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版权信息

序 永不言弃

前言 希望打开一扇窗户

第一章 成人礼

同样的成人礼

没有一扇门能挡住我

举家搬到美国

摔跤全国冠军

膝盖受损

成为救援潜水员和水手

面对死亡

童年不再来

我开始思索人生

被扔在太平洋上

“追梦者”箭鱼

决心成为一名海豹突击队员

第二章 新兵训练营

“真话时刻”

男女混编

远离种族歧视者

报名参加海豹突击队

绕远路

我救了爸爸

搜寻与营救课程

等待机会

“53号战犯”

战俘游戏

第三章 超越障碍

从“C”学校的高级项目中毕业

第一次飞行考核

直升机落水

曲折如愿

好领导，坏领导

被批准参加入门考试

第四章 复仇女神

开始海豹突击队BUD/S训练

寿林教官

越障训练课

骄傲态度得罪寿林

事事做得完美

地狱周

千万不能自大

通过技能训练

冰冷的海水

麦克险被死亡击溃

终于要成为海豹突击队员了

第五章 全力以赴

训练永不停止

武器射击

沙漠战场

完成海豹突击队战术训练

成为真正的海豹突击队员

“邋遢鬼”韦伯

未来老婆

保持巅峰状态

实弹枪击

遭遇海豚，解救人质

高空跳伞

隐瞒结婚被羞辱

将成为狙击手

第六章 冷枪射击

狙击手训练

用科学将武器和环境结合

冷枪：首发命中

“岩石决斗”

弹道课

和神枪手搭档

完美合作

经受突发压力

穿上迷彩服

追踪演练

获得海豹狙击手证书

第七章 一切发生了改变

巡航穿越太平洋

保卫科尔号驱逐舰

特种部队

加入“埃克排”

小型班聚会

第八章 进入反恐时代

“9·11”爆发

萨达姆的石油走私船

运输过炸药的恐怖船只

抢占船只

前往坎大哈机场作战

发现危险树丛

遭遇超大号地雷

第九章 在山洞里

搜查本·拉登宣战之地

荷重负出发

搜到“9·11”宣传海报

建起夜间防线

巡逻遭遇敌人

好好的事被搞砸了

抓住藏匿武器的俘虏

追踪四个阿富汗人

险因战友疏忽丧命

放走可疑分子

对敌人反监视，展开终极轰炸

第十章 联军

搜捕基地组织头目

闯过武装分子拦截

英雄

友军被自己空军误炸

侦察队伍被塔利班残酷袭击

浴血战斗

与空军少校格斗

扫荡村庄

海军特种作战开发团被炸

第十一章 最自豪的时刻

加入狙击手小队

减少陆空通信障碍

晋升为中士

卡福军士长退役

被调往海军特种作战中心

设计狙击手核心训练

引入心智管理课

申诉哈维军士长

培养出最优秀的学员

“你救了我的命，伙计！”

结语 “红圈”一直在我的生命里

离开海豹突击队

创业

我的“红圈”

凡事做到卓越

作者的话

致谢

版权信息

红圈：海豹突击队前狙击手总教练回忆录

作　　者：（美）布兰登·韦伯　（美）约翰·大卫·曼

产品经理：王泽阳

特约编辑：孙　洛

责任编辑：王　巍

封面设计：水玉银文化

序

永不言弃

第一次见到布兰登·韦伯（Brandon Webb）的时候，我还是海军特种部队狙击手学校（Naval Special Warfare Sniper Course）的一名学员。

狙击手学校的训练是我经历过的最难的事。每位海豹突击队员都要经受臭名昭著的巴思训练（BUD/S），也就是海豹突击队基本水下爆破训练（Basic Underwater Demolition/Seal training）。在某种程度上看，和BUD/S训练比起来，狙击手学校带来的痛苦和折磨更让人难以忍受。狙击手课程最开始是围捕阶段，这一阶段强调秘密性和隐蔽性，训练我们小心翼翼地爬过每一寸、每一码，穿越敌占区而不被发现。老实说，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射击部分是轻而易举的，但围捕部分却并非如此。我长得人高马大，却要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是雪中的植物或常绿灌木丛，而不是六英尺高的得克萨斯大汉。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当时布兰登不是我的教官的话，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才能顺利通过训练。

布兰登和他的同事们对我们非常严厉。他们坚持让我们成为战场上最好的特种兵。我不得不承认，他们做到了这一点。就像我在我的书里所说的那样，布兰登的要求很高，甚至可以把阿帕奇（Apache）武装部队的成员逼得气喘吁吁。布兰登不仅仅是让你过得很苦，他还会超出你的期待。他总在课后安排答疑时间，并和学员们待在一起。他悉心指导我，尽其所能地让我熟悉训练课程。从狙击手学校顺利毕业，是我一生中最自豪的成就之一。

我从狙击手学校毕业后，直接就奔赴阿富汗战场了。2005年6月29日，我刚离开布兰登的照料没几个月，就来到了喜马拉雅山脉高耸的兴都库什山（Hindu Kush）。那里毗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线。我侦察队里的其他人都牺牲了，其中包括我哥哥摩根（Morgan）最好的朋友“斧头”马特（Matt“Axe”）。他们都死于一支数百人的塔利班武装部队之手，那些人也想干掉我。如果没有布兰登在狙击手课上教给我的耐心、谨慎和技巧，我可以向你保证，我肯定已经暴尸在阿富汗的山坡上了。

在《孤独的幸存者》（Lone Survivor）这本书里，我详细记录了自己的故事，有关红翼行动（Operation Redwing）和在行动中牺牲的勇士们的故事。你现在拿在手里的这本书，则详细记录了布兰登的故事。现在是时候了！布兰登的训练当时救了我一命，几年后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又救了我一命。当时，我是在闷热的伊拉克街头进行激烈的巷战。

而且，我知道，我不是唯一受益于布兰登的人。当时战场上倒下了许多人，你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的名字，但得益于布兰登和其他教官的努力、技巧和奉献，战场上的很多人直到今天仍然活着。你将要读到的这本书，不仅讲述了如何成为一名海豹突击队狙击手，还展示了一个挽救了数百名特种部队精英士兵生命的人。

能与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和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U.S SOCOM,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一起上下战场，对我来说是一份莫大的荣耀。布兰登和我在过去数年里都失去了很多伟大的朋友，但令人欣慰的是，在我们与你们分享的故事中，对这些伟大战士的纪念会得到延续。我希望，你们会和我们一样熟悉他们，会继续传颂他们的英雄事迹，会永不忘记他们为你们今天的自由作出的牺牲。

布兰登讲述了一个伟大的故事。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明，证明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很荣幸能为他的回忆录作序。

永不言弃！

马库斯·鲁特埃勒（Marcus Luttrell）

美军退役士兵（USN Ret.），前海豹突击队员

美国年度畅销书排行榜第一位《孤独的幸存者》的作者

前言

希望打开一扇窗户

卡西迪、奥斯曼、布拉德和我，我们四个人在黎明前去一个地方巡逻。前一天晚上，一架C-130武装直升机对那里进行了空袭，我们要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尸体。我们抵达指定地点后不久，破晓的晨光就穿透了黎明前的黑暗。我们还没进行正式搜查，就听见离我们不远处的山洞里传来了声音。我们四人立即卧倒在地，静静等候。我们看见一小股敌人从一个山洞里鱼贯而出，他们至少有20个人，而且个个全副武装。

如果这一幕是发生在电影里，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冲过去，把那些家伙干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事情可不是这么发展的。对方的人数至少是我们的五倍，而我们连挺机关枪都没带。这可不是电影《龙虎双侠》（Gunfight at the O.K.Corral），我们如果冲出去，立刻就会全军覆没。在他们离开之前，我们无处可藏。他们正向我们走过来，我们不得不请求空中支援，而且必须要快。

附近有一架B-52轰炸机，布拉德通过无线电和它联系上了，我得告诉它这里的坐标，但我得有坐标才行。要想确保B-52轰炸机能将炸弹投向那些家伙，而不是投向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告诉他们确切的坐标。在多数情况下，我们会用一种装有GPS的高性能激光测距探测仪，它在测量目标时，不仅能测出距离，还能给出GPS坐标，并将坐标传给提供空中支援的人。这样一来，轰炸机才能像空中的狙击手一样精确制导。

我们执行的是一项12小时的简单任务，没有携带通常所需的装备。一般来说，执行真正的侦察任务时，我至少会带上一把绝佳的狙击步枪。而现在，我们连一台合格的测距仪都没有。

训练，再训练。作为一名海豹突击队的狙击手，我学过如何在飞行中估算距离，不用任何工具，只凭感觉。不过，在多数情况下，我只须用狙击步枪射出一颗10克重的子弹。但这一次，我们要让在20000英尺高空以音速飞行的、重达125吨的战斗机发射出一颗1000磅的“子弹”，而射击目标距我们仅有500码之遥。而且，我必须要让它击中目标。

距离判定，这是我们在狙击手学校里学到的另一样东西。你要将熟悉的距离形象化，比如，用足球场来判定距离。有一个足球场、两个足球场、三个足球场……那么远。但如果你不在水平地面上，这种判定方法就会很危险。我这次不得不目测一段崎岖不平的山坡。黎明的光线会让人看不清距离。

那20个基地组织（al Qaeda）成员或塔利班（Taliban）分子正在下坡朝我们走来。他们还没看到我们，但再过几秒钟就会看到。如果我们要做些什么，那必须现在就做。

“布兰登！”卡西迪小声说，你得用肯塔基步枪风力修正法[1]（Kentucky-windage）来引导投弹！肯塔基步枪风力修正法是个专业术语，它大体上是指：跟着感觉走！给他最漂亮的一枪！我告诉卡西迪，我估计那伙人离我们有100米。如果我估计得不准，那么猜得远些总要比猜得近些好。如果我猜得很准确，那么把炸弹投到他们背后100米的地方，至少可以让我们有几秒钟的时间作调整，好进行第二次投弹。

现在敌人们离得太近，我们不能再等了。我们有隐蔽处，但没有掩护。也就是说，他们不会轻易发现我们，但他们一旦知道我们的位置，我们的隐蔽物根本无法阻挡他们的火力。我们迅速向掩体移动，而就在这时，他们发现了我们。他们先是发出了几声惊慌的大叫，随之而来的就是枪声。

半自动武器打中你头时会发出独特的“噼—啪”声，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刺激的了。“噼”是子弹出膛发出的声音，而“啪”则是子弹呼啸着穿透你时穿越声障发出的声音。

我们立刻还击，我瞄准一个戴着黑色头巾的家伙，干掉了他。我迅速再次瞄准，干掉了第二个人，那个人戴着阿富汗传统的羊毛卷边帽。我瞄准了第三个，然后往天上一瞥，看见了空中的弹痕。B-52轰炸机飞得太高，我们根本看不见，但是我很清楚上面发生了什么，他们正在投下第一颗炸弹。

当你离爆炸地点很近时，你的胸腔会感到剧烈震荡。你要确保嘴巴张开，这样才能避免冲击波撕裂肺部。布拉德接到了呼叫：炸弹还有几秒钟就要爆炸了。我们张嘴，卧倒，翻滚。

联合直接攻击武器（Joint Direct Attack Munition）又称捷弹（JDAM），是一种精确制导的大号炸弹。第一轮捷弹轰炸之后，地动山摇，碎石满地。

我扒开身上的尘土，朝身后的山坡看去，好估计这次空袭的效果。太棒了！炸弹大约投在目标身后100码的地方。我再次翻滚，脑中迅速作着计算，然后把新坐标告诉卡西迪，他将其告诉布拉德，再传给天上的轰炸机。在这种时候，你的感觉会变得特别敏锐，一秒钟似乎会延长成数分钟、数小时。我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让呼吸变得既缓慢又从容，我呼吸着清晨凉爽的空气和掺杂其中的爆炸后的独特气味。我知道，我报出的数字是准确的，那些想要射杀我们的人几秒钟后就会死掉。有那么一会儿，我非常平静。然后，一个意外的声音打破了这种奇怪的寂静，那是一个婴儿的啼哭声。

我的胃抽搐起来。我有一个五周大的儿子，而我还没有抱过他，但愿我能在这次战争中活下来，能亲眼看看他。山坡上的某个人也有孩子，但他再也见不到，也抱不到自己的孩子了。

我知道，这些人把家人带到这个偏僻的堡垒来，故意将他们置于险境。我听说，他们有时会故意这么做，用自己的孩子、自己的骨肉当作阻挡我们攻击的活掩体。我告诉自己，这是他们的选择，而不是我们的。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婴儿的啼哭声。

我们张嘴，卧倒，翻滚。第二次投弹把他们全部干掉了。

本书接下来会带你领略世界上最艰难、最精英的狙击手训练是什么样的，让你知道一位成功的狙击手学校毕业生应该具备哪些特质，如何成为一名能在一英里外毫不犹豫地干掉一个人的狙击手。

这些记录和描述或许读起来像是来自外星的报道。这是一份独家介绍，展示了残酷环境、极限压力和迅速判断是什么样子的。我在战场上作决定从不犹豫。战斗可不像是周一早上的四分卫[2]，而海豹狙击手绝对不能有任何不确定或矛盾情绪。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处的不同寻常的世界让我们泯灭人性。事实恰恰相反。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在纷繁复杂而又生死攸关的瞬间决定中挣扎，更能让你感受到最真切的现实，那就是人类的脆弱和生命的宝贵。它还能让你直面潜藏在内心最深处的愚昧和麻木，以及这些弱点会带来的致命后果。

我明白，我们那天在阿富汗山上杀死的那些人，会想尽一切办法毫不犹豫地杀死我，还有我的家人和朋友。不过，老实说，在美国文化里，甚至在军方高层中，也存在同样的狂热态度。战争之事，纷繁复杂，每一方都有这种极端狂热分子。

本书还以编年体的形式记录了过去十多年间军事战略一次本质上的转变。2000年10月，美国库尔号军舰（USS Cole）在亚丁湾遇袭，成了本次转变的标志性事件。一艘造价超过10亿美元的导弹驱逐舰，搭载近300名海员，居然差点儿被一艘两人驾驶的汽艇击沉。17名美军战士遇难，另有39人负伤。

我们从那时开始进入了不对称战争时代。

遇袭后不久，我奉命去保卫库尔号，然后立即参与了彻底重构海军特种作战部队（Naval Special Operations）的任务，调整其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

直到20世纪末，我们仍在沿用冷战和大规模陆战时期发展起来的作战方式。甚至到了“沙漠风暴”（Desert Storm）时期，我们发动战争仍是派遣大量地面部队横扫沙漠。那时，特种部队就像私生子一样，偶尔会奉命执行特殊任务，但主要还是为常规部队提供支援。

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9·11”事件发生以后，我们重组了包括核潜艇、航空母舰、驱逐舰在内的常规部队，为各种作战小组提供支援，就像我们在阿富汗执行任务时那样。

2009年4月，我们在CNN电视台上看到，一支海豹狙击队凭借完美配合的三枪，刹那间干掉了在索马里海域劫持美国船长的三个海盗。从狙击队出动的那一刻算起，他们从地球的一端来到另外一端，全副武装地从12000英尺的高空摸黑跳伞，跳进印度洋的深水之中，与等在那里的美国海军会师，直到最终完成任务，整个过程只花了不到十个小时。

作为一名前海豹狙击手、一名前狙击手教练、一个海豹突击队狙击课程负责人，我清楚地知道这十个小时里发生了什么，也知道那完美配合的射击前几秒钟是什么样的。21世纪的狙击手在训练时要学会将科里奥利效应（Coriolis effect），即风、环境温度、气压、纬度、子弹速度甚至地球自转导致的误差等变量考虑在内。进行那么远射程的射击，又要求第一枪极其精确，就必须兼顾所有的环境因素和弹道情况。他们的手指只要一扣动扳机，就能击毙三名海盗、救下船长。在射击前的一瞬间，他们头脑中进行了数十次计算。

两年后，一支海豹突击队进入巴基斯坦一片看上去平静无奇的郊区，干掉了美国近十年来的头号敌人。那时候，全世界都震惊了。刺杀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就像在索马里海域营救菲利普斯船长（Captain Phillips）一样，向全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美国发动战争和维护和平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

在我们父辈和祖辈的战争中，决定性的胜利要靠坦克大战和压倒性的空中支援。在当今世界上，自杀式炸弹横行，恐怖主义肆虐，海盗日益猖獗，国家的财富和幸福越来越取决于像海豹狙击手一样的勇士的双手、反应和能力。

社会公众忽然渴望更多地了解特种部队的神秘世界，这是不足为奇的。我希望，我的故事能为人们打开一扇窗户，让大家窥视一个前所未见的世界。

第一章　成人礼

同样的成人礼

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成人礼。

美洲土著青少年会连续数日踏入荒野寻梦，从精灵或图腾中寻找人生的方向。对澳大利亚土著来说，成人礼则是丛林漫游，小伙子们会花六个月时间在澳大利亚内陆艰苦跋涉，追寻祖先曾经走过的梦想之旅。摩门教（Mormon）的男孩在19到25岁之间则会被送往世界各地，进行为期两年的全职传教活动。

我的成人礼则要简短得多。16岁生日才过去几周，我就被父亲扔在了太平洋中间的一艘小船上，我的成人礼就这么到来了。我不得不在茫茫大海中找寻回家的路。后来，事实证明，这条路最终通向了世界上最牛的特种部队。

事实上，我不知道能否称它为“梦想之旅”，但可以说，那是我的祖辈走过的路。至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样的——我父亲16岁时也被他的父亲逐出了家门。我觉得，要想说清我的故事，只能从我父亲说起。

我父亲杰克·韦伯（Jack Webb）在加拿大多伦多长大。他长得又矮又壮，是一名出色的曲棍球手，也是一位充满激情的鼓手，多少有点儿野性。杰克是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人，当他体内的荷尔蒙开始发挥作用时，他便留起了一把黝黑的大胡子。他的父亲满脑子旧观念。他威胁杰克说，如果他不剃掉胡须长发，就要把他扫地出门。我父亲断然拒绝了，就这样被赶出了家门。

我祖父或许能把儿子赶走，却无法改变儿子的观念。直到今天，我父亲仍然留着大胡子，不过黑色中已经掺杂了些许灰白。

杰克现在自由了，他从多伦多搬到了马里布（Malibu）。在那里，他做起了景观美化方面的工作，不久便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某一天，在干完活儿回家的路上，有三个年轻的嬉皮士女孩搭上了他的车。其中，有一位姓林恩（Lynn）的姑娘，后来成了他的妻子。

婚后不久，他们搬到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温哥华北边的滑雪小镇金伯利（Kimberley）定居了。他在一家猎人旅店当导游，不过他其实对打猎一无所知。老板对他说：“没事儿，别担心。只要沿着正道走，就不会有问题。”他确实没有问题。他第一次出猎，就是带一个小团队去加拿大的落基山脉。他把沿途的各种野生动植物介绍得清清楚楚。他们回来后，团队成员告诉我父亲的老板，他请到了世界上最好的导游。他们不知道，我父亲完全是即兴发挥的。

不久后，杰克改行去干建筑，他自学了盖房子需要的所有技巧。那时候，建筑工要干所有的活儿，打地基、搭框架、布线、刷墙、铺管道、盖屋顶，所有的一切。杰克高中尚未毕业，但他是个有强烈求知欲的聪明人。他很快成了一位熟练的建筑工，开办了自己的公司——高国建筑公司（High Country Construction）。

大概就在这时候，我开始登台亮相了。几年后，我妹妹莱安诺（Rhiannon）也出场了。我出生后，我母亲的生活变复杂了很多。

我母亲个性很强，但她一直尽可能地照顾我和妹妹，还有我父亲。她很疼爱我，即使在后来的艰苦时期也是如此。

我母亲也很有商业头脑，她和我姑姑一起开了一家餐馆。我们随后暂居华盛顿时，她又干起了船舶维修生意，为船只打磨和上漆，保养船身。她自己撰写并出版了一本船员食谱，名叫《厨房伴侣》（The Galley Companion）。后来，当十几岁的我在加利福尼亚一艘潜水船上工作时，她又在船上担任厨师长。

关于我妈妈，我还有一点要说的，那就是她很有幽默感。

为了对付我，她不得不如此。

没有一扇门能挡住我

我出生于1974年6月12日。我自打出生就拼命啼哭，连续哭了好几个星期。在接下来的十个月里，我每天晚上十点到第二天早上七点之间都不睡觉，又哭又闹。直到我在白天幸福地睡去，妈妈才能从彻夜战斗的疲惫中渐渐恢复。父母尽一切可能让我白天醒着，这样我才能在晚上入睡。不过，他们从来没有如愿以偿。

据妈妈说，我和加拿大的风光一样野性十足。我六个月开始会爬，而且是到处乱爬。妈妈提到，她听说过一项研究：人们把孩子放到玻璃柜台上，看他们能爬多远。几乎所有的孩子爬到边缘时都会停下来，但有百分之一的孩子每次都不管不顾地继续爬。

她说：“那百分之一，就是布兰登。”

我九个月开始走路，没有一扇门能挡住我。妈妈买来了她能找到的所有儿童安全锁，然而，“防儿童”显然不是“防布兰登”。她买来了自己都打不开的门把手，但我总能顺利出门。她把我锁在高脚椅上，但她去卫生间的一会儿工夫，一转头我肯定不见了。

我18个月就发现了攀爬的乐趣，我发现自己可以爬上、爬过、爬进任何东西。这种攀爬能力，加上我对各种锁的天然亲近，还有把能拿到手的所有液体倒进嘴里的嗜好，让我好几次被送往急诊室洗胃。我小时候试喝过的饮料有煤油、漂白剂和雅芳的金银花护肤液。这不是什么让我自豪的事，但我非常确定，这就是我能控制饮酒而且从不上瘾的原因。等到我三岁的时候，医院急诊室的工作人员已经和我妈妈熟悉到能彼此直呼小名了。

妈妈怀着妹妹的时候，爸爸干脆修了一圈围墙，他把那视为一道“防布兰登”（“防布兰登”一词再次出现。大家还记得吧？）的门。妈妈还是不知道我是怎么出去的。她就坐在那里看书，抬头一看才发现我不见了。我从缠满铁丝的篱笆下爬了出去，顺着陡坡溜走，早已不见踪影了。

母亲害怕得不得了。她当时已有七个月身孕，根本不可能从带刺的铁丝网下爬出去，也找不着剪线钳。前一天晚上，她和父亲看到几条土狼出没，现在她能想到的就是儿子成了土狼的美味。她后来能发现我，是因为我当时穿了件红色运动衫。她不知怎么样把我从山上骗了下来，让我来到篱笆前。她抓住我，大哭一场，恨不得要揍我一顿。

我从小就喜欢冒险和挑战身体极限，这让我可怜的妈妈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她总是说，在我小时候，她是“子女虐待父母”的受害者。有一次，妈妈被我气得快崩溃了，她打电话去社会服务部（Social Services）寻求帮助。在电话里，她对那可怜的老太太说，她两岁的儿子快把她逼疯了，她恨不得打死儿子。那位社会工作者到我们家观察了一周，那几天我表现得像天使一样，她离开时觉得我妈妈肯定是疯了。

不久之后，父母发现他们难以控制我的野性，但可以加以疏导。他们看到我疯狂热爱滑冰，无意中找到了一种教育方法，这种方法在未来很多年里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如果他们让我尽可能多地参加体育活动，我就可能少惹麻烦。事实确实如此，至少在短期内如此。

五岁时，我加入了滑冰队。七岁时，我已经参加了摔跤队、足球队、棒球队、游泳队和田径队。长大之后，我发现自己非常喜欢极限运动。雪道越陡、海浪越大、悬崖越高，从飞机或直升机上跳下的难度越大、越惊险刺激，我就越想去征服它。三十多岁时，我将同样的冲动转化为在商业上寻求成功的动力。五岁时，我心目中的珠穆朗玛峰是那座海拔2500英尺的北极星山（North Star Mountain）。

从北极星山上滑下来时，你可以感觉到扑面而来的寒冷，还有滑雪板下咝咝的声音，这些都是我最初的记忆。在滑雪季节的那几个月里，妈妈每天去幼儿园接我，然后直接把我送到滑雪场去。我们办了一张季度通行证，而且充分利用了办通行证花的每一分钱。

北极星山附近的惠斯勒山（Whistler）和黑梳山（Blackcomb）知名度更高，而北极星山的高度还不到那两座山的一半。严格说来，北极星山还算不上是一座真正的山，可是我并不这么认为。对我来说，它看上去巨大无比，无穷无尽。回忆童年时，我最常想起的是，很多个下午，在充满冰雪和冒险的世界里，我脚踩鲜黄色的米老鼠K2滑雪板，不停地探索每一条滑雪道还有滑雪道外的每一块地方。

那时候，我最好的朋友是个叫贾斯汀（Justin）的孩子，他也像我一样爱滑雪，我们几乎每天下午都会一起去探索北极星山。贾斯汀和我开始玩高山滑雪，并加入了同一支队伍。我们那时还在读一年级。我们的队伍在惠斯勒参加锦标赛，而我总能在比赛中获胜。我六岁时就在惠斯勒拿到很多第一名的绶带，妈妈现在还留着其中一些呢。

我觉得，妈妈打电话去社会服务部并不是开玩笑。但实际上，无论我多调皮，她从来没打过我。可爸爸就不一样了。

我其实并不怕爸爸，但我知道，他是一家之主。他如果认为我欠揍，就会毫不犹豫地抽出皮带来收拾我。在几年时间里，我的后背和爸爸的皮带越来越熟悉。我现在也已身为人父，也像爸爸当年一样看重管教和惩罚。不过，我对孩子的惩罚不是打屁股，而是做俯卧撑。就我所知，我十岁的儿子能做的俯卧撑比多数成年人还多。

尽管爸爸非常严厉，但他会拥抱我，对我说他爱我。他是位好父亲，在我儿时的美好回忆里，有很多是与他有关的。

爸爸去各处的建筑工地时经常会带上我，我也很喜欢去。在我看来，那些是冒险之旅。我和爸爸两人赶到那些满是严肃成年人的工地上，在那里可以学到各式各样的英式脏话。他和他的乡村摇滚乐队演奏时，我也会跟着去。乐队的名字叫“大熊杰克”（Jack the Bear），爸爸是鼓手和主要赞助商。在加拿大落基山脉的偏僻小酒馆里，经常有一群粗人听他们演唱。五岁时，我就像船员一样“出口成脏”了。多数时候，我都会在小酒馆的第一排待着，等爸爸把我抱进大众汽车的车厢里，和我们家的爱犬夏伊（Shy）一起过夜。我躺在那里听着音乐和各种噪声，直到渐渐睡去。

最酷的是，那里有冰球。

爸爸是一位出色的冰球选手。我小时候，他曾是一支冰球队的队长。他们经常在半夜里打比赛，而我也会跟着去。那是一种业余联赛，球员们都有各自的全职工作，所以只能在夜里打比赛。

我当时只有五岁，但不管多晚，我看爸爸训练时从不犯困。我在那里跑来跑去，在附近为他们捡球，偶尔也会捡到小鱼，玩他们那又大又新的电子游戏机。我四处乱跑，走遍每一寸土地，感觉就像在山上时一样。从某方面来看，这甚至比在山上更好，因为我和爸爸在一起。训练结束后，我们在更衣室里闲逛。那里满是浑身大汗的冰球手，他们一边咒骂一边大笑，痛快地喝着啤酒。我觉得那简直是最酷的事情了。那里只有我们，只有那些伙计。

我告诉爸爸，我很喜欢待在那里。我仰望着他。从很多方面来说，他都是我的英雄。

接下来，在我大约六岁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举家搬到美国

父亲一直热衷于航海，我父母都梦想着有一天能驾船游遍全球。当时他们的生意做得不错，于是决定花几年时间去航海，把我们四个人的梦想变为现实。我们有一艘60英尺长的斯帕克曼与史蒂芬斯牌（Sparkman&Stephens）双桅帆船，爸爸把它停泊在加州海岸边。我们要以船为家，去环游世界。

就在我们准备出发之际，爸爸决定再干一项大工程。虽然妈妈极力反对，但最终还是爸爸获胜了。他说，这是最后一项工程，会让我们大赚一笔。原本有一群投资人会提供资金，所以他申请了一笔巨额建筑贷款来做这个工程。但是，1980年经济大萧条来袭，那个工程泡汤了。爸爸债台高筑，投资人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设法和银行谈判，花了两年时间进行交涉，但银行还是把我们的房子收走了。爸爸宣告破产，我们变得一无所有。

我当时还很小，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没有人让我坐下来，告诉我：“布兰登，我们毁了，彻底完了。”但即使如此，我也不会忘记那种不祥的气氛。

记得那时，我们要搬离金伯利，有一天我跟爸爸去了那家他前一年苦苦应付了的银行，注销我们家的账户，而其中有一个账户是他两年前为我开设的储蓄账户。

开设这个账户，对我们爷俩来说都是件大事。我还记得，他对我说：“看，布兰登，这是你的第一个储蓄账户。我们以你的名字开户，这将是你的钱。”他让我看了看存折和第一行显示的存入金额，“你从现在看着它长大吧。”我当时非常兴奋。我知道，他也是一样。

现在，当我们问里面存着多少钱时，却被告知余额为零。

“什么？”他几乎对着柜员大叫起来，他非常生气，“这怎么可能？”

我不记得爸爸第一笔存了多少钱，但肯定不太多，而且在不知不觉中，每月手续费已经把存款扣光了。爸爸想给我上一堂人生课，教我如何投资和攒钱，但我那天学到的只是：你会怎么样在不知不觉中变得一穷二白。

我七岁的时候，我们全家离开了加拿大，搬到一个名叫布莱恩（Blaine）的小镇上。它在美国华盛顿州的西北角，我们在那里开始了东山再起的痛苦历程。

对我父母来说，这次财政崩溃是个重大变故，但它对我和莱安诺的影响是后来慢慢体现出来的。直到我们收拾行装搬到华盛顿，我才意识到发生了很严重的事。没有了大熊杰克的演奏，没有了半夜的冰球训练，我也不能和朋友贾斯汀一起去北极星山滑雪了。我突然脱离了我喜欢的生活。我们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住进了一座更小的房子里。现在，妈妈带我去买新校服时，我们会去旧货店而不是大百货商店。我们搬到了另一个地方，而生活中的变化并非仅此而已。我们的生活和以前不一样了。我再也没有见过贾斯汀。

爸爸也和以前不一样了。他变得更喜怒无常，更容易发脾气，对我也更粗暴了。我们身边发生的一切使他备受打击。直到30年后的今天，他仍在恢复之中，而我也不能责怪他。然而，当时只有七岁的我什么都不懂。我所知道的只是，我之前会跟他到处跑，而现在却几乎见不到他了。我一直很爱爸爸，但我觉得在那几年里我们开始产生隔膜。这种隔膜对我们往后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摔跤全国冠军

在布莱恩小镇上，我开始到处惹麻烦，和其他孩子打架，调皮捣蛋。幸运的是，父母处理这种状况早已轻车熟路。他们让我尽可能多参加各种体育运动。不久后，我又开始搞体育了。

关于布莱恩，我所能回忆起来的最多的就是棒球和摔跤。我很痴迷摔跤，也只有在摔跤场上，我才能跟爸爸有所交流。妈妈会看所有的棒球比赛，而爸爸总会在摔跤比赛时为我们队加油助威。我知道，他为我感到骄傲。我特别喜欢和摔跤队一起去外地参加比赛。四年级时，我在地区比赛中获得第二名，最终获得了全国冠军。

有一件事让我在布莱恩的日子略微好过了一些，那就是，即使是在艰苦的环境中，结识新朋友对我来说也是轻而易举的事。在那里，我有三个特别好的哥们儿，克里斯·贝什（Chris Bysh）、盖特·拉斯马森（Gaytor Rasmussen）和斯科特·多德（Scott Dodd），我们到现在还保持着联络。克里斯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就像温哥华的贾斯汀一样。我们俩一起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尤其是棒球。

在我们那支少年棒球队里，克里斯是接球手，我是投球手。我们打得很好，打进了全明星赛。我们甚至受邀参加金莺队（Orioles）举办的棒球特训营。我非常兴奋，觉得自己会一举成名。

然而，我最终未能如愿。父母让我和妹妹莱安诺乘船去多伦多的亲戚家，我们在那里待了整整一个夏天。我对此非常恼火，觉得爸爸肯定是有毛病。我简直不敢相信，他居然剥夺了这么难得的机会，毁掉了我的夏天，而且根本没有正当理由！

实际上，他有个非常合理的理由，只是难以说出口。那时候，我父母的婚姻已经走到悬崖边缘。我不知道事情的细节，但我确信，无论如何，家里缺钱更是让这种窘境雪上加霜。他们当时正在努力调节，使事情重归平静，因此认为最好让我和莱安诺离开几个月。

当然了，我直到多年以后才知道这些事。我始终难以原谅爸爸，因为他当时硬生生地剥夺了我获得的奖励。

我们住在布莱恩时，父亲开始重操旧业。他在一家大型建筑公司做工头，很快又开始建房子了。他和妈妈从未放弃过驾船环游世界的梦想。到我上五年级时，我们终于买了一艘50英尺长的双桅纵帆船。

不久之后，我们离开布莱恩，搬到了往南大约100英里的西雅图。我们住在新买的船上，我们把它叫作阿焦（Agio），这是个意大利词，意思是“安逸”。在“安逸”号上的生活有时候名副其实，也有时候并非如此。

父母对这次搬家兴奋不已，对未来充满了期待。这是我出生以来第六次搬家，我开始对此心生厌恶了。我刚结识新朋友并开始融入社交圈子我们就要搬家，而我要一次又一次地经历这个过程。即使我很善于适应新环境、结交新朋友，总是这样也让人厌烦。我已经厌倦了不断搬家，厌倦了总被当作新来的孩子。这或许有利于培养人格，培养我和莱安诺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很不舒服。我很羡慕那些一直待在同一座小镇上的孩子，他们有从幼儿园就认识的朋友，我们却从来没有这样的朋友。

不管我们来回搬多少次家，不管日子多难过，我和莱安诺始终都在一起。像别的兄妹一样，我们有时候也会打架，会惹对方生气，但我们这些年来一直都很亲密。有时候，我们会彼此倾诉自己对搬家一事的感受。一般来说，我会生气，而她会哭。

在西雅图待了几年后，我们又要搬家了。我们驾船沿着海岸线南下，驶向加州的文图拉市。这次旅途并不轻松，天气准确地反映了我的心情：在距俄勒冈100英里的海面上，我们遭遇了一场飓风。我们与大自然的伟力斗争了24个小时，与狂风为伴。直到最后，父亲才降下船帆，抛下海锚。我们顶风停船，等着风暴过去。

接下来的几十个小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记得，妈妈把我和莱安诺紧抱在怀里，穿上救生衣，准备好救生艇，看看到底是我们还是飓风更有耐力。大约过了两天，风暴肯定是觉得我们不值得一斗了，最终还是离开了。结果，我们被飓风朝反方向吹了大约200英里。

当我们最终抵达俄勒冈的库斯湾（Coos Bay）时，一群当地人早已将码头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听说有一家人被困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而且在风暴中幸免于难。每个人都喜欢和海洋有关的精彩故事。

膝盖受损

我们搬到文图拉时，我正好十岁。从那时起，我们就定居加州了。父亲一直痴迷于航海，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狠狠过了一把瘾。接下来六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继续住在阿焦号上。尽管我们每人都有自己的房间，但船上实在是太小太挤了，我一直在寻找逃离的机会。有好几次，我试图离家出走。

加州的生活总是与水有关。我所有的新朋友都玩冲浪，而我很快也加入了他们。我又开始招惹麻烦了。妈妈曾在加州的滨海油田工作过几年，她每次回家都不知道会面对什么“惊喜”。有一次，她发现我和伙伴们拿着自制吹箭筒捉松鼠。还有一次，她发现船桅在摇动。她急忙跑过去，跑到船前才发现我和伙伴们在干什么。我找来一根绳子，把它系在甲板上那高高的桅杆上，然后和伙伴们轮流把桅杆摇来晃去。

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和父亲就像是住在两个不同的星球上一样。他整天忙得焦头烂额，早晨早早出去，直到下午五点才回来，而且仅仅是回来吃晚饭。妈妈很厉害，能把我们全家聚在一起吃晚饭。但我们吃完推开盘子后，大家又各忙各的去了。

我上八年级的时候，曾经有一阵子，爸爸拼命想让我学冰球。离我们最近的滑冰场位于千橡市（Thousand Oaks），开车过去要花近一个小时。在冰球赛季期间，他每周六早上五点半就起床，开车送我去千橡市参加训练。他甚至还指导我们队训练。那个冰球赛季，我们俩又有机会待在一起了，就像当初在金伯利时那样。不过，那种日子不久就突然结束了，同时结束的还有我的运动生涯。

我发现自己的膝盖有点痛，到冰球赛季快结束时，状况已经变得非常糟糕了。我仍然继续坚持，但每次训练结束后，我的膝盖都会有两个大肿块。如果刚好碰到痛处，我就会觉得像有人在拿冰锥扎我的膝盖。

家人带我去看医生，医生很快作出了判断。

“你家孩子得了奥斯古德-施拉特综合征（Osgood-Schlatter syndrome）。他运动得太多了，很长时间以来从未间断过，这导致他的膝盖没能得到正常发育。”

医生告诉我们，这种情况一般需要做手术，我不需要做手术，但要戴一段时间的矫正架。

“当然了，”他补充说，“他必须停止一切体育运动。”

妈妈几乎要喘不过气来了：“停止一切体育运动，这是什么意思？”她慌了。她知道，没有体育运动，我会惹上一大堆麻烦。

他们把矫正架套在我的双腿上，但我一穿上矫正架，就去码头玩滑板。他们最后意识到，除了给我打石膏之外，别无选择。我非常讨厌那些破石膏，但是它们救了我一命，至少是救了我的膝盖。有了石膏的固定，我的关节才得以正常发育，而且我的膝盖在那之后再也没出过问题。

当时，我把石膏视为麻烦。我当时刚上高中，非常想去摔跤，去打棒球。没门儿！在九年级的那整整一年里，我的腿上都打着石膏。等到石膏拆除后，我又开始制造麻烦了。

成为救援潜水员和水手

由于没有体育运动来分散我的精力了，妈妈便想出了一个新招，为我找了份工作。在我13岁生日前不久，她把我介绍给了比尔·麦基（Bill Magee）。他在文图拉港有一艘有执照的潜水船“和平号”（the Peace），比尔答应让我到他的船上工作。

我整个夏天都在和平号上工作，接下来很多年里每个夏天都去。那艘潜水船上的一切，还有出港去海峡群岛（Channel Islands）探险，都非常有诱惑力，彻底迷住了我。毫不夸张地说，去和平号工作改变了我的生命历程。

比尔·麦基是我认识的最棒的人之一。他和那艘船的船长迈克尔·罗奇（Michael Roach）对我来说就像父亲一样。他们很照顾我，也让我承担很多职责，我过去根本没有这样的经历。他们为我很好地诠释了“尊重”一词，向我灌输了一种信念：我能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能用我的一生去做一些特别的事。

比尔通过干建筑赚了一些钱，又卖掉了一家位于旧金山湾区（Bay Area）的装修公司，这使他得以实现心中埋藏已久的潜水之梦。潜水运动是他的爱好，他将事业重心转移至和平号上，为潜水投资了一大笔钱。

罗奇船长是比尔的搭档，和比尔形成了完美的互补，他是一位来自爱尔兰的优秀船长。他教给我，在和别人交谈的时候，应该如何有力地握手并直视对方的眼睛。

比尔·麦基也很厉害，他是公海上的休·海夫纳（Hugh Hefner）[3]。比尔每周都要换一个新女友，她们的年龄通常只有他的一半。他经常组织热水浴缸派对，派对上满是女人、酒精和上帝才知道是什么的鬼东西。我相信，和平号是第一艘装配热水浴缸的船。严格地说，和平号是一艘潜水船，是搭载那些付费上船的人去玩轻便潜水的。但私底下讲，它也是一艘不错的游船。我们每次接待四个潜水者团队，载着他们环游文图拉海域的海峡群岛。在潜水活动的间歇期，当晚上抛锚停船时，我们就会举行派对。比尔会给我几百元钱，让我坐下来参加无休止扑克牌游戏。我当时只有13岁，但也和那些家伙一起喝苏格兰威士忌、玩扑克牌。

潜水可不是闹着玩的。当你不当值时，你可以尽情狂欢，参加派对。但当你当值时，你就必须尽职尽责。你必须清楚自己的极限和能力，我当时并不清楚这一点，但潜水的经历确实为我参加海豹突击队作了很好的准备。

由于辈分资历较低，我在和平号上经常要做别人都不愿干的杂活。其中一项任务就是，每当锚被卡在海底下时，我要潜下去弄好它。这种事通常发生在半夜里。有很多次，我都是在沉睡时被叫醒，只听见别人大喊：“快起来，布兰登！我们要走了，锚卡住了。穿上潜水衣，赶紧下去弄。”

我拿着手电筒潜到海底，心里非常害怕。在下潜过程中，首先要克服对鲨鱼的恐惧，更重要的是要克服对黑暗的恐惧。

有时候，我潜到深海后才发现，锚被卡在一块有一吨多重的暗礁里。由于附着的船只的重量，加上海浪的牵引力，那块巨大的暗礁已经快沉到海底了。我通过一股气流向船上的人发出信号，让拉锚的人放松绳索，然后去解开那乱七八糟的一团。等第二股气流冲出海面，就表示我的工作完成了。我还待在水下的时候，船员们就会把整个锚拉上去，确认下面是否清理干净了。锚经常会再次卡住，我就不得不重复整个过程。等到完全清理好后，我会发出一股强烈气流，告诉他们我的位置，然后才浮上去。一回到船上，我就跑去匆匆冲个热水澡，然后尽量在第二天天亮前再睡一会儿。这种生活很可怕，但我很喜欢。

我没有在游泳池里练习，直接就去水肺潜水（scuba dive）[4]了。我从一开始就在太平洋的开阔海面上潜水。不久之后，我发现我更喜欢潜水时不穿浮力调整器[5]。那是一种插着空气软管的充气式背心，多数人潜水时都会穿。但我觉得，它是一种累赘。对我来说，这就像穿着全套衣服与穿着速比涛（Speedo）[6]泳衣游泳的区别。所以，我从来都不穿浮力调整器。我还发现，我喜欢带上两个氧气瓶，而多数潜水运动员都只带一个。多一个氧气瓶会增加重量，你必须得很强壮才能应付得来，但这样你可以在海底待更长时间，游更远的距离。潜水运动员一般是直接跳下水，在海里游来游去，而真正的海上猎手一定会带两个氧气瓶。

在和平号上的第二个夏天，我已经下潜两百多次了。我只带一对72s氧气钢瓶（72立方英尺容积的潜水氧气瓶），从不穿浮力调整器，只带一、二级潜水调整器和一把大号捕鱼枪。

罗奇船长和代理副船长詹姆斯·赫拉巴克（Captain Hrabak）教我如何在暗礁和开阔水域中狩猎，这些技能后来都派上了大用场。我很快成了一名出色的猎人，既可以背着氧气瓶潜水，也可以进行闭气潜水，也就是只靠屏住呼吸来潜水。不管是黄狮鱼、小翻车鱼、大比目鱼、鲍鱼还是龙虾，我都能捉到，它们都逃不出我的掌心。

通常情况下，我们带着付费顾客们出海潜水是件很开心的事。不过，有一拨狂热的潜水爱好者，我称他们为“禽兽”（the Animals），他们每年都会过来找我们几次。接待普通顾客时，我们每天做三次潜水。但在接待“禽兽”时，我们每天会潜水六次，冬季捕龙虾，夏季捕大比目鱼或其他鱼。这些家伙看见我浮出海面时没穿浮力调整器，背着两个氧气钢瓶，袋子里装着一条40磅重的大比目鱼，都大大吃了一惊。

我最终成了一名救援潜水员，一名熟练的水手。我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在夜间驶向群岛的途中，我经常在午夜12：00到凌晨2：00间掌舵。我这个年仅十几岁的少年，执掌一艘70英尺长的潜水船，搭载32名沉睡的乘客，在世界上最拥挤的航道上穿梭。我知道，这是一项重大的责任。我非常认真，从没发生过事故。在我16岁生日前，我已经潜水一千多次了，积累了足够的小时数和知识，拿到了美国海岸警卫队100吨级船长执照。

面对死亡

比尔·麦基生活放荡，他的身边从不乏热水浴缸、众多女友和扑克派对。但是，我相信，正是比尔和罗奇船长让我的道德之舵找到了方向。有一句俗语“他们治船有方”（they ran a tight ship）[7]，用在这里最恰当不过了。比尔和罗奇船长为我设定了高标准。我后来在海豹突击队服役时，仍对此念念不忘。那些和我在船上共事的伙计，都很擅长各自所做的工作，而且都非常认真。

我希望，我们遇到的每个人都能这样。但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曾经非常厌恶一个人。他总是马马虎虎，十分懒散。乔治·博登（George Borden）在文图拉当地有一艘潜水船。你能判断哪些船主和教官是专业的，就像我的朋友麦克·达安（Mike Dahan）一样，能带好一个班级并传授基本知识，但乔治不需要这些。对他来说，这仅仅是游戏而已。这些人是否懂得潜水并不重要，只要能完成潜水就行。乔治每次租下和平号，都能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活儿。

有一次，他带着一个团队出海去参加一个潜水高级认证班。有位学员是个伊朗女孩，名叫马赫娃什（Mahvash），意思是“月光之美”，而且她确实很漂亮。我被她迷得神魂颠倒。

马赫娃什年仅18岁，只潜过六次水，这是取得认证的最低次数要求。我们都不信乔治会让她参加这个高级班，因为这个班要做几次深水潜水，深到上浮时需要减压停留。登船时，她妈妈坚决反对。她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准备好。”但马赫娃什最终还是参加了这个高级班。

我们驾船驶向科特琳娜岛（Catalina Island）。那是个迷人的地方，岛的南岸上有自己的度假村。我们在晚上出发，停驻在科特琳娜岛，第二天一整天都安排了潜水活动。第三天，我们去了科特琳娜岛背后的一处深水潜水点。这个区域是保护区，我们离暗礁至少有100英尺远，而且海底能见度很高。那天早上，我不当班，自己去潜水玩，这种感觉还是一如既往的好。

我上浮时，靠在锚链上做减压停留。我朝下一看，发现乔治的学生们正在做深潜，他们简直是乱成一团。我心里想，唉，伙计，真是一团糟啊！我一路游上去，上船后卸掉装备，然后去帮其他人干活。

几分钟后，乔治与学生们和“助手”一起浮出水面来。（按照规定，他必须有一名持证潜水员陪同，但那个家伙只是个在训潜水员。）正如我所说的，乔治总是态度懒散。

他们帮助学员们逐个爬到船上，这时候突然有人说：“嘿，马赫娃什呢？”

乔治离我只有几英尺之遥，我盯着他的眼睛说：“哦，该死！”马赫娃什没有和他在一起。他们没有人知道她在哪儿。他们一下子慌了神，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没有人能回去找她，因为当你潜到那么深的地方后，至少要隔12个小时才能再潜下去。

我刚刚潜水上来，所以我也不能去。

我们有位潜水员名叫伊凡·富恩特斯（Ivan Fuentes），他迅速带上氧气瓶从船上跳下去，潜到了水底。我们等待着。经过了漫长的五分钟后，他在离船几百码的位置浮出海面，并向我招手。我带上救生绳向他游过去。靠近后，我看到马赫娃什和他在一起。她一动不动。等我游得更近后，我看到那个像月光一样的女孩已经死了。

有一瞬间，我的心跳都停止了。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面对死亡。我想要大哭大叫，我想游回去弄死浑蛋乔治。在我看来，这个女孩的死，正是缘于他对安全的疏忽和漠视。

伊凡告诉我，他在100英尺深的水下找到了马赫娃什，她悬浮在离海底10英尺的地方。很明显，她和团队失散了，慌乱之中吐掉了调整器，然后溺水身亡。我们努力为她做人工呼吸，但是已经太晚了。她被救上来时身体已经僵了，就是说，她的肺已经破了。

那天晚上我想哭，但眼泪流不出来，因为它们被愤怒给拦回去了。这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教训：生命有多么宝贵，又有多么脆弱。

马赫娃什的家人想提出控告，我还为他们录了口供，但事情没有结果，乔治一直没有被起诉。我总会看见，傲慢自大、鲁莽疏忽的人毁灭那些美丽无辜的生命，而且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这并不是最后一次。

童年不再来

我在文图拉高中（Ventura High）的第一年快结束时，父母认为到乘阿焦号环球航行的时候了。他们已经攒了足够多的钱，而且他们也知道，计划越往后拖，我和莱安诺的年纪就越大。他们认为，最好现在赶紧去做，趁着我们还小，还能参加家庭活动。

无论他们什么时候谈到这次旅行，我都不理睬他们，并希望他们能打消念头。我在和平号上的日子过得很开心，享受着自由自在的海港生活。由于我已经当上了甲板水手，多数船主都以为我比实际年龄要大得多。和兄弟们出去吃饭时，我从不醉酒。在我那个小小的海港世界里，我感到很满足。驾船去遥远的地方，并不会让我兴奋。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比如潜水、冲浪、泡妞，还有考驾照。

比尔船长找我的父母谈过。他说，假如他们有意把我留下的话，那就让我跟他待在和平号上。这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父母非常感激他的好意，但拒绝了他。他们认为时候到了，我们全家要一起去完成这次伟大旅行。他们让我和莱安诺自学一年，整理船只准备出发。按照计划，我们先驶往新西兰，再视情况而动。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会继续完成全球航行。假如事与愿违的话，我们就从新西兰返航。

就在我们准备出发时，我们在金伯利的老朋友意外来访。他们是肯（Ken）和盖尔（Gail），我儿时伙伴贾斯汀的父母。见到他们的时候，我们三个都惊呆了。他们看上去很潦倒，特别是盖尔。很快我们便知道了原因。

贾斯汀和我一样，除了特别热爱滑冰之外，还是狂热的冰球迷，尽管当时他只有五岁。膝盖伤病让我搁置了冰球练习，但贾斯汀到高中还一直保持主力位置。肯告诉我，在那年的早些时候，贾斯汀发生了意外，这种意外在球场上并不常见。他在被另外一位球手贴身防守时，摔倒在地，头狠狠地摔在冰面上。他摔得很严重，引起了脑震荡。他们把他抬回家，放到床上。

他再也没有醒过来。

我听完发生的事后，胃里一阵痉挛。我不敢相信，贾斯汀居然死了。我已经有快十年没见过他了，但我知道他就在那里，在某个地方，可能正在和我做着同样的事。可是现在，他不在了。

贾斯汀是独生子，他的父母现在只能孤独地活在世上。我为他们俩感到痛心，也为失去朋友而悲伤欲绝。我感觉到了某些难以触碰的东西。我当时还不知道“失去纯真”（lost innocence）这个词。直到我们踏上了海洋之旅，我才明白了那种失落的感觉。那种感觉就像是，贾斯汀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标志着我的童年再也回不去了。

我开始思索人生

我们的第一站是圣地亚哥港（San Diego Harbor）。我们在那里置办好日用物资，然后前往瓜达鲁普岛（Guadalupe Island）和卡波圣卢卡斯（Cabo San Lucas）。在卡波停留数周后，我们绕过包姚（Baja）半岛，抵达拉巴斯（La Paz）。我们在那里花几个星期逛了逛周围的小岛，然后前往墨西哥本土。我们途经马萨特兰（Mazatlán）、巴亚尔塔港（Puerto Vallarta）、曼萨尼约（Manzanillo），最后抵达阿卡普尔科（Acapulco）。那是我们离开美洲大陆前最后一次补给物资的地方。我们很快就朝西南方向进发，穿越数千英里的开阔海面，向南太平洋的中心驶去。我们的目的地是人烟稀少的马克萨斯群岛（Marquesas Islands），那里离塔希提岛（Tahiti）不远。我们至少得用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达那里。

30天听起来并不长，但当你处在茫茫的公海上，四周尽是一望无际的海水，时间就会显得非常漫长了。在旅行过程中，我和妹妹共度了一段美好时光。我们坐在船头上，看着海豚在我们经过的海面上跳跃、玩耍。我们经常拿着渔线钓鱼，还抓到过不少鱼。

在海上长途旅行，是了解自己的绝佳时机。我和爸爸两个人轮流守夜。我在半夜里接替妈妈和妹妹，守到凌晨四点，然后交给爸爸，他则一直守到天亮。南太平洋的夜空很迷人。有时候，天空那么清澈干净，而且星光灿烂，我感觉像是在太空中航行一样。大约每隔十分钟，我就能看到一颗流星。

这些孤寂的时光和头顶上那如书页一般打开的天空，开始影响我的思维。在那段漫长的时光里，我开始思索人生，反思我经历的一切。我也忍不住去想未来会是什么样的。

我想，这是绝大多数孩子都没有机会经历的事。在休息的时候，我们除了无尽的时间及其包含的各种可能性，其他的一切东西都不用去想。我和家人一起穿越南太平洋的同时，我的朋友们每天都去学校，东奔西跑，上课、泡妞、睡觉，然后起床，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些事。他们烦乱而骚动，根本没有时间进行真正的内省。长大后，我见过一些从小在农场长大的人，他们一辈子的经历才和我16岁越洋航行时的经历差不多。

我不能说当时对自己有了什么惊人的新认识，但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觉得自己的思维变得更深刻、更开阔了。我开始意识到，我此生要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我不清楚具体要做什么，但我知道，尽管我非常喜欢比尔·麦基和罗奇船长在过去几年里教给我的潜水技巧，但我永远不会满足于在海港的生活。尽管我表面上依然风平浪静，但我内心有一种不安分的情绪在渐渐滋生，一种强烈的愿望在我心底骚动：不管我的生命将走向何方，我都要抓住机会出发了！

在海上漂泊的30天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做完了一些事。我提前了好几个月自学完了一学年的课程，自学了变戏法，还读了大量的书。我看完了《指环王》（Lord of the Rings）系列小说，还有一大箱子的经典小说。斯坦贝克（Steinbeck）[8]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我喜欢他那直接而恣肆的风格，也很认同他对加州难以割舍的情怀。

我还和爸爸一起试着进行天文导航[9]。当时还没有GPS，我们配有卫星导航装置，那是当今GPS设备的前身。但我们要等12个小时，等卫星从我们头顶经过时，才能定位。于是，我们准备采取古老的方式来导航——天文观测和航位推算[10]。

在海上航行30天后，我们在希瓦瓦岛（HivaOa）登陆，那是马克萨斯群岛中比较大的（也可以说，不是最小的）一个小岛。马克萨斯群岛总是处于乌云遮蔽之下，它傲然屹立在太平洋上，看上去有点像夏威夷群岛的北海岸。当地的海港非常漂亮，拥有绚丽迷人的黑沙滩，远处悬崖上还有大瀑布。著名画家高更（Gauguin）和比利时歌星、歌曲作家雅克·布雷尔（Jacques Brel）晚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和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都曾从希瓦瓦岛之行中获得灵感，写出了相应的作品。

我们把阿焦号停在一处小海湾里，然后乘小艇上岸。

在我看来，当地居民的生活既丰富又热闹。他们住在原始的茅草小屋里，却开着法国政府资助的崭新的丰田四驱车。

在希瓦瓦岛，我遇到了一位令我毕生难忘的女孩。我一直不知道她的名字，因为我们之间存在语言障碍。不过，我们并不在乎。我们一起散步，穿过最迷人的热带风光，穿过最美妙的瀑布。我们身边的景色很美，她本人更美。她就像是从我的梦中走来一样。我对她什么都没做，甚至没吻过她，但我离开后一直非常想念她。当然了，我知道我们不能在那里停留，而且我们必须离开那里也不是爸爸的错。但是，我仍然心怀怨恨。我的心中早已燃起愤恨之火，而这无疑是火上浇油。

被扔在太平洋上

旅行到这个时候，我和爸爸对驾船的看法分歧已经越来越多了。这一点目前还不明显，但事情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

在公海上时，情况还不算太坏。当你一直朝同一个方向航行时，你只须监控并不断调整自己的前进路线。尽管每次我们都能靠近陆地，但特别在沿海水域行进时，我们俩就会出现分歧。对于如何驾船，我希望能有更多发言权。我觉得，他应该听听我的意见。那时，我在沿海水域航行方面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我想说：“看，我不是笨蛋，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南太平洋有深水珊瑚礁，所以人们通常要用两只锚。你首先要用一只艏锚，然后从船尾扔下一只艉锚，将船牢牢停稳。父亲用的是同一种叫作CQR的锚，那是他在西雅图、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航行时用得最多的一种锚。CQR是一种犁式锚，在沙子、黏土或泥浆海底使用效果很好，但对岩石和珊瑚礁来说并非最佳选择。

我们船上也有一只多用途的布鲁斯锚（Bruce anchor），那是我在潜水船工the red circle红圈作时捞上来的，我很喜欢它。布鲁斯锚专门用于对付各种各样的海底，它非常可靠，是大多数商船的首选。我很熟悉布鲁斯锚，我们的交情可以追溯到我早些年在潜水船工作的时候。实际上，那些在凌晨两点把我叫醒的喊声，大多数与它有关。该死的布鲁斯锚可以迅速钩住任何东西。

“看啊，”我说，“我们下面是珊瑚礁。我知道这里的水下地形了。爸爸，我是个潜水员。你知道我处理过多少被卡住的锚吗？相信我吧，我们应该在船头用布鲁斯锚。”

父亲并不这么认为。他总是这么说：“这艘船上只有一名船长，你知道是谁。”

我非常沮丧。在整件事上，我都被当成一个盲目自大、自以为是的家伙。我很清楚，我的态度对于说服对方毫无帮助，但我早已泥足深陷。我两周大的时候，父母就阻止不了我大哭大叫，等到我16岁时，我想我还是那么倔强。

到港后的第一个晚上，我们的艏锚和艉锚仍然用的是CQR。艏锚比艉锚更重要。我们第二天醒来时，我幸灾乐祸地发现，我们之前沿着海底拖锚，现在差点儿让船触底。我立马向爸爸抱怨说，该死的CQR简直就是一堆垃圾。我同时也讲清了一点：“我当时的劝告，你都当成了废话。”

每当我和爸爸吵架的时候，妹妹都会跑回自己的房间，躲开这种紧张场面，而妈妈则会尽量当和事佬。当然了，她总站在爸爸那边。但我们吵完后她会来我房间，陪我坐下来，说：“布兰登，你得冷静冷静。我知道，你有丰富的经验，但这是你爸爸的船。”我会向她倾诉自己的挫败感，她则会避免让形势失控。片刻之后，她就成功地安抚了我。

我们的旅途在继续。我们穿过群岛其余的部分，来到马克萨斯重要的北方岛屿努卡希瓦（Nuka Hiva）[11]，然后再驶向土阿莫土群岛（Tuamotu Archipelago）。那里有很多环状珊瑚，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环状珊瑚群岛。这段时间里，我和父亲一直吵个不停。等我们抵达塔希提首都帕皮提（Papeete）的时候，形势彻底恶化了。

我忘了我最后说了什么彻底激怒爸爸的话，但无论我说的是什么，它都彻底结束了我和家人的旅途，也结束了我和家人的关系。爸爸突然抓住我的脖子，举起拳头来，准备把我猛打一顿。我们俩都朝着对方大喊大叫。妈妈想，天哪，他要暴打布兰登一顿了！他没有打我，但我们俩都知道，我们已经做了不该做的事。我们都不想这样，但事情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我们其中之一必须要走，那当然不会是他。就在妈妈和妹妹痛苦地哭泣时，爸爸把我扔下了船。

他没有真的动手把我“扔”下去。他只是告诉我，我应该收拾东西滚蛋，搭别的船去我选的目的地。他是这么说的，看起来也是这么想的。

我还没有缓过神来，就已经离开了阿焦号，独自一人待在南太平洋中间。

“追梦者”箭鱼

从某个角度看，我是轻松了。我们父子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让我难以忍受，我知道，如果我们没有分道扬镳的话，一定会发生更糟糕的事，会对我们的关系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尽管如此，我仍心存余悸。我很害怕。

多年以后，我们可能会重新取得联系，恢复父子关系。但现在，父亲不想与我有任何关系。妈妈知道我们无法取得一致，但她尽一切可能来确保我的安全。她知道，如果我能自行回家，比尔·麦基就会收留并照顾我。在我离开塔希提之前，她帮我弄到一台无线电并发信号到文图拉，让比尔知道我所在的方位。她还帮我顺利登上了一艘北上的40英尺长的双体船希罗号（Shilo），我搭着它驶向大约3000英里外的夏威夷的希洛（Hilo）。我的同船伙伴是一家三口：一对夫妇和他们三岁大的孩子。女人整天忙着照顾孩子，所以他们在寻找船员。我负责值午夜班，有很多时间可以用来思考未来。

从某种程度上看，我其实不责怪父亲把我从家里的船上赶下来。他当时只能那么做。妈妈费尽心思一遍又一遍地求他放过我，但最终她也意识到，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

在希罗号上的日子，我除了睡觉，就是驾船。每到晚上，我便一个人胡思乱想，那些夜晚很难熬。自从我和莱安诺长到十多岁，在加州有了各自的朋友圈后，我们就疏远了很多。但她毕竟是我的妹妹，从我记事起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现在，她走了，我所有的家人都走了。在希罗号上的头几天夜里，我都是哭着入睡的。

正如我说过的，我也很害怕。但我告诉自己，要克服恐惧。我这么做之后才发现，原来我也会为未来的事而兴奋不已。我知道，我的生命碰到了一个重大转折点。我拥有大多数16岁孩子没有的经验，但我跟大人们相比还差得远。我还没有拿到驾照。

在那些寂寞的夜里，我经常回想我和爸爸在帕皮提海港发生的一切。从一方面来说，这是一次惨痛的教训，让我知道了到底什么是“权力”。爸爸说得对，一艘船上只能有一个船长，就像只能有一个人负责一项任务、一个部门或一家企业一样。但同时，他恰恰作出了错误的决定。我在和平号上已经学会了如何服从命令，那种对命令约束力的尊重，后来成了我在军中服役时至关重要的特质。我很少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挑战权威，即使在训练过程中，内心的声音告诉我，负责人带领我们走错了路，我也不会去反驳他。

那艘双体船的速度很快，比我驾驶过的任何单体船都要快。花了不到两周时间，我们就到了希洛。

我的房间在左舷。在到达目的地的前一天，我来到甲板上，那是个迷人的早晨。我站到甲板上的时候，船上有个东西吸引了我的目光。我弯下身子去看，在船身的吃水线上有一条箭鱼，它整个晚上都在重重地撞击船体，现在已经穿透了船体，折断了吻尖。那条该死的鱼肯定是要从海水中跳出来刺我们的。我赶紧拿出相机拍了一张照片，我现在还留着那张照片。第二天，我们匆匆驶入希洛海港，船体上还留着箭鱼的一截吻尖。

那条箭鱼牢牢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就像它的吻尖牢牢地刺进了希罗号的侧舷一样。那条鱼到底出了什么事？是什么让它从水里跳出来，攻击这艘完全陌生的船？它是否知道自己攻击的是比它大十倍、重十倍的东西？

我要跳出水面去面对的，将是怎样的未来？

多年后，我了解了这种奇怪的生物：尽管箭鱼和所有鱼一样都是冷血的，但它的头部有一种特殊的器官，能让眼睛和大脑比周围温度高出60华氏度，这能大大增强它的视力，进而增强它的捕食能力。如果你要寻找代表狙击手的图腾，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猎隼或老鹰，但对在水中执行任务的狙击手来说，箭鱼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毕竟，它也曾是一个追梦者。

决心成为一名海豹突击队员

我到达希洛后，立即乘飞机返回美国本土，和我之前的老板比尔·麦基重逢。正如妈妈预料的那样，比尔见到我很高兴。他说，我可以回去为他干活，并住在船上。他说：“嘿，你已经学完了本学年要学的东西，为什么不安稳地过船员的日子呢？”

我都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他的善意帮助的话，我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与比尔船长还有和平号重聚后不久，那群“禽兽”就来潜水了。这一回，他们中的一个年轻人带来了几个朋友，那些家伙高矮不一。我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但你可以看出来，他们非常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他们不是那种炫耀发达肌肉的人，也不是满脸敌意的硬汉，他们比那些人更令人难以捉摸。待在他们周围，你就会感觉到，这些家伙的一举一动都有些特别之处。他们好像永远都能临危不惧，能举重若轻地处理任何麻烦。

我们第一次潜水的时候，他们看见我这个16岁的孩子不戴浮力调整器，还能背两个72s氧气瓶，这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天啊，”其中一人说，“这个孩子是谁？”

我们聊了起来。他想知道我是怎么当上甲板水手的，而我向他透露了一些我的背景。

他说：“你知道吗，你肯定能成为海豹的。”

我觉得他当时是这么说的，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海豹？这家伙说的是海豹吗，就像鲸鱼那样？他是在开玩笑吧？

“不，”他说，“不是海豹，是海豹突击队。”

我还是不明白。

他解释说：“美国海军特种部队，海豹（SEALs）代表着海（Sea）、空（Air）、陆（Land）三军。”

我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

他补充说：“要想成为海豹突击队员，你必须通过世界上最残酷的军事训练。”

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不怎么了解军事，但一直对航空很着迷。我长大后想当飞行员，或者宇航员。他描述的东西激起了我的兴趣。我心想，我喜欢水，还是个很好的潜水员。成为海豹突击队员，那听起来像是一个挑战。

实际情况是，我知道我需要有一个计划，去某个地方，做某件事。那时，我不待在潜水船上的话，就会和一帮伙伴去冲浪或在海港周围闲逛。他们开始吸食冰毒，但我对那些不感兴趣。我喝啤酒，仅仅喝啤酒而已。看着他们和他们将拥有的未来，我感到恐惧。我知道，如果想让生活变得更好，我就必须离开这个鬼地方。

从那时开始，我就定下了目标：我要成为一名海豹突击队员。

我并不清楚那会有多难。

第二章　新兵训练营

“真话时刻”

我乘坐由洛杉矶出发的航班，横越全国。走下飞机后，我沿着登机道，穿过机场，踏上了奥兰多（Orlando）的土地。这里有迪士尼乐园、艾波卡特未来世界（Epcot）和美国海军训练中心（the U.S.Naval Training Center）。由于白天光照强烈，佛罗里达的夜晚很温暖。那是1993年3月，我当时19岁，即将进入海军新兵训练营。

我不禁好奇，明明在离我住的地方只有几小时路程的圣地亚哥就有一个很好的新兵训练营，为什么海军却要送我穿越大半个美国来这里？但是，我当时知道些什么啊？我的入伍合同上墨迹未干，而且我还没笨到要去问这个问题。此外，我兴奋不已，因为我最终走出了文图拉，准备去做更伟大、更精彩的事情了。

在我乘的飞机上，还有其他几个新兵训练营候选人。当地的海军代表前来迎接我们，带我们搭上一辆巴士，沿着436号公路慢慢向北开去。大约40分钟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我们一路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寂静中度过的，这种寂静中夹杂着紧张、预感与恐惧。

我们进入训练中心后，刚刚把车停稳，就看到好几十个人一字排开站在道路旁，朝我们吆喝着脏话，告诉我们他们有多“喜欢”我们，这就是我们的迎新委员会。我们觉得似乎置身于一部劣质监狱电影中。

当时已经是夜里十点了，我们卸下行囊，找好床位，准备就寝。第一天晚上，我听见有的同伴是哭着入睡的。我毫不介意，我讨厌的是，第二天早上四点钟，起床号就已经吹响了，还有些浑蛋敲着铝制垃圾桶大叫：“起来！他妈的赶紧滚出去！”这是些老兵，他们负责督促新兵。

我们都去理发店剪了头发，然后在一个屋子里集合。在那里，他们要进行所谓的“真话时刻”（Moment of Truth）活动。“好，这里有谁向征兵人员撒了谎？”现在是向海军坦白自己隐私的最后机会，不管是坦白性取向还是承认有毒瘾。在节制性、饮酒和欢宴上，我并不能做到十全十美，但起码我还有“异性恋”和“无毒瘾”的优势。即使我没有这些优势，我也会缄口不言。有些人坦白了，自己偶尔染指过同性恋或毒品。他们被要求进行尿检，有些人通过了，有些人被淘汰了。

男女混编

接下来，我得知自己被安排进了I-081连队。那是支有一百人左右的连队，而且是一支混编连队。当时，海军有三处新兵训练营：一个在圣地亚哥，一个在伊利诺伊州的五大湖区，还有一个就是我所在的地方。在这三个训练营里，只有奥兰多才有混编连队。

所谓“混编”，并不是说黑人、白人、西班牙裔和亚洲裔在一起和谐相处，而是指男兵和女兵在同样的条件下训练。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军事计划的一个方面，我们喜欢称其为FUBAR（fucked up beyond all repair）——无可救药。海军根据社会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作出了新决定：男女混编可以让新兵训练营里的男兵和女兵相互熟悉，同时又能禁止他们彼此诱发性冲动。即使你没有行为心理学的博士学位，你也会知道，把19岁的男女关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我们新兵训练营里男女之事不断，我也犯了事，不过从来没有被抓到过。

再谈一下资源浪费的问题。一支只有男兵或只有女兵的连队，只需要一间营房来睡觉和检查。但在我们的混编连队里，需要三间营房：一间用于团队检查，另外两间分别供男兵和女兵睡觉。这简直是疯了。我们在公用区集合，留下床铺和储物柜以待检查。我们立正站在储物柜前，教官朝我们大声斥骂，就像你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然后，我们成纵队行进到分开的宿舍去睡觉，小伙子们去一处，姑娘们去另一处。这就意味着，我每天要收拾两张床，占据三个地方。你们缴的税都用在这儿了。

不过，我从不抱怨。我一直是两性平等的热烈拥护者。

我得承认，留着光头的我可不是帅哥。人们告诉我说，我长得很一般。不过，我的头发渐渐长出来，对有的女人来说，我的优势开始凸显出来了。有个人说：“哇，你知道吗？你有头发的时候很可爱。”我迷上了她，而且第一周就得到了几次很棒的背部按摩。

嘿，这种新兵训练营或许还不太糟！

不，它确实很糟糕。尽管可以得到背部按摩，但新兵训练营主要还是长时间的艰苦训练。我这一辈子都是个从事体力活动的人，而且自认为保持着很好的体形。哈，新兵训练营狠狠地把我整了一顿。进行体能训练就是做俯卧撑和更多的俯卧撑——我们可不怕这个。让人受不了的是无数个小时的行军练习。

请想象一下，我们这百十来名新兵，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准备程度也各不相同。他们不得不教我们怎么齐步走、向后转、向右转、向左转，再向后转。每次只要有人做错（实际上，每分每秒都有人做错），他们就会对我们大喊大叫，让我们满头大汗地趴到人行道上，做十个或二十个俯卧撑，然后再站起来，这次必须做对。当然了，我们肯定做不到。

要把这支鱼龙混杂的队伍变成有凝聚力的准军事力量，这中间的漫长过程是很折磨人的。任何一个能平躺在混凝土场地上休息哪怕半分钟的机会，在我们看来都像天堂一般。每当夜晚来临，我都是筋疲力尽，赶紧爬到小床上，活像迷失在沙漠里濒死的人发现了绿洲。不过，我对艰苦的工作并不陌生，而且我在那些人里还属于比较有本事的，有些人受的罪比我多得多。

远离种族歧视者

霍华德上士（Petty Officer First Class Howard）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位海军长官，也是我此后数年中遇到的最好也最坏的军官。他聪明、敏捷，举止外貌都很职业化。他的绶带系得一丝不苟，白制服永远平平整整，崭新的海军军帽一尘不染，确实是个井井有条的人。

然而，他对人对事却很不公正。

霍华德上士是个黑人，在附近某个城市的贫民区长大。在担任新兵连队指挥官的任期内，他显然打算把种族歧视彻底扭转过来，他把连队里所有领导职位都分配给了黑人新兵。在大约一百人的I-081连队里，黑人只有十来个，却占据了所有好位置，只有最底层的两个洗衣工职位，他安排给了一个白人小伙子和一个白人女孩。

霍华德上士实际上是头等的种族主义者，这一点并不难看出来，同样不难看出的是，他很爱自行其是。这是我第一次遭遇来自弱势群体的歧视，我的目标非常简单——置身事外，尽量躲着这个人。还有一个人和我目标一致，那就是我的夜间兵营室友鲁谢·科尔曼（Rouche Coleman）。

科尔曼是一个非洲裔美国孩子，他非常熟悉底层民众的生活。他在芝加哥的贫民窟里长大，长大后加入海军，以躲开老家周围猖獗的黑帮势力。他被射伤过，有伤疤为证。他说话语气温和，口才很好，而且很聪明。

我和科尔曼一拍即合，相处得很好。他把照顾我当作自己的使命。科尔曼因为是个黑人，所以被任命为右舷班的负责人，他的职责是进行夜间巡查，每天晚上都要去见霍华德和新兵里的领导者。他每次回到铺位，都会告诉我关于会见的事。

“他不大喜欢白种人。”科尔曼说。

我说：“是啊，我注意到了。”

他继续说：“实际上，他是个狗娘养的种族主义者。”

我不得不表示同意。

“说真的，有我照顾你这个白种浑蛋，你真走运。”

他说得非常对，有他照顾我这个白种浑蛋，我真走运。不久后，我们被分配到不同的小组，在基地里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毫无疑问，我们这帮白人都被安排到厨房去打扫卫生了。科尔曼帮我说了话，安排我和他一起在营房里执行任务。他的请求被批准了，我们就在那儿不停地打牌和吹牛皮，消磨了很多时间。

科尔曼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之一。我们成了真正的亲密朋友，在新兵训练营里一直关系密切，此后多年一直保持联络。最后，我们接受任务去了不同的地方，生活才驱赶着我们渐行渐远。我们最后失去了联系，我常常想他，想知道他正在干些什么。

在新兵训练营里，我发现从军经验很利于打破种族隔阂，那能让人了解来自不同民族、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人，这是我在海军服役期间最大的收获之一。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结识了几位一辈子的好朋友。

报名参加海豹突击队

到达奥兰多后不久，他们把我们召集到一起，围成一个大圈，然后挨个儿问每个人：“你在海军里想要干什么？”

有的战友在这个问题上犹犹豫豫，回答时支支吾吾，或是不知道要说什么。我可不，轮到我的时候，我连想都不用想，就说：“我想成为一名海豹突击队员。”

我知道大家的反应会是什么样的，所以对大家的回应并不吃惊。“那就祝你好运吧。”一个伙计冷笑着说。那一圈人都发出了窃笑声和调侃声。

我一直很纳闷，当你告诉别人自己渴望去完成某项重大任务时，为什么总会有那么多人向你泼冷水，抛出种种障碍，告诉你永远办不到。我觉得，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么做。通常来说，那并非出于恶意，不过是你说出宏大目标时人们通常的反应。他们或许是被你和你的梦想吓到了，或许，批评你的目标恰恰证明了他们自己的不安和自我怀疑。他们或许只是喜欢对人冷嘲热讽，只是出于根深蒂固的消极习惯，而没有其他理由。说实话，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理由，我也根本不想知道。

自从我立志要成为一名海军海豹突击队员以来，这种事一直不断发生。偶尔有人会说：“哇，太棒了，你能做到的话就太厉害了。”但是，只有极偶然的情况下会有人这么说。通常情况下，我和别人谈起我的目标，不管是老师、熟人还是朋友，我得到的都是怀疑和嘲讽。我加入海军后，情况更糟糕了。这里每个人都知道海豹突击队，也知道那里的训练项目是世界上最难的。

对我来说，这无疑是火上浇油。我听到得越多，心里的火就越旺。我知道，要想证明自己是认真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忽略他们，努力去做。我和其他人在奥兰多围坐成一圈时，要想坚持自己的立场还不算太难。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个目标变得越来越难。当我最终进入传说中的BUD/S训练课程时，它变得非常非常艰难。不过至少在那四年里，没有人再说我的风凉话了。

我进入新兵训练营几周后，海豹突击队的招募人员来了。我心想，终于到这伙计出场的时候了！他等什么啊？他向我们展示了一段介绍海豹突击队员的短片。我们看到那些队员在水下接受测试，在严寒中颤抖，经历着BUD/S训练的种种考验。短片告诉我们，海豹突击队源于20世纪60年代，其中大量镜头献给了在越南丛林中巡逻的士兵。他们身穿李维斯牌上衣，脸上涂着黑彩，挥舞着大号的枪支。

我其实根本不需要看这部短片，不过我还是耐心地看完，然后直接去找那伙计，问他应该在哪里签名。他用令人畏惧的眼神打量着我，说：“这可没那么简单。”又是这种陈词滥调！

还有四个人也对海豹突击队感兴趣。招募人员向我们五个人解释说，我们必须在明天一早4：45集合，开始做身体和心理素质训练。我们通常都是5：45起床，起床号会在6：00响起。我们现在要早起一个小时，这就意味着要少睡一小时，我可不希望这样，但如果这就是进入海豹突击队的代价，我很愿意付出这个代价。

第二天早上，只有我和另外两个人出现。我想，没来的那两个人肯定是看短片看得很兴奋，面对现实的时候就不那么兴奋了。我在通往领取海豹突击队三叉戟队徽的路上，看见了数百人半途而废，那两个人只不过是最早的一批。

通过基本训练测试后，我们三个人还要每天比别人早起一小时，参加一项特殊体能训练，好适应即将进行的BUD/S训练。我的激情被点燃了，这就是我来这里的目标，但是，那些体能训练可把我害惨了。

首先是一百个俯卧撑，而且那仅仅是热身。然后是一百个震动打腿：背部着地躺着，手放在屁股底下，双腿伸在半空中做剪刀踢，这简直是对腹肌的摧残。你可以试一试，躺在地板上，背部着地，胳膊伸直，交叉压在屁股底下，双腿相隔大约一英尺，在半空中做剪刀踢，然后做上一千次。

在那之后，是引体向上——先做几十个，再做几十个，然后再做几十个。这要持续一个小时，而这个时候，我们新兵训练营的同伴还在享受一个小时的宝贵睡眠。虽然现实很残酷，但这却让我的体形变得越来越好了。

不久之后，我们三个人变成了两个人。在通往海豹突击队的路上，又多了一个半路倒下的人。

几个星期过去了，我们离毕业越来越近。我一直在请求参加BUD/S训练，最后引起了一位海豹突击队员的注意。他帮我了解了一下情况，我对最终结果并不满意。我在大约一年前作出的一个决定，现在让我吃尽了苦头。

绕远路

事情还要说到1992年的夏天。那时，我刚刚高三毕业不久，和爸爸一起去拜访文图拉的一位海军征兵人员。我们和他谈过话后过了几天，那个人开车带我去100英里外的贝克尔斯菲市（Bakersfield），进了那里的军事招募处（Military Enrollment Processing Station，简称MEPS）。

在贝克尔斯菲市，他们给我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来了一场类似美国高考SAT的分级考试，然后让我在一张桌子前坐下来，对面是罗萨莱斯士官（Petty Officer Rosales）。他并不是真的叫罗萨莱斯，我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实际上，假如你把我拉出那个房间，立即问我他的名字，我也说不出来。罗萨莱斯士官来自菲律宾，口音很重，他说的话我差不多都听不懂。

我听见他说了些什么，听起来像是“Watchaw byuan？”他期待地看着我，等待我的回答。我想了一分钟，终于想通了。他说的是：“你想做什么样的工作？”（What job do you want？）原来，这是一次分级面试。我知道，我在分级测试中得分很高，所以可以自由选择部队。

“我想成为一名海豹突击队员。”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开始滑动鼠标操作电脑。那台电脑特别旧，它进行搜索的时候，我还以为能听到零件运转的咔咔声呢。一分钟后，他点了点头，然后抬起头来看着我。

“我让你加入机组搜寻与营救项目（Aircrew Search and Rescue program）。”他说出这些词的时候眼睛越睁越大，就像在说我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候选人一样，“你会做个搜寻与营救水手！”

“等一下！什么？我想做一名海豹突击队员，不是机组营救员。”我的脸上肯定写满了困惑和失望。他再次点了点头，开始对我说：“这是个非常好的项目，小子。在这个该死的项目里，你会有一位特他妈好的长官，小子。”

我打量着我面前的征兵人员。他一边笑一边点头：“这是一个很难得的项目，韦伯，没有多少人有资格参加的。”

正如我后来知道的，他说得没错。对海军士兵来说，机组搜寻与营救水手（SAR）是个上等职位，算是那里顶尖的好工作。

对一名正规海军士兵来说，在船舰上的生活简直就如地狱一般：执勤12小时，轮休12小时，有时还要干些肮脏的活儿。我的征兵人员是一位“船体技工”（hull tech），这是海军对船舰管道工的戏称。想象一下，连续六个月在厕所里干活儿，对付那些粘着屎尿的管道，不管你的等级如何。如果你是第一次上船，你就要花三个月待在厨房里。这是一份苦役，就是科尔曼帮我从中解放出来的那种。不过，如果你是一位SAR，你就不用经历苦役了。作为一名营救员，我每天起床后要检查航行时刻表，如果没有安排航班任务的话，那就还有一些辅助职责，比如记录机组人员航海日志。不过，我通常都是闲逛一天。第二天，我也许会有一个两小时的航行任务，去拯救某位海军上将，那才是让我大放异彩的日子。那真是个好职位。

当时，我对此毫不知情。他描述的听起来不像是通往海豹训练的路，我再次将目光投向罗萨莱斯士官，仍然一脸茫然。

“这是个很好的工作，能把你弄进海豹突击队，小子。”他坚持说。

问题在于，罗萨莱斯士官并不了解海豹突击队招募队员是如何运作的。正是因为这样，他没有搞清楚怎么才能引导我朝着正确的方向走。在那以后的几年里，他们改善了招募流程。现在，你可以从新兵训练营直接进入特殊培训学校，分级后就能直接参加BUD/S训练了。但是，当时还不能这样。在我加入海军的时候，他们有所谓的“海豹源评级”，他们通常从做某些工作的人里寻找新海豹突击队员候选人。如果你没有从事这些工作，那你就必须去常规海军舰队服役，然后踏上漫长的绕远路。最后，我意识到，我本来可以选择一条更直接的进入BUD/S的道路。从那个意义上说，SAR也是一条漫长的绕远路。

尽管如此，还存在很多更糟糕的绕远路。罗萨莱斯在一件事上是对的：SAR是个好项目。它意味着，我肯定可以加入机组人员学校，还有搜寻与营救学校，然后我就能在飞机或直升机上干一份与航空有关的工作。而且，我会从服役海员的入门级E-1级迅速提升到未经任命的长官（NCO）E-4级，这意味着收入和地位的显著提升。最终能走上这条路，我心里充满了感激，但我当时还不知道，从这个项目进入BUD/S会有多难。

我的报到日期推迟了，这意味着我有十个月的时间不会出现在新兵训练营里。那年的夏天、秋天到冬天，我都待在麦克·达安位于文图拉的潜水零售店里，一边干活儿一边等待。那是一段美妙的时光。麦克把商店经营得很不错，而我和他的商店经理基思·戴奈特（Keith Dinette）还有他高中时的甜心尼科尔（Nicole）成了好朋友。实际上，我们至今都是亲密的朋友。不过，我已经迫不及待地要踏上成为一名海豹突击队员的道路了。终于，在三月份，我收到了一封内附航空公司机票的邮件。一个朋友开车送我去洛杉矶，我在那里和另外一名准备去新兵训练营的伙计住进了同一个房间。第二天早上，我们就登上了开往奥兰多的飞机。

我现在刚从新兵训练营毕业没几天，正设法弄清怎样进入BUD/S训练。

海豹方面告诉我：“很抱歉，韦伯，你要奉命执行搜寻与营救任务。他们那个项目人手不足，我们不能把你给硬拉出来。你必须要等到完成最后一项任务，再申请调动。”

这一下子把我给弄蒙了。我苦苦哀求他让我换个项目，但他说自己也爱莫能助。

他说：“耐心点，你很有潜力。你具备良好的特质，继续坚持下去。你接受下一项任务的时候再申请吧。”

我对此很不高兴，但管他呢，我告诉自己，我至少不是去给船身刮油漆的。搜寻与营救是一个很好的项目，SAR是一个很好的职位。此外，我一旦获得命令，就可以申请并快速进入BUD/S训练了。

嘿，这得花多长时间？

我救了爸爸

我从新兵训练营毕业时，爸爸来了奥兰多，那种感觉很好。我走出训练营时心里知道，我已经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我可以看得出，他为我感到自豪。

一年前，他第一次听说我真的要加入海军时，就一直在支持我、鼓励我。他甚至送了我一辆福特漫游者（Ford Ranger）汽车，作为高中毕业和加入海军的礼物。当很多人质疑我做海豹突击队员的梦想时，爸爸一直完全支持我。再想想我们之间的波折历史，对我来说，这种感觉特别好。

我父母的婚姻并不顺利。从那次前往新西兰的倒霉之旅回来后，他们发现自己面临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根本无法解决。或许，在他们完成那次伟大的轮船之旅后，回美国后的现实压力让事情迅速恶化了。我确定，经济窘迫肯定没起到什么好作用。不管当时出于什么原因，总之爸爸突然决定从家里搬出去。

妈妈崩溃了，但还是挺过来了，然后遇到了另一个男人。爸爸在几年后肯定是意识到自己失去什么了，因为他突然努力要把妈妈赢回来。可是，他让她走上了一条单向道，她再也不会回来了。

有时候，他会来和平号潜水船上看我，做几次轻便潜水。我们之间的关系越变越好，就像当初在阿焦号上越来越糟一样。我17岁生日过后不久，他有一次来看我，和我去海鸥岛（Gull Island）潜水。那是一座位于圣克鲁兹岛（Santa Cruz Island）后面的小岛礁。我们抛锚停稳，他是最早跳进水里的人。半小时后，他露出水面，想看看船在什么地方，却猛撞进了一大片海藻里。那是一个很糟糕的地方，海浪冲刷着一片满是礁石的海滩。他被缠进了海藻里，在慌乱中把调整器吐掉了。

那时候，我正好在做营救潜水员，所以立马潜下去帮他。我现在还记得那天的情景，就像是现在发生的一样：我紧盯着父亲，我心目中的硬汉英雄，看他慌得大叫求救，而我正是救他的那个人。我一时弄不清情况，但我接受的训练发挥了作用。我潜到水中，迅速游了300码或400码，把他从那里拉了出来。这件事将我们置于一个奇怪的境地：我们永远不会再提及这件事，但一直会记着这件事。这让我们已经很复杂的关系变得更加尴尬了。

我刚从新兵训练营毕业，拿到了第一笔士兵津贴，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有多少钱。我撕开信封，盯着那串数字看，上面差不多有700美元。考虑到我在那里待了两个月，算起来每天只有10元多一点。我14岁在潜水船上工作时都比这挣得多！但我不在乎。这也算是件大事，我已经加入海军，踏上成为海豹突击队员的道路了。

在去彭萨科拉（Pensacola）的空勤人员候选人学校（Aircrew Candidate School）报到之前，我有一周的自由支配时间，于是，我买了一张机票去看望爸爸。他现在住在位于爱达荷与怀俄明两州交界处的杰克逊洞（Jackson Hole）。我飞往盐湖城，他在那里接我，然后开车去他住的地方。我们在那里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我们去滑冰、喝啤酒、享清福，还开着我的福特漫游者四处兜风。等到我去参加海军训练时，他帮我把车保管在杰克逊洞。我能感觉到，他在试着向我示好。尽管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有点小紧张，但我对此很高兴。

一周的时间很快就结束了，我该回去了。我有几身制服要拿去干洗。我把全部的津贴都用来买往返佛罗里达的机票了，现在身上一点儿现金也没有了。

我说：“嗯，爸爸，你能借给我点钱吗？我去熨洗这些制服，回去的时候好精神一点。”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一言不发。然后，他开始让我很难堪，狠狠斥责我为什么问他要钱。

到底怎么了？我盯着他，不敢相信我听到的一切。在经过这么长时间，经历这么多事以后，他帮我干洗一下衣服，都要让我这么难堪吗？拜托啊，我救过他一条命，他都不肯帮我洗件制服？

我失控了，开始朝他大喊大叫。我们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我就坐在了那辆漫游者的驾驶座上，带着愤怒和沮丧，瞪着眼睛大叫着。

他立即明白自己把事情搞砸了，而且为整件事难过，至少多年后我是这么觉得的。不过当时，他并没有表现出来。我们嘴上不再说什么，但心里都在怨恨对方。他给了我钱，但我对自己发誓，我再也不会向他要任何东西了。我把漫游者留给了他，对他说，这辆车现在是他的了，我不想要了。

我们没能和和气气地分别。很快（不过还不够快），我就离开了那里，坐飞机返回佛罗里达，开始下一段旅程。

搜寻与营救课程

我的下一站是位于佛罗里达半岛上的彭萨科拉，我到那里的海军空勤人员候选人学校报到，参加为期两个月的训练。

和新兵训练营比起来，空勤人员学校要轻松得多。新兵训练营整天都是体育训练，而空勤人员学校主要是给我们提供方向，对我们进行筛选审查，确保大家飞行时不会出现生理反应。

我们很早起床，穿好短裤和T恤，适当做些体能训练，吃早饭，然后在教室里集合。他们把我带进了一架飞行模拟机，那是一个巨大的圆柱形舱室，里面装配有一把座椅和很多操纵杆。他们刚把我关进去，那个家伙就开始动了起来，以不同的速度旋转，时而快时而慢，以难以预料的时间间隔变换着速度和方向。整个过程中，某处看不见的喇叭中传出一个声音，引导我通过规定的各种军事演习。很显然，这种设计是为了检测我们的内耳构造，提升我们的能力极限，让我们承受加速度和运动极限时不犯晕。我们将其称为“旋转与呕吐”（spin-‘n’-pukes）。

有些人当时就被淘汰了，另外一些人则没有通过药物检查（我很奇怪，他们怎么能那么离谱儿），还有一两个人有心理问题。这些人都被淘汰出局了。

空勤人员学校里的体能训练比新兵训练营里略严一些，不过也严不了多少。对我来说，体能训练看起来很简单。而且，我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身材越来越有型了。然而，对一些人来说，这种训练很困难。又有一些人被淘汰了，因为他们的身体条件不达标。

无论是对年轻人，还是对海军士兵来说，彭萨科拉都是个好地方。我们处于佛罗里达州和阿拉巴马州的交界处，这里对各种事的要求都很宽松。姑娘到处都有，而且，在镇上的多数地方，如果你是军人的话，进酒吧都不用查明身份。我就像身处天堂一般。

我们班里的多数人都志在成为空勤人员，或者去做海军的其他工作。我们中间只有极少数人会去参加搜寻与营救项目，而等到毕业的时候，我们会带着复杂的心情说一句：“哦，该死。”我们很兴奋，但也有些害怕。我们知道，下一步会困难得多。

在空勤人员候选人学校结课之后，我沿街区下行，去为期四周的搜寻与营救学校报到。不出所料，任务难度进一步增加。尽管它就在街边，却似乎远在千里之外，搜寻与营救学校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搜寻与营救学校的管教非常严格，气氛严肃而专业。我们每天早晨很早就要集合接受检查，我们的制服必须整理得完美无缺。我们先去参加体能训练，然后是三英里限时跑，然后是游泳，最后到教室集合，再去游泳池进行训练。

我们的训练场中央是一个巨大的室内游泳池，模拟大海上的情况，让人感受海面上不规则的海浪。我们的训练空间足有一个大型体育馆那么大，里面有模仿直升机旋翼气流的大型喷洒机，还有从起重机上垂下来的模仿降落伞的设备，可以拖着我们越过游泳池。我们先学习了救生基础，然后继续学习营救落水飞行员的高阶技巧。

设想一下，你是一位飞行员，必须从飞机上跳出来。午夜时分，你跳伞跳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里。你看不到任何东西，被降落伞保护绳死死缠住，而且海水冰冷刺骨。我们就是从直升机上跳下来、到这种环境中把你救出来的人。

当人们遇到意外情况、跳入水中后，一般都会感到恐慌。即使你是游到那里去救他们的，他们也会死死抓住你，把你拉下水。这是一种无意识的举动，完全是出于恐慌。不过，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他们都会用最大的力气抓住你，害得你被淹死。于是，我们练习了很多所谓的“防溺”本领。

这么做的目的在于，确保我们作好防溺的准备。他们教给我们怎么把飞行员从降落伞中解救出来——然后要么狠狠把他打晕，要么迅速给他装上救生绳装置，从他的胳膊底下穿过去。然后，我们把自己也套进去，再慢慢吊到在空中等待的直升机上。在这个过程中，落水者会一直慌乱不安，试图将我们推开。我们有各式各样的降落伞背带、皮带、降落伞和其他系统，我们得清楚地知道每一种装备的穿戴步骤。我们必须做到闭着眼睛都能弄清楚，向后或向前都能弄清楚，因为我们面对的可能是最糟糕的状况，而且手里还拽着个手脚无措或没有行动能力的人。我们还必须掌握一系列急救技巧，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一名落水的飞行员会受什么样的伤。

为期四周的搜寻与营救课程临近结束时，我们迎来了期末考试。我们所有人列队进入休息室，坐在长凳上，等着他们挨个儿把我们叫出去，轮流进入游泳池考试。叫到我的名字时，我站起来，向户外的游泳池区域走去。

那地方很嘈杂，光线很昏暗，模拟夜间场景。旋转模拟喷雾器开着，起重设备在我头上运转，而我脚下有一位落水的飞行员，在水里拼命拍打着，挣扎在溺死的边缘。

我从平台上跳下去，像平时学的那样，眼睛盯着地平线，感觉自己沉入池底。我直接游向恐慌的落水者，试着靠听力寻找目标，却一无所获。在机器的轰鸣声和波浪的冲击下，你是不可能听到任何东西的。忽然之间，两只强壮的胳膊像一副钢制捕熊器一样缠住了我，我们俩都在水里胡乱拍打着。我可以感觉到他的惊慌。我知道这是模拟场景，他实际上是一位熟练的教官，只是装作一名受惊吓的飞行员。但是，他是个好演员，而且他正在把我向水下拖。

降落伞的绳索到处都是。我知道，我不能让自己缠进那些该死的绳子里去，但这很困难。突然间，我脑海里闪过了爸爸的画面。他努力想挣脱那些该死的海藻，在恐慌中吐出了调整器。我想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冷静下来吧——我这就救你出去！”但我知道，当某人处于惊慌之中的时候，对他说什么都不管用。最后，我成功地从那个家伙紧紧抱着的胳膊中挣脱出来，把他弄进了背带里，然后把他吊到直升机上去。

他躺到地板上后，我看到他伤得很严重。他的伤口当然也是模拟的，但效果非常好。如果我想通过考试，就必须给他做正确的急救。

那个考试很难。幸运的是，在比尔船长的潜水船上多年的训练帮了我，我的水性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得以顺利通过。不过，有些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多数人在防溺环节被淘汰出局。在那种狂乱、昏暗、嘈杂的环境里，感觉自己被一个疯狂的人向水下拖去，很多人就会松开紧握的双手，自己也陷入了恐慌，最终不幸“溺死”。

搜寻与营救是一次极好的训练，这个项目的毕业生形成了一个精英群体。霍华德·瓦斯丁（Howard Wasdin）是一名海豹突击队员，曾参与过摩加迪休（Mogadishu）的“黑鹰坠落”（Black Hawk Down）行动，后来写了《海豹突击队第六小队》（SEAL Team Six）一书。他刚开始参加训练的时候就是一名搜寻与营救水手。

我完成课程时觉得很自豪，而且至今仍为自己属于SAR的一员而自豪。但是，我仍然很渴望参加海豹突击队的训练。

等待机会

从SAR学校毕业后，就该参加“A”学校的训练了。在那里，你会接受基础训练，这种训练是不管你做海军的哪种工作都需要的。在海军里，你的职业分工通过等级体现，而等级是通过在“A”学校挣得的。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厨师，你就去找“A”学校的食堂专家；如果你是一名潜艇声呐兵，你就去“A”学校学习声呐。

搜寻与营救水手被部署在直升机上。就我目前所知，飞机上唯一不用转动操纵杆的工作，就是反潜作战操作员（antisubmarine warfare operator），或简称AW。当时是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还没有摆脱冷战思维，还会感觉到来自苏联的潜艇威胁。实际上，这种威胁已经不复存在了。如今，同样的职位被称为“航空作战系统操作员”。不管叫什么名字，它都是指在直升机尾部操作声呐的那个人。我一听就兴奋不已，于是，我选择AW作为第一志愿。

排名前几位的优秀毕业生会获得奖励，有优先选择岗位的机会，海军在这方面通常是很公平的。我在空勤人员候选人学校和SAR学校的成绩都名列前茅，所以我可以自由选择。不久后，我就前往田纳西州的米灵顿（Millington），去参加为期四个月的反潜作战/声呐操作员训练。

在米灵顿，他们教了我们一些很棒的技能，包括怎样阅读声呐图（这和声波图不是一回事）。我们会从直升机尾部投下声呐浮标，读出它们发射到屏幕上的信号，或者把信号打印出来。我们学会了怎样识别阅读器上显示的谐波频率，以此来判断螺旋桨的等级，辨别螺旋桨有多少叶。螺旋桨会发出一连串“咝—咝—咝”的声音，最后一声“咝”是一种超级旋流，会发生空蚀现象[12]。通过计算空蚀之间有多少次咝咝声，我们就能告诉你，这是不是四叶螺旋桨。声呐频率还可以告诉我们，那个发动机有多少个汽缸。这个场景是很惊人的：通过小屏幕显示或打印出来的资料，我们就可以判断出“好的，我们捕捉到的信号是一个单汽缸发动机、四叶螺旋桨，那是一艘苏联209级潜艇”。我们要记住大量不同潜艇的特性，以便迅速判定潜艇的类别。

在“A”学校的日子即将结束时，我再次打探参加BUD/S的消息。可谁知道，规则刚刚改了。过去，从“A”学校可以直接去BUD/S。实际上，几个月前刚刚有人这么干过，但他成了那扇门轰然关闭前通过的最后一个人。从那时起，他们就开始限制从“A”学校直接进入BUD/S的人了。我又一次得到通知，发现自己还要继续等下去，得等到完成最后一项任务后才能再提出申请。当时，我刚被派去一支现役直升机中队，我在中队里才待了不到一年。

毕业的日子临近了。我们所有人都挤在教室里，等候着派遣令。据说，有一半人会去西海岸，另一半人去东海岸。无论最终去哪里，你都要在那里度过接下来的三到四年。

大家都知道，职位安排会按班级排名走，所以成绩平平的人都在私下里做交易。他们开出的条件可能是一千美元的现金，也可能是和他们的姐妹们上床，只要不被分到东海岸或西海岸就行。这些条件会因人而异，取决于当事人特别讨厌哪个地方，有些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家伙担心会和来自加州的蠢人待在一起。就我个人来说，我的目标是参加直升机训练，然后加入直升机中队。这就意味着，我要么去圣地亚哥，要么去弗吉尼亚州的杰克逊维尔（Jacksonville）。我可不想去弗吉尼亚，因为BUD/S基地在圣地亚哥。我知道，如果我驻扎在那周围的话，参加海豹突击队训练的机会就更多了。

我从来都不是个好学生，但当我下定决心去做的时候，我总能拿到A或B。我的毕业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不过，我还是担心最后会被派往东海岸的某支中队。

谁知道，我完全是瞎担心——所有人都被派去西海岸了。

我要回家了。

“53号战犯”

在东部待了差不多一年后，我在1994年1月回到了加州，奉命去HS-10报到，那是一支位于圣地亚哥的直升机训练中队。在正式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之前，我得先摸清那里的门道。在加入HS-10之前，我还要先清除一些障碍。在你成为一名飞行员或营救水手，或从事任何有被捕风险的工作前，你都需要做到两件事：一是学会保密，二是参加生存学校。

“新兵训练营”（boot camp）一词最早是海军陆战队在“二战”期间使用的。“boot”是个俚语，意为“新兵”。我们这些在一月份参加“生存—闪避—抵抗—逃生训练”（Survival, Evasion, Resistance, and Escape，简称SERE）的人，已经接受了好几个月的训练，但我们显然还是嫩，还是新兵。生存学校就是升级版的新兵训练营。

这个项目以做过战俘的美军和盟军战士的经验为基础，旨在让学员们学会在最恶劣的关押条件下有尊严地活下去的技巧。那无疑是我当时经历过的最高强度的训练。

我们在SERE学校的大楼前集合。这所生存学校设在位于科罗纳多半岛北端的北岛海军航空基地（Naval Air Station North Island）里面。在那里，我们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课堂学习，然后是一周的野外训练。第一周用来了解历史和背景，其中包括“二战”和越战中的经验教训。我们的学习内容包括，怎样向俘虏者适度透露信息以求得生存，而又不泄露任何秘密。这一周过得很快，我们也很享受，我们都盼着去野外。

那一天很快就到来了。我们所有人排成一列，在出发之前，他们会从头到脚仔细检查我们有没有私藏食物。我们已经被警告过，不要试图在衣服或靴子中藏匿食物，但我在海军服役期间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发现，每一群人里总会有人不听命令。不出所料，一些人因为随身携带各种可笑的食物而被抓住了，我很佩服他们“敢于尝试”的勇气。

经过搜身检查后，我们开车往东北方向走了大约90分钟，进入加州华纳温泉（Warner Springs）山庄。抵达目的地后，我们被分成六个小组，然后分成两人一组的逃生队。我和一个大个子海军侦察兵分到一组。海军侦察兵是特种兵，在很多方面和海豹突击队很像，包括专门进行深水侦察的人和集中执行任务的黑衣特警（black ops）。我不知道这伙计是不是黑衣特警，但无论如何，作为生存和逃生搭档，我知道自己肯定没有他厉害。

然后，我们被赶进了荒野中，除了身上的衣服以外什么都没有，模拟在敌后活动的情形。我们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学会了基本的生存和逃生技巧，包括诱捕、跟踪和陆地导航。

我们吞下了能抓到手的所有东西，不过其实那根本没多少。生存学校训练班几年来一直来这里训练，几乎所有可以吃的动植物都被吃光了。很快，我们就开始什么都吃了，包括虫子、某些肮脏的植物和一只兔子。到了第二天，我们已饥肠辘辘。

晚上更难熬。第一天，我和搭档一起搭了一个简易住处，抵挡山里夜晚的严寒。但我们搭的住处太大了。作为男子汉，我们想弄一个宽敞的屋子，这样，我们就可以有自己的空间，不用挤着睡觉了。不管是在美国本土的训练，还是在北阿富汗荒野里的行动，在数次经历过那种严寒后，我可以告诉你——那些“男子汉气概”之类的狗屁玩意儿都会跑到九霄云外，你会很愿意和一个热血沸腾的大活人紧紧抱在一起。在冻醒四次后，我们被冻得浑身冰冷，牙齿直打战。我和海军伙计咕哝了几句颇有男子气概的话，然后就紧紧抱在了一起，就像电影《断背山》（Brokeback Mountain）里那样。

这样过了三天后，我们已经准备好接受逃生与囚禁训练了。训练包括持续大约24小时的逃生练习，然后直接进入为期三天的模拟战俘营（POW camp）训练。逃生练习模拟的是一位落难飞行员的处境，我们要在森林中努力逃脱敌人的追捕，而敌人会对我们穷追不舍。这项练习的规则非常简单：不要被抓到。如果被抓到，我们就会赢得一份“奖励”——额外的战俘体验。

逃生练习结束后，他们会拉响汽笛。这时候，还没被抓住的人要走到最近的路上，缴械投降。“缴械投降”这部分让我觉得很疯狂，但你又能怎么样呢？这是他们定的规则。

我和那个海军哥们儿在逃生练习中表现出色，实际上是太出色了，以至于第二天下午他们拉响汽笛时，我们已经一路向南逃去，完全没有听见汽笛。最后，我们意识到自己已经出界了，而时间期限也过了。于是，我们找到了一条往北的路，朝着训练场的边界走去。不久，一辆卡车接上了我们，车里满是外国面孔的人，他们看起来都很生气。他们往我们头上套上头罩，把我们狠狠教训了一顿。我们后来才知道，这些家伙四处找我们，已经找了快四个小时了，所以满肚子都是气。

我们一回到军营，头罩就被摘掉了，然后直奔一个列队集合区。在那里，我们每人获得了一个战犯编号。我直到今天还记着我的编号：我不再是布兰登·韦伯了，我现在是“53号战犯”了。

战俘游戏

模拟战俘营训练有两条规则，我们很快就知道了规则的内容。第一条是“抓住你的破衣服！”第二条是“眼睛盯着地面，贱人！”“抓住你的破衣服”——这是在提醒我们抓住短裤（这时看起来确实像“破衣服”）的两边，好让守卫一直能看到我们的手；“眼睛盯着地面”——这是为了确保战犯不会四处打量，对周围环境获得更多的了解，这么做才能避免战犯逃脱。

我决定试一试这第二条规则。我悄悄地、小心翼翼地，不动脑袋或脖子，只把眼珠来回转动，偷偷往周围看。哐！有人迅速用手背打了一下我的脸，打得我的头都快转向背后了，我觉得下巴都快断了。我学得很快，至少不是最慢的。我又试了一次。一秒钟后，我脸上又挨了一掌。这说明他们把规定实施得很好。从那时开始，我就乖乖抓住我的破衣服，眼睛一直盯着地面，再也不四下打量了。（好吧，我承认，我还是打量了——不过我小心了很多，没有再被人抓到。）

我们刚领完新的“破衣服”和编号，就被问到喜欢吃什么样的饭。

“53号战犯！你要鸡肉饭还是鱼肉饭？”

两种听起来都不错，但我怀疑这是个圈套，他们真正想要的是我们的签名。我们选择餐食后要在账簿上签名，而且是签署真实姓名。我对此早有耳闻，他们会在未来的宣传活动中用这个对付我们。我已经是营房里的囚犯了，不能让他们继续得逞。所以，我在账簿上写下我的选择（鱼肉饭），但签名时没用我的名字，而写了句“真诚地说声——去你的！”

选择餐食后，我们在一间屋子里集合。在那里，我们可以相互交谈。有几个人很紧张。尽管这听上去很奇怪，但我觉得很放松。我不确定，这到底是因为我早年单打独斗过，还是因为我的秉性如此。不过，我从未在高度紧张的状况下失去冷静。事实不止一次地证明，这对我大有好处。这个时候是如此，后来更是如此。特别是我最后作为一名海豹队员参训时，这个优点尤其有用。

几分钟后，营房守卫来了，让美军特种兵举手示意。我真不敢相信，他们真的认为我们会上当吗？

“来吧，快回答，你们这群美国贱狗！谁是特种兵或飞行员？我们知道，你们美国的侦察机和特种兵就在我们的国土上！你们现在自首，可以少吃点苦头。我们会给你们热饭！”

他用的是俄罗斯口音，而且听起来很逼真，但他的要求却很搞笑，显然是在胡扯。我好不容易忍住没笑出声来。但在下一个瞬间，我看到几位同伴举起手来的时候，我的开心变成了震惊和沮丧。他们到底他妈的在想什么啊？那些倒霉鬼签了认罪书，然后立刻和我们其余的人隔离开了。我不知道他们被带到哪里去了，也不清楚他们会受到怎样的“特殊待遇”，但我可以向你保证两点：第一，它会带来疼痛；第二，它不是一顿“热饭”。

接下来，我被安排进了一间混凝土结构的小房子里。房子大约有三英尺高，不过谢天谢地，它的宽度和高度都比我想象的长一些。在这里可没有别的选择。我爬进房间，尽可能找了一个舒服的姿势。我略微缩了缩身子，差不多刚好能盘腿而坐，我为自己个子不高而感到庆幸。

在那个小格间里，我发现一个佛杰斯（Forgers）咖啡罐。我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它是让你往里尿尿和拉屎用的。啊哈，设施一应俱全嘛。房间里还有一个小帆布袋，你要用那个罐子的时候，可以用袋子来遮羞。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里就是我的家。

我很想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被勉强塞进这个小格子间并没有多可怕，但我希望他们把我拉出去审问。让我们赶紧把这件事搞定吧，我心想。

但没有人来。

时间一点点过去了，他们开始按某种例行程序行事。

晚上，他们从犯人中随机选择（至少在我看来如此），把他们拉出格子间。不久后，我们就会听到尖叫声。然后，他们就开始播放音乐：滥歌，超级大滥歌，循环播放。有时候，他们会播放一个小女孩哀求爸爸回家的录音。不管他们喇叭里播的是什么，那个声音都会持续好几个小时。黎明到来，这个例行程序会继续下去：尖叫，抱怨，牢骚，痛打，滥歌。

我在战俘营的记忆还包括被塞进另外一个小格间里。这个格间是木制的，长宽高都不超过三英尺。在他们审问我的几个小时里，这个地方就是我的住处。我没有幽闭恐惧症，但当我被塞进（是的，塞进）那个格子间后，我的左腿开始抽筋了。你只要伸直腿就可以缓解抽筋，但在那个该死的格间里，什么东西都伸不直。腿抽筋都快把我给逼疯了，因为我什么也做不了，但我要尽可能忍下去。

第二天，他们把我们召集到一起，来了一次训话。

“没人关心你们这堆一钱不值的狗屎，在外面没有人想着你。你是我们的，没有人在乎你们。所以，我们作了个决定。我们本该把你们留在这里三天，然后放你们走，但那是老计划了，是我们有机会见识到你们有多软弱、多可怜之前的计划。我们决定让你们这些臭狗屎在这里多待些时间，多惩罚惩罚你们。或许五天，或许十天，我们还没有定好。”

这个说法听起来很牵强。我们都知道，POW环节只会持续三天。不过，在这种时候人会变得很轻信。当你四天都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没能睡多少觉，在战俘营里待上一天一夜后，我不管你是谁，你有多强壮，你的脑子都会乱掉。

在这次奇怪的训话后，我们又被送回了混凝土格间里。在那之后不久，与我一洞之隔的邻居，51号战犯，因为脚肿求见军营指挥官。他被守卫给无视了。很快，他再次发出了请求，这次声音更大。他一直重复自己的请求，但每次都会被人无视。重复了十几次后，他从恳求变成催促，然后变成了歇斯底里。

最后，他开始尖叫起来。

他已经难以忍受了：“我的任务明天就要结束了，伙计！我不想再玩他妈的这破游戏了！快他妈的让我出去，伙计！”他听起来就像是电影《异形》（Aliens）中比尔·帕克斯顿（Bill Paxton）扮演的哈德逊下士（Private Hudson）。（“就这样了，伙计，游戏结束了，伙计，游戏结束了！我们现在要他妈的干什么啊？……我们都要死了，伙计！”）他彻底失控了。

这样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后，我拉下帆布袋罩在脸上，免得让营房守卫看到我发笑。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不厚道，但我忍不住。看待这件事有两个角度：要么非常可怕，要么非常好笑。我觉得非常好笑。

我忽然听见了急促的跑步声。我急忙拉开帆布袋，正好看见51号战犯跑了出去。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真以为自己能跑出去吗？谁知道呢。我的邻居（我一直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最后失败了。

在我印象中，没有人能成功地从正门逃出去。当时，守卫们也被他惊呆了，但只呆了一会儿，他很快就被抓住了。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想逃跑的人。但是，美军有一条规定：即使作为战犯，你也要遵从严格的指挥。比如，如果你想逃出兵营，你就得写请求便条（填表格），向上级请求批准。这对我来说很难，因为我那个混凝土格间位置不好，而且我和上级关系也不好。我有两次试着写便条并交给别人，但没有一个人把便条传给上级。

第二天半夜，我们被命令脱光衣服，站在过道上，他们用水管往我们身上浇冰冷的水，这就是“洗澡时间”。我们还能抱怨什么呢？

这几天里，我们体验了一个真正的战俘经历苦难才学到的东西，这些经验大多来自那些曾被关押在北越的河内希尔顿（Hanoi Hilton）的人。我们学到了，在任何一个战俘营里，军人的目标都是有尊严地活下去。如果你表现得像个蠢货，或者傲慢自大并拒绝（或貌似拒绝）合作，你很快就会被处决。千万不要自以为是，“战俘游戏”可不是这么玩的。你要尽可能隐藏自己的姓名、军衔和番号。

有些家伙采用了相反的方式，尽可能表现得令人讨厌、毫不配合。他们得到的“奖赏”是水刑。课程结束后，这些家伙又开始大肆吹嘘，说自己是因为不良行为而受刑的，就好像这是种荣誉一样。不过，他们迅速打消了那种想法。我们完成SERE课程后作汇报时，事情一目了然。如果你受过水刑，那就说明你没有用上在战俘营里保命的手段。简单说来，你干得糟透了。

有些家伙做得更离谱儿。他们受到的惩罚不只是水刑，还有处决。（当然是模拟的，但也不怎么好玩。）有不少人因为被“处决”或彻底失控而被淘汰出局。在正常情况下，三天的时间听起来并不长，但在战俘营里就不一样了。消磨一个人的意志，并不需要太长时间。

第三天过后，我们被从战俘营里放出来，回到北岛基地作战俘经验汇报。我们的守卫看起来冷酷残忍，好像他们既不知道也不在乎我们是谁。看起来，他们除了在惩罚我们的时候，根本没有注意过我们。这其实是种策略。实际上，他们一直在仔细观察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对每个俘虏都作了详细的笔记。我很高兴地发现，自己的表现不错。

我问了问51号战犯的情况，就是住在我隔壁那个企图逃跑的人。

“他彻底完蛋了。”我被告知。

我问：“他还能继续进行训练吗，还是要离开海军？”

“不知道。”他们说，“我们还在评估他。不过，不管怎么样，他都不能继续承担高危任务了。”

他们给了我们一些建议，告诉我们如何从令人筋疲力尽的训练中平稳过渡到正常生活。他们告诉我们：“请记住，你们已经差不多一周没吃东西了。别紧张，不过这段时间一定要禁酒，因为那会引发幻觉。”

我觉得，这最后一条他们至少说了三遍。不过，他们就算说上30遍也不会奏效。你试试告诉一个刚从模拟战俘营中解脱出来的19岁的小伙子，他应该“别紧张”而且要“禁酒”，你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当天晚上，我就和所有的朋友、同学去了基地里的冲浪俱乐部（Surf Club），喝得酩酊大醉。我不大记得当天晚上发生的事了，但清楚地记得周一早晨醒来时头疼得厉害，撒出的尿因为身体脱水而呈鲜黄色。不过无所谓，因为新兵训练营全部结束了。

我现在想弄清楚的是，怎么才能进入BUD/S训练。

第三章　超越障碍

从“C”学校的高级项目中毕业

一月底，我在生存学校结业后休了一周的假，然后去参加一个叫作“C”学校的高级项目。在加入HS-10之前，我要花三个月时间在那里学习高级声呐原理，那是“反潜作战”声呐操作员的理论基础。

在这三个月里，我开始了解到，在从军生涯中要学习多少复杂的知识和专业技术。连续几周，我都在认真学习电子战争（Electronic Warfare）、海洋学（Oceanography）、高级声学分析（Advanced Acoustic Analysis）和耳听（Aural Listening）等课程。就在两年前，我还是一个费劲学习高中数学的小孩；而现在，我在努力吸收各种先进的理念和知识，奇怪的是，我却觉得毫不费力。原因非常简单，我对此有兴趣。这些课程是关于水下追踪的，而我对此毫不陌生。

在“A”学校里，我们已经学过阅读潜艇声波信号的基础知识了。我们现在要深入学习，花大量时间钻研水中物体发出的谐振频率。

你下水后，水温就会发生变化；不过，这个过程非常缓慢，而且会平稳持续地进行，一层一层地就像夹心蛋糕一样。我是凭经验知道这些的，因为我潜水的时候可以感觉到温度的断层。正如我现在学到的，这些温度的断层被称为温跃层[13]。这些断层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们可以限制声音的传播。因此，声波传递的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温跃层的分布。当声波撞击温跃层底部时，它就会向四周扩散传播，被限制在这个温跃层里。

正是因为如此，如果你把一艘潜艇藏在50英尺深的地方，而你（或你的声呐浮标）处于30英尺深的地方，你就不一定能听到潜艇的声音。换句话来说，潜艇可以藏在温跃层里。如果潜艇声音足够大的话，是可以传到其他层的，但现代潜艇的隐蔽性很强，你必须在它所在的温跃层才能听见。我将此牢记于心。在几年后某个意外的情况下，我将充分利用这一点。

我平安无事地从“C”学校毕业了。不过，我还有一事待办。

由于至少在未来几年里，我会一直待在圣地亚哥，所以，我想继续开展自己最爱的两项消遣活动——冲浪和叉鱼。在“C”学校时，我们有充裕的时间做课外活动，所以我去了妈妈在文图拉的住处，从仓库里找出一副冲浪板和一支捕鱼枪，带回了科罗纳多。

有一天，我下课后回到兵营宿舍，看到了一张便条。便条上写着，我的房间被检查过了，我得去宪兵队总部拿回我的捕鱼枪。我连想都没想，抓起一件夹克就出门了。

我前脚踏进总部，后脚就被逮捕了。我的罪名是“在基地里私藏致命武器”，他们把我关进了拘留室。

我简直不敢相信发生的一切。私藏致命武器？我是一名潜水员啊。我想做的事只是叉鱼，而且我也没有想把捕鱼枪藏起来。我就算想也做不到——它实在太大了，根本放不进柜子里，我只好把它放在露天。他们这是当真吗？

他们确实很当真的。那些宪兵表现得就像蠢蛋一样，尽其所能地恐吓我，要让我牢记，是我自己把好日子给搞砸了，我的海军生涯到此为止了。

是啊，是啊。他们还能怎么做呢？

他们叫来了负责我们学校的一位长官，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令我欣慰的是，他一出现，他们就把我移交给了他。我的欣慰很快变成了惊讶：只剩下那位长官和我之后，他开始痛骂我。我清楚自己应该闭嘴，应该老实挨他的训，但这看起来很奇怪，而且有点傻——他们居然如此小题大做。

“C”学校的其他教官都觉得这件事很好笑，他们因此调侃了我半天。我的同学们也是如此。等到我毕业的时候，他们一起创设了一项特别的雅克·库斯托奖（Jacques Cousteau Award），颁发给因为私藏捕鱼枪而被捕的可怜鬼。我现在仍然保存着奖品，但再也没有拿回我的捕鱼枪。

毕业后的第二天，另一位教官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告诉我，他不同意前一位长官处理问题的方式。“你是一位潜水员、一位叉鱼手，韦伯。”他说，“我很尊重你，对海军没收你的捕鱼枪感到遗憾。”

我只说了句“是，长官”，但身处领导阶层的人能说出那番话，着实令我感到安慰。我能理解他们需要严格执行规矩，但我仍然很生气，他们毁掉了一支绝好的捕鱼枪。

上面一个是好领导的例子，另一个是坏领导的例子。今后，我还会看到这样的例子，也会再度发现自己身处困境。

第一次飞行考核

四月份，我刚从“C”学校毕业，就被安排进了HS-10。我将在这支直升机训练中队度过接下来的六个月，学习怎样当一名机组成员，怎样操作各类H-60直升机尾部的各种系统。

H-60是美国军用直升机的一个大类，其中包括海鹰（Sea Hawk）、大洋鹰（the Ocean Hawk）、著名的黑鹰（Black Hawk）和其他一些型号的直升机。在HS-10中队里，我们用各种模拟器来模拟真正的直升机。其中一架直升机有一个很重的声呐包，另一架被我们称为“货车”的已经彻底报废了，主要用来进行作战和搜寻、营救训练。

在模拟器上学完技术后，我们就要出去参加实战训练了。他们安排一名教官在前面盯着飞行员，另一名教官在后面盯着空勤组成员。他们教我们怎样进行吊升，怎样用合适的术语从前面向后面传话，使用无线电的规范有哪些，飞机上不同的系统怎么用。

十月中旬，我在直升机训练中队待了六个月后，奉命加入直升机反潜第六中队（Heli-copter Anti-Submarine Squadron Six）。HS-6又称为“印第安人”，这是我的第一个岗位。是的，我仍然在参加训练，但我现在已经是直升机指挥部的一分子了。我已经加入海军舰队了。

这是个很棒的岗位。这个中队有辉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多年前。“印第安人”在越南救过十几个落水飞行员，协助水中爆破队（海豹突击队的前身）打捞过落入海中的阿波罗登月舱，获得过一系列奖杯和奖项。而且，中队成员几年后还会去阿富汗和伊拉克服役。我为加入HS-6中队而兴奋不已，它是一支很牛的中队，我需要努力训练，让自己扬名立万。

四月份，我刚开始参加HS-10训练时，再一次申请参加海豹突击队的训练。我又一次被告知，要等到完成最后一项任务才行。好在我当时正在执行最后一项任务，我决心要干一次漂亮的，好去申请BUD/S训练并尽快离开这里。

我后来才知道，根本不可能“尽快”。实际上，我在“印第安人”中队的服役期限是1994年10月到1997年夏天。我在申请过程中屡败屡战，差不多三年后才获准参加海豹训练。

1995年春，在加入“印第安人”大约六个月后，我奉命跟随亚伯拉罕·林肯号（USS Abraham Lincoln）航空母舰去西太平洋执行为期六个月的任务，这被称作一次WESTPAC。一艘航空母舰一般要配备几千名专职船员。当林肯号离港前往西太平洋时，它所有的联合直升机中队都在舰上扎营，舰载总人数达到了近5000人，这使林肯号俨然成了一个小城市。

我们此前进行过一个月的短途旅行，但WESTPAC可不一样。我们会向西进发，横渡太平洋，经停夏威夷、中国香港，泰国和澳大利亚，然后前往波斯湾。我们要跟随美军航母在那里驻扎四五个月。我们就像巡逻中的巡警一样，不必吸引任何人的注意或采取任何行动，但我们本身就是武力的展示，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情况。

由于我们还接受训练，WESTPAC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学习想了解的所有东西，全面掌握不同直升机平台的不同系统。不过，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一件事：获得尽可能多的资历，好让我参加BUD/S训练。在中队的日子很美好，但我只想离开那里，越快越好。

BUD/S训练中有一项很可怕的内容，被称为“O课程”。那是一个残酷而艰苦的项目，旨在通过最大限度的惩罚来培养超人的忍耐力。后来，我最终有机会面对真正的O课程时，差点招架不住。与此同时，我也暗下决心，如果在前进的道路上面临障碍，我会将其视为我个人的“O课程”，利用这些“课程”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大家都知道我想去参加海豹训练，但问题在于，每个人都知道BUD/S那离谱儿的退学率——通常会有80%的人惨遭淘汰。空勤人员的情况更惨，被送去的人有超过90%的人被淘汰。这让我在HS-6的日子过得很艰难。不过，我到这时已经明白，当人们告诉你做不到某件事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作为动力。每当有人说我疯了，说我永远进不了BUD/S（更不用说通过BUD/S训练）时，我就把它当作激励自己前进的燃料。我抱定了一个想法：尽我所能做到最好，拿到所有的资格证书，然后他们就会放我走了。

现在，我的目标是要获得战术传感器操作员（tactical sensor operator，简称TSO）资格。

林肯号航母上的课程结束后，我已经达到了参加TSO测试所需的全部条件。TSO负责掌控全局，是飞机后机舱的统治者，获得TSO资格就意味着获得机长资格。九月的一天，当WESTPAC临近结束时，第一次飞行考核终于到来了。通过这项测试后，我就可以取得我需要的机长资格了。我已经准备好出发了，而且兴奋不已。

“飞行考核”的准确意思是：从我在飞行甲板上起飞并跃升至海湾上空的那一刻起，他们就会检查我的一举一动，看我用的术语是否符合规范，我的动作是否符合正确的程序和顺序，还有我是怎么操作每一套系统的。比如，如果你在追踪潜艇，他们就会考查你操作声呐并作出最终决策的能力；如果你在进行救援落水飞行员，他们就会考查你控制紧张局面的能力。作为声呐操作员，一旦在搜救工作现场进入到搜索与营救模式，飞行员会把悬停控制系统切换给你，你就要掌控全局。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必须展示的是——我能够行使飞行员的职能。

整个飞行考核大约持续了两个小时。最后，我们在飞行甲板上着陆了。我转向教官们，等待他们的反馈意见。

“你做得很好，”他们说，“但你还需要更多的经验。”

我盯着他们，目瞪口呆，预感他们要给我不及格。

从技术上讲，我已经通过了飞行考核的最低要求。对此，我和他们都心知肚明。教官们在打分过程中有一定的自由权，而中队里有几位高级长官并没有照顾我。在服役期间，我已经满足了他们的所有要求，这让有些人觉得很崩溃，他们想挫挫我的锐气。

我没有和他们争论，但我被气疯了，我的记录上有负面评价了。通过自我回顾和自我检讨，我意识到，自己确实应该受到责备：我迫不及待地参加测试，其实自己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但是，如果他们认定我没有准备好，为什么还让我参加测试呢？

直升机落水

几天后，发生了一件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让我得以同时见识了好领导和坏领导。

我们去波斯湾参加夜间军事演习。那晚的飞行员伯基特中尉（LieutenantBurkitt）是那种令人生厌的长官，也就是那种拒士兵于千里之外的、虚伪狡猾的家伙。伯基特中尉的副驾驶员肯尼迪（Kennedy）是个好人，相当聪明，不过稍微有点惹人讨厌。我和里奇·弗里斯（Rich Fries）都是机组成员，里奇比我级别高些。从军衔和经验上来看，我是等级最低的。

那是个漫长的夜晚。为了能一路飞回到林肯号，我们需要降落在附近一艘驱逐舰上加油。那天晚上风平浪静，但能见度极低，完全看不见月亮，到处漆黑一片。

驱逐舰的甲板用来降落飞机显得有点小，特别是和林肯号那样的航母比起来，在能见度极低的夜晚更是如此。我们通常的操作程序是将直升机减速至90节（差不多100米/小时），然后打开舱门，让某位机组成员确认甲板的位置，通过口令来协助飞行员着陆。这一次，要确认位置的机组成员是我。

直升机减速至90节后，我通过内部通信系统ICS（internal communications system）发出消息，要求打开舱门。舱门猛地打开后，我睁大眼睛去寻找驱逐舰的灯光。出于种种原因，我什么也看不清。我继续努力想看到点什么，终于瞥见了光线。但光线和我的眼睛齐平，这让我觉得非常奇怪。我往下一看，才发现我们没有在原定位置，而是在缓缓下降，不断靠近甲板。飞机已经接近海平面了。

我们就要坠到海里去了！

“拉高！拉高！”我大声喊道。一切都糟透了。里奇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也和我一起叫起来。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接下来发生的事。

突然间，我们在嘈杂中听到了伯基特中尉的尖叫声。“发生了什么？”他尖叫着，“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哦，天啊！哦，天啊！”

他一直重复着：哦，天啊！哦，天啊！

我和里奇目瞪口呆地看着对方，都觉得难以置信。这是我们的飞行员，我们的机长，他竟然像受惊的小女生一样在尖叫。

我们都精疲力竭了。我紧抓着舱门。这时候，主舱里已经进了一英尺深的水了，我们随时都可能被大海吞没。我们已经跨过了临界点，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在我的脑海中，我可以看到螺旋桨片卷入海水中，立刻裂成数千个碎片，直升机上下颠倒着沉到海湾里，所有的东西都缓缓沉下去。

我的想法只有一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蒙上眼睛作落水直升机训练。

事情真的要这么终结吗？

不——我不能让浑蛋伯基特害死我！

随后发生了一件事，瞬间扭转了局势。我们的副驾驶员肯尼迪使出浑身解数，把我们和那该死的直升机给升了起来，飞离了水面，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见鬼，这或许就是奇迹。

驱逐舰上的船员都以为我们已经坠毁了，而且是必死无疑。当看到我们突然重新出现在雷达上时，他们都非常震惊，也非常兴奋。

里奇立即把我从门口换了下来，这是他的职责所在（他级别比我高，而且已经在H-60上飞行过数千个小时）。他迅速向肯尼迪发出口令，我们在着陆失败几次后终于落到了甲板上。伯基特彻底吓傻了，一直在那里喃喃自语，就像犯了毒瘾的街头流浪汉一样。

尽管我们作了报告，但驱逐舰上的人都不肯相信，我们的直升机真的落水了。直到维护总工程师卸开直升机尾部，海水开始往外流时，他们才信了。随后，军方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调查，但最后不了了之。HS-6的机长不想因为这次事故结束军旅生涯，所以对此守口如瓶。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但肯尼迪那天晚上救了我们所有人的命，他应该被授予勋章。不过，事情发展并非如此——伯基特和肯尼迪都被吊销了直升机机长执照。肯尼迪凭着他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在高压之下的稳定心态救了我们所有人的命，而伯基特当时像个鸡蛋壳似的一碰就碎，差点儿把我们给淹死。可是，肯尼迪要和伯基特一起受罚。

在那次差点儿发生灾难后，我决定以后绝对不能以貌取人。肯尼迪一直看起来像个聪明能干的家伙，但我从来不觉得他会是个英雄。在你和某个人共事之前，你永远不可能知道他有没有能力。

我希望，我将来有一天能再握握他的手。

曲折如愿

从长远来看，我那“快速进入BUD/S”的战略总是事与愿违。我曾以为，尽力把每件事都干得最好，我就可以向上级证明自己是个努力工作的人，他们也会批准我去参加BUD/S。实际上，事情恰恰相反。我做得越好，对上级来说就越有价值，他们就越不愿意放我走。

我说“他们”的时候，实际上指的是布鲁斯·克拉林军士长（Chief Bruce Clarin）。

克拉林军士长来自东海岸，讨厌待在西海岸。他看着我和其他一些同伴时，看到的全是一辈子玩冲浪的人——我们都是些懒蛋。某些人巴结奉承他，其他人则忍受不了他。直到今天，我仍然很好奇，这家伙怎么能当上军士长，并且负责一支空勤人员连队。克拉林就像一部鲜活生动的教科书，只不过是一部教你“怎么做滥领导”的反面教材。他厚此薄彼，奖赏他喜欢的人——不是根据成就，而是单凭他喜欢。他最喜欢的那些人，恰恰是那些干活儿最少，又不断贬损我们的家伙。

1996年3月，从林肯号航母的WESTPAC行动中返回大约五个月后，我递交了自己的第一份BUD/S申请材料，也就是申请书和所需的全部辅助材料。但我很快就被拒绝了。

出于直觉，我知道是克拉林毁了我的计划。仅仅几个月之后，我就知道了这件事的细节。

为了能脱离AW工作参加BUD/S训练，我必须获得来自定级主管的许可。此人掌管海军里的人事调动，安排某人下一步调往哪里或去哪里工作。凑巧的是，我们的定级主管有一个倒霉透顶的名字——A.W.狄克佛军士（Petty Officer A.W.Dickover）（肯定是某个人看出了其中的幽默，根据他的名字给他安排了AW的工作）。克拉林军士长打电话给狄克佛军士，让他不要批准我参加海豹训练的申请。

你可能会好奇，我是怎么知道发生的事情的。我能知道这件事，是因为克拉林向我承认了他做的一切。

事情的真相是，我是中队里唯一一名有NATOPS资质（Naval Air Training and Operating Procedures Standardization，海军飞行训练与作业程序标准化）的下士，这意味着我可以做一些事，比如安排年度的资质测试，或测试想成为机工长的人。第一次飞行失败之后，我很快参加了测试，并顺利通过。如今，我的快速进步反过来咬了我一口。

“你拥有所有的资质，”克拉林说，“抱歉，韦伯，不过我需要你来担此大任。”

狗娘养的。我现在不得不在中队至少再待一年，又要去执行六个月的WESTPAC任务了。

过了几个月，到了七月份，我申请参加一个为期一周的海豹预备选拔训练。那是在伊利诺伊的海军新兵训练营举行的，那里又被称为五大湖海军兵站（Naval Station Great Lakes），非正式的称呼是“重大失误”（Great Mistakes）。这不是那种通过/淘汰式的课程，通过后也不会颁发任何技术资质。不过，凭借在训练中的表现，我在课程结束后可能会拿到一封进入真正BUD/S训练的推荐信。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次非正式的入门考试。如果我能通过BUD/S预备训练，就会大大增加进入真正训练的机会。如果我没能顺利熬过那一周，就更不能奢望熬过七个月的真正训练了。

既然叫作BUD/S预备训练，那就多少可以算是真正训练的浓缩版。它会让你看一看真正的BUD/S训练是什么样的，但仅仅是看一看而已，我明白。但我很有希望获得认可。

项目的参与者形形色色，有的刚走出新兵训练营，有的已经是常规海军士兵了，就像我一样。有个伙计的体形很吓人：六英尺高，金发碧眼，看起来像是北欧人，他名叫拉尔斯（Lars）。拉尔斯的大腿像树干一样强壮，他可以从凌晨做俯卧撑做到日出，也可以碾碎他们扔给他的任何东西。一年后，当我最终进入BUD/S训练时，我会再次遇见拉尔斯。那个时候，我会有更多关于他的话要说。

我成功通过了这个项目，他们推荐我去参加BUD/S训练，但我的“越障训练”还没有完成呢。

在克拉林军士长心口不一地承认他扣下了我的第一份BUD/S申请材料包后，我和他在多数时候还算是相安无事。然而，在我1996年10月开始执行第二次WESTPAC任务期间，我们之间的仇恨爆发了。我进入HS-6中队已经有两年了，决心在接下来一年里进入BUD/S训练。毕竟，我完成了BUD/S预备训练，而且获得了推荐。

尽管如此，我也清楚，如果我想在返回美国本土前达到入学资格的话，我就需要把身体锻炼好。在那艘航空母舰上，我很难保持体质标准：我不能游泳，不能真正地跑步（在钢制甲板上跑步对关节不好），也很难坚持日常锻炼计划。在那种条件下待六个月，我的体质会滑坡。

我去找克拉林军士长，告诉他我的情况。

“别担心，”他说，“我会把你作为先遣部队（就是那些提前飞回本土、为其他人返回作准备的人）派回国内。事实上，我会让你提前回去一个月，好让你有时间训练，达到体质标准。”

他居然愿意这么做！我有些惊喜，同时心存感激。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个弥天大谎。他从没动过提前送我回去的念头，他不想让我参加BUD/S训练，所以无论如何都要阻止我。

几周后，我们中队管理层的一位朋友把我拉到一旁告诉我，在接下来的评估中，克拉林军士长要“整”我（railroaded，海军行话，意思是“搞垮、欺骗”）。

评估对于在海军中获得晋升大有帮助。他们会把评估成绩和你的分级测试综合起来，得出一项最终值，来决定是否要提拔你。通常情况下，你无法得知同伴在评估期间的表现，除非你们互相交换意见。通过我的朋友，我知道，我的评价成绩会像新来报到的人那么低。

我当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如果我本该得到低分，那是一码事，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我竭尽全力获得了能获得的每项资质，抓住每个机会向同伴和上级证明，我有资格去参加BUD/S训练。

评估程序是这样的：当你收到书面评估报告，并接受填写报告的人的一对一访谈后，你要在报告末尾签名。签名栏旁边有一个很小的格子，你如果想对评估报告提出申诉的话，就要在那里签名。几乎没有人在那个格子里签过名。我至今还记得，当克拉林军士长看到我在那个格子里签字时，他脸上那极其恐怖的表情。我知道，他要对此负责。他知道，自己彻底搞砸了。

那时候，我还在船上学大学课程（他们甚至邀请了教授登船。正如我说过的，一艘航空母舰就像一座小城市），刚刚学完了英文1302（English 1302）。我觉得，这是我运用写作技能的最佳机会。我准备了一份正式声明，在写作过程中可以说是费尽心思。声明里没有一丝牢骚或抱怨，完全是逐项陈述事实。

很显然，我的陈述引起了轰动。我把它放到部门主管桌上，他又把它上交给了司令官（CO, commanding officer）。军士长负责管理海军，而在海军文化中，很少有人会反抗军士长或质疑他的判断。我如果想用这种方法反抗的话，我简直是找死。这或许来自我在潜水船上的生活经历，当时我总想向年长的人证明自己。这或许来自我大胆反抗父亲的那段日子的重现——或者说，这或许来自我父亲，反映了他大胆反抗自己父亲的那段日子。无论怎么说，我都是个倔强的人，绝不屈服于不良决策或不公判断。

我们都被带进罗沙司令官（Commander Rosa）的办公室。我们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司令官则继续埋头看铺在桌子上的评估报告和书面声明。他抬起头来看看我，又看看克拉林军士长，然后又看看我。他问我：“这到底怎么回事？”

“长官，”我说，“第一项，专业知识，我应该得3.0。我是我们连队里唯一一个拥有这些资质的人。”

评分系统是从代表“不合格的”1.0一直到代表“优秀的”4.0。我已经拿到NATOPS教官资质，当时我是中队里唯一做到这一点的下士，更不用说我还只是个年轻小伙子了。我甚至没有要求4.0，只要求获得代表“及格的”3.0。克拉林给我的是代表“有待进步的”2.0。

罗沙指挥官再次来回打量我们，一言不发，脸上通红。军士长看起来就像个傻瓜一样，事情再明显不过，他给我打这么低的分，只是因为他不喜欢我。

指挥官又看着我，说：“韦伯下士，如果军士长说不清楚，你就自己写评估报告。”他顿了一下，接着说，“就这样吧。”

我们都被放走了。

我没能提前结束WESAPAC任务，而是待满了六个月。这次事件后不久，克拉林军士长被调离HS-6，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

好领导，坏领导

两次WESTPAC之旅给我上了一堂关于好领导和坏领导的课。

回想起1995年5月份，当我第一次登上林肯号航母时，没过多长时间就发现士气非常低落。“这艘战舰真让人讨厌。”我听到人们这么说。这是真的，船上混乱不堪，臭气逼人，每个人待在那里都会觉得讨厌。

林肯号上发生过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有好几周的时间，船上有个变态出没，人们都不知道这家伙到底是谁。他会悄悄推开女船员的屋门，伸进一只手去开灯，然后溜进去，爽一把，再溜出来。这把我们都给吓坏了。你或许觉得，这种事会发生在大学校园里。即使是发生在那里都让人毛骨悚然，更何况是发生在一艘美军战舰上呢！

这件事最奇怪的地方在于：他们一直没抓到他，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很可笑甚至很荒谬的，同时也让人们惊惶不安。不只是那些永远不知道那个家伙何时会出现的女人，我们也是如此。这段小插曲让人们更加缺乏安全感，觉得船上永远无法做到纪律严明。

第二年，第二次WESTPAC任务到来时，我觉得很害怕。这次我们要去小鹰号航母（USS Kitty Hawk）上执行任务，这艘老战舰不是像林肯号那样能疾驶的新型核动力航母，而是越战时就开始服役的常规动力潜艇。我们中队奉命上船后，我的心沉了下来。我以为，如果新航母上都是一团糟的话，这艘老航母的情况只能更糟糕。

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恰恰相反。从我登上小鹰号的那一刻起，我就能感觉到情况有所不同。战舰很干净，船员很开心，一切运转得井井有条。这地方肯定是纪律严明。

没过多久，我就弄清了原因。第一天晚上，我惊奇地听到小鹰号舰长在扬声器里讲话，欢迎我们的到来，给我们简单回顾了当天发生的事。

这在林肯号上是永远不可能发生的。舰长从来不向船员们讲话，从不说一句话。我们得过数周、数月的时间才能听到舰长的声音，在六个月里可能只会听到两次。

而在小鹰号上，事情不是这样的。舰长并非只在第一天向我们发表讲话，他第二天又这么做了。我们在船上待了六个月，差不多每一天都能听见舰长的声音。

“下午好，船员们，我是你们的船长，”那个熟悉的声音说道，“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这些是我们所作的决定。”他从来不会透露不该透露的细节或具体计划，但他会确保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参与其中。

这么做产生了令人惊讶的效果。小鹰号只是一艘老旧的战舰，但气氛却无可挑剔，大家的士气一直非常高涨。

所有的差别都归结于一个因素：史蒂芬·约翰·托马斯捷斯基舰长（Captain Steven John Tomaszeski）和他对船员们的领导。船员们都热爱自己的船长，因为他会照顾他们，而他们对此心知肚明。我愿意跟随着托马斯捷斯基舰长和他的战舰，就算是下地狱也在所不惜。我确信，那艘战舰上的每个人都有和我同样的感受。

无论是在阿富汗或伊拉克执行秘密行动时，在美国整顿海豹狙击手课程时，还是在退役后做生意时，我都会在脑海中无数次温习这一课，每天都会努力学以致用。你需要和人们谈话交流，让他们知道事态发展。

多年以后，我发现自己经常反思两位舰长的做事方法：与手下谈话，和他们分享计划，让他们知道前进的方向和背后的原因，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融入船员中，和他们聊聊天，让他们感觉到你知道他们的存在，你会为他们负责。如果你把别人丢在一边，就根本没办法领导别人——这种失误我已经屡见不鲜了。

被批准参加入门考试

1997年4月，我完成第二次WESTPAC任务回国时，北岛有新命令在等待我。我非常激动，从我第一次走进奥兰多的新兵训练营开始，已经过去四年多时间了。在跨过看似无穷无尽的障碍后，我终于踏上了通向BUD/S的道路。

我去中队办公室接受命令，在那里遇到的不是通常的当值长官，而是约翰·韦特尔少校（Lieutenant Commander John Vertel）。约翰是一位出色的飞行员，也是个大好人，我们管他叫“上将”（Admiral）。我能见到他真是太好了。

不过，看到他递给我的东西后，我的感觉就没那么好了。这是批准我参加BUD/S训练的命令，还有另外一份评估报告。我扫了一眼，脸色立马苍白起来。通常情况下，当你调到其他地方时，你会得到一份积极正面的评估报告。但在这份评估报告里，他们在“专业精神”一项给了我很低的分数。

“长官，”我说，“不好意思，这是什么呀？我被评估为缺乏专业精神？”

“布兰登，是这么回事儿。”他说，“你做的每件事都非常出色，但你有时候对某些飞行员太苛刻了，所有人都发现了这一点。”

我停下来仔细想了想。

我有时候对飞行员苛刻吗？如果我非常坦诚地反省的话，是这样的。我天生就有些强势，也知道要偶尔克制一下。军队里有一种说法：“麻烦总要往下推。”（Shit rolls downhill）如果你把问题推给某个人的话，那个人很可能会把问题推给其他人。

与此同时，我苛责的那些飞行员也是自找的。靠，他们活该如此。我对中队里一些可靠的飞行员很尊重，从不苛责他们。约翰就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个是吉姆·克拉克斯顿（Jim Cluxton），吉姆去世前曾担任直升机中队的训练长官。能为他们服务，是我的荣幸。但是，对于那些毫不用心的家伙，我可不尊重他们。毕竟，他们中有一个人差点儿害得我们在波斯湾丧生。

不过，不管是否有理，我自己清楚，我的领导风格确实有待改善。

好吧，他们抓住了一点，此前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一点。我们在正式评估报告出来之前应该有综述评论环节，让我们知道哪里有错，哪里需要改进，这不正是做评估的目的吗？

我深呼吸。

“长官，”我说，“好吧，我承认，事情确实如此。问题在于，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意见，而且是在这样正式的评估报告里。在此之前，我根本没有机会改正缺点。老实说吧，长官，我很高兴能他妈的赶紧离开这儿。我竭尽全力争取这项命令，而且我很感激。我只想顺利通过。”

他点了点头，让我带着命令走了。第二天，他把我叫回办公室。

“韦伯，”他说，“你是完全正确的。你看——”他向我展示了我的评估报告。在专业精神那栏下面，原来写着2.0的地方，现在写的是4.0。

他点着头：“祝你好运。”

尽管我已经获得了参加BUD/S训练的命令，但在进入训练项目之前，我还要证明自己能通过体能甄别测试（Physical Screening Test，简称PST）。下面是对申请者需要达到的最低标准的简单介绍：

·500码（合460米）游泳，蛙泳或者自由泳，用时不得超过12分半（如果你想让自己更有竞争力，那么在9分钟里完成会更好）；

·2分钟里做至少42个俯卧撑（争取做100个以上会更有竞争力）；

·2分钟里做至少50个仰卧起坐（还是做100个以上更好）；

·在身体不前后摇摆的情况下做至少6个引体向上（没有时间限制，但你肯定会想争取做到十几个）；

·穿着靴子和长裤跑1.5英里（合2.4千米），用时不得超过11分半（在9分钟里完成会更好）。

那个星期五，我走到进行测试的游泳池旁，发现四周挤满了准备参加PST的人。我们先下去游泳，再上来做一连串的俯卧撑、仰卧起坐和引体向上。做完这些后，他们把我们带出去进行1.5英里长跑，而且必须穿靴子。

他们计算我们每个人所用时间的时候，我们得等几分钟。我差点儿尿了裤子。我跑步用了12分钟，比标准超了30秒。30秒！这不但证明了我没有竞争力，还说明我测试不及格。我没能继续保持“零失误”的纪录——我输得很惨。从那时开始，那种挫败感一直伴随着我。我遭遇了四年追梦过程中最后也是最难的一个障碍——我自己。

记住成功的日子、通过的测试、取得的成就，这是很容易的事。但要记住失败的日子——更糟糕的是，失败让你痛不欲生——就不那么轻松了。但是，通常是这些失败，而不是成功，拯救了你的未来。

我告诉自己，最重要的不是为自己难过，而是重整旗鼓。我一遍又一遍地练习那项测试，直到胸有成竹之后，我才再次参加测试。这次我通过了，而且感觉很好。但是，我还是对自己的体形太乐观了。

我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一点。

第四章　复仇女神

开始海豹突击队BUD/S训练

1997年6月14日，星期五，我刚过23岁生日两天。那天早上，我身穿一袭白衣，来到位于科罗纳多（Coronado）的训练基地报到，参加海豹突击队的基本水下爆破训练（BUD/S）。走到这一步，我已经花了四年多时间。我知道，顺利通过课程的概率不足三成，我当时紧张得要死。

值班的大兵递给我一张登记表，上面有一系列需要签名的项目，包括体检、牙科检查、总务检查和体能训练恢复与矫正（Physical Training Rehabilitation and Remediation，简称PTRR）。只有这些项目都合格，才有机会进入海豹突击队。我正在浏览材料，突然听见外面传来一阵巨浪般的咆哮声，这声巨响震得大楼都晃了一晃。

“四十九！五十！五十一！”

那是一个BUD/S班在“磨床”（grinder）上进行体能训练。所谓“磨床”，就是传说中的那片位于主楼门外的混凝土柏油场地，BUD/S训练就是在那里进行的。我站在六月的酷暑中，听着那些家伙发出的巨大声响，只觉得后背一阵凉意，猛地打了个冷战。

我走到外面，看见30多位面容冷峻、身穿棕色上衣和褐色短裤的士兵正在场地上训练，一位棱角分明的金发教官领着他们。在黑色的混凝土场地上，画着许多白色的蛙蹼图案。学员们倒立着排成一列，摇摇晃晃地跳过每个图案。在混凝土场地的边上，挂着一口锃亮的黄铜报时船钟，下面垂着一条破破烂烂的绳子。在船钟下方的地面上，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百多个绿头盔，每个头盔上都刻着一个名字和军衔。他们本来有希望成为海豹突击队员，却未能通过训练。

“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黄铜钟，海豹突击队里最可怕的符号。我听说，如果你觉得训练太残酷，自己实在坚持不下去，只须离开磨床，走过去敲三下黄铜钟，就算是弃权了。不过，你得把班级头盔留下。敲响黄铜钟是一条离开BUD/S训练的单行道，一旦退出，就无法回头。

我终于有机会看见它的真身了，它静静地挂在那里，好像在嘲笑我似的。“你就在那儿等着瞧吧，”我差一点儿就大声说出口了，“我死也不会去碰你的！”

我走到PTRR登记处，开始办手续。门关着，我不得不使劲儿敲，才能让敲门声盖过训练班计数俯卧撑的喊声。

“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

“坐吧，”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人坐在门外的长凳上，对我说，“他们即将加入我们的行列。”我坐到他身旁，问他来自哪支部队。他告诉我，他是从海军新兵训练营过来的。他一边说，一边朝我们正盯着的伙计们点头。

“他们刚刚完成地狱周（Hell Week），”他说，“所以，看起来这么辛苦，这么筋疲力尽。”我们坐在那里，看那30个伙计作体能训练。他补充说：“所以，他们穿着棕色上衣。当你挺过地狱周时，他们会给你这些东西，假如你能挺过地狱周的话。”

每个海军士兵都知道地狱周，它出现在第一阶段训练的末尾，一般从星期日晚上持续到下个星期五。在地狱周里，你要进行持续五天半的体力训练，每天只能睡不到一个小时，直到逼近体能和心理的极限。

我坐在那里，看着那些身在我向往之地的伙计。我和新伙伴闲聊，交流着我们听到的关于地狱周的只言片语。这时，一个像钢刃划过空气般的声音震醒了我。

“你们他妈的以为自己在干什么？”那位金发教官注意到了我们俩，“你们看什么看？”这显然是个反问句，而我也没想要回答。

“你们不配和这个班呼吸同样的空气！”他朝我们大叫，“你们如果还知道好歹，就赶紧他妈的转过身去，闭上他妈的嘴。否则，我保证，你们本周就会坐上从圣地亚哥湾去西太平洋的第一艘船！”

天啊！我都没登记呢，就已面临被遣送回舰队的威胁。我迅速转过身，闭上嘴，我的伙伴也紧随其后。几分钟后，人家把我们放进PTRR登记处，安排好住宿。我们将在下周开始接受训练。

寿林教官

BUD/S第215班一开始至少有220人，但这个数字不会保持很久。BUD/S训练分为三个阶段，此前还有为期五周的“教导”阶段。第一阶段的六周集中进行体能训练，其中就包括臭名昭著的地狱周。第二阶段是为期八周的潜水和水性训练，第三阶段是为期九周的陆地作战训练。整个过程要持续七个多月，目的是：要么让你为毕业后的真正训练作好准备，要么把你淘汰出局。

我们已经开始接受淘汰了。

在教导阶段的第一周里，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做初级BUD/S体能测试，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全部通过。仅仅在教导阶段，我们就失去了20个人。第一阶段的训练还没有开始，我们班就已经只剩九成了。

一年前，在五大湖（Great Lakes）举行的BUD/S预备课程上，我认识了现在BUD/S班上的两个伙计。他们是罗伯·迪斯科·斯特拉和有着树干般大腿的金发拉尔斯。斯特拉算是个喜剧演员，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但我没机会和拉尔斯混熟，他在第一阶段训练的第一周就退出了。

这才是我们的第一周！这彻底把我弄疯了。看着拉尔斯等人这么早就退出，真是让人大吃一惊。这不是比谁能做最多的俯卧撑，或是谁能跑得最快，这是比谁能坚持，谁能不言放弃。这些家伙或许能比我多做一倍的俯卧撑，但这不意味着他们能承受心理压力，不断挨骂、挨揍、挨训，同时接受各种体罚。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看到了很多像野蛮人柯南（Conan the Barbarian）一样的家伙，也看到了很多曾在职业运动领域问鼎冠军的运动员，他们曾参加过奥运会选拔赛，身体非常强壮。我看到过很多相貌平平的花花公子，他们穿过磨床去敲响黄铜钟的时候哭得像小屁孩一样。我也看到过很多体重100磅的家伙，他们接受了最残酷的身心惩罚，然后毫无怨言地继续接受训练。

不过，我没有时间或理由为任何一点自鸣得意。坦率地讲，在闯过第一关后，我觉得松了一口气。我知道，最开始的六周是“除草”，而我很可能成为最早被除去的杂草。我曾担心，我在小鹰号航母上服役的漫长岁月已经让我肌肉松弛了。在登记参加BUD/S训练前，我请了30天的假，用大部分时间把身体恢复到了不错的状态。等到我前往参加BUD/S训练时，我觉得自己的体形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我很快就发现，我错了。

实际上，我在第一阶段训练第一周的周一早上就发现了。

我们的PTRR主管教官说了几句话，就把我们交给了负责第一阶段训练的教员。班里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即将进入一个充满伤痛的世界。在7月中旬那个温暖的早上，我们被转交到第一阶段训练教员手中时，训练就开始了。在黑色的磨床上错落排列的白色蛙蹼图案前，我们全部200人排成一排。站在我们面前的那个人，很快被我们认定为“头号敌人”。

那些能成为第一阶段训练教官的人，肯定是世界上最强壮的人。他们自诩为“守门人”，他们在那里就是为了给人带来惩罚和制造痛苦的。他们是我见过的最恐怖、最卑劣、最丑陋、最强壮的人。我们的第一阶段训练有八位教官，其中有四位特别重要。他们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直到我们进入第二阶段训练，或是敲响那该死的黄铜钟。

科瓦尔斯基教官（Instructor Kowalski）简直是头野兽。他身高六尺四寸，体重三百磅，浑身除了骨头全是肌肉。

奥莱利（O’Reilly）教官是个凶狠的爱尔兰人，他有一头黄中带红的头发，身高六尺三寸，肌肉十分发达，看上去就像是花岗岩雕成的一样。

布坎南（Buchanan）教官比较年轻，也瘦小一些，身材和普通人差不多。不过，他这个人非常狂妄自大，也确实有出众的条件。他是位出色的运动员，但为人卑劣。

最后一位是寿林（Shoulin）教官。

在希腊神话里，复仇女神涅墨西斯（Nemesis）负责对冒犯天神的人施以天谴。复仇女神是一位没有怜悯之情的女神，她唯一的驱动力就是复仇。在现代用语里，这个词是指“头号敌人”。夏洛克·福尔摩斯有莫里亚蒂教授，超人则有莱克斯·卢瑟（Lex Luthor）。

在BUD/S训练里，我有寿林教官。

我一直不知道寿林教官的名字是什么，他是个小个子的挪威人，有一双冰蓝色的眼睛和一颗冰冷的心。他总是一本正经。在四位教官里，他最缺乏气宇轩昂的外表，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如此。不过，外表往往是具有欺骗性的。教官对我们都非常严苛，但在我看来，如果说他们是来自地狱的魔鬼，那么寿林教官就是真正的魔王撒旦。

我渐渐了解了寿林教官。今天，布坎南教官为我们做启蒙。他光着膀子，就像丛林猛虎一般健壮。他站在四英尺高的矮墙上，俯视着我们，准备把我们猛踹一顿。他的位置非常有利，确保他能迅速发现我们的弱点，并有针对性地进行处理。

训练开始了。第一个环节就是人们所说的磨床体能训练。他确实为我们带来了痛苦，那就是两个小时的重罚。

“俯卧撑！你们准备好了吗？”

“呼呀！（Hooyah！）”

“一！二！三！四！”

做到一百个后，我开始颤抖了。我撑不住自己了，胳膊火辣辣地疼。我已经筋疲力尽了。

“撑起双脚……拱起后背……俯卧撑！准备好了吗？开始！一！二！……震动拍腿！你们准备好了吗？一！二！三！……一百零五！一百零六……”

我明显成了全班的弱势分子，越来越落后于大家。第一阶段训练的八位教官都在那里“欢迎”我们。几分钟后，我就会第一个出现在他们所有人的名单上，这不仅仅和我的身体状况有关。我的很多同伴都是从新兵训练营直接过来的。作为一名来自军舰上的老兵，我多少有一些资历，但他们实在不喜欢有海军心态的人。这是一种文化冲突，他们总要给军舰老兵多加一点训练量。

我有在军舰上服役的背景，体质却低于平均水平，因此，我在两百人里就像粥里的老鼠屎一样显眼。我们的姓氏整齐地印在白T恤上，好让教官们清楚地知道谁是谁。我总是听见，教官们把我的名字和脏话一起喊出来。

“韦伯，你这该死的臭狗屎！你他妈的是怎么混进这里的？如果你在字典里查查‘软弱’这个词，文字旁边肯定配着你的照片！”

不久之后，我都弄不清他们究竟想让我去干什么了。

我记得好几次听见“到冲浪区去！”要到冲浪区去，就要从混凝土场地跑出去大约500码，到海滩上把全身弄湿并沾满沙子（如果教官们发现有干的地方，你就得立马回去按照正确方式再做一遍），然后迅速跑回磨床上接受更多的惩罚。实际上，太平洋冰冷的海水是训练休息时的绝佳选择。但是，我很快就忍不住颤抖起来，就连我此前认为绝对不可能的地方都沾满了沙子。

在磨床边缘有一堵矮墙，上面挂着一本花名册。我们如果要参加补充体能训练项目，就要在上面签名。在第一阶段训练的末尾，我就被命令参加该项目。我蹒跚地走到矮墙下，在花名册上写下我的名字。从现在开始，每天早上，我都必须比别人更早地狼吞虎咽地吃完早饭，跑回去参加补充体能训练，然后再和别人一起参加常规训练。

每天早上五点钟，我们的一天就从沙滩上折磨人的体能训练开始了。接下来，我们将面临身体和精神上无休止的耐力竞赛。到第二周，我的双手都皴裂了，左手上起了两个茧子，右手上起了三个。这五个茧子很快就磨破了，露出了大约半英寸的血肉。而且，我还要在潮湿且满是沙子的海滩上做俯卧撑。医护兵给我涂了苯甲酸酊剂，这有助于愈合伤口并预防感染，但上药的时候，我感觉就像是用热烙铁去烙伤口一样。我几乎坚持不下去了，我的胳膊疼得厉害，我的身体彻底崩溃了。

但这没有关系，他们会继续把我单独挑出来。我被盯上了。在BUD/S训练中有句俗话，“不要成为‘那个家伙’”，“那个家伙”是指被教官们挑出的那个人，总会受到最严厉惩罚的那个人。无论如何，你都不希望成为“那个家伙”。

我就是“那个家伙”。

接下来的四周是场彻头彻尾的灾难。班里每个人很快就都知道了我的名字，因为我们每次解散并跑去基地另一边吃饭之前，教官们一般都会喊我的名字，让我多做一百个俯卧撑。那很丢人，很耻辱，也很痛苦。我可能做到第四十二个时，就会突然听见有人喊：“韦伯，你这臭狗屎！重新开始！”当这一切发生时，班里其他人都被命令保持倾斜和休息（即俯卧撑）的姿势，分享我的悲惨经历。我现在还能听到215班的学员向我祈求的悲声：“韦伯，看在上帝的分上，做好一百个，我们好逃离这鬼地方！”

我很害怕看到因为我身体素质差，大家都跟着我一起受苦。我很快就明白了，你可以跟随团队一起成就伟大的事业，但你仍会是其中最弱的一个。不幸，我就是最弱的那个。

在标准体能测试（两百个俯卧撑，一百个震动打腿，等等）之外，教官们又增加了额外的惩罚措施：先是在基地里70分钟内游1英里，然后是在基地里50分钟内游1英里，然后是在基地里75分钟内游1.5英里，逐步发展为在海里游2英里，而这正是BUD/S训练的标准。潜泳50米，还有4英里计时跑。你要穿着靴子和裤子在柔软的沙地上跑，还要在32分钟或更短的时间内完成。

那些4英里计时跑差点儿害死我。我们吃早饭时要来回跑5英里，中饭也要跑5英里，晚饭还要跑5英里，所以我们每天总共要跑19英里。在4英里计时跑时，我总是跑在队伍的最后，又被叫作“笨蛋方队”（the Goon Squad）。落入“笨蛋方队”就意味着，当别人压腿、喝水和简单休整时，我们这些倒霉蛋还要备受摧残地在沙滩上匍匐着爬上爬下，在冲浪区做俯卧撑。日复一日，我每次都被归入“笨蛋方队”。我很快就学会了在该死的计时跑中竭尽全力，甚至逼得自己跑步跑到吐。我最终改变了现实，从“笨蛋方队”中解脱出来。

当然了，大约15分钟后，就是令人恐惧的O课程。

越障训练课

正如我此前提到的，BUD/S的O课程就是为疼痛和苦难而设的，它是世界上设计得最好的越障训练课程。从开始到结束，课程包括下列环节：

·平行杠：沿着一组向上倾斜的钢管爬行12英尺。

·轮胎：快速跨步通过铺在地上的大量轮胎。

·矮墙：爬上并翻越一座8英尺高的胶合板墙。

·高墙：大约比矮墙要高一倍。用一根粗绳子爬上去，然后翻过去。

·匍匐通过铁丝网：正如字面意思一样，你的身子要低，否则铁丝就会钩住皮肤。

·100英尺高网：爬上去，然后翻过去。

·平衡木：沿着一连串滚动的木头跑过去，同时还要保持平衡（或者试着保持平衡）。

·呼呀木：“呼呀”（Hooyah）在海豹突击队里是一个终极的统称词，它包含所有的意义，从“是，长官！”到“哦，他妈的！”再到“去你的！”那是一堆3英尺长的木头，你要把手举到头顶上，踩上去，然后走过去。

·换绳子：爬上一根绳子，换到另一根绳子上，然后滑下来。

·“骂脏话”：这是一种双组木杠。你要跳上去，抓住第一根木杠，把身体拽上去，然后站起来，跳上更高的那根木杠，转体后落到沙地上。这个落地动作很容易摔断肋骨，所以会惹人说脏话。

·锁网：金属棒排成三角形，每根相隔3英尺。你要迂回地穿过这个网，先向上，再向下，然后出来。

·缅甸桥：爬上一根15英尺的绳子，然后踏上一座晃晃悠悠的索桥，穿过那座桥，在另一端沿着第二根绳子滑下来。

·再是呼呀木。

·逃生速降：一座高约100英尺的四层平台，平台顶部向下斜拉出一根绳子，绳子另一端固定在地面上。你需要先爬到平台顶部，双腿搭上绳子，双手抓住绳子，然后慢慢挪动着下来。到达地面后，你得迅速变换成预备进攻的姿势。如果不当心的话，你就可能摔断骨头，而这种事时有发生。如果摔下来，你就很可能因为受伤而被踢出BUD/S训练。

·荡秋千：抓着绳子奔跑，荡上去，选择恰当的时机松开手，借势跳上一根高高的平衡木。

·再是轮胎。

·斜墙：快跑上去，翻转身体，然后跑下来。

·蜘蛛墙：这是一堵很高的胶合板原木墙，你要沿着斜角爬上去。这和攀岩有些类似，考验的是手指和脚趾的力量。

·地窖：这是一大堆平行排列、中间有间隙的原木。你要跳上去，跳过每一根原木，冲向终点。

对付最开始的一些障碍，我没有问题。平行障碍、轮胎、矮墙、高墙、匍匐通过铁丝网，我都做得很出色，或者说是保持领先。第一个给我带来麻烦的障碍是锁网，它拖了我的进度。等我爬到“逃生速降”顶端时，突然脱手了。我发现自己拼命并紧双腿，头朝下倒挂在四层楼高的地方。我失去了握力，磨破的茧子让双手疼痛难忍。已经有人从绳子上掉下去了，摔伤了胳膊和腿脚。为了避免摔下去，我作了最后的努力，用双肘钩住绳子的顶端，努力去握住绳子。

几秒钟后，科瓦尔斯基教官向我大叫起来：“韦伯，你这臭狗屎！”（这是科瓦尔斯基教官对我的习惯称呼。）“你他妈的用两秒钟时间把你那该死的胳膊肘从绳子上挪开，现在已经到时间了！”他命令我立即松开，赶紧滑下来。

我松开双肘，继续用双腿倒挂着，慢慢从四层楼高的地方滑下来。我心里想，啊，该死，这下要受伤了。我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小时候上过的合气道课，我们当时学过怎样才能从高处坠地时活下来。凭着记忆中的方法，加上一些运气，我免于受重伤。我松开了手，可怕的一刻终于来了，我就像一袋预拌混凝土一样摔到了地上。

我浑身疼痛地在那里躺了几秒钟。

科瓦尔斯基教官走过来，踢了踢我的肚子，说：“嘿，你没事吧？”

“呼呀，科瓦尔斯基教官。”我挣扎着回答说。

“那抬起屁股出发吧！”他喊道。

我抬起屁股出发了。

当我完成这个环节后，班里的一个伙计说：“天啊，伙计，我们都看到你从那上面摔下来，还以为你摔死了呢！”我没有死，至少现在还没有。

骄傲态度得罪寿林

我们在第一阶段会进行水中技能训练，这项训练是仿照“二战”期间美军水中爆破队（underwater demolition team，简称UDT）的实战经验设计的，而水中爆破队正是海豹突击队的前身。在主力军队登陆前，他们会偷偷游到对岸去，除了面罩、脚蹼和通气管，他们只带匕首和炸药，去侦察并炸掉登陆的障碍物。第二阶段，我们会进行更高强度的水上训练。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水中爆破的基本技能：闭气（不戴氧气瓶）、长距离潜泳、水下打结和类似的事情。关键在于要适应水，不断挑战极限，一直到我们可以做得比想象中更出色。

我在搜寻与营救学校学过如何防溺，现在要再次学习，但会上一个台阶。我的双手被捆在身后，双脚绑到一起，被扔进一个20英尺深的潜水池里。我要努力生存一个小时，同时完成各种训练任务，比如潜到池底去用嘴捡东西。

他们还让我们作水文测量，这也是一种始于“二战”时期的历史遗留物。当时，水中爆破队队员会游到近岸，尽量搜集数据，画一张手制地图，供登陆部队使用（或者靠它来进行爆破）。训练时，我们十个人在海滩上一字排开，彼此相隔大约2码。教官让我走进海浪中，带着供我们写画的小板子。我们草草写下数据，直到脚不能着地为止。这时，我们会把测深绳拉下去作测深，然后继续向大海深处游去，12英尺、15英尺、20英尺。最后，我们会潜到航道上的障碍物前。在回到岸上并将全部数据做进水路图里之前，我们要把找到的东西都在地图上标注出来。

这听起来既费力又乏味，事实也是这样。在漫长而又艰难的一天将要结束时，我们都已筋疲力尽，只想瘫倒在床上大睡一场，偏偏却有一堆事要做。我们要确保每一份详细的水路图都是准确的，否则教官会把它撕得粉碎，让我们冲进海浪里重做一次。

第一阶段的水中测试很艰难。你得练习水下闭气游50米，具体是：先跳进游泳池（不能蹬壁），翻一个筋斗，游出去50米，再游回来，整个过程都要闭气进行。有一些伙计会突然出现在水面上，就像死金鱼一样。他们不是故意放弃的，而是失去知觉昏过去了。

另一项水中测试是水下打结。你要潜到水下，打一个结，然后等教官去检查并批准通过。得到肯定后，你就可以露出水面片刻，喘一口气，然后再潜下去打第二个结。如此这般，你得打好五个结。

通常情况下，在检查你打的结时，教官的动作会非常缓慢，显得有条不紊。这不是因为他们应该这样做，而是他们想让你难受。他们真正想做的是，让你因耗尽空气而窒息。这正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只是略微有些不同。

寿林教官总和我过不去。当他过来“协助”水下打结练习并把我单独挑出来时，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就不足为奇了。“你上了我的道了，韦伯。”他说。他真正的意思是，你现在是我的了，看我怎么收拾你，你这堆臭狗屎。

但有一件事是寿林教官不知道的：我基本上是在水里长大的。我或许体质很差，在基本体能训练中排名垫底，但说到水中技能，我觉得自己能做到他们扔给我的任何事情。这种态度会让我在后来遇到麻烦，但当时我是很享受的。

我们潜下去，寿林教官紧跟在我后面，就像鲨鱼追捕小海豹一样。我打好了第一个结。他开始检查，不紧不慢。我很清楚，他挑不出毛病来，他也知道我清楚这个，但他还是拖了很长时间。而且，他心里清楚，我除了默默忍受之外，别无选择。

他终于检查完了，朝我竖了竖大拇指，表示“这个没问题，你可以浮出水面了”。我没有浮出水面，而是有条不紊地继续行动，开始打第二个结。我不敢朝他那边看，但现在真希望我当时看了一眼，我很想知道他当时脸上的表情是什么样的。

当我打完第二个结，他也检查（这次倒是很快）通过后，我再次忽略了“好的，你现在可以浮出水面”的手势，继续打第三个结。

事情就是这样的。寿林教官憋不住了，他游出水面去换气，而且非常生气，我让他很难堪。我心里很清楚，我将为此付出代价。

事事做得完美

第一阶段的第五周，我简直糟透了——我筋疲力尽，丢尽脸面，差不多被逼到了绝路上。一天下午，就在地狱周开始前几天，一切都到了紧急关头。

每天下午，我们都会七人一组，把沉重的橡皮艇举过头顶，顶着它们跑到海滩上，去接受折磨。这天下午，我们正在去海滩的路上，寿林教官突然朝着我们的队伍喊道：“韦伯，你过来。”

迈克尔逊（Michaelson）是我们的队长，他说：“哎，怎么回事，寿林教官？他要去哪儿啊？”

“不用担心韦伯，”他回答说，“你们快准备好你们那该死的船吧。”我看了看，发现奥莱利、布坎南和科瓦尔斯基都和寿林教官在一起。糟糕。我离开队友，跟着他们一起来到一块海滩，海滩上只有我们几个人——我和那四位教官。

“卧倒，韦伯，”他们中的一人说，“八拍，开始。”这是他们最喜欢的惩罚方式之一。八拍“健美操”是这么做的：

1.以立正姿势开始。

2.屈身蹲下，两手着地。

3.腿向后伸，变成基本俯卧撑姿势。

4.做一次俯卧撑。

5.双腿呈剪刀状分开。

6.恢复做俯卧撑时的双腿并拢状态。

7.把双腿抬高至前胸。

8.跳起来，恢复立正姿势。

他们让我做了一百个，然后让我做俯卧撑、震动打腿和全套动作。在此期间，他们四个人都朝我脸上铲沙子，同时用最大的力气朝我大喊大叫。

“你真是堆一文不值的臭狗屎，韦伯！你到底知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臭狗屎？你是我们见过的最大块的臭狗屎！你拖了你们整个班的后腿，你简直就是行尸走肉，你把其他所有人都给搞砸了。你根本不属于这里，你这堆臭狗屎！你知不知道你把事情搞得有多糟，大家多么想要你滚蛋？你就是个耻辱，韦伯。你就是堆垃圾！你需要退出，没人想让你参加地狱周！”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咒骂一直没有停过。这已经不只是残忍和野蛮了。我能感觉到，他们很希望我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开，去敲响那该死的黄铜钟。

最糟糕的一点是，我知道他们是对的。他们之所以把我单独挑出来，是有原因的。我确实体质欠佳，影响到了整个班级，这让我感到厌烦。实际上，直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很关注这一点，而且非常小心。如果你迟到了，如果你没能整理好装备，没有收集好信息或没有准备好你需要的东西，你就是在影响整个团队。他们是对的，这是一次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教训。

如果说我在体质上没有达标，那么我有一个优势——我心理非常坚强。

人们有一种普遍的误解，大家都认为，要想通过海豹训练，你必须得是一名超级运动员，其实上并非如此。如果单纯看体质要求的话，这项训练一般水平的运动员就能通过，海豹训练真正考验的是你的精神。它的目的是一次又一次把你推向精神的极限，直到逼得你退缩，或是让你变得坚定顽强，随时能信心百倍地执行任务。

我不会退缩的。

这个时候，我的身体还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但我在精神上已经准备好接受一切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能熬过那次沙滩上的折磨，也是为什么我能顺利通过BUD/S训练。

人们会问我，我是否有过质疑自己、痛苦不安的时刻。如果我有过的话，我在海豹训练期间有没有想过退出？答案是从来没有，一次也没有过。我脸朝下趴在沙子里，四个野兽般的教官尽其所能要击垮我，反而促使我奋进——我憋了一肚子火。

在四人中间，布坎南教官离我的脸最近。于是，我抬头看着他，用我最冰冷的眼神盯着他，说：“去你的，布坎南教官——去你的！你们把我从这里弄走的唯一方法就是用收尸袋。”

他反过来瞪着我，打量着我，掂量我的意图。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想说的，他也明白这一点。他退后了一步，猛地动了下脑袋，伸手指向我的小队待命的地方，说了一句：“回到你的队伍里去吧。”但他说话的方式就像是在说“去你的吧”。

从那时开始，我在BUD/S训练中彻底转危为安。教官们不再管我了。地狱周刚开始的几天，我感觉好像还不如之前刺激。我想对其他人说“欢迎来到我的世界”。在第一阶段训练时，我就开始玩这些游戏了。

BUD/S训练中流传着一句俗话：你想成为隐身人（Ideally you want to become gray man）。换句话说，你想变成无形的，没有人会注意到你，因为你把每件事都做得那么完美，以至于让你从不引人注目。

我已经从“那个家伙”变成了“隐身人”。

地狱周

这并不是说地狱周很简单，它就像传说中一样残酷，而且远不止如此。从地狱周开始的那天早上开始，我的同学们就像廉价灯泡一样逐个熄灭。

第一天晚上，他们搞得我们很迷惑。我们一整夜都没能睡觉，但这仅仅是个开头，因为我们还要连续熬五天五夜。星期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是最糟糕的。如果你能坚持到星期二晚上，你已经没有多少同伴了，因为多数人都已经退出了。在最开始的三天里，这是真正的折磨。

他们让我们作一个叫“钢铁码头”（steel pier）的训练。早上两点钟，他们就把我们叫醒，把我们赶到一艘钢铁驳船上。我们裸着上身躺在那里，体温迅速下降到极低。随后，在即将失去知觉的时候，他们把我们叫起来，让我们跳进水里，然后爬出来，再躺在码头上。这要持续四个小时，这简直是活受罪！第一天晚上，黄铜钟在寂静的黑夜里响个不停，寂寞而悲哀的钟声在空中划过。

他们让我们在地狱周期间保持忙碌的方法之一，就是让我们做“原木跑”。我们七个人要抬起一根巨大的原木——其实就是一根电话线杆——举起来扛在肩膀上，同时稳步小跑，来个急行军。我们要晃晃悠悠地蹚过海浪，而教官们就在我们身后对我们大呼小叫。沿着海浪线跑完6英里后，我们可以放下电话线杆，喝点水，然后再抬起木头，转过身来，沿着原路返回，再跑6英里；然后扔下木头，抓起橡皮艇举到头顶上，沿着另一条路前进，又是6英里。就这样周而复始，持续大约8个小时。那里有一根特别大的原木，被以前的BUD/S学员称为“超级痛苦”（Ole Mistery），它的侧面刻着“痛苦需要有人陪伴”（MISTERY LOVES COMPANY）的字样。这样东西是件值得史蒂芬·金（Stephen King）[14]动笔描写的孽障。有个班级想把它偷走，并烧了它，但没有成功。或许它今天还在那里呢，还在折磨参加BUD/S训练的新学员。

这些听起来都很艰难，但体罚并不是最糟糕的。心理折磨打垮了我们中许多人，让黄铜钟响个不停。我们永远都不知道，他们接下来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新玩意儿。整整五天训练的目的是让我们心理失去平衡，而且它确实奏效了。

第三天，他们让我们到一顶帐篷里睡会儿觉。我们让疲惫不堪的身体躺倒在又薄又不舒服的折叠床上，但对我们来说，那种感觉就像是上了天堂一样。我们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大约50分钟后，我被有史以来最讨厌的声响给弄醒了。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不过突然之间灯被打开了，我听到有一个声音在对我大喊：“快起来，韦伯，该去冲浪区了！”

我们被弄醒，回到现实。这个时候，我们才刚刚进入深度睡眠。

经过足足三天昼夜不停的体罚，我们终于有机会睡点觉了，却在不到一小时后就被叫醒，让我来告诉你那种心情是怎样的：那完全是种折磨，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实际上，这是在战俘模拟训练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

我睁开眼睛。周围的同伴完全迷失了方向，都在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绝望地四处打量着，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记得的下一件事就是，所有人都跑出去，躺倒在冰冷的海滩上，躺在海浪里，脸朝着大海，等海浪把沙子和咸水冲进我们的眼睛、鼻子和嘴巴里。我从来都不怕冷，但那段被人叫醒的插曲真是残酷。

然而，最糟糕的还是“食物赛跑”（chow run）。就像他们让我们睡的觉只够让我们勉强活下去一样，他们把饮食也降到了最低限度。

我们不仅要把庞大的橡皮艇举到头顶上，然后在海滩上跑好几英里，还要举着它们到处走。有些伙计因为举这些该死的破船而被割伤，留下了伤疤或秃斑。我们甚至要举着它们吃饭！每当到了饭点，他们就让我们比赛似的跑向食堂。到了食堂，我们还得举着橡皮艇绕着一幢小楼继续跑，大家轮流吃饭。我记得当时脖子就像被电钻钻了似的，头也很疼。终于轮到我们队去吃了！我们迅速放下橡皮艇，跑进去，把食物一扫而光，再跑出来。

有时候，等我们回到外面后，会发现少了几个人。怎么回事？不知道。那些人再也不会出现了，他们走了。教官们会按照身高对我们重新分组，补上空缺。然后，我们再次出发。

星期四晚上，我们作了一项被他们称为“周游世界”（Round the World）的练习。每艘船上的船员要把船划到大约20英里外的一处检查站，然后再划回来。这大约要用八个小时。当然，我们是在夜里完成的。

我们跑进海浪里，把那些破船先举过头顶，再放到水面上，然后爬上去，开始疯狂地划桨。几小时后，我们还在划桨。我看了看四周，发现大家都睡着了。我用船桨重重地打了几个人，小声说：“嘿！各位！醒一醒！”

我们完成任务时，已经是午夜时分，我们是第一艘回到岸边的船。这时，从黑暗中传来了一个声音：“嘿！过来！”那是寿林教官，他跳到我们的船上，让我们划船载他出去，去找还在往回划的其他人。

忽然之间，我听到奥莱利教官的声音从海岸那边传过来。“韦伯，”他咆哮着说，“如果你现在把船弄翻，我保你直接通过地狱周。”

他的意思是，如果我把船弄翻，让寿林教官和衣跌进冰冷的海水中，他就会立刻给我一张“快速通行证”，我就不用参加地狱周剩下的训练了。

寿林教官转过头来盯着我。我一句话也没说，但我的表情说出了一切：让我把这笨蛋弄下去吧！寿林教官用一种惊人镇定的声音说：“韦伯，你这狗娘养的，如果你把我弄下去，我会找你算账的。”

我笑了笑。我直盯着他，喃喃说道：“我们动手吧！”我的声音很大，全队都听得到。大家都很怕他，所以并没有发生这种事，但寿林教官从我的眼神里看得出我的想法——我准备把他弄下去。我心里想，如果我这么做了，会发生什么事呢？

星期五，他们让我们来到海滩上一块用篱笆圈起来的地方，那里面灌满了海水。这片区域被称为“沼泽演示坑”，实际上不过是系上索桥的烂泥塘。我们站在那里，筋疲力尽，从头到脚糊满了泥巴，勉强能用双脚站着。然后，他们开始向我们投掷模拟手榴弹。

我们这时候就像僵尸一样，不知道自己移动得有多快，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动没动。我知道，有些人掉进了泥塘，倒在了那里。

随后，我们跑到训练场上，在磨床上一字排开。这时候，有个人对我们说：“215班，安全通过地狱周。”

安全，安全？

这不是真的吧？我们受了那么多的罪！接受训练的这段时间，仿佛时间都慢了下来，无限延展直到永恒。这就像是古希腊人对“地狱”的看法——西西弗斯（Sisyphus）把一块沉重的巨石推上山，接近山顶的时候，石头会滚下山去，而他会从山脚下重新把石头推上去，这个过程不断重复。地狱周就这样突然结束了，我们把棕色上衣交回去了。

我们安全了。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穿上晾干的、温暖的、干净的T恤的那种感觉。我吃了整整一张比萨饼，喝了整整一夸脱的佳得乐（Gatorade）饮料，打电话给父母，告诉他们我通过地狱周了，然后沉沉睡去。我两天后才醒过来。

我们最开始有220人，现在只剩下70人了。

千万不能自大

我们有两周的时间恢复体力。这期间，我们只做些简单的事，比如绘制水路图之类的。我们要让自己准备好迎接下面的训练——为期七周的第二阶段训练。

在某种程度上说，潜水环节是整个BUD/S训练的核心。毕竟从本质上看，BUD/S训练是一种水下爆破训练，最关键的是水中技能。由于我已经是一个很棒的潜水员了，我以为这个环节对我来说易如反掌。

但事实证明，潜水环节真不是闹着玩的。是的，他们现在会花更多的时间教我们特定的技能，而不是狠狠训斥并淘汰学员了。现在我们穿着棕色T恤，他们对我们多少有了点尊重，但还是很残暴。

新教官和第一阶段的教官们一样，要让我们明白他们不是来浪费时间的。他们立刻让我们在场地上做俯卧撑，朝我们的脸大喊大叫，不管我们在做什么事——课堂作业、潜水训练、水肺指导、使用呼吸器，还是其他关键的潜水技能。基本体能训练每天都按时进行，而且越来越困难，障碍越来越多，用时越来越短。我们的限时跑从4英里变成6英里，又变成8英里。所有的标准都在提高：2英里海泳的时间要求从80分钟降到了70分钟，4英里软沙滩跑（穿着靴子）的时间要求从32分钟降到了29分钟以内，通过O课程的时间要求从15分钟降到了11分钟。

有时候，我们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教室里，但那绝不是你想象的普通教室，而是那种头顶上挂着成桶冰水（我们得确保水桶是满的）的教室。如果有人在课上打瞌睡，教官就会用力一拉绳子，冰水就会倒下来洒满整张桌子。这里可不是社区学院，这里是BUD/S！

在潜水环节进行到差不多一半时，我们要接受一个叫作“pool comp”（泳池能力pool competence的简称）的测试，那是地狱周的升级版。

我带着装备跳进训练池里去。我的装备由一对铝制80s氧气瓶和一套水肺装置组成，我要潜到15或20英尺深的地方。突然之间，三位教官出现在我头顶上（他们把这叫作海浪袭击）。毫无预兆地，他们把我的面罩摘掉，又把我的脚蹼给卸掉，使我除了氧气瓶和嘴里的调整器外一无所有。

然后，他们开始对我下手了。一个教官从我嘴里拔出调整器的软管，迅速打了个结。

我不太清楚究竟会发生什么事，但我知道事情差不多就是这样了，而我也尽可能作好了各种准备。这就是泳池能力测试的难点所在。他们会设计五六种极其恶劣的水下情景，你必须一一应对。如果你浮出水面，你就失败了。

我也知道，我们会面临极其糟糕的情景，那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那被称为“猛击”（whammy）。你要尽全力对付它，然后示意你没问题，并浮出水面。正常情况下，那应该是不可能完成的，但你只要尽可能多坚持一会儿就好。

我正处于这种情况——我开始吸入从阀门直接冒出来的空气，因为我根本解不开那浑蛋给软管打的结。我待在水下大约有一刻钟时间，被好几位教官检查过，看起来还没有结束的意思。现在，我开始努力吸入调整器冒出来的小气泡。最后，我发现根本没法通过这次“猛击”，所以就示意教官并上浮了。

我刚一冲出水面，教官就说：“韦伯，那可不是猛击。”

“什么？”我气喘吁吁地说。那应该就是猛击，因为没有人能解开那软管。问题在于，我本来可以在下面待更长时间，但我觉得我的测试已经结束了。好吧，它还没结束。

我真觉得恶心。我的第一次泳池能力测试失败，而每人一共只有两次机会。他们偶尔会召开审查委员会，决定给某人第三次机会，但那是例外，不是常规，而我也不幻想这会发生在我身上。是的，我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了。

那天是星期五，所以我要等到下个星期一才能进行重测。那个周末对我来说就是煎熬。

星期一终于到来了。我再次潜到水池下面，无论他们怎么对我，我一直待在下面。我甚至都不记得“猛击”是怎么回事了，因为我的精神高度集中在一件事上，那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浮出水面。我一直待在那里，等到没有空气了，还再多待了一会儿。

最后，一名教官游下来，开始摇晃我，抓着我的头发往上游，做出“快上来！”的紧急手势。那一刻，我觉得肯定没问题了。确实如此。我的“猛击”结束了。

顺利通过测试后，我放心了，但始终对“试了两次”这件事念念不忘。我本该擅长与水相关的一切的！这又是一次教训，我会努力记着，在任何状况下都记着——千万不要自高自大。不管你知道什么，或者自以为你知道什么，你要控制住自己，努力汲取新知识。

泳池能力测试结束后，我们又少了20个队友，其中一位是我们的班级负责人（OIC）吉姆·特伦斯（Kim Terrance）。

每个BUD/S班级都有一位级别较高的OIC，一般是由班里级别最高的学员担任的。特伦斯是位天才运动员，曾代表斯坦福大学参加游泳比赛，而且是我们班的游泳高手。（和他难分伯仲的是他的游泳队友特拉弗斯，我之后会对这个人作更多的介绍。）第二阶段训练差不多进行到一半时，他因为医疗原因退出了。从此，我们有了一位名叫罗伯·贝福德（Rob Byford）的新负责人。罗伯是位海军出身的长官，也就是说，他是位现役海军士兵。罗伯当我们班的OIC，这是给大家的礼物——他是位出色的领导，永远维护同伴，所有人都尊敬他。直到今天，我都和他保持着联系。

第二阶段临近结束时，我们又有一次测试，一次全长5.5海里（6英里多一点）的海泳测试。这个测试没有时间限制，我们只须完成即可。

测试那天，天气变得很恶劣。实际上，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遇到的是教官们见过的最恶劣的环境。从那天早上开始，刮起了很强的南风，使海面变得波涛汹涌。我们要向正南方游去，而海风恰好迎面扑来。风一直吹着，根本没有停过。

我们站在科罗纳多海滩上接受检查。除了UDT短裤和带有扇形雷达天线的上衣之外，我们什么都没有穿。我们的装备包括：潜水刀（必须保持锋利）、水壶、信号弹，还有面罩、一对斯库巴普罗（Scubapro）脚蹼和装有二氧化碳充气筒的UDT救生衣。届时会有一艘救生船在附近徘徊，但那只是为了应对紧急事故的。我们会成对地游，游到开阔海面后，就全凭我们自己了。

我们往外游去，游到离岸差不多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向左转，朝正南方游去，游向墨西哥边境。连续不断的南风一直吹着我们的脸，大海变得既粗暴又汹涌，冰冷的海水直灌进我们嘴里，这使我们游泳的时间变得更长了。我们离岸那么远，风又吹个不停，所以连保持方向感都不容易。幸运的是，我从小就学会了如何应对这种情况。我能根据岸边的群山寻找坐标，保持方位，基本上按直线往前游。我时不时抬头看一看，看到其他人（包括那些游得比我快得多的人）不断改变方向，游出了一连串的S形。

游出几英里后，我的队友迪斯科·斯特拉（Disco Stella）开始跟不上了，他开始时不时拍打我，好让我放慢速度。我们时不时停下来，喝点水，但不会超过几分钟。在这种筋疲力尽的状态下，你只想一鼓作气，因为一旦歇下来，你就可能找不回动力了。斯特拉最后变得非常疲劳，完全撑不住了，在大海中央突然停了下来。我们还有一英里要游呢。

“我需要休息一下，”他说，“我们需要停一下。”

“不，我们要一直游。”我说。

“我要喝点水！”

我们俩的水壶这时都已经空了，而斯特拉已经开始产生幻觉了。

“伙计，”我说，“这周围只有海水，我们不能停。”

“不，我现在就得停下来。”他说。

“瞧啊，”我央求道，“再游一英里吧。我们必须游到终点线，那里有足够的水。”

这么说也没用，他一动不动。最后，我抓住他的腰带，开始往前游。我游完了那该死的最后一英里，而且是拽着他一起完成的。我觉得那一英里永远不会到！当我最终到达终点线并把他拉到海岸上时，我觉得都快累死了。

那天晚上，在返回基地的巴士上，没有人说话，哪怕是一句话。以往大家都会相互开玩笑，相互抹黑，而这次，巴士里充满了既奇怪又严肃的寂静。

通过技能训练

第三阶段是为期九周的陆战基本技能训练，当然也是具有海豹特色的训练，包括爆炸物与爆破、枪法、地面导航和侦察，这一点也不比之前的训练简单。我们完成O课程的时间从11分钟降到了10分半，4英里计时跑的时间从29分钟降到了28分钟，他们还增加了一项穿着靴子的13英里跑。

随着第三阶段的开始，我们配备了新装备。现在，与之前穿的BUD/S绿不同，我们拿到了迷彩服和被我们称为“二线装置”的网状装置。（“一线装置”是你穿的衣服，你的短裤，你的腰带，如此等等；“二线装置”或者说“网状装置”又被称为H装置，是指你的胸式安全带，用来装子弹、指南针和其他装置的说明书；“三线装置”就是你的双肩背包。）

我们最开始先进行基本轻武器训练，包括步枪和手枪，先是课堂学习，然后是实际应用，把武器拆开再装上。我们也会进行一些射击训练，不过这和我后来在高级海豹训练中做的还差得远。第三阶段射击训练的主要任务是，在圣地亚哥以东的拉古纳山（Laguna Mountains）上进行大型地面导航训练。我们收拾好全部装备，带上大量的即食食品（MREs, Ready-to-eat），向那里进发。那是1997年12月，就在圣诞节前几天。

经过几天的定位训练后，便是一周的地图和指南针训练。所有的训练结束后，会有一次个人地面导航训练，就像赛跑一样。天气非常冷，地面上还有积雪，我们没有充足的睡眠。教官们围坐在大营房中间烧得很旺的篝火旁，喝着啤酒，我们则不行。在此前两个阶段的训练中，我们被分成过船员小队。现在，我们被分成七人一队的中队，所有的中队都散布在这个大营房四周。我们不可能有篝火，而他们又拿走了我们的即食食品加热器，因此，我们只能吃冷食。我们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穿着靴子，轮流站岗守卫，每人负责一小时。

过一会儿，教官们就会发出无线电呼叫，确认我们是清醒的，而且保持警惕。如果错过了一次呼叫，那就只有上帝能救你了。因为，如果发生了这种事，你将会度过一个漫长的晚上。幸运的是，我们中队里每个人都很警醒。当我们被呼叫时，我们都应答了，而教官们也没有找我们的麻烦。我们可以听到其他人在半夜里被叫起来，直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可以断定他们一夜没睡。教官们让他们在自己的营房和教官的营房之间跑来跑去，在雪地里做俯卧撑，让他们痛苦不堪，一晚上都又冷又湿。从很多方面来看，这和我们几年后在阿富汗山区里做的事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后者要更危险一点。

通过地面导航训练，我们都学会了如何进行导航，甚至都不用地图或指南针。

地面导航环节还包括一次需要把中队解散的测试。现在，每个人都只代表自己，空气中开始弥漫着紧张的气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如果通不过这个测试，我们就毕不了业。

为了进行地面导航测试，教官们在山里设置了一系列导航点，每个导航点都有一个内有识别码的弹药箱。当我们到达导航点时，要打开箱子，把识别码和坐标一起通过无线电上报，让他们知道我们在正确的地方，然后再赶往下一处。我们要按正确的顺序找出所有的导航点。

我碰见了另外一个人，问他说：“嘿，怎么样啊？”他只是惊慌失措地盯着我。“我觉得，我刚错过了最后一个点。”他突然说，然后指着远处，“我应该到那边那座山上去！”他在大雾里惊恐地跑掉了。可怜的家伙！

我是幸运的，出于某种原因，导航对我来说并不算难。又一次，我觉得我的家庭背景帮了我。我在帆船上长大，身边都是海图、地图和指南针，早就学会了怎样寻找路线，完全不靠路标、店面或常规地标。因此，我提前几个小时就完成了测试。我不想马上回营房，因为他们会找另外的事情让我去做的。于是，我偷偷溜回营房周围，钻到一处灌木丛底下，躺在那里睡了几个小时的觉。

接下来，我知道的事就是，我被人踢醒了。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韦伯，你他妈的在干什么啊？”我睁开眼睛，抬头看了看。我是醒着呢，还是在做噩梦啊？

那是寿林教官。

我以为，第一阶段训练结束后，我就彻底摆脱他了。但我没那么幸运。他加入了第三阶段训练，协助进行地面导航测试。当然了，他找到了我。

“你……他妈的……在干什么？”他慢慢地重复了一遍，就像对小孩子说话一样。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在长时间没合过眼后，我刚被人从深层睡眠中叫醒，所以一点儿也不清醒。再说了，这个问题根本不是个问句——他很清楚我在干什么。他检查了我的坐标，知道我已经完成任务了。“你这个狗娘养的。”他咆哮道，并诡异地微笑了一下。哦，该死。

在接下来的30分钟里，他让我在雪地里四肢着地，像狗熊一样沿着山坡爬上爬下，这是对我开小差的奖赏。在折磨了我一会儿后，他把我送回了营房。他让我为那一小段偷来的睡眠付出了代价。但我不得不承认，能偷睡一觉实在太值了。

那一天，发生了一件让我们所有人都震惊不已的事。

我们班有位名叫特拉弗斯的长官，他曾是吉姆·特伦斯的游泳队友。特拉弗斯也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员，当时他已经进入“隐形人”行列，各方面的表现都很出色，无可挑剔。第三阶段的地面导航训练部分，特拉弗斯的中队开始到处出问题——收听无线电时睡着，巡逻时搞得一团糟，不能很好地处理各种事情，总是被叫出去接受惩罚。忽然之间，由于所在中队的糟糕表现，特拉弗斯成了“那个家伙”。他受不了了，认输了。他退出了。

我完全被惊到了，所有人都是。特拉弗斯不仅是位熟练的运动员，还是美国海军学院（U.S.Naval Academy）的长官。他们那些人的标准非常高，而且接受过时间的考验。到这个时候都竟然会有人退出BUD/S训练，真是闻所未闻。他是在训练的第六个月退出的，离毕业只有五个星期。

在BUD/S训练中发生的所有事里，特拉弗斯的退出是最令人吃惊的。人们通常认为地狱周是件大事，一旦通过地狱周就已经过了最难的部分。但和通过第三阶段比起来，我宁愿经历两次地狱周！他们一直向我们施压，把我们推向自身极限，加重我们的任务（比如进行爆破训练，还有在我们筋疲力尽时进行实弹演习），所以我们一刻也不能放松。

第二天是个星期五，我们收拾好据点，装好卡车，准备离开那里。就在那时，有一些人怒气冲冲地跑进营房，赶上了我们的队伍。他们在开始的测试中失败了，整晚都在重复尝试。他们非常疲惫，一言不发，但最终还是成功了。

就在我以为我们都成功了的时候，却发现至少对我来说事情还没有结束。我们坐在巴士上，一身轻松地准备重返文明的时候，我的左上半身忽然失去了知觉，也就是膝盖以上的部位。这是很严重的事。我不知道，这是地面导航使我的肾上腺素疯狂分泌，还是由低于零度的气温导致的。不过，当我第二天早上在科罗纳多醒来时，我的左腿几乎承受不了任何重量了。

我现在麻烦大了。第三阶段还没结束呢，我们要做四次限时跑的测试，想达到第三阶段的标准必须至少通过两次。我还需要跑一次，但现在却连路都走不了了。那个周末，我是在担忧中度过的。

下一周的星期一，我去找BUD/S的医生，告诉他我左上半身出毛病了。他拿过我的病历，看了一眼，然后说：“我的天啊。”

“什么？”我问道。

他抬头看着我：“你之前竟然从没来过这里。”

有些人（我们称之为“疾病召唤突击队”）时常去看医生，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差不多每个人都去找过一两次医生，但我没有。六个月里，我从来没去看过医生。

医生很照顾我，妥善地帮我治疗，让我拄拐杖，使我逢凶化吉。事情很凑巧，当时正赶上圣诞节休假。在接下来的两周里，我们每天只须做一次体能训练，而这不会计入我们的成绩。我每天都去看医生，其他人作体能训练时，我就坐在那里看杂志。

等到一月份，事情不能再拖了。我必须要走出去，完成4英里限时跑，而且用时必须在30分钟以内完成。说来也奇怪，教官们都给了我相当多的鼓励。他们都知道，我真的是在与伤病作斗争，而不是在装病。他们能看到我的痛苦。

四英里就是6437米，而一米差不多就是我的一大步。这就意味着，在跑步过程中，我的左腿要艰难地落地3218次，每次都带着疼痛。不过，我还是完成了那次限时跑。

冰冷的海水

圣诞节过后，我们乘船前往圣克莱门特岛（San Clemente Island），那里距圣地亚哥海岸大约有80英里。那座岛完全被用于海军活动，而海豹突击队在海岛东北端有一个BUD/S训练营，我们将其称为“巨石”（the Rock）。

所有人都到达那里之后，教官们说：“嘿，伙计们，没人能听到你们在这里喊叫。你们现在离旗杆很远。”所谓的“旗杆”指的是海岸上的基地司令部。这里没有太多的管束，没有指挥官在午饭时转来转去地检查事情进展如何。这是我们最后的四个星期，我们能否顺利毕业，都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教官要确认我们每个人都能赢得胜利。

每顿饭前都有不同形式的体能训练，我们的表现如何与用餐是否愉快有直接关系。我们要为自己每顿饭都能干着身子吃而努力。

早饭之前，我们所有人会以中队为单位列队排开。教官告诉我们，看他们的信号，每支中队要全力以赴地爬上附近的一座大山——蛙山（Frog Hill），尽可能快地爬上山顶。最先到达山顶的四个人下山后去吃早饭，落在后面的三个人（每支中队有七个人）下山后要跳进冰冷的海水中，然后满身沙子、全身湿透地在外面吃早饭。

信号发出后，我们七个人拼命向前冲去，努力向山上爬。我的肺里就像火烧一样，我不是擅长跑步的人，还能感觉到左上半身的拉扯。每天早上，我都会发现自己处在队伍的中间位置，生怕自己会落到后面，最后得满屁股沙子地吞下冰冷的鸡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每天都能保持前四名的位置。

早餐就是这个样子的。午餐之前，我们要用最少的时间做完100个俯卧撑，而且要带着全副装备：一个盛满水的水壶、装满子弹的弹夹，还有我们H装备工具箱里的其他东西。如果我们不能全部在规定时间里做完俯卧撑，我们就要浑身湿透地吃午饭。

晚餐之前，我们还要全副装备地进行80英尺的绳索攀爬，然后至少做20个俯卧撑。我们必须完成任务，不然就得全身湿透。

每天早上醒来时，我都有同样的想法：希望今天不用浑身湿透地去吃饭。

到这个时候，我们还剩下40个人。在这40人里，有17个是上一批的学员，他们是因为医疗原因中途加入我们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六个月前开始训练时有220人，现在只剩下了23个人。那些后来加入的人里，有一个名叫艾里克·戴维斯（Eric Davis）的家伙。

艾里克是个极富魅力的红发男人，他喜欢和每个人接触，又极其随和，不惹人生厌。他很快就融入我们中间，而我们也迅速作出回应。他是我见过的最有意思、最富创意的人之一。实际上，从他进入BUD/S的方式，就可以看出他极具创意。他第一次提出申请时便沮丧地了解到，作为一个色盲，他连试一试的机会都得不到。这使他备受打击——不过，大约五分钟后，他就想出了一个周详的计划，使自己在色盲测试中蒙混过关。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但不管怎样，他做到了。而且，他还顺利通过了BUD/S训练。他至今没有向我们透露那个秘密计划。

说是因果报应也好，人生的讽刺也好，多年后，当他觉得自己在军队里已经受够了，决定退役的时候，却遭到了报应。他当时刚刚被延长了服役期限，但他特别想退役回家，我还问过他打算怎么办。后来他告诉我：延长服役那次体检时，他直接找到医生，坦白说自己是色盲，说希望因此提前解除合同，但医生拒绝相信他，甚至没给他作测试，直接给了他一张健康证明书。此后，我无论什么时候看见他，都会拿他开涮。

我们在“巨石”的日程安排非常紧张，好像根本没有睡觉的时间。按照第三阶段训练的标准，一晚良好的睡眠是三到四个小时。到达“巨石”后的第一周，艾里克说：“嘿，他们不会一直这样的。我是说，我们正在处理爆炸物，对吧？下一周，他们会让我们多睡一会儿的。”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一直在向我们保证（无疑也是在向自己保证），事情会越来越好的，他们会让我们多睡会儿觉的。

不过，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下周没有，下下周也没有，一直都没有。

有一天，他们差一点儿击垮我们。我们在某项训练中表现很糟糕，教官就让我们在东北港口的海水里泡了四个小时，以此来折磨我们。我们都非常痛苦，我听到伙计们嘟囔着说：“天啊，这什么时候才结束啊？”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接受过好几次这样的待遇，但这次是最糟糕的。不管是由于过去几个月训练累积起来的劳累，还是由于二月里夜间的严寒，所有人从某个时候开始都不说话了。当我们继续坚持体能训练时，一种可怕的寂静渐渐笼罩了我们。我们只能听见腿和胳膊在寒冷的海水里颤抖的声音，这种声音偶尔还会被教官们的咆哮声打断。

几个人抱怨和呻吟是一回事，而当所有人都停止抱怨和呻吟，当所有一切都安静下来，你才知道事情到了多严重的地步。我们再次被逼到了身体和精神的极限。“出来吧！”

不幸之中的万幸，就在那时，他们叫我们从海浪里走出来，跑到沙滩上。他们让我们在沙丘间跑上跑下，几分钟后，我们全身的血液才开始流动。我敢肯定，每个人在跑步的时候都有同样的想法：谢天谢地，终于结束了。

“到海里去！”

他们是认真的吗？是的。就在我们刚刚能感觉到四肢回暖的时候，他们又把我们赶进了冰冷的海水里。我们做着震动打腿，胳膊挽在一起，连成了一条满是痛苦的人肉锁链。

我身边的那个家伙，克里斯·奥斯曼（Chris Osman）开始小声地嘀咕：“我靠……我靠……”

奥斯曼是一位前海军士兵，他被编进我们班，和我在同一队，可我一点儿都不喜欢他。但我不得不承认，这家伙很厉害：他能记住每个细枝末节的军事知识，知道任何一种步枪的有效射程和射击速度，明白在哪种战斗中应该采用哪种武器，也知道你能想到的任何一种爆炸物的冲击力和适用条件。我觉得，他肯定是读着军事条例长大的，而不是像我们其他人一样看着漫画书长大的。这家伙是条硬汉。不过，我就是和他合不来。我觉得他是个大嘴巴，我们有几次都差点儿打起来了。现在，他看起来似乎要崩溃了。

我朝奥斯曼的头部扫了一眼，看到了艾里克的眼睛，艾里克恰巧在奥斯曼的另一边。艾里克和奥斯曼是好朋友，我和艾里克是好朋友，但我和奥斯曼相互讨厌，这真是个复杂的三角关系。

突然间，奥斯曼不再小声嘟囔，而开始使劲儿大声喊道：“行了，我靠。我要从这儿出去！我再也不干这个了！”

“克里斯！”艾里克发出了嘘声，“别这样，再坚持坚持！”

终于解脱了，我告诉自己，但我觉得他不是认真的。可他是认真的，他使劲挣扎着，挣脱了我们紧握的双手，准备冲出海水，到沙滩上去。我和艾里克目瞪口呆地盯着他，吓得不知所措。他马上就要退出练习，退出BUD/S训练，退出海豹突击队了！我们离课程结束只有几天的时间了，已经如此接近终点线了，而他却要退出。

天色非常暗，只有我们两个人看到了奥斯曼做的事。

突然间，我们听到一声哨响，然后是一个清脆的声音：“好了，行动吧！出来！”

教官们在叫我们跑回沙滩上。我们都争先恐后地向小山上爬去时，黑暗里响起了一阵海水溅落的嘈杂声，而等我们跑到那里时，奥斯曼已经被教官们围在了中间，而他们还不太清楚刚刚发生的一切。一位教官抓住他的胳膊，高举到半空中，朝我们其余人大声喊道：“你们看到了吧？这就是我说的！在你们这帮浑蛋里面，奥斯曼是唯一一个真正努力的人！”

突然之间，奥斯曼成了英雄。教官们递给他一大杯热巧克力，同时再次告诉我们，我们没能做到和奥斯曼一样快，简直是太失败了。除了我和艾里克之外没人知道，他能第一个到达那里的唯一原因是，他已经受够了，正准备离开那里，而就在那时，教官们吹响了哨子。

奇妙的事发生了：我和奥斯曼最后成了朋友。实际上，我们后来作为海豹狙击手一起在阿富汗服役，我们至今都是好朋友。

关于海滩上的那个夜晚，我至今仍会开他的玩笑。

麦克险被死亡击溃

最后阶段的训练中，我们在一艘名叫“十二宫”（Zodiac）的巨型充气船上作过一次夜间行动。那晚海浪很大，突然，我们接到了“进入”的信号。我们的评分人，也就是那些给我们的整个行动作评估的海豹教官非常担心，因为海水正变得越来越凶暴。我熟悉海洋，所以我知道，我们附近是一片礁石，很危险。在一片满是陡峭礁石的海岸上，让一艘橡皮艇搁浅，这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它会要你的命！

里奇·洪扎（Rich Honza）是我们那队船员的队长，他说：“好了，他们向我们发出信号了，我们准备出发吧。”

“伙计，”我说，“我觉得，我们要等一等，计算一下海浪的间隔时间，以免船搁浅在海岸上。”

里奇说：“不，我们必须现在就出发，此时此刻。”

“听着，”我说，“我会冲浪，而且熟悉这个区域。现在，波涛汹涌，一刻不停。如果我们不想摔到那些礁石上，唯一的方法就是等大浪涌过来，然后紧跟在浪的后面。”

不过，他仍然坚持己见。他是队长，我对此无能为力，我们立马就动身了。我心想：哦，天啊，这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我们开始疯狂地划桨，慢慢朝岸边进发，我们根本无法按时完成。我能感觉到海浪正在袭来，果不其然，船开始上升，然后下降，下一次上升得更厉害。我知道，我们就要被海浪拍下去了。

“伙计们，”我大叫着，盖过了海浪的呼啸声，“准备好，大浪来了！”

片刻之后，一个巨浪正好拍到我们头顶上。我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船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而我被猛烈地冲向海岸。如果我不想在那片险滩上粉身碎骨的话，就要靠一己之力来控制那艘该死的“十二宫”。那太糟糕了，实际上，这种状况简直是糟糕透顶。

随后，事情变得更糟了。

我往身后扫了一眼，看到“十二宫”的船尾上有什么东西。我挪近看了看，那是某个人的手指，有个家伙坚持住了。接着，我看到了一个脑袋，这让我惊讶不已，那是麦克·里特兰（Mike Ritland）。

麦克是来自爱荷华州的农夫，在进行海豹突击队训练之前，他从来没有见到过大海。他在学校时在游泳池里游过泳，而且游得很不错。但是，大海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在“巨石”上始终受着煎熬。我现在一个人乘着“十二宫”逃亡，其他所有人都被落在身后的大海里，而麦克为了求生死死抓住了船尾，我们俩就快要触礁了。

我还有件事要做：一次大浪过后会有几秒钟短暂的平静，但只有几秒钟而已。不论如何，我都控制住了“十二宫”，成功地避开了礁石，而且已经离岸很近，我都能踩到海底了。我往后扫了一眼，发现船尾处看不见手指了。我不知道麦克出了什么事，也不知道其他人到哪里去了，但我不能放任自己去想这些。我跳下船，努力在礁石间站稳，然后抓着“十二宫”，开始把它拉过去。我计算着海浪的时间，好在每次海浪冲来时都拉一把。靠近岸边后，我跳回船上，确认每件东西都好好地绑在原位。这时，我脚下感觉到了某件奇怪的东西，怎么回事啊？船底下有件东西，有件东西在往上推。

不，不是某件东西，而是某个人。

“我的天啊！”我再次跳出船去，大叫起来。我双手紧抓住“十二宫”，用尽全身力气让它脱离海水的吸力，把它往上推、往上推，终于把它推到了一边。一个东西从海浪里冒了出来，就像是恐怖电影里的怪物一样。

那是麦克。在一片漆黑里，他被困在“十二宫”底下两分多钟。

“我要……我要……”他试图说话，气喘吁吁地，上气不接下气。当他呼吸到足够的空气后，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要……死了，我……肯定我……要死了。”

毫无疑问，他是正确的。麦克的神情颓丧，他直接面对过死亡，而且知道死亡击溃了他。“我靠！”当我把他拉到岸上的时候，他嘟囔着，“我应该去当游骑兵（Army Ranger）……我靠……我干不了这种和水有关的玩意儿……而你可以做到。”

正当我和麦克站在海滩上，他靠在我身上喘气时，一位教官跑到了我们跟前。我以为，他想知道麦克是不是还活着。我正要喊说“没事儿，他没事儿”，就被一连串的脏话给挡回去了。然后，一个我非常熟悉的声音说道：“韦伯！给我他妈的清点一下武器！”

那是寿林教官。

那个家伙来到这世上，似乎就是为了抓住我并折磨我的。

我们在拉古纳山上进行地面导航训练时，我的复仇女神突然出现在这里，来协助进行第三阶段训练，而且要搞死我。

对所有人来说，最幸运的事是，我们的枪支都还牢牢捆在“十二宫”里。这些都是真枪实弹！如果我们中有哪个人弄丢其中一样的话，麻烦可就大了。如果丢失枪支，正式的海豹突击队员都要被除名，更不用说我们这些BUD/S学员了。如果我们在那里弄丢了任何一样武器的话，我们所有人都可能被开除，教官们也会因此惹上麻烦。

我们没有弄丢任何一样武器，也没有弄丢任何一个人。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其他所有人都上岸了。我们的队长洪扎跑到我面前，说：“伙计，我们应该等等那个浪的。”我无言以对。

可怜的麦克恢复了呼吸，但没能恢复冷静。他被击垮了，并作出了自己的决定，他想要去找黄铜钟，狠狠地敲响它。

不过，他并没那么做，那天晚上没有，第二天早上也没有。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说这件事，我也一直喋喋不休地告诉他，把这件事忘掉吧。“那是反常的情况，伙计，”我说，“别担心，它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你没事的。”我不能确定，他是否听得进去，他看起来似乎没听进去。那两分钟击垮了他，他肯定自己已经是个死人了，所以铁了心要退出。

他最终并没有退出，坚持了下来，而且看开了。最后，我们一起奉命加入海豹突击队第三分队（SEAL Team Three）。麦克后来成了一名出色的操作员，作为海豹突击队的职业生涯一帆风顺。他与黄铜钟再也无缘相见。

终于要成为海豹突击队员了

我们离开那座海岛时，简直就像一群出笼的野兽。在圣地亚哥走下飞机后，我们觉得自己仿佛能征服一切。当得知自己通过了BUD/S训练时，我心里的感觉非常美妙，没有什么事能和这个相提并论。

我们最开始有200多人，只有20多人走到了最后。

毕业前一天晚上，按照传统，所有毕业学员要请教官们出去喝个通宵。我们带教官来到了科罗纳多岛上一家酒吧，那家名叫丹尼斯（Danny’s）的酒吧严禁学员入内。教官们开始灌我，我们整个晚上都喝个不停。后来的某个时刻，我转过身来，看看是谁来到我面前跟我碰杯。

是寿林教官。

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那个竭尽全力要逼我退出的家伙，那个我极其讨厌的家伙，那个扮演着我的复仇女神的家伙，竟然就在我面前。我们像兄弟一样出来过夜，一起喝啤酒。

“你知道吗，韦伯？”他说。嘿，别遮遮掩掩啊，我心里想，但没说出口。“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他轻轻抿了口啤酒，然后继续用那种轻轻的、冷冷的声音说着。他直勾勾地朝前看着，像我根本没在那里一样。

“我不想让你通过，我不想让你成为海豹突击队员，我们都以为你要退出呢，我们以为我们能让你退出呢。”

然后，他什么也没说。他或许希望我说些什么，或许不是。但不管怎样，我一直闭着嘴，看他还有没有其他要说的。他确实还有话要说。

“但你反戈一击。你不断提高，我也看到了你的转变，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又深深喝了一口啤酒，然后静静地补充说，“你值得我们尊重。”

那短短的几分钟，让我经受的一切折磨都变得很值。

我们一直喝到太阳升起。我第二天睡过头了，差点儿错过了毕业典礼。一个接一个地，他们把我们叫上去领毕业证书。我的父母都在场，我的祖父母也都在，他们是特意从加拿大赶过来的。那种感觉美妙得令人难以置信，我顺利通过了BUD/S训练，我终于要成为海军的海豹突击队员了。

其实，我一直宿醉未醒，领毕业证书的时候还觉得难受呢。

第五章　全力以赴

训练永不停止

对精锐部队的成员来说，1998年是奇怪的一年。那是克林顿任期内的衰退阶段，军队里弥漫着一种感觉——我们和现任政府之间的关系并未处于最佳状态。坦率地讲，当时世界上没有太多的冲突，或者说，至少我们的主力部队没有直接介入冲突。有些人在想，我们到底在干什么呢？他们会抱怨说，我们不像在真正地服役。大家都有一种紧张的焦虑感，就像被拴着的狗一样，恨不得马上被放开。我们都想做些事。

然而，我们要做的却是接受训练。

从某种意义上说，BUD/S训练还不算真正的训练，只不过是一次历时七个月的入学考试，为了挑选出那些拒绝退出的人。现在，训练开始了。训练，训练，还是训练。海豹突击队员的体会就是：训练永不停止。

等我们要被分配到海豹突击队某支特定的分队时，他们让我们按照优先顺序列出三个志愿。我觉得，假如会有重要的事情发生的话，那一定会在中东。那时候，每支分队负责某一特定的战区（area of operation，简称AO），而中东地区是第三分队的战区。我想去有军事行动的地方。此外，第三分队享有极佳的名誉。我的三个志愿依次是第三分队、第五分队和第一分队（三个都位于西海岸）。分配结果出来后，我非常高兴——我实现了第一志愿。

进入第三分队后，我做的事和当初在HS-6中队时几乎一样：埋头苦干，闭口不言，保证出色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在海豹突击队里，所谓的“新人”就是那些没有和分队到海外执行过任务的人。我很快就知道了，新人中看而不中听（are better seen and not fucking heard）。我们都还没拿到海豹三叉戟徽章呢，还在半年的试用期内，这一点他们会时刻提醒我们。只有在某次行动中证明自己之后，我们才能赢得更多的尊重。在此之前，我又重返最底层了。

作为一名“新人”，在加入海豹突击队的某支分队后，接下来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进行海豹突击队战术训练[SEAL Tactical Training，简称STT。现在，它被称为海豹资质训练（SEAL Qualification Training）或SQT，成了高级BUD/S训练课程的一部分。不过，这两个名词指的是同一件东西]。通过STT，我们才真正开始学习近距离作战战术。我们要进行数千轮的射击训练，还要接受更具挑战性的地面导航和拓展潜水训练。那是我们可以证明自己的地方，也是我们真正开始成为海豹突击队员的地方。

到了该全力以赴的时候了。

武器射击

我遇上了海豹突击队“新人”的首个重大挑战：证明自己在武器射击方面能达标。

和我一起接受训练的人里，有人在海军陆战队（Marine Corps）服过役，有人由于种种原因从小就打过枪，唯独我从来没有用枪的经验。我在新兵训练营有过一点点射击经验，在SAR训练和BUD/S训练中理应多些射击课程，但我也只是稍作尝试便结束了。提到武器射击时，我完全是个菜鸟。我能达标吗？

不久之后，在STT训练中，我终于有机会寻找答案了。

接下来，我们花了一周时间在海军训练中心（Naval Training Center，简称NTC）进行训练。我们要在那里练习射击各式各样的武器，其中包括M-4半自动冲锋枪、西格绍尔（SIG SAUER）P-226半自动9毫米手枪、赫克勒-科赫（Heckler&Koch）USP点45半自动手枪（USP代表的是“universal self-loading pistol”，即通用自动手枪），以及MP-5 9毫米冲锋枪（submachine gun）。“Submachine”的命名意味着它可以射出亚音速的子弹。射击速度超过音速的子弹会发出能听得见的“啪”的声音，就像一次微型音爆一样，那听起来就像有人在使劲拍手。通过这个声音，你可以判断是否被人击中了。除了子弹发出的“啪”的一声外，你还能听见脑袋周围“噼”的回声。

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我也发现自己严重落伍了。几乎从第一天开始，教官们就总是跟在我屁股后面，说：“嘿，韦伯，你怎么回事？”这就像是回到了BUD/S训练刚开始的时候——突然之间，我又成了“那个家伙”。我必须重整旗鼓，因为我们马上要提升级别了。

在NTC待了一周后，我们前往拉波斯塔山（La Posta mountain）训练场。那是一个老旧的卫星观测站，从圣地亚哥开车往东到那里要一个小时。拉波斯塔占地大约1000平方英里，位于海拔3500英尺高的山顶上。它没有丹佛山（Denver）那么高，但比我们平常见到的山要高，也更漂亮。它很快就成了一个特别有价值的训练场所，因为那里的地势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部分地区极其相似。

在拉波斯塔，我们进行了一些巡逻与地面导航训练，和我们在BUD/S训练时做过的差不多，但更困难。不过，对我来说，这些训练看上去没那么难。随后，就到了真正的射击训练环节。几周后，他们开始让我们进行实战演练，这被称为“压力课程”（stress courses）。“压力课程”是名副其实的！对我来说，这是关键时刻——要么进步，要么掉队。

我不是担心自己被淘汰，但这关乎名誉。就像我即将学到的那样，名誉就像是一座房子，一旦烧掉就很难重建起来。这是个简单的道理，在商业领域如此，在社会中如此，在全世界都是如此，不过在海豹突击队的圈子里，这更是真理。对于一名海豹突击队员来说，没有什么比名誉更重要。在压力课程训练中，我的名誉将面临险境。

实战演练在一段道路上进行，这段路上每隔10到20英尺就设有一个路障。课程的目的是教会我们穿越这段道路，隐蔽在每个路障后，在规定时间内尽可能多地射中不同的标靶。我知道应该怎么办。这不是什么高深的科学实验，你只需要快跑、藏好，射击坏蛋。我不知道的是，我能不能完成。

轮到我上场时，我检查好M-4冲锋枪，理清思绪，感觉呼吸渐渐平稳。我知道，接下来几分钟里发生的事不论是好是坏，在接下来几个月里都将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教官大喊一声“出发！”我猛冲过20英尺，隐蔽在第一个路障后面，朝四处看了看，俯下身来，朝标靶射击。噼！砰！这些是钢质击落式标靶，你击中一个，它就会向后翻落。噼！砰！噼！砰！射击钢铁很让人满足，因为每一发都会有及时的反馈，比射击纸质标靶的反馈要好得多。迅速射击几轮后，我又冲向下一个路障，重复这些动作，再冲向下一个。到第三站时，头像标靶已经增加到六个。标靶都是突然间出现的，而且只露个头就缩回去。我们的目标是快速地连续射中六个标靶。我发出六发子弹，砰！砰！砰！砰！砰！砰！然后朝下一站进发。

经过几站之后，我还有很多标靶要射，但我没弹药了，这是他们故意设计的。他们想看看，主要兵器弹药用光后，我们会怎么办。我把冲锋枪甩到一边，立即抽出手枪，朝剩下的标靶射出几枪，然后把配枪装进枪套里，抓住冲锋枪，让它重归原位。这些都是在我冲过去隐蔽并重装子弹时完成的。隐蔽（cover），而不是隐藏（concealment）。我们接受过训练，知道这两者的区别。隐蔽指的是你藏在某种东西后面，它可以给你物理掩护。隐藏指的是你藏在某种东西后面，它可以在视觉上掩护你，比如说灌木丛，但别人可以穿透灌木丛击中你。我隐蔽好后，丢掉已经用光的M-4弹夹，“砰！”地装上一个新弹夹，也给手枪装上一个备用的新弹夹，然后冲过去进行下一轮射击。

整个过程如旋风般顺利连贯地完成了，根本没有停止和开始的感觉，只是一连串不间断的行动和反应。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想，一切就已经结束了。

我们的教官居然愣了一下，这有点儿滑稽可笑。“该死，韦伯，”他说，“你他妈的是从哪儿来的啊？”

我四下里看了看，才知道别人都在看着我呢。我一发子弹都没脱靶。

以前在射击标靶时，我总是苦苦努力，感到紧张，从来没有觉得自然而然，而且从来没有做得像别人那么好。但现在，当我第一次击中钢质标靶后听到“砰！”的一声时，我好像突然开窍了。

这让我困惑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得出了结论：在进入海军之前，我从来没有使用枪械的经验，也没有接受过任何训练，但我进行过大量的海底狩猎。叉鱼是需要某种本能的，矛枪用起来并不像工具，而更像是胳膊的延长。你只是用胳膊一指，然后就发射。标靶射击对我来说则不是这样，至少以前不是这样。不过，当我们置身于更现实的训练环境中时，那种本能又来了。我感觉不是在用冲锋枪射击，而是用胳膊一指，然后射击。

罗伯·拜福德是我在BUD/S训练时期的班级负责人，他那天正好在场。他看过我在第一阶段训练时遭受的痛苦，知道我当时是“那个家伙”，觉得我难以通过BUD/S。

“他妈的，”他咕哝道，声音大得所有人都听到了，“我早晚要把韦伯带到我的连队去，这个该死的家伙从来不会放弃！”

谢天谢地，我心想。我救赎了自己。

沙漠战场

我们从拉波斯塔向西走到沙漠中，来到位于沙顿海（Salton Sea）边一个叫作奈兰德（Niland）的倒霉地方。那里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地方，而我们要在那里待六周。这是我们的沙漠作战训练阶段，我觉得这个地方再合适不过了。沙顿海其实是人造的，是20世纪的一场事故的结果。当时，一些工程师想要改变科罗拉多河（Colorado River）的流向，但这项工程最终失去了控制，于是才有了沙顿海。目前，它是地球上含盐量最多的水体之一。它的水比海水还要咸，而且满是农药残留。

奈兰德小镇在湖的东北岸上，那里大多数地方都被冰毒实验室和拖车停车场占据着。它让我想起《公路勇士》（The Road Warrior）中世界末日后的景象。那里有些人被称为“铲土机”，他们负责捡起所有的东西。我们到外面的训练场去，进行对抗训练，打出数千发子弹。我们要走一百码外的地方，才能休息一下，喝点水，重新装弹，然后再回去。我们留下的所有黄铜弹壳都会被捡走，场地也会被清理干净。在场地的一侧，我们看到了一个人。他头发乱蓬蓬的，背着个麻布袋，戴着副公路勇士般的护目镜，在路上慢悠悠地走着。真是个奇怪的家伙。

沙漠作战训练阶段开始前六周，我和第三分队的队友约翰·齐恩（John Zinn）一起去过奈兰德。我和约翰都是在加州长大的冲浪者，他看上去像是普通的冲浪爱好者，但其实是位出色的水手，也是名优秀的运动员。我来到第三分队后，我们俩一拍即合。

作为新人，我和约翰被派到那里一个星期，协助一支海豹突击队小分队进行训练。有一天，我们被派去执行某个后方补给任务，开着一辆裸架（bare-frame）的定制军用悍马车（Humvee）。我们完成了任务，干完了一天的活儿。我们当时在沙漠里，周围没有一个人。我们说：“嘿，让我们看看这个坏小子能干些什么。”我们发动了悍马车，轮流开着，在沙丘间肆意驰骋，在贫瘠的沙漠上爬陡坡，就像《正义前锋》（Dukes of Hazzard）里一样。

正当我们撅着屁股沿着沙漠中一段长坡往上爬时，我们看到前方有一处下沉的地方。我们开始略微减速，并进行定位导航。约翰说：“来吧，伙计，重重踩一脚油门！”我就加大了油门。突然之间，我发现面前有一个大裂缝。我加速，尽全力想跳过去。刹那间，我们腾空了，一切都放缓了节奏。我和约翰转过来彼此对望着，眼睛睁得大大的。这就像电影《末路狂花》（Thelma and Louis moment）中最后的慢镜头一样。我们腾空的时间不会超过一秒半，但感觉就像有整整一分钟一样。随后，我们着地了。我们成功跳过了裂缝，但因为在另一端落地时太猛，弄爆了左前方的轮胎，还把轮毂给弄弯了。我们还没有备胎！我们该怎么解释呢？

我们通过无线电作了报告。基地里的人说，现在没有空闲人手可以出来接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苦等一个晚上。我们并不太清楚自己所在的精确位置，只知道自己位于一个用于进行军火训练的区域附近，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说就是“实弹轰炸区”。

我们那天晚上就睡在悍马车里，第二天早上很早就醒了。我们是被F-18喷气式战斗机的呼啸声和在远处投弹的轰鸣声给吵醒的。他们在靠近吗？我们不太确定。

我们打开无线电，对着它说：“嘿，伙计们，你们能把我们从这里带出去吗？”我们把大致的坐标传给他们，请求他们尽快救援。他们来了，给我们带来了一只备胎。我们换上轮胎，然后开着车回了营地。我们现在必须解释此前发生的一切。

当时，这座兵营是由一位名叫史蒂夫·海因茨（Steve Heinz）的海豹突击队员负责的，这家伙就像是从卡通漫画里跳出来的一样。你用夸张的漫画笔法画出一个来自海豹突击队的硬汉，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夸张三倍，就是史蒂夫了——一个食人魔，会咀嚼着废旧金属并吞咽下去。他靠铁拳管理兵营。没有人能在这里混日子，没有人！我们是两个新人，刚刚弄坏了他的一辆车。我们很担心F-18，更害怕史蒂夫。

我们首先去找机械师，解释说外面地形太恶劣，所以爆了一个胎。他看了看弯曲的轮毂，然后转过头来看着我们：“你们怎么解释那个呢？”

“地形真恶劣。”约翰说。

“非常恶劣。”我附和着说。

他盯着我们：“你们到底他妈的在干什么？”

约翰也直勾勾地看着他，说：“地形非常非常恶劣。”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并不好玩，我们要等待铁锤落下来。最后，我们被叫进海因茨的办公室。他朝我们大发雷霆：“你们他妈的在外头干了什么啊？是不是想说你们俩浑蛋在外面没有用我的车作特技和犯浑？”

“不，长官，”约翰见缝插针地说，“我们只是在开车。”

“地形真的非常恶劣。”我帮腔补充道。

海因茨盯着我们，然后用一声吼叫把我们赶走了：“你们他妈的给我滚出我的办公室。”事情的结局就是这样的。

约翰后来进入布拉沃连队（BRAVO platoon），在那里待了四年。他后来遇到一位名叫杰基（Jackie）的食品化学家，迅速爱上了她并且一发不可收拾，选择了退役，然后娶了她。“9·11”事件发生时，约翰正在为戴恩公司（DynCorp）和黑水公司（Blackwater）等公司提供私人安保服务，他是最早的私人保镖之一。他的薪水高得吓人，特别是进入伊拉克之后。他干了几年，赚了一大笔钱，然后和一位战友开办了一家名叫土著装甲（Indigen Armor）的装甲车公司，他们凭借的正是在战场上开着车四处被人射击的经验。我喜欢这么想——我们在奈兰德的疯狂之行，为他后来的成功撒下了种子。

几年后，约翰和他的战友卖掉了多数股权，他和杰基生了个小孩儿。2010年，他在约旦（Jordan）死于一场离奇事故。约翰是个好人，他的父亲迈克尔则是一位伟大的律师，约翰去世后我和迈克尔成了好朋友，直到今天都还是朋友。约翰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坚强，我很怀念他。

完成海豹突击队战术训练

我和约翰初到当地时是春天，可是在奈兰德根本没人去野餐。现在，到了夏天，那里简直比地狱还热，多数时候白天气温高达115华氏度。有时候天气实在过于炎热，我们在进行爆破训练时都不能把雷管放在地上，因为地面热度会把它们引爆。

他们让我们进行地面导航和陆地作战演习，在这些模拟演习中，我们会近距离遭遇敌人，而且要努力突出重围。我们还要进行一些高级爆破练习，那是攻击训练的一部分：我们进入一个模拟村庄，营救出俘虏，扫射村庄，然后将C-4炸弹四处散布并拉开导火索。在它全部爆炸之前，我们有15分钟的时间逃离那里。

在奈兰德，我们接触到了一些更重型的枪械，如50毫米口径和60毫米口径的枪。我们也练习过卡尔·古斯塔夫（Carl Gustav），一种84毫米口径的无后坐力手持火箭筒，还射击过一些LAW（light antitank weapon，轻型反坦克武器）火箭炮。尽管我们多数时候都使用实弹，但在某些演习中也会使用一种叫作多合一激光作战系统（Multiple Integrated Laser Engagement System，简称MILES）的东西，有点像彩弹游戏。在敌对势力（Oppositional Force）演习中，我们要以小队为单位彼此对抗，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使用多合一激光作战系统。不过，我们的重点并不是练习两军交战。全体出动去击溃一支知名部队，就像为机关枪上膛一样，都不是典型的海豹任务。我们不是海军。我们更推崇的方法是，在深夜中悄无声息地潜入敌营，袭击他们，然后冲出来。我们到那里去不是为了战斗，而是为了发挥关键作用，从而扭转局势。在奈兰德，我们的训练重点是爆破，以及如何在非常恐怖、酷热无比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我们在奈兰德的最后那段时间，某一天临近中午，他们把我们带到沙漠中去进行一次六小时的地面导航训练课程。走在八月份的奈兰德沙漠中，是非常痛苦的经历。我们一整天都在活像是火星表面的地方游荡，就像世界末日浩劫后的拾荒者一样，遵循着预先设定的航向前进。最终回到兵营时，我们都已是筋疲力尽、口干舌燥。

“喝点水吧，伙计们，”教官告诉我们，“也略微休息一会儿。几小时后，我们再跑一点儿步。”

事实证明，那并不仅仅是“跑一点儿步”，而是一次12英里限时跑，跑步时要带着武器和满载50磅装备的帆布背包。晚饭后，大约是晚上八点钟开始，我们要沿着一条沟渠跑下去。跑，而不是走，我们的限定跑可不是闹着玩的！在奈兰德的八月，八点钟的时候仍然热得要命。

有些人是优秀的跑步者，他们立刻就跑到前面去了。我算是中等跑步者，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差不多处在队伍中间。我们跑了3英里，然后是4英里。我期待着很快就能看到跑得最快的人——他们到达6英里外的折返点后，会从另一条路上折回来。但是，我们一个人也没看见。我们跑了5英里，另外一条路上还是没人跑回来。

后来，我们终于看到了一个人，然后又看到了几个人，但只是几个人而已。我心想，事情有点不对劲，应该有更多人跑回来的。

很快，我就发现了问题所在：很多人都在半路上掉了队，医护人员把他们拉到一边（我们再也看不到他们了），给他们输液。在这种折磨人的跑步过程中，我总结了一点经验，那就是要不停地喝水。我猛喝了几口水，所以不会脱水。

我跑到了折返点，迪斯科·斯特拉（Disco Stella）居然在那里。他是我在BUD/S训练时的同学，第三分队的队友。他看上去气色很不好，可以肯定的是，他很不舒服。斯特拉跑得比我要快，但现在他的速度放慢了。我们开始一起往回跑。“我受伤了，哥们儿。”他气喘吁吁地说道。我开始担心他能不能撑得住。通常情况下，他能比我更早跑到终点，但现在他显然已经脱水了，而且表现欠佳。随即，他开始慢慢落后，再也没能赶上来。

跑出几英里后，我在一处供水站停下来补充水分。就在停下来的那一刻，我的双腿失控了。我开始后仰着倒下去，我对此无能为力，我抓住枪，直接摔倒在地面上。我最近才认识的格伦·多尔蒂（Glen Doherty）是负责运营供水站的后勤人员，他看到我摔倒在地上，赶紧跑到我面前。“嘿，”他说，“你没事吧？”

“是的，”我硬撑着说道，“我会没事的。”我期盼这个说法能成真。接下来的几分钟，我拼命按摩和拍打双腿，使出浑身解数，试图让肌肉放松，好让自己站起来。最后，我成功站起来了。队友们开始渐渐进入供水站，告诉我们谁又退出了，我和格伦都目瞪口呆。团队中有些特别厉害的人都跑不动了，这真是天助我也。我补充够了水，重新上路了。

我跑的速度并不快，但差不多排到了队伍最前面。在我到达10英里的标志、离终点还有2英里时，一辆悍马从我旁边开过，车上有一位医生和另外一个家伙。等我看清楚那个人是谁后，我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丹·奥德维尔（Dan Oldwell）不仅是一个厉害的家伙，也是我们BUD/S班里的荣誉人物（Honor Man）。荣誉人物就是一个班里领头宣誓的人，是永不言弃的那个人，是最杰出的那个人，是激励其他所有人的那个人。而我们的荣誉人物竟然坐在一辆悍马车里，他放弃了。

“嘿，韦伯，”奥德维尔说，“我们正想跟你说呢，教官让我们来跟大家说，其他人都因为酷热、体力不支而退出了，他们是这么说的。上车吧。”

当时已是傍晚，但沿着地平线望去，我可以看到基地兵营的灯光。我不会在跑完11英里、离终点还有1英里的时候放弃，不会在经历一切痛苦后前功尽弃。我抬头看着奥德维尔。“谢谢，”我说，“但是，不。我不会上那辆车的，根本他妈的没门儿。”

我转过身去，继续前进。

几分钟后，我跑到了兵营门口，气喘吁吁地站在那里，感觉疼痛穿过我的双腿，但那是种很美妙的感觉。“好样的，韦伯。”我听到有人这么说。

就在这时候，有位教官走到我面前，说：“嘿，你的武器怎么弄脏了？”

我低头看了看我的武器。他说得对，当我在供水站跌倒时，枪上沾了一些土。这是他们向我们灌输的一种行为准则：你首先要照顾队伍的装备，然后帮助同伴，做到这些之后，才是照顾自己。你始终要确保，在冲去冲澡之前，你们整个队伍都要弄得干干净净的。我信奉这一准则，我认为这是一种伟大的价值观。

我抬头看了看那个家伙，没说一句话，只是向他投去了一种目光，就像在说“去你的”。他点了点头，走开了。

能完成那次长跑，感觉真的非常好。我们班里大约有80个人，里面甚至有一些优秀的运动员，但只有我和克里斯·奥斯曼还有其他四个人完成任务了。我这只股票开始见涨了，而这些事会传回到队伍里。每个团体都是个小团体，海豹突击队也不例外。测试、分数、资历、证书都很重要，但没有什么比名誉更重要。

经历过奈兰德的酷热之后，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要在彭德尔顿营（Pendleton Camp）集中进行大量的地面导航训练，随后要花四个星期在圣地亚哥港口外的三十二街海军站（Thirty-second Street Naval Station）进行作战水手训练，也就是花四五个小时往大型驱逐舰上安装爆炸物。

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差不多有十分之一英里长，排水量（总重量）高达9200吨。你可以想象一下，潜到这些庞然大物下面去，能见度非常低，你很容易就分不清上下。通常情况下，在向深水处游去时，你可以通过观察呼出的向上漂浮的气泡来确定方向。我们学过如何摸着船体的焊接缝寻找浮出水面的路径。更糟糕的是，这些舰艇的发动机噪声非常大，而声音会在水下疯传。所以说，你身处的那个地方又深又黑，在一艘9200吨重的舰艇下面，周围都是剧烈的声响，而且根本判断不出上下。你很容易就会这么想：哦，天啊，我究竟是不是在目标舰艇下面啊？

这些舰艇都有巨大的舱底泵，以巨大的力量吸进海水。演习期间，我们的目标舰艇应该把舱底泵关掉。如果你在那周围徘徊，又离船太近的话，你很容易被吸进泵里去，曾经有人因此丧生。

我第一次潜到那些庞然大物底下时，不禁想起了麦克·里特兰，他当初在圣克莱门特岛外的海面上被困在“十二宫”的船底下。这艘船比“十二宫”要大得多。

幸运的是，我们完好无损地通过了潜水训练。1998年8月14日，我从海豹突击队战术训练中毕业了。我重新回到队伍里，投入到工作中，开始为三叉戟徽章审查委员会作准备。

成为真正的海豹突击队员

海豹突击队的三叉戟是海军里唯一没有军衔的徽章。戴上三叉戟徽章后，无论在军中什么地方，人们都会为你让路，不管他们的军衔高低，因为他们都知道得到这个东西要付出什么。我曾经见过，沿着舰艇通道走近的司令官们看到三叉戟后为我们让路，让我们通过。在那一刻，他们看到的不是军衔或老资历，只是你胸前那大大的徽章。

为了获得三叉戟徽章，首先要集齐个人资格标准（Personal Qualification Standard，简称PQS）上的签名。我去潜水训练场，请那里的大师级潜水员签名，再去空勤训练场，做同样的事，接下来找船只训练的中尉，然后找曾在各个训练场上指导过我们的人。一个接一个地，他们都签了名。我把整张表格填完后，在三叉戟审查委员会召开前，递交了一份正式的申请。

那一天终于来了。1998年底的一个星期三，我们六个人站在门厅那里，穿着硬挺的、熨烫过的沙漠迷彩服（标准军装，由伪装材料制成），一起在第三分队的顶层区域外的大厅里等候着。他们把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叫进去。每个人在里面的时间不超过30分钟，但感觉就像是几个小时一样。轮到我的时候，我走进去，在一圈教官们中间坐下来。他们立即向我开火，抛出种种问题，以武器规格开头。

“M-60机关枪的最大有效射程是多少？”

“M-4的最大有效射程是多少？”

“MP-5冲锋枪的枪口初速度是多少？”

“拆卸一支西格·绍尔226手枪需要多少步？”

一位通信专家问了我一些与通信有关的问题，包括短波和长波无线电信号、不同的天线设置以及我们用的各类无线电。然后是一位医护兵，他问了我各种各样的急救问题。然后轮到了舰艇人员、潜水人员、空中人员，他们每个人都问了我一堆疯狂的问题。我必须理解所有问题，而且要迅速回答，这非常恐怖。我拼命学习过这些，也知道自己表现得很好，不过，我的未来还是掌握在他们手里。

然后，他们中的一个人问我：“你为什么想成为一名海豹突击队员？”

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我停下来想了片刻：我为什么要成为一名海豹突击队员？

我一直都想做一些特殊的事，一些没有太多人能做到的事。老实说，那就是我真正的动力，我想成为某个精英团体的一分子。

我在高中时曾努力尝试过，但一直等到我顺利毕业都没能成功。我不可能获得后备军官训练队奖学金（Reserve Officers’Training Corps，简称ROTC）或进入海军学院（Naval Academy）。我曾经一度想成为一名飞行员，但我的学习成绩不够好，所以很难走上那条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想找到某种东西来证明自己：我能参与到某件特殊的事中去，能设置一个很高的目标，并实现这个目标。

我没有把这些都告诉教官们。我只是说：“我喜欢水，在水里长大，觉得我能很好地适应它。我想成为这个特殊群体的一部分，我也知道没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一点。”

我走出去，不清楚我是否通过了。实际上，有几个人没有通过，因为他们搞砸了一些问题，还得回去重新接受测试。我和他们的情况不一样，轮到我的时候，教官们让我回到屋子里，稍微说了几句，然后告诉我我通过了。

星期五，我按照海豹突击队的命令，身穿迷彩服出现在沙滩上，前去参加“一刻钟”（quarters）。“一刻钟”是海军中专指每日集合的名词。早上7：30，所有连队都要以组为单位集合，司令官会出来讲一下那天或那周要做的事，然后我们再出去作体能训练，继续干当天的其他事。星期五，所有得到奖励的人都会在“一刻钟”期间被公布出来。

那个星期五早上，司令官讲了几分钟的话，然后，我听到他叫了我的名字。于是，我走到了前面去，一位教官将一枚三叉戟徽章钉到我的军装上。我不再是一名搜寻与营救水手，不再是一名常规海军士兵，不再是一名BUD/S学员，不再是一名处在试用期的第三分队成员，不再是一名STT学员，而是一名海豹突击队员了！

接下来，一群人迅速向我跑过来，我也竭尽所能地尽快跑开。这是海豹突击队的传统：一旦你获得三叉戟徽章，就要被和衣扔进海里。我尽可能从他们手里跑掉，自己跳进海里，但这可不行。他们抓到了我，把我扔进了太平洋里。然后，他们把我捞出来，浑身湿透地带回岸上，开始扎我的三叉戟徽章。

这也是海豹突击队的传统：普通的别针会有一个小小的金属或塑料衬垫，确保它能钉得牢固，还能避免扎进肉里，但我的三叉戟徽章可没有衬垫。过去，当你在海军里赢得飞行之翼时，他们把它称为“鲜血之翼”，因为大家会按字面意义把别针扎进你的肉里，扎进你的胸膛。那是个老传统，海军早就不那么做了，但海豹突击队还会这么做，海豹突击队里都是硬汉。

于是，他们把三叉戟敲进了我的胸口，正好位于心脏上方。那种感觉很棒，除了我三个孩子出生的当天，和后来发生的某件事的某个瞬间，那是我一生中最自豪的时刻。

“邋遢鬼”韦伯

在收到三叉戟徽章的前几天，我发现自己被安排进了高尔夫（GOLF）连队，那是美国最优秀的连队之一。接下来的两年我将和这些人一起度过。

高尔夫连队是汇集了各色人物的奇怪混合体，这种组合很奇怪，但同时又很牢靠。技能和资质很重要，但某些不能用测试衡量的东西也同样重要。总的来说，我们的氛围很棒。和海豹突击队员们在一起，你就是和一帮非常极端的人打交道。他们每个人都是一等一的男人，就像一大帮维京（Viking）勇士一样。他们每个人都能做到“我为人人”，但当他们必须痛打彼此时，归根结底地说，还是“人人为我”。

从一开始，我们就是一个紧密团结的团队。

詹姆斯·麦克拉里，我们的OIC（负责人），是一位典型的海军军官。他坦率正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麦克拉里上尉在2000年退役后，去哈佛学院（Havard Bussiness School）深造，后来成了雷神公司（Raytheon）的首席安全工程师。

丹，我们的军士长，是一个大块头，而且像我一样，是个来自加州的冲浪者。丹军士长17岁就通过了BUD/S训练，在队伍里提拔很快。他负责整个连队，也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海豹突击队员之一。麦克拉里在管理连队方面给了他充分的自由。

汤姆，我们的LPO（leading petty officer，首席军士）。从军衔上来讲，汤姆仅次于丹军士长，他长得人高马大，但看起来很文静，说话也细声细气的。在我看来，他身上拥有好领导所需的所有品质——他能向大家展示队伍的纪律，又能确保我们清楚每一步都在做什么。汤姆和丹军士长是我们在海豹突击队里学习的榜样，他们让我们懂得了可靠的队员和敏锐的管理者意味着什么。正如我后来懊恼而痛苦地发现的那样，并非队伍里每个人都有那么高的训练水平和领导才能。

埃里克·弗兰森斯是个野蛮残暴的家伙。弗兰尼和我一起通过了STT，后来，也是在他的介绍下，我认识了我未来的妻子。

格伦·多尔蒂，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奈兰德，当时他是支援团队中的一员，而我正在进行STT训练。我训练通过后，格伦也通过了STT，后来加入了第三分队。格伦后来会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

麦克·里特兰，我的BUD/S同班同学，那个爱荷华农场小子。他曾被困在“十二宫”底下，后来活了下来，爱向人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们叫他麦克·“大球”·里特兰。

兰迪是个小个子，瘦得皮包骨头，我们叫他“老鼠”。我从没见过像他这样既聪明又迷迷糊糊的人，他能搞定任何学术进阶测试，却又会在五分钟后彻底忘记自己应该去哪里。在成为海豹突击队员之前，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是华尔街的股票经纪人。

汤姆·克鲁格，我们都有外号，但克鲁格的与众不同——“大浑蛋”。丹军士长不得不把他叫到一边，告诉他说，你不能选择自己的外号，特别是那样的外号。我们给他起各种各样的名字（其中包括“蠢货”，不过都是在背后叫的），但没有一个能固定下来。克鲁格当新兵时的日子肯定不好过，因为他热衷于用一切手段整新兵。克鲁格后来去了DEVGRU（海军特种作战开发团），这支反恐团队过去被称为“海豹六队”。2002年，他在阿富汗中弹身亡。

肖恩·海特（Shane Hyatt），我们叫他“外交官”。肖恩总是显得很另类，他剃着光头，舌头上穿着环。外交官没有一点儿心眼，无论何时何地，他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什么。肖恩总是会冒犯别人，所以你不会想让他出现在任何大人物身边。他曾经只差三个月就要从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的ROTC项目毕业了，而他的长官也准备为他安排职位了，就在那时，他把ROTC指挥官大骂一顿，因而被项目除名，还要赔偿60000美元的培训费。

查克·兰德里（Chuck Landry）是我们中最年轻的，他加入队伍时只有20岁，还是个大男孩。他身高6英尺1英寸，非常机灵，但总爱跟人吵架。我们管他叫“自由风险”——当你在自由时间和兰德里一起出去时，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有一天晚上，他醉醺醺地回到基地，和安保人员发生了争执。他们把他的手从背后铐起来，但他把胳膊从腿下面绕过去，又搁到了面前。安保人员吓得手足无措，拿出武器来把他按在原地。他的试用期被延长了两次，他有一个月都不能离开营区。

鲍勃·哈沃德（Bob Harward），我刚去的第一个月里，他曾是我们队的指挥官，后来他被调到了另外一个司令部。鲍勃是个非常厉害的家伙，他作为128班的荣誉人物从BUD/S训练中毕业，并因自己惊人的聪明才智和顽强品质而出名。由于不知畏惧而又毫不妥协，他在职业生涯中打败了很多人。这家伙有一道长长的伤疤，从下巴往上延伸到前额。你看他一眼就会说，好吧，我可不敢和这家伙开玩笑。鲍勃很爱竞争。有一天，我们在做跑步—游泳—跑步训练时，我从他那里学会了一种鬼把戏：先去跑步，然后把鞋子放在队伍的卡车上，跳进水里游2英里，然后从水里爬出来，和卡车约好在岸上会合，穿上鞋，再跑完剩下的路程。我跟在鲍勃身后爬出水面，看到他抓起鞋子，对着司机大喊：“你弄错地方了！你还要沿沙滩再往前开半英里！”这个狗娘养的，如果他少跑这半英里的话，他就可以在比赛中获胜。鲍勃·哈沃德今天已经成了一名三星海军上将。我后来在阿富汗支援K-Bar特遣部队时，鲍勃·哈沃德是我的司令官。

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小狐狸”、“库特鬼”、“数据”、戴维·考斯特、“葛罗吉”（Grogey）、“蒙戈”、“杰西大叔”。最后，还有我。

我不太清楚我的外号是从哪里来的。我想，它应该和有些人以为我不经常洗澡有关（这很奇怪，因为我是个很爱干净的人），但它很快扩展到带有明显的性含义。我们都有自己的性爱征服史，但我属于比较惊人的那类。在那里，我有一段时间整天忙着追猎圣地亚哥的年轻女人。别人经常对我的丰功伟绩大摇其头，说：“韦伯，你这个邋遢的浑蛋。”这个称呼就固定下来了。

“邋遢鬼”韦伯。

未来老婆

在这段时间，另一个人进入了我的生命中。接下来几年里，她将成为故事中的关键人物。

事情要从弗兰尼开始说起。我们一直想给他介绍个约会对象。约翰尼·索泰罗（Johnny Sotello）是我们的队友，他有个挪威的女朋友，名叫莫妮卡（Monica）。有一天，他告诉我们，莫妮卡有个朋友叫加布里埃尔（Gabriele），她和弗兰尼很搭。约翰尼定了个日子，让弗兰尼和加布里埃尔在当地一间酒吧里见面。

他们相亲的那个晚上，我也在那间酒吧里。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看到的一切——弗兰尼带来了另外一个女孩。“伙计，”我说，“你他妈的在搞什么啊？”

“别担心，”弗兰尼说，“没事的。”

等一下，我心想。他带了一个女孩来酒吧，而他本该在那里跟另一个女孩约会，这不太合适吧？但是，我除了坐着旁观之外，没有什么可做的。

几分钟后，莫妮卡带着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过来了。我觉得她是个外国人——我猜她很可能是德国人。她很迷人。

弗兰尼带着那个女孩走过去找她，向她作了自我介绍，试着解释眼下的情况。我离得有点远，听不到他们说了些什么，但我可以读懂他们的肢体语言，所以知道对话是怎么进行的。弗兰尼在向加布里埃尔和莫妮卡解释为什么他带了另一个女孩来这里，而且他很高兴认识加布里埃尔，想知道能否要到她的电话号码。

加布里埃尔借助一个用中指作出的强调手势，迅速表明自己不想和这个傻瓜有任何关系。我在旁边目睹了整个事态发展，觉得很有趣。

弗兰尼走到吧台的另一端，也就是我坐的地方。

“嘿，弗兰尼，”我说，“事情发展并不顺利，是吧？”

“是的，”他闷闷不乐地说，“你说得对。”

我喝了一口啤酒，放下杯子，离开吧台，沿着弗兰尼刚刚走过来的方向走去。那位期待约会的美女就在这里，而我那土鳖舍友把事情搞砸了。所以，该我采取行动了。我走上前去，斜靠在吧台上，非常友好地朝她点了点头。

“你……会……说……英语吗？”我问道，说得又慢又清楚。我尽量显得非常体贴，非常周到，温文尔雅。

“会，”她回答道，“我来自千橡市。你知道吧，加利福尼亚？”

我现在觉得自己像个傻瓜一样。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把她当成了外国人。或许是因为我知道她的名字是加布里埃尔，或者是因为莫妮卡来自挪威，或者是因为她看起来很有异域风情。

我们继续聊天。我要到了她的电话号码，然后我们开始约会，她从一开始就迷住了我。我立刻停止了放荡的生活，而那本是我们海军生活的常态。我和加布里埃尔进展得相对缓慢，我用了整整两个月时间向她求爱。我记得，某次我带她去看飞行表演时，我终于如愿以偿了。

我志愿报名参加在我的家乡文图拉举行的飞行表演，妈妈对此也非常支持。那个活动很酷，其中有一项活动叫作“间谍索具”——你背后系着安全带钻进一架直升机里，他们用一根绳子把你吊下去，让你在直升机下面100或150英尺的位置吊着，与此同时进行各种各样的表演，而你就在3000英尺的高空中飞翔着。我觉得这打动了她，那天晚上，我们的关系进了一步。才过了几个月，我们就订婚了。就是这样的，我们是两个恋爱中的小孩。

现在回想起来，不难发现，我们当时还太年轻，而且在一起的时间实在不够，我们是不可能长相厮守的。加布里埃尔还在全日制学校读书，而我总被派去外地，不是参加各种不同的训练项目，就是去世界上其他地方执行任务。做一名海豹突击队员和做一名居家男人，是两种截然不同而又水火不容的情况。

我们的婚姻延续了几年的时间，足以让我们生下三个可爱的孩子。不过，从长远来看，这段婚姻原本就不可能天长地久。

保持巅峰状态

训练还在继续，我们接下来的18个月是在冗长的诊断检查中度过的，这个环节是由一系列看似无穷无尽的训练组成的。我跑遍了全国各地，参加了一些世界上最棒的项目。我们要和连队一起待三到四周，驻扎在科罗拉多，然后前往乡下某个特殊学校进行训练，最后回家，再这样循环下去。

实际上，海豹突击队从未停止训练。当我们没有实际部署时，我们总是在学习新技能，继续锻炼我们已有的技能，让我们的身体保持巅峰状态。

索具装配学校（Rigger School）

我们要在位于弗吉尼亚州李堡（Fort Lee）的一所陆军学校进行为期四周的跳伞训练，学习捆扎、修理和跳各种不同的降落伞。我们学习怎样跳“堆叠鸭”——你拿来两艘“十二宫”橡皮艇，把它们的发动机和装备捆在一起，系在两个降落伞上，把整个东西从一架C-130直升机的尾部投下去，你也随之跳下去。我们和刚走出新兵训练营的陆军士兵混编在一起，让他们的教官非常痛苦的是，我们给他们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我们每天晚上喝酒喝得很凶，到处追逐女人，而第二天早上还能完全清醒地出现在班里。这真是非常不好。

海军作战（Marine Operations，简称MAROPS）

我们要驾驶满载的“十二宫”行驶50到100英里，抵达公海海域。没有人会愿意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在一艘离海岸100英里远的15英尺长橡皮艇上航行。

穿越海滩训练（Over-the-Beach Training）

这项训练大约要花一个月的时间，部分在科罗拉多海滩上进行，部分在圣克莱蒙特岛上进行。演习过程中，我们的队伍要从一片热火沙滩（就是说，有人向我们开火）上撤离。在另外一项训练中，我们的队伍要在热火沙滩上抢滩登陆。注意，所有训练都使用真枪实弹。

地面导航（Land Nav）

我们要在位于科罗拉多的第三分队基地待几周，然后在拉古纳山里待四周。这和我们在BUD/S第三阶段中做过的训练有些类似，但训练强度要大得多。

沙漠作战（Desert Warfare）

我们又要在奈兰德度过四个星期。这是最重要的训练环节之一，我稍后会详细介绍。

潜水阶段（Dive Phase）

我们要在圣地亚哥港口外度过四周，我在后面会加以介绍。

近距离作战（Close-Quarters Battle，简称CQB）

这个训练在密西西比州著名的约翰·萧（John Shaw）射击场里进行，我稍后也会加以介绍。

石油天然气平台训练（Gas and Oil Platforms Training，简称GOPLATS）

如果发生恐怖分子抢占一座海上石油平台的事件，接到通知后，我们就要立即准备好前去把它抢回来。我们要在夜间从洛杉矶海滩乘艇开出50到100英里，然后带着德尔格（Dr?ger）呼吸器潜泳几英里，在某个地方游出水面，钩住钛制探险梯，爬上钻探平台，伏击守在上面的敌人。在有些情况下，那里有好几队恐怖分子（假扮的），我们要去抓捕和征服他们。由于我的潜水经验，他们经常让我在这些行动中担任得分手，这就是说，整个连队都要靠我来瞄准目标。（这是一份很大的荣誉，尤其是对新兵来说。）

登舰侦搜（Visit, Board, Search, and Seizure，简称VBSS）

这是训练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从本质上看，这其实是海豹突击队版本的公海海盗行动。这有些像GOPLATS，只不过这次出海时乘的是快艇，而在公海上要接管的也是舰船。不到两年后，我以一名狙击手的身份，成了一次类似行动中的得分手，我当时面对的是波斯湾上一艘载着真正恐怖分子的船只。当然了，那次行动中我们会荷枪实弹。

空中支援（Air Support）

我们在拉斯维加斯郊外与一支A-10中队协作，在夜里召唤实弹轰炸。A-10雷电（俗称疣猪）攻击机是第一架专门为提供近距离战斗支援而设计的美国空军飞机，它在海湾战争期间第一次展现了实战用途。A-10攻击机能搭载的军火数量是非常惊人的。那些空军战士都是杰出的飞行员，我也非常乐意与他们合作，这是我第一次使用无线电召唤轰炸。几年之后，在阿富汗的山区里，这会救下我和其他好几个人的性命。

多元作战训练[Inter-Operations（INTEROPS）Training]

我们要在北维吉尼亚州待一周，和我们合作的情报人员来自国防情报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简称DIA），他们就是国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里的中情局（CIA）。我们做的事就是把一个人截在海滩上，与一个特工取得联络，把他转移到安全的藏身处。走进这个世界，看情报人员如何工作，是一段引人入胜的经历。若干年后，在伊拉克的穷街陋巷里，我会学到更多这方面的东西。

实弹枪击

我们最重要的训练环节之一是地面作战训练，这一次又是在奈兰德进行的。到这个时候为止，我们进行过的大量作战训练都包括基本交战演习，而那里所教的战术是在海豹突击队成立之初就有的，当时恰逢20世纪60、70年代的越战时期。因此，直接介入的整套方法都是围绕丛林战的条件展开的：你和敌人遭遇交火，猛打一通，然后迅速藏到丛林中去。游击战的重点在于避免公开直接地交火。美军第一次在东南亚丛林中遭遇这种作战风格时，完全被震住了，但海豹突击队会去尝试那种作战风格。

不过，在沙漠里，情况截然不同。你身处旷野之中，没有一块区域可供躲藏。在空旷的沙漠里，你与敌人交火时如何成功逃生？丛林遭遇战一般会持续五到十分钟，沙漠遭遇战持续的时间则要长得多。

这正是第三分队的独特之处——我们的分队负责东南亚和中东地区。当时，第三分队拥有在空旷沙漠中与敌人交战的训练理念。就在一两年前，一位名叫佛利斯特·沃克（Forrest Walker）的海豹突击队员带着训练班里的几个人周游世界，拜访各式各样的特种部队，学习他们的沙漠作战经验，特别是英国和澳大利亚的SAS（Special Air Service，空军特别部队），由此创造了一个沙漠作战项目。幸运的是，第三分队成了佛利斯特开展的调查的受益者。（后来在阿富汗服役时，我和佛利斯特在同一个连队。）我们要连续进行一个小时的对抗训练——16个人不断移动，利用沙漠地形，保存弹药，同时保持射击。我们要保存弹药，确保没人会用光子弹，同时要维持回击的速度，在此过程中还要不停地运动，利用沙漠地形的便利，要做到这一点是需要一些技巧的。

我们也要进行大量的协调训练。我们会突然与敌方交火，即使我们处于备战状态，也永远不会清楚战火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或者是来自哪个方向。那些评分者（教官们）事先设定好了全部剧情，然后不断变换剧情要素，在整个过程中时刻考验我们。为模拟迎面射来的火力，他们会向我们投掷模拟手榴弹。这些演习通常在晚上进行，他们操纵标靶上的化学灯光，模拟扣动扳机时枪口的火光。他们还有远程爆炸装置，会根据我们的回击情况相应地推进剧情，在我们左边或右边或身后引爆。在整个过程中，我们身边到处都是巨大的火球。我们要立即判断出初次交火发生的方向，同时精确找出让自己全身而退的方向。不管是谁最早发现了这个方向，他都要及时高效地传达给连队中的其他成员。

交火过程中，你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想出完美的计划，你能思考的时间连五分钟都不到。一个马上就能执行的普通计划，要比五分钟后才能执行的伟大计划好得多，因为那时候我们肯定已经一命呜呼了。

通常情况下，连队会分成两部分。一个人会跳出去，说：“嘿，我在这儿呢！”当连队中的一半人在开火射击时，另外一半人会停止射击，起身，后撤，俯身，然后开火射击。这个时候，之前的那一半人会重新装弹，然后和前一拨人交换。这一切就像一个精心设计的完美无缺的程序，所有事都是在匆忙中完成的，要考虑到地形和条件因素，还要考虑敌人是在运动中的。

除此之外，所有一切都是在实弹条件下进行的。这就是海豹突击队训练与其他绝大多数军事训练的区别：我们在高速穿梭的实弹笼罩下做所有的事，真枪实弹。我们必须万分小心，而且我们也是这么做的。

我们连队还有四架M-60重型机关枪。M-60是气动式、气冷式的，附有肩带，总重达23磅。它的持续射击速度达100发/分钟，瞬间射速可高达200发/分钟（9发/秒），枪口初速度达2750英尺/秒。我们通常会瞬间射出三四发子弹。三发是最理想的，因为这不但能完成任务，还能保存弹药。我是M-60射手中的一位，随身携带1000发7.62毫米的子弹。我的舍友弗兰尼操作另外的一种大型器械，我们彼此配合。我会射出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然后我会暂停一下，开始移动。这时，弗兰尼会继续开火，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我们一直前后换位，为对方保存弹药。我们互相协作，就像乐队里的音乐家一样，跟上对方的节奏，为彼此弹奏，保持和谐优美的火力。这种情况会持续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我们会进行一次大型的终极演习，他们会把我们学过的所有东西结合起来，让我们经历几个小时的交战。他们会尽可能让交战显得真实，把所有的东西都一股脑儿扔过来——炸弹会抛下来；真正的直升机会开进来，帮助我们中的一些人撤离；战斗机群会投下炮弹。军队里的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见到这样的训练，这种真实的体验是不同寻常的。

遭遇海豚，解救人质

测试中有一个为期四周的潜水环节，我因此拥有了一种全新而独特的水下作战经验：遭遇海豚。

在防卫策略中，EOD（Explosive Ordnance Disposal，爆炸军械处置）人员有时候会用海狮或海豚来构筑港口的防御线。他们训练这些动物来追捕敌方的潜水员，在它们的头上安装一种装置，里面有一种压缩气针。一旦海豚跟踪上你，它就会用头去撞你。气针会射出去戳向你，在你身体里形成一个栓塞，一瞬间，你就完蛋了。

很显然，他们不会把真正的装置用在我们身上，不过模拟装置用起来感觉像真的一样。当海豚成功“钉”上你之后，一串小泡沫会浮出水面，这就意味着你被“干掉”了。这只海豚会游出水面，得到一条沙丁鱼作为奖励。你则会得到一个低分，或者重新测试一遍。那些海豚真的很猛。我听说，被“钉”到后，你会疼上好几天。

丹军士长是我在这次训练中的搭档。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小畜生什么时候靠近，因为我们可以听到它们发出的声呐干扰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轻松地逃脱，因为它们游得很快，快到我们或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

不过，作为一名救援水手，我总是和声呐打交道，也很清楚海豚的声呐系统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如果我们的位置足够浅，”我告诉丹军士长，“而且离那片巨石防波堤足够近的话，它们的声呐系统就会受到干扰，它们就得不到有效的反馈信号。”

这就是我们靠近海岸的策略。再进一步说，如果我们没办法搅乱它们的声呐系统，我们就会凭借温跃层的优势，向大海更深处游去，小心翼翼地在自己和海豚之间保持一个稳定的温度断层。

我们一次也没被“钉”过。

下一个板块是近距离作战（close-quarters battle，简称CQB）训练。CQB这个术语指的是以下情境：你需要进入一幢敌方建筑物并进行搜查，挨个房间查下去，清理所有房间，带走坏人，解救人质，完成任务规定的内容。在海豹突击队的训练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因为我们在执行很多任务时都要快速、流畅地穿越极其复杂的环境，像闪电一般穿越狭小的地区，而不会误伤人质或自己人，或是击中彼此。不管是抢占石油平台、清查一幢多层建筑，还是清查整个村庄，我们都需要做到这一点。

无论是在阿富汗还是在伊拉克，这种训练都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正是由于接受了STT的训练，后来我在实际行动中才能如此高效。

这种行动需要你保持高度的流畅性、灵活性和适应性，你必须能回应、反应、调整、瞬间计时，整个过程中要避免被杀掉，也要避免杀掉你不想杀的人。通常情况下，第一个进入的人会不假思索地向左跑去，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往左跑，因为左边有一堵墙，或者左边的通道由于某些原因被堵上了。我通常都会想出一个周密的行动计划，但计划和现实总是有差别的。这些演习会尽可能地模拟现实，因不可预料和混乱不堪而著称。整个过程使用的都是真枪实弹。

进行CQB训练，就要前往位于密西西比州的约翰·萧射击场，也就是中南自卫设计研究所（Mid-South Institute of Self-Defense Shooting）。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配枪：可以用SIG 226 9毫米手枪，或者赫克勒-科赫（H&K）SOCOM，后者是一种专门为SOCOM（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即特别行动部队）设计的45毫米大口径手枪。我选了赫克勒-科赫。

在过去几个月里，随着我逐渐了解各式各样的枪械，我已经成了赫克勒-科赫的超级粉丝。它就是制造MP-5 9毫米冲锋枪（我们在这些演习中也会用它）的那家公司，而它出产的武器总是那么可靠。我也喜欢45毫米的子弹。SIG也是一款好武器，但那个时候SIG的弹夹质量不那么好（我觉得，它可能不是原厂出产的弹夹）。如果你在奔跑或武器受到颠簸（这是在近距离作战中经常会发生的事）的话，子弹就可能在弹夹里转动或翻滚，就可能导致卡壳，而那是你绝不希望发生的事。我有过卡壳的经历，不信任那款配枪，所以我选了赫克勒-科赫，它从未让我失望过。

在这个训练板块中，我们失去了一位名叫库特（Cooter）的同伴，因为他违反了安全规定。他一直在向人质目标射击，甚至在我们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时，向我们中间的一个人扫射。（再说一遍，这是真枪实弹的！）库特是个很努力的人，态度很坚定，所以没有被开除。但他被调离，安排到另外一个连队去了，他在那里要重新接受整个测试。他表现很出色，后来当上了军士长。

射击房外面有一个巨大的拖拉机轮胎，系在一根安全带上。如果你射脱靶或者射中人质，你就要出去找到它，卸掉所有装备，系上那条安全带，把这个该死的庞然大物拖曳500码，然后跑回到你开始的地方，重新带上装备，进去重新测试一遍，而且要做对。

我拽过一次轮胎，对我来说，一次就够了。

高空跳伞

人们都比较关注陆地作战和潜水，很容易忘记海豹突击队中的“A”课程，但掌握空降所需的技能也是训练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在此期间，我还进行了大量的高空跳伞训练。刚开始的一周里，我们在布拉格堡（Fort Bragg）风洞学习如何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滑翔机，然后，我们再到亚利桑那州的尤马（Yuma），在良好的气象条件下进行实战演习。连队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做过这项训练（现在，它已经成为结束BUD/S后训练课程的一部分），但我没有，所以他们让我自己去完成这项测试。

第一次高空跳伞时，他们用一架小型CASA C-212双引擎飞机把我带上天去。到达12000英尺高空时，后舱门打开了，我深吸了一口气。这是一幅多么让人叹为观止的景象啊！既漂亮，又吓人。

我过去练习过固定拉绳式跳伞。不过那时，我们是一整列人一起跳下去，降落伞也是自动打开的，我们称之为“一根绳子上的笨蛋”（dope on a rope）。而这一次，我们只能靠自己，而且要分头行动。飞机上有一位教官，但我们没被串在一起，我们跳下去时，没有人会和我们相连。每个人都要自己跳出那扇门，剩下的事情都要靠自己完成。老实说，我很紧张。这整件事都很疯狂，就像他们说过的那样，你要把自己扔出一架很棒的飞机！一位战友看到舱门打开后，自己坐了回去，死也不肯往下跳。“就这样吧，”他说，“我已经做完了所有的事，我绝不会把自己扔出那扇门，我退出！”我能理解他的感觉，但随后，海豹突击队的训练开始起作用了。我没有办法不跳出那扇门，下一刻，我已经在空中飞翔了。

不久后，我又跳了一次，只不过那次是在晚上，背着氧气瓶，而且是在20000英尺高空。那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我们一旦跳下去，就会在空中待30或40分钟，然后会在距离跳伞点40英里的高地上着陆。我们的设想是，在空旷处投下伞兵，然后你可以在苍穹下乘风飞翔，直到你深入敌后，这样不会被雷达发现。我们将其称为HAHO——高海拔、高开放的行动（high-altitude, high-opening ops）。

我跳了下去。那里的景色比12000英尺的高空更漂亮，但非常寒冷，在零摄氏度以下。在我的左边，我可以看到远处有一连串可怕的光束：红、绿、白和一两个微弱闪烁的信号灯，那是一架商用飞机的导航灯。我在天上并不孤单，尽管飞机里的那些乘客（他们当然不知道，在他们观看机上电影时，有一名海豹突击队员正在跳伞）要比我们暖和得多。还是少疯一点吧，我告诉自己，尽量露齿微笑。我以为自己是这么做的，但当你的脸被自由落体运动产生的阻力击打着的时候，谁知道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是我做过的最令人兴奋的事情之一，我非常喜欢这么做。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感觉。我们班里有两个人来自约旦，他们始终没能克服对跳伞的恐惧。我们听说，他们在约旦时跳过300次，但他们在布拉格堡的风洞里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我们后来才知道他们在约旦是怎么进行跳伞训练的。他们飞上天空，然后在这个提示下跳出飞机：“确保你在5000英尺的高度拉开你的开伞索。”难怪这些家伙在风洞里不能保持稳定呢！他们完全被镇住了。

当我们开始跳伞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任何起色，他们跳出飞机后就开始乱翻跟头，根本无法控制平衡。最奇怪的是，他们总是在5000英尺的高度拉开开伞索，每一次都能在适当的地方。但在此之前，他们就像是从楼梯上一路翻滚下去的布娃娃一样。这些可怜的家伙后来被调到了下一个班。他们离开后，教官给我们播放了一段他们其中一个人在自由落体过程中的录像，当他像个玩具一样从空中翻滚着坠落，大声叫喊“啊啊啊……”时，我们都为他们感到难过。不过，我不得不承认，那个场面十分滑稽。

隐瞒结婚被羞辱

在我们连队为期18个月的测试过程中，我最难忘的“训练”可能根本不能算作一次正式的训练。我很肯定，我没有因为它获得一张证书，但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和加布里埃尔相识后不久，我们见了一次面，筹划我们的婚礼，我家人花了很多钱来作准备。不过，小孩子总是会为了某些疯狂原因去做一些疯狂的事。在MAROPS（近海作战）的第二周，我们决定不再等下去了。我们悄悄逃跑了，偷偷溜到拉斯维加斯，在一个小教堂里结了婚。

等到我们回来后，我说：“你看，如果我告诉我妈我们干的事，她会杀了我，她已经策划好了这件大事，她会非常沮丧的。”我让加布里埃尔发誓保密。我们不能让我母亲发现，而我妹妹莱安诺正打算离开家乡到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去念书，这也不能让她发现。

就在那个晚上，我们和连队的伙伴们到一个好地方去吃晚饭，他们都带着自己的妻子或女友。不知怎么回事，消息泄露了。我怀疑是加布里埃尔泄露了秘密，在女洗手间里悄悄告诉了某位密友。你知道，我能做的下一件事就是，忐忑不安地试图为这个并无恶意的小谎言辩解。“嘿，”有个人说，“我听说你结婚了？”

“没有，”我马上说，“有些人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完全否认了。不过，海豹突击队员们都是足智多谋的。那是在1999年，互联网还没有发展成今天这样，但他们会上网，而且在网上找到了我们在克拉克郡（Clark County）登记的结婚证书。

几天后，我在星期五集合时获得了一份行动奖励。假如你不惹麻烦的话，这种事通常每四年会发生一次。星期五的早上又来了，我们都要去集合开会，而我听到有人点了我的名字。我走过去，站到整个队伍的前面，我们的司令官麦克雷文上校（Captain McRaven）（哈沃德这时候已经走了）开始读出我满心期待的行动奖励。他开始读出我的姓名、军衔、训练记录，然后话锋一转，开始谈一些非常奇怪的东西，其中包括对我的性取向的描述，然后开始罗列我犯过的一长串“暴行”，其中包括我怎样对连队撒谎。（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丹军士长写的。我希望有一份复印件，因为那绝对是一篇杰作。）

我非常羞愧，感觉脸变得通红。我向连队撒谎了，而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了。

我的名誉全没了。

作为惩罚，整个队伍抓起我，把我扔进了海里。这很搞笑，但我知道事情还没有结束，我未来还将面临羞辱。

在圣克莱门特岛，每位新人都得到过一次基本的“欢迎入队”的羞辱。那很惨，但我们都知道它会来的，而且都能很好地应付。它是一种成人礼，会让你知道——嘿，你可能以为自己知道点东西，你可能觉得自己是个奇才，但你不知道，你根本就不是！我觉得这听起来有些残酷，但是真实情况是，我们中的多数人在那之前确实自以为是奇才，或许我们真的需要被杀杀威风。

我也知道，连队里结婚的人通常会面对什么——他们会遭到戏弄。我见过一位刚刚订婚的人在科罗拉多市区散步，突然，一辆没有牌照的海军厢式车停在他身旁，几个戴着巴拉克拉瓦盔式帽的家伙跳出来，把那个人扔进厢式车里，然后扬长而去。这是正常情况，但我隐瞒了自己结婚的消息，而且在被问到时撒了谎。我知道，我会面临更糟糕的情况。

那天晚上，他们把我抓住了。我们刚刚从一项海滩训练中回来，当时大约是夜里两点钟。我正要脱下防寒衣，把它围在脚踝上，几个家伙就抓住了我，用某种东西把我裹了起来。我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我被人用胶带捆着，一丝不挂地扔进了通常用来运输设备的金属车厢里。他们把我放在一台制冰机上转来转去，往我身上倒冰块，然后把我弄到一个设备存储区，往我身上缠胶带。

司令官碰巧经过，用眼角的余光看到了这一切，但丹军士长朝他耳语了几句，他就像什么都没看见似的跑开了——这个假装糊涂的家伙。

他们给了我一副“螯状指”，也就是说，用胶带把我的双手捆得像爪子一样，让我没法移动手指。然后，他们给了我一顶“幸福草帽”，也就是说，在我眉毛上方缠上胶带，于是我只能艰难地在胶带底下挣扎。接下来，他们又往我的头上缠了一个把手，这样，他们就可以像控制牵线木偶一样折腾我了。他们问我：“你玩得开心吗？”然后，他们替我点点头，就像在说“是的，谢谢你”。

丹军士长喋喋不休地评论着，告诉我，这就是我永远不能向连队撒谎的原因。他偶尔会停顿一下，大叫着“快去拿点龙舌兰来！”片刻之后，他把瓶子塞进我嘴里，让我尝一口。那是人们能买到的最便宜、最劣质的龙舌兰，就是那种烂货。那晚过后，我可能喝掉了半瓶。这对我来说可能是件好事，因为烈酒多少会让我变得麻木一些。

接下来，他们拿出我们在爆破时使用的微型手持发电机，它像手机一般大小，我们称之为“迷你爆炸器”。你快速地连续挤压四五下，就会听见它产生电流，吱吱吱！然后，它会释放出电流，电量足以引爆一支雷管。只不过这一次，电线不是接进雷管里，而是连到我身上。丹军士长让人把一组双股电线缠在手持发电机上，把电线另一端用弹簧夹夹在我的乳头上。

我不知道那东西产生的电流有多少伏，但当那股电流击中你时，你会彻底失控。我当时就是这样。

接下来，有人熟练地打开了一份MRE（Meals Ready To Eat，军用份儿饭），每份MRE里都有一小瓶塔巴斯科辣椒酱。看到是谁在做这些事之后，我非常紧张。哦，该死。那是克鲁格，那个家伙很喜欢给新人抹辣椒酱。不好！克鲁格打开了塔巴斯科辣椒酱，把它倒在我的私处上面。我和身边的家伙们一样喜欢辣食，但它涂在外面和吃到里面的感觉完全不同。塔巴斯科辣椒酱碰到我的睾丸时，我觉得就像有人把我浸到了煤油里，然后用一根火柴点燃了我。

自始至终，那些老兵都在喝着啤酒，有说有笑，收音机里播放着音乐，同时向新人们发号施令，新人们则被吓得半死。他们后来告诉我，他们当时心里想的是：我们中的某个人也会遭此一劫，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与此同时，丹军士长继续向我灌输连队伦理，以及“连队高于一切”的重要性。

克鲁格戴上了一副外科手套，拿着一对钳子，开始剪我的阴毛。随后，他用一只手遮住我的眼睛，拿出一罐我们在射击场上用来固定标靶的喷胶，喷了我一脸，然后把剪下来的东西撒到我脸上。

啊，好极了，我现在有了一副用自己的阴毛做成的胡须了。

我冻得要死，私处火烧火燎，随时都可能再度休克。最后，丹军士长说：“好了好了，找个人打电话给加布里埃尔，让她来接他吧。”他们用我的手机给加布里埃尔打电话，但她没有接。我本该几个小时前就到家了，她自然以为我是在外面和伙伴们喝酒，抽空给她打电话道歉，说我马上就要回家了。她气得不愿意接电话。

我怀疑，他们打这电话是因为他们喝完了啤酒，觉得不如就此罢手。我说对了，但加布里埃尔没接电话，丹军士长只是耸了耸肩，让一个新兵去再拿18打啤酒。

这种折磨又持续了半个小时。他们最后还是停下来了，留下格伦和老鼠为我松绑，带我去淋浴。我用了四片剃须刀刀片才把脸刮干净，或者说差不多干净了。我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都在不断撕下小块的喷胶。

那是我最后一次遭到羞辱，这不仅给我，也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直到今天都在谈论这件事。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我再也没有向连队撒过谎。

将成为狙击手

2000年春天，当为期18个月的测试接近尾声时，我们要进行一场战备状态测试（Operational Readiness Exam，简称ORE）。这场测试是在圣克莱门特岛外进行的，我们分成若干小组，要在一艘敌方军舰上进行一次模拟的隐蔽和追踪行动。返回途中，我遇到了与水流有关的棘手问题，任务勉强得以完成。等我们和舰艇会合时，我已经用尽了氧气，头也开始疼了，不过我们还是通过了演习。高尔夫连队是经得起考验的，随时准备着远赴海外执行警戒任务，这正是我们连队在略加休整之后将要去做的事。

但在成行之前发生了一件意外，改变了我的海军生涯。

战备状态测试结束后不久，有一天，我和格伦被叫去见我们的上司麦克纳利。我们来到他的办公室后，看到了连队的LPO汤姆，丹军士长也在那里。很显然要出事了，要出大事了，但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惹上什么麻烦了吗？

“听着，”麦克纳利说，“你们在这里干得非常好，而我们目前很缺狙击手，我们想给你们提供参加狙击手学校的机会。”

我从来没有计划要成为一名狙击手，实际上，我从未有过这种想法。当然了，我们都知道海豹突击队里有狙击手，也知道那门课程有多难。这整个事看起来很吸引人，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我一辈子都喜欢待在水里，而且一直希望成为一名飞行员，而不是一名狙击手。但现在，现成的机会就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都目瞪口呆，既激动又恐惧。

作为新人就获得了狙击手职位，这在此前是闻所未闻的。海豹突击队中有些经验非常丰富的人，等待这个职位已经等了很多年了，你可以想想这有多难。我们都知道，这是一门很难通过的课程。没有人愿意看到某些乳臭未干的新人去那儿，因为把事情搞砸而惨遭淘汰。我们也知道，所有人都在看着我们，包括我们的整个连队。天哪，我们的整个连队，他们所有人都在指望我们！如果我们被淘汰的话，他们会失望的。但如果我们同意了，接下来三个月里就会在极度折磨人的巨大压力下度过。

我们片刻也没有犹豫。

第六章　冷枪射击

狙击手训练

美国军队里有一些非常困难的训练课程，但没有哪一个能与海豹突击队的狙击手训练相提并论，它是世界上最困难的项目之一。哪怕是与我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斗相比，我仍要把在狙击手学校的经历看作自己一生中最紧张激烈、最折磨人的经历。

在参加海豹突击队狙击手训练的三个月里，我每天要训练十二个小时以上，每周要训练七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不只对身体有要求。在经历过BUD/S训练和海豹战术训练中某些残酷的项目后，狙击手课程已经不能对我们形成身体上的挑战。然而，它却极大地挑战着我们的精神意志。

“首要的条件是什么？才智！”当人们问到是什么造就了一名海豹突击队员时，这是我的第一个答案。你可不要误会，身体强壮也是必需的。我们的训练需要每个毕业生都成为一颗独一无二的种子，愿意迂回穿越险恶的城市战区，或者在热带荒漠里爬行数小时，经常要爬过自己的屎尿，有时还要熬过连续几天的身体煎熬，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尽管如此，体能或许只占其中的十分之一，我们的训练绝大多数还是精神意志层面的。

如果不能顺利完成狙击手课程，海豹突击队员并不会遭到别人的鄙视，这样的课程在海豹突击队中并不多见。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你不能因为一个人被狙击手学校淘汰了而让他难堪。因为这项训练以其超乎想象的难度著称，不管是被选中后推荐参加，还是毫不犹豫地自愿参加，参加者都值得全队尊重。

参加训练的学员已经是队里的佼佼者了，但淘汰率还是高得惊人。我在2000年春天参加狙击手课程时，我们班有26个人；但在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后，我们中间只有12个人得以毕业。

麦克纳利上尉办公室里的那次谈话后，过了几周，我就和格伦与其他二十几个人一起，在海豹突击队第五分队位于科罗拉多的基地集合，开始了我们的初级狙击手课程。当时，海豹突击队的不同分队轮流担当狙击手课程的东道主，我参加的那次碰巧轮到第五分队。

他们告诉我们，狙击手训练有两个主要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射击阶段，其间集中学习武器制式、高等弹道学，当然还有实弹枪法训练。枪法训练时，我们要配对合作，两人轮流充当射手和观测手。第二部分是跟踪阶段，包括潜行术和隐蔽术的训练。

我们的射击阶段在科林佳射击场进行，那是一处私人设施，位于贝克尔斯菲东北大约100英里的地方。我们在那里露营，接受所有的指导，进行所有的射击练习。如果我们能挺过射击阶段的话，接下来就会进入跟踪阶段，跟踪阶段以在奈兰德附近的加州沙漠地区进行的分级期末军演（final training exercise，简称FTX）作为终结。

我们来自第三分队，当时第三分队负责沙漠地区的军事行动。我和格伦已经很熟悉在那种恶劣地势下采取行动所面临的挑战，早就知道在那里会遭受怎样的痛苦。我们觉得有点安慰的是，这些经验或许能在最后阶段给我们带来一些微弱的优势，假如我们能坚持到那个时候的话。

我们被带到海豹突击队的军械库里，每个人都要在那里检查全套武器。此后的几个月里，我们一直要使用所选的武器。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支M-14狙击枪、一支雷明顿点308步枪、一支雷明顿点300温彻斯特·马格南步枪、一支点50口径运动型步枪，还有瞄准镜和弹药。

拿到武器后，我们立即返回第五分队的基地集合，和我们的教官见面。

当时，狙击手学校是由一位名叫乔丹（Jordan）的军士长负责的，他当时向二级军士长赛斯·卡福（Senior Chief Seth Carver）报告工作。赛斯是个超级马拉松运动员，是能参加100英里赛跑的人之一，但他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他是个百分之百的专业人士，受到那里所有人的尊重。若干年后，我作为高级狙击手训练课程的教官为卡福军士长效劳，将亲眼看到他的生活如何崩溃，他又如何被海豹突击队拯救，我会在后面讲述这个故事。但现在，卡福军士长是这些优秀军人中的一员，是其中的一位教官。我们对他们充满了期待，无论是专业知识，还是坚强的性格。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的教官队伍里有七名全职教官，还有一些来自不同海豹分队、前来协助训练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说，射击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但他们未必能成为好老师。等我后来参与重新设计狙击手课程时，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变，但我们在2000年参加训练时，人们还不太重视教学技能。那里可没有商量的余地：训练就是这样的，如果你做不到，那你就惨了。

用科学将武器和环境结合

见过教官之后，我们拿到了装备单上的其他东西，然后被分成射击小组。我和格伦被分到了同一组，成了射击搭档。得知这个消息后，我们俩都很高兴。我们在高尔夫连队里共事过一年多，已经结下深厚的友谊，而且也形成了默契，彼此非常信任。正如我们所害怕的那样，事情会接踵而来。现在，我们只须练习射击，而且要把它干好。

在课程中间，我们要去彭德尔顿营进行一次射击资格测试。刚开始狙击手课程时，我们用标准海军步枪进行射击，而且必须达到专家水平。他们带我们去参加一项短期课程，确保每个人都知道怎样装配和使用自己的武器，然后我们再去射击场射击。

大家都收拾好行装，朝北向科林加进发，我们要花六周时间在科林加步枪俱乐部（Coalinga Rifle Club）露营。那里位于加州的中央大峡谷（Central Valley），从圣地亚哥开车过去要五个小时。到达目的地后，我们发现那个地方只有一个淋浴浴室、一个小厨房，基本就是这样。我们一般都在户外上课，那里有几棵能遮阴的树，我们在树底下摆上几张野餐桌，那就是我们的教室和课桌。我们很快就会知道，那里热得像地狱一样。

那个地方是西部最大的射击场之一，地区性和全国性的射击锦标赛都在那里举行。那里也相当与世隔绝，偏远到足以抵挡各种干扰（女人和啤酒），这会迫使我们集中精神完成手头的任务。

我们抵达那里几天之后，一些来自陆军神枪手部队（Army Marksmanship Unit，简称AMU）的家伙加入了我们，他们是美国军队里的精英射击队。在特种部队的圈子里，海豹突击队并不是以谦逊著称的，但我们总是力争做到最好，不惜用上各种手段。那些家伙很会射击，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全世界的顶尖高手，有些人还获得过奥运会金牌。我很快就意识到，我必须全神贯注，记笔记，做这些家伙建议做的任何事。这是我经历过的最棒的神枪手训练，他们的训练方法不仅在我做海豹突击队员时伴随着我，还会影响到我未来的教学实践。

我们开始用机械瞄准器进行射击，也就是说不用瞄准镜，而是用7.62毫米口径的M-14，这是美军已连续使用40多年的经典步枪。步枪上的机械瞄准器由两部分构成，后瞄准器和准星，你要用它们来对齐标靶。它们和手枪上的凹槽式瞄准器有些类似，只是M-14步枪的瞄准器上有个把手，让你可以进行风偏修正（为弥补风力影响而进行的侧向调整）和高度修正（为弥补距离等因素的影响而进行的垂直调整）。

那些AMU神枪手教给我们射击的基本原理，包括瞄准图像和三点一线、呼吸、握姿和扳机压力。他们教给我怎样“瞄准锁定”，也就是用瞄准杆进行锁定。瞄准杆就在准星上，大概有一厘米宽，你需要把目标放在瞄准杆中央，这需要你全神贯注，注意力高度集中。即使是不到一毫米的视觉误差，在经过射击的距离放大后，也会导致你完全脱靶。而且，射击的距离越长，这种放大就越明显。换句话来说，你在三点一线瞄准时就需要高度精确。

他们教给我们怎样控制呼吸，怎样应对自己的自然呼吸周期。人们通常认为，进行精确射击的最好方法是屏住呼吸。实际上，恰恰相反。不要和你的自然呼吸周期作斗争，而要学会怎样利用它。当你卧倒并瞄准远距离目标时通常要这么做，你步枪的瞄准器会随着你胸腔的扩张和收缩而缓缓起伏。你要做的事就是，准确选择射击的时机，保证在自然呼吸的呼气阶段射出，这样你的呼吸就不会影响射击的高程。

他们教给我们一种叫作“自然瞄准点”的东西：不管你是跪着、坐着、站着或躺着，瞄准目标后都要前后挪动身体，直至找到舒服的姿势，然后自然而然地对准目标。如果你通过摆动胳膊来瞄准目标，即使是非常细微的调整，也意味着你在用肌肉瞄准，这可不是最理想的状态。反之，你应该用舒服的姿势放松身体，从而自然而然地瞄准目标。

我们在800码以外的地方射击，自始至终没有用瞄准镜，只用个人观测镜。我们把观测镜放在身边，这样弯下身子就可以通过观测镜来“读风”（包括风向和风速）和蜃景，以分（一分是六十分之一度）为单位来估计风偏修正（水平调整），用机械瞄准器上的风偏修正把手进行调整，然后翻身过来进行射击。蜃景就是你在炎热天气中沿着高速公路前进时看到的热涟漪效应，你可以通过调整瞄准器来观测。它就像河流一样流淌，或者向左，或者向右，显示风的方向。它也可能是笔直向上吹的，这种情况我们称为“沸腾”，这意味着要么是根本没有风，要么是风是径直向你吹来的。你还要寻找所有的迹象，不论是远处的风吹草动，还是风吹在你脸上的感觉。你要学会成为一位对周围一举一动了然于心的敏锐观察者，一位知道如何将环境与武器紧密结合的出色评判者。

观察涉及大量的科学知识，但其中的奥妙在于把这些东西融会贯通，进而绘制出反映整个场景的精确图像。当你担任射手时，你所在之处的天气如何？你在射击场中间向标靶望去，那个地方有什么情况？山谷会将风收拢到某个特定方向吗？800码外的标靶所在的位置有什么情况？风到那里是停了下来，还是继续在吹呢？如果有风在吹，那么是吹向何方呢，风力有多强呢？对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进行计算，估计出风的情况并和武器相结合，然后发出完美的一击。这非常复杂，而且不容失误。

我们每天早上射击五个小时，然后接受指导和测试，一直持续到晚上。我们睡觉，起床，然后重复这个过程。

冷枪：首发命中

用M-14机械瞄准器射击的第二周，我们每天早上六点钟都要进行冷枪射击测试，压力再度升级。

冷枪射击模拟的是作战情境下至关重要的第一枪。那个时候，你根本不可能进行试射，或者等到步枪枪膛预热。你要用刚从箱子里拿出的冷枪进行瞄准并射出第一枪，而且要有百分之百的精确度。第一枪一定要首发命中，因为如果失手，你根本没有第二次机会。

冷枪射击不仅仅涉及人的因素，那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学会怎样掌控局势，在没有机会预热和试射的情况下射击。这也牵扯到理论物理学知识，因为步枪没有预热的时候，子弹的运行轨迹是大不相同的。通过金属枪膛射出子弹，子弹会受热升温，导致枪膛压力增加，这会改变子弹的弹道轨迹。子弹从热枪膛射出时的速度比从冷枪膛射出时可能要快几百英尺每秒，高程也会受到明显的影响。所谓高程，是指子弹受地心引力影响落地前划出的弧线距离。这就是为什么狙击手要仔细追踪并记录冷枪射击的数据。

前一天晚上，他们会告诉我们“明天早上，所有人到500码线上”，或是他们选择做冷枪测试的射击场上任何一个地方。睡觉前，我会把子弹放在睡袋里挨着我的地方，枪支和装备都提前摆好，随时准备出发。我不想让任何人动我的武器。

我们早早起床，前往射击场，只带着步枪和唯一的一发子弹。到指定地点集合后，他们会向我们下达指令：“好了，你们有30秒时间跑到300码线，用站姿状态射击标靶。预备，开始！”我们立即跑过去。

我们要在瞬间处理各种参数。你跑得越快，到位就越快，就能有更多的时间准备瞄准射击。但你跑得越快，到达目的地后就越难控制呼吸，这就意味着射击容易被呼吸给搞砸。在那30秒的时间里，你不仅要跑到新位置，还要正确地读风，进行瞄准器预调（找到正确的高程数据），找到自己的标靶（没有什么比射到别人的标靶上更糟糕的了）。如果碰巧遇到移动标靶的话，你还要进行超前瞄准，尽量放慢心率。总而言之，你要尽自己所能迅速调整好状态，然后进行射击。

这件事很容易搞砸。

有时候，有人会忘记把子弹上膛，或者忘记输入正确的高程数据。比如说，如果我们在500码线出发，我们到那里之前就已经把高程输入瞄准器了。但如果我们跑到300码处，又忘了把高程调到300的话，就会脱靶。有时候，有人本来已经把一切都准备就绪，但由于过于担心自己会忘记什么，患得患失，结果也难免失败。

冷枪射击测试的满分是10分。射中要害（头和心脏）得10分；偏离要害，但射在标靶的人形轮廓里，得8分；偏离人形轮廓但射中了标靶，得7分；如果你完全脱靶的话，那只有上帝才能帮你了，因为你只能得0分。其他人会像躲避瘟疫一样躲着你，因为他们害怕你身上的诅咒会扩散。两到三个零蛋就会让你重返海豹突击队，从一开始，我们对此就一清二楚。达标是进入前80%，如果你没能达标，那就没戏了，你就必须离开。要么过关晋级，要么淘汰出局，我们每一天都要坚持下去，就像队里流行的一个说法那样——“只有过去的日子，才是轻松的日子”。

冷枪射击的另一项程序是边缘射击。我们会在指定地点卧倒，等待标靶出现。接下来的20分钟里，标靶会突然出现。我们不清楚它们出现的时间，我们能做的事就是，在高度警惕的状态下等待。擦擦眉毛上的汗水，挠挠脸上的痒处，或是喝口水，眼睛哪怕只有片刻脱离准星，你都可能脱靶。

我亲眼看到过这种事发生。有一天早上，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有个人只是低下头擦了擦射击眼镜上的雾气，他重新抬起头来时，正好看到他的标靶倒下去，他恰好错过了。“不……”那个可怜的家伙大声叫喊着。这很残忍，但它确实教会我们要同时保持耐心和警惕。

冷枪射击是全天当中最紧张的事，击中或者脱靶，那一发子弹会一直萦绕在你的心头。射出漂亮的一击，你就是个英雄；如果搞砸了，心头的乌云就会一直笼罩着你。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第一次进行冷枪射击的那个早上。我们跑到射击场上，接受指令，冲到射击线前，卧倒在地上，挣扎着调整自己，只为了射出一发子弹。

“一！二！三！四！”

我们按照赛道编号挨个报数，从右向左，确定我们要射击的标靶，而不会弄混射中别人的标靶。我把那唯一的一颗子弹上膛，尽可能地让自己进入自然瞄准点位置，用瞄准器对齐标靶，控制呼吸的起伏，在短短一瞬间的静止状态下，我扣动了扳机——

我完全脱靶了。

“哦，不会吧？”我心里想。这才刚刚开始，我就已经身陷困境了——0分。如果我想留下来的话，就再也不能打出0分了。

幸运的是，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完全脱靶。我刚开始冷枪射击测试时发挥不好，大多数情况下都只能拿7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自控能力稳步提升，分数也开始慢慢提高。

班里很多人都感觉到了早上进行冷枪射击的压力。有些人的分数就是进不了前80%。随着人数不断减少，营房很快就变得空旷起来，这是很可怕的——人们就那样消失了。因为害怕给自己惹霉运，没有一个人会提问题或作评论。

我觉得，冷枪射击就是对海豹突击队狙击手的完美诠释，它会延续到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里去。我们很快就学到了，你不可能一直处在理想的环境下，也不可能一直进行试射，你必须时刻准备好发挥出最佳水平。即使处在极其恶劣的环境里，你也必须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发射子弹，而且每一次都要做到完美。

在科林加的第三周，有一天，我早上醒来后发现胳膊上有一道难看的咬痕，我睡觉时被一只棕色遁蛛给咬了。该死！棕色遁蛛可不是闹着玩的，它们会让你的胳膊烂掉。我试着自救，但伤口已经感染了。我被送往最近的勒穆尔（Lemoore）海军医院，接受大剂量的抗生素治疗。去那里要花半个小时。

那可称不上是假期，不管是被棕色还是非棕色遁蛛咬伤，射击场上的分数不会等着我的胳膊痊愈。几个小时后，我就重新回到射击场上的码线前，继续用M-14机械瞄准器射击了。

“岩石决斗”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并不是一直都在射击。他们会把一个班分成两半，一半在射击的时候，另外一半就去靶垛后面为同伴们拖曳、记录标靶。

靶垛是在标靶后面的一处安全区域，那里有一片小小的阴凉地，存放着大型标靶框架。当轮到我们进入靶垛时，我们要用一套滑轮系统来升降标靶框架，好记录弹痕，然后准备下一轮射击。我们通常会先说好，一半人拖曳和记录标靶，另一半人则休息一会儿。这是一种很好的安排，可以让我们从射击的紧张压力中暂时解脱出来，同时给搭档制造点麻烦，后者是我们在海豹突击队时很喜欢做的事。

永远不要低估无聊的成年人之间耍的鬼把戏。一旦我们讲完了故事（通常是限制级的，而且绝大多数是真实的），我们就会想出各种各样的疯狂方式来消磨时间。我最喜欢的游戏是“岩石决斗”（Rock Duel），游戏是这样的：

两个人配对，背对背各自向前走20码，向后转，然后用石头剪子布来决定谁先谁后。接下来，赢的那个人要瞄准另外那个人，向他投掷一块篮球大小的石块。当然了，不能朝对方的头砸去，对方也不许挪动或后退，而且要尽可能立正，期盼不要砸中自己。然后，就轮到他砸石头了，第一个击中要害的人就是胜者。然后，接下来的两个人接替他们的位置，继续玩这个游戏。那是一种很好的释放压力的方式。

我们在靶垛下面有不少乐子，但也不是没有危险的。那些金属标靶框架很大，而用来升降框架的滑轮系统用的是50磅重的混凝土砝码。有一天，我走向控制标靶的板凳区时，有人猛地拉起了一个标靶，由于我的疏忽和他的粗心，金属框架正好重重砸在了我头上。

哎哟！霎时间，我已是满头鲜血。

这碰巧发生在我们用点300温彻斯特·马格南步枪进行射击的第一天。这是至关重要的一天——当我们刚拿到一款新武器时，会有一天的时间用来调试，获取高程数据，寻找感觉。我不能错过那一天，我不能错过任何一天！于是，他们开车带我去医务室，为我做清洗，在我头上缝了七针，然后开车带我回到科林加。事故发生后没几个小时，我又重返射击场，用新武器作瞄准。每射出一发子弹，我的头就会被重击一次，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人把一根长长的钢钉砸进我的头骨一样。坚强点！克服困难！适应吧！

几周后，刚刚结束射击阶段的训练，我就和加布里埃尔举行了正式的结婚典礼，还宴请了亲朋好友。（我们成功守住了秘密，没有让家人知道。）幸运的是，我的头发长得很及时，没让缝的针出现在婚礼照片上。

弹道课

射击训练使我们每天都要忙碌八个小时。除此之外，我们还有繁重的课堂作业，作业是在每天最炎热的时候做的，夹在射击场环节中间。我们很早就起床，整个上午都要进行射击训练。然后，在下午刚开始的几个小时里，我们会上课和做练习，那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下午晚些时候，我们重新回到射击场上，再度进行枪械训练。

每隔几节课，我们就会测试学到的东西。就像射击测试一样，你要么是通过，要么是出局，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我们有一门课是由一系列叫作“保持记忆”（keep-in-memory）的练习构成的，这又被简称为KIM。作为一名狙击手，有时候你对某个场景只能简单瞥一眼，却得把一切记在心里，这些练习就是为了磨炼我们的瞬间记忆能力。

教官们会在一大堆东西上面盖一块油布，带我们进去，掀开油布，给我们30秒时间看清每一件东西，在油布重新盖上去之前记住，我们随后要把它们全部写下来。或者，他们会在山坡上零散地放上一些东西，我们要靠双筒望远镜快速浏览，在短短一瞥间挑出与众不同的那一件。

我们也要绘制详尽的标靶草图，这和KIM有些类似——我们要在指定时间里画出一个标靶的草图，同时记录下各种各样的数据。太阳是从哪个方向照下来的？气候模式是怎样的？那里有可供直升机着陆的地点吗？可供直升机起飞的地点呢？标靶区域附近是什么情况？那时候，数码相机和笔记本电脑还没有像今天一样普及，我们只能徒手绘制战场草图并记录信息。

我们有些特别难的课程，都是关于弹道学的，包括内弹道学、外弹道学和终端弹道学。

内弹道学研究的是步枪内部发生的事。撞针撞击子弹底部时会激起火花，火药爆炸导致的气体膨胀会把子弹前端的金属推出去，也就是让子弹从枪膛中射出去。这就像是火箭发射过程的微缩版，就像火箭进入飞行轨道后会丢掉助推器一样，步枪也会弹出空弹壳，只把较小的子弹前端送上轨道。对火箭来说，太空舱里载着航天员；对子弹来说，它搭载的是致人死命的弹头。

步枪枪管里刻着螺旋凹槽，或者叫作膛线（rifling），这正是“步枪”（rifle）一词的来源。这会让子弹高速旋转，在飞行中更加稳定，就像你扔橄榄球的时候会旋转着扔一样。内弹道学要研究枪管内有多少螺旋线，它们对子弹有什么影响，子弹的速度有多快，以及子弹从步枪中射出时是怎样运动的。

接下来，就要说到外弹道学了。你的子弹会以超过2000英尺每秒的速度开始旅程。不过，它从枪管射出的那一刻起，周围的环境就影响着它的飞行路线。暂且不论风力的影响，子弹还会受到一种普遍存在的阻力，来自子弹飞行时经过的气流的摩擦。此外，子弹还要受到向下的地心引力的影响。在飞过特定的距离后，根据武器和弹药的不同，步枪子弹的速度会在某一时刻从超音速降到亚音速。当子弹以一码每毫秒的速度飞行时，它的飞行路线会受到影响。一颗以2200英尺每秒的速度飞行的点308温彻斯特·马格南的子弹，在900或1000米外就会失去飞行的稳定性，开始翻滚。

外弹道学也要研究子弹的飞行路线到底是什么样的。当你用一支点308步枪射击800码外的标靶时，你不是以直线进行射击的。实际上，子弹走过的路径是一条大大的弧线。设想一下，把一个橄榄球从50码线向球门区传去，你不是笔直朝着目标传过去的。你知道要向上扔球，好让它按照弧线在空中飞行，大概在25码线处达到最高点，然后沿着弧线下落，最后到达球门区。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点308子弹身上，你不是在按直线进行射击的，而要把子弹向上射出，好让它按照弧线飞行，下落后到达你想射中的地方。了解这是如何运作的，决定了你能否成功击中标靶。

比如说，你准备射击800码外的某样东西，你发现自己和目标之间横着一道矮矮的拱桥。从表面上来看，那没有问题。目标可能位于5′8″的位置，你卧倒在地，桥洞的最低点离地大概有10英尺。你从瞄准镜里看过去时，可以直接瞧见桥洞另一边的目标。小菜一碟，对吧？

不对。那座拱桥看上去可能不会挡道，但如果你考虑了子弹抵达预计地点所要经过的弧线，就会发现，拱桥正好位于子弹轨迹上。在狙击手通常面对的环境里，你根本不可能打出第二枪。你必须知道子弹的最大纵坐标，即子弹射向标靶时达到的最大高度，而且要会计算。

和神枪手搭档

我们熟练掌握M-14后，就开始练习其他武器，从点308口径的雷明顿栓式机枪开始。它属于右手持枪型，是一款非常不错的武器，可以用来射击800或900码外的目标。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真正的狙击武器，而我立刻发现了一个问题，我的枪上有一个里奥波特（Leupold）瞄准镜，看起来有点不对劲。我很快就意识到，它没有校准，我绝对不会用一个不可靠的瞄准镜进行射击的。

这些武器并不娇弱，它们造出来就是为了经历艰辛的战斗。然而，虽说它们属于精密机械，却不一定可靠。比如说，一支点300口径的温彻斯特·马格南的枪管只能发射数千发子弹。如果你继续用那支枪管射击的话，它就会失去精度，而我们要射击成千上万发子弹。

如果枪在你射击的时候出现故障，教官会认为是你的原因。在很多情况下，确实如此。不过，在某些情况下，枪自己会出现故障。我们中间有些人本来是非常优秀的射手，但最后却在课程中被淘汰出局，只因为他们倒霉地拿到了一支有问题的枪，他们那个时候还不具备处理故障的技术和知识。

我下定决心，绝不让那种事情发生。第一次射击测试快开始了，我不能被这个有毛病的瞄准镜害得离开狙击手学校。我趁着教官们不忙的时候，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们，我是不会沉默不语的。最后，他们从克兰（Crane）找来一名军械官，克兰是海军的军械测试部门，他看了看瞄准镜，说：“没错，你这个镜片有问题。”

谢天谢地，我差点儿因为一个坏掉的瞄准镜毁掉了第一次测试。

我们开始练习点308步枪瞄准镜的时候，也是两人一组进行的，我们轮流担任射手和观测手。射手的任务是要做到心无杂念，获取观测手提供给自己的信息，发出完美的一击。就像我们很快就会学到的那样，观测手的任务要复杂得多，也困难得多。

作为观测手，你要守在观测镜前，记录和监控标靶。你的任务是估算风偏修正，如果有必要的话还要进行超前瞄准（弥补标靶移动造成的影响）。作为观测手，你还要观察子弹的运行轨迹，子弹运行轨迹要么证明了这次指挥完全准确，要么为修正下一枪提供了重要线索。是的，即使子弹在以2000英尺每秒甚至更快的速度飞行，你也要去观察那个该死的东西。在大多数情况下，你会盯着子弹的轨迹，直到它进入标靶。

观测者需要把所有的注意事项考虑在内。而且，我们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学会这些东西，否则就要卷铺盖回家。

我和格伦很快就发现，我们除了是好朋友，还是一对卓越的狙击手组合。格伦是一位很有天分的神枪手，我没见他脱过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一出手就拿到完美的10分。我则有一种天赋，能读懂风，也能估算所有的条件和环境。再说一遍，我认为这和我的航海经历有关，与我从小在水边长大有关。水和风或许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但两者的基本原理其实是一样的。当你在航行或划船时，你也会一直想，天气怎么样啊？这会对我从A点到B点有怎样的影响呢？当你准备射出一发子弹时，你也要考虑同样的因素。我在这里，我的标靶在那里——哪些因素会影响我从这里射向那里呢？

你把手伸到一条溪流或一片湖水中，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胳膊好像突然间弯曲了。同样的道理，当你看着溪流中的一条鳟鱼时，它实际所在的位置和它看上去所在的位置并不一样。这是因为光线会在水中折射，给你制造出错觉。大气层里也会发生同样的事，当太阳处在地平线上时，大气也会因为光线折射给人制造错觉。你在瞄准时必须加以弥补，比如把发射角度调低一分。

我的观测定位本领加上格伦的射击天赋，使我们成了一对致命组合。而且，我们两个都是新兵，都想把这件事做好。我们会在晚上喝点啤酒，但不会喝太多。我们要一直保持警醒，好顺利通过这个训练。

反正那里也没有什么夜生活。科林加是一个小镇，有一所监狱和一些农场，除此之外差不多什么也没有。我们偶尔会到镇上去喝点酒，或者随便吃点东西。不过，大多数时间，我们都是在扎营的地方点上篝火，喝些啤酒，彼此聊一些疯狂的故事。

有一个叫肯恩（Ken）的家伙，他有一本《阁楼》（Penthouse）杂志。他晚上会躺在睡袋里打手枪，还以为自己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不幸的是，他得开着照明灯才能看清杂志，因此会无意中在帐篷墙上为全营房的人上演一出“皮影戏”。“真该死，肯恩，快别打手枪了！”我们会大声叫出来，“至少把那该死的灯关上吧！”

射击场上有一处很小但很棒的露营草地，那里有一间小厨房，还有一处洗手间兼洗浴区。按照要求，每个学员都要带一顶帐篷和一个工具箱。绝大多数人都是轻装上阵，我也只是带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刚好塞满背包。队里有一句谚语“轻装上阵好闲逛”，我的谚语则是“不要轻装上阵，而要合理包装”。不过，格伦不是这样的，他喜欢舒舒服服地出行，这就意味着要带上很多不必要的东西。他肯定是去当地的凯马特超市（Kmart）买回了他能找到的最大的帐篷，那个帐篷足以睡下一家十口人。他有三盏燃油灯笼、一台收音机、一台咖啡机和一台发电机——实在太夸张了。

我们是搭档，所以我的帐篷紧挨着他的。我很喜欢格伦，把他当作亲兄弟看待。但那个狗娘养的每天要比其他人早起差不多一个小时，一旦他起了床，我就不可能继续睡觉了，因为他营房里发出的光芒会把我的帐篷照亮。一开始，我会被他那科尔曼勘探灯发出的耀眼白光和持续的嗡嗡声弄醒。随后，各种声音就开始了——他那渗滤咖啡机的响声，然后是耳机中传出的20世纪80年代某种摇滚乐的声音。他以为我不会听见，但实际上只有他对自己制造的喧嚣浑然不知。与之相伴的是他咔嗒咔嗒地四处走动准备咖啡，又是打嗝又是放屁的。不过，他自己由于戴着耳机听不到。随后是他电动牙刷的声音，他没完没了地大声漱口，时不时吐口痰，这让我们所有人都备受折磨。这样的事连续发生一周之后，大家开始把格伦的早间洗漱称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

如果我能选择的话，我会在集合前20分钟起床，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刷牙，洗把脸，拿好装备。但我试了好几天，发现这是不可能的。我最后放弃了，让格伦继续做我的闹钟。

完美合作

不久之后，点308口径步枪的第一次等级测试开始了。

作为搭档，我们的等级会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射手/观测手组合，我们将生死与共。我和格伦在第一次测试中拿到了90多分，但到那个时候，我们都觉得疲惫不堪了。

不过，我们心里清楚，我们已经成了一对稳定的射击组合，也比其他大多数人更能应对压力。在第一次搭档射击测试期间，我们看到其他组合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等到进行测试的时候，他们中有些人彻底被压垮了。

通常会发生的事情是，观测手会给出错误的指示，甚至根本不给出指示，直接把射手晾在那里。这样的事只要发生一两次，这对搭档的“蜜月期”就会终结。我们看到有些人出局之后会大打出手，只因为某个伙计把指示给搞混了。不用说，这会给你一张打道回府的通行证。

后来，我们渐渐明白，我们看到的不断增加的紧张关系并非偶然。它不仅是故意为之的，还是经过精心编排过的。教官们不断观察、逼迫和测试我们，看谁能应对压力，谁不能。

有一天，我正在观测定位，格伦射出了一发子弹，我清楚地看见它击中了标靶，但记录员把它标成了脱靶。

“什么？”格伦叫了出来。我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什么：真他妈的胡扯！

我们继续心平气和地完成了剩下的测试。后来我们才知道，教官用无线电通知在靶垛下负责我们那条赛道的学员，让他们把那一枪标为脱靶。为什么？就是为了招惹我们，看我们会怎么应对。

我们是幸运的。到了这个时候，格伦对我的观测定位已经很信任了，我们成了射击场上的杀戮机器。与此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教官和我们开玩笑是为了观察我们如何应对逆境。有些人没有通过考验，他们对这些伪造的“脱靶”信以为真，在接下来的测试中打得一团糟。

他们让我们用点308口径的步枪进行两种测试，从速射和移动靶测试开始。

在速射和移动靶测试中，标靶会突然出现在某处，时间间隔和出现地点都是不可预知的。而且，标靶会向左或向右移动，移动顺序也是不可预知的。那些都是全尺寸的电子轮廓标靶，每块平板上有一个瓶状的轮廓，代表人的肢体和头部。通常情况下，200码、400码、600码和800码线上分别有三个头靶和三个移动靶。

进行速射和移动靶训练时，我们要学会如何超前瞄准一个移动标靶。这是很棘手的事，因为你要考虑风的影响，估算因为标靶移动而提前射出的距离。一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么做是违反直觉的，因为你不能瞄准自己感觉应该瞄准的地方。

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用瞄准器直接对准移动标靶的时候，内心有个声音告诉我，要把瞄准器沿着标靶移动的方向移动几度，换句话说，要对标靶进行超前瞄准。然而，根据我们所学的东西，风会让子弹偏离预计的直线轨迹，从而抵消超前瞄准的那几度。这听起来很混乱，给人的感觉也是这样，这一切都是在几千分之一秒里发生的。我感觉这样瞄准是错误的，但是外弹道学的逻辑告诉我，这是正确的。

我扣动扳机，“砰”的一声，标靶被击倒了。

接下来是一项未知距离测试。在这项测试中，他们会在每条赛道不同高度、不同距离的地方布置一些钢制标靶，但我们不清楚这些高度和距离。这些标靶分布在50码到900码线之间，而900码正是点308口径步枪的最大有效射程。我们从这里学习了如何使用瞄准镜，特别是用密耳点状网线（mil dot scope reticle）来估测距离。

狙击步枪的瞄准镜上画着网线，或者说十字线，横纵坐标轴方向有很多小虚点，这些叫作密耳点。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都有密耳点，便于我们通过简单的视觉估计来测量目标的大致高度和宽度。

如果我们看到目标物体在瞄准镜上有1.5密耳高，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实际高度，而且可以精确到英寸。然后，我们把数据输入一个公式，得出目标物的距离。只要有了已知的测量数据，我们就能得出精确的距离。事实上，任何已知测量数据都能用得上。我们学会了问一些问题，比如“中东地区车牌照的标准尺寸是多少？中东地区标准‘停车’指示牌的高度和尺寸是多少？标准窗口的高度是多少？”我们仔细记录下这些信息，知道我们迟早会在某个中东国家遇到某种状况，需要估算目标的距离。我们需要在射击前输入正确的高程，而且要迅速搞定。

当然了，我们也有激光测距仪，它们会直接给出数据。但在狙击手课程期间，我们要学会用这种高难度的方式进行估算。老实说，即使运用所有的新科技，你还是得知道怎么动手操作。你不能指望手头永远都有一台激光测距仪，正如后来我在阿富汗北部山区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体会到的那样。

我们练习给这些标靶测距，然后用射击来验证测距是否准确。随后，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些细微的调整，然后再次射击。在模拟测试时，我们有足够多的机会来完善这个过程，但当最终测试到来时，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因为比赛一旦开始，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我们用点308口径步枪进行练习和测试几周后，他们给我们带来点300口径的温彻斯特·马格南步枪。后者装配火药比点308步枪多，射程也超过1000码。每一支步枪都有自己的特性和风格，当弹道射击阶段的训练结束时，我们对它们都像老朋友一样熟悉了。

我们也会用点50口径的狙击步枪进行长距离射击。点50的子弹就像头怪兽一样，它的大小几乎是点308子弹的两倍，射击距离更长达1000到1500码，甚至可以达到1800码。这种子弹更稳定，后部有更多的火药和添加剂。它不仅能作为区域防御武器使用，还能用作其他用途。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用它来射击一辆车的发动机，或是飞毛腿导弹（Scud）的螺旋桨。

但这个时候，某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点50口径的狙击步枪在某个特定距离射击时，我们发现了某种无法理解的东西。在射击1500码外的坦克和其他大型目标时，我惊奇地发现，为什么我考虑到了从右方吹来的、时速10英里的风，但子弹还是没能击中标靶？而且，我看到飞行轨迹有些奇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最后知道了，这是科里奥利（Coriolis）效应，也就是地球自转带来的影响。是的，让人难以置信的是，狙击手在记住所有环境和弹道信息之前，首先得记住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该死的地球自转。原因在于：

当我的点50子弹在空中飞行时，地球自转会使地表所有的东西，包括我的标靶在内，都略微向东移动。于是，等到子弹着陆时，目标已经不在子弹射出时它所在的位置了。因为地球实在太大了，而自转对局部地区的影响太小，如果不使用科学仪器，几乎不可能发现这一点。不过，如果你观察远距离的运动，比如说长达1500码的子弹轨迹，你就会发现这个奇怪的现象。

如果是射击200码、500码，甚至是800码或1000码外的标靶，科里奥利效应的影响都微不足道，你可以侥幸将其忽略不计。不过，当你射击较远距离之外的标靶时，它就会影响子弹的轨迹，足以让你脱靶。

我们需要把大量的信息综合起来，而我也很快学会了把所有变量带入瞄准镜小小的聚焦圈里。这也意味着要排除一切干扰，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聚焦圈上。教官们有时会故意打扰我们，让我们慌乱不安，担心自己不能顺利通过课程，进而被淘汰出局。

我们学过使用PEQ激光瞄准器，它会在标靶上投射一个红点。（这种瞄准器的另一个版本会投射出一个红外线红点，那只有通过夜视镜才能看得见，这能让我们在不暴露自己位置的情况下进行瞄准。现在，这两种功能已经合二为一了。）那个红点代表着我学过的所有东西，一切都被压缩成了一个光点。

那种感觉就像是，我站在一个小小的红圈里面，通过纯粹的念力把子弹投向目的地。在射击场上那段时间，其他一切都消失了，世界也缩小了，就像黑洞中被无限压缩的物质一样，缩进了那个小小的红圈里。

经受突发压力

我们要同时学习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进行速射、移动靶测试和未知距离测试，还要继续进行冷枪射击测试。教官们总是能为我们制造更多的压力，他们在这方面拥有邪恶的天赋，就像他们在比尔（Bill）身上巧妙展示的那样。

我们在狙击手学校接受训练时，比尔有位兄弟正在接受BUD/S训练。比尔的兄弟后来认输了，敲响了黄铜钟。这就意味着，他标有所在班级字样的头盔放在了地上，和其他所有退出者的头盔排在一起，名字朝外，好让所有人都看得见。

我们的一位教官找到了那个家伙的头盔，把它粘在了比尔的冷枪射击标靶上。那天早上进行冷枪射击时，比尔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当标靶出现时，他全神贯注地进行瞄准，突然看见那顶头盔上有他兄弟的名字。直到那一刻，那个可怜的家伙才知道他的兄弟退出了BUD/S训练。值得赞扬的是，他打出了干净利落的一枪，完美爆头，正中红心。我后来听说他的兄弟对此很不高兴，但那一枪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非常信任比尔，我也对他兄弟退出BUD/S训练给出了相应程度的鄙视。

我们的测试本来就很紧张了，但教官们根本不会给你时间去应对压力，他们会发明各种各样的方式为我们增加压力。比如说，你本以为自己会在凉爽的夜间进行测试，可教官们会突然通知你，测试将在15分钟后最炎热的正午时分开始。或者，你正在射击场上进行移动靶和速射测试，然后你突然意识到，移动中的标靶是倾斜的，因为它没有被完全举起来。

这是很艰苦的，但你要沉着应对，尽快适应，克服困难。

我们学习得越多，练习得越多，测试得越多，教官就越折磨人。自始至终，我们的班级规模随着同学们逐个离开而不断缩小。最后，六个星期过去了，我们的最终测试来临了。

测试之前，教官们给我们每个人开了一个短会，告诉我们迄今为止的等级，哪个方面比较强，哪个方面还需要改进。我很感激他们能这么做，不幸的是，精神支持到此为止。测试开始后，我们发现测试教官是迪克·斯拉特瑞（Dick Slattery），他是个真正的浑球。有些教官残酷而严格，但我们知道，他们希望我们有出色的表现。比如说，即将离职的士官长乔丹对我们十分严厉，显然是为了我们好。斯拉特瑞则不是这样，他对待我们就像对待垃圾一样，特别对新兵，其中也包括我和格伦。对斯拉特瑞来说，我们从来没觉得他对我们严厉是为了我们好，他对我们根本不屑一顾。

又是速射、移动靶和未知距离测试。作为海豹突击队成员，我们俩不仅要一起参加每项测试，还要把个人等级综合起来，作为一支队伍而非个人获得评级。这也是一件好事：若非如此，我们之中就会有一个人离开射击场打道回府。

在点300口径的温彻斯特·马格南速射与移动靶测试中，我们表现出色，都取得90分以上的好成绩。然后，我们开始进行未知距离测试。

我第一个上，我们锁定标靶，然后到了我进行射击的时候了。这个测试环节的时限是20分钟，所以我们要保持进度。不过，我们遇到了一些麻烦，在读风和瞄准时，格伦碰到了一点点困难。作为射击手，我的任务是集中精力发出完美一击；作为观测手，格伦应该对我发出指令。他要说“好，高程为×，风为×”，然后我才会进行射击。同时，格伦还要仔细观察子弹的尾迹，好为下一次出击作必要的调整。在测试中，观测手也要负责控制时间，因为时间很紧。

我们在第三赛道上，接下来还有两个赛道要去。这时，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我们快要没有时间了。“嘿，”我对格伦说，“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我们没问题，”他向我保证，“还有足够的时间。”

我不管了，集中注意力射击下一个标靶。格伦继续有条不紊地评估各项条件，协助我进行下一次射击。突然，斯拉特瑞大声叫了出来：“时间！”

我盯着格伦：“到底在搞什么啊？”我还有八发子弹，还有两个赛道的标靶呢，我们没时间了。

格伦盯着手表，显得非常沮丧：“伙计，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斯拉特瑞就站在那里，咧着嘴嘲笑我们。

我愤怒了，不是对格伦，因为我知道他绝对不会故意搞砸，但我很震惊。到底他妈的发生了什么事？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格伦用来控制时间的是指针表而不是秒表，或许他调慢了指针。不管是怎么回事，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我们有麻烦了。我的得分只有60分。

幸运的是，我们射中了每一个标靶，没有一发脱靶。因为我们的等级会综合起来看，所以我们还有机会。现在轮到格伦射击了，由我来观察定位；这意味着我们都得发挥各自的优势。

“好了，听着，”我说，“你的分数必须超过95分。”

这样，我们的综合分数才能侥幸通过测试。这意味着格伦可以脱靶一次，但只有一次机会。这是我们离开射击场、进入追踪阶段前的最后一次测试，如果我们不能在格伦的射击环节分数超过95分的话，我们中间至少要有一个人不能进入追踪阶段。格伦可能会出局，也可能不会出局，但我肯定会惨遭淘汰。

与此同时，格伦仍然在痛斥自己。

“伙计，”我说，“不要想这件事了。我们需要通过这次测试，把精力放在测试上吧。”

我们正是这么做的。我们对斯拉特瑞那浑蛋般的笑声置之不理，交换位置，移向下一条赛道。我就像一台机器一样，精确计算着风对子弹的影响。我帮助他瞄准每个标靶，他也射中了每个标靶。我们两人都把其他的事抛诸脑外，发挥出了最佳水平，格伦射得了95分。根据计分结果，格伦和另外一个叫作麦克·比尔顿（Mike Bearden）的人打平，拿到当天的最高分。

离开科林加去参加追踪训练之前，我们举行了一场决赛，看谁能赢得那支某家制造商捐赠的全新霰弹枪。比赛将在格伦·道尔蒂和麦克·比尔顿之间产生。

麦克，又名“大熊”，不仅是一位神枪手，还是个了不起的家伙。每个人都喜欢和他相处。“大熊”的搭档是和我在BUD/S训练时同班的山姆（Sam），他的外号叫“开心果”。（我和山姆直到今天还是好朋友，就像白雪公主的七个小矮人中的两个：开心果和邋遢鬼。）

那是一场伟大的较量。他们用的都是点300口径的温彻斯特·马格南步枪，射速比点308步枪能快差不多1000英尺每秒，而且弹道轨迹更加低平。格伦和“大熊”难分伯仲，打到1000码之前每一枪都不相上下。最后，打到1000码线时，格伦脱靶了，麦克射中了。他以一发之差险胜我的搭档，赢得了那支霰弹枪。“大熊”胜出了！当然了，我是支持格伦的，但我没有因为“大熊”的胜利而感到不快。他简直太可爱了，让人不可能因为他赢了而不爽。

事情就是这样的。“大熊”挎着战利品，离开了科林加，我对此很开心。我也在超越自己。

穿上迷彩服

清除了射击阶段的障碍后，我们前往奈兰德沙漠中进行狙击手课程的第二部分——追踪阶段。既然我们已经掌握了使用枪械的技能，那么，现在到了对我们进行伪装和潜行训练的时候了。这样，我们才能置身于必要的位置来使用那些技能。如果你无法前进到足够近的地方进行射击，不管你的射击技巧有多棒都没用。

我们安营扎寨之后立刻投入了训练。最开始的课程是关于潜行和行动的，我们要学习怎样利用自然植被，特别是穿上迷彩服后怎么隐蔽。

迷彩服可以追溯到一战时期在英军中担任拉沃特侦察兵（Lovat Scouts）的苏格兰高地人（Scottish Highlanders），他们是当代狙击手的先驱。这些人大多数平时都是猎场看守人，通常被称为“吉利”（ghillies，这是一个凯尔特词，意思是“年轻人”。他们为富人们担任狩猎向导）。他们会把当地植物的枝叶编在宽大的长袍上，帮助自己融入周围的环境中。后来，英军狙击手学校向学员传授了他们独特的技巧。美国参战后，美国人也参加了那些课程。

我们的迷彩服是这样的：首先是一件普通的沙漠型军装，然后点缀上四周生长的植物枝叶。我们还会根据潜行环境的变化，使用明暗度不同的麻袋碎片。这听上去很简单，但当你看到这门艺术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还是会感到惊奇。当你看着一张穿着迷彩服的海豹突击队狙击手藏在周围环境中的照片时，你就像小时候全神贯注地“找图”（Hidden Picture）一样：你看了又看，但你能看到的只有乔木和灌木丛，狙击手完全看不见。

他们教我们怎么制作“植物扇”——从常绿灌木丛或者碰巧在周围的其他东西上剪下枝条，把它们捆在一起。我们学会了藏在这种特别的伪装下面，慢慢从灌木丛中间站起来，通过望远镜或肉眼向扇子顶部往外看去，弄清我们的目标在哪里，再慢慢缩回去。

他们还教给我们如何利用所谓的“死角”。事实证明，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课程之一。想象一下，你站在大街上，紧挨着停在路边的一辆车。如果有人从人行道朝你的方向看过来，而你蹲在那辆车背后，突然之间，你就消失不见了，你是在利用那辆车的“死角”来隐藏自己。要想做到同样的事，你可以依靠灌木丛、岩石、土堆、浅沟，或者任何可以横隔在你和你的标靶之间的东西。

奈兰德的地形无法提供多少天然掩体，那个地方很平坦，也很荒芜。不过，即使是在那片干涸的沙漠上，如果你去找的话，也可以找到“死角”。那里有风滚草和其他沙漠灌木丛、起伏不平的地面、四处散布的岩石，甚至偶尔还会有蓬乱的树木。你哪怕找到一条小水沟，只要能滑到下面，也算是找到了“死角”。

他们还教给我们，进入最终射击位置（final firing position，简称FFP）后，怎样去伪装步枪，怎样通过压平地面来清理射击区，怎样用剪刀修理枪口周围的植物，以免射击产生的冲击波影响到附近的草木。你不会想立刻射出子弹，给敌人发出信号。即使你在射击时完全藏好了，没有人能看见，但如果有人在四处张望，看到草木摇动的话，他也可能找出你的位置并射中你。

我们还会练习建造隐藏据点。我们会从地面向下挖去，有时会用上我们随身携带的网眼线或细铁丝网，但多数时候都是借助我们所处的地形，就像穴居动物一样隐蔽起来。特别是在沙漠里，洞穴不仅可以提供掩护，还可以略微减轻酷暑。如果你的据点建得好，即使有人紧挨你站着也不会发现你。你可以在据点里连续待上好几天，观察目标，通过无线电向基地汇报，直到他们赋予你开枪的权力。

事实将证明，这项技能在阿富汗的山区里非常有用。

追踪演练

随后，我们开始进行追踪演练。为了让你对此有所了解，我会详细描述一次演练的情景。

他们把你带到沙漠中的某处，告诉你：“好了，你的目标在那个方向2—4千米外的地方。你有两个小时时间，移动到离目标180—220码的地方，准备好，然后开枪。”

你要匍匐前进，带着枪支和包。你的包本来是挂在胯部的皮带上的，现在则要拖在身后。你要在炎热的阳光下一点一点地前进，半小时过去了，一小时过去了。你身边有些人会在迷彩服里小便，当然了，他们还能怎么办呢？你不能站起来，这是肯定的。你必须爬到射程以内，而且不能用激光测距仪，只能用瞄准镜来测量和目标的距离，然后准确计算出。为了进入200码的射击范围，你必须爬到那个地方。

有两位教官在指挥塔上等着你，他们会用高性能望远镜搜索这个区域，努力寻找你，同时与地面上的三四位“步行者”通过无线电交流。“步行者”是指那些在场地上四处走动的教官，他们在那里不是为了搜寻你，而是像机器人一样执行来自指挥塔的命令。如果指挥塔上的某位教官发现了动静，他就会用无线电通知离那里最近的“步行者”，说：“嘿，艾里克，我发现有动静，你需要向右跑20米……好，停，向左转，向前走三步，停。脚下有潜行者。”如果那位“步行者”正好站在你身边，他就会说：“收到。”然后，你就完蛋了，你的潜行失败了。

整个任务非常困难。等你摆好射击姿势的时候，你离指挥塔只有200码远。你面对的是两位训练有素的狙击手教官，他们很清楚你来自哪个方向，清楚你会在哪里作准备。他们不仅有高性能望远镜，还有激光测距仪。他们知道你要过来了，而且他们最喜欢做的事就是逮住你。

如果你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接下来就要进入辛苦忍耐的阶段了。你要慢慢拔出枪，拿出瞄准镜，把所有东西准备好。你绝对不能让瞄准镜发出一点反光或闪光，所以，你要用细网盖住它，然后慢慢摆好姿势，用肉眼瞄准标靶，射出那一发子弹。

第一枪要放空枪，宣布你已经进入了最终射击位置。“步行者”会走到离你2英尺以内的地方，然后向指挥塔上的两位教官发出信号，表明他已经在你附近了。教官们会拿着高性能望远镜朝你所在的方向仔细看，如果他们能看到你，你就失败了。如果他们看不到你，他们就会用无线电通知“步行者”，说：“好了，给他子弹吧。”

然后，他们会离开一小会儿，所以不会看见“步行者”上前把实弹交给你。他们会在刚才坐着的地方摆上一个标靶，然后走开。你现在要做的事就是开枪并射中标靶。

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地方都可能出错，如果你的子弹在空中高速飞行时哪怕碰到了一根小小的树枝，都可能导致脱靶。请记住，你当时正卧倒在地——或许半途中会有个你没注意到的小土堆呢！

如果你把每件事都做对了，而且击中了那个标靶的前胸或头部，你就会得10分；击中人形轮廓里的其他部位，得9分；只击中标靶，得8分；脱靶，那只能得0分。

然后，你站起来，走回卡车上，等着其他人。顺便说一声，打完那一枪后，你最好不留痕迹。我们中间有人一路潜行到规定位置，打出了非常出色的一枪，但留下了一小片黄铜、一条拉链，或是一把植物剪刀，潜行就这么失败了。你绝对不能得意自满！

最开始，我们每天要做几次潜行训练，上午有一次时间比较长的（2至4千米，要用4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来完成），晚上有一次比较短的1千米的潜行（大约要用2个小时）。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我们进行课堂学习。真是谢天谢地！就像在科林加接受射击训练一样，我们还是每练习几天就测试一次。

我第一次潜行的时候，还没进入最终射击位置就把时间用尽了，那是非常丢脸的事。脱靶就已经很糟糕了，而我甚至没能射出那一枪。我当时就下定决心，这种事绝不能再发生了！

我很快就弄清了，第一要务是盯住目标。一旦你盯住了目标，任务就成功了一半——你清楚地知道敌人的位置，但他不知道你在哪里。把握住这个优势，你就可以规划前往最终射击位置的路线了。

传奇的高尔夫冠军杰克·尼克劳斯（Jack Nicklaus）说过，打出困难的一击时，关键50%在于你脑海中的图景，40%在于你如何准备，10%在于挥杆本身。从这个角度来看，狙击很像打高尔夫：关键90%在于你对全局的感知和瞄准的方式。

我意识到，很多人都是刚趴下就出发的，根本不看一眼目标，就朝着指挥塔的大概方向爬过去。因此，他们不清楚自己在前往何方，所以会耗尽时间——正如我之前做的那样。

我第二次潜行时，心里想，嘿，这是在练习——让我来挑战极限，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吧。

在趴到地下之前，我朝着教官所说的标靶所在方向，勇敢地大步走过去，我超越了那些在奈兰德酷热地面上匍匐前进的家伙。他们缓慢而痛苦地往前爬着，睁大眼睛抬头看着我，就像是在说，我的天哪，你到底在干什么啊？我认为教官们不可能看到我——我还在一英里外的地方，更何况，他们现在应该还没开始观测呢，他们想不到会有人那么快就靠近了。

我继续往前走，直到看到标靶。然后，我立即俯身蹲伏下去，开始仔细检查自己和标靶之间的地形。规划好路线后，我趴伏到地面上，那里离最终射击位置大约有300码远。我尽可能迅速又隐秘地前进，用了大概30分钟爬到指定位置，准备好所有东西，然后动手射击。

从那一刻开始，我的行动一帆风顺。我会寻找一处小高地，确保能用肉眼看到标靶。一旦弄清楚它的位置，我就会在地图上标出路线，画出自己和标靶之间大致的地形特征，然后朝着它一路前行。从此以后，我每次都能实现完美的潜行，获得漂亮的10分。

我的进步如此神速，让有些人非常气愤，特别是那些来自乡下、从小就打猎的人。有个家伙来自阿拉巴马，他快气疯了，因为我让他一败涂地。他们想不通，这个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冲浪小子一辈子都没有打过猎，究竟是怎么超越他们的呢？

我再一次认为这和我叉鱼的经历有关，我从中侥幸地学到了“死角”的概念，这正是潜行追踪练习的关键所在。只要让你和标靶之间出现“死角”，你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靠近目标。尽管水下和奈兰德沙漠里的环境根本不一样，但那并不要紧，基本概念是完全一样的——寻找死角，加以利用。

人们通常认为，狙击手潜行追踪应该是匍匐在地，极其缓慢地向前爬行。是的，这一点很重要，但战略思维更重要，那是一场心理战。

有一天，格伦走到我面前，对我说：“伙计，我的追踪总是做不好，你能帮帮我吗？”这时候，我已经因为大胆而疯狂的追踪出了名，而格伦担心自己会失败。我告诉他，我当然会帮他了。

第二天，进行傍晚追踪练习时，我们一起出发。我告诉他我的追踪路径是怎么划定的，我们如果先走这条路、再走那条路会怎么样。我们可以走过去，朝着我们能看到的远处那棵小树前进，从那里准备进行射击了。

格伦凝视着远方，然后看了看我，好像我是个傻子一样。“那棵树？我不知道……我不确定这么做能否行得通。”

我并不责怪他，他还不适应我对追踪的看法，那看起来肯定是个疯狂的主意。我觉得，追踪就应该像闪电战一样——迅速地悄悄靠近，第一个到达那里，打他们个措手不及。此外，那并不是一棵高大的橡树，而是一棵矮小单薄的小树，我认为它会成为完美的隐蔽之处。

我还发现，想迅速抵达最终射击位置，还可以用上另外一个强大的战术优势。在荒凉的奈兰德地区，你可以利用的地形非常少，因为那里只有几栋房子。如果你是最后出现在准备区的人，就会发现所有的好位置都被人占了。如果你出现在离标靶只有200码的地方，却发现留给你的只有平坦单调的沙漠，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不过，格伦还没有准备好接受韦伯式的“闪电战”，也不打算拿一棵小树作最终射击位置。“你先走吧，”他说，“我没事的。”

我说：“格伦，你确定？”

他点了点头。于是，我出发了，沿着自己脑海中画出的路线跑过去，冲上那棵树，摆好舒服的姿势，把东西放到树杈上。我拨开一小簇细树枝，找到了一个适合射击的洞口，啪！我打出一枪。这个时候，离追踪开始才15分钟。

教官们吓坏了。“该死的，谁走火了？”我听见他们中的一个人喊道。走火（accidental discharge），简称AD，是指无意中发射了武器，这是你能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他们想马上知道是谁干的，好当场把那个家伙踹出射击场。他们没有想到，其实是有人打出了合理的一枪。毕竟，从训练开始到这个时候还不到15分钟。

离我最近的那位“步行者”拿起无线电，报告说：“长官，这不是走火，是韦伯，他就位了。”

换句话说，我已经打出了空枪，表示自己正向他们冲过来。

我知道，教官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肯定很想踹我的屁股。课程进行到这个时候，我已经拿到了很不错的分数，他们都想好好整整我，我通过“步行者”的无线电听到了不少咒骂。教官们根本看不见我，但也不想放弃，他们开始搜索我周围的区域，像疯了一样找我。

“嘿，伙计，”我对“步行者”说，“怎么回事啊？我能射击了吗，还是怎么样啊？”

最终，他告诉教官们，他要把子弹交给我了。他把子弹递给我，然后我开枪了。他们很想找到我，但没成功。我得了10分。

我开始往回走，走到出发点附近时看到了格伦，他正在匍匐爬行。“我真是个傻瓜。”我听到他小声嘟囔道。

在那之后，我帮助了其他几位同伴，他们当时都在艰难寻找窍门。等到我们进行最后一次追踪时，有三个人的分数特别低。他们需要拿到一个完美的分数，否则就无法通过。我们付出的所有时间和努力，都归结到这最后一次追踪了，这将决定他们最终能否成为海豹狙击手。那是非常紧张，也非常残酷的。

他们都是很棒的人，我很想让他们三个都通过。在期末测试前的最后一次追踪期间，我和他们一起做了所有的事，帮他们找到一条安全的快速通道，直接通向最终射击位置所在的区域。在那个过程中，我没太留意自己在干什么，暴露得有点多了。我失败了，没能通过那次追踪。不过，我不在乎。我积攒的分数已经够多了，即使拿一次0分也能顺利过关。当最终的追踪测试到来时，他们中的两个人顺利通过，只有一个人打道回府了。

有趣的是，当他们宣读最终分数时，我和另外一个人并列第一，格伦紧随其后，排名第二。

我打量着他，说：“你这个浑蛋！你是什么意思啊，你有出局的危险？你干得很好。你的分数差点比我还高，你这浑蛋！”

但那就是格伦——他是个绝对的完美主义者，总是想做得更好。这个特点让他成了伟大的战士。

接下来，我们离开奈兰德，重新回到科罗拉多，在那里接受一些简单的指导，学习如何让武器防水，在水中进进出出时如何照料武器。毕业后，我们还要花一周时间进行双人对抗演练和穿越海滩训练。我们都做到了。

获得海豹狙击手证书

2000年6月12日，毕业典礼在第五分队的场地上举行，那天正好是我的26岁生日。来自不同分队的指挥官们齐聚一堂，对高尔夫连队的每个人来说，这都是值得骄傲的时刻。我们的成功变成了大家吹嘘的资本，也提高了整支队伍的名誉。我和格伦都欣喜若狂，如在九霄云上。

我的海豹狙击手证书上有威廉·麦克雷文上校的亲笔签名，他当时担任海军特种作战部队第一集团军（Naval Special Warfare Group One）的司令官。十多年后的现在，麦克雷文已是海军四星上将，组织并指挥了“海神之戟行动”（Operation Neptune’s Spear），即2011年5月间刺杀奥萨马·本·拉登的那次特别作战任务。下个月，他将受命出任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第九位司令官，那是整个美国的特种作战司令部，接另一位海豹突击队员埃里克·T.奥尔森（Eric T.Olson）的班。

从我父亲在南太平洋上把我扔下船，到这个时候为止，已经差不多过了十年了。当时，我还是一个充满恐惧的16岁孩子；今天，我已经成了一名海豹突击队员。

我们的连队很快就会重新部署，但在那之前，我会有几天的假期。我很开心——能稍微放松一下，花几个小时冲冲浪，陪陪加布里埃尔，是很不错的事。

毕业一个多月后，我决定去拜访“大熊”。

毕业之初，我和麦克做了一笔交易。我成了第三分队的一员，而他被分到第五分队某支要去寒冷地区执行任务的连队里，我们都有一些对方垂涎已久的多余装备。他有一只适合寒冷环境的多余睡袋，我觉得可以要过来，而他同意用睡袋换我的一件沙漠突击黄背心。我已经把背心给了麦克，但他还欠我睡袋，我想在奉命前往下一站之前把它取回来。

我来到第三分队，期待睡袋已经放在那里了，就像麦克承诺的那样。但它没在那里，坦白地说，我有点生气，但我觉得不应该怀疑麦克。我知道，他这么做肯定是有原因的。

我给他的连队营房打电话，想给他点颜色看看。他的一位战友接了电话。

“嘿，”我说，“大熊在吗？你能让他过来接电话吗？好让布兰登穿过电话线去踢他的屁股，就是现在，在我有机会直接过去踢他本人之前。”

电话那头是一片沉默。沉默只持续了一两秒钟，但就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胃里翻江倒海——出事了。

“哦……”那个声音继续说道，“实际上，不能。麦克出事了。”

那听上去很不妙，我感觉自己就像个十足的笨蛋。“到底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他还好吗？”

他的状况并不好。就在几天之前，6月12日，“大熊”在进行跳伞训练时出了事故。在自由落体练习期间，他的主伞和副伞缠到了一起，没能打开。他没能熬过去。

大熊留下了一个漂亮的妻子——德琳达（Derinda），还有一个漂亮的两岁男孩——霍顿（Holden）。

我没能参加他的葬礼，因为那时我已经奉命前往波斯湾了。不过，我的几个朋友去了，他们后来给我描述了当天的情形。小霍顿朝他们走过去，因为他认识他们制服上金黄色的海豹突击队三叉戟徽章，和他爸爸的一模一样。他问他们知不知道爸爸去哪里了。一个朋友说，有几个人当时勉强忍住了，但多数人都禁不住号啕大哭。

麦克的去世震撼了每个认识他的人，对我的冲击尤其明显。接下来的很多年里，我将失去为数众多的朋友，他只是其中的一个。

第七章　一切发生了改变

巡航穿越太平洋

2000年深秋，我们连队开始了一次穿越太平洋的巡航，途经夏威夷和澳大利亚，一路向西，前往波斯湾，这是我们的第一次部署。谢天谢地，我们终于离开这里了。我们搭载的是杜鲁斯号（USS Duluth），那是一种运兵舰，或者说是两栖船坞运输舰。杜鲁斯号是一艘很老的舰艇，它是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在1965年关门前造的最后一艘船。

2000年8月14日，杜鲁斯号从加利福尼亚出发，带着我们的绝大多数装备，但没带我们。我们没坐船，而是上了一架开往夏威夷的飞机。司令官认为，与其让我们在船上浪费大量的时间，还不如让我们提前飞往舰艇的下一站。这样，我们在等待舰艇的同时，还可以进行几天的训练。待在飞机上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受到了其他海军士兵不少嘲笑，因为在他们眼中，我们会做的事只有训练。[他们说，海豹突击队的缩写SEAL代表“睡”（Sleep）、“吃”（Eat）和“举重”的“举”（Lift）。]

我们在夏威夷做了一些攻击性潜水训练，两两一组完成了一些水路测量任务。白天，我们一直忙于海豹突击队那无休无止、各式各样的训练；到了晚上，我们就去找些乐子。单身的伙计们都去追逐女孩，我们这些已婚人士就和男人们厮混在一起。我和丹军士长都随身带着冲浪板，经常在大清早碰见。在和其他人一起做训练之前，我们会先花几个小时去冲冲浪。后来，在向西行进路上的其他停靠港，我们都会抽出几天时间一起去冲浪。我们在各个海关检查站收获了不少惊讶的眼神。（海豹突击队还带着冲浪板，他们要干什么啊？通过冲浪来筛掉不合格的家伙吗？）

我们在夏威夷停靠的港口，在美国历史上拥有独一无二的位置。它就是60年前被偷袭过的珍珠港，而那是美国人的奇耻大辱。站在那片历史遗迹上，你禁不住会想：那种事绝不会再发生……是吗？

离开夏威夷后，我们搭上一架C-130运输机，前往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Darwin）。我要告诉你，坐C-130飞行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旅行方式。我们可以伸展身体，在角落里做俯卧撑，或者做其他想做的事情。我们带着自己的食物，躺在飞机后舱的吊床上，去驾驶舱里和飞行员聊会儿天，或者戴上耳机听听摇滚乐。我觉得那比一年中任何一次民航飞行都棒。

前往澳大利亚的途中，我们作过几次短暂的停留，其中一个晚上是在位于马绍尔群岛（Marshall Islands）的美丽的夸贾林环礁（Kwajalein）度过的，那里驻扎着一支国防人员分遣队。那个地方就像天堂一样，它让我想起了位于马克萨斯群岛的那座小岛——希瓦瓦岛。在那段短暂的时间里，我爱上过一个姑娘，而且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她的名字了。十年前，在离这里不远的帕皮提，我被从自家船上赶下。而现在，作为一名美军海豹突击队狙击手，我奉命搭载一艘运兵船前往波斯湾。我现在还保存着当时在夸贾林环礁停留时买的一个手工雕刻品，它可以称作一种纪念品，让我忆起一个天真烂漫的年代，一段一切尚未改变的时光。

在澳大利亚停留一周后，我们继续向西南方向前进，在东帝汶执行了一次人道主义援助任务，在新加坡、普吉岛和泰国也作了简短的停留，然后向北穿越印度洋进入波斯湾，最后停靠在小岛国巴林（Bahrain）。和不少伊斯兰国家一样，那里的文化相当自由。那时已经是10月份了。

在巴林，我们和邻近的沙特阿拉伯举行了几次联合军事演习。我们不会毫无保留地训练那些中东国家的人，这是一条非官方的规矩，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到那里是提供援助的。毕竟，当太阳第二天照常升起的时候，你永远无法知道谁会与你为敌。几天后，我们重新回到杜鲁斯号上，进入波斯湾，计划在那里举行为期几天的登船军事演习。

正在这个时候，我们得知消息，科尔号军舰（USS Cole）遭到了袭击。

保卫科尔号驱逐舰

对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来说，2001年9月11日是“一切发生改变的那一天”，原因很容易理解。2001年夏天，美国公众的注意力还集中在对干细胞研究的争议，以及某位国会议员因为拉链没拉好而引发的政治丑闻。〔如果你好奇是谁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他是加利福尼亚民主党人加里·康迪特（Gary Condit）。〕战争已经成了一段逐渐消退的记忆，一个怀旧的话题。著名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Stephen Spielberg）拍摄的“二战”主题史诗巨作《兄弟连》（Band of Brothers）刚刚在HBO首映播出，那是9月9日，星期天。

当时距苏联解体已有十年之久，冷战已经结束，一个新的国家已经建立，这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一种感觉——曾经影响20世纪的全球冲突已经成为历史遗迹。我们已经摒弃了东西两大阵营相互敌对的旧世界，但还没有准备好应对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对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是很突然也很残酷的。这一切就发生在2001年秋天的纽约，一个阳光明媚、万里无云的早晨。

对我来说，不是这样的。就我个人来说，“一切发生改变的那一天”提前了11个月到来，那是2000年10月12日。

入秋后，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发生剧烈冲突，因此美国无须派出军队干预。尽管如此，整个中东地区就像一个混合着政治、军事冲突的易燃物一样，危机总是一触即发。当时，海豹突击队第三分队参加了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萨达姆正在往国外私运大量石油。我们期待着参与对这个区域的监管，而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对大量违规船只进行登船检查。伊拉克人会把这些船只开进波斯湾，而后匆忙赶往伊朗水域，因为美军和其他北约人员都不能追去那里。我们的任务就是，当伊拉克人匆忙穿越狭窄的国际航道时，追上并拦下他们。

我们很希望能去执行这项任务。我们刚刚回到杜鲁斯号上，动员大家带好装备，准备执行登船检查任务，这时突然接到通知说，美军驱逐舰科尔号在附近的亚丁湾（Gulf of Aden）海域遇袭，事发地点位于也门（Yemen）海岸，美军伤亡惨重。

那天早上，科尔号在当地时间9：30左右靠岸，进行日常燃油补给。10：30，燃油补给开始。11：18，两个人驾驶一艘载有四分之一吨自制爆炸物的小艇靠近科尔号左舷，并成功引爆。爆炸把船体炸开了一个40英尺见方的大洞，使17名船员丧生，另有39人受伤。

等一下——什么？两个人驾着一艘快艇？这种事怎么可能发生？

我们立即出发，在八小时内赶到现场，把也门海岸置于射击距离以内，并且放下了快艇。海军在巴林有一家外设机构，他们称之为快速公司（Fast Company）。他们果然名不虚传——他们比我们早到了几个小时，等我们赶到那里时，他们已经在遇袭的科尔号上建好了安全指挥所。我们立刻拉起一条500米的环形防线，将码头和周围水域一并设防。我们还在舰桥上安排了一支狙击手队伍，让他们监视周围环境并控制局势，随时用望远镜观测整个防区，避免敌人混进来。

这就是我和格伦发挥作用的地方。我们组建了两支队伍，24小时轮班站岗，每队执勤12个小时，然后休息12个小时。在舰桥上，我们有一支点50口径的狙击步枪，四支轻型反坦克火箭筒。我们的任务是，在修复船体期间保护舰艇和其余的船员。

当时的局势很紧张。我们和也门的关系并不好，而且这个小国里有一股强大的反美力量。站在那艘残破的驱逐舰的舰桥上，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周围所有的也门武器都是对准我们的，我们对于这种僵局感到十分不安。我们接到的命令很简单：如有任何东西或任何人突破边防，就把他们消灭掉。

尽管没有敌对分子出现，但边防确实经受了好几次考验。每当看到有船只靠近边防时，我们就用无线电通知舰艇上的同伴：“嘿，我发现有人在十点钟方向靠近。看上去不是什么大事，但他们在东张西望。”

与此同时，船员们正在紧张地通过侧舷的大洞把舱底的积水抽出去。那是一场力保舰艇不沉的持续战斗，有一阵子形势万分危急，我们甚至觉得那艘驱逐舰马上要沉没了。

眼前的图景令人十分难受。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炸的正巧是厨房的位置，那个时段有很多船员在排队吃午饭，那是一场可怕的大屠杀。当时，离爆炸已经差不多12个小时了，由于中东地区湿热的气候，死者的遗体和船上的食物都在迅速腐烂，散发的恶臭令人难以忍受。幸存者的伤势更让我们眼前的整幅场景像是噩梦一般。我们刚刚到达时，前来迎接我们的人都茫然地望着远方，眼神里充满了对战斗伤亡的恐慌。现在，夜幕降临了，很多船员都准备在甲板上的简易床上睡觉，那里看起来就像是一场大灾难过后收容幸存者的陋屋区，实际上也正是如此。

我找几位幸存者聊了聊，想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那种毫无技巧可言的袭击怎么能穿过科尔号的防线。大体上，答案是这样的——“防线？什么防线？”

他们描述了当时的安全状态，这让我非常吃惊。他们的准备工作根本没有做好。我们停靠在一个敌对国家的海岸边，该国拥有公开的反美情绪，也有绑架美国人质和支持恐怖主义势力的历史，而他们只安排了几个人负责防卫，那几个人只是手持M-14步枪站在舰艇的围栏边。那些士兵根本没有接受过M-14的专门训练，实际上，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拿的是哪种步枪。最糟糕的是，他们的弹夹里根本没有子弹。最后这一点我需要强调一下，他们就是这么保卫一艘价值十亿美元的舰艇的！他们站在甲板上，挥舞着自己不熟悉的武器，而且枪里根本没有子弹。真的吗？什么，你说单凭武器的外观就足以威慑潜在的进攻？

我很快了解到，这不是特殊情况，而是普遍存在的现状。无论从哪一点来看，这都是标准化操作流程，至少到那个时候为止都是这样的。科尔号遇袭后，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不久后，美军强制要求每艘舰艇上至少要有30%的船员接受部队防卫训练，这和此前的要求截然不同，此前根本没有这种要求。

人们很容易因为这种松散的状态而责备克林顿政府（坦率地说，这也是合乎情理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已经延续数十年的怪圈——真见鬼，可能已经延续几个世纪了。美军在“二战”刚刚结束后保持着高度戒备状态，然后是在朝鲜战争后，然后是在越南战争后。在中间那些年里，我们的紧迫感总会渐渐消退。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会逐渐陷入一种安全的错觉中。然后，某件出乎意料的事会突然发生，军备也会再一次变得重要起来。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同一年的早些时候，几乎在同一地点，也有过一次对美军舰艇的袭击，但没有得逞。未遂的袭击者驾驶的也是一艘类似的劣质小船，也是趁着我们的舰艇进港时进行的袭击，只不过那一次在他们抵达目的地之前，载有爆炸品的小船就沉没了。我们曾经很幸运，但我们得到警告后做了什么呢？那次事故就像背景噪声一样被遗忘了。现在，因为我们的自满，我们付出了17条人命，还有39人受伤，损失的价值高达数亿美元。

我提到过无数次，海豹突击队中对训练有多么狂热。不过，那不是狂热主义，而是现实主义。如果你想变得不仅仅是能干，不仅仅是优秀，而且是出类拔萃，那你就必须像个疯子一样，训练你想擅长的技巧，然后反复训练。新闻记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在2008年的畅销书《异类》（Outliers）中记录了比尔·盖茨、莫扎特、甲壳虫乐队等成功者背后的秘密，结果显示，他们都曾拼命进行训练。格拉德威尔由此提出了所谓的“1万小时定律”——任何领域的成功都是大量练习的结果。比如，10年里每周花费20个小时训练，加起来就是1万个小时。如果把步伐加快到每周80个小时，那你就能在两年半里获得成功——这正是海豹突击队员能出类拔萃的原因。

我的童年或许很疯狂，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散漫度日，但有几样东西我一直铭记于心，那就是加倍努力的紧迫感，以及通过练习不断提升能力的兴奋感。无论是孩提时代的摔跤或滑冰，还是当初在和平号上、在罗奇和比尔船长眼皮底下担任营救水手，或者是在寿林、奥莱利和其他疯狂教官手下接受BUD/S训练，我一直都很清楚“努力训练”的意思。如果我能做点有意义的事，为国家效力的话，那肯定得用上通过训练获得的能力。尽管我当时还不知道，甚至在阿富汗和海湾地区服役期间也不知道，训练新一代战士将成为我职业生涯的最高点。我当时只知道，这次惨败是训练的失败，特别是负责训练的人的失败。

格伦接管舰桥后，我轮换下来休息。我走下几层楼，四处转了转，找到了一个有人用过的咖啡杯。我把杯子洗干净，带回到甲板上，走向船尾搭建的临时食物站，在那里倒了一杯热咖啡。我刚准备喝热咖啡，突然发现有位船员盯着我。

“怎么了？”我说。

他一言不发地指着我的咖啡杯。我把杯子转过来，看了看它的背面。我之前没有注意到，咖啡杯的主人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上面。

那是在袭击中被炸死的某个人。

或许有人会被吓到，会赶紧放下那东西，但对我来说，恰恰相反。这位海员是最早在战争中丧生的士兵之一，而我们甚至不知道这场战争要如何命名。能用这个人的杯子喝东西，我觉得是一种荣幸。我留下了那个杯子，剩下的旅途中一直都用它。

我们搭乘科尔号在那里待了七天。那艘舰艇最终被一架专门运载海上石油钻井设备的巨型挪威飞机运回了美国本土，经过14个月的修理后，它继续服役。

特种部队

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让我大开眼界，知道我们对周围无处不在的威胁完全没有准备。科尔号是一艘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搭载近300名船员，总重量近1万吨，花费超过10亿美元才得以完工。它居然被驾驶小汽艇的两个人偷袭，而且差点儿被彻底击沉。你在新英格兰的夏季湖畔度假屋可能会看见那种小汽艇。当这一切结束后，这艘驱逐舰需要花费2.5亿美元进行修理。这不仅仅是一场大灾难，不仅仅关乎我们是否对突袭作了充分准备，也门海岸上的这次袭击吹响了变革的号角。

当时，我们仍然保持着冷战思维，这是我们一个多世纪以来对战争看法的合理延伸。战争一直都是交战双方猛投人力物力，从波斯王赛瑟斯（Xerxes）的方阵到罗马军团，再到拉下刺刀猛冲的南北方大军，都是如此。这种兵团激战的形式在20世纪中叶发展到了顶峰。当时，巴顿（Patton）将军和隆美尔（Rommel）将军曾在北非沙漠中进行坦克大战。

李·蔡尔德（Lee Child）在2004杰克·雷奇尔（Jack Reacher）系列恐怖小说《双面敌人》（The Enemy）中的一段话很好地抓住了20世纪战争的核心概念：

什么是20世纪的标志性声音？人们对此可能会有所争论。有人会说，那是飞机发动机缓慢的嗡嗡声。那或许是来自一架孤零零的战斗机，它从20世纪40年代蔚蓝的天空中划过。或许是一架飞快从头顶穿过的喷气式飞机，它会让大地随之颤动。那或许是直升机的呼呼响声，或许是一架满载的747飞机起飞时的轰鸣声，或许是袭击一座城市的炸弹的爆炸声。所有这些声音都有资格当选，它们都是属于20世纪的独一无二的声音，它们从未被此前的人听到过。有些疯狂的乐观主义者或许会说，20世纪的标志性声音来自一首甲壳虫乐队的歌，或是被听众尖叫声淹没的yeah、yeah、yeah的合唱。我对此表示同情。但是，一首歌和一阵尖叫永远没资格当选。自从有了人类历史，就有了音乐和欲望，它们不是在1900年后才被发明出来的。

不，20世纪的标志性声音是坦克履带轧过街道时发出的咔嗒声，这种声音曾经响彻华沙、鹿特丹、斯大林格勒和柏林，后来又响彻布达佩斯、布拉格、首尔和西贡。那是一种残忍的声音，也是一种恐惧的声音，它代表武力上的压倒性优势，也代表毫无人性的冷漠。坦克特有的咔嗒声告诉你，它们是无法阻挡的；它告诉你，在机器面前你是脆弱无力的。随后，一条履带停下来，另一条继续转动。坦克转过身来，发出咔嗒声，径直朝你开过来，那才是真正的属于20世纪的声音。

然而，李·蔡尔德描述的那种“武力上的压倒性优势”，直到沙漠风暴（Desert Storm）前都非常奏效的重兵布阵，在新世纪的战争中已不再是王牌。提到战争使用的重型武器，没有什么能比一艘造价十亿美元的驱逐舰更重了。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不久之前差点儿被两个人驾着一艘小快艇击沉。

我们已经进入了不对称作战时代。

我们主要应对的不再是横扫大漠的庞大地面部队，而是小型的恐怖分子团伙。这是一种分散的游击战，它的规模是我们从未见过的。为了方便，你可以称之为基地组织（al Qaeda），就好像它是由唯一的中央司令部负责的、中央集权而又组织有序的实体，类似于苏联或者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但实际情况可能要混乱得多，也复杂得多，因此更加难以对付。或许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影响力，很多互不相干的恐怖组织争着要加入基地组织。不管你称之为基地组织或是塔利班（Taliban），还是西方的极端分子或索马里海盗，归根结底，你就是要把战士们武装起来，让他们投入一种完全不同的战争，这种战争与我们过去进行的堑壕战或坦克战都不一样。

那是一种全新的战争。几年后，它会促使美国国防部的组织架构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特别是涉及特种作战的部门。

在漫长的战争史上，特种作战部队，如英国和澳大利亚的SAS，美国的绿色贝雷帽（Green Berets）和陆军游骑兵团（Army Rangers）、海军海豹突击队，就是特殊的群体。特种部队平时都被雪藏起来，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会动用。在当代战争中，我们这些特种部队的人可以为大规模杀伤锦上添花。如果说“武力上的压倒性优势”是一个句子，那么我们就是句子末尾的句号。特种部队是常规部队的私生子，主要为重大任务提供支援。

现在，那个公式变了，两者的关系完全颠倒过来了。在21世纪初的十年里，美军的整个战略已经变了。美军对驱逐舰、航空母舰和核潜艇等大型武器进行重新配置，为小型野战队和微型团队提供支援。20世纪的特种部队士兵基本上与军事战略不沾边，而如今，他们站到了军事战略的核心位置。

在亚丁湾回来后不久，我和朋友托马斯谈到此事。“我真的不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我说，“它和我想的完全不同，而且危险得多。”

托马斯点了点头。

“我们就是来干这个的，你知道的。”我补充说。

他问我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迟早有一天，”我若有所思地说，“这儿会面临一次重大打击，就在美国本土。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应付它。”

加入“埃克排”

我从杜鲁斯号执行完任务回来后，我个人的生活将发生两个重大变化。我将成为一名父亲，而且不久就要离开高尔夫连队了。这两个变化将对我未来几年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两件事是相关的。坦白地说，我打算离开高尔夫连队，归根结底与家庭经济状况有关。

我很快就要再次延长服役期限了，这意味着我将拿到一笔现金津贴，差不多有4万美元。问题在于，在国内延长服役期限需要缴纳重税，因为加利福尼亚的税率是全国最高的。如果我在一个免税的战区延长服役期限，那我就可以拿到全部的津贴。这样的话，我差不多可以省下1.5万美元。我妻子正怀着我们的第一个孩子，而1.5万美元可以买很多尿布。

司令部会派人到海外去执行短期任务，好让士兵免交重税，这样的事屡见不鲜。于是，我在7月份去找我们的行动官（通常是由即将升任少校的大尉担任的，他们直接受命于指挥官和执行官，主要职责是负责队伍的行动）基斯·约翰逊（Keith Johnson），跟他聊了聊把我派往海外的可能性。

听完我对自身处境的概述后，基斯想了一会儿，说：“瞧，布兰登，我们在‘埃克排’（ECHO platoon）有一个空缺的岗位。坦率地说，那里真是一团糟，我们刚对他们进行了大换血，撤换了军士长和负责人，清理了整个领导层，但留下了大多数的人。”

他还没有说到重点，但我知道他会说什么，而我心里并不高兴。他要说的是，派我加入这支乱七八糟的埃克排。

我们高尔夫排有很好的氛围，氛围对于海豹突击队和职业球队来说同样重要。你可以接受世界上最好的训练，拥有世界上最有资格的成员，但如果氛围不好的话，整支队伍根本没法运作。如果海豹突击队没有良好的氛围，队伍就会因此被解散，成员就会被分配到其他队伍中去，这和你在职业体育界看到的情况有些类似。而这就是埃克排里发生的事。很显然，司令部希望通过加入新鲜血液来拯救这支队伍，而基斯参与了这个计划。我来找他解决避税问题，正好和他的需求不谋而合。

“你应该加入埃克排，”他说，“他们即将被派往海外，而你也能拿到免税津贴。”

我不想加入这支倒霉的连队，他们的名声很不好，第三分队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是一团糟。人们总是在饭厅里嘲笑他们，而他现在想让我成为笑料中的一分子？我原来希望有其他派往海外的途径，比如加入三角排（DELTA platoon）或是别的战队，不过，既然基斯已经提出来了，那我就别无选择了。我意识到，自己现在面临两难的选择：或者加入埃克排，或者待在高尔夫排，放弃那1.5万美元。高尔夫排有很好的名声，我也很喜欢在那里工作，但我最终还是选择把家庭排在第一位，同意加入埃克排。

那次调动很快就让我后悔不已。

埃克排当时正处于测试的末尾阶段，正在进行VBSS训练。于是，我飞往离圣地亚哥海岸大约100英里的地方，在他们驻扎的航空母舰上与他们会合。在那里，我见到了军士长克里斯·戴（Chris Dye）。在司令部重振埃克排的努力之下，他刚刚出任该连队的新任军士长。

在海豹突击队圈子里，戴军士长是个传奇人物。十年前，他还在海豹突击队第二分队的时候，他和同伴们参加过一项代号“小包装作战”（Operation Nifty Package）的特别行动，这是美国入侵巴拿马的“正义事业行动”（Operation Just Cause）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行动成员，克里斯和他的潜水搭档兰迪·博索莱伊（Randy Beausoleil）一起安装爆炸物，炸沉了诺列加（Noriega）的海盗船。[你可以在《海豹突击队：美国海军的精英战斗队》（SEALs：The US Navy’s Elite Fighting Force）一书中读到对整个行动的生动描述，此书的作者是我的BUD/S同学克里斯·奥斯曼和米尔·巴曼雅（Mir Bahmanyar）。]初次会面后过了几周，我在帮戴军士长搬家时发现了一个看上去很普通的不锈钢轮圈，它的直径差不多有两英尺，一个空荡荡的轮毂上有六根钢条，看上去像是快艇或某种东西的方向盘。

“嘿，克里斯，”我说，“你这个破轮圈是干什么的啊？”

“哦，那个啊？”他说，“我还要留着它。它来自诺列加的海盗船。”当初，安好炸沉那艘船的炸弹后，他亲自把它从那艘船的残骸上捞了回来，这个家伙见证过很多有意思的行动。

得知戴军士长将负责埃克排，让我的精神为之一振，这也许不至于太糟糕。我们两个人此前其实不认识，但我们都听说过对方的名字。现在，我成了协助他整顿事务的关键人物。

我登上正在进行演习的航空母舰后，戴军士长接见了我。“哦，兄弟，见到你很高兴。”他说，“欢迎来到埃克排，我们今后要并肩战斗了。”

他告诉我，作为海上快速登船行动的一部分，他们计划第二天在数架直升机上进行快速攀绳训练，而他们还缺一位配置员（castmaster）。配置员在直升机里负责装备，安排大家沿着绳子滑下去，确保万无一失。他是最后一个滑下去的人。我很奇怪，他们怎么能用两架直升机进行快速攀绳训练，却只安排一位配置员。但我没有说多余的话，克里斯这么做肯定自有道理。这或许不合理，但也许有特殊意义。无论如何，我已经被任命为配置员了。

第二天，我们飞到空中，开始进行演习。我在第二架直升机上担任配置员，看着大家一个个从门口跳下去：一、二、三……突然间，有一支MP-5步枪掉了下去，开始作自由落体运动。

我差点儿尿了裤子，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一支海豹连队正在从一架直升机上快速攀绳下去，而居然有人弄掉了他那该死的武器！

这是非常丢脸的。每一件物品都应该挂好，随身携带，这是首要原则。当我们说“那个家伙绑得很紧”的时候，我们正是指这条原则。不管是在水里还是在高地上，你一直要把装备系在身上。我看过有人把头上的夜视装置弄丢——他一转身，重重磕在直升机舱门上，夜视装置突然掉下去了。如果你没把它系在身上的话，它就会直接掉进水里。弄丢一部昂贵的夜视装置已经够糟糕的了，那么弄丢一件武器呢？用职业术语来说，那无异于自杀。

那支MP-5掉到甲板上后，弄丢它的家伙马上把它捡了起来，然后继续行动。戴军士长在另外那架直升机上，所以没看见整个过程，也不必亲身经历那种耻辱。我们那架直升机上的其他人也没注意到，但我看得很清楚。

高尔夫排绝对不会发生类似的事，如果发生的话，犯错的那个人会立刻被剥夺三叉戟徽章，遣送回原来的队伍。我确实目睹过类似的事。去年夏天，在我们前往波斯湾的半路上，有那么一两天，我们有一件武器下落不明。对于一名海豹突击队员来说，粗心大意是你能犯下的最糟糕的过错。后来查清楚了，那是“自由冒险”查克·兰德里（Chuck“Liberty Risk”Landry）的失误。几年前，兰德里有一次醉酒后和基地安保人员吵架。那段小插曲过后，他们给了他第二次机会。在夏威夷弄丢武器，这就是他的第二次机会，再也不可能有第三次了。武器最终找回来了，但兰德里被遣送回家了。那很残酷，但那就是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至少在高尔夫排是这样的。

小型班聚会

在接下来的快速攀绳训练中，我一直保持着沉默。等那天结束后，我们回到航空母舰上进行汇总报告时，我向他们挑明了问题。

“伙计们，我知道我在这里完全是个新人，但我不得不告诉你们，这种错误是不可原谅的。到底是谁弄丢了那支枪？那种东西很容易弄丢，一旦发生这种问题，我们就会惹上大麻烦！”

一个名叫吉尔雷伊·琼斯（Gilroy Jones）的大块头举起手来：“是我。”

这就是我对埃克排现状的初步了解。琼斯是个坚强的家伙，但作为一名战士，他在接受各种训练时简直糟糕透顶。他第一次参加BUD/S训练时坚持到了第三阶段，随后就因为暴打同居女友遭到了家庭暴力指控。他第二次通过了，进入了第三分队，但在那里又弄砸了。让我吃惊的是，他居然没有被第三分队扫地出门。现在，他又搞砸了我们的演习。我们后来弄清楚了，他临时用医用橡皮管绑MP-5步枪，演习过程中，橡皮管被弄断了。

不光是吉尔雷伊·琼斯，这些家伙都是一团糟。毫无疑问的是，他们从来没见过真正优秀的领导，也没有可以仰望或学习的榜样。

在海豹突击队里，我们有一条90/10定律：每支连队里有90%的人很可靠，其余10%的人则是你想扫地出门或调往其他连队的。你不得不承认，事情就是这样的。埃克排的问题在于，你想扫地出门的人远不止10%。在一支16人的连队里，10%意味着不超过两个人。但我很快发现，这里有六个人都很糟，其中包括我们的三副和助理负责人（assistant officer in charge，简称AOIC）！哦，天哪！连我们的二把手和三把手都不称职！（基斯不是说他们已经撤掉了整个领导层吗？他们到底干了什么啊？难道是用更差的人来顶替他们吗？）

我感觉像从一支世界职业棒球队被贬到了一支农场联盟队。我想回去，重新申请高尔夫排的岗位，不要那1.5万美元了——我想回原来的队伍。

在这次快速攀绳演习中，我还注意到医护兵杰基（Jackie）随身携带着全部医疗装备。杰基是个非常文静的家伙，说话总是细声细气的，你很难听清楚他说的话。

我看到他费力拖着那个大包时，说：“嘿，杰基，你为什么要带这个大包做快速攀绳演习呢？”他说了些什么，但我根本没听清。于是，我继续说道，“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带的只是基本的外伤治疗设备，你得扔下那个大袋子。”

我的老天爷，我又不是医护兵，却要告诉他怎么打包医疗设备。

不过，杰基底子不差。他还是个孩子，只是没遇到有实力的领导。他慢慢成了连队中的好战士，后来加入某个一级单位，在圈子里发展得很不错。但是，其他很多人一直表现糟糕，有些人在阿富汗山区差点儿把我害死。

这并不是说埃克排一无是处。我们的撬棍手肖恩（Shawn）是我在BUD/S训练时的同学，他是个非常可靠的家伙。快速攀绳演习后，我把他叫到一边，对他说：“肖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能站在那儿，袖手旁观地看着这些家伙如此糟糕的表现？”

“我知道，”他说，“但我不认为应该由我来告诉他们应该干什么。”我明白他的意思。谢天谢地，克里斯·戴是我们的军士长，也是一位值得与之共事的人，那里还有几位比较不错的人。帕特里克（Patrick）最近刚刚加入，因此还没受到埃克排过去的“领导层”的影响。我很快就发现，帕特里克思维敏捷，是这支队伍里的有用之才。希斯·罗宾逊（Heath Robinson）是队伍中的另一位新人，也是个遵规守纪的好汉。几年后，一队海豹突击队员从索马里海盗手里夺回了一艘商船。在那次行动中，我们有个人被一名藏在暗处的海盗挟持了。两个人离得太近，所以没人敢开枪。希斯掏出匕首，割断了那个家伙的喉咙，成了越南战争后极少数用刀杀敌的战士之一。然后，还有加里森，他和我是同时加入埃克排的。加里森在参加BUD/S训练前是一名海军战士，拥有丰富的从军经验。恕我直言，海豹突击队和艾克排士兵都很缺乏军人风度。加里森的海军背景使他必须去适应这一点，不过，他作了充分的准备。

我到那里几周后，随着另外一小拨人加入埃克排，情况开始慢慢好转。后来，他们让这支队伍之间的联系变得更牢固了。其中有两个人和肖恩一样，是我在BUD/S训练时的同学——阿里，他是我们的高级医护兵，还有克里斯·奥斯曼。

我和奥斯曼的交情不浅，可以追溯到第三阶段训练中他在海滩上突然成为英雄的那一刻。在BUD/S训练期间，我一直受不了他，但当我们一起在第三分队服役时，我们渐渐成了朋友。不久后，我们还会作为埃克排的两名狙击手进行密切配合，我们在海湾地区和阿富汗一起度过的岁月则会让我们的友谊更加深厚。

作为一名前海军战士，奥斯曼是一位出色的海豹突击队员，也是一位资历丰富的花花公子，还是你周围阴魂不散的一场噩梦。他是个爱激动的人，特别容易激怒别人。如果你跟他待在一起的时间长一些，你要么是喜欢他，要么是讨厌他。

奥斯曼还是海军神枪手圈子里的传奇人物。当他和帕特里克一起接受海军狙击手训练时，主管事务的海军两星上将位于彭德尔顿营的住所成了他们的监视目标，这是最终军事演习的一部分。奥斯曼在演习时比原计划多做了一件事：他进入了那个家伙的房间，给房间内部拍了一堆快照，从壁橱里拿出将军那身带着两颗星的笔挺制服，把它当作战利品悄悄带走了。得知奥斯曼做的事情后，海军狙击手教官们吓得半死，每个人都努力避免这件事张扬出去。拍摄班级毕业照时，奥斯曼还大摇大摆地穿着这身偷来的制服呢。在随后几年里，我在军中会碰到海军陆战队的狙击手们，他们知道我来自海豹突击队第三分队后都会问我：“嘿，你认识那个疯狂的海豹突击队员吗？你知道的，就是闯进将军房间并拿走他制服的那个家伙。”

奥斯曼本人从来没有接受过海豹突击队狙击手训练，作为一名前海军战士，他参加过海军的相关课程。因此，你可以得出一个貌似有理的结论——严格说来，他算不上一位真正的海豹狙击手。我也总是以此为由拿他开涮：“嘿，奥斯曼，海军陆战队的课程有多难啊？”

不过，别误解我的意思。海军陆战队里也有伟大的狙击手，他们也属于美军最牛的神枪手。而且，奥斯曼也很擅长射击。

随着奥斯曼和阿里两人加入埃克排，我觉得像是小型班聚会一样。那些家伙看到我很高兴，我也非常乐意再次见到他们。我对自己的处境略微满意了一些，埃克排的日子或许还可以忍受嘛——我希望如此。

第八章　进入反恐时代

“9·11”爆发

跟随埃克排做完演习后，一个晴朗的秋日，我在黎明时分起床去冲浪。我们的队伍马上要去海外执行任务了（这正是我当初选择加入他们的原因），我不久后将重回波斯湾。按照计划，我们将在那里封锁来自伊拉克的石油走私船。我们上次本来就要执行这项任务，但由于科尔号遇袭事件，原计划半途而废了。不过，去波斯湾是几周之后的事了。加布里埃尔现在已有八个月身孕，司令部准许我在本土待一段时间，让我看到第一个孩子出世，在那之后我再去和队伍会合。现在，我要做的就是休养和恢复。

我知道，这将是我短期内最后一次冲浪，必须玩个尽兴。我已经订了一张次日前往得克萨斯的机票，去布利斯堡（Fort Bliss）参加为期数天的防空导弹课程，训练无时不在。

冲浪冲了一两个小时后，我筋疲力尽地回了家，准备开始一天的生活。即使是在这么多年之后，在做过所有疯狂的事情之后（在巨型油轮底下进行德尔格潜水，从2万英尺高空的飞机上跳伞），仍然没有什么能超越加州清晨冲浪的欢乐。尽管那只不过是一块由轻质泡沫材料制成的光滑厚板，但它就像我的光脚和海浪之间的一层薄膜，那是世界上最棒的感觉！我直到今天都酷爱冲浪。

我踏进家门时，看见加布里埃尔坐在离电视不到五英尺的地方，挺着大肚子，紧盯着屏幕。那时还很早，还不到六点钟，但她已经起床了。她转过身来看着我，脸上带着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恐惧表情。我在她身边坐下来，开始看来自纽约的现场直播，刚好看见第二架飞机撞上南塔楼（South Tower）。亲眼看到残损的科尔号后，我一直在担心美国本土有一天会遭到袭击。从此以后，这不再假想了。

几天后，我和连队会合，直接飞往中东地区。等到我儿子杰克逊（Jackson）在11月的最后一天出生时，我已经身在波斯湾，正准备前往阿富汗。

萨达姆的石油走私船

我们乘坐一架大型C-5运输机离开北岛海军航空站，经停华盛顿州搭上数名陆军游骑兵，短暂经停冰岛（Iceland）补给燃油，然后在西班牙某地经停并过夜。离开圣地亚哥大约24小时后，我们在多哈营（Camp Doha）接受作战指示。那是科威特的重要美军基地，我们曾经在那里奉命参与封锁海湾地区违法船只的行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行动现在看起来多少有点让人失望。一年前，我曾期待着去执行这项任务。真见鬼，仅仅一个月前，我们还会为接受这项任务而兴奋不已。终于要有所行动了！我们当时是这么想的。现在，一切都改变了。我们的国家无故遭受了一场残酷的袭击，数千位公民因此丧生。现在到了报复的时候了，以美国人民的名义，我们迫不及待地想找地方出出气。封锁萨达姆的石油走私船，直到最近看起来都是一项令人眼馋的任务，但现在看起来却黯然失色了。

不过，对海豹突击队来说，这仍然是一项完美的任务。在沙漠风暴行动后的很多年里，我们一直在那里驻扎队伍，支援各种行动。这些海上承运人违反了制裁要求，开辟了一个巨大的黑市，低价买入非法石油，然后在公开市场上高价卖出，从而获取数百万的暴利。他们中有些人是中东地区的侨民，有些人则是落草为寇的英国船长。在巴林那穷街陋巷中的酒吧里，我见到过为数不少的这两类人，这些人也被称为“海盗”。

这些密封的船只从伊拉克出海。为了防止被登船队抓住，这些人会把自己焊进船舱里，让任何人都无法靠近他们。当常规海军试图登上并接管这样一艘船时，他们会因为无法入内而陷入困境。

这就到了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我们知道如何登上并进入这些船只。我们会安静、迅速、高效地行动，一切都在几分钟内完成，我们可不是混日子的。如果金属舱门是焊死的，我们就会用乙炔焊枪穿透屋顶强行入内。但是，我们行动要快，因为走私分子一旦发觉有人登船，就会采取过激行动，拼命往附近的伊朗海域逃窜——如果他们得逞了，游戏就结束了。他们一旦逃出国际公海的狭窄航道，那么任何人都无能为力了，只能从那该死的船上爬下来，空手而归。每当要去拿下一艘走私船时，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行动要像闪电一样快。

我们曾在圣克莱门特岛近海进行过VBSS训练，我们的训练将在这里派上用场。海豹突击队不停地训练是有原因的，原因正是这个，我们能抓到那些家伙。

在这样一次行动里，你通常会分泌大量肾上腺激素。你在半夜外出行动，追赶一艘以15至20节的速度前行的船只，然后在那些坏蛋发现之前，尽可能让整支队伍登上船去。即使是在正常情况下，这也是一项令人兴奋的任务。现在，事态升级了。数周前发生的“9·11”事件就像一道新鲜的伤口，让空气中弥漫着愤怒的情绪。我们在私底下会吹牛，好让自己有事可做，但没有人觉得自己在这里是闹着玩的。

我们从头到脚一身黑，戴着巴拉克拉瓦盔帽，遮住整个脸部，只露出两只眼睛。我们中有几个会讲阿拉伯语的人，给我们队伍起了个绰号，叫作Shaytan abyath，意思是“白魔鬼”。这是他们无意中偷听到的——几艘走私船上被逮捕的船员总是朝我们嘟囔这个词。我们欣然接受了这个绰号。我在为连队设计臂章时还采用了这个创意：在“3 ECHO”的字样下面，我在黑色背景上设计了一个白魔鬼的图案。除了连队的臂章，我们的制服上还缝着NYFD（New York City Fire Department的简写，即纽约消防局）的臂章，向国内牺牲的英雄们致敬。是的，我们想全力以赴。

我们连队会在日落时出发，搭载一艘名叫“V标志”（Mark V）的小型高速特种船，前去执行深夜行动。“V标志”是现代设计的奇迹，它可以搭载16位海豹突击队员高速行驶500英里。它的船身呈流线型，使雷达不容易探测到它。一旦进入国际航道，我们就会在黑暗中静静等待。我们会集结几分钟或几小时，等待目标出现。与此同时，我们的狙击手则会搭直升机在附近区域盘旋巡逻，搜寻目标。

作为一名狙击手，你在直升机上可以掌控全局，可以编排那支安静且致命的“深夜之舞”。狙击手要用直升机的红外前视系统（forward-looking infrared system，简称FLIR）确认目标，然后把目标的关键信息传给连队。在直升机上，狙击手是整个行动的眼睛。红外前视系统是飞机底部的一块透明玻璃罩，你可以看到50英里以外的地方。你将靠在海鹰直升机尾部，盯着一块18英寸的绿光屏，从那上面可以清楚看到数英里外波斯湾上发生的一切。队伍一旦开始登船，就要向连队领导实时报告船上的行动。你还要清楚任何可能危及行动的目标，尽管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很小。

就像我和格伦在残损的科尔号舰桥上做的事一样，这次由我和奥斯曼共同执勤。作为当值的狙击手，我们将在夜间听取直升机全体人员的作战指示，然后准备好乘直升机去搜寻目标。我们连队的其他人驻扎在多哈营，每天晚上都要搭载“V标志”出去巡视，在波斯湾待上几个小时，然后在凌晨三四点开回科威特过夜。我们不是这样的。由于直升机要从停在公海上的驱逐舰甲板上直接起飞，我们中的某个人要待在船上，跟直升机中队一待就是一周。他们在武器管制区给我们搭了一间简易屋，我们要随身携带枪械睡觉。（我们喜欢随身带着它们，还有更好的方法能确知武器的安全吗？）实际上，除了外出执行任务，我们一直住在那间小屋里。

就这样过了几周。我和奥斯曼轮流担任狙击手和登船队员。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捕获了六艘走私船。这是一项有趣的工作，而且不算特别危险。

运输过炸药的恐怖船只

有一天，有几个人为我们带来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的作战指示，关于他们监控已久的一艘恐怖分子运输船。他们认为，那艘船不久后就会从伊拉克出海，船上藏有大量武器和高价值目标（high-value targets，简称HVT）。至于“高价值目标”究竟是知名的恐怖分子、敌方的核心人员，还是其他嫌疑人，我并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而且坦白地说，我也并不在乎。那艘船上有一些重要的人或东西，那才是重要的。他们描述了目标船只的样子，告诉我们它的识别标记——“阿尔法-117”（Alpha-117）。

据他们透露，这艘船曾被基地组织成员用来私运炸药，他们在1998年夏天用那些炸药炸毁了美国位于坦桑尼亚和内罗毕的大使馆。当时，我刚刚结束海豹战术训练，正在准备领取三叉戟徽章。在此前的袭击中，有超过200人丧生，其中包括十几名美国人，还有400多人受伤。正是那次恐怖袭击让本·拉登第一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登上了FBI十大通缉犯（Ten Most Wanted）名单。

这不再是简单的石油走私活动了，这次要动真格的了。这些家伙是真正的浑蛋，他们欠着美国的血债，而且肯定是全副武装的。他们说高层正在调集本地区所有的美军，然后向我们交代了这种特定情况下的交战规则：“如果你们看到目标，你们有权把它干掉。”完毕。

几天过去了，奥斯曼和登船队出去巡逻，我接替他担任狙击手。同队伍一起参与搜捕走私贩行动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一直盼着回到狙击手岗位上。我一直热爱飞行，做狙击手可以让我每天晚上都坐着直升机出去。在我们没发现违法船只的晚上，海面上那些人根本无事可做，但即使是在那些晚上，我在直升机上也要忙着操纵机载监控设备，我很喜欢这么做。

在我值班监视的第一天晚上，我坐在一架H-60海鹰直升机的尾部，用通信系统和别人吹着牛皮，我们慢悠悠、懒洋洋地来回在水面上转着圈。我不清楚哪件东西更有催眠效果——是直升机旋翼发出的单调而尖锐的轰鸣声，还是中东地区那酷热难当的气候。我们巡逻的时候敞着直升机舱门，有时会吹来一阵闷热的微风。为了消磨时间，同时保持警惕，我们会聊所有能想到的东西，从性事到音乐品位，再到我们训练时的故事。当时，刚刚过了午夜12点。

一个小时前，我还在离此数百英里的波斯湾中央，在一艘美军驱逐舰的飞行甲板上，出席直升机机组人员的作战指示会议，并提出我个人的意见。机组人员共有四人，两名飞行员，一名救援水手/传感器操作员（在参加BUD/S训练之前，我本来接受的训练是成为这个角色），还有我。我拿好工具箱，我们四个人都作好了出发的准备，即将前往指定地点与连队其他人会合。我在巴士拉港（Port of Basra）的深夜，蹲伏在密不透光的海鹰战斗机尾部，来回搜寻走私者。

哧哧哧……海鹰直升机的旋翼不停撕裂着酷热的空气，而我们就在那闷热的夜晚分享着各自的故事。

我已经盯着FLIR屏幕看了好一会儿了。就在这时，我看见了某样东西。我立刻坐直了身子，低头看了看几天前听取作战指示时作的笔记。那艘船的标记是什么来着？我又回头看了看FLIR屏幕，嘟囔了一句：“我的天哪！”就在那块浅绿色的屏幕上，我看到了那艘船船尾的识别号码——阿尔法-117。我看到的正是NSA交代的目标！这就是那艘船！它曾经运输过炸毁我们在内罗毕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的炸药。

这种感觉就像玩牌时一把抽中了鬼牌。

抢占船只

这让人兴奋不已。我们本以为自己落后了，因为另一支连队在我们之前前往阿富汗采取行动。现在看来，我们反倒会率先采取行动。

我用无线电联系了“V标志”上的连队指挥官克里斯·卡西迪上尉（Lieutenant Chris Cassidy），告诉他我在FLIR上发现了目标船只。“盯紧，作好准备。”他回复道，然后结束了通话。我等待着，知道他正在向数百英里外的驱逐舰上的司令部汇报，马上就会有回话了。不出所料，我的通信系统有动静了。“一号狙击手，我是埃克一号，盯紧目标。我们准备拿下目标，帮我们盯住。”

我心想，卡西迪真棒。几周后，他将带领我们去阿富汗执行一次复杂的侦察任务，而他后来会成为一名NASA（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即美国航空航天局）宇航员，完成三次太空行走。现在，得知卡西迪在主管“V标志”上的全体人员，我心里很高兴。我见过一些糟糕的领导，但卡西迪并不属于那个行列。我很确定，这次行动会进展顺利。

卡西迪再次关掉无线电，让全体人员保持警惕，他知道我稍后会再和他联络。

然后，我对直升机机组人员发出了作战指示。直到此时，这些家伙还不知道阿尔法-117的事呢。正如上级所要求的那样，这件事要遵循“必要时才予以公布”的原则。这就意味着，除非发生事情，否则我不能透露任何信息。好了，事情发生了，我们准备采取行动了，现在也到了向他们说明情况的时候了。我调高ICS（internal communications system，即内部通信系统）麦克风的音量。

“伙计们，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正前方有一艘恐怖分子占据的船只，船上有危险分子，而且很可能持有武器。情况就是这样，抓紧行动。”

我听到飞行员说了句“天哪”，这跟我想的一模一样。

这和抓捕走私者的情况很不一样。通常情况下，海军直升机的机组人员都没怎么参与过战斗。不要误解我的意思，他们的任务也很艰巨。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离水面仅几百英尺的高度，从敌对水域上空飞过，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在任何一次海上封锁行动期间，如果轻视海面情况的话，那绝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完成任务，正如我在多年前亲身经历的那样——当时，我们在同一片水域上空进行演习，接受伯基特上尉的“领导”。直升机在几秒钟里就可能上下颠倒着坠入海中，让机组人员葬身海底。这一次可不容有误！这些伙计都很棒，但他们之前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因此都很紧张。我们将去拿下一艘恐怖分子的船只，如果那些人看到我们靠近，他们不会把自己焊在屋里，傻等着看我们干什么。船上会有武器，这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他们肯定会用武器来对付我们的。

我重新连线卡西迪，向他报告进攻所需要的信息。那时，他关心的都是后勤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干净利落地登船？那艘船是什么级别的？那艘船的上层建筑位于何处——船中央、船头、船尾？那艘船的最佳登陆点是哪里？队伍攀爬并登上那艘船需要多长时间——我们能看到的干舷有多少英尺？

在这样的一次行动中，隐蔽和精确就是一切。除非你想让那些人拿起枪炮朝你射来，否则你就要像蛇一样迅速而精确地行动。这就是狙击手的任务——迅速计算、综合、传递关键信息，并以百分之百的精确度完成。

我清理了一下头脑，集中精神。现在，我必须像执行监测和计算的精密仪器一样运转，我开始向卡西迪报出他需要的数据：

“船长300英尺，船速18节，干舷20英尺……”

18节相当于每小时20英里。干舷是指从水面到围栏边缘的垂直距离，20英尺算是很高的干舷，意味着队伍登船要越过很长一段垂直距离。这次登船必须像外科手术一样精准。

“上层建筑位于船尾，有通道直接通向舰桥。建议把钩子挂在船尾，甲板上没人——看上去我们可以用双钩。”

如果可以使用双钩的话，我们就可以派出两支队伍登船，船的每一侧安排一支队伍。

卡西迪轻声朝通信系统说着话，向全队人马发出作战指示。他们跳上两艘硬橡皮艇（rigid-hulled inflatable boat，简称RHIB）。RHIB是一种非常快的船，有两个1000马力的柴油发动机。你要追上那艘船，保持和它同样的速度，把RHIB拴在那艘船的船体上，这是一门绝技，就像在高速公路上驾驶悍马车靠近一辆以60英里时速前进的公共汽车，与其保持同步，让8个人带着全副装备登车。一点点失误就会把整件事搞砸，而且会带来致命的后果。

现在，我要通知飞行员应该保持的最佳距离了，行动从此开始。我必须小心，不能让直升机过早靠近，因为如果那艘船上的船员听到了直升机的声响，我们会失去突袭的效果。我的计时必须精确到毫秒，而且要准确地协调整个过程，让水面上的连队和直升机上的飞行员密切配合。训练，再训练，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就在RHIB小队同时从左舷和右舷靠近那艘船时，我们把直升机开到右舷的位置，在海面上空150英尺处盘旋，熄掉了全部的灯光。我开着舱门，拿着夜视镜，凝视脚下那片漆黑而寂静的景象。

现在，我们进入这次行动中最危险的环节了。

在此之前，我一直向卡西迪建议登船战术。现在，我的角色进入了最重要的阶段，因为随着局势的发展，我必须及时报告现场的情况。如果我发现有某个人从下面、从驾驶舱、从轮机舱，或船上其他区域突然出现的话，我就要立即通知在相应位置的队员，比如“我发现有人在右舷出现，正在向你走来”，他们就会知道如何处理。

那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侦察任务。毕竟，我是一名狙击手，如果出现危险的话，我还要将它扫除。

这一切都是快速进行的。

在电影里，你会看到突击队铺天盖地地包围船只或大楼，负责行动的人大喊着“上，上，上，上，上！”但这里不是好莱坞。在深更半夜的伊拉克外海，袭击行动是在极其寂静的状态下进行的，偶尔被传递关键信息的低声私语打破。从先头兵到撬棍手，队里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就在我扫视油轮甲板的时候，在左舷的硬橡皮艇上，有个人竖起了一根碳素纤维长杆。长杆顶端有一只钛制双钩，钩子上系着一条只有10英寸宽的钛制窄梯。长杆钩住围栏，梯子准备就绪，右舷也在进行同样的行动。船体两侧，指定的扶梯手拉紧梯子，其他人则迅速爬上20英尺高的干舷，翻越围栏，登上油轮甲板。

这是精妙的一步。我清晰地记得数年前在加利福尼亚近海发生的一件事，那时，我们正在进行为期18个月的训练测试，我们也进行了类似的行动。撬棍手肖恩带着乙炔焊炬和60磅油箱爬上了窄梯。那艘硬橡皮艇上有不少新人，而且行动又非常迅速，梯子被拽得啪啪直响，绷得很紧，把肖恩弹进了水里。他带着乙炔焊炬和全套装备，穿着防弹衣，在卸掉装备拼命游出水面之前，已经沉下去30英尺了。

我们在训练时发生过这种事，其实是件很好的事。因为它那个时候发生了，所以现在就不会再发生了。这次行动像精密的电子仪器一样运作着。当突击队员们爬上窄梯、悄悄翻越围栏时，我坐在直升机上，从敞开的舱门往外看，前后扫视那艘恐怖分子船只，通过夜视镜检查现场，注意哪怕最细微的一举一动。

甲板上一个人也没有，我们在他们浑然不觉的情况下抓住了他们。

我看着其中一支队伍前往驾驶舱，另一支队伍则潜入船尾操舵台。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片刻后，那艘船就会被抢占下来。而且，一切必须顺利。一旦登船，危险系数就大大提高了，因为你可能在交火时被流弹击中。

突然之间，我看到了一束强光，在黑暗中，这道强光几乎让人眩晕。那道极其耀眼的光线是从驾驶舱窗户中射出来的，同时还伴随着尖厉的声音。

直升机飞行员猛地拉起操纵杆，带我们飞离原来的位置，准备转身逃离那里。我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们要开火了！

“保持位置！”我朝他喊道。当时直升机已在拼命向左飞去，差点儿把我从门口甩出去。“稳住——别担心！”

那边看起来像是敌方开火了，特别是在夜里，看起来更像，但那不是。我们的人在执行标准对敌破门战术，用的是闪光弹，那是海豹队员在此类行动中使用的一种仿真手榴弹。闪光弹是一种有效的震撼手雷，不过有点儿危险。你踹开屋门，把这个小家伙扔进屋里，它就会发出一声巨响和一道强光。屋里每个人都会被吓住，而且头晕目眩，让你有几秒钟的时间进去抓住他们。

我们的飞行员让直升机重新回到航道上，我们继续看下面的形势如何发展。嘭！嘭！他们挨个房间扫荡过去，投出闪光弹，抓捕满屋子惊呆的俘虏，清点并控制一片又一片区域。

没有开一枪，我们就拿下了那艘船。

接下来，一支队伍立即开始重新清点。他们有条不紊地重新巡视整艘船，挨个房间检查，确保没有漏网之鱼。通过我的通信系统，我听到了整个行动的进展状况。有个伙计摘下那艘船船长的帽子，把它戴在了自己头上。他点上了一根肯定是在船上找出来的烟（那艘船上装满了非法香烟），开始挨个船舱重新清点。他戴着船长帽，吱吱地抽着烟，挥舞着M-4——天哪，好一个有个性的家伙！

与此同时，队伍里的其他人则将俘虏们集中到船尾的甲板上，俘虏总共有三十来个。通常情况下，在这种雷霆万钧的行动中被捕的俘虏会非常害怕，这时候也会非常顺从，但你偶尔也会碰到死不低头的人。早在1999年就发生过一次这样的事故。当时，海豹突击队第三分队的某个人和俘虏扭打起来，他的武器滑落在地，自己腿上挨了一枪，另外一名海豹队员把他拉开了。从那以后，我们开始佩戴武器套，而且会把主要武器挂到身侧，放进套子里固定起来。这样，武器就不会摇摆晃动了（就像我到埃克排的第一天，发生在吉尔罗伊·琼斯身上的事一样）。

我看到，那里也有一些非常好斗的家伙，我们的伙计貌似正在教训他们。

“嘿，”我告诉传感器操作员，“把FLIR摄像头移到上层建筑上。”让这些家伙干他们自己想干的事吧，我告诉自己。FLIR屏幕上的影像会传给驱逐舰上的指挥所，而我不想让这些家伙惹上麻烦。这不是公然虐俘，伙计们只是想迅速控制局面。这可不是优柔寡断的时候。

几个小时后，我们将把这艘船移交给一支海上封锁部队（Maritime Interdiction Force），那些经过特殊训练的海军船员会将其运往迪拜岸边的一处等候区，交给某个情报机构。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事，这些人会得到怎样的处理。不过，不难想象，他们会得到严肃的处理。

我们抓到了大约30名俘虏，搜出了一堆假护照、超过10万美元的现金，还有大量武器。从开始到结束，我们的高危抢占行动共用时五分钟，另外又用了十分钟来清点船只，确保所有东西和人员无一漏网。

这是一次可以成为教科书案例的登船行动。

前往坎大哈机场作战

11月底，在波斯湾那次成功的夜袭行动后不久，我们连队中半数人奉命飞往阿曼（Oman）近海的玛斯拉岛（Masirah Island），那座岛位于阿联酋的东南方、沙特阿拉伯的最东端。他们将在那里花几个星期时间改装军用悍马车，以备我们到阿富汗后使用。由于我的空勤资质，我留在科威特整理装备。我知道怎么清点物资，怎么标出危险品，怎么毫无差错地称重，和飞行人员协作，确保每件东西都是安全且符合规格的。我把所有的东西整理好，把所有的物资装进一架大型C-130运输机，然后随它飞向1000英里以外的阿曼。

我登上飞机并安全地靠在货堆上后，终于能安顿下来睡会儿觉了。

过了一会儿，我醒了。出事了！我们的飞机嗡嗡作响，但只有一边有声。我一下子跳起来，冲进驾驶舱，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原因很快就查明了——我们的发动机失灵了。

我叫醒机工长，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吓得半死。当时是午夜时分，我们正在波斯湾上空急速下降，驾驶舱里到处都有警告灯在闪烁。我叫醒其他人，简单向他们交代了几句——我们有活儿要干了。

为了调整飞机的重心，我们要挪动装备。我们几个人跑到一堆货物后面，开始使劲儿向前推。它非常重，因为飞机现在是倾斜的，推它就像是爬山一样。我们往前推了10英尺，把它固定在那里，然后再回去挪另外一堆。很快，飞机就恢复了平衡，飞行员也在巴林成功紧急迫降了。那里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一半的路程，我们在那儿等到天明，第二天早上再起飞。

前往世界上最致命的地方执行任务，这或许是一种不祥的预兆。但我不相信预兆，或者说，我更相信同伴和我们接受的训练。

第二天，我们和那架C-130运输机完成了前往阿曼的旅程，在集结待命地区和连队的其余人会合了。这个时候，阿富汗地区的行动已经顺利展开。10月7日，我们在伊拉克近海登船逮捕石油走私者时，布什总统和英国首相布莱尔分别宣布启动“持久自由行动”（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那是一场由阿富汗统一战线（Afghan United Front）、美军和英军发起的联合军事行动，旨在消除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影响，摧毁位于阿富汗的恐怖分子训练设施。同一天，美国和英国空军开始对喀布尔和阿富汗其他关键地区进行大规模空袭。等到我们在阿曼集结时，塔利班对喀布尔的控制已被摧毁，美军开始在那里建立根据地。

我们知道，那里发生了很多事，我们迟早也要加入行动，但我们不清楚会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我们到那里后要干什么。实际上，我们什么也不清楚。在阿曼，他们尽可能为我们介绍情况，但非常简略。比如说，当地的地图要么是一团糟，要么是根本不存在。我们有一些古老的苏联时期的地图，但几乎没有价值。我们获得的情况通报包括当前的政治局势和最新情报，但两者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我们对阿富汗的了解少之又少，这一点真是令人吃惊。

我们有大量的C-130武装直升机驻扎在阿曼，它们会从我们的集结待命区起飞，向东北方向飞越波斯湾出口，飞越巴基斯坦空域，最后抵达阿富汗上空，在那里重创塔利班占领区。

C-130会对这些袭击进行录像，武装直升机机组人员每天都会邀请我们去观看前一天晚上的录像，而我们会花几个小时仔细观看。那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事——如果说它看起来像是一款视频游戏，那可能太俗套了，但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在一块漆黑的屏幕上，散布着数十条自由穿行的绿线。我们知道，那就是当C-130在空中开火射击时，跑向山中逃命的人们的热能影像。这些武装直升机飞在2万英尺的高空，用机载榴弹炮对准地面。它们的高度太高，地面上那些家伙根本看不到也听不到上空有东西。他们能知道的事，就是死亡正如雨点般降临到自己身上，我们称这种录像为“杀人电视”（Murder TV）。

我们看到它们扫除了数百名敌军。我心想，我的天哪。同时，我也很清楚，其他人也是这么想的，这可不是游戏。我很清楚一件事：我可不想成为火力对准的那个热能影像。

与此同时，我和连队里其他人并肩战斗，一起整理装备，改装悍马车，把车门卸掉，尽最大可能减轻车体重量。这里的地形和沙漠有所不同，也不像摩加迪休（Mogadishu，索马里首都）所在的索马里高原那样平坦，阿富汗属于该死的喜马拉雅山的一部分。正如我们对当地地形准备不足一样，我们对那里的天气也毫无准备，那里白天气温高达90华氏度以上，晚上则会骤然下降到冰点以下。关于这个话题，我后面会有更多的介绍。

很快，命令下来了——我们要前往坎大哈机场（Kandahar Airport），那里是我们在当地建立的首批根据地之一。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的十年间，坎大哈国际机场一直被苏军占据，并遭到了严重的损坏。那几个月里，它成了最坚固的塔利班要塞之一。不过，那里的塔利班武装力量受到了古尔·阿迦·谢尔扎伊（Gul Agha Sherzai）和哈米德·卡尔扎伊领导的阿富汗政府军的顽强抵抗，美军也参与了这次行动。谢尔扎伊是塔利班掌权之前的坎大哈地区的首领，而卡尔扎伊将成为阿富汗第一位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一支海军远征队正从犀牛营地（Camp Rhino）向南方联军第一个陆基根据地前进，准备抢占坎大哈机场。

坎大哈机场现在成了K-Bar特遣部队（Task Force K-Bar）的作战基地，我们的特种部队也将参与行动。作为以美国为首的入侵行动的首批地面突击队，K-Bar特遣部队由来自八个不同国家的特种部队组成——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德国、新西兰、挪威、土耳其和美国。有趣的是，K-Bar特遣部队的指挥官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海豹突击队第三分队的副指挥官鲍勃·哈沃德上校（Captain Bob Harward），他曾在沙滩跑时教我如何靠占别人的靴子来保持领先位置。哈沃德是头野兽，不过我这么说可不是贬义的，他对待敌人是毫不留情的。

在阿曼，他们向我们详细交代了目前的交战规则（ROE）。本次的ROE似乎可以归结为：你看到任何达到战斗年龄的黑皮肤男人，也就是说15岁以上的男人，你都可以开火。

这个规则是不同寻常的。通常情况下，战斗的交战规则都非常复杂，也非常严格。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由于那些感觉过于严格（更多是出于政治考虑，而非战略考虑）的交战规则，海豹突击队员往往感到很沮丧，战斗时会觉得碍手碍脚。（关于这一点，你可以读一下马库斯·鲁特埃勒所写的《孤独的幸存者》，然后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不过，他们这次可没有浪费时间。这有点儿像发生在遇袭的科尔号上的事情，遭到袭击时，科尔号上的人因为交战规则的限制而自缚手脚。等我们在八小时后抵达那里时，总统的命令已经彻底改变了交战规则：任何人只要进入科尔号周围500英尺的范围内，你就可以干掉他。

我们的总体印象是，塔利班分子和基地组织成员到处都有，但我们很难知道谁是谁，谁又是哪一边的。有些部落首领是机灵鬼，知道怎么利用我们不熟悉当地环境这一点。他们会告诉联军：“桥那边的那些家伙，他们是塔利班分子。”然后，美军就会消灭桥那边的家伙，但后来才发现，他们干掉的是与部落首领为敌数十载的军阀，和基地组织或塔利班根本没有关系。在当地驻扎一段时间后，我才弄清楚这种情况，我们当时的整体印象是——那里真是乱七八糟。

我们不知道能期待些什么。我们看过C-130拍摄的全部录像，那看上去就像是美国西部的混战。我问过戴军士长，他到底认为我们将走向何方。“小子，”他说，“我不知道。我能告诉你的就是，我们要趟这趟浑水。”

在我们离开阿曼之前，发生了一个令人遗憾的插曲。两名空军作战控制员（又叫作战控制技术员，简称CCT）被安排进了我们连队。我们在阿富汗落地后，他们将和我们一起执行任务，负责召唤我们所需的空中支援。

空军作战控制员都很棒，我们也很高兴和他们共事。这些人专门负责通信系统，而且对此非常擅长。不幸的是，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两位作战控制员过于年轻，而且缺乏经验。实际上，我对他们还是很客气的。问题不在于他们缺乏经验，而在于他们的态度。戴军士长想让他们感觉自己是连队的一部分，试着让他们卷起袖子参与进来，但他们就是不配合。他们来阿曼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却没有太关注我们所做的事，他们从来不会帮忙。我们告诉他们：“嘿，伙计们，我们需要你们明天早上过来帮忙处理这些悍马车。”他们一定不会出现。

最后，戴军士长发现他们和基地的某些空军女兵打情骂俏，那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开除了他们，并告诉我们说，进入阿富汗后会找些更成熟的空军士兵。

那两个家伙回来收拾行李时，其中一个想拿回他卖给克里斯·奥斯曼的一双靴子。奥斯曼不打算放弃那双靴子，对那个家伙面临的问题也不感兴趣。在交涉过程中，那个家伙说了些侮辱人格的话。

朝奥斯曼的脸上“撒尿”，这可不是什么好计划，这个家伙会在几秒钟里从心平气和变成大发雷霆。他相当平静地放下正在吃着的军用份儿饭，小声说：“好，你和我，我们现在到外面去。”他的语气非常缓和，那个家伙开始没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但很快就开始惴惴不安了。

“什么？”他问，已经开始打退堂鼓了。

“你刚才在我们的人面前侮辱了我。”奥斯曼回答。

“好吧，”那个家伙说，“但你说‘我们到外面去’是什么意思？”

“哦，”奥斯曼一边慢慢站起来，一边解释说，“我们到外面去，我要把你踢出屎来，然后我再回来吃完饭。这就是即将发生的事。”

那个家伙立马吓得发抖，看起来很惨的样子。“呃，”他结巴着说，“我……我……我可不想惹麻烦……你拿着那双靴子吧，我走了。”他就这样走掉了。

这两个空军战士觉得很难堪，对此很不高兴。几个月后，这件事会反过来咬我们一口。它种下了一颗怨恨的种子，最终会让我失去一枚勋章，奥斯曼则将在未来某一天被遣送回家。

12月中旬，我们第一次踏上了阿富汗的土地。我从C-130武装直升机的扶梯上滑下来，站在地面上四下张望，感觉就像是进入了《野战排》（Platoon）或《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之类的经典越战题材电影里一样。直升机的旋翼声在空气中回荡着，四处都有装备在移动，场面混乱不堪。那里还有此前战役的痕迹，我们在那次战役中从塔利班武装手中夺取了机场的控制权，四处都是破碎的玻璃、满地的血迹。为了攻占这个地方，我方军队显然对某些塔利班分子进行了严厉打击。

最先到达的人还没有清理干净地面，EOD（Explosive Ordnance Disposal，爆炸性军械处理）小队还在抓紧清理边界。这可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因为苏联人多年前占领该地区时布下了地雷阵。实际上，阿富汗可以在“全球地雷最多的国家”榜单上排到前三名。我们落地后的那个早晨，一名海军战士出去散步，走到了边界以外，他踩中了一颗地雷，把一条腿炸上了天。一位名叫马尔科·冈萨雷斯（Marco Gonzalez）的海豹突击队医护兵给他扎上止血带，做了包扎。

在坎大哈机场的第一周，一切都非常疯狂。当时，我们的领导层试图在这里建立一个战术行动中心，而正在苦心制定规则。与此同时，我们要尽快安顿下来。我们建起了一间淋浴室，挖了一个火坑，盖了一间休息室（尽管那里没有酒，也不应该有酒），还在机场外围的建筑里开辟出一些小房间，供自己人居住。我们接管了几栋建筑物，正好挨着陆军特种部队（Army Special Forces）的分队。我们就选择那里作为营地，那看起来特别像一片小小的陋屋区。

我们在EOD小队排查过的地方寻找各种材料，用它们来搭建营区。我们就像玩寻宝游戏一样，找到了各种各样疯狂的东西。在柏油路上，有不少前苏联的破坦克和米格飞机在慢慢腐烂。有几个人发现洗手间里藏着AK-47，它们被裹在破衣服里，已经装好了子弹，就等着发射呢。我们还发现了拷问室，里面有一些绑着皮带的木板。这显然是用来审问囚犯的，而且肯定不是很礼貌的那种。

坎大哈机场还充当了我们的战俘集中营。随着我们在阿富汗的行动持续进行，我们俘获的所有塔利班分子、基地组织成员和其他人，都要被送往坎大哈进行审问，然后再被空运到关塔那摩（Guantánamo，古巴城市，现被美国占领）。等我们到达那里时，一座大型战俘营已经建起来了，它和我参加SERE学校时被囚禁过的战俘营很相似，包括守卫塔、铁丝网和全套设施。这种感觉真奇怪。

发现危险树丛

2001年圣诞节，我们在阿富汗第一次外出巡逻。我们用了一下午的时间整理装备，准备可能用得上的所有东西。我们有马克41自动榴弹枪，它能发射一串微型（40毫米）榴弹。那就像是用机关枪射击一样，只不过射出的不是子弹，而是一串榴弹。我们的车上装有火箭筒和轻型反坦克火箭炮，还有一部点50口径的机关枪和一部M-60机关枪。我们的通信天线也搭起来了，这样，通信员就可以和卫星连线。我们还都配有夜视装备。换句话说，我们已经作好了战斗准备。

这里不是科威特那种砂质沙漠，而是艰险的高原沙漠。坎大哈外面不是山地，而是平原。和我们随后北上时遇到的地形相比，我们的车子在这种大片的平地上更能发挥优势。和我们同行的有两位EOD队员，布拉德和史蒂夫，还有新来的空军CCT，另一位布拉德和埃里克。他们两个人都很可靠也很成熟，而且很快就融入了我们的团队。戴军士长在阿曼开除那两个年轻人显然是正确的选择。

我们外出巡逻时没有碰到一个敌人，但行程还是有些凶险，因为到处都能看到红色的石头——我们以为是地雷，或者至少可能是地雷。我们会停下来，EOD小队会下车，把所有东西检查一遍，再回到车上。然后我们继续向前开进，我们进展缓慢，而且胆战心惊。

我们在傍晚时分出发动身，当时大概是晚上8点。这样蹒跚前行六七个小时后，我们转遍了所有的检查站，但没有发现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当时已是夜里两三点，我们该躺下来过夜，睡几个小时的觉了。我们刚好来到一条河边，准备寻找合适的地点渡河。河对岸有一串漂亮的暗红色的沙丘，绵延数英里之长，它们色彩绚丽，就像你在史诗电影里看到的一样。

我发现沙丘中央有一个小树丛，我当时在卡西迪的车里，我看到，他也在关注那个树丛。我脑海里的警钟敲响了，这是我们在狙击手学校里学过的东西——在一片毫无特征的地形上，人们会被某个标志性物体吸引，这是人类的本性。比方说，你盯着一片开阔的沙滩，看见了一堆石头，你就会自然而然被石头吸引，而不会关注其他东西。在那片无边无尽的沙丘地上，当卡西迪看到那个树丛时，他正是这么做的。

作为狙击手，我们学过两样东西：第一，被不同寻常的景观特征吸引，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反应；第二，战胜这种冲动！别被它吸引过去。你肯定不想被敌人发现，也不想被打个措手不及。如果你被那种景观特征吸引过去，其他人也会如此——而且，那些人很可能已经待在那里了。或者，当你在那里安顿下来、开始休息时，他们也会被吸引过去。

我悄悄走到卡西迪身边，说：“嘿，LT，那可不是个好选择。毫无疑问，其他人到过那里，说不定正在那儿藏着呢。我们最好到开阔的地方去，装好伪装网，在沙丘上露营。”

他当场驳斥了我。“不，”他说，“我们要占下那片区域。我们在这么偏僻的地方，不可能有别人藏在那里。”

我不喜欢那样，我的意思是，我们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呢？当然了，我们拥有强大的火力，但既然有一整片沙漠可以利用，为什么要去树丛那里呢？我能看到，每个人都很疲惫，都想闭上眼睛眯一会儿。是的，选择那个树丛作为当晚的扎营点，会更快也更容易一些，而那就意味着可以早点睡觉，甚至意味着可以略微多睡一会儿。这些我都知道！但我仍然觉得，这些都不能成为“抄近路”的理由。

我们进行了一次简短而激烈的讨论。“我知道了，”卡西迪最后说道，“但这是我们共同作出的决定。”渡河后，我们就朝着那个树丛进发了。

就在我们准备扎营时，我拿手电筒朝地上照了照。果不其然，我脚边有一个火坑。我轻轻推了推卡西迪，用手电筒的光束朝地上指了指。“嘿，LT，”我轻声说，“这下你知道了吧。”我们就像是跟着阿富汗恐怖主义的《旅行指南》前进一样。这里不仅仅有一个火坑，而且到处都有火环，顶多是几天前留下的。只有上帝才知道谁近期在这里停留过，扎过营，就在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幸运的是，那里当时没有别人。但是，很可能会有的！

“该死。”卡西迪说。他点了点头，知道我是对的。我们设好岗哨，开始扎营。

我提到这些，不是为了自吹自擂，而是为了展示我们受过的训练。狙击手学校只是让你成为一名不错的操作员。它训练你注意其他人（甚至是其他海豹突击队员）可能忽略的东西，训练你在别人懒洋洋的时候保持专注。狙击手学校把“懒惰”从你的身上赶走，逼迫你即使在疲惫不堪时也要作出正确的决定，我多次见证过这样的事情发生。

卡西迪身上有一点让我特别欣赏——他从来不怕承认自己犯错了。在我看来，这是伟大领导者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没有人能永远都是正确的，伟大的领导者通过错误来学习和进步，而不是咬定自己没有犯错。

从其他方面来看，那次巡逻可谓安全无事。我们第二天就踏上了归途，我们一边巡逻一边潜行，在傍晚前赶回了营地。尽管没有发生太多事，但外出行动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

遭遇超大号地雷

圣诞节过后不久，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大事。它再一次告诉我们，在这里根本不容犯错，如果我们想活着离开此地的话，还须作好充分的准备。

从坎大哈机场开车30分钟，可以到达一个叫作塔尔纳克庄园（Tarnak Farms）的地方，据说“9·11”袭击者就是在那里接受训练的。（人们还相信，塔尔纳克庄园曾是本·拉登的短期住所，几年前他就差点儿在那里被捕。）“9·11”事件发生后不久，新闻频道播出过一段视频剪辑，显示恐怖分子在一个训练营里跨越障碍、练习攀吊，那就是在塔尔纳克庄园。

那个地方现在已经完全被联军的轰炸夷为平地了，但仍然是一个有用的训练场所。我们在那里建起一个模拟射击场，去那里测试武器，检验爆炸物，炸毁缴获的敌军武器。我们在圣诞节前不久才去过那里，为我们的点50口径步枪和榴弹发射器安装瞄准具，并进行一些基本的武器训练。

新年之前几天，我们再次前往那里，对武器进行更进一步的测试，确保校正得万无一失。我们当时还没有后来发展起来的技术。如今，我们不用到任何地方去确认步枪的零刻度有没有问题，只需要把局部坐标输入软件，它就会自动进行校正，适应当地的各种条件，包括高程、纬度和环境。回想2001年，我们还没有复杂的软件，只能到射击场上去测试武器。我们还有一大批敌军武器要带到那里去炸毁。

这次，大约半个连队的人都出动了，包括EOD队员在内有8个人，但我们只开了两辆车。车子停下来后，我迈出悍马车时，碰巧看了一眼后胎。我瞥见了一样东西，看起来像是粉红色的猪尾巴，在轮胎下面非常显眼。我慢慢弯下身去，靠近它看了看。该死！那看起来很像是一根炸药引信。

它确实是炸药引信。

该死！我呆住了。“嘿，布拉德？”我朝一位EOD队员大喊，“你过来看看这个吧！我看着像是炸药引信。”

炸药引信看起来就像M-80的导火索，只不过更大一些。我做过很多次爆破，很确信我看见的东西。不过，当你身边有位专家时，听听人家的意见总是没错的。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更是如此。

布拉德小心地迈到我所站的地方，俯身仔细看了看。“天哪！”他嘟囔了一句，然后环顾四周，打量其他人。“好，”他静静地说，“大家慢慢后退。”

大家慢慢后退。

布拉德叫来他的同伴史蒂夫，后者轻手轻脚地走到了我们身边。布拉德和史蒂夫非常缓慢地、非常仔细地、一英寸一英寸地对现场进行了全面检查。我听到布拉德出了口气，但并不是因为放松，而是因为他需要尽可能地控制身体。当你屏住呼吸时，你很难有效地控制身体。“好，伙计们，”他说，“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把车停在了一枚反坦克地雷上面，那个地雷恰好又连着三枚反步兵地雷。”

你不需要有物理学学士学位，也不需要有爆破方面的专业知识，就能知道悍马车下面的鬼东西足以把我们炸到巴基斯坦去。

当布拉德和史蒂夫拆除那个鬼东西时，我们就待在原地，心想它究竟为什么没被引爆。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不是轻轻轧过那个该死的东西的，而是把一辆悍马车停在了上面！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能站在这里讲这个故事呢？我们并不是在抱怨什么，但那种感觉真的很奇怪。那个家伙是颗哑弹吗，还是说我们行大运了？

我们很快就有了答案。完成拆除工作后，布拉德走到我身边，说：“安装那鬼东西的人弄错了一个步骤，所以压板没能正确翻转，没能引爆其中的炸药。从各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件好事。”

我们对此毫无异议，如果不是人为的失误，那个东西就会爆炸，把我们所有人都炸上天——悍马车没有门，也没有装甲。

我现在还留着那根炸药引信的照片，还有我在同一天晚些时候站在同一片区域点燃炸药、炸毁收缴的武器的照片。在第二张照片上，你可以看到后面有一辆完全被炸毁的蓝色小货车。第二张照片特别值得一提，因为大约三个月后，那辆蓝色小货车对我会有全新的意义。

提起我们那次差点儿丧命的经历，真正奇怪的事情在于：就在几天前，一支EOD小队曾经到过那儿，排查过整个区域。那么，在对该地区进行清查并宣告安全之后，我们怎么会把车开进危险区，而且停在一枚超大号的地雷上呢？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是我们的EOD队员漏掉了这一组地雷，而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要么是有人在监视这个区域，知道我们会回来，所以悄悄布下了诡雷。我确信，应该是后面这种情况。

三个月后，我会百分之百确信。

第九章　在山洞里

搜查本·拉登宣战之地

2002年元旦过后不久，我们获悉将北上霍斯特省去执行一项任务。那个地方在坎大哈再往东北几百英里，位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线附近的山区。那里是臭名昭著的查湾克利（Zhawar Kili）洞穴群所在地，据说是奥萨马·本·拉登1998年正式对美国宣战的地方。

查湾克利是阿富汗第二大知名的训练营，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综合训练中心，用于进行洞穴和隧道训练。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占领该地区时用过这个训练营，现在塔利班分子则将其据为己有。这里是关键的战略地带，遍地都是洞穴和隧道，据说是基地组织和塔利班领导者的藏身之处。他们此前曾在托拉博拉（Tora Bora）洞穴中藏匿，那里位于查湾克利以北大约50英里的地方，我们已经对那里进行过狂轰滥炸。查湾克利也是一条通往巴基斯坦的重要通道。

我们对这个洞穴群只有大致的了解。我们知道，那里有一个大本营，三条大隧道，不计其数的房间、洞穴和小隧道。我们还知道，大本营上方的山岭里有一个由洞穴和隧道构成的洞穴群。整个洞穴群就像个大杂院，里面有军火库、通信设施、像宾馆一样的住处、一座清真寺、一间厨房和一处医疗设施，那就是个建在山体内部的恐怖分子之城，里面可以同时容纳大约500人。

那个地方还是一处几乎不可能攻克的堡垒。当初，圣战游击队（叛军）占据该地区时，阿富汗政府曾试图夺回，但没能成功。相比而言，苏联要略微成功一点儿：他们把那里炸了个底朝天，把里面所有人都赶走了。然后，他们进入该地区，在地下埋满地雷。仅仅三个星期后，圣战游击队又回来了，重新干起了老本行。10月7日交战开始后不久，美军对这个地区进行过空袭。为了造成真正的重创，我们需要地面部队去探明洞穴，带回详细坐标，以便进行精确打击。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介入了进来。

美国空军将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空袭，向该地区投放捷弹，向敌人施威。空袭后第二天，海豹突击队员要去清理战场。

这本来不是我们的任务。对于一支独立的连队来说，查湾克利这个地方太大也太复杂了。这里原本是由一支规模更大的绿色贝雷帽小分队负责的，但最近的一场事故改变了整个计划。原本负责查湾克利地区的队伍接到了另一项行动命令，要去攻占一个由塔利班控制的地区。那支队伍变得神经兮兮的，最后杀掉了那里所有的人。事后证实，他们杀掉的那些人根本不是塔利班，而是哈米德·卡尔扎伊的反塔利班武装力量。那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你肯定没有从媒体上听过这件事，而且永远不可能听到，因为这是军方不想公布的事。把事情搞砸的那支ODA小队（Operational Detachment Alpha，美军作战分遣队）被遣送回国了。现在，地毯式搜查查湾克利的任务落到了我们头上。

我们这支原本只有16个人的队伍需要援军，后来一支由25名海军战士组成的地面部队加入进来，我们的人数才变得相对合理了一些。那些人都是年轻小伙子，身体很棒，训练有素，斗志昂扬。海军陆战队士兵和他们的军人风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轮到他们站岗时，他们绝不会浪费时间。和海军官兵共事，无论他们是高层长官还是普通士兵，你都会心知肚明，你是在和高层次人才打交道。知道有这些伙计在外围守卫，你晚上肯定能睡个好觉。

我们还有两位空军CCT，布拉德和埃里克，他们对自己的工作都很在行。每当我们需要近距离空中支援时，他们似乎动一动手指就能做到。我们还有两位EOD队员，布拉德和史蒂夫，他们曾在塔尔纳克庄园救过我们的命。这两个人显然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为了执行本次任务，我们还有另外几位援手：来自FBI的两个人，负责对敌军墓地作法医鉴定和DNA取样；来自反恐情报中心（Counterterrorist Intelligence Center，简称CTIC）的一个人；来自陆军化学武器侦察支队（Chemical Reconnaissance Detachment，简称CRD）的一位化学武器专家。这些专家会梳理我们在那里发现的所有东西。

整个计划是这样的：海军随我们一起挺进，然后脱离我们单独行动，在山岭上较高的位置建起防线，确保我们后方的安全，让我们放心排查为数众多的山洞和隧道，进行轰炸效果判定（bomb damage assessment，简称BDA），把遗留物记录下来。我们会进入山谷，爬进洞穴群，在那里待八到十个小时，然后撤出，提交报告。那是个为期一天的行动，没有车辆，全靠步行。从开始到结束，最多12个小时。

至少，我们是这么计划的。

荷重负出发

我们将要登上C-130飞往巴格拉姆空军基地（Bagram Air Base），在那里待上几天，作最终作战指示和战前准备。在距离起飞不到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的队伍来了一位新成员，来自海军的史密斯中校（Commander Smith）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他说：“嘿，伙计们，我要跟你们一起去那儿。”实际上，这个说法太简单了，他不仅仅是跟我们一起去，而且是以地面部队指挥官的身份跟我们一起去。

史密斯中校是个聪明的长官，也是个好人，但问题在于，他缺乏对当地态势的认知。当时，他是某支海豹运输工具部队（SEAL Delivery Vehicle，简称SDV）的长官。运输工具部队驾驶的是潜艇，和我们现在做的事根本不是一回事。他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执行过任务了，到这里来是为了获取一些实战经验。在我看来，他在最后一分钟才加入我们，这不要紧，但他已经太久没参与行动了，很难在战场上负责战略决策。

我们几个人小心翼翼地对视了一眼。他看到了我们眼中的担忧，并很快打消了我们的疑虑。“伙计们，别担心，我知道卡西迪是负责人，我在这里不会干预决策的，我不是来给你们捣乱的。”好吧，希望如此，我心想。

我们继续做登机前的准备工作。果不其然，不出五分钟，史密斯中校就开始干预我们的行动了，而且是很严重的干预。他要求我们全副武装，穿上凯夫拉（Kevlar）防弹衣，带上所有的装备。

我举起手来。“你看，长官，我们还没适应在海拔7000到12000英尺的地方执行任务，我们的负荷已经很重了。”除了武器以外，我们还要带上撬棍和炸药，以备炸掉敌军武器或撬出路来通往某个山洞。“而且，我们还要飞奔12千米才能到达执行任务的地方呢。”我补充说。那个地方很可能到处都是敌人，所以，我们不能直接从洞穴群入口进入，而要在黑暗的隐蔽下从远处开始行动，然后悄悄推进到目的地。“我们在山区执行任务，如果带的东西太多，还没到目的地就累垮了。”

这不是一项直接行动任务。也就是说，你不可能快速进入，轰的一声，目标就出现在眼前了。我们要飞奔12千米，也就是7.5英里，当你背着沉重的负荷走那么远的时候，你的感知能力就会渐渐衰退。刚开始，你会对身边的一切保持敏锐的感知，但过了一会儿之后，你的注意力就会减弱了。很快，你就只会盯着眼前的脚印发呆了，我过去遇见过这种情况。在高尔夫排和狙击手学校时，我学习过如何执行类似的侦察任务——轻装上阵，快步行进。

史密斯没有让步：“不，这是我的决定，每个人都穿上防弹衣。”

他已经在为我们作战略决策了——而他作出的是错误的决策。戴军士长私下里也支持我，但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是，”我说，“明白。”

我们开始整装出发，每个人都穿上了所有的盔甲。我悄悄地抽出护甲板，把它们扔掉了。你可以称之为违抗命令，但这个命令实在太荒谬了，如果我照办的话，那我就是个傻瓜。

搜到“9·11”宣传海报

1月6日，星期日

从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到查湾克利山洞群，我们驾驶直升机飞行了大约三个小时。在黎明到来之前，大约凌晨四点钟，我们空降到当地的群山中。我们快速建起一道防线，然后立即联络海军（他们比我们到得稍早一些），确认我们到了既定位置，好让空中支援小组知道我们是自己人，不会把我们炸飞。此外，我们还要和他们确认一样东西——当天行动结束后撤退的集合地点。接下来，我们就出发了，直奔洞穴群。

我远远看见，我们的撬棍手肖恩还在几英里外的地方，背着一根巨大的金属撬棍和一大捆炸药。我们的EOD技工布拉德和史蒂夫带着所有的爆破设备，我们的A负责人凯西带着摄影和录像设备，准备记录下我们发现的东西。这些家伙肯定都很痛苦，我们还要走好几英里，而且要爬坡。我为自己没带护甲板而暗自得意。

大约一个小时后，我们停下来喝水。我挨着肖恩坐在地上：“兄弟，你怎么样啊？”我为他感到难受。

“老兄，”他说，“我现在宁愿去踩地雷。”

很快，我们就继续前进了。除了我，所有的人都累得满头大汗。我向前挺进，感觉既机警又敏锐。肖恩的注意力也非常集中，就像手电筒发出的光束一样照亮前方的地面。等到我们抵达目的地附近时，每个人都已是筋疲力尽，连卡西迪也不例外。我看到卡西迪和史密斯凑在一块儿聊了几分钟。

随后，卡西迪朝我们走过来。“好了，大家，”他说，“我们都把防弹衣脱下来吧，要藏好。我们就把它们藏在这儿，等我们返回时再把它们取走。”他悄悄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说，“好吧，你说得完全正确，我们被搞垮了，给我留点情面吧。”

“忘了这件事吧。”我说。随后，我又补了句，“他妈的，我告诉过你的！”

所有人都开始卸护甲板。卡西迪打量着我，说：“嘿，韦伯，你不打算把你的护甲板藏起来吗？”我摇了摇头：“不。我根本没带着。”卡西迪面无表情地盯了我一会儿，然后咧开嘴笑了：“你这个狗娘养的。”

我不是在自作聪明，依我看来，这是批判性战略思维。看看我们要对付的敌人吧：那个家伙在群山间跑来跑去，只带着一张毛毯、一顶毡帽、一支AK-47，或许还有一点水和一些子弹。那个家伙对当地的地形像对自己的手背一样熟悉，除了这个优势，他还健步如飞，能像野山羊一样在群山间奔跑。他的对手则是一队蹒跚前行的美军士兵，费劲地背着一堆上帝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如果我们想跟上追捕对象，就必须调整装备负荷，变得更加灵活。

在通往目的地的路上，我们经过了几个看起来很荒芜的村庄，那里除了空荡荡的建筑物和少数动物之外什么都没有。就我们目前所知的情况来看，所有人都不见了，毫无疑问，他们都被前天晚上的空中轰炸干掉了。

当我们抵达洞穴群时，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我们从大本营开始，一次搜查一个山洞，我们的飞机已经把这个地方炸了个底朝天。前天晚上这些山洞里还有不少人，但现在只剩下一些尸体残骸了，几乎没有可以辨识的东西，那纯粹是一幅大屠杀的场景。

位于山脊上的山洞里，则是另外一幅场景。进入山洞后，我们很快发现，空袭完全没有起作用。这些山洞都深深隐藏在山体中，其中很多都完好无损。见鬼，有些山洞差不多有半英里深，有些隧道用钢梁加固过，里面还砌满了砖块。处处都有证据表明，这是20世纪80年代苏联留下来的东西。

这个地方曾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

我们开始行动，具体步骤和搜查房子差不多。我们四个人会进入一个山洞，清查完毕，出来作报告，然后继续清查下一个，再下一个，我们继续前进时会确保每个山洞都是空无一物的。有个山洞是个弹药库，隔壁是一间教室，然后是生活区。这是一张庞大的洞穴网，有些隧道是互相连接的，就这样扩展开去。

那些山洞都太深了，我们看不清太远的地方。我们所用的夜视镜的效果受到极大的影响，因为用夜视镜起码要有一点点环境光线，而山洞里是漆黑一片的。夜视镜有红外线照明的功能，但事实证明这用处不大。后来，我们只好靠着武器上自带小灯那微弱的光线来搜查山洞，用老式的“神火”牌（SureFire）手电筒来清查每个角落。

深入山洞和隧道后，在最初几个小时里，我们都很紧张。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会发现什么，也不知道是不是会碰到人，有没有伏兵正在等着我们，山洞里有没有陷阱。我们不知道自己会走到哪里，也不知道会碰到什么东西，或是碰到什么人。

幸运的是，我们一个人也没碰到，但发现了很多物资，这让我们大吃一惊。那里有大量的军械、弹药和燃料，从地面一直堆到房顶。他们还存着一些大家伙，包括坦克和苏联时代的其他战斗车辆。看来，那些家伙对于这场战役准备得相当充分。

我们发现了一些美国制造的哈里斯117-德尔塔（Harris 117-Delta）无线电，它们还有内部嵌入式密码，这也让我们大吃了一惊，因为这些是美军专用的高度敏感的装备。这些人究竟是怎么把这些东西搞到手的？多年之后，我跟一位在这些无线电制造厂工作过的先生聊天时，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它们最初是出售给CIA的，CIA又把它们提供给了圣战部队，帮助他们对抗苏军，地缘政治学就是这样瞬息万变。我们还发现一堆“毒刺”（Stinger）导弹，这也是山姆大叔送来的“礼物”。幸运的是，“毒刺”的电池已经耗光了，所以这些玩意儿都是不能用的。

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教室，教室墙上挂着海报，上面写满了反美标语。在其中一张海报上，设计师把两张照片胡乱拼凑在一起，前景的显眼位置是本·拉登的照片，背景则是撞向双子塔（Twin Tower）的那两架飞机。我盯着这一张奇怪的宣传画，吃惊得嘴都合不拢了。这件东西是基地组织的招募海报，招人去执行撞楼的任务。也就是说，在海报所描述的事情发生之前，这些图像就已经被放在一起了。站在大山深处，看着一张袭击纽约的图，而这张图是袭击发生前就已经作好并挂在那里的——这无疑是我体验过的最怪异的经历，我直到现在还留着那张海报。

那项任务酷热无比，冗长乏味，还很让人头疼。大约四小时后，我们把整个地方排查了一遍。幸运的是，我们没有遭到任何抵抗。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那里没有人，对当地的地形也有了总体的了解。接下来，我们又将那里完完整整地搜了一遍，搜集关键信息，捡起能随身带走的小物件，在稍后要进行爆破的地方埋好炸药。布拉德和埃里克记下了每个山洞入口处准确的GPS坐标，好让我们的人进行更精准的空中打击——因为前天晚上的“鸟枪式轰炸”误差实在太大了。来自FBI的那几个人的职责是搜集DNA样本，确认我们可能发现的尸体的身份。在我们执行任务的时候，凯西和另外几个人用视频和照片记录下了每一样东西。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不时给哈沃德（Harward）作汇报。他密切关注着整个行动，就像一直在背后盯着我们一样。大家都觉得，由于当地有几位塔利班的重要成员或基地组织领袖刚被击毙，所以哈沃德很希望找到DNA证据。我们找到了几处成片的墓地，但都是几周前就已入葬的墓地，法医小组认为它们没有太大意义。此外，我们的时间很紧张。洞穴群的范围比我们预计的更广，数量也比我们预计的多得多。我们和直升机机组人员约好了要在撤离点会合，所以不能浪费不必要的时间。

整理好能随身携带的东西后，我们进行了爆破，炸毁了无线电和大量军火。爆炸产生一个巨大的火球，几乎炸掉了那座山的一半。次级爆炸持续了大约四到六个小时，当时是1月6日，但看起来就像是7月4日（美国国庆日，一般会燃放烟花）一样。

我们从那个鬼地方出来时，太阳都快落山了。我们拿起藏好的护甲（除我之外，因为我根本没带），开始长途跋涉，返回指定的集合地点。我们在时间方面控制得很好。按照计划，我们要在傍晚时分，在黑暗的隐蔽下撤退。我们返回了撤退点，用无线电和基地取得了联系。一个CCT在和来接我们的直升机通话，另一个CCT向战术作战中心TOC的哈沃德作汇报。距离预计的撤退时间还有半小时。

我们无事可做，只好坐在那里干等。

这时候，EOD技工史蒂夫开始倒掉自己带的水。他多带了几瓶水，本来是打算用来固定炸药包的，现在他觉得用不着了。这在我看来简直是疯了！那可是能饮用的泉水啊！当你在战场上做侦察时，水比黄金更珍贵。当我看清他在做什么并上前阻止时，他已经倒掉好几瓶水了。

“老兄！”我说，“你在干什么啊？”

“我背着这些多余的水，都快累死了，”他说，“我只想减轻点重量。”作为一个大块头，他竟会抱怨几小瓶水的重量。

“嘿，老兄，”我说，“把剩下的给我吧，我全要了。”他还剩八瓶水，全都给了我。我喝掉了其中四瓶，然后把剩下四瓶灌进我的驼峰（CamelBak）水壶里。

这时，我们听到远处传来空中运输机的轰鸣声，他们开到这里应该只需五到十分钟。这时，我们的CCT布拉德悄声叫住FBI小队中的一个人，把无线电递给他：“哈沃德上校想和你说话。”哈沃德想知道，FBI小队有没有掘开我们找到的坟墓，有没有在那里做法医鉴定。他们没有做。哈沃德让他们回去，寻找DNA证据。FBI小队中有个人碰巧是位前海豹突击队员，他干脆利落地说了几句话，然后把无线电还给了布拉德。“我的天哪，”他嘟囔道，“那些坟墓都是很早以前留下的，我们在那里肯定找不到任何东西。”

不过，哈沃德把这件事看得很重要，就像狗把骨头看得很重要一样。DNA鉴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从政府公关的角度来看尤其如此。如果法医鉴定显示我们干掉了基地高层的某位大人物，那将是值得给国内传回喜报的重大胜利——从美军高层到国会再到白宫，所有人都将从中获益。在那些山洞里，我们发现了敌人的资源宝库，那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而且很可能有更多的东西等待我们去发现。一不做二不休，既然我们已经打开了这个宝库，哈沃德就想让我们继续待在那里，看看还能发掘出多少东西。

现在，哈沃德正在用无线电和卡西迪通话。我可以从卡西迪的面部表情上看出，他听到的不是什么好事。我看见他点了点头，说了一两句话，然后挂掉了。直升机短暂地盘旋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消失了。就在离撤退只剩几分钟的时候，哈沃德把直升机调回去了，命令下达了——我们不撤退了。

我们要留在那里，只靠我们自己，至少要再多待一两天。

我喝完水还在咂嘴的时候，史蒂夫惊恐地盯着我。他刚刚倒掉了最后一瓶水！他很沮丧，但我能说什么呢？嘿，这就是为什么你永远都不能把水倒掉，你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建起夜间防线

1月6日，星期日

就这样，我们被丢在了荒无人烟的地方，深入敌军腹地，要孤零零地过夜。当时的气温已经降到零摄氏度左右了，我们经过一整天的折腾已经消耗了大量的卡路里，处境堪忧。我们需要制订一个计划。

卡西迪、戴军士长、我和其他几位高级军官开了个会，想弄清楚晚上要怎么过。史密斯中校显然还想指手画脚，他说：“好吧，我想我们就爬到山里去，去灌木丛里躺着吧。”

我和戴军士长用怀疑的眼神互相看了一眼。我们没有多带厚衣服，因为我们原本没计划在这里过夜，而且这里白天的时候很热。实际上，我们在山洞里执行任务时都快热死了。但是，我们在下午觉得难以忍受的那些衣物，根本无法抵御高海拔沙漠地区夜间的严寒，当你跨越雪线继续前进时，你会发现前方变得寒冷无比。

即使我们想带上御寒装备，营房里也没有。早在连队登陆阿富汗的时候，我们就递交了一份长长的御寒装备申请单。显然，他们寄出过一批货，但在半途某个地方弄丢了。他们到底有没有寄替代品呢？鬼才知道！我们得到的消息一直都是：“它们马上就到……下周马上就到。”但它们从来都没到。直到此时，我们每个人还是只有原来的行装，加上一份承诺，承诺我们会尽快获得更好的装备补给。

我们多数人单靠自己就置办了相当体面的装备。海豹突击队属于美军装备最好的作战部队，我们有轻便的羊毛混纺袜子，来自户外用品连锁店REI的优质靴子，乐斯菲斯（North Face）牌的优质夹克，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穿着一双价值300美元的意大利真皮登山鞋，戴着一顶合成橡胶面料的羊毛帽子，这不算太好，但至少还算样东西。

但海军士兵们就惨了，这些可怜的家伙根本没有御寒装备，只穿着最普通的劣质沙漠靴和便宜的白袜子。这些伙计忠于严格、残酷的斯巴达式文化，绝不会有一丝抱怨，但他们进入的是气温在零摄氏度以下的寒冷世界！而史密斯中校还想让我们去灌木丛里躺着！

我开口了：“嘿，这是个馊主意。这些可怜的海军士兵已经冻得不行了，而且这里会越来越冷的。如果那么做，我们中间肯定会有人被冻伤甚至冻死的。”

史密斯摇了摇头，说：“我们只能将就一下，忍一忍了。”

忍一忍，这就是他明智的战略计划吗？毫无疑问，这家伙现在又要插手了。让我们忍一忍是一回事，但我们还要对20位海军士兵负责呢。如果命令如此的话，他们当然会忍一忍，但命令并不能阻止我们手上出现冻伤。

戴军士长绝不退让。我们白天经过了一个村庄，它坐落在山谷顶端、山岭尽头。我知道，他把它视为战略后方阵地。那个村庄位于高地上，你在那里可以俯瞰整个山谷，那里非常隐蔽，可以作为战斗地点。

戴军士长转过身去，对史密斯说：“请恕我直言，长官，您的计划糟透了。我们应该这么做：我带上布兰登和另外几个人去侦察一下，清查并占领那个村庄。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有个待的地方，生起火来取取暖，建起一条夜间防线。”

“不，”史密斯说，“我们不能那么干。”

“能的，”戴军士长说，“我们就要这么干。”

现在，卡西迪上尉说话了：“明白了。”他点了点头，事情就这么定了。

我一直很尊重卡西迪上尉，这让我对他更肃然起敬了。他是我们的负责军官，但他心知肚明自己并非最有战斗经验的人。就像任何优秀的领导者那样，他总是乐于听从更有经验的人的意见，而戴军士长正是这个人。

你会发现，很多长官心里总是这么想：我是最高长官，我的主意也应该是最好的，但事情未必如此。要做一名卓有成效的领导者，并不意味着你必须是最聪明的人，也不意味着你总能拿出最好的主意。

从阿富汗返回美国多年之后，我的朋友约翰·提什勒（John Tishler）介绍我认识了约翰·罗伯特·贝斯特尔博士（Dr.Robert Beyster），他是一位核物理学家，创办了科学应用国际公司（Science Ap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简称SAIC）。该公司总资产高达十亿美元，是跻身世界500强的雇员所有制企业。我为该公司的一个部门做项目时，贝斯特尔博士有一回带我去吃午饭，吃完饭后，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待了一会儿，我发现他的墙上挂着一条标语：

个人的智慧永远不及集体的智慧。（None of us is as smart as all of us.）

约翰·罗伯特·贝斯特尔是一位真正的天才，而他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原因就在于他明白一个关键的领导学道理：不管你有多聪明，如果不能听取身边专家的意见，你就是愚不可及的。卡西迪也明白这一点，但史密斯不明白。

戴军士长、帕特里克、希斯、奥斯曼和我，我们一行五人动身了，悄悄沿着山坡爬上去，我们爬到山上大约用了一个小时。靠近那个村庄时，我们才发现，那里已经完全没人住了。在前一天晚上轰炸开始时，住在那里的人可能就已经逃走了。不过，出于谨慎的考虑，我们不能作任何假设。我们绕到村子背后，从后面包抄。

那里有几栋建筑物，全是泥巴小屋，看上去像住过好几家人。旁边还有一个小马厩，里面可以养一些山羊、鸡和几头驴。房门上拴着一些简陋的锁链，几乎是一踹就开。我和奥斯曼按照标准的两人房间清查程序搜查这个地方，其他人则在外面站岗放哨。我们搜查完每个房间并确认安全后，其他三个人原地待命，我和奥斯曼跑回去通知大家，把他们带过来。

毫无疑问，戴军士长的命令是正确的。从战略位置上看，我们的视野非常好（至少等黎明到来之后会是这样），我们的阵地易守难攻。而且，我们身在高处，无线电可以很好地派上用场。此外，这里有羊毛毯子、壁炉和木柴，也有足够多的遮蔽处，我们就不用在风中露宿了。对我们来说，这就好比是走进了豪华酒店。海军士兵们是坚定的禁欲主义者，但你可以看到他们脸上的表情——谢天谢地。

我们立刻设置好了通信系统，通过无线电向大本营汇报了我们的位置。我们需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让在我们头顶上方20000英尺处盘旋的武装直升机看到我们的信号，这样，当晚的“攻击显示屏”（Murder TV）上会显示我们是自己人。与此同时，中校对海军士兵作了安排：一半人取暖睡觉，另一半人站岗放哨。

我们发现，无论我们要待多久，都可以把这里作为前线作战基地。这是个很明智的决定，因为我们要待在荒野里的时间远远不止一两天。

巡逻遭遇敌人

1月7日，星期一

第二天早上，我们分头行动。我们连队的一部分人跟法医小队一起去挖掘坟墓，看看他们能不能给哈沃德带回一些有用的DNA。卡西迪、奥斯曼、布拉德和我，我们四个人在黎明前去一个地方巡逻。前一天晚上，一架C-130武装直升机对那里进行了空袭，我们要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尸体。我们抵达指定地点后不久，破晓的晨光就穿透了黎明前的黑暗。我们还没进行正式搜查，就听见离我们不远处的山洞里传来了声音。我们四人立即卧倒在地，静静等候。我们看见一小股敌人从一个山洞里鱼贯而出，他们至少有20个人，而且个个全副武装。

如果这一幕是发生在电影里，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冲过去，把那些家伙干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事情可不是这么发展的。对方的人数至少是我们的五倍，而我们连挺机关枪都没带。这可不是电影《龙虎双侠》（Gunfight at the O.K.Corral），我们如果冲出去，立刻就会全军覆没。在他们离开之前，我们无处可藏。他们正向我们走过来，我们不得不请求空中支援，而且必须要快。

附近有一架B-52轰炸机，布拉德通过无线电和它联系上了，我得告诉它这里的坐标，但我得有坐标才行。要想确保B-52轰炸机能将炸弹投向那些家伙，而不是投向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告诉他们确切的坐标。在多数情况下，我们会用一种装有GPS的高性能激光测距探测仪，它在测量目标时，不仅能测出距离，还能给出GPS坐标，并将坐标传给提供空中支援的人。这样一来，轰炸机才能像空中的狙击手一样精确制导。

我们执行的是一项12小时的简单任务，没有携带通常所需的装备。一般来说，执行真正的侦察任务时，我至少会带上一把绝佳的狙击步枪。而现在，我们连一台合格的测距仪都没有。

训练，再训练。作为一名海豹突击队的狙击手，我学过如何在飞行中估算距离，不用任何工具，只凭感觉。不过，在多数情况下，我只须用狙击步枪射出一颗10克重的子弹。但这一次，我们要让在20000英尺高空以音速飞行的、重达125吨的战斗机发射出一颗1000磅的“子弹”，而射击目标距我们仅有500码之遥。而且，我必须要让它击中目标。

距离判定，这是我们在狙击手学校里学到的另一样东西。你要将熟悉的距离形象化，比如，用足球场来判定距离。有一个足球场、两个足球场、三个足球场……那么远。但如果你不在水平地面上，这种判定方法就会很危险。我这次不得不目测一段崎岖不平的山坡。黎明的光线会让人看不清距离。

那20个基地组织（al Qaeda）成员或塔利班（Taliban）分子正在下坡朝我们走来。他们还没看到我们，但再过几秒钟就会看到。如果我们要做些什么，那必须现在就做。

“布兰登！”卡西迪小声说，“你得用肯塔基步枪风力修正法（Kentucky-windage）来引导投弹！”肯塔基步枪风力修正法是个专业术语，它大体上是指：跟着感觉走！给他最漂亮的一枪！我告诉卡西迪，我估计那伙人离我们有100米。如果我估计得不准，那么猜得远些总要比猜得近些好。如果我猜得很准确，那么把炸弹投到他们背后100米的地方，至少可以让我们有几秒钟的时间作调整，好进行第二次投弹。

现在敌人们离得太近，我们不能再等了。我们有隐蔽处，但没有掩护。也就是说，他们不会轻易发现我们，但他们一旦知道我们的位置，我们的隐蔽物根本无法阻挡他们的火力。我们迅速向掩体移动，而就在这时，他们发现了我们。他们先是发出了几声惊慌的大叫，随之而来的就是枪声。

半自动武器打中你头时会发出独特的“噼—啪”声，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刺激的了。“噼”是子弹出膛发出的声音，而“啪”则是子弹呼啸着穿透你时穿越声障发出的声音。

我们立刻还击，我瞄准一个戴着黑色头巾的家伙，干掉了他。我迅速再次瞄准，干掉了第二个人，那个人戴着阿富汗传统的羊毛卷边帽。我瞄准了第三个，然后往天上一瞥，看见了空中的弹痕。B-52轰炸机飞得太高，我们根本看不见，但是我很清楚上面发生了什么，他们正在投下第一颗炸弹。

当你离爆炸地点很近时，你的胸腔会感到剧烈震荡。你要确保嘴巴张开，这样才能避免冲击波撕裂肺部。布拉德接到了呼叫：炸弹还有几秒钟就要爆炸了。我们张嘴，卧倒，翻滚。

联合直接攻击武器（Joint Direct Attack Munition）又称捷弹（JDAM），是一种精确制导的大号炸弹。第一轮捷弹轰炸之后，地动山摇，碎石满地。

我扒开身上的尘土，朝身后的山坡看去，好估计这次空袭的效果。太棒了！炸弹大约投在目标身后100码的地方。我再次翻滚，脑中迅速作着计算，然后把新坐标告诉卡西迪，他将其告诉布拉德，再传给天上的轰炸机。在这种时候，你的感觉会变得特别敏锐，一秒钟似乎会延长成数分钟、数小时。我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让呼吸变得既缓慢又从容，我呼吸着清晨凉爽的空气和掺杂其中的爆炸后的独特气味。我知道，我报出的数字是准确的，那些想要射杀我们的人几秒钟后就会死掉。有那么一会儿，我非常平静。然后，一个意外的声音打破了这种奇怪的寂静，那是一个婴儿的啼哭声。

我的胃抽搐起来。我有一个五周大的儿子，而我还没有抱过他，但愿我能在这次战争中活下来，能亲眼看看他。山坡上的某个人也有孩子，但他再也见不到，也抱不到自己的孩子了。

我知道，这些人把家人带到这个偏僻的堡垒来，故意将他们置于险境。我听说，他们有时会故意这么做，用自己的孩子、自己的骨肉当作阻挡我们攻击的活掩体。我告诉自己，这是他们的选择，而不是我们的。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婴儿的啼哭声。

我们张嘴，卧倒，翻滚。第二次投弹把他们全部干掉了。

好好的事被搞砸了

1月7日，星期一

我们继续巡逻，但没有发现前一天晚上空袭的痕迹。我们就站在他们传给我们的准确坐标位置上，他们或许是把GPS坐标搞错了，我们只好返回新的行动基地。半路上，我们偶然发现了另外一个看上去很荒凉的小村庄。我们开始进行两人房间清查行动，一间挨一间地查下去。那里有一口井，我们打了一些水准备带回去，因为我们的临时大本营已经把供给耗尽了。在提水之前，我们用随身携带的碘片对水进行了处理，碘片是我们的标准化生存物资。

尽管我们原本只计划在野外待12个小时，但海豹突击队员都很熟悉墨菲定律（Murphy’s Law）。我们很难想象在缺乏某些重要物资的情况下出去执行任务。比如说，在前一天进入该地区之前，我们拿到了最新的地图——没多少实质内容，不过聊胜于无。我们每个人还都拿到一张最新版的“血书”，“血书”是一张你将去巡逻的地区的地图，背面是一份通知。我们拿到的这一份是用阿拉伯语和普什图语写的，承诺为持图人提供协助的人会得到一笔很可观的奖金（我想是10000美元）。我们每个人都随身携带一只逃生工具箱，里面有一块打火石、一瓶净水剂、一把匕首，还有我们的“血书”。如果遇到了必须要丢掉所有东西的情况，我们会把“血书”留到最后。有些人会把“血书”缝在衣服的隐蔽口袋里，这样一来，即使衣服之外的东西都被人拿走了，“血书”仍会留在他们身边。

我穿过最后一间房间，进入了马厩区。我小心翼翼地进去检查，那里没有一个人，只有一头驴，我爬到了驴背上。按照标准作业程序，每查完一个房间就要叫一声“我出来了！”这样，你才不会吓到别人。我大叫了一声“我出来了！”然后拍了拍我的坐骑的屁股，从马厩里走了出来。我就像西部片里的枪手一样，只不过我的战马不是一头高大的白马，那头可怜的畜生只能勉强承受我的体重。其他人都哄然大笑，有个人说：“这是哪个蠢货啊？”

我们在一间房子里发现了一些手提箱，里面满是护照、钱和衣物。在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与异教徒开战期间，这里显然是他们的藏身之所。获得GPS坐标后，我们就离开了那里，随后的一次空袭把那栋建筑炸成了碎片。

我们回到营房时，其他人也刚刚从外面回来。他们炸掉了很多山洞，这不仅是为了毁掉他们发现的物资，也是为了让那个地方变得无法居住。

我们现在感觉到物资匮乏带来的痛苦了。我们每个人只带了一份军用即食口粮，而且早就吃完了。我们都认为，已经到了要屠宰动物的时候了，海军士兵们不愿意这么做。每一次行动结束后，他们都要清点子弹数目，并填写详细清单，我们则没有那个顾虑。奥斯曼和帕特里克掏出他们的配枪，“砰砰”几声打死了几只鸡和一头山羊，然后开始张罗着烹调美食，享用大餐。那位海军中校简直要疯了。“天哪，”他说，“你们这帮家伙别胡来！”

不过，那里只有几只鸡，却有20个海军士兵，而且我们的连队也从16人增加到了25人，这样我们总共有45张嘴要吃饭。除了食物，我们的无线电也需要新电池。我们通过无线电汇报了需求，得到的回复是第二天我们就会得到补给。

第二天早上，两架大型H-53直升机为我们送来了补给品。他们带来了几大箱无线电电池，即使我们每天通话24小时，那也足够用一个月的。随后，他们又踢出来一箱水和一箱军用即食口粮，然后就打道回府了。

我们站在那里，盯着那箱军用即食口粮。有人说了一句：“你这是拿我开玩笑吧？”巴格拉姆的仓库里满是这些东西。一箱军用即食口粮是10份。10份，还不够我们四分之一的人吃一顿的。我们该怎么分这些东西呢？那就像把一粒M&M巧克力豆分成30份一样。

这是军事通信的一个典型案例。[值得一提的是，有两个缩写，一个是“一塌糊涂”（SNAFU, situation normal：all fucked up，意思是“本来好好的事被搞砸了”），另一个是“无可救药”（FUBAR, fucked up beyond all repair，意思是“事情搞砸了且无法挽救”），这两个词都源于“二战”时期的美军俚语。]某人很可能是这样传达我们的请求的：“嘿，查湾克利的那些家伙需要一些食物和水。”于是，他们就给我们送来了“一些”食物和水。我们没有说清是多少食物和水。

抓住藏匿武器的俘虏

1月8日，星期二

第三天（在得到了那些令人兴奋的补给品后），我们开始对前两天划出的特定区域进行系统巡查。我们要摸清这片地区的情况，继续追踪C-130的空袭成果。C-130继续在夜间展开空中打击，为我们提供第二天要搜寻的新目标，并安排新的轰炸效果判定（BDA）任务。

我们走在一条狭窄曲折的山路上，突然听见有辆车朝我们开来。我们迅速摆好L形伏击队形（L-shaped ambush formation）[15]，个子较高的队员挡在马路上，个子较矮的队员（包括我和戴军士长）则带着重型武器藏在路边的灌木丛后面。

那辆车从拐弯处开过来后，我们终于可以看到它的庐山真面目了：那是一辆达特桑牌（Datsun）小汽车，上面有三个人，两人在前排，一人在后排。他们开得离我们越来越近，终于看见了那几个站在山路中间的人。就在这个时候，我和克里斯马上拿着重型武器从灌木丛中跳出来。在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之前，他们就已经被我们铐起来并缴械了。他们根本来不及逃跑，也别无选择。

这三个家伙都是硬骨头，而且不怀好意。坐在副驾驶位置的人貌似是负责人，他头上缠着穆斯林黑头巾，肩上披着深红色的漂亮披巾，身上穿着塔利班分子特有的土色外套。那种外套有双重用途——既能保暖，又能用作伪装。我心想，靠，那看起来真暖和。

我们缴了他们的械，把他们五花大绑，扔到卡车的后车厢里。现在，我们也有车了。

我略懂一点基础的阿拉伯语，可以用来装卸货物（“下去！起来！”）和订餐，但仅此而已。可是，这些家伙不是阿拉伯人，我也不懂普什图语。幸运的是，我们带着翻译呢——那位来自CTIC的老兄是一位密码学家，也是一位出色的语言学家，他会说普什图语，他简单地审讯了他们。他们指了指一个村庄，那个村庄我们已经清查过，而且以为已经没人了。事实证明，他们刚才就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

我们又回到了那个地方，检查了这些家伙指给我们的地方。他们刚才正在那里藏武器，这是这些家伙的标准操作程序——他们会在废弃村庄的外围挖坑，用来藏匿武器和资源。

这恰恰是我们要找的。

我们不会随身带上这些东西，所以记下GPS坐标后就离开了。我们的三个俘虏被扔在后车厢里，头上罩着麻布袋。我们把车开到足够远的地方才停下来，我们在那里还能看到村庄，而且可以确保自身安全。戴军士长把坐标传回连队，好让布拉德或埃里克召唤一次CAS（近距离空中支援）。在炸弹落下前几秒钟，他把敌军头目的麻布袋摘了下来，好让他看见自己的村子被炸上天了。然后，他再把麻布袋罩上去。我们沿着山坡折回去，继续朝营房进发。

现在，我们不但自己要活命，还得喂饱关在村子里的那三个战俘。第二天，另一队出去巡查，又带回来两辆车[一辆小卡车和一辆大发牌（Daihatsu）迷你SUV，两辆都是柴油动力车]和六七个俘虏。谢天谢地，我们有海军士兵看守俘虏。

当初在坎大哈时，有一天，就在我们飞往巴格拉姆之前，我们六个人正从TOC走回来，这时候，有一位海军将军跟我们说话了。这位将军就像是巴顿将军（General Patton）的化身一样，是你心中完美的海军军官原型，他高大强壮，嘴里叼着雪茄，半句废话都没有。他的绰号是疯狗（Mad Dog）。

“嘿，你们是我的海豹突击队员吧？”他朝我们喊道。是的，长官，我们告诉他。“你们这几个小子准备要北上？”是的，长官。他指了指我们临时搭建的战俘营，那里关着数百名俘虏。“你们看到那边那座战俘营了吗？”是的，长官。“我们的战俘已经够多的了。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不希望再有该死的战俘被送回来。你们明白我说的吗？”是的，长官。这不是条准确的信息：如果你们在外面发现了任何人，把他们干掉，别把他们带回来。他并没有那么说（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合理的推卸责任），但我们明白这些话的意思。

现在，我们只好在外面建立自己的小型战俘营。我们有九名战俘，不久便会由飞机运回坎大哈。到时候，疯狗肯定会对我们不满。

追踪四个阿富汗人

1月9日，星期三

第四天，我们又出去巡逻。这一次，我们找到了一个需要清查的村庄，那是个相当大的村庄。我们分头行动，每人清查半个村庄，确保它是废弃的。那里确实没人，我们搜出了大量的武器和情报，包括各种各样的计划和记录。我们给一些拍照存档，又随身带走了一些。

在聚拢战利品时，我们发现了一样东西，它是整个行动中最大的惊喜，也是最令人高兴的东西。从我们刚刚清查过的废弃村子里跑出一只浅棕色的小狗，我们看到它都欣喜若狂。我非常喜欢小动物，我们多数人都是这样。我们给它取名叫“捷弹”（JDAM），它成了我们连队的吉祥物。最后，卡西迪领养了它，把它带回美国，而且一直养着它。后来，我们又发现了一条小狗，我们叫它“坎斯”（CAS），它后来也被一位海豹突击队员领养了。

发现“捷弹”并不是那次巡逻中唯一难忘的事。在某处，我们小组发现了另一处隐藏的山洞，里面藏有大量武器。我和奥斯曼下到洞里去，让战友纽曼（Newman）放哨，其他人则继续前进。我和奥斯曼在洞里待了一会儿，搜查里面的护照、现金和物资。这时，我们突然听见纽曼叫了一声：“嘿，伙计们，快出来。”他的声音听上去有点紧张。我们爬出洞口，抬头看着他：“怎么了，纽曼？”

他举起枪来指了指，眼神像小鹿一样惊慌失措。我们转过身，朝他指的地方望去。在离我们不到50码的地方，站着四名全副武装的塔利班分子，在我们背后的山顶上盯着我们。

我和奥斯曼立即掏出武器。那四个人则转过头去，跑回了他们刚才过来的地方。他们是沿着山坡朝我们这边走过来的，刚才正好停下来歇脚，所以身体还被山体挡着，我们只能看到他们的腰部以上。现在，他们迅速从地平线上消失了。我们开了几枪，但没有打中他们。

我和奥斯曼都转过头去看着纽曼。“你他妈的到底怎么回事？‘嘿，伙计们，快出来’——你都不说一句，那边有四个带着枪的家伙？你他妈的搞什么啊，纽曼？”

我们都被气得快中风了，他差点害死我们了。直到今天，我还是很困惑，当初我们毫不知情地从洞口钻出来时，那四个家伙为什么没有直接从背后开枪打死我们。

但是，我们没时间为纽曼的所作所为生气，至少现在没时间。我们赶紧拿起无线电，向卡西迪汇报了刚刚发生的一切，然后跑到山顶上去寻找跑掉的那四个阿富汗人。我们用望远镜看了看，果然不出所料，他们正在拼命向巴基斯坦边境跑过去，而我们不能追过去。我们赶紧请求空中支援，在他们跑到边境线之前，一颗1000吨级的炸弹就把他们炸飞了。

然后，我们回去继续责备纽曼。我也想发起一次针对他的空袭。

险因战友疏忽丧命

1月10日，星期四

第五天，在前一天死里逃生之后，我们决定出去建立一处侦察点，好俯瞰整个山谷，进而发现在通往巴基斯坦边境线的各条山路上来来往往的敌人。

我和奥斯曼拿出一张地图，把所有的事先计划好。我们将在黎明到来前的三点钟潜入目的地，戴上夜视镜，驾驶不亮灯的车出去。我们分成两组行动。奥斯曼、帕特里克、马克和我，我们四个人从山谷北端进入，在山坡东北角寻找一个位置，观察山谷的一侧。六名海军士兵组成另一组，他们会在我们对面的西北角寻找位置，观察山谷的另一侧。那些海军士兵里有两位一流的狙击手，他们很乐意到那儿去，换换环境，干点狙击手该干的事。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山谷里的敌军活动非常频繁。我们的想法是，两组人马可以藏在那里一整天，尽可能为我们的总体布局增加更多的详细信息：那些人在什么地方活动，他们在白天都忙些什么，晚上在哪里过夜。我们会向连队汇报搜集到的情报，他们则会进行分类整理，然后上报巴格拉姆基地。

谢天谢地，我们的补给物资抵达后，我拿到了点300口径的温彻斯特·马格南。我带着狙击枪出去巡逻，感觉比以前好多了。来自连队的杰基和道格将加入我们的行列。道格开车，杰基担任护卫，奥斯曼、帕特里克、马克和我坐在后排。抵达山谷顶端的目的地时，我们四个人可以悄悄溜下车。

为了准备当晚的行动，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具体任务。道格和杰基的任务是，在我们出发之前，把车上所有的灯贴上胶带。这么做有两个原因。第一，很明显，把车灯完全蒙住，敌人就不会看到光亮。如果有人碰巧离得很近的话，可能会听到车的响声，但如果没有灯光，我们就不会被敌人发现，他们就找不到我们，甚至不能确定是谁在开着车。（这毕竟是我们从敌方某些人手里缴获的车。）第二个原因也同样重要——这能让我们看清自己在做什么。夜视镜是非常敏感的，任何强烈的光源都会导致其失效，即使是车载导航灯，也会让你淹没在过于明亮的环境中，让你变得跟瞎子一样。

第二天凌晨两点半，我们都准备好了，人已到齐，事情已交代完毕，我们的装备也已集齐绑好。我们六个人把东西装到车上，然后上车出发。我们都充满了期待，这将是一次危险的行动，我们将深入敌军腹地，那里有数量未知的全副武装的敌人。我们没法知道会遭遇多少敌人，或将在哪里遭遇敌人。不过，我们已经一如既往地准备好了，恨不得立即去搜集所有的情报。

道格打开引擎开关，所有的仪表灯都亮了。

没有人拿胶带贴住这些灯。

“老天哪！”我嘟囔道，奥斯曼俯身钻到前座上，盯着道格，“道格，老兄，你他妈的搞什么啊？”

“该死！”道格说，“我以为，我想，我告诉过杰基让他去贴的。”坐在旁边座位上的杰基用眼神作了回应：嘿，不要把事情推到我身上。

我很气愤。这是他们唯一的一项任务：把那些该死的灯贴起来。这项任务对本次行动至关重要，道格负责这项工作，但他没有完成任务。

我们从车上跳出来，想赶紧弄好它，但已经来不及了，时间极为紧迫。太阳在五点钟之前就会升起来，如果我们想做好这件事的话，就必须要在日出之前赶到那里。海军士兵们在那里等着我们，因为他们要在我们出发几分钟后动身，和我们交替进入（这是按照标准操作规程来的），我们不能耽搁。我们要作出决定：是现在就走，还是取消行动。我绝对不想亮着车灯进入目的地，但这次行动意义重大，我们需要那些情报。“他妈的，”我说，“出发吧！”

我们试着戴上夜视镜开车，但那根本行不通。正如我们知道的，仪表灯让这么做变得根本不可能。于是，出现了最荒唐的一幕：我们现在不得不开着车头灯出去，这就意味着别人在几英里外就能看到我们。“喂，塔利班，那里有人吗？我们在这儿呢！”道格沿着山谷开上去，而我和奥斯曼都在尽量压抑怒火。

抵达山谷北端的进入点后，我们四个人从后排座位上跳出去。道格把车掉头，沿着来时的路开回去。我们找好隐蔽处，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看着灯光慢慢消失不见。

类似的进入行动的首要规则是，你一下车就要立即在掩体背后的防线处集合，然后前几分钟要纹丝不动，一声不响，只是坐着、等着、看着、听着。大约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坐在那里纹丝不动，一声不响，只是等着、看着、听着。我们没看到也没听到任何东西。

几分钟后，我们沿着山坡爬上去，静悄悄地朝制高点前进。我们在一个小时后停了下来，当时已经走完了四分之三的路，到了我们称为军事山脊（military crest）的地方。

这是我们在BUD/S训练第三阶段的地面导航训练时学过的东西。每支军队都知道，占领制高点是最基础的战略优势。制高点可以让你更好地观察作战区域，如果你被卷入任何直接军事行动的话，从上往下打总比从下往上攻要容易。另一方面，你不会想处在地形的最高点，那里被称为“天空线”，因为你在那里的时候，敌人更容易发现你。

一旦我们到达理想的海拔高度（大约9000英尺）并找到合适的隐藏点，我们就砍掉一些植被，朝山侧挖进去。我们拥有了必备的三项条件：良好的隐蔽性、对潜在火力的防御性和开阔的视野。

就在这时，太阳升起来了。我们用无线电呼叫那些海军士兵。“埃克1号，”他们说，“我们还没到预定地点，我们在半路上遇到了点意外，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完毕。”

“收到，”我们说，“我们马上过去。”

我和奥斯曼把马克和帕特里克留在原地，沿着山坡向海军士兵停下的地方走过去。到那里之后，我们发现，他们都被吓坏了。他们把发生的事告诉了我们。

海军士兵们出发时晚了一些，等他们抵达进入点时，太阳就快升起来了。在朝着侦察点往上爬的半路上，他们发现了一小撮全副武装的阿富汗人，那些家伙排着凌乱的战斗队形，他们尽管都持有武器，但只不过是杂乱无章的一盘散沙。他们看上去好像刚睡醒，而海军士兵们把他们吓到了，这些塔利班分子显然不知道，他们和我们的人同样诧异。他们扔下了许多武器，撒腿就跑。海军战士简直不敢相信那些家伙扔下的东西——枪、火箭筒、手榴弹，那简直是个军械库。在记好地点后，他们继续前进。我们呼叫他们时，他们正在争论该怎么办呢。

我和奥斯曼让他们按原计划去山坡西北端建立据点，我们则去他们标出的位置作检查。

我们朝着他们说的坐标位置一路巡逻过去，那和我们的进入点大致在同一个方向。这时候天已经亮了，所以我们得慢慢行动，一路上都要寻找掩护。我们在路上走了一阵子，终于到了那个地方，我们停下来四处打量了一下。

那里堆着一些石头，垒成了一个战斗碉堡。这个地方显然有人用过，从我们发现的情况来看，那里曾经有五个人。我们发现了一个铺盖卷，里面卷着四个RPG火箭助推榴弹、一堆中国产的手榴弹、几支艾菲尔德（Enfield）闩锁式步枪、几支AK-47，还有他们留下的一堆东西。小火炉上面架着一把茶壶，茶壶还热着呢。

对那个地方进行彻底检查后，我们开始打探四周的地形，还朝山坡下面瞥了一眼。我们两人看到了同一个东西。

我很努力才没一头栽倒晕过去。

从这个堆满武器的敌军营地沿山坡向下150码的地方，也就是我们正盯着看的那个地方，正是我们四个小时前进入的地点。当时，我们居然开着车灯，车头灯发出耀眼的光芒。我们当时实际上是朝这些家伙开过来的，我们的车开过时，很可能吵醒了他们。他们就在制高点上，不可能没听见我们的车开过来，更不可能没看见车头灯。

我和奥斯曼互相看了一眼，我们都意识到，我们能活着真是一个奇迹。我们从车上下来后一声不响地坐了15分钟，在行动时也保持着极度的安静，所以这些家伙没有看到我们。如果他们当时看到了我们，我们就死定了，这一点毫无疑问。

我们又检查了一遍营地，尽可能查清他们在那里干过什么。那显然不是一处凑合的临时据点，不是你路过某地需要待一晚上时临时搭建的，那是一处有计划的据点，距离大路只有150码。他们很可能看见我们此前经过那条路了，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们是等在这里伏击我们的。他们知道我们要在该地区采取行动，料定我们白天巡逻迟早会再从这里经过，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他们在这个小山顶上掘出了一处非常隐蔽的作战位置，等我们过来。只不过，他们没想到会有人在半夜闯过来。

我们终于弄清了事情的先后顺序。

大约凌晨三点钟，我们的卡车把他们从沉睡中吵醒。让他们惊奇的是，我们的车直接掉头离开了那里。他们清醒了一下，沏好了热茶，开始准备白天的活动。就在这时，一队全副武装的海军士兵步行前来，撞见了他们。这正是“墨菲定律”，事情总会向糟糕的方向发展。

我们用无线电向基地汇报，史密斯中校正好在监听无线电。我们把情况解释了一遍，报告说我们这边有一大批武器，除此之外，这些家伙居然留下了一堆文书和战地记录。他想让我们怎么办呢？

“只带上文书就行了，”他说，“把武器留在那里。”

把武器留下！为什么？为了让这些家伙回来，第二天开枪打我们？这毫无道理。我们挂断了。我和奥斯曼各自拿了一支AK-47，作为我们的备用武器，然后小心翼翼地拆除了剩下的枪支。我们藏好了火箭筒，毁掉了火箭推进榴弹。我们花了大约一个小时才把这些东西处理完，但我们绝对不会把这些武器留给别人用。

把那个地方扫荡一空后，我们开始返回东北侧的隐蔽点。我们在那里与马克和帕特里克会合，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们。我们一整天都待在那里，但情况并不理想。我们没看到什么，也没什么情报能带回去。我们知道这里到处都是敌人，本来期待能探察出他们的活动情况，但我们什么也没发现。

傍晚时分，我们略带沮丧地回到营地。我们对道格更生气了，我和奥斯曼都想杀了他，而他也不乐意挨埋怨。不过，这已经是两天以来的第二次了，我两次都差点儿因为别人的疏忽或懒惰而丧命。

我不得不再提到90/10定律。我们连队现在有16个人，这还不包括EOD队员、空军士兵和与我们共同参与本次行动的专家。还好，我们在阿曼时把吉尔罗伊·琼斯开除了。（哈沃德知道他在我们连队时说了一些话，我在这里不打算直接引用，但他的意思差不多是这样的：“什么？如果这家伙是他妈的一堆狗屎，那就让他滚蛋！”哈沃德是我喜欢的那类指挥官：他不会轻易容忍笨蛋。实际上，他根本无法容忍笨蛋。）即使没有吉尔罗伊，我们现有的16人中也有4个是累赘，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16个人中有4个，比例是25%，我们已经超出了90/10定律的标准。

紧张关系之前就存在，但从这时开始，连队中出现了一道深深的裂缝。我和奥斯曼知道，这种状态并不好。你当然希望团队里的人都一条心，你当然想和所有人和谐相处，我们心里知道这一点，但我们容不得哪怕是一点点的懒散。我们身处阿富汗山区，必须全力以赴，但目前我们还没有做到，或者说做得还不够。

放走可疑分子

1月11日，星期五

第二天，我们又进行了搜查村庄的行动。那里藏着一些真正的坏蛋，但也有些人原本就住在山上。后者通常有一个老婆和几个孩子，过着简单的生活，艰难地靠种地为生。我们通常可以一眼看出这两类人的区别，但也并非总是如此。

有一处地方我们已经观察了好几天了，那些人看上去是农民，但我们不能百分之百确定。我们觉得，是时候到那里去仔细看看了。我担任负责掩护的狙击手，保护连队的安全，让他们去和那些人谈谈。

行动时间是早晨。我望着卡西迪和队员向那个村庄爬上去，那里的几栋建筑物里就住着那些人。我们看上去不像是准备猛攻这个地方，而像是去执行一项外交任务。

我为自己挖好狙击手掩护位置之后，就像在狙击手学校追踪训练中学的那样，把自己藏得严严实实，然后用点300口径的温马步枪的瞄准镜来仔细观察那些人。那里正在发生某些事，但我说不出来是什么。他们在谈论某件事，看上去有点着急。我看到他们中间几个人在四处跑动，就像他们急着要把什么事情干完一样。我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但也可能是我多虑了。

我用无线电把我观察到的情况报告给卡西迪，告诉他要多加小心。

我继续小角度地来回移动手里的步枪，交替观察卡西迪和队员们以及那一小群阿富汗农民。就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有个人站到了一边，他拿着一支枪。

该死。

那个人的步枪很随意地挎在肩上，姿势看上去对人没什么威胁。但我不能确定，他到底是个坏蛋，还是无辜的农民。我倾向于认为他是个农民，但他为什么带着枪呢？我脑子里的警钟敲响了。

卡西迪和队员们已经靠近那栋房子了。我心想，天哪，天哪，我要开枪吗？那会让卡西迪陷入困境吗？

那个家伙大约站在600码外，那段距离差不多合六个足球场。我知道，我可以立刻干掉他，完全没问题。我感觉到手指已经扣在了扳机上，呼气……集中注意力……扣动扳机……射击，一切就是那么简单。

但如果我出手，毫无疑问会让局面变得很复杂。如果我射杀那个人，后来证明他是无辜的，我们就会面临大麻烦。另一方面，如果我没出手，而他是个坏人，队员们就将身处险境。即使这些人藏有更多武器，卡西迪和我们也会在火力上压倒他们，但你肯定不想让事情发展到那一步。

该死！

我应该怎么办？我已经掌握了能掌握的所有信息，归根结底还是要靠纯粹的直觉作判断。我是开枪呢，还是不开呢？

我呼气……集中注意力……扣动扳机……

我决定不开枪。

过了一会儿，卡西迪和队员们到了那里，和阿富汗农民们聊了起来。就在这时，我突然瞥见左手边有人在动。有一个穿着阿拉伯服装的人，显然不是阿富汗人，迅速从那里逃走了，沿着一条羊肠小道爬上山去，拼命朝巴基斯坦边境跑去。

浑蛋！

这家伙也可能是自己有事，但我不这么认为。他们一直藏着这个人，这是我的感觉。我刚才瞄准的那个阿富汗农民是在站岗放哨，但又要努力不让别人看出来。这个人是基地组织成员或其他什么人，他们在为他作掩护。等他们和卡西迪及队员们开始交谈时，有人去给他通风报信，让他赶紧逃走。

我拿起望远镜，看见他正向山上飞奔过去，已经跑出了差不多一千米。我已经来不及精确射击了，但我也不能去追他，因为要是那么做的话，我就得离开隐藏点，不能再为卡西迪和队员们提供支援了。我也无法用无线电召唤近距离的空中支援，而那个狗娘养的再过一会儿就要穿越边境线了。

我重新用无线电联络卡西迪，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他。我现在可以看到卡西迪了，他正和那些农民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话，而他们正激烈地否认一切，我一看就知道他们在撒谎。

回想一下整个过程，我别无他法。就我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假设那位农民是无辜的，看上去仍是个正确的决定。是的，阿富汗村民有时候会藏匿塔利班分子或基地组织的阿拉伯人。不过，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并不是坏人。他们只想凑合着活着，像祖辈们一样在山上过日子，不愿被卷入战火之中。

在科威特、阿曼和阿富汗，我们初来乍到，既兴奋又愤怒，准备以牙还牙。我们刚从“9·11”事件的震惊中走出来，各种各样的人从美国写电子邮件给我们，表达他们对我们的支持，为我们加油鼓劲。在我们连队的肩章上，有一幅由白魔鬼和“3 ECHO”构成的漫画，我在那下面又缝上了一句“拥抱仇恨”（EMBRACETHE HATE）。这就是我们的行事风格，而我们的交战规则也支持我们这么做——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然而，随着我们逐渐了解当地文化，开始从当地人的角度看问题，事情开始有所变化。我已经在阿富汗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我现在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该死，我不想对任何无辜的人开枪。

不过，我没开的那一枪和我开过的那些枪一样，总是萦绕在我的心头。

对敌人反监视，展开终极轰炸

1月12日，星期六

第七天，我们圆满完成了本次行动，准备返回基地。我们在这片山区藏了一个星期，清理出大量敌军物资，抓到了几名战俘，当场击毙敌军数十人。不过，该地区还有很多我们没能揪出来的坏人。我们几天前开始采取监视战术，但收效也不是特别明显。令人失望的是，就算在那个地方坐上一整天，我们也看不见太多东西。

我和奥斯曼有个想法，我们想出去一趟，单凭我们两个人巡查这片地区，而不用受到整支队伍的牵制。我们想要组成一支双人移动监视小分队。

我们和卡西迪谈了我们的想法。我们提议，我们两人开展行动，在凌晨两点钟进入该地区，用一整天的时间来进行侦察。我们想看看那里到底在发生什么事，而我们又能发现些什么东西。

我们发现了一处检查站，位于我们所在位置以南大约五英里的地方。那里有一处车辆通行检查站，通常有二到四个人同时执勤。陆军特种部队曾误杀过卡尔扎伊的小队，因为有这样的前车之鉴，我们不得不格外小心。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我们都要确认对方是什么人。我和奥斯曼已经观察这些人好几天了，我们已经弄清楚，他们都是塔利班分子。他们是辅助人员，是地面战士，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往返运送战争物资，包括钱、护照、情报和其他贸易工具。我们也知道，他们一直在监视我们连队。见鬼，他们曾经不止一次想伏击我们，现在我们想去反监视那些监视我们的家伙。

卡西迪和戴军士长朝我们竖起了大拇指。当天晚上，我们在地图上标出路线，汇总计划，整理装备，准备出发。

第二天一大早，大约凌晨三点，我们就动身了。出发之前，我们到马克那里作登记。马克是我们的通信员，我们告诉他自己白天要干什么，确保他会把我们的行踪汇报给TOC，让C-130知道那里有两个自己人。我们穿着红外反射带，那是一种特殊的反光带，有点像慢跑者在夜间穿的那种，只不过它反射的不是可见光而是红外线。我们希望他们能看见我们，但对此没抱太大的指望，我们可不想成为C-130屏幕上的目标。

与此同时，我和奥斯曼已经换好传统的阿富汗服装。我们披着羊毛披巾，戴着阿富汗卷边帽，还带着水、子弹、一点食物和枪。如果不仔细端详的话，我们能成功地冒充塔利班。我们已经很了解当地的情况，也学着在那些羊肠小道上跑来跑去。我们把能做的事都做了，现在简直和我们要抓的那些家伙一模一样。

我们来到山脚下，迅速进入第一处观测点，先安顿下来，等着太阳升起来。奥斯曼看着我说：“希望马克已经呼叫了那架该死的C-130。”我点了点头，我当然也希望如此。我们在那里很危险，我们的小命都攥在马克手里了。

山谷里弥漫着凌晨时分的寒冷空气。我等待着，观察着，每一次呼出的温暖气息都会给瞄准镜的外镜片蒙上一层雾气。

那里，我能清楚地看到一个人：一个中年男子，穿着传统阿富汗服装，静悄悄地忙前忙后，轻车熟路地拆着临时营地。我发现他走路时腿有点跛，那是旧伤导致的，那个伤口或许能追溯到苏联占领时期。这个人从事这种秘密活动已经有很多年时间了，不到24小时之前他还在这么做。我看到，他刚刚熄灭的营火还冒着一缕微弱的轻烟。我在心里默默记下那里的风向和风力，计算着风偏、距离和高度。我们马上就可以干掉他，卡西迪已经许可我们这么做了。不过，如果我们动手了，那会是我们一天中唯一的成果，因为你一旦开枪，就有暴露所在位置的危险，特别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你根本不知道有没有人藏在你周围或身后的某个地方。我们可以干掉一个，也可以把他们都找出来，记下他们的位置，然后把他们全部干掉。

我有过几次猎鹿的经历，当时的情境就跟猎鹿差不多，只是我们不希望射杀任何人。今天，我们不是要做神枪手，而是要追踪敌人。我们用了大量时间、精力来练习枪法，但专业狙击手的核心技能不是射击，而是猎捕。如果说才智是狙击手最重要的素质，那么排在第二位的素质就是耐心。在有必要的时候，我们会干掉任何敌人，不管是用步枪、手枪、匕首，还是赤手空拳。不过，狙击手的基本技能不是杀人，而是足够靠近目标。我和奥斯曼正在进行一次典型的狙击手潜行追踪行动：追踪，悄悄靠近，观察，然后消失，一切不留痕迹。

现在，那个人准备开始一天的活动了。我们也是。

过了一会儿，我们找到了那个地方。那个人和几名同伙昨晚在这里露宿过——这里有藏好的铺盖卷、食物和水，还有一些弹药、一小堆炊火，他们当天晚上很可能会回到这里。我们记下这里的GPS坐标，然后继续前进。所有的东西都纹丝未动，和我们发现它们的时候一模一样。

我们一整天都在外面活动，跑了10到12英里，查清了六七个敌军据点的位置。

我们在午夜时分回到营地。汇报完情况后，我们坐下来汇总整理记录，把坐标值排出顺序来。此时，我们已经很熟悉上报坐标的流程了。一周以来，布拉德和埃里克花了大量时间召唤空中支援，他们有时不得不让我们自己召唤，这样他们才能抽空吃点东西，休息一会儿。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发出请求，准备对这片地区进行狂轰滥炸了。

当时正是午夜，他们把无线电交给我和奥斯曼，我们上报了排列好的坐标值。我们撒下了一个巨大的网，现在，我们要收网了。

在查湾克利的第一天晚上，我们和戴军士长详细分析过这个地方。我们站在那里能非常清楚地俯瞰下面的山谷，也可以用望远镜眺望远处，很容易看见我们白天标记出的位置。我们可以看见，这里也有亮光，那里也有亮光，一处接着一处。他们开始点起炊火和营火，那些亮光泄露了他们的秘密，让我们知道这片地方今晚有人留宿。我们一个接着一个上报了坐标值。

嘣！嘣！嘣！

我们把数值传给头顶上空的F-18战斗机，它们把敌人一个接一个送上了西天。

1月13日，星期日

在为期一周的洞穴探险和召唤空袭之后，我们还是没能毁灭所有的装备、武器、生活用品和其他藏在山里的物资。这个地方是个战备宝库，我们没法带走这些东西，也不想让那些家伙等我们离开后再回来挖出藏好的军火或其他物资。于是，我们精心设计了最后一次大轰炸。我们利用一周以来搜集到的情报，安排了一次终极轰炸行动，那是从一个月前轰炸托拉博拉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轰炸行动。

我们的一项12小时行动带来了一笔巨大的军事和政治财富。在一片由70多个山洞和隧道组成的网状建筑群中，我们查出了近100万磅军火和装备，还有大量军事情报，其中包括详细记录跨境运输情况和敌军战略计划的文书。我们标记出的目标受到了超过40万磅的炸弹的狂轰滥炸，摧毁了该国最大的恐怖分子和军事训练设施之一，俘获了为数不少的敌方人员。

第二天是1月14日，星期一。在开始执行12小时行动的第九天，我们登上两架直升机，离开查湾克利，飞往巴格拉姆和坎大哈。

第十章　联军

搜捕基地组织头目

重新回到坎大哈后，我们发现整个营地一片沸腾。我们原计划12小时的外出任务，已经变成了迄今为止最为引人注目的行动，所有人都为此兴奋不已。

我们向哈沃德作了汇报，可以看得出来，他为我们感到自豪。这对我们很有好处，也让我们名声大噪。别国的一些狙击手，特别是丹麦人和德国人，开始恳请我和奥斯曼给他们说说事情的经过，好多了解一下我们所处的地形和面对的敌军。我们在查湾克利取得的胜利很快声名远播，参与K-Bar特遣部队的德国特种部队突击队（Kommando Spezialkr?fte，简称KSK）不久后也提出申请，想和我们并肩作战。他们原本在直接行动任务中与美国陆军游骑兵团合作，但在那次臭名昭著的ODA行动失败后，他们改变了主意，说他们更想和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共事。

在“9·11”事件发生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和美国团结在一起，没有哪个国家比德国更坚定。发生在纽约市、阿林顿（Arlington）和尚克斯维尔（Shanksville）的事件让德国人非常害怕，而KSK兄弟们心里的想法和我们几乎一样：大家都想行动起来。

我们将和德军特种部队开展联合突袭行动，至于这次行动的历史意义，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德国人最后一次参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美德是敌对的双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情况也是如此。真见鬼，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他们还派赫斯佣兵（Hessian mercenaries）来对付我们。这将是德军和美军联合进行的第一次军事行动，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德国士兵训练有素，身体强壮，多数都能说流利的英语，所以我们之间的沟通不成问题。现在，到了我们要并肩作战的时候了！联合行动是我在阿富汗的经历中最精彩的部分。

我们行动前的作战指示从德军负责人麦克少校[Major Mike，我一直都不知道他的姓氏，而且谁也不知道“迈克尔”（Michael）是不是他真正的名字。因为我们多数人都互喊外号，他们都持假身份证件]开始。麦克少校和卡西迪一起制订了行动计划，而卡西迪会就直升机着陆点、进入点和计划中其他要素等细节征求每个人的意见。

这是一项HVT行动，HVT的意思是“高价值的目标”。在查湾克利西北方向几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名叫普拉塔·加尔（Prata Ghar）的阿富汗村庄。我们将袭击那个村子，搜捕基地组织的某个头目。普拉塔·加尔也有一处山洞群，我们已经确定那个山洞群和基地组织有关系。那里有一座四层高的中央大楼，周围有十几栋小楼。既然这是一次联合突袭，我们就会把村庄和交火区作个分配：德军负责攻占中央大楼，我们负责扫荡和清查其余所有地方。

行动前一天，我们乘坐一架C-130（到目前为止，它属于我比较喜欢的空中交通工具）飞往巴格拉姆，为行动作准备。和往常一样，我们在午夜时分动身，好在日出前几个小时到达目的地。那时候，普通人都还在睡梦中，我们要对某些家伙进行突袭猛攻。

闯过武装分子拦截

1月24日，星期四

我们乘坐两架支努干（Chinook）47直升机飞往普拉塔·加尔，在某座山背后降落。那里离村子只有三四千米远，而且不会被敌人看到。支努干47拥有双旋翼，每个旋翼都很长，算是一款非常小巧机动的直升机。当你要进入某个危险地区时，它无疑是上好的选择。我们刚一踩到雪地上，一个名叫佛利斯特·沃克（Forrest Walker）的伙计就把脚崴了。真倒霉，我们只好把佛利斯特送上直升机，送回营地去。于是，我们就少了一个人。

我们清点了人数，集合，然后开始行动。45分钟后，我们到达那个村子时，四周还是漆黑一片。我们联络好德军小队，跑到预定地点，等待信号。我心里清楚，其他人也和我一样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我们敏锐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你都能听见我们的脑电波像高压电流一样嗡嗡作响。进行作战指示时，我们看到过该地区的一张照片，但那是从很远的地方拍摄的，我们对建筑物内部的情况一无所知。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根据碰到的情况临场发挥，而且要像闪电般迅速行动。

“十五分钟。”倒计时通过通信系统传了过来。我们等待着，仍然一动不动。“十分钟。”“五分钟。”“一分钟。”然后，时间到了。

我们开始攻占那个地方。

闯进这样的地方，你难免会提心吊胆，因为你很清楚几点：第一，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地方的内部构造是什么样的；第二，如果你想打对方个措手不及的话，你在每个地点就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可以利用；第三，这里满是斗志昂扬的狠角色，而且每个人都武装到牙齿，他们哪怕只有一点点机会，也会毫不犹豫地让你脑袋开花。

普拉塔·加尔这个村子很大，面积差不多有两平方千米。我们有六七栋建筑物要清查，而我们基本上只能凭借听觉来行动。

我们冲进第一个房间，马上听到一个妇女发出了尖叫声。在地板上的一张薄床垫上，躺着一对夫妇，还有一个出生刚几周的婴儿躺着他们中间。那个妇女还在拼命尖叫，原因显而易见：她在这里和家人们安全地躺着睡觉，可屋门突然被人踹开了，门口站着两个戴巴拉克拉瓦盔式帽的人，拿着武器指着她，还用一支神火手电筒照着她的眼睛。毫无疑问，她被吓坏了。当然了，我们原本就是这么计划的。

这些人显然在为敌军提供援助和支持，像这样的村庄都是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聚集点和补给站，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家伙不用携带太多物资。他们在四处游荡时，正是依赖这些村民的热情款待，才得以解决食宿问题。

当然了，这些村民似乎也别无选择。他们能怎么办呢，对那些家伙说“不”吗？除此之外，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对塔利班很同情，不仅是因为他们都有信仰，还因为那些人曾经帮助他们抵御过入侵本国的苏联军队。另外，大多数人都害怕这些异端分子，出于恐惧而不得不支持塔利班。因此，我们非常同情他们。不过，与此同时，他们确实在支持那些坏蛋，而那些坏蛋一直在密谋要杀死更多的美军。

我们冲进隔壁那间屋子，目睹了恐怖的一幕。在地板上的铺盖上，躺着一个妇女和两个女孩，我猜是她的两个十几岁的女儿。她们像隔壁那对夫妇一样惊恐，但她们没有尖叫，她们听到我们破门而入的声音后跳了起来。看到我们进入屋子后，她们立刻回到了原来的地方，躺下来一动不动，仰面朝天。两个女孩看起来很害怕，那个妇女却冷冷地看着我们，面无表情，仿佛在说：你们来这里想干什么，那就干吧。有那么一会儿，屋子里没有一丝声响，只有我们粗重的呼吸声和小孩轻轻的啜泣声。我和奥斯曼对视了几秒钟，才明白了这幅场景意味着什么，这些女人以为我们是来强奸她们的。她们认为，如果她们毫不反抗，我们就可能不杀掉她们。

“天哪。”我们中间有个人低声说。

“没事的。”我用拙劣的普什图语对那个妇女小声说。

这是她们从塔利班分子那里得来的经验吗？不，更有可能是苏军。天知道，这些人几百年来遭遇了太多的入侵者。我们继续向下一个房间走去。

我们迅速攻占了那个村子，搜遍每一个房间，村民们大呼小叫。屋门被踹烂后，我们喊着口号，这样才能迅速行动，而又不会吓到对方。“左侧清查完毕！”“右侧清查完毕！”“全部清查完毕！”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把所有建筑物搜查了一遍。搜查完毕后，我们抓出来几个嫌疑犯，然后再清查一遍。我们就像越战电影里的士兵一样，戳破米袋，寻找武器。我们果然找出了大量武器，包括火箭推进榴弹、AK-47和各种各样的坏东西。

随后，我们在审讯俘虏的过程中才知道，我们计划抓捕的“高价值目标”在我们到达之前就逃走了，我们去晚了一天。不过，我们还是搜到了一些重要情报，缴获了一大批武器，这次突袭总体上看还是成功的。

当我们重整队伍的时候，卡西迪朝我走过来，说：“听着，德军正在请求我们的帮助，你和奥斯曼能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吗？我信任你们俩。”

德军显然低估了这里的地形，而且带了太多的装备。他们落地后，决定在靠近村子前把包裹藏好。我摇了摇头，他们就像是我们查湾克利侦察行动的翻版——人人都不堪重负。这是我们经历艰难困苦后才学到的，而德国人现在才在学习这一点。

“他们在问，我们从这里撤离之前，能不能派个人过去，和他们的一个人一起把包裹找回来。”

当时，太阳已经升起来了，而我们将进入一片未知领域。我并不赞成这个想法，但我能说什么呢？奥斯曼和一个名叫迪特（Dieter）的疯狂德国人还有我，我们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分队，强行征用了当地人的一辆小货车。我们的计划很简单：找到所有人的装备，尽快把它们带回来。我们跳上那辆“借来”的卡车，迪特负责开车，我们出发了。

几分钟后，我们碰到了两个持枪的阿富汗人。我和奥斯曼跳下车，把他们拿下，用枪口抵着他们，把他们五花大绑，扔进后车厢里，然后继续前进。我们翻过山顶，朝KSK伙计们藏装备的地方开去。

“哦，不！”我说。

“我靠！”迪特嘟囔道。

“操！”奥斯曼也评论了一句。

四五个阿富汗人正在那里转来转去，就像周日下午庭院大甩卖的拾荒者一样，准备洗劫德军的包裹。我们猛地把车停下，跳出去，沿着山脊朝那边走去。打劫者们没带武器，看起来也不是特别危险，只不过是一点小麻烦。我们把他们轰走，然后把装备装上卡车。我们没办法把车开到峡谷下面，所以得把所有东西拖到路上去。大路离那里大概有20英尺，在一段陡坡上面。峡谷里至少有40个包裹，即使每人拖4个，我们每次最多也只能拖12个，所以我们得来回跑四趟。就这样，我们开始往上拖了。

我们将一拨背包装上卡车后，再回来拖第二拨，然后重复这个过程。

突然间，我们发觉周围有人。

消息毫无疑问传到了附近的一个村子，说峡谷里有几个美国人出没。十分钟后，有一大堆人在路上盯着我们。他们至少有50个人，显然都很恼火，而且都带着枪。他们似乎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但不管怎么样，他们很不高兴。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些包裹搬出峡谷？为什么他们的两个同胞被绑在我们卡车的后车厢里？

有个人看起来可能是那群人里面的长者，他用普什图语朝我们大喊起来，我们几个都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我们站在那里，站在最后一拨包裹中间，试着判断下一步应该做什么。他们就站在几码之外，环绕着我们，我们被完全包围起来了，他们中有好几个人就站在路边。不难想象，他们随时可以强占我们的车，放开后车厢里的两个人，开车离开这鬼地方，留下我们傻站在那里。当然，前提是他们不先开枪打死我们。

我看了看奥斯曼，又看了看迪特，心想：好极了。我知道迪特也在这么想：好极了。我们不仅面对数量几乎是我们20倍的敌人，还处在低处，这实在太“棒”了！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沉重的包裹从峡谷里拖上去，装进我们的卡车，然后开车离开那里。我们要穿过五六十个充满怒火的阿富汗山民，他们全都是全副武装，而且还在大喊大叫。

“好，伙计们，”我说，“我想，如果想要离开这鬼地方的话，我们就要对他们狠一点。”

这简直是疯了，但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我们开始朝他们挥舞武器，拿着手榴弹，一边叫一边比画，把他们给吓退了。我们知道他们一句英语或德语都听不懂，不过不懂也没关系，我们开始用的语言是由词语、句子和语法组成的，然后开始使用热带丛林里愤怒猿猴的交流方式——相互嘟哝和怒吼。我们或许有不可逾越的语言障碍，但他们很明白我们想表达的意思，他们很清楚我们想要什么，想怎么做。

但他们不打算让步。

很快，他们已经逼到我们面前了。他们朝我们大喊大叫，而且又推又搡。我们断定，谁先开枪，谁就会占据心理优势。到了开枪的时候了。

我们朝空中开了几枪，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闹着玩的。不过，这么做没有见效。我们瞄准离我们最近的几个家伙，朝离他们双脚只有几英寸远的地方开枪，让他们知道我们真的不是闹着玩的。如果你们这帮浑蛋不后退，那就要死人了。

那终于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后退了，虽然只是一点点，但足以让我们跨进车门了。我们抓起那几十个包裹，把它们扔进车厢里，这一切都是以非人类的速度飞快完成的。然后，我们像快速倒带镜头一样赶紧离开了那里。我们撤离时，差点儿从几个人身上碾过去。

我们回到大部队中间，希望我们没有耽搁队伍的撤离，却发现要来接我们的直升机中队延误了，我们得等到黄昏，那还有好几个小时的时间。黄昏终于到了，但我们得到消息说直升机中队还要延误一段时间，我们得继续等待，带着我们的俘虏和搜获的情报继续等待。

我们等待的时间可能不超过四小时，但在普拉塔·加尔1月份的雪地里，天气冷得令人难以置信，等待的感觉就像是永远没有尽头一样。我在查湾克利挨过冻，在生存与反抗训练时挨过冻，在BUD/S训练的地面导航环节时也挨过冻。但是，我这辈子都没有像在这里一样，感受到了这样刺骨的严寒。我记得寿林教官曾经说过：“你现在感觉冷？相信我，你入队后会更冷。”我们会说：“是啊，没错，那又怎么样？”不过，真该死，他是对的，我真的都快把睾丸冻掉了。

日落后过了一两个小时，所有人都渐渐安静下来。我过去参加BUD/S训练时，圣克莱门特岛海滩上的夜晚总是非常折磨人。此情此景不禁让我想起了当时的情形——不再有牢骚和抱怨，只有默默忍受。当大家都不说话的时候，你才知道事情真的严重了。

这次遭遇最讽刺的地方在于：当我们第二天回到坎大哈时，有一样惊喜在等着我们，我们的御寒装备终于到了。我们看到那些大箱子非常开心，甚至没有注意到一个事实——当我们前一天晚上在北边某处冻得要死的时候，这些防寒服就堆在这里，根本没人打开，也没人用上。那又怎么样？我们再也不会受罪了，它们就在这儿！

我们如饥似渴地撕开那个箱子，我把手伸进去，抓住一个羽绒睡袋的一角。“哦，伙计……”这实在太棒了！我把它从箱子里拽出来，从包装袋里扯出来，在地板上铺开来，然后盯着它，努力凭借意念把我面前的东西换掉。

那东西最长的地方不超过三英尺半，毫无疑问是孩子用的睡袋。

我把它抓起来，仔细看了看。果不其然：“廉价出售！”（ON SALE！）那是该死的REI公司的打折标签。我们立刻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就是典型的军队官僚主义，简直是无可救药！我们递交了一份详细的需求清单，上面清楚列出了我们所需的各种装备，但负责补给的工作人员想省钱，所以到REI的打折柜台去淘货。他们要尽可能配齐清单上的物品，但又要用比较便宜的价格买下来。

整个箱子里满是那种垃圾货色，小号的鞋子、小号的手套，那些全是垃圾，根本不能使用。我们都非常生气，气得简直想去杀人。

戴军士长直接给我们队伍的指挥官亚当·柯蒂斯上校（Captain Adam Curtis）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我已经记不清邮件正文的内容了，但我记得，它肯定不符合美国电影协会颁布的PG级电影标准。我还记得戴军士长结尾的几句话：

“他妈的，非常感谢你，长官，祝你他妈的新年快乐，好好他妈的享受热蛋酒吧。落款：正在阿富汗挨冻的克里斯·戴军士长”克里斯的电子邮件发出后不久，另一批御寒装备到了。这一次，他们终于做到了不惜工本。

英雄

执行完普拉塔·加尔的任务凯旋后，我们举办了一场派对，庆祝德军和美军联合行动大获胜利。因为基地里只有德国人有啤酒，所以他们来做东道主。

这会开启很多个先河。随后几周里，你会听到一拨又一拨海豹队员从营房走出去，嘴里说着：“嘿，我们要去德军那边聊聊天，待会儿就回来。”第一场派对后，我们又和德军举办了很多场派对。最后的一场派对非常令人难忘，但让人心里不太舒服。

我们还和德军一起进行过不少联合行动。有一次，我们前往艾哈迈德·海勒（Ahmed Kheyl）搜查另一处山洞群，那里处在高山之上，位于查湾克利以北的巴基斯坦边境线上。那里远在雪线以上，所以我们要搭乘直升机进入，然后穿着雪地鞋长途跋涉，爬上去检查那些山洞。所有的情报都显示，此地是相当安全的。

我们再一次在行动前一天飞往巴格拉姆过夜，第二天凌晨搭乘几架西科斯基（Sikorsky）H-53直升机前往目的地。这是一种大型直升机，比CH-47声音大得多，还会喷发出巨大的旋翼洗流（rotor wash），所以很不适合执行搜寻与营救任务。不过，由于我们会从一处友好的检查站进入，所以没有必要秘密行动。

他们在日出前把我们运到那里，而我们立刻陷进了雪地里，差不多有三四英尺深。我们迅速建起防线，穿上雪地鞋。这是我第一次穿雪地鞋，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我们步行走向检查站，找到那里的指挥官，登记进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金发碧眼的阿富汗人，如果他不是穿着阿富汗服装，戴着阿富汗帽子，光看他的廉价墨镜和金色胡须，你很容易把他当作美国人。我本以为那是俄罗斯血统的影响，但我错了。实际上，我后来了解到，那里有很多高加索人，也就是金发碧眼或蓝眼的阿富汗人，他们的血统可以追溯到亚历山大大帝入侵时期，这些人一直在保卫家园。

我们接着往上爬，爬到了海拔3000或4000英尺的高度，才找到通向山洞的入口。那是一处巨大的山洞群，我们几乎把它搜了个遍。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是一次无关紧要的行动，因为情报是正确的，那里基本已被废弃。但在当时，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当你连续几个小时穿越长达数千码的昏暗山洞和隧道，而且那里据说是恐怖分子的窝点时，你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在下一个拐角处会发现什么（或者什么人会发现你），这会消耗大量的肾上腺素。

清查完所有的山洞之后，我们准备下山。我站在那里，俯视整个山谷，站在高高的山冈上，我们可以看见至少一百英里以外的地方。除了吹过山岭和峭壁的风声外，我们周围一片寂静。那个场景真是惊心动魄，那里的雪地条件真是让人难以置信。我心想，这个地方真是滑雪胜地啊，只可惜这里总是战火不断。

我想着自己在这里看到的东西。我来阿富汗已经有两个多月了，而这里的地形很典型。这里的地形非常恶劣，海拔极高、山势陡峭、遍布岩石，是一处易守难攻的天然堡垒。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与敌人作战，他们拥有地利，因为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可以追溯到亚历山大大帝时期，而且毫无疑问还能追溯到更早。我突然想到：你可以为所欲为地将高科技武器投向这里——嗡嗡作响的捕食者（Predator）无人机、投放捷弹的B-52轰炸机，甚至是全球最出色的特种部队——而他们只是嘲笑你。去问问英国人和苏联人他们的经历吧，你在这里无法取胜。

我提过我们和德军的派对，其中有两次特别值得一提，第一次就发生在我们穿着雪地鞋刚刚爬到艾哈迈德·海勒山洞群后不久。

我们去参加这场盛大聚会的晚上，等到我们到那儿时，德国人已经喝了很多酒了。你现在肯定已经知道了，海豹突击队员是一群活力四射、热衷于派对的家伙。不过，那些KSK队员呢？他们很能喝。

我们到那里之后才发现，他们搭起了一个小帐篷，在帐篷里提供啤酒。立体声音响调得很响，他们伴着音乐一边唱歌一边绕着圈行进。他们在自得其乐，但我们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站在那里看着他们。我们听不懂歌词，也不知道歌曲背后的故事。

麦克少校发现了我们，朝我们走了过来，他听说了我们和那帮愤怒的阿富汗暴徒的致命遭遇。我和奥斯曼与这些家伙有了某种特殊的联系，与麦克少校更是如此。他走到我身边，胳膊搂着我的肩膀，说：“嘿，请不要为此不开心，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接下来，他告诉我，他手下有很多人的祖父参加过“二战”，他们为祖辈战死沙场而自豪。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二战”的最后几年里，德军有不少人都“失踪”了，换句话说，他们都逃跑了。KSK队员多数都有家庭成员参加过“二战”，而且从未放弃，直至战死。为此，他们备感自豪。

经过他的解释，我们终于明白了耳畔的音乐说的是什么。这些都是来自“二战”期间的德国爱国歌曲，这就是他们的战争音乐。

这时，所有的美国人都围到我们俩周围，听麦克少校讲述故事，而所有的德国人都继续跟着他们的“二战”歌曲又唱又跳。

“听着，”麦克少校说，“如果你们因此觉得不舒服，请告诉我们。不过，我们为自己的传统而自豪。请你们明白，我们绝对不是为纳粹历史而自豪，那是暴行，非常可怕的暴行，那些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但我们的祖辈只是想成为优秀的战士，为自己的国家而战，获取功名，和别的战士没有什么两样。”

“在今天的德国，”他继续轻声说道，“你会因为画纳粹十字而被捕，你不能在公开场合提到‘纳粹’这个词。我们和你们一样，知道纳粹究竟有多可怕。不过，我们的祖辈就是我们的祖辈，而且我们为他们而自豪。”

那是一幅诡异的场景。我的祖辈中没人参加过“二战”，我也没有犹太亲戚。但是，你知道，我可能会有，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会有。如果我们有的话，这幅场景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冲击呢？我看了看我们的人，他们看着德军兄弟们又唱又跳。这些德国人都是好人，我们曾与他们并肩战斗，他们中间没有人是在“二战”期间出生的。

战争是件奇怪的事：人们为了获取功名，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我们自以为是好人，为正义而战。我绝对相信我们在阿富汗是好人，直到今天也这么认为。但话又说回来，这些德国人的祖辈也自认为是好人。我猜，我们都是自己国家历史上的英雄。

友军被自己空军误炸

3月初，我们奉命与德军精英特种部队——蛙人部队（Frogman Corps）合作，作为快速反应部队（quick reaction force，简称QRF），支援正在祖尔马特（Zurmat）展开的行动，这个行动是巨蟒行动（Operation Anaconda）的一部分。祖尔马特是帕克蒂亚省（Paktia）的一个地区，该省位于霍斯特省（Khost）的正西方。巨蟒行动是托拉博拉战役后最大规模的地面攻势，旨在包围和清除数位重要的高价值目标人物，还有预计约两百名敌军。我们原本预计是两百人，但事实证明，敌军差不多有一千人。

担任快速反应部队是一项高度紧张、整装待命的任务。你要准备好所有的装备，弹夹里塞好子弹，一旦接到通知，战斗小分队和直升机机组的成员就会立即出发。不管你的任务会持续多久，你都要坚持。你要像那样待命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你就像是消防站里随时待命的消防员一样。

我们和丹麦人一起飞往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在那里安营扎寨。无论去哪里，我们每时每刻都要带着无线电。我们无论在干什么，无论是睡觉还是吃饭，在健身房还是在卫生间，都要随时准备着扔下所有东西，撒腿就跑。

我转向奥斯曼，对他说：“嘿，我们的地图呢？我们怎么没有这个地区的地图啊？”我们有大幅的国家地图，但这幅图显示不出细节。我们要在祖尔马特地区担任快速反应部队，而我们居然没有那里的地图，它们到底他妈的在哪儿呢？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任务。如果你负责潜水，那你的职责就是追踪记录所有的潜水设备；如果你负责空勤，那你的职责就是为连队准备所有的空勤设备，悉心照料，确保万无一失。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我负责的是空勤设备，那是谁负责情报呢？

最后证明，那个人是道格。该死！由于查湾克利任务中本该被粘好的车灯没被粘好，我和道格之间的关系已经很紧张了。现在，我彻底被气疯了。坦率地说，负责情报工作是非常简单的，你不用负责设备，你要做的只是确保我们拿到所需的地图、GPS定位设备准备就绪。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但无论如何都不算难。

我和奥斯曼找到道格，当着别人的面把他叫出去：“道格，我们的地图他妈的在哪儿呢？”

“哦，”他说，“在TOC呢，他们说现在没有了。”这是一个胡扯的借口，我们对他直言不讳。他只不过是犯懒！我绝不想被困在敌方的山区里，而且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当然了，我们有GPS定位系统，但它的作用有限。GPS可以显示你所处的位置，但无法显示你周围的环境，不能告诉你身边都有些什么。尤其是在世界上这个荒凉的角落里，GPS数据除了可以用来召唤空中支援或撤退，本身可以说是毫无用处。

我和奥斯曼说：“他妈的！”我们急忙赶到海军特种作战开发团营地（也就是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向他们解释我们需要什么。“在这儿呢。”他们说，把我们所需的地图交到我们手上。事情就是这么“复杂”！我们谢过他们，带着地图回到我们的营地，把它们扔在桌子上，说：“好啊，你又来这一套，道格。你为我们准备地图所付出的心血，我们深表感谢。”

道格不喜欢我的态度，而且马上展示了出来，我也马上回应了他。“看啊，伙计，”我说，“你有一次差点儿害死我，我绝不希望那种事情再次发生。”我们俩针锋相对，差点儿在帐篷里动起手来。

那天晚上的晚些时候，我坐下来回想发生的一切。发生这种事并不好，实际上，这种事非常不好，必须停止下来。

我找到道格，把他拉到一边，好跟他单独说说话。

“看啊，”我说，“这不是针对你个人的，我不希望我们之间的摩擦继续下去。”

我是当着别人的面把他叫出来的，但没有因此向他道歉，只是告诉他我来自哪支连队。我解释说，在高尔夫排，我们的领导永远不会放过任何马虎的行为，即使是犯下最轻微的错误，他们也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把我们叫出去。我曾经隐瞒了我结婚的事实，他们因此狠狠整了我一顿，我当时就受到过那种惩罚——他们告诉我，他们不能容忍任何谎言或隐瞒。坦率地讲，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做事方法，我至今仍然这么认为。当着同伴的面被叫出去，会让你有所成长。

大多数人都认为海豹突击队员是完美的、绝对可靠的战士。没错，海豹突击队员确实是世界上最危险、最守纪律、最高效的战斗机器，不过，我们也是人。尽管有很多人准备充分，但也有人准备不足。

事实是，道格是个好小子，只不过在第一连队中没有得到正确的培养。就我个人而言，在发生这种事的时候，我更倾向于扮演狠角色，而不是做外交官，这是我的本性。

我们握了握手，冰释前嫌。从那之后，我和道格再也没出过问题。除此之外，从那天开始，他也改头换面了。

当天晚上的晚些时候，几位海军特种作战开发团队员突然被送进了我们设在巴格拉姆的医疗站，接受紧急医疗护理。他们的伤势非常严重，差点被炸成碎片了。据说，他们的队伍中了塔利班的埋伏。海豹突击队员都活了下来，但队里其他一些人就没这么幸运了，在被送往医疗站的途中，有人死在了担架上。

那些可怜的海军特种作战开发团队员来处理伤口时，我和其中一个人待了一小会儿。他脸上扎满了玻璃碎片。我们俩聊了聊，他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

“兄弟，”他说，“那是咱们的一架武装直升机，这一点毫无疑问。”

咱们的？他的意思是，令他们伤亡惨重的袭击，不是来自塔利班，而是来自我们自己人？

他点了点头。“我们正在向前开车，突然‘轰’的一声响，有样东西在队伍前面爆炸了，好像是头车中了一枚榴弹炮。随后，末车也爆炸了。我们突然遭到猛烈的火力攻击，我的天哪！我心想，这是C-130武装直升机的典型战术。这是误中吗？”

实际上，那就是误中，或者又叫友军误射。没有人愿意相信居然会发生这种事，但这种事确实会发生。

他告诉我，他之所以没丧生，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在袭击开始时成功躲到了汽车引擎下面。“兄弟，”他说，“等我回家后，我要买一辆本田车，因为那玩意救过我的命。”

我不知道，队伍里是否有人联络过空中支援，还是有人把坐标搞错了，还是发生了别的什么事。那件事或许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像道格当初忘了盖住仪表灯差不多。不管到底是什么，反正他是惹了大祸。当你置身于这种生死攸关的境地时，你最好盼着负责人事先和武装直升机机组联络并登记过。

否则的话，远在重重山脉之间，你不过是攻击显示屏上的一个热能影像。

侦察队伍被塔利班残酷袭击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得到通知：“行动吧！”QRF启动了，我们要动身了。不过，要去哪里，要去做什么，我们都不清楚。我们所知道的就是，现在就要动身。“整理装备，伙计们，”卡西迪告诉我们，“我们在途中作作战指示。”

我们和丹麦人登上两架支奴干直升机，刀锋1号和刀锋2号，然后在停机坪上原地待命。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了几分钟后，还是什么事都没发生。卡西迪对着无线电讲来讲去。我们到底为什么不起飞啊？最后，我们看到游骑兵团的几个人朝我们跑过来。卡西迪叹了口气，然后说：“快点儿，伙计们，我们马上起飞了。”

我们从两架直升机里爬出来，游骑兵们随即登机。很显然，卡巴特遣部队和戴格尔特遣部队（Task Force Dagger）针对谁为谁负责的问题有些斗气。我们在停机坪上坐下来，等待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游骑兵们起飞了，我们等着。最后，我们回到帐篷里，在那里待命。

不久后，我们听到人们乱成一片，那肯定是出了大事了，但我们一开始并不清楚。我们后来听说，顶替我们登上那两架支奴干直升机的游骑兵们遇到了麻烦。

后来，我们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两队海豹突击队员要进入一座名叫塔寇·克尔（Takur Ghar）的山里执行任务，他们最初计划在半夜里从山谷的两个不同地点进入该地区，为在那里执行的任务提供侦察支持。那六位海军战士和我们四个人曾在查湾克利执行的任务类似。然而，由于耽搁和机械故障，计划被迫改变了，他们奉命于黎明前在靠近山峰的位置进入。

在阿富汗，白天在山里登陆可不是一个好主意，塔利班知道怎么击落直升机。实际上，这是苏联占领时期他们从我们这里学会的，用的是我们的毒刺地对空导弹（Stinger missile）。幸运的是，那些地对空导弹已经不能运作了。不过，塔利班分子拥有大量的RPG火箭助推榴弹，而且知道怎样使用它们。

果不其然，其中一架海豹突击队的直升机在准备着陆时，被一枚RPG火箭助推榴弹击中了。其中有个人叫尼尔·罗伯茨（Neil Roberts），那是个绝对可靠的家伙，他准备好要第一个跳出去，第一个出现在现场。可现在，他在直升机敞开的舱门口被甩了出去。直升机受损严重，在附近紧急迫降，直升机里的人立即遭到了攻击。第二架直升机搭载着另一队海豹突击队员，他们来接应第一架直升机上的幸存者，也遭到了直接的火力攻击，一位空军作战控制员被打死了。那架直升机被迫飞离山峰，请求支援。

就在那个时候，一支QRF小队被派去接应他们。那本来应该是我们，不过由于部门间的政治纷争，我们不得不从那架直升机离开。游骑兵团接替了我们，飞往事发的山脊处。当他们想进行火力镇压时，他们自己也遭到了敌人的火力攻击，舱门口的枪手被打死了。过了一会儿，他们搭载的刀锋1号就像之前的那架直升机一样，被另一枚RPG击中后进行紧急迫降，三位队员在此过程中不幸丧生。幸存的队员们和担任QRF的游骑兵们躲了起来，但现在也受到了敌军的猛烈攻击。

现在再说说巴格拉姆这边的情况。他们让我们登上另外几架直升机，飞往建在荒无人烟的某地的一座加油站，从塔寇·克尔飞到那里，大概需要15分钟的时间。我们和丹麦蛙人部队坐在那里，通过通信系统听着发生的一切——炮火声、尖叫声，那些可怜的家伙濒死挣扎，乞求援助，但没人前去支援。这实在太残忍了。

我们听到游骑兵团上尉内特·塞尔夫（Nate Self）通过无线电请求增援，但负责特遣部队的空军司令格里高利·多来宝将军（General Gregory Trebon）并没派人前往，他们不想再损失一架直升机。“抱歉，”无线电通信员传达命令，“将军说，没有人会在大白天前往那里。”

我们请求去接应他们，哪怕是靠近一点，让我们能帮这些伙计一把也行。“开F-18战斗机或其他东西，”我们说，“如果需要的话，先对那个地方进行狂轰滥炸，但请把我们运往战斗现场。”

但是，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

当你手下的战士们整装待发，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前线把战友们从那个鬼地方营救出来，你就让他们去吧。如果我深陷困境，我心里也会期盼着同伴们会竭尽全力来营救我，而且是现在就来营救我。在战争中，你需要知道这种事会发生，你的同伴们无论如何都会支援你。为了能在战场上高效运作，你必须要有这种想法。“没有人会被抛弃”，这不仅仅是一个朗朗上口的口号，还是一支战斗队伍存在的基石。

我认为这是一次误中？是的，我是这么认为的。我确信无疑，部队的士气肯定会受到打击。

我能理解他们的处境，他们不想再失去一架直升机，但如果换成是我的话，我会深呼吸，让同伴们制订一个可靠的计划，然后去执行计划。是的，最初的突袭是迅速、松散而有迷惑性的，那正是事情最容易出差错的时候。是的，那里的事情已经搞砸了，但在这个时候，你应该坐下来说“好的，没时间了，我们要立即作评估、作计划。”然后，你要让那些直接参与行动、对发生的一切有亲身了解的伙计们制订作战计划，并立即行动，这才是这个时候应该做的事。

然而，我们和丹麦人一起在那里坐了一整天，所有人都整装待发。从我们原地待命的地方，跑到我们的兄弟们浴血奋战的地方，大概只需要15分钟的时间。听着塞尔夫上尉整天都在乞求增援，听着他提及士兵的伤亡，是非常折磨人的事。他每一次上报伤亡人数，就意味着情况更糟糕了，他又失去了另一位同伴。白天的10到12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他们连一点支援都没有等到，许多大活人因此而丧生。

我们被重新部署到加油站后不久，游骑兵团QRF的另一支小队成功进入了目的地，但是在坡底下距离目标很远的地方。我们通过通信系统追踪他们的行动，他们朝着塔寇·克尔挺进，去接应那架被击落的直升机和身陷罗伯茨岭（Roberts Ridge，为纪念牺牲的海豹突击队员，那个地方后来被如此命名）的游骑兵团成员，因为那些家伙正遭到猛攻。他们花了好几个小时才爬上那座山。

附近还有一支澳大利亚SAS队伍，他们躲在山侧的一处侦察哨所里，用远程望远镜观察战场情形，提供战场即时信息，召唤空中支援。我要向澳大利亚人脱帽致敬——当天他们拯救了好几条人命。

游骑兵团作战部队全副武装，最终顺利爬了上去，杀出一条血路，与被击落的QRF队伍会合，然后攻占了那个地方。那里有一支庞大的塔利班队伍，他们发动了反攻。游骑兵团的伤亡人数又有增加，但他们最终控制住了脊线。

我们一整天都袖手旁观，听着整个事情的进展，然后登上直升机飞回营地。巴格拉姆沉浸在悲伤的气氛中，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些伙计死得不明不白。

我曾成千上万次回想这件事，如果当初是我们奉命乘着那两架支奴干直升机前去，会发生些什么事呢？会是我们被敌军击落吗？或者，如果我们提早十分钟出发，后来发生的事会有什么不同呢？

浴血战斗

尼尔·罗伯茨队里有一位海豹突击队员，他的名字叫图波（Turbo）。数年后，当我们一起担任教官时，我和他成了好朋友。有一天晚上，喝过一些啤酒后，他向我讲述了罗伯茨岭上发生的一切。

我还记得，图波说的是，当他们正在靠近那段山岭时，他们收到了30秒预警召唤——准备降落，他当时就站在尼尔的身边。图波和尼尔是好朋友。“尼尔总是准备充分，”图波告诉我，“他总是背着背包，随时准备出发，他会是从那47度的滑梯跳下的第一人。”

滑梯放下来了，他们开始准备往外跳。尼尔把一只脚迈出舱门，刚迈出半步，就听见“砰”的一声，他们被RPG击中了。飞行员猛地拉动拉杆，让直升机急速倾斜掉头，朝另一个方向飞去，孤注一掷地企图摆脱敌人的炮火袭击。尼尔还来不及站稳扶好，直升机向前运动的惯性就把他从打开的舱门甩了出去。图波伸手去够，只抓到了尼尔的背包，由于他没能抓牢，最终于事无补。背包从他的手指间滑脱，尼尔从直升机上急速坠落，掉到了山岭上。

直升机挣扎了几下，最终也坠落到山坡上。从那里到尼尔被甩下的地方，大概有四英里远。

另一架直升机突袭进去，接上图波和其他伙计们，飞回了巴格拉姆。图波和队友们与直升机机组人员激烈争论，他们坚持要掉头回去找尼尔，机组人员则坚决要奉上级命令行事。队员们不断争辩，坚持自己的立场。到最后，他们拿枪对着飞行员的脑袋，说：“我们要回去找我们的朋友，你得重新飞回那里，把直升机降落到那里。”

飞行员带他们飞回了那段山岭，飞到尼尔失踪的地方。图波和队友们跳了出去。

图波告诉我，那是你能想象出的最激烈的交火。“我们射死了不计其数的敌人，”他说，“他们前仆后继，源源不断地向我们扑过来。”有一阵子，他和另外一位海豹突击队员背靠背站着，他能感觉到子弹呼啸而过时的灼热。后来，他发现自己遍体鳞伤，身上到处是子弹摩擦产生的烧伤痕迹。由于来自敌方的火力过于猛烈，他们最终意识到，如果想活下去的话，自己不得不从山岭上退下。他们从脊线上撤退，沿着山坡且战且退。

那里的山坡极其陡峭，有些地方坡度高达70度。“捕食者”无人机正在当地上空巡逻，我因此得以在“捕食者”的视频里看到这一切的发生，那看起来就像一小队人马踩着雪橇沿着山坡滑下去。

就在图波跨过山岭的那一刻，他的腿被一颗点762口径的子弹击穿了，腓骨被打断了。和队友沿着山坡滑下数百英尺后，他流血流得很厉害，等他们一停下来，他就发现自己走不了了。他让队友们把他留在那里，这遭到了队友的反对，但他始终坚持己见。他觉得这完全是自己的责任，但队友绝不那么做，队友在图波腿上缠了一条止血带，背着他走了好几英里。

他们的负责人绝对是个神人。塔利班分子紧跟着图波和其他人，朝着他们身后的森林边界线涌过来，而他们的负责人掌控全局。他回来和他们碰头，然后跑到森林边界线，射出几发炮火，干掉几个敌人，然后再跑回来。他跑前跑后，向敌人开火，居然成功阻截了他们。“他救了我们所有人的命。”图波说。

他们的负责人最终成功把图波拖到了离战火足够远的地方，然后召唤支援。附近的QRF奉命出动，登上一架直升机，准备去帮助他们。

那就是我们，你已经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了。

幸存的海豹突击队员在森林里待了很长时间，图波觉得像是过了好几十年一样，直到他因为失血过多而失去了知觉。出人意料的是，他们最终被接回来了，图波也活了下来。

我们共有七个人在塔寇·克尔丧生：三位游骑兵团队员，分别是马修·科门斯下士（Corporal Matthew A.Commons）、布兰德利·克洛斯中士（Sergeant Bradley S.Crose）和马尔科·安德森医师（Specialist Marc A.Anderson）；刀锋1号上的两名机组人员，分别是约翰·查普曼中士（Sergeant John A.Chapman）和高级飞行员简森·坎宁安（Senior Airman Jason D.Cunningham）；来自特种作战空降团（Special Operations Aviation Regiment，简称SOAR）的菲利普·斯维塔克中士（Sergeant Phillip Svitak）；还有尼尔·罗伯茨中士（Petty Officer First Class Neil C.Roberts）。

整件事结束后，前去接应幸存游骑兵的那支队伍回去清点战场，那里有数百具塔利班武装分子的尸体。“我们在那里发现不计其数的敌军尸体，每具尸体都是头部连中数枪，”他们后来告诉我们，“那就是海豹突击队的战果。”

他们把图波送到一家医院时医生告诉图波，他有可能保住腿，但会瘸一辈子。他说，不，从膝盖处切除吧。他安装了一条假肢，而且恢复快得出人意料。直到今天，他的那条假肢都用得很好。你永远也想不到，那居然是一条假腿。

在被送回美国十个月后，他带着新腿重返阿富汗战场。图波真是个让人吃惊的家伙！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野兽。

与空军少校格斗

等到3月底，我们知道可以放松一下了。我们在阿富汗保持着很好的记录，但我们已经在前线待了近六个月。不久之后，我们就要轮换回国。碰巧的是，德军方面也将有一支新队伍奉命前来，原来的德军队伍将离开战场，在动身之前，他们想和我们最后再聚一次。

这次派对是在我们的营地上举行的。我们围着一堆烧得很旺的篝火，享受着快乐时光。

那天晚上，塔利班分子一直用迫击炮向我们开火，他们的位置离我们太远，根本不可能击中我们。反正我们什么都不用做，我们不负责保卫营地安全，那是陆军的职责。于是，我们就把他们的炮火当成是烟火。每当炮弹爆炸时，德国人都会大喊一声“祝贺！”然后朝半空中举起啤酒杯，我们觉得这非常滑稽。

那天晚上，我们玩得很高兴，听着音乐，拼命喝酒。每当德国人向塔利班炮弹敬酒时，大家都笑个不停。就在这时，我听到有人大声喊“把那该死的音乐关了！”我转过身去，看到墙那边冒出一个脑袋，那堵墙是我们营地和隔壁营地的隔墙。

糟糕。坎大哈有一处比较小的营房，所有空军战斗控制员都住在那里。我们的两位作战控制技术员布拉德和埃里克与我们住在一起，但还有其他一些作战控制技术员零散地住在其他地方。他们中间，就有戴军士长在阿曼辞掉的那两位年轻的战斗控制员。他们虽然不在我们连队了，但也来到了坎大哈，和其他战斗控制员一起驻扎在这片营地。非常讽刺的是，他们最后搬到了我们的隔壁。

这两个家伙对在阿曼发生的事仍耿耿于怀，我们看见他们在基地里四处晃荡，不怀好意地说我们连队的坏话。他们找到了他们的负责人，那是一位空军少校，用他们的方式把发生的事告诉了他。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说的，但可以感觉到他们的负责人对我们不太满意。这位少校是个大块头，长得五大三粗，非常结实，身高六英尺六英寸。一眼看上去，他似乎能徒手把你的胳膊扯掉，我们听说，他非常擅长综合格斗（mixed martial arts，简称MMA）。

言归正传，布拉德和埃里克去找这位少校谈话，向少校表明他们俩的看法。他们说：“我们已经和这支连队密切合作有一段时间了，这些人都是好样的。我们知道那两位年轻的战斗控制员对在阿曼发生的事不满，但任何故事都有正反两面，实际情况是，那两个年轻人还有很多要学的。”他们俩回来后告诉我们，应该不会再有问题了，事情已经摆平了。

不过，显然紧张局面还是存在的。现在，在墙外朝我们大喊大叫、大发雷霆的人，正是那位空军少校。

戴夫是一位海豹突击队员，他是来增援DPV队伍的（我不久后即将加入这支队伍），他开始与那位少校争论起来。一个德国人说了些什么，那位少校回了他一句脏话。德国人拿起空酒瓶朝他扔了过去，空酒瓶没有击中少校，砸在墙上，碎了。

事态迅速升级了，我们的人陷入了一种愤怒情绪。突然间，少校消失不见了，大家开始各忙各的。刚一开始，升级的事态似乎自行平复了，事态发展似乎得到了控制。但当我看到戴夫站起来，开始朝作战控制技术员营地走去时，我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戴夫告诉我说，那位空军少校让他到小路上去找他，他现在就要出去，用男人之间的方式解决这场纷争。

这样可不好。

奥斯曼也站了起来，说了声“咱们走”，就和另外两个人一起，跟着戴夫走了出去。几分钟后，我也跟了过去。

戴夫从我们的营地走出去，在漆黑的夜色中，直接撞上了我们停在那里的一辆悍马。戴夫刚缓过神来时，少校就迎面扑向他，出其不意地抓住他的喉咙。这时，少校抬头一看，看到了我们其他人。

“救命啊，”他开始大叫，“海豹队员们埋伏我！”他扭头就跑，朝作战控制技术员营地的入口处飞奔而去。

奥斯曼是个街斗行家，他在圣迭戈的街头长大，早就学会了怎么战胜对方。打架对他来说就像是热身，他不会骂骂咧咧，不会光说不练，也不会推推搡搡。如果要动手，那就是动手——他会立刻采取行动。

他们对骂了几句，但不算太多。奥斯曼直接把这家伙放倒在地，朝他劈头盖脸一顿猛打。奥斯曼下手太狠，把他的鼻子打断了，打得他满地翻滚，还断了一根静脉血管，搞得满地都是血。前来支援少校的其他空军士兵站在那里，眼睁睁看着他们的指挥官，这位他们平素尊敬的少校，这位享有“综合格斗大师”美誉的家伙，躺在地上，血流得到处都是。奥斯曼盯着他们所有人，非常实在地说：“谁是下一个？”

他们没有人是“下一个”，他们吓怕了。不光奥斯曼准备放倒胆敢上前的人，而且旁边还有一群愤怒的海豹队突击队员，这些人看上去都很嗜血。这个时候，不少人都从篝火旁来到了事发现场，如果有需要的话，随时准备援助同伴。

一位空军士兵去找陆军保安了，其他人只是站在那里，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突然间，一个大个子德国人从人群中挤过来。“我是医师，我是医师！”他喊道，“让我过去。”他蹲下身，用头灯照着那位空军少校，开始为他作检查。

等一下，我心里想。埃纳不是医师吧？他是吗？

埃纳抓住少校的鼻子，开始来回摆弄。少校醒了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地上，一个大块头的德国人正在拧他的鼻子。他痛苦地大叫起来。

“哦，呀，”埃纳面无表情地说道，“彻底骨折了。”他朝我们看过来，微笑着，朝我们挤眼。我真不敢相信这个家伙这么大胆。过了一分钟，埃纳停了下来。空军士兵们抬着少校去找医师（真正的医师），而我们扫兴地回去继续开派对。

过了一会儿，两位陆军宪兵来到我们营地，想把奥斯曼带走。我在门口拦住了他们。“伙计们，”我说，“你们不能把任何人带去任何地方。”他们中一个人想要开口反驳，但我阻止了他。“让我解释一下吧，”我说，“你不想在这儿惹事吧。这些人都喝了酒，又被激怒了，恨不得扯掉别人的脑袋。现在你最好别进去，也别带走任何人。”

我看他们怎么应付这种局面。他们想弄清楚是该暂且让步，还是该继续施压。

“看吧，”我说，“明天下午，等到大家都休息好了，我们会向上级禀报这件事的。”

他们听着觉得合情合理。他们决定让步，然后走开了。

第二天一大早，哈沃德就从巴格拉姆飞了回来。我的天哪，他非常愤怒。他对我们连队大发脾气，而且毫不留情。情况不妙。但对我们来说很幸运的一点是，当天晚上医师们为少校的鼻子动手术时，他们能看出来，他也喝了酒。从技术上讲，在基地里没有人可以喝酒。哈沃德之前就知道我们到处开派对，但一直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他手下的一名现役士兵打了一位长官，他的屁股也坐不稳了。

在八小时之内，奥斯曼和戴夫就打点行囊，乘飞机离开了那里。

我不得不承认，对于哈沃德来说，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把奥斯曼和戴夫带离基地，这么做可以缓和事态。这样一来，陆军不能把奥斯曼关进禁闭室，而他们俩也不会在周围出现，被那些空军士兵撞见，他迅速平息了事态。

当天晚些时候，那位空军少校过来向我们所有人致歉，挨个儿和每个人握手。他告诉我们，他那天喝了酒，惹了麻烦。我觉得，他这么做是相当坦率正直的。从那一刻起，紧张关系不会再导致全面冲突了，但那件事的长远影响将在未来体现出来。

这次任务完成后，卡西迪为我们申报了一些勋章。包括我在内的几个人得到了“青铜星勇士勋章”（Bronze Star with Valor）的提名。由于与空军少校之间发生的事故，哈沃德上校把我们所有人的勋章都降了一个等级。我最后获得的是海军/海军陆战队荣誉勇士勋章（Navy/Marine Corps Commendation Medal with Valor）。如果你去读一下获奖词（“英雄事迹……保持着美国海军服役的最优良传统”），你就会发现，那本是为青铜星写的，后来才被降为荣誉勋章。

我觉得，哈沃德做了他不得不做的事。正如我之前说过的，这家伙简直是头野兽，根本不会多愁善感。不管怎么说，我都为能获得青铜星勇士勋章提名而备感自豪。

扫荡村庄

我们在阿富汗的最后一项任务是和丹麦特种部队联合行动。我们要带着护卫队行进大约三个小时，抵达位于坎大哈城外的一个村庄。我们知道那里的村民窝藏着一个高价值目标人物，我们要在深更半夜攻占整个村子。

我们还带着一队DPV（desert patrol vehicle，即沙漠侦察车辆）队员。当初我们在霍斯特省查湾克利地区执行为期九天的任务时，这支队伍（包括已经离开的戴夫）就曾飞去支援我们。在海豹突击队第三分队进行沙漠训练时，我也见过他们。

DPV是由赛车公司切诺斯（Chenowth）设计制造的一种沙漠越野车，由大马力的大众发动机提供动力。除了驾驶员之外，车上还配有一名手持霰弹枪的导航员，车尾还有一位枪手。这种车是专为空旷的沙漠地区设计的，就是你在科威特或伊拉克能看到的那种地形。（在“沙漠风暴”期间，首支进入科威特城的美军部队就是乘着DPV的海豹突击队员。）这种车能在各种各样的野外地形上自由穿行。你可以把一辆DPV装到一架H-53直升机的尾部，直升机着陆时，满载人员和装备的车可以直接开出去，随时准备行动。我们第三分队有一支DPV连队，我们当时很喜欢在科罗拉多的海滩上闲逛，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不过，DPV项目只吸纳有实战经验的人，所以我们多数时候都是看着老大哥们开着酷车到处跑，他们中间有些人在战场上受过伤。我们把这个项目称为“肥仔快车”（Fat Guys in Fast Cars）。

再说现在，我虽然不是机修工，但我知道海拔高度会影响性能，那些发动机绝对不是为阿富汗北部的高海拔地区设计的，你在9000英尺高的地方会丧失很多马力。此外，我们使用阿富汗本土车辆，它们在当地地形上表现良好，而且能迷惑别人。DPV看上去像是巴扎1000拉力赛（Baja 1000）上奇形怪状的大马力改装赛车，它们无疑表现出众，但在我看来，在北部的兴都库什山中，这些车没有多大用处。

不过，对这次行动来说，它们很完美。DPV队员会跟我们一起前往，靠猛烈的火力建立防线。一旦进入目的地，我们就会仔细搜查，抓捕高价值目标人物。

我搜集了所有的GPS坐标，规划出路线，设计好整个的进入/撤退顺序。这本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行动，至少在纸上看起来很不错，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去执行任务。我担任本次行动的先头侦察兵，所以，我觉得自己肩负让行动顺利开展的重担。

我们在半夜动身。在接下来的两个半小时里，我们悄无声息且平安无事地前进着。作为导航员，我在每个岔路口要指明方向，这项工作并不复杂。我们排成紧凑的队形驱车前进，多少有些参差不齐，但近得足以看见彼此。我们有两辆车，丹麦军也有两辆车，随后是四辆DPV。所有人都准备充分，跃跃欲试。

随着车队逐渐靠近脱离主干道的岔道口，我通过无线电通知其他车上的人，让他们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做。“德尔塔1号，”我说，“还有五分钟。”意思是我们离岔道口还有五分钟的车程。

DPV上的某个伙计在无线电上回复道：“收到，遵命。”随后中断，又接着说，“我们显示，还有20分钟。”

我又重复了一遍：“不，还有四分钟。”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开到岔道口了。

他们沉默了，然后说：“我们显示的不一样。”

“不，”我回复说，“我们要在两分钟后转弯。”

我不知道，是他们的GPS坏了，还是他们输入了错误的坐标，反正他们的数据乱得一塌糊涂，错得还很离谱儿。

导航可不是观察GPS上的小点或者跟着地图走那么简单，你还得去看天空，看太阳、月亮和星星，看地表特征和地形，看任何可以看到的东西，所有这些都会帮助你勾画出你所需要的图景。我之前看过卫星图片，知道那里的道路和地形是什么样子的。我一辈子都在导航，我可以万分肯定，这就是我们要走的岔道口。

我转身朝卡西迪说：“克里斯，这就是我们的岔道口。”

这就是体现领导才能的时刻。卡西迪面对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在前座上告诉他要向左转，而一整队的DPV都坚持说要继续向前开10英里。我们要么左转，要么直行，而选择其中的某一项都可能会彻底搞砸这次行动。

卡西迪毫不犹豫地作了决定。“向左转，”他告诉驾驶员，然后对我说了句，“我信任你。”

我们转弯了。不管是什么原因，DPV队员决定继续前行，去找他们那弄错的坐标。我们现在离目标地点只剩下几分钟车程了，我们和丹麦人要去攻占整个村子，却没有DPV和确保我们安全的防线。

我们抵达目的地，把车停下来，悄悄地下车，整队列阵，然后分散开来，排成我们演练过数百次的队列。这是一次逐个房间清查的经典突击行动。卡西迪负责掌控全局，还要不断与丹麦突击小组联络，传递最新进展。不过，在每一支突击小队里，当战情瞬息万变时，每个人都要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你要能悄无声息地穿越一栋建筑物，而且必须极为流畅。

等我们进入第一栋建筑物后，戴军士长带着我们停下来。他担任大厅总指挥，用手势指挥我们呈扇形散开，这边两个人，那边两个人。当我们要打开一扇锁着的门时，如果那扇门不太结实，我们就会直接把它踹开，否则我们就要用炸药把它炸开。不管采取哪种手段，我们都会不断开路前进，冲过面前的屋子。

我们中的两个人踹开第一个房间的屋门，扔进一颗闪光弹，“轰”的一声巨响，把两个人从沉睡中惊醒。他们一时间又瞎又聋，但马上侧过身去，想去抓自己睡觉时放在身边的枪，但这个时候已经太晚了。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我们已经扑到他们身上，把他们五花大绑，给他们罩上面罩。“清查完毕！出来了！”我大叫着。我们退回大厅，然后进入隔壁的房间。

我们将那里扫荡一遍，就像海啸时肆虐的洋流穿过海边小城的街道，把沿途的东西统统卷走。任何人哪怕只有片刻的抵抗，“砰”的一声，他的胸口就会被枪口顶住，我们要做到出其不意。在电影里，你会看到突击小队直接用枪顶住对方的正脸，但那是好莱坞电影。在现实生活中，用枪口顶住某个人的正脸，你很可能会误杀他，而那并不是我们到这里来的目的。我们来这里，是要活捉这些家伙的。他们有我们需要的情报，而那些情报会帮助我们阻止他们同伙们的下一次行动。

这些人都是凶狠至极的家伙，身边有着不计其数的武器和弹药，他们每个人都全副武装，而且十分危险。我们缴获了一百支枪、手榴弹，还有RPG。凡是你能说得出的东西，这里都有。如果我们有任何耽搁，如果他们有机会使用武器库里的任何一样东西，就会对我们非常不利。不过，我们不会有任何耽搁，我们的队伍穿越那些建筑物，就像是一条100英尺长的响尾蛇一样迅速前进。

丹麦人干得也很出色，就像德国人一样，这些伙计一看就是一流的，在自我调节和战术训练方面都是如此。开始突击行动后，我们没有一刻担心他们能否完美完成任务，他们肯定能。

突击行动进行到一半时，DPV编队才姗姗来迟，建立起防线。他们很尴尬，但我们没有让他们太难堪。没有保护自己的防线，就去完成突击行动，很可能是去送死。不过，事情不会这么发展，从来也不会。

这就是特种部队的特殊之处——我们通过训练，学会在匆忙之中作出决定。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所有人都学会了在必要时充当战场上的领导者。在常规队伍里，绝大多数情况是，如果某件事搞砸了的话，整个行动都要被迫停下来。但在特种部队里，我们会立即进行调整，说“好吧，事情搞砸了，明白了——我们动手吧”，然后毫不犹豫地作出必要的决定。在2011年对奥萨马·本·拉登所在的巴基斯坦基地发动的突袭中，事情就是那样的。进入目的地的队伍突然失去了一架直升机，那本可能酿成一次灾难性的事故，但事情并非如此。他们立即作了调整，炸掉被击落的直升机，成功完成了任务，把所有人都从那里带了出去，而且没有失去任何一名队员。

我们当晚俘获了20多名战俘。直到行动结束，他们都不知道是谁袭击了自己。我们也抓到了我们的高价值目标人物，如果你注意过当时的新闻报道，你肯定听说过那个人的名字。我们征用了他们的几辆车，将这些家伙扔在后车厢里，然后踏上归程，把他们送往位于坎大哈的战俘营。疯狗将军不会太高兴，但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这次行动中，我们一枪都没有开。这是我们在阿富汗地区的最后一次行动，除了DPV的一时失误外，整个行动自始至终都完美无缺。

海军特种作战开发团被炸

在我们离开阿富汗的前几天，出了一件事，给我们所有的胜利蒙上一层阴影。3月底，来自红色战队（Red Team）的海军特种作战开发团队员们外出去塔尔纳克庄园进行训练。他们就是几年后因击毙奥萨马·本·拉登而闻名的队伍，塔尔纳克庄园就是我们刚到坎大哈时进行训练的地方。

早在12月时，我们曾将悍马车误停在一片活地雷上。我们就站在那里等着时，布拉德和史蒂夫化解了整个混乱局面，我们回去后递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大家都不要再去那里了，”我们说，“那个地区绝对没有清查干净。EOD队员清查过，但后来又有人去过那里。现在很可能有人在观察那里，而且又埋下了很多地雷。”

我们以为我们的报告解决了问题，再也没有人会去那里了，但我们错了。在沟通不畅的战争期间，事态发展简直无可救药，显然没有人把这个信息传达给红色战队。3月28日，在塔尔纳克庄园里，一位名叫马修·布尔乔亚（Matthew Bourgeois）的海豹突击队员从车里走出来，直接踩上了一枚地雷。这枚地雷很可能和我曾在那里发现的一模一样，只不过这一枚没有被探测出来。它爆炸了，当场炸死了布尔乔亚，还炸伤了另一位海豹队员。

那天晚些时候，我和来自红色战队的几个人聊天，他们向我描述当时的场景时，有个人说：“我们当时就站在一辆被炸毁的蓝色面包车旁边。”

一辆被炸毁的蓝色面包车！这些伙计就站在我和同伴们12月份站过的地方，我还在那儿拍过一张快照！

我们在圣诞节后离开时，那里绝对还没有炸死布尔乔亚的那枚地雷。我们穿过了那片地区，走遍了每个角落，正如我们在报告里面提到的，那地方在我们离开后肯定会被重新埋上地雷。

我们要对付的那些人极其狡猾，而且非常聪明，他们磨刀霍霍，怪不得他们多年来成功击退了英国人和苏联人呢。我们最终能在这里待多长时间呢？

第十一章　最自豪的时刻

加入狙击手小队

2002年4月2日，星期二，我和连队一起离开阿富汗，踏上了环游世界的第三段飞行之旅。我搭车前往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洛玛岬（Point Loma）的两居室，第一次见到了我那五个月大的儿子。

能亲眼见到杰克逊，简直令我难以置信，我甚至觉得不太真实。我不知道，哪件事让我更惊喜：是我和加布里埃尔一起创造了这个有十根手指和十根脚趾的红头发小家伙，还是我在经历千难万险后从阿富汗顺利生还，而且我的十根手指和十根脚趾完好无损。

我回家后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享受整整60天的假期，他们让我们在六个月的部署后通过休假来调整和减压。我几乎整个假期都在陪加布里埃尔和杰克逊。和这个小家伙待着，陪着他玩，看着他在我眼前学习和成长，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后来，当我们的另外两个孩子先后出生时，同样的惊喜再度降临，但当时是第一次，我大吃一惊，欣喜若狂。不管我之前对于做父亲有什么样的期待，这都大大超越了我的期待，我尽情享受着这种感觉。和这个小家伙待着的整整两个月过得飞快，感觉就像只有一天一样。

见到杰克逊是我一生中最自豪的时刻，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是这样的。我的职业生涯中最自豪的时刻，也就是我作为海豹突击队员的生涯，还在前面等着我呢。不过，在那个时刻到来之前，会发生一些我从未预料到的迂回曲折事情。

发生的第一件事情是，我被突然调离队伍。

实际上，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考虑改行。在“9·11”事件发生前，即使在努力要求被安排到海外服役时，我也在认真考虑，我职业生涯的下一步应该是什么。我确信，那意味着我要一直待在海豹突击队里。我之所以有这些想法，主要是因为我的家庭成员越来越多。正如我说过的，要处理好家庭生活和海豹突击队员生活之间的关系并非不可能，但那肯定很不容易。现役军人有狂热的献身精神和执着的追求，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多少婚姻能够延续下去。为了家庭考虑，我觉得自己应该改行，换个更稳定的环境。但是，如果不在海豹突击队，我还能做什么呢？

出于某些原因，从我能记事起，对飞行的渴望就一直在我的血液里流淌，我一直很希望投身航空事业。流浪癖看起来似乎是我们家族的特性。我的姑妈盖尔（Gayle）是个环球旅行家，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她时不时会来看望我们，带着她在国外各地拍的照片和买的纪念品。我的父母一直梦想驾船环游世界，而且实现了这个愿望。我妹妹莱安诺最终成了一名空姐，像盖尔姑妈一样能周游世界。我在海豹突击队服役时也能去国外的很多地方。

在前往阿富汗之前，我曾考虑过要读完学位，去做一名商业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实现这个目标的常规路数就是报考安柏瑞德航空航天大学（Embry-Riddle Aeronautical University），它又被称作“空中哈佛”（the Harvard of the sky），这是一所以航空为特色的四年制大学，有一个专门培养退役军人、帮助他们进入民航领域的项目。考虑到我的航空背景和战地经验，他们愿意为我提供学分，让我一开始就跳过专科学习，让我的进度大大提前。

不过，我在阿富汗的时候，世界发生了变化，航空业处境堪忧，飞行员纷纷下岗。做一位商业飞行员来让家庭更稳定，这突然看起来不像是个好主意了。于是，我决定先完成服役期，也就是服役到2005年初。

事实证明，我别无选择。“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海军在全军范围内执行止损政策。这样一来，即使现役军人到了官方规定的退役日期，海军也可以继续留住他们。换句话说，这是对退役权利的无限期中止。即使我想离开，我也做不到。

好吧，那我就暂且继续留在海豹突击队吧。为什么不去做一名BUD/S教官呢？那样的话，我将有更多的整段时间陪伴家人，同时为培养下一代海豹突击队员作贡献。

但我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在我离开阿富汗之前，军方就作好了关于我的决定。我不会成为一名飞行员，也不会成为一名BUD/S教官，海军方面另有打算。在返回美国的途中，我得知自己将前往新组建的海军第一特种作战群训练分遣队（Naval Special Warfare Group One Training Detachment，简称TRADET）。变化在不断发生，随着特种部队在21世纪战争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海豹突击队正在经历全面重组。过去，每支海豹分队负责各自的训练。现在，他们要将所有的高级训练整合成两个分部，东西海岸各有一个分部。TRADET负责开发高级训练项目，这是为海豹突击队员设计的、在BUD/S和其他基本训练课程之后的一种“继续教育”。这个项目分为不同的训练单元，包括海上作战（MAROPS，即maritime operations）、地面战争（Land Warfare）、近距离作战（CQB）和突袭（Assault）等。由于TRADET新建不久，他们急需人手，特别是有经验的人手。有时候，队员之间还会比拼角逐一下，看看谁的实战本领更强，这有点像顶级运动员被选入职业足球队时的竞争。

在6月初一个晴朗的日子里，我从海豹突击队第三分队办理了退出手续，前往TRADET报到。那时候，我是第一次来到地面作战办公室。不过，那项安置只是暂时的。几天后，一纸来自另一个部门的调令，为我设定了接下来几年的职业发展路径，狙击手分部的伙计们想让我过去。经过短暂的政治性较量后，我离开了地面作战分部，成为一个名叫狙击手小队（Sniper Cell）的小团体的一分子。那个小队是由一位名叫简森·嘉德纳（Jason Gardner）的富有经验的海豹突击队军士长负责的。

减少陆空通信障碍

能够进入狙击手小队，我感到万分幸运。一方面，那个团体很小，我觉得自己在这里能做出一番事业。随着人们来来去去，小队的人员构成会有所变化，但一般情况下都由五位成员组成。多数TRADET训练团队的规模是我们的两到三倍。再者，东海岸没有专门负责高级狙击手训练的组织，所以我们的狙击手小队是独一无二的。

我觉得如此幸运的另一个原因是嘉德纳军士长本人，他有惊人的海豹突击队员履历，他参加过第一次海湾战争，曾在索马里射杀六名海盗。在阿富汗，他处于战火之下的时间超过340个小时，带领队伍击毙敌军196人，并俘获六名高价值目标人物。2009年，他荣获银星奖章（Silver Star）。他是你能见到的最棒的汉子，但你绝对不想与他为敌，这家伙是一台杀人机器，也是一位下属愿意为之效力的好领导。

由于TRADET是新建的，我们必须提出新的标准化训练方法，设计出小队的课程体系。由于我有SAR背景，也有在波斯湾进行船只突击检查时做直升机狙击手的实战经验，嘉德纳军士长让我负责开发直升机支援（Helo Support）板块的课程。直升机支援的独立训练是个全新的概念，因此课程大部分都要从零开始，还要尽快设计出来。我们将面对新队伍和新狙击手，他们需要接受关于实战条件下的训练。阿富汗地区的战争还没有结束，而且人们不需要水晶球就可以看出，伊拉克的敌对力量即将浮出水面。[实际上，当时距离授权对伊拉克动武的美军联合行动（U.S.Joint Revolution）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进军伊拉克就发生在五个月之后。]我们一刻也不能浪费。

幸运的是，我在这项工作中有一位杰出的搭档——我的老朋友埃里克·戴维斯，也就是在圣克莱门特岛海滩那个冰冷的夜晚曾和我与奥斯曼一起挨冻的那个家伙。埃里克恰好在我之前到了狙击手小队，我们的重逢是好事将至的前兆。

埃里克是一位超级巨星级的教官，也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人之一。我会在埃里克的课上坐下来，发现自己心里说：该死，我不想让那个家伙停下来！我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课，一个小时一眨眼就过去了。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演讲者，还真的关心每个学员。就我们即将从事的工作来说，我不能再期待更好的搭档了！正如结果显示的，这是一项将持续数年的工作。

嘉德纳军士长给予我们充分的自由，让我们随心所欲地将适合直升机支援板块的东西融合到一起。而我们也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我和我能找到的每一位拥有直升机实操经验的狙击手交谈，从他们身上获取信息，确保我能掌握机组人员最新的沟通语言。我写，写，再写。我负责协调空域、空中装备（往往是颇具挑战性的）、实弹范围、船只、飞往圣克莱门特岛（我们的训练就在那里进行）和狙击手连队的实际训练，那是一系列疯狂的行动，我感觉有点像是从20000英尺高空的飞机上跳出去，既兴奋又害怕。

所有人一直都抱怨说，直升机几乎不可能被用来训练。我十分肯定，这对我们的课程来说不是问题。我在直升机圈子里有深厚的人脉，觉得我应该能弄到点资源。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模拟机也没问题。一旦你可以让学员们进入真正的直升机，向他们展示如何将武器安装到舱门口，让他们以海面上的真实靶标为对象进行实弹训练，既有在白天进行的训练，又有在夜间带着夜视装备和激光器进行的训练，你就会收到良好的训练效果。当空军部队的日程安排表显示没有设备供我们使用时，我无论如何也要弄到设备，我拒绝妥协。有时候，我们让直升机来接上我们，带我们飞往圣克莱门特岛。有时候，我们搭乘直升机快速前往某处，去接运那里的资产。不管是哪种情况，我都不接受“不”这个答案，而且我们总有真的飞机用于训练——总有。上课的学员都非常兴奋。

此外，还有件事一直困扰着我，那就是在涉及直升机支援行动时，缺乏一种既清晰又高效的通信协议。在一项行动中杂糅多种不同的程序标准，就像同时采用公尺制和英尺制作工作一样，容易引发混乱。这个情况必须加以改变！我开发了一套包括飞行员与狙击手之间的标准化运作和沟通的新体系。从长期来看，这是我在直升机支援板块供职期间最大的成就。在我后来收到的一份鉴定书里，有一位一级准尉这样点评我做的工作：

这些改进后的流程大大减少了飞行员、直升机飞行员和地面突袭部队之间的通信障碍，对更安全、更高效地攻击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

那是一项疯狂的任务：我们要在飞行中（从字面意义上讲！）创造出一切，但我热爱这种挑战。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开发出了一套完整的课程，并为教学作好了准备。现在，我要做的就是开始教学。

晋升为中士

该死！我心想，我之前从来没有教过人。

我还记得自己参加过的狙击手训练，也记得当时有些人会教，有些人则不太会教。我决心成为那些“会教”的人中的一员，所以我要去参加教官培训学校（Instructor Training School）的培训。那是一个为期四周的培训项目，上课地点位于圣迭戈湾（San Diego Bay）岸边的三十二街（Thirty-second Street）。我怎么赞美这所学校都不为过，我在那几周里学到的东西对我今后的公开演讲和课堂教学有深远的影响。他们让我们站在教室前面，把我们教课的情况录下来，然后把录像带播给我们看。我们就坐在那里，盯着屏幕上的自己，听着自己说“啊”“嗯”和“你知道”，一分钟说十遍、十二遍，乃至十五遍，这是件很残酷的事。如果你从来没这么做过，那我强烈推荐你试一试。如果你有哪怕一丁点儿想从事教学工作或走上领导岗位的话，那这就是你必须去做的事。

大家惊恐地看着屏幕，看到自己边讲课边咒骂，说着他们发誓从未说过的那些话。这一幕是很震撼的，也是很尴尬的。如果教官们停下来揭我们的短的话，那会让人难堪。但是，他们还有别的事要做，他们会计算所有的“啊”“嗯”和“管他呢”，所有的“狗屎”“他妈的”和“该死”，然后让我们重新讲一遍课，要我们把所有的口头禅去掉。

他们教我们如何梳理一张课程表，如何构建一门课程，如何评估学员的表现，如何在不批评斥责的情况下帮助迟钝的学员进步。他们教我们通过暂停来整理思路，而不是用“嗯”来填补空缺。他们教我们如何对学员提问，而不是强迫他们或把他们逼到死角；如何鼓励学员提出问题，让他们动脑思考，从而吸收所学的东西，而不是让他们简单地鹦鹉学舌。

他们教我们如何教学。就实际技巧来说，这是我上过的最好的学校。我当初在狙击手学校参加训练时，海豹突击队员中只有BUD/S教官上过教官培训学校。现在，他们让所有的教官都参加这个项目。

我和埃里克刚刚把直升机支援板块创建好并运作起来，嘉德纳军士长又要我协助他重新设计城市狙击手训练（Urban Sniper Training），那是他根据在索马里的经验创建的训练项目。我们在圣迭戈进行该项训练，场地是海军训练中心几栋破旧的大楼。城市狙击手训练要教给你的就是，尽可能实现全方位的隐蔽，充分利用隐蔽穿行于村落或城市之中。我们让学员们两人一组，带领他们穿越模拟城市，向他们展示如何在城市中寻找隐蔽之处（你不能跑到屋顶上，因为那是所有人都盼着你去的，而你要寻找一处能看得见靶标的地窖），如何在藏身之处隐蔽起来以免被别人发现，同时保持良好的射击视角。

我在狙击手小队时，嘉德纳军士长率先升级了我们使用的光学仪器，他淘汰掉了我们的利奥波德瞄准镜，换成新式的奈特佛斯（Nightforce）瞄准镜，升级的范围很快从海豹突击队扩大到了整个特种作战司令部。美国制造的奈特佛斯光学元件要优秀得多，它们有一项性能我尤为喜爱：拔出一个小把儿，十字标就会亮起来。在光线不足的条件下，或者在城市夜间的环境里，我们现在有了被微弱红光照亮的十字标。

那个十字标很小，精度很高，而且闪闪发光。我第一次用它瞄准的时候，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就是我的“红圈”。

课程创设完毕并开始运作后，当狙击手连队进行检查、直升机支援和城市狙击手训练课程时，我们开始将狙击手们暂且放到一边。不久，传言开始散布出去。我们听到海豹突击队员们相互之间这样说：“伙计，你必须去参加直升机支援板块和城市板块的培训。”当初我们在阿富汗时，在经历过查湾克利事件后，来自他国特种部队的狙击手曾邀请我和奥斯曼去介绍战斗情况。我和一位非常敏锐的丹麦狙击手结成了朋友，他的名字叫亨宁（Henning），来自丹麦蛙人部队。亨宁现在负责丹麦的狙击手培训，他飞到美国来，参加了我们的高级课程，然后将他所学到的带回丹麦，并加以补充完善。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叫作乡村培训（Rural Training）的板块，是把通过其他各项培训的学员带到牛山农场（Bull Hill Ranch），去捕猎白尾鹿和麋鹿。那里位于华盛顿州，刚好在美加边境线上。我和奥斯曼曾在查湾克利追踪过塔利班分子的藏身之处，那让我想到捕鹿，而我现在发现这种类比在两方面都讲得通：带着学员们出去捕真正的鹿，是对他们进行战场实际情况训练的绝佳方式。

抓鹿比抓人要困难得多。人们会偷懒，野生动物则不会，它们出于本能练就了一身本领。带着狙击手到野外去，让他们追捕活生生的动物，瞄准锁定，然后一枪毙命。这是一种现象性培训[16]，也是我特别喜欢做的事。那里还有熊。有一位教官名叫马特·胡赛因（Matt Hussian），他是在得克萨斯州长大的，从小就用点22的猎枪捕鹿，养活他的母亲和弟弟。等我后来离开狙击手小队时，他接着教授我的课程。胡赛因会突然消失几天，几天后，你会看见他从树林中走出来，拖着他猎杀的几头大熊。

我们早上打猎，下午上远程射击和类似的课程，傍晚再去打猎。我们的学员让当地的一些猎人都快疯掉了，因为我们能在600码到800码的距离外把鹿射死。在我们所住的五星级宾馆里，我们总是在上午十点钟打猎归来，去享用一顿地道的乡村早餐。晚上打猎归来后，我们会把猎杀的鹿或其他任何动物褪毛放血、开膛破肚，然后洗漱刷碗，坐下来美美地享受一顿不可思议的晚饭。

除了我的搭档埃里克和另外一个叫比尔的家伙之外，小队的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出色的厨师。我不太清楚是谁开的头，但我们不久后就开始轮流准备午饭了。我们这群训练有素的杀手，竭尽全力要在厨房里超越别人，争论着谁的厨艺最好，这足以拍成一部超棒的真人秀。我们的厨房表现非常好，做出的食物也很美味。我们午饭时没有烹饪节目中的戏谑逗趣，而是充满了限制级的故事，能让妓女听得脸红起来。（这部“真人秀”真应该在电视上播出。）身为海豹突击队员，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很厉害。无论是想在游泳上或跑步上打败对方，还是想展示出最好的厨艺，我们总会做到出类拔萃。我待在那里的时候，从没吃过一顿劣质的饭菜。

嘉德纳军士长是我们中的高级队员，他去过索马里，参加过海湾战争，经验非常丰富。他还能做出西海岸最好的烧烤酱汁。

我们另一位教官约翰尼（Johnny）是一位出色的猎人和渔夫，他是狙击手小队里块头最大、声音最大、最吵闹的一个人，但他也是小队里为数不多的没有实战经验的人，至少当时他还没有上过战场。当然，我们每天都会多次提及这件事，这都快把他逼疯了。他总是离参加行动只有一步之遥，每当重要的军事行动开始时，他总在最后关头错过，这种事在他身上发生过好几次。我觉得这没什么，但这事让约翰尼快发疯了，所以我们总是以此来折磨他。有一天，我给他设计了一块彩虹联军奖章（Rainbow Coalition Medal），这当然完全是虚构出来的，还为他举行了一场若有其事的颁奖典礼，颁奖词中有这样的评价——“他那与生俱来的懦弱，以及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参与战斗的强大能力……”我们都捧腹大笑，却苦了他。值得赞扬的是，约翰尼一直保存着这块奖章，直到他离开小队的那一天。他后来成了来自西海岸的战绩最辉煌的海豹突击队员。

约翰尼因为一道菜而远近闻名，那就是放墨西哥辣椒的山核桃培根鹿肉。

比尔是个非常温柔的男人，他在自己做的所有事情上都表现得极为专业。他是一位出色的狙击手和教官，也是一位很讲义气的兄弟。不过，比尔对烹饪可以说是一窍不通，而我们也经常向他提及此事。他想过凑合着做点菜，但实在是做得太烂了，他把饭菜倒了，然后再也不去尝试了。

埃里克是个超好的朋友，同时是个超烂的厨师。他用微波炉热个爆米花，都会把它弄煳了。即使到今天，在他家后院野餐时，我还要帮他做烧烤。

那么我呢？我因为芒果调味汁而出名（至少在小队里很出名），我甚至自己亲手种辣椒。我做的调味汁，还有白长鳍金枪鱼沙拉三明治，都非常好吃。每当轮到我做饭时，我就会端上芒果调味汁，可能还会烤一些鲱鱼，然后再蒸些米饭，做些自制酱汁。如果他们颁发烹饪方面的奖章的话，那我非常肯定，我们中有好几个人都是有力竞争者。

当然了，他们不会颁发烹饪方面的奖章的。不过，我即将升职，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每到年底的时候，他们都会在整个司令部里选出一个人，这个人会因功得到晋升。我非常清楚，在这个司令部里，我身边都是超级巨星。不过，大大出乎我意料的是，嘉德纳军士长在2002年底提名了我，当时我刚调入狙击手小队六个月。我因为进步神速被选中，因功晋升为中士，级别为E-6，这是我在海军生涯中非常自豪的时刻之一。

但这还不是我最自豪的时刻，那个时刻还没有到来。

卡福军士长退役

我们在狙击手小队过得很开心。但在2002年底的几个月，有一片乌云笼罩在我们头顶上。当时，我刚调到小队不久，高级军士长赛斯·卡福（Senior Chief Seth Carver）就出事了。

我早在2000年参加狙击手学校课程时就认识高级军士长卡福了，他那时刚从前任总军士长乔丹（Master Chief Jordan）手中接管课程。现在，除了担任西海岸狙击手学校的总军士长之外，他还担任西海岸TRADET狙击手小队的部门负责人。嘉德纳军士长负责小队的日常运作，但最终还是要听命于卡福，卡福负责与TRADET其他部门和整个海军系统内的机构联络，这逐渐成了一个问题。

TRADET会组织召开晨会，卡福军士长会代表我们小队参加。当天，我看到他在会议开始前五分钟才匆匆赶到，头发弄得乱七八糟。在冲进会场之前，他从垃圾桶中拿出几张废纸，用来仓促地做些笔记。卡福军士长到底是怎么了啊？我心想。他真是一团糟！

这种行为是完全出乎意料的。我记得，我几年前在狙击手学校参加训练时，卡福军士长还是十分专业的，他现在看起来完全是一团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几个人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参加卡福军士长的狙击手课程后只过了短短几年。在这段时间里，他的日子很不好过。由于家庭问题不断升级并最终失控，卡福军士长心力交瘁地和夫人离了婚，这让他完全崩溃了。不久后，他开始酗酒，只有上帝才知道他还干了其他什么事。

到2002年冬天时，事态已经发展得非常严重，纸已经包不住火了。嘉德纳军士长极力想保密，但卡福军士长不断走向被驱逐出海军的危险边缘。最后，嘉德纳军士长把我们召集到一起，我们决定对此事进行全面干预。在那之后，海军把他送去接受康复治疗。后来，他成功地摆脱了困境，重回正轨。

当时，卡福军士长已经服役19年，离退役只剩一年时间了。如果他是在常规海军部队，而且出现这样的情况，他很可能会被开除，人们只会说一句“抱歉，真不愿意看你走啊”。如果他足够幸运的话，他会在弗吉尼亚州疗养，但无法正常退役。19年辛苦不寻常，将彻底毁于一旦。但是，有海豹突击队同伴们的帮助，他得以继续服役一年，实现了自我救赎，得以顺利退役。

这就是我们海豹突击队的圈子，海豹队员们会管好自己的事。如果你大发牢骚，如果你总是把事情弄糟，总把其他人的标准给拉低，那么大家将冷酷无情。然而，如果你是个好人，只是因为运气不佳而遭遇逆境，他们绝不会把你扔到一边。如果你赢得了别人的尊重，证明了自己是个优秀成员，他们会尽一切可能去照顾你，帮你延续职业生涯。这就是我们为卡福军士长做的事。

被调往海军特种作战中心

2003年夏天，我来到TRADET已经一年有余。有一天，嘉德纳军士长来找我和埃里克。他告诉我们，负责基础海豹狙击手学校的人来找过他，想要寻求帮助。

“他们在完全重组课程，”他说，“需要几个经验丰富的人，和他们一起审核课程表，来决定课程中的哪些部分要保留下来。我觉得可以把你们俩借调过去几个月。”

我和埃里克都觉得能够受邀是件非常荣幸的事，而且对未来前景兴奋不已。重写基础狙击手学校的课程，从头开始？说起来，这可能对美军的未来发展产生影响！

前一年，刚到狙击手小队不久，我就被海豹突击队的上级主管部门WARCOM选中，代表特种作战司令部麾下的整个海豹突击队，通过审查与筛选程序，升级新的SOPMOD工具箱。SOPMOD代表Special Operations Peculiar Weapons Modification，意即“特种部队特有武器修订”。SOPMOD工具箱包括我们的基本突击步枪M-4、手电筒、激光器（可见光和红外线）、瞄准镜、夜视镜，共计有十几种。我飞往东海岸，飞到弗吉尼亚和北卡罗莱纳州，与来自陆军和空军的代表们组成专门委员会。我们要彻底检查各类武器和装备，决定下一代特种部队将使用什么样的装备。特种部队士兵们在伊拉克用过的，以及今天仍在阿富汗使用的，全都是我们当时配置的SOPMOD工具箱。那是一份无比巨大的责任，也是一份不可思议的荣誉。

而现在，我们又将参与重组海豹狙击手训练课程，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不过，我们不那么喜欢将进行这项工作的地点。当时有两所狙击手学校，一所在西海岸，一所在东海岸，而这项实验将在东海岸那所学校进行。东海岸的狙击手学校位于阿特伯雷营（Camp Atterbury），那是一座建于“二战”时期的大型训练设施。我们两个人要背井离乡三个月，待在酷热、潮湿而又乏味的印第安纳州。

如果你碰巧来自印第安纳（或者伊利诺伊、俄亥俄州或周围任何地方）的话，请不要生气。我知道你们的家乡有很多好东西，也有很多美景，但我们不是来自那里，也不想去那里，特别是在仲夏时节。尽管如此，新课程就是要在那里开始，于是，我们只好前往印第安纳。

东海岸和西海岸的分队之间一直保持一种怪异的紧张关系，那不是完全的敌对，也不是彻底的竞争，或许，“猜疑”是最恰当的词。有些人认为，西海岸的人只顾着冲浪和日光浴，东海岸的人才是真正干活儿的。如果我要顺道造访东海岸的某支海豹分队，他们或许会说“哦，嘿，出什么事了啊，好莱坞汉子？”我们这两个来自西海岸的人，要作为专家去重组东海岸的课程，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本该多少有些紧张。但是，我们没有，一点儿也没有，主要原因是有东海岸分部的长官——总军士长曼提（Master Chief Manty）这个人。曼提是一位天生的领导者，他非常聪明，也十分可靠。他把我们带过来，让我们有种在家里的感觉。我们也见过西海岸分部的领导者，并与之共事过，他就是高级军士长尼尔森（Senior Chief Nielson）。他们两人服役期的最后阶段都是在海军特种作战开发团度过的，对我来说，与他们俩共事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体验。

在这里，你会因为经验丰富而受到重视，能成为这支队伍中的一员是件很棒的事，这就是我们在阿特伯雷营的感觉。我和埃里克在8月初抵达印第安纳，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要拼命工作。曼提已经给课程带来了一些很好的改变（后文中会介绍），我们两个人的想法和他一拍即合。我们像疯子一样工作，确定实验课程，匆忙地重新设计各种东西，就像是一年前在TRADET重组高级课程一样，那是一次长达90天的全力冲刺。

实验课程完成后，我们重新回到TRADET的工作岗位上，重新开始教授我们的训练板块。生活又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但那不会持续太久。我们从印第安纳回来后不久，嘉德纳军士长又来找我和埃里克谈话。

“好吧，伙计们，”他说，“事情是这样的，尼尔森高级军士长想把你们调到狙击手学校，去那里全职工作，继续重组课程。”

很显然，尼尔森拼命游说过我们的主管领导。我本该在TRADET服役三年，现在还剩一半的时间，埃里克的情况和我几乎一样。不过，尼尔森成功了，他已经说服了TRADET，又来说服我们了。

实际上，我早就想过要调往海军特种作战中心（Naval Special Warfare Center，简称NSWC），去那里做一名BUD/S教官。在狙击手小队待了一年半后，我相信自己在那里能有所作为，而且BUD/S是一份吸引人的工作。我每周工作四天，有大量时间可以陪伴家人。我女儿马蒂森是2003年1月出生的，所以我现在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孩子们需要父亲的陪伴。另一方面，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说“不”。实际上，尼尔森高级军士长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可以改写军事史的机会，我们怎么会拒绝呢？

设计狙击手核心训练

于是，重新设计课程的紧张时期又开始了。这和我们在TRADET最初的几个月很像，只不过，我们现在要从几周前停下的地方开始，要设计未来海豹狙击手都要参加的基本核心训练，包括射击、追踪和其他所有项目。

那是一段不可思议的日子，每个人都充满了创造力。我们交流想法，作出决定，第二天再加以补充完善。我们开始回顾自己受训时经历过的所有东西，并把我们看到的所有弱点都提出来。不久之后，我们就彻底检查完了旧课程，修正完了现有的全部课程，并增设了一些新课程。

比如说，我们大胆地将科技融入到训练中。当时，狙击手学员学的还是用望远镜来测量目标地形，然后用手把地形画出来，就像我们在越南做的那样。嘿，当西贡沦陷后最后一架美军直升机撤离时，我还没满一周岁呢。难道现在还没到与时俱进的时候吗？我们停止手工绘图，开始教学员们如何用尼康相机来拍摄数码照片。我们教他们如何使用DLT-3500软件（Photoshop软件的军用版本）来调整对比度，增强照片的可读性和清晰度，如何用笔记本电脑来为战地情报作注解，对数据进行压缩和加密，然后通过卫星传递回基地。这发展成了一门为期两周的必修课程，名叫PIC（photographic intelligence course，照相情报课程），现在的新学员在上常规的侦察员/狙击手学校课程之前，都要先学习这门课程。

我们还引进了弹道软件，确保学员们能彻底理解外弹道学（从子弹从枪口射出的那一刻起，到它击中靶标的那一刻为止，这期间发生的一切）。在过去的课程中，我们只是学习如何辨别风，从而进行出色的射击，仅此而已；现在，我们开始要钻研这个课题，让学员们都成为弹道学专家。

我们还运用科技手段来确保武器的精准度。我在2000年参加课程时，碰到过一个有问题的瞄准镜。如果我没有坚持对那支步枪进行测试的话，我当时很可能被淘汰出局。我看到过绝好的射手因为类似的问题惨遭淘汰，而这样的事情屡屡发生。我们现在拥有很好的技术，能在问题发生前就把它们解决掉。我们教给学员如何使用计时仪，那种仪器能够以英尺/秒为单位测量出每支步枪的枪口初速度。

让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吧。你有两支点300的温彻斯特·马格南栓带式步枪，两支枪出产自同一家制造商，甚至属于同一批出厂产品，在这个情况下，其中一支枪的初速度都有可能比另外一支要慢上几百英尺每秒。所以说，各种各样的武器之间都会有偏差。当然了，这些偏差对于精确度的影响通常只有一点点，但把它们全部加起来，特别是当你在进行远距离射击时，结果就会大不相同。或许，我们的制造精度最终能达到很高的水平，使偏差减少到无关紧要的地步。不过现在，这些个体偏差是实际存在的，而我们决定现在就解决问题。

计时仪还可以用于评测枪管的状况。我在前面提到过，步枪都有一定的枪管寿命：你用点300的温彻斯特·马格南射出数千发子弹后，枪管会开始变形，这就意味着你的子弹会开始失准。我们用计时仪测试每位学员的步枪，快速找出枪管是否超出了使用寿命。

埃里克开发了一套全新的教学记忆技巧，对KIM（keep in memory，记忆）课程进行了改造。他不再依靠建立在无数次重复基础上的机械记忆，而是采用形象化的记忆方法，把你想记住的物体或数字和你心里一连串有规则可循的物体或声音联系起来。

埃里克在这方面是个大师。在开始新学期的第一堂KIM课程之前，他会去看一眼学员花名册，用五到十分钟的时间把名字全部编码，储存进他的记忆中。随后，他会走进教室，看着聚在那里的学员，任意指向其中一人，说：“好，那边的那位，你叫什么名字？”那位学员会说出他的名字，而埃里克会点点头，说，“好，你的社会保险号码（Social Security Number）是……”然后飞快说出那个家伙的社保号码和电话号码。接下来，他会对屋子里每个人都做一遍同样的事。我看着他做过一遍又一遍，每次都会让课堂上每个人大吃一惊。请注意，埃里克并没有形象化记忆的天赋，这是经过训练的记忆，而他也会把所有学员训练得具备这种能力。

至于我呢，我努力推进课程改革，好让所有学员在学完课程后都懂得如何进行独立部署，如何单枪匹马地战斗。过去的情况是这样的：你的一位学员比较擅长使用观测镜，而他的搭档不那么精通弹道学，却是一位优秀的射手。在我看来，对我们的毕业生来说，这将会为他们制造出弱项。我们需要确保每位毕业学员都能掌握每项技能，能独自对敌作战。就实际情况而言，在战场上所要执行的多数任务中，他们都会奉命一人上阵，独自奋战。如果一位优秀的狙击手不能掌握观测定位，你怎么能让他毕业呢？

我设计了一些测验，确保学员们掌握弹道学。如果这一枪射高了，他们会在一瞬间知道，要想让下一发子弹正中靶心的话，需要进行几分角的校正调整。我希望每位学员都能在多种不同的模拟场景下进行训练。他需要自己进行计算，而不是依靠观测手。我的理念是——让每位狙击手成为全能选手，掌握全部技能，没有任何缺陷。我和埃里克参与课程改造一年后，在12月4日对我的评估鉴定中，有这样的记录：

设计了一套测试，用来评估学员辨别风和观测定位的能力。很简单，却很有效。

然后，我们开始让学员们毕业了。他们即将前往战场，而且，不论是成对行动，还是只靠自己，他们都绝对致命。

我们还引入一种新型的组织结构，它把学员和教官的关系提升到了新水平。我们将班级分成两两一对，为每对学员安排了一位私人导师。实际上，这在教官们中间制造了一种竞争关系。你不希望看到自己的某一对学员不能通过课程，因为那会说明你作为教官表现不佳。突然之间，我们每个人都要带几个学员，这为我们创造了动力，让我们全身心地投入教学，花更多的时间和学员们在一起，确保他们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我在2000年参加训练课程时，有些教官对我们能否通过毫不在乎，而且至少有一位教官想让我们主动退出。我们让每位教官都有一种内在动机，让他们想和学员并肩战斗、取得胜利，而且这种内在动机已经融入了训练体系。我在那里服役期间，只有一名学员被淘汰，其他人全部通过了。因为，如果我的学员被淘汰的话，我也会不好过。

我们的教官们教得更好，学员们也学得更好了。如果说还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课程的标准变得更严格了。但一件令人惊奇的事发生了：更多的学员不是被淘汰掉了，而是顺利毕业了。在我们改革课程之前，海豹狙击手学校的平均淘汰率在30%左右，当我们完成改革后，这个数字跌到了5%以下。

在12月份的鉴定中，我的指挥官这样写道：

狙击手教学科目（course of instruction，简称COI）的主要教官。在美国海军特种作战中心的历史上，保持着最高的合格狙击手毕业率。

在最初的几门实验课程中，我们不断作出改变和试验，进行设计并完善，而这一切都是在匆忙中进行的。到2004年底，我们从事该项工作已满一年，我们把课程内容固定下来，再也不用作太多改变了。不过，从那时起，我们仍然秉持持续优化的理念。直到今天，课程都要接受年度审查，确保它仍能适应战场的变化和科技的最新发展。

引入心智管理课

我在前面曾经说过，才智是我们在狙击手身上寻找的第一要素。体质尽管也很重要，但只占10%的比重。在我们为课程带来的所有改革中，我觉得最重要，也是让我最自豪的是心智管理（mental management）。

我们第一次遇到“心智管理”这个概念时，它还只是教官要学的一种提升训练和教学效率的方法。从本质上讲，它包含的内容就是，作为教官的我们要让学员把注意力集中到什么地方。

比如说，你正在和一个孩子练习击球，而你注意到他双膝弯曲着站在那里，双肩不齐，握球棒的双手隔得太远，你可能很想马上告诉这个孩子他做错了什么。不过，如果你让他把注意力集中到错误上面，就会把它们变成他根深蒂固的习惯。如果你说“嘿，你在畏缩。每次球向你飞来时，你都在畏缩！别再畏缩了”。然后，那个小孩会想些什么呢？他满脑子都在想着退缩！

如果你换种说法“嘿，把双手握得靠近一些，就像这样，看着，双腿分开”。那么，你就是在向他展示应该做什么，而不是让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不该做什么”上。

一般情况下，在刚开始做某件事的时候，初学者对发生的一切都很关注。他会吸收你抛给他的一切东西。换句话说，他是高度可塑的。问题在于，作为一名教官，你要用什么东西占据他的注意力，是坏习惯还是好习惯。

狙击手课程的教导方式就是这样的。过去，教官们会因为我们做错的每一件事对我们大喊大叫。“停！你的手指扣在扳机上时扣得不对！当你扣动扳机时，你在畏缩！你在猛拉枪管！你简直是一团糟！”我们会想，我的天哪，我有20件事情都做错了。现在，我们学会了如何给学员三个正向的指令，三件他能够借以改正错误的事情。他从第一天起就要开始培养好习惯。

我不得不承认，我刚开始接触“心智管理”这个概念时，我还不能完全接受，我得克服自己内心的怀疑。我和埃里克前往NSWC报到并开始参与基本狙击手课程后不久，我们和其他几位教官被带到亚利桑那州的斯科茨代尔（Scottsdale），前去参加一项为期一周的课程。那是由一位冠军级神枪手讲授的，他的名字叫兰尼·巴沙姆（Lanny Bassham），他是心智管理的先驱者。我心里满是狐疑：“心智管理？是什么？难道就像某些正向思维大师一样？天哪！”“很好，”我对埃里克说，“什么时候励志大师托尼·罗宾斯（Tony Robbins）会来对着我们的屁股吹烟啊？”

我的那种态度并没有持续太久。巴沙姆是个非常惊人、非常踏实的人，他教给我们的东西简直不可思议。

“我不擅长体育，”兰尼告诉我们，“我在这方面很弱，是个笨孩子。我的爸爸说，‘坚持不懈，你就会找到合适的东西。每个人都有某种天赋’。”

兰尼在射击领域找到了自己的天赋。读完大学后，他加入了陆军，被分配进神枪手队，那是由世界上最好的赛事射手组成的。他25岁时参加了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的射击比赛，他当时已经非常出名了。他是射击界最年轻的世界冠军，所有人都盼着他能射得一枚金牌。

“我当时坐在一辆巴士上，车上坐着来自不同国家的竞争对手。”他说，“我听到后排座位上有几个俄罗斯人，他们在谈论我必然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肩上承载着美国的荣誉，他们很庆幸自己不是我。他们影响了我的思维。”

兰尼从巴士上走下来时已经彻底慌了。“我完成了这辈子最烂的一次比赛。”他说。不过，他可是兰尼。他说这是他这辈子最烂的一次比赛，意思是他只得了第二名，但他很沮丧。他回到美国后，拜访过很多位运动心理学家，希望理解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但他们所有人都说：“嘿，第二名也没事啊！奥运会银牌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兰尼，你应该对此很满意。”

兰尼说：“去他的吧，我不那么认为！”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采访了数十位金牌得主，记录了在采访中发现的独特品质。冠军们的回答让他很吃惊：如果没有大量的自省，没有研究最佳方案，没有研究关键的技巧和策略，你很难成为冠军。他发现，有两种特殊的品质是所有人都提到过的。

第一种品质是自信，不是傲慢或者自大，而是一种绝对的、不可撼动的自信，一种无论遭遇何种逆境都能表现出色能力的自信。兰尼是这样描述这种品质的：

如果我是一名有冠军头衔的网球运动员，而我正在打一场决赛，如果球拍网线断了，或者我最喜欢的球拍在比赛中途折断了，那并不要紧。我就算捡起一块胶合板，把它捆在一根棍子上，仍然能在网球场上打败你。

他们的态度是：我无论如何都会赢。这些人并非只是想赢，他们期盼着赢。当他们出去比赛时，他们在心里已经赢了。

我们所有人都看到过，有些人本来拥有取胜的天赋和能力，却在最后一分钟出了差错：他们最喜欢的球拍断了，或打高尔夫球时挥杆不中，或周围的东西让他们分了心——兰尼就是这样被俄罗斯人给吓坏了的——他们的比赛就此终结了。兰尼说，比赛终结并不是因为球拍断了，不是因为掷球失误，也不是因为其他人的奚落。比赛之所以终结，是因为它是很容易受到影响的。

对于冠军们来说，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他们的比赛是不受影响的。这就是兰尼所说的自信，也是我们想灌输给狙击手课程毕业生们的自信。

第二种共同的品质是，他们都进行过某种心智演练。他们会闭上眼睛，在心里演练自己赢得比赛的场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

兰尼在20世纪70年代碰到过一位名叫杰克·桑德斯上校（Captain Jack Sands）的海军飞行员，兰尼向我们讲述了他的故事。桑德斯上校在越南服役参战时，被敌军击落后关进了河内的一间战俘监狱。在七年的时间里，他一个人被囚禁在狱中，没有进行任何体力活动。为了保持头脑清醒，他决定练习高尔夫。当然了，他不可能真正去打高尔夫，但他所住的那间5英尺×5英尺的小屋子不能阻挡他在心里创造一个球场。他想象出了一块漂亮的乡间俱乐部球场，把自己放到那里，想象打高尔夫球的样子。他看到自己身穿高尔夫服饰，闻着树木和草地的芳香，感觉自己打出每一杆。七年里的每一天，桑德斯上校的身子坐在牢房里，心里却打完了全部的十八个洞。他打得很好，从来没有出现曲球、削球，也没有一发不中或击球过轻。嘿，这全都是他想象出来的，对吧？为什么不让它做到完美呢？

令人惊奇的是下面的故事。在加入海军之前，桑德斯上校只是个不起眼的周末高尔夫球手，勉强能够打到100杆。出狱回家后，他来到了一块真正的有草地和空气的球场。他踏上球场的第一天，就打出了74杆的惊人成绩，比之前的成绩少了20多杆。（顺便说一句，有个人说这只是个传闻，根本没有这样的人。但这不是传闻：兰尼恰好就坐在那个人身边，他们共同乘坐了长达七小时的航班，一起去参加一个世界锦标赛。）

兰尼说，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实是由你的想法定义的，而不是由你所在的外部环境定义的。杰克·桑德斯的高尔夫比赛之所以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正是因为他在头脑中作过这样的规划和训练。

兰尼继续给我们讲述了他参加过的一次全国射击锦标赛。在作准备活动的时候，他抽出了一点时间，在心里演练比赛中的关键一刻。他突然之间意识到，我的天哪，我要射得一个完美的分数。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发生什么事呢？你意识到自己一直是顺风顺水的，这个想法会让你心态失衡。这时，你心里会想：啊，我离成功如此之近，我如果现在搞砸了可怎么办啊？这种事会发生在你第一次约某人出去时、第一次参加驾照考试时、提出升职的要求时，或经历人生中任何冒险而又重要的事情时。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踏入这片胜利之地，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了，却不知道应该如何反应，所以，我们窒息了。兰尼不会这样，他已经把这一刻演练过无数遍了，对他来说，此时此刻就像是回家一样熟悉。

“当我在锦标赛中出现这种想法时，”他说，“我把它当作是一位老朋友。就像我平时做的每次演练那样，我深呼吸两次，对自己说，我要完美地打出最后三发子弹，然后不慌不忙地动手。砰。砰。砰。”

他打出了一个完美的分数。

兰尼在1976年重回奥运会赛场，这一次，他凭借“心智管理”赢得了奥运金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统治着射击赛场，赢得了22枚个人和团体金牌。他在蒙特利尔经历了巅峰时期，创下了四项世界纪录。兰尼把他学到的东西整合成了一套完整的心智管理项目，他在《赢在心中》（With Winning in Mind）一书中对此进行了专门论述。他创建的体系流传极广，其他教练和运动员们开始邀请他做培训。

我们聘请兰尼来协助我们，把他的方法用于狙击手课程。这个课程不仅面向教官，也面向学员。我们也研究了英军、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在做什么，与那些培养过众多冠军运动员的教练商讨，讨论我们学到的所有东西。最后，我们开发出了心智管理的完整体系，并将其融入了神枪手课程。

我刚开始把“心智管理”的资料纳入课程时，有些学员像我当初一样心存怀疑。我手下有两个来自海豹突击队第一分队的学员，分别是布兰特（Brant）和利伯曼（Lieberman）。我们给全班学员发了兰尼的书，但这两位是我手下的人，所以我还让他们去听听兰尼的CD。每天晚上，布兰特和利伯曼都会到外面去，在车里听CD。其他人则会毫不留情地取笑他们：“嘿，伙计们，你们今晚又打算在车里亲热啊？”

这两个人不理他们，继续听着。其他人继续嘲笑他们，但这不会太久了。那个班的第一次射击测试到来了，那是一次速射和移动靶测试，布兰特和利伯曼两个人都打出了完美的100环。我们从来没有两个学员打出过完美的100环呢。在测试的第二部分，布兰特又打出100环，而利伯曼打出95环。

这是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狙击手课程历史上的最高分。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人吧——突然间，所有人都求着要借布兰特和利伯曼的CD，用来刻录拷贝。在我们反应过来之前，整片停车场都变成了“亲热胜地”——每天晚上，停车场上满是一对一对的学员，挤在租来的车里认真地听CD。

申诉哈维军士长

那一年，尽管我们在狙击手课程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我们头顶笼罩着一片厚厚的阴云。这个问题比卡福军士长的事严重得多，而且事态在日趋恶化。

我和埃里克前往NSWC报到刚满一个月，尼尔森高级军士长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布兰登，我要退休了。”

我不知道应该感到惊讶还是愤怒。实际上，两种情绪我都有。“您是什么意思，退休？那谁会接替您呢？”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直视着我的眼睛，说：“哈维·克莱顿总军士长（Master Chief Harvey Clayton）。”

哈维名声在外，但可不是什么好名声。我勉强算是认识他，在大厅里迎面遇上时会和他打招呼。我知道，他从几年前就开始负责课程。我也知道，他服役期间多数时间都是在海军中度过的，吸收了那里的文化，那种文化和海豹突击队很难并存。除此之外，哈维还是一位出色的赛会射手，但他从未参加过实际战斗。

他还因为一个原因出名，那就是他是个非常难伺候的主儿。

“哈维？你是说真的吗？我刚被调到这里，要在这里待上几年，而现在你要让我和哈维·克莱顿搅到一起？”

尼尔森高级军士长摇了摇头，他非常清楚我在说什么。“我很抱歉，但是你听着，你是这里最有经验的人，我要把你升为课程负责人。”

这可不是件小事，我们要正确看待它：狙击手学校是由教官们负责教学的，他们通常是E-5或E-6级的士官。他们要向课程负责人汇报，那通常是由军士长担任的，军士长要负责制定课程表并管理全部课程。课程负责人又要向分部长官汇报（现在是尼尔森高级军士长，不久后将变成哈维·克莱顿总军士长），他负责在课程和上级部门之间进行协调。我的级别还是E-6，教授这门课程是我的第一个LPO（leading petty officer，即领导士官）职位。尼尔森高级军士长让我担任课程负责人，就是说，他要给我一个E-7的职位。实际上，等到我具备资格的那一刻，我就会被晋升为军士长。

晋升为军士长（E-7乃至更高的级别），这在海军里是一件大事。军士长们被认为是与众不同的，是精英中的精英。我服役刚满十年就要升任军士长？那的确是一件大事，很多人直到退役都没能升为军士长。

我明白尼尔森高级军士长所说的话，也清楚他的意思。但是，天哪，我不想为那个家伙干活儿。

后来事实证明，为哈维·克莱顿干活儿不是像我预想的一样糟糕，而是更糟糕。在所有出色或差劲的领导中，在我整个职业生涯中遇到过的所有上司中，从新兵训练营的霍华德上士到HS-6中队的克拉林军士长，再到阿富汗期间的史密斯司令，哈维·克莱顿总军士长是最糟糕的。

哈维不太喜欢科技，也不喜欢发展，更不喜欢变革。对于我们想要为课程带来的改进和新发展，他丝毫不感兴趣。他非常缺乏安全感，不愿听到任何人有新想法。假如他像尼尔森高级军士长那样支持我们，或者只要不插手我们所做的事，那么他都会为此获得好评，我们也乐于见到他那么做。但他没有好好反省自己，所以还弄不清这一点。他想把所有的事都倒回去，回到原来的样子。他非常清楚是他在负责，这是他的地盘，如果他说“不”，那就意味着“不”。

某一天下午，我们正在科林加上课。我们有一位教官，名叫阿提（Arty），他把一群学员叫到一边，给他们讲授有关高程的知识。阿提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对科技的感觉尤其敏锐。他会编程，素以“互联网科技大师”闻名，而且名副其实。任何时候，只要阿提谈论与科技有关的东西，我都会洗耳恭听。

“是这样的，你们今天早晨射击时调整过枪口位置，”他在向大家解释说，“但现在你们是在下午射击。当你们射击200码距离外的目标时，你们会发现，如果还是按早晨射击时的200码距离进行调整，那么子弹最终射中的地方会比目标高出一英寸。这是因为现在的气温比早上高出20多度，随着气温的上升，枪管压力也会上升，这又会导致枪口初速度变快。所以说，你们现在需要把高程调低一英寸来补偿……”

“停！”突然间，哈维出现了，他大步走上前来，当着全班学员的面打断了阿提，“停，停，停！伙计们，听着，你们要相信自己的个人设备数据（data on personal equipment，简写为DOPE，此处指数据手册上的高程数据）。”“相信你们的个人设备数据，不要更改设置，这会把事情全给搞砸的。相信你们的个人设备数据！”

我只觉得血从脸颊往外涌。当然了，阿提说的都是正确的，即使他说得不对，你也不该当着学员的面否定教官。如果你手下的某位教官确实搞砸了，你应该事后把他叫到一边，单独和他谈谈，永远不要当着学员们的面说。如果你这么做，教官会丧失威信。

我尽快把哈维拉到一边，对他说：“哈维，你快害死我了，你不能对我的教官做这种事。”他已经不止一次做这种事了，他也因此臭名远扬。学员们都不傻，在哈维和阿提之间，他们一眼就能看出谁说得有理。哈维不仅在教官们之间，也在学员们之间破坏了“尊重上级”的观念。

在阿提那门课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让班里每个人填写评估表，就像每门课都要做的那样。学员们开始痛斥哈维，他们这时候已经拿到了毕业证书，觉得没有什么好损失的了，于是就大胆地实话实说。“外行！”有的评论这样说，“有损威信。”“明显有弱点。”“你们应该知道，”有个人这样写道，“克莱顿总军士长是个白痴。”

哈维读到这些评论后非常恼火，宣称要命令学员们重写。

“很抱歉，总军士长，”我说，“但根本没门儿。你不能这么做。”

他开始在下班时间喝酒，挑剔学员。“嘿，说你呢，”他说，“某某先生，快过来。我不喜欢你，你可不能胡来。”他对这些人非常刻薄。我也会严厉对待自己手下的人，但我总是很注意公平，哈维看起来似乎根本不在乎公平。

我当时刚刚拿到私人飞行员执照。尼尔森高级军士长给了我足够的时间，让我得以完成14周的课程。我从4月份开始上课，直到7月中旬才结束。从圣迭戈开车到科林加要花大约七个小时，但我用两个小时就能飞到那里，我有时候会召集一群学员飞到那里，带他们去附近一家牧场吃牛排。那家牧场有自建的私人跑道。

哈维很讨厌这一点，他讨厌我会开飞机这个事实。我觉得，他讨厌我拥有任何自主权。

不久之后，每个人都来找我，抱怨哈维最近的所作所为。那简直是场噩梦，但我不知道我们中间的任何人能对此做点什么。我开始担心课程的声誉会受到影响，如果那样的事发生了，就会破坏我们长期以来辛苦工作的成果。

2004年底的某个星期五，我们召开了内部会议，审查下周一要开始的一门课程，权衡是否要用角分法、密位点或其他概念来阐明课程主题。和我们进行讨论时经常发生的事一样，最佳方案渐渐浮出水面，而且我们所有人都同意了。那个周末，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反复备课，收集所有材料，作好一切准备。周一早晨，大约在上课前一小时，一位名叫克里斯的军士长过来找我，要和我说些什么。他的脸色很难看，我心想，糟了，现在会出什么事呢？

“嘿，布兰登，”克里斯说，“哈维想让你用另一种方式上课。”

什么？我怀疑地盯着克里斯军士长。

“是的，”他说，“他让我过来告诉你，他想让你用另一种方式上课。”

我发火了。“没门儿！”我说，“你回去告诉他，让他赶紧滚过来。”作为一名军士长，克里斯的级别比我高（阿提级别也比我高，他也是一名军士长），但他知道我是课程负责人，这里是我的地盘。这是我的课程，但哈维总是想插手。

几分钟后，哈维现身了。我对他大发雷霆，就当着其他教官们的面。

“你这个狗娘养的，”我说，“我告诉你，哈维，如果我们现在是在海上的海盗船上，我会朝你背后开一枪，把你这浑蛋踢到一边，宣誓反叛。”

我知道不应该这样跟上级长官说话。我和所有海豹突击队员一样，懂得尊重上级。我很少失去冷静，这次是为数不多的一次。管他是不是总军士长呢，我都要把他撕碎。

他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走了，我开始按照上周五大家一致同意的方式上课。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尽量对他保持忠诚，自己解决问题和矛盾，但形势每况愈下。只要是与课程有关系的人，情绪都很低落，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如果没有重大转机的话，整套课程都会土崩瓦解。如果不加以改变，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发生。

当时，我们有几位教官是新晋升的军士长，包括阿提（哈维曾非常粗暴地让他难堪）、乔和克里斯，他们都等着去国外担任领导职务。我去找他们三个，对他们说：“伙计们，我们要对哈维做点事。你们都是军士长，你们应该采取行动！”

他们三个都明白，由于我是负责课程的，我不方便采取行动。他们级别都比我要高，他们中的某个人应该挺身而出，或者他们三个人都应该挺身而出。不过，我可以理解，他们三个都不愿意采取行动。在军队里，向上级领导申诉上司，是最可能毁掉个人名誉的事。不管是陆军、空军、海军陆战队还是海军，不管是在哪个分部或哪支部队，检举上司就等于自毁前途。不管是个人名誉，还是职业发展，都是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下，采取最低程度的抵抗要容易得多，也安全得多——静观其变，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但是，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忍耐，在苦笑，在容忍。

最后，克里斯军士长决定要做些什么。他去找了我们上级的总军士长，向他申诉哈维。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做的，也不知道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没有起到效果。哈维一点事儿都没有，而克里斯军士长被贬职降级了。在我们的军士长等级排序中，他从第二位降到了最后一位，而且被从课程中调走了，这种事会让人一蹶不振。从那时开始，克里斯实际上已经无望当上总军士长了，那是一种自毁前程的做法。

不出意料的是，剩下的两位军士长阿提和乔彻底被吓坏了，他们肯定不会再采取反对哈维的行动了，将来也不会。

于是，该我行动了。

我知道，那可能是我海军生涯的终点，克里斯军士长的不幸命运让我很清楚这一点，但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哈维正在毁掉我们的课程。如果你到丛林中去招惹一头幼狮，你就会遭到母狮的攻击。狙击手课程就像是我的孩子，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允许任何人危害大家努力的成果，即使那意味着我可能会自毁前程。

我开始仔细梳理他的恶劣行为，回忆我能想起来的每件事，从他当着全班学员的面反驳阿提，到全班学员对他的差评，从他对课程的专断改变，到学员们对他酗酒和詈骂的抱怨。我不加评论，也不作结论，只是把这些事实用白纸黑字记录下来。我带着那沓材料，走进了哈维的上司——那是一位名叫伦恩·马可（Len Marco）的士官长——的办公室，和他一起坐下来，向他说了全部情况。

“这就是哈维的所作所为，”我说，“这是个问题。您可以把我从课程中开除，也可以把我调往任何地方。当然，我宁愿留下来。但是，有人需要弄清楚这家伙带来的伤害。”

我深呼吸，等着看会发生什么事。我刚才已经自毁前程了吗？

伦恩有几分钟时间一言不发，他一边听着我讲述整件事，一边看我交到他面前的材料。随后，他抬起头看着我：“跟我来吧，我们要去和乔丹总军士长谈谈。”

乔丹总军士长不仅是海军更高一级的领导，还是负责整个海军特种作战中心的总军士长。凑巧的是，我在两年半之前报名参加狙击手课程时，乔丹总军士长就是课程负责人。随后，他的职位由卡福军士长继任。我把这看成是一个好兆头——至少，他很了解我，知道我不是那种因为上司态度不好就惹麻烦的蠢蛋。

但另一方面，当克里斯军士长讲述我将要讲述的故事时，也是乔丹总军士长对他加以严惩的。我把这看成是一个坏兆头，一个很坏的兆头。

但是，我能做些什么呢？现在我已经没有退路了。此外，即使能打退堂鼓，我也绝对不会这么做。为了课程，为了大家，为了我自己，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伦恩为这次会面开了头，他笼统地解释了我为什么要去那里，然后让我自己说明情况。我开始详细描述哈维犯下的最严重的过错。值得称赞的是，伦恩一直在帮我壮胆。乔丹总军士长听着，不作任何评论，然后轻轻点了点头，说：“我们会对此进行调查。”

然后，我们就走了。

第二天，哈维开始打包，命令下来了。显然，巴林出了事，发生了紧急情况，他们需要一位总军士长。哈维被派往那里，而且要独自待上一年。

他没有奉命前往，而是递交了退役申请。几周之后，哈维走了。突然间，我不仅要负责课程运作，还要扮演分部负责人的角色，至少在安排另外的临时分部负责人之前，我要负起这个责任来。

哈维在离开前不久写的一份鉴定中，提到我时曾这样说过：“晋升早于同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在他离开后成真了。2005年2月，就在哈维离开几周后，我第一次晋升为军士长。

培养出最优秀的学员

哈维走了，新课程也已安排好，狙击手课程开始快速发展，我们也开始培养出真正致命的学员了。突然间，前线战场对我们毕业生的需求量大增，而我也不断接到来自其他单位的电话。“某某少校想要来听听你们的课。”我们的学员们在海外战场上名声很好，那些长官都说：“这些人正在做我们没做过的事——我们应该怎样变革课程，好把我们的人提高到这种水平？”我们愿意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帮助。

从最初担任机组人员搜寻与营救水手，到参加BUD/S训练、在科尔号上执行STT任务，再到在海湾地区和阿富汗地区服役，我融会贯通了自己在海军中的经历，用于修订和完善狙击手课程。现在，我们不断培养出世界上最负盛名的狙击手。

最好的例证莫过于克里斯·凯尔（Chris Kyle）。

和马特·胡赛因一样，克里斯也来自得克萨斯州，也是从小就玩枪。像那些从小就打猎的人一样，他也懂得怎样追踪。同时，他还是一位马鞍骑乘冠军。实际上，他第一次申请加入海军时遭到了拒绝，因为他的胳膊里有钢钉。那是他在竞技场上发生的一次严重事故的后果。海军后来心软了，重新找到了他，把他招募进来。正如后来事实证明的，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

克里斯不是我的学员，而是埃里克的学员。他刚一来就让所有人印象深刻。他显然拥有巨大的潜能，不过那种潜能一开始不会显露出来。克里斯是一位典型的特种兵——绝对是“人不可貌相”。他很文静，非常谦逊，温文尔雅，谈吐温和——只要你不去激怒他就好。在路上和克里斯·凯尔擦肩而过时，你一点也感觉不到你身边走过的人是美军历史上最致命的神枪手，他杀死过150多人。

和我一样，等到要分配进入各分队时，克里斯的首选是海豹突击队第三分队。最终，他得以顺利进入。在第一次部署期间，他和其他海豹突击队员前往伊拉克战场。2003年3月，伊拉克自由行动（Operation Iraqi Freedom）开始后，他们是进入伊拉克的第一批美军。

轮换回国后，克里斯最先做的事就是来参加我们的狙击手课程。毕业后，他又回到伊拉克战场，参加了费卢杰第二次战役（Second Battle for Fallujah），那最终成了整场伊拉克战争期间规模最大、伤亡最多的一场战役。由于七个月前的费卢杰第一次战役失败了，该地如今增派重兵驻守。大批陆军部队进驻该地区，部队里配有狙击手小队，狙击手们可以为陆军提供必要的支持。我们的狙击手会潜入那里，只要看到敌军叛乱分子（有时候对方也是狙击手）溜出来试图伏击我们的人，就直接把他们在半路上干掉，敌人根本无法跟我们较量。

我们的学员不仅精通射击，还懂得如何进行战略和战术思考，会在战场上提出各种各样的创造性解决方法。比如说，他们会使用IED（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即简易爆炸装置）来驱赶敌人。他们会弄来在之前行动中缴获的破旧汽车，在上面装上爆炸物，开着它进城，炸掉它，装作汽车被IED击中的样子。与此同时，他们会隐蔽起来，等待着。敌军部队会从屋子里走出来，开几枪，庆祝一下。“啊哈，我们干掉了美国佬！”然后，狙击手们会把他们全部干掉。你不会在新闻报道里看到这些，但我们的人曾三番五次使用这招，而且在城市里的每个角落都用过。

克里斯全程参与了此类行动。在第一次部署期间，他就杀死了近100名敌人，其中有40人死于费卢杰第二次战役。他有两次中弹，六次遇到IED爆炸，也因RPG和其他爆炸物而多处受伤。

叛乱分子中有一个来自伊拉克奥运射击队的狙击手，他有一把英国制造的精密国际公司（Accuracy International）出产的步枪，那件武器的价值高达10000美元。这家伙从不会浪费时间，但克里斯和我们其他的狙击手也不会。他们射死了那个家伙，拿走了他的步枪。基地组织悬赏克里斯的脑袋，但没人能杀死克里斯。你可以在克里斯写的书里读到他的丰功伟绩，他那本书名叫《美军第一狙击手：一个美军海豹突击队员的生死狙击》（American Sniper：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Most Lethal Sniper in U.S.Military History）。

克里斯·凯尔取得了非常惊人的战绩，但他在书中指出，自己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当时，那里有一大批海豹狙击手，在叛乱分子的温床上处处可见他们的身影。他们为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提供清除区，使后者可以放心开展行动，不必担心被敌军狙击手干掉或遭遇IED埋伏。

人们很容易把这些人看成是训练有素的杀手，或是只想着结束他人生命的无情之人，甚至暴力和嗜血的野兽，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请想一想我们过去赢得战争的方式，想一想“二战”期间美军战机用燃烧弹轰炸东京（Tokyo）和德累斯顿（Dresden），烧死成千上万的市民。对于他们来说，那是一种极为痛苦的死法。或者，想一想为除掉高价值目标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捷弹袭击，在顷刻之间将目标所在的城市区域夷为平地。想象一下你恰好是住在目标所在的那栋楼的某个人，在碎石堆下慢慢被憋死。

现在，再想一想一位像克里斯这样训练有素的海豹突击队狙击手，等待、瞄准，最终扣动点300温彻斯特·马格南步枪的扳机。那颗超音速子弹不到一秒钟就会抵达目的地，目标在听到步枪响声之前就会死去。

狙击手就像是技艺精湛的外科医生一样，在战场上实践自己的技艺。请不要误会：战争是要杀死其他人，在敌人杀死我们之前把他们杀死，通过阻止可能持续侵略的人来挡住进一步的侵略。不过，如果发动战争的目的是实现和平的话，那么，为了快速高效地做到这一点，并将间接损害降到最小，像克里斯·凯尔这样的战士才是真正的英雄。

“你救了我的命，伙计！”

我们有一位出色的学员名叫马库斯·鲁特埃勒，他也来自得克萨斯州。他是《孤独的幸存者》一书的作者，该书是他对阿富汗地区红翼行动的记录。我指导过马库斯和他的双胞胎兄弟摩根，摩根在马库斯之前一年半参加过我们的课程。

马库斯和克里斯·凯尔是真正的好朋友，又是得克萨斯州同乡，但他们两个人截然不同。克里斯悄悄地融入队伍，毫不起眼地经受磨炼，而马库斯简直就是“引人注目”的代名词——这家伙是个庞然大物，风趣可爱，总是吵吵闹闹，极具娱乐精神，在各个方面都与众不同。如果说克里斯·凯尔和马库斯·鲁特埃勒是西部牛仔，那么克里斯就是会安静待在角落里、你不会注意到的那个人（至少，在枪战开始之前不会），马库斯则是可以拍成好莱坞电影的神枪手。

不幸的是，对于一名狙击手来说，引人注目不一定是什么好事。就像摩根一样，马库斯也是一流的海豹突击队员，但他第一次没能顺利通过狙击手课程。他是一位神枪手，但为了符合追踪方面的最低课程要求，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在追踪训练环节中，我们要教学员们如何利用伪装、地形和隐形技能偷偷地接近敌人据点。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我们第一次组织马库斯所在的班级进行追踪演习时的情景。我们允许他们先出去练习几次，好熟悉地形，方便进行追踪。我们做完这些练习后，会开始一系列分为十级的追踪测试。学员必须拿到80分或者更高的分数，这就意味着你十次中最多能有两次失误，否则你就通过不了。

在追踪演练过程中，我们会给学员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去收集自然植被的枝叶碎片，把东西盖在自己的伪装衣帽上，好把自己隐蔽起来。然后，我们会巡视场地，判断他们藏得有多好，也就是说，我们能否发现他们。收到每个人都已藏好的信号后，我举起望远镜，开始观察。我立马盯上了一株看起来很奇怪的冰叶日中花。

正当我看着的时候，那株看起来很奇怪的冰叶日中花居然站了起来。

问题在于，冰叶日中花绝对不会长到六英尺高，也不会突然变换成站姿。果不其然，那正是马库斯，他藏在蔫蔫的植物枝叶下面，看起来像是冰雪中的萨斯科奇人（Sasquatch）[17]。

“哦，天哪，”在追踪演练期间，我曾不止一次这样说过，“那又是马库斯。”在那门课上，马库斯和他的射击搭档是我负责的一对学员。我经常在课后带他们俩出去，对他们进行测验，和他们一起工作，尽我所能地确保他们能顺利通过。这正是我们设立导师制度的原因：这样，教官们就会全心全意地指导所带的学员，并从他们的成功中受益。

尽管我已经尽力而为了，但还是不够：马库斯没能通过。他备受打击，我也是。他是一位出色的射手，也是一名可靠的海豹突击队员，我们也很想让他通过，但我们没能帮他通过隐蔽和追踪测试。

那么，他做了什么呢？他立马回头，第二次参加该课程，而那要花整整三个月时间。这个家伙根本不知道“放弃”是什么意思。

第二次上课时，马库斯和他参加BUD/S训练时的朋友分到了一组。那个人叫特伊（Tej），他的块头儿比马库斯还要大，而且更喧闹。他们毫无疑问是班里块头儿最大的两个家伙，他们俩都非常粗野、非常喧闹，以至于我都想把他们分开。与此同时，他们也能镇住全班学员。我们有一位学员对职业发展满口怨言，还有不止一个人想给我们难堪。但是，每当有人闹事或违规时，特伊和马库斯都能阻止他们。他们十分粗野，却非常滑稽，让人忍俊不禁。他们俩是我们教过的最强壮的学员。

马库斯和他的搭档又成了我的学员，我决心让他们成功通过。当然了，我想让每位学员都能成功通过，但马库斯如此可爱，又是个大好人，所以我们真心希望他能做到。他知道他要靠自己的实力去拼搏，但如果我不尽力促成此事的话，那我就不得好死。

进行追踪阶段训练时，他再一次遇到了麻烦。不过，他在某一刻突然开窍了，从那时开始，他一直做得很好。这一次，他成功毕业了。我不知道谁为此更高兴，是马库斯还是我，我要说的是，我们都非常兴奋。

马库斯即将毕业时，突然来找我，要我帮他个忙。“嘿，”他说，“我将要前往阿富汗，但我们想在得克萨斯举行一次家庭集会，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不参加FTX吗？”

一般情况下，学员毕业后会有30天的假期，你可以用这段时间陪家人。但是，马库斯已经牺牲了他的假期，直接参加了第二次狙击手课程。现在，他在奉命执行任务前能见见家人的唯一办法就是，我们准许他不用参加FTX，也就是期末训练演习（final training exercise），那通常会让课程增加一周的时间。FTX是一项分等级的任务，所以从理论上说是必修的。但是天哪，马库斯显然已经符合要求，所以我帮他直接跳过了这个环节，让他可以用那一周时间去陪家人。

在家庭聚会后的那一周，马库斯就登上了飞往阿富汗的飞机。

接下来发生的事正是他那本书所写的。马库斯和他的三位同学——马特·阿克塞尔森（Matt Axelson，摩根·鲁特埃勒最好的朋友）、丹尼·迪兹（Danny Dietz）和迈克尔·墨菲（Michael Murphy）——到阿富汗北部地区执行侦察任务，那里距离埃克排执行任务的地方不远。任务搞砸了，他们四人遭到了敌军猛烈的火力攻击，还要艰难穿越阿富汗的恶劣地形。马库斯亲眼看着他的队友、兄弟和最好的朋友死在自己怀里。墨菲和迪兹也死了，去营救马库斯的QRF队伍里的16个人[8位海豹突击队员和8位陆军空降团“夜间追踪者”（Army Airborne“Night Stalkers”）]也未能幸免，那是美军在阿富汗期间伤亡最惨重的一次事故。这个可怕的悲剧纪录在六年后就被打破了，那是2011年8月，一架支奴干直升机被从空中击落。

听到这个消息时，我们都非常悲痛。我之前也失去过其他朋友，但这次是最糟糕的。那些人参加课程培训时，我曾经近距离地接触过他们，特别是马库斯和阿克塞尔森。根据当时我们掌握的情况，马库斯也丧生了。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这么认为（尽管摩根称他知道自己的双胞胎兄弟仍然活着）。直到五天之后，我们才知道，马库斯奇迹般地挺过来了。

他自己伤势严重，而且队友都已丧生。在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课程时，这个大块头的得克萨斯人曾一次又一次在追踪训练时以失败告终。但是这一次，他成功地在敌军地盘上走走爬爬地穿行大约七英里，居然未被敌人发现，还沿途杀掉了六个塔利班士兵。逃进一个阿富汗村庄后，他找地方藏了起来，直到成功获救。

在整个行动中，马库斯是唯一的生还者。

我下一次看到马库斯是在一年多以后。那是2006年夏末，在圣迭戈附近海域的中途岛号（Midway）航空母舰的甲板上，海军正在那里举行一场大型募捐活动。他和他的合著者帕特里克·罗宾逊（Patrick Robinson）刚刚完成《孤独的幸存者》这本书，该书在第二年夏天才会面世。我当场认出了他，走过去和他聊天。

“嘿，马库斯。”我说。

“嘿，布兰登。”他答道。

我们相互拥抱，然后迅速交换各自的生活近况。我们身边有很多人，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俩顶多能聊上一分钟。他抓住我的双肩，对我说：“布兰登，听着，你要知道，那门追踪课救了我的命。如果你不用那个训练磨炼我，我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

他的声音哽咽了，我看到他眼里含着泪水。我自己也很动情。

“你救了我的命，伙计！”他重复道，“我想让你知道这一点，我想为此感谢你。”

我想象着他在阿富汗经历的一切，他看着朋友们一个个死去，他藏身于阿富汗村庄时那些漫长的白天和更加漫长的黑夜。当时，塔利班分子正在搜捕他，他不知道自己能否活着回来。我回想起我们在上课期间共度的时光，每天在学习任务结束后共同工作的时光，正是这些时光让他变成了一位一流的追踪者。我想起了我和埃里克还有其他人精心设计和修订课程的时光、我们不在时家人身上的重担，还有哈维·克莱顿作为顶头上司的漫长岁月……我知道，这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值得了。

那就是我作为一名海豹突击队员最自豪的时刻。

结语　“红圈”一直在我的生命里

离开海豹突击队

2006年8月，具体情况不详。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告诉你，那究竟是在哪一天。我知道的事只有：我和一支突袭队进入这栋大楼，现在发现自己一个人站在这里。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废弃的仓库，光线昏暗，差不多有一座普通的高中体育馆那么大。而我就在里面，在深处。无论是谁占据着这个地方，我知道他们的任务就是把我击垮。我非常清楚，我活着比死了对他们更有好处。但是，你永远都不可能对这种事百分之百确定。

借着昏暗的光线，我开始审视周围的环境。

墙壁都是涂黑的，这让我的“新住处”充满了恐怖气息。大大的扩音器里放着嘈杂的摇滚音乐，让人感觉更加混乱、迷惑。在我脚下，我可以看见一个大大的红圈，粗略地画在地板上。我感觉自己站在一个靶标中间，位于靶心位置。这或许不是个比喻，这或许就是一个靶标，我或许就是靶心。我只知道，我将踏进一个充满疼痛的世界，而我死也不会退却。他们可以攻击我，伤害我，甚至杀死我，但我绝不会认输或退却。

无论什么人来攻击我，我都会守住这个该死的红圈。

就在我站在那里想这些的时候，我的身后有动静。突然，一个面罩套在了我头上，我眼前一片黑暗。我没有听见他走过来，不管这个狗娘养的是谁，他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然了，那些扩音器弄得满屋子都是可怕的嘈杂声响，害得我很难听到声音。尽管我的听力非常好，但我还是什么都听不到。

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是闹着玩的。把我带到这里来的人，正竭尽全力让我失去平衡。我知道他们盼着我恐惧，但我不会让他们得逞，也不会让他们占上风，海豹突击队训练让我学会时刻准备着应对这样的情况。我已经在心里演练过无数次最糟糕的场景，早就准备好了应付他们可能采取的各种手段。

让惩罚开始吧！

但什么也没发生。

我继续站在那里，脸上戴着面罩，什么也看不见。但我作好了准备，尽可能地感觉周围发生的一切。我的耳朵拼命想透过那震耳欲聋的摇滚乐听到些什么，我的鼻孔拼命想透过那厚厚的黑布去闻到哪怕一丝气味。在这个厚头罩外面，到底是什么人站在那里？毫无疑问，是敌人。有多少人呢？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但我毫无收获，我不由自主地开始放松了。就在我放松的那一刻，敌人扯开了我的头罩，朝我脸上狠狠地打了一拳。

我刚刚缓过神来，紧随脑袋上挨的重拳而来的是一束强光，我被照得有一阵子都看不见东西。在我有任何的想法之前，我接受过的训练起作用了。我的身体经过训练，会自动摆出自卫的姿势，也能很好地保持平衡，让他们吃惊的是——我希望如此——我并没有失去平衡。相反，我的头转过来摆正了，我也开始能看清东西了。我立刻明白了自己的处境：我面前有一个马上就会对我构成威胁的人物（就是打我脸的那个家伙），不远处还有两个人，他们正全副武装地从房间另一端走过来。

我迅速从那一拳中恢复过来，这让一号目标吃了一惊，也让他的反应放慢了不到一秒钟。我立即充分利用了这一瞬间，我当即给那个家伙一记重拳，并拿起我的M-4迅速给了他一枪，把他放倒在地。这又为我赢得了两秒钟的时间，而两秒钟足以让我准备好发出致命一击。我迅速准备好步枪，朝他头上开了两枪，一号目标已经击毙。

现在，二号目标和三号目标正全速向我这边跑过来，他们离我只有十英尺，马上就要跑到我面前，没有时间考虑了。我先射杀了离我最近的那个人，朝头部开两枪，但当我扣动扳机准备朝他打出第三枪时，出问题了。那是你希望永远不会出现的故障，但你知道，如果它出现了，那就是最糟糕的时刻——我的M-4失灵了！

我没有时间去咒骂，甚至没有时间去思考。

在这样的情形下，你根本不可能停下来处理故障。我把M-4甩开，不再去想它，而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三号目标身上。M-4被我用手一甩，挂在身体左侧，正好为我的第二件武器让开路。我的身体右侧挂着格洛克17（Glock 17）枪套，当步枪荡到左边时，我的右手已经抽出了手枪。我向朝我走过来的最后一个家伙打出四枪，他也被我放倒了。他倒下时朝我开了一枪，打中了我的右前臂，不过，那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我的注意力全在二号目标和三号目标身上，确认他们已经毙命。没错，他们已经毙命了。

接下来，我的周遭一片寂静。我气喘吁吁，只听到一个粗重的声音，我知道那是我的呼吸声。我中弹了，但仍然站得稳稳的。我呼吸困难，汗水从脸上滴下，我能感觉到盐分刺痛了眼睛。我擦了擦额头，低头看了看，然后笑了。

我守住了我的红圈。

又过了一会儿，我放倒的那三个人开始动了。他们慢慢站了起来，很显然，他们没有死。我们用的是模拟弹药，虽然不会致命，但子弹速度很快。当一颗子弹击中你时，你是真的被击中了，这些家伙会让你疼上一阵子。

我能顺利完成第一个场景，这很好。我表现得很出色，这就更好了。接下来的场景会越来越难——设计这些场景就是为了给受训者施加压力。

我已经不在美国海军的海豹突击队里了，我现在独自一人，在华盛顿市内或周围某处参加为期一周的近距离作战进修课程。不久之后，我将在伊拉克街道上驱车穿行，为一支情报小队提供任务支持，那支小队隶属于某个被我们称为“客户”（the Client）的神秘机构。不管我被叫到那里去干什么，不管我和谁共事，不管我将面临什么情境或紧急情况，我都明白一点：我会坚守自己的地盘，守住我负责守住的红圈。

创业

我是时候该退后一步了。

2006年年中，在主管海豹突击队狙击手课程两年半之后，我最终决定退役，进入私营部门。我的血液里流淌着一种创业冲动，这种冲动就像我对航空的热爱一样强烈，甚至可以说更强烈。我决定去追寻自己在海豹突击队服役时就有的梦想：创建一家私营机构，为世界各地培训最好的战斗力量，无论是军队作战单位、特种部队，还是民法授权的个体公民。凭借多年的从军经验，我知道他们长期缺乏优秀的训练场地，而我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我需要两件东西。第一件东西是特定的经验。在美军服役的13年里，我从每个角度了解过军队，但我对于私人军事承包商毫无了解。“黑水”这个名字曾经让这支影子部队臭名昭著，不过从整体看来，私人军事承包商是非常重要的，比绝大多数市民所能意识到的更重要。美国有为数众多的情报机构，在我们睡觉时保护我们的安全，他们的员工需要掌握训练有素的特种兵所具备的种种技能。由于这些机构不具备自主运营的能力，他们的员工几乎毫无例外都来自私人军事承包商，我想知道那个世界是什么样的。

坦率地说，第二件东西是资金。就在我为自己的选择苦思冥想时，我碰巧遇到了一位在某家OGA（other governmental agency，其他政府机构）工作的好朋友。他告诉我，他正在争取到国外工作一段时间。我迅速计算出，为了筹集资金，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至少在创业初期是这样的。

我的一位兄弟恰巧供职于同一家情报网络协调机构。我的申请很快就被通过了，等到正式退役时，我已经和“客户”达成一揽子协议，也已约定好了就职日期。

如果没有降落伞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往下跳的。

2006年6月6日，当我从海军退役时，加布里埃尔马上就要生下我们的第三个孩子了。我们的第二个儿子泰勒（Tyler）是8月31日出生的。到了9月份，我站在华盛顿特区某地的一个废弃仓库里，守着我的红圈，把三个人放倒在地。

那年秋天，我奉命前往伊拉克，到那里为“客户”提供任务支援服务，我在那里改写了他们在伊拉克某个偏远地区的整套安全计划。我刚到那里时，那套计划简直是个笑话，不但只有两页纸，而且毫无用处。我为我们的库尔德“自由斗士”（Kurdish Peshmerga）安全部队开发了一套完整的训练项目——他们在那之前基本上没有接受训练。我也执行过形形色色的任务，从平凡普通的到奇奇怪怪的都有，其中包括将装满美元的公文箱交给情报人员（假如你想知道150万美元的现钞有多重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很重），在半夜里抓捕双料间谍告密者并进行审讯，安排和协调与情报人员的秘密集合地点，开着车拼命穿越城市去追踪伊朗人，以及你根据间谍电影能想象出的所有事情。我从来没有在检查站或会合点遭遇过埋伏，但那种事情是可能发生的。我们的一支队伍在前往基尔库克（Kirkuk）的路上与敌军交火，他们不得不炸出一条路来继续前进。在另一处检查站，当地官员没有像预想中那么友好，而我们的几个人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太晚了。他们被敌人用机关枪一顿扫射，没有从那里活着出去。

2006年底出了一起事故，几位重要的伊朗外交官因为在巴格达（Bagdad）从事间谍活动被捕，某些高级别情报人员突然之间要被运到伊拉克，我也置身于那场混乱之中。我们开着一辆挂着偷来车牌的汽车，想穿越所在的城市。我们当时正努力让那位满眼泪水的女签证官平静下来，因为我们的情报人员突然改变了会合点，而她的上司正在手机里对她大喊大叫。我不得不把车靠边停在检查站中间，从座位上转过身去，朝她大声叫骂，让行动得以继续下去。训练，再训练。我们终于救下了情报人员，而且他们全都活着。（他们是谁？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什么情报？你不会想知道的。）

2007年底，我从伊拉克回到美国。在投资者们的帮助下，我买下了一块未经开发的土地，作为我新公司的地址，那是位于帝王郡（Imperial County）的1000英亩加州沙漠。那是哪里呀？它正好与我的老朋友奈兰德隔着沙顿海（Salton Sea）相望。我把公司称为“风速零”（Wind Zero），这是一个射击术语，指的是你把武器调试到完美的平衡点。

我花了四年多时间来筹集资金，获得法律许可，为“风速零”的顺利运营作好准备。我的计划遭到了许多阻力，它们来自当地的环保人士和其他反对变革的势力（我不免把他们看作哈维·克莱顿的化身）。不过，那个时候，我已经赢得当地执法部门、消防部门、公安部门和当地有常识的居民的支持。而且，即使要花费两倍于此的时间，我也在所不惜。不管我要守的红圈是什么样的，我都会坚守自己的立场。

我的“红圈”

我的父亲干得很不错，在我加入海军后不久，他又开办了一家定制住宅的建筑公司。他在杰克逊霍尔（Jackson Hole）郊外、爱达荷州和怀俄明州的交界处买下一块地，加以开发建设，把赚得的利润作为自己的退休养老金。他在卡波圣卢卡斯（Cabo San Lucas）盖了一栋房子，冬天会住在那里。他到海边去钓鱼，在当地一个乐队里打鼓。他现在已经62岁了，仍然每天玩音乐，他还有一艘42英尺的船。我们的关系仍然有些紧张，但他毕竟是我的亲爸爸。

我和妈妈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经常会去看她，本书第一章里记录的很多回忆都是从她那里获得的。直到今天，我的父母仍然会定期联络，如果你问他们任何一个人的话，我觉得他们会说他们还是好朋友。

对于我和加布里埃尔之间的关系，我也会这么说。尽管我们都作出了最大的努力，我们的婚姻还是没能经受住我在海豹突击队那些年的长期分离。2009年，我们分开了，她和三个孩子在附近一处很不错的房子里住下来，我开车过去需要半天时间。我们是友好分手的，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既是为了孩子，也是出于对彼此的尊重。我每个月都会有好几次开五个小时车到那里去，去陪陪泰勒、麦迪逊和杰克逊。每次见到他们，我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也是我的“红圈”的一部分。

我还见到了我的很多海豹突击队老朋友，从狙击手小队的朋友埃里克，到高尔夫排的丹军士长。我现在不是队伍里的现役成员了，但那个圈子不仅是一份工作，更像是一个家，你一旦成为它的一部分，那种关系就永远不会消失。格伦是我的射击搭档，也是我在狙击手学校的最好朋友，今天又成了我在“风速零”的搭档。不久之前，我们合著了一本书，书名叫作《21世纪的狙击手》（The 21st-Century Sniper）。

2009年4月，一支由三名海豹狙击手组成的协调小组，凭借配合完美的三发子弹杀掉三名索马里海盗，救下了马士基·阿拉巴马号（Maersk Alabama）的理查德·菲利普斯船长（Captain Richard Phillips）。突然之间，我们那个默默无闻的圈子被推到聚光灯下，受到了社会公众的关注。不久之后，我的电话开始响个不停。在我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之前，我已经站在CNN的摄像机前，向安德森·库珀（Anderson Cooper）解释，那三位神秘战士经受过长时间的训练，才能完成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那件事发生两年后，聚光灯再一次打在我们身上。当时，一队海豹突击队员对巴基斯坦某地发动了一次突袭，杀死了奥萨马·本·拉登，他是过去十年里美国的头号公敌，也是策划“9·11”事件的罪魁祸首。又一次，我发现自己在CNN和其他媒体上露面，为观众们提供对于刚刚发生的事情的评论。早在2000年，当我站在也门岸边那艘被炸毁的科尔号驱逐舰甲板上时，我曾想过，现代军事的本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神秘行动部队很快将成为21世纪战争的先锋。我当时的想法已经被事实证明了，不过，我还不能确定，美国公众是否了解了特种部队的内幕。

在突袭本·拉登三个月后，2011年8月，敌军把飞临阿富汗上空的一架美军直升机击落，杀死了30名美军特种兵，其中包括17名海豹突击队员。在至今已满十年的阿富汗战争期间，这是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事故。马库斯·鲁特埃勒勉强得以幸存的“红翼行动”曾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失，而这次的伤亡人数比“红翼行动”还多。对我来说，最近发生的悲剧让我遭遇了如同失去家人般的悲痛。我的好朋友希斯·罗宾逊是埃克排里最坚强的队员之一，也是那次直升机坠毁事件中丧生的17位海豹突击队员之一。克里斯·坎贝尔也是如此，他是我BUD/S训练中的同学。这个时候，突袭本·拉登已不再是头版头条，多数美国人也开始关注其他的热点新闻了，但海豹突击队可不像球队，不可能在赢得超级杯之后庆祝一下，在赛季结束后去度假，杀掉本·拉登的那些伙计第二天仍要继续工作。

凡事做到卓越

不久之前，我坐在圣迭戈的一家理发店里剪头发，坐在旁边椅子上的人打量着我，对我说：“布兰登？”我立刻认出了他，但想了一会儿才想起他的名字——克里斯·庞托（Chris Ponto）。克里斯是我小时候在文图拉海港闲逛时的玩伴之一，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未来要做些什么，当我决定加入海军时，我和他失去了联系。我竟然能偶然碰到他，简直是太好了。克里斯混得不错，他在文图拉开了一家船舶服务工厂。我们聊起了过去的岁月，几分钟后，我向他打听一个名叫杰克（Jake）的人，他是我当时最好的朋友。

“杰克啊，”克里斯说，他无意识地低下头去盯着地板，“他现在无家可归，彻底吸毒成瘾了。”

我又问起了曾和杰克混在一起的那个女孩，我已经想不起她的名字了，克里斯也想不起来了。“他们还在一起呢。”他说，这让我吃了一惊。杰克的女朋友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还有一笔信托基金。我一直很好奇他们是否还在一起，希望她能帮他改邪归正。事实证明，事情恰恰相反，杰克把她拽着堕落了。他们俩现在还在海港闲逛，可怜兮兮地凑合着生活。

克里斯和我都没有说出来，但我知道我们心里想的是同一件事，那种情况很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苦苦思索，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我想通过它说些什么。我觉得，我想通过这本书表达的意思可以归结为：

卓越至关重要（Excellence matters）。

在美国海军和海豹突击队服役期间，我既见过糟糕的领导，也见过出色的领导。我见过不错的训练、很棒的训练，也见过出类拔萃的训练。我知道“卓越”能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对于政治，我一直知之甚少。谈到政治领导人的时候，我不太在乎他们的政治党派，而更看重他们的品格和才能。我不在乎他们在学校祈祷、堕胎、同性恋婚姻或枪支法令等问题上如何投票，我想知道的是，他们是否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他们是不是由坚钢硬铁打成的，是否在关键时刻不会被打垮。我想知道的是，在争论、危险或死亡面前，他们会不会畏缩。

我想知道，他们是否擅长他们所做的事。

自由社会的根基看似是宏大的准则和崇高的理想，在多数时候或许确实是这样的，但在黑暗的时期，真正重要的并非理性或言辞，而是“走向卓越”的承诺，经受时间考验的承诺。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因为这才是最有意义的事。

你可能永远都不会使用狙击步枪，永远不会加入突击队，永远不会在战争中负责安全防卫，永远不会半夜抢登公海上的一艘敌船；你可能永远不会穿上一身制服，永远不会以“自由”的名义重拳出击。不过，我要告诉你，无论做什么，你都要作决定——选择卓越，还是选择平庸。

这就是我作为一名海豹突击队员学到的东西：凡事都要做到卓越，永远不要自暴自弃。这也是我会继续坚守的“红圈”。

作者的话

本书记载的所有事件都是真实的，按照我的记忆加以描述，不过某些细节难免有所出入。除了历史人物（如鲍勃·哈沃德上将（Admiral Bob Harward）、乔治·W.布什总统（President George W.Bush）和哈米德·卡尔扎伊（Harmid Karzai）等）、好朋友和阵亡战友，书中多数人都以化名出现。在某些情况下，对于那些仍在服役的朋友，我只给出他们的姓氏。某些特定任务的时间、地点和细节均有所修改，而且我一直尽量避免泄露机密和与任务相关的敏感信息。

致谢

撰写这部回忆录，对我来说是件很私密的事情。暴露你头脑中的秘密，和全世界分享你的心声，这既让人羞愧，又让人害怕。它让我想起当初报到参加BUD/S时，我凝视着那尊真人大小的“黑湖妖兽”（Creature from the Black Lagoon）塑像的情景，那是已经毕业的某个BUD/S班级赠送的礼物。那尊塑像就安置在训练场上，用它的绿嘴红眼欢迎所有新人。它脖子上的标牌上写着：你想成为一名蛙人对吧？（SO YOU WANNA BE A FROGMAN）那不是一个问题，只是发起一次挑战。

你想写一部回忆录对吧……

当我第一次和我的文稿代理人、大名鼎鼎的玛格丽特·麦克布莱德（Margret McBride）坐下来，在她那位于加州拉荷亚（La Jolla）的办公室里谈论这个计划时，她给我提出了一条至关重要的战略性建议。“没有人能写自己的回忆录，布兰登，”她说，“你是位优秀的写手，但你需要一位伟大的合著者来帮助你。”

我找到的合著者不是“伟大的”，而是“不可思议的”。谢谢你，约翰·大卫·曼（John David Mann）。

写这本书时有你做我的搭档，就像是在战场上有我最信任的队友掩护我的六号位（这是一个海军术语，意思是“戒备我的身后”）一样。你带走了我所有的零星笔记、餐巾上的涂鸦、成串的回忆，通过电话联络过我无数次，然后把一切变成某个特别的东西。因此，我非常感谢你。我们在海豹突击队里有很多语录，其中有一条是这样的：“那个家伙很可靠，我随时愿意帮他挡子弹。”这就是约翰·曼给我的感觉。

太多的人对这本书给予了支持，多到我不可能在这里提到每个人的名字。排在我的名单顶端的是下面列出的家人和朋友，他们将永远在我心里占据特殊的位置。谢谢你们！

感谢我的母亲琳恩。早年在加拿大的时候，您没有把我送给别人收养，而且总是在那里守望着我，无论是雨是晴。

感谢我的父亲杰克，您陪着我做晨练，那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感谢我的妹妹，你是最棒的！

感谢我的前妻，你是我的知己，也是我们可爱孩子们的母亲。

感谢“小家伙”格伦·多尔蒂，你是我在狙击手学校时的射击搭档和一辈子的朋友，也是我最好的亲密搭档。

感谢埃里克·戴维斯，感谢你的友谊和在设计海豹狙击手课程方面极具创意的工作。

感谢海豹突击队第三分队高尔夫排和埃克排的队员们，你们懂的。

感谢特拉维斯·莱弗利（Travis Lively），你证明了兄弟情义依然存在。

感谢托马斯·弗莱什（Thomas Frasher），你总在关键时刻帮助我，你是真正的兄弟。

感谢“海啸”约翰尼·瑟蒙特（Johnny“Tsunami”Surmont），你是我认识的最具创意的海豹队员之一，总会发明出各种各样的新东西。你是我的好朋友，约翰尼——请继续创造伟大的东西吧！

感谢比利·托什夫（Billy Tosheff），我的朋友、我的同伴飞行员和惹事鬼。谢谢你做的所有事情，兄弟。没有多少朋友能二话不说在凌晨两点钟出现！

感谢阿莱克斯·托什夫（Alex Tosheff），你信任我的网站和SOFREP.com的市场潜力，你是一级棒的IT工程师，我的朋友！

感谢曼提总军士长，你教给了我作为一名军士长意味着什么。

感谢简森·嘉德纳总军士长，感谢你的支持和与狙击手相关的方方面面的知识。

感谢莎莉·林德利（Sally Lyndley），感谢你那缪斯般的支持、爱与友谊。在我看来，你是世界上最棒的服装造型师，毫无疑问，为数众多的重量级人物都会同意我的观点。

感谢我的队友罗伯·史密斯（Rob Smith）和他那可爱的妻子妮可（Nicole）。我一直都很惊奇，我们SOF圈子里的伙计们简直太有创意了。罗伯，你那手工制造的RESCO手表简直不可思议。为了表示我对我那款全新RESCO的喜爱，我乐意把我的劳力士（Rolex）收起来。感谢你让兄弟情谊长存，也感谢你帮我在RESCO手表上刻上“红圈”的签名。

感谢比尔·麦基，和平号潜水船的船主，在我最有趣的童年回忆中，很多都来自和你以及全体船员一起待在船上的时光。

感谢马尔科·雷斯尼克（Marc Resnick），圣马丁出版社（St.Martin’s）的编辑，感谢你在本书面市之前给予了它充分的信任；感谢我们的文稿代理人，玛格丽特·麦克布莱德，你帮我梦想成真了。

感谢马库斯·鲁特埃勒和他的妻子梅勒妮（Melanie）（我知道你家是谁做主），感谢你那段出色的序言，兄弟。

感谢温达海冲浪俱乐部（WindarSea Surf Club）欢迎我加入你们的大家庭。

最后，我想感谢下列已经去世的海豹突击队队友，你们曾在训练场和战场上影响了我的生活，你们会永远活在我的记忆中：“斧头”马特·阿克塞尔森、麦克·比尔顿、克里斯·坎贝尔、简森·希斯·罗宾逊（Jason Heath Robinson）、“JT”乔恩·图米尔森（Jon“JT”Tumilson）、约翰·齐恩、名誉队友弗雷沃尔德（Freiwald）、麦克·墨菲、汤姆·雷泽尔（Tom Retzer）、麦克·德翰和保罗·伊曼纽尔（Paulo Emanuele）。天堂再见，伙计们。

布兰登

[1]“肯塔基步枪风力修正法”是把枪炮瞄准目标左边或右边而不调整准星的一种风力修正法。

[2]四分卫是美式足球和加拿大式足球中的一个位置。四分卫是进攻组的一员，排在中锋的后面，在进攻线的中央。四分卫通常是进攻组的领袖，大部分的进攻由他发动。

[3]休·海夫纳是美国著名的千万富翁和风流人物，也是世界著名色情杂志《花花公子》的创刊人及主编。

[4]水肺潜水又称SCUBA DIVING（SCUBA，全名为“Self-Contained Underwater Breathing Apparatus”），指潜水员自行携带水下呼吸系统进行的潜水活动。

[5]浮力调整器也称作浮力控制背心、BCD或BC，是一种重要的潜水器材及设备。潜水者用它来停留在某一深度，或在上升下降过程中控制浮力。

[6]速比涛（Speedo）是世界著名的泳衣制造商SPEEDO公司的运动品牌。

[7]To run a tight ship这一俗语是来自以前使用帆船的时候。那时，一个要求很严的船长往往要他的船员把张帆的绳子拉得紧紧的，这样可以尽量获得风力。在这种船长的领导下，船上的一切器械都放得井井有条，船员也都知道随时要服从命令。现在，to run a tight ship这个俗语已经和船没有直接关系了，指一个公司、政府机构或其他组织的领导人在自己的单位纪律严明。

[8]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2.27—1968.12.20）是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9]天文导航是一种导航技术，利用对自然天体的测量来确定自身的位置和航向。由于天体位置是已知的，测量天体相对于导航用户参考基准面的高度角和方位角，就可计算出用户的位置和航向。

[10]航位推算法是一种导航方法，即利用表征航向和速度的矢量，根据船舶某一时刻的位置推算出另一时刻位置。

[11]原文为Nuka Hiva，当为Nuku Hiva。努库希瓦岛是马克萨斯群岛西北部的火山岛，现属法属玻里尼西亚。

[12]当空气或水等流体高速流动，而环境压力发生巨大变化时，与流体直接接触的金属表面会发生洞穴状的腐蚀，并且会出现破损甚至爆裂，这种现象就是空蚀（cavitation），旧称气蚀现象。

[13]温跃层位于海面以下100至200米深的地方，是海水温度和密度都发生巨大变化的薄薄断层，它处在位于上层的薄暖水层与位于下层的厚冷水层之间，是海洋生物以及海水环流的重要分界面。

[14]史蒂芬·金（1947年9月21日—），美国著名的畅销书作家，以写作恐怖小说闻名。

[15]L形伏击队形是两面伏击队形的变种，设伏方大部分兵力沿道路展开，少部分兵力（通常持重机枪）设置在道路拐弯处控制整条道路的纵轴，在道路的两边设立严密的歼敌线，防止敌军逃窜。

[16]现象性培训（phenomenal training）是指让受训对象置于实际存在的现实生活情景中，对其进行相关技能的训练。

[17]萨斯科奇人又称大脚野人，是曾经居住于北美地区的古人类杂交物种。他们大约生活在15000年前，据说是一位未知的古人类物种的男性和现代智人人种的女性结合的产物。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序 永不言弃

前言 希望打开一扇窗户

第一章 成人礼

同样的成人礼

没有一扇门能挡住我

举家搬到美国

摔跤全国冠军

膝盖受损

成为救援潜水员和水手

面对死亡

童年不再来

我开始思索人生

被扔在太平洋上

“追梦者”箭鱼

决心成为一名海豹突击队员

第二章 新兵训练营

“真话时刻”

男女混编

远离种族歧视者

报名参加海豹突击队

绕远路

我救了爸爸

搜寻与营救课程

等待机会

“53号战犯”

战俘游戏

第三章 超越障碍

从“C”学校的高级项目中毕业

第一次飞行考核

直升机落水

曲折如愿

好领导，坏领导

被批准参加入门考试

第四章 复仇女神

开始海豹突击队BUD/S训练

寿林教官

越障训练课

骄傲态度得罪寿林

事事做得完美

地狱周

千万不能自大

通过技能训练

冰冷的海水

麦克险被死亡击溃

终于要成为海豹突击队员了

第五章 全力以赴

训练永不停止

武器射击

沙漠战场

完成海豹突击队战术训练

成为真正的海豹突击队员

“邋遢鬼”韦伯

未来老婆

保持巅峰状态

实弹枪击

遭遇海豚，解救人质

高空跳伞

隐瞒结婚被羞辱

将成为狙击手

第六章 冷枪射击

狙击手训练

用科学将武器和环境结合

冷枪：首发命中

“岩石决斗”

弹道课

和神枪手搭档

完美合作

经受突发压力

穿上迷彩服

追踪演练

获得海豹狙击手证书

第七章 一切发生了改变

巡航穿越太平洋

保卫科尔号驱逐舰

特种部队

加入“埃克排”

小型班聚会

第八章 进入反恐时代

“9·11”爆发

萨达姆的石油走私船

运输过炸药的恐怖船只

抢占船只

前往坎大哈机场作战

发现危险树丛

遭遇超大号地雷

第九章 在山洞里

搜查本·拉登宣战之地

荷重负出发

搜到“9·11”宣传海报

建起夜间防线

巡逻遭遇敌人

好好的事被搞砸了

抓住藏匿武器的俘虏

追踪四个阿富汗人

险因战友疏忽丧命

放走可疑分子

对敌人反监视，展开终极轰炸

第十章 联军

搜捕基地组织头目

闯过武装分子拦截

英雄

友军被自己空军误炸

侦察队伍被塔利班残酷袭击

浴血战斗

与空军少校格斗

扫荡村庄

海军特种作战开发团被炸

第十一章 最自豪的时刻

加入狙击手小队

减少陆空通信障碍

晋升为中士

卡福军士长退役

被调往海军特种作战中心

设计狙击手核心训练

引入心智管理课

申诉哈维军士长

培养出最优秀的学员

“你救了我的命，伙计！”

结语 “红圈”一直在我的生命里

离开海豹突击队

创业

我的“红圈”

凡事做到卓越

作者的话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