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大战揭开序幕

第二章/ 必然产物或浩劫：德国历史中的希特勒

第三章/ “战争输掉了！”

第四章/ 最后一笔

第五章/ 死亡筵席

第六章/ 决意崩溃

第七章/ 投降

第八章/ 世界末日

关于参考书目

参考书目

人名索引

关于本书

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结束——在最近的历史中，没有哪件事情可以与一九四五年春发生的那么多事件互相比较。在此以前，从来没有像在帝国陷落时那样有那么多的人丧失生命，有那么多的城市被毁坏，有那么多的地方遭蹂躏。希特勒政权不是简单地结束，而是整个儿地彻底崩溃。

约阿希姆•费斯特描写了战争的最后阶段，从以幽灵般探照灯光作为序幕的柏林战役，到希特勒在帝国总理府底下的地下避弹室自杀身亡。此外，他还尝试着提出了几个新的问题，也让人回忆起一起引世人注目的事件，那件事不仅有着政治和历史意义，更是无异于世界末日的人的本性问题。

前言/

在最近的历史中，没有一件灾难性的事件可以与一九四五年的帝国陷落相提并论。在以往的历史中，没有哪一次在一个帝国的崩溃中死去如此多的人，摧毁如此多的城市，使如此多的广袤土地成为荒原。担任美国两任战时总统顾问的哈里•L.霍普金斯在看到柏林的堆堆废墟时，提到了历史上朦胧昏黑的画面，并回想起被摧毁的城市迦太基（迦太基帝国的古老首都，曾是古代重要的贸易城市。该帝国位于今天的突尼斯，建立于公元前9世纪，曾是海上大国，与罗马人有过三次冲突。在最后的一次战争中，该城被罗马人彻底摧毁。），这是有道理的。

过来人经历了什么，遭受了什么，不只是无法避免的现代战争中那毁灭性力量和彻底失败带来的可怕场面，而更多的是在临死前的挣扎中——希特勒帝国就是在这挣扎中消亡的——似乎有着一种力量，在操纵着整个过程。它使出浑身解数，不仅是要结束它的统治，而且要让这个国家彻底地走向毁灭。希特勒上台伊始及后来，曾多次声明他永远不会投降，一九四五年初，他还向他的空军副官尼古劳斯•冯•贝洛保证：“我们可能会遭到毁灭，但我们崩溃时要带上一个世界。”

希特勒很早就意识到，战争已经输了。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他就有过这种言论，但他仍然拥有足够的毁灭性力量。在最后的几个月里，在号召坚持到底和呼吁拼死防守的基础上，一种类似欢呼的声音清晰可闻，就像他在获悉德累斯顿被炸后罗伯特•莱伊成功突围时所说的那样：“我们终于可以松口气了！现在事情过去了。我们现在不会被德国文化的纪念碑所遗忘了！”按照戈培尔的说法，是“遭猛烈敲打的监狱围墙”，现在“被推倒在地了”。希特勒本人在一九四四年秋以及在后来于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九日发布的所谓“尼禄命令”中，就宣布要去除所有维持生活的前提：破坏工厂和供应设施、街道、桥梁和下水道系统，落入敌人手中的，只是一片“文明沙漠”。

战争行将结束的最后几个月，希特勒是在地下避弹室里度过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他就让人修建了这个地下室。从这距离地面有十米的地方，他调动着早就被打得丢盔卸甲的军队，发起一场场从未真正进行的决定性战役。克劳斯•申克•冯•施道芬贝格，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的谋杀犯，当他看到由钢筋水泥浇铸出来的元首大本营时，得出了这样的观察结果：“待在地下避弹室里的希特勒——这是真正的希特勒！”确实，冷酷、脱离现实生活的毁灭意愿和像演戏时的那种激情结合在一起，主宰着希特勒在最后阶段做出的各个决定，许多是他乖戾的性格特征的产物，确切地说，从他越来越与世隔绝的那几个星期里的所作所为里，根本不可能对推动着他一生的那个力量做深入的研究。所有的东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令人难以理解：在这一切结束之前，他仇恨世界，拘泥于早期形成的思维模式，喜欢做一些使他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匪夷之想。但最具轰动性的事情——他一生都热衷于搞这样的轰动效应——仍一件件出现，和以前一样，甚或更为出色和辉煌。

去想象和理解这些事情，自然要了解希特勒公认的权威性，虽然所有看到的人都一致说他已日渐衰弱，但他仍一如既往地有着绝对的权威。此时甚至他身体的衰老和在房间走动时明显表现出来的力不从心，反而给人以心灵上更大的震撼。反正没有人敢于反驳他。久经沙场的将军和功勋卓著的军官们，在每天召开的形势分析会上大气也不敢出，只是面无表情地跟随在他的周围。他们机械地执行着发出的每项指令，尽管他们知道这些命令是荒谬的，毫无意义的。

对所有这些事情和其他的情况，这本书将提供许多而且大多是令人震惊的例子。它们对这些事情做了独一无二的生动描述。令人惊异的，是在元首地下避难室里发生这么多事情时的“朦胧光亮”。这一说法来自英国历史学家休•R.特雷弗-罗珀，他是第一位真实可信地描写“希特勒最后的日子”的作者——他1946年就出版的著作即以此命名。时至今日这一光亮没有变得稍许清晰一点。单单希特勒是怎样自尽的，他周围的证人就有至少四种互相矛盾的说法。类似的还有，这位独裁者和在前一天晚上和他结婚的妻子，他们两人尸体的去向，此外还有苏俄方面所宣称的对帝国总理府发起的“冲锋”等等。

资料中的不确定性，部分是由于关键性的调查取证，包括特雷弗-罗珀的调查工作，是在这些事情发生不久后就着手进行了，许多重要的证人要么在战乱中走失，要么被关进了苏联的战俘营里，大多难以找寻。不仅是守卫帝国总理府的众多党卫军成员，还有在柏林这一战斗地区的德国国防军军官和生活在地下避弹室的人们，当然还有希特勒的牙科医生们，他们直到一九五五年，在阿登纳的莫斯科之行（康拉德·阿登纳于1955年访问苏联，促成了西德和苏联两国之间外交关系的建立，以及释放仍被关押在苏联战俘营的最后一批一万名德国战俘。）后，才回到了德国。

在这不经意之间，就有了这样一些人，他们能对这一德国历史上最具争议和影响最大的事件提供第一手的资料，但询问他们的时机被错过了。无论是对事情本身还是涉及到这些或那些事情的直接参与者们，都引不起很大的兴趣。其中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可以肯定的是，帝国的陷落虽然被理解为一场民族灾难，但民族已不复存在，灾难这一字眼也随着时间上距离的拉大，成为德国吹毛求疵辩论的牺牲品。对许多人来说，帝国的崩溃更是“命运”决定的，是对责任的一种否定，好像所发生的事情，只是从积聚起来的历史雷雨云中劈下来的闪电雷击。再者，它并不包含解放的思想，而这在每次回顾一九四五年时已成为大家所共同思考的问题。

这是人们在研究和收集有关这些事情的资料时，所碰到的第一个关于奇怪的无动于衷的话题。只是一些大多是英美出身的涉猎历史的记者，从六十年代起开始关注这一课题，并询问了在场者。在其中起着作用的，是恰巧历史学在那段时间里发现了历史进程中结构所具有的意义，简单地说，开始认为比起历史事件，社会关系显得更为重要。在开始观察一段历史时，一般都要做一个基本的还原，但这种做法从那个时候起被斥为“非科学的”，历史叙述的技巧也遭同样的命运。同时，每个来自某些戏剧性片段的历史素材，也被弄得声名狼藉，似乎对它们的叙述结果肯定是“黄色历史”一路的货色。占着主导地位的这代历史学家，就他们的禀性来说，大多受小事件的诱惑，而从根本上害怕更宏大的、充满着紧张的过程。可现在的编年史作者们放下了手中的放大镜，因为每个时段里这一些和那一些事情相互之间的关联，有着它的意义，会提供那些观察细枝末叶所无法得到的认识。

本书就是本着这样的一种意图写下的。让我产生写这本书的念头的，是我在大约一年半前，为由埃蒂讷•弗朗索瓦和哈根•舒尔策出版的文集写了一篇有关“元首地下避弹室”的文章。那匆忙写就的，也是叙述威廉大街上帝国总理府那段历史的短篇，只是描写了希特勒一生中的最后一天，并用不多的笔墨实事求是地叙述了在此以后发生的事情。

那本书问世后，我接到了许多问询来函，他们想知道，看些什么书能方便地获得有关帝国陷落的完整画面。直到此时我才明白，除了少数几本在细节描写方面已属陈旧的书籍外，目前还几乎没有一本可供阅读的书，一本用最新的知识叙述那几个星期里所发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的书。同样，也缺少叙述此后发生的事情的书：帷幕已经落下，而跟随在这段历史突变后的沾满着血的戏剧，在舞台前部又继续演了几场。

本书结尾处提及了一些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并对部分作品做了简短的评述，它们对了解事情的经过常常有着显著的拓展。但反映事情的经过和与这一背景相关的重要观点的整个画面，却是呈现在了面前。即使是这本书，它不想也不能超越其作为一种推动的作用。它称自己为一本“历史的速写”。在四个叙述性的章节里，它描写了地下避弹室里和被卷入毁灭旋涡的首都里，在灾难不可避免地日益逼近的重压下所发生的纷纷扰扰的全过程。其中穿插了四个短小的思索性章节，诠释由这一事件而进入我们视野的关键词。

这样一些和那样一些描述，对理解十四天里发生的事情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说历史书写的任务之一，就是展现已逝生命的片段，那么它就必须努力对希特勒一手造就，也为许多人甘愿支持的崩溃提供另外一个可想象的视角。这一视角既不应忽略领导人物放弃所有理智做出的决定——以及这些决定是怎样做出的——也不应对从中得出的东西表示恐惧和吃惊。它也再现了思想和情感的混乱，大多数的事情都是在这种状态下发生的，但没有忽略尖锐诙谐的特征，它不时出现，把恐惧带至一种冰点。但是它尤其应该——无论它如何隐晦——让人感受到如此之多的徒劳带来的悲哀。这种悲哀在对无休无止的破坏行为——正是它们构成了我们这个故事——所做的种种观察中屡屡出现。

一个“处于极端状态下”的国家，下面就将一页一页地讲述它。而讲述一些导致这种状态，并帮助人们更好理解的情况，也是有必要的。

第一章/ 大战揭开序幕

三点整，几颗照明弹升上了夜空，把库斯特林的桥头阵地映得一片通红。几秒钟令人窒息的寂静过后，突然间山呼海啸，奥得河畔的凹地延伸至法兰克福的地方都被震得抖动起来。像一个幽灵伸出了它的手那样，从一些地方直到柏林，警报声尖叫起来，电话发出尖锐刺耳的铃声，书籍纷纷从书架滚落到地上。红军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六日，集结了二十个军的二百五十万士兵，四万多门迫击炮和重型火炮，以及一字排开的数百门喀秋莎多管火箭炮和三百门自行火炮，发起了这场总攻击。莱岑、泽洛夫、弗里德斯多夫和多尔格林这些地方，处处是冲天的巨大火柱，由炮火构成的火墙，泥土四溅，碎片横飞。成片的森林都燃起了熊熊大火，有几个幸存者事后曾回忆起这炽烈的风暴，说它席卷着整个大地，把一切都变成了冲天大火和烟尘，风暴过后，留下的是成片的废墟。

半小时后，这震耳欲聋的轰炸声戛然而止，又出现了几秒钟令人窒息的寂静，听到的只是火焰的劈啪作响和风的号叫声。随后，在苏军的阵地上，一道探照灯的光束直刺夜空，给其他一百四十三盏探照灯发出了打开的信号，它们各相距二百米，分布在开始厮杀的阵地上。这令人头晕目眩的光带首先照到的地方，是一片满目凄凉的土地，再往前几公里，就将泽洛夫高地照得如同白昼，这就是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格奥尔奇•K.朱可夫元帅当天的作战目标。开始这场战役的命令是这样的：“抄近路把敌人打回柏林去，占领法西斯德国的首都，在它的上空升起胜利的旗帜！”

这像戏剧舞台上的聚焦灯光，是在苏军作战处作为朱可夫的“秘密武器”讨论通过的，被证明是带来惨重牺牲的失算。面对某些人的反对，元帅坚持认为，先期升腾起来的大火，会令敌人晕头转向，会把已毫无斗志的敌人“烤得”完全丧失战斗能力，这样，就能在第一波冲击中一举占领他们身后那约三十米高的由洼地和山坡构筑起来的高地。可是由烟雾和因猛烈炮击散发在阵地上的蒸气所形成的厚厚烟障，不仅挡住了探照灯的灯光，而且让进攻的士兵们在乳白色的昏暗中手足无措，越发迷惘。此外还表明，苏军的最高指挥官完全错误地估计了这个沟渠交错、潮湿泥泞的沼泽，和排水渠横贯其中，在那个季节恰好是春天发水、难以行走的复杂地形。运兵车、牵引车以及各种各样的辎重和装备，都陷在了泥地里，而且越陷越深，最后只得放弃。

但最为糟糕的，是熟悉苏军带兵作战军官作战方法的维斯瓦军团的司令，戈特哈德•海因里希大将，在战役开始之前不久，他刚刚收复了前面的防御阵地，这样一来，炮火攻击基本上是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当随后而至的步兵在密集的坦克的带领和伴随下，挥着旗帜，尖声叫喊着从烟雾中冲出来时，远远处于劣势，由精疲力竭的部队拼凑起来的防御士兵，只是耐心地等候着，直到他们冲到够近的地方，方才对着蜂拥而至的士兵胡乱扫射一气。与此同时，数百门高射炮低垂的炮膛里炮弹齐发，不一会儿，成群结队开动着的坦克车，只留下影影绰绰的轮廓。天色放亮时，进攻者损失惨重，这次冲锋被击溃了。

第一次进攻失利后，朱可夫命令发起第二次冲锋。他对失败懊恼不已，几乎陷入绝望，再加上明显地表现出恼怒的斯大林的催逼，他对原先的进攻计划做了修改，命令在后方阵地的两个坦克兵团提前投入战斗。本来是想用它们在德军防御屏障上撕开一个大口子的，现在它们挺进到了战斗现场，使得原本就乱成一团的身后战斗部队更加混乱不堪。它们行驶在阻塞的公路上，拼命地穿越迷失了方向的部队，因而阻止了炮兵们转换阵地，切断了给养和供应的运输通道。再者，因为它们与其他部队没有任何配合就进入了战斗阵地，因此引发了一场不可救药的混乱，并马上导致苏军军事行动的全面瘫痪。朱可夫集团军中一名高级军官，大将瓦西里•I.崔可夫在四月十六日晚记录道，苏军未能完成他们的计划，在某些地方“没有前进一步”。在大战开始后的第五天，占领柏林的计划落空了。

设于帝国总理府地下避弹室的希特勒大本营，几天来就在不安、焦躁和近乎麻木的屈从等混杂的心态中，等待着攻击的到来。第一批有关暂时取得阻击胜利的报道，再次燃起了纷乱的、像吐火女神那样渴求胜利的希望。希特勒毕竟还在布置着，让政府机构所在地，尤其是总理府的周边地区做好抵抗的准备，部署反坦克大炮和掷弹筒，并到处设置射击孔。中午时分，他发布了《给东线士兵的日令》，该命令发誓要把“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个死敌”斩尽杀绝，并坚信来自亚洲的攻击“这次也会在德意志帝国的首都前碰得头破血流”。“你们在东方的士兵都知道，”命令继续说道，“什么样的命运会特别威胁着德国的女人和孩子。老人、男人和孩子将惨遭杀害，而女人和姑娘则可耻地沦为军营里的妓女。剩下来的人将被押往西伯利亚。”

在早先发起的一月进攻中，红军就已抵达了奥得河畔，在离开法兰克福三十多公里的北方城市库斯特林的多个地方跨过了这条河流。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它成功地建起了长约四十公里，有些地段纵深达十公里的桥头阵地，形成了对直至尼斯河的整个“尼伯龙根阵地”的巨大威胁。直到三月初，德军方面才开始在柏林城里和城市的外围构筑工事，设置阻挡坦克前进的路障和加固原有的阵地。但在苏军起初停止前进时，这一既是应急也是一直在构筑的防御体系的建设，却莫名其妙地停了下来。工程的停工主要还是希特勒自己的原因，他越发顽固地认为，必须守住奥得河畔的首都，部队决不可以离开指派给它们的前线阵地。“要么挺住，要么灭亡！”这是在无数个命令和坚持到底的呼吁中反复出现的口号。

与苏军对峙的，是赫尔穆特•魏特林上将的第十六坦克师，稍向南一点，主要是特奥多尔•布塞上将指挥的第九军。海因里希大将向属于他指挥的这两支军队指出，朱可夫的部队一旦突破取得成功，他们就有被合围的危险。他还反复警告说，抵抗只能坚持很短的一段时间，然后会缺少经过步兵训练的作战力量，缺少武器弹药，没有足够的给养，尤其是士兵们筋疲力尽，最终导致失败，但是这一切都是白费劲。可希特勒认为意志会弥补任何物质上的劣势，这一坚定的信念，与戈林、邓尼茨和希姆莱等人某些傲慢的、从来没有兑现的允诺一起——至少在眼前——把长时间内被忘却的，只是被希特勒自己人为地维持着的信心又捡了回来。最后，用汽车把新组建的几个人民冲锋队送上了前线，以阻挡朱可夫的军团和摩托化部队。还在电台播报“几千名柏林人随着他们的部队前往前线”的消息时，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没投入战斗就已命归黄泉。控制着整个城市上空的苏军战斗机，发现了已在半路上的长长车队的几辆车，几次俯冲扫射，就把它们给消灭了。

海因里希的预言确实是一言不差。朱可夫在重新集结他的部队后，命令他们在黄昏时分再次发起攻击，不顾一切地把他们投入战斗，而此时也传来了他的竞争对手，在南方战线作战的伊万•S.科涅夫元帅显然已经取得了成功的消息。科涅夫不仅成功地在流经劳齐茨山地的尼斯河上的一百三十多处渡过了该河，为进攻撕开了决定性的缺口，更重要的是他从此认为，他有足够的理由，重复他提出的参加攻打柏林的要求，在最后一刻从朱可夫的手中夺去渴望已久的胜利奖杯。一场因斯大林奸诈地暗示其对现在的朱可夫已不感兴趣而挑起的竞赛不露声色地开始了。在与这位独裁者的一次谈话中，科涅夫请求他同意让自己的右翼部队经吕本和卢肯瓦尔德向北方迂回，抵达那儿后，他可以在短短几天内在措森处逼近柏林的城界。谈到这儿时，斯大林插话问，元帅是否知道，措森是“德国国防军的大本营”。在科涅夫简短地回答“知道”后，斯大林说：“好，我同意。让您的两支坦克兵团向柏林进发。”

在北面远处，在奥得河战线的中段，朱可夫的部队在午夜时分终于到达了泽洛夫的第一排房屋前。为夺取马蹄形高地，你来我回，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在某些地段力量只有对手十分之一，而且多是由这儿和那儿的预备役军人所拼凑起来的德国国防军终于招架不住，陷入了绝望之中，防线眨眼间就土崩瓦解了。此外，海因里希越来越担心科涅夫势如破竹向前推进的部队会突然间出现在他的身后，从而形成对第九军的包围。当他第二天获悉，他的一支精锐部队，那支驻守在泽洛夫高地山脊上的空降兵师，已如惊弓之鸟四散逃跑了，就马上命令与元首所在的地下避弹室取得联系。

但就像许多其他的建议一样，他十万火急的请求也根本无人理会。把部队撤出法兰克福/奥得河一带的工事，然后投入到数公里长的被拉开的防御口子上去，这一建议被断然拒绝。后来，即使他打电话给刚被任命为总参谋长的克莱勃斯上将，请求他允许让自己的部队后撤，从电话另一头清晰传来的也只是惊慌失措的喘气声。喘息稍定后，克莱勃斯才说：“希特勒是根本不会同意这样做的，您给我死守住所有的阵地！”

四月十九日，从泽洛夫往上至符里岑的整个丘陵地带，都落入苏军手中。它们之间的狭长地带，曾让一位旅行者回忆起“远方神奇的国土”，这是不到一百年的事，就像他写的那样，“一切都是那么的和煦，色彩斑斓，遍地飘香”，现在却面目全非，成了凹凸不平的累累弹坑。从此时起，残留下来的德军防御阵线，在伤亡惨重的阵地战中，一段一段地支离破碎了。按照苏军方面的说法，这场大战夺去了三万多名进攻者的生命。根据比较可信的计算，阵亡者有七万人之多，德国方面死亡一万二千人。但从这时起，离开柏林已不足七十公里，在通往首都的路上，已没有连成一体的防御阵线了，有的只是好些个防御据点和零星部队守卫的村庄、小片森林和小山丘。两天后，从匆忙往前开拔的远程火炮发射出的第一批炮弹，就落到了柏林的赫尔曼广场上。它们落在了毫无所知的行人和排在卡尔施泰特商场门口等待购物的人群中，制造了一场惨不忍睹的血腥屠杀。

几乎在一周前，美国的部队就到达了易北河边的巴尔比，并在那儿原地待命。“柏林已不再是军事打击的目标了”，美军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将军对他那些目瞪口呆的部队将领解释说，那座城市归俄国人，这是事先商定好的，这样一来，帝国北面的战斗对他们而言是结束了。在同一时间里，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在盟军多次要求他投降并屡次为他所拒绝后，结束了争夺鲁尔盆地的战斗，并解散了他的陆军部队。三十多万士兵和三十名将军成了俘虏。“我们已尽了全力，”莫德尔对他的参谋部长官说，“为我们的行为在历史面前辩解？还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吗？”他目光无神地看了看远处，然后补充说：“在以往，战败的统帅是要服毒自杀的。”不一会儿，莫德尔也步了他们的后尘。

几周以来，希特勒总是感到莫名的恐惧，一条又一条防线相继失守，从苏联红军的全面反攻，铁托游击队的倒戈，科尔堡和柯尼斯堡两地要塞的陷落，直到每天到达的数以千计的让人神经不得安宁的可怕报道。此外，还有与现已被撤换的总参谋长古德里安和固执的施佩尔之间的争执，后者在三月底甚至对“继续打下去会赢得胜利”的说法不再抱有希望。“周围都是背叛我的人，”希特勒因此这样说道，“忠心耿耿伴随我的只有不幸——不幸以及我的狼狗布隆迪。”

接二连三的凶讯链似乎只中断过一次，那是四月十三日晚戈培尔打来的电话，他上气不接下气，尖着嗓子对着话筒喊道：“我的元首，我要祝贺您！星象图那儿写着，四月下旬会给我们带来转折。今天是星期天，已经是四月十三号啦！”然后他告诉说，美国总统罗斯福死了。在紧接着召开的将军、部长和党魁们的会议上，通过在方形图上摆弄行星的会合、星体的上升和转移，久违了的希望再次被熊熊燃起。希特勒颤抖着的手里握着一扎纸，他从一个人面前走到另一个人面前，神情激动，用苍老但有力的声音把这个消息告诉一个又一个人：“看这儿！你们永远也不会相信这种事情的！现在是谁说得对？”他谈到了勃兰登堡王朝在一七六二年救了腓特烈大帝一命的奇迹。奇迹，他高呼，奇迹又要出现了！“战争没有输掉！您看这儿！罗斯福死了！”

就像多次在他的一生中出现的那样，这次似乎又是上苍开恩，在确实是最后的一刻站到了他的一边。多年来，他一再试图让他的下属们相信，敌方国家这种“令人作呕的姘居”很快就会结束，不管是英国还是美国，都会在最坏的情况出现以前，承认他是为捍卫共同的文化而与东方的野蛮人进行斗争的先锋战士。罗斯福之死，现在他能保证，是同盟国期盼形势逆转的信号，西方的战事实际上已结束了。在那几个小时里，地下室里情绪高昂，幸免于难的感受先是与信心，随后很快又与对胜利的期待交织在一起。但到了晚上，在所有这些骗人的把戏都被玩了个遍以后，压下去的沉重心情又冒了出来，尤其是听到红军已占领了维也纳的消息。末了，根据一位在场人的说法，希特勒“疲惫不堪，像得到了解脱同时又神色迷糊地坐在沙发上，只是他看上去已完全不抱希望了”。确实，总统的死并没有给战争的进程带来任何影响。

阿登反扑失败后，希特勒于一月回到了柏林，开始时住在新的帝国总理府里。但持续不断的空袭把他从那儿赶了出来，他被迫搬进地下避弹室，在那儿，根据多名在场者的判断，他终于头脑清醒了些。一段时间内纠缠着他的恐惧综合征，现在已经显露无遗。一九三三年，当他被任命为总理的头几个月里，就让人对帝国总理府做了一系列的改建，他所要求的最为必要的计划之一，是在楼房的底下建造一个类似避弹室的地下室。这个要求是多么的病态可笑，可以从他与阿尔贝特•施佩尔谈论建房事宜时说的话看出来，他说：“地下室，除了地下室还是地下室。”他于一九三五年让建筑师莱昂哈德•加尔在总理府后面的花园里建造的礼堂，就建有防空地下室，它的顶部约有两点五米厚，后来予以加固，又增加了一米的厚度。三年后，阿尔贝特•施佩尔在建造新的帝国总理府时，再次将地下室做了延伸和扩大。在楼房的最底层，沿着整条福斯街的一面，共分布着九十个混凝土小房间。它们通过一条八十米长的地下走廊与礼堂下面的地下避弹室连结起来。

但是当一九四一年莫斯科城外的那场冬天灾难再次勾起希特勒那种恐惧感时，他自己觉得这宽敞的地下室系统还不够完整。尽管他的军队此时占领着从斯大林格勒和哈默菲斯特直到的黎波里的广大地区，他还是于一九四二年让施佩尔的办公室计划建造另外一处地下室，这个地下室比原先的还要深上几米。它与礼堂下面的地下室相通，原先的这个地下室从此以后也被称为“地下室前厅”，建有希特勒身边工作人员的食堂、几个起居室和卧室，此外还有厨房、警卫人员房间，共计十六个房间。帝国总理府后面那古树扶疏、铺有幽静小径的院子，短短的几代人之前，贝蒂娜•冯•阿尼姆在这儿写信给歌德说，她住在“这儿的天堂里”，现在则进入了许多工人，他们把树木砍去，搬来建筑材料、水泥搅拌机、钢筋以及成堆的板条，动手建起地下室来。一九四五年初，元首地下室的混凝土结构建造完毕，但工人们还花了很长时间来建避弹掩体和瞭望塔，时至一九四五年四月，工程仍未告完成。

在位于新帝国总理府下方的地下室里，有着希特勒随从们的住处：他那权力极大的秘书马丁•鲍曼，最后一任参谋总长汉斯•克莱勃斯和他的副官布格道夫上将，希特勒的飞行机长汉斯•鲍尔，党卫军小队长赫尔曼•菲格莱因，他是作为希姆莱的代表在元首的大本营值勤的，还有许多其他的军官，下至希特勒的女秘书们、卫队、通讯兵、报务员、绘图员和其他一些勤杂人员。一部分房间被布置成急救诊所，另一部分作为安置遭空袭伤害的伤员、怀有身孕的妇女和约二百名小孩的避难处。他们的数量逐日增加，没多久就人满为患，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

所谓的“地下室前厅”通过一条往深处去的螺旋楼梯与“元首地下避弹室”相连接。混凝土天花板的厚度不得而知，但它的底部是两米厚的地基平面，顶部离开花园约有十二米，考虑到中间还有高约三米的用于排设各种管道的立柱，尽管对天花板的厚度说法不一，但将近四米厚大致是切合实际的。第一个为希特勒写传记的康拉德•海登早在三十年代初就用一句令人难以忘记的话，概括了“元首”的内心深处和他的行动，那是一盘由好激动、自吹自擂和好斗拼凑起来的杂烩，他把它们称之为“边逃跑边吹牛”。现在，希特勒回撤到了地下避弹室，从那儿发出的胜利叫嚣，这种常被认为是荒谬至极的说法却与现实发生了吻合。

元首地下避弹室包括近二十个小小的，里边放有少量家具的房间。只有希特勒自己住的一排房间前的走廊是个例外，它的两边挂着几幅油画，放着一张铺着软垫的长凳，还摆着几张旧沙发椅。旁边就是会议室，在里面讨论战争形势，给人的印象是特别的逼仄，在这大约十四平方米的正正方方的房间里，每天多次，每次持续好几个小时，挤进来近二十个人，围在摊着地图的桌旁。

希特勒的两间起居室陈设也极为简陋。沙发上方是一位荷兰画家的静物画，挂在办公桌上方的，是一个椭圆形镜框，里面是由安东•格拉夫画的腓特烈大帝的肖像画。他有时一声不吭，失神地坐在画像前面，好像在与这位国王默默地对谈。床脚放着一个保险柜，里面存放着希特勒的私人文件，角落里，就像在拉斯滕堡的大本营里那样，放着一个氧气瓶，时不时地用它来减缓一下他那焦灼的担忧。他说不上什么时候就透不过气来，特别是在给地下室供电、供暖和提供新鲜空气的柴油发动机发生故障的时候。

所有房间的天花板上，都吊着一个裸露着的灯泡，发出的冷冰冰白光照在脸上，更让人感到这是个阴曹地府，里面走动着的都是些妖魔鬼怪。在末日来临的那些日子里，水有时供应不上，这时特别是从地下室前厅处飘过来一阵难闻的臭味，是隆隆作响的柴油发电机排不出去的烟雾、刺鼻的尿味和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汗味混杂在一起的那种折磨人的怪味。在一些通向地下避弹室的通道里，积着一摊一摊的油渍。一段时间里，只得限制使用饮用水。多名证人说，生活在这个由狭小空间、混凝土和人造光源构成的环境里，他们的心情是多么的压抑。戈培尔在日记里写道，他尽可能地不到那些房间去，以避免受“悲哀气氛”的感染。所以有人说，这种在地下世界的踡居生活对一个个非现实的决定产生了一定影响，并不是没有充分根据的。这些决定中说，要让鬼怪部队投入反攻战役，但从未出现过这样的部队；所说的会发动多次围攻战役，也完全是天真的幻象而已。

最引人注意的是，希特勒本人似乎也备受这十米深的地下室生活的折磨。他那十年来就像生面团似的皮肤和近来又肿胀起来的脸部，还有那厚厚的，已经呈灰黑色的泪囊，越来越醒目地向前突起。他佝偻着，走路奇怪地左摇右晃，像是要寻找一个支撑物似的，紧贴着地下室的墙壁摸索着向前移动。一些看得真切的人，觉得他是在为取得戏剧性的效果而有意做出风中残烛的样子。他第一次露出不修边幅的窘相。他一向极其整洁的服装，现在沾上了饭菜的污渍，两边的嘴角，也沾满了面包碎屑。在做形势分析时，他常左手拿着眼镜，用它轻轻地敲击着桌面，发出“笃笃笃”的声音。有时他像被人抓住似的把它扔到一边，因为手脚抖动，不听他的使唤了，他坚定的信念已不能决定一切。“即使是我的手抖动，”他在接见一个老战士代表时保证说，“即使连我的头也抖动，我的心永远都不会抖动。”一名参谋本部的军官，用下面的话记下了那几个星期里希特勒表现出来的状态：

“他知道，他赌输了，不再有隐瞒真相的力量了。他的身体状况看上去很不妙。从他的卧室到地下避弹室里会议室的路上，他步履沉重，行动迟缓，上身往前倾，吃力地朝前拖动着双腿。他缺少平衡感，走上短短的一段路（二十至三十米）就要停下来，就得在摆在墙两边的某张长凳上坐一会儿，或者是拉住正和他说话的人。他的两只眼睛布满了血丝。尽管所有呈送给他的文件都用特别的‘元首专用打字机’打印，字体是通常的三倍大，他也要用高倍度的眼镜才能看清楚。他的嘴角还常常有口水流出来……”

像某些人清楚地感觉到的那样，希特勒的精力也在日渐衰退。当他开完夜间的形势分析会，大多在早晨六点左右回来时，就一屁股坐到沙发上，给他的某一名女秘书口授关于这一天的相关指示。秘书一走进房间，他就吃力地站立起来，一名女秘书这样写道：“然后又疲惫不堪地坐回到沙发上，勤务人员过来帮他把脚抬高，让他坐得舒服些。他筋疲力尽地坐在那儿，嘴里念叨的只是：巧克力和蛋糕。他对蛋糕的渴求简直到了病态的地步。以前他最多只吃三块，现在他让人往盘子里装上三回，每回都要装得满满的。”另一名女秘书常常抱怨他的说话特别单调乏味：“从前，他无所不谈，充满着激情，可在最后几个星期里，只是谈论狗和训狗方面的事、饮食问题，然后咒骂这个世界的愚蠢和沦落。”

只有在客人来访时，他才从迟钝的感觉中找回自我，重新赢回他那咄咄逼人的力量和说服他人的能力。他经常回首往事，借用某一英勇善战的部队首长的名字，或是其他一桩掷地有声的不起眼小事，来为自己和客人鼓起新的勇气。他会抓住偶尔提及的词语，编造出已经征召了大批军队的胡话来，说它们已经在路上，在决定战争成败的这场战役中守卫首都的大门。俄国人只是用些“强盗士兵”来打仗，然后他告诉大家说，他们所吹嘘的优势，是“成吉思汗以来最大的恫吓”。说着说着就说到了“神奇武器”，说它将带来转折，羞辱所有胆怯的人。

尽管日复一日地虚弱不堪，但希特勒直到现在也没有把战争的领导权拱手让人。历史性的使命感和高度集中的意志力两者混合，总是让他再次精力充沛，而吞噬着他的猜疑也是一种激励：他总在猜想，他的将军们会出他的丑，甚至会让他的保健医生莫雷尔大夫对他催眠，将他拉出柏林示众。尽管在总体上他仍有着自控能力，但有时会莫名地暴怒。有一次，他大发雷霆，两个拳头高高举起，浑身颤抖不已，对着他的参谋总长古德里安大声咆哮，后者在三月的最后几天里被他解职了。

他周围的人越来越少。住在地下避弹室的某个人，曾有几次看到他一个人沿着窄窄的楼梯，费力地往通向花园的出口处爬，但爬到一半时就气喘吁吁，只得转身返回。他还常常来到位于走道中段旁边的盥洗室，那儿放着养狗的狗笼。他表情怪异，总要在那儿和他的母狼狗及五只幼犬玩上好长一段时间，四月初，他把它们全给扔了出去。

外面，数米厚的混凝土围墙的另一边，接近尾声的战争仍在肆虐，人们精疲力竭、备受苦难，害怕遭受报复。这个政权的宣传机器喋喋不休地抛出的铿镪有力的言辞，没有一句能掩盖现实，消除持久的对死亡的恐惧。虽然来自信仰源头的整套东西、荣誉、忠诚在少数人那里还在起着作用，但是这样一些感情洋溢的套话，已使广大的民众将信将疑。人们只要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或是在临近尽头时又恢复了识别能力，就不再会相信能挺过去的口号和来自地下避弹室的指示。在这些指令中，帝国视自己为孤胆英雄，反抗由世界犹太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财阀统治组成的新“天启骑士”，发誓要捍卫幸福和因地位丧失而失去的荣耀，并再一次赞美那种理想化了的对生存的鄙视，这种鄙视在过去的岁月里曾对德国人的性情产生了阴暗的吸引力。所有阵地都遭突破的前线，防御手段的欠缺，以及无休无止的担惊受怕，使人觉得这些话是多么的空洞乏味，但这是这些公告所特有的语言。“为我们的道德报仇！仇恨是我们的天职！”一则保卫口号这样说道，“勇敢和忠诚，自豪和无畏，我们将把我们的工事变成那帮苏联人的万人墓地……我们与你们一样知道，日出前的时分总是最黑暗的。想一想吧，当你们在战斗中鲜血滴进双眼，周围是一片黑暗时，就是这番情景。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胜利总是属于我们的。打倒布尔什维克分子！元首万岁！“

苏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后，希特勒发布命令，把所有可使用的部队都投入到了东线，在奥得河一线设防以保卫柏林，从那以后，柏林城里就几乎没有具有作战经验、有足够装备的部队了。负责保卫这座在二月一日就被宣布为战斗堡垒的城市的指挥官，赫尔穆特•莱曼中将，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说，他需要至少二十万久经沙场的作战士兵。而实际上，他只有不到一半的兵力可以调用，而且是由一支坦克军的残部、一个守备团、各兵种临时凑在一起的散兵游勇和约四十个人民突击旅拼凑起来的，这些突击旅里，大半是已退休的老者和近四千名未成年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另外还有几支部队，以及部署在城区的高炮部队，但集中到柏林来的党卫军和警察部队不属他的管辖。对于莱曼要求增派兵力的所有请求，希特勒只是搪塞说，如果要进行一场柏林大会战，是会有足够的部队、坦克和弹药可供调配的。

糟糕的是，从来没有制定过一个步调一致的防御计划。凡需要长时间和卓有成效的合作之处，只得视具体情况匆忙地临时做出安排。再者，莱曼发现自己不停地被卷入有关指挥权限的争吵之中。一会儿是陆军元帅凯特尔领导下的德国国防军总司令部发来指令，一会儿又是参谋总长克莱勃斯，有时也会是海因里希发来命令。这还不算，希特勒还时不时地用变幻无常的灵感来打断这一个又一个的命令，以致这位守卫柏林的指挥官从来都没真正搞清楚，他到底该听谁的。

组织工作的混乱还因戈培尔的干涉更加雪上加霜，他作为柏林的行政头目，同时还兼任着帝国防务专员的职务。他作为“全面战争”的鼓吹者一次又一次地受挫于来自各方的责难后，现在觉得大展身手的机会已经来到，并在不久前刚获得希特勒的同意，着手组建妇女大队。在商讨构筑阵地和派遣兵力等问题上，他争风吃醋，坚持由他一人独自负责城市的保卫工作。特别明显的是他把莱曼也视作他的部下，在所有的磋商会上，他都强调指挥官应该到他的办公室汇报情况。相互矛盾的权限重叠，人员的经常变动，令出四处，以及对现有力量和物资的情况缺乏了解，这整个乱了套的情势变得一团糟，与其说是使保卫城市成为可能，还不如说是妨碍了城市的保卫工作。

另外，戈培尔还无视军方的各种指令，发布自己的“防守命令”，比如在每个星期一召开一次“战事委员会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级指挥官、党卫军和冲锋队的高层头目，此外还有帝国首都的市长、警察局长和工业界的头面人物。他每天都派“搜索队”前往城内的工厂和机关，任务是寻找还可以派往前线的人员。可找到的人员数量，与他所期望的相距甚远，尽管他抓来了一些萎靡不振的平民，最终把他们集中到了一块儿，把这些急不可耐要冲向前线，“为元首和祖国”而战的士兵编成部队，可这也于事无补了。

这时缺少的东西太多了：坦克、大炮和单人兵器，还有燃料和各类挖战壕的工具。人民突击队在蒂尔加滕操练着抗御敌人的方法，他们在各种地形上匍匐前进，而他们的同伴则侧着身子藏在灌木丛中，用棍棒敲击空的铁皮罐，模仿机关枪扫射的情景。在另外的地方，有人在用马粪纸做防坦克导弹发射器的炮筒，或是用铺路的石块、被空袭摧毁的车辆、床架和各种各样的家什构筑着街头堡垒。最后，每一名突击队的士兵，只要他能够得到一支枪，就会领到五发子弹。可他只会陷入更为尴尬的境地。武器大多是德国或捷克造的，但子弹却是曾与德国并肩战斗的意大利或与德国为敌的法国或其他国家造的。在按严格交货规定的猎枪和运动步枪之外，有超过十五种各式枪支，以及难以说清楚生产国的多种子弹。许多根本配不上号。一片乱糟糟的混乱景象，在德国一方四处蔓延。

在几条保障供应的重要道路上，确实有一些人民突击队或德国国防军的部队为保卫城市在向市郊开拔，而道路的另一边与他们反向行进着的，是前去守卫滕帕尔霍夫机场和毗邻市中心的西港口的其他部队。按莱曼将军的说法，只有不能拿起武器打仗的人，才允许离开城市。但在同时，戈培尔却让人在每家每户的门上贴上告示，上面写道，“根据元首的命令，从十五岁到七十岁的所有男子”都有入伍服役的义务，任何人都不得例外。“如果有谁胆小如鼠躲在防空洞里，”告示在结尾时威胁道，“就将被送上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负责宣传工作的技术人员不知疲倦地开始行动起来。像戈培尔用那阴阴的玩世不恭的口吻所说的那样，他们日复一日地把他们“马厩里最好的马”赶到恐慌的民众面前：用无数被砸死的百姓、遭强奸的妇女和惨遭枪杀的孩童的照片，详尽地展现出一幅“整个欧洲对布尔什维克化”极度恐惧的画面。鲍曼补充说，人们还会让这台“压路机”“以不断翻新的方式继续滚动”，这些印象深刻的可怕画面会唤起人们高涨的战斗决心，如果可能的话，甚至能瓦解敌方的联合阵线。

自四月下旬柏林的报刊停止发行以来，有针对性地散布谣言，成为鼓舞士气的手段。同盟国所取得的成绩，一次据所谓的“可靠来源”说，不过是元首采用的战争策略，是有意尽可能地诱敌深入，以便在最后一刻有效地“用士兵、骏马和战车”加以歼灭。或者是传播一些消息，说克莱勃斯将军已和俄国人取得了联系，他在苏联的那位独裁者面前，回忆起了自己在莫斯科担任德国武官的那段时光，那时他在公开场合拥抱了他，甚至还吻了他，说到这儿，斯大林“激动”地回答他说，他发誓要维护从前“战友般”的友谊。还有一名所谓“武器专家”的观点传得纷纷扬扬，说是多年来备受争议，现在已被采纳的炸弹战，会在这个时刻决定战争的胜负，因为正是它让柏林做好了打“白刃战”的准备。在巷战中，就像各时代的军事史所证明的那样，保卫方要大大强于进攻方。还提到了配备有“平流层导弹”的潜艇，说它能一下子打到纽约，以及能散发出腐蚀性烟雾的“冰弹”。对这些千奇百怪的说法，老百姓疑窦丛生，更多的是表示出明显的不相信。这类宣传，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像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上的一支乐队，在越卷越深的旋涡中还在演奏着激励人心的乐曲——因为所有的乐谱都在那海底躺着呢。

关于真实的情况和总的情绪，开着警车的战地军事法庭知道得最清楚，这段时间它们在街道上横冲直撞，闯进住房、工厂或废墟里，不停地搜捕开小差的士兵。只要有一丁点儿的可疑之处，他们就立即开枪杀害或吊死这些“变节者”。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另外又成立了特种法庭，负责处理所有“危害德国战斗力和必胜信念的”犯罪行为，这一法庭由一名刑事法官、一名党代表和一名德国国防军或党卫军的军官组成。十天以后，希姆莱成立了另外一个“特殊临时法庭”执行团，没过几天，到了三月九日，又成立了由鲁道夫•许布纳中将领导的“快速临时法庭”，它只听从希特勒本人的指令。看起来，那最后一点信心似乎只能依靠惩戒来维持了。

安全机构的情报人员在四月中旬也报告说，大多数人对领导的信任已经是“一落千丈”。戈培尔也只得恼火地说，越来越多的机关工作人员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在空气中蒸发了”，党已经是“大势已去”。尤其让老百姓感到愤怒的是，从三月中旬以来，某些城区把十多个被处死了的人挂在树上和路灯杆上，眼下，为了收到更大的威慑效果，竟把他们挂到了街垒和由坦克设置的路障上。到底有多少具这样的尸体，自然不得而知。根据保守的估计，在最后的那三个月里，被处死的大约有一千人之多。有些指挥官对这种乱抓乱杀的行径也极为气愤，他们指示自己的部队，在不得已时可以用枪与特种法庭对着干，比如“明希贝格”坦克师的师长汉斯•穆梅特少将就是如此做的。

失败是注定的了。接下来会怎么样，人们关心的是战争结束后的情况。人们怀有的一线希望，似鬼火般在遥远的地方闪烁。时局让马丁•鲍曼的妻子葛达•鲍曼想起《埃达》中的“世界末日”，在给她丈夫的信中她是这样写的：“巨人和侏儒，芬里斯狼和米特加特蛇，所有强大的恶魔，都向众神的桥头扑来……众神的城堡开始摇晃，似乎一切都完了。可突然竖起了一座新的城堡，它比以往所有的城堡都要漂亮，巴尔图又活过来了。”这是一条最为熟悉的逃亡之路，她走的路，是避开现实，遁入神话的空洞词藻中。可所有的逃生之路已都已不通。它们无法越过城内大火焚烧后留下的废墟堆、街道上成群结队的难民流和愈益糟糕的混乱局面，也越不过势如破竹的推进，同盟国军队以这种不可阻挡之势从东面、西面占领了大片大片的国土。抵抗无异于螳臂挡车。在某个什么地方，疲乏的、濒于解体的部队还在拼命地做着抗击，元首的命令是传递不到他们那儿了。此时的希特勒，只控制着几个杀红了眼的外围阵地，和一块围绕着首都的越来越小的地盘。

但在战争将结束的最后几天里发生的事情，完全就似推动机器运转的能源，虽已明显地处于枯竭，却将失败演变为一场灾难。如果我们不能取得胜利，希特勒在三十年代初一次关于将要到来的战争的设想中说过，“那么我们就自己灭亡，并拉着半个世界跟我们一道走向灭亡”。现在是他实践自己预言的时候了。

第二章/ 必然产物或浩劫：德国历史中的希特勒

这一问题自那以后屡屡被提及，即这一结局是否是可以预见的，坐落于威廉大街上那历史性皇宫的旧日普鲁士漂亮立面的后面，是否早就可看出会变得如此荒凉破败，并在里面建起混凝土结构的正正方方的元首地下避弹室。换言之，是否一定该把希特勒看作这个国家历史上必定会出现的事件，以至可以像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那句名言所说的那样，与其说他是一场德国的浩劫，毋宁说是德国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产物。

希特勒上台过程中，全国一片狂热，尽管是由诡计多端的导演所制造和不断地抬高形成的，但确是如痴如狂的如潮压力，让所有认为这将是历史上的一个不幸的看法在第一时刻就显得苍白无力。虽然在高亢的欢呼声中，在举着火炬的游行队伍中，在白天的列队游行和晚间燃着冲天火光的群众集会上，在这些一九三三年春随处可见的场面中，能够觉察到不安的预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都在思考着这个问题，即这个国家是否在新人们的领导下，进行着一场疯狂的赌博，或至少是在做一场毫无把握的冒险。但这一步登天的力量——正是有了它，他们才得以闯入政治上的要害部门——拥有独特的、蛊惑民众的如簧之舌。很快，魏玛共和国对许多人来说，似乎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在与它告别时，没有留恋，没有一丝的怀念。国家政权在那么多年连连失误后，一种敢于重新开始的意志横空出世般凸现出来，在拥护者急剧上升的情况下，将所有的顾虑一扫而光。同时，很快显出雏形的新的国家政体，不仅赢得了支持者——尽管平庸浅薄——而且正像它的鼓吹者滔滔不绝所叫喊的那样，为自己赢得了未来。

这就是希特勒取得政权时的附随现象，它使德国人在多年被迫去适应民主、法制国家和“西方”的价值之后，在某种意义上又回归自己，也就是重新回到令人不齿的角色，做了铺垫，这是他们历来在欧洲所扮演的角色。当时人们对这些事情所做出的最初解释，常常是与一长串前人连在一起的，从谢鲁斯克部落的首领阿尔米纽斯、中世纪的皇帝们，一直到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麦，将他们一一加以勾勒，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在希特勒之前处处可见潜在的希特勒身影。结论是，就像人们通常看待事物那样，德国的历史上并没有“无辜的”事件和“清清白白的”人。即便在三月革命前那个“比德迈耶尔”式的宁静安逸时期，顺从和狭隘意识的幽灵也在到处游荡，这个民族暗中的野心，并不能逃过睿智的目光，世界对这个民族负有特殊的使命，在迫不得已时，要对它群起而攻之。在那以后的德国浪漫主义时期，在许多表面看起来柔情脉脉的画面背后，躲藏着对暴行的嗜好和对世界的憎恨，对回归“森林”的思念。这种残暴对这个不寻常的民族来说，从现在起，似乎比起文明、宪法和人权来得更为耳熟能详。喜欢演奏小提琴，为舒伯特奏鸣曲的魅力所折服的党卫军头目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一段时间里，全然成为展示德国人这一固有特征的代表。

对德国人的性格和历史大多简单化的描绘，总的来说，基本都能自圆其说。因为它们最终会再补充一些纳粹主义的理论，根据这些理论，希特勒不仅是普鲁士和俾斯麦帝国的合法继承者，而且是德国历史的完成者。在这期间做了无数次研究但没有得到解答的问题，是如何将过去与希特勒及其意识形态连接起来，正是这种意识形态使他的崛起成为可能，或是确实帮了他的大忙。

在寻找这中间的相互关系时，人们追根溯源，一路寻去，直到踪迹消失在历史的某个沙堆里为止。在那儿，人们看到德国远离现实的思想和它高傲的文化概念，它蔑视政治，总之未将其放在眼里。此外，还有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非自由元素、极权国家反射性作用，以及并不少见的专横的权力精英们身上显现出来的严重的反动秉性，他们的优先地位是如此的毫无争议，以至德国的市民阶层根本没有机会发展一种市民阶层的自我意识。也可以说，这些和其他一些特性成了社会纪律的一种传统，它总是以一种前期极权主义的蛰伏形态存在着。再加上这个国家政治机构原本就存在的先天不足，恰恰是德国人最容易为具有超凡能力的领袖人物所蛊惑，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自然，通常的前提是，来自那儿的命令，都是紧随德国先前的思想运动的：一方面是现实的困难和一些为被他国合围情结所助长的时代气氛，另一方面是原则性倾向，把每天的寻常小事提高为决定最后命运的大事，在所有的政治事件中都加入神秘的内容。

毋庸置疑的是，这样一些和其他一些说法的大部分内容——尤其是关于德国走的所谓独特之路的辩论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争论——是可以与出现希特勒这一现象联系起来的。但其中必须考虑的是，所有的历史，对总是事后再做评论的寻踪访迹者来说，似乎更为敞开。他的观点最后肯定为一些问题所左右，若他不了解事情结局，是永远也不会提出那些问题的。末了还应考虑的是，尽管分量各不相同，但几乎在每一个国家里，至少是在欧洲大陆的每个国家里，是找得到可资比较的情况的。一个说得通的、并非用推测性的理解而制造出来的与希特勒的相互关联，肯定并不能在德国的情况中推导出来，充其量只能说，由于这个国家的特殊发展，反对他崛起的力量丧失了活动能力。没有得到回答的是接下来的问题：为什么纳粹主义在二十和三十年代比起大多数和它同样激进的运动来，更加激进且惨无人道？

如果对这一事情和相关的所有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做一更为仔细的思考，就会发现，完全突然地从现实掉进一九一八年秋天的那场失败之中，从狭义上说也属于德国特色。这个事实上直到停火的那些日子里还在做着一八七〇年、一八七一年那个大国和“辉煌时代”美梦，并向着它们迎面走去的民族，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整个生活状况的突变：一场革命，它被大多数人只是称作“下等人暴动”，还带有“兽类尸体的臭味”，它把所有为人们所熟悉的、自古以来就存在着的准则搞得一团糟，此外还有街道上的混乱状态、持续的饥荒、从未有过的大批失业和席卷全国的社会动乱。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充斥着动听的和平词藻，但实际上却为虚伪、报复和恶意且目光短浅所支配的《凡尔赛和约》，通过有关战争罪责的第二百三十一条款，有意地羞辱德国，而这确实也是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把这个国家从为人们所尊重的国家之列中驱逐出去，比起战胜国加在这个国家身上的所有物质重负来，更是导致它心理上的失衡。对此，一位观察家说，当时就形成了一种“愤怒的民众团体”，在期待着一位领袖人物和引路人的出现。通货膨胀导致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贫困，没几年后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大大地激化了这种愤怒的心态，每一次这样的失败，以及无数次其他方面的屡屡受挫，都把责任推到了本已是四面楚歌的魏玛共和国身上。

希特勒利用了这一情绪和三十年代初持续上涨的愤恨，在全国各地控诉这一危机，同时又竭尽全力去激化这种危机。它是他取得政权的可靠保证。如果不考虑他是在这个民族遭受心理创伤的时期获得成功的这一因素，那么就不能寻根问底地回答他为什么能崛起的问题，这个问题提出了无数次，但至今仍未能找到满意的答案。此外，他和他的运动所吸引的群众，完全不同于那些糊里糊涂逃离不幸的魏玛共和国的人们，正如一位拼命捍卫它的人所说的那样，他们逃离的是“戴着一顶滑稽帽的国家”：被外部力量驱来逐去，成了内部为数众多的、对存在的共和国有的只是蔑视和憎恨的联合起来的反对派的笑柄。

这是妨碍人们意识到深刻道德决裂的一点。在今天，当无数的观察家们在了解了一九三三年的政权后来所犯下的暴行后，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人们没有或很少感觉到这一点。但要更准确理解这一过程的话也需明白，几乎没有一个亲身经历者能对正在上升的极权主义专制做出合适的判断，判断政治权利剥夺、专横和暴力在属于领先的高度文明国家之列的这样一个国家会达到何种程度。即使是新当权者的反对者们，也不会想得那么远。大多数人只是设想会出现一个像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般的独裁政体，像每个人都知道的那样，火车会再度准点开出。在经历了魏玛的混乱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几乎每个人都希望许多德国的“准点”重新归来，他们已经很不耐烦地等了将近十四年的漫长时光了。

但属于德意志特色的最为重要的，无论做何种评价都不会过高的因素是希特勒本人。所有从历史和社会中得出的惊人结论和分析，最终都要回归到他这个人身上，也不能不考虑他个人的一生，正是他的一生给了众多事件以决定性的推动。在战争间隙的这段时间内，在同样遭受类似喧嚣的国家里，没有任何一处产生过在演说才能方面能与希特勒一比高下的领袖人物，没有任何一处产生过具有相似组织能力和战术天赋的这样一个男人，也没有谁像他那样的极端和激进。

然后才可以说，完全可以把希特勒与某些强权政治方面的遗愿联系起来，这些遗愿或是很早或是最近的：比如可以与这一想法联系起来，即这块大陆的东面，是自然的，仿佛是为帝国准备着的有待垦殖的生存空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关于战争目标的辩论中，确实也要求将居民迁移至狭长延伸地带，以进行“民族的田亩归并”。同样地，希特勒怀有“理想的”结盟想法，就是与大不列颠帝国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以便与英吉利海峡另一边的这个日耳曼“堂兄弟民族”一起，以“主宰世界的强国”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至少把轮廓定下来，就像某些先前就考虑好的事情一样。

自然，摆在德国政治家们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消除《凡尔赛和约》的影响，这一想法，同时也是希特勒在争取那些年迈的、对破碎了的大国梦痛心疾首的领导阶层时的突破点。一九二六年德国国防军给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中，陈述了德国外交应追求的中期目标：首先是收复莱茵兰和萨尔地区，然后是打通连接帝国和东普鲁士的波兰走廊，夺回波兰的上西里西亚地区，并吞奥地利，最后占领非军事区——撇开排列顺序不看，这些都是希特勒在三十年代所奉行的外交纲领。这些团体认识到这个纳粹党的领导人，尽管他喜怒无常，举止与痞子无异，但却是一个能人，似乎有能力实现他们对修正这一切的要求。总之，没有人像他那样懂得去利用《凡尔赛和约》，利用处处弥漫着的受人侮辱的情感，跨越了种种障碍，使它们成为发动整个民族的有效手段。

他的支持者和帮凶们没有想到的，或许根本没有意识到的，是希特勒的果断，他们没能从根本上去理解他那由幻想和“冰冷的”算计奇特地掺和而成的想法。他有关战争、世界新秩序，以及建立直至乌拉尔山脉，甚至更为辽阔的庞大帝国的长篇大论，并不像他们所猜测的那样，只是情绪冲动时的灵感闪现。他们想克服由战胜国带来的“屈辱”，并想要收回老的疆界，尽管也带些附加条件，可他的政策目标既非老的也非新的疆界。他想要得到的，是新的空间，要去占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就像他在某些场合提到的那样，是在人口稀少的地区来一场“魔鬼的杰作”。其背后是对空间的渴望，是一种贪得无厌，每一次获得的土地只是下一次推进时列队前进的前沿阵地。

许多看法认为，即使是这些想法也没能割断历史的延续性，因为它们原则上已由泛德意志协会和一九一八年鲁登道夫的东进计划提了出来。但确实与这关联搭不上边的，是希特勒给这些想法注入的思想酵素：世界生了病，种族受到了毒害，为了“拯救地球”要进行彻底的屠杀和血液的更新。这样，就产生了一种东西，它超越了所有迄今为止被称为帝国主义贪婪性的单纯的东西：一个种族的乌托邦，它将开创一个世界的新纪元。这一理想的社会，有待于数百万有着种族觉悟的、团结起来了的人们通过斗争去获得和实现，他们应坚定不移地遵从历史的使命，去占领广泛的区域，灭绝所有的“劣等种族”，或是将他们分成各自独立的等级：他们是“新人”，不停地在平整土地，在破坏，在迁移，他们聚集在运河岛上“力量来自欢乐”休假组织的大众旅馆里，挪威海岸边的狭湾里，克里米亚半岛上，大家一起又唱又跳，寻找着完成历史重托前的轻松。这是与世界上已定下了的所有规则决裂，人们在事后仍成为这个政权宣传机器的牺牲品，因为说它有着革命的因素，但其实并非如此。这怪异的宣传有着它自己独特的来源。无论如何，都从来没有人想得如此之远，也没想到会如此荒唐可笑。所以并没有通向什么地方的连接线，肯定与俾斯麦、腓特烈大帝无关，与中世纪的皇帝们更是扯不上边。

希特勒与每一位可以想到的前人相比，尤其缺少的是超越个人的责任感，缺少忘我的献身精神和历史风范。他带着一种史无前例的以自己为中心的想法，正如阿尔贝特•施佩尔在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八日的信中指责他的那样，把国家的安危与自己的一生等同起来。开始时更多的是莽撞和轻率，从一九三六年收复莱茵兰，当时他在二十四个小时里因担心自己的命运而浑身颤抖不已，到一九三九年春占领巴黎，末了他承认说，他只是个赌政治的赌徒，押上了“所有的东西”，但输了个精光。他的背后是空空如也。

激进的党内将军之一，希特勒的副官长威廉•布格道夫，一向因他对“元首和人民”怀有“无限的理想主义”而颇感自豪。可在最后日子里的某一天，他在地下避弹室与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吵了起来。在大声吵闹中，布格道夫高声怒骂“元首”的这位拥有无比权力的接待室官员，说自己因无条件地献身共同的事业，而招致军官同僚们的鄙视，不得不忍气吞声，吞下被人骂作“叛徒”的指责。今天他终于认识到，他的对手们说得对，自己的“理想主义是错误的”，他自己是太“天真和愚蠢”了。当这场争吵的见证人，忠于元首的克莱勃斯将军来劝架时，布格道夫不依不饶：“不要管我，汉斯，总有一天要把这一切都统统说出来的！”布格道夫继续嚷道，年轻的军官们“成千上万地送了死”，可他问自己，他们都是为了什么？回答是：既不是为了祖国也不是为了未来。现在他才明白：“他们是为了你们才死去的……几百万无辜的人都献出了他们的生命，而你们，党的领导，你们却在搜刮着民脂民膏，发着横财。你们挥霍浪费，聚敛钱财，将贵族地产占为己有，到处建造宫殿，纵情享乐，欺骗和压迫百姓。你们践踏了我们的理想、道德，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灵魂。人只是你们的工具，是实现你们贪婪的政治野心的工具。你们消灭了我们几百年的文化和德意志民族。这是你们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责。”

据说，在说完这些话后，地下避弹室里一片寂静。然后，鲍曼“沉着审慎但又油滑”地回答说：“可我亲爱的，你不该人身攻击啊！即使大家都富了，可我却是毫无责任的……祝你一切顺利，我亲爱的！”

在威廉•布格道夫几天后结束自己的生命之前，同样还被希特勒剋了一顿。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的形势分析会结束后，希特勒援引黎塞留的一句话，谈到了他必须面对的死亡、他的伟大计划和“最珍贵的回忆”。然后出现的是一副他一生都在上演的赌徒面目，一个输光了的赌徒，最后成了一个不知从哪儿来的人，还呆坐在那里，准备在留下大片废墟的巨大痕迹后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一切算什么？”他对着在场的军官们，轻蔑地用手一挥，说道，“总得有把这堆垃圾抛在脑后的一天！”

第三章/ “战争输掉了！”

四月二十日是希特勒的五十六岁生日，它把这个政权的领导们最后一次聚集到了一起：戈培尔、希姆莱和鲍曼，施佩尔、莱伊、里宾特洛甫和党的几位省分部领导人，以及德国国防军的高层领导。戈林在凌晨用二十四辆卡车把这些年来搜刮的古玩、绘画和家具先行运往德国南部后，也从他的狩猎行宫卡林哈尔赶到了这儿。车队刚出发，他就站到了大门临街的地方，他站在那儿，脸上毫无表情，有的只是商人独有的镇静，检查着为炸毁卡林哈尔而运来的炸药。他看了一眼乱成一团的导火线，对站在一边的随行军官说：“有的时候就得这样做，因为他是继承王位的王子。”然后他动身前来为希特勒祝寿。几天前爱娃•布劳恩也突然来到了地下避弹室，住在元首一侧的后面几间房间里。

生日庆典移到了新总理府内陈设华丽的大房间里，由于处处是被炸的痕迹，画也撤下了，家具也搬走了，它们显得是那么凄凉和寒酸。可这么多穿着军服的高官聚集在一起，至少是再一次找回了久违了的对往日的辉煌和盛装的感觉，尽管此起彼伏鸣叫着的警报声使本来就沮丧的气氛更为压抑。说了几句话后，希特勒从这群人走到那群人那儿，脸色凝重，有时几乎是拒绝着人们的祝贺，他一会儿发誓，一会儿为大家打气。虽然在开始时他显出极度疲惫的神色，正像一位在场的人所看到的那样，比起其他的日子更为吃力地掩饰着不断抖动的左臂，但他强加于下属们的坚定信念，似乎给他自己带来了活力，以致在一段时间里“像吃了兴奋药一般”。外边的威廉大街上，“党卫军护卫分队”此时正在像接受检阅似的，从队长威廉•蒙克的身边走过。

上午，发出了密码为“克劳塞维茨”的命令，该命令宣布了拉警报的决定，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同时还宣布，希特勒已同意让几日前预先就做出的决定即刻生效，根据这一决定，还在德国人手中的地区，在因敌军推进而面临分裂时，分为由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领导的“北部”和由陆军元帅阿尔贝特•凯塞林领导的“南部”。这绝望的措施，给众多祝贺的客人们又提供了一次赞扬元首“军事天才”的机会，他总是能运筹帷幄，从防御转为进攻，并取得巨大的优势。戈培尔把分成两个的“领导区域”比作一个“战略钳”的两个钳手，将给一无所知的同盟国部队以“第二次重创”。

但在暗地里，在这所有言不由衷地谈论军事技术上的“天才部署”，闭着眼睛说瞎话，说胜利就在眼前的背后，聚集在这儿的大多数人都焦灼不安，盼着这个活动早些收场。每个人都清楚，苏联红军正在形成对城市的包围。无论是朝北还是向南，都只剩下了越来越狭窄的一条逃生通道。席间，戈林曾让一名通讯兵取来一份侦察情报，分析在危急的情况下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化险为夷，渡过难关。

当希特勒察觉到大多数在场的人都心神不定时，就想让他们多待一会儿，想着法儿尽量延长生日庆典的时间，哪怕多一分钟也好。在随后于会议室外的走廊里举行的形势分析会上，他命令在北面和东面要毫不留情地动用所有的军事力量，击退已推进到防御圈外围的苏军部队。他再次表示要投入只在他的疯癫想象中阔步前进的部队，然后像通常的那样，一旦讲得兴起，就没完没了地讲起了战术上的细节问题，比如投入自动火炮的阵地如何选择，机枪的位置怎么放最合理。军官们一声不吭，全都面无表情地听着他在那儿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只有戈林，把自己硕大肥胖的躯体放进了希特勒对面的椅子里，他毫不掩饰他心中的烦躁，似乎在数着这毫无意义地一分一秒流失着的时间。

在前一天的晚上，希特勒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是不是该放弃几乎已暴露在敌军眼皮底下、已完全失去了防御能力的首都。同时，他还告诉人们他有这样的打算，即由他自己来领导“南部”，固守上萨尔茨贝格，背倚有着传奇色彩的温特斯山，把战斗继续进行下去。在谈及他有可能效仿的榜样时，他提到了历史上的传说，根据这一传说，红胡子巴巴罗萨还在一座山中沉睡着。可戈培尔拼命劝说他留在柏林，说如果注定要死的话，也应死在城里的废墟里：只有这样才忠于自己的历史使命、过去的誓言，不会有损于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他在多种场合表明，元首不该在他的“夏宫”里结束自己的生命，种种情况表明，恰恰是这个理由，对常常躲在后台的希特勒产生了影响。只有在柏林，戈培尔还说，才能取得“道德上的世界性成就”。

现在，希特勒保证说，他在经过了夜间的思想斗争后，决定留在柏林不走。所有参加形势分析会的人都目瞪口呆，在短暂的寂静后，大家纷纷劝他赶快离开柏林，因为最后的撤离路线有可能在几小时里就会被截断。但希特勒不为所动。他固执地说：“如果我自己在这个时刻撤退到安全的地方去，那我怎能调动部队进行保卫柏林的生死之战呢！”为了不再让人们继续劝说下去，他最后说，他要让“命运”给他自己来做出决定，但他不会阻止其他人离开。他没有征询海因里希和布塞这两位主管指挥官的意见，就命令把由魏特林将军指挥的，自争夺泽洛夫高地的战役打响以来就拼命防守的第十五坦克军调来柏林，以此来表明他坚守柏林的决心。

希特勒刚宣布散会，戈林就匆匆告别了。他脸色发白，还流着汗，说他要赶回去处理“德国南部的要务”。希特勒一声不发地盯着他看了会儿，好像——其实很久以来就——看穿了这个人，他的这位精于算计但有失体面的副手。接下来，他在戈培尔、希姆莱、施佩尔和鲍曼的陪同下，到帝国总理府后面的花园里去了。

在靠近出口的地方，在遍地是坑坑洼洼的弹坑，还有被炸倒或被拦腰炸断的树墩前面，还没离去的客人们正在排队集合：是疲惫的党卫军“弗伦茨贝格”师、库尔兰军团的代表和“坦克歼灭部队”中的希特勒青年团代表。希特勒弓着腰蜷缩在大衣里，检阅着这支队伍，并与队中的每个士兵握手。然后他来到希特勒青年团团员身边，爱抚地拍拍这个又拍拍那个，给他们理理服装。末了，他使出浑身力气说了几句话，说必须全力以赴，打赢这场保卫柏林的战役。最后，他有气无力地喊了句：“你们万岁！”可谁也没有应答。“只是在远处，”帝国青年团的领导阿图尔•阿克斯曼在报告中写道，“可以听到前线的隆隆炮声，离开不到三十公里。”

希特勒回到地下避弹室后，大撤离就开始了。部长和党的高层领导们站成长长的一列，一个个挤过来，说上几句挤出来的尴尬的告别话后转身离去，他们的身后，是望不到尾的卡车队伍。希特勒“极度失望，只是悲愤地频频点头”，他的一位副官这样写道，“默默地”看着“曾把他们变得强大无比的”人们离去。

一些人在远去，而另一些人却像所报道的那样，肩负着人民的“强烈愿望”奔赴前线。晚上十点钟左右，希特勒告诉他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他打算“精简”他的指挥部，把他的两名女秘书、多名副官、速记员和他的私人医生莫雷尔大夫送往德国南部去。或许他晚些时候也去，他在人们散开时补充说。他对莫雷尔说：“我是任何毒品都帮不上忙了。”然后他就比平常要早许多回自己的房间去了。留下来的几个人因此与爱娃•布劳恩和鲍曼一起前往新总理府，来到东西被搬走了一半的元首住房，打算再庆祝一番。他们让人搬来饮料，开怀畅饮，试图忘却那阴森可怕的地下避弹室。他们找到了唯一的一张唱片，是赞美“血红的玫瑰”和向往未来幸福的，他们跟着乐曲跳了一曲又一曲。是落在了附近的炮弹，把他们赶回了地下避弹室。

政府最高层同意离开城市的消息刚一传开，申请离开的人们就从四处涌来，包围了位于柏林宫殿附近的负责发放通行证的司令部。在短短的几小时内，发放了二千多张通行证，尽管戈培尔下令，凡是能拿得动武器的男子不可以离开城市。还在上午时分，总统办公厅主任、国务秘书奥托•迈斯纳，就在电话中声明，他的这一职务有着行动的自由，本着这一精神他来到了梅克伦堡。戈培尔回答说，他遗憾的是，不再能实现自己长达十二年的愿望，不再能朝他脸上吐唾沫。在前一个晚上通过电台播放的给希特勒的生日祝辞中，他许诺说：“德国仍旧是一个忠实的国家。它应该在危急关头庆祝它的辉煌胜利。永远不可在历史中写道，人民离开他们的元首或是元首弃人民于不顾。但这就是胜利啊！”上帝会把“魔鬼，就像通常发生的那样，当它将取得对世界人民生杀予夺的大权时，打回它的老家地狱里去的”。不是地狱来统治地球，他接着说，“而是秩序、和平和富裕”。除了元首没有他人可以成为“阻止世界没落的核心”。两天后，在他为周报《帝国》撰写的最后一篇社论中，用他一惯的激烈言辞，号召进行“不惜一切代价的抵抗”，另外，像他所写的那样，要求“男孩和女孩们”，要用“手榴弹和饼形地雷”顶住亚洲人的冲锋……“要从窗户里和地窖的气窗眼里开枪，身处危险之中，但要无视危险的存在。”

第二天早晨，希特勒九点半就已醒来，这比平常早了大约两个小时。人们告诉他，俄国人的炮兵，已经把炮弹打到了市中心。稍晚些时候得到证实，密集的炮弹确实落到了勃兰登堡门、国会大厦，甚至落到了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上。一会儿，希特勒胡子都没刮，一脸慌张地来到办公室的前室，他开口就问：“出什么事啦？哪儿来的枪声？”布格道夫解释说，市中心显然遭到了来自措森东北方向一个阵地的炮火袭击，听完这话，希特勒脸色煞白：“俄国人已离得这么近了吗？”然后他让人接通防空司令部司令科勒尔将军的电话。科勒尔的记录里是这样写的：“清晨，希特勒给我打来电话。‘您知道柏林已受到炮击了吗？市中心。’‘不知道！’‘您没听到炮火的声音？’‘没有！我现在在维尔德帕克-韦德尔。’希特勒说：‘敌人的远距离炮击把城里搞得人心惶惶。像是大口径的铁路巨炮。俄国人该是占领了奥得河上的铁路桥了吧。空军必须马上摧毁这个火炮中队，并给予回击。’我说：‘敌军没有占领奥得河上的铁路桥。或许他们用的是一座德国造的远程火炮，因此可以用来四处移动。但也可能是俄国陆军使用了中距离的加农炮，敌军用它们也是能打到市中心的。’是不是奥得河上的铁路桥被占了，俄国陆军的炮兵是不是能够打到柏林的市中心，又是如何打到市中心的，我们争论了好长时间……希特勒坚持要我立刻确定火炮中队的位置并歼灭之。十分钟后，他要明确地知道火炮中队位于何处……”

科勒尔的记录继续写道：“我打电话给设在蒂尔加滕地下室上方的高炮师指挥所，我得到的答复是，发射炮弹的火炮口径只有十到十二厘米。据高炮师观察，发动炮击的俄军炮兵中队是在早晨进入马尔察的阵地的，离开市中心大约有十二公里。希特勒从电话里听取了我的这个口头报告，但将信将疑。”

科勒尔的电话记录，被视作希特勒在与将军们和现实情况打交道时那种先入为主的作风的典型写照，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它也很能反映他充满幻想的心态，他没去了解详情，就断言是“远距离的炮火”，并信口开河臆造出铁路巨炮和奥得河上的桥梁。但与他的信息不灵和随意歪曲事实相比，更为糟糕的是大本营里的混乱和无序。科勒尔四月二十一日的记录接着写道：“一会儿，希特勒自己又打来电话。他要知道当前在柏林南部投入飞机的具体架次。我回答说，由于与部队的通信线路不再畅通无阻，所以很难一下子给予答复。我们只能满足于早晨和傍晚定时报告来的消息。听到这儿他勃然大怒。”

没过多久，希特勒又打起了电话，随后打了多次。一次是想了解驻守在布拉格的喷气式飞机的情况，一次是要知道戈林吹牛说的那支“私家军队”的情况，还打电话让人查阅实业家赫尔曼•勒希林的来信，正像科勒尔所记载的那样，他不分青红皂白就大声咆哮：“该把空军的所有指挥官一个个都绞死！”他就这样忙个不停：打听情况，下达命令，撤销命令，其间还要对形势发表一些简短的看法。“就是撒旦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做什么”，这位被搞得焦头烂额的将军无奈地哀叹说。

为了知道总的形势，科勒尔想和克莱勃斯取得联系。当他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在夜里十点半钟时找到这位将军，向他打听希特勒提到的，而他到目前为止仍不清楚的有关党卫队斯坦纳将军那儿防守反击的情况时，希特勒意外地插了进来。科勒尔写道：“突然在电话的一头响起了他激动的声音：‘您难道还怀疑我的命令？我想，我说得够明白的了。北面所有可用于地面作战的空军力量，必须马上划归斯坦纳指挥。任何不交出部队的人，在五小时内要他的命。您要用自己的脑袋给我做担保。”

过了一会儿，一名军官在做形势报告时，几个小时之前被他送走的速记员一个也没到场，这让希特勒很生气，在他的一生中魔法失灵时——像多次发生的那样——他都要吐出一个词：“背叛！”深夜时分，瓦尔特•黑韦尔，这位对希特勒钦佩之至的“外交部长常驻元首处顾问”向元首征询最后的指示，并提醒说，这对掌握政治主动权显然是至关重要的，听到这儿，希特勒立起身来：“无力地拖着脚步，慢慢地离开房间，边走边用低低的完全变了的声音说道：‘政治？我不再搞政治了。这让我恶心。我死后，你们倒该多多搞政治。’”

现在不再能继续保持镇静了，由不屈不挠和错误的必胜信念筑成的堤坝逐渐崩溃。在戈培尔用马粪纸钉住窗户，用蜡烛照明的官邸里举行的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把导致伟大计划失败的所有责任都推给了军官团和“反动势力”，他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与后者结成了同盟。在他絮絮叨叨的讲话中，还提到了在和平时期对军备重视不够，在对法和对苏作战时做出的错误决策，盟军登陆时的抵抗不力直到七月二十日的谋杀企图，他指责保守的特权阶层一直在 “背叛”。

当他的一名下属，部里的一名处长汉斯•弗里切插话说，但是不能忘记人民的忠诚、信念和牺牲精神，一向字斟句酌的部长突然提高嗓门说，人民也出了毛病。“我怎样来说这个民族呢？”他一脸愤怒，“它的男人们在他们的女人遭到奸污时竟然不再战斗了！”他的脸“因愤慨而涨得通红”，他说，在东面，他们弃枪而逃，在西面，他们举着白旗向敌人投降。他一点也不同情他们，再说，是这个民族自己选择了这一命运。一九三三年，对德国退出国联这一举动进行了全民表决，在自由选择中，它反对屈从于他人的政策，决定走铤而走险的政治道路。可惜这一冒险失败了。他从座位上立起身来补充说：“是的，这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个意外……你们不要心存幻想！我没有强迫谁做我的工作人员，就像我们没有强迫德国人民一样。是它赋予了我们使命……现在，你们的小脖子要被割开了！”离开时，他差不多走到门口，又一次转过身来，朝着大厅怒吼：“即使我们完蛋，这个地球也会发抖！”

此时，有消息报到地下避弹室，说除了中路的朱可夫元帅和南路的科涅夫元帅，由康斯坦丁•K.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指挥的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已在什切青突破了德军的防线，并已在向柏林推进。奇怪的是，希特勒没有决定把所有可供调配的部队撤回到保卫首都的防御圈来，相反，他把这次被突破看成是全力反扑的好机会。他把一面小旗，插在地图上埃伯斯瓦尔德所在的地方，并写上“斯坦纳的部队”的字样，这就是用于反击的部队。该部应迅速与布塞将军领导的第九军汇合，组建一支新的部队，由党卫军费利克斯•斯坦纳将军指挥，突破苏军东南方向一侧的进攻，重新构筑首都外围一直到科特布斯那支离破碎的防线。“回撤到西面，”希特勒警告说，“是坚决不允许的。不是无条件地执行该命令的军官，必须予以逮捕，并立即就地枪决。而您自己，”希特勒对斯坦纳说，“我要您用您的脑袋对这一命令的执行做担保。”

困难在于，布塞的部队已是七零八落，仍在绝望地抵挡着马上就要形成的包围圈，而斯坦纳的部队根本就不存在。虽然多次发布严厉的命令，要求组建这样一支部队，但一方面这些命令自相矛盾，一方面是前线阵地上混乱无序，所以这一要求是无法做到的。此外，人们还忘记了把这一情况通知负责防务的总司令海因里希将军，当他现在得知这个情况后，忙不迭地与克莱勃斯取得联系。

海因里希报告说，斯坦纳的行动，是无可指望的，会危及他的部队。他坚持至少该把面临包围的第九军往回撤，如果他的请求得不到采纳，他将辞去职务：他说，他宁可作为一名普通的人民冲锋队员去冲锋陷阵，也不愿意去执行一项让士兵做无谓牺牲的命令。可克莱勃斯不为所动，虽然前者提醒他，他们两人应该为部队担当责任，但这一提醒也无济于事。“这个责任，”克莱勃斯教训这位打电话的说，“由元首承担。”

海因里希对形势的判断有多么准确，在他与德国国防军最高统率部的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一起于第二天来到斯坦纳的指挥所时就已显现了出来。还在开始讨论该做些什么前，这位党卫军的将军向他的客人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有谁看到我的部队了吗？”会晤结束时，海因里希提到了希特勒的反击命令，以及特别带给斯坦纳的那句话：“帝国首都的命运取决于您作战的胜利！”当海因里希补充说，显然也是影射他对面这位有如此高军衔的党卫军成员：“您必须进攻，斯坦纳——为了您的领袖！”后者不知所措，直愣愣地用眼睛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大发雷霆：“可他也是你的领袖！”

混乱时时在加剧。四月二十二日早上，二月底刚任命的市警备司令赫尔穆特•莱曼中将被解职了，希特勒，特别是戈培尔曾多次指责他优柔寡断。接替他的是到目前为止一直担任部队训练和思想监督工作的纳粹最高统帅率部军官恩斯特•克特尔上校，他一反常规地连升两级，被提拔为中将。克特尔在当天余下的时间里向所有人告知这堪称荣耀的任命，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完成人们对他寄予的极大期望，因此在当天晚上就被免去职务，继续去做他的上校了。

在此期间，一个谣言在四处传播，说是魏特林将军已把他的指挥所从柏林的东南面移到了城市西面的德伯里茨。当布塞和希特勒得知这名将军竟敢擅自做主时，分别发出命令，要求立刻将他解职，并押送至附近的军事法庭执行枪决。这位将军没有被吓倒，他迅即来到帝国总理府下面的地下避弹室。在通往那儿的一条地下过道上，他迎面撞上了克莱勃斯和布格道夫，他责问他们为什么要枪毙他。他向两位介绍了他阵地上的情况，并特别指出，他的指挥所仍然一如既往地设在柏林的东南方向，“只是离开最前线有一至两公里而已”。听完这些，两位将军“多云转晴”，立刻陪着他到地下避弹室去见希特勒。

希特勒接待了他，“肿胀着脸”，“两只眼睛像发高烧的病人般通红通红”，魏特林回忆说。当他们坐下来后，他吃惊地看到，元首的左腿甚至在坐着的时候也“像钟摆那样在不停地抖动着，只是频率要更快一些”。魏特林刚说了一下他防守区内的力量对比，希特勒就开始说话了，报告里是这样写的。他以“十分惊讶的”心情关注着柏林保卫战的情况，关注着俄军怎样先在城市的南面被“击溃”，接下来又被斯坦纳、布塞和目前可以自由行动的部队所合围和“消灭”。同时，“其他部队”在北面牵制了红军，到最后，这一支部队将和另外的部队联合行动与其决一死战。还在地下避弹室时，魏特林就向自己的指挥部传达了会晤的情况，并做出了一系列的战术部署。可在第二天克莱勃斯却通知这位惊愕不已的将军，说希特勒已任命他为“保卫柏林的指挥官”。“您下令把我枪毙得了，”魏特林冷冷地回答，“那我就不必饮这杯苦酒了。”

意外接二连三。在前几天的谈话中，多次出现一个名字，在议论中它的分量越来越重，并很快唤起了异想天开的希望。一天上午，克莱勃斯将军来到海因里希处，告诉他，驻守在马格德堡的由瓦尔特•温克将军指挥的第十二军打算回撤，并立即向柏林而来。这一决定，克莱勃斯补充说，在美军显然已把易北河看作是分界线，并且不打算跨越这条河流的情况下，是可行的。

由于第十二军是一支久经沙场的部队，且补充了许多生力军，所以对他们的到来满怀着希望，也是不足为奇的。但要考虑的是，还在组建中的部队并不具备联合作战的经验。还有令人忧虑的、地下避弹室里未及考虑到甚至被排除在外的，是温克没有一辆坦克，也没有可供使用的抗击敌军空中优势的高射炮火，说得好好的两个师的部队也没到位，估计它们永远也到达不了他那儿。另外，在短短的几天内，第十二军所在地区成了收容了五十多万难民的巨大露营地，他们被红军赶到易北河边，但被河另一边的美国军队拦住了去路。每天有没完没了的新难民潮水般涌来，他们成为数以百万计的难民的先头部队，在后来的几个月里被驱赶，住在难民营里，或者被拉到东方参加强迫劳动。

只是意志还在支撑着，还在自欺欺人地寄希望于——像戈培尔翻来覆去所说的——时时刻刻都会到来的、“金融寡头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不合情理的联合”的崩溃。他说，所有军事上的抵抗，其目的是要赢得不多几天的时间。他不厌其烦地做着宣传，并且大胆地预言，他有充分理由相信，机会马上就会出现，俄军将要和西方盟国“翻脸”。可在四月二十二日的形势分析会上，这一不停地拼凑并竭力维护着的幻觉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

这一戏剧性的会议是在下午三点刚过召开的，其间有人参加进来，也有人离开会场，一直开到晚上八点左右。对于作为开场白的消息，说是苏联人已成功地突破了奥得河防线的北端，希特勒显得出奇的平静。接下来，发言人报告说，敌人已经攻占了南面的措森，推进到了施坦斯多夫，正在城市北面的弗罗瑙和潘科之间行动，在东面，已经到达了利希滕贝格、马斯多夫和卡尔斯霍斯特一线。在一片寂静中，希特勒问起了斯坦纳部队的情况。人们在汇报中或是吞吞吐吐，或是自相矛盾，最后，克莱勃斯只得实话实说，他告诉希特勒，斯坦纳根本没有组织应该能扭转局势的反击行动。听完这话，希特勒眉头紧锁，思索了一番，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劈头劈脑的狂风暴雨。

这猛烈发作的场面，是在场的人从未经历过的，希特勒突然从座位上跳起来，把平时在商讨形势时一向握在手中的红色铅笔，愤然地扔到了桌子外面，开始咆哮如雷。几个星期以来乏力的、几乎发不出声音来的喉咙突然恢复了以往的力量。他竭力搜寻恰当的字眼，对世界、胆怯、卑鄙和各方面的背信弃义来了番总控诉。他辱骂一直与他作对的将军们，他与他们总是剑拔弩张，多年来他的周围都是些叛徒和无用之人。当大家惊愕地面面相觑时，他气急败坏地离开位置，开始晃晃悠悠地在这狭小的房间里走来走去。虽然他多次试着要控制住自己，但没过多久又勃然大怒了，他失态地将握起的拳头狠击张开着的另一只手，两行眼泪从面颊上滚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他反复强调说，他无法再领导下去了，他的命令被当作了耳边风，接下去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战争输了！”他叫喊着，“可是您们，我的先生们，如果以为我会离开柏林，那就大错特错了！我宁可让一颗子弹打穿我的脑袋！”当约德尔被叫去接电话时，希特勒把参加例会的都请了出去，房间里只留下凯特尔、克莱勃斯和布格道夫。

受这吵闹声的惊吓，地下避弹室的所有人员都汇聚到了外面的房间里，包括楼梯的下方。当他们还站立在那儿，交头接耳地谈着看到的情况，当房间被落在附近的炮弹震得颤动，大家一声不响地担着心时，希特勒突然走出会议室，他分开人群，目不斜视，就像一位目击者在报告中所写的那样，弓着腰，阴着脸，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去了。在这一片混乱之中，鲍曼从这个人跟前跑到那个人跟前，不知所措地重复说着：“元首说他要自杀不是当真的！”凯特尔则对每个在场的人说：“我们必须阻止元首这样做！”

风暴过去以后，希特勒找了几个参加开会的人，与他们一个一个地谈话，他们是凯特尔、邓尼茨、克莱勃斯、布格道夫和赫尔曼•菲格莱因。五点钟左右，他让人叫戈培尔，鲍曼正在请求后者，让他说服元首无论如何也要后撤到建在阿尔卑斯山里的堡垒中去。可戈培尔我行我素，似乎没有听到这位“类似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官员”的请求。一些迹象甚至表明，他的提议，与元首一道去死，恰恰在此时让仍摇摆不定的希特勒最终做出留在柏林的决定。反正在会晤后，戈培尔直接来到了对面的办公室，他告诉女秘书容格，他的太太和六个孩子要在当天搬到地下避弹室来。与他在呼喊胜利口号时的神色相比，此时的他显得冷漠和镇定，他同时还转告说，每个孩子只能带一个玩具，也不要带许多睡衣睡裤，因为这些东西现在都“不再有用了”。过了一会儿，希特勒回到会议室，明显已恢复了常态。他说，现在已完了，他不再抱有希望了。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不赞成这一说法，他们指出还有部队可用，温克的部队正在驰援的途中，还有布塞的部队，最后还有忠诚的费迪南德•舍尔纳元帅所指挥的在德累斯顿地区作战的陆军部队，听完这些话，希特勒耸了耸肩：“您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我不再发布命令了。”

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希特勒又接着说，他将在帝国首都等待死亡的到来，他不会被人架着离开，他本来是不可以离开设在东普鲁士拉施滕堡的大本营的。他拒绝了所有的劝说，希姆莱打来电话，试图说服他，也没有成功，里宾特洛甫请求他听电话，他头也不回地断然拒绝。他说，与原来的想法相反，是为了避免受伤而落入敌人的手中，他是不会手中拿枪与俄国人对着干了。他也没有足够的体力去打仗了。但由于那一刻的激动，他脱口说出，他将倒在帝国总理府的台阶上，他向往既戏剧性又渎圣的场面，他把这些话重复了好几遍。为了切断自己所有退缩的念头，他随即口述了一份公告，公告中说，他将留在柏林，并将亲自担起保卫城市的责任来。

随后，他和凯特尔、约德尔、戈培尔和另外几个人又回到了他的房间。他让人叫来他的副官尤里乌斯•绍普，吩咐后者把他保存在床脚那头的保险柜里和其他一些地方的私人书信搬到院里去，在那儿把它们给烧了。各个方面都报告说苏军已向市中心推进，鉴于这令人不安的局势，他任命多次受到嘉奖的党卫军旅长威廉•蒙克——他自一九三三年起就是“元首贴身党卫军分队”的成员——为保卫“齐塔德勒”这个核心区的作战指挥官。希特勒自己也服从他的个人命令，把位于城里的约四千名党卫军队员、分属陆海空三军和希特勒青年团的几支小规模部队的指挥权都托付给了他。接下来，他要求凯特尔和约德尔两人，带上各自的所有参谋部人员前往贝希特斯加登，与戈林汇合后共同做出必要的决定。当一名在场的人插话说，没有一名士兵还会在帝国元帅手下战斗时，希特勒回答说：“什么叫战斗？现在没有什么仗可打了，如果说要谈判——帝国元帅要比我强。”

末了，大家都精疲力竭、不知所措地围坐着，这时，凯特尔再次试图让希特勒改变主意。他说，他是平生第一次不能执行元首的命令，并拒绝前往贝希特斯加登。但希特勒只是回答说，他“永远不”离开柏林，“绝对不”。凯特尔又一次规劝后，引发了一场短暂的尖锐交锋，希特勒最后说，他拒绝再听陆军元帅说的话了。但当凯特尔又说，元首不应该抛弃德国国防军时，希特勒粗暴地摔门而去。凯特尔离开时转向约德尔，压低着声音对他说：“这下彻底完了！”

凯特尔连夜赶到第十二军的指挥所，该所把位置移到了维森堡的上林务所“老地狱”，在马格德堡以东约六十多公里处。德国国防军总司令部的首长刚走进房间，温克就发现这位全军首脑对参谋部军官的做法有着诸多的保留。因为凯特尔是带着大批随从前呼后拥地出现的，他举起元帅杖行军礼，刚举到帽檐的高度，就直奔主题：“您要解放柏林！”他说，“带上您的所有部队向后转，去与第九军汇合。您要救出元首！您，温克，拯救德国的任务在你的手里！”

温克知道，提任何反对意见都是毫无意义的，是浪费时间，在所有的指示中，他只是说，他当然会执行陆军元帅下达的命令。但当凯特尔凌晨三点左右离开后，他把指挥所的人员召集到一起说，他将不执行全力向柏林推进的命令，而是想尽可能地向第九军靠拢，目的是打开一条宽敞的后撤道路，并保持其畅通。在向希特勒汇报时，他只是加了一句话：“个人的命运现在不再那么重要了。”

关于四月二十二日会议上传出的令人极度沮丧的消息不胫而走。黑韦尔把此事告诉了里宾特洛甫，约德尔通知了科勒尔将军，克里斯蒂安少将转告了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帝国元帅，菲格莱因让人与海因里希•希姆莱取得联系，后者正在他自己新的、已搬到离柏林不远的霍恩吕辛的大本营里。这位党卫军的帝国领导人，长期以来就在静候通过意料之中的权力斗争成为希特勒接班人的有利时机，他认为决定性的时刻已经来到：菲格莱因的报告无异于“元首”的下野。可因军务缠身，尽管顾问们催促他赶快下手，他现在还是犹豫着是否公开提出这一要求，再说他在希特勒那儿的声望已是一落千丈。不管怎么说，他受到了鼓舞，在多方面试探后，打算与艾森豪威尔将军见一次面。他的目的，他放出风来，是要说服美国的最高指挥官，他和他的党卫军还是派得上用处的，他不仅是要在西面实现停火，而且特别是要争取把美国的战争物资用于目前与红军抗争的战斗中。“然后我会做到这一点的。”他对周围的人说道。他已经开始在考虑，如果与艾森豪威尔见面，是朝他鞠一个躬呢还是与他握手。他自以为开始的是一项伟大的国务活动，带着几乎不加掩饰的藐视补充说：“柏林的所有人都发疯了！”但他没能看到的是，他自己所在的霍恩吕辛也同样如此。

第四章/  最后一笔

整个首都乱作一团。每天早上，特别小分队匆忙集结起来，前去加固街垒，挖阻止坦克前进的壕沟，或用木板和水泥搭建临时性的掩体。尽管在市郊处处都竖起了“难民不得进入帝国首都！”的牌子，可见头不见尾的人群还是蜂拥而来，他们牵着马匹，推着小车，赶着驮有家什物品的牲畜，穿过近郊还未设卡的街道，常常就闯进了交火的区域。火车站里，满载着食品、给养和伤兵的货运列车堵塞在那儿，无法发车。虽然自红军接近城市以后就停止了轰炸，但城里处处是火光熊熊，火红的烟尘时不时地被风卷起，纷纷扬扬地飘浮在空气之中，给房屋的立面、树木和人都撒上了一层灰白的尘埃。就连几个星期以来一直让人处于紧张之中的警报声也还在继续响着，只是此时换了一种没完没了的刺耳的“防坦克警报”声。处处可见烧得只剩下残骸或是因缺少燃料而被遗弃的军车。进入城市周边工事里的苏军炮兵，几天来，他们的炮火已经能打到每一个城区。为给步兵开道，他们用炮火轰炸着某些街上的一幢又一幢房屋。就像那几个星期里的记录所写的那样，废墟都被炸得又窜出了火苗。

每天都有工厂、作坊和后勤单位在不断地招收工人。常常几个小时断水断电，从四月二十二日起，凡用电来烧水煮饭的，一律判处死刑。已被炮火烘软了的沥青路面上，是小山似的瓦砾和垃圾，与无处不在的焦肉味掺杂在一起，散发出一阵阵让人掩鼻的恶臭。特别是在市内的中心区域，人们整日整夜地待在地下室或运行地铁的通道里。有些胆大的跑到外面来，他们用湿毛巾护着脸，抵御着灼热的由磷燃烧而产生的热气。渴望生存的努力在继续着。最后几天的报纸以及贴在广告柱上的告示，既有即将胜利的连篇废话，也有威吓性的语言，经常有稀奇古怪的各种建议穿插其间，比如怎样来规避这每天都有可能发生的巨大危险。其中的一个建议说，为“改善蛋白质基础”，市民们可以到市内众多的河边去抓蝌蚪，最好是做一个“彩色的布拖把”，“在岸边的水面上一路拖过去”就行了。

什么都没有。集合起来的人民冲锋队，是用那些勉强还在开着的公交车和有轨电车运送到前线去的。由于俄国人很早就占领了城外的三个武器和弹药库，要把位于格鲁内瓦尔德和蒂尔加滕的城内仓库的物资运出去又缺少车辆，所以大部分的守卫者只是套上个袖章，接了指令就奔向敌人一方，他们在阵亡者和负了伤的士兵那儿捡个卡宾枪或是防坦克手雷，把自己武装起来。希特勒全然不顾这种缺少武器弹药的情况，这时还让一九二九年出生的男孩上前线打仗，可是已无人可供调配了。

由于知道毁灭已无法挽回，所以长期以来为类似司法的机构所掩饰的、要清算这个政权的要求也公开地爆发出来。监狱里人满为患，特别是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以后，随着大规模的拘捕行动的展开，涌进了大批的政治犯。四月上旬，希姆莱命令不得让一个在押犯活着出去，因此，死亡机器就在为自己的军队所控制的所有地方开动了起来。在苏军先头部队接近时，设在勒尔特街的监狱把门打开，释放了少数几个人，然后向留下来的人保证说，设在阿尔布莱希特王子宫殿的盖世太保大本营会来释放他们的。夜里一点钟左右，一支全副武装的党卫军护送队前来押送犯人，说是抄近路，来到附近的一处堆放着碎砖乱瓦的地方，执行事先商定的命令，枪击颈部，把他们一个个都打死了。被处决的人当中有克劳斯•邦赫费尔、吕迪格尔•施莱歇、弗里德里希•尤斯图斯•佩雷尔斯和阿尔布莱希特•豪斯霍费尔。

在此同时，德国国防军军内处处传来报告，说士兵们个个意志消沉，都在谈论着一个像传染病一样传播的话题，即怎样才能最为稳妥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有报告说，高炮部队的女炮兵英格•多姆布洛夫斯基请求她的中队长开枪打死她。年轻的中尉考虑了半天，经过了痛苦的踌躇以后，满足了她的要求，随后自己也立即自杀了。说“元首”长期以来就准备的大规模反击的谣传，现在已经无人提起。人们更多的是在私下里谈论——正像所记载的那样——温克将军的部队，说该部队已经抵达波茨坦，并为生死之战做好了充分准备。同时还有人说，美国人已经在易北河那一边集结了空降部队，来帮助德国国防军抗击红军。可这样一些那样一些一眼就能看穿的宣传烟幕，已经没有人相信了。多少代人以来，柏林人的民间幽默都是用尖刻的宿命论巧妙地度过一次又一次的生活窘境，对这次即将来到的末路，人们相互戏谑说：“天不会塌下来……”邻居们把它配上曲在街上当口哨吹。另外还流行着一句套话：“您待在那儿别动！”它成为走散时大家相互寻找的信号。

在此期间，大厦将倾的消息也传到了希特勒周围的人中间。当阿尔贝特•施佩尔于四月二十三日傍晚时分回到地下避弹室，“怀着矛盾的心情”与希特勒告别时，他越往里走，就越是感觉到严厉的纪律中所出现的微小但却极明显的松懈现象：前室里烟雾弥漫，横七竖八地躺着喝了一半的酒瓶。希特勒进来时，房间里只有很少的人立起身来，他从身边走过时，也很少有人停下来中断正在说着的话题。

希特勒本人郁郁寡欢，说死亡是一种解脱。即使施佩尔承认，说他几个月来没有执行破坏城市的命令，希特勒也出乎意料地没有大发雷霆。就像他们多次会面中的那样，看上去他更像是沉浸在遥远的思索之中，但两只眼睛却是噙着泪水。当他发现已过多地暴露了自己的情感时，几个小时后他毫无表情地送走了他这位姗姗来迟的客人，就像施佩尔所感觉到的那样，好像他现在不再是其中的一分子了。他往回走，穿过帝国总理府被毁坏的大厅，这座房子，是他六年前所建，曾是“这大德意志帝国的第一个建筑学上的标志”，此时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他的生命面临着怎样一个适当的结局，如果希特勒像施佩尔起初所期望的那样，叫来一支枪杀小分队来结束他的生命的话。

有些事情还是清楚地表明，他仍然是其中的一分子。因为自希特勒开始，到戈培尔、克莱勃斯、布格道夫和蒙克，以及数百人的“阿道夫•希特勒贴身护卫队员”和被包围在柏林的无数杀红了眼的士兵，都表露出一个同样的想法，即生命已无足轻重。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称这是“一个最大的秘密”，他不能理解，怎么会有这么多德国人，傻乎乎地在这几乎已是最后的时刻，还在已垮台的帝国的废墟上继续战斗。由于德国人自己不会回忆此事，因此他颇有些无可奈何地挖苦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是永远也找不到的。

说守卫市中心地区的部队只是绝望和顺从地迎着死神而去，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们中的一些人，以少有的混乱的思维方式，认为在最后几天的鏖战中他们已得到了补偿。在他们看来，为他们义无反顾地抗击来敌做出解释的，不仅是深植于心中的想法，即所有的东西只有通过捐躯和灭亡才能真正成为世界上的伟大之物。更确切地说，他们感到在这具有世界性历史意义悲剧的最后一幕中，自己理所当然地应成为参与的一员，这甚至是一份责任。他们知道，这样规模的悲剧，会给那些即使是微不足道之物都赋予崇高的意义。即使局势无望，也要坚定不移，长期以来，这已成为德国人的典型特征——至少是一种思维痕迹。长期的哲学传统，用零乱的理论宣告了“德国人负有走向极端主义的世界历史使命”，并称“英勇的悲观主义”是日耳曼民族的遗产之一。这个把明显是宣传性的文学加工为小钱币的传统，认为此时已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另外，从海德格尔的“有勇气面对一无所有的恐惧”，也可以推导出殊死抵抗背后的原因。

在走向穷途末路的这座城市的废墟上和地下室里，所有激烈、损失惨重的战斗的参与者们，从上面所述的认识中得到一种满足，这种满足，是任何东西都无法相比的。“一种以前从未见过的超乎寻常的高昂士气。”一名德国军官回忆说，“我们在战斗中，有着难以描述的顽强，必胜的信念，随时准备付出生命……即使现在朱可夫用拳头抡向这座城市，即使我们只能用手枪与他们抵抗，他也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

还必须考虑的是，至少在包括党卫军在内的精锐部队里，意识形态方面仍有着坚定的信仰，而且信任希特勒和他肩负的使命。他们大家都为这危急关头做好了准备。生活在以悲剧的形式为结局的“世界大战”这一时代，这种想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他们的基本思想。这个政权在它统治的年代里，都是通过有意识的操纵，用“生存或死亡”这迫近的危机感来制造出高涨的热情。希特勒在三十年代搞的“周末打击”就属此类。但直到战争期间举行的讲究排场的死亡庆祝会上，尤其是在这样的活动中，他和他的部下才做到了表里如一：斯大林战役失败后，戈林在一次欢呼崩溃的讲话中，谈到了“由火和血组成的尼伯龙根大厅”；还有由戈培尔导演的、最后以“杂乱无章的急速语调”结束的要求进行全面战争的呼吁。这些当权者从来没有像在设想中和事实上已临近崩溃深渊的这个时刻，把自己和国家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最后，不应忘记提及人们从着魔状态中醒过来的震惊，它很快四散传播开来。多年来，直到那最后的几个星期，这个政权精心编织起来的宣传骗局，向老百姓隐瞒了战争的真相，甚至把遭受的重大挫折说成是设的陷阱，是为了诱惑仅是数量上占优的敌军。现在，这一骗人的体系突然垮了，就像通常所做的那样，一旦面纱被撕开，现实又重新恢复了原来的面目，一种自杀性的、漠视生命的气氛就四处传播。除此而外，还有极难加以描述的、对红军要实行报复的恐惧感。自古以来就对“野蛮的东方”所抱有的害怕心理，模糊地猜测进犯苏联时众多德国部队犯下过暴行，以及自己宣传中的可怖画面，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不祥之兆，突然出现在每个角落。

使得神经高度紧张的始作俑者，同时也受其折磨的是希特勒本人。现在几乎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即他像需要毒品一样需要在这紧要关头玩杂耍。战争初期在波兰、挪威和法国取得的势如破竹的胜利，给他带来的只是短暂的快感，很快就失去了新鲜感。也许在他决定进攻苏联时——他在战胜法国的那些天里已经做出了这个决定——就在这游戏中包含了最终真正对命运做番考验的要求。现在的他仿佛是到达了目的地。在四月底的最后几次形势讨论会上，他翻来覆去地重复着，只是表述不同而已，陈述着他为什么一反以前的所有打算，执意不离开柏林，并要在帝国总理府内殉职的理由，这种种动机现在明明白白地显露了出来。

尽管，或是像曾经说的那样，要感谢那些似潮水般不停地涌来的“有关鞑靼人的报告”，给他带来了他所感受到已全面完成使命的感觉：再次身陷绝境的幸福。一次开会时，他以难以掩饰的热情说到在所有的指望中应选择“光荣的结局”，“在羞愧和耻辱中继续生存几个月或几年”；另一次，他祝贺被围的政府部门所在地成为一座“最后的小岛”，它会“英勇地”反击；或者对围着地图的人保证说，“如果在保卫首都的战斗中死去，那么就是死得其所”。交织着疯狂、反叛和屈从等感情的整个情绪，在四月二十五日的形势分析会上的多次插话中表露无遗。

“对我来说是没有疑问的了：这次战役已在这儿（柏林）达到了高潮。如果在旧金山会议上同盟国之间确实存在分歧——这种分歧会产生的——那么只有在我给布尔什维克这个庞然大物在某个地方予以致命的打击时，才有可能出现转机。然后其他人或许这时才会相信，只有一个人有能力制止布尔什维克这个巨物的前进步伐，这个人就是我，就是党，就是这个今天的德意志国家。”

“如果命运是另一种选择，”晚些时候他这样说，“那么我将作为一个丢尽脸面的难民，从世界历史这块版图上消失。但在上萨尔茨贝格自杀，而不是站在这儿，在这儿阵亡，对我来说是不可饶恕的胆怯行为——不该让人们说：您作为领袖……”

“只要我还能领导，我仍是领袖。我不能坐到某座山上去指挥。对我个人来说，我完全不能忍受的是，为了那些本该我自己做的事情而去枪杀其他的人。只是去保卫贝格霍夫？我不是单为它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甚至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这一点希特勒在一次总的回顾中做了说明，这也可以说是总结他政治生涯的一个文件吧。按照他身边人的说法，他自从回到柏林后，在二月里，与戈培尔和莱伊一起，在地下避弹室度过了多个夜晚，后来一次是在四月，有几次经济部长瓦尔特•冯克也在场。在这些聚会上，他没完没了地谈论他的一生，不只是检验他政治上碰上的条件和机遇，而且一一历数他犯下的过失和错误。接下来，围桌而坐的这个人或那个人，就会给这总是冗长而又混乱的滔滔话题提供些佐证和相关情况。

希特勒思索的第一点，是他想建立德英联盟这一“王者想法”的失败，这让他一辈子都耿耿于怀。他年复一年地向大英帝国主义示好，他也这样做了，是想以此来达成一个共识，就是不让俄国和美国插手这旧世界事务。就这点而言，没有其他人像他那样可以成为“欧洲的最后一次机会”。但全世界的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是指责奉行这一政策带来的严酷和残忍。“可欧洲，”他补充说，“并不是可以用优雅和说服力来征服的，必须使用暴力来拥有它。”这也包括去强迫不恰当的、被历史的进程证明是落伍的罗曼语族的世界大国法国和意大利，让它们放弃它们那不合时宜的大国政策。

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英国，他说，可英国在那些短视的、怀有偏见的政治家的领导下，一而再，再而三地没有听从他的建议。他抱怨说，如果命运给衰老的、头脑僵化的英国以“第二个皮特（指英国政治家威廉·皮特。）”，而不是温斯顿•丘吉尔这个偏向犹太人的半个美国酒鬼，那么，这个岛国就会倾其全力来维持这个帝国，为它的幸福而战斗，而德国就可以在背后无忧的情况下，去遵循自己的目标：“我的人生目标，这也是民族社会主义得以强大的原因：彻底消灭布尔什维克主义。”

因为向东的征战，正像他所认为的那样，是德国历来所推行的政策。放弃东征，要比永远都难以避免的冒一场失败的风险更要糟糕：“（我们）注定是要打仗的！”他这样说道。不幸之处在于，这场战争军事上的准备太晚了，而心理上的准备必须更早就开始。因为德国人民对这场托付给他们的伟大的命运之争远远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对此我该有二十年的时间，来培养这一新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优秀人材。”可他没有这么多的时间。自古以来，德国人的悲剧就在于“从来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所有其他的一切都是由其引发的，比如缺少内部的平衡。现在他明白了，这是他个人的“不幸，领导了一个如此反复无常又易受影响的民族，世界上没有第二个这样的民族”，像德意志民族这般变化无常，在它的过去以少有的冷酷“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同时，他继续说道，他犯下了许多错误，做了过多的妥协，是根本没有利益所在，也是没有必要那样做的。头脑清醒下来后，他认为须将他与意大利领袖（墨索里尼）的友谊看作是众多错误之一，正是这一系列错误现在有可能让他丢失胜利。与后者的友谊，妨碍了他在北非和整个伊斯兰世界推行革命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在墨索里尼可笑地让领着赏钱和专搞恐吓的奴才们宣布他为“伊斯兰之剑”之后。更为糟糕的是在军事方面。意大利的参战眨眼间就为敌人拱手奉上第一场胜利，并因此给他们注入了新的胜利信念。再者，极为“愚蠢的”入侵希腊行动，使对俄作战推迟了六个星期，而且导致了莫斯科城外寒冬突然降临这一灾难的发生：“一切都完全变了样！”他叹息道。是理智让他与意大利建立起“残忍的友谊”，可是他出于对好盟友的感情一再做出了退让。

最后，希特勒认为，是他自己不够强硬，这使他输掉了到手的胜利。只有一点他感到自慰，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与犹太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清除了德国人生存空间中的犹太毒素”。但在其他方面，他太过优柔寡断：他没有无情地清除德国的保守党人，而是打算与这些“温文尔雅的政治家们”一起来推行革命的政策；他在西班牙和法国时，没有把工人从“化石般冥顽的市民阶层”手里解放出来。他本该在世界各地策动殖民地人民揭竿而起，埃及人、伊拉克人，以及整个近东地区——“伊斯兰世界在焦急地期待着我们的胜利”，他解释道。发动他们起来暴动，是多么轻而易举的一桩事：“想想我们的前景吧！”如果他失败，他说，这并不在于他的极端和激进，而是在于他的半心半意，在于他没能坚持到最后。他早就持有的，数百次宣布过的观点，就像他现在看到的那样，没有改变，只是没有坚定地照着它去做，这就是：“生活不会同情弱者！”

因这一失败，最后几次的形势分析会的记录表明，他到末了感到深深的自责。在夺权的那段日子里，他在四月二十七日的会议上说，在兴登堡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去世的前几个月里，他常常被迫做出妥协。他应该是更激进一些的，他一脸悲愤，如果没有这以往的“围着这个老家伙的小集团”，是可以多“干掉”“几千人”的。戈培尔附和着说道，遗憾的是奥地利在一九三八年被吞并时没有举行反抗：“我们本可以把所有的东西砸个稀巴烂。”他的这番话，对我们了解希特勒政权的深层推动力量是颇有启发的。

希特勒借机重申自己“不离开柏林”的这一决定，他回答戈培尔说，他之所以要留在首都，是为了将来用更好的法律去对付任何形式的软弱。就是在这同一个话题里，希特勒说出了一句悲伤的话，这句话道出了他时时感到绝望的真正原因：“表现得这样好，事后会后悔的。”

第五章/ 死亡筵席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地下避弹室收到了一份来自贝希特斯加登的电报。戈林在电报中问，希特勒“坚守在柏林的堡垒里”的决定，是否意味着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的公告已经生效，可以让他，帝国元帅，在希特勒已被剥夺行动自由的情况下，全权接任领袖这一位置。

戈林来电询问，心里并不轻松。在走这一步以前，他经过了反复的思考。他让特地从柏林赶来的科勒尔将军汇报了地下避弹室内的最新情况。尤其是希特勒执意要留在首都，以及他前一个晚上说过的让凯特尔和约德尔从现在起与帝国元帅共同做出必要决定的话，给了他一个信号，因此他让人把他最信任的顾问们都召集起来，与他们商量该怎么办。所有到会的人，包括帝国总理府的主管，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部长，一致认为该启动接班程序了。电报几易其稿，最后的定稿中措辞是柔顺忠心的，电报中请求在二十四点以前给予答复，结尾是这样写的：“愿上帝保佑您，我希望您还是能离开柏林上这儿来。”尽管戈林的老对头马丁•鲍曼使出浑身解数，把电报说成是一份最后通牒，可希特勒开始时却安之若素。

晚上六点左右，帝国元帅的又一份电报不期而至，电报中命令帝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在接班规定生效的情况下前往贝希特斯加登，直到此时，鲍曼才成功地让希特勒怒火中烧。他说，一场政变正在进行之中，戈培尔也随后插话说，要捍卫荣誉，忠心耿耿，要去战斗，直至死亡。但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只能勉强掩盖他对戈林要夺取剩余权力企图的不满，就像他所认为的那样，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做接班人了。附和者们七嘴八舌，议论个不停。和以前一样，这吵闹声很快就感染到希特勒，而他总是把它当作行使权力的一种手段。他多年来对戈林的明显不满终于大爆发了。在越来越激动的震怒之中，大骂他懒惰、不中用，指责他开了“在我们国家里腐败”的先例，称他是一个“吸食吗啡的人”。根据在场人员的描述，他越说越火，愤怒得不能自制，最后“像一个小孩似的”哭了起来。

末了，怒火慢慢平息下来以后，希特勒签署了一份由鲍曼起草的无线电通讯稿。在文稿中，他指责戈林犯下了叛逆罪，谁都清楚，犯此罪行的人是要判处死刑的，而他不打算这样做，如果戈林放弃他的所有职务，并放弃做元首继承人的要求的话。可随后，就像在这些天里经常情绪多变那样，他又变得麻木不仁，并轻蔑地说道，现在反正什么都无所谓了：“对我来说，戈林完全可以与人谈判去。如果战争失败了，那么谁做这件事，反正都是无关紧要的。”所以戈林后来为自己辩护时援引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在最后时刻的盛怒之下，这种宽容就不复存在了。末了，希特勒又发起火来，指示上萨尔茨贝格的党卫军指挥官，把戈林和他的部下统统抓起来，并把他们带往萨尔茨堡的党卫军军营。

第二天中午获悉，朱可夫和科涅夫的部队已在柏林的东南方向会师，形成了对城市的合围。不一会儿，个别的先头部队挺进到了康德街，双方开始激烈交火，此时科涅夫得到命令，说攻占市中心的任务是留给他的竞争对手的。但在此时已形成了从策伦多夫到新克尔恩连成一片的战线，而北部的特格尔和来因尼肯多夫已告沦陷。同时，苏军部队在向两个机场，滕珀尔霍夫和加托夫逼近。为了保持空中通道的畅通，希特勒让人把东西主干道——几年前他身穿漂亮的军装为其举行了落成典礼——作为临时的机场跑道，出于这个目的，他不顾施佩尔的强烈反对，把竖立在这条繁华大街两边的枝形路灯给拆了。他还在等待邓尼茨允诺的一百五十名精锐海军士兵的到达，他在形势分析会上说，另有一支党卫军大队也将抵达，这是希姆莱所许诺的“最后一支后备军”。

这条机场跑道目前对他来说似乎更为重要的，可以用来迎接驻守在慕尼黑的空军第六军军长里特尔•冯•格莱姆上将的到来。没有人能打消他要将军本人来的要求，因为至少是在目前，他的到来能把他从地下避弹室的黑暗中解救出来，能给予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的机会。外面，在帝国总理府和巴黎广场之间，仍在往墙壁上轰着枪眼，仍在部署反坦克大炮，可地下避弹室却在俄国大炮的轰炸下越发地抖动不已。

第二天，里特尔•冯•格莱姆驾驶着一架型号为“福克–沃尔夫一九〇”的单座歼击机，降落在加托夫机场，飞机的行李舱做了改装，作为女飞行员汉娜•莱契的座位。他打电话给元首的地下避弹室，得知通往火车站的所有通道以及通往波茨坦大街的一段路都已落入苏军部队之手。可希特勒坚持要面见他，出于什么原因，没人告诉他。

尽管要穿过这些街道几乎是毫无指望的，可将军和汉娜•莱契还是坐进了一架等候在那儿的菲施勒“白鹳” 战斗机。飞机起飞后，在密集的炮火中忽上忽下，摇摇晃晃，紧贴着这正在死去的城市的黑沉沉的轮廓上方飞行，没多久降落在了勃兰登堡门旁。在停下来的一瞬间，一发炮弹将飞机降落的地面撕开了一道口子，严重地炸伤了格莱姆的小腿，只得用担架把流了许多血的他抬往帝国总理府，并马上对他进行治疗。当他随后躺在担架上被抬进地下避弹室后，希特勒问候他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忠诚和勇气！” 汉娜•莱契注意到，他用低沉而单调的声音和呆滞的目光告诉来访者戈林已被解职，这位元帅已被解除所有的职务，并已下命令将其逮捕。然后吃力地转入正式的口吻，随即任命里特尔•冯•格莱姆为空军最高指挥官，并同时提拔他为陆军元帅。“我还得忍受这世界上的所有不幸，”他末了抱怨说，“失望、不忠、寡廉鲜耻和背叛。”

在为此而举行的简短而窘迫的仪式中，不时地听到“炮弹落地的轰鸣声和劈啪声”，“即使是在这些最最下面的房间里”，墙壁上的泥灰也被震得不停地往下掉。有时炮击很猛，只得关上通风口，因为烟雾和焦味憋得地下避弹室的人透不过气来。糟糕的是——尽管只是短短的几个小时——与外界的电话联系第一次被中断了，因此只能从敌人电台中的新闻节目或市内正在酣战部队的来电询问中，知道当前的形势。可四月二十五日那天，美国军队和苏联军队在易北河上的托尔高会师，他们没有向彼此开枪，而是相互握手，这一消息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了地下避弹室。这样一来，终日盼望同盟国之间会产生裂痕的希望成了泡影，尽管希特勒强作镇静，但也无法掩饰他的失望。他固执地——正像他一向所相信的那样，这固执在他走投无路时总是能帮上他的忙——在同一天的会议上还保证说：“柏林只是看上去比本来的情况糟糕一些而已。”

事实上的情况正好相反，形势要比他和全体住在这地下避弹室的洞穴居民所看到的和必须承认的要糟糕得多。后来的调查表明，中心城区已有半数以上的楼房被炮弹所毁。不过，直到此时全城才在征服者的连续炮火中确确实实地走向毁灭。苏军上将贝萨林在占领了柏林后说，西方盟国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向这座城市发射了六万五千吨炸弹，而红军在两个星期里就发射了四万吨炸弹。统计员们日后计算得出，每个柏林居民的头顶上落下了大约三十立方的碎块和尘土。

特别是宽广的主要街道，成了堆满了瓦砾的崎岖小道。被炸得一无所有的人们，白天黑夜在废墟堆里找不到方向，一不小心就滑到淡绿色水一直漫到边沿的深坑里。人民冲锋队员裹着厚厚的大衣，头上戴着钢盔，用一根绳子系着枪，斜挂在肩上，在街上跑过来跑过去，很多人像无头的苍蝇，寻找着向他们发布命令的地方，因为负责调动他们的不仅有地段的军事指挥员，还有那里的党的机构，因此发出的命令常常相互矛盾。在那些已被占领的和此时仍未失守的城区内，到处是一片惊恐和慌乱，尽管红军的领导层很快开始委派地区的管理人员，并对自己的部队严肃军纪，建立一个至少是临时的秩序。但在最基层，往往是发布一些出人意料的命令，随意地抓人和查封。更有那些为欢庆胜利而喝醉了酒的红军士兵，没完没了地强奸妇女，某些地方只要看到女人，从未成年的少女到白发苍苍的老妇，都逃不出他们的魔掌。

而在防守圈里，与之相对应的扭曲景象同样随处可见，在崩溃的那些日子里，处处时时都发生着这类令人发指的罪行。那个时间里的日记，写的都是放荡不羁、聚众酗酒和仓促的性侵犯。有人在日记里写，他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情景：“周围躺着重伤员、快要死的人和尸体；空气中弥漫着腐烂的气味，让人根本受不了。横七竖八躺在他们中间的还有喝醉了酒的士兵和同样喝得酩酊大醉的女人。”另一个人在选帝侯大街的一家餐馆里，遇上了一帮喝醉了的党卫军军官，与“穿着长裙的女人们庆祝着世界的末日”。许多人觉得，公开的放纵行为这最底下的东西翻到上面来了。尽管一生都遵循的得当的行为准则仍为大多数人重视，但贪婪和卑鄙在这些场合已表露无遗。家庭妇女顶着敌人的炮火去抢劫，在被炸得只剩下断垣残壁的住宅区里翻找着，把一些无主的财物占为己有，她们总能找到点什么。有些地方组成了“街道法院”，来起诉这些人，毫不犹豫地把她们吊死在附近的树上，脖子上挂一块用纸板做成的牌子：“我偷了人民同志的东西！”

其他人采用极端的方法来寻找“逃离这地狱的出口”。有一篇日记中说了这么一件事，恩斯特•格拉维茨，红十字会的副主席和“党卫军的帝国医生”，听说这个政权的头头脑脑打算撤离这座城市，就召集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在一起吃晚饭。当大家都坐下来以后，他把手伸向桌子下方，拉响了两颗手雷，把自己和全家送上了空中。

但不仅仅是这个行将崩溃的政权中的党员选择这条路。恰恰是无可指责地挺过了艰难时期的一些人，不能长时间地忍受这世界的崩溃和所有准则的失落，他们在那几个星期里选择了死亡。有一个医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就属于这种难以忘怀的恐怖画面。在苏军逼近的时候，他吃惊地发现，他只有两支毒剂了，因此在他自己和他的妻子用其中的一支自杀以前，把他尚幼小的拼命挣扎着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按到浴缸里用毒水毒死了。一九四五年二月以后柏林城内持续的“自杀瘟疫”没有确切的统计，估计每个月自杀的有几千人左右。到了五月，第一次有了勉强可信的数据，那时走上绝路的仍有至少七百人。

这段时间里，希特勒拼命地抓住一些不那么引人注目的胜利报告，比如一个消息说有两架运输机已停靠在了东西主干道上，或是自己编造的各种凭空想象出来的荒谬允诺。他说，他预先算过，俄国人会被迫“大放血”，特别是他和四百万人口的城市推给了他们“一个巨大的负担”。只要提到温克的名字，马上就燃起新的希望。在四月二十七日的形势分析会上，有位军官以肯定的口气保证说：“温克会来的，我的元首！”这时已萌动的情绪又亢奋起来了。“必须想到这一点，”希特勒兴奋地站起来说道，“这会像野火一样迅速烧遍整个柏林，如果消息是这样的：一支德国部队在西线突破了（俄国人的阵线），并与我们这个堡垒联系上了。”但一会儿令人揪心的事情又出现了。“我们没有供油点了，”希特勒对在场的人说道，“这是灾难性的，因为这会毁了所有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我把这件事解决后，我们得看看怎么样重新得到供油点了。”此后他还召开了多次会议，讨论温克将军实施“拯救元首”这无与伦比的作战行动该得到何种奖励。

同一天的形势分析会上，蒙克报告说，有六辆敌人的坦克已开到了威廉广场，离开帝国总理府只有一箭之遥，可被迅速赶来的反坦克部队消灭掉了。但在前一天，舍内贝格率领着四百名其实还不到十五岁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为保卫城市殊死搏斗，战斗中他不幸阵亡了。

确实，随着苏军向市中心的推进，战斗已日趋白热化。在城市的外围地区，他们更是势如破竹。坦克的先头部队利索地摧毁了大量的街垒，碾过“如火柴般脆弱的路障”，把那些路边的防御小掩体，留给了尾随的配备着大炮和火焰喷射器的后续部队。但进发到中心防御线时，推进受阻了。在许多地方，部队只得一幢房子一幢房子地缓慢推进。大战开始前，为了试验一下攻占城市的模式，朱可夫元帅让人在柏林的个别街道上挖了陷阱，事实证明它们毫无用处。损失惨重的逐街逐屋争夺战，主要在防空地下室周围地区、亚历山大广场和市政府之间，以及哈勒门附近展开。红军从监狱里，特别是城北的监狱里放出了无数的苏军战俘，他们马上被武装起来，作为有生力量，充实到此时已减员的部队里。

这时，从地下避弹室向驻守在莱茵斯贝格和克拉姆尼茨的凯特尔和约德尔发出了一道道新的紧急无线电指令。所有“位于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的部队”必须马上赶到柏林，每道命令都这样强调，“要动用一切手段，以最快的速度增援帝国首都，把这场进攻胜利地进行到底”。在这期间，一直在烦躁地打听温克和布塞到了哪儿，可他们没有回音，也在询问霍尔斯特军团的情况，该部队在城市东北方向的某个地方作战，它的名字像一颗在天空闪烁的救命之星，不久前才出现在地下避弹室人们的幻想中。

没有人再打听斯坦纳的情况。希特勒只是要求把这位党卫军大队的指挥官就地解职，其职务由霍尔斯特中将接任。可他的命令不再能传达到埃伯斯瓦尔德地区了：斯坦纳花了好多口舌，说服了霍尔斯特让他继续执掌指挥权。四月二十八日一早，克莱勃斯催得更紧了。他通知凯特尔：“领袖期待着快速增援。至多只有四十八个小时了。到时如果援军不到，那就太晚了！领袖让我再次强调这点！！！”

为了显示地下避弹室发出指令的重要性，凯特尔去找海因里希将军面谈。后者没有执行收到的命令，而是指示曼陀菲尔将军的坦克部队后撤。会晤在新勃兰登堡南面的一个十字路口进行。朝各个方向去的通道都塞满了黑压压的逃难人群，他们筋疲力尽，面容憔悴，胡乱地朝着某个方向走着。海因里希带着曼陀菲尔一道来了，可还没等相互问候完毕，凯特尔就开始训斥这两名军官怎么可以擅自做主。本来是命令他们留在奥得河一线，不可后退一步，全力死守这条阵线。他每说一句话，就用元帅杖使劲敲打另一只手。海因里希试图向他解释情况，说以他手头的部队他不可能长期坚守奥得河阵线。他不会让他的士兵投入无望的战斗，另外，他需要补充有生力量，否则他只得继续发布后撤的命令。

凯特尔继续挥舞着他的元帅杖。他粗暴地说，海因里希不该指望有新的力量加入，而是应该进攻。这是元首的命令，他必须执行。当海因里希回答说，曼陀菲尔将军没有接到元首的这样一个命令时，凯特尔眼睛盯住了曼陀菲尔，可他只是言简意赅却意味深长地解释说：“陆军元帅先生，坦克第三军只听曼陀菲尔将军的指挥。”凯特尔激动地回答说：如果部队守不住它们的阵地，就开枪制止后退，这样部队就能坚持住了！

也是凑巧，此时正好有一辆卡车驶过，上面坐着两个疲惫不堪的空军士兵。海因里希命令他们过来，然后对凯特尔说：“陆军元帅先生，您有机会惩罚他们以儆效尤！您开枪把这两个人打死吧！”凯特尔十分尴尬，结结巴巴地说“逮捕”，“送交军事法庭”，然后就驾车离开了。

这次会晤至少表明，海因里希离开元首那些错乱的命令已多远，他所遵循的目标，是要拯救他那已处于毁灭之中的军团，保护平民老百姓。第二天早晨，海因里希又与凯特尔通了电话，他提到他对部队所负有的责任，但马上遭到了斥责。“您不必担负什么责任，”凯特尔说，“而是执行命令！”将军回答说，如果是这种情况，他只能告诉陆军元帅，他将辞去他的司令职务。电话的另一头出现了几秒钟尴尬的沉默。凯特尔然后说：“海因里希大将先生，根据领袖授予我的全权，我现在就解除您对维斯瓦军团的指挥权。请您留在您的指挥所听从调配！”

在地下避弹室里，那残留的一点希望也在慢慢消失。四月二十八日晚上，当谣传俄国人已到达威廉大街的头上，波茨坦广场上已展开血腥的肉搏战时，又传来一条消息，这条隐隐约约的消息已在白天引发了骚动，可现在通过路透社的报道得到了证实。报道说，党卫军的帝国领导海因里希•希姆莱试图通过瑞典外交官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与西方强国单独谈判，甚至已宣布“实施无条件投降”。

这消息给了希特勒当头一棒。他认为戈林腐败，在阿图尔•阿克斯曼面前称，对施佩尔是在最后一段时间里的另一种失望，认为他是个反复无常、不通世故的艺术家。他们在考验他们的时刻露怯了，这是预料之中之事。但希姆莱，他在嘴上一直表示要忠心耿耿，并发誓把领导“党卫军这个雅利安日耳曼男人骑士团”作为行动的最高准则，他的背叛意味着世界末日的到来。“他像发了疯似的大吼大叫，”汉娜•莱契记下了当时的情景，“他脸色发紫，几乎辨不出脸的形状。”他与戈培尔和鲍曼一起走进他的私人房间。“他的脸似石灰水般煞白”，汉娜•莱契继续写道，给人以“生命行将结束的印象”。

希特勒简短地说了几句话，竭力地克制着自己，随后，在午夜时分来到格莱姆躺着的病房里。他坐到床沿上，吩咐这位刚被任命的空军最高指挥官，立即动身前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普伦，让邓尼茨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给予希姆莱应有的惩罚。“一个叛国贼不能成为我的继承人，”他说，“要想办法，不让他的阴谋得逞。”格莱姆没有答应，后来汉娜•莱契也表示不能从命。他们已决定，他们坚持说，他们要留在地下避弹室，与希特勒一道去死。再说此时已不可能从柏林往外走了。

可希特勒坚持自己的决定。他说，他让飞来一架“阿拉多 九十六”，而且已获悉，飞机已降落在打得不可开交的东西主干道上。随后他递给汉娜•莱契两个梨状瓶毒药“应急”，接着起身告别而去。“在波茨坦那儿，已听得到德国人的炮火声了。”离开房间时他说道。随即他通过走道往外走，对每一个从身边走过的人，都说上一番不同的话，发泄着他心中的恼怒。他说，他现在知道了，为什么希姆莱在维斯瓦河失利，为什么党卫军在匈牙利的进攻以失败告终，为什么斯坦纳拒不执行进攻命令：所有这一切都是背叛和阴谋。他还说，这位党卫军的帝国首领，甚至打算把他活着交给敌人。在这个时候，还待在地下避弹室的人们都在心急火燎地给他们的家里写告别信，写好后交给或许是最后一名离开柏林的信使汉娜•莱契。她脸上挂满了泪水，与格莱姆一起随后离开了地下避弹室。“人们该怀着敬畏的心情在祖国的祭坛前下跪。”她在后来对科勒尔将军描绘她的感情时说道。格莱姆则动情地说，当他们极不情愿地出城以后，在元首身边的日子，对他来说，就像汲取到了“青春和活力的源泉”。

地下避弹室里还在回响着对背叛的大声谴责时，晚上十点左右，魏特林将军出现了，他带来的消息，让最后一点指望都宣告彻底破灭。他报告说，俄国人“一个接一个地突破阵地”，我们已经没有后备力量可用了，来自空中的供给或多或少地要停止了，最后，为了结束“给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他建议，“作为一名士兵，要敢于从柏林这个铁桶中突围出去”。

但还没等希特勒和克莱勃斯对他的表述发表看法，戈培尔——就像魏特林所记录的那样——就“用激烈的言辞”“指责我，并把我有根有据的说法说成是极为可笑的”。克莱勃斯让希特勒做决定，他在“做了长时间的思考后”，又一次归纳了他的不同看法，即他不答应第九军早就提出来的突围要求。“无论如何要挺住！”这是他在过去的那些年里，在所有的防御战役中所反复强调的格言。突围，就像他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一种掩盖性的后撤。即使照魏特林将军的建议做会获得成功，将军归纳希特勒的话说：“我们也只会从一个铁桶钻入另一个铁桶。他，作为领袖，要么在露天旷野，要么在一处农舍里或是相似的某个地方栖身，在那儿等待死亡的到来。”

此外，希特勒似乎至少是某个时间思想不那么集中，在考虑些其他什么事情。特别是他一如往常的莫名愤怒，要求找到个牺牲品。在商讨希姆莱背叛一事时，多次提到了赫尔曼•菲格莱因的名字，他是党卫军帝国首领的亲信。大家一致说他“彻底地道德败坏”，他在希特勒跟前边大献殷勤，边肆无忌惮地设法为自己往上爬做着准备，并在一九四四年夏天被提升为党卫军武装部队的中将后，与爱娃•布劳恩的妹妹玛格蕾特结了婚。四月二十六日，他没有打招呼，就擅自离开了地下避弹室，回到了选帝侯大街附近的布莱普特洛伊街四号他自己的住所。两天前，他就告诉党卫军的汉斯•于特纳将军，他“根本不打算在柏林死去”。现在他喝得醉醺醺的，打电话给爱娃•布劳恩，他，作为一个曾让女人心动的男子，在上萨尔茨贝格就大胆地向她献过殷勤，现在他要说服她。他说，不要去考虑什么，她该去他那儿，而不是待在地下避弹室里等待那肯定的结局：“爱娃，你必须离开领袖。不要犯傻，现在是生死攸关哪！”

当希特勒在四月二十七日那一天要找他谈话时，他不见人影。让帝国安全局局长，党卫军的约翰•拉滕胡贝尔少将打电话，通知他马上到帝国总理府来，他不予理睬。因此从元首护卫队中抽调了一支小分队，前去把菲格莱因带来。地下避弹室的人甚至知道，很早就对自己的妹夫颇有好感的爱娃•布劳恩，情绪激动地给布莱普特洛伊街打过电话，劝说菲格莱因回到这儿来，可她的所有努力都是白费劲。他对第一支小分队的到来狂妄地冷嘲热讽，不加理睬。直到由帝国安全局的刑事科长赫格尔率第二支小分队前来，才成功地劝说还是烂醉如泥的，就像愤然的报告所说，和一名年轻红发女郎在一起的党卫军将军，跟他们一起回帝国总理府去。在往回走的路上，菲格莱因遭到希特勒的机长汉斯•鲍尔的责备，说他的行为有着临阵脱逃的嫌疑，他反唇相讥说：“如果还是这样坐以待毙——你们把我枪毙得了！”

但促使菲格莱因这样说的，只是一个春风得意的野心家的轻率和胆大妄为。使他吃惊的是，他必须屈辱地接受第一次审讯。另外，当蒙克对他说，要剥夺他的所有勋章和奖章时，他自己把肩章撕了下来。他愤怒地朝身边的人咆哮，并对蒙克和陪同他的两名党卫军军官破口大骂。除了帝国首领之外，没有其他人对他负责，他叫喊道，因此他只会在海因里希•希姆莱面前开口。他愤怒地拒绝随后要把他带到希特勒那儿去的要求，他说，他不想看到那个人。开初，希特勒还是想把菲格莱因交给蒙克手下的一支部队去处理。可鲍曼和奥托•京舍劝说道，菲格莱因又会一有时机“再次开溜”，所以，希特勒命令成立一个临时军事法庭来处置他。爱娃•布劳恩苦苦哀求，说她的妹妹马上就要分娩了，就放过她的妹夫吧。可希特勒粗暴地拒绝了她的请求，她只能无可奈何地补上一句：“你是领袖啊！”

可由蒙克召集的临时军事法庭因“被告烂醉如泥”不得不暂时取消，菲格莱因被带往一间房间去醒酒。第二天，在离三一教堂不远的一个地下室里，由秘密警察头目海因里希•米勒对他进行了“严厉审讯”。在审讯的过程中，传来了希姆莱背叛的消息，这样一来他面临的灾难，就不仅仅是从家中搜出的装有首饰和外汇的小箱子了。更为糟糕的，是对帝国总理府地下室他的办公室进行搜查时，还发现了装有文件的公文包，文件表明，这名希姆莱的亲信，是早就开始了的与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的接触的知情者之一。

希特勒怒不可遏，命令不加审讯立即处决菲格莱因。接近午夜时分，他被帝国安全局的几个人带出了关押他的地下避弹室房间。他对发生的事情仍一无所知，边走边朝四周愤怒地大声嚷嚷着，最后在地下室的过道上或是帝国总理府后面的大院出口处被枪杀了。希特勒的报复心态变得如此不可遏制，行刑队几分钟过去后还未返回时，他就多次追问枪毙的命令执行了没有。“可怜啊，可怜的阿道夫，”爱娃•布劳恩喊着，她有着自己的理由为死者悲哀，“所有的人都离开了你，所有的人都离开了你！”

至少在这个时刻，希特勒终于意识到，结束的时间到了。就像通常所做的那样，一旦他在长时间的摇摆后做出了一个打算，他就会立即把这个决定果断地付诸实施。他急忙让人在午夜里把那间小的地图室布置成婚姻登记处。曾有一名负责婚姻登记的官员，在戈培尔的党部办公室工作过一段时间，经过寻找，发现他在驻守在附近的一支人民冲锋队里服役，马上派了一辆坦克去把他找来，请他为领袖和爱娃•布劳恩主持婚礼。在场的证婚人有戈培尔和鲍曼。至于形式，鉴于当时的特殊情况，这对新人恳求举行战时婚礼，并随即声明，他们两人是“纯亚利安人种，没有遗传性疾病”。

请求得到准许后，登记官员面向当事人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问他们结婚是否出于自愿。两人点头说是的，然后他宣布该婚礼是按照法律进行的，“程序合法”。在证书上签名时，爱娃•布劳恩没有搞清楚，所以先是写上了她的少女名字，可突然回过神来，又把“布劳恩”的第一个字母B擦去，写上“爱娃•希特勒，娘家姓布劳恩”。接下来，他们走回自己的房间，和克莱勃斯将军、布格道夫将军、几名副官、冯•贝洛上校，以及几名女秘书一起喝上一杯，共同回忆逝去的岁月。希特勒结婚的消息刚传开来，被安顿在地下避弹室上层的几个人，也决定学元首的样。当天夜里，举行了多场婚礼，宣传部的国务秘书维尔纳•瑙曼博士充当了婚姻登记官。

产生先结婚再双双自杀的愚蠢念头，似乎是因为希特勒害怕会躺在不合法的临终床上，也许表明了他终于必须屈服的时刻已经到来。作为领袖，他多次声明，不可以与任何一个人建立私人间的联系：他认为按自己扮演的角色来看，他会被塑成塑像，而塑像是不允许以有家室的面貌出现的。现在，他放弃了这一要求，同时也相信了，他那特殊的天职也是由命运所决定了的。确实，他在婚礼上对大家说，民族社会主义的思想已经完了，而且永远也不会再次兴起。对于死亡，他泰然面对，把它看作是一种解脱。然后他离开大家，去口授他的遗嘱。

他口拟了他的政治遗嘱和私人遗嘱。政治遗嘱中，充斥着对自己过错的开脱，对“或是犹太人出身或是代表犹太人利益的政治家们”的控诉，和对同样“失去理智和意志软弱者”的谴责，是他们对自己的事业搞了突然袭击。他再一次重申他留在帝国首都的决定，并在那儿“自愿地……选择死亡”。他决不想落入可恶的“敌人之手，他们需要一个新的、由犹太人所导演的戏剧，来取悦被他们煽动起来了的民众”。

他任命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为他的接班人，担任国家和德国国防军的领导人。有人告诉他，说海军中有一种拼死也不投降的荣誉观念，因此他同时给后者一项任务，就是在他死后也要继续战斗下去，直到灭亡。他把戈林和希姆莱开除出党，撤销了他们的所有职务。他委任了新的帝国政府，由戈培尔担任总理，马丁•鲍曼任党务工作部长。最后，他呼吁所有的德国人要忠诚和顺从，“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最后一句话中，他再次提及精神病患者般的强迫观念，这个确确实实存在于他头脑中的不散幽魂：“我要特别责成国家的领导人和下属们严格恪守种族法律，无情地抗击世界各国人民的毒害者——国际犹太人。”

希特勒的私人遗嘱要简短得多。他在遗嘱中对自己做出的决定做了解释，“娶一个姑娘为妻，她与我建立了多年的真诚友谊，并自愿在这座城市几乎已遭围困之时来到这里，为的是与我共同面对生死”。另外，他对如何分配他的私人财产做了说明，并委任“我最忠实的党内同志马丁•鲍曼”为遗嘱执行人。遗嘱的结尾写道：“我本人和我妻子不愿受撤职或投降的羞辱，选择了死亡这条道路。我们的共同意愿，是立即在这儿火化，在这个我为我的民族服务了十二年之久，绝大部分的日常工作都在这儿完成的地方。”还在当天下午，就派出了三名信使，他们各带一份结婚证书的副本和希特勒的遗嘱，一名到邓尼茨处，另一名到陆军元帅舍尔纳那儿去，第三名前往慕尼黑的党的中央所在地。

其中一名信使，德国通讯社的官员海因茨•洛伦茨在离开地下避弹室前，戈培尔把一份匆忙写好的“元首政治遗嘱附件”交给了他。在附件中，戈培尔说明了他为什么决意留在柏林。出于人之常情的缘故，他说“他永远也下不了决心，在这危急的时刻留下元首一个人”。在这处处都“谵妄背叛”的情况下，至少应该有几个人“无条件地，就是死也要忠实于他”。他认为，元首可以被看作是为德国人民鞠躬尽瘁的一个榜样。附件最后写道：“出于这个原因，我与我的妻子，也代表我的孩子们——他们尚年幼，还不能表达自己的态度，但当他们的岁数足够大时，他们会毫无保留地同意这个决定——表明我决不离开帝国首都的决心，这一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即使它被占领。我更愿意在元首的身边结束我的生命，如果我不能以此为元首服务，不能跟随他去战斗，那么这个生命对我本人来说，是不再有任何的价值了。”

四月二十九日是个春光明媚的星期天，北方指挥部报告说，柏林市中心的房屋争夺战正“没日没夜”地激烈进行着。这时，只有狭小的政府部门所在地蒂尔加滕，从动物园火车站向西到哈韦尔河的狭长地区和几个小的据点还在德国人手中。报告还提到了城南的“哗变”以及“有力的镇压”，否认了慕尼黑一家电台所散布的“元首已经阵亡”的消息。一份给凯特尔的无线电讯再次命令发动“闪电般、像钢一般坚硬的”进攻，要求“温克、舍尔纳和其他人”“迅速派兵来解围，以证明他们对领袖的忠诚”。过了一会儿，克莱勃斯让人与约德尔取得联系，可说了几句话线路就中断了，因为——后来才发现——用于建立与地下避弹室无线电通讯的阻塞气球被击落了。

中午时分，希特勒要求威廉•蒙克了解前线的最新战斗动态。蒙克打开一张柏林市中心地图，简短地说道：“北面，俄国人马上将抵达魏登达梅桥，东面到达卢斯特加滕，南面靠近波茨坦广场和航空部大楼，在西面，已经到了蒂尔加滕，离开帝国总理府三百至四百米。”当希特勒想知道蒙克还能坚持多久时，听到的回答是：“至多二十至二十四小时，我的元首，不能坚持更长的时间了。”

听完这句话后，希特勒命令替他养狗的弗里茨•托尔诺夫中士去把母狗布隆迪毒死。这条狗决不可以落到俄国人手里，他说，单想到这一点他就受不了。显然，对他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试一下氢氰酸的效果，该毒药已在前几个星期挨个儿地分给了大家。自从希姆莱背叛后，他就不敢再肯定党卫军搞来的毒药是否能在瞬间药性发作致人死亡。可当托尔诺夫用一个钳子把安瓿瓶压碎后往狗张开的喉咙倒下去时，这条狗“像突遭雷击般地”倒地而死。不一会儿，像一位目击者所看到的那样，希特勒来到地下避弹室的出口处，“与这条狗告别”。返回地下避弹室时，另一个人肯定地说，他看起来“就像他自己的死者面型”，“一言不发地把自己锁进了他的房间”。在这同时，托尔诺夫在避弹室的上面靠近大院出口的地方，开枪打死了五只小狗。

地下避弹室里，笼罩着一股奇怪的空寂。有人去报告一件事或是送达一个报告，都是尽快地一到就走。“每一个人都害怕待在那下面”，地下避弹室的电话接线员罗库斯•米施在记录中写道，整个气氛“就像是待在一口棺材里”。定时来参加形势分析会的人一筹莫展地围坐在那里，摆弄着散乱的军事地图。几乎没人相信匆忙中制定的军事计划还会成功。事实上，大多数战斗部队并没有执行地下避弹室所发出的所有命令，而是凭着自己的判断在组织着抵抗。

为了躲避洞穴里的压抑感，不时地有些暂时派不上用处的人，离开这令人窒息的过道，跑到高一层的地下室前厅或是帝国总理府的地下室去。一部分房间现在用来安置护卫队的警戒分队，或是安置附近地区来避难的百姓，一侧的好多房间做了战地医院，里面躺着三百多个重伤员。两位医生带着护士们急匆匆地在过道里走着，在护理着病人。这边的人在血迹斑斑的桌子上做着手术，那边的人抬着死去的人或装满切下来的脚和手的大盆，穿过拥挤不堪的人群，往地下室的出口处走着。人群中有众多的党的高级领导人、行政官员和高级军官，他们为这个政府忠心耿耿地尽心尽力，有权得到特殊的、跟他们的职位相称的保护。房间中混乱不堪的场面，颇像“世界末日到来”时的黑色舞台背景，一则报告说道，在那儿，“大家都想用酒精来麻痹自己的悲伤。上等的葡萄酒、利口酒和精美的食品都从大储藏室搬了出来”。另外，每个人再次看到，他们只要到某个地方，马上就会加入“人们该在什么时候，怎样自杀”的谈话。一位在地下避弹室待过的人描写自己是“住在验尸房里的居民”，在这个房间里，住着的都是死人，只是佯装还活着而已。

十点半时，会议室里突然发出声响。一名通讯兵进来报告说，通过一偶尔监听到的短波电台播放的消息，说墨索里尼死了。两天前，领袖与他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在卡姆湖的一个小地方被捕获，第二天未经审讯就被枪毙了。但使希特勒更为担心的是死后发生的事。在多种场合他都表现出一种担忧，那就是被苏联人带回莫斯科，装在一个“运送猴子的大笼里”，当作“珍稀动物”让愤怒的暴民参观欣赏。墨索里尼的死唤起，也加深了这一可怖画面。因为两人的尸体被拉到了米兰，倒吊在洛里托广场旁一个加油站的路灯杆子上，愤怒的人群抽打他们，朝他们身上吐口水，还用石块砸他们。

这个消息使那些还在苦苦等待的人们倍感压抑。还在傍晚时分，希特勒——他似乎仍在指望着首都能够解围——给约德尔发去一份电讯，里边提出了五个近乎绝望的问题：“迅速向我报告：一、温克的先头部队到哪儿了？二、他们何时发起进攻？三、第九军现在何处？四、 第九军会朝哪个方向突破？五、霍尔斯特的先头部队在哪儿？”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可迟迟没有回答，最后一点信心都化为了乌有，此时，希特勒突然立起身来，走进会议室去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作别。戈培尔带着他的妻子来了，在场的还有布格道夫和克莱勃斯，再加上拉滕胡贝尔、黑韦尔，还有女秘书们，希特勒的私人女厨师曼齐里小姐，以及几名高级别的党卫军军官，总共是二十个人。希特勒和每个人一一握手，和这个人或那个人都要说上几句，但由于给地下避弹室供电和提供新鲜空气的机器噪音太大，几乎听不清他那近乎耳语的声音。他面向大家说，他不想被俄国人俘虏，因此决定自行结束生命。他宣布所有在场的人不再受誓言的约束，希望他们能跑到英国人或美国人那儿去。他对拉滕胡贝尔说，他会待在帝国总理府指令他待的地方，“永远在那儿站岗”。

夜里三点左右，在焦急的等待中，凯特尔和约德尔终于来了回音。他们根据希特勒提的问题，用四个句子做了简短回答：“一、温克的先头部队在施维洛夫湖处受阻。二、因此第十二军无法向柏林进发。三、第九军带着大批难民陷入包围。四、霍尔斯特的军团受压制在负隅顽抗。”此外还加了一句话，说整个形势已彻底无望：“无法在任何地方向柏林发起进攻。”

第二天，即四月三十日早晨，凌晨五点时，重炮已经在开始射击，把地下避弹室的人都从睡梦中吵醒了。约一个小时后，蒙克被叫到地下避弹室。希特勒穿着晨服，趿拉着便鞋，两眼因熬夜而涨得通红，坐在他床边的椅子上。他镇静地抬起头，问还能坚持多久。蒙克回答：至多不会超过几个小时，因为四周的俄国人离开只有几百米了，尽管目前还可以抵挡一下。听完这话，希特勒说，西方民主体制是颓废的，会输给力量充沛、组织严密的东方民族。说完后，他把手伸向蒙克说：“祝一切都好！我感谢您。不仅是为了德国！”七点整，爱娃•布劳恩来到地下避弹室的出口处，像一名哨兵所说的那样，她说是要“再一次看看太阳”。过了一会儿，希特勒自己也隐隐约约地出现在了楼梯上方的半明半暗处。但当炮火又猛烈起来时，他往上走了一步，然后返身往下走，消失在朦胧之中。

中午时分，召开了最后一次形势分析会。魏特林将军报告说，苏军已发起了对国会大厦的攻击，少数先头部队已经进入了福斯大街的地道，贴近了帝国总理府。由于自己的部队不再能提供形势报告，因此他只能像以往多次所做的那样，从国外电台的报道中收集情报。他说，城市快要守不住了。他还补充说，或许元首该试一试“从这儿突围出去”，突破包围前往波茨坦的温克部队，对此希特勒回答说，这已没有意义：“我的命令反正没有人执行了。”当魏特林请示在所有的弹药库存用完后该怎么办时，希特勒回答说，他永远不会投降，也禁止他和任何一名指挥官投降，说完后，他与克莱勃斯将军走到一边做最后的密谈去了。直到此时——不知被延误了多少时间——他才同意个别部队向外突围，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他没有允许任何一支部队这样做。过后不久，最后一道“元首命令”传到了魏特林手中，命令是这样说的：“在缺少弹药和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我同意帝国首都的保卫者们突围。应该以小分队的形式突围，然后与还在战斗的部队会合。如果不能会合，就应化整为零，分散到森林里继续战斗。”

会议结束后，希特勒最后一个走出会议室。他朝奥托•京舍走去，嘴里在反复说着，他不管是死还是活着，决不可以落到俄国人手里。他会自己结束生命，“布劳恩小姐”也会像他性格鲜明地一再强调的那样，不会做出其他的抉择。他希望被火化，“永远让人发现不了”。然后他要京舍许诺，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证消灭他的尸体。这一指令对他来说显然十分重要，所以他把它写在了纸上作为命令签发。京舍立即与希特勒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取得联系。后者的办公室设在帝国总理府附近的地下车库一侧。京舍吩咐他火速取来足够的汽油，万不得已时，可以动用停放在那里的车辆燃料箱里的油。当肯普卡问用这油派什么用处时，京舍回答，他在电话里什么都不想说。不一会儿，几个党卫军士兵冒着苏军猛烈的炮火，顺着围墙的屋檐，借着隆起的土堆的掩护，把好几个汽油罐放到了地下避弹室的第一进房间里。

下午两点左右，希特勒在他的女秘书和素食女厨的陪同下，用了他的最后一餐。在经过了这些天里无数次的感情爆发和抽搐发作后，他显得安静和镇定自若，围坐在希特勒起居室内桌边的人们吃着喝着，给一名女秘书留下深刻印象，觉得像是“一场死亡的宴席”。前一天晚上，希特勒给了她一颗铜质子弹，里面藏有一个毒药安瓿瓶，并且对她说，他知道，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临别礼品。出人意料的是爱娃•布劳恩没有在场。

没多一会儿，希特勒立起身来，说了句“是时候了，该结束了”，就径直朝戈培尔走去。一向标榜自己是“最后一个忠实可靠者”，也把荣辱和生死置之度外的他，眼看着死亡在不可抗拒地逼近，却突然劝希特勒离开柏林。可希特勒再次重复了所有的理由，其中包括戈培尔自己提出的，而且或许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这些天里，当这个人或那个人劝说他时，他都是用这个问题来表示婉言谢绝的：他该去哪儿？他是不愿意“糊里糊涂死在大街上的”。末了他说：“博士，您是知道我的决定的。它不会改变！”对戈培尔本人，他最后对他说，他听凭他与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一起离开柏林。可这次戈培尔没有服从，他保证说，他不会从元首身边走开。

接下来是一个一个地告别。当希特勒陪戈培尔和他此时刚赶到的妻子向门口走去时，迎面碰上了他的贴身警卫海因茨•林格。林格请求与他道别，希特勒对他说，他应该与其他人一起往西面去。当这名淳朴的下属问他，自己该为了谁、为了什么目的突围出去时，希特勒回答说：“为了将要出现的一个人！”林格说，他会忠于元首，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并举起手臂行礼，希特勒一言不发地朝他自己的房间走去。

不一会儿，他与他的妻子一道来到会议室的过道上。他穿一身朴素的军装，左胸上方别着一枚铁十字勋章和那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的伤员勋章，他来到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同事当中，这次是正式与他们告别。戈培尔和他的妻子与鲍曼排在前面，然后依次是克莱勃斯将军、布格道夫将军、赫威尔大使和大本营里的海军联络军官，海军副元帅汉斯-埃里希•福斯。排在后面的是拉滕胡贝尔、京舍、赫格尔和林格以及女秘书们。他在妻子的一旁，从排列着的队伍前走过，对队列中人们说的干巴巴、喘吁吁的客套话他没有理会，走过后就独自一人走回了他的房间，只是爱娃•布劳恩在玛格达•戈培尔的面前待了一会儿。在地下避弹室的第一进房子里，此时已集合了元首护卫队的几名党卫军军官，他们是被京舍叫来的。

这儿有个要解答的疑问是，希特勒是否直到现在，在与那一排人作别以前就派人把他的机长汉斯•鲍尔叫来了。当鲍尔和他的副手格奥尔格•贝茨走进房间时，希特勒握住他的手，对他多年来的忠心耿耿表示感谢，随即又开始说起了导致他如此结局的胆怯和背叛。现在他无能为力了。鲍尔试图最后一次劝说他突围，说已经备好了随时可起飞的飞机，飞行距离可达一万二千公里，可把他送往阿拉伯或南美的某个国家，或者是飞往日本，希特勒无精打采地拒绝了：他决意放弃，他应该有勇气去吸取教训。他说，明天就会有成百万的人诅咒他，“但命运不会因此变为另一番情景”。

然后他也请求鲍尔，做好焚烧尸体的必要准备：“他和他妻子的尸体决不可落到那帮猪猡手里”，遭受像墨索里尼那样的下场。分手时，他把安东•格拉夫画的腓特烈大帝画像送给鲍尔，在过去几个星期里，他常常神思恍惚地与他对话。有一次，地下避弹室的一名电话接线员看到他在夜里端坐在他的起居室内，一支点着的蜡烛，被通风装置里灌进来的风吹得飘忽不定，烛光下的他，像阴魂附身般两眼紧盯着那幅画。当鲍尔转身要走时，希特勒才回过神来。在他的墓碑上，他说，要写上这样的话，他是“他将军们的牺牲品”。

事情的进程还被耽搁了一下。因为玛格达•戈培尔“泪流满面”地突然出现在现场，她“极其激动”地要与元首说话。希特勒明显流露出不快的神情，但最后还是为京舍所说服，接待这位绝望的妇人。作为希特勒狂热的拥戴者，玛格达•戈培尔在很早以前就做出了决定，那就是在情况危急时，带着她的孩子们一道去死。人们多方劝说她放弃这个念头，但无济于事，连希特勒的劝说她也固执地回答说“不”。她的理由是，她不能让自己的丈夫一个人去死，如果她和他一道去死，那么孩子们也该死去。可现在，她和戈培尔本人却发生了动摇。她情绪激动，最后一次劝说希特勒离开柏林，而她的丈夫正在门外等着消息。但希特勒现在不想再听这些劝告了，他用几句话就打发了她。“一分钟以后”，京舍的报告中说道，她就“哭着离开了”。阿图尔•阿克斯曼也心急如焚地跑过来，要和元首说几句，但京舍把他拦住了，说他要严格执行命令，不再放任何人进去找元首。

地下避弹室里，又像前一天一样，重新笼罩着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可怕寂静。人们或三五成群，或独自一人坐在那儿，在等待着什么。可这生命——它注定在难以揣测的戏剧上演前有一个漫长的等待时间——似乎不应无声无息地终结，所以此时在设在地下避弹室第一进房间的饭厅里跳起了舞，在轻歌曼舞中，几个星期以来地下避弹室人们绷紧的神经松弛了下来：长时间来，规定要严守纪律，尽管到后期有明显的松懈，可现在，这些规定在强烈地感受到一身轻松和生命将终结这种情感的冲击下，已经不复存在。喇叭里放出来的，是欢快的乐曲，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却在这地下迷宫的每个角落都是那么清晰。一名副官跑到上面来，让大家声音轻一些，他说，元首在准备杀身成仁。但饭厅里的大多数客人都喝得醉醺醺的，没有人搭理他的请求，仍旧在饮酒作乐。

后来发生了什么，很难说得一清二楚。一些证人说，三点半左右听到了一声枪响。秘书格特劳德•荣格在与希特勒告别后，觉得地下避弹室里地方狭小、空气混浊、情绪低落，就来到上面的房间想透透气。她在楼梯平台上碰上了戈培尔的孩子们，他们萎靡不振地蹲坐在地上。她给他们取来一些吃的东西，给他们朗读了几段小故事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并试着回答他们提出来的一个又一个关于心中恐惧的问题。猛然间，她回忆道，听到了一下手枪响声，九岁的赫尔穆特高兴地大叫：“击中了靶心！”可其他的证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尤其指出柴油机在不间断地工作，通风机也在发出嗡嗡的声音，是不可能听到任何声响的。

不过，无论是在大房间还是小房间里，那些与希特勒告别过的人们，此时都在焦躁的不安中等着，直到林格——为了让自己保持镇定，守候在护卫室的他接连喝了好几杯白酒——出现在希特勒的起居室门口。据他说，他在闻到火药味的一刹那，就找到待在过道里的鲍曼对他说：“帝国领导先生，事情发生了！”

他们两人随即走进旁边的房间，京舍跟着他们走了进去。希特勒已瘫倒在用花朵图案装饰的长沙发上，两眼圆睁，头稍稍前倾。他右面的太阳穴处，张开着一个铜钱大的窟窿，从窟窿处流出来的一丝鲜血，淌到了下面的面颊上。地下躺着一支口径为七点六五毫米的瓦尔特手枪。旁边的地上有一摊血，后面的墙壁上则溅满了鲜血。他的身边，躺着他的妻子。她身体蜷缩着，穿一件蓝色连衣裙，两腿蜷曲，发紫的嘴唇紧紧地闭着。她没用手枪，她的那支枪在桌子上放着。房间里弥漫着火药和苦杏仁的味道。几个在场的人说，希特勒显然是听了地下避弹室医生维尔纳•哈塞大夫的建议，咬碎了一支氢氰酸安瓿瓶，并同时朝着太阳穴开了枪。另一种有出入的说法，说是他对着自己的嘴巴放了枪。党卫军的拉滕胡贝尔将军从种种议论中推断，希特勒只是服了毒药，然后由另一人根据此前下的命令用手枪打死的。事情的真实过程没人能讲清楚。

由于时间紧迫，京舍在大脑里出现短暂的一片真空后回过神来，立刻来到房间里等候着的人群中，他并拢双脚后跟说：“报告：元首死了！”戈培尔、克莱勃斯、布格道夫和其他人面无表情地跟着他来到希特勒的办公室，林格已在那儿用一条床单把死者裹起来。他与赫格尔一起，抬起希特勒的尸体，从站立在两旁的小小送葬队伍中穿过，把他放到了会议室，据在场的这个人或那个人说，希特勒的两条腿露在床单外面，毫无生气地晃来荡去。后面跟着的是抱着他妻子尸体的鲍曼。

戈培尔第一个回过神来。他说，他现在要去上面威廉广场上他的部里，他要到处转转，直到一颗子弹结束他的生命为止。正在大家像犯了罪似的谈论着发生的事，忧心忡忡地讨论着下一步怎么办时，车辆负责人埃里希•肯普卡突然冲了进来。看样子他是一无所知，开口就指责京舍，要他说个明白，这乱七八糟到底是怎么啦，京舍是不是“发疯了”，在炮火如此猛烈的情况下，竟然要走了几桶汽油。京舍把他拉到一边，仍带着一脸的惊恐，告诉他说：“领导死了！”听到这话，肯普卡慌了手脚，眼睛盯着他说：“怎么会呢？”据他自己说，他大叫了起来：“昨天我还和他说过话！他很健康，心情也很好！”

在克服了第一波恐惧后，肯普卡来到楼梯底下，帮着其他人一起把希特勒的尸体往上抬，京舍则抱着他妻子的尸体。在院子的出口处，停下来好几次，因为落下的炮弹把林格、赫格尔和其他人一直往回赶着。往外冲了好几次，才把尸体在离开地下避弹室几米的地方放下来。鲍曼随后走上前去，把盖住希特勒脸的床单掀开一只角，盯着看了几秒钟，随即又回到出口处的人群中。尽管炮弹不断往下掉，四周火光熊熊，他们还是顶着飞起的弹片、墙上掉下来的碎块和地上被炸得蹦起来的泥土，往尸体上浇了多达十桶的汽油。然后他们点上火柴往尸体上扔，可因火焰风暴凶猛总是点不着。京舍为了快一些，搞来了一颗手雷，可林格从他的袖口中抽出几张表格纸，把它们卷成火把状。在炮火稀疏下来的当儿，他点燃了纸筒，大步往前把它扔向尸体。

随着几声劈啪作响，一股熊熊大火冲天而起，围观的人群笔直地站在那儿。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从里面的楼梯往上走，走出被短暂关上的门，举起手臂行希特勒礼。黑色的浓烟和卷起的碎片遮盖住了燃烧的地方。最后，他们从门缝里看到的，是躯体先是被烧得蜷曲成一团，然后是四肢在炽烈的火焰中像幽灵般猛然直立起来。

在此同时，苏联军队顶着防御者的猛烈抵抗正向国会大厦逼近。出于某种原因，或许是这座建筑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底被烧和随后的审讯所谓共产党人纵火犯有着晦暗的关联，苏联领导没有把帝国总理府或勃兰登堡门，而是把柯尼斯广场上这遗弃的废墟选为“柏林的象征”。还在抵达奥得河时，他们就向多个部队分发了插上“德国克里姆林宫”的特别旗帜。

还在黎明前，苏军部队就开始攻打这座四周都用围墙围起来的建筑，但在交火中，尤其是从附近克罗尔歌剧院断垣残壁中射出的子弹，阻止了他们的前进。他们动用了大批的坦克、火炮和火箭筒，它们中的某些武器被安置在了对面内政部的楼面上，在整个上午发起了多次冲锋，但仍然没能到达铁路隧道那灌满了水的涵洞。中午时分，在猛烈的炮击后发起的又一轮进攻也因遭遇顽抗而告失败，所以苏军领导层决定等待夜幕的降临。直到此时，才有小股进攻者挺进到国会大厦的台阶前，并用两台平射迫击炮在外墙上轰出了一个缺口。很快，入口的大厅内就塞满了蜂拥而入的士兵，他们迅速四处散开，在一团漆黑中，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一个楼面一个楼面地争夺着。

直到莫斯科时间深夜，实施进攻国会大厦的第六十九近卫军团的“第五号旗帜”，由被挑选出来的党员战士护送着，升上了国会大厦的屋顶。后来发现，几位炮兵在数分钟前已在这座建筑物上升过旗了，但他们的行为被宣布为“非正式的”而不予承认。天亮后补拍的升旗照片上，出现的才是“正式的”升旗人。主管此事的司令官佩雷夫约金将军的报告明显地与实际情况不符，而且用的是一种诗一般朦胧的语气：“直到傍晚，当太阳开始西沉，晚霞把整个地平线燃得通红时，我们的两名士兵把胜利的旗帜插上了被炮火毁坏的圆顶。”

事实上，尤其是在迷宫般的地下室，苏联部队像没头苍蝇似的撞来撞去，常常陷入对方的枪林弹雨，直到五月二日中午时分还在激烈的交火中。防守士兵用完弹药后，他们在黑暗中用刀、铁锹和步枪枪托开始了肉搏战。当附近的巴黎广场开始打扫战场，国会大厦最高几层的一些红军战士把名字刻在墙壁上时，这儿的厮杀仍然在继续着。最后，在外面手持桦木枝扎成的扫把，被叫来清扫碎石块的家庭妇女向这儿走来时，苏军士兵在拱顶地下室使用了火焰喷射器。至此，这儿的战斗才告结束。

可战争并没有结束。苏联人几个星期以来到处散布说占领国会大厦就意味着战争的结束，可这只不过具有象征性意义。四月三十日那一天，朱可夫元帅催促崔可夫将军，问他是否能按预定计划，在五月一日这个节日攻占整个柏林，后者回答说，由于德国人的抵抗出乎意料的顽强并仍在持续着，所以“没有很快就投降的希望”。泽洛夫高地之前的战术失策再一次让他们付出了代价。

下午，又一次向拉滕胡贝尔讨汽油，因为放在地下避弹室花园出口处的尸体没有完全焚烧。汽油一到，哨兵马上跑到高处，把它倒在烧焦了的尸体上，并随手把空桶也往死人方向一扔了事。党卫军下级指挥员赫尔曼•卡尔瑙快傍晚时来到焚烧处，只能依稀辨认出骨架了。他试着用脚把它们踢到一个低洼的地方去，本来还是呈一长条形状的骨灰，却鬼使神差地一下子成了一堆扁平。卡尔瑙心里不踏实，晚上八点时分，他又一次来到焚尸处，只剩一些东西在飞舞了，正像他所说的那样，“一片片絮状物在风中飞扬”。

结局仍旧是难以预测的。京舍保证说，他在临近傍晚时，委派了一名党卫军军官负责把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的遗骸处理掉，而且没一会儿有人向他报告说已将它们清理完毕。但令人费解的是，无论是他还是在场的其他人，依他们亲眼所见，都不相信希特勒自己会委托他人如此处理焚烧后的尸体。就连同样对希特勒做出承诺的鲍尔将军，也不相信应该彻底地清除尸体。有人说，鲍曼和拉滕胡贝尔两人在天刚黑时只在地下避弹室的出口处露了一下面。另一名证人说，夜色降临时，有人把烧剩下的尸骨铲到了一块帐篷布上，然后抖到了附近的一个炮弹坑里，在上面盖上了土，并在土堆上方竖了一根木桩。可没有人敢说，在这近二十个小时里，炮弹在接二连三地爆炸，到处是熊熊大火，是否来得及做完这所有费力的事情。

拉滕胡贝尔说，他后来来看望这个焚烧地点时，泪水夺眶而出：“我跟随了元首十年，现在他躺在了这儿。”事实上，这种违反常理的做法并不出人意料。在关于他生命结束的慷慨激昂的设想画面中，希特勒认为安葬他的地方应该在一个可以发号施令的高度，在一个钟楼的屋顶上，这个钟楼俯视着他家乡林茨旁新垒起的多瑙河河岸。现在，他在被摧毁了的帝国总理府后面的瓦砾堆里找到了归宿，他被埋在了发出震耳欲聋般巨响的炮弹所翻起的泥土里，四周是被炸开的水泥碎块、瓦砾山和高耸的垃圾堆。

第六章/ 决意崩溃

人们说，一个生命或一个历史现象的结束，才将起决定作用的真正推动元素显露出来。希特勒灭亡所提出来的众多问题之一，是他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下午用手枪结束自己生命时，是否意识到他已彻底地失败了。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每一个善于思考的观察家都对此提出了疑问。

因为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前的那几个月里所发生的事情，并不仅仅是一场彻底失败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恐惧：被摧毁的城市，数百万逃亡的难民，处处混乱不堪。更确切地说，直到显然早已溃败的帝国进入最后的抽搐前，似乎还有一个左右着的力量在运作，它不仅使战争延长，而且让这个国家完完全全地崩溃。

还在一九四四年秋，当敌人逼近德国的边界线时，希特勒发布了一系列的命令，把在东线和西线回撤时多次使用的“焦土”政策也应用到帝国本土上。他以越来越严厉的口吻，命令必须摧毁所有能维持生存的设施：工厂和供电设备，下水道系统，铁路线和通讯联络；必须炸毁每座桥梁，烧掉每幢农舍，贵重的艺术文物和历史建筑也不例外。几个月以后的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九日，希特勒在所谓的“尼禄命令”中，以“帝国领土上的破坏措施”为题，再次重申了要制造“文明沙漠”的打算：“一切能为敌人马上或在近期内继续进行战争所用的军事设施、运输、通讯、工业和电力设备，以及帝国领土上有价值的物品或财产，必须予以破坏。”随后下达了多项实施指令，对具体做法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于是，在许多地方马上开始了对工厂、矿山和粮食储备设施的拆除，并做好了炸毁铁路轨道，把装满水泥的货船沉入河底让水道无法通航的准备工作。同时，还在美军突破西线时，就采取了疏散城市和乡村居民的严厉措施，尽管这些群龙无首的民众更加加剧了前线的混乱状态，而且妨碍了所有的军事行动。一位将军试图劝说希特勒收回所谓的坚壁清野的命令，因为没有运输车辆，不提供膳食、住宿和其他必要的条件，是不可能打发这成千上万的难民离乡出走的，可后者一言不发，回头就走。有一道“升旗命令”规定，如果在房屋顶上悬挂白旗，那么就应立刻枪杀居住在内的所有男子。三月底的一道指令说，必须“疯狂地进行战斗。在目前的情况下，任何顾及百姓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如果把这些命令理解为由于临近之敌无比强大而采取的几近绝望的最后防御手段，那就大错特错了。它们其实是希特勒在任何时候都首先而且喜欢采用的方法，拆房毁屋这种做法只是他真实心情的反映而已。现在又可听到他的这个心声了。早在纳粹运动上升时期的一首战斗歌曲中——此歌名为《把一切都砸得稀巴烂》——这个声音就听得很清楚，但在取得政权以后，它就被捍卫民族荣誉的口号和维护和平的承诺，后来在战争的头几年里，又被特别报道中的军号声所淹没。这个政权的国内反对者早在三十年代就有先见之明地把这首歌的副歌做了修改：“因为我们今天摧毁的是德国，明天我们将摧毁整个世界！”随着“焦土政策”命令的发布，这一意图明白无误地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战术上必要的伪装背后，尤其是在和平年代里，这种破坏的决心在多大程度上起着作用，不仅表现在希特勒直到生命终结时，仍没完没了地责备自己做了许多迁就，而且表现在戈培尔所表示出来的，对不再“打碎”的遗憾中。在四月二十七日的形势分析会上，当谈起在取得最后胜利后该做些什么时，“堡垒”的战斗指挥官，党卫军分队长威廉•蒙克以挖苦的口吻说道：“我们一九三三年要做的事情，”他转过身去，对希特勒说，“没能完全做到，我的领袖！”可蒙克并非玩世不恭之人，形势也根本不适合做如此这般的辛辣嘲讽。作为这个政权的残暴捍卫者，确切地说，他只是把关于“拯救世界”的所有准则后面一直广为宣传的东西表达了出来：进行无限破坏的信念，它构成了希特勒和他共谋的下属的真实面目。在他们的上升时期和执政期间，他们需要敌人，需要从敌我对峙中培养自我意识，通过这种敌对状态来找出他们缺少什么，并尽一切可能去创造它们。在这一方面他们绝对没有失败。

可从希特勒一方来看，这不只与怨恨和惧怕有关，更多的是一种复杂的满足感，这种感觉在失败中上升，并促使他把临近的失败导演成一场轰轰烈烈的历史性崩溃戏剧。早在三月里，戈培尔就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我们会灭亡，那么整个德意志民族也将和我们一道灭亡，而且是如此地壮烈，以致在几千年以后，德国人的灭亡仍会在世界历史中占据着第一的位置。”

作为一个神话刻入世界的意识之中，这一意图是希特勒和他最亲近的下属们抱有的另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动机。他们完全按照史前部落首领样式办的死亡宴席，为它准备了无数的生灵，战争最后几周的统计表明，平均每天要死去一万人。早就遭围困的第九军——希特勒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该军指挥官多次提出的突围要求——到末了毫无意义地走向灭亡，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另一个比这更为骇人听闻的例子，是被提高到“世界观的灭亡之战”高度的对东方的战争，战争伊始，就带上了大规模消灭所谓的劣等种族、斯拉夫人，尤其是犹太人措施的标志。

形势越是吃紧，这个政权就越是肆无忌惮地加快行动。此时，它甚至试图把它的灭亡意志延伸到战争结束以后。海军元帅邓尼茨，这位喜欢称自己无可非议一贯正确，带兵也以严厉著称的指挥官，也毫无顾忌地对杀人犯大加赞扬。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九日的一份“秘密日令”中，他对海军的一名上士许诺说，他表示“充分的欣赏”，并把他作为榜样表扬，此人在澳大利亚的战俘营里，“有计划地”——像白纸黑字所写的那样——把几个公开承认反对希特勒的人，“避开了看守，悄无声息地”干掉了。这种情况并非个例。人们更多地得出这种印象，即好像希特勒走向灭亡的决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延伸的面越来越广。在无数次的发言和讲话中，他都说到了“或成为世界大国或走向灭亡”两者之间的选择。但在事实上并不存在选择。他的意图只是针对不同形式的破坏而已。

最后几个星期里绝望情感的爆发，只是在表面上蒙骗人们的目光。同样地，自欺欺人地说有什么神秘军队将光临，编造一些象征胜利的信号和多次表达有希望至少可一天天延长自己的生命等等。这样一些东西像戏剧般常常上演。但比这更为严重的，是希特勒自战争开始后所发布的命令中表现出来的把一切顾虑都抛之脑后的狂妄，以及对世界的憎恨和对毁灭的渴望。弗朗茨•哈尔德一段时间里担任参谋本部的长官，据他说，希特勒在攻打波兰时，就坚持轰炸准备投降的华沙，他从望远镜中虽只看到局部的毁灭性画面，却是感到分外的刺激。后来他曾考虑过摧毁巴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他曾怀着一种亢奋的心态，设想过用炸弹或导弹打击曼哈顿的街道所引发的毁灭性后果。

他的许多毁灭情感都落了空。现在，当帝国土崩瓦解之时，他那最迫切的需求，又再次活跃起来。人们可以确信，最后几个星期里的失守，比起那些以往的暂时胜利，给他带来了更大的满足。他非常赞赏用炸弹进行毁灭性打击，他说，盟军的空军虽然没有遵循重塑德国城市的计划，但毕竟有了开端——听起来像是嘲弄，但他实在是当真的。

人们肯定会猜测，他是想轰轰烈烈地结束生命，不是万般无奈，最好是大义凛然，满怀激情，心中又极度害怕，伴随着世界末日的悲壮礼炮声。可这是一名演员的退场，是一场值得怀念的场景的剪辑。无论如何，他一生中苦苦追求的声望，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国务活动家、一个权威的福利国家的统治者或是一支大军的统帅这样的荣耀。对每一个这样的角色，还有其他一些角色，在他身上存在着太多瓦格纳式的东西和太多的去毁灭的要求。当他还是半大小伙时，他第一次在林茨歌剧院的正厅前排站位里，观看了歌剧《黎恩济》，这是中世纪晚期一名叛逆者和护民官的故事，他因不能理解这个世界而伤心悲观，最终选择了死亡和自我毁灭。“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几十年后，他还一脸幸福地承认这件事。现在，又是几年过去了，兴高采烈的程度并没有多大的减少。

希特勒不仅容忍他正在做着的与自己的人民为敌的行为，而且甚至越来越激进地使其成为他的一种古怪本性。还在一九四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七日，当莫斯科前的那场冬天灾难刚刚开始，第一次出现有可能失败的苗头时，他就对两位外国来访者来说，德意志民族该“消亡和被消灭”，如果它“不是足够的强大和勇于献身”，它的血“不去为它的生存而洒”，作为他，是不会“为它事后流泪的”。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九日，他用“冰冷的语调”对阿尔贝特•施佩尔说：“如果战争输了，那么这个民族也输了。不必去顾及德国人民为了苟延残喘而需要的生存基础。相反，最好的做法是我们自己把这些东西破坏掉。因为这个民族被证明是个弱者，未来最终属于更强大的东方民族。不管怎样，这场斗争以后，留下来的只是劣等人，因为优等人已经被杀害了。”

至迟从斯大林格勒和战争发生转折以后，他做出的所有决定，都掺杂着因失望而产生的对德国人的仇恨心态。这种动机决定了最后阶段内所有战略的制定，从多次拒绝建立阻击阵地来抵御敌军将要发起的突破，到发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的阿登山进攻战。为发动这次进攻，他从东线撤回了大批的军队，为的是借“来自俄国人的威胁”，来振奋早已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百姓的抵抗意志。两年前他就说过，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会让四十岁的人也拿起武器，因为“他们在与东方的战斗中阵亡，比起输掉战争后任人宰割或沦为奴隶当牛做马毕竟要好得多”。现在，他极为生气的是，这些人在西线干脆搬开了阻止坦克前进的障碍，置所有的惩处命令于不顾，在窗口挂起了白旗，整个军团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奇耻大辱！”剩下来的战争，越来越成为对自己人民的惩罚。就像他在大约四年前所保证的那样，“消亡和被消灭”，至于他自己，则会听从生存斗争的“永恒法则”，竭尽全力为此做出他的贡献。

根据所有有根有据的判断，这种热心推崇的毁灭性意愿，是希特勒直到最后仍然维持着的东西。事实上，所有证人描绘的年老体弱的现象——弯腰曲背，走起路来吧嗒吧嗒拖着两条腿，说话的声音日渐疲惫，与同一观察人曾看到的希特勒意气风发时的优雅姿态判若两人，成了——像地下避弹室的一位所说的那样——“一个猛吃蛋糕的瘦猴”，但仍一如往常那样能施以强烈影响，享有不可动摇的权威。三月中旬，但泽的纳粹省党部头目福斯特来到地下避弹室，走进第一进房间，他就惊恐又绝望地告诉大家，俄国人挟强大之军队及一千一百辆坦克，已经出现在宣布为堡垒但完全不具备抵抗能力的城市前方。他将告诉希特勒大势已去，逼他做出明确的决定。可过了一会儿，福斯特“完全变了个人”似的走出希特勒的办公室，他说，元首会救援但泽，这是“毫无疑问的”。四月十八日，党卫军将军卡尔•沃尔夫抱着同样的目的而来，却被信誓旦旦的劝说改变了主意，希特勒说会为他制定对付未来的伟大计划。

总的来说，最为古怪的，是希特勒尽管具有超乎寻常的说服本领，但在政治方面却表现出明显的僵化。他没有能力去越过狭隘的军事目标做更多的思考，这种无能表现得非常清楚。在三十年代里，他用灵活多样又出其不备的作战行动，以及采用时而威吓时而一本正经地发誓的方法，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短短时间内，达到了他的第一个阶段的目标，即摧毁欧洲的大国体系。但从一九三七年年底起，他的行为给人们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好像他对来得太容易的成就感到厌倦了，他终于要不惜任何代价地再次回到“打击”的原则上去，这一原则，像他在一次讲话中所赞赏的那样，是他毕生所要追求的目标。

不管怎么说，从那时起，直到战争爆发，在政治方面，他没有发起过任何一个倡议。一九三八年的慕尼黑会议上，他趾高气扬，对西方强国既奇怪又懦弱的姿态不屑一顾，令他感到恼怒的只是，他们破坏了他那时就想发动的战争。同样，尤其是在打败波兰，以及一年后战胜法国后，曾有过多次机会来巩固帝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可希特勒没有看到呼啸飞过的羽毛，更没有在某个时候去抓住它。人们几乎觉得，军事上的胜利把他带入了窘境，因为没有战争他就不能成为形势的主人。

长时间的和平状态，正像他于一九三九年八月对他的将军们所讲的那样，“不会有什么好处”，后来几年里政治上碌碌无为的后面，也许也是这一观点在作祟。他身边人们以及外国政治家如墨索里尼、霍尔蒂和拉瓦尔，都建议他对战争形势从外交可能性方面加以考察，但所有这些建议都被当成了耳边风。尽管他，尤其是战争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冬出现转折以后，一再强调要继续战斗，理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违背常理的联盟”马上就会四分五裂。他认为，只有到那个时刻，举行的谈判才有希望取得成果。但每当出现离间敌人的机会时，他又不加利用，让它们从身边偷偷溜走。对此，戈培尔挺生气，他在日记中写道，他催了又催，可人们“有时觉得他似乎生活在云彩之上”。塞巴斯蒂安•哈夫纳的思考是，希特勒缺少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创造性想象力，而且至少从三十年代后期起，他也丧失了战术上的灵活性。正是这种“天才禀性的缺乏”，最终成为他失败的诱因。

人们还可继续追根溯源，并由此得出结论，他一生只是个暴发的黑帮头目而已，尽管只是采用冒失的小巷马基雅维利主义在打打杀杀中长大，欧洲范围里却没有一个迂腐和操心的政治家能对付得了这个从小巷中成长起来的团体。可正是这完全盲目的行为和未多加思索的目标，在一段时间内帮助他取得了令人啧啧称奇的成就。就像通常的黑帮头目一样，他并没有打算超越屠杀他人和捞取资本这种思想范围。不过奇怪的是，无论如何，他胆大包天开始与几乎整个世界作对时，正像他的将军以及后来所有的观察家们惊愕地所看到的那样，他向往的战争目标并非心血来潮。一九四一年二月，当他还在考虑是否在来年就结束对苏战争时，因担心和平来得太早，于是要求约德尔对进攻阿富汗和印度做一份“研究性的论证”。

所以，凡听他说起有关战争目标的，听到的只是对“无边无际的地区”的夸张想象，以及关于取之不竭的原料、众多可供使唤的民族和“永远在流着血的边界”的长篇空论。在一九四五年二月至四月的记录中——这些构成了说明他统治思想的一种补充——没有一次哪怕是稍微地提及他把已占领的地区作为继续占领的出发地之外，还有些什么其他打算。执着、贪婪、不知最终目标在何方，只是一味地听命于已丢失了的，像他所说的那样可又被他重新拾了起来的强者有权生存的“原始法则”。一九四三年秋，当他的外交部长劝说他，不要让推动与莫斯科签订和约这一举动落空，他耸了耸肩回答说：“您知道吗，里宾特洛甫，如果我今天与俄罗斯和解，我明天就又要翻脸的——我只能这样做。”

希特勒在一些场合说过，他想作为这样的一个人，“一个从未有过的人”被载入史册。他在那个“死亡穹窿”——一位地下避弹室居民是这样形容那里的——里结束生命的前前后后，他拼命地抵御日益逼近的失败时所发布的软弱无力的命令，以及时不时的勃然大怒，都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他已经知道大势已去，他的失败已无可挽回。正像他认为的那样，这一大崩溃对许多东西负有责任，但也是一种满足。颇能说明问题的是，希特勒最后一次的意志表达——它标记性地再一次揭示了他一生中的主导力量——是一道毁灭命令：四月三十日中午发布的焚烧他尸体的命令。

第七章/ 投降

四月三十日傍晚，尸体被焚烧掉，骨灰被草草掩埋后，群龙无首的人们集中到一块儿，商讨下一步该怎么办。经过反复讨论，鲍曼建议在几百名守卫帝国总理府的“贴身护卫队”士兵的掩护下，组织全体人员进行战斗性突围。可蒙克告诉所有在场的人们，这样一种计划毫无希望，而且是极为荒谬的。最后大家达成了统一，即首先与苏军最高指挥官举行谈判，并派出克莱勃斯将军前往滕珀尔霍夫会见崔可夫。

凌晨两点左右，克莱勃斯出发了，约一个半小时后来到了舒伦堡环行大道，崔可夫在那儿的一处私人住宅里设立了他的司令部。这位苏军指挥官对突如其来的谈判要求甚为吃惊，仓促之间，也没有时间去召集他的参谋人员，因此临时决定，把两名作家——他正想坐到桌边和他们谈话——和他的一名副官，以及几名下级军官说成是他的主要“作战会议成员”。在他的这些客人中，还有作曲家马特维奇•I.布兰特尔，他是受斯大林的委派，专门创作一首攻克柏林的交响曲的。可当发现布兰特尔没穿军服，不能把他说成是红军军官时，这位粗暴的将军不假任何思索，把他塞进了会议室的一个柜子里，并命令他不可发出任何声响。

克莱勃斯寒暄几句后就进入了正题。他说，他想秘密地告诉所遇见的第一个外国人的将军，希特勒已于前一天，与此前不久刚与他结婚的妻子一起，自尽于帝国总理府下面的地下避弹室。可到目前为止既不知道帝国总理府那个地方有个地下避弹室，也根本不知道有个爱娃•布劳恩存在的崔可夫，做出不以为然的样子，他声称，他已经知道这件事了。然后克莱勃斯向他宣读了由戈培尔签字的一份信件。这封信报告了由希特勒所做出的接班人的决定，随后建议开始两个国家，“两个遭受了最大战争损失的国家”之间的“和平谈判”。

崔可夫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犹豫。他言简意赅地拒绝了这一眼就能识破，而且来得太晚的想通过达成一个特别约定来离间同盟国的企图。谈判也随之进行不下去了。因为首先要报告在施特劳斯贝格的朱可夫，他又要让人把斯大林从睡梦中叫醒，这一位和那一位都拒绝进行双边谈判。临时停火的建议也遭到了拒绝。崔可夫说，只有无条件投降，整个柏林也好，整个帝国也罢，才可能举行会谈。

就像所有的悲剧一样，在这场悲剧中也不乏喜剧性的因素。因为在几个小时后，被人遗忘的布兰特尔，他一直一动不动地像被钉子钉住了似的隐身于那个藏匿处，突然敲起了柜子的门，然后整个儿地倒在了会议室里，把所有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在人们把这个昏倒的人救醒，抬到隔壁的一个房间以后——对这个突发事件也没有做任何的解释——谈判继续进行。当克莱勃斯指出，他在没有和戈培尔或邓尼茨商量的情况下，是不能答应投降这一要求时，爆发了长时间的争论。末了，他得到了一张纸，上面写着有关苏军条件的五个句子：“一、柏林得投降。二、 所有投降者必须放下武器。三、保障全体士兵和军官的生命安全。四、为伤员提供治疗。五、通过无线电通讯创造与同盟国和谈的机会。”如果不答应这些要求，崔可夫说，将随时随地并动用所有的力量将战斗继续下去。大约十二个小时以后，克莱勃斯返回了帝国总理府。

戈培尔大为恼火。他说，他在多年前反抗共产主义而占领了柏林，他将保卫这座城市，“对抗共产主义直到只有最后一口气为止”。他补充说：“我作为帝国总理将度过的这最后几个小时，我不会用它们来在投降书上签上我的名字。”由于在场的人们惊慌失措、惊恐不安又七嘴八舌，在这种情形下，只能同意中断所有的谈判活动，而且不再在这方面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看到这种情况，汉斯•弗里切，戈培尔部里的一名高级官员，决定独自一人担负责任，提出谈判建议。

弗里切回到了威廉广场上他的办公室，起草一份给朱可夫元帅的信。信还没有写好，喝得酩酊大醉的布格道夫将军就闯了进来，他气得浑身发抖，责问弗里切是否打算把这座城市献给俄国人。当弗里切回答说是的时候，布格道夫咆哮如雷，他说，那么他得枪毙他，因为禁止任何投降行为的元首所发布的命令，此时仍旧有效，此外，弗里切作为一介平民，是没有权力侈谈什么谈判的。他摇摇晃晃地举起了手枪，可陪他前来的，此时一直在门口等着的无线电广播技术员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打掉了将军手中的武器，因此子弹射向了房间内的天花板。不一会儿，布格道夫被闻讯赶来的部里的几名工作人员制服，送回了帝国总理府下方的地下避弹室。

此后不久，弗里切就派了他的两名官员越过阵地前往苏军一方，没过多久，他自己也去了那儿。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与苏军的总司令部达成了协议，城里的混乱局面，至少在某些城区激烈的战斗仍在进行。随后，让他以德国政府的名义——尽管他没有得到任何的授权——通过广播宣布，苏军方面已经接受了投降的条件。此外，他还将发布一项“命令”，命令停止战斗，并把部队以及所有的武器装备都交到战俘营中。

在此同时，柏林的城防司令魏特林将军也决定结束这场早就失去了意义的流血牺牲。为了不致引起反对，他只把他的打算告诉了少数几名亲信。戈培尔的意见他反正是知道的，克莱勃斯将军在告别时走到他身边对他说：“只有绝望的人，没有绝望的局势。”

五月一日傍晚，魏特林要求他的部队停止战斗行动。子夜刚过几分钟，他就接连五次向敌对的一方公开发表广播讲话：“这儿是德国第十六坦克军团！这儿是德国第十六坦克军团！我们请求立即停火！柏林时间两点五十分，我们将派遣谈判代表前往波茨坦大桥，识别记号是红灯前面扎一面白旗。我们请求给予回答！我们等着！”

不一会儿，另一方响起了回音：“明白了！明白了！我们正在把您的请求转告司令部首长！”又过了一会儿，崔可夫在广播里表示了他的同意，在约定的时间内，魏特林在三名参谋部军官的陪同下，来到了舒伦堡环行大道。当崔可夫问起克莱勃斯现在何处，后者是否知道此事，魏特林无言以答。他又问起，是否所有的部队都已收到了魏特林的停火命令，魏特林回答说，他与某些部队，尤其是一些小规模的部队失去了联系，另外，党卫军的部队不在他的指挥权力之内。或许，他补充说，在某些地方战斗之所以仍在继续，是因为戈培尔指示，出于斗志的原因对元首的死暂时保密。随后，崔可夫要他起草一份投降命令，可魏特林没有答应。在战俘营里，他解释说，他不能发布这样的命令。双方为此相持不下时，魏特林昏倒在地。将军刚醒过来，双方商定发布一道呼吁书，并通过大喇叭向所有还在战斗的地方进行广播。魏特林是这样写的：“柏林，一九四五年五月二日。元首已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自尽，就这样把向他宣誓效忠的所有人丢下不管了。你们，德国士兵们，都忠实于元首的命令，准备着把保卫柏林的战斗进行到底，尽管你们已没有弹药，使得继续抵抗的整个形势变得毫无意义。我命令立即终止任何形式的抵抗行为。你们继续战斗的每一个小时，都会延长柏林城内平民百姓和我们伤员的可怕痛苦。在与苏联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取得一致的意见后，我要求你们立即终止战斗。前柏林城防司令魏特林。”

直到这道命令下达以后，杂乱无章，就像义勇军般组织起来的继续抵抗行动才得到了停止战斗的信号。在前一天，戈培尔和鲍曼终于向邓尼茨通告了希特勒的死讯。四月三十日晚只是错误地通知他，他除取代已被解职的帝国元帅外，还被任命为元首的接班人。事实上，希特勒只是将帝国总统和德国国防军最高指挥官的职位托付给了他，而不是总理的位置。支配戈培尔和鲍曼的指导思想，不仅仅是要尽可能长时间地保守希特勒已死这一秘密，而是他们两人采用欺瞒手法在继续着惯常的权力争斗。因为两人担心，同样逃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希姆莱，有可能利用戈培尔在柏林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这一事实，逼迫邓尼茨，让后者任命自己为总理。他们估计，只要这位海军元帅认为自己已被希特勒任命为总理，他就不会把这个职位让给他人。

无线电报发出以后，戈培尔就着手处理滞留下来的该由总理处理的事务。他找这个人或那个人谈话，在一些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去结束他多年来一直写的日记。在日记的最后，他做了个类似总结性的回顾。在长达七页的长篇文章里，他为自己与希特勒奉行多年的政治，和自己作为摇旗呐喊的吹鼓手辩护。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戈培尔走出他的房间，把手稿交给了他的国务秘书维尔纳•瑙曼，请他带出柏林，并在以后昭示后人。尽管这一死后的辩解没有公布于众，因为瑙曼把这几页纸，正像他所说的那样，在那些匆匆的逃亡日子里弄丢了，但从戈培尔多年来和在最后几个星期里奋笔疾书的文章里，至少是粗略地再现这份辩护词，应该不是很困难的。

这次，开头肯定也是一系列的辩解，用来为历来对他们行为的指责辩护。首先谈的是捍卫欧洲文化的愿望和对西方世界的严厉谴责，它出于对帝国的极度仇恨而无视面临的致命危险，把古老的大陆拱手让给了亚洲的蛮荒部落。最后是对自己队伍的批判，这个队伍不仅为旧阶层中不断的变节行为所削弱，而且没有能力去进行一场全面战争。所有这一切都伴随着高扬的争夺世界的画面，并因它们而变得激烈，这场争夺的一方是堕落的魔鬼般强国，另一方是以希特勒为统帅、为救世主的维持秩序和正义的一大群人。日记肯定是又一次提到宗教方面的转折和隐喻，在过去的几乎二十年里，他用它们来解释元首传奇，把元首说成是无比强大的。如果欧洲为布尔什维克所征服，就像他有时所做的那样，他称这为渎神的行为，在很短的时间里，人们就会渴求般地回忆起元首，因为他再一次选择了前往各各他（耶稣被钉死的地方）的道路，为拯救世界献出了生命。

晚上，玛格达•戈培尔来到她在地下避弹室第一进的住房里。她与希特勒的随行医生施图姆普费格大夫和党卫军卫生管理处副官库茨大夫见了好几次面，她想了解用什么方法让她的孩子既死得快又没有痛苦。她还让汉娜•莱契带一封信给她第一次结婚时所生下的儿子哈拉尔德•克万特，向他解释她做出如此决定的原因。她已下定决心，她写道，“用唯一可能的、光荣的方法来结束”她民族社会主义的一生。她继续写道：“你应该知道，我是违背你父亲的意愿待在他身边的，还在几个小时前，元首也想帮助我离开这儿。可我不想这么做。我们的美好理想破灭了，我在我一生中所看到的美丽的、值得钦佩的、高贵的和美好的东西，都随它而去了。在没有了元首和民族社会主义的世界里生活，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把孩子们都带到这儿来了。他们如果在没有我们的世界里生活太可惜了。仁慈的上帝会理解我的，如果我自己来让他们得到解脱的话。”她和全家能与元首一起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命运的恩赐”，这是她从来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戈培尔简短地补充说，他和她是想做出一个榜样，如果能挺过可怕的战争，德国便能从这个榜样中重新振作起来。作为继子的他，不要为“这嘈杂的世界”所困惑：“谎言总有一天会不攻自破，事实总会战胜谎言。我们耸立于一切之上，纯粹、完美，这一天一定会来到……”

五月一日晚上，玛格达•戈培尔让孩子们上床睡觉，给每人喝了一口助眠酒，或许还给他们注射了吗啡，然后把他们的嘴巴掰开，往里面滴入了氢氰酸，施图姆普费格大夫在她的身旁，目睹了这一切。只有大女儿黑尔加，似乎有所反抗，她在前几天就不安地问起她和兄弟姐妹会发生些什么。不管怎么说，这名十二岁女孩身上的淤伤，表明是强迫让她喝下毒药的。玛格达•戈培尔回到地下避弹室，她的丈夫在等着她。她脸色发青，对他说：“事情办好了！”她跟着他回到他们的住处，一边哭一边独自一人摊摆起了纸牌。

一会儿，鲍曼和阿图尔•阿克斯曼也走了进来。玛格达•戈培尔请他们不要走。“我们就这样在一起坐一会儿，”她说，“就像战时通常所做的那样。”他们围坐在桌边，一度聊起了天，共同回忆起以往的岁月，说到那时的他们面对的敌人并不强大，因此心中充满着希望。可他们的回忆不时被地下避弹室的人们所打断，他们时不时地过来和他们告别。在此以前，他的副官，党卫军小队长冈特•施威格曼已答应戈培尔，安排焚烧他们尸体的事宜。

八点半左右，戈培尔突然立起身来，走到了挂衣帽处。他戴上帽子，戴上了手套，一言不发地和他的妻子一起，穿过站立在周围的人群，向地下避弹室的出口走去。玛格达•戈培尔胸前佩着希特勒的金色党徽，这是三天前希特勒授予她的。他们只是在楼梯下方停顿了一下，戈培尔对站在那儿的电话接线员罗舒斯•米施说了一句话：他现在不再需要他了。抬脚走时，他又补充说：“这出戏演完了。”

来到上面的出口处，夫妇俩稍稍停留了片刻，就在周围熊熊大火的映照中走向了一块空旷处。当施威格曼在楼梯间听到一声枪声时，马上示意在一旁等候着的党卫军成员，和他一起拎起好几桶汽油，沿着楼梯往出口处去。因为戈培尔曾叮嘱在焚烧前要确证他和他妻子是否已死，所以施威格曼叫来一名卫兵，让他往就躺在出口处旁的两具尸体上补上一两枪。这时来了几名传令兵，他们往尸体上泼汽油，然后燃起火来。火焰呼呼地升腾而起，一下子就把尸体笼罩住了。可在几分钟后火焰却熄灭了。但现在每个人都在想法跑出去，没有人再来关心这两具躺在帝国总理府花园内的焦黑尸体了。

在整理好一些物品，把重要的文件烧毁并带上必要的东西后，剩下来的人集中到了地下避弹室的第一进房间里。为了不让这些前几个月里不仅是帝国指挥中心，而且是希特勒私人住所的房间完好无损地落入敌人的手中，蒙克命令将元首的地下避弹室烧毁。施威格曼和几名党卫军军官因此又去搬来汽油，把它们都泼在希特勒的办公室里，然后点了火。但因为他们在离开地下避弹室时关上了密封的铁门，也就关上了通风口，所以火势没能蔓延开来，还是剩下了几件焦黑的家具以及无数的焦斑。

这时，蒙克把驻守在政府所在地部队的所有指挥员召集到一起，向他们通报了刚发生了的重要事情。他告诉他们，希姆莱已叛变，菲格莱因已被处决，希特勒结了婚后夫妇双双自尽，以及戈培尔夫妇已自杀，温克、斯坦纳、霍尔斯特和布塞的解围没有成功，克莱勃斯和崔可夫之间的谈判也无果而终。在场的军官们，一个个听得目瞪口呆，因为他们对这些事情只是有所耳闻或以为是谣传。接下来，他让他们回到城防司令魏特林将军指挥的部队去，并在子夜前一个小时停止战斗。每一支部队，他补充说，都要想办法往北方突围，如果有可能，要设法到达邓尼茨政府的控制区。

十一点不到，地下避弹室的人们开始了撤离。克莱勃斯和布格道夫留了下来。蒙克将人们分成了十个小队，每队二十人或稍多一些。他们每隔几分钟从帝国总理府元首阳台下方的地下室窗户往外爬，穿过被火光照得如同白昼的被毁的威廉广场，然后跌跌撞撞地慢慢向废墟成堆的“皇帝宫廷”地铁站入口移动。进入地铁后，他们沿着已处于俄军阵地下方的铁轨线朝着“弗里德里希大街”站而去。到那儿后，原本是这样计划的：钻入施普雷河下方的地铁隧洞前往什切青火车站。一些人带有手电筒，灰白的灯光所到之处，看到的是死人、伤员或需要保护的人，他们挤在地铁车站的墙根，或是蹲坐在铁轨枕木上，地上到处是单件的军服、防毒面罩、弹药箱和成堆的垃圾。地铁“市中心”站附近，人们在一辆废弃不用的车辆内设立了一个救护站，几个医生在微弱的烛光下为伤员和垂危的人们包扎着伤口。

第一小队里有京舍、黑韦尔、福斯和女秘书们，由蒙克亲自带队。第二小队由拉滕胡贝尔率领，瑙曼带领的第三小队里，有鲍尔和穿着一身党卫军将军服的马丁•鲍曼，他在早上就电告邓尼茨，他会“尽快地”到他那儿去。希特勒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率领的一个小队，大多是下级军官和帝国总理府的工作人员，有近一百人。

本来说好各小队之间要保持联系，但不一会儿就表明这是无法做到的。刚进入地铁车站，人们就走散了。没过多久，各小队在黑暗的隧洞里更是分不清东西南北。几个突围而出的人离开了他们的队伍，想从一个车站出口出来，却被上面密集的枪弹扫射和扔下的阵阵石块赶回了车站。由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事先商讨中制定的计划，即偷偷地穿过俄军的阵地到达城北，在奥拉宁堡的前方或其附近与一支说是在继续抵抗的部队汇合，被证明是极端荒谬的。

在东奔西跑中，几个突围的人不知怎么的又碰到了一起。鲍曼在凌晨两点左右已跑得精疲力竭，人们看到他犹豫不决地坐在索西街一户人家门口的石阶上。另一部分人拣小路，穿地窖，越过后院，前往位于舍豪森大街上的舒尔特海斯啤酒厂，那是临时集合点之一。许多人在还在进行的、大多是坦克对坦克的巷战或争房夺屋的战斗中送了命。在魏登达姆桥边，赫格尔和希特勒的第二机长贝茨倒下了。瓦尔特•黑韦尔，或许是为了实现自己对希特勒的承诺，在威丁酿酒厂里自杀了。

蒙克和他的参谋部人员以及京舍、鲍尔、林格、拉滕胡贝尔、福斯和其他人碰到了一起，他们现在的小队，是人数比较多的一个，该队一部分人在第二天都被苏军所俘虏。其他的人，如阿克斯曼、施威格曼和地下避弹室的女秘书们，成功地到达了西边。当俄国人占领帝国总理府时，在地下避弹室里发现了布格道夫和克莱勃斯，他们的面前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喝了一半的酒瓶，已死在了地图桌边。马丁•鲍曼一直说是走丢了。但战争结束不久就有迹象表明，他与党卫军医生施图姆普费格大夫在勒尔特车站附近一起自杀身亡了。七十年代初，在对他的骷髅进行分析时证实了这一点。后来，尸体被火化，骨灰撒到了波罗的海里。

尽管魏特林“要求”停止抵抗，但城里的几个地方战斗仍持续了五月二日全天，并在后面一天仍然未告结束。但大火已不再燃烧，或是因从处处废墟堆中升腾起的烟雾过浓自行熄灭了。由于线路中断，一部分军官并不知道投降的消息，另一部分军官依据最后接到的指令，不惜一切代价死守阵地，他们指出，呼吁或道听途说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作为士兵，他们只服从命令。

一些失利的部队，但总人数仍有几千人之多，他们把所有的谈判都看作是“背叛”，决心战斗到底。在五月二日，他们中的一支部队还炸毁了兰德韦尔运河下方的隧道，里面有着无数的伤员和寻求保护的平民。但没有形成一场大灾难，因为水很快流光了：连大自然都不屑于无休无止的屠杀了，人们如是说。

在另一个地方，一支战斗部队在地下通道里架起了轻型火炮，把剩下的所有炮弹对准冲进来的苏军士兵猛轰。一队党卫军队员拿走了驻地食堂里所有的库存酒，大家喝得酩酊大醉，正像一则报告中所说的那样，钻到了“敌军坦克的履带下方”。蹊跷的是，在苏军刚占领政府所在地前的早晨，帝国总理府周边的所有大楼和炸塌的围墙上，都插上了纳粹的卐字旗。人们的第一个猜测，认为有可能是共产党人的抵抗组织所为，他们想对占领者表明，所有斗争的目的已经达到。但没多久就真相大白，原来是地段指挥员，二十七岁的多次奖章获得者埃里希•贝伦芬格尔上校，他发现了一个存放旗帜的仓库，随即决定把它们都插出去，向敌人表示一种宁死不屈的姿态。“我们在大好形势下在这面旗帜下战斗”，这名在四月的最后那些日子里仍被希特勒提升为少将的年轻军官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在目前糟糕的情况下展示它时感到羞愧”。没过几天，为了不蒙受被俘带来的羞辱，他和他的妻子一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大多是被击溃或被驱散的一小部分党卫军部队，最后又聚集起来，试图突破俄国人的阵地。在保卫城市中战斗最为惨烈的，是先前驻守法国的党卫军 “查里曼大帝”师,他们主要是在航空部周边地区进行了殊死的抵抗。驻守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党卫军部队以及现在只有不足一百人的拉脱维亚军团也浴血奋战，几乎到了自我毁灭的地步，因为他们从没想过当俘虏，现在他们能指望的无非就是决定自己的命运。

人们尽量避开仍在战斗的地区。但即使入夜，也没有人敢跑到大街上去。在这被摧毁城市夜间，时时响起可怕的声响：从远方传来的隆隆炮声，伴随着暴风雨中的闪电般突然加速的马达轰鸣声，零星的机枪连发射击声，还有妇女们的叫喊声。阵亡的士兵和死去的平民成百成百地倒在瓦砾之中，但没有人来理会他们。

凡处于那种境地的人，都认为战争结束了。到处都可看到打输了的德国国防军士兵，他们在排水口砸自己的枪，没头没脑地往废墟里扔手雷，或是在废弃的车辆中拉响导火索。接连几天，许多房子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碰了一下似的，整幢整幢地倒塌了。几天前被占领的一些城郊地区，慢慢恢复了生机，出现了疲惫不堪但幸免于难的人群，他们或提箱子，或肩负背包，里面放着从炮火中抢出来的家当。党徽、元首画像和纳粹卐字旗已不见踪影。希特勒自杀的消息很少有人相信，因为根据官方的报道，他是在“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斗争到最后一息”中阵亡的，这与还在广为传播的观点十分吻合。

在被占领的离开战场较远的市区，明显地形成了一种无序的野营生活。穿着土褐色军装的红军战士在大街上来回巡逻，周围是已不再燃烧或在暗火中仍徐徐冒着烟的废墟，这飘浮着的烟雾在白天把整个城区弄得暗淡无光。在许多广场上，是露营的部队，其中有许多女兵，她们在被烧毁了的或横七竖八躺着的武器之间摆着姿势拍照留念，有的把皮鞭在街石上甩得啪啪作响。在其他一些地方，俘虏们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候着问话，不远处的大炮还在喷出一闪一闪的火焰。在前进的过程中，苏联军队征用了大批的牛，现在它们站立在四周，直到一头一头地被宰杀掉，然后被唱歌跳舞的人们放在露天的火上烤着吃。到处是由毛发蓬乱的草原马拉着的俄罗斯小马车，车里装满了不值钱的猎获物：锅碗瓢盆、衣服、喷桶、手风琴、布娃娃或一些可随身带走的东西。车上有时还有狗拉的小车。其间，不断地有开着摩托车的传令兵来来往往，表情显得极为严肃。每一个大的十字路口，都竖起了用西里尔文字写的指路牌。

同时，越来越多的战俘不分白天黑夜地拥到事先指定的广场上。他们垂头丧气、筋疲力尽，胳膊上大多扎着白色袖章，他们是从地窖、地洞或下水道的出口处爬出来的，其中有许多年老的人民冲锋队员、十五岁的预备役炮兵，以及撑着拐棍或缠着血红绷带的伤员。他们默默地排到一个队伍里，被带着胜利的骄傲，胸前大多佩有许多勋章的苏军士兵们驱赶着、护卫着，走进一个巨大的灰色人群里。在夜幕降临时，探照灯又亮了起来：在照得如同白昼的灯光里，公路干线上各种运兵车和牵引车在缓缓爬行，构成一幅清晰的群鬼乱舞图。在道路的两边，在废墟的阴影下，站着一堆一堆的人，大多是些上了年纪的妇女，她们沮丧地看着车队靠近，从她们身边开过，随后消失在不知什么地方的远处。

听到了投降的消息，莫斯科一片胜利的喜悦。一眼望不到边的人群拥向街头，他们高声叫喊，把帽子扔向高空，互相热烈拥抱。这场伟大的战争在付出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后结束了。仅仅攻占柏林这一战役，红军就死去了三十万人。德国方面阵亡将士达四万人。至于平民死亡人数，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被俘士兵将近有五十万人。

近半夜时，莫斯科城里的三百多门大炮一齐开炮，每炮连射二十四次，把炮弹隆隆地射向夜空，紧接着的是精彩纷呈的大型烟火表演。全城欢庆“攻克柏林的历史性胜利”。庆祝活动持续了一天之久。声音之响，连远在布提卡监狱的牢房也清晰可闻，魏特林、两名参谋部军官以及几名在地下避弹室待过的人，作为第一批战俘被关进了这所监狱。一名人民冲锋队的二等兵，也在被俘人群之中。倒霉的是，他引起了苏联人的怀疑，因为他像美国新任总统一样，也叫杜鲁门。可他只是波茨坦的一个香烟小贩。

五月二日下午，三点刚过，红军在几乎没有遭到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帝国总理府。它并不是像许多描述或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是在激烈的战斗中攻占的。据资料说，第一个冲入地下避弹室的红军战士是中尉伊万•I.克里门科,他因这英勇行为被嘉奖为“苏联英雄”。可这次也像占领国会大厦一样，是一次“非官方的”事件，符合理想的照片是第二次补拍的。

早上九点左右，留在地下避弹室的总技师约翰内斯•亨策尔听到隧道中传来女人说话的声音。使他大为吃惊的是，从洞口走出来的是十二位穿着军装的红军女战士，原来她们是红军一支卫生队的。她们七嘴八舌，激动地比划着什么，这使亨策尔明白，他不必害怕她们。看到他以后，其中的一名妇女，显然是带队的队长，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她问他希特勒在什么地方。可第二个问题是打听“希特勒的妻子”，这表明是什么原因把她和她的同伴们带到这儿来的了。亨策尔还没把让他回答的问题讲完，刚应她们的要求把她们带到爱娃•布劳恩的更衣室，她们就急不可耐地拉开衣柜，打开大的抽屉柜，把她们以为用得着的东西，一股脑儿地塞进随身携带的包和袋里。这些女兵“高兴得大喊大叫”，正像这名工程师所说的那样，不一会儿就出来了，她们在空中挥舞着“至少一打胸罩”以及其他一些镶有花边的衣服，最后兴高采烈地离开了。

走出地下避弹室时，她们碰到了这时刚赶到的两名苏军军官，他们没有和她们打招呼。他们也向亨策尔打听希特勒的下落，听他讲元首的婚礼、他与爱娃•布劳恩的自杀和尸体被焚烧的情况，感到既好奇又目瞪口呆。接下来，他们让他把戈培尔家住的房间指给他们看，他们惊愕地看了一下死去的孩子们，随后重新把门给关上了。后来表明，根据所有有证有据的猜测，他们两人是科涅夫元帅部队的，两天前斯大林曾要求他们停止前进，因为柏林应该由朱可夫来占领。但前一件事更多地暴露出人的弱点，后一件事对于“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历史”来说则显得太专横。因此，两者到今天都没有出现在苏联有关柏林战役的叙述之中。

占领帝国总理府的同时，一场带有滑稽性质的短暂闹剧开始了。它不仅在很长时间内愚弄了世界，而且还虚构说希特勒仍然活着。在地下避弹室出口处附近，占领者们在花园范围内众多的死者中，找出了大约十五具基本烧焦或残缺不全的尸体。他们将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尸体制成标本，靠着一名化妆师的帮忙，把他制作成死去的希特勒。他们把尸体置放在两个碎石块之间，在五月四日那天作为一件引起轰动的战利品展现给世界公众。但不久他们就收回了自己一手制造的头号新闻，先说那是元首的“替身”，最后说是个“伪造品”。一段时间内，曾考虑从某个地方弄来一个死者，把他作为这个德国独裁者的尸体展示给大众，但请来的专家们当时就发现，这个人穿着织补过的袜子，这肯定会引起每个明眼人对尸体真伪的怀疑。又过了一段时间，谣传搞到了另外一具尸体，但鉴于前面不成功的经验，这次没有正式宣布是希特勒的尸体。“尸体在那儿躺着，”他们这样说道，“躺在还在冒着烟的被子上，脸烧焦了，脑袋被一颗子弹打穿了，可那可怕的变了形的模样，肯定是希特勒无疑。”

五月底，当斯大林关注此事时，展示一个又一个新的希特勒复制品的做法戛然而止了。他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以艾夫里尔•哈里曼、哈里•霍普金斯和查尔斯•博伦为首的美国政府代表团时说，他估计希特勒根本没有死，而是逃跑了，与鲍曼、克莱勃斯将军等一起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藏起来了。斯大林在有些场合说德国的元首乘了一艘潜艇跑到日本去了，在其他场合提到阿根廷，一段时间还提到了西班牙的弗朗哥。这些热衷于编造谎言的人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那样说，最后不了了之，尽管有些说法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深深植根于苏联政权本质之中的，是倾向于相信存在阴谋、背后交易和奸险的诡诈，这种倾向在希特勒神秘失踪这件事上，找到了极大的发挥空间。不久就出现了这样一些证据：人们说，这位独裁者让他的每一名追随者都发誓，在世人面前说他们亲眼看到他在死后与爱娃•布劳恩一起被放到一个木柴垛上烧掉了；另一个版本说，他命令他周围的人抹去所有关于他藏身之处的痕迹；还有的说法是，四月三十日拂晓时分，一架小型飞机载着三男一女从东西干道上起飞，往汉堡方向飞去，然后加进了据说是从秘密警察处得到的信息，在这座汉萨城市被英军占领前，一艘神秘的潜艇起航远去，目的地不详。如此这般的传说还有很多很多。

不久，西方危言耸听的新闻界，也捡起了这一诱人的有利可图的题目，直到进入九十年代，仍在不断地报道新的细节：化装成女人的希特勒，在他死后的一段时间里曾现身于都柏林；另一种说法，像伦敦《泰晤士报》所报道的那样，他把他从世界上消失导演成一出引起轰动的戏剧，打算登上一架满载炸药的飞机，然后在波罗的海上空引爆。某些地方的善于制造新闻的记者们，拾起了斯大林提起的说法，他们披露说，希特勒用了一个叫做“阿蒂鲁普斯”的简单化名，他的晚年是在“法西斯分子弗朗哥的总统官邸里”度过的，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一日，他在那儿因“心脏病”突发而死去。

事情的真相或有据可查的东西，因这一切反倒越来越为人们所遗忘。一九四六年四月底，红军派出的一个处理该事务的委员会，来到了元首地下避弹室的花园出口处，它的任务是在明白这是场逐渐把自己一方搞得稀里糊涂的闹剧以后，搞清事情的真实情况。陪同他们的，是在地下避弹室里待过的几个幸存者，他们是在城市被占领时被俘的。他们架起了摄像机，又一次仔细地追拍了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伴侣两人尸体被烧的情景。可这一材料竟然不见了，对京舍、林格、拉滕胡贝尔和其他人没完没了的审讯所获得的信息，同样消失在某个秘密的档案馆，根本没有派上过任何用处。

所谓的希特勒、爱娃•布劳恩和另外几个地下避弹室成员的尸体，因斯大林的断言也一无用处了。因此，人们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底先把它们掩埋在了位于柏林-布赫地区的反侦察局办公大楼旁，后来派出一支部队，把装有这些尸体的长木箱，先是运往菲诺夫，再从那儿运往拉特诺，最后被运到了马格德堡。因有人追问这些尸体的下落，苏共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七〇年三月决定，把这些尸体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挖出来，并“用焚烧的方法加以彻底的消灭”。关于“档案行动”的最终报告写道：“一九七〇年四月五日的前一天晚上，尸体被彻底焚烧，随后与燃烧后的煤渣一起被碾碎，接着被倒进了河里。”

问题是，经多次转运抵达马格德堡的长木箱里到底装的是哪些人。极有可能的是，反侦察局虽然花了好大的劲，可仍然既没有找到阿道夫•希特勒的尸体，也没有找到他妻子的尸体。哨兵的说法是可以证实这一点的线索之一，他们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夜间又去寻找焚烧的地点，说是把残留的骨灰都给掩埋了，而且在希特勒死后十多个小时里，对帝国总理府和这座花园的轰炸没有片刻的停顿。不仅是泥土被炸弹像耕地似的多次犁过，而且有带燃烧油的炮弹在落地时爆炸开来，燃起可怕的大火。仔细分析这些情况后可以判断，那最后一点可以分辨出来的残骸也被破坏殆尽了。在碎石里找到的，最后确实得到确认的，是经请来的牙科医生检查后，被证实是希特勒的几颗牙齿和“爱娃•布劳恩下牙床的塑料齿桥”。

尸体从未找到这一说法的另一个证据，可以从苏联调查委员会从未公开展示过希特勒夫妇的尸体中见出端倪，这与约瑟夫•戈培尔和他的妻子相比完全是另一番情况。假牙技工弗里茨•埃希特曼曾作为证人在苏联的战俘营里待了几年，他后来说，俄国的调查官员在一九四五年五月给他看了一个“雪茄烟盒”，里面除了希特勒的全副牙齿和爱娃•布劳恩的齿桥外，只有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以及一枚金色的党徽，就是玛格达•戈培尔最后戴在胸前的那枚。这枚党徽估计是在地下避弹室的出口处周围的碎石里，连续翻寻了几天后找到的，最后，就干脆把它说成是元首的徽章。可以肯定地推断，烟盒里存放的所有东西，确实都是希特勒留在世间的物品。

第八章/ 世界末日

这大概是历史的悖论：希特勒几乎悄无声息的消失，竟奇怪地让他在后人的记忆中长存。过去了几代人以后，在这些人或那些人的头脑里，他仍然栩栩如生地活着，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变得更加强大。

希特勒成为历史上确实“前所未有”的现象，源出于他根本不具备任何的文明思想。东征西战的世界强国，从古罗马帝国到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再从拿破仑的法兰西到大不列颠帝国，尽管相互之间有着千差万别，但都是由弱小进而持续发展，宣称自己的目标是为了人类获得和平、进步和自由的美好未来。即使是斯大林沾满了鲜血的暴政，尽管破绽百出，但也用对未来的承诺装饰着门面。致力于征服其他民族的动力，毫无例外地都来自贪得无厌和追名求荣，但由于它们的承诺，因此罪责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减轻，到最后，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被历史宣告无罪。

希特勒不是这样的。在占领和扩大权力的过程中，他放弃了所有理想化的修饰，从来没有认识到有必要对他的统治来番粉饰和美化。德国人自古以来都为这种理想化的思想感到自豪，并能在每个历史事件中发现它以及它的作用，然而在他们给予希特勒政权至高无上的权力时，却没有遵循某种理想。按照当时传播甚广的说法，希特勒头脑里其实空无一物。吹捧他将成为划时代角色的所有努力，在无可奈何中搁浅了。使多数人跟着走的，使他们折服的，把他们迷惑住的，是希特勒本人，对许多人来说，有时他确实并不那么阴森可怕。一生中始终催促他前行的难以抑制的动力，只是强者生存的史前文明的行为准则。也是它，推动着他去开始和结束他作为自己世界观的事业。

从希特勒达尔文思想的总口号中，产生了一系列早就形成了并被顽固推行的想法，它们完全是以镇压、奴役和“按种族进行土地重划”为目标，而到最后，留下的总是一片“焦土”。无论何时何地，即使在他的军队开始时作为解放者受到欢迎的情况下，他都给人以一种不可动摇的印象，即他是作为敌人来的，也想作为敌人留下来。那些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几乎所有以往的世界征服者，在他们的统治期间都致力于在被征服者中滋生一种疑惑，即反抗入侵者是否是一至高的权利或者只是给自己的未来设置障碍的一种尝试。每个敌人应该知道反抗希特勒是有着充分理由的，因为他很早就宣布的纲领，就是“对现存的世界看法宣战的文件”。

这里指的是什么，至迟在四十年代初记录下来的“桌边谈话”以及“元首大本营的独白”中给出了答案。据这两个文献记载，希特勒比起任何场合都更加毫无保留地吐露了心声，他说，只要机会成熟，他对任何道德、宗教和人性都要进行幸灾乐祸般的攻击。他说，在世界上，像以往一样，通行的是赤裸裸的法则。他把人保护人这一被视作古老传统的告诫，轻蔑地称作“牧师猪猡的胡说八道”。这些不只是源于欺骗和胆怯，更是导致背叛自然的“原罪”。他说，违背它无非就是起而“反抗穹苍”，到最后，人们消灭的“不是法则”，而只是他们自己。如果听从于这一“铁的逻辑法则”，那他就会拒绝任何同情心，就会毫不妥协地抵御内心的反抗和“外来种族的”反击。“比如猴子，”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四日，他在元首大本营说，“会把怪僻的同类当作集体外的外来者踩死。猴子那儿奉行的东西，往高的层次来说，肯定也适合于人类。”确实，历史上没有一个统治者离开所有文明的思想如此之远。

从希特勒死去到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全面无条件投降之间，还隔了好几天。个中原因不只是在于有些地区战斗仍在继续，而是应归因于邓尼茨政府的决定，它想通过部分投降来延缓事情的进程，其目的是让尽可能多的部队和平民到达为西方强国所占领的国土。

全面投降于五月七日夜间在美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位于莱姆斯的总部进行，在此以前，已经与英军蒙哥马利陆军元帅签署了部分投降书。双方商定从五月八日子夜起结束敌对状态。由于斯大林坚持投降仪式上应有他的高级将领在场，因此在苏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柏林的卡尔斯霍斯特，又举行了一次投降仪式。在谈判过程中，德国代表团只得在隔壁的一个房间等候，在文件上签字时才被叫出来。凯特尔撑着元帅杖，佩着金色的党徽出现在谈判室里，当他的一位随行人员在简短的签字仪式上叹气时，这位陆军元帅叱责他说：“您别这样！”

在苏军管理部门的大力推动下，遭摧毁的柏林慢慢地有了生机。营救小分队在高如小山的废墟里寻找着死者，找到后，就把他们放在手推车或马车上，拉到处处都挖好的万人墓里埋起来。附近，扫雷分队在搜寻最后时刻被掩埋起来的地雷。另外的人把大的碎石块从堆满着瓦砾，有些地方尽是坑坑洼洼的大街上搬走，使车辆能勉强通行。到六月底，每天都有死人和开始腐烂的动物尸体被扔进河里。当美国前后两任总统的顾问哈里•L.霍普金斯在那些天里来到柏林时，他震惊了：“这是个新的迦太基！”之后的许多年里，这座被毁的城市都是吸引人前往的地方，成了“泛欧旅行”的一站。

七月初，按照事先的约定，西方盟国的军队开进了柏林。在这个月的十六日，波茨坦会议开幕的前一天，温斯顿•丘吉尔访问了这座城市。他强压满腔怒火，骄傲地注视着仍然巍然屹立着的帝国总理府废墟。他让一名苏军哨兵开车，来到总理府后面希特勒尸体被焚烧的花园出口处。接着，他想看一下希特勒在最后几个月里待过的地下避弹室。他跟在红军战士后面，走到一个楼梯平台准备往下走。可当听到身后响起两下脚步声时，他摇了摇头，转身又走了上来。他还不习惯在地下很深处弯着腰走路，他也不想知道，那儿是怎样一番景象。回到地面上重新见到自然光线后，他让人搬来一张椅子，坐在上面沉思了一会儿，就一言不发地与他的私人医生坐车去了波茨坦。

希特勒帝国告终时，混乱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历史上从来没有充满如此众多的矛盾、疯狂和戏剧性。观察者们碰到的是没完没了令人害怕的、悲惨的命运。但这却很难说这是一场悲剧。看一下那些领导人物，他们至少在最后一出戏中表现出太多的顺从和盲目的卑躬屈膝。希特勒在四月二十二日的会议上说战争已经输掉了，可地下避弹室的军官们，没有一人把这话当真。凯特尔、约德尔、克莱勃斯和其他一些人却是绝望地劝说他，要他把毫无意义的战争进行到底。同样，在希特勒自杀后，没有一名高级军官敢于打出白旗投降。相反，他们隐瞒“元首”的死讯，为的是拖延几个小时，继续抵抗到底。他们甚至不惜把独裁者之死先告诉朱可夫和斯大林，然后再通知希特勒的接班人邓尼茨。

这是一种顺从，异乎寻常，不负任何责任。无从知晓个中原则。与此相反的是在后来的一出出场景中反复出现并让无数人献出生命的东西，它们被禁锢于疯狂世界，一方面是从不知道恐惧的意志，另一方面是被训练出来的过分的唯命是从。当然也有特殊情况，事情朝着合乎逻辑的方向发展，但它们只能扮演无足轻重的角色。在舞台灯光下，站立着的另外一些人，他们单调地背诵着奴颜婢膝的同样台词。但在真正的悲剧里，是没有这些驯顺用人们的位置的，在历史的大舞台上更是没有他们的位置。

如果深入探究希特勒的言语和行动留下的东西，就会发现它们渗透着深深的虚无主义语调，它主宰着他的全部想象世界。三年前，几乎是他在柏林的地下避弹室结束生命的同一天，他在元首大本营里，对一位同桌用餐的人发誓，要为取得胜利而全力以赴，绝不能坐失良机。他用轻蔑的神态补充说：“我们必须牢记在心的是，一着不慎，全局皆输啊。”他知道，他已经把通向世界的桥梁拆除了。可他把自己一手造成的难以忘记的打击看作是一种功绩。至于留下什么后果，他根本不去操那个心。

他周围的人，以及许多和他相处过的人，开初显然也没有想得更多。反正他们相信，随着他的死去，希特勒就从这个世界消失了。四月三十日傍晚，当尸体被烧成一堆灰以后，帝国安全保卫局成员赫尔曼•卡尔瑙又一次来到帝国总理府后面花园出口处的瞭望塔，下士埃里希•曼斯菲尔德在那儿站着岗。他大声对他说，他不必放哨了，他可以下来了。最后他说：“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事实上，什么都没有过去。严格地讲，随着希特勒的崛起流逝的是什么，他的死使哪些东西不再可挽回，直到现在才慢慢为人们所意识到。总之，远多于我们能感知到的：在这个大陆上，遍地是死人、小山般高的废墟和惨遭毁坏留下的痕迹。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在真正的崩溃中，丢失的东西总是远远多于人们所见。

关于参考书目

本书在叙述中，并没有加上注释。但这并不是说，每一句引言或每件提及的事情是无据可查的。没有说明资料的来源，主要是由于证人的证词常常极为混乱，而且对这种混乱多半难以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经常会出现的情况是，在引用一处资料时，必须同时引用一种，有时甚至是好几种与事实有出入的说法，或是对事情经过的不同描述。

在前言中已经提到过，对希特勒自杀这件如此重要，对每一位直接参与者来说都难以忘却的事情，对它的陈述却是那么的矛盾百出。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下午，当希特勒的侍官海因茨•林格和马丁•鲍曼，以及紧跟在他们后面的希特勒贴身副官奥托•京舍走进“元首”的房间时，看到希特勒是挨着爱娃•布劳恩躺在长沙发上，还是倒在旁边的那张沙发椅上，对这样一个问题，竟然也没有统一的说法。这一情况更因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对某些过程不同的描述变得模糊不清。又比如庆祝希特勒五十六岁生日的地点和过程，同样的还有因四月二十二日那次颇具戏剧性的形势分析会而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以及其他一些事情的详细经过，都是模模糊糊的。不同的说法涉及的大多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可历史学家却得了解这一件件一桩桩的小事，并认真地记下哪怕是极小的差别。为了不让叙述被无边无际的注解所打断，这儿采用的方法是，在对一件事情做出表述后，再叙述一名可信的证人的说法，并接着评述这一说法的可信度。每当在重大问题上仍然出现疑点时，书中马上会对此做出说明。

虽然存在着这样一些情况，但奇怪的是，自从本书出版以来，几乎没有遭到还在世的证人们值得一提的质疑。一封要求改错的信件说，戈林自己没有炸掉他的狩猎行宫卡林哈尔，它是后来由一支留驻在那儿的部队炸毁的。另一封来信的寄信人，是一名当时守卫柏林国会大厦的士兵。他说，国会大厦内没有发生过激烈的战斗，苏联方面的资料也是相同的说法。事实上难以排除的，是参加占领国会大厦的红军士兵感到有责任，对戏剧性地夺取“德国的克里姆林宫”这一传奇神话表示应有的尊重。但也有可能，这名被提及的德国国防军士兵驻守在这宽敞大楼的某个部分，或多或少是没经战斗就落入了苏军之手。

如果在下面对所使用的书籍做一些说明，想必定能给读者在理解时带来方便。

最早的一本书，在一九四六年夏就问世的《希特勒最后的日子》，出自英国历史学家休•R.特雷弗–罗珀之手。该书是以作者本人在一九四五年夏天和秋天对证人进行的无数次调查访问为依据的。虽然许多有可能提供情况的人那时已被送入苏联战俘营，特雷弗–罗珀还是找到了其中的几位，但不可避免的是，他的叙述存在着这儿或那儿的漏洞，因为当时几乎不可能与另一个人的说法进行横向比较，书中也会有被询问者提供的意在误导的信息。这本书中出现的错误相对来说问题不大，因作者对全貌的正确把握、对事物的明确判断和他出色的语言充分地得到了弥补。

直到大约二十年以后，出现了一些有别于特雷弗–罗珀叙述的书籍，它们从历史的角度，全面叙述了在此以前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里的情况。这些书使用无数的回忆录和当时的记录（G.博尔特、K.科勒尔、E.肯普卡、E.-G.申克、H.莱契等等），这样一些形式的资料是特雷弗–罗珀无法拥有的，它们所包含的有时是富有启发的细节，使得整个画面变得更为丰满充实。进入六十年代后，有三位对历史感兴趣的政论作家，对这一独一无二的戏剧性题材提出了挑战。

打头阵的是埃里希•库比，他于一九六五年把此前登在《明镜》周刊上的连载文章结书出版，书名为《一九四五年在柏林的俄国人》。在他以后，是一年之后由美国人科尼利厄斯•赖安写的关于诺曼底反攻的一篇报道，该书大获成功，书名为《最后的战斗》。没过多久，一位由同样有名的美国记者约翰•托兰撰写的《决战：最后一百天》问世了。最后还有托尼•勒•蒂西尔写的《一九四五年争夺柏林之战：从泽洛夫高地到帝国总理府》。所有这些书，除了使用当时可使用的回忆文章外，都是以无数次调查访问为依据的。

这些书有着很高的可读性，这是因为它们叙述准确，尤其是不乏历史性深度。令人得益更大的，以对还活着的证人做最新的调查访问为依据的，是七十年代中期出版的《地下墓穴：帝国总理府的终结》，该书为乌韦•班森和詹姆斯•P.奥多尼尔两人所写，在生动形象和信息量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前面提到的几本书。

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在这些年里，在叙述第三帝国终结阶段时，混入了一些错误，很多是从这本书到那本书的以讹传讹。绝大部分错误是由经历者常常矛盾的证词引起的。这是安东•约阿希姆斯塔勒尔写的《希特勒的结局：传说和证明材料》的功劳，它尽可能地纠正了这些不确实之处。他以极端的认真，有时甚至是发酸的迂腐态度，把得到的调查结果进行对照比较，从中筛选出可信部分。然而他的文献资料汇编只是涉及帝国总理府地下避弹室中的设施、希特勒之死，以及一直没有澄清的问题，即希特勒和他的妻子，他们两人尸体的去向。

还要啰唆几句的是，这本书，尤其是关于在柏林发生的事情，使用了许多日记记录和回忆文章。有些汇编应特别受到赞赏。尤其要提及的是彼得•戈斯茨托尼的《一九四五年的柏林之战：目击者们如是说》和本特•冯•楚尔•米伦写的《帝国首都临死前的挣扎》。此外，书中所得出的一些印象，是以帝国陷落的亲身经历者们的叙说为依据的，作者在此对提供帮助的他们的家属和亲友表示由衷的感谢。

参考书目

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R.：《战争进行地，柏林： 一本德文日记》，慕尼黑，1962年。

班森，U./奥多尼尔，J.P.：《地下墓穴：帝国总理府里的终结》，斯图加特，1975年。

鲍尔，H.：《我为地球上的强者开飞机》，肯普滕，1956年。

贝洛，N.v.：《给希特勒当副官，1937—1945》，美因茨，1980年。

博尔特，G.：《在帝国总理府的最后几天》，苏黎世，1947年。

鲍曼，M.：《鲍曼的信：马丁•鲍曼与他的妻子在1943年1月至1945年4月之间的私人信件》，出版者：特雷弗-罗珀，H.R.，伦敦，1954年。

鲍曼，M.：《希特勒的政治遗嘱》，出版者：特雷弗-罗珀，H.R.， 巴黎，1959年。

布克-怀特，M.：《1945年4月的德国》，慕尼黑，1979年。

布维里，M.：《活下来的那些日子》，慕尼黑，1968年。

戈斯茨托尼，P.（出版人）：《1945年的柏林之战：目击者们如是说》，杜塞尔多夫，1970年。

约阿希姆斯塔勒尔,A.：《希特勒的结局：传说和证明材料》，慕尼黑，1999年。

卡尔多夫，U.v.：《柏林日记》，慕尼黑，1964年。

肯普卡，E.：《我焚烧了阿道夫•希特勒》，慕尼黑，1964年。

科勒尔，K.：《最后一月：前德国空军参谋部长官1945年4月14日至5月27日的日记》，曼海姆，1949年。

库比，E.：《1945年在柏林的俄国人》，慕尼黑，1965年。

米勒，R.-D./于贝舍尔，G.R.：《战争结束的1945年：德意志帝国的毁灭》，法兰克福，1994年。

穆斯马诺，M.A.：《十天内死亡：目击者谈希特勒之死》，慕尼黑，1950年。

莱茨，H.：《飞行是我的生活》，斯图加特，1951年。

鲁尔，K.-J.：《1945年的德国：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生活，报道、文献和图片》，达姆施塔特/诺伊维特，1984年。

赖安，C.：《最后的战斗》，慕尼黑/苏黎世，1966年。

舍费尔，H.D.：《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柏林：目击者谈帝国首都的陷落》，慕尼黑，1985年。

申克，E.-G.：《我看着柏林死亡：在帝国总理府做医生》，赫尔福德，1970年。

施罗德，Ch.：《他曾是我的上级：选自希特勒女秘书遗著》，慕尼黑，1985年。

施普林格，H.：《汉斯•弗里策舍笔录：谈话、信件和文献》，斯图加特，1949年。

斯坦纳，F.：《遭谴责的军队》，哥廷根，1943年。

施图特尼茨，H.-G.v.：《柏林燃烧时：1943年至1945年间的日记》，斯图加特，1963年。

蒂西尔，T.le：《1945年争夺柏林之战：从泽洛夫高地到帝国总理府》，法兰克福/柏林，1991年。

托兰，J：《决战：最后一百天》，慕尼黑/苏黎世，1968年。

特拉姆普，G.（出版人）： 《零时刻：回忆战争结束和新的开始》，斯图加特，1995年。

特雷弗-罗珀，H. R.：《希特勒最后的日子》，柏林，1965年。

崔可夫，W.：《第三帝国的结束》，慕尼黑，1966年。

福克莱因，U.（出版人）：《希特勒之死：在元首地下避弹室的最后几天》，哥廷根，1998年。

楚尔•米伦，B.v.（出版人）：《帝国首都临死前的挣扎》，柏林，1994年。

人名索引

Adenauer, Konrad  （K. 阿登纳）

Armin, Bettina von  （B.v. 阿明）

Axmann, Artur （A. 阿克斯曼）

Bahnsen, Uwe  （U. 班森）

Bärenfänger, Erich （E. 贝伦芬格尔）

Baur, Hans  （H. 鲍尔）

Below, Nicolaus von  （N.v. 贝洛）

Bernadotte, Graf Folke  （F. 贝纳多特）

Bersarin, Nikolai E.  （N.E. 贝尔萨林）

Betz, Georg  （G. 贝茨）

Bismarck, Otto Graf von  （O.G.v. 俾斯麦）

Blanter, Matwej I. （M.I. 布兰特尔）

Bohlen, Charles  （C. 博伦）

Boldt, Gerhardt  （G. 博尔特）

Bonhoeffer, Klaus  （K. 邦赫费尔）

Bormann, Gerda  （G. 鲍曼）

Bormann, Martin  （M. 鲍曼）

Braun, Eva  （E. 布劳恩）

Braun, Margarete  （M. 布劳恩）

Burgdorf, Wilhelm  （W. 布格道夫）

Busse, Theodor  （T. 布塞）

Chaldej, Jewgeni （J. 沙尔德齐）

Christian, Eckhard  （E. 克里斯蒂安）

Churchill, Winston  （W. 丘吉尔）

Dolmatowski, Jewgeni  （J. 多尔马托夫斯基）

Dombrowski, Inge  （I. 多姆布洛夫斯基）

Dönitz, Karl  （K. 邓尼茨）

Echtmann, Fritz  （F. 埃希特曼）

Eisenhower, Dwight David  （D. D. 艾森豪威尔）

Fegelein, Hermann  （H. 菲格莱因）

Forster, Albert  （A. 福斯特）

François, Etienne  （E. 弗朗索瓦）

Friedeburg, Hans Georg von  （H.G. 弗里德布格）

Friedrich der Große  （腓特烈大帝）

Fritzsche, Hans  （H. 弗里切）

Funk, Walther  （W. 冯克）

Gall, Leonhard  （L. 加尔）

Goebbels, Helga  （H. 戈培尔）

Goebbels, Helmuth  （H. 戈培尔）

Goebbels, Joseph  （J. 戈培尔）

Goebbels, Magda  （M. 戈培尔）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J.W.v. 歌德）

Göring, Hermann  （H. 戈林）

Gosztony, Peter  （P. 戈斯茨托尼）

Graff, Anton  （A. 格拉夫）

Grawitz, Ernst  （E. 格拉维茨）

Greim, Robert Ritter von  （R.R.v. 格莱姆）

Guderian, Heinz  （H. 古德里安）

Günsche, Otto  （O. 京舍）

Haase, Werner  （W. 哈塞）

Haffner, Sebastian  （S. 哈夫纳）

Halder, Franz  （F. 哈尔德）

Harriman, Averell  （A. 哈里曼）

Haushofer, Albrecht  （A. 豪斯霍费尔）

Heidegger, Martin  （M. 海德格尔）

Heiden, Konrad  （K. 海登）

Heinrici, Gotthard  （G. 海因里希）

Hentschel, Johannes  （J. 亨策尔）

Hewel, Walter  （W. 黑韦尔）

Heydrich, Reinhard  （R. 海德里希）

Himmler, Heinrich  （H. 希姆莱）

Hindenburg, Paul von Beneckendorff und von  （P.v.B.u.v. 兴登堡）

Högl, Peter  （P. 赫格尔）

Holster, Rudolf  （R. 霍尔斯特）

Hopskins, Harry L.  （H.L. 霍普金斯）

Horthy, Nagybánya von  （N. 霍尔梯）

Hübner, Rudolf  （R. 许布纳）

Joachimsthaler, Anton  （A. 约阿希姆斯塔勒尔）

Jodl, Alfred  （A. 约德尔）

Junge, Gertraud  （G. 容格）

Jüttner, Hans  （H. 于特纳）

Kaether, Ernst  （E. 克特尔）

Karnau, Hermann  （H. 卡尔瑙）

Keitel, Wilhelm  （W. 凯特尔）

Kempka, Erich  （E. 肯普卡）

Kesselring, Albert  （A. 凯塞林）

Klimenko, Iwan I.  （I.I. 克里蒙科）

Koller, Karl  （K. 科勒尔）

Konjew, Iwan S.  （I.S. 科涅夫）

Krebs, Hans  （H. 克莱勃斯）

Kuby, Erich  （E. 库比）

Kunz, Helmut  （H. 库茨）

Lammers, Hans-Heinrich  （H-H. 拉默斯）

Laval, Pierre （P. 拉威尔）

Ley, Robert  （R. 莱伊）

Linge, Heinz  （H. 林格）

Lorenz, Heinz  （H. 洛伦茨）

Ludendorff, Erich  （E. 鲁登道夫）

Mansfeld, Erich  （E. 曼斯菲尔德）

Manteuffel, Hasso von  （H. 曼陀菲尔）

Manziarly, Constanze  （C. 曼齐里）

Meinecke, Friedrich  （F. 迈内克）

Meißner, Otto  （O. 迈斯纳）

Misch, Rochus  （R. 米施）

Model, Walter  （W. 莫德尔）

Mohnke, Wilhelm  （W. 蒙克）

Montgomery, Bernard Law  （B.L.蒙哥马利）

Morell, Theodor  （T. 莫雷尔）

Müller, Heinrich  （H. 米勒）

Mummert, Hans  （H. 穆梅特）

Mussolini, Benito  （B. 墨索里尼）

Naumann, Werner  （W. 瑙曼）

O’Donnell, James P.  （J. P. 奥多尼尔）

Perels, Friedrich Justus  （F. J. 佩雷尔斯）

Perewjorkin, S. N.  （S. N. 佩雷夫约金）

Petacci, Clara  （C. 佩塔奇）

Quandt, Harald  （H. 克万特）

Rattenhuber, Johann  （J. 拉滕胡贝尔）

Reitsch, Hanna  （H. 莱契）

Reymann, Hellmuth  （H. 赖曼）

Ribbentrop, Joachim von  （J.v. 里宾特洛甫）

Richelieu, Armand-Jean du Plessis, Herzog von  （A-J.du.P,H.v.里希里尤）

Röchling, Hermann  （H. 勒希林）

Rokossowki, Konstantin K.  （K.K. 罗科索夫基）

Roosevelt, Franklin Delano  （F.D. 罗斯福）

Ryan, Cornelius  （C. 赖安）

Schaub, Julius  （J. 绍普）

Schenk, Ernst-Günther  （E.-G. 申克）

Schleicher, Rüdiger  （R. 施莱歇）

Schörner, Ferdinand  （F. 舍尔纳）

Schukow, Georgi K.  （G.K. 朱可夫）

Schulze, Hagen  （H. 舒尔策）

Schwägermann, Günter  （G. 施威格曼）

Speer, Albert  （A. 施佩尔）

Stalin, Josef W.  （J.W. 斯大林）

Stauffenberg, Claus Graf Schenk von  （C.G.S.v. 施道芬贝格）

Steiner, Felix  （F. 斯坦纳）

Stumpfegger, Ludwig  （L. 施图姆普费格）

Stumpff, Hans-Jürgen  （H-J. 施图姆普夫）

Taylor, Alan John Percivale  （A. J. P. 泰勒）

Tissier, Tony le  （T.le•蒂西尔）

Tito, Josip  （J. 铁托）

Toland, John  （J. 托兰）

Tornow, Fritz  （F. 托尔诺夫）

Trevor-Roper, Hugh R. (Lord Dacre)  （H. R. 特雷弗-罗珀）

Tschuikow, Wassili I.  （W.I. 崔可夫）

Voß, Hans-Erich  （H-E. 福斯）

Wagner, Richard  （R. 瓦格纳）

Weidling, Helmuth  （H. 魏特林）

Wenck, Walter  （W. 温克）

Wolff, Karl  （K. 沃尔夫）

zur Mühlen, Bengt von  （B.v.楚尔•米伦）

Table of Contents

前言/

第一章/ 大战揭开序幕

第二章/ 必然产物或浩劫：德国历史中的希特勒

第三章/ “战争输掉了！”

第四章/ 最后一笔

第五章/ 死亡筵席

第六章/ 决意崩溃

第七章/ 投降

第八章/ 世界末日

关于参考书目

参考书目

人名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