕行好望角回到英国。

4年之后的1772年，他又从好望角往南，经斐济、新西兰、大溪地，之后顺着南美洲回到欧洲。1776年，也就是美国签署《独立宣言》那一年，库克第三次远航，这次他又顺着第一次的路线绕行南美洲，途中路过夏威夷，探访考察了北冰洋之后，又回到夏威夷补给，最后死在了那里。

这就是库克最著名的三次大航海。

回到本次我们讨论的主题——创业上来，有很多创业者，都是用库克船长这个思维找到自己全新的领地的。如沈南鹏、季琦当年做如家经济型连锁酒店用的就是这套思维，还有这两年刚上市的去哪儿网等，用的也是库克式的科学思维。

创业的四个逻辑

关于创业的整个的思路，这就算梳理了一遍。想必大家已经看出，整个太平洋的发现历史无非以下四条：第一，坚决认可并承认以及直面自己内心对于金钱的渴望；第二，学习巴尔沃亚，不跟存量较劲，而去寻找人生的增量；第三，学习麦哲伦，沿途获取最需要的帮助，用最低的成本去整合全新的资源，然后像兔子一样去找寻到最近的可以吃到的草；第四，学习库克船长，总结前人的经验，试图提炼出科学的规律，然后外推出去，探寻新的增量。

以上就是创业的逻辑。创业是一件非常凶险的事情，没有任何道理能够保证你的成功。最后，我还想介绍一下上述三个人的结局：巴尔沃亚被继任者给杀了，因为他不靠谱；麦哲伦在菲律宾的宿务岛被土著杀死，家败人亡；库克船长死得最惨，尸体被大卸八块，甚至被吃掉。

所以，对创业者来说，即使他为人类历史的进程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他生前也不一定会收获他的光荣与梦想。

创业者的宿命就是面对无穷无尽的不确定性，到最后也许仍然一无所得。但是，几百年的历史烟尘过后，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些人，不管他们当时为什么出发，不管他们带着什么样的道德水平，过程中用了什么手段，他们都值得我们尊敬。

在历史上，他们终于收获了Glory——光荣和梦想。这就是创业者真正唯一确定能够拿到手的东西。

03　疯狂的投资

人类社会的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

我们先从一本书讲起，这本书叫《21世纪资本论》。它在美国出版之后，两个星期就卖掉了5万册。5万册是什么概念？《罗辑思维》在卖《战天京》时，一个星期卖掉了5万册。

但这两本书没法比，在当时美国那么萧条的出版市场上，一本将近700页的严肃的学术著作，居然能够卖得这么好，已经是一个奇迹。估计绝大部分人是没有耐心看完它的，我要不是为了做节目，连翻都懒得翻它。

为什么这本书卖得这么好？因为有一个左派的大神、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连发3篇评论力挺这本书，将之称为“本年度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甚或将是这个10年最重要的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法国经济学家，叫托马斯·皮凯蒂。

这本书得出了几个重要的结论。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如果自由市场经济再这么发展下去，那么人类社会的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

这个论调并不新鲜，19世纪就有几个左派大神在提，关键是结论，就是怎么办。皮凯蒂的办法就是征税，在全球范围内对高净资产人群和资本高额征税。每年征收的费用，最低0.1%，最高10%。也就是说，你有多少财富，就应该相应地缴纳多少税。

如果你是一个高收入的人，比如说，你通过炒股一年挣了三四百万元，那么你的年收入就达到了50万美元以上。对不起，你这样的人就算是恶棍，要对你征收80%的惩罚性个人所得税。

实事求是，这些数字我在这本书里没查到，我是看到有些文章讲皮凯蒂有这样一个观点。

这不就是上了梁山劫富济贫吗？富人有钱，我们看不惯，那就去抢，把他们的钱给分了。这样的观点，在已经进行市场经济实验30多年的中国，我觉得它不该有市场。

与此同时，皮凯蒂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富人的钱到底是怎么来的？来得正当不正当？我们该不该把有钱人绳之以法，把他们的钱给分掉？

这就暴露出我的真实目的了。我重点给大家推荐一本书——《疯狂的投资》。书里讲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读完这个故事，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搞清楚现代财富的源头了。

电报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

《疯狂的投资》这本书的副书名叫作：跨越大西洋电缆的商业传奇。大西洋里的电缆是什么电缆？电报电缆。为什么电报电缆对于商业史这么重要呢？这就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通则：只要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一次大飞跃，人类的整个文明方式就一定会发生一次大改变。

比如说，凭什么说一个部落进入了文明社会？一定是因为它有了文字。文字本身仅仅是一个信息传播的工具，但是有了它之后，人类代际之间的文明状态、知识就可以传承了。就像司马迁讲的，他写《史记》是要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如果没有文字，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摸索，文明就不可能延续。

第二次大的突破，就是印刷术。它意味着信息传播可以冲破空间的阻隔，迅速抵达远方。

电报实际上是第三次大突破。它意味着信息传播击破了时间的障碍，原来需要通过马和人一站一站送的信息，现在通过电报瞬间可达，而且是全球范围内。这一次大突破的意义可以说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所以现在有人说电报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

电报是美国人莫尔斯于1844年发明的，他顺便又发明了莫尔斯电码。到了1846年，美国人就已经开始铺设电报线路了，那个时候还比较短，全美国只有40英里（1英里≈1.609公里）的电报线路。

但是一个大烟花很快就被放上天了，仅仅两年之后，1848年美国人已经有了2000英里的电报线路。又过了四年，1852年的时候有多少呢？23000英里。这跟今天的互联网投资是一样疯狂的，几年就翻了10倍，而且根据现在我们看到的资料记载，1852年美国人尚在筹划、修建的电报线路还有一万英里。所以，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把电报线路铺满了全国的国家，密如蛛网。

这方面欧洲人的反应速度就相对比较慢，比如说法国人。英国人在这方面倒比较领先，1850年就铺通了跨越英吉利海峡、从英国到欧洲大陆的电报线路。

当时就有人说俏皮话，说这是自从上一个冰河期之后，英国距离欧洲大陆最近的一次。可见当时的人们非常清晰地知道，电报所带来的划时代意义。

跨越大西洋电缆的商业传奇

话说就在这几年前后，加拿大东北角的纽芬兰岛上，有一个神父就在琢磨一件事——从爱尔兰到纽芬兰（就是北大西洋的最北部了），在这两个地方跨越大西洋的航船的日期，要比从伦敦到纽约提前一天。那能不能在纽芬兰岛上设一个电报站，从纽芬兰岛直接铺一条电报线路到纽约呢？这样如果有从欧洲来的消息，直接送到这个地方，然后拍个电报到纽约，就会比航船到达纽约快一天，不就获得了信息的先机吗？

当时确实也有一些企业家迅速行动起来，开始搞这个工程，但是他们没有料到这个工程的难度这么大。纽芬兰岛到处是森林，包括冻土带，想要挖开地面非常之困难。他们好不容易组织了一个公司，结果工程还没干到十分之一，钱就花完了。

这个项目的操盘人自然是满心的挫折感和沮丧，同时还有几分不甘。他就跑到纽约，想看看有没有人接盘他这一盘烂尾的生意。他运气还算不错，真就找到了这么一位，这个人叫菲尔德——也是《疯狂的投资》这本书里的主人公。

菲尔德是什么人呢？他的祖上在美国建国之前，就从英格兰漂洋过海移民到了美国，所以他就是一个典型的WASP（WASP这个词是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的简称，意为新教徒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现在可以泛指信奉新教的欧裔美国人）。WASP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独特的文化渊源，特别强调自我奋斗、努力挣钱，信仰纯洁，各尽本分。这是那个时代美国价值坚定的信条，也是今天美国的共和党所信奉的。

菲尔德的基因确实不错，他的几个兄弟都混得特别好，但是生意做得最大的还是菲尔德。他做什么生意呢？主要是造纸、印刷，30岁就功成名就，一年可以挣到几万美元了。那个时候美元可值钱了，不像现在贬值得这么厉害。

他混在美国的上流社会，觉得挣钱太容易了，生活太没意思了，所以整天用非常幽怨的眼光看着这个世界。

这个时候，他突然听到有这么一盘烂尾生意，就想接盘。他跟这个操盘人一席长谈过后说：“你们这想法也太没出息了吧？从加拿大的纽芬兰岛修一条电报线路到纽约，只为抢出一天时间，这个想法不够酷嘛。要是我干，就直接从纽芬兰岛那个电报站，修一条海底电缆，直达爱尔兰，从爱尔兰再接到英国本土，直接把美国和欧洲给连起来！”

这个想法在当时太疯狂了，因为实在是太难了。第一个难处，大西洋海底的地形是没有人了解的，甚至没有人知道北大西洋到底有多深。虽然1850年的时候，从英国到法国跨越英吉利海峡的海底电缆已经铺成，但是英吉利海峡才多深？平均深度60米，最深的地方也不过172米。而北大西洋到底有多深呢？我们现在知道是3000米到4000米深，可是当时的人并不知道，尤其不知道海底的地形是什么样的，所以到底需要多少电缆，其实是无法预估的。

第二个难处，当时虽然已有海底电缆，但是都非常短，从30千米到60千米不等，因为只需要从英国铺到欧洲大陆，比如爱尔兰、撒丁岛、科西嘉岛，甚至埃及都有了跨越红海的海底电缆，但问题是都很短。现在要铺的这条线路可是要跨越北大西洋的，即使选取最短的路线，从加拿大的纽芬兰岛到爱尔兰也有4000千米。这么长的电缆，得是一整根，而且要装载在船上，有没有那么大的船呢？其实大家也不知道。

第三个难处是真正的大难题，也是这个项目在技术上最迷茫的一点。我们都知道，电通过电缆之后会有电阻，即使用铜芯电缆电阻很小，但是当它累积到4000千米之后，电阻能够有多大，没有人知道。说白了，大西洋这头的发电机一个电流下去，它带的信息在大西洋那一头能否有所反应，没有人能确定，菲尔德当然更不知道。

其他细如牛毛的问题就更多了，比如说铺电缆的时候，松紧度该如何？有没有一种机械能够把握好这种度？因为铺得太紧容易断，铺得太松又存在电缆总量无法计算的问题。这些都是大难题。

创业者都是乐观的疯子

你说菲尔德就没想过这些问题吗？这就牵扯到创新者或者说很牛的资本家都有的一个基本的心态特征：乐观。

几年前，我参加过一个论坛，很多企业家都在讲，现在环境不好，宏观经济形势很差，企业不好做，反正是各种悲观。然后，主持人就说：“你们刚才说的都很悲观，但是我发现你们都在投资，都在把真金白银变成厂房、机器、基础设施，能说你们真的是悲观吗？”

我曾看过台湾主持人陈文茜采访企业家潘石屹的一档节目。陈文茜问潘石屹：“你为什么要把女儿送到美国去留学？是不是证明你对中国没信心？”

潘石屹就各种解释，说有信心。陈文茜就一直不信，最后把潘石屹逼急了，他说：“我这几年在黄浦江沿岸（也就是上海）已经投了几十个亿的房产，你说我对中国有没有信心？”

所以，我们听企业家讲话，不能光听字面意思，还要观察他的行为，如果他还在继续投资，说明他打心底里有一个清晰的判断，这就叫作乐观。

我们普通人平时不大容易嫉妒那些明星，因为我们服，人家天生有资本、有禀赋，脸蛋长得漂亮。他们挣大钱，我们不嫉妒，可是却会觉得资本家挣大钱不应该，那是社会不公的产物。要知道，资本家也有禀赋，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乐观的气质。

在基因生成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这个人是悲观的性格还是乐观的性格。有的人看什么都漆黑一片，有的人就觉得到处是机会，值得把自己赌上去赌一把。

除了乐观，从《疯狂的投资》这本书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企业家的其他特质。

这个发生在160年前的传奇商业故事的主人公菲尔德很符合我们今天讲的一个词，叫“有钱任性”。他看见一个商业机会，也不管它有没有依据，反正就是乐观，就马上全身心扑上去。

所以，他头一天刚刚萌发了想法，第二天就寄了两封信出去。第一封信是给电报的发明人莫尔斯，说你帮我看看这件事靠谱不靠谱。莫尔斯一看说：“我哪儿知道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你把这件事办成了，就能名垂史册。”这话跟没说一样。

第二封信是给美国当时的一个海军上尉，叫莫里。莫里的回信就有点干货了，说：“我们美国海军刚刚搞了一次北大西洋海底的勘测，发现从纽芬兰到爱尔兰，也就是你选择的这一片地域，海底恰恰是一片高原，而且这个地方的洋流非常稳定，所以这是一个天造地设的铺设海底电缆的好地方。”

虽然没有更多的信息，但是毕竟算是给了点信心。你看，任何一个创业者、一个企业家，他要想干成一件旷古绝伦的大事，通常都是此前没人干过的。这个菲尔德原来干的是造纸、印刷，什么远洋贸易、轮船、电，这些事碰都没碰过。这个时候，企业家整合资源的能力，就看得出来了。

他需要什么样的资源呢？一般来说，创业项目就是两条：第一条是人，第二条是钱。在人的这方面，从他马上给人写信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他不懂，他就得求教人。

在最后，菲尔德成立的那个公司，叫纽约纽芬兰伦敦电报公司，这么长的一个名，这个公司里面可真是什么人才都有，从远洋船主到远洋商人，到海军军官，到工程师，包括普通干活的工人。

菲尔德甚至有本事请动了当时世界上著名的物理学家——开尔文男爵，这个人号称是物理学的全才。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在物理学当中都学过开尔文定律，就是这个人发现的。开尔文当然是一个全才，后来在很多方面，甚至是工程机械方面，都对菲尔德进行了大量的帮助。

所以你看，一个企业家求助的能力有多重要。包括钱，钱这个事情，菲尔德本来是不缺的，要不然他也没有信心干这件事情，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这件事太烧钱了。

他不是接盘了那个烂尾工程吗？从纽芬兰岛到纽约，把陆地上的这一条线缆铺完之后，菲尔德就发现，自己准备的钱已经花掉了三分之一，海上的工程根本还没动呢。他就知道，自己的钱不够了。

那哪儿有钱呢？欧洲人有钱，所以他就跑到英国的伦敦开始忽悠。有一次见到一个养狗的，他说：“你看，你养狗，这个狗现在只能在这儿叫，如果把电报线修成之后，你在伦敦一掐这个狗的尾巴，在纽约那头就能听见狗叫，你说这个事好玩不好玩？”你看，这是一个大忽悠。

他忽悠的成绩非常好，通过到处做演讲、募款，最后有350个伦敦的富豪慷慨解囊，一个人给他掏了1000英镑，这就凑了35万英镑。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好，这个公司就算是有了钱。那剩下来的就是两个问题了，第一个是电缆的问题，因为那么长的电缆，当时的工厂没有人做过。你知道，如果把里面的铜线全部串起来有多长吗？可以绕地球13圈，大概是从地球接到月亮上那么远。

而且这根电缆是要一整根，它不能断好多节，所以必须是船上有一个卷滚机来卷这个电缆，然后从工厂一边生产，一边卷上船。最后生产完了，电缆已经全部在船上了。你看这个工程的系统难度有多大。生产这些电缆大概用了一整年的时间。

那最后还剩一个问题，就是船。民船是没有那么大的，所以一定得求助于国家。这个大忽悠显本事的机会又来了，他开始搞国家公关。当时的英国议院被他说服了，最后提了一个要求：我们出船，再给你1.4万英镑的补助，但是你得答应我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美国人得提供对等的条件，就是它也得出船，也得提供补贴。第二个条件，电缆一旦铺成，电报传来的信息的所有权上，英国人有优先权。

英国人提的条件还算比较合理，可问题出在美国这一边。从独立战争开始一直到“二战”，美国人的外交路线其实有一个灵魂，就是孤立主义。从华盛顿那一代开始，美国人就想，我们现在好不容易独立了，就在新大陆过自己的安生日子吧，不要去搭理欧洲人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务。

现在一听，要跟英国人合作建海底电缆，这不是又跟欧洲人搞到一起去了吗？很多人就不乐意，当时的美国国会爆发了激烈的争论。这个时候，就能看出菲尔德这个人的游说能力和公关能力了。《疯狂的投资》这本书用了好几页纸写这件事情的细节。最后，美国国会终于以微弱的优势通过了菲尔德的提议，美国政府出钱又出船。

最后商定的结果是：美国海军出一艘很大的船，叫“尼亚加拉号”；英国海军也出一艘很大的船，叫“阿伽门农号”，专门用于这项工程的施工。

有好点子，就要马上行动

说到这儿，我们再提炼一下，一个创业者、一个企业家需要具备的素质。

第一个，是乐观的禀赋。第二个，叫马上行动的能力。

说实话，我还没有创业的时候，也喜欢吹牛，给人当策划。最让我惊讶的一次，就是跟一个企业家吃饭，我就开始吹牛，说我有一个想法，你应该干一件什么事。等饭吃完了，人家结完账说：“你刚才那个想法特别好，相关的工商注册，我已经派人去办了，就在我们刚才吃饭的这半个小时中，域名注册已经拿下来了。”我当时就惊呆了，但是回头一想，这可不就是企业家的精神吗？

而大多数人，总是有一堆念头在纠缠。是创业呢，还是继续在这个公司干下去，还是跳个槽呢？天天只是在那儿想。为什么干不成事？想多了，干少了嘛。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也是一个创业市场上特别著名的故事。讲的是Facebook的创始人扎克伯格，他创业的时候只是哈佛大学的一个普通学生。其实Facebook的整套架构性的设想，根本就不是他的原创。原创者另有其人，是文克莱沃斯兄弟，这兄弟俩家境不错，从小就是富二代。他们有一次见到扎克伯格，就跟他讲了整套想法。扎克伯格说：“太精彩了，我们一起干吧？”兄弟俩说：“我们想想。”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但是回到宿舍之后，扎克伯格就开始动手，写代码，请教高人，见投资者。

等他已经热火朝天干起来的时候，文克莱沃斯兄弟在干吗呢？他们在泡酒吧，在喝酒，在准备自己的皮划艇赛，等等。等他们知道一个叫Facebook的东西已经崛起，才慌张失色地跑上门去要钱，于是就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

虽然最后双方和解了，扎克伯格赔了他们几千万美元，但是这点钱跟扎克伯格的成就相比，又算什么呢？

所以，创业者不见得在智力或者说思考能力上异乎常人，他们真正领先的是行动能力。有这么一个说法，全世界同时想到同一个创意的人，可能就有几千人，但是最后谁摘到了果子？是那些最先行动的人。

再回到这本书的主人公菲尔德身上，他有一次在说服英国人的时候，英国人就问他：“你这个电缆如果修到半途断了怎么办？”你看菲尔德怎么说的？他说：“那就再建一条喽。”他始终是用行动而不是用道理去跟人交流。这样的人，就是迈向成功的人。

什么是创业者式的吹牛

菲尔德还有另外一个特质，这也是普遍存在于企业家和创业者身上的，那就是说服别人的能力，获取帮助的能力。

今天的社会中流传着一种言论，就是讨厌吹牛的人。可是我们要知道，一个啥都没有的屌丝创业者，除了去忽悠梦想、忽悠情怀，还能拿什么去聚合人力、聚合那些帮助，尤其是免费的帮助呢？所以，吹牛其实是创业者最重要的一个素质，我们得重新看待“吹牛”这个词。

给大家再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飞机是美国人莱特兄弟发明的。莱特兄弟是乡下人，没读过大学，整个团队都在俄亥俄州的乡下，没几个有文化的。

当时，距离发明飞机最近的一个人叫兰利，他在哈佛大学工作过，算是高级知识分子，美国国防部还拨给他五万美元的研发经费，那个时候五万美元是很大一笔钱。这个人在科技界、商界的人脉也非常广，但是最后干成这件事情的不是他，是远在几百英里之外的俄亥俄州的莱特兄弟。

为什么呢？莱特兄弟啥都没有，但是他们有一条，就是见人就说：飞行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理想，帮帮我吧，你若加入这个计划，就会如何如何。听起来跟骗子似的，但在1903年的那个冬天，莱特兄弟的飞机先上了天，然后永垂史册。

所以，对于一个没有钱的创业者来说，他吹牛的时候，你作为一个消费者当然可以骂。但是如果你也是一个创业者、一个心怀梦想的人，那请对这样的吹牛者多一些理解吧，因为如果你不吹牛，你也干不成。

你可能会反驳，吹牛的人多讨厌啊。对，如果一个人吹牛的时候，让所有人有很讨厌的感觉，那他就不是创业者式的吹牛，因为他达不到整合更多资源和更多帮助的结果，这就是一场失败的、真正的吹牛。

菲尔德的创业失败史

说到这儿，一个企业家、一个创业者应该具备的素质，我们已经归纳了三条：第一，乐观的禀赋；第二，行动的能力；第三，吹牛，整合资源的本事。那请问，一个企业家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

我们接着说大西洋电缆商业传奇后半截的故事。到了1857年，可谓是万事俱备，就欠干活了。两艘船都是借来的，一艘装一半电缆，开始往大西洋的深处开去。

刚开始的时候顺顺利利，但是第六天出事了。这一天的深夜，电缆突然崩断，消失在大西洋漆黑一片的海底，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为什么会断呢？两个原因：第一，操作不熟练；第二，机械太落后。当时，要一边放电缆，一边踩刹车。一旦刹车踩紧了，电缆就容易断。

还记得前面有个英国人问过菲尔德，要是断了怎么办？菲尔德早就讲了，再干一次。可问题是，这次损失真挺惨重的，因为已经走了400英里了，这已经是当时最长的海底电缆了，英法海底电缆才40英里，这条电缆是它的十倍。损失了多少钱？10万英镑。菲尔德在英国人那儿也不过募到了35万英镑，这一次就损失了将近三分之一。更重要的是，损失了一年的时间，需要重新生产电缆。

没关系，1858年接着来。6月份，两艘船又出发了，不过这次不是按同一条线走，是两艘船到大西洋中心会合，然后向两边分开行驶，这样比较有效率。

刚开了三天，又出事了。这次是天灾，百年不遇的暴风雨来了。大概一个星期后，两艘船才脱险。按说这么大的军舰，应该有抗风暴的能力，可是这两艘船都被改装过，因为要装的电缆太重了，为了装更多的电缆，所以整艘船的配重都进行了改装，它抵御暴风雨的能力自然就下降了。尤其是英国人那艘“阿伽门农号”，被吹得一塌糊涂，不仅船体受损了，电缆也被绞成了一团，很多电缆的绝缘层都被破坏掉了。

这时候，所有人都傻了，怎么办？难道还要接着往前铺吗？这个时候，菲尔德创办的公司——纽约纽芬兰伦敦电报公司的董事会里面就有人坐不住了。他说：“我们把剩下的钱分了，把仓库里剩的那点电缆卖了算了，不干了，这事太不靠谱了。”

但是菲尔德这个时候就体现出了一个创业者的精神：凭什么不干？现在，我们库里的电缆还足够再干一回，马上接着干！

6月份出的事，8月份两艘船再次出发。这一次出发，就有点灰溜溜的了。我们中国人讲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所以当第三次出发的时候，没有什么欢送仪式，没有什么神父祈祷，也没有什么香槟酒，就悄无声息地开始往大西洋里面走去。这一次终于成功了，双方顺利抵达了欧洲和美洲的陆地。

接下来，当然就是各种庆功仪式了，据当时的旁观者说，菲尔德牛到什么程度？盛大的庆典仪式上，总共三辆车，第一辆由菲尔德乘坐，第二辆车由美国那艘军舰“尼亚加拉号”的舰长坐，第三辆马车上面是谁？美国总统。

紧接着，英国女王给美国总统拍来一份电报，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份跨大西洋的电报。英国的报纸都跟疯了似的庆祝，尤其是《泰晤士报》，它发表了一段话。这段话估计美国人不爱听，说这条电报线路铺成之后，《独立宣言》就作废了，几十年前美国人独立了，现在又被一根电缆给拽回来了，从此英国和美国又可以凝结为同一个国家了。英国人把这件事情看得很重，所以英国女王才会自降身份给美国总统拍去一份电报。

可问题来了，电报局的人工作的时候觉得有点不对劲，因为本来一份电报拍过来，很短的时间就能收到，结果这一封电报收了十几个小时。说白了，因为电流非常弱，电文非常不清晰，电报局的翻译猜了十几个小时，才勉强把这份电报向新闻界发布了。

后来，情况越来越不好。在随后的20多天里，从电缆传过来的电流越来越弱，最后压根儿就分不清是什么电流，任何信息也不能承载了。20天之后，这家公司不得不向新闻界宣布：这一次我们又失败了。

这时候，轮到美国人民不高兴了，这不是忽悠人吗？刚刚搞过庆典，现在你告诉我失败了，这不就是个骗局吗？当时，美国新闻界甚至有人说，什么英国女王拍来的电报，压根儿就没有，这也是骗局。不过这也真没准儿，因为第一份电报本来就是猜出来的。

不管怎么讲，一条海底电缆已经铺成，但是它就是不起作用，你说咋整？

菲尔德的财富大喷发

后来，这条电缆铺成了吗？铺成了，不过已经是八年之后的事情了，1866年才铺成。怎么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呢？你算算那日子，从1858年到1866年，可不就是美国南北战争那段时间吗？美国政府要集中全部精力去打仗，哪还有心思干这件事？

菲尔德在这期间又干了三回，两次失败，最后一次才成功，说明他依然有强大的能力去游说美国政府帮他的忙。其中很多细节都在这本书里，我们这儿就不细说了。

等到1866年铺成的那一天，菲尔德扑在甲板上一顿通哭，太不容易了。他曾经给他的朋友写信说，就在这个夏天，他光火车就坐了几千英里，轮船坐了几千英里，连渔船都坐了100英里，容易吗？

在这个过程当中，菲尔德总共横渡大西洋31次。要知道，那个时代横渡大西洋还是要冒生命风险的，他居然冒了31次之多。因为他没办法，他已经把自己搞得山穷水尽了，他的钱基本花完了，濒临破产。如果第六次海底电缆还是铺不成，他就有可能成为商业史上的一个疯子，作为一个笑话被载入史册。

为什么他最后能干成呢？其实也有一点点运气的成分，因为就在这七八年间，人类的电学技术突飞猛进，发电机的功率越来越大，仪器越来越精密，而且还有贵人相助。

前文讲到的英国的院士开尔文男爵是著名的全能物理学家，他不仅搞物理学研究，还给菲尔德帮了很多忙，做了大量技术上的改进。比如说，第一次电缆崩断，是因为刹车系统不好，开尔文男爵就帮他做了改进。第二次失败是因为绝缘层被破坏掉了，开尔文男爵又帮他改进了电缆的绝缘层。

这么多人的帮助，才偶然造就了1866年菲尔德的成功。成功之后发生了什么？就像现在的创业者一样，在纳斯达克敲钟之后，当然就是财富的大喷发了。

当时，从美国拍到欧洲的电报，收费有多高？一个单词10美元，那个时候，10美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星期的收入。拍一封电报，动不动就得有10个单词，那就是100美元。所以头两个月，菲尔德每天入账几千美元，一年下来就有了100多万美元的现金流，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得了的数字。不到三年，前面所有的损失全部都回来了。

这条跨大西洋海底的电缆，一直运营到20世纪，甚至在马可尼发明无线电之后，大家还是觉得通过这个海底电缆发的电报更靠谱，因为它不会受天气、地球大气层磁场的影响，接收到的声音非常清晰。

富人凭什么挣到那么多钱

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因为《21世纪资本论》那本书得出来的结论，以及同意那些结论的人的想法。几百年、几千年来，大家都觉得富人的钱都是巧取豪夺来的，所以这个世界要想好，就要把他们干掉，把他们的钱给分了。

熟悉《罗辑思维》的人都知道，我们肯定是不同意这个说法的。所以今天，我们必须借助菲尔德这个故事回答一个问题：富人凭什么挣那么多的钱？

当然，我们指的不是那种贪赃受贿、当“黑社会”老大挣来的钱，我们指的是通过自由的市场经济，用自己的本事经营，在市场中获取的钱。赚到这种钱，通常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当然就是禀赋。比如说我罗胖，我没有明星的脸蛋，自然挣不到那笔出场费。

第二，人家吃的苦我们没有吃到。我还记得雕爷讲过一句话：“什么叫创业？创业就是修行，它的心法就是一口真气不散，不管多难，这口气都不能散。”这种咬紧牙关渡过难关的精神，我们很多人身上都没有，所以我们也得服气。

第三，就是风险。菲尔德这个人冒的风险是非常巨大的，在铺设海底电缆之前，美国人在陆地上铺设电缆的时候，就是一轮疯狂的投资泡沫，这里面多少人血本无归，多少人家败人亡？资本家也是一样。你不要以为只有资本家能判断财富趋势，趋势判断得再好有什么用？很多人都能判断，大家都进来了，最后一竞争，你可能还是挣不到钱。

比如说19世纪50年代的时候，就有一家美国公司，经营的是大陆上的电报。刚开始大家都很看好它，把它的股价炒到了50多美元，最后因为竞争太激烈，所以股价一下子又跌到了2.5美元，很多投资者就此血本无归。

再比如说，有一家公司筹集了66万美元，发愿要在新奥尔良地区建设一条通过密西西比河河底的电缆。这比大西洋电缆要容易铺得多吧？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把所有电缆都冲走了，这家公司因此破产。

这样的故事即使是在电报业疯狂成长的年代，也是随时都在发生的。所以，风险是一个由资本家在承受的我们普通人根本不必去承受的东西。

第四条，资本家最终拿到的那笔收入和他创造的财富相比，其实只是很小的一块。这一点，如果没有学过经济学，就很难理解。

经济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消费者剩余”。其实所有的创新活动都会创造出一块新增的财富，这就是“消费者剩余”。这块财富随着时间的推进，渐渐都会归于消费者，而不是归于资本家。资本家能够获得的，仅仅是一个时间窗口里的一小部分财富。

就拿菲尔德来讲，他虽然铺设了大西洋底的第一条电缆，然后迅速发了财，三年就收回了成本。可问题是，他的好日子也就过了三年，因为三年后法国人就铺了第二条海底电缆。原来一个单词10美元的好生意没得做了，因为有了竞争者，你们俩得打价格战。最后，资本家的利润率，也就是毛利，基本逼近于零。只要有竞争，一定是这样的，他只能被逼着再去创新，才能够再获得超额的利润。

可能还是有一部分觉得：我就是穷，我挣不到钱，所以我看富人挣钱，就是不爽。今天你罗胖把天说下来，说富人挣钱有多少道理，我就是不服。

那好，我们现在就切换到你的角度看，你会发现，你这么想还是错的。为啥？因为穷人生活状况的改善，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依赖于富人的努力的，他们创造更大的社会财富，他们自己才能够分享到其中的一部分。

就拿马云来说，他现在超越李嘉诚成为亚洲首富。可是他坐首富位置的前提，是他要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让大量的淘宝商家有钱可赚，他才可能是那个首富，对吧？

好，那假设现在有人问我们一个问题，让穷人的生活改善十倍，让富人们的财富增加一万倍，这两个结果同时出现，我们要不要呢？反正我要是穷人，我就要，因为每个人算自己的账就可以了。

在《21世纪资本论》那本书里面，其实一直就在讲一个道理，随着自由市场经济的演化，贫富矛盾会变得越来越大。没错，如果贫富矛盾是穷人根本吃不饱饭，啼饥号寒，那这确实是一个不公正的社会。

可是如果穷人的生活也在改善，富人改善得更快，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坏的结果。为什么？因为一旦摆脱了匮乏经济之后，实际上我们和富人之间的差别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如果我们穷人也可以开上一辆三万元钱的“QQ”，其实也挺好。富人再嘚瑟，不过买一辆几百万元的迈巴赫，他跟我们的差距好像有几百倍，但是两种车都能上高速公路，都能到郊区去野游，其实差距没有那么大了。

所以社会并不会因为表面上的贫富差距而变得不稳定，关键是财富的总量是不是在增加。

这个社会其实很让人讨厌的就是那部分评论家，他们一方面自己没有能力创造财富，另一方面天天骂那些富人或者走在成为富人道路上的人。

就像中国的互联网上，也有一些人号称互联网专家，经常还开班授徒，经常写那些文章——谁谁谁为什么会失败，其实人家也没有失败。这种评论家其实特别可恶。

其实在菲尔德那个时代就有这样的人，比如说，一个著名的文人，也是今天中国很多文艺小青年心目中的偶像——梭罗。

梭罗在他的时代，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故事的时代，一直扮演评论家的角色。比如说，美国国内正在搞电报投资，梭罗就说：“凭什么呀？从缅因州到得克萨斯州，这两个农业州，有什么信息可传？为什么一定要搞电报呢？”你看，这是评论家的嘴脸。

再比如说，要铺大西洋海底电缆了，这个梭罗又说：“哎呀，铺什么电缆，欧洲的消息有什么要知道的呢？花那么多代价，最后从欧洲传来的新闻，不过是哪个公主又咳嗽了、感冒了，我们为什么要知道这些事呢？”你看，这就是评论家的可恶。

所以今天，面对那些阴阳怪气的评论家，我罗胖特别想用我招牌式的“呸，讨厌”这句话来评价他们。

自打我几年前读到了这本《疯狂的投资》，我就一直把它搁在我的书架上，时不时翻一翻。我觉得在里面可以找到所有创新者用于激励自己的素质，很多细节，菲尔德在160年前就已经给我们做了示范。

如果你是一个创业者，抑或者你希望成为一个创业者，或者你作为一个创业者想激励你的兄弟们，欢迎你来读一读这本书。在这本书里，你能找到相关的企业家的禀赋、素质，以及那些给你启发的细节。

五年内，什么大事都可能干得成，什么奇迹都会发生。疯狂的投资，随时等着你。

第三章　互联网进化论

01　和你赛跑的不是人

这是一场空前的人类危机

有一则新闻，说中国今年大学生的就业签约率不足30%。大家就开始分析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人说是经济不景气，有人说是产业结构不合理，有人说是社会太不公平，还有人说是中国教育实在太糟糕，等等。这些分析都有其道理，但是直到我看完《与机器赛跑》这本书，我才觉得，实际情况可能不像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

在我们短短的一生中，不仅会受到周边环境的影响，可能人类底层发展的一些趋势，也在推动我们人生的变革和转折。这些转折有可能是好的，也有可能是空前糟糕的，比如说失业。

我们在谈论中国大学生失业问题的时候，忘了这是一个遍及全球的现象，而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我们都知道，2008年的金融海啸导致大量的就业岗位消失（现在美国人拼命地想把这些就业岗位补回来），一共1200万个岗位。1200万个岗位是什么概念呢？不是说1200万人没有工作，而是有意愿工作的人当中有1200万人没有工作。而美国2013年每个月只能新创造出13万个就业岗位，甚至比这更低。即使在这个基础上翻倍，达到了20万个以上，这个缺口也要到2023年才能补上。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没有任何人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个缺口会被补上。

今天，我们要说的不是经济学的事，因为《与机器赛跑》这本书告诉我们，这不是一次通常的失业，这是一次可能会给一代人的命运带来巨大转折的空前的人类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领域的危机。

现在这种经济状况，专家们有两种判断。第一种判断是一种普遍的判断，说这是经济周期带来的，有好就有坏，有升就有降。当然，看得深一点儿的人会说，这是因为人类发明了互联网之后，我们一直处于技术爬坡的阶段，这个技术所结出的果子，我们今天摘一个，明天摘一个，摘到现在越来越少，果子甚至变小了，剩下的都是又酸又小的果子，所以现在我们处于一个大萧条的时代。这个观点感觉好深刻。

而《与机器赛跑》这本书的观点恰恰相反，它说根本不是什么技术带来的繁荣和增长停顿的结果，而是技术飞速发展带来的结果。就好像一个房间里突然闯进来一头大象，这头大象横冲直撞，把这个房间里所有的坛坛罐罐打得稀里哗啦。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面对的情况。

这头大象是什么？这头大象就是互联网以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一系列新技术。它的出现，使我们很多人原来赖以生存、糊口的那些工作突然一下蒸发了、消失了。

很多人对互联网技术其实还是掉以轻心的，比如说，传播学界、传媒学界很多人都在说，别动不动就讲什么老媒体要死，你们干新媒体的人不要老说老东家的坏话。我说传统电视有危机，传统电视要死，那真的是捶胸顿足地在说，因为这不是预言，我是在把我们看到的东西讲给大家听。

当然，很多传播学教授会反驳：当年电视发明的时候，很多人就说电影要死，你看电影死了吗？电视发明的时候，很多人说广播要死，广播死了吗？不是直到今天还硬朗着吗？你们凭什么做出这么草率的判断？

要知道，这一轮可不是什么简单的新技术，这一轮是底层技术革新。互联网是什么？互联网根本就不是什么新媒体，互联网是母媒体，原来的媒体样式都要重新换一个地基，在上面重新运行。所以说，这一轮传统媒体遇到的危机，我们只能用一个中国人才能听得懂的话来描述，叫“强制拆迁，异地重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传统媒体，你必须把自己的每一根血管、每一块血肉，在互联网这个基础上重新搭建起来，获得重生。所以说，传统媒体如果不去应对互联网这个全新的技术，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当然，今天我们主要不是讲传媒，我们仍然回到整个经济的产业大势来看。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互联网都有一种低估的态势，觉得互联网就是玩闹，你看小孩在网吧玩游戏，发QQ、玩微信，这不就是玩闹吗？对产业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没错，我们今天就从失业这个角度，去看看互联网到底在对我们干了什么，将要对我们干什么。

我们都低估了互联网

话说2004年有两个经济学家，他们当时也意识到互联网、计算机对人类的就业可能会带来一次大冲击，所以趁这个冲击还没有来的时候，先排排座，看看哪些产业会被冲击，哪些产业相对是安全的。

他们觉得从事简单劳动的人可能够呛，比如说写代码、大规模的运算，所有干这些事的人可能够呛，这个就是名单的一部分，这些职业是危险的。

而安全的是什么？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驾驶。一个人在开车的时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接触、处理的信息那是海量的，所以开车这种事情互联网暂时是搞不动的。

我们不知道2004年经济学家们说的这个“暂时”是多长久，反正六年之后的2010年，《纽约时报》就报道说，谷歌在官网上已经宣布，他们已经成功地研发出了自动驾驶汽车，这辆自动驾驶汽车在美国的几个州已经跑了十几万英里了，而且过程中只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有人开着车撞了它。这就证明这个东西在技术上已经成熟了，原来我们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才能处理的海量的信息，自动驾驶汽车已经做到了！在汽车上装上各种传感器，增加运算速度，每秒20次探测周围所有移动物体的状态，再反馈到电脑的中枢，以此来控制车体的运行。这就是计算能力，包括网络能力、各种各样的技术能力进步的一个结果，而这个结果从预言不可能实现到真正实现只花了6年时间。

2004年，就在经济学家们做出那个判断的同时，美国还搞了一个无人驾驶汽车拉力赛，全程一共150英里，好多人用自己设计的无人驾驶汽车软件把汽车送去参赛。结果，荣获第一名的汽车只走了八英里，而且还用了好几个小时，剩下的车不是被碰得歪七扭八，就是压根儿没有走完。所以，当时人们长出了一口气：哦，原来人类在驾驶汽车这方面的能力，电脑是无法替代的。可是结果呢？仅仅六年之后的2010年，这一切都实现了，快得让人始料未及。

这事儿就这么完了吗？没完。当无人驾驶汽车真的实现之后，我们可以判断一下，它对人类的就业会有什么影响？司机可能要失业。没错，判断正确。还有呢？我曾经问过一些企业家朋友，我说：“给你们出个题目，假设无人驾驶汽车在中国普及，那你说会对整个的汽车产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大家都说：“就意味着我没有驾照，我不会开车，我也可以买汽车啊，所以汽车的销量会上涨。”

我说：“我的判断可能跟你们正相反，汽车的销量不仅不会上涨，而且汽车作为一个耐用的、高价的消费品，也许会彻底退出消费者的清单。像什么玛莎拉蒂、迈巴赫这种有收藏价值的奢侈品类的汽车不在讨论的范围内，而给普通老百姓代步的那种汽车也许会退出消费者的清单。”

此话怎讲？你想象一下，假设现在满大街都是无人驾驶汽车，我们可以靠互联网来预订，你到哪儿来接我，把我送到哪儿，我在智能手机上下载一个APP，几点几分我要一辆车，到哪儿接我，通过地图把我送到哪儿，然后我下车，车就可以去承接下一个客人了。所以无人驾驶汽车很可能不会增加汽车的拥有量，而是让汽车进入一种共享经济的状态，让它变成一种公用的出租品。

假设我的这个推论是对的，结果会是什么？结果就是现在的汽车产业里面有半壁江山，将会在无人驾驶汽车普及之后整体消失。哪半壁？汽车公司里面搞销售的、搞品牌的、搞市场的、搞客户俱乐部的，一直到所有的营销渠道，如4S店，围绕汽车的其他产业，如汽配、维修、保险等，这么庞大的产业群落都会消失。

如果按照我的推测，你可以每天预订自动驾驶汽车送你上班，之后，它到别的地方去接人。你到了公司发现有个东西忘带了，你老婆正好还在家，你就可以再订一辆无人驾驶汽车，让你老婆下楼把东西搁车里，车来到你公司楼下，你下楼取了，车再跑它的。如果车有问题，车自己回修理厂修，修理厂有可能是在一个密闭的地下防空洞里，也不需要占用街边的店面资源。你说，这对就业市场会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冲击？

我们以为互联网的浪潮对就业的冲击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相对来说会是比较温柔的一刀，但是现在看来，可能是惊艳的一枪，直接要把这个社会扎出一个血窟窿。所以六七年之前，我们绝对低估了互联网，而且我们现在仍然可能低估了互联网。

你会不会技术性失业

现在人们利用互联网在很多领域开发了一些技术，比如说前面讲的无人驾驶汽车，比如说翻译，再比如说大量的医学技术资料的处理、法律文书的处理等，计算机正在呈现出越来越强悍的对人工的替代能力。

说到这儿，你可能会想，如果真要这样发展下去太可怕了，它能不能被遏止呢？西方有这么一句谚语：“如果马能投票的话，汽车就不会诞生。”在汽车诞生之前，仅英国就有200多万匹马，如果马要捍卫自己的工作岗位，投票把汽车废止掉不就完了吗？这个想法可以有，而且每个时代都会有，但是很可惜，永远不会得逞。

马现在到哪儿去了？整个英国现在也没多少了，马已经成了旅游品或者成了宠物，像汽车发明之前那样遍地都是马、一个城市有几十万辆马车这样的社会景象彻底消失了。

我还记得法国19世纪有一个经济学家叫巴斯夏，这个人以幽默著称。有一次，从巴黎到马德里修了一条铁路，波尔多这个地方的议员就跟中央政府反映，说一修这条铁路，我们当地的搬运工人都没饭吃了，我们法国经济不就完蛋了吗？所以我们提议，这条铁路别一次性修到底，咱们在波尔多（就是现在出产葡萄酒那个地方）断一下。这样，我们所有的搬运工人都有饭吃，我们当地的经济就能繁荣起来了，好不好？

巴斯夏听到这个建议之后说：“你们的想法太保守了，断一下哪过瘾呢？那就沿途都断好了，每修到一个镇就断一下。看来铁路不是个好东西，剥夺了大家的就业机会，导致经济倒退。”巴斯夏向来喜欢用这种反讽的口吻陈述他的经济学观点。

法国当时推出了一些政策，比如说一看外国的东西太有竞争力了，进口的东西会抢走法国人的工作，就加关税，阻止进口。巴斯夏就说：“对呀，我太赞成了。咱们把法国所有的好斧头、大斧头全部都扔了，改成小斧头，最好磨都不磨，是钝的，让人去砍树。原来一个人一天可以砍掉的树，现在得三个人用三天才能砍掉，这样劳动增多了，财富就增多了嘛。”他老用这种方法跟别人逗闷子。

在这种逗闷子和幽默的背后，我们能感受到人类在发展过程中要品尝的苦涩。那就是，随着我们聪明才智的发挥，我们发明了越来越多的新技术，而这些技术在生根、发芽、长大之后的一瞬间就要反扑过来，对人类狠狠地咬上一口，把我们原来赖以存活的那些工作抢走。

20世纪初，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就讲过一句话，他说有一个词现在不太著名，但是未来大家会越来越多地听到这个词，叫“技术性失业”。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用聪明才智发明的这些技术，反过来会导致我们失业，这是一个未来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壮大的趋势。

听着100多年前凯恩斯讲的这句话，我们自己从瓶子里放出了互联网这个比以前所有技术都要强悍无数倍的新魔鬼，引发了全球性的年轻人失业，你不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恐怖故事的开始吗？

技术势必带来灾难性的失业

可能有人会问，你怎么把技术进步的前景描述得如此一团漆黑呢？难道技术进步不是人类经济繁荣的最底层的一个因素吗？没错，但是人类经常犯一个相反的错误——老是低估技术的作用。

比如说，1992年，克林顿政府召集了一帮经济学家来讨论经济问题，可是最后大家在报告里一个字都没有提及互联网。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经常在固有的格局和资源里面想经济发展的问题，所以我们老是忧心忡忡。而我们如果一次又一次地用我们的聪明才智打破既有的资源格局，让资源重新呈现它的版图，就很容易实现经济的繁荣。所以技术肯定会带来繁荣，这无须讨论。

但是，技术又会带来灾难性的失业和经济悲剧。那这两个结论之间不冲突、不矛盾吗？不矛盾，因为我们习惯于使用平均数或者总量来衡量经济的发展，可是社会的稳定、个人的幸福呢？有时候，总量或者平均数这个概念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说明问题的其实是“中位数”这个概念。

什么叫中位数？比如说，我们一屋里有五个人，有有钱的，有没钱的。平均数就是把大家所有的财富加起来除以五；而中位数则是指我们这五个人当中，谁的财富状况正好处于中间值，比他富有和比他穷的人正好相等，那么这个人的财富水平我们就称之为中位数。

综上，经济发展是一个总量和平均的概念，而社会财富分布则是一个中位数的概念，这就造成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一堆矛盾。

美国经济在互联网和其他新技术的推动下，在过去十几年间暴增了几万亿美元，可是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水平的中位数，在这段时间是不升反降的。什么原因？就是我们前面分析的原因，因为机器冲进来替代了我们大量的工作。

比方说，那些如雷贯耳的大公司，它们的确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可是它们不招人啊。Facebook是现在炙手可热的互联网公司吧？员工有几千人。Twitter，就是美国的微博，员工有几百人。著名的维基百科的员工，我看到的数字是57个人，里面还有几个是律师。一个个蜚声世界的大公司，就这么点儿就业情况。

我们再说苹果，苹果公司2012年的时候市值全美国第一，它有多少人？美国本土有4万多人，全球员工加起来有6万人。而1960年的时候，美国当时最大的公司是通用汽车公司，它在美国本土有多少人？60万人。换句话说，即使公司规模一样大，现在的公司利用新技术只需要原来的十分之一员工，甚至更少。那么，原来那些人能去哪里呢？当他们失业之后，我们的社会结构又没有为这种新技术闯入之后创造出全新的就业岗位，让这些被挤出来的人有饭吃，那社会的动荡、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衡不就是近在眼前的事情吗？

这并不奇怪，人类历史上反复出现过这种场景，当新技术出现的时候，原来产业部门里面的就业人口就会被大量地挤出。比方说1800年，90%的美国人都是农民。可是到了1900年，美国只有41%的人还在田间地头刨生活。又100多年过去了，美国如今只有不到2%的农业就业人口，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下降。也就是说，200多年的时间里，大部分美国人口都从农业部门里被挤出来了。

可是要知道，在前几轮的技术革新对人的就业岗位的替代中，我们是有时间做出反应的，农业是用了200多年才把人挤出去的。可这次不一样，因为互联网技术太狠了，它挤出就业人口的速度也许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效应，在《与机器赛跑》这本书里被称为“下半盘效应”。什么意思呢？我们小时候一定都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说国际象棋的发明者发明国际象棋的时候，在棋盘上设置了64个格。国王很高兴，说：“你想要什么好东西，我赏给你。”这个发明家说：“我一个平头老百姓，能要什么呢？这样吧，您在第一个格里给我一粒米，第二格翻倍，给我两粒米，第三格、第四格依次翻倍，您将这64个格装满，我拿这点儿米回家就行了。”国王心想，这能有多少米啊，来，赏。刚开始一格、两格，没多少。可是到了半盘的时候，国王就觉得不对劲了，因为每次都是翻倍，一倍一倍地增长。当进入到下半盘的时候，即使把全宇宙所有的粮食都给这个人还不够。这就是翻倍的力量、翻倍的厉害。

“下半盘效应”其实还有一个名字，叫“荷塘效应”。夏天的时候，荷叶会铺满荷塘，但是你会发现，它在铺满的前几天才铺了一半，再前几天才铺了四分之一。因为荷叶铺满荷塘也是成倍成倍地增长，所以三四天前你还没觉得有什么，一眨眼的工夫，它已经铺满了，可见翻倍有多厉害。

现在的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恰恰就是一个翻倍的技术。这就要回溯到1965年，当时著名的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摩尔先生提出了摩尔定律。他说，计算机微处理器的速度每隔12个月要翻一倍，后来这个数字被调整为18个月。

但问题是，不只是计算速度翻一倍，你会发现在整个IT领域的所有技术指标都在按照这个速度翻倍。就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整个IT系统改进的倍数应该不是几十倍、几百倍，是几千万倍，这也就是10年到20年时间发生的事情，而且这个速度还在加快。

也就是说，也许过去要用200年的时间、用几代人的命运去承担一场失业，然后再重新找到工作这样一个艰难的历程，我们现在用一代人的生命就要全部承担起来。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悲催的命运、失业的命运，也许就近在眼前了。

这一轮危机怎么破

《与机器赛跑》这本书的作者也挺有意思的，他说原来没想写这么一本书，想写的是对互联网新技术的讴歌，毫不保留的赞美。但是写的过程中，资料搜集得越多越觉得可怕，因为这一次巨大的技术进步带来的很可能是人类的巨大灾难。没错，这种迷茫感正在笼罩着全球，不仅中国的年轻人，美国、欧洲都一样，年轻人都觉得很迷茫。

比如说占领华尔街运动，这个运动有两个特殊的地方。第一，没有人组织。因为互联网时代，不需要谁带头，都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大家说去啊，然后就到华尔街搭帐篷，在那儿抗议。所以，这是一场通过互联网组织起来的运动。

第二，这个运动没有具体的指责的方向。他们抗议的是谁？抗议的是华尔街，可华尔街是谁？他们在指责那些吃得脑满肠肥的老板，可是他们也知道，这些人是在合法的框架下做着合法的正当生意。你说谁的钱不应该挣？指不出来。你说你抗议什么？不知道。虽然所有人都知道，现在社会非常不公平，经济学家到广场上演讲，说1%的人占据了99%的财富。又如何呢？请问怎么改变？没有人拿得出方案。

所以，这一轮危机，尤其是在失业这个领域造就的危机，和此前的危机有很大的不同，传统的解决方案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传统的解决方案无非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解决。宏观角度，就是说富人太有钱了，别那么心黑，别那么贪婪，拿出一部分给穷人吧。这是过去解决社会不平等，用社会再分配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通常的方案。但是这一轮会有用吗？要知道整个社会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很有钱、很有成就感，他们是社会的明星，他们为技术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享受着这个时代给他们的一切桂冠和荣誉。另外一部分人，比如失业大军，谈不上穷困潦倒。就算富人愿意把钱拿出来，保障他们吃喝不愁，甚至还有很漂亮的廉租房屋住，但是又如何？“我是一个loser，我是一个失败者，我整天无所事事，我的人生毫无价值可言，我的前景一片灰败。”财富的再分配能够解决这种社会心理的不平衡问题吗？很多时候差距或者说不满，或者说幸福感的缺乏，并不是由于绝对状况无法容忍，往往是对比出来的。隔壁家小亮如何如何，你看人家小红如何如何，而我现在却是这样，所以才受不了。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讲过一句话：“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它多么富裕，都浪费不起人力资源。”什么叫浪费？就是失业，因为失业导致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军心涣散，一种非常灰败的社会氛围，而这种氛围恰恰是大规模社会危机的源头。所以说，仅仅从富人兜里掏出钱来给穷人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他们无所事事的生活仍然是社会潜在的危机，谁也不知道会爆发成多大的一个危机。

微观角度，解决这种问题的传统方法是，我们每个人都往高处爬，很多传统的工作不是被替代掉了吗？那我们就往高处爬，去做机器做不了的事，我们靠自己的努力去当人上人，这行不行呢？现在看来也不行。为什么？因为这一轮机器对人工的替代是不局限于哪个领域的。你说往高处爬，什么叫高？比方说美国，一个放射科医师大概需要学习十几年，然后他就可以拿到30万美元的高额年薪。可是现在这份工作，基本上被模糊识别的计算机技术替代掉了，而且所花费用是原来的几十分之一乃至几百分之一。

再比如说，美国有一个非常挣钱的职业——律师。美国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恐怖分子劫持了一架飞机，上面全是律师，他就给美国政府打电话，说你们赶紧拿10亿美元赎金来，否则每隔一个小时我就释放一名律师。可见律师这个职业多有钱，在美国有多招人恨。但是现在又如何？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有一种工具已经可以代替律师去分析各种商业文件。要知道，要打一个大型的商业官司，经常要分析几百万份文件。现在用这种软件来模糊识别，一个律师就可以轻松做好过去五六百名律师才能做到的事情。

有一个案子，讲的是一个公司打官司就花了10万美元，这对于美国的诉讼花费来说，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这个案子分析了150万份文件，而且，人工分析的准确率只有机器的60%。所以说在美国，如果你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通过自己的奋斗当上了律师，开始往律师界的山顶去爬，爬到半途仍然会被这个趋势的浪潮给冲下去。

几乎没有什么领域是安全的，那怎么办？如果社会再分配不起作用，如果个人向高处的奋斗也不起作用，那我们怎样抵挡这次浪潮？说实话，《与机器赛跑》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也讲了一些抵御的方法，但是我看得云里雾里，不知道作者到底想说什么。

下面我想谈谈我的理解，就是怎么破这个局。我整合了我看到的一些周边材料，给各位提出两点建议。

放弃追求地位，转而追求联系

第一点建议，我称之为“放弃追求地位，转而追求联系”。

我们先来熟悉一个概念，叫“莫拉维克悖论”。莫拉维克是美国一个研究人工智能的学者。他发现，人工智能和人类之间的关系真的好奇怪，人类觉得特别难的事，比如说复杂的逻辑推理，对计算机来说就不叫事，10分钟内就能搞定。可是人类觉得简单得都不叫事的事，比如说人脸的模式识别，对于机器来说就很难解决。普通婴儿长到七八个月的时候就会认生了。到了一两岁的时候，他就能爬、能跑了。像把一个人推倒，对他说“你爬起来”这么简单的动作，机器人却不会做，这对一个人类的孩子来说太简单了。复杂的模式识别对于机器人来说，仍然是一个难题。

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结论，未来你要找工作往哪儿找？不要按照工业社会给我们划定的那个社会金字塔的结构去找，试图爬到更高处，那里也许会被大水冲掉的，比如工程师。

微信后台有人跟我讲了一件事，说他有个侄女考的是理工科，成绩不是很好，家里就逼着她去上一个二本学机械制造。我就跟他说，将来3D打印机一普及，机械制造专业会被淘汰掉的。他说，那学什么呢？我就问他，这个孩子对什么感兴趣？他说就爱吃。我说，那就让她学大厨嘛。他说家里人可能接受不了。大家都觉得厨师好像在社会上地位比较低，这样的工作怎么能让孩子在起跑线上就选择呢？这不叫输在起跑线上吗？

恰恰相反，比如说大厨，尤其是中餐大厨，经常说什么“酱油少许”，这个“少许”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模式识别的工作。再比如说花匠，你看着好像是很低端的工作，但是这么多花草、这么多形状，不同的病变、不同的生长周期，花匠的模式识别是极其复杂的，这恰恰是机器暂时替代不了的。

还有一些工作，就是那些需要与人交流的工作，也是机器替代不了的。比如说有一个机器可以给我们理发，把所有人的头型都理成一样的。这个没问题，就算我审美观粗糙，不挑这个发型，但是我们平常坐在那儿理发，可以跟理发师聊天，他会给我们一些发型上、化妆品上的建议，这是很好的一种感受。而一个机器在你头上弄几个小时，那种感受是很差的。也许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这种工作是无法让机器替代掉的。

再比如说护士，我刚做完手术，被推到病房里，你弄个机器人在我身上乱摸乱碰，这算什么？我需要的是一个穿护士制服的、长相美丽娟秀的女护士进来对我嘘寒问暖，这样我才会感觉到我的病痛减轻了一点儿。

所以，人和人之间联系的工作，未来恰恰可能是无法被替代掉的，而那些在原来的工业社会当中社会地位比护士要高得多的医生，却很可能要被取代掉。从追求地位到追求连接，这是在未来职场中求生的一条路。

放弃追求效率，转而追求趣味

第二点建议，我称为“放弃追求效率，转而追求趣味”。

这又得说到一个专有名词，叫“幂律”。幂律是什么意思？就是只要一个系统，所有的因素都在追求效率的时候，这个系统就会呈现出一种非常不均衡的分布状态。比如微博为什么会出现大V？就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想要跟他联系，当所有人都愿意加他关注的时候，其他新进来的人会觉得，这么多人都关注了他，我为了获得收集信息的最高的效率，也不得不关注他。所以你看，现在微博就呈现出这样一种生态，越大的V，上千万粉丝的大V们，他们的粉丝就会越来越多。而当这个生态固化之后，如果我是一个小人物，没有几个人关注我，就会一直没有人关注我。我在新浪微博上现在有20多万粉丝，想再往上涨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像潘石屹、薛蛮子，他们的粉丝涨得就非常快，这就叫幂律。

幂律是人人都在追求效率之后自然形成的一种结果。经济就是这样，为什么一旦出现太平盛世，渐渐地就会出现贫富分化？就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因为在安定的状态下，当每个人都在追求效率的时候，幂律就会出现，不均衡分布就会出现，这是一个经济学上的铁律，不是哪个富人心黑导致的结果。

而互联网时代让幂律这个历朝历代、古往今来都在起作用，导致社会不公平的魔鬼的作用力更大。100多年前，一个唱歌唱得好的人很受欢迎，无非也就是搞几场全国巡回演唱会，对吧？可是现在，一个歌星一旦爆红，比如说Lady Gaga，她就会成为全球巨星，她的收入就会比稍差她一号的明星多几倍，这就是幂律的作用再一次显灵了。

那怎么对抗幂律？很简单，就是从幂律产生的根源上去铲除它，不追求效率就好了。前不久，我们《罗辑思维》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个小姑娘，她遇到了这样一个烦恼。她是做麻辣烫的，她希望做成中国最著名的麻辣烫品牌，但她家里人不支持。她家人说：“你回来吧，我们找关系把你送到银行里去，收入又高，夏天还有空调吹，搞什么麻辣烫啊？”因为家人不理解，所以她跟父母关系闹得很僵。

如果我给这位朋友和她的父母提意见，我也觉得做麻辣烫比去银行上班有前途。为什么？如今满大街都是ATM机，银行底层的柜员们天天在那儿做简单的收付工作，这部分工作很快就要被互联网浪潮淹没，很快就不存在了，连银行所在的金融系统都面临着脱媒等一系列重大的转型危机。

可是麻辣烫这件事就不一样了，麻辣烫跟效率没有关系，它有的就是趣味。无论到哪朝哪代，至少几万年之内爱吃一口麻辣烫的中国人总归是有的。这种跟效率无关，仅仅跟个人口味、个人兴趣、个人的一种特定领域的取向有关的生意，就可以永远做下去。更何况这个姑娘对麻辣烫这么痴迷，可以放弃银行的工作来做麻辣烫，没准儿真的就做成了，咱不说全国第一，做成区域知名的麻辣烫品牌还是很有可能的。你不觉得她这一生将既有荣誉感，也会有社会地位，而且也不缺财富吗？

没错，对付幂律，就是要对付效率，让每一个小群体靠兴趣、价值观、心灵的追求、趣味的表达整合起来，形成一个个小而美的商业形式，这就是那些未来人不会被机器替代的岗位群聚的选择。

其实，我既是在说国家宏观层面的选择，也在说最具体的每一个人的选择。这个急风暴雨般的趋势总是会扑面而来，说一句冷酷的话，总有人会被这个趋势淹没。所以，我们这一代人会迎来财富的海量增长，不会面临冻饿而死的危险，但是人生变得灰败的悲剧，对某些人来讲、对某些无法选择新的机会的人来讲，也许真的是无法避免的。

说到这儿，我想起了王国维先生讲的悲剧的三种类型。他说，这三种类型境界是不一样的。第一种类型，故事里面有一个穷凶极恶的大坏蛋，这种悲剧水平最低。第二种类型，是天命所定，比如说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但是无法跟天命抗衡，最后自刎乌江。这还不是最高级的悲剧。

王国维这段话是在他的《红楼梦评论》一书中说的，他说最高级的悲剧就是《红楼梦》这种。《红楼梦》里谁是坏人？谁都不是，没有坏人，甚至没有什么命运的问题，都是普通人、平凡人，甚至都是好人，但是因为这些人在一起创造的格局，导致了一种巨大的悲剧。王国维先生说，这才叫悲剧中的悲剧。

02　3D打印有未来吗

3D打印是比互联网更大的事

我小时候听过一个儿童故事，叫《咕咚来了》。一天早晨，湖中忽然传来“咕咚”的一声，整个森林里的小动物们都被搞得很兴奋，但是没有人知道咕咚到底是什么。3D打印就有点像“咕咚”，现在是产业界很关注一个新事物，政府各种扶持，资本界也真金白银地往里扔，媒体也是各种热捧。你要是自以为时髦的话，出门不跟人侃几句3D打印，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即使是这样，3D打印在精英阶层内部也是有两种观点的，而且分歧很大，有一派是热捧，另一派认为它根本不重要。

这两派观点，各有它的领军人物和旗帜性的观点。热捧派中，不得不提到克里斯·安德森——大名鼎鼎的美国《连线》杂志的前主编，互联网界的理论大神。他曾经创造了很多炙手可热的概念，比如说畅销书《长尾理论》《免费：商业的未来》。

2009年，也就是他48岁这一年，他突然做了一个决定，辞去《连线》主编的职位，全身心投入到硬件创业的浪潮中。他与人合伙创办了一家机器人公司“3DRobotics”，并担任CEO。

2012年，他突然又捧出一本书《创客：新工业革命》，预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爆发。在这本书中，你可以看到克里斯·安德森本人的学术生涯或者说整个事业生涯的一个大断点、一次大转型。

很多人都问他，说他都五十了，还搞什么大转型呢？克里斯·安德森说：“我认为3D打印是一件比互联网更大的事情。”

50岁是很多中国人都在准备退休的时候，而现在居然有人把后半辈子押到这么大的事情上！可见他的判断是非常乐观的。

可是也有人认为3D打印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富士康的大老板郭台铭先生。郭台铭说：“如果3D打印靠谱，我的‘郭’字就倒着写。这个东西既不能量产，材料又非常受局限，掉到地上还会被打碎，能比得上我这几万条流水线吗？”

这两种观点我们很难说谁对谁错，因为发出声音的都是精英，他们都是根据自己的历史知识和现实视野做出的判断，都有自己的道理。

所以在这里，我才要给大家梳理一下，到底什么是3D打印，它会给人类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以及用何种方式带来改变。

什么是3D打印

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3D打印。这个D其实就是英文dimension的首字母，就是维度的意思，二维是平面，三维就是空间。

我们小时候逛庙会的时候，都看到过民间艺人画糖人，拿一个小勺，里面是融化的糖，在石板上飞快地来回浇，画出各种图形，什么小猫、小狗、孙悟空、猪八戒等，这其实就是最古老的3D打印。虽然它是在一个平面上制作而成的，但是在空间里面，它也算凸起了那么一点点，有点三维的意思了。

我们原来的打印指的就是在一个平面（二维）上展开的打印技术，就是在一张白纸上复制各种文字或者图画。而3D打印是在这个基础上，用打印的技术一层一层地堆叠材料，使它成为三维空间中的一个实体。

这个东西的核心就是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喷嘴，在前面刺啦刺啦地喷原材料；第二部分是一台计算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数据模型，指挥喷嘴做动作。其实，这就是人类获得实体物品的一种制造方式。

原来的工业社会用的是什么方式呢？现在我们称为“减材制造”，就是把原材料中我们不需要的部分抠掉，然后获得我们需要的物品。这种生产方式的工业母机，就是机床，什么车、钳、刨、铣、磨，通过折弯、切削、钻孔、打磨等技术，得到我们想要的部件，然后把它们组合起来，就变成了一个工业品。

可是3D打印不是这样，它是“增材制造”，是用加法，通过喷各种各样的材料，从零开始一点一点堆出你想要的东西。材料也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尼龙、树枝、塑料，还有高级的钛金属以及各种生物分子。但是，这有什么神奇的，不就是一种新工艺吗？

没错，我当年刚接触3D打印的时候，也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好玩的新工艺。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节省成本。

工业社会最计较的就是成本，原来那种“减材制造”，难免会产生一些边角料，这就是浪费。工业社会制造了这种边角料式的浪费。

3D打印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在3D打印的工厂和实验室里，你绝对看不到边角料，想制作多少产品就准备多少原材料，有多少用多少。所以刚开始，因为它这个省成本的特点，我很是兴奋。

后来再一看，3D打印还有其他好处，它可以制造非常复杂的产品。这种复杂的产品若用减材制造，上机床，水平多高的老师傅才做得出来啊！但是对3D打印来说易如反掌，它后面的数据模型是什么样的，喷出来的就是什么样的，完全不需要工人的技术加工，这也是它的一个好处。

但是万万没想到，有些专家告诉我们，3D打印真正的含义不是什么增材制造，而是用数据远程控制驱动的制造。

这个含义就不一样了，有人甚至喊出了一句话：“3D打印是压在工业社会这头骆驼脊梁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话有点耸人听闻，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这一代人非常熟悉的工业社会，马上就要迎来一个终结者了，那就是3D打印。这听着好像不大可信，但没关系，我把整个的理论给大家复述一遍，信不信由你。

工业社会的两大绝活儿

说工业社会之前，得先说说农耕社会。农耕社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物质匮乏，一个字——穷。工业社会一来，蒸汽机一开动，各种各样的机器一轰鸣，立即把这个“穷”字给撵跑了，人类生产各种各样财富的能力突然爆炸开来。

因为工业社会有两个绝活。第一个就是大批量的标准化生产。我们就拿郭台铭先生的富士康为例，他在深圳龙华的厂区有30万名工人，光食堂一年据说营业额就达到了15个亿。这个厂区每天可以生产2400个集装箱的货，在海关直接装船，分销到世界各地。在一个蓝色的大屋顶下，几千名工人夜以继日地加班，这就是工业社会最常见的生产场景，十分壮观。

工业社会的第二个绝招，就是精细化的分工，把每一个人按在一个非常精细的岗位上。你可能是生产苹果手机的工人，但是也许你自己根本不知道这一点，大量工人都只能跟个别元器件打交道。

就拿富士康来说，它里面专门有一个职位，职能就是去调整工人们每一个动作所花的时间。比方说这个动作：把一个电子元器件从生产线上拿起来，贴上一个商标，然后装进一个防静电的袋子里，扫描一下再放回到生产线。这个动作，熟练工人只允许用两秒时间做完，每天要做两万次。想想看，这是对人性多么大的压抑啊。

但是没办法，这是工业社会的标准配置，用这种方式才能才够把整个生产链条里面的效能或者潜力，全部给压榨出来，才有可能把匮乏和贫穷赶走。

工业社会的功绩还是非常伟大的，原来那些只有达官贵人才能够享用得到的非常昂贵的奢侈品，用不了多少年，随着工业社会滚滚向前，就会飞入寻常百姓家。

还记得中国刚出现手机的时候吗？售价一万元、两万元，任卖家随便喊，还有很多人想买都买不到，对吧？但是现在，在深圳的华强北路，花上一两百元钱就可以买到一个有基础功能的手机。再比如说非洲大陆，大约有6亿人口，2000年的时候，仅不足1%的人可以拥有手机。可是2014年年底，据说有58%的人已经拥有手机了。如果你现在再去非洲大陆看一眼，你还认得出那是非洲大陆吗？除了黑人兄弟没变之外，估计人人都用上手机了。这就是工业社会的伟大之处。

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大分裂

但是工业社会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因为它追逐效率、追逐工业中的标准化和规模化，就制造出了一次大分裂。这个分裂在农耕社会是不存在的，因为农耕社会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往往是一体的。比如说你想吃桃子，院里就有一棵桃树，你爬上树摘了桃，在裤子上蹭一蹭，就可以吃了。那么，你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在这个场景里，其实是分不清的。你如果想吃红烧肉，妈妈就会给你做，对吧？

但是在工业社会里，这样的场景是分裂开来的。你想吃桃子，只能上超市去买，哪里有树给你现摘？想吃红烧肉，小区门口的连锁餐饮集团可以给你做，而妈妈要上班，没空给你做。所以，消费者和生产者被切割开来了。

《21世纪商业评论》的主编吴伯凡老师，曾经用一个古希腊神话来形容工业社会的转变。在远古，人是一种圆球样的东西，有四只手、四条腿和四只耳朵，力大无穷，神通广大，奥林匹亚山上的众神感到十分不安。天神宙斯就用一根头发把人分成了两半。人被分成两半后，每一半都急切地想扑向另一半，强烈地希望融为一体……爱情产生了。

工业社会就是把农耕社会消费和生产一体化的场景一剖两半了，让它们互相寻找，寻找就会产生信息成本。这种成本在农耕社会也有，但是相对较低。

他们是怎么办的？有两个办法。

第一，约定个日子，比如逢五、逢十就有集，大家都来赶集。或买或卖，非常好匹配。第二，走街串巷叫卖，靠人力搜索自己的客户。老北京的吆喝就是一种人肉搜索方式，它的整个交易场景被局限在一个空间内，而且规模也没有那么大。

工业社会的规模，可就吓死人了。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富士康食堂，你要吃妈妈味道的红烧肉，上哪儿给你做去？你只能去吃车间味道的红烧肉。你还想吃什么外婆腌的咸鸭蛋、爸爸在河塘里捕的鱼，这种个性化需求根本就无法得到满足，工业社会只能给你提供批量化的标准品。

再比如说，你坐到一个餐馆里，想喝点饮料，你只能喝酒水单上列出来的可乐、雪碧、王某吉、加某宝这些简单的东西。我更想喝我小时候喝过的自家酿的米酒，但是米酒的产量能有多少？只要没有形成规模化，它也不可能形成标准的供给，所以很难喝到。

面对这样一道新出现的鸿沟，工业社会最终也想出了解决办法，就是把所有市场中的消费者都假设为大众。“大众”这个词20世纪才出现，在英文当中写作mass，就是“一大坨、一大团”的意思。工业社会发展到巅峰的时候，我们假设所有消费者之间没有区别，就是面目模糊的一团。

所以社会学上有一句话：“从来没有什么大众社会，只有生产大众社会的方法。”工业社会有什么方法？就是假装没看见。

消费者之间虽然有区别，但我两眼一抹黑，假装你们没区别，在你们面前摆上三个选择，你可能买不到你最想要的，但是你也不会得到最坏的，我多少也能满足你的部分需求，要求不要太高。这就是工业社会和消费者对话的基本场景。

当然，工业社会为了让消费者满意，也想出了很多办法。比如通过广告、电视这样的现代传播媒体，往消费者脑子当中输入一些概念：你就是上火了，你就是怕上火，你就得喝王某吉、加某宝！渐渐地，你真会觉得自己怕上火，得喝它。其实，这是一个传播的结果。

渐渐地，大众都觉得，拥有了三克拉的某品牌的钻石，才叫拥有爱情。实际上，我们是接受了传媒的一些暗示甚至是催眠，把我们内心里面的个性化需求固化到一些工业社会可以办得到的产品上面。这就是过去100年里我们这代人形成的观念和行为习惯。

但是，工业社会终于走到了它的暮年。我们都知道互联网在一点一点、一根骨头一根骨头地把工业社会拆掉，在往前走。往前走的方式，就是用互联网将特有的信息飞速地匹配起来，让人和人、人和信息、信息和信息飞速地匹配起来。

3D打印的本质：数据驱动的制造

在过去十几年中，人和人的交流变得更加顺利了，因为我们有QQ、微信等；人和信息的交流也更加顺利了，因为我们有百度；信息和信息、人和货物之间，也更容易配对了，因为我们有阿里巴巴、淘宝。这些互联网巨头在虚拟空间里将非实体经济这部分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但是，还有一个鸿沟跨越不过去，就是物质生产怎么办？我们在外面跟大家讲互联网概念的时候，经常就会有人提这样的问题：“你们老吹嘘互联网，搞来搞去不就是订个票、泡个妞吗？生产大机器、造房子才叫创造财富，因为它看得见、摸得着，我心里踏实。这些东西怎么互联网化？比如造一座桥，怎么互联网化？”

这就是3D打印的意义所在了。我们绕这么大一个圈子，就是要说回到3D打印上来。

3D打印是什么？是通过互联网和一系列现代化的材料技术、制造技术，构建出来的人类的最后一道跨越天堑的桥梁，是把人、信息、财富和实体世界的物质联系起来的方式。

3D打印和普通制造根本的区别在哪儿？我们前面讲到的，节省材料，可以做出更复杂的形状，这都不是根本，根本在于它是数据驱动的。

数据驱动和实体物之间的区别在哪儿？

打一个简单的比方，我要出版一本书，拿到印刷厂要先制版。在工业社会里，出版社出任何一本书都要计算成本，要考虑盈亏平衡点，即卖掉多少册才能挣钱。因为制版是要花钱的，这个成本要平摊到每一本书上，所以印刷机一开就是3000册以上，印数越多，就意味着成本越低。

但是在办公室里用打印机就不一样，每一页纸的成本都一样。学校的打印店都是按纸张数量来给你算钱的，从来没人说，你必须印3000份，我才能给你便宜点。

这就是3D打印和传统制造的核心区别，3D打印是数据驱动的制造。

这种制造方式带来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是生产资料变得不重要了。在马克思整个的理论框架里，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社会形态。生产资料怎么配给，生产力什么水平，决定了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可是，在3D打印的前景照耀下，生产资料变得不重要了。

比如你有一台3D打印机，我就没必要也买一台了，我可以远程租借。我在北京，要给纽约的一个朋友送一份生日礼物。我亲手做了一个数据模型，通过互联网远程指挥一个纽约朋友的3D打印机把它打印出来，然后通过快递公司递到他的府上，不就结束了吗？生产资料对我来讲，只是临时租用几分钟或者几个小时的一个租借品。

从整个人类的生产链条上来看，一个租借品和一个必须拥有才能生产的物品，那重要性可就差远了，它是不能够扼住整个财富生产的咽喉的。所以你看，生产资料的重要性变弱了。

人的作用被释放了出来

3D打印的第二个结果，就是人的作用一下子被释放了出来。

我说过多次的罗永浩和他的锤子手机的案例。罗永浩现在就生活在一个3D打印时代还没有到来的工业社会，虽然这款手机的设计、概念都做得非常好，当然，罗永浩本身就是个营销大师。他最后折在哪儿？他之所以供货量不足，遭到很多人的围攻，不就是因为没法量产吗？没法量产的原因是什么？工业社会拖住了他的后腿。如果他的订货量不够大，对不起，厂家就不会给他上生产苹果的流水线，工人的素质可能也不是很好，因为你的订货量小，厂家没有效益嘛。

所以虽然他也找到了富士康进行代工，但是最后，产品合格率不高、残次品过多等问题都扼住了他的咽喉。这就是工业社会追逐规模化和个性化需求、创意化营销之间的一次激烈冲撞。

那我们假设一下，罗永浩这部手机是在3D打印时代诞生的，那就简单了。他只需要和他的团队完成所有东西的建模，至于怎么生产，那还重要吗？如果客户在长沙，长沙今天需要1万台，那就在长沙打印出来，然后送到客户手上，他完全就不会受到今天这样的制约。谁将变得非常重要？罗永浩会变得非常重要，相反郭台铭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说一千道一万，互联网能解决什么问题？解决给人赋能的问题，让每一个有禀赋、有才能的人，变得更强大。所以，3D打印实际上是互联网社会往前滚滚发展的逻辑上的必要阶段而已。

3D打印真的能实现吗

按照这个说法，如果3D打印有可能在技术上实现，那它就真的会成为压断工业社会脊梁的一根稻草。但问题来了，3D打印这种技术真的能实现吗？

前面，我们只是在理论上推导出，3D打印技术有可能成为工业社会的终结者，因为传统工业社会是有内在矛盾的，但是它的解决方案只是权宜之计。

比如说我们穿的服装，谁都知道，每个人的身材不一样，适合的尺码也不一样。传统工业社会有什么办法？它只好跟我们说：“我稍微给你们切分一下好不好呀？从S号一直到XXXL号，大家买自己适合的尺码就可以了。”

但是买的人和卖的人都心知肚明，这种固定尺码的衣服穿上身以后，多少还是会有点不合适的。如果是一个对穿衣要求特别高的人，或者想要量身打造一套正装西服，怎么办呢？还免不了要去请那些老裁缝，用量体裁衣的方式给客户一个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但是在3D打印的场景下，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一个人往那儿一站，扫描一下，得出一组数据，这就是只属于你的尺码。根据这个尺码打印或者制造出来的衣服，一定是非常贴合你的身材的。所以，3D打印的应用前景是多么的光明啊。

但是问题来了，服装只是人类制成品市场中非常小的一块，还有很多东西，比如说手机，它内部的机械构造和电子构造何其复杂！再比如说桥梁、房屋这些大型物件，以及对质地和结构有特殊要求的一些制成品，3D打印有用武之地吗？可能就不敢说了吧？

说3D打印是趋势，很多人可能都承认，可趋势这个东西是说不清的，到底什么时候能变成现实呢？如果说是1万年以后，对我们这一代人还有什么意义呢？

现在人类对3D打印的质疑，关键是对它的一些技术难题有没有可能突破而产生的疑问。从我看到的材料中，质疑主要集中在两块。

第一，3D打印机的价格能不能降下来？这一点我倒是比较有信心，因为只要大规模应用起来，一种技术的价格和它的制成品价格，将来总会便宜一些。

第二，3D打印机的工艺能否改进？这一点我也有信心，因为它可以逐步去改进。3D打印的灵魂是它的材料工业，有些东西你不用特定的东西是打不出来的。理论上，它可以打印出一块人的头盖骨（现在确实也有打印出来的）。可是如果材料不过关，用俩月就坏了，那医院就没法进货嘛。

所以，材料工业是受制于上帝赐给这个地球表面的那些资源的，有的时候整整几代人连一个材料技术都突破不了，这也非常正常。

为什么我们应该乐观看待3D打印

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对3D打印技术应该持乐观态度？我只给大家讲四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因为互联网的存在，人类的技术创新是一种重组式创新，世界各地的创新通过互联网可以发生横向协作。这个观点是从《第二次机器革命》这本书里得来的。这本书里讲，创新分两种。一种叫果实性创新，就是上帝让这棵树结了一个果子，摘完了就没有了。很多传统的创新就是这样，有些院士可能一辈子也只有一两个技术成果，他只摘得着这么一两个果子。

可是在互联网时代，真的存在另一种创新——重组式创新。两个完全不搭界的创新，因为互联网碰撞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成果。人类的很多创新都是这样来的。所以，在互联网的条件下，人类创新的速度会快得多，它背后的机理就是这种重组式创新。

第二个理由，人类技术的发展越来越趋近一个全新的阶段。过去所有的技术进步，甭管大的、小的，都是由人来推动的，而在未来，有可能是由机器自己来推动的。就好比上帝造人，他不需要造出所有的人，只需要造出亚当和夏娃，让他们互相吸引，然后谈恋爱、生娃，娃又可以生娃，后面的事上帝就不管了。

人类可不可以按照这个模式照搬一次？即我们不仅可以生产机器，还可以生产出能生产机器的机器。你想象一下，未来某一天，我们向火星发射了这么一台可以生产机器的机器，它到火星着陆之后，自动开始挖矿，开始建造自己的钢铁厂，开始冶炼，生产出各种各样的金属配件，重新构架机器。这些机器自己又可以生产机器，然后迅速布满了火星的表面，采撷它的资源。这些机器自己又生产出宇宙飞船，把火星的资源发射回地球。如果有这么一天，今天所有的环保事业都不要干了，因为人类的资源问题彻底解决了。

是不是会出现这么一天呢？我不知道，但至少在逻辑上它是成立的，而真的也有人在尝试。就拿3D打印领域来讲，英国巴斯大学机械工程高级讲师阿德里安·鲍耶搞了一个项目，叫Reprap，就在试图生产一种可以生产出3D打印机的打印机。

这个技术我也不懂，但其间已经发生了几次迭代，第一代机器叫达尔文，第二代机器叫孟德尔，第三代机器叫赫胥黎，都是以生物学家的名字来命名的。背后的深意在哪儿？就是说，机器未来有可能是生物，有可能是亚当、夏娃，有可能自己下崽，不用人类操心。

在未来3D打印的应用场景下，我们有可能设计出一台飞机的发动机。怎么设计？因为飞机的发动机特别复杂，有几千个甚至上万个参数，所以我们得先设计出来，制造好多个样品，然后拿到不同的环境里去试，最后试出一个最好的样品进行改进，当然就很慢。

但是在3D打印和计算机系统接驳的情况下，就可以模拟现实的各种环境。它可以设计出一大堆参数，然后用“遗传算法”或者叫“进化算法”进行运算。这些参数可以在计算空间里面模拟出无数台飞机的发动机，给它叠加各种各样的情况，比如雷电、飓风等，让它自己像生物界演化那样去求生存。有的受不住，就被淘汰掉，剩下来的相互之间杂交，各自选取对方身上的优势，再生产出下一代，一直在算法中进行演化。

这就叫作物质编程。就是将来你只需要告诉计算机，你需要什么东西，它自己就能按照那些极其复杂的参数，在电脑空间里给你运算出一个最佳结果，然后接驳到3D打印机上，直接给你打印出来。

机器生机器，用生物学的模式重构机器，这也是我对3D打印持乐观态度的一个理由。

第三个理由，人类现在什么技术发展得最快？信息技术，其有可能抄了原来所有技术的老底。

人类历史上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我们为某件事情头疼的话，就会老想着解决这件事，所有的技术手段都会堆叠到这个技术领域。比如说石油，石油马上要用光了，怎么办？加强采井技术，各种井下技术都往这儿想。

可是，也许真正的解决方案并不在这儿。电动车一发明出来，石油技术也许就该埋地下了。所以，很有可能通过他山之石，也就是另外开辟一条新的路径，来替代原来的老问题。

信息技术有没有可能把制造业技术整体替代掉呢？有可能的。

大家都听过纳米技术，纳米技术让人类加工物质的能力进入到分子级的水平。如果真到了分子级的水平，还有什么制造业可言？只要是一个纳米级的制造平台，这个平台上既可以生产汽车，也可以生产电脑；可以生产一个水杯，也可以生产一匹花布。所有东西在分子级重组的时候，能源问题、物质材料问题全部都解决了。

纳米技术是21世纪人类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研方向。纳米技术如果成熟了，从信息技术的角度来讲，把其他技术的难题从另外一个侧面给解决掉了。这也是我乐观的一个理由。

最后一个理由，20世纪的历史反复告诉我们，一项技术一旦开始奔跑起来，往往会进入一种叫“指数级”的爆炸性增长状态，你会发现它的发展过程是人类无法想象的。

比如说人类基因组，刚开始，我们一看，那么庞大的运算量，天哪，解决这个问题好像要花好几百年的时间。但是没几年，人的基因图谱就被画出来了。为什么？因为全球化的大协作，指数级增长的能力。

《奇点临近》的作者库兹韦尔曾经讲过一个道理，说如果你走1步是1米，那你走30步就是30米。但如果第1步是1米，第2步是两米，第3步是4米，这样翻着倍地走，到第30步是什么结果？你已经在10亿米开外，也就是说你已经绕地球转26圈了。

所以，指数级增长是一个特别可怕的增长，人类现在各个领域的技术突破都堆叠在一块儿的时候，就极容易触发这种指数级增长。

当然，在3D打印领域，指数级增长这个天灵盖能不能被打开，我们也不知道，但至少我们知道，库兹韦尔这个人正在干一件事。他现在岁数已经不小了，据说每天要吃230多种药（他认为，人类很可能在50年内就创造出让人长生不老的技术，所以他得多吃药，争取活到那个时候）。但他有信心，他认为到2027年的时候，计算机的智慧水平将超越人类；到2045年前后，整个人类技术会迎来一个点，这个点就是奇点。从此之后，人类基本上就可以退出创新领域了，我们再创新，可能就是写写歌、跳跳舞、做做舞台艺术和电影艺术方面的创新，剩下的事交给机器来做就可以了。

当然，这只是个别人对未来的想象，但他的这个想象正在被很多人接受。在美国，有奇点大学，也有奇点派，正在成为一个学术流派，他们用乐观的眼光来看待未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呢？

我还得加一句，所有对于未来的判断，如果说得铁板钉钉，一定不靠谱。人在未来面前，还是要保持一种谦卑之心的，所以一边听听库兹韦尔，一边听听郭台铭，就不会有错了。

谁也控制不了技术的成长方向

人类亲自孕育了技术这个儿子，可是生下这个儿子之后，却让人类妈妈好为难，因为妈妈发现，她根本控制不了儿子的成长方向。过度悲观和过度乐观，似乎都是错的。

就像我们小时候读《小灵通漫游世界》，说2000年的时候，全北京上空跑的都是宇宙飞船了，再没有汽车了。现在都2014年了，宇宙飞船在哪儿呢？这就是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的轻佻的乐观态度。

但是你会发现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对未来技术做悲观估计的，或者按部就班预测、画个曲线往未来去倒的，往往都破产了，因为现实的发展远远超越了当时人的想象。

当然，技术——人类的这个儿子的发展，最重要的还不是悲观和乐观这个维度，而是它一旦实现之后，引发的社会后果，是我们完全没法想象的。

举个例子，当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最开始他设计这个东西是为了把自己的声音留下来。他在进行商业销售的时候，打的是这个卖点：让老人留下声音，做遗嘱用，让子孙后代知道爷爷和爷爷的爷爷说话是什么声音。

结果，这玩意儿一上市，全世界人民都拿它来听音乐，搞得很不严肃，爱迪生很生气。但是没办法，这个蛋你下完了，孵出来一只小鸡，它的生物性的成长过程，它的逻辑链条的展开，就跟你这个妈妈完全没有关系了。这才是技术和人类之间真正的摩擦点。

如果3D打印完全实现了

我们回到3D打印的话题。不管对3D打印的态度是悲观还是乐观，我们都应该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万一它实现了呢？实现之后引发的整个社会后果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不应该提前做一些判断吗？至少我个人的判断是谨慎的、悲观的，我认为人类政治、文化、法律的全套体系，都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如果它真像库兹韦尔讲的那样，来得那么快，我们会不会面对一次劫难？也未可知。

给大家举个例子，美国有一个网站叫Defense Distributed，这个网站的主人是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的一个大二学生，叫科迪·威尔森。在这个网站上，你居然可以下载到3D打印枪支的文件和数据包。

试想一下，一个普通人，用普通的3D打印机，用普通的材料就可以打印出枪支，会产生什么后果？

第一个后果是，3D打印可以任意变形。也许他打印出来一把面包状的枪，也许是一把鱼竿式的枪，它的应用场景会变得非常复杂，防不胜防。万一这玩意儿落到恐怖分子手里怎么办？

第二个后果是，你可以把这把枪带上飞机。这把枪除了撞子弹的撞针是金属的，剩下全是塑料的。也就是说，你完全可以在兜里装上一根撞针，然后把一把3D打印的塑料枪搁在其他行李里面，在机场蒙混过关。

事实上，也的确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英国的两名记者就做了一个实验，他们在兜里装了一把3D打印的枪，顺利通过了伦敦火车站的安检，上了“欧洲之星”列车。然后，他们在火车上把东西拿出来，当着全车厢人的面，把它拼装完成，带着这把枪若无其事地在车厢里走来走去。

一看没人搭理他们，这哥儿俩还急了，干脆把枪拿出来，当着所有人的面儿合影、作秀、摆pose、拍照片，还是没人有反应。

巴黎到了，他们带着这把枪下了火车，又通过了巴黎警方的安检，来到了巴黎市区，还是没有人有反应。

这两个记者就沿途大喊：“我带枪了，我是恐怖分子！”依然没人搭理他们，因为3D打印的枪支就是这样具有伪装性。

第三点更可怕。这个网站其实一度被美国政府盯上过，美国政府强行要求他们把这玩意儿下架。其实政府也很为难，这件事到底是适用《枪支管理法案》，还是适用《信息管制法案》呢？说不清楚，人家就是上传了一个3D打印的数据包而已。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数据包上传两天后，就被强制删除了。

事后，这个网站的创始人科迪·威尔森说，删掉就删掉吧，无所谓，这东西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在一般的图书馆都可以查到，大家自己去查吧。

这句话说得好吓人啊，意味着政府原先控制3D打印枪支这种事的所有手段都是失效的。过去你传播危险信息，我可以从你这儿掐断，而在互联网时代，这些信息到处都是。我们假设有一个恐怖分子，我们不知道他的目标和行为方式，他听到了这番话，第二天就钻进了图书馆查找。几天之后，他揣着一个像面包的东西走出来的时候，你不觉得毛骨悚然吗？

虽然3D打印或者互联网技术的未来很美好，给每一个人赋权、赋能，整个世界资源的体系将会重构，个人可以获得更大的权利和资源。可是人有复杂性，假设他是恐怖分子呢？假设他极端仇恨社会呢？这个东西到了他手里，你知道引发的社会后果是什么吗？

且不说这个后果有多严重，人类现在没有办法去制约这个后果，这才是真正可怕的。

每个人都应该活在趋势中

大家都知道，近30年来，制造业在国际间梯次转移，最后来到了中国，把中国变成了世界的制造之国。如果3D打印真的实现了，中国这个“制造王国”的美名和地位，还能保持得住吗？

2010年，奥巴马上台的时候承诺，美国要重振制造业，甚至还要拨款、修改法案等。在我看来，在3D打印技术的坐标下，这就是扯淡。工业将来会变成遍布全球的零星式分布，地域空间的限制已经变得不重要了，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这个重要吗？重要的是那些能够设计数据包、数据模型的大脑在哪儿。

假设他们现在在旧金山，会一直在旧金山吗？没准儿将来就在马尔代夫呢。如果马尔代夫政府说，只要你会玩3D打印，所有度假村都对你免费。没准儿未来世界的创造中心就在马尔代夫的海滩上，也未可知。

也有可能，未来的国家主权会变成民间组织，一个分布于全世界的组织。也许这个组织的权利和资源，远远超过一个主权国家，因为3D打印时代、互联网时代，权利都在个人手里。

你只要接受这个前提，真的可以推导出这样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结论，而所有这些结论都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乃至每一个美国人，你现在看到的世界，你根据现在看到的世界推演出来的未来世界，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案，可能全都是错的。未来世界什么样？3D打印已经让它变得面目模糊。

今天我们讲的是3D打印机，实际上我想说的是，一个人面对那些已经呈现出光辉前景的技术创新，应该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很多人往往是在两极之间摇摆，要么绝对乐观，对未来某个时间点会出现的某个确定性的结果，做赌徒式的下注；要么就是完全的悲观，甚至是保守式的排斥。悲观者认为：我原来的世界很美好，我原来的被窝很暖和，新的东西你不要来，我原来的世界牢不可破，你对我毫无作用。

我主张的态度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活在趋势中。这两种极端的态度，可能都对，也可能都错。你可能欣喜若狂，也可能非常失望和沮丧，但是，如果你能秉持一种活在趋势中的态度，那你生命中的每一个点都可能获得惊喜。面对这些创新，我们用一种欢乐的姿态，用一种匍匐的身姿跟在它身后，体察它一点一毫的进步，这本身就是快乐的所在。

更何况，趋势这个东西非常严酷，有的时候它会造福于你，有的时候会扑入你的生命中，给你造成各种各样的阻碍和劫难。但不管怎么样，你只能享受，无法拒绝，这就叫活在趋势中。

我在市场上找到一本书，叫《3D打印：从全面了解到亲手制作》，它的作者是北京大学的杨振贤先生。这本书里有如何亲手做一款3D打印机的全面指引，如果你有兴趣，真的可以亲手制作一台。

如果你做成了，我愿意用《罗辑思维》的资源帮你展示，因为我们知道，你就是那个活在趋势中的人。

03　未来脑世界

沙堆实验的启示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有个叫巴克的物理学家及系统科学家提出所谓的“沙堆实验”。这个实验，我们在前文中讲过。

这个实验的结论就是：当我们人类面对一个过于复杂的系统的时候，我们是束手无策的，只能傻呆呆地在旁边看着，因为我们既不能控制，也不能测量，更没法预测。

可是我们人类是有理性的生物，我们有自尊心，怎么能够容忍自己面对一种完全不确定的境况呢？那不是绝境吗？所以，即使认同这不可预测，我们人类也在试图换一个角度来把握它的规律。

20世纪，很多科学家就创立了这样一门学科，就叫复杂性科学，专门研究“沙堆实验”这样的问题。

复杂性问题我们先搁下不谈，说一个跟它有点关系的话题，那就是：人类通过互联网会构建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人类的进化通往何处

这话题太大，但是也非常有魅力。即使是一个穴居人，他在仰望星空的时候，以及今天的你拉着女朋友的小手，躺在草地上仰望星空的时候，心中多多少少都会泛起这个问题。千秋万代之后，我们的子孙会是什么模样呢？手会变成六指吗？还是手指越变越长，更方便我们敲击键盘？

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就是进化论的规律到人类这儿会失效。虽然进化的洪流仍然滔滔向前，浩浩荡荡，但是到人类这儿它会拐一个弯。为什么？因为在当代文明的条件下，进化的很多条件对人类这个物种已经不适用了。

达尔文扔出来的进化论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换句话说，自然选择的压力冷冰冰地盯着每一个物种，你有能耐你就活，你就传宗接代；你没本事，你竞争失败了，你就只能断子绝孙。基因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就是这么一次一次选择得到的。

可是在现代文明的条件下，我们的伦理条件允许我们把那些竞争失败者，换句话说就是穷人，赶尽杀绝，不让人家传宗接代吗？当然不能。我们的政府也在补贴穷人，也想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

所以，不管竞争成什么样，人类的基因都会传下来，自然选择的压力到人类这个物种这儿就失效了。我们的进化历程一定会拐一个大弯，可是拐到哪里去呢？

前不久，我看到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大意是这样的：人类有什么了不起？不过就像十几亿年前，地球表面某一个泥坑里那些黏黏糊糊的单细胞细菌而已。那个时候，那堆单细胞生物连细胞核都没进化出来，人类现在也不过就是那个状态。

我们的未来，就是一个一个的单体，像细菌那样，从单细胞动物进化成多细胞生物，通过互联网构建一个更大的生物。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奇思妙想，虽然想想挺不堪的。

换句话说，千万代之后，我们的子孙将会活在一个巨大的生物体的体内，人类只是一个个细胞，那个才是主体，混得好点儿，我们能成为人家的脑细胞、眼细胞；混得不好，我们很有可能就是人家大肠里拱动的蛔虫。

人脑就是互联网发展的终极状态

这个猜想会不会成为现实呢？一本书叫《互联网进化论》，它的作者是中国科学院的客座研究员刘锋先生，这本书的结论和刚才这个猜想完全一致。

这本书的结论就是这样，单细胞生物进化发展出人的大脑，人的大脑从这会儿开始，借助互联网，构建起另外一个大脑——全球脑，即以地球甚至是以宇宙为空间的一个大脑，它发展的尽头就是现在人脑的状态。换句话讲，人脑就是互联网发展的终极状态，现在的互联网技术就是奔着人脑的状态去发展的。

我看完书后迅速约刘峰先生见了个面，问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他说，这个想法的创生有两个契机。第一个契机，原来他是个程序员、码农，写程序的时候发现，现在很多程序其实都是从原来某一个原始程序演变过来的，那个原始程序就是BBS、天涯论坛这些东西。他发现什么电子商务网站、搜索引擎，包括维基百科，这些网站在底层代码上跟这玩意儿一样，所以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单细胞生物演变过来的？这里面是不是有进化的规律存在？这是一个启发。

第二个契机，有一年他为水利部工作，发现水利部在中国所有的江河湖海当中，遍布了各种各样的探测器，有的探温度，有的探流速。这些触点采集到的信息，会通过互联网连到北京的一个主机房，供水利部的专家去分析全国的水文情况。他说，这不就跟一个动物的神经系统类似吗？

这两个契机激发他往下研究，于是捧出了这本《互联网进化论》。

我继续问他：“你有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你这个猜想是对的？”刘锋先生也坦然承认，现在为止，它就是一个猜想。互联网已经构建了和大脑一模一样的各种神经系统，比如说视觉神经，就是摄像头；听觉神经，就是各种各样的声音采集器；自主神经系统，就是互联网上的搜索引擎；运动系统，就是自动打印机；等等。我们在互联网上能够看到的新进展和生物神经学的进化，基本上能够一一吻合，但是我们只能说这还是一个猜想。

跟刘锋先生接触完之后，我自己倒是可以为这个猜想补充两个佐证。

第一个佐证就是分形学。分形学是美国数学家曼德勃罗在20世纪提出来的。他最开始写了一篇文章，就叫《英国的海岸线有多长》。很多小学生都能随口报出来英国的海岸线有多长，但是他仔细一想，不对，这得取决于你用什么样的尺子去量。如果你一点一点地去量，这个海岸线可以变得无穷长，因为每一个弯曲你都要量。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标准答案的。由这个问题开始，曼德勃罗就创立了分形学，当然，这是数学。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数学问题，而是分形现象，就是从宏观尺度到微观尺度的一种自相似性。

比如说，你看到一棵树，这棵树你从来没见过，但是你一眼就发现这是一棵树，这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它的形状是与你的感知系统里树的原形是对得上号的。树是什么形状的？就是不断地分叉，根生干，干生枝，枝上有叶，叶上有叶脉。几乎所有的树都是这样分叉的。所以，从宏观尺度和微观尺度看，是一模一样的形状，这就叫自相似性，跨越两个维度完全一样。

佛经里面的讲法也一样，三千大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构建成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构建成一个大千世界。

总而言之，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在不同尺度上有惊人的相似性，这是宇宙的普遍规律。后来很多痴迷于数学和互联网、计算机的人还发明了一种艺术，就叫分形艺术。

这种分形艺术的特征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自相似性，第二个叫无限可精致性。就是把这个图不断地放大，它的精致结构和宏观结构一模一样。这就是分形艺术。

它跟我们刚才讲的互联网进化论的猜想，有一定的相似性。单细胞生物进化为多细胞生物的顶端就是人，人再进化，构建成一个更大尺度上的生物，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就是分形，这是第一个佐证。

我们还可以提供第二个佐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看法，这就要说到物理学的一个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文科生不懂这些科学名词，但宇宙大爆炸，大家有概念吧？最开始的宇宙就是一个点，密度极大，温度极高，体积极小，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砰”的一下就炸了。然后体积越来越大，所有的星云飞速地奔离，密度变得越来越稀薄，热量变得越来越小。

不说这个了，就说打鸡蛋吧。把一个鸡蛋磕到碗里，里面是非常清楚的结构，黄的是蛋黄，白的是蛋清，然后你就“咣咣咣”一通打，最后什么状态？从宏观上看，性质趋于单一；从微观上看，所有的点的运动状态变得混沌而没有系统感。对，这就是宇宙大爆炸的终点。热力学第二定律提出一个概念，叫热寂，也就是热量变得寂灭了，那个时候宇宙的终点就是：所有的地方密度一样，所有的地方温度为零，所有的生命绝迹。这就是宇宙的未来。

全球脑的量子跃迁

物理学家这话刚说完，生物学家就在一旁冷笑，扯什么呢？没看见生物现象吗？我们研究的对象恰恰是一个相反的过程，你们认为宇宙是从有序到无序的发展，我们看到的恰恰相反，是从无序到有序，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一直发展出人脑这样极其复杂的有序结构。那你说，到底是物理学家对还是生物学家对呢？到底是有序到无序，还是无序到有序呢？这就成为一个争论。

那是谁一锤定音，终结了这个争论呢？量子物理学大师薛定谔写了一本书，叫《生命是什么》。这本书里从另外一种维度重新定义了生命。他说，什么叫生命？生命就是一种系统，它有能力从无序状态变成有序状态，符合这个特征的东西，都可以被称为生命系统。

这么一定义，生命可就不只是狭义上那些生物了，大气的很多现象，也可以称为生命，它们也是从无序突变成有序状态的。

这时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拉兹洛。他是匈牙利人，小时候是个音乐神童，出了很多唱片。这个人一生都在讲一个概念：广义进化论。言下之意，就是进化可不只是生物学的现象，宇宙万物都存在一种逆天的行为。你不是说宇宙会奔向热寂、奔向无序吗？不，有一种逆天的方式就叫生命，会反过来从无序到有序。

按照拉兹洛晚年出版的一本书的说法，人脑不过是1×10^10个神经元，然后构建起的一个复杂的生命系统。地球上是56亿人，那就是0.56×10^20。如果它们通过互联网连接起来，会不会形成一个新的大脑呢？所以拉兹洛这本书的名字叫《全球脑的量子跃迁》。

什么叫量子跃迁？就是突然发生一个断点、一次突变，这个由56亿人形成的脑就会醒过来。

当然，拉兹洛的看法比互联网进化论更深了一层。他的意思是，我们进入了另外一种进化的历程。要知道，进化之路永远是凶险之路，它是一道窄门，有的物种过得去，有的物种则会活活地死在这道门前，恐龙不就是没进化过来吗？所以在这个裂变、这个起点到来的时刻，人类有没有可能通过连接，通过重建一种伦理观，进入一种全球脑的量子跃迁状态呢？有可能，但是需要我们做出各种各样的努力，这就是这本书的大意。

但是再回头来看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人类有没有可能像单细胞动物进化成多细胞动物那样，通过互联网变成一个全新的物种呢？广义进化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佐证。

人工智能不会是人类的敌人

前面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人类和互联网未来的猜想，它不是科学，它不可以证实，也不能证伪，就是一个假设。正如一个科幻故事的标题所起的那样——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在互联网的介入下，人类文明正在面对一次突变和转型，前方是沉沉的黑夜，完全没有路标，没有过去的任何经验可供我们学习。怎么办？

我们这个时候的处境就有点像1492年的哥伦布，他老人家带领舰队从欧洲的海港出发的时候，心中只有一个欲念，那就是：我坚信地球是圆的，我坚信往西走能到东方。哥伦布多么希望手里有一张海图，哪怕是张错了的海图啊。可是没有。

现在我们比哥伦布幸运得多，我们好歹有一些猜想。这些猜想在实践的过程中会得出一些推论，我们可以不断地去验证这些推论，反过来再来丰富这些猜想。这就是所谓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人类进步的步伐不过如此。

接下来，我们把互联网进化论作为一个猜想，来做几个推论，看能不能说服你，有没有道理。当然，我事先声明，它不是真理，它是推论。如果前提错，后面推论全错。

我们先说第一个推论：某些科学家正在致力研究的人工智能是一条绝路。就是试图靠电子元器件、靠人类的鬼斧神工代替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生造出一个拥有人脑那样高级智慧的机器来，这个思路是绝路。

为什么？因为这个机器排斥了人本身的存在。我们是试图用人的智慧代替几十亿年的生物进化史，代替那种自然选择造成的鬼斧神工的结果。而按照互联网进化论，结果可能是另外一种，那就是人工智能本身就包含了人，人只是人工智能当中的神经元，而互联网仅仅是连起它们的神经。

这可是两种不同的人工智能，前一种人工智能，不仅科学家信，很多电影导演也很喜欢。比方说美国电影《终结者》就在猜想，未来某一天，一个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人工智能防御系统自我意识觉醒了，突然活了，一看人类好不顺眼，就想把人类弄死，控制全世界。这个猜想的前提就是互联网智能的觉醒是脱离人而存在的，所以成了人类的敌人。

而按照后一种人工智能的说法，那就不是这样，如果人类参与其间，扮演着神经元的角色，那么我们和未来的人工智能是两个层次的存在，而且我们是同舟共济的，我们好，它才好，所以不存在这种竞争。

就像生物学里提到的“领地”的概念，很多生物都有领地的习性。领地是特指同物种的问题，跨物种没有这个问题，一只蚊子和一只老虎，既不是食物链关系，也没有领地冲突。

我们和未来的人工智能也是这样，所以不存在未来觉醒的人工智能反过来灭杀人类的问题，这是第一个推论。

你是促进了连接，还是阻碍了连接

第二个推论就更有趣了，如果互联网真的要拼接起一个大脑，那在这个进化的历程中，这个物种最大的利益实现方式就是：我们要连起来。那也就可以判定，在所有的互联网商业实验中，有些互联网实验注定是要失败的，而有些注定在进化的主过程中，会走向进一步的成功的。怎么分别呢？用这个词来分别：连接。

刘锋老师在《互联网进化论》这本书里，就提出了互联网进化的九个规律，其中第一个规律就是连接规律。他说人类的进步就是其若干运动和感觉器官不断延长和连接的历史，未来人类与互联网的连接将会更加紧密，这就是进化的方向。换句话说，所有互联网商业要判断自己有没有未来，就是看你是促进了连接，还是阻碍了连接。

举个例子讲，三星手机Note3推出了一种智能手表。智能可穿戴设备现在很热门，科技界的人天天都在讨论这个话题。可是什么智能穿戴设备会有未来呢？Apple Watch（一般称iWatch）手表会不会有未来呢？如果仅从互联网进化论来推论，它没有未来，为什么？因为它阻碍了连接，它的屏幕太小。也许刚开始很时髦，很多人会买。但是由于更小的屏幕阻碍了连接，所以它会被进化的洪流淘汰掉。

而另一种可穿戴设备——谷歌开发的Google Glass（智能眼镜）就非常有前景，因为它把屏幕放大到了足够大，可以覆盖人的整个视野，加速了连接，让连接的成本更低、连接的通道更宽。这就是我对这两个产品的商业前景的判断。

有人说雷军创办小米，有过三次变卦，都是关于小米手机的屏幕。小米刚推出来的时候，是4英寸屏，雷军解释说，东方人手小，西方人手大，4英寸最好。小米手机第二代的时候，却变成了4.3英寸，雷军解释说，4.3英寸是我们测算之后最合适的尺寸，再大就不好了。小米三代的屏幕达到了5英寸，说明此前雷军讲的都是牵强附会。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现阶段人们是通过屏幕驳进互联网的，所以更大的屏幕就意味着更快、更低成本的连接。我自己就有一个体会，iPhone6没出来之前，我一直都用苹果手机，可是当我用了一次5.5英寸大屏的三星的Note2手机之后，我发现我再也退不回去了。我仍然觉得iOS系统真好用，但我真的接受不了小屏幕了，我已经习惯了通过一个大的屏幕和互联网连接。这不仅是我个人的体会，很多朋友也这么说，可见连接这事有多重要。

知识精英们不要一天到晚嘲笑互联网，不把你们所掌握的宝贵的知识资源放到网上供人们连接。你们不要再抱残守缺，守着你们那个精英的头衔嘲笑互联网了，人类是坚定地要走连接的道路的。所以，互联网进化论其实也可以指导我们的具体行为。

终极的连接，就是隐私的完全丧失

第三个推论就更有意思了，关于信用问题。互联网一直存在一个问题——隐私。我记得20世纪流传着一句话：在互联网上，你永远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一条狗。这几乎成为互联网的公众形象了，互联网不安全，对方是杀人越货的盗匪还是一个丑八怪，你都不知道，怎么信任互联网呢？所以互联网不靠谱。

可是我要告诉你，在互联网的前方，当连接成为所有人行动的一致方向的时候，隐私会不存在的。这可能有点儿令人大跌眼镜。没有隐私怎么活？没有隐私照样活。

我们来做几个论证。第一，有隐私，大家就会不方便，不方便就阻碍了连接，对吧？举个例子，你进了地铁站，正好口渴了，想通过自动售货机买一罐可乐，可身上没有钢镚，纸币塞进去又不认，怎么办？微信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功能：二维码支付，扫一扫，后台直接支付，“咣当”就滚出来一罐可乐。好用吧？但你在这个地铁口买了一罐可乐这个信息和你的手机号、你的微信号是捆绑的，理论上是有可能被追溯的，没准儿你乘地铁是准备去小情人家，没准儿你老婆天天制止你喝可乐，你现在不就暴露了吗？所以，要方便，就没有隐私。

所以，终极的连接，就是终极的隐私的丧失。

你说不行？社会会强制到你说行。比方说，你买了辆车放在地库里，这是你的隐私，没人知道你买了什么车。上路之后，按照起码的交通规则，你不能遮挡号牌，你必须信息透明，因为你进入了连接，进入了网络，会跟他人产生互动，你的行为必须可追溯，就这么简单。所以在路上遮挡号牌，这是个巨大的交通罪过，警察一定不会饶了你。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道理说得更深一点儿。我屡次在节目里推广过一部小说，叫“三体”。“三体”说的是外星人。三体人就有这个特征，一个个跟虫子一样大小，而且智商也不高。但是他们有一个特征，就是没有隔肚皮的话，一个人的想法，瞬间所有三体人都会知道。不仅仅是隐私，很多自私的一闪念，全体三体人都会知道。

所以三体人就特别不理解地球人，说你们地球人每个人的想法都在自己脑子里，你们这文明怎么可能长大呢？不可能的呀。我们且不说协作的力量，就说一个近在眼前的威胁吧。等你们科技稍微发展一点儿，某个恐怖分子在自己家研制出一枚原子弹或者氢弹，然后制造一个恐怖事件，那人类文明就毁了。

没错，当个人的力量可以让整个文明毁灭的时候，我们如果还想再发展，必须要做一件事情：让每一个人的想法暴露在所有人的面前，没有任何隐私。这就是互联网进化论的未来，你可能无法接受，但是它就是推论之一。

互联网社会中的新型伦理

前不久，我读了一些城市社会学的书，读到芝加哥学派的一个结论，觉得特别有意思。什么是城市的最终产品？城市的最终产品就是由城市塑造出来的新型人格。就是说，当人连接起来、互动起来之后，就会产生一种新型的人格。和新型人格相匹配的就是新型的伦理。

按照传统社会的伦理，首先你得善，然后才是真。可是在互联网社会里，这个次序颠倒过来了，真变成了第一位的要求，你只要真，不假、不装、不端着，人们就认为你不错，即使你是苍井空，即使你是木子美，那也挺好。

互联网进化论的下一个推论，讲出来可能会得罪人，有些人会不高兴。这个话题就是，在互联网的商业环境下，小公司该用什么样的姿态和大巨头进行博弈？我还记得前几年张朝阳说过，中国不需要那么多互联网公司，有几家巨头瓜分市场就好了，小公司是没有机会的。

真是这样，现在中国的互联网市场不就是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还有新浪、搜狐、网易、优酷在瓜分市场吗？小公司创业好难的。但是创业者不服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是说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有机会吗？凭什么不能把巨头从宝座上拉下来呢？可以，但是不太现实。

第一，不管你做什么产品，不管你研发市场再用心，巨头一看，这个还可以，我也做一个吧，你就没机会了。

第二，我们作为用户常这么想，不要搞那么多账号、密码，烦死人了，最好是用巨头的那一个账号、密码，一登录，所有互联网产品都可以用了，多方便啊。

所以在全球市场上都会出现互联网寡头一家独大的局面，传统社会还有所谓的二八定律，巨头占八，我们分剩下的二，互联网时代可没这个了，就是赢家通吃。除了中国之外，全世界的SNS网络，就是Facebook一家独大，其他人一点儿机会都没有。除了中国之外，搜索引擎就是谷歌一家独大，其他人一点儿机会都没有。为什么？我们还是得用互联网进化论来解释。

前不久读到一本书，叫《脑的进化》，作者是诺贝尔奖得主艾克尔斯。这本书我虽然没读懂，但是我知道了一个东西，那就是人脑的构成。

人脑是一种独特的结构，它包含了几亿年进化史的全部过程。比如罗胖，我的脑子的最里层有一个鱼的脑袋，外面包裹着一层两栖动物的脑袋，再外面包裹着一层爬行动物的脑子，再外面包裹着一层哺乳动物的脑子，再外面才是罗胖的脑子，那个东西叫大脑皮层。我们从小读书、受教育、喜怒哀乐，其实都在皮层里。至于里面的深层结构，我们有时候根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但不是说它不起作用。

比如说，有的人天生怕蜘蛛，其实蜘蛛有毒的很少，为什么怕呢？也许是你在小飞虫时代的神经脑留下的印象。当你还是只青蛙的时候，你特别怕蛇，它藏在我们脑的深处，所以现在很多女生都怕蛇，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人脑实际上是像俄罗斯套娃那样的一个嵌套形结构。

如果人脑是这样，那么依据互联网进化论的思路，未来我们搭建成的那个互联网脑，那个超级脑、全球脑，它也是这个结构。那么赢家通吃就好解释了，因为这里面，存储只能有一家，中枢神经只能有一家，很多系统只能有一家。如果有好多家，不就精神分裂了吗？这就是互联网时代，很多东西赢家通吃的原因。

竞争的胜败并不取决于产品的优劣

我们再来回看中国现在的互联网竞争，你就会发现，某一个层次的脑的进化已经完成了，它就是基础设施，这一层再也没有机会空间了。不是说你的产品不够好，而是你来迟了。

就像我们现在喜欢用的微信，各家都想分得一杯羹，网易做了易信，阿里做了来往，有机会吗？不能说完全没机会，但是机会确实很小。不是说这个产品不好，也许比微信还好，但是对不起，你来迟了。

凯文·凯利讲过，互联网技术通常分三个期：第一个期叫前标准期，第二个期叫流动期，第三个期叫嵌入期。一种技术标准刚开始的时候，四国奋战、列国争雄都可以，各种各样的系统、标准都可以出来。但是到了嵌入期，只能有一家，剩下的全部出局，非常残酷。

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现象，比如说电脑键盘，最左边上面，是Q, W, E, R, T, Y这么排的，叫Qwerty键盘。为什么这么排列呢？没道理。也许有人会告诉你，这最符合人体工程力学。扯淡，真实原因就是老式打字机怕钢丝缠绕，所以把常用到的字母在键盘上给分开了。后来技术改进了，没有这个问题了，但是键盘本身的排列格局已经定下来了。

后来很多人试图给出一种更优化、更符合人类输入习惯的字母排列方法，但是都没有成功，这种最不合理或者说最没有道理的键盘排列方式，就这样定下来了，不会再改了。

再比如说，火箭推进器的大小是由两匹马的屁股决定的，为什么？这也是一个嵌入的道理。最早英国人的马车车轮的宽度，是由两匹马的屁股决定的。后来英国人修铁路，是按照这个车轮的宽度定下来的。后来用火车铁轨运送火箭推进器，也只能那么宽，最终两匹马的屁股决定了火箭推进器的宽度。

人类社会大量存在这种现象，基础设施一旦嵌入到每一个人的习惯之后，如果它没有大的害处，即使它不是最优的，我们也没有颠覆它的机会了。这就是巨头永远是巨头，你再也没有机会把它拉下马来的原因。

小公司的成长之路

凯文·凯利讲过一句话：什么是机会？只有能够生出新机会的机会，才是真正的机会。

这话听着有点绕，什么意思？就是当一个机会能够产生新的嫁接的可能的时候，这个机会本身才能是真机会，否则就是假的。比方说，美国人曾经流行一种宠物石头，卖掉了好几百万个。但是凯文·凯利说，这叫什么机会？这阵风过去就没有了，它上面不可能产生新机会。

但是互联网的很多机会就是机会，比如说电子邮箱，很多人发现这个东西好，可以免费做广告，于是电子邮箱就产生了新机会。

广告多了变成了垃圾邮件，有的公司就会琢磨，我可以开发反垃圾邮件软件啊。于是，垃圾邮件上面又出现了新机会。

正如《罗辑思维》第一集开播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那么热情地求着网易云笔记成为我们的第一个赞助商？我们不是贪图这一笔赞助费，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开放性的机会。当它成为我们的赞助商之后，各位网友可以在网易云笔记里给我们投稿，我们成为你们投稿、展示自己思想、存储自己资料的机会，这样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机会。

如果15年前的马化腾看不惯微软独霸操作系统，也来搞一套QQOS，你觉得今天还会有腾讯，还能有马化腾的今天吗？马化腾一定是先接受那个操作系统，而不是去谩骂那个叫微软的垄断性公司，所以才会有15年之后腾讯这一棵大树。

机会永远生长在上一个机会的上面，就像一个生活在唐代以后的人非得也要作诗，你作什么诗啊？人家唐代人把诗都写完了，如果你是宋代人，你就填词嘛；宋代过了，你就写曲嘛；到了明清，你就写小说，跟着曹雪芹混嘛。你若在中国当代，连小说也没得写了，那就写段子嘛。一代有一代之体，你得找到属于你这一代的机会。这才是小公司的成长之路。

小公司的两种活法

公司会成长成什么样呢？按照罗胖的主张，有两种模式你可以选，或者可以嫁接：一种叫作蟑螂式，一种叫作犀牛鸟式。

什么叫蟑螂式？就是又小，生得又多，还跑得快。比如说淘宝店家，它很小，不会跟巨头们产生竞争，所以巨头们也看不上它。很多做得很好的淘宝店就是抓住了这种机会，它掉头快。

蟑螂这种生物，你可千万不要小看，它在进化史当中，可是老爷爷辈的生物，很多灾难都没有淘汰掉它。蚊子我们拿手就可以抓，苍蝇可以拿拍子打，可是人类从来没有发明出一种可以撂倒小强的工具，只能给它喂药，因为它跑得快啊。

什么叫犀牛鸟式？犀牛皮糙肉厚，但它的皮和皮之间的褶皱是非常嫩的，很多蚊虫就上去叮咬。犀牛就特别需要一批犀牛鸟围绕着它，帮它吃掉这些蚊虫。所以犀牛鸟和犀牛就构成了一种非常好的生态，准确地讲其实就是寄生关系。

“寄生”这个词好像有点难听，但是我们《罗辑思维》就是寄生在两大平台上：一个是优酷，一个是微信。这丢人吗？一点儿也不丢人，这就是互联网时代的协作方式，他们做基础设施，我们做基础设施上面的应用，这就是我们的活法。

当然，你心里可能会说，这叫没有志气的活法，人家是房东，你就是一个租户，什么时候让你滚蛋，你就得夹着包袱滚蛋。

我觉得这笔账你可能算错了，我们不妨重新来算一下。在基础设施上面生长一定会吃亏吗？不一定，我给你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韩国有一家公司叫SGP，专门生产iPhone、iPad的壳，人家也非常好地活着，而且风险比苹果还要小呢！

第二个例子，就是新浪微博。到现在为止，我一直认为，新浪微博堪称是一个慈善项目，因为主办方曹国伟真的没挣着钱，但是他对中国的贡献确实是巨大的。新浪微博虽然没有挣到钱，但是靠微博发起来的大V可多得是。所以，当犀牛鸟一定是坏事吗？我看不一定。

你可能还有一个疑问，我也想当犀牛，不想当这个犀牛鸟，行不行？那我就要再给你算算账，那个犀牛不是好当的。

有一个不知真假的传闻，说有一次王石请马化腾吃饭，席间，王石就说：“小马啊，你应该学学我，爬爬山，留留学，多好啊，这样对人进步有好处。”马化腾翻了翻眼皮说：“我到哈佛上一年学，回来腾讯这家公司在不在我都不知道了。”

江湖传闻，当不得真，但是我相信马化腾真就是这么想的，因为我确实听过马化腾的现场演讲。马化腾说：“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每一年我都觉得这个公司快完蛋了，但是我们都挺过来了。”没错，当基础设施完工之后，包括腾讯这样的公司在内，他们都要逃亡，向哪儿逃亡？向机会生出的机会上逃亡。为什么腾讯公司什么都要做？这就是逃亡之旅、进化之旅，他跟我们面临的处境是一样的。如果马化腾到哈佛读一年书，把公司交给别人，可能公司真的很快就完了，所以巨头有属于巨头的恐慌，这是第一笔账。

第二笔账，你以为巨头一定能挣得到垄断利润吗？不见得。有时候，垄断固然会获得垄断机会，却反而挣不着钱。比如说19世纪的美国，70%的投资都跟铁路相关，但是铁路建成以后，铁路公司反而不挣钱，机会上的机会——运输公司把这个钱挣了。甚至后来有一段时间，大家开始讨论是不是要把铁路公司收归国有。

基础设施经常会面对这样的命运。比如说，马云把淘宝这个生态搭建完后，对淘宝商户说，你们挣这么多年钱了，我是不是也得分点儿？这就是前两年的事，很多人还记忆犹新。一帮小散户就不干了，要跟他玩命。所以马云气死了，从美国回来的时候说，要在心里写五个“忍”字，才能跟他们说话。

你说马云有道理吗？当然有道理，基础设施是他搭建的。可是因为是基础设施，他就得承担很多社会责任，用一个经济学的术语，这就叫巨大的外部性。外部性巨大的时候，巨头们未必一定能讨好。

我再跟你算第三笔账，不要看百度、腾讯、阿里巴巴在国内膀大腰圆、财大气粗，恶人自有恶人磨，将来在国际互联网竞争当中，这些巨头迟早要碰到更大的巨头，什么谷歌、Facebook、亚马逊。根据互联网进化论，整个人类未来会拼接成一个大脑，所有的神经系统只能有一家独大，赢家通吃。你对国内这几家巨头还有那么大的信心吗？他们的胜算其实也未必很大。所以说，如果面对未来还有一场血战的话，你真的愿意去当那个巨头，而不愿意去当我们这些快乐的蟑螂和犀牛鸟吗？

我今天不想替任何巨头辩护，只想说，如果你相信互联网进化论，那么它真的会给你一系列的推论，去指导你眼下的商业决策和人生决策。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段子。有人问米开朗基罗：“你雕刻的大卫真的好漂亮啊，你怎么雕刻出来的？”米开朗基罗说：“不难啊，因为大卫就在那块石头里，你只要把不是大卫的那部分去掉，它不就是大卫了吗？”这就是一个艺术家式的回答。

如果我们坚信未来的互联网会形成一个全新的人类大脑，那它现在的进化中，就有一些规律可循。我们现在只需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存活在这个趋势里，把不是这个趋势的东西去掉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最聪明的生存策略。

第四章　今天我们该怎么活

01　你因挣钱而伟大

富兰克林凭什么被崇拜

很多中国人都听过一个民间传说，叫父子骑驴。有一对父子出门办事，骑着头驴。刚开始儿子骑在驴上，父亲在地下走，很多路人就说这儿子不孝。于是，换父亲骑驴，儿子在地下走。路人又说父亲不知道疼爱儿子。俩人没办法，只好一起骑在驴上。路人又有话说了，说他们虐待畜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别听周围人瞎咧咧。

过去，我们都以为这个故事是中国人原创的，错了，这个故事的原创作者是一个200多年前的美国人，大名鼎鼎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这篇文章里，我就给大家讲讲这个人的故事，顺便也推荐中信出版社的《富兰克林传》这本书。

富兰克林这个人挺奇怪，他的很多事情你会觉得好惊讶。比如说，他在政治上好像有非常高的地位，可他没啥职位。美国建国之后，富兰克林没有当过任何一任美国政府的高官，更别说总统了。

再比如说，美国的钞票上印的通常都是总统的头像，像杰斐逊、华盛顿、林肯，其中只有两个人没当过总统。一个人是汉密尔顿，但是人家好歹是美国建国之后第一任财政部部长，他把自己的头像印钞票上，也可以理解吧。另外一个人就是富兰克林，他反而被印在美元中面值最大的100美元那一张上，真的好奇怪。

他是革命元勋吗？在独立战争、制宪会议当中，影影绰绰能看到他在舞台上的表演。但说实话，革命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他可不在美国，而是在欧洲当外交家。所以，他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拿枪杆子的革命元老。

他在战场上出现过吗？只出现过一次，就是1776年代表宾夕法尼亚出席在费城召开的第二次大陆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组织大陆军和任命华盛顿为总司令的决议。他跟华盛顿在一起待了一周，帮华盛顿起草了很多关于军纪的文件。比如士兵如果在站岗的时候睡觉，得抽20～40鞭子；开会的时候军官缺席，得罚一个月薪水；如果开会的时候士兵缺席，要关7天禁闭，7天之内只准吃面包和水；等等。他就好像是一个师爷的角色。在革命战场上，他老人家就出现过这么一回，但他居然被当作革命元勋！

富兰克林还有另外一个角色，就是科学家。我们小时候都听过一个故事，老师告诉我们的：富兰克林是电学的先驱，他曾经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带着他的小儿子威廉·富兰克林去放风筝，要把雷电里的电引到地上来。他就是这么一个科学家。

可问题是，电学的所有的创建者里面又没有他，比如说瓦特，他好歹发明了个蒸汽机。富兰克林有什么呢？我告诉你他发明了什么，比如安乐椅（就是摇椅）。还有老花镜，还不是单纯的老花镜，是那种低下头来看是老花镜，抬起头来看是近视镜的两层眼镜。他还发明了导尿管，发明了一种非常节能的炉子，还有我们游泳的时候用的泳镜和脚蹼。这些鸡零狗碎的发明对人类有什么重大贡献？你也好意思叫一个科学家？

再说做生意，富兰克林确实也是一个生意人，开了家印刷厂，生意也做得不错。美国历史上有两个著名的大亨，一个叫卡内基，一个叫梅隆，他们俩都奉富兰克林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卡内基讲过一句话：“如果不是看了富兰克林的自传，我根本就没有勇气走出家乡，开始我的创业路程。”梅隆更夸张，在创业成功之后，居然在自己的银行总部大厅中塑了一尊富兰克林的雕像。这两个家伙都富可敌国，富兰克林呢？只不过是一个印刷厂的小老板。为什么他们如此推崇他？这也很奇怪。

再说文学，美国文学史上有富兰克林的地位吗？没有，翻遍西方文学史、美国文学史，都找不到他的作品。可是美国著名的大作家马克·吐温居然说富兰克林是他写作上的导师，这事又是很奇怪。

花花公子的罗曼史

富兰克林就是这样充满了悖论。如果他生活在今天的中国，我们把他的私德一亮底，他在微博上就得被人骂死，为什么？性欲太旺盛。

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跟好基友拉尔夫两个人相约闯天下，去了伦敦。拉尔夫很快爱上了一个卖帽子的姑娘，两个人成了男女朋友。后来，拉尔夫穷得活不下去了，只好到乡下找了一个家庭教师的职位，与女友洒泪而别。拉尔夫一看旁边还站着好朋友富兰克林，就说我这女朋友拜托你多照顾了。这情景有点像传统对口相声节目《托妻献子》。结果拉尔夫前脚刚走，富兰克林就开始勾搭人家的女朋友。拉尔夫知道后就跟他断交，欠他的钱自然也不还了。

跟拉尔夫断交之后，富兰克林就在伦敦和各种女人鬼混，还生了一个私生子，这个人就是跟他在暴风雨的夜晚放风筝的那个孩子——威廉·富兰克林。后来这威廉长大了，学他爹的样儿，自己也生了一个私生子，富兰克林的孙子也生了个私生子。所以，富兰克林家三代都是私生子。

年轻的时候有点荒唐可以理解，结婚之后是不是会好一点儿呢？其实也没好。富兰克林的老婆叫黛博拉，结婚没几年，他就把她放在美国的费城，自己跑到伦敦去当谈判大使去了。到了伦敦不久，他就和房东太太好上了。黛博拉死的时候，他都没有回去看一眼，就是这么薄情寡义。

年轻的时候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老了是不是就好了呢？没好。他75岁的时候，正在做美利坚合众国驻法国的第一任大使。他在法国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大名鼎鼎的思想家，叫爱尔维修。这一年爱尔维修死了，他发现机会来了——爱尔维修的太太不错，于是就展开了猛烈的追求攻势。

这攻势包括，他写了一个小故事，大意如下。有一天我到天堂看见了爱尔维修，问他现在过得怎么样。爱尔维修说：“挺好的，我在天堂里结婚了。”“哎呀，那赶紧把夫人请出来看一眼吧。”请出来一看，我大惊失色，原来是我老婆黛博拉。而且黛博拉跟我讲了一番很绝情的话：“我跟了你那么多年，你也应该知足了，从此之后我就跟爱尔维修在一起了，你不要来找我了。”

他就拿着自己编的这个故事跑去找爱尔维修的夫人，说他们两个人在天堂里快活，我们报复一下他们，我们也结婚好不好？那个时候他已经75岁了。

“第一个美国人”

按说这个人既算不上伟大，私生活又不检点，能有啥历史地位呢？但是美国第三任总统，著名的杰斐逊就讲过一句话：“令我最尊敬的有三个人，第一个人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第二个人还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第三个人还是本杰明·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在美国历史上有一个称号，叫“第一个美国人”。如果不算原来的印第安人的话，第一个美国人怎么也得是1620年登陆北美大陆的“五月花号”的船员啊，怎么轮得到将近100年后的富兰克林呢？他凭什么拥有这样的历史地位呢？

这个疑问可在《富兰克林传》这本书中得到解答。这本书另辟蹊径，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富兰克林之所以拥有这样的地位，就是因为他不伟大，他是每一个普通美国人都可以效仿的榜样。一个不伟大的榜样，他身上有什么样的特质呢？听到这儿，你可能已经开始对这个人感兴趣了。

下面，简单给大家讲一下富兰克林这个人的生平。他生于1706年，小时候很穷，42岁的时候算是创业成功，有了一点儿家产，然后就把生意交给了他的合伙人，从政去了。那个时候还没有美利坚合众国，所以只能当邮政部的部长、州议会的议长这种职务。

到了56岁的时候，他代表美国的13个殖民地，跑到大英帝国的首都伦敦，跟英国政府谈判，从此开始了他的外交官生涯。一直到美国建国前夕，他回来参加了大陆会议，参与了多项重要文件的草拟。1787年，已经退休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出席了修改美国宪法的会议，成为唯一同时签署美国三项最重要法案文件的建国先贤。这三份文件分别是：《独立宣言》、1783年的《巴黎条约》，以及1787年的《美国宪法》。

富兰克林算是美国第二代移民。他的父亲是一个清教徒，在英国混不下去了，于是躲在一艘军舰上漂洋过海，在美国登陆。其间没吃没喝，他整整忍了9个星期。那时候，美国就是一个大农村，什么都没有，他登陆的地方叫波士顿，如今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都在那里，但当时就是地道的乡下，甚至还有印第安人在旁边虎视眈眈。

他父亲除了务农之外，还做些蜡烛、肥皂去卖，勉强能维持生活。清教徒的生活被描述得特别美好：全家人带着纯真的信仰，白天劳作，晚上孩子们簇拥在父亲的身边，听他读《圣经》。其实哪有田园诗般的美好？每天要非常辛勤地劳作，终年还食不果腹，他们家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于清教徒来说，日子再苦，依然要虔诚地信仰上帝，天天向上帝求助。别看富兰克林出身于这样一个清教徒的家庭，但他是不怎么信上帝的，他甚至跟他爹讲过一句话：“你向上帝祈祷，还不如向我们家装食物的那个桶祈祷呢，好歹还省点时间。”

他这一生没有明确说过自己不信仰上帝，但是他确实认为信仰对他来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比如说，他临死的时候，有人问他：“你信不信耶稣？”他说：“这个事我有点怀疑，但是我没做过研究，所以不能武断地下结论，但是没关系，我很快就会知道真相了。”

可是，如果说他不信上帝呢，他又经常给教堂、各个小教派捐款；如果说他信上帝呢，他甚至还给犹太教的教堂捐款。《富兰克林传》这本书上就有记载，他给一个犹太教堂捐过5英镑。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纯洁的清教徒？谁也说不清楚。

在清教徒的系统当中，大家是充满了焦虑感的，“我有罪，我死后能不能上天堂？”“上帝能不能拯救我？”每天都在自省，把自己有的没的罪过都拿出来忏悔。可是在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一生里，我们看不到一点点这种纠结，这是个一辈子过得很快活，经常说一些小段子，甚至是一些黄段子的老头。

他不信上帝，那他信什么呢？富兰克林一辈子就信一样东西：信自己，信自己的奋斗。

富兰克林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本著作叫《穷理查历书》，这本书在西方可以说是尽人皆知。那个时候很多人不识字，出版业又不发达，一本书一年能卖个三五百本就已经很不错了，而这本书居然卖了一万本，这在当时真是一个天文数字。据说，现在这本书总共有1300多个版本，有时候卖得比《圣经》还好。

这本书的主人公穷理查是富兰克林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整本书就是这个虚构人物的流水账，就是一本日记。今天刮风还是下雨，街上流行什么八卦新闻，我又听说一个什么新段子，就是这么一些东西。

它有什么思想性吗？要说有也只有一条，这本书讲了一个浅显的道理：如果一个人又能挣钱又不花钱，这不仅是积累财富的手段，也是他培养自己美德的手段。说白了就是一句话：能挣钱又抠门的人，就是一个大好人。

这算什么歪理？可是，在当时清教徒盛行的那种宗教氛围下，这本书的作用可是太大了。

所谓的宗教改革，就是出版业兴起之后，《圣经》得以大量印刷，有一帮人说，我们也可以读《圣经》了，为什么要靠罗马教廷和上帝进行交流？我们可以直接按照自己的想法信仰上帝。兴起的新教教派中最著名的就是加尔文教派，他们跟信徒们讲，你们这些人将来的命运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上帝其实早就给你们定好了，所以别瞎耽误工夫，你们就过圣徒般的生活，打内心里开始体验就好。最后上帝会给你们发信号，少部分人被上帝拣选上天堂，剩下的人下地狱，所以不用努力。

这个逻辑有一个缺环，我作为一个在尘世中生活的人，怎么知道将来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呢？你总得让我看到一个刻度表，告诉我上天堂的概率是多少吧？

富兰克林正好补足了这一环。他说有一个东西叫Calling——召唤，也叫天职。上帝在人间有很多财产，穷人看着一部分，富人看得更多，仅此而已。这个刻度表就是你银行存折上的数字，挣的钱越多，就意味着替上帝看管的财产越多，这就是上天堂的信号。这跟基督教原来的教义——“富人上天堂比骆驼钻针眼还要难”正好相反。

在我们听来这是歪理，当时可是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因为在清教思想盛行的美国，很多年轻人的人生没有了要努力的意义。

对年轻人来讲，奋斗这事儿是需要找到一个意义的，富兰克林这一套歪理就实现了这一点。虽然是基于在进化过程中我们形成的那个贪婪的欲望，但是没关系，他为每一个人在尘世间的奋斗、挣钱找到了一个宗教上的解释。这事儿的意义太重大了。

后来，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写了一本书叫《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里面大段大段地引用《穷理查历书》当中的文字。韦伯发现，正是这种新的伦理方式，支持了“工业革命之后，整个资产阶级拼命挣钱的同时，内心又不缺乏信仰”这个矛盾。

如果说富兰克林这个人有什么思想上的贡献的话，就这么点贡献。可是把这个贡献翻过来一看，可就要了命了，说明这个人没有远大的理想，没有纯真的宗教信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这个人没有情怀。他每天的注意力都在自己这盘生意上，要把生意越做越大，这样我替上帝看管的财产就越来越多，将来上天堂的机会就越大。没准儿在他心里，这就是个幌子，他就是个奸商。

做个奸商又何妨

在《富兰克林传》这本书里，我们真的能看到，富兰克林身上有很多奸商的特征。比如说，富兰克林十几岁的时候，正值近代新闻业在英国兴起，他一看这玩意儿也不难，就跟哥哥办了一份报纸，叫《新英格兰报》。

可是内容从哪儿来呢？那个时候也没有记者，他就自己写文章。可是他不能直接署名，就伪装成一个名叫杜古德的乡村老寡妇，经常给报纸投稿。

那写了点什么呢？这老寡妇说，我年轻的时候恋爱得多么热闹，我们村的牧师怎么追求我，村里最近有什么热闹事，等等。这些内容文风幽默、平实，对话也比较小清新，所以读者还挺喜欢的。为什么马克·吐温说“我的文笔要拜富兰克林为师”？就是这个原因。

后来，他的报纸办得越来越大，不满足于在老家办了，他就跑到费城去办。费城当时是个大城市，他有两个竞争对手，我们就称其为一号对手、二号对手。富兰克林的策略是，先匿名跑到一号对手的报纸上去骂二号对手。一号的老板肯定欢迎啊，反正是骂对手嘛。富兰克林也真挺会骂的，居然把二号对手给骂破产了，最后不得不把报馆卖给了他。

于是，富兰克林就拥有了第二家报馆，接着就要反过来骂一号对手了。他骂得很巧妙——他开设了在世界新闻史上也算是首创的一个专栏，叫读者来信。读者来信其实就是他自个儿编的，杜撰了一个人名，经常给富兰克林办的报纸挑错。富兰克林立马温和、谦逊地承认错误，说我们这个单词确实拼错了，我们工作不认真，我们向你道歉，等等。然后这个读者又来信了，说你看那个一号报纸的老板，就死不认错，是一个极端不尊重读者的人。他就用这种手段，一来二去，也把一号对手给骂垮了。

这就坐定了他是一个奸商。但是请注意，任何在历史上留下大名、受人尊敬的人，虽然有为人不齿的一面，可是也一定有其光明的一面。

商人，就要对自己狠一点儿

在《富兰克林传》这本书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很多商人共有的光明特质。

第一个，对自己要求极端严格，自己也非常勤勉。这是我的很多商人朋友共有的一个特征。因为做生意嘛，过眼之处到处都是商机、都是钱，你要不使劲去捡，怎么能够发家致富呢？

中国古代的很多士大夫有一个修身的方法，叫“功过格”，就是拿出一张纸，画两列格子，左边记功，右边记过。这可不是事实上的功过，起心动念都要算，看见一个乞丐心生怜悯，这也叫功；看见一个姑娘，想打人家主意，这也叫过。每天就这样苛求自己，以求得道德上的一点点进步。

富兰克林无师自通，也用了中国士大夫的这一招。不过他的“功过格”搞得特别复杂，横的一列7个格，为一周7天设定的；竖的一列有12个格，写了12种他特别认可的品德，比如诚实、正直、意志坚定、干净整洁等。这里面可没有什么爱国主义那一套，只是他认为一个绅士、一个好的商人应该拥有的品格。每天，他觉得这件事做得不对，就在里面画一个小点，积累一周下来再检查自己到底犯了多少错误。他还经常拿着自己这一周的成绩到处嘚瑟，给朋友们看——你看我这一周几乎没有什么黑点，这一周我对自己特别满意。

他在做生意的时候也特别勤勉，甚至勤勉到了让周围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的程度。比如说，富兰克林的一个邻居曾经在一份文件里讲过，说每天早上他起床的时候，富兰克林先生已经在工作了；他下班之后去俱乐部玩完回家的时候，他还在那儿工作。

《富兰克林传》里还记载了一件事。当时，还没有发明铅字，还在用活字排版，富兰克林就要求自己，每天要在印刷厂排好版才能下班。有一次他临下班的时候，一不小心把排好的版全部给打碎了，怎么办？第二天再干就来不及了，他连夜又重新排了一遍。

在富兰克林一生的事业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勤勤恳恳的影子。有人可能会说，为了自己发财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那让我们再来看看他性格中的第二个光明特质，就是对未来充满了好奇心。

这也是我所有商人朋友共有的一个特征。我在各个商学院、各种商业演讲场合，看到的黑压压的人群，里面基本都是小生意人。他们对未来世界、对不确定的那个世界充满了旺盛的好奇心，因为他们知道后面都是钱嘛。

富兰克林也一样。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科学史上，富兰克林这个人好像有其地位，但他又不是大科学家，因为他对科学的终极真理没有什么兴趣，他只是从自己的生活出发，看见一个事物就手痒，就想上去改造它一下；看见一个自己不明白的东西，就想问个究竟。

所以，富兰克林那个长长的发明名单里，简直就是一地鸡毛，非常之细碎。除了前面讲到的避雷针、安乐椅，改造了个炉子，发明了导尿管，他还是全世界牙科大夫公认的祖师爷，还发明了农业用的那种颗粒化的肥料，甚至改造了纸币的防伪技术。

因为他特别热爱植物学，有一次看植物学图谱的时候发现，植物的叶子里面的花纹很有意思，所以他就把类似叶脉的花纹印在了纸钞上，提高了纸钞的防伪技术。这就是100美元上面要印他头像的原因。除了他的历史地位特别崇高之外，还因为他是印刷美元的第一代印刷厂老板。

富兰克林就是这么一个好奇心爆棚的人。

不认死理，只认利益

作为一个商人，富兰克林性格中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他没有终极目标，只忙着算账。算账可以说是商人根深蒂固的习惯。

《富兰克林传》里讲了几件小事，在今天听起来好像富兰克林道德上有值得挑剔的地方，但是对于一个商人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他们能把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变成锱铢必较的生意。

比如说，他25岁结的婚，结婚之前，他曾全世界地寻摸媳妇。他的一个朋友，也是他的房东，就把自己的外甥女介绍给了他。他一看这个姑娘还不错，但结婚也是个买卖，所以他就提出来：你要想嫁给我，得有陪嫁。也不多，100英镑。

在当时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人家姑娘拿不出来，他就跟姑娘的家人商量，要不把你们家的房子抵押了吧，这样就可以凑得出100英镑了。最后当然闹翻了，这是他第一次找媳妇的经历。

他后来的老婆黛博拉其实是他的旧情人。那时候，黛博拉的老公刚好死了，他就想把她给娶回家，但是其中的利益关系他算不清，所以又拿出一张纸来，用“功过格”的形式，把娶这个女人的好处、坏处都列出来，然后做数学题。原则就是，一个好处和一个坏处，如果差不多，两个都删掉，最后看哪列剩得多些，以此来决定娶或不娶。看，他在婚姻大事上都是用这种商人般的计算来对待的。

一个人怎么能这么市侩呢？要知道，算账这个习惯在某些场合也是好事，因为他不认死理，只认利益。

《富兰克林传》中还讲了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堪称少年才俊，他起草著名的《独立宣言》的时候，只有33岁。在此之前，他就已经把欧洲大陆的很多政治著作都记得滚瓜烂熟了。

杰斐逊刚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觉得自己人微言轻，不太好意思，正好富兰克林也住在费城，跟他家就隔一个街区，所以就哆哆嗦嗦上门请教：“老人家，要不你来执笔起草这份文件？”富兰克林说：“不行，我是个商人，我干不了这种宏观架构的事，还是你来吧，你年轻。”

杰斐逊回家之后就笔走龙蛇，把这篇著名的文章给起草好了，然后送上门让老先生给改一改。富兰克林好歹也算是个作家，也不好意思不改，拿起笔找了半天，也没找出几处需要改的地方，也就改了一处算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开头第一句话，也是《独立宣言》中最著名的一句话。

杰斐逊的原稿里面写的是：“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神圣的，无可辩驳的。”富兰克林一看，太啰唆，就把俩形容词给删掉了，改成“我们认为以下真理不言而喻”。这句话在美国历史上非常著名。

这一老一少把文件起草好，就送交了大陆会议去讨论。你想，其他殖民地来的人，谁认得他们俩是谁？所以开会的时候就各种争论，把原始的起草文件做了大段的删改。

当时，杰斐逊年轻气盛，就坐在那儿生闷气。富兰克林老爷子就说：“我给你讲个段子好不好？”他这一辈子就这样，段子张嘴就来。

我年轻的时候，我家附近有一个做帽子的商人，叫汤普逊。有一天，汤普逊做了一个广告牌出来，上面写着：“汤普逊，帽商，制作并现金出售帽子。”旁边还画了一顶帽子。然后让自己的朋友来指点。

第一个朋友说，你不就是做帽子的嘛，写什么“帽商”，把这俩字抠掉吧。

第二个朋友说，谁关心这帽子是谁制作的？把“制作”这俩字也抠掉吧。

还有个朋友说，什么“现金出售”，你从来也不赊账嘛，我们这儿也没这传统，这俩字也应该抠掉。“出售”这俩字也多余，肯定不会白给嘛。

最后，大家居然认为“帽子”这个词也是多余的。你不是已经画了一顶帽子吗？所以，这个广告最后就变成了三个字“汤普逊”，旁边画了一顶帽子。这是最好的广告。

富兰克林就跟他讲：“你生什么气啊，文章就是这么改出来的，改到最后一个字不剩才是好文章。”这就是商人的思维。

对于杰斐逊来说，他刚开始是在捍卫自己的理想，但是真遇到别人批评他的时候，他就是在捍卫自己的自尊了。

可是对一个商人来讲，他只管这件事对不对，往前怎么走，是不是触及了他的自尊其实不重要。

很多政治上的交易，都得靠商人的这种精神来达成。尽管我们平时都不太看得起商人，但是富兰克林身上这种商人的特质，从美国独立战争一直到制宪会议期间，起到的作用真的是很惊人。

他起到的作用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用商人式的计算来搞定各方面的人。刚开始，他这套做法还挺讨人厌的，因为美国的独立战争最后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是非之争。当时，英国人和它的美国殖民地的小弟兄们一起打赢了法国人。对于大英帝国来说，我刚帮你们美国人打赢了一场七年战争，打仗是要花钱的好不好？我替你们打这场仗欠下了1.4亿英镑的国债，所以你们象征性给我交一点儿税吧。更何况，我大英帝国还派了1万名士兵保护你们美洲人，因为印第安人还是边患嘛。

其实一年也就11万英镑，对于伦敦的那些官老爷来说，这就是个交情。我们花钱保护你，你好歹交一点儿税。这是英国方面的理。

可是美国这方面的理是“无代表不纳税”，我在你们大英帝国的议会里面又没有代表权，凭什么交税？

双方越杠越紧，最后才导致了独立战争。所以，独立战争是双方都认死理的产物。

这个时候，富兰克林在干吗？他正代表13个美洲殖民地在伦敦和英国政府谈判。他的商人特性正好派上了用场。他在伦敦成天就左手拿着个小本，右手拿着一支笔，满议会追着那些议员和首相算账。

他跟他们说：“你们一年才收11万英镑，却搞得这么鸡飞狗跳，不划算的。去年我管邮政，发现美洲殖民地邮件的数量都降低了30%，把经济搞坏了，对谁也没有好处吧。”

独立战争爆发之后，他又追着这些人算账：你们这一仗打赢了，可是花了多少钱？600万英镑，你们不过才打死了150个美洲人，分摊到每个人头上，就是2万英镑。与此同时，美洲还出生了6万个婴儿，你算算看，你若把美洲人全部搞死，搞不搞得起？

这种做派其实英美两边都不讨好，因为他们是是非之争，你却非要拿出一个商人的逻辑来算，双方都觉得你跟我不是一头的。英国人觉得，你就是在替美国人说话，后来甚至还要在法庭上审判他，搞得他官也做不成了，只好灰溜溜地回到美国。

他回到美国之后，也不受美国人待见。美国人觉得我们都是革命家，我们有理想，我们要独立，可你这个老头儿一开会就在那儿打瞌睡，你是不是英国人派来的间谍？所以，那时候其实是他人生的最低谷。

可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谁最重要？凭良心说，真的就是富兰克林最重要。你可能会说，这不是胡扯吗？肯定是华盛顿最重要啊，要不他怎么被称为“国父”，做了第一任美国总统呢？

华盛顿是重要，但是华盛顿被任命为总司令，刚开始带领大陆军打仗的时候是打不赢的。你想，一群拼凑起来的散兵游勇，军纪也不行，怎么打得过正规的英国军队呢？所以美国人连吃败仗，被英国人追得乱跑。华盛顿手下最得力的一个将军阿诺德还叛变了。那个时候，英美其实是一家，在美国本土，很多人都是向着英国这一边的，所以叛变并不牵扯到民族气节的问题。

阿诺德一叛变，让华盛顿山穷水尽，他就给富兰克林写信，富兰克林这时正在法国找法国人借钱呢。华盛顿的信写得非常简单，大意就是：如果你借不到钱，我这边就要完蛋，就得求和了。

富兰克林就有这个本事。跟法国人讲什么民族气节、自由大义，法国人搭理你吗？最后还不是靠商人的计算！算来算去，他真的就从法国人那儿借到了600万里弗尔（里弗尔是法国的古代货币单位），还把法国的军队也给搬来了。

英国人是怎么被打败的？说白了，就是靠富兰克林搬来的法国救兵。法国人又出钱又出人，最后里应外合，和美国人一起把英国人给干掉了。从这段历史看，你能说富兰克林不是独立战争的最大功臣吗？而这个功劳靠的就是他的商人本性。

要知道，刚开始美国派了俩人去法国巴黎借钱，一个是富兰克林，还有一个是后来的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当时，亚当斯是个独立的志士，天天呼喊革命口号，在美国大名鼎鼎。

可是去了巴黎，谁还认得他啊？不就是个美国乡巴佬吗？又穷，而且远隔重洋，法国人为什么要管你们的事情啊？

富兰克林和亚当斯这两个人的做派完全不一样。亚当斯是一个美国乡绅，天天喊口号，一见面就跟人掰扯道理，行为举止非常严谨。而富兰克林呢，他就是个老好人，明明是个秃头，却又不戴当时流行于欧洲的假发，天天戴着顶皮帽子，还戴了副眼镜假装很有学问，穿着一身很普通的外衣，到处跟人吃饭，赴各种各样的饭局。

所以，亚当斯当时特别看不上富兰克林。他还写过一段话，说这个富兰克林早上起得挺迟，等他吃完早饭的时候，上午也就过得差不多了。然后他就开始见客，见各种乱七八糟的人，什么哲学家、音乐家，还有翻译出版他著作的出版商，以及一些慕名而来的女粉丝。这个老不正经的，一聊就聊到下午或傍晚了。然后，他掏出个小本一看，今天晚上要赴哪个饭局，就吃饭去了。这一顿饭吃完，不是9点就是12点回来，然后第二天又是睡大觉。我们是来救国的好不好？

富兰克林就是一个不讲原则的人吗？他的商人本性在该讲原则的时候可是一丝不苟。比如说，当时美国人没收了很多倾向于英国人的财产。亚当斯就说：“按道理这个钱我们一定要还回去的。”富兰克林就认为，还什么还？这种钱是不能还的，借的钱哪有再还回去的？所以你看，他讲原则的时候，那个原则也是商人的原则。

但是，我们要知道，只有富兰克林在法国才能玩得转，因为他的祖国不能给他伟大的背书，所以他在巴黎结交了很多朋友，包括德高望重的伏尔泰，两个老头儿的见面拥抱，一时传为佳话。后来，很多法国人都成了他的拥趸，所以他才有本事从法国人那儿把钱借出来。

全世界最伟大的和事佬

商人除了爱钱之外，还相信一件事：和气生财。制宪会议期间，几个州每天为各种各样的事情争论不休，富兰克林在当中起什么作用？那时候他已经年过八十了，每天都颤颤巍巍地来开会，但是他没什么理想，也不提什么观点，就当个和事佬，力求双方不动气、不闹崩，时不时再给大家说点儿段子缓和一下气氛。富兰克林扮演的就是这个万人迷的角色。

所以，富兰克林的商人本性，他的算计，他的连接的能力，他的和气生财的本能，真的造就了美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

这位200多年前的美国人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90年的4月17日夜里11点与世长辞。他活了84岁，他死后，费城有两万人出城为他送葬。按照当时的人口，基本可以算是倾城而出了，而且大家自发地做了一个决定，为他哀悼一个月。

当时，还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美国人信奉新教，所以小教派林立，各个教派的牧师老死不相往来。但是，费城所有的牧师，不管是哪个教派的，都出席了富兰克林的葬礼，可见这位老人家在当时美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他死后，留下了一笔庞大的精神遗产，但这笔遗产是对还是错，在当时很有争议。《富兰克林传》里就引述了一段当时人们对他的批判。你不就是个商人吗？你从来也不关心我们通向天国的金光大道，你只关心费城街面上的鹅卵石铺得整齐不整齐；你从来也不关心自己的灵魂要不要得到拯救，你只关心组织一个消防队，来保护邻居的房产不要被火烧掉；你表面上好像还关心天上的闪电，其实你更关心街上的路灯。像这样的人，你是贴地爬行的，你这样的人根本就不理解人类志愿的真实本质。

这和我们如今批判商人的口气是不是一模一样？但是我今天要跳出来说，富兰克林哪里是你们想象的那样的一个人？

他表面上不是什么大科学家，但是他桩桩件件的发明，启发了一代又一代人类的精英。

他也不是什么伟大的政治家，可是他用他的外交才华，数次拯救了美国。

他好像也不会搞什么制度设计，但是在他的连接作用下，却创建了一个从来没有的政治制度。

他好像也不是什么盖世英才，可是他当年做的那些公益事业，直到今天还在起作用。

他好像也没有什么伟大的理想，但是他的奋斗、勤勉，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年轻人，成为他们的榜样。

这样一个人，难道我们不应该对他重新思考、定义吗？

挣钱是世界上最体面的生活方式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的经济规模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世界前几位了。可是你不觉得，中国到现在也没有一套让商人们能够挺直腰板、理直气壮为自己说话的价值观吗？很多商人都觉得，我挣钱好像亏待了谁。

挣钱是世界上最体面的生活方式。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信心，要卖这本书，除了挣钱之外，《富兰克林传》值得所有的中国年轻人买回家读。尤其是那些长者，我建议你们真的要把这本书推荐给那些年轻人。在他们价值观形成的时期，读一读这样的书。这本书非常好读，全是段子，各种各样的小故事。而且读完之后，我觉得三观会多少正一点儿。

我们的年轻人在一些长辈的引导下，爱讲一些大道理：“我有爱国情怀，我为了钓鱼岛可以和日本人拼了！”但是他们不勤奋工作，却在家里啃老，你觉得他的人生有什么光明面可言吗？

读完了富兰克林这本传记之后，我深深地感到，他不仅仅应该成为一代又一代美国年轻人的榜样，也应该成为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一个在市场经济中艰难实践了30多年的国度的年轻人的榜样。

和富兰克林的一生相对照，我觉得有四个目标，我们是那样的相似。虽然我未必做得到，但是我心向往之。

第一个目标，保持旺盛的好奇心。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走一过，有多少时间？我们不应该奋力地推开那些蒙昧之墙，让自己的视野变得更宽阔，对陌生的知识充满好奇吗？不管我们知道的是对还是错，至少我们应该做到，我们不忽悠别人，但也绝对不能让别人把我们当傻子忽悠了。这就是好奇心的好处。

第二个目标，多挣钱，正当地多挣钱，让自己的父母、妻子、孩子过更好的生活，有能力去帮助自己的朋友。

第三，用有趣的方式获得自己的社交生活，并且在朋友中，在帮助过自己的人中赢得尊重。

第四，在行有余力的情况下，勤勉地去做一些最具体的事情。

保持旺盛的好奇心，取得正当的财富，赢得他人的尊重，做最具体、最实在的事情，而且勤奋地去做，而不去空谈大道理。这就是我认为的最有尊严的生活。

02　大家都有拖延症

拖延症三大要素

话说蒋经国先生临终的时候，躺在病床上已经奄奄一息了，旁边的副官们就问：“老先生，你的接班人还没有定呢，你得赶紧定，不能再拖了呀。”

老先生说：“还得拖一会儿，你等会儿……”然后就咽气了。旁边的人就说：“哦，原来老先生指定的是李登辉。”他们把“你等会儿”听成了“李登辉”。

这个笑话比较冷，不好笑，但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说的话题，就是拖延症。

有一本书上说，拖延症患者占总人口的70%～80%，这就是胡说八道。据我看，应该是百分之百的人都有拖延症。

你自己想一想，是不是有一本书买回家后，到现在塑封都没拆，还搁在书橱里？如果有，这就是拖延症的症状。

什么是拖延症？就是你明知道这件事该干，但是你就是拖着不干，而拖着不干的同时，心中还有强烈的焦虑感和负罪感。拖拉、焦虑、负罪，这三条凑齐了，就叫拖延症。

很多人说拖延症不是懒。对，确实不是懒，如果单纯是懒，那就仅仅会拖拉，而没有负罪感和内疚感，就叫没心没肺、没皮没脸，就是懒汉一条，我们不跟这种人谈什么拖延症。

拖延症是明知要干，但就是没有办法让自己开始干。

我看过一个段子，说有一个人，某天晚上终于要开始做创意方案了。他回到家打开了电脑，想想这个工作这么重要，决定要先调适好心态。所以他先吃了一碟瓜子，又啃了一只鸡爪，接着吃了三个巧克力派，身体调整得不错，但是心情还没调适好。于是，他又洗了一个澡，洗完之后擦了一遍爽肤水，又擦了三遍爽肤露。他又觉得这个氛围还不太对，便给自己泡了一壶香香的菊花茶。终于可以心如止水了，然后，他看着那个打开的word文档，睡着了。

这就是典型的拖延症。

拖延症是不能治愈的

怎么跟拖延症做斗争呢？我浏览了能找到的所有关于拖延症的书，觉得都不靠谱，发现它们就一个宗旨：只要你说有病，我们就敢说能治。

方法是什么呢？所有关于拖延症的书，基本上结构都是这样的：首先吓唬你，告诉你拖延症有多大的危害；然后告诉你拖延症分几种，拖延症的病因是什么，一通云山雾罩；最后应该落实到怎么治疗上了。这时，乐子就来了，一堆不靠谱的方法。

有人告诉你，拖延症就是注意力不集中，所以你要把QQ关掉，把音乐关掉，把电脑关掉，别去玩游戏了，那不就治好了吗？

还有人说，拖延症就是不会管理时间，你得学会管理时间，把自己的时间表掐好，先把大任务分解成小任务，然后按照自己的时间表一点一点地完成。

最奇葩的一本书叫《番茄工作法》，说一个番茄时间是25分钟，你给自己设一个闹钟，在这段时间里绝对不要让任何人打扰你，这25分钟专心致志地干一件事。一个番茄时间结束了，再做另一个番茄时间的事。

如果我能做得到以上这些，还叫拖延症患者吗？就像是减肥，很多人都说，减肥还不容易？管住嘴，迈开腿，少吃多运动。可这样简单的方法，有几个人能做到呢？

其实很多心理问题，都有点像沙漠植物，你看着露出地面的就那么一点点，好像是癣疥之疾，但是如果你往地下扒，就会发现它的根系非常粗壮，而且盘根错节，扎在地层深处。沙漠里缺水，水源又很远，它要想够到水，就得拼命往下扎根。

减肥、拖延症这些问题，就好像是沙漠植物，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人的一个小毛病，可是它在人的心理层面扎根是非常之深的。说白了，我们现在的心理学、生理学的一系列知识，距离剥开这些病症的神秘面纱可能还远着呢。

所以我才说，这些病的治法都是不靠谱的。这还让我联想起一个东西，就是我所谓“妈妈式的唠叨”。很多妈妈在扳孩子的毛病时都会这样说：“你不认真学习，那你要认真学习啊；你上课不听讲，你得认真听讲啊；你考试粗心，那你得细心啊；你做事鲁莽，你别那么鲁莽了，好不好？”

很多妈妈都说，孩子不听自己的。废话，因为没用啊。

拖延症到底是不是一种病

要知道，所有人的行为都是一个心理现象的表层的呈现而已，你不解决他内在的、深层的心理结构问题和他的认知格局问题，想原路把他往回掰，能掰得回来吗？

很多人会说，减肥也有成功的呀。没错，但是减肥成功的人都没有告诉你，他减肥成功的真正原因。我就有一个生活经验，所有中年已婚男人，如果突然开始往健身房跑，开始减肥。我告诉你，他十有八九是恋爱了，只不过他已婚了，所以没法告诉你他爱上了谁。几个月之后，发现大变活人，他怎么突然瘦了十公斤呢？我告诉你，没准儿他背后的整个心理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他减肥成功了，而在于他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

人类历史上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外在地设定了一个标准，然后认为自己现在这个方式是错的，自认为这叫病，然后来治。我告诉你，人类历史上好多东西都被当作过病，比如说左撇子。中国大多数左撇子从小就被家长矫正过来了，他们如今都是用右手写字，这就是从小矫治的结果。你说用左手写字有什么问题，不纠正又会怎样呢？

再比如说同性恋。同性恋一直被当作一种病去治疗，直到现在还有好多医院声称：我们的门诊可以治疗同性恋。出的招那叫一个损，说你要在手上绑一根橡皮筋，一旦看见同性有感觉，就弹自己一下。很多人把自己的手腕弹得通红，但同性恋还是同性恋。

美国最大的反同性恋团体主席钱伯斯，是一名坚定的反同性恋者。其实他本人就是一名同性恋者，但他靠崇拜上帝、靠“信仰的力量”治好了，恢复正常了，并娶了妻子。他就认为同性恋的反面不是异性恋，而是神圣。所以，他创建了由260间教堂组成的同性恋治疗机构“出埃及记”（Exodus），声称可以靠祈祷治愈那些非异性恋者。

2013年7月，他终于主动承认：“我受男人吸引好多年了……”并向所有被他的言论伤害过的人道歉。他终于认识到，同性恋是无法治愈的。“什么同性恋能够治疗都是唬人的，我从没看过人成功转性！”就是说，所有声称能够治疗同性恋的方法全是骗术。

你可能会说，就算拖延不是病，它总是个问题吧？既然太行山落在了我家门口，那我就得愚公移山，得把它搬开呀。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把拖延变成一件有价值的事

前面我说，所有关于拖延症的书都不靠谱，这话说得有点绝对了，有一本书我看完之后，觉得还是靠谱的，叫《拖拉一点也无妨》。它的作者叫约翰·佩里，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哲学教授。

佩里教授研究出了一套对付拖延症的方法，名字叫“结构性拖延法”，这个研究成果曾经被授予“搞笑诺贝尔奖”。这个奖是专门颁发给那些正式发表了论文，但是特别无厘头，甚至完全没有价值的科研成果。这说明当时美国的学界主流认为这个研究成果特别搞笑。

确实很搞笑，因为他解决问题的整个思路跟一般的拖延症治疗方法都不一样。一般的治疗方法都是，你想解决这个问题，你就得变成一个勤快的、不拖延的人。可是佩里教授说，拖延症没办法治，人类本来就不是自己所构想的那种光荣、伟大、正确的物种。从古希腊开始，我们都认为人是理性的，但是我们活得越久，人类文明越往深处走，我们就越发现，人类有大量的非理性地带。罗素曾经讲过一句话：“据说人是理性动物，我一生都在寻找证据支持这种说法。”

那既然我拖延了，怎么办呢？那就想办法把拖延变成一件有价值的事。佩里教授说，你不是在这件事上拖延了吗？那你就同时找好几件你觉得有价值的事，都搁在这儿。比方说，你现在要写一份年终总结报告，可你就是不愿意开始写，你就是想拖着。好，你一旦意识到你想拖这件事，那你今天就找几件你曾经拖延下来的计划任务，比如说把家里的账单清理一下，把自己电脑桌面上的文件给整理一下，看一本你一直拖着没看的书。为了拖那个事，你要把以前拖的这几件有价值的事情给干了。

他说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他曾经欠出版社一部书稿，一直拖一直拖，一想到这件事就头疼。那他是怎么办的呢？他就跑到宿舍去跟学生聊天。时间一长，他在出版社眼里已经是全无信用了，但没关系，学生突然喜欢他了，他突然成了斯坦福大学非常受学生欢迎的青年老师，因此还得了很多奖。这不就变成了很有价值的事吗？这就叫结构性拖延法，就是把祸水东引。

你们说这事儿靠谱吗？我觉得特别靠谱。拖延症本身并不是真正的危害，真正的危害是我们的心理机制——我们觉得自己有拖延症，所以不能承担太多任务，今天只做这一件事，我们得想办法把拖延症克服掉。

殊不知，你既然有拖延症，就说明你克服不了，你把这件事搁在这儿，为了拖延那件事，你只能找出大量无意义的事情去做，比如说聊个QQ、打个游戏，然后东搞西搞。搞来搞去，最后实在不行，你会躺在沙发里看电视。你始终都不会去做那件事，而且你这一天也将会过得毫无价值。

佩里先生恰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让我们去找一堆有价值的事情，让它们之间互相拖延。即使你东路不通，你西路也通了，因为你毕竟做了一点儿有价值的事情，这就是结构性拖延法。

得学会跟自己玩心眼儿

这种方法的本质其实就是跟自己玩心理游戏。人生也是这样，你就得不断地把自己当他人，跟自己玩心理游戏。

我还记得大学时有个舍友，烟瘾特别大，那个时候学生都穷，他经常没钱买烟。所以，他有一个习惯，他每次买一包烟，会从20根里面拿出4根，藏在宿舍的很多地方，然后故意让自己把这个藏烟的地方忘掉。

我就问他：“你干吗要这么干呢？”他说：“当我没钱抽烟的时候，我心里是有数的，这屋里一定有，我一定能找得到烟。这个时候，那就是救命的烟。”这不就是跟自己玩心眼儿吗？

没办法，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旅途，就是这样的一个征程，你不跟自己玩心眼儿，有的时候就真的会被自己搞败。

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跟自己玩心眼儿，怎么与拖延症斗争的，大致有三招。

第一招，很多讲拖延症的书上都说，你要把大任务分解成小任务去完成，我觉得这个不靠谱，我的心得是，把那些创造性的任务分解成机械性的劳动，就比较好完成了。很多人拖延，有的时候并不完全是因为懒，而是在那些创造性的事情上，他对自己有完美主义的要求，他要求自己做到自己根本达不到的水平，所以才会一直拖着、等着。

比方说我上高三的时候，一旦拿起政治、历史、地理这些文科的书要背，我的注意力也就能集中个五分钟，然后就去搞东搞西了。怎么办呢？我从高二夏天，也就是暑假起，就给自己下了一个任务，要把政治、历史、地理这三套教科书抄五遍。就是抄，不需要我背，不需要我调动注意力，我只需要做机械性的劳动就可以了。最后我真的抄了五遍，我从来没有背过书，但是我的高考成绩还可以。你看，这就是典型的把创造性劳动变成机械性劳动的行为。

你可以观察一下，拖延症最严重的是些什么人？多是做创造性劳动的人，最被拖延症所苦的人，就是出版社编辑，求爷爷告奶奶，找作家去组稿。然后作家就给你拖，他们可不是按小时拖，而是按年拖，拖得真是山长水远，你都不知道他们会拖到什么时候，因为他们在做创造性的劳动，一定要用机械化的劳动把它分解掉。

第二个心得，叫“让种子飞一会儿”。我还记得高考的前一天，我们的班主任给我们讲了一个高考关于语文考试的技法。他说，你们拿到语文卷子之后，千万不要一开始就做题，先翻到最后一页，看作文题，看懂了就搁下，然后从第一道题开始做。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这个时候你在做前面的题，没特意去想作文的事，但是因为你看过这个作文题，所以这篇作文的构思，已经在你的心里开始生长、发芽，“飞了一会儿”了。当你把前面的题全部做完，开始写作文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已经完成了一部分构思，这是一个很节省时间的方法。

我对付自己的拖延症，现在也用这个方法。就是不管这件事我多不情愿去干，我会强迫自己先干一件事：先把这事了解一下，然后才把它搁下。虽然我之后在搞东搞西，但是我知道那个种子在生长。所以一旦时间来不及了，我必须要开始干的时候，就能用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把它干完。

第三个方法其实特别简单，既然你认识到自己有拖延症，知道拖延症有一个最大的共性：当你面对的是一个人的任务时就会拖延，而在群体压力下，拖延症会消解很大一部分。

美国社会有一个现象，很少有富人是胖子，胖子基本都是穷人。不是说穷人就一定是人穷志短，而是富人在社群里面是有压力的，因为胖就意味着你意志薄弱，你自控能力差，你在社交圈里就不好混。这种群体压力会对人的行为构成很大的反制效果。

我一旦意识到自己有一件事想拖延了，就会采取一种办法，那就是开会。我会请一些人来，介绍一下我要做的方案，然后群策群力把它完成。大家觉得罗胖很谦善，其实不是，我就是找几个人看着我，然后当着别人的面，你会发现你另外一个心理机制开始启动了，就是虚荣心。当着大伙儿的面，你总不好表现出你很懒吧，然后你就会用虚荣心顶着一口气，把这件事很迅速、很利落地干掉。

拖延症背后的庞然大物

我的心得分享完了，但是这件事还没完。我真正想告诉你的是，也许拖延症真的没有办法治，因为我们的敌人何止是自己，而是一个比自己还要恐怖得多的东西。

拖延症背后那个我们真正要面对的庞然大物，到底是什么呢？是人类几百万年的进化史。

减肥为什么难？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由几百万年的进化历程构成的。我们现在一日三餐，每顿都是大鱼大肉，堆积的脂肪肯定超过了所需的量。但是，因为我们进入文明社会，能吃饱肚子还没多少天，我们的生理构造还来不及做出反应，所以，我们看到东西还是想吃，吃了就会转化成脂肪，然后堆在身上，以应不时之需。

拖延症也是这个道理。人类有一种底层的心理结构，就是我们更看重当下的价值。你想，作为一个原始人，一个进化中的猿猴，逮着一个东西，怎么可能留到明天再吃？夜长梦多啊。所以，我们对当下的价值评估就更高，对未来的价值评估偏低，能懒一会儿就懒一会儿，把当下这种爽的感觉先享受了再说，至于未来，一会儿再说。

所以，拖延症真的不是病，它就是人类的底层心理结构。自古以来都有拖延症，比如说大才子庞统，张飞去见他的时候，他桌上堆着一堆案卷尚未处理。张飞来了之后，他说好，现在我处理给你看，一个上午就把事情做完了。这就是典型的拖延症。

现代社会加重了人的拖延症

拖延症之所以会成为当下一个重要的社会话题，就是因为我们现代的工业社会确实加重了人的拖延症，以及它的危害。

为什么说加重了呢？有这么几个机理。第一，现代社会，一个人从目的到手段的距离变得更远了。原始人的时候，基本就是不做不食，这一天他干活了，出去捕猎了，他就有得吃；他不出去捕猎，他就没得吃，手段和目的之间非常近。可是现代社会不是这样的。

有一个典型的段子，一个富翁到海滩上看见一个渔民说：“你怎么这么懒，躺在这儿晒太阳，你应该去干活啊。”渔民说：“我干吗要去干活挣钱啊？”富翁说：“挣了钱，你就可以什么都不干，躺在那儿晒太阳了。”渔民说：“我现在不就在这儿晒太阳吗？”

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故事。这就是现代社会，从手段到目的的过程变得非常复杂，人不能直接用自己的本能感受得到，所以酿造了拖延症。

第二个原因，现代社会的很多目的是被强加的，很多人拖延的事情，都是写方案或者写报告。你愿意写那个方案吗？你愿意写那个总结报告吗？不是没办法嘛，这是公司的要求，是客户的单子，你不能拖。而你从本能上是不愿意去做的，人都有这个心理机制。

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老大爷，家里有一块草坪，一群小孩经常在那儿踢球，把草坪弄得乱七八糟。老大爷怎么说，他们都不听，他就想了一个招。一天，他就跟那帮小孩说：“我很寂寞，你们天天来踢球给我看，我表示非常赞赏。这样吧，你们每次来踢球，我就给你们一块钱作为奖赏，但你们每天都来，好不好？”孩子们很高兴地答应了。

过了几天，老大爷说：“我现在穷了，只能给你们五毛钱了。”孩子们也很高兴，五毛就五毛。又过了一段时间，老大爷说：“这五毛钱我也给不起了，我要破产了。”孩子们说：“五毛钱都不给，我们才不踢给你看呢！”他们就走了，从此再也不来了。这就是老大爷用的招，达到了孩子们不再来踢球的目的。

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哪怕一个人爱干一件事，只要他感受到这件事上面有一点点被强加的目的性，他就倾向于躲避这个任务。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

第三个特征，就是现代社会因为大众传播的普及，每个人都一脑子观念，都是电视、报纸以及各种媒体塞给我们的，我们脑子当中有很多关于“正确”的想象。其实拖延症大多来自于不适当的想象，比方说我们想买本书，为什么买呢？因为我们在下单购买的时候，一瞬间脑子里会出现一个画面：当我们读完了这本书，我们就会口若悬河，这本书里所有有趣的东西就会成为我们的知识；然后我们跟美女在讲这些知识的时候，她们就会用崇拜的眼神看着我们，我们就会很爽。一瞬间，我们就会点亮一个大画面，然后就下单了，但买回家也不会看。这就是拖延症的来历。

换句话说，我刚才总结的三点就是：第一，目的和手段之间相隔得很远；第二，目的是别人强加的；第三，目的是想象出来的。

当一个人追逐一个如此虚无缥缈的目的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拖延呢？这就是现代社会的机理会加重拖延症，让拖延症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症结的原因。

拖延症是人类进化历程送你的礼物

接下来，我们就尝试着解决一下问题。第一，我认为这个问题随着社会的进步会解决。说白了，就是现代性造就的问题，将要靠现代性本身的解体来解决。

我曾经讲过，我们正在迎来一个兴趣社会，每一个人可以基于自由意志，去追逐自己感兴趣的事业。如果这个预言成真的话，拖延症的问题会不会得到一些缓解？每个人都做着自己爱干的事情，自然就不会拖延了。至少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小孩拖延着不去玩，拖延着不去打游戏，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所以，目的和生命本体的更加贴近，是最终的解决之道。

可是这要等很多年，我们现在天天被拖延症所害，应该怎么办？依我说，你别着急，这就是人生境界提升的过程。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对时间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一个两三岁的孩子，他觉得一个小时就很长。你说现在不许看电视，一个小时后才能看，他会觉得等得太长了。十几岁、二十岁的人，他的时间概念是什么？心爱的姑娘一天没见着了，百爪挠心。三四十岁的人，他规划人生的时候是以年为单位的，这一年怎么过，那一年怎么过。过了50岁，他往往就开始用10年左右的时间跨度来思考人生了。

说白了，对于现在价值和未来价值，就是跨越时间的价值调度、匹配、平衡，所有这些事情是要靠人格的成熟才能做得到的。人格的成熟，只能靠时间去耗、去磨。

在这里，我也可以交代一下，我为什么要做《罗辑思维》这件事。正是因为这一年我40岁了。40岁的人会有一种感觉，我站在了人生的中间这个点上，人生若按80年计算，40岁正好在中间。40岁很值钱，因为我是屌丝逆袭，是弯腰上山，山顶在前面，只要往山顶奔就可以了，总是想要更大的房子、更多的钱、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好的社会声誉，觉得人生是无穷无尽的，前面有的是时间。

可是当过完40岁生日这一天，我往前一看，突然发现我已经到山顶了，能看得到的只有山脚了。我突然意识到，人生过半了。这时候，有一个强烈的意识从我脑子里蹦出来：有些事想到就该去做了，再不做就真的来不及了。所以，我才在各种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把《罗辑思维》这个平台推了出来。

其实，拖延症是人类进化历程给你的一个礼物，是现代社会的目的性、正当性等一切形成的海市蜃楼，将你照射出来的一个缺陷。但它更是你想把握这一生、想让这一生过得美好就必须要去克服的一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帮得了你，只有等待你自己更快地成熟。当你的心理结构发生更快的变形的时候，解决方案就会水到渠成。

如果你还要说，我就是懒，我就是解决不了，怎么办？没有什么怎么办，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会变，但有一样东西不会变，那就是成功的人、对自己满意的人，和不成功的失败者、一生对自己不满意的人，这个结构比例不会变。如果你真的克服不了，那也没什么，你只不过和无数代祖先，和那些已经死掉的人一样，你就是个失败者而已，这有什么奇怪的？

03　费马大定理

当生命开始封闭，他就已经凋谢了

前不久，我们公司的CEO“脱不花妹妹”在跟我闲聊工作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们这盘小生意要再往下发展，我就得去打入那些互联网产品经理高手的圈子，去跟他们学一学互联网产品经理的思维。”挺普通的一句话，但是落到我耳朵根子里，心里可就不是滋味了。

为什么？因为这个方向我也知道，但是我扪心自问，过去几年间，我是否起过念想往那个方向发展发展、学习学习，也去跟那帮人打打交道，提升一下自己呢？完全没有。这说明什么？说明一个四十刚刚挂零的老男人，已经对新鲜事物丧失挑战的勇气了——说明我老了。

我们给家里的老人买了最新款电视机以后，老人往往连研究一下新遥控器的兴趣都没有。这是智力问题吗？不一定，只是因为新事物和他过往的知识结构、和他所熟悉的世界不匹配，不匹配自然就会抗拒，这就是老了嘛。

2014年，给我这种刺激的时刻还有很多。比如说世界杯期间，我经常睡到半夜被吵醒，窗外一声暴喝，我知道，一定是哪个球队进球了。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不是球迷，小学二年级就挂靴了，一个胖子在球场上驰骋，那是对自尊心多大的摧残！所以，球迷的那个精彩绝伦的世界我完全不懂。此情此景，有点像一个学艺不精的崂山道士面对一堵墙，你明知道墙外风景无限，但你就是穿越不过去。

这让我想到了美国将军麦克阿瑟的一句话：“老兵不死，他们只是凋零。”这句话当然是夸奖老兵的，但你不觉得这句话在这个新鲜事物层出不穷的时代，又可以有一番全新的解释吗？有些人虽然没有死，但是因为他的生命开始封闭，所以他已经凋谢了。

对我这个岁数的老男人来说，最大的挑战就在这儿。能不能把生命再次打开，去接受那些全新的事物呢？因为我们在少年时，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条件限制，和某些领域擦肩而过。但是我们成年之后，能不能勇敢地向这些陌生领域挑战和进发，至少保持那么一丢丢的好奇心呢？这也是生命质量的保证。

所以现在，我就鼓舞起余勇，抖擞起鼠胆，去挑战一个我完全不懂的领域，那就是数学，而且是数学中一个高精尖的领域，叫费马大定理。

我之所以有这份胆量敢讲这个话题，要感谢很多人，要感谢在知识传承和演化过程中的做普及化工作的那些人，比如说《费马大定理》这本书的作者，他把数学界那些高精尖的知识用各种各样生动的故事讲给我们普通人听；也要感谢我们本期节目的策划人，毕业于四川大学数学系的康宁先生。正是因为他们的帮助，罗胖才能抖擞起鼠胆，跟大家讲这个话题。

中西方数学的本质区别

先给大家看一个公式：

x^2+y^2=z^2

这个是我们在中学学过的勾股定理——直角三角形的两条直边x的平方加上y的平方等于斜边z的平方。

我们中国人很早就发现了勾股定理。根据文献记载，周朝的数学家商高明确提出了“勾三、股四、弦五”，故又有人称之为“商高定理”。但是，我们中国人现在讲的数学，严格地说，应该叫算学。中国有很丰富的数学典籍，比如《周髀算经》《九章算术》，这些典籍都有一个鲜明的特征——中国人的数学是为了实用。

《九章算术》的目录里方田、均输、商功等都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比如怎么丈量田地、怎么算粮价、怎么算工程里面土方的数量，等等。勾股定理也是如此，古书中已经告诉你“勾三、股四、弦五”，你拿去就能用。至于为什么是“勾三、股四、弦五”？中国人很少去深究。

而从世界主流的数学发展史来看，也可能是西方人搞种族歧视，总而言之，中国人是没有太多地位的。例如，1972年有一个叫克莱因的著名数学教授，写了一本名为《古今数学思想》的著名数学史著作。他在序言里说，为了不让本书的素材漫无目的地铺张，所以就自动忽略了有些民族的数学，比如说中国人、日本人、玛雅人。他说这些民族的数学对世界人类的主流思想是没有什么贡献的。

这个说法难免让我们中国人不服。但是，当我们真的回到数学历史的主流中，会发现至少中国的数学或者说算学，跟世界主流数学，目的就不一样。

我们先来看看西方数学的源头——古希腊，去看看他们的数学是怎么回事。

提到古希腊的数学，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毕达哥拉斯。要知道，勾股定理在西方就被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区别在哪儿呢？二者的不同主要在于西方人要证实这个结论。

毕达哥拉斯是毕达哥拉斯定理的创作者，但是看过他的生平你会发现，他哪是什么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出生于公元前580年，他创立了所谓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放在今天他就像是一个大学系主任的角色。不对，人家自认为是一个教主，觉得自己教派的智力特别高，因为他们会玩数学，他们从数学中感受到了整个世界的美妙。

在他们看来，数是什么？数就是整个世界的规律。比如说他认为“一”是世界之母，万物之母。而“二”呢？“二”代表意见，因为它跟“一”不一样，所以它对“一”有意见。“三”是什么？“三”是世界万物的形状，所有的桌子腿至少有三个才支得住，所以这是世界万物的形状。“四”代表正义。“五”正好是一个偶数和一个奇数，所以代表婚姻……他们把所有的数都按这套理论给出了解释。

数这个东西，落到毕达哥拉斯和他的门徒的手里，他们就觉得：天哪，我们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原来上帝、天神是通过数来统治这个世界的！在他们看来，整个世界、星空、宇宙，就是上帝在弹拨的一架大竖琴——因为他们发现音乐也跟数有关，音阶不就是数吗？什么叫合音？两个声音搁在一起特别好听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一根弦和另外一根弦之间有整数倍的关系；两根弦不是整数倍的关系，搁在一起就不好听。这不就是天神的暗示吗？我们整个世界就应该在数当中生活，我们的生命就应该奉献、祭祀给我们的数啊！

所以，毕达哥拉斯学派到后来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唯心主义流派，因为毕达哥拉斯定了很多规矩，跟数并没什么关系。随便给大家说几个，比如教徒不准吃豆子；不准碰白公鸡；看见一个面包不能掰开来吃，但是又不能吃整个的面包；不能弯腰去捡东西；不能走大路……所以这是一个神秘主义的、有着严格纪律的教派。

挑战者死：第一次数学危机始末

数学史上的一个著名事件，叫第一次数学危机。这次危机与毕达哥拉斯有关。毕达哥拉斯有一个终身的信仰，就是整个世界的数都是由整数构成的，1，2，3，4，5，6，7，8，9，10。那小数呢？比如0.8，它不就是4÷5的结果吗？所以它的根子仍然是整数。

这个结论得出来之后，毕达哥拉斯的一个弟子希帕索斯跑到黑板前一看，说：“老师，这个公式好美妙！你看，三的平方加四的平方等于五的平方。那如果是一的平方加一的平方，等于几的平方呢？”

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这不就是的平方嘛。那是几呢？算来算去，出大事了，原来是一个没头没尾的数，1.41421……没完没了。老师不是说世界是由整数构成的吗？怎么会冒出来这么个魔鬼呢？

毕达哥拉斯说：“慢着，我脑子转不过来了，让我想想。”想了半天说：“这么着，我们把希帕索斯给弄死吧。”于是，他带领门徒把希帕索斯给扔到海里淹死了。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数学危机。

虽然毕达哥拉斯教派只是一个人间的组织，可是数学最美妙的地方，就是它独立于人而存在的，甭管你是一个屌丝、一个大学教授，还是国家的院士，面对一个数学结论，谁都是一翻两瞪眼，没法否认。

所以对一个教派的权威毕达哥拉斯来说，他完全无法接受这样的颠覆。怎么解决呢？把人弄死，那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从此世界又月白风清了。

其实为了这种破事去杀人，在古人的世界里是很常见的，因为对于古人来说，这是整个生命的托付，甚至是一个信仰。

所以，古代西方数学的源头，是一种近乎于迷狂的宗教思想。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数学渐渐地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它虽然脱离了宗教，但是在中世纪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发现很多数学家一边感受数学的美好，一边去赞叹上帝的伟大，居然创造了这么美妙的一个系统。

我们学过平面几何的都知道，由那么简单的几个公理，居然可以推出如此缤纷的一个定理的世界，若不是上帝他老人家，谁有这般神力，能够创造这样的奇迹呢？所以数学家往往是一边在草稿上演算，一边在心里崇拜上帝。

但是后来，很多数学家就开始拥有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了，包括我们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你以为他专写革命著作吗？闲暇时分，他也用做数学题的方式，给自己提供一种休闲娱乐。

再比如说著名的数学家高斯，出生在18世纪，卒于19世纪的1855年。高斯这个人一生解决了无数道数学难题，他最得意的叫正十七边形尺规作图。其中的“正”是指正四边形，正十七边形就是有17条边及17只角的正多边形。如果只给你两样工具——一个圆规和一个没有刻度的尺子，你能不能画出一个正十七边形？

这是一道著名的数学难题，古希腊的时候就把阿基米德难住了。到了近代，牛顿也没有解开。高斯天纵英才，数学老师当晚给他布置了三道题，前两道题轻松就解开了，这道题难一点儿，但也仅用了一天晚上就给解开了。这是他的得意之作，所以他临死的时候特意留下遗言：我的墓碑上别的就不要写了，画一个正十七边形吧。

你看，数学其实就是那些高智商的人秀智商的一个工具罢了。同行的数学家评价高斯，说这个人讨厌得要死。他每次证明完一个定理的时候，都会像老狐狸走过林间一般，用自己的大尾巴把走过的痕迹扫得干干净净。你只看到他证明得那么漂亮，但是他的思路，他永远都不告诉你。你看，他不就是很典型的一个秀智商的人吗？

爱法律更爱数学，秀财富不如秀智商

对于费马大定理——这个数学中一个高精尖的领域，高斯一生都在表示，这个问题不重要，这个问题不值得他出手。但实际上，费马大定理有任何一点点的进展，高斯都会跑过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说明费马大定理是一个让高斯这样的高手都踌躇为难的大难题。

这个费马是何许人也？他是一个法国人，家境富裕，毕业返回家乡后，做了当地的图卢兹议会的议员。他又特别好命，恰逢法国鼠疫大横行，很多高阶的公务员都陆续死了，这就给他腾出一条官场上的康庄大道，使他迅速就当上了图卢兹议会的大法官。

高智商的人往往有强烈的优越感，不愿意跟外面的人交往，所以费马在公事之余，就在自己的书房内演算数学题。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英国人和法国人互相看不顺眼，所以费马每搞出一个定理，都会给当时的英国数学家寄一份。意思是说，你看哥们儿又玩了这个，你们会吗？把同时代的英国数学家给气得半死。

这个费马大定理是怎么回事呢？有一天，可能是在晚上，他突然想明白了一个规律，然后就在一本书的空白处写下了一句话：“将一个立方数分成两个立方数之和，或一个四次幂分成两个四次幂之和，或者一般地将一个高于二次的幂分成两个同次幂之和，这是不可能的。关于此，我确信已发现一种美妙的证法，可惜这里空白的地方太小，写不下。”你看，真是气死人。费马认为他可以证明费马大定理，但是因为空间太小写不下，所以没有证明给大家看。这就是那些高智商优越者的讨厌之处。

下面，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费马大定理。我们先来看这个公式，x^2+y^2=z^2，这是勾股定理。如果把平方数，也就是这个小2换成2以上的数，费马认为它就不成立。换句话讲，就是任何一个数的立方以上，加上另外一个数的立方以上，就是3次方、4次方……就不可能变成一个整数的立方以上的数。举个例子，5的5次方加上5的5次方，你永远不可能写成任何数的5次方。

这就是费马大定理。费马在临死之前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把自己曾经想到的那个美妙的证明给写下来，这个难题便难倒了人类300多年。这让我想起了老舍的一篇短篇小说《断魂枪》，那个断魂枪的枪手一生武艺高强，年老的时候摸着凉滑的枪身微微一笑：“不传！不传！”

费马生于1601年，活了64岁，1665年撒手尘寰，从此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业余数学家”，因为他的本职工作是大法官。

他死了之后，留下大量的数学谜题，但是随着人类数学技术的进展，这些谜题逐一都被解决了。唯独以他姓氏命名的这个费马大定理，死活纠缠了人类300多年，始终没有答案。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是没有点滴的进展。比如说他同时代的人就想，你费马不是吹过牛，说有一套简洁而美妙的证明方法吗？那你此处写不下，没准儿一时手痒写在彼处了呢？所以他死后，很多人就去翻找他的手稿，看看有没有留下蛛丝马迹。找来找去，还真的有所收获。大家发现，费马生前曾经证明过这个公式，即这个2变成4的时候，费马大定理是成立的。换句话讲，任何正整数的4次方加任何正整数的4次方，不可以被表述为任何正整数的4次方。这个已经被证明了。

有了这么一个良好的开端，人们就一点一点地往下拱。在费马出生之后又过了100多年，1706年，又一个大数学家出生了，他叫欧拉。欧拉也是欧洲数学星空当中一颗璀璨的巨星，曾经留下过著名的欧拉公式。

欧拉在费马的方法上略加修改，证明了3。你不要小看3和4，虽然只是两个数，但是证明了3，就可以证明9次方；证明了4，就可以证明16次方。所以，在正整数这个族群当中，其实已经有很多数被这俩人解决掉了。

但是，费马大定理真正的难处，就是你解决再多单个的数都没有用，因为数学上有一个魔鬼，叫无穷大。就是说不管你证明了多少个数，那再加1还成立不成立？

在最近的数学史上也出现过这样的事情，一个很大很大的数突然证明某个公式不成立，所以整个公式都被推翻掉了，这样的事情在数学史上可是不罕见的。费马大定理如果这样一个一个地证明下去，哪天是个头呢？

在欧拉之后又过了将近100年，人类证明了在5和7的情况下费马大定理是成立的。到了1955年，又证明了在4002次方以下，所有的正整数里，费马大定理是成立的。到了1985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借助计算机技术证明，4100万次方以下的所有的正整数，费马大定理都是成立的。但又如何呢？那个数字再加1，费马大定理是不是成立的呢？不知道。

那些嫁给数学的姑娘

在这过程中，其实也出现过几次曙光，最亮的一次曙光出现在19世纪中期，是一个法国姑娘——著名的数学家热尔曼带来的。

请注意，这是一个女数学家。在这儿先打一个岔，其实人类的很多智力领域，女性都进不来，为什么？男权社会嘛，比如说物理、化学、战争、政治，上层都可以用一些硬条件，比如说不给你做实验的条件、不让你上战场等，把女性统统排斥在外。但是有两个领域，你很难杜绝女性去展示她的才华：在文科就是诗歌，在理科就是数学。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你会吹拉弹唱，那说明你小时候家境还是不错的，好歹买得起一个口琴或者一架钢琴。但是唯独诗歌和数学这两样，无法将那些穷苦家庭的孩子排斥在外，因为人家只需要一张纸一支笔就够了。在数学史上，尤其是西方数学史上，女数学家就层出不穷，谁也没有办法抵挡或者阻挡她们才华的展现。

比如说，毕达哥拉斯学派就不排斥女性，毕达哥拉斯甚至有28个女弟子，其中最著名的叫希诺。因为希诺学习成绩好，毕达哥拉斯就说：“你成绩这么好，我该怎么奖赏你呢？这么着，我娶了你吧。”

欧洲中世纪时，也出现过一个著名的女数学家，叫希帕蒂娅。她有一句名言：“我只嫁给一个人，他的名字叫真理。”当时，自认为真理在握的是什么人？基督教徒啊。他们认为上帝他老人家才是真理，你怎么跟个数搞在一起呢？所以，他们就跟她辩论，辩又辩不过。气急败坏之下，他们在大主教的挑唆下，趁她乘马车出外，沿途把她截住生生地杀死在当街，然后把她的尸体进行了分割，投在火中烧掉了。

任何时代人类的组织和意识形态信仰都是如此，它没有办法挑战数学，因为数学是独立于人类之外存在的一个真理体系，它永远是对的。你挑战数学没有用，只能像一个懦夫一样气急败坏，把那些亲近数学的人从肉体上消灭掉，但是你却否定不了它。这就是数学的伟大之处。

我们再继续说这位19世纪中期的女数学家热尔曼，她是法兰西历史上第一个以自己的本名被载入学术史的女性。20世纪著名的大科学家居里夫人都不是用本名载入科学史，她的本名叫什么恐怕没几个人知道，只知道她是居里先生的夫人，但是热尔曼做到了。

热尔曼到底在数学史上做出了多大贡献呢？单在证明费马大定理上，她便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别一个数一个数地去证明费马大定理了，咱能不能找一个统一的方案，一旦证明，就意味着所有的数都能证明？热尔曼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证明费马大定理全新的思路。

这个思路提出来之后，当时整个法国数学界就又兴奋起来了，因为大家觉得曙光在望，马上就可以解决费马大定理了。这就是热尔曼的贡献。当时，法兰西科学院就拨了一大笔奖金，说既然已经突破在望，我们就给点儿狠的，给一个大的诱惑。俗话说得好，眼珠子是黑的，银子可是白的。所以，法国数学界很多人都把精力投向了费马大定理，其中有两个佼佼者，一个叫科西，一个叫拉梅。这两个人是分头工作的，但是他们都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在纸上，密封在信函里，给法兰西科学院寄去了。

法兰西科学院一看，这块肉有可能烂在我们法国人自己的锅里啊——法国人费马提出来的，也将由法国数学家来证明。于是，法兰西科学院聘请了著名的数学家库默尔来验证他们俩的成果到底对不对，谁能拿到这笔奖金。

结果，密函打开以后，库默尔讲了一番道理，证明他俩说的全是错的，而且库默尔还往前走了一步，他精确地证明了，用当时的数学工具，人类根本就无法证明费马大定理。这也是数学的进步，但是对于费马大定理来说，这可是一个空前黑暗的时刻，因为刚刚亮起的曙光又熄灭了。

数学就这样救回一条命

时光荏苒，又过去了几十年，法国人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轮到德国人来推动了。20世纪初，有一个德国企业家叫沃尔夫·斯凯尔。他年轻的时候特别多情，爱上了一个姑娘，也跟人家表白了，结果被姑娘无情地拒绝了。不就是一次失恋吗？可这个沃尔夫·斯凯尔就受不了了，居然声称要在某天午夜12点开枪自杀。

德国人有一个优点，就是工作效率特别高。这天，他早早地就把遗嘱、身后的安排都做完了，没事干，可离12点还有几个小时，就随便抓起了一本书看。这本书是什么？就是半个世纪前科西和拉梅阐述解决费马大定理思路的那本书。

结果一看，真有意思，看着看着就入迷了，不知不觉就把午夜12点这个时间点给错过去了。等他发现这一点的时候，又不想死了。“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还没有解决”，他已经把那个姑娘给忘了，从此开始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了，他是业余的嘛，又不像费马是那么著名的业余数学家，所以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没有丝毫帮助，但是他从此感念费马大定理对他的救命之恩。在1908年临死的时候，沃尔夫·斯凯尔把自己一生积攒的大部分财产拿出来设立了一个基金，由哥廷根皇家科学协会保存和评奖，2007年9月之前，谁第一个解决了费马大定理，这笔钱就归谁。

所以20世纪初，全世界数学界又兴起了一股解决费马大定理的热潮，而且从此让费马大定理成为数学史上一个最著名的难题，因为这背后有银子嘛。当时，有很多人都给这个协会写信，声称自己解决了。中国的著名数学家陈景润解决哥德巴赫猜想中的一个猜想之后，当时也有很多民间数学家给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写去类似这样的信，说自己解决哥德巴赫猜想了。据说，每年可以收到几麻袋信。

信件之多，以至于哥廷根皇家科学协会主持评奖的教授后来不得不印了专门的明信片，上面已经印好：阁下您寄来的论文在某页某行就错了，所以您的证明是错的，请您拿回去吧，奖金和你没有关系。据说这种明信片堆起来，有三米高，就是一层楼那么高。

虽然当时全世界的数学爱好者和一些妄人都试图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很可惜，距离它的解决仍然是遥遥无期。

全球高智商人群的接力赛

它是什么时候被解决的呢？其实距今并不远，就在1995年，解决它的人既不是法国人，也不是德国人，是一个生活在美国的英国人，他的名字叫怀尔斯。

经过300多年的跌跌撞撞、走走停停，费马大定理终于走到了它这场接力赛的最后一棒。这一棒交到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的一个教授手里，这个教授就是怀尔斯。他10岁的时候就曾经遭遇过费马大定理，但是那个时候作为小男孩他有心无力，所以后来就放下了。

但是这一段缘分却使他对数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直接促使他成为了一个职业数学家。不过，他研究的领域跟费马大定理没关系，他研究的是一门叫椭圆曲线的学问。

这就奇怪了，怎么解决费马大定理的是一个外行呢？没错，其实人类很多顶级问题的解决都有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个特点，历代的人为它的最终解决铺就了台阶，只不过这个台阶铺就之后，搁在那儿很多年没人发现它的价值。突然有人灵光一现，福至心灵，把此前的成果转化为自己的光荣。

第二个特点，往往是穿越过来的一个外行，歪打正着最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叫“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在费马大定理和怀尔斯之间，就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这两个特征。在怀尔斯证明费马大定理的路上，就有两级铺就好的台阶。

给怀尔斯铺就第一级台阶的，其实是一个生活在将近200年前也就是19世纪初的一个法国人，他的名字叫伽罗瓦。

伽罗瓦身上带有法国人一个非常可爱的特征，就是好色，他跟各种姑娘勾搭来勾搭去，最后因一个姑娘惹祸上身。这个姑娘的未婚夫是当时法国著名的枪手，他二话不说，就要跟伽罗瓦决斗。按照当时的风俗，伽罗瓦没法拒绝，或者是出于自己的荣誉感也不能拒绝这场决斗，但是对方是最好的枪手，伽罗瓦肯定是个死，所谓的决斗场其实就是他的死刑场。

所以，伽罗瓦就特别抓狂。伽罗瓦这个人并非职业的数学家，他当时学数学也不过刚刚五年的时间，但是他确实是一个天才。第二天就要上刑场了，头一天晚上，他写就了一份手稿，把脑子当中酝酿已久的拉拉杂杂、不太清晰的想法进行了一种非常混乱的表述。据说在这份手稿中，还夹杂着一个姑娘的名字，这就是这个法国人留下的绝笔。

第二天他真的死了，这份手稿就这么留了下来。又过了很多年，另一位数学家发现了这份手稿，惊为天人，把这份手稿的整个思想又用一种条分缕析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后来，这个思想就成为数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支派，叫群论。

群论是什么？大概就是有时候解决数学问题，你别试图一揽子解决或者是单个解决，这两种方式往往都不行。要采取一种多米诺骨牌的方法，就是推倒第一个，顺便压垮第二个，然后一串问题就都能解决了。这跟我们前面讲的费马大定理的特征，是不是正好吻合？这把钥匙，好像能开另外一把锁。

这是伽罗瓦给怀尔斯铺就第一级阶梯的人。

那第二级台阶是谁铺就的呢？是两个日本人，一个叫谷山丰，另一个叫志村五郎。他们俩的数学成就基本上都是在“二战”刚刚结束后的日本完成的。

谷山丰和志村五郎二人的成就是什么呢？他们提出来一个猜想：在数学的两个分支——椭圆曲线和模形式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

啥叫一一对应啊？你再看这个公式，这是一个代数公式，但它同时又对应着一个直角三角形的几何图形，这就叫一一对应关系。说白了，解开了这个公式，虽然解的是一道代数题，但同时也解开了一道几何题。

费马大定理终结者横空出世

费马大定理就好像是人类的一个智力游戏，而且是一个全球高智商人群的一个接力赛，最终在300多年的一个历史跨度里，在全球的一个协作场景里完成了。

谷山丰和志村五郎的这个猜想作为一个数学成果放在怀尔斯的面前的时候，他突然眼前一亮：原来困扰人类几百年的费马大定理，是有可能通过模形式这个数学的独立领域作为桥梁，过渡到他非常熟悉的椭圆曲线的领域，从而反过来间接地证明费马大定理的。

你看，整个思路突然开阔起来了。怀尔斯知道，自己迎来了一生最大的一个机会，值得去赌一把。赌赢了，从此就成为史上最著名的数学家；赌不赢，一生暗淡无光。他决定赌。

他赌的方式也很有意思，他决定一个人玩。这就得说到数学家之间那点儿钩心斗角的事儿了，因为数学家和别的领域的科学家不一样，别的领域多少需要一点儿外在条件，可是数学家们凭的就是纯粹的思想，所以平时跟同行是交流还是不交流呢？如果不交流，获得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帮助就很少；可是如果一交流，你的哪句话无意中点醒了对方的哪个灵感，结果对方先把成果发表了，你何处去诉，何处去告？你会比窦娥还冤。所以怀尔斯决定，既然这个思路是通的，那就一个人干。

他当时还故布疑阵，做了很多小手脚。比如说，他把自己在椭圆曲线领域里面的很多研究大成果切分成一个个小成果陆陆续续地发表。什么意思？就是告诉同行，我还在研究原来的课题，只不过我的才情没有那么多了，我江郎才尽了，我只会研究小问题。实际上呢，他是躲进小楼成一统，从此目不窥园好几年，专门去研究费马大定理了。

当然，这个过程我们也不懂，但肯定是极其艰难的。他在做计划的时候，曾经就认为自己至少要花三年时间，把椭圆曲线和模形式领域的所有的既有研究成果先复习一遍。当然，后来的进展比他预想得要好，但是也足足花去了18个月，这还只是复习原来的题海战术，还谈不到去解决问题。

后来，怀尔斯回想这一段研究时光的时候，打了一个比方，他说解决费马大定理就好比要穿过一个一个的黑屋子。首先，他来到一个黑屋子，什么都看不见，他先得去摸，摸这个屋子里的所有家具、所有摆设。等摸得烂熟，对这个房间的每一个纹理都清楚的时候，他才能找到它的电灯开关。他打开电灯开关，才能知道下一个屋子的门在哪儿。打开那个门，然后进入下一个屋子，然后又开始重复这个过程，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一个头。这个痛苦的时光，有足足七年的时间。

当然了，如您所想，他获得了最后的成功。在1993年的时候，他信心满满，据说当时是在一个很不起眼的数学演讲当中，他起了一个跟费马大定理完全无关的一个演讲题目，然后就给大家讲他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到最后他告诉大家，这就是费马大定理，他已经把它解开了。

这是一个成功者的嘚瑟。果然，在数学领域就炸响了一颗大炸弹，所有人都惊呼，300多年的难题，这个怀尔斯居然就解决了。

但是事情有这么顺吗？当然不会。是需要数学界验证的，所以他们组织了一个专家委员会——都是顶级的数学家去验证，验证了八个月。据说是六个数学家围绕着他反复地提问，怀尔斯来给出解答，推算过程中一点点的小细节，大家都“严刑拷打”地去追问。

在第八个月的时候，终于出事了，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错误，导致他那一轮多米诺骨牌突然就推不下去了。怀尔斯刚开始也没把这当个事，觉得这就是一个小错误，稍稍修正一下，也就结束了。

但是万没想到，这个错误越看越大，越看越大。当时，据说美国的一本杂志已经把他评为当年度全球最具魅力的25人之一，跟什么戴安娜王妃齐名，已经有一些男装品牌来请他代言了。虽然大众也不知道他在研究什么，就知道这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这种时候如果证明他的所有的成果都是错的，多丢脸啊。这是一个巨大的压力，从1993年到1995年使得他一度坚持不下去了。

当然，戏剧性的时刻最后还是到来了。某一天，他突然想到了此前自己研究过但是丢下的一个思路。他发现，如果把那个思路和现在的研究成果相结合，不仅可以解决这个小小的漏洞，而且可以让证明费马大定理的整个过程变得异常优美而简洁。

后来，怀尔斯感慨道，那一刹那，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引用一下杜甫的那句诗，那一刻真是“漫卷诗书喜欲狂”啊。在1995年的时候，他把这份研究成果作为给他妻子的生日礼物，敬献给他的妻子。从此，怀尔斯成为20世纪最著名的数学家，甚至是唯一著名的数学家。

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笔墨来写费马大定理呢？

因为我们这一代人都学过数学，但是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花了人生的12年时光——六年小学和六年中学，被数学摧残，我们只知道数学是敲开大学校门的一块敲门砖。自打上了大学之后，它就被我们当作人生中最痛苦的经验删除掉了。我们这一代人也想呐喊，让数学滚出高考！但是，直到我读了《费马大定理》这本书，我才知道，原来数学是如此有魅力，它的魅力光芒万丈，吸引了那么多智力卓绝的人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去。整个数学史，就是一曲波澜壮阔的史诗，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数学的好。

读完这本书我才知道，人类知识领域、智力领域的任何丰碑，从来都不是用强烈的目的性建造出来的，它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是由兴趣堆积出来的。兴趣不仅促成了最后的成功，而且点亮了其中每一块砖、每一片瓦、每一个人的生命。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伟大的目标，你有一个强烈的目的，但如果没有兴趣，你将一事无成。

04　怎么当个明白人

从进化论开始谈我们为什么会犯糊涂

为什么我们经常会陷入糊涂的境地？是智商问题吗？不是。那是什么问题？

我们先来做一个判断。古往今来，所有思维模式上的问题，本质上都是因为：我们带着一个从史前进化而来的大脑，生活在一个比那个时候要繁荣得多、富庶得多、情况要复杂得多的现代社会里。

我们现在是苟且偷安好，还是去创业、去打拼好？当然是后者。可是我们的大脑告诉我们：千万别去冒险，出了山洞就会遇到豺狼虎豹。所以，我们本能地会寻求安定、安逸和安全。

为什么积极行动变得这么困难？原始社会的时候，生活告诉我们：凡事想得悲观一点儿，多做一点儿准备，对生存下去、娶到老婆、把基因传下去是有好处的。可是今天这个社会告诉我们：悲观就没有机会，人应该乐观。这就有了冲突。

另外，原始社会的时候，我们经常饥一顿饱一顿，于是我们的身体就进化出了一种能力：但凡逮着点脂肪、糖分，就会拼命地吸收掉，非常聪明地转化为人体脂肪，然后堆积在暂时不影响行动的那些所在——肚子和大腿上。你看，多好的一个机制！

如今，我们已经吃喝不愁了，但是我们的身体仍然像几百万年前那样，拼命地吸收各种营养物质，把它变成人体脂肪堆在肚子上，这就是罗胖人生中最大的痛苦。但是我明白，我不是和一块肥肉在搏斗，我是和几百万年形成的身体机能在搏斗，所以我是没有信心打赢这场仗的。

从进化论的视角来判断人的思维误区，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话题，今天我们只能集中讲其中一个小点，就是因果关系。

因果颠倒带来的思维陷阱

因果关系是我们理解世界的一个基本方法，更重要的是，不用因果关系来简化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出当下的行动决策的。

假设我们有一个老祖宗，他生活在几万年前，某天出去打猎，毛都没捞着一根，回到家就坐在那儿犯愁，苦苦思索原因：是因为弓箭不好，是隔壁王老三拖了后腿，还是昨天晚上做饭的时候，老婆亵渎了神灵？然后，他就得马上做出行动决策，或者把弓箭做得更好，或者跟王老三去谈判，或者回去揍老婆一顿。如果第二天继续一无所获，他就离死不远了。

所以，简化世界，并且马上做出行动决策，这是几万年前的生活压力告诉我们的，不管对与错，我们必须做出一个简明的因果判断。

其实我们人人都带有这样的痕迹，比方说每天股市闭市的时候，专业的评论员就会写，今天股市上升或下跌了几个点，是因为央行行长哪一句话、哪个企业二季度的营收是超出预期还是不如预期导致的。没有一个股评员会告诉你，今天的涨跌没有任何原因，就是股市正常的波动而已。他总得给你一个解释，虽然这些解释狗屁都不是。

大家都知道我罗胖反对抵制日货，很多人就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罗胖的智力有问题；第二，罗胖是汉奸，道德有问题。有了这两个结论，有了这个因果关系，他们就可以像几万年前的那个祖宗一样，安然地睡去了。

因果问题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东西，也是构成我们思维陷阱的最大源泉。

苏格兰北部有一个群岛，群岛上的原住民认为，人身上的虱子跟人的健康是密切相关的，人生病就是因为身上的虱子太少。听着好无厘头，但这个经验真是他们观察得来的——当地人身上的虱子一少，就会发烧。所以，他们治发烧的方法，就是往病人头上放一大堆虱子，虱子回来了，健康也就回来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很简单，虱子是因为病人的体温升高才跑掉的，而不是因为虱子跑掉了才导致病人体温升高的，但原住民不懂这个道理，他们只能在前后出现的两个现象中找因果关系。

你被混乱的因果关系蒙蔽了吗

看到这里，也许你会说，我是不会犯这种错误的。你真的不会犯这种错误吗？请往下看。

很多朋友都建议我：“罗胖，你该运动了，瞧你现在身材多难看啊！”但是我做什么运动好呢？羽毛球、乒乓球，还是慢跑？有人说游泳好，你看游泳运动员的身材多好啊，要块有块，要条有条的。

不瞒你说，这么多年我唯一坚持下来的运动，就是游泳。长期的游泳经验告诉我：第一，它没有减肥作用；第二，身材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为什么人家游泳运动员的身材那么好？那是因为人家身材好，所以才游得快，容易出成绩，才成了专业运动员。

这里面就有一个思维误区，大家把果当成了因。你可千万别以为这是小问题，大量的错误都是这么犯的。

有些老太太说，娶媳妇、找女朋友一定要找屁股大的，为什么？容易生儿子。中国古代有个词，叫“宜男之相”，指的就是腰臀比要大。可是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生女生男是由老爷们儿决定的，跟女人的屁股大小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也不能说老太太的观察是错的，原因可能是这样的：男孩的头部相对发育得比较大一些，于是在怀孕的后期，把母亲的骨盆的韧带抻得比较大，所以腰臀比就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所以，“屁股大的女人容易生男孩”虽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观察，其背后则是一个因果倒置的错误。

再举一个例子，很多家长都逼着孩子去考重点大学，哈佛、耶鲁等常春藤盟校。一细问理由，家长会告诉你：好学校教育质量好啊。真的是这样吗？未必。哈佛大学总说自己出了多少个总统、多少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可问题是，你本来招的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学生，他们今后成为这个时代最有出息的人，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如果你要证明你的教育质量好，请拿出别的理由。

但是，在考哪所学校这个问题上，绝大多数人考虑的依然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出了多少个名人，考研究生录取率有多高，当总统的概率有多高。所以，因果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大机构也逃不过因果的思维误区

我们普通人会犯这些错误，那么政府部门、大公司也会犯这些错误吗？当然，这是思维误区，没有人跑得掉。

比方说，有个市长看了很多统计数据，发现火灾事故还不如不救，因为火灾的损失和投入的消防人员的数量成正比。如果想把火灾损失降下来，那就要少派几个消防人员去救火。这个逻辑对吗？当然不对，这也是一个简单的因果倒置错误。

这个例子比较清晰，其他例子就不太容易识别了。比方说，美国有一家很大的保险公司，在新闻媒体上发表了一个科研结论，通过一大堆统计数据分析证明：住院时间越多，对健康的损害就越大，即住院时间长会导致健康损害。细一分析好像也有道理，医院的环境不好，周围全是病人，每天都会有“我是病人”的心理暗示，当然对健康不利。

可是你仔细观察一下就会明白，这个结论简直就是狗屁！身体比较好的人，住院的时间自然就短；住院住得比较长的人，本身就是身体不好的人嘛。就这么一句废话，生生就能变成一个科学原理。

再比如说，一个银行家某天喜滋滋地捧出一份报告，说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真理：负债越高的公司，经营业绩越好，所以我们要勇敢地借钱、勇敢地冒风险，敢负债的企业利润率就比较好。

这好像是一份颠扑不破、蕴含真理的报告，你把它的底裤往下一脱，会发现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只有经营得好的公司，才有人愿意借钱给你，你才有可能负债；经营得不好的公司，鬼才借给你钱呢，负债当然就少了。

不管你是一个普通人，还是一个大机构，都经常会被这种倒错、混乱的因果关系所蒙蔽，找到那些看似科学的依据。

一定要警惕的三个老鼠洞

有朋友就说了，有必要把因果关系上升到思维误区这么高的层面吗？不过就是一时犯点小糊涂嘛，明白人在旁边稍加点拨一下，以我等的智商，还不是马上就能明白过来了吗？

你还真别觉得有这么容易。因果关系的分析非常容易，就像猫抓老鼠，只要你让我追，我肯定追得上。但问题是，老鼠是有洞的。正如美国动画片《猫和老鼠》，最后往往是杰瑞赢，因为杰瑞跑进了洞里，汤姆拿它没办法。

在因果关系的思维误区后面，我们也有很多老鼠洞可以钻。

我是坚决反对中医的，有人就要质问我各种问题了。他们在逻辑和因果关系上很难说服我，但他们仍有“三个老鼠洞”。

第一个老鼠洞是经验。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工作、学习过程中，总结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医疗办法，这就叫中医，你能够反驳几千年中华文明的结晶吗？

第二个老鼠洞是权威。李时珍是神医，《本草纲目》是经验的沉淀吧？《本草纲目》第一页上有一味药，叫“梁上尘”，又名烟珠，是什么东西？就是房梁的尘土，稍微拿火烧一烧，然后筛干净，这就叫梁上尘。这味药后面还有个药方，简直亮瞎了我这对狗眼！它治的病名字叫“缢死”。就是说遇到上吊死了的人，找四根管子，把烟珠搓成小泥丸，搁在四根管子当中，让人从两耳和两鼻当中用力吹入，死者可得活。你相信吗？

如果说这叫糟粕，我们继承前人的东西，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那我们怎么分辨精华和糟粕呢？那些人就又没词了。这个时候，他们还有最后一个老鼠洞，就是道德问题，他们会问我爱不爱国。你敢反对中医，那你就是汉奸，你一定拿了谁的钱，在替人家说话。

他们站这个老鼠洞里，用道德的理由向我们问难的时候，我们这些汤姆站在老鼠洞外面，就无计可施了。

所以搞清楚因果关系，是当个明白人的第一步，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警惕三样东西：所谓的经验之谈，所谓的权威话语，所谓的道德说辞。

正像王安石说的那样，“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想当一个自由的批判者，我们必须忍受这几个老鼠洞。

相似性和接触性

想当个明白人是何其难呀，我们脑子中充斥了各种错乱的因果关系，这些错乱的因果关系还直接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决策。我们人类要基于这些不靠谱的因果关系，来实施对这个世界的不靠谱的控制。

不仅是今天，远古时代我们就是这样。人类学家弗雷泽写过一本名著，叫《金枝》，其中就总结了远古巫术的两个原则：第一个叫相似性，第二个叫接触性。

现在科学这么昌明，我们人类还有没有巫术思维呢？简直是俯拾即是。

先说相似性巫术。一个赌徒在赌场里掷骰子，他想掷一个大一点的点儿，他就会用力去掷；想要一个小数，他就会轻轻地掷，这就是他脑海中建立的相似性的相关性。

再说接触性巫术。很多大型写字楼里面的温度都是由中央空调控制的。有人会嫌热，有人会嫌冷，怎么办呢？工程师很聪明，在每个楼道里装了一个温度控制开关，可以随意调节温度。其实这个开关跟整个中央空调系统毛关系都没有，但是你就会觉得很爽。

比如说纽约的曼哈顿，斑马线旁边的红绿灯，柱子上都有一个按钮，据说按下这个按钮多少秒之后，灯就会变颜色。所以很多人就去按，按完在那儿等着的时候，心里就会很踏实。其实，这个按钮和红绿灯也是毛关系都没有。

这些例子都说明，人类是试图控制世界的，只要依据我们掌握的因果关系，我们就会踏实，就会觉得我们控制了世界。事实上，那个因果关系是存疑的。

公共政策的很多失误

我们再说几件大事。这种因果关系的倒错，也导致了很多公共政策的失误，人类支付的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举个例子，是我从书上看来的。1992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等离子物理实验室，风传要被国家关闭，国家再也不拨款了。这家实验室是研究什么的呢？核聚变能源。国会感觉这项研究前途无望，所以就决定把这笔预算给砍掉。

这实验室的领导人霍尔特教授一看马上要没活干了，就回家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PPT，到处去演讲。他的结论是：能源使用越多，这个国家的人寿命就越长，不信请看数据。所以，国家要鼓励能源的探索、发现、科研，以后这个国家的老百姓才能活得长；老百姓活不长，全赖政府砍了这些预算。

他在数据上造假了吗？没有。看起来就是板上钉钉的因果关系，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扯淡。我们也可以换句话讲，垃圾产生得越多，这个国家的人寿命就越长；被车撞死的人越多，这个国家的人寿命就越长；吃垃圾食品的人越多，这个国家的人寿命就越长。为什么？因为发达国家都会出现这些现象。

所以，把两个分支的、互不相关的现象用因果关系连在一起，试图通过公共政策的建立，把它变成某个国家行为，去拨款几十亿美元来干活。你看，这就是因果关系的错乱要付出的代价。

阿斯巴甜：隐藏很深的因果关系

霍尔特教授的这个小诡计是很容易识破的，但是下面这些就没那么容易识破了。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有一帮科学家，都是正牌的精神科的科学家，他们吃惊地发现，有一个万恶的东西，正在戕害美国人的健康。什么东西呢？阿斯巴甜，一种代糖，吃着很甜，但它不是蔗糖，不含卡路里，现在很多糖尿病人的食品中都有。

他们发现，阿斯巴甜的销售量直线上升。与此同时，美国人得脑瘤的概率也在直线上升。于是，这帮有良心的科学家就四处大声疾呼，说一定要禁止阿斯巴甜在美国的销售。一时间，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都开始反对阿斯巴甜的销售，理论依据就是这一次科学发现。

可是，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真是那么回事吗？我承认，科学家们没有造假，阿斯巴甜的销售量和脑瘤的发病率是正相关。可是在这个阶段，正相关的数字有多少呢？比如说美国有线电视的入户率在上升，里根政府的财政拨款在上升，IBM公司的营业收入在上升，你甚至可以说汤姆·克鲁斯的影艺事业也在上升。如果阿斯巴甜要对脑瘤负责任，那么里根总统要不要负责任？汤姆·克鲁斯要不要负责任？这样得出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可笑的。

但是直到2009年，美国还有一个州差点通过一项法律，禁止阿斯巴甜的销售。可见这个因果关系虽然极其可笑，但要把它想明白是多么难。

我们可以信的因果

我们再来考察一个问题，请问吸烟有害健康吗？是个人都会说，废话，当然有害健康，不信可以看数字：吸烟的人肺癌发病率比不吸烟的人高10倍。这是一个被反复引用的数字。我们承认这是事实。但是请问，这能得出吸烟危害健康的结论吗？它们之间有因果关系吗？

还有很多数字，比如吸烟的孩子比不吸烟的孩子抽毒品可卡因的概率要高50倍，吸大麻的人比不吸大麻的人自杀率要高3倍，等等，这些可怕的数字在各种期刊上泛滥。

但是用我们前面讲的因果关系再反思一下，还能得出这个结论吗？我们假设存在一个基因特征，有这个特征的人，容易吸烟上瘾，与此同时，也容易得肺癌。虽然表面上看来，正相关性就是吸烟和肺癌，但是根本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基因特征。

我们随便举个例子，穿高跟鞋的人比不穿高跟鞋的人涂口红的概率高10万倍，这能说明什么呢？什么都不能说明。穿高跟鞋跟涂口红，毛关系都没有，真正的原因是：这个人是一个女人。

我当然不是要为“吸烟有害健康”翻案，虽然确实有“吸烟有益健康”这种说法。我想说的是，无论吸烟有益健康还是有害健康，都是根据这种并不牢靠的因果关系得出来的结论，本质上都不可信。

有的人就反对说，那世界上还没有因果了？有因果，但是请注意，我们可以信的因果是什么？是科学家们在实验室，排除了一系列的其他变量，只剩下一个变量的时候，得出来的实验结果。

比如说，我们想知道阿斯巴甜会不会导致脑瘤，怎么实验呢？让一堆人在一模一样的环境下生活，他们有一样的性格，吃一样的东西，想一样的事。把这些分成两组，一组吃阿斯巴甜，一组不吃，看哪群人当中得脑瘤的概率高。这个叫科学研究结果。

可是这怎么可能呢？现实生活中去哪儿找得到一模一样的人？所以说，针对人这么复杂的东西，想在医学和健康方面得出一个因果关系的结论，是何其困难啊。

这些都只是小概率事件

有人可能会说，在复杂现象面前就没有规律可以把握了吗？比如说巴菲特，在投资理财这条道路上过关斩将，成了大富翁，你罗胖得服吧？

我服，但我还是得告诉你，这只是小概率事件。小概率事件中有没有规律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个规律你把握不了。要不信，我告诉你一个骗局。这不算教唆，只是一次普法教育。

有骗子是这么干的：找一万个邮箱号，第一天给其中的5000人群发一封邮件，说明天哪只股票要涨，然后把这只股票要跌的消息发给另外5000人。第二天，如果这只股票跌了，那收到要涨的邮件的5000人就不信你了，可是另外5000人就信了。可以再发一封邮件，换一只股票，告诉其中2500人要涨，告诉另外一半人要跌。第三天，股市一开盘，就又淘汰掉一半人。就这样淘汰来淘汰去，过些天，其中就有一小部分人发现，哇！竟然全预测对了，简直就是股神啊，否则那么多只股票，怎么可能天天都对呢？这时，骗子的邮件又来了：现在往我账户里打钱吧，我来帮你炒股。你把钱一打给他，他就跑了。

这个骗局就是小概率事件，小概率事件在互联网时代，很容易通过这种方式复制出来。所以你看见的那个成功者，他也许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并不意味着他就掌握了规律。

你可能又会反驳：别扯了，我们生活中明明就有一些事情，相互之间就是有因果关系的，而且不是小概率，屡试不爽。我给你讲三个例子：有一个人经常背疼，一旦疼得受不了，就去找一个心理医生，医生不管跟他说点啥，第二天他的背疼就减轻了；有一个人是高尔夫球运动员，一旦某次比赛中他觉得自己打得不好，就回去找他少年时的启蒙教练，那个教练跟他谈谈心，纠正一下他的动作，第二场就会打得好一些；有一个股市的交易员，一旦大市不好，他就会跑到厕所跳一种自创的舞蹈，他管它叫“雨舞”，他发现每次跳完之后，股指就会好起来。这三个可不是小概率事件，那请问，有因果关系吗？

我告诉你，没有因果关系，这叫正常的回归平均值的活动。

第一个人，他背疼得受不了的时候，也就是达到了这个平均值的峰值，他这个时候不管去不去看心理医生，疼痛值都一定会往回弹，就不那么疼了。

高尔夫球运动员也一样，他的表现已经不正常到了一个极点的时候，他才会开那么远的车去找他童年的教练。不管他找没找这个教练，第二场比赛的表现都会回弹。股市交易员那个例子也是同样的道理。

很多道理就这么简单。所以，中医界有这么一句话：“倒霉医生看病头，走运医生看病尾。”此时治不治，你都该好了，未必就是你想的那种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就是说故事

我其实想强调的一点是，我们观察到的因果关系，即使你确信无疑，在进行一些公共政策实施的时候，你也会陷入一个失控的陷阱。

举两个小例子。早年法国殖民政府在统治越南的时候，发现鼠害成灾，怎么办呢？杀老鼠啊，这个因果关系不能再明确了。于是，法国殖民政府发布悬赏令，号召百姓杀鼠，杀一只老鼠给多少钱。

结果呢？越南的老鼠进一步泛滥了，为什么？谁会笨到天天跑去大街上逮老鼠？老鼠繁殖得很快，干脆抓来一公一母在家里养着，然后养大了直接到政府那儿去领钱。

再比如说，1947年，西方有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叫死海古卷。这一年，有一个小孩在死海附近的山洞中发现了一些羊皮卷，这些羊皮卷后来被证实是一些用希伯来文书写的早期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的经文。当地的考古队就想，看来散失在民间的这种古羊皮卷纸应该还有很多，就贴了一个告示悬赏。

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当地的农民果然把大量的死海古卷都给送来了，但是因为你是按张数来付钱的。如果你有一大张，那最理性的方法是什么？没错，把它撕成尽可能多的小张送去。所以，这个保护文物的举措，最后恰恰残害了文物。

换句话说，当我们人类基于自己所理解的因果关系，试图控制外界的时候，即使这个因果关系确定无误，也许你干的也是一件不理智的事情。

今天，罗胖飞起一脚，把因果关系这个摊子给踢飞了。你会问：“这是你独创的歪理邪说吗？”还真不是。话说18世纪的时候，英国有一个哲学家叫休谟，把这事已经干完了。他就说：“哪有什么因果关系？无非是外在世界一堆相关联的事物而已，是在人的脑子里把它拼成了因果关系，就是说故事嘛。”

“说故事”这三个字就道出了因果关系的本质。

国王死了。几年后，王后也死了。

这句话就没意思，仅仅是一个片断的历史记载而已。

国王死了。几年后，王后也伤心地死了。

这就有意思了吧？因为它是故事，它戏剧化了，其中构建了因果关系。于是，我们就能迅速地接受、理解并记忆下去。

读点经济学作品的必要性

因果关系既是人类过去的思维方式，可能再往后很多年，我们还不得不这样思考。那你就会问了：“那我们人类应该怎么办呢？”

要知道，在休谟之后，出现了一门新的学科，叫经济学。你不要以为经济学就是教你怎么挣钱的，它实际上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今天如果我们想摆脱思维误区，想做一个明白人，读一点儿经济学的作品，还是有必要的。

举个例子。现在有一份商学院的招生简章摆在你的桌面上，负责招生的人告诉你，有大量数据证明，读过商学院的人比没读过商学院的人，在退休的时候财产平均要高40万元以上。就是说，你今天交给我10万元，30年后至少能收获40万元。那请问，你是读还是不读呢？

如果按照商学院的这个因果关系来看，似乎是很划算的，应该去读。但是如果用经济学的思维方法再来看，就未必是这么回事了。

经济学当中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成本。我们通常会这么理解这个词，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背后都是有成本的，每一份免费午餐的背后肯定有阴谋。但实际上，“成本”在经济学理论中不是这个意思。

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顿免费的午餐摆在你面前，即使别人什么都不图，甚至说只要你来吃这顿午餐，再倒贴给你1000元钱，你也是有成本的，你一定要放弃一些什么东西，才能获得这个东西。

请注意，在经济学里，不是说你为得到这个东西花了什么，而是说你为得到这个东西放弃了什么，这个东西才叫成本。

我们通常理解的那个成本叫会计成本，经济学上的成本叫机会成本，之间的区别主要是两条。

第一条，经济学从来不承认有固定的、客观的、标准的成本。

比方说，我罗胖今天来到演播室录像，成本是多少？你可能会帮我算，打车去多少，摄像师一天工资多少，演播室的租金是多少，等等，加起来就是成本。错，这都不是成本，真正的成本对于我来说是什么？是我今天放弃了什么来到这儿录像，那个东西才是我的成本。假设今天有人给我50万元钱，让我主持一个活动，那今天对我来说成本就是50万元钱。

所以，没有客观的成本，只有根据具体人、情况来定的成本，这是经济学上成本的概念。

第二条，是经济学中的成本永远是往前看的，不往后看，所有过去的东西都叫沉没成本。

比如今天我罗胖饿了，到一个饭馆，花10元钱点了一碗面条。面条热腾腾端上来，我吃了一口，太难吃了。如果现在我放弃吃这碗面条，我的成本是什么？

你可能会说，不就是10元钱嘛。但是经济学会告诉你，不是那10元钱的事，因为那10元钱跟当下的决策毫无关系。我已经吃了一口，饭馆也不给退了，所以那10元钱已经跟我无关了。

现在咱们讲成本，就是我不吃这碗面条，成本是什么？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我吃了这碗不好吃的面条，生病了；第二种可能，我没吃完这碗面条，我浪费了东西，结果被雷劈死了。

这个时候，我面对的选择有两个：不想生病付出的成本就是要被雷劈，不想被雷劈的成本就是生病。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永远往前看，是未来发生的可能性。

所以很多人在讲成本、收益的时候，往往就是利用老百姓不懂经济学这一点来糊弄大家。

举个例子，某国企的董事长说：“今年我们为国家创造了多少多少利润，证明我是有功劳的。”但是在一个经济学家看来，这叫屁话。你创造了多少利润，那一定是正的收益吗？不见得。未来多少种可能之间的替换，才能衡量出你的价值。

换句话说，你现在掌握着国有资产，你掌握着垄断资源，你挣了这么点钱。那换柳传志来干，看他能挣多少钱，如果他能挣100个亿，而你今年只挣了20个亿，那你就是欠国家80个亿，你的价值是负的。所以不管是成本还是收益，经济学都是另外一套思维。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第一，它是在多种可替代的可能性的对比中来思考事物；第二，它永远不看过去，而是看未来。

放开视野，面向未来

说到这儿，我不知道你明白点儿什么没有。我们所批判的因果关系，其实就是试图把你控制在两个地方。

第一，狭窄地看世界，告诉你因果，因为这样，所以才能那样；不这样，你肯定就得不到那个果。

经济学从来不这么看问题，就像有的政府官员为了要盖一座楼堂馆所，就会跟老百姓说，盖完楼堂馆所就有多少多少好处，试图把你的思维局限在这个小范围内——有这个因就有那个果。

而有经济学思维的人就不会这么想，他们想的不是你盖这座楼堂馆所的好处是什么，他们想的是，如果不盖这座楼堂馆所，盖一个医院、盖一个学校呢？甚至盖一个火葬场，没准儿收益都比你盖这个楼堂馆所大，是比较出来的结果。

那么，经济学怎么解决因果关系？先放开视野，找到多种可能性，再回头来看，你给我的这个狭窄的因果关系是不是还有效。

第二，因果关系总会告诉你过去的经验是有效的，而经济学不认这个账，过去的东西就让它过去吧，关键是面对未来，我们来看看能发生什么。你所有的比较、所有的决策依据，都不是过去的经验，而是面对未来的那些可替换的可能。

我推荐大家看著名的经济学家王福重先生写的《人人都爱经济学》，这本书用最通俗易懂而有趣的语言，讲述了最清晰的，也是人类共同的智慧成果的经济学思维。

我的两个生存信条

我们再回头来看那道商学院留下的算术题：现在花10万元学费，30年之后，你会比没读商学院的人多40万元存款。请问，划算不划算呢？

经济学思维告诉你，根本就不能这么想问题，不是这10万元划算不划算的问题，你要另外想。如果我省下这10万元，又省下了这几年时间，我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其他的尝试？比如说多去旅游，比如说跟一个工艺美术大师学一门手艺，30年后我会不会拥有比这40万元更多的东西呢？我们一定要跳出别人给我们设计好的因果论的框框去想问题。

你可能会说：我又没有经济学思维，我又看不破那些因果关系，应该怎么生存呢？

在这里，我不妨讲讲我的两个生存信条。

第一个，我坚决不相信一切人告诉我的狭窄的因果论。越是在一个由互联网提供丰富可能的现代化社会里，所有这些话越可能是屁话。

我还记得电影《致青春》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朱小北同学因为打架被学校开除了。那天，我是陪爸妈一起去看的，我就听见我爸在那儿嘬牙花子：“哎呀，好可惜。被学校开除，这辈子就完了。”我爸小时候就常拿这种话吓唬我：“你再调皮，让学校记一大过，那档案会跟你一辈子。”

但是后来怎么样呢？电影里，朱小北后来开了个培训公司，成教育家了。这个社会天无绝人之路，每一个狭窄的因果关系的旁边，都有无穷无尽的其他选择。所以，不管你是用权威，拿人类的经验，还是拿什么道德立场作为要挟，跟我讲一个固定的因果关系，我都会用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批判精神告诉你：我好像不太信，或者是你给我更多的理由，我才信。

第二个人生信条，与此正好相反：用自己能够认同的因果关系，来把握自己的决策。

如果我罗胖什么都不信，那我不就是一个杠头吗？无论别人干什么，我都告诉他，这背后的因果关系不可信，那我还怎么生存，还怎么跟别人交往？我会变成一个情商特别低的人，而且人生中每一个决策都不能做了。所以，我也不能这样生活，这样生活的人是追求真理的人，而我是要追求生存而且生存得舒服的人。

在做具体决策的时候，就要把真理忘掉。比方说有一次录像时，我得了咽炎，嗓子疼得说不出话，我就使劲吃药，中药、西药我都吃。我不信中医，是我不信它那套因果方法，并不是说所有的中药一定没用，我没有这个把握，所以我在病急的时候，就乱投医，管它是什么药，只要有可能帮我解决当下的难题，我就照单全收。万一哪种药吃了有用，咽炎立消，我就能录像了，我就有收益啊。

所以说，人在具体做决策的时候，不能死心眼。我们终生的任务，不是说一眼看破因果，从此遁入空门。我们要做的是，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理性程度、分辨能力，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建立以自我为主导的人生决策能力，然后在每一个选择的关头，用自己能够认同的因果关系，来把握自己的决策。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凡人。

既不信因果，每一步决策又依据因果，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如果你还这么问，那我就送你两句话好了。第一句话是亚里士多德说的：一个智者的目标不是追求幸福，而是尽其可能地避免不幸。

无论你信不信因果，有些不幸你都没法避免。那我们能做的就是避免不幸，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力，避免自己变成一个糊涂的人，尽可能清醒地思考和明智地行动，这就是每一个人命中注定能够做到的极限。

第二句话，是美国人爱默生讲的：一个人在集体中，就容易按别人的想法思考；在孤独的时候，就容易按自己的想法思考。而真正的牛人，就是在集体中可以按自己的想法思考的人。

即使身处集体之中，我仍然不会被那些虚妄的、假设的、不靠谱的所谓因果关系绑架，我还能按照自己所认定的那种虽然是虚妄的、不靠谱的因果关系来思考，我也就算赢了。

版权信息

罗辑思维：成大事者不纠结

作　　者：罗振宇

出 品 人：唐学雷

责任编辑：刘　凯　李　征

装帧设计：仙　境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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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未来不迎，过往不恋

01 一个公务员的海市蜃楼：张廷玉

雍正一朝，“配享太庙”的荣誉

圣眷不衰，看真本事

乾隆爷的“移动说明书”

想退休怎么就这么难

一时糊涂，丢了伯爵

难关彻底结束，落寞而死

“卿不死，孤不安”

自由主义的反面

02 成大事者不纠结：曾国藩

太平天国是如何滚雪球的

曾国藩复出后的困境

六字心法打天下：“结硬寨、打呆仗”

处理人际关系：就事论事

总防范别人，自己先犯错

破纠结最好的法门：专注于当下

一个“诚”字走天下

第二章 除了你自己，没人靠得住

01 别被过去绑架：拿破仑三世

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小王子

流离失所的“四有青年”

登上帝位

一时的辉煌

妄念：恢复拿破仑一世时代的荣光

死跟英国，远攻近交

普法战争是怎么打起来的

陷入情势与虚荣的牢笼

02 换个姿势奔跑：卢梭

博士们的生存现状分析

博士毕业以后怎么活

工业社会的分工逻辑

三个当代人的新活法

参考卢梭蹚出来的新活法

两个世界的人：卢梭VS伏尔泰

卢梭的不妥协

卢梭的两条活路

卢梭的干法

实例分析：怎样借鉴卢梭

第三章 怎么做个明白人

01 不敢犯错的loser：嘉庆

乾隆皇帝的三年考察期

兢兢业业的圣贤君主

执政初期，坚决惩贪

财政危机的爆发

走回头路的守成之主

囚徒困局怎么破

学着欣赏左冲右突的人

02 迷茫时代的明白人：李鸿章

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

李鸿章的一生

李鸿章PK左宗棠：不沉浸于过往恩怨

李鸿章PK张之洞：不跟历史叫板，不跟未来较劲

李鸿章PK翁同龢：不被人际关系绑定

看住当下，做现在该做的事情

把心放在现在、今天、此刻

第四章 活得通透的智慧

01 你之砒霜，我之蜜糖：雍正

真实的雍正

雍正VS年羹尧：待人接物的风格

雍正的关系演化“四阶段”

失去边界的人际关系

自由主义的人生观：保持独立，释放善意

02 先做好自己再说：甘地

道德的高峰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拼命向全世界推广“非暴力不合作”

圣徒甘地的道德观：现代化很糟糕

道德是个人的选择，不能绑架别人

第五章 好牌和烂牌，看你怎么打

01 卿本好局，奈何崩盘：隋炀帝

“恶棍专业户”隋炀帝？

用常识还杨广一个清白

隋炀帝的帝国蓝图

为什么迁都洛阳、修大运河

三征辽东，从千古一帝到遍地盗贼

自尊心受挫如婴儿

寻找与力量相匹配的目标

02 一盘烂局，步步成活：奥古斯都屋大维

古罗马——今天的中国最需要懂的国家

古罗马的制度性困境

凯撒被刺：贫富分化的博弈

凯撒一死，局面彻底崩溃

凯撒指定的继承人屋大维，后来的奥古斯都大帝

一次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

第六章 孤独地面对全世界

01 别让人际关系毁了你：曾国藩

“笨蛋”曾国藩

青年时代，用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别人

失落回乡，心性大变

第二次复出：放下身段，长袖善舞

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

“不给他人难堪”背后的逻辑

内圣外王的人生境界

02 做一头独来独往的狮子：胡适

不清不楚的政治立场

胡适方法论：少谈些主义

胡适方法论：多研究些问题

胡适的情怀：“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第一章　未来不迎，过往不恋

扎马步只有两个动作要领，第一，扎稳底盘。你得有自己的生活和价值源头，自己要有和他人协作产生财富的方式。第二，意守丹田。所有的东西都不在身外，身外之物没什么可追求的，我一切的行为、一切奋勇的追求都是为了我自己的成长，为了自己的人格健全。

01　一个公务员的海市蜃楼：张廷玉

有时候，我们读一本架构非常恢宏的书，读完之后对整体架构没什么印象，反而是其中某一个章节的某一个故事或者情境，会带给我们特别多的启发。比如说《饥饿的盛世》，它的作者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民间历史学家张宏杰先生。这本书写的是有清一代乾隆朝的整个政局，但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却是其中一个小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张廷玉，安徽桐城人，字衡臣，号澄怀居士，29岁就中了进士，他老爹是康熙朝的大学士张英。

在他小时候，有家学渊源；当了官之后，还有老爹天天指点朝堂政治怎么玩；他自己禀赋又很好，气度沉稳，一看就有人臣之相，几乎就是给大清王朝量身定制的一个宰相种子，好机会就是给这种人留着的。

张廷玉33岁时，被康熙皇帝赏识，“奉旨侍直南书房”。

其实张廷玉在康熙这一朝当的官并不大，最高只到侍郎一职，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官员，他真正飞黄腾达是在雍正爷当政的时候。

雍正一朝，“配享太庙”的荣誉

雍正即位元年，发现张廷玉这个人很能干，就提拔他当了正部级的礼部尚书，但是又不让他去礼部上班，而是留在自己身边“暂襄政务”。所以，张廷玉在雍正朝的13年，一直是雍正的大秘书。

后来张廷玉的官就当得很大了，比如说首席军机大臣、保和殿大学士，官前又挂了太子太保，还分管吏部和户部。吏部和户部在六部当中地位最高——吏部管官，掌人事权；户部管财，掌财权。也就是说，人和钱这两个最核心的权力都掌握在张廷玉的手里。

张廷玉和雍正的私交也非常好。当然，清代皇帝有喜欢作秀的传统，雍正就经常制造出一些非常戏剧化的情景，让史官、近臣们传扬出去，造就一段又一段的“佳话”。

雍正五年（1727年），有一次张廷玉生病请了几天假。雍正皇帝就对身边的侍从说：“我这两天胳膊疼。”侍从惊问其故，雍正皇帝说：“我为什么胳膊疼呢？因为张廷玉就是我的左膀右臂，他现在生病了，所以我才会觉得胳膊疼。”这件事就诞生了一个剧本，被四处传扬，意思是君臣相得。

雍正十一年（1733年），张廷玉请假回老家省亲，从北京到安徽桐城路上一来一去得走几个月。雍正皇帝想他想得不得了，就用写情书的笔法给他下了道圣旨：

朕即位十一年来，在廷近内大臣一日不曾相离者，惟卿一人，义固君臣，情同契友。今相隔月馀，未免每每思念，然于本分说话又何尝暂离寸步也。

大概意思是，我们君臣相守这11年，不曾有一日分离，现在卿家走得远了，朕心里思念得紧啊！

这也是皇帝制造给外廷看的一段君臣佳话。

雍正这个人虽然在历史上是有名的残忍、不好伺候，但是他确实还有一点性情，喜欢把事做尽做绝，好要好尽好绝，坏就恨不得一刀一刀把你剐掉。终雍正一朝，硕果仅存的大臣只有两位，一位是鄂尔泰，一位就是张廷玉。

雍正皇帝跟鄂尔泰之间也是如此。有一次他跟别人说：“朕有时自信不如信鄂尔泰之专。”意思是说，我相信他，比相信我自己还厉害。雍正皇帝就是这样的性格。他临死的时候，扶着床边看着这俩宝贝，怎么看怎么爱，都说好基友一辈子，可这一辈子也到头儿了，怎么能永生永世呢？他就想了一招，临死前下了一道遗旨，说鄂尔泰、张廷玉这两个人死后“配享太庙”。

“配享太庙”可是当时为人臣者的最高荣誉，就是死了以后也可以做一个牌位，放在太庙里皇帝列祖列宗的神主牌的旁边。这意味着，后世皇帝到太庙给自己的列祖列宗磕头的时候，顺便给他俩也跪了。一个人臣能够享受到这样的荣誉，那还了得？

圣眷不衰，看真本事

张廷玉能够得到十几年不衰的圣眷，还是有点儿真本事的。他为人比较清廉，不乱收钱财，不养小三。更重要的一点是，张廷玉这个人非常勤奋而且能干。给皇帝当秘书很不容易，皇上滔滔不绝说一层意思，你就得马上趴在地上把它写成文字呈给皇帝。皇帝一看，这正是我的意思，然后下发给群臣。

普通人别说理解别人的话了，就是自己想好的话，把它写成文字，可能也得斟酌再三。而张廷玉就有这个本事，只要皇帝说完一段话，他就立即能把它落在纸上，并得到皇帝的认可。皇帝每天往往有十几道诏旨要下发，所以他的文笔和才思，可以说相当不简单。

张廷玉也很勤奋，他当了50年官，执掌军机处24年，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要去上朝，“朝臣待漏五更寒”；他的记忆力也特别好，不管是封疆大吏还是底下的小官僚，每一个人的籍贯、出身、履历、政绩他都了如指掌，俨然一部活字典。可以说，他就是雍正皇帝的“度娘”（对百度的戏称），皇帝想知道什么找他一问，马上就能知道，所以皇帝怎么离得开他呢？怎么能不视他为左膀右臂呢？

在封建王朝你要当一个名臣，光有这些本事还不够，最关键的还有一条，就是不能跟皇帝争他最重视的一样东西——后世之名。这一条太难了，但张廷玉也做到了。

众所周知，很多名臣都没有好下场，比如说魏徵。唐太宗和魏徵这两个人看起来君臣相得，魏徵死的时候，唐太宗还跑到宫廷最高的楼上望着远处为他送葬。

但是后来唐太宗听说，魏徵经常把写给自己的那些谏诤奏疏拿给史官看，当时的史官是著名的大书法家褚遂良。皇帝心说，你来谏诤我，这是让我留下千古佳话，可你拿去给史官看是什么意思？你自己想留下千古佳话吗？你的所有后世之名还不都是老子我赏给你的？

这件事情触怒了唐太宗，再加上一些关于魏徵结党营私的传言，使得唐太宗原来说好要把自己的闺女嫁给魏徵的儿子，现在不嫁了；有一次甚至怒发冲冠，还跑去把魏徵的墓碑给推翻了，就是所谓的“亲扑其碑”。

雍正爷也是如此。雍正朝有一个人叫杨名时，也是著名的政治家，他是一个好大臣，但就是太爱名。雍正皇帝最烦臣下这个毛病。你正直，你不贪，不还是为了你自己？这名儿凭什么归你呢？应该归我才对。

而张廷玉这一点就做得特别好，正史里提及他的功绩只有三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其中一件是张廷玉给皇上上表，说咱们是不是要给守节15年的妇女立个牌坊？史官居然把这件小事写到了一个在朝几十年的大臣的传记当中，说明他真的很少与人提起自己的功劳。

其实在雍正朝和乾隆朝的前半截，几乎所有的重大决策里都有张廷玉的影子，但是没人知道他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说得不好听一点，张廷玉真的是一只“老狐狸”，让皇帝一点儿把柄都抓不到，什么都不争，就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给皇帝家干活，看皇帝还有什么说的。

乾隆爷的“移动说明书”

雍正爷死后，乾隆爷登台。一朝天子一朝臣，张廷玉该倒霉了吧？没有。因为乾隆爷登基的时候还很年轻，面对大清王朝这么一架大机器，什么零件使用说明都没有，只能倚重鄂尔泰和张廷玉。

尤其是张廷玉。他岁数大了，乾隆爷一看他走到大殿门口，就赶紧吩咐人去把老先生搀进来。乾隆皇帝甚至在“出差”的时候都会把朝廷的事丢给他们俩，这就是乾隆皇帝前期对他们的态度。

可是有一件事情是迟早要发生的，就是张廷玉已老，总有一天要退出历史舞台；而乾隆皇帝还年轻，总要扶持自己的班底。所以在乾隆朝的前十年，张廷玉心中一直记挂着这件事。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呢？他不知道。但是该来的总会来，这一天终于在乾隆十年（1745年）一步一步地逼近了。

乾隆十年，鄂尔泰病死了。鄂尔泰性格比较张扬，乾隆皇帝早期的主要打击对象就是他；张廷玉性格比较随和，所以还没轮到他。鄂尔泰死后，乾隆就要起用自己的人，他起用了一个三十多岁的讷亲当首席军机大臣。

张廷玉虽然当了这么多年首席军机大臣，但如今也只能退后。乾隆十一年（1746年）的时候，给张廷玉下了一道诏旨，说老先生你身体不好，我很心疼你，你就不必这么早来上早朝了，可以在家多睡一会儿。这道诏旨一下，张廷玉心里就明白七八分了，这是多么清晰的政治信号。再加上张廷玉的大儿子也在这一年离世，老爷子经此巨大打击也倦勤了，想退休了。像一架理性的政治机器一样运作了近50年的张廷玉，现在心头只有一个任务：怎么才能平安降落呢？

想退休怎么就这么难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态当中，人臣一旦到了权臣的位置，后半段的政治生活就很麻烦，要想安全降落，难度系数实在太高。现在张廷玉面对的就是这种困境。遍翻史册，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只有唐代的郭子仪一人。曾国藩对他评价说：“立不世之勋而终保令名者，千古唯郭汾阳一人而已。”郭汾阳就是郭子仪。

但是郭子仪到晚年位极人臣的时候，也是机关算尽。举一个例子，唐代宗李豫当朝时，有一个叫卢杞的官员到郭子仪家拜见他。卢杞时任御史大夫，一看就是将来的政治明星。郭子仪赶紧吩咐家里的女眷，让她们躲起来。他的夫人、小姐就问：“我们为什么要躲他呢？”郭子仪说：“你们有所不知，卢杞此人长得丑，心眼又小，他来的时候万一哪个丫鬟婢女没忍住一笑，他就会记恨在心。等他以后掌了权，我们郭家子孙一个都活不下来。”郭子仪为了能够“软着陆”，真是用尽心思。

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皇帝大摆筵席，请朝臣来吃饭。吃完饭之后，张廷玉看皇帝心情不错，就借着跟皇帝私下交谈的机会，说自己岁数大了，腿脚不灵便了，记忆力也不行了，儿子也死了，现在能不能告老还乡。

乾隆一听，心说：“你是在埋怨我吗？虽然我把你这本‘说明书’收起来了，可万一有什么不懂我还得问呢。再说你是先帝下旨‘配享太庙’的人，是死后有无上荣光的人，生前能偷懒吗？”因此就没同意。

但张廷玉不知趣，还跟皇帝辩论，说死后“配享太庙”、生前告老还乡的，也不是没有先例，明代的刘伯温不就告老还乡了吗？

皇帝说：“你跟我辩论，那我就跟你辩辩。刘伯温哪里是告老还乡的？他是被皇帝罢黜的，你要学他吗？你怎么就不学学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

张廷玉说：“诸葛亮那时候天天打仗；我命多好，遇到太平盛世，又遇到您这样贤明的君主，所以我可以歇着了。”

两人越辩，乾隆皇帝就越来劲，最后说：“看来你是对我没感情了，古时候的忠臣是不会这么干的，你看哪个忠臣不是至死方休？所以你这个要求我不能答应。”

张廷玉没办法了，因为话讲到这个份儿上，已经上升到对皇家、对皇帝本人是否忠诚的高度了，所以他只好叩头免冠，呜咽不能自制。乾隆皇帝说别哭了，让人送你回家吧。

乾隆皇帝第二天就在朝堂上跟百官说了这件事，说的时候很留余地，不明说张先生这个事，只是说这个理。他说一个朝臣是不是要像张先生这样，到老了就觉得我们皇家对他没什么用了，就把我们一脚踢开？不该吧？

这件事发生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张廷玉从此就吓坏了，哪里还敢再提。乾隆十三年的政局，不能说血雨腥风，变局的确是非常大的。

首先，乾隆皇帝的原配皇后孝贤皇后死了，他心情不太好；其次，他掌握这个国家已有些时日，也有了基本的自信，所以他从前期比较宽仁的统治政策，变成了中后期比较严厉的统治政策。

这一年张廷玉的政治待遇也发生了两次改变。第一次是出版《御制诗集》。乾隆皇帝虽然诗写得臭，但是爱写，一天能写好多首，于是就要出版《御制诗集》，让张廷玉来监制。后来，乾隆皇帝拿到印出来的书一看，竟然有错别字！当然就要给他处分，“交部议处”。后来一次是因为张廷玉在给乾隆最珍爱的原配皇后写的祭文里用到了一个词，让皇帝很不满意，所以将他罚俸一年。

这两件事对张廷玉来说，都是非常明显的政治信号，就是说你失宠了，皇帝现在要给你点颜色看看。张廷玉当官四十多年，从来没有受过处分，突然在一年里连续被处分两次，心理上真的是受不了。可是他又不敢提，怎么办呢？只能忍着。这一忍，张廷玉的身体就更加不好了，牙也掉完了，腿也不行了，没人搀扶已经走不动路了，说话也开始颠三倒四。

乾隆十四年（1749年）腊月，皇帝有一次温语问询：“老先生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张廷玉一听机会来了，赶紧说还是想退休。乾隆沉吟了一下，说：“这么着吧，别着急，你先回家，容我想想。”

第二天，乾隆皇帝就给张廷玉下了一道谕旨，说张老爱卿服侍我们祖孙三代，功劳是有的，虽说岁数大了，但是我真舍不得你，怎么办呢？这么着，你自己决定，你要是下定决心了就走，你要是改主意了就别走。

其实从乾隆皇帝的性格当中，可以分析得出，他是想演一出戏——我告诉你，你功劳很大，我舍不得你，但是你老了，我又想照顾你，怎么办呢？你自己做决定。最好你明天就上表说自己虽然岁数大了，走不动道了，但想了想还是舍不得皇帝，留下算了。那皇帝就可以再下道谕旨说，算了，你还是回老家吧。

但万万没想到，张廷玉真是老了，他的政治智慧已经不够用了，他觉得这是皇上默许他走了，然后就上表谢恩。乾隆拿到这份奏折一看，说算了，我好人做到底，也不跟你为难了，走了就走了吧，就批准了。最后还加了几句话，这几句话意味深长，他说今年我四十多岁，等我五十大寿那一年，你就九十岁了，你要扶鸠进京，就是拄着你的拐杖再进京，我们君臣再聚。那意思就是，我们还要留一段佳话。你要离婚，要分床睡，那咱们就好合好散，你走吧。

一时糊涂，丢了伯爵

张廷玉回到家之后，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念头——人走茶凉，破鼓万人捶，墙倒众人推，朝廷中我也不是没对头，我走了之后，他们要是天天在皇帝面前说我坏话，万一“配享太庙”的荣誉不给我了怎么办？那我损失可就大了。这是我最后的哀荣，我能不能跟皇帝要一份保证书呢？

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了好几天，终于鼓起勇气跑到宫里去见乾隆皇帝，说了一大堆，最后有一句话是“请一辞以为券”，就是请您说句话给我当个凭证，口头的也行。

乾隆皇帝看着他，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心想：“你的意思是，你对我爹放心，对我就不放心了？”乾隆皇帝压了压火，说：“我答应你了，就给你这券，给你这辞。”张廷玉前脚回了家，乾隆皇帝后脚就给他写了一首诗送家去了。乾隆皇帝的诗实在太臭，就不引了，意思就是，我也不是什么尧舜之君，不知道能不能配得上你这么好的臣子；但你是不是好臣子，将来我们俩这关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也不知道，让后世去评价吧。这首诗里面虽未暗含杀机，但至少皇帝是不高兴了。

张廷玉做完这件事情，紧接着又出了一个昏招。按照当时的君臣礼节，皇帝赏赐臣子一件东西或者应允你一件事情后，臣子第二天要到宫门前叩头谢恩。可张廷玉觉得，好不容易提着一口气把话说出来了，也得到想要的结果了，天气这么冷，我还是继续睡，让儿子进宫代为谢恩吧。

乾隆皇帝这下就暴怒了，你张廷玉果然对我没有感情，你得到了想要的结果，居然都不来谢恩！乾隆皇帝就让军机大臣给他下旨，让他“明白回奏”，到底是怎么想的，是什么心理动机。

当时的军机大臣里有一个人叫汪由敦，后来也是清代的名臣。此人是张廷玉的弟子，他一看皇帝脸色不对，就赶紧写了张小纸条让小厮送到张廷玉家，提醒老师小心点儿。

可张廷玉真的是老了，他做了一件糊涂得不能再糊涂的事——第二天天不亮就跑到宫门前去请罪。要知道，这时候皇帝的谕旨还没到张家呢，这不是明摆着告诉皇帝有人给他通风报信吗？张廷玉年轻时绝对不会犯这种错误，但他这时真的是方寸大乱，神智已昏。

这让乾隆皇帝怎么想？谢恩的时候你说有病来不了，一听说我发火了，就立即跑来请罪，还有人给你通风报信，在我这儿搞“潜伏”？乾隆皇帝就下了道谕旨把他一通大骂，意思是，鄂尔泰好歹还平定了苗疆有点军功，你一个秘书有什么功劳？最后的处理意见是，我老爹说要让你“配享太庙”，这我不管，就给你了；但是你的伯爵是我封的，这东西你得给我留下。反正咱俩没感情了，你就走吧。

这下张廷玉可就没招了，把伯爵这份不世出的恩宠生生地丢掉了。但是他也认了，准备来年三月卖卖东西，卖卖房产，然后就回老家。

难关彻底结束，落寞而死

乾隆十五年（1750年）三月春风一起，正当张廷玉要南下的时候，又出事了。乾隆皇帝的长子永璜死了，这是乾隆皇帝最钟爱的一个儿子，而张廷玉是他的老师。按照情分，葬礼是不能不参加的，所以张廷玉又以老迈的身躯参加了永璜的葬礼。初祭刚完，张廷玉又上表说要走。你想想看，还沉浸于丧子之痛中的乾隆皇帝，面对这么一个没心没肺的老东西，还能饶得了他？

不过乾隆皇帝的手段还是比较高明的，他下了一道谕旨，问张廷玉：“你自己说，你还配不配‘配享太庙’的荣誉？”这让张廷玉怎么说？张廷玉只好叩头免冠，说自己死罪，说自己不配。乾隆皇帝就顺水推舟，说既然你说不配，那就不给你了，你可以走了。

所以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春天，张廷玉回到安徽桐城老家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伯爵的名分没了，“配享太庙”的荣誉也没了。当地的地方官谁还敢接待他？大家都得避嫌，只有他的几个侄子把他接回了老宅。他“吱呀呀”推开大门，然后默坐半晌，从此就病了。

按说张廷玉被追夺了爵位，又被追夺了“配享太庙”的荣誉，落寞地回到了安徽老家，故事就应该结束了吧？没完。因为乾隆皇帝心里的恶气压根儿就没出来。

终于，机会来了。有一个叫朱荃的人，是张廷玉的儿女亲家，翰林学士出身，当时放了一任四川学政。放一任学政就是到一个省主持当地乡试之前的科考，很多想参加乡试的学生就会给他送拜师礼，这样就能揽一大笔银子回到京城。

清朝时，在京城当翰林是非常穷的，那几两银子的俸禄根本养不活家里，只能借债度日；怎么还债呢？就得跟债主、当铺说，将来我放一任学政就还你钱。

朱荃刚放了四川学政，就接到家报说老娘死了，于是他心里就纠结起来，到底是要银子还是回家奔丧呢？最后他做了一个决定：匿丧不报，直奔四川挣钱去。此事后来被人告发了，在当时的伦理环境中，做出这种事情的人就是禽兽不如，是典型的小人。

于是乾隆皇帝又来劲了，下了一道谕旨：张廷玉你和这样的小人结为姻亲，是什么意思？你“明白回奏”。

说实话，乾隆皇帝这道谕旨有点儿不讲理。张廷玉怎么知道他的亲家会做这种事呢？所以张廷玉写的回奏也特别有意思，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跟他结姻亲的时候，也是稀里糊涂的，要不是皇帝您点醒，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才如梦方醒。就是说，我实在没招了，我就承认我老糊涂了，您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乾隆皇帝一想，张廷玉伯爵的身份没了，“配享太庙”的荣誉也没了，还要怎么惩罚他呢？这样吧，让他把我们家三代皇帝赏赐的所有东西，什么字画、小扇子等，都给我还回来。

皇帝派了内务府大臣德保去追夺这些东西。德保在临行的时候，乾隆皇帝密授了他一段话。德保到桐城找当地官府要了两百兵丁，直接就把张廷玉的家给抄了。

乾隆皇帝嘱咐了他什么？说你一定要看清楚，第一，他有没有贪财，几十年的宦海生涯，我就不相信他没有积攒大财，你挖地三尺，只要挖出银子我就办他。第二，看看他回家之后干了什么，他参与了朝廷这么多年的机密，有没有片纸只字诽谤朝廷。在乾隆朝，诽谤朝廷那就是杀头的大祸。说白了，这次乾隆皇帝已经动了杀机，只要德保找到任何东西，甭管是张廷玉贪财的证据，还是稍微透露一点儿不该被外界知道的信息，张廷玉就活不成了。

我们不得不佩服张廷玉老人家的功夫，居然什么把柄都没被皇帝拿到，家里不算穷，但肯定也不是贪官式的生活。所以后来德保回京复命的时候，讲了张廷玉的很多好话。

但是后来皇帝不承认这件事，还解释说我没让德保抄家，是他理解我的意思有点儿偏差。但是皇帝心里清楚，这事他还得收口子。怎么收口子？他又下了一道谕旨，把张廷玉痛骂一通，然后说念在三朝老臣的分儿上，朕不跟你一般见识，让你这老东西自生自灭，然后免予处分。

这道诏旨下了之后，张廷玉的难关才算是彻底结束。但是他此时已经一无所有了，生前的所有荣誉、身后的所有念想都已经被追夺得干干净净了。就这样，他又活了五年，终日默坐，不发一语，最终带着完全落寞的心态死掉了。就像《红楼梦》里那句话，“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张廷玉为皇家死活打拼了50年，就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卿不死，孤不安”

张廷玉死了之后，乾隆皇帝来劲了，说你还是不错的，我还是很想念你的，我这人特别宅心仁厚，赐你个谥号吧：“文和”，“配享太庙”那是我老爹允下的，我哪能不给你？以前都是逗你玩呢。

乾隆皇帝这一套八卦拳打完了，他觉得自己仁至义尽，最后什么都给张廷玉了，自己绝对是一个仁君。

这就是张廷玉的故事。这里面谁是悲剧角色？乾隆皇帝坏吗？乾隆皇帝才不坏，他一生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巩固、加强属于爱新觉罗家族的皇权。你以为他跟张廷玉玩心眼，就是猫逗老鼠逗着玩？不。他作为一个皇帝，他要当家做主。

我们要知道，一个皇帝最大的敌人不是什么农民起义军，那要好几百年才出一回，他最大的敌人是官僚集团。他是孤家寡人，臣子都是职业经理人，天天想着占他们家便宜，所以他最怕的就是大臣结党。可是雍正留给他的班底，一个是鄂尔泰，一个是张廷玉，所有的满人都阿附鄂尔泰，所有的汉人都攀缘张廷玉。即使他们俩没有结党的心思，也不能排除其他人要借他们的意思跟他玩博弈。怎么办？得把他们俩一手一个敲掉。

所以乾隆皇帝前十年敲掉了鄂尔泰，后十年又有意无意地挖一条沟，让张廷玉这股水顺着他挖的那条沟淌，一定要淌到他满意的地方。什么地方？就是你名誉扫地的境地，让一切想阿附、攀缘你的人发现，你这棵树已经倒了。还是那句话，既生瑜何生亮，卿不死孤不安。你不倒台，乾隆皇帝的位子怎么能坐得安稳呢？所以这件事看似有很多偶然，包括张廷玉使的昏招，最后自己作的这个下场。但是实际上从乾隆上台那一天起，张廷玉的命运基本上已经定下来了。

自由主义的反面

当然，我们不是要批判皇权社会的黑暗，这个故事给了我两个启发。很多朋友都问我，说《罗辑思维》一直在提倡自由主义，那什么是自由主义？

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我可以写好多条标准。因为按照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活着的人，千姿百态，每个人的活法都不一样。能总结出一个共同的标准吗？太难了。但是在张廷玉身上，我找到了自由主义的反面。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如果没法说清楚一件事物的定义，你就找到它的反面，说清楚它不是什么。

在张廷玉晚年的官场经历当中，我们能够得到两点启发。第一点，张廷玉身处一桩完全没法离婚的婚姻之中。张廷玉最后跟乾隆皇帝分手，说白了也不是离婚，只是分床睡。“我老了，陪不动你了，我能不能到那屋待着去？”但是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臣子所有的东西都是皇帝的，乾隆皇帝跟张廷玉博弈的内容是什么？不是你能不能干，不是你是不是清廉，而是你爱不爱我。当君权和臣子之间的博弈到了这一层的时候，皇权的巩固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清朝以前，大臣和皇帝多少还有一层师友的关系，可是到了清朝，臣子就是奴才。什么叫奴才？臣子的一切都是皇帝的，身体是皇帝的，体力是皇帝的，时间是皇帝的，包括情感都是皇帝的。所以乾隆皇帝非常在意的就是一点，张廷玉好像不太爱我，这也是他要搞张廷玉的一个原因。这是一桩没法分解的婚姻，张廷玉和乾隆皇帝有点儿像两个因为各种原因不能离婚的怨偶。我们都知道，无论是爱还是被爱都无度的时候，都是对爱最大的毁伤，这是最败坏爱情的一种方式。

但是没办法，传统社会就是这样，你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你所有的东西都是皇家给的，你们是完全在一起的，他就是正面，你就是反面，掰不开。当两个人的生命掰不开的时候，这段婚姻就了结不了，想拥有幸福生活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很多女人在丈夫出轨之后，心里不舒服，就跟丈夫闹。她们为什么要闹？因为她们没有独立的生活，觉得男人负了自己。很多女孩子在论坛里都问，什么时候跟男朋友上床合适？因为她觉得，我跟你做了这一步，这辈子都是你的了，而你就是欠我的，我就不是我了，我们俩就是一体了。

用这种方式去看待爱情、婚姻和生活，是最为糟糕的一种方式。在你放弃自己立身的根基，将自己的生存依附于他人赏赐的时候，就没有自由主义了，有没有皇帝都一样。

第二点，就是人不能有妄念。专栏作家冯唐曾经给妄念下过一个定义：妄念就是一个自己挥之不去，但又必须靠他人才能够实现的愿望。我在微博上转发过这个定义，《21世纪商业评论》执行主编吴伯凡老师回复说：“这是我见过对‘妄念’最好的定义。”

张廷玉一辈子不求身外之物，不要名，不要利，最后毁在哪儿？毁在“配享太庙”。他还是没想到，千秋万代之后，溥仪都不能住在紫禁城里了，自己凭什么“配享太庙”？他一生都在追求一个身外的目标，并且用这个目标来残害着自己的生命，像个杂技演员战战兢兢走钢丝一样平稳度过了一生，最后却被这个妄念给害死了。

这让我想起了中国武术当中的一个基本动作，就是扎马步。扎马步只有两个动作要领，第一，扎稳底盘。你得有自己的生活和价值源头，自己要有和他人协作产生财富的方式。第二，意守丹田。所有的东西都不在身外，身外之物没什么可追求的，我一切的行为、一切奋勇的追求都是为了我自己的成长，为了自己的人格健全。

所以，什么是自由主义？从张廷玉这个反面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根底扎实，有自己的立命之处；第二，意守丹田，永远不向外追逐妄念。

02　成大事者不纠结：曾国藩

十年前我读过一本书，叫《战天京》。天京是太平天国的首都，也就是如今的南京。是谁在战天京呢？是以曾国藩为首的一帮晚清中兴名臣。

这本书替我打通了对那个时代的感觉。我个人对太平天国史包括晚清史感兴趣，是大学时候的事情。但是，自从十年前读完了这本书之后，我突然对那个时代以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有了一种亲近感。

这本书将正史和野史杂糅在一起，引用了大量的奏章、书信，用一种非常轻松的笔调，来描写当时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非常好看。

而这本书里的灵魂人物就是曾国藩。曾国藩作为一个中兴名臣，就是把大清王朝从生死线上拉回来的那个人。

中兴这件事，是历朝历代都曾梦想过的，因为王二小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谁不想有个人给自己打一针鸡血，让这个王朝又兴奋起来呢？

但是中国古代每一次王朝中兴，都不是特别理想。比如说著名的光武中兴，光武帝就是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但是这算中兴吗？刘秀基本上就是重新建立了一个王朝。南宋也号称中兴，但事实上只是在南方站稳了脚跟而已。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真正的中兴，其实就是晚清这一次。当时清朝就快要灭亡了，内忧外患，两次鸦片战争加上太平天国、捻军以及西北的大规模叛乱，都让帝国元气大伤。

可是，以曾国藩为首的一帮人突然天神般出现，不仅拯救朝廷于水火，后来又让这个国家硬硬朗朗地活了好几十年。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太平天国是如何滚雪球的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古代最重要也最典型的一次农民战争。我们通常看农民战争，都觉得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农民阶级实在吃不饱饭了，有人振臂一呼，于是大家揭竿而起，然后蔓延至全国。

但是，如果仅仅是因为饥饿而引发的民变，就很容易被镇压下去。因为老百姓毕竟不是职业军人，怎么能对抗得了朝廷的军队呢？所以，要想达到太平天国那样的水准，至少需要两个要件。

第一个要件，就是组织化资源。因为中国是农耕社会，大家住得很分散。如果有人想要登高一呼聚集一支队伍，会选择站在哪儿呢？总不能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招呼吧？那又能呼出几个人呢？

组织化资源中最厉害的一种就是宗教。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大起义，就是借助了太平道这种宗教的力量，所以才能聚集那么多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然后在甲子年（184年）爆发了起义。太平天国也是一样，洪秀全就是掌握了拜上帝会这个组织化工具。

当然，仅有这个要件是不够的，因为如果仅仅是把县城打下来，把府库里的粮食分掉，那吃饱了以后，谁还有动力继续造反呢？

所以，第二个要件就是流动化的作战。曾国藩讲过一句话：“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天下无了日矣。”

意思就是，一支军队没有粮食供给，就会向百姓征粮，把当地的粮征完以后，老百姓吃什么？没办法，只好跟着义军走，去抢下一个地方的粮。下一个地方的粮食也被抢光了，怎么办？只好去抢下下个地方。所以这就演变成了流动作战，从而导致天下糜烂。

无论是黄巾军大起义、黄巢起义、明末农民战争，还是太平天国运动，都有这个特征。

1851年1月11日，这一天是洪秀全的生日，当时他38岁，借着自己做寿聚起了拜上帝会会众两万人，然后揭竿而起，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金田起义”。

起义军虽然只有两万人，而广西当时大概有三万绿营兵，从邻省又借来几万人，但还是迅速就被打败了。起义军一路北上，等把武昌拿下来的时候，已经有50万人了。洪秀全从武昌打到南京用了多长时间呢？一个多月。这就是连续的滚雪球效应，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机理带来的效果。这种势如破竹的势头实在是太可怕了。

曾国藩复出后的困境

1853年3月，洪秀全打下南京之后，已经有实力北伐，往北一直打到了直隶，距离北京城其实已经不远了。太平军不仅北伐，还要西征，洪秀全派兵往长江上游打，先后攻下安庆、九江、武昌等地。清王朝此时实在是应对乏术。

但是后来太平天国自乱阵脚，给了清王朝喘息的机会。这就是“天京事变”，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人发生内讧，打成了一团。清政府趁着这个机会，立即重建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

但让清政府万万没想到的是，太平天国后期涌现出来的将领，如李秀成、陈玉成、杨辅清、李世贤这些人更厉害，打运动战的时候，经常取得大捷，太平天国一点衰败的趋势都看不出来。当然，太平天国在战略上是有问题的，其中死守天京就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但是从战场上的趋势来看，太平天国一点都没怂。

当时的两江总督何桂清缩在常州一地，江南大营被击破后，马上一溜烟奔到上海，躲进租界。当时有些常州士绅抱着他的大腿不让他走，他还派卫队开枪打死了19个人。

清朝从建立起就有一个规矩，地方官守土有责，如果地方丢了，你还活着，那就是抄家灭门的罪。所以何桂清明知道自己走也是死，留也是死，他依然选择了走，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时清廷的主流官员已经没有斗志了。

这大概是1860年前后的事情，曾国藩在这时第二次出山。此次出山，他重新调整了心态，心量变大了许多，待人接物也和善了很多。但问题是，光心量大有什么用？战场上都是一刀一枪的事情。

曾国藩复出之后，面临的处境十分艰难。一般来说，打仗至少需要三样东西，第一得有权，第二得有钱，第三得有人。这都是资源，是在战场上必须要用到的东西。

在权力这方面，曾国藩要来要去，终于要到了一个两江总督，就是去接替何桂清，但是他这个两江总督比较可怜。

历朝历代的中兴名臣往往都是被国家赋予了大权的，比如说郭子仪，他是唐代的中兴名臣，安史之乱就是他平定的。他的官当得有多大呢？司徒、尚书右仆射、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既是军队的最高总司令，又是宰相。

可是曾国藩呢？他表面上是一个两江总督，可以节制四个省的军事，实际上谁听他的呢？连他自己培养出来的人都不怎么听他的。比如说，他举荐左宗棠到浙江当巡抚，可是左宗棠去了浙江之后，立即翻脸不认人，要钱要饷，门儿都没有，我要一心搞我自己的那一套。

曾国藩还大力提携了一个叫沈葆桢的人，把他安排到江西巡抚的位置。在当时两江的辖区内，江苏和安徽基本上都是战区，所以这两地的税收是指望不上的。唯一能征税的就是江西。但沈葆桢到了江西之后，就翻脸不认曾国藩了，他不仅截留湘军的饷银，还总是跟皇上讲：“能不能不支持曾国藩？”

所以，当时曾国藩没有太大的权力。

曾国藩在钱的方面也是非常局促。通常的中兴名臣在钱上是不用太操心的，比如说南宋的岳飞，宋高宗当时就对其许下一条：甭管多难，就算皇帝勒紧裤腰带，也一定要保证岳飞的军饷。

但是，清朝的财富体制决定了曾国藩得不到这样的支持。清朝有一项规矩，叫“永不加赋”，所以国家的财政收入相对比较固定，每年就那么多。道光末年的时候，国库里面还有800万两，到了咸丰年间，只剩20万两。用20万两纹银维持这么大一个国家，已是不易，再给前线拨军饷几乎毫无可能。

那怎么办呢？只能允许捐官，也就是卖官鬻爵。可是天下的红顶子总是有限的，实在没办法，清朝就让各地开放厘金。厘金简单地说就是收商业税。商人送一担货要过某个关卡，对不起，抽1%的税。曾国藩后来就是靠收一点厘金来过日子，经常捉襟见肘。

最后一个因素，就是人。曾国藩作为中兴名臣，总得有自己的一套班底吧？可是曾国藩在这方面也遇到了困境。他原来的老班底已经凋零殆尽，塔齐布、罗泽南，包括他的亲弟弟曾国华，这时候都已经战死了。原来对他支持力度最大的胡林翼这个时候也死了，所以他几乎是举目无助。

我们再来看曾国藩这个人，他年轻的时候，是以理学自命的，在北京城当京官，天天跟倭仁这些晚清著名的保守派混在一起，谈心性之道，搞经史子集，根本没有搞过什么兵书战策。

晚清最会带兵打仗的左宗棠是看不上他的军事才能的。《战天京》写到一个故事，有一次左宗棠给自己的儿子写信，说我跟曾国藩关系特别好，但是这个人没什么本事，终非戡乱之人。

曾国藩自己也讲：“我有灭贼之志，但无用兵之才。”

当时著名的文人王闿运，写了一本书，叫《湘军志》，就是把曾国藩带兵打仗这些事写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写出来之后，湘军的将领都不干了，因为在这本书里面，湘军几乎没打过漂亮仗。哪个中兴名臣没有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可是在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的过程当中，还真的没有能够摆得上桌面的战例，这也好奇怪。

所以民国时期著名的史学家萧一山就说，曾国藩一生的事业成功完全来自于学问。这句话就大有文章，就是说曾国藩的成功不是来自于他的才情，不是来自于他临场发挥的智慧，而是来自于他的学问。那他到底有什么学问呢？

六字心法打天下：“结硬寨、打呆仗”

曾国藩一生打仗讲六个字，叫“结硬寨、打呆仗”，就是把军营扎得非常硬，打仗时要摆出一副坚若磐石的姿态。

曾国藩带兵打仗有一个规矩，他到任何地方安营扎寨之后，不管当时是刮风、下雨，首先命令士兵们挖掘战壕。这壕要挖多深？大概两米，比一个人还要高。而且要筑墙，墙要筑到八尺高，墙外还要再挖一道沟，保证把这个营盘护住不失。

曾国藩包围城池的时候用的也是这一招，动不动就挖几十里长的战壕。而且一道不够，通常是六道，就像北京城一样，一环、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所以湘军简直就不像一支战斗部队，更像是一支工兵部队。

一般打仗，讲究的是运动战，不争一城一池之得失。但湘军不是这样，就是一个城池一个城池往下打，这就导致行军速度特别慢，因为他们要挖沟、筑墙。这种打法显得特别笨，要不怎么叫“结硬寨、打呆仗”呢？

左宗棠有的时候就说曾国藩用兵“每苦钝滞”，就是说他经常苦于迟钝和不灵活，明明有战机他不抓，就在那儿挖沟筑墙。曾国藩也有自己的道理：我承认我笨，我承认我不会用兵，但是我用这种方法也没有什么错误。而且曾国藩特别讨厌他手下的将领“浪战”，就是动不动就出去跟人打仗。

曾国藩有一个好基友叫李元度，这个人跟他是老乡，他一开始出山的时候就陪着他。有一次曾国藩战败要跳水自杀，就是李元度拼命将他抱住，然后还费尽唇舌平复他的心情，劝解他要禁得起败仗。曾国藩第二次出山的时候，李元度继续跟着他。两个人平时还以诗文相会，后来甚至结成了儿女亲家。

有一次曾国藩派李元度去徽州守城。李元度去之前，曾国藩就反复告诫他，不要打仗，你给我死死把城守住就好。李元度去了之后，一看局势，觉得跟太平军打仗还是有几分胜算的，就开打了，结果大败，然后死守徽州城。

这个时候曾国藩给他写信说：“你给我守上六天，六天后援兵就到。”李元度又不听，出城跟侍王李世贤大战了一场，结果把徽州给丢了。

曾国藩气得要死，要弹劾他，要把他一撸到底。曾国藩周围所有的人都来劝他，说不要弹劾，这是自己人。李鸿章也因为这件事情跟曾国藩翻了脸。可曾国藩还是坚持要弹劾。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他的战略是如何地坚持。虽说我不会打仗，那我就先确保自己不会输，这在兵法上叫“以己之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反正你打不赢我，你输不输，咱俩再找机会对决。

民间有一个传说，说曾国藩是一个蟒蛇精。这话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曾国藩小时候得了一种皮肤病，经常挠得皮屑撒一地。所以有人就说他是蟒蛇精转世，这是在蜕皮。

我觉得，蟒蛇精这个比喻用在曾国藩的身上，也真是不冤枉他。他从不跟敌人搞什么精彩的决斗技法，他就像一条蟒蛇一样，一点一点地把敌人给箍死。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有一个外号，叫曾铁桶，就是形容他总把城围得像铁桶一般。而曾国藩最后真的就把太平天国给箍死了。

处理人际关系：就事论事

曾国藩处理人际关系的逻辑和他打仗的逻辑是一样的，也是“结硬寨，打呆仗”。

一个人想要成就一番大事业，他面对的对手又何止是敌人呢？其实很多表面上跟你在同一个阵线里的队友，有猪一般的队友，有狼一般的队友，有随时准备给你捅刀子的队友，还有随时准备防着你的队友，这些人都是你成就大事过程当中的对手。

按照常理，曾国藩在前线打仗，慈禧太后应该支持他吧？支持没问题。问题是，当天京打下来之后，曾国藩手握几十万湘军，而且全是他的子弟兵，只认曾大帅，不认朝廷，朝廷能放心吗？

原来咸丰皇帝曾说过，谁打下太平天国，我就封他一个王爵。后来没有兑现，就是为了防范曾国藩，只封了他一个一等毅勇侯，连公爵都没有给他。

曾国藩身边的战友，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甚至包括他的亲弟弟曾国荃，都经常在他背后捅刀子。

再比如说他迎聘的幕僚们，按说应该跟自己同生共死，但现实往往是大难来时，树倒猢狲散。《战天京》里面就讲到一个细节，曾国藩在祁门设立大营的时候，《湘军志》的作者王闿运就在营中。当时太平天国的军队将祁门大营四面围住，猛烈攻打，情况非常之危急。

有一天晚上，曾国藩派仆人去看王闿运在干什么。仆人回来说，老人家在读《汉书》，夜半时分，点灯熬油，继续用功。

曾国藩说，你再去看看他的仆人在干什么。一会儿仆人回报说，他的仆人正在收拾行李。曾国藩说，我就说嘛，像王闿运这样的经学大家，《汉书》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怎么还会在这么紧急的时候读《汉书》呢？他这是假装镇定，等着仆人收拾好行李好开溜呢。

历史上很多成就了一番事业的大人物，在本质上都是孤独的，谁都靠不住，即便是那些亲如手足的人。

欧洲的拿破仑也是如此，在他称霸欧洲的时候，把自己的兄弟一一分封在各个国家当国王，以至于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国王都是他的兄弟，遍及欧洲。可是等到拿破仑和英国人、俄国人对决的时候，这帮兄弟帮他了吗？没有。他们不仅袖手旁观，甚至还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继续跟英国人做生意。

当一个人要做大事，而身边所有人都要对付时，那该怎么办呢？在读完《战天京》这本书之后，我觉得曾国藩的心法仍然是刚才讲的那六个字：“结硬寨，打呆仗。”

曾国藩剿灭了太平天国，然后又忙着跟捻军作战。紧接着在1870年，天津出了一件特别棘手的事情。

当时很多外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他们也会做一些慈善工作，比如收留一些无家可归的儿童。很多地痞流氓听说外国人收留儿童，就到处拐孩子，然后卖给教堂，这也是一桩发财的生意。

当时国人普遍具有排外情绪，再加上民智未开，很多老百姓就不理解传教士的做法，传言西洋人是要用幼儿的眼珠子、脑子做药引子。当时教堂还有一个职能，就是给人看病，但西医跟中国人的观念差距太大，所以很多人就冲到教堂里，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时法国驻天津的领事叫丰大业，这个人的脾气特别暴躁。他听说这件事后，就去找天津的知县算账，然后一言不合，就掏枪把知县的一个随从（也有人说是知县的儿子）给打伤了。这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发生的事情，老百姓不干了，当场就把丰大业给打死了，然后冲到教堂里见人就杀。一些法国的外交官，包括一些神父、修女都被杀害，这次事件还波及其他国家，比如有几个俄罗斯人也被杀害。最后老百姓一把火将教堂和法国领事馆都给烧了。

从国际外交的道理上讲，这是中国人的不对。但是当时的舆论认为，我们这些子民还是挺棒的，老外欺负我们这么多年，终于可以出口恶气了。

所以，怎么处理这桩天津教案，就成了一个天大的难题。当时朝廷把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要让他处理天津教案。

一方面是国内的舆论压力，谁要是偏向洋人，谁就是汉奸，肯定会遗臭万年。另一方面洋人也不是吃素的，当时法国人已经把军舰开到大沽口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臣，如果不跟洋人妥协，不做出适当的处理，就是对国家的一种不负责任。这道难题就摆在了曾国藩的面前。

曾国藩是怎么处理的呢？我们今天再来看，会发现他其实处理得很简单，分三步。

第一步，谁杀的人？谁杀人就是谁犯法，抓起来就得杀头。后来一调查，有十几个人冲进教堂里杀了人，全部抓起来砍了。

第二步，这次事件不是波及其他国家吗？其他国家的大使、领事、外交官也别围着我闹，你们说我们赔多少，我们就赔多少，最后总共赔了45万两银子。

最后轮到了苦最深、仇最大的法国人。中国人不是把他们的领事丰大业给杀了吗？我们单独再跟法国谈判。这就到了第三步。

你们说杀了外交官是有辱国体，那么我们道歉。是谁纵容这些人杀的外交官呢？当时在天津的通商大臣崇厚。既然崇厚没处理好这件事，就要代表中国政府到法国去赔礼道歉。当时在法国当政的也是一个著名的政治人物，叫梯也尔。梯也尔接见了崇厚，只讲了一句话：“既然你们处理成这样，我们也交个底牌，我们并不是要中国人的头颅，我们只是要相应的秩序和国家之间交往的正常礼节。”

处理这次事件的过程其实就体现了四个字：就事论事。你不要以为这个事情很简单，我们一般人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往往就是因为欠缺就事论事的能力。

总防范别人，自己先犯错

清代历史上，诛杀顾命大臣的事件只有两次，第一次是清初康熙爷擒鳌拜，第二次是慈安、慈禧串通恭亲王奕?，诛杀肃顺，发动辛酉政变。

咸丰皇帝死的时候，小皇帝同治尚且年幼，慈安、慈禧俩太后年纪轻轻，又是妇道人家，所以咸丰皇帝事先把身后的政局安排得非常好。他安排了以载垣、端华、肃顺等人为首的八个顾命大臣，将朝廷所有的日常行政事务都交给他们处理，但是皇家也保留最后的否决权。咸丰皇帝把自己的两枚印章分别给了两个太后，一枚叫御赏印，给了慈安；另一枚叫同道堂印，给了慈禧。

当时朝廷的公文下发流程是这样的：所有要下发的谕旨最后都要让太后过目，太后觉得不行就行使否决权；如果觉得没问题，慈安太后就在谕旨开头盖下御赏印，慈禧太后在谕旨末尾盖下同道堂印。这样一头一尾，就算是皇家同意了。

按说这个体制没有问题，可以照此运行。但是肃顺不这样想，他一直担心这俩太后要夺他的权，甚至在咸丰皇帝还没死的时候，他就建议：“你把这俩寡妇留在世上，恐怕对国家不利，你要不要学学汉武帝，行钩弋之事？”

什么叫钩弋之事？汉武帝临死的时候，觉得儿子年幼，他妈妈钩弋夫人还很年轻，万一将来勾搭上外面的男人，那刘家的江山不就完了？所以就把小皇帝的妈妈钩弋夫人给杀了。

肃顺一开始就对慈禧相当顾忌，也想让咸丰皇帝把慈禧宰了算了，可惜没能如愿。咸丰皇帝死后，他越来越担心。

当时有一个叫董元醇的御史，上了一道折子，提议请太后出来垂帘听政，并且让恭亲王也加入执政队伍。

这时候肃顺如果心里没什么的话，其实完全不用搭理他，把他当个屁给放了就算了。

但是肃顺如临大敌，他担心这个人万一挑动了太后们的心思，真要垂帘听政怎么办？所以他草拟了一道谕旨，用非常严厉的话批判了董元醇，然后拿到太后那儿盖章。

但两宫太后拒绝盖章，她们觉得在没有回北京之前就把这样的矛盾暴露出来，没有必要。这道折子就不要发了，按照当时的术语，叫“淹了”或者“留中不发”。肃顺当然不干了，他的小狗腿子、另外一个顾命大臣端华，就跑到太后那儿去吵，声震屋宇，把小皇帝都给吓哭了，而且还尿了。即便如此，两宫太后依然坚持不能发。于是八大顾命大臣就“罢职搁车”，意思是只要你们不发这道谕旨，我们就罢工，爱咋咋地。

太后们一看，也没办法，只好同意了。但问题是，这个仇就此结下了。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哥哥死了，作为弟弟，于情于理，恭亲王奕?都该到避暑山庄去奔个丧。可是八大顾命大臣特别紧张，担心他和两宫太后串通密谋，一直不让他们见面。后来据宣统皇帝溥仪讲，当时恭亲王奕?扮成萨满，见了两宫太后，密谋如何把这八个人干掉。所以，在两宫太后扶着咸丰皇帝的灵柩回京的路上，奕?就派兵把八大臣给抓了。

回到北京之后，两宫太后当着所有大臣的面一通大哭，声泪俱下地说：“我们孤儿寡母，受了这帮奸贼的逼害，大家说应该怎么办？”大家都说宰了他们，于是慈禧太后就把这帮人给宰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辛酉政变”。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个过程，就会发现肃顺也是作死。因为肃顺这个人是一个能臣，他经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旗人都是浑蛋，一定要重用汉人。像曾国藩这种人，一定要重用。”有一次咸丰皇帝要杀左宗棠，肃顺还设法营救，可见他是一个明白人。

明白人为什么会犯下这样的大错呢？很简单，不会就事论事。他总是在想，别人会对我怎么看？两宫太后会不会夺我的权？如果要夺我的权，我应该怎么防范？说白了，就是他想多了。

一想多，他的行为就会变形；行为一变形，对方心里就会结疙瘩；对方心里结了疙瘩，对方的行为也会变形，最后双方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冲突。

如果肃顺能够学学曾国藩就好了，“结硬寨，打呆仗，”遇到什么事都不管周边的因素，先看这事该怎么处理。董元醇上折子不对，把他驳了就完了，跟太后较什么劲呢？奕?跑来奔丧，就让他见，你拦什么呢？正是因为肃顺在防范别人的时候，自己掉到了一个大坑里，最后才会身家性命不保。

其实，我们普通人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也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还记得俄国作家契诃夫写的那篇著名的小说《小公务员之死》吗？主人公是怎么死的？被将军吓死的。将军真要处理他吗？没有，他不就是在戏院看戏的时候，把唾沫星子溅到了将军的光头上吗？他老是担心将军要对他怎么样，最后把自己活活吓死了。这就是一种纠结。

还有另外一种纠结：为了防范别人而做出过度的反应。《吕氏春秋》里面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越王有四个儿子，有个奸臣就陷害他们，说这个儿子要造反，那个儿子要造反。越王就先杀了一个，又杀了一个，然后再杀了一个。等到奸臣想要陷害第四个儿子的时候，越王已经不信了，自己只剩下这一个儿子了，他还能造反吗？但是越王没想到，他的儿子不这么想。他的儿子想，奸臣一陷害，你就把我的三个哥哥砍了，这个时候我还能保得住命吗？最后真的就造反，把越王给杀了。越王临死的时候就后悔万分，早知道把这最小的儿子也宰了。

这就是人际关系当中的互动博弈，当你总在防范别人会怎么样的时候，你的行为、你的判断就一定是错误的。

破纠结最好的法门：专注于当下

我想通过《战天京》这本书里描述的故事，还有曾国藩这个人，来破解一个话题：两难中的纠结。

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遇到两难。举个例子，有朋友找你借钱，你舍不得，可是又怕得罪他，这不就纠结了吗？在这种情况下，仔细分析一下你纠结的具体事情，马上就能捕捉到原因——你是把未来可能发生的两个矛盾的结果，放在了现在。其实，只要你往前走，你会发现根本没有矛盾。这话怎么理解？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有一个朋友在网上问我，说最近与一个女孩网恋，但是父母坚决反对。他要是跟女孩在一起，就是对父母不孝；要是跟父母在一起，又断送了一段美好的爱情，所以很纠结，这该怎么办？

我说很简单，该爱这个女孩你就去爱，该结婚就结婚；同时，该孝顺父母，你就孝顺父母，哪有父母会一辈子记恨子女的？只是你把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调到了现在，所以才让它产生了矛盾。

因此，专注于当下，就是破纠结最好的法门。

我自己为人处世其实就是这样。我这个人有点直，说得不好听一点儿，就是个二杆子。二杆子一定不好吗？不见得。比如说遇到事情的时候，我该发火就发火，然后该跟别人好就跟别人好。时间一长，别人就知道我是这样的性格，谁也不会把我当坏人来看，会觉得我具有很大的确定性，跟我交往的时候不需要玩什么心眼，这反而成了一件好事。

这套心法我是从哪儿学来的呢？我是通过观察我一个同学认识到的。我这个同学在一个很大的机构里工作，那里面人际关系非常复杂。但是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政治敏感度几乎为零，我总说他“政商”为零。他对很多人的阴谋诡计完全无感，看见就跟没看见一样。但是他专注于自己的业务，在业务上非常棒。这样一个人，最后反而成了那个环境里面的最后赢家，现在官还当得挺大。

从他的身上，我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为人处世切忌“目光远大”，一定要“鼠目寸光”，把眼下该办的事办好。这样所有的矛盾，都会在你往前走的过程当中自然化解掉。

一个“诚”字走天下

曾国藩用的其实也是这样一套心法。有个字在古代儒家的修身当中非常重要，就是诚恳的“诚”字。李鸿章在晚年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就说我的老师曾国藩，教我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诚”字，这真的是让我受益无穷。

曾国藩曾经问李鸿章：“你跟外国人打交道，打算用什么方法？”李鸿章说：“我跟他们打痞子腔，跟他们耍无赖。”曾国藩说：“不好，你要跟他们用一个‘诚’字，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是人，人都讲道理。只要你用一个‘诚’字，该怎样就怎样，对方就不会欺负你；即使他欺负你，那也只是实力差距带来的正常结果，总比你耍无赖、使巧计，最后吃一个大大的暗亏要好得多，对谁我们都应该秉承一个‘诚’字。”

在人际关系的处理过程当中，经常就是这样的。《战天京》这本书里还写到一个例子——同治九年（1870年），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这就是晚清史上著名的刺马案。慈禧怀疑是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干的，于是把他叫来，阴阳怪气地问：“此事甚奇呀！”曾国藩回答得非常简单：“我也觉得此事甚奇。”一个字也不多说，完全不跟老佛爷辩解。老佛爷拿他一点儿招都没有。

另外一个例子，朝廷要封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一个官，曾国荃嫌小，就打算撂挑子，给朝廷上了一个表章，要求再给自己降级。曾国藩劝他不要这样，说慈禧、恭亲王奕?都是明白人，千万不要跟老中医玩偏方。何必呢？跟明白人不要干这种事。

再比如说，左宗棠经常在背后给曾国藩捅刀子，曾国藩的处理方式也非常简单，该解释这件事就解释这件事，过后我全当没发生过；该帮你左宗棠的时候，我还是要帮你。

这就是曾国藩为人处世的准则，这也就说回到了我前面讲的那个贬义词：鼠目寸光。我就处理眼下这一件事，处理好了，不考虑周边的第二层、第三层博弈关系，这反而是在乱局中、变局中最最聪明的方法。

有一则禅宗故事，有个小和尚问老和尚：“师父，你年轻的时候都干些什么呀？”

师父说：“我就是砍柴、挑水、做饭。”

小和尚问：“那你得道开悟之后，你都干些什么呀？”

师父说：“我还是挑水、砍柴、做饭。”

小和尚问：“那有什么区别呢？你活了一辈子也没什么进步啊？”

老和尚说：“不对，有进步。我年轻的时候是砍柴的时候想着挑水，挑水的时候想着做饭。现在呢，我开悟了，我现在砍柴的时候就砍柴，挑水的时候就挑水，做饭的时候就做饭。”

人的境界差距就是这么一点儿。我们如果在地上画一道半米宽、5米长的通道，你走过去完全没有问题。可是如果这条通道两旁是悬崖，你还能走过去吗？你就会肝儿颤。

为什么会肝儿颤？因为你会想到未来，向左一步会掉下去，向右一步也会掉下去。其实是你想多了，如果你没想两边，半米的宽度足够你走很长的距离，完全不会掉下去。

为什么有的人做事那么顺呢？往往就是他专注于当下，没想太多。

最后，我再给大家讲两句我听来的话。

第一句，仍然来自于曾国藩：“未来不迎，当时不杂，过往不恋。”这就是说，未来发生的事情，我根本就不迎上去想它；当下正在做的事情，不让它杂乱，要做什么就专心做什么；当这件事情过去了，我绝不留恋它。

第二句，来自于我师兄刘春，就是微博上非常著名的刘春。他曾经也在一个人际关系非常复杂的大机构中工作，我就问他怎么处理这些复杂的关系。当时刘春师兄跟我讲了十六个字的箴言，我一直记到了今天。哪十六个字？“不问是非，埋头业务，屁股干净，尽力协调。”

如果一个人真能做到这一点，不管他处于什么样的处境，干什么样的工作，即使做不出像曾国藩那样的事业，我想他的人生也一定会立于不败之地。

不知道读完这些故事以后，你会得出什么结论？

第二章　除了你自己，没人靠得住

拿破仑三世无论是打俄国，还是跟德国博弈，都被这种情绪性的东西迷住了双眼，他无法把每一次胜利都转化为自己的政治优势和国家的政治利益。正如几十年后法国的戴高乐将军评价：“法国所取得的胜利总是一时的辉煌，而遭受的灾难却是永久性的。”这就是拿破仑三世执政20年，给历史留下的经验。

01　别被过去绑架：拿破仑三世

这几年有一个词很热，就是“大国崛起”。这是多好的一个词，听着就高兴，可是当我们历史读得多了，心就会凉掉半截。为什么？因为自从全球秩序建立起来之后，老二挑战老大完成大国崛起的好像还没有先例。

有人说，美国挑战英国，接过霸主地位，这不是先例吗？这还真不能算一个典型的挑战，因为大部分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后裔，人家是一个文化谱系里的，他们之间继承的意味远远大于挑战的意味。

也有人说只要老二跟老大搞好关系，跟着老大的战略走，一定就有好果子吃，一定就能顺理成章地完成大国崛起。其实也未必。我下面要讲的就是一个例子。

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小王子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赫赫有名，他叫拿破仑三世，法国第二共和国的总统，后来变成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帝。这个人跟我们熟知的拿破仑一世是侄子和伯父的关系，他爸是拿破仑的弟弟路易·波拿巴，被封在荷兰当国王，所以他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他出生于1808年，那一年是什么情况？

拿破仑一世是1799年上台的，1804年被加冕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一直到1812年被俄国打败，他才算遭到了第一次真正的失败。所以，1808年正好是他如日中天的时代。

我们要理解拿破仑三世这个人物，可以参照一下《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贾府因为宫里有人，所以贾宝玉每天过着奢靡的贵公子生活。拿破仑三世出生时的家庭状况也差不多，可是好日子并不长。1815年他的伯父拿破仑复辟，但三个月之后就兵败滑铁卢，然后再次被流放，这就是法国历史上的“百日王朝”。

我们要知道，拿破仑两次被流放，境遇是不一样的。第一次他是被流放到厄尔巴岛，厄尔巴岛在地中海，是意大利的第三大岛，仅次于西西里岛和撒丁岛。而且厄尔巴岛距离科西嘉岛非常近，基本上算是拿破仑的半个故乡，气候非常好，水草也很丰美，现在还是意大利的度假胜地。

在当时，表面上拿破仑是被流放了，其实是拿破仑跟当时的欧洲列强——反法联盟签订了一个《枫丹白露条约》，约定拿破仑必须退位，但是欧洲列强们得给他一些好处：

第一，拿破仑终身保留皇帝称号，还可以保留一支几千人的军队和一些官员。所以，拿破仑到厄尔巴岛相当于是去当个小领主。

第二，反法联盟每年要给拿破仑200万法郎的津贴。这就相当于给了他一笔养老金。

所以，对拿破仑来说，被流放到厄尔巴岛这个待遇还是比较优厚的。

可是1815年的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次他是被英国人押送去的，流放地叫圣赫勒拿岛。这个岛是南大西洋当中的一个小岛，是当时英国的殖民地，根本就无人居住。而且这个岛距离法国本土可以说是“每依北斗望京华”，拿破仑在这个岛上面的生活非常糟糕，据说他临死的时候要求喝一杯咖啡，居然都没有得到满足。这次他能带什么人去呢？一个医生、三个官员、十几个仆人，大概就这些。这三个官员中有一个据说还是因为躲债不得不去的。所以，拿破仑家族实际上在1815年就彻底败落了。

流离失所的“四有青年”

这自然也影响到了拿破仑三世，他当时还只是一个七岁的小孩，就不得不跟着他的母亲在欧洲流亡。可是，欧洲什么地方能容得下他们呢？神圣同盟的俄国、奥地利、普鲁士肯定是去不了的；西班牙、荷兰这些被拿破仑祸害过的国家，他们当然也去不了。想来想去，他的母亲决定带着他去日内瓦，因为她在那里有套房产。但是，当地政府也不敢收留他们，让他们赶紧走。最后，母子俩辗转流离于瑞士、德国边境和意大利。

总而言之，小拿破仑的成长历程很不容易，而且他和“四有”青年（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形象很相符。

首先，他非常有文化。拿破仑一世的那套理想被他完整地继承了下来，不仅是武功，也包括文治。拿破仑三世长大之后写了很多这方面的著作。他后来在坐牢的时候，还写过电磁学以及如何开通运河的著作。此外，他还整理了拿破仑一世和凯撒的文集，是一个勤于写作、笔耕不辍的文人。

其次，他很有理想。他在意大利的时候，年纪轻轻就跟意大利的民族主义分子，也就是后来所谓的“烧炭党”，搞在了一起，据说还参加过他们的起义。在他的执政理念中，能够清晰地看到理想主义的色彩。

第三，他也是一个很有道德的年轻人。只有最后一条“有纪律”不太符合，他不太有纪律，因为他老惦记着要恢复拿破仑家族的光荣。我看了拿破仑三世的传记之后，感觉他就像是一台3D打印机，从历史中下载了拿破仑一世的数据，然后总想把拿破仑一世的荣光和文治武功再复制出来。这就是拿破仑三世的梦想，这是一直扎在他心中的一根刺。

据拿破仑三世说，他小时候，伯父拿破仑当着很多将军的面抱过他，说：“你们也抱抱这个孩子吧，没准儿他就是我们家族未来的继承者。”不知此事是真是假，反正拿破仑三世总是这么说，而且此事确实成了他心中的一根刺。

1848年法国爆发了一场大革命，把国王推翻了。拿破仑三世立即从英国赶回法国，跟朋友说：“我现在要回到法国，重新统治法国人民，他们在召唤我。”他表妹把他当成了神经病。但是他毅然决然地去了，而且居然成功了。

他人生的前几十年就是在不断地组织起义，反复被流放，反复被关押。1840年8月，他在布洛涅发动军事起义，失败后被法国政府判了终身监禁。但他找到了革命同志帮忙，六年后成功越狱，出逃英国。

其中最有趣的一次，就是他想模仿拿破仑一世复辟的那一次。

1815年，拿破仑一世带着1050名士兵，坐着六艘小船从戛纳一登陆，就大肆宣称：“被流放的拿破仑回来了！”军官下令让士兵冲他开枪。拿破仑就敞开胸口，说：“你们开枪啊！”可没有一个士兵肯向他开枪。于是拿破仑神话在短短几天之内就从戛纳传到了巴黎，因为太多底层民众包括底层士兵都拥护他，所以他成功了。

拿破仑三世也想照猫画虎地表演一回，但很可惜没有成功——他上岸之后正准备发表演说的时候，很多人表示反对，他不得不开枪去镇压。

总而言之，他是个倾尽一生精力想要恢复拿破仑家族荣光的人。

就是这么一个人，既没有军队的支持，也没有太大的名望，怎么能一下子在1848年当上总统，然后又在四年之后的1852年当上了皇帝呢？这个突然的大转身是怎么发生的呢？

登上帝位

拿破仑三世像变魔术一样，在短短几年内就获得了如此辉煌的、从社会底层直达顶峰的一个历程，可见这个人还是很牛的，我们必须承认。

1812年拿破仑一世倒台之后，法国经历了两个王朝。一个是波旁复辟王朝，从1814年到1830年，其间除了1815年有3个多月的拿破仑“百日王朝”，其他全是波旁王朝复辟期，由路易十六的两个弟弟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统治。另一个是“七月王朝”，其统治者路易-菲利普原来只是一个贵族，1830年当了国王，1848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又被推翻了。

1848年全欧洲都在闹革命，但是法国的革命闹得最凶，而且法国人在浪漫主义精神的驱动下，决定成立共和国。共和国成立之后，领头的是个大诗人，叫拉马丁。这个人充满了各种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理想，当时他在法国最高当局中死活坚持一件事——普选。大家都是一模一样的人，为什么有产者才有选票？咱们既然搞共和制，就要搞彻底，所有成年男子一人一票，投票选举总统。

拉马丁这位大诗人的智商明显有点问题，他在巴黎开沙龙能来一万多人，却是不可能当选总统的。老百姓知道他是谁吗？老百姓连字都不认识。但是，老百姓都认识拿破仑。

这有点像印度的选举，老百姓一听说是甘地，就都把票投给他。可是后来选出来的英迪拉·甘地、拉吉夫·甘地这些人，根本就不是甘地家族的人，他们是尼赫鲁家族的。对于一个民智未开的国家来说，玩普选最后都是这个结果——面对选票上的几个候选人的名字，老百姓一定会挑自己认识名字的那个人，然后把票投给他。

拿破仑三世回国参选总统之前，没有任何从政经验，就是一个流放犯，甚至是一个被判了终身监禁的囚犯。但是他参与总统选举时，所有底层的老百姓都知道他是拿破仑家族的。拿破仑家族曾经给过农民很多好处，也给过工人很多好处，还给法国人民带来过雄踞欧洲大陆的幻觉，大家不投票给他，还能投票给谁呢？所以，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普选，便像闹剧一样开始了，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拿破仑三世最后被选举成了总统。

第二个问题来了，他好好当总统就行，后来怎么又当了皇帝呢？袁世凯在中国没有干成的事，为什么这位先生在短短三四年间就干成了？这又是一个很奇葩的事件。

要解释其中的原因，就得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当时民主政治在世界范围内并未深入人心，只有一朵奇葩盛开在大西洋的彼岸，那就是美国。在欧洲大陆人看来，美国真的好奇怪，法国人托克维尔写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可以为此佐证。

法国刚开始搞民选共和政府的时候，是有很多问题的。一时间旧秩序彻底垮掉了，新秩序又没建立起来，于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今天这个上台，明天那个上台，国内政局非常混乱。所以，民心思安定，作为法国声望甚高的拿破仑家族的人，拿破仑三世极易获得民众的支持。

另外，这里不得不说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这个由一帮文人搞起来的共和国，很多政策的制定真是有点愚蠢。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宪法当中有一个症结，这个症结直接导致了它的倒台。这个症结就是，它规定总统只能任职一届，而且只有四年。这不就是逼着当权者动用武力把共和制度干掉吗？所以最后拿破仑三世眼看着任期快到了，就发动了一次政变，直接把议会给关了，改成了元老院。

这时拿破仑三世就已经想当皇帝了，可他还想试试民意，这个时候要夺权是不是正好？怎么办呢？学曹操。曹操想僭位称王，又知道朝中还有很多“汉室忠臣”会反对，于是决定许田围猎，试探一下众臣中哪些忠于皇上，哪些忠于自己。

当然，拿破仑三世可能并不知道曹操是谁。那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带着一大堆随从到法国南部巡游，巡游的时候经常对公众发表演讲，然后派自己的马仔在人群中抽冷子喊：“皇帝万岁！皇帝万岁！”先小声喊，如果有人跟进，也喊“皇帝万岁”，那就正中下怀。他走了一大圈之后，觉得差不多可以了，就发表了一场重要的演说，然后回到巴黎，并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入城仪式，穿过凯旋门回到皇宫。紧接着，拿破仑三世指使了元老院一个人上来说：“要不您当皇帝好不好？”“哎哟，那怎么可以呢？”反复惺惺作态三回，最后说：“你们都这样了，我也不能辜负大家的心愿。”拿破仑三世就这样当上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帝。

拿破仑三世登上帝位以后，至少表面上回到了伯父拿破仑人生曲线的最高点。他竞选总统的时候，拿到了400多万张选票，这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可是他当皇帝的时候，又搞了一次投票，这次竟拿到了700多万张票！所以，他的民众基础是非常深厚的。

我在史料当中看到过一个小段子。拿破仑三世竞选总统的时候，他的竞选班子跑到警察局去告状，说竞选对手把他们的广告给撕了，太不像话了。警察局局长说：“行行行，我帮你们处理。”然后很客气地把他们送了出来，边走边跟竞选班子的人说：“几张广告不要紧的，拿破仑亲王是一定能够当选的，这件事情没有悬念。”可见当时他的民意基础就已经非常好了，要不然他怎么敢称帝呢？

一时的辉煌

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拿破仑三世又做了些什么呢？在他称帝的前几个月，德国有个叫卡尔·马克思的年轻人，他观察了拿破仑三世前半段的表演后，写了一篇文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篇文章劈头就讲了一句话：“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了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马克思虽然没机会看到拿破仑三世的下场，但是他已经判断出来，这一定是一出闹剧。

有的人如果能在稍早的时候退出历史舞台，历史对他的评价会是完全不同的。就像拿破仑三世如果在1870年死了或者退位，那他留给历史的，就是一个高帅富且潇洒无比的背影。

拿破仑三世执政的20年，法兰西的经济发展较快，文化极其繁荣，人民利益也得到大幅保障。法兰西在他的统治下蒸蒸日上，而且在他手里彻底完成了工业革命。

给大家举个例子，普法战争战败之后，不是得赔款吗？当时俾斯麦扒拉小算盘，打了好几吨草稿纸，算出一个数：50亿法郎。这并非是根据德国人受的损失让法国人来赔偿。俾斯麦就是要扼制法国经济的发展，他认为法国背上50亿法郎这个沉重的负担之后，短期之内肯定恢复不了元气。可是让俾斯麦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法国只用三年就还清了，而且此后的经济继续一路狂奔。

我们可以做个对比，30年后中国人签了《辛丑条约》，要赔4.5亿两白银。中国人当时还不起，就哀求列强用将近40年的时间分期偿还。而50亿法郎相当于7亿两白银！可见两国国力差距有多大。

在文化方面，法国19世纪那些文化天空里的璀璨巨星，雨果、巴尔扎克、大仲马、福楼拜，包括印象派的莫奈等人，都是拿破仑三世那个时代的。可以说，他创造了一个空前的文化大繁荣的时代，随便一个贵妇人在法国巴黎开个沙龙，来的都是巨星。

更重要的一点是，拿破仑三世极其重视当时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拿破仑家族是有这个传统的，他们对底层人民，包括非巴黎的外省农民的利益很是关照。拿破仑三世在坐牢的时候还写过一本书，叫《论贫困》。他一生重要的一个学术研究方向，就是怎么解决贫困问题。

当然，他也给巴黎人民带来了很多好处。他在位的20年间，修建的建筑比此前法国所有帝王修建的都要多，而且他是有整体规划的。拿破仑三世当时改建巴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有规划的城市改建。雨果在《悲惨世界》里写的那个巨大的下水道，就完成于拿破仑三世时期，从此巴黎的卫生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

他还在巴黎修了很多横平竖直的主干大道。我们今天到巴黎去旅游，站在凯旋门极目四望，那几条主干大道基本上都是拿破仑三世修的。这还产生了一个附带的政治后果，就是从此巴黎没有起义了。城市史学家是这么解释的——原来巴黎房子之间的缝隙非常小，全是小巷子，街坊们在门口乘凉，聊着各种对政府的不满，火气特别暴躁的人回屋扔几把椅子出来，然后就在很窄的巷子里筑成街垒，拿起枪就开始跟政府军干，政府也许因此就垮台了。但当拿破仑三世把整个巴黎的街道拓宽之后，巴黎再也没有发生过起义。巴黎公社被镇压下去以后，巴黎的起义传统就算是终结了，这也是城市规划对政治影响的一个典型例证。

总而言之，拿破仑三世在他执政的20多年间，法国的内政和国力处于一个清晰的上升态势。

妄念：恢复拿破仑一世时代的荣光

但是，他最后的悲剧是怎么发生的呢？这就得回到拿破仑三世心中的那根刺——恢复拿破仑时代的荣光上。他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靠着拿破仑家族的声望才获得了如今的名位，可是，他能不能做出符合“拿破仑”这三个字的光荣业绩？

有句话我觉得特别有哲理：“拥有，就是失去的开始。”当他依靠“拿破仑”这个名字坐上了皇帝宝座之后，他的每一次行动、每一个心思，都必须围绕维护这个皇位的合法性来搏斗。

我们先来看看拿破仑一世时代有什么荣光。

大家都知道，拿破仑一世当了皇帝后，把罗马教皇从罗马接到巴黎，为他举行加冕典礼。可是拿破仑一世等不及老迈的教皇哆哆嗦嗦的慢动作，直接把皇冠抢过来给自己戴上了，然后又把后冠给皇后约瑟芬戴上。他还特意请著名画家大卫画了一幅油画——《拿破仑与约瑟芬皇后加冕礼》来纪念这个瞬间。这是拿破仑一世站到世界之巅的时刻。

拿破仑三世也想这样，但问题是，他距离那个瞬间太遥远了。在此，我必须讲一个题外话，皇帝到底是什么？皇帝这个词在英文当中写作“Emperor”。其实在欧洲，皇帝的意思是罗马皇帝，所有在欧洲称帝的人，都算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这很显然就分成了两支，一支是东罗马帝国，俄国人就认为自己是东罗马帝国的继承人，“沙皇”实际上就是“凯撒”（“凯撒”为罗马和西方一些皇帝习用的头衔）的意思，俄国人认为他们是东正教系统，继承了东罗马帝国这个系统。

另一支则是西罗马帝国系统，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一支独大的就是教皇。有一次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打仗时保护了教皇。教皇就想赏他点儿东西，但是又没钱，就说给他一个称号，叫皇帝吧，从此查理曼大帝就成为了罗马教廷的保护者。公元800年，查理曼由罗马教皇加冕称帝，号为“罗马人皇帝”。当然，欧洲人的皇帝跟中国人的皇帝概念差得实在太远，它只是一个虚名，意味着是教廷承认的。为什么非要教皇来加冕？就是这个原因，它是神权和世俗政权之间的一个契约。

拿破仑一世之所以觉得当皇帝这一瞬间特别牛，就是因为他用枪用炮直接逼迫神圣的罗马帝国皇帝退位，让教皇庇护七世到巴黎来给自己加冕。皇帝这顶帽子我要戴，而且还不容你给我戴，我得抢过来自己戴。

估计拿破仑三世小时候也听过这个故事，所以给他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从此就用尽一生去追求这个瞬间。

很多人在读历史的时候，会发现法国人所有的行为都透露出一种奇葩色彩，都带有一些宗教成分。你理解了拿破仑三世的心态后，就很容易理解这种现象了。

拿破仑三世当了皇帝，法国人民都承认；可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教皇不承认，要加冕吗？那就来罗马，我给你加冕。如果拿破仑三世去了罗马，他就不是拿破仑三世了，所以一定得把教皇弄到巴黎来，他也准备抢一把皇冠。但是他又不能得罪教皇，所以拿破仑三世一辈子最殷勤的服务对象就是教皇。教皇就好比他心中的女神，但这女神死活就是不肯嫁给他，不肯屈尊来一趟巴黎。怎么办？

所以，从此法兰西第二帝国所有的海外征战都清晰地打上了宗教色彩，它要扮演所有天主教徒包括耶稣墓地的保护者，但凡触及天主教利益的，它都要冲在第一线。

一开始是跟俄国人较劲。首先，俄国是灭掉拿破仑帝国的欧洲宪兵的主力。更重要的是，俄国人是信东正教的，跟天主教不是一拨的，所以法国就打了一个克里米亚战争。

克里米亚战争是继拿破仑一世发动战争之后，欧洲大陆发生的最惨烈的一次战争。因为当时的武器经过了较大的改进，所以战争的残酷性也增加了。虽然俄国败了，却被英国拿到了最大的利益，法国连毛都没沾到一根。但是战争中的死伤者，法国人占了一大半。护士这一职业的创始人南丁格尔，就是在克里米亚战争当中涌现出来的，可见那场战争有多惨烈。法国人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结果却一无所获，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要的就是成为伯利恒耶稣墓地的管理者这个权力。法国的征战目的不是出于经济和政治利益考虑的，而是宗教。

再给大家举一个例证，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那一次。英国人是为了利益，英国人从来都是这样；法国人为了什么？还是宗教。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是什么，读过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人都知道，是马神甫事件，又称“西林教案”。在各国列强欺负中国的那几十年里，有几个“之最”——英国是惨案之最，因为英国人不讲理，特别横；日本杀人最多；俄国侵占中国领土最多；法国什么最多？教案最多。换句话说，它总是借宗教事故和中国老百姓发生冲突，这不是无聊吗？但是法国人就是这样，在那一段时间里，它的国际战略里面飘散着一股宗教的气味。拿破仑三世可能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教徒，更重要的是，只有教皇为他加冕，他才能像拿破仑一世那样真正走向人生的巅峰。

再举个例子，拿破仑一世时代的美洲战略是很清晰的，扶持美国，把美国养大，然后制衡英国。所以拿破仑一世想都没想，仅以8000万美金的低价就把刚刚攻占的领地路易斯安那卖给了美国，算下来平均一亩地才合几分钱。要知道，路易斯安那可比当时的美国本土面积还要大。而且它不像俄国人卖阿拉斯加，俄国人卖阿拉斯加是因为克里米亚战争后财政崩溃，为了能卖掉阿拉斯加，俄国人还花了10万美金来行贿美国人。

拿破仑一世又不缺钱，他为什么要卖？因为他要为美国的西进扩张腾出道路，助它向太平洋进发，成为一个横跨两洋、可以和“日不落帝国”英国竞争的大帝国，然后美法保持长期友好的小伙伴关系。

美法关系一直非常好，美国的独立革命就是法国人支持的，美国纽约自由女神像手里举着的那个东西，就是法国人送的。美法友谊当时非常好，为什么？就为制衡英国。

可是拿破仑三世为了获得教皇的宠爱，让猪油蒙了心，彻底来了一个美洲政策的大翻盘——他梦想在拉丁美洲，也就是美国以南建立一个天主教大帝国，所以天天在中南美洲，包括墨西哥，搞一些动乱。他是想在南边扶植一个帝国来制衡美国。

这就是格局问题。老拿破仑想的是全球制衡，小拿破仑想的是局部的制衡。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南北战争期间，美国人自己搞分裂，人家是自己家兄弟打架，作为邻居，顶多劝上几句。可是他不，他不仅跟在后头呐喊，还做出一副要帮南方的样子，向南方派出一个大使，还热情地接见了南方联邦派遣来的使节，可是实际的财政资助、军事援助又没给到。口惠而实不至，所以搞得北方也不满意，南方也不满意。南北战争一结束，也就意味着美法两个国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蜜月期就此终结。

这件事非常典型地反映出了拿破仑三世的性格。当一个人的妄念在心里扎了根之后，就会因为虚荣、犹豫不决、能力不足而得到浇灌，而且会越长越大。拿破仑三世的故事，简洁地说，就是一个要回到拿破仑一世的妄念的种子，长来长去，最后走向了老拿破仑的反面的故事。

死跟英国，远攻近交

历史学家在分析拿破仑三世的时候，发现他身上有两个鲜明的外交特点：第一，坚决不跟英国人死磕。我觉得这可能是拿破仑家族的传统，他伯父小的时候就被英国人打得很惨，所以他坚决不跟英国人打仗，而且英国人要打哪儿，我可以跟你去打。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克里米亚战争的时候，拿破仑三世都是英国人的小跟班。

第二，远攻近交。这跟秦国人远交近攻的策略正好相反。秦国的目标是统一全国，所以对待远一点的国家，比如说齐国，就哥俩好，许诺将来平分天下；近处的赵、魏、韩，秦国就拼命揍。为什么？因为远的国家现在还够不着，跟它把关系搞坏有什么好处？但是拿破仑三世的策略正好相反，越是够不着的地方，他出兵越是一点儿都不犹豫；可越是近的地方，每次发动战争之前他都非常犹豫。

从《拿破仑三世传》的字里行间都能看得到这样的描写，一旦到要发动战争的时候他就犹豫，他就想好多天，一旦发现风头不对，就想是不是要撤。包括后来的普法战争，他一到前线，刚开始御驾亲征，发现苗头不对他就要逃跑。如果仅看这两点，你会觉得，第一，他是个胆小鬼，只敢跟着英国人在后面捡点便宜；第二，他是个糊涂蛋，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但是如果我们对一个历史人物只做出这么两个简单的评价，未免也太草率了。稍微一深想，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他有这两个奇葩的行为逻辑。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拿破仑三世清晰地知道，他的帝国、他的皇位有一个重大的弱点——没法儿打败仗。因为他是顶着“拿破仑”三个字上的台，法国人认为他是又一个拿破仑，才把他选为总统，然后捧到皇位上。他能打败仗吗？一打败仗，拿破仑的光环立即就会消失。法国人就会恍然大悟，原来他没有拿破仑一世的那两下子。紧接着就会质疑：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统治的合法性何在？而他自己在军事上又不是特别有自信，虽然写过几本关于炮兵的小册子，但那又如何？他自己清楚地知道，他不是拿破仑一世。

这就是他前面那两个特点形成的原因。为什么死跟英国？因为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还记得王朔的小说里有个段子，有一个人站在人群中说：“谁敢惹我？”另一个人回应道：“我敢惹你。”这个人立即改口说：“谁敢惹咱俩？”他跟英国人站在一起，谁还敢惹？就算打了败仗也不丢人，威胁不到他在国内的民意。

为什么远攻近交？打远处对国内政治影响小，打近处只要一打败仗，皇位就堪忧。从拿破仑三世所处的政治格局来考虑，我们就能够理解他为什么会做出那一堆事情。

在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前夕，法国的国际处境已经被他这一套政策搞得恶化到了极点，几个周边的国家全部跟他有了矛盾，而且是不可化解的矛盾。克里米亚战争，他把俄国人欺负了；他还和意大利一起跟奥地利打过仗；英国人也不支持他，英国的大陆政策就是平衡政策，法国、俄国强了，英国就扶持德国。所以不管法国跟英国关系有多好，当他和德国进行博弈的时候，英国人是不会支持他的。

普法战争是怎么打起来的

现在就剩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导致法兰西第二帝国最终垮台的普鲁士的问题。那个时候普鲁士刚刚崛起，处于上升态势，一时人才辈出，俾斯麦、老毛奇这几个人已经准备了很多年要跟法国开战。如果不把法国这个欧洲大陆唯一的强权干掉，他们怎么心安？要统一欧洲那些碎了一地的小国王、小帮主，首先就要扫掉法国的权威。

俾斯麦整天都在想，怎么跟法国打这一仗呢？虽然当时法国已经众叛亲离，周边全是仇家，可是以什么名义打这一仗呢？据俾斯麦的回忆录记述，他早就说：“跟法国的战争大概五年内就要爆发。”普法战争爆发的前两年，他又说：“应该在两年内就会爆发。”可见俾斯麦的政治嗅觉非常敏锐。

普鲁士人这么说的时候，已经做足了准备。当时普鲁士创立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参谋部制度；再加上为了打普法战争，它的铁路都是按照运士兵的要求修建的，当时普鲁士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铁路系统。而法国根本没做任何准备。所以普法战争的结果几乎没有悬念。

拿破仑三世当时已经到了这个处境——一方面要把面子撑得大大的，我在欧洲打遍天下无敌手，谁没被我欺负过？俄国、奥地利、意大利我都欺负过了，普鲁士算什么？他表面上装成这样，可是他心里又知道，根本就打不赢这场仗。

普法战争是谁先挑起来的？是拿破仑三世先宣的战。可是，宣战之后，前线部队没法集结，因为没有任何完整的军事计划，军需根本供应不上。可是他又不能认怂，表面上还得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好像捏死普鲁士就像捏死个臭虫一样。

当时拿破仑三世讲了几句狠话：“德国一定不能统一，德国要是统一了，我们的大炮就将自动发射。”世界上第一款自动大炮就是他研发的。他还说：“我们这次去打普鲁士，其实就是一次军事散步，我们要去柏林进行一次散步。”

面对这样一个局面，即使我们不是战略家，不是军事家，也知道谁赢谁输。

开战之前，俾斯麦一直在想怎么让法国人先打起来，他知道法国虚骄的民意已经起来了，所以就从民意上下手。终于，这一天到了。

由于西班牙王位的继承问题，法国和普鲁士之间意见不合——1870年7月初，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的一个亲戚应西班牙政府之邀，去西班牙继承王位。可拿破仑三世担心普西联合起来之后实力大增，对法国不利，所以极力反对。普鲁士国王一看，就说：“那西班牙王位我们不要了。”

但拿破仑三世还不满意，他派了一个大使到普鲁士去，要求他们写一个字据。普鲁士国王一看，这也太欺负人了，就拟了封电报：“这件事我知道了，你不必派大使来了，这件事不办了！”他把这封电报拍给俾斯麦，让俾斯麦按这个意思回复法国人。

俾斯麦当时正在吃晚饭，旁边是总参谋长老毛奇，还有国防部部长。俾斯麦就问他俩：“咱们干吗？”估计那俩人说的是：“干。”然后俾斯麦就回到书房将这封电报给缩写了，但是没改字，大概意思变成：“法国大使不要来了，这件事以后不用谈了。”然后直接在报纸上发表了。

他最蔫坏的地方是，特意挑了7月14日这一天来发表，这一天是法国的国庆日。法国民众正在广场上聚集庆祝，一看到报纸上这封电报，激昂的战争热情就被点燃起来了，怒称要杀到柏林去。拿破仑三世这个时候除了雄赳赳、气昂昂跨过莱茵河去打柏林，已经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因为他是拿破仑，他不能怂。讲了一堆狠话之后，他御驾亲征了。

但是，他这个时候身体已经不行了，浑身疼痛，得靠吃鸦片来镇痛，骑一会儿马就得下来休息一会儿，心情灰败得一塌糊涂。他心里很清楚，此去他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所以他到了前线并没有去鼓舞士气，而是跟所有的老朋友一一握别，充满了失败的情绪。但凡有万分之一打胜仗的可能，他的表现都不可能会是这样。

开战之后，他一看形势不对，立即准备逃回巴黎。拿破仑三世的老婆欧仁妮皇后此时正在巴黎摄政，欧仁妮皇后既漂亮又能干，当时是欧洲的两大美人之一，跟西班牙的茜茜公主齐名，她在拿破仑三世执政期间曾经三次摄政。欧仁妮就写信对他说：“你还是别回来了，你一回来就意味着皇帝临阵脱逃，巴黎就得起义，我们就得完蛋。”两次写信劝他不要回来。

从这两封信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皇朝天生的软肋在哪里。拿破仑三世不能让国内民众知道，他打了败仗或者要打败仗。拿破仑三世后来之所以被敌人在军中活捉，就是这个原因，他没法回去，回去也是个死。

历史终于走到了1871年9月1日这一天。普鲁士大军把山坳中的小城色当如铁桶一般团团包围。普鲁士的大炮那天早上向城内轰了几下之后，听到了几声法军的惨叫，过了一会儿，降书就送到了。拿破仑三世对普鲁士国王说：“我亲爱的兄弟，我没死在军中，我把我的佩剑赠送给你。”

法兰西第二帝国就这么垮掉了，拿破仑三世带着他的家属又在英国的伦敦苟延残喘了一年，然后这个可怜的老人就带着拿破仑家族最后的辉煌走入了历史。

陷入情势与虚荣的牢笼

这就是我要讲的主体故事，为什么讲？因为我们在大国崛起。一方面，我们在跟老大的博弈当中，已经呈现出非常好的战略态势。但是拿破仑三世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提醒，这也是后来的历史学家在评论拿破仑三世的时候，对他的致命缺陷的一句风评：“拿破仑三世永远也搞不清楚，自己的虚荣、历史的仇恨和意识形态的热情与国家实际的战略利益的关系。”

拿破仑三世无论是打俄国，还是跟德国博弈，都被这种情绪性的东西迷住了双眼，他无法把每一次胜利都转化为自己的政治优势和国家的政治利益。正如几十年后法国的戴高乐将军评价：“法国所取得的胜利总是一时的辉煌，而遭受的灾难却是永久性的。”这就是拿破仑三世执政20年，给历史留下的经验。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曹孟德和刘玄德煮酒论英雄的历史情景。曹孟德问刘玄德：“你跟我说说，天下谁是英雄？”刘玄德想了想，说：“河北袁绍，四世三公，门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极多，可为英雄？”说到这儿，我们会想到拿破仑三世，同样地，他门第很好，有光荣的历史传统，门下有很多的能人异士，当时的政治态势很好。

可是我们再来听听曹操的判断：“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

一个看似英雄的人，历史却会证明他“非英雄也”。

02　换个姿势奔跑：卢梭

读书考学是人生的登天之梯，这个观念打小就在我心里根深蒂固了。我父母特别有先见之明，大概在我三四岁刚记事的时候，他们就天天在我耳朵边念叨，你得先考取个本地最好的中学，这算是中了秀才；然后得考取个大学，这算中了举人；接下来还有进士，现在叫研究生，那时才算踏上整个社会的登天之梯，也就是到了金字塔顶端的小房间。

但是，你不要以为到这个小房间就完事了，小房间里面还有一个保险箱，它的名字叫博士，打开这个保险箱才算是人上人。可是这个保险箱里面还有一个小珠宝盒子，打开它才叫珠光宝气，它叫博士后。

前半生，我基本上就是按照父母告诉我的这条路，一步一步往上爬。我们这代人想脱离原来生活的小城市和乡村，除了这一条登天之梯，也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

我一直到前年（2011年）才拿到博士文凭。记得那天给我老爹打电话，说我拿到博士文凭了。老爹说：“赶紧送来让我看看！”我给他送去后，老爹拿着那个文凭，老泪纵横地说道：“终于把儿子培养成才了！”

我站在旁边，觉得他那时候的表情很荒诞，心想：“这东西有这么重要吗？博士现在都快车载斗量了，你干吗还这么重视？”我其他的荣誉、成就，在他眼里好像都不算什么，挣一万块钱也不过是一万块钱，博士文凭才是真才实学的标志。

其实，不只是老一代人，即使年轻一代也有这样的情结，虽然自己不愿意去读博士，认为太苦。但是如果对方递过来的名片上面印着“Doctor”，不是大夫而是博士，自己还是会肃然起敬。

博士们的生存现状分析

现在我们来做一件煞风景的事情，帮大家还原一下如今真实的博士生活，了解一下读书人的旧活法是什么样的。

先说理工科，理工科博士相对来说处境比较好，但是他们基本的生活状态就是给导师打工——导师接项目，挣银子，几乎把他们当作免费的工人来用，最后给他们仨瓜俩枣。因为毕业证在人家手里掌握着，所以拿到的津贴也相对较少。

这部分理工科博士生毕业之后，如果是学IT、电信的，华为、腾讯这种大公司可能会要，收入也还不错。但是理工科专业林林总总、多如牛毛，绝大部分博士生毕业后的收入是不尽如人意的。

普通人对于理工科博士生活的想象，都是穿着白大褂，陪着留白胡子的科学家老爷爷攀登人类科技文明的高峰。可现实并非如此。举例来说，比如学化学的，在毕业前两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实验室里帮导师刷试管，这种体力劳动会占据生活的绝大部分时间。

再来看文科，真的是比较惨。《罗辑思维》栏目有一个知识策划叫李源，现在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读硕士。我曾经问他：“你们那儿的博士混得怎么样？”

“哎哟，好惨，有几个数字可以证明。如果你在我们人民大学读博士，国家每个月给你的补贴，也就是所谓的工资，是800大洋；当然这不算完，如果跟导师做项目，每个月还能拿到800大洋的补助。这1600块钱，就是一个博士能够在人民大学拿到的全部收入。”

“如果你是博士后呢？会不会好一点儿？因为你岁数也大一点儿嘛，应该挣得多一点儿。”

“没错，如果你在人民大学读博士后的话，每年要交10000块，学校会返给你30000块，也就是说你每年净得20000块，平均下来每个月的收入不足2000块钱。”

也有相对来说好一些的，比如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也就是林毅夫教授所在的那个学院。那个地方的博士后收入优厚，每个月的收入居然达到了5000大洋！扣掉住宿费1500块，还剩3500块钱。这就是目前博士后最好的生存状态了。但是要知道，如果按部就班地读完全部课程的话，博士后大概都已经32岁了。

郑也夫先生的《吾国教育病理》一书里有一段分析，说一个男性如果到32岁的时候，还没有为家庭、社会尽到过任何责任，还在拿着微薄的收入，这种人还有什么用？

这话说得可能有点儿过，但事实就是这样。如果一个人到了30多岁，还没有对家庭和社会承担起任何责任，还抱着一种我要先学习、然后磨刀，磨完刀再去砍柴的心态，恐怕真的是有点儿迟了。

博士毕业以后怎么活

可能有读者会说，中国古人不是有两句话吗？“磨刀不误砍柴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也许等博士或博士后毕业后就好了。

其实未必，就拿文科生来说，如果你想到一家报社或者杂志社当记者，就需要先问问总编和社长，他们想要什么样的人？人家才不管你是博士还是博士后呢，就看你能不能写稿子。能写稿子就要，不能写稿子就不要，你的工资收入跟一个硕士甚至本科生都没有太大区别。可是要知道，你的生命在求学的过程中，已经又过去三到四年了，你的投入划算吗？

也有读者可能会说：“你这个算法太市侩了，总有些人一心向学，就愿意去做一个苦寒的读书人，可不可以？”

钱钟书先生说得好：“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有人愿意过苦日子，当然可以。但是，我们来看看那种一心想留校、终身都在做学问的人，是不是可以迈上登天之梯呢？

我问过李源：“你将来考博士吗？”

“不考不考不考。”

“为什么不考呢？”

“不划算嘛。”

“你是一开始就知道不划算吗？”

“那倒不是，一开始我真打算这辈子就不挣钱算了，看你们吃香喝辣的，哥们儿就玩学问。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看到，原来好好学习读完博士可以留校当教师，行，哥们儿就走这条路；大学二年级发现，博士留不了校，博士后才能留校；大学三年级发现，博士后也留不了，需要排队，需要撞机会。”

你知道李源给我算的账是什么？就是如果你是985、211这种名牌院校的，读完博士后，基本上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工作，就是在一个外地的二本高校当教师，留在好学校的可能性非常非常之小。

《罗辑思维》节目在北京的一个录像地点是建外SOHO，楼下有家小餐馆在招服务生，每月底薪3000元，加上奖金、全勤奖、提成等，干得好的月收入能达到4000元。请注意，这4000元可是包吃包住的，也就是说，一个在餐馆里端盘子的服务员——这个城市最底层的劳动人民的收入，和博士生刚开始能够期望的收入是差不多的。

工业社会的分工逻辑

这是脑体倒挂吗？20世纪80年代，我们经常用“脑体倒挂”这个词来描述这类现象，即所谓“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可是今天还是这样吗？不是。

我们国家2012年的科研投入已经达到了一万亿元人民币！随便一所大学造一栋楼的花费都是上亿；任何一个理工科的实验室一旦开办，数以亿计的银子都要花下去。如果你现在已经当上了博导、院士、教授，手里又有项目的话，不敢说金山银海，至少能过上当今中国顶级精英过的日子。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呢？分析起来无非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你来迟了。现在当教授、博导的那些人，当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就可以留校，可以发文章，可以当教授、当所长。那个时候全国每年才毕业多少学生？就像我读研究生那会儿，我们那一届文科、理工科的研究生加起来总共有37个人，现在一届是2000多人。前面的人刚当上教授，才四五十岁，还非常年轻，学术生涯还远远没有结束，哪里还有后来者上升的途径呢？就这么简单。

郑也夫先生的《吾国教育病理》里面对此也有过分析，说过度的竞争，尤其是军备竞赛似的竞争，到最后往往会发现竞争的标的物本身并不值钱。这个道理很简单。

第二个原因就比较深了，要深入到工业社会的底层逻辑里去看。工业社会有一个特征，就是所有的效能都来自分工，所以在社会刚开始分工，有大的构建性机会的时候，就是大师辈出的一代。高晓松的《晓说》节目有一期叫《大师照亮八十年代》，讲为什么那时候容易出大师，不是说他们的智力水准真的比我们这代人要高多少，而是因为风云际会，人家有更多的机会。

再比如说晚清，或者20世纪80年代，风气刚刚打开，刚开始睁眼望世界，所有能够把西方的思想、方法论移植到中国来的人，就是货真价实的大师，因为人家想的全是元问题。像胡适一生写的书，全部是核心问题，如《中国哲学史大纲》。可是对接下来的第二代学者来说，就只能研究“小问题”了。再往后，给儿子辈、孙子辈的学者剩下的都是工业社会给他们的非常细碎的分工。

前不久，我们的知识策划李源在搞一项研究，是他硕士毕业论文的课题，叫《张慰慈城市管理思想研究》。

我说：“你这搞的是什么玩意儿？张慰慈是谁啊？”

他说：“民国时期的一个教授。”

我说：“你怎么会对这东西感兴趣？”

他说：“不是我感兴趣，是导师分配我写的。”

我说：“导师为什么分配你写？”

他说：“因为导师有自己的研究架构，里面缺很多小块，你既然是我的学生，就去帮我把这一小块研究清楚，但在我这套研究计划里，它也就是一个小小的注释。”

如果李源同学说：“我不搭理你那一套，我要写一部中国通史！”导师就恨不得一个嘴巴呼上去，你以为你是谁啊？我是为了你好才这么告诉你的，在史学界这样一个辈分森严的体系下，你竟敢一上来就写什么中国通史，那就是找死。所有人都会觉得你是野狐禅，你这一辈子在学术界都休想混出头来。

所以，你一开始只能按照导师、导师的导师、导师的爷爷导师的一整套规划，在一个角落里展开自己那种苟且偷生、慢慢攀爬、小小的学术生涯，那你不就悲催了吗？说到底，这是工业社会分工到最后出现的一个荒诞现象。

每年，各种机构都会申报很多国家社科课题，能出版一书架的书，都由大量细碎的分工组成。我们不禁会问：真有必要这么研究吗？没办法，工业社会有它的惯性，就是要这样细碎地分工下去，而每一个人都被这种分工逻辑给绑架了。

三个当代人的新活法

难道真的是这个社会不厚待知识分子吗？也不是。过去十年，读书人当中发生过这么几件事。一个研究美学的教授讲三国出了名，他叫易中天；一个研究广播电视媒体的教授讲《论语》出了名，她叫于丹；一个海关的公务员写明史出了名，他叫当年明月。有媒体采访当年明月：“你这么小的年纪，20多岁就写出皇皇七大本明史著作，虽然是通俗版的，你不觉得太容易了吗？很多教授说，有些学问是要穷30年的精力才能开始做的。”

当年明月就说这么点儿东西还用得着30年？能有多少资料啊？花30年才做完的人，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他太笨；第二，他在骗你们呢。

我不敢说当年明月说得对不对，我也不敢否定所有明史教授的努力，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从当年明月、于丹、易中天的例子中得到一点启示，就是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并没亏待读书人。如果你做出了让市场认可的学问，采取了在这个新时代应该采取的存活方式，它就会给你丰厚的利润。

据说于丹出的第一本书《于丹〈论语〉心得》的利润，是中华书局自新中国成立后挣的所有钱的总和，于丹当然也挣了很多钱。至于当年明月，据他原来的一个同事讲，到现在为止，他因《明朝那些事儿》拿到了上千万的版税。

所以，你不能说这个社会欺负读书人，正确的结论是：过去的活法不成立了，读书人必须换一个活法。

参考卢梭蹚出来的新活法

我们这一代人其实生活在一个大变革时代，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大变革出现过好几次。在之前的大变革时代，人们用生命左冲右突出来的新活法，依然能够在几百年后给我们这代人以参考和启示。

给大家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叫卢梭。很多人都知道卢梭，知道他是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其实他不是法国人，而是日内瓦人，按今天的国籍来算应该是瑞士人。

卢梭的命运从小就很不幸，出生的时候妈妈难产死了，所以他是跟着爸爸长大的。他爸本来是一个老老实实的钟表匠，年轻的时候惹了官司，家就败落了。卢梭从16岁开始，就不得不到处打零工，说白了就是流浪。

30岁那一年，他流浪到当时整个欧洲的文化中心——巴黎。推开城门，举目四望，卢梭不禁大惊：“我的老天，哪有我的活路啊？”虽然卢梭很聪明，也会舞文弄墨写文章，但是在当时知识分子的所有活法里面，没有任何一条缝隙是对卢梭这样的人开放的。

当时整个欧洲知识分子的活法，大概有四类：

第一类，体制内的人，包括政府官员、学者型官员。比如说启蒙运动四大健将之一的孟德斯鸠，他当时就是大法官；像英国的洛克，也是担任过类似国务秘书这样的职位。卢梭又没参加过公务员考试，谁认得他是谁啊。

第二类，用今天的话讲叫意见领袖，比如伏尔泰就是这样的人。虽然伏尔泰不是贵族，但是他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年纪轻轻就在法国巴黎的贵妇沙龙里声名鹊起了。很多巴黎贵妇见到伏尔泰就跟过年一样。卢梭要当意见领袖的话，哪里有伏尔泰的人脉？毕竟人家的人脉已经搞了好几十年了，有大批拥趸和粉丝。现在你想混成意见领袖，太难了。

第三种活法，是被当时新兴的大学“包养”，比如说休谟、亚当·斯密，这些人都是被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等“包养”的知识分子。可是卢梭是自学成才的，没文凭，没有任何资本能够进入大学。

第四种活法，就是由教会“包养”。这在欧洲历史上是一个奇葩般的存在。但这个谱系里面的名人，有贡献的特别多，尤其是英国。英国的乡村牧师是英国现代化当中非常重要的知识分子力量，因为他们除了周日做个礼拜，平时闲着没事干，还有一部分津贴，这足以让他们静下心来去研究一两门学问。比如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就是这样一个知识分子。

卢梭当时面对的就是这种情况，“长安居，大不易”。卢梭也做出过努力，比如说，他发明了一种全新的记乐谱的方法，他觉得这是了不得的发明，所以就怀着一颗炽热的心到巴黎，四处兜售这玩意儿。那些既得利益者、大音乐家、贵族哪里看得上这个？根本就不搭理他，一点缝隙都没给他留，所以卢梭弄得灰头土脸。

那第二次呢？卢梭想向这些人输诚，硬生生挤开一条缝而入。

他也想巴结意见领袖，比如说他拿着自己写的一本书——《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跑去找伏尔泰，说我写了一本著作，您给看看。

伏尔泰看完之后，是这么回复的：“感谢您给我送来这部著作，看完之后，我有一种要用四脚爬行的感觉。我觉得所有人看完您这本书，都有一种四脚爬行的欲望，因为您这本书否定了文明，想让人脱光衣服回到原始森林，这种思想太反动了。”然后他还说俏皮话，说我都60岁了，已经忘了四脚爬行60年了，你这套我是学不会了，然后就给退回去了。

卢梭那一年大概是38岁，年轻气盛，也不饶人，就给伏尔泰写了一封回信，说我很不喜欢你这个人云云，当时俩人就骂起来了，因此也结下了梁子。卢梭这个人一生平淡无奇，读他的传记会感觉非常枯燥，他人生中发生过什么大事吗？一件都没有，就是写信、跟人吵架、闹矛盾、解释，全是这些破事儿。

总体而言，卢梭在巴黎混得比较凄惨。刚去的时候他还有几个朋友，比如他跟百科全书派代表人物、法国启蒙运动大将狄德罗关系挺好，两人惺惺相惜。狄德罗说，你不是会记谱吗？百科全书里音乐这一条交给你写好不好？卢梭说好，就花几个月时间给写了。但是后来两人也闹翻了。

有一次狄德罗跟他说，你和巴黎的朋友全闹翻了，就剩我一个了，你能不能对我好一点儿啊？卢梭说，为什么呀？他又写信把人家骂了一顿。这就是卢梭，他就是这样的性格。

两个世界的人：卢梭VS伏尔泰

现在很多学者都认为，卢梭是因为跟狄德罗、伏尔泰的观点不一样才导致分道扬镳的。依我说，根本就不是这个原因，而是因为他和这些人压根儿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就拿伏尔泰和卢梭来说，这两个人怎么可能谈得来？伏尔泰年纪轻轻就暴得大名，而卢梭混到四十几岁还没混出个人样儿；且伏尔泰是巴黎人，卢梭又是外省人。

另外，伏尔泰特别有钱，卢梭特别穷；两人的思想观点也不一样，伏尔泰的政治观点是，要改造政体但是不要革命，卢梭则说主权在民，等等。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他们都是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的人，伏尔泰后半辈子最大的乐趣就是祸害卢梭。因为卢梭也很有名，很多贵妇也喜欢他，伏尔泰就在背后搞鬼。

卢梭有一件见不得人的丑事，他到晚年才跟一个女人结婚，之前和那个女人共生了五个孩子，但都送到了育婴堂，因为卢梭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抚养他们。伏尔泰就用别名写了一本书，专门揭露卢梭。据说伏尔泰临死之前有一次看戏，台上滚出来一个小丑，伏尔泰就跟别人说：“你看你看，卢梭，丑角！”他一辈子就是以到处散播卢梭的坏话为乐。

卢梭在巴黎待不下去了，想回日内瓦。伏尔泰就写信追到日内瓦去，告诉那个地方的人，卢梭是个坏人，你们要收留他，就是你们城市的污点。

卢梭于是就躲去英国，住在休谟那儿。伏尔泰说怎么可以这样呢？一封信追过去，跟休谟讲，你不能带他。当然，再加上卢梭自己的一些毛病，后来又跟休谟闹翻了，在英国也待不下去了。

总而言之，伏尔泰一辈子就是以文字追杀、祸害卢梭为荣。当然，这只是前辈文人之间的小花边，但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文人原来的活法里没有你这种野狐禅，你混得好，大家就看不惯你。这种心态大家可能都能理解。

卢梭的不妥协

卢梭和伏尔泰在同一年去世，伏尔泰祸害了卢梭一辈子，去世后却获得了同样的待遇——都被送到了先贤祠，隔得并不远。

而且，他俩去世之后，欧洲大陆的很多知识分子，无论法国还是德国的，都视卢梭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比如说著名的雅各宾党人罗伯斯庇尔，他一直说见过卢梭（后来很多学者都否定了这一点），坚持认为自己是卢梭的学生。所以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卢梭被正式封为贤人，入住先贤祠。那问题就来了，卢梭凭什么呢？

首先，“卢梭不断避免向现存政权做任何即使是表面上的妥协。”这是马克思对卢梭的评价。

他不妥协有哪些表现呢？

当时他出了两本书，一本是《论科学与艺术》，另外一本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他的歌剧写得也挺好，据他自己讲，法国宫廷里演他的歌剧时，很多贵妇人都很感动，觉得他是个大才子。所以当时法国的国王路易十五就想要给他一笔年金，说你不要让别人“包养”了，我直接“包养”你好不好？卢梭居然不干，穷成那样了也不干。

当然，这件事在历史上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因为那天膀胱炎发作撒不出尿来，怕君前失礼，所以没去。也有人认为，他就是不愿意让权贵“包养”，因为要是进到他们的体系里，那不就成孙子了吗？我本人更倾向于后一种看法。

卢梭后来的历史地位证明了他确实是一代文豪，如果当初他领了国王年金，那他在这个体系里肯定不如伏尔泰，不如孟德斯鸠。

卢梭的两条活路

卢梭有铮铮铁骨，但也得有活路才行。卢梭的第一条活路就是他对音乐非常了解，他曾一度实在活不下去了，就去抄乐谱。当时贵妇要开音乐会，总会外包一些抄乐谱的活儿，卢梭不嫌吃苦，好歹能养活自己。

卢梭第二项活下来的本事，就是他有捕捉机会的能力。只要是一个转型时代，总会有那么一些机会从严丝合缝的传统社会里溜出来。这个时候，你要能够准确地捕捉到那个信息，卢梭就有抓住机遇的这个本事。

有一次他去看望狄德罗，两人当时还是朋友。他在路上捡到一张小纸条，是第戎大学有奖征文的布告。他当即就觉得这是个机会，一定要抓住。那时他虽然很穷，但还是专门为写这篇论文雇了一个女秘书，自己口述，让女秘书整理记录。最后这篇文章获得了那次征文的大奖。

虽然这篇文章在卢梭的整个思想体系里面地位并不高，连他自己都说论证方法太粗糙。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凭借这篇论文在巴黎声名鹊起。当时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几十篇书评就出来了，所有贵妇的沙龙也开始向他开放了。

卢梭的干法

可是如果只有这两招，卢梭在巴黎即使活下来，也不过是一个时代的弄潮儿而已。要想成为名垂千古的文化大师，仅凭这两招哪里够？我们来看看，卢梭接下来还干了什么。

卢梭做的第一件事是，倒转身形，背弃那些知识分子原来的市场，去寻找一个全新的蓝海市场。前面讲过，传统知识分子有四种活法，看起来形形色色，其实本质上都一样，他们的“销售”对象都是当时的高帅富们，因为只有那些大人、先生们，才能花得起钱买他们的书，听他们的讲座，捧他们的场，传他们的名。

但卢梭并不是靠他那些哲学著作成名的，而是在40岁时靠另外一本书成名的，这本书叫《新爱洛伊丝》，里面全是情书，堪称18世纪早期情书的范文。

这本书一出来就备受追捧，因为它的题材非常清新，用的不是常见的小说体，而是饱含深情的书信体。它讲了一个爱情故事，从构架上讲，跟《廊桥遗梦》差不多，故事梗概就是一个叫朱丽的贵族女孩爱上了她的家庭教师，但是父母嫌贫爱富，把朱丽嫁给了一个高帅富，家庭教师一气之下就当兵去了。他本来以为朱丽不会幸福，几年之后回来一看人家很幸福，于是特别忧伤。朱丽临死之前给他写了一封绝笔信，告诉他：“我还是爱你的。”故事到此结束。

故事虽然狗血，但这种全新的、饱含情感的、题材别致的新文学一出现，在巴黎就炸开锅了。它的读者并不是那些大人、先生们，而是那些情感在闺房当中已经被束缚、压抑到极致的贵妇们，还包括一些情感丰富的男人。

18世纪的整个社会氛围都是冰冷的，不像19世纪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而19世纪的浪漫主义气氛，其实正是靠卢梭这样的先行者酝酿出来的。所以很多18世纪、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家，都尊奉卢梭为他们的前辈。

在当时的巴黎，卢梭这本书一时间洛阳纸贵。有一个神父给他写信，说你这本书我每读一遍就哭一遍，我跟我的朋友们把你写的每一个自然段都连读了十遍，满屋子人哭得就跟在灵堂一样。还有人给他写信，说读这本书对我太有好处了，因为我痛哭流涕，结果把感冒给治好了。还有一个退伍军官给他写信，说最后那封绝笔信我一直不敢看，我不知道看完之后是否还能受得了，我下了三天决心，才决定要看。

这就是一个全新的市场，结合今天来看，有一些人已经在做示范了。杭州有一个人叫陆琪，是新浪微博大V，影响力非常大。如果作为旁观者，会觉得陆琪一个大男人天天说的都是女孩子们爱听的话，太没有追求了。但是有市场就有需求，有需求就有供给，人家提供的是市场极其饥渴的需求，凭什么不能暴得大名？凭什么不能挣钱？

所以，勇敢地摆脱原来的知识分子生态，找到自己的市场，这就是卢梭的绝招。除了写爱情小说，卢梭还有别的办法——在找到全新的市场、全新的客户的同时，他还把自己对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式的、精英式的严肃思考灌输进去。

这就得提到卢梭的另外一本书，叫《爱弥儿》。

这套书讲的是家庭教育——怎么带孩子。伏尔泰关心的是什么？教士多么无耻……国王多么黑暗，等等。他整天惦记的都是怎么用最后一个教士的肠子勒死最后一个国王。但人家卢梭却踏踏实实地写了一本怎么带小孩的书。

可是就在这本书里，夹杂了很多卢梭作为一个冷静、严肃的思考者的私货。他告诉我们什么叫人性，人性应该怎么培养，等等。他的很多属于那个时代的精彩思想，全部灌注在这本书里面了。这本书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这本书里面提倡母乳喂养。这个概念是卢梭最先提出来的，这导致法国当时很多贵妇人都把奶妈给辞退了，自己坚持母乳喂养。信卢梭得永生，这就是当时法国贵妇的心态。

更神奇的是，当时还是王子的路易十六，读了这本书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卢梭这本书里有个重要的观点：人一生不管从事什么职业，混得有多好，哪怕你是国王，都应该有一门手艺，这是人生立定根基最重要的基础。路易十六就想，学点什么手艺呢？想了好久，他学会了修锁。路易十六之所以会成为一个技法很高超的锁匠，就是因为看了卢梭这本书。由此可见，卢梭在当时的影响力十分大，而且这种影响力并不完全是媚俗，他在媚俗的著作当中还能够灌注冷静的思考。

实例分析：怎样借鉴卢梭

以上，我们基本上把卢梭的活法给大家解剖了一下，再讲一下如何从卢梭的故事中得到启示，还是以李源同学为例。

当时他就是这样，第一，利用手艺，当每个月200块钱补助养不活自己的时候，就靠做点翻译来生存；第二，会抓机会。有一次《罗辑思维》节目组要招暑期实习生，大家一起来死磕读书，李源马上就报名了。我们一看这小伙子不错，读书读得多，是罗胖今后做《罗辑思维》重要的助力，马上就招进来了，所以人家机会抓得也好。

但是招进来之后，我就跟李源同学讲，你不能一辈子靠替我找资料、整理文案过日子，这种生活不属于你。属于你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用你的生命去蹚开一条血路，为那些研究高大上学问的读书人找到一个新的活法。

我给他做了这样一个设想：这个社会有很多人想读书但没时间，于是就看《罗辑思维》，我说什么，他们就只能听什么。那我们可不可以搞一个读书定制呢？比如说你很有钱，上面有老爷子老太太，下面有几个孩子，一家三代人，能不能搞一个读书会，指定一本书，让李源同学事先读好，然后利用周六下午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来主持这个读书会。你再顺便赏我们一两万块钱，让知识分子也挣点生活费，李源同学不就找到了自己的全新市场了吗？

当然，这个市场还可以再想，很多公司的老板经常给员工买书学习，可员工哪有时间读书啊，文字阅读时代都过去了。我们能不能趁一次全员开大会的时间，抽出一个小时，让李源给大家讲讲这本书里大概讲了点什么，把老板买书的这笔钱变成给李源同学的酬劳，这不也是一个全新的市场吗？我个人坚信，这个市场在未来一定会发展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讲卢梭，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罗辑思维》自己。我原来也是吃公家饭的人，出来以后发现学郭德纲，在前门搭一个摊说相声，凭三寸不烂之舌，靠这个手艺我可以活下去。而且优酷、土豆大整合以后，中国最强大的视频平台出现了，这个机会我抓住了。

但是，我能不能找到一个新市场？比如那些电视台拨给娱乐公司的市场，等等。最关键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大家有辨识能力的情况下，我有把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很多想法告诉大家的内在冲动。如果这几条做到了，我不也是卢梭300年后的一个好学生吗？没准儿我也能做出一番自己的事业。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卢梭，老先生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一辈子除了抄乐谱，也没参加过什么劳动，国王给的年金他不要，跟意见领袖又闹翻了，请问他是怎么活下来的呢？他的财富是从哪儿来的呢？

卢梭还有一个办法，靠“包养”。如果你觉得这个词不好，那我换一个词，靠供养。谁的供养？读者、粉丝、受众，他有他自己打开的全新的市场。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伏尔泰撵着他在欧洲到处流亡，哪儿都不要他，哪儿都撵他走。虽然他的心情是落寞的，但是每到一处住下来，马上又感觉不错起来，为什么？因为当地的读者，包括一些贵妇人纷纷登门求教，甚至有人非要拉他到自己的庄园里住上两天。他这一生就是这么过来的，到处都有人捧他，他吃自己受众的百家饭，挺好的一生。

再说到我们《罗辑思维》，我要想蹚出一条读书人的新活法，就必须和原来读书人的活法一刀两断，我不去读什么博士后，不去跻身什么教育系统在高校里面谋得一官半职。我就在街头搭下一个说书的摊子，靠大家供养。2014年8月，5个小时内我们收到了160万元的会员费。我其实也知道，大家交会员费凭的不就是一份爱、一份信任吗？

第三章　怎么做个明白人

在这个时代你会发现，过去的经验没用了，对未来的预测基本都是瞎扯，基于原来人际关系获得的所有巧妙几乎也都失效了。那怎么办？在这里我们其实就提供了一个方案：学习李鸿章，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当下，不管过去，不管未来，不管周边，做当下最该做的事。

01　不敢犯错的loser：嘉庆

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有一个毛病，就是经常会出现大段大段的断档，整整几十年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记载。比如说整个东汉历史，刚开始记载的是刘秀夺了天下，然后一竿子就插到了三国，没人告诉我们中间这200年发生了什么。

再比如说唐朝历史，安史之乱结束后，就一竿子插到了五代十国，这当中有100多年，发生了什么？历史教科书用四个字——藩镇割据——来概括。好像那100多年，只有一些诗人活跃在历史舞台上，政坛上发生了什么，则模糊不清。

再比如说清代，大家都对“康乾盛世”津津乐道，可是乾隆皇帝去世是1799年的事，然后历史教科书一竿子就插到了1840年，这当中足足有41年的空白，发生了什么呢？

这期间清代还有两个皇帝：嘉庆皇帝和道光皇帝。道光皇帝因为鸦片战争还比较有名，最倒霉的，就是嘉庆皇帝了。

嘉庆当皇帝当了20多年，但是好像只给大家留下了一句话：“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似乎这个皇帝在龙椅上坐了20多年，就只是在捧着一个大“棒棒糖”边舔边吃。这棒棒糖是从和珅府里抄来的，所以他很幸福。但是，嘉庆皇帝真的度过了幸福而悲催到默默无闻的一生吗？

这不符合常理。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试图在历史上留下自己光辉灿烂的一生，更何况是一个手握大权的君王呢？所以嘉庆皇帝一定做了些什么事，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这个大坐标当中，他一定有着什么意义。

当然，对嘉庆一朝的研究，在历史学界也不是什么显学，所以没什么人搭理这20多年。直到我看到一本书，是历史学家张宏杰先生的《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写的就是嘉庆皇帝。

你看嘉庆皇帝多悲催，他的故事是附在他老子那么厚一本书的最后一章，作为一个配角出现的。可是这一章的题目，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叫作《英明伟大到一事无成》。

一个皇帝如果一事无成，他怎么可能英明伟大呢？如果他果然英明伟大，又怎会一事无成呢？

乾隆皇帝的三年考察期

要想破这个谜，就得把时间的指针拨到1796年的正月初一，这一天是嘉庆皇帝登基的日子。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的登基大典通常是没什么看头的，因为新皇帝通常都是在老皇帝死后才能当皇帝的。国丧期间，民间尚且要停止一切娱乐活动，更何况皇家自己呢？所以在新皇帝的登基大典上，那些黄钟大吕“陈而不作”，因为老皇帝刚死，现在是全国服丧期间，皇帝不哭着登基就是不孝。

但是嘉庆皇帝没这个问题，因为乾隆皇帝这时候当太上皇了，所以他的登基大典是比较热闹的，至少是有音乐的，这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

从这一年开始，一直到嘉庆四年（1799年）的正月初三乾隆皇帝驾崩，这整整三年间，我们可以想见，嘉庆皇帝过的是什么日子。老皇上还在，大权不在他的手里。

而且，乾隆皇帝也是一个饱读史书的人，他知道太上皇没那么好当，唐太宗他爹李渊晚年当太上皇日子好过吗？唐玄宗做太上皇的日子好过吗？他太明白了，所以他防微杜渐，做了一系列的准备。

比如说，他原来为自己建了一座新宫，叫宁寿宫，但是他当了太上皇之后仍住在养心殿，其实就是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皇权。连朝鲜使臣进贡这种小事，他都要跟使臣说，皇帝虽然换了，大事仍然是我办。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头，权力欲还是如此旺盛。

但是对于这个帝国来讲，也不能说乾隆皇帝做得没道理，他确实要留一个观察期。他想看看：原来的十五阿哥，我给他披上龙袍之后，到底会有一番什么样的表现？

在这三年期间，嘉庆皇帝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至少他对太上皇的孝心没的说。按照当时朝鲜使臣留下来的记录，嘉庆皇帝在老皇帝面前，眼神都不带离开一下的，老皇帝一高兴，他就跟着龇牙乐；老皇帝把脸一沉，他马上也不高兴，视太上皇之喜怒为己之喜怒，嘉庆在这方面做得是很好的。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嘉庆皇帝的皇后死了。做了20多年的夫妻，多多少少总是有感情的，但是嘉庆皇帝却做出决定，丧礼按照当时最简单的程序去办。皇帝仅仅辍朝五天，文武大臣仅仅穿七天素服。

嘉庆皇帝为什么这么做？因为80多岁的太上皇还在养心殿待着，老人最忌讳的就是死，而且忌讳一切和死有关的不吉利的事。所以新皇帝就特别担心这一点，即使到皇后的灵堂去，都是到了灵堂门口才换上素服，出了灵堂立即换上常服。而且他知道自己死了老婆，是个不祥之人，所以他尽量避开太上皇经常出没的那些道路。

太上皇也不傻，头脑精明得很，他派了和珅去查看小皇帝现在在干什么，有没有因为死了老婆而耽误国事。和珅回来报告说，新皇帝完全没有一点点悲伤的样子，天天在那儿批奏折呢！

这份答卷交上来之后，乾隆皇帝是很满意的。乾隆皇帝是一个孤傲的人，他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有“十全武功”：两次平定准噶尔之役、平定大小和卓之乱、两次金川之役、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缅甸之役、安南之役及两次抗击廓尔喀之役，并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号为“十全老人”。就是说，作为皇帝，他把什么都占全了，不仅高寿，文治武功也是一时极盛。

所以在这三年当中，乾隆皇帝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爱新觉罗家族的江山是不是所托非人？我选择十五皇子来接替这副担子，他是不是一个对的人？

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皇帝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他心里是满意的。

兢兢业业的圣贤君主

嘉庆皇帝即位的时候已经36岁，年富力强，从体力到精力各个方面都是最巅峰的时候，而且他从小接受的就是最标准的帝王教育。乾隆皇帝子女众多，千挑万选才选中嘉庆，所以在性格、道德、能力等方面，嘉庆皇帝都是一时之选。嘉庆皇帝在他20多年的皇帝生涯当中，也确实当得起张宏杰先生给他的四个字的评价：英明伟大。

中国古代对一个圣贤帝王的所有要求，嘉庆皇帝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

我们先说说他的俭，也就是抠。乾隆皇帝晚年的时候，对古玩字画有一种遏制不住的贪欲。在他临死之前，新疆叶尔羌地区发现了一块重达两吨的玉石，乾隆皇帝就命人速速运到北京。结果玉石还没运到北京，乾隆皇帝就驾崩了。嘉庆皇帝马上给押运的官员下了一封诏书，说不管运到了哪里，就地给我扔掉，我不好这口儿。通过这件事情，嘉庆皇帝向全国人民做了一个表态：他不好这些玩意儿。他的一生对声色犬马、珍玩字画都不屑一顾，甚至连玩，都是出于完成自己皇帝的使命。比如说他恢复了“木兰秋狝”，就是每年去承德打猎。这也是为了传承列祖列宗留下的打猎、尚武的好习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嘉庆皇帝一点儿都不喜欢打猎，只是象征性地比画两下，打两只兔子、两只狍子就收手，然后赶紧回去看奏折。

张宏杰先生在研究当中发现，嘉庆皇帝在“木兰秋狝”时的路线和时间完全是按祖制来的，就是说当年他爷爷、他爹走的哪条路，哪天早上几点钟出发，晚上几点钟收队，他也完全照着来。

还有一个“勤”的故事。清代皇室有一个经典的娱乐活动，就是看冰技，让一些太监以及从外面请来的艺人，在冻起来的湖面上表演花样滑冰。有一年冬天，嘉庆皇帝看完之后，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场所，命人把当天的奏折拿来。太监跟他说，大臣们觉得天气这么冷，皇上又看了一上午表演，可能比较累了，就没有提交奏折。

嘉庆皇帝气坏了，他下了一道谕旨，申饬大小官员，说我天天起五更为这个国家操劳，你们居然因为天冷，还借口心疼我没有上奏折，让我没事干，我是这么勤政的一个皇帝，怎么能让我没事干呢？这在清代历史上很少有，但在嘉庆朝就发生过好几回。

还有一次，他参加完祭祀，大概早上十点钟回到办公场所，说要召见官员。结果当时主政的睿亲王说：“今天天太热，而且您上午已经为祭祀忙了半天，我把今天要接见的官员和明天要接见的给您合并了，明天一起见吧。”

嘉庆皇帝又是龙颜大怒：“你怎么能这么干，我就是要靠勤政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地位，你居然让我偷懒一天！”然后就命人把睿亲王送到宗人府议罪，并罚俸。

嘉庆皇帝一直就是用这种执政方式，来确保自己是一个绝代的、英武的、按照圣德典范来行事的君王。

嘉庆皇帝的好处真的是说不尽，包括他过五十大寿的时候，有一个御史上了一道奏折，说按照祖制，咱们在京城小小地热闹一下，演十天戏吧。

这奏折马上就被嘉庆皇帝踢回去了，他说：“你可是御史，怎么能撺掇我这个做皇帝的人去玩呢？如果我要玩，你御史的责任也应该是拦住我去玩。”嘉庆还把这个御史发配到了边疆极苦的地方去当差。这就是嘉庆皇帝，对自己要求极严。

可能有人会对嘉庆皇帝有些误解，觉得他很残暴，很严厉。但嘉庆皇帝还真不是这样一个人，其实他是一个非常会体恤臣下的人。

史料中有这么几个小故事，有一次，湖北学政杨怿向皇帝汇报当地的情况。当时正是大夏天，皇帝非常热，但是一看到杨怿进门，他立即就把扇子给放下了，因为君臣奏对之间，臣子是不能挥扇的，臣子即使汗珠噼里啪啦往下掉，也不能扇扇子，这是礼制。嘉庆皇帝为表示与大臣同甘共苦之意，即使汗湿重衫，但是也没有拿起过那把扇子。杨怿到晚年写回忆录写到这一段的时候，依然感动得痛哭流涕。

嘉庆皇帝去木兰秋狝，路上经常遇到百姓拦轿告状，他每次都命人把轿子停下来，亲自审理案件，如果不能亲自审理，也会命人把这个案件立即批转地方，要求尽快解决。

而且他在当时还推出了一次小改革，就是“紫禁城骑马”，这是给功高大臣的一种恩赏，就是进了宫门可以不下马，一直骑到要去的地方。可是有些汉族大臣不会骑马，他又允许享受“紫禁城骑马”待遇的汉族大臣坐轿，特别是那些年迈力衰或体弱多病之人。

但嘉庆皇帝也不是脓包。比如说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皇帝刚刚晏驾，正月十八他就把和珅干掉了，三尺白绫赐死。所以，他又是一个非常决绝的人。

执政初期，坚决惩贪

嘉庆皇帝在他执政的20多年间，其实推动了当时他能够想象到的最大力度的改革。

这个时候他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贪污腐败，是到要打苍蝇、打老虎的时候了。可是这苍蝇、老虎不是一天养成的。其实在乾隆朝后期，整个大清王朝的官员系统就已经到了通体皆烂的程度，苍蝇、老虎已经形成了常态。这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办贪污案，只要办一个，一定就是一个窝案，一抓就是一大坨。

其中最典型的一个案子是甘肃的“冒赈案”。当时，整个甘肃省官员都想搞点外快花花，于是就说甘肃这里遭灾了，把没灾说成有灾，把小灾说成大灾，然后陆陆续续贪污了800万两银子。最后全省官员就按官职大小，生生把这笔钱给私分了。

“冒赈案”东窗事发之后，乾隆皇帝暴怒不已，但又无计可施。因为如果按照大清律例判罚，全省官员都得处死，可他们一死，整个甘肃省就没官员了，这哪儿行啊？所以乾隆皇帝不得不重划生死线，规定拿两万两银子以上的砍头，拿两万两银子以下的准许戴罪立功，继续办公。清王朝到这个时候已经变得很荒唐了。

嘉庆皇帝上台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打老虎，先把和珅给扳倒了。扳倒之后，从他的府里搜出八亿两银子。这是什么概念？这笔钱足以抵得上当时大清王朝十年的岁入。

这还不算完，因为这只是一只大老虎，还有很多小老虎，很多大苍蝇、小苍蝇，所以嘉庆皇帝要接着来。在嘉庆执政初期，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勃勃向上的生机，至少在皇帝的谕旨里，我们能看到这种决心：杀伐决断，坚决惩贪。

就在和珅跌倒的第一年，全国十一个总督被干倒了六位。据张宏杰先生研究，从嘉庆七年（1802年）到嘉庆十年（1805年），地方上几乎每个月都有督抚的人事变动，说明那个时候皇帝是非常重视从人事上彻底解决贪污腐败问题的。

但是古代王朝的皇帝其实是非常可怜的，因为他要控制那么大一个帝国，可以使用的手段却很少。

当年的嘉庆皇帝也一样，因为中国儒家发明的所有治理天下的技术里面，无非就那几条，从政是宽一点儿还是猛一点儿，对待官员系统是严一点儿还是松一点儿。所以嘉庆皇帝刚开始惩贪力度非常大，但是后来发现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通体皆烂的问题。

举个例子，他当时推出了很多廉政模范，其中有一个御史是当年炮轰和珅的第一人，嘉庆皇帝觉得他干得好，就派他去管四川的军需。后来嘉庆皇帝发现这个人非常能干，又把他调回北京当兵部侍郎。

此人当上兵部侍郎的第一年，就贪污了四万两银子！而在这一年当中，嘉庆皇帝反复让全国官员向他学习。他这不仅是在贪污犯法，还是在打皇上的脸。

就这样，在力行惩贪几年之后，嘉庆皇帝觉得非常有乏力感，不管自己怎么做，是松一点儿、紧一点儿，不管自己怎么苦口婆心地说，都没有用。

在关于嘉庆朝的很多史料中，我们会发现这个王朝已经不只是一个腐败的王朝，还是一个瘫掉的王朝，一个软弱无力到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王朝。

比如说有一次皇帝出行，文武百官护驾，路上皇帝问起兵部尚书掌管的调兵大印。兵部尚书竟然回答说没了。怎么没了呢？丢了。这还得了？万一这个时候全国哪个地方出点事，皇帝在半道上连兵权都没有。嘉庆皇帝就命人赶紧追查。

追查结果出来后，君臣上下全傻眼了——这大印三年前就丢了。原来兵部的司员一直瞒着这件事，导致兵部大印丢了三年居然都没人知道。这种荒唐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而且追查也没有下落。

嘉庆一朝还有很多这样的荒唐事。有一年的武科考试典礼，皇上都出席了，整个大典却进行不下去了，因为武状元和武探花都没来。没来的原因也让人瞠目结舌，原来是当职人员忘了给他们开门，武状元和武探花围着紫禁城转了一圈，也找不着门，然后这大典就歇了。另外一次是皇帝举行大典，一个亲王竟然因为在家抽鸦片把这事忘了，也就没有参加。

有一次，皇帝到皇宫周边散步，发现宫门口有人养羊，而且就在御花园里吃草。原来这是太监为了补贴家用，在宫里面养的羊。事情竟然能荒唐到这种程度。

还有一次，皇帝在出行的过程中，有一个人穷极了，心想反正要死，就得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于是拿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直奔皇帝的轿子而去。当时所有护从侍卫都目瞪口呆地愣在当场，没有一人冲上去护驾。这个人一直冲到皇帝的轿子边上，才被一个随驾的亲王拿袖子扑上去，把他的刀给抢了下来，这个时候护卫们才醒过神来一起把这人按住。当时所有人都觉得此人是受人指使的，结果一通毒打、上尽了酷刑之后才发现没人指使。就这么一个人，竟敢冲到嘉庆皇帝的轿子旁边行刺，这也是非常奇怪的事。

这样奇怪的事实在是太多了。最奇怪的是一帮受当时的邪教——天理教蛊惑的教民，纠集了200多人，趁嘉庆皇帝不在北京的时候攻打紫禁城，而且居然攻进去了，因为有几个皇室宗亲和一些入教的太监里应外合。

这些人最后打到了临近储秀宫的地方，后来出现了一个很神武的人，这个人就是道光皇帝旻宁，当时他还是皇子。旻宁带领宫廷的侍卫，手持一些鸟铳、抬枪之类的武器，才把这次叛乱平定下去。

但是这件事情太荒唐了，历朝历代怎么会宫禁不严到这种程度？嘉庆皇帝接到旻宁报告的时候，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他觉得我遵从历朝历代对一个圣主的道德要求，什么都没有做错，我又如此勤政爱民，如此体谅大伙儿，为什么天下变成了这副德行呢？

所以他当天在郊外的行宫，用朱笔亲手起草了一份罪己诏，大概意思就是这次全怪我自己，但是以后要励精图治，别把这个江山治理得对不起列祖列宗。

这份罪己诏当中有四个字，叫“笔随泪洒”，就是一边写一边洒泪。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可以体谅一下嘉庆皇帝，自诩为一代圣主，而且真的在这样做的人，为什么就把天下治理成这样了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再替这位老人家想一想，他当时又有什么办法呢？

财政危机的爆发

嘉庆王朝后期遇到的最大问题还是在“钱”上。一个王朝所有的危机总爆发，最后都会体现为财政危机。

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不是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吗？他应该打着饱嗝才对啊，历朝历代皇帝都能缺钱，唯独这位嘉庆皇帝不该缺钱啊。八亿两白银，相当于十年的国家财政收入，平摊到嘉庆执政的20多年，省着点儿花也够了，他最不应该缺钱。

如果你这么想，就说明你不太理解一个封闭的财富系统的特征。一个封闭的财富系统，如果没有新来的增量，仅靠一个确定性的存量，不管这个存量有多大，它的花销一定会倒逼存量，最后还是不够花。

举个简单的例子，《红楼梦》里的贾府不能说缺钱吧？白玉为堂金作马，占着房躺着地，外面有田庄，皇上还经常有赏赐。但那又如何？还是不够花。王熙凤说得好，大有大的难处，摊子铺得太大，最后光太太、小姐、公子使唤奴仆的那些月例银子，都会把贾府的财政掏空。

晚清著名的盛宣怀号称富可敌国，那又如何？一旦丧失了权力，没有了新来的生意，原来的那点儿钱根本禁不住家里人败。他们家的公子，娶了十二个姨太太，于是到第二代就败落了。

当年的嘉庆皇帝也是一样，虽然看着八亿两银子挺多，但是打一场仗，镇压一下白莲教，两亿两就没有了。而且当时他生活的时代，是中国的人口危机、土地危机、流民危机几乎同时爆发的一个时代，那点钱根本就禁不住花。

怎么办呢？当时其实他眼中能看到的无非是向左、向右两条路。所谓向右，就是简政放权，激发民间经济活力，允许大家做多种经营。但这件事情嘉庆皇帝看得很明白，却不能干。

比如说嘉庆四年（1799年）的时候，北京城有两个平民给他上书，说我们要申请开矿，开了矿国家就有钱了。嘉庆皇帝亲自下谕旨，说这事绝对不能干。为什么？第一，开矿会聚集大量的流民，这些流民聚到一块儿，谁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事？

第二，我是儒家培养出来的圣主，怎么能舍本逐末，让大家放弃农耕而去追逐蝇头小利呢？

所以，简政放权，激发民间经济活力这条路行不通，我们隔着200多年的时光来看，这是一条正路，但在当时的嘉庆皇帝看来，这却是一条邪路。

那向左呢？就是用严刑峻法来惩治贪官污吏，让吏治更清明，让政府更节约，以此解决财政危机。当时很多清流士子、士大夫也想到了这一条。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人，就是嘉庆朝的名臣洪亮吉，他被称为“中国的马尔萨斯”。

洪亮吉当时靠着自己清流的身份，给嘉庆皇帝上了一份很不客气的奏折，大意就是说，这个王朝已经烂到根儿了，但这也不赖你，打你爹起那会儿就不行了。他说了些特别难听的话，基本上把大清王朝上上下下骂了个遍。那他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就是用我们清流，因为我们是儒家士子。

后来嘉庆皇帝确实也这么做了，他任用了很多缺乏行政能力但是声望很高的清流士大夫。但是这能解决问题吗？尤其是洪亮吉这份奏折把嘉庆皇帝和乾隆皇帝一块儿都骂了，这就已经不是反腐的问题了，几乎触及了嘉庆皇帝的底线。他是在否定皇帝执政的合法性，而且大清王朝真的惨到了你洪亮吉说的那个份儿上了吗？所以，后来嘉庆就把洪亮吉下了狱，本来想要处死他，但后来改为发配流放了。

这当中还有一个小细节，嘉庆皇帝在把洪亮吉抓起来之后，给刑部下了个谕旨，说读书人不可动刑。这也可以看出嘉庆皇帝确实是一个仁德的好皇帝。洪亮吉后来从流放地回来之后，一辈子对嘉庆皇帝感恩戴德，就是因为这么一句话。

但是不管怎么样，洪亮吉触犯嘉庆皇帝大忌从而获罪，也就标志着嘉庆皇帝把用严刑峻法惩治腐败贪官这条路走尽走绝了，他决定走回头路。

走回头路的守成之主

右也不能走，左也不能走，只能走回头路，要走到哪儿呢？放在嘉庆皇帝当时的处境里，只有一条路：做一个守成之主。我要敬天法祖，意思是我心里畏惧老天，然后按祖宗成法去做事。这个国家好也罢赖也罢，我认了。即使我到地下去见列祖列宗的时候，我也没有太大的责任，因为我是按你们教下来的这套办法办的。

所以在嘉庆十年（1805年）的时候，他带着文武百官去大清王朝的龙兴之地盛京，拜谒了各个祖先的陵寝。在路上，他写了一篇他认为很重要的文章，叫《守成论》。

这一年，嘉庆皇帝算是把自己的统治思想稳定下来了，就是别瞎弄，各朝各代到我这一阶段的时候都容易出乱子。比如说宋朝，用王安石变法，变来变去一天不如一天。所以我们现在不变了，要守成，就按列祖列宗说的办。

所以嘉庆十年之后，我们几乎不认得这位皇帝了，他虽然还是那么勤政爱民，还是那样道德高尚，但是锐意改革的影子在他身上再也找不到了，他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守成之主，不管大事小情，都要去查前朝实录，我爸爸、我爷爷、我爷爷的爸爸是怎么办这件事情的，然后就按他们说的办，不再搞任何创新。

有一次宫城里面失火，几个太监见状赶紧把宫门关闭了。因为他们多了一个心眼儿，这几年出事太多，天理教都能搞200多个人攻打紫禁城，他们怎么知道这次失火是不是有人预谋的恐怖行动呢？如果外面有人包藏祸心，先在宫里点一把火，然后冲到宫里面假装救火，就会酿成大乱。

嘉庆皇帝当时觉得这么处理很好。可是过了几天，他翻了翻乾隆朝实录，突然发现没遵祖制。原来乾隆皇帝当年也遇到过这种事，但乾隆皇帝御笔亲批，如果宫内着火，马上打开宫门，让外面的人进来救火。所以嘉庆皇帝赶紧撤销对太监的表扬，非但如此，他还把那几个太监给处分了。

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没有能力去应变，去根据实事因果、环境的变化去处理自己面对的问题了，这就是晚年的嘉庆皇帝。

嘉庆皇帝晚年在和臣子的对话中，经常会有一些口头语，比如说“哎呀，这可怎么办”“这可不得了”。晚年嘉庆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有点儿像一个村口晒太阳的老头儿，生活的艰苦已经摧折了他所有的锐气。

嘉庆皇帝执政20多年之后，就这样撒手人寰了，他的死也是一个谜。有的历史学家说，他是让雷给劈死的。在中国儒家的传统认知里，如果一个人遭天打五雷轰，这说明他已经上干天怒，下场非常惨，所以一个用圣主要求自己的、道德非常高洁的帝王，沦落到这样的下场，真的是一个悲剧。

囚徒困局怎么破

嘉庆皇帝所处的那个环境，是时代、民族、文化为他这个人打造的一个牢笼，他四面碰壁而不得其解，这有点儿像堂吉诃德，拿自己的长矛和假想的魔鬼风车作战，最后的结局是扔掉长矛，坐在地上长吁短叹。

从政治角度上讲，我们不能妄断嘉庆皇帝当年有更好的选择，像他这么聪明的人，道德又这么高尚，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们必须承认，有些困局是无解的。这是作为政治上的嘉庆皇帝。但是如果作为一个个体的人，也许他还有其他的选择。我宁可看到一个像乾隆皇帝晚年那样，有点儿小虚荣心，有点儿自信心爆棚，虽然对这个帝国也感受到了危机，但还在不断地想各种新奇的办法去解决它；甚至他会无视这些问题，表现得非常倨傲，等等。我觉得这样的人生比嘉庆皇帝那种灰暗的结局要好得多，所以我在这篇文章的最后特别想讲一点人生的选择，也是我认为应该做的人生选择。

学着欣赏左冲右突的人

我们以另外一个罗胖子——罗永浩最近推出的锤子手机为例。有的人对这款产品切齿痛恨，说这款产品的某些方面背离了罗永浩的人生观，背离了他的世界观，说罗永浩就是在搞传销，就是营销做得好，就会吹牛皮，就是不要脸，他一定没有好下场，锤子手机一定卖不好。

我假设这个批评者对，但这又有什么用呢？毁灭掉一个商业神话，他的人生也没有获得什么。就算他说对了，无非证明他有一个否定性思维的胜利，他预测了一次失败，但这对他人生的成功毫无用处。

我们在嘉庆皇帝身上也看到了这种潜质，因为他一生都在追逐那些最正确的东西，所有偏离这个东西的，他的态度都是否定、否定、否定、不行。最后他死在当场，抱着他那个正确死掉了，而且人生过得非常灰暗。

最近有记者问我：“你怎么看老罗推出的锤子手机？”其实我们虽然都姓罗，而且都是胖子，但并不认识。我觉得老罗这个行动非常好，至于这款手机的成功与否，让市场去做决定，我们在这里不用评价。但是我觉得，罗永浩偏离了我们公众认识的正确标杆，找到了世界的一个新方向，拼命而且认真。他打穿了一个小孔，从这个小孔里折射出一些阳光，照亮了我们所有人的生命，至少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有趣了一点点，这有什么不好呢？

我们作为与此无关的人，哪怕不愿意去当他这个手机的用户，但我们只要用一种欣赏的姿态，看着罗永浩和他自己的认真努力，又有什么不好呢？

所以我想，也许我们不能对更大的国家、民族、人类负责，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做到，不再抱定我们认可的那个绝对正确。我们可以用一种欣赏的思维，来看待每一个为我们左冲右突的人，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会被点亮一点，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02　迷茫时代的明白人：李鸿章

李鸿章活着的时候，脑袋上有两顶大帽子：汉奸、误国权臣。当时有人专门写了两副对联描写他，对此说得很明白。

第一副：“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杨三是当年北京城一个著名的丑角演员，大名杨鸣玉，因在家中排行老三，故称杨三，是徽班进京后由演唱徽调、昆腔衍变为京剧的十三位奠基人之一。杨三正好在《马关条约》签订（1895年4月17日）之前死了，所以老百姓就编了这么一副对联。这副对联对得特别工整——“杨三”对“李二”（李鸿章在家行二）；“已死”对“先生”；“无苏丑”对“是汉奸”。这就是一顶汉奸帽子。

第二副：“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宰相合肥”指的是李鸿章，他是安徽合肥人，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其实就相当于宰相。所以上联是一语双关，意思是你们家倒是肥了，可老百姓家瘦啊；“司农常熟”指的是当时的军机大臣兼任户部尚书翁同龢，他是江苏常熟人，掌理着国家财政，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长兼内政部长。清朝人雅称户部尚书为大司农，所以下联就是说，你们家有粮食吃，老百姓地里都是荒的。这副对联里说的两个人都是误国权臣。

客观地讲，真要把这两顶帽子给李鸿章是有点不公平的。

首先说汉奸，无非是因为《马关条约》《辛丑条约》都是李鸿章主持签订的，但他也是没办法。当年打甲午战争，他说不能打，可光绪皇帝却说，怎么不能打？跟英法打可能打不过，日本蕞尔小国有什么打不过的？打！结果打输了。再说，李鸿章也为这场败仗付出了政治上的代价——被拔去三眼花翎——革职了。

但慈禧太后还是不肯放过他。革职就完事儿了？哪有这么便宜的事！跟外国人谈判，尤其是跟日本人谈判，还得你李鸿章去，因为只有你有这能耐。所以李鸿章不得不又揣着一顶帽子——头等全权大臣，跑到日本去签《马关条约》。在日本期间他还遇了刺，带着一脸血就去了谈判现场，后来日本人因为此事不得不在谈判条件上稍做了让步。所以，能说他是汉奸吗？

关于《辛丑条约》，李鸿章就更冤了。当年慈禧太后带着端郡王载漪跟义和团在北京胡闹的时候，李鸿章在南方当两广总督，所以这件事和他根本没有关系。慈禧太后把这摊子弄得一塌糊涂之后，带着光绪皇帝逃到西安去了，路上匆匆给李鸿章发了一封电报说：你快回来，把烂摊子给我收拾了。李鸿章当时已经将近80岁了，哆哆嗦嗦从广东赶到北京，在卖国条约上签了字，两个月之后，就忧愤而死。所以，能说他是汉奸吗？这公平吗？

再说误国，这其实主要归因于整个晚清的官僚和皇家系统。而李鸿章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反而是引导国家往近代化方向走的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所以说他误国就更不公平。

现在网上有很多人都在说，李鸿章1896年在俄国受贿了。当时俄国人为了签《中俄密约》（即《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给了李鸿章好大一笔钱——300万卢布。

但是这件事在历史学界是没有定论的，直到今天还存在大量的争论。因为所谓的李鸿章受贿，无非是俄国财政部存有一份文件，说当时为了签这个条约，沙皇拨了一笔300万卢布的基金，以李鸿章基金的名义存在了华俄道胜银行。至于这笔钱后来给没给李鸿章，就众说纷纭了，但是事件的关键当事人，也就是俄国当时的谈判代表维特伯爵，后来明确表示这个钱其实是没有给李鸿章的。所以李鸿章到底拿没拿钱这件事始终是一个悬案。

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

虽然在我们看来，李鸿章在当时绝对属于高富帅，但是在国际场合他就经常把底裤给露出来，留下了各种笑料。比如美国有一道菜，叫“李鸿章杂碎”。就是因为李鸿章吃鸡不用刀叉，直接拿手招呼，美国人也没办法，为了遵循外交礼仪只好学他也用手。后来美国人就干脆把西餐和中餐兑在一块，发明了这道“李鸿章杂碎”。

再讲几件李鸿章在俄国出丑的事。1896年，他到俄国彼得堡签《中俄密约》，首先要去跟财政大臣维特伯爵谈判。据维特伯爵记载，在客厅接待李鸿章时，问老爷子抽不抽烟。李鸿章说好，然后就发出了一声公马似的嚎叫：“上烟哪！”接着就跑出来几个中国人开始伺候他抽烟，有的擦火，有的捧烟斗。李鸿章什么都不用动，就动嘴。维特伯爵堂堂一个沙皇贵族哪儿见过这架势，当时就觉得李鸿章很粗鲁。

还有一件事儿，也能看出李鸿章的风格。法国驻北京公使叫施阿兰，是个法国贵族后裔，当时比较年轻，火气很大。恭亲王跟这个法国公子打交道的时候，特别头疼，结果李鸿章就主动请缨跟他打交道。他往那儿一坐，问道：“小孩儿，你几岁了？”李鸿章后来解释说，他知道西方人最忌讳别人问他岁数，所以故意这么问。然后接着说：“你不就是施阿兰吗？去年我在法国的时候，跟你爷爷谈了好半天呢。”据他自己记载，施阿兰当即就俯首帖耳，没了气焰。

关于这件事，我觉得李鸿章是在意淫。按照中国人的逻辑，我跟你爷爷同辈，那你就是我孙子。但法国人哪里讲这一套？所以这应该是李鸿章自己的幻想。但是，这确实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弱国在搞外交时，有时只能用点耍无赖、打痞子腔的方法，让别人至少接收到一个信号：我不怕你，我敢跟你胡来。

后来还有一件事，1896年李鸿章到俄国参加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庆典在霍登广场举行，当天发生了踩踏事件，导致两千多人死亡。见此情景，他就问维特伯爵：“这事儿你会报告给你们皇上吗？”维特说：“当然了，这么大的事，死了两千多人呢！”李鸿章说：“你傻呀，别说！我当年在当直隶总督的时候，那里发鼠疫死了好几万人，我就不说。我为什么要给皇上他老人家增加这种负担呢？皇上吃不好睡不好，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我给朝廷上奏折的时候，就说都好着呢。”他视维特伯爵为后生小子，然后倚老卖老地把中国官场这种欺上瞒下的事当作先进经验传授给人家了。

上面这几个故事绝对不是单纯为了黑李鸿章，我想说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中国是一艘孤独行进的航船，突然遇到西方的现代文明后，它是张皇失措的，你不能太苛求当时的人。

维特伯爵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还说了一段话：

我承认，李鸿章确实是一个著名的国务活动家。虽然他在他们国家受过很高的教育，很有文化，但是以欧洲人的视角来看，他既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也没有什么文化。

这段话是很有内涵的，他把对个人的评价直接上升到了文明的对比当中。就是说，你在你的文明系统中再怎么牛，跟现代化的文明一比，马上就土得掉渣了，就显得没文化、没受过教育了。这就是现代化端到中国人面前之后，我们这个民族遇到的最大的问题。

我们现在隔着100多年当然可以批评李鸿章，说他卖国、不懂事。他死了两个月后，梁启超写了著名的《李鸿章传》，里面有三句话：“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就是说李鸿章很有才能，但是可惜他的见识不够，而且他一生的遭遇、情境、境遇都很悲哀。

知识分子这么说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同时代的人这么说，就缺少一份谅解。什么叫见识不够呢？每一个人所处的环境都是在具体的经验、传统、境遇当中，无论是悲也好、惜也好、敬也好，我们都只是作为局外人在旁观罢了。一旦我们置身到他的环境中，你遇到的全部是每一个时刻最具体的选择。

现在回头去看那段历史，知道当时只要改革、维新就能富强，当时谁不想富国强兵？可是眼前这一步，遇到的最具体的一个问题是，该怎么做？不是说造舰、造炮、建工厂，推动市场经济，国家就会马上繁荣起来的，具体负责的人有具体的难处。包括写《李鸿章传》的梁启超，后来在民国时期也当过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却干得一塌糊涂。所以每一个具体情境里的人，都有他具体的难处。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寓言，叫《愚人船》。说有这么一种船，船舱是密闭的，所有驾驶的仪器、船台全部在这船舱里头。陌生人走到船舱里面之后眼前一团漆黑，只能慢慢摸索，他看不到外面，也接收不到任何信号。而甲板上有一帮人在喊：“哎呀，你往这边开，那边有礁石，不能往那边走！”这帮人喊破了嗓子，他也听不见，只能在船舱里干着急。突然，船似乎撞到了什么，剧烈地摇晃起来，他也很着急，想听听外面的人到底在喊什么，但是外面的声音隔着厚厚的甲板根本传不到船舱内。

这就相当于我们今天和李鸿章对话这种困境，李鸿章做出的选择，只能是基于他当时所处的环境。所以，今天我们去苛求古人，无论是夸李鸿章还是骂李鸿章，其实都毫无意义。

就在这样一条愚人船上，就在这样一种前景不分明、现状很纠结的情况下，李鸿章是怎么做的，而他的做法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样的启发意义呢？这就要首先了解一下李鸿章其人。

李鸿章的一生

用李鸿章自己的话讲，他这一生是“少年科甲、中年戎马、晚年洋务”。1870年之前，他是读书、做官、带兵打仗，跟太平天国和捻军死磕。1870年的时候，他被调到天津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展开了持续20多年的洋务运动的实验，这是他人生最辉煌的顶峰。1894年甲午战败之后，他被拔去三眼花翎，到北京投闲置散，当了一任闲散的京官，“落架的凤凰不如鸡”，这时候他既没权没钱又没威风。但是到风烛残年的时候，又回光返照了一把——慈禧把他派到广州当了一任两广总督。时间不长，又调回北京，签完《辛丑条约》两个月之后去世。这就是他一生最简短的介绍。

晚清有三个人是最重要的，一个是慈禧，一个是曾国藩，另一个就是李鸿章。特别凑巧的是，这三个人都属羊。所以后来革命党人就开始造谣：属羊的命苦。这个说法一直到今天还在民间流传。

但是，我们回头看，这三个属羊的确实命苦，三只羊拖着中华民族这辆破车，一步一步地、艰难地、毫无方向感地往前赶，能不难吗？更何况周边还有那么多反对的声音。而且只要你具体做事，就得承担具体的责任，反对的声音就会千奇百怪，花样百出。

举个例子，甲午战败之后，李鸿章混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但是每个人杀他的理由又不一样。有一派观点说，你是汉奸嘛，要不然你怎么畏战、避战、打败仗呢？肯定是日本天皇给了你钱。这个说法直到今天还有。

另外一派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陈宝箴当年给朝廷上表，说：“李鸿章可杀，这我同意，但是我的理由跟别人不一样——他明明知道打不过，为什么不说呢？即使说了也没大声说，应该死乞白赖、满地打滚地说；他如果伏阙沥血直陈，他如果以生死去力争，十之七八可回圣听。”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李鸿章应该抱着光绪皇帝的大腿说：“您就听老臣的吧，不听我就死给你看，不听我就要上吊、抹脖子，就碰死在您面前。”那样没准儿光绪皇帝就听了李鸿章的呢。

现在听着挺有道理，但是我们不觉得这对当事人太苛刻了吗？李鸿章作为臣子，能这么办吗？他已经跟朝廷说了打不过，不能打。但朝廷却说，下定决心了，非打不可。于是他就拼命去打。败了承担责任就好，陈宝箴站在一个局外人和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对他横加指责，这就没有道理了，太不公平！

这也提醒了我们这些人，不能用我们今天的是非标准去评判当年人的是非对错。所以要认识李鸿章，我们就要穿越到当时一人一时的具体情境中去。更好的方法不是讲是非对错，而是讲当时的对比，我们把几个当年的大牛人跟李鸿章搁在一块儿，来看看李鸿章今天能给我们提供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李鸿章PK左宗棠：不沉浸于过往恩怨

我们先来拿一个人和他做对比，左宗棠。左宗棠此人不得了，湖湘大才子，他自己也不客气地说：“古时候有个诸葛亮，今天有个左宗棠，所以我是今亮。”他的功绩确实也很大，早期参加镇压太平天国，后来又带兵收复了新疆，战功卓著。

但是这个人有个毛病，就是他一生都活在自己的辉煌历史和人情恩怨之中。比如说他西征的时候，就总跟曾国藩过不去。虽然曾国藩跟他有矛盾，但对他还是不错的，他给左宗棠办理后勤总是尽心尽力，而且把自己手下的湘军大将刘松山派给他用，还把整个部队都划给了他。但是左宗棠不管那一套，每天升帐之后，跟将领们说上三言两语就岔到骂曾国藩身上去了，搞得湘军将领面面相觑。

后来西征结束，新疆也收复了，北京的恭亲王一听，左宗棠是人才啊，天天看折子都说到他，把他弄到北京来得了，天天给咱们说说故事、出出主意，人家是当今的诸葛亮嘛，一定得放在朝廷里。最后就把他弄到北京当了军机大臣。

“请神容易送神难。”左宗棠每天往朝房里一坐，就开始吹嘘自己西征的战绩。有一次，李鸿章给朝廷上了一道折子，叫《筹议海防折》，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建设现代化海军的第一份大型规划案。恭亲王拿出这道折子说，咱们议议吧。左宗棠拿来一看，说海防很重要，但塞防也很重要啊，想当年老夫在西征的时候……一说就是一整天。恭亲王也没办法，左宗棠岁数又大，又是大功臣，还是自己请来的，只能笑眯眯听着。听一天可以，可是他老人家竟然连续说了半个月。恭亲王后来实在受不了了，干脆把折子收起来不议了。恭亲王想：咱惹不起他，把他外派出去当封疆大吏算了。所以就把左宗棠弄出了军机处，去当两江总督。

左宗棠到了总督任上依然如故，甭管来什么客人，三言两语之后他老人家就有本事把话题转到两件事上——第一，西征时我有多牛；第二，曾国藩有多坏。从早一直骂到晚，天色擦黑了，左宗棠的仆人就直接喊：老爷送客。可客人的事情还没办呢，所以第二天还得来，听他再骂一天。他的晚年基本上就是这么度过的，也可以说他晚年一直致力于跟曾国藩死磕的伟大事业之中。

曾国藩死的时候，他送去了一副挽联，上联还很谦虚：“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但这绝对不是真心话，因为曾国藩死了以后，他还在骂他。朝廷给曾国藩赐了一个谥号叫“文正”，他一听就急了：他叫“文正”，那我死了莫非要叫“武邪”不成？

左宗棠一生都在跟过往的恩怨较劲，这也算是人生悲剧吧。

反过来我们再来看李鸿章。李鸿章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他虽然有敌人，也有恩怨，但他从来不沉在里面难以自拔。比如说，他其实跟曾国藩之间也有一段恩怨。

李鸿章早年在安徽一带办团练，但是办得很失败，办了六年都没有什么成就，所以就入了曾国藩的幕府，给曾国藩起草一些奏折，办一些文案上的事。曾国藩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会摆一桌子菜，一直等到所有的幕僚聚齐了再动筷子。可李鸿章爱睡懒觉，所以经常不来，曾国藩就一遍一遍地派人去催，双方可能因此闹得有点儿不愉快。但这是小事，他俩真正的矛盾发生在曾国藩大营驻扎在安徽南部祁门的时候。当时李鸿章说，祁门这个地方是个绝地，四周都是山，一旦被围非常危险，不能驻在这个地方，但曾国藩不听，这是其中一个矛盾。

还有一个矛盾就是当时湘军有个将领叫李元度，在安徽南部当道台。他不听曾国藩的劝阻，非要出兵跟太平天国作战，最后大败而归，把徽州给丢了。曾国藩气得要死，扬言要上表弹劾他。当时的湘军将领都劝曾国藩：“都是出生入死的老弟兄了，偶尔犯个错你哪能这么干呢？”但曾国藩不听，一定要弹劾。李鸿章当时是他的幕僚，负责给他写奏折，就不肯写。曾国藩说：“你不写我写。”李鸿章说：“你写了我就不干了。”曾国藩说：“不干就不干，滚！”李鸿章真就走了。李鸿章走了之后，曾国藩才发现李鸿章说的是对的，祁门真的不能待。后来曾国藩出生入死，被湘军力救才突出重围，最后把总司令部设在安徽一个叫东流镇的地方，这才转危为安。

曾国藩缓过劲来后，就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说去年你走的时候也没说不回来，我现在遇到很多难处，而且身体也不好，你就不能回来一下吗？李鸿章接到信之后，二话不说立即回到了曾国藩的大营，后来还跟曾国藩形成了师徒父子的关系。

曾国藩有一句非常重要的名言：“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替手就是接班人、继承人，他就找了李鸿章这么一个替手。这就是不往后看、向前看的一种人生观。

看完李鸿章的很多事迹，你会发现他身上的这个特征非常明显——从来不沉浸在过去的恩怨之中。这是第一个对比。

李鸿章PK张之洞：不跟历史叫板，不跟未来较劲

第二个对比人物也是一个大牛人，叫张之洞。张之洞是河北人，是一个词臣，文章写得非常好，跟慈禧太后的私交也很好。因为慈禧太后刚当上太后那一年，正好主管当年的科举，张之洞本来是二甲第一名，慈禧太后看了他的文章觉得写得好——其实慈禧太后认字不多，不知道她为什么就觉得好——就亲手把张之洞从二甲第一名点到了一甲第三名，钦点探花。所以慈禧太后和张之洞之间实际上有一点门生关系，这是很隐秘的亲密关系，是其他朝臣望尘莫及的。

张之洞比李鸿章小十几岁，他属于狂生。他第一次外放当地方官是到山西当巡抚，为此他写了一副对联：“身为疆吏，固犹是瞻恋九重之心；职限方隅，不敢忘经营八表之略。”就是说我经营八表去也，八表是指神州大地，一般只有帝王能用，可张之洞就敢这么说。

张之洞有一个堂兄叫张之万，有一次上朝的时候戴了两块挂表。有人就问：“你怎么戴了两块表啊？”张之万开玩笑说：“这远不如我堂弟，人家戴了八块表。”

这就是张之洞当年的形象，特别狂。后来他当上湖广总督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封疆大吏了，但是他一生行事都有这样的特征：大言不惭。他虽然没有左宗棠老往后看的毛病，但他往前看的时候，经常给自己设一个特别宏大的目标，至于能不能办得到，则不作考虑。所以晚清时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有三屠：岑春煊是屠官，经常弹劾别人，让别人的官做不成；袁世凯是屠民，因为他杀义和团的时候下手特别狠；而张之洞呢，屠钱，花钱如流水。

但张之洞有一个好处，不贪污，特别清廉。他当两广总督时，还在府衙后头开了一片菜园子，自己种田，自给自足。当时有很多人弹劾他，说他花钱无数，肯定是靡费贪污。朝廷就派了很多人去查张之洞，包括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后来发现他清廉得很。

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讲过一句话，说其实清官有时候比贪官还可恨。贪官无非就是贪点钱，但他毕竟要找各种机会让钱生出来，他才能贪一点。但清官就不一样了，清官仗着自己不贪钱，就往往带着强大的道德正义感胡作非为。刘鹗说的其实就是张之洞。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办洋务，开办了一个汉阳铁厂。汉阳铁厂完全是在规划不明晰、路径不清楚、技术不成熟、市场不知道的情况下仓促上马的。这项目上马之后亏得是一塌糊涂，最后把汉阳铁厂救回来的还是李鸿章的一个小兄弟盛宣怀。

总而言之，张之洞就是这么一个人，一旦看到未来有什么好的前景，就贪婪无度，设一个巨大的目标让自己够不着。

与此同时，张之洞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对未来永远怀有一种小心谨慎的恐惧。当然，这也不能赖他，因为在当时那个风波险恶的官场里，谁都不得不如此。比如说戊戌变法的时候，张之洞作为局外人，表现就很让人齿冷。

他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投机机会，因为光绪皇帝上台了，只跟太后关系好不行，那是冷灶，还得跟皇上关系好才行，这是热灶，得赶紧烧，所以他干了几件事：

第一件事，把自己的门生杨锐派到北京，想尽办法送到了军机处四小章京。后来被杀的戊戌六君子中有一个人叫杨锐，就是此人。张之洞派杨锐过去目的是搞改革，这里面得有他的人。

第二，改革得支持，但怎么支持？他其实觉得康有为这帮人有点儿不靠谱，所以采取了一种绕弯策略。首先，他们不是要办什么会、印什么报纸吗？我可以捐钱，但是别写我的名字，我不入会。他永远在骑墙。

后来他感觉到维新变法的味儿有点儿不对了，于是赶紧写了一本书，叫《劝学篇》。张之洞的《劝学篇》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地位非常高，但是这本书诞生的动机就有点令人齿冷。

《劝学篇》总的意思是什么？维新是好的，但目的是为了维护纲常，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白了，就是万一戊戌变法搞失败了，我在这里起的是中流砥柱的作用。

光绪皇帝一看，这个《劝学篇》写得真好，立即下令印行全国。据说在晚清这本书印行了两百万册，这绝对是个天文数字。

这就是张之洞。后来还有一些事，包括庚子事变的时候他那种首鼠两端的态度；包括当时的早期革命力量——湖南人唐才常搞的自立军，其实这帮人大部分都是张之洞自己培养出来的，跟他有师生之谊。他也知道这帮人要造反，但他不杀也不抓，就搁在那儿。因为没准儿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北京让八国联军给弄死了，只要他手里还有这股势力，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说不定就是他张之洞呢。所以张之洞实际上是有一点儿投机心理的，在他得知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已经安全跑到西安，政局稳定了之后，立即把自立军唐才常这帮人围捕，然后全部杀掉。

当然，关于这几件事历史学界也有一些争论，我们暂且不提。张之洞确实是一个眼光很超拔的人，是能看到未来的人。但是你也会发现，当他面对未来的时候，是有两种心态的，第一种是贪婪，第二种是恐惧。

我们再回来对比李鸿章这个人，李鸿章从来没有什么伟大的规划，也从来不提什么伟大的设想。他搞洋务运动跟张之洞完全不一样，没有什么巨大的动静，只是一步一步地往前拱，从来也不说我这个伟大的计划受到挫折之后我有多受伤，我一颗玻璃心碎一地。只要是他想干的事，他是有机会就往前拱一截，有机会就往前走一步。

其中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修铁路。其实早在1875年的时候，他就跟朝廷提过修铁路的事。朝廷当时是恭亲王当政，恭亲王也觉得挺好，但是说道：“（此事）无人敢主持。”李鸿章“复请其间为两宫言之”，恭亲王回答：“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

意思是说你这想法挺好，但是谁来主持呢？谁主持不挨骂？而且太后都不敢支持你这事，还是算了吧。李鸿章说，算了就算了。这计划就歇了。

1880年，也就是五年后，他又提出来了。但这次他不是自己提，而是让他手下一个叫刘铭传的淮军将领提，此人绰号“刘大麻子”。刘大麻子原来是一个土匪，李鸿章组建淮军的时候，将其收到旗下。刘铭传后来做了第一任台湾巡抚，也是晚清的一位名人。李鸿章跟刘铭传说，你反正没文化，粗人一个，你来提吧。刘大麻子就给朝廷上了一道折子，说要修铁路。

慈禧太后看到这道折子后，就发下去给所有封疆大吏，让大家来决定能不能修。这里面就冒出了千奇百怪的声音，包括一些后来著名的洋务派都反对。慈禧太后看意见不能统一，就“著毋庸议”，意思是这事儿就算了吧。

但是李鸿章通过这件事闻到了一点政治风向：老太后不是很反对。老太后既然让大家商量，说白了就是站在我这头儿，试验大伙儿的反应。那好，我就偷偷摸摸上马。

他当时是直隶总督，唐山有煤矿，他就打算修一条唐胥铁路用来运煤。反对派、顽固派都说不能修铁路，说会震动陵寝，会抢夺旗人的土地，还会破坏老百姓家里的祖坟风水。

李鸿章就问大家怕什么，大家就说，火车呜呜呜叫人怕。李鸿章说：“我们不要火车头，就铺两条铁轨，让驴拉，这总行吧？”这样一来大家真就没什么意见了。所以1881年李鸿章就修了一条从唐山到胥各庄的唐胥铁路，虽然这段铁路不长，却是人类铁路史上的一个奇景。当时是一个英国的工程师主持修建的，还用一堆废旧材料拼出了一个火车头，叫“中国火箭号”，李鸿章还到上面主持了开工典礼。

后来又说不用火车头，要用驴拉。用驴拉其实很荒谬，再加上其他一些事件，李鸿章就拼命公关，所以几个月后重新装上了火车头，这个时候大家又接受了。其间李鸿章跑到宫里跟老太后说，法国人要孝敬您——在宫里给您修条铁路。慈禧太后很高兴，说这个东西可以试试。后来法国人就免费在故宫里面修了条铁路，也是没有火车头，要找太监拉，一共也没多长。

后来史学家分析，其实慈禧太后此举是做给封疆大吏看的，意思是既然你们反对，我也不明说我就支持修铁路，但是我让宫里修铁路。这样一来老太后的态度不是很明显吗？封疆大吏都是七窍玲珑心，当然都明白了，所以修铁路的阻力瞬间就变得很小了。

到了1884年的时候，清廷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分水岭，叫“甲申易枢”，就是恭亲王下台，醇亲王上位。醇亲王原来也是一个小愤青，反对一切西方事物。但上台之后当了家才知道柴米油盐不容易，就跟李鸿章搞到一起去了。李鸿章一看朝廷换人了，又跑去跟醇亲王左讲右讲修铁路这好那好。醇亲王很有兴趣，就支持他。

修铁路的规划案改了好多次，李鸿章一会儿说我们修天津到北京的铁路吧，一会儿又说要从北京修到关外。最后张之洞又出来捣乱，说咱们应该修北京到汉口的。你会发现，李鸿章随时都在变方案，从来没有什么激进的口号，但是一旦他发现哪儿松动了一点儿，立马就往前拱一点儿，叫“日拱一卒”。他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推动着中国的进步。

张之洞沉浸在历史里，对未来充满了贪婪和恐惧；而李鸿章，既不跟历史叫板，也不跟未来较劲，他就活在当下。

这就是李鸿章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发。

李鸿章PK翁同龢：不被人际关系绑定

让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不得自由的，有两个牢笼：一个是对过去的贪恋；一个是对未来的恐惧，以及对它的贪婪。其实还有一个牢笼，就是在同一个时间点上，不同空间里的人际关系对你的自由意志的绑定。

对此我们也做一下对比，就是翁同龢和李鸿章。翁同龢在晚清的政治史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清代皇室一直有一个传统：非常尊重帝师。只要你给皇帝当过老师，谁都得高看一眼，犯了错也会网开一面。翁同龢家是帝师世家，他爹翁心存就是帝师；而他自己不仅是个状元，而且是光绪、同治两任皇帝的老师。所以，这位皇上家的教书先生牛坏了。

但是翁同龢这个人一生被各种各样的官场关系纠缠着，比如说他跟李鸿章的关系就死活不好。

当年李鸿章还在给曾国藩当幕僚的时候，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任安徽巡抚，犯了一件很大的事，所以曾国藩就弹劾他，这份底稿就是李鸿章写的。因为这件事，翁同龢恨了李鸿章一辈子。当然翁同龢恨李鸿章也不全是因为这个，还因为翁同龢是清流党人，清流党就是靠写字、骂人为生的一帮公知，而李鸿章是干实事的，所以翁同龢就跟他不对付。

而且清流党里面也分南派和北派，翁同龢属于南派，因为他是江苏人；北派以河北人李鸿藻为首。当时有个清流党人跟李鸿章关系特别好，后来还做了他的女婿，这个人就是张佩纶。张佩纶是北方人，所以跟李鸿藻关系好，结果翁同龢看着又不爽，因为在清流党里面不是一派的。所以他跟李鸿章之间的对头关系，真的是持续了一生。

其实李鸿章在政坛的行迹跟翁同龢之间并没有什么交集，双方也没有重大利益冲突，但翁同龢就是被这些人际关系绑定了。绑定之后，他做出了很多不理性的事情。

比如说他当时任户部尚书，管着钱袋子，北洋舰队要的任何东西，买枪、买弹药、换船，统统不批；甚至有两年，连一颗子弹钱都没有拨给北洋舰队。李鸿章也没办法，他虽然是封疆大吏，但是钱都是朝廷批下来的。

后来战败之后大家开始追究责任，翁同龢还说，你要是缺弹药，你就跟我说嘛。李鸿章说，我说了呀，天天打报告。翁同龢说，你要是真缺，你就要反复说嘛。

这就不讲理了，对吧？所以李鸿章在甲午战败之后气得要死，当面就跟翁同龢说，你们这帮人，小钱不愿花，就爱花大钱！其实哪是不愿花小钱呢，他就是要作弄你。

翁同龢甚至跟自己的一个小党羽，也是他的一个门生说，李鸿章搞北洋舰队搞了几十年了，哪天让他到战场上去试试，打败了咱们就有理由收拾他了。这叫什么话？这是一个正色立朝、为国家人民考虑的大臣该说的话吗？所以说，他就是一个官场巧宦。

翁同龢最后为什么被撵回家？现在很多历史学的解释其实都是错的——因为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是帝党；慈禧老太后是顽固派，看不惯他，所以要把他搞掉。其实根本就不是，是因为翁同龢在甲午战争前前后后的表现，让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包括恭亲王在内把他看得一清二楚。所以恭亲王临死的时候，就跟光绪皇帝说，那个家伙不能用，是个坏蛋。恭亲王前脚一死，过了没几天，宫里就下令说，翁同龢你走人吧，开缺回籍。但你毕竟是帝师，我们朝廷对帝师也有优待的传统，也不折腾你了，你就回家吧。所以这件事在历史学上一直是被错误地解释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后来翁同龢死的时候，当时的庆亲王奕劻替他请恤典，因为老大臣死了，又是帝师，总得拨点银子给治个丧，赏点什么吧。结果光绪皇帝带头反对，那时候他已经被囚禁于瀛台了，也没什么权力，就在朝堂上说我不干，然后历数他甲午战争前后的罪责。慈禧垂帘听政，在后头也不吱声，意思是我同意。所以，翁同龢差不多算是晚清重臣当中唯一一个没有犯罪却没有恤典的人。这就是他一生被官场思维绑架的后果。

翁同龢有一个发小，也是晚清的一个重臣、大学士，叫潘祖荫。潘祖荫曾说过，我们俩是总角之交，都是贵公子，翁同龢对我都好用巧妙，他迟早会败在好用巧妙之上。

既然是做对比，那李鸿章好不好用巧妙呢？当然也好，一个老官僚、老滑头，他能不好用巧妙吗？但是李鸿章有一条，他用巧妙，不是为人是为事。比如我要造铁路，我要造北洋舰队，我要去谈判一个什么具体成果，他是为这些事好用巧妙。不是说他不为自己考虑，他考虑的基础是一个具体的事件，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人际关系。

举个例子，1898年距离庚子大乱，也就是义和团闹北京没多久，光绪皇帝刚刚百日新政失败，慈禧太后把他撵到一边儿去，自己又出来垂帘听政。慈禧太后有一次就跟李鸿章说，有人弹劾你，说你是康有为那一党的。李鸿章当时回答说，如果说搞新政就是康党，那我就是康党。他以为反正跟太后关系很好，所以也不在乎承认这事。但慈禧太后听了就很不爽，就想作弄他。

1898年又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呢？一边朝廷里面在闹，另一边民不聊生——夏秋季节山东段的黄河决口了，淹了几十个县。慈禧太后一看，机会来了，就对李鸿章说，你勘河去吧。勘河就是勘探黄河，看看怎么治理。

那时候李鸿章已经75岁了，不太能走了。他就上了一个折子，说我老了，岁数大了，精力都不够用了。这个折子写得非常短，前面引了圣旨，后面只有几句话，意思就是表明态度，你让我去我就去，但你最好别让我去。后来清廷给驳回了，就是要折腾他，甚至是惩罚他。

于是75岁的老人家秋末就从北京出发，一直到次年三月才回到北京，整整一个冬天行走了两千多里地，而且带着一帮外国顾问按照现代科学方法去勘探黄河，提出了一整套治理黄河的科学方法。

李鸿章这个人就是这样。我不跟你意气用事，不跟你生气，你让我去，我就说最好别让我去；你非得让我去，那我就去。而且一旦我去了，不管我多大岁数，我都会踏踏实实地把这件事干成。这就是李鸿章这一生最狠的地方。他不被任何所谓的周边关系所绑定，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事上。

看住当下，做现在该做的事情

一个人之所以会生出各种各样的妄念，通常都出自一个原因：纠缠于过去、未来、同时间的人际关系中。现在有很多在公司里打工的人觉得心里不爽，工资少，也没有前途。他们的很多想法其实都是妄念。

如果说你非要进大组织、考公务员、跟过去的组织较劲，就要吸取左宗棠的教训——因为你活在过去。如果你天天想着我要创业，我有一个什么想法要去拿风险投资，那你也许就是犯了张之洞的毛病。

晚清还有一副对联：“李鸿章张目而卧，张之洞闭目而奔。”什么意思？就是李鸿章躺在那儿眼睛都是睁着的，是个明白人；张之洞跑的时候都是闭着眼睛的，完全没有目标。所以，咱也不能贸然创业。

但有的人会说，那我就地搞搞办公室政治，靠巧妙往上奔行不行？李鸿章的故事会告诉你，也许这三条路都错了。

那不就没有路了吗？不就是绝路吗？错。前不久，我参加了一个会议，参会者全部是传统媒体转做新媒体的一些人，就是新建的那些部门的小编们、新总编们的一个会议。大家就跟我聊，说传统媒体转新媒体不怎么好弄啊，想跟《罗辑思维》学习吧，又觉得你们也没有什么可复制性。

我说对呀，他们就问：“那我们怎么办呢？”我说很简单，给大家讲一个心法，叫临行喝妈一口奶。什么意思？就是你们不要去想未来会怎么样，就利用好你们现在的资源，做一件在现在这个岗位上最漂亮的事。你的所有注意力不能是张主任满意不满意，王总高兴不高兴，今天的KPI考核怎么样，这都是组织内的人际关系指标，不要去想这些。也不要去想自己原来的本事在未来能不能用，因为情况变了，新媒体、旧媒体时代完全不一样了。更不要去想，是不是不要在这儿干了，搞个什么项目创业去。

最好的方案就是学习李鸿章，看住当下，就从这一点出发，做现在该做的事情。

原来给人打工的时候，我就老跟别人讲，我自己做事有一个心法：所有的事都是做给现在老板用的，但同时也是做给下一个老板看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做任何事，既是为现在的公司、单位作贡献，与此同时也是在打造我们的个人品牌，让下一个老板自然看到。这样也许是老板，也许是风险投资人，他们会找上门来，来利用我们这个本事。

把心放在现在、今天、此刻

其实李鸿章就是这么办的，而且李鸿章后来之所以在国际上声名浩荡，正是因为他的这种行事作风。1896年李鸿章访问俄、德、荷、比、法、英、美诸国，他在全球受到的那种礼遇和高规格的接待，基本上就是国王的标准，尤其是在德国。

李鸿章最潇洒的是在美国。因为李鸿章长得也帅，一米八的大个子，仙风道骨，留着山羊胡，特别有东方老者的派头。美国人把战败国的李鸿章都快捧到天上去了。

当时很多广告都是用李鸿章做招牌，有一个麦乳精的广告，说李鸿章特爱吃我们的麦乳精，吃了之后牙口倍儿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当时纽约的新闻报还专门登了李鸿章的照片，说李鸿章从来不会错过我们周日的新闻报，这也是广告。甚至还有一些卖东方瓷器的人也公开打广告，说我是李鸿章的副官，等等，都是拿老头儿说事。

你说这是为什么？当然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但是你想，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李鸿章办一件事办出了名——他的注意力在事上，所以西方人都知道，李鸿章是中国办洋务最棒的一个人，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看得最远、站得最高的一个人。品牌树起来了，整个市场都会认你。

所以在一个市场极其动荡的时代，我们是在一个组织内为现在的老板打工，还是利用现在老板的资源为整个市场制造一个高地，让所有的人都看见我们呢？这其实比贸然用一个妄想的计划出去创业更高明，也是比枯守在原组织内、希望得到现有组织认可更高明的做法。

《时代周刊》有一期封面文章叫《正念革命》（The Mindful Revolution）。Mindful这个单词是全神贯注的意思。这是西方企业家群体里面正在兴起甚至已达到狂热的一种减压心法。

当然在心理学系统里，它是一种减压、禅修、玄想的方法。但实际上它就是告诉你，在这么混乱的情况下，你不要想前面，也不要想后头，你就把注意力放在当下。他们的很多修习方法都非常简单，比如我们都吃过葡萄干，但葡萄干是什么味道我们绝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因为我们都没有认认真真吃过一颗葡萄干。

你先坐在那儿打坐，静默，然后闭上眼睛，拿一颗葡萄干放在嘴里，用牙齿轻轻地挑破它的表皮，一点一点感受它的滋味。如果你这么吃葡萄干，或者吃任何东西，你就会发现你其实从来没有吃过葡萄干。这就是Mindful，即正念的力量。

其实关于正念我们也不用讲更多，就是一个“念”字。汉语里念字怎么写？上面一个今，下面一个心，什么叫正念？就是把心放在现在、今天、此刻。

为什么这套心法在这个时代愈加重要？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时代变化的惊涛骇浪之中，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和100多年前李鸿章所处的时代其实差不多，都是“愚人船”，我们在船舱里都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也没有人隔着船舱告诉我们应该往哪里走，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蹚着往前试，往前走。

就像2013年9月诺基亚卖给微软的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们的老总就讲了一句很让人心疼的话。他说我们其实也没犯什么错，但是不知道怎么就输了。

没错，在这个时代你会发现，过去的经验没用了，对未来的预测基本都是瞎扯，基于原来人际关系获得的所有巧妙几乎也都失效了。那怎么办？在这里我们其实就提供了一个方案：学习李鸿章，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当下，不管过去，不管未来，不管周边，做当下最该做的事。

最后引用胡适先生写的一句诗：“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在这个变幻莫测的大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颗过河的卒子。

第四章　活得通透的智慧

《罗辑思维》一直在讲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就是自己对自己负责。

很多人都在问：“什么是自由主义的人生观？”在我看来无非就是两句话。第一句，我们绝不去强制他人；第二句，我们尽可能地不让他人来强制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说，我们在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尊严和人格空间的前提下，尽可能对他人释放善意。

01　你之砒霜，我之蜜糖：雍正

清朝的历史，尤其是雍正一朝的历史，这几年真的是被影视剧给玩坏了，很多春闺少女的梦中，康熙爷死后，继位的应该是很帅的八阿哥或者是更帅的十四阿哥才对，怎么能轮到那个长得很难看的四爷呢？

雍正留给民间的印象并不好。在这里，我要给大家讲讲真实历史上的雍正皇帝。

雍正在清代历史上活得比较憋屈，“康乾盛世”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就把中间的雍正王朝给忽略了呢？因为它太短了，前后只有13年。

可是雍正这13年，在整个清代中叶一百多年的盛世中，是创设制度最密集也最成功的13年，什么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养廉银，什么密折制度、秘密建储制度、军机处制度，都是雍正一手创立的。

我在看雍正传记的时候，真觉得他是一个现代人穿越过去的，他不仅有严密的制度设计能力，还有超强的执行能力。他能够把构思出来的制度，通过各种各样的试点去推进，从而让它具体落地。从后世来看，雍正朝创立的所有制度，几乎没有一样是失败的，所以这个人很了不起。

而且他刚开始接的是一个烂摊子，中央财政府库空虚。可他死的时候呢？留下了一个非常富庶的中央财政。所以乾隆帝那63年才有钱可花，才有那么多虚荣的事可以去办，这才是雍正真实的历史地位。

可是很奇怪，雍正活着的时候名声就不好，比如说什么谋父、逼母、弑兄、屠弟、任佞，还有什么酗酒、好色，所有本来应该是隋炀帝享受的“光荣称号”，全部被放到了雍正爷的头上。当然，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就推说是他的政敌往他身上泼粪。

真实的雍正

我在看史料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雍正哪里是这样一个人呢？你甚至可以说他是个天真烂漫的大男孩，因为雍正为人非常风趣、搞笑。比如说，雍正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帝王当中留下各种各样Cosplay画像最多的一个人了，有的是扮西域的喇嘛，有的是扮山中的道士。还有一张非常著名，是当时的宫廷画师西方人郎世宁画的，画中的雍正又是西方贵族的服饰打扮。可见他特别喜欢玩这种穿越。

雍正皇帝的一生也非常勤政，他手批的奏折和各样的朱批有2000多万字。13年，2000多万字，一般人别说是写了，抄都能累死。而且他写的朱批非常有意思，他用的不是典雅的文言文，几乎就是大白话，而且有的大白话写得还特别像今天的微博段子。

比如说他写过这样一段：“朕就是这样的汉子，就是这样的秉性，就是这样的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哪朝哪代的皇帝会说自己是条汉子？这哪里是皇帝的诏书，简直就是大V的一条微博。这里面没有皇帝的威风八面，只有一种真性情的大流露、大放送。

雍正还有一个习惯，在引荐大臣的时候，会拿着别人的履历表在底下批小字，比如说这个人是个胖子，这个人心浮气躁，这个人前途不太远大，这个人有点儿像谁等，这做派简直就是微博上著名的“留几手”，就差说“负分滚粗”了。他跟臣子之间经常玩这种小花样。

所以，他有一种天真烂漫的大男孩性格，这和历史上那个残暴、勤奋、严谨的皇帝，完全是两个人。

雍正VS年羹尧：待人接物的风格

雍正的性格当中还有一个反差，就是他对他身边的人到底算是好，还是坏呢？若说好，那是真好，他对他的十三弟怡亲王允祥好了一辈子，对汉族大臣张廷玉也是好了一辈子，对自己的小马仔李卫、田文镜，也是君臣相知了一辈子。

可是要说他不好，也不是空穴来风。他可能是清代历史上抄大臣的家抄得最多的一个皇帝了，很多大臣的家，包括曹雪芹家，就是他抄的，苏州织造李煦的家也是他抄的。一旦府库里没钱了，又要打仗，他就抄一个大臣的家。大兴文字狱也是他干的，他曾经的心腹年羹尧、隆科多等，都是他亲手弄死的。所以他到底是一个情深义重的人，还是一个刻薄寡恩的人呢？这也是一个大谜题、大公案。

今天我们就来试着破一破这桩公案。

历史学界经常会用各种研究方法来解释这一切，看政治格局，看利益格局，甚至从雍正的性格上来解释。而我则准备尝试着从人际关系上来解读一下雍正性格当中的大反差。

要讲雍正的人际关系，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他跟年羹尧之间的关系，把他们二人的关系解剖清楚了，我们就知道雍正待人接物是什么样的风格了。

年羹尧是安徽怀远人。普通人都对他有一个大误解，认为他是一个带兵打仗的武将。其实错了，他压根儿就是一个汉族士大夫，是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的进士。

年羹尧考取进士之后进入官场，康熙皇帝对他极其器重，认为他文武全才，不到30岁就任命他为四川巡抚，这可是省军级的大干部。

那他跟雍正是什么关系呢？他的一个妹妹嫁给了雍正当贵妃，这就是电视剧《甄嬛传》中的那个华妃。这是雍正当皇帝之前的事情，所以他们就是大舅哥和妹夫之间的关系。

在雍正初年的时候，年羹尧起到了两个巨大的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替代了当时的大将军王十四阿哥允禵的位置。四爷对十四爷当然不放心了，十四爷那么年轻，又手握军权，跟自己的关系也不是很好，还是让大舅哥去当抚远大将军比较好。

第二个作用就是雍正元年（1723年），青海爆发了罗卜藏丹津的大叛乱。年羹尧守土有责，当然要去平叛，然后一战功成，所以雍正对他极其欣赏。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典型的君王和臣子之间引为心腹的关系，再加上大舅哥和妹夫之间的关系，两人好得不得了，但也并没有超出正常的君臣相知的关系。

雍正是一个非常懂得帝王术的人，对于这样一个极其重要又手握重兵在外的臣子，他极尽笼络。但他的手段也很寻常，首先是加官晋爵，封年羹尧为一等公爵，这在汉人当中非常罕见。另外就是给予各种各样的信任，比如说陕西乃至整个西北所有的军政大权全部下放给年羹尧。年羹尧想要提拔谁，只要写一张二指宽的条子上奏，雍正一定会批准。

还有就是各种给钱赏赐，当时雍正抄了苏州织造李煦的家后，就把李煦所有的家产都赏给了年羹尧，而且李煦家的奴仆也让年羹尧随便挑。

雍正还用快马加鞭的方式把广东进贡的荔枝赐给年羹尧，“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只不过，这个荔枝不是送给杨贵妃的，而是送给年羹尧的。

此外，若是年羹尧得了什么病，或者是他的家人得了什么病，雍正皇帝更是老泪纵横，会给予各种关怀、各种抚慰。

在他们君臣相交的过程中，我们渐渐地闻出了一种不一样的气味，恍惚有一种好基友的感觉。有一次雍正皇帝给年羹尧的朱批御旨当中，就出现了这样的话：“最近朕心里烦得很，京城老不下雨，山东又闹蝗灾，听说你们陕西那儿下雨，不知道麦子淹了没有？我说这些不为什么，就是心里有点儿烦，我想跟你说说，你那里有什么事？”请注意，后面还有几个词，叫“随便徐徐奏来”，就是你随便写，慢慢奏，咱俩就是聊聊天、发发微信而已。

我们琢磨琢磨这话，这已经不是正常的君臣交流了，而是一种哥们儿间的互诉烦闷。说得更赤裸一点儿，有点儿像一个屌丝追女神发微信的内容：“我有点儿烦心事，你那儿有什么八卦？跟我聊聊呗。”这就有点儿不对头了。

再后来，雍正皇帝对年羹尧的器重，已经远远超出了皇帝和有职守在身的臣子之间的关系了。比如说雍正皇帝在东部搞一些改革，经常就这些事情问年羹尧，通常是用这种口气：“此事朕不洞彻，难定是非，和你商量。你意如何？”这其实并不是年羹尧职权范围内的事，你问他干吗？

还有一次，京城翰林院大考，考庶吉士，这是一次正常的文官系统的考试。雍正皇帝把卷子定完名次之后，觉得自己也拿不准，就把卷子给正在前线打仗的年羹尧送过去，让他帮自己排名次。这就是一个明显的示好，而且雍正经常跟九卿科道这些官讲，你们有什么事拿不准，不要问我，去问年羹尧，他主意大。这成何体统？

年羹尧后来当然是嚣张跋扈得不得了，经常提拔自己的人。他有一个哥们儿，这哥们儿的小妾是年羹尧一个亲戚的干闺女，就是这么一层远房关系。年羹尧说这是自己人，就给皇帝上书要求提拔，于是这个人就被提拔了。然后雍正皇帝就跟这个人讲，你有什么事，就多请教年羹尧。雍正皇帝是知道他俩这关系的，但依然觉得既然他提拔了你，你就好好跟着他干。这表示一个君主把自己的君权都让渡了一点儿出去。

到雍正二年（1724年）的时候，罗卜藏丹津的叛乱被平定了，雍正皇帝就更高兴了，居然赐予年羹尧“礼绝百僚”的待遇。

而且在这个阶段，雍正皇帝给年羹尧下过几份朱批御旨，大概有这么几层意思，让我们这些后人简直是目瞪口呆。

西宁兵捷奏悉。此番壮业伟功，承赖圣祖在天之

灵，自尔以下以至兵将，凡实心用命效力者，皆朕之恩人也，朕不知如何宠赐，方快寸衷！你此番西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正当西宁危急之时，即一字一折恐朕心烦惊骇，委曲设法，间以闲字，尔此等用心爱我处，朕皆体到，每向怡、舅朕皆落泪告之。

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

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

这里面的第一层意思是说，你是大清朝的恩人。我们可以想想这个措辞。

第二层意思，你对朕这么好，朕不知怎样疼你，方对得起天地神明。

第三层意思，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你在前线打仗那么危急的情况下，每一封奏折、每一个字都体现了对我的爱。你写奏折的时候，怕我着急，不忍心跟我讲，经常故意悠闲写来，不把军情描述得那么急。这就是你爱我的表现，我心里是知道的。

第四层意思，我经常把咱们之间的这番爱，讲给怡亲王允祥、舅舅隆科多这些“闺密”听，而且我是哭着讲的，经常讲着讲着就落泪了。

第五层意思，如果我做不了一个好皇帝，就对不住你，我不光要对你好，还要做一个好皇帝才对得住你。

最后一层意思，如果我的子孙后代和臣民辜负了你，那他们就不配做我的子孙，就不配当我大清的臣民。

这完全就是一个女子给自己的情郎写情书的笔调——你那天给我买了一包糖炒栗子，你是冒了那么大的雨去买的，我心里知道，我都哭着跟我的闺密说了。我要当你的好媳妇儿，才对得住你。而且以后只要在我们家，我爹、我妈谁说你不好，老娘都跟他玩儿命。

在中国的皇权社会里，皇帝亲笔的文献里面，从来没见过把话讲得如此过头的。这是雍正二年（1724年）的事。

到了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年羹尧迎来了他人生的一个大拐点，从此就是一路跌停。至于为什么，其实没有人知道，但大致的时间可以推测得出来，这应该是发生在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到十二月这两个月期间的事情。这个时候年羹尧回京面圣，和雍正有一些交往，至于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外人是不清楚的。

历史学家有一些推论，有人说是因为年羹尧在军中太跋扈，但是，在古代，一个优秀的将领能够打胜仗，军令如山是最起码的条件。所以在我看来，这个推论不太能够说服人。

还有一个传说，见于当时的野史笔记。说有一次年羹尧大雪天出门，天寒地冻，但很多随从依然把手扶在他的轿杠上。年羹尧突然动了仁慈之心，说：“去手！”他本意是想让大家把手拿开，以免手指被冻僵。结果所有的随从一听大帅有令，马上掏出腰刀把自己的手给剁掉了，年羹尧想制止都没来得及。我们听来好像很奇葩，但古代军中就是这样的。

还有另外一个传说，年羹尧有一次在行军过程中吃饭，觉得饭菜味道不好，当即就把厨子推出去斩了。确实，大帅就得有这份威风，自己下发的命令，不管下属理解还是不理解都得立即执行，不执行就是死罪。包括岳飞等许多优秀的将领在军中都是这样的。所以如果非要说年羹尧在军中跋扈，这有点儿不讲理。

第二条，就是年羹尧贪权、揽财。这条其实也不成立。因为这些事雍正原来都知道，早有人跟他告发过年羹尧，说他贪污。但雍正却说，去去，少来，别跟我说这些，我们君臣相知，要为千古做一个榜样，你们这些小人不要来挑拨。

还有人说，是因为年羹尧的权势已经威胁到了君权。这就更是扯淡了，后来雍正去折腾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年羹尧哪有还手的能力？所以这些结论，现在看来都不足信。

事实是，雍正三年（1725年）的二月，发生了一件小事。年羹尧给皇帝上了一份奏折，里面用到了一个词，叫“朝乾夕惕”。但是年羹尧给写反了，写成了“夕惕朝乾”。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皇上一天到晚勤奋谨慎，没有一点疏忽懈怠，劳苦功高。

雍正皇帝突然抓住这四个字做文章，勃然大怒，说你把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不就是说我不是朝乾夕惕吗？既然你不把朝乾夕惕许之给朕，你所谓的军功，许与不许，那就在未定之间了。就是说，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了。

从此之后，雍正皇帝就开始对年羹尧展开了一种猫捉老鼠式的玩弄，开始了对他的折磨。

第一步，雍正放出各种风声，到处跟人说，自己觉得年羹尧最近好像凭着劳苦功高，有点儿志得意满；或者说年羹尧最近精神、身体状态有点儿不好，总而言之，他有点儿不对劲，你觉得是不是这样？

雍正甚至用密令的方式问一些臣子，年羹尧到底是个什么人？他的品德到底好不好？当不当得起一个“纯”字？你秘密地跟我说说。当时大臣最讲究的就是做一个纯臣。那大臣又不傻，皇上原来跟年羹尧关系那么好，现在突然没头没脑问出这么一句话，所有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雍正就通过扔石子、放风声等手段来挑拨离间，包括挑拨离间年羹尧手下的那些大将，甚至挑拨到当时的凉州总兵。雍正给他下诏旨说，年羹尧平时说了你好多坏话，你可要谨慎着点儿，不要让他抓住把柄，那样可就不好了。皇上一说这话，底下的人马上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等这一番功课做完之后，他马上就把矛头对准了年羹尧。从“朝乾夕惕”事件过后，他隔三岔五就要下一道朱批御旨对年羹尧大肆咒骂。总而言之就是“你不爱我”“你个丧尽天良的”“你没良心的”等意思。年羹尧就拼命地自辩，说我是爱你的呀，我认错了，我知错了。但是雍正皇帝反过去就呸，什么呀？你就不认错，你就是没良心。

到后来，雍正皇帝还有更绝的。“朕闻得早有谣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之语。朕今用你此任，况你亦奏过浙省观象之论，朕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也，朕亦难挽；若你自不肯为，有你统朕此数千兵，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此二语不知你曾闻得否？再你明白回奏二本，朕览之实实心寒之极，看此光景，你并不知感悔。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

雍正说，民间最近有一个传说：“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三江口就是浙江那一带。你不是要当天子，你不是要造反吗？我就把你调到杭州去当将军，你造反给我看。这有点儿像一个怨妇抓住出轨的老公，说：“你打呀，你有种打死我。”他把年羹尧从西北的一个大将军，贬到了杭州当将军。后来又是一贬到底，让他以一个章京的身份在那儿投闲置散。

最后是一系列的政治发动，雍正让周边的人去揭发年羹尧的罪状，都说他应该千刀万剐。最后皇帝一纸下令，说算了，我也不明正典刑了，押到菜市口还怪麻烦的，你自裁吧。

年羹尧最后自裁的时候，其实还抱有一丝幻想，因为去给他下令让他自裁的人叫蔡珽，这个人是当年年羹尧推举给雍正皇帝的。雍正皇帝太坏了，故意让年羹尧推举的人看着年羹尧死。但年羹尧可不这么想，他觉得让蔡珽来执行，他没准儿还有缓和的余地。虽然拖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自裁了。

雍正给年羹尧下的最后一份诏旨是告诉他：“尔自尽后，稍有含冤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虽万劫不能消汝罪孽也。”就是说，你年羹尧自尽之后，如果稍有怨念，天地神佛都不会饶你，度千万劫你都不会超生。雍正一生信佛，他怕年羹尧死了之后对他还有什么怨念，就警告他，如果你死了之后对我有怨念，你就不得超生。

从这样一场君臣交往的过程当中，你能咂摸出什么味道来呢？

雍正的关系演化“四阶段”

雍正和年羹尧之间的关系最后闹得这么僵，是不是一个孤证呢？他们俩本是一对好基友，最后却变成了冤家对头，真是爱得如夏花般灿烂，但是又如惊鸿般短暂。

雍正和很多臣子之间的关系，都和他跟年羹尧之间的关系一样，有善始，但是没有善终，而且关系演化的过程通常都是一个模式，都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雍正皇帝主动地扑上前去，没有底线、毫无保留、掏心掏肺、轰轰烈烈地去爱，就像那首歌写的：“死了都要爱，不淋漓尽致不痛快。”

比方说，跟年羹尧同时期还有一个叫隆科多的，隆科多和年羹尧都是有拥立之功的大臣。隆科多是一个闲散的皇亲国戚，论辈分还是雍正的舅舅。所以雍正就下了一道谕旨，说从此之后立个规矩，包括皇帝在内，大小臣子们称呼隆科多，都要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俩字：“舅舅。”我还真没在中国历史当中看过任何一个先例，称一个臣子要在前面加一个官称，叫舅舅。

雍正皇帝自己也确实做到了，雍正初年，他很多手记当中提到隆科多，都在前面加了舅舅，包括跟臣子谈话也都是这样。他夸奖隆科多说，他是圣祖仁皇帝的忠臣，意思就是康熙的忠臣；是我的功臣，是超群拔类稀有之大臣，意思就是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大臣。我们看这个用词，都是很夸张的，要爱就用力爱嘛。

紧接着就是第二个阶段，既然我爱你，那所有我爱的人都必须像我一样去爱你，我们必须能够大被同眠、不分彼此、相亲相爱，抱在一处。他就要求他的两个大宝贝，年羹尧和隆科多彼此相爱。

但是凑巧，这两个人就是不相爱，尤其是年羹尧，死活看不起隆科多。年羹尧认为，我是藩邸旧人，你没当皇帝的时候我就跟你好了，隆科多算哪根草，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所以他反复跟雍正说，隆科多就是一个普通平常的人，你别那么看重他。

这下雍正不爽了，我这么爱他，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所以死命在他们俩人中间拉拢撺掇。他跟隆科多讲，你遇事要多向年羹尧请教；跟年羹尧讲，我原来也看不起隆科多，但是后来我幡然悔悟了，现在才知道我犯下了大错。前面雍正夸隆科多那句话，就是他当着年羹尧的面讲的。

而且他后来还想出一个歪招，让年羹尧把一个儿子过继给隆科多。要知道，这件事情在清代的法律当中，是一件不成体统的事情。因为隆科多有儿子，而且有俩儿子，这成何体统？但是雍正就认为，你们俩是同一个人的爹了，你们俩还不好吗？你们俩可以睡一个被窝了吧？后来两个人不得不表示友好。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还有一个例子，雍正有两个特别喜欢的大臣，一个叫李绂，他最高当到了直隶总督，而且他还是个经学家，是当时的士林领袖。另一个大宝贝叫田文镜。田文镜这个人不是正途出身，他不仅没考取进士，连举人都没考取，仅仅是个监生，说白了就是个秀才。但是雍正对他很赏识，把他派到河南，后来又调到山东去搞摊丁入亩、士绅一体当差这些艰难而重大的改革。

站在田文镜的立场上，他当然要肝脑涂地，因为他本没有希望当上这么大的官，既然皇帝赏识他，那他就要玩命地干。所以田文镜在治理河南的过程当中，得罪了当地的官僚系统，包括那些有功名在身的官员。邻近的直隶总督李绂一看，心里就不爽了，你这不是作践我们读书人吗？所以就跑到雍正那儿去告田文镜。

可雍正的老毛病又犯了，我爱的人，你们怎么能互相不爱呢？这也就罢了，后来他发现有一个叫谢济世的御史也来参奏田文镜。

雍正把这两份奏折拿出来一对比，发现李绂参奏的理由和谢济世参奏的理由几乎一模一样，他们俩是不是底下通过风、串过气？是不是李绂指使谢济世来告田文镜？如果有这样一层关系，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叫结党营私。在皇权时代，结党就是欺君之罪，是要掉脑袋的。所以他直接把李绂判了死刑，拉到菜市口，让刽子手拿刀抵着他的脖子问：“现在你知道田文镜是好人了吧？”但李绂是个硬骨头，至死也不肯认同田文镜是一个好人。雍正一看没办法了，最后也没杀李绂，而是革了他的职，永不叙用。

第三阶段是转折点。雍正的性格是，咱们兄弟一起喝酒，我先干为敬，然后看你怎么喝，要是你只是意思意思，我就不爽；或者我爱你，但是你没有按我希望的方式来爱我，对不起，我就跟你翻脸，而且一翻脸就把你往死里整。所以很多人说雍正残酷、打击政治异己，等等，还真是冤枉了雍正，因为雍正在很多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宽宏大量也是罕见的。

雍正给弘历（后来的乾隆帝）请了一位老师，叫朱轼。朱轼反对雍正的所有改革，尤其是像摊丁入亩、士绅一体当差这些事，当了一辈子的反对派。年羹尧后来被抓起来之后，朱轼就反复上书辞官，但雍正始终不允，说没你什么事。这种例子在雍正朝史不绝书。

所以不能简单地说雍正是一个打击政治异己的人，对不同的意见，他有的是包容力。但如果是他爱过的人，结果被他发现不爱他了，他就会跟人家玩狠的。

但是，他还有第四个更可怕的阶段：你不爱我，我把你往死里整；我爱过你，我一样要把你往死里整。

最典型的就是钱名世案。早先雍正爷跟年羹尧好的时候，让全国各处官员有什么事都去请教年羹尧，希望大臣们都去写诗赞颂年羹尧。钱名世就冲在了为年羹尧歌功颂德的第一线，而且写得特别肉麻。年羹尧倒台后，雍正又把这件事翻出来，说当年你这么评价过年羹尧，那你是什么人呢？你这叫“名教罪人”，我也不杀你，我御笔写下这四个字给你制成一块匾，你就拿着这块匾告老还乡吧。把这块匾挂在你家大堂上，你的子孙后代都得守着这块匾过日子，不准摘下来。

他还让当地的地方官初一、十五都要去钱名世家看看，看他是不是把这块匾给摘了，平时嫌丢人，那么丢人就得丢到底，要千秋万代地丢下去。

雍正爷还干了一件特别奇葩的事。钱名世离开北京的时候，无官无职，抱着这块匾要回家。雍正爷把九卿大学士以下的所有官员，凑了大概300多个，给钱名世送行，搞了一个送别宴，让每个人作一首诗骂钱名世，然后还把这几百首诗编成了一本诗集，叫《名教罪人诗》。就是让钱名世看看，大伙儿都骂他呢，这本诗集你也拿上回家吧。

钱名世案是比较有戏剧性的，当然也有比较残酷的，比如说汪景祺案。汪景祺其实就是一个文人，原来随着年羹尧西征的时候，写了一本小册子，叫《读书堂西征随笔》。文人一旦没底线起来，拍马屁可就是强项，汪景祺在这本小册子里面称年羹尧为“宇宙之第一伟人”。雍正把年羹尧搞死之后，就很不爽，既然你称年羹尧为宇宙第一人，那宰了吧。宰了也不过瘾怎么办？枭首示众，而且这颗头不准摘，一直在菜市口挂了10年。

雍正的逻辑，就是如果爱，我就用全部力气爱你到死。如果恨，那么此前的爱都不算数，我要用全部力气把你作践到死。这就是雍正的人际关系处理策略。

失去边界的人际关系

我总是在想，如果雍正爷能活到今天，听完了所有当代中国的流行歌曲，他一定会喜欢上一首歌，叫《明明白白我的心》：“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曾经被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雍正爷确实对很多人掏心掏肺地爱过，但是他一旦发现自己的爱得不到回报，他就抓狂，就用各种戏剧化的、残暴的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方式进行报复。当然，在中国古代帝王当中，像雍正爷这种性格、这种处事方式的，也仅此一例。

当代中国人不也是生活在这样一种人际关系当中，用这样的方式去理解爱的吗？

美国有一个学者曾经说，中国人提倡的这个“仁”字，从结构上看，它左边是一个人，右边是一个二。所有的中国人都生活在二人世界当中，他们对世界的理解，要么是师生，要么是父子，要么就是同学，他们总是在两人关系中生活，从而丧失了自己独立的生存空间和人格空间。

前不久，我们《罗辑思维》组织了一帮铁杆会员小伙伴，由我陪着去了一趟斐济，其中有一段船上的路程，大概一个小时。关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这一话题，我们十几个人就爆发了一场非常激烈的争论。

中国很多为人子女的，尤其是“80后”“90后”，经常会有一种痛苦，就是父母逼婚，结婚之后又逼着生孩子。我们觉得这是自己的独立空间，可父母偏偏要干涉进来，怎么办呢？如果你不答应，父母就说心脏病要犯了，晚年不幸福，白养你了，很痛苦，云云。

在这样的压力下，很多人就选择了躲避，或者是妥协，或者是混日子、往后拖，等等。

当时我就提出了一个我个人的意见，我说如果是我，我就绝不妥协。这件事情我的答案是两条，第一条，这是我的事，与你无关，请不要跨过这道门槛，来干涉我的私事。

很多小伙伴听了就说：“这怎么是你的私事呢？父母可不觉得是你的私事，我妈到现在还经常跟我说，你就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你的骨头渣子都是我的。”

确实，父母都会这样想问题，他们就是要干涉，怎么办呢？难道任由他们痛苦吗？作为一个孝顺儿女，我们于心何忍呢？

别急，我还有第二条。我既然是你们的儿子，你们因为我的事感觉到痛苦，这是你们的事。我作为儿子，应该帮你们。比如陪你们聊天，帮你们缓解一下痛苦；我还可以出钱让你们去旅游；我甚至可以组织一个老年合唱团，让你们高兴高兴。但是对不起，第一条永远生效，这是我的私事，请你们不要干涉。

当然，船上有各种各样的争论。总而言之，大家渐渐觉得，这是一个伦理难题。这有什么难的呢？我们来换一个角度想这个问题。

大家可能还记得，前两年有这么一个娱乐新闻，有一个女孩叫杨丽娟，跑到香港一定要见刘德华。这样的事情有很多，一个粉丝对自己的偶像无限崇拜，由此生出无限的爱慕：我就是要嫁给他，就是要他娶我。我已经对他这么好，他怎么可以不出来见我一面，或者把我娶回家去？

当年刘德华一定得娶这位杨丽娟女士吗？大家都觉得不必。刘德华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杨丽娟再要说，你如果不出来见我，我就死给你看。那么刘德华应该怎么说呢？不管刘德华用什么样的公关语言，把这件事情诠释得高大上和绝对正确，我想他心里一定是那句话：你死，与我何干？

当然，如果我是刘德华，作为一个善良的人，我会尽可能地劝告杨丽娟女士不要死，我甚至可以报警。但是如果她真要死，那是她的事；她要嫁给我，要看我同意不同意，这就是我的事了。这两件事情泾渭分明。

为什么在陌生人之间我们可以同意这个“你死你就去死”的逻辑，而在父子之间、母子之间，我们就要放弃这个持守的边界，让别人侵入我们的私生活呢？

自由主义的人生观：保持独立，释放善意

胡适先生对于父子关系有过这样一个表述：“这个孩子自己并不曾自由主张要生在我家，我们做父母的不征得他的同意，就糊里糊涂地给了他一条生命。况且我们也并不曾有意送给他这条生命。我们既无意，如何能居功？如何能自以为有恩于他？他既无意求生，我们生了他，我们对他只有抱歉，更不能‘市恩’了。我们糊里糊涂地替社会添了一个人，这个人将来一生的苦乐祸，这个人将来在社会上的功罪，我们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说得偏激一点，我们生一个儿子，就好比替他种下了祸根，又替社会种下了祸根。他也许养成坏习惯，做一个短命浪子；他也许更堕落下去，做一个军阀派的走狗。所以我们‘教他养他’，只是我们自己减轻罪过的法子，只是我们种下祸根之后自己补过弥缝的法子。这可以说是恩典吗？”

这就是将近100年前的中国自由主义大师对父子关系的理解，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良性的理解。

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们应该用感恩的思维去善待他人，这就是孝道。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的孝道都有一个前提：父母十月怀胎不容易，把你养大更不容易，你要回报父母。乌鸦尚知反哺，你怎么能不知道感恩呢？在当代中国社会，我们的伦理体系当中，往往不再讲好像很古老的“孝子”，我们讲感恩。

但请仔细分析，这成何道理？你对我好，我就一定要对你好吗？而且一定要用你认为合适的方式和足够的分量来对你好吗？如果是这样，大家的独立人格又存在于哪里呢？

雍正爷的起点是爱，这其实并没有错，爱是一种多么伟大的情感啊，它应该纯洁，应该永立不败才对。但是当爱以一种绑架的姿态出现，当“我爱你，所以你必须爱我”这套逻辑一旦成立的时候，爱就成为了毒素。而这种逻辑一旦在社会伦理空间当中推展开来，你会发现，很多伦理的纠结就出现了。

举两个例子。中国公共汽车上往往会有一种道德，年轻人应该给老人让座。中国的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社会新闻，老人上车之后耀武扬威：“我老了，你们都该给我让座。”如果别人不起来，他们上去就要动手打人。这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别人让不让座是他的事，你有什么权利去干涉呢？难道你老了，就可以侵入他人的私人空间吗？

还有人在网上发帖子，最后附上一句：不转就不是中国人。你的道理是你的道理，你自己去持守就好了，为什么说我不转就不是中国人呢？

可见，道德的起点都是美好的，但是它用于绑架他人的时候，带来的就是一种社会乱象。

所以，《罗辑思维》一直在讲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就是自己对自己负责。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对自己负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不好。

很多人都在问：“什么是自由主义的人生观？”在我看来无非就是两句话。第一句，我们绝不去强制他人；第二句，我们尽可能地不让他人来强制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说，我们在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尊严和人格空间的前提下，尽可能对他人释放善意。

理解“爱”这个词，我还是最喜欢张爱玲在《沉香屑·第一炉香》里说过的那句话：“我爱你，关你什么事？”这才是自由主义的爱情观。

有人可能又会说：“我们这代人现在面对的具体情况就是这样，我们的父母不懂你讲的自由主义那一套，他们就是要干涉我们，我们难道要让他们伤心吗？”

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我们在中华民族的整个文化传承当中，也许要去扮演一个坚定的角色，一方面，用我们的身体、用我们的善意去抵挡我们的父母；另一方面，放过我们的孩子，坚决地斩断那根从远古一直到今天、用爱的名义去绑架他人的链条。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能够做得到。

02　先做好自己再说：甘地

提到圣雄甘地，有一点儿历史知识的人都会想起一个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20世纪40年代，甘地凭借着这一整套思想和行为方式，不费一枪一弹，就把偌大的英帝国给赶跑了，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从来没有过的，非常了不起。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甘地的履历。他于1869年出生在印度的古吉拉特邦，古吉拉特邦相当于中国的上海，是西方文明最先抵达东方文明古国的港口，到今天为止仍然是印度经济最发达的一个邦。

甘地是印度种姓的第三等级出身，叫吠舍。印度种姓的第一等级是婆罗门，第二等级是刹帝利，第三等级就是这个吠舍，商人、公务员通常都是这个级别的人。他家非常有钱，要不然他也不会有钱到英国留学。

甘地19岁的时候乘船到了英国，在英国伦敦大学法律系读了三年书。我们现在了解的甘地通常是这样的形象：一个典型的东方老头儿，瘦骨嶙峋，身上披着一件很简单的衣服，手里拿着一根拐杖。实际上甘地年轻的时候，可是一个翩翩佳公子，来自大英帝国殖民地，然后又跑去伦敦镀金。

他在伦敦的三年，十分向往当时的西方文明，穿西服、打领结、抹美发油、学跳交谊舞、学当时时髦的法语，等等。他的成绩非常优秀，毕业之后成为了一个很好的律师。后来又在南非待过一段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甘地再次回到印度。

但是当他回到印度之后，整个人的精神气质就全变了，他突然变成一个捍卫印度的东方传统、向整个西方文明开战的民族英雄的形象。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甘地的形象。

甘地在印度的地位到底有多高？给大家举个例子，印度这几十年历史上有两个叫甘地的总理：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这两个甘地跟圣雄甘地有什么关系？完全没有血缘关系，他们都是尼赫鲁的子孙。

尼赫鲁虽然以甘地的学生自居，但毕竟不是亲儿子，甚至这两个甘地的英文拼法都不一样。尼赫鲁-甘地家族的甘地是Gandhy，而圣雄甘地是Gandhi，根本就是两个姓。只不过英迪拉·甘地嫁给了一个叫甘地的年轻人——费罗兹·加汗吉尔·甘地（Feroze Jehangir Gandhy），所以就获得了甘地这个姓，仅此而已。

但是尼赫鲁家族对此从来是讳莫如深，至少不会去主动澄清。在印度那么大一个国家，一个人口上了10亿规模的国家，很多贫苦的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政治人物、选举、投票，他们没有起码的政治常识。但一听说是甘地，马上就投票给他，这就是甘地在印度民间的真实威望所在。

仅仅是“甘地”这两个字就留下了一种魔力，可以穿越四五十年的时光，在印度的政治生态中发挥作用，可见甘地的威望有多高。

道德的高峰

甘地这个人最了不起的，是他的道德力量，这已经跨越国界，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座很罕见的丰碑。他往往是用折磨自己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甘地有一个方式，就是绝食。翻开他的传记，我们会发现他一生绝食了无数次。

有一次他在坐牢，午夜12点的时候突然觉得内心里有一个声音，让他绝食。所以他就写一个纸条给他的助理，说我要开始绝食，绝食20多天。

英政府就担心，他名声那么大，死在监牢里怎么办，最后只好把他放出去了。甘地就跟英国人解释，这次绝食跟你们没关系，我什么政治目的都没有，只是听从内心的声音而已。出狱之后，他仍然把这次绝食坚持到底了。

甘地这个绝食的方式一旦用于政治目的，影响力真的很吓人。

1918年，阿赫迈达巴德（今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工人为反抗资本家的压榨与剥削开始举行大规模罢工。资本家不让步，工人也不让步，双方眼瞅着就要发生暴力冲突了。甘地宣布开始绝食，一直绝食到他们达成和平决议为止，只要他们还在用暴力对抗，他就一口饭都不吃。最后把工人给感动了，把资本家也给感动了，老爷子赶紧吃饭，说我们来谈判，我们会达成协议。他就有这样的号召力。

最典型的一次是1947年，当时印度的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正好是印巴分治那个阶段。当时甘地正在加尔各答，他说你们不是打吗？不是杀吗？我也没办法阻止你们，这样，我宣布绝食。然后整个加尔各答城议论纷纷，说那个老头到底怎么样了，身体状况是不是每况愈下，我们是不是不要再冲突了？

最后的结果就是很多暴力分子都跑到甘地的公寓面前，跪在那儿请求老先生不要再绝食了，他们不再暴力冲突了。民族的血海深仇，就这样被他用绝食的方法给化解了。

一个人的道德力量竟然可以达到这样的高峰。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真还没看见过哪个政治人物，用这样的方式达到过他的目的。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甘地最牛的还是他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他1914年返回印度之后，才开始玩得炉火纯青的。我们普通人对他其实有一个误解，以为他就是简单的忍辱负重，你打我的左脸，我把右脸伸过去。哪有这么简单？

“非暴力不合作”是两个词，“不合作”好理解，就是我们的娃娃不上你们英国人的学校，我们的律师不上你们英国人的法庭，我们的工人不进你们英国人的工厂，甚至连你们英国人那么好的洋布我们也不穿，我们就穿印度的土棉布。甘地有一张经典的照片，就是坐在那儿纺纱。他的后半生每天坚持纺半个小时以上的纱，以此号召印度人穿印度的土布。

可是“非暴力”一词，我们通常都理解错了。你以为他就是趴在地下，让英国殖民者残暴地打吗？不是。他是用主动的方式去挑起对方的暴力行为，而我们不用暴力去还击。

给大家举个例子，1930年甘地领导过一场2500人的叫“向盐库进军”的运动。就是说我们穷人也要吃食盐，盐都在你们英国人的盐库里，我们没钱买，但我们就是要拿。警察当然要维护秩序，当然要捍卫私有财产。但是我们不管，我们2500个人排好队就到盐库里去扛。你们可以把我们打倒在地，我们不还手，但是盐我们就是要拿。他是用这种非法的行为，逼迫对方不得不做出一种暴力保护行为。

可是事实也不是这么简单，其实甘地事先找了很多外国记者在旁边参观，这是一次有组织的行动，包括医疗救护队，早准备好了绷带。你们不是打得我们的人头破血流吗？没关系，我们继续往前走。

世界上很多国家也想看英国人的笑话，当时的外国记者浓墨重彩地写道：“那些人穿过铁丝网，用坚定的目光看着盐库的大门，就这样坚定地往前走。”

英国警察用包着铁的木棍搂头打下，像中国人讲的那句话，“你有狼牙棒，我只有天灵盖”，没有一个人试图拿手去挡。被打倒在地以后，担架队上去把人抬过来，现场给包扎好，剩下的人接着往前走。

当然，今天我们必须肯定，作为一个被统治的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想要反抗英国，这似乎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甘地就给印度人算过一笔账，说拿机枪干，我们干得过英国人吗？那是他们的强项。我们得用我们的强项跟他们干，就是用我们的肉体。他有狼牙棒，我们有天灵盖，我们凑上去，然后我们就获得了世界舆论的支持。

所以，甘地为印度这个民族量身定制的这套方法，确实也是有用的，只不过我要告诉大家，它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样的。

拼命向全世界推广“非暴力不合作”

不得不说，甘地对他这套方法是过度地迷信了。甘地一生留下了大量的书信、言论和演讲词，他对很多人都推广过这套理论，而且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

他曾经跟英国人讲，说墨索里尼、希特勒不是要打你们吗？让他打好了，让他把整个英国侵占掉好了，把你们的古建筑都占领，把你们的文化付之一炬。只要你们学我这套方法，“非暴力不合作”，你看最后希特勒是不是只好臊眉耷眼地离开？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回忆录当中对甘地的评价极低，英国人觉得他的这种思维太奇葩了。

甘地跟犹太人也这么讲，说希特勒不是欺负你们吗？不要反抗，要学我，你看我最后就成功了。所以很多犹太社群领袖就给甘地写信，指责他：你见过集中营吗？你知道希特勒是怎么对付我们的吗？

甘地还见过一个中国人，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当时是跑到印度去劝甘地共同抗日。但甘地说不抗日，“非暴力不合作”就挺好。蒋介石问他：如果德国人打来，你也不抵抗吗？甘地说：不抵抗啊，我就是不合作，这就挺好。

甘地还挑拨蒋介石跟美国人的关系，说什么英美中同盟，他们那个总参谋部里用你们中国人了吗？你跟我都一样，都是东方弱小民族，你得学我这一套。

甘地也不光是向这些人推广，他还向希特勒推广。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他给希特勒写了封信，大概意思就是，你要学我，我是你的榜样，要达成政治目的不需要使用暴力，搞什么战争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希特勒当年收到这封信时那种啼笑皆非的表情。

甘地在历史上就留下了这两种形象：在本土印度，他是一个大神级的人物，因为他发明的这套方法真的是行之有效；而在世界舞台上，甘地拼命推广他的这套做法，却屡次碰壁。

当时甘地有一个旁观者，就是著名的作家乔治·奥威尔。奥威尔是生于印度的英国人，所以他返回英国受教育，成年之后又回到印度就业，是印度的警察。奥威尔就说，甘地这套玩法只能适用于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印度。

这句话其实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首先你得看看对手是谁，必须是英国这种有起码的文明底线的国家才行。比如说英国人在南非打布尔战争的时候，包括在印度殖民统治期间，如果军纪稍微有点儿不好，英国人的暴行被批评得最激烈的是在英国本土。英国是现代化国家，民众智识发达，有起码的伦理底线。如果你的对手是希特勒，你再搞这套，那完全是不奏效的。

第二层意思，是说必须是印度这样的民族，才有这种忍耐力。如果换成其他民族，你甘地这套玩法也一定是玩不转的。

当然，今天我们要讲甘地，可不是为了批评他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我们是想看看，甘地在这些伟大功绩的背面，还有什么东西。

圣徒甘地的道德观：现代化很糟糕

大家读到这里可能会产生一个误解，以为我是要去“黑”人家甘地，真的不是，因为甘地在私人道德品质上，几乎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圣徒。他一生走遍了印度大大小小几千个贫苦的村庄，而且他随身的物品只有两样，第一样是他每天戴的那副圆框眼镜，第二样是他的手表。

那块手表也真不是劳力士什么的奢侈品，就是一块普通的手表。因为甘地对自己的作息时间要求极其严格，天一擦黑就睡觉，凌晨两点就起床，然后就祷告，祷告完了就沉思，沉思完了就开始回复大量的信件，天一蒙蒙亮，立即出发到村庄去演讲。他每天安排的行程大概是五到六个村庄，为了不耽误时间，就看这块手表。所以这是他生活中唯一的必需品。

他死的时候留下的财产非常简单，一块破布做的衣服、一根拐杖、一个木制的纺车、一块手表、一本书、一个有三只猴子的雕像，还有一个洗脚盆、一个痰盂。这就是他终身所有的财产，没有房子，没有奢华的衣物，没有家具。

这样的人老百姓能不爱戴吗？尤其是他那个“非暴力不合作”的主张又获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功，所以甘地这个人我们是黑不得的。我们只能仔细地再去推敲，他一生真实的对立面到底是什么。

因为甘地是作为印度的国父、解放者、摆脱殖民统治的最大的功臣被载入史册的，所以经常会发生一个误解，大家以为他的敌人就是大英帝国。哪里有这么简单？甘地真实的敌人，其实是他心中那个魔鬼，是整个西方文明和现代化。

这就要回到甘地的内心来看，他是一个几乎没有什么物欲的人，包括吃，他吃得极其简单，不吃肉就不用说了，很多印度人都不吃肉；甘地也不喝牛奶，他认为那个东西会刺激性欲；他甚至连谷物都不吃，只是偶尔吃点儿像草一样的蔬菜，还经常绝食。所以在物欲上，他完全排斥了一个人最起码的需求。

他反对英国，反对的可不仅仅是这个政府，而是它带来的所有的文明方式。他讲过一句话：“使用曼彻斯特布，我们还只是损失了金钱，但如果在印度也产生了一个曼彻斯特，则我们虽留下了流出去的金钱，却换去了我们的血肉，因为我们生存的道德基础就要被摧毁了。”

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反对洋布，我宁可让印度人花钱到你们英国的曼彻斯特去买洋布，但是我希望你们千万不要把工厂开在我们印度，这会让我们的道德堕落的。

今天在中国我们似乎能听到这样的声音，一个人开始挣钱，他就是堕落；只要他搞商业，他就一定是个坏蛋；他营销成功了，他肯定就是个大忽悠。这也是甘地当时的看法。

所以他讲过一句话：“贫穷的印度尚可得到自由，但要使一个由不道德以致富的印度再获得自由，那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了。”我们印度不能开展商业，因为我们贫穷，所以我们有自由。但如果我们在道德上堕落了，那个时候再想获得自由，就太困难了。所以他认为，过去50年从英国带来的一切现代化的东西全是坏东西，什么铁路、电报，这些东西都不能要。

当然，甘地也不是说印度就不要发展工业，他心中也有他的工业蓝图，比如说榨油、碾米、造纸、制糖、开染坊，他认为这些都挺好的。但任何需要用机器来生产的东西，甘地都认为那是堕落。

我不知道甘地的这个观点你能不能接受，至少在印度他没有被接受。在我看来，这是印度人民的万幸。

甘地那个号称对他极其忠诚、极其爱戴的学生尼赫鲁，就是英迪拉·甘地的爸爸，一生追随他，但是在这一点上，尼赫鲁可没听甘地的。尤其是后来他跑到苏联，看到那种社会主义式的工业化，非常羡慕。所以在尼赫鲁执政期间，印度走的其实是一条大工业化的路线，这个我们暂且不谈。

甘地的基本道理是什么？首先是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那句话：道德不能堕落。甘地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他有一次接受外国记者访问的时候说，印度不需要现代化，我们永远不会像美国那样发达起来。

你算算账嘛，如果印度人像美国人那样去生活，这么多人口涌出去，整个世界的资源就崩溃了。所以我们印度就当是为世界作贡献了，我们就这么穷，挺好的，我们有内心的道德。

我不知道如果你穿越回去成为一个当年的印度人，会不会同意甘地这个说法。但是我必须得说，任何一个人，只要他相信一个道理，而且终身用自己的行为去践行，他就不是一个伪君子，这样的道德选择永远值得我们尊敬。

其实19世纪后期，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有一轮叫“后发现代化”的运动，除了欧洲，剩下的就不是原发现代化，那他们是怎么面对现代化的？

富国强兵、迎头赶上，这是1840年以来中国人的历史主题。可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就是以甘地为代表发出的。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现在还有一个叫阿米绪的部落。那个部落是苏格兰一个原教旨主义的新教的教派。他们讲两种语言，一种是英语，因为他们生活在美国。另一种是他们祖先留下来的高地日耳曼语，现在他们主要使用这种语言，不要求任何现代化。

那个部落是没有电的，更不要说各种各样的电器了。每天晚上，父亲还会在火炉前给大家朗读最古老版本的《圣经》，教堂修得也是非常之朴素。那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村庄。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文化表演，因为大量像我这样好奇的人会赶过去看，相应地也会给当地带来一定的收入，所以他们可以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保持这种脱离现代化的生活。

其实全世界各个角落都有这种思潮。比如说环保主义，当你追究到最后，环保主义者一定会告诉你一个哲学：整个世界都不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而是Earth First，就是地球优先，我们只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一个寄生物而已，凭什么要发展自己？应该地球优先，我们不应该破坏地球原生的那个系统。

从甘地到阿米绪部落，再到环保主义，其实都有一个核心，就是人的欲望是不重要的。而人的欲望一旦变得不重要，整个现代化文明的理论体系的基础就不复存在了，因为现代化就是来服务于人的欲望的。

最典型的例子，其实发生在俄国。俄国的国徽上面是一只双头鹰，一边看着亚洲，一边看着欧洲，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纠结的民族。这个民族几乎所有知识分子的心里都有这样的困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普希金、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的人生都经历过这样的思想转折，年轻的时候特别崇拜西方、羡慕西方。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曾经到西方住了四年，结果失望透顶，觉得那么堕落的生活怎么能够继续呢？还是俄罗斯人传统、朴素的生活最吸引他。于是这些知识分子到了中老年的时候，都变成了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

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人叫索尔仁尼琴，这个人是俄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很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得完奖之后就再也写不出比较牛的著作了。但索尔仁尼琴则不然，他得完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还写出了《古拉格群岛》，晚年写了《红轮》，一本比一本牛。

当然，他在当时苏联的政治生态当中，是一个极端的反对派，要自由，反对政府。美国人太希望苏联出现这样的人了，所以赶紧把他接到美国去，让他做大量的演讲。结果索尔仁尼琴下飞机后做的第一场演讲，就把美国人痛斥了一通，说你们这帮资本家都是堕落的，什么西方民主都是骗人的，等等。听演讲的人全都傻掉了。

他不光是跟美国这么玩，跟自己的祖国也这么玩。1994年，苏联已经解体，叶利钦把他请回去做演讲。他老人家可威风了，从海参崴上车，横跨欧亚大陆，坐着火车沿途一路演讲过去。

演讲的内容，第一，骂当时的苏联，已经倒掉了，不用说了；第二，骂西方的生活方式多么不好；第三，骂叶利钦。总而言之，你把我们那种纯朴的俄罗斯传统生活全部给毁掉了，我这把老骨头要跟你们拼了，我就是要骂你们。

所以索尔仁尼琴这个人在西方世界也变得不可理解，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的基辛格就给福特总统出主意，说你可千万别接见他，这个家伙表面上是一个反苏联的斗士，可是他的很多观点让他的追随者都觉得非常之难堪。你要接见他，不仅会把苏联给得罪了，连我们的一些盟友也都给得罪了。

索尔仁尼琴是2008年8月死的。他死之后，美国的《时代周刊》给他做了一个专题，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对于西方世界来说，索尔仁尼琴是自由的象征，但他并没有回馈这些赋予其身的尊重。作为拥有强烈基督教信仰的人，他认为西方精神世界恶化，他对西方民主的极端批判有时候甚至让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一样感到困惑。”

这就是西方世界的看法，你不是反对苏联吗？那你应该赞成我呀，这个世界不就是这么二分的吗？他们忘了，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很多后进民族、后发现代化的国家，都会出现这样的思潮，索尔仁尼琴、甘地，包括我们说的环保主义分子，他们都认为现代化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那么，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去看待传统？现代化真的这么不好吗？尤其是这些“道德高级之士”告诉我们，现代化很糟糕，我们应该听他们的吗？

道德是个人的选择，不能绑架别人

很多中国人都学会了一套东西，叫辩证法。它总会告诉我们，现代化有好有坏。今天我们要为现代化这个“魔鬼”辩护，大声疾呼——现代化远没有你们讲的那么不堪，而前现代化社会也远没有你们幻想的那么美好。

很多赞美前现代化社会诗情画意的人，往往都掩盖了一部分事实。还记得2014年辽宁省高考语文试卷的作文题吗？那是一道材料题：

夜晚，祖孙二人倚窗远眺。

“瞧，万家灯火，大街通明，霓虹闪耀，真美！”男孩说，“要是没有电，没有现代科技，没有高楼林立，上哪儿看去？”

老人颔首，又沉思摇头：“可惜满天繁星没有了。沧海桑田，转眼之间啊！当年那些祖先，山洞边点燃篝火，看月亮初升，星汉灿烂，他们欣赏的也许才是美景。”

我真是不知道，出这道题的人是何居心，要把我们的少年引导到什么样的方向上去。我现在先不说价值观的分歧，但老人讲的至少不是事实，他没有常识。

原始人在山洞口点燃一堆篝火是干什么用的？那是防狼的，是驱逐野兽用的，他们冻得瑟瑟发抖围在篝火前，唯一的心思就是现在饿得慌，明天早上那顿饭在哪里还不知道，他们根本没有工夫抬头看星空，欣赏什么美景。

《罗辑思维》曾经给大家介绍过一本书，叫《理性乐观派》，那本书的作者马特·里德利用非常调侃的语气，嘲笑了那些幻想前现代化田园生活的人。他说，你们不是说19世纪前的生活很美好吗？1800年，英格兰高地上一个住在用原生木材打造的房子里的农夫家庭，你以为他们的生活很好吗？你幻想出来的景象是这样的：父亲在壁炉前，对着火光给大家大声朗读着《圣经》；妈妈在厨房里给大家做着晚餐，晚餐是好吃的洋葱炖牛肉；大哥正往餐桌上的杯子里倒水；大姐正在马厩里喂马；二姐正在哄着最小的baby入睡；而小儿子，正托着腮趴在窗口听着外面的鸟叫。这样的生活多么地美好啊。

你在撒谎！这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境况，你掩盖了很多事实。那个正在读《圣经》的父亲，被日常工作折磨得要死要活，马上气管炎就要发作了，活不到53岁，因为那个时候英格兰男子的平均寿命只有40岁。

妈妈在厨房里正被牙痛折磨着，她煮的饭是没法吃的，牛肉她是嚼不动的，而且一年四季几乎没有机会吃上水果和蔬菜。

大姐是在马厩里喂马，但是她已身怀六甲，她被隔壁邻居家的房客强奸了，因为当时没有避孕套，那个孩子一生下来就要被送到孤儿院去。大哥正在给大家倒的水里充满了奶牛的臊气，因为人和奶牛喝的是同一条河流里的水。

二姐正在哄的那个baby得了天花，马上就要死了，那个时候婴儿的夭折率非常高，二姐本人马上就要嫁给邻村的一个醉汉，成为他一生的奴隶。

趴在窗口听鸟叫的小男孩，你知道他心里在琢磨什么吗？他一定是在琢磨，怎么把那只鸟给抓住吃掉，因为他饿。这才是真实的境况。

很多人都看不到那个时候的社会全景，很多人的真实生活都被他们忽略掉了。

我再举一个例子，仍然是2014年的高考语文作文题，是广东省的。

黑白胶片的时代，照片很少，只记录下人生的几个瞬间，在家人一次次的翻看中，它能唤起许多永不褪色的记忆。但照片渐渐泛黄，日益模糊。

数码科技的时代，照片很多，记录着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可以随时上传到网络与人分享。它从不泛黄，永不模糊，但在快速浏览与频繁更新中，值得珍惜的“点滴”也可能被稀释。

我小时候见到的就是这样的黑白照相机，很多人买不起，都是找朋友借的。洗一套照片，全家就要节衣缩食，因为好贵。而且我小时候是生活在城市里，很多农村人甚至一辈子也没有拍过照片，中国有不少人不知道自己的爷爷奶奶、太爷爷太奶奶是长什么样的，他们一生都没有机会留下一张照片，因为从乡村跑到镇上去拍一张照片要跑好几趟，很远，而且很贵。

现在任何一个打工妹都可以拿出自己的手机，斜45度角，给自己来一个自拍，绽放自己青春的笑脸。

很多人反对现代化，赞美前现代化，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做过人群之间的对比。过去的前现代化社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而现在，大不了你吃雕爷牛腩，我吃麦当劳的双层牛肉汉堡，你吃得虽然比我吃得贵，但是我们俩的差距没有那么大。

过去的前现代化社会，你是看莺歌燕舞，我只能看自家猪圈里老母猪的双眼皮；而现在，大不了你去看75英寸的三星液晶电视，我看40英寸的长虹液晶电视，跟你的区别也不是那么大。

现在有很多人吐槽，说微博上太嘈杂了。你少关注几个人不就完了吗？过去只有高级知识分子、达官贵人可以发言，大家都听他们的。现在屌丝们终于有了发言的机会，当然嘈杂了，你不爱听可以不听嘛。虽然屌丝们说的话可能也不着调，但是屌丝也有发言的权利啊，这正是这个世界美好的原因，而不应是你讨厌它的理由。

我为现代化辩护的理由其实还有两个：第一，人性的自由释放是一股无法阻挡的潮流。你甘地可以那么想、那么做，但是你身边那个你最得意的弟子尼赫鲁，他就不这么想，他要的是国家崛起和工业化。至少你在你最能影响的人这里，你都没挡住。你可以不吃肉，但我看见肉就忍不住；你可以去扫黄，有些人硬盘里的片子就会变得越来越多。这就叫人性，是挡不住的。

第二，现代化往前走，往往就能解决现代化带来的问题。比如说环保，难道退回到农耕社会才叫环保吗？我们现在对比一下世界上的国家，是印度更环保、环境更美好，还是发达的美国和欧洲环境更美好呢？在一个城市里，是富人区的环境更美好，还是贫民窟的环境更美好？只有人类更富足、更现代化，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缺陷、所有现代化带来的烦恼，才能最终得以解决。

说到这儿，你可能又会说，我就是觉得甘地这个人在道德上很高尚，我很羡慕他，我很崇拜他。是的，我也羡慕他，我也尊重他，但我想说的是，任何道德都是个人的、自己的选择，不可以用于绑架他人。

如果今天我有机会见到甘地的话，我仍然会对他生出一份敬意，向他深施一礼，然后说：“拜拜，我尊重你的道德选择，但我深深地知道，你指引的方向不是人类的未来。”

第五章　好牌和烂牌，看你怎么打

整个一套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型和成功是多么不容易啊。它至少需要这么几个条件：第一，明确的目标；第二，坚定的决心；第三，柔软的身段；第四，高超的技巧；第五，共同的底线；第六，设计元规则制度的能力；第七，崇高的道德声望。

当一个政治家凑齐了这七张牌之后，他就可以推牌说：“和了！”

01　卿本好局，奈何崩盘：隋炀帝

先给大家讲个段子。当年苏共中央开全会，正值赫鲁晓夫当政，他在台上大肆批判斯大林。这时候场下有一个人突然尖叫起来：“赫鲁晓夫同志，当年斯大林当政的时候，你不也是中央委员吗？你当时怎么不敢提出反对意见呢？”

此言一出，全场鸦雀无声。赫鲁晓夫勃然大怒，一拍桌子：“谁说的？站出来！”

等了半天，也没人敢站出来。赫鲁晓夫脸色一变，说道：“当年我就坐在你现在的位置上，你今天不也是什么都不敢说吗？”

讲这个段子，是想表达我对历史的一种态度。很多人以为历史就是在讲是非、忠奸、善恶，可是读到一定的境界后，你会发现把这些都读没了，反而会读出一种悲悯之情，读出一种同情之理解。

一个历史人物，不管他被供奉为神，还是被描述为鬼，当你了解到更多事实的时候，你会发现，只要承认人性是多元的，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可以理解的。我曾经在一期节目里说秦桧，很多人就说罗胖给秦桧翻案了。真是那么回事吗？我只不过是说，在秦桧当时的历史处境当中，他的很多做法是有他的道理的，仅此而已。这样读历史，才能读出真滋味。

“恶棍专业户”隋炀帝？

现在我们聚焦另外一个历史人物，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坏最坏的一个人物，他就是著名的隋炀帝杨广。所有用来描述坏人的词语，尤其是描述坏皇帝的那些词语，全部可以用在他身上，比如说弑父、淫母、杀兄、幽弟、荒淫、残暴。在中文里能找到的所有贬义词放在隋炀帝身上都没错，他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形象。

所以，让我们这些后人对他抱以理解之同情就难了，因为他就是个恶棍，拉出去毙了就完了。但是历史上只有绝对的白痴，怎么会有绝对的恶棍呢？如果他是一个普通的历史人物，那很好研究，阅读正史就好。因为正史的史官在选择史料的时候，通常都是比较负责任的，也都是经过考证的。

可是隋炀帝不行，因为正史对他的很多记载都没法儿信。比如在张宏杰先生所著的《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里面，就写了这么一个故事。

杨广他妈独孤皇后死了，杨广表面上号啕大哭，痛不欲生，吃斋念佛；暗地里却谈笑如常，让仆人把鱼、肉装在竹筒里送到宫里来偷偷地吃，他怕散出味儿来，还拿蜡将竹筒封了口。

这个故事你信不信？不信吧，这一幕被司马光写在了《资治通鉴》里，司马光可是史学界的泰山北斗；信吧，这件事又太不可思议了。

首先，独孤皇后跟杨广母子关系很好，这是见于史料的。其次他是一个皇子，从小吃着大鱼大肉长大，至于在亲妈死的那一天，冒着巨大的政治和伦理风险吃这么一口肉吗？这也太说不通了。

而且我阅读过隋炀帝的一些作品，比如说他的诗集，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诗人。不能说诗人都是好人，但诗人至少是情感丰富的人吧？隋炀帝随便一首诗拿出来搁在南宋，那都是响当当的婉约派。比如这一首《野望》：“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这样一个情感丰富的诗人，亲妈死了还非得吃肉？这也说不通。但是《资治通鉴》就这么写了，你信还是不信呢？

用常识还杨广一个清白

为什么后代的历史学家老给隋炀帝泼粪呢？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封建王朝都有个传统，为了彰显自己的合法性，就要证明前朝的亡国之君有多坏。其他王朝在易代之际，往往是否定前面整个统治集团，而不是在一个人身上做文章。比如说汉代取代秦朝，就没有大肆渲染秦始皇有多坏，私人生活有多淫乱，只是说他残暴不仁。明太祖把元朝赶走，打着的也只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大旗。

但是隋唐易代之际却不是这样，因为他们本质上是一伙的，北周、隋、唐本来就是一个集团，在历史学上叫关陇集团。

北周有个牛人叫独孤信，他有三个女儿，分别嫁进了三个皇室。大女儿嫁进了北周皇室当皇后，四女儿嫁给了唐高祖李渊的父亲，七女儿最著名，就是隋文帝杨坚的老婆独孤皇后。

独孤信一个人的血脉流淌在三个皇室里面，你说这人牛不牛？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一个问题——北周、隋、唐三家其实是一伙的。所以，李唐王朝是不能否定这个统治集团的，那就只能说隋炀帝这个人太坏了，然后把他描述成恶棍、恶鬼。这就是隋炀帝被反复抹黑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今天我们想要给他恢复真相，也就变得特别困难。

比如说，他到底好色不好色？这就很难考证。在正史的记载里，他简直就是色中饿鬼。《隋书》当中就有这么一个记载，20岁的杨广带领50万大军平灭陈朝后，见到陈后主的宠妃张丽华，色心大动，遂将美人纳入了后宫。

《隋书》的作者是魏徵，他写的书，你信还是不信？可是仔细想想，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可能。

首先，当时的杨广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皇子，还不是太子，正处于夺嫡的过程中，平灭陈朝是他重要的政治形象工程，怎么会拿这种大事开玩笑呢？

其次，张丽华是谁？一个举国皆知的淫荡、贪婪、奸诈的妇人。平灭陈朝之所以合法，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这样的奸诈之人给干掉。所以，如果杨广把这样的女人当成一个简单、美丽的肉体来看待，就太没有政治常识了。

更何况，根据当时的历史记载，张丽华的儿子那一年15岁，那她至少得有30岁开外了，20岁的杨广会对一个30几岁的御姐产生这么大兴趣？所以这件事我推断就是诬蔑，可它见于正史。

另外一条罪名就是杨广弑父，这在封建王朝时代，是最大最大的罪名。在正规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这算是今天的正史——白纸黑字记载着：仁寿四年（604年），隋文帝死于杨广之手。可是这件事可能吗？

史料是这么记载的：仁寿四年，杨坚快不行了，就把太子召进宫来见最后一面。杨广进宫一看，老头子快不行了，旁边俩妃子长得不错，就一把按住实施强奸。完了之后妃子披头散发、满脸带血地扑到了老皇帝的身边。老皇帝就问怎么了，妃子说：“太子无礼。”杨广一看老皇帝知道了此事，就把老皇帝给杀了。

这个过程你信吗？要知道，杨广不是普通人，他13岁封晋王，20岁平灭江南，然后在扬州当了9年的扬州总管，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政治家。他之所以能当上太子，靠的就是硬生生的实力，而不是后人所讲的那些阴谋。

隋朝原来的太子叫杨勇，这个人在很多方面都跟他老爹、老娘搞不到一起去。杨坚特别节俭，而杨勇则比较奢靡；杨坚特别爱猜忌，而杨勇偏偏跟江湖豪侠天天搞在一起，甚至带剑上朝。所以他老爹看见他就不爽。

他老娘独孤皇后最在乎男人的生活作风问题，但是杨勇一点儿也不待见自己的正室老婆，天天跑出去跟一个工匠的女儿野合，生了一堆孩子。独孤皇后自然也对他不满。

还有，杨勇20岁那年的冬至，朝臣都到隋文帝那儿朝贺。朝贺完了之后，隋文帝听见太子宫那边好像也有朝乐之声，就让太监去打听。太监回来报告说，百官打您这儿拜完之后，就上太子那儿烧冷灶去了，太子一高兴，说也要奏朝乐，所以这是百官在朝贺太子呢。

你说他爹这时候心里能没想法吗？当然会对杨勇心怀不满了。总而言之，当时远在扬州的杨广，真的是靠自己的名声上位的。他在南方礼贤下士，整理文化，结交当时的江南名士，做出了很多政绩，都是硬功夫。两个一对比，老皇帝自然是越看长子越不舒服，最后在开皇二十年（600年）决定重立太子。

换了太子之后，杨广一改此前几年的务实作风，从此利用当太子的三四年时间专心写书、编佛经，一心礼佛。而且当上太子的第一年，他就跟老爹说好，举行太子册封大典的时候不能穿太子服饰，因为这服饰跟他老人家的太像，要避免被人误认。而且，他还建议以后太子宫里的人，不要对他称臣，因为老爷子才是唯一的主上。杨坚说，好孩子，真懂事。

这么能装、能忍的杨广，难道连老爷子咽气之前的几个小时都忍不住，就要把人家妃子按倒，然后把老皇帝杀掉吗？这不符合常理。

这时候最符合他的利益的举动就是，认认真真地伺候老皇帝走完最后一程，顺顺利利地接班。挺过这几个小时，天下就是他的了。常人都会这样做。

而且当时的政治局势也非常凶险，他的几个弟弟都在地方上，已经有内线报告说有人造反了。此时他还有心扑上去，一下子脱掉几十年的伪装变成一个禽兽吗？所以，即使是终身致力于给杨广抹黑的那些唐朝文臣，在《隋书》里面也没敢这么写，但是后来的很多历史书居然就这么写了。

隋炀帝的帝国蓝图

刚才我们一条一条地驳斥了正史中记载的关于隋炀帝的不实之处，你可能会说：“无非是翻案文章，有什么意思？”

没错，如果我们观察一个历史人物，不能构建一种情境，把这个人放回去，让他的行为得到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我们这活儿就算是白干。

要知道，不管我们怎么替杨广喊冤，他毕竟都是个亡国之君。一个花团锦簇的王朝，毕竟让他变成了废墟。你说是什么原因呢？如果不是因为他个人道德品质败坏，什么好色荒淫，还能给出一个新的解释吗？

这就是《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这本书好看的地方，它的作者张宏杰先生为我们重新构架了一个隋炀帝的故事。

现在，让我们把历史的时针拨回到公元604年，也就是大隋仁寿四年。这一年，隋炀帝登基。在后世之人看来，这一年他似乎没什么事可干，天下统一，风调雨顺，民生殷富。杨广坐在皇帝的位子上垂拱而治，老老实实做一个守成之主就好了。

但是在当时的人看来可不是这样，因为隋文帝杨坚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也就是从开皇二十年（600年）到仁寿四年（604年）这一段时间，陷入了每一个老皇帝都会陷入的困境，就是越来越爱猜忌，他开始屠杀功臣，并开始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对老百姓越来越严酷。所以杨广登基之后，满朝文武都放心了，觉得以后不用再整天喊打喊杀了，我们大隋江山在新领导班子的带领下，是不是要再上一层楼呢？这也是天下人的希望。

在杨广看来也是这样，老爹晚年干的那些事，自己虽然不吱声，但心里还是有想法的，所以他一上台就干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把老皇帝临死时颁布的那些严刑苛法全部废除，大规模地修订了《大隋律》。

更重要也更有趣的一点是，杨广把谋反大罪的连坐制度给废除了，你造反就杀你，跟你的家人没关系。这是多么先进的法治思想，不过这一条到唐代的时候又恢复了。在中国这么多皇帝里面，做过这件事情的似乎只有杨广一个。

第二件事，即位当年，普免天下租税。因为他老爹实在是太抠门了，整天就跟个聚宝盆似的搜刮民间财富，据说隋文帝临死的时候，国库里的粮食足够天下人吃五六十年。杨广就认为，搞那么多粮食干什么？最后烂了喂猪猪都不吃，还不如分给老百姓呢！这一条杨广在执政期间干过多次，而且一次又一次地降低天下的税赋，所以他绝不是一个不懂得宽仁之道的皇帝。

第三件事，礼贤下士，开科取士。据史书记载，杨坚是武将出身，素无学术，不太尊重知识分子。而杨广则不同，他本来就受过完整的儒家教育，科举制就是从杨广那时候正式开始的。他开启了一代文治，一改他老爹的治理方法。

当杨广做完这三件事之后，他在天下儒生心中，简直就是冉冉升起的一轮红彤彤的太阳，雪片一般的称颂贺表飞向朝廷。

但是在杨广看来，这不过是先上几道凉菜，让你们先吃着玩玩。你们真以为我在太子府隐忍那几年，天天都在抄佛经？我是在构划我伟大的未来帝王生涯，我将来要干的事情是你们这些儒生想都不敢想的。

果然，当年十一月，隋炀帝一道诏旨下来，说要征发十万民夫到洛阳北边修一条一千里长的堑壕，以备北方的突厥骑兵南下。为什么要现在修呢？十七天之后答案才揭晓，原来隋炀帝决定在洛水之滨修建帝国全新的都城——洛阳。过年之后，三月十七，百万民夫集中在洛水之滨修建洛阳城，这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工程。几天之后，隋炀帝又一道诏旨下来，再征发百万民夫修建大运河的第一期工程通济渠。

为什么迁都洛阳、修大运河

我们熟悉的隋炀帝出现了，这完全是抽风的节奏嘛！为什么非得像个精神病似的同时开建那么多大工程呢？

《资治通鉴》对此给出的解释是，因为迷信。有一个江湖术士跟隋炀帝讲：“五行当中您属于木命，水生木，所以您不能在长安待着，得去洛阳。”隋炀帝听了之后说：“好，那就迁都洛阳。”

又有一个术士跟他说：“老臣往东方一望，睢阳那个地方有王气，有人想要取您而代之啊。”隋炀帝就问：“那怎么办呢？”术士说：“修大运河，破他的王气。”“好，那就修大运河。”

当然，还有一些五花八门的解释，说隋炀帝就是爱玩，想去扬州又不愿意坐车，就修条大运河坐船去。这也太滑稽了，隋炀帝是什么人，他怎么会基于这些可笑的理由征发天下的民夫呢？

杨广到底为什么要兴建这两大工程呢？如果处在隋朝当时的历史情境里，你就会看得比较清楚。

隋朝在统一之前，中国已经分裂了400年，只有在西晋的时候短暂统一过，所以分裂的势力仍然非常大。隋朝虽然统一了全国，可在精神文化上统一了吗？所以，要想锻造一个大一统的千秋帝国，还要下几招妙棋。

杨广下的第一招妙棋，就是把都城移出关中，在洛阳新建一个东都，和原来的长安形成扁担之势，这才挑得动整个帝国。原来只把长安当都城，那么对江南、山东发生的事情就鞭长莫及。比如在杨广登基那一年，他弟弟造反，消息两个月后才传到长安，虽然这次起事被镇压了，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帝国的中央没有一个中枢机构，很多事情都是照顾不到的。

另外，杨广是带兵并灭掉陈朝的主将，他还当了将近十年的扬州总管，他知道这个国家的南北方人民在精神文化上没有统一，互相瞧不起，毕竟在长达400年的时间里，南方和北方都属于两个国家。所以必须修建一条大运河，完成南北双方货物乃至军事物资沟通的一个大通道。

不管是站在当时来看，还是站在千秋万代之后的今天来看，当年的这两项大工程，都是重组帝国地缘格局的重要棋子，也是两招妙棋。

要知道杨广可是“富二代”，他老爹搜刮天下，攒了五六十年的粮食，作为“富二代”的他怎么想？接着搜刮、囤积粮食？那是没出息的“富二代”。有钱就得花，而且得花在刀刃上。杨广做的事情，和其他英明神武的帝王没有什么两样。比如说汉朝，文景之治积攒了大量的财富，汉武帝上台就开始花——攻打匈奴，虽然打到后来也是民穷财尽，但毕竟使帝国拓地千里，而且除却了匈奴这个肘腋之患。

后来的清朝也是这样，康熙、雍正负责积攒钱粮，到乾隆上台的时候有钱了，于是就有了十全武功。虽然在乾隆末期，国家也是民穷财尽，但是毕竟由他造就了一个帝国的盛世。

所以，你凭什么认为杨广不该这么干呢？既然老爹攒了银子，我就该花呀！当然你可能会说，你花钱归花钱，也不能把老百姓逼得太狠了，老百姓会造反的，你怎么不吸取历史教训呢？

杨广此前的所有历史经验都告诉他，泥腿子造反没戏，虽然秦末农民战争也是陈胜、吴广两个泥腿子起的哄，但是最后真正把秦朝天下掀翻的是西楚霸王，还是贵族。

所以杨广认为，过度使用民力，虽然老百姓苦了一点，但是为了帝国的千秋大业，还是值得的，也不至于惹出什么巨大的麻烦，只要贵族阶层还掌握在我的手里，就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

三征辽东，从千古一帝到遍地盗贼

杨广的年号叫大业，千秋大业的大业，这两个字也是杨广亲手圈定的。在《二十四史》的帝王年号当中，这是最大气磅礴的两个字。到了大业五年（609年）的时候，我们再看一眼大隋帝国，这时候东都洛阳和大运河已经出现在帝国的版图上了，而且文治武功一时鼎盛。中央图书馆的藏书已经达到37万卷，隋炀帝杨广亲自主持编撰的图书已经达到17000卷，而且科举制已经步入正轨，天下士人归心。

除此之外，隋炀帝杨广还亲自带队进击西方强国吐谷浑，凿通了西域和丝绸之路，把青海纳入中华帝国的版图，设置郡县，所以说隋炀帝的武功也很显赫。

天下的经济也好得不得了，而且杨广真的很走运，他在位的这五年风调雨顺，财富滚滚而来，天下的民户达到了890万户，人口达到了4000多万人。

这两个数字你可能听起来没什么感觉，但和其他朝代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后来号称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时期，民户也不过300万户，只有大业五年时的1/3左右。所以如果要论国力的鼎盛，大业五年才真的是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巅峰。

这个时候的杨广其实距离千古一帝已经不远了，如果大业五年他得个SARS或者禽流感死了，那他就是千古一帝。后来唐宗宋祖什么的只能排在他后面了。

但是在杨广的眼中，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等这件事情做完了，他才能心满意足。但正是这件事情，把他从千古一帝的神坛拉到了地狱。

大业五年（609年）年末，隋炀帝杨广在朝堂上宣布了一个决定：兵发辽东，攻占高句丽。在后来的很多历史学家看来，这就是发神经，脑子进水了。高句丽地处一隅，蕞尔小国，距离中华本部山高水远，你搭理它、招惹它干什么？此举完全是出自一个自大帝王的虚荣心。

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情境里，可不是这样，当时的高句丽可不是现在这样人畜无害的样子。虽然是个小国，但却横得不得了，经常欺负周边的小部族、小国家，还和北方的突厥眉来眼去，这对中原王朝来说就构成了心腹大患。所以攻灭高句丽这件事情，绝不是隋炀帝脑子突然搭错线。早在他爹杨坚在位的时候，朝野上下就已达成共识，要用兵辽东。

尽管杨广后来失败了，可是几十年后，英明神武的唐太宗李世民不是也接着出兵辽东吗？虽然他也失败了，但这至少说明，在那个历史阶段，中原王朝的帝王都认为，攻灭辽东的高句丽是基本的战略决策。

错的是什么呢？是时间。当时朝堂上的文武大臣都不同意，都上书劝谏。因为杨广把老爹杨坚留下的家底都快折腾完了，民穷财尽，老百姓已经受不了了。

但是杨广有强烈的智力优越感，他不听这些文臣的。朕想干的事情在你们看来都不可能，当年灭南朝陈国，后来当太子，打吐谷浑，最后哪件没干成？所以你们别说了，执行就可以了。

于是，从大业五年（609年）一直到大业七年（611年），准备了两年多时间就开始打高句丽。这一打可不得了，据后来的历史学家换算，这一时期征发民夫的总量达到了大业五年之前所有工程征发民夫的总和还不止，这是一个举国的大工程。大到什么程度？隋朝攻打高句丽的第一次战役，就动员了100多万士兵，号称是200万。为什么需要这么多人？这跟隋炀帝的一个小心思有关。

虽然杨广号称“知兵”，从20岁就开始打仗，可是他没打过什么硬仗。比如说他攻伐南陈的时候，南陈已经腐朽不堪了，大兵一到便望风而降。后来打吐谷浑的时候也是一样，中原大兵一到，吐谷浑王一看，我的娘啊，人太多了，跑吧。所以，其实杨广没打过什么硬仗。

杨广心里也很清楚，虽然他号称戎马倥偬一生，但手下没有什么真正的名将，怎么办呢？先把自己吃成一个胖子吧，就好像相扑运动员出场，先把屁股亮出来，要不一屁股坐死你，要不你投降，他玩的就是这个把戏。上百万大兵压境，那对方不就降了？降了之后就可以凯旋了，这是他千古帝业的最后一步。

所以隋炀帝就跟朝臣讲，咱们再咬咬牙，再加一把劲，等把高句丽灭了，咱们在洛阳举行一次凯旋仪式，从此就让老百姓休息，再不折腾了，好不好？

于是，将近200万人上路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后勤、粮草、辎重，这背后得需要多少民夫。原来大运河是从江南一直修到河南，隋朝大运河又从河南修到北边的涿郡，为什么？就是为了支持这一次北上攻灭高句丽，为了运粮。当时国内的男人已经不够用了，把妇女都征发上了，给我使镐头，给我刨运河，给我运军粮，举全国之力猛扑向高句丽。

虽然说这件事很耗国力，但汉武帝时期打匈奴不耗国力吗？最后也是民穷财尽。但是隋炀帝倒霉就倒霉在，他遇到的对手不一样。别看高句丽是一个小国家，但它就是不服不忿，死守辽东城。上百万大军围着个辽东城，就是打不下来。

于是隋炀帝派大军围城，然后选了30万人绕过辽东城，准备直接端掉平壤，然后水陆并进。战略好像也没问题。但是高句丽人真是凶悍，咱们在这里就不细说了，总而言之，高句丽人诱敌深入，然后在平壤周边的一次战役当中，大败隋兵。隋兵30万人的大军，你知道最后回来多少人？据史书记载，2700人。

隋朝大军一直溃退到涿郡，才止住脚步。这时候的隋炀帝可不再是那个自信满满的隋炀帝了，他这辈子没打过败仗，没吃过亏，所以郁闷得一头钻进皇帝的御帐，半个月没出门。确实没法儿跟大家交代，牛皮都吹出去了，洛阳那边已经在准备凯旋仪式了；他为了吹这次大牛，还把很多番邦、外国的国王、使臣都带上了，让他们观摩他是怎么打仗的。使臣一看，中华上国原来就是这么打仗的，都在那儿偷着乐。

半个月之后，杨广出了帐篷，第一件事情就是宣布：谁也不准说话，马上准备第二次伐辽东。我们必须记住这个时间，就是杨广钻出御帐，宣布第二次伐辽东的历史性时刻。

很多历史学家都说，隋朝伐朝鲜，就是它从顶点到衰落的转折点。我倒不这么看，我认为隋炀帝杨广钻出御帐，宣布第二次伐辽东的时候，才是转折点。大家都有过第一次，失败也不算什么。他爹杨坚伐辽东也失败了，失败就不打了，及时收手。唐太宗也打过朝鲜，一看打不过就不打了。唐太宗那时候就说，魏徵要是活着，我绝对不干这一仗。他们都知道收手。可杨广不知道，他恼羞成怒，觉得尊严受到了极大的冒犯，于是立马准备第二次东征。

这一次东征，动员的民力就更可怕了，因为杨广认为，“吃一堑长一智”，战略上得更加重视，所以准备的民夫，包括各种辎重、粮草，是第一次东征的一倍。

大家算算账，在征辽东之前，大业五年，国力其实已经花得差不多了；经过第一次征辽东，死伤了几十万人，损失了大量的粮草、辎重，国力进一步被消耗殆尽。等他第二次又动员了一次一倍以上的资源再扑向高句丽的时候，国家已经快到了骆驼背上最后那一根稻草压上的时候。这时候民间已经乱了，很多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不是没粮食吃，而是兵役太重，已经到了全国皆服役的程度了。当时就有一首著名的歌，叫《无向辽东浪死歌》。老百姓说，去你妈的，反正要死的，何必跟着皇帝到辽东那个异乡去死呢？跟你拼了算了，于是盗贼四起。

我们前面讲过，杨广并不在乎这些人，我职业军队还怕你们这些泥腿子吗？你是为了一口粮，而我是为了整个王朝的统治，跟你们争斗太不对称了。而且此前也没有经验告诉大家，泥腿子自发的这种反抗能够动摇我王朝的根基。所以杨广并没有太在乎全国到处是盗贼，也就是农民起义军的这种状态，开始第二次攻伐高句丽。

刚把辽东城围住正打呢，出事了。洛阳的杨玄感叛变了。杨玄感是谁？开国元老杨素的儿子，那可是贵族。杨玄感叛变，让隋炀帝感觉到大事不妙。不仅因为杨玄感本人是贵族，还因为他是在洛阳发难。要知道，隋炀帝身边很多大臣的娇妻、美妾、子弟都在洛阳。所以隋炀帝一听见这个消息，立即下令回军，于是第二次征高句丽失败了。

他退到涿郡的时候，听说杨玄感的反叛大军已经被攻灭了，后悔不已，早知道就不回军了，再坚持几个月不就能够完成自己千古一帝的夙愿了吗？在这么一个尴尬的状态下，隋炀帝干脆宣布第三次征辽东。

后面的故事我就不讲了，讲了也让人生气。总而言之，他第三次征辽东好像是成功了，实际上也是勉为其难。当他在为自己的粮草能不能接续得上感到忧心的时候，一看高句丽认怂了，于是就顺水推舟，班师回朝。

在回朝的路上，一股农民起义军，也就是盗贼，居然冲进他的御营抢走了四十几匹御马！可见大隋王朝此时已经遍地是盗贼了。这个时候隋炀帝才意识到，已经不是什么能不能当得上千古一帝的问题了，不是在历代帝王排行榜上排第几的问题了，而是大隋王朝在他的手里还能不能保得住的问题了。

自尊心受挫如婴儿

此后的几年，隋炀帝基本上是全国的“灭火队”队长，到处扑火。大业十二年（616年）的春节，他过得特别凄惨，因为各地的道路已经被起义军阻断，向皇帝朝贺新年的使节都没法儿进京了，各国使臣云集东都洛阳称贺天朝皇帝的盛况一去不复返了。

史书上记载，这个时候杨广夜里经常会做噩梦，惊叫而醒。怎么办呢？得找一堆妇人，拍打前胸、摩挲后背，说“不哭不哭”才能入睡，他已经变成了挫败得没法再挫败的一个婴儿。

所以，后来他的很多事情我们就可以理解了，他从此就变成了一只鸵鸟，就是我什么都不管了，反正我失败了。他本来是要画一只鹰，但是现在却画得像一只鸡。要是一个没有自尊心的人，鸡就鸡吧，再添几笔卖掉，挣几个铜板也可以。但他是大艺术家，是在大沙盘上作画的人，画鹰画不出来，那老子就不要了，这就是后来杨广的心态。我就是鸵鸟，我把头扎进沙子里，我把屁股高高撅起，谁爱打谁打。我这个皇帝不打算好好干了。

这个时候，他只想去扬州，他当过近9年扬州总管的地方。那个地方他最熟悉，而且可以远离让他非常操心的北方。所以，扬州那个荒淫无度的杨广，实际上已经不是刚开始的那个杨广了，而是一个自尊心受挫、已经打算不要命的婴儿。

他在扬州行宫里留下了很多故事。有一天，也许是常常，他拿着镜子，摸着自己的头颈感叹道：“真漂亮啊，如此好头颈，将来会被谁砍掉呢？”

北方的御林军陪着他到了扬州，一看皇帝破罐子破摔的样子，保着他也没有什么出路，他们都是北方人，可皇帝赖在扬州死活不肯回去，怎么办呢？造反吧，把皇帝杀了算了。这就是他最后的结局。

话说那一天，御林军冲到他的御帐当中，一把把他抓起来说：“走，到朝堂上去，走完你人生的最后一站。”杨广说：“就让我骑这么一匹破马，用这么一个破鞍子吗？这像是我走完人生最后一站骑的马吗？换好鞍子来！”

御林军也没办法，到处找，最后找了一个不错的马鞍子给他搁上去了。到了朝堂之上，御林军掏刀要干他，他说：“慢着慢着，知道不知道典故啊？诸侯之血入地，天下尚要大旱三年；我天子要死，那还了得？会发生什么灾祸，你们当得起吗？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怎么能血流当场呢？”

御林军上哪儿给他找毒酒去？最后找到三尺白绫奉上。隋炀帝杨广的一生就被大业压垮在了这三尺白绫之上。

好了，故事讲完了。难道我只是要告诉你们一个真实的杨广的故事吗？非也。我想说的其实是当代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有的一个词，叫“大国崛起”。

寻找与力量相匹配的目标

当代的中国，正在和1000多年前的大隋王朝一样，面对一个广阔的上升空间，这是一个盛唐就要喷薄而出的时刻。那我们从1000多年前的大隋王朝跌倒的这一跤身上，能学到什么呢？

在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中国崛起》，它的作者是我国著名的外交专家张剑荆先生，《中国改革》杂志社的总编辑，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中国如何面对成长中的烦恼”。在这本书当中，张剑荆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说中国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痴迷于力量的民族。原来我们力量大的时候，就陶陶然、欣欣然看不起周围的小兄弟，这也没什么奇怪的。但是后来挨打了，我们就突然觉得，还是自己的力量不如人家。所以国际博弈靠的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是那一套丛林法则，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走强国之路。说白了，从1840年一直到现在，中国的国家主题就是强大，就是富国强兵。说白了，就是追逐力量。

可是当力量快要到手的时候，我们其实缺乏一种提醒的声音，在这本书里，就有这样的声音。张剑荆先生告诉我们，一个好的制度会生产出两样东西：第一，是力量；第二，是对力量的控制。这两者在大国崛起的道路上，缺一不可。如果你只有力量，而让这种力量失去了控制，那么就请看看1000多年前的隋炀帝，就请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和日本。

国家在追逐力量的过程中，如果对力量没有控制，那么你的力量不管怎么大，最终还是不够大。如果你对力量有控制，虽然你的力量不够大，但是你可以寻找到一个和你的力量规模相匹配的目标，避免失败。

所以，不管是杨广，还是德国、日本，都在告诉我们，一个优良的制度可以生产出力量和对力量的控制，这是当代中国在走向大国崛起的路上一个性命攸关的问题。

02　一盘烂局，步步成活：奥古斯都屋大维

日本有位女作家叫盐野七生，她25岁的时候第一次到罗马，就爱上了这座城市，从此定居下来。盐野七生55岁的时候开始写作，1000多年的古罗马史，她一年写一本，一共写了15年，出了15本书。这套书的名字叫《罗马人的故事》。

我个人原来对古罗马史也有一点儿兴趣，只不过看得鸡零狗碎，很难概括出一个总体印象。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就叫“隔”，就是很多事都知道，但是很难把它用一个逻辑串起来。直到看完这套书，我才觉得我生命底层有一些东西，和那个古老的帝国之间有了一些通联。

我们在读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时候，知道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灭亡，从此留下了一个苟延残喘的东罗马帝国在那儿慢慢地烂下去，罗马时代就此结束。这就是我们对它的印象。

但是如果你仔细推敲，就会发现不是这样的。公元476年，这一年没有任何特殊的意义。要说西罗马皇帝名存实亡，其实是很久远的事情了，西罗马帝国后期，皇帝不过是“蛮族”雇佣军手里的傀儡而已；要说法统的存续，西罗马帝国真正终结其实是在1918年到1919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那个时候欧洲三顶王冠同时落地，而这三顶王冠所属的三个皇帝，都认为自己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他们的皇家徽号当中，都有一个“凯撒”。德意志皇帝、奥匈帝国皇帝就不用说了，俄语中的“沙皇”两字，其实就是“凯撒”的意思。所以，应该说一直到近代，罗马都还活着，它是远超乎我们想象的一个存在。

古罗马——今天的中国最需要懂的国家

罗马的崛起是在希腊的地中海霸权衰落之后，可是罗马在当时什么都不是。

论文化，它不如希腊，希腊即使在亡国之后，也仍然保持着文化之邦的状态。罗马帝国即使在最鼎盛的时候，元老院的贵族一旦遇到一个爱读书的孩子，也还是会想方设法把他送到希腊去留学。

论做生意，罗马人搞不过迦太基人，就是它南边的那个北非国家。

论打仗，罗马人又打不过北方的“蛮族”。不说后来的日耳曼人，即使是早期的高卢人，罗马人也打不过。

那么罗马人凭什么玩大国崛起呢？因为它的制度设计能力。罗马军团真的是依靠制度的力量完成了它在军事上的崛起，而更重要的还有，由《十二铜表法》开始的法律体系的建设。后来文艺复兴的第一条就是罗马法的复兴。

罗马人建立制度的能力虽然不是绝后，但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空前，这一点尤其值得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的中国人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讲历史有一个方法，就是抓住这段历史当中最有名的那个人。古罗马历史中大家最熟悉谁？当然是凯撒大帝。

论军功，凯撒从高卢一直打到不列颠，横扫当时已知的文明世界，他留下这么一句话：“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虽然惜字如金，但掷地有声。

论文化，凯撒写的《高卢战记》《内战记》，直到今天仍然是拉丁文化界的范文。

论泡妞，凯撒也是一把好手，他的众多女友就包括中国人很熟悉的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七世。

其实，凯撒最伟大的一点是，他给罗马带来了一丝和平和安定的曙光，他用军功、声望和强力的政治运作，终于让元老院俯首称臣——公元前44年，元老院集体宣布，向凯撒宣誓效忠。

凯撒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优点，就是宽容。他认为，犯过错不要紧，只要改了就是好同志，可以携手走进新时代。公元前44年3月15日，凯撒决定到元老院宣布一件事，他要带兵去东方攻打帕提亚帝国，继续为共和国开疆拓土。与此同时，他还要宣布一下摄政监国的人选。

但是凯撒太掉以轻心了，他居然相信了元老院的宣誓效忠，甚至解散了自己的卫队。他去开会的那一天，随身只带了几个人，其中就有他的大将，后来的“后三头”之一的安东尼。可是安东尼半道上让人以商量事情的名义给骗走了，所以凯撒几乎是孤身一人来到了元老院的会堂。

他刚刚坐定，就被14个年轻人团团围住。这14个人掏出佩剑，把凯撒捅得跟血葫芦似的。当然，凯撒临死的时候仍然保持了帝王的威仪，他用长袍裹住了自己血肉模糊的身体，含恨而逝。

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到这一刻，突然面临着一次断崖，因为这意味着100多年的流血、牺牲和内战换来的安定的希望，突然之间又要破灭了。

古罗马的制度性困境

为什么凯撒会被刺死？凯撒身上背负的那个历史的共业——已经持续了100多年的矛盾，到底是什么矛盾？想要知道答案，我们就得把时间倒推到公元前146年，差不多是凯撒死之前的100年。

公元前146年这一年很有意思，当时东西方两个大帝国——中国和罗马——都是国势蒸蒸日上的时候。但是有一点不一样，在中国，汉景帝刚刚平定了七国之乱，汉武大帝刘彻即将登上历史舞台。中国那个时候虽然还没有开疆拓土，但是基本的制度建设已经完成。从春秋战国到秦国的郡县制到西汉初年的分封制，然后再到七国之乱结束，终于回到了帝制的正轨。这个时候制度建设是摸清楚了，所以汉武大帝上台之后，才开始开疆拓土。

可是西方的罗马帝国正好相反，它是先开疆拓土，后建设制度。所以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就陷入了一种制度性的困境中。

很多人会说，罗马不是有什么元老院制、执政官制、保民官制吗？多好的制度啊。没错，尤其是在和迦太基人打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时候，对手就是著名的“战略之父”汉尼拔。当时迦太基人绕过阿尔卑斯山，兵临罗马城下。罗马人就是靠着元老院制度、执政官制度、保民官制度，全国上下一心，打赢了这场战争。这足以证明那是一套非常好的制度。

可是，一个国家在扩张的过程中，如果原来的制度一旦在规模上扩容，就会出现不适应的问题。这一点在东方的中国已经解决了，但是对西方的罗马而言，还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其实这也不单是罗马的问题，全世界的国家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即一个小国家突然扩张之后，原来的制度就不好使了。

比如说中国，秦国变成秦朝之后，为什么会出现著名的暴政？很多人说秦毁于暴政，可是为什么在统一六国之前没有暴政呢？有的历史学家是这么分析的，说这是因为制度扩容的问题。秦国原来是一个边陲小国，所以它有一个戍边制度。每个农夫每年要为国家当三个月兵，到边关去打仗，打完仗之后再回家耕作。当时对到达边关的时间有具体的规定，如果不到，就要杀头。

这个制度是可行的。可是，当秦国变成一个大帝国的时候，再用这套制度就会有问题。比如说陈胜、吴广，他俩是河南人，秦朝派他们到渔阳戍边，就是到今天的北京密云这一带。那时候交通条件不好，他们选的路也很有意思，先往东走，到大泽乡这一代，然后再往北走。结果走到半道，到大泽乡这片沼泽地的时候遇到大雨，路断了，“失期当斩”，陈胜、吴广想反正是死，还不如干一场！这就是秦朝灭亡的原因。它的制度设计原来是好的，只不过扩展到更大的地域范围以后，就出现问题了。

罗马帝国也一样，原来它只是台伯河边的一座城，当它把地中海都变成自己的内湖的时候，它的疆域扩展，人口增多，带来的问题就太多了。举两个例子，罗马攻打下那么多地方，新征服的人口要怎么办呢？而且打仗总不能靠自己打吧，于是就开始发展仆从国、同盟国的军队。打来打去，最后仆从国、同盟国的军队人数比罗马的军队人数还要多。据史料记载，罗马军队当时有4万人，而同盟国的军队已经达到8.35万人，是罗马的一倍多。可是分战利品的时候，罗马又不肯多分给他们，这就有问题了。

再者，新征服国家有很多战俘，罗马人直接把他们变成了奴隶。这就导致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境内，意大利本土的1/3居民都是奴隶。罗马共和国鼎盛时期公民不过100万人，怎么看得住上亿人？

所以这就必然要发生战争，比如说同盟战争，就要解决同盟国的问题，再比如像斯巴达克奴隶起义，迅速从几千人发展到了2万多人，而罗马兵团只有4万人，面对这种反抗，怎么解决？就算他们不反抗，你不害怕吗？

仅此也就罢了，更重要的是，除了罗马人和外邦人，新征服地区的人之间还衍生出了一个矛盾，就是贫富分化问题。

在《罗马人的故事》里面，最开始讲古罗马就是开疆拓土那一段，整个就是一个水泊梁山，因为他们就是靠抢来过日子。他们不会种田，罗马本地的农田又不是很好，它真正的粮仓是西西里，西西里还被迦太基人占着，所以它只能通过打仗去抢，以战为耕。

罗马人怎么打仗？要靠分级。如果你是上等人，有枪，又养得起马，你就可以当骑兵、当军官；如果你没钱，弄根棍子或者拿把刀剑跟在队伍后头，就是轻装步兵、重装步兵。罗马军团里分很多级，“Class”这个单词，就是我们现在英文“阶级”这个词，就是从罗马军团的分级制开始的。打仗抢来的战利品，按出力多少分，有枪有马的就分得多，抄着棍子的平民百姓就分得少，这看起来很合理。

可是，如果这种制度长期运营下去，你就会发现它比市场经济还要残酷。市场经济长期按规则运营，就会产生贫富分化。而以打仗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罗马人，贫富分化就更严重了。刚开始也就罢了，随着帝国的扩张，老百姓除了打仗，已经没有办法兼顾家里的田园耕作了。

从公元前146年到公元前44年这100年间，将近20%的罗马人都当过兵，而且服役的期限基本上都在7年左右。原来是出去抢一把，然后就回家种田过日子。现在这种日子再也过不上了，要抢就要去遥远的西班牙、高卢，甚至亚洲、非洲乱打一通。等七八年后回家一看，“田园将芜胡不归”，家里人都快饿死了，早把家里那几亩薄田甩卖掉了，自己一下子变成了贫农。

到罗马共和国末期，这种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据说这帮复员军人沦为赤贫以后，只好到罗马去当盲流。罗马城最高峰的时候，有32万这样的盲流，占到罗马公民总数的1/3。可见这个社会的贫富矛盾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

凯撒当政的时候，罗马就面对这两个矛盾：第一，疆域扩张带来的罗马和其他人的矛盾；第二，疆域扩张带来的贫富分化。这两个矛盾不解决，罗马将永无宁日。

凯撒被刺：贫富分化的博弈

到了公元前146年，罗马人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伟业——跨海南征，彻底灭掉了迦太基城，史称“第三次布匿战争”。这次战争的结果，就是罗马把迦太基城彻底给推平了，而且罗马人很缺德，在人家的土地上撒满了盐，意思是让此地从此寸草不生。到这一年为止，地中海彻底成为罗马的内湖，罗马的国势达到了巅峰。

一个朋友跟我讲过一段话，让我印象特别深，他说：“什么叫政治？古往今来政治的核心问题就一个，就是按规矩来的时候，只要博弈下去，一定有一部分人胜出，这叫富人。可是富人胜出之后，他们永远占少数，穷人永远占多数，于是穷人就要跟富人谈判。穷人会说，把钱交出来，要不然弄死你，因为我们人多。所以好的政治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既不让双方撕破脸，又能让大家按规矩来博弈。与此同时，还能够让富人心甘情愿地把钱掏出来给穷人，让穷人不至于走投无路，这就叫好的政治。”

罗马这个时候就亟需这样一次变革。历朝历代的贤达们都做过各种各样的实验。最早两个不懂事的，叫格拉古兄弟。这俩人出身望族，一看这个形势，说这还不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得让富人赶紧把钱和地掏出来。所以兄弟俩弄了两个法律：一个叫《粮食法》，一个叫《土地法》，逼富人张嘴吐出钱和土地。可是富人凭什么这么做呢？

博弈到最后的结果是，元老院派人把这俩人给杀了，还把尸体抛入台伯河，染得河水一片赤红。这就是第一次改革的结果。

在很多社会内部，当穷人和富人到了不得不兵戈相见的时候，一定会召唤出一个魔鬼——军阀。因为那些军事力量的掌控者，最愿意利用的就是这种情绪。穷人没饭吃了，我可怜你们，来，跟我走。电影《让子弹飞》里面就有这个情景，“枪在手，跟我走，杀四郎，抢碉楼”，打到哪儿就去哪儿，“闯王来了不纳粮”，所以穷人自然就跟着他们走。穷人一旦跟他们走了，他们就成了独立于规则之外的一个暴力机器。

格拉古兄弟改革之后，罗马在上百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几轮军阀混战。马略、苏拉，“前三头”时代的克拉苏、庞培，包括我们说到的凯撒，其实都是军阀。其中最著名的是马略，据说他发明了一根棍子，叫马略之棍。马略跟元老院说，我不要你们提供补给了，我们每个人自己扛着辎重往前走，我们打仗行军速度快；还能边打仗、边耕作、边修路，我们自给自足。元老院一看挺好，就同意了。

当一股军事力量拥有自己的后勤补给，不再依赖中央财政的后勤支持的时候，就变成了军阀。所以马略后来看罗马不顺眼，就杀回罗马，把元老院杀了个鲜血横流。

罗马人打来打去，先是马略，然后是苏拉、庞培、克拉苏，最后打出一个凯撒，国家终于获得了暂时的安定。

但这个故事不可能完，因为凯撒用的仍然是穷人，凯撒一生都住在贫民区，他认为所有的政策都要为穷人服务，这具有道义上的合理性。所以他跟元老院不废话，格拉古兄弟搞的《粮食法》和《土地法》不是没有通过吗？现在不用你们这些保民官、执政官讨论了，我直接就颁布政令。

凯撒开始彻底使用强权来稳固局面，解决贫富分化了。元老院也拿他没办法，凯撒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如他说，我不吃鱼，大家都别吃鱼了！一纸政令就下去了。当时罗马著名的大知识分子西塞罗就在日记里偷偷地骂他，但也不敢公开骂，只能隐晦地说：最近老拉肚子，是不是因为不能吃鱼的原因呢？

凯撒就是这样，而且他做事不太讲规矩。西塞罗经常收到一些外地的小国王给他写来的感谢信，说感谢你在元老院支持我当国王。西塞罗说，我没说过这话啊，谁支持你当国王了？然后再一打听，原来是凯撒干的。凯撒经常在颁布政令之前，发现缺元老院一个签字，又不能签自己，那就签西塞罗吧，于是这个政令就发出去了。

元老院对凯撒，真是豆腐落在灰堆里——吹也吹不得，打也打不得。元老院还经常试探性地卖个好，说给你上个什么光荣称号，或者给你一个什么好处吧，凯撒就点点头，连站都不带站起来的。

正是因为这种矛盾，才出现了我们前面讲的那一幕——凯撒被刺。如果你认为这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偶然事件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双方的矛盾和现在的解决方法，实在是不可持续的。多年之后，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孟德斯鸠写了一本《罗马盛衰原因论》，其中有一句话：“即使凯撒不被刺死，他的政策也不可能持续。”

因为凯撒一直是用强权在压制元老院，而元老院里面都是罗马城几百年来的望族。凯撒暂时可以把他们压制住，可百年之后，这套政策还能持续吗？届时反弹是一定会有的。即使现在有凯撒，可凯撒身后这个国家又会陷于混乱。

凯撒一死，局面彻底崩溃

刺杀凯撒的14个人背后，影影绰绰有些元老院大佬的身影。他们谋划刺杀凯撒需要多长时间？对于一支反叛队伍而言，还又是精英阶层，肯定早就制订好了一整套计划。

最后，他们推出来的这个组织者是谁？他叫小布鲁图。小布鲁图刺杀凯撒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凯撒列为了第二顺位继承人。

凯撒临死的时候还转身看了他一眼，问道：“还有你，布鲁图？”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句话。小布鲁图想的是，我们贵族怎么能任由你这样的军阀来胡作非为呢？虽然咱俩关系不错，但我还是要宰了你。

这帮人把凯撒弄死后，小布鲁图就跑到广场上，掏出一份稿子来演讲，意思是政变成功了，暴君死了，暴政结束了，自由来临了，大家拥护我上台吧。可演讲完之后才发现，广场上一个人也没有，没人支持他。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当时大家对民意已经有了误判，而且误判之深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凯撒有误判，他根本没想到，已经宣誓效忠的元老院居然会心怀叵测，一定要弄死他后才甘心；而元老院这帮人也根本没想到，他们把凯撒这样的暴君弄死之后，居然没有人支持他们。可见双方对政治形势的判断都有错误。也就是说，当时的罗马已经没有人能够作为黏合剂，把对立的双方粘到一块儿了。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凯撒，但他也只是暂时弥缝着这个局面，凯撒一死，这个局面就彻底崩溃了。

接下来，元老院这帮人就开始商量：我们把凯撒的尸体抛入台伯河，跟格拉古兄弟一样吧！但他们还没商量出结果，凯撒的小伙伴们就已经把尸体给弄走了，安东尼在凯撒的宅邸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和葬礼，并宣读了遗嘱。遗嘱当中有一句话：我死之后，把我所有的财产分给罗马人，每人300个赛斯特斯。赛斯特斯是当时罗马的货币单位，相当于每人300个铜板。

老百姓对此当然感激涕零，于是就不干了，说凯撒一直对我们很好，本来就是我们平民的保护神，临死了还不忘给我们分钱，现在你们居然把他给弄死了！然后他们在凯撒的葬礼上点燃火把，直接冲进了元老院，开始砍杀那些行刺凯撒的刺客，罗马再次陷入混乱。

凯撒指定的继承人屋大维，后来的奥古斯都大帝

在凯撒的遗嘱当中，除给百姓分钱这一条之外，还有一条让大家都目瞪口呆：凯撒指定了一个继承人，这个人叫屋大维。让屋大维继任凯撒的职位？没有人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屋大维当时还是个小毛孩子。我的同事李源先生总结了屋大维平生的六大恨：

第一大恨，年龄小。凯撒指定他为继承人的时候，他才19岁，谁会支持他？

第二大恨，没有任何执政经验。

第三大恨，长得矮，只有1.75米，看起来就不像一个强权人物。他不像凯撒、庞培、苏拉这些人，都是1.8米的大高个儿。

第四大恨，身体不好，一辈子都有肠胃病。他身体不好到什么程度？在他执政的时候，元老院动不动就要到神那儿给他祈福，前后共祈福了55次。每次都是眼看着快不行了，但过几天摇摇晃晃又活过来了。

第五大恨，出身不好。在古罗马拉丁语当中，屋大维是“第八”的意思。那屋大维跟凯撒是什么关系呢？他俩在血缘上其实并不是很亲，屋大维的母亲是凯撒的侄女，所以屋大维算是凯撒的外甥孙。

第六大恨，没有军功，一生似乎只打过一次胜仗。

总而言之，屋大维这个黄口小儿，既没有任何民意的支持，又得不到军方巨头的首肯，就摇摇晃晃地拿着这份遗嘱，登上了凯撒留下的位子。在他的面前，前两个问题仍然摆在那儿，一个是罗马人和外省人的矛盾，一个是贫富分化。而且他的面前还多了一样东西，就是凯撒的尸体。一个小孩子面对这个局面该怎么办呢？

一个19岁的黄口乳子，就这样坐到了罗马共和国最高执政官的位置上。但他的权力基础是那样地薄弱，他简直就是个泥足巨人，这是他的起点。可是他的终点又是多么辉煌啊，屋大维不是别人，就是后来的奥古斯都大帝，是罗马元首制的创始人，是事实上的第一任罗马皇帝。

一次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

屋大维是怎么完成这个转化，推动这一次巨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让我们回到起点，看看屋大维到底做了些什么。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掉极左和极右势力，否则这个国家将永远不得安生。在这里我要提到一本书，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秦晖写的《共同的底线》。这本书里讲了一个概念：中国其实缺好的左派和好的右派。什么叫好的左派和好的右派？就是双方能够按照共同认定的游戏规则在一起博弈，别动不动就掀桌子，动不动就打翻狗食盆，让大家都吃不成。只有大家坐在一起，按照既定的游戏规则商量好，是要更多的福利还是更多的自由，最后达成一个妥协，也叫共同的底线，这样才会诞生国家的长治久安。

屋大维当年也是这么想的，元老院和军阀双方杀来杀去，到哪年才算个头？这样吧，我来操刀，剁手行动就此开始。

他先是以为凯撒报仇为名，冲到元老院，将所有向凯撒动刀的人挨个儿诛杀。元老院其他人就没有嫌疑吗？当然有，屋大维就阴森森地围着元老院转，看谁不顺眼就剁谁。据史料记载，屋大维看见一个法官腰里别了个东西，觉得很可能是把剑，就把他宰了。后来证明这个法官其实什么都没有，当时屋大维在元老院是制造了一点点对极右势力的恐怖主义的。

反过头来，他又往极左这边看。就是军阀这一帮，他们总是替平民说话，跟元老院那帮贵族不是一伙的。领头人是谁？安东尼，就是凯撒留下来辅佐屋大维的大将。可安东尼心里不服，自己岁数又大，辈分又高，却要来辅佐你一个黄口乳子，扯什么呢！你又不会打仗，又没有军功。

屋大维确实不会打仗，前面我们说过，他一生就打过一次胜仗，而且据说有一次在打仗的时候，竟然因为睡着而忘记发命令了。后来安东尼一见到屋大维就拿这件事来嘲笑他。

屋大维心里暗暗憋了一股气，通过十几年的博弈，才终于把安东尼和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七世的联军灭于亚克兴海战之中，从此左派也老实了。

但这还不算完，因为军阀不是单指哪一个人，它是一派势力，只要土壤还在，它随时会滋生出来，下一个滋生出来的会是谁呢？屋大维盯上了一个人，这个人叫阿格里帕，也是凯撒留下来辅佐屋大维的，是一位战无不胜的名将。从史料上看，屋大维对这个人好得不得了，俨然是一辈子的好基友。可是从史料的蛛丝马迹当中也能看得出来，屋大维一直在防着他。

比如说罗马军队将领经常会欢呼“战友们”云云，但是屋大维就不许阿格里帕这么喊，他只能喊“战士们”。再比如说，屋大维和阿格里帕是同年，可是我们如今看到的罗马塑像里面，阿格里帕被雕刻成一个50岁开外的老人，而屋大维则被雕刻成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可见他想给罗马公民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跟我干吧，我年轻。其实他的身体远远不如阿格里帕健康。

他还生生逼阿格里帕离了婚，然后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其实阿格里帕的前妻也是来自屋大维家族的，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屋大维的意思是我现在是你的老丈人，你若生下儿子，那就是咱俩共同的继承人，你也就不会惦记我的位置了。就这样，屋大维死死地把阿格里帕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从此消灭了军阀对于执政官以及罗马现行体制的威胁。

屋大维上台之后，先打了这套组合拳，对极左、极右势力一个都不饶，先剁了再说。说白了，这一步就是告诉大家，要玩就把桌子支起来好好玩，别动不动就掀桌子。

第二步，咱们玩什么？过去都是争上游，谁有钱、谁有权、谁有拳头谁就赢，赢家通吃。现在咱们不能那么玩，咱们得玩麻将。我打一张，我才能吃一张；我吃一张，我得打一张。跟元老院之间，得有进有退，好商好量，大家都觉得合适了才能玩得下去，最后谁和牌呢？咱们慢慢凑，不着急。这就是屋大维主张的游戏法则。

安东尼死了之后，屋大维就跑到元老院去，跟大家商量一件事——恢复共和。屋大维可不想像凯撒那样最后被捅死。元老院说，被你们一家子欺负了这么多年，你还想共和？那我们欢迎。不过咱们也得给你个东西。三天之后，元老院封了屋大维一个“奥古斯都”的称号。奥古斯都后来变成了皇帝的代名词，但这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在拉丁文当中，大概就是一个厉害的人、一个神圣的人的意思。

但是屋大维不能退让的是什么？是军权。“枪杆子里出政权”。军权虽然在手，但是怎么才能让别人心服口服，这就要动心思了。屋大维就说现在国内已经很安定了，但边疆还是有战乱，所以我们军人就得去打仗。这样好不好？咱们把所有的行省分成两类，富庶、安定的地方归元老院，你们派总督去管；所有边疆地区，战乱频繁、刁民又多，这些地方归我，我去征战四方，给你们提供安全保障。元老院说，那太好了。屋大维说，行，我来保障大家的安全。

罗马当时有几十个军团，都是皇帝在管。这一管，就管出了一个确定无疑的军事权力。边疆你们不要，那归我好了，边疆也没别的事，征不上来税，又没什么财富可贪污，只剩下打仗了。打仗我负责，给我军队就行。所以这一招就等于是屋大维给元老院钱和安定，元老院给屋大维军权。就这样，元老院心甘情愿地把军权交给了屋大维。这就是麻将的打法，我给你个东西，你也给我个东西。

其实屋大维在这里面还做了很多事情，下面要说第三步，麻将怎么打的问题。既然是打麻将，就要定规矩，是按北京打法还是四川打法，是血战到底还是带混儿？这得事先讲清楚。屋大维就开始了定规矩的过程，这其中就包括很多内容了，讲一个简单的，就是遗产税。征遗产税是最不得人心的，人家刚死，亲戚还在痛哭呢，你就上门要钱，好意思吗？所以这种税是很难征上来的。

屋大维说这样吧，我们让富人把钱交在明处，你不是在交遗产税，而是在养常备军，这下钱不就归我了？而且你们钱不够的时候可以找我要。因为打下来埃及之后，是屋大维的私有领地，还有很多人给他捐赠，他变得很有钱，于是率先做出表率。

在屋大维执政的过程当中，很多事解决不了的时候，屋大维就动用私人财产来解决，搞得贵族也没办法，只能跟着掏。

总而言之，他所有博弈算法的基础，就是明确，包括他在各个行省设税务官，其实就是为了治理贪污腐败，让富人心甘情愿地掏出钱来去养活这个国家，去养活所谓的常备军和边关的将士们。

除了定规矩，屋大维还干了一件事情，就是搞好氛围。既然是打麻将，就得把张太太、李太太、赵太太请到家里来，打的时候虽然暗藏机锋，都是实实在在的钱的输赢，但是桌面上大家家长里短都聊得很高兴，打得晚了主人还得端上一碗热汤面来。

前期的屋大维和后期的屋大维对于元老院的态度截然相反。前期凶横得很，可是等到他真正执政了，对元老院却温顺得像小绵羊似的，经常在元老院发表演讲。他这个人口才不怎么样，元老院的人经常就跟他咋呼起来，说要一条一条地反驳他，有时候把屋大维气得拂袖而去。

屋大维的继任者叫提比略，是他的继子。提比略有一次给屋大维写信说：“您怎么能容忍这帮王八蛋呢？他们对您太无礼了！”屋大维说：“这个氛围已经不错了，他们只要不掏出剑来对着我，跟我剑拔弩张，我就知足了。”总之，屋大维把牌局的氛围搞得很好。

等把这四条都凑齐，元老院突然发现，原来赠送给屋大维的那些自以为不值钱的东西突然升值了，什么东西？就是那些虚名。元老院原来觉得，你反正是一个独裁者，你还一点儿权力回来，我给你一点儿虚名，什么奥古斯都、第一公民，最后连“国父”这顶大帽子都给他了。可是等屋大维先把实地占好之后，元老院这帮精英们突然发现，原来给的高帽子现在全用上了！因为在罗马的政治生态当中，只有屋大维一个人拥有人民的拥护和元老院的尊重，这些高帽子叠起来就是一面旗帜，所有人能够看到的罗马的第一人就是屋大维。屋大维是道德表率，是经过元老院所有人认可的利益平衡点，是解决所有矛盾的最终仲裁者。

为什么元首制后来会演化成帝制？就是因为屋大维用这种非常柔和的方式和一种尊重共和的姿态，拿到了所有实际的权力，又拿到了皇帝应有的声望。而这声望是谁给的？就是元老院原来三文不值二文地给他的，所以他就成了皇帝。

我们再复一下盘，看看屋大维前前后后都干了些什么事。第一，把牌桌支好，大家不准掀桌子；第二，确定玩的内容，不玩争上游，而是玩麻将，打一张吃一张；第三，定规矩，是玩四川麻将还是北京麻将；第四，搞氛围，大家融融洽洽，和气一堂；第五，等你们把所有高帽子都给我戴上，每个人都愿意到我家来打麻将的时候，对不起，我就要坐庄了，而且是连庄。我就可以把这个职位一代一代地往下传了，罗马帝国就此建立。

说完了屋大维的这一套组合拳，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一套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型和成功是多么不容易啊。它至少需要这么几个条件：第一，明确的目标；第二，坚定的决心；第三，柔软的身段；第四，高超的技巧；第五，共同的底线；第六，设计元规则制度的能力；第七，崇高的道德声望。

当一个政治家凑齐了这七张牌之后，他就可以推牌说：“和了！”

第六章　孤独地面对全世界

一个人做事的时候，关键不取决于你自己有多牛、多能干，关键取决于你能调动多少资源来帮助你。这个时候技巧就出现了，如果你不仅要追逐内圣，而且要追逐外王，那就不仅要当一个君子，还要有能力调动一切能够帮助你的力量，来帮助你做成这一番事。

01　别让人际关系毁了你：曾国藩

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对曾国藩可没什么好印象，因为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他外号叫“曾剃头”，是一个刽子手，是镇压太平天国的恶棍。

但是随着年岁渐长，读的书越来越多，我们知道中国近代的很多著名人物，比如毛泽东、蒋介石都十分崇拜曾国藩。可见，曾国藩是当时标准下的一个成功人物。

所以，在中国的很多地摊图书上，曾国藩成为了成功学著作的一个重要作者。前几年不是有一句话吗？“经商要读胡雪岩，当官得看曾国藩。”

曾国藩到底是个什么人，他到底成功不成功呢？他当然很成功。按照当时的标准，他在28岁中了进士，少年得志。然后就是十年的京官生涯，从一个普通的翰林，连续被提拔七次，如果按级别来说，就是连提了十级，一直做到吏部侍郎，就是今天的中组部副部长，可谓顺风顺水，青云直上。

他当了侍郎之后，家里出事了——他的母亲去世了。按照当时的规矩，他要回家丁忧守制，于是他就回到老家湖南守孝。当时正赶上太平天国兴起，于是他投笔从戎，组织起家乡的团练，这就是著名的湘军。

湘军不仅战功赫赫，还是中国近代军阀的老祖宗。曾国藩后半辈子都在带领湘军跟太平天国死磕以愉悦皇上，最后磕赢了，灭掉了太平天国。

这功劳实在是太大了，对清朝来说几乎可以算是再造之恩，但这也给清政府出了一个大难题：功劳这么大，没法儿封赏了。

如果按照咸丰的想法，那就简单了。咸丰在生前曾经悬赏过一个赏格：任何人只要灭掉太平天国，就赏他一个王爵。今天听起来可能没什么，皇帝封一个王爷，不就是随口一句话的事儿吗？可在清代的制度里，可不是这么简单的。

自从吴三桂死了之后，清朝封王爷，要么是爱新觉罗家族自己的子弟，要么就是朝鲜、蒙古这些外藩。旗人是奴才，封不了王，汉人就更别说了，那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咸丰答应给外姓封王，是一个大大的赏格。

可是咸丰一死，他留下的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一看，既然太平天国已灭，这王爷的爵位就舍不得了，后来只封了曾国藩一个一等毅勇侯，就是侯爵当中的一等爵。

曾国藩这个人很牛，后来他功成身退，得到了善终。在帝制时期，一个大功臣如果还能有善终，绝对有了不得的官场生存能力。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

“笨蛋”曾国藩

曾国藩这个人也有缺陷，就是他比较笨。当时也有人说他是“赐同进士出身”，意思是三甲的进士出身，看不起他。

清朝进士一共分三档，就是三甲。一甲只有三名，就是状元、榜眼、探花，这叫“赐进士及第”；二甲人数就多一些了，这叫“赐进士出身”；三甲的进士叫“赐同进士出身”，就是皇上可怜你们，赏赐你们，你们的身份也如同进士。

中国古代还有一个词叫“如夫人”，指的就是小妾，但“如夫人”与夫人的地位可不知差到哪儿去了。“赐同进士出身”与进士，就相当于小妾和夫人之间的区别。所以当时有一副流传很广的对联：“替如夫人洗脚，赐同进士出身。”

这么“黑”曾国藩其实没什么道理，因为按照当时的人口基数来算，三年才有一次京考，然后才出那么几个进士，真的是很少很少，比今天北大、清华的学历可要金贵得多了，所以曾国藩还是一时之人杰。

我说他笨，是指他小时候。他小时候是真笨。前面我们说他28岁考取进士，但是他23岁时才考取秀才，而且前后考了七次。

曾国藩小时候不属于那种才气纵横的人，晚清的著名人物中秀才普遍都很早，比如说比曾国藩小一岁的左宗棠，14岁就中了秀才，而且是全县第一名。而曾国藩考了七次才中，还是全县倒数第二名。再比如说梁启超，11岁中秀才，16岁就中举人了；李鸿章17岁就中了秀才。所以说，曾国藩读书开窍是比较迟的。

野史里面有一则史料，说有一个贼跑到曾国藩家里偷东西，藏在房梁上，准备等他们全家睡着以后再下来。当时曾国藩正在背一篇很短的文章，但怎么都背不会。最后这个贼都会背了，他气急败坏地从房梁上跳下来，从大门口扬长而去，临走还回头指着曾国藩说：“这么笨，还读什么书啊！”

确实，曾国藩自己在成功之后也一直说，我这个人才气不行。包括同时代的左宗棠，后生当中的梁启超，也都说曾国藩这个人一生不以才气见长。

曾国藩后来总结自己的一生，说自己吃过四次大亏，叫“四大堑”，头两次都是跟智力相关的。

第一次是他第六次考秀才时，考得还不行，学台大人就张榜发布公告，说给曾国藩四个字的评语：“文理太浅。”但他又认为曾国藩是个可造之材，就给他搞了一个身份：佾生。

“佾生”就是指考秀才虽未入围但成绩尚好者，选取充任孔庙中祭礼乐舞的人员。学台大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你这个佾生可以来伴舞。所以，曾国藩把这件事当作人生中第一次奇耻大辱。

第二次发生在跟咸丰皇帝打交道的时候。咸丰1851年上台后，下诏“求言”。曾国藩就上了个奏折，建议皇帝“日讲”，就是给皇帝上课，加强学习。咸丰皇帝说这个想法不错，你写个方案吧。

曾国藩就写了个方案，还画了一张日讲的讲堂布置图给大家看。结果所有的同僚都嘲笑他说，这图画得太丑了。一个农家出身的腼腆少年，怀着一种壮烈的心志想干一件事，结果却被所有的人嘲笑。所以，他认为这是人生中的第二次奇耻大辱。

总之，在历史上，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的曾国藩，给我们的感觉是一个笨笨的形象。

青年时代，用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别人

笨是什么意思？中国人说人笨，通常包含三个字。第一个字是愚，第二个字是蠢，第三个才是这个笨，这三个字字形不一样，含义也略有区别。

所谓愚，上从禺，下从心，上面的禺是什么意思？就是指山脚或者墙角。合起来，就是指一个人钻牛角尖，不开通，死心眼，一根筋，钻到角落里难以自拔。

蠢的意思是什么呢？它上面是个春字，下面是两个虫，含义就是春天到了，虫就出来了，一通乱动。所以乱动称之为蠢。

笨是最难解释的，它上面是个竹字头，把一根竹子破开之后，我们会发现里面有一层薄薄的东西，洁白得像纸一样。它跟笨蛋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中间有个过渡。当时古人形容一个女子很笨，会说她像白纸一样纯洁简单，后来这个简单的意思就演化为笨蛋的笨。

我们说曾国藩笨，指的就是他的简单。因为他从小受的是儒家教育，那个世界确实很简单，只要在上者仁义，感化下面的人，下面的每一个人恪守自己的本分（比如说文官就要死谏，武将就要死战），那个世界就会变成朗朗乾坤。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社会发展模式，它太简单，简单到根本就没法儿运作。所以《红楼梦》里面的贾宝玉就说，什么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都是骗人的。

但曾国藩就是相信这一套，而且还身体力行。他不仅用这样一个简单的世界图景和道德准则来要求自己，还要求其他人；不仅要求其他普通人，甚至还要求皇帝。

举个例子，咸丰皇帝登基之后，按照惯例要求群臣直言进谏。这个时候作为臣子，轻描淡写地提上一两条，比如“领导太不爱惜身体”之类的就可以了。可是曾国藩老老实实地写了一封奏折，指出了皇帝的三个毛病。

第一条，说咸丰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任何一个有智商、有自尊心的人，恐怕都受不了这个评价。第二条，说咸丰“徒尚文饰”，就是只喜欢搞表面上那一套。第三条，说咸丰刚愎自用，出尔反尔。

别说是臣子给皇上提意见了，现在的领导如果直不愣登地给自己的“90后”下属提这么三条意见，人家也得跟你急。

咸丰皇帝果然就急了。据说他当时拿到这个奏折，“咣叽”一下就给扔地上了，马上就要派人办曾国藩。结果被边上的人给拦住了，说是您老人家自己求直言的，这个时候再杀人不好吧？所以曾国藩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曾国藩不只跟皇帝这么来劲，跟自己的同僚也是一样，都是用自己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别人。

他刚刚拉起湘军的时候，就带着队伍跑到湖南的省城长沙，要求跟当时的正规军——绿营会操（一起训练）。绿营又称绿旗兵，是清朝的常备军之一，在满清入关几百年后，已经烂得提不起来了，很多将官都是靠吃空额过日子的，很多士兵除了当兵这份职业，还搞起了第二职业，比如剃个头、卖个豆腐之类。这样的军队，看见曾国藩带来的这帮“土老帽儿”，能看得起吗？虽然绿营军战斗力不如人家，但他们认为自己是国家正规军，湘军是民兵；自己是警察，湘军是城管。你想跟我会操，你有资格吗？

当时长沙绿营的副将叫清德，是个满人、八旗子弟，当然就不服不忿了，每次会操都不来。那些士兵本来就不听招呼，更何况他们的长官在后面挑拨是非。曾国藩抱着拳拳忠君之心，要为抵抗太平天国加强战斗力，还经常登台演讲，以忠君爱国之心来激励士气。但是那些人连字都不认识，皇上来了要粮食他们可以给，但忠君爱国的思想他们哪里有呢？所以就很难说到一块儿去。

清德后来闹得非常不像话。曾国藩一看有这么一个人在背后捣鬼，反正自己也有专折奏事之权，于是就给咸丰皇帝发了一封奏折，说清德原来逃跑，现在捣乱。咸丰就说，那就把这个清德革职查办吧。

曾国藩初来乍到，居然用朝廷的体制把身边的兄弟给办了，这让其他人怎么看？当时的湖南提督鲍起豹也是一名武将，他当然要跟曾国藩为难了。但是因为有前车之鉴，他就在背后捣乱，经常挑拨绿营兵和湘军之间的关系。

有一次，绿营兵把曾国藩的弟兄们给揍了，曾国藩一怒之下，行文到提督衙门要求严惩肇事者。鲍起豹就装模作样地绑了几个士兵给曾国藩送去。与此同时，他又挑拨其他的绿营兵跟曾国藩起哄，看他怎么严惩。反正鲍起豹自己不出头，因为一出头就会被参。

结果大家可想而知，绿营兵绑着自己的几个弟兄，送到了曾国藩那里，然后就在门口起哄：“我们把人送来了，有本事你处置啊！”

曾国藩当时在湖南巡抚衙门的“射圃”（练射箭的园子）里设了一个临时办公室。当时的湖南巡抚叫骆秉章，就住在隔壁，也不吱声，就看着曾国藩。曾国藩刚开始心里也是定的，认为自己又没犯错，而且巡抚大人就在隔壁，你们还能把我怎么样？所以也不吱声。

外面这帮绿营兵越闹越凶，最后情绪失控，破开大门，冲进来就要打人，甚至要杀人。要知道，这帮当兵的没有文化，然后基于各种各样的义气，后面又有自己的长官撑腰，能干出什么事儿可就真没准儿了。

曾国藩被吓得掉头就往巡抚衙门里跑。这个时候骆秉章出来了，绿营兵一看巡抚大人到场，马上就安静了。在清朝的体制中，重文轻武，巡抚当时是挂中央的衔的，是最高的军官，甭管武将有多高的品衔，哪怕是一品的武官，见到二品大员的巡抚都要下跪。所以骆秉章一来，大家就安静了。

骆秉章上去就给五花大绑的弟兄们松绑：“哎呀，弟兄们受委屈了，好了，没事儿了，大家撤了吧。”绿营兵就撤了，这一仗算是打赢了。

其实所有人的表演，都是做给曾国藩看的。就是要告诉他，你再这样坚持自己那一整套道德原则，所有人都不会待见你，所有人都会在自己的分内给你难看。

骆秉章事后就跟曾国藩讲了一句话：“你不要再这样闹了，打仗还是要靠他们。”然后就掉头回自己屋了，给了曾国藩非常大的一个难堪。

曾国藩在长沙混得不好，后来他又带队去了江西。当时的江西巡抚叫陈启迈，这个人权力欲特别强，他认为曾国藩就是个客军，就得归自己管。而且曾国藩所有的粮饷都是从他这儿拨出去的，所以陈启迈动不动就跑到曾国藩的军营里说三道四。

曾国藩看这个老头儿不懂军事业，所以经常不听他的，老毛病又犯了，又是一封奏折，到咸丰皇帝那儿告了陈启迈一状。

咸丰皇帝说：“那好，把陈启迈也给办掉吧。”继任的江西巡抚叫文俊，又是一个旗人。文俊上台之后说：“你曾国藩是个不懂规矩的人，陈启迈怎么对付你，我还是怎么对付你。粮饷就在我手里，你不听我的，我就是不给你。”

所以曾国藩只能自己想办法，找一些富户去劝捐。文俊和陈启迈的做法如出一辙，谁敢支持曾国藩，他就给谁颜色看。所以，曾国藩在江西也待不下去了。

这一阶段是湘军崛起的阶段，也是曾国藩混得特别窝囊的一个阶段。当时他给咸丰皇帝上的奏折里面有四个字，我读起来特别有感觉，叫“积泪涨江”，就是自己累积的泪水让江水都上涨了。你说他惨成了什么样子？

曾国藩年轻的时候，书信里写过一句名言：“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一个坚持自己道德标准的人，自己的理想在现实面前被磕得粉碎，而且还得不到皇帝的原谅和支持。所以，他的年轻时代不是因笨而郁闷吗？

失落回乡，心性大变

咸丰六年（1856年），曾国藩的父亲去世了，按照当时的规矩，他又要回家守制。但曾国藩是怀着一股怒气走的，他跟咸丰皇帝也明说了。咸丰皇帝当时劝他：“仗打成这个样子，你还回家守什么制呢？夺情吧。”“夺情”即为国家夺去了孝亲之情，就是说你别回家守制了，为了国家的安危，你要素服从军，必须回到战斗岗位上。

曾国藩说：“回来也不是不行，但是这份气受够了，我绝对不在没有督抚大权的情况下，再去领兵作战了。”说白了，他就是找咸丰皇帝要督抚大权。

此时太平天国正在天京闹内讧，石达开和杨秀清当时杀得一塌糊涂，韦昌辉这些人都被宰了。石达开领兵出走后，太平天国眼瞅着就要不行了。咸丰皇帝一看，太平天国经过天京内讧之后，就像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多少天了，于是就对曾国藩说：“那你就回家去吧。”

这事实上就等于剥夺了曾国藩的兵权，作为当事人，曾国藩心情特别不好。虽然按照礼法，回家丁忧守制是一个正常的安排。但对于他来讲，毕竟不为领导所需要了，心里还是很失落的。说实话，曾国藩也不是当时清廷倚仗的唯一一支力量，当时各种在籍的官员，一共有54个人在办团练，根本不指着曾国藩这一支部队。

所以曾国藩一回到自己湖南湘乡县的老家，马上就病了。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得了“怔悸之病”，也就是失眠，而且失眠的时候经常心慌。这明显就是气出来的。

当然，曾国藩是一个受过系统的、正统的儒家教育的理学家，他的理学造诣也非常深厚，也有一套自己修身的方法。在这两年时间里，他确实也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包括读了很多老庄的书，心态渐渐地就平复下来了。

他后来自己讲到，在他出山的第一段时间里，他觉得自己什么都能，看别人觉得别人这儿也不对、那儿也不对。但是丁巳、戊午之后，也就是回老家这两年之后，他觉得自己的心性大变，突然觉得自己百无一能，这个时候再看别人，能从别人身上看到很多很多的长处。

很多人在精神和境界上脱胎换骨，往往都要经过这样的变化。熟悉佛教故事的人都知道，释迦牟尼成佛之前，也有过这样一段心态。

释迦牟尼原本是个王子，出家之后，他修的是苦行，就是维持最少的食物摄入，通过苦行来磨砺自己。他每日或隔日进食一麻一米，后来七日才进食一次。他身边还有好多从人，跟着他一起苦行。

但是他苦行六年也不能得道，不能解脱生、老、病、死，完成精神境界的飞跃。所以有一天他决定放弃苦行，跑到尼连禅河里洗了个澡，而苦行是不可以洗澡的。

然后林中一个放牧的女子，还给了他一点儿乳糜喝。他身边的人一看，认为王子的道念不坚，背弃了他们的理想，所以就离开释迦牟尼，跑到别的地方继续苦行。

释迦牟尼独自来到伽耶山，找了一棵大树，就是后来那棵著名的菩提树，铺了一些草，然后在上面打坐，并发誓说：“我若证不到无上正等正觉，宁可让此身粉碎，终不起此座。”七七四十九天之后，释迦牟尼在一天早上，明心见性，顿悟成佛。

当然，这只是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精神境界想要上个层次，仅仅往外求，即通过各种各样生活方式的改变来逼自己改变，不是根本性的方法。

根本性的方法，是对外人变得更加通达，是内心的容量变得充分放大，每一个在人生当中感受到境界提升的人，我觉得他都有类似的经历。曾国藩也一样。

第二次复出：放下身段，长袖善舞

终于，曾国藩的运气又来了。就在他回家两年之后，把自己的心性磨得差不多的时候，咸丰八年（1858年），皇帝又要他出山。因为太平天国死灰复燃，接连击破了清军的江北大营、江南大营，开始反扑了。其实他这个时候守制还没有结束，还是“夺情”。

此时的曾国藩不再跟皇帝犟了，他回家之前认为，皇帝你不给我督抚大权，我就不来给你打仗。甚至临走的时候还说，专折奏事之权我不要了，以后我有什么话，就通过湖南巡抚给你上奏折吧。

但现在他不这样想了。皇帝的诏书在六月初三下达，他六月初七就启程了，一点儿不废话，见诏即起行，前后准备仅仅用了四天。曾国藩后半辈子跟皇帝打交道的方式，跟前半辈子可就完全不同了。他第一次起兵的时候，皇帝每次都像求着他似的，说你去救一下武汉吧，你去打一下哪儿哪儿吧。他都不愿去，推说兵没练好，而且每次说话都是有棱有角的。

他的奏折当中有一句著名的话：“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就是说与其将来我打不下来你治我的罪，还不如现在你就办我一个畏罪潜逃之罪。

但是他再次出山之后，跟皇帝打交道的方式，就变得柔顺了很多。比如说咸丰曾经有一次让他出兵四川，曾国藩明知道不妥，是瞎指挥，而且让他带一帮湖南人跑到四川去，又要依赖别人给他拨粮饷，这个罪他之前已经受够了。

但是他已经学会了不直接拒绝，就跟皇上各种周旋，一会儿说我正在打景德镇，很快就打下来了，您再等等我。一会儿又说，我把当地的太平天国灭掉就行了。总而言之，就是一直跟皇帝拖，拖到后来皇帝一看，四川已经没事了，就说那行，你不用去了。君臣之间的交流，不像原来那样刚性了，而是变得更加地柔软。

曾国藩第二次复出之后，他所有事情的处理方法都变了。比如说跟其他官僚，原来动不动就指责这个不忠君、那个做了逃兵。现在他不这样了，出山之前，他不是在家准备了四天吗？这四天他还干了一件事——给所有他将来要打交道的官员写信，从督抚大员到各地的武将无一遗漏，武将在当时其实是没什么地位的。此举叫作“惠乞指针”，就是你指导指导我，我这次该怎么办。曾国藩的身段一下子就放下来了。

他第一站到的是湖南的省城长沙，然后就拜会了所有大小官员，连长沙县令也没有遗漏。

当时官场上有一句话：“前生作恶，今生县令，恶贯满盈，县令附郭。”就是说上辈子不积德，这辈子才会当县令。你别以为县太老爷多威风，那是对老百姓而言，在官场里面，县令是最底层的，老是挨欺负。

什么叫“县令附郭”？如果你的县治在省城，那你一定是上辈子恶贯满盈，这辈子才罚你当这个苦差。我们可以想一下，过往省城的各位大员，包括督抚的家眷、姑舅等，谁来办接待？当然是县令来接待，来来往往的各色人等，你都得伺候到。本来就只能刮出那么一丁点儿民脂民膏，但是现在又得花出去。所以在清代的官场上，但凡是首县，都是些八面玲珑、乖巧心思、非常柔顺的人。

对这么一个在官场见人就磕头的可怜虫，曾国藩也能礼贤下士，可见他的腰身已经柔软到了什么程度。

曾国藩这个时候已经变得非常圆滑，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他跟户部的一些书办打交道。在中国古代官场，通过科举去当京官的那些人，叫“官”，他们读四书五经、写八股文出身，是没有实际行政能力的。真正干事的人是那些“吏”，吏的职业往往是世袭的。比如说京城的六部，六部里真正办事的往往都是这些吏，而且是爷爷传爸爸，爸爸传儿子，这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所以，各个部的书办往往是掌握实权的，比如说户部的书办，他们负责各种各样的军事报销。一场大仗打下来，军费往往高达几千万两银子，军官报销的时候，很多东西就会被书办驳回。户部的书办就负责这个。

要想快速通过怎么办？只能贿赂书办。所以一看太平天国打下来之后，这些户部的书办高兴得不得了，终于有一笔大财要发了。

当时，按照史书记载，曾国藩要报销的军费是3000万两银子。按照潜规则，应该给户部的书办40万两。但是因为太多了，双方就要谈判，谈来谈去，最后以8万两成交。

但在这个时候出了一件事，朝廷说这么大一场仗，生灵涂炭，你们把所有的报销文件在户部备个案，就不用书办审核了。

这件事对于地方督抚大员、带兵打仗的将领来说，当然是好事。但是对于户部的书办，就是晴天霹雳。

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做人之道。曾国藩说，虽然不用报销，那谈好的8万两我还是要给。当时曾国藩就从自己的小金库里拿了8万两，送给户部的书办。他想的是，我们既然跟人谈好了，就不能没有信用，以防人家将来找自己的麻烦。这个时候的曾国藩，还是几年前那个以圣贤自期的儒家士大夫吗？他几乎是变了一个人。

跟自己的下属打交道也是如此。原来曾国藩天天以忠君爱国来激励自己的下属，打仗打赢了之后，也有各种各样的保举，但他的保举是非常严格的，比如，他第一次出山打武昌，武昌打下来之后，他一共保举了300人，这在他的部队里面大概是3%的比例。

同时代还有一个名臣，叫胡林翼。后来蔡锷将军编过一本兵书，叫《曾胡治兵语录》，曾指的是曾国藩，胡指的就是胡林翼，可见当时两个人是齐名的。胡林翼也曾经打下过武昌，打下之后保举了3000人，是30%的比例。所以说，曾国藩对底下的人并不是很好。

但是第二次出山之后，曾国藩就几乎是到了滥保的程度。反正朝廷给的各种各样的保举文书不要钱，可以随便印。所以晚清的时候，武将里面到处都是红顶子，一品大员有的是。反正武将的官职也不值钱，曾国藩大约发了几万张这样的保举证书出去。

在灭掉太平天国之后，经曾国藩保举出来的地方督抚一级的大员有26个，三品以上的官员，任实职的有50个。所以他后来也不把保举当回事了。

再说说军纪，所有儒家的老臣在自己带兵的时候，通常都是严守军纪的，因为儒家讲究的是仁义，对老百姓怎么能不仁义呢？刚开始曾国藩也是这样，但是后来曾国藩完全变了一个人。比如说军队抢劫这件事，只要不触及底线就好。

有一个事件能典型地反映出，他在军纪执行上没有刚开始那么严了。太平天国把国家打得一片糜烂了，将来国家的重建怎么办呢？清政府听说洪秀全在天京（如今的南京）积攒了金银如山，只要把天京打下来，就可以用这笔钱办各种善后的重建。但是曾国藩带着他弟弟曾国荃把天京城拿下之后，告诉朝廷一分钱都没有找到。

当时民间就有人说，哪里是没钱，都让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给弄走了。湘军把洪秀全所建宫殿的木头都拆了下来，从城墙上顺下，然后雇船运回湖南老家了。

当时的清政府非常不高兴，后来给曾国藩的封赏降了一格也有这个原因。还让曾国藩去查，这笔钱到哪儿去了。曾国藩当时主张不要查，认为士兵整点钱不容易，于政体人心又无妨碍，何必非得追缴呢？

不知道大家看到这儿有什么感觉，可能心里已经替曾国藩的人生画出一条曲线了，那不就是一条堕落的曲线吗？一个人刚开始用圣贤的标准要求自己，但是到了后来，和光同尘，变得和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原来一个以圣贤自期的人，后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简直就变成了一个“贪官污吏”、一个市侩；一个有理想的人变成了没理想的人。

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

在官场上这么做我们还能理解，因为曾国藩原来是一匹野马，混到一群斑马里，一看跟他们不一样，就把自己身上用油漆刷成条条，伪装成一匹斑马，跟人家同流合污了。

这是真实的曾国藩吗？你要是这么想，就真是冤枉他了。其实，曾国藩一生对自己的要求都很严格，在道德上，他一直都是一个廉洁自持的官员。

给大家介绍一本书——《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作者是张宏杰先生。这本书里整理了大量曾国藩一生的财政史料，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怎么花钱的。

曾国藩后半辈子当了12年的总督，10年的两江总督，2年的直隶总督。按照张宏杰的计算，当这两任总督，他基本可以结余180万两白银。

但是曾国藩临死的时候，他的积蓄只有18000两，只占1%。而且这1%，他本来是准备自己告老还乡之后用的，结果也没用上，因为他在两江总督的任上死了。当然最后的这18000两也没剩下，办丧事给花得精光。因为他临死的时候交代自己的儿子，办丧事不准收礼。

所以从原则上来讲，曾国藩是一个没有留下遗产的人，除了在湘乡的一栋房子和里面的藏书。

曾国藩一辈子对自己的生活要求都非常严，吃饭就用一个瓦盆，见客人的时候就穿着邋遢的破衣，因为他觉得自己又不是京官，穿那么好干什么？他一生穿的鞋袜衣服，都是自己的夫人和女儿做女红的产物，自产自销。

他的夫人姓欧阳，欧阳夫人在老家一听老公当总督了，就去投奔他，希望过点儿好日子。没想到，到安庆一看，总督衙门破烂得一塌糊涂，老妈子只有两个。这么一大家子，家务怎么操持得过来呢？所以欧阳夫人就自作主张到街上去买了一个丫鬟。

曾国藩看见了就很生气，说咱家没必要花这个钱，有事自己做，最后逼着欧阳夫人把这个丫鬟给送人了。这不是什么廉洁，他就是觉得没必要。而且曾国藩一生有一个观念，不要给子孙留财。他自己的生活也很清苦，比如说他有一个规定，“夜饭不荤”，就是说晚饭的时候不吃荤菜。总而言之，曾国藩对自己的道德要求非常高，但他对别人却不是这样。比如说前面我们讲的那个例子，对户部的书办，他跟人家谈好要给8万两，就一定会给。再比如说，同治七年（1868年），因为他调任直隶总督，要进京面圣，就随身带了2万两银子的银票，在北京把它散光了，因为他要笼络京官。

曾国藩和传统的很多小人，行为作风完全不一样。典型小人的作风是律己宽、责人严，而曾国藩正好反过来，是律己严、责人宽。

你可能会说，曾国藩的所作所为无非证明他是一个好人，是个君子，而且也学会了孔老夫子讲的恕道，对其他人比较宽容。

仅此而已吗？还真不是，我们来琢磨一下他背后的逻辑。

“不给他人难堪”背后的逻辑

曾国藩是一个清官，这没错，但他是一个非典型清官，因为他收礼。举个例子，他刚当上两江总督，去安庆上任的时候，地方官当然得巴结了，给他办公馆，送家具、被褥、细软。曾国藩一看，说不错，你们当差很谨慎，很用心，但这么多东西我不能收。我也不能全不收，我收下这七领草席好了。

这就是给双方台阶下，让地方官也有面子，不至于在总督大人那儿碰一鼻子灰回来。

他手下有一个大将，叫鲍超，字春霆，带领着霆字营，是湘军当中战斗力非常强的一支。鲍超是个粗人，会打仗，也会抢夺战利品，很快就发财了。有一次曾国藩过生日，鲍超带着十六个大包的礼物就来了。曾国藩一看，带的东西还真不少，就让鲍超打开看看都有什么好东西。打开一看，金银细软、古玩字画，一大堆。

曾国藩就说，我也不能全不收，我只收一样，但是你让我自己挑好不好？然后挑来挑去，挑中了一顶绣花小帽，剩下的完璧归赵。请注意，这当中可没有那些零碎，他不问鲍超这钱是怎么来的，也不训导他要廉洁，等等，只是礼送出营而已。

再比如说曾国藩有一个幕僚叫容闳，这个人可不得了，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当然他是中国人。容闳在曾国藩的幕府里，跟曾国藩商量说，一定要搞洋务运动，引进外国的机器和技术。

曾国藩说，好，我给你68000两银子，你到美国去采购机器，我们自己造枪造炮。容闳揣着钱就走了。按照当时官场的说法，只要碰了公款，这可就是美差。后来容闳回国的时候，曾国藩已经不在两江总督的任上，到北方去了。但是他知道，容闳一定会来给他送礼，所以他就给自己的儿子曾纪泽写了一封信，说容闳上门，一定会送礼，你也别不收，但也别多收，20两银子之类的礼物你就收下好了。

这就是曾国藩的原则：不给他人难堪。

还有一件小事，也典型地反映出他的这个原则。他到京城的时候，不是带了2万两银子的银票，在京官当中散吗？但是他在两江总督的任上，小金库结余的是3万两，按说他都能带走，但是他没带，只带了2万两。

那剩下的一万两怎么办？他写信给他儿子，说这一万两你替我散给穷人，但是只能偷偷摸摸地散，不要大张旗鼓地散。为什么？因为我不愿意当一个清官。

这件事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曾国藩自己写道：“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与虽美而远不能及己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就是说，我喜欢美名，别人也喜欢。如果我一味地图自己的美名，那不美之名就归于他人。我不吃肉，我清廉，别人吃完肉吧唧嘴的时候，就会很难堪。如果让他人承担了这样的名声就不好了，不能让他人难为情。

内圣外王的人生境界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为曾国藩梳理一下，他到底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境界。都说当官要读曾国藩，我们在他身上到底要学点什么呢？

要知道，在中国古代的文化氛围里，尤其是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整个世界的人格分成两种，一种叫君子，一种叫小人；一种叫圣贤，一种叫奸贼。奸贼和小人就不必说了，祸国殃民，只为私利，当然是不好的。可是圣贤和君子呢？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大义在手，所以就用这种道德标尺，不仅要求自己，还要求周边的所有人。

举两个例子，明朝的方孝孺和海瑞。方孝孺跟燕王朱棣之间有一段著名的对话，朱棣说，你给我写即位诏书，我要当皇上。方孝孺说，我就不写。你不写，你不怕我诛你的九族吗？你诛我十族又如何？所谓十族就是包括自己的学生。朱棣就真把他所有的亲戚，包括他的学生，全部处死了。

海瑞更是如此——我清廉，一介不取；我穷，在衙门后院自己种菜吃。但与此同时，他也用这种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家人，甚至自己的同僚，搞得大家都很难堪，这就是曾国藩讲的“盖难为情”。

所以，圣贤和君子固然非常值得尊敬，但是他们与周围人的关系未必好。因为他的道德标准已经高到了那个样子，光芒万丈，所有周围的普通人、俗人在这种光芒的照耀下都自惭形秽，他们就会离你远远的。海瑞最后复出的时候，他只是被作为一个道德标杆搁在那里，谁都不愿意跟他共事，更别提帮助他成什么事了。

曾国藩所实践的，恰恰是儒家一个更高的人生境界，就是内圣外王。就是用儒家的道德、君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让自己在内心里成为一个圣贤。但这还不够，这种人生还没有登顶，真正的登顶是要向外去做一番事业的。

一个人做事的时候，关键不取决于你自己有多牛、多能干，关键取决于你能调动多少资源来帮助你。这个时候技巧就出现了，如果你不仅要追逐内圣，而且要追逐外王，那就不仅要当一个君子，还要有能力调动一切能够帮助你的力量，来帮助你做成这一番事业。

只有搞清楚了这个逻辑，你才能明白曾国藩一生当中最令人费解的转变是怎么发生的。曾国藩在当京官的时候，喜欢跟什么人搞在一起？就是后来典型的顽固派，比如说像倭仁这样的人就觉得自己是理学家、道学家，一辈子不要跟洋鬼子搞在一起，因为他承袭的是孔孟的道统。

可是，中年之后的曾国藩反而成为洋务派的代表，对一些外洋庶务所谓的“奇技淫巧”，表现出了强烈的好奇心，做出了当时士大夫当中非常罕见的开放和包容的姿态。

这是一种转变吗？

当我们深看一层的时候，会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转变，而是因为曾国藩追求的就是“内圣外王”这种儒家的更高的人生境界。既然要向外追求事功，有一句话叫“泰山不辞细土，方能成其大”。所以一切可能的资源，曾国藩都不会拒绝，只要他内在还是一个圣贤就行了。

回到《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这本书，在序言当中，有一段话让我印象非常深，说曾国藩这个人给我们呈现出了两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曾国藩全面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证明了中国文化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一面。”

第二样东西：“一个资质平平的人，在意志力的推动下，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02　做一头独来独往的狮子：胡适

在中国流传甚广的歌曲《兰花草》和它的词作者胡适的命运几乎一模一样，都是中国人生活中熟悉的陌生事物。胡适的大名在中国可谓众所周知，他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授和思想家，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却被一顿臭批，而近些年又被翻案，供在了民国时期文化名人的圣坛上。他为何会拥有这么高的学术和思想地位呢？让我们来聊聊胡适其人。

胡适先生拥有学者和文化名人的双重身份，很多学科都有他的影子，而且在很多领域都有开创之功，但都涉入不深，更谈不上有较高的学术建树。作为一个学者，胡适仅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堪称真正成体系的学术著作，但也只完成了上卷；作为一个文化名人，他的社会、政治立场既非左派，也非右派。

胡适是安徽绩溪人，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26岁成为北京大学教授。当时他提倡白话文运动，致使多位老学问家、老学者都看轻他，如国学大师黄侃（章太炎的弟子）就曾嘲笑过他，认为白话文的效率不如文言文。固然，胡适的很多学问都处于草创时期，都还只是一种很简朴的学术。国学如此，西学亦然。当时很多搞西学的人也看不起胡适，如北大的辜鸿铭就曾嘲笑他，认为他所学的英语属美国俚语，不算真正典雅的英文，还认为他根本不懂西方哲学，教哲学更是误人子弟；另一个在北大教哲学史的教授陈汉章，也曾经在课堂上嘲笑胡适对哲学的研究不深。平心而论，胡适在学问方面的确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没有太多可观的成就。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这是由于他成名太早，不敢对千秋万代负责。纵观胡适的整个学术生涯可谓无足可道，但他却喜欢去研究一些鲜有人涉猎的东西，如《水经注》。

不清不楚的政治立场

胡适在学术上的地位很尴尬，在政治上也是如此。他一生在世71载，历经四个时期，即清朝廷、北洋军阀、南京政府时期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十几年。

北洋军阀政府时期，胡适就是一个坚定的反对派，动辄写诗攻击政府，还曾拒绝政府授予的嘉禾勋章。南京政府时期，胡适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态度十分微妙，他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是貌合神离。要说合，他差点儿成了国民政府的总统，胡适死后，蒋介石还给他送了一副叫“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挽联，可谓对他推崇备至；但蒋介石也在日记中承认，胡适的死给革命思想和民族复兴思想除掉了一个障碍。要说离，老蒋就曾以胡适反党的理由否决了他当清华大学校长的报告。胡适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国家诤臣，政府诤友”，他从来就不曾是蒋介石的走狗。

在与共产党的关系方面，胡适的朋友很少，但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曾给他写过不少信，胡适也用自己主办的杂志转载过《湘江评论》上毛泽东的文章。胡适一生在1949年之前，没有说过一句反共的话，他对共产党始终不来往、不熟悉、不评论。

毛泽东于1951年和1954年发动的对胡适的批判，针对的是其代表的整个旧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而非胡适本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所有知识分子都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胡适作为过去整个士林的领袖，被拿来当作检验大家学习马克思主义成果的一个标准。

胡适的思想左也不靠，右也不靠，他是以一种孤单的政治姿态出现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他自己就曾说过：狮子从来都是独来独往的，只有狐狸才会成群结队。

胡适对自己孤立的政治地位很是看重，他的孤立独存，不管是面对两股政治势力还是主流民意，都敢于表达自己的孤立。最典型的是在五四运动期间，他从头到尾都反对五四运动，认为学生不该上街，不该搞政治运动，应该回到书斋去研究学问，做未来民族的栋梁。

更典型的是他在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抗战之前对待日本人的态度，他曾坚决地反对对日开战，认为是一个农业国和一个工业国打，是一个前现代化的国家和一个已经现代化的国家打，根本打不过，应该以空间换取时间。他还认为当时应该承认伪满洲国，好换取一个和平条约，以换取搞国内现代化建设的时间，等养足力量再打。

早在1935年，胡适就说过：中国想要打败日本，需要具备日本和美国在太平洋上开战这个必要条件。他不仅有这个判断，而且在1938年担任驻美大使后，拼命地挑拨日本和美国的关系，他就是奔着这个使命去努力的。

胡适在美国常常不按常理出牌，他不是一个仅仅给大家发发护照和签证的大使，而是一个到处演讲的大使，其演讲的基本意思为：中国自古和美国一样，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中国人对日本人抵抗是为自由世界、民主世界去抵抗；日本就是法西斯，是白眼狼；日本迟早会让美国吃亏的。现实还真被胡适言中了，1941年就爆发了珍珠港事变。这次胡适作为一头独来独往的狮子，又一次看对了未来。

谈了这么多，我不是想把胡适放在一个历史夹缝当中来分析，把他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是想要追问作为几十年前智者的胡适，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是什么？

胡适方法论：少谈些主义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胡适在学问上是不错的，在政治上是反动的，细琢磨这段公案，其实在胡适的思想当中，最值得重视的就是他这一生反复在讲的那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乍一听好似犬儒，但若回到那个年代就会读出不一样的意味。

先看后半句，“少谈些主义”。什么叫主义？主义的前身是思想，对于信奉者来说，信着信着就变得不容辩驳了，就成了主义。胡适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容辩驳的，是天然正确的，应先疑而后信。所以他说，在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当中有一个规律，就是相信名教，即以名词为宗教。虽然中国没有全民信仰的共同宗教，但都信仰一些大词，如礼义廉耻、忠孝节义等，好似语言本身就有力量而不需要任何证据。但胡适认为这些东西均不可信。

有人将胡适的思想总结为“非主义论”，这是对一切建构性的、不容怀疑的理论而言。这似乎有些让人费解。比如说胡适一生都在整理国故，研究国学，可他却主张年轻人不要研究国学，应去学习更现代化、更具普世价值的科学知识；再比如说“民主”这个词，这个词似乎天然正确，但是胡适却认为民主不是什么优秀的政治制度，而是一种先进的生活方式。中国想要走上民主的道路，需要像培养小孩一样，从一点一滴的生活方式入手，去走向民主这条道路，这就是胡适“少谈些主义”的根本内涵。

胡适方法论：多研究些问题

胡适的思想还有“多研究些问题”这上半句话。他自己一辈子研究的问题其实没那么重要，《红楼梦》《水经注》对当今社会的用处不太大，但他的确为中国思想文化引入了一种现代的科学方法论。

我们今天经常会讲到一个词，独立思考。很多人都以为独立思考是跟别人想得不一样，特立独行，其实这不叫独立思考，真正的独立思考应该是不盲从盲信，不被人骗，不被人忽悠，能做到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用胡适的话说，就是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思想方法来研究问题。

胡适对史学界的影响是造就了所谓的“古史辨派”。古史辨派即是要有怀疑精神，如果没有证据就不盲信。胡适已经去世这么多年了，但中国现在居然还有那么多人在反对科学。要知道，科学其实从来不自诩为真理，科学是目前为止人类接近真理最可靠的一条羊肠小路。科学反复讲的就是要怀疑、要否定那些可证伪的东西，这才是科学。科学是一点点进步的，但它的每一次进步都是扎实的、可信任的进步。胡适这套方法论虽然讲起来很简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但这也是200年来人类文明得以进展到今天这个程度的基本精神。

胡适是不信主义的，他要求大家应该先自省、自赎和自救，重新认识当时的中国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分析一下自身能力是否能与日本人干这一架，如若没有，就该回头选择一条更有效、更聪明的政治策略。因而，胡适那些听起来像汉奸言论的东西，其背后的精神仍然是一整套科学方法论。

胡适的情怀：“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以上，我简单介绍了一下胡适的思想。最后借用英国学者柏林的《狐狸与刺猬》打个比方，胡适表面上有狐狸的才能，因为他广泛涉猎文史哲，几乎没有他不碰的学问，可本质上他是一只刺猬，因为他知道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少谈些主义”，少被人骗、被人蒙，多用现代科学方法论，来一点一点地扩展我们的认知边界。

同时胡适还常在文章里自比鹦鹉。这源自中国古代的一个传说：深山里有只鹦鹉，有一天突发山火，鹦鹉就用自己的翅膀去水边蘸上一滴水去灭山火。山神认为它傻，说这么做是毫无意义的，但鹦鹉却说：“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隔着几十年的时光去看这位老人家，如果我们这个时代再不相信科学，再被人骗、被人蒙，我们就永远记住他的眼神吧，这只刺猬、这只鹦鹉的眼神，在历史深处看着我们的冷峻的眼神。

Table of Contents

罗辑思维：中国为什么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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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理性乐观派

01 中国为什么有前途

02 傻帽悲观派

03 中国从哪里来

第二章 看不懂的中国经济

01 阴谋是可能的吗

02 中国窄门

03 是非功过说泡沫

04 大国不能不识数

第三章 现代化的本质

01 土地私有化，到底有多痛

02 反贪到底反什么

03 权力与生意

04 谁绑架了团结

05 一次体制改革的反面标本

第四章 成长的坐标

01 中国经济到底是向好还是向坏

02 被排斥的中国人

03 西方的右派为什么这么横

罗辑思维：迷茫时代的明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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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个人崛起的力量

01 大公司：和蚂蚁一起起舞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年代

所有危险都有不可预测性

这个世界是不可控制的

高度控制，唯有惨败

拿出一种园丁精神来

破解方案1：放眼全局

破解方案2：组织变形

激发起底层的惊人力量

用不确定性对抗不确定性

02 大英帝国：不控制的智慧

什么是大英帝国

大英帝国的内在逻辑

《国富论》说服了英国人

最会算账的英国人

不控制反而是最好的控制

暴力镇压真的就好吗

是败亡还是转型

跟老祖宗学管理智慧

03 大门口的野蛮人

人类的繁荣到底是怎么来的

日本经济衰落之谜

老而不死，是为贼

大航海精神今何在

迈阿密：靠罪犯和流浪汉繁荣起来的都市

创新：低素质者与高素质者的双人舞

患上“日本病”的香港将何去何从

04 市场的广度

灯塔应由谁来建造

经济学中的灯塔问题

灯塔其实就是一盘生意

民营企业建立免费设施的可能性探讨

市场有的是办法

免费的福利，其实背后都有成本

救还是不救？这是一个问题

中国第一支私人消防队

最现实的解决方法何在

保险公司已经演化为一种金融手段

漠视市场的力量，是要吃亏的

第二章 创业去

01 微革命：躺倒也能当英雄

从技术爆炸开始说起

个人崛起的优势1：惊人的发展速度

个人崛起的优势2：大规模吸附资源的能力

个人崛起的优势3：机会越来越多

微创新身法之一：转身

微创新身法之二：立定

微创新心法之一：呻吟

微创新心法之二：躺倒

02 发现你的太平洋

发现新大陆堪称一次伟大的创业

不断地抛弃存量，去寻找全新的栖息地

麦哲伦的创业史

库克船长的创业故事

创业的四个逻辑

03 疯狂的投资

人类社会的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

电报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

跨越大西洋电缆的商业传奇

创业者都是乐观的疯子

有好点子，就要马上行动

什么是创业者式的吹牛

菲尔德的创业失败史

菲尔德的财富大喷发

富人凭什么挣到那么多钱

第三章 互联网进化论

01 和你赛跑的不是人

这是一场空前的人类危机

我们都低估了互联网

你会不会技术性失业

技术势必带来灾难性的失业

这一轮危机怎么破

放弃追求地位，转而追求联系

放弃追求效率，转而追求趣味

02 3D打印有未来吗

3D打印是比互联网更大的事

什么是3D打印

工业社会的两大绝活儿

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大分裂

3D打印的本质：数据驱动的制造

人的作用被释放了出来

3D打印真的能实现吗

为什么我们应该乐观看待3D打印

谁也控制不了技术的成长方向

如果3D打印完全实现了

每个人都应该活在趋势中

03 未来脑世界

沙堆实验的启示

人类的进化通往何处

人脑就是互联网发展的终极状态

全球脑的量子跃迁

人工智能不会是人类的敌人

你是促进了连接，还是阻碍了连接

终极的连接，就是隐私的完全丧失

互联网社会中的新型伦理

竞争的胜败并不取决于产品的优劣

小公司的成长之路

小公司的两种活法

第四章 今天我们该怎么活

01 你因挣钱而伟大

富兰克林凭什么被崇拜

花花公子的罗曼史

“第一个美国人”

做个奸商又何妨

商人，就要对自己狠一点儿

不认死理，只认利益

全世界最伟大的和事佬

挣钱是世界上最体面的生活方式

02 大家都有拖延症

拖延症三大要素

拖延症是不能治愈的

拖延症到底是不是一种病

把拖延变成一件有价值的事

得学会跟自己玩心眼儿

拖延症背后的庞然大物

现代社会加重了人的拖延症

拖延症是人类进化历程送你的礼物

03 费马大定理

当生命开始封闭，他就已经凋谢了

中西方数学的本质区别

挑战者死：第一次数学危机始末

爱法律更爱数学，秀财富不如秀智商

那些嫁给数学的姑娘

数学就这样救回一条命

全球高智商人群的接力赛

费马大定理终结者横空出世

04 怎么当个明白人

从进化论开始谈我们为什么会犯糊涂

因果颠倒带来的思维陷阱

你被混乱的因果关系蒙蔽了吗

大机构也逃不过因果的思维误区

一定要警惕的三个老鼠洞

相似性和接触性

公共政策的很多失误

阿斯巴甜：隐藏很深的因果关系

我们可以信的因果

这些都只是小概率事件

因果关系就是说故事

读点经济学作品的必要性

放开视野，面向未来

我的两个生存信条

罗辑思维：成大事者不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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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未来不迎，过往不恋

01 一个公务员的海市蜃楼：张廷玉

雍正一朝，“配享太庙”的荣誉

圣眷不衰，看真本事

乾隆爷的“移动说明书”

想退休怎么就这么难

一时糊涂，丢了伯爵

难关彻底结束，落寞而死

“卿不死，孤不安”

自由主义的反面

02 成大事者不纠结：曾国藩

太平天国是如何滚雪球的

曾国藩复出后的困境

六字心法打天下：“结硬寨、打呆仗”

处理人际关系：就事论事

总防范别人，自己先犯错

破纠结最好的法门：专注于当下

一个“诚”字走天下

第二章 除了你自己，没人靠得住

01 别被过去绑架：拿破仑三世

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小王子

流离失所的“四有青年”

登上帝位

一时的辉煌

妄念：恢复拿破仑一世时代的荣光

死跟英国，远攻近交

普法战争是怎么打起来的

陷入情势与虚荣的牢笼

02 换个姿势奔跑：卢梭

博士们的生存现状分析

博士毕业以后怎么活

工业社会的分工逻辑

三个当代人的新活法

参考卢梭蹚出来的新活法

两个世界的人：卢梭VS伏尔泰

卢梭的不妥协

卢梭的两条活路

卢梭的干法

实例分析：怎样借鉴卢梭

第三章 怎么做个明白人

01 不敢犯错的loser：嘉庆

乾隆皇帝的三年考察期

兢兢业业的圣贤君主

执政初期，坚决惩贪

财政危机的爆发

走回头路的守成之主

囚徒困局怎么破

学着欣赏左冲右突的人

02 迷茫时代的明白人：李鸿章

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

李鸿章的一生

李鸿章PK左宗棠：不沉浸于过往恩怨

李鸿章PK张之洞：不跟历史叫板，不跟未来较劲

李鸿章PK翁同龢：不被人际关系绑定

看住当下，做现在该做的事情

把心放在现在、今天、此刻

第四章 活得通透的智慧

01 你之砒霜，我之蜜糖：雍正

真实的雍正

雍正VS年羹尧：待人接物的风格

雍正的关系演化“四阶段”

失去边界的人际关系

自由主义的人生观：保持独立，释放善意

02 先做好自己再说：甘地

道德的高峰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拼命向全世界推广“非暴力不合作”

圣徒甘地的道德观：现代化很糟糕

道德是个人的选择，不能绑架别人

第五章 好牌和烂牌，看你怎么打

01 卿本好局，奈何崩盘：隋炀帝

“恶棍专业户”隋炀帝？

用常识还杨广一个清白

隋炀帝的帝国蓝图

为什么迁都洛阳、修大运河

三征辽东，从千古一帝到遍地盗贼

自尊心受挫如婴儿

寻找与力量相匹配的目标

02 一盘烂局，步步成活：奥古斯都屋大维

古罗马——今天的中国最需要懂的国家

古罗马的制度性困境

凯撒被刺：贫富分化的博弈

凯撒一死，局面彻底崩溃

凯撒指定的继承人屋大维，后来的奥古斯都大帝

一次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

第六章 孤独地面对全世界

01 别让人际关系毁了你：曾国藩

“笨蛋”曾国藩

青年时代，用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别人

失落回乡，心性大变

第二次复出：放下身段，长袖善舞

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

“不给他人难堪”背后的逻辑

内圣外王的人生境界

02 做一头独来独往的狮子：胡适

不清不楚的政治立场

胡适方法论：少谈些主义

胡适方法论：多研究些问题

胡适的情怀：“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