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色账簿：1921～1927／马祥林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2.1

ISBN 978-7-5378-3661-6

Ⅰ．①红…　Ⅱ．①马…　Ⅲ．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Ⅳ．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9747号

书　　名　红色账簿：1921～1927

著　　者　马祥林

出 版 人 王灵善　徐现江

责任编辑　樊敏毓

策划编辑　张宇浩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营销部）

010-58200905转801（北京中心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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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真　0351-5628680　010-58200905转802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50　　1/16

字　　数　358千字

印　　张　22

印　　数　1-40000册

版　　次　2012年4月　第1版

印　　次　2012年4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3661-6

定　　价　39.00元

导语

如果有人让我把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共党史浓缩成一句话，我会说：那是相对弱小的在野党，打败了掌握国家资源的执政党的过程。

如果有人让我把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人民解放军战史浓缩成一句话，我会说：那是不拿薪饷的军队，打败拿薪饷的军队的过程。

那么，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怎样解决经费问题的呢？金钱和战争与革命的事业，又是怎么样相互制约和影响的呢？

财富既是战争的因，也是战争的果；一切的纷争，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夺取国家政权的过程，同时就是夺取国家资源的过程；货币战场上的厮杀，比起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来毫不逊色。

历史有如账簿，红色的历史就是红色的账簿，历历在目。

本书从新角度诠释红色历史，力求使读者从多个侧面了解共产党创业的历史。

目录

楔子　货币与战争：从美国独立战争说起

第一章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也送来了建党经费

第二章　输血与造血

第三章　工人运动的效益

第四章　金钱是一面镜子

第五章　殉道的代价

第六章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第七章　没有外资也要干

第八章　第一记重拳出击

第九章　南下广东的生意经

第十章　战斗与非战斗消耗

第十一章　“只要有钱，不问政策”

第十二章　财尽人未散

第十三章　三河坝留下的本钱

第十四章　第二记重拳出击

第十五章　本钱一个师

第十六章　破财消灾

第十七章　代价高昂的“学费”

第十八章　谁来掌舵？

第十九章　井冈山的经济学

第二十章　第三记重拳出击

第二十一章　“红布指数”

第二十二章　中共中央否定了军队施行薪饷制

第二十三章　广州大逃杀

第二十四章　红色起跑线

附　本书主要参考资料

楔子

货币与战争：从美国独立战争说起

公元1775年4月，英国殖民地——北美马萨诸塞州一个春光明媚的早上。

小镇银匠勒威尔突然看到一队全副武装的英国军人，正向波士顿附近的康克德进发，那里是北美民兵组织“自由的儿子们”的秘密军火库，囤积在那里的枪支弹药，正是用来对付英国殖民者的。

作为一名手工艺人，银匠勒威尔是众多不满英国殖民地经济政策者中的一位坚定分子。

十年前，英国由于在对法国的“七年战争”中军费负担过重，颁布了《印花税法》，规定殖民地所有印刷品，如商业契约、广告、历书、新闻报刊等等，都要向英国政府交纳很重的印花税。比如印一张大学毕业证书，需要交两英镑的税。

在北美民众的强烈反对下，英国议会表面上取消了《印花税法》，却又代之以收税更加广泛的《唐森德法案》，收税的范围扩大到玻璃、纸张、铅、茶叶等生活必需品，由此酿成了“波士顿倾茶事件”，北美人民暴力抗税，英国政府于是增派军队，准备大打出手。派往康克德的这队英军，就是准备秘密抄北美抵抗组织老巢的。

银匠勒威尔飞马报信，不久之后，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在小镇来克星顿打响了！

美国独立战争，货币成了直接的导火索。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战火中，“世界货币”美元呱呱坠地。

1775年6月22日，“大陆纸币”诞生了，这就是现在的美元。独立战争是因钱而起，领导美国人民的“大陆会议”决心不再以征税的方式筹集军费。战争初期靠从法国、西班牙、荷兰等国借钱打仗，但向别人借钱总不是长远之计，大陆会议的领袖们决定：直接制造美国人民自己的货币，将战争的经济命脉控制在自己手中。

第一版美元只印了二百万元，颜色以绿色为主基调，取名为“Dollar”（中文发音为“刀乐”，有点“横刀而乐”的意思），因此被民间戏称为“绿刀”。二百万元的“绿刀”对于独立战争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此后美国各州都开足马力，拼命印制和发行美元。截止到1776年7月美国《独立宣言》发布，仅一年时间美元的发行量就翻了近八倍，超过一千五百万元之巨。

二百多年前的一千五百万美元，无疑是个天文数字。美元的信用越来越低，每天都在贬值，引起通货膨胀是必然的。美国的老百姓不愿意使用。美国政府一面教育人民要热爱自己的货币，一面采取强硬手段强制美元流通，规定凡拒绝使用美元者将被视为卖国贼，财产将被没收。据统计，独立战争百分之五十七的经费是通过发行信誉度极差的美元筹集的，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获取独立和自由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美元持续贬值，美国人民虽然爱国，但饿肚子的滋味实在不好受。1779年，也就是《独立宣言》发表三年之后，驻康涅狄格州的两团美军士兵拒绝接受美元作为军饷，美军统帅华盛顿将军束手无策，只得向法国借了一笔法郎发给士兵才平息了事态。

由此可见，货币是战争的血液，失血的战争是坚持不下去的。战争的本质甚至可以说是“货币战争”。

血液的颜色是鲜红的，失去了鲜红色彩，战争历史将会缺乏亮丽的色调。

时光斗转星移，历史的目光转向20世纪的东方国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战争，较之美国独立战争更为复杂曲折，更为波澜壮阔，同样也离不开货币的血液。一部红色革命史，就是一本本“红色账簿”。

故事从一艘客轮开始……

·1·

公元1921年6月3日，一艘从地中海驶来的意大利客轮，在中国上海港徐徐靠岸。

一位头顶微秃的欧洲裔中年男子从三等舱里走了出来。

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马林

上海夏日的阳光让这位外国佬不得不眯起眼睛。码头上搬运卸货的工人往来如织，阳光给他们结实的肌肉刷上了一层古铜色。码头外不远处小商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显得十分繁华。这让他有些惊讶和感叹。

走出码头的时候，他向穿制服的检查人员晃了一下护照。护照标明他的名字叫马林，来自荷兰。检查人员只是按例行公事看了一下便挥手放行。他们不知道，他们今天放走的这位马林先生不久将在中国的土地上，掀起怎样一股惊涛骇浪。

马林的真实身份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

共产国际是1919年3月成立的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总部设在莫斯科。马林受共产国际派遣，肩负着一项极其特殊的使命——帮助中国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党组织。

马林并不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第一人，此前还有一位名叫维金斯基的人被派到中国，他的中国名字叫“吴廷康”。

早在1920年3月间，吴廷康就详细考察了在中国建立工人组织的环境。他通过俄国驻华大使馆和北京大学俄文教授鲍立维（也有译作柏烈伟的），结识了在北京大学的共产主义者。鲍立维在北京大学教授俄语，对中国文学颇有研究，称得上是一位汉学家。他最先给吴廷康推荐的，是他的一位中国同事——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

若论起对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认识，当时的中国恐怕再没有谁比李大钊更全面、更深刻的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宣布了一系列对中国的友好政策，表示愿意放弃沙俄时代通过侵略取得的利益，这让中国人很感动，领导中国人推翻满清帝制的孙中山甚至喊出“以俄为师”的口号。

中国的知识界第一个站出来为“十月革命”大声喝彩的，就是李大钊。他认识到中国靠自上而下的所谓改良、维新，根本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面貌，只有像俄国那样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给朋友的信中，李大钊详细介绍了俄罗斯发生的革命，表达了羡慕之情：“中国革命的前途，要采取西方的策略时，则最好去学俄国共产党。”

说起来，李大钊还是位“海归”(1)。

出身于河北农家的李大钊对政治的兴趣非常浓厚，1914年他考入著名的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专业是政治本科。按照当时的情况，中国人取得该校毕业文凭回国，在政府机关谋个公务员之类的职务毫无问题，况且他学的又是“政治”。

遗憾的是，李大钊并没有拿到这所知名大学的毕业文凭。

1916年2月初，入学仅一年半，李大钊被早稻田大学除名了。原因并不是因为学习差，他的十一门课程考试平均成绩排名第四十位，当时全班有八十余名学生，他的成绩属于中等偏上。

被除名的原因，是因为李大钊“长期欠席”。所谓“欠席”就是缺勤，李大钊缺勤的很大原因是他把精力用在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上。马克思主义最早传入东方，应该归功于日本的共产主义者河上肇等人，是他们把马克思的著作翻译成日文，当年留学日本的中国革命者很多都是从日文版读到马克思著作的。

李大钊从日本回国后，在北京的《晨钟报》（即后来的《晨报》）任职，“守常”就是他习惯用的别号和笔名。不久，李大钊在北京结识了陈独秀，此时两人还都没有到北京大学。

·2·

李大钊和陈独秀相识，是在北京南城的瑞记饭庄里。

请客的人是李大钊，主客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陈独秀是陪客。此时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位置出现了空缺，原来的主任章士钊要离开北京南下，于是便向蔡元培推荐李大钊接任自己的职务。蔡元培聘用了李大钊，李大钊设宴答谢，也是人之常情。

而陈独秀是凑巧赶上了这顿饭局。他来北京是为上海东亚图书馆募集股份，此时蔡元培刚刚接任北大校长不久，正在网罗人才，陈独秀又与蔡元培是旧相熟，便被邀请到学校担任文科学长（后改称文学院院长）。蔡元培把陈独秀拉来，也是想让他和李大钊两人提前认识认识，两人都跟图书馆有关，以后也好在一起共事。

通过这一饭之缘，两人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李大钊接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之后，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条件得天独厚。北大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会，思想激进的革命者还创办了《新青年》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赞扬“十月革命”，探讨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为了安全起见，马克思故意被翻译成“马尔克斯”，以宣传共产主义为主的藏书室被称为“亢慕义斋”（英文“共产主义”的谐音），以便公开活动。

北京大学图书馆有固定的经费，买什么类的书籍校方也不太过问。

五四运动以后，在蔡元培校长的主持下，北大各种学术思想兼容并蓄，在国际上很有声望。一些国家的文化、教育机构与北大有图书交换关系，因此积累了大量马克思和其他学派的著作。通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先进思想总要有人来接受，陈独秀、李大钊等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就成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批人。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北方流行的一元和百元大钞，名义上能抵相同数量的银元。这些钞票都是在天津印制的

在李大钊和陈独秀身边，聚集了一群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青年人，形成了天然的师生关系。除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这些革命者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李大钊家里。一方面是为了请教些问题，另一方面也是想吃李大钊亲手烙的葱花饼。

李大钊烙的葱花饼堪称一绝，外脆里嫩，号称千层，每一层几乎都薄得透明。那时别人家的院门都是关着的，要先敲门才能进去，而李家的大门始终是虚掩着的，来来去去的人很多，影响也比较大。

鲍立维也是李大钊家的常客，他十分了解李大钊的为人，故向吴廷康推荐李大钊。

根据1920年4月的见面场景创作的一幅画。画面右侧手拿折扇、竖起大拇指者为李大钊，左侧做认真聆听状者为维金斯基。中间站立穿西服者为翻译张太雷，后来成了1927年广州暴动的领导人

经鲍立维牵线，吴廷康在北京宣武门内大街和闹市口之间的石驸马胡同24号，与李大钊进行了初次会面。两人聊得十分投机，尤其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吴廷康还见到了李大钊周围的青年才俊，这些人都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充满革命激情。

吴廷康在北京并没有见到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陈独秀当时在上海。李大钊马上介绍吴廷康南下上海去见陈独秀，商量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事宜。吴廷康离开北京南下时，只留下了几本革命杂志和国外的通信地址，并没有留下经费。——他只是探路。

有了吴廷康的铺垫，这次马林来中国就不能再空手了。

共产国际授权马林支配一大笔钱，来启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尽管直到现在中共党史界还弄不清楚这笔钱的数目，也不知道马林通过什么方式将这笔钱带进中国，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笔钱即使在繁华的大都市上海举行一次秘密会议，作为交通和食宿费用也是足够了。

·3·

马林从上海来到北京，再一次考察了李大钊和他的团队，认为动用这笔启动资金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于是决定返回上海进行建党的筹备工作。李大钊派他的得意门生张国焘一路陪同马林南下，张国焘也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

马林在上海见到另外两位重要人物，一位叫李达，另一位叫李汉俊，两人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马林提议由“二李”出面联系其他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每个小组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会，商讨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事宜。当时中国的国内，北京、上海、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都建有共产主义小组；国外的旅日留学生和旅法的青年学生中，也建有类似的组织。

除了旅法的共产主义小组之外，“二李”分别给每个小组都写了信，而且还汇去了路费，每位代表的路费都是一百元，无论远近。会议结束后，每位代表还将再领到五十元的路费。

这笔钱在当时来说，绝对不是个小数目。当时上海普通警察月工资不过十至十三元，警长也不过拿十六至十八元；上海黄金的价格是每两二十一元，一辆进口小轿车的价格也就一千元左右。十二位代表仅来的路费就可以买一辆进口小轿车还有富余。

尽管从上海汇给每个代表的路费绰绰有余，但大家花起这些钱来仍然精打细算。外地来的代表绝大多数被安排在上海法租界的博文女子学校学生宿舍。此时学生已经放暑假，组织者提前租下楼上靠西侧的三间宿舍，这里既安全又经济实惠，每个铺位一天租金不到一角钱，而上海普通客栈则至少需要三角钱。因为不知道会议要开多长时间，组织者预付给学校两个月的租金。

代表们吃饭的问题也是就地解决，由女校的厨役给做，花费也不大。当时有一块钱就可以在上海的普通饭馆请六七个人吃一顿不错的饭了，包括生煎馒头、蟹壳黄及各种小吃。

考虑到上海夏天的闷热，组织者还特地买了几张新的芦席，给代表们打地铺用。

住在这里的，有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东的包惠僧以及邓中夏等人。

并非所有参加会议的代表始终都住在这里。广东代表陈公博开会的时候，顺便带着新婚妻子来度蜜月，小两口住进了上海大东旅社。陈公博后来叛变了共产党，抗战期间又追随汪精卫做了汉奸，结局很不好。但他的“特殊化”为日后确定中共“一大”确切时间提供了宝贵线索——陈公博夫妇下榻的上海大东旅社恰巧发生了一起凶杀案，着实吓了这对新婚夫妇一跳，根据上海报纸对这桩命案的报道，可以推测出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2)

第一个报到的代表是北京的张国焘。他也不是这里的常住户，虽然留了他的铺位，而他却在外边另租了房子，主要是因为他还要承担会议的组织工作。

其他代表大多是几个人合住一间宿舍。唯一享受单间待遇的是湖南代表毛泽东，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的身材比较高大，不习惯睡地板上的芦席，而是睡在由两张长凳搭起的床板上，比较占地方；二是因为毛泽东睡觉爱打呼噜，吵得同屋人无法入睡，只好请他移尊他就。

会场就选在与博文女校相隔不远的李公馆——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号。

这是一座二层小楼，楼主是李汉俊的亲哥哥李书城，他是同盟会的元老，此时正与夫人在外地旅游，不在家中。

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以及会议的最初地址

会议开始的时间是1921年7月23日，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纪念日却被定为这一年的7月1日。这主要是因为确定建党纪念日的时候，对“一大”召开的确切时间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4·

各种不同打扮、操着不同口音的人经常出入李公馆，不久就引起了上海租界警方的注意。

尤其是金发碧眼的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也叫尼可洛夫，俄国人）的到会，更是增加了不安全因素。开会期间曾有身份不明的可疑人物借故闯入李公馆，引起了马林的警觉，于是他建议终止会议，代表们立即转移，只留下主人李汉俊照应。

果然，租界的巡捕很快就找上门来，但他们在现场只找到几张纸，上面凌乱地记着几个共产主义概念名词，其他一无所获。再加上主人李汉俊一口流利的法语，让巡捕不敢等闲视之，搜查也就不了了之了。

闹出这么大动静，会议自然不能再在法租界开下去了。但开弓没有回头箭，重要的问题还没有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也绝不会因为这点小小的惊吓而停止。

会议只能换个地方了。有人建议去杭州开，杭州有西湖，景色很美，既能避暑又能开会，确实是个好地方。但去杭州的最大问题是找不到杭州本地人接应，安全没有保障。已经有一次涉险经历的大多数代表都不同意去杭州。

李达的妻子王会悟，她被称为“一大”的守护神

正在大家犯难的时候，一位年轻俊秀的女子轻启朱唇，说出一番话来。

这位少妇就是李达的新婚夫人王会悟。她不是“一大”的正式代表，而是负责望风传递消息的交通员。王会悟建议，会议完全可以转移到离上海更近的浙江嘉兴继续开，嘉兴曾经是她的家乡，虽然是农村但环境优美，有著名的旅游景点南湖，上海市民消暑的时候，多喜欢到浙江嘉兴游赏荷花，不容易被人注意，还能节省下一大笔路费。

王会悟的意见马上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

7月31日上午10时许，代表们分别从上海乘火车抵达浙江的嘉兴。

王会悟先到一步，她在嘉兴南湖附近的鸳湖旅馆定下两间客房，为代表们安排下住处，并委托旅馆的账房先生代租一艘南湖上的游船。

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安排。在烟波浩渺的南湖游船上，不仅可以看到秀丽的湖光水色，而且安全系数比较高，水天茫茫不用担心隔墙有耳。六年之后，叶挺、贺龙和叶剑英等人商量南昌暴动，也是选择在九江甘棠湖的一艘小船上。

王会悟租下的这条船并不是一条普通的游船，而是一艘高级的画舫，属于豪华游艇。租金虽然贵了些，但画舫上装饰华丽，陈设考究，雕梁画栋，宽平的船头搭有凉棚，便于遮阳挡雨，也便于瞭望周围的情况。船舱里舒适考究的桌椅让代表们坐很长时间也不至于太疲劳，后舱有供代表们休息和船工住宿的地方。

代表们登船之前，王会悟已经在中舱里备下酒菜，还同时准备了二胡、琵琶等民间乐器和麻将牌，这些是掩人耳目的道具。这体现女性特有的细心之处。

当画舫驶离了南湖码头的时候，大家总是感觉跟湖上其他画舫相比，似乎还是缺了点什么。

缺的是歌伎。没有歌伎的画舫，在南湖上显得有些另类。但凡是肯花钱租画舫的都是有钱人，玩的是文化情韵，没有不请歌伎以佐诗兴酒兴的，桨声伴着江南丝竹和娇媚的吴侬软语，才别有一番情调。

嘉兴南湖上的“红船”，中共“一大”在此继续召开

但是，如此重要的会议怎么能请寻常的烟花女子登船呢？

正在大家感到美中不足的时候，随着一缕脂粉香气，一位年轻俊俏、打扮入时的年轻姑娘，抱着琵琶款款出现在船头，朝代表们嫣然一笑，楚楚动人。定睛观瞧，这位歌伎打扮的姑娘不是别人，正是李达的新婚妻子王会悟。

美国总统林肯曾经说过：“世上没有卑贱的职业，只有卑鄙的人。”自古风尘多奇女，“擂鼓战金兵”的梁红玉、“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救北京于兵燹的赛金花、掩护蔡锷逃离袁世凯魔爪的小凤仙等都出身风尘。如今新婚不久的年轻知识女性王会悟，客串歌伎，不仅没有自贬身份，而且为中国妇女解放平添了一段佳话。中共“一大”中虽然没有女性的正式代表，但王会悟的作用足以证明，妇女在建党方面的贡献，并不让须眉。

在她俏丽的身后，各路精英商讨着一件救民于水火的惊天大事……

·5·

7月31日下午6时许，就在南湖夕阳西下的时候，中共“一大”圆满结束了。

会议推举出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3)，李达管宣传，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

虽然说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但是“南陈”——陈独秀和“北李”——李大钊两位领袖都没有参加会议。

为中共建党做了很多具体工作的李达。由于种种原因，两年之后脱离共产党，做起了专职的学问家，成了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和哲学家，1949年才重新入党

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

他们的缺席都直接与金钱有关。此刻身为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的陈独秀，正在广州为讨得一笔没有到位的教育款项而奔波。而李大钊则正在北京主持着大学教授的讨薪工作，讨要政府拖欠教师的工资。

拖欠教师工资、给教师“打白条”，在中国由来已久。此时北京的国民政府拖欠北京各大学的教师工资已达数月之久。为了讨要赖以养家糊口的薪水，即使是大学教授也顾不上斯文，成立了“索薪会”，联合起来跟政府交涉。“索薪会”的主席马叙伦恰巧生病，李大钊便被推举为代理主席，所以脱不开身。

当时的社会环境，即使是知识分子的合法权益也很难得到保障，更不用说一般的工农群众了。一个有钱打仗却没钱办教育的政府，难道还要让大家去拥护？一个造就这样政府的社会制度，难道不应该换一换？

送钱来华的马林也没有参加在嘉兴南湖上的后半段会议。

几位关键人物的缺席，不免使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带有一丝遗憾，彼此之间也失去了一次很好的交流沟通的机会。

“一大”之后，中共中央有了正式机关，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附近租了两栋房屋，一栋是书记办公室，另一栋是组织部办公室。负责指导中共中央工作的马林提出，要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做党的专职工作，负起中共中央的领导责任，重新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马林对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年轻人并不满意，他们差不多都不脱学生本色，尽管对革命热情很高，但社会斗争的经验不足。

重阳节前后，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主持党务。党的领导工作虽然加强了，但陈独秀与马林的关系却变得越来越紧张。与处事低调而谦和的吴廷康截然不同，马林自命为“共产国际东方问题权威”，又带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启动资金，行事风格难免表现出傲慢和专横，不太尊重中共中央。如在去苏联参加“远东劳苦人大会”的问题上，马林越俎代庖，在没有经过中共中央同意、甚至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派他的翻译张太雷前往参加，这让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陈独秀十分恼火。

性格孤傲的陈独秀不买马林的账，中共中央曾经试图缓和两人关系，先是让李汉俊与马林商谈，但李汉俊与马林也发生了争执，调解宣告失败。又派与陈独秀和马林接触比较多的张国焘出面，也没有成功——一边是恩师，一边是共产国际的特使，张国焘说谁都不合适，只好耍起了滑头。最后还是让马林的翻译张太雷出面斡旋。张太雷因家里贫穷，考上北大之后交不起学费，只好上了公费的北洋大学，因此他不是陈独秀的门生。

在张太雷的撮合下，陈独秀和马林总算见过两次面，两人不仅没有谈拢，而且矛盾更深了。到后来陈独秀干脆拒绝与马林见面，并闹到要求共产国际调回马林的地步。

除了性格之外，两人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也分歧巨大。

马林认为中共中央应该无条件地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如此一来，共产国际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在经济上资助中共。陈独秀则坚决反对，他认为中共中央应该保持独立性，尤其是在经济上不能过多依赖共产国际。

陈独秀坚持独立自主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很有道理，但中共在建党初期无论是经验还是经费都十分欠缺，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无论在政治还是在金钱上的帮助，都是必不可少的。党内的年轻同志都劝陈独秀从长计议。有一次在陈独秀的办公室内，张太雷劝道：“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是一个整体，都应该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活动，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

张太雷话还没有说完，陈独秀就发起火来，打断了他：“中国革命要根据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来推动。我们一无所有，犯不着戴人家的现成帽子，你的话同马林的话是一样的，我听不惯。”说完，陈独秀拿起帽子就要走。张太雷请他坐下来继续谈，但陈独秀还是很不高兴地拂袖而去。

分歧归分歧，但当陈独秀面临危险的时候，马林捐弃前嫌，伸出援手搭救，由此使两人的关系出现了转机。因为《新青年》杂志的缘故，陈独秀在上海被法国巡捕房逮捕。马林得知这一情况之后，四处奔走营救，花重金聘请上海有名的大律师巴和（外国律师）为陈独秀辩护，同时暗中贿赂巡捕房，交了五千元的巨额保释金，才将陈独秀保释出狱。

陈独秀出狱后，对马林的态度有所转变。他组织中共中央对“中共是否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与经济援助”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鉴于中共建党之初经济状况的窘迫，需要负担很多职业革命家的生活和工作经费，陈独秀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同意中共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并在经济上接受其资助。

不过在名义上，陈独秀仍然坚持这种资助不能是直接的，必须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转一道手，名义上是资助中国工人阶级的。此前，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国共产主义者的部分经费，往往是经苏联驻中国的华俄通讯社（塔斯社的前身）直接转交的。

在马林的劝说下，中共中央同意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后来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打响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随着陈独秀与马林之间关系的缓和，陈独秀与张太雷的关系也有所和缓。但以张太雷为代表的党内年轻同志对陈独秀家长作风的印象却难以消除。

张太雷与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关系不错，张太雷曾经主张以陈延年代替陈独秀做中共的最高领袖，陈延年并没有接受，是不是因为两人是父子关系的缘故，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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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时赴海外留学主要有“旅欧”和“旅日”两个方向，李大钊属于“旅日”派。请参见《李大钊》，河北乐亭县“纪念李大钊诞辰一百周年办公室”编纂。

(2) 关于各位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情况，请参见《“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称陈独秀为“五四运动总司令”、“创造了党”，但陈独秀对经费问题过问甚少。参见《八十位共产党员的故事》，徐焰、马祥林等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6月版。

·1·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盘棋上，中国是一枚重要棋子。

中共成立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接受共产国际经济上的外援，这是基本事实，没有必要隐讳。国民党早期接受苏俄的援助，并不比共产党少。

但是，这些外援的作用是有限的。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为了信仰与事业，除了贡献出智慧、力量乃至生命之外，也献出了大量的金钱，这才是在经济上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

没有公鸡打鸣，太阳依旧会升起。

共产主义者个人的出资，同样是经费来源的重要部分。

这就客观上要求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通常要具备对社会的洞察力、对新思想的接受力，同时也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符合这些条件的，既不是单纯的工人，也不是农民，而是知识分子。

这也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首先得到传播的重要原因。

李大钊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李大钊的收入在当时的北京来说属于较高的。刚刚就任的时候，他的月工资是一百二十元，半年之后又增加到了一百四十元。后来他被聘请为北京大学教授，工资还有所增加。当时京城内的工资水平为小学教师不到二十元，拉包月的车夫每个月五至八元。北京的物价水平不高，一元钱可以买半袋（一袋为四十四斤）上好面粉，可以买北京前门饭馆名菜“红烧翅根”六份。

中国社会从来就不乏有钱人。辛亥革命前，中国官僚、军阀、贵族存放在英国汇丰银行的钱多达两亿元以上，外国银行苦于无法安置，有时不但不给中国储户利息，还要收取储户的保存费。英国银行家曾断言，中国如果搞革命和建设，根本没必要借外债，只要将中国人自己的存款取出来用就足够了。

但钱的用途却不同。即使在民国之后，有钱人多以打麻将、捧戏子、逛妓院为乐。那时开妓院合法，老板和嫖客都不用担心扫黄，逛妓院成了时尚，尤其是到著名的妓院去消费简直成了成功人士的标志。

后来补拍的北京八大胡同

北京最有名的妓院“八大胡同”，什么人去的最多？说来有人也许不相信，最多的主顾竟然是“两院一堂”的人。“两院”是指民国国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当时北洋政府参众两院的议员每月津贴可达二百元），“一堂”是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这些人就是当时社会所谓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

如果不是欠薪，北京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还是很惬意的。早期的北京大学有一份名为《消闲录》的小报，专门刊登狎妓、捧角儿的文章，以为风雅。所谓“捧角儿”就是捧演员，相当于现在的“粉丝”，有名的戏曲演员称“角儿”（音juér）。北京城内旗人多，遗老遗少多，多以听戏捧角、哼唱京调为时尚。昆曲也颇为兴盛。当时如果不知道京剧“四大名旦”是谁，就如同现在不知道歌坛“四大天王”一样，一定会被人嘲笑为不入流的“土老帽儿”。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前，北大的学生也并不是现在影视作品中意气风发的俊男靓女，多数是一些身穿长袍马褂，留着胡须的举人、秀才之类，暮气沉沉，有些人上学甚至带着仆役，彼此不称同学而称“先生”、“老爷”。

为了扭转颓废奢靡的校风，蔡元培成立了“进德会”。该会的会员分甲、乙、丙三种：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姨太太；乙种会员除了甲种会员的要求之外，还不能做政府的官员，也不能做议员；丙种会员要求最为严格，除了要达到甲、乙两种会员的要求之外，还不能吸烟、不能喝酒、不能吃肉。

李大钊当选为“进德会”纠察员，要求自己达到乙种会员的标准。之所以做不成丙种会员，是因为李大钊的烟瘾很重，戒不了，思考问题、写文章经常是香烟不离手。

严谨的生活作风，才能使李大钊省下更多的钱从事共产主义运动。

李大钊每个月出多少钱用于革命运动呢？最多的时候，他每个月拿出八十元钱来用作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费用。在已知的共产主义者中，他是每月拿钱资助革命最多的人。这些钱除了用于革命活动中的会务、印刷宣传品、交通食宿等开销外，还用于接济小组内的贫困成员。创办北京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也是由李大钊帮助筹措经费，解决了经济困难。

李大钊为革命活动花钱大方，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却相当节俭。他的住所是一个简陋矮小的平房四合院，院子里面没种什么花草，屋里也没有什么陈设。北屋是卧室，南屋是书房，东屋是储藏室，西屋是客厅兼饭厅，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集会就常在这里。没有客人的时候，李大钊一家粗茶淡饭，为了省油，家人吃的饼里很少放油和葱花，而是直接把大葱卷在饼里吃。

李大钊品德高尚，但毕竟拖家带口，有老婆和五个子女要养活。裹着小脚的李夫人虽然贤惠，时间长了也受不了。日子过得非常拮据，没办法，李夫人只好找学校领导诉说家里的苦楚，学校认为李大钊应该先顾一顾自己的小家，决定每月把李大钊的工资交给李夫人，由她扣除了一家人足够的生活费用之后，其余才由李大钊自行支配。

陈独秀的工资比李大钊多，但却很少过问经费的事。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人的交情很不错，李大钊总是称他的字“仲甫先生”，在学生面前从不直呼其名以示尊重。他常说：“仲甫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创始者，革命的先锋。”

·2·

北京大学图书馆原来设在马神庙的“四公主梳妆楼”，最初并不对外开放，只有教授和少数几个与管理人员相熟的学生才能进去看书。

蔡元培接任校长后，图书馆搬到了沙滩红楼的新校址，占了整个红楼的第一层。李大钊的主任办公室就设在图书馆东南角的两间大房里。此时的北大图书馆不仅面积扩大了，新书、新报刊和接待的读者越来越多，尤其是增加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反映社会问题的书籍和报纸杂志，更是成了一些进步学生和教员研究马克思主义常去的地方。

拍摄于建国后的北京大学红楼，当时成了八方豪杰的秘密聚会之所

如此一来，图书馆原有的人手不够用了，需要增添工作人员。

1918年的金秋十月，一位身材高挑、面目俊朗的青年来到图书馆，应聘助理员。

毛泽东的爱人杨开慧

这位青年就是湖南的毛泽东，这一年他二十五岁。来北大图书馆打工也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需要有身份的人介绍，俗称殷实铺保。毛泽东的担保人是恋人杨开慧的父亲、北大教授杨昌济，两人有翁婿之谊，知根知底，经杨教授推荐，录用自无问题。

毛泽东在图书馆的主要工作是在报纸、新闻阅览室值班，负责夹夹报纸、摆摆杂志，给读者登记之类，活并不重，但工资也不高，每月仅有八元，跟北京拉包月的车夫差不多。在毛泽东的老家湖南长沙，当孤儿院的管理员每月也能挣十元，长沙楚怡小学（相当于现在的重点小学）的教师每月也能拿到二十四元的工资。

毛泽东来北京打工，并不是为了钱。

古人云“三十而立”，二十五岁的毛泽东算是大龄青年。他九岁才开始启蒙，在韶山的私塾里学会了打珠算，为的是给家里记账。一般贫苦农民家里是用不着学珠算记账的，这证明毛泽东的家境还算富裕。按照他父亲的规划，长子毛泽东的职业已经定位于农村的管账先生，从此过上“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康生活。

素有远大抱负的毛泽东，如何肯做田舍郎了此终生？

自己未来究竟怎样发展，毛泽东有过多种考虑，如上警察学堂、法政学堂、商业学堂、公立高级商业学校，甚至肥皂制造学校，都列入过计划。他最先尝试的是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准备学习经商之道。不料考中之后，毛泽东仅学了一个月就自动退学了——他不想把时间都花在学习经商上。

为何没有选择学习商业？毛泽东曾向他的同学张昆弟私下透露过想法：“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可见，毛泽东只是把经济当成了达成理想的手段，他并不以解决衣、食、住为满足，而是放在更高的追求上。

于是毛泽东又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即后来的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考试成绩居然是第一名。精明但短视的父亲拒绝继续供给毛泽东生活费，卡断了儿子的经济来源。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啃老族”，毛泽东决定经济上自立，报考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的师范学校。

这次也没有什么悬念，毛泽东一考即中，顺利当上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学生。当个教书先生挺好，既有社会地位又有经济收入，还能带出一大帮弟子，桃李满天下，就像当年的孔圣人一样。

但毛泽东并没有当上老师，而是到北京甘当每月八块钱工资的打工仔，目的是为了探求革命的真理。北大名师云集，后来又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有着很好的人文环境，图书馆有大量的免费书可读，况且又守着李大钊这么一位好老师。

毛泽东工作的图书馆第二阅览室，与李大钊的主任办公室距离很近。阅览室每天只开放上午的半天，下午是管理员拆拣邮件、登记图书的时间。毛泽东总是把写给李大钊的信函亲自送到他办公室内，借这个机会向李大钊讨教，两人共同研究一些共产主义的问题。

实际上，李大钊比毛泽东大不了几岁，他总是身穿一件褪了色的蓝色长布袍子，外罩一件黑色马褂，戴一副圆圆的眼镜，面含着微笑诚朴与谦和，耐心地听着毛泽东畅谈自己的看法。毛泽东的湖南口音很重，北方人一般都听不太懂，跟其他人交流有一定的困难。除了李大钊之外，其他人很少有耐心听完毛泽东用湖南口音发表的高见。

毛泽东与革命者在北京陶然亭合影，左一为毛泽东、左三为罗章龙、左四为另一位青年领袖邓中夏。此照片摄于1920年1月18日的一次秘密聚会

李大钊不仅跟毛泽东相处很好，跟其他学生相处得也非常好，没有什么师道尊严。学生们给他起外号叫“老母鸡”，言其对“雏鸡”（学生）呵护备至。李大钊知道了自己的这个外号，并不以为忤。

李大钊还有一位弟子名叫罗章龙，是毛泽东老乡兼好友。罗章龙在北大预科读的是德文，他向李大钊建议，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战败马克贬值的机会，大量购进德文版的书籍充实馆藏。德国的古典哲学享誉世界，不仅有黑格尔、康德、尼采，而且有马克思。

李大钊不懂德文，经常请罗章龙介绍德国学术思想界的情况，于是采纳了罗章龙的意见，直接向德国出版机构定购了大量图书，其中主要是马克思的著作，也有康德、黑格尔等大哲学家的著作。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的马克思著作，在全国首屈一指，为各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3·

毛泽东虽然没有选择经商作为终生职业，但他并没有排斥经商。

在成为政治家和军事家前，毛泽东作为一个文化商人也是很成功的。

当时社会颇为流行到国外（尤其是欧洲和日本）勤工俭学，以毛泽东的老家湖南为甚。勤工俭学需要大笔钱，仅路费一项就是一般家庭负担不起的，赴日本留学的初期费用大概是四百元，到欧洲的花费还要多些。当时政府也出台了些补助政策，江西赣州就曾给每个去日本留学的人补助三百六十元。但这只限于计划内的公费生，大部分想去留学的革命者与此无缘。

一些有实力的大户家族也鼓励子弟外出求学，以达到光宗耀祖和朝里有人好做官的目的。家族祠堂里通常都有公田，收入中很大部分是用来资助本族的青年读书求取功名的，一些人也可以通过这种家族式的资助出国留学。

不论是各省公派还是家族委派，毕竟只能满足少数人的出国留学愿望，靠不上政府和家族的有志青年想出国留学，就需要自己想办法了。

毛泽东决定实施一项筹款计划，帮助湖南的革命者实现去欧洲留学的愿望。

1920年夏，已经结束在北京打工生涯的毛泽东来到上海找陈独秀，谈了他的筹款打算。

陈独秀虽然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但自己不善理财，手头无甚积蓄，只好介绍毛泽东去找章士钊。毛泽东对章士钊的游说相当成功，章士钊不仅自己出钱赞助，而且还找了沪杭一带的社会名流捐款，很快就筹集到了两万元钱。

毛泽东拿到这笔钱后，表现出经商的另一项优秀素质——诚信，他始终记着这笔钱和章士钊的人情。从新中国成立后的1963年起，整整用了十年的时间偿还了这笔钱，每年初二都派秘书拿两千元自己的稿费给章家送去。还完了两万元的本金后，毛泽东仍然每年给章家送两千元作为“利息”，一直到章士钊去世。

成功筹款两个月之后，毛泽东又进行了新的尝试，与人合伙租赁下湖南长沙潮宗街五十六号湘雅医学校传达室和教室办起一家书店，起名为“文化书社”，经营书刊零售业务。在北大红楼与李大钊相处的这段经历，不仅使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高上大有裨益，而且为他第一次下海经商提供了知识和宝贵的人脉。

书社采取股份制，原始股东有三个人：毛泽东(1)、易礼容和彭璜。毛泽东和易礼容负责经营，易礼容任前堂经理负责销售，毛泽东任特别交涉员，负责进货。在北大图书馆学到的知识终于派上了大用场，读者喜欢看什么？哪一种报刊销售对路？利润是多少？毛泽东都一清二楚。

文化书社最初资金只有五百元，为了谋取更多利润，毛泽东费了不少心思。

当时的畅销杂志《新青年》，读这

本杂志几乎成了知识青年的时尚

要想赚钱多，资金必须周转快；要想书刊卖得快，必须要符合读者的胃口。书社经营书籍、杂志、日报三个品种，卖报纸的本和利都不大，街头的报童便可为之，只能在杂志和书籍上多想办法。

毛泽东有意识地多进《新青年》、《新潮》、《劳动界》、《新生活》等观点新颖、革命味十足的报刊。这类出版物在社会矛盾突出、思想激进的湖南长沙果然销路很好，给湖南知识分子耳目一新的感觉。

书社经营的书籍主要以西方的哲学名著为主，最多时品种达到二百二十一种之多。为了拿到更便宜的书，毛泽东决定与出版社直接挂钩，成为文化书社稳定供货商的有上海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群益书社、时事新报馆、新青年社、北京的北大出版部、晨报社、武昌的利群书社等十一家，毛泽东与他们分别签订了合同，保证自己能拿到最低折扣的书刊。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动用了他与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人的关系，由他们出具信用介绍，供货商免去了书社的抵押金。如此一来，书社的经营成本和风险都大大减低，流动资金也不用发愁了。

为了扩大书社的知名度，提高书籍的销售量，文化书社不惜花钱在长沙发行量最大的平面媒体上做广告。1920年11月7日和9日，长沙《大公报》连续刊登了《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的启示，公布了文化书社所有的书刊目录，重点推荐了《罗素政治理想》、《马格斯〈资本论〉入门》、《达尔文物种原始》、《社会主义史》以及《新青年》杂志等。

在经营理念上，毛泽东也大胆突破。按照当时的行业规矩，一般不公布营业状况以防被竞争者利用，尤其是财务状况更被视作核心机密。毛泽东却主张将社务情况彻底公开，财务管理公开透明，他还亲自撰写了文化书社的社务报告，详细向各位股东汇报经营情况。

在谈到书社的经营思路时，毛泽东说：“现实的急务，莫要于传播文化；而传播文化有效，则莫要于办‘文化书社式’的书社。社会对于新出版物的需要骤然迫切起来，受了新思潮的正面激刺和旧思想的反面激刺，实在是一种可喜的现象。”这也是促进书刊销售的客观原因之一。

毛泽东还公布了文化书社的畅销书刊排行榜：排在前面的有《杜威五大讲演》、《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晨报小说》第一集、《试验伦理学》、《白话书信》等，杂志销售量前三名分别是《新青年》、《劳动界》、《新生活》。

经营书社一举数得，不仅能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而且还能赚取客观的利润，还充当了秘密联络机关作用，党团机关有事联系、来信来访，很多都是通过文化书社。中共“一大”结束之后，马林从上海去桂林会晤孙中山，途经长沙时特意在文化书社停留，专门与毛泽东、易礼容等人聊了很长时间。

在长沙办文化书社证明了青年毛泽东的经商才能。但经商成功的喜悦并没有维持多久，毛泽东决定物色一个人来代替自己经商，自己投身于更为纷纭复杂的政治舞台。被毛泽东看中的，正是在老家务农、外表看上去老实忠厚的大弟弟毛泽民。作为长子的毛泽东离开家乡之后，家中的事情主要由毛泽民料理。

在共产党成立这一年的春节，毛泽东从长沙回到韶山，同大弟弟毛泽民谈起家庭、国家、个人发展的话题，劝毛泽民把家里的事安排好之后走向社会参加革命：“咱们的房子可以让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2)这种毁家纾难的情怀非一般人可比。毛泽东此举甚得人心，后来湖南军阀何键派人抄毛泽东的老家，掘毛家祖坟，当地乡亲们自发起来保护，以报毛家之恩。

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眼力和判断。在经商理财方面，大弟弟毛泽民的才能并不逊于哥哥毛泽东，尤其是在经营印刷、出版发行方面。

出道后不久，毛泽民便在商道上大显身手。建党初期，中共中央在上海设立的出版发行部门基本上是赔本赚吆喝，指望印刷发行党的书刊、文件、传单，实现盈利很困难。毛泽民接手发行部经理之后，决定扭转亏损的局面。

毛泽民发现，以前的中共中央发行部之所以赚不着钱，是因为印刷和发行量上不去，导致成本居高不下。当时发行部只负责发行《向导》一种刊物，这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中央每月从党费中拨六七十元作为发行费用。这笔钱首先要用于做广告，当时《向导》杂志每月要在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和《民国日报》三家最有影响的华文报纸上投放广告，以扩大影响。起初这些钱还够用，但后来广告费用每月上涨到七十二元，这些经费就连广告费都不敷使用。发行部工作人员每月十几元养家糊口的工资，只能由中央另行开支，其余经费一概自理。

毛泽民决定扩大发行网点，增加发行品种，摊薄发行成本以扩大利润。不仅要在国内经济发达的上海、武汉、广州、长沙、宁波等地设立直销网点，而且还要在香港、巴黎等地设代售处。不仅发行《向导》杂志，而且兼卖《中国青年》、《红旗》、《红旗报》、《实话》等报刊和政治类畅销书。

实行这个计划需要一笔启动资金投入。毛泽民曾经向陈独秀求援，请他帮忙先垫付一些资金。陈独秀回答很干脆：扩大经营的事情我不反对，但中共中央没钱可垫，只能靠你们自己去想办法。

毛泽民没有办法，只好向同乡、熟人、亲戚、朋友借贷，答应盈利之后连本带息地归还。好在计划实施顺利，生意很快有了起色，财源滚滚。规模经营初见成效，卖得最好的书是《共产主义A．B．C》，半年之内销售达三万余册，订单滚滚而来供不应求，书尚未发出就收到一千八百多元的预订费。《向导》杂志在国内的销量很快也达到了八万份。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和中共党内理财高手之一毛泽民

毛泽民不仅很快连本带利还清了跟别人借的钱，而且还大赚了一笔。

·4·

仅就金钱而言，单凭某个人的经济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每个共产主义者个人也尽可能地在经济上负担一些开支。在北京上学的外省学生节衣缩食，将自己享受的公费助学金拿出一部分来作为活动经费。一些文笔好的学生将自己在报刊上投稿的稿费也捐献出来。

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背景下，办教育也是个不错的生财之道，以知识换钱，知识分子可以用己之长，还可以传播革命知识。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以“工读互助团”的名义，开办了一所补习学校，地址就设在北京西城的辟才胡同。中共“一大”召开前夕，他们中的大多数成员都在忙于补习学校的事情而抽不开身，于是推举张国焘和刘仁静为北京代表。张国焘在上海，刘仁静即将动身赴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会议，去上海也是顺路，这样可以节省一笔差旅费。刘仁静刚进北京大学的时候，因为家里穷交不上学费，李大钊不仅出具证明请学校准予他缓交，而且在经济上也经常接济他。

办学赚钱比较有成效的，还有湖南。

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曾经在长沙创办过孤儿院，在经营上也有些独到之处。

通常孤儿院都是由社会出资，简单维持可以，要想发展必须要解决经费的难题。这也难不住革命者，徐特立想到一个增加收入的方法，在孤儿院内设了孤儿负贩团、军乐队以及制鞋班、织巾班等，实现了工贸一体。

所谓孤儿负贩团，实际上就是由孤儿组成的流动商贩，“负贩”就是将货物背在身上卖的意思。由孤儿院出面，从慈善人士那里赊些本钱，从工厂批发来（也有自己生产的）廉价肥皂、毛巾、牙粉、牙刷、针、线等日常生活用品，放在用空煤油桶做成的售货箱里，由年龄稍大些的孤儿沿街巷叫卖。煤油桶用很轻的白铁皮做成，两端系一根粗布带，斜背在肩上，非常方便。

孤儿负贩团销售的商品，价钱比商铺略低，又能送货上门，给长沙市民很大方便。加上人们对孤儿都有同情心，每月能卖出很多货物，收入可观。

参加孤儿军乐队的孩子年龄还要大一些，孤儿院专门请了老师教他们乐器，演奏一些通俗常用的曲调，专供社会上婚丧嫁娶、祝寿、商店开业、推销货物时租用。租金是由主人家酌情而定，作为捐款交纳给孤儿院。赚到的钱除了正常开销，其余都替孤儿存起来，使他们成人后有一定成家立业的经济基础。孤儿们在孤儿院不仅能学到文化知识和谋生本领，还能攒些积蓄，革命者还能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一举数得。

湖南共产主义者的经商头脑，还表现在“借壳上市”上，借用有名的“壳资源”为自己办学服务。长沙有一所著名的“船山学社”，有品牌效应，教学设施也比较齐全，湖南省教育厅每月拨给学社四百元经费。“一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何叔衡从上海回到长沙，与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商定，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任指导主任（担负实际领导责任）。自修大学分文科和政治经济两科，采取自己看书思考、共同讨论研究的方法，连聘请教师的开支也省了。

中共湘区委员会（湖南省委前身）还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专门招收年龄比较大的文盲、由私塾改学新学的学生以及农村学校课业不够升学的人，而且是男女兼收。补习的科目有英文、数学、国文、历史、地理五科。由于市场定位准确，补习学校大受欢迎，第一期就招收了一百二十余名学生，教员由自修大学学员充任，何叔衡、夏明翰、易礼容、罗学瓒、夏曦等都是办学的骨干。

可惜好景不长，自修大学和附属补习学校于1923年11月被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勒令取缔，罪名是“所倡学说不正，有害治安”，此时两校学生已达二百多名。

·5·

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共中央每月拨给各地方组织一部分活动经费。

中共中央的钱是哪里来的呢？

其中有一部分是收缴的党费。建党之初，“一大”通过的党的纲领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党的经费来源以及使用方法；直到次年党的“二大”，党章中才规定了党的经费来源和处理权限。其中明确规定，党的活动经费主要通过三个渠道筹集，一是党费，二是党内派捐，三是党外协助；党章还规定，党的一切经费收支，均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支配。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八大”，党的经费来源都是这三个渠道，支配权限也没有多大变化。

最初的党费交纳标准很高，采取累进制：党员月薪在五十元以内者，月缴党费一元，相当于百分之二；月收入在五十元以上者，按月薪百分之十上缴。无月薪者及月薪不满二十元的工人，每月缴费二角；失业工人及在监狱关押党员均免缴党费。

即使是这样，靠党员交纳党费也没几个钱。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党员人数少，中共“二大”期间，一共才有一百九十五名党员；二是收入低，每月稳定收入高过五十元或六十元的人数并不会很多，况且党章还规定共产党员不能做民国政府的官员，所有开支均靠党员自觉交纳党费，显然是不够的。(3)

因此，靠“党内派捐”和“党外协助”就成了党的经费的主要来源。党内派捐类似于政治捐款，数目并不固定，可多可少；党外协助大部分是指来自共产国际的经济资助，这笔钱究竟有多少，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中共中央给各地基层组织下拨的活动经费的情况，并没有完整的资料保存下来。仅知道个别省委的情况，如给中共湖南省委的经费是每月六十元，后来增至一百六十元。这些钱都是通过日本邮局汇给长沙的文化书社，再转交给湖南省委。之所以选择日本邮局，是因为日本邮局信誉较好，速度快，比较安全。

当然，这些经费只具象征意义，对于蓬勃兴起的革命运动是远远不够的。

要做事，就要有钱，为了尽快取得足够的财富，党内的理财专家也想了不少办法。

毛泽东的同门师兄弟熊瑾玎素有党内“财神”之称，他主张组织一些年轻力壮的青年闯关东，到东三省去开垦荒地，办农场积累原始资本。熊瑾玎也是徐特立的弟子，自幼喜欢读《史记·货殖列传》，对商业经营方略很有兴趣，十八岁时就把全部积蓄一百元买了一支叫做“汇济股份煤业公司”的原始股票，指望能从炒股中赚到大钱，再办自己的实业公司，赚到钱后再资助革命。大部分人对熊瑾玎搞实业挣钱的观点表示赞许，但却不同意他闯关东的设想，因为农业投入和产出效益比较差，周期长，见效慢。

大凡读过马克思《资本论》的，几乎没有不对办实业赚钱感兴趣的，那里面揭示了资本和利润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利润产生的秘密（被称之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堪称是革命者经济启蒙的教科书。

毛泽东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的时候，就曾在学生中作过关于剩余价值的讲演，很受大家欢迎。因此革命者在战友关系的基础上，又多了一重生意伙伴的关系。毛泽东与易礼容的关系即是如此，两人在学生时期就一起罢课游行，又一起办了长沙文化书社，两人还在一起办过实业——在长沙办织布厂。

易礼容称得上是共产党内的一个经商好手。他自幼聪慧过人，号称过目不忘，父亲曾在湖南浏阳厘金局（即税务机构）当过小职员，他从小耳濡目染，经商方向无师自通。因为在办长沙文化书社时两人合作愉快，毛泽东在办长沙织布厂的时候，仍然是请易礼容出面，自己负责幕后协调。

易礼容虽然有经商天赋，但他本人既不懂织布，也不懂办厂。

毛泽东介绍他去湖北武汉，去找一个叫做林育南的人。

·6·

提起湖北黄冈的“林氏三雄”，在中国革命史上可是大大有名。

黄冈是湖北东部的大县，黄冈有个林家大湾，林氏家族在当地颇有势力。林育南就是林氏三雄中的老大。老二名叫林育英，老三名叫林育容，三人是堂兄弟，老二和老三是老大带出来参加革命的。老二还有个名字叫张浩，老三就是林彪，这两个人的故事，后文书自有交代。

单说老大林育南，他是武汉地区小有名气的青年领袖。他与另一位青年领袖恽代英两人一起，在武汉开办过利群书社，比毛泽东、易礼容办的长沙文化书社还早，名气也不小，荆楚一带的青年才俊如陈潭秋、萧楚女、项英等，都是利群书社的座上宾。毛泽东等人办长沙文化书社就是受了武汉利群书社的影响。

林育南与恽代英商定，利用“利群书社”的人气和林家的染织技术，在武汉办一个毛巾厂，取名为“利群毛巾厂”。黄冈的林氏家族有纺纱、织布的传统，有家族织布厂，织出来的布很有特点，销路很不错，在武汉开有布行专卖自己生产的棉布，再开办一家毛巾厂也不是什么难事。

毛泽东结识林育南之后，早就想把林家的织布技术引进长沙，自己也办一个织布厂，为此在武汉还专门向林育南取过经。按照毛泽东的指点，易礼容到武汉很快找到林育南，提出要在长沙办织布厂的事，林育南慨然相允，立即从林氏织布厂中调出织染技师和熟练工人前去帮忙。为了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易礼容专门购买了林氏家族的专利产品——铁制林式织布机，租用长沙望麓园一号宁乡师范学校的食堂做厂址办起了织布厂，并请了著名书法家李剑农为织布厂题写了厂名。李剑农曾在武汉做过大学教授，后任湖南省教育司司长，不仅书法作品很见功力，还使织布厂有了名人效应。

长沙织布厂开办之初也赚了一些钱，养活了几十位兼职的革命者——他们一面打工，一面进行革命工作。但是过了不久，随着武汉利群毛巾厂的倒闭，长沙织布厂也被湖南省立第一纱厂挤垮了。

武汉的利群毛巾厂是被同城市的三友实业社挤垮的。虽然涉嫌不正当商业竞争，但三友实业社雄厚的资本和技术实力，无疑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占了上风。他们生产的毛巾质量不次于利群毛巾，品牌知名度比较高，加之不计成本的压价销售，利群毛巾逐渐滞销，出现大量积压，资金周转不灵，最终倒闭。

武汉利群毛巾厂和长沙织布厂的倒闭，未必是竞争对手对革命抱有什么成见，主要还是残酷的商业竞争。商战上的较量，显示了资本和技术的强大威力。对革命者而言，无法像资本家那样从雇佣工人身上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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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入股的资金中，有一部分是杨开慧拿出来的。当时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刚刚去世不久，教育界人士给杨家捐了一笔奠仪费。在自身家境并不富裕的情况下，杨开慧动员母亲捐出一部分作为支持毛泽东干事业的经费。详见《忆杨开慧烈士》，河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2) 毛泽东早期的学习和经商活动情况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3) 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中，并没有关于党员交纳党费的具体规定。“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始辟有专章，规定党费的筹措问题，此后一直延续。1956年9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曾经一度取消关于收缴党费的具体规定。

·1·

古语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生意上的失败，反而使职业革命家们清醒过来。即使办教育、办书店、办实业都取得成功，那也无非是商人本色，革命家们如果只是沉醉于经商的那些蝇头小利，那便是迷失了革命的本性。共产主义者志存高远，肩负的神圣使命绝不是区区几枚铜钱所能代替的，它要使整个中国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和劳动者得到彻底解放。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政党必定是一定阶级利益的代表。

中共“一大”纲领规定，党“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此时虽然还没有诞生革命军队，也不具备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实力，但共产党必须援助工人阶级（“七大”的党章中，又将共产党定义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这句话可不是随便说的，要言必信，行必果。

历史很快就为新成立的共产党提供了一次践行诺言的机会。湖南的党组织组织了长沙的泥木工人大罢工，目标是提高工人的工钱，改善生活条件。此前中共湖南省委的前身湘区区委曾经组织过长沙织造工人的罢工活动，要求资方按照前一年的工价折合银洋发放工资，但这次罢工并没有达到目的。

所谓“泥木工”就是现在的建筑工人，包括砌墙的泥瓦匠和做门窗的木工。泥木工分为技术含量较高的甲工和搬砖和泥的乙工两种。从罢工提出的工资要求来看，甲工每天三角四分，乙工每天二角六分。如此算来即使天天工作不休息，收入较高的甲工每月平均月工资也就十元左右，可见当时泥木工的工资确实是比较低的，以男性为主的建筑行业收入还不如汉口和青岛的纺织女工：当时汉口纱厂有技术的女工月工资三十多元，一般女工也能挣到十四元；青岛纺织女工最高月工资是二十二元，平均可以拿到十三元。泥木工人与铁路和煤矿工人更是没法相比：京汉铁路的小工每月收入九元到十二元，初级工匠为二十多元，高级技师为四五十元。开滦煤矿每月工资二十七元，干杂活的小工月工资也可以达到九元。

当时的物价水平又怎样呢？

以上海和武汉为例：吃的方面，二号粳米和普通面粉批发价是每斤七分钱，猪肉每斤二角八分，鸡蛋每个三分，豆油每斤约两角，食盐每斤四分，白糖每斤九分。用的方面，棉花每斤五角左右，细布每尺一角，照明用的煤油每斤六分，肥皂每块五分。贵金属每两黄金约三十八元左右，那时用的是每斤十六两的秤，每两约三十一克，每克约一元二角三分。

以这个物价水平衡量，长沙泥木工人一天的工资刚够买一斤猪肉，每月工资可以买一百三十斤米面。折合成黄金，每月约能购买八克左右的黄金。以现在的物价水平，猪肉二十元一斤，大米和面粉两元钱一斤，约合现在的三百至六百元；折合成黄金的话可能高一些，以金价二百五十元一克计算，约合两千多元。

工人们上有老下有小，还要养家糊口。普通一家三口每月需要粮食一百斤左右，就需花掉七元钱。还要穿衣服买菜，油盐酱醋等日常生活用品，如果再加上看病买药，基本上不够花的，更不用说让子女受教育了。可见，即使长沙泥木工人的工资达到了他们所希望的，仍然只是达到温饱水平而已。

长沙《大公报》上很快发表了泥木工人的《罢工宣言》，道出了工人的苦衷：“我们苦力工人，一天的工作，硬是把一天的阳寿和精力来换几个钱养家赡眷，并非坐食冤枉。”“试看他们商家，不上几天又把价码一涨，为什么又没有人反对呢？独于我们工人凭整天汗力得来的几个工钱，还要经受这样摧残。我们别的权利虽是享不着，而我们营业和工作的自由是应当享有的。”

这个《宣言》就是毛泽东模仿工人的口气写的，其中并没有讲什么大道理，而是实实在在诉说工人的苦难，很快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同情，其他工人团体也纷纷表示对长沙泥木工人的支持。

为了给当局制造更大的压力，长沙四千多名泥木工人冒着大雨，去长沙县公署请愿。谈判一直到午夜仍然僵持不下，政府方面被工人谈判首席代表易礼容诘问得无言以对，县长偷偷打电话请示湖南省省长赵恒惕，要求派人杀掉易礼容：“今晚不杀易礼容，罢工就不能驱散。”

赵恒惕怕激起更大的变故，指示长沙县作出适当让步，继续谈判。易礼容身份暴露之后，毛泽东亲自出马担任首席谈判代表，到湖南省政务厅谈判。经过三个小时据理力争，政务厅同意由工人具一纸呈文，说明要求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的原因，送赵恒惕批准。毛泽东大笔一挥，一篇《呈省长文》很快写就，呈送省长赵恒惕，同时派人送到长沙《大公报》报馆准备发表。

赵恒惕迫于压力，只得照准。罢工取得了胜利，共产党有胆有识，甘冒风险为工人的利益冲在前面的举动，赢得了工人们的爱戴。

·2·

按照现在的观点，泥木工人应该属于房地产业的范畴。相比较而言，当时的房地产业还不发达，无论产业规模、工人阶级力量还是市场影响力，都比不上以煤炭行业为代表的能源板块。

共产党又将目光转向工人阶级更加集中的安源路矿。

安源早在唐朝就被发现煤的储存、煤炭的产量极为丰富。近代的洋务运动中，中国最大的工矿企业——汉冶萍公司诞生，成了既有煤矿和冶炼厂，又有铁路的综合性大型企业。安源的煤矿成了公司的一部分，这里采用西方的采掘方法，有工人一万余人，仅在矿井内的采煤工人便有六千余人，每日可出煤两千余吨，炼焦炭七八百吨。

不要小看黑不溜秋的煤，它有个俗称叫做“乌金”。安源煤矿的煤和焦炭除了供应本矿及株萍、粤汉铁路机车作为动力煤之外，其余都运往汉阳和大冶，供应两处的钢铁厂作为炼钢的原料。过去两处炼钢需要的焦炭均是靠进口，向欧洲的德国、英国和比利时等国购买，本来价钱就不低，加上远途转运价格更是昂贵。这样，本地安源的煤和焦炭便成了抢手货，自然能卖上好价钱。

但安源工人的收入却并不高。煤矿工人被称为“炭古佬”，干的是阴间的活，拿的是阳间的钱，不仅社会地位低下，经济地位更低，当时井下工人每人每天工资是二角三分，而且不是直接发到工人手里，矿局交由包工头代发。按照当时行业的潜规则，包工头照例七扣八扣、层层盘剥，发到工人手中也就是一角多点，包工头的月收入可以达到七八百元甚至上千元，贫富差距极大。

除了由包工头代发工资外，煤矿中还有两条潜规则盘剥工人：一条是“吃点”，另一条是“卖空”。

“吃点”就是吃空额，比如工头向矿局领取三十个人的工资，却只雇佣二十人，其余十人的工资就成了工头的囊中之物。“吃点”表面上看是在欺骗矿局，实际上吃亏的却是工人，矿局要的是三十个人的产量，这二十个工人就要完成三十个人的工作量，劳动强度大增，工作时间延长，通常每天都要劳动十二小时以上。

“卖空”就是虚报产量，克扣矿井的材料费，买通检验人员以次充好。这条潜规则最终吃亏的仍然是工人，尤其是克扣材料费往往会使采掘的危险性加大，导致事故频出，工人的人身安全毫无保障，因工死伤时有发生。

煤矿工人每天在暗无天日的矿井下工作，挣这么点钱而且伤亡迭出，自然不满。也有人尝试过反抗，但由于没有组织，也讲不出什么道理来，往往遭到资本家和包工头的镇压。包工头与矿局职员、安源的帮会彼此之间都有勾结，无组织的工人就成了弱势群体。“文革”期间的“八大样板戏”中，有一出京剧叫《杜鹃山》，其中女党代表柯湘出场唱了一段《家住安源》的唱词介绍身世，“汗水流尽难糊口，地狱里度岁月不知冬夏与春秋”就是安源矿工悲惨境遇的真实概括和形象写照。

矿工工资低，又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虽然对现实不满却也无可奈何，只好归结于命不好。矿区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工人们像一盘散沙，喝酒赌博、打架成风，有的自叹命苦，烧香拜佛，浑然不知自己的贫困是由于资本家的剥削造成的。安源矿工的悲惨境遇很快引起了共产党的注意，通过旗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处开始与安源建立通信关系，邮寄宣传品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但因为工人多是文盲根本不识字而收效甚微。

工人要想争得权益，必须要有觉悟；要想有觉悟，必须有文化；要想有文化，就必须识字；要想识字，就必须先有学校。顺着这条逻辑思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处于1921年底派了得力干将到安源实地考察，其中最有名的两人是毛泽东和李隆郅。他们的结论是首先帮助工人办一所学校，进行启蒙，一步一步地来。

青年时期的李立三

安源工人补习学校很快就办起来了，共产党最不缺的就是老师。

补习学校的首席教师是李隆郅。因为名字笔画太多，工人们不好认也不好写，就把名字改成了李立三，从此本名李隆郅除了偶尔出现在给中共中央报告上之外，很少有人记起，反倒是李立三这个名字在工人中如日中天。

共产党帮助安源工人办文化补习学校，本意是启发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反抗压迫，争取自己的利益，按理说应该受到工人和家属的欢迎。奇怪的是，不仅工人和家属欢迎，办校初期安源煤矿的资本家对此也表示了接纳的态度。矿局也看到，矿工进了学校之后变得文明了，工人们赌钱、喝酒、打架现象明显减少，社会治安明显好转。正应了那句话：多办一所学校，就可以减少一座监狱。

共产党以补习学校的名义代表工人出面说话，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应该有个工会组织。但直接成立工会必然为资本家和包工头所不容，于是共产党想出了一个偷梁换柱、暗度陈仓的方法，先成立工人俱乐部，把工人吸引到俱乐部来，等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势力壮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主要成员，中排右五为李立三，此照片拍摄于1922年5月1日

本想着办工人俱乐部应该比补习学校更受欢迎，不料事与愿违，应者寥寥。李立三私下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毛病出在俱乐部提出的口号上。当时办俱乐部的口号有八个字，叫做“联络感情、交换知识”，工人们对此并不买账，他们之间联络感情更喜欢在酒馆里进行，根本用不着去什么俱乐部。此外，下窑挖煤的工人之间似乎也没有多少知识可以用来彼此交换。

既然高雅的行不通，就来通俗实惠的，要让工人看得见、摸得着。

于是，俱乐部改变策略，将“联络感情、交换知识”的八字口号换成了“创办消费合作社，可以买到便宜货”的十四字口诀，这一改立竿见影，果然吸引了工人和家属的关注。

于是，中共党史上的第一个工人消费合作社雷厉风行地办起来了。

·3·

安源的工人消费合作社是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人股份制企业。

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人股份制企业——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

消费合作社的地址就设在工人补习学校内，刚成立的时候本钱不过百元，比普通的杂货铺多不了多少。原始股本由补习学校和工人共同凑集，工人可以任意入股，几个铜板不嫌少，几块光洋不嫌多。

经营什么商品赚钱呢？合作社最初的经营方针是以布匹为主，搭配少量日常生活用品。工人下井采煤最费衣服，布匹的销路应该不会错。既然办合作社的目的是通过实惠的商品把工人吸引到俱乐部进行政治启蒙，至于赚不赚钱却并没有放在经营者的心上。加之经商的经验不足，初期的合作社没有统一的营业计划，甚至没有统一的账簿，经营混乱，资金出现了周转不灵的情况，开办仅数月总经理就三易其人。

真正使合作社在经营上有起色的，还要归功于毛泽民。1922年下半年，毛泽民来到安源担任工人俱乐部经济股股长和消费合作社总经理。上任伊始，为了把合作社从不景气中解脱出来，毛泽民决定增加经营品种，从日杂用品、小百货到油盐酱醋米等日常生活必需品，还兼卖进步书刊、识字课本，尤其是从长沙、汉口等大城市购回时尚商品，提高竞争力。同时规范经营，建立起正规的店规、簿记，定期向股东报告经营情况，让入股的工人尝到当股东、当家做主人的滋味。

为了扩充资本金，就要重新募股；要想扩大股东的规模，就必须给股东更大的经济收益，人们才愿意入股。毛泽民决定给股东们更大的实惠，规定股东从合作社中购买商品不仅比在其他商店便宜，而且也要比普通人购买的便宜，相当于股东可以享受到安源地区的商品最低价。

又可以分红，又可以买到最便宜的东西，有这样的好处谁不愿意当股东？于是工人纷纷入股，不仅合作社的本钱越来越大，加入俱乐部的工人也逐渐多了起来。合作社的采买人员也是股东，进货的时候格外卖力，腿勤嘴勤，货比三家。廉价灵活的销售策略也发挥了作用，合作社的货不仅价格比其他商店便宜，顾客还可以拿本地土特产换货，再把这些土特产拿到城市去卖，来回不走空，两头赚钱。

合作社生意越做越火，安源的商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安源市消费的主体是路矿工人，工人都成了股东到合作社消费，直接影响到其他商店的经营。安源周边地区约有一千五百家商店，有米店、钱庄、杂货铺等等，商业繁荣，规模稍大的商户便联合起来与合作社抗衡，这些人在商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经验丰富，出手极为凶悍，企图一招就把合作社置于死地。

商人们开始囤积了大量资金，秘密派人抢购、套购合作社的廉价商品。他们打算将合作社的货物吸纳干净直至无生意可做之后，再将吸纳的货物加价倒卖，这就叫做“因风吹火、借力打力”。起初合作社的经销人员不知是计，甚至还为货物销售顺畅而高兴。但是，从近乎疯狂的销售量和一张张貌似顾客、似曾相识的面孔上，很快就察觉出不正常。

怎么办？卖还是不卖？

卖虽然能获些小利，但商品断档之后短时间供货不及，货物价格自然会被对手抬高，他们不仅能坐享其成赚到大钱，而且更增加与合作社打价格战的资本。不卖似乎又没什么道理，有东西不卖不仅会影响合作社的声誉，而且会给对方找到闹事的借口。

见此情景，毛泽民苦想对策。货物该卖还是要卖，但不能这么卖。怎么卖合适呢？毛泽民胸有成竹，如此这般吩咐下去，店员门依计而行。

安源工人俱乐部合作社的购物证

第二天，每位前来购货的工人及其家属，手中都多了一张小牌牌，这是店员们连夜赶制并发放下去的购货卡，合作社凭牌供应现货（这也是共产党最早实行的定量票证供应，开计划经济的先河），限制无卡大宗供应，对手派来套购的人立刻傻了眼。

合作社货物卖出的速度立刻减缓下来，毛泽民又命人加快采购速度，加大采购数量，星夜运回安源以更低价格抛售。这样，商战对手既无法将合作社的商品买空，已经套购的商品又积压在手里，大蚀其本，欲哭无泪，只得败下阵来。

如此这般几个回合下来，合作社稳稳地站住了脚，自此无人敢再叫板，商业对手对外表木讷的合作社总经理毛泽民刮目相看。(1)安源工人从商战中得到的实惠，这是光靠撒传单、耍嘴皮子所无法企及的。事后，毛泽民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认为：“合作社的意义与利益已深深地印在工人们的脑筋中了。”

确实如此。安源工人从当合作社股东这件事上，初步尝到了当主人的滋味。工人们又不是受虐狂，能挺起胸膛当家做主，谁还愿意再当牛做马？

·4·

安源的一场商战，合作社旗开得胜，凸显了革命者的经商才能。

但这只是牛刀小试，志存高远的革命者在打赢商战之后，将要挑战更为强大的对手。

这个对手就是汉冶萍公司，号称当时中国最大的工矿企业。

安源路矿当局有个错觉，以为工人俱乐部就是一个普通的娱乐场所，或者说是一个工人自己管理自己的机构，因此就像当初欢迎办工人补习学校一样，对工人俱乐部也采取了较为合作的态度。他们肤浅地认为，所谓“俱乐”的意思不过就是大家凑在一起找乐子。安源市面上不乏赌场、妓院、鸦片馆等公共“俱乐”场所，相比之下，工人俱乐部的娱乐内容不涉及黄、赌、毒，或许更健康。

不久，这些受过西方文化系统熏陶的人就发现自己错了，不是一般的错，而是大错特错，并且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高昂的代价。

有关俱乐部最初的警讯是从远在湖北的汉阳铁厂传过来的。1922年7月，也就是安源工人俱乐部成立两个月之后，汉阳铁厂的工人闹起了罢工，原因之一就是厂方解散工人俱乐部。

汉阳铁厂的罢工以资方的妥协而告终，这使得路矿当局不得不重新审视安源工人俱乐部。由共产党掌控的俱乐部并不只是一般的消遣娱乐场所，工人们绝对不会因为关闭一个赌场、妓院或烟馆而罢工，那些地方只能是给人们以感官刺激的“小乐”，而工人俱乐部带给工人的是“大乐”，是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在某种程度上说，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激发了工人们对幸福的渴求，略显简单的股份制让他们初步体会到了做人的基本权利。李立三老师经常给大家讲“剩余价值”，工人们明白自己并非是天生受穷的命，也不是老板养活了工人——那是不折不扣的鬼话——恰恰相反，是工人的血汗养肥了资本家、工头、官吏等各式各样的吸血鬼。

此外，廉价而又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使安源煤矿工人直接感觉到挣的钱太少，而且用于消费和休息的时间也太少了。所有这一切，都是谁造成的？怎样才能改变现状？每个有头脑的工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不满情绪在安源悄悄酝酿和传播。路矿当局似乎也察觉到这种不满，不得不派常务副矿长舒楚生到工人俱乐部视察工作，以示对工人生活的关心；同时放出风去，要给俱乐部补充津贴经费、拨给俱乐部房屋，优厚的条件意在笼络、收买和安抚俱乐部。

但出乎当局意料的是，意想之中贫困户拉着矿主的手，感激涕零地说出一大套话的情况并未出现。相反，舒副矿长代表组织的访贫问苦，却变成了示弱的表现，给工人的印象是资本家自觉理亏，如果没做亏心事，平素高高在上的副矿长为什么对身份卑微的“炭古佬”如此谦卑？如果工人俱乐部不是代表如此众多的工人，矿方怎么会去讨好俱乐部？

路矿当局刚一出手，就在舆论战中输了一招。

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决定打蛇随棍上，不再给当局出手的机会。他理直气壮地代表工人提出一系列要求，主要是发放清付积欠工人的工资，态度强硬地声言，如果矿方不同意就发动罢工。矿方认为俱乐部开出的价码太高，实在不能答应条件。李立三于是将矿方的答复广为宣传，果然激起了矿工们更大的不满。

俱乐部决定将罢工的威胁付诸行动。为了赢得这场罢工，中共湘区党委秘密派遣两大高手前来助阵：一位是曾经领导长沙泥木工人罢工，并先期来安源考察过的毛泽东委员；另一位是在上海劳动组合书记处担任要职的政治新秀刘少奇，他们到安源与李立三一同推敲了罢工的总体计划和每一个细节。之后毛泽东返回湘区党委汇报，刘少奇则专门留在安源，协助李立三领导工人罢工。

要想罢工取胜，最大的顾虑就是人心不齐。此时工人俱乐部正式登记在册的会员有七百余人，不及工人总数的十分之一，这些人能否发挥骨干作用？如果罢工人数达不到相对多数，那么倒霉的将是参加罢工的工人，他们轻则会被矿方开除，重则蹲监狱，工人俱乐部从此在安源再无立身之地，共产党在安源的付出将付诸东流。

油画《毛泽东去安源》

罢工之后，矿区和市区的社会秩序问题也让人担忧。罢工期间工人拿不到工资，生活无着落，会不会发生打砸抢烧的群体恶性事件？如果发生这类问题，当局武力镇压就有了充足的口实，罢工就会失去社会舆论的同情。

这两点都取决于工人的态度。于是俱乐部邀集各方工人代表紧急磋商，讲清利害关系，工人代表摩拳擦掌，爽快答应服从俱乐部的号令，保证约束自己所部齐心协力参加罢工，其间保证工友们的举止更加文明，为了防止有害群之马乘机捣乱，所有工人都待在自己的工棚之内，无俱乐部的号令不外出。

维持局面少不了安源当地帮会势力的协助，如果他们趁机闹事，账都要算在罢工头上。安源素有“小上海”之称，帮会组织比较多，力量最强就属洪帮，安源市内的大赌场、妓院、鸦片烟馆基本上都受洪帮控制。

李立三决定亲自出马，约请当地最有势力的洪帮首领一聚。

按照江湖规矩，李立三带上礼物与洪帮首领见面。对方对李立三老师也是久闻大名，知道他是位文化人，又是俱乐部主任，手下兄弟数百人，所以也不敢小觑。双方交代了几句场面上的话之后，李立三直奔主题，言明矿上的工人兄弟实在活不下去了，要讨口饭吃，罢工实非得已，还请贵帮多加担待。

洪帮首领早已从徒弟口中听到工人要罢工的风声，又见李立三亲自相求，给足了洪帮面子，忙询问俱乐部方面有何吩咐。李立三不慌不忙竖起三根手指说道：“罢工期间，请贵帮弟兄受累，第一要关闭鸦片馆，第二街上的赌场要收起来，第三要保证市面上不发生抢劫案件。”

关闭鸦片馆和赌场，势必会直接影响洪帮财路。洪帮虽不情愿，但江湖道中交的是朋友、讲的是义气，这个忙自然要帮。于是洪帮首领连拍三下胸脯，答应了三项条件，只盼着工人罢工早日结束。

有了帮会的支持，还要取得安源市民的同情。俱乐部事先准备好了言辞恳切的《罢工宣言》，准备张贴到安源市内的繁华地带，说明此次罢工完全出于工人自动，并非由人唆使，实在是工人受压迫太重而迫不得已，工人的条件计有十七项，请众位父老乡亲明察，并不是漫天要价。

确实，工人的十七项条件绝大部分是经济方面的，《宣言》申明此次罢工“与政治军事问题不发生关系”。如休假，工人要求废止“大礼拜”采用“小礼拜”工作制。所谓大礼拜工作制，就是每周五天工作制，小礼拜工作制就是每周六天工作制。工人们为什么情愿少休息一天、多干一天活呢？并不是工人多么热爱自己的工作，皆因矿方实行日工资制，干一天拿一天的工钱。

再如工人因生病、婚丧等请假，路矿当局须给工人照发工资；每年工作满十二月，须发给夹薪（即多发一个月的工资）；工人因公死亡，矿方须给以“天字号”棺木（材质比较好的棺材）安葬，并发给家属三年工资的抚恤金；工人因公伤失去工作能力的，矿方须照管终身，并按月发给工钱。

以前拖欠工人的工资一律补发；工人罢工期间，工资也应照发；矿井内的工人须提高工资五成；改良工人的居住环境，每班工作八小时；工人每天工资不足四角者，须增加一角。

为了更好保障工人的权益，《宣言》明确要求允许将工人俱乐部改为工会，矿方须拨款一万元建工会办公场所，每月路矿两局各津贴两百元为工会经费。开除工人须经俱乐部（工会）同意，不得无故开除工人。

这些要求非常具体，几乎关系到每一个工人的切身利益，自然得到工人们的拥护。为了取得谈判的主动，俱乐部的条件开得高了些，给矿方足够还价的空间，这也是谈判的重要策略之一。

俱乐部还专门给管辖安源的萍乡县署及赣西镇守使署呈具文书，说明罢工原委，同时将十七条意见递送路矿当局，并发出通牒：“如欲调商，即请派遣正式代表由商会介绍，与俱乐部代表刘少奇接洽。”

·5·

不出所料，矿方果然对俱乐部狮子大开口式的条件置之不理，罢工顺理成章。

9月4日清晨，安源煤矿内所有的汽笛同时拉响，罢工开始。

要想让所有安源矿工自愿参加罢工，那也是不现实的，总有一些胆小怕事和见利忘义之辈。俱乐部早有预案，在工人居住区贴上了罢工宣言和“候俱乐部通告方准开工”、“各归住房，不得扰乱”等标语，并派出“工人监察队”监督执行。监察队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他们头戴柳条编织的安全帽，胳膊戴着统一的袖标，手持钢钎、镐把，把守着各个要点，拦截偷偷上班的工人。

安源大罢工，工人打出的旗号是“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工人监察队算得上是共产党控制的第一支准武装，除了没有枪支，组织指挥与一般军队无异。不仅在矿区，安源街市上也有工人监察队负责维持秩序。

路矿当局算过一笔账，与其答应罢工工人的条件，不如花钱收买工贼付出的成本要小得多，关键是不能惯工人动不动就罢工的毛病。安源煤矿的总监工名叫王鸿卿，他身边有一帮大大小小的工头，王鸿卿把他们找来，要他们找人顶工。这些工头们平日在工人面前作威作福惯了，自从工人有了俱乐部给撑腰之后，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因此也极力想破坏罢工。

但是，整个安源也就那么大，急切之间哪里去找那么多人来？只有找自己的亲戚朋友，但这些人肯不肯吃这份苦，肯不肯去得罪俱乐部就不知道了。老奸巨猾的王鸿卿看着工头们束手无策的样子，只好把话挑明：并不是让这些人真的去下窑挖煤，只是做做样子，工钱照开，这是跟俱乐部玩心理战的把戏。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好不容易凑了一部分人来到井口，工人监察队早就守住那里劝说他们不要下井。一些人听从劝阻而返，一些人不听劝阻强行下井，工人监察队并未强行阻拦。王鸿卿暗喜，以为计谋得逞。谁知好戏在后面，李立三随即下令工人监察队，只许下井不许出井，并从外边封闭了井口。结果被工头收买强行下井的人一整天都被困在潮湿阴冷的矿井内，又冷又饿，叫苦不迭。一天之后，这些人表示悔过才被放出，训诫劝导一番令其回家。

自此，整个矿区再没有一个工人敢自行上工。

收买工贼失败，矿方又想出一个办法，请赣西镇守使公署派军队来，强行逼迫工人复工。军队自然不能白派，矿方出价给每位士兵每天给大洋两元，赣西镇守使于是派来数百名荷枪实弹的士兵进驻安源煤矿，将安源划为特别戒严区域实行戒严，随后占领了俱乐部以及煤矿的主要工作岗位，在路口安置了机关枪，威吓工人。

这一招也未奏效，俱乐部早做好了被查封的准备，提前疏散了工作人员，转移了文件。罢工总指挥李立三转移到秘密地点，俱乐部内仅留刘少奇作为全权代表应付一切。同时工人监察队收缩防线，在工人食宿区设岗把守。士兵们虽然占据了俱乐部，并没有对罢工造成实质性影响，仍然没人上班，矿方一筹莫展。

不久，数千罢工工人冒死冲入被军队占领的俱乐部，与士兵发生冲突。士兵们没有接到命令不敢开枪，只好虚晃一枪让出俱乐部，同情工人的士兵边退边嚷：“我们都是矿方两块钱一天请来的，都是别的地方的人，谁愿意来干涉你们这种事！”

矿方空花了许多冤枉钱，请来的军队并不管用，又想出了“擒贼先擒王”的计策，悬赏大洋六百元买李立三的人头，并秘密派暗探寻机下手刺杀李立三。不料消息走漏，工友们自发地簇拥在李立三周围保护他，并放出狠话：如果李老师有个三长两短，不仅矿方的总监工王鸿卿要血债血偿，路矿局的全体职员也全都不能活着离开安源煤矿。

李立三也明确表态，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誓死不离安源。

双方陷入胶着状态。安源是个小城市，矿区离城区不过十余里，万余工人罢工，秩序能否维持成了社会舆论的焦点。矿工成分复杂，也有一些流氓无产者混迹其中，如果没有纪律约束，后果不堪设想。连日的罢工已经引起安源市内商家的恐慌，怕遭到抢劫，天还没黑就纷纷闭市，以至晚上八九点后，街上空无一人。

但市民们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工人阶级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在安源罢工中充分得以体现，超过任何一个帮派，令人刮目相看。工人监察队上街巡逻，各工作处的工人监守员严密把守。俱乐部命令之严甚至超过了戒严的军令，在安源矿区持有戒严司令部颁发的特别徽章都不管用，唯有俱乐部开的路条方可通行。

社会秩序之好，犯罪率降低，就连安源戒严司令李鸿程旅长也自叹弗如，自己的手下也未必能这样令行禁止，由此转而同情工人，声明工人只要不妨碍社会秩序，军队也决不干涉工人的行动。

·6·

由于安源罢工事先经过周密策划、严密组织，路矿当局不得不被牵着鼻子走。

按照事先的谋划，安源煤矿并不是所有的岗位同时罢工，保留了两个特殊的地方每天照常开工，由工人监察队严格控制。

这两个地方，一处是八方井锅炉房，另一处是电机处。

锅炉房的蒸汽是供给电机房发电所用，矿井内的打水机（抽水机）和打风机（通风机）都离不开电，抽水机只要停工一小时，采掘坑道就可能完全被地下水淹没，采掘机械设备泡汤；如果通风机停止送风，井内的有毒气体瓦斯很快就会聚积起来，超过安全浓度极容易发生爆炸，巷道如果被炸毁，即使工人再想复工，短期内也是不可能了。

此外，电机房内的两架发电机除供给矿区的电车动力外，还担负着全矿矿工食宿处的饮水供给，以及安源全市电灯的供电。如果发电机停止工作，不仅煤矿万余工人无水可饮，安源全市立即就会陷入黑暗，不仅罢工工人无法坚持下去，安源市民的生活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俱乐部决定保留这两处正常运转，为谈判留下余地。这在兵法上叫做“围三缺一”，也叫“穷寇勿迫”，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凡事不可做得太绝。工人罢工目的是要提高待遇，而不是把政府和资本家逼得无路可走，鱼死网破对谁都没有好处。

这一招极为高明。随着罢工时间的延续，俱乐部不久就放出风去，说锅炉房的煤就快烧没了，如果井下再不出煤，锅炉将不得不停火，发电机就会停转，全矿机器就会瘫痪，矿井难免被水淹没，所有产业便难以保住，安源市内的居民生活也不能幸免地受到影响。

时间越拖越对路矿当局不利。罢工工人虽然领不到工资，但合作社事先已经准备了经费和物资，加上其他地方的工人捐款捐物支援，短时间内没有太大后顾之忧。已经有消息传出，由于安源的煤供应不上，汉冶萍总公司下属的炼焦和钢铁生产都受到很大影响，总公司已经给安源煤矿施加压力，要他们尽快妥善解决罢工问题，恢复生产。

路矿当局实在撑不下去了，首先示弱，委托当地商会居中调停，让俱乐部“先邀工人开工，再慢慢磋商条件”。刘少奇代表工人严正回答：“若路矿两局不派全权代表从磋商条件下手，徒用一句滑稽空言做回话，事实上恐万不能解决。”矿方没有办法，只好亲自出面，给李立三发了请帖，由路矿代表同他直接谈判，并承诺保障李立三的人身安全。

李立三见时机成熟，便从秘密躲藏的地点如约前往。

只见谈判桌上早已摆满了丰盛的酒菜，旁边的桌子堆起了一捆捆用红纸包裹的银洋。李立三见此情景冷笑一声，当即提出要想谈判，就要把俱乐部代表工人提出的十七条放在桌子上来，而不是这些酒菜和银元。

矿方只好撤去银元和酒菜，拿出条款直接进行谈判。矿方提出三项要求，一是保护直井锅炉房打风机和发电机，二是保护锅炉房正常运转，三是维护地方秩序。做到这三条并不困难，锅炉房和电机房一直都在正常运转，地方秩序也没发生任何问题，因此李立三爽快答应，同时重申十七条工人的权益，宣称“不承认条件无说话之余地”，并要发出第二次罢工宣言。

双方又经过了几轮磋商，最后刘少奇代表俱乐部与路矿当局达成了十三条协议(2)：

（一）路矿两局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

（二）以后路矿两局开除工人须有正当理由宣布，并不得借此次罢工开除工人。

（三）以后例假属日给长工，路矿两局须照发工资；假日照常工作者须发夹薪；病假须发工资一半，以四个月为限，但须路矿两局医生证明书。

（四）每年十二月须加发工资半月，候呈准主管机关后实行。

（五）工人因公殒命，年薪在百五十元以上者，须给工资一年，在百五十元以下者，给一百五十元，一次发给。

（六）工人因公受伤不能工作者，路矿两局须予以相当之职业，否则照工人工资多少按月发给半饷，但工资在二十元以上者每月以十元为限。

（七）路矿两局存饷分五个月发清，自十月起每月发十分之二；但路局八月份饷，须于本月二十日发给。

（八）罢工期间工资，须由路矿两局照发。

（九）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月费洋二百元，从本月起实行。

（十）以后路矿两局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

（十一）窿工（矿工）包头发给窿工工价，小工每日一角五分递加至一角八分，大工二角四分递加至二角八分，分别工程难易递加。

（十二）添补窿工工头，须由窿内管班大工照资格深浅提升，不得由监工私行录用。

（十三）路矿工人每日工资在四角以下者须加大洋六分，四角以上至一元者照原薪加百分之五。

对照达成协议的这十三条，与原来的十七条相比，工人明显作出了让步。平心而论，原来开出的条件有虚高的成分，在策略上是用来讨价还价的，作出让步也是情理之中，签订这十三条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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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民并没有专门学过经商，似乎有着经商的天赋。参见《寻踪毛泽民》，曹宏、周燕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版；《革命理财家毛泽民》，龚金牛等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 从某种程度上说，斗争的艺术就是妥协的艺术。从达成的这十三条协议的具体内容来看，劳资双方都作出了一定的妥协。参见《唤起工农千百万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李昌学等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1·

安源“罢工历时五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以共产党和工人的完胜而落幕。

罢工取得的红利是巨大的，包括政治红利和经济红利。

人们或许对工人的纪律性印象最深，不知道共产党是用了什么办法。

安源罢工胜利后，工友们合影留念

实际上，工人严格的纪律性源自严密的组织。刘少奇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透露了这个秘密。原来安源工人俱乐部借鉴了俄国工会和法国工团的经验，以“十人团”为基本单位。所谓十人团就是每十个人为一个单位，相当于军队的一个班；每个十人团推举一人为首领，相当于军队的班长；每十个十人团组成一个百人团，推举出来一个首领称“百代表”，相当于连长；若干个百代表推举出一位总代表，形成俱乐部的最高权力机构——“主任团”，主任团再选出一位主任（李立三就是首任主任）作为召集人。重大决策由主任团作出，再按照从上到下的严密组织系统严格贯彻下去。

因此刘少奇在报告中写道：“此次罢工，如果没有俱乐部的指挥，工人的行动只是盲目的、极无系统的；而且群众运动的热度是不能持久的，运动过后，群众气冷，即成一盘散沙，无法使之维持永久。”

罢工胜利之后，工人俱乐部的势力几乎控制了整个安源地区，用路矿两局的说法，“萍矿之命脉，已操俱乐部之手”。工人们认识到，要想提高地位除了团结斗争别无他途，加入工人俱乐部成了身份的象征，俱乐部会员每月需按时交纳会费，三个月不交就要被除名。

罢工胜利也给俱乐部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每月可以从矿局领取津贴一千元，从路局领取津贴一百元，可收到常月费（工会会员费）四百八十元，每月收入达一千五百八十元。除去各项必要的开支，俱乐部每月还能节余很多钱，用于支援其他地区的工人兄弟。

这些钱都是怎么花的呢？

俱乐部为自己争取到三处房产，建起了一座能容纳两千人的讲演大厅，经常请一些剧团上演文明戏。矿区内有了工人图书馆，能看到各地的报纸。工人补习学校扩大规模，由一所变成了七所，另外还建了一所工人子弟小学，七百余名工人子弟享受免费的义务教育；矿内小学聘请的老师每月工资三十元，比长沙和南昌市内小学教师的工资还高。

矿区内部的秩序转由工人纠察团维持，当地军警都不能插手。工人还有自己的裁判委员会，司法独立，俨然成了社会主义理想的试验田，被人们称为“小莫斯科”。

安源罢工还有一定的示范作用，此后共产党领导工人又进行了一系列的罢工。如开滦工人大罢工，迫使资方提高工资，从以前的每月二十七元增加至三十七元。湖南常宁水口山矿是国内最大的铅锌矿，也是湖南赵恒惕政府的财库，那里的工人希望建立自己的俱乐部。安源罢工骨干蒋先云被派去水口山矿，帮助那里的工人建起了俱乐部，通过罢工，工人增加了工资，均分了红奖。

安源工人俱乐部不仅为其他地方的工人提供了罢工经验，而且还提供了经济援助。如援助唐山、京汉、水口山、汉阳铁厂等处失业工人近两千元，援助株洲、长沙等地遭受水灾的难民千余元；此外还每月缴纳全国铁路总工会每月会费一百五十元。

·2·

如果从地理位置上划分，安源属于江西。

但共产党组织系统，却一直把安源归入湖南省委领导的范围。

继毛泽民之后，湖南省委又一位理财高手来到安源，他就是跟毛泽东一起办书社的易礼容。此时李立三被中共中央调出安源另有任用，俱乐部的领导由刘少奇接任。两人估计到，随着罢工胜利后工人经济收入的提高，购买力必然也会大大增强，正是盈利的好机会。经过商定，决定把工人消费合作社做大做强，除了加强安源老街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社的经营之外，又在安源新街设立了分社。

资金从哪里来？除了扩大发行股票的老办法之外，又采用了一个新的更有效的方法，就是吸揽储蓄。发行新股确实是融资的好办法，为了让经济负担重的工人也能成为合作社的股东，股票的面值并不大，每股只有五角。扩大发行的新股一共两万股，打算筹集资金一万元，募股对象主要是矿区工人。新股一上市，就受到热烈的追捧，工人们踊跃购买，为能成为合作社的股东而自豪。

开办储蓄部也异乎寻常地顺利，工人们把平时节攒下来的钱存入合作社的储蓄部，完全不用担心安全。在此基础上，合作社决定变相发行自己的货币。这倒不是共产党的创新，安源煤矿资本家为节省流动资金，早就这么干过，他们自办发行的货币名为“矿票”，能当现金使用，与银元等值，但仅限于在矿区范围流通，在矿方指定的商店消费。

合作社发行的货币共一万元，以合作社的商品做保证，购买力明显高于矿票。因为矿票实际购买力仅为银元的百分之七十，与矿方勾结的商家还要从中捞一把。此时俱乐部会员已经达到一万三千人之多，加上家庭成员，消费大军超过两万人，都愿意使用合作社发行的货币，而当时安源周围的总人口数也不超过十五万人。

安源成了共产党幼年时期的一段美好回忆，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成了一种成功运作的模式，后来的各个根据地合作社，基本上都是按照安源合作社的模式建起来的。

对共产党更具战略意义的是，安源成了一个红色据点，五年之后毛泽东领导秋收暴动，这里成了暗伏的一颗重要棋子。因此安源的名气虽然不如井冈山那么响亮，但其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却有其不可忽视的独到之处。

“二七”大罢工中，被军阀砍头

示众的工人领袖林祥谦。由此可见工

人阶级为得到经济利益，有时也不得

不付出血的代价

安源罢工之后，共产党又组织过几次大的罢工，但结局远不如安源罢工美妙。

其中损失最大的就是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的“二七”大罢工。在这次大罢工中，军阀吴佩孚撕下支持劳工的伪善面纱，对工人大打出手。工人领袖林祥谦被杀害，工人死伤百余人，被捕数十人，因罢工而失业的有三百多人。罢工的失败引起连锁反应，导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查抄，全国五十多个工会被封闭，工会领袖被通缉，工人的言论集会等权利被剥夺殆尽，只有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硕果仅存，红旗不倒。

“二七”大罢工，工人的鲜血赢得了社会的关注和同情。就连北京的国会议员对军阀的暴行也看不下去了，几位国会议员不顾局势险恶，骑着毛驴专程去长辛店机车厂声援工人，参加为死难工友举行的追悼会。有的议员还找到共产党在北方的领袖李大钊，表示愿意提供经济帮助：“你们太穷了，工作开展不了，搞群众运动需要经费，我可以支援！”

当然，罢工中也有不和谐的一幕。

共产国际以募捐的方式，为罢工中的死难者家属提供经济援助。钱是通过“济难会”的民间组织转送到工会，再发给被捕、受伤和遇难者家属和失业工人手中的。大笔金钱过手确实让一些经管者红了眼、黑了心。

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京汉铁路工会负责发放救济款的两位工人领袖，一位是负责发放南段救济款的张连光，另一位是负责北段的张德惠，两个败类竟然卷款潜逃，给罢工造成恶劣影响，两人也成了中共党史上第一批贪污腐化分子。

·3·

金钱是一面镜子，能照出人性中的善与恶。

每个人的灵魂都会在金钱面前受到煎熬，工人运动中的腐败分子如此，政治家们也未能免俗。

这幅油画反映了1921年12月4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桂林会见孙中山时的情景

在苏联的协调下，年初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首次出现了共产党员的身影，他们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共产党在“五卅运动”中再次显示了动员群众的天赋，让国民党刮目相看。在随后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东征和南征中，共产党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为了打破盘踞在北方的北洋军阀对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包围，广东革命政府又拜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广州誓师北伐。

北伐军以十万兵力迎战北洋军阀的七十万人，采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先破吴佩孚部署于华中、两湖地区的十万大军，后破盘踞江西、福建东南的军阀孙传芳，最后相机消灭直系张作霖，统一全国。

1927年春，蒋介石率北伐的东路大军相继占领富庶的江浙一带，在共产党人发动三次的工人暴动配合下，攻占沿海重要文化经济金融中心上海。但是，南方革命阵营内国共两党的分歧也日见加剧，最终导致了“四一二”事件。

国共的分裂，人们往往将原因归结于政治因素，实际上经济也起了很大作用。

北伐战争军事上的胜利，虽然能暂时缓解南方革命政府的经济窘迫，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革命经济成了彻头彻尾的战争经济。以1962年2月为例，南方革命政府财政收入只有一千六百万元，而用于军费的开支竟然达到一千三百万元，占国民总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一，政府的每一百元中就要拿出八十一元去打仗。

攻克上海之后，国民革命军的军费每月开支，仅军饷一项就已经达到两千九百万元，每月其他军需物资、作战消耗开支至少还要再增加一千万元；而政府的财政税收每月只能筹得一千数百万元。

敛钱的速度总是比不上花钱的速度快，革命政府也只好采取向老百姓转嫁负担的方法，如增加发行盐余券、房捐等的数额；增加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税种，如征收卷烟保管税每箱一元、加征渔业税百分之五十、码头捐按货每件增加两三成、开征房证金、发行二五附税库券等，总之就是伸手要钱。

在北伐军控制的区域内，城市工商业者的日子不好过，农村种地的农民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又是共产党站出来，为农民说话。国民党主管财务的宋子文、孙科在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上提出，要在革命军控制的各省预先征收一年的钱粮，因为广东的农村已经实行过这一政策。共产党反对加重农民负担的政策，毛泽东在会上毫不客气地说：“本党最重要之政策为农民政策，预征钱粮足使农民对本党发生怀疑，不如用公债一法取之于少数有钱人较为可行。”

宋子文仍坚持必须在农村预征钱粮，毛泽东苦口婆心地进行了劝导：“预征钱粮不过仅收得两三百万元，何苦以此区区之数，使数十万农民或大多数人民怀疑我们的决议案不能实行呢？主席仍旧主张发行三百万殷实公债，向殷实商人募集。”

由于共产党力争，国民政府只好通过发行六千六百万元的流通券和两千万国库券来缓解财政困难。此消息一出，立刻导致华中地区物价飞涨，群众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甚至还不如北洋军阀控制的地区。

即使是这样，北伐军的军饷仍然不足，各路催要钱款的电报雪片似的飞来。湖北唐生智、江西的朱培德、湖南的程潜以及归顺革命的西北军冯玉祥，都加入了讨要军饷的大军，政府累积欠饷少则几十万，多到数百万。这还是势力比较大的，一些杂牌军几乎没有得到过政府的军饷，完全靠向地方自筹。

不能靠政府拨款的军队怎样解决军费问题呢？

不用替他们担心，他们有的是办法。只要控制了地盘，敛取金钱并不难。

粗中有细的布衣将军冯玉祥，不仅作

战勇敢，而且在理财上也很有一套

以北方实力派冯玉祥为例，他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般人认为像冯玉祥这样的行伍出身的大老粗，除了打仗之外不会有什么经济头脑，实际上他的经济头脑丝毫不逊色于专业理财师。冯玉祥接管了京绥（北京到绥远）铁路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取消了军政要员免费乘车的特权，过去要员们乘坐这条铁路线不仅不买票，而且还要坐最好的座位，现在一律买票乘车。此举不仅增加了收入，而且还给冯玉祥披上了平等和不畏权贵的色彩。

既然权贵的钱都敢收，一般的老百姓就更不在话下了。于是冯军控制的铁路货运价格猛窜了三倍，每吨货物运价从过去的四元提高至十二元。此外，北京各旅游景点卖票的大规模实施，就是从冯玉祥主政北京开始的。他还创造性地定下了根据广告牌大小，按月征收广告税的创收模式。

冯玉祥还创设了西北银行，成立了西北汽车运输公司，垄断了西北的汽车运输。还有就是截留了要上缴中央财政的盐税，自行在辖区提高税率。如在他控制的张家口，凡输入重要商品税率均为百分之三，经张家口输出的货物都要征收装载税，对粮食和羊毛征收特别税，对卷烟课以百分二十的附加税。

冯玉祥不仅开源有方，在节流方面也毫不逊色。与他用胶皮水管给士兵们施以洗礼（冯将军率领全军集体加入基督教）相媲美的，是新年放鞭炮的典故。有一年元旦清晨，冯玉祥在郑州召集全体官兵行贺年礼，训话道：“今日元旦，应当放鞭炮庆祝。可是我们财政不足，而且也要节俭，就不买鞭炮了，我们就用嘴大声放鞭炮算了。”

说罢，冯将军带头用嘴喊了起来：“砰乓……”于是全军大叫“砰乓”十几分钟，算是放了鞭炮。这个故事多少带有调侃的味道，有点像香港无厘头喜剧，但从一个方面揭示出冯玉祥节俭的性格。(1)

那么是不是说，所有的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都为军费发愁呢？

至少有一个人不会为钱发愁，此人就是蒋介石。

·4·

1927年时的蒋介石与宋美龄，美女的陪

伴似乎并没有减轻这位总司令的杀戮之心

蒋介石当年起家的时候，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做过金融投机买卖。

他曾经受过上海军政府都督陈英士的两百块银元，刺杀光复会领袖、浙江省都督陶成章。这一次蒋介石没有亲自动手，而是用这钱收买了杀手，在上海广慈医院行刺成功。从那时起，青年蒋介石就彻底明白了“杀头的生意有人干，赔钱的买卖没人做”的道理，有钱可以让人干很多事，不管这些事是正义的还是不正义的。

蒋介石之所以不为军饷发愁，是因为他有特殊的头衔——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取得了绝对军权，下拨给部队的军费完全由他支配，给哪个部队不给哪个部队，给谁多少，都是由他大笔一挥，听话嫡系和亲信多给，杂牌少给或干脆不给。当时的国民政府财政部只管掏钱，连财政部长宋子文也不知道蒋介石是如何支配军饷的。

国民政府内的共产党人吴玉章曾发出过质询，要蒋介石报告军饷是怎么发的。催促了好几次，蒋介石才派他的军需处长出席会议报告了一下。结果这位军需处长报出的也是一笔糊涂账，算来算去，政府下拨的军费与蒋介石的支出根本对不上账，数百万元说不清楚去向。

蒋介石对国民政府左派和共产党联合查账的行为非常不满，大诉冤屈：“自从北伐以来，不过多用了一千三百万元，以这些钱买得了湘、赣、鄂几省，走尽天下也找不着这样便宜的事。你们还要说我多用了，真是太没有良心了！”

吴玉章认为蒋介石是装糊涂，他提醒这位总司令：“所谓多用一千三百万元，只是一个月的军费。如果从北伐以来算起，军费总数至少在一个亿以上了。”(2)

什么钱该花，什么钱不该花，蒋介石心里最有数。

有一个科目的开销，蒋介石是从不吝啬的，那就是在军队内部培植亲信。他对自己的亲信出手阔绰，是大家公认的，有人指责蒋介石的这种作法与旧军阀并无二致，当年袁世凯组建北洋六镇时，驾驭亲信诸将就是用的这种方法，花钱如流水，能不被“金弹”征服的人少之又少。蒋介石对待这些指责毫不在意，依然我行我素。

蒋介石格外垂青黄埔军校的学生，这是他赖以起家的资本。仅黄埔同学会每月的开支达数千块大洋，黄埔第四期的毕业典礼花了两万多块大洋，蒋介石眉头都不曾皱一下。黄埔军校学生见蒋介石，都以叫他校长为荣。带兵打仗的学生即使做了错事、打了败仗去见蒋校长，他最初也就是一顿大骂，骂完之后，气也就消了，接着就会要问挨骂的这位学生缺不缺钱花？如果说有什么需要，尽可开口要求；通常是骂得越凶，给的钱就越多，即使挨骂的学生不需要钱，蒋介石也要随便给他一两百元，以示拉拢。

国民政府指望蒋介石带兵打仗，所以尽可能地迁就他，特地拨给他一百五十万元作为特别费，办黄埔军校的每月经费七十余万元还照支不误，因此黄埔军校被讥讽为全世界花费最大的军校。

蒋介石花钱如流水，别说政府不富裕，就是有座金山银山，也禁受不起。加之他独断专行的作风，更加引起了国民党左派的不满，企图用党纪和政纪制约蒋介石，蒋介石哪里肯受这帮文人的约束？于是与左派之芥蒂日深，因此策动“中山舰事件”，削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力量，然后又发动更大规模的“四一二”政变，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撕破面皮。

“四一二”事变之前的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武汉合影。其中的共产党员有毛泽东（二排右三）、夏曦（后排左四）、郓代英（后排左七）、邓演达（后排左八）、吴玉章（前排右一）、董必武（二排左二）等，中间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

“四一二”事变之后的两天，有共产党员参加的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罢免了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并开除其国民党党籍，通令严缉归案究办。蒋介石还以颜色，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至此形成了相互对立的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

·5·

驱逐了蒋介石，武汉的国民政府基本上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组成。

武汉国民政府的日子并不好过。长江作为华中地区通往富庶的江浙一带的水上大动脉，被蒋介石切断了。外国银行纷纷倒向蒋介石一方，武汉的外资银行大量关闭，不同武汉贸易，上海与武汉之间的货币汇兑几乎停止。蒋介石掌握了中央银行发行钞票的权力，武汉政府只能印发“国库券”聊以度日，国库券最小的面值是五元，商人都不愿意使用。许多小商贩和人力车都停了市，武汉商业和金融一片萧条。

国民政府早期发行的十元金币券，票面清晰地注明“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字样，表明发行这种货币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筹集军饷，印证了战争与货币的密切关系

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对武汉政府的经济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北伐战争开始的时候，共产党提出了“一切权利归农会”的主张，湖南、湖北一带的农民运动势如燎原，农民协会的势力不断扩大，有组织的农民已经达五百万之巨。农会会员们刺探军情、组织支前参军，在军事上帮了北伐军很大的忙。

农民支援北伐，主要原因是革命觉悟，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则是直接的驱动力。农民兄弟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点也不比城市人差，一旦这种欲望被点燃，能量将是巨大和不可遏制的。

湖南农民运动是最轰轰烈烈的，有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证。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早期版本。此前没有任何一个人和任何一本书对中国农民的欲望分析得如此透彻

翻身的农民光棍汉冲进地主家小姐的闺房，虽然不能搂得小姐在怀，也要在香喷喷的绣床上滚一滚，把身上的泥巴沾在绣花被上，以表达对幸福的渴望。

湖南农民协会势力之大出乎人们的想象，竟然达到可以垄断一些重要商品市场的程度。

比如进口商品市场。当时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商品已经广泛渗透到长江流域，从钟表、香水等奢侈品到针线、铁钉、暖水瓶、小剪刀等日常生活必需品，无不是外货充斥。其中最大宗进口的商品是煤油，几乎被“美孚”、“亚细亚”两家外国公司垄断。

当时中南地区除少数城市使用电灯照明外，农村和小城镇都用煤油灯。这两家公司为打开中国市场可谓是不惜血本，开始农村不认煤油，大多以灯盏盛菜油照明。美孚公司为了打开中国市场，花费巨资特意定做了很多小洋灯，只要购买美孚的煤油就白送给小洋灯。中国的老百姓尝试之后，发现煤油灯不仅亮度大，油烟比菜油少，而且价钱也不贵，这才逐渐接受了煤油灯。

垄断必然会产生暴利。“美孚”、“亚细亚”两家外国公司大赚中国人的钱，自然会刺痛一些中国人的民族感情。湖南农民协会打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旗号，理直气壮地要求两家外国公司运来的煤油必须低价卖给农民协会，由协会统一经销。两家外国公司当然不干，威胁将市场上的煤油撤下，统统准备运走。

农民协会当然不能让这块到口的肥肉溜走，于是就在各处设卡拦截。外商便以商品被农会没收为由，向武汉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两湖地区的外商本来就对农民的反帝运动抱着深深的恐惧，正好找到借口，也都纷纷撤资离去，包括海关的外籍雇员也都撂了挑子，武汉政府只好临时组织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海关管理委员会接管，于是外商又造谣说湖南已实行收回海关、没收外国人财产的举措，造成了更大的国际纠纷。

如果农民协会高举爱国主义的大旗，只对帝国主义的奸商下狠手，武汉政府或许还能忍受。关键是农民协会也不怎么买国民党政府的账。当时英国军舰卡断了长江下游的水路交通，江浙一带的粮食运不进两湖，武汉政府军队的军粮只能靠在当地征集。湖南是产粮大省，湖南农民协会控制了粮食供应，武汉政府想调湖南粮食到湖北，非得经过湖南农民协会认可，否则不能出境。这种做法当然会引起武汉政府和军界的不满，认为农会不讲政治，故意刁难。

更让武汉军方感到恐惧的，是农民对农村土地的要求。为了缓和与农民的关系，武汉政府土地委员会曾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分给贫农耕种的方案，规定家有肥地五十亩、贫瘠地一百亩以上都在被没收之列；对租种别人的土地的农民实行减租百分之二十五的优惠（即所谓“二五减租”）。

这下贫雇农高兴了，比较富裕的农民和地主却倒了霉，尤其是军队中高级军官更是举双手反对。他们在枪林弹雨中打拼多年，挣了一些钱就图个在家盖房置地，以后告老还乡、解甲归田也有个安身之处。现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这么一搞，大家这么些年的命算是白革了。

军方实力派首领唐生智、何键派代表参加了土地会议，强烈要求制定《保护军人家庭财产法》，以安前线将士军心。何键身为军长也不能幸免，他父亲在湖南醴陵被农民协会抓了起来，戴高帽子游街，何键气得咬牙切齿，破口大骂农民运动是“游民行动、痞子运动”。

由土地问题导致的杀人事件时有发生，双方互相报复仇杀，手段极其残忍，砍头、枪毙已经稀松平常，诸如剖腹剜心、“点天灯”之类的酷刑也出现了。

革命的农民要过上健康的新生活，自然主张禁烟并限制饮酒。湖北黄冈的农民协会铲掉烟田、禁止酿酒，致使武汉政府无税可收。国民政府法律上禁烟禁赌，但对烟馆和赌馆基本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便是在革命策源地广东，每月征收烟赌税至少有一百五十万元。黄冈县的农民协会断了政府的财路，政府便下令将农会解散，并缉拿农会骨干。

城市工人的工会也有很大的权力。工会可以直接逮捕人，召开群众大会就可以判决。就连国民党左派领袖徐谦也看不下去了：“工人纠察队自行去掳人，是私行逮捕，破坏了国家法律。”“以后捕杀反革命只能由政府合法机关执行，其他机关只有报告，无直接行动权。”

武汉有个资本家关闭工厂企图将现金私运出去，被工会发现报告了汉阳县政府，并派人接管了工厂，武汉政府大发雷霆，以违反政府保护工商命令为由，解散了工会。武汉工商业店主交纳的税收，是政府的重要经济来源。为了征到足够的税，政府替商人说话，要店员延长工作时间，并以店员不属于工人阶级为由，解散店员工会让店员受商会辖制。工会找政府评理，政府竟然说：“革命时代的工人也应牺牲一点来帮助革命，使革命成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必将会分道扬镳，这几乎成了历功，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

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必将会分道扬镳，这几乎成了历史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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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曾在冯部工作的苏联顾问对冯玉祥的性格充满了好奇。参见《冯玉祥与国民军一个志愿兵的札记》，（苏）普里马科夫著，曾宪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冯玉祥的一生》，（美）薛立敦（Sheridan.J.E.）著，丘权政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2) 军权与财权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试图通过控制财权来抑制蒋介石的策略收效并不大。参见《吴玉章回忆录》，吴玉章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

·1·

上海的“四一二”政变，预示着国共合作即将走到尽头。

共产党的骨干陈延年（陈独秀长子）、赵世炎等人，连同上海三百余名工人运动积极分子被蒋介石杀害，轰轰烈烈的上海工人运动从此陷入低潮。

武汉政府也颜面尽失，汪精卫等要员被蒋介石通缉，执政资格不被承认，蒋介石在南京另组政府。是可忍，孰不可忍？被人欺负到这个份儿上，如果不立即翻脸，还有什么资格继续在政治舞台上混？不发兵征讨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哪怕是做样子给人看。

事实上，当时有两个方向可供武汉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选择：要么东征讨伐蒋介石，要么继续北伐中原，打败奉系军阀张作霖。因此武汉政府有些游移不定。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帮助武汉国民政府作出了继续北伐的选择。

长期活动在北方的共产党领袖李大钊牺牲了。他是被主政北京的奉系军阀政府抓去杀害的，与他一起同时被害的还有另外十九名革命者，其中包括国民党在北方组织的领导人在内。

李大钊堪称是沙场老将，多次涉险却能安之若素，总是能逢凶化吉。

在上一年的“三一八”惨案中，李大钊就险些命丧当场。

在几年前的五四运动中，北京的学生高举着爱国主义的大旗火烧赵家楼、殴打政府部长，但政府当局似乎心存斯文一脉，并没有向学生开枪，在示威现场也没有杀死一个学生。此后这一条成了游戏规则，一直延续下来：当局对待学生示威者，可以殴打、驱散、逮捕、拘留乃至判刑，但不会要他们的命，至少在示威现场。

北京的“三一八”惨案，军阀政府打破了这一规则。

为了抗议日本军舰炮轰大沽口炮台，北京的革命者组织了声势浩大的集会，然后从天安门游行到段祺瑞政府所在地请愿。示威者进行了精心的编组，青壮年走在队伍前面，并事先有意识地将旗杆都换成了比较粗大结实的木棍，为的是在游行中自卫。当时北京负责地面治安的巡警通常不配枪，他们用警棍，学生们吃过警棍的亏之后，都学聪明了。

没想到的是，当局这一次偷偷改变了策略，准备杀一儆百。段政府门前等待学生的，不是预料中的警棍和水龙头，而是段祺瑞卫队的机关枪、刺刀、铁棍和皮靴。随着一片弹雨，示威现场顿时一片狼藉，示威者当场被射杀二十六人，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二十一人，重伤一百九十九人，伤亡者大多是青年学生。

作为组织者，李大钊也在现场。他虽然没有被子弹、刺刀和铁棍取了性命，却也险些被溃退的人流踩死，浑身多处受伤。

这一天被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段祺瑞本人和他的政府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猛烈抨击，事后学生们将段政府告上了法庭，社会各界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驱段”运动。当时在北师大任教的鲁迅还写了《纪念刘和珍君》（解放后曾被收入高中语文课本），以纪念此次惨案中殒命的女学生刘和珍。在强大的舆论压力和道德谴责下，段祺瑞政府轰然倒台，据说段祺瑞本人自感罪孽深重，从此吃斋念佛。

段祺瑞政府倒台之后，奉系军阀张作霖上台执政。

胡子出身的张作霖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手段来绞杀革命，北方的革命运动陷入低潮，革命者纷纷撤离。但李大钊没有走，因此才遭到张作霖的毒手。

·2·

李大钊是在北京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兵营被捕的。

风声很紧，作为中共有重要影响的领导人，李大钊已经预先有了准备，移住到使馆区，那里会比较安全。此前也有人劝过他，碰上没文化的张作霖张大帅，还是要找安全的地方避一避风头为好，被李大钊一笑置之。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

李大钊的被捕，是被自己人出卖的。出卖他的人名叫李渤海，曾是李大钊的学生和秘书。李渤海在北京西交民巷散发革命传单的时候，被京师警察厅警察署的侦探当场拘捕。严刑拷打之下，李渤海供出了老师和领导李大钊，以及其他革命党人的藏匿之处。奉系政府决定先下手为强，在北伐军到来之前先掐灭北方的革命火种。

一般描述李大钊被捕这段历史的时候，通常都会说军阀政府不顾国际公约、悍然闯入外国使馆区，强行抓捕。一些文章在描写李大钊被捕的时候，闯入的军警“荷枪实弹”，“十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李大钊。这种说法主观意图是好的，揭露了军阀的凶残，烘托了李大钊的英勇，但事实并非如此。

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中国军警是不能擅自进入北京东交民巷的使馆区的，尤其是不能携带武器进入。张作霖大帅虽然是个粗人，但为了抓几个人而公然得罪所有的洋大人，他是没有这个魄力和胆量的。公然搜查外国使馆必将引起各国列强的反对和干涉，如果走漏了风声，没有把握抓到人，或者找不到证据，事情就更不好交差了。

因此，必要的外交手续一个都不能少。负责抓捕行动的京师警察厅以涉及国际公法为名，不敢擅自做主，请示了当时的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顾维钧。顾维钧也不愿意担此骂名，又把皮球直接踢到了张作霖的脚下。

此时张作霖已经铁心反共。更兼南方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兵势甚锐，张作霖为求自保，必须先扑灭在北方的国共两党机关，消灭其地下活动，这个风险还是值得一冒的。他指示安国军总部与驻华的美、法公使等洽商，并取得了外国使团领袖——荷兰公使欧登纳的谅解，同意搜查俄使馆，并在警察厅呈签的公文上签字为凭，取得了法律上的依据。

在这种情况下，安国军和京师警察厅联合行动，在1927年清明节的这一天出动了军警三百余人，突然闯入东交民巷俄国使馆等几个要害地区，搜查并抓捕（确切地说是绑架）革命党人。为了避免引起外交事端，这些军警一律穿着便衣，并且不带武器。考虑更为周密的是，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携带灭火器具的消防队人员，主要是怕革命党人放火烧毁文件及房屋，湮灭证据。

东交民巷俄国使馆房间颇多，地形复杂，如果没有熟悉的人引导，一时间也不会很快找到李大钊，弄不好还会打草惊蛇。果然，在奸细的带领下，李大钊猝不及防，很快就被抓住。李大钊身边就有一支小手枪，但他并没有使用。像他这种身份的人，自然不能像街头混混那样徒劳挣扎，因此他态度从容地说：“我就是李守常，也叫李大钊。”

参加缉捕的消防人员派上了用场。一些秘密文件没有来得及销毁，事后这些文件成了“罪证”，京师警察厅公布了这些文件，由精通俄语的察哈尔外交特派员张国忱编译成《苏联阴谋文证》，大肆炒作。

就在抓捕李大钊的当天晚上，驻华外国使团领袖欧登纳发表了一份早已经准备好的声明，大意是说“俄国不在《辛丑条约》签字国之列，故外交团亦无法制止中国军警搜查其在东交民巷区域内所设立之机关。”因此，此次使馆区的抓捕行动并未酿成外交事端。

在狱中，李大钊保持了一个共产党领袖的风范，“自称为马克思学说的崇信者，其他一切概不知晓”。各方对李大钊进行了营救，都没有奏效。有些受过李大钊恩惠的铁路工人甚至打算武装劫狱，不惜以性命相搏，也被李大钊婉言谢绝了——为了救自己的命，搭上别人的命，这不是李大钊的风格。

4月28日下午1时许，李大钊等被“特别法庭”判处绞刑的二十人，包括同时被捕的国民党北方党部负责人，被押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秘密执行绞刑。

这是中国第一次用进口的刑具执行绞刑，李大钊第一个登上绞刑架。刽子手对他施刑长达四十分钟之久，而正常的绞刑只需二十分钟。至于绞刑为何拖了如此长时间，说法不一。有人认为这样做是为了延长李大钊临死前的痛苦，以说明刽子手如何残忍。

也有人认为执行时间的延长很有可能是由于技术上的失误引起的。绞刑刑具运到中国来的时间并不长，刽子手操作不熟练，执行中很可能发生机械故障。从常理判断，刽子手与李大钊个人之间并无私仇，延长痛苦对刽子手有何好处？况且还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再者说，职业杀人讲究干净利落，拖泥带水只能引起同行的耻笑。

李大钊殉难时年仅三十九岁。在临刑前，他诅咒了这个社会，并预言黑暗的社会制度必将会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二十二年后，李大钊的诅咒应验了。

李大钊临刑前的照片，面色平静从容

李大钊等人被绞死后，军阀政府假惺惺地表现了“人道主义”关怀，对每一位殉难者都进行了装殓，由政府出资每人给了一口棺材。给别人的棺材价值四十元，唯独对李大钊格外“优待”，他的棺材据说花费了七十元。为了让这些钱花得物超所值，官方控制的新闻媒体进行登报宣传，借以体现“政府很关心，家属情绪很稳定”。

这套“猫哭老鼠假慈悲”的把戏骗不了任何人。卧床哀泣不起的李夫人情绪很不稳定，她决定不用政府提供的棺材。李大钊的生前好友梁漱溟，到现场查看了装殓李大钊遗体的棺材，发觉用的木材很薄，也不是什么结实的木料，也许根本不值七十块钱，于是请示李夫人同意，由生前好友募捐，重新装殓了李大钊。

李大钊在知识界人缘很好，募捐的钱很快到位。棺材铺掌柜听说要盛殓李大钊的遗体，特意挑选了一口上好的柏木棺材以成本价卖给李家，以表示对革命者的敬意。

·3·

有一种死亡叫殉道。

李大钊殉道后，撇下缠着小脚的夫人和四个未成年的孩子。这位共产党领袖平生没有留下积蓄，工资收入大部分赞助了他所追求的事业，因此家属的赡养成了大问题。

除了生前友好的捐款和接济，北京大学发放的抚恤金也成了李家遗属的重要经济来源。

学校给的抚恤金是有时间和金额限制的，规定期满后抚恤金还发不发？李家的遗属仍住在北平，生活极其贫苦，谁能忍心看着她们孤儿寡母沦落街头？

当时北京大学的校长蒋梦麟

就延长对李大钊遗属抚恤金发放的问题，北京大学召开过一次校务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延长李大钊遗属抚恤的议案刚一提出，就有人表示反对。反对者抬出了规章制度：北京大学从来无此先例，不好独为李大钊遗属网开一面，要是别的遗属攀比怎么办？反对者还有一层意思没有说出来：李大钊是政治犯，学校“划清界限”犹恐不及，反而延长了他的抚恤金，会不会被政府理解为对着干呢？

时任校长的蒋梦麟静静地坐在会议桌旁，听完了反对者的理由，然后轻轻地、一句一顿地说道：“诸位同仁说得也许有道理。但如果本校之中，谁要像守常那样，为了主义而被他们绞死，我们也可以多给一年的抚恤金。”

蒋梦麟人长得小小的，瘦瘦的，貌不惊人，他本人不是共产主义者，也未必赞成李大钊的学说，甚至跟李大钊本人也没什么深的交情。但他的这番话却像锤子一样，敲击着在场每一个人的良知。

会场顿时陷入一片寂静，没有人再说话，仿佛大家都在扪心自问。

追随丈夫而去的李大钊夫人

赵纫兰。虽然她比李大钊大六岁且

识字不多，但秀气贤惠，相夫教

子，称得上是贤内助

议案表决的时候，反对者的手再也没有勇气举起来。

李大钊的灵柩整整停了六年，最后才被安葬在北平西郊香山附近的万安公墓。蒋梦麟为李大钊的公葬和遗属赡养发起了募捐。曾经的北京大学同仁蔡元培、马叙伦、许德珩等以及李大钊的生前友好鲁迅、李四光等一百多人为李家捐了款，款额达六百余元。李大钊出殡的时候，送葬队伍越聚越多，以致“车辆拥挤，不能通行”。共产党北方地下组织送来了刻有镰刀斧头的石碑，当时不敢明摆，仿照六朝墓志的办法，将碑埋在了墓内。

李夫人在丈夫下葬一个月后，因思念成疾，贫病交加去世，安葬在李大钊墓旁，由好朋友刘半农写了墓碑。两次葬事开销以外，捐款还有节余。钱交给北京大学会计课，后又存入北京金城银行，以所得利息供李大钊的孩子们生活。

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进占北平，北京大学南迁，这笔钱不知所踪。

·4·

“不要以为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中国革命！”

李大钊惨死的消息传到武汉之后，对于刚刚经历了“四一二”事变的中共中央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联合在武昌为李大钊举行了近万人的追悼会，张太雷报告了李大钊殉难的经过。

北伐时期的蒋介石

回想起李大钊的为人，满场的人，包括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在内，很多人都遏止不住悲痛的情绪，有人号啕大哭，会场上哭声一片，“申讨奉张军阀，誓不与共戴天”的口号响彻云霄。

李大钊被捕与被绞死的时间，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的时间大致吻合。于是南北两家著名的左翼报纸——北京《晨报》和汉口《民国日报》几乎同时披露了一个消息，内容大致是“蒋介石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死以免后患”，以此来证明蒋介石与张作霖是一丘之貉。(1)

李大钊之死使武汉国民政府下定决心：暂时搁置东征蒋，集中力量继续北伐，消灭共同的敌人奉系军阀张作霖，然后再图东征讨蒋。

这一次北伐不同于从广州开始的第一次北伐。起点是武汉，目标是黄河流域。

前线的战事还算顺利，有冯玉祥在西北接应，北伐军一路斩关夺隘，驰骋中州。

问题出在革命的后院。

在这一年的5月13日和21日，在相隔不到十天的时间内，武汉和长沙相继发生了国民革命军夏斗寅部和许克祥部叛变事件。

夏斗寅是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如果以出身而论，夏斗寅是典型的贫下中农，他早年丧父，母亲靠帮别人织麻纺线、缝补浆洗养活了夏斗寅。十三岁时母亲也因病去世，少年夏斗寅生活困窘，背井离乡，只好在武昌当了新兵。

夏斗寅的发迹颇具传奇色彩，他虽然出身贫家，却生得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很快就被提拔成湖北新军的大队副，出任湖北陆军第一师掌旗官。后来他参加了辛亥革命，在孙中山的“护法战争”中作战英勇，深得上司赏识，被提拔为工兵营营长。

夏斗寅独立门户是缘于一笔意外的横财。在军阀混战中，夏斗寅兵败逃跑，途中忽见路旁水田有一口大号皮箱半浮半陷于淤泥之中。捞上来打开一看，竟装满了钞票！也是夏斗寅命该发迹，换做一般人，此时早就携带飞来横财回老家买房置地、过安逸生活了。偏偏夏斗寅不甘就此罢休，心想这箱钞票莫非是上天助我？于是雄心陡起，决定重起炉灶，大干一番。

夏斗寅找了一个三岔路口，将一块红布绑在树枝上作为招兵买马的旗帜，见到路过的散兵游勇便高呼：“跟我走吧，我这里有饭吃！”溃兵们见他军官打扮，相貌不俗，便纷纷聚拢旗下。那时的招兵很简单，只要年轻力壮，吃上一顿饱饭，给上几块钱就行，竟也招了数百人入伙。夏斗寅利用飞来横财作为启动资本，在湘鄂边界聚草屯粮，重新拉起了队伍，后来受了招安，官拜湖北新兵训练总监，后来又加入国民革命军。因其捡了一口皮箱而发家，人送绰号“皮箱将军”。

夏斗寅反叛武汉，主要是因不满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加之蒋介石许以重金收买，遂趁北伐军主力远在河南之机发动兵变，攻打兵力空虚的武汉。武汉乃革命的心脏，若武汉有失，则北伐前功尽弃。

为了对付夏斗寅，武汉政府紧急搜罗了一些留守的部队，包括正在武汉中央军校上学的学生，勉强成军交由大将叶挺率领，对抗夏斗寅。

“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时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几乎成了一种图腾。以军事长官名字命名一个团，这在中国现代战争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在第一期的北伐中，叶挺率领独立团为正印先锋，一路斩关夺隘，一个团敢进攻北洋军阀的一个师。尤其是贺胜桥和汀泗桥两场硬仗，直杀得北军吴佩孚主力丢盔卸甲，溃不成军，为所在的第四军赢得“铁军”称号立下了汗马功劳。

“铁军”的铁牌，获得时间为

1926年。从牌上的两面旗帜上看，

应该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所授

叶挺的部队还是共产党最早控制的武装力量，之所以有如此强的战斗力是因为率先实行了官兵平等的新型制度。虽然军事指挥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但在党内会议上则不分上下级，均可互相批评，少见其他部队长官欺负士兵的情况。

叶挺训练士兵十分严格，别人是“三操两讲”，他是“四操三讲”，总要比其他部队多一些。每天运动量要在十公里以上，不仅娴熟攻防战术，而且刺杀和队列训练要求也颇为严格，一个动作不符合要求就要重做十几遍。有时一排人、一连人重复一个动作，直到整齐一致为止，以培养共同进退的集体主义。

叶挺的军队能打仗，倒未必因为武器好。战士们使用的主要武器是汉阳兵工厂生产的“老套筒”步枪，这种枪是甲午战争那年中国仿造德国1888年式毛瑟枪生产的，因枪管外部有一个套筒，俗称“老套筒”。这还不算是最差的武器，比老套筒更旧的九响毛瑟枪也在使用。当然也有比较新的，如汉阳造“七九式”步枪。近年来有的战争题材影视作品，主人公一开口就说汉阳造是破枪，这是不准确的，汉阳造在当时也算是好枪。

无论新旧武器，叶挺的士兵都要擦得一尘不染。在国民革命军中，叶挺部队武器未必是最先进的，但一定是保养最好、擦得最干净的。叶挺本人也十分注重军人仪表，人也长得精神。他是早期被共产党选送去苏联学习军事的少数高级将领之一，喝过洋墨水。回国之后，打扮跟别的军官也有所不同，别人的大檐帽上有帽圈，叶挺通常都将帽圈取下来，这样更像苏联红军的军帽，这也是识别叶挺的主要特征。

叶挺独立团战士早期的合影。虽然四位主人公姓名已经不详，但仍可想象他们当年驰骋在战场上的英姿。此照片摄于1925年

夏斗寅本来已经打到距离武昌城二十里左右的纸坊，正准备进攻武汉的时候，忽然有一彪人马杀将出来拦住去路，正是叶挺披挂上阵。刚刚被夏斗寅击退的士兵中有人认出了叶挺，高喊：“叶挺师长（叶挺已经因战功被提拔成师长）到了！”真是“人的名，树的影儿”，战士们立即振奋精神转守为攻。有的军官受了伤正准备抬下火线，一听叶挺来了，立即翻身跳下担架，加入冲锋的队伍。

夏斗寅碰上了叶挺，只好引军撤退，武汉遂转危为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边夏斗寅叛乱刚刚被压下去，那边湖南长沙的许克祥又起来闹事，突然带兵袭击了共产党控制的湖南省总工会，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杀害百余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释放了所有在押的豪绅，打出了拥护蒋介石的旗号。因为5月21日这一天按照电报“韵目代日”的规则，恰好排在“马日”，所以又名“马日事变”。

“马日事变”使共产党在湖南的势力大受摧残，就连毛泽东苦心经营过的长沙文化书社也被许克祥查封。毛泽东虽然此时已经不在书社，但一直放心不下文化书社，现在全完了。

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中央立即对许克祥严加惩处。但国民党有意包庇，结果许克祥仅受“从轻记过一次”，摇身一变从三十三团团长升任第二师副师长。许克祥身后有军方做靠山，他的上司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实际上默许了他的行动；掌握军权的唐生智也不主张对许克祥动武，而且还亲自去长沙安抚他。

国民党左派对许克祥的处理如此轻描淡写，让共产党人深深感到失望，再一次体会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无奈。

没有军队，便没有一切。

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独立控制的军队呢？

每一个饱受摧残的共产党员都盼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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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迄今为止，史学界并没有确凿证据证实张作霖与蒋介石之间相互勾结，左翼报刊将两者联系在一起，除了时间上的巧合之外，还有丑化蒋介石的宣传目的。试想，如果张作霖与蒋介石联手，武汉政府的第二期北伐战史必然会改写。

·1·

夏斗寅和许克祥在革命后方武装叛乱，间隔时间很短。

尤其是武汉政府对“马日事变”的处理不公，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之间深深地打进了一根楔子。共产党应该得到的北伐战争红利不断被分割和蚕食着，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在“四一二”事变中切走了一大块，剩下的部分虽说与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共有，但“马日事变”将共产党已经到手的红利又蚕食掉一大部分，但凡有血性的人，都不会咽下这口气。

道不同，不相为谋。

既然彼此之间已经心生嫌隙、离心离德，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的这场政治联姻距离最后的解体，已经为时不远了。

就在这敏感而微妙的时刻，莫斯科的一封电报，突然使得整个局面波澜骤起。

这封电报通常被称为“共产国际发给中共中央的五月紧急指示”。

其实，这封电报既不是共产国际发出来的，也不是发给中共中央的。

这封电报是联共（布）中央（即苏共中央）发给驻中国的三位外国人——鲍罗庭、罗易和柳克斯的，应该叫“联共（布）中央发给驻中国代表的紧急指示”比较恰当。

发电人是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莫洛托夫，电文经过了其他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意，具体时间是5月30日。收电人鲍罗庭是苏联派驻中国国民政府的顾问，柳克斯是苏联驻中国汉口的总领事，那么罗易是何方神圣呢？

罗易（也译成鲁易）的身份跟前两者不一样，他不是苏联人，而是来自印度的职业革命家。提起这位罗易总是让人想起上海滩上包着头巾、蓄着大胡子的印度巡捕，罗易本人确实也被中国同志戏称为印度“阿三”。但罗易并非泛泛之辈，他曾经当过共产国际驻墨西哥的代表，还当过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1927年初又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4月初刚刚来到武汉。

罗易一到中国，就曾警告过中共中央，说蒋介石有可能叛变，果然被他言中。

这一次罗易又对汪精卫作出预测：认定汪精卫必然要和共产党同路。

这一次罗易却错了。

美国工程师爱德华·墨菲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如果做某件事同时有好坏两种结果，那么坏的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最大。”这个法则用在罗易身上，完全适用：当他预测某人将变坏的时候，这个人就一定变坏；当他预测某人好的时候，往往他的预测就失败了。

按照规则，罗易在接到来自莫斯科的指示电之后，是不能给中共领袖看电报原件的，要经过必要的技术处理，而且只传达文件的大概意思，而不是原文，因为文件的解释权在共产国际代表。

但对汪精卫，罗易却网开一面，情有独钟。

6月5日，罗易在武汉约见汪精卫，询问鲍罗庭是否将莫斯科的最新来电拿给汪精卫看过。汪精卫据实回答没有，罗易决定亲自把电报的原件拿给汪精卫看，电文已经进行了粗略的中文翻译。这份文件是根据《第三国际第八次扩大会对于中国革命的决议案》而起草的，内容比较冗长，其中对中国革命指导的要点一共有五项，译成中文之后，表述略有差别，大致意思如下：

1．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

2．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使老头们（指国民党元老）坚定起来，或者使他们成为废物；

3．必须靠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千百万会员来扩大地方组织；

4．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群众，编成几个新军；

5．组织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的军官。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会召开的时间是1927年5月18日，地点在莫斯科。

这次会议既是决定中国革命方向的重要会议，也是苏共中央两位顶尖高手——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派激烈斗争的会议。两人对中国革命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并由此展开激烈的争论。托洛茨基主张中共放弃武汉国民党政府，成立苏维埃政权；斯大林仍然信任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认为汪精卫仍然还是一位“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领导人”，因此主张中共“参加武汉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以保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内外的领导作用”。

曾经刺杀过清政府要员的

汪精卫。孙中山的临终遗嘱也

是他在身边手书下来的，共产

国际曾认为他是国民党左派并

想利用他

此时斯大林打倒托洛茨基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会议通过的决议调和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共独立领导革命和斯大林不放弃武汉国民政府的意见，决定中共不退出武汉政府和国民党，但应该通过各种手段夺取革命的领导权。这个观点同以前共产国际的观点大相径庭，过去共产国际一直主张国民党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中共应该联合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完成北伐，因此中共应避免一切左倾主张，避免同国民党统一战线破裂。

斯大林信任汪精卫，罗易也认为中共如果想夺得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汪精卫这一关是绕不过去的，应该力争取得汪精卫的信任。

抢在中共领袖之前给汪精卫看来自莫斯科的秘密电报，恰好说明共产国际与汪精卫不隔心。汪精卫当然明白罗易的意思，内心的感受极为复杂：一方面对共产国际对他的信任心存感激，另一方面也觉得事态严重。中国的国民革命即将到达岔路口，要么走苏维埃的道路，要么走三民主义的道路，自己应该何去何从？

“正如一艘船有两个把舵的，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除了赶走一个，更无他法。”汪精卫后来在描述当时的心情时，如此比喻道。

汪精卫和其他国民党左派都不傻，这五点只要实施其中之一，国民党就完蛋了。比如改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执行委员会中增加农工领袖的条款，说白了就是夺权；而武装农工分子、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共军官，无异于让国民党失去枪杆子。国民党绝不会将革命的领导权拱手相让，更不会放弃赖以生存的枪杆子，也不可能自动放弃辛辛苦苦得来的革命果实。

争夺由谁掌舵的时候到了。

汪精卫看罢密电，内心虽然吃惊，但很快镇定下来。他没有当场答复罗易，而是表示“要交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看了以后再说”。罗易思忖了一下，觉得汪精卫的慎重也有道理。临别时，汪精卫试探性地提出要把这份电报留下来仔细研究，罗易并没有答应，他解释说电文还没有最后审定，待晚上修改定稿之后再送给汪精卫一份正式的文本。

罗易抢先将密电送给汪精卫看，究竟是一时疏忽，还是另有隐情？

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历史悬案。(1)

·2·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即使是白痴也能看得出来，等到汪精卫看到罗易提供的密电，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分裂已经是势在必行，再无可以挽回的余地，而罗易却浑然不悟。

由于汪精卫先看到了密电，就掌握了主动权，这对共产党而言是十分不利的。

汪精卫虽然握有主动权，却没有贸然跟共产党翻脸，主要是因为时机还不成熟。

除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本身的力量需要权衡之外，还有两个人的因素必须要考虑进去：一个人是东边南京一带虎视眈眈的蒋介石，另一个人是北边郑州态度不甚明朗的冯玉祥。

蒋介石态度反共，汪精卫如果分共会受到南京方面的赞同是无疑的。但是如果汪精卫分共失败，势必会失去与蒋介石讨价还价的资本。而冯玉祥以往的态度偏左，武汉分共他如果站在共产党一边，汪精卫分共成功的几率将大大降低。

汪精卫对冯玉祥的担心不无道理。除了“基督将军”之外，冯玉祥还有“赤色将军”的绰号，他跟苏联的关系走得比较近，得到过苏联的很多好处。人们都知道苏联出钱出枪帮助孙中山在广州的黄埔建立军校，成就了北伐大业，却很少有人知道苏联给钱给枪，在北方重镇张家口开设军校，帮助冯玉祥整军的故事。

在北方这所军校里担任教官的，很多人都是著名的中共党员，如邓希贤（即邓小平）、刘伯坚等。在此之前，冯玉祥的军队除了士兵体质尚可之外，武器和训练都很差。枪支大多是旧枪，使用时间已经超过二十年，枪筒和枪膛磨损和锈蚀厉害，不仅打不准而且极易出现卡壳等故障。基层军官的战术技能和指挥能力比较差，文化低，很多人就连射击原理都不懂，没有一个人能画出准确的弹道曲线，也搞不清楚枪上的标尺用途，仍然采用落后的步兵散兵线平推战术，不注意利用地形，火力掩护和战术配合几乎没有。

冯玉祥1926年夏访问苏联的时候，加入了国民党。在承诺改造国民军等一系列条件的基础上，苏方给冯玉祥提供了价值近一千一百万卢布的军用物资，包括一万五千支步枪、九千支手枪和三万颗手榴弹。这些军火运到中国也很不容易，从蒙古的库伦运到宁夏，每十粒子弹平均需要大洋一元的运费。

冯玉祥的部队称为国民军，比南方国民革命军少了“革命”两字。但这并不表示他的部队缺乏革命热情，国民军中也同样设有政治机构，这是仿照苏联红军而来的。主持政治机构的是苏联东方大学毕业的共产党员刘伯坚。

回国后，冯玉祥接受了武汉国民政府的委任，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之职，武汉方面许诺每月给他一百万元作为军饷，但冯玉祥称他从未按数收到过这些钱。

冯玉祥虽然左倾，但毕竟还不能等同于共产党，因此他对共产党也防着一手。

比如对待辖区内的工人运动。在冯玉祥控制的张家口、包头一带，有一些规模较大的工矿企业，产业工人也颇有势力。为了不让共产党和国民党插手工人运动，冯玉祥抢先动手，将工人组织起来，挑了一些听话而又有活动能力的积极分子组成工会，受自己控制，每月发给每人二十块钱的津贴，比一般工人的工资几乎高出一倍。

聪明人遇到山火的时候，往往先顺风点燃自己周围的干草和杂树，烧出一片空地，才能避免山火烧到自己。冯玉祥采取的正是这个策略。如此一来，不管是共产党的北方区委还是国民党的北方组织，都很难在张家口地区立足。

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对冯玉祥寄予很大希望，曾经试图说服冯玉祥反对蒋介石，遭到冯玉祥的拒绝，他采取了中立的态度，不仅没有公开谴责蒋介石的右派行径，而且是将有关的战报在送给武汉的同时，也送到南京。

冯玉祥态度不明朗，汪精卫决定前往郑州，最后试探一下冯玉祥的态度。

6月上旬，汪精卫、徐谦、孙科、唐生智、张发奎、邓演达、于树德等武汉政府要员北上郑州，会见冯玉祥，并召开郑州会议。此时第二次北伐接近尾声，冯玉祥率部从潼关出师东征，协同北伐军取得了河南战役的胜利。冯部仅以伤亡四百多人的代价取得河南重镇开封，控制了京汉铁路线，获得了奉系军阀遗留的大批军火，成了二次北伐军事上的最大受益者。

郑州会议的主题，本来是商讨继续北伐还是东征讨蒋的问题，不久就掉转方向，矛头直接指向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

汪精卫旁敲侧击，认为现在的工农运动在“许多方面看不下去”，徐谦、孙科、何键等人也纷纷控诉工农运动已经使得两湖地区“有百业俱废的趋势”。冯玉祥除了对两湖地区的农民运动表示不满之外，还直接指责共产党阶级斗争学说：“在两湖提倡起什么阶级斗争来，使工人与厂主打，佃农与地主打，店员与店东打，闹得互相乱打，民众无法生存。”不仅如此，冯玉祥对“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理论也颇有微词，认为“损伤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指责共产主义“贻害无穷”。

为了证明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冯玉祥还举了两个实际例子。

第一个是官兵平等。他说：“在潼关的时候，有共产党人对兵士说：‘我们兵士步行，长官骑马，这可算是平等吗？所以要平等，非打倒一切阶级不可！’后来兵士果然反对长官骑马，军官无法指挥士兵。”

第二个例子是男女平等。他说：“妇女协会成立后，潼关一带的妇女天天出外开会、搞运动，置儿女和做饭家务于不顾，引起丈夫不满。参加协会的妇女振振有词，说儿女非我一人所生，家庭工作亦应平均分配方算平等。从此家庭不安。”

看到冯玉祥如此态度，汪精卫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郑州会议上虽然有邓演达、于树德为共产党进行了辩解，但毕竟是少数派。

会议期间，汪精卫和冯玉祥又在小范围内进行了密商，冯玉祥提出“宁汉合作，共同分共”的主张，汪精卫对前者未必感兴趣，但对冯玉祥说出分共的主张表示赞赏，双方达成共识。

郑州会议被称为“断送大革命的最后一幕”，为国共合作唱响了挽歌。

·3·

就在汪精卫等人动身前往郑州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也召开了紧急会议。

根据苏联解密的档案记载，陈独秀并不像后来宣传的那样，是位“右倾机会主义者”；相反，他的态度相当左倾。陈独秀赞成托洛茨基的观点，这也是他日后成为“托派”的重要原因。长沙“马日事变”后，陈独秀就主张共产党应该果断地退出国民党，并两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这个建议。

“武汉国民党已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了。”陈独秀表达着自己的担心。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就像是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不过是推倒了骨牌的第一块，随后广州的李济深发动了“四一五”事变，下手的狠辣程度并不逊色于蒋介石。紧接着在苏、浙、闽、赣、桂、川等省，也相继发生了国民党反共清党行动，共产党的处境很是不妙，跟国民党左派的合作似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陈独秀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此时中共的处境：中共如果按照斯大林的指示，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等于“在粪缸中洗澡”，只能是越洗越脏；相反，共产党只有退出国民党才能真正独立起来，武装工农、建立苏维埃、实行土地革命。

年轻的书生瞿秋白。陈独秀下台

之后，曾经短暂主持过一段中共中央

工作

陈独秀的意见得到了任弼时的同意。

周恩来委婉地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后，虽然搞工农运动方便多了，可是军事运动要大受损失，实在不甘心就这样将共产党掌握的部分军队拱手相让。

瞿秋白则明确反对陈独秀的主张，坚持共产党不退出国民党。他说：“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

其他人则以沉默答复了陈独秀的提议。

这时，一位秃顶而又留着八字胡须的外国人说话了，此人就是鲍罗庭。

“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鲍罗庭的这句话是对陈独秀说的，他用英语发言，再由张太雷译为中文。由于鲍罗庭坐在高高的靠背椅上，个子比出席会议的其他人明显要高一些，给人以居高临下的感觉。鲍罗庭向与会者大致传达了不久前共产国际会议对中国问题决议案的有关情况，也就是罗易给汪精卫传看的电报内容。

陈独秀长叹一声，无可奈何。上有共产国际，下有大多数党内同志的反对，他还能怎么办？从方向上，共产国际的那几条指示无可厚非，但从策略上如何操作？陈独秀早已萌生退意，于是有些疲倦地说道：“共产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草拟了答复共产国际的电报：接受共产国际的训令，并且依照训令方针进行。但中共中央同时又声明，共产国际训令中的各项具体指令不能即时全部实现，因为中央全体同志都认为共产国际这些训令都是一时没有办法的办法。

在会议的记录中，还有一位神秘的特殊人物，此人的中文名字叫樊克，是共产国际的使者。虽然目前中共党史界还没有明确认定此人的身份，但此人的意见很重要，他也同意这个回复：“只好这样回答。”

6月15日，中央政治局向共产国际发了报告，赞同“五月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但申明“用改组的方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此外，“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做起来也非常困难。

在此期间，从周恩来口中，其他中共领袖也得知了罗易先于中共中央向汪精卫透露共产国际密电的事情，极感失落和愤怒。罗易为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辩解，他认为国民党左派必当与共产党共同生存，否则必为右派消灭，故应该将共产国际的决议案给国民党左派知道，以促成国民党左派和右派的早日决裂。

在国共双方都有很大权力的鲍罗庭

鲍罗庭严厉批评了罗易轻率误事。鲍罗庭是苏联驻华代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赋予他的权力很大，要求共产国际远东局在“对华总的政策问题、国民党问题和军事政治工作问题作出任何决议和采取任何措施时，都必须同鲍罗庭同志协商。”

鲍罗庭随即致电莫斯科，报告了罗易泄密的事；同时向中共中央建议，取消罗易出席中共中央重要会议的资格。罗易试图做最后一搏，他建议在汪精卫从郑州返回武汉之机，发动武汉工人罢工请愿，借机推动汪精卫向左转。不料事与愿违，在6月15日武汉街头游行的队伍中，有人打出了“打倒纵容反动势力的国民政府”标语，汪精卫看罢标语，当场流泪切齿，分共的决心更加坚定。

两天之后，罗易对鲍罗庭的告状进行了反诉。他给莫斯科的斯大林和布哈林发去电报，反告鲍罗庭利用所谓的“泄密事件”对他本人进行政治陷害。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并没有认可罗易的书面解释，而是“建议罗易立即动身返回莫斯科”，同时决定派“罗米纳兹同志去武汉”，以接替他指导中国革命。6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召开联席会议，罗易被排斥在外，标志着他在中国的政治使命已经完结。

6月27日，即将返回莫斯科的罗易最后一次见汪精卫。

他先是埋怨国民党左派对共产国际“五月指示”没有正确理解，然后询问汪精卫是否收到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如果汪精卫也收到莫斯科同样内容的电报，那么罗易“泄密”的责任或许可以减轻一些。

汪精卫回答让罗易大失所望：他没有收到莫斯科拍发的任何电报。

罗易只好收拾铺盖，悻悻地返回莫斯科。不久，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立了“罗易事件调查委员会”，专门调查罗易事件。幸运的是，因为此事涉及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争，罗易并没有因泄密问题受到追究，斯大林只是批评罗易不支持北伐的错误。拖了两年之后，在共产国际“六大”上罗易终于以参加“反对派”为名，被开除出共产国际。

“罗易事件”是大革命时期最扑朔迷离的事件之一，长期以来，国共双方各执一词。但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引起了国共两党共同反感，是没什么争议的。

·4·

郑州会议还没等汪精卫拿出“五月指示”，冯玉祥就已经抢先表现出分共的态度，充分证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是不准确的。

鲍罗庭此前有一个著名的“马吃草”的理论，用来比喻共产国际与国民党之间的微妙关系。他说：“我的马槽还有草，它还要吃我的草，不至于跑掉。”“马槽里的草”无疑是指苏联的援助，包括金钱和武器。蒋介石这匹马吃过这些草，但没有拴得住，跑了。剩下的汪精卫和冯玉祥这两匹马会不会跑呢？

马的本性是吃草，哪里的水草丰美，马就会跑去哪里。

因此，鲍罗庭马槽中的几根枯草，未必能拴得住汪精卫和冯玉祥这两匹马。

最先跳槽的是冯玉祥。

郑州会议结束不久，冯玉祥就派人去南京与蒋介石秘密联络。随后，冯玉祥亲赴徐州与蒋介石会晤。河南战役之后，冯玉祥在中原地区一枝独大，他的第二集团军扩编为七个方面军，兵力远远超过武汉的唐生智。新成立的开封政治分会推举冯玉祥任主席，负责指导陕、甘、豫等省的党务；根据协议，唐生智、张发奎率部退回武汉，河南地盘悉数由冯玉祥接收。

徐州是苏北重镇，南北向的津浦铁路和东西向的陇海铁路在这里交汇。武汉国民革命军北伐河南的时候，蒋介石从南京分兵三路向苏、皖挺进，于6月初占领徐州，将奉系军阀赶到陇海线以北，控制了陇海线东段，与占据陇海线中段的冯玉祥会师。

6月20日，冯玉祥、蒋介石在徐州会面，双方签订了八条盟约。

蒋介石答应每月接济冯玉祥部军饷二百万元，这个数字是武汉方面的两倍，以换取冯玉祥联合反共。会后，冯、蒋联合通电全国，冯玉祥公开致电武汉政府，攻击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是“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慌之毒，以致社会根本动摇，国民无一安宁”，逼迫武汉政府“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设法使鲍（罗庭）归国，武汉与南京国民政府合而为一”。

冯玉祥的通电给了鲍罗庭当头一棒。此前两周，社会已经风传冯玉祥与蒋介石即将同流合污的消息，共产国际的刊物还出面辟谣，斥责这种说法是“帝国主义的谣言”。现在“谣言”终于成了现实，冯玉祥这匹马不仅要跳槽，而且要掀翻马槽。

徐州会议结束后，冯玉祥回到郑州，立即将分共的主张付诸行动，要求其下属“勿为第三国际所利用”，下令将所有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遣送回国，并将所有共产党员从军中清除出去。但冯玉祥也留了一手，并没有像蒋介石和李济深那样大开杀戒，而是采取比较和平的手段，给遣散的共产党人发放了充足的路费，美其名曰“礼送出境”。这也为冯玉祥日后再次与共产党合作，留了一个见面之机。

既然主人下了逐客令，鲍罗庭也不好意思再待下去了，谢幕的时间终于到了。

鲍罗庭离开武汉的时候，汪精卫假惺惺地到车站去送行，临别时还不忘提醒鲍罗庭，苏联原来许诺援助的款项还差一部分没有寄来，请他回去后向苏联同志催要。

汪精卫这匹马还要吃到最后一口草，才肯离去。

·5·

罗易的印度老乡泰戈尔曾经感慨道：“是我们看错了世界，反说世界欺骗了我们。”

冯玉祥和国民党左派的急刹车，固然有其投机和趋利避害的一面，但根本原因还是与共产党志不同，道不合。如同出身赤贫的夏斗寅反对农民运动一样，冯玉祥贫苦出身并不保证他支持土地革命。

中共中央被一系列突如其来的打击弄得喘不过气，有些不知所措，决定自行解散汉口的工人纠察队，交出了枪支以免留给国民党武装挑衅的借口。邓演达也主动辞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表现出主动缓和国共关系的姿态。

中共中央的软弱引起了共产国际的不满。

7月10日，苏联《真理报》公开发表了布哈林《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的文章，严厉批评中共中央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两天之后，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政治局会议，即将回国的鲍罗庭公布了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的训令。这个训令早已发布，扣在鲍罗庭手里已经十几天了。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陈独秀被停职去莫斯科“学习”，理由是过分妥协；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常委会（称“五人小组”），履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职权。原则决议利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动兵变，并在相关的省份举行农民暴动，领导即将开始的土地革命。

7月13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对政局宣言》，指责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地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当天，共产党在武汉政府中担任民政部长的谭平山和农工部长的苏兆征以强硬姿态辞去政府职务，以表示共产党绝不与武汉政府同流合污，国共关系交恶已经完全表面化了。

7月14日，国民党中央召开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会议，汪精卫对孙中山“联俄容共”的主张进行了重新解读。汪精卫此时讲的不再是“联俄联共”，而是“联俄容共”，容忍不容忍成了核心问题。

7月15日，在国民党中执会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上，汪精卫决定彻底摊牌，他拿出怀揣四十天之久的秘密武器——罗易给他看的共产国际密电，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们作了展示，并语调沉痛地说：“严重的时期已经到了，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蛋了。”大部分国民党中常委都表明要分共，在召开国民党中央第四次全会正式清党之前，制止共产党人一切违反国民党政策的言论与行动。

这就是“七一五事变”。当时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但国共两党正式撕破了脸皮。(2)

共产党也不甘示弱，在武汉市面广发传单，宣传中共中央《对政局宣言》，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但不退出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也散发《告中国青年劳苦群众书》，严厉声讨了汪精卫政权“背叛工农、屠杀民众”的罪行。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上申辩说：“我们几时杀过人？”并指责共产党和共青团“毫无道理的造谣”！

7月23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布《统一本党决议案》，主要有三条：一为国民党员即日起声明退出中共，否则停止职务；二为中共不得妨碍国民革命局面，不得以国民党名义进行工作；三为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其他党派。

同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发布训令，要求国民革命军中的中共党员自动脱离，并禁止共产党的秘密会议。

昔日革命中心武汉三镇暗流涌动，武昌、汉阳之间俨然成了两个世界。驻防在汉阳的何键发出反共言论，扬言要“打倒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赤子赤孙”，扬言缴他们的械。武昌则革命空气浓厚，驻防在武昌城的张发奎已经升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与共产党关系融洽。他的部队中容留了一大批共产党员，秘书长高语罕是共产党员，政治部主任兼党代表的郭沫若也是曾经的共产党员。

在武汉三镇的国民革命军战士

驻防汉口的卫戍司令李品仙，则持中立态度。

此时汪精卫之所以没有大打出手，倒不是因为他生性仁慈。年轻的汪精卫曾经行刺过清政府摄政王载沣，当过一回“人肉炸弹”。汪精卫被捕之后，写下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句，表明了必死的决心。如果不是日后当了汉奸，汪精卫的这两句诗几乎成了千古名句。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张发奎

在军队中清党的主要障碍，来自张发奎。

张发奎的基干部队第四军是北伐的主力之一，素有“铁军”之称，其中的共产党员最多，战斗力比较强，叶挺的部队就是其中之一。汪精卫若想分共，必先争得张发奎的支持。而张发奎内心并不想这么快就分共。分掉了共产党员，他的部队即使不瓦解，战斗力也会大打折扣。

于是汪精卫给张发奎看了罗易的密电，张发奎的态度这才有所松动。

共产党也在争取张发奎，想利用张发奎与何键、唐生智之间的矛盾。

唐生智是二次北伐的前敌总指挥，但担任主攻的却是张发奎的部队。河南战役期间，根据曾帮助救治伤员的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统计，国民革命军仅伤兵就超过了一万四千人，约占总兵力的百分之二十，其中又以张发奎部的伤亡为多数。

但张发奎分得的北伐战争红利却少之又少。唐生智掌控的军饷少说也有一两千万，子弹运往前方四五百万发，张发奎部仅得到子弹二十七万发，不及总数的十分之一。张部的饷款也拖欠很多。张发奎率部自河南归来后，对唐生智的不满意几乎达到了要爆发的程度，想回广东老家。

为了争取张发奎，共产党曾将农民协会的部分枪支送给张发奎，并答应给他种种的帮助。邓演达、高语罕、郭沫若等人也做了张发奎不少工作。张发奎成了国共双方都争取的“香饽饽”，“七一五”事变之后，中共湖南省委还想请中共中央出面，“可否商张发奎辈开一政治训练班，将来派充政治、军事下级干部人才”。

直到南昌暴动，共产党也没有完全对张发奎失去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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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实上罗易泄密事件只是国共分裂的一个诱因。参见《斯大林时代共产国际内幕》，（美）格鲁伯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中共对国民党政策的三次转变与共产国际》，张喜德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黄修荣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

(2) 究竟在武汉的“七一五事变”中是否发生过屠杀行为，国共两党向来各执一词。参见《中国国民党在革命大潮中的兴起和蜕变》，祁刚利、傅国钧主编，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汪精卫先生传》，雷鸣等编著，上海书店1989年版。

·1·

欺骗的后果，往往是血腥和暴力。

1927年的仲夏之夜，麇集在中南地区的各方势力都面临着抉择，正如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是生存，还是毁灭？

7月23日，正当国民党中央发布《统一本党决议案》，决定将昔日盟友共产党扫地出门的时候，前来接替罗易的共产国际新代表罗明纳兹（又译成“罗米纳兹”）及其助手纽曼（也有称其为内门、诺曼、诺依曼的），万里迢迢来到武汉。

南昌暴动的总指挥官周恩来。在很

长一段时间内，周恩来都负责中共中央

的军事工作

罗明纳兹到达武汉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中共中央“五人常委”的紧急会议，落实布哈林的指示，批判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对于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中共的五位领袖没有一个明确表示同意的。大家太了解陈独秀的脾气了，这位倔强的前掌舵人不会接受批评，几天前传来的噩耗对他的打击太大了——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被蒋介石乱刃分尸。老年丧子之痛对陈独秀的打击，超过了他失去中共的领袖地位。现在批判陈独秀，确实有落井下石之嫌。

年轻气盛的罗明纳兹并不理会大家的沉默，声称“如果你们不召集，国际代表就直接召集”。

会议最终还是开了，罗明纳兹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指示，作了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报告，研究了初步成型的暴动构想——既然要和国民党分手，总不能就这样悄无声息。

自从武汉发生夏斗寅叛变事件之后，蔡和森、李立三向政治局提出“积极准备武力，以暴动对付暴动”的主张，准备以暴制暴，用这种方式给国共合作的大革命画上一个鲜红的句号。周恩来、张国焘、瞿秋白等人也酝酿过暴动的问题，但暴动如何搞，大家都不很清楚，好在有俄国十月革命的例子作为参考。

至少在7月20日的时候，暴动的大致时间、地点、动用的军事力量已经基本敲定。五人常委将暴动地点选在九江至南昌的南浔路上，届时武汉总同盟举行工人大罢工，以响应共产党的军事暴动。

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恽代英、聂荣臻等纷纷前往九江，筹划暴动。为了增加成功的把握，中共中央还决定增派一些暴动专家前往九江，其中包括一名苏联顾问，据说此人对城市暴动有着丰富经验。

九江南开陆道，途通五岭，北守长江，来商纳贾，史称七省通衢，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未来暴动所依仗的两支骨干力量——叶挺的第十一军和贺龙的暂编第二十军也将进驻九江地区。北伐结束之后，按照计划下一部是东征讨蒋，叶挺的第十一军集中在德安一线，贺龙的第二十军随后跟进，张发奎的二方面军总部设在九江，准备沿长江两岸向南京方向发动进攻。

在暴动时间的选择上，脾气火暴的李立三主张立即动手。他是五人常委中第一个到达九江的，部队中的共产党骨干已经知道了暴动的消息，李立三担心迟则生变。

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明确反对马上暴动，理由是暴动准备工作仍未妥当，何时动手必须等中共中央的命令。前敌军委化名“钱第筠”（“前敌军”的谐音），是给前敌委员会打前站的，聂荣臻的顶头上司是前委书记周恩来，他还没有到达九江，暴动自然不能轻易发动。

听了聂荣臻的话，李立三便有些不悦，言谈之中指责聂荣臻是“奴隶主义”、“胆小鬼”。其他中央委员也附和李立三的意见，主张事急从权，不必非要等待中共中央的命令。

聂荣臻对“胆小鬼”可以不在意，但“奴隶主义”这顶帽子却无论如何不肯戴的。他不能不表态：“临来的时候，恩来同志交代得清清楚楚，必须有中央的命令，否则不能自由行动。”

聂荣臻在国民革命军中亦有人脉，因为他曾在周恩来任主任的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过。这张照片是1925年9月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人员合影，前排穿西服者为聂荣臻

李立三马上抓到把柄，因为在九江有好几位中共中央委员，这些人观点与自己相近，于是要聂荣臻服从中央委员。谁知聂荣臻并不买账，他反问道：“都是中央委员，我听哪位中央委员的？中央委员也得听中央的！”

周恩来是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其他人毕竟不是专负其责。李立三虽然指挥过安源大罢工，但周恩来指挥过上海三次工人武装暴动，李立三还是要买周恩来的账。

看来只有周恩来才能决定暴动的时间了，大家都盼他早日到来。

·2·

聂荣臻说“必须有中央命令”，这是一句模棱两可的话。

中共中央可能规定暴动的具体时间，也有可能将暴动的决策权交给前委自己决定。事实上，中共中央正是采取了后一种方式。

7月23日的武汉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已经从秘密渠道得悉了九江的分歧。

在南浔路一带暴动，得到了罗明纳兹的赞成。关于暴动具体时间，中共中央使用了“准备于必要时”六个字，由前委自己去便宜行事。关于暴动后的去向问题，中共中央倾向于暴动后的部队由赣东入粤，与广东东江的农民运动相结合，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准备再次北伐。

作为前委书记，周恩来是必须去暴动现场指挥的。

周恩来是第二位赶到九江的中共中央五人常委，但他并没有过多停留，就动身赶去南昌，只留下聂荣臻等少数几人作为接应。

离开九江前，周恩来叮嘱聂荣臻一定设法把共产党员占很大比例的第二十五师也拉到南昌参加暴动，并负责接应以后赶到九江参加暴动的部队和零星人员，使他们及时赶到南昌。

说起来也可怜，暴动的前敌军委既没有电台，也没有电话可用，通常要靠人工传递消息。周恩来与聂荣臻约定：南昌一发难，立刻从南昌放一列火车到马回岭。火车一到，先把二十五师的辎重装车运走，随后部队开往南昌。

按照预定的计划，参加暴动的军队于7月28日以前集中南昌。

九江是武汉通往南昌的必经之途，叶挺、贺龙要去南昌，必先过九江。

贺龙是来到九江之后，才得知了共产党将在南昌举行暴动的计划，而此时的他连中共党员都不是。按照原定计划，贺龙是不应该这么早就知道南昌暴动的。

是谁这么早就向贺龙通报消息的呢？

此人正是前不久宣布退出国民政府委员和农民部长的谭平山。他是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也是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之一，是中共“三大”至“五大”的中央委员，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

贺龙刚刚到达九江，谭平山便给贺龙引见了九江市的工农代表。代表们向贺龙控诉了国民党新军阀如何压迫工农运动，希望贺龙主持正义。贺龙果然表达了对工农运动的支持态度，加之贺龙部早有周逸群等共产党在工作，谭平山决定将南昌暴动的事提前告之贺龙。

谭平山的这一举动不仅越俎代庖，而且是一种冒险行为。策反贺龙并非谭平山的职责，贺龙如果翻脸，不仅南昌暴动将胎死腹中，九江的共产党要员顷刻之间就有被一网打尽的危险。

但谭平山的冒险成功了，贺龙很爽快地表示拥护暴动，而且态度坚决。

关于贺龙的传说很多，其中流传最多、影响最广的是“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

身穿军礼服的贺龙

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盐，向来都是由政府统购统销，属于垄断行业，利润很高，因此走私食盐自然也就成了一个流行的行当。干这一行需要胆大心细，年轻的贺龙就是贩私盐大军中的一员，他曾经带领一帮道上的兄弟用菜刀砍了盐税局，夺了里边的钱和枪，并以此拉起了队伍。

这个故事说明了贺龙的两个特点：一是出身不正规，没有靠山；二是力量弱小，容易被吃掉。后来他虽然被收编，却始终被当成另类受到排挤。直到1926年，贺龙都被纳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了，还有人惦记着把他吃掉，幸亏贺龙警惕性高才躲过一劫。

而贺龙的上司就没这么幸运了——曾经担任北伐军左翼总指挥的袁祖铭和第九军军长彭汉章都是被唐生智设计捕杀的，这给贺龙又一次敲响了警钟。贺龙不仅失去了建制，而且政府连续六个月都没有下拨军饷，士兵吃饭的钱都成了问题。武汉政府答应补发给他半年的军饷，但实际上只发了半个月就没有了下文。

欠饷是诱发兵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足够的军饷，贺龙几乎为手下兵变所害。

被国民革命军收编时的贺龙

那是第二次北伐之前，贺龙的部队集结在汉口正准备坐火车进入河南，但士兵因没有领到军饷而拒绝登车，有些下级军官威胁士兵：“师长如果再不发军饷，咱们就不上火车。若是哪个上火车，就向他开火！”

贺龙亲自赶来平息“闹饷”事件，把全团士兵集合训话，当场下令处决带头闹事的军官。不料却引起了士兵的骚乱，队伍中突然有人向贺龙开枪射击，把贺龙训话时所站的桌子腿都打断了，贺龙的帽子也被打飞。贺龙跑到附近第八军的驻地才得以脱身，他手下第一团第四连连长拉走全连人马。后来还是贺龙作出让步，设法筹措了几十箱银元，给每位士兵发了两块银元，这才平息了闹饷事件。

第二次北伐胜利之后，贺龙被提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编在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序列。从河南开封返回武汉途中，贺龙的部队险些遭了蒋介石埋伏，因此贺龙深恨蒋介石。回到武昌后，贺龙在军部召开军官秘密会议，明确表态要打倒蒋介石。此时第二十军号称有五个团，每个团有兵力都在两千人以上，加上直属队，兵力不下一万八千人。

贺龙实力的急剧扩大，离不开共产党的援助，为他补充兵员和武器。贺龙曾感慨地说：“我带兵多年，从无哪个给我补充队伍和武器。现在不同了，有共产党给我补充，工农群众愿意到我这里来。”

共产党派周逸群去做贺龙的工作。根据周逸群的报告，贺龙的部下还没拿定主意是否跟共产党走，所幸的是他的部下江湖气十分浓厚，“莫不视贺龙为神人”，贺龙本人的态度决定第二十军的走向。

谭平山为了表示对贺龙的信任，索性将铺盖卷也搬到贺龙的军部。恽代英、吴明等也都住在贺龙的军部，表示亲密无间。

这是1924年5月，叶剑英担任黄埔军

校教授部副主任时的留影

非共产党员贺龙，对待暴动的态度甚至比共产党还积极。

丛林生活的法则告诉他，要想不被仇家搞掉，就要先把仇家搞掉。若干年后，贺龙在江西八一南昌纪念馆曾经透露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早在1927年6月下旬，他从河南回武汉的时候就打算与叶挺联手发动兵变，搞掉汪精卫。当时有两个机会：一是利用召开北伐阵亡将士追悼会的时候，二是利用二方面军新军长就职典礼的时机。因为此时中共中央还没有下决心与汪精卫最后决裂，这个计划最后才没有实施。

因此，当谭平山告诉贺龙即将暴动的消息，贺龙不仅没有感到惊奇，反倒有些兴奋。

就在这当口，二方面军指挥部来了一个通知，总指挥张发奎请贺龙和叶挺一起上庐山参加军事会议，顺便做短期避暑休养。就在两人犹豫去还是不去的时候（周逸群给中共中央报告中说“贺、叶又不敢去”），又一个消息传来，使他们下定了抗命不遵的决心。

前来传递消息的是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高语罕和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高、廖两人都是共产党员，而叶剑英此时还未加入共产党，却是共产党的同情者。

廖、高、叶三人从庐山悄悄溜到九江，与叶挺、贺龙在四军军部附近的甘棠湖烟水亭碰头。

在漂泊到湖心的小划子（小船）上，叶剑英说出自己的担忧：贺龙、叶挺如果上庐山开会，恐怕凶多吉少，有可能被张发奎诱捕。此外，九江也不是久留之地，周围有国民党三个军的兵力集结，一旦情况突变，叶贺所部将处于十分不利的态势之中。

经叶剑英这么一说，贺龙和叶挺决定不仅不上庐山，而且部队也不到德安集中，而是乘火车迅速向南昌方向集中。叶挺的部队先行，贺龙的部队随后行动。

7月26日，叶挺、贺龙的部队先后抵达南昌。

纸，眼看就包不住火了。

·3·

7月26日，下午4时许。

武汉素有华中的火炉之称，酷暑肆虐。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瞿秋白、罗迈（李维汉）、张太雷、张国焘等人汗流浃背。除了天气的原因，紧张的形势也使人透不过气来。

会议由瞿秋白主持，罗明纳兹、樊克、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以及少共国际的代表也都出席了会议，首先由加伦将军作关于在南浔路暴动的报告。

加伦曾做过蒋介石的军事顾问，苏联名字叫布留赫尔，他参与了暴动计划制订。

参与制定最初南昌暴动计划的

加伦（又名布留赫尔），大革命时期

当过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后来回到苏联

中共中央十分想拉张发奎加入暴动，共产国际更是希望张发奎加入。加伦报告了他去争取张发奎的情况，建议采用中国古代兵法中“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策，打着东征讨蒋的旗号，相机返回广东：“今日会到张发奎，和他讨论军事，他已赞成第十一军集中南昌，第四军集中南浔路一带，不再东进。第一步按兵不动，第二步渐次往南昌移动，然后回粤。张发奎如能赞成回粤，又不强迫叶挺等退出共产党，在此两条件之下——其他条件如汪精卫、李济深等的态度可暂时不管——就可与张发奎共同回广东。”

张发奎同意回广东，这是暴动的一个有利条件。加伦接下来的报告却令人沮丧：“但回广东之后，共产党与张发奎之间的分化，将是不可避免的！”加伦将末尾这句话重复了两遍，以示强调。“假如我们在南昌与张发奎分化，做得好，可得八千兵；做得不好，只有五千兵。在江西遇到朱培德、钱大钧部队的阻拦，暴动军队恐怕很难到达广东。”

加伦将军的这番话，让会场的气氛有些凝重。

沉默了一会儿，加伦又说：“若与张发奎共同回粤，对我们来说有两利：一是我们的总兵力可达到三万人，比较容易打破朱培德、钱大钧的沿途拦阻；二是我们既然推迟与张发奎之间的分化，将来可以更多地分化张发奎的一部分势力。”

说到此，加伦摇了摇头，仿佛自己也不相信张发奎能被争取过来：“如果张发奎不能同意上述两个条件，那我们就不得已要在南昌干起来。”

会场上仍然是一片沉寂。与会者大都紧皱眉头，思考着加伦报告的分量：在争取张发奎并无把握的情况下，暴动究竟干还是不干？

见在座的中国人都不说话，罗明纳兹开了腔：“已经接到了来自莫斯科的指令，共产国际既不会为这次暴动提供金钱上的支持，也不会允许国际的顾问以任何形式参加这次暴动。”

听到这番话，恰如一瓢冷水兜头浇了下来。

没有钱，怎么打仗？罗明纳兹也知道没有钱的巨大难处，但他不能不把话交代清楚：“共产国际的来电还说，如果暴动毫无胜利希望，则不如不进行暴动。至于张发奎军中的同志，可以尽行退出，帮助农民搞农运工作。”

在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说话。

这可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船行又遇顶头风”。张发奎争取不到，暴动需要的大宗经费没有着落，不许顾问参加，未来的暴动还能有几分成功的把握？

难就难在共产国际并没有明令禁止暴动，只是提出停止暴动的条件。按照字面的解释，在“暴动毫无胜利希望”的情况下“则不如不进行暴动”，可谁又敢说“暴动毫无胜利希望”？当初“四一二”事变的时候，上海工人纠察队与蒋介石的军队发生对峙，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电令中也有过类似的表述，指示上海工人纠察队于必要时，可将枪支藏起，保全实力以图再举。结果共产党没有武装抵抗，陈独秀被扣上了右倾的帽子。

暴动究竟有没有胜利的希望，由谁来判断，又是根据什么判断呢？南浔路暴动已经如箭在弦，周恩来、李立三等大批中央领导已经到达指挥位置，此时若停止暴动，不仅对贺龙是个极大的打击，而且在张发奎军中的共产党力量也必将在随后的清党中损失殆尽，这可是共产党所剩不多的本钱。

中共年轻的领袖们左右为难。看来只有把加伦的意见和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直接通知前线的周恩来等人，由他们自己去决定好了。

可是，派谁去九江和南昌传达最新指示呢？

大家把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了张国焘。

·4·

张国焘是中共中央五人常委之一。他不仅资格老，而且能言善辩，组织能力强，这是公认的。再者说张国焘老家在江西，熟悉本地情况，不派他去，又是谁去合适呢？

张国焘早已明白了大家的意思，但他十分不情愿去充当这个费力不讨好的角色，于是抢先发言，推荐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王一飞前去，并夸赞王一飞定能完成这项使命，而张国焘自己则找了一个理由：不久之后中共中央即将召开扩大会议（即筹划中的“八七会议”），自己最好还是不离开中央。

在座的十有八九都能听出来张国焘是推托之词，因为王一飞此时并不在武汉。罗明纳兹对张国焘的推三阻四明显表示出不悦，他反问道：“今晚就必须动身起程前往九江和南昌，现在到哪里去找到一飞同志呢？”

罗明纳兹语气严厉，带着责难，就连樊克等人都不敢表示意见了。

瞿秋白和罗迈也对张国焘说：“还是你去一趟吧！你的责任不单是送信，还要去看看情形，参与决定呢！”

张国焘见事已至此，再也无法推脱，这才答应下来。会议结束的时间已经不早了，从武汉开往九江的最后一班客船是晚上8时，张国焘必须在此之前赶去码头，否则将误了大事。

青年时期的张国焘，年龄不大却

是个老资格。由于对南昌暴动的态度

暧昧，曾一度背上了破坏暴动的恶名

此时的武汉，局势仍然不明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高层领导离开武汉的时候基本平安，并没有遭到国民党方面的留难。

7月27日凌晨，在交通员的严密保护下，张国焘乘坐的轮船顺流而下，抵达九江。

吃罢早饭，张国焘秘密会见了留在九江等他的贺昌、高语罕、恽代英、廖乾吾、夏曦五人。此时周恩来、李立三已经去了南昌，部署即将到来的暴动。张国焘将前一天中央常委会议的情形大致向五个人介绍了一下，重点讲了加伦的意见和共产国际电报的精神。

“所以，我此次来的任务就是看看这里的情形，与你们讨论这回在浔发动的事件。”张国焘的语气中透露着游移不定。

听罢张国焘的话，在场的五人均感失望。本来指望张国焘前来鼓劲，现在却变成了讨论是否发动暴动，心理落差实在是太大了。

夏曦嘟着嘴没有吭声，贺昌、高语罕、廖乾吾三人都大摇其头，表示暴动再无讨论的余地。瘦高个子、剃着和尚头的恽代英直率地说：“还有什么可讨论的？已经决定了！”恽代英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穿着一件半旧蓝布长褂，袖子又细又长，颇似一个游学先生。他平日里说话诙谐，但关键时刻不让步。

张国焘有些不悦，追问了一句：“为什么不可以讨论？”

恽代英说道：“早知道你对暴动存有疑虑的话，我们为什么还要等你来呢？”

张国焘抬出了中共中央：“这是中央派我来的意思，而且告诉你们国际来电的消息。”

恽代英小声嘀咕道：“现在事已至此，还靠他中央不中央、国际不国际的！”

张国焘没有在九江多停留，他要赶赴南昌会合周恩来和李立三。

7月29日傍晚，心事重重的张国焘与恽代英一起，坐上从九江开往南昌的火车。

次日凌晨，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叶挺、周逸群与刚刚到达南昌的张国焘汇合，最后敲定南昌暴动问题。中共中央的五人常委中，已经有三位到了南昌，看来这头一炮一定要打响。

会上，张国焘照例先介绍了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形，然后询问南昌暴动的情形究竟如何。李立三望着张国焘有些倨傲的面孔，发出一阵冷笑：“哈哈！什么都预备好了，哪里还需要讨论！”

张国焘知道李立三的炮筒子脾气，并没有理会他，而是把目光转向了叶挺。

叶挺在军队中威信很高，暴动的军事力量以他和贺龙为主，他的意见举足轻重。

叶挺早已嗅出会场浓浓的火药味，不禁有些踌躇，权衡再三说道：“分化能推迟一点也好。”这句话倒是出自他的内心，叶挺与张发奎都是一路从广东打出来的，张发奎是他的老上级，骤然翻脸感情上很难说得过去，先与张发奎一起回广东，然后再分手把握大一些。

见叶挺如此说，张国焘心里更是打鼓。他顺着叶挺的话说道：“国际代表的意见，说我们的军事如果无十分的把握，便可将我们的同志退出军队，去组织工农群众。”

眼看着南昌暴动即将被取消，前委书记周恩来再也坐不住了。他态度明确、语气坚定地说：“还是干！”张国焘仍然犹豫：“我还不知道这里的情形。不过，国际电讯说，要有点成功的希望，才赞成干。加伦的意思，看可否推迟点。到广州之后再暴动，或者也是一个选择。”

张国焘的这番话可以往两个方面去理解，往好的一面说是对暴动负责；但对充满期待和怨怼的其他人来说，就是妥协和动摇。此外，大家也不满张国焘那种钦差大臣式的口吻，仿佛他才有权最后决定是否暴动。

周恩来再也忍不住了，他不能容忍前委书记的权威受到如此挑战，当即气愤地大声喊道：“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与中央当初派我来的意思不符。我辞职不干了，即刻回汉口去，今天的特别委员会我也不必出席了！”

按照计划，这个会议结束之后，就要召开一个更大范围的“特别委员会”会议，方方面面人物都要参加。如果停止暴动，下面的会确实没必要开下去了。

会场的气氛骤然变得紧张起来，脾气暴躁的谭平山甚至大声骂起“混蛋”来。他冒着极大的风险策反贺龙暴动，如果此时急刹车，跟贺龙那边无法交代。

谭平山不仅对张国焘不满，而且对叶挺的不坚定态度表示不满，他不客气地批评叶挺：“假使这次我们军中的同志还不能够干，那就以前一切军事工作，都不能算作是我们党的军事工作！”这句话也比较重，实际上是质疑叶挺是否是为共产党工作。

叶挺在党内的资格和地位都不如谭平山，被谭平山一顿抢白便不再说话。在对待张发奎的态度上，他与贺龙截然不同。叶挺倾向拉张发奎，而贺龙则并不希望张发奎加入，贺龙与张发奎之间并没有那么深的渊源。贺龙曾经说过：“张发奎无用，怕失败。我不怕失败。暴动无论胜利与否，我都干！如果失败了，我就上山！”

谭平山倾向于贺龙的观点，他认为既然已经策动贺龙暴动，张发奎参与不参与暴动并不很重要。相反，如果硬拉张发奎入伙，也许会挫伤贺龙的积极性。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位置，对贺龙吸引力不可小觑。

张国焘见平时很少生气的周恩来动了怒，忙出来打圆场：“这有什么辞职不辞职，这又不是闹小孩子脾气。”然后又对大家说：“恩来同志还是出席特别委员会。既然大家的事情比较忙，你们派一个同志将这里的情形告诉我，等我看看你们预备的宣言。”

在座的人中，不知是谁又反问了一句：“为什么你要看宣言？究竟你是赞成干，还是要停止我们干？”张国焘作为五人常委之一，一路上接二连三地受到顶撞，早已经憋了一肚子的火。他大声申辩道：“假使我知道了情形，应当干，为什么不赞成干？我过马回岭的时候，已经告诉士第同志要如何干法，这是代英知道的！”

身旁的恽代英点点头。确实，他们到达九江和南昌之间的马回岭时停了四小时。利用这段时间，张国焘和恽代英见到了第二十五师的周士第，确定了暴动的实际办法。恽代英替张国焘说了一句公道话：“国焘倒是一样地告诉他们准备暴动。”

既然张国焘表态支持暴动，会场的气氛才和缓下来。(1)

随后又讨论了暴动的具体问题，如机构的名称是否叫“革命委员会”或“革命政府委员会”、出席特别委员会的人选、对贺龙的态度等。

散会后，李立三留下来，向张国焘详细介绍了暴动的准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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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说张国焘想破坏南昌暴动大概不是事实，但张国焘自命为钦差大臣、想出风头的心理是有的。参见《我的回忆》，张国焘著，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1·

人生中最光辉的一天，并不是功成名就的那一天，而是从悲叹与绝望中产生对人生挑战、勇敢迈向意志的那一天。

用这句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的名言来定位南昌暴动这一天，也许是最恰当不过的。

但是，这样一天到来的却相当不容易，情况瞬息万变。

7月28日，汪精卫、孙科、张发奎等从武汉赶赴庐山，召集朱培德、黄琪翔等开会，密商加紧“清共”行动。会议作出三条决定：第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从南昌撤回九江；第二，封闭共产党控制的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第三，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廖乾吾、高语罕等人。

还有一条更致命的消息：张发奎来电，8月1日他要陪同汪精卫、孙科来南昌视察。

先发制人，后发为人所制，必须赶在他们来南昌之前动手。

7月31日上午，前委在贺龙指挥部召开了暴动前最后一次会议。

南昌《暴动宣言》已经草拟，此刻张国焘正在修改。为了赶在8月1日见报，必须最晚在31日午后就要送去报馆排字印刷。谭平山则认为宣言不用再改，就用原来的宣言也未尝不可，并质疑张国焘想操纵暴动。最后还是周恩来出来圆场，为宣言定了稿。

张国焘仍不甘心放弃张发奎这张牌，他甚至认为可以留张发奎作为暴动的号召。此外，第二方面军中有很多共产党员仍然在张发奎的控制之下，他们的人身安全不能不考虑。保持与张发奎的友好态度，哪怕是表面上的友好，打电报给张发奎，派人和他办点外交，都可能减少牺牲。

张国焘的想法未免有些天真。此时此刻包括叶挺在内，在场的恐怕再没有一个人还对张发奎抱有幻想。事情明摆着，张发奎来，势必影响共产党与贺龙达成的默契。贺龙通过在他部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周逸群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们若要拉拢张发奎则不必干，若要干则不必拉张发奎。”贺龙不想张发奎掣肘。谭平山给中共中央的汇报中，说得更直接：“贺龙想取张发奎的地位而代之，我们正要利用这一点拉拢贺龙，所以我们不好主张与张发奎办外交。”

恽代英也不同意拉张发奎，他觉得即使牺牲张发奎军中的一些共产党员，这些损失跟即将举行的南昌暴动相比，也属于小节问题。自古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大敌当前最忌犹豫不决。

暴动迫在眉睫，首领们已经很少有人能耐着性子听完张国焘的理论。但作为策略，将张发奎列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将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第十一军军长朱晖日列入革命委员会成员。

此举纯属“反间计”，意在挑拨汪精卫、唐生智与张发奎的关系。

暴动开始时间终于最后敲定下来：8月1日凌晨4时发动，由前敌总指挥叶挺起草暴动命令，贺龙以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的名义公开发表。

根据李立三1930年2月的《党史报告》，由于对暴动时间的认识不同，南昌暴动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江西本地人称其为“七三一事件”。

·2·

暴动的各种准备工作，在起草命令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7月30日下午4点，贺龙在第二十军军部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上，宣布暴动的消息，明确作战对象就是驻扎在南昌市区朱培德第三军和程潜第六军的部队。朱培德反共态度比较明显，当在解决之列；而程潜态度左倾，似乎不应该被列入解决对象。此举事出有因：贺龙抵达南昌的当天，程潜的第五十三团也尾随到了南昌，似乎有监视之意。贺龙非常生气，决定将其一并解决。

部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尤其是人员外出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以防走漏消息。

贺龙在南昌暴动时使用的怀表

越是怕啥，就越来啥。

7月31日傍晚，贺龙第一团团长刘达五到第三营做临战检查的时候，发现三营副营长赵福生不在位。刘达五早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经宣布，非经团长本人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开营地。赵福生不辞而别必有蹊跷，此人原系滇军旧部，后来才编入贺龙部，在汉口驻扎时就意志消沉，牢骚满腹，曾经私自离队。此时南昌城内的第三军就是滇军部队，赵福生如果跑去告密，后果不堪设想。

刘达五惊出一身冷汗，立即报告师长贺锦斋，两人立即赶去军部向贺龙报告。

于是，前委不得不临时决定，提前两个小时发动暴动。

7月31日夜里11点整，贺龙向第二十军下达了暴动的命令。一个小时之后，部队按计划向指定目标进发。

叶挺的命令要稍迟一些，而且相对模糊。

南昌暴动手书战斗命令。落款职务的两个“代”字，说明中共中央此刻并未完全放弃对张发奎的幻想。此外，手书中的字繁简并用，如“挥”、“贺龙”、“叶”等均是现在所用的简化汉字，曾一度引发学者的置疑

7月31日黄昏，叶挺向部队下达了命令：“吃完晚饭，把背包打好待命！”二十四师教导队接到的命令是：“据很可靠的消息，敌人要解决我们，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先发制人！”第七十五团各营接到的命令是：“明天拂晓全副武装打野外！”

这些命令中，都刻意回避着敏感的两个字：“暴动”。

周恩来在暴动前，来到叶挺部向战士们作了详细的布置。他告诉战士们，每人都要买一条白毛巾，到了晚上8点以后，大家要把白毛巾围在脖子上。除此之外，每个人在右臂上还要扎一块红布。夜间行动用到的电筒和马灯，都要用红布剪一个红十字贴在玻璃上。

南昌暴动部队当夜使用的马

灯和手电筒，可以清晰看到上面

的“红十字”。当夜朱德因没有贴

这个识别而险些引起误会

周恩来还拿出自己贴了红十字的电筒，示范给大家看。这是为了夜间识别敌我而做的简易标志，南昌城内驻军很杂，但都穿同样的国民革命军军服，没有明显的识别很容易被误伤。

周恩来还特意叮嘱：“今天晚上，我们要缴反革命部队的枪！你们随时听号令行动，凡是碰到脖子上围着白毛巾、右臂扎红布、电筒上有红十字的部队，就是自己人，不准开枪。没有这些标记的，碰到就打！”

7月31日午夜过后，南昌城内响起零星的枪声，城内敌人有所察觉。

不久，城内几个重要据点周围，都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暴动开始了！

经过一系列的战斗，在8月1日拂晓之前，南昌城内的敌人被完全解决。

城内敌军的士气并不怎么高，因为很多士兵已经三个月没有领到军饷了。

当时最容易导致军心涣散的莫过于拖欠军饷，而军阀部队中最习以为常的就是军官克扣军饷。暴动中被抓获的俘虏中，有位连长在大腿和腰间捆满了钞票，胳膊上还串了一对金手镯，正准备开溜，怎么能指望这样的军官指挥带兵打仗呢？

南昌城内老百姓处变不惊，他们对夜半枪声并不陌生。年初的时候，朱培德第三军的士兵在南昌城内因年关薪饷没有发足，就曾发生过鼓噪哗变。

至于那位告密者赵福生的结局不怎么美妙。“文革”中出版的一部有关著作中，简单地交代了一句：“暴动胜利之后，在滇军（第三军）的俘虏群中发现了赵福生，他受到了革命纪律的严厉惩罚。”

赵福生的告密，似乎并没有产生多大作用，因为滇军两位主力团团长都不在指挥位置。

·3·

任护国军团长时的朱德

滇军的两位团长到哪里去了呢？

他们被人请去吃饭、打牌了。

请客的人叫朱德，是滇军的一位老资格，官拜少将军衔。朱德原籍四川，毕业于云南讲武堂。有资料称，朱德为了报考云南讲武堂改过自己的籍贯，毕业后一直在滇军系统供职。

朱德加入共产党后，先是被派去在川军杨森部当党代表，属于政工干部。因为在杨森手下不好开展工作，又通过老乡与袍泽的关系把他派到南昌，做滇军第九军教育团的团长。南昌暴动之前，教育团大部分被遣散，剩下约有一个连的兵力。

朱德既不是南昌暴动的前委委员，也不在拟定的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名单之内。但朱德与前委领导来往密切，他在南昌花园角二号的寓所成了他们落脚的好地方。周恩来、任弼时等人都去过，朱德总是热情招待，亲手做菜，还买了炼奶饼干给客人吃，这可是当时比较时髦的食品。周恩来在南昌系马桩的临时住处，也是朱德让自己的贴身卫士给找的。

前委给朱德的任务是做滇军的工作。朱德手下虽没多少兵，但在滇军中资格老，影响大。因此，朱德总是有意识地接近滇军实力派将领，一起吃饭、打麻将，起到穿针引线、密通情报的作用。

驻扎在南昌老贡院的滇军二十三团，团长名叫卢泽民，驻扎在大教场营房的二十四团，团长名叫萧日文。萧日文留着一脸大胡子，外号“萧胡子”；卢泽民则没有什么特殊的体貌特征。

7月31日，正好是星期天。

这一天的大清早，朱德叫贴身卫士刘刚擦拭好武器，并交给他一件新奇的东西——形状像驳壳枪一样的武器，名字叫“电刀”。展开之后外形很像步枪刺刀，刀柄内有弹簧，能曲能伸，类似于现在的弹簧刀。朱德告诉他的卫士这把“电刀”的厉害，伤及敌人的皮肤即死。

刘刚随身携带了这把“电刀”，他感觉到今天可能有大事发生。

中午，朱德请卢、萧二位团长及两位副团长到嘉宾楼吃饭，这是当时南昌城内有名的饭庄之一，烹调的鱼翅宴远近闻名。朱德提前叫手下定了一桌鱼翅宴，为了活跃气氛，朱德还特地在堂子里找了四位年轻貌美的姑娘佐酒。卢、萧等四人不疑有诈，欣然前来。

这顿饭一吃就是两个多小时。朱德酒量有限，暗中嘱咐卫士将自己酒壶中的烈酒换成了白开水，自然是狂饮不醉，四位陪酒的姑娘也格外卖力。酒饭用过之后，几个人还觉得余兴未尽，相约到南昌市大士院三十二号打麻将消遣。

大士院三十二号乃是南昌著名的烟花柳巷之所，几位客人去的途中，朱德悄悄地去了一趟不远处的圣公会——这里是贺龙的军部，也是暴动的指挥部，前后不过一二十分钟，客人并没有在意。回来的时候，又去了一趟江西省建设厅长李尚庸家，李尚庸与朱德私交甚厚，当时并不在家。朱德将一个装着东西的文件包交给了李夫人，这才来到大士院三十二号的妓院中。(1)

此时客人在麻将桌上激战正酣，对路上发生的事情浑然不觉。妓院老鸨也是极力奉承，端出了细致的茶点，派出了头牌姑娘琼花带着几位花枝招展的妓女前来伺候。朱德也加入了战团，并悄悄叮嘱卫士黄昏时候要制止外来一切客人进入这里。如果有人要找客人，只说他们要玩一个通宵，明天早晨才能回去；特别是来找卢、萧二位团长的人，就推说他们已经回去了。

朱德又打发卢、萧等人的贴身卫士去别的地方找乐子，今天几位团长就留在这里过夜，明天一早再来接人。不用熬夜伺候差事又有钱花，卫士们当然喜笑颜开地接过了钱，告辞去了。朱德又暗嘱刘刚速去叫人，晚上9点之前来务必增加这里的人手，见机行事，移去卢、萧等人防身的武器。

晚上9时左右，有人悄悄送来了一张小纸条，上边写了四个字“山河统一”，这四个字，就是南昌暴动的口令。

8月1日的零点过后，在牌桌上鏖战的客人突然被十多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围住并带走。没有人作更多的解释，客人脸上写满了惊骇与狐疑。两位团长更愿意相信这一切与朱德无关，朱德为人忠厚，绝非出卖朋友的人。而朱德也没有必要正气凛然地向两位团长宣布什么，因为大戏刚刚拉开幕，朱德还有重要的戏要演。

南昌城内的枪声骤然响了起来，朱德等人离开妓院去了李家取回了公文皮包，但并没有去南昌大旅社或者圣公会——这两处是暴动指挥中枢；也没去军官教育团，而是准备回自己家中。

这一天是农历的七月初四，天空中并没有多少月光，黑暗中满街都是枪声和口令声，“山河统一”这四个字被各式各样的口音传递着。

朱德等人来到南昌皇殿侧一带时，突然遇到一排武装的士兵，虽然答对了口令，但他们还是被拦截下来。他们的手电筒没有贴“红十字”，脖子上也没有缠白毛巾，更没有通行证和袖章（地位比较高的人都有），因此三人的枪都被警惕性极高的士兵收缴。

庆幸的是，巡逻士兵比较谨慎，没有贸然开枪。

朱德在南昌暴动前后佩带和使用过的随身武器

反复交涉是没用的，铁军的巡逻兵只认标志不认人。朱德只好命卫士交出武器，并安慰血气方刚的卫兵：“不要紧，把武器交给他们只是暂时保管。”细心的朱德在交出武器的同时，要求查看一下对方的符号和部队番号、姓名，并登记下了自己枪支的号码、弹药数量和种类，以便日后讨要。巡逻的战士也没有为难朱德，一一作了登记，然后放行。

朱德的驳壳枪成了“战利品”，被送往暴动指挥部。

·4·

东方的天际已透露曙光，南昌街头的枪声逐渐止息。

8月1日上午6时许，朱德带着两名卫士离开了花园角二号，步行来到老贡院内。

这里已经为暴动部队控制，但朱德进入贡院时并没有受到阻拦。

但很快情况起了变化，守门岗哨态度不久变得强硬起来。朱德的卫士刘刚想到夜里巡逻部队不友好的态度，生怕朱德有什么差池，赶紧跑去系马桩找周恩来。没见到周恩来，却遇到了任弼时。任弼时把自己胳膊上戴的纠察袖章摘了下来交给刘刚，要他用这个袖章联络朱德。袖章果然管用，刘刚不仅进出贡院畅行无阻，而且其他地方也都一路绿灯。

在贡院内一间不起眼的小房子里，刘刚找到了朱德。屋外有岗哨把守，廊柱上还捆着垂头丧气的两位团副。屋内朱德与卢、萧二位团长都没有捆绑，三人正在说话。

朱德看见刘刚，马上对他的袖章（指纠察证）发生了兴趣，忙问袖章的来历，刘刚撒了个谎，回答说“是外边拾来的”。朱德笑了笑并未深究，这玩意儿非同小可，哪里能随便捡？

屋内三个人说了半晌话，水也没得喝，饭也没得吃，想必已经是口干舌燥、饥肠辘辘了。刘刚弄来开水和面包点心交给朱德，三个人吃了，朱德又分了一些水和面包给屋外被绑着的两位副团长。

吃过饭以后，大家的精神好了许多。朱德把一封信交给刘刚，让他送到圣公会面交贺龙，信封上画了三个粗粗的“+”号，表示十万火急。卢、萧和两位团副也托刘刚去各自的家中报一声平安。

贺龙看罢朱德的信，在信皮写上了收到时间，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让刘刚交给朱德。返回途中经过卢团长家的时候，团长太太和另外几位青年妇女正在相拥而泣，为自己的丈夫担心。刘刚告诉她们，她们的丈夫都还平安，家眷们这才放心。

朱德与两位团长谈话以及写给贺龙的信，具体内容都已经无从可考。但暴动当日的黄昏时分，朱德从指挥部领回一纸任命状——任命朱德为第九军副军长，又取回了驳壳枪和一箱银元。那是准备开拔用的川资，前委已经决定让朱德打前站。

8月2日，第九军指挥部临时组成，军长韦杵并没有到职，副军长朱德成了最高指挥员。

第九军名义上是一个军，实际只有几百人作为南下的前哨部队。卢泽民则被委任为九军军部副官处长，随军出发。但他并没有坚持到底，在浒湾转向崇仁途中脱离了部队，再也没有回来。

第九军的番号并没有维持多久，便被撤编了。

朱德是以什么形式参加的南昌暴动，历来说法不一。陈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次讲话中透露，“起义的时候，甚至把朱德的教导团（应为教育团）都缴了械，打了一下，才知道是自己人。”这说明教育团在暴动之前是被列入“解决”目标的。双方一交火，教育团吹起了“欢迎号”，才明白是自己人。参谋长刘伯承绘制的《参加南昌暴动兵力概要表》中，并没有列入朱德的部队。朱德做滇军的工作，暴动后收编滇军杨如轩部，结果仅收编数十人，应该说并不是很成功。

朱德的对南昌暴动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河坝分兵之后。

是信念、人品和经验，使老同志朱德成了军队的中流砥柱、定海神针。

·5·

南昌起义（油画）

南昌暴动，贺龙和叶挺两部兵力占尽优势，且是突然发作，取胜毫无悬念。

张发奎第二方面军中，还有两支部队没有赶上城内的战斗。等他们到达南昌城的时候，暴动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

一支是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另一支是第十一军第十师。

第二十五师有三个团，分别是第七十三团、七十四团、七十五团。七十三团全团为共产党所控制，团长周士第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生，当过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副队长（后任队长）。铁甲车队后来并入第四军独立团（即叶挺独立团），又扩编为七十三和七十五两个团，其中七十三团是叶挺独立团的基干部分。七十五团团长李江不是共产党员，但其下的三个营为共产党所控制。而第七十四团，共产党只控制了一个重机枪连。

身为暴动部队主力团长的周士第，也

是出自黄埔军校

直到暴动的这一天早上，驻马回岭的周士第仍然没有得到一点关于南昌暴动的消息。他的顶头上司——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却要请他去师部一趟。师部在九江以南黄老门车站西端的黄老门村，两者距离十余里，骑马很快就到。

李汉魂对周士第作了最后的劝说，大意是说总指挥张发奎很欣赏你，并打算重用你，希望你能跟张发奎走。周士第则向李汉魂讲了共产党的种种好处。此时一列火车由南昌方向开到黄老门车站，周士第借故来到车站，得知南昌已经动手，于是连忙快马加鞭奔回团部。

这时，聂荣臻已代替他到团部主持暴动，决定利用中午睡午觉的时候，以打野外为名将部队拉出驻地，直奔南昌。

到中午还有些时间，周士第命团部军需官周廷恩去师部军需处，领取全团8月份的军饷。国民革命军通常都在每月月底发下一个月的军饷，暴动时间定在8月1日，恰好不耽误领取军饷。

军需官领回了钱，并在出发前顺利赶回部队。

8月1日中午过后，第七十三团全部、第七十五团的三个营、第七十四团重机枪连在马回岭拔营起寨，向南昌开拔。张发奎没有料到二十五师有这么多人投奔了共产党，于是带着卫队营，与师长李汉魂一起从九江乘专列火车向南昌方向赶来，试图劝说部队回去。

张发奎的专列到达德安火车站之前，终于追上了负责断后的第七十三团。

聂荣臻和周士第命令士兵对空鸣枪，吓退了张发奎和李汉魂。两人跳车，无功而返。张发奎的卫队营则在德安车站被共产党缴了械。整个缴枪过程并未发生战斗，双方都彼此熟悉。

不久，张发奎派了一位参谋来到德安，带着他的一封亲笔信，要求把遗留在专列上的望远镜和第二方面军军旗——大红绸布上面缀着金黄色的穗子——归还给他，也得到了满足。

第十师蔡廷锴加入暴动，纯粹是冲着叶挺的面子。

蔡、叶私交甚厚，两人对唐生智的东征都不感兴趣，在九江曾经密议一起南下广东。叶挺对蔡廷锴说：“即使我们攻下南京，亦属互相残杀，于革命前途确无意义。而且唐生智的革命性比蒋介石相差更远，不如我军回粤休养为高。”蔡廷锴十分赞同叶挺回广东的意见。

张发奎召集庐山会议，叶挺和贺龙没有去，蔡廷锴去了。会上汪精卫与大家谈了话，进行了一番笼络。蔡廷锴在庐山住了两天后回到九江，按照与叶挺商定的“共同回粤”的计划，他率第十师师部直属队由火车输送前往南昌。

当火车抵达乐化车站的时候，蔡廷锴遇到了麻烦：驻守在该车站的贺龙所部荷枪实弹，向北方放出了警戒，如临大敌，拦住蔡廷锴不让通过。后来才知道，蔡廷锴的第二十八团在南昌与贺龙的手下发生了摩擦。蔡廷锴的部下抢了贺龙军部的马匹，并杀了贺部一名军官和一名学兵。这件事让贺龙很恼火，依照他的脾气，暴动的时候连蔡廷锴也一并解决掉。

贺龙约了叶挺，商量如何处置第十师。叶挺认为有把握争取蔡廷锴参加暴动，第十师中有一个团已经被共产党掌握。他劝贺龙忍下来，从暴动大局考虑，前委也认可叶挺对蔡廷锴的处置。

蔡廷锴被拦在了乐化，亲自交涉，卫兵的答复很干脆：自己是奉命行事，任何军队无叶挺、贺龙的命令不准通过。如果想去南昌，须要有叶挺、贺龙的通知。

蔡廷锴见此情形，本想返回九江，但转念又一想，自己若不去南昌，已经先到南昌的部队难免群龙无首，再说自己答应叶挺一起回广东，不好失信。于是用车站的电话要通了叶挺，报告了情况。经过叶挺疏通，蔡廷锴终于到了南昌。

蔡廷锴来到南昌之后，立即修书一封送给贺龙和叶挺处请示工作，措词非常恭顺谦卑。贺龙因暴动顺利心情不错，当即请蔡廷锴到军部面谈，请叶挺来作陪。蔡廷锴除了表示拥护暴动、服从叶贺的指挥之外，尤其对自己手下夺马伤人的事向贺龙再三赔罪，并当场令手下退还马匹。

叶挺在旁边也替蔡廷锴说合，贺龙答应不再跟蔡廷锴计较。事后才知道，蔡廷锴采取的是虚与委蛇的权宜之计，抢去的马匹也没有如数归还，其中最好的二十匹好马自己留下不退，并寻机脱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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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德请客的地点因涉及妓院等猥亵之地，故在描述南昌暴动的作品中鲜有提及。实际上在妓院请客乃是当时的时尚，不去妓院反倒让人觉得不正常。朱德的贴身卫士刘刚曾写过《八一起义的一个插曲——回忆朱德同志智擒敌团长》，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全过程，登载于《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江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

·1·

南昌暴动时贺龙的指挥部，相当一部分的重要决

策都是在此作出

8月1日傍晚7时许，南昌城内的圣公会教堂，贺龙的军部。

参谋团委员会会议，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程度。从职能来看，参谋团更像是暴动的咨询机构。

人们已经从暴动最初的成功中冷静下来，思考着下一步的行动。

首先是暴动纲领问题。有人提出暴动采取兵变的方式，纲领并不重要。这个观点遭到贺龙的激烈反对：“以前人家说我是土匪出身，现在我们是革命，就应该有政治纲领。否则，别人又会说我们是土匪。”

前委当然也不同意兵变的说法，这是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大规模的城市暴动，必须要有明确的纲领。

暴动后成立的政权机构叫做“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下设若干委员会行使政府职能。从名称和人员组成名单上可以看出，南昌暴动打的仍然是国民党的旗号，这与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的宣言是一脉相承的：“共产党不退出国民党，不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孙中山之光荣旗帜，永久在革命民众方面，决非反动和妥协的伪国民党所能盗窃的。”

继续打国民党的旗号，也是共产国际的意思。中共中央曾经征询过罗明纳兹的意见：“我们现在对国民党态度究竟如何？”罗明纳兹明确回答：“国民党旗帜还是要用的。”

在革命委员会主席团的人选上，张国焘和谭平山主张须加入张发奎，周恩来、李立三主张不应让张发奎加入，恽代英、彭湃觉得张发奎加入不加入无所谓，都是两票，形成僵持局面。最终周恩来作了让步，张发奎入选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第十一军军长朱晖日等人也赫然列名革命委员会委员之中。

然后讨论南下的具体路线问题。南昌不能久留，有人提出不回广东，索性打到武汉去，然后转道去湖南、湖北发动工农运动，促成下一场的秋收暴动。从事后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中可以看出，这种意见有一定的市场，如果按照这种意见，南昌暴动与秋收暴动很可能合二为一。

但这个意见很快便被否决了，因为这不符合中共中央“打回广东去，实行第三次北伐”的既定纲领，部队中的广东子弟早已归心似箭。此外，两湖一带唐生智的力量非常强大，杀去湖南的途中，极有可能会被唐生智消灭。

参谋团给出的计划是，南下先取广东东江，然后再攻取广州。

先取东江，是因为东江是农民运动的发源地，群众基础好。早在1922年冬，共产党员彭湃就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农民协会，大批共产党员深入东江农村，普遍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周恩来就当过东江行政委员会主任。“七一五事变”之后，东江反蒋、反汪情绪高涨，曾经有一副对联流传很广，上联是“一道红光斧斩妖精镰斩怪”，下联是“满天赤帜器归工友地归农”，其中妖精的“精”即是指汪精卫，“怪”即是指蒋介石，在客家话中，蒋介石的“介”与“怪”同音，足见东江农民运动的热情。

从用兵的角度来说，东江的地形较北江平易，广东的国民党军多集中于北江；东江可以背靠福建，作为战略后方。选择东江还有一条重要的经济原因，就是这里离入海口近，取得苏联的接济比较容易；商业发达，筹集军费容易。

然后是讨论扩军问题。贺龙成了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前委决定给他扩编一个师，二十军由两个师扩编为三个师。叶挺的部队也升格为第十一军，有的团升格为师，大批军官职务得到晋升，皆大欢喜。

争议最大的，是南下广东走大路还是走小路？

从南昌、吉安、赣州有条大道可以直下广东，少数人主张走大路，沿途的敌人主要是滇军朱培德部。留在南昌指导暴动的苏联军事顾问纪功（对顾问的参与，共产国际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就主张这一观点，纪功是苏联红军骑兵指挥官，非常看重部队机动速度。

从南昌走抚州、瑞金、寻邬还有条偏僻的小路，多数人主张走这条小路，沿途敌人的阻碍会少些。此外，这条小路离湖南边境远一些，暴动部队中湖南籍战士人数很多，怕他们中途跑回家去。

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走小路。

话虽如此，走小路还是引起了非议。周逸群强烈置疑走小路的方案，认为主要是山路崎岖，携带物资和部队给养很难输送。他因为级别不够没能参加会议，只好在会下把自己的意见向贺龙、刘伯承作了陈述，两人觉得周逸群此言有理，答应请叶挺回来重新商议行军路线。

对南下行军路线持有异议的周逸

群，但他的意见未被参谋团采纳

不料请了半天，叶挺迟迟不来，一直到等到8月2日凌晨1点多钟，叶挺才姗姗来到贺龙的军部。一天一夜没睡觉的叶挺，已经是满面疲倦之色。他刚刚召集完第十一军军官会议，布置好行军计划，因此对周逸群的意见颇不以为然。

贺龙见叶挺不悦，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打着圆场：“你们商量，怎样决定，就怎么好！”周逸群一直在贺龙手下工作，又被内定为二十军第三师的师长，如果让叶挺误会自己跟周逸群串通一气总是不好。

贺龙不表态，周逸群只好把走小路不妥的理由对叶挺重复了一遍。但无论他怎么说，叶挺始终坚持走小路，理由是已经向部下宣布走小路的计划，尤其是对蔡廷锴的部队不好反悔，因此不能改变计划。

周逸群向谭平山求援，谭平山见叶挺态度如此坚决，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在座的周恩来、刘伯承虽然不反对周逸群的意见，但也不好直接出面否定叶挺的主张。

叶挺见其他人都不说话，于是不耐烦地对周逸群说：“你早又不说，既已决定的事，你偏又来饶舌，你不怕摇动军心吗？”周逸群自然不愿意承担“摇动军心”的责任，也只好不再说什么了。

大家分别散去，趁着黎明到来之前的几个小时，美美地睡上一觉。

·2·

8月2日，南昌《民国日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上，发表了周恩来改定的《八一宣言》，同时也发布了由高语罕起草的“通缉蒋介石、汪精卫”的命令。

报纸还以较大篇幅，刊登了叶挺给张发奎的电报，恳请他不要抛弃同甘共苦出生入死的部下，立刻到南昌来共赴危难，重振革命声威。贺龙也致电张发奎，表示欢迎他来南昌。南昌各民众团体纷纷发表宣言，欢迎张发奎到南昌参加革命。

8月3日，叶挺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告第二方面军同志书》。这是一颗重磅炸弹，将国民革命军内部的种种矛盾公之于众，首次披露了二方面军遭受的经济歧视。

最大的问题是军饷大幅缩水。当时武汉国民政府发放的军饷大部是纸币，虽然官方公布纸币与银元能一比一兑换，实际上根本做不到，纸币只相当于银元的七折或六折。连年的战乱破坏了经济，物价飞涨，军人待遇直线下降。

既然政府不能足额发放军饷，等于默许军队自行筹措粮饷。但这样做必须要控制足够的地盘，才能征粮征税，扩充兵员。国民革命军本来就是由各个派系组成的，难免苦乐不均，加上唐生智有意利用职权排斥异己，整个二方面军的境遇都不太好。

叶挺在文告中，披露了这一事实：

二方面军为革命为主义奋斗，未尝争半寸地盘，也没有时间去筹措军饷，除了向唐生智及武汉政府领取薪饷外，别无他法可筹款弥补，不比其他各军均有固定地盘，各高级军官久已腰渐充满，而下级军官亦都分润些许。但是，军事委员会为唐生智所把持，对二方面军特别压扣，就第四、十一两军来说，积欠百八十万元的军饷，官兵的生活实万难维持。

战士们的鲜血和生命是一种特殊商品。不发军饷，就等于买东西不给钱；而发给不断贬值的纸币，就等于贱卖战士们的生命。而从中渔利的，正是唐生智、何键、朱培德等新军阀。因此，革新军阀的命，不仅合理而且合情：

痛苦都是谁给我们的呢？第一就是唐生智、何键。因为他们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党，抢劫中央银行现金，使中央纸币一落千丈。第二就是朱培德。他把江西银行现金二百万强行提出，饱其私囊，致江西纸币价格陡跌，民间至拒绝使用。我们第二方面军得不着现金，所领饷银全系纸币，不能采办粮秣，致使我百战之武装同志，当疲惫之余，无以疗饥过活。

东征如果能够解决大家的痛苦，或者也值得去拼命。但东征结果，二方面军必走到一个极危险地位，势孤力尽，生无容身之地，死无葬身之所，恐怕现在六七折的纸票也无法领到，所以欲维持生存以为革命奋斗，也必找着个内不受军阀所包围、外不受帝国主义所封锁的地方。全国各省唯有广东适合这个条件。

广东为总理四十余年从事革命的根据地，它的地理及社会均较适合于革命的生存。蒋逆若无广东五六百万元的接济，亦不能支持。本方面军如果有决心到广东去，扫除障碍的杂色军队，实在可以毫不费力地安全达到。

叶挺虽然不是经济学家，但这篇文告却真实道出了南昌暴动背后的经济动因。(1)

当时国民革命军使用的军用票。随着战争的持续，这种军用票越发越滥，导致所过之处物价飞涨，预示着国民政府的财政已经面临枯竭的地步

·3·

叶挺说出了张发奎想说而不能说的话。东征讨蒋，打赢了功劳归唐生智，自己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打输了就只有死路一条。利害相权，乘机回广东不失为一条上策。

尽管张发奎被列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尽管叶挺、贺龙乃至南昌民众团体都“恳请”他来南昌参加革命，但自从在德安附近遭受周士第和聂荣臻的排子枪之后，张发奎认为共产党对自己的热情态度，感觉有点像“叶公好龙”的样子。

然而，既然都要回广东，日后难免也有相见的机会，事情不可做得太绝。

张发奎决定送一个人情给共产党，礼送在九江的郭沫若、李一氓、梅龚彬、阳翰笙等人回南昌。

南昌暴动之后，张发奎把郭沫若叫了去，征求他的意见：“南昌那边已经动手了，郭先生何去何从？如果要到南昌去，请便，我还可以派船相送，从湖口到鄱阳湖进赣江。先生还可以把全队都带走（指政治部的人）。”

郭沫若明确表示要去南昌，但张发奎并没有完全履行诺言。送人的船没有派，只派了铁路上的手摇车。手摇车是铁路工人检修铁轨所用，比较狭小，坐不了几个人，也带不走多少东西。当时郭沫若和李一氓手中还有些武器，仅没有开箱的崭新驳壳枪就有五十多支，子弹也有好几箱。带不走的武器，都秘密交给了九江做地方工作的陈奇涵。

九江其他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就地解散，有的回老家，有的带上介绍信去了上海。政治部内非共产党的政工人员，郭沫若将其全部送给了张发奎，从此两不相欠，重新来过。

从九江坐手摇车到南昌，自然要费些时间，而且少不了多受些风霜之苦；但总算是脱离虎口，值得欣慰。听说郭沫若等人平安归来，在南昌的周恩来、张国焘总算松了一口气，悬着的心也放回肚子里。

此时，南昌城内已经一片忙乱，暴动部队正准备撤离南昌。

郭沫若带来了张发奎写的亲笔信，上面写着张发奎的四项要求，包括叶贺所部南下行军的路线、动身离开南昌的时间等等。在信中尤其提到，不要杀害双方被扣押的人员，要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彼此之间只是主义不同，并无私仇，只要放下武器就应保全对方性命，这也算是军队内的一条潜规则。

不仅张发奎送人情，主政江西的朱培德对共产党也没有赶尽杀绝。“四一二事变”之后，朱培德在南昌分共，把在机关和群众团体中知名的共产党人召去开会，当场宣布：“这里环境不太好，要继续革命，请你们到武汉去。我已经准备了专车，请诸位马上上车。你们家中不必担心，会着人送安家费去。”事后，朱培德果然给每人发了八百元旅费和四百元的安家费。被“礼送”的名单上共有二十多人，这些人并没有全部离开南昌，朱培德也未深究。

周恩来看罢张发奎的信，点点头，对郭沫若说：“都不成问题了。我们是决定走东江，不走赣南的。本来我们打算今晚就出发，离开南昌，现在改成明早出发了。我们和他自然可以各不相干。我们的方针是缴械，不杀人，他是应该知道的。我们只缴了第三军和第六军一部的械，并没有杀一个人。”

周恩来这番话中可以看出，南昌暴动并没有大开杀戒。除了在夜间攻占城内据点双方交火，出现一些伤亡之外，并没有出现报复性的杀戮。

郭沫若很赞赏周恩来的处事原则。他打趣地说：“不杀人，有时也好像不大好。”

看到周恩来有些诧异的目光，郭沫若连忙解释，他们从九江来南昌途中，曾经遭到从南昌城跑出的乱兵的殴打，随身携带的行李和钱也被抢劫一空，如果杀了他们，也就省去了被抢之厄。

当然，郭沫若的话只是开开玩笑而已，周恩来也一笑置之。

·4·

中国有句俗话，叫“穷家富路”。在家可以节俭一些，旅途在外，不可预知的因素很多，往往要多带上些钱，以备不时之需。“穷家富路”还有一层意思，就是面子问题。在家里穷一点没人看得见，出门在外总是要风光一些。

黄埔军校一期生陈赓

部队南下广东，路费从哪里来？

罗明纳兹在武汉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时，明确表示不提供暴动经费。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在九江和南昌召开的几次前委会记录中，也没有再提钱的记载。暴动以军队为主，在7月底的时候应该能领到军饷，所以在短期内钱的问题还不是主要问题。

还有一个来钱的渠道，那就是江西省银行的金库。

暴动两天之前，周恩来派陈赓专门负责将江西银行的钱弄到手。

陈赓是黄埔一期生，曾经救过蒋介石的命，为人仗义，诙谐幽默，人脉极广。他与顾顺章一起去苏联学习过侦察、审讯、爆破、射击等技术知识，是干政治保卫的行家里手，对付小小的银行完全没有问题。

江西银行里原本就有潜伏下来的共产党人，出纳科长沈寿祯就是其中之一。有了他做内应，银行金库的情况早就已经被陈赓摸得烂熟。暴动前后，陈赓带人顺利接管了银行，扣留了行长，把银行内的财物直接运送到总指挥部。沈寿祯因为献金有功，事后被委任为革命委员会的财政厅长。

在南昌总共搞到了多少钱呢？

根据张国焘1927年10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暴动部队从南昌共计带走了七十万元的纸币和十万块现大洋，总数为八十万元。刘伯承的统计数字则有些出入，他在另一份报告中说，从南昌搞到了数万元的现金（指现大洋）和三十万的钞票。

南昌暴动缴获的部分钞票正面，可以看出钞票的版别和使用地区有所不同，其中的头像为孙中山。当时中央银行的钞票均系在美国印制，以保证质量

这些钱要供应多少人的花费呢？暴动后的总兵力约两万一千人，其中叶挺的十一军编为三个师：第二十四师约五千人，第二十五师约三千人，第十师约四千五百人。贺龙的二十军有两个师和一个教导总队，约八千人；此外还有朱德第九军约数百人，以及一些零星人员。

还要给中共江西省委留下一部分钱。按照当时的标准，给留在当地坚持斗争的干部发放了遣散费，每人发给现大洋三十五元，还有一部分纸币。纸币花不出去，拿着不仅是累赘，而且还有危险，大家都不愿意携带，最后还剩下了十五六万元纸币没有发出去，是埋了还是扔到赣江里边去了，没人知晓。

为了接应叶贺部南下，中共中央预先作了准备。暴动三天之后，中共中央告诉广东省委已派送款的专员去广东，带去八千元作为活动经费。这些钱作为前期的联络经费，由于邮寄线路不畅，不能保证按时收到，拨给广东省委第二季度经费数千元就没有收到。

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的大宗款项，通常都是转手而来，通过慈善组织把钱转到上海的救济会，再从那里取出转给中共中央以避人耳目。上海还有一家苏联远东银行，也是共产国际资助中共的秘密渠道，此时特别账户上还有一万三千元，但由于远东银行被国民党当局查封，这笔款无法动用。

南昌暴动时，粟裕的职

务是指挥部警卫班班长，此

时的粟裕清秀的脸上似乎还

稚气未脱

在南昌银行缴获的纸币指望不上，离开南昌越远，就越难使用。尽管纸币已经形同废纸，还是尝试着将其花出去。革命委员会的财政委员会规定，沿途购买军粮必须首先使用纸币，少数的油盐和蔬菜才可以用银元，银元是准备带到广东地区使用的。这个规定对军队来说执行起来相当困难，沿途老百姓和商人根本不收纸币，暴动部队号称文明之师、仁义之师，对沿途的商人和老百姓不能动粗，只有使用银元。

如此一来，银元就更不够用了。就连前委书记周恩来也要精打细算，离开南昌后，周恩来随身专门有一个挑子装着银元跟着，行军每到一地，周恩来都要和武汉分校女学生彭漪兰一起清点核对账目，计算下一天的开支。

就是这样，部队过了临川之后，携带的银元也花得差不多了。

经费的问题可以在沿途的市镇筹集，也可以缴获国民党军队补充。但这个计划在执行中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困难。

从8月3日起，先头军队开始离开南昌城，向广东方向侦察前进。之后，按照叶挺、贺龙部队的开拔顺序，于8月4日和5日陆续离开南昌。

暴动缴获的武器弹药不少，登记在册的计有大炮及迫击炮三十多门、机关枪六十多挺、步枪两千四百多支、子弹五百多万发，这些武器弹药都应该带到广东去，作为扩军的本钱。

这些武器如何从南昌带到广东？只有靠战士们人拉肩扛，因此战士们的负担都很重。指挥部警卫队的战士每人背一只驳壳枪、两支步枪和二百发子弹，每个班还要抬一顶行军用的大帐篷，平均每个战士负重达六十斤以上。作战部队每个战士携带的子弹则多达二百五十发至三百发，甭说打仗，光走路都成了问题。

南昌暴动缴获的部分重机枪和迫击炮，其中

的一部分已经在后来的行军途中被丢弃

不是不想雇挑夫来挑，价钱已经出到了每天一块银元，不可谓不高，但还是很少应征者。期望中青壮年农民踊跃支前的情况并没有出现，中共中央也承认“江西民众运动毫无一点基础”。加之天气炎热，部队走的是崎岖小路，翻山越岭，这些武器都成了累赘。这个场景与八年之后红军长征初期有些类似。

丢弃武器弹药成了彼此心照不宣的办法。8月2日夜里，部队先是将一部分带不走的老旧武器集中销毁，大部分扔到赣江里去了。沿途又随走随丢，行军到达瑞金时，在沿途并没有战斗损耗的情况下，子弹就少了二百万发以上，仅贺龙第二十军特务营就遗弃子弹达三万余发。

攻城拔寨最有效的武器——大炮也没有带出来。

第二十军炮兵营因为找挑夫拉炮耽误了时间，刚刚离开南昌城就被溃兵抢去“大正六年式”山炮一门、平射炮两门、炮弹百数十发。炮兵营长也没了踪影，是死是活全不知晓。

拿破仑将炮兵誉为“战争之神”，火炮的损失对日后瑞金、会昌、汤坑等攻坚战斗都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失去了炮火掩护，战士们付出的是几倍的鲜血和生命。

·5·

担任打先锋任务的朱德利用自己的影响，给在抚州国民党第九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写了信，请他让路。杨如轩是朱德云南讲武堂的同窗，两人私交不错，于是杨如轩有意让沿途部队退避三舍，因此部队南下初期并没有战事。

但杨如轩在给国民党军队让路的同时，又大肆宣传叶贺部是乱兵，共产党要实行“共产共妻”，结果沿途农民和商户藏好粮食和财物，望风而逃，无形中形成了坚壁清野，南下大军有钱也买不到军粮，终日难得一粥。

刘伯承指挥的泸顺暴动虽

然早于南昌暴动，但就意义而

言显然不能和南昌暴动同日而

语。该照片拍摄于1926年5月，

距离泸顺暴动还有四个月

大军南下到达宜黄时，县城街头几乎看不到一个青壮年老百姓，全城仅找到因跑不动而留在家中的老孺八九人。到达赣南大镇新丰时也是如此，人已经逃去一空，仅找到数十口大缸，里面盛放着该地特产红胶糖。战士们不认识此物，尝了尝挺甜，于是拿碗盛缸里的胶糖充饥；还有的战士用桐油来炒米饭，引起食物中毒的不在少数。

再后来军纪就难以维持了。饥饿的战士和下级军官有的将老百姓的瓜果鸡鸭拿来充饥，更惹起老百姓的惶恐，所以后来每到一个地方，简直就是十室十空了。张国焘后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承认：“纸票不好用，行军不易得到挑夫和粮食，故亦不能说是很有纪律。”

贺龙手下一个名叫吴勤武的连长，因买菜没给钱，当即被贺龙撤职。据说贺龙还枪毙了一个捉老百姓鸡吃的司务长，并宣布如有发现无故鸣枪及乱入民室者，就地枪决，于是军纪才渐渐好转。

参谋团初期制订的南下行军计划，几乎是纸上谈兵。

南昌暴动之后，为了协调各军的军事行动，成立了相当于总指挥部的参谋团，刘伯承任参谋长。刘伯承本是川军中的一员猛将，曾在作战中被射瞎了一只眼睛。在南昌暴动之前，刘伯承指挥了1926年11月的四川泸（州）顺（庆）暴动，失败后潜至武汉，后来被武汉国民政府委任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但手下无兵。

参谋团的大部分参谋是黄埔三四期的学生，实战经验不足。为了早日到达广东的东江，参谋团制订的行军计划行程非常紧迫，由南昌至抚州，参谋团规定的时间是四天之内到达，平均每天行军约六十里。

如果在平时，这个速度应该不算快。但考虑到崎岖的山路、天气酷热、战士负重极大、没有充足的补给甚至连干净水都喝不上的情况，这个速度大多数人都达不到。

天气似乎在和暴动部队作对。凡是参加过南下行军的人，事后回忆起来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1927年的夏末，天气出奇的闷热。

第一天行军，仅第七十七团就牺牲了十几个战士。他们不是战死，而是中暑而死的。由于卫生队无人挑卫生器材，病者无药，牺牲者无人安埋，其惨况非笔墨所能形容，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士气。

预定的行军计划无法实现，参谋团不得不将到达抚州的时间延长至五天。

贺龙有六个团，其中五个团是老兵，第六团由教导团扩充而来，新招来的以学生和黄埔军校刚毕业的学生官为多。部队拉出来之后，新兵和老兵的战斗素质差别立刻就显出来了：到抚州的时候，教导团四个营的新兵只剩下八百余名，第六团也仅剩下七百余名。未曾作战，士兵就损失将近一半。

有关数据统计，在南下的第一场大规模战斗发生之前，仅在行军路上病死及逃亡的战士人数就已经达到近四千人，不仅是大口径的火炮，就连便于携带的迫击炮，也几乎完全丢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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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经济和货币上揭示南昌暴动的原因，也许比在政治上更能引起广大第二方面军官兵的共鸣。因此南昌暴动不仅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也是武装保卫自己经济利益的第一枪。请参见《南昌起义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革命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内部出版发行。

·1·

零星的逃兵并不可怕，比较可怕的是成建制的叛逃。

比较大级别的叛逃有两个，一个是第二十军参谋长陈裕新及第五团约七百人，叛逃投奔唐生智去了。陈裕新的叛逃泄露了暴动部队南下的行军计划，国民党对此大做文章，使得前委不得不改变行军计划。

另一个是蔡廷锴第十师全师叛逃。

第十师是主力前锋，参谋团给蔡廷锴下达的行军命令是“限三天内占领抚州”。面对如此大的行军强度，蔡廷锴不仅没有抱怨，甚至有些窃喜——这正是脱离贺龙的天赐良机。蔡廷锴虽然已经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军副军长、第十师师长兼左翼总指挥”等一大串头衔，但他内心并不想跟共产党走。加上与贺龙有嫌隙在先，巴不得早日脱离本队。

第一日行军抵距宿营地的时候，蔡廷锴将手下第二十九团团长张世德召到身边，秘密商量把部队拉走。张团长是他最知心的属下，两人无话不谈，蔡廷锴单刀直入：

“我师现在已脱离虎口，今后行动，应有妥善计划方可。如果随叶贺返粤，他们是共产党，我们不会和他们合作到底。想打听张发奎军长的消息，又不知道何时才能联络上。为今之计，只有先与共产党脱离关系，再作第二步打算。只是本师有不少共产党员，三十团团长以下，全团官长都是共产党员；第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里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倘若此时不清理清楚，将来更是麻烦。”

张世德表示听凭蔡廷锴处置。两人密谋解决掉第十师中的共产党员，然后拉队伍出逃，地点就选在下一个行军目标进贤。当晚，蔡廷锴改变行军序列，将两个亲信团放在头尾，第二十八团任前卫，第二十九团为后卫，将共产党员控制的第三十团夹在中间，密令第二十九团秘密监视第三十团的行动。

第三天凌晨到达进贤县城，蔡廷锴命令第二十八团占领县城各城门，第三十团开入城内驻扎，第二十九团到城边监视第三十团。吃过早饭之后，蔡廷锴将第三十团所有军官叫到师部训话，并乘机缴了团长范孟声以下共产党军官的枪，宣布第十师分共，要求担任军官的共产党员全部离队。

第三十团中的共产党员军官猝不及防，没料到与叶挺交厚的蔡廷锴玩这么一手。但事到临头无计可施，也只得缴枪。根据职务不同，被遣散者每人在副官处领到了五十元到二百元不等的路费，在卫兵的“护送”下离开部队。

至此，共产党不仅没有留住蔡廷锴一个师，反而白白损失了一团的主力人马。团长范孟声离开三十团后，越想自己越窝囊，感觉对不起党，也无颜再回叶贺部，潜回了丰城家乡暂时隐居起来，等待时机。

完成清共之后，蔡廷锴去了一块心病。他在进贤城后召集营长以上军官开会，商讨下一步的去向。是去南京投奔蒋介石，还是直接回广东，或者重新回到张发奎麾下？除极少数军官表示要跟张发奎走之外，其他军官都主张既不投蒋，也不回广东，而是去福建暂避。此时全师经费只剩下一万多块银元，在南昌领来的纸币不能使用，沿途买不到粮食，士兵连吃饭也成了问题。蔡廷锴决定将部队拉到赣东河口、上饶一带就食，同时发布通电脱离共产党。不久，蔡廷锴投靠了陈铭枢。

这张照片是在祭奠牺牲中国军人的大会会场上拍摄的，右二台阶上那位紧皱眉头的瘦高挑就是蔡廷锴

陈裕新和蔡廷锴这两位高级军官的叛逃，给全军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第十师的叛逃，使南下部队未曾开战就折损了一支战斗力颇强的生力军。

周恩来为蔡廷锴的叛逃主动承担了责任，叶挺也作了检查，他认为自己过于相信蔡廷锴，没有用政治眼光考察人，应吸取教训。为了亡羊补牢，叶挺对二十四师进行了必要的人事调动，将不太可靠的两位团长提升为副师长，不让他们直接掌握部队。

·2·

暴动军队先下临川，又不战而得抚州，滇军杨如轩部不战而走。

鉴于士气不高，短暂的休整是必要的。休整中贺龙给属下作了一次动员报告，透露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部队要到海口去，那里苏联有东西要送给我们！”

这是目前为止“去海口取得苏联援助”的最原始、最公开的版本。

为了提振士气，讲话之后贺龙给全军每人发了五块钱中南银行发行的纸币和一块银元。

贺龙的许诺究竟能否兑现还是个未知数。有人也许会问，共产国际在武汉不是明确不会为南昌暴动提供经费吗？难道又改变了主意？贺龙又是从什么渠道得知这一情况呢？要知道，贺龙此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不能参加党的高级会议。

遗憾的是，笔者仔细查阅各种文件和回忆录，都没有发现共产国际改变主意的直接证据，而且南昌暴动前委已经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无从得知共产国际的指示。因此推测，贺龙有意识地散布这个消息，很大程度是在打心理牌。(1)

从实际效果来看，“苏联提供金钱物资”的消息，确实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

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初期，苏联确实提供了很大的物资和金钱的帮助。孙中山在领导民主革命的时候，虽然手中有一些募集来的钱，但组建一支属于自己又能打仗的军队却是远远不够，养兵养不起，只能花钱雇兵。

周恩来曾经讲过这样一个笑话：广东有个骗子，自己手中也没有兵，为了欺骗孙中山，花钱租来一些军队和武器搞了一个阅兵式让孙中山看。孙中山检阅之后，按照人数给了钱。在惠州之役中，这支花钱租来的军队耀武扬威开拔出城，绕了一圈就解散了，骗子只是派几个探子将惠州前线的战况回报给孙中山，打胜了请赏，打败了便请求补充和抚恤，反正不吃亏。

孙中山认识到这样下去不行，于是决定开办军校培养自己的军官，这所军校就是黄埔军校，请了曾在日本留学军事的蒋介石做校长，并派自己的左膀右臂廖仲恺做黄埔军校的党代表，从各省招来了第一批五百多名热血青年，成了黄埔第一期学员。

由于没有钱，黄埔军校的第一批学生每人只有一套灰布军服，没有袜子，赤着足穿草鞋。住的更简陋，一小部分住在黄埔陆军小学旧房，大部分住在临时搭的席棚子里，一日三餐吃了上顿没下顿。廖仲恺只好硬着头皮去四处化缘，受尽屈辱。广东财政税收都把持在军阀杨希闵手里，他是个大烟鬼，为了跟他要钱，廖仲恺常常要等杨希闵过足了烟瘾才能签字领款，然后立刻送去黄埔军校，否则就没米下锅。

黄埔军校刚开办的时候只有三十条烂枪，扛着站岗都嫌破，更甭说训练军官了。当时广东兵工厂把持在军阀手中，新出厂的七九式毛瑟枪一支也不给孙中山。军阀们都不傻，谁也不愿意给自己弄出一个强敌来。

开办初期的黄埔军校，国共双方的许多高级军官都出自于此。照片主席台从左到右依次为廖仲恺、蒋介石、孙中山、宋庆龄

正在青黄不接、左右为难的时候，苏联提供大笔的经费和武器，解了黄埔军校的燃眉之急。当时中国还不流通苏联的卢布，苏方特地从远东弄来一船煤油运到广州，卖掉之后将所获的二百五十万元全都给了孙中山，这笔钱不仅成了黄埔军校的救命钱，也是国民革命军建军最初经费的重要部分。

黄埔军校开学两个多月后，才拿到足够的新式武器。这也是苏联兵舰直接运到黄埔码头的，计有新式步枪八千多支，统一配有俄式枪刺，每支枪有五百发子弹。此外还有十支小巧玲珑的手枪，小到可以装在西服上边小口袋里。这些武器足够装备一个陆军师，而黄埔军校的学生只有三个连。

北伐战争开始后，苏联又数次运送大批武器弹药给国民党，包括日本来复枪四千支、子弹四百万发，俄国来复枪一万四千支、子弹八百万发，各种机枪九十挺、各种口径火炮二十四门，总价值将近三百万卢布。根据苏联公布的档案，除1923年5月莫斯科正式批准的二百万卢布援款外，还为建立黄埔军校出资二百七十万中国元；为帮助稳定广州国民政府的财政、建立中央银行，苏联还提供一千万中国元的贷款。

当时国民革命军不仅政治上进步，而且待遇也高。军士每月能得到二十元的军饷，高于军阀部队，因此兵源并不发愁。有了足够的经费和觉悟，国民革命军的纪律明显好于其他军阀，公买公卖，现金交易，加上黄埔学生官又会讲道理，因此赢得了群众广泛支持。

此外，共产国际给中共广东区委的经费，每年也几万元，以协助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

所以“到海口取得苏联援助”，并不是一句单纯的口号。

·3·

部队离开抚州，下一个目标是瑞金，途中要经过宜黄、广昌和壬田市。

参谋团修改了行军计划，行军的速度明显降了下来，每天走四十里，至多不超过五十里。但给人的感觉仍然是路途漫长。江西通往广东的山间小路陡峭弯曲狭窄，部队的给养无法运输，加重了士兵的非战斗减员。

值得庆幸的是，预期中的国民党追兵，尤其是二方面军的张发奎并没有到来。

南昌共产党举事，汪精卫气急败坏，他一方面致电郑州的冯玉祥截杀已经北上的鲍罗庭，一面严令九江、南昌一带的朱培德、张发奎速调赣东、赣南各处，进剿贺龙、叶挺，将“叛乱附逆一体缉拿，务获元凶”。

冯玉祥自然不肯做恶人，接到汪精卫的电报后，便通知在郑州的鲍罗庭尽快离开，然后复电武汉说鲍罗庭已走。而张发奎也没有按照汪精卫的意思去办，他损失了一个军和近两个师的部队，心情郁闷，在九江召集黄琪翔、朱晖日、叶剑英等高级军官开会，商讨对策。

会上，张发奎对属下的背叛行为表示不满，说叶挺、贺龙在南昌的举动于公于私均不可谅解。朱晖日等极力主张立即派兵追击，参谋长叶剑英则劝张发奎不必去认真追击，两败俱伤，不如趁机率二方面军主力返回广东。叶贺已南下广东，李济深必然派兵出广州迎敌，城防空虚，正是南下广东的大好时机。

张发奎自知以尚存的兵力来对付叶贺“叛军”难操胜券，而且胜了之后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处，反倒不如留下叶贺来牵制广东的李济深，于是采纳了叶剑英的高见，打起“援师讨逆”的旗号，率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二十五师及第十一军第二十六师，由九江向已成空城的南昌“取包围形势前进”，然后尾随叶贺南下，行至南雄的时候虚晃一枪，改道与李济深争夺广州去了。

国民党追兵未至，使叶贺主力免于受到前后夹击，只须将力量对付前面的堵截之敌。过了广昌，部队分成了两路行进，叶挺的第十一军为右路纵队，贺龙第二十军为左路纵队，约定两路人马于8月18日在壬田会合，然后攻取瑞金。此时贺龙的兵力约有五千六百人，叶挺的兵力约有七千八百人，两军共约一万三千四百人。

壬田市距瑞金约四十里，恰好为一天的行程。国民党钱大钧部两个团已经在壬田附近修筑了野战工事，以逸待劳静候南昌起义军的到来。

南下的第一场真正战斗，终于爆发了。

8月18日上午，贺龙的左路纵队先一步到达壬田。号称有一个军约八个团兵力的贺龙，并没有将钱大钧这两个团放在眼里，他亲自指挥部队发起攻击，想一鼓作气拿下壬田。不料，由于部队长途跋涉，疲劳至极，又没有火炮等重武器，加上新兵没什么战斗力，而钱大钧部训练有素，又占有地利之便以逸待劳，一直战至下午，双方仍然呈胶着状态，攻击并不顺手。

壬田初战不顺再次证实了一个道理：部队的战斗力并不与人数成正比。

后来刘伯承在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期间，曾经给共产国际写过一份关于南昌暴动的军力报告。在这份写给最高层的报告中，刘伯承客观地对参加南昌暴动的四支主力部队作了评价，这四支部队分别是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周士第的第二十五师、蔡廷锴的第十师和贺龙第二十军。

评价分为战斗力和共产党的领导两个方面，共设“强、中等、弱”三个等级，其中叶挺和周士第两支部队等级最高，两项得分都是“强”，蔡锴部获得一个“强”（战斗力）和一个“中等”（共产党的作用），而贺龙部则是两个“弱”的评价，军事、政治均不合格。共和国另一位元帅陈毅在日后也直率地评价说，南昌暴动时“贺龙的第二十军人数虽多，但党的领导不强，基本上还是旧军人，所以战斗力也弱。”这个评价也是中肯的。(2)

实际上，壬田初战也不能全怪第二十军的战斗力弱，也与部队之间的协调配合不利有关。这边贺龙独力苦战钱大钧，那边叶挺的右路纵队却因向导带错了路而迟迟未到，无法形成夹击之势。

战斗一直持续到第二日凌晨，钱大钧部抗击了约一天的时间才南撤退往会昌，贺龙率军占领壬田市。代价是很大的，贺龙手下第三团团长阵亡，第四团团长受了重伤，后来到上杭之后不治牺牲。其余连排长伤亡了十余人，士兵牺牲百余人。

叶挺的右路纵队到达壬田市的时候，战事已告基本结束。

此时第九军已经解散，朱德奉命率领第二十军教导团追击撤退中的钱大钧，追出距瑞金五十里的谢场后停止追击，无功而返。钱大钧则调集兵力向会昌集中，以图再战。

·4·

拿下壬田之后，革命委员会及后卫各部陆续到达瑞金城。

钱大钧以区区两团人马，竟然在壬田迟滞大军南下一天之久，前委不得不重新审视当前的局势。南下的行军路线受到了置疑，以苏联军事顾问纪功为主，提出了改变预定行军路线的问题，他认为既然啃不下猬集在会昌的钱大钧，不如避战，置正南方向的会昌于不顾，大军掉头向东南，迅速转向福建境内，占领汀州、上杭，直趋广东。

纪功的意见是少数派，贺龙、叶挺、刘伯承、周恩来等人都不同意改道的计划，主张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继续进攻会昌的钱大钧部，将其歼灭之后从会昌南下广东。前委决定强攻会昌，由叶挺率第二十四、二十两师为主力，经洛口进攻会昌。给贺龙的任务是配合进攻，但贺龙由于不久前的壬田之战损失颇重，并不能全力从瑞金出兵，只派了周逸群率领的第三师及第二师的一小部，约一千余人参战。

此时，集中在会昌的钱大钧部主力已经达到了六千多人，与叶挺主力进攻部队兵力相差无几。强攻会昌的战斗依然不顺，激战中，周恩来手下大将陈赓、侯镜如都受了伤，高语罕也险些被俘虏，急得他拔枪自戕，后被人救下。他们都被编在二十军内，陈赓被打伤了一条腿，为了避免国民党兵搜查口袋发现他还活着，陈赓脱掉身上的制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滚下山去，被后来赶来的叶挺部队所救。

周逸群只好率领部队撤了下来。当着贺龙的面，被张国焘责骂了一通。

一个半小时后，叶挺主力投入进攻。虽然面临钱大钧的两面夹击，但铁军不愧是铁军，经过奋力厮杀，战至傍晚日暮时分，钱大钧终于抵敌不住，放弃会昌城向寻邬方向败退，叶挺顺势占领会昌。

会昌之战缴获枪支千余，俘虏了国民党军九百余人。溃退路上钱大钧遗弃的军需辎重非常多，连乘坐的轿子也丢了。但事后查验缴获物品，唯独没有银元。而南下部队最缺少的，恰恰是银元。

关于会昌之战的缴获，还有一种说法。根据当年9月16日张太雷给中共中央的汇报，会昌之战“缴枪三千余支，俘虏四千余人，获得现洋六十万元，粮食辎重无算”，这个数字有夸大成分。

一向以“猛打、猛冲、猛追”著称的叶挺部，只是象征性地派兵向筠门岭方向尾追约三十里就返回了。不是叶挺不愿意扩大战果，实在是因为一千多名伤员无法安置。军中缺粮，几十里内的群众都跑光了，叶挺只得先退回瑞金。这一退没想到却歪打正着，又顺势击溃了从洛口赶来增援钱大钧部的国民党军两千余人，这部分国民党增援部队还不知道钱大钧战败的消息，可见当时的通讯有多差。

壬田、会昌两战，虽然以暴动部队的胜利告终，但打得都是击溃战，自己损失也不小。尤其是两支部队中带头冲锋陷阵的共产党员伤亡更大，战斗力和对部队的控制能力受到削弱。

两次战斗还暴露出一个致命的弱点：统一指挥、协同作战能力太差，几乎被钱大钧各个击破。负责制订作战计划的刘伯承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作战指挥是要统一，命令是要厉行，谁也知道是必然的，而且是必需的。这次暴动军事上之进行，事实上可以说谁不能指挥谁，完全是友谊的协商进行。有时协商已定，怠惰迟缓而并未按照实行，甚至遗（贻）误事机亦不负纪律上责任，这样如何能说作战？”

刘伯承意见确实切中要害。可惜的是，包括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在内，谁也没有能力克服这种弱点。在随后的几场关键性战斗中，叶贺两部的统一指挥和协调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这也是导致后来南昌暴动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不仅叶贺两军协调不好，贺龙第二十军内部团结也出了问题。

贺龙老班底的旧系军人与周逸群为首的新派军人之间，矛盾越来越激化。旧军官排挤新军官的事情时有发生，尤其是第三师新建之后，师长周逸群经常请周恩来、谭平山、恽代英等人讲课，政治工作开展比较好，贺龙在大会上表扬了第三师，引起了第一和第二师旧军官的不满。

贺龙手下的两位师长贺锦斋和秦光远要求加入共产党，也被视为政治投机而未获得通过。前委在瑞金只批准了贺龙入党和郭沫若重新入党。8月27日，前委在瑞金城内的锦江学校，为贺龙、郭沫若两人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

思想有隔阂，作战行动上必有表现。

在会昌之役中，秦光远迟迟不肯发兵，几乎使周逸群的第三师全军覆没。周逸群对秦光远意见非常大，在后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专门提及此事时，还愤愤不已。

·5·

在瑞金期间，令人沮丧的消息一个接一个。

由于南下部队与中共中央联系彻底中断，得不到任何具体指示和帮助。

从城内缴获的上海报纸得知，张发奎已经公开表态反共，各省国民党“左派”也纷纷发表声明，谴责南昌暴动。各省军阀用国民党政府名义封闭了工会和农会，南昌暴动并没有出现预想的一呼百应的情况，社会上还是见风使舵的墙头草居多，沿途农民对暴动部队的冷漠态度也出乎意料。

革命委员会在瑞金制定了政纲，期望能取得工农群众的支持。

农民问题的焦点在土地问题。罗易在暴动两月前曾经批评中共中央“对土地革命主张不坚决”，因为共产党没有提出没收土地的口号；罗明纳兹到武汉后，中共中央拟好了农民运动决议案，主张没收大地主的土地，秋季进行抗租减租运动。罗明纳兹赞成，提出农民运动应以没收土地为重心。南昌暴动后制定的《农民解放条例》，提出了“没收二百亩以上大地主土地”，但这个条例无法落实，来自广东的士兵们私下里说：“如果是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大地主，便是耕者无其田。”因为广东超过两百亩土地的地主很少，根本满足不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求。

在瑞金停留期间，革命委员会决定没收地主的土地不加亩数限制。对于被没收了土地的小地主，由国家发给有息不还本的债券，相当于赎买。这种土地政策基本上就是空中楼阁，恽代英当时就提出质疑：“土地都已有人耕种，没收后还是原佃耕种，哪里还有田分给无业农民及士兵？”

比较而言，关于维护工人利益的措施通过十分顺利，其中包括八小时工作制、因公伤亡抚恤、失业保险、女工童工的保护、产前产后的休息等等。但这些措施也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因为根本来不及发动工人。

在瑞金也考虑过公开打出共产党旗帜的问题。但出于避免帝国主义干涉的原因，一直仍然沿用南昌暴动时的“国民政府”的名义，只是在政府中增加了一些工农分子。

由于金钱已经陷入短缺状态，在瑞金开始了对地主家存粮的无偿征发，但还是解决不了大军的军粮供应，加上广东东江农民在翘首以盼，大军必须开拔了。

会昌攻坚战的硬碰硬，使得前委不得不在瑞金更改南下计划，将原定由瑞金——会昌——寻邬进入广东东江的计划，改为走福建的长汀、上杭入东江，这条路线原本是苏联顾问纪功提出而被前委否定的，现在不得不重新启用。

原来那条从会昌经寻邬去东江，是一条在南昌就已经决定的路线。这条路线在江西境内几近是一条垂直向南的路，出了江西省境直接进入广东省，再转向东南方向，经梅县向东便是东江。但会昌之战钱大钧虽败，会昌附近的洛口仍然驻扎有国民党的重兵约七千余人，他们背依广东不忧退路，虎视眈眈。前委希望这股敌人放手一战，可这股敌人却狡猾得很，采用“吸附”战术，既不决战又不脱离接触，看样子是准备尾随叶贺主力进入广东，找机会前后夹击。

为什么国民党能在叶贺主力南下途中预伏重兵，层层堵截呢？难道国民党能未卜先知？正在前委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在瑞金看到的报纸上发现，由会昌经寻邬进入广东的这条老线路已经公开见报，无密可保。原来陈裕新叛逃之后，作为晋见之礼，早已经向国民党当局和盘托出了共产党部队南下的路线，所以国民党能够预先调兵堵截。

因此必须改道。主持参谋团的刘伯承最先转而支持改变路线，从瑞金向东进入福建西部的长汀，从长汀折向正南的上杭，然后跨入广东境内，绕过梅县（梅关）即可到广东大埔，然后便可直趋东江。这样不仅能甩开洛口之敌，而且也能避开沿途国民党军设下的重重埋伏。

有人担心临时改变路线，会不会与中共中央当初制订的南下路线相矛盾？

这个担心也是多余的，广东东部分为东江流域和韩江流域，东江流域以惠州为中心，俗称惠属；韩江流域包括潮汕和兴梅地区，俗称潮梅。人们习惯把惠属和潮梅统称为东江地区，因此暴动部队如果不取惠州而走梅县和潮州，虽然有讨巧之嫌，但仍然没有改变中共中央最初制订的去广东东江发展的战略目标。

有人又担心会增加行军的路程。刘伯承经过仔细测算，认为除去从会昌折返瑞金的路程之外，经福建进入广东增加不了多少距离，差不多都是八百五十里。而且走新的路线还可以利用汀江的河道之利，顺水而下，辎重和伤员的运输问题可以解决。而从会昌经寻邬去东江，走的都是山间小路，在征集不到挑夫的情况下，枪械、伤者均无法运走。

走新路线还有经济上的好处。此时正值秋收，部队不仅可以得到较为充足的米粮供养，而且福建长汀、上杭比江西寻邬富裕得多，可以搞到现洋分给战士们当做军饷。福建西部国民党军的兵力薄弱，用刘伯承的话说“真可谓无主之物”，大军过境不用担心安全问题。(3)

再就是补充兵员问题。出了南昌之后，经过艰苦的行军和激烈的战斗，部队减员很厉害，沿途人烟稀少，农民大多逃亡，根本得不到补充。只有尽快到达东江，兵员才会得到补充。

当然，走这条新路也有不足之处，就是要放弃刚刚浴血奋战拿下的会昌，部队需要掉头向北返回瑞金，这在感情上有点难以接受。但利弊相权，利大于弊是显而易见的。于是部队离开江西瑞金，经福建长汀、上杭入广东，经大埔、三河坝，向潮汕地区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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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居玺1979年12月1日所写《南昌起义中的一则史实——关于联络外援问题》有过考证。参见《南昌起义》，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6月版。

(2) 关于参加南昌暴动各支部队的人数和战斗力，即使是当时的前敌总指挥叶挺和负责参谋工作的刘伯承，两人的说法也不尽一致。参见《有关八一南昌起义资料》，军事学院军事资料室编，1979年4月版。

(3) 赣南闽西的情况给南昌暴动者留下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至于1928年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组建红四军后，又将这一地区作为战略发展方向。

·1·

大军拔营起寨，悄悄离开江西瑞金，东进福建。

为了阻击国民党追兵，指挥部决定留下战斗力较强的周士第二十五师殿后，与主力部队保持一天左右的行军距离，递次退守。幸运的是，洛口的国民党军探知叶贺主力已经进入福建西部，并未派兵追赶，因此一路并无大战。

到达闽西的第一个重镇——汀州的时候，前委看了上海《申报》登载的一条消息：蒋介石下野了！南昌暴动，彻底打乱了武汉政府“东征讨蒋”的计划，等于给蒋介石一个喘息的机会。但蒋介石仍然没有摆脱下野的命运，他虽然没有败于唐生智之手，却败于北方的奉鲁军阀之手。孙传芳的反攻，使得南京政府控制的苏、皖大部分地区得而复失，长江边的重镇浦口处在奉鲁军阀的大炮威胁之下，南京震动，国民党党内军内，反对声音一片，蒋介石只好宣布引咎下野。

福建长汀县城，暴动部队进城的时间是1927年9月5日，在这里实施了一些新政策

这个消息可以说是好坏参半。蒋介石下野固然为共产党解了气，但蒋介石下野之后，国民党各派却能暂时联合起来，这对共产党未必是什么好消息。果然，不久之后，武汉、南京两派与上海的西山会议派代表，在南京举行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成立了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实现了国民党内部暂时的统一。

国民党三派联合对共产党虽然不利，但其影响毕竟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发挥出来。对于南下的暴动大军而言，钱、粮、子弹缺乏的问题是更加现实的问题，不能不尽快解决。

到达福建汀州的第二天，前委书记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写信求援。

在这封求援信中，周恩来实事求是地反映了部队的现状：“我军伤亡官兵，约近千数，子弹消耗亦多，本来沿途行军，因山路崎岖，给养困难，落伍逃亡重病之士兵，为数较多，经此两战（指壬田和会昌之战），我虽胜敌，但兵员与子弹之缺乏，实成为入潮（州）梅（县）后必生之最大困难。”

信中提出请共产国际帮忙，尽快准备好武器装备和经费：“子弹及机关枪缺乏，请电知（共产）国际能于外埠装好货物，一俟汕头攻下，在十日内即能运至汕头方好。”“兵员之补充，需大量募费，请向（共产）国际商借香港票或沪票四十万，此款如借得，请先集中于上海为要。”

由谁来送这封十万火急的信呢？周恩来派出的信使名叫陈宝符，此人曾任北京大学党支部书记，人长得白白胖胖，会讲各省方言，化装成走南闯北的商人最合适。周恩来的求援密信是用药水写在草纸上的，药水晾干后字迹消失，装在口袋里，与解手用的草纸混在一起，不容易被沿途盘查的国民党军发现。

临行前，周恩来亲手交给陈宝符两百块中国交通银行的钞票，作路费和购置化装衣服之用，并仔细交代了去上海的接头地点和方法。

陈宝符费尽周折，辗转来到上海，按照周恩来教的办法找到了中共中央交通员，转交了这封密信。但中共中央是否采纳了周恩来的意见，不得而知，共产国际的武器和金钱始终没有运到汕头。上海《申报》和《时事新报》曾报道了一条消息，说曾经有人看到两艘不明国籍的船只装着沉重的货物，驶向汕头，不知是否是共产国际运载物资的货船。这两只船并没有靠岸，又驶回公海，去向不明。

实际上即使真有这两艘船，周恩来也不可能收到这批货物和钱财了。他的信中以十天为限，而叶贺大军从进入到撤离潮汕地区，前后也没有超过七天，这两艘船上的武器不可能送到部队手中。退一步说，即使能把物资送到汕头，仍然是望梅止渴，因为部队刚刚到达汀州，就已经揭不开锅了，必须尽快解决钱粮的问题。

在汀州，谭平山主张沿用过去的旧政策，每到一座城镇，即把筹款任务包给当地商会，实行提款、派款、借款。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不同意谭平山的做法，认为这是“只要有钱，不问政策”。利用土豪劣绅来筹款，负担只会转嫁到工农和小商人身上，大商人反而会从中渔利。革命政府在南昌就已经废除了厘金及其他苛捐杂税，为的就是将财政负担从贫苦工农身上转到富有阶级身上。

周恩来等人主张采用征发地主的粮食、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和罚款的方式来取得所需要的粮食和经费。这种意见虽然在政治上正确，但却缺乏可执行条件，因为没有农民配合，根本没有办法弄清谁是地主和土豪劣绅。

尝试使用谭平山的旧筹款方法，在汀州引起了轩然大波。

汀州商会拿到派款的令箭，立即将负担转到中小商户身上，规定财产在十万以上的大商户只出三五百元，而十亩以内的自耕农和小杂货店却要派八到十元。这个派款计划立即遭到了市民和中小商户的抵制，原打算三天之内缴款六万元，结果到期只收到两万余元，并且闹得满城风雨，怨声载道。

谭平山受到前委的严厉批评，只得发还了工农和小商户的派款，改为从地主和大商人处没收田地和罚款。这条措施比较奏效，两天就得款四万余元。

大军由赣南入闽，传说中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依然不见踪影。只在广昌以北零星见过几个规模很小的农运组织，提供了为数不多的几个挑夫。部队在瑞金、汀州一带时，当地共产党负责人张鼎丞、邓子恢曾要求留下一些枪支和骨干在闽西打游击，也没有得到同意。

·2·

越过梅岭关进入广东境内，一些在两湖一带入伍的起义战士大开眼界。

一些市镇店铺门前悬挂着“谈话处”的大牌子，战士们不明所以，谈话还要用专门的店铺？后来闻到里边飘出来的怪异香味才知道，这里就是鸦片烟馆，因为政府禁烟，烟馆才改成谈话处继续营业。市镇和赶墟（集市）的地方都有赌场，烟馆和赌场都是政府收税的好财源。

此外，战士们看到每个村都建有一种特殊建筑物“碉楼”，那是村民防备土匪所用。

进入粤境虽然并无战事发生，但刘伯承心里并不踏实。

部队一离开南昌，参谋团就派出几位侦察人员前往广东，此时他们应该返回报告广东敌情，接应部队。但不知何故，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侦察员回来。行军到赣南的时候，刘伯承又派了几个人前去，不料这些人领了钱却没有去，也不说明理由。刘伯承打算严加处罚这几个人，最后也不了了之。对此，刘伯承感慨地说：“党的纪律不严，谍报亦等于零。”

一直到部队打到汕头，早先派出去的侦察人员还是没有一个人回来汇报，这些人是死是活，全然不知。侦察情报是指挥官的耳目，南下途中的高级指挥员始终处在一种近似盲目的状态，这些为日后的军事失败埋下了伏笔。

大军顺利到达广东境内的大埔县三河坝，此时溽热已经过去，晚秋的天气渐凉，离开南昌时的单薄军装，已经抵御不住粤北山区的寒冷了。

三河坝是来自西北方的汀江、来自西南方的梅潭河（梅江）的交汇处，两水交汇后称“韩江”，向南流经丰顺县、潮州市，在澄海的北港注入南海。三河坝是连接闽赣和潮汕的交通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此处的少数守敌已经于前夜退去，贺龙顺势占领三河坝。不久从潮州方向来了四五只国民党的小轮船侦察，见三河坝已被占领，不知虚实，便又退走了。

此时又面临着选择，大部队何去何从？

贺龙、刘伯承、苏联顾问纪功主张分兵一部守住三河坝，以防止从西面梅县方向来的国民党追兵，主力则直向东南，顺韩江而下取潮州和汕头，取得潮汕之后，站稳脚跟再去东江。周恩来和叶挺则主张最多以两个团攻取潮汕，而以主力挥师向西南，拿下梅县、惠州，直接到达东江地区。

讨论的结果，仍然是少数服从多数，周恩来和叶挺的主张被否决了。主力先取潮汕不仅是决策层占多数的想法，也是部队大部分官兵的想法。潮汕地区经济繁华，居民富庶，既可以使部队得到休养生息，还可以筹到足够的款项，还可以取得海港，便于得到苏联从海上运来的物资和钱。如果顺利的话，在潮汕可以铺开摊子，组织政府，使声势浩大起来。

离三河坝不远的松口，有国民党军驻扎。为了防止主力南下潮汕之后这部敌人尾追，前委决定将第二十五师留下来扼守三河坝。留下第二十五师是有道理的，除了战斗力强，能够独当一面之外，这个师从会昌折返瑞金经闽西南下时，一直担任断后的任务。

此时第二十五师还在从长汀到上杭的路上，与在三河坝的主力部队有相当远的距离。为了加强对二十五师的领导，朱德也留了下来。

9月23日，叶贺主力占领潮安，直扑汕头。

潮汕地区本来就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自古以来用兵没有人肯死守潮汕的。当叶贺部进至三河坝时，守备潮汕的国民党军潮汕警备司令王俊部约三个团即分路退却，一部由留隍退至汤坑，一部由海道退出。

留隍距离潮州约六十里，叶贺并没有派兵追击，而是直接进驻潮汕。

顺利占领潮州和汕头，全军上下都洋溢着一种乐观的情绪。革命委员会忙于在汕头成立政府，准备在潮汕地区铺开摊子大干一场。计划中，甚至打算成立一所由刘伯承任校长的军事学校。

中共中央也早就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就连领导机构都配备好了——早在8月11日就成立了由周恩来、张太雷、彭湃、陈权、恽代英、黄平、张国焘组成的中共南方局，内定张国焘为书记，周恩来为军事委员会主任，负责管理广东、广西、闽南及南洋一带的共产党组织。由于通知当时还无法送达到周恩来手里，南方局临时由张太雷负责，南昌暴动的前委与南方局相遇后即行取消，归南方局领导。

·3·

《圣经》中有个著名的典故，叫做“为了一碗红豆汤，失去长子继承权”，说的是古希伯来人以赛因为是家中的长子，因此获得了继承权，后来被他的双胞胎弟弟雅各以一碗红豆汤，赚去了长子继承权。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一书中，还专门引用过这个典故，用这个典故来比喻因小失大。

吸引叶贺主力滞留潮汕的“红豆汤”，是组建政府和筹取钱款的诱惑，而即将失去的“长子继承权”则是在广东地区的战略主动权。

如果按照预定计划，叶贺主力在潮州不停留，一齐掉头向西，只需一天的时间便可越过距离潮安七十里的揭阳、汤坑，赶在从广州来的国民党军之前，打通去往东江的通路，与东江农军取得联系，然后回师梅江，与驻守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联袂作战，前后夹击拿下梅关。这样不仅可以实现占领东江的目标，甚至拿下广州也是有可能的，解放军的历史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但叶贺部并未立即行动，而是在繁华的潮汕地区滞留了三天。宝贵的三天就这样过去了，无数战士将用鲜血和生命为这失去的七十二小时付出代价。

在等待的第三天头上，前委终于等来了专程赶到潮汕的张太雷。他是从上海经香港这条交通线抵达潮州的，除了发动潮汕铁路工人罢工、组织农民自卫军武装暴动，配合南昌暴动队伍攻克潮州、汕头外，张太雷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发动广东地区的秋收暴动。

起初张太雷并不知道叶贺的确切位置，一路上暗中打听，到了香港才从外国报纸上看到南下部队并没有从会昌到寻邬入粤，而是转道福建进入广东，从韩江顺流而下到了潮汕，所以又马不停蹄赶到潮汕来。

与张太雷同来的是一个名叫纽曼·诺伊曼·海英茨的德国人。他是罗明纳兹的好朋友，并随他一起来中国的。人们记不住他那一长串名字，就只叫他纽曼，或干脆叫他“小洋人”，因为他长得十分瘦小。

张太雷主持召开了中共南方局首次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直到这个时候，周恩来等人才知道“八七会议”的具体情况。在南方局书记人选上，会议产生了比较大的争议，由中共中央内定的张国焘并没有当选，因为多数人不同意，人们对他在南昌暴动中的表现心怀不满。

有人推选张太雷任南方局书记。张太雷一直充当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人兼翻译，是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的同乡好友，在党内以激进著称，他还是中共领袖中唯一见过列宁的人。

张太雷推辞了一番，说自己只能在此停留一两天，就必须赶去广州和香港。张太雷所言非虚，中共中央确实赋予他组织另一场更为轰轰烈烈的暴动。(1)大家又劝了一番，尤其是“小洋人”纽曼也力主张太雷暂时留下来，理由是因为此间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之间已经失去重心，各干各的，谭平山和张国焘均为大家所不满，周恩来难以顾及党的工作，只有张太雷留下主持全面工作合适。

张太雷于是留任南方局书记，并派人将这一变动报告中共中央。

这次南方局的会议还有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研究成立新的国民政府的事。张太雷未到汕头之前，原本已经决定成立政府，由谭平山任主席。不料张太雷竭力反对谭平山出任主席一职，甚至用了“抗议”一词。最后采纳了张太雷的意见：国民政府名单暂不发表，请示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后再作决定。

次日，张太雷就汕头的军事活动问题紧急致信中共中央。他在信中陈述了组建政府之难，请求中共中央从速迁到汕头来，“不然恐要倒台”。尤其是要派政府各科工作人员的时候，不要腐败的，此事甚关重要。信中再一次提到经费的问题：暴动部队的吃饭问题已经成了大问题，无钱买米。潮汕地区的商业全停，秩序混乱，“已经责令汕头商人在三日内交出十万元来维持伙食，但汕头的商店尚未开门，拟用严厉手段令其开门”。

潮州是广东的大城市，商业繁盛，又是广东的华侨之乡，比较殷实富足。为了筹集到足够的款项，革命政府决定成立一家国民银行，宣布国民党中央银行的纸币作废，发行自己的钞票，严禁现银出口，否则没收充公。

而当地的老百姓依然对革命政府新发行钞票不感兴趣。当年国民党中国银行在广州发行纸币，结果不仅遭到广州工人的罢工抵制，潮汕地区的铁路工人也举行罢工抵制纸币，弄得当地银行几乎破产。

民国时期流行于中国市场的几种外币，均系

银制。在某些地方，这些外币甚至比中国货币更

有信用

原本以为一路带去的袁大头银元好用，结果并非如此。战士们拿着袁大头银元去市面上买东西，仍然受到潮州商人的抵制。当地商户流通的是英、日、墨西哥等国的银洋和钞票，哪怕是凿得千疮百孔的烂洋，他们都说好，而自己国家光亮亮的大洋他们一枚也不用。

新的土地和财政政策也没有实行，原因是怕帝国主义借口干涉。为了筹得足够的钱，委员会打算由政治保卫局出面施行红色恐怖，对土豪劣绅采用严厉镇压的政策，没收其财产。这个政策在执行中遇到很大的阻力，谭平山等党内高层反对，屡次要求缓办反动派；担任汕头公安局长的徐光英出身于潮汕地区的大户旺族，自然也是不肯大开杀戒，况且当地工农群众也没有完全发动起来，有经济实力的反动分子早已经逃跑了。

在汕头的“镇反”并没有起到动员群众的作用。杀的十二人中，至少有三个是城市贫民，原因是因为他们趁乱去拿商铺东西，破坏了市面的秩序。此举不免招致原本向往革命的城市贫民的误解，他们暗中议论，这支号称工农的部队恐怕是“蒋介石第二”的军队。

潮汕地区的工人运动一直没有出现，革命委员会接管城市之后，在汕头准备组织五百名工人义勇队来替换旧警察，结果三天号召仅招来了七十余人，距离五百之数相距甚远。

更让人大失所望的是传说中轰轰烈烈的广东农民运动，也始终不见踪迹。原来宣传广东农民运动极好，只要到了广东，各县的农民马上起来支援。但一进广东界，这里的农民运动还不如福建。农会形同虚设：有一个地方组织农军，费了半天劲仅得五十余人；松口号称有农民讨逆军第八团，但实际上仅有七十九个农民，暴动部队赠给他们一百多支枪，都找不着农民来扛。

可以设想，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苏联援助了武器装备，又有什么用处呢？

·4·

黄绍竑

9月27日，享受了三天潮汕繁华的叶贺军主力终于拔营起寨，开往揭阳、汤坑一带，准备打通开赴东江的道路。派出去的侦察人员沿途传回来的情报显示，在这条路上只有王俊和黄绍竑的少部兵力集中在汤坑一线，也就是千余人左右。

这个情报对总指挥部来说是个心理安慰，似乎证明此时进攻汤坑还为时不晚，千把人对于休整了三天的铁军主力而言，不过是小菜一碟。

当晚，总指挥部决定以全力迅速消灭这股敌人。进至揭阳的部队，已经有叶挺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贺龙第二十军第一师一部，对付前面的千余国民党军富富有余。为了更有把握，指挥部决定以牛刀杀鸡，令二十军第二师从潮州赶来参战，希望一击得手。

二十军第一师在距离汤坑三十里处与国民党军发生遭遇战。双方交战不久，贺龙击退敌军并缴械百余支，占领分水岭一线。国民党军很快就从当初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且战且退，战至傍晚，叶贺主力只推进了十里左右。因天色已晚，双方罢战。

第二天早饭过后，双方列开战阵重新交火。国民党军扼守高地猛烈射击，叶贺部仰攻受阻。从潮州赶来增援的二十军第二师两个主力团也投入战斗。国民党军采用逐次抵抗的战术，丢了一个山头，又退到下一个山头继续抗击。九个小时内，指挥部组织冲锋十数次均无果而返，遭到了国民党军更猛烈的火力反击。

这一情况始料未及。从枪炮声的种类和密集程度来看，当面的国民党军绝不是侦察报告的一千余人。事后才知道，占领优势地形的国民党军兵力最后竟然达到三个师，对手也不是被吓破胆的潮汕王俊部，而是从广州方向昼夜兼程赶来的生力军陈济棠和薛岳！

原来，驻防广州的国民党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得知叶贺部南下进至闽粤赣三省边境的时候，即令正在广州养病的黄绍竑调集陈济棠的第十一师、薛岳的新编第二师和徐景唐的第十三师合编为一个纵队，由陈济棠任司令官，按照薛岳在前、陈济棠居中、十三师在后的顺序，从广州乘火车火速到达石龙，然后步行向梅县方向开进。

途中，国民党军虏获了叶贺部掉队的政工人员数十人，得知叶贺部主力已经由三河坝沿水路直下潮汕，三河坝仅有二十五师两千多人留驻的情况。黄绍竑和薛岳、陈济棠商议，判断叶贺部取得潮汕之后，若取东江必经揭阳、汤坑一线。于是决定将从会昌退回的钱大钧余部从梅县调到距离三河坝不远的松口镇一带，虚张声势以为疑兵，牵制三河坝守军。黄绍竑亲率薛、陈两师不在梅县停留，改道兴宁转向丰顺、汤坑方向前进，截击叶贺部主力。

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计划，实质就是放弃梅县而直取汤坑。万一叶贺部队不走揭阳、汤坑，而是返身杀回梅县，则梅县的国民党军根本抵敌不住。或者叶贺部主力赶在薛岳、陈济棠到达之前越过了汤坑，进入东江地区，再与留守三河坝的部队对驻守梅县的国民党军两面夹击，切断黄绍竑的归路，则国民党军腹背受敌，成了孤军，处境极为危险。

因此，坐镇广州的李济深当初并不同意这个计划，认为国民党军还是以主力守梅县，挡住叶贺主力通往广州之路，并援引战例：凡进入潮汕而不守梅县者，无不以失败告终，希望黄绍竑引以为戒。

黄绍竑却认为值得冒险。周恩来、叶挺肯定也知道凡取潮汕必守梅县的道理，因此才会在三河坝留下一支劲旅，防守从梅县方向而来的国民党军。现在国民党军主力如果不顾梅县而直趋汤坑，避实击虚，必收奇兵之效。这个计策与三国时期邓艾伐蜀有几分相像，不按常理出牌，往往能出敌不意、攻敌不备。李济深这才勉强同意。

事后证明，这个计策恰恰击中了叶贺大军的软肋。

黄绍竑命令部队轻装，不惜代价，不顾疲劳，冒着绵绵秋雨，夤夜穿越潮州与梅县之间的鳄鱼峰，直趋丰顺，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行军近百里，走的都是人迹罕至的崎岖险峻的山间小径，人马坠崖伤毙者不计其数。

到达丰顺后，黄绍竑顾不上休息，立即分一支精兵东进，抢先占领了三河坝与潮汕之间的留隍圩，截断了三河坝至潮州的水陆两路交通线，使留守三河坝的朱德、周士第与叶贺主力不能呼应。另派陈济棠、薛岳率领主力火速赶往汤坑、揭阳，自己亲率大军从留隍圩沿韩江右岸急进，企图迅速拿下潮汕，吸引叶贺回援，再与汤坑的陈济棠、薛岳东西两路夹击叶贺部。

在开赴汤坑途中，打前锋的薛岳正逢从汕头退下来的王俊部，薛岳乘机收编王俊部的溃兵，收缴其枪支，掠夺其辎重来充实自己的战斗力。王俊前去交涉，反被薛岳大骂了一通。王俊找陈济棠告状，陈济棠不仅不管，而且还让王俊重回战场，王俊一气之下不辞而别，不知所终。

黄绍竑的两路夹击之计，与叶贺的想法颇为接近。他们的计划也是以主力击溃汤坑的国民党军后立即回援潮汕，与守城部队里应外合击败国民党军。因此，汤坑之战成了战局的关键，谁先在汤坑取胜，谁就可以先从汤坑脱身夹击对方。国民党输不起，共产党也输不起。

这是一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之战，也是针尖对麦芒，是石头砸碌碡之战，直杀得昏天黑地，日月无光。叶挺、贺龙善用兵，黄绍竑、陈济棠、薛岳也不是等闲之辈。

国民党的悍将薛岳

尤其薛岳，更是国民党军的一员悍将。

第一轮厮杀在揭阳与汤坑交界的分水坳展开。薛岳先被叶贺铁军冲乱了阵脚，他一边后退，一边急电要求陈济棠派兵增援。陈济棠不敢怠慢，立即给黄绍竑发去告急电报，说明在汤坑、揭阳之间遭遇叶贺主力，战况非常激烈，希望黄绍竑派兵增援。

但黄绍竑却拒绝了向汤坑增兵的请求，他决定孤注一掷，集中力量首先拿下潮汕，截断叶贺军退路，然后再汇合陈济棠和薛岳围歼暴动部队。于是黄绍竑回电，一方面让陈济棠坚持拖住叶贺主力，一方面严令围攻潮汕的国民党军猛烈进攻。

陈济棠见黄绍竑并不发兵来救，只好孤注一掷，令其第十一师的三个主力团星夜兼程向汤坑分水坳疾进火速增援薛岳，并将自己的指挥所设在离汤坑约十几里的一个小高地上。

两军展开了争夺制高点的战斗，双方短兵相接，冲来杀去形成拉锯战。叶贺铁军勇猛冲杀，给国民党军造成很大伤亡，第十一师三十一团参谋长吴子泰当场战死，连排长伤亡甚众，部队几乎失去指挥。危急之中，陈济棠只好投入看家的教导队和师教导营，激战至深夜，才将战线稳住。

次日中午，战况更为惨烈，陈济棠和薛岳几乎支撑不住，不得不将师部的勤杂人员顶了上去。恰在此时国民党第十三师援兵赶到，对叶贺部侧后翼实施包抄，叶贺部才停止进攻。当夜，双方都已经筋疲力尽，虽有枪声，但不再冲杀。

此时战场上，叶贺的部队无论在兵力还是在地形上都处于劣势，部队损失巨大，尤其是叶挺的十一军，已无取胜之望。能用之兵只有贺龙第二师的第四团，且弹药也将用尽。不得已，指挥部下令全军退往揭阳。检点兵力，部队减损已经过半，官兵伤亡超过两千余人。

拂晓时分，国民党军觉察叶贺部已经撤退，因损失较重也未敢尾追。直到次日夜半，已经攻占潮安的黄绍竑电令陈济棠，向退往陆丰方向的叶贺部截击，陈济棠这才象征性地追了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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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将要举行的广州暴动，后文自有交代。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如果不是为了筹措广州暴动所需的巨额经费，张太雷未必肯留在潮汕收拾烂摊子。

·1·

就在汤坑激战呈胶着状态的时候，东北方向的潮汕形势也危如累卵。

9月28日，汕头附近的海面上终于出现了两艘轮船的影子。不过，那不是给暴动部队运输军火物资和钱款的苏联船只，而是广州李济深派来的“飞鹰”、“民生”两艘炮舰，他们是来炮击叶贺部队的。

炮舰虽然被打退了，但这绝不是一个好兆头。

中共南方局并没有估计到潮汕的危机这么快的到来，仍然做着在潮汕建立政权的规划。9月29日，张太雷从汕头给中共中央写信，请求速派懂财政、外交、军事、政治的人来充实新政府的力量。张太雷信中还特别强调“有中国同志懂得银行或在银行做过事的都请派来”，这是为了筹款的需要。张太雷之所以流连于潮汕地区而没有去广州，就是等着筹款有了眉目。

此外，张太雷在信中还提出，集中在潮汕地区的部队需要补充大量的军火，因为叶贺部使用的枪基本上是汉阳造七九式步枪，所以“七九子弹要大批的，如上海可买，先买来，多少来都是好的。”这封信也可以证明，苏联确实没有准备好军火物资运来潮汕。

张太雷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了。就在张太雷给中共中央写信的这一天下午，探报来报，国民党军在黄绍竑的指挥下，已经快速由留隍向潮州方向推进，当日晚间或次日上午即可到达潮州城下。留守潮汕的周逸群接到指挥部的命令：死守潮州，等待叶贺主力消灭汤坑之敌后，不分昼夜回援潮州。

潮州城本无险可守，周逸群一面命部队在潮州城北方的高地上筑壕固守，一面急调第七十团第一营入城，这是指挥部答应给他的唯一一支支援部队，但第一营不知何故，一直到潮州失陷也未见踪影。

终究还是黄绍竑棋快一招，在次日早饭后，国民党军先头部队与防守潮州的第二十军教导团接战。战至下午3时许，周逸群在城内的指挥部被国民党军包围。此时周逸群正在与潮州商会代表讨论如何维持市面、恢复工商业的问题，激战中险些被俘，在卫队的保卫下拼死冲出重围。

黄昏时分，国民党军将潮州完全占领。因事先没有准备，撤退时革命委员会后勤部门筹集到的大批冬衣、物资，仓库中许多物资和武器弹药无法携带，只好全部抛弃。城中监牢里还关着几十个反动派，临撤退前想杀掉他们，竟然没有办法，晚上不能放枪，又没有刀子。

退出潮州的周逸群十分狼狈，只剩下长枪二十二支、驳壳枪十四支，且多半无子弹。他们原打算等叶贺主力回师重新夺回潮州，不料到第二天早上也不见动静，于是判断主力军已经失败。

潮州失守，汕头也不得不放弃。10月1日，革命委员会主动退出汕头。

周逸群本想去寻找主力，殊不知广东民团非常厉害，到处捕杀共产党。周逸群不得已将枪支弃置河中，化装逃到了汕头码头，混进了去上海的轮船。在轮船上遇到陈赓，才知道叶贺主力已在揭阳大败，而且盛传叶挺负伤的消息。

·2·

10月3日，潮汕最后的溃败已经进入倒计时。

叶贺主力在汤坑战败后，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一个是到海陆丰与彭湃的农军汇合，另一个是迅速由小路退至潮州附近，接应革命委员会然后返回三河坝，与留守在那里的第二十五师联合，再退回福建。

原本实行第二个方案，但叶贺剩余部队由揭阳退回潮州途中，因为向导带错了路，耽误了不少时间，偏又赶上揭阳河涨水渡河困难又耽误了一些时间，因此被黄绍竑抢了先机。部队还没到潮州城，就已经接到潮州失陷的消息，只好转兵揭阳以南，打算沿海而西奔向海陆丰，会合那里的农民运动。

在汕头不远处的流沙，恰好遇到连夜从汕头撤退下来革命委员会机关，他们在流沙已经苦等了一天一夜，等待贺龙、叶挺到来之后决定去向。

次日午后，在流沙天后庙的一间侧厅里，周恩来主持了溃散前的最后一次会议。

正在发着疟疾的周恩来脸色碧青，强撑病体，检讨了南下失利原因。

周恩来认为，如果不改变行军路线，拿下会昌之后，主力向筠门岭南下，由蕉岭、梅县打出，不给钱大钧有整顿的机会，这条路或者可以早到广东东江。

东江农民暴动力量一直对叶贺主力的到来翘首以盼，望眼欲穿。早在8月中旬，中共中央关于南昌暴动军队要到东江的消息便已经转达到这里，中共广东省委将东江一带的“工农讨逆军”改番号为“工农革命军”，并任命正随南昌暴动部队南下的彭湃为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东江）总指挥。9月上旬，东江的共产党组织了海陆丰第二次暴动，再次占领海丰和陆丰县城和重要集镇，筹集了大量粮食和物资运回中峒，准备迎接叶贺主力。但前往潮汕方向接应的农军被国民党军所阻，不得不于9月下旬撤回中峒。

但是南下大军并没有走这条路，而是转道闽西而入潮汕，再取东江。这在时间上已经失去了先机，给了国民党利用汤坑地利的机会。此外，三河坝分兵也有些不妥，把作战力最强的两个师分开来使用，给了黄绍竑各个击破的机会。汤坑之战如果有了第二十五师的加入，鹿死谁手还真的很难说。

当然，潮汕失败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比如军队政治工作不力，发动群众也不充分，大军进入汕头之后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反而“枪毙了两位工友，用以维持旧秩序”，这也是不能取得群众信任的重要原因。

周恩来又布置了善后问题。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与农民运动结合作长期斗争的打算。非武装人员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已经物色好了当地农会会友做向导，领着大家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分头赴香港或上海。

周恩来说完了，大家的视线差不多都集中到叶挺、贺龙两位主要军事指挥员身上。

连遭挫折后军心不稳，当时盛传“贺龙的两个师被敌人收买”、“贺锦斋叛变”的消息。叶挺的威信也受到挑战，有的战士风传南昌暴动是叶挺、贺龙想做军长、总指挥，有的说“四军和十一军本是合一的，就是叶挺弄坏的”。

贺龙作了检讨。他表示心有不甘，要干到底，要回到湘西卷土重来。会议决定贺龙离开部队先去香港，听从中共中央的处置。(1)

叶挺发言很简单。他认为兵力不足是失败的原因：“我们再有得一团人，便什么都不成问题得啦！到了今天，只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叶挺的话后来被黄绍竑证实：汤坑之战，如能再战半日，国民党军也是不能支持的，汤坑之战的结局就可以改写，广东革命局面肯定是另一个样子。

会后，部队开始向海陆丰方向转移。行军序列以贺龙部第一师为前卫，第二师次之，总指挥部又次之，叶挺的第二十四师为后卫。原定凌晨3时出发，但前卫第一师一直拖到早6时以后才开拔，部队拥做一团，半天时间只走了二十余里。

队伍到达流沙附近的乌石，前方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此时贺龙的两个师以及叶挺指挥部已经通过乌石，中间的革命委员会机关、辎重部队以及担任后卫的第二十四师被割断在后边。

叶挺连忙命令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一、七十二两团占领阵地掩护撤退。又是一阵枪声，辎重部队最先溃散，雇来的挑夫扔下行李纷纷逃走。总指挥部特务营营长刘立劳遇袭身亡，他率领一个排负责押运从潮汕地区搞到的几十万元军饷，准备挑往海陆丰的现大洋、港币和金银细软有三百多挑，遭遇袭击之后，财物大部散失。

谁在乌石给叶贺部最后致命一击？历来说法不一。多数人认为是广东地主武装所为，实际上这部分人是国民党正规军，而不是广东民团。广东民团虽然厉害，但毕竟还不是正规军的对手。

这支部队是国民党陈济棠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这个团奉命追击叶贺残部，但为了保存实力，一直保持着距离。当日早晨又因埋锅造饭耽搁了一段时间，满以为叶贺部已经走远，不料到达乌石墟还是追上了行动迟缓的辎重部队。

此时前队的贺龙所部已经通过隘口，剩下挑着沉重担子的挑夫。这个便宜不捡白不捡，于是国民党军占领了山坳两侧的高地，拦腰截断了辎重纵队。由于通讯不畅，贺龙部的前锋并没有返身杀回来接应辎重部队，而是加快速度继续向陆丰方面开进，使得国民党军截击得逞。

战至黄昏，未通过的部队基本被打散。天黑以后大家分散行动，没有钱寸步难行。革命委员会委员李一氓等人只好折回汕头，找到郭沫若“创造社”的一个书店，借了二十多块钱，买船票逃到香港找广东省委，省委又给每个人发了二十块钱和一张去上海的船票，这些人才得以回到上海。

国民党军则继续向陆丰方向追击。

10月10日下午，贺龙的第二十军余部到达陆丰附近，离城约二十里左右，被陈济棠部包围，部分人员受一师副师长欧学海的煽动叛变，团长吴骏声向陈济棠请求收容（其实就是投降）。陈济棠追问叶贺二人的去向，吴骏声回答两位最高指挥官并不在部队，所有在陆丰的部队因无弹药和粮食不能再战。陈济棠派人点验吴部枪械，所缴枪支大约三千多支，唯子弹寥寥无几，平均每枪不到五颗子弹，才明白汤坑之战叶贺主动退走，确实是因为弹药不续。

吴骏声被缴械收编后，被降职使用，在十一师师部充当少校副官。以后又在十一师三十二团做营长多年，一直也没有提升上去，直至抗战期间才当上团长。后因亏空兵饷过巨，自杀而死。

薛岳部在汕头继续收编王俊旧部扩充实力，等陈济棠从陆丰回到汕头的时候，薛岳已乘火船返回广州，投归张发奎，准备与李济深开战了。

叶挺二十四师的余部约千余人，陆续来到海陆丰，与这里的农军会师。

·3·

南昌暴动先胜后败，尤其是在潮汕地区惨遭失败，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阴影。

如何善后的问题，很快就摆到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根据军事博物馆保存的1927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函《关于叶贺军队失败后广东的工作及善后问题》，中共中央要求南方局和广东省委：

“中央认为叶贺既已溃散，在最短期间暴动夺取广东全省政权的计划，暂时已经不可能，因叶贺之溃败而停止各地之暴动。”

“现时叶贺残部无论退到何地，必须紧守两个宗旨：第一不投降敌人，第二尽力帮助农民暴动。不得已时图向湘南发展，最后失败始上山。此时退往海陆丰之部队，亦不能作就地休养保守的想头，这不仅在地理上不能，既在给养上亦无办法，勉强取之则必与农民冲突。此时只有帮助农民猛烈的发展暴动才是出路。”

“应特别注意海南岛之继续占领，并要立即一人前往侦察其是否可以成为广东暴动的根据地，调查结果报告中央。”

“关于所前溃散之同志，南（方）局应即在香港、厦门、汕头等处设一招待处招待他们，用费由各国际代表给予你们的款中支用，招待的详细办法由（颜）昌颐兄面商，大要是可以留在广东的工作同志，或可以就近归家之同志，须尽量留在广东或暂时回家，不能留者则令其回沪。现尚在前敌负重要工作的同志，无必要留在前敌时，须一律设法回沪。”

根据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南昌暴动的主要领导纷纷离开部队，前往香港，然后潜回上海。

1927年10月24日，根据中共中央掌握的情况，暴动部队主力为：

“汤坑之战败后，叶挺只余七八百人退甲子港而溃散。尚有贺龙二十军之第一、二师二三千人奔往海陆丰，这部分的军官政治意识本甚模糊，离开大队之后，更是绝无目标的情形，竟要求李济深收编。”

这一情况后来也为陈毅证实。在1952年6月的一次内部谈话中，陈毅披露：“战败后，贺部余两千多人，因为是旧军队，在海陆丰就全部投降了反革命，只剩贺龙一人，单独逃回湘鄂西，其后创建了根据地。叶挺残部后来在东江也被打垮，日后成了东江游击队。”

事实上贺龙手下的一部分人并未叛变，如一师师长贺锦斋，他在部队被冲散之后，历尽艰辛回到湖南，后来重新参加了贺龙的部队，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贺龙离开了部队之后，同刘伯承、吴玉章、廖乾吾、彭湃等乘坐木船先到了香港，不久又转道去了上海。此时中共中央已经从武汉秘密迁往上海，中央组织部负责人李维汉接待了贺龙。为了贺龙的安全，李维汉特意租了一幢两层楼的公馆，让贺龙一个人住在楼上，下面安排一对夫妇带着小孩做二房东。

随后，李维汉代表中共中央与贺龙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贺龙认为，南昌暴动有两个错误：一是用国民党的旗帜，二是没有没收土地。在谈到湘西问题时，他说湘西是有希望的，主要的是要等农民运动起来。

当时中共中央的意见是把贺龙送到苏联去学习，但贺龙表示自己还是要回湘西再干一场。瞿秋白表示同意，由贺龙自己决定究竟去莫斯科还是到湘西，如果决定去湘西的话，中共中央可以提供必要的帮助。

贺龙很自信地说，只要到了武汉，走水上、陆路到湘西，不会出什么问题：“以前凡是打我的旗帜的，就不会遭到强盗抢劫。我很保险，你不要管，我只要出了武汉就行。”

中共中央派人掩护贺龙出了武汉，回到桑植。不久，在贺龙的领导下，湘鄂西的革命运动很快就搞了起来。

辗转来到上海的，还有周恩来、李立三、叶挺、谭平山、张国焘、郭亮、夏曦以及党外的朱剑凡等暴动的首脑。他们都还安全，没有一个被捕。对于这些人，中共中央都进行了妥善的安排，有的分配了工作，有的送去莫斯科学习，周恩来、李立三回到临时中央政治局工作。

周恩来、叶挺、聂荣臻的逃亡经历，颇具传奇色彩。

在共产党地下交通员的掩护下，发着高烧的周恩来在聂荣臻和叶挺的护送下来到香港，设法同中共广东省委取得了联系。但护送的联络员不辞而别，临走时并没有交代与省委联络的暗号。此时周恩来尚在病中无法行动，聂荣臻和叶挺两人去省委机关接头。由于不清楚接头的办法和暗号，穿着又像乞丐，省委机关的人闹不清楚他们的身份，竟将他们拒之门外。

叶挺和聂荣臻两人只好沦落香港街头，连大一点的饭馆也不能进，只好找了一个街头小摊，买了两碗饭和一点广东腊肠，低着头匆忙吃完。

从潮汕逃往香港的时候，聂荣臻没有经验，身上没带一文钱。叶挺身上倒是带着一些银元和港币，缠在腰里。到香港之后，由于叶挺带在身上的港币都是百元大钞，又没法到银行去兑换，第一次买东西的时候，险些酿成大祸。

叶挺用的是一张一百元面值的港币。老板一见两人形同乞丐，顿生歹心，硬说这张钞票是假币，威胁要报警。叶挺二话不说，一把夺过这张百元大钞，三下两下撕成几块扔在地上，拉起聂荣臻就走。

两人走到僻静之处，聂荣臻忍不住小声问叶挺：“我说老总呵，你怎么火气这样大呢？老板看你这样不在乎，一百元的大票子随随便便扯了，不怀疑我们吗？”叶挺笑了起来，连忙解释道：“老板看我们身上衣服破烂，无非是想讹我们的钱。如果招来警察，即使钞票不假，警察盘问起来，岂不是更麻烦了？当然我们也不好丢下钞票转身就走，那样更会引起老板的疑心。我扯了钞票，让老板看我们不是怕事的人，撕掉的钞票粘起来还能再用。”

两人吸取教训，想办法买了半新不旧的衣服和鞋子，找了一家小旅馆洗了澡、理过发，换上衣服，这才敢上街活动。

流落在香港的中下层军官，有的靠在码头上打工挣路费，继续找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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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流沙溃败之后，关于贺龙所部的谣传甚多。革命委员会中的文人对南昌暴动接近尾声时的军队表现有一些看法，郭沫若专门写了一篇《流沙》，记述了当时的心情。参见《郭沫若选集 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1·

南昌暴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共产党手中的本钱还没有蚀光。

这点老本就是留守在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只要有石头在，火种是不会灭绝的。

按照刘伯承向共产国际的汇报，南昌暴动的主力部队一共有四支，即贺龙的二十军、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周士第的第二十五师以及蔡廷锴的第十师。蔡廷锴中途就跑了，叶挺和贺龙在潮汕地区被击溃了，但留守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尚在。只是他们不仅跟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而且也跟叶贺主力失去了联系，中共中央也不知道他们的具体情况，因此在善后工作的指示中也几乎遗忘了这一支生力军。

自从留隍圩被薛岳占领的那一刻，留守在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命运，几乎就已经决定了。三河坝与潮汕之间关系至此断绝，已经成了一块孤棋，只能用“株守”这个词来形容这支机动能力很强的铁军。

叶贺主力部队在汤坑失败以及潮汕失守的消息，留守三河坝第二十五师根本无从知晓。不仅如此，他们还先后受到国民党军三个师的牵制性进攻。经过顽强抵抗，三天三夜之后，敌人退走了。

但统辖这支部队的周士第和朱德却一点也轻松不起来：用不了多久，部队携带的军粮就会吃完，两千多人的给养无法取得，损失的弹药也无法得到补充。三河坝附近的农会形同虚设，无法为部队筹集到足够的粮食，因为他们没有力量镇压当地的地主老财，给他们枪都不敢要。也没人参军，农民的乡土观念严重，害怕被调往其他地方作战。

周士第、朱德决定主动从三河坝撤退，向东南方向的潮汕方向进军，打算主动与叶贺主力汇合。行军到饶平之后，才知道叶贺主力部队已经被打垮了，部队只好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重新向大埔方向退却，寻机开赴闽西。

三河坝退兵的过程，复杂而漫长。

1927年11月4日，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写给中央军委报告中的描述，大致是这样的：按照预定的“以闽西为战略依托”计划，第二十五师向福建西部撤退。退到福建武平之后，遭到国民党军第十八师的追击，被迫在该地应战。第二十五师本来占有优势，但师长周士第却下令退却。在撤退过程中，各团行动不一致，损失颇大。经过此役，第二十五师尚存实力约有一千五百人左右，步枪还不到一千支，机枪仅剩两挺。

闽西是待不住了。10月6日，由朱德主持，第二十五师在茂芝前举行军事会议，决定“穿山西进，直奔湖南”，到湘粤赣边区国民党统治薄弱之处寻找立足之地。

四天之后，部队转移到江西境内信丰县天心村时，战士们疲倦已极。由于得不到叶贺主力的消息，周士第派一位名叫赵自选的去与上级联系，也没有音讯。

这时第二十五师高层领导发生了重大变化：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陶（即李硕勋）以及三个团长，均先后离队而去，部队交由朱德率领。聂荣臻给军委的报告中说：“闻系该军党部决定的。”就是说得到了师里党组织的批准。他们是去上海、香港找党组织，汇报部队当前处境，请示下一步行动计划的。

走的人固然有走的道理，但艰难时刻留下来控制部队的人更伟大。周士第走了，将历史的机遇留给了另外一个人，此人过去与铁军并无渊源，甚至曾经被总书记陈独秀拒之于党的大门之外。

此人就是滇军名将朱德。

当命运女神敲门的时候，朱德恰好是醒着的。

他要带领这些彷徨无计、生活窘迫的弟兄们走出低谷，生存下去，为共产党组织的第一次大暴动留下血脉。

·2·

朱德能挑起这副沉重的担子吗？

不仅第二十五师指战员们的一双双眼睛盯着其貌不扬的老同志朱德，他的四川老乡、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更是为这位面相憨厚的老哥担心。(1)

天时、地利、人和，此时的朱德几乎一样也不占。

天时，潮汕失败大势已去，革命正处于低潮，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叫天天不应。

地利，粤北、闽西、赣南，没有一处是朱德所熟悉的，当地的党组织几乎崩溃，连个向导都不提供，叫地地不语。

人和，朱德出身滇军，而第二十五师的兵员大多来自湖南和广东，连个老乡也攀不上。且朱德出身云南讲武堂，不是黄埔系，跟第二十五师中下级军官素无渊源。眼下叶贺主力失败，人心沮丧，士气低落，兵更不好带了。

因此聂荣臻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明确表示出担忧：“周士第走后，二十五师的军事及党部方面，均无重心，恐怕朱德不能指挥。”

聂荣臻对朱德的担心不无道理，但朱德不仅比聂荣臻想象的坚强，而且方法得当。

这时朱德站了出来，首先实事求是地说明了情况。他没有埋怨离开患难兄弟的周士第和李陶，而是说明他们是被师里的党组织派出去（朱德是师党部的负责人），向中共中央请示工作的。只要他们能与中央取得联系，得到中央的指示，部队就有救了。朱德还对剩下的人表示：“如你们不愿继续奋斗，也可以走。我虽有十支八支枪，还是要革命的。”

兵不可一日无将，趁着第二十五师中高级军官大量离队的机会，朱德自下而上地提拔了一批军官，七十三团由一位姓肖的营长负责，七十四、七十五两团由参谋长代理。

关于下一步的行动方向，聂荣臻主张既不留在广东，也不在闽西，而是经赣南闯进湘南去，与湘南的农民运动结合。对于朱德而言，去湖南的主要危险，似乎并不在于国民党军的强大，而在于朱德掌控部队的能力——第二十五师的湖南籍战士居多，进入湖南境内，恐怕部队更难维持了。当时就有人不服朱德。原七十五团的参谋长张启图就是一个，他与七十三团参谋长相商，意欲脱离他而去。

留法勤工俭学时期的陈毅，毛泽

东曾戏称他和何长工是“油子”——

海外游子。但陈毅在原则问题上还是

不让步的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朱德此时最需要的是有人真心帮他。

有一个人公开站出来，明确表示支持朱德。

此人名叫陈毅，是七十三团的指导员，朱德的四川老乡。

与朱德一样，对于第二十五师而言，陈毅也是个外来户。他原本是要随武汉军校一起去南昌参加暴动的，由于接到通知较晚，武汉军校的学生于8月4日才到达九江。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陈毅并没有参加南昌暴动，他是在临川、宜黄地区才赶上南下部队的。

与其他武汉军校的学生一样，陈毅也被张发奎扣了起来。

但张发奎并没有为难这些军校学生，只是暂时缴了他们的械。在集中训话的时候，张发奎甚至还诉起苦来：“叶挺、贺龙在南昌暴动了，我们和共产党分家了。他们事前不告诉我，不相信我，不同我合作。我张发奎是革命的，和共产党分道扬镳是暂时的，不久的将来，还要合作，我们是殊途同归。”

随后，张发奎进行了简单的甄别：“凡是CP（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同志，就站出来，或者到总指挥部去报名，我发给路费、衣服，派专车送别南昌，保证安全。不是CP同志就安心留下，跟我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会有一个人站出来，也没有一个到总指挥部去报名公开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张发奎并未深究，也未关押他们。学员内的党团组织决定，凡中共党员身份已经暴露的迅速秘密撤离，未暴露的则留下来以待时机。

结果剩下两三千人，编入了张发奎的队伍。南昌暴动得到了同情，基层军官中好多都是学兄学弟，他们私下表示：“我们今后是要合作的，我们一定不要自相残杀，只要上面没命令，我们决不怎么样你；上面要是有命令，我们芝麻大的小官也保护不了你，再走也不迟。”

大部分人走了，有的去追赶南昌暴动南下的部队，有的回家乡继续闹革命，有人不久之后参加了秋收暴动。陈毅就属于追赶部队的那批人。

前委书记周恩来跟陈毅在旅欧时就认识，于是分配他到叶挺的七十三团当指导员，并开玩笑请他不要嫌官小，陈毅回答说当连指导员也干，只要拿武装就行。当时政工干部地位没有军事干部的地位高，被戏称为“卖狗皮膏药的”，说话不大有人听。

陈毅并不计较。三河坝退兵之后，部队到了江西大庾，二十五师团以上政工干部就只剩下陈毅了，李陶留下的空缺就由陈毅填补。大家看到陈毅还没有走，觉得他这个人还不错，他才开始有了发言权，讲话也有人听了。

·3·

有陈毅的相帮，朱德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在部队人员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整编是必须的。根据陈毅后来的说法，“这时候朱德才成为这个部队的领袖。朱德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陈毅这话并没有贬低朱德的意思，相反，他认为：“如果没有朱总司令的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光的。个别同志，也许会上井冈山，但部队是很难保持的。”(2)

维持一支军队不散，军饷和纪律都是不可缺少的。

艰苦的转战过程中，部队带的钱花得差不多了。由于一直走的都是荒山野岭偏僻小路，没法补充，有的战士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今后没人发饷了。”朱德说：“我们干革命有饭吃就行了，要什么饷啊！”又有人说：“不发饷没钱买米。”朱德说：“可以到土豪家里去挑谷。”接着有人又提出：“没钱买菜呀。”朱德笑着说：“那更好办，到土豪劣绅家里杀猪宰羊。”

话虽如此，但急切之间哪有土豪好打？

俗话说“兵败如山倒”，打了败仗军纪最难维持。

第二十五师在向西转移的一路上，破坏群众纪律，甚至敲诈勒索、抢劫财物的事件时有发生。党组织在部队中的作用几乎看不到，军官看到士兵违纪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怕乱兵从背后打黑枪。陈毅看到部队战士破坏纪律，乱拿老百姓的东西，立即就上去指责，那个犯纪律的战士不但不听，反而扭转枪口放了一枪。

陈毅气极了向朱德告状，朱德笑着安慰陈毅说：“打了败仗退下来，战士肚子里饿，犯了纪律，这时你批评他，他是不会听的，只有让他吃好、休息好，到第二天集合起来，提出批评才有用处。”陈毅十分佩服朱德不愧是老行伍出身，带兵有道。

朱德做了大量的工作，经常找战士谈话，凝聚人心。他父兄般的稳重，成了战士们的主心骨。由于朱德善于带兵，一般作战失利士气低落的部队经他带一段时间后，很快就会把士气提起来。

为了维持军纪，朱德和陈毅有时不得不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到达江西信丰的时候，军纪几乎维持不住了。信丰城里有商店、酒楼、当铺和钱庄，比较繁华。部队刚一进城，少数士兵便钻进酒楼饭馆里去大吃大喝，吃完把嘴一抹就走，根本不付钱。有的士兵还闯进当铺，把手榴弹往柜台上一放，故意把导火索拉出来说：“老板，称称有多重，当上个钱零花。”这些人的恶劣行径，简直和军阀队伍一样，影响极坏。

陈毅一见，这还了得！跟朱德一商量，立即下令号兵吹紧急集合号，假说发现敌情，命令部队立即转移出发，把队伍拉出城去，一口气跑出二十多里到一个山坳里才停止下来。

陈毅也顾不上被打黑枪的危险，在全体军人大会上训话，严厉斥责了那些不遵守纪律的害群之马：“你们哪里像革命军队？简直就像土匪一样！”然后又责令拿了商家东西的士兵把东西交出来，还对为首的三个人执行了纪律。陈毅在士兵中的威信立刻高了起来，因为这支部队毕竟铁军的老底子，事后很多士兵为自己的堕落感到羞愧。

到达江西信丰之后，部队何去何从仍然是彷徨无计。

周士第和李陶离队找党已经有些时日了，至今没有音信。于是朱德又派了一位名叫陈子坚的军官化装去到九江、武汉或上海去找党的组织，报告部队离开广东后的情况，请示下一步的去向。朱德自己打算领部队向湘南方向走，希望党组织联系和给予指导。

谁也不知道中共中央到了哪里。为了保密和安全，朱德连信也不写了，汇报内容让陈子坚默记在心里。临行前，朱德给他五十元现大洋、一千元江西银行钞票和五百元中央银行的钞票作为路费。

陈子坚从赣州乘木船到达南昌，掏出江西银行钞票付船钱的时候，好心的老船夫告诉他，江西票自南昌暴动之后就不能用了，携带和使用这种钞票，一旦被检查出来就有牢狱之灾。陈子坚一听，连忙将身上的江西票扔到了江里，用银元结了船钱，并感谢老人的点拨。

后来陈子坚到武汉的中国银行兑换了中央银行纸币，结果每元纸币只能兑换二角现洋。然后他又去了上海，找到了中共中央，汇报了朱德所部的情况。

帮助朱德的人除了陈毅之外，还有一位名叫周子昆的营长。在和朱德千里转战的经历中，他认识到朱德的政治潜力，经常向部队宣传朱德，说跟朱军长走不会错。

周子昆这个营保留下来的人最多，建制也较完整，为朱德所器重。

·4·

大浪淘沙，泥沙淘尽始到金。

南昌暴动残余的第二十五师大部分高层军官离开部队。下级军官和士兵相当部分不辞而别，他们不需要任何理由，只要到了大的交通路口，总有一部分人相约离去。

陈毅在回忆那段历史时说：“一路行军，只要碰上岔道，（战士们）就有三三两两向岔道上走了。像七十三团那样坚强、那样有光荣战斗传统的部队，都无力进行战斗，连土豪劣绅的乡团都可以缴我们的枪，谁都没有心思打仗。”

来到江西大庾附近，朱德查点了一下人数，不禁吓了一跳：第二十五师从三河坝撤退时有两千五百多人，此时剩下总共不到九百人了。

截止到1927年10月下旬，该走的都走了。此时第二十五师硕果仅存的人大概只有两类：一类是革命立场极其坚定的人，他们根本没有想跑的意思；另一种则是无处可去的人，他们不是没有中途离场或者改换山头的念头，只是受客观条件所限，没有更好的地方可去。

这是黎明到来之前最黑暗的时期，在曙光到来之前，人们的耐心受着最后的煎熬。

最后一批禁受不住煎熬的人中，有一个人就是“林氏三雄”中的老三林彪，此时任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二营第七连连长。林彪虽然日后成为人民军队中赫赫有名的战将，但他登场的时候并不闪亮，是以疑似“逃兵”的角色，出现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舞台上的。

抗战时期的林彪，已经成

了抗日军政大学校长和八路军

一一五师师长

林彪性格文静，面貌清秀，脸上几乎看不出一点杀气，这对于一个职业军人来说算不上什么优点。他军事生涯的起步阶段并没有什么惊人之笔，作为第四期黄埔生来说，林彪的连长职务不算快也不算慢。第二次北伐打到河南的时候，林彪的很多同期同学都当了连长。革命军连长这个职务在战场上是要冲在前面的，危险比较大，所以更换的频率也比较高。假如此时林彪被一颗流弹报销的话，估计没有人会记起铁军历史上还有过这么一位连长。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林彪要走，但不能走得不明不白，他没有采用“凉锅贴饼子——蔫溜”的方式，而是径直找到团里的党代表陈毅，表示自己要带人离开队伍另寻出路。

林彪不仅自己要走，而且还劝陈毅也和他一起离队。

“你是个知识分子，你没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林彪上来就对陈毅一通否定，很直白，没有任何铺垫，这就是他的性格，“我们是搞过队伍的，现在队伍不行了，碰不得，一碰就垮了。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

陈毅明白，林彪拉自己走也是出于好意，并不以为忤。他沉吟了片刻，既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反对林彪离队，强扭的瓜不甜，反正挡不住，不如做个顺水人情。

但陈毅也爽快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我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他的回答干净利落，也很实在，使得林彪对陈毅这位“卖狗皮膏药的”刮目相看。林彪原以为陈毅会像其他知识分子出身的政工干部那样，讲一通革命的大道理。

林彪没有说动陈毅，决定自己离开。当部队离开大庾县城的那天，林彪将他的想法付诸行动，与其他几个人脱离了部队。

但就在当天夜里，林彪脱队还不到二十四小时，就又自动回到了部队。

林彪又找到了上司陈毅，他十分佩服陈毅那句“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极有先见之明。要杀人的，可不光是土豪劣绅。林彪又找到陈毅，推心置腹地说：“沿途民团搜腰包、打人，有时候杀人还很厉害，不能跑了！”广东民风确实十分剽悍，民团更是半兵半匪，常有劫掠落单士兵的财物，然后杀人灭口的事情发生。

虎落平阳遭犬欺，龙游浅池遭虾戏。极有抱负的林彪此刻也想明白了，大丈夫生当建功立业，死当轰轰烈烈，与其说不明不白地死于土匪宵小之手，不如在战场上拼杀个痛快。因此，林彪打定主意死心塌地留在部队，八抬大轿也抬不走了。

林彪离队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惊心动魄的事情，林彪本人从来没有讲过，在林彪当红的年代也没人提及。后来林彪失势，他的这一行动才被人诟病为“逃兵”。那么林彪究竟是不是逃兵呢？

如果单纯从脱离部队的角度，也可以说他是逃兵，毕竟是他自己要走的，没有上级指派。但林彪“逃跑”的方向是向东，是向广东的梅关方向跑，并没有跑回湖北黄冈老家的方向，也有可能去寻找主力部队。

只要查看一下地图，答案就会不言自明，林彪极有可能是要去找叶挺主力（那时都有“追赶主力情结”）或者去东江。由于当时处在与外界隔绝状态，林彪虽然已经知道叶挺在潮汕失败，但并不知道详细情况，还抱有一线希望。况且林彪走之前还跟陈毅打了招呼，不久又主动返回，这都说明林彪还算不上真正意义的逃兵。(3)

从事后对林彪的处置来看，朱德和陈毅都没有把他当成逃兵。历来军队对逃兵处置都十分严厉，轻则关押重则砍头枪毙。三河坝撤退之后，由于走的人越来越多，“逃兵”这个敏感的字眼更多地被用“离队”来代替，于是就有了潜规则：要走可以，但一不能带枪走，二不能拉队伍走，三不能走之后干反革命的勾当。

林彪去而复返，在朱德和陈毅的眼中不仅不是逃兵，而且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因此不仅没有给他处分，还继续委他以重任、让他带兵。不久之后，林彪果真被提拔使用了。

林彪离队和对他的处置，给想跑的人上了一课。在此之后，也就没什么人跑了。

面对部队沮丧的士气，朱德给大家一个光明的预言。他说：“跟在后边的军阀总有一天会不追的，他们之间不可能协调，他们自己打起来就不会追我们了，我们就可以发展了。”

果然，到了大庾之后蒋桂战争爆发了，国民党军队不再追了。

朱德的预言应验，在军队的威信又提高了很多。

·5·

朱德、陈毅的部队转移到湘赣粤边境的上堡后，才算稳住了脚跟。

此时距离南昌暴动已经三个多月了，虽然无甚战事，但部队疲乏至极。

朱德决定利用这个时机对部队进行整训。首先是整顿纪律，规定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由全军统一收支，避免苦乐不均。其次是军事训练，朱德在军官教育团搞过教育，他亲自给部队上课，大课一两天一次，小课天天上，既讲战术又讲技术。

朱德当过团长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该团创立于1927年春，部分学员参加了南昌暴动

战术大的方面主要是讲述游击战术，主要是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可见朱德对游击战术的研究比毛泽东还要早，还要深入。(4)

小的战术就是讲战斗队形，最先将黄埔军校教授的“一线式战斗队形”，改为更适合小规模游击战的“人字形战斗队形”。不要看这小小的队形改动，这个改动对提高部队战斗力、减少伤亡至关重要。后来朱德、毛泽东会师后，井冈山的人总觉得朱德的部队能打仗、会打仗，上堡的战术训练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上堡一带是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杨如轩的防区，朱德在滇军中的关系又一次发挥了作用。他修书给杨如轩，希望他能“沓起眼皮”，不要打扰。杨如轩虽未回信，但对朱德的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彼此默契。

参加朱德上堡整训的，还有一支特殊的部队。这支部队来自另一个方向——江西大汾。他们是湘赣边界秋收暴动毛泽东的手下的第三营。从他们口中，朱德得知了秋收暴动的情况，也知道了一个名字——毛泽东。

从“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句话来看，兵还是要养的。但仅靠打土豪毕竟不是长远之计，部队所处之地皆系偏僻穷困之地，本无多少土豪可打，必须为部队找一个歇兵之所，以熬过1927年严酷的冬天。

朱德派人四处打探，得知驻在湘南郴州、汝城一带的是范石生第十六军。朱德大喜，于是决定去找范石生得到帮助。此人不仅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而且是拜把子兄弟，同共产党关系良好，该军内建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离开南昌的时候，朱德身上就带有周恩来亲自开具的组织介绍信。

老朋友见面，自然免不了嘘寒问暖。范石生对朱德有求必应，朱德仿照三国“关云长屯土山约三事”的典故，与范石生约了三事：一是朱德所部接受范石生提供的军饷和装备，可以参加范石生指挥的作战，但要保持部队的独立性，下拨的枪支、被服、军饷完全由朱德支配；二是朱德军队内部组织训练、人事安排，范石生不得插手；三是一旦与共产党取得联系，什么时候调朱德走，朱德就什么时候走，范石生不得留难。

范石生爽快答应，与朱德签下协议。双方有约在先，以免日后坏了兄弟情分。

朱德率领队伍开到湖南汝城，范石生给了朱德第十六军四十六师一四〇团的番号，朱德化名王楷（朱德字玉階，两字稍加改造就成了王楷），任一四〇团团长、四十六师副师长、第十六军总参议的职务。范石生还给全团发了一个月军饷，补充了被服弹药。每位军官都得到了二十元银洋和一把指挥刀，士兵每人是五块军饷，子弹每人二百发，共计饷银万余元，子弹十万发，还有成批的西药。

当然，范石生也不是冤大头，除了兄弟情分之外，他也想借助朱德的力量，一起进取广东。编入范石生部期间，曾经有过一次绝好的机会再次南下广东。那是在广州暴动前夕，广东省委与朱德所部取得了联系，秘密指示他们去参加将要开始的广州暴动。朱德利用这个机会提兵从资兴南下粤北，准备大干一场。但行至距离广东韶关三十里的梨铺头时，忽听广州暴动失败的消息，只好停留下来。

不久，国民党方面得知有南昌暴动余部躲藏在范石生处，令其加以处置。范石生派人密报朱德劝其远走高飞，并给路费万元，修书一封表示诚意，劝朱德戒杀，要走大路，不要走小路。信中还表示：“最后胜利是你们的，现在我是爱莫能助。”

脱离范石生部后，朱德原打算去广东东江，但因敌情有变，遂会合广州暴动残部转入湘南，实现向往已久的湘南暴动去了。

从江西大汾来的秋收暴动第三营并没有随朱德南下广东，他们以第十六军第一四一团的临时番号，带着从朱德那里补充的军饷和弹药返回井冈山，寻找毛泽东去了。

那么，这支人马是怎么来的？回到井冈山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事情还要从南昌暴动之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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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1927年11月4日《聂荣臻给中央军委的信》。

(2) 参见《陈毅同志谈八一起义情况》，1952年6月版。

(3) 所谓“林彪当逃兵”的说法是1971年“913林彪叛逃事件”之后，作为揭发材料出现的，有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此前无论是林彪的上级还是同僚，都没有把这个问题当成问题。

(4) 朱德曾这样概括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打了十年，总是以少胜众。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实际上，朱德对游击战的研究还要早些，他回忆自己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苏联教官曾问他回国后怎样打仗，朱德回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为此还受到了批评。参见《南昌起义》，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1·

时光回溯到1927年8月7日，汉口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号。

“八七会议”旧址

这里表面上是苏联派驻中国的农业顾问洛莫卓夫的寓所，实际上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秘密活动场所。

中共中央在此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到会的有蔡和森、张太雷、任弼时、罗亦农、邓中夏、苏兆征、毛泽东等人，共计中共中央委员十二人、后补中央委员三人，共青团中央委员三人，地方党代表两人和中央军委代表一人。跟随南昌暴动部队南下的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等都没有到会，邓小平以秘书长或称秘书处长的身份参加了会议。

陈独秀并没有到会。南昌暴动之前，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根据共产国际的意思，陈独秀、谭平山将要去莫斯科学习，蔡和森、瞿秋白要去海参崴办党校，毛泽东到四川去发动群众。

但这些人谁也没有去。毛泽东对负责中共中央组织和干部工作的李维汉（罗迈）幽默地说：“四川没有党组织，又不给写介绍信，去干什么哩？”瞿秋白曾要毛泽东到上海的中央机关工作，也被毛泽东回绝了，他不愿跟他们去住上海的高楼大厦。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发言，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形象地作了比喻：与国民党合作的统一战线就像一座空房子，等人去住；但陈独秀始终没有当房子主人的决心。毛泽东认为，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和农民，必须当统一战线的主人。他还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共产党掌握枪杆子的意义：

“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以后要非常注重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里不仅表述了“枪杆子里边出政权”，而且还提到了“秋收暴动”的概念。

“八七会议”召开之前，秋收暴动就已经基本定下来了。毛泽东等人早在7月底就拟定了《湘南暴动大纲》，8月1日中共中央常委通过正式行文下达，这就是秋收暴动的雏形。两天之后，中共中央又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提出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如土匪、会党等）参加，宣布农会为当地的政府的暴动战略。

这个暴动大纲给贫苦的农民兄弟勾画出一幅美好的经济图景：“由农会通告，对祠堂庙宇，一切公地及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一律抗租不缴，对五十亩以下之地主实行减租，其租率佃七东三，佃农拿七，地主拿三。”“夺取一切政权于农民协会，歼灭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派，并没收其财产；对反动政府拒绝交纳任何税捐，对反革命势力施行经济封锁，如阻禁拒卖军米等。”

此后，秋收暴动的手段和步骤又经过不断的修改和完善。8月5日，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中，提出了以经济战作为瓦解敌人的手段：“实行扰乱湘政府的金融，鼓动兵士闹饷，要求发现洋。”为此，还拨付一千元专款作为秋收暴动的破坏费用，这笔经费主要用于破坏水陆交通，特别是粤汉、株萍路要不惜尽力破坏，捣毁城乡税收机关，炸毁军事机关。

“八七会议”又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提出没收土豪乡绅重利盘剥者的财产，改良农村中贫民生活；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这些土地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堂庙宇等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对于小田主则减租，租金率由农民协会规定；由农民协会取消重利盘剥者的债务苛刻的租约；改良雇农生活及其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对乡村一般失业贫民，革命政权当尽可能地筹措基金救济并与以工作，对于一切新旧军阀政府的税捐实行抗纳，并实行抗租。

这个决议案还揭露了武汉国民政府的“二五减租”政策，认为这完全是一种欺骗手段，应“捣破他的阴谋虚伪。因为这种减租不能实现，所以必须提出实行完全抗租的口号”。

确实没有什么能比土地更能让农民兄弟更动心了，从这一时刻开始被称之为“土地革命时期”，不是没有道理的。

“八七会议”对中共领导层进行了调整，正式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选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九人和候补委员七人，瞿秋白、罗亦农、张太雷、苏兆征、向忠发、顾顺章等为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周恩来两人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降为候补政治局委员。

“八七会议”结束之后，临时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推举瞿秋白负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确定了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作为当时最主要的任务。

毛泽东和湖南的另一位代表彭公达，也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在中共省一级的委员会中，还是比较少见的。

为什么中共中央会如此青睐湖南省委呢？

·2·

湖南是南方乃至全国农民运动搞得最好的地方之一。

在中共中央领袖层中，湖南的彭公达和毛泽东“许久以来代表湖南农民革命之激烈倾向”。两人都是农民运动的领军人物，毛泽东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彭公达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马日事变后，彭公达在长沙提议湖南省委发动三十万农军围攻长沙，具体的行动计划，即是出自他和省农协秘书长柳直荀的手笔。

设计中的秋收暴动，以湖南为重点。

在此之前，共产国际派代表专门对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作了一番考察。没有料到的是，刚从长沙考察回来的共产国际代表，在会上狠狠地告了湖南省委的“御状”，甚至说“湖南省委是代表地主阶级的”。

这句话的分量，在以阶级划分阵线的时代着实不轻。

共产国际代表之所以对湖南省委有如此恶劣的印象，主要是由于8月4日晚间召开的一个会议，史称“麻园岭会议”。(1)麻园岭是长沙的一个地名，是苏联驻长沙领事馆的所在地。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湖南省委主要领导易礼容、夏明翰等人，罗章龙以中共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马也尔（对外身份是苏联驻湖南领事馆工作人员）代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传达了在湖南进行土地革命暴动的有关指示，由饶漱石担任英语翻译。

毛泽东和彭公达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前不久，从中共长江局转来中共中央的通知，命湖南省委派主要负责人到武汉参加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湖南省委决定派毛泽东和彭公达去参加。8月2日，毛泽东化装成国民党军官，从长沙动身前往武汉，省委的工作主要由易礼容主持。

易礼容不仅是毛泽东生意上的搭档，而且还是毛泽东政治上的坚定合作者。在三个多月之前召开的中共五大上，易礼容当选为中央委员，而毛泽东却被列为候补中央委员。易礼容认为预定名单不公道，毛泽东的能力和威望都强于自己，自己是中央委员而毛泽东才是候补中央委员，实在说不过去，所以就把选票退还给组织者，直接退出选举。事后，大会秘书长张国焘说：“易礼容是毛泽东的死党。”

“马日事变”后，原湖南省委书记夏曦和代理书记郭亮先后离开长沙，陈独秀派湖南农民协会委员长易礼容主持湖南省委工作。随后，易礼容在长沙下达了进攻浏阳县城的命令，未果，攻城命令被唐生智查获登在报上，并悬赏三千块大洋取易礼容的人头。易礼容与毛泽东还搭过一段班子，毛泽东任省委书记，易礼容任军委书记。毛泽东被调回武汉中共中央工作，代理省委书记易礼容专门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盼望毛泽东回湖南工作，可见两人关系之深。

这次长沙麻园岭会议开了整整一个通宵，但资料留下来的甚少。但可以肯定，这不是一次气氛融洽的会议，因为参加会议的各派人物之间，很多意见相左，无法弥合。

在讨论将要举行的湖南秋收暴动时，易礼容一开口，就请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先拨发三万支枪和二十万元钱给湖南省委，而且下拨的经费不要纸币，要光洋。革命需要真金白银，不能只靠社论和传单。

南昌暴动时共产国际已经明确表示没钱，怎么可能专为湖南的秋收暴动提供如此多的枪支和如此大的款项呢？共产国际代表甚至认为，在目前白色恐怖下，苏联领事馆同意在这里开会，就已经很给中国同志面子了。此前湖南省委曾想借用苏联驻长沙领馆办公，以避开国民党的追捕，甚至请中共中央出面再三交涉，苏联都不肯答应。

让共产国际代表不满的，还有湖南省委对陈独秀的态度。

共产国际代表提出让湖南省委带头签字，打倒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为三天之后的“八七会议”作些舆论准备。这个提议让湖南省委感到突然，易礼容当即表示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但明确不赞成打倒陈独秀。陈独秀确实犯有错误，湖南省委也未必满意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但用签字的方式来打倒自己的总书记，这是不妥的。易礼容本人甚至坦承自己并不认为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大革命的失败由陈独秀一个人负责是不公平的，共产国际指示和工作方法都是有问题的。

此外在土地问题上，易礼容还不赞成没收中小地主的土地，主要是担心树敌太多。如果要没收土地的话，也只能没收大地主的土地，或从“政治上”没收。

麻园岭会议不欢而散，没有什么结果。国际代表悻悻然回了武汉，于是就有了在中央会议上告湖南省委状之举。

中共中央自然要维护共产国际的权威，批评了湖南省委。

但毛泽东为湖南省委作了辩护，最后很是不平地说了一句：“湖南省委的同志在前线血滴滴地与敌人斗，你们却坐在租界说风凉话！”

毛泽东虽然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为湖南省委说了公道话，但毕竟人微言轻。

新的中央政治局决定改组湖南省委，解除易礼容省委书记和军委书记的职务，任命彭公达为湖南省委书记。

·3·

尽管没有三万支枪和二十万元钱，秋收暴动还是要搞的。

在毛泽东和湖南省委的心目中，1927年秋收暴动的重点应该是在湖南南部，中心就定在湘南的汝城县。可以说，秋收暴动的雏形就是“湘南运动”，为此毛泽东和易礼容等人还精心策划了一个湘南运动大纲。

之所以选择汝城为暴动的中心，是因为汝城位于湘、粤、赣三省交界处，南倚大金岭，地势险要，此前有彭湃率领的广东农军数千人驻扎于此，有着建立政府的优越条件。更为诱人的是，湘南暴动可以跟南昌暴动结合起来考虑，以汝城为中心，进取地处湘粤交通要道的宜章、郴州，便于策应南昌暴动部队南下广东。

这份计划最终报告给中共中央，提出了“湘南运动论”，打倒的目标是披着革命外衣的唐生智：

“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生智）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联络，此湘南政府之作用有三：

一是使唐生智在湖南本未稳定之统治，更趋于不稳定，部下之迅速分化；二是为省农民暴动的先锋队；三是造成革命力量的中心，以达推翻唐生智政府的目的。”

在军事方面，湖南省委提出“湘南运动”至少要一个师的兵力。这个师不一定全是正规军，具体可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中共中央命令彭湃，不要将汝城的广东农军调往别处；二是湖南浏阳和平江有近千人的农民武装，立即由郭亮率领赴汝城；三是江西革命军中调一团人（指南昌暴动的军队）赴汝城。三部分组成一个师，以革命军这一个团为中坚，以广东和平浏农军为基干队伍，至少有占领桂东等五县以上的把握。

在与南昌暴动前委的关系上，湘南暴动受前委领导指挥，待南昌暴动军队南下广东成立革命政权之后，则受广东革命政府的指挥，并供给其需要。以毛泽东为首成立湘南特别委员会，由湖南省委指挥，在交通阻隔的时候，独立行使职权。

未来的暴动名字叫“秋收暴动”，很容易给人一个错觉，以为就是农民的暴动。实际上，不管叫什么名字，暴动的主体仍然是军队。在暴力为主的革命中，农民毕竟是业余的，军队才是专业的。

就在南昌暴动同一天，斯大林在《国际形势与苏联国防》中，强调了革命军队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中国）现在必须开始从革命工农中间，组织八个或十个师团，并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必须消灭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要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五万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的军团，利用军官学校的学生做指挥人员，并且刻不容缓地组织自己可靠的军队。不然，就不能保证不垮台。”

为了强调军队对未来秋收暴动的重要性，斯大林还在“必须消灭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和“刻不容缓地组织自己可靠的军队。不然，就不能保证不垮台”两句话下边，特意加了着重号。

在汉口中共中央会议上，夏曦曾提出由湖南省委组织一个师的军队，尾随南昌暴动部队南下广东，以充实广东的革命力量。这个意见立刻遭到毛泽东的反对，他认为湖南如果能够组织起一个师的兵力，还不如在湖南搞起来。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少的就是武装，现在适值秋收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只需有一个师，占据五六个县，形成政治基础，湖南全省的土地革命一样能够轰轰烈烈。

“纵然失败，也不应去广东，而应上山！”毛泽东最后说。

中共中央也否决了“由湘南编军一师与南昌军力共同取粤”的主张，称“南昌军力离开四省暴动，看轻湘省暴动，不免本末倒置，中央认为都是错误的”，这一点与毛泽东意见是一致的。

但是，组建一个师的军队谈何容易？

仅是养军队的花费就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湖南省委在麻园岭会议上开出的价码虽然有虚高的成分，但还是有道理的。

湖南省委手里更没有足够的经费。根据7月23日湖南省委给毛泽东并转中共中央的信中披露：共产党控制的长沙文化书社被唐生智、何键查封了，幸亏没有搜查出文件，但省委少了一个经济来源。此前，中共中央也曾提供了部分经费，湖南省委在此信中汇报了经费的使用情况：“湘虽失败，然收集流亡，两千支枪尚或可得，经时整理上山作‘匪’亦有可能。中央须相当的接济饷项。前发之二万元已用去一万……故必须多少有点接济做本钱，有买卖做再斟酌情形做一点乃可。”

经费的具体开支，湖南省委也列出了细目：“党费、工运费、农运费，此间正在精造预算，约计至少非三千元莫办（军费在外），因交通等费陡增也。兄处（指中共中央）若仅允千五百元极不够，三千元可筹到否？亦盼明示。”此外，湖南省委还催要拖欠的经费：“此间因中兄（指中共中央）党费久未发下（约已欠百元），又日近用费较大，存款不多，急欲取得此款。”

由于经费不足，直接影响了暴动前期的准备工作。制造的土炸弹不仅威力不大，而且质量难以保证，有的炸弹爆炸时间无法掌握，引爆时间很长，影响使用。暴动所需要的枪支弹药需要偷偷从国民党伤兵手中购买，由于国民党军队经常拖欠军饷，有些士兵经常偷出武器在黑市上倒卖，在长沙的黑市上花钱就能买到。

暴动经费不敷使用，与当时飞涨的物价也不无关系。长沙城内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盐也涨了价，尤其是纸币贬值厉害，“票价日低，不值一钱”，就在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报告的前一天，长沙发生了何键的士兵强行以每元中央银行纸币向商铺索兑银元的事件，遭到商家抵制，长沙市很多商店索性关张大吉。

为了跟共产党争取媒体舆论支持，国民党中宣部派了一个名叫黄咸夷的人，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回长沙活动，随身携款数万元作为活动经费进行公关。长沙“马日事变”之后，国民党也在形象上尽量丑化共产党，挑拨农民与共产党的关系，说共产党一有事情就跑，遇到危险就让农民去死，是杀人不眨眼的东西。农民在失败之后，非常容易听信谣言，因此迁怒共产党，到处有“捉暴徒”（即抓农会干部）的事发生。

比较而言，共产党的宣传费用投入少得可怜，只能印刷一些简陋的传单偷偷张贴。

·4·

湖南省委的湘南暴动计划，未尝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2)

但是，这个狭义的秋收暴动计划，已经满足不了“八七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急剧膨胀的胃口。未来秋收暴动的规模不断扩大，逐渐从湘南到湖南全省，演变成了一个“湖南大暴动”，以“规复全省政权”，暴动的起点和中心也从汝城转移到长沙。中共中央在《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中，暴动范围逐渐扩大到湖南、湖北地区，再后来演变成湘、粤、赣、鄂四省的秋收暴动，范围和规模不可同日而语。

经历了上海、广州、长沙、武汉等处反共事变之后，共产党已经从初期的打击中清醒，开始了一连串的反击。南昌暴动作为龙头已经舞了起来，可惜的是这场暴动看上去更像一场兵变，与未来将要展开的土地革命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也没有工人、农民参与。接下来湘、粤、赣、鄂四省的秋收暴动，应该是这条龙的身子，也是与土地革命直接相关的暴动，它将划分出一个新时代的主旋律——土地革命。

中共中央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八七会议”期间写给前委周恩来等人的信中，中共中央认为：“南昌暴动，其主要意义在广大的发动土地革命的争斗。因此，这一暴动，应当与中央决定之秋收暴动计划汇合为一致的斗争。在此原则之下，中央曾训令湘粤赣鄂四省立即实行，响应南昌暴动：一方面牵制、破坏、压迫南昌之敌；一方面开始秋收斗争。”

随后，在《临时中央政治局对于湘省工作的决议》中，中共中央抬高了秋收暴动的评价：“南昌事变是中央预定的计划，其目的在以军事力量帮助四省暴动的实现和成功，不然则失掉暴动的意义。同时如把四省暴动当做响应南昌暴动的军事势力，那便是本末倒置，与中央决定相违反的。”

为了更好地发挥南昌暴动的龙头作用，中共中央决定从南昌暴动部队中分出一到两个团的兵力，交给毛泽东为首的湘南特委，特意指示南昌暴动的前委：“由前敌分兵一团或二团交由郭亮处，希率领到湘南占据郴、宜、汝一带，组织湘南革命政府，受前方革命委员会的指挥，并供给相当的炸弹，党内由泽东、郭亮、夏曦、卓宣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以泽东为书记，在湘省委指导之下主持之，同时与前委发生关系。除派泽东克日动身往湘南工作，望兄处即遵照此信抽调兵力交郭亮即日率领前往目的地为要。”

可惜的是，由南昌暴动分兵助秋收暴动的战略没有能够实现。原因主要是因为根本无法联系正在南下的前委。即使能联系上，恐怕此时的前委也无兵可抽，应付南下途中的非战斗减员就已经使前委焦头烂额了，况且南下途中还要几场硬仗要打。

既然要搞湖南全省暴动，湘南暴动已经没有必要单独搞下去了。中共中央致信湖南省委：“湘南计划只是全省暴动计划中之一部分，只有在全省暴动之下，湘南计划才能实现，才有意义，万不可本末倒置。”

如此一来，毛泽东没有必要再去湘南了。

他应该去的地方是长沙，领导湖南全省的秋收暴动。

·5·

“八七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从武汉返回长沙，落实秋收暴动计划。新上任的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与毛泽东两人事先约定，8月15日在长沙召集湖南省委会议，但毛泽东却没有如约前来，会议只好推迟一天召开。

彭公达传达了“八七会议”指示。他是个大嗓门，有人提醒他讲话要小声些，提防隔墙有耳。彭公达颇不以为然，用更大的声音宣布：“谁怕死，就砍了谁的头！”说罢还用手往脖子上比画，做了一个砍头的姿势。

会议开了三天毛泽东才露面，他去了杨开慧家乡板仓调查土地问题。未来的革命既然名之为“土地革命”，那么农民和土地问题就不容回避，因此毛泽东的行程才有所耽搁。

湖南省委改选之后，在长沙北门外喜鹊桥沈家大屋召开第一次会议。

在未来的土地问题上，湖南省委内部形成三派：

易礼容还是老观点，他主张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的土地分给农民，不应没收小地主的土地。从策略上讲，如果没收小地主的土地，他们必定与大地主联合起来站在反革命方面去。农民分了土地之后是否怠耕，使农产物减少，倒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毛泽东主张不论大小地主的土地，统统没收。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只没收大地主土地并不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只是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必须给被没收土地的地主一个妥善的方法安置，不能工作或工作能力不足的老弱地主，应由农民协会在农业税之内，征收若干农产物，平均分配给他们。同时应该宣布废除农业税之外的其他各种苛捐杂税。

两人发言之后，站起一位身穿浅灰色长衫，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年轻人，他就是新任的省委组织部长夏明翰。他当过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并兼任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别看他人长得斯文，脾气却十分火爆，因为一贯主张暴力而落个“梭镖主义”的外号。他表示不同意毛泽东和易礼容的观点，认为中国革命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全部没收土地、土地归国有时期，必须全部没收土地。不仅要没收地主的土地，富农、中农、下中农的自耕土地也要没收，然后重新分配。

三种意见中，易礼容的观点失之过宽，农民拿不到胜利果实，如何有革命的积极性？夏明翰的观点则过于激烈，树敌太多，土地革命的目标很难实现。毛泽东主张既没收地主的土地、又要给他们以出路，可以争取到大多数农民支持革命、同情革命，因此得到了省委大多数人的认同。

在秋收暴动的军事力量上，大家达成了共识：仅靠农民力量是不行的，起码要有一两个团的军队作为骨干，至少有一千支枪。暴动夺取政权之后，没有枪杆子的保卫是自欺欺人的话。因此毛泽东认为“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关于暴动区域，大多数人主张四面开花：湘东以长沙为中心、湘南以衡阳为中心、湘西以常德为中心、湘西南以宝庆为中心，同时发动湖南省暴动。这个方案看似轰轰烈烈，但却力量分散，取胜的把握不大。

毛泽东力排众议，力主缩小暴动范围，集中力量于一个中心地区。这一地区就是省会长沙，围绕这一中心的有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州及江西安源等地。这里敌人的力量较为薄弱，此时唐生智的部队大部分在湖北、安徽一带与蒋介石、李宗仁对峙，留在湖南的又多调往湘南，防范勾结广东军阀的许克祥部，湘东国民党军空虚，最少的时候长沙只有两个团的兵力，如果将通往长沙的两条铁路——长岳铁路和长株铁路截断，那么在长沙城内的暴动还是有较大成功把握的。

按照这个思路，湖南省委于8月19日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计划：

一、湖南的秋收暴动决定以长沙暴动为起点，湘南湘西等亦同时暴动，坚决地夺取整个的湖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权。

二、长沙暴动以工农为主力，决调陈烈、李隆光两团做暴动的发火药，只要能破坏反动的政府的其他一切方法尽量实行，实现暴动。

三、夺取长沙时即建立革命委员会，执行关于工农兵政权的一切革命行动。

同时决定，指挥秋收暴动分为两部：一部是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各军事负责人为委员；二是行动委员会，由党的各县负责人组成，简称“行委”。

·6·

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行。

简单地翻译成老百姓的话，就是干什么事都要有个正当的名分。筹划中的秋收暴动，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就是打什么旗号？是像南昌暴动那样，继续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号，还是亮出共产党人自己的旗号？

勤于思考的湖南省委首次提出了“树红旗”的问题，而且旗帜鲜明。在8月20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湖南省委是这么认为的：

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这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我们则应立刻坚决地树起红旗。

为什么不能像南昌暴动一样，再继续打国民党这面“黑旗”了呢？

湖南省委陈述了三条理由：

一是长沙“马日事变”，武汉国民党中央没有能力去镇压许克祥的暴行，证明国民党的权力已经不能出武汉一步，甚至不能出国民党中央党部，局面已经被军阀控制。从这时起，国民党就已经死了。到“七一五”汪精卫等伪左派叛变，国民党不仅死了，而且臭了；不但臭了，并且臭气闻于天下。国民党这个工具完全成为军阀争权力抢地盘的工具，从唐生智、蒋介石、汪精卫，甚至张作霖都可以拿了这块招牌来压迫民众、屠杀民众，国民党变成军阀党了。

二是国民党的死，不单是死在唐生智、汪精卫之手，也是死在民众之手。国民党从前在法律上承认民众的很多利益，但是民众要他实现的时候，则转过脸来镇压民众，如以前应承给佃农的二五减租很快就没有了，借地主钱的利息也恢复了，高利贷也要还，农民说话更无从前自由，土豪劣绅的屋子仍旧进去不得了，手工业工人的工价也减低了。民众均认识国民党是骗人的党，现在不要受骗了，这是一般民众唾弃国民党的普遍心理，他们不要国民党了。

三是国民党虽然还有一部分左派可以继承国民党的工作，但是不可靠的。所谓左派是什么？大抵系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他们只是同情革命，决不会自己开步走。他们的行动是要看风转舵，无产阶级领导力量大，他可以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来附和革命，在资产阶级方面也是一样。取消国民党只要无产阶级力量大，左派小资产阶级仍然可以来革命。因此，湖南对于此次暴动，主张用共产党名义来号召，国民党不过站共产党后面摇旗呐喊，将来听其自消。

除了旗帜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未来政府的组织形式。

湖南省委也不愿意沿用前不久南昌暴动的模式，主张扩大宣传苏维埃政权。因此在给中共中央的公报中主张，在秋收暴动力量发展最大的地方，应即刻建设苏维埃式的政府。不能用“民选革命政府”的口号，吴佩孚、赵恒惕都说是民选，结果都是欺骗民众。应竭力宣传和建设工农政权。在土地制度方面，农民自动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共产党可以不干涉。从根本上取消地租制度。共产党对农民的政策应当是贫农领导中农，拿住富农，整个推翻地主制度。对地主阶级应在土地没收之后去救济，并且只要他们能耕种，仍参与土地耕种。

中共中央对湖南省委求新求异的思维模式，并没有给予肯定，相反而是很快泼了一瓢冷水。8月22日，中共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否定了他们“树红旗”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提法：“你们以为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到第三阶段，可以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的政权，这是不对的。国际电令也是如此的。”“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

中共中央指示还催促湖南全省暴动于月底前开始，利用武汉经济上的大动荡：“武汉三镇米粮绝市，店歇业者百分之七十以上。武汉经济从上至下到了异常摇动的时候，民众的革命情绪亦异常激昂。”

在暴动中心点的选择上，中共中央不再坚持四面开花，但也不同意仅以长沙为中心点，而是提出湘中、湘南两个中心点。8月23日，中共中央在给湖南省委的信中说：

“事实上，××两团（指陈烈、李隆光两团）已经不能为我们用。中央认为湖南暴动应以农民军事力量最大的地方，并且是战争地势最便利的地方为发动点。可以湘南为一发动点，长沙为一发动点。至于我们力量薄弱的地方，也应当普遍地宣传抗税抗租（用国共名义来号召），次有力的地方应以武力拒绝一切官吏地主的租税，进而实行杀豪绅官吏。”

在这封信中，中共中央正式同意秋收暴动使用“工农革命军”的名称：“暴动成功之后，须无限制的扩充数量，施以真正的军事政治训练。所有工农自卫军可改为工农革命军。”

此后，中共中央与湖南省委就秋收暴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书信辩论。

针对中共中央指责湖南省委以长沙为中心是“军事冒险”，湖南省委在8月30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不客气地进行了回击：“兄处谓此间是军事冒险，令将长沙暴动计划取消，实在是不明了此间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

一个省的委员会竟然以这样的口气跟中央说话，这在中共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究其原因，一来与湖南人的直率性格有关，二来与初期共产党内的民主气氛有莫大的关系。

中共中央并不以为忤，仍然试图说服湖南省委。

一直到秋收暴动开始三天之前，中共中央还在劝说湖南省委，要他们改变重视长沙暴动、轻视湘南暴动的观点：“抛弃湘南实是一大错误，就从战略上说，假使湘南不有大暴动，湘中暴动（指以长沙为中心的暴动）即使能胜也是不能持久的。至于怕分散力量，更不可解，假如真能把暴动主力建筑在农民身上，则湘南农民在湘南暴动，并无所谓怕分散力量的事情。”

这种劝说注定成为徒劳。

湖南省委已经铁了心：抛弃湘南，集中力量，在以长沙为中心的湘赣边发动秋收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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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麻园岭会议是在中共党史上较少披露的一次重要会议。由于长沙暴动遭到较严重的破坏，这次会议正式留下的资料并不多，散见于当事人的回忆。

(2) 秋收暴动的范围有一个逐渐扩大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中共中央与相关各省省委的磨合的过程，尤其是与湖南省委。参见《湖南秋收起义情况》，此为中国革命博物馆编辑整理的一份内部资料，具体编辑时间已不可考。

·1·

湖南省委会议结束之后，按照中共中央的意图，书记彭公达再次提议毛泽东前往湘南，尝试组织湘南暴动，被毛泽东果断拒绝了。湘南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汝城的广东农军已散，暴动“发火药”陈烈和李隆光也见不到踪影，毛泽东再去湘南已经失去意义。

8月30日，湖南省委再次召开常委会，最后确定集中力量在湘赣边界的平江、浏阳、醴陵、安源地区发动暴动，合称为“湘赣边界秋收暴动”，这样至少听上去比原来的长沙暴动范围要大一些。

省委重新进行了分工，毛泽东被内定为湘赣边界农军的师长，赴湘赣边组织秋收暴动，并受命组织前敌委员会。彭公达去汉口向中共中央报告秋收暴动计划。易礼容则留在长沙，负责落实长沙暴动及各县进攻长沙城的部署。

毛泽东欣然接受了省委给他的新职务，他换上了旧青布的工人服装，星夜从长沙出发乘火车向湘赣边界进发。这是毛泽东军事指挥生涯的开始，也是他成为军事家的开端。此前他有过短暂的当兵历史，也当过老师，办过学校，搞过宣传，办过书店，搞过工人运动；但作为军事指挥官，真刀真枪指挥千军万马，对毛泽东来说充满了挑战。

离开长沙前，毛泽东与罗章龙等人约定：“我们把浏阳打下来就向长沙进军，部队打到离长沙四十里的黄花市时，我就派人送信给你们，再往前打就是离长沙十多里的东屯浪。这时，你们就动员长沙近郊农民和城里的工人、居民暴动响应。”

由此可见，实施长沙暴动是以发动湘赣边界的秋收暴动为先决条件的。

离开长沙后的第一站是株洲。登上火车的时候，毛泽东又嘱咐湖南省委机关尽快离开沈家大屋，以免被敌人一网打尽。

株洲并不大，当时只是一个几百人的小镇子。到达株洲后，毛泽东找到当地共产党组织负责人，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会议暴动计划。给株洲党组织的任务是，在暴动开始后，发动镇内工人和近郊农民夺取团防局枪支，炸毁易家湾铁路大桥，断绝长沙与株洲间的交通，防止敌人从长沙向湘赣边运兵增援。

第二站是安源，这里是他在几年前就已经看好的地方，现在终于派上了用场。

安源虽然地处江西，却作为特区归入了湖南省委领导，这也是共产党策略的灵活之处。凭着毛泽东对安源的良好印象，只要一想到湘赣边的秋收暴动，恐怕最先映入脑海的就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时的情景，工人阶级那种团结、勇敢、讲义气的精神让人记忆犹新。

青年时代的潘心源，秋收暴

动的具体组织者之一

湘赣边境共产党武装，主要集中在三个点上，从北向南依次为修水、铜鼓和安源。说来有趣，此次秋收暴动的中心是湖南长沙，具体领导归湖南省委，但暴动依赖的武装力量却主要分布在湘赣边界的江西一侧，没有一处是在湖南境内。

毛泽东在安源附近的张家湾召集了部分暴动地区负责人会议，照例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了解秋收暴动的准备情况。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详细汇报了有关情况，毛泽东早就认识潘心源，潘心源出身于浏阳大户，是长沙文化书社的常客。

此时安源已经有了一支共产党的武装，掌握在王兴亚手中。

王兴亚曾经是国民革命军的一位营长，北伐时留下做共产党的地方工作，担任安福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一个月前，共产党江西永新县委领导了永新暴动，永新、宁冈和安福三县农民自卫军联合占领了永新县城。指挥永新农军的是贺氏兄妹（贺敏学、贺子珍），指挥宁冈农军的是袁王兄弟（袁文才、王佐），指挥安福农军的是王兴亚。

永新暴动后，王兴亚担任三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率领部分农军经浏阳到安源。除了农民自卫队，安源工人纠察队和矿警队也被共产党所掌握，只有几个高层军官需要提前解决。

根据潘心源掌握的情况，国民党军在湘东铁路沿线和平江、浏阳一带，有国民党第八军一个师约一千五百人、罗定部一个团、驻萍乡的一个团，加上长沙守敌约九千人，共计近一万四千人、九千多支枪，这还不算各县地主武装。

而集中在修水、铜鼓和安源，由共产党掌控的武装总计四千余人、两千多支步枪和为数不多的机关枪，其他武器就是梭镖、鸟枪、马刀以及安源工人自己制造的土炸弹，总括起来约有一个师的兵力。

这个数字让毛泽东感到欣慰。一个师毕竟多于过去的两个团，秋收暴动的本钱更厚实，成功的把握更大了。

但潘心源接下来介绍的情况，让毛泽东在欣慰之余，内心感到些许遗憾。

他这个师长，看来是当不成了。

·2·

叶贺大军已经南下，长沙附近的陈烈、李隆光两团也不知是何原因（中共中央没有说）没了音讯，秋收暴动的军事力量只能依靠自身解决。

好在沿湘赣边界江西一侧的修水、铜鼓、安源三个据点，还潜伏着另外约三个团的武装力量可以为秋收暴动所用。毛泽东兴冲冲地来到湘赣边界，原本是准备整编和指挥这几个团，自己当师长，不料师长的人选已经名花有主了。

早在毛泽东到来之前，这三个团在名义上就已经整编为一个师，而且有了一位共产党的师长，只是由于信息不畅，湖南省委还不知道其中的详细信息罢了。

这个师的对外的名字是“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1)打的是国民党的旗号，师长名叫余洒度。番号不是中共中央给的，师长也不是中共中央委任的，而是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给的。

师部所在地在江西修水，也就是第一团的驻地。

第一团原来叫做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为曾驻在武昌国民政府的东院，因此也有人称其为国民政府警卫团。警卫团成立的时间并不长，是张发奎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之后的事。团长卢德铭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共产党员，是叶挺向张发奎推荐的，基干力量是叶挺独立团，成员不乏两湖一带的工农运动骨干。

这个团在成立之初就被共产党所控制。团参谋长韩浚是黄埔一期毕业，团政治指导员辛焕文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两人都是共产党员。与一般国民革命军的“三三制”不同，这个团编有四个营，除第四营外，其他三个营的营长也都是通过共产党组织介绍来的共产党员，连排长三分之一是共产党员，还有一个学兵连，有男女学兵二三百人，都是思想进步的中学或高小毕业生。谭政、何长工、杨得志、张宗逊、杨立三、熊寿祺、陈士榘、谭希林等都是出自这个团。

警卫团原本是准备去参加南昌暴动的。8月2日深夜，团长卢德铭在武汉同时接到来自南昌和九江的两封电报：前一封是共产党通知去参加南昌暴动的，后一封是张发奎命令他速赴九江。不管去南昌还是九江，都要从长江水路顺流向东。

卢德铭决定把部队带往南昌，参加暴动。8月4日，警卫团乘轮船驶离武汉，由于走得很仓促，军需官范树德花八百大洋买的四匹良马还没到，也只好丢弃了。在没有到达九江之前，他们就提前登岸，在江西武宁跨过九宫山脉，抵达南昌附近的奉新县城。这时才得知叶贺部队已经撤出南昌，向南开拔了。

如此一来，警卫团失去了目标，被撂在了半道上，部队的思想一度出现混乱。在开往奉新途中，第三连连长史保亨不愿意参加暴动，密谋把连队拉回武汉，并散布“枪是国民政府的，应送回政府去”，提出“要打倒骑马的”，密谋杀害卢德铭。史保亨的阴谋很快被发现，在到达奉新的当天晚上，卢德铭假意召开军官会议，将史保亨诱至团部逮捕，并把他和另一个参与哗变的排长枪毙在奉新的沙滩上。

哗变虽然被镇压了，但部队何去何从？卢德铭和韩浚、辛焕文商定，三人一起化装离开部队，去找中共中央请示。三人走后，部队交给第一营营长余洒度带领。

余洒度带领部队，一路行军至江西高安附近时，钱、粮都没有了。因天气过热，官兵病者甚多，于是他和二营营长钟文璋、三营营长陈浩商量，决定找个“三不管”（即江西、湖南、湖北三省都管不着的地方）先驻扎下来暂且安身。

在地图上查看一下，符合“三不管”的地方有一个小城名叫修水，在江西境内，于是决定去修水。

·3·

余洒度率领警卫团绕道去修水，西行至武宁时，忽有一哨人马拦住去路。

双方一联络，发现原来是自己人。来者是平江工农义勇队，就是中共中央文件中经常出现的“平、浏农军”中的“平”那一支。他们大约有枪三百支，领头的名叫余贲民。

平江工农义勇队的负责人余贲民

当时湖南有两支势力较大的农民武装，一支以平江农民为基础，故称“平江工农义勇队”，另一支以浏阳农民为基础，叫做“浏阳工农义勇队”；两只农军都为共产党所控制。

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动员起农民参加革命，主要是农民经济负担太重，不堪忍受地主的压迫。当地湖南地主对农民的收租率高达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农民辛勤劳动一年打下的粮食，自己只能得到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借钱的利息一般年息为三分到五分，即年初借地主十元，年底连本带利要还十三到十五元；借粮食则利息更高，实行“借一还二”，即春荒时借谷一石，到新谷成熟时要还二石。

因此，共产党以“减租减息”为号召得到了贫苦农民的广泛拥护，如果再平分土地的话，农民参与的热情就更高了。而地主是不会平白无故地减少自己收入的，更不愿意把自己的土地分给贫农，两个阶级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都建起了自己的武装，农民这一方是自卫军，地主一方是靖卫团。平、浏农民自卫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余洒度见到余贲民，急忙询问平、浏农军的情况。

这一问，余贲民倒出了满腹的苦水。

话还要从浏阳农军说起。与平江农军齐名的浏阳农军的实力，实际上要大于平江农军，全盛时期有队员上千名，枪支数百支，队员有统一的蓝色制服；组织也比较健全，下辖三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设三个中队，中队又下辖分队，这在当时的农民军中是比较少见的。

浏阳农军首领是潘心源，他是中共浏阳县委书记。不料，在中共中央部署南昌暴动的时候，中途却突然杀出一位名叫苏先俊的人，要取潘心源而代之。潘心源和苏先俊两人都是湖南浏阳人，原本就认识，“马日事变”的时候两人还共同策划了数万农民包围长沙的事。苏先俊是黄埔军校出身，当过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独立一师学生队指导员，作战训练上肯定要强于潘心源。但潘心源对他的为人却不怎么佩服，认为他是大革命的逃兵（苏先俊曾经有段时间脱离部队），内心并不情愿交出部队。

但是，苏先俊先一步找到武汉的中共中央，拿到了“尚方宝剑”——中共中央的介绍信，信中不仅要他统领浏阳农军，而且日后还要统领平阳农军。中共中央打算将平、浏农军合编成独立团，充实进贺龙的第二十军，然后带往江西参加南浔路一带的暴动（即南昌暴动）。

潘心源尽管内心一百个不情愿，看到中共中央的介绍信也只好服从。于是交出队伍，随同苏先俊一起去平江会合余贲民的平江农军。两支农军在平江汇合之后，贺龙派了手下的参谋来到平江，操办平、浏两家农军合编的事。平、浏两县的共产党组织负责人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两支部队在平江长寿街实施合编。

别的都好说，唯独在由谁当团长的问题上，两人争得面红耳赤。

余贲民并不像潘心源那么好说话，他明确提出不同意苏先俊当团长，因为苏先俊有当逃兵的前科，并扬言如果要苏先俊当团长，他就要拉走平江农军搞单干。余贲民说话底气十足，他也是个有来头的人，辛亥革命时当过新军的连长，行伍出身，毛泽东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年岁又比较大，在平江农军中很有威信，被弟兄们尊称为“贲老”，所以说话才这么冲。

秋收暴动时，余贲民用过的望远镜

余贲民这一闹，苏先俊只好拿中共中央的介绍信压县委出面做工作。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本身就对苏先俊的行为不满，如何肯替他出力？所以两次调解基本上都是虚应敷事，调解过程多半还会对余贲民表示同情，余贲民由此更加不服苏先俊。

争来吵去，后来勉强达成协议，说是平、浏两部农军暂时合并，先向南浔路一带开拔，等找到贺龙军长之后再定谁当团长，贺龙让谁当谁就当。两支貌合神离的农民武装这才勉强在平江龙门合兵一处，向北经修水、武宁开赴南昌。沿途并无大仗，遇到一些地主商团武装顺便缴械，一路无话。

不料到达武宁之后，又生出变故。苏先俊左思右想，怎么想怎么觉得自己窝囊，自己握有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为什么不能当上这个团长呢？于是他要求在武宁停一停，先正式明确了他的团长职务，立即将平、浏两支农军进行整编，然后再去南昌。

余贲民当然不愿意，说好了谁当团长由贺龙定，凭什么你苏先俊中途就要上任？

在武宁闹了两天没有解决，双方几乎到了兵戎相见、剑拔弩张的境地。

为了平息这场职务之争，随队而行的平、浏两县县委决定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实施集体领导，以取代苏先俊来指挥军队。这个方案明显对苏先俊不利，苏先俊自恃有中共中央的信，根本不买特委的账，反而质问特委，凭什么要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县委没有办法，加之苏先俊手中握有重兵，只好将特别委员会解散，同时写信向中共中央发牢骚，认为平、浏两家农军的不团结，“完全是中央轻视党、重视个人，引起苏先俊的骄傲”，“其实苏先俊在同志中一点威信都没有”。

这一闹，不免在路上又耽误了几天。南昌暴动已经告一段落，叶贺大军已经离开南昌南下广东，张发奎的军队占领涂家埠，卡住了去往南昌的通路。见此情况，两支农军再无合下去的理由，便真的分了家。余贲民率领平江农军返回家乡平江，苏先俊则率领浏阳农军南下绕道奉新，准备经赣南赴广东，追赶叶贺大军。

于是就有了平江农军返乡路上巧遇警卫团的故事。

听罢余贲民的讲述，余洒度弄清了事情的原委。二余商定，既然如此余贲民就先不回平江了，与警卫团一起奔修水歇兵。

·4·

警卫团和平江农军刚一到达修水地界，便有派出侦察的人员来报，说有一股溃兵正在修水附近打家劫舍，滋扰百姓，领头的名叫邱国轩，原是黔军王天培的部下。

王天培是黔军的一位军长，后来投靠了国民革命军，因在津浦路的战斗失利被蒋介石执行军法，部属溃散。邱国轩带两百人逃到修水一带落草为寇，国民党曾派小股部队与平江清乡队前往清剿，反被邱国轩打败，损失了百余支枪，邱国轩的队伍发展到一千余人，自称团长，成为修水一害。

余洒度决定先搞定邱国轩，命警卫团攻进邱国轩部，并抓到邱部一个营长，宣布罪状后在修水县府大坪镇压，悬首示众。这一下警卫团声威大振，被修水百姓视如再生父母，一些商贩守在部队驻地，只要见炊事员挑筐子出去，马上就抢去筐子往里边放菜，以示慰劳。

考虑到当今正在用人之际，为了充实自己的力量，余洒度命参谋长陈树华写信招降邱国轩部，信的内容大意是：“蒋介石、汪精卫对你们不相信，自身难保，你们走那条路已是没有前途了，希望你们来一道共同走上光明大道。”信后署上余洒度大名。

邱国轩打不过警卫团，退到离修水县城三十里以外的平修边界，夹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日子难过，正愁找不到出路。一接此信，立即派亲信带着礼物来到修水，表示愿意投诚。余洒度当即派参谋彭楷和副官佘浩两人前往邱部，察考其是否有诚意。

彭、佘两人送回报告，都说邱部忠实可靠，服从余长官的指挥。

于是余洒度和邱国轩达成协议，邱部一千六百多人、九百余支枪，除老弱病残的发给路费遣送回家以外，其余编成一个团，驻在原地不动，等候命令。

修水骤然多出这一哨人马，不仅会引起官方的警觉，而且由于大兵囤积，钱粮越来越紧，搞不到粮饷，部队只能吃南瓜干充饥。为了避人耳目同时也是为了解决经费问题，余洒度决定采取缓兵之计，主动派信使带上花名册赴南昌，向第五路军总指挥兼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请求收编，并发放粮饷。

派去的这位信使名叫宛希先，是团部秘书。宛希先满脸浅白麻子，有个绰号“宛麻子”，聪明能干能言善辩。他去了一趟南昌，摇动三寸不烂之舌，终于说服朱培德答应收编，并派副官处长带着钱来到修水考察一番，然后编其为江西省防军。有了朱培德的加委，余洒度凭借省防军的关防印信，大张旗鼓、名正言顺地在修水征收税赋、招兵买马。

不久，湖北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一百余人奉命参加南昌暴动，途中被国民党军冲散，余部进入修水地区。警卫团知道后，派部队把他们接至修水县城，单独编成一个连，罗荣桓就在这个连做政治工作。

修水确实是个好地方，本地盛产木材、茶叶、纸张、玉兰片等特产，而且当时正值秋季出口旺季，税收确也可观。余洒度在修水住了一个多月，不仅解决了给养问题，而且积攒了十多担白花花的现大洋。这下忙坏了军需处长陈毅安，派人找来木匠钉箱子，对外说是子弹箱，其实是装银元用的，准备随军使用。那时还没有根据地的概念，全部家当通常都是随军而行。

·5·

余洒度向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请领的“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番号中，并不仅限于驻扎在修水的警卫团和平江农军，还包括驻扎在铜鼓和安源的部队。

驻扎在安源的部队是王兴亚所部，驻扎在铜鼓的部队是苏先俊率领的浏阳农军。

苏先俊不是去追南下的叶贺主力去了吗，怎么又留在铜鼓了呢？

原来苏先俊率领浏阳农军为早日与南昌暴动部队会合，冒暑行军兼程急进。行军到达高安时，获悉叶贺部队已经转向福建西部，失去了踪影。苏先俊探听到平江农军与警卫团进至修水一带，便决定在铜鼓一带驻扎下来，并派人与修水的警卫团联络。铜鼓与浏阳、修水毗连，可以互为犄角，有事也好照应。此时南昌暴动已经过去二十天了。

进驻铜鼓之后，浏阳农军实力计有步枪七百，机关枪两挺。由于平江的余贲民已走，没人再跟自己争团长的位置，苏先俊便宣布就任团长之职，也挂起了江西省防军的大旗，贴出了安民告示，在告示落款的位置，署名为江西省防军团长燮昌。

这是苏先俊耍的一个小聪明，“燮昌”本是一个火柴公司的名，苏先俊在平江长寿街看到火柴盒上有这个名字，就借用这个名字做自己的化名。火柴是老百姓必不可少的日常生活用品，燮昌公司在当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苏先俊用这个名字，也是为了提高知名度，让人们以为这支军队跟实力雄厚的燮昌公司有什么联系。

在驻扎地点的选择上，苏先俊的运气似乎差了一些。等部队驻进铜鼓才知道，这个地方是疟疾区，铜鼓的老百姓大都打了摆子。加上水土不服，部队三分之二左右的军官和三分之一的士兵都生了病，这病传染很快，又没有特效药。

为了补充干部，苏先俊从修水要了一批黄埔四期的毕业生去，其中就包括原第二十四师新兵营的连长伍中豪。

到达铜鼓之前，苏先俊与潘心源的关系也彻底搞僵了。潘心源看不惯苏先俊的做派，又因为在武宁发生过苏先俊强行解散特委之举，两人谁看谁都别扭，潘心源索性离队，以向省委汇报工作为名，只身去了安源。

铜鼓地处江西，理论上归属中共江西省委领导。苏先俊这点组织观念还是有的，派一中队党代表宋韵琴（公开身份是团部文书，后改名宋任穷）赴南昌，向江西省委请求指示。宋韵琴高小毕业，由于家穷才上不起中学，是部队中少有的知识分子。

此时江西省委已经转入地下，省委书记汪泽楷接待了宋韵琴，交给他一封密写的信件，让他带回铜鼓。宋韵琴离开南昌之前，汪泽楷给了他一百块银元路费，要他必要的时候雇顶轿子，避免沿途民团的盘查。宋韵琴推辞了一番，最后只拿了六十块便起身告辞。

汪泽楷交宋韵琴带回的信中，披露了一个秘密：湘赣边界的宁冈县，有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约有几十支枪的模样，日后必要的时候可资利用。

如此一来，修水、铜鼓加上安源原有的武装，共产党在湘赣边界已经控制了三个红色据点。如果把新收编的邱国轩部算上，兵力已经达到四个团，形成了局部的兵力优势。

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形成合力，几个团的首领经过商议，决议将警卫团改为第一团，安源的王兴亚为第二团，驻铜鼓的苏先俊部为第三团，邱国轩部为第四团。仍然是一个师的编制，余洒度任师长，余贲民为副师长，平江农军被分成两部分，分别补充到一团和三团。

·6·

了解到湘赣边界三个据点工农武装的基本情况，毛泽东心里有了底。

基于红色武装已经在湘赣边界取得了局部优势，有人在安源的会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秋收暴动可以不去进攻长沙，而是顺势割据平江、浏阳一带。报纸上已经报道了国民党内部宁汉冲突正酣，此时湖南空虚，武装割据平、浏一带，自然要比攻占长沙容易得多。

毛泽东马上否定了这个主张。出此主意的人也太机会主义了，中共中央的胃口是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暴动，湖南省委顶着极大的压力，从全省暴动的四个面最后集中到长沙一个点，范围大大缩减。现在如果连长沙暴动也不搞了，只是止步于平、浏暴动，这个玩笑开得也太大了。作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秋收暴动的前委书记，如此虎头蛇尾怎么向中央和省委交代？

毛泽东明确自己是受中共中央指派，专门回湖南指挥秋收暴动的，而不是指挥平、浏暴动。然后又婉转地向大家交底：“两湖的秋收暴动，是我在中央时决定的。”意谓自己也主张秋收暴动的范围不仅不能只把眼光局限在平、浏一带，而且也不仅于在湖南。

至于国共双方的兵力对比，毛泽东安慰大家不必过分担忧：长沙暴动以人力车工人及近郊农民为主力，并可组织五百左右的国民党伤兵参加。周围各县都已准备农民暴动，各地电线、铁路都已准备拆毁。最后毛泽东还鼓励大家说：“我带有中央的介绍信，要贺、叶军队中调两团人来做暴动的武力。现在他们既然绕道闽边，你们（指警卫团和平、浏农军，王兴亚的部队）来了就更好了。”

安源会议确定了秋收暴动的行动方案。

攻取长沙的总目标还是不变，由安源、修水、铜鼓兵分三路，在浏阳会师后进攻长沙。

第一路是王兴亚第二团，主要进攻萍乡与醴陵，成功后北进浏阳；但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萍乡和安源，这里是暴动部队的最后退路。中共株洲区委鼓动株洲工农扰乱敌后方，配合醴陵农民暴动。

第二路余洒度率师部和第一团，由修水出发向平江方向进击，中途汇合邱国轩的第四团；同时鼓动平江农民暴动，夺取平江后再出击浏阳。

第三路是苏先俊的第三团，这一路由铜鼓向浏阳方向进攻，发动浏阳农民在四乡暴动夺取浏阳县城，接应另外两路人马。鉴于铜鼓这一路居中，攻击目标又是浏阳，是整个战略规划的中枢环节，毛泽东决定到铜鼓去亲自指挥。

三路大军得手后，于9月12日到浏阳会师，合兵一处，然后再以长沙工农暴动为内应，一举攻克长沙。

计议已定，毛泽东立即飞信湖南省委，千叮咛万嘱咐，强调长沙城内的暴动切不可轻举妄动，必须在湘赣边界三路大军攻克株洲后，方能举事，以免被国民党各个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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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警卫团到修水之后的对外番号以及驻修水、铜鼓、安源三个团合编的情况，各当事人也有不同的说法，这里采用的是常见的说法。参见《湖南秋收起义情况》，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纂。

·1·

9月5日，毛泽东和潘心源结伴从安源出发，计划9月10日之前赶到铜鼓。

安源距离铜鼓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大约有三百六十华里。步行如果顺利的话，大概需要四至五天的时间。中共安源市委给他们安排了两位来自铜鼓的向导，化装成小贩挑着担子在前引路，毛泽东和潘心源两人扮作富商，随后而行。

9月9日，当一行人行至浏阳与铜鼓交界的地方时，意外发生了。

由于和向导走散，毛泽东和潘心源看错路标，误入浏阳的张坊境内，在七溪坳与十几个挨户团团丁遭遇，被拦住盘查。潘心源出面应对，说两人是去万载买夏布的商人，并且故意把随身携带的银元抖落在地，银元沿山坡滚落，潘心源与毛泽东分头去拾，趁势分别朝两个方向跑开。

潘心源跑的是大路，很快被团丁捉住押送张坊团防局。到了团防局，潘心源一开口便大骂团丁是土匪抢劫，团总听他是本地口音，风度潇洒谈吐不凡，又称自己与浏阳当地的社会名流有交（这倒不假），并不为难他，派两名团丁把他送往一百多里之外的浏阳县城。潘心源途中用钱贿赂押送的团丁，趁机脱身，只身返回安源。

毛泽东在江西铜鼓的遇险

跑向小路的毛泽东也没能幸免，被团丁抓住。

至于毛泽东是如何脱险的，说法不一，有各种版本流传。

一说毛泽东往地上撒钱，趁团丁处抢钱的时候逃跑了；二说是团总陈甲生得了钱放走了毛泽东，铜鼓当地人持此说法；三说是毛泽东用钱贿赂了团丁，让其暂不追赶。

早期书面描写毛泽东的文章是谢觉哉的《浏阳遇险》。他是这么说的：

……（毛泽东）走到浏阳时，被团防军逮捕了。

押着他们，毛泽东在路上故意装作腿痛，一步一步地拐，落在后面。他掏出一把钱来，对团防军说：“朋友，拿去喝茶吧！”那些人接了钱，他就走。没走几丈远，那些人喊起来，其中有一个人追到他跟前。他只得站住，又给了追的人一些钱，说：“没有了，朋友，再见吧！”等他走上前面岭上，追他的那人才大喊起来：“跑了，跑了！”跟着大队就从他后面追来。毛泽东急忙走下岭，拐在一条水沟里。他听见追的人在喊：“明明看见他向这里跑，怎么不见了？”到处搜寻，只是没有找他躺的那个地方。

人声听不见了，他爬起来，涂了些泥在腿上，装作农民的样子，走上一个高岭。这已经是江西地界了。看见有个打柴的，他对打柴的喊：“喂，下面在打仗。”“什么事打仗呀？”那个人于是走到一起，交谈起来。谈到农民协会，打柴的说：“农民协会好，只是不该打菩萨。”毛泽东回答说：“不错，告诉你，我就是农民协会的委员长，我在农民协会是反对打菩萨的。今天下面喊捉人，就是捉我，朋友，请帮我一帮吧！”打柴的很惊讶：“怎么帮法？”他说，“这是两块钱，一块请你买一双草鞋，一块请你买一点饭，并且请你带路，把我送到江西地界。”打柴的说：“可以，你就在这里等着。”

江西铜鼓秋收起义纪念馆藏的反映毛泽东铜鼓遇险的国画

铜鼓纪念馆摆放的草鞋。穿这种粗糙的草鞋走较长的山路，确实比较容易磨破脚

天快黑时，打柴的来了，拿来草鞋和饭，又从偏僻的小路上把毛泽东同志送到江西地界。毛泽东同志问他姓名，打柴的始终不肯说出，他哪里想到他所救的是一位伟大的人民领袖呢。

不过，这篇文章有点小小的疏漏。

根据毛泽东自己的说法，他的脚确实因为走山路磨破了，并不是假装的。毛泽东的伤是在脚背上，是被草鞋带子磨烂了一个洞，一直到井冈山都没有痊愈。

若干年后毛泽东在跟美国记者斯诺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对严酷的环境进行了补充说明。那时的白色恐怖到了极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人被枪毙，如果被押到团防局，肯定是死路一条。毛泽东打算贿赂押送的团丁高抬贵手，但团丁头目却不允许。于是毛泽东决定设法逃跑，一直到离团防局大约不到一百米的地方，才找到机会。(1)

那么，毛泽东究竟用多少钱贿赂团丁买命呢？

权威的说法是七块银元。这对一个农民出身的团丁来说算是不小的诱惑。可见随身带些钱是有好处的，既可以当路费，关键时刻还可以买通关节，只要不是遇到穷凶极恶的人，顶多把钱搜走完事，并不坏人性命。

但作为行路的商旅，也不能带太多的金银财宝，如果到了招致对方见财起意，图财害命杀人灭口的程度，反而会身受其害。

毛泽东遇到的农民很是善良，他并没有出卖毛泽东去领赏。

毛泽东用剩下的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继续赶路。

毛泽东铜鼓遇险时，曾经撒钱脱险。这是他当时使用的货币复制品

麻烦还没有完，傍晚毛泽东来到一个小镇，打算住一宿再去铜鼓。不料投宿的第一个店家没敢收留他，主要原因是毛泽东没有行李，店家怕留下他惹麻烦。

毛泽东吸取经验，便将上衣扎成包袱模样，横背在肩上，寻找到下一家投宿。每走到一家店门口时就问：“老板，歇得客吗？”老板眼睛一瞪，仍然是那句话：“歇不得！”连碰几个钉子。此时毛泽东留着长发，上身穿白线短褂子，下身穿白细布长裤，脚穿草鞋，手里还拿着一件短上衣，穿着打扮既不像农民也不像商人，难免令店家生疑。

走到街尾最后一家店时，毛泽东索性不问了，直接走进去坐下，大声吆喝：“老板，打水来洗脚！”旅店老板无可奈何，只得由他住了一宿。

当毛泽东只身到达铜鼓的时候，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2·

9月10日，这一天是中国传统的中秋佳节，毛泽东终于来到铜鼓县城。

铜鼓是一座僻静的山城，约有两三百户人家，并没有城墙，也没有什么高大的建筑，只有几个祠堂还比较宽敞一些，有名的肖家祠堂就是苏先俊团部的所在地。

中秋节的晚餐就摆在团部的祠堂。

苏先俊命人杀了一头黄牛，摆下牛肉宴。黄牛肉味道好，当地的民间偏方说黄牛肉可以治疟疾，所以才杀了黄牛，既是给远道而来的毛委员压惊洗尘，也让弟兄们恢复一下体力。

毛泽东在宴会上向军官们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也绘声绘色地讲了途中遇险经历。他说：“当我走到湘赣边界张家坊附近时，差点被反动的梭镖队抓住，我说：我是做生意卖麻的，给了一元钱茶钱。我走了约两丈远，背后喊：站住。我等他们追近，随即将身上几块光洋抛在地上。他们争着抢钱去了，我就赶快逃走，趁着黄昏天快黑时藏在茅草堆里，敌人用梭镖捅，没有捅到我。托同志们的福，所以我能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这是毛泽东脱险早期的另一个版本。

中秋节的牛肉宴为毛泽东与第三团的军官们结识创造了条件。有几位先毛泽东而到铜鼓的人，引起了他的格外注意，其中有张子清、陈伯钧、王良等人。

张子清是一营营长，毕业于湖南讲武堂，任过零陵镇守使公署上尉副官，与郭亮、夏曦等人熟悉。他曾考上黄埔军校，但由于蒋介石排挤共产党，张子清并没有去上军校，而是去了共产党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当了毛泽东的学生。“七一五事变”之后，张子清率领一支数十人枪的武装坚持在平江、岳阳边界活动，不久就由于得不到粮饷供应而解散，投奔了铜鼓。

陈伯钧、王良等人则是武汉军校六期毕业生。张发奎在九江缴了武汉军校的枪械之后，他们动身去找南昌暴动部队，结果没有追上，便在铜鼓入了伙。这几个人都是学军事的出身，不久就被委以重任，是毛泽东起家的第一批骨干。

毛泽东到铜鼓后，立即派人送信去修水，通知修水方面参加秋收暴动。

信是用药水写在一张草纸上的，这种药水就是用五倍子榨成的汁液，用这种汁液写字，晾干之后字迹就会自行消失，收信人只要把信放在明矾水中泡一泡，字迹就会显现出来，地方的帮会多使用这种方法传递密信。

五倍子是土里生长的草药，中药铺一般都有；明矾是老百姓做粉丝常用的原料，写信用的纸也很普通，就是湘赣边土产的竹浆草纸，是做爆竹或烧纸钱用的。密信通常混杂在一大捆草纸之中，这样不容易被人发现。

·3·

就在毛泽东赴铜鼓途中遇险、在张家坊命悬一线的时候，湖南省委已经下达了湖南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命令，并调各处的工农革命军进攻长沙。

作为湘赣边秋收暴动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对此竟然一无所知。

秋收暴动的暴风骤雨，比预料的要来得更早一些。

9月5日，彭公达从武汉返回长沙后立即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决定9月9日起开始破坏铁路行动，10日起各县暴动。此外，长沙的中心暴动定在9月15日，给毛泽东会师浏阳留了三天的时间。

紧迫的形势确实没有给共产党人留下太多的时间。9月8日晚，彭公达、易礼容秘密签发了《夺回长沙，建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的命令》（第21号送中央），提出“限于阳历本月十六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文件最后特别注明：“此令编号送发，收到必给收条。阅后必即烧毁，倘不慎而被敌人发觉，负责人处死！”

尽管湖南省委严令督促，但秋收暴动开始并不顺利。

秋收暴动是从破坏铁路开始的。9月9日，共产党派出破坏铁路的六十余人，分途从长岳路（长沙到岳阳）、长株（长沙到株洲）路铁线开始破路行动，使其达到长时间不能通车的目的。当晚，从长沙到株洲的铁路被部分拆毁，但因拆得不彻底，不久就被铁路当局修复通车。

9月10日，铁路破坏队又将岳阳、南津港等地的铁路枕木拆除烧毁，中断了粤汉铁路。11日，在捞力河一带陷住一台铁路机车，但这台机车很快便倒退回长沙。同日，粤汉、株萍铁路火车均停驶。

从11日到14日，铁路工人从安源运来千多枚炸弹，对长沙附近的猴子石、新河一带的铁道、桥梁、木塔、电线进行爆破。但由于药量不足，炸了三次也没有将铁路完全炸毁。到了9月12日下午，长株铁路恢复通车；15日，长岳铁路恢复通车，此时的长沙暴动还尚未开始。

株洲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在秋收暴动开始之后，虽然占领了株洲火车站，但攻打株洲团防局并没有缴到武器。在研究炸毁易家湾铁路桥的时候，有人担心炸了桥后交通不便，工人失业没事做，结果只是砍断了铁路沿线的电线和电话线，破坏工作并不彻底。

安源距离长沙最近，而且又有株萍铁路之便，所以最先接到了湖南省委的暴动命令。

9月10日，湘赣边界的军事行动从安源发动。

这一天虽然是农历的中秋节，但安源市面上笼罩着一片肃杀之气。

此前一个风高月黑的夜里，二团团长王兴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抓捕了安源矿警大队长陈鹏等八人并秘密处决了他们，因为有消息说这些人企图将矿警队拉走投靠国民党。处决这些不可靠者之后，王兴亚重新调整了矿警队的干部，将矿警队控制在自己手中。

王兴亚指挥人马当晚从安源出发，向萍乡进军，次日拂晓前赶到萍乡外围山地。萍乡城四门紧闭，戒备森严。王兴亚派出炸弹队偷偷接近城墙下，企图出敌不意炸塌城墙，然后一拥而入，不料却被城上的敌人发觉，只得退了下来。

二团的炸弹队由六十多安源矿工组成，是王兴亚手中的一张王牌，这些工人大多是矿井放炮工，熟悉炸药的使用，他们用开矿的炸药制作了一批土炸弹，工人们给土炸弹起了个名字，叫“洋藠（音jiào）头”。

藠头本是一种植物的名字，也叫薤菜，鳞茎可以吃，外形有点像山药、芋头之类。土炸弹是工人们用铁皮或麻布将炸药包在一根尺把长的撬杆周围，里面安上雷管和引火线，大小和形状与藠头有些相像，所以才用这个名字。

炸弹虽土，却很有杀伤力，当时就有“洋藠头打死人，棺材装不赢”的说法。1925年汉冶萍公司强行封闭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时，工人就用这种土武器同军阀部队进行斗争，曾炸得敌人闻风丧胆，叫苦不迭。但这种土炸弹对人的杀伤力大，对建筑物作用不大。

二团偷袭萍乡不成，转入强攻。萍乡城守敌拼死抵抗，王兴亚决定放弃攻打萍乡，转向攻打老关，利用株萍铁路之便，乘火车直驶老关，将老关来不及逃走的一个敌军排消灭，然后调头再攻萍乡城。这一次勉强攻入城内，但后面的大部队没有跟上，功败垂成。

据后来安源市委的工作报告，攻打萍乡城时，城内并没有人接应，而且攻城部队成分不纯，“充满了土匪，老兵作战极不勇敢，参加的工人梭镖队反倒先攻进城内，军队不仅不继进应援，反而在背后开枪打前进的梭镖队。加上敌军坚守县城，萍乡不破”。

王兴亚第二次放弃萍乡，率部乘火车转攻醴陵。

醴陵城三面临河，本来易守难攻，不想却出乎意料地顺利。一来秋季水浅，对攻城部队形不成障碍，二来是有人接应。湘东各县的农民以醴陵发动最为充分，“马日事变”时醴陵县委书记邓乾元组织农民暴动，组成了农民自卫军，有长短枪三四十支、机枪一挺、梭镖七百余支，是一支不小的力量。

二团在醴陵农民自卫军配合下分三路攻城，守敌望风而逃，枪声一响，国民党县长及城内豪绅首领早已逃窜一空。二团占领县城，俘敌一百多人，缴枪七八十支，砸开牢房，救出被关押的三百余人，并打开东门和谢家巷等几处盐仓和粮仓，将食盐和谷子分给了贫苦工农。

当天晚上，工农革命军在醴陵县城文庙坪召开了上千人的群众大会，宣传秋收暴动，号召大家武装起来打倒国民党，向豪绅地主夺取土地。第二天，醴陵县革命委员会、县总工会、县农民协会等相继恢复。

醴陵被共产党攻破，长沙震动。国民党军一个团星夜自株洲开到板杉铺，阻止二团沿铁路线进攻长沙，并调集南面的罗定团合围二团于醴陵城。二团在板杉铺被阻，只得回师醴陵。在株洲的暴动队本来已经控制了株洲镇迎接二团，见二团撤回，也只好放弃株洲。

在国民党军的压力下，王兴亚决定放弃醴陵，秘密分两路撤走，直奔浏阳而去。由于是夜间行动走的匆忙，就连城内的农运骨干也不知道，待到天光大亮的时候，醴陵街头已经见不到工农革命军的一个人影。

·4·

二团奔向浏阳，原来是想会合三团。

按照原定计划，此时从铜鼓出发的苏先俊第三团应该已经拿下浏阳城。由于联络不畅，信息不灵，王兴亚还不知道，从铜鼓出发攻打浏阳的这一路已经失败了。

毛泽东在铜鼓的居所，墙上悬挂的是他为秋

收暴动所作的词《西江月·秋收暴动》

9月8日，安源王兴亚将攻打萍乡的计划《告先俊部同志决议书》送到了铜鼓，苏先俊认为可行，决定按照计划出兵浏阳。派人回复王兴亚的同时，又采用接力传送的方式将这个计划送给修水的余洒度，请余洒度起兵攻取平江，然后三路人马会攻长沙。

毛泽东到达铜鼓后，秋收暴动在长沙附近的郊县已经发动。

喝过中秋节晚上的壮行酒之后，毛泽东与苏先俊一起研究了进军的具体路线，检查了士兵的武器，拿出了事先赶制好的工农革命军军旗，制作了红色标带，每个人系在颈上，用以区别国民党的军队。

9月11日清晨，三团的部队从铜鼓出发，经丰田、石桥等地向浏阳的白沙镇开进。

旗帜中心的图案，五星之内的与镰刀斧头组合的图案，有毛泽东《西江月·秋收暴动》中说道：“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可见最初的军旗中间为镰刀斧头

苏先俊骑着高头大马，军装笔挺；毛泽东仍然是书生打扮，坐着一顶临时扎成的简易轿子。倒不是毛泽东故意摆谱，而是他的脚上确实有伤，疼得实在难受不能行走。机灵的陈伯钧临时找了张椅子，绑上两根木杆做成了简易的轿子，由两名战士抬着走。陈伯钧感觉山里的秋风瑟瑟，晨露滴滴，沾湿了毛泽东单薄的衣服，就在老乡家找了一床白布夹被，披在毛泽东的细布短褂外面，就像披了一件大氅。

白沙镇三面高山环抱，一面是一人多深的茅草水坑，中间是一片洼地，靠山脚唯一的人行路是通铜鼓和浏阳的交通要道，形势险要。驻守该镇的国民党正规军不多，大部分是当地民团。工农革命军激战一小时占领白沙，敌人连夜退向浏阳东门市。

攻克白沙镇，首战告捷，这时天刚亮，镇上的老百姓还没有起床，街旁商店门前的煤油灯仍然闪耀着暗淡的微光。毛泽东心情愉快，这是他参与指挥的第一仗，取得了开门红。

9月12日，三团在白沙处决了由铜鼓捕来的恶霸，祭了工农革命军的军旗后，继续向浏阳东门进发。根据侦察得知，浏阳东门守敌周倬一营约五百人，加上平、浏清乡司令阎仲儒一连，不过六百余人、枪六百余支，实力与第三团差不多。

工农革命军兵临城下，浏阳东门的国民党军并没有顽强抵抗，稍一接触就退走了，三团顺利地占领了浏阳东门。胜利后，部队喝了得胜酒，又召开了千人公审大会，处决了民团团总赖由秋和另一个姓赖的反动分子，然后招兵买马，动员农民参军。

轻易到手的胜利，不能不让有军事头脑的人产生疑惑。

张子清向团长苏先俊提出要严加防范，在驻地四周派出前卫部队，侦察搜索和警戒，以防敌军使诈。三团出发后，一路上每次宿营、出发的命令，都是经过张子清草拟，团长苏先俊只管签字，只有张子清能从全局出发，知道军事上的错误将影响全局。

而苏先俊却对张子清的提醒不以为意，他认为国民党军并不知道工农革命军的虚实，退走不过是怯战的表现，如果工农革命军此时设前卫部队，弄不好反而暴露虚实。

第二天早饭后，毛泽东在东门一座教堂二层楼上主持召开了全团党的负责人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这里是一个制高点，周围的动静一览无余。会议进行中，突然有人看到窗子外的后山上有大量全副武装人员急急忙忙向东门市方向运动。从军服的颜色上辨认，来的这支队伍穿灰色军服，与工农革命军的黄色军服不同，这才发现原来退走的国民党军杀了个回马枪。

给国民党军带路的，是当地民团的团总鲁绥之和地主刘之成，他们熟悉地形而且对工农革命军非常仇恨，在他们的帮助下，国民党军很快就兵分两路包围了工农革命军。紧接着枪声骤然响起，敌人发起了攻击，很快便占领了浏阳河大溪支流的两岸的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架起了重机关枪，向工农革命军猛烈扫射。

毛泽东立即终止会议，决定部队分三路退却，自东门撤至上坪。

此时天色已近黄昏，点验人马，全团仅牺牲就达百余人之多，此役先赢后输，军心和士气大受影响。部队无粮，当地的农民把各家的米凑起来，熬成稀饭给战士们喝了几碗，这才安顿下来。

晚饭后，在当地农民一间很小的房间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连以上干部紧急会议。

团长苏先俊因为在东门吃了败仗，闷闷不乐，心情极坏，在会上大发牢骚，还同批评他的人吵起嘴来。会上有人提出，可以调修水的余洒度部南下参战，合力共同夺取浏阳，不失为一条补救之法。

正在商议过程中，忽报一团有信使到，要见毛泽东和苏先俊。来人带来了一个沮丧的消息：修水的余洒度按计划进攻平江的时候，在途中的金坪中了埋伏，请求三团前去增援。

这个消息犹如一盆冷水兜头浇下，让正在盼着余洒度前来增援的军官们哑口无言。

·5·

相比安源和铜鼓两路，余洒度统领的修水一路实力最强。

秋收暴动即将开始，屯兵修水的余洒度厉兵秣马，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

此时天气渐冷，秋风飒飒，秋雨阵阵。见战士们还穿着夏天单薄军装，余洒度派师部军需官到附近的商号购买大量的布匹，雇佣裁缝加紧赶制军衣。修水本地并不产布，邻近的平江却是个产布的地方，采买人员化装潜入平江布市，大量购买布匹，一时平江布价上涨，销量大增。附近城镇的裁缝成了抢手货，接的活忙都忙不完。

买来的布匹除了赶制军服，还有一项秘密用途，那就是赶制秋收暴动用的军旗，这项任务由师参谋处长陈树华承办，具体设计由留洋法国回来的何长工负责。

余洒度一边准备，一边派一位叫吴会治的联络员去武汉找中共中央，报告这里的情况，并请求指示。自从接到从铜鼓传送过来的进军计划之后，余洒度不得不变更自己以前的想法。按照他原来的主意，修、铜两部应以合力攻击一点为宜，或攻平江，或攻浏阳，方能有制胜的把握。根据侦察到的敌情，平江、浏阳的国民党兵力不弱，同时进攻两路有些勉强。从用兵效率的角度考虑，不如置平江之敌于不顾，将修水的两个团（一团和四团）集中到铜鼓，会合苏先俊的第三团，集中兵力会攻浏阳，然后直取长沙。

事后看来，这个计划无疑更合理一些。可惜的是，余洒度并没有坚持这个意见。他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压力：首先是来自前委的压力，兵分三路是前委制定的，余洒度身为前委委员，自然要遵守组织决议。其次是来自部队的压力，一团相当一部分人来自平江农军，谁不愿意先打回老家？

除了这两方面的原因，余洒度性格上的好大喜功，也是促成失败的重要原因。

兵分三路，有了相互较劲的问题。论兵力，余洒度有两个团，而平江的敌人只有第八军的一个团和部分民团；论指挥，自己和团营以下的军官大多是黄埔军校科班出身。自己若坚持平江和浏阳只攻其一，未免会被苏先俊、王兴亚辈耻笑为怯战。

“看我先取平江，再取浏阳。”余洒度暗下决心，于是命令修水部队攻取平江长寿街。

部队进至平江界内的宫舍时，余洒度下令全军扯掉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帽徽，将脖子上系的“三民带”（即红、白、黑三色布做成的带子，代表三民主义，故称“三民带”）换成红色的领带，打出事先赶制的上百面大红旗，煞有声势。

令余洒度感到有些为难的是，部队到达渣津过中秋节的时候，恰好遇到了老长官卢德铭返回部队。卢德铭、辛焕文、韩浚三人去找中共中央请示工作脱离部队之后，先来到长沙找到湖南省委负责人之一夏曦，夏曦要他们去广东东江地区去找南昌暴动的部队。

三人又到了武汉见到向警予。向警予是中共党史上第一位女中央委员和第一任妇女部长，留学于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回国后在武汉湖北省委机关当领导。她认为夏曦让他们南下是错误的，他们应该回到自己的部队，准备即将到来的秋收暴动。

于是三人只好又折返湘赣边界。临别时，向警予给了他们每人一千元钱和七八个干部，帮助他们整理部队：“还有困难你们自己想办法，这三千元不够，但这里也拿不出，你们自己想办法。”

返回途中为了安全，三人分开走，每人相隔十到十五里。辛焕文走在最前边，结果被敌人抓住而牺牲。走在第二的韩浚也被抓了去，钱也被搜走了，被关押在通城县监狱，庆幸的是敌人没有杀他，秋收暴动之后才脱离了牢狱之灾。

只有卢德铭一人按时返回，正好赶上攻打平江的部队。

卢德铭回来之后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他原来的位置已经为余洒度所占，只好当了“总指挥”。总指挥的头衔究竟有何职权，与师长余洒度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并未见明确。从事后一系列的军事失败都归咎于余洒度来看，卢德铭这个总指挥的作用似乎并不大。

部队向平江长寿街进发的时候，邱国轩新编第四团的位置在最前，因为他们的驻地比较靠近平江。一团团长钟文璋率领二三营为中军，余洒度自率师部直属队和一营殿后。

·6·

9月12日中午，钟文璋率领二、三营进至金坪，此处距长寿街仅十五里。

部队正准备埋锅造饭时，前面的邱国轩突然派人向钟文璋传信，说前面发现敌情。

钟文璋连饭也顾不上吃，急忙命部队上刺刀，以攻击队形快速前进。

走在一团前面担任尖兵的，是第三营第十连。连长张宗逊带人冲过前方的山头，发现前面根本没有敌人。正在疑惑间，却听得背后突然枪声大作。原来是邱国轩的四团对走在后边的一团团部下了毒手。

邱国轩投靠余洒度，原本就是为形势所迫采取的权宜之计，未必心服。

收编之前，余洒度也曾派人去考察邱国轩，偏巧派去的两位军官都没有对余洒度如实汇报。这两人此前都受过党小组会的批评，加上余洒度撤了彭楷的连长之职，调他回团里当了参谋，彭楷因此怀恨在心。两人去了邱部考察，邱国轩设宴热情款待，又用重金拉拢两人，于是两人不仅没有报告邱国轩部的真实思想动向，反而将警卫团的虚实向邱国轩交代得清清楚楚，邱国轩因此有恃无恐。

俗话说“财能红人眼，利能黑人心”。邱国轩到余洒度师部办事的时候，看到警卫团直属队堆放着一箱箱沉甸甸的子弹箱，里边装满了银元，早已见财起意，垂涎三尺。而钟文璋过于相信邱国轩，出发之后晚间两个团在一起宿营，邱国轩部戒备森严，而性格开朗爽直的钟文璋却没有什么警戒。

钟文璋中了邱国轩的暗算，在邱国轩两翼包抄、左右夹击的进攻下仓促应战，自然抵敌不住，部队被冲散，损失了一百多人和枪支。邱国轩击溃了一团，不仅报了修水城下的一箭之仇，而且大有斩获，抢了大批武器和银元，扬长而去。

钟文璋见一团被打散，辎重尽失，捶胸顿足号啕大哭，连称：“我该死，我该死，对不起党，对不起领导，从此无面目再见师长。”众人劝止不住，钟文璋竟然剃了头发，换上便服离队而去，从此下落不明。

此时余洒度率师部和第一营远在距金坪三十里的龙门，并不知道前边发生的情况，更是无法应援。被打散的第一团人员第二天才陆续找到师部归队，余洒度才知道情况有变，懊恼不已。

平江自然是打不成了，余洒度一面在龙门山中整编部队，一面派人到铜鼓的三团联络，准备与三团会合后再作打算。当部队退往平、修边境的时候又生变故，一些平江籍战士乘机开小差跑回平江，部队损失大半，只剩了四五百人。

由于余洒度的疏忽，加上钟文璋的鲁莽和邱国轩的阴险，师部和一团还未同驻守平江的国民党军正式接战，便导致金坪之败。(2)

实际上，平江的国民党军张国威曾与中共湖南省委联系过，表示双方不打。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张国威部回防浏、醴、长、平、岳，皆政治扼要之区，与我们关系密切。张前表示不欲摧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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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中，他的“浏阳遇险”是最被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版本也很多。他受伤的部位，一说在脚底，一说在脚背，还有说是在小腿部位。具体可参见江西铜鼓“秋收起义纪念馆”有关部分的介绍。

(2) 从安源、铜鼓、修水出发的三路大军相继失败，固然有其客观原因，但从军事角度而言，湘赣边界秋收暴动的整体指挥和相互配合上缺乏经验、指挥体系的紊乱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因为存在了这种先天的缺陷，早期工农革命军只是在小规模的战术范围内能够取得一些小胜。

·1·

毛泽东在上坪得知金坪失利的消息之后，半晌说不出话来。

沉思良久，毛泽东决定暂且放下会师浏阳的计划，一团和三团迅速向二团方向靠拢，三个团会合的具体地点选在修水、铜鼓、安源三点之间的浏阳文家市，再作商量。

随后毛泽东以前委书记名义，接连修两封密函，一封命人火速送余洒度，说明三团在东门作战不利，无能力再去支援一团，同时命余洒度带人速到浏阳文家市与三团会合；另一封则写给湖南省委说明进攻平江和浏阳两路人马均已受挫，会师浏阳、直取长沙的计划受阻，请省委考虑停止长沙暴动。

9月15日，在毛泽东、苏先俊的率领下，稍事休整的三团由上坪出发，向文家市进军。

铜鼓排埠的万寿宫。毛泽东在此决定抗命，不打长沙，引兵南下

为了迷惑敌人，部队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先向铜鼓方向退却，表面上退往江西，中途急转南下，直奔文家市。而余洒度久等未至，毛泽东只好再次去函催促，其略云：“为何许久不来，真是误事不少，务于明日午前赶到排埠……前敌委员长毛令。”

排埠在铜鼓境内，因存放木排而得名。江西盛产的木材，但当地的木材只有卖到潮汕一带才可以卖得好价钱，为了把木材运出去，山民们通常将木头扎成排子，顺河而下，排埠就是这样一个中转点。

毛泽东在排埠等了一阵子，仍然不见余洒度的影子，只好开拔一直行进到上洪、张家坊一带，余洒度才从平江边界方向姗姗来迟。于是两个团合兵一处，前往文家市。

派去联系王兴亚的人也没有找到第二团的踪影，前几天在醴陵闹的轰轰烈烈的安源部队犹如人间蒸发一样。原来王兴亚撤出醴陵之后，曾经一度北上，出人意料地攻陷了浏阳城，释放了被关押在监狱中的二三百位革命者。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攻占浏阳本应是三团的任务，却被王兴亚实现了。王兴亚占领浏阳后本应乘胜追歼逃敌，但他却被轻易到手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宣布放假三天庆祝胜利。

由于钱粮所剩无几，王兴亚决定先在浏阳城内筹足军粮和军饷。下一步向长沙进军也需要筹足粮款，因此他先找城内的商会把款筹足了再走。在进攻浏阳之前，他已经给每个战士发了一块大洋作为奖励，并承诺拿下浏阳之后还要给大家发饷。

接连两天，部队在浏阳县城无所事事，满街都是游走的工农革命军战士，甚至连警戒哨都不派。也有人向王兴亚提出二团孤军驻守浏阳县城太危险，建议将部队撤向浏阳、万载边界。王兴亚哪里肯听？此刻革命情绪高涨，他还幻想着会合其他两支部队，一鼓作气拿下长沙呢。

第三天，国民党第八军一个团自醴陵跟踪而至，盘踞在东乡的国民党军另外两营也悄悄从城北包围了浏阳。王兴亚毫无察觉，还在召集商人开会商量派粮派款的事。国民党军毫不费劲地杀入城内，王兴亚仓促之间无法组织有效抵抗，只得退出浏阳。

撤退变成了毫无秩序的溃退，王兴亚损失兵力三分之二，仅剩二百余支枪退往铜鼓方向。向北撤退到达南乡枫林的时候，又逃散了一部分战士，只余一百二十八支枪、一百三十五人；经大瑶到达文家市附近再清点部队，就只剩得三十多支枪了。

在文家市附近渠城界的时候，部队经历了最后一次溃散。心灰意懒的王兴亚得知文家市有国民党联防队人枪四十余，于是“提议缴枪给敌人”，部队解散。经潘心源极力劝说，并鼓励他与三团会合东山再起，王兴亚才勉强答应打一下文家市。

双方一接触，又牺牲了三名战士，部队退到距文家市二十里的岩前。此时王兴亚几近精神崩溃，从当初的雄心万丈变成惊弓之鸟，当夜就和特务连的军官们携枪不辞而别，自此下落不明。

次日清晨，剩下的战士发觉团长不见了，也闹着散伙。潘心源原想接替王兴亚指挥，但战士们并不服从他，剩余的战士三五成群哗然而散各奔他乡。潘心源无法，在山里痛哭一场，也只得去了。

随着团长失踪、指挥体系的解体，二团自然不能成建制地参加文家市会师了，仅有少部分人参加了会师。安源工人炸弹队因转回安源制作炸弹，后来在党代表兼队长杨明的率领下，加入了毛泽东统领的队伍。

这是一幅反映文家市会师的油画局部

9月19日中午前后，湘赣边秋收暴动的各路残余人马陆续在文家市聚齐。

此处距离浏阳城约九十里，还有一天以上的路程，但拿下浏阳会攻长沙已经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了。进驻文家市还算顺利，尽管湖南的民团凶悍，毕竟抵敌不住工农革命军两个团（尽管是残部）的进攻，团总孙发逊仓皇退出。工农革命军冲开笼子（监狱），救出被捕者。其中有前日被民团抓住的工农革命军战士，文家市的民团正准备杀其祭旗做“得胜酒”。

经历了金坪和东门之败后，工农革命军钱粮损失殆尽，拿下文家市正好可以补充。当地殷实富户彭伯棠家谷仓充实，广有家产，工农革命军不客气地进行了没收，大部分充实了军粮，然后召开群众控诉大会，把余下的谷子、衣服等分给贫民，随后又放火烧了彭家豪宅“望花楼”，总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2·

钟文璋逃走之后，陈浩接替了他的指挥位置。

文家市街后里仁学校内，一团团部就暂时设在那里。作为识别标志，学校大门口上挂着一面大红的旗帜，门两旁由两名卫兵荷枪实弹站岗。

文家市会师的这天下午，一位头发很长、身材高大、穿青布制服、衣领上披着一条大白手巾的人往学校里头走，被岗哨杨梅生拦下盘查身份。这个人很和气地对杨梅生说：“请你去报告你们长官，说外面有个姓毛的要会他。”

杨梅生进去报告了团长陈浩，陈浩连忙迎出来，并告诉杨梅生说这位就是中央的毛委员。杨梅生连忙敬礼放行。

为了商讨军机大事方便，毛泽东也住进了里仁学校。师部副官杨立三殷勤地帮助毛泽东安排了住处，细心的杨副官特别留意到毛委员脚下穿着的草鞋，与其他军官明显不同。军官们都是穿皮鞋以表示区别于普通士兵，难怪哨兵会把毛委员当成老百姓。

杨立三真诚地询问了毛泽东的脚伤，并聊起了毛泽东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说他很早就知道毛泽东的大名，佩服毛泽东的见识。毛泽东对杨立三顿生好感，先前在门口遇阻的不快也烟消云散。

住进学校的当晚，毛泽东以前委书记的身份在学校的一间教室里主持了前委扩大会议，营团级军官都参加了会议，以统一思想，解决部队何去何从的问题。

由于最初占领浏阳的计划无法实现，会攻长沙也成了泡影。毛泽东提出了两条思路：一条是转向湘赣粤三省交界的湘南进军，另一条是占山为王。湘南汝城地区是暴动前湖南省委选定的一点，后来因为种种条件没有实施，现在去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至于要占哪座山为王，毛泽东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最为适合。

为了说明自己的意图，毛泽东命人找来一张学校的教学用地图，给大家指出了湘南和罗霄山脉的方位。地图上的罗霄山脉在湘赣边界山脉形状最宽的部分，看上去有些像人竖起的一道浓眉。

听到毛泽东的计划中不再有继续进攻长沙、策应长沙暴动的内容，余洒度感到有些诧异。以长沙为中心点是中共中央秋收暴动计划的精髓所在，身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为什么不忠实地执行这条路线呢？余洒度提醒毛泽东，应该坚决执行原定“夺取浏阳，直攻长沙”的计划。

毛泽东试图说服余洒度，两人争执起来。大多数前委委员都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就连平时傲气十足的苏先俊也站出来支持毛泽东，主张南下“湘南一带”或寻机上山，反对余洒度继续进攻长沙的计划。事情明摆着，由于连遭败绩士气低落，再攻浏阳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如果失败极有可能是全军溃散，已经有了王兴亚的前车之鉴。即便侥幸拿下浏阳，前面还有株洲挡着；即使打下株洲，长沙城内的形势也并不乐观。

前委会议深夜才结束，最后决议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先保存实力退往萍乡方向，然后寻机向湘南发展。

9月20日吃罢早餐，参加文家市会师的工农革命军约千余人，集合在里仁学校的操场上站了一个团的方队，听毛泽东做临行前的动员。他向大家解释了不打长沙的原因：秋收暴动原计划攻打长沙，大家也想打到长沙去。但是，目前长沙这样的中心城市还不是我们待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武装然后夺取城市。万事起头难，要革命就不能怕困难，只要咬咬牙，挺过这一关，革命总有出头的一天。

毛泽东借用了“一双筷子容易断，十双筷子断就难”的古训，讲各部队之间团结的必要，然后又打了个比喻：“我们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的！”

毛泽东还说，蒋介石、汪精卫疯狂屠杀工农，革命处在低潮时期，但是革命高潮肯定还会到来。过去失败就是吃了没有抓住枪杆子的亏，现在有了自己的武装，事情就好办多了。秋收暴动虽然打了几个败仗，受了点挫折，但算不了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重要的是要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这次攻打长沙虽然没能如愿，但打了土豪，分了谷子给穷人，这个事还要继续干下去。

说起打土豪、分谷子，也并不那么容易。当时农村大部分农民老实本分，抱着“富贵在天、发财由命”的宿命的想法，对本乡本土的财主总是拉不下脸来。毛泽东启发大家，打土豪就是要打破情面，土豪劣绅发财致富是剥削我们来的，不劳动，吃得好，穿得好；我们穷是因为土豪剥削，我们种田的人一年到头累得要死，还没有吃，没有穿，我们要吃饭，要穿衣，要翻身，就要起来闹革命，起来把土豪劣绅统统打掉，分他们的田。

毛泽东的话让这些围观的农民豁然开朗，他们仔细琢磨，毛泽东的话句句在理，凭什么我们就要吃苦呢？里仁学校前门照墙上，至今留有当年“打土豪、分田地”标语的痕迹。这个口号就是毛泽东归纳的，以前只是提“打倒土豪劣绅”，没有提分田地。毛泽东抓住了农民的心理，简洁准确、朗朗上口的六个字，胜过一大篇纲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语言天赋以及对农民心理的准确揣摩。

毛泽东讲话的时候，围观群众中有一位爬在墙头上的浓眉大眼的少年，名字叫杨勇，他打定主意，决定跟毛泽东走，为穷苦人打天下。

部队离开文家市之前，重新做了一面军旗。

在一家商店的柜台上，把剪成旗形的崭新红布铺开，善书正楷字的杨立三写上了部队番号：“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根据9月中旬中共中央《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军旗使用了“工农革命军”的名称，因为此时与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联系不上，后面“第一军第一师”的番号只有先斩后奏。

千余人带着憧憬和信心离开文家市，沿湘赣边界逶迤的罗霄山脉南下，目标是湘南。

·3·

长沙的事态证明，毛泽东在文家市的决定极有先见之明。

就在毛泽东打定了主意，主动远离浏阳、坚决不去碰长沙，而是去湘南寻找新机会的时候，长沙暴动事实上已经夭折。早在文家市决定之前，湖南省委已经决定无限期延长长沙暴动的开始时间。作出这项决定原因很多，但最基本的是长沙的工人和农民并没有真正地发动起来，革命的形势既不像当初想象的、也不像后来宣传的那样轰轰烈烈。

“不但没有掀动农民夺取土地的革命狂潮，连取得农民对此次暴动的兴趣都没有，这是此次暴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如是说。长沙附近的农民9月11日开始行动，河东由中共长沙县委书记亲自指挥，总共解散团防局五处，杀死土豪劣绅两三人，并没有执行平分地主田地的政策。河西只解散了团防局二处，没收厘金局一处，杀土豪劣绅五人。两处总共得枪才八十余支。

长沙郊区的农民在农协委员长滕代远发动下，组织了万余人准备参加暴动。奇怪的是这万余人的规模竟然因为没有能解决一个小小的九峰团防局，“农民争斗的勇气几乎消灭”，失败后一哄而散，滕代远无处容身，只好四处逃亡。

长沙工人领袖均在通缉之列，不敢公开活动，所谓工人运动也几近于无，工人阶级“暴动的勇气也消灭了许多”。工人破坏铁路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虽然“安源路矿工人表现得十分坚强和勇敢，确是革命的先锋队”，但安源离长沙很远，根本影响不到长沙的工人阶级。

由于经费缺乏，之前准备的数千枚炸弹质量达不到标准，只有五百枚可用，而且爆炸的时间无法控制。除了在9月13日在长沙市内引起“绝大的恐慌”之外，局势很快便归于平静。国民党的“军事布置亦趋完备”，在这种情况下举行长沙暴动，无异于拿鸡蛋硬往石头上碰，“结果是一个完全的血海运动”。因此，湖南省委于9月15日决定中止计划中的长沙暴动。

中共中央对湖南省委擅自终止长沙暴动的行为极为恼火，于9月19日致信湖南省委，严厉批评了省委的“临阵脱逃”行为。

湖南省委：

接马××同志报告，省委于十五日晚上忽然议决停止十六日晨长沙暴动的计划，同时省委对于株、平、浏农军之退走，亦取放任的态度。这样事实上等于取消整个的湖南暴动，并且给鄂南暴动一打击。中央认为，长沙暴动虽已不幸地失去很好的机会，但客观上湖南暴动的前途仍然尚有希望，此时省委应一面命令萍、浏、平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兹特派任××（弼时）同志来湘，全权代表中央指挥省委执行原定暴动计划，不许丝毫游移。对于十五日晚取消十六日长沙暴动计划的决定，中央认为是临阵脱逃，由任同志查明经过情形报告中央处理。特此通知。

信中所说的马××，即马也尔，也叫马克夫。他的身份，有人说他是苏联驻长沙的领事，有人说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监督湖南省委的人，(1)总之马也尔表现出对湖南省委的愤怒，比中国同志还强烈。在他给中共中央的长篇报告中认为，“最坏的是省委先涣散”，湖南省委迟迟不发动长沙暴动是“最可耻的背叛”、“临阵脱逃”、“可耻的日子”、“滑稽极了”、“丢脸”、“玩弄手腕中国式的极顶的市侩的勾当”。

马也尔在日记中描述，从9月8日至12日，参加暴动的军队和枪支数量不断增加，四天的时间增加了一倍。株洲镇有六十支枪的农民打败了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营并占领了株洲，给了他胜利轻而易举的错觉，就连一团的金坪之败的损失，也不过是“只被夺去十支枪与损失了六十个农民”而已。

萍乡未克、东门失利、放弃醴陵、邱国轩叛变等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到长沙，湖南省委不得不考虑长沙暴动计划的可行性。马也尔指责湖南省委“胆怯”与“恐慌”、“丢脸的不勇敢的指导”、“群众要斗争而领袖怕弄脏了他的裤子”。他不知道，长沙暴动胜利依赖于湘赣边界的胜利，如果那里的暴动失败，长沙暴动没有强有力的军事外援，哪里还存在逆转局势的可能？

面对马也尔的指责，湖南省委并不服气，认为马也尔只会“发号施令、作威作福、瞎指挥”，省委书记彭公达更说马也尔“什么都不懂得，书生、知识分子，客观条件不好，办不到，他却不知道。”

马也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三个必须”：必须派一人负责中央委员指导湖南的工作；中央决议必须严格指出省委的决议是背叛的、临阵脱逃的；派来的中央委员必须实行改组湖南省委。同时，马也尔接连给湖南省委写了两封书面意见，重申长沙暴动绝对不能停止。

湖南省委在领导秋收暴动上，确实存在着疏漏。后来余洒度也向中共中央告了湖南省委一状：“整个的（湖南）省委指挥破产，在暴动中除了省委中个人工作与努力，几无省委的指导。各县来省接头总比见皇帝还要难些，甚至于找上数天，囊中用尽了，空空而返，这样要使许多事情失掉许多机会。”

毛泽东采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避开了湖南省委的指导失误。

·4·

中共中央仍然不想放弃长沙暴动，派任弼时从武汉前往长沙，督促湖南省委尽快发动长沙暴动。

任弼时于9月22日到达长沙。五天之后，湖南省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长沙暴动的有关情况。

彭公达、夏明翰反映了工农运动的情况，这与任弼时在武汉了解到的情况全然不同。

青年时期的任弼时和夫人陈琮英。任弼

时在1927年4月汉口召开的中共第五次代表

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长沙总暴动的情况也为国民党所掌握。原湖南省委军事运动部工作人员陈采夫叛变投敌，此人对长沙暴动计划和领导人的情况了如指掌，使湖南省委陷入巨大的危险之中，前两天已经有一些省委机关的人员被捕，湖南省委主要领导只能东躲西藏，几乎失去了作用。

大多数农民非常恐慌不敢行动，他们害怕暴动失败大祸临头。有的地主答应给农民减租，农民却害怕得罪地主不敢收受，只希望别人先减租，没事之后自己再照行。侥幸逃过“马日事变”的工人领袖立足不住，湖南省总工会和各产业工会陷入低潮，水口山、锡矿山工人组织陷于瘫痪。省委虽曾派人到水口山组织工人运动，但去后即无回信。长沙的车夫、铁路工人、泥木与码头工人、缝纫工人力量弱小，而且害怕不敢行动。长沙的国民党军已经达到九千余人，正严阵以待，等共产党自投罗网。暴动的武器不敷使用，炸弹大部分用于炸铁路，省委直接掌握的武器不过短枪二十支，群众连同党员不过千人左右。安源自王兴亚带走了大批骨干后，朱培德的两个连进驻安源，占领了工会，矿局借势大裁工人，将七千工人裁掉了将近两千，安源的革命形势也陷入低潮。

任弼时在了解真实情况后，向中共中央写出了书面报告，坦承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条件还不成熟，就连国民党政府以前承诺的“二五减租”也没有实现。鉴于实际情况，任弼时建议改变中央政治局根据马也尔报告制定的“要苏（先俊）、余（洒度）继续向长沙进攻，长沙立时举行暴动”的方针，长沙暂不举行总暴动。湘东（即湘赣边）的工农革命军稍事整顿后仍向平江、浏阳进攻，准备第二次攻取长沙并在长沙暴动。

报告还用相当长的篇幅反映了暴动经费不足的问题。

中共中央要求将一些土匪列入秋收暴动争取的力量，湘南有股较大的土匪找湖南省委联络，自称有枪七千余，赞成土地革命政纲和屠杀土豪劣绅政策，愿意与共产党合作，但要求一千元大洋的开办费。其他收编军队也时常开口要钱。任弼时认为这些人都不可靠，他们的目的无非是利用共产党，骗共产党的钱花。湖南省委并没有那么多的钱供给他们，采取的对策是令其先做出成绩，并须承认共产党派人进去工作担任下级干部为条件，然后再谈经济上的接济。

任弼时建议用各种方法鼓动农民起来抗税，摧毁征收机关，不仅能动摇国民党政权，没收征收机关的款项还可以用作工农军的军费。由于暴动经费不足，湖南省委在《关于今后武装起义工作的计划》中特别申明，“所有一切暴动用费，须由各地自行设法，向富豪及政府机关用断然的手段劫取。”

在任弼时主持下，湖南省委进行了改组，省委书记仍然由彭公达担任，只是更换了若干委员，夏明翰、易礼容已被国民党秘密通缉，仅彭公达的身份没有暴露。新当选的省委委员中，当时就有人撂了挑子，一位姓罗的主管省委宣传工作的委员“非常不支持工作，曾几次要求离开湖南”。

任弼时的长沙之行并不能令中共中央满意，尽管湖南省委在《湘省目前农民运动（农村暴动）行动纲要》中提出“发动全省第二次暴动，建立工农兵政权”的口号，可惜为时已晚：一则秋收时节已过，二则中共中央对湖南省委彻底失去耐心。

夏明翰与妻子郑家钧。秋收暴动后不

久，夏明翰被捕并在汉口就义，临刑前写

下了气壮山河的《就义诗》

10月1日，中共中央从长沙调回任弼时，改派罗亦农、王一飞去长沙。

罗亦农和王一飞严厉批评了旧湖南省委的错误，再次改组湖南省委，王一飞任书记。新省委调整计划，在发动长沙暴动未果的情况下，把主要精力放在恢复各级农会、组织秘密农民代表会议、恢复工会、扩大经济斗争、号召工人罢工、组织秘密队破坏铁路杀工贼上。

旧湖南省委的主要领导受到组织处分，彭公达降职为湘西特委书记，易礼容遭到了撤职处分，他提出要去湘赣边去找毛泽东，新省委发给他三十元路费。

1928年春节前后，易礼容与毛泽东取得联系，毛泽东正在宁冈茅坪整军，他邀请礼容去共同创业。省委没有同意易礼容上井冈山，中共中央不久派易礼容去江苏省委当农民部部长。易礼容在赴任途中与组织失去联系，抗日战争时期复出，已经是一位“民主人士”了。

彭公达和夏明翰两人结局也十分悲惨，翌年先后被捕牺牲。夏明翰临刑前写下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的千古绝句。

主持秋收暴动的湖南省委领导，最后只剩下毛泽东远在井冈山，躲过了祸端。

·5·

湖北的秋收暴动无论从组织指挥层次还是规模影响上，比湖南都相差甚远。

中共中央在《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中提出，“进行湘中的暴动，原则上与鄂南暴动同时发动”，“两湖应各有其中心区域，应各创成一种独立的暴动局面以发展暴动，但总的政治目标口号与行动须一致”，“暴动为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即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与没收其财产，实行乡村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城市民选革命政府，消灭一切非农民非工人革命的武装。”

鄂南暴动是湖北秋收暴动的重点，当地经济几乎陷入崩溃，纸币日益贬值，银元成了主要流通货币被商家大量囤积，物价飞涨居民叫苦连天，尤其是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盐价格，农民出售一担谷子的价钱只能买两斤半食盐，食油和食盐价格昂贵不说，很多时候有钱也买不到。唐生智在湖北收购军粮既不付银元也不付纸币，而是用不能流通的国库券，农民敢怒而不敢言。当地国民党驻军多半是新兵，薪饷是纸票，生活艰苦，没有多大的战斗力。

由于在湖北并没有共产党直接掌控的军队，因此只能靠争取“杂色军队”，“设法与其兵士接近宣传他们”。中共中央给湖北党组织的指示中，特别提出不能争取许克祥所部。

但是争取杂色军队加入暴动，同样离不开钱，中共中央照例是只给政策不给钱。

为了取得暴动必须的经费和武器，中共鄂南特委决定采取劫火车的方式。9月8日傍晚，特委接到情报，说当夜将有一列火车通过中伙铺车站，上面装有武汉国民政府军饷数万元，都是银元，并有子弹四万发，仅有士兵十余人押送。

机会难得，特委领导决定劫下这些钱和武器，临时动员了二三百名农会骨干，又从当地一支叫做“人民自卫军”的杂牌军中“借”了一个班的武装，埋伏在中伙铺车站。列车刚一进站，假扮成国民党十三军的稽查人员的暴动总指挥黄赤光带着八九人持枪上车检查，首先缴了押车士兵的枪，铁路两旁埋伏的农民蜂拥而上以壮声威。搜查一通之后，根据特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伙铺劫得快枪十六支，子弹五箱，三万四千纸票和八十六块现洋。

因为这列火车是武昌到长沙的最后一班，特委担心旅客中混有中共中央派出联络的同志，恐怕将车扣留会耽误两湖暴动，于是将武器和财物搬走之后，挥手放行。慌乱之中，特委并未将铁路沿线的电话线截断，因此国民党方面也很快得知了鄂南暴动的消息。

列车上确实有中共中央派出的联络人员，其中就有湖北黄冈“林氏三雄”中的老大林育南，他是去指导湖南秋收暴动的。林育南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到了中伙铺劫车事件，根据他的报告，中伙铺劫车只缴获枪十余支、款数千元；打伤护路队六人，打死两人，车站被捣毁。

中伙铺劫车事件虽然并没有得到预想的钱财，却成了另一起叛逃事件的诱因。

特委本来是想借机收编“人民自卫军”，不料这支军队原本就是土匪武装，匪性未改，不满劫车后分得的东西太少，加之看到农军的力量比较薄弱，恐怕暴动不能成功反受拖累，不愿意跟共产党一起干。

特委领导并未及时察觉这股土匪的心态变化，落入圈套。先期到达的鄂南暴动第一路指挥王钟和县委负责人漆昌元被土匪秘密杀害，夺去了十六支步枪和九支驳壳枪。漆昌元原与土匪头领刘步一私交甚厚，曾经为刘步一说过不少好话，竟然也被其杀害，可见所谓江湖义气并不可信。

刘步一后来又伏击了鄂南特委，将其打散，鄂南暴动由此失败。

鄂东区的秋收暴动也没有开展起来。

南昌暴动之前，中共湖北省委计划将在当地不能立足的农运骨干和武器送到叶贺军中，随军南下。不料执行命令的人领会错了意图，竟将所有武器和负责人、工农运动骨干全部送走。等到秋收暴动需要人了，湖北省委只好重新派人去鄂东各县组织发动，从武汉派去的工作人员到达鄂东之后连接头人的影子也找不到，只好返回武汉。省委不得不再派一些家在鄂东的骨干回乡发动秋收暴动，但时间上已然来不及。

湖北省委派往各乡的工作人员，都是由省委农民部负责派遣，采用协商的方式，有病的可以不去，正式说明不愿意去做农运工作的也可以不去。这样一来，几乎是无人可派。省委给到各地区去做农运工作的人，平均每人发路费二十元，不久纸币贬值，六十元都不够。领了差旅费仍逗留在汉口的大有人在，派出的四百多人到各地区接头并能实际工作者，不过二分之一。暴动时，有的农民竟然要求发放开拔费和伙食费，才肯出动。

这样一来，湖北秋收暴动的失败，也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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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中共早期组织的几场大规模的暴动中，几乎都可以看到共产国际的影子。除了在组织系统上中共中央隶属于共产国际这一硬性规定之外，也暴露了中共某些领袖在理解“以俄为师”上的某些偏差。

·1·

任弼时刚到长沙的时候，当地报纸上就登出了新闻，说湘赣边界的农民暴动指挥官苏先俊已经阵亡。省委想核实这个消息，心有余而力不足。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总指

挥卢德铭。秋收暴动中，他的地位

十分尴尬

其实苏先俊并没有阵亡，而是正在退往湘南的途中。

根据文家市的决议，工农革命军下一个进军目标是湘南。这是一个容易让大多数人接受的方向，尤其是那些有追赶主力情结的人们。“湘南暴动”计划让人记忆犹新，湘南离广东更近，离主力部队更近，这都是选择进军湘南的理由。

为了甩脱国民党军，部队抄小路跋山涉水、早行晚宿，打算由江西桐木经萍乡、莲花南下，途中闻萍乡有国民党军驻扎，于是决定绕道萍乡和安源以东的芦溪。

真是越怕啥就越来啥。部队在经过芦溪镇的时候，与国民党军的一个团不期而遇，打了一场遭遇战，部队被冲散，损失人枪三百余，总指挥卢德铭战死。

说来也巧，此地名为芦溪，谐音“卢牺”，似乎暗示总指挥卢德铭牺牲之意。这种说法当然是迷信，但人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却最容易迷信。芦溪之败给毛泽东在文家市刚刚鼓起来的士气带来了沉重打击，部队悲观情绪蔓延，出现了大量逃亡。一营一连有个排长带领全排利用放哨的机会集体携枪逃跑，逃亡变成了公开的话题，士兵们毫不忌讳地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到哪儿去？”

更为严重的是，两个团的军官之间团结也大受影响。发生战斗的那天清晨，山里的雾格外大，一团和三团之间不辨敌我，互有误伤。

为了稳定军心，毛泽东每天行军中都要和战士们谈话。战士中有些人并不熟悉毛泽东，都以为他是部队雇来的挑夫，于是拉他挑担子。毛泽东笑着说：“我给你们挑了好几天了，今天你们连长叫我休息休息。”有认识毛泽东的战士便说：“怎么能叫他挑担子？他是中央派来的毛委员呀！”

逃亡蔓延的情况说明，武装必须掌握在可靠的干部手中，部队要有一个坚强的组织作为核心。此外北伐战争共产党的遭遇也颇能说明问题：没有抓住军权，没有坚固的组织，一旦军队反复，共产党员失去武装的后果轻则会被赶走，重则甚至丧命。

部队一直退到江西莲花县附近，收拢部队还剩下六百余人、七百余支枪。从莲花县城逃出来的农会骨干找到部队，要求营救关在莲花县城监狱的同志。前委召开了军官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决定进攻莲花，一来可以营救同志，二来还可以取得给养，三来还可以提振士气。

这一天的中午，按照毛泽东制订的攻城计划，工农革命军一举攻克仅有保安队一百多人防守的莲花县城，捣毁了国民党县党部和县公署，砸开了监狱，救出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群众一百多人；打开积谷仓补充军需之后，依例分给贫苦农民。

在莲花县城，还弄到了一些钱和布匹，军服和军饷有了着落，士气有所恢复。

攻下莲花县城之后，余洒度与毛泽东的关系趋于恶化。

早在修、铜两部合兵的时候，毛泽东与余洒度两人就心存芥蒂。久候余洒度不至，毛泽东还写信责问过他；文家市前委会上，两人为下一步的进军方向争吵过。

南下之后，两人又为部队宿营地的事闹起了别扭。由于事先没有商量，两人选定的宿营地点有所不同，彼此相差了十里地，最后还是按毛泽东选的地点宿了营。到了宿营地之后，余洒度私下里大发牢骚，并骂着非常难听的话：“妈的×！我当什么师长？十里路的权都没有了！”

引起毛泽东和余洒度直接冲

突的军需官范树德，也是黄埔系将领

部队占领莲花县城后，缴获了一些物资，军需处长范树德到处找人挑粮食、挑布匹、挑浮财。这时余洒度带过一个中年人来交给范树德，说可以让他挑东西。范树德见此人穿戴像个绅士模样，细皮嫩肉不像个挑夫，心里感到奇怪，但也没有来得及细问，就直接安排他去挑东西去了。

没想到这位“挑夫”趁大家都在忙着清点财物的时候悄悄溜走了。事后才知道，此人正是莲花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毛泽东得知此事非常恼火，但他没有批评范树德，而是对余洒度发了脾气，怪他没有交代清楚，因为莲花县城三里之外的村庄里就驻有国民党的警备队，如果逃走的“挑夫”通风报信，那么城内的部队处境很危险。

吃过晚餐，余洒度通知军官们在莲花县政府里开会。毛泽东到得比较晚，他一坐下来，就气呼呼地责问余洒度：“你现在开什么会？我们千把人的性命还处在危险的地位，你开会管什么用！”

余洒度受到毛泽东的抢白，也反唇相讥道：“我担保！如果你怕死的话，我派人保护你！我可以担保你的性命，要是你死了，我把我的命赔给你！”

双方都动了气，互相都拍桌子，众人劝解一番，会议不欢而散。

部队在莲花县城进行了补充之后，拔营起寨，继续向湘南进军。

这是一个注定达不到的目标，因为部队东南方向走不了多远，就会到达一个叫做三湾的地方。部队将在三湾调整方向，使得中国革命也在三湾这个弹丸之地拐上一个大大的弯。

·2·

工农革命军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的时间，是9月29日。

三湾村的公鸡打鸣，湖南和江西两省都能听到。倒不是说公鸡嗓门大、叫得响，而是三湾的地理位置特殊，毗邻两省，俗称“鸡叫听两省”。

三湾是一个十分贫穷的山村，当时只有五十多户人家。这里的田地、森林竹木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地主的，贫雇农民只有空空两只手。地主出租田地，还要先看看农民有没有家当，如房子、妻子儿女等，如果没钱还租，长年累月欠租几年后，就得卖房子，卖儿卖女卖妻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三湾又是莲花县通往宁冈县的交通要道，过往的行人客商络绎不绝，形成街市。街上有许多店铺，如肉店、豆芽豆腐店、染布坊、杂货店、饭店、南货店等，没有几个铺子是本地人开的。

工农革命军刚到三湾的时候，当地居民和店铺家家闭户，很多人甚至躲到山里。部队进村时村子里空荡荡不见人影。宿营之前，毛泽东集合部队讲话，强调革命军要主动搞好群众关系，并挑选一些能说会道的战士组成若干宣传小组，有的到山里喊话，有的找在家的老弱谈心，帮助他们挑水、打柴、推磨，同时把从莲花县打土豪得来的一些布匹、粮食、衣物、银元分给当地穷苦农民。

这一招果然奏效，躲避出去的群众很快就都回来了，而且对工农革命军格外热情，纷纷主动卸下自己家的门板，抱出晒干的稻草送到部队，供战士们宿营，还将周围国民党军驻扎的情况告诉给革命军，关系十分融洽。

毛泽东就住在村内一家叫谢生和的杂货铺。这是村里比较宽敞的好房子，里边吃穿用俱全，取用比较方便。在这间杂货铺里，前委的委员们再次坐了下来，心平气和地斟酌了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办。为了能让大家安心开会，毛泽东派特务连连长曾士峨带人在四周警戒，担负指挥机关的保卫任务。

毛泽东决定在三湾小住：“部队不能再跑了，乱跑就肯定要遭到失败。在芦溪我们垮了不少，如果再乱跑，剩下来这些人也要全部垮掉，这样还革什么命？”大家承认毛泽东的话有理。所谓动极思静，一动不如一静，战士的士气普遍不高，不进行必要的休整恢复士气，也许部队根本带不到湘南。

队伍还要重新整编，由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说是一个团，其实根本不到一个团，只有两个营外加一个连。修水出来的第一团缩编为第一营，铜鼓出来的第三团缩编为第三营。第二营的编制空着，留给安源的第二团，安源的革命血脉不能丢，有一天王兴亚二团来归，随时可以恢复第二营的建制。外加的一个连是团部直属特务连，这样全团共有七个连，含伤病员在内，人数在七百左右。

胜败乃兵家常事，人多了就扩编，人少了就缩编，没什么大不了的。芦溪之败后，余洒度就曾提议缩小编制，将原来一团和三团缩编为一个团，仿效警卫团在修水的做法，名称暂用“中央直辖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提议由自己在警卫团的老伙伴陈浩当团长指挥部队，由毛泽东为党部书记（也叫委员长），专做党的工作。

余洒度的缩编计划只是简单的编制缩小，毛泽东可不这么想，他要做一篇大的文章。

奥妙在于动一个字，“缩编”就成了“改编”。于是人民解放军军史上就有了著名的“三湾改编”，而不是“三湾缩编”。

由“缩”到“改”，别看只有一字不同，性质和境界却截然不同。

那么毛泽东这一“改”，都改了什么呢？

简而言之，最大的“改”就是在军队体制内注入了民主的要素。

以往的旧军队中，从来没有在军队中实行过民主。军队特点就是靠由低到高不同级别来指挥，强调的就是集中。国民党建立民国政府之后，在国民革命军中也让士兵喊一些空洞的民主口号，而此次毛泽东在三湾给工农革命军中注入的，是战士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民主。

如政治民主。规定官长不许打骂士兵；官兵之间废除繁琐的礼节；开会的时候，士兵有说话的自由，尤其是有批评军官的权力。那时的普通战士都害怕“点名”，一到点名就有人要挨整，军官对士兵殴打和体罚司空见惯。

如经济民主。三湾改编之前，部队中依然没有人敢触动军官的“三金”（金牙、金戒指、金边眼镜）、“五皮”（皮鞭、皮武装带、皮挎包、皮靴、皮绑带）、四菜一汤的生活待遇。实行经济民主之后，各项开支公开透明，军官中饱私囊的情况很难发生；由士兵管理伙食费，官兵待遇平等，吃饭穿衣都一样。

如军事民主。就是在打仗之前，允许下级出主意想办法，上级吸收下级的合理意见，此举不仅有利于制订出更为完善的作战计划，而且还有利于发现下级中的人才。

实行民主需要组织保障，于是叫做“士兵委员会”的机构就应运而生了。

士兵委员会是旧军队中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一个全新组织。委员会以连为单位，主席和委员都是由本单位选举有威信的士兵或班长担任，军官可参加士兵委员会，也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但为了保证士兵的权利，军官当选人数不得超过士兵委员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士兵委员会权力广泛，军官要接受它的监督，做错了事要受到它的批评甚至处罚。它还负责监督部队的伙食开支，此前连队的伙食开支基本不透明，军官克扣伙食费成了司空见惯的常事，部队管伙食油水很大，士兵称之为“吃油饼”，意思是贪污几个钱去买个油饼吃。由于有了经济民主，按时结账分伙食尾子，杜绝了贪污浪费，“吃油饼”现象也渐渐消失了。

三湾改编加强了共产党在军队中的控制作用，就是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团以上单位才设有党部，团以下则没有。值得说明的是，三湾改编时党支部建在连上还是秘密的，士兵加入共产党也是秘密的，党支部是通过控制士兵委员会，来实现党的意图。

这又是共产党控制军队极高明的一招：除了传统军事指挥系统，还有一个与之并存的共产党组织系统，由党的前委统一领导。重大的问题要经过党组织讨论决定，军官再想拉走部队就没那么容易了。

从称呼、旗号，到内部党组织建设，三湾改编使工农革命军成为真正带有新型军队的性质。因此曾经有人主张将解放军建军节定在秋收暴动，也不无道理。

三湾改编中还有两条具体措施，就是成立了军官队和卫生队。

军官队是放置整编后多余军官的。部队缩编之后，编余的军官无处可去，三湾改编并没有用多设副职的方式消化这些人，而是把他们放在军官队中储备起来，一旦形势好转部队扩军，这些军官就成了宝贝。这一点毛泽东颇有先见之明，抓住了人才就不愁事业不成。

成立卫生队也很重要，也是毛泽东的细心之处。把伤员从连队中抽出来，和医务人员合编在一起，使伤病员能得到尽可能直接的照顾。伤兵员与战斗部队混编在一起，不仅影响部队的机动速度，而且影响士气。成立卫生队后，部队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伤兵也少受些奔波之苦。

虽然卫生队也没什么药品，但对伤病员或多或少是个心理安慰。

·3·

军官队中有一个名叫谭政的人，此人是陈赓的妹夫，出身书香门第，投军之前当过教师。他原来在修水警卫团任准尉书记官，后来又当了毛泽东的秘书。

用谭政的话说，三湾改编“算是红军发展史上的一个难关”。

三湾改编降低了军官的地位，尤其是一些高层军官的指挥权受到削弱，生活待遇几乎与士兵一样，这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

余洒度和苏先俊反应最为激烈。余洒度以前跟毛泽东在行军方向上有分歧，他一直坚持认为毛泽东向农村进军是“错误的”，“这条道路走不通”，现在权利又受到限制就更加不满了。苏先俊虽然跟毛泽东一路从铜鼓出来，在一些问题上支持过毛泽东，但在三湾改编的时候，新任团长并不是他，对权力有着极强追求的他心生不满。芦溪之败，三团损失人员最多，他手中已经没有多少实力了。

新任团长是陈浩，他曾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潮州分校学习过，在军校因闹事曾被何应钦关过禁闭，经过学员们鼓噪才把他营救出来。

10月3日早晨，部队在三湾村东南头的枫树坪上集合，宣布改编后的事项。

坪首有一块大石头代替了主席台，宣读改编命令的是愁眉双锁的余洒度。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登台亮相，语调中透着悲观。作为军事指挥官，他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部队从秋收暴动开始时的一个师四个团，一出师便连打败仗，兵越打越少沦落为今天不足一个团，这对他好大喜功的性格是个讽刺，因此在话语之中充满了自嘲。

接着是新任团长陈浩讲话。少言寡语的陈浩走上台去，言简意赅地宣布了部队开进方向和开拔时的行军序列，即某部为前卫，某部为本队，某部为后卫，并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然后陈浩介绍，请中央派来的毛委员讲话。

毛泽东走上大石头，望着下面情绪不振的战士们，表情变得开朗起来。两位军事主官并没有提振战士们的士气，尤其是余洒度的那番讲话，影响更是消极。总之是要把战士们的士气先调动起来，否则南下的路将更难走。

这是反映“三湾改编”的油画《军队党指挥》局部

毛泽东的头发比在铜鼓时又长了很多，身上穿着一件老百姓的蓝布旧棉袄，腿上却打上一双布绑腿，脚上套着一双草鞋。布绑腿和草鞋是士兵区别于军官的一个显著标志，拉近了与士兵的距离。他的演说以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的故事为破题的引子：“大家都是爹娘生的，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有了一军人，我们现在还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多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暴动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能有成功。”

贺龙是位传奇人物，是大家心目中的偶像，平、浏农军还曾编入贺龙独立团，听毛泽东这么一讲，大家都觉得现在的处境确实比贺龙的两把菜刀强多了。

毛泽东又简单地批评了余洒度和苏先俊，然后又夸奖了新团长陈浩：“以前的领导把部队指挥得一塌糊涂，真是乱七八糟。现在好了，我们决定把部队整编为一个团，请最能干的、最有经验的陈浩同志当团长，他一定能指挥我们不断取得胜利！”

挨了批评的余洒度和苏先俊站在一旁面红耳赤，眼睛望着地下，抬不起头来。而受到表扬的陈浩也默不作声，面无表情。在毛泽东浓重的湖南口音里，“陈、程”不分，因此有不少人将陈浩误记为“程浩”，其实是一个人。

强扭的瓜不甜，捆绑不成夫妻。毛泽东知道有人不愿跟自己一起干，与其留着这些人碍手碍脚，不如好合好散。于是挑明了说道：“愿意走的，发给三到五块大洋的路费，回去继续革命，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但枪要留下，更不准拉走部队。”

这话主要是说给余洒度和苏先俊听的。

南下之后，两人前后离开了毛泽东，名义上是以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两人确实也都向中共中央汇报了秋收暴动的情况，但两人不久后都脱离了共产党投靠了国民党。

余洒度离队的时候，曾经被站岗的一营二连排长谭希林拦住，并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话符前言，并未强留。余洒度后来投靠了国民党军，官至政训处长，他的同胞弟弟私携手枪走私贩毒被国民党稽查人员捕获，查明所使用手枪是余洒度的。经军法审判，余氏弟兄二人均被判处死刑。

苏先俊后来也投靠了国民党，并告密出卖了湖南著名的工农领袖郭亮，致使其被捕牺牲。1930年中，红军战将彭德怀第一次打进长沙抓住了苏先俊，查明事实后将他枪毙，为郭亮报了仇。

三湾改编之后，部队去广东投奔叶贺主力的论调已经形不成气候了。根据报纸所载，国民党已经判断出这支秋收暴动的残余人马，有经湘南转道广东会合叶贺主力的企图，毛泽东自然不会愚蠢到去自投罗网的地步。

此外，广东那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一大堆，施展拳脚的余地不大，反倒不如在湘赣边界一枝独秀。

·4·

离开三湾村，部队向南继续行进，第一站就是宁冈。两处相距不远，出发当天就到达宁冈县的古城。古城是宁冈县的旧县城，后来成了一个小镇，当地老百姓又叫它“老长街”。距离古城约十五里处名为新城，就是当时的宁冈县城。

在宁冈，毛泽东将把中共江西省委预先伏在那里的一枚棋子激活了。

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曾经托宋韵琴捎回一封密信，宋韵琴在陈家坊追上了毛泽东，将密信和剩下的银元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到这封密信之后，知道宁冈地区有一支队伍可以为共产党所用，头领叫做袁文才。

毛泽东并不是第一次听到袁文才这个名字，在安源就听到王兴亚和潘心源讲过袁文才和王佐的故事。只是秋收暴动事起仓促，旋即暴动失败，毛泽东并没有来得及联络袁、王两人。部队沿湘赣边界南下途中，启用预伏在宁冈这枚暗棋，已经在毛泽东的计划之中。

三湾村休整期间，毛泽东悄悄派了村里共产党组织负责人李立，拿着自己的亲笔信到宁冈茅坪，找袁文才联络。袁文才此时公开的身份是国民党加委的宁冈靖卫团团总，人马粮饷开支均由县政府负担，打着宁冈靖卫团的牌子。

宁冈县长是滇军金汉鼎委任的，就住在砻市，每月干拿薪金，什么事都不管，吸鸦片、打牌、搞女人。他把地面治安交给了袁文才，来对付宁冈山区的其他几位绿林头目。当时这一地区的股匪甚多，比较大的有胡亚春、大老高、二老高、何正山等几支。宁冈地区的共产党负责人龙超清、刘辉霄做了大量争取袁文才的工作，他才肯下山。

袁文才接到毛泽东的信后既喜也忧，他曾听他的军事参谋、武汉农讲所的学生陈慕平说起过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是个有雄才大略之人，也想结识毛泽东，便派了陈慕平与中共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一起跟随李立回到三湾，与毛泽东取得联系。

工农革命军到达距离宁冈古城十五里的砻市，毛泽东决定歇歇脚。

这里已经属于“罗霄山脉”地域，毛泽东在文家市的地图上已经研究过这里。当时还没有所谓井冈山的概念，不仅毛泽东本人，就是大多数的当地人也不知道井冈山究竟指的是哪一块地方。人们更多的是使用“五井”的地域概念，根据《宁冈县志》所载，“县东北之七溪岭，鹅岭山，西南之白石山，大小五井，均称奇险，邻邑人士，多有所闻，山之森林丛丛，大有二丈之围，深涧寂寂，能伏数千人马。当地风俗习惯，皆尚素朴，物产地也甚丰富，且是一年耕，而有三年食……”可见井冈山就是当时所称之五井。

据当地土人说，严格意义上的井冈山是附近一座早已荒废的山。其下有井冈山村，即井冈山主峰北麓的一个村庄，只有几十户人家。工农革命军到来之前，这里是土匪、散军栖身之所。

不管怎么说，宁冈古城东部的罗霄山脉中段确实是武装割据的好地方。那里白云缭绕众山冈，山峦起伏如波浪，山险岭峻横跨湘赣，进可攻退可守。相比较之下，宁冈县城却并非高山险阻，虽有小山丘，但地势比较开阔，剿匪的官兵一来，必会占领这一带的地方。但是，官兵历来不会在宁冈县城驻扎太长时间，主要是无法保障大军的供应，剿灭钻进罗霄山脉的绿林好汉，并非是一朝一夕之功。

派去联络袁文才和王佐的人传回了情报，似乎并不乐观。

袁文才婉转地表达了不希望工农革命军在此常驻的意思：“此间地方太小，给养不足，不能供养许多人马，愿以长纪（即长枪）三百，现洋若干相赠，请毛先生另找高山吧！”侦察员从宁冈回来报告，进了宁冈城点燃一支香烟，围着全城转了一圈这支烟还没有吸完，说明这个县城太小，实在驻不下这许多人马。

从王佐处传回来的消息意思差不多，无非是山里没有奉养大军足够的粮食，歇不下这许多好汉，众英雄最好不要上山，王佐愿意挤出一部分口粮献给大军，请大军另谋富庶之地栖身。

毛泽东听罢，不禁莞尔。他明白袁文才是在耍心眼，虚张声势。袁文才和王佐两人的长枪加起来，也未必达到“长纪三百”之数。如果把这些家底都给了我毛泽东，你袁文才难道去喝西北风？

毛泽东吩咐，即刻联系边界当地的党组织，召开军地联席会议。

·5·

会议是在宁冈古城内的文昌宫小学内召开的，为期两天，史称“古城会议”。

这是一次前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工农革命军的前委委员和军事负责人、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和永新党组织负责人，袁文才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毛泽东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简单总结了秋收暴动军事失败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敌人力量过大，主观上是没集中兵力，以致被敌人各个击破。但在政治上秋收暴动树起了红旗，土地革命的思想深入人心，现在人员虽然减少了，但很精干，是一笔宝贵的财产。

关键问题是如何安下家来，保存下这支武装，在湘赣边界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这才是古城会议的重点。毛泽东将整个罗霄山脉的各部分作了比较，认为北部地势不如中段可进可守；南段地势较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政治上给予湘赣两省的影响也小一些，不如中段一举一动可以影响两省。

罗霄山脉中段坐落在湘赣两省交界，包括江西的莲花、永新、宁冈、遂川和湖南的酃县、茶陵六县，纵深五百五十多里，都是高山，有黄洋界、桐木岭、朱砂冲、双马石、八面山五大关隘，山下有大小五井，地势非常险要，还有九陇山等重要屏障，有利于武装割据，开展游击战争。

但罗霄山脉中段也有自身的弱点，就是居民太少，散落着十几处村落，住着三四百户人家，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但边界其他六县盛产稻米、油、茶、木材，群众基础又好，可以部分弥补军需不足。

如果选择罗霄山脉中段暂为工农革命军的藏身之所，那么如何对待袁文才、王佐就成了关键问题。此前袁、王二人已经表现出对毛泽东相当强的戒心，担心江湖险恶，会被工农革命军吃掉。毛泽东率部从三湾进至砻市、宁冈的时候，沿途并未见袁文才的一兵一卒，从正面理解是对工农革命军客气，但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袁文才的戒心甚重，他已经将驻防在砻市的兵力撤回茅坪，严加防范。

会上，毛泽东当着袁文才信使的面，夸赞了袁文才一番，表示愿意和袁文才一起共图大计，眼下需要借贵方一宝地设立留守处和医院，还请袁文才行个方便。袁文才的信使也说了一大堆久仰之类的江湖套话，但中心意思还是那句话，可以资助一些给养，请工农革命军另择高山歇马。

袁文才亲笔写给毛泽东的信，信中有“敝地民贫山瘠……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字样，表明他并不欢迎工农革命军的态度，相当于一纸逐客令

此话一出，立即招致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的不满，但又不好公开发作起来。待会议间隙，他与湘赣边界地方党组织的一部分人找前委反应情况，主张实在不行便以武力解决袁、王所部，理由是他们虽然名为农民自卫军，实际上是土匪部队。龙超清出身官宦，其父龙钦海曾任江西省议会议长，龙超清可以利用特殊身份出入省城南昌不受检查，上层的人脉关系很广，而且也熟悉当地党组织的情况，因此他的意见有一定的代表性。

说起来，袁文才还是在龙超清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为何龙超清和边界党组织却主张以武力相向呢？

究其原因，主要还是袁文才的性格和宁冈土客籍的矛盾造成的。

袁文才是宁冈当地难得一见的中学生，在永新读书时就参加过学生运动，颇有些机智权谋，号称半个诸葛，性格上免不了恃才傲物，处事过程难免与边界党组织磕磕碰碰，也不大听使唤。此外，宁冈的土客两籍历来不睦，宁冈县委的主要领导是土籍，客籍袁文才手里掌握了武装，使他们有些坐卧不安。袁文才和王佐两人是磕了头的把兄弟，王佐对袁文才言听计从，解决袁文才自然也要捎上王佐。

而远道而来的一些前委委员当时并不明白其中的过节，加之对不久前邱国轩团在金坪叛变记忆犹新，因此十分赞成边界党组织的意见，认为应该果断处置袁、王的部队。

毛泽东摇着头说道：“消灭袁、王，谈何容易？肚量不可太小，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着呢，历史上有哪个朝代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的？我们要团结，改造他们。”毛泽东认为，对袁、王部队要作阶级分析，虽然他们身上沾染有绿林习气，但是这些缺点是可以克服的，不能采取旧军阀那种大鱼吃小鱼的办法，而应该主动地和他们搞好关系。

经过一番劝解，主张对袁、王动武的人只得暂且按捺下杀机。但宁冈地区土客籍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几个月后湘赣边界“八月失败”，土籍农民在豪绅的挑动下投向国民党军，支持国民党军烧屋搜山；而红军打败白军后，客籍农民又去劫掠土籍农民财物。

更为可惜的是，几年之后留守后方的边界党委联合彭德怀的红五军，趁毛泽东率军远征赣南闽西之机，设计诛杀了袁文才、王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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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然，袁文才和王佐被杀也有其自身的原因。但无论如何，以肉体消灭的方式来对待党内的同志都是错误的，毛泽东本人亦不同意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处理袁、王。新中国成立后，两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参见《袁文才、王佐被杀事件》，裘之倬、邹耕生著，载政协江西省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纂的《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

毛泽东决定亲自出马会一会袁文才，消除他对工农革命军的疑惧。

袁文才是当地为数不多的知

识分子之一，在毛泽东到达井冈

山之前便已经加入共产党

古城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于10月6日早晨从宁冈古城来到砻市，到了东源的大仓村，这是和袁文才约好的见面地点，具体选在大仓的林家祠堂。

林家是当地大户，修建的祠堂很是整齐，祠堂门口是一座石桥，袁文才率谋士陈慕平和几位铁杆兄弟早已经站在石桥的另一端，迎候毛泽东。此时离寒露节还有两天，山区天气寒冷，远远地就见毛泽东骑着马，披了一件大衣，在四五个穿长衫的精干护兵护送下，缓辔而来。

马上的毛泽东也看到了站在石桥上的袁文才，见此人身穿长衫中等身材，长得面孔清瘦，两腮无肉，精明之中颇有几分书卷气，倒并不怎么像打家劫舍的草莽人物。

两人见面，寒暄已毕，登堂入室。

厅内早已摆好了茶点。茶是最好的“雨前茶”，即谷雨以前采摘的新茶，又叫“头春茶”，每五斤生叶可以制出一斤茶。茶价颇贵，一块钱一斤，一般有身份的人才喝得起，而一般的茶叶每斤才两毛钱。两个人边喝茶、吃瓜子、花生，边聊着天，毛泽东赞扬袁文才敢于反抗豪绅地主阶级的精神，表示要和袁文才交个朋友。

为了解袁文才之疑，毛泽东主动说自己准备南下广东，经韶关去投奔南昌暴动贺龙、叶挺的部队，留下一部分部队就交给袁文才带。

袁文才忙问留下的是些什么人？

毛泽东笑道，主要是伤员，还有部分军官，其中有连长、营长，或许还有个把团长、师长哩。

袁文才一听，连忙摆手道：“这么多大人物，我一个初中生能带得下去？”思考了一会，试探地说：“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油我管，但宁冈的现洋实在有限，还需要到酃县、茶陵、遂川一带去筹集。”

毛泽东听袁文才讲的也是实话，于是不再为难袁文才。两人商定毛泽东留下伤病员和留守机关，以及军官队编余军官交给袁文才，然后自己带领作战部队转向湖南，以取得足够的款项。

聊得投机，不知不觉天近中午。袁文才一面吩咐手下杀了一头肥猪，留毛泽东等人吃了午饭；一面悄悄命人撤去屋后竹林里埋伏的人马。原来袁文才害怕毛泽东带人火并，预先挑选了二十几位年轻剽悍、枪法又好的弟兄埋伏在林家祠堂附近，一旦情况有变便出手厮杀，这就叫做“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吃罢中饭，毛泽东和袁文才两人又天南海北地聊了会儿天。天色将晚，太阳西坠，毛泽东这才起身告辞。袁文才又命人抬来一个大托盘，上面是用红纸包着的一筒筒银元，请毛委员笑纳。原来袁文才与毛泽东相见甚是投缘，决定拿出一千块银元当见面礼。袁文才身上只有二百元，又在马源坑的钟家借了三百元，在林家借了五百元，这才凑足了一千之数。

毛泽东自然也有礼回赠，答应送一百支步枪给袁文才，并派干部帮助袁文才练兵。

临别前，毛泽东又托袁文才做王佐的工作，袁文才一一应承。

次日上午，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茅坪，袁文才带领众弟兄热情欢迎。茅坪的老百姓为远道而来的战士们腾房子、送粮食和蔬菜、柴草，战士们则帮助群众扫地。当晚，毛泽东在攀龙书院接见了宁冈、酃县在茅坪避难的共产党员，让他们返回各自的地方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组织武装开展土地革命，如今有了工农革命军撑腰，再不要躲躲藏藏。

根据与袁文才的协议，工农革命军后方医院部队就设在宁冈茅坪的攀龙书院。后方医院仅有一名医官和两三种西药，如阿司匹林、蓖麻籽油等，这些都是广东出产的，勉强能对付流行的疟疾（打摆子）。治疗外伤特别是枪伤，多数是用中医的“三黄散”之类。所谓“三黄散”，即将黄连、黄柏、黄栀子研末，调敷在创口上，效果时好时坏。有时医生来不及制作“三黄散”，就把几种草药放在口里嚼烂敷在伤员的伤口上，能不能医好就看运气了。

不能随队行动的重伤员留在此地，部分轻伤员和不愿上山的战士每人发银洋一元，遣散回家。毛泽东还吩咐芦溪战斗中负伤的师部参谋处长陈明义回长沙养伤，顺便到长沙望麓园去找到一个叫“许老太婆”的秘密联络员，向湖南省委详细报告暴动经过和现在的情况。

工农革命军还在象山庵设立了后方留守处，筹办军粮。军需官范树德去找袁文才买谷子，袁文才由于已经接到了毛泽东派人送来的枪支，很是高兴，爽快地说道：“买什么？拨五百担谷子给你就是。”

有了袁文才的帮助，毛泽东的日子好过多了。此前苏先俊曾给中共中央写过一个报告，描述了工农革命军遭遇到的困难：“经济困难达于极点，将近严寒，士兵尚着单衣，给养亦日虞不足，加之四面受敌，虽欲筹款，苦无暇日，此时如无办法救济，该部队恐难久存也。”苏先俊的报告虽然难免有夸张不实之处，但也部分披露了部队当时的窘境。

毛泽东还留下了军官队，在茅坪、大陇一带开展群众工作，同时还派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等军官队骨干到步云山，帮助袁文才练兵。

·2·

毛泽东尽管说服了袁文才，在茅坪留下了后方医院和留守处，但还不等于就是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因为还有王佐这一关要过。袁文才和王佐歃血为盟结为异性兄弟，当地叫做“老庚”，关系非常密切。在通过袁文才做王佐工作的同时，毛泽东派何长工再次上山做说客，并带去了送给王佐的数十支枪。

王佐身材不高，一张白胖圆脸，两道浓眉，时年三十岁上下，是宁冈一带的传奇人物。

王佐出身裁缝，二十几岁的时候就上山为匪，专与井冈山周围各地豪绅为敌，经常出去抓一些有钱的富人，迫使他们出钱来赎命，当地俗称“吊羊”。

王佐的画像

干“吊羊”这一行不仅要心狠手辣，还要武艺高强。王佐有一身好武艺，走起路来身轻如燕，脚下生风。当地土豪曾雇刀客杀他，有一次几名身强力壮的刀客将他围在一个院子里，王佐顺手抄起一条板凳打出重围，抓过一根竹竿一撑跳上房顶，从容逃去。

王佐入道纯属偶然。井冈山地区原有一股土匪，领头的名叫朱孔阳，人送绰号“朱聋子”，专门干些打家劫舍的勾当。有一次朱孔阳在茶头坪“吊羊”，弄到了大量布匹，便请青年裁缝王佐去给弟兄们缝制新衣服。王佐的裁缝手艺不错，为人又精明能干，练过武艺，朱聋子很是喜欢他，有心收他为徒，归入自己门下，王佐欣然应允。

朱聋子给王佐安排的差事是采买，这是个很有油水的美差。他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水客”，就是卧底的眼线。采买的时候自然要出入热闹繁华的集镇，王佐见谁家有钱便暗记在心，留意周围地形地貌、防范措施等等，以便日后“吊羊”方便。

干这行确实也需要王佐这样有心计的人，王佐干得也很漂亮，很快就得到朱聋子的信任，在土匪内部的地位不断提升。王佐又苦练枪法，据说他的枪法十分了得，飞马能打野鸡，举枪能射飞雁。

官军也曾围剿过朱聋子匪部，但这股土匪对当地地形极是熟悉，又有群众做眼线，官军还没到他们就钻进罗霄大山，官兵一走他又出来活动，拿他丝毫办法也没有。当地绿林好汉都信奉朱聋子这一套战术，叫做“不会打仗，只会打圈”，后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游击战术也借鉴了朱聋子这一套。

土匪毕竟是土匪，后来朱聋子匪股出了内讧，王佐趁势搞掉了朱聋子，自己坐上了山寨的头把交椅，专与官府豪绅为仇作对。北伐军到达湘鄂赣的时候，王佐自任江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也闹起了革命。“马日事变”后又上了井冈山，与袁文才山下山上，互为犄角，各自有六十余支枪，过起山大王的逍遥自在生活。

王佐疑心颇重，这也是在江湖上混迹多年养成的。

为了迎接毛委员的特使，王佐特意换了一身黑色直贡缎短衣，腰挎一支新式驳壳枪，打扮得精干利落。何长工上山之后，王佐摆下当地最隆重的筵席招待贵客。当地虽是靠山为营，能吃山珍并不算稀奇，王佐摆出了山区难得一见的海味席表达自己的殷勤好客，席面上有海参鱼翅，每斤都要三四元钱，相当于一石稻谷的价钱。

临别时，王佐也回赠了工农革命军五百担稻谷和一些银洋，表示愿意容留工农革命军的后勤单位。即使有了王佐的盛意挽留，毛泽东此时也并没有完全下定决心就此落脚井冈山，他还要尝试带领队伍继续沿湘赣边界去往湘南，顺势踩踩井冈山周围的盘子。

工农革命军在宁冈茅坪稍事停留，便转道向南，进入湖南境内的酃县水口镇。再向南走就是湘南的桂东、汝城一带。没想到在水口一住就是一个多星期——毛泽东的健康出了问题，由于长时间行军，他脚上的伤不仅没有痊愈，而且烂得更厉害了。

驻扎酃县水口镇期间，毛泽东命人找来了近期的报纸，看到南昌暴动的部队在潮汕一带失败的消息。再南下湘南已经意义不大，是该重新考虑部队行动方向的时候了。

三湾改编的后遗症不断发作，部队南下途中不仅余洒度和苏先俊先后离队，(1)有些下级军官也不告而别，发生了一个排的战士借放排哨之机逃走的事。为了落实三湾改编的部署，使部队迅速稳定下来，毛泽东在水口的叶家沟秘密发展了一批新党员，还叮嘱各连的党代表回去以后要抓紧发展党员，没有建立党支部的连要迅速建立。

不久有探报来报，从茶陵方向大约有两个团的国民党军兵分两路向水口进犯。硬拼并非是毛泽东的性格，他决定采用“围魏救赵”之计，一面派第一营营长黄子吉和宛希先率两个连绕道安仁去打茶陵县城以为疑兵，吸引敌人主力回援；一面率领主力火速离开水口，折向西面的江西遂川大汾方向，在遂川和桂东边界进行游击。

伪装成国民党军的工农革命军首先攻下了安仁县城，然后进攻茶陵。茶陵此时已经是座空城，并没有国民党正规军驻扎，只有地主武装“挨户团”的少部分兵力。

工农革命军一声呐喊，冲进茶陵县城，捣毁了衙门，打开监狱放出犯人，张贴布告制造声势。守城的地主武装和国民党县政府办事人员跑的跑，被抓的被抓。赶在国民党军回援之前，黄子吉和宛希先命人枪毙了国民党县长，放火烧了县政府衙门，带着劫来的金银细软绕道回了宁冈。

·3·

佯攻茶陵的部队满载而归，而毛泽东率领的主力部队却在江西大汾遇到了大麻烦。

当地的民团有两种叫法，江西一侧叫“靖卫团”，湖南一侧叫“挨户团”，大概是挨家挨户搜查共产党之意。在人们的印象中，湖南民风剽悍，民团战斗力强于江西民团。但也不尽然，江西民团有时候也不弱。

毛泽东原本打算在大汾坪住下来筹集些款项，本着先礼后兵的原则给遂川靖卫团头目肖家璧送了信，希望他配合。肖家璧并不买账，回信威胁说这里是他的防地，要工农革命军赶紧撤走，如若不然定要枪兵相见。工农革命军并未将肖家璧的威胁放在眼中，论实力肖家璧手下不过三四百人，不足为惧。

谁知第二天早上，肖家璧果真指挥手下占领有利地形，发动突然袭击，将正在开进中的工农革命军拦腰切割成两段。走在前面的第三营与团部首尾不能相顾，失去了联系，只好由张子清和伍中豪带着向南撤退，经左安、桂东到了上犹县鹅形，在桂东巧遇从三河坝奔往湘南的朱德、陈毅所部，参加了上堡整训。

一营和团部被截断后，毛泽东在连长曾士峨和连党代表罗荣桓的保护下，退向了北边的宁冈方向，一直退到离茨坪附近的黄坳才收住了脚。黄坳是荆竹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只有几户人家。

此时检点人数，剩下四十多人，其余的人大都跑散。部队炊事担子也跑丢了，已经两餐未吃了，连累带饿躺倒一片。幸亏有当地群众送来包谷，曾士峨和罗荣桓又到老乡家买了些现成的饭菜，无非是一些剩饭和泡菜、辣椒之类，用箩筐抬到空场，招呼大家吃饭。毛泽东和大家一起，没有筷子就用手从箩筐抓着吃。

吃完饭后，许多人还不想走，提出要继续休息。这时毛泽东第一个站起来，让连长曾士峨集合队伍，并高声说道：“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

毛泽东话音未落，身后应声站起一人，此人正是罗荣桓。

1925年罗荣桓在青岛大学时的照片

罗荣桓曾在长沙、北京、青岛、武汉、广州等地求过学，也算是个走南闯北的人，后来参加了鄂南暴动。暴动时，罗荣桓带人打土豪得到一箱银洋，买粮买菜全凭着这些钱，因此由党代表罗荣桓亲自保管，行军打仗都不离身。装满银元的箱子自然分量不轻，随身携带很是辛苦。一次行军中，一个农军装束的人看到罗荣桓累得满头大汗，关切地对他说：“党代表你辛苦了，我来帮你提吧！”罗荣桓十分感动，便把箱子交给那人。谁知到了宿营地后，那人和箱子连影子也找不到了。

鄂南暴动失败后，罗荣桓在修水投奔了余洒度，在余洒度与毛泽东之间产生分歧的时候他更拥护毛委员。因其忠厚实在，被毛泽东称为“老实人”。

有罗荣桓的示范效应，战士们纷纷站起身来，加入行列。

此时，一位穿长袍、戴礼帽、长着翻鼻孔的不速之客匆匆赶来。此人正是王佐派来迎接毛泽东上井冈山的使者，名叫朱斯柳，是王佐的特务连长。毛泽东在大汾遇到肖家璧袭击的消息传到了井冈山，王佐闻讯之后派人前来迎接毛泽东上山。

当天晚上下起了蒙蒙细雨，部队在黄坳荆竹山的路上宿营。在只有一张床的小茅草房里，毛泽东与朱斯柳同榻而眠，两人一直交谈到深夜。毛泽东详细询问了王佐的情况，特别询问了肖家璧来路。原来王佐也深恨肖家璧，吃过他的不少亏，拿他也没有什么办法。王佐为了泄愤，给他养的一条狗取名叫“肖家璧”。毛泽东听了，不禁哑然失笑。

10月24日，毛泽东跟随朱斯柳踏上了井冈山之路。

临上山之前，毛泽东要求大家一定要和王佐搞好关系，与井冈山的群众搞好关系，特别宣布了“三项纪律”，即“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后来又增加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是有针对性的，其中除了处理好同群众的关系之外，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打土豪要归公。这是因为部队中已经出现了打土豪私分财物的情况，影响了部队团结，所以要缴获归公，然后再统一分配，避免了战士们私分财物、苦乐不均，同时也解决了军饷不足的问题。这些语言简短通俗容易记忆，不仅战士们很快能记住，群众也容易监督。

上山沿途，毛泽东命人张贴了很多标语以壮声势，上写“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打土豪，分田地！”等标语，落款用的是湖南省总工会委员长郭亮的名义。其实郭亮并不在军中，打他的名号只是为了扩大影响。

10月27日，工农革命军终于来到井冈山茨坪。

王佐骑着一匹白马，跑了五六里路来迎接毛泽东。

自此，秋收暴动的部队正式在井冈山落草，当起了革命的“山大王”。(2)

·4·

刚上山的时候，毛泽东脚伤未愈，就住在茅坪与袁文才为邻。

团部和毛泽东住在一幢大房子里，军官队也住这里。袁文才吩咐部下要好好招待毛泽东。他说：“毛委员就像皇帝的左右大臣一样，招待好他，将来我的赣西总指挥还能当。”

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毛泽东出道以来最狼狈的时候。

部队由秋收暴动发起时的四个团，到如今只剩两个营加一个连，其中的一个主力营又不知去向。当初的高级军官除陈浩外，死的死，走的走。邱国轩叛变、卢德铭战死，余洒度师长、钟文璋、王兴亚、苏先俊三位团长先后脱离部队。

三湾改编后部队的战斗力并没有多大起色，大汾败于江西民团武装之手便是明证。

大汾失败之后，毛泽东究竟带了多少人马上井冈山呢？

没有准确的数字记载，通过简单推测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秋收暴动前夕，根据在安源的统计，活动在湘赣边界修水、铜鼓、安源的三个团约有四千多人，不算收编又叛变的邱国轩第四团。严格意义上说，毛泽东并不能直接指挥这些部队，他只是前委书记，是名义上的政治领导。具体的军事指挥都是由余洒度、苏先俊、王兴亚这些军官担任。

修水的邱国轩和钟文璋一叛一逃。安源的王兴亚从打秋收暴动开始那一天起，就是独来独往，余洒度和苏先俊两人一路上磕磕绊绊，矛盾不断。

秋收暴动的预定目标无一按计划实现，萍乡、浏阳、平江等战略要点都不在掌控之中。沿湘赣边界南下后，一路上人是越打越少。等到了三湾改编时，一个师缩编为名义上的一个团，其实只有两个营加一个连，总兵力充其量不过七百余人。

离开水口之前，苏先俊和余洒度带走了一部分人，加上沿途开小差的，保守估计也有五十人。大汾遇袭时，又与三营失去联系，毛泽东此时手中的可用之兵有：黄子吉和宛希先打茶陵返回的两个连，曾士峨和罗荣桓的特务连，以及留在茅坪的部分伤病员、后方留守机关和军官队，总人数不会超过四百人，其中老弱病残和后勤人员等非战斗员人数又超过一百人。

部队大规模减员并不是好事，但对工农革命军落脚井冈山来说却未见得绝对是件坏事。首先可以在井冈山踏踏实实落脚，不必急着赶赴湘南；其次这个数字显然比刚到宁冈时的七百人更让东道主袁文才和王佐放心。毛泽东的人如果太多，就会打破井冈山军事力量的平衡，不仅会使袁文才和王佐心神不宁，而且当地的经济也承受不起。

这倒不能完全怪袁、王二人心胸狭窄，不能容人，井冈山养不了那么多的兵。闹革命不能喝西北风，工农革命军人吃马喂、穿衣吃饭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以当时江西的物价水平，养活一个战士都有哪些基本花费呢？

士兵起码要身强力壮，以农村的普通壮劳力为参照，战士的基本生活标准怎么也不能低于农村的壮劳力。平均每个壮劳力每年吃谷七石二斗，而井冈山地区平均亩产稻谷四石，差不多两亩地产的稻谷仅能维持一个士兵一年的口粮。井冈山地区年产稻谷不满万担，除去养活本地居民之外，并没有多少富裕。如果用钱在外县购买粮食的话，每石稻谷的价格约是四元大洋，一个士兵仅吃粮食每年至少需要二十八块大洋，平均每月两元零四角。

战士总要穿军装，军服每年每人至少要穿两至三丈棉布（三丈是一匹），每尺布八分银毫，一匹布至少也要两元零四角大洋。军服要找专业的裁缝制作，还要花上一笔手工钱。

还要有菜钱和油、盐钱。榨油用的黄豆一石价格九元，猪油平均每人每月三两半，每斤平均二角五分，盐每人每月七两，每斤价格一角三分。战士们也要吃肉、晚上也要点灯，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大部分战士还需要上养父母、下养妻小。当时一个打短工的农民每月可以挣到六块大洋，雇挑夫工钱是每月七元五角，士兵的军饷怎么也不能少于这个数。

还有武器的开支。当时的武器来源除了缴获之外，还有就是购买。

国产枪的价格又是怎么样呢？1927年初武汉汉阳兵工厂已经基本实现了步枪国产化，被称为“汉阳造”，型号为七九式。当时工厂每天能制造这样的枪一百二十支，每支出厂价是二十五块银元，买一支枪附赠二十排子弹。当时政策虽然没有禁止枪支买卖，但由于生产数量有限，通常是买不到的。湖南平江农军想去汉阳兵工厂买步枪就没有买到，设在武汉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农民学员，凭借关系才可以每人购买一支步枪。

这是德国进口的1896年式毛瑟手枪，有效射程100～150米。它不像一般的手枪弹夹在手柄内，而是在扳机前端。通常能装弹十发，弹夹加长后能装二十发，故有“二十响”之称。该枪射击精度较差，但在中国却大受欢迎，几乎成了团以下军官的标准配枪，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

汉阳兵工厂也能生产毛瑟手枪，俗称盒子炮或驳壳枪。质量虽然不如德国进口货，但也奇货可居，每支新枪可以卖到一百二十块银元，相当于三头健壮耕牛的价格。正因为价格不菲，只有极少数的地主富农子弟才买得起驳壳枪，腰挎驳壳枪成了一种身份和经济实力的象征。

驳壳枪能把木制的枪匣与枪身结合成为一体，可以两手持枪以增强稳定性，以上两图就是组装后的情况，其一为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警卫，其二为女赤卫队员

新枪贵而且不好买，买二手枪也可以解决问题，价格也相对便宜一些。二手枪的来源主要是逃兵，因为军阀军队欠饷厉害，士兵经常携枪逃跑。在两湖地区，一支半新的二手步枪最多可以卖到二十块银元。因为能卖个好价钱，有的兵油子视其为生财之道，卖了枪后再投别的军队，领了枪再跑再卖。后来逃兵多了，二手枪的价格跌得厉害，最低的时候只能卖三块银元。

在逃兵手中买枪，如果是有组织的，就称为“给资遣散”。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当学生志愿军总务的时候就干过这种事。当时南北军阀混战，北军逃兵背着枪在学校附近游荡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毛泽东联络长沙的警察分所，真枪和鞭炮并用，缴了逃兵的枪，动员商会拿出些钱来，发给遣散路费。

秋收暴动之初，工农革命军内部规定缴步枪一支赏银洋一元，缴驳壳枪一支赏银洋两元，缴重机枪一挺赏银洋五至十元。不久这个规定就被毛泽东取消了，革命队伍打仗靠的是战士的阶级觉悟，不搞物质刺激那一套，再说部队也拿不出那么多的钱发赏。

部队现在的状况是人少枪多，每个战士肩膀上都要扛两三支枪，几乎成了累赘。部队到了宁冈之后，毛泽东便把一部分富裕的枪支赠给了袁文才和王佐。说是赠，其实谁也不会白要别人的礼物，两人又回赠了工农革命军一些银元和粮食，无形中实现了优质资源的重新配置。

·5·

工农革命军蛰居井冈山，近一个月无甚大事，只是抓紧时间练兵，每天三操两讲。

无奈坐吃山空，士兵不仅无军饷可发，伙食费也在不断降低，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钱的标准，按照井冈山当地的物价，大约可买四斤稻谷。

这些钱还不能全都吃掉，还要留一些“伙食尾子”（伙食节余），发给战士们用来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天气逐渐冷了起来，没有被子盖，战士们就钻进稻草里——真成了“救命稻草”了，就连军官队也照样睡稻草，旁边放根木头，可防止稻草弄出来。大部分人在行军打仗中丢了行李，偶尔有人剩下条被子或毯子，也是大家合盖。

毛泽东不知道从哪里弄了点钱，袁文才又送了点钱，买了些灰布和里布，给每人做了一件棉袄，但棉裤子和鞋子还是没有。

入冬以后，毛泽东脚上的伤因为无药可医，老是愈合不了，走不了远路。但他的脑子一刻也没有闲着，没有足够的钱，是养不了兵的。靠别人接济，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怎么样才能东山再起？井冈山钱粮不足，也无兵可招，并不适合胸有大志的人长期滞留。

眼看就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了，毛泽东召集开会，给井冈山地区的共产党地方组织部署了一项任务：了解周围土豪劣绅的情况，准备去筹款子弄财物。他说：“我们对经济问题一定要有个适当的办法，否则，武装割据就难以存在，要坚持一面打仗，一面筹款。”

这一天毛泽东在闲看报纸的时候，忽然发现一则消息令他大喜过望：原来10月间湘（唐生智）桂（李宗仁）战争爆发，边界各县的唐生智部大都调离，茶陵方面国民党力量空虚。

毛泽东决定派部队下山，乘虚二次攻打茶陵，弄一些粮食、棉花、布匹上山，给战士们过冬。茶陵离井冈山不远，前不久工农革命军刚刚打过茶陵一次，但那一次主要以调虎离山为主，收集财物只是顺便捎带，而这一次目标就是筹集钱物。

自从收服了袁文才、王佐之后，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周围的几县活动很是方便，只需一天的时间就可以由东到西、由南到北地围着井冈山转一圈。而不熟悉此地的人往往要花上一个星期的时间。

经过商议，团长陈浩率领山上工农革命军主力倾巢而出，攻打茶陵县城。毛泽东因脚伤未愈，只好与王佐、袁文才留在井冈山坐镇留守。部队下山，毛泽东一直送至黄洋界山口，临别时说：“我本想同你们一起去，但我的脚不准我去，待准许时我再去。”

两日之后，工农革命军第二次顺利占领茶陵县城，在城内的福音堂成立了政权机构——人民委员会，军队也全部驻进了县城里，但劳苦大众期待中的“打土豪分田地”热闹场面并没有出现，团长陈浩启用旧官吏管理县城，依然是衙门作风，换汤不换药，每日升堂审案，解决给养仍然是向县城商会派款派捐，引起群众的不满。

一营党代表宛希先急忙派人送信给山上的毛泽东，告了陈浩一状。毛泽东十分焦急，急忙回信要陈浩立即改变做法，召开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真正的工农兵政府。陈浩只得撤换了旧县长，成立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推选木匠出身的谭震林为主席，开始发动农民群众组织赤卫队，打土豪，勘察地界，准备分田分地，这才是货真价实的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

自从接到宛希先的茶陵来信后，毛泽东总觉心绪不宁，放心不下，恨不能立刻飞身前往茶陵。此时他的脚伤已经稍有好转，于是从宁冈步云山调回帮助袁文才练兵的陈伯钧，在他的护送下连夜下山赶往茶陵。

天刚蒙蒙亮，走到离茶陵城还有二三十里路的地方，就听到茶陵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不仅有步枪，还有重机枪。这不像是当地民团，民团没有重机枪，陈浩也没有重机枪，一定是国民党的正规军。

果然，向茶陵城进攻的正是国民党第八军独立团。陈浩率领部队抵抗了一阵子，战斗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恰好在大汾失散的第三营在张子清的带领下，从朱德那里返回井冈山路经茶陵，立即与一营会合加入战斗。三营刚刚参加上堡整训，又补充了弹药和粮草，兵精粮足，来得正是时候，将国民党军打退。

枪声逐渐平息下来。毛泽东派人去茶陵城下打探消息，派去的人很快回来报告：茶陵城东门外的浮桥已经被拆掉了，无法进入城内。毛泽东顿时有一种不祥之感，此桥是从茶陵城返回井冈山的必经之路，此桥一断，城内的工农革命军便很难返回井冈山了。

那么，这座浮桥是谁拆的呢？为什么要把它拆了呢？

·6·

浮桥是团长陈浩命人拆的。

陈浩自断退路，并不是依照兵法“背水列阵”、“置之死地而后生”，而是另有打算。

此时国民党军并未攻入茶陵城，陈浩却主动撤出茶陵，引军由茶陵城南向的水口方向撤退。

毛泽东见东门浮桥被毁，茶陵城内悄无声息，便觉大事不妙，进城打听才知道陈浩已经带兵南下。毛泽东顾不上吃早饭，立即掉头南下追赶陈浩。

一直追到湖口，才追上陈浩。此时已经是12月27日的黄昏时分，部队正在埋锅造饭。当晚毛泽东召开前委会议，以前委书记的身份命令部队停止南下，立即掉头折回向宁冈砻市，并严厉批评了陈浩沿途公开散布“搞工农兵没有出息，上井冈山没有出路”的行为。

陈浩无法，只得命令部队北上。这么一折腾，部队十分疲惫，毛泽东决定走大路，每天只走二三十里，边走边做工作，暗中调查陈浩的底细。

原来陈浩是黄埔军校一期生，他把部队带往南下原是想秘密投靠国民党十三军方鼎英部，当时方鼎英所部正活动在湘赣南部以及广东北部。方鼎英曾经当过黄埔军校的教育长，是陈浩的老长官，陈浩早已暗中写信给方鼎英，请求收留。

之前余洒度和苏先俊脱离部队，毛泽东并未相强，两人走得也算是光明磊落。陈浩要走，自己走便罢，如何又将秋收暴动仅存的这点骨血也一并带走？而且还公开诋毁毛泽东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的决策？

此人须留他不得，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回到砻市安顿下来的当日晚上，毛泽东以召开前委会为名，将陈浩及其党羽诱到砻市的一家商铺之内，宣读罪状，亮出陈浩等人通敌证据。不待其有所反应，埋伏的特务连士兵一拥而上，绳捆索绑将其拿下，关押起来。为了稳妥起见，陈浩等人并没有关押在一团，怕是有人暗通款曲放跑了陈浩，而是专门送到袁文才那里，由袁文才派人严加看管。

次日，在砻市龙江河畔的沙坪上召开群众大会，毛泽东总结了部队打茶陵的经验教训，安抚众人：两次打茶陵都打得不错，主要问题就是没有做群众工作，但责任并不在大家。接着，毛泽东话锋一转，指名严厉批评了陈浩等人，并当场宣布了陈浩等人引军投敌、反对游击战争等十大罪状，决定撤其所有职务并诛杀之。与陈浩一同被杀的，还有参与谋反的副团长徐庶、参谋长韩昌剑、一营营长黄子吉等人。

处置了陈浩等人之后，毛泽东提拔原三营营长张子清任团长，朱云卿为参谋长。朱云卿虽然也是黄埔军校三期毕业，但他是毛泽东到井冈山落草之后才到的井冈山，因此与陈浩等人并无瓜葛。

毛泽东诛杀陈浩，虽然未经请示上级，但当时情况特殊，毛泽东作为成就大事的政治家机断行事、不拘泥于常例，兵法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陈浩等人合当命绝。实际上早在一个月前，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已经在上海的会议上开除了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及湖南省委委员的职务，只是还没有传达到井冈山而已。所谓的“毛委员”和前委的毛书记已经成为过去时。

·7·

随着陈浩等人被杀，秋收暴动的中高级军官已经所剩无几。(3)

大汾之败和陈浩叛逃事件引起了毛泽东的警醒，这两件事暴露出工农革命军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忠诚问题，另一个是战斗力。提拔一些中下级军官，可以暂时解决忠诚度的问题，但是靠知遇和感恩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还需要一个更为可靠的方式。而提高战斗力主要靠训练和打仗，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速成的方法。

中国传统人际关系有五个要素，即“天、地、君、亲、师”，“天”和“地”自然不用说，眼下没有了皇帝，“君”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剩下的只有“亲”和“师”与人们的关系比较密切。“亲”包括血亲、姻亲、乡亲等等，“师”是指师承关系，既包括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也包括了同学之间的关系。

十年之后的1937年，参加秋收暴动的基本干部仅余数十人，其中的十八人在毛泽东延安的住处照了一张合影，以示纪念。这十八人分别为：前排左起赖传珠、张宗逊、孙开楚、赖毅、谭冠三、胡龙奎，后排左起杨立三、陈伯钧、毛泽东、龙开富、周昆、谭希林、罗荣桓、谭政、刘型、杨梅生、胡右才、贺子珍

“亲”和“师”的两种关系对近代中国军队影响很大，清朝末期有湘军、淮军，民国时期军阀有奉系、直系、皖系等，都是利用了地域的概念。而利用师承关系则集中表现在军队的派系上，旧军队中有“保定系”（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黄埔系”（毕业于黄埔军校）、“讲武堂系”（毕业于各种讲武堂）等，对凝聚军心起很大的作用。朱德暂时到云南讲武堂的范石生处栖身，陈浩拉走部队投靠黄埔军校教育长方鼎英，黄埔军校学生不称蒋介石为总司令或委员长而称其为校长，都是这个道理。

从茶陵跟着毛泽东回井冈山的人马已经不多了，虽然还是两个营，但人数已经锐减，扩充兵员主要靠从边界各县投军的赤卫队员，这些人大多是在当地待不下才上的井冈山，人数在两百人以上，他们没有经过战斗训练，不能独当一面。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学师范出身的毛泽东对这个道理还是懂的。

如何能在井冈山训练出一支既服从指挥、又有战斗力的精兵？这个想法萦绕在毛泽东头脑中非止一日了。眼下在井冈山虽然还不具备办黄埔军校那样的条件，但办一个初级规模的教导队总还是可以的，培养骨干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度，训练部下学会作战技巧，都需要有一个合适的载体。

毛泽东为培养骨干而创办的教导队所在地——龙江书院

军官教导队的首任队长吕

赤，也是出自黄埔军校，牺牲于

1928年初的一次手枪走火

筹办教导队，至少在二打茶陵之前就已经着手了。地址就选在砻市西北的龙江书院，离茅坪不远。这家书院始建于清道光年间，由宁冈以及附近的茶陵、酃县客家富户捐资兴建，为的是客家子弟求取功名，日后做官出人头地也好为客家人撑腰。书院门前修了一座桥，取名“状元桥”，为的是图个吉利。辛亥革命后，书院改成了宁冈县立第二小学，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之前，由于兵荒马乱已经停办。

毛泽东挑选了军官队队长吕赤担任教导队队长，还为教导队聘了教习（教官），挑了陈伯钧等四个精明强干的年轻人当了区队长。吕赤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林彪的同学。

教导队全盛时期曾达到百余人，三分之二都是周围各县选送来的赤卫队员，三分之一是工农革命军中的战斗骨干。学制是三个月，教学内容有刺杀、投弹、射击、队列、游击战术、侦察等，还有政治课。由于经济条件窘迫，教导队笔墨纸张成了稀罕物，学员们就用柳树枝烧的炭条写字，这种材料不容易折断，字迹黑且有韧性。

毛泽东既不是教导队领导，也不是专职教官，却经常出入教导队。他在长沙办过自修大学，在广州办过农民运动讲习所，知道战士们爱听什么，也知道课怎么讲。除了讲政治课之外，毛泽东也讲军事课，他要给学员们知道，自己在军事上也不是外行。

为了扬长避短，毛泽东在军事课并不讲队列、射击、筑城、爆破一类的军事技术，那些东西他并不在行。他讲的是战术原则，把比较难记的东西编成顺口溜式的口诀，如将步兵战术概括为“十八字诀”：“利用地形地物，发扬火力，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将游击战术概括为“十二字诀”：“敌来我去，敌驻我扰，敌退我追”（后来又加了“敌疲我打”，成为“十六字诀”）。

毛泽东讲课最大的特点就是形象生动、通俗易懂，讲课中穿插了大量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他十三岁时便熟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精忠传》、《隋唐演义》，说起关云长、张飞、赵子龙、诸葛亮、岳飞、秦叔宝、姜太公、猪八戒、孙悟空等人物和故事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不仅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赤卫队骨干听得目瞪口呆，就连正经军校出身的基层军官也佩服毛泽东渊博的战史知识，常常听得入了迷。

当时偏僻的山区文化娱乐相当贫瘠，大家就把听毛泽东讲课当成是一种文化享受，盼着他来。因为当时部队无军饷可发，战士们便把毛泽东讲课形象比喻为“毛委员发饷”，确实听毛泽东讲课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收获。

有人也许会问：毛泽东讲课功夫一流，拳脚上的功夫怎么样？

毛泽东会不会武功呢？一般人以为“君子动口不动手”，觉得毛泽东不屑学武功。实际上恰恰相反，青年毛泽东是非常重视武功的。他当过湖南新军的列兵，受过半年左右的军事训练，还当过湖南一师的学生课外志愿军的上士。毛泽东学武虽然没有拜师的记载，但却有过与著名武林人物切磋的经历。

建国后，毛泽东与李淑一在湖南长沙合影，此时两人都已经人过中年

毛泽东经江湖上的朋友引见，结识了湖南的一位武林大侠级人物，此人名叫柳午亭。柳午亭这个名字人们也许不太熟悉，但他儿子柳直荀和儿媳李淑一的名字，熟悉毛泽东诗词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毛泽东的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开篇第一句就是“我失骄杨君失柳”，“杨”就是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柳”就是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4)

柳午亭不仅精通中国武术，而且曾在日本留学，对东洋柔道、击技之术颇有研究。毛泽东曾专程向他请教切磋，想必也得到些真传。毛泽东为了增加自己的功力，下了二五更的功夫，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尝试过冷水浴、日光浴、风浴、雨浴、游泳、登山、露宿、长途步行等，后来还自创了一套练功之法，名之为“六段运动”，可惜没有流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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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余洒度和苏先俊等人与毛泽东分道扬镳之后，并没有马上变节。中共中央于1927年9月和10月间还分别收到过两人关于秋收暴动的报告，描述了暴动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参见《井冈山斗争大事介绍》，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2) 毛泽东带领湘赣边界秋收暴动余部上井冈山的详细过程及物价方面的史料，请参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现代史组编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9月版。

(3) 关于被杀者陈浩遗留下来的资料甚少。“三湾改编”之后，工农革命军先是有大汾之败，后有陈浩叛逃，证明建立一支忠诚于党且能征惯战的军队并不能一蹴而就，总要有个过程。

(4) 《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词作于1957年5月11日，附在写给李淑一的信中。柳直荀童年时曾寄宿在杨开慧家中，杨、柳两家可谓是通家之谊。毛泽东并非单纯一介文弱书生，日后若有人以武侠小说的笔法来写中国革命史，可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入挖掘。参见李淑一所写《柳直荀同志传略》，载《不朽的战士》，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

毛泽东在井冈山厉兵秣马以图东山再起，暂且按下不表。

却说中共中央对湘赣边界秋收暴动后来的情况，全然不晓。原指望毛泽东、余洒度率领湘赣边工农武装与长沙暴动里应外合占领省会，不料平江、浏阳失败之后，前委率领的数千兵马如同人间蒸发一样，不知去向，不仅中共中央不明所以，就连湖南省委也是一头雾水。

对秋收暴动的结果，中共中央是不满意的。

1927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积极干预下，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对不服从命令的失败者执行了党的政治纪律。

《政治纪律决议案》给予党内纪律处分的共有十案，毛泽东忝列其中。他与彭公达、易礼容、夏明翰等一起被撤职，不仅失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也失去了湖南省委委员职务。对彭公达的处分还要重一些，他不仅被撤职，而且还受到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中共中央认为毛泽东、彭公达等人在指导秋收暴动中，“完全违背了中央策略”，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毛泽东对湖南省委的错误应“负严重的责任”。

作为难兄难弟，南昌暴动的领导者也未能幸免。中共中央认为，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昌暴动前敌委员会执行了“机会主义的旧政策”，在政治上、策略上、军事上都犯了“极大的错误”，是“软弱的军事投机”。有鉴于此，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南昌暴动前委全体成员，包括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都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

受党内警告处分的还有王若飞，原因是组织“国民党革命同志会”欢迎汪精卫，犯了“指导党团工作的错误，属组织上、政治上的极大错误”。

受处分最重的是谭平山，他被开除了党籍，原因是“完全反对土地革命的政策”和组织“第三党”。武汉国共分裂的时候，谭平山曾秘密与邓演达等联络，主张取消中国共产党，另外组织第三党。此外，谭平山与汪精卫的通信中还有谩骂农民运动、指责中共中央的话，也被中共中央知晓。在南昌暴动策反贺龙之后，谭平山在负责人会议中鼓动不管中共中央而自己干的“反党空气”，妨碍了“屠杀豪绅和没收土地等政策”，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将他开除出党。

谭平山不服处分请求复议，并表示愿意去苏联莫斯科学习。但为时已晚，遭到中共中央的拒绝。谭平山被开除出党似乎还另有隐情，抗日战争后期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谈到这件事的时候披露了一个秘密：“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谭平山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当时我任前委书记，这位师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后来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就决定把谭平山开除了。”

秋收暴动和南昌暴动的领导人，成了中共建党以来第一批被执行政治纪律的人。“政治纪律”概念首次出现，不免令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感到诧异，虽然他管理党的高级干部多年，从未听说过党内有“政治纪律”的说法。周恩来也有同感，他后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说，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规定“政治纪律”，“这也是国际代表提出的”，周恩来当时也“觉得这一条很新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最终也受到了政治纪律的制裁。三年之后，罗明纳兹在莫斯科受到苏联共产党的处理，原因并非指导中国革命的过错，而是他“组织反党集团”，先是解除了他党内外的全部领导职务，后来又把他开除出党。在被开除之前，遭到严酷斗争的罗明纳兹自杀身亡。

上海的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对南昌暴动和秋收暴动作了政治交代之外，还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发动广州暴动夺取广东全省政权。中共中央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不断革命，在南昌暴动和秋收暴动失败之后，中国革命的形势仍然是继续高涨，应该采取继续进攻的策略。

1927年11月26日，从广东潮汕地区回到上海、刚刚参加完会议的张太雷被委以组织指挥广州暴动的重任，紧急返回广东。

挽救中国革命的第三记重拳，即将打出。

·2·

中共“八七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权力中枢的几位领袖从组织上脱离了陈独秀这位“家长”的羁绊，颇有点“雏鹰展翅恨天低”的意思，准备下一盘更大的棋。

南昌暴动已经搞起来了，接下来两湖地区要搞秋收暴动，两广、闽南甚至南洋地区也要搞秋收暴动或类似的暴动。按照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几位年轻领袖的设想，在1927年的秋季凡是能暴动的地方，都应该动起来，公元1927年应该是不折不扣的“暴动年”。

从1927年夏季中共中央制订的粤、湘、鄂、赣四省秋收暴动计划来看，广东秋收暴动应该是整个秋收暴动中的一部分。叶挺与贺龙部主力南下广东，很大程度上也是为即将开始的广东秋收暴动作准备。在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中，甚至认为南昌暴动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接下来的舞台应该让位于秋收暴动。

1926年在广州的毛泽东

中共中央对广东的秋收暴动关注的程度，比两湖的秋收暴动还要大。

从领导成员的配备上，体现了这种重视。在专门成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中，态度比较激进的张太雷为双料书记——南方局书记和广东省委书记，负责组织和主持广东暴动，他是中共中央常委。周恩来也是南方局的重要角色，名义上让他担任军事委员会主任职务。

之所以选择周恩来作为张太雷的军事助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大革命时期，中共上层中有四个人在广州最为活跃，号称“广州四大忙人”，他们分别是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负责人毛泽东、鲍罗庭的秘书张太雷以及广州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此时陈延年已经被蒋介石所害，毛泽东忙着湘赣边界秋收暴动，只有周恩来将要南下广东东江，恰好与张太雷搭档。周恩来工作能力强、性格随和，容易与人相处，必能与张太雷携手干成一番大事。

“八七会议”结束之后，张太雷立即从武汉南下广东，追赶周恩来等人，传达会议精神，商讨在广东暴动的有关事宜。在秘密交通的掩护下，张太雷先于叶贺大军到达广东，他马上改组广东省委，制订广东全省暴动计划，成立了广州、西江和北江暴动委员会，并把暴动计划报告给中共中央常委。

叶贺部队能否如期到达广东，是广州暴动的先决条件。广东省委在东江地区先动手，目的是牵制广州的李济深，营造一个有利于叶贺南下的氛围。广州暴动的成功率与叶贺部队南下速度成正比，他们越快到达广东，则广州暴动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蒋介石下野之后，在江浙前线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无心恋战，有引兵南下回两广之意。武汉国民党军高级将领，除唐生智主张继续东征外，大部分人都各怀异志。汪精卫提出唐生智率领本部东征，而李济深、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部南伐，解决叶贺部以稳定广东。张发奎更是看穿了唐生智假借东征的名义消耗别人实力，坐收渔利的阴暗心理，借口追剿叶贺，先行引兵南下。

中共中央判断，如果桂粤两系实力派先于叶贺到达广东完成军事部署，将对广东暴动会形成致命威胁。反过来说，如果叶贺部赶在国民党军完成合围前拿下东江，便可以反客为主，只需两个星期便可将国民党军各个击破，与广州暴动里应外合，夺取广东全省。

然而事与愿违。叶贺主力在酷暑和重负下艰难行军，南下速度一再减缓；壬田、会昌等地遭到国民党军顽强阻击，不得不折返瑞金改走闽西，进入广东潮汕。行军路线的改变，给大军与中共中央的通信联络造成了难度。中共中央责成广东省委立即派出交通员，四处打探贺叶大军的消息，并挑选熟悉粤北山路的向导，一旦取得联系后立即为他们带路。中共中央还启用了上海交通处与汕头交通处的海上秘密交通线，规定广东省委每隔三天向中共中央报告一次情况。

两湖秋收暴动开始之后，中共中央调整了广州暴动的计划，指示南方局和广东省委不必等待叶贺部队到达广东，而是立即开始暴动。同时将湖北秋收暴动计划和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指示信转发给广东省委，供他们借鉴。

在给广东省委暴动计划的批复中，中共中央批评了其土改政策中“没收大、中地主土地”、“分配没收的土地”的纲领，也批评了“佃租最多不过百分之二十”的尺度，指出土地革命的宗旨就是要没收地主的土地，“我们无所谓减租不减租，因为我们根本就不交租。开始就应提出抗租，由抗租到没收地主土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农民拉到共产党身边。

对于已经回到广州的张发奎，中共中央重申拒绝跟他合作的态度。但在贴出的宣传标语中，暂不公开提出打倒张发奎的口号，只提打倒蒋介石、李济深和背叛革命的假左派汪精卫。

随着叶贺主力在潮汕地区的失败，广东省委的士气和信心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正在向上海转移途中的中共中央常委，在根本不了解情况的前提下，对南方局即广东省委再次重申“不依赖叶贺，自己暴动”的主张，而且天真地提出要求叶贺主力与海陆丰的农军合兵一处，径直杀奔广州，沿途不能留滞观望。而广州城内即须准备暴动，号召工人和城市贫民起来夺取驻军和警察的武器，建立自己的政府。

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广州暴动成功后应立即组建“中国临时革命政府”，成员主要由广州市工农兵士贫民代表组成，实际负责人应有共产党的陈独秀、苏兆征、周恩来，再加上郭沫若等左派分子，组成常务委员会以确保共产党的领导权。

直到10月12日，中共中央得知叶贺主力失败的确切消息，这才如梦方醒，紧急叫停了尚未开始的广州暴动：“叶贺既已溃败，在最短期间暴动夺取广东全省政权的计划，暂时已经不可能，因叶贺之溃败而停止各地之暴动。”“广州暴动的计划应即停止。”“叶贺之残余部队应积极拥护农民暴动，剩余之枪支尽数武装农民，不可靠之部队以农民改编。”

已经叫停的广州暴动，在11月上海会议上重新启动，是由于情况又发生了有利于暴动的变化。

·3·

广州是一个革命基础比较好的城市。

这里不仅是大革命的策源地，而且还爆发过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

省港大罢工不仅政治意义重大，而且也是经济战的范例。

省港大罢工打击的直接对象是英帝国主义，而由英国控制的香港当局很大程度是输在经济上。香港经济的软肋在于对进出口的依赖性很强，省港大罢工中，不仅数万在香港工作的大陆工人撤出了香港，而且还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封锁了东起汕头、西至北海绵延数千里海岸线，禁止货物运进或运出香港，就连香港市民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也运不进去。以至于食品走私成了牟取暴利的捷径，一些广东沿海的渔民放弃打鱼，白天睡觉，晚上从广州沙面偷运食品到香港，偷运一只鸡卖到香港可以赚几块银元，有的渔民因此而成了暴发户。

香港的工商业最先撑不下去了，商人向港英政府的“报穷案”（即申请破产案）每日达数十起，仅1925年的最后两个月，香港的商店倒闭的就有三千余家。没有倒闭的也是朝不保夕，香港变成了死港、臭港。

英国国内的资本家也受不了了。自省港罢工以来，因为香港在英国国内的所有订货无法运回香港，码头上的货物堆积如山。东西卖不出去，货币就无法回笼，占用了大量的流动资金。经济不景气导致英国伦敦股市的股票大跌，股票指数跌了将近一半，一些城市的地价也大幅度下滑，致使一些相关联的英国公司也纷纷关门大吉。

省港大罢工最终以英方妥协告终，但对中方也产生了不利影响，不仅造成了港英的经济大萧条，也大伤了广东经济的元气。广州商业萧条、金融紊乱，因为罢工的主旨是反帝，不仅英国的商船被禁止卸货，凡是被列入帝国主义国家名单的商船也很少运送货物到广州，广东工厂里生产的产品运不出去，导致大量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老百姓需要日常生活用品和粮食都发生了短缺。

经济糟糕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通货膨胀，货币大幅度贬值。有段时间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都停止了兑换。商店极不情愿找赎纸币，甚至一元的纸币都花不出去。在幕后指挥省港罢工的苏联顾问鲍罗庭曾经这样评价说：“封锁香港是把双刃剑，一面割伤了英国帝国主义，一面也割伤了我们自己。”

省港大罢工之后，共产党的力量在广州迅速壮大，这是国民党不愿意看到的。随着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主政广州的李济深也发动了广州“四一五”政变，逮捕了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仅在广州市内就逮捕两千多人，秘密枪杀了其中的一百余人，解除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武装，削弱了共产党的势力。

但是，用枪杆子只能解决敌人的肉体，却无法解决广州老百姓的肚皮问题。

李济深把共产党赶走之后，这才发觉自己要独立承担起省港大罢工遗留下来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让他最头疼的是如何处理留在广州的罢工工人。罢工结束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尚有两万多名年轻力壮的罢工工人滞留广州。昔日的民族英雄成了沦落在广州街头的流浪汉，反差确实大了些。这些工人响应罢工号召，放弃了在香港的工作，在罢工中出过力流过血，回到广州后找不到工作，现在又被政府视作累赘，感到极度失落。

为了安置他们，政府当局在广州城郊临时搭建了一些窝棚作为宿舍，又设了一些食堂提供简单的饭食，给他们一定的时间去找工作，但并没有什么效果。倒不是这些人懒惰，实在是工作难找。为了找工作，省港罢工工人与广州市失业工人之间彼此也产生了矛盾。广州有家公司在市内新开了两条公共汽车路线，公司老板想雇佣广州失业工人做售票员和司机，引起了省港罢工工人不满。他们派代表去公司交涉无果，就想出一个办法，每天成群结队地去坐这家公司的公共汽车，从头到尾既不下车也不买票。老板吃不消，只好派人找工会谈判，找了政府的劳动厅调解，答应省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失业工人各用一半。但省港罢工一方不干，非要求三七开不可，即本地工人占三成，省港工人用七成，理由是省港工人失业时间太久了，理应优先得到聘用。这家公司惹不起罢工工人，只得答应。

曾任国民革命第四军军长的李济深

李济深为求市面安定，也想了一些办法增加就业岗位，例如在黄埔设港，以解决就业为名将失业工人弄去修建码头，谁知工人并不买账，仍然留在广州不走。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明的不行就来暗的。李济深采用偷梁换柱的手法，组织黄色工会取代共产党领导的赤色工会，美其名曰“工会改组委员会”，接收了原来工会的金钱和办公场所。同时暗中指使人搜集省港工人的种种罪状，出动军警袭击了工人宿舍，逮捕了两百多人，宣布共产党的广州工人代表委员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为非法组织加以取缔。

没想到这着棋却捅了马蜂窝，罢工工人以牙还牙，实行“红色恐怖”，发现内部奸细往往采用暴力的方式驱逐出去，对出卖工人利益的“改组委员会”成员下手更狠，经常能见到这些工贼横尸街头，不是喉管被割断就是心脏中刀。

罢工工人中有武功高超的“剑仔队”，他们善使刀剑等冷兵器，出手狠辣，令工贼不寒而栗。工人们甚至制订了暗杀李济深的计划，准备炸掉他乘坐的轮船，找来了水雷偷偷安放在航道上。可惜水雷没有按时爆炸，李济深侥幸躲过一劫。

工人们对李济深的不满让张发奎看到了机会。他本来就与桂系的李济深面和心不和，放出话去要广州的商家筹措八十万元给罢工工人，改善起生活待遇，以取得罢工工人的好感。共产党自然不愿意群众被张发奎争取过去，中共中央写信给广东省委：“张发奎已是南昌事变的反叛者，已经是我们公开的敌人，我们与他无妥协之可能。”“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坚决地与他绝缘。”

不仅不能与张发奎联合，而且还要给张发奎制造麻烦。中共中央要求广东省委迅速动员起来，做大示威运动，向张发奎要求真正的集会、言论、出版、罢工自由，工人自己选举的工会，要求工厂改善经济的条件，缩减工时，增加工资，省港罢工工人要求给工做等等。(1)

·4·

9月下旬，历尽千辛万苦的张太雷终于在潮汕地区会合了周恩来，并阴错阳差被推举为中共南方局书记。张太雷本意并不想留在潮汕地区，他的核心任务是发动广州暴动，在雄心勃勃的张太雷眼中，省会广州才是他的中心舞台。但张太雷也不能马上离开潮汕，其中有一个秘而不宣的原因，就是为了筹措广州暴动所需的经费。

策动广州暴动，同样需要大量的金钱。

且不说组织广东东江农民暴动、收买武装需要金钱，中共中央派去广东各地工作人员的生活花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此外还有来往的交通费、宣传费等花销。印刷传单需要钱，关在监狱中的革命者也需要用钱打点，被捕者的家属也需要钱来抚恤。

然而，如同南昌暴动和秋收暴动一样，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依然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中共中央拨给南方局8月份的活动经费，一直拖到9月上旬还没有到位。张太雷第一次南下香港的时候，从中共中央的会计科支取了大约两千美金，换成中国钱之后（笔者还没有查到当时美元与中国货币的兑换价），这些钱不过是杯水车薪，支付了拖欠的经费之后已经是所剩无几，只得再给中共中央写信要钱救急。

一个月后，张太雷折返上海后再次南下，这一次他随身携带了四千元钱，中共中央又前后分两次给他汇来了一万零三百元（一次是四千三百余元，另一次是六千元），“小洋人”纽曼把自己带来的七千五百元也都交给了张太雷，总计达到两万一千八百元。这笔钱虽然不是个小数目，但仍然是雨过地皮湿，很快就又花了个精光，暴动仍然八字没有一撇。

银子像流水一样哗哗地淌了出去，又是怎么花的呢？

根据张太雷列出的清单：五千元填补了以往中共中央拖欠南方各省的活动经费；后来又分给汕头党组织三千元，给广州党组织分了六千元，给西江分了一千，给北江分了五百，给广西分了五百，给闽南分了二百，给中路分了二千七百，给惠州分了一百，给海陆丰分了五百，给南路分了一百。

加上一路上的花销，张太雷此刻又是身无分文，而各地讨债要钱纷纷不断。张太雷要求中共中央“非即带下两万元不能应付”，而且“这些钱只够救急，要速催寄来”。为了打消中共中央的怀疑，张太雷在信中特别说明这些钱“将来有账可查，何种款项是不当用者，指出情愿受处罚，如现在不接济款项，贻误大事。”

中共中央对张太雷左一封右一封的要钱信深感为难。党虽然在上海等地有些不太大的生意，也对党员个人收取一些党费，但靠这些钱维持日常开销都不富裕。

靠党员个人交纳党费，肯定撑不起暴动经费的巨大资金需求。

截止1927年中共“五大”时，党员总数不过五万七千九百多人。交纳党费的比例，月收入在三十元以上至六十元者缴一元；六十元以上至八十元者缴百分之三，八十元以外者特别征收。这五万多党员中月收入在三十元以上者，可谓是凤毛麟角，其他人每月缴的党费不过区区两角；没有收入和月薪不满二十元者，还可以核定减免。因此，一旦遇到上大项目，经费往往要靠共产国际的经费赞助，这也是共产国际说话硬气的原因之一。

从共产国际口袋中掏钱也不那么容易，因为苏联共产党也不富裕，国内也要搞建设，也要养兵保家卫国。在前面两场暴动中共产国际明确表态拿不出钱来，只有靠中国同志在暴动中自己解决经费问题。

从上一次暴动中搞到下一次暴动的经费，实现滚雪球式的良性发展，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南昌暴动的主力是国民革命军正规军，有现成武器装备，甚至军饷也可以先领国民政府的，虽然在南昌银行中弄到钱的数目比想象中的要小，也还能勉强维持。秋收暴动前，湘赣边界的部队从江西国民党朱培德那里搞了一些军饷，又从各自驻地弄了些税收，也没有靠中共中央的财政拨款。

但这两大暴动，也没有余力筹款上缴中共中央。

因此，广州暴动的时候根本指望不上前两次暴动在经济上的帮助。

中共中央起初并不看好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多次主张在大城市暴动，除了政治影响力之外，经济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仅在获取经费方面，农村确实与大城市无法相比。

·5·

除了领导人，中共中央在广州暴动经费投入也要明显多一些。即使是这样，仍然捉襟见肘，只能寄希望在富庶的广东潮汕地区筹钱。这里商贾云集，土豪劣绅家中广有金银财宝，可以成为广州暴动现成的提款机。只要贺龙和叶挺带领大军如期到达那里，便可以财源滚滚，不仅可以用来支付自身的开销，而且还能支援广州暴动。

叶贺主力虽然在潮汕地区筹得了大量金钱，却没有能平安地运出去。随着汤坑、揭阳的军事失利，绝大部分财物都成了敌人的战利品。从地主豪绅家取得大量浮财解决暴动需要款项，也颇有些一厢情愿。张太雷从潮汕地区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明确堵死了这条路：“所成问题者为财政问题，因东江方面之绅富多带钱逃走香港，我军到时恐一元也找不着，所以必须立刻请你们设法。”

广州暴动前夕的张太雷

皮球又踢到了中共中央的脚下。不仅如此，张太雷还给中共中央列出了一张数额更大的账单：发动广州外围农民和动员“土匪”参加暴动，需要一万五千元；广州市内暴动基本队伍四五千人的军火购置费用也不是小数，据苏联暴动专家的测算，至少需三万余元。如此一来，广州暴动前期准备的经费还需要再增加五万元，需要中共中央立即设法筹措，并即刻派人送到香港。

为了尽快筹得这笔钱，张太雷准备派“小洋人”纽曼专程回一趟上海。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南方局曾经为了增加交通费，专门写报告给中共中央“请中央无论如何多给十元，让交通员能坐邮船，路上耽搁的时间会少一些。再往来派人要经济，不要一点不甚重要的文件，就派一人。”此前秘密交通员走水路乘坐廉价的小轮船，速度慢、周期长，往返一次需要五六天的时间，容易误事。堂堂的南方局竟为增加十元钱的交通费给中共中央写报告，可见经费紧张到了何种程度。

广州暴动依靠的武装力量，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弱项。能用的军队只有教导团和警卫团的一部分，这两支部队不仅比南昌暴动的叶挺、贺龙差，就是比秋收暴动的那三个团的战斗力还差一大截。

此时的教导团已经与武汉时期打夏斗寅时期的教导团不可同日而语。在从武汉到广州的途中，教导团的精华损失殆尽，几次被张发奎缴械，每一次发还枪支都比前一次数量少、质量差，从武汉时期的新式汉阳造七九步枪，到广州全换成破旧的三八式步枪，这些破枪都是北伐中在河南战场缴获军阀的。子弹配备的也很少，每人只有四排（二十发）子弹，就连张发奎的参谋长缪培南也认为，广东一带的土匪也比教导团的武器好。

至于警卫团，完全是个新编成的部队，不仅人数少，武器也没发放到位。

预计加入暴动的广州工人赤卫队，情况比湘赣边界的农民自卫队也好不了多少，以冷兵器为主，基本上是工人自制的梭镖、刀剑，这些武器搞械斗、暗杀还可以，对付武装的军队和警察就远远不够了。

工人赤卫队持有的火器，多是自制的土炸弹。

为了制造出廉价的炸弹，广州地下党在市区大北直街开了一家“大安酒米油糖货栈”，货栈不远处有座“飞来庙”，曾经是广东军阀生产弹药的兵工厂，仓库里存放着大批报废的手榴弹弹壳。每当月黑风高之夜，工人们就从仓库里偷运出弹壳、废弹，藏到货栈里，找机会偷运出城。然后再从香港买来炸药填充进去，制成炸弹运回城内。这种土炸弹在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和几个工贼的住所爆炸过，效果还不错。

·6·

潮汕失败对于南昌暴动来说是结束，对广州暴动来说仅仅是开始。

张太雷回到香港的第二天，广州城内爆发了数万工人的大示威，广州、香港、汕头、江门、澳门五处的四万余工人齐聚广州，要求复工，驱逐改组委员。游行队伍经过海员总工会大门的时候，愤怒的工人蜂拥闯了进去，当场打死改组委员两人，占领工会自动办公。

高涨的工人运动给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点燃了希望之火。10月15日，南方局与广东省委联席会议通过了《第十四号通告》，措辞强硬地提出“广东暴动完全是独立的行动，决不能因叶贺军队的失败而取消”。通告认为，那种等待叶贺到来再举行广州暴动的想法是“军事投机”，应该完全抛弃等待军队帮助的观念，着手进行广州暴动，谁不同意广州暴动，谁就是不明白土地革命的意义。

通告明确提出，参加广州暴动的将废除国民革命军的名义，一律改称工农革命军；废除青天白日旗，改用红旗，以斧、镐为标识，与共产国际的旗帜相同。军旗以斧、镐而不是镰、锤，也不是镰、斧，这也是一个崭新的提法。(2)

至于暴动经费，指望中共中央下拨是不现实的，只有通过没收、征发富商、地主的财产以充军队之财产、米谷，极不得已时可以在当地党与农协同意帮助下，酌量在农民中摊派。

广东省委修订之后的暴动计划，仍然未得到中共中央的认可，主要是因为“暴动计划仍带有偏重军事的倾向，而未能完全把暴动主力建筑在农民身上”。心急如焚的中共中央决定越俎代庖，另行起草一个暴动计划给广东省委。为了能使广东省委专注于广州暴动，中共中央决定撤消南方局，将广西划归广东省委指挥，将原来属于南方局的福建地区收归中共中央管理。

为了增加广州暴动胜利的信心，中共中央决定将活跃在粤赣边境的朱德所部直接划归广东省委指挥。加上仍在海陆丰一带的董朗所部，广东省委手中掌控了两支部队，这两支人马几乎是中共中央能够动用的最后筹码了，现在把他们全部压在广州暴动上，希望能以广州暴动的胜利，撬动南方乃至全国的革命形势。

此时广州暴动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忙着敲定广州暴动细节的时候，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也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国民党军虽然在汤坑、揭阳一带击溃了贺、叶大军主力，将共产党逐出潮汕，但其内部并未因此而稳定下来，各派系之间的内部冲突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久宁汉之间爆发冲突，何应钦军集中浙江与李宗仁、白崇禧争上海地盘，随时有可能爆发战争。

李济深、张发奎争夺广东政权斗争愈烈，11月14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下令解除张发奎等人的职务，随后又下令缉办汪精卫等人。11月17日，汪精卫被迫离沪赴法。同一天，张发奎部第四、五军和薛岳部新编第二师打着拥护汪精卫的旗号在广州发动政变，驱逐拥护南京政府的桂系军阀李济深，史称“护党运动”，也称粤桂战争。

张发奎控制广州之后，桂系势力逐渐退出广州，将兵力集中在广西梧州一带，企图卷土重来。驻潮州和梅县的陈济棠和驻在闽南的陈铭枢第六十师（即南昌暴动跑出来的蔡廷锴部）也准备向广州进攻，张发奎不得不分兵据守肇庆、韶关等地，广州城内兵力空虚。

中共中央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发难，以朱德的第二十五师余部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命令其从江西信丰地区迅速开往广东兴宁、五华一带，与当地农军会合进行农民暴动，以配合广州暴动。

11月20日，张太雷从上海紧急动身前往邻近广州的香港。

看来这次是真的要动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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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中共中央对张发奎的了解，张发奎肯定不会同意这些条件。既然张发奎不同意，那么其曲在张，激化矛盾的后果使得日后的广州暴动在道义上取得合理性。参见《广州起义资料选辑》，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2) 文字记载中，各地工农革命军军旗的样式和图案都不尽相同。中共中央对广州暴动的有关指示，参见《广东文史资料　第27辑》，政协广东省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

就在暴动的节骨眼上，又出了问题。

先一步到达广州的“小洋人”纽曼节外生枝，突然又旧话重提，非要重启同张发奎的谈判不可。共产国际至少派了两位使者指导广州暴动，一个是纽曼，另一个名叫郝西史（也有翻译成霍希思特、郝西斯、赫希史、何锡思的），他的真实身份是苏联红军的高级将领，对外身份是苏联驻广州领事馆的副领事，他能说法语，是一位城市暴动专家。

郝西史只负责暴动的战术和技术问题，不太公开露面，也不太过问决策问题。纽曼的压力很大，他甚至比中国同志更希望广州暴动胜利，巨大的压力几乎使他变成了神经质，暴动的每一个细节都要仔细过问，比如具体到发起的时间是在白天还是在晚上，他都要管。他坚持暴动一定要选在白天，而且先要发动工人总同盟罢工。他曾经私下透露说，苏共中央就要开大会，如果广州暴动能坚持八天，就可以在大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驱逐了桂系李济深之后，张发奎自感势单力薄，于是想到了借重共产党势力，派人秘密同共产党接洽，要见共产党最高负责人。共产国际中有人主张同张发奎谈判，更引经据典地拿出列宁关于阶级分析的观点，认为张发奎、李济深之间冲突的性质属于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冲突，共产党如果抛开张发奎搞广州暴动，即是帮助了李济深的地主阶级打击张发奎的小资产阶级。

此外，从军事的观点上看，如果与张发奎达不成某种妥协，广州暴动很难坚持八天以上。由于张发奎当时没在广州，有人主张以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名义和其下属黄琪翔谈判。黄琪翔本人态度左倾，曾在赣南公开喊出“打倒叛党叛国的唐生智”、“打倒分赃式的汉宁合作”口号。张太雷离开上海前夕，上海已经盛传张发奎仍欲与共产党妥协的风言风语，因此“张发奎情结”被再度唤醒，也就不奇怪了。

而广州省委的意见却大相径庭。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或许还不够深厚，也弄不清楚李济深的“地主阶级”与张发奎的“小资产阶级”本质区别究竟在哪里，但直觉告诉他们，两人是一丘之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历数张发奎回到广州之后的所作所为，让共产党大失所望。他授意组织新的“革命工人联合会”，与共产党控制的工会分庭抗礼，拘捕海员工会会员数十人并枪杀了两名抵抗的海员。广州失业的铁路工人和火柴厂工人举行示威请愿，要求复工，省港工人在广州中央公园前组织示威游行，抗议解散罢工工人组织，都被张发奎派兵冲散，而且逮捕了多人。张发奎还派警察和宪兵昼夜巡游街市，城市重要地点都加岗保守，市面张贴禁止工人罢工、违者严格处罚的布告。

在经济上张发奎也毫无建树，对日益低迷的广州经济束手无策，只能靠枪毙极少数的“盗贼”维持地面敷衍了事，并没有给市民带来真正的实惠。

因此，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与张发奎合作的可能性都几乎为零。

至于坚持八天的问题，广东省委认为依靠共产党的力量也能保卫广州，甚至可以控制珠江以北一个月，直到与海陆丰的农民会师。

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请出张太雷做仲裁。

张太雷急匆匆从香港赶到广州，召集广东省委以及广州市委会议，否定了这个提议，并决定于12月13日前后发动广州暴动，既反对李济深，同时也反对张发奎。会议决定由三位知识分子张太雷、黄平、周文雍组成暴动总指挥部——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太雷任书记，除领导广东省委之外，还管军事。周文雍负责工人赤卫队，黄平协助两人。

广东省委传下命令，命朱德所部迅速南下进至北江一带策应广州暴动。此时朱德所部已经编入范石生部，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已经成立了特委。广东省委训令朱德，马上设法从范石生部拖出来与农军汇合，如果违抗命令，即全体开除党籍。

为了麻痹张发奎，广东省委于11月28日以宣言的方式，提出了与张发奎谈判的六项条件，包括：“一、即刻释放一切革命的政治犯；二、即刻交还现被走狗改组委员会所强占的革命工会会所；三、完全保留并保护省港罢工工人原有一切权利；四、完全恢复言论、出版、集会、示威、罢工及工人阶级组织的自由权。共产党、革命工会及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完全享有公开活动的自由；五、逮捕处决一切惯于以恐怖手段对付工人阶级的分子。六、即刻武装广州工人，在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指挥之下。”广东省委清楚，张发奎绝不会接受这些条件，尤其是第五和第六条，答应了就等于自掘坟墓，抛出这六项条件不过是拖延时间而已。

广东省委拟定的暴动口号有：“杀尽工贼走狗改组委员！”“杀死李济深一切走狗和侦探！”“宣布黄琪翔、朱晖日的死刑！”等，以表示革命的决心。

·2·

中共中央于12月5日批准了广州暴动计划，各项准备活动进入倒计时。

前敌军委委员聂荣臻由香港秘密潜至广州。作为个人，聂荣臻并不同意举行广州暴动，理由是革命形势处在低潮，仅靠一个教导团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暴动，占领广州并组织全国苏维埃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聂荣臻的反对并没有什么效果，广州暴动是共产国际迫切盼望、中共中央下决心要搞的，不同意见只能保留，暴动的准备工作一刻也不能停止。

聂荣臻计算过广州暴动可以使用的军事力量，除了第四军教导团约两千人外，还有警卫团一部约三百余人。再就是广州工人赤卫队约数千人，作为准军事力量可以加入暴动。而广州国民党军力量，珠江以北的正规军约一千四百人，外加保安总队约一千多人，兵力总数少于暴动部队。珠江以南驻有李福林的第五军，占有绝对优势；张发奎第四军的主力驻扎在韶关等地，铁路输送仅用一天便可赶回广州，这是对暴动十分不利的。

而熟读马列经典的秀才们却不这样看。他们援引俄国十月革命为例，当年俄国工人阶级与现在广州工人相似，十月革命也只有两团兵力，但却影响了沙皇俄国在前方作战的部队。广州暴动打响之后，粤系军阀在梧州与桂系军阀混战的部队，怎么就不能倒向革命一方呢？

此外，对广州工人阶级力量的估计上，暴动组织者也有夸大的成分。

广州工人自从“四一五”事变之后就已经分裂成两派，共产党不仅没有掌握工人力量的全部，甚至也没有掌握大部。中共中央对广州工人阶级的印象更多地停留在省港大罢工时期，那时工人阶级同仇敌忾，是一支了不起的力量。而两年之后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只有印刷工人、汽车工人、手车夫等行业的中小工会，要他们做暴动主力几乎是不可能的。

国民党方面则掌握了大部分机器工人。被李济深拉出去的机器工会、广东总工会专和共产党作对；张发奎控制的革命工人联合会对共产党也不友好。这三个主要黄色工会都有各自的势力，其中机器工会还有一个近千人的“武装体育队”，手里有大批的枪支，俨然成了一支准军队。

广州暴动坚持的时间，取决于张发奎主力部队到达广州的时间。此时通往广州的三条铁路线不在共产党手中，而是掌握在机器工会手中。共产党曾计划铲除机器工会领袖，夺回铁路管理，但机器工会组织严密，根本无法下手。实际上，正是由于广州铁路工人没有罢工，驻防韶关张发奎部才能很快由铁路运回广州，扑灭暴动。

以省港罢工工人为主组成的工人赤卫队颇有些战斗力，但却缺乏武器和训练。

省港罢工结束之后，从香港回来的工人约有两至三万人留居在广州城。这些人为罢工丢了工作，生活无着。根据罢工委员会与国民政府签订的协定，每个罢工工人由政府发给一百元的补偿，以后再由其寻找工作。在领得补助金六个月后，如果工人尚未找到工作，有权继续回到广州城郊的宿舍和饭堂生活，宿舍与饭堂还须继续保存。

遣散工人的钱数额虽不算大，但当时北伐战争正在吃紧，连年征战使得广东财政枯竭，一时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只好通过在广东海关加征百分之二十五的附加税来解决。此举虽然引起了有关国家的抗议，但国民政府为了广州的安定照征不误。

在加征的海关税款到账之前，广州政府先垫付了十分之一的补偿费给工人，每人发了十元钱救急。欠下的九十元钱就成了定时炸弹的引信。为了卸掉这颗炸弹引信，汪精卫和张发奎想方设法四处筹钱，张发奎向广州商人求助，请他们出点血给工人以求平安。汪精卫也紧盯着海关，税款一到手就立即发放。凑了半天，现金还是不够，又搭配了四成的债券，才算打发了工人。

工人仍然不满，尤其是对搭配的债券。这种债券名为“金库券”，虽然到期可以本利兑付，但利息赶不上物价上涨，工人不愿意接受。谁知道“金库券”的怨气还没散去，紧接着汪精卫和张发奎以补偿金已经发放到位为由，关闭工人的宿舍和饭堂，使工人再无聚集之地。少部分工运骨干虽然不愿意散去，并放火烧毁了几间宿舍表示抗议，但终归是无法挽回局面，大部分工人拿到钱后离开广州，有的回乡种地，有的去了其他城市打工，自谋生计去了。

这一招釜底抽薪果然阴毒，留在广州的赤卫队员只剩下五百多人。不仅是人数减少，组织系统也遭到了破坏，其中专门从事破坏交通的行动部门、负责搜集情报和通信联络的信息部门，这两个最重要的部门也随之解体，赤卫队失去了铁拳和耳目。这两个部门恰恰是对暴动最有用的部门，其负面影响可想而知。

·3·

12月10日晚7时，广州市旧仓巷的一座楼房内，教导团、警卫团和工人赤卫队负责人陆续秘密集中在此，大家神情紧张。

在刚刚结束的广东省委的紧急会议上，噩耗连连。

为广州暴动运送武器的中转站——大安米店被广州公安局查获了。

炸弹偷运进城的时候，通常是混装在大米之中以躲过盘查。这个手法过于传统老旧了，当年虎门销烟鸦片贩子用这种方法偷运过鸦片，同盟会的黄花岗暴动用这个方法偷运过炸弹。现在共产党又用，被查获并不需要太复杂的技术手段，只需在进城的路卡上严加盘查，必会发现蛛丝马迹。

给米店运米的车中藏有炸弹，米店自然难以幸免。警察顺藤摸瓜搜查了米店，果然又发现了大量炸弹。人证物证俱在，米店老板自然无话可说，加之严刑追问，很快便竹筒倒了豆子。根据米店老板的口供，警察又搜查了共产党控制的广州市人力车总工会和印刷总工会，果然搜出了枪械和炸弹，于是又拘捕了一部分当事者。

警方也许是出于诋毁共产党的目的，也许是想夸耀自己如何能干，也许是想敲山震虎，总之很快便将此事捅给媒体，广州市的报刊登出了新闻。这一登报不要紧，几乎牵连出前敌军委的潜伏地点。出事的米店恰好是前敌军委租住房子的铺保，房东不想给自己惹上麻烦，请聂荣臻和几位军委委员赶紧另找铺保，否则立即搬家，不然就报官。聂荣臻赶紧掏出五十元港币贿赂房东，这才过关。

鉴于事态严重，张发奎于12月10日宣布广州戒严，并将黄琪翔从西江前线调回广州应变。还有一条更为不利的消息。据内部情报，张发奎极有可能在近期内再次解散教导团，广州暴动将失去最基本的军事力量。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放手一搏。暴动不得不从12月13日提前到11日，10日晚间必须部署完毕。打扮成洋行打字工人的张太雷是这次会议的主角，唱配角的是两位留着短发、不苟言笑的中年人，他们是暴动的军事负责人，一位是内定为红军总指挥的叶挺，另一位是红军总参谋长徐光英。

叶挺不仅是第四军的老人，袍泽甚多，争取下级军官与兵士投入到共产党方面来，纵然不阵前反戈，消极怠战总还是可以做到的。更重要的是潮汕失败后余下两股力量都是叶挺旧部，海陆丰的董朗和粤赣边的朱德分别率领着这两支部队，但叶挺对这两支部队的精神影响仍然不可低估。

徐光英是叶挺第二十四师的参谋长，也同样有着不凡的资历。他是广东潮州人，早在1917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时结识了周恩来、李富春等人，加入了旅欧共产主义小组，也算是共产党的元老派。不久他又到西班牙攻读军事学，获得该国的“陆军博士”学位，不仅是共产党内学位最高的人，在全中国也是凤毛麟角。

徐光英回国后，在冯玉祥西北军的军政学校中任过教官，后来又到了张发奎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中校参谋，与叶挺相熟。在上海“四一二政变”中，徐光英带领百余名工人纠察队拒不执行交枪的命令，死守在一座房子里四个小时，最后脱险，成为事变中共产党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

徐光英在南下潮汕之后，在汕头当了几天的公安局长。潮汕失败之后，因为肃反不坚决，被中央给予留党察看的处分。此次派他回到广州，既有希望他戴罪立功的意思，也是想发挥他的军事专业特长。(1)

在讨论行动步骤的时候，有人提出应该先解决敌军的首脑，如张发奎，即使不杀掉他，起码也应该扣留他，或派兵包围他的公馆使他不能外出。徐光英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主要原因是兵力不够，他主张先解决城内的战斗力比较差的炮兵团，取得足够的武器，然后再进攻公安总局，不仅能救出被关押的同志，而且有利于鼓动更多的工人和市民加入暴动。

叶挺认为徐光英言之有理。“擒贼先擒王”固然好，但此时距离暴动开始仅有几个小时，不仅时间已经来不及，而且他这个总司令手中无兵可用。现有的教导团和警卫团任务很重，对付既定目标都嫌兵力不足，如何能分兵东山？工人赤卫队手中并没有多少武器，指望他们去缴张发奎卫队的械，无异于以卵击石。

按照叶挺宣布的兵力部署、战斗序列以及行动目标，除教导团、警卫团按原建制和部署不变外，工人赤卫队改编为七个联队和一个敢死队。大致分工为：教导团进攻沙河炮兵团，配合工人赤卫队进攻维新路的市公安总局、保安总队及市内的公安局各分局；警卫团配合工人赤卫队进攻设在长堤肇庆会馆的第四军司令部、驻在文德路的第十二师后方留守处及第四军军械库。

暴动时间定为12月11日凌晨三时，参加暴动人员颈上一律束红领巾作标志，暴动口令每天一换：11日夜间口令为“暴动”，回令为“夺取政权”；12日晚的口令是“赤化”，回令是“土地革命”，13日的口令是“肃清”，回令是“巩固广州”。

口令只规定了三天，巧合的是，广州暴动恰好也只持续了三天，第四天便告失败了。

部署完成之后，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写了紧急报告，认为广州暴动时机已到，即须很快的发动，同时请求迅速派周恩来到广东指导工作。

·4·

暴动之前，最需要的除了武器，还有一样东西必不可少。

那就是红布。与南昌暴动和广州暴动一样，红布需求是大量的。

凡参加暴动的人，无论军民，脖子上必然要扎一条红领带作为识别，广州市民称之为“红带友”。

暴动前夕，广州市的红布生意特别好，几乎脱销。准备红布制作红领带的任务，主要由广州市车衣工会和土布工会中女工来承担。她们以办喜事为名，三三两两到西关惠爱路的布店购买红布，拿回去连夜加工成红领带，再由交通员秘密送到各个暴动点。

说不清楚从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朝代赋予红色是革命的含义，但俄国的十月革命的红旗对中国现代革命的影响无疑是最为直接和巨大的。红色成了中国革命的标志，国民党的旗帜号称“青天白日满地红”，共产党的党旗和军旗也都是以红色为主基调，每逢有重大活动都需要大量的红布，或做成旗帜，或做成随身佩带的标志。

哪个地区的红布销售量增大，哪个地区的革命形势通常都是高涨；哪个时段红布销量大，通常那段时间的社会动荡就会加剧。如果将红布的销售量做成股市的K线图，那么“红布指数”完全可以成为中国革命形势风向标。

广州暴动的主力——教导团战士身上扎的红布带最多，每人三条：一条扎在军帽上，一条系在颈脖上，一条扎在左臂上。国民革命军的符号、臂章以及青天白日帽徽将被统统换下来。暴动之后，国民革命军的这个名字将不会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出现，取而代之的将是红军，这个名称也是来自于苏联。

教导团在南昌暴动之后，险

些被张发奎裁撤，还是叶剑英从

中说和才得以保留。图为1926

年北伐时的叶剑英

广州布店的红布需求骤然增大，以至于在市面上一时脱销，晚去的人根本买不到。参加暴动的另一支部队警卫团就没有买到红布，最后只好花比较贵的价钱买了红色纱巾代替，这种纱名为“红羽纱”，比红布轻薄，一般用于女性的服装饰物，以至于警卫团战士都觉得戴这种“红羽纱”矮人一等，革命性不足。

教导团是由原武汉军校的学生编成的，约一千五百人，对外号称两千，驻在北教场四标营。为了监督亲共的教导团，张发奎将亲信朱勉芳安插在教导团中任代理团长。暴动前两个星期，教导团中潜伏的两百多名共产党员开始秘密活动，每个党员至少联络了四五名非党学员，基本控制了教导团。

警卫团也是不久前恢复组建的，原来的警卫团留在湘赣边界参加了秋收暴动，张发奎回到广州之后拼凑了些人马，其中第三营大部分是招募的省港罢工纠察队员，营长施恕之也是叶挺的老部下，团长梁秉枢是共产党员，能控制的力量不过三百余人。

工人赤卫队经过多方扩充，人数逐渐恢复到约两千人，但其中能使用枪支者不足六百人。他们手中仅有手枪、步枪数十支，炸弹一百五十枚，其余都是梭镖、刀剑等冷兵器。为了训练这些工人，广东省委屡次请求中共中央派人支援。

黄埔一期生徐向前就是被中央派来训练和指挥工人的，他在南昌暴动后被张发奎从九江“礼送出境”，后又从上海被派回广州，担任赤卫队第六联队指挥官。

1926年的徐向前，毕业于黄埔一期

训练广州赤卫队员，比在军队中训练新兵也容易不了多少。作为北方人，徐向前虽然在广州生活过一段时间，却始终没有学会拗口的广东话。同样，受训者也听不懂徐向前的山西话。给他们当翻译的人名叫白鑫，他既会讲广州话也会讲北方话。白鑫后来叛变革命，出卖了一大批共产党的重要干部，被周恩来派陈赓带着中央特科行动队暗杀。

由于既没有武器也没有场地，每天晚上徐向前在工人家里秘密上课，用铅笔在纸上面画怎么利用地形，怎么扔手榴弹，怎么冲锋。工人们白天干活晚上听讲，一次只能集中十几个人。

赤卫队员就是通过这样“纸上谈兵”训练出来的。

暴动一开始就充满了血腥味。

12月11日凌晨，教导团内的共产党刺杀小组潜入朱勉芳的卧室，用刺刀将其刺死。随后，各连的共产党员将不可靠的军官和士兵拘禁起来，集合队伍后，由张太雷、叶挺向部队训话，然后向着预定目标出发。

与此同时，警卫团也处死了反对暴动的参谋长唐继元和十连连长黄霖等人。在解除第一营武装的时候，团长梁秉枢被一营长张强光开枪击伤，只得退回。

·5·

事后证明，几经反复并经过中共中央亲自修改的广州暴动计划，仍然称不上是一个周密完备的计划，甚至一些关键之处都没有得到落实。

教导团将广州北校场国民党省党部及警察四区署、省公署攻下之后，下一个目标是公安总局，那里是预定的广州暴动总指挥部。由于准备不足，黑暗之中部队几乎被市内的弯曲小巷转晕了头，一时间竟然找不到目标。广州市委虽然事先组织了侦察队，但自始至终也没有接到过侦察队一份敌情报告，也没有派出一个熟悉地形的向导。

按照原计划，暴动三人指挥小组成员黄平应该与“小洋人”纽曼在市财政厅附近碰头，然后一起去公安总局。但黄平一直等到凌晨四点多也没见纽曼的踪影。又过了一会，才见到教导团的队伍跑步而来，战士们并不认识去公安总局的路，只好由黄平带路。黄平本人既没有枪，也不会使用枪。半路上有人塞给他一支从警察手里缴到的枪，总算是有了武器。

广州市区的战斗打响之后，工人赤卫队全面出动，扑向预定目标。赤卫队虽然有七个联队，但除了少数原省港罢工纠察队骨干有些战斗力之外，其他成员由一些小的工会组成，职业五花八门，有修蒲团的、有缝衣服的、有做沙发木器的、有修秤的、有打铁的等等，这些工人毫无军事素养，大多数人连枪都没有摸过。混乱中有人在人群中乱放枪，结果把前边自己人打伤了。

暴动的初期还算顺利，公安总局很快就被占领，局长朱晖日跳墙逃走。公安局牌匾很快被“工农兵联合办事处”代替，街道两旁悬出红布标语，上面写着“打倒反革命的国民党”、“八小时工作”、“劳农政府供给工人衣食”、“工人监督生产”等。

关押在牢房中的革命者被解救出来，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在“四一五”事变之后被抓的，经过半年多的关押，已经是衣服褴褛，身体羸弱。这些人来不及理发换衣服，列队来到指挥部自请编制，要求尽快投入战斗。过度的兴奋和劳累对他们的身体造成严重的损害，当天就有六七人身亡——他们不是死于敌人的枪弹，而是死于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

不久，卡车运来了缴获的枪支弹药堆放在指挥部的院子里，约四五百支步枪和少数机枪、手枪，很快被蜂拥而来的市民争抢一空。领到枪的人同时也领到了红领带、红袖章和一块银元，然后被指派到不同的地点参加战斗。混乱中，很多人领到的枪与领到的子弹不搭配。有人领到的是步枪，子弹却是手枪的；有人领到的是手枪，子弹却是步枪的，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

天亮之后，暴动胜利的消息已经在广州市传开，一部分赤卫队员以为大功告成，竟然一哄而散回家吃早饭去了。赤卫队没有独立的伙食单位，虽然动员了少数女工送饭，但大部分赤卫队员没饭吃。这也暴露了后勤上的疏漏。

带过兵的人都知道，官怕扎堆兵怕散，分散的战士再招集起来困难多了，发生了指挥员找不到战士，战士找不到指挥员的情况。几个联队中，只有徐向前的第六联队建制比较完整。

暴动部队并没有进攻张发奎居住的东山地区，张发奎是被当日凌晨的电话铃声吵醒的。

电话是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长谢婴白打来的，说广九车站一带发现枪声，判断是共产党开始暴动了。谢婴白在电话报告尚未说完，电话即告中断，估计市内电话局被占领了。接着市内枪声大作，张发奎命人用无线电下令，驻防广州外围的各部队立即回师，镇压共产党的暴动。不久，张发奎乘上兵舰赴江门调兵，准备反攻。

此刻张发奎的心情一定非常复杂。

共产党1927年下半年发动的三次大暴动，都跟他的部队有关：南昌暴动的叶挺、贺龙部，秋收暴动的卢德铭、余洒度部，乃至此次暴动的教导团和警卫团，都是他的部队。

南昌和广州暴动，共产党对张发奎时而联合争取，时而拒绝摒弃，形成了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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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光英在正规的党史和军史上留下资料甚少。他虽然是红军首位参谋长，但从广州暴动紊乱的组织实施过程中，似乎看不出他这位留洋的陆军博士有何过人之处。参见《潮州文史资料第八辑》，政协潮州市文史资料征集编写委员会1989年编写。

·1·

12月11日的太阳终于落山了，广州暴动度过了难熬的一天。

这天晚上简单吃过晚饭之后，张太雷、黄平、周文雍、叶挺、徐光英等暴动的首脑们以及纽曼、郝西史等人集中在公安局一层大厅，研究第二天的行动。

先由张太雷进行了简单的总结。暴动的当天，指挥部颁布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告民众》，宣布一切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和一切张发奎省政府委员都是革命的叛徒、工农兵的仇敌。第一天的战果还算不错，珠江北岸大部分的战术要点都已经被控制，只剩下长堤的四军军部和中央银行等几处国民党据点没有拿下，部队正采取监视行动。

但是，在表面和局部胜利之下，广州的局势暗流涌动，危机四伏。广州市内已经停电断水，三个势力最大的黄色工会不仅没有参加暴动，反而纷纷逃至珠江以南李福林第五军盘踞的地区，出重金组成敢死队，扬言要与共产党死拼。张发奎的主力正通过铁路，源源不断地集结在广州外围，一场恶仗无可避免。

红军总司令叶挺发言中充满了忧虑。他的话也不多，主张趁张发奎主力尚未完全部署完毕的机会，暴动部队的主力应于次日（即12日）退出广州，立即撤向海陆丰以保存力量。军队行伍出身的叶挺心里明白，仅凭教导团和警卫团这点兵力，加上没有什么战斗力的工人赤卫队，无论如何难以抵挡张发奎数万虎狼之师。长堤的中央银行和四军军部用了一整天的时间都攻不下来，足以说明暴动部队缺乏城市巷战的经验，这些经验也恰恰是防守广州所必须具备的。即便是叶挺本人，打巷战也不如打野战顺手。

叶挺的话音刚落，立刻招致一片反对之声。

叶挺这种不进反退的悲观情绪尤其令张太雷和纽曼大失所望，他们原本想借重叶挺的军事声望，迅速解决广州市内的战斗，却不料叶挺说出这样泄气的话来。纽曼不客气地批评叶挺和徐光英在军事指挥上不够敏捷，然后又批评叶挺的态度消极悲观，徐光英表现得非常糊涂。

纽曼认为暴动必须进攻、进攻、再进攻，绝不允许后退，叶挺关于撤出广州退往海陆丰的主张，完全是一种使革命军队沦落为土匪的主张。暴动的下一个目标应该全力拿下长堤，然后迅速进攻珠江以南的李福林第五军。

自尊心极强的叶挺受到一阵抢白，内心十分不悦，但又不好反驳纽曼，只好两手支撑着下巴坐在一张写字桌旁一言不发，面色阴郁。他名义上是红军总司令，但这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他只是在暴动前几个小时才刚刚从香港被召到广州，暴动的核心工作介入不深。张太雷在解释为什么这么晚才招叶挺回广州的原因时，竟然说是为了叶挺的安全，减少他被捕的机会，所以回广州“越晚越好”。

更何况叶挺所能直接指挥的部队，不过是教导团和警卫团。工人赤卫队归周文雍指挥，叶挺根本调动不了，所谓的红军总司令徒有虚名。教导团和警卫团的战斗力比起昔日铁军根本无法相比，叶挺比任何人都了解对手：张发奎手下的薛岳、李汉魂等人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尤其是薛岳部，揭阳、汤坑之战已经领教过其剽悍的作风，未经大战的教导团显然不是其对手。而他这个军事总指挥事先甚至连一张最基本的军用地图都没有，仅凭借着从公安局消防科墙上撕下来的一张广州市地图进行指挥，这仗怎么打？

鉴于叶挺态度消极，纽曼建议张太雷直接行使军事指挥权。临阵换将本来是兵家大忌，可是张太雷匆忙之中也顾不了许多，听从了纽曼的意见。叶挺大权旁落，只当了一天的红军总司令就剩下去屋顶观战的份儿了。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决定第二天继续攻打长堤。为了顺利拿下长堤，苏联顾问郝西史提出要亲自去现场考察，被黄平婉言劝阻，当时苏联人直接参加暴动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出了差错不好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交代。

会议结束之后，纽曼派人四处寻找电台，准备向海参崴发报，报告广州暴动的情况并希望苏联派船来支援。费了半天劲找到了电台，但台长和报务人员早已逃走，纽曼只得作罢。

·2·

会议作出继续攻打长堤的决定，实有不得已的苦衷。

长堤上有两个至关重要的据点都没有拿下，一个是四军军部，另一个是中央银行。

张发奎的四军军部由少数留守部队守卫。四军是张发奎起家的本钱，堪称粤军乃至国民革命军的模范军，共产党第一支武装——叶挺独立团，就是出自四军。拿下四军军部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对打击张发奎心理和士气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中央银行是孙中山1924年开办的。办这个银行主要就是为了筹集北伐战争军费。当时广东的金融极为紊乱，英商汇丰、渣打等银行往往左右局势，日商台湾银行也成为富商、官僚、军阀们存货贮财的主要处所之一。这些金融机构大多买空卖空，投机倒把，利用政局变动制造金融风潮，伺机获利。厘捐粮税全为各路军阀截收，赌饷烟捐也由各军支配，严重地影响革命的推进。

广州的中央银行是一座两层混凝土结构楼房，

具有西方文艺复兴建筑风格

孙中山革命政府管辖下的盐务稽核收入，此前一直都是存入广州中国银行。1923年底，政府负责财务的宋子文奉令向银行提取存款11万元做军费，不料该行托词推诿，拒不支付，该行长竟然携带相关的单据和文件逃往香港。孙中山痛感革命政府没有自己直接掌握的银行而仰赖其他金融机构并非长久之计，称建立自己的金融机构为“革命首要之图”。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孙中山即下令筹建中央银行，并亲自抓建行工作，任命廖仲恺为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为行长，首批开办资金是向外商借款1000万元和向地方金融机构借款18万元。中央银行发行的钞票俗称“中央票”，名义上与银元等值。(1)

中共中央每每将广州暴动比喻为当年的巴黎公社。熟悉巴黎公社典故的人都知道，革命导师马克思曾经批评过巴黎公社没有没收法兰西国家银行，这也是巴黎公社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广州暴动自然不能再重蹈巴黎公社的覆辙，中央银行是一定要占领的。

广州暴动需要很多的钱，张太雷给中共中央报告中列举出来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大头还在后边，其中最大的一笔是军费开支。广东省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广州暴动要组建红军一个军的宏伟计划。这个军由三个师组成，第一师由教导团扩编而成，第二师由广州工人赤卫队编成，第三师由海陆丰的农民暴动组成，人数将达到五万人。从成分来讲，这支部队以工人、农民、革命士兵为主组成，是一支名副其实的工农红军，也是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正式上报的红军编制。

为了让未来的红军更具吸引力，广东省委计划发给红军战士高额的军饷，开出的价码是每人每月二十元，以组建五万红军来计算，每月军饷开支就需要一百万元。

此前军队的收入是比较低的，军饷每月仅为十二元，这还是粤军的嫡系。一些杂牌部队还拿不到这个数，最低的只有九块半。当时广州收入最高的运输工人每月为二十四元，机器工人二十三元，因为这两个工会的势力都比较强大。势力相对弱小的手工业和酒业工人，每月也能拿到十七元，店员每月十五元，粮食业工人十四元。

如果将红军的军饷提高至每月二十元，无疑是很有吸引力的。暴动开始后被俘的国民党炮兵团士兵就曾表示，如果待遇提高他们可以直接编入红军。因此广东省委强调“无论如何设法照二十元给他们，影响敌人军队”，只有这样，“兵士和革命的军官即刻带领武装到红军方面来，逮捕并枪毙一切反革命军官，组织革命兵士委员会”的号召才会更有效果。

较高的军饷对失业工人同样有吸引力，对增加军队中的工人阶级成分十分有利。仅靠许诺增加工人的工钱、没收阔老公馆给工人居住、帮助城市贫民消灭一切债务、禁止偿还并取消贫民的房租和捐税等等措施，都不可能立即实现，不如直接提高军饷来得有效。

如此大量的金钱，指望中共中央是不现实的，直接原因很简单——没那么多钱。

按照中共中央的精神，组建红军应该实行志愿兵制（相当于现在的义务兵役制），军内实行供给制，不给士兵发军饷。前不久中共中央还指示朱德所部必须停止薪饷制度，完全改为志愿兵制度，采用公有分配办法。自此之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实行军衔制之前，人民军队没有正式发过一分钱的军饷，而是采用供给制，无论干部战士只领为数不多的津贴。

此外，广州暴动许下的种种诺言、未来革命政权的行政开销，都需要数额巨大的金钱。广东苏维埃政府已经开出很高的价码来买李济深、张发奎、黄绍雄、黄琪翔、朱晖日、蒋介石、汪精卫、李宗仁等八人的首级，无论是谁只要献上其中一个人的头颅，就可以领得赏银五万元。万一真有人持首级来献，到哪里去找这笔巨款呢？

此外，在潮汕地区筹到的款项和金银细软也没有如期运到广州，也是广州暴动缺钱的重要原因。

除了尽快攻下长堤的中央银行，取得金库中的金钱，别无良策。

如此一来，长堤攻坚战就成了广州暴动这盘棋中的生死劫，谁打赢了这个劫，谁就会在整盘棋中占据主动。共产党如果打赢了这个劫，那么整个珠江以北就成了一片活棋，不仅可以拿到扩军所需要的大量金钱，而且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兵力攻击珠江以南的李福林部。张发奎如果打赢了这个劫，就会发挥强大的外势作用，里应外合。张发奎清楚，中央银行金库中存放的数百万元钱绝不能落到共产党手中，如果共产党用这笔巨款扩军成功，便是如虎添翼更难遏制。

国民党在长堤拼命死守，四军军部外围临时用铁块和木栅做成了掩体，里边架设着机关枪封锁了通路。中央银行面临珠江，厚重铁门深锁，步枪子弹很难射穿，周围都是坚固的房屋，银行卫队居高临下，根本无法接近。长堤对面的机器工会“武装体育队”也架起机枪，拼命向企图接近长堤的暴动人员扫射。虽然前一天缴获了炮兵团的几十尊火炮，但很少有人会用，仅有三四个朝鲜籍的战士会用。加之在巷战使用火炮视界和射界都受到很大限制，用炮并无多大效果，进攻一筹莫展。

珠江上的各型船只，在暴动以后绝大部分开往河南。停泊在白鹅潭上的外国军舰上的大炮纷纷褪下炮衣，虎视眈眈地瞄向市内的主要目标，使进攻长堤的部队不得不有所顾忌。暴动部队采用火攻之策，迁走银行附近的居民和商户，放火烧毁了几幢房屋企图打开通路，亦未奏效。隔着熊熊烈火，眼看着银行金库的数百万元现金无法到手。

在进攻中央银行的同时，指挥部派赤卫队员去接收在西堤的银行分行，希望从那里找到金钱以解燃眉之急。谁知赤卫队去晚了，银行分行早已被趁火打劫的流氓地痞抢先下手洗劫一空，能拿走的现金和贵重物品搬运得不知去向，只剩下几个沉重的保险柜，既打不开也搬不动，只好放弃。

长堤久攻不克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不仅士气受到了严重影响，而且阻碍了暴动的全盘计划。一直到广州暴动失败，长堤始终控制在国民党军手中。

当鸟的翅膀系上黄金之后，注定是飞不高也飞不远的。

·3·

直到第二天下午二时，广州长堤之战未取得任何进展。

此时人们已经顾不上关注长堤，而是把目光转向了广州丰宁路西瓜园操场。这里将要举行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

“苏维埃”这个词，由于苏联的解体已经成为历史，当代青年也许并不知道其含义。

简单地说，苏维埃就是工农兵代表会议，是一种工农兵联合掌权的一种形式，是截然不同于封建地主、资本家掌权的崭新政权模式，通俗地可以理解成工农兵当家做主。

自从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后，“苏维埃”成了时髦的国际性的大品牌。在中国谁先树起苏维埃大旗，谁就可以名垂中国革命的青史。然而共产国际并不想把这个牌子轻易给人。

根据“八七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当时还不能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政权形式采用革命委员会，由共产党领导，吸收国民党左派参加，南昌暴动产生的就是这类机构。

毛泽东在秋收暴动的时候想打出苏维埃的牌子，也被中共中央拒绝。中共中央在《关于苏维埃的决议》中特别申明：“苏维埃组织，首先应当在那些中心城市的地方如广州、长沙等建立。”“当这些中心地点还没有被革命暴动占据以前，在小县城里面要坚决地拒绝组织苏维埃。”这就等于警告毛泽东：秋收暴动如果不拿下长沙，就甭想打苏维埃的旗帜。

秋收暴动开始一个多月之后，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抛弃了与国民党左派联合的方针，确定了以全国总暴动推翻南京、武汉、北京、广州等一切反动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总方针，这才提倡工农政权使用苏维埃的名字。广东海陆丰农民暴动成了第一个使用苏维埃名字的农村政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茶陵建立的“茶陵工农兵政府”，也沾了苏维埃政权的边。

广州苏维埃内定的政府主席

苏兆征，因病未能前往广州就职

广州苏维埃则是在中心城市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影响巨大。政府主席苏兆征是1925年省港罢工的领袖、中共中央政治委员，此时尚在海丰，并未赶到广州，只好由张太雷暂代。

下设八位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黄平，肃反人民委员杨殷，劳动人民委员周文雍，外交人民委员由黄平兼任，司法人民委员陈郁，经济人民委员何来，土地人民委员彭湃（因彭湃不在广州，由赵自选代替），海陆军人民委员张太雷。政府秘书长是恽代英，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工农红军总参谋徐光英。

由于战局紧张，参加大会的群众人数并不多，时间也不长，就被紧急战报打断了。忽有消息说珠江南岸的李福林军在僻远处偷渡珠江，绕道广州北部发起了进攻，有一部分国民党军乘虚攻袭暴动总指挥机关——公安总局。主持会议的张太雷只好中断会议，一面调动部队开往北部应战，一面与纽曼急速赶回总指挥部。

一来事情紧急，二来也是缺乏经验，张太雷随身只带了两名警卫员护送便登上汽车。途经惠爱路黄泥巷口时，突然从北面打来一阵乱枪，汽车车窗玻璃被击得粉碎，两名警卫当场被打死，张太雷也身中两枪倒在车内。

身负重伤的张太雷挣扎起来，还想拔枪反抗，紧接着又打来一枪正中他的心窝，张太雷胸膛炸裂倒在了纽曼的怀里，临死前用俄语低声地咕哝了一句：“哎哟，可恶的魔鬼！”从此一瞑不视，遗下了一只怀表、几枚双毫硬币和几张德国马克纸币。

反映张太雷遇狙牺牲的油画局部

附近的工人赤卫队和教导团工兵连闻讯赶到奋勇阻击，司机陈泉冒死开车冲出火网。令人称奇的是，满身血污的纽曼却毫发无伤，奇迹般地侥幸生还。

事后才知道，伏击张太雷座车的并不是国民党的正规军，而是广州机器工会下属的武装体育队杀手。他们大多是心狠手辣的亡命之徒，对广州市内的地形又非常熟悉，早已埋伏在从会场到公安局的必经之路上一击得手，全身而退。而占领观音山的国民党军只是试探性进攻，没有多久被击退。

张太雷的死讯被严格保密，甚至秘书长恽代英都不知道。

但这么大的事情是瞒不了多久的，张太雷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很多事情都需要他拿主意。他的死使暴动立刻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指挥系统随之陷入瘫痪。

12月12日黄昏时分，从观音山方向传来的枪声越来越近，市区各个要点的枪声先密后疏。

凭借着职业军人的敏感，正在市财政厅天台上观战的前红军总司令叶挺和前敌军委委员聂荣臻判断，广州市区的战斗已经坚持不下去了，再不撤退恐怕就退不出去了。

·4·

此时，暴动指挥部也被紧张不安和沮丧的情绪笼罩着。

广州暴动形势危殆，首脑们聚集在这里，商讨如何善后。纽曼证实了张太雷的死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大家悲痛之余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张发奎第四军的主力分三路拼死回援广州，已经收紧了包围圈，用广东省委报告中的话说“张发奎部参加反攻作战的部队都异常奋勇，前仆后继，甘做军阀的工具”。第二十五师李汉魂率部从石龙杀来，笫二十六师师长许志锐率部从韶关杀来，教导第一师薛岳部从江门杀来。

不是冤家不聚首，尤其是薛岳，从潮汕击败叶贺部之后，又追到了广州，其一部已经插到观音山下，击退守卫那里的红军再度攻占观音山。观音山是全市的制高点，国民党军由观音山脚绕道进到市内第一公园、省公署以及大北街等处。长堤依然控制在国民党手中。黄色工会敢死队非常活跃，不停地纵火杀人，制造着破坏和恐怖，暴动部队的处境十分不妙。

最后还是纽曼发了话：“现在情形既然如此，共产党及工农运动的负责人可以暂退，留军事同志在此指挥，看形势再说。”这句话等于宣布了解散的命令。

由于事先并没有一个周详的撤退计划，自从叶挺提到撤退被纽曼讽刺挖苦之后，谁也不敢再提撤退。如果不是纽曼发话撤退，剩下的领导人黄平、吴毅决定留在总指挥部以死尽职，只让恽代英逃走，留得性命好写广州暴动始末记。现在纽曼如此一说，大家长出了一口气，他们都不是“军事同志”，可以先撤退去香港，或者在广州市内的秘密地点中潜伏下来。

撤退的命令是徐光英口头传达的，除了教导团和少数决策者外，包括叶挺、叶剑英、徐向前在内的大部分人，都没有接到正式的撤退命令。徐光英也没有派人通知工人赤卫队，理由是赤卫队比较分散，不断处在流动之中。事实上赤卫队和教导团之间自始至终也没有好好地联络过，军事上很少配合。

等到赤卫队第六联队指挥官徐向前赶到总指挥部去请示工作的时候，指挥部里早已经人去屋空一片狼藉，很多东西来不及搬走。地上摆放着几只大木箱，盖子虚掩着，里面装着银元。徐向前顺手拿了些装进口袋，作为撤退的经费。路上听说部队要到黄花岗集合，他赶去黄花岗，到达那里的时候部队已撤往广东花县，他又连夜赶往花县，这才避免了被国民党围捕。

叶剑英也没接到撤退的通知。他到指挥部去的时候没有看到有人，在楼上发现了一些港币。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和徐向前两人聊起当时的情景，叶剑英开玩笑地说自己当时太傻，早知道这些钱要便宜薛岳，还不如装点钱在身上有用。徐向前调侃道：“我比你还强点，我好歹也弄了两把银毫子。”

广州暴动后撤到香港的叶剑英与友人合影

叶剑英当时并不在广州暴动的决策层之内。他在保留教导团的问题上居功至伟，在粤军中影响也比较大，而且又是科班出身，在广州暴动之前曾经有人建议将叶剑英加入军事指挥部，但张太雷认为叶剑英入党没多久，还是不告诉他为好，暴动开始后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再请他来。这一点也为周恩来所证实，他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谈到广州暴动时说：“叶剑英同志刚入党，搁在一旁没有被用。”

换一个角度想，如果当时真正发挥叶挺、叶剑英等军事专家的作用，广州暴动结果很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张太雷、黄平、周文雍毕竟是知识分子，在军事上有自身的狭隘性。

12月13日上午，薛岳部向暴动指挥部发起猛烈进攻。不久，国民党军在长堤登陆向广州市区挺进。暴动部队没有拿下的长堤，终于成了国民党反攻的滩头阵地。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美国军舰“沙克拉明拖”号、英国军舰“莫丽翁”号等帝国主义列强的影子。

战至下午五时，广州市区除了零星的枪声外，有组织的抵抗基本上停止。暴动总指挥部被薛岳军攻陷。为了发泄仇恨，在进驻之前国民党军炮击了总指挥部，将旗杆上飘扬的红旗炸得粉碎。

撤退过程中，教导团的损失最少，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最先知道要撤退，自行向北江方向退却。而工人赤卫队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由于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陷入被分割包围的境地，部分人进行着徒劳的抵抗。他们并不熟悉巷战，只是集中在小巷街头布设一些简单的障碍物，而没有退进坚固的房屋内，遭到攻击后坚持不住，很快便被肃清。一些侥幸逃出去的赤卫队员向燕塘龙眼洞方向撤退，途中被国民党军包围缴械。

至此，持续了三天的广州暴动被完全扑灭，苦心搜集而来的数百箱子弹、大炮和机关枪，大部分来不及带走和毁坏，又被张发奎夺了回去，薛岳做了广州戒严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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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了防止伪造，开头几版的“中央票”都是由专门印制美元的美国钞票公司负责印制的。

·1·

无序的撤退，为国民党军残酷的杀戮提供了机会。

这是一场带有报复性的残酷杀戮，也是1927年三大暴动中最残酷和最没有人性的屠杀。

国民党中央政治分会于12月14日免去了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的本兼各职，但并没有能阻止杀戮的进行。在黄色工会的协助下，国民党军对参加暴动的“红带友”进行了严密的搜捕和镇压。凡是脖子上有红领带的红色痕迹的、讲北方话的、女性剪短发的，全都成了被怀疑的对象。甚至穿红衣裳的结婚新娘子也不放过，李福林的第五军在广州西关大同路遇到两辆迎亲的汽车，车上挂着一块大红的喜布，士兵们不问情由地向汽车投掷手榴弹，将汽车炸个粉碎，新人全家遭殃。

武汉中央军校女生队全体合影，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无法分清其中的哪一位是游曦。该合影拍摄的时间为1927年春，距离游曦牺牲的时间还不到一年

警卫团的战士们却侥幸躲过了因红色而招致的祸端。他们佩戴的红羽纱印染质量优于红布，红布容易掉色，凡是戴过红布领带的人脖颈上很容易蹭上红色，不容易洗掉。国民党围捕共产党“暴徒”的重要标志就是看脖子和胸前有没有红色。警卫团战士就不用为此担心——红羽纱基本不掉色，没有留下痕迹，容易躲过关卡。

杀害被捕者的方法五花八门，有被集体枪杀或活埋的，有被用火油活活烧死的，有被装进帆布口袋抛入白鹅潭的。尤其是被掳的女战士，生前和死后都受到侮辱。教导团内唯一的女班长游曦抵抗到最后，孤军奋战中受伤被俘。

游曦原是武汉中央军校女生连的学生，广州“四一五”事变时，她的未婚夫（黄埔六期）被李济深逮捕，装进麻袋扔进虎门的海里，因此深恨国民党。她的坚贞竟然成了敌人发泄兽欲的借口，连同其他被捕的女性一起被剥光了衣服游街，后来又被挖掉了眼睛，割掉了乳房，用竹竿子插进下体。牺牲之后，尸体又被砍成几段，头颅悬挂在天宇码头示众。

广州中央公园门口、维新路、永汉南路、天宇码头与太平南路等地都成了陈尸场，尸体满地，积尸层叠惨不忍睹。国民党市政当局征用大量货车收敛尸体，每车装数十具，用了三天才收敛完毕。据不完全统计，广州暴动失败后约五千七百多工农民众被残杀，(1)他们并非全是参加暴动者，借机公报私仇、杀人越货、敲诈勒索、谋财害命的也大有人在。

广州街头被屠杀的暴动者，两侧隐约可见收尸的卡车

值得庆幸的是，牺牲者中共产党员占的比例不算很大，约有二百余人。

暴动的领导人除了张太雷牺牲之外，其他人都逃过了一劫。

叶挺并没有随大军撤退，而是潜留在广州市内叶家祠堂密室躲避风头。几天之后，他化装改容，在妹妹的掩护下秘密离开广州，乘船来到香港。

警卫团团长梁秉枢在暴动第一天即受伤住进医院。国民党占领广州后，他在家人的帮助下换上了长衫、毡帽、眼镜、手杖，化装逃走。慌乱之中，忘了准备布鞋（穿军队的制式皮靴容易暴露），他从医院太平间的一具死尸上扒下一双布鞋换上，混进医院的行李队逃走，后来从广州湾搭民船去了海南岛，参加了那里的武装斗争。

陈赓逃入友人家避难。他在广州认识人很多，尤其是在张发奎的四军里当过副官，待在广州很危险，后来辗转逃到上海。因事起仓促，陈赓没有领到路费，囊空如洗，为此还专门写信给中共中央，请发给生活费以维持生活。

纽曼奇迹般地脱逃追捕回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广州暴动发生的情况。当然，纽曼在汇报中并未实事求是，而是刻意隐瞒了暴动计划和组织指挥的疏漏之处，夸大其词，把责任都推给了叶挺、徐光英等军事上的不坚决。

·2·

广州暴动使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

苏联领事馆设在广州城郊的东山，这一地区原本是外国人的居住区，以德国人和日本人为主。他们在暴动的第一天就乘一艘英国炮艇从东山转移到了沙面，苏联外交人员没有走，留在了东山，时刻留意着广州暴动的进展情况。

抓捕苏联人是蓄谋已久的。广州暴动尚未开始的前两天，汪精卫就密电广州的陈公博、张发奎、李福林等人，称“苏俄领事署为共产党活动机关，深可痛恨，请派兵围捕，将俄领驱逐，共党一律拘拿，此为目前要着，乞速行为荷。”

12月13日，国民党军和警察包围了苏联驻广州领事馆，总领事B.A.波赫瓦林斯基命令使馆人员停止抵抗，迅速将有关秘密文件焚毁，人员集中到领事办公室内。闯进来的国民党军士兵不顾苏联外交人员的抗议，强行搜查了领事馆，查封了没有来得及焚烧的文件，并将所有人员，包括领事、副领事的妻子和孩子捆绑起来，带往广州城里。

被捕牺牲的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郝西史

（也译做“赫西斯”），这幅照片在国内绝少见到

不久，总领事波赫瓦林斯基获得释放，国民党当局勒令他三天内离开广州。波赫瓦林斯基先到德国领事馆避难，其后乘了一艘德国轮船回国。国民党政府宣布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汉口的苏联领事也已被驱逐，上海的苏联领事被迫停职，不久也被驱逐出境。

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郝西史惨遭杀害。

郝西史是在广州街头被斩首示众的，头颅被挂在树杈上，暴尸街头三天，背部写上“俄匪”字样。临刑前郝西史十分镇定，对其妻子做了临终嘱咐，大意是使其子女接受良好的苏维埃教育。郝西史牺牲后，家属得到了苏联政府的优厚抚恤。

苏联顾问来华支援中国革命，要冒很大风险，苏联政府给这些顾问很高的荣誉，通常要授予他们红旗勋章。红旗勋章的获得者每月可补助五十卢布的津贴，那时苏共最高领导人的工资不过二百卢布，五十卢布确实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驻华外国使团对苏联领事馆被查抄事件幸灾乐祸，他们称俄国人在中国参与内乱应以中国法律惩办。国民党控制的报刊大肆炒作广州暴动是受境外敌对势力操纵，苏俄就是幕后黑手的消息。苏联政府除了例行的外交抗议之外，对其他细节采取了不予置评的态度。中共方面一直到五年之后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才开始大张旗鼓宣传郝西史的事迹，并以他的名字命名在瑞金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以纪念这位广州暴动牺牲的英雄。

1933年10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将刚成立的红军大学校命名为“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校”的命令

胡志明（左）在苏联学习时，与张太雷（中）和日本共产党领导人片山潜合影

在广州暴动中流洒的，并不是只有苏联革命者的鲜血，朝鲜和越南革命者的鲜血也与中国共产主义者洒在了一起。

广州黄埔军校原本就有二百多名朝鲜青年。李济深反共后，这些人大部分跑到武汉，在武汉分校剩下一百五十多名，被编入教导团的一个连中参加了广州暴动，暴动中的大炮就是这些朝鲜青年操作的。他们中的大部分牺牲在撤退途中。活下来的人中有一位名叫崔庸健的黄埔军校教官，日后成了朝鲜的开国元勋。

黄埔军校中的三十多位越南青年也参加了广州暴动。派去训练广州工人赤卫队的黄埔军校一期生武鸿英和胡松茂等都是越南籍。暴动之前，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胡伯伯”也常在广州活动，他是鲍罗庭的助手，中国名字叫李瑞，又名王山而（即“瑞”的三个组成部分拆开）。此时越南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胡志明是法国共产党党员（越南是法属殖民地），他在广州成立了“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开办政治训练班培养越南革命干部。

胡志明没有赶上广州暴动，但他的追随者，名叫范文同的越南小伙子就住在广州仁兴街，恰逢暴动，险些被逮捕。参加广州暴动的越南同志有些人当场牺牲在广州街头。

·3·

中共中央最先得到广州暴动的确切消息，并不是从广东省委的报告中，而是从苏联领事馆得到的。随后，路透社的电讯稿也证实了这一消息。

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几位年轻领袖欢欣鼓舞，当即决定派苏兆征立即动身，经香港转往广州，同时决定增派谭寿林、马骥等人前往广州，充实暴动的力量。

一天之后，又从广州传来噩耗，张太雷已在阵前牺牲，军中已经失去主帅。起初中共中央还半信半疑，不久就得到证实。两天之后又得到更坏的消息：暴动部队除少数撤离市区向东江转移外，其余大部分队伍均在市内激战中损失，伤亡不可胜计。

1927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派李立三秘密到达香港，收拾广州暴动的残局。

由李立三主持，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会议，检讨暴动得失。

会议开始之后，李立三宣布全体代表肃立，为张太雷等暴动中死难的烈士默哀。

张太雷已经牺牲，广东省委后期的错误与张太雷无关，但活下来的人必须为失败承担责任。默哀之后，李立三面色阴郁、神情严肃地讲了几句开场白，然后声色俱厉地批评了广东省委的错误，这些错误主要包括事前没有很好发动群众、暴动中指挥失当以及撤退时的混乱。

根据李立三的调查，广州的许多工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都不知道暴动这件事，甚至暴动开始后也没有很好地组织，有的工人竟然说要干完手中的活再去暴动。

李立三认为黄平应该对失败负重要责任，黄平对暴动缺乏责任心，特别是张太雷牺牲后，在强大的敌人面前黄平表现得惊惶失措，在通知撤退时没有尽职尽责。黄平为自己的行为进行了申辩，并指责李立三在大敌当前把矛头对准自己人是亲痛仇快。李立三气愤至极，提出要以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向共产国际控告黄平。

黄平的态度不仅让李立三不满，参加会议的工人委员更是不满，他们是暴动失败的直接受害者，最有发言权。当晚休会之后，赤卫队第一联队联队长罗登贤，第二联队联队长沈青以及另外两位工人领袖黄谦、黄强亚，四人联名写了一封书面意见交给李立三，指出广州暴动失败原因与领导人的具体错误。黄强亚是印刷工人出身，他曾屡次在有关会议提出暴动准备不足的问题，结果都被省委的几位秀才压下来。

第二天的会议上，李立三当场宣读了四位工人领袖的书面意见，并大声为这个意见叫好。黄平势单力孤无话可说。接下来的省委会开成了控诉会，广东省委的知识分子领导成了工人委员们的出气筒，“丢那妈”、“契弟”、“衰崽”之类的广州骂人土话脱口而出，还有人翻出旧账，批评省委个别领导花党的经费大手大脚，而下级同志都没饭吃。

李立三后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描述了会场的情景：“到会的同志，尤其是工人同志，很严厉地批评，一扫过去党内敷衍情面的状态，改造党的组织，扩大民主化，扫清过去党的许多错误。”

在这种情况下，不处分相关的领导人是平息不了众怒的。在李立三的主持下，会议通过了《广州暴动决议案》，称“当时指导机关负责同志犯了莫大的错误，都予以严重的处分”，通过了一系列的纪律处分：

（1）黄平同志系最高指导机关负重要责任的同志，所以指导机关所犯的一切错误，黄平同志应负重大责任，尤其是退却时，没有具体的计划，未设法通知负责同志的错误更大，所以黄平同志应予以开除常委委员、广州市委书记，调做下层工作，并决定开除省委委员，留党察看三个月之处分，请中央批准。

（2）周文雍同志系最高指导机关负责同志之一，指导机关所犯的错误，应连带负责，同时系赤卫队总指挥，关于赤卫队错误更负重大责任，所以周文雍同志应予以开除常委委员、广州市委委员，调做下层工作，并决定开除省委委员，请中央批准。

（3）陈郁同志系指导机关负责同志之—，指导机关所犯的错误应负责任，所以陈郁同志应予以开除常委委员、广州市委委员，调做下层工作，并决定开除省委委员，请中央批准。

（4）杨殷同志担任肃清反革命委员会完全未执行职务，所以杨殷同志应调做下层工作，并决定开除省委委员，请中央批准。

（5）恽代英同志担任苏维埃一切工作，工作毫无成绩，所以恽代英同志应予以开除常委委员，调做下层工作，并决定开除省委委员，请中央批准。

（6）吴毅同志系广州市委负责同志，又参加指导机关会议，指导机关所犯的错误应负责，所以吴毅同志应予以开除广州市委委员，调做下层工作，并决定开除省委候补委员，请中央批准。

（7）叶挺同志任红军总司令职务，表现消极，应予以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

（8）徐光英同志任红军参谋长职务，表示非常恐慌退缩，前因南昌暴动已犯了错误已经留党察看，所以徐光英同志应予以开除党籍。

（9）雷荣朴同志临急欺骗潜逃，应即予以开除党籍。(2)

这个以处分为主的决议案，与一个月前中共中央在上海处分南昌、秋收暴动责任人的《政治纪律决议案》相比，不过是照着葫芦画瓢。但李立三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认为这是一种创新：“过去党只有组织纪律，没有政治纪律。同志在组织上犯了很小的错误，便有处罚，犯了政治上的错误，尤其负责同志，从未加以处罚，并且党内的地位，还是得以提高。”所以这一次，要“对于广州暴动指导机关负责的同志，都加以严厉的处分”。

·4·

李立三的这种“乱世用重典”的做法，后来被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冠之以“惩办主义”的帽子。在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下，被处分者基本上没有多少机会为自己申辩。

《决议案》共点名处分了九个人，除了最后一个被开除党籍的雷荣朴在党史和军史上消失外，其余八位的下场都不太好，大部分被惩罚性地派到最危险的地区再次组织暴动，以“考验他们是否真正改正了错误”，有几位因此牺牲了性命。

黄平后来被捕失节，供出了自己同志，成为历史上有污点的人，后半生抑郁而终。

徐光英的情况比较复杂。李立三对徐光英的评价是“徐光英更是力不胜任，故太雷同志一死，全盘都失其联络”。作为参谋长，徐光英的主要错误在于事先没有制订出一个恰当的撤退计划。徐光英被开除出党之后，曾写了一封书面意见给新的广东省委，请求给他一个机会，保留他的党籍，被省委拒绝。

被开除出党后，徐光英到广西搞兵运工作。他与李济深私交甚厚，当过国民党南宁警备司令，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抗战期间的“皖南事变”中，徐光英为营救叶挺出过很多力。新中国成立后，徐光英到了香港，据说负有共产党给他的“特殊任务”。去世时中共中央特拨款为他治丧，后来潮州市官方编撰的文史资料中，称徐光英是“肩负特殊任务的无名英雄”。

叶挺受处分后的经历最为复杂。他到广州的时间最晚，没有参与暴动计划的制订，由于不适时地提出撤退主张而被临阵撤换。作为红军总司令，他只发布过一道书面命令，即《广州苏维埃政府红军总指挥叶挺向商人借取粮食的命令》，这唯一的一道命令并不是作战命令。因此，李立三对叶挺的评价是“赤军总司令叶挺同志之消极等于虚设，且他于暴动前一夕方到广州，什么事都不知道。”

与徐光英一样，叶挺也为自己进行了申辩。他奉召去莫斯科之后，给共产国际写了一份详细报告，坦率地提出在革命低潮时，举行广州暴动很难取得胜利；坚持自己在暴动初期就应该及时撤离广州、到海陆丰与农民运动结合的主张。

这种申辩不仅没有起到正面作用，反而招致更严重的后果。共产国际已经给广州暴动予以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次暴动“始终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破天荒第一道最伟大、最壮烈的被压迫剥削阶级之暴动”，“广州暴动这种大城市的政权形式之建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从此苏维埃将为全国暴动之政权的模范”，“中国工人阶级正在广州第一次起来夺取政权，列宁预言在殖民地国家内进行苏维埃革命的任务已经第一次见诸实行了”。

在这种情况下，还再强调广州暴动不应该坚持，叶挺的不识时务几乎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遭到无情打击也在预料之中。共产国际对叶挺的态度强烈不满，负责中国事务的米夫严厉斥责了叶挺“政治动摇”，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则责骂叶挺是“消极怠工”，并撰文批判了叶挺转移农村坚持斗争的主张。

在莫斯科，叶挺受到有意识的孤立和冷落，好些人故意不理睬他。莫斯科东方大学邀请叶挺去作关于广州暴动的报告，共产国际知道后进行了干预，不让叶挺去。叶挺实在忍受不了，一气之下离开了莫斯科跑到德国过起了流亡生活，并宣布脱离共产党。虽然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又被重新启用为新四军军长，但他这段脱党的经历成了他的难言之隐。

广州暴动成了叶挺挥之不去的梦魇。在德国打工期间，他也没有忘记探询广州暴动失败的原因。在学习了军事化学之后，叶挺突然悟出广州暴动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是没有攻下长堤，而没有攻下长堤的原因在于武器威力不够大。他曾对昔日的战友这样说：“暴动时，敌人在长堤的（第四军）军部老是攻不下，我们要使用毒气对付敌人，或使用更大的炸弹，也许可以取胜。”

肃反人民委员杨殷的主要错误是肃反不够积极。他是老资格的同盟会员，担任过孙中山卫队的副官，为人有勇有谋，被称为“大元帅府师爷”。加入共产党之后，杨殷卖掉了家里的田产房屋，连同金银细软捐献给共产党做活动经费，来到广州从事工人运动。

杨殷到广州的时间虽然比叶挺稍早一些，但从建立肃反机构到实施肃反，仍然是时间不够。广州暴动的三天内因肃反被杀掉者不足百人，有案可稽的只有三个：广东省司法厅秘书长沈藻修夫妇和中山大学学生张资江，这也体现了杨殷为人慎重。实际上被抓的人大约有两百多，抓他们的人没有移交被捕者的资料，杨殷不肯滥杀，只好先搁置起来。

张太雷遭遇狙击身亡之后，杨殷代理张太雷的职务。他一直忙着在西路指挥，顾不上肃反。旋即暴动失败，这些肃反对象捡了一条命。杨殷被处分之后也辗转来到莫斯科，参加了中共“六大”，仍然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分工负责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后来在上海被白鑫出卖被捕，经周恩来等多方营救无效，最终被蒋介石下令枪杀。

恽代英的主要责任是组织工作不利。根据李立三的调查，原本在11日计划召开第一次群众大会，结果没有开成。第二次群众大会，也就是张太雷牺牲前最后一次主持的大会，仅到会三四百人。

恽代英后来被下放到上海沪东任区委宣传部长，不久因身上藏有红色传单被捕。在监狱中他化名王作霖，被判了三年徒刑。中共中央正设法保释他的时候，负责中共中央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供出了他的情况，恽代英暴露身份，被追判死刑枪杀于狱中。

周文雍和吴毅是被重新派回广州而死的。

吴毅是中山大学高材生，当过陈延年的秘书，写一笔好文章。他被重新派回广州组织暴动，因事泄被捕，被秘密杀害于广州。

被处分的九个人当中，结局较好的算是陈郁了。他被派到汕头再次组织暴动，失败后撤回香港，被重新启用为中共香港市委书记，不久复任广东省委常委并兼省委组织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政务院首任燃料工业部部长、广东省委书记、省长等职务。

·5·

革命事业从来不排斥忠贞的爱情。

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周文雍，他的牺牲是当时广州最轰动的，也是最浪漫的事件。他被重新遣回广州之后不久，在准备广州“春骚”（即“春节骚乱”）活动的时候，与中共广州各区区委书记一起，在一次会议中被国民党一网打尽。

朱晖日亲自审讯了周文雍，动用了酷刑，如将十根钢针插入周文雍的指尖，如用烧红的烙铁烙，如坐老虎凳，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古怪刑具。朱晖日还假惺惺地劝他迷途知返，答应给他官做，给他金钱。周文雍自忖必死无疑，并不理会劝降，与其变节而死为人不齿，不如昂首捐躯流芳后世。

法官在军事法庭上曾向周文雍核实过张发奎的身份，希望从共产党一方找到张发奎通共的证据。周文雍据实回答：“张发奎不配做共产党，共产党不要这种下流无耻之徒！”没想到周文雍这一骂，反而洗清了张发奎通共的嫌疑。结果周文雍虽然死刑难免，但法官允许周文雍临刑前提最后的要求，并答应尽量满足他。

这就是引得无数人同情的刑场婚礼照片。几

个小时之后，这对年轻的生命即将逝去，他们的

眼神中表露出来的并不是悲戚，而是对事业的坚

定和彼此感情的依赖

周文雍并无遗憾，唯一的要求是在临死前与陈铁军结婚。

陈铁军是与周文雍一同被捕的年轻女子，也是一位革命者。两人以夫妻名义同居一起，但这种关系只是掩护工作、照顾生活，并无夫妻之实。陈铁军是位知识女性，也做过很多革命工作，尤其是在广州暴动中表现积极，鼓动市民参加暴动冲在前头，国民党自然不在乎多杀她一个，也判了她的死刑。

陈铁军与周文雍两人日久生情，互相倾慕。现在两人都要死了，都觉得没有正式结婚是个遗憾，所以周文雍提了这个要求。法官同意了周文雍的请求。

行刑那天，陈铁军早早起来梳洗打扮，换上干净衣服走出牢房与周文雍会合，以牢房为背景照了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幅相片。两人脚戴沉重的脚镣，肩并肩，两颗青春的头颅偎依在一起，坚毅的面容中隐约透露出对美好生活的眷恋。

行刑的地点是广州红花岗。临刑前陈铁军取下自己的白色围巾给周文雍围上，两颗心紧紧依偎在一起，死刑的枪声成了两位爱侣新婚的爆竹。

陈铁军是幸运的，和自己心爱的人死在一起，遗体也没有受到游曦那样的凌辱。

他们死后，那幅两人的合影照片很快刊载在香港、日本等地的报刊上，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政府报刊炒作周文雍夫妇的死，本意或许是想吓唬青年人，不让他们参加革命。但事与愿违，人们在谴责国民党政府心肠太狠、竟然将如此年轻美丽的生命扼杀的同时，对这两位青年人在危难中不弃不离、凄婉中透着浪漫的感情大加赞颂。

中国有梁山伯与祝英台，外国有罗密欧与朱丽叶，那都是传说中的人物。陈铁军与周文雍为着共同的理想生不同寝死同穴，这就是真人版的爱情绝唱，竟然引得无数青年心驰神往。

新中国成立后，陈铁军与周文雍的故事被拍成电影，名字叫《刑场上的婚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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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国民党军大屠杀的暴行，国民党和共产党各有不同的数字。根据张发奎事后的回忆，因后来得知暴动前他的一些亲信被杀，可能会导致国民党军在剿灭广州暴动后大开杀戒。参见《张发奎传》，王心钢著，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

(2) 通常有关广州暴动研究资料引用这份纪律处分文件的时候，都隐去被处分者的姓名，以“××、×××”代替，需要读者对照被处分者的职务自己去猜想。参见《广州起义资料选辑》，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3) 以这两位青年男女为原型，湖北籍作家陈立德于1979年出版了电影文学剧本《刑场上的婚礼》。该题材同时也被上海京剧院等单位作为京剧、越剧被搬上舞台。20世纪80年代初，这个故事还入选过十年制初中语文第六册。

·1·

在李立三主持的广东省委会议上，当委员们都正在忙着追究失败者的责任，争论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位一直没怎么发言的工人委员说了一句话，让大家顿时安静下来。

“我的肚子饿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解决吃饭问题。”他说。

经他这么一说，辩论的双方才感觉到肚子确实已经呱呱叫了。

这句话看似简单朴素，却像打雷一样，把大家拉回到现实中来。

人饿了就要吃饭，开会的委员们饿了要吃饭，被国民党通缉而潜逃至香港的两百多名暴动骨干饿了也要吃饭，留在广州的大部分倾向共产党的失业工人，饿了更要吃饭，需要解决就业问题。

如果仅仅从解决经济需求的角度看，广州暴动无疑是1927年下半年那三场著名暴动中，最不成功的一场暴动，是一场纯消耗的暴动。由于长堤中央银行的大火（也有人说是国民党军为了阻止共产党取得金钱所纵），暴动部队与银行金库内的几百万现大洋失之交臂。由于下手慢了一步，其他几家分行的钱也没有拿到。

不仅没有从银行搞到钱，没收商业资本和富豪财产的工作一点也没有做。秀才们大概是觉得暴动成功之后要什么有什么，资本家的财产放在那儿也跑不了，所以一直没有动手。暴动时，广州城内发生过一些针对中小商铺的抢劫活动，不过那只是趁火打劫的“浪仔”们所为，这些地痞无赖乘机挂了红领带，去抢劫店铺，赃却栽在了共产党的头上。

当年参加暴动的陆定一曾经在给共青团中央的报告中，报告过这样一件事：被革命委员会枪毙的反动分子手上的金戒指都没有拿掉，陆定一对此感到非常可惜。

正是因为对财政问题无计可施导致经济上的拮据，以至于广州苏维埃政府各机关买小菜的钱都没有，这也是秘书长恽代英受到责难的原因之一。

广州暴动失败后，工人和农民继续受到压迫。资本家恢复了商团，推翻了以前给工人的优惠条件，减少了工人的工资，加重工作量延长工作时间，恢复了包工制。地主对农民同以前一样残暴，率领民团屠杀农民，收回耕地加重田租，甚至没收自耕农的土地。国民党发行的纸币则继续大幅度贬值，民不聊生，这就是失败直接带来的经济后果。

现在流落在香港这些人的生活费怎么解决？还得伸手向中共中央要钱。

因为国民党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已跌到面值的四折，广东省委决定给每个骨干每人每天发两角钱港币作为生活费用。要钱的报告中特别注明：“一切救济费等极为困难，万望中央即汇款来。”

·2·

处分责任者并不是目的，而是以儆效尤的手段。

在李立三的主持下广东省委进行了改组，李立三亲任省委书记。

新上任的李立三不仅要清算旧的广东省委在广州暴动中所犯的错误，而且还要求追究国际代表纽曼的责任，要求中共中央重新评价广州暴动。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根据纽曼的汇报出过一份《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决议案。

性格耿直而暴躁的李立三在信中是这样写的：

中央政治局：

政治局通过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确与当时事实多不符合，把我们正确的教训完全蒙蔽了。此次广东省委会议对广州暴动的决议案，完全是参加此次暴动的一般同志共同认为正确的意见与教训。

我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资格，坚决地提议要求中央根据广东的决议案重行讨论修改发出。如已发出即须更正。否则对于全党尤其是广东的党不单是得不到教训，并且有极不好的影响。如果中央决议案系根据参加暴动的外国同志的报告，我并提议中央政治局应向国际建议惩罚这个同志。因为一方面在暴动时在指导上既犯了很大的错误，另一方面虚报中央来掩饰自己的错误。这完全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所应有的行为。

立 三

1928年1月16日晚

中央政治局并不认可李立三的指责，此后曾经两次致信广东省委和李立三本人，为广州暴动申辩，并决定派邓中夏去广州替代李立三回上海。

立三兄：

致政治局信阅悉，兄对中央决议案既有根本不同的意见且复涉及国际代表，而中央对于兄所指导的广东省委会议及其决议案亦认为极其不妥，特决定兄即来沪与中央面谈一切。省委书记一职派中夏同志前往代理。中夏至后希即来沪为盼。

中 央

1928年1月25日

于是，中共党史上颇为奇特的一幕出现了：本该为自己说好话的广东省委拼命贬低广州暴动，而事先“完全没有接到广州事件的通知”的中共中央，此刻却拼命为暴动说好话。

中共中央与广东省委的分歧，折射出共产国际内部对广州暴动看法的分歧。

当时苏联共产党内部斗争激烈，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政治反对派”企图借广州暴动的失败，来攻击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盲动和冒险。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好的暴动就是结局好的暴动，而坏的暴动就是结局坏的暴动。按照这个逻辑，广州暴动因为结局坏，因此是一个坏暴动。在这场类似政治赌博的暴动中，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都是输家，苏联驻中国的外交使馆被封闭，人员被驱逐甚至被杀害，中苏两国断交。而中共方面折损了一名政治局委员，在广州的革命力量也被消耗殆尽，实在是得不偿失。

斯大林自然不能同意托洛茨基派的指责，认为广州暴动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仍不失为“中国无产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之英勇尝试”，证明“中国工人极大的英勇精神的模范，他们是的确有取得中国大革命之领导权的历史使命之资格的”。

苏共内部的争斗，终归是斯大林派占了上风。因此，在1928年夏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已经从中国回到莫斯科的罗明纳兹严厉批评了诋毁广州暴动的观点：“企图把广州起义看做是盲动，这是完全错误的。广州起义是中国革命过去一段时期的中国无产阶级的英勇掩护战，尽管领导上有重大错误，它依然是新的苏维埃革命时期的一面旗帜。”“广州暴动不仅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时期，而且在世界革命历史上都有灿烂的意义。”

根据“六大”的决定，中共中央决定将每年的12月11日设立为广州暴动的永久固定的纪念日，每到这一天都要举行纪念活动。后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劳动法》又规定：广州暴动纪念日这一天，一切机关停止工作，集会纪念。

·3·

中共中央对张太雷的家属作了妥善安排。

留在家乡的妻子陆静华准备送去苏联学习，但因为她要照顾张太雷的老母和孩子而没有去。

张太雷身边的两位女性：左为与原配夫人陆静华，右为在广州与张太雷同居的王一知

在广州陪伴张太雷的另一位女性王一知被秘密接到了上海，住在中共中央机关里，瞿秋白、周恩来等领导人都亲去探视抚慰，安排她的生活。周恩来在上海期间，每次的生活费都是他亲自送去，问寒问暖。按照规定，中央领导人的遗属每月生活费是五十元，周恩来请示中共中央同意，每次总是加上一倍，送来一百元。

广州暴动保存下来的最大一支武装力量是教导团。国民党军重新占领广州的那天傍晚，教导团从广州市东北方向成功突围，撤到沙河一线。在那里，他们遭遇商团的零星袭击。进行了短暂反击之后，部队又连夜向广东花县前进。

花县离广州城约有一天的行程，部队在花县县城进行了休整。从广州撤到花县的约有一千三百余人，以教导团为主，还有警卫团、黄埔军校特务营一部分，加上花县农民武装骨干，共约一千四百人，决定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

红四师排序是这样得来的：红一师的番号已经给了朱德所部，根据广东省委给北江特委“马上改编军队”的指示，朱德所部已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红二师的番号已经被在海陆丰活动的董朗部所用，这一部也是南昌暴动部队的残部；红三师的番号是海南岛琼崖游击队的番号，海南岛的暴动也列入了中共中央主抓的项目，因此广州暴动的残余部队只能排为红四师。

红四师由叶镛任师长，下设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团。值得一提的是第十团的两位领导：团长白鑫、党代表徐向前。这两个人是老搭档，后来走向了泾渭分明截然不同的两条路。白鑫被捕叛变出卖了彭湃、杨殷等人，致使他们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处死，白鑫本人也死于中央特科之手。徐向前后来到了鄂豫皖地区开创了一番新天地，参与创建了红四方面军，日后成了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红四师成立之后，去向成了大问题。广州是肯定回不去了，有人提出去北江与朱德的红一师会合。但因为通讯不畅，一时联系不上，只得开往海陆丰去找红二师，又开辟出另一番新局面。

·4·

1927年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是发生大事件最多的年份之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最著名的三大暴动，都发生在这一年份。它是一道分水岭，隔开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同时也标志着建立人民军队的奠基工作已经初步完成。

对军队发展壮大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纷纷登台亮相。

此前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尽管有着很多差异，但此刻站在同一条红色起跑线上。

如果以三大暴动时的职务为起点，以共和国成立后首次授予军衔为终点，人物的命运轨迹充满神奇的变数。

共和国十大元帅中，除了彭德怀没赶上三大暴动之外，其余九人或多或少都卷入其中。以当时的职务论，贺龙、刘伯承、朱德、叶剑英为较高的军、师级，聂荣臻、陈毅、徐向前为中级的团、营级，林彪和罗荣桓职务较低为连级，但跑到终点的时候，他们都成了元帅，在排名上，当初级别低的甚至超过当初级别高的。

抗战期间，参加过秋收暴动的部分人员在延安合影。前排左一为罗荣桓，后排右三为毛泽东

三大暴动中，秋收暴动产生的元帅最少，只有一个罗荣桓。广州暴动次之，除了徐向前之外，聂荣臻和叶剑英两人既参加了南昌暴动也参加了广州暴动。而从南昌暴动中走出来的元帅为最多，有朱德、贺龙、刘伯承、陈毅、林彪，再加上参加过两大暴动的聂荣臻和叶剑英，有七位共和国元帅参加了南昌暴动。因此将南昌暴动定为解放军的建军节，并非没有道理。(1)

抗战时期，参加过南昌暴动的新四军高级指挥员在一起：右一陈毅、右二周子昆、右四粟裕、右六叶挺、右八袁国平

性格决定命运，除去中途离场、牺牲和“被暴动”（如蔡廷锴）者之外，叶挺的仕途蹇顿与他自己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如果叶挺不是因为含冤受屈而一气脱党，以他在军队的地位和作用，当授共和国元帅无疑。实际上，三大暴动中挨处分的并不只叶挺一人，周恩来、毛泽东等人都扛过来了，为何叶挺就忍不了呢？

历史就是这样地捉弄人。

三大暴动之后，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脚步并未止歇。

人民解放军作为一支不拿薪饷的弱小军队，战胜了若干支有着丰厚薪饷的军队，最终赢得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而红色的战争与货币之间，又演绎出很多曲折动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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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1933年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的命令，八一南昌起义被定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有人对把这一时间定为建军节有异议，“文革”期间，曾有人试图将军事博物馆中的军徽砸掉，后来又试图把“八一”两字盖掉。参见聂荣臻所写《南昌起义》。

附

本书主要参考资料

《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纪念李大钊》，北京大学图书馆、首都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回忆叶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回忆叶挺将军》，周士第等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叶挺研究史料》，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惠阳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李大钊》，河北乐亭县纪念李大钊诞辰一百周年办公室编

《“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从一大到十六大》，李颖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

《中共“一大”南湖会议》，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浙江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安源红潮》，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中共萍乡市委编纂组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版

《安源矿工人俱乐部史话》，炎冰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长沙市革命纪念地办公室、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著，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毛泽东与开国中将》，李智舜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周恩来自述》，周恩来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怀念周恩来》，本书编辑小组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朱德传》，金冲及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回忆朱德》，何静修等编辑，本书编辑组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湖南秋收起义情况》，中国革命博物馆

《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现代史组，湖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井冈山斗争大事介绍》，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1962年6月朱德与陈奇涵、杨至诚的谈话纪要

《张太雷》，中国革命博物馆、张太雷研究会编，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

《回忆张太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广州起义资料选辑》，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1982年版

《广东文史资料 第27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工人出版社，1984年版

《八一南昌起义资料汇编》，八一起义纪念馆编，1977年版

《八一革命》，吴玉章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陈毅同志谈八一起义情况》，1952年版

《有关八一南昌起义资料》，军事学院军事资料室，1979年版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南昌起义前的贺龙资料选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1986年版

《南昌起义》，萧克主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南昌起义》，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