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商就学胡雪岩

红顶商人最管用的商业法则

南浦云◎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商就学胡雪岩/南浦云著．—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3

ISBN 978-7-5502-0556-7

Ⅰ．⑴经…　Ⅱ．⑴南…　Ⅲ．⑴胡雪岩（1823～1885）—生平事迹　Ⅳ．⑴K8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6620号

经商就学胡雪岩

作　　者：南浦云

责任编辑：蔡又元

出版统筹：李耀辉

产品经理：李家晔

特约编辑：王　叶

插画制作：孙海洋

内文设计：刘书兵

封面设计：吕彦秋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13号2层　100011）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50千字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21个印张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0556-7

定价：34.8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82069000

目录

题名页

版权页

前　言　经商就学胡雪岩

第一章　从小就爱钱

1．“命大福大”的顺官儿

2．不学却有术

3．见钱眼开的学徒

4．从站柜到跑街

第二章　第一笔大生意

1．“跑街小胡”失业了

2．撞南墙

3．王有龄回来了

4．小菜一碟

5．你信不信我

第三章　起步第一桶『金』

1．空手套白狼

2．玩转官票

3．湖州的响牌

4．价格联盟

第四章　钱庄做大了

1．买命胜过买心

2．北上取经

3．给官府帮“血忙”

4．官老爷的“私钱”

第五章　商场就是战场

1．欺生

2．结仇

3．疯狂地挤兑

第六章　权力的暗战

1．索贿者

2．连环套

3．军机处

4．曾国藩

第七章　江南“丝王”

1．小刀会和大涨价

2．内奸拆台

3．往死里整

4．开钱庄和当铺

第八章　商人与战争

1．身不由己

2．乱糟糟的存款

3．奇怪的攻势

4．江南大营崩溃

第九章　舍了命豁出去

1．冲出围城

2．上海筹粮

3．船帮与漕帮

4．无望的航程

5．隔江相望泪眼

第十章　胡雪岩和左宗棠

1．粮食，就是命啊

2．商人跟上官人

3．“粮台官”的生意经

4．克复杭州

第十一章　重建杭州城

1．杭州赈抚局

2．“劝捐”

3．火轮船

4．殷殷故人情

第十二章　胡大善人倒霉了

1．灵丹妙药

2．谣言疯起

3．好事儿办砸

4．灰溜溜“红顶子”

第十三章　奔向福州船政局

1．左宗棠的大手笔

2．法国人的花活

3．政局定址

4．事多磨

5．洋“贪污”

6．福州船政局

第十四章　洋债是个无底洞

1．“弄”钱儿

2．无底洞

3．借了又借

4．捐了又捐

第十五章　一场撬米恶斗

1．撬米行

2．反撬

3．非常手段

第十六章　坚定收复新疆

1．五十岁开药铺

2．新疆出事

3．举债进兵

4．平定新疆

5．“玩儿”机器

第十七章　胡庆余堂

1．华丽亮相

2．货真价实

3．广告效应

4．“善”战

第十八章　商人的本质

1．又见洋债

2．回扣风波

3．电报之争

4．“狗”和“主子”

第十九章　湖丝『扼』喉

1．开始囤丝

2．江郎才尽

3．陷入困境

4．风云突变

第二十章　最后的失败

1．压垮骆驼的稻草

2．疯狂大挤兑

3．全军覆没

4．惨烈的“打狗”

5．就这样走了

后　记 “杭铁头”的口碑

前言　经商就学胡雪岩

胡雪岩这个人是被后人硬“架”出来的，成为商人们学习的模子。

他原本安安静静地死了，不知为什么后世人写了一部小说，还拍了无数部关于他的戏，硬把他弄得“活”了过来，之后就是纷纷扰扰，争议不断。

其实大家都知道，小说中的人物是不真实的。那真实的胡雪岩到底是什么样儿？

一代名臣左宗棠这样评论胡雪岩：“商贾奇男子也，人虽出于商贾，却有豪侠气概。”

胡雪岩不但是个冷静、精细、圆熟的生意人，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杭铁头”，固执，有冲劲，勇气过人。他的生意是干净的，他这个人，是有信誉的。

现代仍有很多人在误解胡雪岩。因为中国社会自古重农抑商，谈起商人口中就骂奸商，这个根子在中国人脑子里扎得太深了，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不肯相信商人的道德和节操。也正是这种对商人道德操守的不理解和不信任，使我们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之下，不懂商业的原则，更不遵守商业的规矩。

说起胡雪岩最让人误会的地方，就是他做生意的时候“勾结官府、贪赃枉法”。

可话说回来，也许到今天还没有人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胡雪岩之前，江南那么多精明的大商人一个个对官府全都敬而远之，只有胡雪岩一个人愿意去“勾结官府”？难道这么一条发财之路，全天下只有胡雪岩一个人想到了吗？

在晚清那个时代，如果说胡雪岩特别聪明，发现了别人都没发现的商机，倒有可能；但他成功了，发达了，却仍然没有一个大商家随后跟进，清朝也就在列强瓜分中瓦解，那么多洋务派和改革派提出商业救国的方案一个都没有实现，只说明了一件事：环境！

环境塑造人，也能毁灭人。要是弄不懂这一点，就肯定会误读胡雪岩。

我们今天重新解读胡雪岩这个人，用最明晰通俗的方式解释和还原他的经商之道与商业信条，尤其重要。胡雪岩也用自己的人生证明：商格就是人格。

从一个没爹被故意抛弃的孩子，到晚清首富，胡雪岩到底是怎样发迹的？他经商有什么诀窍？在与官府和朝廷打交道中是如何“走钢丝绳”的？他发了财后又做了哪些善事？在商场三十年的摸爬滚打中，胡雪岩从中究竟获得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胡雪岩黑白通吃，都说他是晚清首富，红顶商人，可他真的富可敌国吗？他的身家财产到底有多少？这么一个强人又怎么会一夜之间全面破产，获罪抄家？胡雪岩到底是病死，还是自杀了？

这一切谜团，都可以在本书中找到答案。

在本书把所有谜团全部解开之后，读者们会发现，胡雪岩这个人真是值得现代人学习。

一个牛×商人最初是如何偷师磨技的；

他对商业运作独到的理解；

他在分析业务时奇妙的思维；

他对朝廷政策精准的把握；

他对资金和人脉圆熟的运作；

他的诚信，他的“善”战之术，他死里求活的高明手腕儿……

可以说，胡雪岩一个人，就是一部商业的典范。

第一章　从小就爱钱

1．“命大福大”的顺官儿

大清道光十年（1830）深冬的一天，安徽绩溪一带寒风刺骨，溪流封冻，树枝条上也都垂上了冰挂。已经过了初更，天全黑了，安徽省绩溪县大鄣岭深处的一座小道观里，小道士走出来关大门，却见门外蹲着个小孩子，冻得脸色青紫，缩手缩脚。

天寒地冻，又这么晚了，从哪里跑来这么个孩子？道士吓了一跳，赶紧把这孩子叫进道观，在老观主的屋里烤了烤火，又喝了一碗热汤，这才问起孩子的姓名。

这孩子小名叫顺官儿，才七岁。老观主又问他的大名，孩子说了，大号胡光墉，字雪岩。一个七岁的孩子，怎么会半夜三更孤身一人跑进深山里的道观？老观主当然要多问几句。

“孩子，你怎么一个人跑到山里来了？”

“我哥哥姐姐把我带来的。”

“他们人呢？”

“不知道，他们非揪着我进城，我不愿意，趁他们没注意就跑了。”

这话把老道士说得一愣。

——啊？干吗“揪”着你进城？

结果这个几乎冻死在大山里的孩子说出一番故事来。

胡雪岩家住山脚下的胡家村。这孩子的命不好，刚出生的时候家里的日子还算勉强过得去，可随着他的一天天长大，胡家的日子也过得一天不如一天了。

安徽省自古人多地少，绩溪一带更是穷山恶水，一年打下来的粮食只够当地人吃三个月。为了找条活路，这一带的年轻人只有离乡背井出去闯荡，推车挑担做点儿小买卖，几百年买卖做下来，倒让他们摸索出了一整套生意经，买卖越做越大，整个中国没有他们生意做不到的地方，被世人称为“安徽商帮”，这其中发了大财的也不在少数。

可到了晚清，由于朝廷日益腐败，列强不断入侵，加上西方列强又是工业革命、又是商业浪潮，生产的洋货又多又好，潮水一样涌进大清国，狠狠地打击了国内自产自销的土货，导致大清国内的白银不断外流，国家越来越穷。后来洋商们又开着火轮船到中国来跟本土商人抢航运生意，航运营生一动摇，徽商们经营的传统业务像漕运、盐业、典当、土布、粮食生意……都渐渐走向衰落，而徽商们富足多年，成功太久，难免因循守旧，不能及时开辟出新的财路，结果到了道光年间，整个“安徽商帮”开始逐渐瓦解，被新兴的浙江商帮、广东商帮取代。

胡雪岩家就是这种“瓦解”的典型。

胡家祖上是做沙船生意的，说简单点，就是做航运，驾着那些平底的木制帆船载人拉货跑码头。早先生意做得挺大，家里也挺富，可到了小胡的老爹胡鹿泉这辈儿，沙船生意已经做垮了，钱也赔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为数不多的田产房屋，靠吃老本过日子。

不过话又说回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胡家虽然没有往年的气派了，可好歹还有一份家底子，所以胡鹿泉一个人还娶得起两个老婆。大老婆先后给他养大了一儿一女，小老婆金氏只生了一个儿子，就是胡雪岩。

和很多一夫多妻的家庭一样，胡鹿泉这两个老婆也是整天明争暗斗，往死里。大老婆有地位，儿女又大了，胡雪岩的妈只是个妾，又是读书人家的女儿，不够泼辣，孩子又小，结果就经常受气。

这时候好歹有胡鹿泉在，给两房夫人调和调和，护护短儿，还能过得去。想不到胡雪岩七岁这年，胡鹿泉生了一场大病，调理不善，转成了痨病，整天咳血。为了给他治病，胡家把家底子都花光了，结果还是没治好，胡鹿泉死了。

胡鹿泉这一死，胡雪岩娘儿俩倒霉了。

人家大老婆那边是仨人，又把持着家产，他们这边孩子还小，老妈又是个老实疙瘩，整天挨骂受气，让人家“收拾”得连房门都不敢出……

这天，大老婆找个由头儿把胡雪岩的母亲支出去，家里就剩下仨孩子。然后哥哥姐姐就跑来跟胡雪岩说：小弟，走，我们带你到县城里玩玩去。

这年胡雪岩才七岁，可他活了七年，就受了七年的罪，早知道“哥哥姐姐”是咋回事儿。现在一看这俩人满脸堆笑，把小雪岩吓得直往床底下钻。

“不去，哪儿也不去！”

“不去？不去不行！”

“哥哥”过来一把揪过胡雪岩，往胳膊底下一夹，直接就给弄着走了。

胡雪岩是个有心眼儿的孩子，面对哥、姐两个“亲人”，虽然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害怕，可他心里就是怕得厉害。进山才走了一段路，他就趁着撒尿的工夫往山沟里一钻，一个人跑出来了。

本来他是想跑回村里去，可在这大山里越转越迷糊，也不知怎么就进了道观。

孩子的一番话，说得老观主脊梁沟儿里直冒凉气。

老年人，尤其是这些置身方外的出家人，他们的阅历丰富，灵台清明，人最冷静，只听了孩子的这几句话，就已经猜出了事情的本末缘由。

看来那没安好心的大老婆是想毁掉这个孩子！

是啊，胡鹿泉死了以后，胡家两房人守着一份儿家产。眼下胡雪岩也七岁多了，再过几年长大了，难免要分些家产给他……可要是这孩子没了，胡雪岩的母亲在胡家自然就待不住了，家产也就不用分了。

——人要是狠起心来，那可比豺狼还要厉害。

这边儿，胡雪岩这孩子好歹在道观里找了个安身之处。可山下胡家村里，胡雪岩的母亲金氏发现儿子丢了，已经快急疯了。

头天上午金氏被大老婆支了出去。等回到家，发现孩子没了，可把她吓坏了，山上山下村里村外到处跑，直着嗓子叫喊，整整喊了一夜……

这一下整个胡家村的人都知道胡雪岩丢了。

这胡家村是聚族而居，村里大半都是宗亲。现在丢了孩子，村长赶紧带人到胡家来问情况，结果发现不但胡雪岩丢了，连他的哥哥姐姐也“丢”了。可奇怪的是胡雪岩的母亲都快急疯了，那个大老婆脸上却看不出着急的样子来，只是有点慌神儿。

这种时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咋回事了。

村长这帮人就围着大老婆一个劲地追问，到最后没辙了，大老婆只好承认：是她让俩孩子带着胡雪岩上县城舅舅家“玩儿”去了。

原来这样啊……

这时候村长就发话了：“带孩子进城去玩是个好事儿。可你也欠考虑，咋不告诉孩子他娘一声呢？你看把她急得——这样吧，你现在就去城里把孩子接回来，免得他娘着急上火。”末了儿又补上一句，“要是找不着孩子，我们可就要报官了……”

后边这句话说得太厉害了！大老婆吓得赶紧出门奔县城去了。

正像老道士猜的那样，这个狠心的女人是想把胡雪岩拐到县城交给自己的兄弟，找个外地人悄无声息地把孩子给卖喽！然后她就跟村里人说孩子一个人进山玩，走丢了——也许让狼给吃了。孩子没了，金氏在胡家自然就待不住了，家产也就不用分了……

可问题是，按说她那俩孩子把胡雪岩送进城，应该赶紧回来，一家三口装做若无其事。可那俩笨蛋孩子却一直到现在还没回家（因为胡雪岩半道上逃跑了，那狠心的哥姐在山里找了半天，找不着，以为胡雪岩一个人跑舅舅家去了，他俩就进城找舅舅去了），结果这事儿露了底。

现在大老婆当然得赶紧进城，不然小雪岩要是出啥意外，村里人一报官，她们这一家子就倒霉了。

大老婆走后过了小半天儿，村里忽然来了个鹤发童颜的老道士，他手里领着个孩子，正是“走丢了”的胡雪岩！

一见儿子，金氏赶紧跑过来搂着就哭，又给老观主磕头，千恩万谢。可老道士一伸手把她拦住了：“别急，我还有话说。”

“昨晚我给你们家小公子看了个相，见他生得方面大耳，鼻直口正，高额隆准，命执四柄，龙虎双承，是个大富大贵之相，了不得，了不得呀！”

一听这话，全村的人都给吓了一跳！

——好家伙，怪不得胡雪岩长大后富可敌国，官居二品，混得风生水起，敢情这小子从小生就异相啊！

呵呵，哪会有这种事？老道士的话是编出来的，更多的是写故事的人附会编造。

当然，老道士说这么一顿瞎话，并不代表他是个“骗子”。有时候，善意的谎言是不能算做欺骗的。

虽然老观主已经猜出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可他毕竟是个出家人，管不了这样的“闲事”，只有当着村里人说这么一番大话，借大家的嘴把事儿传开去，希望给这可怜的孤儿寡母助助声势，让那些狠心缺德的恶人不敢再任意欺凌这娘儿俩。

那老道士的谎言有用吗？

——大有用处！善意的谎言在那个迷信的环境下就像一道“护身符”。

出了这件事，胡家大老婆很让村里人厌弃，再加上老观主的一番话，更让他们有意无意地向着胡雪岩母子。结果族人出来主持公道，让胡家分家。

当然，最终胡老爷子的大半财产还是归了大老婆。胡雪岩母子只分到一间旧屋，几亩薄田，可这已经比早先寄人篱下受气挨苦的日子好过多了。

老道士那番善意的谎言，对胡雪岩的帮助还不止于此。

这套瞎话，连胡雪岩的母亲金氏都信了，觉得自己的儿子不同凡响，就咬咬牙，下了决心，不管家里日子过得多紧，也要硬挤出一笔钱来，供这孩子读书，将来考个功名，光宗耀祖，她自己也能有个依靠。

却想不到，这个胡雪岩天生不是块读书的“料”。

2．不学却有术

话说胡雪岩的母亲带着孩子从胡家分出来另过，知道自己将来想有个依靠，就非得好好培养孩子，不然指着谁也不行。再加上老道士的几句话，让金氏夫人心里觉得自己的儿子了不得，将来必有成就，所以不管家里多难，也要送胡雪岩去上学。

而且还不能上一般的学校，要读“名校”！

敢情清朝那会儿就有“名校”这码事儿？

——早有了。而且旧社会的名校也跟现在的一样，学费贼贵！所不同的，那时候的学费就叫“学费”，而现在美其名曰“赞助”或“借读费”……

胡雪岩就读的这间名校叫“万圣书院”，教书先生姓陈，在绩溪县城，这老先生也算是个顶有名气的教书匠了。

这位陈先生自己只考中一个秀才，然后就怎么考也考不上举人，只好回来教书。

要说陈先生也真有绝的，虽然自己中不了举人，可他教出来的学生却有好几个中了举人。而陈先生自己就是没有这个“命”。有几回他跟亲手教出来的学生一起进考场（老师和学生一块儿考试，还有父亲与儿子一块儿考试，这绝对算是封建社会考科举的一道风景了），学生都考中举人了，他这个当老师的却怎么也中不了。

你说这上哪儿说理去？

可是不管怎么说，陈先生在绩溪县城里还是因为“教学质量高”而出了名——估计这位陈先生天生就是块当教师的“料”——真是人各有命。

当时乡下普通的私塾，一年的学费一般就是三两五两银子，二三十两银子就已经算很贵了，可因为陈先生善于“培养举人”，名气很大，他的书院一年学费要上百两银子！

显然，这样一所学校，根本不是给普通人预备的。

胡雪岩家里孤儿寡母的，想进这样的“名校”，根本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可是金氏一心要培养孩子成才，咬紧牙根儿把手里本就不多的田地变卖了些，硬凑出这笔学费来，把儿子送进了万圣书院。

结果胡雪岩上课的时候经常不认真听讲，把先生气得够戗。

这么看来，胡雪岩这孩子挺不懂事呀！

其实不然。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像胡雪岩这样从小吃过苦的孩子，懂事特别早，心计比同龄的孩子强得多。可就是因为过于“懂事”了，胡雪岩看事情特别“实际”。他知道考科举就像买彩票一样，多数人一辈子都不会“中奖”，要想踏踏实实赚钱，养活母亲，养活自己，然后再去发大财，真正稳当的不是读书科举当大官，而是经商，做生意。

胡雪岩不爱“学习”，他进学堂只是为了认几个字儿，学学加减乘除，将来做买卖算账用得着。

可这个胡小孩儿毕竟年纪小，他还不明白什么叫“社会”。

在那个年代，人，是不能有个性，也不敢有个性的。一个人要是跟身边的人们想法儿不一样，那不但是可耻，简直是可怕！

比如读书。

凡是读书，肯定是为了考功名。不为考功名而来读书，这在封建社会是件不可思议的事。甚至可以这么说，一个孩子背着书包去上学，却“不想做官”，这就是离经叛道！这样的孩子，就是传说中的“坏孩子”！

可偏偏胡雪岩就不想做官。他识字，只是为了将来做点买卖，养活家人。

胡雪岩生在“徽商”最集中的绩溪县，他的爷爷、老爸都是商人出身，整天利来利去，张嘴闭嘴都是“钱”。后来父亲去世，家里争闹，分家产，说到底还是一个“钱”字。现在家里日子这么艰难，母亲却为了“投资未来”硬是咬着牙送他去“名校”上学，然后那个道貌岸然的陈老夫子，觍着脸跟他们要上百两银子的学费……

在胡雪岩这个小小的孩子看来，社会是钱，家庭是钱，亲情是钱，连圣人、夫子，都是伸着手要“钱”的！

——既然钱这么要紧，胡雪岩当然喜欢“钱”，就是喜欢！喜欢得干干脆脆，不折不扣，不遮不掩——读书就是为了挣钱，目的相当明确。

因此，胡雪岩坐在学堂里，听先生给他讲《三字经》，讲《论语》，讲“程朱理学”大道理的时候，这孩子心里很不以为然，私下跟其他孩子说圣人已经死了几千年了，他这些大道理是古时候讲的，现在时代变了，咱们对圣人之言的理解也必须跟着变！不变的话，听这些大道理不但没用，反而把人心都听糊涂了，你想考取功名，连老先生自己都中不了……

——你看看，这就是胡雪岩这个七岁孩子的思想！

胡雪岩这个人，表面温顺圆滑，一团和气，其实这个从小吃过大苦受过大罪、看尽了世态炎凉人心险恶的孩子，内心深处是相当偏激的。正是这种偏激的个性使他像个锥子，不管放在哪儿，总要冒出个尖儿来。

一来二去，这些偏激的话传到先生的耳朵里去了，陈老夫子一听这些“妖言邪说”，大怒！第一时间就认为胡雪岩是个“朽木不可雕”的坏孩子，对他很不满意！要不是看在一百两银子的份儿上，估计当场就要把胡雪岩开除！

虽然没开除，可陈先生从此就没什么好脸色给这个“不成器的小子”看了。

别看胡雪岩小，可是小时候的遭遇，使这孩子天生就非常有心眼儿，懂得看别人的脸色，知道怎么保护自己，知道在人群中不能太张扬“个性”，否则很容易受伤。

现在见先生对他态度疏远，胡雪岩就悄悄留了神，不敢在学生中间随口瞎扯淡了，反而帮着老师剔烛研墨，挑水浇园，刻意讨好儿，慢慢把先生哄得不那么烦他了。

其实说真的，胡雪岩心里特烦这个乱收高学费的“缺德”先生（仗着书院牌子响就乱收费，确实很缺德），只是没敢表露出来。因为他知道：对他来说，“先生”代表的势力实在太强大了，跟他硬碰硬，只会让自己吃亏。

——对一个商人（或者想成为商人的人）来说，个性很重要，但个性不是拿来张扬的，对与错，也不一定要当面理论清楚。自己的立场，自己心中有数就行了。

这叫心计，也称之为“心术”。

这个有心计的小孩儿就这么上了大半年学，有一天，家里来了个老娘们儿，一脸神神秘秘，把母亲叫到里屋说悄悄话儿，不久就听见母亲在屋里小声地哭。

胡雪岩赶紧跑来扒窗根儿偷听，发现来的是个媒人，想劝他母亲改嫁。

“家里就这么几亩薄田，两间烂屋，孩子这么小，又得上学，往后你们娘儿俩怎么过？还是趁着年轻，‘往前走一步’吧。”

媒婆一路说，金氏一路哭，最后金氏说了：现在改嫁，孩子肯定要受委屈，自己好歹有个儿子可以指望，还是守着吧……

媒人走后，胡雪岩进来了，张嘴就是一句：“妈，我不上学了，你别难过，以后我赚钱养活你！”——这是胡雪岩这一辈子所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定。

这一年，他八岁。

从这天起，这个一肚子主见的小孩儿死活不进学堂的门了。

反正该认的字都认得了，书也读了三五本了，加减乘除也会了。对于一心要做生意发大财、赚钱奉养母亲的胡小孩儿来说，书院里还能教给他什么？

呵呵，再聪明再要强的孩子，到底只是孩子，想的是孩子事儿，说的是孩子话。小胡就没想想，他一个八岁的小娃娃拿什么“赚钱”？

最终胡雪岩也只能像其他农村孩子一样去给有钱人家放牛，一天下来，不过就赚两个馒头罢了。

可不管怎么说，家里不用再咬着牙卖地，去凑那一百两银子的学费了，另外，一天好歹还能省下俩馒头。

当然，就算做个放牛娃，胡雪岩也跟其他的放牛娃不太一样，因为这个孩子的心事儿特别重。

每天放牛得了闲儿，胡雪岩就一个人坐在地上，拿根树枝子在泥土上画。

画什么呢？加减乘除，算算术。

晚上回到家，胡小孩儿也不歇着，找出一把破算盘，把爷爷、老爸当年做生意留下的旧账本子翻出一本来，对着上头那一笔一笔的账目练打算盘。

就这么又过了好几年，眼看胡雪岩已经过了十三岁生日，奔十四岁了，可他那做生意发大财的梦想，根本却连个影儿都没有。

生意，不是抬手就能做的，要么家里有本钱，要么就得去给商号当学徒，从零学起，白手起家。

可胡家孤儿寡母的手里哪有本钱？就算想当学徒，也需要有路子，有人收啊。

——世间本没有路，所有路都是那些勤奋的人自己蹚出来的。平时不作准备的人，绝对有不了“机会”，可只要作了准备，机会一定会来，而且永远比想象中来得更快。

这天胡雪岩跟一帮孩子到野地里放牛，远远看见路边有棵果树，果子结得热热闹闹的。这帮孩子一见乐得直蹦，把牛一扔，全围过去摘果子去了。只有胡雪岩一个人连眼皮都没抬，自己往草地上一坐，从怀里掏出本书来看。

这时候正好胡家村的村长过来，看见一帮孩子闹哄哄的，就胡雪岩一个人在边上看书，觉得挺奇怪，过来问他：“你怎么不摘果子吃？”

结果胡雪岩说：“这果树就长在大道边上，人来人往的，可树上还能结这么多果子，肯定是果树品种不好，果子吃不得，要不早让人摘完了……”

话还没说完，就见那帮放牛的孩子骂着街回来了。

“什么破玩意儿，又酸又涩！”

这一家伙把村长给惊了！小小孩子就这么有心计，了不得呀！难怪当年道观里的老道士说他是大富大贵之相！又接过他手里的书一看，是一本《缉古算经》，一个小孩子看这样的古书，真是难得。

于是村长就问胡雪岩：“这书看得懂吗？”

其实中国古代的专业数学书籍内容很深，胡雪岩文化底子相对较浅，大半看不懂，只能读懂些简单的内容，可就这样也很了不起。

村长又问：“你会不会记账，打算盘？”

这些胡雪岩都会。

村长点点头，啥也没说，走了。

几天后，村长来到胡家，跟金氏商量：你儿子快十四岁了，老在家里待着也不是办法。我有个亲戚在杭州开钱庄，我想做个保，让雪岩到钱庄去当学徒，你愿意吗？

一听这话，金氏眼泪哗哗地！不是难过，是高兴。

到钱庄当学徒，又当差事又学本事，将来出了徒，能在钱庄里头当个伙计，钱挣得也不少，三十岁能买房，五十岁能置地，比在安徽乡下守着几亩薄田当一辈子泥腿子可有出息多了！

其实在徽州府下辖的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这“一府六县”，年轻人多数是要出去经商的，胡雪岩更是从小就立志要经商发大财。只是想当学徒必须要有担保人，胡家孤儿寡母，找不到中保，没有路子。现在忽然机会临头，村长主动愿意作保，胡家母子二人感激不尽，千恩万谢。

几天后，还不满十四岁的胡雪岩就打起个小小包袱，坐上沙船顺江而下，背井离乡，到浙江打工去了。

——这个孩子的整个人生，就这么注定了。

3．见钱眼开的学徒

安徽民间有句挺凄凉的俗话：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大概是说，上辈子“不积德”，托生在了这个土地贫瘠养不活人的穷地方，到十三四岁就要出去学做生意，给店铺当学徒，从此远离故乡，三年五载、十年八年回不来一趟，也许永远回不了故乡。

胡雪岩这年正好十四岁，“往外一丢”，就丢到浙江杭州去了。

浙江的这间钱庄名叫“信和”，老板姓张，人胖乎乎的，和很多掌柜的一样，天生两副面孔，对客户喜眉笑眼，和和气气，一转脸面对伙计们，那可就没有一丝儿笑模样了。

对这么一种“两面派”式的处世态度，很多人是不理解的，把它斥之为“市侩”。其实这是对商人、对商业的一种歧视。

——这不是市侩，而是商业活动的特点，即：对生意热情，对经营严谨。

虽然跟胡家村的村长沾亲带故，可张老板并不因此就放松对胡雪岩的考察，专门把他叫来考了考。先找了本书来让他念几篇儿，看这孩子认得多少字，再随口说了几笔小账让他算算，见这孩子字也认得挺多，算数也挺麻利，这才把他收下，立了字据，从此胡雪岩在信和钱庄当起了学徒。

学徒，学徒，这个词儿估计谁听了都觉得耳熟。可说到底，什么叫学徒？

首先，学徒得跟老板立个字据，一签三年。

在这三年内，店里只管孩子的吃、住，根本没有工钱。在店里的时候就是四个字：“听话，勤谨”，眼疾手快，多干活儿少闯祸。犯了小错掌柜的任打任罚，不准顶撞，要是犯了大错，就会通知家里过来把人领回去，算是开除了。住店期间孩子生小病儿自己撑着，没人管，生了大病回家去养，死活店里不问。

有句老话儿叫“商场如战场”，这话不假。

——在生意场上，场面没有战场那么血腥，可商场比战场要冷酷得多。在这里，大家伙儿全都笑脸迎人，整天把“人情儿”挂在嘴上，其实却是个最不讲人情的地方。

在一间店铺里，每个人的地位、收入和他的本事大小是对应的。

作为学徒，既是店里年龄最小的人，同时也是本事最小的角色，所以他的地位也最低（“收入”则只限三餐一宿）。上到老板下到伙计，谁都能支使他，谁说的话他都得听，而且绝对要无条件照办。擦桌子扫地，端茶倒水，洗衣、叠被、刷马桶……凡是店里的一切“杂活儿”，全由小学徒负责。有活就干活儿，没活也得找活儿！反正就是别让人看见小徒弟在那儿闲坐着，不然就是一顿臭骂，挨几下打也属“活该”。

挨骂，不准还嘴，受气，自己忍着。至于说到学本事嘛，在这方面没有专人负责。

那些算账的老先生、跑街的小伙计会把学徒的叫过来说：“孩子你过来，我给你讲讲钱庄的业务是怎么回事，算账怎么个算法……会吗？”

——门儿都没有！

人家凭什么给你讲？自己偷着留神，慢慢琢磨吧。能学到手算你本事，三年期满出徒，老板看得上，就可以留在店里当伙计，那时候才跟你算工钱。学不来，三年过后没长本事，老板瞧不上眼，一句话就能让小徒弟卷铺盖滚蛋！

然后老板再招个学徒就行了呗，他能有啥损失？

这叫什么？

这叫“社会”，纯靠自己主动学习琢磨！

人这一辈子也许走南闯北行万里路，前前后后换一百种职业。可说穿了，其实只能待在两个地方：不在家里，就在社会上。

在“家里”就不用说了，投进妈妈怀抱，幸福享不了……

在社会上，也有温情，可那温情不是白给的！想得到别人的一个好脸儿，得先证明自己有这个本事。那些努力上进的人，用不着乞求温情，所有人都会给他笑脸儿。

——但得先下苦功夫，努力。功夫到了，“笑脸儿”才会出现。

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说实话，学徒很苦，好些十三四岁的孩子根本适应不了，待个一年半载受不了累、受不了气，让家里领回去的，很多。

可胡雪岩的出身跟别人不同。在他看来，在店里受的这点儿委屈，跟小时候在家受的欺负比，根本不算什么，这点儿累、这点儿苦，也是应该吃的。

这一次进钱庄当学徒，小胡早就作好了吃苦的准备，可一进钱庄的大门他才知道，原来并不是立刻要吃苦，而是要先吃一顿“寂寞”。

在钱庄里做事儿，要求伙计心态要稳，绝对不能毛躁，所以当学徒进门的第一件事，要先练“坐功”。

所谓坐功，就是小学徒自进店这天开始，一连两个月不能出钱庄的大门一步，只有三个地方可以待，那就是：白天蹲库房，点银子，穿铜钱；晚上在前面柜台上搭铺板睡觉；偶尔可以上一趟厕所。

数钱，这是所有银行业的一项基本功，在这上头是一点儿差错也不能出的。对这些刚进门来的小学徒要求也一样严格：要是数钱数得稍有差错，或者穿铜钱的时候多穿了一个（或者少穿了一个），前面的“坐功”一律不算，从头“坐”起，要是后面再出一回毛病，那就被开除了。

十三四岁的小男孩儿正是最调皮捣蛋的时候，让他们坐在那儿低头数铜钱儿，而且一数就是两个月，一个铜子儿都不能数错，这真是太不容易了。

偏偏胡雪岩这个孩子与众不同。一进信和钱庄的库房，看见架子上那些白花花的银子和地上一笸箩一笸箩的铜钱，小胡就打心眼儿里高兴，赶紧往地上一蹲，抓过一把铜子儿就数起来了。

钱这东西很有趣，喜欢它的人觉得它就像刚出锅的红烧肉那么香；不喜欢它的人，会觉得这些铜子儿有一股刺鼻子的铜臭味儿。

胡雪岩是前者，他爱钱，从骨子里那么爱。

就因为太爱钱了，小胡在信和钱庄的库房里整整数了两个月的铜子儿，别说出门，简直连头都没抬过。

什么叫“坐功”？对胡雪岩来说，这坐着数钱的差事，过瘾透了，舒坦极了，简直就是在“作乐”。

从这天起，这个从安徽乡下出来的小胡，一辈子都和钱打起交道来了。

在库房里美美地数了两个月的钱，小胡手里没出过一点儿差错，这算是过了第一关。刚走出银库，迎面几个马桶拎了过来。

该干活儿了。

这间钱庄的老板、档手、跑街、站柜外加两个比小胡早进店几个月的学徒师哥，所有吃喝拉撒大事小情零零碎碎，一家伙全塞到了胡雪岩手里。

不过这些事儿难不住胡雪岩，因为这孩子太精明也太勤快了。

钱庄里大部分的杂活儿，不用人说，小胡自己就瞧在眼里，抢着就给干了。有些活计他没瞅见，别人难免说他一句，然后就不用再说二遍，小胡从此就长了这份记性。

自打进了信和钱庄，整间店里，胡雪岩永远是头一个起床，最后一个睡觉。只要钱庄还开着门儿，这个比柜台高不了多少的孩子就始终前前后后到处跑，手脚从来不闲着。

一大早起床打洗脸水，倒夜壶，端上早饭。别人吃早点，他到前边儿擦柜台抹桌子掸灰尘，等大家都吃好了，小胡又跑着过来收拾碗筷，顺便抓起剩下的早点胡乱吃几口。

客人来了，有身份的，给人家搬把太师椅坐坐，年纪大的，进出店门搀扶一把，带小孩子的，小胡跑过去把孩子哄一哄。晚上赶着把洗脚水都打好，服侍得大家都睡下了，他自己拿把算盘跑到后面天井里练一阵子打算盘，这才睡觉。

结果胡雪岩在钱庄学徒三年，骂是没少挨（这个躲不开），可一回打也没挨过。

三年后学满出师，前面的两个学徒“师哥”一个也没留下。到小胡了，钱庄老板把他叫过来问了几句业务上的话，又让他打了一回算盘，啥也没说，让胡雪岩留在钱庄里当了站柜伙计——从此就有工资了。

这时候可能有人问了：小胡这孩子整天忙成这样，他是怎么抽时间学习钱庄里这些业务的呢？

他有两只眼睛，一只眼睛用来盯着杂活儿，一只眼睛看着老先生们算账；他有两只耳朵，一只耳朵用来听人使唤，一只耳朵听伙计们谈业务。别人打算盘的时候，他在后边刷马桶；别人吃饭的时候，他跑到柜台上练练算盘。白天在人前少说话，留神多听，晚上少睡一个时辰，脑子里想想事儿……

——时间是海绵里的水，只要肯挤，总是有的；技术是别人碗里的饭，只要去抢，总有你吃的。

4．从站柜到跑街

话说出徒之后，胡雪岩在信和钱庄的柜台上当起了站柜伙计——就是“出纳”，整天对账目，称银子，打算盘，一张脸从钱庄开门营业，一直笑到关门上板为止，结果“笑”得脸上肌肉都挪了位。以至于后世存留的胡雪岩所有影像资料上，这位老兄脸上永远挂着一副莫名其妙的笑容。

做生意嘛，就是这样。烦乱琐碎，受气受累，什么人都要接触，什么事都能遇上。所以做生意做到最后，很多人都会变得麻木。在成群僵硬麻木的职员中，那个一直不肯“麻木”，始终保持着兴趣与活力的，就会升职。

胡雪岩站在柜台后面当了四年的出纳，可他心里从来没“麻木”过。每天迎来送往，接银两，数铜板，数来数去老也不腻，每次摸到银子就开心得忍不住要笑出来。

以前当学徒他就勤快，可那时候勤快的只是腿脚儿。现在站柜台，不但腿勤，还要嘴勤、眼勤、心勤，伶伶俐俐，热热络络，活活泼泼，同时还不能走神儿，永远全神贯注，手底下不敢有一点儿闪失。

那年月的客户都厉害，老板更厉害，一个闪失，客户就可能骂上门来！真出了大娄子，老板一瞪眼，伙计当场就失业，没得商量。

跟那个时代比，今天咱们遇上的顾客、老板，那都够温柔的啦。

所以说呀，在社会上，谁本事大，谁地位就高。

你看，这个站柜伙计表面看好像不是那么辛苦，其实他比学徒苦多了！因为责任大，压力大，累心。

——在社会上做事，往往都有这么个特点：那些看起来最辛苦、最忙碌的人，其实并不是最苦的。真正苦的，反倒是那些看起来比较“清闲”的家伙们，而且往往是表面越“闲”的，心里越辛苦……

这不，胡雪岩当了四年站柜伙计，一次娄子也没捅，一笔错账也没出，上上下下一团和气，从没让顾客说出一个“不”字儿来，老板对他的表现相当满意，就说了：“你不要站柜了，去跑街吧。”

升职了。

那胡雪岩担任的这个“跑街”，到底是个啥工作呢？

就是整天在外头跑，想办法给钱庄拉来存款客户，让他们把银子存进来，然后再想办法找到那些需要贷款的人，把钱庄里的银子借给他，借款到期了，再想办法去讨债，把钱连本带利弄回来。

——就是个业务员呗。

在今天这个商业社会，咱们身边充斥着这样的年轻人，写字楼的楼道里，电梯里，商业区的大街上，公交车里，到处都是他们的身影。

西装笔挺，小头发儿吹得整整齐齐，皮鞋擦得闪闪亮，背着个小皮包儿，忙忙叨叨，急急火火，一边低着头走得飞快，同时旁若无人地打着手机。

当年胡雪岩做的就是这个差事儿。

“跑街小胡”也是收拾得溜光水滑，一身崭新的长袍马褂，脑袋上扣一顶瓜皮帽儿，脚底下利利索索的千层底儿布鞋，肩膀头儿上挎着个褡裢，茶楼酒肆、深宅大院到处跑，笑容亲切得好像能拧出一碗甜水儿来，小嘴皮子吧儿吧儿地……除了身上没配手机，跟今天的业务员那是一模一样。

跑街，可比站柜又强出一大截了。

首先是赚得多了，不但薪水翻了倍，能顺利收回贷款，还有一笔回扣可拿。

从这会儿开始，胡雪岩养成了“银钱过手必拿回扣”的习惯，一辈子也改不掉，后来几次差点儿因为这个倒了大霉。

话说回来，大家都在店里干活儿，都是一天忙到晚，凭什么跑街伙计比站柜伙计多拿一倍薪水，还能吃回扣？

因为权力大了，责任也大了。

那时候钱庄的存贷业务，全靠这些跑街伙计拉回来，拉人来存款还好说，放贷款就有相当的风险了。

那时候能到钱庄来借钱的，个个都是官绅富户有背景的家伙，一般的老百姓借钱也不敢到钱庄来借。而商人呢，在社会上没地位，相关的经济法又不健全，衙门口儿也不向着他们。要是一不留神银子借错了人，到还钱的时候对方真耍起无赖，那可就麻烦了。

所以跑街伙计得练成“三大绝”，那就是眼睛毒，脑子快，嘴巴巧。

眼睛毒，得毒到什么程度？

看一眼，就能看清对方是不是正经人，有没有信誉，他借钱办的是不是“正经事儿”，这里边有没有赚头，借了钱能不能按期还上……

我的天！这些内容光靠一双眼睛能看透吗？

当然不行啦！要想把这些搞明白，除了眼睛毒，还得脑子快。杭州城里的官绅富户、三教九流，一切信息都要这帮跑街伙计们自己去搜集，然后死命往脑子里记。

平时不管走在街上还是吃饭、睡觉、蹲茅坑，只要身边儿人说话的时候带出一点儿跟“生意”有关的信息，马上得竖起耳朵听着，每多记一条消息，就有可能多生出一条财路——或者避过一次风险。

脑子记，眼睛看，那还不够，最厉害的，还是嘴巴巧。

见了客户要满脸带笑，客客气气，请进茶馆，沏上一壶酽茶，然后跟他往“死”里唠！祖宗八辈儿都问清楚，客人的脾气品性，全靠这一顿聊天摸出来，而且这些消息还得再一次死死记在脑子里，下次，不管过了一年两载，三年五年，再见着这个人，必须马上想起他的姓名来历，脾气秉性，信誉程度……

所以说了，别看跑街伙计穿得光鲜，吃得香甜，赚得又多，其实跑街比站柜，又难得多了。

小胡这个人从小就立下志向，一门心思要赚钱，要发财，做个大财主！所以只要是跟赚钱有关的事，他都下狠心去勤学苦练。

自从当上跑街，胡雪岩是腿勤嘴快眼尖，能钻能跑，能说会道，几年下来，在店里几个跑街的伙计当中，小胡可就拔了尖儿了。

业务跑得好，平时挣到手的钱也就多起来了。慢慢地小胡也攒下些银两，能偶尔下趟馆子，置件绸缎衣裳了。

这时候，“跑街小胡”结婚了。

要说胡雪岩的这位新娘子是谁？连小胡自己都不知道。

小胡的婚事完全是母亲给做的主。

小胡八岁那年就立下大志，要赚钱奉养母亲。现在他真赚了钱了，当然第一时间就把母亲也接到了杭州。而老妈一来，第一件事就是给胡雪岩说媳妇儿，很快看中了一家的姑娘，根本没跟胡雪岩商量，就自己做主把聘礼送过去了。

再过些日子，胡雪岩就成亲了。

其实胡雪岩自己对母亲相中的这门亲事并不怎么满意，可是他事儿忙，整天在外头跑，对母亲又孝顺——或者叫麻木吧，反正就这么凑凑合合接受了。

要说人这一生，第一次恋爱是非常重要的。可胡雪岩这一辈子却没正经“恋爱”过，应该说，他挺可怜的。

——那个年代，大部分年轻人都是这么过来的。咱们今天常说的“恋爱”、“初吻”、“幸福感”，对这些古代人来说，应该算是一些非常奇怪的概念吧。

第二章　第一笔大生意

1．“跑街小胡”失业了

一晃到了道光二十九年（1849），胡雪岩已经二十六岁了。在信和钱庄八个跑街伙计里，小胡的业绩连续几年都是第一，银子赚得比别人多，老板也拿他当了宝贝，在杭州的钱庄业界也算崭露头角，小有名气了。

这一天，小胡怀里揣着借据，出门去讨一笔倒账。所谓“倒账”，就是贷出去之后，因为种种原因很难再讨回来的钱。

这次借贷的是绿营兵的一员武将。这老小子是个“老赖”，好几年前跟信和钱庄借了几百两银子，可到期之后却一直拖着不还——不是没钱，而是故意赖账。

因为他是武官，平时住在军营里，想找他要账的人，多半连军营的大门都进不去。这老小子又很不讲理，不管谁去要账，老家伙张嘴就骂街，手底下还养着一帮兵痞，一句话说不对付，挽起袖子就敢打人！弄得钱庄伙计们毫无办法。最后钱庄老板干脆把这笔账一划，当成“死账”了。

可是胡雪岩这个机灵鬼儿却一直留着心，惦记着这笔“死账”。

等来等去，直到这一年，这个“老赖”退职回乡了。这老家伙在军营里当了多年的官，报空名、吃空饷，到处搂钱，肥得不得了。现在不当官了，就把早先贪到手的钱拿出来，又买房又置地，过生日的时候大办寿酒，着实铺张了一把。

胡雪岩在茶馆里会客的时候，从邻桌客人嘴里听了一耳朵，知道了这个消息，就胡乱买了点礼物，跟着贺寿的人混进去了。

到了大厅开了酒席，大家喝了几杯，胡雪岩就打开自己大脑里的“硬盘”，把平时听见的关于这个老家伙的“英雄事迹”整理了一下，然后把早年练成的嘴皮子功夫使了出来，当着众人的面大夸大赞，猛拍这个老家伙的马屁，说他在军营里如何威严，上阵杀敌又如何勇猛，为人又是怎么讲义气，说得席上的人一齐叫好，把那欠账不还的老东西哄得眉开眼笑，把胡雪岩叫到身边问：“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我以前好像不认得你……”

这时候胡雪岩说了：“小人是信和钱庄的伙计，我们老板听说将军过大寿，特让小人来贺寿。”

一听这话老家伙才弄明白，原来这个小子是钱庄派来要账的！

可到这时候了，当着一屋子人，你再说赖账的话，可就不好意思了吧？

这个“老赖”也是江湖上一根“老油条”了，眼看赖不掉，干脆把桌子一拍说：“敢情你就是信和钱庄的小胡！早听过你的名字，你这人有义气，够朋友（真不知道这老家伙从哪儿听来的）！这笔账谁来我也不给，偏你胡雪岩来，我才给。”

于是老家伙起身进后堂，拿出五百两银票给了胡雪岩。

这种时候，能把本钱收回来，还多少带了点儿利息，知足吧！至于够不够数儿，就别算得那么细了。

胡雪岩把银票往怀里一揣，乐乐呵呵地回来了。不过他没马上回钱庄，而是找了个饭馆儿，点了几个菜，叫了一壶酒，吃了起来。

要说人生的机遇，真是说不清、道不明，也不知什么时候，它就忽然冒出来了。

胡雪岩正喝酒吃菜呢，一抬头，发现靠窗口的桌上坐着个人，面前一壶小酒儿，一盘盐豆儿，自斟自饮，满脸愁容。好像在哪儿见过，可一时想不起来了。

胡雪岩把伙计叫过来问，伙计就跟他说：“这人叫王有龄，是福建人，和父亲两个人都是做官的，可现在父亲过世了，王有龄自己也报了丁忧，辞了官，要运父亲的灵柩回福建老家，却凑不齐盘缠，没法起程，整天想跟人借贷，可是怎么也借不到。”

“对了，小胡你不就是钱庄跑街的吗？要不你过去跟他聊聊？”伙计说道。

对胡雪岩来说，他的财路全从嘴皮子上找来，现在面前出现了潜在的“客户”，当然要过去好好聊一聊了。

不聊不知道，这一聊，可聊出不少东西来。

——这个王有龄，是个很有本事的人！

王有龄是福建侯官（福州）人，他的父亲王燮当过知县、知府，一直升任道台。王有龄是家里的长子，这人是个实心眼儿、急脾气的老实疙瘩，读书不太行，考不上进士，父亲就托了关系，拿出钱来给他捐了个八品的“盐大使”。

别看才八品，这个官儿本身却是“实授”的。就是说这真是个官儿，而不是花钱买一身官服糊弄人的。

要说王有龄的老爸王燮，这个人虽然老实清廉，到死都是两袖清风，可他毕竟是个三品的道台，在官场上有些门路。所以王有龄捐了官之后，很快就被吏部签发，派到浙江来署理（代理）新昌知县。

别看王有龄读书不行，可这个人很正直，很踏实，作风也挺硬朗，到了新昌县上任之后查办积案，安抚百姓，很有政绩。

工作上出了成绩，上司也挺器重他，不久就让王有龄升任了慈溪知县（这回不是代理了），老王到任之后，调解民间纠纷，领着老百姓治理水患，鼓励开垦田地，搞得相当不错。之后又先后担任鄞县知县、镇海知县、仁和知县，走到哪儿都有不错的口碑，几年下来，升任了定海同知。

同知，等同于知府，顾名思义就是“副”知府，这已经是个五品官了。

就在这时候，王有龄的父亲王燮因为年老体衰，就辞去官职，到江南来闲居休养。想不到他的身体太弱，又加上一路舟车劳顿，刚到儿子身边就病倒在床，不久便去世了。

按当时的规矩，父母去世，做官的儿子要辞掉官职，回乡守制。所以王有龄辞去官职，准备扶送父亲的灵柩回福建老家。

这一下麻烦了。王有龄这爷儿俩全都是“傻实在”，虽然都当着官儿，却不怎么会捞钱（尤其王有龄，这可真是个实在人儿，人品很正），手里没什么积蓄。结果快要上路的时候，王有龄把身边所有银子凑到一起算了算，发现这点钱想把灵柩送回福建，根本就不够用。想在当地告借，又因为是外地人，在本地一个朋友都没有。

眼看搞不到钱就上不了路，王有龄只好找钱庄去借贷，可他—个外地人，又已经“丁忧去职”，将来能不能再回浙江来当官还不一定，这种条件，想借一笔贷款？很难。

王有龄这人是个暴脾气，太直，不懂得赔笑脸儿、说软话儿这一套处世之道，现在困坐浙江，不知如何是好，心里堵得难受，脸色就更加难看。

这一来，别人对王有龄就更有看法了，背后说三道四，讲什么坏话的都有，说他什么穷困潦倒，又只是个“捐班”出身，这次辞了官，将来就永远当不上“官儿”了。又是个福建人，回了老家再也不回浙江来，无处追债……

这些话一传出来，钱庄里更不肯把钱借贷给他了。

结果王有龄整天满街乱转，到处求人，却一个钱也借不到，硬是困在了当地，弄得他自己都不知该如何了局。

听了这话，胡雪岩暗暗盘算开了。

跟王有龄聊了这一阵子，他已经觉出这个人不简单，很有本事。而且王有龄在浙江省内已经做到了同知，依例为父亲守孝期满后，八成还是要回浙江来做官的（这上头不能十分肯定）。现在他人地两生，困在了杭州，如果自己伸手拉他一把，正是传说中的“雪里送炭”，几年后王有龄守制期满回到浙江，一上来不是知府，至少也是个同知。那时候自己上门去拱一拱手，王有龄一定会对他感恩图报。

自己一个钱庄跑街的小伙计，要是能巴结上一个五品官儿，好处可就大了去了。

胡雪岩把手伸进怀里，悄悄摸着那一沓银票。

——五百两，结交一个五品官，而且是雪里送炭……值得过，真是值得过！

于是胡雪岩把胸口一拍：“王兄！单凭你父子二人为官多年，两袖清风，我就认你是个好朋友！能帮你这样的人一把，我心里也高兴。这里有五百两银子，你拿去路上用吧！”

一句话把个王有龄说得又惊又喜！接过那几张银票，看着这个比自己还小几岁的年轻人，真不知道说什么是好，只是一个劲儿地作揖。随即想起来，跟店小二要来纸笔，给胡雪岩写了一张借据。

胡雪岩一边说“不必不必，我信得过你”，一边把借据揣进怀里去了。

——买卖人都知道，客气话儿不妨说说，可字据（合同）还是得收着，这东西最重要了！

那些大大咧咧的人把手一摆：“咱俩啥关系，钱你拿去用，不够再来，要啥字据……”这不叫大方，叫“大脑进水”。

2．撞南墙

把这笔银子借给了王有龄，胡雪岩满心欢喜。回到店里就找到老板，笑呵呵地跟他说：“今天办成了两件痛快事！一笔做倒的‘死账’让自己收了回来，转手又借给了王有龄。这事是怎么来怎么去……”正说得神采飞扬唾沫星子四溅，想不到老板气呼呼地来了一句：“真是胡闹！谁叫你把钱这样借出去的？”

一声呵斥，把个小胡闹愣了。

几百两银子借出去，就结交了一个当官的，这是个好买卖呀。难道这间信和钱庄的老板脑子太僵，眼光太浅，硬是看不到里面的好处？

——那倒不是。

信和钱庄当年位列杭州九大钱庄之一，这位张老板在商场上混了半辈子，早把生意做老了，这笔生意是怎么个事儿，有什么好处，他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他当然看得出，可他却不想做这种“买卖”。

那个时代，做钱庄票号这类生意，本就是两条路。

头一条路：悄悄儿做，手里有五万银子，做五万的生意，有十万银子，做十万的生意。跟“官府”一根毛的关系也不要沾！

第二条路：专门跟“官府”挂钩，巴结这帮脑后插着孔雀毛的“老爷”们，通过他们尽可能多地承接官方银钱来往，大张旗鼓去做，抬手就是一百万两、两百万两，有多大接多大，越大越好。

显然，胡雪岩所在的信和钱庄，人家选择的就是“头一条路”。而胡雪岩借钱给王有龄，回来又跟掌柜大谈交结这些人的好处，也就是说，小胡自己有心做“第二条路”（这也是他今后的路线）。

你一个跑街伙计，居然想转变整家钱庄的经营理念，人家凭什么因你而改？

跟官府打交道，你以为是什么好事呢？

俗话说：生不入公门，死不进地狱。就是说活着的时候别跟官府打交道，跟死也不下地狱一样要紧！

这是因为，封建时代，“官”是最不讲理、最不讲信义的角色。百姓们怕了，做生意的更是惹不起。你看看“官”这个字，硬是“长着”两张大嘴——有一分理也给他讲成了两分，实在说不过了，上头还有一顶大帽子压过来！封建时代的商人本身就没地位，在民间口碑又差，跟官府打交道？好多人试过，多半是有命进去，没命出来……

当然，商家和官府搭关系做买卖不是不行，行！可是做这个生意，要有大胆量，大魄力，大后台，大头寸，大包大揽，大进大出，大赚大赔……一切都在一个“大”字上做文章，最后归结为三个字：大风险！（胡雪岩最终因此倾家荡产，这是后话）

今天富甲一方，一笔业务就是一百万两、两百万两，明天不留神出了事儿，轻则破产倒闭，去吃牢饭；重的直接就砍脑袋！

有句俗话儿说得好，这叫菜刀剃头——悬！

所以不是大家不知道做这个生意有钱赚，而是绝大部分钱庄打心眼儿里根本就不想插手官家的生意。

现在“跑街小胡”想做这个生意。行不行呢？

行，只要你别在我这里做就行。

自从十四岁进信和钱庄当学徒，辛苦挣十二年，好不容易混到现在的光景。可眨眼工夫，“跑街小胡”被信和钱庄开除了。

当然，这次失业对胡雪岩来说未必是件坏事。

注意过那些站在树枝上的鸟儿吗？它们不能永远站在那上头，总会松开树枝跳下来，先是往下掉落一段，然后伸开翅膀拍打两下，就已经飞到比原本那棵树高得多的地方去了。

——很多年轻人的人生道路也是如此，不可能永远站在安全的树枝上，总有一天要靠着自己的力量展翅高飞。适当地挪挪窝儿，也许会挪得更高。

不过从树枝上跳下来的鸟儿，未必都能展翅高飞，有些就“咣当”一家伙掉在地上，给摔扁了。

所以跳下树枝以前，一定要先使劲拍打拍打翅膀，翅膀练硬了，才能飞翔。

“跑街小胡”离开信和钱庄的时候，他已经苦苦磨炼了十二年。就这，他离开钱庄之后，还着实过了两年的苦日子。

自从被信和钱庄开除，胡雪岩这个年轻有为的“高级业务员”，在整座杭州城里彻底失业了。还不止哦！胡雪岩不但在杭州彻底失业，连附近的上海他也去找过工作，结果大上海也容不得他，没有一家钱庄肯用他。

这就没道理啦！

业务员，做业务嘛，手里有客户，身上有本事，东家不做可以做西家，偌大个杭州城，大小钱庄好几十家，离了信和可以做别家嘛，何至于“彻底”失业呢？

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是因为钱庄这个行当的联系太紧密。

钱庄，相当于现在的小型商业银行。作为金融系统，它们之间难免要互调头寸，互相接济，所以大家都是老相识，声气相通，联络得很勤。一家钱庄出了什么事，转眼就在行业内传开了。

自从胡雪岩因为“勾搭地方官员”而被信和钱庄开除后，没多长时间，所有钱庄都知道了。于是所有钱庄全都达成了一个奇怪的默契，那就是一律不再雇用胡雪岩。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晚清，杭州、上海两地所有中国人开设的钱庄，全都不打算和官府发生任何直接的联系！

真的！在封建社会，商人怕官，真就怕到如此地步，只能说明清朝快完了。

因为官压百姓，因为国家重农抑商，因为没有足够健全的法律维护商人的利益，因为几千年来封建社会一直是这个样儿……

商人怕官，不沾官府，在全中国所有省份、所有行业（除了山西票号，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都是一样。

事实上，这是全国商人的共识，是封建时代整个中国商场的“行规”。

结果是，政府和商家之间的隔阂，成了清朝末年制约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根绞索；成了清末洋务运动最终失败、整个国家遭受沉重打击的重要原因；成了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制度的大悲剧！

商人，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儿：“资本”，它是有生命的，而它的生命，就是利润。为了利润，商人和他们的资本胆大包天，唯利是图，无孔不入。

可同时“资本”也最聪明，它永远以最冷漠也最严谨的方式运作着，当感觉到危机重重、毫无前途时，它绝不会把自己的触手伸出来……

当时的商人一致认为，和官府打交道，正是危机重重，毫无前途！

于是大清国内的所有商人——不管他是做哪一行的，都把“和官府打交道”视为最大的禁忌。胡雪岩之所以会混得这么倒霉，就是因为这个小年轻儿不懂事，愣是触犯了当时商业圈中的这条“大忌”。

倒霉的“跑街小胡”在杭州也罢上海也罢，都找不到工作。对他来说，似乎只剩下两条路可走：要么离开钱庄行业，拿着手里那几十两银子的积蓄干别的买卖去；要么就一直这么在家里闲待着，没人管。

这时候的胡雪岩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五口之家的顶梁柱，可他却整整三年没找到工作。早先跑街赚的银子虽然存下来几十两，可这三年下来，坐吃山空。

最后没办法了，小胡的老婆只好上街摆摊子做个小生意，一家五口人靠这几个辛苦钱勉强糊口。

其实刚走进社会的年轻人，不知有多少人曾像小胡一样碰上过这种“倒霉事儿”：自己把一切都设想得好好的，兴冲冲地准备一路奔向“成功”，却想不到迎头撞上了一堵“南墙”，头破血流！而身边的每个人都冷眼旁观，看不到一丝一毫的同情。

这种时候，很多人会气得发疯，委屈得要死，有的跳着脚儿骂娘！或者来个顾影自怜，给自己找寻种种借口……

任何时候，遇到任何困难和挫折，千万不要找借口，不要骂领导，骂对手，骂同事，骂客户——谁也不能骂！一定要静下心来做深刻的反思：为什么你的主意不被众人认同？是因为你的智力远远超过了所有人，以至于他们根本无法理解你？还是因为你经验太少，太不明智，制订的“计划”根本就行不通？

受到挫折之后，先从自己身上寻找问题。如果找到了问题，把它改了，就好了。

如果受到挫折之后，在自己身上死活找不到错误，那就说明你没错，只是机会还不到，你大可以坚持下去。

俗话说：坚持就是胜利。可要记得：在下决心去“坚持”之前，先要方方面面考虑周全。如果没考虑周全就拼命去做，那可不叫“坚持”……

那叫“憨大”。

胡雪岩就一直在坚持。

失业的三年里，他没有骂人，没有牢骚，只是一次次苦苦反思。结果怎么想都觉得，自己没错。

确实，作为商人去和官府勾搭，这是极大的风险。可像现在这样大家都关起门来只做小生意，谁也不和官府打交道，最终没有一个商人可以真正把生意做大。大家都不“做大”，到最后，大清国的“大”生意就全让洋人给做了。

现在不就是这样吗？江苏、浙江包括上海的很多大商人，为了能做“大生意”而又不跟官府搭关系，只有把钱投进洋行，给洋人当买办，帮着外国人赚中国人的钱。洋行里每赚进一两银子，这帮“买办”们能分到一钱，可那帮洋人却赚走九钱！中小商家则一个个缩着脖子在底下小打小闹。这么发展下去，全中国所有“大生意”慢慢就全被洋行拢走了。

如果大清国的商人都不出来做大生意，将来洋行会越做越大，本国商人会越做越“小”，直到有一天，中国商人想做也没得做了。

所以“跑街小胡”就是要“勾结官府”！勾结官府，才有大生意做。

——可惜老子手里没钱，要是有几万两银子，胡某人早就勾搭上几十个当官的，早把生意给做大了！

唉，怎么发起牢骚来了，这不好，这毛病要改的哦……

3．王有龄回来了

不说胡雪岩在外头打混，渐渐走投无路。且说咸丰元年（1851），大清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太平天国起义运动爆发了！这场农民起义声势浩大，迅速席卷了半个中国，大清王朝的统治顿时摇摇欲坠……

不过嘛，至少眼下这场农民起义还没波及浙江。

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起义”的事儿先放在一旁，眼下杭州城里发生的另一件“小事”，看起来似乎比太平天国运动还要引人注目。

这天上午，信和钱庄来了个主顾，生得眉清目朗，气宇轩昂，进店把一包银子放在柜台上，接着就问：“掌柜的，胡雪岩在不在？”

“……你是？”

“王有龄。”

说实话，这个王有龄是谁，信和钱庄这位张老板一下子还真没想起来。可再一寻思，心里“腾”地一跳！

这不就是三年前“跑街小胡”拉拢的那个当官的吗？

这一家伙钱庄老板慌了手脚，赶紧从柜台后头跑出来：“原来是王老爷，久仰久仰！请问王老爷现在何处高就？”

“哦，吏部外放浙江海运使，还没到任。”

得，三年前胡雪岩用五百两银子结交的那位丁忧去职的王有龄，守制期满后果然重回浙江做官，已经当上“浙江海运局”的海运使了！现在人家这是上门儿来还钱，顺便找胡雪岩这个“哥们儿”叙叙旧。

可问题是：“胡哥们儿”好几年前就被炒掉了！

这可让老板怎么解释呀？难道告诉王有龄：“三年前因为小胡私自把银两贷给你，我一生气，把他开除了……”

这不是找倒霉嘛！

没办法，张老板只好硬着头皮编了个瞎话，说胡雪岩病了，没来上班。

“病了？他家在哪儿住？”

“不晓得。”

如果小胡真的在信和钱庄里当伙计，当老板的怎么会“不晓得”他在哪儿住？这话都不合常理哎！

可王有龄这个人很厚道，心眼子实在是不怎么多，并没往这上头想。就留了个话，说自己还要在杭州住个十天八天，就在附近的客栈里落脚，小胡一回来就让他过来，我等着他，好好聊聊。

事到如今掌柜的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希望这个王有龄在客栈里待不了几天，等不到胡雪岩，也就走了。

说实话，王有龄在小客栈里还真待不了几天，他有差事在身，得去上班。一旦到衙门报到，公务繁忙，也就想不起胡雪岩这个事儿来了。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估计胡雪岩跟王有龄这一辈子也无缘相见了。

耶，还就真出了意外。

王有龄离开信和钱庄回自己住的客栈，走在大街上和一个年轻人打了个对脸儿，擦身而过。刚走出几步，那人在背后叫起来了：“前面那位是雪轩（王有龄的号）兄吗？”

——谁呀？

哎呀，胡雪岩呀！

就这么巧，胡雪岩这天在屋里憋得坐不住，出来晃荡，迎面就碰上了王有龄。

要搁别人，三年不见早生疏了，也许对面这一晃就走过去了。可胡雪岩在钱庄练过“三大绝”，眼睛毒，记性好，就这么一晃眼，他把王有龄认出来了。

这一家伙把两个人都乐坏了！手挽着手进了路边一间酒馆，还没坐下王有龄就问了：“胡贤弟，你的病好了吧？”

一句话把胡雪岩问愣了。

“啥病？”

“我刚去钱庄，你们老板说你病了。”

“老板？他三年前就把我炒了……”

于是胡雪岩把这件事的始末缘由都说了一遍。王有龄一听，当时就急了！

“大爷的！老子遇上难处，多亏胡兄弟帮忙，我借他银子也给他写了借据，现在按期如数还清，没拖欠他一分一厘，他姓张的凭什么难为你胡兄弟！老子虽然不是杭州知府，可好歹也是个五品正堂！兄弟你等着，明天我就穿上官服，带几个人到钱庄去，非要让狗东西上板关门不可！”

好家伙，这王有龄还真是个炮仗脾气！

啊！王有龄这人了不得，这是晚清的一位名臣！虽然名气、本事不能跟曾国藩、左宗棠他们比，可在“二线”人物里，绝对有他一号。

一听这话，胡雪岩赶紧拦着！

“别呀！信和钱庄的老板对我不薄。我从乡下出来，能在杭州落住脚，全靠人家栽培，今天身上这点儿本事全是人家教的。再怎么说，我也不能让人家脸上不好看呀。”

“该放手时需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这叫什么？这就叫为人处世。

这天晚上胡雪岩刚回到家，信和钱庄的张老板拎着一大兜子礼物找上门来了。一进门，拉着胡雪岩的手就掉眼泪了：“小胡，当叔叔的对不起你。想不到今天你还帮我说话，这让我心里怎么过得去呀……”

怎么？这事让钱庄老板知道了？

对呀，你忘了那帮跑街伙计，一个个都是千里眼顺风耳，王有龄在饭馆里拍桌子骂街，胡雪岩出来打圆场，都被别的钱庄的伙计听去，很快就传到信和钱庄张老板耳朵里了。这回老张亲自登门，一是道歉；二是他想请胡雪岩回他的钱庄接着干。

小胡原本就是业务尖子，开除他，张老板心里也舍不得。现在这小伙子又不计前嫌以德报怨，这份儿厚道，更是难得。

所以说，胡雪岩心存厚道，没有因为一时意气去“扫”信和钱庄的面子，马上就得了好报。从此这位张老板和小胡成了“铁哥们儿”。信和钱庄，成了继王有龄之后，胡雪岩拢到手里的第二条大“人脉”。

可惜胡雪岩不能回信和钱庄了，因为小胡已经答应了王有龄，准备跟着他去海运使任上走一遭。

4．小菜一碟

知道胡雪岩为了自己的事儿失业好几年，王有龄心里非常过意不去，当时就放出话来，想请小胡跟他一起去“海运使”任上帮着出出主意——其实就是把胡雪岩安排在自己手下当个幕客、师爷，将来有了机会，再保举小胡当个官，管个事儿。

在那个年代，“所有”中国人都削尖了脑袋想当官儿，所以王有龄想当然地认为胡雪岩也是这样。

但事实证明，胡雪岩这小子是中国人里的“另类”，他是真心不想当官。后来虽然戴上了红顶子，穿上了黄马褂，领了国家发的工资，可胡雪岩始终没有真正地做过“官”，一直到死的那一天，还是个“商人”。

——只是到那时候，他这个“商人”已经不那么纯粹和干净了。

后话不提，先说说王有龄担任的这个海运使到底是个什么官？

明、清两朝都定都北京，可是北方的粮食产量相对较低，供养首都有困难，而南方粮食产量高，所以明、清两朝每年都要从南方调运大批粮食到北京去。这些调运的粮食全都要从运河北上，称为“漕运”。

可是到了清朝中叶，运河的淤塞越来越严重，运河漕运已经不能满足京师方面对粮食的需要，只好改道用沙船（大型平底木帆船）从海上运粮，这么一来就有了“海运局”这个部门，有了“海运使”这个职位。

经营粮食转运，这可是个大大的“肥缺”。本来以王有龄的资历和在浙江的这点儿“人脉”，是弄不到这个好差事的，但王有龄有个“发小儿”叫何桂清，这人给他帮了个忙，推荐了一把。

何桂清是云南昆明人。这个人出身贫寒，他父亲在昆明知县衙门的传达室工作。而那时候在昆明当知县的，正好就是王有龄的老爸王燮。

王有龄这父子俩都是好人，挺厚道，觉着“看门老何”的儿子小小年纪，长得倍儿精神，人也聪明伶俐，就让何桂清跟王有龄一起念书。结果王有龄读书读得很烂，何桂清却是个“超级好学生”，自小儿就被称为神童，十五岁已经闻名全省，十八岁这一年就考中进士，当了翰林！

何桂清这人不但功课好得吓人，是个“考试之王”，而且人也长得眉清目秀，举止儒雅，文笔又好，办事儿又妥当，走到哪儿都得到器重。进翰林院之后，很快就当上了翰林院编修，不久升了内阁学士，当了兵部侍郎，才三十来岁，已经是个二品大官了。

再后来，何桂清又被外放担任了江苏学政，跟巡抚平级。按现在的话说，已经享受“正部长级”待遇了！

可是当年跟他一起读书的王有龄就因为脑子笨一些，功课不好，怎么也考不上科举，只好放弃科考正途，改走“捐班”。先是捐了个八品“盐大使”，然后当了个小小的“代理”知县，接下来才是正式知县，又换个地方当知县，再换地方当知县……到丁忧回家守制，也不过做到个五品同知。

俗话说得好：“厚道是福。”王有龄一家子都是厚道人，就种下了福田。

要不是王有龄父子拉扯一把，哪有何桂清的今天？现在何桂清发达了，看着王有龄混得不算太好，当然要伸手拉他一把。正好这时候浙江海运局出了缺，何桂清就写信给浙江巡抚黄宗汉，推荐王有龄当了海运使。

刚接这个差事的时候王有龄这个高兴！觉得自己一个“捐班”出身的人，能捞到这么个要紧差事，实在是福分。可等到了任上一看，王有龄傻眼了。

——这个海运使可不好当！

别的不说，就在这个位子上前不久刚刚死过一个当官的。

死的这小子叫椿龄，他是被浙江巡抚黄宗汉给整死的。当然，椿龄这个人本身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贪赃枉法的玩意儿，和巡抚黄宗汉完全是一路货色。

也就是因为这两个家伙都贪赃枉法，结果两“贪”相遇，了起来，黄宗汉就揪住当年浙江一带雨水少，运河水位过低，漕运任务无法完成这个毛病参了椿龄一本，说椿龄在海运局里不好好干，耽误往北京运米的重要任务，犯了“渎职”罪，逼得椿龄交不了差，倾家荡产地给朝廷赔银子，到最后实在混不过去了，干脆自杀了事。

王有龄来接的，就是椿龄留下的烂摊子。

当然，黄宗汉陷害椿龄有他自己的原因，所以黄巡抚不会无缘无故陷害王有龄。但椿龄一死，使得浙江海运使这个“摊儿”引起了朝廷的注意，上头正拿眼睛盯着这边儿，而王有龄一到任，立刻碰上了和椿龄一样的麻烦：旱灾导致粮米减产，仓储不够，另外运河水浅，漕运任务难以完成。

王有龄的前任完不成漕运任务，下场是自杀（不过那里头有“陷害”的因素），现在王有龄如果也完不成这个任务，估计死倒不至于，可丢官罢职是一定的。

到这会儿没有办法，只好赶紧想办法催着底下的人加派人手去收购大米，然后组织船只经过运河往上海抢运吧……

——事情哪儿有这么简单？

从江浙北上的千里运河上，有一股势力非同小可。

——漕帮。

这个“漕帮”其实是俗称，它的正式名称叫“安清帮”——就是大名鼎鼎无人不知的“清帮”（清朝灭亡后改称青帮）。

“清帮”早年间是“反清复明”的帮会组织之一。可是后来人家大清朝廷统治了几十年，已经慢慢站住脚了，这帮人眼看“反清复明”没什么希望，他们也得吃饭，也得养家糊口，没办法，就从“反清复明”转成了在运河码头上给官商船只扛大包，卖苦力。

可这个漕帮毕竟不是普通的帮会，他们是从“准军事化”的组织转化而来，组织严密，纪律性强，一边老老实实卖他们的苦力，同时又独霸千里运河的航运特权，不准别人染指“苦力”这个行当。

这百十年发展下来，漕帮已经牢牢控制住了运河上下的漕运业务。虽然运河名义上不归他们管（归漕运总督管），可是只要漕帮发了脾气，那官府运粮装船，连个扛包的苦力、撑船的船工都找不到。

现在运河逐渐淤塞，朝廷准备把粮食改走海路运到北方去，这么一来就等于把漕帮人的生活来源给切断了。所以自打“海运局”成立，有了“海运使”这个差事，漕帮的人就一直在找“海运”的麻烦。现在王有龄新官上任，两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漕帮根本就不打算帮他的忙。

——不但不帮忙，还要拖他的后腿！

原本粮食就运不出去，现在漕帮又出来找麻烦，船工、苦力们整天磨洋工，一天的活儿分三天干，王有龄的这个差，可怎么交呀？

这下儿把王有龄急得，脸都憋紫了！炮仗脾气大发作，在衙门里摔锅砸碗，逮谁骂谁，正闹得鸡飞狗跳，胡雪岩来了。

胡雪岩是商人世家出身，从小受过别人的欺负，长大了又在钱庄里磨炼性格，站柜跑街，笑脸迎人，所以小胡的性格非常内敛，不管遇上什么大事，不管心里多气多恨，脸上从不带出来，永远笑呵呵的，在人前从来不发脾气。

像他这样的人，看着别人大发脾气，会觉得非常好玩儿。所以王有龄又骂又闹，连摔带砸，胡雪岩觉得像看戏一样，赶紧过来拉住他：“别闹别闹，咋的了？”

“粮食运不出去！”

“往哪儿运？”

“上海。”

“多少？”

“十四万石。”

“你手里现在有这批粮食吗？”

“没这么多……”

这不是废话吗？手里连粮食都没凑齐，还不说眼下漕运不通，就算通了，你老王也完不成这个任务呀。

所以王有龄才闹得这么凶，这回他是内外交困，真没辙了。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哎呀，苏东坡老先生这首诗写得真好，要是刻在铜牌儿上往墙上一挂，完全可以当做成功人士的座右铭。

人这辈子要想做大事，一定得学会先从“事儿”里走出来，然后回头再看。这样才能看破危机，别开生面。

王有龄现在就被事儿给“蒙”住了，一心光想着怎么把粮食从浙江运到上海去。可这明明就是个死局，要从这上头琢磨，任何人都没咒儿念。

所以王有龄觉得走投无路，眼瞅要完！

可胡雪岩是个局外人，而且他这个人性格偏激，思维跳跃，为人做事不落俗套，不随大流，不拘一格，想事儿的时候绝非按部就班，而是着眼重点，抓关键词。

——只要不是特别愤世嫉俗，偏激，其实是个优点。

在小胡看来，今天这档子事儿说到底跟“粮食”、“漕运”什么的关系不大，关键词就两个：“上海”、“交差”。

“老王，你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只要上海有了十四万石大米，往公家手里一交，你就算交差呗？”

要说王有龄可真是个老实疙瘩，人家胡雪岩把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他这边还没明白过来呢。

“我哪有十四万石米呀，再说有米也运不出去！”

“不用运米！我现在就去上海，找一间大点儿的米行，先借他十四万石大米，往官府一送，先替你交了差。然后你这边儿攒够了米，再运到上海，把米还给米行，再给人家点儿利钱，不就齐了吗！”

你看，又有“借米”又是“利钱”的，这就是钱庄伙计的思路。

不过人家小胡这个思路非常正确。

几句话把王有龄说得直发愣（还是没反应过来，要不他怎么考不上进士呢）。胡雪岩又补上一句：“你甭管，都交给我了！这才多大个事儿呀。”

你看看，跟胡雪岩这样的人在一块儿处着，真爽！就这么一句话，王有龄把手里正要摔的花瓶放回桌上，人也坐下来了。

是啊，这才多大个事儿。不变通的人难上难，变通人的小菜一碟……

5．你信不信我

买米这事儿，“跑街小胡”大包大揽，那真是夜蚊子打哈欠——口气太大了。

这么说胡雪岩在上海有路子，能弄到这十几万石大米？

——没有。

小胡一个跑街的小年轻儿，能有什么路子？就算这些“路子”也都集中在杭州这边儿，上海那边熟人不多。

不过这没关系，没魄力做不了生意，年轻人就得有这个胆量。现在这个买米的生意是胡雪岩人生路上一个重要机遇，一定要下工夫把事儿办好。

啥也别想了，先赶到上海，看看情况再说吧。货嘛，一打听就出来了；人嘛，一见面儿就混熟了。

于是胡雪岩雇了条小船，“吱吱呀呀”划到上海，一上岸就到处打听，上海这些米行谁家有大米出售。

也不好找。毕竟十几万石大米，一般的米行根本拿不出来。小胡又不认识人，只能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撞，结果在上海待了十来天，把鞋底子都磨破了，这才好不容易打听到一个消息：在松江（当时上海是个县城，归松江府管辖）那边儿有个通裕米行，手里有十几万石大米要卖。

胡雪岩一分钟也没耽搁，赶紧跑到松江，找到通裕米行，从怀里掏出“浙江海运使”的名帖递了进去。

——给王有龄办事嘛，当然就得打着官家旗号了，这样可以把米商唬一唬，压价的时候也就容易些。

不大会儿工夫，通裕米行的顾老板笑呵呵地出来了。胡雪岩赶紧跟他商量：“听说你们米行有十几万石大米要出手，我正打算买米，咱们商量个价钱吧。”

你瞧瞧，连人家店门儿都没进去呢，站大街上就想商量价钱……

可不，这一年胡雪岩才不到三十，以前还真没做过这么大的买卖。

看着这个嘴上没毛的小年轻儿，顾老板笑呵呵地直摇头儿：“不好意思，我这米，不卖。”

一句话把胡雪岩给说晕了：“你们开米行就是卖米的，怎么不卖呢？”

“不瞒您说，我们通裕米行，是松江漕帮开的买卖。”

一句话差点儿把胡雪岩给说哭喽！

好不容易找到大米，怎么又跟漕帮扯上关系了！眼下漕帮的人正在杭州那边掐王有龄的脖子呢！

你说这不是倒霉催的吗？胡雪岩这边光急着买米了，事先也不打听明白。早知道这家米行是漕帮开的，就别急着把“海运使”的名帖递进去呀！

结果胡雪岩收起名片儿，灰溜溜地走人了。

要说胡雪岩这一辈子，灰溜溜的时候还真不多，这算是一次。

不过事儿并没完。这次买米“撞”了漕帮，不算失败，只能叫“不顺利”。

——失败和不顺利，这俩概念真得分清楚。有机会就绝不能放弃，要是真没机会了，也别耽误工夫。

眼下小胡这个就叫“不顺利”，所以他还得下工夫。回到旅馆把门儿一关，人往床上一躺，静下心来，打开自己脑子里的“硬盘”开始回想，自己以前跑街的时候知道的、听说过的漕帮里的人物……

漕帮这个东西挺有趣，它既像个黑社会，可又有点儿像“工会组织”。它们把整条运河分成一段一段，各霸一方。遇事的时候漕帮是一家，互相帮衬；没事儿的时候，各顾各。

虽然胡雪岩以前都在杭州混，跟上海这边儿交道打得少，可上海这边的“松江漕帮”是各路漕帮里的一大支，名头很响，所以胡雪岩也隐约知道一点儿，松江漕帮的老大姓尤，叫尤老五。

尤老五，这可是个在江湖上出了名的狠角色！自己一个跑街伙计，海运使手底下的小师爷，嘴上连胡子还没长出来呢，冒冒失失去拜见尤老五，恐怕人家根本就不会拿你当个人儿看。

那怎么办？找尤老五手底下的人？

更不行！

“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越是大人物，见识广，胸襟大，跟他讲理还讲得通。可越是那些小人物小角色，往往越会浑不讲理。所以要想办成一件大事儿，尽量不要往下找，得往上找。

尤老五有个师父，姓魏，是漕帮里辈分最老的前辈。不过这个魏老爷子已经收山多年，早就不见外客了。以胡雪岩这么个小角色，魏老头儿也未必肯答理他，可不管怎么说，总得见上一见。

打定主意之后，胡雪岩先关起门儿来跳了半宿的“舞”——把早年跑街时跟江湖人物学的那些“江湖规矩”像怎么行礼，怎么打手势，嘴里的“切口儿”都复习了一遍。第二天打起精神，硬着头皮来拜见漕帮大佬魏老爷子。

到了门上，小胡又掏出那张“浙江海运使”的帖子递进去了。

好嘛，上回就是这张帖子闹的，米都没得买！这回怎么又把它递出去了？难道胡雪岩就不怕漕帮的弟兄们看了“海运使”三个字儿，冲出来揍他一顿？

这可不一样。

上回小胡那是没头的苍蝇——乱撞。这次就算他不说，人家也知道他是“海运局王局长”派来的。既然大家都知道，干脆不要藏着掖着，开门见山：本人就是代表海运局来跟你们漕帮谈判的。

名帖递进去又等了好半天，院儿里出来个人，敞胸露怀，横眉立目，冲胡雪岩喊：“来。”

胡雪岩就进去了。

魏老爷子在厅里坐着，胡雪岩赶紧抢步上前行晚辈之礼，老魏一动没动，连眼皮都没抬。好半天，斜眼瞄了胡雪岩一家伙，慢腾腾地说了句：“老哥有事请讲。”

呵呵，“老哥”……

八十多岁的老头子，愣是管这个嘴上连胡子都没长出来的小伙子叫“老哥”，这是什么意思？

这可不是什么客气话，它表示魏老爷子对“跑街小胡”非常疏远，根本就没拿他当朋友看待。

到这会儿，想退也退不回来了，没交情就现“套”吧！胡雪岩赶紧往上递话儿，说是奉“海运使”王大人之命，来向漕帮借米。

胡雪岩说了一大套，魏老爷子毫无反应，只管“咕嘟咕嘟”地抽水烟袋，又是好半天，没头没脑地冒了句：“时下漕帮日子艰难……”

这算半句话，还是一句话？

——这是废话。

我们漕帮的弟兄们本来就是“臭苦力”，靠吃苦流汗挣几个辛苦钱儿养家糊口，可现在朝廷要扔下运河改走海运，这运河上下十几万漕帮兄弟就得喝西北风。谁害的？就是你们海运局！你还来借米？我们漕帮的米倒进运河里也不借给你们，老子们就等着看你那个海运使“老爷”交不了皇差，怎么掉脑袋呢！

魏老爷子会说什么话，胡雪岩已经估计到了。他也早想好了怎么回答。

首先，漕运改海运，这个事儿不是海运局定的，是朝廷定的。要是漕帮的人吃不上饭就责怪海运局，那我们可就“担不起”啦。

其次，现在漕运刚改海运，以后能不能定下来还两说，如果漕帮的人现在就闹起来了，弄得漕运彻底瘫痪，大米运不出去，朝廷反而更要对漕运失望，以后漕运改海运，也就成了定局了。

再次，就算海运真的定下来了，江浙两省产的大米不可能从内地直接“飞”到海上去吧？到时候把米从内陆运到上海，还是要用你们漕帮，兄弟们不至于没有饭吃。

最后，现在朝廷正在打仗，对江南的粮食看得很重，如果漕帮不顾大局，只管一门心思跟王有龄作对，掐着“海运局”的脖子不放，弄得浙江大米运不出去，当然，我们“王局长”肯定要倒霉，可你们漕帮能有便宜占吗？来去，逼得漕运总督发下狠话，把运河上的标兵派过来，那时候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了！

听了这几句话，魏老爷子总算把眼皮抬起来。

其实胡雪岩说的这些，魏老爷子心里都清楚。

说实话，魏老爷子能从一个苦力混到如今的地位，统领松江漕帮上万兄弟，这几十年刀尖儿上打滚儿，什么场面没见过？什么道理他不明白？

确实，眼下漕运的衰落已经不可逆转了，原因很多，也不能都怪到海运局头上。与其咬着牙和官府对着干，倒不如退让一步，至少还能把从内陆到上海这段漕运抓在手里，漕帮不至于坐吃山空。

所以早在胡雪岩来“拜码头”以前，魏老爷子已经决定把这批大米“借”给海运局，以此跟王有龄套套交情，弥补一下前阵子和官府闹的别扭。

可话说回来，米可以“借”，但“架”不能倒，话不能软！如果对方来人不识相，说的话不中听，魏老爷子也早准备了几个“果子”给他吃呢。

却想不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胡”说出话来句句到位，字字在理，魏老爷子暗挑大指。再一开口，语气柔和多了：“漕帮的事我早就不管了，你有什么话，和尤老五说吧。”随即叫人把尤老五找来。

魏老爷子说这话，等于已经答应了胡雪岩的请求。

不大工夫，尤老五来了——其实这事他们师徒二人早就商量好了。刚才尤老五就在后头喝茶，等着魏老爷子叫他呢。

一见面，魏老爷子指着胡雪岩，让尤老五叫他一声“小爷叔”……

这叫啥称呼呀？

表面意思就是胡雪岩跟魏老爷子“称兄道弟”了，比尤老五还高出一辈儿去，其实这只是个尊称，客气话儿罢了。

于是当着魏老爷子的面儿，胡雪岩又把那些话跟尤老五说了一遍。尤老五低下头来琢磨了半天，说了句：“这事好说。”

这是答应了？

——不，这是托词。

这事“好说”，和这事“好办”，一字之差，意思截然不同。后边儿这个是肯定，前面那个是托词。

胡雪岩这家伙太精了，一眼就看出来，借米这事，尤老五不乐意。

可他为什么不乐意？

魏老爷子是老江湖，看事长远，又是尤老五的长辈。按说他已经拍了板，尤老五不应该有别的想法儿。可眼下尤老五一脸的不痛快，当然，他这劲儿不是冲着魏老爷子的，那他这是……

胡雪岩的脑子飞快转动，几乎立刻就想明白了。

——为了钱！

确实，尤老五是为了钱。

作为一个经常和官府打交道的帮会，漕帮经常会被官府变着法儿盘剥敲诈，让他们“垫钱垫米”，明里暗里占漕帮的便宜。这一次胡雪岩代表海运局来跟漕帮“借米”，尤老五本能地认为这又是一场敲诈。

垫钱垫物，这是官府和商人之间一个很大的纠葛，也是商人不愿意和官府打交道的重要原因。多少商人就是被这一个“垫”字害得倾家荡产，后来胡雪岩自己也在这上头吃了好多亏。

这次尤老五心里不痛快，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眼下的漕帮已经逐渐衰落，入不敷出，这十几万石大米要是“垫”给官府，不知几时能还，漕帮多少兄弟还等着卖米的钱吃饭呢！他们实在是受不起这样的损失了。

可这些话当着魏老爷子，尤老五又说不出口。

没关系，胡雪岩帮他开口了：“尤五爷，你信不信我？”

——信，你说吧……

“那好，我给漕帮想个办法，这批大米按市价买，先付十万两现银，再取大米，剩下的部分我以海运局的名义给你打欠条。眼下浙江的漕米正在运到上海的路上，米一到，马上把漕帮的账还清，你看这样行不行？”

先付十万两银子，这可解决大问题了！

一听这话，尤老五又惊又喜，脸上都绷不住了，笑成了一朵花儿，嘴上也没有把门儿的了，直接秃噜出一句：“差不多，差不多！”

谈判到此为止，紧接着就是饭局。胡雪岩和尤老五推杯换盏，划拳行令，先是称呼对方“尤五爷”、“胡先生”，到酒席散的时候，胡雪岩跟尤老五叫“五哥”，尤老五跟小胡叫“兄弟”了。

这一家伙，胡雪岩不但弄到了大米，而且跟漕帮的尤老五成了好朋友。

从此以后，胡雪岩名下的银钱商货在江浙两省运河上行走，漕帮的势力对他的帮助可不小。

其实胡雪岩那“十万两银子”并不是顺嘴说出来的，他早就想好了，要用这笔钱结交漕帮。因为在旧时代，一个商人要想做一番通天彻地的大买卖，地方上的帮会势力必须买通，不然生意就没有保障。

——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子，官府无能，导致帮会势力横行，商人和帮会打交道，都是出于无奈，胡雪岩一出道就深通于此，真是强人。

可问题是，那“十万两银子”在哪儿呢？王有龄手里可没有这笔钱。

这倒不怕，胡雪岩早想好了，立刻跑回杭州找到他当年的老东家信和钱庄，一见张老板开口就问：“阿叔，你信不信我？”

——信，你有啥事就直说吧。

于是小胡跟张老板商量，以自己的名义跟信和钱庄借一笔十万两的贷款，将来王有龄那边把米收齐，卖掉之后，连本带利把银子还上。

胡雪岩开了口，背后又有王有龄和海运局做担保，信和钱庄的张老板一个磕巴都没打，立刻答应下来。

很快，十万两白银到了上海，十四万石大米交了公差。

怎么信和钱庄也裹进来了？它们不是不勾结官府吗？

——没勾结呀。

这次信和钱庄是冲着胡雪岩把十万两银子划给了通裕米行。而通裕米行收了信和的十万两银子，就把十四万石大米交给胡雪岩。胡雪岩接了大米，再替王有龄在上海交差。将来王有龄那边倒过手来，把收回来的大米卖掉，凑出银子交给胡雪岩，小胡再把这些银子连本带利还给信和钱庄……

这笔生意整个是围着胡雪岩在打转。虽然小胡背后是王有龄，有海运局的牌子，可毕竟米行也好，钱庄也好，都没“直接”跟官府打交道。

所以信和钱庄并没有“勾结”官府，也就不用担心被官府“套住”，以后它们还是自由身，可以踏踏实实做自己的小买卖。

可胡雪岩，自从做下这第一笔大买卖之后，他就和王有龄、和官府“套”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

当然，这正是胡雪岩想要的结果。他原本就一直想“勾结”官府，做大买卖。

——可这是福，还是祸呢？

第三章　起步第一桶『金』

1．空手套白狼

“上海买米”这件事儿办得真扎实。王有龄把他前任无法解决的问题给解决了，不但自己露了一鼻子，也等于给浙江巡抚黄宗汉长了脸。黄宗汉一高兴，上奏保举王有龄担任了湖州知府。

上任的时候，王有龄把胡雪岩找了来，问他愿不愿跟自己去湖州。

王有龄原本就拿胡雪岩当兄弟处，现在一看老胡真有本事，就想干脆把他招进自己的府衙，先当个小差事，以后有机会了，就保举胡雪岩当官。

有了这个想法，王有龄就来问小胡的意思。

——这一瞬间，可以说是胡雪岩人生的一个节点。

对，胡雪岩没读过多少书，也没功名。可王有龄自己书读得也不怎么样，同样是没有功名，靠父亲给他捐了个八品官儿，然后自己在地方上做出成绩，这才升上去了。如今天下大乱，朝廷需要人才，用人自然不拘一格，只要有本事，没有功名也能被保举做官，实在不行，捐一个也可以呀，小胡给王哥帮了这么大的忙，捐官的这点银子王有龄还拿得出来。

只要胡雪岩做了官（哪怕是最小的官儿），在王有龄手底下混，老王绝不能亏待了他。将来王有龄爬上去了，小胡自然就跟着爬上去了，对不？

所以说，如果胡雪岩想“弃商做官”，他现在一句话就能做。

可胡雪岩说了：不想做官，如果有可能，想开一间钱庄。

在那个年代，以做商人为荣的人真的不多，胡雪岩是其中一个。因为胡雪岩天生就喜欢钱，喜欢做买卖，喜欢得那么直接，那么干脆。

——在大清国，敢承认自己“喜欢钱”的人，比“不愿意当官”的人还要少，胡雪岩，是其中一个。

当然，胡雪岩坚决不肯当官，也是因为他这个人内心比较偏激，对“儒家”那套东西有抵触，认为那些大道理全都是“假道学”，还不如“真生意”来得干净呢。所以胡雪岩这一辈子就没想过要当官。虽然后来脑袋上扣上了一顶官帽子，可就算被扣上帽子，小胡也始终不是个“官”。

由于中国自古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得以前的商人要么畏官如虎，远远避开，要么羡慕官员的荣耀和权力，一有机会就急着把自己变成一个“官”，像胡雪岩这样既不畏惧官府，又以做商人为荣的，还真不多。

——这是人格，胡雪岩的人格。

商人也有人格，只是他们的人格和儒家文化里提到的那些内容有些不同。商人的人格是他们的勤奋、聪明、勇气、进取，对“资本”的极度尊重和对个人价值的极度张扬。

所以商人是最“自我”的。这种“自我”，往往使那些不是商人的人觉得难以理解，甚至误解为“自私”。结果产生了极大的抵触和反感。这种抵触和反感不仅存在于中国的封建王朝，实际上，全世界的封建王朝都曾经歧视和伤害过“商人们”。

对商人来说，这不公平。

眼下胡雪岩这个“真正的商人”不愿做官，只想开一间属于自己的钱庄。可是万事俱备，只有一个问题暂待解决，那就是：小胡手里一两银子都没有。

一个钱儿也没有，却要开一间“钱”庄，听上去有点不靠谱……

不过这个问题却不像想象中那么严重。

首先，胡雪岩去找他以前的老东家信和钱庄，借了一笔二十万两银子的“超短期贷款”（只用几天就归还），用这借回来的二十万两银子撑起自己新钱庄的门面。

这样的短期贷款本身毫无风险，又有利息可赚，加上信和钱庄和胡雪岩是老交情，没理由不帮忙，所以二十万两银子很顺利就借到了。

接着胡雪岩靠着以前的交情从杭州大源钱庄里挖过一个叫刘庆生的跑街伙计，到自己钱庄里当业务经理，在杭州城里租下一处门面，放了一顿鞭炮，请同行和朋友们吃了顿酒席，“阜康”钱庄就算正式开门营业了。

当然，阜康钱庄开起来之后，那二十万两银子很快就还给信和钱庄了，胡雪岩又变得两手空空。

不过这没关系，钱庄这一行有个“行规”，凡是新买卖开张，其他钱庄都要过来捧场，顺便往新钱庄里存一笔款作为帮衬，这就给阜康钱庄打了个底子。同时，阜康手下的跑街伙计也在四下奔忙，很快开始有零星客户到阜康钱庄来存款。

这就算是初步打开了局面。

这时候，胡雪岩办了个“邪”事儿。让他的业务经理刘庆生开了一批存款户头，每个账户存了二十两银子，然后把这些存折白送给了杭州城里各衙门官员的内眷。

什么叫内眷呢？

就是这帮官老爷家里的老妈、姨妈、女儿、侄女、大老婆、小老婆……这一票。

干吗给这些人开存款户头呢？原因有两个。

一是这些女眷们手里多多少少都有几个私房钱，多的（像王熙凤那种）可能有成千上万两，少的怎么也有十几二十两，胡雪岩给她们开账户，就是想让这帮女人们把私房钱存到阜康来，积少成多，这也算是个财源。

二是小胡希望以此得到这帮太太小姐们的好感，借她们的嘴巴，给自己博取更大的好处。

说真的，这些大老婆、小老婆们也不容易，平时咬着牙攒几个钱儿，放在身边是没处藏、没处掖。想不到来了个胡雪岩，这么关心她们的私房钱，不但给这些钱找了个安全的“家”，还每人白送了二十两银子。这些女人不但因为二十两银子而对小胡产生好感，更因为她们的私房钱在阜康钱庄存着，当然一天到晚把“阜康”两个字挂在心尖儿上。

于是在杭州城的深宅大院里就会经常出现下面这些对话：

“本官最近‘弄’了笔银子，想存起来，可是不知道杭州这些钱庄哪家最保险……”

“阜康钱庄呀。”

“你一个女人家大门不出，咋知道有个阜康钱庄？”

“我嘛，也是听某太太说起的，这家阜康钱庄在杭州数一数二，信誉最好了！”

结果“私房存折”送出才几个月，阜康钱庄就一连接了好几笔大额的存款（而且多是贼头贼脑悄悄送过来的）。

从此以后，阜康钱庄就经常替这些官儿收存“赃银”，直到最后小胡破产，潮水退去，阜康账面上露出了一大帮“光着屁股裸泳”的权贵……

这是后话。

除了上面这两个进项之外，阜康钱庄还得到了第三笔大买卖。

湖州知府王有龄发了话：以后湖州府官库的所有钱粮税收一律交阜康钱庄代理；汇兑业务一律委托阜康钱庄去办。

这一家伙阜康钱庄的场面更大了。

那王有龄这么干，是不是违法乱纪的行为呢？

要是今天，王有龄这么干，是要进监狱的。可在“那个年代”，这种做法并不算“出圈儿”。

因为晚清的钱庄票号已经成了气候，金融系统运作相当正规，所以官银汇兑很多都要通过钱庄来办理。可是朝廷的相关法律、法规跟不上民间金融业务的发展速度，结果是“私营商业银行”的财务制度远比政府部门规范得多。大清朝廷又正忙着和太平军打仗，没时间去整顿金融秩序，只好睁一眼闭一眼，只要地方上把各类款项按期收上来，如数送到北京，这些公款怎么管理，怎么汇兑，地方官可以做主，朝廷不管。

有了这三项业务，胡雪岩办的这间“空手套白狼”的阜康钱庄很快就站住了脚。

这边刚站住脚儿，忽然从北京飞来一捆东西，像颗炸弹一样在浙江炸响。

——官票来了！

2．玩转官票

官票，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这是大清朝廷在银两、铜钱之外又拿出来当钱使的一种“纸票子”，拿来糊弄老百姓的东西。在晚清这段历史上，这个“官票”和后来出现的另一种大忽悠纸票子“宝钞”一起被合称为“钞票”。

——对，今天咱们手里使用的纸币俗称就叫“钞票”，这个奇怪的名字，还真就是打这儿来的。

古人用的银子、铜钱，太沉、太麻烦，不适应商业社会的需要。所以发行纸钞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上头没啥可说的。可问题是，发行纸钞，必须要有相对应的黄金白银作为信誉担保。

可是大清国发行的这些“官票”，是凭空印在“纸头儿”上的，根本就没有国库的“准备金”作为保证。说穿了，就是大清朝廷拿来制造通货膨胀，从老百姓手里榨取钱财的工具。所以当咸丰三年（1853）朝廷发行这种东西的时候，民间非常抵触。

抵触？一群草民，小老百姓，“抵触”管屁用！朝廷才不理这一套，干脆对地方上搞起了“强制发行”。

当然，这些官票和宝钞的发行，给大清国造成了一场恶性的通货膨胀，让已经陷于战乱之中的老百姓又结结实实地倒了一回大霉！而老百姓从“钞票”发行的时候起，就一直不承认这些纸票儿，只认银子和铜钱，结果官票和宝钞发行受阻，越来越走不通，大清朝廷只好又在同治元年（1862）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宣布停止使用“钞票”。

胡雪岩办起阜康钱庄的时候，正赶上朝廷发行“官票”。户部衙门印了数以千万计的纸票子，强行摊派给各省，各省再摊派给各道，各道再摊派给各府，各府再摊派给各县……一级压一级，最后全都压到老百姓的头上。这其中折合白银二十五万两的官票被“摊派”到了杭州府。

怎么办呢？

杭州知府、知县两位大老爷先开了个“小会儿”，经过研究，两位老爷一致决定，把这些纸票子“摊派”给杭州城内的各家钱庄。

——商人嘛，地位低，口碑差，胆子小，人数少，偏偏又很有钱，现在朝廷有事，不坑你们坑谁？

当时杭州城里共有钱庄四十二家，其中大钱庄九家，小钱庄三十三家。

这天，知府老爷把城里各钱庄的掌柜找到一块儿开了个“碰头会”（把这帮商人一个个碰得头破血流），在会上当场宣布：官票下来了！大家要踊跃认购！现在咱们把这二十五万两银子的官票分一分，一万两为一“份”，大钱庄每家认购一份，小钱庄每家认购半份。下面你们可以发表意见了。

话刚说完，这帮商人们全跳起来了，连吵吵带嚷，嗡嗡一片。

不愿意！

——你说这种事儿谁能愿意？

哎，也别说，忽然在人群后头有人喊了一嗓子：“我认购两份！”

谁呀？

阜康钱庄的业务经理刘庆生。

胡雪岩派他来的，来就是认购官票的。

不对呀，刚才知府老爷不是说了吗？这次摊派官票，大户认购一份，小户认购半份儿。眼下阜康钱庄刚开张，手里穷得叮当乱响，是小户里的“小户”，按理说他们最多只能认购“半份”，刘庆生怎么认“两份”呢？这小子是不是刚才下车的时候没留神，脑袋让驴给踢了！

——胡雪岩让他这么干的。

官票这个东西要下来，胡雪岩早就知道了。对这事，他有一番自己的分析。

官票，长久来看，这东西是整个大清国的一个大祸害。可现在官票刚发行下来，朝廷肯定会尽力保证它的“信誉”，所以官票在刚发行的头一两年里还行得通。现在阜康钱庄认购两万官票，还不至于砸在手里。

而杭州城里各家钱庄都是不和官府往来，一心只做小生意的，“官票”对他们来说就成了一种掠夺，这些人肯定特别反对。在这一片反对声中，阜康钱庄站出来表示支持，这一下子肯定引起官府的注意。

到现在为止，胡雪岩只“勾结”到一个湖州知府王有龄，对他来说，只有一个知府朋友远远不够，他还要往上攀。所以这次他就是要花钱买这个“注意”。

果然，这一次阜康钱庄的业务经理从人堆儿里蹦出来，一家伙接收了两万两银子的官票，乐得杭州知府一拍桌子：“好，阜康认购两万两了！”

有阜康钱庄做了领头羊，其他的钱庄想不认也不行了。原本这些钱庄老板也知道这事儿混不过去，只是想着能少买就少买点儿。可现在阜康钱庄已经抢了头彩，这种时候与其缩在后边儿装“孙子”，让知府老爷记恨，不如干脆往前凑，该认多少抢着认下来算了。

于是大家伙都嚷嚷起来了，这个认一份，那个认半份，热热闹闹，把这二十五万官票“抢”了个精光。

这一次胡雪岩把宝押对了。

阜康钱庄在认购官票上的出色表现，果然引起了官府的注意。几天之后，浙江布政使司衙门请阜康的经理刘庆生过来，聊聊。

聊什么呢？

主要就是浙江布政使麟桂麟大人对阜康钱庄支持官票发行的“义举”非常满意，准备上奏京师户部衙门，给阜康钱庄发个大奖状。

敢情清朝那会儿就有奖状了？

——有！现在咱们还经常在一些“百年老店”、“贞节牌坊”之类的门楹上看到一块大匾，写着一句好听的话儿，下面落款某年某月某某衙门，甚至有些还是皇帝御笔亲题的。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奖状”。

能得到户部衙门的嘉奖，对阜康钱庄来说，等于是一个最好的广告，刘庆生当然高兴。跟布政使老爷聊完，又被留在衙门的食堂里吃饭，由布政使老爷的一个手下陪着。

吃着饭，这位兄弟就跟刘庆生说了：“布政使大人马上要调到江苏去了，可离任前有点‘麻烦事儿’，想跟你们阜康钱庄借两万五千两银子，到江苏任上之后尽快归还。”

麻烦事儿？

刘庆生在钱庄这一行也混了多年，一听就明白。这位布政使大人在任上时，手里管的公库账面上出了亏空，现在他要调走了，而接手的人可能跟他不太“对付”，所以账上的亏空必须堵上，免得让后任抓住他的把柄。

可这个事儿刘庆生做不了主，他得回去跟胡雪岩商量一下。

这天从衙门回来后，刘庆生把这个“麻烦事”跟胡雪岩一说，胡雪岩想都没想当场来了一句：“商量什么，你借给他不就完了嘛！”

借？哪有这么容易？阜康钱庄的困难很多！

第一，麟桂是个当官的，而且当的还是大官！跟这些人打交道风险很大。现在他跟你借钱，客客气气，笑得跟弥勒佛似的，将来这个姓麟的要真是赖账不还，咱们可拿人家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第二，麟桂借这笔钱是用来填补账面亏空的，也就是说这笔钱的“用处”见不得阳光，那他以后“不认账”的可能性就特别大。麟大人眼下在浙江当官，可眨眼工夫就要调到江苏去了。这么一来，赖账的可能性又成倍增长！

第三，阜康钱庄刚成立，手里没钱……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一说到胡雪岩做生意的技巧，就老想念这首诗。

——因为胡雪岩这个人太善于“换个角度看问题”了！他一生的成就，大半儿都是靠着“换个角度看问题”的绝招儿赚回来的。

比如这次，刘庆生说的三条意见全都有道理，要搁一般人，早就被这些困难给吓退了。可胡雪岩根本没理这个茬儿。他看事情，是先从“问题”里跳出来，站在高处，再往下看，所以看到的东西和一般人绝对不一样。

对刘庆生说的这三条，小胡一一加以反驳。

第一，麟桂是个大官，对这种人，你要是上门逼债，他没准真赖账，可你要是不逼，人家反而不赖你的账。因为他是当官的，手里有权！从手指缝里漏点儿好处，就够咱阜康赚一票的了。

第二，麟桂眼下在浙江做官，马上要去江苏做官，也就是说麟大人眼下在浙江能给咱帮忙，将来到了江苏还能给咱帮忙，一个官儿，能在两个省里给咱帮忙，多好！

第三，没钱？开钱庄的怎么会没钱呢？

刘庆生掰着手指头给胡雪岩算了笔账：“阜康钱庄账上一共才四万两银子，前几天认购官票掏出去两万，眼下就剩两万。可人家要借两万五，咱还差五千……”

“你一个钱庄掌柜的，五千银子都弄不来？”

“弄是能弄来，可问题……”

“那就甭废话了，弄去！”

刘庆生再没废话，一溜小跑儿出去了。

第二天，胡雪岩拿着银票亲自到布政使衙门见了麟桂，送上银票，麟大人问这笔钱的利息，小胡说了：利息您就甭操心了，这是一笔无息贷款。

“麟大人在浙江工作这么多年，给咱们一省的商人百姓做了多少好事！现在您要走了，我们都打心眼儿里舍不得，都愿意给您帮点儿忙，表示表示。您看您还跟我们提‘利息’，这就见外了不是？”

好家伙，这马屁拍得……

其实说真的，胡雪岩这顿马屁并不稀奇，他这套话谁都会说，不需要专门“练习”。

胡雪岩在这件事上处理得好，是因为他思路宽，看事儿看得透彻，而不是因为他会说好听的话儿。所以说，拍马屁本身算不上什么“手段”，对事件的分析能力才是关键。

——把事儿理解透了，这话是怎么说怎么对路。事儿要是理解不透，话说得再好听，有什么用呀？

现在小胡这几句话，把个麟桂说得眉开眼笑。

于是在布政使司衙门的花厅里摆开酒宴，麟桂亲自陪胡雪岩吃了顿饭。席间，麟大人说了：“小胡哇，我还有个事儿请你帮忙：咱们浙江有一笔专供江南大营粮台的‘协饷’，也不多，一个月四万多两银子吧，汇兑的事儿就交给你们阜康钱庄了。”

一听这话，胡雪岩脸上乐开花儿了。

什么叫“协饷”？

“协饷”，就是当时相对比较富裕、税收征得多的省份，除了交给中央的粮饷之外，剩下一部分，按朝廷的指示派给那些特别急需要用钱的地方。

眼下太平天国已经占领了金陵，改称天京，定都于此。而朝廷则调集精兵勇将在金陵城外建立了一座“江南大营”，专门围困金陵，所以浙江这笔每月四万两银子的“协饷”就是专供江南大营做军饷用的。

按说这笔钱应该先从地方征收上来，存放在浙江布政使司衙门的藩库里，然后按期一笔一笔送到江南大营去。可是前边儿说了，当时大清各级政府的财务制度还不如钱庄票号的制度规范，把官银交给钱庄去打理，比由政府直接管理效率更高。所以让钱庄票号管理公库官银，已经成了一种不成文的惯例。

当然，“公款”交给私营的钱庄打理，这帮商人们在账面上是不敢出一文钱差错的（胡雪岩前后代理公库好几十年，真是一文钱差错都没出过），所以这里面并不存在“贪污”的问题。

但是能够被授权“代理公库”的钱庄，它的信誉度非常高（官府都信任，老百姓有什么理由不信），手里的现金流也会非常大，对于钱庄来说，这两条是很重要的。

至于这些银子交给哪个钱庄打理，全由官老爷说了算。

现在麟桂一句话，把一笔每年数十万两白银的“协饷”交给阜康钱庄打理，就这一句话，已经把胡雪岩乐得找不着北了。

别急，麟大人还有另一句话。

“小胡，你这个人够朋友，我这次到江苏，是要担任江苏布政使，如果你‘协饷’这事办得好，以后江苏、浙江两省的官方银两汇兑，就全交给阜康钱庄来办。”

这一家伙胡雪岩可真是“肥”了！

到这会儿，胡雪岩的阜康钱庄账面上一两银子都没有。可他手里却托着湖州府的公库和四十万两银子的“协饷”。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大清朝廷竟低能到如此程度，要不说腐朽的大清国注定要垮台呢！

3．湖州的响牌

有了代理“湖州府库”和“浙江协饷”这两块金字招牌，阜康钱庄在杭州城里所有四十二家钱庄里边，已经成了信誉度最高的一家钱庄。

——如果在今天，胡雪岩一定会制作两块闪亮的铜牌子挂在店里，左边写上“湖州公库指定钱庄”，右边写上“授权代理浙江协饷”。

对了，还有“授权经营官款汇兑”和“户部嘉奖全国十佳模范钱庄”这两块牌子也要挂上去。

在那个年代，还没发明出这套“花活”，可意思是一样的。

看看，信誉度够高了吧！

这么一来，到他钱庄来存款的客户眼看着越来越多了。

手里有了现银，胡雪岩就得算计着怎么拿这些钱去做生意，想办法让这些银子生出更多的银子来。

说实话，那年头在大清国，生意极其难做。

现代化大生产，在当时还连影儿都没有呢，全中国所有老百姓都只吃自己种的粮，穿自己织的布，所以在民间，大宗物资的交易非常有限，要想做周转快赚头大的生意，就必须做出口贸易。

可当时大清国已经非常贫穷落后，只能出口一些本国特产的基本原料，比如生丝，或者茶叶。偏巧江浙地区就是生丝的最大产地，尤其湖州府出产一种名牌产品“辑里湖丝”，可以说是当时全世界最好的生丝，所以洋人每年都要拿着大把银子来购买蚕丝。

这么大一注生意就在胡雪岩的手边儿上，他当然马上动手了。

问题是大清国真的没有多少生意可做，所以抢着做蚕丝生意的商人非常多。光是在湖州一个地区，就有“四象八牛七十二狗”之说。也就是说当地的大商家有四头“大象”：刘、张、庞、顾；八条“大牛”：邢、周、邱、陈、金、张、梅、邵；其他的富商像邱茂泰、邱盖茂、邱义昌、邱德升、沈涂记、沈永昌、沈永丰、沈天长、李恒德、李万顺、李德茂、吴晋昌、吴其昌、吴永记、朱宠茂、朱广隆、庄恒庆、邢丰记、卜同昌、韩怡昌、桂致和、潘泳记、潘大顺、张丰泰、张恒丰、徐世兴、徐惠和、许仁昌、谢森元、刘通德、庞同顺……简直数不过来了！

这帮人全是做生丝买卖的，而且个个都比胡雪岩入行早得多，路子早就蹚熟了，资金又非常雄厚，和他们比，胡雪岩的实力就差远了。

但胡雪岩仍然有机会。

——做生意，一定要找到合适的“商机”，也就是切入点。切入点找准了，生意就能马上做起来。

那胡雪岩的“商机”在哪儿呢？

就在丝商们的“夹缝”里。

小胡发现，目前在湖州有两帮人在收购生丝。

第一帮人是买办。

这些买办都是中国人，而且是些眼尖手快路子广、手里又有大批资金的商人。因为信不过官府，又想做大买卖，这批人只好投靠洋人，把自己的资金投进洋行，然后替洋人做事，和洋人一起赚中国茧农的钱。

不要责怪买办，因为生意场是非常“无情”的。商人要实现的是“自我价值”，他们必须为他们的资金寻找最好的投资环境。如果大清国能给这些商人提供一个好的环境，他们就不会把银子投给洋行。可现在封建腐朽的大清朝廷重农抑商，任意盘剥商人，不给商人公平竞争的机会，也不能给他们提供可靠的保障，是他们逼得这些最有实力的商人们变成了“买办”。

第二帮人是小商人。他们带着有限的资金挤进湖州，凭自己手里这点儿钱收购一些生丝，然后再想办法转手卖掉（其实最终还是卖给洋行）。但在洋行和买办资本的强烈排挤之下，这些小商人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洋行到中国来做买卖，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当然希望丝价越低越好。在他们的授意下，那些实际负责收丝的买办们就故意压价。而小商人们收购生丝，到最后仍然要卖给洋行，所以洋行的价位低，就逼得小商人也不得不压低价位。你压我也压，压来压去，到最后，所有的“亏”都让茧农们给吃了。

何止茧农吃亏？小商人们不也吃亏了吗？就连那些买办，他们压中国生丝的价，帮外国人赚钱，其实他们自己不也吃亏了吗？

——其实说穿了，生丝是中国的，现在中国人把它贱卖了，就是整个中国吃了亏！中国吃了亏，每一个中国人就一起吃亏，哪个也脱不了干系！

这时候就需要站出一个领头人，把茧农和丝商组织起来，抱成团儿，一起把生丝价格给提起来。这个人必须眼光高，心胸大，有胆量，而且因为要对抗洋人，最好能有官府的势力在后面撑撑腰，哪怕只是象征性地支持一下也好。

眼光高，心胸大，一心要做大生意，又有官府的关系……这不就是胡雪岩吗？

好，胡雪岩就站出来了。

首先他去了一趟湖州，先从蚕丝的产地下手，搭搭关系。

这次胡雪岩到湖州联络茧农，首先面对的却是又一股帮会势力，名叫“顺生堂”。

这个顺生堂是“洪门”的一个分支，而洪门和漕帮（即清帮）一样，最早都是“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后来看到清朝站稳了脚跟，不好“反”了，先是清帮这些人不再“反清复明”，改了个名字叫“安清帮”，吃起了漕运饭，之后洪门也渐渐分化，变成了一个个小规模的地方帮会组织。

因为在“反清复明”这个问题上，洪门表现得比清帮更坚决些（五十步笑百步？），所以在清朝的时候，“洪门”的人比“清帮”狠。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清帮弟兄可以投靠洪门，但洪门弟兄不准投靠清帮，江湖上有个说法叫：清帮转洪，挂彩披红；洪门转清，三刀六洞！

所以说“洪门”的人，比清帮更凶。

眼下这个“顺生堂”就是“洪门”一脉。这帮人控制着湖州一带生丝的买卖，不得他们的许可，普通商人不能在湖州收丝，丝农也不敢随便和外来的商人做生意，所以不打通顺生堂，胡雪岩在湖州地面上就一根蚕丝都收不到。

顺生堂的堂主叫尹大麻子，这个人为什么叫尹大麻子呢？不是因为他脸上有麻子，而是因为他满脸都是吓人的伤疤。

尹大麻子这人一向以好勇斗狠著称。有一次他手下人和其他帮会玩儿命，官府抓了他十五个弟兄，尹大麻子去找湖州知府，当着知府的面儿从自己脸上剜下十五块肉来，给他的弟兄“顶罪”，吓得知府赶紧放人。

显然，这尹大麻子是个比漕帮尤老五更加凶悍的角色。因为漕帮毕竟吃的是漕运这碗饭，经常和官府打交道，平时不敢太放肆。而顺生堂本就是个吃“保护费”的主儿，所以手段更加恐怖。

不过胡雪岩还是跑来找尹大麻子，因为他心里清楚，尹大麻子的这个顺生堂背后是茧农的利益。眼下洋人收购湖州生丝，每担只给二两银子，可是上海的洋行把生丝卖到欧洲，一担生丝卖十两银子！这个暴利难道让洋人白赚了去？

果然，俩人一见面，胡雪岩就发现以凶狠著称的尹大麻子简直是个“笑面佛”，说话客气得不得了。聊了几句，话题就转到生丝的收购价上来了，胡雪岩说了，打算把今年湖州出产的生丝都买下来，价钱给得比洋买办的定价高。

要搁一般人，可能先要问一句：都买下来？你有这个实力吗？

尹大麻子根本没问。

——要问这句话，他就显得嫩了。

姓尹的早就打听了胡雪岩的底细，知道这个年轻人开了一间阜康钱庄。钱庄有多少本钱说不好，可他一手托着湖州公库，一手托着浙江“协饷”。

有资格代理公库的，一定是实力最强的钱庄。单是这一条，就说明胡雪岩有背景，有根底，这样的人是有信誉的……

对呀，要不然这个尹“凶神”怎么能成了“笑面佛”呢？在社会上，有实力的人才有面子嘛。

所以老尹很快就给了个痛快话儿：“收丝好办，你胡兄弟给的价合适，顺生堂这边再帮帮忙，丝就收上来了。可问题是这些丝卖给谁？又怎么卖？”

卖嘛，还是要卖给洋商……

这个答案真够窝囊的。

因为大清国没有工厂，手工织出来的丝绸跟机器织的根本没法儿比。所以大清国除了在原料上有竞争力，其他方面根本没办法跟洋人竞争。

这是一个综合国力的问题，胡雪岩就算比现在再精明十倍，也解决不了。

但是胡雪岩仍然可以想办法组织一批丝商，大家齐心合力把收上来的生丝用高价卖给外国人。虽然靠这种手段不能把这些“经济侵略者”从大清国赶出去，可至少能让他们少赚一笔，给中国的老百姓多留下些银子。

——那胡兄弟打算怎么做呢？

小胡就说了：

第一，湖州的丝，你得让我大量收购，最好全让我一个人收，不给洋买办机会。

第二，我去上海找到那些不是买办的中国丝商，组成一个“价格联盟”，定个比洋买办出价高些的价钱，逼着洋行买咱们手里的丝。总之不能让洋人把咱中国人的钱就这么连骗带抢地弄走！

第三，“价格联盟”一旦建立，以后凡是中国丝商手里有货，想卖的，必须以“价格联盟”规定的统一价格（比洋行出价高）卖给我们。这样，中国丝商不吃亏，也不让洋人钻空子，占便宜。

第四，如果中国丝商手里有货，又不想把货卖给“价格联盟”，那么他可以用这些货作抵押，从阜康钱庄贷款，拿来应急。

第五，如果仍然有中国丝商不顾一切，非要低价把生丝卖给洋人（会有这种神经病吗？）那这个小子肯定是吃了洋人的好处，故意做这样的“戏”，想搞垮“价格联盟”，这种人就是吃里爬外，铁杆儿汉奸！则“价格联盟”将动用一切力量孤立他，让他在同行里混不下去，直至把他挤垮！

一番话，把尹大麻子说乐了。

“胡兄弟这一套办法好，如果真能搞成，咱们茧农就有好日子过了。可要想办成这件大事，你还得再找一个人。”

“是庞二吧？我这就去上海找他。”

一听“庞二”两个字，尹大麻子连连点头：“行，今年湖州的生丝，我全给你！”

4．价格联盟

为什么尹大麻子一听“庞二”这个名字，马上就兴奋起来了呢？

上海庞家，是做生丝生意的大户，而且这是生丝行业里仅存的没有变成买办的大商家了。所以在上海这个大码头，一提庞家，一般的丝商都买他的账。

而庞二就是庞家的当家人。

其实咱们知道，胡雪岩在上海并没有什么人脉，庞二这个人他也只闻其名，没打过交道，不过交道是可以立刻开始打的。

于是胡雪岩一边派出手下陈世龙到湖州开设“裕记”丝行，大批收购生丝，同时自己打起包袱坐上小船，直奔上海。

可是偌大一个上海滩，“庞二哥”在哪里呢？

像庞二这样的大名人，找起来应该不难，关键是怎么和他搭上关系，说服他跟胡雪岩联手组建“价格联盟”。

到了上海之后，胡雪岩第一个去找的就是松江知府薛焕。

上海，当时它可不是直辖市，而是江苏省治下苏（州）松（江）太（仓）道下辖松江府的一个县。虽然只是个县城，可上海小县财大气粗，发展得特别快，成了江苏省内最引人注目的宝地。

而松江知府薛焕，就直接管着上海这一摊子。

胡雪岩是怎么认识这位薛大人的呢？这里头绕了三个弯儿。

薛焕，和江苏学政何桂清是同年（同一年考中的进士）；何桂清，和湖州知府王有龄是“发小儿”；王有龄和胡雪岩就不用说了。所以胡雪岩和薛焕虽然还没见过面，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就是“朋友”（绕口令儿），所以小胡和老薛的关系，套句文词儿，那叫“虽未谋面，神交已久”。

对于胡雪岩提出的“抬高丝价，组建同盟，打击洋行”的计划，薛焕举双手赞成。而且留下话儿了：小胡在上海有什么难处，只管来知府衙门找我。

结交薛焕，对胡雪岩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人脉关系。

当然，小胡后来做生丝买卖，并没有进一步劳动知府大人的大驾。现在他忙活一天，也饿了，找了间不错的馆子，点了几个菜，吃了起来。刚吃几口，就听身后有人高声大嗓地骂街，骂的是“洋鬼子”。

胡雪岩的耳朵经过长年累月的训练，异常灵敏，现在他正要做的生意和洋人关系很大，所以对“洋”字特别敏感。一听有人提起洋人，他的耳朵马上竖了起来。

只听身后这人说起洋行里的“缺德事儿”来有板有眼，生意上的术语毫不含糊，一听就知道是个生意场上的高手。听这位仁兄骂完洋鬼子，又骂起洋商里的买办们，说他们见利忘义，帮着洋人欺诈中国人，最后骂到中国人的劣根性：一盘散沙互相拆台，只知道自己窝里斗，把便宜白送给了洋人……

听这一番话，小胡更加留了心，回头来看，见那人四十出头，白白胖胖，身上穿绸裹缎，胸前挂着金壳洋表，跟他同桌的几个人也都气派不凡。

眼下的胡雪岩刚进大上海，人地两生，正需要找条路子，打开局面。听了这一大堆话之后，胡雪岩觉得眼前这个人也许就是他一直在找的“路子”，于是整整衣服笑眯眯地走过去拱拱手，自报家门，对方也报上姓名，叫古应春，是上海洋行的一个通事。

通事，就是翻译。

在今天，社会上会说英语的人多如牛毛，毫不稀奇，你在十字路口喊一声“money”！满街的人都回头。可是在胡雪岩那个年代，会说英语是一项大本事，单指着这一样本事，就能发“洋”财！

要说人哪，都很奇怪。如果一个人被别人格外重视，那他就会表现得自信，而一个非常自信的人，本事就会比较出众。

在晚清年代，像古应春这样会说英语的人，因为极度稀缺而被当时社会上的商人们格外重视，也就因为这份重视，硬是把这些“通事”们身上的潜力都给激发了出来，一个个变得聪明透顶，能力超群。

——有能力的人，一定是自信心很强的人。而一个人身上的自信心，绝大部分都是被人“夸”出来的。所以看到别人身上的优点，请你直截了当地说给他听。

赞扬亲友、子女，是一份慈爱；赞扬同事、朋友甚至陌生人，是一种美德。而这份慈爱和美德，在咱们这些儒家思想培育出来的东方人身上，显得特别稀缺。

话说胡雪岩在饭馆里巧遇古应春，三聊两聊，俩人成了朋友。

古应春这个人在洋行做了多年通事，眼睁睁看着洋人把大清国的廉价原料一船一船弄回国去，加工成洋货又运回来卖给中国人。

不知有多少洋人从万里之外的欧洲上船的时候还只是个瘪三，可到中国混上几年，一个个就发了大财，提着满箱的银子回国享福，临走还要冲着大清国啐一口唾沫，骂中国人一声“傻王八蛋”！给这些人打工，古应春觉得恶心透了，真不想干了。可离开洋行，他又不知道自己该到哪儿去，能干什么。

听了这话，胡雪岩赶紧说：“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干吧。”

于是小胡把他那个“价格联盟”的主意给古应春讲了一遍。古应春一听非常喜欢，马上答应给胡雪岩帮忙。

紧接着他就来了一句：“要想和上海的丝商联络，你得先认识庞二。”

巧了，胡雪岩到上海，就是来找庞二的。

想不到庞二这个人远比想象中好对付。

庞家是上海最大的丝商，可这位庞二却是个公子哥儿，反正家大业大，也不操心生意上的事儿，把在上海的生丝买卖都交给一个叫朱福年的手下，老庞自己则以“吃喝玩乐”为主，基本不怎么管事儿。

当然，这并不说明庞二这个人傻。至少这个人还能守住自家的产业，只是比较懒一些。像这样的人，估计他的生意会越做越小，除非家族里再出几个能人，否则十来年后庞氏家族也就默默无闻了。

——创业难，守业更难，家族买卖，很多都是“富不及三代”的。在今天，很多国外的大企业靠任用“职业经理人”的办法来摆脱“富不及三代”的怪圈，而中国的民营企业多半还没找到一条合适的路。

现在都没解决这个问题呢，清朝嘛，那就更不用提了。

胡雪岩见了庞二，把自己建立“价格联盟”的想法说了。对这个想法，庞二这个上海最大的丝商当然挺感兴趣。尤其是他知道胡雪岩已经控制了湖州的生丝，更觉得小胡说得有理。有钱当然一起赚，能合作的话，就合作一把呗。

于是庞二明确表示，愿意跟胡雪岩合作，共组“价格联盟”。

不过老庞管的事儿也就到此为止了。拍板之后，他就把朱福年找来，让胡雪岩跟朱福年去谈，自己到后边抽鸦片烟去了。

朱福年可比庞二精干多了。

朱福年这人三十来岁，跟胡雪岩年龄相当，一脸的精明相儿，说起话来跟机关枪似的，点头知尾，反应特快。胡雪岩把自己的想法一说，朱福年马上全部理解，而且非常赞成。

结果上海之行出奇的顺利。

有了庞家牵头，上海的丝商纷纷响应，很快就组成了一个“价格联盟”，定出了统一的生丝销售价格。

与此同时，胡雪岩在湖州建立的“裕记”丝行也已经把生丝大半收走，剩下的一部分也都被“价格联盟”的丝商们提高了售价。

至于洋买办嘛，他们一到湖州，“顺生堂”那帮凶神恶煞就恶狠狠地盯着他们，吓得这帮人心神不定，加上茧农又不配合，丝也收不到，只好一个个逃回上海去了。

这一家伙洋商傻眼了。

后来，英国人办的怡和洋行的主管吉米亲自下来收丝了。

这个怡和洋行是当年英国在中国开设的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洋行。早年靠经营鸦片和茶叶生意起家，鸦片战争后这家洋行在香港建立总公司，其资本横行中国，到处插手。新中国成立后，怡和洋行在中国内地的资产被收归国有，但怡和洋行直至今天还是一家世界闻名的大公司。

平时这帮子英国佬儿可跩了，收购生丝的时候他们根本不出面，只让手下的买办来折腾。这帮买办也都一个个仗势欺人，说一不二，根本不拿茧农当人看。可想不到今年中国人齐了心，把价格提高了，怡和洋行的买办们收不到丝，那个英国佬儿吉米却不肯吃这个“亏”，在湖州收不到丝就到其他地方去找，想不到各处生丝都是同一个价位，连上海这边也是一样。

要说怡和洋行果然财大气粗，挺了很久。

怡和洋行是上海各大洋行的“领袖”，它挺着不买丝，其他洋行也有样学样，都抱成团儿跟胡雪岩的“价格联盟”对抗，一时间上海的生丝行业成了战场，双方此来彼往，杀得难解难分。

最后怡行洋行宣布：因为丝价谈不拢，今年的收丝计划全部停止！

洋人不收丝了！这么一来“价格联盟”手里控制的生丝怎么处理？这帮洋人要是真的一年不收丝，到明年新丝下来，这些囤积的生丝就要跌价了！

这一下中国商人慌了手脚，有些沉不住气的就来找胡雪岩“商量”——说是商量，其实就是想退出“价格联盟”，把丝低价卖给洋行。胡雪岩和朱福年只好一个个跟这些商人单独谈话，苦苦劝说，嘴巴都说干了，到底勉强维持住了局面。

商场如战场，都是要看谁更坚强，能挺到最后。这场残酷的拉锯战打到最后，中国商人挺住了，洋人那边就挺不住了。

终于，怡和洋行露了个破绽，一家伙让小胡“逮”住了。

原来胡雪岩通过一个朋友打听到一个消息：怡和洋行早就包下了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的货轮往英国运送生丝。可是因为遇上“价格联盟”这档子事儿，生丝没收上来，包租的轮船当然就“放空”了。这时怡和洋行并没有退掉轮船，而是补了一笔违约金，然后又和旗昌公司订了新的船期。

也就是说，怡和洋行前面说的是瞎话！它们并不打算停收生丝，只是放个风儿，吓唬中国丝商。

是啊！欧洲列强这几年靠着喝别国人的血发了大财，人人都穿绸裹缎的，丝绸方面的需求非常旺盛，可生丝原料只能到中国来买。现在洋行收不到丝，英国那边的工厂没有原料就开不了工，亏的钱远远超过买中国商人手里的“高价丝”多花的银子！这个损失，洋行是负担不起的。

摸到了怡和洋行的底牌，胡雪岩和他的“价格联盟”终于又稳住了阵脚。所有人瞪着大眼，就等着看英国人怎么低头认输。

怡和洋行那边的消息也很灵通，它们几乎立刻就知道，自己的“底牌”已经被中国人看穿了。

仅仅过了三天，英国人吉米代表怡和洋行来见胡雪岩和朱福年，赔着笑脸儿从他们手里买下了第一批由中国商人定价的生丝。

这一场“生丝仗”就这么打赢了。

——其实只要中国人齐心，很多事都能赢。

且说胡雪岩终于做成了生平第一桩真正的大买卖，组织起生丝“价格联盟”，给了洋商一点儿颜色，“价格联盟”的兄弟们也赚了一大票，整整十八万两白银！

可是回来关起门算算账，胡雪岩傻眼了。

这一笔买卖他一共赚了十八万两。可是因为“价格联盟”合伙人“过多”，这个分一笔，那个拿一块，把十八万两银子分掉了大半。

另外，为了收购生丝，小胡又在湖州办起裕记丝行，招掌柜，请伙计，这都要花钱，再给“顺生堂”尹大麻子那帮人塞了一笔钱（那是吃“保护费”的黑帮，不给钱，他们肯帮忙吗？）加上在上海又要给古应春这些帮过忙的人回扣……各种花销全部算掉之后，胡雪岩发现，这笔生意不但没赚钱，还倒赔出去一万多两银子！

好嘛，敢情这笔生意所有人都赚了钱，就小胡一个人不但没赚，倒赔了！这么看来当“领头羊”实在没有什么好处。

胡雪岩可不是这么想事儿的，他永远是先跳出“事情”之外，然后站在高处往下看。这次也是一样。

湖州那边的丝行办起来了，以后不用再办，湖州的帮会摆平了，以后不用再摆，上海的人脉捋顺了，以后不用再捋。该认识的人都认识了，需要打通的关节都熟悉了，要分派的各笔分红、好处都摸清了，再做生意的时候，效率会大大提高，所有预算可以精确统计，有些无谓的花销也可以节省。

所以第一笔生意赔了一点儿，不要紧。最重要的是，下一笔生意肯定比这一笔大，而且一定会大赚！

第四章　钱庄做大了

1．买命胜过买心

结束了上海的买卖，胡雪岩回到湖州。一进知府衙门，就看见王有龄的一张脸又成了“葱心儿绿”，眉毛拧了个大疙瘩，赶紧问他怎么了。

王有龄又碰上倒霉事儿了。

王有龄到湖州担任知府的时候，太平天国起义已经成了气候。虽然到这时候为止还没有太平军杀进浙江，可太平天国的影响力已经进了浙江，乡镇县城里开始有各色人等或明或暗地动了起来，浙江省内越来越不太平了。

湖州府治下有个新城县，县官儿姓徐，是个又贪又坏的东西，名声特别臭。结果有人起来造反，把这小子给杀了，王有龄赶紧派兵去剿。可部队还没出发呢，他手下的一个幕僚跑来说了一番丧气话。

这个不识相的幕僚叫嵇鹤龄，湖南人，家境贫苦，是王有龄的朋友推荐过来跟着他的。平时蔫头耷脑不爱吭声，窝窝囊囊的谁都瞧不上他，跟身边的同事们处得也不好，在衙门里也就管点无足轻重的小事，纯粹是个混饭吃的货色，王有龄也不看重他。

想不到这回出兵，部队还没出发，这个窝囊家伙却跑出来阻止，说官府养的绿营兵素质太差，上了战场根本玩儿不转，弄不好打个败仗，只怕反而涨了“乱民”的声势。现在应该趁着造反刚发生，还不算厉害，赶紧派人去给老百姓送些钱米，安抚一下，也许能把这个乱子平喽。

你说这姓嵇的多恶心人！

王有龄这边刚要发兵，跑出这么个家伙说丧气话，把王有龄气得够戗，几句硬话把这小子给骂回去了，然后照样出兵打仗。

没想到湖州府的绿营兵还真像嵇鹤龄说的那样，烂泥糊不上墙，出去之后直接就打了个大败仗！这一家伙造反的人得了势，闹得更凶了。

王有龄这边傻了眼，赶紧跟手下人商量，可这帮人平时话挺多，到关键时刻，一个吭声儿的都没有了。

这时候王有龄想起嵇鹤龄来了，让人找他问问，结果嵇鹤龄已经走了。

——现在王有龄就为有人造反的事儿发愁，咋办呢？

别急，咱们还是先念诗。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

——遇上麻烦的时候，一定要先从“事儿”里摆脱出来，回头再看，才能把整件事理顺。理顺了，就好解决了。

王有龄是湖州知府，他的工作是维持地方治安，所以眼下王有龄的整个思路都被困在了“造反”的事儿上，只是一心想着怎么“剿灭”，结果满脑子都是“杀人放火”的主意，搅成了一团乱麻，不知如何是好。

可胡雪岩目前置身事外，反而看得比王有龄清楚。不管下面“造反”的情况，先抓关键词：“这个嵇鹤龄平时什么脾气？”

什么脾气？

这个事儿王有龄还真没想过。仔细一琢磨，觉得这人挺各，跟同事们总是说不到一块儿，弄得所有人都不爱搭理他；挺傲，一天到晚仰着个脸，对自己这个知府也是一副爱答不理的劲儿；另外这小子好像挺闲，整天闲待着没事儿干——不过交代给他的工作倒是都完成了。

听了这话，胡雪岩暗暗点头。

——卓尔不群，这人有点意思。

于是胡雪岩跟人打听了嵇鹤龄的住处，就专程跑来拜访。进门一看，好家伙！这个破烂摊儿……

嵇鹤龄家里破屋两间，里屋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病在床上，外屋五六个孩子闹闹哄哄。嵇鹤龄自己破衣烂衫，蓬头垢面，正在屋里坐着发呆呢。

要说这位嵇鹤龄，那可真是倒霉蛋儿。还在娘肚子里呢，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把他拉扯大，读了多年的书，可是考不上功名，好容易在知府衙门混了个差事，又得不到重用，家里一窝孩子要养活，穷得都揭不开锅了，老婆看他实在没出息，扔下家跟着人家跑了，这一下子把个老母亲也给气病了，为了给母亲治病，又借了一屁股的债，天天让一群债主子堵着门儿骂街！

这一家伙把个嵇鹤龄给逼得，那真是要活没活路，想死都死不了……

别看都这样了，嵇鹤龄身上还有那么一股子穷酸劲儿，照样挺傲气。见胡雪岩来了，脸上连个笑模样儿都没有，冷冰冰地问：“是知府老爷叫你来的吧？你跟他说，他那儿的差事我干不了，让他另请高明吧。”

一听这话，胡雪岩笑了。

“不是，知府老爷听说你家有难处，打算帮你一把，让我过来问问。你欠的那几个小钱儿别放在心上，你们读书人是做大事的，银子的事不该你们操心。你看，我把银票都带来了，一共五百两……这些都是知府老爷让我带来的。”

这几句瞎话往外一递，把嵇鹤龄感动得眼泪在眼眶里直转圈儿，对胡雪岩态度也客气多了。胡雪岩又跟他唠了几句闲嗑儿，问问他的家事，生活上有啥困难？“正经事”一句都没提，起身告辞了。

回到衙门，胡雪岩马上去找王有龄，问他：你府里有没有年轻漂亮的丫环？让你夫人做做她们的思想工作，看谁愿意嫁给嵇鹤龄。然后在衙门里找间空房，布置成新房，让他们在府衙里成亲。

“干吗？”

“你别问了，照我意思办就行。”

第二天，胡雪岩又跑嵇鹤龄家里来了。

这回嵇鹤龄对老胡客气多了，请到屋里坐下，敬茶，笑呵呵地陪他说话儿。胡雪岩就说了：知府老爷看你一个人带着一帮孩子，很不容易，想把夫人的一个贴身丫环说给你做续弦——婚事你甭操心，知府老爷都给安排好了！三天后你就去接新人……

这一家伙嵇鹤龄再也绷不住了，一把拉住胡雪岩的手，眼泪哗哗地！

胡雪岩这是干什么呢？

——这叫“收买人命”（比收买人心还厉害）！

胡雪岩这人，从小心思就比别人用得深。后来在钱庄待了十多年，什么场面都见过，他算是把人性全吃透了。

像嵇鹤龄这样的人，出身贫寒，怀才不遇，他们胸中都有一股“愤激不平之气”。要是慢待了他们，这些人就是穷死也不会给王有龄出力，可如果对他们施恩，让他们感动，那这帮人是真肯“卖命”的！

——所以就有了一个成语，叫“礼贤下士”。意思是说：你不要觉得自己是公司老总，本事大，成就大，屋子大，车子大，嗓门大，肚子大，你的脾气就应该“大”。不行！

要想让公司一路做大，就必须要对手下人好一点儿。尤其是那些本领出众而脾气也“出众”的员工，有时候你何妨让让他，哄哄他？

这次胡雪岩对嵇鹤龄用的招数，就是“礼贤下士”，而且因为招数用对了路，这个事儿很快就办成功了。

第二天一大早，嵇鹤龄自己跑来找王有龄，提出请王有龄写一封信，嵇鹤龄愿意拿着知府的亲笔信去见那些造反的“乱民”，劝说他们自行散去。

办这种差事，那不就等于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吗？嵇鹤龄这个人还真有种，真敢玩儿命！

对，因为胡雪岩假托王有龄之名，已经把嵇鹤龄的命给“买”回来了。

后来嵇鹤龄真就拿着王有龄的信去找造反的人“谈判”去了，而且还真把那帮人“说”得自动解散了。

这时候王有龄算是长出了一口气。可下面那个县城的县官被人杀了，现在那地方那么乱，派谁去当县令呢？

胡雪岩说话了：“就派嵇鹤龄去呗，他能说服当地人不再‘造反’，说明他在当地已经有了一定的威信，他去准行。”

“可他不够格儿呀。”

“破格提拔呗。”

几天后，嵇鹤龄和知府夫人的贴身丫环成了亲，然后带着新媳妇到新城县当代理知县去了。

临走之前，嵇鹤龄找胡雪岩喝了顿酒。酒喝到一半的时候，老嵇借着酒盖脸儿，提出想跟胡雪岩拜个把子。

嵇鹤龄，那是孤傲狂生啊！傲了一辈子，连知府老爷他都瞧不上，胡雪岩这种买卖人，他更是看不到眼里去了。可现在，他主动提出跟小胡这个“商人”拜了把子。

——这个社会是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上的，胡雪岩尊重了嵇鹤龄的“傲骨”，嵇鹤龄也肯定会尊重胡雪岩。

可是有人说了：有些“商人”真的非常奸诈，奸诈得让人厌恶，所以商人根本就不值得别人尊重！这又是对商人的歧视。

人，是要有“人格”的。所谓人格，就是善良，诚实，坦白。不管一个人从事什么行业，只要有人格，就会得到社会的尊重。

——商人也一样，商人也是有人格的。

但也有些人确实没有人格，他不善良，不诚实，不坦白。这样的人，虽然做工，但不配叫“工人”；虽然种地，但不配叫“农民”；虽然当兵，但不配叫“战士”；虽然做官，但不配叫“官员”。

同理，一个没有人格的人，虽然在经商，但不配叫“商人”。

奸诈的人到处都有，但这些人不属于任何一个行业，他们是孤立于“社会”之外的。有一个名词专门用来称呼他们，那就是：败类。

2．北上取经

搞定了湖州这一摊子事儿，胡雪岩回家打起一个小包袱，雇了条小船，又出发了。不过这次他走得可比上海远得多，小胡是直奔京城而去的。

在今天，北京、上海两个城市是齐名比肩的，而且上海的商业比北京还要发达。可在清朝，上海发迹时间不长，虽然发展很快，可要跟京城比，各方面还差一大截。

胡雪岩从安徽乡下来到杭州，又从杭州发展到上海，可他心里很清楚，真要见大世面，非得去京城不可。

小胡这次要见的“大世面”，主要是北京城里的山西票号。

票号，和钱庄是一回事儿。只是在北方习惯叫票号，南方习惯叫钱庄罢了。

其实单从这个称呼上，就能看出北票南庄的差别来。票号，是“银票”的票；钱庄，是“铜钱”的钱。

和南方的钱庄相比，由山西商人开办的北方票号那可是师爷爷！不管是起家的年头儿、做生意的规模、还是坐拥的资金、票号业务的管理、伙计的素质，山西票号都压过南方的钱庄一头。在此之前，小胡也是只闻其名，未见其实，现在他生意上告一段落，专门抽个空子跑到京城，跟人家学习来了。

到了北京，胡雪岩先沿着大街转悠一圈，看见了大名鼎鼎的日升昌、大德通、大德恒。这些天下闻名的山西票号，那门面、那气势，一家伙就把杭州阜康钱庄的小老板小胡给比趴了架了。

除了这几家名震一方的大票号，北京城里山西票号多了去了，像合盛元、中兴和、蔚泰厚、百川通、志成信、存义公、蔚长厚、新泰厚、三晋源、协成乾、蔚丰厚、协同庆、大德玉、蔚盛长……真把小胡两只眼睛都看花了。

这些大票号，哪一家拿到杭州，那都是首屈一指的大买卖！

光站外头看门面不顶事儿，胡雪岩又进了店里，掏几两银子开个小账户，主要是看看人家店里是怎么运作。

这一看，又觉出不一样的地方了。

山西票号的伙计倒不一定比杭州钱庄的伙计精干，可人家纪律好，一板一眼，不温不火，让人一看就觉得那么大气。

这票号里头学问大了，不是一眼两眼就能看明白的。胡雪岩也没打算一家伙把人家的底摸清，走马观花看了一顿，就来拜访翰林编修夏同善。

夏同善是浙江人，胡雪岩早年在浙江巡抚黄宗汉家里吃饭的时候认识了他，俩人聊得挺亲热，夏同善就说了：“小胡什么时候来北京，一定到我家里坐坐。”

今天胡雪岩就跑来“坐坐”了。

坐了一阵子，胡雪岩就言归正传，问夏同善，这些山西票号到底有什么绝招，怎么会把生意做到这个程度？

绝招嘛，怎么说呢？

第一，山西这个地方人多地少，非常贫苦，当地的年轻人在家里待不住，必须出来经商闯荡，所以山西人做生意的最多，慢慢就让他们摸出一套经营办法来。这套东西只要是照着搞，基本上不会有错。

（小胡心想：这方面跟我们安徽倒是一样啊。）

第二，山西商人最能吃苦，很多大商家都是从推车挑担的小贩做起，最后成了大事业，现在他们还是这个传统，不怕吃苦受累，不知道什么叫艰难险阻，只要有商机，能赚着钱，什么买卖他们都能做下来。

（小胡心想：这我也行。）

第三，山西商人都是一门心思只想做生意赚钱，对做官不感兴趣，所以生意做得特别执著，特别努力，在商言商，没有一丝一毫的假清高。

（小胡偷笑：我也是这样。）

第四，山西商人胆识过人，很多别人不敢接的生意他们敢接，而且善于换位思考，能从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发现商机。

（小胡暗想：我也行。）

第五，山西商人最喜欢和官府打交道，只要是官府的事儿，他们都下死力地帮忙、出力。比如大德恒票号，早年陕甘大旱，这家票号下了血本帮官府垫钱，感动了皇帝，亲笔给它们题了一块匾，现在还挂在大门上，那真叫金字招牌。

（小胡心想：巧了，我也有这个思路。）

第六，山西人最抱团儿，一家店铺从掌柜到伙计全都是同乡，知根知底，各家商号之间都是老乡，山西人叫“相与”，有什么困难能互相帮助，人多力量大，所以山西商号走到哪里都能站住脚。

（小胡暗暗点头：在这一点上，浙江的商人做得还不够。）

看胡雪岩低着头一个劲地琢磨，夏同善笑着说：“小胡，你的阜康钱庄也可以到北京来开家分号，这里市场大得很，保证有你赚的。”

嗯，胡雪岩正有此意！

在北京待了些日子，胡雪岩想回浙江了。这天他把夏同善请出来吃饭，准备告辞返乡，俩人正吃着，饭馆里又来了一帮人，吆五喝六闹腾得不得了，其中一个认识夏同善，走过来跟他打招呼。

只见这小子走路大摇大摆，说话撇着大嘴，一口的京腔儿，说出来的话着三不着两，听得胡雪岩莫名其妙。

这什么玩意儿呀？

——这是北京城里的一味特产：“京油子”。

北京城里场面最大，高官巨贾、奇人异士多如牛毛，一般的普通人儿自然不会被人瞧得起，所以有些轻浮的北京人为了装成见过大世面的样子，就装腔作势，胡吹冒料，久而久之，倒让他们练成了一套“演戏”的功夫，能把瞎话说得精神十足，活活把自己吹成个了不起的大人物。

不过这些人倒也并不一定去坑蒙拐骗，只不过自吹自擂，得到一些精神上的满足，对这类人，有个外号儿叫做“京油子”。

今天过来的这个主儿就是个典型的“京油子”。

胡雪岩这个南方人还真没见过“京油子”，倒觉得很新奇。夏同善就跟小胡介绍：眼前这位是个旗人，名叫宝森，以前在四川做官，因为“政绩卓著”被四川巡抚保举升官，现在还没得到吏部的任命……

其实怎么回事呀？

这个宝森是个典型的混事虫儿，在四川任上人事儿不干，整天吃喝嫖赌，贪赃枉法。可他是个旗人，他哥哥宝鋆又当着内阁学士，所以四川巡抚不敢收拾他，就给朝廷上了道折子，说这个人“实在太有本事”，四川这座小庙装不下他这个“大菩萨”，应该委以重任，用这一招把这小子从四川“送”了出来。

当然，这么块料想得到吏部的委任可不容易，因为谁都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儿，谁也不想要他。

结果宝森就在京城里混了下去。

反正他是旗人，那年头只要是旗人，只要还活着，就能按月领工资。所以宝森这小子就整天胡吃海塞，到处鬼混，一点儿正事也不干。可这些“京油子”也有个特点，他们跟谁都是“见面熟”，满街的人都认得。今天偶然遇上夏同善，又通过他认识了胡雪岩，仨人坐到一块连吃带聊，结果胡雪岩就被宝森给糊弄了。

怎么呢？

这个“京油子”宝森太能喷了！胡雪岩虽然早年跑过八年的街，什么人都遇上过，可还真没遇上过这样的家伙。结果让他给绕晕了，以为此人有天大的本事，就说起了自己在杭州、上海那边的生意。

一听这个，宝森这个“京油子”又喷上了，叽叽歪歪胡说八道，显摆自己好像万事通一样。可这一下胡雪岩听出他话里的毛病来了。

说别的事儿小胡也许不懂，可在生意上头，小胡最精明了！在这上头瞎白话，可糊弄不了胡雪岩。

听出这个旗人是在吹牛，胡雪岩肚里暗笑，可脸上不动声色，照样应付着他，一边冷眼打量，仔细听他的话，渐渐地胡雪岩摸着门道了。

宝森这小子，十句话有七句是吹牛，可也有三句是真的。比如他哥哥是内阁学士，比如他在北京城里认识不少达官贵人，尤其认识这些人家的公子哥儿（常在一块儿鬼混），另外从宝森的话里胡雪岩听得出来，这小子表面看起来人五人六，好像多精明似的，其实没什么心眼儿。

——是个“憨大”！

既然是憨大，那就好办了。

于是小胡借着宝森的话头儿，开始跟他说起上海、杭州的繁华，什么叫景色如画，什么叫美女如云，什么叫物产丰富，细点小菜，评弹昆曲，园林水榭，秦楼楚馆……说得宝森兴趣盎然。

眼看火候差不多了，胡雪岩乐呵呵地递过来一句：“不知宝大人有没有兴趣到江南玩玩儿？”

说实话，宝森还真是非常想去。反正他在家待着也是闲着，去江南走走那太开心了。可就一个问题：没钱。

胡雪岩看出来了。

这时候胡雪岩已经把宝森吃透了。也不等他开口，自己就说：“我在上海那边朋友多，一定能把宝大人照顾好，钱的事你不要操心，尽管从我钱庄里支。”

于是表面精明无比，其实没什么心眼儿的宝森就跟着胡雪岩回杭州了，这一路上是足吃足玩，真把福享够了。

从此以后，宝森把胡雪岩当成了自己这辈子处得最“瓷实”的铁哥们儿，以后胡雪岩再来北京开钱庄做生意，宝森每回都主动出面，下死命地给他帮忙，同时还引荐胡雪岩认识了他大哥内阁学士宝望。

这个宝鋆，对胡雪岩日后的帮助可就太大了。通过这个人，胡雪岩又认识了一大群达官显贵，这些人，很多都成了阜康钱庄潜在的客户。

俗话说，一样米养百样人，在社会上，从凶狠的尹大麻子到“京油子”宝森，什么样的角色都有。而商人，无可避免地要和各种各样的“社会人”打交道。所以商人不能像一般人那样用简单的“善、恶、是、非”观念来看待旁人，需要更冷静，更宽阔，更包容。

简单地说，经商就是要跳出“友谊”，站在高处，回头再看。

3．给官府帮“血忙”

且说胡雪岩去了一趟北京，见识了山西票号所做的真正的大买卖，从此眼界大开，做生意的思路更活泛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湖州知府王有龄从湖州跑来找他“商量事儿”来了。

王有龄这个人老实极了，一辈子不会作假，胡雪岩对他也太了解了，一看他的脸色，就知道王有龄又“倒霉”了。

怎么呢？

老王这张脸又成“葱心儿绿”了。

那就别让老王着急啦。

胡雪岩赶紧问：“大哥有啥难事，赶紧说说，兄弟给你出出主意。”

——唉，这回倒不是王有龄有难事儿，而是他胡雪岩要倒霉喽。

上文说过，朝廷搞了两件缺德带冒烟儿的“金融产品”，一个是“官票”；另外还有一个玩意儿叫“宝钞”。官票发到杭州之后，已经被各家钱庄给“吃”下去了，可现在宝钞又来了，而且来得相当多。

一百二十万两！

宝钞就是一张纸片儿，抬头印着“大清宝钞”四个字，下头写着“准足制钱一千文”（还有一百文、五百文、两千文等，很多种），这张纸片就当钱用了。

说穿了，就是朝廷要打仗，手里没银子了，拿这些白纸糊弄人，故意制造通货膨胀，搜刮老百姓的血汗钱！

当然，这种东西想发行下去有困难，所以朝廷仍然准备采用“硬性摊派”的方法。可是宝钞比“官票”的数额大得多，不像官票那么容易分摊，浙江巡抚黄宗汉就找了王有龄，让他“想想办法”。

干吗找王有龄呀？

——因为王有龄自从到黄巡抚手下担任“海运使”至今，政绩卓著，办法最多，被黄巡抚认为是整个浙江省内能力第一的好官员！现在已经准备提拔他了。

真的，真要提拔了。只要宝钞这事儿王有龄办得好，马上就提拔。

那王有龄有办法吗？

说真的，王有龄为人厚道，不贪财，肯给地方上办实事，是一个很不错的父母官儿。可“官钞”问题他解决不了，只能来找胡雪岩。

其实黄宗汉找王有龄，就是让王有龄来找胡雪岩……

要是在一个月以前，听说这么大个事儿，胡雪岩估计当场就得吓晕过去。可这时候小胡刚从北京回来，见过一番大世面，他的思路又和以前不同了。

当然，胡雪岩向来不是莽撞人，没有马上答应下来，让王有龄先回去，他自己关起门儿来好好想想。

宝钞（呸！什么“宝”呀，干脆叫“贱钞”吧）这个东西谁都知道是糊弄人的，所以老百姓绝对不会认这个账，肯定要抱成团儿抵制。官府这帮人虽然都是吸血鬼，心毒手狠，可要是真把老百姓逼急了眼，激起民变，那不是玩儿的。所以他们也不敢瞪着俩眼就把宝钞硬推下去。

既然这个东西朝廷印了，又不敢在民间大规模发行，那怎么办呢？

——这个“游戏”就只有官府自己玩了。

也就是说，宝钞这个鬼东西会在各地的官府之间倒来倒去，像军粮、军饷、“协饷”之类事情，大家都拿宝钞互相糊弄，尤其是兵营里给当兵的发饷，会大量使用宝钞。

也就是说，宝钞虽然数额很大，其实能真正流通到社会上去的并不多，最多只能是这帮当兵的把发到自己手里的“宝钞军饷”拿出来买点儿零碎的东西。而当兵的吃饭穿衣都是公家管着，平时并没有多少花钱的地方。

这么算下来，全浙江省一百多万两银子的宝钞，真正在市面上流动的最多十分之一，也就十来万两。这十来万两里，老百姓拿着来换银子的，就算一半儿吧，才几万两。

算来算去，胡雪岩终于认定，就算阜康钱庄把全浙江所有宝钞全吃下去，所担的风险其实只有几万两银子。而且这几万两银子也不可能一家伙全砸过来，中间还有很大的缓冲余地。

再说了，胡雪岩现在代管着公库，他的钱庄真要是出了大事儿，官府也得保着他，不然大家一块儿倒霉……

——所以吃进宝钞出不了什么大事儿，阜康钱庄还能扛得住。

话说回来了，什么事儿都得讲个礼尚往来。官府不能光让胡某人担风险，总得给点儿好处吧？

吃下浙江全省的宝钞，这可是给巡抚老爷帮了“血忙”！这种情况下，不管胡雪岩提什么条件，估计巡抚老爷都得答应。

于是胡雪岩把王有龄找来，跟他说：如果巡抚大人能答应我两件事，我就把浙江全省所有宝钞都“吃”下去。

第一件事，浙江省所有粮食、军饷、武器装备的采购、供应，包括供应江苏（尤其是江南大营）的一切粮饷、银钱来往，全由阜康钱庄操办。

第二件事，浙江省内各项府库钱粮的押解，各级官衙的公款支出，工资发放，都由阜康钱庄打理。

——简单地说，就是把浙江全省所有公库都交给阜康钱庄来管理。

好家伙！这也就是晚清那个乱世了！在中国历史上，像胡雪岩这样敢提这两个要求的商人，估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听了胡雪岩的话，王有龄二话不说，一溜小跑找巡抚黄宗汉商量去了。

过了半个时辰，王有龄回来了，告诉胡雪岩，两个条件巡抚大人都答应了！不但这两条答应了，巡抚老黄还给加上了一条——以后浙江省供应“江南大营”的所有钱粮，也全部交给阜康钱庄管理。

——只要你阜康钱庄把一百二十万两宝钞全吃下去！

“兄弟，行吗？”

“没问题！这才多大个事儿呀……”

吸纳浙江全省的所有宝钞，这是胡雪岩前半生的商业运作中，所做出的一个极度大胆、也极度成功的决策。

阜康钱庄吸纳全省宝钞，这一招震动了半个中国！从此以后，大半个中国的商人都知道杭州出了个阜康钱庄，出了个胡雪岩。

不只扬名，小胡通过吸纳宝钞，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因为打理浙江全省的公库，阜康钱庄的“现金流”整个爆炸了！账面上的银子简直就像钱塘江里的水一样，哗哗地！而且代理全省公库，也就是说阜康钱庄的信誉在全浙江省绝对是第一位，在整个中国南方，也没有第二家钱庄能有阜康这么高的信誉度。

这么说吧，在当时的大清国，除了有数的几家山西票号（他们也在代理公库）之外，再没有哪个钱庄票号能有阜康钱庄这样的信誉度了；整个大清国，没有一个商家不信任阜康钱庄了；阜康钱庄开出的银票，全国通行无阻了。

这么一来，专门跑到阜康钱庄来存钱的客户，那就剩一个词儿可以形容了：成群结队！

结果只用了一年工夫，阜康钱庄的账面上从一两银子都没有，发展到坐拥一百二十五万两白银！

咱也别光谈好处，那代理宝钞所承担的风险呢？

——居然是“零风险”！

因为小胡把全浙江所有公库都给“打理”了，所以这些宝钞实际上只在他一个人的手里流动，左手进，右手出，从这个公库转到另一个公库，来来回回地倒腾，却没有多少真正流到市面儿上去。

当然，偶尔还是有些宝钞流出去了。老百姓收了之后，果然不认账，第一时间拿着宝钞到阜康钱庄去兑换银两。

但是胡雪岩对此早作了准备，老百姓来换银子，他就用公库银子兑给人家，然后把换回来的宝钞又扔进公库里去。

——反正账面上不出错就行呗。宝钞不也是钱吗？

结果这么挪来换去，阜康钱庄毫无损失，对官府也没造成什么影响。过了一年多，老百姓眼看宝钞进了阜康钱庄立刻就能换成现钱，也就慢慢放下心来，不再急着拿宝钞兑换银子了。

慢慢儿地，宝钞在浙江民间有了一定的信誉，老百姓开始拿它当钱使了。

这么一来，阜康钱庄的最后一点儿小危机，也就消于无形了。

在这次决策中，胡雪岩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主要是两点，一是对“政策”理解很到位；二是对朝廷充满了信心。

至此，在杭州城的四十二家钱庄里，阜康钱庄成了绝对的“老大”。

4．官老爷的“私钱”

杭州第一，这远不是胡雪岩的人生目标。

那他的目标是啥？全中国第一？

先别急，北京城里的山西票号太厉害了，想超越这些前辈，小胡还显嫩，现在他想先弄个“南方第一”。

想做南方第一，上海这个大码头不能放过！所以胡雪岩决定，阜康钱庄的第一家分号必须开在上海。

这时候，正好又到了浙江省内粮饷运进京城的时候了。

这是浙江海运局的差事，而湖州知府王有龄眼下还兼任着海运局的海运使，所以胡雪岩在这个事儿上也就格外用心，专门挑了几个精明的伙计，跟着漕运的粮船从杭州出发，直奔上海。

小胡刚到上海，松江知府（上海这一块全归他管）薛焕就得到了消息，专门请他过去吃饭，胡雪岩赶紧跑来应酬。

酒过三巡，薛焕把杯子一放，开始说好听的话儿，大赞胡雪岩忠肝义胆，本事了得，这次居然一人承担了浙江全省的宝钞业务，真是商家楷模！接着低头叹气：可惜松江府内、包括上海都没有一个这样出色的大商家，不然他这个知府该是多么快乐啊！

胡雪岩赶紧说客气话儿：“不敢不敢，能为国家做点事，是我们这些小商人最大的光荣……”

薛焕接着说：“小胡你就不要客气啦。我刚才不是说了嘛，希望江苏省内也能有你这样的‘模范商人’。你看，现在上海经济环境这么好，你就不想到上海来开一间阜康钱庄的分号吗？”

——你看小胡的运气多好，这真是想啥来啥！想吃奶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舅来啦！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那啥，咱接着说正题。

一听薛焕问这话，小胡赶紧表态：上海是个大商埠，阜康钱庄当然想在沪上发展业务，这次来上海就是考察一下，准备尽快开一间分号。

薛焕大喜，一拍桌子：“好，江苏布政使麟桂麟大人（已经调江苏来了）已经跟我说过了，打算把江苏、浙江两省的官方汇兑都交给阜康钱庄，你在上海开分号，以后公事上也方便了。你的阜康分号具体什么时候开？”

“尽快吧。”

薛大人点点头，把嘴凑近小胡的耳朵，声音压低了七度半：“巧了，我手里正好有一笔银子，想存进你的阜康钱庄，就算你在上海开业的第一笔业务吧。只是……”

——只是？

胡雪岩是什么人哪？好家伙，生意都做老了，那精得！一眨巴眼儿，马上明白了薛焕话里的意思。

“这笔银子，您想用谁的名字来存都可以，小人一定守口如瓶，嘿嘿……”

老薛进屋拿出一个小包儿，递给小胡。胡雪岩往怀里一揣，俩人都不再提“银子”的事儿，又喝了几杯，说了些闲话，小胡告辞出来。

回到家，打开小包儿一看，里面是八万两银票。还有个小纸条儿，上面写着一个陌生的人名儿。

这到底是啥意思呀？

——这八万两，是薛大人的“私房钱”。

几天后，阜康钱庄上海分号正式开门营业。薛大人的八万两银子（阜康钱庄的账面上，写的不是老薛的名字）成了上海阜康的第一笔存款。

有松江知府薛大人支持，有庞二、朱福年、古应春、生丝“价格联盟”的众兄弟捧场，阜康钱庄在上海的分号一家伙就搞起来了。同时，浙江运来的大米也在上海交了差，装上了大船，准备走海路运往京城。

眼看事情这么顺当，胡雪岩也非常高兴，干脆带着几个人跟着大船沿海路北上直奔京城，准备趁热打铁，再开一间阜康钱庄京城分号。

北京这边胡雪岩也有一帮“铁哥们儿”！

谁呀？

翰林编修夏同善，还有上回进京认识的那个“京油子”——“小喷壶”宝森。

上一次胡雪岩把宝森请到杭州上海，连吃带玩两个多月，把宝森爽得都找不着北了。现在一听说小胡又来了，宝森第一时间杀了过来，把小胡带回自己家，安排地方让他住下，先找个著名的饭馆暴撮了一顿（宝森请客，小胡掏钱），接着立刻引见自己的哥哥内阁学士宝鋆给胡雪岩认识。

这时候，宝鋆也已经知道江南有胡雪岩这么一号人物了。一方面，小胡一个人吃下浙江全省的宝钞，这事已经在北京的户部衙门传遍了；另一方面，宝森这个“小喷壶”已经把口水喷到宝望这儿来了。

于是宝望又摆开家宴，请小胡吃饭。饭局上除了小胡和那“二宝”之外，还有一位客人：福州将军文煜。四个人连吃带喝，热热闹闹。

北方人豪爽，爱开玩笑，嘻嘻哈哈想起啥说啥。酒吃到一半儿，文煜说了：“小胡啊，听说你们江南的钱庄替‘长毛’隐匿了不少钱，有这事儿没有？”

一句话，把胡雪岩吓得心里“咯噔”一家伙！

有这事儿吗？

还真有！

因为太平天国起义是在江南，所以江浙两省很多钱庄都偷着接纳太平军的存款。不过阜康钱庄刚成立不久，所以眼下他们倒真没接收过太平军的“存款”。

吃饭的时候，是人类最快乐的瞬间，所以饭桌上也是最祥和最愉快的地方。眼下这位文煜将军在酒桌儿这么个轻松的地方突然问出这么一句话来，他应该不是要找胡雪岩的麻烦吧？

胡雪岩脸上赔着笑，脑子飞快运转，很快就明白文煜这话的意思了。

——这叫拉着二胡打喷嚏——弦外有音。

于是小胡笑眯眯地说：“不瞒大人说，我的钱庄里还真没遇上过这种事——不过要是‘长毛’真跑我钱庄来存钱，我也替他们存。生意人嘛，做的就是一个‘信誉’……”

文煜总共就“点”了这么一句，后边儿就不再提这个话了，反而像江苏那位薛焕大人一样夸奖胡雪岩替皇上分忧，是商人楷模……夸来夸去，又问出一句：“你就不打算在北京开个分号？”

“开呀！怎么不开？我这次来北京，就是来开分号的。”

文煜的话头儿到此为止，后面就全是闲扯了。

过了两天，文将军私下找胡雪岩过去喝酒，喝着喝着，从怀里掏出个小包塞了过来。胡雪岩一声没吭，接过去了。回到住处打开一看：妈呀！二十多万两……

这还只是第一笔呢。

后来文煜的官儿一直做到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官当得越大，存到胡雪岩钱庄里的“私房钱儿”也就越多，到胡雪岩生意破产的时候，一查账，发现文煜在阜康钱庄的存款已经多达五十六万两了。

奇怪，在北京城里有这么多家山西票号，一个个财大气粗，手眼通天，而且经营极其规范，按说比胡雪岩的钱庄更有信誉。文煜为什么放着大票号不存，非要把他的“私钱儿”交给胡雪岩呢？

因为北京城里人多眼杂，消息容易泄露，把钱存进京城的票号，万一让政敌打听出来就糟了。所以文煜选择远在江南的阜康钱庄来存他的“私钱”。

——和文煜一样想法的京官儿，可不少！

有了宝森、宝鋆、夏同善、文煜……这一群大官帮衬，阜康钱庄的北京分号很快就开了起来。

钱庄开门的当天，宝森来祝贺，偷着递给胡雪岩一个小包儿，里面是几万两银票，有小纸条儿写明：哪些是他的，哪些是他哥的，用啥名字，怎么个存法儿……

几天后，夏同善找小胡喝酒，喝完酒随手塞过来一个小包，打开一看，里面是十几万两银票……

又过了两天，文煜把小胡找去，又递过来一个小盒儿。

“胡兄弟，这个你一定给我办妥了，一定一定办妥！千万不能出娄子！一定一定……”

好家伙，这谁的钱呀？至于这么神道吗？

——恭亲王的。

上海、北京两大分号建起来之后，阜康钱庄又把分号开到福州、宁波、汉口……在全国各地前后共建起二十三家分号，这才算把钱庄买卖做大做强，可以和山西票号分庭抗礼了。

当然，饭要一口一口吃，钱庄要一家一家开，这些还是后话。

第五章　商场就是战场

1．欺生

上海、北京两处分号搞定之后，阜康钱庄已经在全国有了一定的影响，开出去的银票有了信誉。但要想在全国各地实现通存通兑，眼下阜康钱庄还做不到，胡雪岩必须抓紧时间在重要城市多开分号。

于是胡雪岩再次挑选了一批精干的伙计，从杭州阜康钱庄本号的银库里拨出十万两银子，带着这笔钱直奔福州而来。

福州，是福建省府，闽浙总督衙门所在地，又是最早对外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另外四个城市分别为上海、广州、宁波、厦门，这些地方很快都有了阜康钱庄的分号），所以福州是清末中国东南重要的商贸门户之一，地理位置比杭州还要重要。

胡雪岩对这座城市也是格外地看重，这次他亲自跑到福州来开设阜康钱庄分号，就是要尽快抢占这块风水宝地。

和杭州、上海一样，福州这个通商口岸也是商贾云集，华洋杂处，繁荣热闹，大大小小的钱庄开得满街都是。

在那个年代，做生意实在太不容易，所以各行各业都自动地结成了一个个“行会”，由大商家担任“会首”，各地区自行定出一些“土规矩”，大家一起遵守，抱起团儿来做生意，互相也好有个照应。

钱庄这一行当然也有“行会”。所以胡雪岩一到福州，赶紧打听“钱庄同业行会”的事，很快就弄明白了，福州钱庄同业行会的“会首”是元昌盛钱庄的卢老板。于是小胡备下礼物跑去“拜码头”。

结果卢老板找了个借口，不见。

对这个胡雪岩倒不觉得意外，只是有点儿扫兴。

初到贵宝地，上门来拜望当地有势力的人物，迎面先吃个闭门羹，一点儿也不奇怪——行里的规矩管这叫“摆谱儿”。或者说得再直白点儿，就是给这个初来乍到的外地人来个“下马威”。

不过这都是对待那些没名没号的“小字辈儿”的态度，胡雪岩在杭州那边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混得相当成功，本以为自己这家阜康钱庄的名号已经打响了，在全国“各大码头”多少应该有几分面子。可是现实永远比幻想残酷得多，刚进福州城，还是直接吃了人家的一个“闭门羹”。

这说明胡雪岩把自己的成绩估计得有点太高了。

说实话，元昌盛钱庄的这位卢老板还真有点儿看不起胡雪岩。

这一年小胡才三十二岁，太年轻了。加上他以前只是个跑街伙计，自己办起钱庄总共才一年多，虽然在浙江、上海办了几件大事情，做了几笔大买卖，杭州城里公认胡雪岩是个能手。可在福建这边儿，“阜康钱庄”这四个字根本就上不得台面。所以卢老板是真没拿胡雪岩当回事儿。

不过这也没关系，商人嘛，就得有一股子坚定执著“没羞没臊”的硬劲儿。第一次人家不见，小胡就二次登门。

结果第二次人家还是不见……

第一次不见，是“有点儿看不起”胡雪岩；第二次还是不见，就成了“相当看不起”了。

可胡雪岩想在福州开钱庄做生意，这行会的“会首”他是非拜见不可，只好又备了一份礼物，来了个“三顾茅庐”。

这一次卢老板好歹跟他见了一面。

要再不见，就太不给人家面子了。商人嘛，到底还是讲究和气生财，做这一行是赌不得气的。

结果这次见面，把个胡雪岩整得相当郁闷，提着礼物笑眯眯地进去，也就待了半个时辰，耷拉着脸子出来了。

元昌盛钱庄这位卢老板“谱儿”摆得太大了，鼻孔朝天，根本就不正眼看小胡一眼，说话拉着长音儿，有一句没一句的，搞得小胡以前练就的嘴皮子功夫都没处施展，跟这位卢老板硬是聊不起来！

——社会上像这种人挺多的，而且真的很难对付。

面对这么个傲气十足、老气横秋的人儿，胡雪岩连话都搭不上，想拍几句马屁，套个近乎儿，可老卢从头到尾拿着架儿，搞得胡雪岩连“马屁”都插不进去！结果是兴高采烈地进来，晕头转向地出去。

胡雪岩这个人最机灵，最随和，平时跟巡抚、总督、军机大臣都能聊得火热，像这回这样张口结舌无话可说的，一辈子也没有过几回。

——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和人打交道，这“第一面儿”最重要。

第一次见面相处愉快，以后可以做搭档，头一回只是点头朋友，以后也能合作，可像小胡和卢老板这样连话都搭不上，以后在生意场上相处，就比较别扭了。

得，聊天聊得不愉快也没办法。小胡是来做生意的，拜过码头了，就赶紧找门面，开钱庄，做买卖吧。

很快，阜康钱庄的福州分号——裕成银号，开张营业了。

开业这天，按规矩小胡给福州城里所有钱庄的老板都送了请帖，请大家过来捧捧场，吃顿饭，大家认识一下。

可这福州还真不是杭州。

小胡在杭州开阜康钱庄的时候，全城所有四十一家钱庄的老板全来凑热闹，光是为捧场而存进来的银子就有两万多两。可这回在福州开分号，那位钱庄行会的会首卢老板压根儿没露面，福州城里所有钱庄的老板，总共也就来了不到十个人儿，大部分只是冲小胡拱拱手，说声恭喜，也就走了。

初到贵地嘛，人生地不熟，一个朋友也没有，可不就这样儿了。

别埋怨，埋怨也没用，踏踏实实地先干起来吧。朋友嘛，都是一个一个处回来的，时间长了就好了。

阜康分号开张才两三天，来了个小伙计，给胡雪岩送了封信，打开一看，是元昌盛钱庄卢老板送来的：福州钱庄行会要开会，请胡老板如期到会。

什么事儿呢？

宝钞来了。

没错，就是大清朝廷为了诈取老百姓的血汗钱而滥发的那个宝钞！这鬼东西整个大清国都在“强制推行”，现在它发到福州来了，而且因为福州是闽浙总督衙门驻地，又是五大通商口岸之一，经济发达，商贾云集，富得流油，所以福州的“宝钞”来得量非常大，整整二百万两银子，比杭州还多八十万两！

要说这个胡雪岩也是挺倒霉的，你看，他要是晚两个月到福州来开分号，也许就把这事儿躲过去了。

可现在已经赶上了，躲也躲不开了，没办法，开会去吧。

福州这边开的这个会，跟杭州那边如出一辙。

福州知府在上头高坐，元昌盛钱庄的卢老板是“会首”，在旁边侧坐相陪，底下大小钱庄的掌柜挤成一堆，一个个交头接耳，小声嘀咕，商量对策。

这一大帮子人，胡雪岩跟谁都不熟，也搭不上话，自己找个墙旮旯坐下，准备看看形势，随个大溜儿，凑合过去就算了。

——结果胡雪岩惊讶地发现，他根本就“凑合”不过去，因为这个“会儿”就是给他开的！

胡雪岩来了不一会儿，大会正式开始。

知府老爷首先发言，把朝廷发行宝钞的必要性讲了讲，动员在场的商家要忠君爱国，希望大家一起“抢购宝钞”，替朝廷分忧，千万不要客气！

知府老爷的几句“狗屁”放完，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所有商人全缩着脖子一动不动。等着看哪个“好汉”先跳出来找倒霉。

憋了老半天，会场上一个说话的都没有，卢老板就站起来了：“裕成银号（阜康分号叫这名儿）的胡老板来了没有？”

这种时候，卢老板咋想起小胡来了？

没辙，胡雪岩只好站起来了。

小胡一露脸儿，卢老板扭头就跟知府说：“这位胡老板是从杭州大码头来的，他的钱庄刚开张不久……”

一听这话，知府老爷赶紧起身冲胡雪岩拱手：“久仰久仰！”

见了这阵势，把胡雪岩吓出一身冷汗。

卢老板当众点他的名儿，知府老爷冲他“拱手”，这是干啥呢？分明就是要把胡雪岩“摆上台”！“久仰久仰”，好家伙，这四个字恐怕每个字得值万把两银子！

果然，卢老板紧接着就放话了：“胡兄弟做的是真正的大买卖，你的钱庄刚开张，估计头寸很充足，不如就由你先认购二十万两‘宝钞’，给大家做个表率吧。”

一听这话，胡雪岩差点儿没哭喽！

——二十万两！小胡这次来福州开钱庄，总共才带了十万两银子。

2．结仇

为什么这位卢老板要“摆”胡雪岩的道呢？

原因有两个：一来胡雪岩是个外地人，初来乍到，既没人脉又没后台，卢老板这是摆明了欺负他。

二来胡雪岩在杭州的时候办了件大事：一个人吃下了浙江全省的全部宝钞。这件事轰动一时，福州这边也得到消息了。虽然不知道小胡具体是怎么操作的——甚至弄不清这个传闻是真是假，可是既然有这么一说，卢老板就拿它当真事儿了。

现在老卢把胡雪岩摆上了台，如果胡雪岩真有这个实力，他一个人能吃进去二十万两宝钞，这么一来其他钱庄的压力就减轻了。

可要是胡雪岩没有这个实力呢？

那就让这个从外地来的小胡去跟知府老爷正面冲突吧，卢老板他们这帮人就可以躲在一边看笑话、捡便宜了。

这一下胡雪岩倒霉了。

在杭州他确实吃下了大笔宝钞，可那是因为他在浙江代理公库，这些宝钞是依托公库才能“运作”起来的。

在杭州的时候，小胡有的是人脉，官府里有王有龄撑腰，杭州的知县、知府，甚至浙江布政、巡抚，他都说得上话，钱庄业又都是他的朋友，靠这些条件，他才能把宝钞吃下肚去。现在到了福州，人地两生，那些有利因素一条都不占！要是在这儿吃下二十万宝钞，直接就把小胡“撑”死了！

所以这二十万宝钞，打死他也不敢接！

可问题是，现在小胡已经被摆上台了，正就那句俗语儿：小耗子上灯台，上得去下不来！现在几十号人都瞪大眼盯着他，不接宝钞，他怎么下台呢？

这种时候，还是胡雪岩那个偏激的个性帮了他的忙。

既然卢老板往他这个外地人身上使坏，那就别怪小胡给他来浑的！事到如今只有背水一战，“死里求活”吧！

胡雪岩把心一横，满脸堆笑：“胡某在钱庄业是个晚辈，承蒙各位看得起，给我‘这么大’的面子，我看这样吧，卢老板是福州钱庄业的领袖，就由您出头认下五十万两‘宝钞’，我们裕成也认下二十万两，剩下的份额，大家再平均分一分，为朝廷分忧嘛，很光荣，咱们一起尽力！卢老板没别的意见吧？”

一句话，把姓卢的说得脸色铁青。

胡雪岩这套说辞确实很绝，不但反把卢老板摆了一道，而且还顺便笼络了其他钱庄的老板们。

是啊，如果元昌盛一家吃下五十万两，胡雪岩再吃二十万两，那两百万两的份额就被拿走三分之一了，其他钱庄就等于捡了大便宜，他们当然愿意！

结果这帮人就冲着卢老板起开哄喽！

卢老板是钱庄会首，商界楷模，忠君爱国，急公好义，福州第一……

老卢，我们就看你的啦！

老卢好样的！

哗！掌声一片……

这边儿，胡雪岩微微一笑，蔫头耷脑地坐下，不吭声了。

说实话，在整个大清国，能像胡雪岩那样运作宝钞的商人，除了小胡，没有第二号！因为胡雪岩手里托着整整一个省的公库！他是靠着公库银子的运转来“稀释”宝钞的“毒性”。可对其他商人来说，这宝钞就是穿肠毒药，就是一根上吊绳儿，谁吃得多谁倒霉！

这次胡雪岩用了“死里求活”的招数，反将了卢老板一军，逼得姓卢的下不来台，只好跟知府老爷软磨硬泡，可这种情况下，就算老卢是条泥鳅，他也滑不过去了。

结果元昌盛钱庄硬是被逼着认购了整整二十万两宝钞！而胡雪岩的阜康分号，也认购了十万两银子的宝钞。

可这同一件事，对元昌盛和阜康两家钱庄来说，却是完全不同的结果。

阜康钱庄托着浙江的公库，它吃了十万两宝钞之后，只不过把这些玩意儿弄回浙江，扔进公库里去，对阜康本身的业务并没有什么影响。

可元昌盛吃下的宝钞，就要这家钱庄自己慢慢“消化”了。这样一来，等于套住了元昌盛钱庄整整二十万两银子的流动资金！

——说实话，“死里求活”的招数不能常使，因为这一招太狠了，一旦用出来，非常容易结仇。商场上讲的是仁义，是交情，结仇的事儿，能不干，尽量别干。

这次胡雪岩也是被逼无奈，这才出了这个狠招儿，结果他和元昌盛钱庄这位卢老板就结了仇了。

做生意做了半辈子，老卢还真没这么恨过谁呢。可现在，他真想把胡雪岩抽筋剥皮，蘸着酱油给活吃喽！

于是卢老板下定决心要收拾胡雪岩，把这小子赶出福州城。

收拾是要收拾，可问题是，怎么“收拾”呢？

阜康钱庄刚到福州不久，到现在连一笔生意还没做呢。就算它开始做生意了，这家钱庄名声好，头寸足，掌柜精明伙计能干，并没有什么漏洞让人逮的。

也是这位卢老板报仇心切，一着急，他可就不讲规矩，不择手段了。

在钱庄业里有一条定死了的规矩，那就是：不管哪家钱庄开出的银票，其他钱庄必须无条件地立刻兑换现银。除非那家开出银票的钱庄已经濒临倒闭，信誉无存，整个钱庄业界都已经把它排除在外……

也就是说，如果一家钱庄开出的银票被其他各家钱庄拒收（注意，一定是“各家”钱庄都拒收，单只一家钱庄拒收，不算），就说明这家钱庄的信誉崩溃了。

信誉，这是钱庄的命根子！一旦信誉二字遭到破坏，紧接着就会发生“挤兑”。那个年代，多数钱庄规模并不大，资本也不充裕，一旦遭到挤兑，多数钱庄都会立刻倒闭。就算当时没被挤死，也得扒掉三层皮！

——所以说，“银票通存通兑”这条规矩太重要了。实际上，整个大清国所有城市里的所有钱庄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严格遵守这条规矩！因为钱庄做的就是“信誉”，如果同行之间的“信誉链”断了，那大家就都没得混了。

可报仇心切的卢老板，偏偏就违反了这条规矩。

这天，有个刚从浙江做生意回来的茶商，拿了一张杭州阜康钱庄开出的银票到元昌盛钱庄兑换现银。正好卢老板在柜台上，接过银票一看，是“阜康”的，他心里的火苗子“腾”一下子就蹿起来了。

完全是出于一时冲动，卢老板把阜康钱庄开的银票往柜台上一拍，张嘴就说了句：“这张银票我们不能兑！”

这句话一出口，钱庄里所有人——包括老卢自己，都吓了一跳！那个客商脸都吓白了，赶紧问为什么不能兑！

这时候，老卢要是说句软话儿，说自己刚才吃饱了撑的，舌头得了“小儿麻痹”了……或者干脆躲到后边去，就当自己刚才什么也没说过，也就不会出事儿了。可偏偏这时候卢老板一股邪火卡在嗓子眼儿里，怎么也咽不下去，顺嘴就说：“阜康钱庄的信誉不好，我们不得不防……”

就这一句话，那个茶商抓过银票出了元昌盛，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直奔阜康分号去了！这边儿，元昌盛钱庄上到卢老板，下到小学徒，人人脸色铁青，一脑门子冷汗。

——冲动是魔鬼！现在恶魔已经放出来了。

下面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

3．疯狂地挤兑

话说这个茶商拿着那张被拒付的银票冲进裕成银号，把手里的银票往柜台上一拍，张嘴就骂街：“怎么回事！你们杭州总号开的银票在外头不能兑！你们钱庄是骗子……”

好家伙！幸亏这间钱庄开业不久，没什么客人，不然就他这一嗓子，胡雪岩的半条命就没了！

这时候胡雪岩正在后边坐着呢，一听前面吵嚷，赶紧蹦出来一把拉住客人：“您别着急，我是掌柜的，有什么事跟我说，怎么啦？”

客人就说了：你们开的银票元昌盛拒收！

一听这话，胡雪岩眼珠子都红了。

说实话，胡雪岩这一辈子难得发一回脾气，可这回他不只是发脾气，小胡是真急了眼了！

“银票业内通兑”，这是铁板钉钉的行规呀！连这一条都不守了，那你姓卢的还开什么钱庄，还做什么生意！

——商人，并不是“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无耻之辈，他们有一套他们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作为一个生意人，“生意”就是他的人格，不尊重“生意”，就是没有人格，没有廉耻！

可眼下客户在这儿呢，胡雪岩再生气也不能表露出来。赶紧先请客人消消气，端来茶水点心伺候着，叫伙计到后边库房，挑成色最好的银子搬出来，先把那张银票给兑了。胡雪岩给客人打躬作揖，客气话说了一车，说这完全是个误会，阜康没事儿，生意做得很成功，本钱很足，好得很……请这个客户出去之后千万不要乱传。

好不容易把这个客人打发走了，胡雪岩嘱咐伙计们接着做生意，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他自己回屋往床上一躺，开始琢磨事儿。

——姓卢的这是不讲道义了。他这么干，就等于和阜康钱庄“宣战”！

到这种时候，只有跟他斗一场，谁死谁活，就看这一下子吧！

“商场如战场”，这是真的。商战一旦爆发，其激烈和残酷，与真刀真枪的战争相比，毫不逊色。

现在胡雪岩已经下了决心，要对这个姓卢的下死手。所以他这边反而是按兵不动，一声不吭。

卢老板那边闯了大祸，心里很虚，真怕胡雪岩找上门来跟他“讲理”。可等了好几天，一点儿动静都没有，老卢心想，大概这个小胡刚到福州，没人脉没势力，胆子小，吃了哑巴亏不敢吭声。

慢慢地，老卢也就松懈下来了。

其实这时候卢老板还有最后一个机会：他可以登门道歉，来个“负荆请罪”。如果能得到胡雪岩的谅解，这事儿也就过去了。

——可惜老卢没这么做，而是倚老卖老，装了回“糊涂”。

可老卢不知道，这个白白胖胖满脸堆笑看着挺不起眼儿的小胡，其实是一条翻云弄雨的“过江龙”，一头尖牙利爪的“插翅虎”！阜康钱庄此时已经有数百万的身家，它的整体实力，比元昌盛强得太多了。

老卢这边放松了，胡雪岩那边却紧锣密鼓地作着准备。

首先，他派人赶回杭州、上海，尽量调集资金。同时又拿出大把银子，设法买通元昌盛钱庄的伙计，调查这家钱庄的经营状况。

因为钱庄必须要把手里的存款投资出去，想办法赚钱，所以通常情况下，一家钱庄发出的银票，一定会比它库存的现银数量多。但眼下胡雪岩必须搞清楚，元昌盛钱庄大约发出了多少银票，它手里有多少现银，这之间的差额是多少。

有银子铺路，这些“要命”的商业情报很快就被小胡摸回来了。

元昌盛钱庄开出的银票大约有一百万两，而钱庄目前的存银仅有五六十万两，其中还被宝钞套住了二十万两……

这时候，胡雪岩已经从阜康总店和几处分号调集了大笔的资金，在弄清了元昌盛钱庄的经营状况之后，他开始悄悄收集这家钱庄放出来的银票……

这天一大早，元昌盛钱庄刚开门营业，进来一个客人，把一摞银票往柜台上一扔：“老板，兑三万两银子！”

这三万银子刚拿走，又进来一个人：“老板，兑三万两银子！”

这笔银子刚称好，还没拿走呢，又进来一位：“老板，三万两银子！”

元昌盛的卢老板在钱庄里做了半辈子了，看了眼前这个场面，他一家伙就明白了！一边想办法拖时间，同时赶紧派人到福州各家钱庄调集头寸……

可惜，来不及了。

旧时代的钱庄挤兑，那阵势如同山崩海啸，太凶险了。眼看着一个个“客人”走马灯一样进来，一摞摞的银票放在柜台上，也就眨眼工夫，元昌盛的银库就空了一大半儿！

与此同时，“挤兑”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福州城，所有手里有元昌盛银票的客户全给惊动了，攥着成把的银票蜂拥而来……

这种时候，福州城里再没有一家钱庄肯借给卢老板一两银子了。

也就刚过中午，元昌盛钱庄已经关门上板，垮了。

这时候，胡雪岩出来收拾局面，以“保证兑现元昌盛银票”为条件，接收了元昌盛钱庄的店面，库存，资产，生意，伙计，包括一条板凳，一个茶碗，一块抹布，一切一切，不到一天工夫，全都姓了胡。

第二天黄昏，有人看见那位曾经的福州钱庄行会大头卢老板，穿着一身旧衣服，在两个儿子搀扶下灰溜溜地出了福州城……

这位开了半辈子钱庄的大老板，到破产的时候，身上连一个铜子儿都不剩了。

从此以后，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在福州城里站稳了脚跟。

没人因为卢老板的事责备胡雪岩，因为卢老板不是被胡雪岩打垮的，他是被自己不谨慎的行为打垮的。这就应了一个成语，叫“咎由自取”。

——商人，是世界上最重信誉、最守规矩的一个群体。信誉和规矩，就是一个商人的“生命”。而商业圈本身，有一种神奇的“自我净化”功能，那些不守信誉、破坏规矩的商人们，往往会被他们自己不谨慎的行为击垮，从商人这个群体中被清除出去。

名誉的损毁是很难修补的。一个商人一旦失去了信誉，就不再是“商人”，而被归入“败类”之中去了。

第六章　权力的暗战

1．索贿者

这一边儿胡雪岩在上海、北京、福州各处忙着开分号，喜讯连连，顺利无比。另一边儿，湖州知府王有龄也“喜从天降”了。

前面说了，浙江巡抚黄宗汉让王有龄“想办法”解决宝钞问题，是在对他进行考察。只要王有龄这个差事办得好，就让他升官。

结果宝钞这件事王有龄办得非常成功。

说实话，王有龄是个真正的人才。这个人一生都比较耿直，真正是个厚道人儿。从他早年当代理知县到现在，始终是为官清廉，办事认真，勤政爱民，走到哪儿把好事办到哪儿，这是一个好官，值得提拔。

于是这一次王有龄又顺理成章地得到了提升，从湖州知府升任杭州知府。

——就是说，王有龄从地级市的市长，调任省会城市的市长了。

但在此之前，身为湖州知府的王有龄还一直代理着海运局的海运使，可他现在升了官了，肩上担子重了，忙不过来，这个海运使就不能再兼任下去，必须交卸差事。

眼下浙江巡抚黄宗汉对王有龄非常信任，就让他自己推荐一个继任者。

于是王有龄就举荐了他在浙江省内唯一的亲信——新城县令嵇鹤龄。

对于这个提名，黄宗汉基本上表示认同。因为眼下他手底下这帮官吏，办事最出彩的就是王有龄，而老王这个人一向很踏实，没什么邪的歪的，所以对王有龄保举的人，黄宗汉还是很放心的。

谈妥了海运使的人选，王有龄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下面就都是闲聊了。巡抚大人东一句西一句说着闲话，王有龄一句跟一句地凑着趣儿。

说来说去，黄宗汉就说道：“现在打起仗来了，皇上号召各省督抚官员都捐些钱补充军饷，为朝廷尽尽心。我呢，管着浙江，这个省份一直挂着个‘富庶’的名头儿，这几年江南几省都打仗打得一塌糊涂，偏咱们浙江省还没闹乱子，所以这回捐款，别人都盯着我，看我出多少钱。少‘出血’不行啊……我想咬咬牙，捐一万两银子，就由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帮我汇进京去。”

这时候王有龄正全神贯注给黄宗汉捧场，一听这话赶紧拍马屁，大赞巡抚大人为朝廷分忧，忠义了得，又说巡抚大人一向两袖清风，这一万两银子实在是勉为其难，捐得太不容易了，连说带叹气，好像多替黄巡抚操心似的。马屁拍完说了一句：“往北京汇银子的事好说，大人交代下来，我马上去办。”

一听这话，黄宗汉眼皮一耷，立刻端茶送客。王有龄赶紧告辞出来了。

这一家伙就是十来天，黄宗汉既不提嵇鹤龄接海运使的事儿，也没把一万两银子给王有龄送来。

银子不送来倒没关系，也许人家黄巡抚另找钱庄汇到京城去了。可是对嵇鹤龄的任命老下不来，让王有龄心里不落地。

这时候胡雪岩办完了事儿，乐呵呵地从福州回来了，和王有龄一见面，老王就说起这个事儿来。

说真的，黄巡抚是否任命嵇鹤龄当海运使，这是衙门里的公事，胡雪岩也闹不清。可后来听王有龄说起黄宗汉打算捐一万两银子做军饷，让王有龄帮着汇款，可已经过了十来天了，这一万两银子也没给送来，胡雪岩捂着嘴直乐。

“黄大人是不是专门跟你说‘他要捐’一万两银子，然后让‘你’转交给阜康钱庄汇往京城？”

“对呀。”

“老哥，这事你甭管了，我给你办。”

第二天胡雪岩自己从阜康钱庄里划了一万两银子，以黄宗汉的名义汇了出去，然后把汇票装在信封里封好，递到王有龄手里，跟老王说：你给巡抚大人送过去吧。别直接见巡抚，交给他手下的师爷就行，什么话也别说，放那儿就走……

也就两三天工夫，嵇鹤龄担任海运使的正式任命下来了。

到这时候，那个厚道人儿王有龄才有点醒过闷儿来。

哦！巡抚捐钱，让我出血！就好像这个海运使的差事是我王有龄花银子从巡抚手里买回来的。

对呀，黄巡抚让你推荐“海运使”，你推荐的是你自己的“亲信”，也就是说你王有龄借升职的机会在浙江省内培植自己的党羽势力呢，白培养？你不得交点儿手续费嘛！

——这就是黄宗汉的思路。

而且老黄还不明着索贿，暗里“点”了一家伙。如果王有龄“聪明”，立刻拿一万两银子来“行”这个贿，那不但海运使的差事儿可以发下来，黄巡抚也会更加看重王有龄，觉得这人“懂事儿”。

可话说回来了，要是王有龄身边没有胡雪岩点拨，他一直没弄明白黄巡抚的言外之意，这一万两银子始终没“孝敬”上去，那不但嵇鹤龄这个“海运使”要泡汤，恐怕王有龄这个厚道人儿在浙江官场上的前途也要打折扣了。

——不知道“孝敬”上峰，说明这个人要么太“憨”，要么太“犟”。

憨大，上峰不喜欢；犟牛，上峰更不喜欢。

把这一堆弯弯绕都想明白了，把王有龄吓得直冒冷汗。

敢情是这么个事儿呀！好厉害，从此以后在官场上可要多留心啦。

好容易把这个事儿对付过去，王有龄这儿才踏实了几天，忽然有个老朋友路过湖州，专程上门来拜访他。

谁呀？

江苏学政何桂清。

何桂清，这可是王有龄最要好的朋友。从光屁股的时候就一块儿淘气捣鬼，放屁崩坑撒尿和泥，好得跟亲兄弟一样。当初要不是何桂清写信推荐，王有龄当不上海运使，估计后头这个湖州知府也没戏，所以老王对何桂清也挺感激。现在两人这一见面，执手而坐，同榻而眠，那亲热劲儿没法说了！

聊来聊去，王有龄就问何桂清：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了？

原来何桂清已经交卸了江苏学政的差事，准备回京复命，然后看吏部给他安排什么新差事。不过嘛……

何桂清自己说了：要是能担任通州仓场侍郎就好了。这个差事管着京师的大粮仓，活儿不累，又讨巧，做出成绩很容易就能传到皇上耳朵里去。而且仓场侍郎这个差事也挺肥……

按说何桂清在京城做了多年的官儿，人缘儿很好，有人帮他使劲，把仓场侍郎这差事弄到手并不太难。可是现在这个世道，想干点儿什么都需要“打点”，弄个仓场侍郎，少说也要万把两银子。

可惜这江苏学政是个清水衙门，一点儿油水儿都没有，何桂清在任上几年，也没捞着什么，手里紧啊！

要搁以前，王有龄这个憨厚的“傻帽儿”根本不明白何桂清话里的意思。可有了黄巡抚那档子事儿，王有龄有些“开窍”了，就把胡雪岩找来商量：“你说老何话里这意思，是不是想让咱们给他帮帮忙？”

啊，可说呢……

“何大人说弄这个‘仓场侍郎’的头衔需要多少银子？”

“他好像说需要万把两银子。”

万把两，就是一万两不够，还得稍多一些……

“行，我弄两万两银票，你给他送过去吧。”

几个月以后，何桂清非常顺利地当上了仓场侍郎。

经过这一连串的事儿，王有龄开始思考了。

当年自己在浙江做知县的时候，秉公廉洁两袖清风，混到最后怎么样？老父亲去世了，连送灵柩回乡的钱都凑不出来，在杭州困了小半年，借钱都借不到手！那时候，有谁拿他王有龄当个“人”看了？

可现在呢，到浙江才几年工夫，平步青云，顺顺当当，一个肥差接一个肥差！这一半儿凭的是自己踏实肯干，可另一半儿呢？

唉，眼下大清国就是这样，大家都在这么干，就我王某一个人不随大溜儿，有什么用？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于是不知哪一天，王有龄也悄悄在阜康钱庄开了个户头，存进了第一笔银子。到几年后他死在浙江，这个户头里已经存了四万两白银了……

说到这儿，就忍不住要质问胡雪岩一句了。

好你个胡雪岩！不但自己勾结官府，上下行贿，还把一个正派的清官王有龄也给带坏了，你可真是太缺德了！

——这个质问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并不是胡雪岩的错。

这些行贿受贿的事儿本来跟胡雪岩无关，这位胡老板只是在社会上混得熟，知道这些“潜规则”，顺手点拨了王有龄一下儿。为这事胡雪岩前前后后垫了好几万两银子，你说小胡招谁惹谁了？

说实话，那个暴脾气的憨厚人儿王有龄想行贿吗？他不想！胡雪岩愿意平白无故掏那几万两银子吗？他也不愿意！

人生在世，谁没有人格？谁愿意为了办件正经事儿就去低三下四地拍马屁，走弯道儿，上下行贿？

谁也不愿意！都想着堂堂正正，顺顺当当，该一是一该二是二，办公事就是办公事，谁也别坑谁，谁也别索贿。

——可是不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索贿这种事，无孔不入，防不胜防。

上次是上司向下属索贿，这次是“哥们儿”向“朋友”索贿；上次是“淡淡然”的暗示，这一次是“激情似火”的告白；上次是“公事”里露出一条“私事”的尾巴，这次是“友情”里伸出条“要钱”的舌头。

那些原本意气风发一心要搞事业的人，就被这些邪门歪道一次次摧折了锐气，磨平了棱角——可是怎么才能躲开这些“邪魔”的纠缠呢？

怎么办呀？怎么办……

索贿，人世间最道德败坏，最厚颜无耻的行为。但它又是那么隐蔽，那么虚狡，难以察觉，难以对抗。

因为一个索贿者，可以睁着一双温柔纯净的大眼睛直视着你，微笑着说：“你可以不给我钱，真的，不给没关系……”

你给他钱，你就成了他的同谋，成了跟他一样的货色。

你不给他钱，那么这个肮脏的索贿者就是“纯洁”的、“干净”的，因为他“没收受”贿赂，人间的法律拿他无可奈何。

接着，这“纯洁、干净”的禽兽会带着他的一群爪牙帮凶扑上来，把那个不肯同流合污的清高者撕咬得粉身碎骨。

结果就是，一个索贿者，会造就出十个行贿者，这十个行贿者在得到利益之后，自己又变成了索贿者，很快，他们又造出了一百个行贿者……

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这世界上一大半的邪恶，就这么从最初的索贿者身上传播开来。在这些索贿的禽兽身边，那些清高廉洁的人一个个消失了，只剩下一群禽兽同类。而人世间的道义良心，就这么一步步被这群肮脏的畜生撕裂了。

法律，一台强大的国家机器，几乎所有罪犯最终都会“绳之以法”。可索贿者，这些人世间最邪恶狡诈的“病原体”，法律应该怎样惩罚他们？

但愿我们脚下真有个地狱，一个专门惩罚索贿者的地狱。让这些畜生肮脏的灵魂在炼狱的毒火中永受煎熬，万劫不复！

2．连环套

话说王有龄这个老实疙瘩对下努力工作任劳任怨，对上吹牛拍马外带行贿，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得到了升迁的机会，将要从湖州知府升任杭州知府。眼下各条关节一一打通，连继任湖州知府的人选都“内定”好了，只等上面正式任命，老王就可以离开湖州，到杭州的衙门上班了。

可奇怪的是，这个最终的任命却迟迟发不下来。

要说在官场上，王有龄眼前的处境最让人提心吊胆。

眼下他的一只脚已经迈出了湖州府衙，可忽然升迁的事没了下文，竟不知自己该到何处落脚！早先王有龄已经把调职的“风儿”放出去了，下属“按例”给他送来一些孝敬钱，他也“按例”收了，这种时候要是升职的事儿忽然又吹了，再窝窝囊囊地回湖州来，那就难看得很啦！

在苦等了个把月之后，王有龄有点熬不住了，自己跑到杭州来找巡抚黄宗汉“汇报工作”，其实就是想拐弯抹角打听一下自己升职的事儿。

结果黄宗汉居然让王有龄吃了个闭门羹，不见！

这下儿可把王有龄吓了一大跳。

昨天俩人还那么亲热，在黄巡抚眼中，王有龄还是浙江省内最能干的官员，是他老黄手下最重要的培养对象，想不到今天黄巡抚就翻了脸。

难道说王有龄这个憨人又做了什么“憨事儿”，把黄宗汉给得罪了？

遇上这种情况，王有龄这个老实疙瘩蒙头转向，束手无策，赶紧把智多星“跑街小胡”找来商量。

听了王有龄的话，胡雪岩的脑袋瓜子也有点大。

说真的，小胡一商人，官府里钩心斗角的事儿他也不托底，只知道黄宗汉忽然翻脸，定有内情，但这“内情”是什么？还得想办法去打听。

——你说胡雪岩容易吗？做买卖就够累心的了，可为了这个王有龄，他这一天到晚得操多大的心。

现在为了给老王帮忙，胡雪岩第一时间开始联络熟人儿，挨个跟人家打听，黄巡抚到底吃了什么“药儿”？

打听来打听去，到底有一个朋友给他露了点儿底：兄弟，我也是听人家说，好像有人在背后给你们家王有龄“点炮”了！说老王这人不地道，偷着把应该送给巡抚大人的“礼钱”扣了一笔。

“谁点的炮？”

“周道台。”

“周道台”是黄巡抚的一个表亲。这个人并不是正经官儿，只是个花钱捐回来的“记名道台”，一向在巡抚衙门里帮忙。

这姓周的小子出了名的心术不正，贪钱！

实际上浙江官场都知道，这个周道台是黄巡抚从下级官员手里收受黑钱的“中间人”，浙江一省各级官员送上来的各种各样的“孝敬”银子，都是先交到他手里，再从老周这儿转到黄宗汉手里。

也就是说，这个记名道台老周是黄巡抚的铁杆儿亲信。所以现在这小子出来咬王有龄，黄宗汉就信了。

话说回来了，周道台干吗要毁王有龄呢？

——是啊，为什么？

胡雪岩打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和王有龄俩人关起门来整整研究了一宿，到天亮也没琢磨透。最后，他们勉强得出一个结论：也许是周道台自己想当这个杭州知府，所以要把王有龄整下去？

这个推测相当“勉强”。

这姓周的小子虽然是个道台，正四品，品级比王有龄这个知府还高些，可他这个“道台”的头衔儿是捐回来的！不像王有龄的官职是“实授”的。

简单地说，这个周道台是个“业余四段”，而湖州知府王有龄是“职业五段”，他俩不是一个级别！所以就算把王有龄整倒了，杭州知府这个差事也轮不到他姓周的。

唉，事到如今，先别管姓周的给王有龄使绊子是啥原因啦，赶紧先补救一下，别让黄巡抚跟王有龄结了“仇”啊。

眼下也闹不清这周道台具体是怎么“咬”王有龄的，总之是为了银子呗。

胡雪岩赶紧回到钱庄，先弄了两万银票装到信封里塞给王有龄，王有龄拿着银子一溜小跑去找巡抚衙门里一个交情不错的师爷，托他帮忙把“信封”送给了黄宗汉。

——啥也别说了，咱这边先“补”一笔吧。

银子是递上去了，可周道台那边呢？

周道台是黄宗汉身边专门收黑钱的人，又是他的亲戚，这小子跟黄宗汉最亲近。他要是铁了心地给王有龄下绊子，王有龄肯定得不着好儿！

——俗话说得好：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小胡和老王一商量，得嘞！趁姓周的还没把王有龄扳倒，咱先使把劲，把你姓周的打趴下算了！

于是胡雪岩怀里揣着一摞银票出门了……

干啥去了？

找关系！

要说胡雪岩在杭州那可真叫手眼通天！官商两路、黑白两道全是他的熟人。再加上银票“铺路”，一来二去，几天工夫就找到周道台的“死穴”了。

怎么呢？

原来这个姓周的眼下正跟浙江布政使一起私下和洋人打交道，准备拿着浙江海关道的银子购买两条西洋炮舰！

眼下太平军在南方几个省东征西讨，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到处都是战场！浙江这边也已经受到了严重威胁——但这并不是周道台和布政使大人购买洋船的主要原因。他们跟洋人买这批军火，主要目的是想吃一笔“好处费”。

——两条炮舰，那可是十几万两银子的回扣啊！

据胡雪岩打听回来的消息：这笔买卖周道台和布政使大人已经跟洋人谈妥了，可是有两个问题：一是他们目前还瞒着黄巡抚；二是买炮舰的这笔银子眼下还没凑齐。

好嘛，天大的一笔军火买卖，几十万两银子的生意！这帮家伙居然瞒过了巡抚大人，而且弄到最后还没凑出钱来！

打听到这个消息，把个胡雪岩乐得直蹦高儿，赶紧回来跟王有龄说了。

王有龄这个人，那是炮仗脾气，一点就着！

“奶奶的，姓周的好大胆子！他这是不要脑袋了？行，我这就去找巡抚大人！姓周的给我‘点炮’？看老子这一炮不‘点’死他！”

眼瞅着王有龄撸胳膊挽袖子，气昂昂地要往外走。忽然之间，天空中“咔啦啦”一个闪电直劈下来，正打在胡雪岩的脑门子上！小胡浑身一激灵，赶紧喊了一嗓子：“别急！”

别急，别急，咱再想想，再想想……

——我的妈呀！是这么个事儿！

周道台，那是黄宗汉的亲信，专门给老黄收“黑钱”的主儿，他和布政使串通跟洋人买炮舰，他会“不通知”巡抚大人吗？

想到了这一节，再调过头往回一琢磨，胡雪岩可就明白了。

原来买炮舰这事儿，从头到尾就是浙江巡抚黄宗汉一手安排的！

可是买炮舰的事儿太大，里头的“猫儿腻”太深，黄宗汉害怕将来捅出娄子自己脱不了干系，所以他让自己的亲信周道台去办这个事儿。这样，事儿成了，“好处”自然会通过周道台转到黄宗汉手里。万一事儿不成，那就让底下的人背这个黑锅。

——因为巡抚大人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回事儿。

可这事儿跟王有龄没关系呀。

对，这件事原本是跟王有龄没关系。可后来，买炮舰的钱不是凑不齐吗？这就跟王有龄“有关系”了。

王有龄眼下当着湖州知府，湖州是浙江省内最富裕的一个府，湖州公库里大可以垫出十万八万的银子来，而湖州的公库又是胡雪岩的钱庄在“打理”。

黄宗汉买炮舰，钱不够，他想从湖州公库调款“垫付”一下，可是要从湖州公库调款，必须通过胡雪岩。黄宗汉是个官身，胡雪岩是个商人，黄巡抚不愿意直接去找胡雪岩商量“垫款”这个事儿，因为不太“方便”，传出去不好听。偏巧王有龄既是湖州知府，又跟胡雪岩是换命的兄弟……

——你瞧瞧，买炮舰的事儿这不就跟王有龄“有关”了吗？

怪不得周道台跳出来给王有龄“点炮”，怪不得黄巡抚直接就“甩脸子”给王有龄看，他们就是要逼着王有龄和胡雪岩自己站出来，插手这笔“炮舰生意”，拿出钱来补上官府的亏空。

这样炮舰才能买回来，巡抚大人才有回扣可拿。

我的天哪，刚才王有龄要是傻乎乎地跑到黄宗汉面前去告周道台的状，那他可就把事儿办毁了。

事儿分析透了，就好办了。

首先，王有龄托了个熟人（就是帮王有龄给黄巡抚递银子的那个师爷）去找周道台，转弯抹角地问他，听说你们买了两条西洋炮舰？听说眼下浙江的藩库凑不够钱，差几万两？那你们咋不找王有龄呢？老王这人多仗义呀，多肯帮助人呀，你跟他商量商量呗。

于是周道台笑呵呵地过府拜访，王有龄亲自接待。周道台就说了：老王啊，这次买炮舰是大事，为国为民，为浙江百姓！你可不能看着不管，可得帮忙……

“没问题！为了浙江百姓，王某义不容辞！”

和老周把事儿敲定之后，王有龄跑去见黄巡抚，说了：“大人，眼看‘长毛’快打到浙江了，把我急得哟！一连想了好几个通宵，好不容易想出来一招儿：咱们浙江方面要想保境安民，得买炮舰呀！”

黄巡抚一脸惊讶：“买炮舰？哎呀小王你这个人真有见识，想得很远嘛！可买炮舰这么大个事儿，咱有这笔银子吗？”

“有呀！您甭管了，我跟老周，我们俩就把这事儿办了。”

一句话说得黄宗汉连连点头：“好，好哇！我就欣赏你这样的年轻人……”

于是两条炮舰买回来了，周道台和王有龄也成了好朋友。

很快，王有龄升任了杭州知府。

3．军机处

话说王有龄升官之后没几个月，浙江巡抚黄宗汉因为在浙江任内公忠体国，勤恳踏实，爱民如子，加上购买洋船充实江防，保境安民，政绩卓著，朝廷特行嘉奖，于咸丰四年（1854）下旨，升黄宗汉为四川总督。

为了彰显黄宗汉的功绩，咸丰皇帝还御笔亲书“忠勤正直”匾额一块，赐给黄宗汉，挂在了他们家的大门口儿。

于是“忠勤正直”的官员楷模黄大人，带着皇上亲自颁发的“大奖状”昂首挺胸离开浙江，到四川上任去了。

老黄一走，浙江巡抚任上出缺。咸丰皇帝左思右想，决定派出一位青年俊杰来主持浙江政务。

谁呢？原通州仓场侍郎，何—桂—清。

呵呵，笑了吧？

——全国人民都笑了。

这时候湖州知府王有龄刚升了杭州知府没多久，新任巡抚何桂清刚一到任，立刻上了一道折子，保举老王再升一级，担任浙江按察使！

但，问题来了。

王有龄是个能人，有本事，有政绩，人也好（相比之下，老王应该算是大好人啦），可是你再有本事，人再好，也不能瞎升官吧。这刚刚才升了官，又升？

人家何桂清说了：现在打仗嘛，非常时期，用人要不拘一格，破格提拔！王有龄这么大的人才，当按察使非常适合！

——结果咸丰皇帝没同意。

这位咸丰皇帝绝对算不上明君——单看他给黄宗汉题的那块匾，咱就知道咸丰是块什么料了。可咸丰毕竟不是个傻子！

哦，你何桂清说给谁升官我就给谁升官？你以为浙江省是你们家开的买卖？

你别看何桂清年轻（这一年他才三十八岁，在大清国的省长里算是最年轻的了），可何巡抚这个人精明能干心眼儿多，天生就是个当官的材料！现在眼瞅着给王有龄升官的报告批不下来，老何这边儿不急不躁，把王有龄（还有胡雪岩）找过来坐在一块喝点小酒儿，慢慢商量。

要想升官，确实不能单凭上司的保举，还得本人有政绩。

要说王有龄在浙江的政绩，当杭州知府，够了，当按察使，还差点儿。

那怎么才能让他立个大功呢？

眼下大清国正在打内战，最要紧的当然就是练兵，筹饷，所以想捞政绩，就得在这上头下工夫，要是能打几个胜仗那就更好。

于是何桂清就说了：“老王，你以前是湖州知府，湖州那边人头儿最熟。这样吧，你去弄一批洋枪洋炮，发到湖州，再从绿营那边找几个会带兵的能人儿，在当地训练一支精锐部队。这么一来你不就‘练兵有功’了吗？那时候我再保举你，就容易了。”

“洋枪洋炮？上哪儿去弄？”

“上海呀，我的同门‘铁子’薛焕当着松江知府，上海就在他手里攥着呢，有老薛的一句话，你要多少洋枪都有。”何桂清转过头来问胡雪岩，“小胡，你上海那边朋友多，跟老薛处得也不错，就跑一趟呗？”

给官府买枪，那跟上回给王有龄买米也差不多，有啥难度呢？胡雪岩连个磕巴都没打，当场就答应了。

何桂清，王有龄，这两位都拿胡雪岩不当外人。何桂清就问了：“小胡，你现在当着官儿没？”

“没有。”

“咋不当呢！得，这事儿你甭管了，我做主，先给你一个候补知县，以后省里有实缺了，马上让你补！”

——你看看！

要搁一般人，听了何巡抚这句话，估计当场就疯了（乐得）！可胡雪岩并没激动，反而哼哼唧唧的，那意思有点儿不愿意。

其实胡雪岩打心眼儿里不想当官。他是一心要做大商人，发展他的阜康钱庄，要真当了知县，哪儿还有工夫去做生意？

可人家巡抚大人说这个话，是给胡雪岩天大的面子！眼下这个情形，小胡肚里有话也说不出来，只好不言语了。

几天后，“候补知县”胡雪岩带着银票坐上小船直奔上海，买枪去了。

这个时候，上海那边比较乱套，因为“小刀会”起义了。

这“小刀会”是天地会的一个分支。

天地会的根子原本在福建、广东一带，所以小刀会的重要成员也多是从福建那边过来的。这些人原本是在上海的码头上打工，做苦力，可他们并没有忘了“反清复明”这回事。所以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小刀会的人就组织起来，在咸丰三年（1853）由周立春、徐耀率领一支队伍攻占嘉定，接着刘丽川、陈阿林率众占领上海县城，又相继夺取了宝山、南汇、川沙、青浦四个县城，一下子震动了江浙两省。

这一下就引起朝廷的注意了，调集清军大举来攻，结果除了上海县城外，其他几个县相继失守，小刀会退回上海县，拼命死守。

此时太平天国起义正处于高潮，在中国的那帮洋人吃不准将来这个国家会归谁统治，所以他们耍起了两面派，既和大清朝廷打交道，也和太平军那边有联系。

在小刀会这件事上，洋人也玩这套花活。为了保护在上海的租界，他们出动炮舰攻击小刀会，但随后又偷着把枪支卖给小刀会的人，回过头来又袭击清军营盘，威胁清廷，打算两边买好，两头占便宜。

就这么个乱糟糟的时候，胡雪岩到上海租界买枪来了。

找谁买枪呢？

当然先找古应春。

古应春是通事，跟洋人混得最熟，这帮洋商里谁是军火贩子，他全都门儿清，很快就给胡雪岩引荐了一个英国军火商，此人手里正好有一批洋枪。

胡雪岩一伸手，要五千条枪。洋人出价三十两一支，胡雪岩还价二十两，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定价二十五两。

眼看这笔生意做得很顺，胡雪岩挺高兴，就等着一手交钱一手拿货了。却想不到薛焕忽然跑来告诉他：生意先不要做了，有变化。

“咋了？”

“你们浙江又来人了，另外跟洋人订了一万五千条洋枪，你那批军火先不要搞了。”

胡雪岩一头雾水，不明白这是怎么档子事儿。薛焕看他这样儿，就“点拨”了一句：“你知道龚振麟吗？”

龚振麟，晚清的一位武器专家。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位江苏人自己摸索着改良了大清国的旧式火炮，又发明了用铁模铸炮的技术，写了一本书叫《铸炮铁模图说》。虽然他铸的只是旧式前膛火炮，和洋人的开花炮相比差得很远，可在大清国，这位龚先生已经算是非常了不起了。

这一回龚振麟就是受浙江方面之托专程来上海采购洋枪，而且买卖已经谈妥了，一次订购一万五千条洋枪，每条枪售价三十二两白银！

也就是说，和胡雪岩敲定的那笔生意相比，老龚他们做的这笔买卖要大三倍，而且价格定得很不对路，每买一条枪，净赔七两银子。

这不像话呀！

“要不我跟老龚见见面，把价格方面的事儿跟他说说？”

薛焕摇摇头，看了胡雪岩一眼，不吭气。半天，又摇摇头，起身走了。

这一下子胡雪岩进了闷葫芦罐儿了。

怎么个意思呢？

要说龚振麟是浙江巡抚何桂清派来的，老何已经派了他胡雪岩，怎么又派别人？这不合常理呀！

就算何桂清想借着买军火的机会胡乱加价，暗中多吃一笔回扣，那老何也应该直接派人来跟胡雪岩商量。胡雪岩这个人脑子很活泛，一说就懂，一点就透，何桂清就算有什么想法儿，可以跟小胡直接商量，也没必要瞒着呀！

可现在浙江方面忽然绕开胡雪岩，另派了一个“不知根底”的人过来跟小胡抢生意，这不成了拿胡雪岩“耍着玩儿”了吗！

虽然小胡只是个商人，没啥地位，可好歹跟何桂清、王有龄都是哥们儿！要说何桂清信不过胡雪岩，耍他，那可真邪行了。

——难道这次另派人来买军火，并不是何桂清的主意？

可要说这不是何桂清的主意，那是谁把龚振麟派来的？浙江省内什么人有这么大胆子，敢扯巡抚的后腿，坏他何桂清的事儿？

另外，松江知府薛焕的态度也怪。

按说薛焕跟胡雪岩也是有交情的，可这回军火买卖出了岔子，他老薛既不吱声，也不帮忙，这到底怎么个茬儿呢？

——难道说这笔军火买卖中间藏着天大的“猫儿腻”，连浙江巡抚都不敢插手，所以何桂清才非得绕开他胡雪岩不可？

胡雪岩左思右想，怎么也琢磨不透。

可小胡是个精明人，薛焕给他的那个暗示，他还是吃透了一半儿，那就是：龚振麟这个人，他胡雪岩惹不起。

可惹不起，并不等于就不能“惹”！

首先，胡雪岩派人打听消息，知道龚振麟在外头请那个洋人军火商吃饭，小胡也带一帮人跑去，在边儿上坐着，也不吭声，就瞪着眼盯着。

果然，让小胡一“盯”，龚振麟有点不自在，和洋人说几句话，就瞄小胡一眼，饭没吃完就提前走人了。

嗯，你心里有愧，这就好办！

胡雪岩又让人写了一封匿名信，给龚振麟送去，内容大概是：兄弟，你也甭跟我藏着掖着，我知道你是咋回事儿……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龚振麟主动找上门儿来了。

瞎扯了几句闲篇，老龚说了：“说实话，这批枪订得别扭，你不容易，我也不容易。现在我跟‘上边儿’商量了，这一万五千条枪我分出五千条来，算你订的，这上边的所有回扣，都是你的，你看行不行？”

要说龚振麟这人是个军火专家，并不是买卖人，也不能算是个“官”，所以他说出话来又直又各，真不好听。胡雪岩也不知道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含含糊糊不敢答应。老龚又跟他聊了几句，就走了。

第二天，松江知府薛焕把胡雪岩找去，跟他说：浙江巡抚何桂清来信了：这批洋枪，龚振麟做一万条，小胡这边接五千条，价格就按老龚订的走，赶紧把枪买过来，运回浙江就算完事了。

——这什么意思呀！

胡雪岩再精明，毕竟只是个商人，官府那套花活他还真吃不透，可这件事儿这么办，他心里别扭！

哦，一笔买卖俩人儿做！巡抚大人这不是拿我开涮吗？要这么着，你一开始别让我来就完了呗！

这位薛知府跟胡雪岩挺亲近，见小胡不乐意了，就劝他说：“你也别多心，买这批枪也不是老何的意思……”

胡雪岩硬邦邦地来了一句：“那是谁的意思？难道是军机处？”

这本是一句不着调的气话，想不到薛焕脸色都变了，顺嘴秃噜出一句：“你怎么知道！”

就这一句话，胡雪岩“嗖”一家伙出了一身的冷汗。

打这儿起，胡雪岩一句废话也不敢多问了。老老实实配合着龚振麟做完了这笔军火买卖，把洋枪拿到手，装船往杭州运。

那五千条枪的回扣银子足有三万多两，小胡一两银子也没敢要，着急忙慌地把这批军火送回浙江，往王有龄的手里一交，他自己一溜小跑回了家，往床上一躺，把被子一蒙，整整三天没敢出门儿。

4．曾国藩

要说这洋枪，还真是个好东西，弄到了洋枪，何桂清、王有龄他们真的招募团练，开始练兵了。

当然，何桂清职位太高，非常忙，练兵的具体工作他是不管的，这方面主要就交给杭州知府王有龄了。

可王有龄也是个文官出身，军队的事儿一窍不通，怎么办呢？

老王一着急，把胡雪岩找来了：“兄弟，练兵打仗的事儿你懂吗？”

——不懂！

你说说，胡雪岩一个买卖人，平时连打架都不会，他怎么可能懂练兵打仗的事儿？老王这问题问的，让人都没法儿接……

不过胡雪岩说了：“打仗的事儿咱们是不懂，可眼下大清国有现成的样板儿，学学不就完了吗？”

“学谁？”

“曾国藩。”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早在道光年间就官拜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咸丰三年（1853）奉旨担任“帮办湖南团练大臣”，在湖南长沙编练湘军。经过两年的摸索，到咸丰四年领兵冲出湖南，在长江之上大破太平军，攻破城陵矶，杀进湖北，克复武汉！一时间湘军大名威震天下，曾国藩成了大清国的头号功臣。

现在何桂清、王有龄在浙江练兵，就打算跟曾国藩学学。所以何桂清专门派出官员，拿着浙江省的公函去拜见曾国藩，当面取经。

很快，这个“经”就取回来了。

要说曾国藩编练湘军共有两个法宝，一是练兵；二是筹饷。练兵这一条胡雪岩不懂；筹饷嘛，这上头跟做买卖有相通之处，胡雪岩就能说出个一二三来了。

首先，曾国藩给湘军筹饷的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湖南各地设“厘捐局”，逢百抽一，收取厘捐。

别急，咱先弄明白，什么叫“厘捐”？

打个比方：某县城外官道上设了个卡子，几个当兵的往这儿一站，看见推车挑担的就拦住。

“站住！干什么的？”

“做买卖的。”

“行，交厘捐吧！”

“交多少呀？”

“我看这车上装的货至少值一百两银子，逢百抽一，你交一两银子吧。”

“军爷，我这货值不了一百两啊……”

“屁！说你值一百两就是一百两，再废话揍你！……交钱，走人，下一个！”

——这就是厘捐。

一听这个主意，“老实疙瘩”王有龄直挠头。

浙江的商人最多，也最富裕。可是以前省内从来没收过“厘捐”，现在官府忽然征收这种玩意儿，会不会引发众怒？

对此何桂清不以为然。

“厘捐是个好东西，湖南能收，浙江就不能收？众怒？现在是打仗！非常时期就要有非常手段，谁‘怒’就收拾谁！”

在浙江境内收取“厘捐”的事儿就这么定了。可胡雪岩还有别的话说。

其实胡雪岩并不是要说“厘捐”，因为这个东西在湖南境内能搞，全国各省一定会争相仿效，已经不能算什么“创意”了。

胡雪岩要说的是真正的创意。

——要收厘捐，不能光收本省商人的，那些跟太平军做生意的商人咱们也要“抽厘”，而且对这帮人还得多收！我看对浙江本省那些遵纪守法的“正当商人”的货物逢百抽一就够了，可是对那些不守法纪专门跟太平军做生意的商人，“抽一”就太便宜他们了，咱们不妨搞个“逢百抽六”！

一听这话，何桂清直接就蹦起来了！

“跟太平军做买卖？这叫造反！这帮人一旦抓到，货物没收，人‘就地正法’，没有客气的！现在你说对这帮商人也收厘捐？这不就等于宣布‘跟长毛做生意合法化’了吗？这还得了！”

对这个，胡雪岩自有一番想法。

大清国的商人敢跟太平军做买卖，那真是不要命了，抓住就杀头，也确实没二话。可问题是有一帮人就专门跟太平军做买卖，对这些人，咱们没办法。

谁？

洋人！

因为看不清中国的形势发展，这帮洋人一直在耍两面派。一边和大清国勾勾搭搭，同时又跟太平天国搂搂抱抱。

自从太平军占据金陵以后，经常会有洋商从上海出发，专门到太平军控制的地区去贩卖粮食和军火。这些洋商后台硬，势力大，清军不敢对他们来硬的，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没看见。

与其让洋商偷偷摸摸地这么干，还不如干脆宣布这些洋人“和太平军做买卖合法”，然后对所有进入太平天国控制区的商品课以重税。这样不但官府能捞一笔税金，这些商品到了太平军那边也必然要涨价，来弥补交税造成的损失，这样一来，无形中给太平天国造成了“通货膨胀”，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一番话把何桂清说愣了。

——你看看！这种招数，恐怕只有胡雪岩这样的“商人”才能想得出来。

沉默半晌，何桂清说了一句：“今天先到这儿吧，让我想想……”

几天后，浙江巡抚何桂清给朝廷上了一道折子，请求对进入太平天国控制区的“洋货”加征厘捐。

很快朝廷就答复下来：一切照准。

从此，大清国开始向“洋货”征收商业税了。

当然，向“洋货”征税，触动了洋人的商业利益，这帮人是不答应的。

几年后，又是何桂清（此时已经升任两江总督）出面，会同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和英、法、美三国改订税则和通商章程，承认贩卖鸦片为“合法贸易”；所有进出口货物一律按时价抽百分之五的关税，“洋货”远销内地，则一律抽取百分之二点五的商业税；各口税收划一办理，“邀请”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

这个做法从短期来看，给大清国多弄来一笔银子，支持了他们对太平天国的战争。可从长期来看，造成了中国主权的进一步丧失。

同时，随着海关关税和“商业税”的重要性得到提升，在封建落后的大清帝国，商业和商人的地位，开始不可逆转地逐渐抬升了。

这时候，派到湖北去见曾国藩的浙江官员又给何桂清送来了湘军的“训练大纲”和部队编制表，外加曾国藩的一个“请求”。

早先何桂清不是派人去找曾国藩，向湘军“取经”吗？浙江的官员到了湘军大营，曾国藩对他们非常欢迎，态度很好，把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湘军部队编制表全都写了下来，交给浙江来人，让他们回去依葫芦画瓢，好好练兵。

之后曾国藩又摆下酒宴，请浙江的官员吃饭，饭桌上老曾说了：早听说你们浙江厉害，富甲一方啊！我们湖南可差远了，穷山恶水外加“刁民”（曾国藩治“刁民”的手段很残酷，在大清国是出了名的），要钱没钱要粮没粮。眼下我手里两万多人马粮饷不足，你们回去能不能跟巡抚大人商量商量，从浙江省里拨一笔“协饷”，每个月好歹接济我们湘军几万两银子？只要你们肯帮我这个忙，以后浙江有事，湘军一定尽力！

于是浙江官员就把曾国藩的话带给了巡抚何桂清。何桂清就把王有龄、胡雪岩找来商量：湘军要银子，咱给还是不给？

听了这话，王有龄立刻表态：不给！

——湖南省在长江上游，浙江省在长江下游。湘军从湖南出发，顺着长江往前走，首先开进湖北，再往前是江西，过了江西是安徽，过了安徽就是江苏，到江苏就到金陵了，那是太平天国的都城。如果湘军这一路上到处“大获全胜”，连金陵都给打下来了，战争就结束了。战争都结束了，咱浙江省还用得着湘军“帮忙”吗？

——要是湘军走到半道，打败仗了，垮了，土崩瓦解了，那这帮湖南佬儿就更帮不上咱们的忙了……

这么算起来，湘军无论如何也帮不上浙江的忙。曾国藩跟浙江方面要银子，明显就是想讹咱们一笔，这个钱当然不能给。

听王有龄这么说，胡雪岩在边儿上直摇头。

“我觉得这笔钱应该给。做生意嘛，就是要做个‘人缘儿’，这样买卖才能做得大，做得长远。依我说，一来湘军眼下风头正劲，帮了他们，日后万一用到人家，咱也好张嘴；二来湘军是大清国的柱石，咱们好歹是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互相帮衬也是有必要的；三来这一个月两三万两银子，咱们浙江也拿得出来，何苦为了一笔银子得罪曾国藩他们那帮人呢？”

——所以说，商场如战场，这战场嘛，有时候也像商场。人在社会上混，“厚道”两个字值千金！长远投资最要紧。

可惜，这个时候就显出胡雪岩这个商人“人微言轻”了。王有龄和何桂清都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后来这俩人扔下胡雪岩坐到一块商量了一下，觉得“协饷”的事先别答应，也别不答应，拖着，看看下一步局势如何发展。

后面几个月里，湘军从武汉顺长江东进，先是在田家镇大破太平军，继而攻克广济、黄梅，直逼江西九江。气势如虹，威风凛凛。

紧接着，曾国藩在九江遇上了太平军的翼王石达开，一场大战，湘军兵败如山倒，就像一个掉在地上的瓷碗，摔了个粉碎！

见了这个局面，何桂清和王有龄相视而笑。

你看看！幸亏没听小胡的，不然这一个月几万两银子就白瞎了。

现在湘军已经崩溃，局势已经明朗，给湘军银子的事儿自然就不再提起了。

——人生在世，可不能太“精明”了！要是一个人走在街上，所有人都指着他的背影说：这人可精了！这小子在社会上就不好混喽。

何桂清，王有龄，这两个人的算盘就过于精明了。结果是，他们为了省一笔银子而狠狠得罪了曾国藩这个“晚清第一功臣”！

几年之后，先是王有龄，后是何桂清，一个接一个把小命儿断送在了这位爱记仇的曾老夫子手里。

第七章　江南“丝王”

1．小刀会和大涨价

且说浙江巡抚何桂清、杭州知府王有龄从上海买到一大批洋枪，立刻招募乡勇，组织团练，配发洋枪，如火如荼地闹腾起来，准备练成一支像样的精兵，拉出去和太平军打几仗，借此博取政绩，扬名立万，升官发财。

不过官场上这些“作秀”和胡雪岩关系不大，因为他不是官，只是个商人。

——不管天下如何动荡，商人永远有自己“战场”，那就是：生意。

自从去年在上海组织生丝价格联盟，狠狠打击了洋行势力之后，转眼又是一年，江南的新丝快下来了。而眼下浙江省内何桂清、王有龄哥儿俩穿着一条裤子，好得不分彼此，“暗战”之类的事件已经不可能再发生，所以也没啥事儿让胡雪岩操心了。

于是小胡打点行装沿江而下，到上海照顾他的生丝买卖去了。

这时候的上海，还乱着套呢。

自从小刀会起事占领了上海县城，现在半个上海还控制在刘丽川他们手里。但另外半个上海——就是洋人的租界，却靠着洋枪洋炮大兵舰的保护而毫发未损。胡雪岩去年搞的那个“价格联盟”的一帮兄弟们眼下都集中住在租界里，新丝收购已经开始了。

今年，江南丝茧大丰收，产量很足，而江浙两省所产的生丝大半都被“价格联盟”控制住了。所以他们手里掌握的生丝比去年几乎多出一倍。

说实在的，来上海之前胡雪岩还挺担心，一是害怕洋商去年吃了亏，今年会有备而来，跟中国丝商打一场残酷的价格战；二是担心上海战乱，会严重影响洋人收购生丝的热情，导致生丝价格暴跌。

可等胡雪岩到了上海才发现，自己的两个顾虑都是多余的。

一方面，欧洲那边对丝绸的需求量年年增加，对中国出产的生丝原料的需求当然也在增加。去年他们打了一场价格战，结果输了，今年上海的各大洋行已经比较识相，或者说，比较“服软儿”了。

另一方面，洋人的“奸诈”，也让他们在商业运作方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人在江湖漂，一定要讲诚信，一定要厚道，万万不能偷奸耍诈，否则必吃大亏！洋人也不例外。

当时，由于太平天国起义势头很猛，欧洲列强吃不准将来中国将归谁统治，于是这帮小子就在太平天国和大清朝廷两股势力之间大耍“两面派”，想落个两头都不得罪，结果，倒把两头都给得罪了。

在上海，洋人一边用武力威胁小刀会，不准他们进上海租界，同时又和小刀会的人眉来眼去，给他们提供粮食、武器，支持他们占据上海县城。这么一来可把朝廷气得够戗。

正好，这个时候浙江巡抚何桂清又提出要对进入中国内地的洋货加征重税，朝廷也正想治治这帮洋鬼子，马上就批准了。

结果是，在大清国境内销售的洋货被加征了高达百分之六的商业税！这对上海的洋行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洋商们损失惨重。

欧洲列强是最重视商业利益的，他们不能眼看着自己在大清国的商业利益受损，就第一时间跳出来对朝廷施加压力。

可是眼下列强政府对小刀会采取的这种暧昧态度，等于是逼着清政府对洋人采取强硬手段！所以不管洋商怎么软磨硬泡，官府的人硬是不买他们的账。闹得洋人在上海城里灰头土脸，抖不出威风来了。

这时候的大清朝廷，虽然在跟列强的战争中连遭挫败，可是毕竟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组织严密，政府在人民中间仍有很高的威信，也比较有效率（当然，大清封建朝廷和欧洲列强的资本主义政体相比是落后的，但相对于其他封建专制国家的朝廷来说，中国的封建朝廷还是比较有效率的），加上大清国这时候仍然比较富庶，民间还有大量白银在流通，所以在列强面前，清廷并不是完全屈膝投降，一味卖国。只是后来因为制度的原因，国力越来越弱，情况也变得越来越糟了。

由于胡雪岩和他的生丝价格联盟已经控制了生丝货源，取得了市场的主动权，加上清廷眼下对列强态度比较强硬，两股力量加在一起，就使得洋行势力大受打击，在这场生丝价格竞争中已经明显处于弱势了。

于是胡雪岩把朱福年、古应春和其他丝商们找到一起商量了一下，决定统一提高生丝的销售价格。

当然啦，胡雪岩他们一提价，洋行那边马上起了反应，洋商们群起聒噪，立刻停止收购生丝。于是像去年一样，上海的生丝交易又陷入了一场拉锯战。

不过今年形势比较有利，这一仗远比去年要好打得多，所以胡雪岩一点儿也不担心，闲来没事出去喝喝小酒，吃吃小菜，听听小戏，连玩带乐，只等洋商那边绷不住劲，主动上门来服软儿。

这天小胡和古应春两个人在一间馆子里吃饭，正吃着，就听背后几个人吹起牛来了，其中一个就说了：上海这边什么生意最好做？房地产！你看上海发展的势头多猛，大马路二马路的，发展得这样快，现在应该趁着时间早，能买到手的土地尽量买下来！将来洋人把路铺过来了，地皮马上值钱，你就只管躺在家里数银子好啦！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胡雪岩的耳朵是一对经过十年苦练的“顺风耳”，“躺在家里数银子”这句话传进他的耳朵里，马上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

第二天，小胡租了一辆马车，和古应春一起出了上海县城，在四郊到处走了走。在这些稻田阡陌之间，隐约看出了将来“大上海”的轮廓。

于是小胡就跟古应春说了：看看有便宜的地，不妨买它几块……

说完，俩人上了马车回城里去了。

小胡买地了吗？没买。

因为回到上海之后，他很快就发现生丝交易出了问题，后面一直忙着处理这件事，就把买地的事儿搁下了。

再往后，小胡又忙着建立“连锁典当行”，没工夫琢磨买地的事儿。接下来又打起仗来，出生入死的，然后就追随了左宗棠，开始做起真正的大事业。结果从头到尾，胡雪岩并没有在上海认真炒过地皮。

他没买，那天和他坐同一辆马车出来看地的古应春却买了。

在上海炒地皮，这个话题让人一听就觉得兴奋。可这个“炒地皮”的买卖真能让人发大财吗？

上海，靠了通商口岸的优势，从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了大城市。这里的地皮也从一亩地十几两银子发展到几十两，几百两，很多人看到商机，把自己一辈子赚回来的辛苦钱投进地产生意。想不到小刀会起义，一场大乱，弄得地价暴跌！第一批在上海炒地皮的商人，眼下很多都已经倾家荡产，消失在“房地产泡沫”之中了。

再往后，眼看小刀会起义被控制住了，上海租界一点儿没受影响，“地皮炒家”又开始进场，前一阵才跌得一塌糊涂的地皮又有人接了盘，上海的地价再次上扬。

这时候太平军进攻江浙，各地富户全都逃进上海租界，弄得上海地价一路暴涨，一家伙炒到了几千两银子一亩！于是一大帮富人掏出家底子买地盖房，想发一笔大财。

想不到几年之后太平天国起义失败，不打仗了，那些迁进上海的富户纷纷拖家带口回了老家，小半个上海的房子都空了下来，没人住了！弄得上海地价又一次暴跌，不知多少富户一夜之间血本无归。

其后大清国进入了“太平盛世”，上海商业大发展，日渐繁荣，于是炒地皮的人又露出头来，地价又开始一路暴涨。结果中法战争忽然爆发，法国舰队封锁江浙沿海，人心惶惶，银根吃紧，顿时引发了一场经济动荡，结果上海地价再次一落千丈，不知道又有多少人赔得倾家荡产。

胡雪岩的好朋友、好伙伴古应春，就是在这之前拿出钱来炒地皮，结果在经济危机中赔了大钱，不但自己一家伙垮了，还把胡雪岩也给连累得够戗。

这场大动荡过去之后，上海的市面又稳住了。浙江湖州的“商帮”（就是那“四象八牛七十二狗”们）涌入上海，蜂拥抢购土地，到处建房，打算以后收租为生，结果上海地价忽起忽落，动荡不断，到解放前，规模庞大富甲一方的“湖州商帮”已经在上海房地产买卖上赔得精光，无声无息地消亡殆尽了。

——在上海炒地皮，最终只有极少数人能获得暴利，多数人只是在做“憨大”，拿出自己一生的积蓄，替大上海的高楼大厦买了砖瓦，铺了下水道……

不然你以为这个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大上海”是怎么建起来的？

2．内奸拆台

上海的“傻瓜炒地皮”与胡雪岩关系不大，且不说它。

单说眼下胡雪岩和“生丝价格联盟”会战上海洋行，眼看已经是三个指头捏田螺——十拿九稳了，忽然凭空传出一个消息：怡和洋行宣布，除非胡雪岩他们同意把生丝售价降低一成半，否则就不从小胡他们手里收购生丝了。

其实在这之前，以怡和洋行为首的上海多家洋行已经屡次来和胡雪岩接触，话说得越来越“软”，眼看要就范了，想不到情况忽然发生了变化。而且从对手的态度来看，这一次绝不是虚声恫吓，洋商们似乎真的找到货源了。

这可真是活见鬼了！眼下江浙两省的生丝价格已经被胡雪岩他们控制了，这帮洋人从哪儿弄到了便宜的货源？

为了弄清情况，胡雪岩把一肚子怒气全压了下去，笑眯眯地跟洋人“恳谈”，想尽办法套他们的话。

可这帮洋人一个个精明得很，哪能让胡雪岩套出话来？至于洋商为什么忽然提出降价，对方的解释是今年欧洲市场对丝绸的需求量萎缩，加上中国蚕茧产量增加，生丝供大于求，所以必须降价。

——这是鬼话。

当然了，人家是洋鬼子嘛，说“鬼话”很正常。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查出洋人态度变化的真正原因。

于是胡雪岩赶紧调动各方人马，上至松江知府薛焕，下到松江漕帮的尤老五全都活动起来，从黑白两道各个方面去探听风声。

结果还是薛焕这个当官的有办法，不知从什么渠道打听出来，原来是“生丝价格联盟”内部出了问题，有一个跟胡雪岩走得最近的重要的人物悄悄和洋人谈妥，准备以低价放一批生丝给洋行。

这个吃里爬外的家伙是谁呢？

真是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卑鄙小人居然是“价格联盟”的二号人物，上海大丝商庞二的总管事——朱福年！

当然了，不管是谁，脱离“价格联盟”私下和洋商接触，主动压低丝价，其目的只能是一个，那就是：把刚建立一年多的价格联盟打垮，拆胡雪岩的台！

可朱福年为什么这么干呢？中国商人联起手来把生丝价格提上去，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件大好事呀！

确实，这件事连胡雪岩也是想了好长时间，这才摸着点儿头绪。

——闹了半天，还是为了钱！

记得吗？去年胡雪岩挑头组织“价格联盟”，一笔大生意做下来，净赚十八万两银子，可是由于参与“价格联盟”的丝商太多，赚了之后大家一起坐下分钱，结果硬是把胡雪岩这个领头人给分“赔”了。

可那笔买卖胡雪岩是赔本赚吆喝，宁可自己吃亏，也没亏待合伙人，该分的钱都按数分下去了，朱福年不也分了一份儿吗？

这个时候，就得换位思考了。

朱福年，庞二的大管事，作为上海最大的丝商，以前胡雪岩没来的时候，他就代表着上海最大的丝商。

朱福年控制着大量的生丝货源。往年靠着手里这些生丝单独和洋人做生意时，他的赚头很大。最要紧的是，那时候所有利润都是他的，用不着分给任何人。赚回来的这些银子，他的东家庞二吃大头，他呢，吃小头。

同时，朱福年作为生丝交易场上的重要人物，他“理所当然”地偷着用东家的钱给自己带一部分“小货”，然后在往洋行销丝的时候顺带着一起出手，再多赚一笔。

可现在他加入了“价格联盟”，就必须要顾及很多中小商人的利益，结果同样一笔收益，大家一起分，就把利润摊薄了。

——这么一来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在“价格联盟”里，越是大户，相对而言，赚到手的份额就越少！

所以去年那笔生意，挑头的胡雪岩赔了，二号人物朱福年也没赚多少——比往年他自己单干时能赚到的份额要少得多。

就因为这个，朱福年忍不住了。

眼看今年“价格联盟”又和洋行了起来，要是再把洋商斗败了，虽然能做一笔大生意，赚一笔大钱，可是分到朱福年手里，恐怕也不会比去年多多少。

去年这样，今年这样，明年还是这样，以后都这样……

朱福年不愿意了！

“商人”这个群体在思维上有一种特殊性，那就是：不管何时何地，他们最看重的，永远是利润的最大化。

在这方面，胡雪岩的思维模式和朱福年其实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商人们因为各自的眼界和心胸不一样，他们对“利润”的理解也不同。

——胡雪岩看到的“利润”，是整个中国生丝行业的国际地位，和大清国生丝出口市场的未来走向。

——而朱福年眼睛里看到的“利润”，仅仅是他和他的东家庞二在眼前这一笔生意中净赚白银的数量。

朱福年为什么要拆胡雪岩的台？原因在此。

想通了这些，胡雪岩觉得浑身发冷。因为他知道，当一个商人咬住“利润”二字的时候，他就是不可说服的了。

现在的朱福年就是这样，这个人一心想要拆台，自己出去单做，已经成了传说中的“唯利是图”，所以他是不可说服的。

怎么办呢？

打起“价格联盟”的招牌，阻止朱福年降价出售生丝，甚至像早先约定的那样，把这个姓朱的孤立起来，大家都不再和他打交道了？

恐怕不行。

朱福年是个大户，如果这样对付他，这个人会立刻退出“价格联盟”，带着他的生丝货源去和洋商交易，这样一来，“价格联盟”就被他打破了。

不这么办，难道任由他私下降价，拆“价格联盟”的台？

——当然不行！任由这小子拆台，胡雪岩不就成了“憨大”了吗！

这一夜，胡雪岩瞪着两眼熬到天亮，终于想出了一条办法为了保住“价格联盟”，他必须“清理掉”朱福年，让这个吃里爬外的东西倾家荡产，身败名裂，滚出上海，永远不再回来！

3．往死里整

商人，尤其是成功的大商人，是一个强调职业道德、注重口碑的群体，一个成功的大商人设下计谋去陷害另一个商人，应该说这种事在商场上并不常见（电视剧里比较常见）。

可现在，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胡雪岩准备设下圈套陷害朱福年，毁了他的名声，把这小子从庞二手底下、从整个江南的生丝行业赶出去！

——这也是逼不得已。要保住生丝“价格联盟”，斗败洋行，把生丝价格提起来，必须出这一招，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可是怎么“陷害”呢？胡雪岩已经想出了成套的办法。

首先，胡雪岩请朱福年出来喝酒，两人边吃边聊，不动声色。

闲扯了一阵子，胡雪岩说了：“老朱，去年那笔生丝买卖，我亏了，可今年我还要做，你知道为什么吗？”

一说这个话题，朱福年警觉起来了：“不知道。”

话说开了头，胡雪岩就一路往下“掰”起来了：“我想你也知道，阜康钱庄托着浙江全省的公库银子，所以说穿了，我不是给自己做买卖，而是给浙江的官府帮忙。你是庞二的伙计，我呢，是浙江巡抚的‘伙计’，咱们是一样的。浙江是生丝出产的大省，最好的丝都出在湖州，可是洋商一年一年把丝价压得越来越低，官府的税收也受了损失，所以我才来上海搞这个‘价格联盟’，托这个市。这原本是湖州知府王大人的主意，现在新到任的巡抚大人也是这个意思。”

这几句话，还真把朱福年给唬住了！

那个年代，商人最怕官府。如果真像胡雪岩说的，他到上海搞生丝“价格联盟”是官府的意思，那朱福年要是出来“拆台”，可就捅了马蜂窝了。

一时间朱福年也吃不准胡雪岩的话是真是假，不知如何回答。

胡雪岩也不用他回答，自顾自地往下说：“去年那笔买卖我赔了，你也没赚多少。我呢有官府在后头撑着，赔几个钱无所谓，可你朱老哥去年没得赚，今年又赚不着，这就不合适了。我跟巡抚大人商量了一下，想私下贴给你一笔银子，就算补你老哥的亏空吧。”说着掏出一张银票递了过来。

到这会儿，朱福年不能不信了。接过银票一看数额，也挺满意，又假客气了几句，把银票揣起来了。

有了胡雪岩的几句瞎话，再加上这张悄悄递过来的银票，朱福年还有什么理由退出“价格联盟”呢？

很快，胡雪岩得到了小道消息：朱福年已经把以前对洋行“低价卖丝”的承诺全部推翻，不认这个账了。

——现在上海的生丝交易市场上又只剩了一个价钱，那就是胡雪岩和“生丝价格联盟”给洋人的报价。

朱福年上套儿了，“价格联盟”稳住了，洋商眼看无隙可乘，也终于认输了。这一年，胡雪岩他们大赚了一票，纯利润高达四十万两白银！

这就是胡雪岩的全部计划吗？

不，稳住朱福年，只是半个计划。后边，小胡还有另一半计划，那就是：整死这个姓朱的，彻底打垮！

相对而言“整死”朱福年并不很难，因为朱福年是庞二的手下，胡雪岩只要找到庞二，告诉他：你手下那个姓朱的业务经理很不可靠，这些年他一直拿着你的银子做他自己的买卖，报虚头，开花账，吃小货，手脚很不干净！庞二肯定急眼，等老庞到上海来一查账，朱福年就算完蛋了。

至于说朱福年是不是有这些“毛病”呢？

——肯定有！

朱福年在上海做了什么事，胡雪岩心里多少是有数的。别的不说，光是前次胡雪岩塞给他的那张银票，姓朱的不就自己吃下去了吗？光这一条，他就赖不掉！

于是胡雪岩就来找那个大丝商庞二，把上头这番话一说，庞二当时就急了！

“胡兄，你能肯定吗？”

“能肯定。”

庞二这人办事还真干脆：“既然这样，请胡兄帮我去查朱福年的账，如果账面上真的不干净，你看我怎么收拾这小子！”

得，朱福年算是毁了。

受了庞二的委托，胡雪岩立刻来查朱福年的账。

到这时候朱福年才明白，自己上了人家的当。

可到这时候才明白过来，已经晚了。现在胡雪岩已经把东家找来了，他姓朱的成了砧板上的鱼肉，只能任人宰割了。

到这种时候朱福年真是没辙了，站在一边儿，等着人家收拾他吧。

这边儿胡雪岩往八仙桌旁一坐，手旁是厚厚的几大摞账本子。小胡拿过来翻了几页，不知为什么，觉得心神不定，坐在那儿发起呆来了。

自己这是干吗呢？为什么非要“整死”朱福年？

——朱福年也是生意场上的高手，这样的人才，要多少伙计里才能磨炼出一个来？可自己现在上嘴皮一碰下嘴皮，就把这个人毁了……

没错，朱福年是贪了些，可他这么干，不也是为了东家、为了利润吗？

胡雪岩自己是个商人，当然知道商人那种与众不同的心态和人生观。朱福年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追逐利润”，要说他有错，无非是眼界不高，心胸不广，可要是有人带他一把，指指路，朱福年这个人也能成个大商家。

为什么非要毁了朱福年呢？

在福州，小胡发起一场挤兑，毁掉了元昌盛钱庄的卢老板。至今过去一年多了，他心里仍然不安……

思来想去，胡雪岩干脆把账本一合，站起来对庞二说了一句：“账我都查完了，没啥毛病。”

就这一句话，庞二笑了，而朱福年，掉眼泪了。

从这件事以后，朱福年和胡雪岩结下了过命的交情。

而庞二也提出来，想跟胡雪岩合股在上海开一间大丝行，以后庞家的买卖就是阜康的生意，大家不分彼此。

——像小胡这样远见卓识、宅心仁厚的商人，太值得信任了！庞二要是不跟他合伙儿，那姓庞的就成了“憨大”了。

后来庞二拿出四十万两银子，胡雪岩拿出十万两银子，两家合股在上海开起了丝行。

4．开钱庄和当铺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是一首“奇诗”，它告诉我们的东西太深刻了，真是值得做生意的人反复去读。尤其在社会上遇上难解之事的时候……

——在生意场上打混，看人的眼光是很要紧的，而要想看人眼光准，首先要学会的，还是“跳出事情，回头再看”。

前面胡雪岩在福州和元昌盛钱庄死磕，他手底一点儿情面也没留，为什么？因为元昌盛那位卢老板不讲“道义”，违背了钱庄业最根本的职业操守。像这种已经没有信义的人，就不能对他留什么情面了。

可今天在上海斗的这个朱福年不一样。朱福年虽然暗里使奸，可他这么做，首先是因为胡雪岩组织的“价格联盟”触动了他的切身利益，可以说是因为胡雪岩事先考虑得不够周到，才逼得朱福年使这个诈。而老朱玩这一手儿，想拆散“价格联盟”，主要是为他的老板庞二着想，有点“各为其主”的味道，从生意人的角度说得通。

再说了，眼下胡雪岩正一心想要和庞二交好。这样算来，小胡就更应该去“理解”朱福年，而不是急赤白脸地对老朱下死手。

于是小胡放了朱福年一马，靠这个结交了庞二，也拉拢了朱福年。

结果好人有好报，转眼工夫，朱福年就给胡雪岩帮了个大忙。

做完这笔生丝买卖，胡雪岩的“价格联盟”共赚了四十多万两银子，可是分到胡雪岩手里的只有三万多两。虽然这比去年“赔上一笔”要强得多，可和小胡为这笔生意投入的时间、精力相比，这个收益仍然不算太理想。

当然，生丝买卖是长远生意，计较“今年赚多少钱”就不是胡雪岩的风格了。

他现在人在上海，手里的生意结束了，又有几万两银子空在那儿，当然闲不住，就想把这几万两银子投下去，干点什么。

干点儿什么呢？

刚到上海的时候，胡雪岩不是对“炒地皮”这个事情发生了兴趣吗？现在他就在琢磨这事儿。

其实“炒地皮”这个东西风险极大。因为这笔买卖从哪个角度看都很像赌博，而且还是一种很可怕的赌法，也就是赌场上戏言的“烂屁股”。

炒地皮的炒家，往往会选一个不错的时机进场，然后一上手，马上看到了赚头。可这“赚头”却是虚的，看得见，拿不到手。一方面，因为炒地皮套现不太容易；另一方面，这个买卖“看起来很美”，虚赚头很大，让人爱不释手。结果不知不觉就坐了下来，而且一坐下，就“站不起来”了。

这时候，地产生意的可怕之处就显现出来了。

进场的时间越长，炒家就越难脱身。而且在有意无意间，他还会不断地加码，增加资金投入量。

因为炒地皮如果赚了，贪欲会逼着人成倍地加大投资额，如果赔了，则欲罢不能，只好往里烧钱，硬撑下去……一直到地价的阶段性上涨结束，出现大跌，结果那些炒家在快活了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后，忽然在一夜之间赔得精光，光着屁股哭着离场。

——这不就是赌徒们常说的往赌台前一坐就站不起来的“烂屁股”吗？

现在因为小刀会起义，上海的地价跌了，而小刀会起义已经被控制住，地价也正在止跌企稳的时候，所以胡雪岩觉得这是个机会，想把手伸进来。但他对这一行吃不准，有些犹豫，就在饭局上跟自己的几个好朋友商量。

一听这话，古应春头一个表示支持，认为“炒地皮”是个好买卖！可是坐一旁的朱福年却没吭声儿。

自从这笔生丝买卖以后，朱福年一直觉得欠了胡雪岩一份人情。在社会上混，最欠不得的就是人情，所以朱福年一直想还这份人情。现在听胡雪岩说想炒地皮，朱福年一言不发，可脸上的神色告诉小胡：朱哥是有话说的。

胡雪岩当然看出来了，当时什么也没提，第二天又单独请朱福年出来吃饭。

饭桌上，朱哥就说了：“兄弟，我说一句多余的话：‘炒地皮’不稳妥，很多人进得去，出不来。依我说，这世上三百六十行生意，最稳妥最舒服的一行，就是开当铺。”

一提开当铺，胡雪岩也觉得非常亲切，因为这当铺买卖原来就是他们“安徽商帮”的老本行之一。

这里顺便说一下，朱福年是安徽徽州人，跟胡雪岩其实是老乡。他们“安徽商帮”有几项传统的营生：盐业、水运、粮食、绸布、典当。所以靠当铺发财的安徽商人非常多。

但胡雪岩本人却没接触过这一行，可以说一窍不通。

——没关系，朱福年以前在当铺里做过，对这一行门儿清。

这“当铺”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呢？

其实这开当铺跟开钱庄意思差不多，所不同的是：钱庄是把大笔银子贷给那些有钱人，当铺却是专门把小钱儿借给穷人。所以生意场上有个说法：当铺是穷人的钱庄；钱庄是富人的当铺。

一提当铺，咱们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黑糊糊的门脸儿，高高的柜台，恶形恶状的掌柜，趾高气扬的伙计，缩头缩脑的穷人拿着仅有的一件破棉袄进去，对方接过来往地上一扔，随便丢过来两个铜板……

这是电视里的镜头，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当铺生意，在当时是一种完全合法也挺平常的买卖。它实际上是一种以实物为抵押的“小额贷款”，而且因为有实物做抵押，那些把财物抵押在当铺里的人，绝大部分是要把财物赎回去的，所以当铺的还贷率非常高，也就是说，资金周转的速度非常快。

这个买卖做好了，有两个好处：一是扬名；二是赚钱。

那年月的当铺，其实是个专门对穷人发放小额贷款的机构，所以它在当时的社会上并不遭人骂，相反，倒有点“扶危济困”的意思。开当铺要是开得好，就能给东家博得一个“帮人救急”的好名声。

——这一点咱们现代人想不到，因为当铺的名声被现代的小说和电视剧给毁了。

开当铺的另一个好处就很明显了，那就是：当铺也挺赚钱的。

说到这儿，朱福年掰着手指头给胡雪岩算了一笔细账。

开当铺投入的本钱，行话称为“架本”。因为当铺做的是“小额贷款”，所以它的账面上不是以银两为单位，而是拿铜钱来计算的，以“千文”（即一两银子）作为计算单位。

比如，开一间中等规模的当铺，大约需要投入“架本”十万千文（即十万两银子），当铺开起来之后，典当品就会陆续进来，而“架本”则被陆续贷出去。等十万千文的本钱全部贷出去一轮了，那么连“架本”带当铺里存的典当品（行话叫“架货”），其价值就至少比本钱放大了一半，也就是说，当铺的“架本”总值很快就可以变成十五万千文。

由于这些小额贷款都以实物作为抵押，所以借款的人都会尽快还款，赎回抵押品。这样一来，当铺的“架本”周转速度极快，平均每个月就能周转一轮，也就是说，十五万千文的“架本”每月都会全部被放出去，再收回，运转一轮儿。

十五万千文，这些钱运转一轮儿，能产生多少利润呢？

在这方面，钱庄和当铺的利润率相似，就是大约一分（百分之十的利润）左右。

这么说来，一间投资十万两银子的当铺，一个月就净赚一万五千两左右！

听完朱福年的一番话，别说胡雪岩，恐怕连很多读者都激动了。

胡雪岩这个人天生就喜欢这个“钱”字儿，一见钱就觉得亲切，现在听朱福年给他介绍了这么个好买卖，小胡回去自己又算了算，觉得真是不错，就把准备在上海炒地皮的银子又收了起来，回杭州之后立刻办起了他旗下的第一家典当行——“公济典”。

后来胡雪岩把钱庄和当铺两笔买卖合成一笔，到处开设分号。基本上是在哪个城市开了阜康钱庄的分号，同时也要在当地顺手开一家当铺。

——结果一开就开了二十三家钱庄，二十六间当铺，发大财了！

不过在这儿要多说一句：典当行是旧时代的热门买卖，今天就不一定了。

因为今天满街都是大大小小的银行，各种贷款业务多如牛毛，业务水平高，信誉好，利息也合理，所以今天的典当行业，已经不像清朝那么热门儿了。

第八章　商人与战争

1．身不由己

自从弄到洋枪之后，浙江巡抚何桂清、杭州知府王有龄这哥儿俩就在杭州城里设了“协防局”，开始招募团练，训练兵勇。

在何桂清来浙江以前，浙江省的巡抚多数都是废物点心，光知道贪污，不知道练兵筹饷，也不管保境安民，所以浙江省内要兵没兵，要防没防。现在何桂清、王有龄这俩人来了，这才办了点儿实事。

其实严格说来，这位何桂清何老爷，也不是个“办实事”的人。

何桂清很精，他的精明就在于他非常非常善于“表演”。这个人文笔一流，口才了得，讲起话来慷慨激昂，所有和他接触过的人，不管是他的上级还是下级，都会被他潇洒的外表、机敏的言谈和表面的“一腔热血”所蒙蔽。其实真正说到办实事儿，何桂清这个小子，有点儿不着调。

不过也没关系，他手底下还有个王有龄，而王有龄手底下又有个胡雪岩。

王有龄是个很踏实的人，憨厚朴直，胆子也大，虽然是个文人出身，可他这种天生的性格倒很适合带兵。

所以王有龄就成了“浙江协防局”真正的头头，可以说后来浙江省内能打仗的这两三万部队，都是王有龄一手练出来的。

而胡雪岩呢？演讲他不会，练兵他也不懂，可他会算账，会理财。

眼下阜康钱庄几家重要的分号都建起来了，上海的生丝买卖也稳定了，该交的朋友都交下了，该安排的掌柜、伙计安排妥了，胡雪岩暂时不用东奔西跑，操心生意上的事，就待在杭州，一门心思替何桂清打点浙江的财务。

说真的，一个商人，实在没资格，也不应该过多插手官府的财政。可胡雪岩生在一个“特殊年代”，他那个时候，官府专门设置了一些像师爷、幕僚之类的席位，让民间的能人来给地方官帮忙，这已经成了惯例。

而胡雪岩自己，虽说一心只想经商，不想做官，可毕竟他一直给王有龄帮着忙，跟官府拉着关系（这是小胡早年为了迅速起家，自己给自己找的事儿），现在何桂清又让他到省府来管账目，他真的无法拒绝。

这一下子，胡雪岩就在浙江巡抚衙门里当了两年的“账房先生”。

有胡雪岩给管着账，浙江一省的财务状况还真就不一样了。

由于浙江省内财务状况大为好转，公库里的银子越来越多，从咸丰五年（1855）——就是何桂清到任的第二年开始，何巡抚主动向朝廷提议，把浙江省每个月向“江南大营”提送的“协饷”数额从四万两增至六万两。

浙江省一个月多给前线输送两万两银子，这一年下来，就多送去二十四万。这笔钱说多也不算太多，可它送的这个“点儿”特别巧，真正是个节骨眼儿上。

——你看看，何桂清这个人真是很会抓空子，很会摆政绩。

你想，这些地方督抚一个个可有心眼儿了，平时这帮人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扣留“协饷”，把银子掌握在自己手里。像何桂清这样主动提出多给前线送银子的巡抚老爷，全大清国就这么一位！

这一下子把“江南大营”的总指挥——钦差大臣向荣给感动了！

何桂清，真是个好样的！时代先锋，官员楷模，忠君爱国，大公无私！朝廷不表扬何桂清，表扬谁？

于是向荣给咸丰皇帝写奏折，请求表彰何桂清。

何桂清这人多聪明啊！一看向荣要表扬他，老何第一时间就上折子：皇上您别表扬我了，其实我自己并没做什么，这都是底下人做得好……

何桂清这一客气，连咸丰皇帝都被感动了。就下旨说：你别客气，你是有成绩的，你的手下也有成绩，都要表扬！

这一下何桂清逮住机会了，赶紧又上折子：我手底下这帮人里，杭州知府王有龄表现最好，要不皇上您“使劲儿”表扬表扬他？

什么叫“使劲儿”表扬呢？当然就是升官啦。

这个时候，所有人都正在壮怀激烈，热血沸腾，咸丰皇帝立刻下旨：杭州知府王有龄升任浙江按察使。

——你看看，这不就升上去了嘛。

前文说过，何桂清和王有龄关系非同一般，虽然不是一个妈生的，可他们是一起长大的，真正跟亲哥儿俩一样。而王有龄和胡雪岩虽然没结拜为异姓兄弟，可处得也跟亲哥们儿一样。现在王有龄又升了官，当然忘不了胡雪岩，就把小胡找来问了：你自从捐了候补知县，一直没得实缺，现在我给你弄个实缺，你当县太爷去吧？

结果胡雪岩不要！

怎么呢？因为小胡怕当官影响他经商。

大清国四万万百姓，给了官儿不当，非当商人不可！仅胡雪岩一人而已。

既然小胡不肯当官，王有龄也没办法，只好先这么着吧。

于是胡雪岩接着当他的平头老百姓，一半时间给官府管账；另一半时间经营他的阜康钱庄。

眼瞅着浙江省内兵精粮足，何桂清调集部队从浙西开进安徽，开始和太平军作战。

结果这一打，哎，还真行！

浙江绿营兵初上战场，兵员充足，又有洋枪，另外他们面对的也都不是太平军的主力部队，结果一打一胜，先是夺下徽州、休宁、石城三地，不久又攻下太平、祁门、宁国三府……

你看看！

想不到何桂清这人办事办得漂亮，仗也打得漂亮。咸丰皇帝一高兴，下令，把上述六个府统一交给浙江管辖！

不得了，这等于是把另一个省的地盘划给了浙江，给了何桂清很大的面子，比升他的官还要好看！

就在浙江局面一片大好，何桂清、王有龄混得春光灿烂的时候，在江苏省内、金陵城下的核心战场上，战局忽然一变，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燕王秦日纲集结重兵，大破清军江南大营！

江南大营建在太平天国都城天京（金陵）城外已经三年之久，表面说是围困天京，其实它是一个防御屏障，保护浙江和江苏大部分地区不受太平军的攻击。

现在江南大营突然被太平军攻破，天下震动！眼看江南地区门户洞开，已经没有力量阻挡太平军向江苏、浙江腹地推进，咸丰皇帝赶紧任命何桂清为两江总督，让他到前线去收拾残局。

——其实何桂清真不是一块“收拾残局”的料。

接了圣旨，何桂清赶紧带着刚练好的两万多精锐部队赶到丹阳，收罗败兵，抵挡太平军的进攻。同时，王有龄和胡雪岩这两位也在浙江忙活起来，收集一切粮食、兵器赶着送往前线，支援何桂清……

眼瞅着浙江部队就要跟太平军精锐正面交锋了——而且不出意外的话，恐怕不是人家的对手……可就在这个时候，太平天国忽然发生了内讧！

真是，谁也想不到，刚刚打破江南大营，太平天国正可以趁势出兵占领整个江南地区，然后由南向北展开大规模的攻势，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太平天国却发生了内讧！

这场大内讧真是惊心动魄！几天之间，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先后被杀，翼王石达开出走，先后被株连而死的精兵悍将多达两万多人，兴旺一时的太平天国起义运动在取得一个空前的大胜仗之后，忽然跌入了低谷。

这一来倒让何桂清捡了个便宜，一场硬仗都没打，就顺顺当当地坐上了两江总督的位子，很快又协助新来的钦差大臣和春、张国梁连打了几个胜仗，稳定了前线。

这时候，出了个小小的问题：前线打了这么大的败仗，而咸丰皇帝又打算重建江南大营，继续围困天京。可要想办成这个事儿，需要大把银子，这些银子从哪儿弄来呢？

按道理来说，这笔银子应该从浙江弄来。

因为直到现在为止，浙江境内还没打过仗，所以在大清国所有省份数浙江省最富裕。而何桂清刚从浙江巡抚任上升为两江总督，在浙江人面儿最熟，他要从浙江挖钱儿，应该不难。

按道理是这样，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何桂清在浙江待的时候太短，前后也才两年，还没能培植起自己的势力。而他现在当的这个两江总督也挺别扭。

两江总督，手里管辖着江苏、江西、安徽三个省份，却偏偏管不着浙江省！而何桂清升任两江总督之后，新任浙江巡抚胡兴仁已经到任了。这位新来的老胡是湖南人，跟何桂清素不相识，恐怕他不会痛痛快快把浙江的银子全垫给何桂清这个两江总督吧。

你看看，官场上的事儿就这么复杂。眼下何桂清明明升了官，却反而控制不了浙江了。这可怎么办呢？

何桂清想了个主意，把浙江按察使王有龄借调到江苏来，让他管理苏州、松江、常州、太仓这几个府，顺便到上海去管理财政，控制海关，掌握江苏省内的财权，筹集粮饷，准备重建江南大营。

同时，早先何桂清那位老朋友、松江知府薛焕也被何桂清保举升任了苏（州）松（江）太（仓）道台，协助王有龄在江苏省内大把捞钱。

当然啦，胡雪岩也别闲着，赶紧跟着王有龄跑到上海、苏州一带，接管公库，想着法儿琢磨些苛捐杂税，赶紧多弄银子，准备供军队上使用。

这一下胡雪岩不就离开杭州了吗？那他的生意咋办？

——少废话！眼下非常时期，还“生意”个屁呀！赶紧给官府帮忙来！

乱世之中，胡雪岩这个商人就像片树叶儿，东飘西荡，身不由己。

咸丰五年、六年、七年，三年就这么过去了。

这三年里胡雪岩始终没怎么做生意。先是在浙江巡抚衙门里管钱粮，又跟着王有龄到上海接手海关，接着又去苏州、常州（王有龄调到江苏后多数时间待在苏州，何桂清两江总督衙门在常州），想办法给官府找财路，捞银子。

你别说，胡雪岩还真有办法。在他的帮助下，王有龄从江苏省内一年就捞了七百万两银子，外加一百多万石大米！

于是两江总督何桂清上奏朝廷：现在我每个月可以拿出白银四十万两，大米一万五千石供应前线，皇上您可以重建江南大营了！

有了这笔巨款做支撑，加上太平天国内讧，实力大损，江南的清军迅速恢复了活力，用了一年时间，又重新建起了“江南大营”，而且因为后勤工作做得好，前线部队有钱有粮，新“大营”的实力更胜从前。

这一下咸丰皇帝又被何桂清给感动了！

——这么好的臣子，我怎么赏呀！得，让他当个太子太保吧。

咸丰七年（1857），年仅四十一岁的两江总督何桂清加封太子太保，赏穿黄马褂，头品顶戴，双眼花翎！

虽然何桂清这人身上毛病很多，比如夸夸其谈，玩弄政绩，结党营私，打击异己，胆小如鼠……可他也有个优点，那就是得了好处，一般不会忘记兄弟。赶紧上奏：今天这些成绩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浙江按察使王有龄、苏松太道台薛焕都有功！

——没问题，都升官！

咸丰皇帝一道圣旨，加封王有龄为浙江布政使，薛焕升任江苏按察使！

从此，江苏、浙江这两个省一步步变成了何桂清的地盘儿，王有龄、薛焕，成了何桂清的死党。

这几位都升官了，那胡雪岩呢？

对，王有龄也没忘了胡雪岩，又把他找来问了：兄弟，你想当啥官？以哥哥现在的实力（浙江省内二把手儿），保举你当个知府怎么样？

结果胡雪岩又拒绝了。

——还是不想当官，要是有可能，倒想回去接着经营钱庄。

得，既然胡兄弟真是不愿意当官，那这么着：王有龄上奏皇帝，给胡雪岩弄了一个“浙江候补道员”的虚衔儿。

——是一种荣耀吧，算做小胡给官府帮忙，得的奖励。

这时候胡雪岩说了：眼看“江南大营”重建起来了，战局平静了，那啥，我干脆先回杭州去照顾我的生意吧。

于是死心眼子的小胡离开王有龄，晃晃悠悠回杭州去了。

这是胡雪岩第二次辞官不做了。

——像小胡这样的商人，就是一个有个性、有人格、有尊严的商人了。因为他“尊商重道”，简单地说，作为一个商人，胡雪岩打心眼非常“看得起”他自己，看得起他在做的这个行当。

在大清国，一个买卖人，是不容易看得起自己的。

中国这个老大帝国，几千年来一直瞧不起商人，结果“鄙视商人”变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弄到最后，连商人自己也看不起自己了。很多买卖人本身就觉得：我既然做了这一行，就已经是个“要钱不要脸”的人了，所以也别顾忌什么，做买卖的时候就是要奸，就是要滑，就是要坑蒙拐骗！

因为在他还没成为买卖人之前，他自己就是这么看待买卖人的。

买卖人，都奸都滑，都要钱不要脸。

结果是，很多买卖人既自卑——觉得自己干这一行不是光彩的事儿，低人三分；又自贱——觉得已经是买卖人了，人已经“脏”了，干脆破罐破摔，直接来个偷奸耍滑坑蒙拐骗算了。

如果大批生意人都因为自卑自贱而失去了对“商业”的尊重，那整个社会的“商业道德”就扭曲了。

今天的社会，已经是个“商业社会”了，如果“商道”扭曲了，那整个社会的道德基准，就全都扭曲了。

——社会不尊重商人，是商人的不幸；可要是商人自己不自重，不自尊，不自律，导致整个“商道”畸形扭曲，失去道义，那就是整个国家的不幸了。

2．乱糟糟的存款

话说胡雪岩在外边折腾了整整三年，始终没工夫照顾生意，可阜康钱庄有刘庆生照顾着，经营得还算不错——起码没赔喽。

现在小胡终于从官府里脱身出来，回到杭州城，一进阜康钱庄的门就闻见一股说不出来的香气，让小胡觉得浑身舒坦，飘飘欲仙。

啥味？炖红烧肉的味儿？

——银子的味道。

阜康钱庄，胡雪岩亲手创立起来的买卖。作为一个商人，小胡真正的人生价值，在这儿呢。

这天，阜康钱庄来了三个客户——赶着马车来的，车上装着十几个大麻袋。

到阜康钱庄门口，这几位下了车，前头这位大个子，黑脸膛，粗手大脚，说话高声大嗓，后边跟着俩人，把那几个大麻袋一个一个扛进店来，大个子打开一个麻袋往地下一倒，“哗啦啦”，倒了一地的银子！

要说阜康钱庄天天有客人上门，可像这三位这么豪爽的还真不多。胡雪岩赶紧亲自迎出来招呼。

来的这位叫罗尚德，是四川人，在浙江省内绿营兵里当着一个六品营官，他今天来找胡雪岩，是想存一笔款子。

这时候朝廷跟太平军已经打了七年仗了，可浙江省内还算太平。可眼下随着跟太平军的仗越打越凶，浙江这边儿慢慢地也快成了战场。

为了支援“江南大营”作战，顺便也博取更多的政绩，两江总督何桂清开始调派江苏、浙江的绿营兵出战。这么一来，引出一个小问题。

自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到现在，好几年了，罗尚德所属的部队这还是第一次被调出省作战，而且出发得非常突然，有不少当军官的——就像眼前这位罗尚德一样，他们手里都有不少银子。现在部队突然要出发，他们手里成千上万两的银子，怎么带走呢？

听说杭州的阜康钱庄信誉好，罗尚德就带着手里所有存银跑到钱庄来办存款来了。

当然，这些军官们手里的银子多数来路不正，不是吃空额（军营里明明没这个兵，可花名册上却有他的名字，多发的军饷当官的自己贪掉），就是贪污士兵的军饷、伙食费，反正不是好来的。

——可这些和胡雪岩没关系。

小胡只是个开钱庄的商人，有银子上门，他就给存上呗。

于是胡雪岩给罗尚德办了个存折，把这些银子当面过秤，十几麻袋共有一万多两银子，存起来了。

结果老罗说了：我不要存折。

“这一上战场，脑袋就掖在裤腰带上了，万一我在什么地方让人打死了，存折让‘长毛’抢去，他们把钱取走，那我不是倒霉了。”

不要存折，那将来取款的时候怎么办？

“没事儿，我要是活着，这笔钱我会亲自来取，我要是死了，”老罗一指身后，“就让我这俩兄弟来取。”

也就过了两个月吧，这天，阜康钱庄进来了两个当兵的——就是先前跟着罗尚德来存款的两个亲兵，想取款。

罗尚德战死了。就是这么快！

清朝末年发生的这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仗打得太凶了！在战场上，大刀长矛，洋枪洋炮，人海战术……唉，尸积如山，血流漂杵，大清国损失了几千万人口，南方最富庶的地区多少个城镇化为焦土，白骨露野，人烟断绝，太惨了。

眼下罗尚德死了，他的两个同乡来拿银子，说要把这笔钱送回罗大人的老家。可问题是，这俩人手里没有任何凭据。

哪怕罗尚德亲手写一张小纸条交给他们呢，连这也没有。

这时候，所有的“凭据”就是罗尚德存银子的时候说的那句话：他要是死了，让他这俩兄弟来取银两。

说实话，如果胡雪岩心术不正，凭他的势力，完全可以耍个赖，说这俩大头兵是骗子，吓唬他们一顿赶出门去，把这上万两银子扣下来……

当然，要这么干，胡雪岩就没了人格没了信誉，不是“商人”，成了“败类”了。

我们知道，胡雪岩不是败类，他是个合格的商人。所以老胡毫不犹豫，叫人称了银子，交给两个当兵的带走了。

结果老胡办的这个事儿就在军营里传开了。

从这天起，当官的、当兵的走马灯一样在阜康钱庄进进出出，把他们用命挣回来的军饷全存在了阜康的账上。多的上万两银子，少的只不过一两二两。

对这些人，胡雪岩一律接待，不管钱数多少，全都给人家好好地存起来。

因为小胡知道，这些当兵的，很多人走出这个门儿，就再也回不来了，这点儿钱，是他们留给家人最后的遗物。

话说这一天黄昏，阜康钱庄正准备关门上板儿，门帘一掀，进来了二十好几位！

这帮人个儿都不高，肤色黝黑，两只大手净是老茧，看着土头土脑的，进了门一个个低着头眼睛到处踅摸，看店里没有客人，两个领头的直奔柜台。

这一家伙把柜上的伙计吓得够戗，以为这帮人要打劫呢。

结果不是打劫的。

上来的两个头领喜眉笑眼，低声打听掌柜的在不在。说话的口音很怪，一听就知道不是本地人。

胡雪岩赶紧出来，问这几位爷有什么吩咐？

这一帮全都是湖南人，也就是传说中的“湘军”。

咸丰四年（1854），湖南湘军跟着曾国藩曾大帅杀进了江西。但后来战事不顺利，他们被困在当地，之后就和太平军展开了拉锯战。今天打个胜仗，明天打个败仗；今天夺下个城池，明天又失守了……

打来打去，哎，湘军的一哨人马攻下一座县城，结果这一票兄弟们意外地发现了太平军的一个银库，一家伙弄到手二十多万两银子！

这下发财了！

要在今天，咱们的人民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一切缴获要交公”，可清朝的兵不是这样儿，他们的战场纪律跟现在的军队正相反！尤其这支湘军，那根本就是半兵半匪，打下城池，不管什么，只要抢到手就是他们的！

可问题是，这批银子实在太多，这二十来个兄弟既不能带在身上，在当地挖个坑埋起来又不放心。万一他们在外头打仗，一仗下来全死了，那银子不就泡汤了吗？

后来，这些湘军士兵也不知怎么听说了杭州有个阜康钱庄。知道这个钱庄有信誉，当兵的军饷存在钱庄里，以后有保证。这帮湖南人一商量，决定把这笔银子想法弄出来，存进阜康钱庄，将来仗打完了，谁活着谁就来取，不管死活，每个搞到银子的弟兄家里都分一份儿。

现在这些弟兄们来找胡雪岩，跟他商量，看这事儿行不行。

——行！怎么不行？

于是又有二十多万两“来路不明”的银子存进了阜康钱庄的银库。

过了几天，又是黄昏时分，阜康钱庄正要关门，进来俩人。戴着瓜皮帽儿，缩着脖子抄着手儿，两只眼睛四下乱踅摸，看着没客人，凑到柜台上问伙计：掌柜在不在？

——这两位的口音更怪，说的话几乎听不懂。

什么人呀？太平军！

咸丰六年，太平天国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内讧！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先后被杀，翼王石达开出走，太平天国实力大损，开始走下坡路了。

这时候，很多太平军将士都感觉出来，太平天国“够戗”了。将来起义一旦失败，这些人怎么办？他们总得活下去吧？

于是太平军也开始到处隐匿他们手里的钱财。

但是处理这些财物办法无非两个：一是找个隐蔽的地方，就地挖个坑埋起来；二是找个钱庄，偷偷地存起来。

当然，埋起来不安全。万一这些人死在战场上，或者以后流落外地，再没机会来挖财宝，甚至财宝让别人给发现，搞走了，那不就全完啦！

所以对太平军里的“有钱人”来说，最好的办法还是把银子存进钱庄里去。

好家伙！太平军的存款，小胡敢接吗？

——接！为什么不接？

银子就是银子，谁存进来的，有什么区别？要说这些银子不干净，难道还能比当官的偷着存进来的那些“赃银”更脏吗？

3．奇怪的攻势

话说咸丰八年（1858）江南战局渐渐稳定，胡雪岩回到杭州，又一心打理自己的生意，这时候阜康钱庄的分号已经遍及全国各大城市，老胡手里已经有了几百万两的流动资金，生意越做越红火了。

这期间，何桂清在常州，王有龄在苏州，薛焕在上海，官儿也都当得挺顺，尤其薛焕又升了一级，当上了江苏布政使。而何桂清一边尽力支持江南大营的军饷，同时也一直在想办法怎么把江苏巡抚徐有壬、浙江巡抚胡兴仁给弄走，好让他的俩兄弟薛焕、王有龄担任这两个省的巡抚。

终于，何桂清费尽心机挤走了浙江巡抚胡兴仁，赶紧保举自己的好兄弟王有龄担任浙江巡抚，却想不到咸丰皇帝死活不答应，另派了一个“功臣”来当浙江巡抚。

这位新来的巡抚叫罗遵殿，以前是湖北布政使——就是湘军第二号人物湖北巡抚胡林翼的副手。

罗遵殿这个人挺不含糊，后台硬，又会带兵，打过几个硬仗，论资历、论能力都比王有龄强些，所以咸丰皇帝想让他到浙江来，加强当地的防务。

皇上要这么着，何桂清也没办法，只好先凑合着吧。

转眼到了咸丰十年（1860），待在苏州的王有龄给胡雪岩来了一封信：兄弟，你从这一走整整两年不露面儿，是不是把当哥哥的给忘啦？我这边有不少事儿想跟你商量呢，有闲工夫你来一趟吧。

接了信，胡雪岩这才想起来：也对，两年没见过王有龄了。那就去见见吧。

于是胡雪岩安排好了阜康钱庄的业务，就离开杭州到苏州去了。

当然，胡雪岩怎么也想不到，就在他离开杭州仅仅一个多月之后，杭州被太平军攻陷了！

后话先不提，且说胡雪岩到了苏州，一会儿也没耽搁，立刻来见王有龄。

这时候王有龄身边正好有客人，是个戴近视眼镜的小老头儿，一看就知道是读书人，说话带着湖南口音。王有龄给胡雪岩介绍，说这个小老头儿叫李次青。

这个李次青，大名叫李元度，是湘军大帅曾国藩手下的一员大将。

——说李元度是个“大将”，有点儿勉强，因为老李是曾国藩帐下所有大将之中最不会打仗的一位。

李元度是湖南平江人，曾国藩的老朋友。这个人原是读书人，后来给曾国藩当谋士，和曾大帅一起历尽危难，成了曾大帅的“铁瓷”。所以一有了机会，曾国藩就让李元度出来领兵，想好好栽培他一把。

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在九江打了败仗，坐困江西长达两年之久，情况非常不好。李元度一开始还跟曾国藩一条心，后来看到曾国藩手下不少将领都弃曾帅而去，投靠别人之后，没多长时间就一个个升官发财，混得很好，李元度的心眼子也活了，就和时任浙江按察使的王有龄暗中联系。

在当时的大清国，要说能和太平军面对面打硬仗的，只有一支湘军。所以江苏、浙江、江西各省都在拼命拉拢湘军的部队和将领，好为自己所用。现在李元度有意投靠王有龄，老王也挺看重这位李“将军”，两人一封信来一封信去，打得火热。

结果这事被曾国藩知道了！

要说李元度“勾搭”王有龄，那可真是把“宝”押错了。因为曾国藩不久就缓过劲来，重新当上了湘军的大帅，而且得到湖北巡抚胡林翼、湖南巡抚骆秉章的扶持，湘军的实力比以前更强了！

一看湘军这边儿有便宜占，李元度又不想离开曾国藩另投主子了。从此和王有龄划清界限，两年多没有来往。

李元度反复无常，想脚踩两条船，可曾国藩是什么人？心明眼亮，城府如海，早把李元度的花招一一看破，一直记恨在心，只是嘴上没说。后来李元度打了败仗，曾国藩就把他从湘军里给“开除”了。

要说王有龄，可真是个厚道人儿，眼看李元度成了丧家之犬，王有龄也不顾这个老李是刚被曾国藩“开除”的人，就直接把李某人拉到自己帐下效命。

这次王有龄把李元度找到苏州，就是要给他一笔钱，让李元度回湖南去招兵，组织一支部队带到浙江来，帮着他和太平军打仗的。

——王有龄的做法很不理智，这样做，分明是在公开和曾国藩唱对台戏！

曾国藩眼下是朝廷最倚仗的重臣，权力太大，势力太强，王有龄为了一员部将而得罪这样的实权人物，太傻了！

说实话，如果胡雪岩知道眼前这个“李次青”是谁，他和曾国藩、王有龄之间究竟是怎么个事儿，那胡雪岩一定会拦着王有龄，不让老王做傻事！可惜胡雪岩不知道内情，他也没想起来问问。

——结果没过多久，王有龄就死在“这事儿”上头了！

一看胡雪岩来了，王有龄乐坏了，赶紧打发走了李元度，拉着胡雪岩的手就聊开了，真是天上地下无所不谈。

这一晚俩人同榻而眠，之后一个多月都形影不离，亲如兄弟。

正在这个时候，忽然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和他的表弟李世贤分兵两路直入浙江，李世贤部队猛攻湖州，李秀成亲率精兵七千人长途奔袭，杀向杭州！

这一下把王有龄给惊了！

杭州是浙江省府，要让太平军拿下来，那还了得！

王有龄一刻也没耽误，赶紧调集手边的所有部队，凑出一万多人马，亲自率军回援杭州，胡雪岩也跟着队伍赶回来了！

这一边，李秀成的部队围住杭州，拼命攻打；另一边，浙江布政使王有龄率领援军昼夜兼程，回援杭州。与此同时，江南大营那边也得到消息了，钦差大臣和春赶紧派大将张国梁带着一万三千精兵回援杭州！

走到半道上，消息传来：太平军挖掘地道，用炸药炸毁杭州城墙，已经攻破城池，浙江巡抚罗遵殿死了！

要说王有龄这个人真够胆量，心想自己手里现在有上万人，张国梁那边也有一万多人，太平军不足一万人，刚拿下杭州城立足未稳，自己带着人马往上一冲，两路夹攻，没准一家伙就把杭州夺回来了！于是不顾一切，继续率军向前猛冲。

结果王有龄的部队和张国梁的大军几乎同时赶到杭州城下。只见杭州城四门大开，城里黑烟滚滚，却根本看不见太平军的影子……

这一家伙王有龄和张国梁都傻眼了。

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杭州城算是“失而复得”，王有龄、张国梁外加个胡雪岩都松了口气，赶紧进城关闭城门，四周布防，都布置好了，这才找了杭州城里人来问情况。

这些人就说了：太平军猛攻城池七天七夜，后来挖地道埋炸药，轰倒杭州城墙，冲进城里……之后突然“嗖”地一声全没影儿了……

——啊？不是吧！那巡抚大人怎么死的？

“城破的时候，巡抚大人和一家老小全都喝了毒药自杀了。结果他死了，太平军也撤了……”

听了这话，王有龄和张国梁面面相觑。

——这可真是个邪事儿！

4．江南大营崩溃

当然，这件事儿其实并不“邪”，它只是一场惊天大战的序曲——太平军马上就要集中一切精锐部队突击江南大营了！而亲自指挥这场大战的，正是这位佯攻杭州又迅速退去的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

但现在那场大战还没爆发，所有人也并不知道它会爆发。这帮大难临头的人们不但不觉得恐惧，反而傻了巴唧地开始“庆祝胜利”了。

眼下杭州城失而复得，捞到最大便宜的人，就是江苏布政使王有龄。

你看看，罗遵殿自杀了，死了，而且死得这么倒霉，这么郁闷！

——朝廷跟太平军打仗的这些年，战败自杀的文官武将可真不少。在所有自杀的官员中，这位“服毒自杀”的浙江巡抚罗遵殿是死得最郁闷的一位。那会儿他哪怕晚吃药十分钟，太平军那边儿就撤退了……

不管怎么说吧，现在浙江巡抚罗遵殿已经死了，浙江巡抚的位子也空出来了，谁来当这个官儿呢？

眼下咸丰皇帝也一时想不出浙江巡抚的人选，就问何桂清的意见。何桂清赶紧上奏，保举王有龄担任浙江巡抚！

结果咸丰皇帝不批。

“王有龄？这个人是捐班出身，早年拿钱买个官儿混上来的，而且这几年他升得也太快了，资历不够吧。要不你再另想个人选？”

何桂清说了：“没有别的人选，就王有龄最合适！”

这一来咸丰皇帝有点不高兴了：“合着你就认识一个王有龄是吧？”

“皇上您就听我的吧，王有龄绝对胜任。”

——相信我，没错的！

咸丰这个人本来就糊了巴涂的，自己没什么准主意，现在他正信任何桂清嘛，干脆，老何说啥就是啥吧。

——得，就让王有龄担任浙江巡抚了。

王有龄升官的事儿先放下，单说那位率领精兵长途奔袭又是地道又是炸药，千辛万苦拿下杭州城却又弃城而去不知所踪的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上哪儿去了？

好家伙！就在王有龄当上浙江巡抚的同时，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干王洪仁开、国宗杨辅清、前军主将吴如孝、左军主将李世贤、右军主将刘官芳、靖东主将刘玱琳、定南主将黄文金、平西主将吴定彩、求天义陈坤书……所有精兵勇将已经从四面八方同时逼近了清军的江南大营。

这次奇袭杭州，是太平军为破江南大营所定的巧计。

江南大营，是清军部署在天京城外的一道壁垒。它同时起到两个作用：既可以围困天京，威胁太平天国的都城，同时又成为江苏、浙江两省的屏障，保护着大清国最富庶的两个省不落进太平军手里。

因为江南大营的军事意义看起来真的很重要，所以大清朝廷拼命维持着它，上次被太平军攻破之后，清军又趁太平天国内讧的机会，第二次建立江南大营，一拖拖到现在，太平天国终于在内讧之后慢慢缓过劲儿来，决心第二次把它打破。

为了顺利击破江南大营，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带着一支部队长途奔袭杭州，目的是要调动江南大营的精兵出援。清军果然中计，派张国梁带兵去救杭州。

一看清军中计，李秀成毫不犹豫地扔下已经攻下来的杭州城，率军回援天京，同时太平军各路精兵猛将也已经全部到位，几十万大军四面八方合拢上来，铺天盖地，同时向江南大营发起冲击。

结果是铁锤砸豆腐：“啪！”

江南大营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土崩瓦解了。钦差大臣和春仅带了十三骑逃往常州，在他背后，太平军千军万马狂风一样衔尾追来。

常州，是两江总督衙门所在地，何桂清在这儿待着呢。

听说江南大营崩溃，太平军直扑常州，这位两江总督何桂清吓得把裤子都尿湿了！赶紧收拾东西要跑。常州城里的官绅听说总督大人要跑，赶紧到衙门口拦着，结果何桂清居然下令亲兵开枪，硬是在人群里冲出一条血路，打开城门，一家伙蹽出去了！

上哪儿呢？

去了苏州。

苏州，是江苏巡抚衙门所在地。

眼下这位江苏巡抚名叫徐有壬，这人跟何桂清什么关系呢？不好说，只知道一点：何桂清一直想把老徐赶走，让自己的亲信薛焕来当这个江苏巡抚。

结果这次何桂清丢了常州，逃到苏州城下，徐有壬一看是他来了，紧闭城门，不让这位总督大人进城！

——身为两江总督，平时净看你说漂亮话儿了，真有了事儿，娘的奔起来比兔子还快！就你这样还他妈总督呢，还太子太保呢，我呸！你丫快滚蛋吧，爱上哪儿上哪儿，别到老子的苏州城里添乱！

虽然何桂清是徐有壬的顶头上司，可现在姓何的已经是丧家之犬，老徐就是不开城门，就是站在城墙上骂街，何桂清拿人家一点儿办法都没有。眼看进不了苏州，只好越过苏州一路逃进了上海。

到了上海就到了江苏布政使薛焕的地头儿上了。

薛焕是何桂清的死党，见老何丢了城池，灰头土脸跑来避难，老薛挺客气，把何桂清接进上海，藏了起来。

后来朝廷几次派人到上海来抓何桂清，要把他弄到京城去受审，可薛焕咬紧牙根袒护自己这位曾经的“老首长”，硬是把何桂清在上海“保护”了两年多。

说实话，如果何桂清留在常州，或者进了苏州，他的结果都是死。

因为常州和苏州眨眼工夫就全被太平军给攻下来了。那位江南大营总指挥钦差大臣和春自杀了，江苏巡抚徐有壬也死在苏州城里了。

你看，还是何桂清最“精明”，跑到上海去了，这不，捡了条命吧。

哪有这么便宜？

眼下江南大乱，朝廷没工夫收拾姓何的，让他多混了两年。后来局势稍微平定了，朝廷立刻派人到上海来抓何桂清，弄到北京直接就给宰了。

也就是说何桂清守城也死，逃跑也死，怎么都是个“死”，死定了？

——可以这么说。

在那个乱世里，当官儿也是有风险的，危机来了躲也躲不掉。这时候，就看这个官儿死得好看不好看了。

何桂清，死得很难看。

第九章　舍了命豁出去

1．冲出围城

常州、苏州各处失守之后，李秀成率军直取上海。

当时上海只有四千多清军，而且战斗力很差，可是那个江苏布政使薛焕却挺有机智，仗着自己在上海待了多年，跟洋人混得很熟，硬是让手下联络洋人，搞到一批洋枪洋炮，又在租界里找来个名叫华尔的美国瘪三儿，招募了一批在租界混事的穷洋人，拼凑出一支破破烂烂的“洋枪队”来。

其实这支临时组织的小小队伍并没什么用处。薛焕搞这一手，主要是想给英、法等国驻上海的洋兵找个借口，让他们可以插手进来。

上海是个繁荣的商港，租界里洋行林立，洋人在这里有很大的商业利益。如果上海陷入战火，洋行就赔了大钱了！所以西方列强不愿意看到上海被太平军攻占，可他们又没有借口直接插手。现在薛焕一搞“洋枪队”，等于给他们一个“武装干涉”的机会，这帮洋人马上心领神会，行动起来，不但武装了洋枪队，而且英、法各国在上海的驻军都行动起来，公然阻止太平军进攻上海。

——必须要说，薛焕组建洋枪队的这一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

引洋兵来“防守”上海，这就等于在出卖中国的主权。这帮洋兵请进来容易，送出去就难了！而且此例一开，将来各国洋人都会“引用此例”，这么一来，就后患无穷了。

好在这时候何桂清已经倒了，薛焕没有了后台，斗不过湘军大帅曾国藩。曾大帅那边很快就派李鸿章带着淮军进了上海，把薛焕架空，接了他的职位，又用种种办法限制“洋枪队”的发展，最后费了老大劲儿，终于把洋枪队裁撤掉了。

此时的太平军虽然刚破了江南大营，气势正盛，可纵观战争全局，太平天国的实力其实还没能恢复到内讧以前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不愿意跟洋人直接冲突的，于是忠王李秀成扔下上海，走人了。

李秀成去哪儿了？他到安徽去了。

江南大营是打破了，太平天国在南边的局势扭转了。可与此同时，曾国藩的湘军正一路东下，前锋已经包围了安庆。

安庆是长江咽喉，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大门上的“钥匙”，这里一旦有失，天京立刻会再次陷入包围，所以太平军各路精兵又一次组织起来，准备把“声东击西”的计策再使一遍：出动陈玉成、李秀成两路人马佯攻湖北，调动湘军回援湖北，接着太平军主力回师安庆，消灭在安庆城下的湘军主力，解安庆之围。

当然啦，要想顺利地实施这一战略计划，李秀成就得带着他的全部兵马去一趟湖北，于是他就走了……

——注意，安徽是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的根据地，安庆，是陈玉成英王府所在地。而李秀成的根据地在江浙一带，安徽跟他“关系不大”，李秀成出兵进攻湖北，等于是在给陈玉成帮忙。

就因为这一仗是“帮着”陈玉成打的，所以李秀成没有尽力。

李秀成这个人，精明有余，厚道不足。在这次“佯攻湖北，助攻安庆”的战役中，他的表现非常不好，偷奸耍滑，不出老本儿，结果湖北没打下来，安庆也没救到，反而把个英王陈玉成活活地给“拖”死了。

安庆那边发生的事儿与本文无关，就不说它了。

且说咸丰十一年（1861）六七月间，李秀成胡乱应付了差事之后，就扔下陈玉成，扔下安庆那边的战斗，自顾自地带着大军退回江南，直入浙江，扑向杭州！

这一家伙王有龄可倒霉了！

李秀成所部太平军相对而言战斗力不算特别强，但是人数极多，兵员达到二三十万人，一旦铺开了阵势，那真叫“漫山遍野”！

王有龄这几年在浙江整军经武，倒也训练出两万左右的精兵，加上江南大营刚破的时候，李秀成本人带兵到江苏去了，浙江这边儿压力比较小，所以那时候王有龄还支撑得住。

就这么扛了一年，浙江省内嘉兴、绍兴各处重镇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反复拉锯，仗打得越来越残酷，很多地方老百姓逃亡一空，几十里不见人烟，王有龄手里仅有的两万来人越打越少，渐渐支撑不住了。

到咸丰十一年夏天，李秀成亲自到浙江督战，太平军攻势更盛。

和太平军的二流部队作战，王有龄还撑得住，可面对李秀成本人，老王打仗的本事就不够用了。失守的城池再也无力夺回，直至整个浙西、浙北全部落入太平军手中，杭州的粮道逐渐断绝了。

随后，诸暨、绍兴、余杭各地相继失守，李秀成亲自领兵打到杭州的大门口了。城里顿时局面大乱，所有人都盯着王有龄，只要他稍一怯战，很多人就准备弃城逃命了。

可王有龄毕竟不是何桂清。

老王这个福建佬儿是个厚道人，有胆量。虽然在当官这最后几年他也学了点坏，有点儿“湿鞋”，可总的来说，他身上还有正气。现在眼看太平军杀到面前，王有龄下了决心，与杭州城共存亡！

有这么个官儿撑着，局面就不会很快垮掉了。但是，会慢慢垮掉。

就在杭州逐渐陷入绝境的时候，忽然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咸丰十一年八月，湘军攻陷了安庆！

安庆失守，长江门户洞开，太平天国的都城又暴露在清军面前了！

得到这个消息，杭州城里民心振奋（说实话，振奋得有点太早，毕竟安庆的胜利是远水不解近渴）。王有龄也激动起来，就打算来个“锦上添花”，派部队出城，咬着牙打一场硬仗，给杭州军民再打打气，助助威。

于是王有龄派人潜出杭州，联络驻扎在城外的绿营兵部队，请他们拼一回命，和杭州城里的部队里应外合，对太平军展开一次有力的反冲击！

很快，城里城外的人马商量妥了，准备动手。

这时候，王有龄把胡雪岩找来了。

这次反突击能否得手，目前尚未可知。但即使得了手，也不可能把李秀成从杭州城下彻底击退。人家太平军是兵山将海，而王有龄手里，能打仗的人已经没有多少，杭州城陷入绝境了。

以太平军的兵力，清军没有十万八万的人马，解不了杭州之围。可是想等来一支大部队解杭州之围，真不知要熬到何年何月。眼下杭州城里粮食已经快吃光了，没有粮食，仗就没法打，所以王有龄希望胡雪岩能找个机会混出杭州，到上海去筹一批粮食。

依王有龄想来，上海是薛焕的地头儿，老薛和老王都是何桂清的亲信死党，平时处得特别好，这个时候薛焕一定肯出兵出粮，帮王有龄一把。

不多说，能弄来一万石粮食，两千名士兵，就能让杭州城多拖上两个月。

有这两个月，湖南曾大帅的湘军，也许就赶到了。

在这个时候，孤身一人从杭州走到上海，这可难得很哪！

仗打到眼下这个份儿上，谁知道哪条路通，哪条路不通？胡雪岩一个商人，手无缚鸡之力，出了杭州城，就像羊羔子进了狼群一样。要是半路遇上溃兵，土匪，太平军，那脖子上的脑袋还不如地里的西瓜，说砍就给你砍了！

可胡雪岩眼都没眨，立刻就答应了。

他必须答应，因为这是王有龄求他的事儿。老王跟他处了这么些年了，对胡雪岩来说，王有龄既是朋友，又代表着“朝廷”。

——朋友之请，得讲义气；朝廷之命，得表忠心！

于是胡雪岩回家收拾了个小包袱，同时告诉母亲和老婆孩子：别吱声儿，今天晚上会打一仗，如果太平军退了，咱们就出城。

然后胡雪岩又回到巡抚衙门，等着“里应外合”。

这一夜，杭州城外的绿营兵如约而至，对太平军发起突袭，城里的部队也出城反扑，结果还真把太平军打退，在杭州城下撕开了一个小缺口儿（只维持了一天多一点儿的时间，就又被堵上了）。

于是胡雪岩背起包袱，拖家带口准备上路。王有龄问他买粮食要不要银票，胡雪岩拒绝了。

——这一路上太危险，要是把十几万银票带在身上，那估计就死定了。

眼看杭州危如累卵，自己这一走，弄不好就和王有龄生离死别，胡雪岩是真动了感情了，拉着王有龄的手哭得呜呜的。老王就劝了：别担心，我死不了。

曾国藩的湘军已经攻克安庆，控制了长江上游，他的部将左宗棠即将率领精兵猛将开进浙江，湘军一到，浙江局势就转危为安了；湖南那边，李元度也已经在湖南招了八千精兵，组成了一支“安越军”，说话就打过来。

听了这两句话，胡雪岩心里总算踏实了点儿，一咬牙，出了杭州，往上海去了。

2．上海筹粮

战国时，有两个贤士左伯桃、羊角哀结为异姓兄弟，相约一起到楚国求官，行至半路，天降大雪，人都冻僵了，干粮也快吃完了，深山之中找不到人家，左伯桃就脱光了衣服，自己钻进一个树洞，让羊角哀穿着两个人的衣服，带着仅有的粮食先去楚国，若求得官职，再回来接他。

羊角哀到了楚国，果然求得官职，急忙赶回来，却发现兄长早已冻死在树洞里了。

后来有一天晚上，羊角哀梦到左伯桃来哭诉，说自己被一个厉鬼欺负，魂魄不安，羊角哀一听大怒，立刻自刎，然后魂魄去追随大哥，跟那个厉鬼搏斗……

——这就是“舍命全交”的故事。

话说胡雪岩冲出杭州之后，找个村落安排了自己的母亲妻儿，然后一个人孤身上路，直奔上海。

此时太平军已经重新围住了杭州，四周的府县有的已经陷落，有的正在苦战，附近的城镇都被战火烧成了焦土，白天浓烟蔽日，夜里火焰烛空，大路上尸体横陈，到处都是难民。溃散的绿营兵和不知从哪里开来的太平军都裹在人群之中四处抢掠。

胡雪岩也挤在人群里一步一步往前混。

刚离开杭州的时候他身上带了些碎银子，小包袱里还有几块干粮。可是在路上走了三天，先后被乱兵抢劫了好几次，东西都抢光了，一个钱儿也没有，也弄不到吃的，只好跟难民一样看见什么吃什么，野菜、树皮，或者干脆饿着肚子。

就这么一路艰辛，好歹走到嘉兴附近，想不到嘉兴已经被太平军攻占了，旱路、水路、大路、小路全部断绝，到处都是太平军设下的卡子，抓捕清军，堵截商人，阻住了向上海去的道路。

这怎么办？

已经走到半路上了，前面就是刀山火海，也得硬着头皮往上闯！

好在胡雪岩这时候身上已经分文没有了，一件长衫倒是绸子的，可这些日子泥里滚土里爬，早就脏得看不出颜色来了。身上最值钱的，就是瓜皮小帽上还缝着块玉，老胡一想，别惹事儿了，把玉抠下来，在小店里换了块饼子，吃了半块，另半块揣在怀里，牙一咬，低着头往嘉兴就走。

结果还不错，绕了两天的路，还真让他从嘉兴城外绕了过去。

好不容易又走上了官道，老胡实在是折腾不动了，在路边坐着歇脚，还没缓过劲儿来，忽然迎面过来了一伙子太平军，见人就搜，见东西就抢！

这一家伙把胡雪岩给吓得魂儿全散了，稀里哗啦掉了一地！赶紧站起来作揖：“几位爷，几位爷！”

面前的太平军二话不说，抬手就是一刀，直接把胡雪岩砍翻在地。

砍哪儿了？腿上。

这时候胡雪岩也不知道疼了，两手把脑袋一抱，趴在地上不敢动弹。

几个太平军过来把他从头到脚搜了一遍，所有东西全部抢走，连身上的衣服也给扒了，又在屁股上踹了两脚，这才扬长而去。

等太平军走远了，老胡从地上爬起来，拐着一条腿接着往前挪动。

——嘉兴离上海不远了，一百多里地，就是爬也爬到了。

好在后头这一路上没有太平军了。拦路抢劫的人看着胡雪岩这个样儿，也懒得抢他了。老胡就这么一个人在烂泥里连滚带爬，三天三夜，居然硬给他爬到了上海。

可到这时候，胡雪岩这个人也快完了。

腿上的刀伤没办法医治，又在污泥里乱滚，现在老胡的一条腿已经全烂了，肿得像个吊桶，脓水直流，臭不可闻。加上七八天没正经吃过一口饭，整个人已经散了架，半走半爬到了阜康钱庄上海分号门口，一看见银号的招牌，心里一松劲儿，硬是连门槛都爬不过去了，就瘫在门口儿，昏死过去。

站柜伙计一看不知哪爬进来个要饭的，赶紧过来要轰，仔细一瞧，好家伙！这不是东家吗！赶紧把掌柜找来，把胡雪岩抬到屋里躺好，请郎中给他看病，敷药，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晚上，胡雪岩这才好歹缓过神来，能认人儿了。

结果小胡明白过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找古应春……”

知道胡雪岩回了上海，古应春已经赶过来在钱庄里守了两天了。听小胡叫他，赶紧过来，胡雪岩拉着他的手呼哧直喘：“买米，去给我找米行的人，买米！”

这么大个上海，米倒有的是，可是因为江浙两省打起仗来，影响已经波及上海，弄得米价暴涨，已经卖到了十六两银子一石！

一万石大米，那就是十六万两银子！

——上海的阜康钱庄没有这些钱。

这间钱庄只是个分号，本钱不是很厚，加上这几年胡雪岩一直给官府当账房先生，苏州、常州到处跑，反而没空打理自己的买卖，所以上海的钱庄经营得不算好。

再说了，眼看外边打得天翻地覆，上海这边的人心也全乱了。这段时间来钱庄存钱的人不多，取钱的可不少，银子一天到晚净往外流，搞得简直有点儿“挤兑”的味道了。

现在银库里的银子提空了一大半，剩下这点儿也得留着应付局面，不然有人来取款，阜康钱庄拿不出银子来，那可不得了！要倒闭的……

怎么办？

胡雪岩在床上躺着，瞪着俩眼一个个盯着自己这帮朋友看。古应春、朱福年、漕帮尤老五……怎么看着这帮人都有点往后缩的意思？

十几万两银子不是小数儿！现在这么乱，谁不得想办法多留点现钱呢。

看了这个情况，胡雪岩真急眼了，拍着床板喊叫起来：“去给我把库里的银子都提出来！钱庄开不下去就关了它！老子命都不要了，要银子干什么！”

这还是那个什么人都交、什么钱都赚，见了银子就高兴的胡雪岩吗？

是他。

胡雪岩本就是个性格偏激的人，他有侠心，有义胆，有勇气。没有这些特质，老胡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商人。

但平时的胡雪岩几乎从不显露这些个性，因为作为一个商人，他必须隐藏自己的个性。也只有在做一个“商人”的时候，或者说得更直白些，在他“上班”的时候，他才会摆出那副圆滑而冷漠的“商人”嘴脸。

可现在，胡雪岩没在“上班”。

——为了王有龄，也为了那份说不清道不明的“义务”，胡雪岩已经抛弃了自己的工作，暂时不再是个“商人”了，所以他身上表现出来的不再是商人那冷漠严谨的“工作态度”，而是一个三十八岁、性情偏激、颇有胆量的男人的个性。

3．船帮与漕帮

胡雪岩毕竟是胡雪岩，对于银子，他有一种特殊的驾驭能力。经过一番运作，这十六万两银子好歹还是凑出来了。

只是这么一来上海的阜康钱庄分号基本上被掏空了，丝行里准备收购生丝的一笔款子也被挪掉了。

好在（好在？）今年打起仗来，江浙两省已经没有什么生丝可收了。既然没丝可收，收丝的款子挪掉也就挪了。

按说现在胡雪岩和庞二合伙做生丝买卖，挪款要跟庞二商量，可现在道路全断了，到哪儿去找庞二？总算丝行里有朱福年在管事，他也知道胡雪岩用这笔钱要做什么，干脆大包大揽，把这事儿扛了过去。

有了银子，米也就买到手了，下一步就是把大米送到杭州去。

可到这会儿大伙才想起来：糟了，米送不过去！

按说胡雪岩跟松江漕帮的尤老五有交情，他可以找漕帮的人把米运走。可眼下太平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浙江省，运河河道早就不通了。还别说帮胡雪岩的忙，尤老五手底下上万漕帮兄弟，都已经好几个月没做过买卖了。

这可怎么办？

好在去杭州的路倒不止一条。运河不通，还可以把米装上海船，从海上走，进钱塘江，也能一直把船开到杭州城下。

可这么一来就有问题了：海路船运，是沙船帮的营生，偏偏这个船帮和漕帮结了很深的“梁子”。

船帮和漕帮，都是“清帮”的分支，按说是一家人。可实际上，这两个帮会势同水火，得很凶。

船帮，跟漕帮一样，也是指着撑船和在码头上卖苦力为生。和漕帮不一样的是，船帮这些人是专门做海运生意的。

在以前的几十年里，沙船帮的主要营生是给商人运送粮米、布匹、官盐、土产之类，那时候，他们和主要负责给朝廷运送漕粮的漕帮没啥过节儿。可后来朝廷不是把运河漕运也改成海运了吗？这么一来，漕帮的买卖全让船帮给“抢”了，所以漕、船两帮就碴上了。

就在胡雪岩到上海前几天，漕帮的弟兄刚跟船帮的人打了一架，双方都伤了几个人，各有一票兄弟被抓进了大牢。

这个时候，连漕帮的尤老五也没办法出来帮胡雪岩说话了。

胡雪岩刚刚死里逃生，身体还没缓过来，现在看着粮食买到手却运不出去，又着急上火，结果一家伙发起烧来，连着好几天起不来床。可等到他缓过劲儿来，能起床的时候，主意已经想好了。

在这件事上，胡雪岩表面上是在求船帮，其实说穿了，他求的还是漕帮。

怎么回事呢？

这就要说到两个帮会的实力了。

漕帮是自雍正年间就搞起来的大帮会，到现在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基业，三老四少七十二码头一百二十八帮，是江湖上第一大帮会组织。虽说现在漕运不像以前那么景气，漕帮的势力打了折扣，可也正因为饭难吃，事难做，漕帮反而比以前更加凶悍好斗。

这个沙船帮搞起来不过几十年，一向只是给商人运货，最近才揽到给官府运米的差事，他们的实力远不能跟漕帮相比。

所以说穿了，两帮之间的斗殴，十次有九次是漕帮找船帮的碴子。现在要想让船帮和漕帮揭过这个“梁子”，要说服的，其实是漕帮这伙人。

——所以说，做生意的人心眼儿一定要活泛，要学会放宽眼界，不拘一格，逆向思维，“跳出事情，回头再看”。

如果胡雪岩不思变通，一心只想着怎么收买沙船帮，那这事儿就会非常难办，可现在他想通了事情的关键所在，回头再想办法，就容易些了。

老胡先把漕帮的尤老五请来，问他能不能给自己帮个忙，给船帮一个面子，跟那帮人握手言和——哪怕“暂时的”也行。

说实话，尤老五是江湖上的狠角色，他本来是下决心要跟船帮死磕到底的，可现在胡雪岩来求他了。

当年在漕帮的米行借米，胡雪岩硬垫出十万两银子，尤老五好歹算是欠着老胡的人情，现在也不好意思拒绝，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可说到底尤老五心里是不愿意讲和的。所以他又说了，讲和可以，但自己这边不能主动提出，否则就等于伤了面子。

尤老五不肯主动讲和，船帮那边的人胡雪岩又不认识，那怎么办？

——还是请官府帮帮忙吧。

等腿上的伤刚好了点儿，能拄着棍子下地了，胡雪岩就赶紧硬撑着出了门儿，来拜会上海知县刘郇膏。

刘郇膏是河南人，已经在上海当了三年知县了。

这个姓刘的很有本事，在上海这段时间里，政事、洋人、军队各方面都搞得不错。

老刘这人办事很强硬，到任之后，把漕帮、船帮都收拾得服服帖帖的，太平军来进攻上海的时候他亲自带兵应付，表现也不俗。现在胡雪岩跑来找他，说明自己要往杭州送粮，支援死守杭州的浙江巡抚王有龄，想雇用沙船，可是船帮那边联系不上，请知县出来帮着说合一下，刘郇膏二话不说立刻答应。

很快，刘知县下帖子把船帮帮主郁馥华约到自己家里（县衙后院），和漕帮的帮主尤老五喝了一顿酒。

漕帮和船帮再凶，毕竟他们得在上海的码头上吃饭。现在有知县老爷出来说合，这两个帮会头子当然只好各让一步，加上刘知县又答应把前阵子因为打架扣起来的船、漕两帮的兄弟全放出来，这俩人更得领官府的情儿了，于是当着知县老爷的面碰了几杯酒，把以前的“梁子”都“揭”过去了。

漕、船两帮表面上言归于好（其实暗中仍然在斗，但这就不关胡雪岩的事了），胡雪岩赶紧找郁馥华商量，雇用几条大船装上一万石粮食，准备走海路去杭州。

一听这话，郁馥华皱起眉头来了。

——够戗！

杭州那边都打翻天了，这种时候我派船往城里运粮食，这不是得罪太平军吗？要是落在太平军手里，那还不把我这帮伙计一个个活剐喽？

人家郁帮主说得也对，现在杭州城下都打翻天了，你老胡随便搞几条破船，装上粮食就往杭州城里运？人家太平军那边不多说，派两条小船儿，一条船上十个人，往上一靠，就把你们全逮走了！

看来要往杭州运粮，一定得找官军护航……

对了！出杭州的时候王有龄说了，让胡雪岩去找薛焕，请老薛帮忙，最好能派个一两千官兵来协助杭州守城。

——啊，咋把这茬儿给忘了？找薛焕呀！

4．无望的航程

要说胡雪岩也真不容易，拖着条伤腿在上海城里到处跑，找这个托那个，求爷爷告奶奶，现在他又跑来找薛焕帮忙了。

这时候的薛焕可不得了，又升了大官了！

什么职务呢？——江苏巡抚！

也就是说以前死在苏州的那个巡抚徐有壬的差事，已经由薛焕接任了。

当然，这个官儿老薛也没做多久。因为这时候湘军大帅曾国藩已经当上了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江南这几个省很快就被纳入了湘军的“势力范围”。

就在杭州失陷两个月后，曾国藩派他的学生李鸿章来江苏，直接就把江苏巡抚的位子抢走了，老薛自己也被人架空，扔到一边没人搭理了。

这是后话。

眼下薛焕成了整个江苏最大的官儿，要人有人要枪有枪，按说胡雪岩来找他帮忙，借几千兵马，应该算是找对人了吧？

结果发现，找错人了。

其实薛焕这个人还是挺讲“义气”的，他也真想帮王有龄的忙。可江苏省的兵马比浙江那边更弱，绿营兵的战斗力简直没法提。

眼下整个江苏省除了上海这一块之外，其余的州县几乎全部被太平军给占领了，上海这边儿也正被太平军围攻！县城里总共只剩下四千多绿营兵，而且还都是一帮不会打仗的吃货！虽然有一支“洋枪队”撑着门面，其实也就是个花架子，起不了什么作用。

说实话，如果李秀成不顾洋人的威胁，咬紧牙关拼命进攻上海，这上海城也许早就失守了。

在这种情况下，薛焕自己都快混不下去了，还怎么抽调“两千兵马”去救援杭州！

那怎么办呢？

薛焕也不能跟胡雪岩说：我眼下要粮没粮，要兵没兵，自己都快完蛋了，王有龄的死活我管不了……这话太泄气了，他这个巡抚大人说不出口。

所以老薛就找个借口，说现在上海的军事全归上海知县管，让胡雪岩去找刘郇膏商量借兵的事儿。

没辙，胡雪岩又跑回来找刘郇膏。

——其实薛焕这么搞，就是在忽悠老胡。因为这个事实在没法解决，老薛自己又不愿意落埋怨，就踢皮球，让老胡到刘知县那里去碰钉子……

刘郇膏这位老兄脾气挺大，而且他跟胡雪岩本来就不熟，对他也就没那么客气。现在老胡为这么个“没法办”的破事来求他，人家老刘可就没有薛焕那么好说话了。

你看，胡雪岩这边刚一提“调上海绿营兵去杭州”，刘知县的暴脾气就压不住了，直接一顿臭骂，把胡雪岩给撵了出来。

没办法，胡雪岩又回过头来求薛焕，老薛说了：刘知县坚决不发兵，我也没辙了。这么着吧，给你一百兵，护送粮食去杭州。

多少？才一百兵……

沙船帮郁帮主说了：围攻杭州的太平军听说有十来万人马，眼下就这一百兵护航，那不是跟没有一样吗？我的人不能冒这个险。

哎哟，这一家伙给胡雪岩急得，满嘴起燎泡，脸都肿了！

这时候杭州被围都一个多月了，也不知道王有龄是死还是活。眼瞅着不但“救兵”没戏了，就连粮食也运不出去，怎么办！

琢磨来琢磨去，到最后胡雪岩总算硬憋出个主意来：去找洋枪队，掏大把的银子雇洋兵护航！

“洋枪队”是太平军进攻上海的时候，上海这帮当官的拿银子雇了一帮租界里的洋瘪三儿，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队长美国人华尔是马萨诸塞州勒姆城混出来的小痞子，以前曾经在墨西哥、法国当过兵，后来混到上海，被江苏巡抚薛焕、苏松太道台吴熙招募，拉起洋枪队，帮着保卫上海。咸丰十年太平军拿下常州、苏州之后，曾经进兵上海，华尔带着洋枪队出去打仗，结果连吃败仗，他本人也受了重伤，差点儿死喽！

要说华尔这家伙还真是亡命徒，不怕死！伤治好后又回到上海，招兵买马扩充洋枪队，接着帮薛焕这帮人打仗。

到胡雪岩来找他的时候，华尔手里的这支洋枪队已经有两千多兵马，多数是刚招来的中国人，由洋人当教官负责训练。

洋枪队这支雇佣军不兵不匪，不中不洋，跟这么一伙儿为了钱打仗的“雇佣军”打交道，对胡雪岩来说也容易，也难。

——容易，因为这帮洋人都是“瘪三儿”出身，要钱不要命的主儿，只要舍得给钱，他们就愿意卖命。

——困难，这帮洋瘪三儿全都是死要钱的！

到这时候，胡雪岩也把事儿都想开了。

反正浙江、江苏全让太平军占了，钱庄也办不下去了，生丝买卖也做不成了，自己这回往杭州运粮，没准连命都丢了，这种时候还抠抠搜搜算计什么呀？

华尔不就要钱吗？要多少给多少！

嗯，这就好办。

很快，胡雪岩拿银子“买”回来一百二十个洋兵，薛焕派给他的一百绿营兵也来了。老胡就找到船帮的郁帮主，跟他说：你看我雇了多少洋人！有这帮洋人在船上，太平军不敢夺咱们的船，你放心跟我上路吧！

身为沙船帮的帮主，郁馥华这些年一直在上海混，对洋人挺迷信，听胡雪岩说得天花乱坠，又见真的来了一帮洋兵，他也就信了。

于是胡雪岩把一万石粮食弄上了船，两百多护航部队也都上船，外加古应春介绍给他的一个助手萧家骥，还有洋枪队的一个翻译李得隆，一票人马扬帆出海，直奔杭州。

——其实说句实话，胡雪岩千辛万苦筹粮往杭州送，根本就是在瞎折腾！眼下这个局势，去了也是白去。

5．隔江相望泪眼

这个时候，杭州城里的王有龄已经绝望了。

早先湘军攻克安庆的时候，王有龄曾经幻想过，湘军能迅速开进浙江，他收买的那个李元度也能很快带着部队赶来。可结果，两路救兵都没来……

——李元度就甭指望了，这小子根本就是个大废物！

姓李的在曾国藩手底下混的时候就是出了名的废物点心，后来就因为他太废物才打了个大败仗，丢了徽州城，被曾国藩赶出了湘军。现在李元度拿着王有龄给的银子在老家招募了八千湘军，原说是杀回浙江帮王有龄的忙，结果却跑去投奔了湖南巡抚文格，帮着“防守浏阳”去了……

其实说穿了，这个李废物就是看到杭州深陷重围，不愿意来冒风险，所以背信弃义，拿了浙江的钱，却放了王有龄的鸽子！

王有龄这人厚道了一辈子，当年跟李元度拉过关系，他就一直拿这姓李的当朋友那么处，为了保着李元度这个“朋友”，宁可去得罪曾国藩。结果到最后，你看看他交的是个什么“朋友”？

也许直到临死，王有龄才终于看明白了这个饱读诗书的“湘军名将”李元度到底是个什么货色。

至于湘军，就更别指望了。

前有咸丰四年不给湘军提供“协饷”的“旧恨”，后有拉拢李元度让曾大帅丢脸的“新仇”，曾国藩早就恨不得把王有龄整死！再加上老曾现在已经当上了两江总督，而且权力特别大，管着江苏、江西、安徽、浙江四个省，他当然要在自己的辖区培植亲信，打击异己，而王有龄，就是最大的“异己”。

所以曾国藩给左宗棠下了密令：王有龄不死，你的部队不要进浙江。

在这种情况下，王有龄想不死？难了。

就在杭州城里的王有龄彻底绝望的同时，历经千辛万苦才把粮食弄到杭州城外的胡雪岩，也绝望了。

要说胡雪岩这个人，做生意那真是精明，可对打仗这些事儿，他就一窍不通了。本以为自己带着几条大船从海上驶进钱塘江，一直开到杭州城根底下，然后城门一开，城里的人出来把粮食往城里一扛，完事了……可真到了杭州城下，老胡才知道，自己真是个狗屁不通的“大傻帽儿”！

眼下的杭州城早已经被太平军围得铁桶一样，多少人马呀！一眼看过去，城外满地都是太平军，人山人海，连杭州城的城墙都看不见了！

这阵势，老胡这个没见过战场的人做梦都梦不见，可真到了跟前儿，看了这铺天盖地的兵马，胡雪岩腿都软了。

——完了完了……

可事儿已经办到这个程度了，再怎么着也得往前走。

这天夜里，胡雪岩派了萧家骥换上太平军的衣服，一个人悄悄上了岸，趁着天黑没人注意，硬是摸到了杭州城下。

可太平军的军营还好混，杭州的城墙萧家骥翻不过去。没辙，只好找个地方躲起来，看机会吧。

刚藏好，也巧！杭州城门大开，一支官兵冲了出来，跟太平军一场恶斗，结果官兵到底让人家打败，撤回城里去了。

这怎么回事呢？

——杭州城里的王有龄从城墙上看见胡雪岩的船队了。

这时候杭州城里断粮一个多月了，所有的人早都饿疯了！一看粮食运到城外，这帮人都来找王有龄，要求无论如何出城拼一把！

拼？这些当兵的饿得都走路都打晃了，怎么跟城外的太平军拼哪。

可到这种时候了，拼也是死，不拼也是死，不拼白不拼，那就拼吧！

王有龄明知道这些人根本冲不出去，还是答应了。

于是这帮官兵就出城拼了一把，结果很快就让太平军给揍回来了。

可这么一来，那个摸到城外的萧家骥正好逮住机会，跟着败退的官军混进了杭州城。一进城，赶紧来见王有龄，告诉他：粮食已经到了城外，请杭州的官军赶紧冲出城去接应！

听了这话，王有龄仰天长叹……

——怎么接应？城里的人饿得都站不住了，刚才你也看见了，我这帮人已经没力气了，冲不出去了。

“那怎么办？”

“完了，没救了，你出去告诉老胡，杭州城里的人已经死绝了，王有龄也死了，让他走吧。”

事到如今，真的没办法了。萧家骥只好连夜出城来见胡雪岩，把城里的情况一说，胡雪岩掉眼泪了。

没办法，事到如今，谁也没办法了。

这时候洋兵的头目找来了：我们只负责把粮食护送到杭州城外，现在已经到了。既然粮食送不进城，也不能一直在水上漂着，等着太平军来进攻吧？我们要求立刻退回上海！

胡雪岩一听就急了：“刚到就要走？你以为这是耍猴呢！你们收了我的银子就得听我的，我说走才能走！”

“那你说在这儿等一年，我们就等一年？告诉你，最多等三天，多一天都不行！”

在当兵的面前，胡雪岩这个商人真是一点儿辙也没有。洋人说了等三天，那就是三天……

这三天工夫，杭州城里的官兵又试着往外冲了几回，根本就冲不出来。

钱塘江里忽然冒出来的船队，加上城里清军的反应，也引起了太平军的注意，派了几条小船靠过来查探，船上护航的洋兵远远就鸣枪威吓，太平军也就猜出这些船是要往城里运粮的了。

可是这批粮船由洋兵护航，李秀成觉得攻击粮船，和洋兵直接交火，弄不好惹出麻烦，没什么好处。反正这些粮食明摆着运不进城去，所以李秀成也不在乎。

再说，有这些粮船停在江里，引得杭州城里的清兵不停地出来冲杀，这样正好给太平军机会，可以消灭守城部队的有生力量，所以干脆也不再去攻打胡雪岩的船队，只是一心围住杭州城。

三天，一眨眼就过了。

到了第四天一早，船上的洋兵端着枪出来，命令船老大立刻转舵驶出钱塘江。

船帮的这些人这几天提心吊胆，早就巴不得赶紧走人。现在洋兵这一闹，正合他们的心思，也不跟胡雪岩商量，开船就走。

事已至此，无可挽回了。胡雪岩只好在船头摆起香案，放上祭品，对着杭州城里叩拜，捶胸顿足大哭一场。

胡雪岩的粮船一走，杭州城里再也没有指望了。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杭州城破，王有龄上吊自杀了。李秀成感其忠义，命人收殓王有龄的尸身，和他在杭州城里的家眷一起送回了上海。

跟他那位“好兄弟”何桂清相比，厚道人儿王有龄，死得很漂亮。

第十章　胡雪岩和左宗棠

1．粮食，就是命啊

俗话说“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一个人到底长了副什么样的心肝，平时谁也看不出来。非得到了危难之时，动情之处，那颗“真心”才表露出来。

王有龄，胡雪岩这辈子最要好的朋友，同时也是个不多见的好官儿，就这么没了。这时候的胡雪岩买卖也不想做了，命也不想要了，心里只剩了三个字：王有龄。

——是，人死了，可事儿没完，却结下了仇。

这边儿胡雪岩让洋兵的洋枪逼着、船帮的水手们架着驶出钱塘江，到了海上，胡雪岩说话了：咱们不能就这么回上海……

“那咱上哪儿去？”

是啊，不回上海，胡雪岩想带着这群只认银子的洋痞子、缩头缩脑的船帮水手、没心没肺的绿营兵上哪儿去？

说实话，胡雪岩能为王有龄这个朋友做的，都做了。要义有义，要忠有忠，再往下，他一个无权无势的买卖人还能做什么？

其实到这时候胡雪岩自己都不知道要做什么了，他只是觉得不能回上海，因为一回上海，就等于把王有龄忘了。

这天晚上，胡雪岩一个人在船舱里发了一夜的呆，到天亮的时候，这个半辈子只知道赚钱的买卖人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船队停在海上等着消息，胡雪岩自己背个小包袱再次孤身上路，到江西去找湘军！

找湘军干吗？请他们来浙江，给王有龄报仇。

要说胡雪岩这次真是有点儿冲动了，你看他现在打的这个主意，说得难听点儿：简直是不着调。

一个商人（当然，还是个挂空头衔的“记名道台”），跑到江西去找湘军，请求这帮湖南人进兵浙江？且不说胡雪岩能不能活着走到江西——你老胡认识湘军里的谁呀？有那么大面子吗？

胡雪岩不是这么想的，在这个事儿上，他想得比较简单。

你们湘军本来就应该进兵浙江，为什么迟迟不动？我现在就以一个浙江记名道台的身份来质问你们！只要湘军肯来浙江作战，要粮，可以给你们筹粮；要饷，可以给你们弄钱，只要你们肯进兵浙江！

——真的，这就是放下“商人面具”之后的胡雪岩，有点冲动，有点天真，还有几分“认死理”的呆劲儿。

于是同治元年（1862年，咸丰死了，换同治了）正月，大年刚过，老胡背着个小包袱坐上一条小船，倔头倔脑，来找湘军。

其实早在去年王有龄死守杭州的时候，湘军就已经开到浙江和江西两省边界的景德镇，只是因为上头有命令，一定要等王有龄死了才进兵浙江，所以这支部队暂时按兵不动。

眼下王有龄的死讯已经传来，湘军这边也调集两万人马，从江西景德镇出发，开进了浙江衢州。

这座衢州城就在钱塘江的上游，所以胡雪岩这次倒没像上回从杭州去上海筹粮那样冒天大的风险。一路上比较顺当，溯江而上，下了船就到湘军指挥部了。

老胡找到的这支湘军的大帅，是左宗棠。

左宗棠是湖南湘阴人，跟湘军大帅曾国藩是老乡兼“老铁”。

老左这个人有经天纬地之才，安邦定国之志，可是他的仕途却非常不顺利，在下头考试回回考第一，可一进京考进士，准晕场！连考了几回都不行，一生气回家当起了教书先生，打算就这么终老林泉，凑合一辈子算了。

——结果又应了那句俗臭了街的俗话：是金子总要发光的。

左宗棠在老家教书的时候，太平天国起事了，于是老左顺势出了山。起先他投靠湖南巡抚张亮基，很受器重，后来张亮基调到山东去了，临走想把左宗棠带上，可老左不愿意离开湖南，就又跟了新来的湖南巡抚骆秉章，以一个“师爷”的身份在湖南主持政务、军事，支持湘军在外省作战。

要说左宗棠这人，实在是太有才，太有本事了，在巡抚衙门当着一个破“师爷”，可他的名头硬是盖过了巡抚大人，成了湖南省内真正主事的人！

——在这上头，左宗棠可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太强了！

可是左宗棠这个人有才归有才，个性方面却有极大的毛病，特别张扬，特别暴躁，特别倔强，非常不好相处！后来就因为这个臭脾气得罪了人，闹出一场官司，连咸丰皇帝都被惊动了，结果左宗棠差点儿送了命。幸亏湘军的两位大帅曾国藩、胡林翼都是他的朋友，出手拉了他一把，这才救下了左宗棠的命。

——这一拉，把左宗棠拉出湖南，拉进了湘军。

自从离开湖南，投靠了曾国藩，左宗棠就开始招兵买马，冲锋陷阵，而且很快表现出了过人的军事才能，成了湘军中最有名气的将领。

眼下左宗棠已经在江西打了一年的仗，手底下有两万精兵，相当强悍。原本他是有力量杀进浙江，想办法给王有龄解围的，可是老左的“大哥”曾国藩和王有龄之间有很深的过节儿，所以左宗棠的人马就在浙江和江西的边界上停止前进，看起了热闹。直到王有龄死了，左宗棠才调齐人马，准备进兵。

就这么个时候，胡雪岩来了。

一听说“浙江记名道台”胡雪岩求见，左宗棠心里暗暗冷笑。

来得好！我正愁手里这两万人马进了浙江没饭吃呢，想不到这么一头“肥羊”自己送上门来了。好吧，就把这个姓胡的扣起来，好好收拾他一顿！

这么说左宗棠认识胡雪岩？

——虽未谋面，“神交”已久！

湘军这几位大帅都知道何桂清，知道王有龄。因为湘军刚杀出湖南的时候，就是这俩小子不给曾大帅面子，对湘军一毛不拔！

当然，知道何桂清，知道王有龄，也就知道胡雪岩了。

偏巧湘军这几个大佬全都一个脾气：暴躁，记仇。所以左宗棠听说胡雪岩来了，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间，第一时间就决定狠狠收拾老胡一顿，让这个“奸商”把家底子全吐出来，给湘军做军饷！

原来左宗棠要收拾胡雪岩，是为了给湘军搞军饷，这么说湘军没饭吃了？这怎么话说的，左宗棠这支湘军，确实没饭吃了。

湘军，是一支“团练”武装。从它建立的那天起，朝廷就没给这支部队发过一粮一饷，全靠这帮湖南人自己到处“扎”钱。所以湘军总是处在“吃不饱”的凄惨境地，而且越到战争后期，这种情况越严重。

尤其左宗棠这支队伍，原来只有五千多人，粮饷问题还好解决。可因为要进兵浙江，左宗棠当然得多弄点人马，就不停地扩编，现在老左和他的副手蒋益澧两支部队加起来，快两万人了，可他们的饷源只够供应几千人马，所以现在这支部队眼下的处境特别困难。

原本左宗棠想着浙江富裕，有钱，他的部队一进浙江，就等于掉进“金窝子”里了，吃喝肯定不愁，可是因为“种种原因”吧，这支部队又不能立刻开进浙江，这么一闹，老左这支湘军等于困在了江西，整得特别困难。

困难到什么程度了？

——当兵的已经靠喝稀粥对付半年了，好几个月没发饷了，下面的部队闹事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有的部队甚至有了“哗变”的迹象！

眼下这个情况，真不知如何是好。

进兵吧，眼瞅着没粮没饷，这两万多人的部队怎么开拔？不进兵吧，湘军是没娘的孩子，没人心疼，在衢州待着，只会越来越困难！把个左宗棠弄得左右为难……

要不他怎么打算“收拾”胡雪岩呢？老左急着用钱！

要搁平时，胡雪岩是个最精明、最会看人眼色的家伙，可今天的他有点傻头傻脑的，左宗棠一脸的凶相，老胡硬是没看出来。

怎么了呢？

因为胡雪岩对湘军的进兵速度很不满意，他今天是憋着一肚子火儿来的，就是这种“不良情绪”妨碍了老胡的判断力。

另外，胡雪岩跟左宗棠素不相识，对老左这个人一点儿也不了解，更不会想到左宗棠心里恨他，要整治他。

所以胡雪岩就学了戏文里“申包胥哭秦庭”的典故，一进门就号啕大哭，趴下给左宗棠磕头，流着眼泪请他赶紧进兵浙江，救救黎民百姓吧！

胡雪岩这边儿连哭带说，左宗棠两眼望天，根本就不搭理他。

——救黎民百姓？这是戏文里的词儿吧？你姓胡的一个满身铜臭的买卖人，也想跟老子整这套嗑儿？你配吗！

不过眼下左宗棠正有“急事儿”要办——就是要从胡雪岩身上榨钱！所以这个“臭买卖人”配不配提“黎民百姓”且不管他，老左先顺着这个话茬儿往下走，就说了：进兵浙江，救民于水火，这是我的责任，可是眼下我的部队已经断粮了，俗话说“皇帝不差饿兵”，没饭吃，怎么打仗？

“老胡，你是浙江的能人，你能给我弄点粮食来吗？”

说这句话的时候，左宗棠其实没安好心。

不管胡雪岩怎么回答，老左一定会顺着话头往下捋，伸手跟胡雪岩要钱，而且这一要就不是小数目。如果胡雪岩今天偷奸耍滑，不肯往外掏这笔钱钱，那他恐怕就出不了湘军的营盘了。

所以说这句话的时候，左宗棠左大帅脸上是什么表情，咱们都能想象得出来。

——可是胡雪岩的回答，太出乎左大帅的意料之外了。

“只要湘军进兵浙江，粮食好办，我手里现在就有一万石大米。”

“在哪儿？”

“就在海上，我可以让他们沿钱塘江上溯，把粮食直接送到衢州。”

2．商人跟上官人

扔下胡雪岩和左大帅不表，咱们先讲个小故事，活跃一下气氛。

唐朝有个人叫裴佶，他姑父在朝中为官，以“清廉”著称。有一次裴佶到姑父家玩，正赶上姑父退朝回来，叹着气跟裴佶说：“听说过寿州刺史崔昭吗？今天在朝堂上，一帮大臣说他好话，这小子准是行贿了！这样下去，国家怎能不乱？”

话刚说完，仆人进来通报：寿州刺史崔昭求见。裴佶的姑父一听大怒，让仆人拿鞭子把姓崔的打跑！

当然，没真打，裴佶的姑父还是勉强去见了崔刺史。

俩人聊了一会儿，裴佶的姑父就急着让仆人给崔刺史上好茶，又准备酒宴，又专门跑出来叮嘱仆人给崔刺史喂马，招呼崔刺史带来的下人，又跟裴佶说：“今天我要留崔刺史在家住，你到书房去凑合一宿吧。”

裴佶就纳闷了，怎么姑父忽然对姓崔的这么好啦！正琢磨呢，姑父衣袖里掉出一张纸条来，上写“下官崔昭拜上：特赠上等官绸一千匹”……

——这不是讽刺左宗棠，只是开个玩笑。

胡雪岩的一万石大米往上一送，再看左宗棠，刚才那一脸的杀气顿时烟消云散，整张脸笑得跟朵菊花儿似的，赶紧叫人给老胡上茶，自己往胡雪岩身边一坐，客客气气，跟他聊起浙江省内的事儿来了。

这么说左大帅不打算收拾胡雪岩了？

——当然不收拾了，老胡送来了一万石大米呀！

也就是说打算发兵浙江了？

——当然发兵了，老胡送来了一万石大米！

再往下，这场交谈就进行得非常“融洽”了。

左宗棠细问浙江、江苏两省的兵力，财政，各地方官的情况，杭州城里城外的情况，宁波那边（浙江省的通商口岸，地位和上海相似，此时已被太平军占领）的情况，上海那边的洋人、洋行、洋兵、洋船、洋枪队、领事馆，东拉西扯，凡是想得到的无一不问。

左宗棠问这些话，意思就是真要发兵了。胡雪岩当然高兴，尽其所知一一回答，俩人聊来聊去，就聊到杭州失守，王有龄送命这事儿上来了。

一说这个，胡雪岩是一肚子气！上来就指责那个李元度，拿了浙江的银子却不给浙江帮忙，直到今天连个人影都不见！越说越火大，又指责起两江总督曾国藩，说他坐拥四省兵权，杭州也在他治下，可王有龄危急的时候，曾国藩却拖拖拉拉不发救兵，眼瞅着王有龄死在杭州。说难听点，简直就是无能！

几句话说得左宗棠直挤咕眼儿……

——有点刺耳。

确实，曾国藩这个两江总督对杭州围城见死不救，硬生生地把个浙江巡抚王有龄给拖死了，真有这事儿。可话又说回来了，王有龄死了以后，接任浙江巡抚的人是谁？不就是他左宗棠吗？

曾国藩和左宗棠什么关系？

老乡，老朋友，老铁！不久前左宗棠还挂着个四品卿的头衔儿在曾国藩幕府里帮忙呢，后来是曾国藩让老左回湖南招兵，率军开进浙江，接掌军政大权。所以说曾国藩活活拖死王有龄，一半儿就是为了安插左宗棠这个“铁哥们儿”来当浙江巡抚……

好家伙，胡雪岩居然当着左宗棠埋怨曾国藩！这个一向精明透顶的家伙今天是不是吃了迷魂药儿了？

这么说胡雪岩不知道曾国藩、左宗棠、王有龄这仨人之间的“连环套”？

显然不知道。

那年头儿，“政治”就像个核桃，一般人（胡雪岩这个买卖人，就属于相当一般的“一般人”）只能看见壳，绝对看不见“瓤儿”。所以胡雪岩完全不知道王有龄送命的内情。

否则借他八个胆儿，老胡也不敢当着左宗棠说这话呀。

说得再绝点儿，要是胡雪岩知道王有龄是曾国藩和左宗棠联手害死的，他根本就不可能来投奔左宗棠。

一，这样做对不起王有龄。

二，就冲胡雪岩和何桂清、王有龄关系那么好，老胡肯定早就上了湘军的“黑名单”，这种情况下，他姓胡的怎么可能——怎么敢来投奔左宗棠？那不是打着灯笼上厕所——找死（屎）吗？

这种时候，就显出当官的比商人“强势”的地方来了——胡雪岩不知道的那些“内情”，左宗棠全都知道。

说实话，胡雪岩进他的门之前，左宗棠打心眼儿里就没拿这小子当人看。

老左来自湖南，天生了一副炮筒子脾气，又是个教书先生出身（典型的“士”，最瞧不起“商”），先是给大官们当了多年幕僚，现在自己又做了官，得了军权，带着几万大军四处征战。也就是说在当时那个社会上，左宗棠什么场面都经过，跟什么人都打过交道，就是没跟“商人”打过交道。

在那个时代，人们一张嘴就说“士农工商”，头一等是读书人；二等是种地的；三等是手艺人；最后也最“低贱”的那一等，才轮到商人，所以整个大清国从上到下，人人都看不起买卖人。

左宗棠也是这类人。

一开始老左打心眼儿里瞧不上胡雪岩，认为这个姓胡的无非也是个拍马屁溜沟子、要钱不要脸的货色。可想不到胡雪岩一进门直接送给他一万石大米，紧接着就指责这个官，埋怨那个官，左宗棠冷眼瞧着，心里暗暗琢磨：这个姓胡的，不俗哇！

——你别说，眼下这个“非常激动”的胡雪岩，跟一向都非常激动、非常热血、非常个性的左宗棠，还真挺对脾气。

虽然胡雪岩刚才那番话说得特别不中听，可左宗棠是人中俊杰，太出色了。他想事儿不像一般人那么简单，听着好听的就喜，听着难听的就怒……不是，左宗棠听话儿，听的是瓤儿，不是壳。

正因为如此，他才能站在比胡雪岩高得多的地方，居高临下审视整个事件，从而做出一个比胡雪岩“精明”得多的决定。

——这样的人才应该立刻拉拢过来，为己所用。

虽然胡雪岩说话很冲，不管不顾，可左宗棠并没生他的气。因为左宗棠心里清楚，不管胡雪岩多么愤怒，他一个小小商人，动不了“湘军集团”的一根毫毛。

在左宗棠他们这些手握军政大权的“实力派”看来，商人，基本等同于草民。要说他们跟乡间市井那些草民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商人比较会做买卖，会经营，会管账，会赚钱。

现在左宗棠马上就要进兵浙江，他最需要的就是浙江当地的能人协助，帮着他筹粮筹饷，联络地方官绅，而这个自己送上门来的胡雪岩，是浙江省内著名的大商人，人脉广，官绅富户他都熟，又会理财，人也挺侠义，正好是个最用得着的能人！

至于这个姓胡的和王有龄有什么瓜葛，或者这个小子是不是奸商，这些事儿对大局无损，暂时可以忽略不计。

于是左宗棠站起身来，拍着胡雪岩的肩膀说了一句话：“胡老弟，我看你这个人称得起‘一时豪杰’！我这就要进兵浙江，以后用人的地方多得很，你就先给我帮帮忙吧。”

得啦！天儿不早了，你也别在这儿胡说八道啦，洗洗睡吧。从明天起，你就给咱湘军打工了。从这一秒钟开始，胡雪岩，跟了左宗棠了。

3．“粮台官”的生意经

就在胡雪岩傻傻地带着大米去“搬请”湘军的时候，湘军，这个晚清最为庞大的“军事集团”早已把它的触手伸进了整个江南地区，如同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眼下安徽、江西、江苏、浙江四省的军政财权，已经完全控制在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将领”们手里了。

就在王有龄死后不久，两江总督曾国藩上奏弹劾江苏巡抚薛焕，于是朝廷把薛焕明升暗降，给了他一个“通商大臣”的空头衔儿，把江苏巡抚的职位空了出来。曾国藩立刻让自己的学生李鸿章带兵进入上海，接任了江苏巡抚。

至此，“曾经的”两江总督何桂清苦心培植起来的两个亲信都倒了，他在江浙两省的势力已经土崩瓦解，没有人再罩着他了。新任江苏巡抚李鸿章一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把已经在上海隐藏了两年之久的何桂清抓了起来，解送京师。

好在何桂清在京城里也有朋友，十几个大臣一起上奏替他求情，朝廷对此犹豫不决，垂帘听政的慈安皇太后亲自下令，让两江总督曾国藩来审何桂清的案子。

呵呵，咸丰四年曾国藩率湘军杀进湖北的时候，军饷困难，向浙江求助，是谁扣着银子不给？不就是这位时任浙江巡抚的何桂清吗？

——再说了，何桂清身为总督，太平军打过来的时候，这小子居然临阵脱逃，性质恶劣，影响极坏，他也确实该死。

所以曾国藩根本就没去审什么案子，而是直接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里面有两句非常厉害的话：“疆吏以域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之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定罪状，不必以公禀之有无为权衡。”

什么意思呢？

曾国藩的意思是说：像何桂清这样的封疆大吏，最要紧的就是守卫疆土，不能因为手下人让他逃跑，他就跑！给朝廷大臣定罪状，不必看他的犯罪细节是什么，只看他的心是不是“忠诚”，不忠，就应该杀！

在今天看来，曾国藩的这道奏折完全践踏了“法律”和“人权”，可它却是打着“忠义”的旗号，在用大道理杀人！

在大清国，“忠义”可比“法律”和“人权”值钱得多。所以慈安皇太后看了曾国藩的奏折，二话没说，立刻就把何桂清给宰了。

王有龄死了，何桂清死了，薛焕靠边站了……那给这些人掌管公库、运作财政，整整帮了十年忙的“铁杆儿幕僚”胡雪岩该落个什么下场呢？

说实话，如果当年胡雪岩抛弃了商人的身份，跟着何桂清这帮人在官场上混，现在的老胡大概当不上“道台”也混上“知府”了，可结果呢，他那些大官哥们儿全掉线了。

然后左宗棠领兵开进浙江，胡乱找个碴儿把胡雪岩撤职查办，要是弄得狠点儿的话，甚至可能会定他个充军发配的罪名，最起码也得革职回乡。要是这么着，胡雪岩这一辈子也就算混到头了。

可这事儿也巧，胡雪岩偏偏是大清国独一无二的怪人，他以经商为荣，不愿意当官。所以直到现在，他的铁哥们儿都当了浙江巡抚了，他自己却只是个挂空头衔儿的“候补道台”，不能算个正儿八经的官儿。

——就因为胡雪岩这个人专注于事业，坚决不愿意当官，一心一意只想当个商人，他才侥幸避过了眼前这一劫，这正合了福祸相依。

现在老胡已经是新任浙江巡抚左宗棠的幕僚，跟着老左的副手——浙江布政使蒋益澧攻打浙江省内的太平军去了。

这个蒋益澧是湖南湘乡人，跟湘军大帅曾国藩是老乡，可曾国藩对这位蒋兄弟，那是相当的讨厌！咋回事呢？

湘军，这支部队的战斗力是相当强悍，可它还有个特点，那就是湘军的将领们一个个都是又暴又倔的脾气，结果这帮人谁跟谁都处不到一块儿，打仗的时候还能互相配合，打完仗下来，就互相个不停。

就说这个蒋益澧，当年曾国藩在长沙刚组建湘军的时候就有他。可这个人脾气非常暴，逮谁跟谁，就算对曾大帅也不客气，说话难听，脸子难看，倔头倔脑，弄到最后曾国藩一看见姓蒋的就烦，干脆把蒋益澧扔在湖南，不要他了。

结果姓蒋的就在湖南训练团练，跟着别的湘军部队打仗，混来混去，最后也混上个“道台”，算是还行吧。

这时候，左宗棠奉了曾国藩的命令回湖南招兵，准备杀进浙江。老左一到湖南，第一眼就看上这个蒋益澧了。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蒋益澧跟左宗棠恰好是同类，所以左宗棠特别喜欢他！觉得他又憨厚又勇敢又讲义气，带兵打仗又是把好手，简直就是超级将才！于是老左让蒋益澧带兵八千（足有一个师），跟着左宗棠开进了浙江战场。

还别说，蒋益澧还真是块打仗的料！跟着左宗棠东征西讨，战无不胜，汤溪、龙游、兰溪几场恶战，蒋益澧立了大功，顺理成章担任了浙江布政使，成了左宗棠的副手。

而此时胡雪岩在蒋益澧手下担任什么职务呢？

——以浙江记名道台身份接任湘军粮台官。

说到这儿，可能有些读者在想了：胡雪岩是个商人，可是好久没提到他做生意的事啦。现在老胡在全国各地开的那些买卖怎么样了？

——眼下的胡雪岩已经快破产了！

杭州是胡雪岩做生意的“老窝”，可现在杭州已经被太平军给占了，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总店、当铺总号“公济典”，已经连渣儿都不剩了。江苏、浙江两省打成了一锅粥，生丝买卖当然也没得做了。

胡雪岩虽然在浙江经营了十年，可他做的主要就是这三个买卖，现在三个买卖全没搞头了。战乱之中，人命都不值钱了，哪还有什么商机可言呢？咬着牙往下混吧。

当然，胡雪岩并没被连根拔起，他的阜康钱庄在北京、上海、福州这些地方还有分号。虽然总号跟杭州城一块“完蛋”了，可这些分号倒没垮，还在艰难地支撑着。而老胡自己在生意即将崩溃的情况下，也一直在绞尽脑汁苦苦撑持。

慢慢地，胡雪岩给自己的钱庄找到了一条财路。

这时候湘军刚进浙江，还没打下根据地，江西那边原本就不能给他们提供足够的粮食，现在他们都出了江西了，想从江西搞粮食就更没戏。所以眼下湘军的粮食主要还得到上海去搞。

可上海不是浙江的城市，它归江苏省管辖，而江苏眼下是李鸿章和他的淮军的势力范围。

李鸿章，安徽庐州（今合肥）人，曾国藩最器重的学生，也是清末的一代俊杰。

但李鸿章跟左宗棠的私人关系却不太好。主要原因是老李和老左都太能干，太出色，而他们为人处世的态度、方法不太相同，结果两人总是想不到一起，说不到一块儿，莫名其妙地互相冲突。

——其实要说有什么私人恩怨，官场倾轧，你死我活……也谈不上。

就是处得不愉快吧。

就因为左宗棠、李鸿章处得不愉快，胡雪岩想请李巡抚帮忙从上海弄粮食，老李就懒得尽力了。这一来，胡雪岩就得经常为了粮食、武器的事儿往上海跑。

早先杭州失守，上海被围，局面一度非常混乱。但是中国人似乎有无穷无尽的忍耐力，随着太平军的攻势告一段落，上海城里慢慢地又热闹起来了。

这时候的上海，成了江浙两省有钱人的“避难所”，洋人租界里一下子挤满了从各地逃来的乡绅富户。这帮人到处赁屋居住，闹得上海房价猛涨，物价也跟着一路上扬，结果刺激了上海的经济，阜康钱庄和胡雪岩在上海开的当铺也趁机做起了大笔的买卖。

上海是个十里洋场，最是繁华，那些从乡下出来的富绅们到了这里，一个个眼花缭乱，加上他们从乡下逃出来，手里都有些金银细软，那些败家子儿就大吃大玩起来。花光了银子，就把值钱的东西送到当铺里去换钱，到后来好东西也典当得差不多了，只有拿着在老家的房契地契做抵押，跑到钱庄来借贷。

可这些人都是外乡人，在上海当地没有保人，他们的老家都被太平军攻占了，所以这些人手里的房契地契也如同废纸一样。把钱借给他们，一般钱庄有些不放心。

偏偏胡雪岩这个人想事情总是“先跳出来，站在高处，再往下看”，反而给他从这个大难题里看出一条商机来了。

这些乡绅们在乡下都是有房有地的。眼下他们逃到上海，家里的房产田地自然带不走，都留在了乡下。可是过不多久太平天国起义就要失败，那时候这些富户回到乡下，就能拿回他们的土地田产，这样他们就又成了有钱人了。

换言之，这些人手里的房契地契现在看来好像废纸一张，可是只要太平军一退，这些“废纸”就又值钱了。乡绅们有了钱，自然会连本带利归还贷款。

如果他们弄不到钱，这些抵押出来的房地契就归阜康所有了，这么一来，阜康钱庄就赚大发了！

所以乡绅们拿房契地契做抵押跟阜康钱庄借钱，就应该把钱借给人家，这笔财路要是掌握住了，以后可以赚笔大钱。

可是太平军什么时候才退呢？应该快了。

凭着一个商人敏锐的直觉，胡雪岩已经清楚地感觉出来，太平天国快不行了。

4．克复杭州

是啊，太平天国快不行了。

自从咸丰十年第二次打破江南大营，太平军克常州、破苏州、占杭州、围上海，在江南一带势如破竹，风卷残云。

可与此同时，湘军攻克安庆，兵围天京，在天京城下击败李秀成二十万大军。同治二年（1863），李鸿章率军开进江苏，攻克苏州；左宗棠也率军开进浙江，在衢州一带和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的部队展开激战，连战连捷。

在连遭失败之后，太平天国最后一位能臣忠王李秀成，已经损失了手下大部分精兵猛将，尤其是苏州失守，李鸿章那帮淮军把忠王府都给端了，李秀成万般无奈，只好带着最后的一支精锐部队退守天京，跟洪秀全“相濡以沫”去了。以前率军坐镇浙江的侍王李世贤又被从浙江调到江苏溧阳“拱卫天京”去了，就更使得浙江的太平军处境艰难。

自从左宗棠、蒋益澧所部湘军攻进浙江，金华、桐庐、寿昌、汤坑、乍浦、海盐、海宁、桐乡、嘉兴、平湖，一处接一处被湘军攻取，太平军步步退却，太平军听王陈炳文、康王汪海洋、归王邓光明率领最后的十几万兵马退进杭州、富阳、余杭，湘军也随后赶到，以少围多，把杭州团团包围。

但这一仗，对太平军和湘军都同样不好打。

湘军虽然凶猛，可兵力不足，而且杭州城高池深，太平军又一味固守，不轻易出战，所以打来打去，没什么效果。

太平军在兵力上占有很大优势，可是精锐不多（精锐都跟着李世贤调到天京方向去了），大半是杂凑起来的乌合之众，装备又差，实际上已经失去了野战的能力，只能一味固守城池，拖延时间。

就这么着，湘军和太平军在杭州一带相持不下，一直拖到七月底，眼看湘军的后勤供应越来越困难，当兵的又快吃不上饭了，蒋益澧急了眼，命令集中精锐对富阳展开强攻，总兵官熊建益身先士卒，亲自指挥部队攻城，想不到才发起第一轮冲锋，就被城上的太平军乱枪打死。

熊建益是蒋益澧帐下头号猛将，想不到这次玩英勇玩过了头，死在了战场上。他这一死，湘军攻势大挫，被困在了富阳城下。

正在束手无策的时候，有人给蒋益澧出了个主意：听说宁波那边有一支洋兵，手里配有重炮，正在跟太平军打仗，如果把他们借来攻城，富阳的城墙就成了纸搭的牌坊，杭州、富阳唾手可得！

这支和太平军作战的“洋兵”是怎么回事呢？

自从鸦片战争中国吃了败仗，洋人打了进来，大清国的国力就一天不如一天。可是从洋人这方面来说，大清国毕竟是远东最大的国家，虽然文化上蒙昧，科技上落后，可是毕竟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经济底子也比较厚，再加上这个东方古国的文化传承自成一家，具有很强的凝聚力，想吞并大清国，西方列强暂时还没有这个本事。所以它们就在大清国周边转来转去，一边蚕食经济利益，同时等待机会下手。

后来就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

这场起义刚爆发的时候，列强都吃不准将来谁会获胜，所以它们耍两面派，既支持朝廷，又暗中和太平军联络，两边捞便宜，又两头不得罪。

可是咸丰六年太平天国发生了严重内讧，这一下，狡诈的洋人就猜到了这场战争的结局，知道太平天国起义不会太持久，该是表明自己“立场”的时候了。于是他们从早先的“两边儿都帮”，变成了“偏帮朝廷”。

浙江宁波，和上海一样，这里也是最早的五个通商港口之一，洋人在这里控制着海关，由法国人日意格担任“税务司”。

当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攻入浙江之后，首王范汝增、戴王黄呈忠率军攻下宁波，宁（波）绍（兴）台（州）道台张景渠和浙江提督陈世章坐着法国军舰逃到定海。

这时候在宁波的洋人先是装出“不干涉”的样子，后来看到太平军占领的地方越来越多，觉得自己的商业利益受了损失，不能再这么坐等下去了。于是就由法国人挑头儿，开始找太平军的碴儿。

说实话，这世界上什么东西都不好找，就“碴儿”最好找——因为这种东西是怎么说怎么有！

胡乱找了几个“碴儿”之后，法国舰队司令勒伯勒东和海关税务司日意格就拿出枪炮，开始武装清军，帮着他们反攻宁波。

结果洋枪洋炮还真管用，有了这些东西，清兵开始打胜仗了。

这时候，正在富阳城下打攻坚战的蒋益澧得到“洋兵助战”的消息了，就跟左宗棠商量，打算派人去跟这帮洋人联系，最好能请回来一批洋兵洋将，再弄几门“西洋开花大炮”来攻打富阳城。

其实平心而论，左宗棠并不愿意让这些洋兵掺和到湘军的战斗中来，因为这个又猛又倔的湖南老哥对这些“洋事儿”成见很深。

可问题是，眼下李鸿章的淮军在江苏打了无数胜仗，把苏州城都攻下来了，可他老左这边却连个富阳都拿不下来，太没面子了！

面子，中国人心目中的头等大事！为了面子，老左终于下了决心：联络洋人。

可这个“联络洋人”的任务，派谁去完成呢？

左宗棠就说了：咱们这帮湖南老乡，在浙江省里谁也不认得，就认得一个胡雪岩，那就派他去呗。

结果“按察使衔浙江记名道台”胡雪岩，晃晃悠悠奔了宁波。

等等！老胡以前一直是“浙江记名道台”，什么时候又成了“按察使”了！那可是个正三品文官，戴蓝宝石顶子，穿孔雀补子的官服！是一个省里仅次于巡抚、布政的第三把手儿，胡雪岩什么时候当上这个官儿了！

呵呵，胡雪岩这个“官儿”也是刚“升”不久，是因为管理后勤有功，左宗棠给他弄回来的。

按察使掌管一省刑名，是个很大的官儿。可是老胡弄到手的不是“按察使”，他这个叫“加按察使衔儿”，说穿了，也就是给他一个好看的虚名儿罢了，这个玩意儿跟实授的按察使可差太远了。

差多远呢？

——就像鱼翅和粉条儿，就像钻石和玻璃……

胡雪岩到宁波的时候，这边儿的仗正打得一塌糊涂。不过总的来说还是道台张景渠、提督陈世章率领的清军占着上风。胡雪岩就跑来找张景渠，跟他商量，能不能想办法跟洋人见见面，聊聊？

这没什么问题，张景渠马上领着胡雪岩去见日意格。

宁波税务司法国人日意格，大高个子，长乎脸儿，留着一把络腮的黄胡子，梳着个怪模怪样的“爆炸头”，估计他这头发不是烫成这样的，是自来卷儿。

这副模样在法国可能是非常时尚、非常帅气的，可在中国人眼里看来，显得破破烂烂、窝窝囊囊。

别看日意格这个样儿，这人也挺了不起，是个标准的“中国通”，中文说得非常流利，而且对中国的风俗人情，礼节脾气都摸得挺透。

日意格这个法国佬儿跟杭州来的老胡虽然是初次见面，可这俩人一个是管财务的；另一个是浙江省内的大“银行”家，在工作方面有相通之处，所以俩人互相都听过对方的名字，现在坐到一起聊了几句，哎，还真挺投机。

——胡雪岩和日意格从这儿起就算认识了。以后他们还要联手办一件大事。

这是后话。

眼下老胡和老日已经聊得很熟，胡雪岩就问了，能不能由大清国出钱出人，法国人出洋枪洋炮，组织一支部队帮着朝廷打仗？

其实在胡雪岩来宁波之前，法国人在当地就已经这么干了，只是那时候宁波道台张景渠和日意格他们都没把这事儿挑明。现在胡雪岩以浙江巡抚左宗棠的名义来跟法国人谈这个事儿，日意格觉得，这应该算是大清朝廷的意思了。

朝廷有这个意思，法国人也愿意帮忙，借洋兵帮着打仗的事儿就好办。只差一条：这支军队的经费从哪儿来？

——左宗棠那边绝对没钱！眼下他的部队连饭都吃不饱……

这时候就得看胡雪岩的了，“空手套白狼”是他的专长。

胡雪岩就跟宁波道台张景渠商量：左宗棠那个暴脾气你知道吧？他的命令你要是不听，那你不是找倒霉吗？现在要想讨左巡抚高兴，就得赶紧组织一个“部门”，专门在宁波一带“劝捐”，征税，想办法弄钱，然后用这笔钱买洋枪洋炮。这件事关系重大，一定要抓紧，如果借洋兵的事儿办得不利索，耽误了湘军攻打杭州，左大人那边一发脾气，恐怕道台老爷很容易被“解职”哦……

张景渠也很识相：没问题，我先办个“宁波善后局”，在当地好好“劝捐”一把，好歹先把洋枪队给拉起来。

胡雪岩是个生意人，他很清楚，做生意的时候不一定非得资金立刻到位，只要有个“信誉额度”就行。现在道台老爷说这话了，胡雪岩就借着这个劲儿立刻把日意格找来，跟老日商量：道台大人已经发话了，组织洋枪队，银子绝对不是问题。我看有道台大人担保，咱也就别拖着了，赶紧搞起来吧！

日意格也爽快：那搞吧！

于是张景渠贴告示招兵，法国人运来武器弹药，派军舰上的军官来当教练，很快就把一千二百人的洋枪队拉起来了。

眼看胡雪岩帮忙拉起了“洋枪队”，左宗棠很高兴，给这支部队取了个名字叫“常捷军”，编到湘军部队，跟着一块儿打仗去了。

说实话，这支“常捷军”打仗的本事不怎么样。

一来，这支部队是仓促组织起来的，本身就没经过什么正经训练；二来，左宗棠、蒋益澧这些人也不想让常捷军有什么出色的战斗力。

因为这是一支由洋人训练的部队，左宗棠信不过他们。所以他反而希望这伙人没啥战斗力，这样左宗棠心里才能踏实。

后来到了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下湖州不久，左宗棠就下令把这支“常捷军”给解散了。

所以说穿了，“常捷军”就是左宗棠花钱买回来的一支“炮兵部队”，专门用这支部队手里配备的重炮来炸城墙的，但要说到野战冲锋、攻城略地，这支瞎凑合起来的“常捷军”根本就玩不转。

当然，对湘军来说有这些重炮就够了。至于在前线玩命，打硬仗，他们本身也不用别人帮忙。

在常捷军大炮的猛烈轰击下，富阳坚固的城墙就像小孩儿堆起来的沙堡，呼啦啦地倒塌下去，城里的太平军全傻眼了。湘军乘势往上一冲，没费多大力气，就把“久攻不克”的富阳城给攻克了。接着湘军带着这支“炮队”逼近杭州，开始攻城。

看着这些无坚不摧的开花大炮，守城的太平军听王陈炳文、康王汪海洋、归王邓光明全傻眼了。

现代化战争打的是“钢铁”，面对陈旧过时的古老城墙，这些开花大炮的威力怎么形容都不过分！

原本太平军十来万人把一座杭州城守得像铁桶一样，可现在湘军“不讲理”，拿炮一轰，城墙粉碎！这个仗还怎么打呀……

同治三年（1864）二月二十五日，太平军在陈炳文、汪海洋的率领下打开杭州城门全军突围，结果十几万人马大部分冲出重围，一路恶战，退到江西去了。

第十一章　重建杭州城

1．杭州赈抚局

眼瞅着“湖南老乡加大炮”这顿折腾，总算赶跑了太平军，收复了浙江省府杭州城。三月初二，浙江巡抚左宗棠带着亲兵仪仗，打着“头品顶戴兵部尚书兼都察辽右都御史闽浙总督部堂”的硬牌大摇大摆进了杭州城。

哟，闽浙总督！左宗棠什么时候升官了？

拿下金华、绍兴之后，左宗棠就升任闽浙总督了。

——这官儿也升得太快了吧？确实够快的。

左宗棠的官不是白升的。眼下他担任了闽浙总督，从表面上看，就跟湘军大帅曾国藩的“两江总督”平起平坐了。

朝廷这么玩了命的封赏左宗棠，内里的意思非常明白，就是要尽一切力量抬举左宗棠，架空曾国藩，好引发湘军几路大帅的窝里斗，让他们自己跟自己闹别扭。这么一来朝廷就可以有捧有踩，有拉有打，分化瓦解，一步步地控制湘军，最后把这支已经过于强大的军事力量消灭于无形。

这是谁的主意呢？

——大清国圣母皇太后，叶赫那拉·杏贞。

那么左宗棠明白朝廷这些巧计安排吗？

左宗棠全明白。

所以当了闽浙总督之后，老左在浙江拼命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一家伙弄出好几万部队来，同时他自己找个地方歇着，专门派出副手蒋益澧带兵去攻打杭州城，为什么？就是为了让蒋益澧独得大功，好有机会接左宗棠的班，升任浙江巡抚。

有“自己人”在浙江当巡抚，老左在浙江才能待得踏实。

结果呢，杭州倒是打下来了，也确实是蒋益澧一个人打下来的，可是朝廷偏偏就不让他担任这个浙江巡抚，反而把浙江巡抚这个职位给了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

可问题是，曾国荃这个人从头到尾跟“浙江”两个字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眼下曾国荃本人远在江苏，正率领重兵围攻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一天到晚恶仗不断，忙死累活的，他怎么能到浙江来当这个“巡抚”呢？

来不了就对了！

大清朝廷这么安排，就是要造成眼下这个局面。一边抬举左宗棠，让他跟曾国藩疏远，同时朝廷那头儿又防着左宗棠，宁可让浙江省内没有巡抚，也不能把浙江的实权交给老左，以防止左宗棠在浙江扎根，坐大……

西太后、恭亲王，这帮人的政治手段玩得太熟了太精了，都甭提了。

话说左宗棠带着人马进了杭州城，一看，好嘛，号称“人间天堂”的杭州城已经打成了破烂摊儿，满城残垣断壁，到处都是死人，成千上万的饥民就在大街上坐着躺着，一口吃的都没有，瞪着俩眼等死。

这时候胡雪岩也进城了。见杭州城里如此惨状，老胡难过得直掉眼泪，第一时间跑去找左宗棠商量，咱们不能眼看着杭州城里的人就这么活活饿死，赶紧先成立一个赈抚局，给灾民们想想办法吧！

眼下左宗棠也正打算办这些事儿，既然胡雪岩提出来了，那就干脆由老胡挑头办这个“杭州赈抚局”，看看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做什么呢？

胡雪岩一个买卖人，战争之后这可怕的惨状他从没见过，一时间束手无策，在大街上一个人边走边想，从街头走到街尾，想出了第一个主意：先设立一个“掩埋局”，把这满街的尸首埋葬了吧。

眼下杭州城里大街上扔着好几万具尸首，如果不赶紧掩埋，很可能引发一场大疫！可是掩埋尸首需要雇人，胡雪岩虽然当了“赈抚局”的头儿，可眼下这个赈抚局才刚刚成立起来，其实就是找了个破院子，在大门口挂了块木牌子，胡雪岩手里连一文钱的经费都没有，怎么雇人呢？

没办法，胡雪岩只好擅作主张，从自己管着的湘军粮台上调出几十石大米，在杭州的街上架起大锅蒸了几锅米饭，然后贴出告示：城里的灾民凡是身强力壮的，可以来报名帮着掩埋尸首，不发工钱，凡是来干活的，每天给两顿干饭吃。

这张告示一出，杭州城里闹动起来了，那些饿急了眼的老百姓也不管自己是不是“身强力壮”，一家伙全来了，排队排出几里地去！

这可真是出人意料！

眼看着一家伙来了这么多人，可是哪儿有这么多的米饭给他们吃？只好在人群里挨个儿挑，年龄大的、身体不好的、来得晚了点儿的全都哄走，留下几百号人，每人吃了碗米饭，开始在杭州城里拖死尸，全都集中到岳王庙和净慈寺，挖了几十个大坑，把死者都推到坑里，一块儿埋了。

光是埋尸首就折腾了十天，前头埋，后头又有人死。

怎么死的呢？

饿死的。

杭州附近的仗已经打了好几年了。尤其这次湘军围城，城里城外近二十万军队互相厮杀！这种情况下，谁还顾得上老百姓有没有饭吃？所以早在杭州被湘军攻克之前，城里就已经饿死人了。

现在仗是打完了，可整座杭州城里连一粒米都不剩了。十几万老百姓啊……天天有人饿死在大街上。

看着眼前的惨状，胡雪岩真是受不了了。一咬牙，又奓着胆子从湘军粮台上弄出来一批大米，在杭州城里的伏虎庙办起了全城第一个粥场。

到这会儿，胡雪岩已经先后两次从湘军粮台挪用大米了，可左宗棠和蒋益澧都没吭气儿。

一来，灾民确实太可怜了，救济他们也是应该的；二来，这些大米本就是胡雪岩献出来的，现在挪用一些，湘军这边也不好意思和老胡翻脸。

可你挪一回行，挪两回行，再要挪第三回，就不合适了吧？

2．“劝捐”

话说杭州城里有十几万灾民，一个个瞪着俩眼要饭吃，可湘军粮台能有多少大米？都熬了粥也不够这些灾民喝的。

再说了，湘军还得打仗呢！现在前锋部队已经开出杭州奔湖州去了，胡雪岩这个粮台官，难道还能把所有军粮都拿出来给灾民熬粥喝？

——那老胡准是活腻歪了。

眼下老胡就只开了一个粥场，全杭州多少难民，这一个粥场够干什么的？总得办二十来个粥场才应付得过来……

再说，就连这仅有的一个粥场，也已经没米下锅了。

没办法，胡雪岩把牙一咬，出了杭州城，到绍兴去了。

相对于杭州的惨状，绍兴这边儿要好得多，至少没有这么多人挨饿。

而且绍兴一带相当富裕，大户人家多，田地肥沃，有钱有粮。胡雪岩以前做买卖的时候，跟绍兴当地的不少富商都混得挺熟，现在他就厚着脸皮跑来，借着那个赈抚局“总办”的名头儿，找这帮人要钱来了。

这在当时有个名堂，叫“劝捐”。

劝捐这个玩意儿，不知是不是湘军大帅曾国藩的创造发明，咱就姑且算是他“发明”的吧。这东西在晚清的几十年间非常流行，各省各州府的各种官儿（眼下胡雪岩也算个“官儿”了）都爱玩这套把戏。

说到底，啥叫“劝捐”呢？

顾名思义，就是“劝人捐钱”呗？

——呵呵，不是这意思。往下看吧。

首先，胡雪岩去找了退职在家的原浙江按察使段光清。

段光清是个名人，在浙江当官多年，办了不少好事，破了不少奇案，被时人称为“段青天”，胡雪岩跑来找他，就是想借助他的名人效应，给自己造造声势。

要想和社会上的名流绅士们打交道，动用“名人效应”是首选的好办法。因为这些上层人士互相之间既有模仿，又有攀比。不管是模仿还是攀比，其结果都是一样的。

你想，如果连“段青天”这样的大名人都捐出大把的银子，其他人那当然就好办了。那些以他为榜样的人都会跟着捐钱，有些对段老先生不服气的乡绅，会为了跟他攀比而捐得更多。

要说胡雪岩的考虑还是对的。

段光清为官多年，家里比较有钱，而且段老先生头上又顶着个“青天大老爷”的好名声。现在胡雪岩跑到绍兴来“劝捐”，第一个就来求他，打的又是闽浙总督左宗棠的旗号，求的又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对段光清来说，这是又有面子又有里子外加积德行善，好事！所以老段也表现得非常慷慨，二话没说，直接从家里拿出一万两银子给了胡雪岩。

一万两，算得上一笔巨款啦！这要是用来熬粥，也能熬些日子了。

在“段青天”家顺顺当当弄了一大笔银子，把胡雪岩给乐坏了，赶紧又去找绍兴的大财主张广川。

张广川，大地主，大丝商，家里特别有钱！而且老张在上海也有生意，平时一年里有一半时间都待在上海，跟胡雪岩也是老相识，混得挺熟。

对老熟人，胡雪岩也就不客气了，就请张广川帮忙，看看能不能捐出五万两银子来，给杭州的老百姓弄碗粥喝。

结果张广川说了：“老胡，不是我不帮忙，这几年打仗打得，生意太难做了，我这儿都赔得不行了，拿不出五万银子。”

“三万行不？”

“也够戗！”

“两万？”

“不一定有……”

“一万？以你老张的财力，捐一万太少了……”

“不瞒你说，一万都没有。”

你看看，这让胡雪岩怎么办？

也就是老胡，嘴皮子真利索，往这儿一坐就扯起来了，从忠君爱国说到行善积德，从闽浙总督的面子说到张广川他儿子的“前程”，一白话就是一下午，到最后张广川实在没辙了：“这么着吧，我捐一万。”

得，有这句话就行，胡雪岩乐乐呵呵告辞出来，又上别家“劝捐”去了。

张广川既然答应捐钱了，胡雪岩就等着收银票吧。在绍兴又转了两天，天天忙着动员富绅往外掏钱，可等了两天，张广川那边毫无动静，老胡纳闷儿了，上门来问，结果家人说了：“我们老爷不在，到上海照看生意去了。”

——溜了。

这一家伙给胡雪岩气的！

没辙，张广川已经跑上海去了，上海是江苏省的地盘儿，不归浙江管了，你胡雪岩认识闽浙总督、浙江布政，没用！

张广川这一溜，问题就大了。

本来绍兴这边好多富户被胡雪岩说得动了心，也打算往外掏钱了，可现在张广川一跑，这帮人有样学样，原来磨磨叽叽不愿意掏钱的，现在更不掏了；原本已经答应出钱的，也都食言了。

想不到好端端一件善事，被弄成了这么个局面，胡雪岩咬牙了：看来不收拾张广川不行！眼前是救人命的时候，就别顾交情了！

于是胡雪岩去找左宗棠，跟他商量：绍兴有个张广川，奸商！太缺德了，说好了的捐款居然食言，影响太坏！我想整治他，大人能不能给我帮忙？

左宗棠这人绝对是个暴脾气，疾恶如仇！听胡雪岩把这事一说，当时就急了：对这种奸商绝不能手软，非得往死里整不可！你打算怎么收拾他？要不我给你一百乡勇，你带着到上海去，把这老小子给我逮回来！

哎呀，左宗棠出的这个主意，可够戗。

上海是李鸿章的老窝，淮军的地盘儿，胡雪岩带一帮湘军过去，弄不好再打起来……

胡雪岩说了：我想了个主意，绍兴被太平军攻下来的时候，知府廖子成被“乱民”给杀了，可是不知到底是谁干的，到现在也没查清楚。我想干脆咱就把这事赖到张广川身上，就说是他鼓动乱民杀害知府！廖知府的侄子我都找来了，就由他写个状子递到杭州来，告张广川，然后您这儿帮帮忙，吓唬这小子一下，看他出不出血！

左宗棠一听，乐了：那就别耽误工夫啦，整吧！

很快，一封“告状信”递到了左宗棠手里，老左立刻叫杭州府的差人带着拘票到上海去抓张广川。

要说张广川在上海也算个有钱有势的人，官府里有他的朋友。现在杭州来人要抓他，就有人给老张通风报信了。张广川一听，把裤子都尿了。

——鼓动“乱民”杀害知府，这可是凌迟之罪呀！

这一家伙把张广川给吓的！在上海藏着不敢露面，同时派儿子回来打听消息。

找谁打听消息呀？

张广川的朋友里，就数胡雪岩面子最大，杭州那帮官老爷他都认识，所以老张的儿子就找了胡雪岩了。

——这不是找倒霉嘛。

胡雪岩就说了：“你爹这事儿太大！我可没辙。”

“我爹跟您是好朋友，您不能见死不救，给帮帮忙吧。”

“那我帮你问问吧——不一定行哦。”

胡雪岩出去转悠了一圈，回来了：“我帮你跟总督大人打听了一下，总督大人说了：张广川是著名的乡绅，杀官造反这种事估计他干不出来，现在兵荒马乱，谣言满天飞……这样吧，如果你爹能拿出十万两银子救济杭州百姓，‘杀害知府’这事儿呢可以压下来，先不查了，你看行不行？”

“十万？只要我爹能活命，十万就十万吧，我给！”

收了张广川家十万两银子，胡雪岩给左宗棠写了封信：您让我去查张广川“杀害知府”一案，我查了，貌似没有真凭实据……可是有这个风儿传出来，就说明这事儿跟张家还是有点关系。现在张家愿意为杭州灾民捐出十万银子做善事，我觉得这算是一笔“罚捐”，看在老张为杭州灾民做了这么大的贡献，这事儿先放下吧。

看了胡雪岩的信，左宗棠提起笔来在上头批了两句话：“‘罚捐’两个字要斟酌！如果罪大恶极不可饶恕，就算捐十万两黄金，也不能赎他一条命！”

——要说左宗棠这位爷，天生就是当大官的料！别的不说，你就看他这句批语，那里头的学问大了去了！

有了张广川这个案子，加上左大总督在老胡那封信上的批语，后边的事儿全都好办了。

胡雪岩到了富人家里，先说好听的。好话不行，老胡就把这封信掏出来说：“兄弟，你听说过张广川的事儿没？我这儿有封信，你看看……”

如果“罪大恶极不可饶恕”，就算捐十万两黄金，也不能赎他一条命！

看明白没？嘿嘿……

从这儿起，杭州赈灾用的银子，基本解决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劝捐”。

3．火轮船

自从在绍兴“劝捐”成功，弄回来大把的银子，杭州的老百姓得了救济，左宗棠和他的湘军也弄到不少军饷，一家伙搞了个皆大欢喜。

在胜利的鼓舞下，胡雪岩像只大头苍蝇一样（那些被“劝捐”的人们这样亲切地形容他）嗡嗡地到处乱飞，走哪儿落哪儿，逮谁“劝”谁，忙得不亦乐乎。

这一家伙忙乎了能有俩月，眼看着杭州城里的粥场开到了二十二个，饿死人的现象基本没有了，胡雪岩这才能喘一口气，回到阜康钱庄歇歇腿儿。想不到屁股还没坐热呢，来了个中军：总督大人有请。

这时候左宗棠和他的湘军主力部队已经在杭州休整两个多月了，粮草弹药也补充得差不多了，他的副手蒋益澧已经带着部队开始进攻石门，另一员大将杨昌浚也率军去攻武康，下一步就要攻打浙江省内太平军最后一个重要据点湖州了。这个时候左宗棠把粮台官老胡找来，估计是要问他粮饷的情况吧……

完全不是。左宗棠跟胡雪岩商量的事儿，让老胡非常晕菜，简直摸不着头脑。

“老胡，你懂火轮船吗？”

一听这话，胡雪岩的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

“不懂不懂不懂不懂……”

火轮船！胡雪岩这辈子总共就上过一年的私塾，他要是能懂这个洋玩意儿，那才真叫“见鬼”了。

左宗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话题来了？难道说老左打算造几条火轮船玩玩儿？

确实，闽浙总督左宗棠已经打定主意，要在浙江省府杭州城的西湖里搞出一条“清国制造”的火轮船。

说起火轮船，左宗棠曾经因为这个东西而受过很深的刺激。

左宗棠这个人，因为性格太倔犟，这一辈子难得交上知心朋友。可他曾经（说曾经，是因为此时此刻，此公已经病逝了）也有个好朋友，那就是湘军中仅次于曾国藩的第二号人物——湖北巡抚胡林翼。

胡林翼这个人，是湘军这些名臣大将里唯一的“好脾气”，为人随和，跟身边的人都处得不错，而且在左宗棠发迹之前，胡林翼对老左有活命之恩，所以左宗棠这辈子跟谁都，唯独和胡林翼处得最“铁”。

有一次，胡林翼和左宗棠一起坐着湘军水师的战船在长江巡视，正好有条洋人的火轮船从下游逆水而上，跟湘军战船脸对脸地开过去。本来谁也不碍谁的事儿，可不知这条洋船发了什么疯，忽然开足马力往湘军的战船队里冲上来，把当兵的吓了一跳，赶紧转舵！结果木船张着满帆，本就不稳，又突然侧转，加上火轮船速度快，激起的水浪也大，呼啦一下子几乎把湘军战船掀翻在江里，船上的水师官兵像下饺子一样全折到水里去了。

——这时候就见几个洋人在火轮船上拍着手儿地笑。

洋船居然敢在长江上冲撞湘军水师，这不是找碴儿吗！

胡林翼大怒，立刻命令自己的坐船转舵去追洋船，要把这帮耍浑的洋人逮住，好好收拾一顿！可湘军的木船又慢又笨，等转过舵来，火轮船早就开过去了。

胡林翼这人虽然比别的湘军将领温和些，到底也好不到哪儿去，脾气也够倔的，瞪着眼命令战船追上去！水手们也都急了眼，玩了命地划桨……

可再划桨也不行啊。

这是在长江里逆水上行！洋船上的蒸汽机可比湘军的几十个水手有劲多了。

眼瞅着那条火轮船冒着黑烟越走越远，把胡林翼气得口吐鲜血，晕倒在船上（说明一下，人不是一生气就能“吐”出血来的。胡林翼吐血是因为他身体本来就不好，有吐血的病根儿）。醒过来之后对左宗棠说了一句：“将来为祸中国的，必是这帮洋人！”

胡林翼说这话的时候，大清朝廷和太平军正在拼命厮杀，还看不出谁胜谁负。可眼下太平军已经走向失败，胜负已分，倒显出胡林翼的远见来了。

现在杭州拿下来了，眼瞅着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也快拿下来了，左宗棠就想起当年的事儿来了。

要说这位闽浙总督老左，那是一位盖世奇才！他读的书可比胡雪岩多多了。可是话说回来，有才华，不等于有“知识”。左宗棠早年读的都是四书五经，对洋人的那些机械东西，他也是一窍不通。

但凡对某个事物一窍不通的人，往往会有两种极端表现。

一种人会妄自菲薄，觉得对方太了不起了，简直是神，是圣！咱们怎么也学不会，怎么也追不上人家了，完了，毁了，颓废了……

另一种人则相反，妄自尊大，无缘无故地认为对手“也就那么回事儿”，没啥了不起的！我也就是没工夫做，老子要是真动起手来，一家伙就能超过你去！

眼前这位盖世奇才的左总督，偏巧就是第二种人。

因为老左对洋人的机器、火轮船一窍不通，所以凭空认为这东西没啥了不起，自己是没工夫搞，要是想搞，马上就能搞出来！

原本左宗棠想委托胡雪岩去造火轮船，可想不到老胡这个“大能人儿”偏偏在这上头玩儿不转。左宗棠是堂堂总督，手底下有的是能人，既然胡雪岩不行，老左也就不再麻烦老胡，他自己想办法去了。

左宗棠不再提造船的事儿，胡雪岩也以为他忙着跟太平军打仗，没工夫再瞎寻思了，就没再问。

后头这些日子，老胡在江南各地到处奔波，该“劝捐”劝捐，该买粮买粮，整天忙忙叨叨，也就把这事儿忘了。

就这么又过了两个月，这一天，总督衙门忽然又送来帖子，让胡雪岩第二天一早带上赈抚局里的大小官员到西湖边来，观看火轮船下水试航。

——造出来了！

啊，左宗棠是谁呀，盖世奇才！那是开玩笑的吗？这才两个月工夫，人家已经把火轮船给拿下了！

说实话，火轮船，不只是左宗棠一个人内心的隐痛，它是大清国四万万子民共同的仇敌！当年洋人不就是靠着坚船利炮杀进大清国来的吗？

现在听说总督大人亲自造出了火轮船，马上要在西湖试航，哎哟，杭州城里群情激动！那真是欢呼雀跃，奔走相告……

第二天天刚亮，西湖边上已经围了好几万人，就等着瞧这个稀罕了。

这时候，左总督造出来的火轮船已经稳稳当当停在西湖里，远远地看见船上有六七个水手，伸着脖子往岸上瞅，等着这边儿发信号，好开动轮船。

对于火轮船试航这个事儿，左宗棠自己是信心十足。所以他不但请来了杭州城里和周边府县的各级官员，请来了湘军和绿营兵部队里的大小将领，请了杭州里的绅士名流，还顺便请来了两个洋人。

这两个洋人都是法国人，一个是担任常捷军统领的法国军官德克贝；另一个是常捷军帮统、宁波海关税务司日意格。本来这个德克贝已经带着常捷军到湖州打仗去了，可是为了观看火轮船下水，左宗棠专门把他从前线叫了回来。

这时候两个洋人都在左总督身边坐着，胡雪岩也挺有面子，老左也给他留了个座位。身后围着上百位五品以上的官员，一眼看过去到处都是翎子补子，各色顶戴在大太阳底下像一堆小灯泡儿，闪得人直眼晕。

等大家都坐定之后，就听西湖岸上一声炮响，远远看着火轮船上的水手进了船舱，又过了一会儿，甲板上的大烟囱冒出黑烟来了。

眼瞅着烟囱里的黑烟越来越浓，离岸挺远就能听见船舱里“扑通扑通”地乱响，岸上好几万人一个个大气儿都不敢出。又等了足有半刻钟，忽然，船尾溅出一片雪白的浪花！

不等岸上的人欢呼起来，这片浪花儿忽然又变小了，而且眼瞅着越来越小，也就打个呵欠的工夫吧，看不见了……

这时候，就看烟囱里的黑烟呼呼地冒着，船上的机器嘭嘭地响着，声音时大时小。几个水手在船舱里钻进钻出，不知在鼓捣什么，可这火轮船就是纹丝不动。

又折腾了老半天，那“火轮船”上的机器声又响亮起来，接着船尾再次溅起水花，而且越翻越大，忽然那条船一晃，慢悠悠地往前走了！

这一家伙，西湖岸边欢声雷动！老百姓全都乐坏了。

喝彩声中，就看这条机器船颤颤巍巍，在西湖里一寸一寸地挪动，说实话，那速度还真不如划桨来得快呢。

西湖岸边，两个洋人挤眉弄眼，互相扒着耳朵根子小声说着洋话。左宗棠脸色铁青，一声不吭，身后的官员们一个个缩着脖子，脑门儿上直冒冷汗。

要说这林子大了，真是什么“鸟儿”都有。眼前这个场面，多数当官的都窘得抬不起头来，哎！可也有几位很得意，很开心，觉得这火轮船开得很好！

——你看看，会冒烟儿，能动，还扑扑响，多好哇！

这帮没心没肺的“高兴人儿”里就包括杭州知府。

眼瞅着火轮船在西湖里转了一圈又开回岸边来了，这位知府大人非常满意！凑过来问德克贝和日意格：你们二位觉得咱大清国造的火轮船怎么样？

唉！也就是左宗棠，意志非常坚定，人也非常刚强，咬着牙帮骨，硬是控制住自己，没抬手扇杭州知府一个嘴巴！

这个时候，就看那俩洋人给不给面子了。

不管怎么说，这俩洋人现在是在左宗棠手底下做事，拿着中国人发的工资，到底还是得给大清国几分面子。那个德克贝就说了：这船跟我们欧洲的轮船相比，“大致不差”……

这句话一出口，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这个时候就是常言说的“见好儿就收”，左宗棠一秒钟都没耽误，赶紧就坡下驴，宣布试航结束，到此为止！

当然，开船的那几个水手“做得很出色”，有功了，每人赏二十两银子！

说完这话，左宗棠扭脸儿就走。

几天后，左宗棠带着大军到湖州打仗去了。

至于那条“火轮船”……

没了，就这么失踪了，谁也不知道它“漂”到哪儿去了。

4．殷殷故人情

左宗棠走了，湘军开拔了，可湘军的粮台官胡雪岩，却留在杭州城里了。

本来左宗棠是想让胡雪岩跟他一块儿上前线的。可胡雪岩看着杭州城里这个样子，觉得自己还能帮更多的忙，所以不愿离开杭州。就找了个借口，说眼下湘军的粮食弹药多数从上海搞来，自己待在杭州，更便于替湘军接收和转运物资。

左宗棠一想，也有理，就让胡雪岩留在杭州照顾粮饷，顺便给杭州的灾民们找吃找喝，他自己带着部队到湖州打仗去了。

几万湘军士兵全部开拔了，杭州城里忽然一下子安静下来了。

说实在的，湘军这支军队挺招人烦。

这帮湖南老乡军纪是出了名的坏，动不动喜欢私设关卡，乱收捐税，或者三五成群到菜市场讹点儿东西，或者在郊外没人的地方抢个劫什么的，反正有他们在的地方，老百姓总觉得提心吊胆。

不只湘军，当时全大清国所有军队基本都这样，只要是当兵的，嘴脸都差不多。

现在这帮小子都开走了，杭州城里城外四乡八镇这才算太平了，老百姓各回各家，收拾房子，复耕土地，商人打开门来做起买卖，杭州市面儿上真正开始恢复了。

这段时间胡雪岩在杭州城里的两家买卖也都重新开张了，可老胡却整天在外头到处奔波，筹钱，买粮，收集药材，一出去就十天八天，一直没得过闲儿，几乎从来没工夫照看自己的买卖。

没办法，胡雪岩现在正以“浙江记名道员”的身份当着杭州“赈抚局的总办”。“记名道员”是虚衔，在那个年代，像这种“假官儿”满街都是。可“赈抚局总办”却是个正正式式的“官儿”。不但官儿是真的，而且责任还挺大。

所谓“官身不由己”，当官了，就没法做生意，也不可能做生意了。

其实胡雪岩自从快三十岁的时候有了自己的买卖，他这后半辈子过得挺乱的。

虽然老胡一心经商，多少次拒绝当官，可他既然已经“勾搭”了官府，沾上了幕僚的身份，很多时候就身不由己。不管是王有龄，何桂清，还是后来的左宗棠，一句话，一摆手儿，就能把老胡支使得团团转。

结果胡雪岩一半时间是“纯”商人，专心打理自己的买卖；可另一半时间又是“纯”官儿，忙里忙外操心受累。从咸丰元年跟了王有龄直到同治三年打回杭州，重开买卖，这段时间里他的钱庄开了不少分号，生丝买卖也做了几票，可说真的，胡雪岩并没赚到什么钱。

胡雪岩是做“银行业”的，这个行业非常特殊，和其他的“买卖”很不一样，它做的是信誉，是分号，是现金流。

说穿了，在晚清那个纷纭乱世，只有“钱庄”这一个行业因为其特殊性而愿意勾搭官府。而“勾搭”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得到官府的支持和保护，以便多开分号，获取最高的信誉度，有了“信誉度”，自然就会得到更大的“现金流”。

代理公库的钱庄，就能得到官府的“保护”，不会轻易破产倒闭，所以它在民间的信誉度特别高。而阜康钱庄抢着帮官府打理公库，胡雪岩想要的，就是这个信誉度。

至于说阜康钱庄后来倒闭了，而官府似乎并没给它什么“保护”，这是因为阜康倒闭的原因非常特殊！

怎么个“特殊”法儿？

本书在最后部分，将揭开阜康“突然倒闭”的谜底。

很多人对胡雪岩有误解，以为这小子靠着勾搭官府，代理公库，发了老财了……其实不然，在代理公库的时候，胡雪岩和他的阜康钱庄一分钱的利润都赚不着，是白给官府打工的。再说了，这个钱他也不敢赚！

按大清国的规矩，商人亏欠公私款项（注意，是“公私”，在这上头，公家和私人是平等的）一百两，坐牢；一千两，充军，一万两，绞立决！

你别看封建朝廷别的不行，执法异常严酷！商人地位又低，口碑又差，真要犯了事儿，官府是真办你！

事实上，清末那个特殊年代，并不是一个“官商勾结”的黑暗年代，相反，那时候所有商人都是“畏官如虎”，尽量避免和官府发生任何联系的。除了“北票（山西金融商团）南庄（胡雪岩）”是个例外。

所以我们不能模糊这个概念，认为“凡是商人，谁勾搭了官府，都有好处”……

——事实绝非如此！或者可以说，正好相反。

做正经买卖的商人不会去“勾搭官府”，因为这样做没什么好处，只会平白增加他的运营成本。

那些存心不良的奸商、败类勾搭官府，经常是捧着银子进去，最后混个倾家荡产，戴着枷（手铐）出来……

眼下胡雪岩在杭州上海以及浙江各地跑来跑去，粮食、军火、被服、药材，大把银子在他手里来回倒腾，可那都是公款，他一个铜子儿都不敢乱花。而胡雪岩自己的生意却在战争之后遭到重创，现在刚刚开始恢复，捉襟见肘，入不敷出。

这时候，老胡又碰上了一件难事儿了。这天老胡又到外头“劝捐”了一把，去了七八天才回来。刚进阜康钱庄的门儿，伙计告诉他，有个女客已经来了三天，天天在店里坐着等老胡回来，可又不说什么事儿，现在还在店里坐等呢。

女客上门，这种事在当时真不多见，胡雪岩赶紧过来招呼。那女人一见胡雪岩进来，站起身来一句话没说，先就哭了出来，胡雪岩一见她，也落泪了。

谁呀？王有龄的夫人。

三年前，王有龄战死在杭州，忠王李秀成觉得老王忠义可嘉，挺佩服他，就没为难他的家人，把王有龄的尸身盛殓起来，和夫人家小一起送到了上海。

这一晃就过了三年。

王有龄这个人挺清廉，没有什么外财。他死后，一家老小在上海的生活，就全靠着朝廷抚恤的一点儿银子，还有以前的老朋友薛焕给点儿接济，勉强度日。

王有龄是福建人，只是在浙江做官。现在人没了，他夫人也不打算留在江南，只想等战事结束，就扶送丈夫的灵柩回福州老家。

现在眼瞅着湘军已经攻入福建，太平军节节败退，仗就快打完了，王有龄的夫人也准备回家乡去了，可她却遇上个难题：没钱。

一家老小，扶灵回乡，从上海到福州，这一路上的花费相当大。再加上老家那边儿也遭了战火，房舍无存，回到家先得盖新房子，这一家子孤儿寡妇十几口人以后还得生活，到处都需要用钱。

可王有龄活着的时候没置过外财，后来打仗死了，连盛殓尸首的棺木都是太平军送的，他自己身边儿，什么都没留下。

想来想去，王太太想起丈夫曾经跟她提过，说自己在阜康钱庄存着一笔银子。可到底存了多少银子，没告诉她，存折也没交给她。后来杭州失守，什么都没了……

现在王太太就是来问胡雪岩：有没有这笔银子？有多少？能不能提给她？

那有没有这笔银子呢？有。

王有龄这人是个老实疙瘩，从知县做到海运使，再到湖州知府，都是干干净净，一个钱儿也不收的。可后来他做官久了，看多了官场的黑暗，也不知怎么，就开始收起属下人的“孝敬钱”来了。

——这就是为什么老王不跟太太说钱数儿，也没把存折交给她的原因，王有龄觉得这钱不干净，不好意思。

王有龄是从做杭州知府起开始收“孝敬”的。说真的，其他的赃钱他没收过，出格的事儿也没怎么干过，单是收点儿“孝敬”，这是当时官场上的“潜规则”，所以又有个别称叫“常例钱”。到手的钱就在胡雪岩这儿开个存折，累积起来，约有四万两银子。

——不对吧，传说这笔钱有十多万两！

嗯，还传说胡雪岩“霸占”十岁的小女孩儿呢，还传说他有一百多个姨太太呢……等看到那段儿，你就笑了。

这四万两银子确实存在阜康钱庄里。可现在王有龄人已经死了，又没留下凭据，他的家属甚至连这笔钱到底有多少都不知道。

——说实话，咱们老胡如果是个奸商的话，嘿嘿……

可胡雪岩不是奸商，更不是“败类”，人家真真正正就是个商人！所以他连个磕巴都没打，立刻说：“王兄在我钱庄存了四万两银子，您要取多少，我马上给您取。”

“我想全提出来。”

一听这话，不但胡雪岩一愣，连身后的伙计们都吓一跳。

四万两银子！

这在平时不算太大的数目，阜康钱庄绝对拿得出，可现在钱庄刚重新开张，银库里空空如也，杭州城又刚经过战火，只有人上门取银子，来存款的寥寥无几。这时候如果一次提走四万两银子，阜康就空了！

钱庄没有现银，很可怕！一旦发生意外，“挤兑”起来，那就……

胡雪岩略一犹豫，问了一句：“嫂子，您和孩子们以后是想在上海安家，还是回老家去？”

老胡这一问的意思是：如果王太太在上海安家，那他就可以说“这四万两银子不必一次提清，先提一部分，其他放在我这里生利息，给你开个存折，反正上海离杭州不远，你可以随用随取……”

要是王太太答应只提一万，两万，老胡还能应付得来。阜康钱庄也就眼下这一阵子特别紧，稍微缓缓，也就过去这道坎儿了。

可惜，王太太说了：“上海人生地不熟的，不想待了。等仗打完，我们就回福州老家去。”

听了这话，胡雪岩再没说什么，叫伙计立刻去提银子。

王太太走了，胡雪岩和一帮伙计坐在店里，面面相觑。

阜康钱庄的银库彻底空了，现在哪怕再来一个客人，提一万两银子，就要“出事儿”了。

这一天倒也没来什么客人。

第二天胡雪岩也不敢到外头去瞎跑了，一大早开了门就搬把椅子坐在店里，等着有什么麻烦出现，他好尽力应付。

——想不到钱庄开门之后，第一个进来的客人却是王太太！

从阜康拿了银子，回到客店，王太太想了半宿，觉得自己把事儿办鲁莽了。

四万两银子，回家的路费，家里盖房子，都算上也用不了这么多钱。剩下的放在手里花不掉，反而操心，难道在院里挖个坑埋起来吗？

王有龄活着的时候跟胡雪岩情同手足。现在老王人没了，自己一个妇道人家上门说了一句话，胡雪岩就把大笔银子提给了她，这样的人信不过，让王太太去信谁？

阜康钱庄在福州也有分号，自己回了家乡，要用钱了，拿着阜康的存折就可以去福州分号提银子，也不麻烦。

想来想去，王太太作了个决定，第二天一大早就把这笔银子重新存进了阜康钱庄，自己只拿了几千两银票回上海去了。

第十二章　胡大善人倒霉了

1．灵丹妙药

常言说“厚道是福”。这回胡雪岩靠着自己的厚道劲儿，又顺利地过了一个坎儿。

接下来的日子，老胡这位“赈抚局总办”一边操心着湘军的后勤供应，同时继续主持杭州赈抚局。有了“劝捐”回来的银子，杭州城里的粥场勉强维持下来了。可紧接着，另一个问题就浮出了水面，那就是瘟疫的威胁。

常言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

古时候没有自来水，人们都是从井里打水喝，所以每逢天灾人祸，人畜大量死亡，尸体难以清理，经常会污染水源。加上大难之后灾民众多，无衣无食，露宿街头，吃冷食，喝脏水，连冻带饿体质下降，很容易染上痢疾、霍乱这类疾病——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就连中暑都可能要人的命。

这些病在古时候统称为“瘟疫”。如果疫情处置不当，病死的灾民，可能比打死的、饿死的加起来还多！

这件大事一刻也拖延不得，胡雪岩赶紧以“赈抚局总办”的身份出面，把杭州城里有名的郎中都请了出来，大家一起出主意想办法，看有什么好的验方，能够有效地控制瘟疫，救人活命。

说实话，这个药方儿可不简单。因为它要分发给全城的灾民服用，十来万人呢！所以这种药必须得非常有效，治不好病不行，吃出问题来更不得了。除了有效，这个药还得特别便宜，越便宜越好，这样才能大量熬制，供给全城的灾民服用。

结果杭州城里一群最有名望的老大夫凑到一块儿研究了半天，斟酌再三，才拿出一个方子来。胡雪岩赶紧照方抓药，派人到上海去大量采购药材，运回杭州，在城里粥场边儿上架锅熬药，分发给灾民。

结果还真有效！这药分发下去没多久，瘟疫就控制住了。

得知这个消息，正在前线打仗的左宗棠非常高兴，立刻就在湘军的“功劳簿”上给胡雪岩记了一笔。

要说左宗棠这个人也是非常聪明，脑子特别快，一下就想到了：对呀，杭州这边出了好药，把瘟疫控制住了，可我的湘军从湖南到浙江打仗，水土不服，饮食不洁，生病的也很多，这也是瘟疫呀！既然老胡他们配出了好药，那赶紧给我们湘军也弄一批来，让当兵的都吃吃，多好！

于是左宗棠给胡雪岩下了命令：立刻配一批“避瘟”的药物，送到前线来！

——军令如山，这可厉害！胡雪岩赶紧得想办法。

可问题是，手里现成的药物不能送到前线去，因为给城里灾民配的药，跟给部队供应的药不一样啊。

灾民吃的是汤药，而且是有针对性的，主要是针对饮食不洁闹肚子；可当兵的在前线什么情况都可能碰上，需要的药物“广谱性”更强，而且不能是汤药，必须是丸散之类，不然当兵的打仗的时候，一人带一罐药汤子，在身边放上一两个月，早沤成臭豆腐汤儿了！喝了不治病，倒得病，那怎么弄啊？

这时候老胡又把给灾民配药的老中医们请了出来，请他们再费费心，给军队配一种防治瘟疫的特效药。要求配治简单，疗效迅速，而且不能是汤剂，要么是药丸子，要么就是药面儿。

结果老中医们又研究了半天，拿出一个验方：诸葛行军散。

“诸葛行军散”是一个很著名的中医验方。这个药虽然名叫“诸葛”行军散，其实跟后汉三国那位蜀国丞相、武乡侯诸葛亮没什么关系，这味药是后人琢磨出来的。只是因为诸葛亮名气大，所以这药就借了他的名头。这是古代人“做广告”的一种方法，按现在的话说，就叫“名人效应”。

但这种“名人效应”有时候也挺烦人的。因为太多人想沾诸葛亮的光儿，结果好几种药都叫“诸葛行军散”，药名一样，可处方却各不相同，有的是治感冒的，有的是治腹泻痢疾的。方子不同，疗效各异，有的非常有效，也有凑合事儿的。

杭州这几位老中医给胡雪岩提供的这个“诸葛行军散”验方，当然不是凑合事儿的。它是由犀牛黄、麝香、珍珠、冰片、硼砂、明雄黄、火硝、飞金研成细粉，再合起来研磨均匀，放在小瓷瓶里用蜡密封，用的时候从瓶里倒出一点儿，拿凉水一调，马上可以服用。

这种药具有开窍辟秽、清暑解毒的功能，适用于霍乱痧胀，山岚瘴疠及暑热秽恶诸邪，头目昏晕，不省人事，并能治口疮咽痛。用行军散调水点眼，还有去“风热障翳”的作用，取少量药末儿放在鼻腔内，还有防暑辟瘟的功能。

你看，配制不难，安全便携，服用方便，广谱性强，疗效可靠，这种药给军队使用最合适了！有了可靠又实用的验方，胡雪岩这边赶紧找了一帮药铺的伙计，日夜赶工配制“诸葛行军散”！

很快，整箱整箱的药物运到前线，湘军一吃，果然有效，把个左宗棠给乐坏了！

要说商人，真是社会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群体。

这个胡雪岩虽然不懂医药，可他办事效率奇高，非常善于运作，前线的军务，后方的赈抚，他一个肩膀挑起两个摊子，而且做得井井有条。另外，商人的思路很懂得成龙配套，搞系列化，胡雪岩就是这方面的高手。一边大批配制“诸葛行军散”供应军队，同时又搞出了“避瘟丹”、“红灵丹”，这些验方也都是治疗瘟疫的，不同的是，这都是药丸子，吃起来比“诸葛行军散”更简单。

这几种药全配齐，送到前线，湘军可真是得了实惠了。

这时候，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

在左宗棠的湘军里不是有一支洋炮队叫“常捷军”吗。这帮人跟着湘军在湖州打仗，部队里的洋人也有人闹病，结果吃了“诸葛行军散”，有病治病，无病防病，非常有效！这帮洋人就留了心了。

等湘军攻下湖州之后，左宗棠下令裁撤了“常捷军”，那些洋人军官都被“解聘”了，其中就有个心眼儿多的家伙，回国之前专程跑到杭州来找胡雪岩，买了两大箱子“诸葛行军散”弄到上海，后来听说在上海把药卖掉——也有说是带回法国去卖的，总之是靠这两箱药小赚了一笔。

这一下，胡雪岩动起心思来了。医药这些事，他不懂，可“商机”两个字他太懂了。

——原来开药铺这么好，又有名又有利，这个东西值得搞呀！

从这儿起，胡雪岩一边接着搞他的“诸葛行军散”供应部队，赚这笔钱，同时开始留心搜集验方，为将来自己开药铺做起了打算。

2．谣言疯起

施粥、舍药，这两件大事一办，胡雪岩可出了名了。

在这之前，老胡只是个开钱庄的生意人，生意圈里知道有他这一号，可在老百姓这边没什么口碑，现在老胡在杭州主持赈抚局，连着办了几件大好事，老百姓都被感动了，“胡大善人”这个名号就在杭州城里传开了。

——人，是需要鼓励的，鼓励越多，他越会变成好人。

胡雪岩当了小半辈子商人，可是光想着怎么赚钱了，还真没想过怎么给老百姓做好事儿，也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夸过他。现在几件好事办下来，弄得全杭州的人见了他都笑着打招呼，当面背后叫他“胡大善人”，把个老胡给乐的！

这一高兴，胡雪岩就打算做更多的善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报杭州父老。

很快，在胡雪岩的主持下，杭州赈抚局又拿出一笔银子办起了善堂（孤儿院），专门收养战争中留下的孤儿。

这些年杭州一带连遭战祸，真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弄得满街都是孤儿，那景象真是惨极了。现在胡雪岩出来做善事，带头捐资兴办孤儿院，这不又是一件大好事吗？

——想不到惹出了麻烦。

孤儿院办起来之后，很快就收养了大批的孩子。可是在那个年代，官府对办孤儿院没什么兴趣，财政预算上没有长期拨款，加上又在打仗，兵荒马乱，天天死人，收养的孤儿一天比一天多。胡雪岩他们一帮人到底财力有限，收养太多，压力也很大。

眼看赈抚局这边应付不过来了，只好在杭州一带贴出告示：四乡八镇的老百姓谁家无儿无女想要领养孩子的，可以到孤儿院来领养。

结果还真有不少人来领养孩子。可是谁能想得到，在这种时候，在这种事儿上，也会出坏人！

来领养孩子的，多数是真心实意的好心人，把孩子领回家当亲生骨肉看待。可这其中就有那么几个损阴丧德没心肝的王八蛋，说是领养孤儿，其实把孩子骗出善堂，弄到外地去卖掉，拿这个赚钱！

后来有个机灵的孩子看出了人贩子的坏心眼儿，趁这家伙不备，自己又跑了回来，才把这事给戳穿了。

胡雪岩知道后又气又恨又伤心，真想把这帮人贩子逮回来一个一个全给宰喽！可眼下这么个乱世，想追查也无从查起，只好立下新规矩：凡来领孩子的，必须证明自己是孩子的父母亲属，陌生人一律不准领养孩子！

想不到这一下闹出事儿来了。

在杭州城里有个做小生意的安徽商人，两口子无儿无女，听说善堂收养了大批孤儿，就想来领养一个。可他们来晚了，善堂已经不准人“收养”孩子了。

这怎么办呢？

买卖人脑子活泛，就天天在孤儿院门口转悠，几天下来，瞧中了院里一个十岁的女孩儿，觉得这孩子聪明活泼模样儿好，特别可爱，就拿点糖豆儿、拨浪鼓之类把孩子哄过来，问她愿意不愿意跟自己走……孩子倒也愿意跟着他，于是这人就编了一套瞎话教给孩子，说：明天我来接你，你就说我是你叔叔，怎么说怎么说，别弄错喽。

第二天，这个人就跑来“接孩子”来了。正好这天胡雪岩在这儿呢。

这个接孩子的人刚一张嘴，老胡就听出他的口音不对，不是本地人（老胡自己就是安徽人，跟领养孩子这人正好是老乡），而那个小姑娘却是杭州本地人，他们俩说话根本不是一个腔调。

这一下胡雪岩可就起了疑心了，上来左一句右一句仔细盘问。这个商人跟孩子本来也没沟通好，三问两问，就让老胡给问“漏”了。

这一家伙不得了！孤儿院正抓“人贩子”呢，这个领养孩子的就撞在枪口上了！

老胡一声吆喝，上来一群人，二话不说按倒就揍！打够了，才把这个倒霉的小子捆进了县衙。县官儿一听逮住“人贩子”了，也是拍着桌子骂街，立刻就动大刑，让这小子招供到底骗了多少孩子，都卖到哪去了……

一顿胖揍！正打着呢，这个“倒霉蛋儿”的老婆听说了，赶紧跑来求告，说自己跟丈夫都是城里的买卖人，只是想领养个孩子，并没有坏心眼儿，想不到惹了事儿，求老爷高抬贵手，放了她丈夫吧。

县官一听，这么个事呀！那先别打了……

倒霉蛋儿的老婆又找了好多街坊邻居来作证，担保画押，费了不少周折，这才把丈夫领回去——已经让人家打得没人样儿了。

其实要说这事儿怪谁？也说不清。

按说那个商人虽然是真心实意领养孩子，没有坏心，可毕竟他是撒了谎了。要是不说那些瞎话，也不至于挨这顿打，认倒霉算了呗。

可他偏偏不认！你猜怎么着？这个商人就在街坊邻里散布谣言，说胡雪岩荒淫无耻，借着开善堂的名义弄了好多小姑娘，都怎么怎么让这姓胡的给“祸害”了……

其实这些谣言很容易揭穿，老百姓只要稍微动脑子想一想，就不会相信。

可问题是胡雪岩是个“商人”，在大清国，这商人的口碑最差，什么贪财无耻，见利忘义，奸诈狡猾……反正只要是骂商人的，老百姓那是怎么说怎么信。

结果杭州城里一家伙开了锅了！关于胡雪岩“荒淫无耻”的谣言满天飞，而且越传越没边儿！

这时候，就有杭州城里的道德模范、正派绅士给左宗棠写信，说：胡雪岩道德败坏，为世人所不齿！让这么个家伙当赈抚局的总办实在不合适，请总督大人尽快把他换掉（最好抓起来！），另找廉洁敦厚的正人君子来负责杭州的赈抚工作。

——结果左宗棠根本就没回信。

眼下老左正带着湘军攻打湖州府，仗打得很激烈，没有闲工夫过问杭州的事儿。自从把杭州的赈抚工作交给胡雪岩，老胡除了请左总督帮忙“陷害”了一把张广川，其他什么事都不用老左操心，一切都办得妥妥当当。

这么一个大能人，要把他撤了，换谁？谁能把差事办得像胡雪岩这么好？

再说了，左宗棠既不是书呆子，也不是傻子，他不会想吗？

——“霸占”小女孩儿？老胡疯啦？这不吃饱撑的嘛！

对呀！要说这帮散布谣言的人也混蛋——那个小姑娘不是才十岁嘛！

——啊，胡雪岩连十岁的小丫头都不放过，你说这老小子“荒淫”到什么程度了！

得，就从这儿起，胡雪岩背上了一个“荒淫”的名声。

很快外头就传开了，说老胡娶了N个姨太太，他们家后院那简直是……哎哟！香风扑面，美女如云！

也该着胡雪岩倒霉，就在这个时候，他在杭州城里的元宝街买了块地，给自己盖了一所宅子。

其实胡雪岩挑这么个时候盖房，是有他的考虑。

老胡是开钱庄的，开钱庄最重要的就是撑场面，让别人觉得他实力雄厚，这样他才会更有“信誉”。所以老胡才急着盖宅院，而且盖得相当奢华，特别排场……

这一家伙外头又传开了！说胡雪岩这宅子可了不得，修得跟阿房宫似的！台阶都是玉的，夜壶都是金的，装醋的瓶子都是玛瑙的！“胡家花园”池子里养的那金鱼儿，好家伙，跟小驴儿一样！

说句实话，眼下胡雪岩手里根本没什么钱，他这宅子光盖了个壳儿，里头是空的。可他说他“没钱”，谁信哪？

再说了，他一个开钱庄的，敢说自己“没钱”吗？为了生意他也得到处吹牛，得说自己有钱呀！

那就没办法喽，老胡只能瞪着眼让老百姓随意编派了。

要说这世上什么最厉害？联想！

很快，在联想的推动下，“荒淫无耻”和“穷奢极欲”两个传说合二为一。说胡雪岩家这个大宅子，后头整整一条街住的都是姨太太！姨太太多到什么程度？有些姨太太连老胡自己都不认得！

“不认识？那晚上‘睡觉’怎么办？”

“人家有办法呀！给每个姨太太编个号儿，弄了一百多个小牌子（小牌儿都是象牙的），写上号码，老胡看着哪个号码顺眼，就把牌儿一翻，然后佣人就拿着这个号牌去找姨太太去了……”

“啊！天天这么个搞法儿，这老小子受得了吗？”

“废话！你当然是不行，可人家老胡行，他有的是钱哪！你知道给胡雪岩献药方的那个大夫吗？”

“咋了？”

“那是胡雪岩的小舅子！那小子指着把自己妹妹送给胡雪岩，这才发的财！除了会看病，那小子还是个‘赌神’，逢赌必赢！胡雪岩整的好多邪事歪事儿都跟他有关！他献的药方，什么‘避瘟丹’、‘诸葛行军散’那都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他给老胡开了一服‘春药’，吃了之后金枪不倒！胡雪岩后半辈子全靠这药顶着呢，要不他能弄这么些姨太太……”

“好家伙，这‘药’厉害！我要是把这药方弄来，那可就美了。”

“给你方子你也吃不起，配一服药一万两银子！”

“我的妈呀……”

——你说这都哪儿跟哪儿呀！

就这谣言往外一传，不但胡雪岩倒霉了，连杭州城里的那几位帮胡雪岩开药方的老大夫都跟着倒霉了！

哦，开药方治瘟疫，救了全城的老百姓，到最后，愣变成“胡雪岩的小舅子”了！你说这几位老先生招谁惹谁了？

要说买卖人是真不容易。在社会上地位低，口碑差，商人自己又不抱团儿，大清朝廷也缺德，一边变着法儿地敲诈他们，欺负他们，同时又明里暗里把社会上的“民怨”往他们身上引。在大清国，商人在道德方面绝对属于“弱势群体”，结果什么脏水都敢往他们身上泼，而且一旦泼上，哎，永远都洗不干净！

估计胡雪岩活着的时候，这些莫名其妙的脏水就泼了他一身，老胡也没法儿辩白，只好认倒霉。后来他死了，该消停了吧？

没有，这些脏水变本加厉，大泼特泼，泼得不亦乐乎！一百多年折腾下来，简直都泼出“花儿”来了……

结果呢，老百姓一提商人就想起胡雪岩，一想起胡雪岩就忍不住骂街：这帮商人太不要脸了！你看他勾结官府那个无耻劲儿！还有那“阿房宫”一样的宅子，那“金夜壶”，那“玛瑙醋瓶子”，那一条街的姨太太……

最可怕的是，好多人嘴里骂街，心里呢，暗暗羡慕！

结果就出了这么一伙子人，还没做买卖呢，心里先想好了：我要是做生意，也得“跟胡雪岩一样”，勾结官府上下行贿，拍马屁溜沟子死不要脸，不择手段地“扎钱儿”。等老子发了财，我也得“跟胡雪岩一样”，盖个豪宅，养一条街的姨太太！

——您说这不是毁吗？要是沿这条路往下走，这商人，还能有个好儿吗？

3．好事儿办砸

不管怎么说，谣言就是谣言。

常言说得好：“谣言止于智者。”明白人自然不信谣言，糊涂蛋你跟他怎么解释也白搭，干脆就让他一边儿蛋疼去吧。

谣言归谣言，胡雪岩该干吗还干吗。很快，人家老胡又自己拿出银子，把杭州城外的“牛车”给恢复了。这“牛车”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杭州城外的钱塘江连着大海，一涨潮，江水起来了，一落潮，江水又退下去。偏这钱塘江边全是泥岸，潮水落后满地烂泥，行人从这一带经过，简直没法办。尤其是女人家，很多还裹着个小脚，面对这样的烂泥摊，一步也走不动。

所以在往日的太平年景，当地有名望的绅士就出来募捐，搞了些银子买来一批牛车，专门在钱塘江边接送路人。

这个牛车善举，在钱塘江边搞了好多年，简直成了杭州城的一道风景了。杭州的老百姓到了钱塘江边，一看见那慢吞吞来去的牛车，就觉得安逸，觉得舒服。

可到后来一打仗，牛，都让当兵的杀了吃了，车，全让军队弄去拉给养了。钱塘江边空空荡荡，只剩下一摊烂泥。就像那些曾经富裕安逸的杭州百姓一样，眨眼工夫，他们手里已经啥都不剩了……

所以说，牛车事情不大，却是“江南情调”的一个象征，是杭州城里几十万百姓的一种精神寄托。

现在战争终于结束了，胡雪岩就把“牛车”给恢复起来了。

好事，大好事！

大家伙儿这一夸，胡雪岩太高兴了太快乐了，决心“把好事进行到底”。

这时候杭州城里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瘟疫控制住了，老百姓也各回各家过起小日子来了，市面上的店铺也开张了。可有一个问题还没解决，那就是：还有很多穷苦人没钱买米，家里揭不开锅。

到这时候，江苏、浙江两个省的仗基本打完了，在这富庶的江南地区，生活已经不像早前那么绝望，上海市面上米价开始回落了。加上胡雪岩靠着“劝捐”也弄回来不少钱，就买了大米运回杭州，先后开设了几个“施米局”，开始向城里的饥民派米。

家里实在揭不开锅的，到米局来领取一点儿（真没多少，也就一碗）大米，拿回去熬个野菜粥喝，好歹把眼前的饥荒对付过去再说吧。

自从胡雪岩他们办起米局之后，每天都有大批饥民来领米。

来领米的这些人，多数是家里太穷，实在没有办法了，靠着派发下来的这点儿大米活命的。可其中也有那么一伙子“贱人”，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只要是有人白给他东西，他就上瘾！

眼下这帮“贱人”眼看可以白领大米，就顾不得脸面了，也不管领到手的米吃完没吃完，只管天天跑来领米，为了多领一点儿，就虚报年龄和家中人口，从派米的人手里骗取大米。最缺德的是一家子轮流排队，这个领了那个来领，多领回去的大米自己家吃不完，居然在路边摆摊儿卖钱！

这是什么时候？天灾人祸！多少人就指这一碗大米活命，领到手，熬了粥，也许一家人都活了；领不到，也许这家里就要饿死人……这种时候还有人出来冒领、多领，这帮人也太缺德了！

要搁现在，“派米”的事儿好办。有身份证有户口本儿，谁，什么情况，全都一目了然。那些救济物资可以由市政府发到各区，各区发到街道，街道发到小区居委会，居委会再发到楼长，楼长发给住户……

可问题是，胡雪岩那个年代法律制度缺失，群众组织也不严密，不管是官府还是民间，都没有好办法去对付这些“缺德鬼”。

结果米局的场面一天比一天乱，来领米的人越来越多，那些挤在前边吵吵嚷嚷的净是骗子，真正饿得半死的饥民反而挤不上去。

怎么办哪！

这时候按说应该由官府出面，派些官差来维持秩序，再派几个书办、师爷过来，领米的时候做个登记什么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官府没管。

结果米局里不知是谁想出个“缺德点子”来：凡是来领米的人，一律剃掉眉毛！领完米之后要等眉毛长出来才能再来领取，凡是没有眉毛的人，一律不给派米！

——这不是欺负人吗？这不是侮辱人吗！

在封建时代就出这样的怪事：权力，就有这么大的魔力。

你看这些派米的人，其实都是临时雇来帮忙的。在被人雇来之前他可能只是店里的一个伙计，街边的一个闲汉，市井的一个泼皮。这种人，平时是最受人欺负的，最低贱可怜的，可也就这么个人儿，偶然的机会弄到一个“派米”的差事，有了这么一点儿小得不能再小的“权力”，他马上就趾高气扬，作威作福，不把那些来领米的人当人看，瞪着眼去欺负人家……

这帮家伙，和冒领大米的人，其实是一路货色。

这叫什么？这就叫“奴才”！

眼下这帮“奴才”控制了米局，谁来领米就剃谁的眉毛。那些饿极了的人们为了活命，忍气吞声任他们欺负。

老百姓越老实，坏人就越猖狂，到后来剃眉毛硬是成了米局派米的“规矩”了。

结果一来二去，到底闹出事来了。

这天有个秀才来领米，当然，也叫这帮小子把眉毛剃了。秀才回了家，他老婆一看生气了，指着鼻子大骂：你把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居然为“一碗”米折腰，没有尊严，侮辱斯文，丢读书人的脸！

几句话把这个书呆子给骂急了眼，浊气往上一冲，出门找了个没人地方，硬是上吊自杀了！这一下可不得了，杭州城里的老百姓全都哄嚷起来了！派米的人再想随便剃别人的眉毛，可就有人不答应了。

结果米局里就打起架来了！

这一乱，真正来领米的饥民弄得不知所措，可那帮子加塞儿插队想来骗领大米的小痞子们却逮住机会了，乘机起哄，往上一冲，硬是把派米局给抢了！米局的人赶紧跑到县衙门去报案。

到这时候杭州知县才想起来，哟！闹了半天我是个当官儿的，我得管事呀！

——好嘛，这才想起管事儿来！那您打算怎么管呢？

县官儿二话不说，立刻招集一帮衙役公差，又调来百十个绿营兵，拿着棍子鞭子冲进米局见人就打，也不管是闹事儿的还是正经来领米的，胡乱捆了十几个人，抓到衙门里去，不由分说按倒就是一顿板子，打完了，弄了十几面大枷一人戴上一个，把这帮饥民都拉到衙门口儿，跪着示众。

娘的，看谁还敢闹！

这一家伙衙门外头乱套了！

听说出了事，饥民的家属全赶来了，一个个抱着亲人就哭，连哭带骂，连诉苦带喊冤，引了成千的老百姓来围观，看了这个场面，都指着衙门口儿骂街！

结果人越聚越多，骂得越来越凶，衙门外头人潮汹涌，连推带挤，差役兵丁赶紧出来维持秩序……

——事儿闹大了！

到这会儿胡雪岩才知道出了事，赶紧跑到衙门请求把饥民放掉，免得激起民愤，闹出更大的乱子。

到了这时候，当官儿的也怕了，赶紧把黑脸抹成红脸儿，急着安抚百姓。

可都打成这样儿了，怎么安抚呢？

县官儿回到屋里一琢磨，得！咱还是用老办法，把民怨引向商人算了。

于是县太爷派了个师爷，带着一帮人到闹事的这间米局来查账，结果发现米局这些管事的家伙们暗中克扣大米，挪出去卖钱！

你想想，这帮奴性入骨仗势欺人的混蛋，他们能清廉、能干净吗？

这么一来县太爷有台阶下了，立刻张贴告示：米局闹事，都是“无良商人”克扣赈米所致！饥民闹事虽然有错，但“其情可悯”。本官秉公执法，把闹事灾民无罪开释，那些贪污克扣的家伙，全抓起来！这一间米局暂时关门，其他米局，照常派米。

问题解决了。

杭州市面上的一场乱子解决了。可回过头来，咱得把话说清楚，米局的人贪污，克扣大米，这事跟胡雪岩其实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因为老胡现在主要是忙着搞“劝捐”，弄银子，派米的事儿他顾不过来。

——这事在这儿解释一下还行，你跟杭州城里的老百姓解释？人家不信！

因为老胡是赈抚局的经办人，是“派米”的发起人，同时又是个买卖人，传说中的“奸商”！现在米局里出了这么多丑事儿，老百姓不骂他骂谁？

结果，所有指责都落到了胡雪岩身上。这一下胡雪岩倒了霉了。

街上那些老百姓前一阵子还笑着跟他打招呼，叫他“胡大善人”，现在全都拧眉瞪眼，指着鼻子骂他是奸商，克扣老百姓的米！

——可老百姓就没想想，其实这些米都是胡雪岩“劝捐”回来的银子买的……

最后，一群被米局的坏小子们剃了眉毛的人冲进胡雪岩家，要跟他讨个“说法”！

这么一闹，把个胡雪岩吓是不敢在家里待。实在没办法，只好交卸了赈抚局的差事，灰溜溜地跑到外地避风头去了。

在大清国，也不知怎么弄的，商人老是倒霉蛋儿。

地位低，口碑差，事儿办得好，人家说你是图名图利；要是做得不好，那就下不来台喽。

不过嘛，有闽浙总督左宗棠罩着，这个台阶儿，老胡最后还是下来了。

4．灰溜溜“红顶子”

且说胡雪岩从同治三年（1864）三月在杭州城里主持赈抚局，到同治五年（1866）三月初离开杭州，来来回回在杭州折腾了整整两年，做了不少好事，可就因为他是个买卖人，社会地位低，口碑太差，做了好事儿，老百姓半信半疑，出了“乱子”却得不到别人的原谅，最终弄了个灰头土脸。

要说做买卖遇上挫折，胡雪岩从不当回事儿，也不灰心。可现在“做善事”却不被人理解，胡雪岩觉得难过了。

以老胡眼下的处境，在杭州城里待着也难受，不如想办法先离开杭州，到外头混一段日子再说吧。幸好，这时候左宗棠已经知道胡雪岩“摔跟头”的消息了，立刻来信，调老胡到福建前线去帮忙。

眼下左宗棠对胡雪岩是越发的器重了。

自从造火轮船“现”了一眼之后，左宗棠率军进攻湖州，很快得手。至此湘军已经收复了浙江全境，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各部都退到福建去了。

左宗棠的职位是“闽浙”总督，所以福建省也是他的辖地，现在太平军进了福建，老左就带着湘军追到福建去了。正在前线打仗，忽然朝廷下了一道圣旨，因为老左在浙江“劾贪奖廉，修明政事”，给了他一个嘉奖。

咋回事呢？原来杭州克复几个月之后，朝廷派了个御史来巡视，到杭州一看，省城“居民皆已复业，百废俱兴”，御史大人非常高兴，就给朝廷上了折子，说左宗棠有本事，在浙江干得特别好！

而朝廷那边一方面是表彰左宗棠的政绩；另一方面也为了进一步在湘军大帅之间“挑事儿”，疏远左宗棠和曾国藩的关系，就封了左宗棠一个太子少保，赏给他一件黄马褂儿，又故意把原本归两江总督曾国藩管辖的江西省交给左宗棠来管。

贬曾，捧左。老左高兴，乐！

可左宗棠心里明白，自己在前线打仗呢，根本没时间管浙江的政事，杭州城里忽然“百废俱兴”，谁搞起来的？

老胡！所以前一段时间有人来信检举，说胡雪岩“道德败坏，霸占民女”，左宗棠根本不信，也不理睬。

这一回，左宗棠好不容易把太平军赶出了福建，刚刚进驻福州，忽然又收到了杭州绅士的来信，控告胡雪岩“贪污赈灾粮米”！

看了这封信，左宗棠琢磨开了。

说实话，检举胡雪岩“贪污赈米”，左宗棠也不信。

为啥不信呢？其实原因非常简单。

那些赈米本来就是胡雪岩弄回来的！要贪，他在上海买米的时候直接就贪了，干吗非要运回杭州，送到赈抚局，直到往老百姓手里派米的时候，他才出来“贪”？一次就贪那么“一碗儿”米，这胡雪岩也忒“贱”了一点儿吧？

——胡雪岩“贪污赈米”，这个说法根本就不着调！

这社会上啊，老有这么一帮子闲人，有事了绝对指不上他们，可别人在那儿低着头做事，这帮人在边儿上看热闹不算，还挑事，造谣！真是吃饱了撑的……

所以说左宗棠是个盖世奇才，他看事想事，那真是火眼金睛，太通透了。

可也正因为看事儿通透，从这封检举信上，左宗棠也看得出来，胡雪岩这回惹上的麻烦比上一次严重得多已经是茅坑儿里扔石头——激起“民粪”了。而且这个事件太“敏感”，很难洗刷得清。

左宗棠是个天生当官的料，他非常清楚，“民愤”两个字不是脏水，那是油漆！脏水泼在身上还洗得掉，可要是被泼上“民粪”，那就怎么都洗不干净的。

眼下胡雪岩再待在杭州主持赈抚局已经不合适了。

杭州人不信任胡雪岩了，再待下去，矛盾会越来越深，对谁都没有好处。

于是左宗棠就派人回杭州传令，让胡雪岩把赈抚局的事务交给杭州知县，他这个“湘军粮台官”马上赶到福州的湘军司令部报到。

可是胡雪岩自从投靠湘军，当了粮台官，给湘军出了多大的力，现在在杭州又做出那么大成绩，难道就让他这么灰溜溜地退出来？

这样就太对不住胡雪岩了。怎么办呢？

左宗棠这个人非常有办法：就在给朝廷上的奏折里附了一个“夹片”，把胡雪岩照死里夸了一把。

“按察使衔福建补用道台胡光墉，自从臣进入浙江以来，委托他办的事儿，一律办得非常妥当。杭州克复之后，他在城里筹办善后，极为得力！那个‘急公好义、实心实力’的精神，绝对不是一般办理赈抚工作的人可比！自从我的部队从浙江开进福建打仗，屡次军火、粮草转运，次次按期完成，把我们湘军的后勤管得那叫一个成功！可不可以赏他一个‘布政使衔’呢？皇上您圣裁吧。”

——咱上文说过，这“加某某衔儿”，其实就是拿粉条冒充鱼翅，糊弄人的玩意儿。

老胡以前是“加按察使衔儿”，现在左宗棠想给胡雪岩弄成个“加布政使衔儿”，来来回回不就是个虚名儿嘛，朝廷也不当回事，干脆直接就批准了。从这天起，胡雪岩成了“加布政使衔福建候补道员”，脑袋上扣上了二品顶戴，珊瑚顶子。

这珊瑚顶子嘛，要看你佩的是个啥质量的珊瑚了。有的珊瑚质量差点儿，但也有的珊瑚质量特别好，看着也挺鲜艳的——虽然没有一品官帽顶上的红宝石那么红，可也算“红”了。

——胡雪岩被后世称为“红顶商人”，这个“红顶”是什么说法呢？就是冲着这个“加布政使衔儿”说的。

要说胡雪岩这个买卖人，也算“官运亨通”了，从跟着王有龄混，到跟着左宗棠混，先后当过候补知县，记名知府，记名道台，按察使衔儿，现在又加了布政使衔儿……甭管真的假的吧，眼下人家老胡，已经是个二品官喽！

有了“按察使”的荣耀头衔当台阶儿，胡雪岩离开杭州的时候，总算不是灰头土脸窝窝囊囊了。

于是胡雪岩给左宗棠写了封信，告诉老左，自己手里有批军火，安排完之后就到福州来上任。

信送出之后，胡雪岩先到上海，把给湘军购买的一船军火交割清楚，装上沙船，看着船开出了海，这才买了张船票，坐上洋人的火轮船直奔福州。

说实话，以前胡雪岩从上海到杭州，杭州到上海，跑了很多趟了，可都是走运河，坐小船，福州他也去过两回，可那时候坐的都是沙船（平底木帆船），在海上漂半个多月才到。像这次这样坐火轮船到福州，他这辈子还是头一回。

这一上船，胡雪岩才知道：哦！敢情“真正的”火轮船是这么个事儿！好大一条洋船！没有船帆，只有烟囱，甲板宽敞，舱室干净，有吃有喝，把客人伺候得那叫一个舒服。

而且这火轮船走起来又快又稳，日夜不歇。从上海到福州，沙船要走半个多月，火轮船才三天就到了。

——原来这才是火轮船！相比之下，西湖里试航的那个破玩意儿，可真是个丢人现眼的“幺蛾子”……

第十三章　奔向福州船政局

1．左宗棠的大手笔

话说胡雪岩从上海赶到福州，一会儿也不敢耽误，立刻到闽浙总督衙门报到。左宗棠正在屋里跟手下人开会呢，一听说胡雪岩来了，又惊又喜，赶紧扔下会议，把老胡叫进来跟他叙叙，顺便说事儿。

奇怪，难道左大帅不知道胡雪岩这几天到福州吗？老胡不是给左宗棠写信了吗？而且他是处理完一批军火才来的，难道这么长时间了，他写给左宗棠的信还没送到？

——火轮船太快了！胡雪岩到福州的时候，他前头给左宗棠写的那封信（由陆上驿站送往福州），还有那批军火（用木帆船从上海运往福州），都还在半道儿上呢。

火轮船，真是个好东西呀。

咱们干吗一回回老提“火轮船”呀？

这次左宗棠把胡雪岩找来要商量的事儿，就是火轮船。

——左宗棠这个人，咱们用一个词儿形容他，就是“盖世奇才”。

确实，这个人性格、能力方方面面都有过人之处。上回他在杭州俩眼一闭，“瞎造”出一条火轮船来，结果那条船真不怎么样，害得老左出了一回洋相，在洋人面前丢了面子。

这要搁一般当官儿的，估计就把这事扔在脑后不再搞它了，因为风险太大，容易影响“政绩”。可左宗棠却咬了牙根子，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轮船造好。

可是怎么才能把船造好呢？

这又显出左宗棠另一个过人之处：他这个人很识时务。

估计大家都听过一句俗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可什么才叫“识时务”呢？

——就是眼光足够长远，能看清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知道今天潮流会往哪儿去，然后自己下定决心，要赶在潮流前面，驾驭这股趋势。

上次左宗棠研制小火轮虽然失败了（也有说“成功”的，就像那个杭州知府一样，这种狗屁不通还打肿脸充胖子的人，就欠拿大嘴巴抽他），可是这个失败却让老左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火轮船、机器，这些东西一定是大势所趋，潮流所指！

这么重要的大事儿，自己居然一窍不通，搞不到点子上，这不行，绝对不行！

于是左大帅回去关起门来琢磨开了。

首先，这是自己把事儿想简单了，错在自己身上。

其次，这个火轮船表面看着好像没有啥，其实它是西方文明的精华所在，汇集了很多最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千头万绪，繁难无比。大清国这帮工匠想闭着俩眼就造出一条火轮船来，绝对不可能！要想成功，非得先从“仿制”下手不可。

可仿制，又从何“仿”起呢？琢磨来琢磨去，左宗棠想起一件事。

上次在西湖试航的时候，他请了两个法国人来观看，当时这俩洋人挤眉弄眼交头接耳，左宗棠以为这帮洋人是笑话中国人呢，可现在回想起来，也不一定……

这俩洋人，一个是宁波海关税务司日意格，已经回了宁波；另一个是“常捷军”指挥官德克贝，眼下湘军和常捷军的炮队正在一起攻打湖州，这个老德就在自己身边儿，把他找来聊聊呗。

于是左宗棠把德克贝找来，先东拉西扯说了些不相干的事情，看看这个法国人对中国人是不是非常歧视，态度上是不是趾高气扬？

试了几句，老左觉得这个姓德的人还不错，挺实在，对中国人没什么歧视，这才问起“火轮船”的事儿来了。

这一问不要紧，左宗棠又惊又喜：原来这个德克贝本人就是个造船专家！

确实，德克贝懂造船，他上回跟日意格说悄悄话，并不是在笑话中国人，而是在说这条“清国火轮船”的优劣之处（日意格也懂造船，他家有几个亲戚就是开船厂的）。现在左宗棠专门把他请来，虚心请教，德克贝也是有啥说啥，不藏着掖着，就把造船的各种事项大概给左大帅讲了讲。

——听了老德这一通儿讲，左宗棠冒冷汗了。

敢情造船的事儿这么复杂！钢铁、机器、船舶设计、船厂船坞、各种航海用具、仪器……将来船造好了，还必须培养专业的管驾人才。这可不是一个人能办起来的事，而是整个国家的一项大事业！

就在左宗棠琢磨着把造船这件事儿搞起来的时候，在前线的湘军已经攻克了湖州城，太平军败退到福建去了。

按早先的计划，攻克湖州之后，浙江全境基本收复，左宗棠就准备解散这支由外国人武装和训练起来的“常捷军”了。

这么一来，不就把这个造船专家德克贝也给“解散”了吗？这人是个大宝贝呀！

可“解散常捷军”毕竟是大事，关系着大清国的主权问题，这上头一点儿也马虎不得。绝不能因为德克贝一个人，就把这个大主意给改喽。所以不管左宗棠多舍不得，解散常捷军的计划还是要按期进行。

没办法，左宗棠只能在解散常捷军之前的这段时间下工夫“结交”德克贝，跟

他拉关系，奏请朝廷封老德为“浙江总兵”，后来又给他加上了一个提督的头衔儿……

这一套还真管用，德克贝跟左宗棠成了铁哥们儿了。

后来“常捷军”解散了，德克贝也辞职回了法国。临走的时候左宗棠亲自设宴饯行，席间“不经意”地提起大清国有设立船厂造火轮船的想法，德克贝满口答应给予支持，回法国后，很快就寄来一大箱资料，包括造船图册、船厂图册（相当于现在的《画报》），又写信给左宗棠，告诉他目前想仿造轮船，可以从法国购买机器，聘请法国工程师，甚至连聘请这些法国工程师大概多少钱一个月都报出价儿来了。

有了这些资料，左宗棠觉得自己办船厂摸着门儿了。

可那时候湘军还在打仗，左宗棠腾不出手来，只好把船厂的事儿又搁了大半年。直到同治五年（1866）年初福建的仗基本打完了，他带着部队开进福州，这才开始筹划建船厂的事儿。

正好就在这时候，胡雪岩在杭州遇上了麻烦，待不住了，左宗棠就一封信过去，把老胡调到福建来了。

要说造船这事儿，在当时，那是大清国的国家重点项目！胡雪岩只是一个买卖人，这么大个摊子他可从来没接过，不托底，心里挺害怕。就问左宗棠了：这么个大工程得花多少银子呀！咱手里有这笔银子吗？

大清国办船厂，他胡雪岩“害怕”个什么劲呢？

——按以前的经验，这帮当官的办事缺银子，经常会找商人“垫款”！这么大一个工程，肯定要投入几百万两银子！到时候船厂建到一半没钱了，左宗棠让胡雪岩往里垫款，那老胡可倒霉了。

不过左宗棠这人办事靠谱（不像黄宗汉、何桂清那一帮），“福州船政局”（左宗棠给船厂起的名字）的整个建设工作，他都已经规划好了。

要把这家大型船厂整个儿建起来，需要几百万两银子的投入。这么大一笔钱，如果冒冒失失上报朝廷，估计会把慈禧太后那帮人吓坏，到时候款子反而拨不下来。所以左宗棠决定把整个工程分成三期，第一期预计总投资为二百万两，其中建厂房、购买机器，大约需要四十万两银子的现款，这笔银子可以从福建海关道提取，剩下一百六十万两由朝廷拨给，需要一笔，提取一笔，尽量不给朝廷造成太大压力。等把厂子建起来，洋人工程师请回来，需要的机器买回来，尽快造出一条船来。

——等造出船来，朝廷看到了成绩，后头再争取二期、三期的投入就容易多了。

现在左宗棠已经就此事上奏朝廷，上头已经同意了，四十万两银子也批下来了，福州船政局可以正式筹建了。

筹建船厂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一个西方国家，跟它们谈妥，从该国购买机器设备，聘请洋人工程师。

考虑到胡雪岩在上海经商多年，跟洋人混得很熟，所以这件事左宗棠想让老胡具体负责。

至于银子嘛，不用胡雪岩垫一个子儿。听说不用自己垫款，胡雪岩一颗心这才放回肚子里。

至于去上海找洋人商谈建厂、机器、技师这些事，论公（他是布政使衔福建补用道台）论私（跟左大帅关系这么铁），胡雪岩都义不容辞。当场就答应下来了。

结果胡雪岩在福州才待了两天，马上又颠儿颠儿奔了上海。

2．法国人的花活

上海这边胡雪岩真是熟透了。一进大上海，先找古应春。

对呀，老古是通事，和洋人混得最熟了，先跟他商量商量，看买哪国的机器合适，跟哪个洋商打交道最稳。

一提买机器造火轮船，古应春直接就蹦出一句：买英国的呀！

英国，那时候是世界第一强国，在上海的洋行最多，势力最大，而且人家那海军、那兵舰、那火轮船……这么说吧，那会儿的英国比今天的美国还厉害。建船厂，当然要请英国工程师，买机器，当然是英国货最好！

听了这个主意，胡雪岩也觉得有理。可这个大事他说了不算，就带着计划回福州跟左宗棠商量。

一听“英国”俩字儿，左宗棠皱起眉头来了。英国人？不可靠，滑！

以前跟太平军打仗的时候，湘军大帅曾国藩跟英国人打过一次交道。

当时朝廷想从英国买几条火轮船，装上大炮，组成一支舰队去攻打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就找了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帮忙。想不到李泰国这个英国佬儿拿了大清国的银子，却不办人事儿，在英国雇了一帮水兵，又任命一个叫阿思本的英国海军军官当“舰队司令”，硬是把大清国花钱买的船变成了一支“英国人的舰队”，非要让这些英国兵开着船到中国内地来打仗！朝廷怎么跟他们交涉都不行，最后把湘军大帅曾国藩给惹急眼了，一咬牙，豁出银子不要，硬是把这支舰队给“解散”了。

为这事，中国人白白赔上了一百多万两银子，还生了一肚子闷气。

这件事儿湘军的几个大帅都记忆犹新，现在一提起英国人来，左宗棠还恨得直咬牙！直接否定了胡雪岩的计划。

“不用英国人的机器！你再去上海，从法国、德国这两家里挑一家。”

得，老胡又颠儿颠儿回上海去了。

这一回，连古应春也挠头了。老古平时跟英国商人打得交道最多。要说法国、德国，还真不是太熟。

——对了，有个泰来洋行是德国人开的，要不先跟他们谈谈看？

俩人正在那儿商量呢，忽然外头有人敲门，胡雪岩过去开开门，外头进来一个洋人，高个子长脸，满脸大胡子，一进门搂住胡雪岩就来了个拥抱，一张嘴说的是中国话：“朋友，好久不见！”

谁呀？胡雪岩在宁波联络“常捷军”的时候认识的那个法国朋友，宁波海关税务司“爆炸头”日意格！

要说日意格到上海，也没啥好奇怪的，宁波离上海又不远，是吧。可问题是日意格怎么会知道胡雪岩也在上海呢？

呵呵，日意格这次来上海，是专程来找胡雪岩的。

以前法国人在宁波建立了一家造船厂，现在听说左宗棠想在福州搞船厂，法国人非常热心，决定把宁波这家船厂折价卖给中国人！

——你看看，这真是想啥来啥！想吃奶来了妈妈，想娘家人，孩子他舅舅来啦……

法国人在宁波建的这家船厂规模也不算小，机器设备全都成龙配套，厂里也有工程师，而且已经先后造出过三艘火轮船。这次日意格是奉了法国远东舰队司令耀来斯的命令来跟胡雪岩商量，只要左宗棠左大帅感兴趣，这家船厂可以整个出售给大清国。至于价格方面嘛，好商量。

这一家伙可把老胡给乐坏了。不过胡雪岩是商人出身，做事谨慎，心非常细，在这种事儿上他不能光听日意格白话，总得见着真东西才行。

“反正宁波离上海也不远，要不咱们到宁波的船厂看看吧？”

日意格立刻就答应了，带着胡雪岩和古应春从上海去了宁波。

结果证明日意格没瞎说，宁波这家船厂规模挺大，机器也挺新。眼下这家厂并没有造船，可是正有两条船在厂里维修，船坞旁边成群的工人忙忙叨叨，各种机器轰轰隆隆，场面热热闹闹的，胡雪岩看了半天，觉得这间厂子还真不错。

常言说“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可现在胡雪岩虽然已经亲眼看见了，心里却还是不太相信。因为胡雪岩见过中国人吃洋人的亏。

早年间黄宗汉当浙江巡抚的时候，曾经指使手下人花钱买过两条洋人的“炮舰”，为这事儿还把王有龄和胡雪岩都牵扯进去，最后从湖州公库里垫付了大笔银子，好不容易才把炮舰买了回来。

结果把船弄回来一看，不对路！原本说好是上百吨的船，到交货了，却是两条仅有几十吨的小船；原本讲好是新船，弄回来的却是两条快要沉底儿的破船！而且交船的洋人一口咬定他们是“按合同办事”，船已经送到，爱要不要，反正银子不能退！

这时候黄宗汉早跑四川当总督去了，那个专门收黑钱的周道台也跟着调走了，新接手的浙江巡抚何桂清推说这事不是自己办的，不知道“内情”，所以不管！

结果这两条快报废的破船到底还是硬塞给了中国人。

眼看这两条破船实在没有使用价值，官府的人谁也不想惹这个麻烦，一个推一个，都不管。结果两条破船只能找个地方一扔，再也无人过问了。等太平军真的打进来了，浙江方面照样没有“炮舰”可用……

要说这事儿首先得怪大清国那帮当官的混蛋，可洋人奸诈，也是个原因。

所以胡雪岩打心眼儿里信不过这帮洋人。就拿出当年在钱庄“跑街”练出来的本事，先把日意格约到饭馆里，好酒好菜吃着喝着，等老日喝得脸蛋儿泛红了，老胡就咬住船厂的事儿跟他往死里唠！

唠来唠去，胡雪岩总算把法国人的“内情”给套出来了——原来这家船厂的经营情况并不像表面看着那么好。

法国人搞这个船厂，是因为他们知道大清国正把漕运改为海运，可能会需要大批的火轮船，觉得这是个商机，就想在宁波建个厂子，就近造些轮船，卖给商人搞航运的。

可厂子建起来了，却发现中国南方沿海的航运已经被英国、美国的轮船公司垄断了。这些外国人办的轮船公司不可能到法国人开的小船厂里来买船，而中国商人又不懂火轮船的驾驶、运营，所以不敢乱买。

结果这家船厂从建起来，就一直没生意。眼看这么混下去早晚要倒闭，只好跟法国远东舰队联系，从他们手里接了个订单，造了三条小型炮艇，好歹又支持了几年。

可是给法国远东舰队造炮艇，这种“订单”能有几单呢？

结果这家船厂一直吃不饱，常年亏损。到最后法国人认为它是个包袱，就打算“扔”掉。正好这时候左宗棠要办船政局，法国人就想把厂子转给左宗棠，一来甩了包袱；二来法国人还打算提一个附加条件：一旦法国方面有需要，中国必须允许法国人使用这个船厂。

——这哪儿行！

打听明白了船厂的底细，胡雪岩心里凉了半截，觉得这家船厂不能买。

可老胡毕竟只是个办事的人，大主意他拿不了，就把这事儿跟左宗棠说了，结果左宗棠也是一口拒绝。

什么叫“法国方面一旦需要……”？这里头涉及国家主权，绝对不能妥协！单是这一条就没得商量，别的根本不要谈了！

于是胡雪岩把左宗棠的意思转给日意格：船厂你们自己留着吧，大清国不买。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出乎胡雪岩和左宗棠的预料。

3．政局定址

洋人，真是一个挺奇怪的族群，他们的思维模式和中国人很不一样。

按说胡雪岩拒绝买法国人的船厂，日意格应该挺不高兴，拂袖而去……没有，这个留着“爆炸头”的法国兄弟毫不介意，乐乐呵呵，立刻又提出了第二个建议：大清国要建船厂，必须得购买机器，聘请西洋的工程技术人员，既然你们不愿意购买现成的船厂，那干脆就由我们法国人帮你们把厂子建起来吧！机器，我们可以卖给你，工程师，我们替你招聘！

日意格这么一说，把胡雪岩弄得不知如何是好。你说这个法国人是一番好意呢，还是在耍诈？

要从常理分析，日意格“耍诈”的可能性比较大。前头他们要把船厂卖给左宗棠，那里头不就有“诈”吗？现在船厂卖不掉了，这帮法国人不但不生气，反而又是提供机器又是派遣工程师的，干脆连厂子都帮着建起来，这也太热情了吧？

——要是一个人在不应该热情的时候忽然对你特别热情，那可就得防着他了。

可是不管怎么说，现在日意格已经把这些“热情”的话说出来了，胡雪岩在这个事儿上是做不了主的，只好又回到福州向左宗棠汇报。

听了这话，左宗棠往大椅子上一靠，俩眼一闭，开始琢磨了。

法国人这是要干什么？难道说“卖船厂”这一招儿忽悠不了老左，又做出一个更大的题目来搞“大”忽悠？

可话说回来，法国人想把宁波的船厂卖给左宗棠，这个事儿其实并不算是忽悠。

船厂在他们手里经营不下去，主要是因为他们弄不到订单，可要是转到左宗棠手里，订单就不是问题了。所以不能说法国人把船厂卖给左宗棠是“耍诈”，只能说他们提的附带条件太苛刻了。

细分析起来，法国人卖厂是有诚意的，给的价钱也还算合理。现在老左拒绝买他们的厂子，法国人反而大包大揽，要说这是耍诈，未免耍得太明显了。

如果前面“卖厂”的事儿不是耍诈，那现在法国人提出要帮这个大忙，会不会也是真心实意的呢？

琢磨来琢磨去，左宗棠把眼睛睁开了：“我看这个日意格说的是实话。”

一听这话，胡雪岩愣了。

左宗棠是官，胡雪岩是商，他们两个人想事情的思路不一样。

在算细账、使用资金、组织、运作这方面，胡雪岩的本事非常强；但是在一些牵涉国家利益的大事儿上，左宗棠比胡雪岩站得更高，思路更广，看问题也更深刻。

眼下法国人愿意帮着大清国建船厂，说到底，这并不是生意，而是“政治”。

法国是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号殖民强国，它们处处都在和英国竞争。可是在大清国，英国人的势力远大于法国，和大清朝廷的关系也比法国更密切。要想和朝廷拉关系，尽可能挤走英国人，培植自己的势力，法国人就得做些实事，取悦大清国。

如果这一次法国人真能帮助大清国建起一座现代化的船厂，把这个大事儿办成，对他们来说好处很大。

第一，可以和大清国拉近关系，借此排挤英国势力。

第二，如果大清国第一家大型船厂是以法国技术为基础建起来的，那以后中国的整个造船工业，甚至全部的新式工业，都有可能以法国技术为基础，这么一来，法国能从大清国得到的实际利益就非常大了。

第三，帮着搞船厂，法国方面也能靠着卖机器、提供技术赚一大笔银子。

这么算起来，在建船厂这件事上，法国方面只赚不赔，好处一大堆，它们何乐而不为呢？

听左宗棠这么一分析，胡雪岩也开窍了。

大清国在科技方面和西方列强差距实在太大，想自己建立一个大型现代化船厂，根本无从下手，必须请洋人协助，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可是这帮洋人非常奸诈，诡计多端，不可不防。所以很多事情可以先一步步地办起来，但银子，千万不能急着往外掏。

——在“先办事后给钱”这个问题上，胡雪岩和左宗棠的看法完全一致。

拿定主意，胡雪岩立刻赶回上海，告诉日意格，左宗棠已经同意将来的福州船政局聘请法国工程师，从法国进口机器设备。现在先请日意格到福州去和左宗棠会面，进一步详谈，同时为福州船政局选定厂址。

同治五年（1866）七月初十，胡雪岩领着日意格来到福州跟左宗棠见面。

左宗棠和日意格也是老熟人了，马上带着日意格离开福州，来为即将动工的船厂选择厂址。经过一段时间的奔波，最后左宗棠和日意格一致决定，把船厂的厂址选在福州马尾的中岐山下。

要说这个厂址，选得非常有学问。马尾在闽江之中，距离福州六十多里，距闽江的出海口五虎门有八十多里，闽江口外岛屿星罗棋布，沿江两岸山势陡峭，无路可通，江边的金牌、长门、罗星塔几处都设有炮台，如果有人想袭击船厂，就必须驶入闽江，上溯八十多里，突破诸处炮台，才能逼近船厂，这几乎是做不到的。

厂址选定之后，左宗棠、胡雪岩、日意格回到福州，找了间安静的屋子坐下来，开始准备文件。

在这之前，左宗棠曾经问过胡雪岩，跟这帮洋人打交道，什么地方最要紧，最应该注意？结果老胡告诉左宗棠这么一句话。

——跟洋人打交道，合同最重要。

胡雪岩是商人，商人是世界上最守信誉最重视合约的（这里说的是“商人”，“败类”除外），而胡雪岩早先在上海又和洋人打过很多交道，对外国人很了解，他所说的“合同”两个字，真是特别特别重要。

左宗棠对胡雪岩一向信任，老胡说的话，老左基本都听。既然老胡说合同重要，那就先跟洋人好好订一批合同吧。

于是老左、老胡、老日这三个人往桌边一坐，从设立船政局、建船厂、工程期限、投入经费、造船事项、驾驶培训一字一句地认真推敲，反复商量，该争就争，该吵就吵，折腾来折腾去，最后终于把各项书面文件一一搞定，由左宗棠和日意格草签了合同。

到这一步，胡雪岩还是觉得不够妥当。万一这个日意格说话不算怎么办？

结果老胡和左宗棠又找日意格商量了半天，觉得还是找个法国官员来担保比较好。

找谁呢？

日意格提出：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可以只找法国驻大清国总领事白来尼，请他在合同上画押担保。

总领事？官儿不小了，而且他是外交官，代表着法国政府，有他担保，这事儿就没问题了。

4．事多磨

这个时候当然是趁热打铁，事儿越快敲定越好。胡雪岩赶紧跟日意格一起带着合同赶到上海，去请法国总领事白来尼提保画押。

原本胡雪岩以为这事儿很快，跟他做生意的时候差不多。几个买卖人坐下来一聊，互相把“底”一交，再在心里头算一笔小账儿，觉得这笔买卖行，能做，马上签名，按手印儿，事就办妥了。

结果老胡发现，跟洋人做大买卖，没这么随便。这画押担保的事儿，其实急不得。

白来尼是个外交官，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法国政府的利益，他可不能随便就乱担保，当然得就此请示法国政府。可法国离大清国也太远了……

当时欧洲列强早就有了电报线，可大清国还得十来年之后才有这个玩意儿。所以眼下白来尼要向国内请示，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胡雪岩和日意格只好在上海傻等了。

结果这一“傻等”，等出好些事儿来。

法国总领事那里还没有消息，在上海的胡雪岩忽然从朋友那里听到一个信儿，说在上海的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准备出面拆“福州船政局”的台。

这个赫德是什么人呢？

赫德，表面上是海关的总税务司，实际上是个英国特务。当时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也最多，所以英国人野心勃勃，到处都想插上一脚。这个赫德表面上是海关总税务司，帮着大清国海关“管账”，实际上暗中在给英国政府做事，每当有什么便宜可占，这小子必然第一个出现。

这次左宗棠要建福州船政局，故意避开英国，准备和法国人合作，赫德这个英国老特务大为恼火！这老家伙在大清国混了多年，手眼通天，在大清朝廷里，他说的话还挺有分量，就跑出来到处造谣，猛说法国人的坏话。

可问题是，这个福州船政局是左宗棠搞起来的！

老左这个人有个天下皆知的特点：非常忠直！所以朝廷对这个人很放心（比如，和左宗棠齐名的曾国藩、李鸿章都被朝廷狠狠整过，就左宗棠从没挨过整）。所以左宗棠要和法国人联手办船政局，朝廷也由着他，对赫德的挑拨置之不理。

眼看影响不了中国朝廷，赫德眼珠儿一转，扭过头去“影响”法国人。

要说赫德这老小子也真有路子，居然托了关系到巴黎去折腾，上下游说，硬说中国人愚昧痴顽，极不开化（那个年代，很多欧洲人对亚洲歧视很深，就爱听这个话），大清国搞的这个船政局肯定会砸锅。到时候法国出设备出技术瞎忙半天，不但一点儿好处得不着，反而会赔上一大笔钱。

想不到赫德这么一挑唆，法国政府还真信了，就打算停止和大清国的合作，以前谈妥的出售机器设备，派遣技术人员，等等，一下子全都不认账了。

好在胡雪岩在上海人面儿非常熟，法国方面“翻脸”的决定还没正式做出，已经有上海的朋友把赫德的损招儿告诉了老胡。胡雪岩吓了一跳，赶紧跟日意格商量。

日意格这人办起事儿来也不含糊，立刻表示要抢在法国政府翻脸之前赶回巴黎，亲自游说政府高层，一定要把这个事儿给办妥。

于是日意格第一时间坐上轮船杀回法国去了，就剩了胡雪岩一个人，在上海提心吊胆地盼着消息。法国那边的消息还没盼回来，九月初六，左宗棠忽然接到圣旨，朝廷已经任命他担任陕甘总督，即刻上任。

自从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克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洪秀全死去，太平天国运动已经基本瓦解。可是太平军的一些旧部在遵王赖文光率领下和捻军会师，继续和朝廷周旋。随着捻军大破八旗精兵，斩杀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声威大振，队伍又重新壮大起来。

眼看捻军越来越强大，大清朝廷先派曾国藩率军督剿，一年后又派李鸿章接手。但此时捻军已分成东、西两路，东捻军在赖文光、任化邦指挥下冲进中原，西捻军由张宗禹率领进攻陕西、甘肃，两路捻军都剽悍善战，来去如风，一时间难以克制，所以朝廷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让他带兵进入陕西，对付西捻军，好让李鸿章的淮军能有机会集中兵力，先攻破东捻军。

接了这道圣旨，左宗棠非常晕菜！

眼下福州船政局刚有一丝眉目，很多事儿都在关键时刻，现在抓紧点儿，就办成了，如果现在一松劲，也许就办砸了。这个时候左宗棠怎么能走？

于是左宗棠咬着牙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说：“造轮船的事势在必行，怎么能半道扔下呢？建立船厂的好多细节都是我和洋人一起商定的，如果我现在走了，事儿就乱了，接手的人都没法接。所以我现在不能马上就走，一定要找个可靠的人，把这个事儿接过去，我才能出发。”

左宗棠这个考虑也对，慈禧太后那边儿决定给老左两个月时间，让他把船政局的事安排妥当，再带兵到陕西去打仗。

这时候左宗棠和胡雪岩都有点进退两难。日意格在法国那边毫无消息，朝廷又催着老左赶紧出兵。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左宗棠一离开福州，船政局的事儿马上就得黄！

就这么提心吊胆又等了一个月，日意格终于从法国赶了回来，而且带来一个好消息，法国方面答应对大清国提供机器设备和技术人才方面的支持了！

靠，这个日意格还真有本事！他是怎么说动法国政府改变主意的？

日意格这人确实挺有本事，到巴黎之后，他硬是想办法钻进皇宫见到了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告诉这位皇帝：帮助大清帝国建立船厂，生产船舰，可以拉近和大清朝廷的关系，弱化英国在中国的势力。而且大清国的官员（左宗棠）非常明智，办事很有效率，并不是愚昧的野蛮人，大清帝国有的是白银，光是为了建立这所造船厂，就已经准备好了二百万两银子的预算，法国的机器设备运到中国，肯定能卖个好价钱，技术人员也会得到非常好的待遇，薪水会高得让人难以想象。

这倒是实话，后来日意格在福州船政局干了五年，每个月的工资是一千两银子。合约期满之后，朝廷又发给他一大笔奖金，折合二十万法郎！

5．洋“贪污”

日意格从法国游说回来之后，很多事儿立刻变得简单了。你想，日意格把法国皇帝都给说服了，上海这边的法国总领事当然就更不成问题了。

很快总领事白来尼就在建设福州船政局的合同上签字担保，把这事儿敲定了。胡雪岩和日意格立刻上船，十月二十三日赶回了福州。

福州这边儿，左宗棠也是心急如焚。终于把胡雪岩他们盼了回来，知道法国人已经把事儿敲定，合同担保也都办妥了，心里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这时候左宗棠也已经把他的继任人选敲定了。

左宗棠选出来接管福州船政局的人名叫沈葆桢，是前任江西巡抚。胡雪岩回到福州和这位老沈一见面，立刻就觉得非常亲切，因为沈葆桢说话的口音跟王有龄一个味儿。

确实，沈葆桢和王有龄是老乡，都是福州人。而且这两位福建老乡的脾气也很像，都是憨厚人儿，暴脾气，为人热情，冲劲十足，也能踏踏实实地给老百姓办实事，属于相当不错的官儿。

有沈葆桢接手船政局的工作，左宗棠比较放心了，剩下就是赶紧购买土地，人事安排，跟法国人签订船政局章程，拿出银子从法国购买机器设备。

除此之外，左宗棠又想起一件要紧的事：在大清国光是建立一所船厂还不够，将来船造出来了，必须要交给中国人驾驶，所以船政局还要办一所船政学堂。

眼看前方仗打得越来越凶，左宗棠马上就要离开福建到陕西去上任了，赶紧先抓紧时间办最要紧的事，跟法国方面订了十条《船政章程》，给船政学堂订了八条《艺局章程》，又和日意格为首的洋人工程师们订了《保约》（担保合同书），订了《合同规约》（工作守则），订了《条议》和《清折》（项目规划和财务合同），把一切跟法国人有关的事项都编成明文，写在纸上，双方一起签字，免得日后有变。

——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不讲人情，只看合同。

中国人这样办事，正对法国人的胃口，因为他们自己在国内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有了前前后后上上下下这一大堆的合同、章程，左宗棠的这个福州船政局办得特别稳妥，在后面几年的实际工作中，和洋人打交道基本上没有吃亏。

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初五，左宗棠给朝廷上了奏折，告诉慈禧太后他们，船政局这边的筹备工作基本搞定，剩下就是开工建设了。

在这份奏折后边，左宗棠又专门夹了一个《恳准道员胡光墉往来照料听候船政大臣差遣》的“夹片”，奏明朝廷，让胡雪岩到船政局来管账。在这个夹片里左宗棠说了几句话，非常有趣。

“道员胡光墉，素敢任事，不避嫌怨（这是指着杭州赈抚局那事儿说的）……臣入浙以后，委任益专，卒得其力，实属深明大义，不可多得之员。惟切直太过，每招人忌……”

什么叫“切直太过，每招人忌”呢？

——就是说胡雪岩这人太过于耿直，办事儿急躁些，经常遭人忌恨。

确实，胡雪岩一向是个性格偏激的人，办起事来效率很高，但是像所有合格的商人一样，他对人对事特别严格，从来不讲情面（这是商人和官之间的一个大区别），所以在浙江、福建的那一大堆“官儿”里，胡雪岩这个“商人”办起事儿来就显得有点“切直太过，每招人忌”了。

所以说，那种认为胡雪岩是个“勾结官府、上下行贿、吹牛拍马、毫无廉耻的滑头”的说法，实在不知从何而来。

现在左宗棠已经发现了胡雪岩为人处世上的这个问题，并且把它提到桌面儿上来了。可这到底算个优点还是缺点？左宗棠自己也说不清楚。

所以左宗棠还是把“一切工料及延（请）洋匠、雇华工、开艺局（艺局即船政学堂），责成该道员（老胡）一手经理”，让胡雪岩总管福州船政局的账目。

要说左宗棠这人真是厉害，他对胡雪岩个性的评估非常精准！不久之后，胡雪岩真的就因为这个“不讲情面”的商人秉性而得罪了人。

十一月初十，左宗棠离开福州，到陕西打仗去了，福州船政局的建设工作全部交给了沈葆桢。胡雪岩也留在船政局，负责管理局内的收支账目。

前期筹备工作搞定之后，日意格拿着第一笔银子回法国，开始替福州船政局采购机器，招聘技师。很快，日意格带着三十多个工程师和第一批机器从法国回来了，这些机器设备立刻被运到船厂，开始组装调试。

这时候，管着船政局总账的胡雪岩发现了一个问题：日意格买回来的机器数量，跟花掉的银子对不上数儿，差了两万多两。

——就是说在从法国往回买机器的过程中，有两万多两银子平白无故消失了……

哪去了呢？

胡雪岩赶紧来问日意格，老日说了：“你不要急嘛，这才第一批机器，后面还有两批要运来。也许你说的这几台机器这次没上船，在后头那批里呢。”

哦，这么回事，那等等看吧。

不久，第二批机器到了，这次一算，花的银子和买回来的机器正好对上，不多不少——就是说前面差的两万多两银子还是算不清楚。

胡雪岩又来问日意格，老日说了：“别急，后边还有一批呢。”

几个月后，第三批机器又到货了，一对账，银子和机器正对上，不多不少……

再往后就没有机器运来了！那第一次买机器时多花出去的两万多两银子到底被这帮法国人给弄哪儿去了？

胡雪岩又找日意格来了。

结果老日说了：“第一批机器是我经手亲自运来的，后边两批是我订了货，别人给发过来的，具体怎么回事，我不知道。”

——啊，这就不像话了！

胡雪岩是个商人，一个商人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不依合约，暗里捣鬼（要是当官的，可能就不这么敏感了）！当场为这事和日意格争执起来，硬逼着老日立刻解释这两万多两银子到底是不是拿去订购机器了，如果订了机器，在清单上是哪几台，为什么没到货！

买机器的事儿一直由你负责，银子也给你了，现在账上出了问题，你“不知道”！这能行吗？现在你日意格必须把这件事儿整理清楚，否则按商场上的规矩，这两万多两银子就得让你包赔！

说实话，日意格倒并不是个贪财的货色，可他这人大大咧咧的，办事能力有点问题，太粗心。这次买机器的事儿从中国到法国转了几个圈儿，上下经手的人太多，这两万多两银子哪儿去了，日意格是真闹不清。这么多钱让他包赔，老日也赔不出来……就算赔得出来，他也不肯一个人“包”哇！

结果两人大吵了一架！可两万银子到底弄哪儿去了？还是说不清……

为此胡雪岩专门给在西北前线的左宗棠写信，告日意格的状！

过了挺长时间，左宗棠回信了：老胡你做得对，这种事不能纵容，一定要查处到底！不过我现在正忙着打仗，船政局有沈葆桢负责，你就别管了，让他查吧……另外，现在战事紧急，部队的后勤，比船厂那边更重要。我已经设了一个湘军转运局，专门负责接收各省提供的“协饷”，为前线部队购买军火、给养，这事要紧，你到上海去当这个转运局委员，帮我把这个事儿抓起来吧。

于是在福州船政局正式动工一年多之后，同治七年（1868），胡雪岩被以“布政使衔福建候补道员”的身份被改派为“上海采办转运局”委员，离开福州去了上海，专门负责湘军粮饷的筹备和转运。

也就是说，老胡被从福州船政局调了出来，不再管船政局的账，而是又回来给左宗棠的湘军部队当“后勤部长”去了。

至于那奇迹般消失的两万多两银子，没下文了，不了了之。

6．福州船政局

虽然刚建厂时出了点小状况，但后面基本就一帆风顺了。

靠着合同的力量，福州船政局办得相当成功，从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七破土动工，开始安装机器设备，很快就建起铁厂、水缸厂、打铁厂、铸铁厂、合拢铁器厂、模厂、轮机厂、船厂、钟表厂、帆缆厂、火砖厂、舢板厂等十六个分厂，包括日意格在内共雇请了三十九名外国技师，两千五百多名中国工人。

同治七年正月，船厂开始建造第一艘轮船，到第二年五月建成，下水试航，大获成功，这条船被命名为“万年青”号。

这条“万年青”号炮船排水量一千三百七十吨，航速十海里，船上装着四门火炮。可就在这条船建成下水的时候，却出了点儿意外。

当时法国驻福州领事巴斯东一直在注意着福州船政局的动向，见船政局造出了第一条船，他就动了心眼儿，悄悄把船厂的总监工巴世博找去，让他跟沈葆桢提出：“万年青”号下水出航，必须由法国人领港。

为什么提这么一条呢？就是因为“领港”也算航海方面的一项技术活儿，法国人不愿意在船政学堂里开这门课程，培养中国自己的领港员，所以来了这么一手儿。

沈葆桢这人脾气很硬，当时就说了：这是大清国的港口，对于闽江和马尾港的情况，我们随便在这一带找个渔民，都比你们洋人清楚得多，在我们的地盘上，倒让你们领港，这不是笑话吗？

听了这话，巴世博当场就闹起来了，张嘴就骂街，回去又鼓动其他法国技师来个“罢工”，实在不行，干脆一起辞职回国，撂个挑子给中国人看看！

这么一来把沈葆桢给惹急眼了，立刻赶到船厂，当众宣布：依照合同，福州船政局将巴世博正式辞退！结果这个不老实的法国佬儿果然立刻滚蛋，连工资都没发，路费都没领到（合同上有明文规定）。

一看事儿闹僵了，那个在背后挑唆的法国驻福州领事巴斯东只好亲自来找沈葆桢，说了：法国人在大清国内拥有“领事裁判权”，巴世博的事儿中国人说了不算，得他这个福州领事说了才算。

所谓“领事裁判权”，就是说一个洋人在大清国的领土上干了坏事，犯了法，中国官府不能治他的罪，只能由这个洋人所属国家的领事都处置他……

沈葆桢说了：这个巴世博又没犯罪，我也不是治他的罪，只是依照用工合同把他开除了，这关“领事裁判权”什么事？

接着老沈就把当年船厂刚建立时订的《合同规约》拿出来，翻到第十条，上头写着“该正副监工及各工匠等（也就是所有在船厂工作的法国工程师）或不受节制，或不守规矩，或教习办事不力，或工作取巧草率，或打骂中国官匠，或滋事不法，本监督（负责管理船厂的清朝官员，眼下就是沈葆桢）等随即撤令回国，所立合同作为废纸，不给两月辛（薪）工，不发路费”。

“你自己拿去看去吧。”几句话就把法国领事给驳倒了。

——商业社会，合同就是一切。在生意场上，外国人不是我们的朋友，更不是咱的亲爹！对他们不必过于客气。拿合同说话，按合同办事，公公道道平平静静，不卑不亢，千万别巴结。巴结外国人没有用，只会让自己莫名其妙地吃大亏。

在“万年青”号之后，福州船政局又先后造出了很多条船。到洋人技师合约期满离职后，中国人自己接手了船厂的工作，照样一条接一条造出船来，而且从早期的木壳船发展到铁甲船、快船，船上使用的机器也不断更新换代，从开始的最大两百五十匹马力，发展到后来的两千四百匹马力。船政学堂也培养出很多专业技术人才和驾驶人才，成绩非常大。

可以说，福州船政局，是整个中国东南地区近现代工业的起点。

不过话说回来，福州船政局所造的舰船，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差距很大，相当落后。比如这条“万年青”号，只有一千三百七十吨。船厂早年建造的轮船，最大的“扬武”号排水量一千三百九十三吨，两百五十匹马力，算是最棒的一条了，另外九艘船只有一百五十匹马力，还有五条船才八十匹马力……

就是这些落后的舰船，后来构成了福建水师的主力。结果在中法战争的马江之战中，福建水师一触即溃，全军覆没。

——歼灭福建水师的，正是当年帮大清国建起福州船政局，手把手教中国人造船的法国人。这绝不是巧合！

法国远东舰队之所以敢长驱直入，毫不客气地冲进马江，消灭福建水师，正是因为福建水师配备的这些战船，都是这帮法国佬儿亲眼看着造出来的，内中虚实，法国人了解得非常清楚。直到今天，还是没有多少人愿意正视福建水师覆没这件事。

一百多年来，已经有数不清的人为福建水师的覆没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这些理由堆在一起，足够凑出一本书来。可千万条理由都挡不住一条：大清国的造船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

成绩和不足，这两个“玩意儿”总是并存的。早年中国贫弱交加，需要振作，那时候应该多谈成绩，以鼓励士气。可今天中国正由强大走向更强，这时候也许应该少些自夸，多谈不足，以鞭策自己。

——成绩是酒，甜暖火辣，使人热血沸腾浑身有劲；不足是茶，苦而微涩，使人冷静，醒脑提神，两个都是好东西。但酒喝多了会晕菜，茶喝多了要拉稀……

所以什么情况下该喝什么，最好心里有点数儿。

第十四章　洋债是个无底洞

1．“弄”钱儿

话说同治六年（1867）胡雪岩被调任“上海采办转运局”委员，这一调任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左宗棠不想让胡雪岩和日意格得太凶，免得因小失大，影响了福州船政局的建设和以后的运作；二是此时左宗棠正在西北地区打恶仗，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筹粮筹饷的事儿要赶紧抓起来。

谁抓呢？又是胡雪岩。

自从胡雪岩跑到衢州给湘军送上一万石大米，左宗棠就发现老胡这个人真是个理财的专家，手段之高，脑子之活，都是左宗棠平生仅见的奇才。

更厉害的是胡雪岩这个人非常可靠，给湘军管了几年的后勤，账面上从没出过一两银子的差错。到后来，左宗棠简直觉得自己离不开胡雪岩这个人了，所以他现在要打仗了，第一时间就把胡雪岩从福州调到上海，帮湘军弄银子。

——“弄”银子，这个“弄”字厉害啊。

银子，不是天上掉的，不是地里长的，是要“弄”回来的。而且银子这东西还有趣，弄得好，是人弄它，弄不好，那可就是它“弄”人了！

那现在“银子”和“老胡”，这二位到底是谁“弄”谁呢？

银子“弄”老胡。

大清朝廷这次调左宗棠到西北去打仗，主要是看中老左这人的将才，知道他打仗有水平。但也有其他想法，比如，想让左宗棠跟他的亲信部队“分开”。

当年打太平军的时候，湘军出了三大帅：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现在曾国藩早就把自己的湘军嫡系部队该遣散的遣散了，没遣散的交给别人去带，他自己弄了个“净手儿”。李鸿章在平捻军之后，也主动把淮军裁撤了一半，剩下的则分散部署各地，从直隶到湖北东一块西一块，撒开了不管了，也等于“放弃军权”的意思。现在轮到左宗棠离开自己的嫡系部队了。对此左宗棠非常明白。

老左这个人是出了名的“一味忠直”，对朝廷的意图，他一向摸得特别明白。为了让朝廷满意，他早先已经和曾国藩、李鸿章都“闹掰”了，就是不让朝廷担心他们“三大帅”联手。现在朝廷让他去西北打仗，他立刻就去了，而且只随身带了三千名亲兵。

眼看左宗棠这么识趣儿，北京城里的慈禧太后这些人特别高兴。一高兴，就忍不住替左宗棠设想起来，觉得老左只带三千人去西北，也有点少，又让他多带点部队。于是左宗棠派部将回湖南又招了三千名新兵，总共凑出六千多一点儿的人马，带着到甘肃去了。

——你看看，有“精兵”不带，带“新兵”，就是为了让朝廷少操点儿心，左宗棠为朝廷设想得够周到吧。

这边儿左宗棠准备带着他的六千兵马出征了，同时胡雪岩也被从福州调出来了。左宗棠就把老胡叫来，跟他说了：我手里人马不多，到了甘肃要在当地征兵。西北这一仗特别残酷，特别艰苦，可能要打很久，前线部队的粮饷必须有保障，你得给我想办法！

嗯，胡雪岩不是喜欢勾搭官府吗？现在官府说了：“你得给我想办法！”胡雪岩就赶紧给人家想办法呗。

眼下左宗棠西征所需用的粮饷，主要靠的是浙江、福建、广东、江苏、安徽、湖南、湖北、河南、山东、四川几个省送来的“协饷”。其中浙江、福建、广东三个省是老左的“地头儿”，这三个省每月供给左宗棠西征的“协饷”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几笔“协饷”是这样的。浙江每个月提供七万两银子，福建、广东各四万两，再加上“江海关”（也就是上海海关）方面每月提供三万两银子，每个月“湘军后勤部”至少实收白银十八万两，这笔钱可以定下来。但其他几个省份就难说了。

左宗棠这个人性格暴烈异常，几乎和所有人都打不成交道，得罪人得罪得都没数儿了。眼下除了浙江、广东、福建之外，南方各省的总督、巡抚基本上都跟他关系紧张——当然，这也是因为左宗棠要向朝廷表忠心，有意识地疏远那些湘军将领……但不管怎么说，反正左宗棠人缘儿不好，想弄到大把银子，挺不容易。

单说眼下吧，左宗棠大军马上要开拔，可是凑出来的银子远远不够，所以左宗棠希望胡雪岩能帮帮他的忙，先“垫支”二十万两银子。

垫款来了。垫款，这就是商人和官府“勾结”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是商人畏官如虎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官家需要的银子数额极大，又没信誉，弄走商人的钱儿，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偿还。结果是连“垫”带“拖”，在大清国，不知有多少商人就这么被活活“垫”死了。

如果胡雪岩纯粹是个“官”，左宗棠不可能让他“垫”钱，因为一个当官的理论上来说，手里根本没有银子。

如果胡雪岩纯粹是个“商”，从不与官府打交道，那左宗棠根本就不会找他“垫”银子。

哎，活该老胡倒霉！他这人是“半官半商”。

既然是当官的，你得忠君报国吧？既然是商人，你手里当然有钱。

有钱，又要“忠君报国”，结果这二十万两银子全压在了胡雪岩一个人肩膀上。

你垫不垫吧。

这种时候，胡雪岩再想说“不垫”也不行了。

既然躲不过，干脆也别躲了，老胡把作为“商人”的一肚子委屈全都忍住，仰起一张“官脸”，笑嘻嘻地说几句漂亮话儿，表表忠心：国家有事，俺们就应该尽力！大帅您别担心，钱不成问题，我钱庄就有，调个二十万两银子支持西征，问题不大。

老胡这一招儿叫“坦白从宽，争取主动”。自己坦坦白白地表个态，热热闹闹地支持一把，这样真的就会比较主动了。

至少现在人家胡雪岩热烈拥护，“主动”表态，大大方方地提出“垫支”二十万两银子，左宗棠也就不好意思让他垫三十万、四十万或者五十万了……

理论上容易，实际呢……

2．无底洞

话说胡雪岩咬紧牙根，拼了老命，硬是从阜康钱庄凑出二十万两银子，“垫”进西征军的军费里去了。

其实作为一个从事“金融业”的商人，早在勾搭官府的第一天，胡雪岩就作好了给官府“垫款”的准备。现在也不过是把“准备”变成了实际行动。

有了钱，左宗棠率领大军直奔西北而去。胡雪岩留在上海，接着替左宗棠管理后勤，拿他自己“垫”出来的银子给湘军买军火，买粮食。

可军饷这个东西就像个“无底洞”，有多少银子也填不满！

眼下左宗棠带着几万大军在前线打仗，那钱花得像流水一样！眨眼工夫，前线的几十万两银子已经用得差不多了，左宗棠又给胡雪岩来信，让他想办法再“弄”四十万两银子。

四十万！没错，胡雪岩是阜康钱庄的老板，这家钱庄在南方钱庄界是首屈一指的大买卖。可老胡毕竟开的是钱庄，不是银矿！上回二十万两的窟窿还没堵上呢，再让他从钱庄里抽出四十万两银子“垫给”西征军，胡雪岩是真“垫”不出来了。

没办法，老胡只好给左宗棠写信商量：要不咱跟洋人借点钱吧？跟洋人借钱，这在当时的大清国，还没有成功的先例。

早先朝里主事的恭亲王奕诉动过这个脑筋，想跟洋人借一千万两银子的贷款，把这笔银子用来造船——因为当时大清国最大的危机来自海上，巩固海防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件大事。

其实恭亲王的提议跟左宗棠建设福州船政局的想法是一回事。可恭亲王想事儿没有左宗棠这么周全，不是一点一点地跟朝廷要钱，而是一次就提出借一千万两银子的洋债！结果把慈禧太后给吓着了，这个事儿没批下来。

——从此大清国就没人再提“借洋债”的话头儿了。

现在左宗棠大军西征，要钱要得这么急，胡雪岩囊中羞涩，实在没辙了，又跟左宗棠提起借洋债的事儿来。

左宗棠也知道胡雪岩没辙了。

毕竟上次垫的二十万两还没还给人家，现在又让老胡加倍垫钱？而且依着战场上的情况看，这四十万两银子也对付不了多久，下一回的军饷数额恐怕还得再加倍！这么搞法，三垫两垫还不把胡雪岩给“垫死”了！

确实，左宗棠左大帅也是个“官儿”，是官儿，就会本能地总想沾“商人”的便宜。可左大帅绝不是一个坏人，所以他还算有良心，并不打算“垫死”胡雪岩。

可打仗没军饷也不行呀……

眼瞅着实在没办法了，左宗棠只好上奏朝廷，请求尽快筹借一笔洋债，用来解决西征军的粮饷问题。结果跟恭亲王搞的那回一样，朝廷不批！

不让借洋债，那咱就借中国人的债吧。

胡雪岩就在上海折腾开了。到处找熟人，逮谁跟谁借钱。

老胡这次借款打的是朝廷的旗号，借的是军饷，这些军饷都是由各省“协饷”和海关收入做担保的，所以还款应该没啥问题，定的利息也挺高。再说了，老胡这回又是拿官府说事儿，搞“劝借”。“劝借”这个玩意儿跟早年的“劝捐”异曲同工，那家伙是相当厉害！一般的商人见了他就尿裤子！谁敢不借？

所以胡雪岩这次在上海筹银还挺顺利，个把月就“借”回来四十万两银子，给左宗棠送去了。这一大笔钱又支撑了一段时间，左宗棠那边又来信了：仗打得太凶，钱又不够用了，你赶紧给我再“弄”一批来！

还“弄”？得，那就弄吧……

胡雪岩又出来满街转悠，逮谁跟谁借钱。可上回借过钱的，人家这回不可能再借给他了。上回没借过钱的富商，也早知道胡雪岩现在跟个强盗一样见人就揪住“劝借”，怕了他了，早就吩咐门房儿：要是胡雪岩登门拜访，你就说我不在，回老家了，出洋了，死了……爱怎么编都行，反正不能让姓胡的进我的门儿！

结果这一次胡雪岩是无论如何也“弄”不到钱了。

没办法，老胡自己从钱庄里“弄”了五万两银子，又硬着头皮找好哥们儿古应春借了五万，凑成十万两银子，给左宗棠送去了。

一看只送来十万两银子，左宗棠不高兴了：你当是打发要饭的呐！转运局的差事怎么办的！

可老左对胡雪岩这人比较了解，知道老胡办事很尽心，现在忽然搞这么一出儿，肯定有他的原因。所以没骂街，而是派专人从西北赶回来询问情况。结果胡雪岩诉了一顿苦，回过头来又跟左宗棠商量借洋债的事儿。

眼看转运局这边实在没咒儿念了。没有银子仗就打不下去，左宗棠只好把牙一咬，又上奏折，要求跟洋人借一百二十万两银子的洋债。

这一回，左宗棠把前线的战况说得格外严重，跟朝廷大吵大闹，诉苦，说理！

——实在是顶不住了，再不赶紧把军饷送到，前线就玩不转了！要是西北打败了，我可不管……

要换了别人，想说服大清朝廷答应“借洋债”，很难。可是左宗棠想借洋债，相对比较容易些，因为当权的慈禧太后非常宠信老左。

自打鸦片战争以来，大清国的四万万子民对统治他们的这帮大清权贵越来越不待见了。觉得这帮家伙不学无术，狗屁不通，一个个除了贪污受贿就是吃喝嫖赌，简直就是一群蛀虫（其实这也是实情）！尤其是靠着剿灭太平天国才崭露头角的这帮实力派“新贵”们，对满人的鄙视更是明显。

头一个曾国藩，倔头倔脑，动不动就跟皇上争，跟太后吵，把前头那位咸丰皇帝气得没法儿！后来咸丰死了，他又把慈禧太后“堵”得够戗！

另一个李鸿章，平时虽然不哼不哈的，其实这人孤傲得很，谁都瞧不起，整天拿着个劲儿。虽然不明说，可慈禧太后多敏感呀，早就感觉出来了。

——孤傲也没辙，那是人家的个性。李鸿章本事大，慈禧离了他还真不行，只好假装不知道算了。

相对于曾国藩和李鸿章，慈禧太后觉得左宗棠这人可爱得多。

要说左宗棠身上，其实“毛病”也不少，脾气直，嘴碎，心眼儿也有点小，可是他对皇上对太后最忠诚，又特别能打仗，哪儿有危险他往哪儿冲！所以在最近升上来的这帮汉人新贵里，慈禧太后最器重左宗棠，后来还让他当上了军机大臣。

别看李鸿章权倾朝野，主政二十多年，可他就从来没当过军机大臣。曾国藩就更别提了，剿完太平天国之后，老曾让慈禧太后给整屁了！那叫一个郁闷……

现在，“可爱的”左宗棠提出想借一笔洋债打仗用，慈禧太后琢磨了好一阵子，勉强答应了。

3．借了又借

朝廷答应借洋债了，左宗棠立刻让胡雪岩在上海找洋行商量借款。

借款一百二十万两！这笔账如果到时候还不上，算谁的？

——还不上，当然（当然？）算在你胡雪岩头上。

是啊，胡雪岩不是喜欢勾搭官府吗？既然要勾搭，就得给官府“出血”！

早先左宗棠一句话，胡雪岩直接垫进去二十万两银子，现在他实在是垫不出银子来了，左宗棠又是一句话，胡雪岩就得拿着自己的阜康钱庄做抵押，冒着破产倒闭的风险替左宗棠借洋债。

要不全江南那么多大商人全都不敢跟官府打交道呢！人家傻吗？不傻！群众的眼睛永远是雪亮的！官府是怎么回事，这些商人心里有数得很！

当然话说回来了，胡雪岩也不傻。他跟官府打交道这么些年了，什么邪事歪事没撞上过，不都一次次扛过来了吗？

这回还是跟以前一样，胡雪岩没什么退路可想，只有咬牙硬上。要么把事儿扛过去；要么，就被官府的差事压成“肉饼”。

这时候，胡雪岩又使出他的绝招儿——“跳出事外回头再看”。

这回头一看，就发现转机了。

首先，左宗棠这次借洋债，只是因为他眼下急着用钱，“周转”不开。如果让他缓上半年时间，这笔钱就可以周转过来了。

当时大清国共有十个省在向左宗棠的部队提供“协饷”，其中三个省的“协饷”绝对可以保证到账，每个月共有十八万两银子，半年正好是一百零八万两，这离一百二十万的数字只差十二万两。

——就是说，只要胡雪岩再想个办法从什么地方弄到十二万两银子，这笔一百二十万两的借款就有了着落了。

要说十二万两银子，说少不少，说多，也真不多。如果事到临头真没辙了，胡雪岩咬咬牙，从阜康钱庄再“垫付”一笔，也能应付过去。

好家伙，前头已经垫进去二十万两了，还“垫”呐！不垫？不垫可得行啊！

胡雪岩现在是“布政使衔福建候补道员”，是“上海采办转运局委员”，是拿国家工资的公务员（月薪五十两），是左宗棠左大帅的“后勤部长”兼铁哥们儿，最后才是阜康钱庄的老板……

“勾结官府”都勾到如此程度了，还想下台？甩手儿走人？

没有台给你下啦！兄弟，没有台给你下了……

既然要借洋债，胡雪岩当然又把他的那位好兄弟古应春找来了。俩人一商量，决定找英国人开办的汇丰银行借款。

很快，古应春出面约来了汇丰银行的经理麦林，和胡雪岩见面。一提要借一百二十万两银子，麦林第一句话就是：“你拿什么担保？”

“拿阜康钱庄担保行不行？”

“不行，这是公家借钱，私人钱庄我们信不过。”

“那您说，我拿什么担保你才信？”

“让各海关出票据作为担保才行。”

麦林干吗提这个要求呢？因为当时大清国通商口岸设的海关，都被洋人控制了，税务司是外国人。所以汇丰银行这边觉得外国人出来用海关税银担保，特别保险。

必须承认，人家汇丰银行的这个想法确实很有道理。

于是胡雪岩回过头来跟左宗棠商量，说洋人说了，要海关出票据做担保，您看这一点能不能做到？

左宗棠一琢磨，嗯，问题不大。原本浙江每个月要给西征军七万两“协饷”，半年的话，六七四十二，浙江应该拿出四十二万两银子来。那么浙江海关就可以出个四十二万两的票据担保。

福建的“协饷”是四万一个月，四六二十四，闽海关出二十四万两的票据。

广东也是四万一个月“协饷”，半年也是二十四万两，粤海关出这个票据没有问题。

江海关（上海海关）一个月给“协饷”三万，半年是十八万，这个也能敲定。

至于剩下那十二万嘛，得！就让湖北出“协饷”，一个月两万，半年十二万，由湖北的江汉关（汉口海关）出票据。

几笔银子加起来，这不就是一百二十万两嘛。

齐了。

借洋债的事儿全商量妥了，左宗棠就上了一道《尊旨宽筹饷项以支危局折》，为了给朝廷省事，左宗棠干脆把借债的具体事项都给设计好了。

这一百二十万两银子分别计算到各地海关的头上，其中闽海关代借二十四万，粤海关代借二十四万，浙海关代借四十二万，江汉关代借十二万，江海关代借十八万，由每个海关出票，让各省督抚加盖官印，用这些票据做抵押，在下半年分成六期把债还清。

奏折送上去，慈禧太后一看，哟，搞得很好嘛，一笔一笔算得很清楚嘛，一百二十万两银子分成五份儿之后，看着也不是很吓人嘛，就这么办了！

啪！玉玺往上一盖，给左宗棠发下来了。

左宗棠赶紧通知胡雪岩，胡雪岩赶紧找汇丰银行的麦林。麦林一看，大清国皇帝答应了，海关票据也开出来了，几个省巡抚的大印也都盖上了，很好嘛！就把一百二十万两银子交给胡雪岩了。双方商定：这笔借款，利息一分。然后胡雪岩上报左宗棠：大帅，搞定了，利息一分二厘五……

看到这儿，可能所有读者都是一愣。嘿！胡雪岩这小子干什么呢？这不是捣鬼吗！

对，老胡在跟洋人借款的合同上捣了“鬼”了，多报了二厘五的利息。

这个事后来朝廷也发现了，就下旨查问。左宗棠上了个奏折，解释了一下儿：因为这笔钱是用英镑借款，再折合成白银。而英镑和白银之间的汇率经常发生波动，所以在利息上多打出这二厘五来，是怕万一英镑汇率波动，导致实际的还款数额增加，让胡雪岩这个借款的经手人吃亏。

对呀，这笔借款最终还清也就罢了，如果出了纰漏，责任是要落在胡雪岩身上的！人老胡一个商人，拿自己的买卖为国家的借款做担保，已经很不容易了，万一“汇率”影响，导致胡雪岩再赔了钱，那就真是不好意思了。

哦，这么个事儿……

慈禧太后宠信左宗棠啊。得，老左都说这话了，干脆就这么着吧。

其实，这多出来的两厘五的利息，是胡雪岩给自己留的回扣。左宗棠也知道是回扣，但老左觉得胡雪岩为借洋债费这么大劲，担这么大风险，吃点儿回扣是应该的，就让他吃吧。

好家伙，想不到借个洋债，胡雪岩居然弄到手这么大一笔回扣！

——说多，也不算多，因为这是杀头的风险。

尤其是和胡雪岩为借洋债而担的风险，和老胡这几年前前后后被官府变着法儿“套”进去的钱相比，这二厘五的回扣，就更显少了。

这时候可能有人问了：借洋债不是由各省海关担保吗？老胡担什么风险了？

——洋债是用各省送来的“协饷”还的。海关担保，只是保证这些“协饷”一定会送来，但不能保证“协饷”准时送到，晚一个月？晚俩月？都难说……

可洋人不管你这套，人家是到日子就要收钱，晚一天都不行！如果到日子了官府拿不出钱来，那洋人不是去找官府要债，而是找胡雪岩说话！

这么一来，一旦“协饷”拖欠了，差的这部分钱就必然要由阜康钱庄“垫付”。然后等什么时候“协饷”到账了，再还给阜康钱庄。

眼下胡雪岩才借了第一笔洋债，可后来他又出面替西征军借了好几笔洋债，总计一千七百多万两，加上利息，更是多达两千五百万两。这么大数额的借款都要由“协饷”来偿还，而“协饷”一旦被拖欠，阜康钱庄就必须出面“垫付”。每一笔“垫付”的金额，少则十几万两，多的可能达到几十万两。

至于阜康钱庄在后面这些年一共“垫付”过多少笔银子，史料没有记载，但我们可以推测得出，这种“垫付”的现象会是经常性的，而且是无法预知的。

这些“垫付”，会对阜康钱庄的正常运作造成相当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隐伏着巨大的危机。作为一家私营钱庄，要经常应对这样不定期限、不定数额的大笔“垫付”，压力是非常大的！

单就从这一点来说，朝廷给阜康钱庄一定数额的回扣作为补偿，理所应当。

4．捐了又捐

要说“借贷消费”可真是太爽了。就因为太爽，所以容易上瘾。

就在借了第一笔借款之后，第二年，头一年那笔洋贷款刚刚还清，左宗棠又写信给胡雪岩：你再给我借一笔贷款吧，这次咱少要点儿，一百万两就行。

——这就是俗话说的“债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咬”。借都借了，一笔还是两笔，有啥区别呢？反正咱到时候还上就完了呗。

那当然，胡雪岩也没二话，直接又照去年的办法替左宗棠借了一百万两银子。

这时候左宗棠说了：老胡，银子到手之后，你给我买大炮，买洋枪！多买！有了这些家伙什儿，我在前线这个仗就好打了。要知道，左宗棠大军在西北前线的仗打得太艰苦了。

西北是偏远荒凉，酷寒之地，数不清的老百姓死于非命，剩下的也都流离失所，动不动就几十里地看不见人烟。左宗棠的部队远道而来，新兵多，装备又差，结果仗打得非常艰苦，当兵的死得太多了！光是一个灵州金积堡就整整打了一年零三个月！连湘军名将肃州总兵刘松山都战死了……

就在这个时候，胡雪岩用“洋贷款”在上海从洋人手里买的德国造后膛螺丝开花大炮运到了！这家伙往阵地前沿一架，“咣咣”几下子，金积堡的城墙就给炸了个大窟窿！

说真的，这还是左宗棠和他的部队第一次拥有如此犀利的武器，这一下可把左宗棠高兴坏了！

在这次西征中，左宗棠的部队遭遇到极大的困难，胡雪岩在后方帮着筹集粮草军火，转运到前线，又借了两笔洋债，解了左宗棠的燃眉之急，立了大功。所以左宗棠对胡雪岩的评价极高，在给朝廷报功的奏折里专门提到胡雪岩，认为老胡的功劳，和前线浴血拼杀的将士一样。

与此同时，左宗棠又给胡雪岩来信了：老胡，眼瞅着夏天快过去了，甘肃这边冷啊！我这帮当兵的衣服单薄，到了冬天那真冻死人呐！你想办法给弄点棉衣吧，最好要加厚加长的。我们这边太冷，真冷！

没问题，胡雪岩是转运局委员，管的就是后勤的事儿，棉衣好办，拿出银子找人缝制出来往前线送呗。

问题是，眼下没有这笔银子。

左宗棠的部队一直是非常非常穷，非常非常紧张！虽说借了几笔洋债，可那些洋债都拿来买枪炮了。当兵的在前线打仗，吃不饱穿不暖，现在左宗棠让胡雪岩给他想办法解决棉衣的问题，可湘军后勤的账面儿，哪儿有这笔钱呢？

其实左宗棠跟胡雪岩商量棉衣的事儿，暗里的意思很清楚：现在前线太困难，到了冬天那真要冻死人的！所以无论如何棉衣必须要做，如果真是拿不出钱来，你胡雪岩能不能给“想想办法”？

想办法？想什么办法，无非又是“垫付”呗。

——不，这次还不能叫“垫付”，得叫“捐”。

因为“垫付”的钱等于是借的，将来总得还给人家；捐的钱，就不用还了。现在左宗棠的部队都穷成这样了，让他还钱，他怎么还呢？所以老左希望胡雪岩能站出来，在上海挑个头儿，找有钱人想办法“捐献”一批棉衣。

看到这儿，可能读者已经笑了：这不就是前文提过N次的“劝捐”吗？

——对，就是“劝捐”。左宗棠先“劝”老胡，然后再让老胡去“劝”别的富商。反正棉衣是一定要的，而且越多越好。

以前光看见胡雪岩找别人“劝捐”，这回他自己也被“劝”了一把。

不过老胡和左宗棠也算是至交了，又管着西征军的后勤，知道左大帅的为人，更知道西征军在前线遇到的困难。

胡雪岩这个人性格比较偏激，或者说“有激情”吧，绝不是一台麻木死板冰冷冷的“赚钱机器”。当年老胡为了给王有龄筹粮，咬着牙把阜康钱庄的上海分号透支一空，今天为了西征军几万将士，这笔做棉衣的钱，他怎么都要垫出来。

——做大事的人，得有激情，得能被感动。那些麻木冰冷半死不活的人，是做不了大事业的。

现在左宗棠为了当兵的穿件棉衣，低声下气来跟胡雪岩商量，胡雪岩就被感动了。啥也没说，立刻就拿出一大笔银子赶制了两万件棉衣棉裤，全都是加长加厚的，抢着往西北前线运送。

同时胡雪岩也没闲着，立刻在上海、杭州、绍兴、宁波到处奔走，替前线的将士“劝捐”，前后三个多月时间，总计又“劝”回来八千套棉衣棉裤，一起送到甘肃去了。

这一年冬天，甘肃那边儿格外的冷，呵气成冰，撒泡尿落到地上冻个小冰柱儿！左宗棠的部队就靠了这近三万套棉衣熬过了这个残酷的冬天。

胡雪岩真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好事儿！胡雪岩这一辈子做好事儿的次数已经不少了。

自打有了钱，老胡在杭州一带修桥补路，在家乡常年摆茶摊，让过路人无偿地歇脚，喝茶解暑，同时免费发放避暑药。冬天舍棉衣，荒年派大米，穷苦人家死了人无钱掩埋的，老胡这边儿舍棺材……好事做得是真不少，在杭州，“胡大善人”这个名字叫了好多年，名副其实。

相对而言，这些善事都是“小事儿”，大事儿老胡也常干！

江苏沭阳闹了灾，胡雪岩一次就捐了三万串钱（大约合三万两银子吧）；山东旱灾，老胡直接捐银子两万，大米五千石，后来又捐三千一百串钱，又帮着在上海给山东老乡们“劝捐”棉衣三万件；山西有灾，老胡一捐就是一万五千两；河南又有灾，老胡又捐一万五千两；直隶水灾，老胡捐出白银一万两，棉衣一万五千件，外带牛具，种子；后来直隶那边说了：天津受灾特别重，你再捐点儿。老胡二话不说，又捐一万串钱！

陕西干旱，这是左宗棠的地头儿，更要多捐，老胡本打算捐两万两银子，一万五千石大米，后来左宗棠说了，西北离得太远，路不好走，大米转运不方便，你别捐米了，折成现钱吧，结果老胡一捐又是五万两！多了去了！

——所以说，胡雪岩成了红顶商人，赏穿黄马褂，紫禁城骑马！靠什么？人家靠的是“行善”，踏踏实实为国家和百姓做点好事……

第十五章　一场撬米恶斗

1．撬米行

且说胡雪岩在上海主持西征军“采办转运局”这段时间，东“垫”一笔、西“捐”一票，压力越来越大。眼看着自己手里的买卖都受了影响，老胡非常郁闷，就想着抓个机会做几笔大生意，多赚几两银子，缓解一下眼前的困难。

可是做啥生意呢？偏巧这一年浙江这边风调雨顺，稻米大丰收，上海“转运局”用低价囤了一批大米，准备往西北前线转运。

可是因为路途遥远，路上又不好走，大米的转运不算很快，很多米都压在仓里，胡雪岩就看中这个机会，想打个时间差，拿压在粮仓里的大米做笔买卖，赚一笔现银，然后再用这些银子到浙江低价收米，重新把西征军的仓库装满，这样既不耽误军情，自己也能发笔小财。

眼下的问题是，这批大米卖给谁呢？

正好这一年山东巡抚丁宝桢上奏朝廷，说山东发生旱灾，鲁南尤其严重，沂水一带小麦减产四成以上，粮食不够吃了，官府急着收购一批大米回省赈灾。胡雪岩就盯上这笔买卖了，准备把山东出来买米的人拉过来，把手里这批大米卖给他。

——山东有灾，胡雪岩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不久前山东巡抚丁宝桢派人找过老胡，告诉他山东旱灾，民情困苦，希望胡雪岩这位以“急公好义”闻名天下的江南富商能捐出一笔银子，帮着赈济一下灾民。

丁宝桢这个人性格刚烈，清廉正直，在山东当了十年巡抚，政绩卓著。这样一位好官请老胡帮忙“捐”几个钱，胡雪岩不好拒绝吧？所以老胡就弄了一万两银子捐出去了。

捐银子的同时，胡雪岩马上就想到，山东闹灾，当地的大商家肯定会抓住这个机会购进大批粮食到灾区去卖，所以最近这段时间肯定会有山东粮商跑到上海来买米。

——这样一来，胡雪岩想指望大米赚一票，就有戏了。

胡雪岩就让阜康钱庄的跑街伙计们特别注意山东粮商的消息，没几天就得到信儿，还真有一个大粮商到了上海。

这个人叫潘家祥，山东省内数一数二的大粮商。胡雪岩跟他没打过交道，可也知道商场上有他这么一号人物。现在知道这个人到上海来买米，赶紧通过种种渠道打听到他上海的住处，自己提着礼物登门拜访。

胡雪岩的大名，潘家祥更听说过了。知道这个人是二品顶戴又管着“转运局”的事儿，在浙江省内手眼通天，特别有办法，想不到这么个大人物亲自登门拜访，老潘也挺高兴，俩人坐到一块儿，几句话就扯到正事儿上来了。

胡雪岩就说了：“我手里有批大米要卖，不知潘老板有没有兴趣？”

结果老潘说了：“不好意思，我这次买米的事儿基本上已经谈妥了。”

“跟谁谈的？”

“隆昌米行，我们两家是老关系了。”

这个隆昌米行也是上海滩的一家大买卖，很有实力。它的大东家是苏州的乡绅，平时不到上海来，经营这家米行的业务经理叫谭柏年，那也是米行里的能手，很有名气。

潘家祥是个大粮商，年年要到上海买米，一直都是隆昌米行固定的大客户，和谭柏年混得老熟了，今年他当然还是跟老谭做生意。

确实，这些做大买卖的商人都喜欢在“关系网”里翻跟头，熟人对熟人，这样做着比较保险。

可咱们老胡在粮食行里就没有这样的“关系网”。因为胡雪岩在上海的买卖主要是钱庄、典当、生丝三大项，粮食这一行他以前从来没做过。这回老胡是为了能临时捞一票，硬把手插进来，跟行里这些人都不熟。

现在老胡好不容易拉到个大商家，想不到人家已经先跟别人把买卖谈妥了，这可真够扫兴的。要搁平时，“买卖不成仁义在”，这次没机会合作，大家拱拱手，就算认识了，以后再有机会还可以做买卖。

可问题是，胡雪岩今天真的非常想把这笔买卖做下来。因为他最近被“垫款”、“劝捐”这些事闹得很烦。心里这一乱，做买卖的规矩也有点儿乱了，当场决定：把这笔买卖从隆昌米行手里抢过来！

这在买卖圈儿里有个术语，叫“撬行”。

结果胡雪岩站起身来说了一句话：“不管隆昌米行给你开的是什么价，我这批大米，每石的价格比它们低五钱银子。”

好家伙，老胡这个价儿让得够宽的！因为胡雪岩心里有底。

老胡管着“转运局”的事儿，他手里这些米是通过地方官府收上来的。因为收购的量特别大，又有左宗棠这个后台，所以大米的收购价比较低。胡雪岩早就把账算清了，知道自己就算每石大米按市价低五钱出手，还是有赚头。

一听这个报价，潘家祥乐了！

一石大米便宜五钱银子，那一万石大米的差价就是五千两银子，十万石就能差出五万两银子！这可是一笔巨额利润！老潘大老远从山东跑到上海，干吗来了？赚钱啊！

就冲胡雪岩报出的这个价儿，潘家祥当场就表了态：要是真依着胡老板的报价，我这批大米就从你手里买了！

眼看自己这次“撬行”非常成功，把一笔大买卖抢了过来，胡雪岩也很高兴，两人当场拿出纸笔写了个合同，签字画押，一人一份儿收好，又扯了几句闲篇儿，老胡告辞出来，就等着收钱、发米了。

这么大一笔买卖，胡雪岩说“撬”就给“撬”过来了？有这么容易吗？

2．反撬

胡雪岩这人是个商业奇才，可话说回来，那么大一个上海，“商业奇才”岂止胡雪岩一位？那些个大商号的大掌柜，哪一位不是商业奇才？胡雪岩想一个回合就打败上海粮食行的巨头隆昌米行，恐怕没这么容易吧。

这边儿，潘家祥在价格上得了便宜，一高兴，直接跟胡雪岩把合同都签了。回过头来，老潘当然得跟自己合作了多年的老朋友——隆昌米行的大掌柜谭柏年聚聚，把这次买米的事儿说说清楚。

于是潘家祥在大饭馆儿里摆上一桌上等酒席，把谭柏年谭大老板请出来吃饭。几杯酒下肚，两人脸上都泛了红，潘家祥这才跟谭老板说了：老谭，不好意思，我这次跟别人拿了一批大米，为什么呢，人家的米价低呀，一石大米比上海市价低五钱银子……

——比市价低五钱？上海粮食行里没有这个报价！

谭柏年赶紧问：“这价儿谁出的？”

“胡雪岩。”在那个年代，上海滩上一提“胡雪岩”三个字，没有不知道的。

一听是胡雪岩撬了他的行，谭老板的脸色就不好看了。

胡雪岩是大商家，钱庄买卖江南第一，实力雄厚，这个谁都得承认。可你姓胡的是开钱庄、做生丝买卖的，我们是粮食行，大家各做各的，井水不犯河水！就算你姓胡的也想做粮食生意，好歹你得开间米行，把招牌打出来吧？

现在可好，这个姓胡的仗着自己有官府做后台，嘴大吃八方，什么便宜都占，硬是拿着官仓的大米跟他们这些粮商竞争，插进一脚“撬”了自己的行，这明摆着就是仗势欺人不讲道义！

——得，也就是在大清国那会儿，胡雪岩这么干没人管，要在今天，老胡敢这么干，直接入监了……

可现在不是骂街的时候，人家老胡报的价钱确实低！要想跟他竞争，隆昌米行这边也得降价。可要是按老胡那个价儿走，隆昌这边一毛钱都没得赚了。

谭柏年这个人也是生意场上的老行家，心里再气再恨，脸上一点儿不带出来，端起茶碗喝了口水，就这么一眨眼工夫，已经把事情里里外外琢磨透了。

潘家祥是个大客户，像这样的客人，上海所有米行都在争夺，这次一笔买卖拉不住他，以后再有其他的买卖，老潘就不一定再找隆昌米行做了。

而且隆昌米行拢不住潘家祥，别的粮商会怎么看？那还不得觉得隆昌米行底子不厚，他谭柏年没有本事？

眼前这个事儿，买卖是其次，要是这么个人让胡雪岩给拉过去，那隆昌米行不但损失银子，还损失面子！

——大买卖人做生意，眼光要放长远，要会算“大账”！为了长远利益，今天吃点亏也值！

想了一圈，谭柏年决定：潘家祥这个大客户不能被别人挖走！眼下这笔买卖就算白做，不赚钱，也要保住隆昌米行的声誉！接下来，就要看隆昌米行这位谭老板的本事了。

拿定主意之后，谭柏年放下茶碗，把脸儿一抹，立刻换上了一副“神秘”的表情，嗓门儿也压低了：“老潘，胡雪岩这个人，你了解吗？”

潘家祥是山东商人，可他经常往江南跑，对胡雪岩，潘家祥了解得跟别人一样多这个人开钱庄，开当铺，分号遍天下，连北京城里都有人家的两间银号，真正的大商家，阜康钱庄的信誉也不错，尤其在江南特别吃得开。另外姓胡的还跟官府勾结，是个什么“布政使衔记名道台”，替左宗棠的西征军管账……

——对呀！我以为你老潘不知道这些“内幕”呢，闹半天你知道！

谭柏年就说了：这个胡雪岩是什么人？官府的人啊！你光想着跟他做买卖有便宜占，就不想想，他手里的大米怎么卖得这么便宜？那不定是什么货色呢！到时候姓胡的收了你的银子，给你弄来的都是陈年老米，再掺点沙子，加点儿黄土，抓起一把米来，半把都是老鼠屎……你怎么弄啊！

“要不我先让他带着看看货？”

“看货？你知道他那个‘转运局’里有多少个米仓？到时候他带你去看一仓新粮食，装货的时候给你装陈米，等出了毛病你再找他，那就来不及了！”

一句话把潘家祥吓得直缩脖子：“不至于吧！”

“咋不至于，官府！那里头有讲理的人吗？米次点儿就罢了，到时候他要是不按时交货呢？拿了你的银子，他不吭声了，拖你个一年半载，到时候你找谁要去？胡雪岩是陕甘总督左宗棠的人，在江南一带势力大得很，松江知府都不敢动他！你一个外地人，从他那儿拿米，你这不是找倒霉吗？”

——你看谭柏年这人厉害不？这几句话说得，字字着肉，句句透骨！

在大清国，官府可不就这样吗……

到这会儿，潘家祥还敢跟胡雪岩打交道吗？

眼看把潘家祥唬住了，谭柏年一伸手，热热乎乎，把潘家祥的手给攥住了。

“老潘，幸好你跟我商量得早！你不是没给他钱吗？这么着，这批大米你还从我手里拿。姓胡的那边，你别搭理他了。”

“可我跟姓胡的把合同都签了……”

“撕了呗，最多赔他一笔钱。我给你的这批大米，价格按姓胡的报的价儿走，这一笔买卖我不赚了，就当是给你帮一回忙！我和你老潘这么多年交情，别处不敢讲，在上海这个码头上，我绝不能让你吃了亏！”

要不说谭柏年也是商场上的能人，嘴皮子是真利索！这套话往外一递，把潘家祥感动得眼泪都快下来了。

当下潘家祥跟谭柏年说定了买米的事儿，一秒钟都没耽误，立刻就回来找胡雪岩，跟老胡说了：眼下有急事，马上要回山东，这批大米先不买了，合同作废。按行规该赔多少钱，他愿意包赔。

这一下子轮到胡雪岩傻眼了。

老胡眼下做的这笔买卖属于“短、平、快”，这边儿跟潘家祥定了合约，同时他就派人到浙江收米去了，现在潘家祥忽然改了主意，胡雪岩真有点抓瞎。

当然，胡雪岩不可能因为“毁约”的事儿让潘家祥赔钱，要是这么做，他不但永远失去了潘家祥这个客户，而且太没气度，传出去很不好听。老胡是上海的大商家，名声要紧，以后他还得混呢……

所以老胡根本不提合同的事儿，而是说了些客气话，想把潘家祥稳住，同时拿话绕他，想弄清老潘为什么忽然毁约。

毁约的原因嘛，潘家祥当然不肯说。只是一口咬定自己眼下暂时不打算买米了。

这种情况下，胡雪岩当然也知道自己这是让别人“撬行”了。可是跟潘家祥打听是谁“撬”了他的行，人家也不可能告诉他。

再说了，这时候问这个，属于废话，眼前的生意要紧，分秒必争！老胡一咬牙：只要你肯买我的米，价钱还可以再商量！

还商量啥呀，别商量了……

这帮买卖人，该胆大的时候胆子最大，该小心的时候，也最小心。现在潘家祥听了别人的挑唆，已经信不过胡雪岩，老胡说啥也没用了。

——商人，做的就是信誉，这两个字真是比金子还值钱！如果“信誉”上出了问题，哪怕是胡雪岩这样的超级大老板，也会失去生意伙伴。

但话说回来，信誉，是一个商人用自己的品行和行为一点点堆积起来的。胡雪岩一向是个守信重诺的合格商人，这次他也没打算用陈米次米坑害潘家祥，分明是让隆昌米行的谭老板“陷害”了嘛。

——不，这一次生意失利，是胡雪岩的错。

拿官米来和粮商抢生意，本来就不应该，胡雪岩是在利用他那“不官不商，半官半商”的奇怪身份给自己“捞”钱。可也正是这个奇怪的身份，让他失去了应有的信誉。

3．非常手段

不管怎么说吧，潘家祥这个客户算是没戏了。

眼瞅着煮熟了的鸭子就这么飞了，胡雪岩心里那个窝火！问题是胡雪岩现在已经骑虎难下，手里这批大米必须尽快卖掉，不然等浙江的新米收上来，这边儿的仓库里还满着，他就没法儿交代了。事到如今，只好死磕到底！无论如何把这笔买卖再夺回来。

要想夺回买卖，第一步就得先弄明白是谁“撬”了老胡的行。其实这时候胡雪岩已经隐约猜到了，这个“撬行”的人很可能就是隆昌米行的谭柏年。因为这笔买卖本来就是自己从人家手里“撬”过来的，只有姓谭的知道内情。

结果一打听，还真是他！到这时候，两个大商家狭路相逢，谁也没法退让，胡雪岩只好下死手了。于是老胡把他在上海那帮朋友什么古应春、朱福年、漕帮尤老五都请来吃饭，酒席上几个人闲扯，胡雪岩挑个话头儿，就评论起上海滩这帮大商人来了。

胡雪岩挑起这个话题，当然是故意的。所以酒桌上这哥儿几个提起这个老板，老胡踩两下，说起那个掌柜，老胡摇摇头，最后还是老胡自己把话头扯到隆昌米行的谭柏年身上，说了：谭柏年这人我挺佩服，人厚道，名声特别好，做买卖最可靠！

胡雪岩这么一说，酒桌上这几位就不服气了。

大家都是场面上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关系网。现在胡雪岩这个瞧不上那个看不起，专门就说谭柏年好。弄得另外几位心里不太高兴，尤老五就说了：姓谭的奸得很，不是东西！整天拿着东家的钱做“小货”！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不知道！我们漕帮就是吃这碗的，上海米商的那点猫腻没有我不知道的，姓谭的赚的黑钱都存在裕和钱庄里……”

一听这话，胡雪岩暗暗点头。

——嗯，今天吃这顿饭，“套”的就是这个消息。

打听到谭柏年的老底，下一步，胡雪岩就去找裕和钱庄的谷老板，请他吃饭。

在那个时代，钱庄跟钱庄之间因为经常要互调头寸，加上“银票通兑通存”的惯例，所以这帮钱庄老板互相都混得很熟。眼下胡雪岩已经混成江南钱庄业界的老大了，他请客，裕和钱庄的谷老板当然也得买他的面子。两人找个馆子吃了一顿。

喝了两杯酒，胡雪岩说了：阜康钱庄打算往裕和钱庄里存二十万两银子，存期一年，不要利息——就是说这二十万两银子等于借给谷老板白用一年。条件是，老胡想知道谭柏年在裕和钱庄存款的具体情况。

一听这话，谷老板眼珠子瞪得跟包子一样！

泄露储户的秘密，这是钱庄业的大忌！别说借二十万头寸给裕和钱庄，就算白送二十万两银子给谷老板本人，老谷也不能做这种事儿啊！

——要说胡雪岩也不对，你在江南钱庄业里坐着头把交椅，大家伙儿都拿你当榜样呢，怎么现在提出这种要求来了？你这是“坏规矩”呀！

“胡老板，您说的这事儿我办不了，我还有事儿，告辞告辞……”

胡雪岩也早知道谷老板不肯就范。将心比心，要是别的钱庄老板来找他，让他把阜康钱庄储户的明细账目交出来，他也不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老胡都不肯干的事儿，人家老谷就肯吗？

在这种“破坏钱庄规矩”的事儿上，胡雪岩说什么都不好使，套交情、塞钱都不管用，说得邪乎点儿，你就拿把刀架在谷老板脖子上，都不一定好使！可唯独老胡脑袋上这顶“官帽子”能起作用。

这时候，胡雪岩就把左宗棠这顶大帽子搬出来了。声称自己这是奉了陕甘总督左大人之命，要整治谭柏年。

一听“左宗棠”三个字，已经走到门口的谷老板又站住了：原来不是胡雪岩要算计谭柏年，是陕甘总督左宗棠要收拾姓谭的……

左宗棠这个“陕甘总督”干吗要“收拾”一个上海的米商？这个谷老板当然弄不明白。可谁都知道胡雪岩跟左宗棠是什么关系，老胡眼下就管着西征军的后勤呢。后勤，当然就跟粮食有关，所以老胡说左宗棠要借他的手“收拾”谭柏年这个大粮商，估计不是假的！

——官府要收拾谭柏年，你姓谷的不给帮忙，这不是找倒霉吗？

眼瞅着谷老板又坐下了，胡雪岩肚里暗笑。就跟谷老板耍开嘴皮子了，从左宗棠说到西征军，从西征军说到“转运局”，从浙江米价说到隆昌米行……

胡雪岩这三绕两绕，把谷老板绕糊涂了，心里也没底了。看来官府是真要收拾谭柏年了？

这帮官老爷咱买卖人得罪不起！干脆，不声不响把老胡给的好处吃下去，把谭柏年“卖”出来算了。于是谷老板把谭柏年在自己钱庄存款的明细账目抄了一份，给了胡雪岩。

——有了这个东西，就好办了。

胡雪岩靠着官家的身份，连蒙带吓，拿到了谭柏年在裕和钱庄的存款的明细账目。这个东西，也就是谭柏年背着东家做“小货”，给自己“捞钱”的证据。有了这个玩意儿，再收拾谭柏年就容易得很了。于是胡雪岩先不管谭柏年，自己坐上火轮船跑了一趟山东济南府，专门去拜见了山东巡抚丁宝桢。

虽然是专程跑这一趟，可胡雪岩见了丁宝桢，却不说自己是专门来拜见的，只说这次是有公事，正好路过，路上听说山东这边旱灾严重，觉得上次捐的一万两银子太少了，所以专门赶来，打算再捐两千两！

这是好事啊，丁宝桢当然高兴！两人坐到一块儿聊得乐乐呵呵。

三聊两聊，胡雪岩就说了，他有个做粮食生意的好朋友叫潘家祥，人特别好！忠厚老实，最有信誉。这次山东发生旱灾，可把这位潘大老板给急坏了！专门跑到上海买了一批大米，准备拿回山东平价出售。

丁宝桢一听：好哇！我正要买米呢。你胡雪岩的朋友，那我当然信得过！潘家祥，嗯，记住这人了，我马上让手下人找他买米去。

——行，这就达到目的了。

在山东给潘家祥下完了“套儿”，胡雪岩回了上海。立刻悄悄地把谭柏年找来，从兜里掏出那个谭老板在裕和钱庄存款的明细账目给他看。

一看这个东西，谭柏年吓得腿都软了！

胡雪岩就问了：老谭，你这笔钱来路不正吧？是不是做“小货”了？现在你看咱是先上衙门呢，还是先到苏州，找你们隆昌米行的大东家聊聊去？

一听这话谭柏年赶紧给胡雪岩跪下了：胡先生救命！

胡雪岩就说了：都是买卖人嘛，我也不想难为你。你把山东老潘那笔买卖让给我做就行。至于这几张小纸片，我等会儿把它一撕，不就没了吗？谁也不会知道。

到这时候，胡雪岩怎么说，谭柏年就得怎么办了。

过了没几天，潘家祥回上海来了。

巡抚大人专门派出粮道官员找他，按市价把他的大米全部收购，哎哟，老潘这回又赚钱又露脸，可把他给乐坏了！赶紧回到上海准备装米。谭柏年就跟他说了：老潘，你等两天，我们马上给你装货。

等了几天，一粒米也没见。潘家祥着急，来催，谭柏年说了：别急，米不会有问题，再等几天就有了。

就这么一拖再拖，硬是拖了一个多月，眼瞅着给官府交米的期限都过了，潘家祥真急了，都打算找谭柏年玩儿命了！谭柏年这才说：实在不好意思，米没收上来……

“要不你找胡雪岩去吧，他那儿有米。”

这种情况下潘家祥已经没得选择，拿不出米来，他跟巡抚大人没法交代！只好夹着尾巴来找胡雪岩。老胡说了：米有的是，不过价钱不是以前的价钱了，得按市价每石大米给我加五钱。

事儿到了这一步，潘大老板是什么“药儿”都得吃了。结果这边儿加价收米，到了山东，还得按市价出售（官府买这批米是去救灾的，老潘敢涨价卖？那真是不想混了），两头儿吃亏，一家伙赔进去几万两银子！而胡雪岩在这一笔生意上就赚了十几万两。

这时候读者可能问了：胡雪岩这小子怎么回事？拿着官仓里的大米倒腾，给自己赚钱，而且弄得这么卑鄙，简直是不择手段嘛！

——胡雪岩有点急眼了。

自从胡雪岩跟着湘军回浙江，打下杭州，老胡又一次代管了浙江的公库。可是战乱之中，不同于和平年代！公库的账目一团糟，银钱流动，汇兑，到处都是“窟窿”，结果代理公库的阜康钱庄成了替官府堵窟窿的工具！前前后后绞进去几十万两银子，到现在，这些烂账死账一笔都结不回来。

后来老胡又替左宗棠经营福州船政局，管理上海“转运局”，可这些差事不但没给他带来一丁点儿好处，反而又垫进去了大笔的银子。弄到现在，公库烂账加上那些没头没尾的“垫款”，已经有近百万两！

对，胡雪岩手里有钱庄，有当铺，有一大堆买卖。可经过一场战乱，这些买卖好不容易缓过劲儿来，刚刚开始赚钱，哪经得住这些烂账和垫款的折腾。

——眼下这位江南首富“胡财神”，都快经营不下去了。他自己不想法儿搂几个银子，谁会管他的死活呀？

这种时候，连胡雪岩这个信念最坚定的商人都顾不得“商道”，变得卑鄙起来了。

这笔不光彩的粮食生意，给所有经手人都造成了伤害。

潘家祥一笔买卖亏了几万两银子，弄得他好几年不敢来上海买米，而且不管在哪儿，不管当着谁，只要一提“胡雪岩”三个字，老潘就破口大骂：这姓胡的不是东西，不讲信义，做买卖不守规矩！

——你不信？我跟你说，那年胡雪岩跟我做买卖的时候是怎么怎么……

结果胡雪岩在此后的十几年间再也没做过米行生意。因为在这一行里，他的名声已经被自己“不规矩”的行为给搞臭了。

谭柏年被胡雪岩要挟，不得不明目张胆地“陷害”潘家祥，就这一下，谭柏年就不要想在上海商界混下去了。之后他拿着自己这些年存下的“私钱儿”离开上海，不知所踪。而上海粮食行里大名鼎鼎的大商号隆昌米行，经此一事，招牌彻底砸掉，没多久就关张了。

——商人，是世界上最重信誉、最守规矩的一个群体。信誉和规矩，就是商人的“生命”。一个商人，一旦失去了信誉，就不再是“商人”，而被归入“败类”之中去了。

一生尊商重道、秉诺守信的胡雪岩，在“垫款”、“劝捐”和“烂账”的层层重压之下，终于也做了一次“败类”。

第十六章　坚定收复新疆

1．五十岁开药铺

不管怎么说，胡雪岩这位老先生还是有韧性，熬来熬去，终于给他熬出头了。

同治十二年（1873）八月十二日，左宗棠大军攻克肃州城，“西北之乱”总算是平定了。从同治五年离开福州，到西北去招兵买马，直到同治十二年攻克肃州，左宗棠在西北拼杀了七年，艰难险阻，吃苦受累，终于平定西北，建功立业。

把这件大事做完之后，左宗棠自己坐下来算了一笔细账（仗打完了，要给朝廷上报销折子了），发现在西北七年，他的西征军共计花掉白银四千零十四万八千五百两！

——在这笔吓死人的巨大开销中，有近一百万两银子，是胡雪岩赔进去的烂账、垫款、劝捐……

当然啦，西征七年，老胡一共垫进去多少钱，左宗棠没去细算。但是这七年间胡雪岩在上海给西征军管后勤，兢兢业业，这方面左宗棠是知道的。

眼下打了胜仗，左宗棠当然也不会忘了胡雪岩的功劳。于是左大帅特意上奏：因为胡雪岩在朝廷平定西北的这几年间，替西征军筹措粮饷军火，及时转运，立下大功，请求朝廷对胡雪岩给予奖励。

有功嘛，当然要赏。朝廷立刻下旨：赏给胡雪岩头品顶戴，封胡雪岩的母亲为一品诰命夫人！从此以后，再要称呼胡雪岩，就得叫他“头品顶戴加布政使衔福建候补道员上海采办转运局委员胡老爷讳光墉字雪岩”了。

一堆头衔儿，全是虚的。

先不管胡雪岩这堆头衔儿是虚是实，只说自从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起义，大清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前前后后二十多年，把国家打成了一摊烂泥！直到同治十二年（1873）左宗棠平了西北之乱，总算是天下太平了，不管好歹吧，大清国的老百姓勉强能过上几天消停日子了。

这时候胡雪岩也松了口气，放下“采办转运局”的工作，离开上海回到杭州，进了他那间阜康钱庄，往太师椅上一坐，发起愣来了。

这一晃多少年了？真跟做梦一样。

书写到这儿，咱们把胡雪岩这大半辈子的经历给他理一理吧。

胡雪岩是道光三年（1823）生人，七岁父亲去世，跟着母亲分家单过，上了一年私塾就回家放牛去了。

十四岁，胡雪岩到信和钱庄学徒，后来站柜，跑街，一干就是十二年，混到二十六岁那年，因为勾搭王有龄，犯了商场大忌，被信和钱庄开除。

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起义，也是这年（二十八岁），王有龄回浙江当官，胡雪岩开始跟着王有龄混，到上海买米，立了大功，后来又空手套白狼，开起阜康钱庄。

咸丰五年（1855），两江总督何桂清把王有龄借调到江苏，胡雪岩只好离开自己的买卖，跟着王有龄到苏州，给老王当了幕僚，一去三年。咸丰八年（1858）才回到杭州，认认真真地打理了两年阜康钱庄。咸丰十年（1860）杭州第一次被太平军攻克，第二年又被太平军攻克——这次是真正的彻底攻克，“杭州阜康”，灰飞烟灭。

同治元年（1862），老胡带着一万石粮食搬请湘军，之后就跟着左宗棠转战浙江，到处奔波，筹粮筹饷，直到同治三年（1864）收复杭州，在城里当了两年赈抚局的总办，把杭州给救活了，把阜康钱庄也扶起来了。

同治五年（1866），老胡四十三岁，又被弄到福建帮着左大帅办起福州船政局。同治六年（1867）又去上海，替西征军管后勤，在上海一待就是六年，忙忙碌碌，兢兢业业，好不容易把所有公事都办完了，回到自己的家里，往这儿一坐，摸摸额头，都有皱纹了，照照镜子，头发都花白了。

可不，这一年是同治十二年（1873），胡雪岩整整五十岁，五十啦……

人生真如白驹过隙，十四岁出来学徒，三十岁前有了自己的买卖。靠着“勾搭”官府，代理公库，承办公家的汇兑，一点一滴建立信誉，终于把一个阜康钱庄搞得风生水起，分号二十多家，遍及全国的大城市。眼下的大清国，人人都知道“北票南庄”！北票是指山西票号，这南庄，就是老胡的阜康钱庄。

可眼下的阜康钱庄到底有多大？有多成功呢？

二十多家分号，银子像海水一样在账面上乱滚，可真正赚到手的一年不过百万，还不够给官府“垫款”呢。当年整个杭州、整个江南没有一个商人愿意跟官府勾结，就他胡雪岩愿意这么干。结果经了多少艰险，吃了多少亏，半辈子一晃过去了，多半时间都在替“官府”忙活。可他自己手里的买卖，算是做大了，还是没做大？

胡雪岩天生就是个商人，是商人，就要做买卖。现在天下太平了，朝廷用不着他了，老胡终于可以踏踏实实做买卖了。其实他心里早有个计划，就是开一间药店。

早在同治三年克复杭州的时候，胡雪岩给左宗棠的湘军制了“诸葛行军散”，弄得名利双收，他就留了心，打算开一间大药店，好好做一笔大生意！

可人算不如天算，从有开药铺的打算到现在，整整过去九年了，胡雪岩居然抽不出时间来开这间药店！——这九年光阴，都让官府的事儿给占用光了。

不管怎么说吧，现在总算有时间了。

胡雪岩这人办事效率最高，很快就在杭州城的风景名胜吴山脚下买了一块地，准备在这儿建药店。吴山是个宝地，别看山不高，有“仙”则灵啊！山上有金地笙歌、瑶台万玉、紫阳秋月、三茅观湖、鹿过曲水、鹤步寒山、峨眉月照、梧岗飞瀑、枫岭红叶、云居听松，合称“吴山十景”，有春秋年间的伍子胥庙，晋朝的郭璞井，宋朝的东岳庙，明朝的城隍庙，山光水色，神庙灵泉，每天来这儿游山玩景、烧香还愿的人多得数不清，热闹极了！

在这地方做买卖，那真是太旺了，想不发财都难！

至于这家大药店的名字，老胡也早就想好了，取《易经》里的一句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给药铺取了个名字叫“余庆堂”……

先等会儿吧！胡雪岩开的药店不是“胡庆余堂”吗？怎么成“余庆堂”了？

这里有个故事。早先老胡确实想给自己这药店取名叫“余庆堂”，可后来有朋友说了：南宋的那个大奸臣秦桧在杭州待着的时候，他们家的宅子就叫“余庆堂”！咱开这药铺跟秦桧他们家叫一个名儿，不好吧？

胡雪岩这人读书不多，秦桧他们家宅子叫什么，老胡是真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就不能把药店叫“余庆堂”了。

咋办呢？再想个名儿？老胡那个文化底子，还真想不出来。

得，干脆这么着吧，两个字颠倒一下，改叫“庆余堂”算了。

眼看这“胡庆余堂”名儿也定了，地也买了，就等着破土动工了。这时候左宗棠给老胡来了封信。

“老胡，胡先生，胡道台，又打仗了嘿！你赶紧到上海来，接着当你那‘采办转运局’委员吧！”

接了这封信，把胡雪岩给气得，关起门来直嚷嚷：“老左你就不能让我在家踏踏实实待两天？合着我这半辈子净给你们官府打工了，我这买卖还做不做！”

——关起门儿来嚷嚷还行，打开门儿可不能乱说。

头品顶戴加布政使衔福建候补道员上海采办转运局委员胡老爷，您现在不是买卖人，是朝廷的人！是左宗棠左大帅的人，朝廷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

——那买卖呢？这搞了一半儿的“胡庆余堂”怎么办？

撂下吧，先办公事。

人生就是这样，自己好多理想啊，鸿才大略啊，结果总是被半道的事儿打住，再大的梦想，最后大多成了空中楼阁，真正能实现的没几个。胡雪岩这会儿也不能免俗。

2．新疆出事

要说这大清国也真是够倒霉的，太平天国起义引发西北战乱，西北战乱又引发了新疆的乱局，闹到后来，连洋毛子也看到了便宜，把手伸进来了。

同治三年（1865）十二月，在南疆混战中割据喀什的部族首领司迪克派人向新疆西面的浩罕汗国求援，浩罕汗国派了一个叫阿古柏的头目率兵进入新疆。结果阿古柏一到，直接来个鸠占鹊巢，倒把司迪克给打跑了，然后开始在新疆南部到处攻伐。

这时候，浩罕汗国被俄国人支持的布哈拉汗国打败，几千残兵败将全都跑来投了阿古柏，结果阿古柏势力大涨，在新疆到处横行，先后攻占英吉沙、喀什、叶尔羌、和阗、乌什、库车、阿克苏等地，把整个南疆控制在手里。

之后阿古柏盘踞当地，并宣布建立“哲德沙尔汗国”，自立为汗。到同治九年（1870），阿古柏又率军向天山以北扩张，占领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所到之处苛捐重税，倒行逆施，杀人如麻。

这时候俄国人也浑水摸鱼，跟着杀进来了。沙皇俄国是大清国身边最凶恶、最危险的对手。这时候它们已经趁着中亚那些小国混战的机会，把阿古柏的老家浩罕汗国以及周边的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全部吞并了，又趁着新疆战乱的机会强占了伊犁，并且摆出了吞并整个新疆的架势。

要说这个阿古柏也真是没心没肺，俄国人把他的老家都给吞并了，他却一点也不觉得难过，反而和俄国人定了个《喀什噶尔条约》，答应俄国在南疆“哲德沙尔汗国”境内通商，借此得到俄国的承认和支持。

其实俄国人办“这种事儿”已经是老油子了！以前他们就是支持布哈拉汗国打浩罕汗国，结果最后把两个汗国全给吞并了。今天俄国人表面支持阿古柏，其实就是想让阿古柏邪闹到底，把新疆从中国的版图上分裂出来，然后俄国人再从后头上来，把阿古柏整死，把整个新疆吞并掉。

要说俄国佬这一招，凡是殖民帝国主义，个个都精通。

俄国人刚和阿古柏签了条约，英国人也跑来了，同样跟阿古柏签了一份《英国与喀什噶尔条约》，承认阿古柏的势力，给这个老小子提供武器弹药，支持他在新疆杀人放火。到这时候，俄国、英国、阿古柏，三股势力一起挤进新疆，对大清朝廷来说，情况就不妙了。

乾隆年间，新疆这边的统兵大员一向都是满臣充任。此时在新疆的统军大臣是伊犁将军荣全、乌鲁木齐都统景廉、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这三位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属于一百斤面做的寿桃——废物点心。

而左宗棠此时正在陕甘一带作战，看到新疆危急，他也想率军进入新疆，把俄国人、英国人和发了疯的“中亚屠夫”阿古柏一起赶走。可是朝廷那边的意思，不太愿意让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

就这么又拖了两年，随着新疆战乱日趋严重，俄国人又占据伊犁，赖着不走，大清朝廷感觉新疆的事儿不抓不行，抓新疆问题不用左宗棠不行，这才开始重视起来了。

同治十二年（1873）年初，朝廷开始征求老左的意见，让他提出收复新疆地区的作战方案，准备把收复新疆的重任交给左宗棠。

就在这时候，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二十一日，日本人出兵三千侵入台湾，大清国因为海防空虚，竟被这个贫弱岛国趁虚而入，闹了个手忙脚乱。最后虽然把日本人赶跑了，却赔进去五十万两银子！这一下惊动了北洋大臣李鸿章。

说实话，当时的日本在大清国面前还算不上祸患，可就这个数不上号儿的小国，居然可以对大清国海防造成这么大的威胁，那要是换个西洋列强杀到面前，大清国这边儿岂不束手待毙？

这一想，李鸿章慌神了，赶紧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不惜一切代价加强海防！这个论点和左宗棠提出的“尽快收复新疆”的意见发生了冲突。

结果李鸿章竟然提出西征军的军饷“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

这是李鸿章这一辈子犯的最大的错误。虽然不能说他疯了，所作所为完全没有道理，可他错了，他片面了，狭隘了，这是无可置疑的。

李鸿章这个人，一辈子做了很多大事，要紧事，也挨了后世无数的咒骂。多数时候，不是李鸿章错了，而是世人不理解他。可在新疆问题上，李鸿章真的错了。这个“错”，成了抹在他脸上的一个污点，永远也擦不去了。

可是在这件事儿上大清朝廷却不糊涂。光绪元年（1875）二月初三，朝廷否决了李鸿章的海防提议，让左宗棠“通筹海防、塞防全局并关外兵事粮运”，把收复新疆的重任交给了这员六十五岁的老将。

和前面的西征相比，收复新疆的仗更难打了。

新疆比西北更远，而左宗棠的对手阿古柏的部队都是骑兵，又是被俄国和英国的洋枪洋炮装备起来的部队，凶悍异常。相比之下，左宗棠的部队缺粮缺饷，缺马缺枪，正是“任天下之至重，处天下之至难”！

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决定先借一笔洋债，筹备购买军火粮食，充实自己的部队，以免到了前线两手空空，全无准备。

要借洋债，那当然就得用胡雪岩啦。所以左大帅第一时间写了封信，把忙里偷闲正在杭州盖房子、准备开药铺的老胡给调回上海来了。

3．举债进兵

且说左宗棠接了收复新疆的重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坐下来算一笔细账，看自己这次出征一年大概需要多少银子。

算来算去，左宗棠算出一笔账来，这次率领大军出征新疆，一年怎么也需要八百万两银子的军饷！可眼下各省“协饷”全算在一起，总共只有五百万两，差三百万……

就是说差了一少半儿。这还打什么仗？咋办呢？

左宗棠琢磨了半天，决定来个三管齐下。

第一招，出征的部队先吃点苦，每年十二个月只有一个月的军饷足额发放，其他月份有多少钱，发多少饷，没钱，不发饷。

——你们都是我左宗棠的兵，咱们这回做的是造福千秋万代的大事！就别计较银子了，我苦撑，你们也跟着苦撑吧。

第二招，老左跟朝廷商量：现在各省送来支援西征的“协饷”老是拖延，我能拿到手的钱越来越少，花出去的越来越多，这么搞法怎么打胜仗？皇上您无论如何得给想办法，把钱凑出来！我等您答复了啊……

第三招，老左把胡雪岩找来，跟他商量：现在大军即将出征，差三百万两银子，你去给咱借洋债吧。

老胡对左大帅那是非常了解，极度忠诚，二话没说，直接出去借钱去了。

这一次胡雪岩先找了英国人办的怡和洋行，跟它们商量借一百万两银子，之后又和丽如银行商量，再从这家洋行借二百万两银子。

怡和洋行是英国人在中国办的实力最强的洋行；丽如银行（即东方银行，在上海的分行叫丽如银行）则是最早挤进中国来的一家现代商业银行，这两家都是实力雄厚的老牌财团，胡雪岩在上海多年，跟它们多少也都打过一些交道。

要说“信誉”这个东西，真是无价之宝。因为胡雪岩早先已经跟汇丰银行借过两笔洋债，借也借得痛快，还也还得干脆，而汇丰银行跟怡和、丽如一样，都是英国人开的买卖，所以这帮洋人觉得借钱给胡雪岩问题不大。这回办起事儿来也就比较痛快，很快答应提供借款。

可是这两家英国银行同时向胡雪岩提了一个“小小的”附加条件：要拿“洋圆”抵折纹银，借款期限为十年，利息可以定为八厘。

洋人一说这话，胡雪岩脑子里马上算起细账来了。洋圆，就是洋人铸造的银币。现在英国人说的这个“洋圆”，主要是指由墨西哥铸造的银币，因为正面图案是个站在仙人掌上的老鹰（设计者也不知怎么想的，老鹰站在仙人掌上，那能“稳”吗？），所以俗称叫“鹰洋”。

像这种银币，简单，实用，又挺好看，不像银子用起来那么麻烦，动不动拿剪子出来剪一块，再拿个天平出来称分量……

所以银币一进入大清国就广受欢迎，到处流通。而朝廷因为不重视商业，所以在这方面反应很迟钝，很长时间也没想起来发行中国自己的银圆，结果弄得“鹰洋”在大清国到处泛滥，尤其是上海这个大商埠，“鹰洋”多如牛毛，数以亿计！

“鹰洋”这个东西虽然也说是“纯银”的，其实成色一般不高于90%，有些成色更差，只有85%左右。因为银币平时流通的时候根本不管成色，完全是按数量计算——就是“一块钱两块钱”这么算，所以成色问题影响不大，可现在这两家英国银行想拿它当“借款”放给中国人，那就不行了。

你想，这个“鹰洋”表面上说和银子等值，其实它的成色不足。如果让洋人拿这些洋圆折算成银两借给左宗棠，等到还账的时候，大清国拿“纯”银子还给人家，这帮洋人收了中国人的银子，拿回去再铸成银币，又投到中国市场上来，这一进一出，中国这边儿可就吃大亏了！

——要不这帮洋人怎么把利息算成只有八厘呢，他们的算盘，精得很！

但是胡雪岩在上海也做了这么些年买卖了，这里头有什么花花道儿他全明白！这个暗亏是绝不肯吃的。

在谈生意的时候，胡雪岩的手段是很硬的（这个读者应该已经感觉到了），这次就跟英国人“茬”上了。

双方商量来商量去，最后两家英国银行到底做了让步，答应给大清国的这笔借款必须是纹银，不能给那些破烂洋圆！还款期限定为三年，分六期，半年还款一次，利息定为一分零五毫。

光绪元年（1875）三月二十八日，朝廷下旨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四月十五日，胡雪岩把这笔三百万两银子的洋债给搞定了。

胡雪岩办起事儿来效率真的很高，洋债借得也非常及时，一点儿也没误左大帅的事儿。有了这三百万两银子，西征军的军粮、被服、器械都一一筹备起来。但是眼下出征所需要的军费只凑出了头一年的数额，第二年的军费在哪儿呢？仍然不够。

左宗棠只好抓紧大军出征前这段时间，一次次上奏折“逼”着朝廷要钱，终于在光绪二年三月，大军已经集结完毕即将出关的时候，从朝廷嘴里要来了一个准信儿：户部拨银两百万两，各省西征“协饷”提前拨给三百万两，另外同意左宗棠再借洋债五百万两，凑成一千万两，全部交给西征大军使用。

在这一千万两银子里，各省提供的“协饷”占了一大块。可是谁都知道，大清国各省督抚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拖欠“协饷”的借口层出不穷，所以“协饷”银子永远靠不住。

这一点大清朝廷也想到了，针对这个问题专门下了一道严旨：各省应该送来的“协饷”必须如数送来，每个月最少要有八成的银子按期到账，户部衙门在这儿盯着，谁完不成任务就收拾谁！

有了这道圣旨，左宗棠手里的事儿就好办了。

朝廷同意借洋债，这就等于把西征军第二年的军费问题也给解决了！这么一来前线作战就有保障了。

当然了，借洋债这事儿还是胡雪岩去办。

这一次借款的数量比哪回都大，整整五百万两！一般的外国银行都没这个能力了。

为这事儿胡雪岩费了好一番周折，终于还是找了“老熟人”英国汇丰银行，跟它们商量借这五百万两银子。

在这借款这件事儿上，汇丰银行已经跟老胡合作过两回，两次都是好借好还，很顺利。对于大清国借洋债时搞的这个“‘协饷’还款、海关担保、胡雪岩扛底”的三重保证也信得过，所以这次仍然答应借钱。

可这帮英国人也是，不厌其烦，老想变着法儿地坑中国人。

这一次汇丰银行在商谈借款条件的时候，跟以前的怡和、丽如那帮人不谋而合，又提出拿“洋圆”借给大清国。上回借洋债，老胡都不吃英国人这一套，这回借的钱比哪一回都多，他就更不可能吃这个亏了。那就吧！

双方争啊吵啊折腾啊，来回磨蹭了好几个月，到最后，洋人到底还是被老胡“搞定”，不提“洋圆”的茬儿了。

最后双方商定，这笔五百万两白银的巨额洋债从光绪三年算起，分七年还清，利息一分二厘五。

有了足够的银子，胡雪岩就在上海替西征军买枪买炮，购粮置衣。前方将士身上有衣，肚里有食，手里有过硬的家伙什儿，仗打得真是痛快淋漓！

4．平定新疆

自从阿古柏带着他那一帮土匪攻占北疆后，被左宗棠西征军从陕西、甘肃一路撵出来的白彦虎跑去投靠了阿古柏，成了民族败类。这帮小子在乌鲁木齐附近集结，准备跟左宗棠的大军死磕一场。

这时候西征军已经开进哈密、巴里坤、古城、济木萨。六月初八，左宗棠命大将刘锦堂率军从济木萨开到阜康县城。白彦虎知道清军来了，也率兵开进到距阜康县城九十里的古牧地城，同时阿古柏也派兵赶来增援。

见对手牛哄哄地出来迎战了，刘锦堂表面上毫无动作，暗地里却加紧部署，做好了打硬仗作决战的准备。

光绪元年八月二十一日，清军忽然乘夜急进，突袭黄田，经过一天激战攻克黄田，直逼到古牧地城下。

这时候，白彦虎这帮人都聚在古牧地城里，手里又是精锐骑兵，又是洋枪洋炮，觉得自己怪不错的，挺能打的。听说清军到了，拉开队伍就跟清军交战。结果一个回合就被揍得抬不起头来。

八月二十七号，刘锦堂亲自率军猛攻古牧地城，激战一天，攻下城池。这一仗把白彦虎的魂儿都打掉了，带着残兵败将撒丫子就跑，连北疆最重要的城市乌鲁木齐也不要了，一口气跑回南疆去了。

光绪二年（1876）八月二十九日，乌鲁木齐被收复，九月二十一日，玛纳斯城又被攻克，阿古柏匪帮在北疆的势力全被驱除干净。

眼看北疆这边儿总共才支撑了三个月（这还是从清军出济木萨算起，实际打仗才打了几天工夫），就全泡汤了，阿古柏傻了眼，只好集中一切力量，以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三城布成掎角之势，准备应战。

这时候，在北疆连战连捷的刘锦堂打算立刻率军南下，左宗棠却认为不可操之过急，命令各部队原地休整，补充军需物资，明年春天再向南进发。

光绪三年（1877）三月初一，西征军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人马严整，给养充足，刘锦堂率大军南下直扑达坂城，另一路张曜、徐占彪率军从巴里坤出发，进攻吐鲁番。

达坂城是由乌鲁木齐进入南疆的必经通道，由阿古柏手下大将爱伊德尔呼里率军驻守，达坂城东南二百里外的吐鲁番由白彦虎驻守，在两城背后一百多里外是阿古柏的老窝托克逊。

阿古柏这个小子精得很（有人说是犯神经），他在前线布置了半天，把别人都给推上去了，自己却不愿意上战场拼命，反而离开托克逊跑到七百里以外的喀喇沙尔（今焉耆回族自治县）待着去了，由他的二儿子海古拉在托克逊驻守。

面对这么一群说不清是非常凶恶还是非常“神经”的对手，左宗棠想出了一个打法叫“缓进急战”，就是发兵之前不要急躁，休整好，给养足，行进不要太快，免得被敌人钻空子偷袭，可是一旦迫进城池，就连夜进袭，发力猛攻，速战速决！

三月初三，刘锦堂所部开到柴窝铺，眼看离达坂城不远了，就假装扎营休息，天一黑立刻全军急进，一下把达坂城合围起来，天一亮，立刻发起猛攻！

要说阿古柏手下这帮家伙也不简单，手里清一色新式洋枪，开花大炮，弹药充足，火力异常凶猛！可左宗棠手底下这帮人更狠，真敢玩儿命！刘锦堂亲自指挥部队攻城，城上一枪过来把他骑的战马都打死了，刘锦堂二话不说，换马再战！一连四天四夜，硬是把个铁桶一般的达坂城给攻下来了。

达坂城这一战，彻底把阿古柏匪帮给打趴窝了。后面的战斗中，这帮人再也组织不起硬仗来了。拿下达板城之后，清军在城里休整了四天，三月十一日，又是趁夜发兵直扑托克逊，十二日半夜到了托克逊城下，立刻攻城！阿古柏的二儿子海古拉也真不含糊，扔下城池，撒腿就跑！

不愧是阿古柏的儿子，果然是相当的“神经”。

刘锦堂攻克达坂城、托克逊的同时，另一路清军张曜、徐占彪所部也猛攻吐鲁番，防守吐鲁番的白彦虎早在古牧地城就被清军打软蛋了，这回也挺痛快，二话没说，扔下吐鲁番城就跑了……

眼看达坂、托克逊、吐鲁番三城眨眼工夫全丢了，原本就非常神经的阿古柏更是彻底被吓成了神经病，不等清军杀到，就自己逃到库尔勒，然后喝毒药自杀了——可能是被别人给毒死了？

因为他们这帮人个个都像疯子一样，所以这个阿古柏到底怎么死的，还真不好说。

阿古柏死了之后，他的二儿子海古拉带着残匪逃向喀什，结果在库车被自己的哥哥伯克胡里给杀了（你看这个乱劲儿的）！伯克胡里就成了那个“哲德沙尔汗国”的老大，可说真的，到这会儿，这帮人已经混得差不多了，该歇菜了。

光绪三年（1877）七月十七日，刘锦堂率军逼近喀喇沙尔。这时候，从吐鲁番逃出来的白彦虎正盘踞在喀喇沙尔。

这个白彦虎杀老百姓的时候本事挺大，可真到了打仗的时候，就是个软骨头！见清兵过来了，赶紧扔下城池跑到库车去了。于是，清军先拿下喀喇沙尔，两天后又到了库尔勒，发现这儿也是空城一座，匪徒早就逃窜一空。之后刘锦堂又率军连克库车、阿克苏、乌什。

十一月，刘锦堂率军分两路进攻喀什，阿古柏的儿子伯克胡里和刚逃进城来的白彦虎进行了一场比赛：看谁跑得快！结果俩小子一前一后跑到俄国去了。之后清军连续攻克叶尔羌、英吉沙、和阗。

至此，除了伊犁仍被俄国人占据之外，新疆全部领土光复。

收复新疆之后，左宗棠立刻向朝廷提出应该在新疆设立行省，设置郡县。后来经过左宗棠的五次奏请，大清朝廷终于在光绪十年（1884）九月三十日在新疆正式设省，由刘锦堂担任首任巡抚。

5．“玩儿”机器

左宗棠收复新疆，奏请设立行省，立下了盖世奇功。可此时的西北几省在战祸之后，已经萧条得让人心酸了。经营西北成了当务之急。

于是左宗棠整务农桑，兴修水利，鼓励老百姓返回家园，复垦土地。又命他的西征军在新疆当地屯田，单在哈密一处就屯田一万九千多亩，又在所经所驻之地到处种树，所过之处榆柳遍地，所经城镇修路开渠，整顿水井，鼓励垦荒，在甘肃铲除罂粟改种棉花，尽一切力量恢复生产。

这时候，左宗棠的部将在兰州制造局（西征军在兰州建立的武器修造厂）用厂里的机器织出一片呢子，拿给左宗棠看。老左一看，觉得这呢子织得不错，看着比当地人用土法织出来的呢子强些，就想着要是搞一批洋机器，在西北这边搞个毛纺厂，用当地出产的羊毛织呢子，再弄到内地去卖，这不是挺好的事儿吗？

左宗棠这人是名臣上将，杀伐决断，做事非常利落，马上给胡雪岩来信，让他在上海找洋人购买一批专门用来织呢子的机器，运到兰州来，建一个工厂。

要说“机器”这些玩意儿，胡雪岩也是“糊涂车子”一个，不知道洋人还有织呢子的机器？不过左大帅都吩咐下来了，那就赶紧打听吧。

——你猜怎么着，洋人手里还真有这种机器。

胡雪岩的老哥们儿古应春跟洋人最熟，一打听就打听回来了，这种织呢机，德国货最好。胡雪岩一想那甭废话了，找德国人，买！

古应春就帮胡雪岩联系了在上海的德国洋行——泰来洋行。

在大清国刚刚睁眼看世界的时候，在技术引进方面曾先后经历过几次转折。一开始，大清朝廷非常看重英国人。最早跟洋人买炮舰的是恭亲王，跟太平天国打仗的时候，他从英国买了几条炮舰，最早搞洋务办工厂的是李鸿章，他一开始也是从英国人手里买枪炮，买机器，后来又从英国人手里买过船舰。结果恭亲王也好李鸿章也好，都在英国人手里吃了不少亏。

后来大清国这些“洋务先锋”们就得出一个结论：英国人滑，对中国人不是真心，总是想方设法坑中国人。

“滑”，其实是蠢，那些喜欢坑人的“滑头”家伙，到最后肯定没得混。为人处世做买卖，都是这个理儿。英国人耍滑头，坑人，一回行，两回行，三回呢？中国人就不认他们了。因为英国人“滑”，左宗棠办福州船政局的时候，就不肯买英国机器，转而和法国人合作，而李鸿章在购买铁甲舰的时候也绕过英国，跟德国打交道去了。

就从这儿起，英国在华的地位和影响力开始下降了。

“滑”，实质就是耍小聪明，其实挺傻的……

在跟法国、德国打了一番交道之后，经过比较，大清国的官员们又发现德国人的技术水平比法国高，此后大清国跟德国人打交道就多了。

这一次胡雪岩还是头回和德国人打交道，结果事儿办得挺顺当。德国是个新兴列强，它们的技术水平非常高，但在世界范围的综合实力不如英国，正在全世界范围内从各个领域想方设法和英国争霸。这么一来，德国人就不能像英国人那样坑人，得实打实地跟中国人做买卖。

这次胡雪岩找泰来洋行买机器，还是大清国头一回跟德国做这么大的买卖，为这个事儿，泰来洋行还专门去征求了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的意见，回来就告诉胡雪岩：没问题，要机器有机器；要技师，我们提供技师。

德国人答应了，这事儿好办了。接下来德国人给老胡提供了一家织呢厂所需要的各种机器设备清单：二十四匹马力蒸汽机一台，三十二匹马力蒸汽机一台，织机二十架，分毛机三架，净毛机一架，顺毛机三架，剪线胚机一架，烘线热气玻璃罩一架，缠经线机一架，洗呢机三架，压呢机三架，刮绒机三架，烘呢机一架，棕刷机一架，熨呢机一架，卷呢机一架，剔呢机两架，刷呢机一架，另外还有纺锭一千零八十个。

这全套机器设备算下来，大概是三十一万两白银。

看了这张清单，胡雪岩有点儿冒汗。倒不是机器多，价钱贵，主要是这么多机器，怎么往西北运哪？

胡雪岩就跟德国人商量了，说我们大清国特别大，西北那边特别远，路又特别不好走！这机器怎么运呢？

德国人说了：别担心，全部机器都拆开，装箱，到时候弄个马车，把箱子往上一放，拉着就走了。我们有专门的工程师跟着机器到中国内地去，帮你们建工厂，组装机器，然后驻厂帮你们指导生产……反正你甭担心，什么都有，什么都准备好了。

胡雪岩一看，这德国人办事确实靠谱儿！你看，头头是道。

得，那买吧。

银子交了，机器漂洋过海运到上海了。确实像德国人说的一样，所有的机器已经全部分拆，装箱。那一共装了多少箱呢？

四千多箱！

就这四千多箱机器设备，从上海经长江运到汉口，出湖北的老河口到河南龙驹，再从河南进陕西，运到西安，在这里全部装上牛车，往兰州拉。

前头这段水路就够戗了，最后从西安到兰州这段旱地，那是逢山开道，遇水搭桥，牛拉马拽，肩扛手提，整整在路上折腾了两年！这才运到兰州。

不管怎么说，总算把买机器的事儿办妥了，胡雪岩这边才松一口气，左宗棠又来信了：老胡，再给我买一套挖河的机器吧！

敢情光绪三年（1877）西北大旱，左宗棠就想了个主意，从泾河挖一条大渠，把水引过来浇灌农田。

这时候也不知道谁给左大帅出了个主意：听说洋人还搞出了一种专门的挖河机器，特别好！要不咱让上海的老胡给买一套吧！

左宗棠一听：好哇！那买吧，并且发话，胡雪岩当然照办。

买！于是老胡又找泰来洋行买了一套开河机器，外带几个洋人工程师。照样儿是拆开，装箱，运到上海，然后走汉口，出老河口，到龙驹，进西安，发兰州……

这路上一走又是两年，才运到泾河工地上。结果用这套机器挖出了一条二百里长的大渠。

挖河机器刚运走，左大帅又来信了：老胡，我打算在肃州文殊山开个金矿，也算是给地方财政想想办法。那啥，你给我弄一套开矿机器吧。

“老胡！醒醒，别睡啦，买机器了嘿！”

胡雪岩二话没说，找泰来洋行，买机器！结果人家德国人把机器清单和价目表给他送来，老胡一算账，坏了，“转运局”账上的钱不够了，差了一万多两银子……

这怎么办？写信告诉左大帅，说我这儿银子不够了，机器买不成了？

左大帅在西北军政民生一把抓，多辛苦，多累！人家左大帅这么大的人物，拿你胡雪岩当朋友这么处，这么抬举你，现在你为了万把两银子就去麻烦人家，这么办不合适……

胡雪岩这个人，挺讲义气！一想，这几年天下太平，阜康钱庄已经赚了不少钱了，差这万把两银子就别麻烦左大帅了，干脆我“垫”上算了！

没多久，开金矿的机器也从德国买回来了。然后就是上海奔汉口，兴化奔龙驹，西安奔兰州，上了路了。

光绪四年（1878）四月十四日，左宗棠在给朝廷的奏折里夹了个《道员胡光墉请破格奖叙》的夹片，说胡雪岩这些年给全国各地的各种捐款（自愿的、被“劝”的都算上）已经达到二十万两银子！又给西征军捐棉衣，给军队提供多种药品，凡是西北前线需要的，只要一提，老胡马上就给采办，往前线送，在运送粮食、军火、机器的时候又主动往里搭运费……这上头又不知道搭进去多少钱！“其（急公）好义之诚、用情之挚如此！”太了不起了。皇上您一定得破格赏赐！

破格儿？那怎么赏？要不赏老胡一件黄马褂算了！

在清朝，“赏穿黄马褂”是皇帝给大臣的极高荣誉，非得立下特殊功勋的人才能得这样的赏。而且要注意这个“赏”字，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皇帝被臣子“感动”了，主动赏赐的。

黄马褂这玩意儿，只有皇帝主动往下赏，从来没有臣子自己写奏折跟上头“要”的。今天左宗棠为了给胡雪岩争面子，破例主动上奏，替胡雪岩跟皇上“要”黄马褂！

左宗棠干吗这么激动呢？

一来，老左天生就是个激情澎湃的人。

二来，胡雪岩这几年为西征军作的贡献也真是够大的！

咱们已经知道了，西征军的一粮一弹，每一笔银子，都是胡雪岩经的手。吃多大苦，受多大罪，垫了多少钱！也真是值一件黄马褂儿了。

说实话，胡雪岩在皇上眼里，只是个小小的“小人物”，他为西征收复新疆作了多大贡献，皇上压根儿不知道。

可是左宗棠作了多大贡献，这个皇上知道。而老左现在“破例上奏”给老胡请黄马褂，这就直接说明胡雪岩的功劳有多大了。

结果皇上真就赏给胡雪岩一件黄马褂儿。

单就冲着左宗棠左大帅的这份儿“激动”，冲着这件黄马褂，咱们这些后人就应该明白，胡雪岩，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那些“脏水”，还是少泼点儿吧。把这件金灿灿、沉甸甸的黄马褂儿给泼脏喽，不合适。把胡雪岩这个为收复新疆做出大贡献的功臣给泼臭喽，更不应该。

第十七章　胡庆余堂

1．华丽亮相

机器，机器，一套一套，总算是买完了，胡雪岩也终于闲下来了。

开药铺吧！这时候胡雪岩再开药铺，情况比两年前又好得多了。

这几年不打仗了，“国泰民安”了，胡雪岩手底下的买卖也都好做了。

眼下老胡的阜康钱庄在全国一共开了二十三家分号，不但代理着公库和公款汇兑业务（其实在这上头不赚钱，做的是现金流和信誉，这一点要反复强调，免得读者产生误会），而且这么多年苦心经营，兢兢业业，阜康钱庄的知名度终于在全国范围内都打响了，与“北票南庄”齐名于世。

当时北方的大票号有日升昌，有大德兴，有“四大恒”，还有什么合盛元、中兴和、蔚泰厚、百川通、志成信、存义公、蔚长厚、新泰厚、三晋源、协成乾、蔚丰厚、协同庆、大德玉、蔚盛长……十来家大买卖。可整个南方就阜康钱庄一家独大。而南方又是当时中国真正的经济中心，最富裕的地方！

就这一条，阜康钱庄的“现金流”大到什么程度，难以想象啊！

除了钱庄，胡雪岩的另一大买卖是当铺。

早先老胡所开的当铺只有杭州的“公济典”一家。可现在已经发展到公济、大成、公顺、庆裕、恒生、同庆、义慎、万和、大亨、大生、广顺、泰安、公义、源生、余庆、庆生、悦来、裕丰、祥泰、丰裕、乾生、乾泰、乾利等一共二十六家大当铺，全部架本算到一块儿，总值高达二百二十万两白银！

靠着这些买卖，一年下来，胡雪岩手里已经有了上百万两银子的利润。不过老胡手里有的买卖确实做大了，可也有的做“散伙”了。

早年胡雪岩组织了一个“生丝价格联盟”，控制生丝买卖，跟洋人打价格战。可是这个“联盟”从一开始就有纠纷。因为“联盟”内部有大商家也有小商户，往往是买卖做下来之后，小商户还满意，可大商户总觉得自己赚得不够，当年就因为这个事儿闹过别扭。

早先老胡在的时候，有他拢着，这个“联盟”还能抱团儿。可后来多少年老胡净给公家“打工”了，顾不上生丝买卖，结果这个硬凑起来的“价格联盟”散伙儿了。

到后来仗打完了，胡雪岩回了杭州，一边准备开设“胡庆余堂”大药铺，同时他又琢磨起生丝买卖来了。当时的大清国，“民族工商业”刚冒个头儿，让洋人、洋行、洋货给冲击得七零八落，越混越背！再不打个反击战，恐怕就要全军覆没了。

可拿什么反击洋人？

这时候的大清国啥也没有，只剩下“原材料”这一块，而原材料方面，煤、铁这些资源（李鸿章他们已经在搞了）中国有，可以搞，但只能把洋煤挤出去，却不能用这些东西反制洋人。要想“反制”，只有生丝、茶叶两项，有这个能力。

所以说生丝买卖对大清国来说非常重要。连左宗棠都专门写信来跟胡雪岩研究过丝、茶两笔买卖的重要性，提出让老胡有机会的话，在这上面“做一笔”。胡雪岩自己也作了准备，一有机会，就把“丝”抓起来，拿这个跟洋人斗法。

当然，事儿得一件一件做，饭得一口一口吃。眼下“胡庆余堂”是地也买了，房也盖了，伙计也请了，制药秘方也备齐了，就等开张营业了。所以老胡先什么都不管，把自己的大药铺办好了再说！

这时候，胡雪岩在杭州吴山脚下大井巷买的那块地皮上，“胡庆余堂国药号”的店面已经盖起来了。

要说这个“胡庆余堂”大药铺，盖得那是真漂亮。

为了让自己的大药铺够旺，胡雪岩专门请来了六位专家，这几位既是园林高手，又是风水专家，经他们比照风水、精心设计（有点儿迷信，但那个年代嘛，讲究这套），把这个“胡庆余堂”设计成了一只仙鹤的形状。药铺四周的青砖封火墙高十二米，长六十米，墙壁上写着七个一人高的大字“胡庆余堂国药号”，离着一里地远就能看见。

药铺前筑起一带“神农式”青砖高墙，上有椿花灯状的垂莲柱，青石基的门道，青砖叠角的门楼上镶着“庆余堂”三个金字。

过了门楼，一块大匾写着四个字“进入交易”，远看这四个字是凸起来的，走近一看，却又是凹进去的，头回来买药的顾客见了这四个字，就得停下脚步“研究”一会儿。

再往前，回廊曲折，大红漆柱，飞檐镂格，雕梁画栋，就跟进了公园一样，先让顾客的眼睛享享福吧。

过了长廊，迎面一个八角石门洞，左侧横墙上是“白娘子盗仙草”的故事，右边是三十六块银杏木黑地金字小药牌儿，上头是“胡庆余堂”精制丸散膏丹的药名儿。再往前是个四角亭，檐上挂着精致宫灯，四周遍植花树，顾客可以在亭里坐坐。

再往前，过一道门楼，就是营业大厅，坐北朝南，气派非凡，玻璃顶棚透光明亮，雕梁画栋，工艺奇绝，大厅两侧红木柜台，左边是配方柜，右边是成药柜，“百眼橱”里各色药材一应俱全。大厅里挂一块青龙招牌，上写“饮和食德，俾寿而康”。

说起这块招牌，可挺有意思。

当时杭州城里最有名的两家老字号药铺，一家叫“叶种德”，一家叫“许广和”，胡雪岩这家“胡庆余堂”里这招牌上写着“饮和食德”，那意思好像要吞并“叶种德”和“许广和”似的，也不知是巧合，还是故意的。

当然啦，说这块招牌是想吞并别家药铺，估计又是谣言。

在“胡庆余堂”营业大厅里挂的另两块大匾才是真正的引人注目，其中一块匾正对着买药的顾客，上写四个大字——“真不二价”；另一块匾是对着柜台后边药店伙计们的，上面是胡雪岩手书的两个大字——“戒欺”。

2．货真价实

要说“胡庆余堂”这“真不二价”，那可算是一块金字招牌了。

自“胡庆余堂”建成之日，这家店出的药从来都是货真价实，药到病除，从没赚过一个铜子儿的昧心钱。

凡“胡庆余堂”采购药物，必派内行专人到药材的原产地坐庄收购。

人参、鹿茸、虎骨，全部来自关东；

麝香、贝母、川蓬，一律出自云贵；

牛膝、生地、金银花，必是产自淮河；

党参、当归、黄芪，尽数取自山西；

豆蔻、西洋参、犀角、木香，都是找行家熟手直接从国外订购。

如果不是原产地采购的药材，哪怕是同种同类，药性相近，价格低廉，“胡庆余堂”也绝不肯用。就算一般的药材辅料，也都是精挑细选，不敢马虎。

配药时最便宜的橘皮，浙江有的是，可是配药的老先生觉得浙江橘皮药性不够，胡雪岩就派专人到广东收购橘皮，而且只收三年以上的“陈皮”；冰糖，看起来哪儿的都差不多，可“胡庆余堂”用的冰糖必是出自福建；烧酒，必是绍兴的“三年陈”……

配制“避瘟丹”的时候要用一味药材叫“石龙子”——就是小蜥蜴。这种小蜥蜴种类特别多，能入药的也不少。可是“胡庆余堂”只用金背白肚、后背有一条黄线的“铜石龙子”，这种石龙子又只有杭州附近的几座山上出产，胡雪岩就专门雇人到山上去抓，有一丁点儿差错都不能要。

除了选购药材，制药也是关键。

在这上头“胡庆余堂”也下了大工夫，漂、煎、熬、煮、淬、泡、炸、煨、炒、炙、炼，无不遵循成法，精工细作，不惜工本，绝对不敢偷工减料。

配一味“牛黄清心丸”，要用栀子，药书上提了一句栀子必须“去壳用仁”，胡雪岩就专门雇伙计像剥豆儿一样一个个地剥栀子壳儿。

中药大黄是常用药，但是大黄的皮没有药效，结果“胡庆余堂”每进一批大黄，伙计们就得把这些大黄一一重新过手，上头有一点儿没去掉的皮，都得手工剥去，有个坑有个疤都不行，得一一仔细收拾。

麻黄要去节儿，就弄个小刀一个个地切；莲子要去芯，弄个小工具一个个挖芯儿；肉桂要刮皮儿，五倍子要去毛，苦杏仁要去尖儿，麦冬要去芯，都得一个一个地收拾，为这多添了多少人手，误了多少工，少制出多少服药来，少赚了多少银子……算不清了，胡雪岩也不去算这个账。

有一味中药叫萸肉，药材买回来是带核儿的，可是为了让制出的成药更地道，药效更好，这个核就得去掉。可这一去核儿，药材三分之一的分量就没有了……

为了制一味“紫雪丹”，胡雪岩专门拿出十两黄金，百两白银，请能工巧匠给“胡庆余堂”打造了一副“金铲银锅”。

所以“胡庆余堂”制药，扔掉的东西比其他药铺都多，成本也高得出了奇了。

这要制的是贵重的成药还行，药贵，成本摊一摊，还有得赚，可要是那些特别便宜的药，配料选得太精，去皮去核弄得太“狠”，一不留神就赔了。

在“胡庆余堂”的成药单子上确实有几味药，做出来是不赚钱的，可是照样咬着牙长年累月地做下去了。

说实话，开药铺的，用的方子都差不多，制好了的中药都是那么个药丸子，颜色、气味、大小，都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老百姓怎么知道哪家的药好，哪家的药次？

——看疗效！

“胡庆余堂”出的成药，药效绝对够，在所有同类药里绝对是一流的，从开张那天直到现在，一如既往，毫不含糊。

这人生在世，最怕的就是“滑”。滑头的人，别人全看得出来，心里全有数儿。那些真心实意真材实料的东西，老百姓也全明白。

所以有那么个词儿，叫“口碑”。

胡雪岩办的这个“胡庆余堂”大药铺，那真是“有口皆碑”了！

要说胡雪岩这个人确实特别，眼下他已经是“赏穿黄马褂头品顶戴布政使衔福建补用道员”了，可这么多年下来，胡雪岩始终不愿意真的去做官，到底还是愿意做个商人。做个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买卖人。

就在“胡庆余堂”营业大厅那块“戒欺”招牌上，老胡亲笔题了几行小字：“凡百贸易均著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牟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致欺予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为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也可。”

做什么买卖都不能有这个“欺”字，药是救命的，尤其不能骗人。我立心济世救人，发誓不用次药、假药牟取暴利，也希望大家（指店里的伙计们）跟我心往一块儿想，采办药材一定要货真价实，制药一定要精益求精，别骗我也别骗世人，能这样就算积下“阴德”了。各位（这么做）既是为我着想，也算是为你们自己着想。

这就是胡雪岩，那位传说中“勾结官府一心行贿、吹牛拍马、毫无人格”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更是一位正直立世、行善不欺的大好人。

3．广告效应

广告这个东西，在今天可真是铺天盖地，无缝不钻，多得让人头晕。可在胡雪岩那个时代，或者在那以前，中国还真没有过广告这回事。

古时候交通闭塞，商品流通不广，批量不大，想打广告也无从打起，加上买卖人本小利薄，也做不起什么广告，最多只能是尽量在一个地区压压价，保证质量，弄个口碑。

可到了清末，洋货进来了，火轮船进来了（铁路、电报还要等几年），这么一来在大清国商业竞争越来越激烈，而且国产土货从一开始就落了下风，所以到胡雪岩这个时代，中国本土商人也不得不琢磨几个新点子，怎么把自己的产品推销一下了。

可要说真正的广告，当时还没有，因为在中国，由官方办起的制造局倒是有几家，可那都是造军火的，由民间商人自办的生产日用品的工厂，在全中国一家都没有。

没工厂，没产品，自然也就没有广告。结果开药铺的胡雪岩，意外地成了“中国广告第一人”。当然，老胡做广告，那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深一脚浅一脚，走到哪儿算哪儿。

胡雪岩开始制药是在同治三年湘军攻克杭州的时候，他给城里的灾民熬制避瘟疫的汤药，这个药熬出来都是无偿发给灾民的。后来老胡又奉了左大帅之命，给前线部队配制“诸葛行军散”和“避瘟丹”，再后来杭州局势稳定了，胡雪岩又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在城外官道上摆了茶摊儿，免费给过路人提供茶水，算是做个善事吧。

这时候胡雪岩就已经想到，免费向路人赠送“诸葛行军散”和“避瘟丹”，给自己的药打打名号，同时也给自己和阜康钱庄树树口碑。

茶摊儿一摆，来喝茶的人挺多，这些人一看茶摊儿上白送避暑药，特别高兴，一人拿一瓶儿，结果一天下来，硬是送出去好几百瓶“诸葛行军散”！

这下子把看茶摊儿的人给吓坏了！一天几百瓶，这哪儿赔得起呀。

底下的人赶紧来找胡雪岩商量：咱们可不能再“赠送”药物了，再这么赠下去，连药厂都关门了。

胡雪岩那脑子多好使，想事儿想得最透彻，就说了：你头一天派药，大家都没见过这个药，那当然谁都想拿一瓶，可老百姓谁家也不会有人天天中暑闹肚子，多数人把药拿回去，就收起来了，不会马上吃，不吃，人家就不会再上你这儿来拿药了，所以头一天送出去的肯定多，往后就不会这么多了。

“那要是有人看咱的药好，天天跑来拿一瓶，怎么办？”

“不会，咱杭州的老百姓都是厚道人儿，没你说的那样的人。”

你别说，胡雪岩说的还真对，赠药头几天送出去的药特别多，后来果然越来越少，最后每天就维持在十几瓶的样子吧。

可老胡的药厂生产的“诸葛行军散”从此就在杭州这一带传出了名儿了。

再往后，老胡到上海当“转运局”委员去了，他又在上海到处赠送药品，连那帮跟他打交道的洋人们也送。结果这些洋人有个头疼脑热跑肚拉稀的，把老胡送的药拿出来一吃，效果还真不错，很管事儿！就开始重视这些中药，也有洋人出钱从老胡手里成箱成箱地买了往他们国内寄。

可是洋人对中药，说到底还是信不过，所以胡雪岩并没把太多心思花在他们身上，而是借着筹粮筹饷、给全国各省捐钱的机会，把他的几种药往外传。尤其是哪个省有了旱灾水灾，老胡在捐钱捐米的同时，总不忘了送点儿药。

天灾人祸，这种时候灾区的老百姓当然需要药品，而老胡的“诸葛行军散”确实不凡，药到病除，结果很快就弄得全国知名了。

到最后有人说了：北京同仁堂（当时全中国最著名的大药铺）药品虽然全，可是“诸葛行军散”还是杭州出的好。

其实这时候胡雪岩还没开药铺呢，他的药厂总共只能生产这么几种成药，而老胡自己对中药更是一窍不通。可就因为他能看到长远的商机，肯让利，结果药铺还没办，药已经红了，名声也打出去了。

到后来左宗棠西征结束，老胡回到杭州，准备开药铺了，地还没买呢，他就招了一班伙计，开始在杭州附近水陆码头到处派发药物，打“活广告”。

可想不到左宗棠西征刚打完，直接又奔了新疆，老胡这个药铺也只好拖了好几年，胡雪岩一咬牙，决定把“活广告”打到底！

结果这个“活广告”一直打到光绪四年“胡庆余堂”开张营业，几年工夫，光是在码头上送药，硬是送出去十几万两银子！

再后来建起了“胡庆余堂”，胡雪岩又专门在药铺院里建了个“鹿苑”，在里头养上从东北买回来的梅花鹿，让来买药的顾客看，以便大家确信他药铺用的鹿茸都是真品。可想不到，这个鹿苑的“活广告”倒给老胡惹了点儿麻烦。

“胡庆余堂”除了鹿苑，还建了个胶厂，专门生产驴皮阿胶。结果杭州城里忽然传出个谣言，说“胡庆余堂”的名贵中药“全鹿丸”是用驴身上的玩意儿做的。

可“胡庆余堂”不是有个鹿苑吗？

人家说了：你看老胡那鹿苑总共才养了几十头鹿，要是拿来配“全鹿丸”，那鹿早杀光了！所以他肯定是骗人，养鹿是给大家看的，配药用的不是鹿。

你看看，谣言厉害不。编得人都没法反驳。怎么办呢？

胡雪岩有办法，让伙计们牵上一头活鹿，披红挂彩在杭州城里游行一圈，然后当众杀鹿，配药。这么一搞，“驴骨头配全鹿丸”的谣言慢慢没人提起了。

在这一轮一轮地摸索中，胡雪岩慢慢儿体会到了“广告”的意义，最后，他搞了一批招贴，送到各地的钱庄、当铺分号，让那些伙计派送给上门存款的客人，同时有工夫了，到大街上去派发一下，给“胡庆余堂”在全国各大城市好好造个声势。

这一招儿在当时，已经是登峰造极的广告手段了。一百多年前老胡发明的这招儿，今天还在用。你看，热闹的大街上站着几个姑娘小伙儿，一人手里拿着一摞花纸头，见人就往手里塞，这样的人，都是胡雪岩的学生。

4．“善”战

胡雪岩在杭州城里开起“胡庆余堂”大药铺，前前后后下了十几年工夫，一开张就轰动全城，风生水起，规模之大，顿时压倒了杭州城里的所有同业。

这一下，杭州著名的大药铺“叶种德堂”不乐意了。“叶种德堂”是宁波人叶谱山于嘉庆十三年（1808）所创，几十年来始终是杭州城里规模最大、牌子最响的药店，现在经营这家药店的是叶家第四代传人叶鸿年。

眼看胡雪岩的“胡庆余堂”刚一开张，声名就压过了“叶种德”，叶鸿年不高兴了。这时候又传出了一个无聊的谣言，说胡庆余堂营业厅里挂的青龙招牌上写着“饮和食德”，是要“吃”他的“叶种德”，一听这话，叶鸿年这暴脾气就压不住了，下决心跟“胡庆余堂”好好干一仗！

怎么干仗呢？就是降价。

“叶种德堂”毕竟年头老，验方多，客户也多，它们成药的销量比刚开张的“胡庆余堂”大得多了。叶鸿年就派人去打听了“胡庆余堂”成药的名目，拿自己手里的药降价销售，和“胡庆余堂”那边争夺客源。

你有牛黄解毒丸，我也有，好，我的牛黄解毒丸降价。你有紫雪丹，我也有，好，我的紫雪丹降价。你卖人参，我也卖，好，我的人参降价……

价格大战，自古至今，始终是商场上恶性竞争的“第一法宝”。这个东西往外一亮，通常都能立竿见影。果然，“叶种德堂”的成药一降价，“胡庆余堂”这边的顾客立刻锐减。

“胡庆余堂”开张不久，客源不足，尤其是大批发往外埠的成药，它们本来就做不过“叶种德堂”。现在对手又压价销售，更是把比较大的客户都吸引过去了，把个“胡庆余堂”搞得门庭冷落，局面很不好看。

业务经理就跟胡雪岩提出：人家压价卖药，咱们不回应不行，时间一长，客户全抢光了，受不了。

“怎么回应？”

“要不咱们也降价吧。”

其实说到财雄势大，胡雪岩胜过叶鸿年岂止十倍？真要打价格战，老胡拼着一个钱不赚，甚至往外干赔，砸也能砸垮叶鸿年。可这是个笨办法。

——做生意是一件最灵活的事情，就像打仗一样，因势利导，不能拘于成法。只有出奇才能制胜。

这次胡雪岩是这么想的：成药这个东西所有药店都在做，配方上也没有太大差别，多少年竞争下来，本身的利润已经基本是透明的了。“叶种德堂”降价之后，它们的纯利是多少，胡雪岩这边都能估算得出来。

如果“叶种德堂”只单纯降价，而不降低制药成本，那药物走得批量越大，它们的利润就会摊得越薄，时间长了，会赔得受不了。

如果它们想降低成本，那就得想办法省工省料，这么一来，药效就差了。这样的话，“叶种德堂”的牌子很快就会砸掉。

这么一琢磨，老胡心里踏实了：“开药店跟别的买卖不一样，客人买回去是治病救命的！那可不是省俩钱儿的事。现在‘叶种德’那边打价格战，那是它们吃饱撑的，你甭理他，让他随便闹去吧，时间一长，它们就顶不住了。”

结果还真就应了胡雪岩的话。

“叶种德堂”的成药原本就不如“胡庆余堂”的精细，药效上有点儿差距，现在它们主动降价，胡雪岩这边就势宣传，说：“你看它们的药，根本就不行，不然它们干吗降价呢？”

——我们“胡庆余堂”的成药全部货真价实，所以绝不降价！“真不二价”的金字招牌要挂一百年！好不好，看疗效。

造势，这是个大学问。

想造势，必须要有实力，有根据，说的必须是实话，而且是重量级的实话，最好还能有看得见摸得着的佐证。没有这些东西做支撑，造出来的就不是“势”，而是“谣”了。

造谣很可怕！谣言一旦造出来，那就谁也控制不了了，一不留神，没伤到对手，倒让自己中了招儿，就会死得很难看。

胡雪岩这次造势，靠的是两个事实：

一，“叶种德堂”卖的成药，自降价以后，为了降低成本，贵重药材减了分量，结果药效逐渐变差了。和“胡庆余堂”的同类药相比，“胡庆余堂”的药见效快，这是相当明显的。

二，“叶种德堂”卖的人参，以前质量很不错，可是降价之后，人参的质量下降，水分大了，让客人觉得有些吃亏。而“胡庆余堂”卖的人参，都是用生石灰“收”过的，不但不会水分大，反而是特别地干。有些人参被买回去后，没有立刻吃，在客人家里存放时吸了水气，过一段时间从盒子里拿出来再称称，会发现人参比标签上标的分量还重了……

这都是事实，谁也无法否认。

结果“胡庆余堂”这一造势，很快动摇了“叶种德堂”的声誉，“叶种德”这块牌子让“胡庆余”给比下去了。

买药的人，跟买别的东西确实不一样，他这是治病救命的呀！所以买药的人绝不会在乎贵这俩钱。现在一看“胡庆余”的药好，“叶种德”的药“不行”，这些人不买便宜的，专门买贵的，都往胡雪岩这儿跑了。

病人只认“胡庆余堂”这块牌子，那些外地来批药的大客户当然也就只批进“胡庆余堂”的成药了。结果“叶种德堂”白白降了半天价，赔了大笔银子，没有打垮对手，反而折了口碑，影响到自己最稳定的客户群，吃了一个大亏。

可是不管怎么说，“叶种德堂”是老字号，名气大，不是一下子就能动摇得了的。胡雪岩琢磨了很久，在商业竞争之外，又想出一个绝妙的点子来。

“叶种德堂”是几十年的老字号，人家这家店的选址非常讲究，在杭州城的望江门直街，从宁波、绍兴、台州、温州、丽水、金华、建德、衢州这“上八府”来杭州的人都要从西兴坐船，到望江门上岸，一上岸，正好看见“叶种德堂”的大门儿。

可“胡庆余堂”在吴山脚下河坊街的大井巷，只有从湖州、嘉兴来杭州的人从这边上岸，这么一来客人就显得没有“叶种德堂”那边多了。

这时候胡雪岩就动起脑筋来了。

首先，老胡找了有经验的船工打听，船工说了，从西兴摆渡到望江门，距离远，风浪大，不如从三廊庙过江到鼓楼距离近，可鼓楼这边没有码头……

鼓楼，离胡雪岩的药铺近得很哦。胡雪岩就说了，没码头没关系，我出钱修！于是拿出银子修了个大码头。

之后老胡又宣布：本人——“胡大善人”，准备在杭州城里办个大善事，拿出十万两白银作为基金，造一批大型渡船，专门从三廊庙到鼓楼摆渡客人，而且是义渡，不要钱！

你想，老胡一家伙拿出十万两银子，这笔钱的利息就够让这些不要钱的渡船“永远”运行下去了。这个消息一出，杭州轰动，老百姓简直都不敢相信！

好家伙，“胡大善人”真是名不虚传，这也太善了吧！

从这天起，过钱塘江进出杭州的人全都改走从三廊庙到鼓楼这条线了。一来距离近，快捷；二来，这里的渡船又大又稳，还不要钱哪，这种船谁不愿意坐……

这一下，“叶种德堂”的客人全被拉到老胡这边儿来了，“叶种德堂”立刻就走了下坡路了。

义渡善举，一举三得。既得了好名声，又使药铺附近变得更繁华，客源大增，顺便狠狠地“挤”了对手一把。

“善”战，想不到商战里还有这么一条？

在商场上有两件最精良的利器，无往不利，无坚不摧，一件是“善”；另一件是“信”。这一次胡雪岩把“信誉”和“善举”都拿出来了，他怎么会不成功呢？

孟子说：“仁者无敌。”就是这个道理。

第十八章　商人的本质

1．又见洋债

胡雪岩在杭州开药铺大获成功的时候，平定新疆的陕甘总督左宗棠正在经营西北，恢复农耕，可是和以前的情况一样，左宗棠手里没钱，很多事想办也办不起来，无奈之下，准备再次筹借债款，用于西北几省的战后恢复工作。

按左宗棠的估算，这一笔洋债需要三百五十万两银子。这是左宗棠率军西征以来所借的第五笔洋债，可这一次左宗棠动了别的心思。

从同治六年（1867）为西征而借第一笔洋债，到现在前后已经借了五笔，本金一千零二十万两银子，付给洋人的利息也有四百万两了。左宗棠觉得与其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白银流到洋人手里去，不如跟中国人借几个钱，好歹这些银子还是在大清国流通呢。

这时候江南的战乱已经平息多年，生产基本恢复正常，民间也有了钱了，左宗棠以朝廷的名义跟江南商人借钱，应该也借得到了。左宗棠把这事儿跟胡雪岩一提，老胡也觉得有道理，就由他出面找江南商人，商量借款的事儿。

这笔借款对华人洋人一视同仁，照样由各省“协饷”支付，海关出票据，督抚盖图章作为担保，而偿还的“保底”还是阜康钱庄。

要说这“三重担保”的借债方式，不管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还是信得过的，给的利息也不低（上笔洋债利息是一分二厘五丝，这次虽然还没定，但大概也会照这个走），所以有钱的华商、买办们也都愿意参与，胡雪岩就挑头成立了一个“股份公司”叫乾泰公司，由这家乾泰公司统一收集华商拿出来的借款，按股平摊，五千两银子一股，一一分写借据，然后合起来，由朝廷写个“总借据”交给乾泰公司做担保。

结果华商大家一凑，居然凑出来一百七十五万两白银。这比左宗棠和胡雪岩早前估计的要多。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江南经济确实恢复了，民间有钱了；二是经过这么多年磨合，大清国商人和官府之间那道深不见底的“鸿沟”正在被慢慢“填平”。商人的地位越来越高，势力越来越大，对官府已经不像早先那么畏惧了。

这次用“股份”方式成功向华商借款，还不能算是“分水岭”，但它是个征兆：大清国，这个暮气沉沉的老大帝国已经不可避免地被裹挟进现代潮流之中，封建社会正在瓦解，商业社会，正在形成。

当然，左大帅这次要借三百五十万两银子，现在只凑了一半，另一半还是得借洋债。

这一次胡雪岩又找了汇丰银行，这帮英国人也没废话，痛痛快快把钱借出来了。洋人华商各出一百七十五万银子，合成三百五十万两银子，从光绪五年（1879）算起，为期六年还清，利息仍然是一分二厘五丝。

光绪六年（1880）春天，胡雪岩从泰来洋行购买的德国机器开始陆续运到兰州，建起了兰州织呢局。

这年秋天，胡雪岩负责购买的那批挖河机器——运到宁夏泾源（与甘肃接壤）的挖河工地，开始挖沟。这年冬天，左宗棠被调离西北，于光绪七年（1881）正月二十九日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并管理兵部事务。左宗棠当上军机大臣，很大一个原因，是慈禧太后和恭亲王之间的互。

这时候，同治皇帝——慈禧太后唯一的亲骨肉已经死了七年了。慈禧太后这个人，命太硬，逮谁克谁！结果青年丧夫，中年丧子，这对她在朝廷中的实力和她个人的精神都造成了极大的打击。慈禧太后变得越来越多疑、暴躁、昏聩了。

以前，亲生儿子坐在皇位上，慈禧心里非常踏实，为亲儿子管理江山，她满怀热情，尽职尽责。可现在儿子死了，坐在皇位上的已经不是她的亲骨肉，这个女人不得不想一想，自己的位子稳不稳，会不会被别人推倒？

为了稳住自己的位置，慈禧太后决定用朝中“清流”的力量来打击和压制恭亲王，最好是能把恭亲王打趴下，让他以后再也站不直。

为此，慈禧想了好多办法，设了无数的“局”，其中就包括调左宗棠进军机处。

因为左宗棠是一员虎将，一味忠直，在任何问题上他都是最强硬的。他的这种态度和朝廷里的“清流”是合拍的，也很对大清国老百姓的胃口，慈禧太后正可以利用左宗棠这种个性和态度，对以恭亲王为首的“洋务派”实施打击。

左宗棠升了军机大臣，离开西北了。可眼下的西北百废待兴，无粮无饷，财政异常困难，情况很不好办。继任的陕甘总督杨昌浚手里一个钱没有，挺抓瞎，只好跟左宗棠商量，看能不能再找胡雪岩帮一回忙，借一笔洋债，帮着西北地区解决财政困难。

这时候左宗棠人已经到了北京，可心还没离开西北。既然杨昌浚的处境这么困难，老左就给胡雪岩来信，请他帮这个忙。

对这个事儿，胡雪岩已经是轻车熟路了。又找汇丰银行借了四百万两银子的洋债，经过反复商谈，这笔洋债的利息定为九厘七毫五丝，预计六年还清。

——这是胡雪岩借的最后一笔洋债了。

光绪八年六月初四，左宗棠上了一道《光绪四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六年十二月底止甘肃新疆军需报销折》，把在新疆打仗这两年所收到的军费银两以及怎么花掉这些钱，一一报出了流水账。

在这个流水账奏折中，在“收上海局道员胡光墉解到挪借华洋各商军饷银三百五十万两银子（就是老胡从乾泰公司和汇丰银行处借来的洋债）”下面赫然有一笔“收上海局道员胡光墉扣回洋商利息银八万九千七百（零）一两二钱五分”。

“扣回洋商利息银”……

左宗棠并没有进一步说明胡雪岩给他送来的这近九万两银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只孤零零地写了这么一笔。

2．回扣风波

要说胡雪岩这一辈子，最受争议的，就是他出面去借的这些洋债。

从同治六年（1867）奉命借第一笔洋债开始，胡雪岩先后借了六笔洋债，总计一千七百七十万两银子，而还债时需付的利息总数差不多有八百万两银子，胡雪岩自己在借洋债的时候吃的回扣，累计约有两百万两银子。

老胡这个人，在他活着的时候就被泼了一身的脏水，死了之后，又被泼了一百多年脏水，谁都不拿他当“好人”看，所有人都指着鼻子骂他“奸商”，究其原因，除了那些凭空而来的“谣言”之外，借洋债的时候吃回扣，是他这一辈子最“遭人骂”的把柄。

既然这么“遭人骂”，当然就会有人跳着脚儿地骂他，其中骂胡雪岩骂得最出名的，大概要算曾纪泽了。曾纪泽，湘军大帅曾国藩的长子，在清末历史上，曾纪泽是位著名的外交家，素来以强硬著称。

在左宗棠打败阿古柏，收复新疆之后，整个新疆只剩伊犁一带还被沙俄占据着。光绪四年（1878）朝廷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去跟俄国人谈判。

想不到崇厚这小子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废物！居然瞒着朝廷跟俄国人签订了一个《里瓦几亚条约》，只换回来一座伊犁城，而霍尔果斯河以西和特克里斯河流域的大片领土都割让给俄国了，另外还答应赔款五百万卢布！

崇厚这人确实太混蛋了，把慈禧太后都气得够戗，把他弄回来要杀他！后来好歹没杀，定了个“斩监候”（死缓），这老小子从家里弄了三十万两银子献给朝廷，才“赎”了自己一条命。

在这种特别艰难的时候，朝廷把以强硬著称的曾纪泽派上去了。老曾到俄国之后，毫不客气，天天跟俄国人死磕，光谈判记录就弄了几大本子！最后终于收回了乌宗岛山和伊犁南境特克斯河国土，取消了俄国人可到天津、汉口、西安等地进行经济活动的条款，废除了俄国人在松花江行船、贸易，侵犯中国内河主权等规定。

就是这位强硬的外交家，在他的《使英日记》里提道：“十二月初二，葛德立言及胡雪岩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厘丝而胡道报一分五厘丝，奸商谋利病民蠹国，虽籍没其资财，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而复委任之，良可慨也……”

光绪五年（1879）十二月初二，英国外交官葛德立跟我说起了胡雪岩代借洋款的事，洋人定的利息是八厘丝，而胡雪岩上报朝廷是一分五厘丝（其实是一分二厘五丝，估计曾纪泽听错了，或者笔误，也可能是那个洋人葛德立弄错了），奸商谋利病民蠹国，就算抄他的家，治他一个“汉奸”之罪，也不冤枉！而左宗棠左大帅居然还委任他这号儿人当“转运局”委员，真是让人慨叹了……

曾纪泽说的这番话，也许是大清国官员、士绅以及后世的千千万万热血青年，人人都想说（其实是想骂）的话吧。

说到这里，咱们一定要强调一个事儿了，这个事儿不强调出来，可能读者会被误导得一塌糊涂。

胡雪岩在借洋债的时候吃回扣，这是公开的！左宗棠也好，朝廷也好，都知道，而且都默许。

还记得胡雪岩在同治六年（1867）借第一笔洋债的时候，利息里多出了两厘五丝，当时朝廷就下旨追问，左宗棠说那是因为“英镑汇率”什么什么的……

那两厘五丝就是回扣！左宗棠知道这是回扣，朝廷也知道。你别以为大清朝廷糊涂，人家不傻！那么大个户部衙门，里头全是理财专家！一个国家的财政收支都算得清清楚楚，这么一笔回扣他们会看不明白吗？

所以说胡雪岩在借洋债时吃回扣，是公开的，是左宗棠、户部衙门、慈禧老佛爷……所有人都默许了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一定要弄明白。

如果胡雪岩吃回扣不是明吃，是“偷吃”，那他就成了一个坏人（比“败类”还邪恶）！罪过就大了，一旦查出来，直接就是抄家灭门的罪！

既然胡雪岩“吃回扣”是完全公开的，是得到朝廷许可的，是合法的，曾纪泽为什么要骂他呢？这就是问题的要害所在了。

曾纪泽是曾国藩的儿子，家教极严，从小胸怀大志，一心为国为民，是一个刚强正直、一本正经的儒门弟子和正统官僚。他一直坚持这样的观念：

第一，人生在世，一切都是为了国家，为了皇上，你胡雪岩借洋债，这是给国家办事，给皇帝效忠，是每个臣子应尽的义务，更是一种无上荣耀，哪有“吃回扣”的道理？

第二，借洋债是和洋人打交道，你在洋人面前吃这个回扣，岂不丢了中国人的脸面？

第三，堂堂中国，不到万不得已，是绝不肯借洋债的，这么要紧的钱，你居然还在里头“吃回扣”，赚劳务费，这简直没有廉耻了嘛！

第四，回扣又吃得这么大，贪哪，太贪了！

所以在曾纪泽眼里，“吃回扣”的胡雪岩是欺君、辱国、无耻、贪婪的货色，这种人，叫曾先生怎么能不恨？怎么能不骂！

曾纪泽这个人是清末著名的外交家，是铁骨铮铮的硬汉子，可同时，老曾也是个“儒生”。他根本就不理解“商人”，甚至不打算去“理解”，只是在拿儒家那一套道德标准来“套”胡雪岩，结果发现处处都不合适，他就无法容忍了。

这不是曾纪泽一个人的看法，这是整个大清帝国所有官员的共同想法，是陈旧的封建社会和新兴的商业社会，在道德理念方面发生的最剧烈、最根本的冲突。

在大清国，有两种人最看不上胡雪岩，也最瞧不起商人。

第一种，是“夫子”。

这些道学先生们，满脑子都是儒家正统思想，除了忠君爱国，除了杀身成仁，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能接受。在他们看来，商人张扬个性，讲求自我，追逐利润！这是不可理解，更不可原谅的。所以“夫子”们永远瞧不起商人，甚至仇视商人。

第二种，是“败类”。

败类，这个东西，官里有，商里有，工农艺匠，贩夫走卒，社会上各行各业各个角落，难免都会冒出几个。这些“东西们”很有趣，他自己没有个性，没有道德，所以在他眼里，社会上的所有人都跟他们一样没有个性，没有道德。

败类看官，皆是贪官，有正直的官，他也不认。

败类看商，皆是奸商，有正派商人，他也不信。

败类是不值得分析的，我们知道有这一伙子东西就行了。

而“夫子”呢？在大清国，“夫子”满大街都是，假正经的人也从来不缺。

3．电报之争

且说左宗棠被调到北京当了军机大臣，在任上整顿风气、以身作则（老左这个人以清廉正直著称），做了不少事儿。可他在军机处没待多久，九个月吧，就辞职不干了。

军机处，很厉害。左宗棠进军机处，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慈禧要借这个劲儿收拾恭亲王，可恭亲王也不是那么好“收拾”的。

军机处里除了左宗棠之外，其他几位都是恭亲王的人，整天跟左宗棠作对，其中军机大臣宝鋆（前文提过他，京油子“小喷壶”宝森的哥哥，在老胡那儿存过“私钱”的那位）更是指着鼻子骂左宗棠是“一团茅草”，在朝房里就当着百官的面儿跟他对。

结果左宗棠在军机处里人单势孤，几个月就待不住了，提出辞职！不当官了……

慈禧对左大帅是很看重的呀，哪能就这么让他辞职回乡？考虑之后，决定让左宗棠担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

光绪七年（1881）十二月二十二日，左宗棠到了江宁（南京），接任两江总督。

要说左大帅在地方上那名声是相当的好！这次外放两江，所到之处老百姓是张灯结彩万人空巷！从上海租界经过的时候，洋人专门升挂大清龙旗，派兵来给清理街道，维持秩序，海上停着的洋人兵舰水兵列队，鸣礼炮致敬！那排场真是大了去了。

就在左大帅担任两江总督的同时，有个小子也从天津来到了江南。

谁呀？——盛宣怀。

盛宣怀是江苏常州人，老爸盛康以前做过盐运使，布政使，家里有钱。盛宣怀是家里的老大，但是这个人读书不怎么行，眼看考不上功名了，就由父亲推荐到直隶总督李鸿章门下做事。盛宣怀虽然读书不行，可是做生意却是天生奇才，李鸿章对他很是看重。

后来李鸿章着手经营洋务，在上海办起了大清国第一个“官督商办”的大企业轮船招商局，可是一开始找来当“总办”的朱其昂经营能力不行，把企业办亏了，李鸿章又改让盛宣怀去管，结果盛宣怀引荐了当时给怡和洋行当买办的唐廷枢，几个人一起使劲儿，好歹让轮船招商局起死回生。

从这件事儿上，盛宣怀更得到李鸿章的信任。要说老盛这个人也确实很有一套，脑子活，眼界开阔，就跟李鸿章商量：现在虽然国泰民安，可是大清国外患极重，东南西北到处有事儿，咱们是不是把电报给它办起来？将来通信方便，对打仗很有好处。

对电报这个东西，李鸿章早在十几年前担任江苏巡抚的时候就接触过，现在眼看时机成熟，就自己先动手在天津一带搞了起来。

一搞，成了！在天津、山海关之间架的电报线路很顺畅，李鸿章就上报朝廷，说了办电报的好处，朝廷下旨让他把电报办起来，李鸿章就把这个差事交给了盛宣怀。

要说盛宣怀在李鸿章手下，正如同胡雪岩在左宗棠手下一样，能力特别强，效率特别高，办事特有谱儿，很快就联系了英国的大东公司、丹麦的大北公司，准备办电报。

后来李鸿章和盛宣怀一商量，觉得英国人“滑”（这帮英国人，已经自己把名声做臭了），决定和丹麦大北公司合作，在大清国全国范围架设电报网络。

这一次盛宣怀来上海，就是要把上海作为一个网络中枢，从这里架设通向南方各大城市的电报线路。

当然，盛宣怀办这个事儿，得跟两江总督左宗棠通个气儿。

一听盛宣怀来了，左宗棠心里挺别扭。他不喜欢这个姓盛的。

盛宣怀这人名声不好。听说他在搞轮船招商局、办矿山等好多事儿上手脚都不干净，为这事儿以前的两江总督刘坤一还上奏章弹劾过他，可是被李鸿章给保下来了。

左宗棠跟李鸿章原本都是曾国藩培养出来的，可是这两个人都才华出众，脾气也特别大，以前在曾国藩手底下的时候就经常互相，后来各自领军挂帅，也总是闹不到一块儿，再后来都当了封疆大吏，还是总闹别扭。所以左宗棠对李鸿章手下这个盛宣怀也是特别反感。现在这个人跑到江南来要办电报，左宗棠就动起心思来了。

电报，左宗棠也知道些，只是他忙着打仗，忙着当军机大臣，没时间去做。现在李鸿章已经把电报网络铺了半个中国，可左宗棠觉得，电报嘛，不过就是电线杆子，架上一根儿线，有啥难的？两江这一片儿就不用这个盛宣怀插手了，老左自己就能把电报线给弄妥。

——就是，多大个事儿呀，咱自己办！省得这姓盛的在两江地面上又贪一鼻子。

左宗棠想办电报，可是让谁办呢？老左就想起来了：胡雪岩呗！

胡雪岩在上海这么些年，跟洋人打了N次交道，以前在西北几回买机器，老胡手到擒来说买就买，现在让他架电报线，绝对没问题！

于是左帅把胡雪岩从杭州叫到江宁，说了：老胡，你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干脆出把力，把电报给咱办起来吧！

一听这话，胡雪岩直皱眉头。电报那个玩意儿，不懂啊……

还不说电报，凡是跟“洋机器”沾边儿的，老胡一律不懂。

你想啊，胡雪岩总共才上了半年学，他肚里那点墨水儿非常有限，认识字儿，会打算盘，也就到此为止了。再说了，那个年头，西洋进来的东西样样都是新鲜的，别说老胡了，就算读了一辈子书的人，出来跟睁眼瞎一样的，有的是！

可是左宗棠吩咐下来的事，胡雪岩不能不接。硬着头皮还是接了任务，回到家把古应春找来商量：老古，你说咋办呢？

古应春说了：你别急，我跟洋人熟，替你问问！你别说，古应春真有办法，很快就打听回来了。这个电报要三件事：一，官府特批；二，电线器材；三，报务人员和电码本。

在这三件事儿里，头一件不用说了，本来就是左大总督让老胡搞的嘛。第二件也好办，古应春认识英国大东电报公司一个叫腾恩的主管，可以帮着联系一下。关键是第三件事，报务员和电码本子，不好找。

人家李鸿章那边为这个电报，下了大本钱了，专门在天津开了电报学堂，训练报务员，两江这边要人才没人才，要技术没技术，怎么搞呢？

哎哟胡雪岩这个愁哟！琢磨来琢磨去，想起来了：咱们不也办了个洋学堂嘛，福建船政学堂，那里头也培养洋学生！从那儿调一批学员来，改学电报，应该也行吧？

至于电码本子嘛，嗯，咱另想办法。

4．“狗”和“主子”

想办法，胡雪岩到底有什么办法可想呢？

——花钱，“弄”！

胡雪岩在天津认识人（老胡在全国各大码头都有熟人），这时候就拿出一笔银子，托熟人想办法，上电报学堂给咱“弄”几套电码本子来……

真没耽误工夫，一个月，电码本子“弄”到上海来了。同时，福州船政学堂调出来的学生也到上海了，拿出电码本来让他们一看，这帮人说了：咱虽然是不会吧，可看着，也不是“太难”。嗯！有这句话就行。

——干事业就是这样，敢想，敢干，就容易成功。非得等到什么条件都具备了才敢动手，那就晚啦。

你看胡雪岩，没有路，人家闯出一条路来。这不，基本快搞定了，就剩买器材了。

这时候，古应春就把英国大东公司的腾恩给介绍过来了。两人一见面，胡雪岩就说：想买电线，买器材。

结果腾恩说了：电报这个东西，你们大清国管得特别严，以前洋商铺了几条电报线都被你们拆毁了。我们一向是和天津的李鸿章大人联系的，和你没打过交道，不敢乱惹事儿，所以器材不能卖给你。

洋人说的是实话。电报这个东西太重要了，在当时它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有特殊意义，所以朝廷对此看得很重，李鸿章当江苏巡抚的时候就曾经叫手下人拆过洋人在上海私架的电报线，就在不久前又让盛宣怀花三千两银子“强买”了丹麦大北公司私架的电报线。

李鸿章这个人，在对待洋人的时候态度往往很强硬，所以这帮洋人有顾虑，怕得罪人。

眼看英国人胆儿小，古应春又把丹麦大北公司的主管道森介绍来了。结果这个道森眼下正在和盛宣怀合作，更不敢跟胡雪岩打交道，缩着脖子不肯答应。

胡雪岩就跟他们泡开蘑菇了。泡来泡去，又拖了一个多月，腾恩说了：既然你有左总督做后盾，那我们干脆咬咬牙，把材料卖给你吧！

英国人答应了，事儿就妥了。

很快，架设电报用的电线器材运到上海。胡雪岩马上请人开始架线。稀里哗啦，没几下子就架好了一条分支线路。同时，早先从船政学堂调来的“洋学生”也把电报收发技术琢磨得差不多了，就在架好的线路两端搞个试验，看看效果如何。

结果这一试可坏了，不灵！这一下子胡雪岩抓瞎了！这技术谁也不懂，哪儿坏了也说不清，怎么弄呀！

折腾了好久，终于从上海的德国洋行里找了个懂技术的洋人技师，过来一查线，人家说了：你这电线、器材都不行！劣等货，不合格。

又是英国人！

早说这英国人滑，爱坑人，可这回胡雪岩就没想到这上头，瞪着眼吃了英国人的亏！眼看器材买了，线也架了一段了，这才发现不对，可你找人家退货，退不掉啦……

唉，胡雪岩给左宗棠帮忙帮了十来年，回回儿都搞得特别漂亮，就这一回，砸了个底儿掉！把个刚上任的两江总督左大帅也整得没面子了。

这时候盛宣怀又找来了：你看你们！电报是个急活儿！眼下法国人正在越南闹事，这电报在南方早架好一天，咱大清国能得多少好处？结果你们不让我架线，耽误这么长时间，钱也白花了，事儿也办不成。一拖就是几个月……得啦，你们也别拖了，还是让我负责架线吧！

到这时候，左宗棠也没词儿了。那你就架呗……

盛宣怀那边儿忙着架线，咱们在底下说句悄悄话：其实这次胡雪岩在上海架线失败，是盛宣怀搞的鬼……

盛宣怀已经在北方搞成了电报网，跟大东公司、大北公司的洋人打过很多交道，熟得很。这次其实是他私下买通了大东公司的那个洋人腾恩，故意把劣质电线卖给了胡雪岩，害得老胡架线失败，盛宣怀好抢下南方电报网的控制权。

是不是特别卑鄙呀？也不好说。

电报网太重要了，让它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才能最大限度发挥电报快捷、精确的优越性。如果江南这一块被左宗棠割出来另搞，那么这个体系就被打乱了，将来运营起来肯定会有问题，所以盛宣怀不惜一切来抢夺电报网的控制权，是有他的考虑的。

架设电报线路，也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它还涉及大清国内电报旱线和洋人的海底线路在什么地方“相接”的问题；另外大北公司在上海私架线路、在厦门私架线路，大东公司要求海底线路在福州上岸，法国人提出把电报线从越南接入广西，将来电报线进新疆、进东北和俄国电报线连接的问题，德国人提出参与在大清国境内架线的问题，大清国旱路电报线和洋人的海底线路连接后赚了钱怎么分，将来一旦发生政治、军事事件，中国是否有权随时截断电报线路……

千头万绪，哪里是“立几根木杆、架一段电线”这么简单？

在这个问题上，李鸿章掌管着全局，盛宣怀负责实际工作。而刚从军机大臣调到两江总督位子上的左宗棠在电报这个事儿上根本就是个门外汉，胡雪岩就更不要提了，整个儿就是个“拨浪鼓”——不懂不懂。

所以在两江地面儿上的电报线路，必须由盛宣怀来架设和管理。为此，盛宣怀必须不顾一切地和胡雪岩竞争。这里头有私心吗？

有。但在这件事儿上，李鸿章和盛宣怀更多考虑的还是国家利益。

左宗棠，李鸿章，不知为什么，在今天的人眼里，这两个人被放在了对立的位置上。所有人都一直在争论，他们谁是忠的谁是奸的？谁是高明的谁是愚蠢的？争来争去，结果中国人自己了起来，闹得乱七八糟……

难道这个世界竟是如此狭小，以至不能同时容纳两个好人吗？

李鸿章，左宗棠，这两位清末名臣一文一武，一将一相，都是谋国之臣，他们都是好人。只是这两个人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看问题的视角有区别，再加上大清朝廷故意分化汉臣势力，有意无意地挑起这两个手拥兵权的重臣之间的纠纷，才使得李鸿章和左宗棠看起来争执不断，很不合拍。

但李鸿章和左宗棠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都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他们对国家的贡献，都要远远大于他们一生中所犯的过失。

近代国人的思想很奇怪，讲究“非黑即白，非忠即奸”。总是要硬性地在“民族英雄”身边制造一群“汉奸卖国贼”。大概其本意是要突出这些英雄们，可是这么一来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首先，这样评价历史人物，视为英雄的，无限放大无限推崇；视为国贼的，无限贬低无限打击，将使历史变得混浊不清，有失公允。

其次，为了强化“英雄形象”而过分夸大了“卖国贼群体”，结果弄得中国近代史上到处都是“卖国贼”，最终给整个国家的所有老百姓造成了一种心理阴影，认为“朝廷”这个东西永远一团漆黑，其中只有一两个人是闪闪发光的，而这一两个闪光的“英雄”，他们是独立于朝廷、独立于制度之外的……

弄到最后，老百姓变得不信朝廷，不信制度，不信历史，不信法制……什么都不信，只信“青天大老爷”。

结果呢，社会散架了，人心浮躁了，一切都乱套了。

其实李鸿章和左宗棠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对立”，他们在很多方面的思想都是一致的。比如，这两位名臣对商人的态度。

——左宗棠重用胡雪岩，当有人指责胡雪岩贪污时，左宗棠挺身而出保护胡雪岩。可与此同时，左宗棠却深深地厌恶李鸿章手下的盛宣怀，原因是：盛宣怀贪污。

——李鸿章重用盛宣怀，当有人指责盛宣怀贪污时，李鸿章挺身而出保护盛宣怀。可与此同时，李鸿章又深深地厌恶左宗棠身边的胡雪岩，原因是：胡雪岩贪污。

这很好玩吧。

左宗棠，李鸿章，他们都是一代人杰。可在面对“商人”的时候，他们全都乱套了。为什么会这样？

说穿了，左宗棠也好，李鸿章也好，他们和他们的朝廷一样，都不理解商人，也不尊重商人。在左、李二位的眼里，商人仍然是低贱的、狡诈的、没有人格的。

可左宗棠和李鸿章，毕竟都是聪明透顶的人物，他们凭着本能清楚地感觉到：现代工商业，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命脉，不抓不行！而想搞工商业，就必须依靠像盛宣怀、胡雪岩这样的“商人”，没有他们，工商业根本发展不起来。

所以李公、左公，这两位最开明、最务实的官僚决定利用商人，保护商人，用商人的智慧开发工商业，给国家铺一条通向现代化的路。

可同时，李公、左公，也和曾纪泽、刘坤一他们一样，都是“夫子”，他们从内心深处不能接受商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本能地憎恨商人，鄙视商人。就是这种有趣的矛盾心态，导致了一个怪现象。

左宗棠保护胡雪岩，却骂盛宣怀。李鸿章保护盛宣怀，却恨胡雪岩。

简单地说，在左宗棠和李鸿章眼里，在整个大清朝廷眼里，商人是“狗”！可以用，但不看重。所以嘛，这些手眼通天的大人物一边儿护着自己的“狗”，同时，又把对手的“狗”往死里打。

大清国，这个封建愚昧的国家，根本不理解商业活动，也不尊重商人的人格和个性。所以大清国搞的那一场“洋务运动”只能失败，根本就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第十九章　湖丝『扼』喉

1．开始囤丝

架电报线的事儿没办妥，这让胡雪岩丢了把脸，在左宗棠面前也闹得挺不好看。从这件事儿以后，有挺长一段时间，左宗棠都没跟胡雪岩联系过。不联系就不联系吧，胡雪岩回到杭州，接着做他的买卖。

这时候，在江南发生的那场残酷的战争已经结束十八年了，江南的经济已经基本恢复。而这些年间，胡雪岩自己的买卖也越做越大。眼下他有二十三间钱庄银号，二十六家当铺，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年利超过百万两银子，总资产据说已高达两千万两白银。

胡雪岩怎么这么厉害呀？因为，他那阜康钱庄信誉度太高了！

要搁今天，在杭州阜康钱庄总号的墙上，肯定挂着这么一溜铜牌子：“授权代理浙江公库”、“授权代理浙江宝钞”、“授权代理江浙两省官款汇兑”、“授权代理西征军粮饷转运”、“授权代理十省‘西征协饷’汇兑”、“授权代理洋债清偿汇兑业务”、“户部嘉奖全国十佳模范钱庄”……

这么高的信誉度，全大清国的储户们，有什么理由不把自己的钱存进阜康钱庄呢？

所以阜康钱庄成为当时大清国资产规模最大的“私营商业银行”，不足为奇。

这么高的信誉度是怎么来的？三十年来，胡雪岩代理上述所有官府业务的时候，从没出过一笔错，没差过一文钱。

信誉度，全靠“信誉”累积得来！

不知不觉间，胡雪岩已经成了大清国的“首富”。紧随其后的是开票号的山西太谷曹家和湖州丝商“四象八牛”之首的刘家，据说各有身家一千五百万两白银和一千二百万两白银。

说起胡雪岩身家两千万两白银，可能读者只剩下目瞪口呆了，但这里面有个细节，还是要说一下儿。作为一个经营钱庄生意的“金融资本家”，胡雪岩的巨额财产，其实就好像一列行驶中的火车……

我想大家都曾有过到火车站接人的经历吧？站在空旷的站台上，老远就听见汽笛声，接着看见火车远远驶来，越来越近，汽笛声一声比一声响亮，车头的大灯晃得人睁不开眼睛，脚下的水泥站台隐隐震动，火车还没开到面前，一股强劲的气流先冲了过来，把人逼得后退三步，接着整列火车咣当咣当地从面前驶过，十几节车厢好像没头没尾，那个威风那个气势，让人心里止不住怦怦直跳。

可你注意过停在站台外边的火车头吗？就一个火车头，孤零零的铁家伙，虽然个头儿也不小，可是实在不怎么惊人，再细看，那铁皮上头还有锈呢……

胡雪岩的买卖就是这样。当他手里那四十九家大买卖做着生意，两千万两白银周转起来的时候，真是威风八面气势如虹，可如果有一天这巨大的生意忽然“停摆”了，挂在火车头后面的车厢全被摘掉了，速度，震动，汽笛，全都消失了，那我们能看到的，也就只剩一个锈迹斑斑的火车头了。

眼下胡雪岩这列“火车”手里拥有巨额资金，而他也早就盯上了一单大生意，那就是他多年前已经做过，后来又多年不做的生丝买卖。

在胡雪岩收丝这件事儿上，有个极不靠谱的谣言，说胡雪岩一个人收尽了大清国所有生丝，弄得洋人想搞到一斤一两生丝都很难。

这纯粹是瞎掰。丝怎么来的？蚕吐出来的。也就是说，只要养蚕，就会有茧，有茧就有丝。整个大清国有多少个地方养蚕呀，凡是有蚕农的地方，都出产生丝。胡雪岩有这么大的面子，能把这些丝全“控制”起来？

——那朝廷别干了，直接让老胡当皇上算了。

既然胡雪岩不可能收起全中国的生丝，那为什么大家都传说他做的是垄断买卖呢？

因为胡雪岩垄断的，是浙江的“辑里湖丝”。

在当时全世界的所有“丝”里，“辑里湖丝”是最好的。

最正宗的“辑里湖丝”出产于湖州南浔的辑里村，但是后来把湖州南浔一带的好丝统称“辑里丝”。这种“丝王”细、圆、匀、坚、白、净、柔、韧八品俱佳，早在唐、宋就有了名声，到明朝的时候已经确定了世界丝王的地位，到清朝，皇帝、皇后做龙袍凤袄都指定用这种丝了。

“辑里湖丝”之所以成为世界丝王，因为多年培养出来的优良蚕种独步天下，当地人的缫丝技术也是一绝。所以当时全世界虽然有不少地方出产生丝，可“辑里湖丝”却是独此一处，无人能比，用它织出来的丝绸是极品，其他生丝纺成绸，就是比不上它。

所以“辑里湖丝”成了浙江的一大财源。当时湖州南浔一带有一大群著名的富商，号称“四象八牛七十二狗”，这些人全是靠做蚕丝生意发的财。

要说胡雪岩在浙江这么多年了，人面极熟，加上财力厚实，又有雄心大志，下决心要尽力收购“辑里湖丝”，拿“丝王”的品牌说事儿，狠狠卡一把洋人的脖子，把价格提一提，借着这个名牌产品，把全中国的丝价都给它提起来！

胡雪岩收丝，是这么个事儿。并不是说老胡这个人一人收尽了全国的生丝，这上头不要闹误会哦。解释了这么一大堆，回过头来说收丝的事儿。

胡雪岩是经营钱庄的，对收丝他不怎么在行。现在他准备大规模收购“辑里湖丝”，就必须找到当地的能人。谁是能人呢？就是南浔的“四象八牛”。

湖州一带，做生丝生意发大财的商家极多，其中资产过百万的称为“大象”，百万以下五十万以上的称“牛”，五十万以下二十万以上称为“狗”，粗粗一算，共有“四象八牛七十二狗”。

这四头大象是刘张庞顾，其中最厉害的刘家，资产一千二百万，大清国第三号富翁！而跟胡雪岩关系特别好的是庞家，当家的名叫庞云缯。

庞云缯家里老辈儿就是经营生丝买卖的。这位老先生十五岁就出来做丝行生意，后来开了一间“庞怡泰”丝行，在湖州一带大大有名！而老庞这人心眼儿也活泛，不但搞丝行生意，还在上海跟洋商做买卖，就此认识了胡雪岩。

那时候胡雪岩正在给西征军购买西洋军火，而老庞正好认识洋商，就帮老胡联系了几笔军火买卖，赚了不少的钱，也由此跟老胡成了生意上的伙伴。

现在胡雪岩下决心收购“辑里湖丝”，跟洋人斗法，就来找庞云缯商量，结果老庞说了：给你老胡帮忙，到乡下去收丝，甚至“做断”“辑里湖丝”，这都没问题。但有一样儿，我帮你收丝可以，你给我多少钱，我帮你收多少丝，保证尽力，这你绝对可以放心！但这笔买卖，我不投钱……

老胡一听不高兴：你不投钱，这意思是不信任我呀？

老庞就说了：不是不信任你，咱哥儿俩谁跟谁呀！不过眼下我的钱都拿出来做那啥啥生意去了……

其实庞云缯就是不信任胡雪岩。

庞云缯做丝行生意时间久了，和洋人打交道多了，对洋商的实力很是畏惧。现在胡雪岩要跟洋人打一场价格战，老庞心里没底，所以决定只出力，不出钱（后来老胡囤丝赔了钱，庞云缯却毫发无损）。

老庞心里这点小算盘，老胡完全明白。这种事儿嘛，就不好强人所难了，反正老庞答应帮着收丝就行。于是胡雪岩拿出几百万两白银，由庞怡泰丝行出面，开始囤积“辑里湖丝”。

2．江郎才尽

有了老胡的银子和庞家的面子，囤丝进行得很顺利。很快，上海市场上就基本看不见“辑里湖丝”的影子了。

这时候，洋商开始有感觉了，出来找胡雪岩买丝。老胡一看，乐了，直接把“辑里湖丝”的售价往上一提，想不到洋人也很干脆：不好意思，价太高，我们不买。

“不买？‘辑里湖丝’都在我手里，别处你买不着。”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买‘辑里湖丝’了，买别的丝一样织绸缎。”

“那织出来的绸缎品质不够哦。”

“能差多少？我们欧洲人还就不穿你这高级绸子了，怎么地吧！切……”

“我反切！”

“我再反……”

呵呵，胡雪岩不急，丝嘛，放手里又坏不了，你们不买，行，等着吧。

这时候，咱们又得解释一个谣言了。

有人说胡雪岩收购回来的是蚕茧，时间一长，蚕咬破茧子钻出来，就全完了……这不对，胡雪岩收的是丝，而不是茧。

——因为当时湖州一带出产的“辑里湖丝”，全是生丝，不是蚕茧。

当时大清国都是手工缫丝，这样缫出来的丝有个问题，它不能适应欧洲人的纺织机器。也就是说如果洋人把这些丝买回去，他们必须用机器把生丝再缫一遍，这才能用。

那为什么洋人不干脆从茧农手里收购蚕茧，然后直接用机器缫丝呢？

——他们收不到。

因为当时的大清国还是比较“厉害”的，不像咱们后人印象中那样，已经彻底烂透，一坨屎一样……不是，当时大清国政府还有威信，实力也还不算很弱，洋人的手不能直接伸进中国内地。所以洋商和茧农之间还隔着买办商人，隔着“四象八牛”这些中国丝商们，还隔着帮会势力。

这么一来，洋人只能收购那些已经用手工缫过的生丝，然后用机器进行再加工。而从湖州收上来的生丝用机器缫过之后，会增值大约三分之一。

洋人是最会赚钱的，现在发现“再缫丝”有钱赚，他们就在上海建了好几家缫丝厂，把收来的生丝在上海再缫一遍，这才装船运到欧洲去。

显然，胡雪岩囤积“辑里湖丝”，既不会立刻断绝欧洲的生丝货源，也不能威胁他们在中国开办的缫丝厂……老胡只是垄断了一个品牌，在打有限的价格战。

这样一来，胡雪岩垄断“辑里湖丝”，对洋商的威胁就更小了。

这时候就有人劝胡雪岩也买一批机器，办一间缫丝厂。因为他有门路，可以直接从茧农手里收取蚕茧，用机器缫出丝来，再卖给洋商，赚取中间这笔利润。

此时的老胡已经隐然是江南一带的商业领袖，如果胡雪岩的缫丝厂做大做强了，其他华商也会跟进。将来厂子多了，就能把民间的蚕茧都收过来，在华商的工厂里缫成丝，然后把这些丝直接销到欧洲去。

要是这样，中国商人就真的拿到生丝的定价权了。

当然，对大清国来说，所谓“夺取定价权”，只是远景规划，或者说得难听点儿，只是“幻想”。想把生丝直接销到欧洲，这可不容易。

首先，航海运输权在人家手里控制着，洋货进中国容易，中国人想出口国货，海运这一关就不容易打通。然后到了欧洲，交易所又掌握在人家手里，想从洋人手里夺回定价权，那更是一场规模很大、时间很长的残酷商战了。

对胡雪岩那个年代的中国商人来说，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商战，他们根本应付不来。所以“定价权”这回事，只能想想，搞不到手。

——还别说胡雪岩他们了，直到今天，咱们把“定价权”搞到手了吗？

定价权先不管它，只说在上海开办机器缫丝厂，从茧农手里直接收购蚕茧，缫成丝再卖给洋商，这个胡雪岩是能办到的。

可胡雪岩几乎没怎么考虑，就拒绝了。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是本书最后一次引用这首诗了。

以前的胡雪岩精明理智，眼光开阔，多少次成功地“跳出事外看事情”，把天大的难题变成了手掌心里的小核桃，稀里哗啦捻着玩儿。可这一次面对是否引进机器缫丝这个大问题，精明了一辈子的胡雪岩，却蒙住了。

胡雪岩为什么会在这个紧要关头拒绝开办缫丝厂呢？这里面原因很多，而且每条原因都非常重要。

第一，胡雪岩本人文化程度不高，这些年虽然一直待在上海，和洋人、洋行打交道，可是很多时候是在给公家筹措军火，借款，或者买粮置衣，负责往前线转运，对于西方的工业，机器生产这些，其实接触得不多。

比如，老胡跟德国人买织呢机，结果看到的只是四千个大木箱子，而他想的只是：怎么把这“四千个箱子”运到西北去。所以老胡虽然在上海二十年了，对“工厂”是怎么个事儿，他一窍不通。

当时上海只有一家华商开办的缫丝厂，是湖州人黄佐卿办的“公和永”丝厂，光绪八年（1882）开工，可是这家丝厂开工的头几年却处境艰难。这又让胡雪岩觉得办工厂实在不稳妥，他心里没底。

第二，老胡认为，办缫丝厂，从茧农手里直接收购蚕茧用机器缫丝，就等于夺了当地丝工的饭碗。这些乡亲平时吃饭穿衣婚丧嫁娶，都仰赖手工缫丝赚几个钱补贴家用，要是这条路被工厂给抢去，老乡们日子就难过了。

不能不说，这是个糊涂想法儿。你不开缫丝厂，洋人会开！今天大清国还比较强大，洋人的手没能伸进内陆，可这种状态能维持多久？人家早晚能打破你这层“硬壳”，收到茧子！手工缫丝落后于时代，早晚会被机器顶掉！现在可不是你老胡发善心的时候。

胡雪岩和官府挂钩挂得太紧了，他脑子里想事儿也难免带上了一股子“官气”，比如这次他产生这种傻念头，这就是“官气”在作怪（商人的思路不是这样的），这样一来，胡雪岩的思想进一步被束缚住了。

第三，老胡从做买卖的第一天，就是做钱庄的。而“钱庄”这一行有个特点，那就是只对“买卖”贷款，而不支持“实业”。

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钱庄只愿意投资给买卖人，投资于商业，而不投资于工业，认为在大清国搞工业，风险过大。

当然，这也是很实际的一个想法。

商业，也就是平常说的“做买卖”，投资额小，周转快；开工厂，投资额要大得多，回款又比较慢。民间的钱庄多是小生意，开工厂对他们来说投资过大，周转过慢，加上对技术又不了解，对工厂的“赢利前景”不托底，这样一来，他们当然就不愿意把钱拿出来办工厂搞实业了。

可能有人说了：胡雪岩不一样吧，他的阜康钱庄很大，实力特别强，不是那些“小钱庄小生意”呀。

对，胡雪岩开的是大钱庄大买卖，但胡雪岩这个人的思路，并没有超越“小钱庄小生意”的范围。

出于这么一大堆原因，胡雪岩终于决定不开缫丝厂，这就为他将来和洋人竞争失利埋下了隐患。可是话说回来，“社会进步”就是这么残酷，前面的人失败了，摔倒了，后面的人踩着前人的身体继续前进。

胡雪岩不开缫丝厂，一心收丝，结果失败了。可他的失败，却点醒了整个“浙江商帮”。

胡雪岩阜康钱庄的垮台，把和他一起做着蚕丝生意的湖州南浔那“四象八牛七十二狗”全给惊动了！这些人一个个关起门来深思细想：为什么这么强大的阜康，这么出众的胡雪岩就倒了？

想来想去，这些商界奇才们终于明白了：原来只搞商业不搞工业不行，站不稳！早晚会被洋人打垮。

很快，“四象八牛”们行动起来，真金白银纷纷出手，在“公和永”丝厂之后，上海很快又有了第二家华商办的丝厂，接着就是第三家，第四家，第五家……直至开到几十家。

在办丝厂这个事儿上，曾经帮着老胡收丝的庞家始终是先锋！光他一家就开了“世经缫丝厂”和“通益公纱厂”两个厂子，就连早期办得不成功的“公和永”也咬紧牙根儿不断追加投入，终于在光绪十三年（1887）渡过难关，打开了市场。

十来年时间，在上海的华商丝厂已经成了气候，这些大商家觉得钱庄规模太小，放贷太保守，干脆又专门集资成立了一个“浙江兴业银行”。

兴业银行，中国人自己的银行，它要“兴”的是工业。

中国的“现代工商业”，这才真正起步了。

3．陷入困境

且说胡雪岩斥资数百万两白银尽力收购“辑里湖丝”，使这种“世界丝王”在上海市场上基本脱销，洋人跑来商量，老胡坐地涨价，洋人就联起手来，拒收“辐里湖丝”。

结果洋人和老胡打起了“持久战”。对洋人的联手抵制，胡雪岩并不怎么在乎，他跟洋商打交道不是一次两次了，知道商战就像攻城略地一样，看谁坚强，看谁狠，到最后还能站着的，就会大赢特赢。

于是老胡一边咬紧牙关，不在价格上松口，同时拿出资金交给庞怡泰丝行，继续收进“辑里湖丝”。可胡雪岩并不知道，此时的他，已经陷入困境了。

从光绪八年（1882）起，欧洲出现了一场经济危机，世道变差了，在伦敦的交易所，生丝价格已经开始下跌。因为当时欧洲列强各国早有了电报线，连跨洋电报都架设起来了，经济危机，生丝跌价，这个消息在半个世界都传遍了。

可这一年大清国的电报线还没形成网络，也没与洋人的“海线”连接，所以胡雪岩没能及时掌握这个消息。

确实，“辑里湖丝”是独一无二的“丝王”，现在“丝王”全被胡雪岩囤走了，用这种丝织出来的上等丝绸，暂时就缺少原料了。可单就这一点，还不足以制服洋商。

对洋人来说，这种高档丝绸的供应最好不要断，可真要是断货了，对他们来说，也并不“致命”。

第一，欧洲发生经济危机，导致人们的消费水平下降，尤其是奢侈品的需求量大减。而“辑里湖丝”织出来的高品质丝绸，正是一种奢侈品，眼下人们对它的需求减少了。

第二，这些高级丝绸，在欧洲还有存货，即使一年收不到“辑里湖丝”，欧洲的丝绸存货也不至于卖光。

第三，奢侈品，永远不是必需的。就算真的收不到“辑里湖丝”，用别的丝织出来的绸缎一样可以卖。就算在欧洲，那些有钱人里有几个人懂得区别丝绸的好坏呢？

所以洋商们很快达成了共识，今年——光绪九年（1883），他们不收购“辑里湖丝”了。除非胡雪岩肯把“辑里湖丝”的售价降下来。

看了这些，可能读者已经感觉到了。

这么说来，即使胡雪岩的钱庄不破产倒闭，在这场和洋人之间的价格博弈中，他恐怕也赢不了？确实是这样。

像大清国这样单纯出口原料和低附加值产品的国家，它们出口的物资一定会被洋人不断压价，不断贬值。这一次胡雪岩就算不破产倒闭，他借“辑里湖丝”这个高端品牌和洋人打价格战，也一定会输。其结果是，老胡不但不能借着“辑里湖丝”的涨价，推动整个中国生丝的价格走高，反而会因为他和洋人博弈失利，导致“辑里湖丝”被折价收购，同时拖累所有国产生丝价格全线下跌。

事实上，胡雪岩最终不得不压价出售了全部“辑里湖丝”，而大清国的生丝价格确实在连年下跌，逐渐走低。

光绪九年，出口生丝九万六千一百三十九担，得银一千九百二十五万四千八百六十九两，每担生丝折银约二百两。

光绪十年，出口生丝十万五千四百零一担，得银一千八百三十万五千八百二十二两，每担生丝折银约一百七十三两六钱。

光绪十一年，出口生丝九万零二百三十三担，得银一千五百二十万零一千九百四十六两，每担生丝折银约一百六十八两五钱。

……

老大帝国，封建专制，文恬武嬉，愚民政策，仇视商道，不思进取。整个大清国的颓势，单靠胡雪岩一个人，“辑里湖丝”一个品牌，能起什么作用呢？

可是话说回来了，胡雪岩在这笔垄断“辑里湖丝”的生意中，所担的风险似乎也不算太大吧？

不大，风险完全在可控制范围之内。

胡雪岩是盯准了“辑里湖丝”的本身价值，而且确定这种生丝可以较长时间保存，他自己投入资金的数额上也是心中有数的（全部投资不到他总资产的三分之一）。这笔生意如果成功，赚到了，利润会相当可观，如果不成功，到最后不得不低价卖出，也不至于被洋商压价压到不能接受的程度。

——就是说，赚了，利润挺大；赔了，赔不了多少。

对呀，胡雪岩是个精明、谨慎的大商人，他做生意心里是有数的，怎么可能拿自己全副身家去冒无谓的风险呢？商人嘛，当然是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要让自己尽可能冒最小的风险。

可能有人说了：老胡这个人眼下就应该倾尽全部身家，把那两千万两白银全拿出来，背水一战！这么干一定很爽，很有劲！因为他做这笔生丝买卖，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国家利益，是在“为中华民族争光”啊！

呵呵，打肿脸充胖子，闭着眼瞎折腾，这可不是一个商人应有的思路。

胡雪岩是个钱庄老板，他首先要对他钱庄里的储户负责，不能拿着人家的钱去瞎冒险！否则他就不是商人，而成了“伤人”了……

很多事儿上都可以有传说，在“做生意”这个事儿上，可不能有传说！

比如说，传说左宗棠左大帅“跨马提枪大吼一声直冲进叛军群里，杀了个七进七出……”这行。

可要是传说胡雪岩“倾家荡产拿出两千万两白银囤积全中国所有的生丝，要为国争光给中国人争气……”这就不行。

——要是做生意的人都拿这位“传说中的”胡雪岩当了榜样，一个个都置客户的利益于不顾，倾家荡产去“为国争光”，做这种没底的买卖，那得毁掉多少生意，给咱这国家造成多大损失！

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所以说，咱们中国人对胡雪岩这个人误解太深，对商人、商业太不了解，更是不了解事实就瞎谈论。

4．风云突变

就在胡雪岩因为囤丝而陷入僵局的时候，又一个麻烦悄然临头了。

当时世界上的第二号列强法国人，派出人马跑到远东闹事，出兵侵略了大清帝国的属国越南，大清国得知消息后，派兵进入越南北方，中、法两国在越南的东京（就是今天的河内，当时它不是首都，越南的首都在顺化，已被法国人控制）一带对峙，战事一触即发。

这里又有一个谣传，说关于这场战事，左宗棠主战，李鸿章投降，为此，李鸿章决定陷害左宗棠，而要陷害左宗棠，就得先陷害一下胡雪岩……

——没这么回事儿，历史和故事永远是两回事儿。

法国对越南的入侵始于同治元年（1862），也就是说，始于整整二十年前！

可是大清国知道这个消息却非常晚，因为越南对大清国不信任，害怕大清朝廷知道法国入侵越南的消息后，立刻派军队进入越南。所以越南国王一直故意瞒着大清朝廷。加上越南离北京万里之遥，山高水远，越南小朝廷跟大清朝廷的联系也不紧密，只是个空头的“属国”罢了。结果法国侵略越南这么多年，大清国这边硬是不知情！

到了同治七年（1868），太平军旗下的一支小队伍因为在国内站不住脚，退进越南，在保胜（今越南老街）一带扎了下来，当时约有三百来人，后来发展到两千多人，首领叫刘永福，这就是后来著名的黑旗军。

同治十二年，法国探险家安邺上尉率领一支小部队北上，连陷河内、海阳等四省，越南国王赶紧请驻守此地的刘永福帮忙，刘永福在河内城外设下埋伏，大败法军，把安邺杀了。法国人慌忙退出了河内。

想不到这个黑旗军还真厉害！越南国王一高兴，立刻封刘永福为三宣提督，让他带着黑旗军帮越南人对抗法国兵。

同治十三年，法国人强迫越南签订了第二次《西贡条约》（这个条约被清廷称为《甲戌条约》），进一步控制了越南。

这时候越南国王实在顶不住了，眼瞅着要亡国了！这才向大清朝廷求援。

得到消息后，清军立刻开进了越南北方，和法军在河内地区迎面对峙。

这时候，出于民族大义，刘永福黑旗军已经和清军站在一起，共同迎战敌人。当时云贵总督岑毓英每个月给黑旗军五千两银子的军费，又悄悄提供枪炮，强化黑旗军的战斗力。

但是为了外交上的需要，这个事儿没有挑明，大清朝廷表面上不承认跟黑旗军有联系。

为啥这么办呢？因为刘永福是越南国王册封的“三宣提督”，也就是越南朝廷承认的正式官员。他跟法国人打仗，等于是“听命于越南国王”的，是越南人请他打法国人的。这样对大清国来说，外交上就更主动、更灵活了。

这时候，曾纪泽（还记得吧，强硬的外交家，骂胡雪岩的那位）被任命为大清驻法国公使，跟法国人谈判，李鸿章也在天津开始和法国驻清公使谈判。

后来法国人一边谈一边打，黑旗军和清军也不客气，就跟法国人在河内、山西（都是越南的地名）等地打起来了。

也是在这时候，左宗棠左大帅说了：你们这些人打得不够漂亮，不够狠，让我去越南，像在新疆收拾阿古柏那样，狠狠收拾法国佬一顿！

——是这么个事儿。

所以说李鸿章和左宗棠在法国侵略越南这个事儿上，他俩一个将、一个相；一个谈外交，一个说打仗，两人各谈各的，实际上没啥矛盾。

但是不知为啥，这些事儿大清国的老百姓们都不知情。当时就有很多人出来指责李鸿章：你应该上前线！你不上前线，光在天津谈判，议和，你就是卖国贼！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们觉得李鸿章以前是淮军大帅……

可这些人就没想过，眼下李鸿章担任的是北洋通商大臣，正在负责外交谈判这个工作，到底是外交工作要紧，还是前线指挥官的职位重要？大清国有很多将军，却没有几个外交人才，把李鸿章弄到前线当指挥官去了，外交工作交给谁去办？

外交就是外交嘛，怎么到了李鸿章这儿，外交谈判就被人说成“议和”了呢……

对此李鸿章给了四个字的评语：以珠弹雀。瞎闹！

当然，这四个字立刻又被人歪曲得一塌糊涂，成了攻击李鸿章的弹药了。

唉，乱得很，谣言满天飞，弄得人没办法。

眼下中、法两国关系紧张，眼看着要打仗，这就使得上海、宁波等地原本因为欧洲经济危机而显出的萧条经济雪上加霜，银根吃紧。在这种情况下，洋商们更不肯去买老胡手里那批“辑里湖丝”了。

眼瞅着胡雪岩在同洋商斗法中越来越处于被动，却想不到，一场更大的危机突然降临。

胡雪岩在上海的阜康钱庄分号，遭到挤兑了。

第二十章　最后的失败

1．压垮骆驼的稻草

关于胡雪岩阜康钱庄遭到挤兑的前因后果，众说纷纭，但这其中又有多少是“谣言”呢？最常见的一个说法是：盛宣怀“奉李鸿章之命”来到上海，命令“苏松太道邵友濂”扣住各省送来的“协饷”不发，逼使胡雪岩抽调钱庄里的数十万两白银用来“垫还”洋债……

但这显然说不通。

第一，阜康钱庄出事的时候，“李鸿章的死党”邵友濂根本就不在上海，更没担任“苏松太道”这个职务。因为法国侵略越南，并威胁要派舰队进逼大清国，台湾告急，邵友濂已被调去襄办台湾防务了。

第二，从光绪九年年初，法国突然加大对越南的侵略力度，局势吃紧，李鸿章先后和法国驻清公使宝海、法国驻日本公使脱利古展开激烈谈判。到这一年十月，在越南北方的清军和黑旗军一起同法军展开激战，李鸿章一方面要关注前线战局，在天津和法国人打外交仗；另一方面还受到来自朝廷清流的巨大压力，又想着怎么加强台湾防务，怎么把在德国订购的铁甲舰定远、镇远、济远号弄回国来……心力交瘁，哪儿有工夫派人去对付远在上海的胡雪岩呢？

第三，阜康钱庄倒闭，直接造成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大动荡，给阜康的储户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单亏空公款就达二百九十万两白银，引发的连锁反应又使很多家钱庄应声倒闭！这时候法国人正虎视眈眈，中、法大战一触即发，他李鸿章怎么这么没心没肺，在这种时候“挑”这么大个事儿，他就不怕左宗棠出来告他？不怕户部衙门骂他？不怕朝廷里那些“清流”御史们弹劾他？

第四，如果真是李鸿章指使盛宣怀打击了胡雪岩，为什么在这件事发生之后，没有一个御史上奏弹劾他？包括左宗棠也没吭声……要知道，在当时御史上奏折骂李鸿章，就跟今天老百姓喝着啤酒骂中国足球一样，那可是大清国的一道“风景”啊。

第五，在挤兑来临之时，胡雪岩手里其实握着巨额现银，真正打倒胡雪岩的并不是“挤兑”，而是另一个我们根本想不到的“凶手”。（下面的文字中将说出这个凶手的名字，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意外）

所以阜康钱庄倒闭，胡雪岩破产，这里边应该没有李鸿章的事儿。这一说法，是从文学作品里冒出来的，是对李鸿章有极深成见的文人编出来的。

说起被人泼脏水，造谣言，估计“李鸿章的走狗”盛宣怀身上被泼的脏水，绝不比胡雪岩少。而盛宣怀的“主子”李鸿章，那更是个“脏水之王”！整整一个国家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最窝囊、最失败的三十年间的全部黑锅，李鸿章一个人，背了一多半儿。

——在这上头，吉尼斯世界纪录都让李鸿章给破了。

省省吧，真的，省省吧！咱中国人真就这么喜欢窝里斗吗？看看这大清国，都成什么样儿了，咱还自己给自己人拴对儿！

要说阜康钱庄挤兑的真正根源，可能出自上海分号。

阜康钱庄上海分号的业务经理叫宓本常。这个人也是经商能手，多年来把上海的钱庄打理得有声有色。

可是这些年来，宓本常也一直在拿着阜康钱庄的银子私下周转，给自己做“小货”。想不到就在胡雪岩因为收购生丝被套住数百万两白银，开始出现“信誉危机”的时候，宓本常动用阜康钱庄五十万两银子给自己做了一批大大的“小货”，却意外地发生了翻船事故，五十万两银子的货物一下子全沉进了黄浦江！

要在平时，五十万两银子对阜康钱庄来说不算大钱。可今天，阜康钱庄几乎所有流动资金都被生丝套牢了，在这个节骨眼儿，市面上忽然风传：“阜康钱庄又亏损掉五十万两银子！”这对那些早已是惊弓之鸟的储户们来说，就像是往玻璃窗上扔石头，打的是个洞，可碎的，是整个窗户！

这个宓本常，可真把胡雪岩害苦了。

奇怪，商人应该是个最守信誉、最守规矩的群体呀？可为什么在这本书里，咱们看到这么多业务经理在做“小货”呢？

一开始是丝行的朱福年做“小货”，后来米行的谭柏年又做“小货”，现在出了个宓本常，又是做“小货”，这些人都是商场能人，业务经理，可他们怎么都“不规矩”呢？

难道说这帮人全都不配称做商人？全都是“败类”？那败类是不是也太多了点儿？

这里面牵扯到的是另一个问题。

中国，几千年来始终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而这个儒家思想有个内涵，就是要求信徒们要无条件地忠诚于君主。

君，主，这两个字可以连着看，也可以分着看。君就是皇上，这没啥说的，可主呢？主，这个范围就大了。别的咱们不说，就说商业方面，东家，就是“主”，业务经理，伙计，学徒，这都是“仆”。

按儒家思想来说，“仆”对“主”，那是必须无条件效忠的。结果造成一个问题，“东家”们对自己手下的业务经理和伙计们，是很苛酷的。

这些业务经理，很多都是商业精英，他们是花了十几年、几十年工夫苦苦打拼才能得到今天的地位，可他们的东家却对他们非常冷漠，根本不去关注他们的成绩，不体谅他们的辛苦，给他们的薪水和待遇，远远低于他们对店铺、对生意的贡献。

可这个社会，是“儒”的社会，是讲究“无条件忠诚”的社会，一个业务经理如果堂堂正正地去找他的东家，要求给他增加工资，甚至要求分给他股份，那这位“经理先生”面临的不止是立刻开除，同时还会身败名裂！

他们本应得到的利益，却永远得不到，甚至连提都不敢提，那他们怎么办呢？

——只能背着东家做做“小货”，“名”得不到，就偷着弄点儿“利”算了。

是社会逼着这些商业精英们走了这一步。他们的做法非常“不规矩”，可社会现实却使得这种“不规矩”成了业务经理们都在暗中奉行的“规矩”。

“潜规则”，就是这么诞生的——或者说，是被那些扭曲的不公平的社会现状逼出来的。

为什么不能让这些业务经理、商业精英们真正掌握商铺的运营，让他们参与进来，给他们应得的报酬，甚至给他们股份，让他们成为真正的职业经理人，把这家店铺管得生龙活虎、精神十足呢……

如果能这样，不但很多中国企业会做大做强，估计很多见不得人的“潜规则”，也会逐渐消失了。

且说这位上海阜康的业务经理宓本常，自己也知道闯下了大祸。可眼下时间紧迫，分秒必争，他必须赶紧搞到一笔钱，以应对那随时可能发生的山崩海啸般的大挤兑。

于是宓本常跑来找古应春，跟他要账。结果古应春没钱，宓本常就跟古应春争闹起来了。

那古应春什么时候欠了阜康钱庄的账呢？

原来古应春这些年一直在上海炒地皮。

还记得二十多年前胡雪岩到上海做生丝，跟朱福年斗法吗？那一次胡雪岩和古应春商量过在上海炒地皮的事儿，可后来老胡拿着银子去做当铺生意了，而古应春，却炒了地皮。

后来太平军进了浙江，围攻上海，吓得洋人纷纷逃回海外，上海地价暴跌，一下把古应春“套牢”了，又过了些年，太平天国失败了，上海地价回升了，古应春慢慢又缓过劲儿来，再往后上海发展得越来越好，地价也一路上升，老古觉得炒地皮有赚头，就从宓本常手里借了三十五万两银子，投到地产上去了。

结果眼下欧洲发生经济危机，影响到上海地价开始下跌，接着中、法两国翻脸，江浙沿海局势紧张，上海地价更是一路猛跌，把个古应春又给套牢了……

这时候宓本常跑来跟古应春要账，老古哪儿有钱给他呀？两人当场就了一架。

想不到这事儿又被风传出去，外面马上起了谣言，说阜康钱庄又亏掉了一笔银子！

这天早上，阜康钱庄上海分号的伙计们开门下板儿，准备做生意，可大门刚打开，所有人都愣住了。钱庄大门外已经挤了几十号人，每人手里都攥着几张银票。见大门开了，这些人一哄而入！

挤兑啦，挤兑啦，阜康钱庄也要完蛋了。

2．疯狂大挤兑

应该说上海阜康分号是家很有实力的大买卖。但由于宓本常挪用了店里的大笔资金，使得这个原本应该可以应对的事件一下子变得难以应付了。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上海阜康分号首先被挤倒！这一下立刻牵连到了相距最近的杭州和宁波。

在上海阜康分号最危急的时候，宓本常第一时间跑到宁波，想跟当地的两家阜康钱庄分号调取头寸。但宁波这个通商口岸眼下比上海还要萧条，阜康在这里开的两间分号情况也不好，加上又因为上海分号出事，引得宁波分号也发生挤兑，一家已经倒掉，业务经理躲起来了；另一家则向宓本常表示：如果第二天仍然挤兑，就要倒了，所以没办法帮宓本常的忙。

这一下，宓本常走投无路，又不敢到杭州去见胡雪岩，只好也躲了起来。后来阜康钱庄全面倒闭，老宓觉得这件事都是因自己而起，愧悔之下，自杀了。

所以说，宓本常不是不要脸，他也有他的人格和“商道”，这个人之所以做“小货”，是因为在阜康钱庄里，他的贡献、他的权力、他的待遇，三者之间差距太大了。商业社会所推崇的“张扬自我、追逐利润”和封建社会所奉行的“君君臣臣、奴才主子”冲突太剧烈了。结果活生生把宓本常这个生意人给逼成了“贼”。

不几天工夫，上海、宁波，先后三家分号倒闭，这对胡雪岩来说真是晴天霹雳！还不等他反应过来，杭州阜康也遇到挤兑了。

这时候，浙江布政使德馨提出，可以先从藩库借给胡雪岩二十万两银子，帮着他应付挤兑风潮，度过眼前的危机。

奇怪，很多人认为德馨这样做是出于他和胡雪岩的“私人友谊”……

——显然不是。

阜康钱庄代管着浙江省的公库和官方汇兑，如果阜康钱庄忽然倒闭，将给浙江藩库造成巨额损失，而德馨是浙江布政使，也就是俗称的“藩台”，这藩库就是他在管的。

也就是说，如果阜康忽然倒闭，公库将遭受巨额亏损（后来阜康真的倒闭了，结果亏欠浙江公款达一百六十一万三千九百余两白银），这种严重后果，身为布政使的德馨是不能看着不管的。

所以浙江布政使德馨不但应该借钱帮着阜康钱庄度过危机，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直接出面，以官府的名义帮阜康钱庄稳定信誉。

最近几年全世界闹金融危机，很多国家的银行都出了问题，这时候，那些国家的政府就站出来，用多种手段保护自己国家的银行体系。

按说阜康钱庄在最危急的时候也应该得到官府的支持，之所以没得到这些支持，恐怕不是因为大清朝廷特别腐朽，而是因为阜康钱庄倒闭的原因非常特殊。

怎么个“特殊”法儿？后面你会看到。

当然，胡雪岩并没接受德馨提供的银子，因为他很有把握解决眼前这个“突发事件”。

自己有二十三间钱庄，二十六家当铺，两千万两身价！一次挤兑就想打垮这个纵横商场三十年的大清国商界第一强人吗？

咱们都知道，此时胡雪岩手里正压着一万五千包上好的“辑里湖丝”，传说这些生丝“价值两千万两白银”。说到这儿，咱们又得把“谣言”掰一掰了。

要说胡雪岩前前后后一共囤丝一万四千包到一万五千包，这是有根据的，但要说这些丝价值两千万两白银，这就又是谣言了。

——因为在光绪九年这一年里，大清国全国出口生丝的总额只有一千九百二十五万八千四百六十九两白银。

胡雪岩就算是个神仙，他一个人能把全大清国所有的丝都“囤”走？就算老胡有这个财力，有这个本事，那大清朝廷能答应吗？

前面已经说过了，胡雪岩所囤的，主要是浙江湖州一带出产的“辑里湖丝”，所以他想要垄断的是一个“品牌”，而不是一个行业。这么算来，老胡囤丝的数额绝不可能有两千万两白银。客观估计，这一万四五千包丝，应该价值七百万两白银到八百万两白银。

现在，这些丝全都压在库里了。但“辑里湖丝”是“世界丝王”，它真的很值钱！所以只要胡雪岩肯大幅降价，他仍然能收回投资的一大部分——至少能收回五百万两白银。

当然，在一笔生意上就损失两三百万两白银，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可胡雪岩手里拥有两千万两白银资产，四十九家店铺，他当时每年的纯收入都有上百万两白银。所以两三百万两白银的亏损还不至于压垮这个巨人，几年时间，老胡就能恢复过来。

几年后，胡雪岩一定会重整旗鼓，再来和洋人较量一把。到那时候，以老胡的聪明，他一定会拿出钱来办一家丝厂了。

在上海阜康挤兑之前，胡雪岩一直犹豫着是否把手里的蚕丝低价出手，现在他决定咬咬牙，吃这个亏，把手里囤的生丝变成现银。

3．全军覆没

“辑里湖丝”，是丝中之王，是真正的“软黄金”。只要胡雪岩愿意折价出售，马上就会有人来买。

十月三十日，胡雪岩把自己手里的七千零七十包“辑里湖丝”卖给了英国商人埃特姆森，每包售价三百六十二两五钱，得到现款两百五十六万三千两，经手人徐棣山，合同执笔章辰谷，交款银行是汇丰银行。

——这笔交易是有据可查的，交易时间，经手人，售价，都是精准无误的。

这笔银子，就算扣除手续费，杂七杂八全扣一遍，到老胡手里的，怎么也有两百五十万两白银。在之后的几天里，胡雪岩又分两次把手里另外七千包丝全部低价放掉，再次得款两百五十万两白银，三笔生意共收回现银五百万两白银。

——五百万两银子应付一次“挤兑”，您觉得够不够？

这五百万两现银，稳稳当当地维持住了阜康钱庄杭州本号。有这笔钱在手里，浙江公库提供的二十万两白银，胡雪岩当然就用不上了。

可这笔银子来得还是有点儿慢，这时候上海阜康分号已经倒了，而宁波的两间分号，也终于先后倒闭了。

不过没关系，杭州阜康总店还稳稳当当在这儿站着呢。所有持有阜康银票的商人和拿着阜康存折的储户，都可以到这儿来兑取现银。

此时，杭州阜康钱庄门外人头攒动，所有手里持有阜康银票和存折的客户都来提款，其中有很多都是从上海和宁波赶来的，这些人，都快急疯了！

而胡雪岩稳坐店面，用刚刚搞到的数百万两白银逐一打点客人，整整一天，杭州阜康钱庄岿然不动。

第二天，正是胡雪岩的三女儿出嫁的日子。

作为一个开钱庄的大财主，胡雪岩平时最注重排场（对他这一类型的商人来说，排场和信誉是挂钩的），这次女儿婚事，他原本也准备大操大办。想不到阜康钱庄偏在这时候出了麻烦，可胡雪岩明白，越是这时候，越要大办！

——信心，比黄金还要珍贵。

结果第二天的婚事，胡雪岩可真玩儿了命了！大把的钱往外撒，那真是锦绣搭台，金银垫地，车轿彩礼送亲队伍排出几里地去，铺张得一塌糊涂！一场婚礼办下来，硬是砸进去二十万两白银！

这一家伙，杭州城全城轰动！老百姓全跑出来看热闹来了……

阜康钱庄三十年老字号做出来的信誉，胡家三女儿奢侈的大婚，再加上面临挤兑时，阜康银库里层出不穷的雪花纹银，居然渐渐止住了挤兑！

到胡雪岩女儿出嫁的第二天，来阜康钱庄提款的客户明显减少，而阜康银库里，这会儿还有成堆的银子呢……

微笑了一辈子的胡雪岩，此时脸上又有笑容了。他已经在设想，是不是应该迅速让上海和宁波的店铺重新开业。

只要有银子支持，信誉还是可以挽回的，毕竟这间阜康钱庄是三十年的老字号，是整个大清国最大的买卖。

可惜，胡雪岩忘了（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想到过），在他背后还有一个最危险的敌人。就在老胡以为自己已经度过危机的时候，这个真正的杀手，已经出刀了。

电报！光绪九年，大清国各个主要城市，很多都已经通电报了。

是的，就在胡雪岩拼尽全力死撑杭州本号的时候，他“在生丝买卖上亏损数百万两白银，上海、宁波分号倒闭”这个要命的消息已不胫而走，顺着大清帝国刚刚架设起来的电报网飞一样传遍全国各地！

就在一年前，在大清国，电报网还没建成，装着现银的火轮船和昼夜狂奔的驿站快马还能比危机、谣言跑得快些，可现在，大清国有电报了。

而胡雪岩手里这五百万两现银，却不能像电报一样迅速地汇兑到他遍布全国各大城市的钱庄里去……在他之前，大清国所有商人都从没跟电报赛过跑，现在面对这个恐怖的“妖怪”，胡雪岩彻底傻眼了。

这世上还有像胡雪岩这么倒霉的商人吗？

当他开始囤丝的时候，上海的电报线路还没架好，结果他没得到欧洲发生经济危机的消息，盲目囤丝，吃了大亏。

可就在他的钱庄面临挤兑的时候，这该死的电报网偏偏架通了！于是整个大清国都在同一天里知道了胡雪岩在生丝买卖上发生巨额亏损，都知道了上海、宁波阜康分号倒闭的消息。

十一月初五一大早，镇江，福州，湖南，湖北，京城……除杭州本号外的阜康钱庄另外十九家分号，在同一时间发生了挤兑！

清末史家李慈铭在光绪九年十一月初七（老胡垮掉的第二天），在《越缦堂日记》里记了一笔：“昨日杭人胡光墉所设阜康钱铺忽闭……前日之晡，忽天津电报言其南中有亏折，都人闻之，竞往取所寄者，一时无以应，夜半遂溃，劫攘一空。”

意思是说，昨天（初六，杭州阜康总号垮掉的日子）杭州胡雪岩所设阜康钱庄忽然（注意忽然二字）倒闭，前天（初五，阜康“全国大挤兑”发生这天）申时（就是现在的下午三点到五点这个时间），忽然（又是忽然）天津收到电报，说胡雪岩在南方的买卖“有亏折”（指生丝巨亏，上海宁波三处钱庄倒闭），北京城里的人们听说后抢着去阜康分号取款，阜康分号一时反应不过来，天黑就垮了，被抢了个精光……

这一段话，把阜康钱庄的真实“死因”说了个明明白白。

而李慈铭在胡雪岩杭州钱庄倒闭的第二天就知道这个消息了，并能把上海、天津、京城、杭州几个地方发生的事件连在一起，写进日记，这又一次向咱们展示了电报的威力。

别说胡雪岩手里这五百万现银应付不了十九间钱庄的挤兑，就算他有本事，有银子，能应付得来，可他手里的现银，也跑不过电报。

光绪九年（1883）十一月初六，除上海、宁波两地三间钱庄已先期倒闭之外，全国各地的另外十九间钱庄都在同一天破产倒闭了。

最后一个倒下的，是杭州阜康本号。因为此时，阜康全国各地分号全面倒闭的消息，又顺着狗娘养的电报线传回了杭州……

到这时候，再多的现银，也已经保不住杭州阜康了。

这天黄昏，胡雪岩呆呆地坐在这间他多少年来一直当成“家”的店铺里，眼睁睁看着自己苦心经营了三十年的阜康本号，在挤兑的狂潮面前不得不上板歇业，曾经坐拥两千万两白银的金融帝国，一夜之间轰然倒塌。

这一年，胡雪岩整整六十岁。

三十岁开钱庄，靠着过人的胆识和无比的坚忍一步步走向成功；六十岁破产，败在他从没见过的像闪电一样迅速的新技术电报上。

——也许胡雪岩本不该倒下，如果大清国的电报线路能晚一年架通的话！

或者，早一年也好……

4．惨烈的“打狗”

阜康钱庄二十三间分号全面破产倒闭，胡雪岩的命根子断了，所有生意都停摆了，这就像一个人浑身上下都没受伤，就脖子被抹了一刀，把大动脉给割断了……

这时候，左大总督也帮不上忙了，浙江布政使德馨德大人也没咒儿念了。全完了，谁也帮不上胡雪岩的忙了。

这列曾经威风凛凛奔驰了三十年的“火车”，终于缓缓地停在了轨道上。速度，震撼，强劲的气流，响亮的汽笛声，刺眼的灯光，全消失了，旅客们下车了，挂在火车头后面的车厢也被一节节卸下来了，这时候，我们终于可以看清“大清首富”胡雪岩的真实财产了。

二十三间钱庄，破产之后连渣儿都不剩了。银库空了，伙计们散了，店面，大多是租回来的；二十六间当铺，共有资产二百二十四万八千八百八十七两白银（有官府清账记录为证）。

“胡庆余堂”，在这次事件中，这间大药铺未受冲击，估计值有银二百八十万两，但并没能卖到这个数儿，而是被人侵吞了（下面就要说这个事儿）。

元宝街的胡家大宅和胡雪岩剩余的其他资产，包括金银细软、房产、地产，总计约二百二十万两白银（有户部的还款记录为证），其中胡家大宅约值四五十万两白银，其余财产约值一百七八十万两白银。

阜康钱庄的忽然倒闭，在大清国内掀起了一场金融风暴。一时间人心惶惶，全国大大小小各家钱庄的所有储户们都吓坏了，不分青红皂白，一股脑儿冲进钱庄去提现，很多中、小钱庄当场就被挤垮，连北京城里的大钱庄也遭到挤兑，岌岌可危！

这时候朝廷赶紧出面，以官府的名义制止这股挤兑风潮，规定每个储户账号的取款数额，不准储户多提现银……好不容易才把这股全国性的金融恐慌控制住了。

其实官府原本也可以这样拯救阜康钱庄，可惜，“电报”这东西太狠了，阜康垮得太快了，不但胡雪岩没反应过来，就连官府也没反应过来。

控制住了金融大恐慌之后，朝廷回过头来，十一月十二日，立刻查封了胡雪岩名下的所有当铺，把这些资产都封存起来，以便将来清账。同时下旨革去胡雪岩“候补道台”的头衔，命他限期偿还所欠公私债务。

此时老胡的钱庄破产，可急坏了那帮贪腐的官员，因为这些人都把自己平时捞回来的“私钱”存在阜康钱庄里，现在这一破产，这些人全成了光屁股的“裸泳者”。其中最恶劣的要数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文煜。

这个文煜和胡雪岩交往已久。早年老胡刚开钱庄不久，还当着福州将军的文煜就往他钱庄里存过“私钱”。现在阜康一倒，文煜急了，赶紧上奏要求追还存款。

皇上就问了：“你在人家钱庄里存了多少钱呀？”

“三十五万两。”

“这么多钱！请问，你当官这些年，一个月挣多少钱？”

“那啥，要不这么着，我给朝廷捐十万两吧，算认罚了……”

“切，懒得理你！”

于是文煜捐了十万两银子。然后开始清账，追欠。这一“追”，发现文煜在阜康账上的存款不是三十五万两银子，是五十六万两银子！

可这时候文大人已经交过“罚款”了，别人也不好意思再收拾他了。结果文煜仗着势力，硬是把价值二百八十万两银子“胡庆余堂”大药铺“弄”到了他的名下。

文煜这个缺德鬼折腾完之后，户部尚书阎敬铭又给两江总督曾国荃写了一封信：“姓胡在帮着左宗棠筹借西征借款的时候交际应酬、保险、装运物资、水陆运费等项共有十万六千七百八十四两银子，请你帮着从姓胡的手里的资产中折价变现，凑出来交给户部……”

左宗棠西征，这都N年前的事儿了，真正是陈芝麻烂谷子，现在都给翻出来了……

其实这十万多两银子早就报销在案了，可现在阎敬铭瞪着眼要账，这分明就是在打“落水狗”。阎敬铭，这什么人呢？是不是又跟文煜一样，缺德鬼一个？

绝对不是！

——老阎，算得是清末官场中的一位传奇人物。

阎敬铭是陕西大荔县出来的老倔头子。这个人性格刚烈执拗，疾恶如仇，而且据说相貌奇丑，长得像个凶神恶煞一样，贪官污吏一见他就尿裤子。以前在湖北当按察使，主管刑律，有个副将犯了法，阎敬铭带人抓他，这小子钻进湖广总督官文的家里藏着不出来，阎敬铭硬是在总督家门口儿堵了三天，白天坐在地上办公，晚上就睡在门房的过道里。到最后闹得官文没办法，只好把犯法的家伙交出来，阎敬铭当场把这人按在总督府门口打板子，打完之后按律发配……

后来老阎进了户部衙门，在户部前后待了十四年，穿着一身褡裢布做的破烂官服，挤眉瞪眼往户部衙门大堂上一坐，大清国贪污腐败的事儿眼瞅着见少。

阎敬铭这人了不起！

这么一个正派透顶的好官儿，而且还是大清朝廷第一理财专家，他干吗在这个时候出来，拿着报销过的账单子跟胡雪岩要账呢？

应该说这是要“整”胡雪岩吧。

阎敬铭是个正直透顶的“夫子”，在他眼里，胡雪岩是这么一个人：“出身市侩，积惯架空罔利，最善交结官场，一身兼官商之名，遇事售奸贪之术！”

这段话咱不翻译了，我想读者也都看得明白。

胡雪岩，商人！市侩！奸诈！贪婪！为了私吞财物，引起全国金融动荡！这狗东西！

也就是杭州离得太远，够不着，要不以老阎的脾气，非得冲过来踹胡雪岩两脚不可！

这个时候，很意外，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荃替胡雪岩说了几句公道话：当年左宗棠征战新疆，那么不容易，借那些洋债不是瞎借，是真有用的！胡雪岩这个人“仅委员之虚名，而其平时交接酬酢丝丝入扣，一旦缓急相依，即竭力以图……”

哎呀，可惜胡雪岩活着的时候无缘看到这几句话，不然，估计老胡得掉几滴眼泪了。

这几句话啥意思呢？

“胡雪岩只不过担个‘采办转运局’委员的虚名，可平时在工作上丝丝入扣，一文钱的错儿都没出过，一旦前线有什么事儿要用他，每次都是尽力给国家办事……”

——这是一句难得的公道话。

“前督办大臣左宗棠进规西域，所以迅奏肤功者，仰赖庙谟坚定，无复掣肘之虞，而迭当各省歉荒，强邻逼处，亦幸得借款之可恃，庸有私于胡光墉乎？似亦可以共谅亦……所有甘肃、新疆历次借款，开支经费，已久汇单奏销。若胡光墉之罔市累人，固须惩以自戒，而此番案属因公支用，非等侵吞，以视户部现办章程，系在旧案准销之例，应请户部鉴核，转予斡旋，奏请免追。”

这一大段话是说：左大帅收复新疆，主要靠朝廷英明，但是胡雪岩借洋债也是帮了大忙的，他有什么私心呢？咱们给他点儿理解吧。你老阎所说的以前那些“开支”什么的，早就报销过了，胡雪岩钱庄破产连累这么多人，当然要罚他，可你说的这笔钱是因公支出，又不是侵吞公款，按户部办事章程，这都是可以报销的，现在户部就别再咬着不放，难为胡雪岩了……

这位“说公道话”的两江总督曾国荃，又是什么人呢？

曾国荃，以前湘军大帅曾国藩的亲弟弟，湘军名将，曾经亲自攻克金陵。这个人虽然读过书，考过功名，后来立了大功，当了大官，可他为人粗鲁，对官场上的事儿一窍不通。与其说他是读书人出身，不如说他是个武夫。

曾国荃不是“夫子”，所以他不觉得胡雪岩特别可耻，特别可恨。也就因为这个，曾国荃对胡雪岩没什么成见，当然也不打算“陷害”他。

结果，刚直透顶的阎敬铭出来打胡雪岩这条“落水狗”，而鲁莽武夫曾国荃，倒给这条可怜的“落水狗”说了几句公道话。

——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大清国的一种社会现象。

5．就这样走了

话说胡雪岩成了一条“落水狗”，这落了水的狗虽然还能扑腾几下，可它早晚是要淹死的。

光绪十一（1885）年十一月初一，也就是在阜康钱庄破产两周年之际，“落水狗”胡雪岩，终于死了。

对老胡的死，外界传言说他是“忧惧而死”，其实呢，胡雪岩是自杀的。

怎么知道他是自杀的呢？且看下面这几件事之间的联系。

阜康钱庄发生大挤兑，所有银号全部倒闭，是在光绪九年（1883）十一月初六。

而胡雪岩，恰好死于光绪十一年（1885）十一月初一。

可能有人说了，难道老胡就不能在初一这天死吗？谁规定的……

别急，且往下看。

胡雪岩死后没几天，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户部尚书阎敬铭上奏朝廷，声称胡雪岩“侵取公私款项……突于光绪九年十一月间，将京城、上海、镇江、宁波、杭州、福州、湖南、湖北等处所开阜康各字号同时全行闭歇……臣部以胡光墉经手公款必巨，即飞咨各直省扣抵著追，嗣后各省开报亏欠公款数目，由浙江著追者共银一百六十一万三千九百余两，至亏欠江海、江汉两关及两江采办军火电线经费、采购柔秧等银七十八万六千八百余两……迄今已满三年（应为两年，此是笔误），仍未扫数完缴，由浙江著追公款尚欠四十九万八千一百余两白银，由两江著追公款尚欠二十万八千一百两白银……”

“迄今已满三年（两年），仍未扫数完缴”……

这不就全对上了吗？

胡雪岩的阜康钱庄破产倒闭后，共欠各种公款约为二百九十万两，按大清国法律规定，他应该在两个月内还清欠款。可是因为阜康钱庄规模太大，欠公款数量太多，两个月肯定还不清，为了尽量避免损失，北京城里的户部衙门就革掉了老胡那个“候补道员”的头衔儿，给了他两年时间，让老胡变卖财产还债。

——限期两年，这个限期正好到光绪十一年（1885）十一月。

胡雪岩，正是在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初一这天，也就是户部限定两年还款期限到期的这一天，他自杀了。因为两年过去了，老胡拼尽全力，仍不能还清公款——至今还欠约七十万两银子。

至于户部尚书为什么到十一月十二号才上奏朝廷，请求正式逮捕胡雪岩？这很简单，因为户部尚书阎敬铭是清末一位了不起的理财专家，以冷峻严格、一丝不苟著称。所以他给老胡定的还款期限，是精确到“天”的，十二号这天，是正日子。

而胡雪岩自己计算的期限，却是按“月”算的。所以对老胡来说，十一月一号，期限就“到了”。

阜康倒闭了，当铺全查封了，“胡庆余堂”被北京城里的大官儿抢走了。胡雪岩只能用自己平时积累下的田产、房屋、金银细软来清偿那天文数字的“公私欠款”。两年间，他把手里每一分钱都筹集出来，用来还债了，可到底还是还不清……

于是在还款期限到期的这一天，胡雪岩自杀了。

按说当时有电报了，胡雪岩死的消息户部衙门已经知道了，阎敬铭为什么还要“抓”他呢？这就是古人和现代人对“死亡”的不同认识了。

现代人觉得，死了一烧，装骨灰盒，完事了。

可古人不这么看，他们认为，死者的遗体对家族荣誉很重要，所以对死者的遗体也是可以“治罪”的，如果死者罪大恶极，就算死了，也还可以开棺戮尸！

所以阎敬铭故意不提胡雪岩已死的事实，而是下了这样的一道文书，目的就是要把胡雪岩死后定罪，开棺戮尸，以儆效尤！

好狠！阎敬铭跟老胡有什么仇哇……

这不是个人情绪，这是封建社会、封建朝廷、封建士大夫对“商人”的态度。

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老胡死后的第十二天，浙江巡抚刘秉璋奉旨亲自带人来抄他的家，可这时候的胡雪岩已经没有“家”了。他的宅子早就卖了还债用了，他手里连一文钱也没剩下，就连眼下停尸的屋子，也是租来的。

查抄胡雪岩“家”之后，浙江巡抚刘秉璋上奏朝廷：“奉札后，（本人）督同仁和、钱塘县令亲诣查封，见其停柩在堂，所住之屋，租自朱姓，逐细查点，仅有桌椅箱厨各项木器，并无银钱细软贵重之物。讯据该家属胡乃钧等，供称：所有家产，前已变抵公私各款，现今人亡财尽，无产可封。”

说实话，看着眼前这个情景，连刘巡抚都被感动了。

“溯其承办西征转运，亦尚著有微劳，今既身故，可否免其置议，伏侯圣裁。”

——西征转运，亦有功劳，今既身死，可否饶过他的尸首，放过他的家人？

其后，朝廷把胡雪岩所开设的二十多家当铺全部资产一律收缴，共计二百二十四万八千八百八十七千文（两）银子，还清所有公款欠账，还有富余。

大清朝廷这才放过了胡雪岩的尸体。

人死了，债也还完了，老胡的故事，就这样精彩而无奈地结束了。

后　记 “杭铁头”的口碑

胡雪岩，生在一个特殊年代，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开设钱庄，替官府管理公库，经理汇兑，前后三十多年，没出过一笔差错。其后主持上海“采办转运局”，经手钱粮银两从无错漏，借洋债一千七百多万两白银，除应得回扣，一两白银也没多取。代管公库、执行转运期间，以钱庄资本垫付公款百余万两白银，从无怨言。

前有浙江巡抚王有龄；再有陕甘总督左宗棠；最后是两江总督曾国荃，他们全都这样说。

到后来胡雪岩集巨资收购蚕丝，与洋商斗法，偏在此时遭遇危机，钱庄破产，荡尽家财清还欠账，硬是将身边财物一分一文全部缴出，可到最后，终于无力尽数清偿，于是在还债期限到期的这一天，自杀身亡。

胡雪岩的失败，不是缘于生意上的失败，事实上，他是毁于一次“意外事故”。还有传统意义上的，“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老胡本人是个精干的商人，一个非常出色的运作高手。纵观胡雪岩一生的经营之道，他的每一个计划，每一笔买卖，都做到了稳妥而精确，以最小的风险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可以说，胡雪岩是他那个时代的“经营之神”。胡雪岩一生尊商重道，操守谨严，坚忍顽强，有胆有识，不诈不欺，他的人品，有“胡庆余堂”的“戒欺”牌匾为他作证。

活得信义，死得坦白，欠人钱财，以命相抵。后人说胡雪岩是个“杭铁头”，名不虚传。

“杭铁头”三个字，把上面总结的这一堆东西都装进去了。

——这就是老胡的个性。

没有个性的人，不能成大事。这是天下至理，放之四海皆准。

其实对胡雪岩这个人物的评价，在清代早就有了定论。

左宗棠大帅是这么说的：“胡雪岩，商贾奇男子也，人虽出于商贾，却有豪侠气概。”

晚清文史大家，越缦老人李慈铭以四字计之：“光墉者，江南大侠。”

那些认为胡雪岩“官商勾结、吹牛拍马、专靠卑鄙伎俩发财、后院养着一百多个姨太太”的说法，真不知是从何而来。

所以说胡雪岩这个人，也真可怜。

他本是个严谨、讲信誉、有正义感的商人，可只因为他是商人，社会不理解他，老百姓不信任他，从他活着的时候，就有人一盆一盆往他身上泼脏水，后来人死了，可这脏水仍然泼个不停。过了一百年，好不容易才消停了，却不知怎么搞的，忽然又被人从坟墓里“架”了出来，接着往他身上泼脏水，而且越泼越脏，越泼越臭！

要是胡雪岩在天有灵，他一定会气得从坟墓里蹦出来，把那帮写文字诬蔑他、羞辱他的家伙一个个掐死。

当然，胡雪岩并没蹦出来掐人，这又一次向我们证明了一个真理：历史不用人评说，自有公理。

——很多事儿都可以有传说，唯独生意场上，不能有传说。

很多人可以是传说，但唯有百姓的“口碑”不是传说。所幸，胡雪岩到今天还给世人留下了两笔真正的财富——“胡庆余堂”和用良心做药的精神！

Table of Contents

题名页

版权页

目录

前言　经商就学胡雪岩

第一章　从小就爱钱

1．“命大福大”的顺官儿

2．不学却有术

3．见钱眼开的学徒

4．从站柜到跑街

第二章　第一笔大生意

1．“跑街小胡”失业了

2．撞南墙

3．王有龄回来了

4．小菜一碟

5．你信不信我

第三章　起步第一桶『金』

1．空手套白狼

2．玩转官票

3．湖州的响牌

4．价格联盟

第四章　钱庄做大了

1．买命胜过买心

2．北上取经

3．给官府帮“血忙”

4．官老爷的“私钱”

第五章　商场就是战场

1．欺生

2．结仇

3．疯狂地挤兑

第六章　权力的暗战

1．索贿者

2．连环套

3．军机处

4．曾国藩

第七章　江南“丝王”

1．小刀会和大涨价

2．内奸拆台

3．往死里整

4．开钱庄和当铺

第八章　商人与战争

1．身不由己

2．乱糟糟的存款

3．奇怪的攻势

4．江南大营崩溃

第九章　舍了命豁出去

1．冲出围城

2．上海筹粮

3．船帮与漕帮

4．无望的航程

5．隔江相望泪眼

第十章　胡雪岩和左宗棠

1．粮食，就是命啊

2．商人跟上官人

3．“粮台官”的生意经

4．克复杭州

第十一章　重建杭州城

1．杭州赈抚局

2．“劝捐”

3．火轮船

4．殷殷故人情

第十二章　胡大善人倒霉了

1．灵丹妙药

2．谣言疯起

3．好事儿办砸

4．灰溜溜“红顶子”

第十三章　奔向福州船政局

1．左宗棠的大手笔

2．法国人的花活

3．政局定址

4．事多磨

5．洋“贪污”

6．福州船政局

第十四章　洋债是个无底洞

1．“弄”钱儿

2．无底洞

3．借了又借

4．捐了又捐

第十五章　一场撬米恶斗

1．撬米行

2．反撬

3．非常手段

第十六章　坚定收复新疆

1．五十岁开药铺

2．新疆出事

3．举债进兵

4．平定新疆

5．“玩儿”机器

第十七章　胡庆余堂

1．华丽亮相

2．货真价实

3．广告效应

4．“善”战

第十八章　商人的本质

1．又见洋债

2．回扣风波

3．电报之争

4．“狗”和“主子”

第十九章　湖丝『扼』喉

1．开始囤丝

2．江郎才尽

3．陷入困境

4．风云突变

第二十章　最后的失败

1．压垮骆驼的稻草

2．疯狂大挤兑

3．全军覆没

4．惨烈的“打狗”

5．就这样走了

后　记 “杭铁头”的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