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雷马故事

（俄）瓦尔拉姆·沙拉莫夫
简介
沙拉莫夫以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将在科雷马劳改营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写成一系列“科雷马故事”。这些故事以其巨大的艺术和道德力量，向读者呈现出一个陌生然而真实的世界，揭示了极端环境中各种人物的深层人性表现。他被称为俄罗斯三大劳改营作家之一。

“科雷马故事”在俄罗斯收入沙拉莫夫七卷本全集，另有大量选集、单行本问世，已译成英、法、德、日、西、意等国文字出版，获得读者和评论界极高的评价。本书为沙拉莫夫七卷集第一卷，涵括“三十年代故事”、“科雷马故事”、“左岸”、“铁铲能手”四个部分。

科雷马故事
沙拉莫夫的真实
瓦尔拉姆•沙拉莫夫
汉斯
大夫三死
回归
贝尔热雷先生在医院
孔雀和树
马雅可夫斯基同读者交谈
李斯特第二号狂想曲
地矿图
踏雪行
欠债赌
夜
木匠
单独丈量
雨
边角活
一天的口粮
喷嘴事件
使徒保罗
浆果
母狗塔玛拉
儿童画
炼乳
面包
弄蛇者
鞑靼毛拉和清新的空气
初见死亡
波利碰大婶
领带
金灿灿的原始林
偷猪贼瓦西卡•杰尼索夫
谢拉菲姆
休息曰
多米诺骨牌
大力士
休克疗法
偃松
律师密谋案
伤寒检疫站
犹太总督
麻风病人
在诊疗室
地质学家
加加林娜公爵夫人的项链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
金刚石矿图
一个难以转变的人
最佳赞许
十二月党人的后裔
“贫委会”
主动脉瘤
我的受审
世界语
布加乔夫少校的最后一战
医院院长
旧书商
根据租借法案a)
格言
悼言
这是怎么开始的
笔迹
生意人
卡里古拉0
铁铲能手
强管连
波格丹诺夫
基谢廖夫工程师
托利上校的爱情
十字架
医训班
头牌契卡
一个魏斯曼主义者
六月
五月
钻石泉
绿色检察长a
第一颗牙
山里的回声
别尔德•翁热
追烟
列车

科雷马故事

[俄]瓦尔拉姆•沙拉莫夫/著

黄柱宇唐伯讷/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Bap^aM UlanaMOB KonbiMCKMe paccKa3bi

Varlam Shalamov^ Russian texts copyright© by Alexander Rigosik, 2014 Chinese publishing rights are acquired via FTM Agency, Ltd. , Russia, 2014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由中华版权代理中心代理取得，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独家出版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 -2014 - 19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雷马故事/(俄）瓦尔拉姆•沙拉莫夫著;黄柱宇，唐伯讷 译•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9

(文学纪念碑）

ISBN 978 -7 -5495 -8195 -5

I.①科…n.①瓦…②黄…③唐…EL①短篇小说-小说 集-俄罗斯-现代IV.①1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11427号

出品人：刘广汉

策划：魏东

责任编辑：魏东

装帧设计: 宋某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 //www. bbtpress. com)

出版人：张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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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690mm x 960mm 1/16

印张:49 字数:560千字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11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沙拉莫夫的真实

瓦尔拉姆•沙拉莫夫

汉斯

大夫三死

回归

贝尔热雷先生在医院

孔雀和树

马雅可夫斯基同读者交谈

李斯特第二号狂想曲

地矿图

踏雪行

欠债赌

夜

木匠

单独丈量

雨

边角活

一天的口粮

喷嘴事件

使徒保罗

浆果

母狗塔玛拉

儿童画

炼乳

面包

弄蛇者

鞑靼毛拉和清新的空气

初见死亡

波利碰大婶

领带

金灿灿的原始林

偷猪贼瓦西卡•杰尼索夫

谢拉菲姆

休息曰

多米诺骨牌

大力士

休克疗法

偃松

律师密谋案

伤寒检疫站

犹太总督

麻风病人

在诊疗室

地质学家

加加林娜公爵夫人的项链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

金刚石矿图

一个难以转变的人

最佳赞许

十二月党人的后裔

“贫委会”

主动脉瘤

我的受审

世界语

布加乔夫少校的最后一战

医院院长

旧书商

根据租借法案

格言

悼言

这是怎么开始的

笔迹

生意人

卡里古拉

铁铲能手

强管连

波格丹诺夫

基谢廖夫工程师

托利上校的爱情

十字架

医训班

头牌契卡

一个魏斯曼主义者

六月

五月

钻石泉

绿色检察长

第一颗牙

山里的回声

别尔德•翁热

追烟

列车

沙拉莫夫的真实

与天地同在

伊•西罗京斯卡娅

这部文集是瓦尔拉姆•吉洪诺维奇•沙拉莫夫勇敢而苦难生活的纪念碑。 他一生中，生活在“正常条件”下的岁月只有三十年：孩提时代的十年（“一九一 八年我们家被毁”），以及平反后的二十年，即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七七年他病情 恶化（假如他的小说未能发表属于正常）。但他自己在一篇小说中写道：“我从来 不是自由人，在我的整个成年年代，我只是一个获释者。”（《一个难以转变的人》） 他有着深刻的内心生活，伴随他创作的，是整个世界。

大自然飞向永恒，

浓密的林叶是它的挡风破璃。

我这认识苍穹的大地，

隐藏在幽暗之中。

一九七〇

他能听懂花草木石、过去未来、心脏跳动，还有遥远的星星发出的絮语。那星

星或许早已度完自己的时光，化作巨大的钻石

他对世界有着无比深刻的感受。在他三十年的记忆中，不仅有国家暴力传统 造成的悲剧，有战争、劳改营、毫无权利的人们以及他们的生死存亡，而且有弗里 乔夫•南森$或埃内斯托•切•格瓦拉®这类人的大无畏精神，有他们的赫赫声 誉和卓著勋业。

他的内心世界摆脱了政治、文学、党派和日常生活的一切羁绊（这可是异常罕 见的现象），并在他天才的小说和诗歌中得到反映。由于他的回忆录、记事本、书 信和随笔，这个世界变得更为深刻，更容易被读者理解。在这些作品中，作家的创 作探索，表现得坦率而又真诚。

文集的每一部分，附有编者简短的后记。小说和诗的内容，由作者直接渗透 到读者的心灵，无须媒介絮言。这些内容需要人们研究，在探索它们的隐秘内涵、 相互联系、象征意义、隐喻、潜台词、上下文中，进行最细腻、最明智的梳理。

读者读到的内容，都是研究者尽心尽力特意挑选出来的。对于沙拉莫夫而 言，更重要的是引起读者内心的共鸣。沙拉莫夫曾送我一本圣埃克苏佩里®的书, 并强调这位作家的一句话:“只有心能看见”。

可惜的是，在瓦•吉•沙拉莫夫出生后一个世纪的历史，只证实了他一个悲 观的预断：没有遇到抵抗的非正义战争惨烈而残酷，社会在犯罪，人道主义存在 危机。只有大胆无畏、毫不妥协地说出这些真相，用激情洋溢的艺术语言表述这 些实情，才能有拯救人类的希望。

① 弗里乔夫•南森（1861 —1930)，挪威北极考查家，一九二二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曾任国际 联盟主管战俘事务的最高委员，参与伏尔加流域赈济饥民工作的组织工作。

②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1948—1%7),拉丁美洲革命家，曾参与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运 动，在领导玻利维亚的游击运动中被俘，遭杀害。

③ 圣埃克苏佩里(1900—1944)，法国作家，著有童话《小王子》，长篇小说《南方信使》等。

瓦尔拉姆•沙拉莫夫

伊•西罗京斯卡娅

命运尚未终结， 至今一息犹存。 坚信奇迹出现， 重往长空飞升。

瓦尔拉姆•吉洪诺维奇•沙拉莫夫（一九〇七年六月十八日生于沃洛格达，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七日逝于莫斯科），小说家，诗人，举世闻名的《科雷马故事》的 作者。很难找出一位作家，其人生经历同他的创作如此密不可分。

俄国发生的悲剧，无一例外全被他遇上。一九一八年，他的父亲吉洪•尼古 拉耶维奇神甫一家无以为生，老迈的神甫双目失明。一九二三年，瓦尔拉姆•沙 拉莫夫以第一名的成绩中学毕业，却没有得到上大学的证明一-神甫的儿子不许 上大学。一九二四年，沙拉莫夫去莫斯科。一九二六年，他通过首次实行的自由 选拔考人莫斯科大学，然而，却因“隐瞒社会出身”，于一九二八年被除名。当然， 他在履历表上只填写了父亲是双目失明的残疾人，可是父亲当过神甫啊！ 一九二 七年，十月革命十周年前夕，他参加了反对派的游行，高呼“打倒斯大林”的口号， 后来又参与印发反对派文件，其中包括《给代表大会的一封信》——列宁遗嘱。

一九二九年二月，他被逮捕。按照俄国革命者的优良传统，他拒绝作口供，被 遣送到维舍拉劳改营（北乌拉尔地区）劳改三年。一九三二年一月返回莫斯科, 在一些杂志社工作，并开始发表短篇小说。他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大夫三死》 (《十月》，1936年第1期）。他的计划是一九三八年出一本短篇小说集，然后再出 一本诗集。他同加琳娜•伊格纳季耶夫娜•古济结婚，生有一个女儿……

可是，就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一日深夜，有人敲他家的门。这位过去的反对 派成员是被“记录在案”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决定对他进行惩 处——因从事托洛茨基反革命活动，送科雷马劳改营，罚干五年重体力劳动。

正如沙拉莫夫后来所写，他从人狱那一刻起就明白了，两次被捕绝非偶 然——国家正在有计划地屠戮人，因为这些人“念念不忘俄国历史上那些不应当 记住的事情”。

在科雷马，在对人们进行残酷迫害的劳改营——那个“没有焚尸炉的奥斯维 辛”，沙拉莫夫吃尽苦头：严寒、饥饿、力不胜任的劳动，还有窃贼、押送兵、队长残 暴的殴打……

后来，在《科雷马笔记本》（诗集，1937—1956)中，他这样写道：

我孤独、穷困、赤条条一人，

心灰意冷，

极地淡紫色的暗夜，

将我团团围困……

一九四三年，他第三次被判刑（从事反苏宣传，十年），因为他称布宁为俄国 经典作家,这被理解为赞美流亡者文学，甚至是赞美希特勒（提供情况的人很在意

这一点）。

但命运使沙拉莫夫保住一命：一九四六年，安德烈•马克西莫维奇•潘秋霍 夫医生派他去医士训练班。按（反苏宣传罪）第五十八条第十款，囚犯可以送去 这样的训练班。这条新规定无论多么荒诞离奇，毕竟拯救了沙拉莫夫，使他不至 于得到内务人民委员部那个可怕的“标记”。

于是，一九四九年，沙拉莫夫到木材采伐场作医士，同时开始诗歌创作。这些 作品后来都收入了《科雷马笔记本》。

即使是科雷马，也没有使这个人变得恭顺服帖。他发誓把一切牢牢记在心 里，对刽子手决不饶恕。一九五三年一月，刚回莫斯科，还没有获得任何权利，也 没有恢复名誉,他就开始写作《科雷马故事》。

他作加里宁州泥煤开采企业的供应代理人，每天夜里则不间断地创作小说和 诗歌。他惟一担心的是：来不及写完二十世纪惨绝人寰的悲剧一-集中营，国家 暴力，千百万无辜者死于非命。当局极端残忍无耻，可劳改营大门上赫然大书的 口号却是“劳动是光荣、豪迈而英雄的事业”。沙拉莫夫的散文不是回忆录，它具 有多种意义和多层次的内涵。他那些富于哲理的散文，“试图提出并解决现时代 某些重要的道德问题，这些问题是在别的材料中根本不可能解决的。

“人和世界相遇的问题，人同国家机器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真相，为自身 的斗争，内心和外部的斗争……

“希望的虚幻与沉重。依靠除希望之外的其他力量的可能性。作者打破形式 与内容之间的界限……他认为，是题材的重要性本身在提出某种艺术原则…… 《科雷马故事》不是回忆录，它提供了一种新的散文，表现鲜活生活的散文。这种 散文在当时就是一种另类现象，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献……”（沙拉莫夫：《论 散文》，《文集》第四卷，第336页）

无辜的人被大量屠戮，在沙拉莫夫看来就是基于人道原则的文明的崩溃，就 是蹂躏人道原则的新历史现实的不祥之兆。

《科雷马故事》首次问世是在国外，在俄文的《新杂志》上刊载了十年（1966— 1976)。这种零星的发表破坏了作者缜密经营的文集结构的完整。在每个集子 中，都有几篇“压轴”故事，它们发挥作者的基本思想，真正产生他的散文的交响 乐般的音韵。

《科雷马故事》一共包括六个部分：《科雷马故事》、《左岸》、《铁铲能手》、《犯 罪世界随笔》、《落叶松的复活》和《手套，或名科雷马故事之二》。

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七三年，沙拉莫夫一直埋头写作这些短篇。他在劳改营 和流放中度过了二十年，这部劳改营史诗也写了二十年。他那悲剧性的生活和整 个一生，就是对这场悲剧的回忆，记录在文字里的回忆。

沙拉莫夫生前未能看到他的小说在俄国出版。在俄国只出版过五本薄薄的 诗集，而且被大肆删削，残缺不全（《火镰》，1961年，莫斯科;《树叶沙沙响》，1964 年，莫斯科;《道路与命运》，1967年，莫斯科;《莫斯科的云》，1972年，莫斯科;《沸 点》，1977年，莫斯科）。

直到一九八七年，他的小说才开始在杂志上发表。一九八九年，在莫斯科、哈 巴罗夫斯克、马加丹等地开始出版小说集。一九九二年，由“俄罗斯图书出版社” 出版了两卷集的《科雷马故事》，一九九四年出版了诗集《科雷马笔记本》，一九九 八年出版了四卷本的沙拉莫夫文集（“文艺”出版社、“瓦格里乌斯”出版社）。

沙拉莫夫的小说被译成英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德文、日文及其他 文种。

还出版了许多论述沙拉莫夫的优秀著作：E. B.沃尔科娃教授的《瓦尔拉姆• 沙拉莫夫的悲剧性悖论》（1998年，莫斯科）、F.阿帕诺维奇的《一种新散文》 (1997年，格但斯克），以及米利•贝卢奇（法国）、L.托格尔（以色列）、高木美奈 子（日本）、皮埃特罗•西拉季（意大利）、艾琳娜•米哈伊利克（澳大利亚）、劳 拉•克莱因和迈克尔•布勒威尔（美国）、迈克尔•尼科尔森（英国），以及;1.季 莫菲耶夫、A. fl.西尼亚夫斯基、M.黑勒、B.浬克拉索夫、B.约西波夫等人的学术 专著和论文。

在对沙拉莫夫的散文和诗歌所作的众多评论中，我想引用一些论述：

“他的作品犹如水晶，向我们展示出不同的侧面。这些侧面，有的经过精心琢 磨，有的故意不加修饰，全都包含着无穷的意蕴，闪烁着美学的光斑。看来，他的 空间已超越地域，‘直达飞驰的宇宙’。而时间也奔往世纪深处，到达圣经起源的 时代。”（E.沃尔科娃，1966年4月24日，列宁格勒）应当说，时间不仅奔往世纪深 处，也飞向人类文明的未来。

一九八〇年，沙拉莫夫的一本薄薄的小说集在美国出版后，著名政论家和批 评家哈里逊•索尔兹伯里写道:“沙拉莫夫的文学天才，犹如钻石般光彩熠熠…… 即使这本小小的选集就是沙拉莫夫的全部作品，也已经足以让人们记住他的名 字……这些小说，简直就是一杯钻石!”作家索尔•贝娄当时也这样评价沙拉莫夫 的小说:“《科雷马故事》是一本反映生活本质的书。”

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身患癌症，生命垂危时，阅读《科雷马故事》，并在一 九八六年一月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读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这真是难 以置信！这是一位天才的作家！并非因为他写的事情如何，而是因为他留给我

们——读过他的作品的人--些怎样的感情。许多人读过他的作品后都感到

惊奇：经过所有这些恐怖之后，哪来这样纯洁的感情？他讲述无尽的痛苦，以他 自己不妥协的真实——他惟一的武器——使人们对这个曾经生活在地狱里的人 顿生怜惜，肃然起敬。”

沙拉莫夫的小说，不仅使人们对被屠戮者感到悲痛，迫使他们想起地狱生活， 而且能增强读者的道德力量和对正义的渴望，要求他们行动起来，而不只是说说 空话。要求他们抵抗邪恶。

“如果从大的方面看，从艺术方面看，在《科雷马故事》中，恶总是遭到失败， 善总是取得胜利。”（沙拉莫夫：《论散文》，《文集》第四卷，第362页）

此外，作品中还有着人所必需的东西——道德的典范，作者不妥协地抗恶的 形象。

维克多•浬克拉索夫读过《科雷马故事》后，被小说的艺术力量，更被它的道 德力量所震骇:“毫无疑问，沙拉莫夫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不仅在俄国文学，而且在 世界文学的所有巨匠中，他也占有一席之地……《科雷马故事》是一幅回顾生活 (如果这可以叫作生活的话）的巨大马赛克。只有一个小小的区别，即组成这幅 马赛克的每一小块石子，本身也是艺术品，都保存着创作的完整性……沙拉莫夫 的作品要反复阅读，要当作某种祈祷文来背诵。”（《世界言论》，1992年第3期，第 81页）

我对沙拉莫夫十分了解。我敢说，大概没有一位作家,其个性与其创作更为 一致。我们知道大量例证：趋炎附势者、渺小自私之徒在教训别人;另一些人则 玩文字，像玩一只空罐头盒。

沙拉莫夫写作时，是把自己的心血浇灌在字里行间的。他不仅用语言，而且 用自己的生命，用全部独立的思想，用天才的力量，用坚忍不拔、刚直不阿的个性 和崇高的精神，谆谆告诫读者：

像阿基米德在沙地上 捕捉一闪即逝的想象之影，

我在破皱不堪的纸页上，

涂下最后的诗文。

我自知这不是儿戏，

这性命交关……可是为了生存 我像阿基米德，不会放下笔管，

不会揉掉已经打开的笔记本。

在诗歌中，沙拉莫夫最为坦荡、最为虔诚。对他来说，诗比一切都宝贵。这是 同世界、同大自然、同人类用“共有的语言”对话（他的一篇随笔就是这样命名的: 《诗歌--种共有的语言》）。（《文集》第四卷，第321 —322页）

诗歌对每一种现象作出反应，捕捉每一种声音、每一道光线。世间万物都可 以入诗——树木和石头的声响，风雪和溪流的低鸣。而隐藏在这一切后面的，则 是人的命运。

沙拉莫夫的散文是诗人的散文。他的诗同样富含讽喻，意蕴丰赡，内涵深刻。 它们看上去很朴实，跟他的散文一样朴实，但这正是它内在深厚与复杂的标志。

沙拉莫夫在《我不需要修饰》一诗中说：

让谁也识不破你话中的秘密， 这才是高妙、幻化、离奇！ 把主人公深埋在岩石下面， 让本性转化成物质……

沙拉莫夫的一生始终命途多舛。他失明失聪后，死在残老院。这位诗人在那 儿度过了最后的日子。我保存有他去世前两周写下的诗稿。

他是作为胜利者死去的。一个战胜了狂暴、卑鄙、谎言的胜利者。不过，他死 的时候，已经能够把一九七八年伦敦出版的俄文版巨著《科雷马故事》捧在手 上了。

要像哥白尼幸运而死， 不早不晚，正是现在一 当死神也不再叩击 我这扇孤独的门。

一本好书即将诞生，

那可是未来万古流芳的息讯。 现在就辞世吧，一刻也别迟缓! 这就是最高的结局和殊荣！

目录

厂里

鞑靼毛拉和清新的空气

初见死亡153

波利娅大婶157

领带161

金灿灿的原始林167

偷猪贼瓦西卡•杰尼索夫172

谢拉菲姆175

休息日183

多米诺骨牌187

大力士196

休克疗法200

偃松209

红十字211

律师密谋案218

伤寒检疫站238

左岸

犹太总督259

麻风病人263

在诊疗室268

地质学家272

熊278

加加林娜公爵夫人的项链281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292

院士

305

金刚石矿图313

一个难以转变的人319

最佳赞许327

十二月党人的后裔343

“贫委会”356

魔法368

莉达373

主动脉瘤383

一块肉388

我的受审396

世界语412

特餐420

布加乔夫少校的最后一战423

医院院长436

旧书商443

根据租借法案459

格言467

铁铲能手

发病477

悼言479

这是怎么开始的492

笔迹502

潜鸭507

生意人 卡里古拉 铁铲能手 强管连 波格丹诺夫 基谢廖夫工程师 托利上校的爱情 十字架 医训班 头牌契卡

514

517

529

537

542

551

560

567

608

618

626

633

642

648

653

661

702

709

719

724

727

739

747

一个魏斯曼主义者

住院

六月 五月

洗澡

钻石泉

绿色检察长

第一颗牙

山里的回声

别尔德•翁热

假体

追烟

列车 注释

PaccKa3bi30-x ro^oB 三十年代故事

汉斯

“这不是骨折，是脱臼……对不起。好，行了……一群恶棍……过十分钟慢慢 就不疼了……看见了吧，我是不受欢迎那一类医生。……请允许我给您擦擦大 衣……一群无耻之徒……竟然袭击一个妇女……提包还在。太好了。”

“要不是您……可您手上有血。给您手绢。”

“是那些人的血，请允许我送送您。一个姑娘，独在异国他乡。我有责任哪。 同胞……”

“您。，，

“对，我越境了。那是在冬天。我不合元首的意。不经意说了几句话，‘万 岁’喊得不够响亮……只好系上滑雪板，穿山越岭……来到了这里……跟您一样， 也是孤身一人。”

“不必再送了。谢谢您。”

“我把手绢留下，作为奖励吧。”

“怎么称呼您?”

“汉斯•埃德尔贝格。”

“玛格丽特•雷。再会。”

“是您吗？我的天哪，难道我能认不出您来。要是我同您一块儿走走，您别生 气……就到拐角处。我想让您看看这座城市。我来这里比您早。这是座老城。到 处是瓦屋顶，有世界上最好的黄油。卖给富人的黄油。这是个没有军队的国家。

“安徒生®老人曾经住在那座小房子里。我跟他同名。您记得白雪女王的故事 吗？魔鬼打破了镜子，镜子的碎片掉进了人的眼睛，大家看世界就各不相同了……” “应该把那些碎片取出来。”

“我是医生，但不是眼外科医生。”

“做这事用不着眼外科医生。”

“您可真像白雪女王啊，玛格丽特。”

“侍应生，再来一杯。给我叫个卖花女。送一小束花。便宜的，明白吗。对， 对，就送给那位太太。淡黄头发，坐在角落桌子后面那位。”

“我这菲薄的礼物让您生气了吧？这束花太寒碜了，但我不能买那些用波纹 带子扎上、令人陶醉的华贵花朵。我是侨民。请原谅我，玛格丽特。要我走，您就 说一声。我会马上消失不见。我会去阿根廷卸煤，去巴西矿场推车，去底特律拧 螺帽。一句话，命运把我抛到哪里，我就去哪里干活。不过，夜里睡在肮脏的破屋 里，睡在爬满臭虫虱子的架子床上，我会想起您，看见您，玛格丽特。”

“别这样说。我不想让您生气，可您要理解……我太没有时间了。”

“我只要几分钟，短短几分钟，玛格丽特，您是个勇敢的女人。您言语不多。 我尊重您。我喜欢您。您别生气。我不仅仅是喜欢。我恨哪。我多想同您一块 儿战斗哇。”

①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1805—1875〉，丹麦著名童话作家。

汉斯，您把我当成另外什么人了。”

“每天早上——我都处在鲜花的国度里。花房老头很了解我。他十岁的孙女 在这座巴比伦塞米拉米达空中花园里为我带路。这里有黄灿灿的母菊，繁茂华贵 的芍药，剪下来的风信子、郁金香、银莲花。五彩斑斓，香气扑鼻。透过所有这些 令人痴迷的灿烂美景，我总看见您，格列塔'看见您那倦怠的面容。”

“我皱纹满面，亲爱的汉斯。皱纹是斗争的疤块，战斗的伤痕……”

“……于是我吸入您头发的气味，布伦希尔达®头发的气味。”

“您的仪表像个军人，大夫。”

“哦，您真富于观察，格列塔。这些劳改营，但愿它们受到诅咒。一场新的战 争正在酝酿。工程师和医生都在为大小公路挖排水沟，然后进行操练。一、二。 一、二。真见鬼，我想起来就要呕吐。”

“丁香，那味道多苦哇。把仇恨集聚起来，汉斯，把仇恨集聚起来吧。”

“我母亲会喜欢上这里的，格列塔。郁郁葱葱的青草。洗得干干净净的奶牛。 奶牛哞哞的叫声，对我母亲是最好的音乐。至于我——我更喜欢小汽车和丁香花。” “您喜欢您的母亲吗，汉斯?”

“是的，对我来说，她是最好的女人一-直到那一夜前……”

“别这样……”

您喜欢飙车吗?”

对，我想让一切跑得更快。人哪。时间哪。世界是五花八门的。有步行者

① 玛格丽特的爱称。

② 布伦希尔达，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战争女神_

的世界。有电车乘客的世界。有汽车赛手的世界。有飞行员的世界。对世界的 感觉取决于运动的速度。思想的速度。有一个国家，人们追上了时间……那就是 苏联。”

“现在往这边走，这里有条好走的路。”

“我们现在在哪儿?”

“别害怕，我认识路。”

“这是德国的界标哇，汉斯，往回走。有人抓我们来了，汉斯。是辆小汽车。 拐一边去。”

“见鬼，轮胎爆了。”

“往回走，汉斯，呼救哇，汉斯，开枪啊，我的手枪没装弹……”

“打开这间牢房。喂，布伦希尔达，欢迎回到家乡。”

“汉斯。”

“我这个汉斯啊，是跟你一样的人，玛格丽特，你这婊子。我这身制服会让你 吃惊的。你不喜欢军人，小姑娘。向她喉咙里灌口水，彼得，她嗓子哑了。这能使 她清醒过来。您认得出彼得吗，夫人？就是他把您的手指搞脱臼的。就在我们初 次相遇那天夜里。这会儿，你也许会说出你朋友的名字了？

“吐唾沫？彼得，我堵她嘴巴的时候，您抓住她的头发。这是你熟悉的手绢， 太太。三个月焦虑不安……说句话吧，太太。不想说。我们会当着整个排的人把 你撕成碎片，你这婊子。一个鲜嫩的女孩，够所有人享用了，对吧，彼得？说出地 址，布伦希尔达，说出地址……没有。把作战队员叫来，彼得 “是，中尉先生。”

〈一九三五〉

大夫三死

剃得光光的后脑勺，触到了冰凉的墙壁。到处湿漉漉的，虽然太阳早就升起

来了。对面墙下站着士兵。他们的纽扣闪着暗淡的光--颗、两颗……军服上

有六颗纽扣。侧面站着一名军官。奥斯金诺大夫曾经在州长的礼宾护送队里看 见过他，不过他那时戴一顶羽饰头盔，而现在他戴着军帽。今天是军官的工作曰， 他在做每天的日常工作。旁边靠墙站着奥斯金诺大夫的同志们。奥斯金诺大夫 并不认识这些人，可这是他战斗的伙伴、朋友。为了同一事业，他们曾经斗争过， 并且即将死去。他们互相握手，轻轻碰响镣铐。他们的眼睛蒙上了刚洗干净的白 布。奥斯金诺大夫拒不蒙眼。他有足够的勇气睁着眼睛迎接死亡。然而，不蒙眼 睛不行，行刑的章程不允许。他跟其他所有人一样，眼睛也被蒙上。大家互不搭 调地唱起一支歌。总唱不好。歌声断断续续。现在，应当是军官正往士兵的步枪 上装弹夹。一部分子弹是空弹，一部分装药。这是为了让谁也不知道自己是杀人 者。军官大概正举手发令……

住手,停下！这里谁是奥斯金诺大夫?

大夫向前迈出一步。有人为他解开蒙布。一名士兵气喘吁吁，颠三倒四、语 无伦次地向军官报告。典狱长的妻子提前分娩了。她快要死了。这座小小省城 里惟一的医生,去了整整一百俄里外的山里，明天早上才能回来。典狱长什么条 件都答应。这是他的妻子第一次分娩，生的是他的头一个孩子。

“去吧，”军官对大夫说，“取消执行。”

奥斯金诺大夫认识典狱长。这是个残暴的家伙，身形瘦削，蓄着细细的小胡 子，一身制服非常合体，一尘不染。囚犯搞集会的时候，是他向消防队发令水浇牢 房，是他完善了冷热单身禁闭室系统。是他，这头受过高等教育的野兽，亲自动手 毒打囚犯。

奥斯金诺大夫也认识这野兽的妻子--个臃肿肥胖、涂脂抹粉的娘们，大

小教堂的施主，女佣把洗澡水烧高了两度，她就用雨伞抽打。奥斯金诺大夫不去。 这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对敌人作出的最好报复。

真是活见鬼，奥斯金诺大夫实在太走运了！然而，奥斯金诺是个医生。他在 大学里作过宣誓。可那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呢！他被剥夺了一切权利。他正处于 死亡的边缘。人到临死，是可以不顾一切誓言与承诺的。是一切吗？仇恨的诺言 也可以不顾吗？奥斯金诺大夫在考虑生下来的孩子是男是女。当然会生个男孩。 奥斯金诺大夫分明看见了他，一个声音尖细、身体孱弱的婴儿，在吮吸乳母的奶 子。这是个早产儿，肝脏有疾患，肌体发育不足。他会在温箱中长大，是个小小的 利己主义者，受到无微不至的呵护。从小时候起，人们就会反复告诉他，他是高等 人，世界是属于他的。奥斯金诺看见了一头小小的野兽，他踩踏小猫，挖出小鸡的 眼珠。他眼看就穿上了军服，正在长大成为一个杀人者。眼前又出现了焦急不安

的母亲，为儿子“方便”，她雇了一名女仆。大夫看见了那个女仆--个哭哭啼

啼的孕妇,在城里车水马龙的路上慌慌张张蹒跚而行的女人。野兽崽子长成了野 兽——他已经在发号施令，驱散游行队伍；他获得了第一次升迁，晚上，这年轻的

野兽端起一杯金色名贵美酒--滴也不洒出--边跳舞，一边大吹特吹他的

第一次成功。他不会成为别的人——他是野兽的儿子。

“我不去，”奥斯金诺一字一字地大声说道，“你们受诅咒吧! 蒙布又扎上了他的眼睛。奥斯金诺大夫唱起了胜利的歌。

且住！大夫！ 一个人正在死去，一个人正在诞生。二十年来，无论深更半夜， 风雨交加，身有疾患，总是一有人喊，他就出诊。这已经养成了习惯。他为什么作 了医生？他爱人——他希望为人治病，也开始了为人治病，挽救人的生命。此刻， 难道他要背叛自己对人的爱？有人生命垂危——还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呢？大 夫自己面临死亡，却能救下两个人的生命。或许还能救下第三个，也就是自己的 命呢。典狱长也有人的感情。也是懂得感谢的。即使奥斯金诺大夫最终仍不免 一死，他还是做了一件崇高的事情。那些战士会看见，会告诉其他人——全城，全 世界，都会知道奥斯金诺大夫是个多么高尚的人。他不可能不去。他想活下来。 哪怕再活一天一夜。或许更久一些一一许多年。真是个绝佳的机会呀！要是没

有这个机会呢？他会想办法逃跑。反正，最主要的是--个人的生命危在旦

夕，而奥斯金诺大夫，是个有仁爱之心的人……

“我去，”奥斯金诺大夫说。

他感觉到背后同志们的目光，或许是仇恨的目光，或许是羡慕的目光。不过， 他们的眼睛是蒙着的。汽车颠腾起来，喇叭响个不停，向城里的医院疾驰，这时, 巨大的天空向奥斯金诺大夫迎面倒下，疾风抽打着他的脸。奥斯金诺大夫指定了 一些器械，押送兵把它们装进提箱。

在濒死女人的房子里，一个张皇失措、可怜巴巴的人接待了奥斯金诺大夫。 他两眼发红，颧骨凸起，脸颊乌青。他的下唇在颤抖，他向犯人奥斯金诺大夫伸出 细瘦的、长着长指甲的黄手指。

押送兵笔直地站在一尊巨大的但丁胸像旁边。带雕饰的柜子里装满书籍，顺 房间墙壁一字儿排开。小小的白色钢琴上，放着一束枯萎的花。一本打开的英文 书撂在沙发上。一个卷须器从梳妆台上掉下来。奥斯金诺大夫举起双手，于是， 疲惫已极、消瘦不堪的人扑向书桌。他取出钥匙，打开了手铐。典狱长颇为得意 于这副特别的手铐。这种手铐只用于重犯，由典狱长亲自铐上。这是典狱长的一

项发明。

奥斯金诺大夫揉揉麻木的双手，进了产房。产妇已经现出倦容，面孔歪扭，她 瞧着大夫，心怀一线希望。她的两只眼睛深深地陷下去，嘴唇冒出血红的泡沫。

“我们当然是忘记拿升汞了，”大夫说，“给我酒精，再烧点开水。哪里可以洗 脸？我有一个月没洗脸了。”

一小时后，大夫从卧室里出来。一个婴儿乌青的小小身体裹着白纱布，端在 他的双手上，正在虚弱地尖声哭叫。

“这就是您儿子，”奥斯金诺大夫说，“母亲平安无事。”

一个传令兵走进房间——城里那个大夫从山里回来了。

押送兵把奥斯金诺大夫带回监狱，他在自己的囚室里坐到早上，饥肠辘辘。 他的牢饭被取消了，监狱当局已经认为他是死人。早上，士兵来带奥斯金诺大夫， 将他押到四方形的监狱庭院里。

奥斯金诺大夫那刹光的后脑勺碰到了冰凉潮湿的墙壁。他的双眼被蒙布扎 起来，接着，他听见了军官轻声发出的号令。

回归

斯特赖特站在人行道旁等出租车，慢悠悠地吸着名贵的雪茄。一条街道从山 上下来，通向火车站，汽车川流不息。夏日傍晚的天空，亮着暗淡的灯光广告。斯 特赖特找了找自己公司的名字，没有找到，便冷冷一笑。他踩灭烟头，抬眼就看见 一个小姑娘正跑步穿过广场。一辆从山上开下来的公共汽车赶上她。她绊了一 跤……

斯特赖特向汽车扑过去，把小姑娘从温热的黑乎乎的大车轮下扔到一边。但 见车轮的轮纹、一片没有星星的天空一闪，他便失去了知觉……

“我在哪里？”

“在圣母玛利亚医院。您要做什么？不经值班医生允许，您不能起床！”

“没事，我身体很好。”

“大夫，病人可以起床吗?”

“可以。我亲自送他去会客室吧，他的亲属正在那里等他呢。”

“亲属？……”

一个女人向他伸出手来：

“您救了我的孩子！我每天到这里来，有两个月了，就是要打听您是不是恢复 了健康，看看您，对您表示感谢!”

病人莫名其妙地瞧着那女人，瞧着医生……

“您失忆了，”医生一只手放在他肩膀上，亲切地说，“您是斯特赖特，斯特赖 特先生，商品推销员。您冒险救人的事迹都登在报上呢。现在您已经痊愈了，对 过去的记忆也会恢复。我今天就让您出院——医院不可能如此长期让病人免费 住着。顺便问一下，您叫什么名字——约翰还是詹姆斯?”

“我不知道，”斯特赖特回答说，终于把病员服上的一颗扣子扯下来了。

斯特赖特在医院办公室领到了证件、钱和提箱。钱可不少，提箱里有衬衫、剃 须刀、西服、两本“路上”读的小说和一小匣角制品样品。证件只有一样——“法 因伙伴”公司开给商品推销员J. K.斯特赖特的证明。

在旅馆房间里，斯特赖特锁上门，详细检查了自己的物品。东西是崭新的，很 贵重。这些东西，没有让他想起任何事情……

斯特赖特走到镜子前。他的头发已经长得很长。鼻子很一般，眼睛不知是蓝 是灰，下巴圆圆的，向前凸起……斯特赖特仔仔细细打量自己，就像在打量另一个 人，他看到了刻在嘴角和眼睛旁边的深深的皱纹。是三十岁，不会更大。

他拿起一张纸，在上面写了好几次斯特赖特，斯特赖特。他写自己的姓，就 像第一次写一个陌生的姓。J.斯特赖特。就让它是詹姆斯•斯特赖特好了！他 也有名字了。

他把钱数了一遍。假如省着用，这钱够用好几个月。他衣袋里这种雪茄烟, 是不能买了。旅馆也太贵。得找一份工作。然而，他会作什么呢？卖角制品 吗？......

斯特赖特额头上浸出了冷汗。他究竟是谁呢？大夫说什么报上登载……

斯特赖特刮了脸，穿上衣服，走出房间。

“这里最近的图书馆在哪儿?”他问看门人。

“在第八街，”看门人回答说，“您不熟悉这城市吗,先生？得向左走，然后……” 在图书馆里，他把救小姑娘的报道读了个遍。他知道了他是个无人认识的外 来人，他奋不顾身地扑向了汽车车轮。女孩“受到了轻度惊吓”。他读到人们如 何将这位无人认识的人送到圣母玛利亚医院，外科医生如何确定他是脑震荡。 再没别的消息了。

“请给我一点有关脑疾患方面的资料，”送还报纸的时候，他对图书管理

员说。

他迁出了旅馆，在一条僻静的街道上租了间房，房主是个上了年纪、寡言少语 的女人。生活费用低一些了，不过，虽然钱减少得很缓慢，却是越来越少。

他假推销员的兄弟之名，按公司的地址去了一封信，请那边告诉他有关J. K. 斯特赖特的详细情况。信退回来了，附言说，城里从来就没有什么“法因伙伴”公 司。城里的地址查询处对有关J.K.斯特赖特的情况，也作如是回答。

“我要疯了！ ”斯特赖特想道。

他想在报上刊登自己的照片，可是，突然又想到一个危险的可能性，这使他几 乎晕倒：他有可能是一名顶着“角制品公司推销员”身份的刑事犯！

从此以后，他就在这座大城市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游荡，紧张地观人看事。 “听您说话的口音，是从北方来的，”电车上，有人对他说。于是，斯特赖特便不断 出入于博物馆，一头扎进民族学的书籍里。不！他依然是J.K.斯特赖特,一个没 有过去的人。

有一次在城外，他遇到一个穿戴讲究的年轻人，站在汽车旁一筹莫展。那人 请斯特赖特帮帮忙。斯特赖特胸有成竹地走到车前，自己都对自己感到吃惊。他 打开散热器盖子，启动发动机，仔细倾听。他的动作完全是下意识的。他很快确 定了毛病所在，一下子就把发动机修好了。年轻人给他钱，他执意不要，欣喜若狂 地回了家。他知道了，他可以作机械师，当驾驶员。

过了不久，突然又弄清楚了，除此而外，斯特赖特还精于弈棋，而他在图书馆 里读那些哲学文章，他觉得很久以前就已经读过，好像是梦中看见的。

或许，他还是个诗人？他尝试写诗，常去参观画廊。有时，他把自己的双手仔 细端详半天。他那粗大结实的手指，完全不像比如世袭银行职员那样的手指。不 过，这些手指显然也没有干过不久前干的那些体力活。

有一次，在又一个不眠之夜，斯特赖特正在房间里乱转，女房东敲门了。

“斯特赖特先生，”她说，“您心神不安哪。是您的过去在折磨您。”

“我遭受的，恰是没有过去的折磨哇！ ”斯特赖特大喊起来。“夫人他绝望 地说帮我找回自我吧!”

女房东朝天花板举起双手。

“在那里，”她说，“在那蔚蓝色的上帝的怀抱中，您就能找到自我，我迷途的 兄弟!”

斯特赖特满面狐疑，摇摇头。

“明天，”他打定主意，“我得另寻住处。”

他没有认出街道，尽管他知道每个十字路口之间是多少步。一般景象中的电 车、汽车、行人，全都没有。只有一个小女孩，街上的一朵小花,依旧站在街角，面 带刻板的微笑。

一队游行示威的人沿空荡荡的马路往山上走。宽大的、轻轻飘动的红色横幅 上，写着要工作、要面包的字句。队伍行进得十分缓慢，因为走在前面的是残疾 人。他们装着木制假腿，晃晃悠悠地行走，挥动着空空的袖筒;特制的高级假肢， 则反射出金属的光泽。一部分人坐在小轮平板车上，双手撑着马路的石头路面前 行。所有人都唱着战争歌曲。一个男孩以匀整的步伐走在大家前面，他是这支穷 人进攻大军的小鼓手，他利索地把帽子推到后脑勺上。

队伍停下来，歌声静息了。一时间，只听见孤独的鼓手那密集的鼓点。

斯特赖特站在一边，喘着粗气，用指甲搔手心。两鬓上的青筋突突直跳，衬衫 沾在了身上。

游行队员用手把一名演讲人举到路灯杆的配电箱上。他刚结束演讲，斯特赖 特霍地离开站立的地方，推开那堆残疾人和健康人，朝街头讲台挤过去。他的脊 背感觉到了路灯杆清冷的寒意。他讲开了。他讲他脑子里此刻想起来的话，那些 话就是群众要说的话，表达出群众的利益，就是因战争致残的人和因同盟歇业被 赶出工厂的工人们的利益。斯特赖特凭记忆引用伟大领袖们的言论，引用统计数 据，谈了一些他昨天还不记得的事件。他看见了面前紧蹙的眉头，两颊干燥的皮 肤，圆睁的眼睛。而透过人群，则看见一个小女孩，正向游行的人们免费散发自己 的鲜花。

斯特赖特结束了演讲，他听见了千百人压抑的呼吸声，从讲台上跳下来。一 个皮肤黝黑的人拉拉他的袖子。他把斯特赖特带到旁边，慢慢说道：

“现在鹿角卖什么价?”

于是，斯特赖特全想起来了——他是谁，是谁把他派到这个城市来的……

贝尔热雷先生在医院

助手把温热的体温计转向窗户。

“多少度？”

“正常，教授。”

“给他开出院证明吧。病员，大家对您的关心太过分了。出事后，立刻用铅水 做做湿敷，再饮一杯葡萄酒，您就可以继续向美丽法兰西的良心呼吁的。”

贝尔热雷先生躺在床上，幸福地微笑着。他知道教授喜欢开玩笑。小桌上放 着一枝丁香花。贝尔热雷先生在吸人春天的气息。他摘下夹鼻眼镜，闭上眼睛， 试图老老实实地回忆起这个“意外事件”。老老实实地回忆——这是一件多么困 难的事啊。贝尔热雷先生无数次对医生和身旁的人讲述自己的事情，这件事情， 他熟悉得简直可以倒背如流，回忆起来都算得上自己的一个故事，而不是一个事 件了。然而此刻——为了自己——他要试图回忆起一切——不带音乐家们所说 的中音部。广场上，在贝尔热雷喜欢散步的街心花园旁边，有许多人。林荫道的 长椅上，站着一个演讲人。他脖子上缠着一条破烂的彩色纱巾。贝尔热雷专心听 他演讲。不，他并不赞成这样讲话。在家里，穿着睡衣，喝一杯老酒，在朋友圈 中——这还可以容忍。可是在大街上呢？面对陌生人呢？那就是胡说八道了。 他，这演讲者，完全不是在讲话。他是在大声朗读报纸。贝尔热雷先生走得更近 一些，发现他念的是《人道报》。贝尔热雷先生订阅的是《不动产报》，一种很体面 的出版物。读《不动产报》，无异于作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储户。不存在任何倒闭 问题，不存在任何破产问题，可读《人道报》呢？

朗读戛然而止。所有人都伸长脖子，朝广场的另一个方向张望。一队骑警向 街心花园疾驰而来。“跑哇，”贝尔热雷大声喊道。可是，大家并没有跑。他们彼 此集结在一起。一个年轻小伙子捡起一块鹅卵石。

“要同警察斗吗?”贝尔热雷问道，“共和国……”

“这不是您待的地方，先生，”扎纱巾的人说。马队走近了。传来马刀出鞘的 轻微刺耳的声音。马蹄踢起的污泥，溅到贝尔热雷先生的新大衣上。警察的马刀 反射出太阳的亮斑，一瞬间晃得贝尔热雷一阵眩晕。然后，他看见一个人倒下去。 贝尔热雷先生转过身来，朝向紧紧抱成一团的人们，那些双眉紧蹙、颧骨尖削的人 们，大声喊出有关人性、爱、共和国传统、伟大法兰西的公民义务之类的字眼。一 个年轻小伙子将贝尔热雷扔到一边。贝尔热雷看见了树木的枝桠，天上的云彩， 以及好久之后才看见的——卫生员的白大褂。

“贝尔热雷先生，”告别的时候，助理说，“医生对您有个忠告：不是自己的事 情，不要掺和。”

贝尔热雷先生愤慨地耸耸肩膀。他缺乏教养，这年轻人。

大街展现出来，充满浓郁的春天气息，屋檐上滴着融雪的水滴，成千上万人的 喧嚣声传过来。游行的人在行进，没有队形，紧紧地挤成一团，占满了马路、人行 道。尽管步伐不整齐，却仿佛有个看不见的人在挥动双手，指挥大家齐声喊出威 胁性的口号、复仇的誓言。灯杆旁站着一个姑娘，过时的春帽下面露出金黄的卷 发。她正向路人散发什么传单。贝尔热雷康复了，他沐浴着阳光，看见斑驳的人 群，心中充满柔情，对姑娘、城市和世界灿然而笑。那姑娘也笑容可掏，递给他一

张传单。

人群渐渐稀疏，呼喊的声音远去了，去到了几个街区之外。警察来了。贝尔 热雷看见：对面人行道上，一个身材匀称的人，正以舞蹈般轻盈的步伐在行走。 他身后还跟着几个穿大衣的人，大衣紧紧裹住他们笔直的脊背和拱着的身躯。

“多美好的日子啊，小姐，”贝尔热雷抬抬帽子，彬彬有礼地说。为什么不同 姣好的姑娘聊一聊呢？

“是的，先生，”她打个哆嗦，回过头，张皇地说。她被包围了。从街对面跑来 的一个人，朝她脸上猛地一击。他打得极快，只是一下。于是，从地上瞧着贝尔热 雷先生的，就不再是那张并不端正却很迷人的脸蛋，而是一个血糊糊的面具，肉铺 里的一块排骨。那个舞者身材的人，用鞋后跟对准姑娘的脑袋，姑娘头上围着一 圈披散的金发，就像一个光环。

贝尔热雷先生向姑娘扑过去，可是被人从侧面一掌推到屋墙上。

“你们竟殴打妇女，”贝尔热雷先生大喊一声，直喘着气。

“她是共产党!”

“她是人！”

“人？皮埃尔，这里还有个共产党。”

“我不是共产党，”贝尔热雷想说，可没来得及张口就昏过去了。

“是这么回事，教授。贝尔热雷先生回来了。这次是要待很久了。”

“那个打巷战的堂•吉诃德，对吧?”

贝尔热雷先生躺在担架上。一块眼镜片嵌进了眉弓的皮肤，一双圆圆的浅蓝 色大眼睛，淡漠地瞧着天花板。卫生员脱去他的衣服，把他放到手术台上。裸露 的皮肉青一块紫一块，从肩膀上、脊背上耷拉下来。

“干得不错呀，”检查之后，教授说。“不过骨头还是好的。是谁把他打成这

样了，路易？”

助手卷起衬衫袖子。他粉红的皮肤上印着一些三角形的褐色伤疤。 “一样吧?”

“是一样啊，孩子。用铁拳套打的。什么人干的？”

“是德•拉•洛克上校的人，教授。”

“原来如此。不过贝尔热雷能痊愈。跟您一样。”

“对。可是，能把贝尔热雷先生这些殴打的伤痕治好吗?”

孔雀和树

安娜•弗拉西耶夫娜编织花边已经有六十五个年头。她那皱纹满布的干瘦 指头紧握小小的编织棒，灵巧地将纱线从一根大头针拋向另一根，编结枕套的褶 边——这是最没意思的活计。她用两副小棒在织枕上移来移去地编织。年轻的 时候，她能操作三百副小棒——她是北方最有名气的花边工。安娜•弗拉西耶夫 娜早就不再织荷包牡丹、扇面、绦带、鸦爪、小钱币串和双耳大杯——沃洛格达花 边引以为荣的一切：那些串接花边，喷泉花边，土蜂花边……

安娜•弗拉西耶夫娜双目失明二十年了，仍然每天瞎着眼睛坐在织枕面 前——为合作社织最简单的花样。

安娜•弗拉西耶夫娜的家族是花边世家。还是三岁孩童时，她就在杂物棚里 玩“小棒和大头针”。到了五岁，就让她坐到真正的织枕面前“学样”，让她习惯操 作编织棒，双手早些稳健起来。一两年后，她就能帮补家里了。不到十八岁，她就 成了村里首屈一指的师傅，独自在“鞣革纸”上设计图案，做“刺孔图样”，于是，索 菲娅•帕夫洛夫娜•格林斯卡娅就把她带到自己的庄园里作首席编织工。

安娜•弗拉西耶夫娜在那里干了三十二个冬天。冬天里，大家只做编织:“夏 天日长线短”，没心思编织啊，农舍可不是靠花边撑起来的——靠的是土地。可那 是什么样的农舍呀——窗户外只能看见过路人的脚。安娜•弗拉西耶夫娜只织 最精细最复杂的花边。“有的花边要织得很薄很薄，一寸宽，两礼拜才织半尺。® 再说，编织的时间，一天也不能超过两小时——两眼酸痛。”就这样，安娜•弗拉西 耶夫娜双目失明了——“黑水”流进了她的眼睛。安娜•弗拉西耶夫娜回到家

里，搬来同大女儿住在一起。她的丈夫早已亡故，外孙女--个花边工，也到了

出嫁年龄。外孙女的头发柔软极了……

“姥姥，您睡了吗？费佳来了。”

“我没睡——在想事儿呢。看来，娘儿们恐怕都在笑话我呢，说安娜•弗拉西 耶夫娜在用四根棒编花边。可她们忘了，我什么不知道哇。在我们村，你再打听 一下，整个这一带，师傅有的是，可那些人只会织用大头针钉成花样的花边。我却 知道数线花边，知道什么时候数线，花样自己就重复出来——那些花样是索菲 娅•帕夫洛夫娜那里的掌旗人画的，她们从彼得堡来。数线花边——这已经是最 古老的俄罗斯花边，织数线花边的人，早就哪里也找不出了;索菲娅•帕夫洛夫娜 那里，也只有我一个。因为我的花边，索菲娅•帕夫洛夫娜得了十四块奖章呢！

“我也知道搓线花边、刺绣花边和纺纱花边。可棒编活方面的事情我全懂： 别洛焦尔斯科耶样式、巴拉赫纳样式、梁赞样式、斯科平样式、叶列茨样式、姆岑斯 克样式——我全知道。我脑子里根本数不清有多少花样：梁赞孔雀，小河流水， 花草树枝，齿形凸花花边……卡利亚津网花，奥尔洛夫蜘蛛，雅罗斯拉夫镶边，特 维尔蹄形和圆饼花样——别廖夫的奥克罗克——我全知道。可是，背离了我们的 沃洛格达样式——就没路可走。我们的人，都是握着棒柄一线接一线地编织。我 在索菲娅•帕夫洛夫娜那里看见过法兰西编织物和西班牙线织凸花花边。我们 没有去追随那个风尚。他们的东西缺少我们这种精细——难怪沃洛格达的花边 最适合未婚妻作‘绣花头巾’。

①这里指俄国计量单位。一俄寸等于4. 4厘米，一俄尺等于71. 12厘米。下文一俄磅等于 409.5 克。

“我去上过班，去过的。每天挣半个卢布：冬天里，油灯要烧掉一磅煤油。中 午洗洗涮涮，喝喝茶——我们很喜欢喝茶，也舍得吃糖;有糖时咬着糖喝，没糖时 就想着糖喝……喝完又拿起织棒……我当时是花边工啊！我没有织过窄花边。 我织整件衣服，织女斗篷、面纱、头饰、包发帽……

“只有我和我们的花边工乌格柳莫娃•别拉盖娅懂得这个自古传下来的活 计，乌格柳莫娃去过彼得堡。只有我的孔雀和树，连别拉盖娅也织不出来。孔雀 和树，是维亚特卡的编织品……”

不过，“孔雀和树”的故事，外孙女听到过许多次——差不多有二十年，安 娜•弗拉西耶夫娜都在讲这个花样：“只要织出一次孔雀和树，就该歇下了。我 还没来得及教会女儿呢，没来得及呀。说不定，现在什么地方也有人在织呢，拿来 瞧瞧嘛。”于是，女儿们就把每一件新织的花样给母亲拿来。安娜•弗拉西耶夫娜 摸着花边，嗅嗅，用手指抚摸。“不对，不是那么回事啊！离我织的还差得远呢!” “妈妈，我们算什么呀。您曾经是大北方编织的头把手哇，直到现在大家还这么称 呼您呢。验收员阿浬斯波季斯特•亚历山德罗维奇不久前还说：‘纳斯塔西娅， 让你妈到生产合作社来吧。’ ”

“说得倒也是啊。再说，这线也太粗了。这种线只适合用来织枕头套的花 边••….，，

“姥姥，费佳如今当医生了。我们就要登记结婚，让你跟我们一起过。不用再 干活了。”

“我去合作社，可不是为了一块面包。我编花边六十年了，难道要丢下？直到 死我都不会放下编织棒。今天交货了吗?”

“定的头等，姥姥。”

“我们是天生的花边工。我们不能坏了名声。鬼女子，你弄得我心神不 安一-我睡觉去了。”

“干吗这么多瞌睡，奶奶？”

“唉，孙女呀。我的眼睛慢慢能看见了。我在梦里是看得见东西的。乖乖，我 看见黑麦——麦芒一根一根，黄黄的。还看见花边，昨天还看见了索菲娅•帕夫 洛夫娜——我为省长夫人编数线花边的时候，最终出了错，她就用小棒朝我腰上 一扎。我梦中编织最多的，是你们织不出来的孔雀和树。有人说，用我的孔雀，英 国女王自己织了一张花边披巾……”

安娜•弗拉西耶夫娜已经走到自己床边。

“奶奶，别睡吧，妈妈就要回来了，我们就要吃午饭了。”

近来，吃饭的时候，安娜•弗拉西耶夫娜总有许多麻烦。

她一个劲埋怨。

“怎么给我单独盛一盘？我有什么传染病吗?”

“好妈妈，大家都这么吃饭的。伸出手来，我让您瞧瞧。”

她着急起来：

“你们怎么每天老吃肉哇？”

“吃饭吧，奶奶。”

要不，她就故弄玄虚地说：

“阿列克谢！今年黑麦长势怎么样？带些麦穗来……”

“带来干什么？”

“你们种的是什么特别的作物?”

“又怎么啦?”

“买张床全是瘤结……”

老太婆养成了一个习惯：独个儿待着时，总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抚摸新东西。 有一次，她摸到一面大镜子，哭了。房子里的布局变了，这瞎眼的人心里不安。多 年来，她在房子里走动，都心中有数，跟能看见的人一样。可是，冷不防撞上了弧 形椅、五斗柜、新的铁皮箱子。“别动我那个角落吧，”她央求孩子们。

“愿您胃口好。”

“这是费佳，奶奶。”

“听，声音好低沉。跟助祭一样。嗯，过来，过来，让我摸摸你。好大的

手哇。”

“怎么样，安娜•弗拉西耶夫娜？还织孔雀双连吗?”

“是孔雀和树，傻瓜。孔雀双连是另一件相似的东西一-要简单些……”

费奥多尔•卡尔布舍夫，邻居的儿子，为了让他未来的亲戚们吃惊，穿了一件 闪闪发光的白大褂。他照莫斯科的习惯客客气气，操着乡音，让老太婆坐到窗前。

“安娜•弗拉西耶夫娜，请坐到这里来……把头抬高一点。您是我家乡的第 一个患者。”

“患者，”老太婆嘀嘀咕咕，得到尊敬，心里满意。“是患者呀。得干活呢。 医士。，，

“安娜•弗拉西耶夫娜，您按时看医生吗?”

“怎么啦?”

“您找医生检查过眼睛吗？”

“怎么啦?”

“我是说，去过附近的医疗站看眼睛吗？”费奥多尔大声说道。

“去过医疗站。他们给我滴了什么香味很浓的药水。说是：嗅嗅烟草就能保 住眼睛。再说，我也不是头一个。织精细图样的人，全患上了眼病。尼古拉节那 天，卡尔布舍夫•伊万•帕夫洛维奇的儿媳不就……”

费奥多尔把悬壶洗手器摇得砰砰响。

“奶奶，你的眼睛是可以治好的。得做个手术。你是患的白内障……”

“别对老太婆瞎扯了。我们那小商店的老板米特里，胃里长了个白内障，莫克 罗夫斯科伊，瞧我这记性，一个城里的大夫，给他割了两次，可米特里终归还是死 了。我对他这么说过：你反正要死的，你这魔鬼，可没少愚弄花边工。有三百个 花边女工为他干活呢。”

“您患的可不是癌症，是白内障，奶奶。”

“反正一码事……”

不过，大家还是让她放下心来。安娜•弗拉西耶夫娜恢复了平和的情绪，老 追问费奥多尔：

“你能割吗？”

“我很少割……”

“那，你来给我治吧。”

“我们带您去找教授。”

“你的教授——他会割吗?”

“不知道。也许不会……”

“反正都一样……带我去吧。不过我要把编织棒带上。”

费奥多尔把老太婆带到莫斯科。过了两个月，他写信说，手术是由最著名的 教授做的，安娜•弗拉西耶夫娜能看见了。她在悄悄地摆弄小棒搞编织，但是没 人照顾她。她不喜欢莫斯科，说:“眼睛不瞎，耳朵也得聋。”再过一礼拜,他就想 把老太婆送到雅罗斯拉夫尔车站的火车上。

不过，老太婆提前回来了。她受不了了。

在一个天清气朗的秋日，她在铁路小站下了火车。一个司机从卡车上向她 大喊：

“上车吧，老奶奶，我捎你回去。这儿十俄里内没有村庄……”

“谢谢了，孩子。我走路也能回去……”

她沿一条小路，穿过一座座土灰色大干草垛，回到自己的村子。村边，一个桶 匠皱着眉头，在刨削作大桶的木板。

“沃洛霍夫家住在这里什么地方?”

“这里半个村子都姓沃洛霍夫……”

“说的是住红屋顶房子那家……”

“这里半个村子都是红屋顶房子……”

安娜•弗拉西耶夫娜一肚子委屈，好不容易挨到了自己的家：房子几乎就在

“街”的中间，而不是跟过去一样，在一端。门关着-家人都下地了。安娜_

弗拉西耶夫娜眯缝起眼睛，摸到门闩，打开房门。她走进去，四下一看：床还跟她 想的完全一样，五斗柜却变了：漆皮脱落，锁也换成更容易打开的。她走到镜子 面前，把嘴一瘪：岁月真不饶人哪。可是，也不：人是老了，面色还红润着呢。

安娜•弗拉西耶夫娜回过身来，打开五斗柜的抽屉，立刻惊呆了：图案最复 杂的“孔雀和树”的花边，曾经弄瞎她的眼睛，现在，她又在莫斯科织来送给合作 社的那种花边--摞摞整整齐齐地放在抽屉里，准备交出去。

安娜•弗拉西耶夫娜发出一声惊叹。

“好妈妈，好妈妈，”女儿们吓坏了，站在门口……

“谁织的? ”老太婆厉声问道。

“祝贺您，好妈妈……”

“谁织的？ ”安娜•弗拉西耶夫娜把脚下的地板踏得吱吱一响。

“我们织的，好妈妈……我和舒尔卡……”

老花边工笑了。

“织出这么漂亮的东西……娘们，好样的。不，我们家族不会衰败……你们有 手艺不对老太太讲……你们让我的花边一直自豪……”

安娜•弗拉西耶夫娜哭起来。她用小小的拳头擦干净眼睛，解下路上戴的头 帕，拿出自己织的花边，再从五斗柜里拿出女儿们的活计，走到窗前，仔细对 照……

“我还会织枞树和鹿呢安娜•弗拉西耶夫娜轻声说。

马雅可夫斯基同读者交谈

成千上万的人看见过马雅可夫斯基，听到过他的声音。在工厂俱乐部，在文 化宫，在大学教室，马雅可夫斯基同他的读者交谈。“我被拋向千百个讲台，来到 成千上万年轻人眼前。”

“同读者交谈”，在马雅可夫斯基的生活和创作中，占有很重大的位置。然 而，在描写马雅可夫斯基的文章里，对他生活中的这一方面，不知为什么恰好鲜有 提及。除了列•卡西利气《论马雅可夫斯基文选》中的《舰桥上》），没有任何人 谈到“同读者交谈”。大家知道，马雅可夫斯基曾想写一本书，谈他演讲时读者递 给他的字条。他保存着这些字条，把它们分了类。但这本书最终没有写成。

去年，我试着记下我的见闻中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些事情。都是些琐屑小 事，细枝末节一-这些记录没有更多的指望。除了第一件事是教育人民委员部一 位原工作人员对我讲述的，其余内容，全是我自己的耳闻目睹。

①列夫•阿布拉莫维奇•卡西利（1905—1970)，俄苏作家，苏联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一九二 七年结识马雅可夫斯基。

一九二二年，教育人民委员部开会讨论成年人识字课本的挂图。语言学家， 头发花白、德高望重、戴着沉甸甸金丝眼镜的教授，齐聚一堂。马雅可夫斯基也应 邀出席，他困惑地耸耸肩膀。大家都为识字课本想词儿：A——西瓜、原子;B—— 跳蚤、岸……马雅可夫斯基一声不吭。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您有何高见?”

“西瓜?”马雅可夫斯基若有所思地说。“跳蚤？打白匪嘛！识字课本的第二 个字母，要的就是这句话！……

一九二六年。马雅可夫斯基在音乐厅叶赛宁味儿辩论会上发言。这之前两 个礼拜，一群“叶赛宁的未婚妻”曾大吵大闹，猛嘘口哨，使尼•尼•阿谢耶夫®的 演讲无法继续。马雅可夫斯基来到工学院。

“不久前，有人曾经不让我的一位同志发言反对叶赛宁味儿。”又是一阵唬 声、喊叫：“也不让你发言。滚开!”马雅可夫斯基从讲台上发出雷鸣般的声音，把 起哄压下去。

“你们用‘滚开’把我赶不下台。叶赛宁的全部抒情诗（礼堂安静下来），我用 两行低俗浪漫诗就能概括：

我一肚子愁肠，

夜儿洒满月光。”

哄堂大笑。掌声四起。马雅可夫斯基朝话筒俯下身：

“听众同志们！大家听听，一个发言反对叶赛宁的人，得到多么热烈的掌 声。”又是一片喧嚣。掌声四起。

① 俄文中，西瓜、原子二词的首字母是A;跳蚤、岸的首字母是B。打、白匪二词的首字母也是B。

②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阿谢耶夫（1889—1963)，俄苏诗人，剧作家。

晚会快要结束了。递来不少字条。

“全都念念！……为什么揉掉？把字条全都念念！”

“我在找珍珠。”

一九二七年。第一莫斯科大学的俱乐部。“是左翼文艺阵线还是虚张声 势”〇>辩论会。马雅可夫斯基对波隆斯基。八点钟开始，但直到九点才响起掌声。 马雅可夫斯基穿过挤得密密实实的大学生，一路上谈笑风生，走向舞台。响起热 烈的掌声。马雅可夫斯基坐到桌旁。他起立，走开，又坐下。波隆斯基还没到场。 过了十到十五分钟。有人喊:“开始吧。时间到了。”马雅可夫斯基走出来：

“我们恐怕要开始了。只是缺了波隆斯基及其喽啰。左翼文艺阵线的人来 了，虚张声势的没一个在。”

一九二七年。马雅可夫斯基晚会上，工学院博物馆大厅里一片喧嚣。正在举 行“给出精致生活”的讲座。

“我赞成工人住宅窗户上挂花边窗帘，”马雅可夫斯基开始讲道。“我赞成工 人房间里养金丝雀！庸俗习气不在物质，庸俗习气在人间！庸俗习气就在这个公 文包里！”马雅可夫斯基从大皮包里掏出一本国家音乐出版社的“革命”浪漫歌曲 集《心儿向着党》，说:“请注意！

党员叶皮什卡 有许多党的本本。

肩披弗伦奇军上衣，哈，军上衣，军上衣，

声音像小铜铃，小铜铃，小铜铃。

①维•帕•波隆斯基(原姓古辛;1886—1932)，俄苏评论家，编辑，记者，历史学家。曾于一九二六 年在《消息报》上发表文章《是左翼文艺阵线还是虚张声势：一个记者的札记》，引发一场文艺大辩论。

“欣赏欣赏吧！小铜铃！揣着党的本本的叶皮什卡！那本本不是党证，而是 小册子。你们感到可笑吗？这里可不是一个人在发笑。这小铜铃丁当丁当响，是 因为‘肩披弗伦奇军上衣’。这披在肩上的弗伦奇军上衣是打哪里来的呢？这样 的弗伦奇军上衣是军官先生们穿的——披在肩上。

“需要与之斗争的正是这东西。我们要反对这个反革命的‘小铜铃’，为我们 正在开始扎扎实实建设的精致的生活、美丽的生活而斗争。

“再转到诗上来：

以事业，

鲜血，

还有不是哪里租来的 这诗行，

我赞美

被红色烟火卷起的

被谩骂

被歌唱

叫子弹打穿的 十月的 ——旗帜！”

响起满堂掌声。

每天早上，莲娜都要憎恶地照镜子。镜子忠实地、毫不同情地照出歪斜的下 巴，高翘的鼻子，长得乱蓬蓬的眉毛。是的，太不漂亮了，太不漂亮了。可又有什 么办法呢，难道可以再出生一次吗。能长得跟帕尼娅•什帕金娜一样就好了—— 她是工厂技工学校的校花。现在，她的机床边总传来喧闹、笑声；从旁边经过的 人，全都会笑容满面，总要同她攀谈。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注意莲娜，除非有事情 找她……

“喂，费奥多罗夫，该谁来接班呢?”

“这就是来接你班的。”

“我不会把机床交给伊格纳托夫，帕维尔•伊万内奇。”

“这是为什么呢?”

“他会弄坏的。等他技校毕业后再上机床吧。”

“别胡闹，卡扎科娃。他可不该一辈子就拉个小车。伊格纳托夫在技术小组 学习过。其余的你就教他。你可是我们的铣削能手哇。”

“要我教学徒的时候，就说是能手;把摄影师叫到车间来的时候，就拍什帕金

娜。你们是找漂亮的吗?”

“吃醋了。因为谁呢？因为小伙子吗？”

“不是，是因为报纸，因为机床。”

“真是个孩子，没错，是个孩子，”师傅说。

“得了，别季卡，看来我得留下了。得为你上一课呀。站到这边来。这是零 件，编号是6017。加工这零件要快。动手吧，展示展示你在技术小组学到的手艺 吧。我会来修改的。”

“莲娜，你这儿真脏……”

“刨屑、抹布这些东西不是垃圾。所有车间都这样。不可能更干净，这可不是

家里。”

原来，伊格纳托夫是个很能干的徒弟，而莲娜又是“能手”，没过多久，换班 后，他就不必再学习了。

伊格纳托夫带来一张报纸。这份发行量不小的厂报，报道他--名杂工，

成了熟练的铣工。

莲娜读了，把报纸揉成一团。

“无论你怎么干，也不会干得比我出色。”

“我们走着瞧吧。”

“除非弄坏我的铣床。”

“我们只有一台铣床。再说，弄坏了又有什么好。”

“说得不错。”莲娜一脸懊恼，把头发从额头上撩开。“你听我说，别季卡，你 就快快学吧。我要离开这厂了。你干哪、干哪，可谁也不关注你……”

“没准工资单上会有人关注的……”

“难道我要的是钱吗？”

“你是在害怕我。你学习呀，学习呀,可来了个伊格纳托夫，干了两个月，现在 出活会比你多。”

“你每天都交这么多看看

交接班的两个人，就这样默默地开始竞赛起来。

帕尼娅•什帕金娜从倶乐部窗台上垂下穿黑漆皮鞋的双腿，同女伴们聊天： 我恨死他了，那个红头发飞行员。我不能看见他，可每天晚上都同他见面。牵肠 挂肚的。我一边吻他，一边在想;你死了吧，这千刀万剐的……

“是恋上了，是恋上了，”女友们嘻嘻地笑。

“这就怪了，”莲娜丢开书本，说道。“我同别季卡•伊格纳托夫也是这样。 不是因为爱情。也没有亲吻。而是恨他。”

“也是恋上了，也是恋上了，”女友们哈哈大笑。

“唉，你呀，机床公主，”什帕金娜笑起来。“把书给我看看。果然如此。是 《铣床》。让这深奥的玩意儿一边去吧。”

“给我点什么更有意思的书读读吧，”莲娜对图书管理员说。

“这是《高加索的俘虏》。写爱情的。”

“就借这本了，”莲娜说。“我要读读爱情书。没准会变得漂亮起来。”

“别季卡，我读了本好书。托尔斯泰的《高加索的俘虏》。”

“我读过这本书。”伊格纳托夫脱下工作服。“里面有什么让你喜欢呢?”

“写切尔克斯人那部分，说他们很穷，但很珍爱武器，擦得锃亮锃亮。”

“是吗？”

“我想到了我们的武器，别季卡。机床脏兮兮。工具要在破布和铁屑里找半 小时。我要收拾一下。你今天完成了多少?”

“百分之一百六十。”

“所有都是‘优’吗?”

“不是所有，但是很多。还没清点呢……”

“别信他的话，卡扎科娃旁边的铣工戈尔洛夫说。“伊格纳托夫交好运了。 他对检查站的废品检查员使了个眼色，她就给了他一个‘优’。可是，零件做得没

我的好。”

“别瞎说，”莲娜突然打断戈尔洛夫，说。“我要亲自看看。伊格纳托夫干得 不错。你是嫉妒了吧?”

戈尔洛夫走了。

“这是搬弄是非。你，别季卡，别听戈尔洛夫的。他是个造谣生事的家伙，在 厂里数一数二。”

“莲娜，我有点东西给你读读，”伊格纳托夫掏出一张揉皱的报纸。

“又是写你的吧？‘昔日的杂工’……”

“不是，莲娜。你看吧。”

莲娜读完一篇报道“中央伊尔米诺”矿，写阿列克谢•斯达汉诺夫的简讯。

“明白吗？”伊格纳托夫一本正经，喜形于色。

“我明白，”莲娜慢条斯理地说，“我们干得也不比那些矿工差。”

“考虑一下吧，莲娜。”

最近两星期，莲娜干活特别专心、紧张。铣床也没出任何故障，可是，她却无 法超过百分之一百六十到一百七十的定额。这段时间，伊格纳托夫能做百分之一 百二十到一百四十，他常常停下机床来查看铣刀。有一次，他接卡扎科娃的班， 说:“有兴趣的话,快下班的时候，你来一趟。”

莲娜看见伊格纳托夫为着一件什么重要事情，心情十分激动，买了票也没去 看戏，来到车间。一群工人和工程师围着铣床。加工好的零件在铣床边堆得像一 座小山。下班的汽笛声响了。伊格纳托夫停下铣床，英气勃勃地正正领带。

“多少? ”他问。“百分之四百一十，”车间主任格林采回答。莲娜朝铣床冲过 去。大家立刻议论纷纷，争论起来。伊格纳托夫解释说，他改变了工艺流程，没有 按章程切削零件。他提高了切削速度。速度提高了，一次切削就可以达到必要的 深度，而不需要两次。

“可刀具呢? ”车间主任对伊格纳托夫大声说。“刀具就会变钝，在经济上……”

“我计算过，”这位昔日的杂工对工程师说，掏出一个沾满油污的小本子。

“这就是计算。铣刀变钝十分缓慢。可以说，比在原来的速度下更能保持锋利。”

师傅们满面狐疑地摇着脑袋。伊格纳托夫脸色变得煞白。

“我检查了两个礼拜他大声喊道。“可零件都摆在这儿呢。”他指了指堆积 如山的零件，目光从一张脸转到另一张脸，然后，突然艰难急促地喘起气来。

“你说呢，莲娜? ”他满怀希望地瞅了瞅他的换班人。

“我同意格林采同志的意见，”她说。“铣刀会变钝。”

伊格纳托夫垂下了头。

“我们去党委办公室他哑着嗓子小声说了一句，便往门外走，一边穿外衣， 可手怎么也伸不进袖筒。

党委召集的技术会议，肯定了伊格纳托夫是对的。

“现在，”他说，“我要承担起对卡扎科娃的辅导。”

“你要来教我?”莲娜好不容易说完这句话。

“别咬嘴唇，莲娜，别骄傲自负。我不怎么埋怨车间主任，不怎么埋怨师傅。可 是我太埋怨你了。我俩老早就在一起干活。你喜欢铣床。你是能够理解我的……”

“拍马屁吗？反正我会比你干得好。我要去跳伞，打冰球，还要辅导你。”

“这才是正事呢。你要试试单刀切削吗？”

“试啊，”莲娜笑起来。

厂报出了一份“快报”。说铣工卡扎科娃向斯达汉诺夫工作者，铣工伊格纳 托夫提出干优质活的竞赛。莲娜用图钉把报纸钉在工具柜上，用蓝铅笔作了标 记。伊格纳托夫接班的时候，笑了。莲娜在工具柜上铺了一块白胶合板。一个工 班之后，卡扎科娃完成了百分之五百的定额，工人们就在柜上放一大束鲜花，莲娜 从家里拿来一把扫帚，一面镜子。

“女主人，”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费奥多罗夫恭恭敬敬地拍拍莲娜的肩膀。 戈尔洛夫对莲娜的铣床瞟了一眼：他是个洁癖。莲娜干了三年活，过去一切干干 净净，可现在一-突然搞得脏乱不堪。她铺上了一块白油布。

“当然啦，”莲娜笑着说，“可不是在家里。”

“怎么回事呢，”帕尼娅•什帕金娜说，“过去骂伊格纳托夫，这会儿自己向他 看齐了？”

“傻瓜，”莲娜回答说，打开箱子，拿出一双敞口鞋。这是一双米色鞋，已经买 了很久，却莫名其妙地不想穿它。

“我要穿着去上班,”莲娜对一脸惊讶的女伴们说。 1

“别季卡！你做了多少?”

“两把铣刀同时切削六个零件。完成了百分之一千四百。开玩笑吧？”

“还可以做得更多。”

“是吗？”

“这样安装，可以同时切削八个零件。”

这会儿已经是伊格纳托夫急不可耐地等待下班了。

“多少? ”莲娜咬着小指头，问道。

“百分之二千一百，卡扎科娃同志，”技术厂长回答说。“没一个低于 ‘良，的。，，

伊格纳托夫赞赏不已，摇晃着他这位接班女工的肩膀。

“我把涂指甲油的指甲都给弄断了，瞧我有多急，”莲娜说。

莲娜走下厂会的讲台。技术厂长拉住她的衣袖。

“卡扎科娃同志，您多少岁？”

“ 一-—* ，，

——-I —-〇

“好样的！两眼神采奕奕！头发呢？——纯金一般。大美女呀，大美女呀……

祝贺您。”

李斯特第二号狂想曲

过去，城里没有自己的精神病人。城市编制的这个空缺，十年来都由满身虱 子的敲钟人库贾占有。不知什么时候，库贾的儿子落水淹死了，从此，他就认为水 是妖怪的呕吐物。他拒不洗澡，不到河那边去。遇见长蓝眼睛的人，他小声说: 妖怪朝您眼睛吐了唾沫呢。喝茶前，他要在茶杯上画三次十字。给库贾东西吃 的，是那些黑眼睛、深棕色眼睛的小铺老板。不久前，库贾死了，城里人打量这老 头——他裹一件发亮的破旧披风——他到底是不是精神病人，大家心里没数。

老早以前，顽童就追在他后面大喊大叫：尖头棍，尖头棍。而更早，这些顽童 的哥哥们还没出生的时候，老头是个音乐教师。叫“尖头棍”这个绰号，孩子们是 有根据的。老头的妻子快要死了，他用钢琴换了黄油，还写信从莫斯科请来一名 教授看病。妻子死了，他进了一家电影院作演奏员。在放映《爱情故事》的两场 之间，有人递给他一个盖了雪青色印章的信封。团长通知他，他的两个儿子，红军 战士，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老头子小心翼翼地把信纸放进信封，坐到钢琴面前。 可是，在最激动人心的地方，他却玩起了敲尖头棍的游戏。电影以无音乐伴奏告 终，整个晚上，电影院经理都在想方设法安慰他。过了一礼拜，经理把他解雇了。 区兵役委员会为他张罗到了津贴。

他身材高大，一脸浮肿，每天早上拄着拐杖，气喘吁吁地从城里经过。披风上 像狮子脑袋的扣环闪闪发光。老头每天都用白粉擦狮子的脸。他路过树木已经 砍了作柴烧的花园，路过啃光了动员布告牌的山羊，路过围上铁丝网的枯萎菜园， 路过教堂——它们还没有改建成电影院，一个个圆顶像干瘪的乳房，怒冲冲地指 向空中。他向市场走去。

市场改了名字，叫作“反投机倒把广场”。那里在同投机倒把进行斗争。每 周有一次，笛声响起，女贩子发出尖叫。但见学生大衣、马合烟口袋、私酿酒、海魂 衫，直往房屋栅栏后面乱飞，买卖双方都跨过栏杆，去追赶他们的东西。门下藏着 一只抽幸运签的鹦鹉。

空荡荡的市场上，只剩下一张张五颜六色的圆凳和一台台棱形木制机——那 是“买五得二十五，买二十五得一百二十五，回报高达两百万”的蒙特卡罗轮盘。 圆凳和轮盘中间，纹丝不动地站着一个老人，身材高大，愁容满面。他的情况，全 城无人不知。就连民警局搞搜捕都不会抓他。有一次，一名卖力搜集卡特和平克 顿®故事的年轻刑事侦探，把老人送到上司面前。上司问他：“怎么把这人……这 个李斯特……带来了？”李斯特这个绰号也不是刑事侦缉处处长杜撰的。老人卖 掉了钢琴,但是没有卖掉留声机。他在城里第一个买留声机。很早以前，妻儿们 不仅健在，而且日子过得快快活活的时候，他每天都开响留声机。中学生、小店伙 计、消防员、厨师，聚在他家窗下——老人给一座城的人带来娱乐。战争那年，他 买了张唱片，这张唱片一家人都喜欢。这是李斯特的第二号狂想曲。这曲子只放 过两遍——为大儿子上前线作准备的时候，匆忙间唱片从桌上拂到地下，打碎了。 老人不能再弹出这骄傲、强劲、充满青春气息的旋律，但在他的记忆中，旋律就是 这样的。

每天傍晚，老人都要把椅子搬到外面。他瞧着窄窄的一带绿色霞光，回忆自 己的生活。他感觉到，某种幸福从手上溜走了，打碎了。他回忆他的孩子们，哼出

①尼克•卡特、纳特•平克顿是二十世纪初流行于欧美的侦探小说里的著名侦探。

两三个他记得的狂想曲的节拍。无论狂想曲还是孩子们，都已经化为乌有。灰色 的尘土悄无声息地落在老人的鞋上。

渐渐地，他开始对狂想曲想得更多，超过了对孩子和妻子的思念。他认为李 斯特能使他的家回还。他开始寻觅唱片。他恢复了旧有的交游，建立起新的往 来。他在旧货商和市场小贩的“地摊”上哼咏哼哧地埋头淘货。他苦苦寻找了好 久好久——没准有一千天。就这样，城里人知道了有个李斯特和他的狂想曲。

有一次，在一个潮湿有风的秋日，他终于发现了唱片，幸福得简直要窒息了。 人家索要一公斤糖换这张唱片。这要价简直让人发疯，可是，事先就有人对卖唱 片那人说，买这唱片的人是疯子。老人心情不能平静。他提出用一块砖茶、一张 鲁本斯油画复制品、一双靴子作交换。城里根本就没有糖。老人害怕失去狂想 曲。他恳求卖主到家里挑选东西。卖主不同意。老人又恳求他等一等，让他跑回 家向邻居要点糖。卖主答应了。老人一瘸一瘸地走回家。两小时后，他热腾腾、 汗涔涔地回到市场。糖没搞到。唱片主人也没了踪影。老人坐在石头上哭泣起 来。统一劳动学校的一位数学教师把他送回家。他从此再没去市场。过了两天， 数学教师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满口胡话——老人感冒了。他念叨的是狂想曲。 屋角放着一台老留声机，周围堆满了破碎的唱片。教师赶紧去找大夫。来了个乐 呵呵的大夫，就是这大夫的精神病人全跑散了。他是一年前来城里精神病院作医 生的。可是醉醺醺的看门人把病人全赶跑了，再没人去收回来。他们全没了踪 影。那医生就作了内科大夫。当时，性病医生在治西班牙感冒，药剂师在搞颅骨 环钻。大夫试了体温，摇摇头。

“会好的，老大爷，”他活泼地说。“服点阿司匹林……”

“我要狂想曲，”老人声音沙哑地说。

“什么……”

数学教师把老人的故事讲了一遍。大夫满怀兴致地瞧瞧病人。老人鼓胀的 肚子在发抖。

“……李斯特……”老人哭泣着，说出句话，“李斯特呀……”说着，像祷告一

样，交叉起两只乌黑的、沉重的手。一阵痛苦的抽搐，像一道闪电，掠过他的面孔。

早上，大夫来了。数学教师睁着布满血丝的绝望的眼睛，怯怯地瞧着他。大 夫的举止像个魔术师。他从袖筒里掏出温度计。他摸了摸脉搏。老人意识完全 清醒，默无一语。

“老大爷，”大夫从床边跳开，洋洋得意地说，“李斯特的第二号狂想曲。”说 罢，从背后取出一张黑盘。老人屏住沉重的呼吸，眼睛睁得大大的。他的身体因 细微的抽搐哆嗦着。大夫转动留声机摇把，再小心地掸掸呢绒圆垫盘上的灰尘。 他把唱片放上去，推了一下刹车键。唱针发出沙沙的响声，华尔兹《在满洲里的山 岗上》的节奏，令数学教师从圈椅上一跃而起。他向留声机扑过去，可是大夫拦住 了他。教师紧紧抓住大夫的肩膀。

“怎么——您，”教师喉咙里发出哽咽的声音，大滴的汗珠从额头上冒出来。

“得了，得了，”大夫说，把教师的双手从自己肩膀上小心放下。“轻一点儿 吧。您只是个数学教师。”

老人脸上露出快活的神情。深重的皱褶慢慢舒展开来。他浅浅地笑着。他 嘴唇上冒出了轻盈快乐的白沫。

“李斯特呀! ”他轻声说道,“李斯特……”

地矿图

大雷雨到来之前，在一片寂静中，传来一丛丛马林果窣窣折裂的声音。折断 马林果的是熊。斯捷潘•彼得罗维奇凭借绊住腿的马儿轻轻的鼻响，凭借马儿竖 起的耳朵,凭借莱卡狗罗兰怯怯的尖叫，就知道是这么回事。斯捷潘•彼得罗维 奇望了望狂奔疾驰的乌云，不满地晃晃满头白发的大脑袋。他戴上沉甸甸的金丝 眼镜，打开保罗•德•科克$的小说，一本小心粘贴起来的法国旧书。今天是礼拜 日，回忆的日子，读法语的日子。但他没有阅读的情绪。除非诵读《圣经》，也是 法文书，就是雷诺先生留下来那本？要不读点有关泰斗元老们的书？斯捷潘•彼 得罗维奇撇了撇嘴。他自己就是泰斗元老。这是他的孩子们：白头发，穿粗麻布 蓝色长外衣。他们伐林猎貂。他们不懂法语。这是他的孙子们：他们放牧捕鱼。 全都压根儿不识字：一百俄里内都没有学校哇。从一九一〇年起就没有了，那 时，矿山、炼铁炉，还有学校、医院、镇子、仓库的石头房子，全炸掉了。轻便铁轨也 拆除了。孩子们在乱石丛中，在冶金工厂的废墟里捉迷藏。废墟上长满了原始林 草木。

①保罗•德•科克（1794—1871),法国作家。

风呜呜地呼啸，摇晃着枞树的树梢。雨点稀稀拉拉地落下来。斯捷潘•彼得 罗维奇合上保罗•德•科克的书。租让合同的内容很丰富。比利时的工程师们， 比利时的厂主们，从沙皇政府手上买下了在这原始林深处的采矿冶铁权。一条条 驳船——满载铁矿石的“平底小船”，沿急湍陡峻的山间河流驶下来。卸空后，再 由马匹往上游拉回去。比利时人还有大宗利润，并不仅仅来自开采铁矿。在这个 非常遥远的国度里，他们还秘密开采黄金、白金。斯捷潘•彼得罗维奇是老勘探 队员，一名“淘金人”，他知道这件事，比利时人对他也颇为亲切友善。大家快快 乐乐过日子。这里曾经住过两千工人。维也纳咖啡馆来的歌手，在这原始林的餐 厅里唱歌。一切都成了往事……一切又长成了原始林。在一个长长的大坑 边——总工程师雷诺先生把它叫作“铁矿露天实验开采点”——蹲着一只褐色的 鹞鹰。是啊，比利时人在这里挣到了大钱。一九一〇年，租让合同到期。俄国企 业家羡慕比利时人的巨大收益，也猜到了他们秘密采金的事情。沙皇政府没有延 续租让合同。于是，比利时人便把高炉、矿井、小镇统统炸掉——彻底摧毁，片瓦 不留。炸完后就走了。工人也随之而去。生活戛然停止。只有斯捷潘•彼得罗 维奇留下了。他等待俄国企业家到来，他希望向他们出售自己的知识，以及别的 什么深藏不露的东西。俄国企业家却迟迟不来。然后开始同德国人打仗了—— 这场战争是打比利时人的敌人，斯捷潘•彼得罗维奇很是支持。

斯捷潘•彼得罗维奇的大家庭，没有一个人上战场。由于原始林的遮蔽，这 个新居民点没有征兵。孩子一拨拨地出生，儿子们讨了媳妇——新居民点渐渐扩 大了。曾经有白匪穿越森林，是被粉碎的高尔察克部队的残部。斯捷潘•彼得罗 维奇依旧读《圣经》和保罗•德•科克的书。也曾有红军、游击队员路过，斯捷 潘•彼得罗维奇最喜欢的小女儿安卡跟他们走了。后来叫他们全家都去镇上，斯 捷潘•彼得罗维奇一家人便骑着马，沿原始林的小路来到村苏维埃。斯捷潘•彼 得罗维奇听了有关新政权的讲解，回到家里，打开《圣经》。他不相信新政权。儿 子们搬运木材，带回来面粉。妻子死了，一个儿子落水淹死了，斯捷潘•彼得罗维 奇安葬了他们。他没有请神甫，自己做了十字架。他捕鱼，读法文小说。有一年 冬天，一位年轻的地质工作者滑雪来到斯捷潘•彼得罗维奇的居民点。他是派来 搞勘探的。他知道斯捷潘•彼得罗维奇是这一带惟一的老居民，曾经在比利时的 租让企业供职，还是老勘探员。比利时人知道的这一带的情况，斯捷潘•彼得罗 维奇会不会告诉他呢？他带来了一封能使斯捷潘•彼得罗维奇高兴的小小信函。 这来客递给老人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安娜的一封短信。斯捷潘•彼得罗维奇的脸 刷地白了。安娜没有死啊。安娜作了工程师，作了地质工程师，很快就要来这里， 来到父亲身边。斯捷潘•彼得罗维奇把信放回信封。女儿当工程师了吗？他摇 摇头，满脸疑惑。是不是作了工程师的老婆哇？不是，不是，安娜•斯捷潘诺夫娜 本人就是工程师,是一名优秀的工程师。老人不知为什么生气了，地质工作者向 他了解比利时人的事情，他完全缄口不言。地质工作者走了，剩下斯捷潘•彼得 罗维奇一人，心里忐忑不安。他知道许多事情。他对地质工作者只字未讲。没准 老人离财富就一步之遥？得看看新的主人怎么样。看看女儿如何。

女儿今天要回来。斯捷潘•彼得罗维奇皱起眉头。大雷雨就要来了！ 一个 城里的女人，同谁一道，如何穿过暴雨，渡过汹涌澎湃的河流呢？老人穿上亚麻油 布雨衣，戴上风帽，向河边走去。河水被一根根雨鞭抽成白沫，费劲地涨起来。河 水颤栗着向下奔流——奔向不受雨水惩罚的地方。河被风雨驱赶，抽打出一条条 伤痕。它抓住岸上的石头，搬动，又突然停下，逃向更远的地方，在石头上洒下白 沫。斯捷潘•彼得罗维奇面带微笑，瞧着斑驳的河水。轰鸣声会静下来，也不会 再有沙沙的响声。就在今天，一切会恢复原样。雷雨停了，出了彩虹，在原始林上 空高高隆起，一端支在峭壁上，一端伸向朝地平线垂下的乌云。大雨突然停止，太 阳喷薄而出，百鸟鸣啭，对面岸边的灌木丛里走出一个姑娘，手上牵着一匹马。

姑娘站在那里，强烈的阳光照得她眯缝起眼睛,她眺望着家乡令人目眩的葱 翠草木。阳光在她湿漉漉的皮衣上，在鸭舌帽下蓬松金发里的水滴上嬉戏。也在 马的两肋上，在仍然汹涌的河面上嬉戏。树木舒展开臂膀，大地让闪亮的青草朝 空中竖起。姑娘回忆她的童年，回忆一年的四季。四个季节是从哪里来的呢？春 天来自两侧黑糊糊，露出去年枯草的沟壑。秋天来自白桦林——黄灿灿的树叶枯 萎发碎了，它们是一封封警报信，警示秋之将至。白桦林背后，一道窄窄的碧色霞 光弯曲蜿蜒。冬天来自河里，来自岸边的石头——每天早上，这些石头都要戴上 薄薄的冻冰花边。那夏天呢？夏天是从哪里来的呢？还没有想好，姑娘就抬起头 来。一串山峦，勾画出曲曲折折的地平线。这是一张图表，早在冰川时期，这条曲 线就画出来了，千年以来，没有丝毫消长。一千年哪！父亲曾经这么说过。看看 吧，为改变这条线，给了我们一年出差时间。于是，姑娘拉着马缰绳，朝前走去。

斯捷潘•彼得罗维奇的儿子把一条用树干凿成的“独木舟”划过河去。兄妹 握手，互致问候。安娜•斯捷潘诺夫娜卸下鞍子。他们把马鞍和驮载的东西拽上 小船，船便溯流而上，马儿也抬起脑袋，由缰绳牵着，游在船后面。斯捷潘•彼得 罗维奇则在岸上忙活。女儿亲吻老人浓密花白的胡须，然后，一行人踏着湿漉漉 的青草，喜气洋洋地回到家里。斯捷潘•彼得罗维奇打开“玻璃橱”，取出平曰不 动用的比利时旧茶杯。煎锅里丝丝地炸着茴鱼。这是一种山里的鱼，味道绝美。 前面屋角上，雕刻的神龛前，一盏长明不灭的油灯冒着青烟，于是，安娜•斯捷潘 诺夫娜便感到自己回到了童年的环境中。暖炉和墙壁间，是睡起来特别暖和的高 板床;挽具挂在门旁的墙壁上，散发出皮革味。安娜•斯捷潘诺夫娜，这个安卡， 已经疲惫不堪，把双手往桌上一放，埋下头就呼呼睡去。父亲温暖的双手，抚摸着 她的脑袋。

安娜•斯捷潘诺夫娜的勘探队投入了工作。老人来往于钻塔之间，仔细观察 探坑，不断地摇头。于是，有一次，他严严实实地关上房门，把双手放在安娜•斯 捷潘诺夫娜的肩膀上。

“安卡，你听我说！整个勘探工作，你们得花多少钱？整个勘察队呢？整张地 矿图呢？”

“不知道。我估计得要五万吧。”

“你以为这是多大一件事，女儿。我告诉你，安卡，我了解这片土地。我守护 它的财宝二十年了。这里有钒、锌和钨，这里有一座座隆起的铁山——是含量百 分之八十的铁矿;这里有黄金、白金。这里的财富是我的和你的。我有一张地矿 图——为绘制这幅地图，比利时的工程师们干了十年。我从比利时人那里把它偷 出来了。我把它藏起来了。我已经老了。把它留给谁呢？留给儿子们吗？他们 只知道木方、鼬皮。我把地矿图给你，你把它拿去卖上三万。‘政权’能赚上两 万，对吗？你就会又发财又成名啊，安卡。”

安娜•斯捷潘诺夫娜把父亲颤抖的双手从肩上拉下。

“成名？什么成名？”她说，额头上冒出大滴的汗珠。

“把地图献给我们吧，爸！我们要在这里，在原始林里建一座阳光城，一座苏 联的克朗代克®!国家，我们的国家十分富有！你能让她更加富有的，爸。顺便说 件事——我们今天要开学了，爸。该把侄子们都送去念书。”

“我自己也想发财呀，”老人说，把手从女儿的手里脱出。“我不会把地矿图 给你们。”安娜•斯捷潘诺夫娜出去了。从那以后，工作按部就班地进行。

安娜•斯捷潘诺夫娜搬到侄子家里去住，老人也不再理会钻探情况。夏天就 这样过去，下第一场雪的时候，安娜•斯捷潘诺夫娜走了。父亲同女儿告别的情 形十分温馨。可是总有句话没说出来，两人的目光没有相接。春天，安娜回来了， 工作重新开始。一年之间，斯捷潘•彼得罗维奇就老了，离了拐棍已经不能走路。 他哪里也不去。每一天，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只逢礼拜日，他都读保罗•德•科克 的书和《圣经》。秋天里，大家邀请他去倶乐部——那幢大房子就是倶乐部。由

①克朗代克，加拿大西北部的黄金产地，十九世纪末发现，二十世纪初引发“淘金热”。其主要居 民点是道森。

两把曼陀林和吉他组成的乐队，不间断地演奏迎宾曲，主席团铺红布的桌子后面， 坐着安娜•斯捷潘诺夫娜。勘察队全体队员，还有临近村子的许多居民都来了。 大家聚在房子旁边，但在斯捷潘•彼得罗维奇面前让出一条道来,他便走向了第 一排。一张揉破的报纸在大家手上小心传递，上面刊载着政府授予安娜•斯捷潘 诺夫娜勋章的决议和她的照片。老人明白了，周围的人对他表示的敬意，是对他 女儿的敬意。女儿的光辉照到了斯捷潘•彼得罗维奇身上。大家断断续续说了 许多慷慨激昂的话。这是边疆区的第一枚勋章，会议主席团就座的人，都佩戴着 菱形章，如大家告诉斯捷潘•彼得罗维奇的，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本人也在座 (就是“省长”啊——老人猜想）。斯捷潘•彼得罗维奇感到十分震惊。响起一阵 掌声和喊声，安娜•斯捷潘诺夫娜从坐位上站起来。她满面通红，结结巴巴地表 示了感谢，答应要做更多更好的工作——这时，老人用拳头擦去眼泪，离开了俱 乐部。

他在窗前坐了整整一夜，等到星星渐渐消失，便拿了斧子，悄无声息地出了家 门。他把斧子放在船上，带上钢钎、铁铲，坐上独木舟，用蒿杆一撑，离开了河岸。 他顺流而下，向一面大峭壁划去，峭壁上有个洞穴。老人回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 起很高。儿子们都在四处寻找父亲了。他谁也不啾一眼，径直向安娜•斯捷潘诺 夫娜的帐篷走去。他撩开门帘，把一包宝藏——比利时人的地矿图，递给女儿。

安娜•斯捷潘诺夫娜站着，身材高挑、挺直，脸色发白，一双手颤抖着接过 纸包。

“爸，”她高一声低一声地说，“我们已经绘制好了这么一幅地矿图。我就是 因为这件事获得勋章的。”

斯捷潘•彼得罗维奇哽咽了，他抱住女儿的脑袋，金黄的、火焰般的卷发从他 老迈的手指下露出来。

街上，一颗流弹射穿了小姑娘的脚。她没有被人立刻抱起来，送回家里。她 在雪地上躺了很久，不断呻吟，患上了肺炎。此刻，危险已经过去，世界——父亲、 母亲和各种东西，都在一点点地回到她身边。女孩躺在客厅里，这是一个三面环 窗的大房间。床摆放在一面巨大的老壁镜侧面。镜子里看得见整个房间，还有亮 着灯光，通向住宅深处的走廊。不久前，朝走廊开的大门被拆掉作了柴火，日子变 得更有意思——世界扩大了。小姑娘在镜子里观察世界的生活。走廊尽头的门 砰地一响，一个女人朝小姑娘走来，身影越近越显高大，随身带来春天浓烈的气 息。接着，屋角放大衣的地方，也洋溢起春天的气息。女孩合上眼睛，感觉到了母 亲那熟悉的丝绸般柔软的手。父亲的身影在不慌不忙地移动。他来到房间里的 餐具橱旁，摘下眼镜，用手帕擦拭。父亲穿一件褐色西服，镜子里只能看见他的面 庞、双手和手帕。他衣服的颜色同橡木橱柜的颜色混在一起。这是父亲宽大温柔 的手。他亲切的声音在讲椋鸟的故事，就是那些深雪青色的小椋鸟。椋鸟已经进 了父亲去年钉的鸟巢。父亲正举起手来，从书架上取一卷百科全书。父亲举起的 是哪只手呢——左手还是右手？镜子会把眼睛、耳朵、手脚弄混。镜子里一下子 辨认不出父亲举起的是哪只手。

不过，最主要的是--切景物都是平的。父亲、母亲、橱柜、写字台——全

都像一幅画。

傍晚时分。镜子里看得见各种东西开始隐匿。先是墙上挂的画溜走了。书 柜、椅子也没入黑暗之中。写字台忽而已经不见踪影。餐具柜藏匿起来了，只能 凭玻璃上的光斑，看见柜子就在这里不远的地方。于是，小姑娘平静下来，酣然 入梦。

她一下子醒来了。有人小声敲门，镜子里看得见父亲出来开门。父亲的穿着 跟平时一样一他应该是没有脱衣服。门开了，一个人跌跌撞撞地走进来。父亲 架着他的手，搀起他。那人费劲地摘下士兵戴的哥萨克毛皮高筒帽，露出绑着绷 带的脑袋。他向灯光抬起脸，那张长满硬邦邦褐红胡须的面孔，那对清亮的蓝眼 睛，女孩感到都并不陌生。她在哪里看见过这人呢？四个月前，还能去冰坡滑冰 的时候，走廊的门还没有拆掉的时候，这人曾经常常来找父亲。他们在这个大房 间里坐上很久，打发小女孩去母亲房间里玩。有一次，褐红头发交给父亲一大包 钱。女孩就想，明天的午饭会有肉了。可是并没有吃肉。褐红头发最后一次来 家，是她在小巷里中弹那天之前两个礼拜——中弹的时候，面包从她手上掉下去， 她眼里只看见白雪和天空。那人送了小姑娘一个小小的铁皮盒，里面装着水果 糖，非常好吃的水果糖。当时，父亲和褐红头发在走廊上互相吻了吻，门砰地一 响，褐红头发就走了。现在他又来了。父亲拥抱他，把他带到耳房。一阵寂静。 父亲蹑手蹑脚地来到走廊。他拿起电话听筒。简短地低声谈了一阵。母亲出来 了，没有梳头，穿着宽大的上衣。他们手挽手进了褐红头发坐着（或躺着）的房 间。悄无声息。又有人急促不断地敲门。走廊上挤满了人……都穿着佩有镀金 肩章的灰色军大衣。现在穿这种军大衣的人在城里走，人们都是从窗户里微微撩 起窗帘张望。不久前，那些人就因为什么事情来过，父亲同他们一道走了。直到 深夜，父亲才回来，把小女孩亲吻了半天。现在，他们默默地站着，用疑问的眼光 瞧着父亲。于是，父亲用手指指躺着（或坐着）褐红头发的房间。马刺和马刀同 时一响，人们进了房间。过了几分钟，褐红头发被人挽着手带出来。他虚弱极了，

几乎只能由人架着走路。一个穿军大衣的人握了握父亲的手。门关上了。

这时，女孩从床上爬下来，撑着双手爬向写字台，拿起一个沉甸甸的铁镇纸。 镇纸把手坠得生痛。小女孩爬到镜子跟前，把镇纸朝镜子扔过去。渐渐暗淡的世 界立刻变得平静而清白。她已经没有力气走开。她躺在玻璃碎片中，嘤嘤啜泣。 她推开父亲抚爱的双手。“别管我，别管。”

“把她抱到床上去，”母亲的声音说。“不要管她。这样或许会好些。”

“对父亲的声音说，“在她生活的这年代，连大人也要发疯。”

一片阒寂。又传来母亲的声音：

“他现在走得很远了……可你呢……你能作什么打算？”

“没什么大不了的，”父亲回答说，“这场假戏……不得已换上军官服，是救我 们朋友惟一的办法。”

科雷马故事

踏雪行

在无人触动过的茫茫雪原，如何踏出一条路来？ 一个人走在前面，大汗涔涔, 骂骂咧咧，勉强挪动双腿，不时陷人松软的深雪。他走得很远，用疏密不匀的黑色 脚坑，标出走过的路径。他累了，躺在雪地上，点起一支烟。马合烟的青雾浮在白 晃晃的雪地上空，形成一朵蓝色的云。他继续往前走，但那朵烟云，依然挂在他休 息过的地方——空气差不多纹丝不动。人们总是在平静无风的日子里踩路，不让 大风卷去他们的劳绩。人要在无边无际的雪原上，自己确定方位标：一座山崖， 一棵大树一-人在雪原上掌控自己，恰如舵手驾一叶小舟，从一个河湾驶向另一 个河湾。

沿着前行者踏出的一行狭窄而模糊的脚印，五六个人肩并着肩，排成一 列往前走。他们从脚印的旁边走过，并不踏着脚印。到达预定地点后，他们 回身再走，踏上一片荒原，也就是还没有人踩踏过的雪地。路终于开辟出来。 人们可以从这路上走过，雪橇和拖拉机也可以通行。假如沿第一个人踏出的 脚迹亦步亦趋地行走，那将形成一条虽然明显却仅能勉强通行的羊肠小道， 而不是一条大路——只是些脚坑。踩着这些脚坑行走，比走在荒原上更困 难。最艰难的是第一个人。当他精疲力竭时，领头的五个人中，另一个便走 到前面。沿着脚迹行进的每个人，连身个最矮小、身体最羸弱的人，都应当踏 一块未经触及的雪地，而不是踩在别人的脚迹上。坐拖拉机和骑马的人，不 是作家，而是读者。

〈一九五六〉

欠债赌

大伙儿聚集在赶马人瑙莫夫那里打纸牌。值班看守从不向赶马人的工棚啾 一眼。他们信守规矩，认为自己的主要职责，是监视依第五十八条定罪的犯人。 按惯例，马匹是不交给反革命犯管理的。诚然，管具体事务的长官们也曾悄悄抱 怨，说他们因此失去了一些优秀的、最恪尽职守的工人。但是，管理条例对这一点 的规定是明确而严厉的。总之，赶马人这里最安全。窃贼每晚都聚集在这里打 纸牌。

工棚右角，下层板床上，乱七八糟堆放着花花绿绿的棉被。屋角一根柱子边， 用电线捆着一盏点燃的“科雷马灯”，即自制的汽油灯：往罐头盖上焊三四根四下 伸出的细铜管——整个结构就是如此。要点燃这盏灯，就在罐头盖上放一块滚烫 的火炭;汽油加热后，油汽升上细管，用火柴一点，就燃起来。

被子上有一只肮脏的羽绒枕头。枕头两侧，各坐一名打牌的对手。他们像布 里亚特人一样盘着腿——这是监狱里牌战的典型坐姿。枕头上放着一副崭新的 纸牌。这不是普通的纸牌，而是监狱里自制的纸牌，由精于此道的高手，用非同寻 常的速度作成。作这种纸牌，需要纸张（随便一本小书都成），一块面包（嚼碎，用 一块破布滤出淀粉，用来粘贴纸页），一截化学铅笔头（代替印刷油墨）和一把小

刀（用来镂刻各种花色图案的模板和裁切纸牌）。

今天这副纸牌，是用维克多•雨果的一本小书刚刚裁制出来的——昨天不知 谁把这本书忘在了管理处。书的纸张厚实,纸页无须粘贴——只有纸页太薄时才 需要。在劳改营，经过无数次搜査，化学铅笔收缴得干干净净。甚至在检查收到 的邮包时，就没收了。这样做，不仅为了杜绝伪造证件和带机关印记公用笺的可 能（这方面的行家有的是），也为了肃清一切能与国家纸牌专卖对抗的活动。用 化学铅笔制成墨水，墨水透过刻好的模板，纸牌便印上了图案——各种花色的Q 啦，J啦，十点啦……花色自然没有颜色区别，打牌的人也无须区别颜色。例如黑 桃J，只要在一张牌相对的两个角上有黑桃的图案即可。花色的分布和形状是永 恒不变的——手制纸牌的技巧，成了培养年轻窃贼“骑士精神”的一门功课。

一副新牌放在枕头上。一个玩牌的人用肮脏的手把纸牌拍拍。指头纤细、白 净，没干过活儿。小指的指甲异乎寻常地修长——这也算是黑道上的讲究，就像 “菲克斯”——罩在完好牙齿上的金灿灿的青铜牙套。甚至有些手艺人也在干这 活——他们自称义齿专家，做这样的牙套赚了不少钱，始终有销路。至于指甲，则 毫无疑问，要是能在监狱里搞到油漆，染色就会成为罪犯的一种习俗。光泽滋润 的黄指甲，能像宝石一样闪闪发光。指甲的主人用左手不住梳理粘腻肮脏的浅 发。他剪一种样式最规整的“博克斯”发式。他那低矮的没有一丝皱纹的额头， 两撮黄色的眉毛，微微噘起的小嘴，使他的面容具有小偷外貌的主要特质：丝毫 也不引人注目。他的面孔，叫人根本无法记住。啾一眼就忘，记不住任何特征，遇 见他时再也认不出来。这便是谢沃奇卡，玩“捷列兹”、“什托斯”和“布尔”三种经 典牌赌的大名鼎鼎的行家，一个充满灵气的牌规解释者，在真正的牌战中必须严 格遵守的千百种牌规，都由他来解释。人们说谢沃奇卡是在“出色地表演”，也就 是展现一个赌棍的能力与机智。当然，他确实是个赌棍。一场守贼规的赌博，就 是一场欺诈性的赌博。你得盯紧对手，揭穿他的把戏，这是你的权利;你自己也要 善于欺诈，善于夺下存疑的赢局。

赌博总是两人对垒--对一。高手里没有人参加诸如二十一点之类的群 赌，使自己有失体面。人们并不害怕面对强有力的“作弊老手”，因此下棋的时 候，真正的棋手总是寻找最强有力的对手。

谢沃奇卡的老搭档，就是赶马队长瑙莫夫。他比谢沃奇卡年纪大（不过谢沃 奇卡又有多大年纪呢？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他是个黑发小子，深陷的黑 眼睛露出饱经忧患的神情，假如我不知道他是来自库班的铁路小偷，简直要误认

为他是个朝圣者--个僧侣，或著名的“上帝知道”教派信徒。在我们劳改营，

这个教派至今已有好几十年历史。对瑙莫夫的这个印象，看到用带子拴在他脖子 上的锡十字架，便会大大增强——他的衣领总是敞开的。戴这个十字架，绝不是 亵渎神灵、开玩笑、逗乐，或一时心血来潮。那时候,所有窃贼的脖子上都挂着铝 十字架，这是秘密团体的识别标志，就像文身一样。

在二十年代，窃贼都戴专门的制帽，更早些时候，则戴船长帽。四十年代的冬 天，他们戴哥萨克式平顶羊皮帽，翻卷毡靴的靴筒，脖子上挂十字架。十字架通常 没有花纹，不过，要是遇上画家，就会要求他们在十字架上用针刺绘出自己喜欢的 图案：心形，纸牌形，十字形，裸体女人……瑙莫夫的十字架上没有花纹。它挂在 瑙莫夫敞开的黑黝黝的胸口上，叫人看不清蓝色的文身——那是叶赛宁的两句 诗。叶赛宁是犯罪世界里惟一被承认并奉为神明的诗人：

路行何其少 错铸何其多

“你赌什么？”谢沃奇卡一脸无限鄙夷的神情，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这也认 为是一种优雅的开局风度。

“就这些，一堆破衣烂衫。赌这衣服……”瑙莫夫拍拍自己的肩头。

“算五百卢布，”谢沃奇卡给那衣服估了价。

回答是一阵喋喋不休的大声詈骂。这是要使对手相信，衣服值钱得多。围在 两赌徒四周的看客，耐心地等待这个传统序曲的结束。谢沃奇卡毫不嘴软，反倒 骂得更加刻薄，一个劲压价。最终，衣服定为一千卢布。谢沃奇卡赌的则是几件 穿破的羊毛衫。羊毛衫在估价后，立刻扔到被子上。谢沃奇卡洗了牌。

我和加尔库诺夫——他曾是纺织工程师——为瑙莫夫的工棚锯木柴。这是 夜里干的工作——在井下干一天活后，还得锯下、劈好一天用的木柴。吃过晚饭， 我们马上溜到赶马人这里——这儿比我们工棚里暖和。柴劈好了，瑙莫夫的值日 员就往我们饭盒里倒进一些冰凉的残“汤”——这是惟一的日常菜食，在食堂的 菜单上叫作“乌克兰面疙瘩”。他还给我们一人一小块面包。我们在角落里找个 地方，坐在地板上，很快把挣来的食物吃掉。我们完全在黑暗中进食——工棚里 的汽油灯只照亮打牌那块地方。不过，据老囚徒的准确观察，勺子不会送不进嘴 里。此刻，我们正瞧着谢沃奇卡和瑙莫夫赌博。

瑙莫夫已经输掉了自己的衣物，一条裤子和一件西服上装，放到了谢沃奇卡 身边的被子上。瑙莫夫正在用枕头作赌注。谢沃奇卡的手指甲在空中画着令人 费解的图形。纸牌一会儿在他手心里消失，一会儿又变出来。瑙莫夫只穿一件贴 身衬衣——缎纹衬衣已在裤子之后输掉了。有一双手殷切地在他肩上披了件棉 坎肩，但他的肩头急剧一动，把坎肩抖落到地上。骤然，一切都安静下来。谢沃奇 卡不慌不忙地用手指轻轻搔了几下枕头。

“我赌这床被子瑙莫夫沙哑着嗓子说。

“两百卢布，”谢沃奇卡冷冷地回答。

“一千，母狗! ”瑙莫夫大嚷起来。

“什么？这算什么东西！不过是一堆废物，一钱不值，”谢沃奇卡说，“不过对 你，算三百。”

厮杀继续下去。当对手还有东西可赌的时候，战斗照例不会结束。

“我赌这双毡靴，”

“我不赌毡靴，”谢沃奇卡坚决地说，“我不赌官家这些劳什子。”

绘着公鸡的乌克兰面巾，折合成几个卢布输掉了；压印着果戈理侧面像的烟 盒输掉了--切全归了谢沃奇卡。瑙莫夫两颊黧黑的皮肤上，透出了深深的

红晕。

“来玩欠债赌吧，”他谄媚地说。•

“我才不干呢，”谢沃奇卡活泼地说道，一只手往后一伸，马上手里就有了一 支点燃的马合烟。谢沃奇卡深深吸了一口，咳嗽起来。“你拿什么来还我赌债? 没有新押送来的犯人哪——你从哪儿弄去？找押送队，是吧?”

负债玩欠债赌，谢沃奇卡按理并非一定要奉陪，可是他不想委屈瑙莫夫，让他 失去翻盘的最后机会。

“一百，”他慢吞吞地说，“给你一小时还债。”

“发牌，”瑙莫夫正正十字架，坐下来^他终于赢回了被子、枕头和裤子—— 接着，又统统输掉了。

“熬点奇菲里喝吧，”谢沃奇卡说，把赢得的赌物放进一口胶合板大箱子，“我 等等。”

“你们熬去，伙计们，”瑙莫夫说。

这里说的是一种神奇的北方饮料，一种极浓酽的茶，熬一小杯要加进五十克 甚至更多茶叶。这种饮料苦极了，只能小口小口地啜饮，同时啃一点咸鱼。它能 使人不打瞌睡，因此，颇受窃贼和北方长途司机推崇。奇菲里应当对心脏有损害。 但我认识一些多年的饮客，几乎都安然无恙。谢沃奇卡接过杯子，呷了一口。

瑙莫夫沉重忧郁的目光环视着四周的人们，头发凌乱不堪。最后目光落到我 身上，停住了。

一个念头闪过瑙莫夫的脑际。

“喂，出来。”

我走到亮处。

“把棉祅脱下。”

这是怎么回事，已经很清楚了。大家津津有味地注视着瑙莫夫的意图。 我的棉袄里边，只有一件官方发的贴身衬衫——大约两年前发的，而且早已

破烂不堪。我又把棉祆穿上。

“那你出来，”瑙莫夫说，用手指着加尔库诺夫。

加尔库诺夫脱下棉袄。他的脸色变得苍白。在他肮脏的贴身衬衣下面，还有 一件高领羊毛衫。这是他出远门前妻子给他的最后一样东西，而且我知道加尔库 诺夫有多爱惜它。他在浴室里洗涤，穿在身上晾干，一刻也不离手——稍不注意， 伙伴们会马上把它偷走。

“喂，脱呀! ”瑙莫夫说。

谢沃奇卡赞许地挥挥指头——毛制品是很值钱的。要是把这件羊毛衫拿去 洗干净，蒸一蒸，杀死上面的虱子，自己都能穿的——那花纹漂亮着呢。

“我不脱，”加尔库诺夫嘶哑着嗓子说，“除非连我的皮一起扒下……”

大伙一窝蜂向他冲去，把他打倒在地。

“他会咬人有人叫了一声。

加尔库诺夫从地上慢慢爬起来，用衣袖擦净脸上的血迹。就在这时候，瑙莫 夫的值日员萨什卡，就是一小时前因我们锯木柴给我们倒汤的那个萨什卡，蹲下 身子，从毡靴的靴筒里拔出一样东西,然后把手朝加尔库诺夫一伸。加尔库诺夫 哽咽了一声，歪歪斜斜地跌倒下去。

“不来这一手可真不行! ”谢沃奇卡大声叫起来。

在汽油灯闪烁的灯光下，能看见加尔库诺夫脸色渐渐发灰。

萨什卡拉开他的双手，撕开他的贴身衬衣，从头上扒下绒线衫。羊毛衫是红 色的，上面的血迹隐约可见。谢沃奇卡为了不弄脏手指，小心地将它放进胶合板 木箱。牌赌结束了，我可以回去了。现在锯木柴得另找一个搭档了。

一九五六

夜

晚饭吃完了。格列博夫不慌不忙地舔光盆子，把桌上的面包屑仔细扒到左手心 上，送进嘴里，小心翼翼地舔干净掌心上的碎屑。他没有咽下这些碎屑，而是在感觉 嘴里的唾液如何密实地、贪婪地包裹这个小小的面包团。格列博夫无法说清这味道 是不是很好。味道似乎是另一码事，比起食物带来的极令人陶醉的感觉来，味道实 在苍白得很。格列博夫并不急于吞下去：面包自己正在嘴里化掉，而且化得很快。

巴格列佐夫那双深深塌陷却又炯炯有光的眼睛，直愣愣盯着格列博夫的嘴巴—— 谁也没有那么大的毅力，能叫目光离开正在别人嘴里消失的食物。格列博夫咽下了唾 液，巴格列佐夫的眼睛立刻转向地平线，望着一轮橙黄色的大月亮缓缓爬上天空。

“是时候了，”巴格列佐夫说。

他们沿小路默默地走向岩壁，登上绕山的小阶地。尽管太阳刚下山不久，石 头ip已经变得冰凉。可是，白天，石头透过赤脚穿的胶皮套鞋，把脚掌烫得够呛。 格列博夫扣紧棉袄。匆匆行走，也没让他暖和起来。

“还远吗? ”他小声问。

“远着呢，”巴格列佐夫也低声回答。他们坐下来歇息。他们无话可说，也无 事可想--切都很清楚,很简单。在阶地尽头,一小块平地上，有几堆翻开的乱

石和扯下的干青苔。

“这种事，我本来一个人也干得了，”巴格列佐夫微微一笑，“不过，两个人干 更愉快。况且，是为老朋友……”

去年,他俩是同船被送到这里的。

巴格列佐夫住了步。

“得卧下，会被人看见，

他们卧下来，动手把石头扔到一边。这里没有两人合力都搬不动的大石头， 因为早上把石头扔到这里的人，没有一个比格列博夫的力气更大。

巴格列佐夫小声骂了一句。他擦破了手指，流着血。他往伤口上撒些沙土， 从棉袄里扯出一团棉花，紧紧压住伤口——血仍然没有止住。

“凝血性不行，”格列博夫无动于衷地说。

“你是医生，对吧？”巴格列佐夫吮吸着手上的血，问道。

格列博夫没有吭声。他当医生那时候仿佛已经很遥远了。再说，曾经有过那 一段时光吗？高山大海之外那个世界，经常都使他觉得是一场梦，一种臆想。从 起床号到熄灯号之间的每一分钟、每一小时、每一天，才是真实的——更远的事他 就不去猜测，也没有在身上去找猜测的力气。跟所有人一样。

他不了解他周围那些人的往昔，对那些事情也不感兴趣。不过，要是巴格列 佐夫明天声称自己曾是哲学博士或空军元帅，他会不假思索地信以为真。他自己 什么时候当过医生吗？他不仅丧失了本能的判断力，而且丧失了本能的观察力。 他看见巴格列佐夫从肮脏的指头上吮掉鲜血，却默无一语。巴格列佐夫的举动在 他的意识中只是一闪而过，他却找不到回应的意愿，也没有去寻求这个意愿。他 心中尚存的意识，或许已经不再是人的意识，变得极为单一，现在只集中于一 点——尽快搬开这些石头。

“看来，坑很深?”他们躺下休息时，格列博夫问。

“怎么可能会很深? ”巴格列佐夫说。

格列博夫也想，他是问了句傻话，坑实际上不可能很深。

“有啦，”巴格列佐夫说。

他碰到了人的脚趾，一个大趾头从石头中暴露出来——在月光下看得清清楚 楚。那趾头跟格列博夫或巴格列佐夫的不同，但不是由于没有活气、僵硬冰凉一-这一点和他们的趾头倒没有什么区别;而是因为这根僵死的脚趾，趾甲修剪过，脚趾 也比格列博夫的要肥大绵软些。他们飞快地拋开压在死人身上的石头。

“还很年轻呢,”巴格列佐夫说。

他俩一起抓住双脚，费力地把尸体拖出来。

“身体好棒的一个人,”格列博夫一边说，一边喘着粗气。

“他要不是身体这么棒”，巴格列佐夫说，“那埋葬他就会像埋葬我们一样，我 们今天也无须到这里来了。”

他们把死人的手摊直，剥下他的衬衣。

“长裤完全是新的，”巴格列佐夫满意地说。

他们把长裤也脱下来。格列博夫将一团衣物藏到棉祆里。

“最好穿在身上,”巴格列佐夫说。

“不，我可不愿意，”格列博夫嘀咕道。

他们把死人放回墓坑，又用石头压住。

已经升起的月亮，把蓝幽幽的光洒向石块，洒向稀稀落落的原始林，照亮每一 段阶地，每一棵树木，现出它们特别的、与白昼完全不同的面貌。一切都显得各具 真实，但不是白天那种真实。这仿佛是世界的另一个面貌，黑夜里的面貌。

死人的衣服在格列博夫怀里暖和了，已经不像他人的东西了。

“抽支烟才好哇，”格列博夫充满憧憬地说道。

“明天就能抽上。”

巴格列佐夫微笑着。明天，他们要卖掉这些衣物，换来面包，没准，还能弄到 一点烟草……

一九五四

木匠

整整几昼夜，笼罩着浓浓的白雾，两步外就看不见人影。不过，也没必要一个 人单独走得太远。要去的地方并不多——食堂、医院、工地——都能以一种后天 养成的莫名本能摸索着去。这本能恰如动物很强的方向感，在适当的条件下也能 在人身上复苏。

工人是不让看温度表的，而这也没有必要——任何温度下都得去干活。再 说，长期住在这里的人，不用温度表也差不多能准确判断严寒的气温：要是起了 寒雾，那么，外面是在零下四十度。如果呼气时发出响声，但呼吸还不困难，那就 是零下四十五度。假使呼气时发出响声，而且明显气紧，则是零下五十度。超过 五十五度，吐出的唾沫不落地就冻成了冰块。吐唾成冰的天气，已经有两个星 期了。

每天早上，波塔什尼科夫醒来都抱着一个希望——严寒消退了吧？凭着去年 冬天的经验，他知道，无论气温有多低，对于温暖的感觉，主要来自温度的急剧变 化，来自强烈的温差。就算严寒消减，气温上升到零下四十五度至四十度，会有两 天的暖和，但超过两天，就谁也说不准了。

不过，严寒并没有缓解。波塔什尼科夫明白，再支持下去已经不可能了。早 饭最多只够维持干一小时的活，过后就会感到疲惫，而且寒气穿心透骨——这个 民间的说法可绝不是比喻。人们只能不断地挥动工具，不断地换着双脚跳动，以 免在午饭之前冻僵。滚烫的午饭，臭名远扬的菜汤，两勺粥，很难让体力得到恢 复，但到底能使人暖和。又有力气干上一小时活了。这之后，波塔什尼科夫的愿 望，不知是暖和身子，还是干脆躺在冰冷刺骨的石头上死掉。白天总算结束，晚饭 后，就着面包喝足了水——没有一个工人会在食堂里就着菜汤把面包吃掉，而是 带回工棚——波塔什尼科夫倒头就睡。

当然，他睡的是上铺——下面简直就是个冰窖。睡在下铺的人，总在火炉边 待到半夜，轮流用双手拥住炉子，因为火炉还有一点余温。木柴永远不够用：下 班后得到四公里外去打柴，大家都千方百计地躲避这份差使。上铺比较暖和，虽 然睡觉时还得是一副干活的穿戴——戴上皮帽，穿上棉祅、短呢大衣和棉裤。上 铺比较暖和，可是睡在那里,一个晚上头发还是会冻在枕头上。

波塔什尼科夫感到力气变得一天比一天微弱。他，一个三十岁的男子汉，已 经很难爬到上铺去,也很难从上铺爬下来。昨天，睡在他邻铺的人已经死了，无缘 无故地死了，再也没有醒来。谁也没有理会他是怎么死的，似乎只有一个尽人皆 知的死因。人不是死在晚上，而是死在早上，值日员可高兴了——死者一天的给 养就归他了。这一点大家都明白，于是波塔什尼科夫壮着胆子走到值日员跟前: “掰一块面包皮吧! ”可值日员却报以破口大骂。这是由弱者变成了强者，而且知 道叫骂不会受到惩罚的人才会有的叫骂。只有处在非常情况下，弱者才会谩骂强 者，而且，这是一种绝望的勇气。波塔什尼科夫没有吭声，走开了。

必须拿个主意，用自己已经变得迟钝的脑子想个办法。要么去死。波塔什尼 科夫并不怕死。不过他心底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一种最后的执拗劲——希望死在 医院里，死在病榻上，死在床上，在别人的关注下，哪怕是官方的关注下死去;而不 是死在街头，死在严寒中，死在押送队的皮靴下，死在充满叫骂、肮脏不堪、人们全 都冷漠无情的工棚里。他并不怪罪别人的冷漠。他早就明白这种精神上的迟钝 和精神上的冷漠从何而来。严寒，这吐唾成冰的严寒也透进了人心。既然骨髓能 冻透，脑子能冻透,变得迟钝麻木，人心也就能冻透。严寒中什么也不能思考。一 切都变得很简单。饥寒交迫，大脑营养不足，脑细胞祜死——这是一个明显的物 质过程，天知道这过程是否如医学上的说法，像冻伤一样，是可逆的。或许这些损 伤是永久性的了。人心的情形也是这样，冻结了，紧缩了，或许永远热不起来了。 波塔什尼科夫过去就有这一切念头一-可现在却一无所剩，只想苦苦地熬着，熬 过这严寒，活出来。

当然，必须事先寻找摆脱危险的办法。这类办法并不多。可以去当队长或看 守，总之要靠近长官。或者，靠近伙房。不过，有无数的竞争者要去伙房。而队长 职务，波塔什尼科夫还在一年前就放弃了。他暗自起誓，决不在这里对他人滥施 淫威。就算为了自己活下去，他也不希望同伴在临死前诅咒他。波塔什尼科夫一 天天等待着死亡，而死亡的日子，看来临近了。

咽下一盆热汤，嚼着面包，波塔什尼科夫勉强拖着双腿，来到干活的地方。开 工之前，劳改队整好队。一个红脸膛的胖子，戴鹿皮帽，穿雅库特式鹿皮靴和白色 短皮袄，顺着队列走来走去。他仔细端详工人们疲惫、肮脏、冷漠的面孔。人们默 默地在原地跺脚，等候这意外的耽搁结束。队长也站在那里，恭恭敬敬地向戴鹿 皮帽的人说着什么。

“我向您保证，亚历山大•叶夫根耶维奇，我这里没有这样的人。您到索博列 夫和刑事犯那边去一趟吧。这些可全是知识分子，亚历山大•叶夫根耶维奇，您 这简直是出难题呀。”

戴鹿皮帽的人不再观察大家，他转向队长。

“队长们都不了解自己的人，不愿了解，不愿帮助我们，”他声音嘶哑地说。

“就随您的便吧，亚历山大•叶夫根耶维奇。”

“这就让你瞧瞧我的厉害。你姓什么？”

“我姓伊万诺夫，亚历山大•叶夫根耶维奇。”

“瞧着吧。喂，伙计们，注意了，”戴鹿皮帽的人站到小队跟前，“管理处需要 几个木匠，制作运土的车斗。”

大伙没吭声。

“您看见了吧，亚历山大•叶夫根耶维奇，”队长低声说。

波塔什尼科夫突然情不自禁地说道：

“有。我是木匠，”说着朝前走了一步。

另一个人也从右侧默默地跨前一步。波塔什尼科夫认识他,这是格里戈里 耶夫。

“哼，”戴鹿皮帽的人转向队长，“你真是饭桶，臭狗屎！伙计们，跟我来!”

波塔什尼科夫和格里戈里耶夫步履蹒跚地跟在戴鹿皮帽那人身后。他停住

脚步。

“要是这样走，”他嘶哑着嗓子说，“我们一上午也到不了。这么办吧。我先 走一步，你们到木工房找谢尔盖耶夫主任。知道木工房在哪里吗?”

“知道，知道!”格里戈里耶夫大声说，“得罪，请我们抽支烟吧。”

“总是这种要求，”戴鹿皮帽的人满不高兴地说，没拿出烟盒，直接从衣袋里 抽出两支烟。

波塔什尼科夫走在前面，紧张地盘算着。今天他将待在暖和的木工房里一一 磨斧子，做斧柄。还得锉锯条。不必急。中午前他们去领工具，要开领条，找仓库 保管员。而今天天黑之前，一旦搞清楚他不会做斧柄，不会开锯路，就会把他赶 走，他明天就得回队里去。然而今天他能暖和暖和了。不过，要是格里戈里耶夫 是个木匠，或许明天、后天，他也还能当上木匠。他可以给格里戈里耶夫当下手。 冬天快要结束了。夏天，短暂的夏天，他无论如何是可以活过去的。

波塔什尼科夫住了步，等着格里戈里耶夫。

“你会干这个……木工活吗?”他问道，一种骤然产生的期望，使他喘不过

气来。

“你要明白，”格里戈里耶夫快活地说，“我是莫斯科语文学院的研究生。我 看，每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尤其是受过人文教育的人，都应该会削斧柄，开锯路。 何况，要是这种活得在热烘烘的火炉旁边干的话。”

“这么说，你也……”

“这毫无关系。我们先骗他们两天，然后——然后怎么样，管它干什么。”

“我们只能骗上一天。明天就会打发我们回队里。”

“不，一天之内他们还来不及按照登记，把我们调到木工房呢。因为得报上材 料、名单，然后又得除名……”

他俩好不容易合力掀开冻结的大门。木工房中间的小铁炉烧得通红。五个 细木工在各自的工作台前干活，没穿棉袄，也没戴帽子。他俩跪在敞开的炉门跟 前，跪在火神——这人类最早的神灵——跟前。他们脱下手套，把双手伸向温暖 的地方，简直就是插进了火堆。无数次冻伤的指头，早已失去知觉，一下子感受不 到温暖。过了一会，格里戈里耶夫和波塔什尼科夫仍然跪在炉前，脱下帽子，解开 短呢大衣。

“你们来干什么？ ”一个木工不大友好地问他们。

“我们是木匠。要在这儿干活，”格里戈里耶夫说。

“是亚历山大•叶夫根耶维奇安排的，”波塔什尼科夫赶紧添上一句。

“那么，你们就是主任说起过，叫发给你们斧子的人啰?”在角落里刨铁铲把 儿的阿恩施特列姆说，他是个上了年纪的工具制造工。

“正是我们，正是我们••”

“拿着，”阿恩施特列姆不信任地对他俩打量了一眼，说道，“给你们两把斧 头，一把锯子，一只锯锉。锯锉用后退回。这是我的斧子，给砍个斧柄吧。”

阿恩施特列姆微微一笑。

“给我的定额是一天做三十根斧柄呢，”他说。

格里戈里耶夫从阿恩施特列姆手上接过一段短木头，砍削起来。午饭的汽笛 拉响了。阿恩施特列姆没去穿衣服，默默地看着格里戈里耶夫干活。

“现在你来，”他对波塔什尼科夫说。

波塔什尼科夫把一块劈柴竖在一段原木上，从格里戈里耶夫手上接过斧子,

砍起来。

“行啦，”阿恩施特列姆说。

木匠全都吃饭去了。木工房里，除了他们三个，再也没有别的人。

“就拿上我的两根斧柄吧，”阿恩施特列姆把两根做好的斧柄交给格里戈里 耶夫，“装到斧子上。去把锯子锉锋利。今天和明天就在炉边烤火。后天还是哪 来哪去吧。这是给你们的一块面包，作午饭。”

今天和明天，他们在炉边烤火。后天，严寒骤然减退到零下三十度——冬天 已经快要过去了。

单独丈量

傍晚，看守收着卷尺，说明天要对杜加耶夫干的活儿单独丈量。队长站在一 旁，正向看守借“十个土方，两天之内归还”，这时，他突然不吭声了，开始望山脊 后面一颗闪烁的星星。杜加耶夫的搭档巴拉诺夫在帮助看守丈量干完的活计。 他拿起铁铲，开始清扫早就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工作面。

杜加耶夫二十三岁，他在这儿的种种所见所闻，与其说使他害怕，不如说令他 惊讶。

劳改队集合点名，交了工具，排着队，七零八落地回到工棚。艰难的一天结束 了。在食堂里，杜加耶夫坐也不坐，嘴贴着碗口喝下一大盆冷麦米粥。一整天的 面包是早上发放的，早就吃完了。他想抽烟，环顾一圈，看能不能向谁要个烟屁 股。巴拉诺夫正在窗台上翻烟荷包,把马合烟末拢在纸上。他小心地把烟末拢 好，裹成一支细细的烟卷，递给杜加耶夫。

“抽吧，给我留一口，”他说。

杜加耶夫感到奇怪——他同巴拉诺夫并无交情。再说，饥寒交迫、夜夜难眠， 什么交情都难以产生。有种种俗谚，赞美经历过不幸和患难考验的友谊，杜加耶 夫虽然年轻，却明白那全是假的。要使友谊名副其实，必须让它坚实的基础，奠定 在一定的条件下，在生活尚未越过底线的时候。越过了这条底线，人便不再有丝 毫人味，剩下的只有不信任、凶残和谎骗。杜加耶夫清楚地记得一句北方俗语，那 是囚犯的三条训诫：勿信、勿怕、勿求……

杜加耶夫贪婪地吮吸甜滋滋的马合烟，头晕起来。

“我的身体越来越糟了，”他说。

巴拉诺夫没有吭声。

杜加耶夫回到工棚，躺下，闭上眼睛。近来他睡眠不好，饥饿让他无法安睡。 做的梦尤其使他难受——他尽梦见一个个大面包，热气腾腾、浮油滚滚的菜 汤……杜加耶夫好久不能入睡，但仍然在起床前半小时睁开了眼睛。

劳改队来到工地。大家解散后，各自去自己的工作面。

“你等一下，”队长对杜加耶夫说，“看守会给你派工。”

杜加耶夫在地上坐下来。他已经倦怠得实在厉害，对自己命运的任何变化， 都完全无所谓了。

头几辆手推车在板道上吱嘎作响，铁铲碰上石头嚓嚓有声。

“过来，”看守对杜加耶夫说，“这是你的位置。”他量了工作面的土方，放块石 英石作标记。“铲到这里，”他说，“板道工会为你把板子铺到主道上。人家往哪 里运你就往哪里运。这是铁铲、十字镐、钢钎、手推车。运吧!”

杜加耶夫二话不说，开始干活。

“这样更好，”他思忖道。不会再有同伴说他干活不行了。杜加耶夫是个革 新能手，中学一毕业就上了大学，又从大学来到这个工作面,这件事，过去的庄稼 人不需要理解也不需要知道。人都是自私的。他们不需要也不必明白他虚弱不 堪、忍饥挨饿已经很久，不会偷盗：而一切偷盗的本事，都是北方首屈一指的德 行，从偷同伴的面包，到因子虚乌有的业绩而给官员开出千百奖金。杜加耶夫吃 不消一天干十六小时活，但这事与谁都不相干。

杜加耶夫搬哪、挖呀、倒哇，再搬哪、挖呀、倒哇。

午休后，看守来了，瞧瞧杜加耶夫干的活儿，一声不吭地走了……杜加耶夫又

挖呀倒哇。离石英石标记还远得很。

傍晚，看守又来了，放开皮尺，丈量杜加耶夫干的活儿。

“百分之二十五，”他说道，瞅了杜加耶夫一眼。“百分之二十五。听见吗？”

“听见了，”杜加耶夫说。他对这个数字感到吃惊。活儿是如此之重，铁铲铲 下的石头是如此之少，挖刨是如此之难。百分之二十五的定额，这数字杜加耶夫 觉得非常之大。他的小腿肚又酸又痛，两手、肩膀和脑袋也由于推车疼痛难忍。 他早已不感到饥饿。他之所以吃饭，是因为他看见别人都在吃饭,提醒他该吃饭 了。但是他并不想吃饭。

“行啦，”看守临走时对他说。“祝你健康。”

天快黑的时候，杜加耶夫被叫去见侦查员。他回答了四个问题：姓、名、犯哪 一条、刑期多长。这四个问题，囚犯每天都要被问三十遍。然后杜加耶夫睡觉去 了。第二天，他照旧跟队劳动，同巴拉诺夫搭档。当天夜里,他被士兵带去马匹供 应站后面，经过一条林间小道，到了一个处所。那里有一堵很高的围墙，上面张着 铁丝网，拦着一个小小的峡谷，里面成夜传来遥远的拖拉机的嗒嗒声。杜加耶夫 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真后悔白白干了一场，后悔今天白白折腾了这最后的一天。

〈一^九五五〉

寄来的邮包在值班室分发。队长证明收件人的身份。胶合板在折裂，发出特 有的咔嚓声。本地的木材不是这样折裂，发出的也不是这种声响。在几条长凳摆 成的围栏后面，一群人双手洗得干干净净，穿着太过整洁的军服，在开箱、检查、抖 晃、分发。包裹箱经过好几个月旅行，已经破损不堪。它们被灵巧地扔起，落到地 上，砸幵。糖块、干果、发腐的葱、皱巴巴的马合烟盒，飞满一地。谁也没去收拾 散落的物品。收件人也没表示抗议——能收到包裹，已经算是奇迹中的奇 迹了。

值班室旁边，站着荷枪实弹的押送员——在白茫茫的寒雾中，有几个陌生的 人影在晃动。

我站在墙边，排队等候。这一块块淡蓝色的东西，可不是冰块！这是糖啊，是 糖啊，是糖啊！再过一小时，我也会把这些糖块攥在手里，它们也不会融化。只有 含在嘴里它们才融化。这么大的糖块，足够我吃两次、三次的。

还有马合烟哩！自己的马合烟！内地产的马合烟，雅罗斯拉夫尔的“松鼠”， 或“克列緬丘格2号”。我会有烟抽了，我要招待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首先是 在整整一年中请我抽过烟的人。是内地马合烟哪！要知道，平时发给我们的一份 烟草，是按保存期从军用仓库领取的陈货——那可存在极大的风险：列入劳改营 的食品，全都过了保存期。可现在我要抽到真正的马合烟了！因为，要是妻子不 知道需要味道更冲的马合烟，别人是会指点她的。

“姓名？”

邮包哗地打开，从小木盒里倒出黑李干，带皮的黑李干浆果。可哪里有糖呢? 就是黑李干，也只有两三杯……

“你的毡靴！ 一双航空毡靴！哈哈！还是胶皮里的！哈哈！跟矿长的一样 呢！拿着，收下！”

我不知所措地呆立着。给我寄毡靴干啥？这地方，只有节日才穿毡靴——可 这里并没有节日啊。假如是一双鹿皮靴、翻毛皮靴,或普通毡靴也好哇！航空毡 靴——这实在太阔气了……这不适当。再说……

“听我说，你……”有人用手碰碰我的肩头。

我转过身，要既能啾住毡靴和小木盒——木盒底还有少许黑李干——又能瞧 着当官的，还能看到拉住我肩头那人的脸。原来这是安德烈•博伊科，我们矿上 的看守。

博伊科匆匆地低声说道：

“把这双毡靴卖给我，我给你钱，一百卢布。要知道，不等你拿回工棚，就会被 那些人抢走，”博伊科用手往白茫茫的雾气中一戳。“再说，你拿回了工棚，也会 叫人偷去。头一晚就会偷去。”

“你自个儿就会暗中指使，”我心里想。

“好，给钱吧。”

“瞧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博伊科数出钱来。“我不会骗你，可不像别人。我 说一百，就是一百。”博伊科害怕多付一卢布。

我把脏污的纸币折成四折，再折成八折，藏到裤兜里。黑李干则从小木盒倒 进短呢上衣，这衣服的口袋早已撕下，做了烟荷包。

我要买黄油！买一公斤黄油！用它和着面包、菜汤、稀粥一起吃。还要买糖！ 再到别人那儿买个袋子——有细绳带的小口袋。这是所有福来儿' 温文尔雅的 福来儿囚犯必备的家什。窃贼是不用这玩意儿的。

我回到工棚，大家都已躺在板床上。只有叶夫列莫夫坐着，手放在已经变凉 的火炉上，把脸探向正在消散的余温，怕挺直身子，离火炉太远。

“干吗不生上炉子?”

值日员走上前来。

“是叶夫列莫夫值班哪！队长说了，想在哪儿拿，就在哪儿拿，总之要有木柴。 反正我不能让你睡觉。去吧，趁着还不晚。”

叶夫列莫夫很快溜出了工棚门。

“你的邮包呢?”

“他们搞错了……”

我向商店跑去。沙帕连科，商店的经理，还在卖东西。店里一个人也没有。 “沙帕连科，给我面包和黄油。”

“你要杀我不成。”

“哎，给，该多少付多少。”

“是看见我很有钱吗? ”沙帕连科说，“像你这种饿得半死的人,能干出什么好 事？拿上面包黄油，快走。”

我忘了买糖。黄油买了一公斤。面包也买了一公斤。我跑到谢苗•舍伊宁 那儿。舍伊宁过去是基洛夫®的顾问，当时还没被枪毙。我和他曾在一起干活，在 一个队，可是命运把我们分幵了。

舍伊宁正在工棚里。

① 福来儿，劳改营黑话，指不属于窃贼之类黑道人物的囚犯，多指比较有知识文化的犯人，尤其 是政治犯。

②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1886—1934)，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者和重要领导人，最后任 职是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和联共（布）中央西北局书记。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遇刺，这一事件 导致被称为“大清洗”的恐怖镇压。

“来，吃一顿，有黄油、面包。”

舍伊宁那双饥饿的眼睛顿时一亮。

“我这就去打开水……”

“不用开水！”

“不，我这就去，”他一溜烟跑了。

就在这时，有人用沉重的器物猛击我的头部。等我站起身，清醒过来，提袋竟 已不翼而飞。所有人一动不动，待在原处，幸灾乐祸地望着我。这是一种最好的 消遣，这种情况能使人产生双重快感：第一，有人倒霉;第二，倒霉的不是自己。 这并不是嫉妒，不是的……

我没有流泪。我勉强活下来了。三十年后，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半明不暗的 工棚，我的同伴们凶恶而快活的面孔，地上那根潮乎乎的柴棍，舍伊宁那苍白的 面颊。

我又来到商店，我没有再要黄油，也没有要糖。我买了一块面包，回到工棚， 把雪融化，煮起黑李干。

工棚里的人全睡了：有人哼哼唧唧，有人打呼噜，有人在咳嗽。我们三个人 在火炉上煮着各自的食物：辛佐夫将午饭留下的面包皮煮开，要黏糊糊、热乎乎 地吃掉，再贪婪地喝下滚烫的、散发着雨水和面包味的雪水。古巴廖夫往饭盒里 塞进许多冻白菜叶——他是个走运的人，很狡猾。白菜香气四溢，有如味美无比 的乌克兰甜菜汤。我煮着邮寄来的黑李干。我们大家都忍不住瞅瞅别人的饭盒。

有人一脚踹开工棚的大门，冰凉的水雾中走来两个军人。一个比较年轻，是 劳改营营长科瓦连科;另一个年纪较大，是矿长里亚博夫。里亚博夫穿一双航空 毡靴——就是我那双毡靴！我很难想象这是搞错了，毡靴会是里亚博夫的。

科瓦连科冲到火炉前，挥动着随身带来的十字镐。

“又是饭盒！我这就让你们瞧瞧饭盒！看看如何清除这些乌七八糟的 东西!，，

科瓦连科一下子打翻盛着菜汤、面包皮、白菜叶和黑李干的饭盒，用十字镐直

把每个饭盒的底儿戳穿。

里亚博夫把手挨在炉筒上暖和：

“有饭盒，就说明有东西煮，”矿长眼明心细地判断道，“知道吗，这可是曰子 过得优裕的标志。”

“你最好看看，他们煮些什么呀，”科瓦连科说，同时把饭盒踩得稀烂。

两位长官出去了。我们开始整理踩得七凸八凹的饭盒，收拾各自的食物：我 的黑李干浆果，辛佐夫泡得没了形的面包皮，古巴廖夫的白菜叶渣儿。我们立刻 把东西吃个精光——这样才是最保险的。

我吞下几个黑李干浆果，便昏昏睡去。我早已学会不等双脚暖和就进入梦 乡。这一点，我过去是办不到的。不过，经过尝试，再尝试……睡眠跟不省人事的 昏厥是一回事。

好像做梦似的，又回复到生活中来。因为大门又砰地打开了，一团团白茫茫 的雾气，紧贴地面，直扑向工棚远处的墙壁。来了几个穿白色短皮袄的人——皮 祆是新的，没穿过的，发出一股股臭气。有什么东西轰然倒地，一动不动，却是个 活物，发出哼哼的声音。

值日员一脸困惑，可他做出毕恭毕敬的样子，在几位工长的白皮祅前屈下 身子。

“是你的人吗?” 一位看守指着地上那团肮脏的破布，问道。

“是叶夫列莫夫，”值日员说。

“他会知道偷别人木柴的下场。”

叶夫列莫夫在板床上我的身边躺了好几个礼拜，直躺到把他抬走。后来他死 在残疾人生活区。他的“五脏六腑”都被人打出来了——干这种活计的行家，矿 上多的是。他没有诉苦，只是躺着，轻轻地呻吟。

一九六〇

雨

我们在新场地上挖掘，已经是第三天了。每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探坑，三天里， 都只挖深了半米，不会再多。尽管又是铁钎、又是铁镐，一刻不停地用力挖掘，可 谁也还没有挖到冻土层。这是很少见的事情。铁匠们没有什么可锻打的，因为只 有我们一个队在干活。所有事情都是冒着雨在干。雨下了两天两夜还没住。在 布满石头的土地上，弄不清雨已下了一小时还是一个月。这是冰冷、淅沥的小雨。 我们邻近的几个队早就撤离工地，被带回去了。不过那都是窃贼队，我们甚至连 嫉妒的精力也没有。

工长披一件湿透的帆布大斗篷。斗篷带风帽，帽子有棱有角，像个角锥。他 很少出现。对于下雨，对于像冰冷的皮鞭一样抽在我们脊梁上的雨水，官员寄予 了很大的希望。我们早已湿透。不能说内衣也湿透了，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内 衣。长官们简单诡秘的算计是：雨水和寒冷会强使我们不停地干活。然而，我们 对于干活的仇恨反倒更加强烈。于是，每天晚上，工长总是大声咒骂着，把他那作 有记号的木尺放下探坑。押送队躲在“蘑菇”下面监视着我们。“蘑菇”是集中营 里一种尽人皆知的设施。

我们不能从探坑爬出来，爬出来会被打死。只有我们的队长可以在探坑间走 动。我们不能互相大声喊叫，大声喊叫也要被打死。我们默默地站在齐腰深的石 坑里工作，沿一条干涸小河的河岸掘出长长一排探坑。

我们无法在一夜间晾干我们的短呢大衣。军便服和裤子夜里用自己的体温 烘烤,大抵能够烘干。我忍饥挨饿，充满怨恨。我知道世界上什么都不能逼得我 自杀。正是这段时间，我开始懂得人类充分具备的强大生存本能的实质。我看 到，我们的马匹精疲力竭，奄奄去世——我不能用别的方式、别的语言来表达。马 匹和人类没有任何不同。它们死于这极北地带，死于力不胜任的苦活，死于粗劣 的食料，死于无情的殴打。尽管与人类相比，它们遭受的这一切苦难微不足道，它 们还是比人死得更早。我还明白了最主要的一点：人类之所以是人类，并不是因 为他们是由上帝创造的，也不是因为他们每只手上有一根奇妙的大拇指，而是因 为人类在肉体上比所有动物更强健，更有忍耐力。最后，还因为人类逼使自己的 精神因素有效地支撑着肉体基础。

这一切，我在探坑里反复思考过无数次。我知道，我不会自杀，是因为我检验 过我这种生命力。就在这样的探坑里，不过那是一个很深的探坑，不久前，我用铁 锹挖出一块巨石。许多天来，我一直小心地刨出这个可怕的重家伙。用一位俄国 诗人的话说，我想用这不祥的重家伙创造某种美。$我希望断腿保命。这确乎是 一个美的愿望，一个完全属于美学范畴的现象。石头会坍塌，砸断我的腿。我便 会变成终身残废人。我对这个狂热的梦想作了精心策划，准确地找好了放腿的地 方，还想象着只要用铁镐轻轻一拧，石头就会轰然塌下。我定好了哪天、哪时、哪 分，这样的时刻终于到了。我把右腿放在悬空的巨石下，自诩还算镇静，举手像拧 杠杆一样，把塞在巨石后面的铁镐一拧，石头便顺着坑壁，向确定并算计好的地方 下滑。然而,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飞快地把腿缩了回来。在狭窄的探坑 里，腿只是挤压伤了，两处青瘢，三处擦伤。这件精心策划的事情，全部结果就是

①此处不精确引用了曼德尔施塔姆《巴黎圣母院》（1912)—诗，“在这不怀好意的沉重中，我想 创造某种美”。

如此。

我明白了，无论自残还是自杀，都不合适。我只好等待在小有不顺之后会小 有顺遂，大灾大难会自行结束。马上就会使人感到高兴的是，干完了一天的活计， 喝上三口热菜汤。即使菜汤是凉的，也可以拿到铁炉子上热热，而锅子我是有的， 是个三公升的罐头盒。还可以抽抽烟，准确点说，是去求求我们的值日员斯捷潘， 抽完他的烟屁股。

“多如繁星”的问题和各种杂事在我脑子里搅混。我就这样等待着，浑身淋 透，但很平静。这些思虑，是对脑子的某种锻炼吗？怎么说也不是。一切全是本 能，这就是生活。我知道，我的身体，也包括脑细胞，是营养不足的。我的大脑早 就缺乏养分了，这就难免表现出精神错乱，早期僵化，或者还有某种……不过，想 到我活不到、来不及活到大脑完全僵化那一天，心里倒是挺愉快的。雨仍然下着。

我想起一个女人。她昨天从小路上走过我们身边,没理会押送队的吆喝。我 们欢迎她，觉得她简直就是个美人儿。这是我们三年来第一次看见的女人哪。她 向我们挥挥手，指指天空，指指苍穹角落的什么地方，叫了一声:“快了，伙计们，快 了！”回应她的是一片欢呼。我后来再也没见到她，却永远记得她——她多么能够 理解我们，安慰我们哪。她指着天空，意思绝不是说那里是阴曹冥府。不，她只是 告诉我们，没露脸的太阳正在西沉，工作日就要结束了。她按自己的方式，向我们 复述了歌德描绘山峰的话语。我思考着这个普通女人的智慧。她是过去或现在 的妓女，因为当时这种地方除了妓女没有任何正经女人。我思考着她的智慧，她 伟大的胸怀。我思考着，淅沥的雨声是这些思考最好的陪衬。灰蒙蒙的石岸，灰

蒙蒙的山岭，灰蒙蒙的细雨，灰蒙蒙的天空，人们穿着灰蒙蒙的破衣--派柔和

空濛，彼此却非常协调。一切都具有某种单一色彩的和谐，惊人的和谐。

这时候，旁边探坑传来微弱的叫喊声。与我相邻的是上了年纪的农学家罗佐 夫斯基。他出色的专业知识，就跟医生、工程师、经济学家的知识一样，在这儿没 有用武之地。他叫着我的名字，我答应了他一声，没理睬押送兵在远处“蘑菇”下 打着威胁的手势。

“你听我说他叫道，“听我说！我冥思苦想了很久！我到底明白了，活着简 直没意思——没意思啊……”

于是，我一下子跳出我的探坑，抢在他扑向押送兵前奔到他身边。两个押送 兵向我们走过来。

“他病了，”我说。

这时，汽笛声从远处传来，被哗哗的雨声压倒。我们开始站队。

我同罗佐夫斯基一起还干了一段时间，直到他蓦地扑向从山上滑下来的满载 的斗车。他把脚伸到车轮下，可斗车径直从他身上跳了过去，他甚至连青瘢也没 留下一块。不过，自杀的企图使他犯了事。他遭到了审判，我们也就分离了。因 为有条规定：受过审判的犯人从不遣送回原地：担心他们一时性起，会对侦查员、 证人进行报复。这是一条明智的规定。但对罗佐夫斯基，不实行本来也未尝 不可。

一九五八

边角活

山岗白皑皑的，泛着淡青的光泽，像一颗颗洁白的脑袋。它们圆圆的，没长树 木，盖着一层被风压得密密实实的浅雪。山谷里的积雪又深又硬，撑得住行人。 而在山坡上，积雪却仿佛被一个个巨大的气泡鼓胀起来。这是偃松树丛，第一场 雪来临之前，它们便倒伏在地面，躺下来度过冬天的寒夜。我们需要的正是这些 偃松。

在北方的所有树木中，我最喜欢偃松、雪松。

北方贫瘠的大自然，匆促地渴求同跟它一样穷困的人一起分享它那简单的财 富：所有鲜花都尽快为人开放。我早就理解并珍惜这令人艳羡的匆促之情。常 常是在一个礼拜中，一切都争先恐后地开了花。从夏初起，一个月内，在几乎不落 山的太阳照耀下，山岗被越桔染得鲜红，被深蓝色的水越桔映得幽黑。在低矮的、 不及举手高度的树丛里，硕大多汁的花楸黄澄澄的，正在灌浆。山上的野蔷薇，散 发出甜蜜的芬芳，粉红色的花瓣，是这儿惟一番气四溢的花朵。其他所有的花朵， 只发出潮湿的、沼地的气息，跟春天里鸟儿不鸣啭、落叶松林阒寂无声一样——松 树的枝条正在慢慢地披上绿色的针叶。野蔷薇把它的果实一直保藏到寒冬，那 时，再从雪地里向我们伸出肥厚多汁的浆果。它们干硬的紫色皮壳里，包藏着甜 甜的深黄色果肉。我知道柳树的愉悦。春天里，它们多次改变颜色，有时是深粉 红色，有时是橙黄色，有时是淡绿色，好像蒙了一层彩色的皮革。落叶松伸出纤细 的手指，染着绿色的指甲。无处不在的柳叶菜，叶片肥厚，覆盖着林中曾经失过火 的地方。这一切都显得美好、可信、热闹、匆忙，但这一切都只出现在夏天，这时 节，暗淡的青草和长满青苔、在阳光下闪烁的山崖，一片碧色浑然交混，山崖便突 然不再是灰色，不再是棕褐色，而变成一片油绿。

冬天，这一切全都消失，到处盖上了疏松而并不柔软的白雪，一场场大风将白 雪堆满峡谷，压得异常紧实，爬山时也必须用斧子在雪地上凿出一级级阶梯。人

在森林中，一俄里外就能看见--切都是这样光秃秃的。只有一种树木长青不

变，永远生机勃勃，那就是偃松，一种常绿的雪松。它可是天气的预言家。第一场 雪来临前两三天，当白昼还像秋天般晴朗、郁热，谁也不愿想到寒冬已经逼近的时 候，偃松却突然在地上伸开它足有两俄丈长的巨爪，轻盈地弯曲起又直又黑、有两 个拳头粗细的树干，倒伏在地面上。过了一天，两天，天上有了乌云，傍晚时分，刮 起雪暴，大雪纷纷。如果在晚秋时节，漫天雪云低压，寒风阵阵，但偃松没有倒伏， 那就可以确信无疑：雪是下不成的。

在三月末、四月里，还毫无春天的气息，空气仍像冬季一般稀薄而又干燥的时 候，周围的偃松纷纷站立起来，从略带红棕色的绿色外衣上，簌簌抖落积雪。一两 天后，风向一变，几股和煦的熏风便带来春天。

偃松是一种预报仪器，很准确，很灵敏，以致有时也受到欺骗。假如解冻天气 拖得很长，它会在解冻时节就站立起来。解冻之前，它是不会站立的。但天气还 没来得及变冷，它又重新倒伏在雪地上。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人们为了吃午饭 时有地方烤烤手脚，早上便旺旺地点燃篝火，堆上许多木柴，然后再去干活。过了 两三小时，偃松的枝杈就从积雪里伸出，悄悄地舒展开，以为春天已经来临。篝火 还没有熄灭，偃松却又倚伏进雪地里了。冬天，这里只有两种颜色：高天灰蓝蓝， 大地白茫茫。春天里，去年秋天那肮脏的黄色外衫显露出来，大地久久地穿着这 破衣衫，直到新绿勃勃生长，万物匆匆地、迅猛地变得欣欣向荣。而在这灰暗的春 天，残酷的冬天，偃松却绿得鲜明耀眼，特别突出。而且，树上长着松子，一种细小 的松子。这味美的佳果，被人、星鸦、熊、松鼠和花鼠彼此分享。

我们在山的背风面选出一小块场地，搬来枯枝，细小的和较大的，在山上光秃 的地方——大风把那儿的雪刮走了——采一些干草。我们从工棚带来几块烟腾 腾的木炭块，那是出发干活前，从燃烧的火炉里取出的。这儿可没有火柴。

炭火装在一个大罐头盒里带来，盒子上拴了个用电线作的提手。我们小心关 照着炭火，不让它在路上熄灭。我把这些烟腾腾的木炭从盒子里掏出来，吹一吹， 将阴燃的一端凑在一起，把火吹旺，再放在干树枝上，搭起一堆干草和树枝的篝 火。这一切，都用粗大的树枝盖上。不一会，袅袅青烟便随风飘移起来。

过去，我从没在采摘偃松针叶的作业队里干过活。采摘是手工进行的。绿色 干硬的针叶很扎手，就像野禽的羽毛。人们把针叶大把地掏在手掌里，塞满口袋， 晚上交给工长。然后，针叶运到一家神秘的维生素工厂，熬出黏稠的深黄色汁液， 味道难以形容、令人作呕。每天午饭前，都要强迫我们喝下或吃下（各按其能）这 种汁液。它的味道，不仅败了午饭的胃口，也伤了晚饭的胃口。不少人把这种治 疗视为劳改营感化的补充手段。不服下一杯这种药汁，在食堂就领不到午饭。这 是受到严格监视的。坏血病很普遍，偃松曾是治疗坏血病惟一的药物，得到医生 的批准。信心能战胜一切，尽管后来证明，作为抗坏血病药品，这种“制剂”完全 无效，人们不再服用它，维生素工厂也关门大吉。在我们那时候，人们喝了这臭气 难闻的废物就吐掉，坏血病却常常能够痊愈。或者也并没有痊愈，或者没有喝药 也痊愈了。到处长着无数的野蔷薇，但谁也不曾采摘，谁也没有把它作为抗坏血 病的药物。莫斯科的条例中从没有提到野蔷薇。（几年后，野蔷薇开始从大陆运 来，但据我所知，采集工作从来就没有搞好过。）

莫斯科的条例只认为偃松的针叶才是维生素C的代表。现在我成了这种珍 贵原料的采摘者——我身体不行了，才从金矿调去采偃松。

“你去采偃松吧，”早上，派工员说，“给你几天边角活干。”

“边角活”，这是劳改营里广为流传的字眼。它的意思类乎暂时性休息，不是 说全休（全休就说：有点“发肿”，今天“肿了”）。这是一种轻松的临时性工作，干 这种活计，人不至于累得精疲力竭。

采偃松的活计，不仅认为最轻松，而且那里没有押送队。

在冰冻雪封的矿场干了好几个月的苦工——那里每块冻得发亮的石头把手 刺得生痛——听够了枪栓的哗哗声，警犬的狂吠和看守在身后的大声詈骂，这之 后，采摘偃松简直就是一种巨大的、每块疲劳的肌肉都能感受到的愉悦。派去采 偃松，比起一般天不亮就交班去上工，时间也要晚一些。

把手贴在装有烟腾腾燃木的罐头盒上暖和,不慌不忙地往山上走——那些山 岗，就像我过去的感觉，远得不可思议一~越走越高，作为一种不期然的愉悦，始 终感觉到自己的孤独和冬天山里深沉的寂静，仿佛世间的一切丑陋都消失了，只 剩下你的伙伴和你，还有雪地上那条狭窄的黑色小路。它没有尽头，往上延伸，直 通向深山。所有这一切，真是太美妙了。

我的同伴不大满意地望着我迟缓的动作。他早就干着采偃松的活儿了，而且 正确地估计到我是个既没能耐又体质虚弱的搭档。活儿都是两人一起干，报酬是 共同的，一人一半。

“我去砍，你坐下揪，”他说，“动作快点，不然我们完不成定额。我可不想再 回矿上去。”

他砍下偃松桠枝，把一大堆树枝拖到篝火前。我把枯枝折得小一些，从枝梢 开始，把松针连同树皮一起剥下。它们很像绿色的流苏。

“得更快一点，”我的同伴说，又拖回一大抱桠枝。“干得好慢，老兄! ”

我自己也知道太慢了。但我无法干得更快。耳朵里嗡嗡直响。初冬就冻伤 的手指，早就感觉到了习惯的隐痛。我拔下松针，把整根树枝折成小段，也不去掉 树皮，便塞进口袋。可口袋怎么也不愿装满似的。剥了皮的树枝，像洗净的白骨, 堆成一整座小山，耸立在篝火旁。口袋越来越胀，又装下几抱新的偃松。

同伴来帮忙，事情干得快一些。

“该回去了，”他突然说，“不然赶不上晚饭。现在定额还没做够，”说着，他从 篝火灰烬中拣起一块大石头，塞进口袋。“他们不会打开口袋来看，”他皱着眉头 说，“这下定额会够了。”

我站起来，把燃着的树枝拨开，用脚将积雪踹到红彤彤的木炭上。篝火发出 咝咝的响声，熄灭了。立即变得寒冷起来。很明显，夜色快要降临。同伴帮我把 口袋背到背上，重负压得我摇摇晃晃。

“拖着走吧，”同伴说，“这是往下拖，不是往上。”

我们好不容易赶上领取自己的菜汤和茶。干这种轻松活，第二道菜是没指 望的。

一九五六

一天的口粮

我们一行四人来到杜斯坎尼亚山泉时，高兴得相互几乎没有说话。我们真担 心，我们来这里，是什么人作出的一个错误决定，或者，是什么人在开玩笑;我们担 心要我们再返回那臭烘烘的，淹满冷水——融化了的冰水——的石头矿井下去。 官方发的橡皮靴、胶鞋，无法为我们多次冻伤的脚御寒。

我们紧跟拖拉机的车辙往前走，犹如在追踪一头史前的野兽。可是拖拉机路 走到头了，我们便沿一条依稀可辨的废弃小径，来到一座小木房的板墙前。板墙 上剜了两个小窗，一扇门，门侧钉着一片汽车外胎作活页，将门挂起来。这扇小小 的门上有个很大的木头把手，就像大城市里饭店大门上那种把手。木屋里，有光 秃秃的架子床，用整块原木做成。泥地上，放着一只烟熏过的、黑糊糊的罐头盒。 这样的罐头盒，长满黄色的铁锈，在苔藓丛生的小屋四周扔着许多。这是探矿队 的木屋，已经不止一年没有任何人居住了。我们就得住在这里，伐出一条林间通 道——我们带着斧头和锯子。

我们第一次把自己的粮食领到手。我有一只很珍贵的小口袋，装着粮食、白 糖、鱼和油。口袋像捆灌肠一样，用绳头把几个地方扎起来，分别装下白砂糖和两 种粮米——大麦米和马加尔^。萨韦利耶夫也有完全相同的一只口袋，伊万•伊 万诺维奇则有两只，用男人的粗针大线缝起来。我们的第四位，费佳•夏波夫，则 冒冒失失地将粮食倒进呢衣外袋，把内砂糖捆在包脚布里。扯下来的一只呢衣内 袋，费佳当小口袋用，把捡到的烟头珍惜地装进去。

十天的粮食，看上去叫人害怕：简直不敢想象，如果我们要吃早、午、晚三餐， 这些东西就必须分成整整三十份。要是一天只吃两餐，也得分成二十份。我们领 取了两天的面包——会由工长给我们送来，因为即使一个最小的工人组，也不可 能想象没有工长。工长是谁？我们完全不感兴趣。只是告诉我们，在他到来之 前，我们必须把住处安排好。

我们大家都厌烦工棚里的饭食。每当看见汤装在大锌桶里，用木棒抬到工 棚，简直就要哭起来。我们想哭，是担心汤太稀薄。如果出现奇迹，汤很浓稠，我 们便难以置信。我们会乐滋滋地慢慢品尝。但是，即使喝完浓稠的汤，变得暖和 的肠胃仍然会有一种吮吸般的疼痛——我们早就没有吃饱过了。人类的所有情 感：爱情、友谊、羡慕、仁爱、悲悯、诚实和对荣誉的渴望，都随长期挨饿而消减的 肌肉，远离我们而去。在我们的骨头上，只剩下一层少得可怜的肌肉——它让我 们还能吃饭、活动、呼吸，甚至去锯原木，用铲子往推车里铲矿石、泥沙，甚至沿着 工作面没有止境的木板道，沿着那狭窄的木板小路，推运到洗矿机去——在这样 的肌肉里，只能充满仇恨，一种人类最恒久的情感。

萨韦利耶夫和我,都决定每人各自开伙r做饭，是囚犯的一种特殊享受。用 自己的双手为自己做饭，然后吃下，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一比的愉快。即使煮出 的食物，比技艺高超的厨师做的要差。因为我们的烹调知识实在微不足道，就连 做一般的汤或米粥的本事也没有。我和萨韦利耶夫还是收集了一些罐头盒，洗干 净，放在篝火上烧，互相学着拿点什么来泡上，烧煮。

伊万•伊万诺维奇和费佳把他们的粮食合到一起。费佳珍惜地翻过口袋，仔

①马加尔，麦糠一类的粗劣食料

细搜索每一条衣缝，用肮脏的断指甲扒出小小的米粒。

我们四个人，全都对走向未来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哪怕上天入地。我们知 道什么是科学论证的营养标准，什么是食品代换表。按这个表，在热值上，一桶水 可以代替一百克油。我们学会了顺从，我们不再大惊小怪。我们没有自豪，没有 自爱，没有自尊。我们觉得嫉妒和激情乃是火星人的理念，而且是些微不足道的 小事。学会冬天在严寒中灵巧地系紧裤子，是重要得多的事情——干不了这事， 一个大男人，有时也会痛哭流涕。我们明白，死去一点也不比活着更糟，我们早把 生死置之度外。我们已经对一切无所谓了。我们知道，我们甚至明天就可以终止 这生命。有时候，我们已经决定这么干了，可每次总被一些小事干扰，生命就是由 这些小事构成的。要么是今天要摆“货摊”——发一公斤奖励面包，在这个曰子 自杀简直愚蠢。要么是邻近工棚的值日员答应晚上给烟抽——偿还旧债。

我们明白，生活，甚至最糟糕的生活，也包含着欢乐与痛苦、顺遂与不顺的交 相更迭。不要怕不顺比顺遂更多。

我们严守纪律，顺从长官。我们懂得，真理和谎言是一对亲姊妹，世界上有无 数真理……

我们认为自己差不多已经变成圣徒。我们想，在劳改营的年代，我们已经为 自己的所有过错赎罪。

我们学会了理解别人，学会了预见他们的行为，学会了看透他们。

我们懂得了——这是最主要的——我们对于人的了解,并不会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任何好处。我去理解、感知、猜度、预见别人的行为，又有什么意义？要知道， 我自己就无法改变对待他人的行为。我不会去告发像我自己一样的囚犯，无论他 干了什么事情。我不会去当队长，尽管队长的职位可以使我得以苟活下去。因为 劳改营中最坏的事情，就是把自己（或别的什么人）的意志强加于人，强加于像我 这样的囚犯。我不会去拉关系，谋私利，不会去行贿。我知道伊万诺夫是个卑鄙 的家伙/彼得罗夫是个密探，扎斯拉夫斯基是个作伪证的人，这又有什么意义？

我们不能使用那些尽人皆知的手段，这使我们变得比劳改营架子床邻铺的某

些人弱小。我们学会了为一点蝇头小利而心满意足，欣喜不已。

我们同时也明白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在国家及其代表人的眼目中，身强 力壮的人比弱不禁风的人更优秀，更道德，更有价值。身体孱弱的人在一个工班 的时间里，不能把二十方泥土从探坑里拋出来。前者比后者道德。他能完成“百 分率”，也就是能完成对国家和社会的主要职责，因此受到众人尊敬。人们会征求 并考虑他们的意见，邀请他们出席各种会议。那些会议的议题，与把沉重滑溜的 土方从潮湿黏糊的水沟里扔出来，相去甚远。

因为体力上的优势，在解决劳改营生活中每天为数众多的问题时，他就变成 了一种道德力。而且，他只要有体力，就永远具有道德力。

保罗一世有句名言:“在俄国，我同他谈话，并且我正在同他谈话的那个人，就 是贵人。”在极北地区的矿场，这句话意外地找到了新的诠释。

伊万•伊万诺维奇在矿上生活的头几个月，是个勤勤恳恳干重活的人。此刻他 不能理解，为什么他现在虚弱了，所有人就可以随手打他。虽说打得不痛，但毕竟是 打他，包括值日员、理发师、派工员、工长、队长和押送兵。除了大小官儿，连窃贼也 打他。不过伊万•伊万诺维奇也是幸运的，因为他终于来到了这个森林监禁地。

费佳•夏波夫，一个阿尔泰半大孩子，身体比其他人垮得更快，因为他那少年人 的肌体还没长结实。所以，比别人早两周左右，他就虚弱下去了。他是一个寡妇的 独生子，因非法屠宰牲口判了刑。他把他惟一的一头绵羊宰杀了。这种屠宰是违法 的。他被判了十年。金矿繁忙的劳动，与农活完全不同，对他来说，是太沉重了。费 佳赞美矿上窃贼自由自在的生活。不过，他的天性使他无法亲近小偷。农民健康的 本质，对劳动天生的热爱而不是厌恶，对他多少有些帮助。他在我们当中年纪最小。 对年纪最大、为人最正派的伊万•伊万诺维奇，他一下子就依恋上了。

萨韦利耶夫原是莫斯科邮电学院的学生，是我在布蒂尔卡监狱$的狱友。在

①布蒂尔卡监狱，一八七九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在莫斯科近郊修建的中央转送监狱，是莫斯科一 所臭名昭著的大监狱，因靠近布蒂尔哨所而得名。

监狱里，他对眼前看到的一切大为震惊。作为一名忠诚的共青团员，他相信这些 情况领袖并不知晓，于是在狱里就给党的领袖写了一封信。他自己的案情倒是这 么微不足道（同未婚妻通信），未婚夫妻相互之间的信件，成了宣传鼓动的证据 (第五十八条第十款）。他的“组织”（同条第十一款）由两个人组成。这一切，都 非同小可地填进了审讯表。所有人都认为，即使按当时的尺度，萨韦利耶夫也必 遭流放无疑。

信寄出后不久，在一个监狱“申诉日”，萨韦利耶夫被叫到走廊上，让他在一 份通知书上签字。最高检察官通知，要亲自审核他的案件。此后，萨韦利耶夫只 被传唤了一次，交给他一个特别会议的判决书：劳改十年。

在劳改营，萨韦利耶夫很快就“游到头”® 了。他至今也不能理解这令人心惊 胆战的迫害。我跟他谈不上多么友好，只不过大家都喜欢回忆莫斯科——它的街 道，纪念碑，覆盖着薄薄一层石油、泛着珠母般光泽的莫斯科河。无论列宁格勒、 基辅、敖德萨，都没有这样的崇拜者、赏识者、热爱者。我们打算没完没了地来谈 一番莫斯科Q

我们把带来的铁炉放进木屋。尽管是夏天，还是生起了炉子。温暖干燥的空 气，有一种非常奇妙的芳香。我们人人都习惯了呼吸破衣烂衫和汗水的酸臭 气——好在泪水还没有气味。

按照伊万•伊万诺维奇的建议，我们脱下内衣内裤，睡觉前埋人地下。每件 衬衣每条裤子都分开埋入，只留出小小的一角在外面。这是民间的灭虱办法。而 在矿上，我们对灭虱真是束手无策。确实，到了早上，虱子都聚集到衬衣外露的一 端。地上盖着一层永久冻土，夏天这里倒仍然会解冻，可以埋人衬衣。当然，这是 当地的泥土，泥土里石子比土壤还多。然而，就是在这多石的冻土里，长出了稠密 的大落叶松林，树干足有三抱粗。树木竟有这样的生命力，这是大自然展现给我 们的一个可资借镜的伟大范例。

①“游到头”，劳改营语言，意思是因身体衰竭而濒临死亡〇

我们把衬衣拿到篝火阴燃的木柴旁边，将虱子烧掉。唉，这巧妙的办法却消 灭不了虱卵。当天，我们便把内衣装进大罐头盒，猛煮了好久。这一次，算是彻底 地消毒了。

我们后来才了解土地奇妙的特性，那是在捕捉老鼠、乌鸦、鸥鸟和松鼠的时 候。任何动物的肉，如果事先埋人地下，都会失去它们特有的香味。

我们关心的是，要保存一个不灭的火种。因为我们只有几根火柴，由伊万• 伊万诺维奇保管着。他把这几根珍贵的火柴捆在一小块防水布里，然后再一丝不 苟地用破布裹住。

每天晚上，我们都把两块没有燃完的木柴架在一起，它们便会阴燃到早上，不 会熄灭，但也不会燃尽。要是三根木柴,它们就会烧光。这个规律，我和萨韦利耶 夫是在上学时才知道的，而伊万•伊万诺维奇和费佳从小在家里就知道了。早 上，我们把没有熄灭的木头吹燃，黄灿灿的火燃起来，我们便把更粗大的原木堆到 熊熊大火上……

我把粮食分成十份，但这实在太令人心情沉重。用五个面包喂饱五千人，看 来倒比一个囚犯把自己十天的定量粮分成三十份更容易、更简单。定量、各种票 证，总是按十天发放。在大陆，各种“五天工作制”、“十天工作制”、“无休息日工 作制”早已取消，可是在这里，十进位制却牢不可破。在这里，谁也不认为星期天 是个可喜的日子。我们在森林营外监禁地生活之后很久才实行的囚犯休息日，是 一个月三次，由地方长官安排。他们有权利用夏日的雨天或冬季太冷的日子作为 休息日，让囚犯们歇着。

我忍受不住这新的痛苦，把粮食重新合在一起。我求伊万•伊万诺维奇和费 佳，接收我跟他们一伙，把我的粮食倒进公用锅子里。萨韦利耶夫也仿效了我的 做法。

我们四人共同采纳了一个明智的决定：一天煮两次饭。要是煮三次饭，粮食 根本就不够。

“我们去采草莓和蘑菇伊万•伊万诺维奇说，“去抓老鼠和小鸟。十天中，

只拿一两天单吃粮食。”

“可是，假如在得到粮食前我们会饿上一两天，”萨韦利耶夫说，“粮食运来 后，怎么克制住不多吃呢?”

大家决定，无论如何一天只能吃两顿。万不得已，就煮得稀一点。要知道，我 们这里谁也不会去偷，我们完全是定量分配：这儿没有喝得醉醺醺的厨师，没有 狡猾的仓库管理员，没有贪得无厌的看守人，没有偷走好粮食的小偷——没有肆 无忌惮、厚颜无耻地把囚犯的东西抢光吃尽的数不尽的长官。

我们完全领到了自己的油，那是一块水油砂糖呢，比我用淘沙盘淘出的金 沙还少。面包，黏性的、粘腻的面包，由无与伦比的增重大师们烘烤。连面包房的 头儿也吃他们烘烤的面包。二十种名目的粮食，我们一辈子闻所未闻：马加尔 啦，碎麦面啦，这一切太叫人难以猜测。而且吓人。

按一些神秘的代换表，用来代替肉的鱼，是铁锈色的鲱鱼，可以补偿我们严重 消耗的蛋白质。

唉，就连完全领到的定量，也不能满足我们的营养，喂饱我们。我们需要多两 倍、三倍的营养，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早就饿馁不堪。我们当时并不理解这个简单 的道理。我们相信定量——我们也不知道，人人皆知的厨师的观察：做二十个人 的饭，要比做四个人的饭容易。我们完全清楚知道的只有一点：我们的食物不 够。这与其说叫我们害怕，不如说叫我们惊奇。我们得开始干活，得在乱木丛中 辟出一条路来。

极北地带的树木像人一样，总是躺着死去。它们庞大裸露的树根，犹如大猛 禽的利爪，紧紧地抓住石头。无数细小的根须，长着微微泛白的幼芽，裹上一层褐 色的保暖嫩皮，从这些巨大的利爪往下伸入永久冻土。每到夏天，冻土微微消融， 细如发丝的根须就慢慢扎进每一寸解冻的土地，固着在那里。落叶松在柔弱的、 沿着多石的土地伸展开来的树根上，慢慢竖起沉重而健壮的身躯。长成大树要三

①水油，一种用棕榈仁油加工制成的油。

百年。大风暴毫不费事地将站立不稳的树木刮倒。落叶松仰面倒下，树梢侧向一 边，躺在一层厚实柔软的浅绿和浅粉红色的苔藓上，死去了。

只有那些扭曲的低矮的树木，痛苦地紧随太阳和温暖转动，才能牢牢地、互相 远离地独自挺立。为了生存，它们进行长久而紧张的斗争，弄得伤痕累累、皱皱巴 巴的木质已毫无用处。短小的、枝桠密布的树干上，长满可怕的赘瘤，就像折裂的 韧皮。即使在不讲究建筑材料的极北地带，它们也不能用来修建房屋。这些歪歪 扭扭的树木，连作柴火也不适宜。它们连斧子也砍不动，足以把任何工人累垮。 它们因生命遭到极北地带摧残，就这样向全世界报复。

我们的任务是开辟一条林间通道，我们无畏地投人工作。我们没日没夜地拉 锯，把树木推倒，截短，码成垛。我们忘记了一切。我们希望在这里待得久一些， 我们害怕再回金矿。但是木垛增长得太慢。紧张的第二天快结束的时候，才明白 我们干得实在太少。要干得更多，我们是无能为力了。伊万•伊万诺维奇在一棵 砍下的十年小落叶松上，伸开手指，用他自己的尺度量了五下，做了一把米尺。

晚上，工长来了，他用砍了印记的手杖测量了我们的活计，摇摇头。我们只完 成了定额的百分之十！

伊万•伊万诺维奇一边证明着什么，一边丈量。但工长坚持己见。工长不断 叽咕着“实积立米”、木柴“实体”什么的，这一切我们都无法搞懂。只有一点很清 楚：我们要重返劳改区，重新走进那座大门，门上方挂着必不可少、一成不变、官 样文章的题词:“劳动是光荣、豪迈而英雄的事业”。据说，在德国集中营的大门 上，也抄录过尼采的一句话:“各得其所”。贝利亚学希特勒的样，卑鄙无耻更在 其上。

劳改营是教你仇恨体力劳动、仇恨一切劳动的所在。窃贼是劳改营中一帮最 有特权的人。劳动的英雄与豪迈，对他们也如此吗？

但我们并不怕。何况，工长承认我们的工作毫无指望，我们的体质不行，这倒 使我们感到无比轻松，根本不使我们痛心，不使我们害怕。

我们随波逐流，而且正如劳改营里所说，我们正“游到头”。什么事情都不能 叫我们着急，我们在他人意志的支配下生活得很轻松。我们甚至对保命都漠不关 心。哪怕睡觉，也是服从命令，服从劳改营的作息时间。我们感情麻木，因而内心 平静，这叫我想起劳伦斯®幻想的“兵营的最大自由”，或托尔斯泰的“勿抗恶”学 说——他人的意志总守卫着我们内心的平静。

我们早已成为宿命论者，我们并不考虑下一天的生活。立刻吃掉所有食物， 返回劳改营区，在禁闭室蹲完规定的期限，再去矿上干活，这才合乎逻辑。但我们 连这件事也没有做。任何干预命运和天意的做法都不成体统，和劳改营的行为准 则大相径庭。

工长走了，我们仍然留下来开路，垒起新的木垛。不过，我们变得更为平静， 更加淡漠。现在，照林学的说法，是在“集材”，我们不再为搬树码垛时谁该扛树 根、谁该扛树梢而争吵不休。

我们更多地休息，更多地关注太阳、森林、淡蓝色的高天。我们磨起了洋工。

早上，我和萨韦利耶夫好不容易放倒一棵粗大黝黑的落叶松。它奇迹般经受 住了暴风雨和火灾。我们干脆把锯子扔到草地里，锯子“当”地一声碰在石头上。 我们在锯倒的树干上坐下。

“现在，”萨韦利耶夫说，“我们来设想设想吧。我们熬过来了，回到大陆，很 快衰老，成为病病歪歪的老头子：要么患心绞痛，要么风湿病叫你不得安宁，要么 胸口疼。我们现在干这一切，就像我们生活在年轻时代——不眠之夜，饥饿，接连 许多小时的繁重劳动，淹在浸满冰水的金矿里。冬天的严寒，押送兵的殴打，对于 我们，这一切，就算我们还能活下来，也不会就此作罢。我们会患病，却不明白病 因，咿咿呀呀呻吟着去诊疗所。超负荷的劳动，给我们带来无法痊愈的创伤。我 们的整个老年生活会很痛苦，肉体和精神上无休无止的痛苦。不过，在未来可怕 的日子里，也会有这样一些时候：我们呼吸轻快，几乎无病无灾，遭受的苦难不会 折磨我们。这样的日子不会很多，同我们每个人在劳改营中可以磨洋工的曰子

1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1888—1935)，英国军官，作家主要作品有《智慧的七柱》、《铸造》

一样。，，

“可要是老老实实干活呢?”我说。

“在劳改营，那些卑鄙无耻的家伙，那些殴打我们、摧残我们、吃掉我们的食 物、强迫活骨头架子一直干到死的人，才号召老老实实干活呢。‘老老实实’地干 活，使他们大获好处。可是，这样干活的可能性，他们比我们还不相信。”

晚上，我们围坐在我们可爱的小火炉边。费佳•夏波夫聚精会神地听着萨韦 利耶夫那沙哑的声音。

“哼，我曾经拒绝干活。他们写了个报告——按季节穿戴……”

“这‘按季节穿戴’是什么意思? ”费佳问。

“哼，就是为了不一一写上你穿戴的所有冬装或夏装。要知道，在冬季报告 里，不能写上没呢衣或手套就把人派去干活。没有手套，你有几次留在家里了？”

“我们这里没人留下过，”费佳怯生生地说，“官员强迫我们去踏路，不然，这 就会叫作：‘因缺穿戴’留下。”

“就是，就是。”

“嘿，讲讲地铁吧。”

于是，萨韦利耶夫给费佳讲起了莫斯科的地铁。我和伊万•伊万诺维奇也喜 欢听萨韦利耶夫的讲述。他知道的那些事情，我作为莫斯科人，都不知道。

“那些穆斯林，费佳，”萨韦利耶夫说，他感到高兴，他的脑子还算灵动，“伊斯 兰教士从清真寺塔上召唤他们做祷告。穆罕默德选择一种声音，作为召唤他们做 祷告的信号。他曾经尝试过所有办法：吹喇叭、敲铃鼓、打信号灯，可穆罕默德全 没选上……一千五百年后,对地铁列车的信号试验表明，无论汽笛、喇叭、电笛，人 的耳朵都难以听见。地铁司机的耳朵却能绝对准确地听到值班发车员高喊‘出 发’的声音。”

费佳兴奋地慨叹着。他比我们大家更适应森林里的生活，更有经验，尽管他 比我们谁都年轻。费佳能够做木匠活，能够在大森林里盖简易木房，懂得怎样放 倒树木，怎样用桠枝加固宿营地。费佳还是个猎手，在他们那一带,人们从童年起 就学会用枪。饥寒交迫的生活使费佳变得毫无人格自尊。土地藐视他的知识，他 的能力。费佳并不羡慕城里人，他只不过崇拜他们，而对有关技术成果，有关城里 种种奇观的故事，他喜欢无休无止地听下去，尽管肚子饿得咕咕叫。

友谊既不是在贫困中，也不是在灾难中产生的。“艰难”的生活条件，如文艺 故事所讲，是产生友谊的必要条件，那些条件其实并不十分艰难。如果灾难和贫 困使人们团结一致并产生友谊，那就是说，还不算极端贫困，不算大灾大难。如果 痛苦还能同朋友分担，那么这痛苦还不够剧烈，不够深重。在真正的贫困中，只能 认识到自身的精神和肉体是否坚强，确定自己的能力、肉体耐力和道德力量的 极限。

我们大家明白，能活下来只是一种偶然。而且，奇怪的是，当我年轻时，遇到 一切灾难和失败，我总会有一个说法：“哼，我们饿不死的！”我曾经相信，完完全 全地相信这个说法。而且，我三十岁时，竟真的是一个饿得要死的人，的确会为一 个面包大动干戈。这一切，在战前好久就是如此。

当我们四人聚集在杜斯坎尼亚泉边，我们完全知道，我们并不是为友谊而聚 在这里。我们知道，活出来以后，我们彼此不会乐于再见a回忆那些忧伤的往事， 我们不会感到愉快：饿得叫人发疯，在我们的饭锅里蒸煮虱子，在篝火边肆无忌 惮地胡说八道，想入非非，谈论关于美食的废话，互相争吵不休，做我们一模一样 的梦。因为我们总是梦见同一件事：一个个黑麦大面包，像流星，或像天使，从我 们身边飞过。

人，因为善于遗忘而幸福。人的记忆总是忘掉坏事，只记住好事。在杜斯坎 尼亚泉边没有好事，我们每个人的路上，无论前面还是后面，都没有好事。我们将 永远在极北地区忍受折磨，这一点我们明白。我们当中，三个人已经不再对命运 作抗争，只有伊万•伊万诺维奇跟过去一样，拼死力地干着活儿。

有一次，停下活儿抽烟歇息的时候，萨韦利耶夫试图开导伊万•伊万诺维奇。 停下活儿，抽抽烟，这是最寻常的歇息，是不抽烟者的休息。因为我们不是只一年 没有烟抽了，而抽烟歇息却从来没有中断过。在原始林里，喜欢抽烟的人采集并 晾干黑醋栗的叶片，并且以囚犯的狂热，就一个题目争论不休：是越桔叶还是黑 醋栗叶的味道更好？其实两者都毫无价值。据行家的意见，人体需要的是尼古丁 毒素，而不是烟雾，所以，用这种简单的方法是骗不了脑细胞的。不过，为了吸烟 而得以休息，黑醋栗烟叶倒是适用的。因为在劳改营的工作时间里，“休息”这个 字眼太遭忌讳，而且与极北地区培养的生产基本道德规范相悖。每小时都要休 息，这简直是一种挑衅，一种犯罪。然而每小时停下活计，抽一阵烟，却显得理所 当然。这儿就像整个极北地区，现象和规则总是背道而驰。晾干的黑醋栗烟叶， 简直就是一种天然的掩饰物。

“伊万，你听我说，”萨韦利耶夫说道，“我给你讲一段经历。在贝阿地区劳改 营，我们用手推车在几条小路上运沙。运得很远，定额是二十五方。干活少于定 额的一半，就吃惩罚性口粮：一天三百克面包和一份菜汤。做完定额的人，能得 到一公斤面包。除了这食品，还可以在商店用现金买一公斤面包。人们都结成对 子干活。但那定额不可思议。于是我们就这样相机行事：今天我俩一道在你的 工作面上为你运沙，能够运完定额。我们便得到两公斤面包。再加我的三百克惩 罚性面包，每人就摊到一千一百五十克。明天又为我干活。然后再为你干活。整 整一个月就这样搞搬运。这不也是一种生存手段吗？主要在于，工长是个富有同 情心的人，他当然是知道的。甚至对他还有好处——人们就不至于过分衰弱，产 量也没有减少。后来，一个官员揭穿了这种把戏，我们的好事也就此完蛋。”

“怎么，你想在这里试试?”伊万•伊万诺维奇说。

“我可不想。我们不过是要帮你。”

“你们呢?”

“亲爱的，我们无所谓。”

“那我也无所谓。就等着上边来吧。”

上边就是工长，几天后，他来了。我们更坏的担心也应验了。

“嘿，你们歇够了，该知道点廉耻了。把位置留给别人吧。你们这活儿，跟泡 康复点或康复队没啥区别，”工长傲慢地开着玩笑。

倒也是啊，”萨韦利耶夫说——

“先泡康复点，后泡康复队， 脚上挂个牌，回头再相会！”

大伙出于礼貌笑了笑。

“什么时候回去呀?”

“明天就出发。”

伊万•伊万诺维奇死了。晚上，在离小木房十步远的地方，他自缢而亡。没 用任何绳子，而是悬在一个树杈上。这种自杀，我真是见所未见。萨韦利耶夫在 小路上发现了他，大声叫喊起来。工长跑来了，在“处置组”到来之前，没吩咐取 下尸体，只是开始催促我们。

费佳•夏波夫和我感到十分不好意思——伊万•伊万诺维奇有一副很好的、 还是完整无损的包脚布，有几只口袋，一条毛巾，一条粗平纹布贴身换洗衬衫—— 伊万•伊万诺维奇已经煮过虱子，一双补过的棉毡靴，板床上还有他的一件棉袄。 我们经过简短协商，将所有这些东西据为己有。萨韦利耶夫没有参加瓜分死者的 衣物，他一直在伊万•伊万诺维奇的尸体旁边徘徊。尸体放在户外，随时随地总 能引起某种惊恐不安的注意，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人们。这种情况,在战场上和劳 改营却不常见，因为对于死亡早已见惯不惊。迟钝的感觉，使人们对死尸漠不关 心。但伊万•伊万诺维奇的死，却使萨韦利耶夫灵魂中的某些阴暗角落被触动 了，变得豁亮，受到惊扰，促使他作出某些决定。

他走进小木屋，从角落里拿起一把斧头，一步迈过门槛。正坐在墙根土台上 的工长蹦了起来，不知大叫了一声什么。我和费佳赶紧跑出去。

萨韦利耶夫走到一根粗短的松木前，我们一直在那根松木上锯柴火——木头 早已被锯得七零八落，树皮也已劈下。他把左手摊在原木上，张开手指，挥起了 斧头。

工长尖声喊叫。费佳扑向萨韦利耶夫——四个指头已经砍掉，飞落到锯末 中。在树枝和细木肩里，甚至一下子看不见它们的踪影。鲜红的血，从手指上喷 流而出。费佳和我撕掉伊万•伊万诺维奇的衬衫，把萨韦利耶夫的手紧紧捆扎起 来，裹好了伤口。

工长将我们大家都带回了劳改营。萨韦利耶夫送到医院包扎，再送到侦查 处，了解自残的原因。费佳和我回到原来那个帐篷。两周前，我们就从这里出来， 满怀希望，期待着好运。

我们上铺的位置早被别人占去。但我们对此并不关心，眼下正是夏天，下铺 没准比上铺还好一些。冬天来临之前，还会有许多许多变化。

我很快入睡了，却在半夜里醒来，便走到值班的值日员桌前。费佳勉强坐在 那里，手里拿着一页纸。我从他背后看见他写的字。

“妈妈，”费佳写道，“我生活得很好。妈妈，我是按季节穿戴的……”

一九五九

喷嘴事件

报告书

A.C.科罗廖夫矿长同志：

遵照您的指示，对您所负责的金矿“金泉”工段囚犯四队今年十一 月十二日发生六小时停工事件作出解释。现报告如下：

早上气温低于零下五十度。我们的温度表被值日看守弄坏,这件事 我已向您报告过。不过，仍然可以对气温作出判断，因为已经吐唾成冰。

该队按时带出，但无法进行工作，因为汽锅的喷嘴完全不能使用。 这台汽锅是本段的生活服务锅炉，并用以加热冻土。关于喷嘴难用一 事，我不止一次报告总工程师。但他未采取任何措施，于是喷嘴完全松 动坏掉。当时，总工程师也不愿更换。

喷嘴不能正常使用，冻土无法事先解冻，致使作业队不得不窝工数 小时。我们无处取暖，又不允许燃烧篝火。押送兵也不让作业队返回 工棚。

我已致函所有可以去信的地方，说明用这样的喷嘴无法继续工作。

喷嘴已经有五天完全不能使用。而这关系到全工段计划的完成。我们 拿这喷嘴毫无办法，总工程师又不予理睬，只一个劲要求完成土方。

特此报告

“金泉”工段长、采矿工程师 71.库季诺夫

在报告的角落上，用清晰的笔迹斜斜地写着：

一，鉴于停工五天，导致生产受损，工段窝工，喷嘴一案的囚犯停职拘留三日， 送严管连。案子移交侦查机关，追究喷嘴案囚犯的法律责任。

二，对总工程师戈列夫缺乏生产纪律性提出警告。建议以雇用人员代替喷嘴 案囚犯。

矿长亚历山大•科罗廖夫 〈一九五六〉

使徒保罗

在探坑里，我从滑溜的竿梯上跌下来，脚踝脱臼。长官很清楚，我会长期瘸着 走路。无所事事是不行的，便将我安置在我们的木工亚当•弗里佐尔格尔那里当 助手。这使我俩——弗里佐尔格尔和我，都感到很高兴。

早年，弗里佐尔格尔曾是伏尔加河上马克思施塔特附近一个德国人村子里的 牧师。我是在伤寒检疫期一次大转运时遇见他的，并且一起来到这里，进人煤炭 勘探队。弗里佐尔格尔和我一样，曾经在原始林待过，被列入特别虚弱人员之列， 疯疯癫癫地从矿井进入转运队伍。我们作为残疾人，作为服务人员，被送到了煤 炭勘探队——队里的工作干部只能安排雇用人员来配备。不错，那都是些昨日的 囚犯，刚刚服满自己的“捷尔明”，也就是刑期。在劳改营，用带些轻蔑的话说，这 些人叫作“雇用人员”。我们在路上的时候，要买马合烟，这四十个雇用人员身上 只勉强找出两个卢布。但这些人已经不是我们的同伴。大家都明白，再过两三个 月，他们就将穿上好衣服，就能喝得醉醺醺，领到公民证。或许，再过一年，甚至还 可以回家。勘探队长帕拉莫诺夫答应给他们发高工资，让他们吃极地口粮，这些 希望就更明朗了。“你们会戴着大礼帽回家，”勘探队长经常对他们信誓旦旦地 说。而对我们这些囚犯，什么大礼帽，什么极地口粮，从来也没有提起过。

但是，他从不对我们说粗话。上面没有往勘探队给他派囚犯，而且五个人都 作服务人员，这就是帕拉莫诺夫能够向长官求到的全部人手了。

我们素不相识，按名单被叫出工棚，送到他那明亮而具有洞察力的眼前，他对 我们询问一番，非常满意。我们当中有一个修炉匠，雅罗斯拉夫人伊兹吉宾，长灰 白胡子，爱说俏皮话;即使在劳改营，也没有失去活泼的天性。他的手艺给他带来 某些好处，他没有像别人那么衰弱。数第二的，要算来自卡缅浬茨_波多利斯克的 一个独眼龙大个子。如他向帕拉莫诺夫自我介绍的，“是火车司炉工”。

“这么说，你多少可以干点钳工活，”帕拉莫夫说。

“可以，可以的，”司炉工乐意地认可。他早就清楚，在雇用人员的勘探队里 干活，大大有利可图。

第三个要算农艺师梁赞诺夫。这种职业使帕拉莫诺夫感到异常高兴。农艺 师穿得破破烂烂，当然，这并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劳改营里不以衣冠取人。帕拉 莫诺夫对劳改营相当了解。

第四个就算我了。我既不是修炉匠，不是钳工，也不是农艺师。不过我高大 的个头，看来也叫帕拉莫诺夫放心。再说，为一个人而修改名册，也不值得去麻 烦。他点点头D

但我们的第五位，表现却很奇怪。他嘴里嘟哝着祈祷词，双手捂住脸，没听见 帕拉莫诺夫的叫声。不过官员对这一套并不陌生。他转向站在身边的派工员。 派工员手里拿着一叠黄色的活页文件夹，即所谓“人事卷宗”。

“这是个木工，”派工员说，猜度着帕拉莫诺夫要问什么。人员接收终于结 束，我们被送去勘探队。

后来弗里佐尔格尔告诉我，叫他出来的时候，他还以为是提他出去枪毙呢。 还在矿上，侦查员就这么吓唬过他。我同他在一个工棚里整整生活了一年，从没 有互相谩骂过。无论在劳改营还是在监狱，这在囚犯中都是绝少的事情。争吵都 是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谩骂一瞬间就能达到这种程度：似乎再进一步，就只 能动刀子，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会用上火钩什么的。不过，我很快学会了不再把那 些夸张的骂人话看得有多大意思。火气很快消弥。如果双方仍然还懒洋洋地一 个劲骂骂咧咧，那么，更多倒是出于习惯，留个“脸面”而已。

然而，我同弗里佐尔格尔一次也没有争吵过。我想，这一点应该归功于他，因 为没有人比他的脾气更温和了。他从不欺负任何人，寡言少语。他的声音也苍 老、颤抖，不过，是某种人为的、刻意强调的颤抖。剧院里，年轻演员扮演老年角 色，就用这种声音。劳改营里，许多人竭力（而且不无效果）让自己显得比实际年 龄更大，体力更差。所有这些做法，并不总是有意识的计谋，而是某种下意识的行 为。在这里，生活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把年纪说大，把体力说差的人，一大半落 到的地步比他们想表现的还严重。

可是，弗里佐尔格尔的声音里，并没有任何虚假的成分。

每天早晚，他都默默祈祷,不理会任何人，转向一边，望着地板。即使同大家 一起闲聊，也只谈宗教话题，也就是很少参与，因为囚犯们都不喜欢宗教话题。有 个老年人，爱说点下流话，最招人喜欢，叫伊兹吉宾。他想拿弗里佐尔格尔取笑一 番。但他那些俏皮话，遇到的却是温和的微笑，这使他讨了个没趣。整个勘探队， 甚至帕拉莫诺夫本人，都喜欢弗里佐尔格尔。弗里佐尔格尔给帕拉莫诺夫做了一 张很漂亮的写字台，看来，花了半年时间。

我们的床铺并排挨着。我们经常闲聊。有时候，他发现我知道一些通俗的福 音故事，很是惊奇，孩提般挥起他的小手。他很天真地认为，这些故事是少数热心 宗教的人具有的财富。我流露出类似的知识时，他嘿嘿笑着，非常满意。他的精 神振奋起来，便给我讲述我记得不清楚或根本不知道的福音书的内容。他很喜欢 这些闲谈。

但是，有一天，在列举十二使徒的名字时，弗里佐尔格尔却错了。他提到使徒 保罗的名字D我以一个门外汉的自信，一直认为使徒保罗是基督教的实际创始 人，是基督教的主要理论领袖。我多少知道这位使徒的经历，于是没有放弃纠正 弗里佐尔格尔的机会。

“不，不，”弗里佐尔格尔笑着说，“您这是不知道。”他弯起手指一一数着，“彼

得、保罗、马可……”

我把我所知道的使徒保罗的情况全都告诉他。他专注地倾听，没有吭声。已 经很晚了，该睡觉了。半夜里我醒来，在闪烁不定、冒着黑烟的煤油灯光下，看见 弗里佐尔格尔还大睁着眼睛，听见他在低声念叨，“上帝呀，帮帮我！彼得、保罗、 马可……”直到天明，他也没睡觉。早上，他出工很早，晚上却回来得很晚，我已经 睡去了。一阵老人般低沉的哭声惊醒了我。弗里佐尔格尔正跪在地上祈祷。

“您怎么啦? ”待他做完祈祷，我问。

弗里佐尔格尔摸到我的手，握住。

“您是对的他说保罗不在十二使徒之列。我忘了巴多罗买。”

我没有开口。

“我流泪，您觉得奇怪吗？”他问。“这是羞愧的眼泪呀。我不能，不应该忘记 这样的事情。这是罪孽，大罪孽呀。是他人在指出我亚当•弗里佐尔格尔不可原 谅的错误哇。不，不，您没有任何过错，这是我自己出了错，这是我的罪孽。不过， 好在你纠正了我。一切都会很好。”

我好不容易让他平静下来。从那时（这是在脚踝脱臼前不久）起，我们成了 更要好的朋友。

有一天，木工房里没人的时候，弗里佐尔格尔从衣袋里拿出一个油腻的布钱 袋，把我叫到窗前。

“瞧，”他说，递给我一张已经折裂的小照片，一张“快照”。照片上是一位年 轻妇女。与所有“快照”一样，带着某种不常有的面部表情。发黄的、裂纹斑斑的 照片，细心地贴在一张彩色小纸片上。

“这是我女儿，”弗里佐尔格尔得意地说，“我惟一的女儿。我妻子早年亡故。 女儿从没给我写过信。对了，大概是不知道地址吧。我给她写过许多信，现在还 写。我只给她写信。这照片我从不给任何人看。这是从家里带出来的。六年前 我从柜子里拿走的。”

帕拉莫诺夫悄没声地进了木工房门。

“你女儿，是吧？”他飞快地打量一眼照片，说道。

“是我女儿，长官公民。”弗里佐尔格尔微笑着说。

“她有信吗?”

“没有。”

“怎么把老头子忘了？写个寻人启事给我，我寄出去。你的脚现在怎样?”

“还瘸着呢，长官公民。”

“唔，就瘸着吧，就瘸着吧，”帕拉莫诺夫出去了。

从那时起，弗里佐尔格尔已经不再隐瞒我，做完晚祷就躺上床去，拿出女儿的 照片，不时轻轻抚摸彩色的边框纸。

我们就这样和睦地生活了差不多半年，直到有一天送来一个邮件。帕拉莫诺 夫到外地去了，邮件是他来自囚犯的秘书梁赞诺夫取来的。原来，梁赞诺夫根本 不是农艺师，而是一位世界语专家。不过，这并不妨碍他灵巧地从死马身上剥下 皮毛，弯折灌满沙子、在篝火上烧红的粗大铁管，管理长官的整个办公室。

“瞧，”他对我说,“给弗里佐尔格尔寄来一份什么声明。”

纸袋里，有一份公函，要囚犯弗里佐尔格尔（罪由、刑期）看他女儿的一份声 明。声明副本附后。在这个声明中，女儿简单而明确地写道，她确知父亲是人民 的敌人后，不再承认这个父亲，请求脱离父女关系。

梁赞诺夫把这张信纸拿在手里转了一会。

“真叫人恶心，”他说，“她有什么必要这样做？是要人党，还是怎么的？”

我却在想另一件事：干吗把这类声明寄给作囚犯的父亲？这是不是一种独 出心裁的残忍形式，类似曾经采用过的把臆造的囚犯死亡消息通知亲属，要么，不 过就是依法办事的意愿？或者还有什么？

“瓦纽什卡，你听我说，”我对梁赞诺夫说道，“这个邮件你登记了吗?”

“哪能呢，邮件刚刚才送到呢。”

“把这纸袋给我，”我把事情的原委一一告诉了梁赞诺夫。

“那这信呢? ”他没有把握地问。“要知道，她大概也会给老头子写信的。”

“你把信也截住。”

“行，拿去吧。”

我把纸袋揉成一团，扔进火炉敞开的炉门。

一个月后，来了一封信，写得跟那份声明一样短。我们仍然把它扔进火炉，烧 掉了。

不久，我被送到别的地方，弗里佐尔格尔留了下来。他后来的生活怎样，我不 得而知。我只要还有回忆的力气，就常常想起他。我总是听见他那颤抖的、激动 的喃喃絮语:“彼得、保罗、马可……”

〈一九五四〉

浆果

法杰耶夫说：

“等一等，我亲自跟他谈谈，”他走到我跟前，把枪托放在我的脑袋旁。

我躺在雪地上，抱住一根原木。那是从我肩膀上滑落下来的，我无法把它再扛 起来，回到队列中。这一队人从山上下来，每人都扛着一根原木，一根“柴棒子”。有 些人的粗大一些，有些人的细小一些;大家都匆匆忙忙往家赶。无论押送兵还是囚 犯，人人都想吃饭、睡觉，对这无尽的冬日厌烦透了。而我，仍然躺在这雪地上。

法杰耶夫跟囚犯谈话，从来都称“您”。

“喂，老头子，”他说，“像您这样的个头，搬不走这样的木柴、小木棍，不可能 的。可以这样说。您明显是假装，您是个法西斯分子。我们的祖国同敌人战斗的 时候，您却在跟国家捣乱。”

“我不是法西斯分子，”我说，“我是个病人，一个饿着肚子的人。你才是法西 斯分子。你在报上看看，法西斯分子是怎样屠杀老人的。你想想吧，你往后怎样 对你的未婚妻说，你在科雷马干了些什么。”

我已经无所谓了。我讨厌那些两颊红润、身强体壮、饱食无忧、衣冠楚楚的家 伙。我不怕。我蜷曲起身子，护着肚子。但这也只是一个原始的、下意识的动作。 我根本不怕揍我的肚子。法杰耶夫用靴子踢我的脊背，我却意外地感到暖和，而 完全不是疼痛。要是我死去，那倒更好。

“我告诉您，”法杰耶夫说，用靴头把我的脸翻上来，“调教您，可不是第一个。 你们这号人，我见得多了。”

另一个押送兵走过来。他叫谢罗沙普卡。

“得了，表演吧，我会记住你的。瞧你有多凶，多丑陋。明天我就亲手毙了你。 明白吗?”

“明白，”我说，站起来，啐了一口咸糊糊带血的唾沫。

我拉起原木，在伙伴们的起哄、叫喊、漫骂声中，曳着往前走——我挨打的时 候，伙伴们冻坏了。

第二天早上，谢罗沙普卡带我们去上工，到去年冬天砍伐过的森林里，把可以 在冬天投入铁炉子里燃烧的东西统统收拾起来。森林是在冬天砍伐的，树桩留得 老高。我们用撬杠将它们从地里撬出来，锯开，码成垛。

我们干活的地方四周，在很少几棵幸存下来的树上，谢罗沙普卡挂起一些用 黄灰色干草连接起来的标杆，划出禁区。

我们队长在小丘上为谢罗沙普卡燃起一堆篝火。工地上，篝火只有押送兵才 能享受。他还搬来备用的木柴。

落雪早已被风吹散。冰凉蒙霜的野草，在手上滑得拿不住，而且，人手一摸就 变颜色。小草丘上，低矮的野蔷薇挂着冰。深紫色的冻透的浆果，散发出非同寻 常的香气。比蔷薇更美味的是越桔，受了冻，熟透了，颜色发灰……在短小笔直的 桠枝上，挂着水越桔果。蓝凌凌的，布满皱纹，有如空空的皮革钱包。但它们贮藏 着黑色或蓝黑的果汁，其味妙不可言。

在这个季节，浆果受了冻，完全不像成熟的浆果，不像多汁时节的浆果。它们

的味道太淡。

我的同伴雷巴科夫，在我们歇工抽烟的时候，甚至在谢罗沙普卡不留神的时 候，采集一些浆果，装在罐头盒里。只要采满一盒，卫队炊事员就会换给他几块面

包。雷巴科夫这件事儿，一下子成了他的主要营生。

我没有这样的订货人，便自己把浆果吃掉。珍惜而贪婪地用舌头把每一颗浆 果顶在上颚——压烂的浆果那香甜的汁液，简直叫我好一阵眩晕。

我没打算帮雷巴科夫釆浆果，他也不想我去帮他，因为面包就得分享了。

装满雷巴科夫的罐头盒要费太多时间，浆果越来越稀少。我们一边干活一边 釆摘。不知不觉地，渐渐走到禁区边上——标志就悬在我们头顶。

“小心，”我对雷巴科夫说，“我们赶快回去! ”

可是，前面有几个小草丘，长着野蔷薇果，还有水越桔和越桔果……我们早就 看见这几个草丘。那棵挂有标志的大树，应当还在两米之外。

雷巴科夫指指还没装满的罐头盒，又看看正朝地平线落下去的太阳，慢慢向 那令人着迷的浆果靠近。

传来一声干巴巴的枪响。雷巴科夫在草丘间迎面倒下。谢罗沙普卡挥着步 枪，大声喊道：

“原地别动，不准靠近!”

谢罗沙普卡拉起枪栓，又放了一枪。我们知道这第二枪是什么意思,谢罗沙 普卡也知道。必须放两枪，第一枪表示警告。

雷巴科夫躺在草丘间，显得格外瘦小。而天空、群山、河流却那么浩大。谁知 道可以把多少人撂倒在这大山里，在这草丘间的小路上啊！

雷巴科夫的罐头盒滚到老远的地方。我赶紧将它捡起来，藏在衣袋里。或 许，这些浆果能给我换回一些面包呢。因为我知道，雷巴科夫是为谁采摘浆果。

谢罗沙普卡平静地叫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集合，清点了人数，发了号令，带我 们回家。

他用枪托碰碰我的肩头，我转过身去。

“我想打的是你呢谢罗沙普卡说，“可你没往那里闯，下流胚！……”

一九五九

母狗塔玛拉

把母狗塔玛拉从原始林带回来的，是我们的铁匠莫伊谢伊•莫伊谢耶维奇• 库兹涅佐夫。按这个姓氏来判断，他的职业是世代相传的，莫伊谢伊•莫伊谢 耶维奇是明斯克人，不过从他的名字和父称可以看出，他是个孤儿。因为犹太人 的习俗是，儿子出世前父亲去世了，儿子就必须用父亲的名字。他从小就跟着叔 叔学干活。叔叔跟莫伊谢伊的父亲一样，也是铁匠。

库兹涅佐夫的妻子是明斯克一家饭店的服务员。她比四十岁的丈夫年轻得 多。一九三七年，在她的一位知心女友、小卖部服务员的唆使下，她写信告密，出 卖了丈夫。在那个年代，这种手段比任何阴谋或诽镑更可靠，甚至比泼什么硫酸 还可靠——丈夫莫伊谢伊•莫伊谢耶维奇果然很快就消失不见了。他是工厂里 的铁匠，不是普普通通的锻工，而是一位行家，甚至具有一些想象力，是能打造出 玫瑰花来那一类铁匠。他干活使用的工具，是他亲手制造的。这些工具——钳 子、凿子、小锤、大锤——全都精致无比，显示出他对自己活计的挚爱和一位行家 对自己活计本质的理解。这里的关键完全不在于对称与否，而在于某些更深刻、

①库兹涅佐夫这个姓是铁匠的意思。 更内在的东西。每块马蹄铁，每根钉子，莫伊谢伊•莫伊谢耶维奇锻打出来，都显 得优雅。出自他手上的任何活计，都带有行家这个印记。他在每件产品上都留下 遗憾：总觉得应该再锻打一次，做得更好，更适用。

长官很器重他，尽管对于地质部门来说，铁匠活儿并不重要。莫伊谢伊•莫 伊谢耶维奇有时跟长官开玩笑。这些玩笑，因为他活儿干得好，也就被原谅了。 比如，他使长官相信，钻头淬火，在油里比在水里好，长官因此给铁工房开了黄油。 当然，数量是很少的一点点。库兹涅佐夫把少许一点黄油倒进水里，钢钻头的尖 儿便有了毫光。这是通常淬火时从来没有见过的。剩下的黄油，库兹涅佐夫和他 的锻工便吃掉了。长官很快得知了他的诡计，不过并没有作任何处罚。不久，库 兹涅佐夫又坚称用油淬火具有很高的质量，向长官要到几块已经在仓库里霉烂的 油料。他将这几块油料拿去熬炼，得到微微带点苦味的熔油。他是个好人，性情 温和，总希望大家都好。

我们的长官了解生活的所有细枝末节。他就像李库尔赫'操心的是要在他 这原始林国度里拥有两个医士，两个铁匠，两个工长，两个厨师，两个会计。一个 医士治病，另一个干粗活，同时监督自己的同事，看他是不是会干什么违法的勾 当。要是医士滥用“麻醉剂”——任何“可卡因”和“咖啡因”，就会遭到揭露，受到 惩罚，送去干普通活。而他的同事，写一份交接书，签上字，便住进了救护帐篷〇 照长官的意图，这些后备专业干部，不仅保证了必要时作为替代者，而且能够加强 纪律。假使有个专业人员觉得自己无可替代，毫无疑问，纪律就会立即松弛下去。

不过，会计、医士、工长们却经常若无其事地变换位置。在任何情况下，他们 都不会拒绝一杯烧酒，哪怕是心怀叵测的人奉上的。

长官挑选出来起制衡作用的铁匠莫伊谢伊•莫伊谢耶维奇，双手就不必再摸 铁锤。他是无可指摘的，无懈可击的。再说，他的技术水平特别高。

①李库尔赫，据说为公元前九世纪斯巴达立法者，希腊人认为，是他制订了斯巴达社会制度和国 家体制。

正是他，在林中小路上遇到一条不认识的、像狼一样的雅库特狗，一条在白绒 绒的胸脯上残留着磨破的毛织花布条的母狗。这是一条拉车犬。

在我们附近，既没有雅库特村镇，也没有雅库特牧民的营地——这条狗出现 在林中小路上，出现在吓呆了的库兹涅佐夫面前。库兹涅佐夫以为这是一头狼， 拔腿就往回跑，靴子在小路上发出咕叽咕叽的声音——还有另一些人跟在库兹涅 佐夫身后走着。

可是狼却匍匐在地上，摇着尾巴，朝人爬过来。大家抚摸它，拍着它消瘦的腰 身,给它吃东西。

狗在我们这里留下来。我们很快就明白了，为什么它不冒险在原始林里寻找 它真正的主人。

它已经到了产仔的时候。头天晚上，它就匆匆地在帐篷下刨洞，勉强应付着 人们的欢迎。五十个人，每个人都想摸摸它，亲热它，把自身对于抚爱的希求，告 诉动物，传递给动物。

三十岁的地质工作者、施工员卡萨耶夫，不久前庆贺了他在远北地区工作十 周年。他亲自跑出去，一直弹着他那形影不离的吉他，打量我们这位新居民。

“就叫它战士吧，”他说。

“这可是条母狗哇，瓦连京•伊万诺维奇，”厨师斯拉夫卡•加努什金快活 地说。

“母狗，嘿，对了。那就叫它塔玛拉吧。”施工员说完就走了。

这狗愉快地望着他离去，不住摇动尾巴。不久，它便同所有它需要的人建立 起良好的关系。塔玛拉懂得卡萨耶夫和工长瓦西连科在我们镇上扮演的角色，懂 得与厨师友好是多么重要。夜里，它就睡在守夜人身边。

我们很快便知道，塔玛拉只取用人们给它的食物。在厨房里，在帐篷里，无论 那儿有没有人，它什么也不去动。

这样坚定的道德，使饱经世故、身处各种困境的小镇居民特别感动。

在塔玛拉面前，地板上摆放着罐头肉食和奶油面包。狗嗅嗅这些能吃的东

西，总是只选一样叼走：一块咸麻哈鱼，最喜欢、最美味，一定也很安全的食物。

母狗不久下了崽，黑洞洞的坑里有了六只小狗。大家给小狗做了个窝，将它 们搬到窝里。塔玛拉焦急了好久，低三下四地求告，不住摇动尾巴。不过，看起来 一切正常，小狗都安然无恙。

这时候，勘探队还要往山里迁移大约三公里，离设有仓库和厨房，住着长官和 居民点的基地，有七公里左右。小狗的窝儿被带到一个新地方。塔玛拉每天两三 次跑到厨师这里，用牙给小狗拖回骨头什么的。那是厨师给它的。人们本来就这 样喂着小狗，但塔玛拉对此却从不相信。

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支“民警机关侦査员”滑雪队来到我们镇。他们在原 始林里搜捕逃犯。在冬天逃跑，是绝少的事情。可是却有消息说，五名犯人已经 从邻矿逃跑。于是他们对原始林进行仔细搜索。

在镇上，人们不是把滑雪队安排到类似我们居住的这种帐篷里，而是让他们 住在镇里惟一的原木房屋——澡堂里。滑雪兵的使命太重大了，正如施工员卡萨 耶夫对我们说的，这样安排不会引起什么人的抗议。

住户们习以为常，漠然而顺从地对待这些不速之客。只有一个居民表现出强 烈的不满。

母狗塔玛拉不声不响地向最近的一名警卫扑去，一口咬住他的毡靴。它的毛 直竖起来，眼里充满无畏和仇恨。人们好不容易才把它赶开，阻止住它。

对作战队队长纳扎罗夫，我们过去就有耳闻。他赶紧抓起一支自动步枪，要 射击这条狗。但卡萨耶夫抓住了他的手，拖着他跟自己进了澡堂。

按照木匠谢苗•帕尔梅诺夫的建议，大伙给塔玛拉套上一条绳索背带，将它 拴在一棵树上——作战队员不会永久住在我们这里。

塔玛拉跟所有雅库特狗一样，不善吠叫。它唔唔地发威，衰老的牙齿企图咬 断绳索。这完全不是那条驯服的、同我们一起度过冬天的雅库特母狗。它的仇恨 非同寻常。这种仇恨来自它过去的遭遇：它已不是第一次遇到押送兵了，这一点 每个人都看得出来。

在森林里，是怎样的悲剧永远留在了它的记忆里？这可怕的往事，是雅库特 狗在我们小镇附近的原始林中出现的原因吗？

或许，纳扎罗夫能够讲出点什么来，如果他记得的不仅仅是人，也还记得动物 的话。

大约过了五天，三个滑雪兵走了。纳扎罗夫打算同一个朋友以及我们的施工 员一起，第二天早上也离去。他们整夜喝酒，黎明时再喝点酒解解宿醉，便出

发了。

塔玛拉唔唔地叫起来。纳扎罗夫又返回来，从肩上取下自动步枪，向它直射 出一梭子弹。塔玛拉痉挛一下，没有了声息。但人们已闻声跑出帐篷，手里拿着 斧子、铁钎。施工员跑上去拦住工人，纳扎罗夫便躲进了森林。

有时候，希望总会如愿以偿。或许，所有五十个人对这长官的仇恨如此强烈 而巨大，以至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力量，去追上纳扎罗夫。

纳扎罗夫和他的副手两人一起滑雪走了。他们没有走已经冰冻到底的河床， 而那是冬天通向公路的最好途径，离我们小镇就二十公里路程。他们是走山路， 翻山口。纳扎罗夫怕有人追赶，再说，山路更近。而且，他是个极出色的滑雪兵。

他们登上山隘的时候，天已经昏暗下来，只有山顶上仍是白昼，而峡谷的低陷 处，却是黑沉沉的。纳扎罗夫开始从山上斜着滑下。树林越来越密。纳扎罗夫知 道，他应当停下来。可滑雪板载着他直往下滑。他径直飞向一个落叶松树粧。那 树桩很长，倒伏着，被时间磨得光光的，埋在雪下。树桩撕破了纳扎罗夫的大衣， 刺穿了他的腹部和脊背。另一名战士已经远远地滑下去，跑到了公路上，只是第 二天才感到惶恐。两天后,人们才找到纳扎罗夫。他悬在那根树桩上，已经冻僵， 还保持着运动、奔跑的姿势，活像战争画上那种身形。

塔玛拉的毛皮被大家剥下来，用钉子张钉在马厩的墙壁上。但是张钉得很 糟，因为毛皮干后完全缩小了。真难想象，这张皮竟能裹住一只雅库特拉车大狗。

很快来了一名林务员，他倒填日期开了几张森林砍伐证，砍伐是一年多以前 的事情了。砍伐树木的时候，谁也没想过树桩的高度。树桩高过了标准，需要重 新砍伐。这是个轻松的活计。大家让护林员在商店里买些东西，送了他一点钱和 酒。临走时，护林员要那张挂在马厩墙上的狗皮。他要把这张皮拿来制成一件 “狗皮货”——北方那种翻毛狗皮手套。至于毛皮上那些枪眼，据他说，无关 紧要。

一九五九

雪利酒

诗人已经濒临死亡。一双饿得发肿的大手平放在胸口上，也不躲避寒冷。手 指惨白，毫无血色，长着小卷筒般的肮脏指甲。早些时候，他总是把手插进怀里， 贴着光秃秃的身子。但现在他身上已经没有什么热气。手套早被人偷走。偷东 西，只需要厚颜无耻就行。人们在光天化日下偷窃。昏暗的电灯，被苍蝇弄污，用 圆网罩罩住，高高地钉在天花板上。灯光照在诗人的脚上——他躺在双层板床下 排黑黢黢的深处，就像躺在一只箱子里。他的手指不时动一动，像响板一样发出 喀嗒声，摸索着扣子、扣眼、呢衣上的窟窿，拂去什么垃圾，又重新停下来。诗人久 久地处在死亡的边缘，以至根本不明白他正在死去。有时候，一个简单却又强烈 的念头，病态地、勉强能感觉到地挤过大脑，出现在脑际——有人偷走了他放在头 下的面包。这实在太可怕了，他简直要去争吵、詈骂、打架、搜寻、告发了。可是， 这一切都无能为力，面包的念头也就淡漠了……就在此时，他又想到了另一件事， 想到所有人都要被运到海外，可不知怎么，轮船来迟了，真好，他仍然留在这里。 他幵始依稀模糊地去想工棚值日员脸上那个大胎记。一天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 思考他在这地方的生活中充斥着的各种事件。他眼前出现的幻象，不是青少年时 代的幻象，不是功成名就的幻象。他的整个生活就是忙碌奔波。无须忙碌奔波就 好了，能从容不迫地思考问题就好了。他细细地琢磨人在弥留之际那完全相同的 过程，琢磨比起艺术家和诗人来，医生更早明白和描述的那些事情。“希波克拉底 面形” ®^人在临死前的相貌——任何一名医学系学生都不陌生。弥留过程这 种神秘的相同，乃是弗洛伊德最大胆假设的依据。相同、重复，这是科学必不可少 的基础。那些在死亡时不重复的现象，并不是医生所寻求的，而是诗人所寻求的。 令人愉快的是，他意识到他还能思考。饥饿引起的恶心早就习以为常。而且，一 切都是平等的——希波克拉底、长着胎记的值日员和他自己肮脏的指甲。

生命力来而复去，他正在死亡。不过，生命力又重新出现，眼睛睁开了，有了 思维。只是没有欲望。他早就活在这世上，这世上常常需要挽回人的生命——用 人工呼吸，用葡萄糖，用樟脑，用咖啡因。死人重新成了活人。为什么不呢？他相 信永生，实实在在的人的永生。他常想，压根儿就没有任何生物学的根据，证明人 为什么不能永远活着……衰老——这只是一种可以医治的疾病。要不是这个至 今没有猜透的悲剧性的误解，他也能够永远活下去的。或许要一直活到厌倦为 止。可是他一点也没有厌倦生活，就是现在，在这个解送犯人的工棚里，在这个 “中转站”——正如当地居民所亲切称呼的。中转站是恐怖的前沿，但它自身并 没有恐怖。相反，这里有一种自由的精神，这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前面是劳 改营，后面是监牢。这是一个“中途世界”，诗人知道这一点。

还有一条不朽的路——那就是丘特切夫@式的道路：

在厄运所至的时刻，

来到这世界的人最愜意。

① 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约前377 )，古希腊医生，古希腊罗马医学改革者。

② 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丘特切夫（】803—1873)，俄国诗人。他的诗大多表现对于命运的悲 剧感和彷徨心情。

不过可以看出，既然作为某种肉体，他无法做到形骸不朽，那么，他就在创作 中获得了永生。人们称他为二十世纪俄国第一诗人，他也常常想，确实如此。他 相信自己的诗永生不灭。他并没有信徒，但是，难道诗人们喜欢信徒？他也写散 文，写得很差，还写论文。但他一直觉得，只有在诗中，他才找到了某种新的意境, 某种他一直觉得很重要的东西。过去他的全部生活就是文学、书籍、故事和梦幻， 只有今天，才是原原本本的生活。

这一切，并非争论时才出现在脑海里，而是秘密地隐藏在内心深处。这些思 考缺乏激情。他对一切早就感到漠然。这一切是多么琐屑的小事,与生活的险恶 和沉重相比，简直就是“老鼠的瞎忙活”。他对自己感到吃惊：当一切都毫无指 望，而他对这一点比任何人都了解得更清楚的时候，他怎么还会这样想到诗歌? 在这里，有谁需要他？有谁平等地对待他？这一切为什么需要弄明白？于是他等 待着……他终于明白了。

那一刻，生命力回归到他的身体，他那微微睁开、昏花迷乱的眼睛突然看得见 了，眼睑轻轻颤动，手指也能动弹，这时候，他的思维也恢复了。他没有想到过，这 就是他最后的思维。

生命，就像一名独断独行的主人，自个儿又回来了 ：他并没有召唤生命，生命 仍然进入了他的身体，进入了他的大脑，像诗、像灵感。他第一次领会到诗这个字 眼的全部含义。诗，是一种振奋人心的力量，他靠这种力量活着。正是如此。他 不是为诗而活，他是靠诗活着。

现在已经如此显而易见，如此清楚明白：灵感就是生命。临死之前他终于明 白了，生命是灵感，正是灵感。

他感到高兴，他懂得了这最后的真理。

一切，整个世界，都能够与诗比较：劳作、马蹄声、房屋、小鸟、山崖、爱情一 整个的生活，都轻松地走进了诗行，在诗行中安排得妥帖适当。这也理所当然，因 为诗是词儿。

即使现在，诗也能够一行接一行地奔涌而出——尽管他早已不记录，也不能 记录自己的诗歌,词语仍然能够在某个确定的，而且每次都非同寻常的节奏中轻 而易举地铺排出来。诗韵是探索者，是词语和概念的磁勘探工具。每个词语都是 世界的一部分，它对诗韵作出回应，于是，整个世界以某种电子计算机的速度飞 奔。一切都在叫喊：带上我吧！不，带上我吧！ 一切无须寻觅。只需要抛弃。这

里仿佛有两个人--个在写作，在全力开动他那机器的转轮;另一个则字斟句

酌，不时停下开动的机器。诗人看见他——这是两个人——于是明白了，他现在 是在写真正的诗。没有记下来的原因是什么呢？将诗歌记下来，出版——也全是 过眼烟云。一切不无私心而产生的东西，都不是最好的。那些没有记下来的东 西，那些写出了又消失殆尽的东西，才是最好的。只有他感觉到的创作的愉悦，纯 粹的创作的愉悦，才能证明诗歌诞生了，美诞生了。他没有错吧？他这创作的愉 悦正确无误吧？

他想起勃洛克$最后的诗作有多么糟糕，多么缺乏诗意。而勃洛克对此似乎 全然不知……

诗人强使自己中断了思考。在这里，这很容易做到，比在列宁格勒或莫斯科 的任何地方都容易。

这时候他发现，他已经很久没有思考任何问题。生命力又渐渐消逝。

他一动不动，躺了很久。突然，他看见离自己不远处，有个什么东西，像射击 的靶子，或者像一张地质图。地质图默默无声，他想搞清楚上面描绘的东西，却毫 无办法。过了好久，他才明白，这是自己的指头。指尖上还有黄褐色的痕迹，那是 他过去猛抽马合烟留下的——指肚上的纹路清晰地凸显出来，有如山岭的地形一 般。十个指头的指纹一模一样，都是一些同心圆，就像树木的横切面。他想起了 小时候，有一次，一个中国洗衣工在林荫道上叫住他。洗衣坊就在他出生的那幢 房子的地下室。中国人意外地牵起他的一只手，又牵起另一只手,把他的拳头向

①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勃洛克（丨880—1921),俄国诗人，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著 有诗集《丽人集》、《陌生的女郎》、长诗《十二个》等。 上翻开，激动地用中国话大声叫喊起来。原来，他说这孩子真有福气，长着明白无 误的手相。诗人曾多次想起这有福气的手相，尤其在他的第一本书出版之际经常 想起。现在他回忆起那个中国人，既无怨恨，也无嘲讽——对他来说，一切都无 所谓。

最主要的是他还没有死。顺便问问，像诗人一样死去，意味着什么？这死亡， 应当具有某种孩提般的天真。或者，具有某种故意涂上的戏剧色彩，像叶赛宁、马 雅可夫斯基。

像演员一样死去，这还能够理解。可是，像诗人一样死去呢？

是的，他猜想着在前面等待他的事情。在羁押站，他得以了解和猜测到许多 事情。他感到高兴，暗自高兴自己孱弱无力，期盼着死亡。他想起很久以前监狱 里的一次争论：哪里更糟，更可怕——是劳改营，还是监狱？谁也搞不清楚，理由 都是抽象的，就像一个从劳改营押往监狱的人脸上那种残忍的笑。他永远记得那 人的笑容，简直害怕想起它来。

请想一想，如果他现在死去，他会多么巧妙地欺骗那些送他到这里来的 人——会欺骗整整十年。若干年前，他曾经遭到流放，并且知道他已被永远列人 了特别名单。是永远吗？！尺度变了，词语也改变了意思。

他重又感觉到一股正在开始的力气的潮涌，跟大海的涨潮一样。持续许多小 时的潮涌。过后就是退潮。但是大海不会永远离我们而去。他的健康还会得到 恢复。

他突然想吃东西，却无力动弹。他缓慢而艰难地想起，今天的汤已经给了邻 铺。一杯开水就是他最近一天惟一的食物。当然，面包没有送人。可面包老早老 早就发放过了。昨天的面包也被人偷走。有人还有力气偷窃。

他就这样轻轻地躺着，什么也不去想，直到早晨。灯光变得更昏黄了，有人用 大胶合板托盘送来面包，就像每一天那样送来。

但他已经不再激动，不再理会面包。即使面包并不是发给他，他也不哭泣。 他不用颤抖的手指把面包块送进嘴里，面包块在嘴里也一瞬间就会溶化。他的鼻

孔鼓得老大。他的整个身体都感觉到新鲜黑麦面包的香气。尽管他还没有吞下 一口，也没有动动下颚，面包在嘴里已经没有了。面包块已经溶化，消失。这是个 奇迹，这里众多的奇迹之一。不，现在他不再激动。但是，当人们把一昼夜的份饭 放到他的手上，他还是用自己毫无血色的指头抓住它，将它紧紧地贴在嘴上。他 用患坏血病的牙齿咬着面包，牙龈流着血，牙齿摇摇晃晃，但他并不感到疼痛。他 使尽全力紧紧把面包按在嘴上，塞进嘴里，吮吸它，咬碎它，咀嚼它……

邻铺的人劝阻他说：

“别全吃掉吧，最好以后再吃，以后……”

诗人明白了。他瞪大眼睛，却没有从肮脏发青的手指上放下血污的面包。

“以后是什么时候?”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问道。又闭上了眼睛。

傍晚时分，他咽了气。

但注销他的名字却在两天之后。发面包时，那些机灵的邻铺接连两天领走了 死人的面包。死人像僵偶一般举着一只手。可见，他是在自己的死亡日期之前死 去的——这对将来为他作传记的人,可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细节。

儿童画

没有任何名单，在大门前点齐五个人，便赶着我们去干活。排班总是五人一 组，因为远非所有押送兵都能运用自如地背出乘法表。清点任何东西，只要在严 寒中进行，而且是清点活生生的人，都不是闹着玩的事情。囚犯会突然失去耐心， 当官的考虑到了这一点。

现在我们是干轻活，窃贼干的活——用圆盘锯锯木柴。锯片在锯床上飞旋， 不时轻轻地颤动。我们把一根大原木撂上锯床，慢慢推向锯片。

锯片发出尖厉的叫声，剧烈的轰鸣。它和我们一样，不喜欢在大北方干活。 但是，我们仍然不断往前推动原木。原木裂成两段，切割出人意料地轻松。

我们的第三个伙伴是劈木柴。沉重的板斧蓝光莹莹，装着长长的黄斧柄。粗 大的木头，他从边缘上劈，细小的木头一砍就开。劈得也不是很有力气，我们的伙 伴和我们一样饥饿。不过，冻透的落叶松劈起来很轻松。大北方的大自然并不冷 漠，并非无情——它和派我们来这里的人有个约定。

我们干完活，码好柴，等着押送兵。我们有一名押送兵，他在机关里烤火，我们就 是为机关锯木柴的。可回家得有个排场一一要全队一起，到城里再分成若干小组。

干完活，我们也不去烤火。我们早就发现栅栏边有一个大垃圾堆——这件事 可不能小看。我的两个伙伴机灵老练地观察那个垃圾堆，一层层剥开结成的冰。 几块冻透的面包，冻得硬邦邦的一小团肉饼，破烂的男短袜，是他们的收获。最值 钱的当然要算袜子。连我也惋惜，这些难得的东西怎么就没落到我的手里。袜 子、围巾、手套、衬衣、便裤（不是“官裤”），在那些人中间——他们几十年里只穿 官方发给的衣服——可就太贵重了。袜子可以补好，打上补丁。于是，烟草和面 包就到手了。

伙伴们得手，使我坐不住了。我也手脚并用，翻弄起五颜六色的垃圾堆来。我 挪开一个破烂，好像是人的肠子;许多年来头一遭发现了一本灰蒙蒙的学生作业本。

这是一本普普通通的学生作业本，小孩子的图画本。每一页都用颜色画满了 画儿，画得很认真，很勤奋。在严寒中，我一一翻动那容易脆裂的纸页，那蒙上霜 的，冰凉的，天真而色彩鲜艳的画页。我过去也曾画画，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勉 强坐在饭桌旁七俄分宽灯芯的油灯前作画。童话故事里死去的勇士，用魔笔一点 就复活了，仿佛洒上了起死回生的仙水。水彩画颜料像女人的扣子，放在白铁皮 盒子里。伊万王子骑着一匹灰狼，在杉树林里奔跑。杉树比灰狼还要矮小。伊万 王子骑在狼身上，就像埃文基人骑在鹿上，脚跟几乎触到了苔藓。烟雾盘旋缭绕， 升上高天。蓝色的星空上画着一些鸟儿，像打的一个个小勾。

我越是努力回忆童年，越是清楚地懂得，我的童年再也不会重现了。在别人 的儿童图画本上，我连童年的影子也不会遇到。

这是一个令人生畏的作业本。

北方的城市是木材建造的，房屋的栅栏和围墙涂着淡赭石色。小画家的笔触 老老实实地到处重现着这种黄色——只要是孩子想表达的街屋，人的双手做出的 东西。

图画本上画着许多许多栅栏。几乎在每一幅画上，人和房屋都被一模一样的 黄色栅栏围起来。栅栏上缠着带刺的黑铁丝。在这些儿童画中，官式铁丝网罩住 了所有栅栏。

在一道栅栏边，站着一些人。图画本上的人，既不是农民，不是工人，也不是猎 人——他们全是士兵，是持枪的押送兵和哨兵。一座巨大的岗楼下，有一些岗亭，岗 亭旁边，小画家画着押送兵和哨兵。岗楼上，有士兵来回走动，步枪熠熠发光。

本子不大，但孩子在上面画出了家乡一年四季的景色。

色彩鲜明的土地，涂作单一的绿色，就像早年马蒂斯的画作。湛蓝湛蓝的天 空，清清朗朗，洁净如洗。日出和日落是一派纯红，这并不是因为孩子没有能力发 现中间色调、过渡颜色，揭开明暗的秘密。

在学生图画本里，色彩的搭配真实地表现出远北地区的天空。这里的天空， 色彩异常干净明朗，没有中间色。

我想起北方一个关于上帝的古老传说。上帝创造原始林的时候，还是个孩 子。色彩不多，像儿童着色一样单纯，画得很简单明确，内容也不复杂。

后来，上帝长大了，成了大人，学会了雕刻新奇的叶纹，构思出许多五颜六色 的小鸟。孩子的世界使上帝厌腻。他用大雪填满了他那原始林的作品，去了南 方，再也没有回来。传说是这样讲的。

描绘冬天的图画，孩子也画得十分逼真。绿色调消失了，树木成了深黑色，光 秃秃的。这是落叶松，不是我童年看到的那种松树和杉树。

北方的狩猎正在进行。牙齿锋利的牧羊犬拉着缰绳，缰绳握在伊万王子手 里。他戴一顶有护耳套的军帽，穿着白羊皮短袄和毡靴，戴一副很长的手套，就是 远北地区人说的长筒手套。伊万王子肩上挂一支冲锋枪。树木光秃秃的，呈三角 形，扎在雪地上。

只有黄色的房子、带刺的铁丝、岗楼、狼犬、持枪的押送兵和碧蓝碧蓝的天空。 此外，孩子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记住。

我的同伴打量一眼作业本，摸摸纸页。

“卷烟草，最好找报纸。”他从我手中夺过作业本，揉成一团，扔到垃圾堆里。

作业本开始蒙上一层霜。

一九五九

炼乳

因为饥饿，我们的嫉妒心就像我们的每一种感情，变得淡薄迟钝了。我们没 有力气去感受，去钻营更轻松的活计，去走动，去询问，去请求……我们只嫉妒那 些熟人、那些同我们一起来到这世界的人，嫉妒那些能够到管理处、医院和马厩去 干活的人。那里没有接连许多小时繁重不堪的体力劳动。这种劳动，在所有大门 的三角墙上都作为豪迈英雄的事业备受颂扬。总而言之，我们嫉妒的只是舍斯塔 科夫。

只有外在的东西可以使我们不再冷漠，使我们脱离慢慢逼近的死亡。是一种 外在的，不是内在的力量。我们内在的一切都已烧光、毁尽，我们对一切都无所谓 了。我们没有比明天更远的计划。

就拿现在来_吧，真想回到工棚去，一骨碌躺到板床上。可我却一直站在食 品店门前。这家商店，只允许普通刑事犯，以及被当作“人民的朋友”的小偷惯犯 去买东西。那里可没我们的事儿，但我们的眼睛无法离开那些巧克力色的大面 包。新鲜面包甜蜜浓郁的香气剌激着鼻孔，这香气甚至使脑袋眩晕。我站着，简 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回工棚去的力气，仍旧一个劲地盯住面包。这时候，舍 斯塔科夫叫了我一声。

我是在大陆认识舍斯塔科夫的，那是在布蒂尔卡监狱，我和他曾同住一间囚 室。我们在那里没有什么交情，只是认识而已。在金矿，舍斯塔科夫没在矿井干 活。他是地质工程师，因此把他安排到地质勘探队，安排在管理处工作。这个走 运的人，总是勉勉强强地同他的莫斯科熟人们打招呼。我们从不见怪——人家能 让他做的事情很不少了。自己的衬衫嘛一-更贴身的。

“抽烟，”舍斯塔科夫说，递给我一片撕下的报纸，洒上些马合烟，擦燃火柴， 那是真正的火柴……

我抽起烟来。

“我要同你谈谈，”舍斯塔科夫说。

“同我?”

“对。，，

我们来到工棚后面，在一个旧矿坑的边缘上坐下。我的双脚骤然发沉，而舍 斯塔科夫快活地晃动着他那崭新的、官方发的皮鞋。皮鞋发出微微的鱼油味。裤 子卷起来，露出棋盘花纹的短袜。我用真正赞赏的目光观看舍斯塔科夫那双脚， 甚至带几分自豪——从我们囚室出来的人，哪怕有一个不裹包脚布的也不错呀。 我们脚下的土地随着一声声震耳欲聋的爆炸而颤栗——这是为上夜班的人炸松 岩石。细小的碎石飞落到我们脚边，发出沙沙声，颜色灰灰的，像小鸟一样不易 察觉。

“我们离远一点,”舍斯塔科夫说。

“打不到的，别怕。袜子不会击破。”

“我不是担心袜子，”舍斯塔科夫说，伸出食指，沿地平线指画了一圈。“这一 切你怎么看?”

“大概，我们会死掉吧，”我说。这是我最不愿意去想的事情。

“啊，不，我可不赞成去死。”

“啊？”

“我有一张地图，”舍斯塔科夫没精打采地说，“我带上几个工人，带上你，到

黑泉去。它离这儿十五公里。我会弄到通行证。我们去海边，同意吗？”

他把这一切和盘托出，说得很平淡，很快。

“到海边干什么？去游游水?”

“反正一样。重要的是开始。我不能这么活着。‘宁愿站着死，绝不跪着 生’，”舍斯塔科夫庄重地说，“这是谁说的？”

确实，这是一句耳熟能详的话。但我没有力气去回忆这话是谁在什么时候说 的。书上的所有内容我都忘记了。人们不相信书上的东西。我卷起裤子，现出红 殷殷的坏血病溃疡。

“这在森林里就能治好，”舍斯塔科夫说，“用浆果，用维他命。我把你带出 去。我认识路。我有地图……”

我闭上眼睛，心里琢磨。从这儿到海边有三条路•.全都有五百公里，只多不 少。不仅我，就连舍斯塔科夫也到不了。他不会把我作为食物随身带上吧？当然 不会的。可他为什么要撒谎？这一点他比我更清楚。我突然对舍斯塔科夫害怕 起来——他是我们中惟一安排去干专业活的人。是谁安排他去的，付出了什么代 价？ 一切都得付出代价呀。是用别人的鲜血，别人的性命吧……

“我同意，”我说，睁开眼睛。“只是我得增加一点营养。”

“这好办，好办。你必须增加营养。我给你带来……罐头，我们那里是可以……” 世上有许多罐头：肉罐头、鱼罐头、水果罐头、蔬菜罐头……不过最好的，是 牛奶罐头，是炼乳。当然，它不应该兑水喝，要用勺子吃;或者，涂在面包上吃;或 者，直接从罐头盒里一口一 口地呷，慢慢地吃，同时瞧着鲜亮的浆状乳汁变黄，瞧 着一颗颗闪亮的糖粒粘上罐子……

“明天吧，”我说，简直幸福得喘不过气来，“要牛奶的……”

“好，好，牛奶的。”说罢，舍斯塔科夫走了。

我回到工棚，躺下，闭上眼睛。进行思考可并不轻松。这是一种体力过 程——我们心理的物质性第一次呈现在我面前，完全直观，完全感觉得到。思考 是痛苦的，但必须思考。他打点我们逃跑，然后出卖我们，这件事已经洞若观火。 为了他在办事处的工作，他要我们，要我，付出鲜血的代价。我们或许在黑泉就被 当场打死，或许被生擒回来，受到审判，再加刑十五年。因为他不会不知道，从这 里根本走不出去。不过，牛奶呀,炼乳哇……

我沉沉睡去,在我饥肠辘辘、断断续续的梦中，我看见了舍斯塔科夫的炼乳罐

头--个硕大无朋的罐头，贴着天蓝色的标签。巨大的、夜空般湛蓝的罐头盒，

打穿了许许多多小孔，牛奶流出来，滚滚滔滔，似一条浩瀚无边的银河。我的手轻 易地触到天空，吃着浓稠的、甜甜的星星之奶a\

我记不清这一天做了些什么，怎样干活。我等着，等着，直等到太阳西沉，马 匹大声嘶叫——它们比人更能猜到一天的活计什么时候结束。

汽笛嘶鸣，我往舍斯塔科夫住的工棚走去。他正在台阶上等我。他的棉衣口 袋高高凸起。

我们在工棚里一张擦得干干净净的大桌子前坐下。舍斯塔科夫从衣袋里抽 出两个炼乳罐头。

我用斧头尖儿敲开罐头盒，浓稠雪白的乳汁涌流到盖子上，涌流到我的手上。

“得再打一个孔，让空气进去，”舍斯塔科夫说道。

“没关系，”我说，舔着甜甜的脏指头。

“拿只勺子来，”舍斯塔科夫说，转向站在我们四周的工人。十只闪闪发光、 舔得干干净净的勺子递到桌上。人们都站着看我吃。这并不是粗俗无理，也不藏 有要我请他们同享的意思。他们谁也不指望我会同他们分享这牛奶。从来没有 这种事情——他们只是毫不掩饰对别人食物的兴趣。我也知道，对于正消失在别 人嘴里的食物很难无动于衷。我更舒服一点地坐下，没有面包，只吃着牛奶，偶尔 也就着凉水喝。我一口气把两个罐头都吃光了。观看的人们走到一边——演出 到此结束。舍斯塔科夫满怀同情地望着我。

“你听我说，”我说道，同时仔细地舔着勺子，“我改变了主意。你们去吧，我

①星星之奶，由星星组成的银河在俄文里叫“奶路”。

不去了 〇”

舍斯塔科夫明白了，走出去，一句话也没对我说。

当然，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报复，很软弱，就像我的所有感情一样9可是我还 能做什么呢？去告诫别人吗，我又不认识他们。不过，本来还是应该告诫一番 的——舍斯塔科夫还是诱劝了五个人。他们一周后逃跑了。两个人在离黑泉不 远的地方被打死，三个人一月后受到审判。舍斯塔科夫本人的案子由生产单位转 出来，他不久被带走了。过了半年，我却在另一个矿上遇见他。他并没有因为逃 跑的事加刑，上边还真没把他怎么样，而本来是可以重处的。

他在地质勘探队工作，脸刮得干干净净，身体养得肥肥胖胖。那双棋盘花纹 的袜子也完好如初。他没同我打招呼，招呼也是白搭：两筒炼乳，到底算不得什 么大事......

〈一九五六〉

面包

巨大的双扇门乳轧打开，发放员走进羁押转送工棚。天蓝色的积雪反映出熹 微的晨光，他站在一溜宽阔的光带下。两千只眼睛从四面八方望着他：从架子床 下面，从正面，从侧面，从四层高的板床上面——还有些力气的人，顺梯子爬上了 那里。今天是吃緋鱼的日子。发放员身后，几个人扛着一个巨大的胶合板托盘， 砍成两半的緋鱼堆得老高，压得托盘中部下垂。走在托盘后面的是值班监督员。 他穿一件太阳般白亮发光的熟羊皮短袄。緋鱼总是在早晨发放，每隔一天发半 块。它们能带来多少蛋白质和热量，这谁也不知道。再说，对于这样的烦琐哲学， 谁也不感兴趣。无数人只低声叨念着同一句话：要鱼尾呀。一位聪明的长官，估 摸着囚犯的心理，吩咐要么同时发鱼头，要么同时发鱼尾。鱼头鱼尾孰优孰劣，大 家多次讨论过：看来鱼尾上的肉要多一些，不过，鱼头却更令人得到满足。吮吸 腮帮，掏吃头骨的时候，吞咽食物的过程便延续下去。发放的緋鱼没有经过收拾， 大家对此很是赞赏，因为可以把骨头和鱼皮全吃掉。然而人们对鱼头的惋惜一闪 即逝，因为送来的事实上是鱼尾。再说托盘正在临近，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 来：得到的鱼块会有多大，因为调换是不行的，抗议也不行，一切全靠手气——靠 一张同饥饿玩的牌。一个人漫不经心地把鲱鱼切成一份份，这人并不总能理解 (甚至压根儿忘记了），多十克少十克鲱鱼——仅仅就是看起来觉得多十克少十 克，也许竟能导致一场斗殴，一场血腥的斗殴。泪水不值一提。流泪是常有的事， 这人人都能理解，大家也不嘲笑伤心落泪的人。

发放员走过来。每个人都已经在盘算，这只冷酷无情的手会递给他一块什么 样的鱼。人人都感到或伤心，或高兴；要么准备迎接奇迹，要么陷入绝望的边 缘——假如他在匆忙的算计中出了差错。有的人无法克制住内心的激动，眯起眼 睛，为的是只在发放员碰碰他，把一份緋鱼递给他时才睁开。他用肮脏的指头抓 起鲱鱼，摸摸，飞快而又温存地捏捏，以断定得到的一份是干巴巴的还是肥腻腻的 食物（不过鄂霍茨克的鲱鱼并不肥腻,手指的这个动作同样是在等待奇迹），他忍 不住迅速地扫视别人的手，那些人站在他四周，同样也抚着、捏着鱼块，生怕过快 地吞下这极小的鱼尾。他没有吃下鲱鱼，只是舔舔，再舔舔，鱼尾一点点地从手指 上消失。只剩下骨头了，他小心地咀嚼着骨头，珍惜地咀嚼着，于是骨头也在融 化、消失。然后他开始吃面包。从早上起，一昼夜内发五百克。他小块小块地掐 下，送进嘴里。大家都是马上吃掉面包，这样谁也偷不去，谁也抢不走，人们也没 有力气来保护面包。只是不应该吃得太快，不应当就着水吃下，不应当咀嚼。应 该像吃糖一样，像吃水果糖一样噙在嘴里。然后才能拿起一杯茶——烤焦的面包 皮浸黑的温吞水。

鱼吃完了，面包吃完了，茶喝光了。人顿时感觉到暖和，哪里也不想去，只希 望躺下来，但已经该穿衣服了，也就是穿上那件当被子用的破破烂烂的棉袄，用细 绳把鞋底系在破烂的棉毡靴上。那毡靴也是你的枕头。而且得赶快，因为大门重 又猛地打开，小院的铁丝网后面,有押送兵和狗……

我们待在检疫站，待在伤寒检疫站，却不让我们闲着。我们被赶去干活—— 不是按名册，而是在大门内直接点出五人一组。有一种相当可靠的办法，可以每 天都去干比较有利可图的活计。只是必须有耐心，有毅力。有利可图的活计，要 的人总是很少：两人、三人或四人而已。需要二十人、三十人、一百人的，都是苦 差使。多半是挖土方。尽管从不给囚犯提前讲明干活的地方，但他在路上就能打 听清楚。在这场可怕的竞争中，有耐心的人才能如愿。你必须蜷缩在后面，挤进 别人的队列，退到旁边，组建小组时，赶快靠上前去。对于大队人马来说,最有利 的活计是在仓库里挑捡蔬菜，去面包厂。一句话，所有那些与食物——无论生 熟——有关的工作，总会有余物，有残渣，有切削下来可以吃的东西。

四月里，在肮脏的马路上，我们排好队，被带走。押送兵的靴子在水洼中发出 啪嗒啪嗒的响声。在城内，我们的队伍不得打散，因此谁也没有绕过水洼走。双 脚浸得湿淋淋，但大家并不理会这些，我们不担心感冒。我们已经感冒过一千次; 再说，最严重也无非是遇上肺炎，比如说——就会送我们到期盼已久的医院。队 伍里有人断断续续地小声议论：

“是去面包厂啊，看样子，你们是去面包厂！”

有一些人，总是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预料。还有一些人，他们想把一切都往 好里看，他们多血质的性格，在最艰难的处境中，总是寻找某种认同生活的说法。 相反，对于另一些人，事情总是在恶化，对所有的好转，他们都持怀疑态度，把这视 为命运的某种疏漏。这种判断的差异与个人经验关系不大：它仿佛始于童年，而 且影响一•生......

最胆大的奢望终于实现了：我们站到了面包厂的大门前。二十个人，袖着双 手，原地踏步，背对着刺骨的寒风。押送兵跑到侧面，抽起了烟。大门上开着一扇 小门，从门里走出一个人，没戴帽子，披一件蓝色长工作衫。他跟押送兵谈了一 阵，便向我们走来。他不慌不忙地打量所有人。科雷马将每个人都造就成心理学 家，他得在一瞬间弄明白很多情况。他得在这二十个衣衫褴褛的人中，选出两个 去面包厂、去车间干活。这两人得比别人更健壮，能抬动抬架上的碎砖，那些重砌 炉灶后剩下的砖头。他们不得是小偷、窃贼，不然，一个工作日就报销了——那些 人会把时间全用来会面和传递字条，而不是干活。得叫他们别接近界线。过了界 线，人人都会因饥肠辘辘而变成贼，因为车间里没有任何人监督他们。还得叫他 们打消逃跑的念头。还得……

这一切，都必须一瞬间在这二十个囚犯脸上看清楚，马上挑选出来，作出

决定。

“你出来，”没戴帽子的人对我说。“还有你，”他指着我身边一个长着雀斑、 消息灵通的人。“我就要这两个，”他告诉押送兵。

“好吧，”押送兵漠然地回答。

许多妒忌的眼光目送着我们。

人类的所有五种感官，从来不能同时超强地发挥作用。我聚精会神地阅读， 就无法听广播。我听广播，眼前的一行行文字就跳来跳去，尽管还保持着机械的 阅读，眼睛一行行地往下读，可是突然会发觉，刚读过的东西什么也没记住。阅读 时考虑别的事情，也是这么一种情形——这是某些内在的转换开关在起作用。俗 话说:“吃饭时，我是聋子和哑巴。”这尽人皆知。也可以再加上一条：“而且还是 瞎子。”因为面对食物，食欲大振，视觉功能一心一意为味觉帮忙。我的手指在柜 子深处摸什么东西，感觉集中到指端时，我会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精力 完全集中到触摸的感觉上。此刻也是这样，我跨过面包厂的门槛，站着，没看见工 人们同情、和善的面孔（在这里干活的，新老囚犯都有），也没听见师傅说的话。 师傅就是那个没戴帽子的熟人。他告诉我们，我们的任务是把碎砖拉到外面去， 我们不得窜人别的车间，不得偷窃，面包他会发给我们，等等——可是我什么也没 有听见。在烧得暖融融的车间里，我竟没有感觉到温暖，在漫长的冬季，我的身体 念念不忘的那种温暖。

我吸进一口面包的气味，大面包浓烈的芳香。那是烧热的油和烤熟的面粉混 在一起的香味。每天早上，我将鼻子紧紧凑到还没吃完的一份面包的皮上，贪婪 地捕捉压倒一切的丝丝芬芳。可是在这里，这气息是如此浓郁、强烈，好像要冲破 我可怜的鼻孔。

师傅打断了令人迷醉的诱惑。

“看出神啦他说，“走，到锅炉房去!”

我们来到一间地下室。在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锅炉房里，司炉的小桌边已经坐 着我的搭档。司炉穿一件跟师傅一样的蓝色长衫，在炉边抽烟。透过炉膛小铁门 上的开孔，看得见里面闪烁窜动的火焰：一会儿鲜红，一会儿橙黄。闪动的火焰 使锅炉壁不住颤抖，还发出呼呼的响声。

.师傅将一只水壶和一杯果泥放在桌上，又摆上一只白面包。

“给他们喝点吧，”他对司炉说，“我过二十分钟左右再来。可别磨蹭，吃得快 点。晚上我还拿面包来，你们把面包掰成小块，不然回营里会被人抢走。”

然后，师傅走了。

“瞧这母狗，”司炉说，转动着手上的面包。“舍不得三十号白面，畜生。得 了，你等等。”

他也跟着师傅出去了，不一会又回来，手里拋着一只新面包。

“还是热烘烘的，”他说，把面包扔给雀斑小伙子。“三十号白面作的！可你 瞧，他还想拿个次等面包来搪塞呢！去它的吧。”说着，他拿起师傅留给我们的面 包，打开锅炉门，扔进呼呼哀号的火焰，再砰地关上，笑了。“就这样，”他朝我们 转过身来，快活地说。

“干吗这样? ”我说，“我们带走，不更好吗?”

“带走的，我们还会给，”司炉说。

无论我，无论雀斑小伙子，都无法把这面包掰开。

“你有刀子吗？ ”我问司炉。

“没有。干吗要刀子？”

司炉双手拿起面包，不费吹灰之力就掰开了。掰开的面包发出一股香喷喷的 热气。司炉用手指按按面包瓢。

“费季卡烤得不错，真棒! ”他夸奖道。

可我们没工夫去弄清费季卡是谁。我们开始吃饭，面包和搅进了果泥的开水

都滚烫滚烫。我们吃得热汗长流。我们吃得很急，师傅已经回来找我们了。

他带来一副抬架，拖到一堆碎砖前，又拿来几把铁锹，亲自装满了第一箱。我 们开始干活。突然发现那抬架太沉，我俩根本抬不动。它把我们的筋肉拉得紧绷 绷的，我们的手突然变得软弱无力。脑袋眩晕，叫我们站立不稳。我装下一个抬 架时，比第一个少了一半。

“够了，够了，”雀斑小伙子说，他的面孔比我的还要苍白，要不就是雀斑使它 显得特别苍白。

“歇歇吧，小伙子们，” 一个面包师从我们旁边走过，快活地，却绝无嘲讽地 说。我们顺从地坐下来休息。师傅走过去，却什么也没对我们说。

休息过后，我们重新开始干活。不过每抬两次，我们又坐下来，一大堆废渣， 简直就没有减少。

“抽抽烟吧，小伙子们，”还是那个面包师说，他又走过来。

“没烟草哇。”

“那好，我给你们每人一支。只是得出去抽，这儿不许抽烟。”

我们分了马合烟,每个人都抽起了自己的烟卷——这已是久违的奢侈了。我 慢慢吸了几口，用指头珍惜地灭掉烟卷，包在纸里，藏进怀中。

“你做得对,”雀斑小伙子说，“我连想也没想过。”

午休前，我们已经很习惯，甚至可以瞥瞥有同样面包烤炉的邻近车间。铁模 子和铁烤盘到处都在从炉灶里哗啦哗啦地拉出来，架子上也到处摆满了面包，面 包。不时有装小轮子的斗车驶来，人们将烤好的面包装上，运到什么地方，只是没 运到我们傍晚要回去的地方——这可是白面包哇。

从没有装栅栏的宽大窗户上，看见太阳快落山了。门外刮进一阵冷风。师傅 来了。

“好，收工吧。把抬架放在废渣堆上。你们干得可不算多。你们一个礼拜也 搬不走这堆废渣，你们这些干活的人哪！”

发给我们每人一个面包，我们把它掰成小块，塞进衣袋。……可是，我们的衣 袋能塞进多少呢？

“干脆藏在裤子里，”雀斑小伙子发出号令。

傍晚，我们走到寒冷的院子里--伙人已经站好了队——我们被带回去。

劳改营值班室没有搜查我们，没有人手上拿着面包。我回到我的铺前，把带回的 面包分发给邻铺，便一头躺下。湿透冻僵的脚刚一暖和，就呼呼睡去。

整个晚上，我眼前都浮现出大面包，还有把面包扔进火焰熊熊的烤炉门那个 司炉调皮的面孔。

一九五六

弄蛇者

我们坐在一棵被暴风推倒的巨大落叶松上。长在永久冻土带的树木，只能勉 强抓住稀松的泥土,暴风轻易便将它们连根拔起，推倒在地。普拉托诺夫给我讲 述了一段他在这里的生活经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另一种生活。一提起“占 哈拉”矿，我就皱眉头。我本人到过各种条件恶劣的地方，但“占哈拉”可怕的名 声，却遐迩皆知。

“你在‘占哈拉’待了很久吗?”

“一年，”普拉托诺夫小声说。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缝，皱纹显得更加突出—— 我面前简直就是另一个普拉托诺夫，比第一个要老十来岁。

“不过，艰难只是在开初一段时间，就两三个月。那里尽是小偷。我是那儿惟 一……有文化的人。我给他们讲故事，照黑话说就是‘侃小说’。每晚都讲大仲 马、柯南道尔、华莱士的作品。为此，他们给我吃，给我穿，我也就很少干活。大 概，你在这里也利用过有文化这惟一的优势吧?”

“没有，”我说，“没有。我总感到这是对我最终的侮辱，是没救了。我从没为 一份汤而去讲小说。但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听说过‘小说侃家’。”

这是——在指责吗? ”普拉托诺夫说。

“一点也不是，”我回答道。“对一个饥肠辘辘的人，许多事情可以谅解。许 多事情。”

“如果我能活下来，”普拉托诺夫说了一句很神圣的话，对未来时光的全部思 考，都从这句话开始，“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写成小说。我连名字都想好了，叫《弄 蛇者》，如何?”

“还好。只是你得活到那时候。这才是重要的。”

安德烈•费多罗维奇•普拉托诺夫，此前的电影剧作者，在这次谈话后大约 三周便去世了。他像许许多多人那样死去——铁镐一扔，身子一晃，面向山石，颓 然倒下。静脉注射葡萄糖、强力救心药本可救他一命——他还哼哼叽叽地呻吟了 一个半小时。然而，当医院的担架抬来，他已经没有了声息。卫生员把这具瘦小 的尸体搬进了停尸房——骨头和皮都没什么斤两。

我喜欢普拉托诺夫，因为他对蓝色的大海和崇山峻岭那边的生活始终没有丧 失兴趣。那里的生活，离我们千山万水，睽隔多年，我们几乎已经不相信它的存 在。更准确地说，相信它，犹如小学生相信有一个渺茫的美洲。天知道从何而来， 普拉托诺夫竟然有一些书籍。如果天气不太寒冷，例如在七月里，他总是避开所 有人时刻挂在嘴边的那些话题——午饭将要或者已经吃过什么菜汤，一天是分三 次发面包，还是一大早一次发放，明天会是雨天还是晴天。

我喜欢普拉托诺夫，我现在就尝试着写出他那篇故事《弄蛇者》。

结束工作，绝不等于工作就结束了。笛声响后，还得收拾好工具，送到库房， 交了，排队，经历每天十次点名中的两次，挨着押送兵粗野的谩骂，受到自己伙伴 无情的吆喝和侮辱——他们暂时还比你有力气。他们也很劳累，急着回家，因为 任何一点延误而发火。还得经过一次点名，集队，出发，到五公里外的森林去砍 柴。近些的森林，早已砍尽伐绝，烧得精光。伐木队砍好木柴，而探坑工每个人都 得扛一根原木。这些重得连两个人也搬不起来的原木，如何搬运，谁也不知道。 从没派过运木柴的卡车，马匹全患了病，拴在马厩里。马匹虚弱起来比人快得多， 尽管它们原先的和现在的生活差异与人相比当然小得多。常有这种感觉——大 约实际上也的确如此——人正因为在体力上比任何动物更坚韧耐劳，才从野兽王 国站立起来，成了人类，亦即成了能够想出这样一些事情的生物，比如我们这些岛 屿，连同岛上生活中所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物。不是因为手才使猴子进化成人， 不是因为大脑的发育，不是因为有了灵魂——有些狗和熊的行为都比人类更聪 明，更有道义感。也不能归结于人类征服了火的力量——这一切，都是进化的主 要条件形成之后的事。在其他相同的条件下，人类曾经在肉体上相当强壮和坚 韧，仅仅是在肉体上。人像猫一样富有生命力——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更正确的 说法应该是，猫这种动物生命力很强，像人。马匹住在寒冷的马厩里，在冰天雪地 中干数小时繁重的劳动，在这儿冬天的生活中坚持不了一个月。如果并不是雅库 特马的话。不过要知道，人们并不用雅库特马来干活。诚然，人们也不喂养它，它 们好像冬天的鹿，用蹄子刨开积雪，拉出去年的干草。而人类生存着。或许，人是 靠希望生活着？可是，人什么希望也没有哇。假如他们不是傻瓜，就不能靠希望 活着。因此自杀事件便层出不穷。但是，自我保护感，对生命的执著——正是连 意识也要服从的肉体上的执著——在挽救人。人靠石头、树木、小鸟、狗所依靠的 东西活着。只是与木石动物相比，人把生命抓得更紧。人也比任何动物更加坚忍 不拔。

普拉托诺夫肩扛原木，站在大门前等待又一次点名的时候，想到了这一切〇 木柴运回来，堆码好，人们拥拥挤挤，匆匆忙忙，骂骂咧咧，走进黑黢黢的原木

工棚。

眼睛适应黑暗后，普拉托诺夫发现,远不是所有工人都去干活了。在右边最 远处角落的上铺，七八个人把惟一的一盏灯拉到身前。那是一盏没有装玻璃的汽 油灯。他们正围坐在两个人身边。那两人像鞑靼人一样盘起双腿，中间放一个油 污不堪的枕头，正在玩牌。烟气腾腾的油灯颤动着，灯光照得人影长长的，不住 晃动。

普拉托诺夫在板床边坐下，觉得肩头、膝盖阵阵酸痛，肌肉在颤抖。他是早上

才送到“占哈拉”来的，是第一天干活。板床上已经没有空位了。

“他们马上就要散伙，”普拉托诺夫想了想，“那时我再躺下睡觉。”于是他打 起吨来。

上面的人打完了牌。一个黑头发、蓄小胡子、左手小指头留着长指甲的人，翻 到床沿边上。

“喂，叫那个伊万•伊万诺维奇来他说。

有人在背上推了普拉托诺夫一下，将他叫醒。

“是你……叫你呢。”

“嘿，他在哪呢，这个伊万•伊万诺维奇?”上面板床上叫道。

“我不是伊万•伊万诺维奇，”普拉托诺夫眯缝着眼睛说。

“他不来，费佳。”

“干吗不来?”

人们把普拉托诺夫推到灯光下。

“你想活吗?”费佳低声问他，在普拉托诺夫眼前不住转动蓄着肮脏指甲的小 拇指。

“想，”普拉托诺夫回答。

狠狠一拳击在脸上，把他打倒在地。普拉托诺夫站起来，用衣袖擦净血迹。

“不能这么回答，”费佳温和地解释道，“伊万•伊万诺维奇，难道学校里是这 么教你回答问题的？”

普拉托诺夫没吭声。

“去吧，你这畜生，”费佳说，“去，到马桶那边躺下。那儿是你的铺位。你要 吵，就勒死你。”

这可不是说说吓人。他们已经两次当着普拉托诺夫的面用毛巾将人勒 死——由于小偷内部的一些恩怨。普拉托诺夫在潮湿的、臭烘烘的床板上躺下。

①伊万•伊万诺维奇,黑道上对知识分子的蔑称。

“弟兄们，真是无聊，”费佳打着呵欠说，“有人挠挠脚后跟也好哇，或者……” “马什卡，马什卡，来给费佳挠挠脚后跟。”

马什卡突然出现在灯光下，这是个面色苍白、长得好看的男孩,一个约莫十八 岁的偷儿。

他从费佳脚上脱下破烂的黄皮鞋，再小心脱下肮脏穿洞的袜子，开始微笑着 给费佳挠脚后跟。费佳嘻嘻笑着，痒得不住颤抖。

“你走开，”他突然说道，“你不行，你不会挠。”

“可是我，费佳……”

“告诉你，你走开。挠得真难受，都快抓伤了。一点不轻柔。”

四周的人都点头称是。

“我在‘科索姆’有个聪明的囚犯，他给我挠痒。弟兄们，那人给我挠痒。是 个工程师呢。”

费佳沉人对那个给他挠脚后跟的聪明囚犯的回忆。

“费佳，费佳，这个，是新来的……想试试吗?”

“去他的，”费佳说，“难道这种人也能挠痒。不过，还是把他叫上来吧。” 普拉托诺夫被带到灯光下。

“喂，你，伊万•伊万诺维奇，给灯加上油，”费佳吩咐道，“夜里往炉子里添 柴。早上把马桶提到外面去。值日员会指点你往哪倒……”

普拉托诺夫顺从地一声不吭。

“干完这些事，”费佳说，“你会得到一份汤。我反正不喝汤。去睡吧。” 普拉托诺夫在老地方躺下来。工人们几乎全都睡了。他们三三两两踡伏在 一起,这样更暖和。

“唉，真无聊哇，夜太长了，”费佳说。“有人侃侃小说也好哇。我在‘科索姆’ 的时候……”

“费佳，费佳，这个新来的，想试试吗?”

“也罢，”费佳兴奋起来。“把他叫上来！”

人们把普拉托诺夫叫上来。

“喂，”费佳差不多有些巴结地微笑着说，“我刚才有点发毛了。”

“没关系，”普拉托诺夫颇不情愿地说。

“喂，你会侃小说吗?”

普拉托诺夫浑浊的眼睛里亮光一闪。侃小说，他还能不会？他在侦讯监狱里 侃《吸血鬼德拉库拉伯爵》'满牢房的人都听得入迷。可那儿都是伙计们哪。这 儿呢？作一名米兰公国大公宫廷里的小丑，笑话讲得好，就赏一盆汤;讲得不好， 就挨一顿揍？不过,这种事也有另外一面。他可以让他们认识真正的文学。他会 作一名启蒙者。他要唤醒他们对艺术语言的兴趣，即使在这种地方，在生活的底 层，他也要完成自己的事业，履行自己的义务。照老习惯，普拉托诺夫并不愿对自 己说，他干脆会被供养起来，他将得到多余的菜汤，不是因为提马桶，而是因为别 的更高尚的活计。这活计高尚吗？比起作启蒙来，这仍然更近于给小偷肮脏的脚 后跟挠痒。可是饥饿，寒冷，殴打……

费佳勉强微笑着，等待回答。

“我……能，”普拉托诺夫终于说出来，在这艰难的一天中第一次笑了笑。 “我能侃。”

“这就对啦，亲爱的！”费佳快活起来。“来，爬到这里来。给你一块面包。最 好留着明天吃。坐到这里被子上来。点支烟吧。”

一个礼拜没抽烟的普拉托诺夫，疯狂地抽起了马合烟头。

“你叫什么？”

“安德烈，”普拉托诺夫说。

“那么，安德烈，就是说，讲点什么更真实、更刺激的吧，像《基督山伯爵》之 类。拖拉机就免讲了。”

“《悲惨世界》如何? ”普拉托诺夫提议道。

①爱尔兰作家布拉姆•斯托克（1847—1912)写的鬼怪小说。

“是讲冉•阿让的吧？这在‘科索姆’就有人给我讲过了。”

“那么，《花花公子俱乐部》或《吸血鬼》呢？”

“对了，对了，就讲骗子吧。你们小声点，畜生……”

普拉托诺夫清了清嗓子。

“一八九三年，在圣彼得堡，出了一件神秘的罪案……”

当普拉托诺夫终于讲得筋疲力尽时，天已发亮。

“第一章就到此为止吧,”他说。

“嗯，讲得真棒，”费佳说，“恰到好处。同我们一起躺这儿吧。睡不多久了， 天快亮了。干活的时候还可以睡睡。天黑前得恢复精力……”

普拉托诺夫已经睡去。

人们出去上班了。一个高个儿乡下小伙子，昨晚没听见讲花花公子的，在门 口恶狠狠地推了普拉托诺夫一掌。

“你，混蛋，走路瞧着点!”

有人立即在他耳边悄悄讲了句什么。

大家排好队时，那高个儿小伙子走到普拉托诺夫身边：

“可别对费佳说我揍了你。兄弟，我不知道你是小说侃家。”

“我不会告诉他，”普拉托诺夫回答。

鞑靼毛拉和清新的空气

监狱囚室里，热得连一只苍蝇也看不见。装有铁栅栏的窗户大敞开着，但并 没有使人感到轻松，因为院子里晒得滚烫的柏油，使一股股灼热的气浪不住往上 升腾，所以囚室里反倒比外面还凉爽一些。人们脱光了所有衣服。一百条赤裸的 身躯，散发出潮热的臭气，在地板上翻来覆去，大汗淋漓——板床上实在太热。监 狱长点名时，囚犯们只穿着衬裤去集合。他们在卫生间解手要待一小时,无休无 止地用洗脸池里的冷水冲凉。但这并不能凉爽多久。睡在下铺的，突然成了拥有 最佳铺位的人。大家都得为去“遥远的劳改营作好准备，照监狱里郁闷的调 侃：熏蒸折磨后，等待他们的又是冻得死去活来的煎熬。

一位鞑靼毛拉，是著名的“大鞑靼国”案的侦讯犯人。这个案件，早在报纸隐 约披露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了。他很强壮，六十岁，活泼好动，发达的胸肌上长 着灰白的毛。漆黑的圆眼睛炯炯有神。他一边说话，一边不住用湿漉漉的破布擦 拭油亮光秃的头顶：

“只要不枪毙就好。判十年——算不得什么。对于只打算活四十岁的人，这

①原文为乌克兰文。

刑期太可怕了，可我琢磨着要活八十岁呢。”

毛拉放风归来，气不粗出便能跑上五楼。

“如果判十年以上，”他继续寻思着说，“那么，在监狱里，我还能活上二十年 左右。要是在劳改营，”毛拉沉默了一下，“在清新的空气中，却只能活十年。”

今天，当我重读《死屋手记》的时候，又想起这位精神矍铄、绝顶聪明的毛拉。 他明白什么是“清新的空气”。

莫罗佐夫®和菲格纳气在施吕瑟尔堡要塞极为严格的监狱制度下度过了二 十年。出狱时，还完全有劳动能力。菲格纳找到了在革命中继续积极工作的力 量，后来写成了十卷集回忆录，记述她遭遇的可怕情景。而莫罗佐夫则写了一系 列著名的学术著作，并且同一位中学生热恋结婚。

在劳改营，每天干活十六小时，没有休假，经常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零下六十 度的严寒，却在破破烂烂的帆布帐篷里住宿，遭受由窃贼充任的工长、工头以及押 送队的殴打。在冬天洁净的空气里开始在金矿干活的健康年轻人，要使他变得奄 奄一息，至少需要二十到三十天时间。需要这样一段时间，是经过反复验证的。 开始采金季节的各个劳动队，以自己队长的名字命名。到采金季节结束，在开始 采金季节的人员中，除了队长本人、队里的值日员，以及队长私人的什么朋友，连 一个人也活不下来。队上其余的人，一个夏天就更换几次。金矿不断把生产的残 渣拋进医院，抛进所谓康复队、残疾人镇和阵亡将士公墓。

采金季节始于五月十五日，终于九月十五日，共四个月。冬天就别说干活了。 夏天到来之前，主要采矿队全由一批新人组成，一批还没有在这里过过冬的人。

①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莫罗佐夫（1854—1946)，俄国革命民粹派分子，学者，苏联科学院 名誉院士。曾因参与行刺亚历山大二世，一八八二年被判终身苦役，囚禁于彼得保罗要塞和施吕瑟尔 堡要塞。有化学、物理、天文、数学、历史等多方面著作，以及回忆录《我的一生》等文学著作。

② 维拉•尼古拉耶夫娜•菲格纳（1852—1942)，俄国女革命家，作家，民意党执行委员。一八八 四年被判终身苦役。曾在施吕瑟尔堡要塞囚禁二十年。著有回忆录《永不忘怀的劳动》等。

囚犯判刑后，被匆匆从监狱赶到劳改营。那里有活干，有清新的乡间空气，可 以提前释放，可以通信，可以收到亲朋寄来的包裹，还能领到工资。人总是对更好 的东西抱有信念。运送我们去远东的供暖货车，不分昼夜，门缝边总是挤满了押 送的乘客。傍晚，静谧的空气很凉爽，充满野花的气息，这使他们大为陶醉。列车 的运行,使这种空气扑面而来。这空气,与囚室里那种浑浊的、散发着石碳酸和汗 臭味的空气可大不相同，在好几个月的侦讯期里，囚室已成了叫人厌恶的地方。 这些囚室给人留下的记忆，只有对人格的侮辱和践踏，真想把这些记忆永远忘掉。

由于过分天真，人们把蹲侦讯监狱想象成一种最水深火热的煎熬，会完全改 变他们的生活。正是逮捕，使他们受到最强烈的精神震撼。现在，他们离开了监 狱，下意识地希望相信自由，哪怕是相对的，但毕竟是自由。生活中再也没有该死 的铁窗，再也没有践踏尊严、侮辱人格的审讯。新的生活正在开始，侦讯期间为应 付审问时时需要的紧张感不会再有了。他们深感轻松，因为意识到，一切都无可 更改地决定了。判了刑，无须再去琢磨到底该回答侦查员什么。不必再为亲人焦 急。无须制定生活计划，无须为一块面包去争斗——他们的一切已经受人支配， 一点也改变不了，不能再从这条闪闪发光的铁路上返回任何地方。这条铁路缓慢 地，但却毫不动摇地将他们引向极北地区。

列车迎着寒冬前进。每一天的夜晚都比前一天更冷。在这里，白杨树油绿的 叶片焦黄憔悴。太阳已不再那么温暖明亮,仿佛它那金色的力量，被槭树、杨树和 小白桦的叶片吸干了、抽尽了。现在，是树叶本身闪烁着阳光。而苍白惨淡的太 阳，甚至连车厢也晒不暖。白昼的大部分时间，都躲藏在温暖的、还没有下雪迹象 的瓦灰色云团里。不过，离下雪也不远了。

羁押转送站是去极北地区的又一条路线。海湾以一场小小的暴风雪迎接他 们。雪还没有铺起来。大风把雪花从冻结的土黄色峭壁上，刮到积满浑浊脏水的 低洼地里。漫天飞舞的暴风雪，一片晶莹剔透。雪下得稀稀疏疏，像一张白线织 成的渔网，拋向城市。大海上完全看不见雪花——墨绿色的泼天大浪缓缓冲击着 光滑的铜锈色岩石。轮船停泊在避风港，从上方俯瞰，就像一个玩具。囚犯被汽 艇送到舷边，一个接一个爬上甲板，尽快分散并消逝在船舱各个入口，即使在这时 候，轮船也出乎意料地小，太多的海水包围了它。

经过五昼夜，他们在一个阴森、黑暗的原始林岸边下了船。汽车把他们分送 到各个地方，他们将在那里生活——并且活下去。

他们把有益健康的乡下空气留在了大海那边。在这里，包围着他们的是原始 林充满沼泽水汽的稀薄空气。山丘覆盖着沼泽的表被。只有光秃秃没长林木的 山丘被风暴磨光，兀自凸显出赤裸的石灰岩。脚会陷入泥泞的苔藓地，夏日里也 很少有干爽的时候。冬天,一切都冰冻了。高山、河流、沼泽，在寒冬里仿佛变成 了某种凶险的、充满敌意的活物。

空气，夏天使心脏病患者感到难受，冬天更让人受不了。严寒时节，人们只能 断断续续地呼吸。在这种地方，任何人也不会奔跑，除非最年轻的人。即使他们， 也不是狂奔，只是连蹦带跳地跑。

一团团蚊虫围住面孔，不用面罩，简直寸步难行。可干活的时候，面罩却妨碍 呼吸，叫人难以透气。由于蚊虫叮咬，却又不能揭开。

那时候，每天干十六小时苦活，定额也按十六小时安排。如果算上起床、吃 饭、派工、步行到工地最少得花的一个半小时，午饭的一小时，晚饭连带集合就寝 的一个半小时，那么，他们在露天干完重体力劳动后，剩下的睡眠时间就只有四个 小时。人只要停止活动，马上就能呼呼人睡。走路或站立时，也居然能够睡去。

缺少睡眠，比饥饿更叫人乏力。没有完成定额，就面临扣发口粮的威胁--天

只给三百克面包，而且不发稀粥。

第一个幻想很快破灭了。这是对于工作的幻想，对于这样一种劳动的幻想。 关于这种劳动，在所有劳改营分营的大门上，都按劳改营的规定写着题词：“劳动 是光荣、豪迈而英雄的事业”。不过，在劳改营里，能够养成而且正在养成的，只是 仇视与厌恶劳动的习惯。

劳改营的邮差，一月一次将积存的邮件送去审查。从大陆寄来和寄往大陆的 邮件要走半年——假如邮路一直畅通的话。邮包只发给完成定额的人，其余的则 被没收。这一切并没有恣意妄为的性质，绝对没有。这件事有命令规定，遇到极 为重要的情况，还要强迫大家人人签字。这不是长官里某个败类的奇思怪想，这 是最高首长的命令。

不过，即使有人收到了包裹——可以答应给某教导员一半，而他毕竟还可以 得到一半一那么，这包裹仍然无处存放。工棚里早有窃贼等候，他们要当着大 家的面抢夺，并跟自己的一帮哥们分享。包裹必须马上吃掉，或者卖掉。买主有 的是：工长、官员或医生。

还有一种最常见的处理办法。许多人把包裹交给劳改营或监狱里的熟人保 存。这些熟人都担任点什么职务，从事什么工作，他们能把包裹锁起来，藏好。或 者，交给哪位雇用人员。无论如何，总归是冒险。谁也不相信保管者能够认真负 责。不过这却是保护包裹的惟一途径。

工钱是压根儿就不发的。一文钱也没有。只有最好的作业队才能领到工钱， 而且少得可怜。这点钱不能给他们帮上什么大忙。在许多作业队中，队长的做法 是：将全队产量记在两三个人头上，给他们一个超额的百分数，因此领到奖金。 队里其余二三十人则只得吃惩罚饭。这是一个极巧妙的办法。要是把工资拿来 大家平分，谁也得不到一分钱。而现在，却有两三个人可以得到。这两三个人是 完全偶然选出的，编制报表时，常常连队长也不参与。

大家都知道，定额是完不成的，没有工钱，以后也不会有。但是大家仍然尾随 着工长，对产量感兴趣，跑去迎接出纳员，到账房打听情况。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一种希望，一定要假装自己是干重活的人？是要在 长官面前抬高自己的名声？或者，压根儿就是因为营养不良而产生的某种心理障 碍？恐怕后者更确切。

不久之前，又像是在无限久远之前，他们离开了明亮、清洁、暖和的侦讯监狱。 所有人，绝对是所有人，都觉得从此离开了世间最美好的地方。他们全然忘记了 监狱里的种种屈辱，兴致勃勃地回忆听真正的学者讲课，听阅历丰富的人讲故事。 他们读书、睡觉，吃得饱饱的，上非常好的澡堂。他们收到亲属寄来的邮件，他们 觉得家就在这个地方，就在双层铁门后面。他们畅所欲言（在劳改营，规定会因此 加刑），无论奸细或狱吏，都全然不怕。他们觉得侦讯监狱似乎比自己的家更自 由、更亲切。尽管来日无多，却躺在病床上想入非非，不止一个人说:“我当然想离 开这里，去探望家庭，但更愿意进侦讯监狱的牢房。那儿比家里更好，更有意思。 我现在真想跟所有新来的人谈谈什么是‘清新的空气’。”

假如这一切再加上几乎人人患有的坏血病——它像白令®时期那样，蔓延成 了危险可怕的流行病，夺去了千万条生命;再加上痢疾，因为有什么吃什么，从苍 蝇成群的厨房垃圾堆搜来残羹剩饭，只要能填满饿得难受的肚子就行。再加上糙 皮病——这是穷人患的病，人体极度衰竭，之后，手掌和脚掌的皮肤像手套一样脱 落下来，浑身脱皮，像圆形大花瓣，一块一块，状似指纹。最后，还要加上饥饿者的 病——著名的营养不良症。只在列宁格勒遭围困后，才开始对这种病直呼其名。 而在此前，它有各种各样的叫法：要么叫POM——这是疾病诊断史上的几个神秘 字母,意为急剧体力衰竭;要么更经常叫作多种维生素缺乏症，这是一种古怪的拉 丁文称谓，指人的肌体中缺乏好些维生素。这称谓使医生们为称呼同一件事 情——饥饿——找到了一个方便而合法的拉丁文名称，从而令他们宽慰。

假如回忆起那些不生火炉的潮湿工棚，工棚的每条缝隙，都从里面结上厚厚 的冰，有如巨大的硬脂蜡烛，在工棚的角落淌着油……单薄的衣服，难以果腹的份 饭，冻伤，而冻伤可是个永恒的痛苦，即使还不至截肢。假如想象一下，在这种情 况下，在这些多沼泽的对心脏病患者极为有害的山里，必定发生和已经发生过多 少流感、肺炎、各类感冒和结核病;假如回忆起自残肢体这些流行病;假如注意到 无可救药的精神苦闷和彻底的绝望，那就不难看出，清新的空气比起监狱来，对人 体健康要危险得多。

因此，我们不必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争辩，说苦役的“劳作”比监狱里的无所事

①维图斯•白令（1681 —1741)，丹麦人，俄国海军中的探险家。曾出鄂霍次克海，到达北美洲的 阿拉斯加。疑患坏血病同二十八名水手在科曼多尔群岛去世。

事和“清新的空气”的优点更具优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自然是另一个时 代。当时的苦役，也没有达到我们这里讲述的那么艰辛。这一点，事先很难形成 正确的概念。因为这里的一切，实在太非同寻常，不可思议。人类贫弱的大脑，简 直想象不出这里各种生活的具体情景。模糊地、粗略地了解这里生活的，乃是我 们监狱里的一个熟人——这位鞑靼毛拉。

一九五五

初见死亡

在远北地带，我见过许许多多人的死亡，对于一个人来说，甚至是见得太多。 不过，第一次看见人的死亡，我记得最清楚。

那一年冬天，我们一直上夜班。在漆黑的夜空里，我们看见一轮浅灰色月亮， 小小的，周围有一圈光环，在严寒中熠熠生辉。我们根本没有见过太阳——我们 回到工棚（不是回家，没人把工棚叫作家）和离开工棚是两头摸黑。再说，太阳露 脸的时间也太短，甚至来不及透过白茫茫的寒雾看清大地。我们只凭猜测确定太 阳的位置，因为它既不发光，也没有热度。

去工作面很远，有两三公里。道路两侧耸立着三俄丈®高的大雪壁。今年冬 天积雪真多。每次暴风雪后，都得把矿坑扒出来。无数的人扛起铁铲出来清理这 条道路，好让汽车通行。所有清理道路的人，由押送队带警犬轮班监守。一连干 上几昼夜，不准烤火，不准在暖和的地方吃饭。冻得僵硬的份饭用马驮来。假如 活儿拖长了，有时也送来罐头，每两人一筒。病号或虚弱不堪的人，就用这些马驮 回营里。只有活干完了，才把大家放回去。那是为了他们能够睡个好觉，再到严

①三俄丈，合六米多 寒中去干自己的“正”活。那时，我有了一项惊人的发现一~连续许多小时干这 种活计，只在头六七个钟头艰苦难熬，过后就会失去时间概念，只是本能地留神不 要冻坏：一个劲跺脚、挥舞铁铲，压根儿不动脑子，也没有任何期盼。

这活儿总是出人意料地结束，是你似乎怎么也不敢指望的、突如其来的幸事。 人人兴高采烈，喧喧嚷嚷。一时间，好像饥饿和极度的疲劳都一扫而光。大家急 忙站好队，高高兴兴跑“回家”。两旁耸立着大雪沟的高墙，正是这高墙，切断了 我们同整个世界的联系。

暴风雪早已过去。蓬松的雪堆积起来，变得密实，仿佛更厚、更坚硬了。人可 以在雪壁的脊背上行走而不会陷下去。两道雪壁，都有好几处被横穿的道路 截断。

半夜两点左右，我们回来吃饭。工棚里，冻僵的人在大声喧哗，铁铲铿锵作 响，从外面进来的人大着嗓门说话。只有恢复到人通常说话的声音，话音才渐渐 降低、止息。深夜，大家总在工棚里，而不在那人人憎恶的食堂里吃饭。食堂冻得 冰凉，窗玻璃打得稀烂。饭后，有马合烟的就抽起烟来，没有的，伙计们也让抽上 两口。总之，每个人都来得及“过把瘾”。

我们的队长科利亚•安德烈耶夫过去是机器拖拉机站的站长，现在成了囚 犯，根据流行的第五十八条，判了十年监禁。他总是走在全队的前面，总是走得很 快。我们队没有押送人员，当时押送队人手不够——这也是长官信任的原因。不 过，意识到自己特殊，没有押送队约束，对许多人来说，无论这有多么幼稚，并不是 一件坏事。上班路上没人押送，大伙儿真的高兴万分。这成了让他们自豪、自吹 的事情。作业队的活儿干得倒真不错，后来不缺押送人员了，安德烈耶夫的作业 队与所有其他队权利平等了，活儿也就干得不行了。

今天夜里，安德烈耶夫带我们走一条新路一不是走下面，而是走雪壁的脊 背。我们看见了矿场闪闪烁烁的金色灯光，左面大片黑魆魆的森林，远方与天相 接的山峰。我们还第一次在夜间从远处看见了自己的工棚。

走到交叉路口时，安德烈耶夫冷不防往右一转，踏着雪向下跑去。大家也顺 从地照他那莫名其妙的动作，一窝蜂直往下奔。只听见钢钎、丁字镐和铁铲哗啦 直响。工具是从来不留在工地上的，留在那里要被人偷走,丟失工具要遭罚款。

在离十字路口两步远的地方,站着一个穿军装的人。他没有戴帽子，深色的 短发乱蓬蓬地竖立着，洒满了雪花。大衣是解开的。再远一点，积雪很深的地方， 有一匹马套在一架轻雪橇上。

这人的脚边，仰卧着一个女人。皮袄敞开，花衣服揉得皱皱巴巴。脑袋边拖 着一条揉成一团的黑纱巾。纱巾被踩进雪里，就像她那浅色的、在月光下看来差 不多是白色的头发。细瘦的喉部袒露在外，脖子左右两侧有椭圆形暗斑。她面色 苍白，毫无血色。仔细打量后，我才认出这是安娜•巴甫洛夫娜，我们矿长的 秘书。

大伙对她的相貌十分熟悉——矿上的女人实在太少。大约六个月前，夏天的 一个傍晚，她曾经从我们作业队旁边经过，囚犯们赞赏的目光一直盯着她瘦削的 身影。她朝我们微微一笑，用手指了指变得沉甸甸的落日。

“快了，伙计们，快了 ！ ”她大声喊道。

我们像劳改营里那些马匹，整个劳动日想的就是收工这一刻。我们这简单的 想法能够深得理解，而且是得到一位以我们当时的观点看来如此漂亮的女人的理 解，这使我们感动不已。我们队的人都喜欢安娜•巴甫洛夫娜。

现在她躺在我们面前，死了，被这个穿军装的人用手掐死了。这人张皇失措， 狂暴地四下顾盼。我对此人更是了解。他是我们矿的侦查员什捷明科，曾经给许 多囚犯“找过事”。他不知疲倦地进行审讯，用马合烟或一盆汤，从饥肠辘辘的囚 犯中雇用、招募伪证人。他要一些人相信撒谎是国家的需要，威胁一些人，收买一 些人。新的侦查对象被捕之前，他不会费心去认识他，叫他去自己的办公室，虽然 大家都住在一个矿场。刑讯室等待囚犯的，是现成的笔录和殴打。

什捷明科正是三个月前来我们工棚的那个官员，那次他把囚犯们用罐头筒做 的锅子全砸了——凡是可煮可吃的东西，大伙都在这样的锅子里煮吃。大伙儿把 饭食装在里面从食堂带回，以便能够坐下来吃饭，在工棚的火炉上热一热，吃得滚 烫些。什捷明科维持清洁和纪律。他要来一把丁字镐，亲手把一只只罐头筒底 砸穿。

此刻，他发现安德烈耶夫就站在两步之外，立即抓住枪套，可是看见一大群人 拿着钢钎和丁字镐，便没有掏出手枪。但是大伙儿已经把他的双手捆起来，情绪 激愤地捆起来，结子打得很紧，以致后来只好用小刀割断绳子。

大伙把安娜•巴甫洛夫娜的尸体放在大雪橇上，回镇子，去矿长的家。不是 所有人都随安德烈耶夫去那里。许多人急急地跑回工棚，喝汤去了。

矿长透过玻璃窗，仔细打量围聚在门前的那一群囚犯，半天没有开门。安德 烈耶夫终于说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他和捆着双手的什捷明科，以及两名囚犯，一 道进了房门。

这天的晚饭我们吃了很久。安德烈耶夫被带去什么地方录口供。不过后来 他回来了，发了命令，我们又去干活。

不久，什捷明科以嫉妒杀人罪被判十年徒刑，是最轻的判决。是在我们矿上 宣判的，宣判后就被带走了。劳改营过去那些官儿们犯了事，都关押在某个特别 的地方。在普通劳改营,无论什么时候，谁也不曾见到过他们。

一九五六

波利碰大婶

波利娅大婶患胃癌死在医院，时年五十二岁。尸解结果证实了治疗医生的诊 断。不过，在我们医院，病理解剖诊断同临床诊断很少发生不一致——在那些最 好的医院和最差的医院，都是如此。

只有管理处的人知道波利娅大婶的姓氏。波利娅大婶在长官家当了七年“值 日员”，也就是女佣，可是就连长官的妻子，也不记得她的真正姓氏。

所有人都知道男女值日员是怎样一种人，但并非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可能是什 么人。值日员是高高在上、主宰着千万人命运的那些人的代理人，是他们的癖好 和阴暗面的见证人，是家庭隐私的知情者，是奴仆又是家庭暗斗的必定参与者，是 家庭争吵的加入者，至少也是目击者，是夫妻勃谿的秘密仲裁人。他们为长官的 家庭理财致富，不仅节俭而且诚实。有一个这样的值日员为长官做马合烟生意， 以十卢布一支卖给囚犯。劳改营度量衡局规定，一个火柴盒装八支马合烟，一封 马合烟装八个火柴盒。这种散装品的度量方式，通行于苏联八分之一的国土，包 括整个东西伯利亚地区。

我们这位值日员，每封马合烟卖六百四十卢布。但据说就连这个价也没有赚 到头。烟盒可以不装满，区别几乎看不出来，再说，谁也不愿去同长官的值日员争 吵。烟还可以卷得更细。卷烟全凭值日员的双手和良心。我们那位值日员以每 封五百卢布从长官那儿买来，一百四十卢布的差价就进了他的腰包。

波利哑大婶的主人不倒卖马合烟，波利娅大婶在他那里，一般也不必干任何 见不得人的事情。波利娅大婶是个烹饪好手，而有此一技之长的值日员，是受到 特别器重的。波利娅大婶可以，实际上也确曾为她的某些乌克兰老乡安排了轻松 的工作，或把他们列人什么释放名单。波利哑大婶帮助她的老乡非常认真。但她 却没有帮过别的人，仅仅给他们出点主意。

波利娅大婶在长官家里干了六年多，以为她十年的刑期，都能够平安无事地 度过。

波利娅大婶节俭，不贪私利。她正确地认为，她对礼品和金钱的漠然，不可能 不称任何长官的心。她的想法得到了印证。在长官家里，她是自己人，长官已经 有了释放她的计划——把她安排到矿上去作汽车装卸工。长官的兄弟就在矿上 工作，矿上会去为她说情，请求释放她。

可是波利娅大婶病了，病得越来越重，送进了医院。主任医生安排她住进一 间单独的病房。十个半死不活的病人被赶到冰冷的走廊上，把病房让给长官这位 女值日员。

医院热闹起来。每天下午都有“维利斯”轿车和卡车开来。车上下来的，是 穿皮袄的太太和军人。这些人都是去看望波利娅大婶的。波利娅大婶答应每个 人：只要病好了,一定在长官面前为他们说句话儿。

每个星期天，都有“吉斯-110”小汽车开进医院的大门，给波利娅大婶送来长 官妻子的小包裹和字条。

波利娅大婶把东西统统送给卫生员们，尝一小勺子就送了。她了解自己的

病情。

可是，波利娅大婶却无法恢复健康了。于是，有一天，一名特殊的探望者拿着 长官的字条来到医院。那是彼得神甫，他对派工员就是这么称呼自己的。原来, 波利娅大婶是想做忏悔。

这位特殊的探访者是别奇卡•阿布拉莫夫。大家都认识他。几个月前，他曾 在这座医院里住院。而现在，他是彼得神甫了。

圣者彼得的来访，轰动了整个医院。原来，我们这地方有神甫哇！他们还倾听 自愿者的忏悔呢！在医院最大的第二病室，每天的整个下午，病员里都有人滔滔不 绝地大讲烹制美味佳肴的故事。这无论如何不是为了改善胃口，而是由于饥肠辘辘 的人需要刺激食欲。在这间病室里，现在大家只议论波利碰大婶做忏悔这一件事。

彼得神甫戴鸭舌帽，着短呢大衣。他的棉裤塞在老旧的橡皮衬布长筒靴里。 头发剪得很短，对于宗教人士的身份来说是太短了，比五十年代阿飞的头发还短。 彼得神甫敞开他的呢大衣和坎肩，便露出天蓝色的竖领衬衫和一枚大十字架。这 可不是一般的十字架，上面有耶稣受难像。不过十字架是自制的，是在缺少必要 工具的情况下，凭着巧手雕刻出来的。

彼得神甫听完波利哑大婶的忏悔，离去了。他在路上站了好久，卡车开过来 的时候，便举起双手。两辆汽车过去了，没有停车。这时，彼得神甫从怀里掏出一 支卷好的烟，举在头上。第一辆车便刹住，司机殷勤地打开了驾驶室的门。

波利娅大婶死了，安葬在医院墓地里。这是山下一片很大的墓地（病人们都 不说“死”字，而说“落岗子去了”），那里有甲、乙、丙、丁四座阵亡将士墓，以及几 行作弓形排列的孤坟。无论是长官、长官太太，还是彼得神甫，都没有来参加波利 娅大婶的葬礼。仪式很简单：派工员把一块写着编号的木牌，系在波利娅大婶的 左小腿上。这是个人档案的编号。根据条例，这个编号要用普通黑色铅笔书写， 绝不能使用化学铅笔，跟森林里做在树木上的地形基准点标记一样。

负责安葬工作的卫生员对这种事习以为常，他们在波利娅大婶干瘪的尸体上 盖上石块。派工员把一根小棍插上石堆，棍子上也写着个人档案那个编号。

过了几天，彼得神甫来到医院。他已经去过墓地，此刻在管理处大发雷霆：

“要立十字架。十字架。”

“不行派工员回答。

他们互相骂了很久，最后彼得神甫扬言：

“给你们一个礼拜。如果这个礼拜不把十字架立起来，我就向管理处处长告你 们。处长办不成，我就给远北建设总局局长写信。局长不答应，我就向人民委员会 告他。人民委员会不允许，我就给最高教会事务会议写信,”彼得神甫厉声怒斥。

派工员是个老囚犯，对这个“奇迹之国”深有了解。他知道，最出人意料的事 情都有可能在那里发生。他略一思忖，便决定把整个情况报告主任医生。

这位主任医生，曾经作过部长或副部长。他建议不要再争吵了，就在波利娅 大婶的墓地上立个十字架吧。

“既然神甫说得这样有把握，其中总有名堂。他知道点情况。一切皆有可能, 一切皆有可能哪，”这位前部长嘟嘟哝哝地说道。

人们立了一个十字架，是这块墓地上的第一个十字架，远远就能看见。虽然 这是惟一的十字架，整个这地方却有了真正墓地的模样。所有能行走的病人都去 看这个十字架。还钉上了一块小木板，上面写着加了黑框的碑文。写碑文的活儿 是交给一位老画家做的，他已经在医院里躺了一年多。其实他也并没有躺在床 上，只是挂个名住院，时间全花在临摹《金色的秋天》、《三勇士》和《伊凡雷帝之 死》三幅油画上。他信誓旦旦地说，他闭着眼睛也能把这些画复制出来。向他订 制这些油画的人,全是镇里和医院里的官儿。

然而，画家一口应承为波利娅大婶的十字架做木牌。他问牌子怎么写。派工 员在名册上翻寻一阵。

“除了名和父名的第一个字母，没别的了，”他说，“n. 季莫申科。你就写: 波琳娜•伊万诺夫娜吧，死于某年某月某日。”

画家从来不同定制者争论，就照这样写了。过了正好一星期，别奇卡•阿布 拉莫夫，也就是彼得神甫来了。他说波利娅大婶不叫波琳娜，而叫普拉斯科维娅， 而且父名也不是伊万诺夫娜，而是伊里尼奇娜。他告诉了波利娅大婶的出生日 期，要求补写进碑文。人们当着他的面修改了碑文。

一九五八

领带

要如何讲述这条该死的领带呢？

这件事并非杜撰，非常特别，是现实生活中的真情实事。但本文不是特写，而 是一个故事。我该如何把这个故事写成一篇未来散文体的东西一-类似圣埃克 苏佩里那些短篇小说呢。圣埃克苏佩里向我们展示了九霄云天。

过去和现在，一个作家要获得成功，必须在他所描写的国家里，作个类似外国 人的旁观者。他在那里的人中间成长，形成习惯、趣味、观点，以便用那些人的观 点——兴趣、眼界——来写作。作家用他代言的那些人的话语来写作。如此而 已。假如作家太熟悉素材，他为之写作的人们反倒会无法理解他。他于是变了， 站到了他的素材一边。

不必太过熟悉素材。过去和现在的作家莫不如此。然而，未来的文章却另有 要求。将要说话的不是作家，而是那些具有作家禀赋的职业人群。他们只写自己 耳闻目睹、熟知无误的事情。真实可信——这才是未来文学的力量。

这一堆议论或许毫无意义，最重要的是尽量回忆回忆，全面地回忆回忆马露 霞•克留科娃。她是个瘸子姑娘，曾经服安眠药自杀。她收集了好几粒黄灿灿的 蛋圆形小药片，把它们吞进了肚子。安眠药是她用面包、粥和一份绯鱼，向病室的 邻铺换来的。邻铺的病员都发了安眠药。医士们知道病员在搞安眠药交易，发药 时就令她们当面服下。但药片的外壳很硬，病人通常都能把药片藏在腮帮后面或 舌头下面，医士一走，她们就吐在手心里。

马露霞•克留科娃没有算好剂量。她没有死，只是呕吐了，洗胃抢救过来后， 就被送进了囚犯解送监狱。不过，这都是领带故事之后很久的事情了。

马露霞•克留科娃三十年代末从日本回国。她是居住在京都市郊的一位侨 民的女儿，她和她的兄弟参加了“归俄”联盟，同苏联大使馆取得联系，于一九三 九年得到入境签证。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她和她的同伴及兄弟一起被逮捕，押送 到莫斯科，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任何朋友。

刑讯中，马露霞被打断一条腿，骨头愈合后，遣送到科雷马，服二十五年监禁。 她是个了不起的手艺人,一名刺绣大师——在京都，她一家就靠刺绣维生。

在科雷马，长官们很快发现了马露霞这门手艺。他们拿走马露霞的刺绣品， 从来不付分文，只是要么给一块面包，要么给两块糖，一些烟一-不过，马露霞却 没有学会抽烟。那些价值好几百卢布的刺绣绝活，都落到了长官手中。

卫生所的女所长得知囚犯克留科娃的才能后，安排她住进医院，从此，马露霞 就为这位医生作刺绣。

上级电话通知马露霞所在的国营农场：所有手艺师傅都得搭便车去听从安 置……劳改营营长藏下了马露霞——他老婆为这位师傅揽下了大批订货。可是， 不知什么人很快向最高领导打了报告，于是只好把马露霞送走。送到哪里去呢？

两千公里漫漫途程，科雷马中央大道蜿蜒于群山峡谷之间，沿途是电杆、钢 轨、桥梁……其实科雷马大道上并没有钢轨。不过这里的人老是反复不断地说涅 克拉索夫的《铁路》®^既有可用之文，又何必去作诗。这条路，完全是靠丁字 镐、铁铲、手推车和钢钎建成的……

①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涅克拉索夫（1821 —1878),俄国著名诗人。其《铁路》一诗描写 筑路工人的苦难，同时充满对劳动的赞美。

大道上，每隔四五百公里，就有一所“管理站”。这是超级豪华旅馆，由远北 建设总局局长，也就是科雷马的总督私人掌管。只有他在自己负责的地区旅行, 才可以住进这样的旅馆。旅馆里有名贵的地毯、铜器和镜子。有油画原作，许多 都出自一流画家如舒哈耶夫$之手。舒哈耶夫在科雷马待了十年。一九五七年， 库兹浬茨桥大街举办过他的画展，那是他生活的实录。画展最前面的作品，是比 利时和法国明丽的风景画，是作者身穿丑角皮埃罗金色无袖上衣的自画像。接下 来便是马加丹时期，那是两幅小型油画肖像。一幅画的他妻子，一幅是暗褐色调 的自画像。十年中就这两幅作品。两幅肖像画里的人，都有过恐怖的阅历。除了 这两幅肖像画，便是些舞台布景的画稿。

战后，舒哈耶夫获得释放。他去第比利斯，一直往南、往南，将对远北地区的 仇恨带到南方。他最终屈服了，画了一幅阿谀奉承的画：《斯大林在哥里宣誓》。 他最终屈服了，为突击队员、为先进生产者画像。他还画过《着金色服装的太 太》。在这幅肖像画中，全是一片金光灿烂，仿佛画家在迫使自己忘掉北方那单调 乏味的色彩。如此而已。他不必再活下去。

画家们也为“管理站”临摹油画，有《伊凡雷帝杀子》，有希什金的《林中的早 晨》。这两幅画，全是经典之作粗制滥造的摹品。

不过，那里最令人惊讶的东西是刺绣品。丝绸窗帘和门帘上都饰有手工绣 花。小地毯、枕头罩以及毛巾等破烂家什，一经囚犯能工巧匠之手，就身价百倍。

一年中，远北建设总局局长有两三次在自己的“站”里过夜，管理站在大道上 有好几处。其余时间，门卫、总务、厨师和“站长”就在那里恭候他。这四个人都 是雇用人员，在大北方领取全额工作津贴。他们随时恭候着，准备着，冬天生上炉 子，为“站”内通风。

马莎•克留科娃被送来绣窗帘、枕头罩及所有想到的东西。另外还有两位女 师傅，手艺和想象力都与马莎相当。俄罗斯是一个到处都进行检查和监督的国

①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舒哈耶夫（1887—1973),俄苏画家，教育家,

家。每个善良的俄罗斯人，无论是囚犯还是雇用人员，都梦想被派去检查什么人， 什么物品。首先，我能对别人发号施令。其次，我受到信任。再其次，这项工作的 责任，不如直接参加劳动那么重大。第四，记住浬克拉索夫《在斯大林格勒战壕 里》® —诗里的突击。

在马莎和她的新相识们的顶头上，安排了一个女人。她是党员，负责每天给 师傅们分发布料和丝线。下班前，她把活计收去检查。这个女人并不干活，照中 心医院的编制，她是手术护士长。她看守得很仔细，坚信一转身，一块又厚又重的 蓝绸子就会没了踪影。

对于这种戒备，女技师们早就习以为常。要欺骗这女人虽非难事，但她们并 没有偷窃。三个女人都是按第五十八条定罪的。

三个女人被安排在劳改营的一个营区。跟苏联所有劳改营区一样，这个营区 的大门上也写着令人难忘的字句：“劳动是光荣、豪迈而英雄的事业”。下面还有 落款。这句话听起来颇具讽刺意味，同劳改营里的“劳动”二字含义、内容都惊人 地相宜。劳动嘛，怎么说都行，只是并非光荣的事业。一九〇六年，一个社会革命 党人参与的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尼古拉二世言论汇编》，它翻印自沙皇加 冕时的《政府通报》，全是一些祝酒词：“为凯克斯霍尔姆军团的健康干杯”，“为切 尔尼戈夫的好汉们干杯”。

祝酒词前面，加了个纯粹爱国主义腔调的前言：“这些祝酒词犹如一滴水，反 映着我们伟大君主的全部智慧”，等等。

这本汇编的编者，全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去了。

把关于劳动的引文搬到全苏联劳改营区大门上的那些人，结局又如何 呢？……

女师傅们表现出色，顺利完成计划，因此允许在为囚犯放映的场次看电影。

①维克多•涅克拉索夫（1911 一 1987)，俄苏作家。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其作品《在斯大 林格勒战壕里》一九四七年获斯大林奖金。一九七四年后侨居法国。

为雇用人员放映的场次，与囚犯场次的规定略有不同。

放映机只有一台，换片时有一段休息时间。

有一次放电影《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第一盘胶片放完，灯照例开亮，又照 例熄灭，放映机答答地响起来，一注黄色的光线射到银幕上。

大家跺起脚来，大喊大叫。放映员显然搞错了，放映的仍然是第一盘。三百 号人，有佩戴勋章的前线战士，有前来开会的功勋医生——所有买票看这雇用人 员专场电影的人，都大喊大叫，狠命跺脚。

放映员不慌不忙地“回”好第一盘胶片，开亮了场里的灯光。这时候，大家才 明白是怎么回事：是医院总务副院长多尔马托夫进了电影院。他没赶上看第一 盘，于是片子再从头放起。

第二盘开始了，一切顺利。科雷马的规矩尽人皆知：前线战士待遇不如医生。

票卖得不多的时候，电影就不分专场与否：雇用人员最好的位子是后面几 排，前面几排则是囚犯的;妇女坐过道左边，男人坐右边。过道呈十字形，把场子 划分成四块，以劳改营的规矩而论，这样极为方便。

这位在电影场上也十分显眼的瘸腿姑娘，住进了医院的女病房。当时小间病 房还没盖好，整个女病房就设在一间士兵寝室里，共有五十多张病床。马露霞是 看外科。

“她患什么病?”

“骨髓炎，”外科医生瓦连京•尼古拉耶维奇说。

“要丢一条腿吗？”

“不，怎么会呢……”

我去为她作包扎，她的生平我已经讲过。过了一星期，烧退了，再过一星期， 她出院了。

“我送您一条领带吧。您一条，瓦连京•尼古拉耶维奇一条。那可是很漂亮 的领带。”

好哇，好哇，马露霞。”

这是成十上百、成百上千米织物中的一条丝带，这些织物是在“管理站”里花 好多工班刺绣装饰出来的。

“不会遭检查吗？”

“我去求我们的安娜•安德烈耶夫娜。”

那位女监工好像就叫这名字。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允许了。我就绣哇，绣哇，绣哇……真不知道怎样才向 您说得明白。多尔马托夫进来了，拿走了。”

“他怎么拿走的?”

“啊，我正在绣，给瓦连京•尼古拉耶维奇那条已经绣好了，您的那条也剩下 不多活儿了。是灰色的。门开了，‘您在绣领带吗？’他把床头柜翻寻一通，把领 带塞进衣袋，就走了。”

“这一下您要遭遣送了。”

“倒不会遣送我。活儿多着呢。不过我真想送您一条领带……”

“没关系，马露霞，反正我也不会戴它。难道把它卖了不成?”

像看电影一样，听劳改营业余音乐会，多尔马托夫又姗姗来迟。他臃肿笨重， 腆着与年龄不相称的大肚子，向头一张空无一人的长椅走去。

克留科娃站起来挥动双手。我明白了，这是在向我示意。

“领带，领带!”

我看清楚了长官那条领带。多尔马托夫结的正是那条高档灰色绣花领带。

“那应该是您的领带!”马露霞大声喊道。“应该是您的或瓦连京•尼古拉耶 维奇的领带!”

多尔马托夫在他的椅子上坐下来。幕布按照古老的方式打开，业余音乐会开 始了。

一九六〇

金灿灿的原始林

“小区”是羁押转送犯人的监狱。“大区”是矿物局的劳改营，那是一望无际 的低矮工棚，有囚犯居住的街道，有三重铁丝网围栏，有椋鸟笼似的冬季岗楼。小 区里，有更多铁丝网，更多岗楼、铁锁和门闩，因为那里住的是过境囚犯，他们什么 烂事都干得出来。

小区里的房屋修建得令人叫绝。这是一座四方形工棚，很大，里面的板床有 四层，“法定”床位超过五百。也就是说，如果需要，可以容纳数千人。不过现在 是冬天，送来的犯人不多，小区里几乎空空荡荡。工棚内还没有风干，弥漫着白色 的水汽，墙上结满了冰。大门口点着一盏一千烛光的大电灯。灯光一会儿暗淡昏 黄，一会儿白亮刺眼，因为电压很不稳定。

白天，小区里一片沉寂。到夜晚，各房门打开来。灯光下，手拿花名册的人操 着撕声哑气的感冒嗓门大声点名。被点名的人扣好短呢衣的所有纽扣，迈出门 槛，然后永远消逝不见了。门外有押送队等着。卡车的马达在什么地方轰鸣，囚 犯门被送往矿场、国营农场、公路段……

我也躺在这里，在离房门不远的下铺上。下铺很冷，但我对爬上暖和一点的 上铺却犹豫不决——人们会把我从上面扔下来，因为那里住着更有力气的人，首 先是那些小偷。再说，我也爬不上钉在柱头上的梯子。我在下面要好一些，假如 有人还要为争夺下面的铺位吵架，我就钻到床下去。

我既不能咬人，也不能打架，虽然我十分精通监狱斗殴的招式。由于空间的 限制——监狱的囚室，押送犯人的车厢，拥挤的工棚——人们只得使用抓扯、撕 咬、断折之类的斗殴手段。可是，此刻我就连这样的力气也没有。我只能狂吼乱 骂。我为每一天、每一小时的休息抗争。我身上的每一小块地方，都在指点我的 行动。

第一天夜里，我就被叫出去。但是我没有束腰带，虽然我有绳子，却没有

系紧。

门在身后砰然关上，我便站在外室里了。

一个小队，二十个人，是一辆汽车的一般定员。他们站在下一道门前，散发出 寒冷而浓密的水汽。

派工员和押送长清点并检查这些人。右边还站着一个人，身着棉衣棉裤，头 戴护耳帽，不时挥几下长筒毛皮手套。我需要的正是这个人。我被无数次送来送 去，对法律了如指掌。

戴长筒手套的人是接收囚犯的代表，他有权拒收。

派工员大声喊着我的名字，跟在大工棚里一样。我只望着戴长筒手套那人。

“别带我走吧，长官公民。我有病，我不会去矿上干活。我该去医院，

代表犹豫了。在矿上，在家里，人们都告诉他，只挑选干重活的人，其他的人, 矿上不需要。因此他亲自来了。

代表仔细打量我。我的短呢上衣破烂不堪，便服上粘满油迹，没有扣子。挠 虱子挠得瘢痕累累的肮脏身体袒露出来。手指绑着破布片。脚上穿的是绳编鞋， 在零下六十度还穿着这样的鞋。一双饥饿的眼睛在发炎。人瘦得皮包骨头—— 这些意味着什么，他一清二楚。

代表拿起红铅笔，大笔一挥，划去了我的名字。

“去，下流胚，”小区派工员对我说。

于是大门打开，我又留在了小区。我的铺位已经被人占去，但我把躺在我铺 位上那人拖到一边。那人不满地大声吼叫，不过一会儿就安静下来。

我睡得昏昏沉沉，一听见沙沙的响声，就醒来了。我学得像一头野兽，一个野 人，能骤然惊醒。

我睁开眼睛，一只穿着套鞋的脚从上铺垂落下来。那鞋破烂不堪，可毕竟是 套鞋，而不是官方发的那种皮鞋。一个邋里邋遢的童贼站在我面前，正同上铺的 人说话，声音有气无力，像个搞鸡奸的。

“告诉瓦留沙，”他对上铺一个看不见的人说，“演员带来了……”

停了一刻，上面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

“瓦留沙问他们是干什么的。”

“是文艺宣传队的演员，一个耍魔术，两个唱歌。有个歌唱家是哈尔滨的。” 套鞋晃了晃就不见了……上面那声音说：

“把他们带来。”

我挪动到铺边。三个人站在灯下：两个穿短呢上衣，一个着“莫斯科女人”牌 便衫。三人脸上都露出仰慕之色。

“谁是哈尔滨的？ ”那声音说。

“我，”一个穿短大衣的人毕恭毕敬地答话。

“瓦留沙让唱支歌。”

“用俄语？法语？意大利语？还是英语?”那歌唱家向上面伸长脖子,问道。 “瓦留沙说，用俄语。”

“可押送兵怎么办？能小声唱吗?”

“没关系……没关系……放开嗓门唱吧，跟在哈尔滨一样。”

歌唱家退后几步，唱了几段斗牛士。寒冷的水汽，随着每一次呼吸从嘴里 喷出。

上面传来一声低沉的埋怨：

“瓦留沙说，还是唱支普通的歌吧。”

歌唱家的脸色变得苍白，唱道：

我金灿灿的原始林，

喧嚣吧，喧嚣吧！

唉，一条条道路，

向我们这里蜿蜒！

上面传来声音：

“瓦留沙说：好。”

歌唱家如释重负地喘了口气，紧张得汗湿的额头冒出水汽，好像头上有了一 个光环。他用手掌擦去汗水，光环便消失了。

“现在把‘莫斯科女人’脱下来，”那声音说，“把这个换上！”

上面扔下一件破棉袄。

歌唱家默无一声地脱下“莫斯科女人”，穿上破棉袄。

“现在走吧上面的声音说。“瓦留沙想睡觉了。”

哈尔滨歌唱家和他的伙伴溶化在工棚的雾气里。

我挪到更深的地方，蜷缩成一团，把双手塞进棉袄袖子里，睡着了。

然而，传来一阵叽叽咕咕的大声耳语，讲得绘声绘色，我仿佛马上又醒了。

“三七年，我和一个同伴走在乌兰巴托的大街上。那是吃午饭的时候，街角有 家中国餐馆。我们进去。我看菜单上有中国饺子。我是西伯利亚人，见识过西伯 利亚铰子、乌拉尔铰子。现在突然看见有中国饺子。我们打算一人来一百个。中 国老板笑眯眯地说：‘多了，’接着咧嘴大笑。‘那来十个呢？’他哈哈大笑，说: ‘多了。’‘那就两个吧！’他耸耸肩膀，进了厨房，把饺子端出来。每个饺子有巴掌 大小，浸满了滚烫的油。我们一人吃了半个就走了。”

“要是我的话……”

我极力不听他们说话，又沉沉入睡。一阵烟味把我熏醒。上面那伙窃贼正在

抽烟。有人叼着马合烟爬下来，烟草甜丝丝的气味把下铺的人全熏醒了。

又听见说话声。

“在我们北方区委会，这种烟屁股，我的天，有好多好多！清洁工波利娅大婶 老骂娘，说她打扫都来不及。当时，我连什么是烟蒂、烟屁股、烟头儿也不明 白呢。”

我又睡着了。有人在扯我的腿。是派工员。他那双发炎的眼睛恶狠狠的。 他让我站到门口昏黄的灯光下。

“喂，”他说，“你是不想去矿场。”

我没吭声。

“去国营农场呢？去暖和的国营农场，你见鬼去吧，我不如自己去。”

“不去。”

“去公路段呢？去编扫帚。编扫帚，你考虑一下吧。”

“我知道，”我说，“今天编扫帚，明天就去推小车。”

“你究竟想干什么？”

“去医院！我有病。”

派工员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就走了。三天后，一个医士来到小区，把我叫去， 插上体温表，査看了背上溃烂的疖子，涂了一种油膏。

〈一九六一〉

偷猪贼瓦西卡•杰尼索夫

为了晚上外出，瓦西卡不得不向伙伴借一件短呢制服。因为他那件制服实在 太脏太破，穿着在镇上走两步都不行，马上会被任何一个居民捉住。

像瓦西卡这种人，必须排着队，有人押送，才能在镇上走。无论是军人还是普通 老百姓，都不喜欢瓦西卡一类人单独在街上走来走去。他们只有搬运柴火，肩膀上 扛一根细小的原木，或如本地人所说，扛一根“木柴棒子”时，才不会引起人们怀疑。

这根木棒埋在离汽车房不远的雪地里，就在拐弯后第六根电线杆处的排水沟 里。这还是昨天下班后埋下的。

此刻，相熟的司机刹住车，瓦西卡翻过挡板下了地。他马上找到了埋原木的位 置。浅蓝色的雪地在这里颜色要暗淡些，被人踩踏过，天刚擦黑时是看得见的。瓦 西卡跳进排水沟，用双脚踢开积雪。原木露出来了，灰黑、浑圆，像一条冻僵的大鱼。 瓦西卡把原木拖到公路上，竖起来敲打一阵，抖掉上面的积雪。然后他弯下腰，把肩 膀揍上去，双手微微托起。原木晃了晃，落到肩膀上。瓦西卡迈开步子往镇上走 去，不时换换肩。他太疲倦，太虚弱，因此很快觉得浑身发热，但并没有暖和多 久——无论觉得原木多沉，他也没有再感到暖和。白雾迷漫，暮色愈浓，镇上所 有昏黄的电灯都点亮了。瓦西卡冷冷一笑，对他的盘算很是得意：在白茫茫的 雾气中，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蹿到他的目的地。眼前就是 那棵折断了的大落叶松，那个披上银霜的树桩，这么说，就是下一幢房子了。

瓦西卡把原木扔在门廊旁边，用手套拂净毡靴上的雪，敲了敲房门。门微微 打开，把瓦西卡放进去。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没戴头巾，穿一件没挂面的敞襟短 皮祅，疑惑而害怕地瞧着他。

“柴给你们送来了，”瓦西卡说，竭力在冻僵的脸上堆出笑容。“我想找伊 万•彼得罗维奇。”

但伊万•彼得罗维奇本人已经撩开门帘出来了。

“好哇，”他说，“柴呢?”

“在院子里，”瓦西卡说。

“那你稍等，我们把它锯锯，我这就去穿衣服。”

伊万•彼得罗维奇找了半天手套。他们来到门廊上，也不用木马架，就用双 腿夹紧原木，将它微微抬髙一点，锯起来。锯子没有锉过，锯片很钝。

“以后你再来一趟，”伊万•彼得罗维奇说，“把锯子锉一锉。现在就用斧头 砍吧……然后把柴码好，只是别码在走廊上，直接搬进屋去。”

瓦西卡已经饿得脑袋发晕，可还是劈完了所有木柴，并搬进房间。

“好啦，”那女人从门帘下钻出来说，“全好了 ！ ”

可是瓦西卡没有走，只在门旁跺脚。伊万•彼得罗维奇又出来了。

“喂，”他说我现在没有面包，汤也全喂了猪仔，这会儿没什么东西给你。 你下礼拜来吧……”

瓦西卡不吭声，也不离幵。

伊万•彼得罗维奇在钱夹里翻了翻。

“给你三卢布。只给你这种木柴的钱，烟草嘛，你也知道！如今烟草很贵呀!”

瓦西卡把皱巴巴的纸币揣进怀里，出了门。拿这三卢布，他连一小盒马合烟

也买不上。

他仍然站在门廊上，饿得发呕。猪仔吃掉了他的面包和菜汤。他掏出那张绿

色的纸币，撕个粉碎。纸币的碎肩被风吹起，在光滑闪亮的雪面冰凌上久久翻滚。 待最后几片纸屑消失在白雾之中，瓦西卡才走下门廊。他太虚弱，踉踉跄跄地走 着，但没有回家，而是往镇子深处走去。他走哇，走哇，走向那些单层的、两层的、 三层的豪华木房……

他走上第一家的门廊，扭转门把手。门吱呀一响，沉重地打开。瓦西卡进了 阴暗的走廊，走廊里只幽幽亮着一盏昏黄的电灯。他走过一间一间房门。走廊尽 头有一个储藏室，瓦西卡紧靠在房门上，把门打开，跨过门槛。储藏室里放着一袋 袋洋葱，或许是盐。瓦西卡破开一只口袋，是粮食。他懊丧不已，心里又发毛了， 用肩膀把口袋顶到一边。口袋下面是一块块冰冻白条猪。瓦西卡气得叫了起 来——他没有力气从猪身上掰下哪怕一小块肉。不过再往口袋下翻，却是一只只 冻猪仔。瓦西卡再也没有看见什么东西。他掰下一只冻透的猪仔，双手抱住，像 抱玩偶、抱婴孩那样，朝门口走去。但是人们已经从各个房间里出来，走廊里弥漫 着一团白色的水汽。有人大喊一声“站住”，向瓦西卡的双腿扑过去。瓦西卡打 了个趔趄，手上牢牢抱着猪仔跑到外面。屋子里的人紧追出去。有人追着开枪， 有人野兽般地嘶叫。可是瓦西卡什么也不顾，一个劲往前狂奔。过了几分钟，他 发现，他的双腿自个儿将他带到了镇上他惟一知道的官署——维生素采办局。瓦 西卡曾被差遣去采集偃松。

追来的人已经很近了。瓦西卡跑上门廊，推开值日员，冲进过道。这群人在 后面啪哒啪哒地追赶。瓦西卡一头撞进文化主任的办公室，冲进另一扇房门，直 奔红角。再也无路可逃了。瓦西卡现在只发现自己丢了帽子，冻透的猪仔还抱在 手上。他把猪仔放到地上，挪来几张硕大无朋的长椅把门抵住。还把讲台也拖过 去。有人使劲掀门，过后也就安静下来。

于是，瓦西卡在地上坐下，双手抱起小猪，这冻透的生猪肉，啃哪啃……

直到叫来一队步兵，门被打开，壁垒拆除，瓦西卡已经吃完半个猪仔……

谢拉菲姆

信放在熏黑的桌子上，像一片小小的冰块。桶形铁炉，炉门大开，煤炭闪着红 光，有如罐头盒里紫红的果酱。冰块早该融化、变薄、消失了。但这块冰没有融 化。谢拉菲姆知道这块冰原来是一封信，而且正是寄给他谢拉菲姆的，这时，不禁 感到一阵惶恐。谢拉菲姆害怕来信，尤其是那些免邮资、印有官方邮戳的信件。 他在乡下长大，时至今日，那里收到的或“拍”出去的电报，说的都是凄惨的事情: 丧葬啦，死人啦，重病啦……

这封信，写着地址的正面朝下，放在谢拉菲姆的桌子上。他解开围巾，解开冻 得硬邦邦的羊皮祅，目不转睛地望着信封。

他远行一万二千俄里，翻过座座高山，渡过蓝色大海，为的是忘掉一切，宽恕 一切。然而，过去的事情总使他不得安宁。这封信仍然翻山越岭，从那个尚未被 遗忘的世界寄来。人们用火车、飞机、轮船、汽车，最后用鹿橇，把信送到了谢拉菲 姆藏身的这个小镇。

现在,信送到了这里，送到了这间小小的化学实验室，谢拉菲姆作实验员的 地方。

原木墙、天花板、实验室柜子，不是因为年深月久，而是由于昼夜不灭的火炉,

都变得黑糊糊的。因此，小房子的内部，就像某座古代的农村木屋。实验室的几 个方窗，很像彼得大帝时代的云母窗。矿上玻璃很珍贵，因此窗栅都作成小格，为 的是让每一块碎玻璃都派上用场;必要时，连打破的玻璃瓶子也用上。罩着灯罩 的昏黄电灯从木梁上垂下,像个悬梁自尽的死人。灯光时明时暗，因为电站没有 小发动机，是用拖拉机发电。

谢拉菲姆脱下外衣，在火炉前坐下，仍然没动那信。实验室里就他一个人。

一年前发生那场所谓“勃谿”时，他不愿意让步。他来到远北地区，并非因为 他是个浪漫主义者，或者是个忠于职守的人。他对挣大钱也不感兴趣。不过，他 认为，根据一千个哲人的见解，十个相熟的庸人的看法，离别能冲淡爱情，万里的 睽隔，悠长的岁月，能战胜任何痛苦。

一年过去了，可谢拉菲姆心中一切依旧。他暗暗惊讶自己在感情上的执著。 这是不是因为他再没跟女人说话？这儿根本就没有女人。有的只是那些高官的 妻子——那些长官的社会地位，跟实验员谢拉菲姆相距十万八千里。每个养得白 白胖胖的太太，都以为自己是美人儿。她们都住在有更多娱乐消遣的镇子上，对 于她们的美貌迷人，那里也有更多的人赏识。再说，镇子上有许多军人，太太们不 会受到汽车司机或窃贼囚犯出其不意群起强暴的威胁。而这种事情，在公路上和 小区段里时有发生。

因此，地质勘探队员、劳改营长官要他们的妻子住在大镇子上，住在那些修指 甲的师傅能挣大钱的地方。

不过，事情也有另外一面——“肉体的苦闷”原来完全不是谢拉菲姆青年时 代以为的很可怕的东西。压根儿就该少去想这些事情。

囚犯们在矿井干活。夏天，谢拉菲姆曾多次从门廊上望见他们灰扑扑的队 伍。他们钻进主坑道，下班再从那里爬出来。

实验室里，有两名来自囚犯的工程师参与工作，来来去去全由押送队押送着， 谢拉菲姆不敢同他们搭话。他们只问工作上的事情——分析或实验结果。他回 答他们的问话，却一眼不瞧他们。还在莫斯科，谢拉菲姆受雇到远北地区去的时 候，就受到过威吓。人家告诉他，那里全是危险的国事犯。因此，谢拉菲姆甚至不 敢送自己实验室的同事一块糖或一块白面包。再说，实验室主任普列斯尼亚科夫 还时时监视着他。主任是共青团员，大学毕业后，立即放弃了本可获得的丰厚薪 金和高职位。他认为当一名政治监察员，去监视自己的同事（或许，人家也只需要 他这一点）、囚犯和雇用人员，才是他的主要职责。

谢拉菲姆比他的主任年长一些，但是，主任在令人厌倦的警惕性和小心谨慎 方面发出的指示，他还是百依百顺，一切照办。

一年之中，他同两名工程师囚犯没说上十句闲话。

同值日员和夜间警卫，谢拉菲姆简直一句话也没说过。

北方的合同制工作人员，每六个月增加工资百分之十。谢拉菲姆拿到第二次 增加的工资，请了假，到一百公里外的邻近小镇去。他想买点东西，看看电影，到 像样的饭馆吃顿饭，也“瞧瞧娘们”，到理发店刮刮脸。

谢拉菲姆爬上一辆货车的车厢，翻起衣领，把身子裹得紧紧的，汽车便飞驰 而去。

大约过了一个半小时，汽车在一幢房子前停下。谢拉菲姆爬下车厢，在春天 耀眼的阳光下眯缝起眼睛。

两个握枪的人站在他面前。

“证件!”

谢拉菲姆伸手在上衣口袋里掏证件，禁不住心头一凉——他的身份证忘在家 里了。而且，仿佛故意作对似的，任何可以证明他身份的证件都没带上，除了一份 矿井空气分析报告，什么也没有。于是，他们把他带到一间木头房子里去。

汽车已经开走。

谢拉菲姆胡子拉碴，蓄着平头，当官的对他大起怀疑。

“从哪儿逃出来的？”

“没从哪儿……”

突然一记耳光，打得他晕头转向。

“说，老老实实地说!”

“我要控告! ”谢拉菲姆大声嚷道。

“哼，你要控告吗？嘿，谢苗！”

谢苗看准他，用一个训练有素的动作，熟练而灵巧地一脚踢向谢拉菲姆的 腹部。

谢拉菲姆哼了一声，失去了知觉。

他模模糊糊地记得，他被沿公路拖到什么地方，他的帽子也丢了。只听见门 锁当啷一声，门吱呀打开，卫兵把他扔进一间臭烘烘，但还算暖和的板棚。

过了几小时，谢拉菲姆喘过气来，这才明白，他已经被关进隔离室。所有逃犯 和受惩罚的军人——镇上的犯人——全集中在这里。

“有烟吗? ”黑暗中有人问道。

“没有。我不抽烟，”谢拉菲姆歉然地说。

“嘿，这傻瓜！有什么东西吗?”

“没有，什么也没有。遭那些鸬鹚叼过了，还能剩下什么？”

谢拉菲姆费了好大劲才猜到，别人是在说他，而“鸬鹚”什么的，显然是指那 些押送兵，因为他们贪求无度、见啥要啥。

“我原来揣着钱的，”谢拉菲姆说。

“确实是‘原来’了 ！”

谢拉菲姆窃窃高兴，不再吭声。他带着两千卢布上路，而且，谢天谢地，钱被 没收了，保存在押送兵那里。一切很快会真相大白，谢拉菲姆会获释，钱也会退还 他。谢拉菲姆反倒快活起来。

“该送押送兵一百卢布，”他想道，“感谢他们保管了钱。”可是，为什么要送? 就为遭他们一顿痛打？

狭小的板棚没有任何窗户，惟一通气的地方是人口那道门，还有墙上那些蒙 着冰的缝隙。二十来个人径直躺在地上。

谢拉菲姆想吃东西,他问身边的人，什么时候开晚饭？

“怎么，难道你当真不是囚犯！你等着明天再吃吧。要知道，我们是在坐牢 哩。一杯水，三百克面包，管一天。还有七公斤木柴。”

谢拉菲姆在这里整整待了五天，没有叫他去任何地方。头一天他还大喊大 叫，砰砰地敲门，可是，站岗的卫兵想出一个好办法，用枪托猛击他的额头。这之 后，他再也没嚷嚷了。有人给他一块什么破布，代替丢失的帽子，他好不容易才把 这东西戴到头上。

第六天，才叫他到办事处去。办公桌后面坐着那个把他召来的长官，墙边站 着实验室主任。因为谢拉菲姆外出旷工，因为前来证明这位实验员的身份而耽搁 时间，他大为不满。

普列斯尼亚科夫主任见到谢拉菲姆，轻轻叹了 口气：只见他右眼下一块血 淤，头上戴一顶又脏又烂没有系带的布帽，穿着窄小破旧的棉坎肩，连扣子也没

有。一脸胡茬，浑身肮脏——皮袄被迫留在隔离室里--双眼睛又红又肿。他

给人的印象实在太深了。

“没错，”普列斯尼亚科夫说，“正是他。我们可以走了吗? ”实验室主任把谢 拉菲姆往门口拉。

“可是，钱，钱呢!”谢拉菲姆叫道，他推开普列斯尼亚科夫，站着不走。

“什么钱? ”长官用金属般响亮的声音问道。

“两千卢布，我带在身上的。”

“嘿，瞧呢长官轻轻笑了一声，把普列斯尼亚科夫推到一边，“我给您说过, 当时他一副醉相，帽子也没戴……”

谢拉菲姆一步跨出门檻,一直到家也没吭声。

这件事后，谢拉菲姆开始想到自杀。他甚至问一位工程师囚犯，他，一个囚 徒，为什么不自杀，一死了之。

那工程师吃了一惊-年中，谢拉菲姆都没有同他说上两句话呀！他没有

回答，竭力弄清谢拉菲姆的意思。

“您怎么样，您日子过得怎么样?”谢拉菲姆小声而急切地问。

“没错，囚犯的日子——从早上睁开眼睛那一刻起，直到晚上进入美梦，就是 一连串的侮辱。没错，这一切都确确实实，但这一切都会渐渐习惯。这里的日子 有时候好一点，有时候差一点。希望的日子不断取代绝望的日子。人活着，不是 有什么信念，有什么希望，只是生存的本能在保护他，正如保护任何一种动物。甚 至任何木石，也会同样照此重复。当必须为自身生存而斗争的时候，当你神经紧 张、情绪激动的时候，要小心防备着，防备暴露出自己的内心，不要显露自己在某 个出人意料方面的智慧。集中最后的反抗力量后，要防备来自背后的打击。面对 新的、没有经历过的斗争，力量可能不够。任何自杀行动，都是受到双重影响的必 然结果。至少有两种因素。您明白我的话吗？”谢拉菲姆竭力理解着。

此刻，他坐在熏得黑糊糊的实验室里，回忆自己这次外出，不知为什么深感耻 辱，深感担负着沉重的责任。这种责任将永远攀附在他身上。他并不想活。

信还摆在实验室那乌黑的桌子上，他真害怕拿起来。

谢拉菲姆想象着信中的字句，他妻子的笔迹，向左倾斜的笔迹：从这种笔迹 能猜出她的年龄——二十年代的学校不会教学生写字往右倾，而是随心所欲，想 怎么写就怎么写。谢拉菲姆想象着信中的字句，仿佛还没拆开就已经读到了它。 信的开头可能写道:“我亲爱的”，或“亲爱的西玛”，或“谢拉菲姆”。他害怕后一 个称呼。

如果他拿起信来，不读它，而撕得粉碎，扔进红彤彤的火炉，又怎样呢？ 一切 诱惑都会结束，他又可以松口气了——哪怕仅仅在收到下一封来信之前。但是, 他毕竟不是那样的胆小鬼！他压根儿就不是胆小鬼，是那位工程师胆小，他要向 工程师证明这一点。向所有人证明这一点。

谢拉菲姆拿起信，把正面翻上来。他的猜测没错，信来自莫斯科，是妻子写 的。他哗一声撕开信封，走到灯前，站着读完。妻子在信中向他提出离婚。

谢拉菲姆把信扔进火炉。信蓦地燃起，烧成白亮的火苗，周围有一道蓝色的 外焰，最后化为灰烬。

谢拉菲姆开始毫不犹豫、从容不迫地行动。他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普列 斯尼亚科夫房间里的柜子，从玻璃瓶往量杯里倒出一撮灰色粉末，用杯子在桶里 舀出一些水，倒人量杯搅匀，一口气喝下去。

喉咙感到一阵灼痛，有点想呕吐——如此而已。

他两眼望着挂钟，呆呆地坐着，整整三十分钟，什么也没去回忆。除了喉咙发 痛，一点效用也没有。于是他急了，拉开桌子抽屉，取出他的铅笔刀，割破左手的 静脉。深浓的血液淌到地板上。谢拉菲姆有一些虚弱的快感。但血流得越来越 少，越来越慢。

谢拉菲姆明白，血不会再流了，他会活下来。他身体的自我保护力比死亡的 欲求更强大。就在此刻，他想起应当怎么办了。他好不容易穿上短皮袄的一只衣 袖——不穿皮袄外面太冷——也不戴帽子，把衣领翻得高高的，匆匆跑向离实验 室只百步之遥的小河。这是一条山溪，有许多又深又窄的冰窟窿。在阴沉凛冽的 空气中，这些冰窟窿像开水般雾气腾腾。

谢拉菲姆想起，去年深秋，下起第一场雪，河上蒙了一层薄冰。一只掉队的野 鸭，在大雪中挣扎得疲惫不堪，跌落到刚刚冻结的冰上。谢拉菲姆记得，有个囚犯 跑到冰上，滑稽地张开双手，想捉住那只野鸭。野鸭从冰上逃到一个窟窿跟前，潜 入水中，又从下一个窟窿跳出来。那人一边咒骂，一边穷追不舍——他比那野鸭 还要疲惫——继续从一个窟窿追到另一个窟窿。他两次在冰上消失，嘴里骂着脏 话，半天才爬上冰面。

四周围了许多人，可是没有人帮野鸭，也没有人帮那抓野鸭的人。这野鸭是 他的猎物，他捡的东西，而帮忙是要付酬，要分享的……那人已精疲力竭，在冰上 爬着，咒遍了世间的一切。最后野鸭潜入水中，再没有浮出水面。大概，它实在太 累，淹死了。

谢拉菲姆想起，他当时试图想象野鸭死亡的情景，想象它在水里用脑袋撞击 冰块的情景，想象它透过冰面，看见湛蓝的天空。现在，谢拉菲姆正是跑到了小河 的这个位置。

他径直跳进雾气蒸腾、冰凉刺骨的河水里，压碎了落满积雪的蓝莹莹的冰块 边缘。河水只及腰深，但水流湍急，顿时把谢拉菲姆冲翻。他扔下皮祅，双手紧紧 抱在一起，迫使自己往冰下沉。

但四周的人已经喊叫着跑过来。他们拖来木板，横搭在冰窟窿上。有人及时 抓住了谢拉菲姆的头发。

大伙儿一直把他抬到医院，为他脱下衣服，暖和身子，试着往他喉咙里灌暖乎 乎的甜茶。谢拉菲姆一声不吭，摇着脑袋。

医院的一位医生拿着葡萄糖注射液针管走到他跟前，但看见他割破的静脉， 便抬眼望着他。

谢拉菲姆微微一笑。葡萄糖液注人他的右臂。老医生见多识广，用压舌板撬 开谢拉菲姆的牙关，瞧瞧喉咙，叫来一位外科医生。

手术很快做完，不过为时太晚，胃壁和食道已被酸液腐蚀——谢拉菲姆最初 的打算没有落空。

一九五九

休息曰

两只天蓝色的松鼠，长着黑嘴尖、黑尾巴，兴味十足地盯着落叶松后面发生的 事情。两只松鼠待在树桠上。我走到那棵树跟前，几乎紧挨到树,松鼠才发现了 我。它们的爪子刮得树皮沙沙响，蓝色的身体直往上蹿。它们在高高的地方歇 下，树皮屑不再往雪地上洒落。我看见了松鼠窥视的场面。

一个人正在林中旷地上祈祷，布帽子揉成一团，放在脚旁，理过发的头上已经 结满白霜。他脸上的表情异常美好，是人们在回忆童年，或回忆同样珍贵的往事 时，脸上呈现出的那种表情。那人画十字的动作又大又快：他仿佛在用右手撮起 的三根指头，把自己的脑袋往下揪。他脸上实在太多新奇的东西，我一下子竟没 把他认出来。这是囚犯扎米亚金，与我住同一个工棚的神甫。

他仍然没有看见我，翕动着冷得发木的嘴唇，一本正经地轻声念着我从小就 记得，已经耳熟能详的祈祷词。那是些做斯拉夫礼拜时使用的套语——扎米亚金 在银光闪闪的森林中做日祷。

他慢吞吞地在自己身上画了十字，直起身，这才看见我。庄严而感动的神情 从他脸上消失了，鼻梁上常有的皱纹使两道眉毛靠得更拢。扎米亚金不喜欢嘲 笑。他拾起帽子，抖了抖，戴在头上。

“您是在做礼拜，”我开口说。

“不是，不是，”扎米亚金对我的无知微微笑道。“我怎么能做礼拜呢？我既 没有圣餐，又没戴长巾。这毛巾是官方发的。”

他于是正了正挂在脖子上那条肮脏破旧的方格毛巾，其实它同神甫法衣上的 长巾非常相似。天气太冷，毛巾上盖了一层晶莹的雪粒，雪粒在阳光下五彩缤纷， 宛若教堂里那种刺绣织物。

“再说，我也真惭愧——我不知道哪里是东方。现在太阳只升起两个小时，而 且就在它升起的同一座山头落下。究竟哪里是东方呢？”

“难道东方就那么重要？”

“当然不是。您别走。我告诉您，我不是做礼拜，也不能做礼拜^我不过是在 复习，回忆礼拜祈祷。我也不知道今天是不是礼拜日。”

“是礼拜四，”我说，“监工早上说过。”

“您瞧，是礼拜四。不，不，我不是在做礼拜。我只是觉得这样轻松点。也可 以少去想吃东西，”扎米亚金淡然一笑。

我知道，在我们这里，我们的生命总是在不停地、不断地被剥夺，而这里的每 个人，都有一个最后的、最重要的支柱，在帮助他活下去，帮助他抓住生命。如果 说扎米亚金的最后支柱是约翰•兹拉托乌斯特$的祷词，那么，我最后的救命稻草 就是诗了。那是些别人写的令人喜爱的诗。在一切早被遗忘、拋弃、逐出记忆的 地方，这些诗以无比优美的形象，留存在人们的脑际。这是惟一没有被疲惫、严 寒、饥饿和无尽的屈辱压倒的东西。

太阳落下去了。冬天的夜晚来得很早，黑暗蓦然充满林间。我慢慢地向我们 居住的工棚走去。那是一座低矮的长方形小木房，像个小马厩，窗户很小。我双 手抓住结了冰的沉重的房门，听见相邻的一座小房子里发出沙沙的声音。那是

①约翰•兹拉托乌斯特(347—W7)，又译为“金口”若旺，曾任君士坦丁堡主教长，被视为圣人。 善于雄辩，后被放逐。著有《论祭司》一书。 “工具库”，放工具的仓库，里面堆放着矿工们的锯子、铁铲、斧头、钢钎和丁字镐。

每逢休息日，工具库的房门都锁着，但此刻却没有上锁。我跨过工具库的门 槛，沉重的房门差点把我夹住。库房墙壁上有许多缝隙，眼睛很快就习惯了半明 半暗。

两个窃贼在胳肢一只四个月的牧羊犬崽子。那狗崽子长得很肥大，仰躺在 地，发出阵阵尖叫，四只爪子不住地挥舞。年纪大些的那个窃贼抓着小狗的项圈。 我来这里，他们并不感到尴尬，因为我们在一个队。

“喂，外面有人吗?”

“一个人也没有，”我回答说。

“得了，干吧，”年纪大些的窃贼说。

“等等，让我再玩会儿，”年轻的回答道。“瞧，它颤抖得多厉害。”他摸着小狗 心脏边暖烘烘的腰身，胳肢了一阵。

那小狗充满信任地叫了一声，舔了舔他的手。

“还舔呢……你舔不了啦。谢尼亚®……”

谢苗左手抓住小狗的项圈，右手从背后抽出斧子，飞快地一挥手，向小狗的脑 袋砍去。小狗挣扎了一下，鲜血喷溅到工具库结冰的地上。

“抓紧点！”谢苗大声喊道，又举起斧子。

“抓它干什么，又不是公鸡，”年轻的说道。

“得趁热把皮剥下，”谢苗教他说，“再埋进雪地里。”

晚上，肉汤的香气让工棚里的人谁也无法入睡，一直到窃贼们把狗肉吃完。 不过，我们工棚里的窃贼实在太少，吃不完这整条狗，锅子里还剩下些肉。

谢苗弯弯手指招呼我。

“你拿去吧。”

“不要，”我说。

①谢苗的爱称。

“那……”谢苗把四周的架子床扫视了一遍。“那把屁股留给你。喂，老兄， 快来拿羊肉哇。不过得把锅子洗干净……”

扎米亚金从暗处来到汽油灯昏黄的光线下，拿起锅子就走了。五分钟后，他 拿着洗干净的锅子回来。

“吃了？”谢苗好奇地问。“你吞得真快……像只囫囵吞的大嘴海鸥。老兄， 这可不是羊肉，是狗肉哇。就是那条叫‘北风’的狗，常去你那儿的。”

扎米亚金默默地瞧着谢苗，然后转身出去了。我也跟着他出去。扎米亚金站 在门外的雪地里。他哇哇地呕吐开了。月光下，他的面孔呈铅灰色。一注黏稠的 鼻涕挂在乌青的嘴唇上。他用袖子擦去鼻涕，愤愤地瞅了我一眼。

“一群下流胚我说。

“当然是了，”扎米亚金说，“不过那肉很可口，不比羊肉差。”

一九五九

多米诺骨牌

卫生员把我从磅秤上搬下来。他们的手冰凉，但很有劲，不让我跌到地上。

“多重? ”医生大声问，把笔尖橐橐地往墨水瓶里戳。

“四十八公斤。”

我被放上担架。我身高一米八零，正常体重应该是八十公斤。骨骼的重量是 体重的百分之四十二，也就是三十二公斤。在这个天寒地冻的傍晚，我的皮肤、肌 肉、五脏六腑和大脑，总共只剩下十六公斤，正好一普特®。当时，我算不出这一 切，但模模糊糊地知道，那个医生在做这些事。此刻，他正皱起眉头望着我。

医生打开桌上的锁，拉出抽屉，爱惜地取出体温表，然后向我俯下身，小心翼 翼地放进我的左腋窝。一个卫生员赶快抬起我的左手,贴在我胸口上，另一个卫 生员双手抱住我右手的腕关节。这些习惯而干练的做法是怎么回事，我是后来才 明白的——整个医院一百张病床，只有一支体温表。于是，这根玻璃棒儿身价大 增一一像金银珠宝，让人倍加珍惜。只有危重病人，复诊病人，才能用它测量体 温。康复期病人的体温，按脉搏来填写。只在对病情有怀疑时，才打开桌子的

①俄重量单位，一普特等于16.38公斤。

抽屉。

挂钟滴滴答答走了十分钟，医生小心地取出体温表，两个卫生员微微松开 双手。

“三十四点三度，”医生说，“你能答话吗？”

我眨眨眼睛表示“可以”。我是舍不得力气。我说话缓慢艰难，像在作外语 翻译。我忘记了一切。我已经不习惯回忆。病历写完了，我仰卧在担架上，卫生 员轻松地抬起担架。

“抬到第六病室，”医生说靠火炉近点。”

我被放到火炉边的简陋木床上。床垫里塞满偃松枝，松叶已经脱落、干枯，光 秃的枝桠从肮脏的条纹布下凸起，显得可怕。邋遢鼓胀的枕头里，散落出干草屑。 破旧的绒毯单薄稀松，上面绣有一个灰色的“足”字。我盖上绒毯，避开了整个世 界。手上和脚上，细瘦如绳的肌肉阵阵酸痛，冻伤的手指奇痒不止。但是，疲倦压 倒了疼痛。我侧身蜷缩成一团，用手紧紧抱住两腿。我的小腿上长满了鳄鱼皮一 样的大斑块，肮脏不堪。我用小腿顶住下巴，呼呼睡去。

过了许久我才醒来。我的早饭、午饭和晚饭都摆在床边的地上，我伸手抓过 离得最近的一只洋铁碗，依次开吃，不时一小块一小块地咬下也放在这里的配额 面包。邻铺的病人都瞧着我狼吞虎咽。他们并不问我是谁，从哪里来：我那鳄鱼 皮肤已经代我说明一切。他们也许并没有瞧着我，但我心里明白，让目光离开一 个大吃大嚼的人是不行的。

我把送来的食物吃个精光，通身暖和起来，胃里有种令人陶醉的沉实感。我 又睡去，但只打了个吨，因为卫生员找我来了。我把仅有的一件“日常”病员服披 在肩上。这衣服邋遢不堪，被烟头烧得千疮百孔，浸透了无数人的臭汗，沉甸甸 的。再把双脚塞进宽大的拖鞋，慢吞吞地挪动，让鞋别掉下，跟着卫生员到治疗

室去。

仍然是那个年轻医生，正站在窗前，透过结冰蒙霜的毛茸茸的玻璃，望着外 面。窗台角上晾着一张抹布，不断淌水，一滴接一滴,滴在下面的铁饭盆里。铁炉

子呼呼直响。我双手抓住卫生员，停下脚步。

“我们继续检查，”医生说。

“冷啊，”我轻声回答。刚吃下的食物已经不再使我暖和。

“坐到火炉边去。您被捕前在哪里工作？”

我裂开嘴唇，动动下巴——该露出一副笑容了。医生明白这个动作，也报以 淡淡的一笑。

“我叫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他说，“您没什么病要治。”

我心里隐隐作痛。

“没错，”医生大着嗓门又说了一遍。“您没什么病要治。得让您吃饱，洗澡。 您得躺着、躺着，吃东西。不错，我们的床垫不是羽绒褥子。还好，您还没有什么 大病，多翻翻身，就不会长褥疮。再躺两个来月，春天就到了。”

医生笑了笑。我当然感到高兴：那还用说！整整两个月呀！可是我无法表 达出我的喜悦，只用双手抓住凳子，没有吭声。医生在病历上写了些什么。

“去吧。，，

我回到病房，睡觉，吃饭。一周以后，我已经可以拖着晃晃悠悠的双腿，在房 间、走廊和其他病房走动。我寻找那些正在咀嚼吞咽食物的人，瞅他们的嘴巴，因 为我越休息，就越想吃东西。

同在劳改营一样，医院也根本不发给匙子。我们待在侦讯监狱的时候，就学 会了吃饭不用刀叉。我们也早已练就不用匙子而“越舷”吃饭的本事，因为无论 菜汤还是稀粥，从来没有稠到要用匙子的程度。锅子或汤盆，不论深浅，一根指 头，一块面包皮和一条舌头，就可以清扫到底。

我到处寻找正在咀嚼食物的人。这是一种坚持不懈、不可抗拒的渴求。这种 心情，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见惯不惊。

夜里，卫生员把我叫醒。病房里，夜间习以为常的呼哧声、鼾声、叹息声、梦 呓声此起彼伏。如果能用这些声音谱写成交响乐，这一切便混成一曲独特的声 音交响乐。不过，哪怕让我闭着双眼，把我带到这地方，我也能认出这是劳改营

医院。

窗台上点着一盏灯——那是一只铁皮小碟，里面盛着什么油，但并不是鱼油！ 还有棉花卷成的一段灯芯，正燃得烟气腾腾。时间想必还不很晚,我们的夜晚是 从晚上九点吹收工号开始的，而且我们都是稍微暖暖脚，就立刻上床睡觉。

“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叫你卫生员说，“科兹利克这就带你去。”

名叫科兹利克的病员站在我面前。

我到铁皮面盆前，洗了脸。回到病房，在枕套上擦干脸和手。三十个人的病 房，只有一条旧斜纹布毛巾，而且只在每天早上发下来。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 住在医院边一间小病房里。做完手术的病员，就送到这样的病房。我敲敲门，走 进去。

桌上放着一些书，被推在一边，我的手已经好多年没拿过书本了。书籍是那 么陌生、敌对、无用。书旁有个茶壶，两只铁皮杯子和一满碗什么粥……

“想玩玩多米诺骨牌吗?”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友善地打量着我，说道。 “假如您有时间的话。”

我憎恶多米诺骨牌。玩这种牌，极其愚蠢，极其无聊，极其乏味。玩罗托赌都 要有趣些，更别说纸牌了——任何一种纸牌。下棋最好，哪怕跳棋也行。我斜眼 瞅了瞅书柜，看里面有没有棋盘，可是没有。但，我不能拒绝安德烈•米哈伊洛维 奇，不能得罪他。我应该让他幵心，用善意报答他的善意。我一辈子从没玩过多 米诺骨牌，但坚信掌握这门技艺，并不需要太大的智慧。

接着，两杯茶，一碗粥端上桌子。四周暖融融的。

“喝茶吧，”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说，“糖在这里。别客气。您把这粥喝了， 告诉我还要什么。不过，这两件事可不能同时做。”

我喝完稀粥，吃了面包，喝下三杯糖茶。我好几年没见过糖了，浑身暖和起 来。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洗骨牌。

我知道该由拿到双六点的人开局。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出了牌。然后，双 方依次按合适的点数出牌。其余没什么奥妙，我放胆玩起来，浑身不断地出汗，饱

得直打嗝儿。

我们在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的床上玩牌，我心满意足地瞧着羽绒枕头那白 得刺眼的枕套。瞧干净的枕头，看别人用手揉搓它，是一种肉体的享受。

“我们这牌局，”我说，“一点不带劲。打牌的人，出牌时得把手臂一挥，把 牌‘啪’一声砸在桌上。”我绝对不是开玩笑。玩多米诺骨牌，这架势我感到最

重要。

“我们搬到桌上去玩，”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殷勤地说。

“那又何必呢，我只是在回忆打牌的各种花样而已。”

我们慢慢打着牌——彼此聊着自己的生活。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是医生， 没有在矿上干过普通活，因此，他对矿场的了解，只能是间接的——通过矿场扔进 医院、扔进停尸房的那些残渣、废物。我也是矿上的一粒渣子。

“瞧，您赢r，”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说，“祝贺您，给您这个作奖品。”他从 床头柜里取出一只塑料烟盒。“很久没抽烟了吧？”

我撕下一小块报纸，卷了一支马合烟。卷马合烟，想不出什么东西比报纸更 好。油墨不仅无损于烟卷的香味，反而使它的外观更漂亮显眼。我在火炉的红炭 上点燃一条纸，抽起烟来，贪婪地吸进甜滋滋的、令人想吐的青烟。

我们没有烟抽，早该戒烟了——现在的环境最适合戒烟，但我从没戒过烟。 抽烟是囚犯惟一的乐趣，我能自愿失去这个乐趣，真是想一想都可怕。

“晚安，”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笑着说，“我已经要睡觉了。可是太想玩一 盘牌。谢谢您。”

我从他房间里出来，进了黑咕隆咚的走廊。有人站在我路上的墙边，我认出 这是科兹利克的身影。

“你怎么啦？待在这儿干什么？”

“想抽抽烟。抽抽烟多好。他没给你?”

我为自己的贪婪惭愧起来，我惭愧自己既没想到科兹利克，也没想到病房里 其他任何人，给他们带去一个烟屁股，一块面包皮，一口稀粥。

而科兹利克却在黑暗的走廊里等待了几个小时。

又过了几年，战争结束了，弗拉索夫分子®把我们从金矿上替换下来，我到了 一个小营区，住进西部管理局囚犯递解站的工棚。工棚很大，里面的架子床有好 几层，每个工棚可以容纳五六百人。押送去西部各矿场的囚犯就从这里出发。

每到夜里，营区便没有一刻安宁，押送犯人过往不断，营区的“红角”铺着窃 贼肮脏的棉被，那里每晚都举行音乐会。多棒的音乐会呀！大名鼎鼎的歌唱家和 说书人不仅来自劳改营宣传队，而且来自更高级的单位。有个哈尔滨的男中音瓦 季姆•科津，模仿列辛科和维尔金斯基，惟妙惟肖。还有别的许多许多人，在这里 无休无止地为那些窃贼唱歌，表演他们的拿手好戏。我的邻铺是坦克部队中尉斯 维奇尼科夫，他是个腮帮红润、性情温和的年轻人，因某种渎职罪被军事法庭判了 刑。在这里，他也受到侦讯，因为在矿上干活时，有人揭发他剁下几块停尸房里死 人的肉，吃了，还若无其事地说:“当然，并不肥腻。”

在囚犯递解站，不能选择邻铺，或许还有些比吃死人更糟糕的事情。

医士很少到营区来诊治发烧病人，对我身上密密麻麻长出的疖子，连瞧也不 愿瞧一眼。我的邻铺斯维奇尼科夫认识医院停尸房的医士，同他谈话如老熟人。 那医士意外提到了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

我求医士把一张字条转交给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他工作的医院离营区 就一公里。

我的计划变了，现在，我得待在小区里，等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的答复。

派工员已经注意到我，每次都把我列入要押离递解站的囚犯名单。可是，接

①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弗拉索夫（1901 —1946),苏军中将，曾获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担任 过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二战时于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三日被德军俘虏。在德国党卫军头子希姆莱的授 意下，弗拉索夫于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六日组建了一支由五十五万苏联人组成的“俄罗斯解放军”，大力 招募在德国被俘的苏军战士加入这支部队，弗拉索夫任统帅。正当弗拉索夫准备大干一番时，纳粹德 国已走上末路..一九四五年六月，弗拉索夫率领“俄罗斯解放军”向美军投降。不久，美军将弗拉索夫 及其部下遣送回苏联。经苏联最高军事法庭判决，弗拉索夫及其助手被处以绞刑。 收囚犯的代表,总是二话不说，把我从名单上划掉。他们怀疑我有问题，我的外貌 就能说明一切。

“你怎么不愿意走？”

“我有病。我该去医院。”

“医院里没你的事干。我们明天派你去公路上干活，你去编扫帚，怎样？”

“我不愿意去公路上干活，不愿意编扫帚。”

日子一天接一天地过去，解押犯走了一批又一批。无论是医士还是安德烈• 米哈伊洛维奇，都音信杳无。

周末，我终于有机会到门诊部作体检，那里离营区只有百来米远。我手里捏 着给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新写的一张字条。卫生所的统计员把字条拿去了，答 应第二天早上转交给他。

检查身体的时候，我向所长打听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

“不错，囚犯里有这么个医生。您没必要见他。”

“我与他有私交。”

“与他有私交的人可不少。”

在小区拿走我字条的医士就站在一旁。我低声问他：

“字条呢?”

“我没见过任何字条……”

如果到后天我都打听不到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的任何最新情况，我就 走……去公路上干活,去农场，去矿场,去任何鬼地方……

第二天晚上，点过名后，叫我去牙医那里。我一边走，一边想，这大概是搞错 了。可是却在走廊上看见了熟悉的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黑色的短皮袄。我们 拥抱在一'起。

又过了一天，我被叫出去——劳改营里有四个病人送医院，两人相互拥着躺 在雪橇上，两人跟在雪橇后面步行。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没来得及告诉我诊断 结果，我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我只有营养障碍、糙皮病、坏血病，但都没有严 重到必须住进劳改营医院的地步。我知道我会住进外科部。安德烈•米哈伊洛 维奇就在那里上班，但我能说我患了什么外科病吗——我可没有疝气呀。四根脚 趾冻僵后患了骨髓炎，这固然很痛苦，可也根本够不上住院的资格。我相信安德 烈•米哈伊洛维奇能预先把诊断告诉我，他会在什么地方接我。

马儿到了医院门口，卫生员把躺着的两位病人拖进去，而我们，我和我的一位 新伙伴，在长凳上脱下衣服开始洗浴。给每人都端来了一盆热水。

一个穿白大褂的老医生走进澡堂，从眼镜上方打量我俩。

“你患什么病?”他用手指戳戳我同伴的肩膀，问道。

我那同伴转过身，很富表情地指指自己很大的腹股沟疝。

我等着他提同样的问题，打算诉说肚子痛。

可老医生只是漠然地瞅我一眼，走了。

“他是谁?”我问。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这里的外科主治医生，外科部主任。”

卫生员把内衣给我们。

“送你去哪里? ”这是在问我

“鬼知道呢! ”我放下心，已经不害怕了。

“那么，告诉我，你身上有什么病?”

“我肚子痛。”

“没准是阑尾炎，”老练的卫生员说。

我第二天才见到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他曾经告诉过外科主治医生，说我 因患亚急性阑尾炎住院。当天晚上，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对我讲了他的一件不 愉快的事情。

他患了肺结核。拍片和化验结果都不容乐观。区医院提出申请，要把他送回 大陆治疗。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已经上了轮船，这时有人向卫生处处长契尔巴 科夫告密，说他的病是假的，照劳改营的说法，就是他在“扯白”。

也许并没有人告密——契尔巴科夫中尉本人就是这个充满怀疑、警觉和猜忌

的时代当之无愧的产物。

中尉勃然大怒，命令把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从船上撤下来，发配到远离管 理局，也就是远离我们相遇那个地方的荒僻之地。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在天寒 地冻中已经走了一千公里。到了边远的管理局才得知，那里根本没有一个医生能 作人工气胸，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已经作过好几次吹气，可是，不怀好意的中尉 说人工气胸是骗人，是搞鬼。

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已经奄奄一息，才在契尔巴科夫 那里获准送西部管理局。那是离能作人工气胸的医生最近的一个管理局。

现在，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的健康略有好转，几次吹气很成功，他在外科部 作了住院医师。

我身体好些后，在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那里作卫生员。在他的推荐和坚持 下，我去读了一个医士班，毕业后作了医士，回到大陆。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正 是我的救命恩人。他本人早就去世了，死于肺结核，死于契尔巴科夫中尉的迫害。

我们在医院一起工作时，相处得很好。我们的刑期是同一年服满的，这仿佛 使我们的命运连接在一起，更加贴近。

有一天晚上，收拾完毕后，卫生员们坐在屋角玩多米诺骨牌，骨牌劈劈啪啪地 敲响起来。

“一种愚蠢的游戏，”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用眼睛指指那些卫生员，说。啪 啪的骨牌声使他皱起眉头。

“我一辈子只玩过一次骨牌，”我说，“是应您的邀请，跟您玩。我还赢了。”

“要赢并不难，”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说，“当时我也是第一次拿起骨牌。 我是想让您快活一点。”

一九五九

大力士

前来参加医院院长苏达林银婚庆典的最后一个客人，是安德烈•伊万诺 维奇•杜达尔医生。他来迟了，手上拎着一个柳条篮子。篮子上缠着纱布， 装饰着纸花。在酒杯丁丁当当的磕碰声中，在与宴者此起彼伏的醉语喧声 中，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向苏达林献上篮子。苏达林把篮子提在手上，掂了 掂分量。

“这是什么？”

“您马上可以看见。”

解开纱布，篮底卧着一只大红公鸡。它泰然转动脑袋，四下张望那些吵吵嚷 嚷、酒酣耳热的客人。

“啊哈，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真是凑巧哇!”头发花白的女主人抚摸着公鸡， 叽叽喳喳说开了。

“真是件绝妙的礼物，”女医生们也打开话匣子，“而且还真漂亮。这是您的 宠物吧，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是吧？”

苏达林动情地握着杜达尔的手。

“让我瞧瞧，让我瞧瞧，”突然传来一个尖细沙哑的声音。

桌子上端最尊贵的位置上，一位外来客人坐在主人的右侧。这是卫生处处长 契尔巴科夫，苏达林的老朋友。一大早，他就乘自己专用的“胜利”牌轿车，从六 百俄里外的州府赶来参加朋友的银婚庆典。

装公鸡的柳条篮，摆放到这位远客昏花迷醉的眼前。

“不错，是只漂亮的公鸡。是你的，对吧?”贵宾用指头指着安德烈•伊万诺 维奇，说。

“现在是我的了，”苏达林微笑着，回答道。

这位贵宾，比他身边那些脑袋歇顶、须发斑白的神经科医生、外科医生、内科 医生、肺结核病医生，都明显年轻一些。他四十岁左右，面孔蜡黄浮肿，显得不大 健康，长一双灰色小眼睛，穿一身考究的制服，佩戴着军医上校的银-肩章。这制 服，他穿起来明显太紧，看得出来，缝制的时候，他还没腆起大肚子，脖子也没挤胀 竖立的衣领。贵宾一直保持着单调乏味的面容。可是，随着一杯杯酒精灌下肚子 (这贵宾作为俄罗斯人，而且还是北方人，是不喝其他酒精饮料的），这张面孔渐 渐有了生气。他越来越频密地瞅他周围的女医生，越来越多地加人人们的谈话。 一听见他那颤抖的男高音，人们的交谈总会安静下来。

饮酒至酣，这贵宾跨出餐桌，推开一位避让不及的医生太太，挽起衣袖，动手 推举沉重的松木椅子。他要么用右手，要么用左手，轮流抓住椅子的一只前腿，展 不他发育匀称的体格。

客人们赞叹不已。他们中谁也无法这样多次把贵宾举过的椅子举起来。举 过普通椅子，他又改举圈椅，仍然次次成功。其他人举椅子的时候，贵宾用健壮的 手臂，吸引那些幸福得脸颊绯红的年轻女医生，令她们抚摸紧绷绷的二头肌。女 医生们一边抚摸，一边赞不绝口。

做完这些练习，新招迭出的贵宾，又搞起俄罗斯民族节目：掰腕子。他用胳 膊肘撑着一只手，把对方以同样姿势撑着的手轰然压到桌上。那些歇顶白头的神 经科医生和内科医生无法进行真正的对抗，只有外科主治医师比其他人坚持得稍

久一点。

贵宾为他的俄罗斯膂力寻找新的试验。他请太太们原谅后，脱下制服。女主 人一把接过，挂在椅子靠背上。从贵宾那突然兴奋起来的面孔上，不难看出他又 想出了什么新招。

“我能把一头绵羊的脑袋，是绵羊，明白吗，反扭过去。就一眨眼工夫。”贵宾 抓住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的纽扣。“至于你这……礼物，这只活生生的公鸡，我要 一把扭下它的脑袋!”他说道，同时欣赏引起的反应。“鸡在哪里?”

公鸡已经被精明节俭的女主人关进鸡笼，大家把它招引出来。在大北方，所 有官儿都在家里（当然是冬天）养着几十只鸡。无论对于独身的还是有家室的官 儿，在任何情况下，养鸡都是大把赚钱的营生。

贵宾双手抓住公鸡，走到房间中央。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的宠物仍旧静静地 待着，双脚并拢，脑袋耷拉在一边。在孤寂的家里，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差不多两 年来就这样带着它。

强有力的手指抓住公鸡的脖子。贵宾污脏的厚脸皮上渗出一阵潮红。他用 折弯马蹄铁的姿势，把公鸡的脑袋一把扯断。鸡血喷溅到熨烫过的裤子和绸

衫上。

太太们抓起芬芳的手帕，争先恐后地扑过去为贵宾擦裤子。

“洒花露水。”

“用氨水。”

“用冷水洗。”

“力气真大，真大呀。这就是俄罗斯的搞法。眨眼工夫就完事，”苏达林赞

叹道。

有人把贵宾拉到浴室去洗洗。

“我们到大厅跳舞去吧，”苏达林忙活着说，“嘿，真是个大力士……”

留声机响起来，唱针发出丝丝的声音。

安德烈•伊万诺维奇从席桌后面走出来，去参加跳舞（贵宾喜欢大家都来跳 舞），脚下踩到什么软绵绵的东西。他弯下腰，一眼看见那只死鸡，他的宠物没了

脑袋的尸体。

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直起腰，四下望了一眼，用脚把死鸡踢到桌下深处，然后 匆匆走出房间——贵宾不喜欢舞会有人迟到。

〈一九五六〉

休克疗法

梅尔兹利亚科夫当马夫那些日子，是一段美好的时光。那时候，他可以在自 制的碎米器里，用领来喂马的燕麦，磨出人吃的麦粒，煮成粥，用这苦涩滚烫的面 团，把饥饿感抑制、平息下去。他的“碎米器”是一只大罐头筒，底下有孔，状似筛 子。早在那时候，他就在思考一个简单的问题：高大的大陆辎重马，每天配给的 燕麦，比矮小毛长的雅库特马多一倍，虽然两者的运力同样都不大。往那匹法国 贝雪龙重载杂种马格罗姆的词料槽里倒进的燕麦，足够五头雅库特马享用。这没 什么不对，到处都是这样，使梅尔兹利亚科夫苦恼的倒不是这件事。他不明白的 是，为什么劳改营给人吃的份饭，这张提供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卡路里给犯人吸 收的名叫下锅单的神秘清单，根本不按人的体重制定。假如像对待役畜那样对待

囚犯，那么，在定量问题上就应该比较合乎情理，而不取某种算术平均值--种

刻板的凭空想象。这可怕的平均值，最多只是有利于那些小个头，小个头确实也 比其他人衰弱得更晚。梅尔兹利亚科夫的体格，跟那匹贝雪龙杂种马格罗姆一样 高大，而早饭那三匙子可怜的稀粥，只能加剧胃里的吮痛。可是，除了份饭，队里 的工人几乎得不到任何食物。油哇，糖啊，肉哇，所有最宝贵的东西，根本不是按 下锅单上标明的分量下到锅里。梅尔兹利亚科夫还有另一项发现——身材高大 的人死得更早。对繁重的工作无论怎么习惯，也丝毫改变不了这个规律。假如伙 食一样，都吃劳改营那样的份饭，孱弱的知识分子，总是比从小务农的卡卢加大汉 活得更久。为产量的百分点而提高口粮定额也没起多大作用，因为基本下锅单依 然如故，根本不考虑彪形大汉。为了吃得更好，活儿就要干得更好；为了活儿干得 更好，就要吃得更好。在各地，都是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最先死去。 他们比其他人更早耗尽体力的现象，总使医生们产生一个见解：似乎所有波罗的 海沿岸国家的人，身体都比俄罗斯民族要孱弱一些。诚然，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 的民族习俗与俄罗斯农民的习俗相比，离劳改营的习俗更远，因此他们更加艰难。 不过，关键却不在这一点：并非他们耐受力更差，只不过长得更高大罢了。

一年半前，梅尔兹利亚科夫患了坏血病，很快就不能干活了。他得到机会，去 地方医院作一段时间编外卫生员。他在医院里发现，投药的剂量依患者的体重而 定。新药的试验在家兔、小白鼠和豚鼠身上进行，而人的用药量则按体重换算确 定。儿童的剂量小于成年人。

但是，劳改营的配给却不按人的体重计算，这就是那个解决得不对的问题。 这种解决方式使梅尔兹利亚科夫感到奇怪而且不安。可是，在身体彻底垮掉之 前，他却奇迹般地被安排作了马夫，可以从马匹那里偷出一点燕麦，填饱自己的肚 子。梅尔兹利亚科夫已经以为他可以过冬了，去那里工作，真是天赐良机呀。但 结果并非如此。养马场主任因酗酒被解职，取而代之的是一位老养马员，当年教 会梅尔兹利亚科夫搞铁罐碎米器的人之一。这老养马员自己以前就偷过不少燕 麦，他精于此道。他在长官面前尽力挣表现。他已经不需要燕麦，便搜出所有碎 米器，亲手捣毁。大家又开始对燕麦不作任何加工，烤烤煮煮就吃下，把自己的肚 子完全当成马肚子。新主任向上级打了个报告。好几个养马员，包括梅尔兹利亚 科夫，因偷窃燕麦统统关进单身禁闭室，并从养马场遣返回原地，干普工。

干普工，梅尔兹利亚科夫很快明白，他离死亡就不远了。他不得不搬运原木， 沉重的压力使他走得摇摇晃晃。工长很不喜欢这个懒惰的“大汉”（当地话把大 个子称为“大汉”），搬运原木的时候，每次总强迫他扛“大头”，就是粗大的一端。 有一次，梅尔兹利亚科夫跌倒了，好一阵无法从雪地上站起来。他蓦地拿定主意， 不再搬运这该死的原木。时间已经很晚，天色黯淡下来，押送兵要赶去参加政治 学习，工人也急于回工棚吃饭，工长今晚是赶不上牌局了——这一切延误，全是梅 尔兹利亚科夫的错。他也受到了惩罚，先被同伴狠揍一顿，再遭工长和押送兵暴 打。结果，原木扔在了雪地上，抬回营地的不是原木，而是梅尔兹利亚科夫。他不 再干活，躺在床板上。他的腰疼。医士在他背上涂了润滑油——医疗站里早就没 有任何外搽药了。梅尔兹利亚科夫一直躺在床上，半蜷着身子，老嚷嚷腰疼。疼 痛早就过去了，折断的肋骨痊愈得很快，他便漫天撒谎，想尽办法拖延着不出院。 医院也没有让他出院。有一次，人们给他穿上衣服，把他放上担架，抬进汽车车 厢，同另一个病员一道，送往区医院。医院里没有X光室。现在该认真地通盘考 虑一下了，他也考虑了。他在那里弓着脊背躺了好几个月，曾被转到中心医院，那 里当然有X光室，他被安排到外科部，住进外伤病房。病员天真地把“外伤病”叫 作“爱装病”，根本没想到这几个近音字中包含的苦楚。

“还有这个人，”外科大夫指着梅尔兹利亚科夫的病历说，“也要转到您那里 去，彼得•伊万诺维奇，他在外科部没什么病要治。”

“可您写的诊断书说：因脊柱外伤致关节强硬。我能给他治什么？ ”神经科医 生说。

“没错，当然是关节强硬。我还能写什么？挨打也得不了这种病。在我们谢 雷矿，就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工长暴打了一个工人……”

“谢辽沙，我没工夫听你讲故事。我是要问：您干吗叫他转院?”

“我不是写得明明白白吗，‘为了研究立案对象’。您给他作个穿刺，我们作 好备案，送上轮船。让他获释算了。”

“可您拍过片吗？就是不穿刺，伤处也应当看得见的。”

“我拍了片。您请看。”外科医生把一张深暗的胶片对着纱布窗帘。“鬼才看

得明白这种片子上拍了些什么。没有合格的X光，没有合格的电源,我们的X光 师一直就只能拍出这种一团迷糊的片子。”

“真是一团迷糊，”彼得•伊万诺维奇说，“就这样吧。”于是他在病历上签了 字，同意梅尔兹利亚科夫转到自己的医院。

外科部里喧闹不已，一团混乱，到处挤满冻伤、脱臼、骨折、烧伤的病人——北 方的矿井可不是闹着玩的。一部分病人直接躺在病房和走廊的地板上，只有一个 疲惫不堪的年轻外科医生带着四名医士在那里工作：他们全都一天只能睡上三 四个小时，不可能认真照料梅尔兹利亚科夫。梅尔兹利亚科夫明白，在突然转到 神经科后，一个真正的结局会在这里开始。

他早把囚犯绝望的全部意志集中到一点：决不直起腰来。他的确没有直起 过腰。他的身体多希望直一直啊，哪怕就一秒钟。但是想起矿井，想起令呼吸窒 息的严寒，想起金矿工作面冻得光滑闪亮的岩石，想起吃饭时不用匙子，直接就可 以咕噜咕噜喝下去那盆清汤，想起押送兵的枪托和工长的皮靴，他就能找到决不 直起腰的力量。再说，现在已经比头几个礼拜轻松些了。他很少睡觉，害怕在梦 中伸直腰。他知道值班卫生员早就得到命令监视他，揭穿他的骗局。他也知道， 骗局一旦揭穿，就会被遣送到惩戒矿。既然普通矿给梅尔兹利亚科夫留下的是如 此一些可怕记忆，惩戒矿又该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转院的第二天，梅尔兹利亚科夫被带去见医生。神经科主任三言两语询问了 发病之初的情况，满腹同情，点了几下头。好像还说，就是健康的肌肉，好几个月 处于不自然的姿势，也会习惯下来，于是，人自己也可以让自身致残。接着，彼 得•伊万诺维奇开始检查。在做穿刺、橡皮槌敲击、按压检查时，梅尔兹利亚科夫 完全瞎猜着回答问题。

彼得•伊万诺维奇超过一半的工作时间，都用来揭穿伪装的病人。他自然明 白促使囚犯装病的原因。他本人不久前也是一名囚犯，那些装病的人孩童般的执 拗，冒失拙劣的作假,他都不以为怪。他原来是西伯利亚一所大学的副教授，曾在 那个冰天雪地的地方寻求学术发展，而就在这个地方，他的病人却靠欺骗他，在救 自己的命。不能说他对人缺乏同情心。但他更是一名医生，而不是一般的人。他 首先是一位专家。他颇为自豪的是，他干了一年的普通劳动，却没有失去医生和 专家的品性。他完全不是从某种崇高的、全国的观点，也不是从道德的立场，去理 解揭穿骗子的任务。他只把这个任务视为自己的知识，自己布设陷阱的心理能力 的正当运用。为了更大的学术荣誉，那些饥肠辘辘、半疯半癫、命运不济的人，就 该落人这些陷阱。在医生同装病者的这场角逐中，医生一方拥有一切优势：成千 上万种奇药，成百上千种教科书，形形色色的设备，押送兵的协助和专家丰富的经 验。而病员一方，有的只是对他离开那个世界的恐惧，他从那个世界来到了医院， 害怕再回到那个世界。正是这种恐惧，给了囚犯斗争的力量。彼得•伊万诺维奇 每揭穿一个骗子，都能感到深深的满足：他能再一次获得生活的验证，证明他是 一名好医生，证明他没有失去专业，相反，他的专业还得到了磨砺，更精湛了，总 之，他还可以……

“这些外科医生真是傻瓜，”梅尔兹利亚科夫走后，他点起一支烟，想道。“对 于局部解剖学，他们并不懂得，要么就是忘了；对于反射运动，他们从来就一无所 知。他们只靠一个照光。离开X光片，他们连一般的骨折也无法确诊。方法多着 呢！”梅尔兹利亚科夫是装病，彼得•伊万诺维奇当然一清二楚。“行，就让他待 上个把礼拜吧。在这个礼拜，我们会收集到全部化验结果，以便一切按规矩办。 我们把全部资料附在病历上〇”

彼得•伊万诺维奇怡然一笑，预先品味着揭穿一个新骗局所产生的戏剧 效应。

过了一个礼拜，医院里集合一批犯人上轮船，把他们转运到大陆。笔录就在 病房里写，局里来的医疗委员会主席亲自检查医院准备送走的病人。他负责审阅 材料，检查应具备的手续，只花半分钟亲自检查病人。

外科医生说:“我名单上有个梅尔兹利亚科夫，一年前押送兵打断了他的脊椎 骨。我想把他送走。他是不久前转到神经科的。遣送手续已经办好了。”

委员会主席向神经科医生转过身。

“把梅尔兹利亚科夫带来，”彼得•伊万诺维奇说。半弓着腰的梅尔兹利亚 科夫带来了。主席飞快地瞥了他一眼。

“好一个大猩猩，”他说，“对，把这样的人留下来，当然没必要。”他拿起笔，向 名单伸出手去。

“我不会签字的，”彼得•伊万诺维奇毫不含糊地大声说这是个假病人，明 天我就有幸让您，也让外科医生开开眼。”

“好，那就留下吧，”主席放下笔，漠然地说。“全部到此为止，时间已经不 早了。，，

“他是装病，谢辽沙，”彼得•伊万诺维奇和外科医生走出病房时，他挽着外 科医生的胳膊说。外科医生脱出手来。

“或许是吧，”他嫌恶地皱起眉头。“祝您揭露成功。您会心满意足的。”

第二天，彼得•伊万诺维奇在院长举行的会议上，详细地报告了梅尔兹利亚 科夫的情况。

“我想，”他最后说我们将在两次接诊中来揭穿梅尔兹利亚科夫。第一次 用轻麻醉，这个方法您忘记了，谢尔盖•费道罗维奇，”他向外科医生转过身，得意 地说。“这件事情本来应当马上做的。如果轻麻醉没有结果……”彼得•伊万诺 维奇两手一摊，“那就用休克疗法。我向您保证，这可是个好玩意儿。”

“是不是太过分了？ ”亚历山德拉•谢尔盖耶夫娜说道，她是医院最大的一个 部结核部的主任，一个又肥又重的女人，刚从大陆来不久。

“哼院长骂道，“对这种恶棍……”尽管有女士在场，也并不觉得有什么难 为情。

“根据轻麻醉结果再看吧，”彼得•伊万诺维奇语气缓和下来。

轻麻醉是一种短效醚麻醉，能使人意识模糊。病人要昏睡十五至二十分钟， 在这段时间里，医生就可以复位脱臼，切除手指，或割开什么脓肿。

头儿们穿着白大褂，围在包扎室里的手术台前。人们把勾腰曲背、百依百顺 的梅尔兹利亚科夫放到手术台上。卫生员拿起粗麻布绷带，这种绷带一般用来把

病人绑在手术台上。

“不用，不用！”彼得•伊万诺维奇跑过来，叫道。“不用绑绷带。”

梅尔兹利亚科夫的脸被朝上翻过来。外科医生把麻醉面罩盖在他脸上，拿起 乙醚瓶。

“开始吧，谢辽沙！”

乙醚一点点滴起来。

“深呼吸，再深点，梅尔兹利亚科夫！大声数数!”

“二十六、二十七，”梅尔兹利亚科夫数着数着，声音懒洋洋的，突然，他不再 数，开始说些一下子听不明白的话，断断续续，夹杂着骂娘。

彼得•伊万诺维奇把梅尔兹利亚科夫的左手握在自己手上。几分钟后，那手 瘫软下来。彼得•伊万诺维奇将手放开，那手就像死人的手，软绵绵地垂落在手 术台边。彼得•伊万诺维奇慢慢地，得意洋洋地扳直了梅尔兹利亚科夫的身体。 大家惊叹不已。

“现在把他绑上，”彼得•伊万诺维奇对卫生员说。

梅尔兹利亚科夫睁开眼睛，看见院长毛茸茸的拳头。

“得了，这下流胚院长咬牙切齿地说，“这下你得去受审了。”

“真了不起，彼得•伊万诺维奇，真了不起!”委员会主席拍着这个神经科医 生的肩膀，一再地说。“昨天我还打算让这大猩猩获释呢!”

“给他解开！”彼得•伊万诺维奇命令道。“你下来!”

梅尔兹利亚科夫还没完全清醒。太阳穴上的血管还在突突跳动，嘴里还残留 着乙醚恶心的甜味。梅尔兹利亚科夫直到此刻仍不明白，这是梦魇还是现实。也 许，这样的梦他过去就做过不止一次。

“我操你众人的娘！ ”他冷不防大嚷一声，又像过去一样弓起了腰。

他肩膀很宽，瘦骨嶙峋，又长又粗的手指几乎触到地上，目光混浊，头发蓬乱，确 实酷似一头大猩猩。他走出了包扎室。有人向彼得•伊万诺维奇报告，说病人梅尔 兹利亚科夫躺在病床上，又同过去的姿势一样。医生叫人把他带到自己办公室。

“梅尔兹利亚科夫，你已经被揭穿了，”神经科医生说，“但是，我向院长求了 情。你不会送交审判，不会遣送到惩戒矿场，只让你出院，你要回到你的矿场，还 干原来的活儿。兄弟，你真行哪，哄骗了我们整整一年。”

“我什么也不知道，”大猩猩说，眼睛也不抬。

“怎么不知道？你的腰刚才已经扳直了！”

“谁也没扳直我。”

“啊，我亲爱的，”神经科医生说，“说这话已经没用了。我曾想好好待你的。 要不，你瞧着吧，一个礼拜后，你自己也会请求出院。”

“一个礼拜后又会怎样，”梅尔兹利亚科夫轻声说。他该如何向医生说明，只 要多一个礼拜，多一天，多一小时不在矿场，也是他梅尔兹利亚科夫的福气。既然 医生本人不理解这件事，又怎能向他解释明白呢！梅尔兹利亚科夫望着地板，不 再吭声。 .

梅尔兹利亚科夫被带走了，彼得•伊万诺维奇去找院长。

“可以明天，不必再过一个礼拜院长听完彼得•伊万诺维奇的建议后， 说道。

“我已答应他再过一个礼拜，”彼得•伊万诺维奇说他再待一个礼拜，医院 也穷不了。”

“那好吧，”院长说，“那就过一礼拜吧。不过要叫我一声。要把他绑起 来吗?”

“不能绑，”神经科医生说那样手或脚会脱臼。只能紧紧抓住他。”他说着, 拿起梅尔兹利亚科夫的病历，在医嘱栏里写了“休克疗法”四个字，签上日期。

作休克疗法时，要往血液里注射大量樟脑油，剂量与维持重病人心脏活动的 皮下注射相比，要多好几倍。这么大的剂量，会导致类似狂暴精神错乱的突然发 作，或引发癫痫病。在樟脑的冲击下，人的整个肌肉活动，一切运动力陡然加强。 肌肉前所未有地紧张，病人失去意识，力气成倍大增。发作要持续好几分钟。

过了几天，梅尔兹利亚科夫仍不打算自愿把腰伸直。病历上记载的那个早上

到了，梅尔兹利亚科夫被带到彼得•伊万诺维奇那里。在远北地区，人人都不愿 意放过看热闹的机会，他们把医生的办公室挤得满满的。八名身强力壮的卫生员 顺着墙边一溜儿站开。办公室中央摆着一张沙发床。

“就在这儿干，”彼得•伊万诺维奇在桌子后面站起来，说道。“别去找外科 医生了。啊，还有，谢尔盖•费道罗维奇在哪里？”

“他不来，”值班护士安娜•伊万诺夫娜说，“他说，他‘很忙’。”

“忙，忙，”彼得•伊万诺维奇反复着说，“他最好来瞧瞧，我是怎样帮他干 活的。”

大家把梅尔兹利亚科夫的袖子卷起来，一名医士在他手上涂了碘酒，右手拿 注射器，往肘弯附近的静脉里注射。暗黑的血从针管里涌进注射器。医士用大拇 指轻柔地按压活塞，黄色的药液开始注人静脉。

“注射快些！”彼得•伊万诺维奇说。“快快退到一边去。”又对几个卫生员 说，“你们抓住他。”

梅尔兹利亚科夫巨大的身躯震颤了一下，在卫生员的手里抽搐起来。八个人 抓住他，他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浑身抖索，双脚乱蹬。可是卫生员死死抓住他， 他终于平息下来。

“老虎，这样抓老虎也行了，”彼得•伊万诺维奇兴奋地大声说着。“外贝加 尔地区的人就是这样徒手抓老虎的。您注意，”他对院长说，“果戈理说得多夸 张。记得《塔拉斯•布尔巴》的结尾吗？ ‘至少三十个人吊住了他的手和脚。’而 这头大猩猩比布尔巴个头还大，只用了八个人抓他。”

“对，对，”院长说。他并不记得果戈理的话,却迷上了休克疗法。

第二天早上，彼得•伊万诺维奇查房时，在梅尔兹利亚科夫的床前住了步。

“喂，怎么样，”他问，“你到底作何打算?”

“让我出院吧，”梅尔兹利亚科夫说。

〈一九五六〉

偃松

远北地区，原始林和冻土带相交的地方，有一种很特别的树木——偃松。它 长在低矮的白桦林里，长在果实汁液饱满、个头奇大、色彩浅黄的花楸丛中，长在 三百年成材、树龄达六百年的落叶松间。偃松是常绿针叶灌木雪松的远亲，树干 比人的臂膀还粗，长两三米。这种树很贱，在山崖的石缝里牢牢扎根、生长。它像 北方的所有树木，刚毅而执拗，还非同寻常地敏感。

深秋时节，早该下雪入冬了。白茫茫的天际，一连许多天，浮过淤青色的沉 云。今天一早，刺骨的秋风却沉寂下来，令人恐惧。是要下雪吗？不。不会，偃松 还没躺下呢。日子一天天过去，仍然没有下雪，乌云在山后飞奔，苍白的小太阳升 上高天,一切全是秋天的景象……

然而，偃松弯腰了，弯得越来越低，仿佛承受着无限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它 用树梢划着岩石，伏向地面，展开翠绿的树爪。它匍匐在地，像披上绿羽的章鱼。 它倒伏着，日复一日地等待。灰白的天空洒下粉末状的雪粒，偃松就像熊罴，进人 冬眠。白茫茫的山上隆起一个个巨大的雪包一一这是偃松在静卧越冬。

冬末，三米厚的积雪还覆盖着大地，风暴还在夯实狭谷里密致的、不用铁钎难 以撬动的雪层。这种时候，到大自然去寻找春天的迹象真是徒劳，尽管按日历看， 春天应该来了。但日子仍然跟冬天一样——空气稀薄而干燥，与一月份没有区 别。幸而人的感觉太过粗疏，知觉太过简单，而且感官不多，总共只有五种——这 对于推断和猜测天气，还远远不够。

大自然的感觉却比人细腻，我们对此略有所知。记得鲑科鱼类吗？它们产 卵，总是回游到曾经产卵孵化过的那一条河。记得候鸟那些神秘的迁徙路线吗? 能够预报晴雨的植物和花草，我们也知道不少。

突然，在广阔无垠的雪原上，在完全的绝望中，偃松站立起来。它抖落积雪， 直起身子，将冰冻的、绿色中略带浅褐的枝桠伸向空中。它能听见我们还毫无感 知的春天的召唤。它对春天坚信不疑，在大北方率先站立起来。冬天结束了。

也常有另一种情况：它们被篝火欺骗。偃松太过轻信。它实在不喜欢冬天， 以致误信篝火的温暖。冬日里，只要在偃松弓腰匍匐的树丛旁生起篝火，它同样 会站立起来。一旦篝火熄灭，它会大失所望，委屈得哭泣，再伏下身子，躺回原地， 被大雪掩埋。

不，偃松不只是天气的预报者，它还是希望之树，是远北地区惟一的常青树。 在闪闪发光的白雪中，它苍翠的针叶枝条能使人想起南方，想起温暖、生命。夏 天，它谦恭平凡，毫不张扬，而周围万物都在匆匆怒放，力争在北方短暂的夏季里 勃发生机。春天、夏天、秋天的花朵，都在不可遏止的破苞怒放时节争妍斗丽。可 是，秋天就要到来，褐黄尖细的针叶眼看纷纷洒落，落叶松变得光光秃秃。淡黄色 的野草就要蜷缩，枯萎。森林渐渐空荡起来。这时，远远地就可以看见，在浅黄色 的林草和青灰色的苔藓之间，偃松那巨大的绿色火炬正在森林中熊熊燃烧。

我总觉得，偃松是最富诗意的俄罗斯树木，优于备受颂扬的垂柳、法国梧桐和 柏树。再说，偃松用作木柴，也更具热力。

〈一九六〇〉

红十字①

劳改营生活是这么一种状况：只有医务人员才能切实地帮助囚犯。劳动保 护就是保住健康，保住健康就是保住性命。劳改营营长及其手下的看守，卫队长 及其押送队，内务部区执委会局局长及其侦査机构，劳改营的教育活动家，也就是 文教处处长及其学监——劳改营的官儿多如牛毛。劳改营制度的实施，就由着这 些官员的意愿，无论意愿是好是坏。在囚犯看来，所有这些人都是压迫和强制的 象征。这些人强迫囚犯干活，不分日夜看管他们，防止他们逃跑，监视他们，不让 他们多吃多喝。所有这些人时时刻刻对囚犯只说两个字：干活！干活！

劳改营里，不对囚犯说这些令人恐怖、厌恶、憎恨的字眼的，只有一种人，那就 是医生。医生说的话完全不同：你休息一下，你累了，明天別干活了，你病了。只 有医生不把囚犯每天长时间地赶到冬日白茫茫的阴霾中，去冰冻的矿场工作面。 在职务上，医生是囚犯的保护者，医生使囚犯免受大小官员的专横跋扈，老监管人 员的恣意妄为。

在劳改营工棚里，早年墙上挂着铅印的大幅告示：《囚犯的权利与义务》。自 然是义务多多而权利寥寥。“有权”向长官递交申请，但不能是集体申请……“有

r “红十字”在这里是黑话,指监狱或劳改营里的医院。

权”通过营检查员给亲人写信……“有权就医”。

尽管在许多矿场的门诊部，都用高锰酸钾溶液治疗痢疾，也用这种溶液，只是 浓度大些，涂抹化脓的创口或冻伤，这最后一种权利，却是极为重要的。

医生可以将一个人登记在册，冠冕堂皇地让他不干活，可以让他去住医院，决 定他去康复站，增加他的粮食定量。在劳改营，至关重要的是，医生可以定“劳动 等级”，也就是劳动能力的级别。工作定额就是按这个级别确定的。医生甚至可 以根据残疾程度，根据有名的第四百五十八条，呈请释放犯人。根据病情免除劳 动的犯人，任何人也不能强迫他干活——医生在其业务活动中不受监督。只有更 高级别的医务官员，才能对他进行监督。在医务工作中，医生不服从于任何人。

还应当记住，监督下锅原料的投放，同监视制成食品的质量一样，也是医生的 职责。

囚犯惟一的护卫者，囚犯实际上的护卫者，便是劳改营的医生。医生的权力很大， 因为劳改营的官儿没有一个能够监督专家的业务。假如医生作了一个轻率错误的结 论，只有更高级别或者平级的医务人员才能进行判断一一而这些人又都是专家。劳改 营的官员们，对他们的医生几乎总是敌视——工作本身使他们背道而驰。官员希望 “临时”班(因病临时不参加劳动的人)的人数较少，使营里把更多的人送去干活。医生 则看见善恶界限早就在这里被逾越。出去干活的人一个个病病怏怏，筋疲力尽，虚弱 不堪。这些人数量之大，远远超过官员的想象，他们有权被免除劳动。

医生可以强硬坚持免除人的劳动。没有医生批准，劳改营官员谁也不敢遣人 上工。

医生可以把囚犯从沉重的劳动中解救出来——所有囚犯都像马匹，被分成各 种“劳动级”。这些劳动群组有三个、四个、五个，叫作“劳动级”，虽然这字眼好像 出自哲学词典。这是一句俏皮话，说得确切些，是一种生活丑象。

给人定轻松的劳动级，常常意味着救人一命。人们力求得到轻松的级别，想 方设法蒙骗医生，事实上他们病得厉害得多，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厉害，这就更加使 人感到悲哀。

医生可以让人不干活，去休息，可以把人送进医院，甚至“除名”，也就是开具 残废证明，这时，囚犯就被送返大陆。诚然，在医疗委员会，住院与免除劳动并不 取决于出具证明的医生，但是，为走这条路开个头却很重要。

这种情况，以及日常随之发生的许多事情，窃贼都非常关注，深谙其道。同医 生保持特殊关系，载人了窃贼的道德法典。同劳改营及监狱世界里的牢饭和小偷 先生一样，有关红十字的传说，也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

“红十字”是个黑话，我每次听到这个字眼,都非常留神。

窃贼假装对医务人员毕恭毕敬，对他们有求必应，把他们同广大世界里的“福 来儿”和“非罪犯”区别看待。

有一个故事，至今在劳改营广为流传-伙小偷、“新手”，对一名医生行

窃，大偷儿查出赃物，送还医生，并深表歉意。“原物奉还，纤毫无损。”

而且，窃贼也确实没有偷过医生，他们尽量不偷医生。假如医生是雇用人员， 他们还送礼——送物、送钱。假如医生是犯人，他们就死乞白赖，以杀人要挟。那 些帮助过窃贼的医生，会受到夸奖。

“钓”上一名医生，是所有窃贼梦寐以求的事情。窃贼可以对任何一位长官肆 无忌惮，粗暴无礼(在有些场合，他甚至把这排场、这气概展现得淋漓尽致），可在医 生面前，他却极尽巴结逢迎之能事。同医生打交道，有时还要奴颜婢膝，不让自己出 言不逊，直到看见人家对他并不信任，谁也不打算满足他的无礼要求，才原形毕露。

人们说，劳改营里，没有一个医务人员需要关心自己的命运，那些窃贼会在物 质上和精神上帮助他。物质帮助是送他偷来的衣服裤子，精神帮助便是同他聊 天，拜访他，对他表示好感。

事情并不复杂——安排一名身强力壮的鸡奸杀人犯和敲诈勒索犯住院，取代 被不堪重负的劳动，被失眠和殴打折磨得病病歪歪、力虚体衰的福来儿。把那犯 人安排入院，让他待在那里，直到他本人惠允出院。

事情并不复杂：只不过是经常免除窃贼的劳动，使他们能够“抓住好运”。

只不过是送窃贼去别的医院就诊，假如他们为了某个最高目的需要这么做。

只不过是包庇那些装病的窃贼，而窃贼个个都装病，都夸大病情，小腿大腿上 永远长着营养性溃疡“疤痕”，肚子上有轻微然而令人印象深刻的割伤，等等。

只不过是用“药粉”、“可待因”、“咖啡因”招待窃贼，麻醉剂和药酒全供恩人享用。

接连许多年，我曾在一家劳改营大医院接诊押送犯人。百分之百前来就诊的 装病者都是小偷。他们要么买通、要么恐吓当地医生，医生便给他们开假证明。

情况经常是这样：当地医生或劳改营营长，想摆脱单位上使他厌烦的危险分 子，便把他们送去医院，心想，即使他们并不会完全消失不见，他的单位至少也可 以得到一刻喘息。

假如医生被收买了，事情就糟糕了，非常糟糕。要是医生被恐吓住了，倒还可 以原谅，因为窃贼的恐吓绝非只是说说而已。“斯波科伊内”矿窃贼成堆。有个 年轻医生苏罗维从医院派去那里的卫生所工作。问题在于他是个年轻囚犯，刚从 莫斯科医学院毕业不久。朋友们劝阻他，说他可以拒绝，可以去干普通活，而不去 干那份显然十分危险的工作。苏罗维是丟开普通活来到医院的——他害怕再回 去，便答应去矿上搞专业。上级对他讲了工作细则，却没告诉他如何把握自己。 他被绝对禁止从矿上送出身体健康的小偷。过了一个月，他就被人直接杀死在候 诊室，身上捅了五十二刀。

另一座矿的女犯区，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医生希泽莉，被她的女卫生员、窃贼克 罗什卡用斧头劈死。克罗什卡是执行窃贼们的判决。

医生不随和、不收受贿赂的时候，红十字看上去实际就是这么一个情景。

天真的医生们曾向窃贼世界里的思想家寻求矛盾的解释。有这么一名哲学 家头目当时正在外科部住院。两个月前，他待在隔离室，想离开，便用了个一般 的，完全正确却不无危险的办法：向自己的两眼——为了可信——撒进了化学铅 笔粉。结果治疗不及时，他双目失明，作为残疾人住在医院里，准备回大陆。但是 他像《罗康博尔》a)里的威廉姆斯先生，双目失明仍然参与制定犯罪计划。在众人

①法国作家蓬松•杜•泰拉伊（1829—1871)的系列小说。罗康博尔是小说的主人公。

看来，他简直就是一个无可争议的权威。医生问他有关红十字的问题和小偷在矿 上杀害医生的问题时，这位威廉姆斯先生像所有窃贼说话一样，语声含混地回答：

“生活中可能有种种不应该运用法律的情况。”这位威廉姆斯先生真不愧是 个辩才。

在《死屋手记》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观察不幸者的行为，心里充满感动。那些 人的行为像大儿童，喜欢胡闹，像孩子一样争吵不休却并不生气。陀思妥耶夫斯 基不曾遇到也不了解现在窃贼世界里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恐怕不会对这个世 界表现出丝毫同情。

劳改营里的小偷，罪行真是罄竹难书。那些不幸的人，干活勤快，被小偷抢去 最后一件破衣，夺去最后一个铜板，却不敢控告，因为他们发现小偷比官员更有权 势。小偷殴打干活的人，强迫他们劳动——成千上万人被小偷打死。更多人关进 监狱后，被小偷意识腐蚀，人变成鬼。某种窃贼的东西，永远驻留在了他们的灵魂 之中。小偷及其道德，在每个人心里永远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官员粗暴残忍，教育者虚假伪善，医生缺少良心。不过，比起窃贼世界的腐蚀 力，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那些人到底也还是人，身上偶尔还看得见人性的闪现。 而窃贼却不是人。

窃贼的道德对劳改营生活的影响无孔不人，漫无边际。劳改营是一所彻头彻 尾的反面生活学校。无论囚犯本人还是他的上司、看管，或偶在现场的目击者，即 工程师、地质工作者、医生，无论是上司还是下属，没有一个人能从劳改营获得任 何他所需要的有益的东西。

劳改营生活的每一分钟，都被毒化了。

那里有许多事情，都是人不应该知道，不应该看见的;假如看见了，不如一死。

囚犯在那里养成了憎恨劳动的习惯——他在那里学不会别的任何东西。

他在那里能学到溜须拍马、吹牛撒谎、五花八门的卑鄙行径，变得自私自利。

被释放后，他会发现，在劳改营期间，他不仅没有长大，反而情趣大减，变得苍 白粗鄙。

他的道德界线被推到一边。

原来，人可以干卑鄙无耻的勾当，却照样过日子。

可以撒谎行骗，却照样过日子。

可以信口许诺，从不兑现，却照样过日子。

可以把同伴的钱拿去喝酒。

可以请求施舍，却照样过日子！可以依赖乞讨，却照样过日子。

原来，人干卑劣下流的勾当，并不会死去。

他养成游手好闲、欺骗成性的习惯，对所有人事怀恨在心。他哭诉自己命不 好，说全世界都对不起他。

他把自己的磨难看得过于深重，忘记了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痛苦。他不再同情 别人的痛苦一-他压根儿就不理解也不想理解别人的痛苦。

怀疑主义还算不错，还算是劳改营遗产里最好的一种。

他在习惯于仇视人。

他总是怕这怕那——他是一个胆小鬼。他害怕自己的命运反复再现——害 怕告密，害怕邻人，害怕一个人不应该害怕的一切。

他在精神上被彻底粉碎了。他的道德概念发生了改变，他自己对此并无察觉。

劳改营官员习惯于几乎没有监督地对囚犯使用权力，习惯于视自己如同上 帝，如同权力的惟一全权代表，如同上等人。

一个押送兵，手上千百次地握有人们的性命，经常击毙越过禁区的囚犯。他 对自己的未婚妻谈起他在远北地区的工作时，会说些什么呢？他会讲他如何用枪 托猛击那些饿得奄奄一息、举步维艰的老人吗？

一个身陷囹圄的年轻农民看见，在这座地狱中，只有泼皮的日子相对好过一 些。这些人受到重视，连权大无边的官员都害怕他们。他们总是穿得暖暖的，吃 得饱饱的，互相卫护。

那农民陷入沉思。他开始感觉到劳改营生活的真理掌握在窃贼手里，只有照 窃贼那样去做，他才能走上切实拯救自己生命的道路。原来，在社会的最底层，人 照样可以过日子。于是，那农民开始效法窃贼的行为。他对窃贼的一言一语唯唯 诺诺，甘为他们效犬马之劳，谈到他们时诚惶诚恐、仰慕有加。他忙不迭地用窃贼 的字眼装点自己的语言——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无论囚犯还是流落到科雷马的自 由人，不讲这些黑话就活不下来。

这些黑话是钻进人们灵魂的毒药。一个福来儿，正是通过掌握黑话，开始接 近窃贼的世界。

知识分子囚犯会被劳改营搞得沮丧压抑。一切宝贵的东西都被践踏粉碎，短 短几个礼拜，文明和文化就从人身上消失殆尽。

在争论中，是非靠拳头和大棒裁定。强制的手段是枪托，是用拳头狠揍腮帮。

知识分子变成胆小鬼。他自己的大脑会暗示他，这样做是对的。他自己会说 服自己怎么做都行，在争吵中加人任意一方。知识分子会把窃贼视为“生活导 师”、“民权”斗士。

“扇耳光”、狠揍，可以把知识分子改变成某谢涅奇卡或某科斯捷奇卡百依百 顺的奴仆。

肉体作用会转变成精神作用。

知识分子永远心怀恐惧。他的精神被彻底摧折。他会把这惊恐、这遭到摧折 的精神，带到释放后的生活中。

按照同远北建设总局订立的合同，一些工程师、地质工作者、医生来到科雷 马。他们很快就腐化堕落：高工资，丛林法则，轻易可以利用的奴隶劳动，文化需 求的缩小——这一切都使人腐化堕落。人在劳改营长期工作后，便不回大陆—— 他在大陆一文不值，但他却习惯了过宽裕阔绰、衣食无忧的日子。在文学作品里， 这种腐化正叫作“大北方的召唤”。

人类灵魂的这种腐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窃贼世界和刑事犯，这些人的 趣味和习惯,在科雷马的整个生活中无处不在。

一九五九

律师密谋案

人渣都扒到什梅廖夫队里来了——那是金矿工作面的一伙人渣。要离开挖 沙子和除泥炭的露天矿场，只有三条路:“下坟丘”——埋人无名阵亡将士公墓; 进医院;再就是到什梅廖夫队。奄奄一息的人就这三条路。这个队干活的地方, 也有别的队干活，只是给这个队的活计不太重要。“完成计划就是法律”，“把计 划落实到矿工”之类口号并不是空话。人们对这些口号的解释是：完不成定额就 是违法，就是欺骗国家，就得加刑，不然就得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个队吃得更差、更少。不过，这儿有个说法我却牢记不忘:“劳改营，份饭少 还能苟活;份饭多就要人命。”我并不追求重点采矿队的大份伙食。

我不久前才转到什梅廖夫这儿来，就两三个礼拜吧。我连他的相貌也还不清 楚——正值隆冬时节，这队长的脑袋总用一张破头巾怪怪地裹得严严实实。晚 上，工棚里又黑黢黢的，一盏科雷马汽油灯只能勉强照亮房门。因此我便不记得 队长的面容，只记得他说话声音嘶哑，是一种伤风似的嗓音。

十二月里，我们上夜班。每个晚上仿佛都是一场折磨——零下五十度，可不 是闹着玩的。不过，夜里到底还是好一些：更安宁，工作面上官儿不多，少挨骂， 少遭打。

出门要站队。冬天是在工棚里站队。在冰天雪地的深夜去接十二点钟的夜 班，出门前那最后的一刻，我至今回忆起来还揪心。在这里，在微开的门边一~从 门缝吹进一股刺骨的寒气——人的个性显露出来。踌躇不前，挤挤挨挨的人堆 里，一个人拼命压住颤栗，径直跨人沉沉黑夜。另一个人匆匆吸完不知从哪儿弄 来的马合烟屁股，里面既没烟味，也见不到烟草。第三个人死死捂住脸，遮住逼人 的寒风。第四个人站在火炉前，握着手套,往里面灌一点暖气。

值日员把最后几个人推出工棚。在各个地方，在每个作业队，对那些最虚弱 的人，都是这么一种做法。

在这个队里，我还没被推出去过。有些人比我还要虚弱，这使我感到某种镇 静，某种不期然的高兴。在这儿，我暂且还是个人。只在“黄金”队，值日员才对 我推推搡搡，挥拳动武。我就是从那个队调到什梅廖夫这儿来的。

全队的人都站在工棚门边，准备出门。什梅廖夫走到我跟前。

“你留在家里，”他哑着嗓子说。

“换我上早班了，是吧?”我疑惑地问。

为避免损失劳动日，使囚犯得不到多休息几个小时的机会，从一个工班换到 另一个工班，总是靠前接班。这种把戏我明白。

“不，是罗曼诺夫叫你。”

“罗曼诺夫？罗曼诺夫是谁?”

“瞧这畜生，罗曼诺夫也不认识，”值日员插嘴说。

“就是特派员，明白吗？他住在管理处附近。你八点钟去吧。”

“八点钟去!”

我真感到无比轻快。要是这特派员使我挨到十二点，挨到吃夜班饭的时间或 更晚，那我今天就有权完全不去干活了。我的身子一下子感到疲乏。但这是一种 愉悦的疲乏，肌肉隐隐酸痛。

我解开腰带和短呢大衣,在火炉边坐下，顿时感到暖和，衣服里的虱子也开始 爬动。我用咬得凹凸不平的指甲挠挠脖子、胸口，慢慢打起吨来。

“该走了，该走了，”值日员摇着我的肩头。“去吧，别忘了，带点烟回来。”

我敲敲特派员家的大门。传来门闩鼻和门锁的响声，门闩鼻和门锁可真不 少，门里一个看不见的人大声问：

“你是谁?”

“犯人安德烈耶夫应召前来。”

门闩鼻轰隆一响，门锁哗啦一开--切又复趋沉寂。

寒气钻进短呢大衣，双脚冻透了。我用毡靴互相踢打——我们穿的不是普通 毡靴，而是用旧裤和旧棉袄缝制的棉毡靴。

门闩鼻又轰隆响起来，双层大门打开，门里透出亮光、暖气和音乐声。

我走进去。从门廊到餐室的门没关一~餐室里开着收音机。

特派员罗曼诺夫站在我面前。准确地说，是我站在他面前。他矮矮的，胖胖 的，散发出香水味，灵巧好动。他围着我转来转去，用敏锐的黑眼睛打量我。

囚犯的臭气扑进他的鼻孔，他抽出雪白的手巾，挥动一下。一阵阵音乐声、暖 空气和香水味涌来，使我陶醉。主要是暖空气。荷兰式火炉烧得旺旺的。

“我们这就算认识了，”罗曼诺夫热情地说，在我周围走来走去，不住挥动香 气四溢的手巾。“就算认识了。嘿，过来，”他打开通往隔壁屋子的门。这是一间 小办公室，有一张写字台，两把椅子。

“你坐。你怎么也猜不到，我干吗叫你来。你抽烟。”

他在桌上的文件里翻弄了一阵。

“你叫什么名字？父称?”

我说了。

“哪年出生?”

“一九〇七年。”

“是律师?”

“实在说，我不算律师。只是二十年代末在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过。”

“那就是律师了。真是太好了。现在你坐坐，我先打个电话，然后我们一

道去。”

罗曼诺夫轻轻走出房间。很快，餐室里关掉了音乐，他幵始打电话。

我坐在椅子上，打起吨来。甚至开始做梦。罗曼诺夫一会儿出去，一会儿 进来。

“喂，工棚里你还有什么东西吗？”

“全带上了。”

“啊，那太好了。确实好极了。汽车马上就到。我们一道走。知道去哪里吗？你 猜不到的。去哈特纳赫，去管理局！你在那里待过？啊，我是开玩笑，开玩笑……”

“我无所谓。”

“那太好了。”

我脱下鞋，用双手揉揉脚趾，翻翻包脚布，又穿上。

墙上的挂钟指着十一点半。关于哈特纳赫，哪怕一切都是开玩笑，也无所谓 了。反正今天我已经不去干活了。

不远处传来汽车的喇叭声。车灯在护窗板上一闪，直射到办公室的天花 板上。

“走吧，走吧。”

罗曼诺夫身穿白色短皮袄，头戴雅库特式皮帽，脚着斑斑驳驳的翻毛鹿皮靴。 我扣上短呢大衣，束紧腰带，把手套拿到火炉上烤烤。

我们向汽车走去。这是辆吨半翻斗货车。

“今天多少度，米沙? ”罗曼诺夫问司机。

“零下六十度，特派员同志。夜班队都休班了。”

就是说，我们什梅廖夫队也歇工待在家里。原来，我并不是太走运。

“喂，安德烈耶夫，” 一位侦缉员在我身边跳着脚说道，“你坐车厢上去。走不 了多远。米沙会把车幵快些。是吧，米沙?”

米沙没吭声。我爬进车厢，踡缩成一团，双手抱住双脚。罗曼诺夫挤进驾驶 室，我们便出发了。

道路糟透了，车颠簸得太厉害，因此我没有冻僵。

什么也不愿意去想。这么冷，也使人无法思考。

大约过了两小时，看见了时隐时现的灯火。汽车在一幢两层原木房边停下。 四周一片黑暗，只有二楼上一扇窗户亮着灯光。两个穿皮袄的哨兵站在大门廊 旁边。

“啊，终于到了。好极了。让他在这儿等等。”罗曼诺夫说罢，上了一个大 楼梯。

这是深夜两点。到处灯火都熄灭了，只有值班员桌后的电灯还亮着。

我没等多大会儿。罗曼诺夫——他已脱掉皮祆，穿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制 服——从楼梯上下来，不住挥手。

“过来，过来。”

我同值日员的助手一起登上楼梯，在二楼走廊上一扇门前站住。门上挂着牌 子：内务人民委员部主任特派员斯梅尔京如此令人生畏的姓（这是个假姓）， 甚至令我这疲惫已极的人也留下了强烈印象。

“既便是个假姓，也太过分了，”我想。但我得进去了。我走进一间很大的办 公室，一幅斯大林像占满了整整一堵墙。我站在又宽又长的办公桌前，望着斯梅 尔京苍白的淡褐色面孔。此人一辈子都在诸如此类的房间里度过。

罗曼诺夫在桌旁毕恭毕敬地屈着身子。

主任特派员斯梅尔京同志昏暗的蓝眼睛停留在我身上，只停留了极短的一 瞬：他在桌上寻找什么东西，翻检什么文件。罗曼诺夫殷勤地用手指找到了要找 的东西。

“姓什么？”斯梅尔京问，眼睛望着文件。“什么名字？父称？犯什么罪? 刑期？”

我一一回答了。

①斯梅尔京，这个姓的意思与死有关。

“是律师?”

“是律师。”

苍白的面孔从桌上抬起来。

“写过诉状吗？”

“写过”

斯梅尔京问，鼻子里发出哼哼的声音：

“是为生计?”

“就为生计，如此而已。”

“好。带他去。”

我完全没打算弄明白问清楚是怎么回事。干吗要问？我可没待在严寒中，没 在金矿上夜班。让他们想查什么查什么去吧。

值日员的助手拿着一张字条走来。然后他们带着我，经过黑夜沉沉的小镇， 走向最边远的地方。那儿，在三道铁丝网后面，立着四个岗楼。在这种守卫下，有 一间隔离所，那是劳改营监狱。

监狱里有大牢房，也有单人囚室。我也被推进一间这样的单人囚室。我介绍 了自己的情况，并不期待邻人回答，也不问他们任何事情。这样做，是让他们别以 为我是关进来的。

黎明到来了。科雷马又一个寒冬的黎明。没有光亮，没有太阳，最初同黑夜 没有区别。有人当当敲响一截钢轨，送来一桶热汽腾腾的开水。一个押送兵来带 我走，我便同囚伴们告别。我对他们的情形一无所知。

我又被带到那幢房子。我觉得那房子似乎比昨晚小了些。现在已经不允许 我出现在斯梅尔京那双浅淡的眼睛面前。

值日员叫我坐下，等着。我坐下，等着，直到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

“这很好！这好极了！现在您去吧！”在别人的地盘上，罗曼诺夫用“您”称 呼我。

脑子里懒懒地想着事儿一一这几乎只是一种生理感觉。得想点什么新的、我 不习惯不了解的事儿。是新事儿不是矿上的事情。假如我们回自己的“游击队 员”矿，罗曼诺夫会说:“现在我们走。”这么说，我现在将被带去另一个地方。唉， 一切都去他妈的吧！

罗曼诺夫差不多跳着从楼梯上下来。只觉得他像个小孩，马上会坐在楼梯栏 杆上往下滑。他手里拿着差不多一整个面包。

“拿着，您路上吃。还有这。”他又跑上楼去，拿回两条鲱鱼。“这下好啦，是 吧？看来，一切……对了，把最主要的东西都忘了。不抽烟的人就是这样。”

罗曼诺夫又上楼，回来时手里拿着报纸，上面有一堆马合烟。“大概，有三盒 吧，”我老练地瞅了一眼，断定道。一个八盒包里，有八火柴盒马合烟。这是劳改 营的容量单位。

“给您在路上抽。算是配给吧。”

我点了点头。

“叫押送队了吗?”

“叫了，”值日员说。

“上去派个队长来。”

罗曼诺夫又跑上楼梯。

来了两名押送员。一名年纪较大，麻脸，戴一顶高加索式毛皮高筒帽。另一 名年轻，二十来岁，面颊红扑扑的，戴着红军帽盔。

“就是这人值日员指着我说。

两个人——年轻人和麻脸——把我从头到脚仔仔细细打量一番。

“首长呢? ”麻脸问。

“楼上，公函也在那儿。”

麻脸上楼去了，很快同罗曼诺夫一起回来。

他们小声说着话，然后麻子指指我。

“好，”罗曼诺夫最后说道，“我们给条子。”

我们出了门。在台阶边，昨晚停放从“游击队员”矿开来的货车那地方，停着 一辆舒适的“大乌鸦”——窗上装着铁栅的囚车。我坐进去。铁栅门关上了。押 送员在门斗里坐下，汽车启动。“大乌鸦”沿着马路，沿着把整个科雷马一分为二 的中央大道走了一段时间，但是后来拐向一边。道路在山岗之间曲折蜿蜒，马达 在坡道上一直隆隆轰鸣。陡直的峭壁，长着稀稀疏疏的落叶松;柳枝披了一层白 霜。汽车沿一条小河的河床，绕着山岗转过几道弯，最后开进一个小场地。这里 原来是林间通道，有几座岗楼。通道深处，大约三百米的地方，是一些歪歪斜斜的 岗楼和黑压压一大片工棚，全围着铁丝网。

路上，一个小岗亭的门开了，出来一名执勤兵，腰上别着手枪。

汽车停下来，但没有熄火。

司机跳出驾驶室，从我的车窗前走过。

“瞧，兜了多少圈子。难怪叫谢尔庞京®。”

这名字我很熟悉，对我来说，它的含义比谈虎色变的斯梅尔京这个姓还要丰 富。这就是科雷马鼎鼎大名的侦讯监狱谢尔庞京监狱了。去年，多少人就死在这 里。他们的尸体还没来得及腐烂。不过，这些尸体永远也不会腐烂——死人会冻 成永不融化的冰尸。

年龄较大的押送员从小路向监狱走去。我坐在车窗边，心想，我的大限到了。 轮到我了。想到死，就像想到其他事情一样叫人沉重。我没有勾画自己被枪毙的 任何图景。我只坐着,等着。

冬天的黄昏来临。“大乌鸦”的门开了，押送队长扔给我一双毡靴。

“穿上！把你那鞋脱掉。”

我脱下鞋，试着穿上毡靴。不行，穿不上。小了。

“穿你那鞋到不了的，”麻子说。

“到得了。”

麻子把毡靴扔到车角落里。

①谢尔庞京，意为“蜿蜒曲折的山路”。

“走吧。，，

汽车转过弯，“大乌鸦”离开谢尔庞京飞驰而去。

不久，根据身边一闪即过的汽车，我明白我们又上了大道。

汽车降低速度，四周有了大镇子的灯光。汽车驶向一座灯火通明的房子，在 台阶前停下。我走进一条明亮的走廊，这走廊很像特派员斯梅尔京那地方：木栅 栏后面，壁挂电话边，坐着一个值日员，腰上别着手枪。这便是亚戈德内镇了。出 来的第一天，我们共跑了十七公里。我们还要往哪里去呢？

值曰员把我带到最远的一个房间。这是单身囚室，有一张简易木床，一桶水， 一个马桶。门上开了个小小的监视孔。

我在这儿住了两天。甚至有时间把脚上的绷带晾干，重新裹上——我的脚有 坏血病溃疡，化脓了。

内务人民委员部区分局房子里有一种荒寂的宁静。我在我待的角落里紧张 地侧耳倾听。即使在白天，走廊上也很少有人走动。人口大门难得打开，钥匙偶 尔在门上扭动。值日员，一个满脸胡茬的固定值勤兵，穿一件旧棉袄，肩上挎着手 枪——与斯梅尔京同志搞高级政治的那个豪华阔绰的哈特纳赫相比，这里一切看 上去都土头土脑。电话铃声也寥寥无几。

“是的。他们正在吃饭。是。我不知道，首长同志。”

“好，我转告他们。”

这是在说谁呢？说我的押送兵吗？ 一天中，仅仅在傍晚前，我这囚室门打开 过一次。值日员送来一盒菜汤，一块面包。

“吃吧！”

这是我的饭食，一顿牢饭。拿来一只勺子。第二道菜同第一道菜混在一起， 倒在菜汤里。

我拿上饭盒，吃起来。按矿上的习惯，把饭盒舔个精光。

第三天，大门打开了。麻脸士兵跨进囚室门槛。他穿短大衣，外面再套一件

皮祅。

“喂，休息好啦？走吧。”

我站在台阶上。我想，我们又要坐上监狱的防寒客车出发了。可是，哪儿也 没有看见“大乌鸦”。停在台阶边的，却是一辆普通三吨货车。

“上车吧。”

我顺从地翻过车厢侧板。

年轻士兵坐进驾驶室。麻子坐在我身边。汽车开动了。几分钟后，我们不觉 已上了大道。

带我去哪儿呢？向北还是向南？向西还是向东？

不需去问。再说，押送员也不能同人交谈。

要把我转到别的地段吗？什么地段呢？

汽车颠簸了好几小时，突然停住。

“我们在这里吃饭。下来！”

我下了车。

我们走进路边一家食堂。

这条大道是科雷马的大动脉和中枢。各种技术设备不断往公路两个方向运 送——也不设警卫，设备必须由押送队护送，因为逃犯会袭击、劫掠。再说，押送 队虽然也不保险，但仍然是一支防范力量——他们可以预防司机和供应代理人 偷盗。

食堂里总会遇见地质工作者和勘探队员——他们挣了大钱，外出休假。还有 地下烟茶贩子，以及北方豪杰和北方流氓。食堂里总有酒精饮料出售。那些人碰 到一起，争吵、打架、交换消息，总是行色匆匆、行色匆匆……他们停下汽车，也不 熄火，自个儿在驾驶室睡上两三个小时，以便稍事休息后重新赶路。就在这里，押 送人员把一队队穿着整洁的犯人送进山上的原始林，又把一堆肮脏垃圾似的犯人 从原始林运回来。这里也有侦缉暗探，他们专抓逃犯。而逃犯自己倒常常是一副 军人打扮。在这里，官员们坐“吉斯”车，手上握着所有这些人的生杀大权。戏剧 家表现大北方，正应该写一写这种路边食堂——这可是个精彩的大舞台。

我站在那里，竭力往火炉边挤。这是个巨大的桶形火炉，烧得通红。押送员 并不很担心我会跑掉。我太虚弱了，这一目了然。尽人皆知，一个只剩下一口气 的人，在零下五十度的严寒中，根本就无处可逃。

“坐过去，吃吧。”

押送员给我买了一盘热汤，给我一块面包。

“马上要继续赶路，”年轻的押送员说，“队长来了，我们就走。”

但麻脸不是一个人来的。有个已不年轻的战士同他一起（那时他们还不叫士 兵）。他带着枪，穿一件短皮祅。他瞧瞧我，又瞧瞧麻脸。

“好，没关系，行！”他说。

“走吧，”麻脸对我说。

我们转到大食堂的另一个角落。那里的墙边坐着一个人，缩成一团，穿短呢 大衣,戴一顶贝阿铁路劳改营薄帽，黑色的法兰绒护耳帽。

“这里坐，”麻脸对我说。

我顺从地坐到那人身边的地板上。他没有回头。

麻脸和陌生的战士走了。我那年轻的押送兵留下来和我们在一起。

“他们自个儿休息去了，明白吗?”戴犯人帽那人突然小声对我说，“他们没有 这个权利的。”

“对，他们是豁出去了，”我说。“让他们愿干啥就干啥去吧。怎么，他们这样 做你不满吗?”

那人昂起头。

“我告诉你，他们没有权利……”

“可是，要送我们去哪里？”我问。

“送你去哪里，我不知道。我是送马加丹，送去枪毙。”

“枪毙?”

“对，我已经判决。从西部管理局来，从苏苏曼来。”

我听了这话，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我不懂这些规定，不懂这些判处极刑的

程序规定。我很难为情地不再作声。

麻脸战士和我们的新旅伴一起走过来。

他们自个儿谈起什么。押送队刚多了一个人，他们的态度就变得更生硬、更 粗暴。他们已经不再在食堂里给我买菜汤。

车又行驶了几小时，食堂里又给我们送来三个人——押送的犯人，一大伙，聚 在一'起，已经是相当大一'批人。

就像科雷马所有奄奄一息的人，说不清这三个新来者的年龄。苍白浮肿的皮 肤，虚胖的面孔，说明他们饥饿不堪，患着坏血病。他们脸上全是冻斑。

“送你们去哪里?”

“去马加丹，去枪毙。我们是死刑犯。”

我们蜷缩在三吨货车的车厢里，肩背相抵，挤作一团。货车的簧板弹性不错， 大道也是极好的路。我们几乎没有受什么颠簸，因此开始冻僵了。

我们叫喊、呻吟，但押送员毫不理会。得在天黑前赶到斯波尔内镇。

一个判处枪毙的犯人哀哀央告：让我们好好暖和暖和吧，哪怕就五分钟也 好哇。

掌灯时分，汽车驶进了斯波尔内。

麻脸走过来。

“你们在劳改营隔离室过夜，早上继续赶路。”

我冷得彻骨，冻得麻木，使出最后力气，用毡靴后跟直往雪地上蹬。但并没有 暖和。所有战士都去寻找劳改营长官。一小时后，终于把我们带到一间冰冷的、 没生炉子的隔离室。四壁布满白霜，泥地冻得结结实实。有人提来一桶水。门又 咔嚓锁上。可木柴呢？火炉呢？

这天晚上，在斯波尔内，我的十个脚趾又冻坏了。我试图睡去，可是徒然，连 一分钟也没睡着。

早上，我们被带出来，坐上汽车。一座座山峦开始时隐时现，迎面而来的汽车 呜呜直叫。汽车翻过山隘往下行驶，我们感到了暖意，真想哪里也别去了，歇一

歇，在这奇妙的土地上走一走，哪怕就一小会儿。

温差有十度，不会更小。连风也暖暖的，有点像春风。

“押送队，解手！……”

真想再对战士们说说，我们多喜欢温暖，多喜欢南风，多喜欢摆脱这冻得连灵 魂都要结冰的原始林哪！

“哼，下去吧!”

押送员也想活动活动身子，吸吸烟。那个寻求正义的同伴已经走到押送员 身边。

“我们歇一歇吗，战士公民？”

“歇一歇。回原地去。”

一个新伙伴并不想下车。可是，看见要休整一会儿，便挪到车厢边，向我招 招手。

“帮帮我，让我下来吧。”

我，一个极度虚弱的人，向他伸出手去，蓦地感到他的身体实在太轻，轻得要 命。我走开来。他双手拉着车厢侧板，挪动了几步。

“真暖和，”他说。但目光板滞，毫无表情。

“行啦，走吧，走吧！零下三十度呢。”

空气一小时一小时地变得暖和。

在帕拉托克镇食堂，我们的押送员最后一顿吃午饭。麻脸给我买了一公斤 面包。

“拿上这小圆面包。我们晚上就到。”

看见远处山下马加丹的灯火时，下起了小雪。气温大约在零下十度。没有 风。雪花几乎笔直地落下——那是一片片很细小的雪花。

汽车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区分局附近停下。押送员进了屋子。

一个穿便服，没戴帽子的人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撕破的信封。

他习惯地拉大嗓门叫着什么人的姓名。那个轻如灯草的囚犯照他的指点挨 到一边。

“去监狱！”

穿便服的人进了楼房，马上又出来。

他手上拿的是一个新公文袋。

“伊万诺夫！”

“康斯坦丁 •伊万诺维奇！”

“去监狱!”

“乌格里茨基!”

“谢尔盖•费道罗维奇!”

“去监狱!”

“西蒙诺夫!”

“叶夫根尼•彼得罗维奇!”

“去监狱！”

我没跟押送员道别，也没跟同我一道来马加丹的那些人道别。不兴这一套。 区分局的台阶前，只剩下我和我的押送员。

穿便服的人出现在台阶上，手里拿着一袋公文。

“安德烈耶夫，去区分局！——我马上给你们开回执，”他对我的押送员说。 我进了屋子。首先一件事是——哪里有火炉？这不是嘛，一排集中供暖的暖 气片。木栅后面有个值班员。还有一台电话。比起哈特纳赫的斯梅尔京同志那 儿，这里要寒碜些。或许，因为在我的科雷马生涯中，是第一次见到那样的办公 室吧。

沿着走廊上去，有一条很陡的楼梯伸向二楼。

我稍稍等了一会。那个身穿便服、在外面接收我们的人走下来。

“到这里来。”

我们沿着狭窄的楼梯登上二楼，走到一道门前，门上挂着牌子：主任特派员 雅•阿特拉斯。

“坐吧。”

我坐下来。一张办公桌，占据了小小办公室的主要位置。桌上放满文件、公 函、名册之类。

阿特拉斯三十八岁到四十岁，胖胖的，黑头发，稍稍有些秃顶，看上去像个运 动员。

“姓什么？”

“安德烈耶夫。”

“名字？父称？犯什么罪？刑期？”

我一一回答了。

“是律师?”

“律师。，，

阿特拉斯忽然站起来，在办公桌周围踱了一圈。

“好极了！列布罗夫大尉要同您谈谈!”

“列布罗夫大尉是谁?”

“秘密政治处处长。您下去吧。”

我回到暖气片边原来待的地方。我考虑了一下情况，决定及时吃下押送员给 我的那一公斤小圆面包。水桶和锁在桶上的杯子就在旁边。墙上的挂钟有节奏 地滴答作响。半睡半醒中，我听见有人跨着急促的步子从身边走过，上楼去了。 值班员叫醒我。

“到列布罗夫大尉那儿去。”

我被带上二楼。一间小办公室的门开了，我听见一个生硬的声音：

“过来，过来!”

这是一间普普通通的办公室，只比两小时前去过的那间略大一点。列布罗夫 大尉那双玻璃般透明的眼睛直端端盯住我。办公桌角上有一杯没喝完的柠檬茶。 一只小碟中放着咬得零零碎碎的奶酪皮。还有电话机，公文夹，一些人像照片。

姓什么？”

“安德烈耶夫。”

“名字？父称？犯什么罪？刑期？是律师吗？”

“是律师。”

列布罗夫大尉从桌上探过身子，玻璃般透明的眼睛逼近我，问道：

“您认识帕尔芬季耶夫吗？”

“是的。认识。”

帕尔芬季耶夫是我们矿开采队队长。那还是我调到什梅廖夫队之前的事了。 我从帕尔芬季耶夫队调到波图拉耶夫队，又从波图拉耶夫队调到什梅廖夫队。我 在帕尔芬季耶夫队干过几个月。

“是的，我认识。德米特里•季莫菲耶维奇•帕尔芬季耶夫，他是我们的 队长。”

“是这样，很好。这么说，您认识帕尔芬季耶夫?”

“是的，认识。”

“维诺格拉多夫呢，认识吗？”

“维诺格拉多夫不认识。”

“维诺格拉多夫，远东边疆区法院院长?”

“不认识。”

列布罗夫大尉点上烟，深深吸了一口，继续打量我，一边想着自己的心事。 列布罗夫大尉在碟子里把烟灭掉。

“这么说，你认识维诺格拉多夫，不认识帕尔芬季耶夫?”

“不，我不认识维诺格拉多夫……”

“啊，对。你是认识帕尔芬季耶夫，而不认识维诺格拉多夫。嗯，也好。”

列布罗夫大尉按按电铃，我身后的门开了。

“送监狱!”

小碟子盛着烟头和没吃完的奶酪皮，留在秘密政治处处长办公室写字台的右

侧，盛着水的长颈玻璃瓶旁边。

深夜，一名押送兵带我在沉睡的马加丹走着。

“快点！”

“我没地方急着要去。”

“你再说! ”押送兵抽出手枪，“我打死你，像打死一条狗。报销你不是难事。”

“你不会报销我的，”我说，“你得对列布罗夫大尉有个交代。”

“快走，捣蛋鬼!”

马加丹是个小城。我们很快到了“瓦西科夫大楼”，这是地方监狱的叫法^ 建设马加丹的时候，瓦西科夫是别尔津®的代理人。这座木造监狱是马加丹最早 的建筑之一。监狱保留了建造者的名字。马加丹早就建了一座石砌监狱，这座最 新惩戒技术“设备完善”的新建筑，也叫作“瓦西科夫大楼'

同岗哨简短商谈后，他们让我进了“瓦西科夫大楼”的院子。长长一排牢房， 显得低矮敦实，用平整、厚重的松树原木建成。横穿院子的是两间帐篷，几座 木楼。

“进第二间，”我身后一个声音说。

我抓住门把手，打开房门，走进去。

双层架子床上睡满了人。但并不挤，人不算密。泥地。长长的铁脚架上，支 着一个半只木桶形状的火炉。到处是汗臭、来苏味、龌龊的体臭。

我吃力地爬到架子床上层——那里毕竟更暖和——钻进一个空铺位。

邻铺的人醒来了。

“从原始林来?”

“从原始林来。”

“有虱子吗？”

①爱德华•彼得罗维奇•别尔津（丨894_丨938)，肃反人员，古拉格体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远北 建设总局国家托拉斯第一任经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被捕，一九三八年八月被判死刑。一九五六年 七月获平反。

“有虱子。”

“那就睡到角落去。我们这里没有虱子。这里经常消毒。”

“消毒，这不错，”我想道，“不过最主要的，倒是这里暖和。”

吃早饭了。有面包、开水。我还没有配给面包。我从脚上脱下毡靴，垫在脑 袋下，再把棉裤往下拉，以便暖暖双脚。然后沉沉睡去，一直睡了一天一夜。醒来 时已发给我面包，我列入了发放“瓦西科夫大楼”全给养的名单。

午饭是面疙瘩汤，三勺黍米饭。我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直到值勤兵粗野的 声音把我叫醒。

“安德烈耶夫，安德烈耶夫！谁是安德烈耶夫?”

我爬下架子床。

“我就是。”

“到外面去——到那个台阶去。”

真正“瓦西科夫大楼”的大门在我面前打开。我走进一个低矮、阴暗的走廊。 看守打开门锁，推开厚大沉重的铁门闩鼻，打开一个很小的、有双层板床的小囚 室。两个人蜷缩着坐在板床下层的角落里。

我走到窗前，坐下。

一个人抓住肩膀摇摇我。这正是我们矿上的队长德米特里•季莫菲耶维 奇•帕尔芬季耶夫。

“你明白些什么吗？”

“一点也不明白呀。什么时候送你来的？”

“三天前。阿特拉斯用小车送我来的。”

“阿特拉斯？他在区分局审问过我。四十岁左右。有点秃顶。穿便装。” “他同我来的时候穿的军装。列布罗夫大尉问你什么来着?”

“问我是不是认识维诺格拉多夫。”

“你怎么回答?”

“我哪认识他呀?”

“维诺格拉多夫，那是远东边疆区法院院长。”

“维诺格拉多夫是什么人，你知道，可我不知道哇。”

“我和他曾经是同学。”

我开始明白点什么了。帕尔芬季耶夫被捕前曾作过车里雅宾斯克的州检察 长，是卡累利阿检察长。维诺格拉多夫途经“游击队员”矿时，得知他的大学同学 在矿上，便转交给他一些钱，还请“游击队员”矿矿长阿尼西莫夫对帕尔芬季耶夫 多多关照。于是，帕尔芬季耶夫调到锻工场当了锻工。阿尼西莫夫把维诺格拉多 夫求情这件事报告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斯梅尔京，斯梅尔京又报告了马加丹的列 布罗夫大尉，于是，这位秘密政治处处长便着手研究维诺格拉多夫这件事。大北 方矿的所有律师囚犯尽遭逮捕。剩下的便是侦查技术方面的事情了。

“可是我们为什么关在这儿？我原来关在帐篷里……”

“马上要放我们了，傻瓜! ”帕尔芬季耶夫说。

“放我们？把我们释放出去？那就是并非释放，而是转移，是送羁押解送监 狱，送解送囚室。”

“是啊，”第三个人说，爬到亮处，用明显蔑视的目光望着我。

他的脸养得胖胖的，白里透红。他穿一件黑色毛皮女大衣，细条纹布衬衫敞 在胸前。

“怎么，你们认识？列布罗夫大尉没来得及把你们绞死。人民的敌人……”

“可你就是人民的朋友吗？”

“对，至少，我不是搞政治的。没戴过菱形章气没侮弄过劳动者。就是因为 你们，你们这样的人，我们也坐了班房。”

“那么，你是窃贼啰?”我说。

“窃贼法官，各人所见。”

“哎，算了，算了，”帕尔芬季耶夫袒护着我说。

①菱形章，苏联军官的官阶章。这里指没当过官。

“畜生！不能容忍！”

门砰地-响。

“出来。”

值班室旁边大约挤着七个人。我同帕尔芬季耶夫走到他们近前 “怎么，你们都是律师吗? ”帕尔芬季耶夫问。

“是啊，是啊！”

“怎么回事？为什么要释放我们？”

个消息灵通

“列布罗夫大尉已经被逮捕啦。由他批捕的人，叫全部释放，”-的人小声说。

九六二

伤寒检疫站

穿白大褂的人伸出手，安德烈耶夫便把一件带汗咸味的破朽便服，放在他大 大摊开的手指上。他的手指微微泛红，洗得十分干净，指甲也修剪过。他不耐烦 地挥一下手，晃晃手掌。

“我没衬衫，”安德烈耶夫漠然地说。

这时，医士才双手拿起安德烈耶夫的便服，用灵巧的习惯动作翻开袖口，仔细 地检查起来……

“有哇，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他又冲着安德烈耶夫大吼道：“你怎么长这么 多虱子，嗯？”

但是医生利季娅•伊万诺夫娜没让他嚷嚷下去。

“是他们的错吗?”利季娅•伊万诺夫娜轻声地责备道。她把“他们”二字说 得特别重，从桌上拿起听诊器。

安德烈耶夫记住了这位褐红头发的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终生不忘，千百次 地为她祝福，每当想起她，心里总是充满柔情和温暖。为什么祝福？就为她在这 句话中强调了“他们”二字。而这句话，也是安德烈耶夫听见她说的惟一一句话。 就为这个说得十分及时的善意字眼。她听见了这些祝福吗？

体检的时间不长。这样的体检也不需要听诊器。

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对着紫蓝色的印章哈了口气，双手使劲按在一张印制的 表格上。她在表格上写了几个字，安德烈耶夫就被带走了。

押送兵在卫生所的外室里等着，他没有把安德烈耶夫送回监狱，而是带到镇 子深处的一座大仓库。仓库旁边的院子，拉着规定是十排的铁丝网。只开一道小 门，门旁有个穿皮袄的哨兵，手握步枪，来回巡视。他们进了院子，来到仓库边。 一道明亮的电灯光从门缝里透射出来。押送兵费劲地推开巨大的仓门。这道门 专供汽车通行,不为行人开放。押送兵一进仓库就没影了。一股肮脏人体的气 味、旧物的气味和酸腐的汗臭味，向安德烈耶夫迎面扑来。乱哄哄的人声充满这 只巨大的盒子，四层的通铺架子床由整根落叶松搭成，像恺撒修建的桥梁，万年保 用，永不朽烂。这座大型仓库的板床上，躺着一千多人。旧仓库一共有二十座，这 是其中的一座。现在，仓库里从下到上堆满了新来的有生命的货物——港口在进 行伤寒检疫，货物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运出，或照监狱的行话说，没有“外押”了。 劳改营的血液循环被破坏了，血液中的红血球就是活生生的人。交通车停顿下 来，矿上延长了囚犯的工作日。因为每人每天要配给五百克面包,城里的面包厂 烤不出那么多，便打算让个体作坊去烤。使官员更为恼火的是，矿上拋出的囚犯 人渣，一小股一小股地从原始林流人城市。

安德烈耶夫被送去的那座仓库，时下叫作“段”，里面住了一千多人。不过, 一下子看不出有这么多人。睡在上铺的人，热得赤裸着身子;睡在下铺或铺底下 的人，则穿着棉袄、短呢大衣，戴着帽子。多数人睡觉，要么仰面朝天，要么俯卧向 地（谁也说不明白，为什么囚犯几乎都不侧着身子睡觉）。他们躺在巨大的架子 床上，身体像树瘤、树赘、弯曲的木板

人们经常密密匝匝聚集在“侃小说”的人身边，要么围观发生的事件——这 么大一堆人，必然时刻都会出事。人们在这里已经躺了一个多月，他们不去上工， 只到澡堂，对衣物消毒。这是每天要失去的两万个工作日，十六万，没准三十二万 个工时——工作日各不相同。或者说，这是保留下来的两万天生命。

两万天生命。对于数字，各有各的说法——统计学是一门诡异的科学。

发饭的时候，大家都回到自己的铺位（饭按十人一组发放）。人实在太多，发 放员刚发完早饭，又到发午饭的时候了。午饭发完，又开始发晚饭。段上从早到 晚都在发饭。早上只发一天的面包和茶——那是温吞的开水——隔天发半块咸 鱼。午饭只有汤，晚饭只是粥。

然而，发饭时间仍然不够。

派工员把安德烈耶夫带到架子床边，指着第二层说：

“这就是你的铺位!”

上面抗议起来，但是派工员骂了一句。安德烈耶夫双手抓住床沿，想把右脚 抬上床去，可是不成。派工员用一只有力的手把他托住，他终于“咚”地一声，笨 重地倒在赤条条的身体之间。谁也没有注意他。“登记”和“人境”手续办完了。

安德烈耶夫睡去，一直睡到发饭的时候才醒来。吃罢饭，小心仔细地舔干净 双手后，他又睡了。只是睡得很不踏实——虱子咬得他睡不踏实。

谁也没有问过他的情况，虽然在整个递解站，从原始林来的人并不多，但其余 的人，全都得到原始林去，他们也非常明白这一点。正因为如此，他们根本不想了 解原始林的任何情况——那是他们必须去的地方。正如安德烈耶夫所想，这样也 对。他们无须了解他的所见所闻。一切在劫难逃——这里的事情无可预料。担 惊受怕纯属多余，有什么用呢？这里还是活人——可安德烈耶夫却是死人的代 表。他的知识，一个死人的知识，对那些还活着的人,不可能有什么用处。

过了两天，到了洗澡的日子。消毒和洗澡已经使大家感到厌倦，人们很不情 愿地集合起来。不过，安德烈耶夫却想整治一下身上的虱子。他现在有的是时 间，一天中要把泛白的便服上的虱子清查好几遍。但是，只有消毒室才能彻底解 决问题，所以，他心甘情愿地去了，尽管没有发给他衬衣。他只好把湿润的便服穿 在赤裸的身上，但再没习以为常地感觉到虱子叮咬。

洗澡按定量给水，一盆热水，一盆冷水。安德烈耶夫骗过管理员，多得到一

盆水。

发给的肥皂小得可怜，不过可以从地上捡些肥皂头。安德烈耶夫尽量洗了个 痛快。这可是最近这一年洗得最好的一次。他完全没理会膝盖上的坏血病溃疡 流出脓血，没理会澡堂里的人对他惟恐避之不及，没理会大家都嫌恶他那满是虱 子的衣服，躲得远远的。

消毒室发还了物品，安德烈耶夫的邻铺奥格涅夫取回的不是他的羊皮袜，而 是一双奇小无比的童袜——羊皮大大缩水了。奥格涅夫哭起来——羊皮袜是他 在大北方的命根子啊！可安德烈耶夫一脸反感地啾着他。由于各种原因哭泣的 男人，他见得太多了。有的是狡猾的伪君子，有的患神经病，有的万念倶灰，有的 怒不可遏。有的人被冻得哭泣，安德烈耶夫只是没见过饿得啼哭的人。

大家从黑咕隆咚、悄无声息的城里往回走。白晃晃的水洼冻结了，但是空气 很清新，洋溢着春天的气息。洗过澡，安德烈耶夫睡得特别香，正如他的邻铺奥格 涅夫所说，简直“睡了个饱”。奥格涅夫已经忘记了他在澡堂里的遭遇。

不放任何人去任何地方。不过段上还是有个独一无二的职务，允许走出铁丝 网。自然，这里不是说可以从劳改营村走出外层铁丝网——那里有三道栅栏，每 道栅栏由十根铁刺藜排成，还设有张着低铁丝网的禁区。谁也不抱有走出去的希 望。这里说的是走出围着铁丝网的院子，院子外面有食堂、厨房、仓库、医院—— 一句话，有安德烈耶夫不能享受的另一种生活。只有惟一一个人可以走出铁丝 网，那就是清洁工。在他猝然去世后（生活充满不无好处的偶然事件），安德烈耶 夫的邻铺奥格涅夫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和智慧。他两天没吃面包，用面包换了一 只纤维板大提箱。

“安德烈耶夫，我是向曼德尔男爵换的!”

曼德尔男爵！那是普希金的后裔呀！就在那儿，就在那儿！他身材修长，肩 膀狭窄，脑袋小小的，已经秃顶了。远远地就能看见，但安德烈耶夫没有机会结 识他。

共才几个月

奥格涅夫把西服和钢纸提箱送给派工员，就得到了已故清洁工那个职位。过 了大约两星期，几个窃贼在暗处死死卡住奥格涅夫的脖子——所幸没有卡死—— 抢走了他三千来卢布现金。

奥格涅夫生意上飞黄腾达的时候，安德烈耶夫几乎没同他见过面。直到他惨 遭毒打，遍体鳞伤，才回到他过去的铺位，深夜里向安德烈耶夫吐露心迹。

安德烈耶夫本来可以向他讲些在矿场上看见的事情，但奥格浬夫既不后悔， 也不抱怨。

“今天他们赢我，明天我赢他们。我要……赢他们……玩牌打同花顺、什托 斯、布拉，我都会赢。我要全赢回来!”

奥格涅夫既没有用面包，也没有用钱帮助安德烈耶夫。这种情况下，也不兴 这样做——以劳改营的规矩看，这一切都合情合理。

有一天,安德烈耶夫奇怪自己还活着。爬架子床太困难，不过他终究爬上去 了。关键是他不干活，只是躺着。每天五百克黑面包，三勺子稀粥和一大碗清汤， 就能使人恢复精力。只要不干活。

正是在这里，安德烈耶夫明白了，他无所畏惧，也不看重生命。他也明白，他 经受住了一场巨大的考验，终于活下来了。他明白，为了对自己有利，他必须运用 矿上可怕的经验。他明白，可供一个囚徒选择的机会，我行我素的机会，无论多么 微小,终究还是有;这些机会的的确确存在，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救人一命。于是， 当安德烈耶夫必须以野兽的狡猾来对付野兽的时候，他准备投人这场大战。人们 老是欺骗他，他也要骗骗别人。他不会死，也不打算死。

他要满足身体的需求，满足他的身体在金矿就显露出的这种需求。他在矿上 赢得了一场战斗，不过那不是最后的战斗。他是从矿上拋出的渣子，今后也是这 样的渣子。他看见了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用双手盖在某个文件上的紫色印章，那 是JIOT三个字母，意思是“从事轻体力劳动”。安德烈耶夫知道，矿上不会理踩这 个印章，但是在这里，他要尽量从这印章上捞些好处。

然而机会太少。只能对派工员说说:“我安德烈耶夫就要躺在这里，哪儿也不 想去。假如一定要送我去矿上，那么，翻第一个山口时，汽车一刹车，我就跳下去， 就让押送兵朝我开枪好了，我反正再不去采金。”

机会是太少了。但是在这里，他会更聪明些，他对自己的身体会更有信心，身 体也不会欺骗他。欺骗他的是家庭，是国家。他的爱、他的精力、他的才华，通通 都被践踏、被粉碎了。他脑子里曾经寻觅过的一切辩护理由，都是伪善的、虚假 的。他明白这一点。只有被矿场唤醒的野兽的本能，才能暗示他，并且不止一次 地暗示过他出路何在。

正是在这里，在这硕大无朋的架子床上，安德烈耶夫明白了，他还具有某种价 值，他还可以尊重自己。他在这里还是个活人，无论在侦讯中还是在劳改营，他都 没有背叛过、出卖过任何人。他说了许多真话，克服了自己的恐惧。倒不是他完 全无所畏惧。不是的。这里的道德界限比过去更清楚明白，一切都变得更简单， 更明白。例如，现在显而易见的是，安德烈耶夫已经活不下去了。过去的健康没 了踪影，永远毁坏了。是永远吗？安德烈耶夫被送到这座城市的时候，他曾以为， 他只能再活两三个礼拜。为了恢复过去的力气，他需要充分休息好几个月，去空 气清新的地方疗养，喝牛奶，吃巧克力。但明摆着的是，安德烈耶夫根本看不见这 样的疗养地。他只有死路一条。不过这并不可怕。许多同伴都死去了。但是，有 一种力量比死更强大，使他得以生存下来。是爱吗？是恨吗？都不是。人之所以 活着，与木石猫狗存在的原因一模一样。这一点，正是在这个城市递解站，作伤寒 检疫的时候，安德烈耶夫终于明白了。岂止是明白，简直有了深切的感受。

安德烈耶夫搔破的皮肤，比其他伤痕更早愈合。在矿上，人的皮肤变成了龟 甲状，这种龟甲也渐渐消失了。冻成粉红色的指尖颜色变深，冻疱破裂后露出的 细嫩皮肤，多少变得粗糙了一点。关键是连左手也伸直了。在矿上干了一年半活 计，安德烈耶夫的一双手都按铲柄或十字镐柄的粗细变弯了，僵硬了。安德烈耶 夫觉得，这双手已经永远不能复原。吃饭的时候，他和所有同伴一样，用三根指头 的指尖捏着匙子把儿，忘记了还可以用别的方式拿匙子。他的手活像一个钩形假 肢，只能完成假肢的动作。此外，假如安德烈耶夫要祷告，它还可以画十字。但是 他的灵魂里除了怨恨，什么也没有。他心里的创伤并不那么容易痊愈。那些创伤 从来没有治愈过。

但是，安德烈耶夫到底还是把他的手伸直了。有一次在澡堂，他的左手指竟 然直了起来，这使他很吃惊。那么，早就弯曲的右手，随后也会伸直的。于是，他 整夜悄悄地抚摸右手,试着舒展手指。他感到这只手也会马上直起来。他仔仔细 细把手指甲咬了个遍，现在又一点点地啃噬稍软的、又厚又脏的皮肤。除了吃饭 和睡觉，这个卫生活动是安德烈耶夫为数不多的几项消遣之一。

脚掌上血糊糊的裂口，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疼痛。脚上的坏血病溃疡还没有愈 合，需要包扎。不过，伤口越来越少，在伤口的位置上渐渐出现深暗的青斑，像烙 印，像奴隶主和黑人贩子印在黑奴身上的那种标记。只有两脚的大脚趾还没有痊 愈，那里的冻伤侵入了骨髓，里面流出少量脓液。脓液当然比过去在矿上的时候 少多了。在矿上，脓液和鲜血流进囚犯穿的胶皮套鞋，每一步都像走在泥洼里，脚 下发出扑嘛扑哧的响声。

安德烈耶夫这些脚趾，要经过许多年才能愈合。愈合后很长时间，稍遇寒冷， 仍然会痛得钻心，勾起对远北地区矿场的回忆。不过，安德烈耶夫并不考虑未来。 他在矿上学会了不顾及明天，只为眼下的事情拼搏，就像所有离死不远的人一样。 他现在只有一个想法——伤寒检疫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但这是不可能的，检疫 结束的一天终于到来了。

这天早上，段上的人统统被赶到院子里。囚犯们在铁丝网里默默地待了不下 一个钟头，浑身冻透。派工员站在一只木桶上，声嘶力竭地叫着名字。被叫到名 字的人走出铁丝网门，一去不复返。卡车在公路上隆隆行驶。在清晨凛冽的空气 中，声音如此之大，妨碍着派工员点名。

“但愿别叫到我呀，但愿别叫到我呀!”安德烈耶夫像小孩子一样祈求着命 运。然而，他不会走运，不会的。即使今天叫不到他的名字，明天也会叫到的。他 又要去金矿，挨饿受冻，惨遭毒打，面临死亡。他冻坏的手指脚趾疼痛起来，他的 耳朵和脸颊疼痛起来。他越来越频繁地倒换双脚站着，弓着腰，把手指卷成一个 筒，凑在嘴上呼吸。可是，冻得麻木的两腿和有病的双手，却并不那么容易暖和。 这样做完全没有意义。他无力去同这台巨大的机器抗争，这台机器的齿轮正在咬 碎他的肉体。

“沃罗诺夫！沃罗诺夫!”派工员拼命叫喊。“沃罗诺夫！册子里可有这人 物，母狗！……”派工员恶狠狠地把一本薄薄的黄色卷宗夹扔在木桶上，踏上一 只脚。

这时，安德烈耶夫一下子全明白了。这是大雷雨中的一道闪电，它照亮了一 条救生之路。此刻，他激动得浑身发热，胆大起来，朝派工员走过去。派工员一个 接一个叫着名字，人们一个接一个往院子外面走。但是剩下的人仍然不少。就在 此刻，此刻……

“安德烈耶夫!”派工员喊了一声。

安德烈耶夫没吭声，盯着派工员修刮过的脸颊。他把脸颊审视一番之后，又 把目光移到那些卷宗夹上。卷宗夹没有几本。

“这是最后一辆车了，”安德烈耶夫想道。派工员拿起安德烈耶夫的卷宗，却 没有叫他的名字，便把卷宗扔到木桶上，不再理会。

“瑟乔夫！报上本名和父名！”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一个上了年纪的囚犯按规矩答了话，推开 人群。

“犯第几条？刑期？出队!”

还有几个人被叫出队，走了。派工员也跟在他们后面走了。囚犯们又回到 段上。

咳嗽声、踩脚声、叫喊声平息下去，融入几百人嘈杂的交谈声中。

安德烈耶夫想活下去。他给自己提出了两个简单的目的，决心要达到。特别 显而易见的是，要在这儿尽可能长久地待下去，一直待到最后一天。要把握好自 己，尽量不犯错误……金矿就是死亡。在这个中转站，没有人比安德烈耶夫更了 解这一点。无论如何也要摆脱原始林，摆脱金矿。他，一个任人摆布的奴隶安德 烈耶夫，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只好这么办。在检疫期，原始林里已经杳无 一人——严寒、饥饿、长时间繁重的劳动以及缺少睡眠，使原始林中的囚犯大量减 员。这就是说，检疫站首先会把车发往“金矿”管理处，直到金矿对人的需求得以 满足（就像他们发来的电报所说:“请发两百棵树来”），只有到那个时候，才会停 止遣送人去原始林，去金矿。对安德烈耶夫来说，去哪里都无所谓，只要别去 金矿。

所有这些情况，安德烈耶夫完全没有告诉任何人。他跟谁都没有商量过：奥 格涅夫、帕尔芬季耶夫、矿上的同伴，乃至同他一起躺在架子床上的一千个人中的 任何人。因为他知道，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任何人，别人都会为了受表扬、为了一个 马合烟头，仅仅如此……就会把他出卖给官员。他知道秘密有多重要，知道什么 是秘密，并且能够保守秘密。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才不害怕。单独一个人更 容易，两倍、三倍、四倍地容易滑过机器的齿轮。他的招数就是他的招数——这也 是他在矿上学精的。

许多天来，点名时，安德烈耶夫都没有回答。检疫一结束，就幵始把囚犯赶出去 干活。临到带走的时候，为了不进大组，得玩玩花招——大组的人一般送去挖土方， 同铁钎、十字镐、铲子打交道。在两三个人的小组里，总有希望多挣一块面包，甚至 能挣到一些白糖安德烈耶夫有一年半以上没见过糖了。这种算计并不需要绞 尽脑汁，却完全正确。当然，这些工作都是不合法的，因为囚犯是在转运中，有不少 人想利用他们的无偿劳动。被送去挖土方的人，小算盘是去那里能讨点烟草、面包。 即使向过路人讨，也能讨得到。安德烈耶夫常去蔬菜贮藏库，在那里放开肚子大吃 甜菜萝卜，还要拿几个生土豆“回家”，埋在炉灰里烘烤，半生半熟地掏出来吃掉。在 这里过日子，要求吃什么东西都要快——饥肠辘辘的人，周围太多了。

心里明白、活动频繁的日子开始了。每天一大早，就得在严寒中站上两个来 钟头。派工员不断地叫喊：“喂，答应哪，本名、父名。”每天送死的倒霉蛋点完名 后，大家踏着步跑回工棚，再从那里被带去上班。安德烈耶夫去过面包厂，在女犯 解押站搬运过垃圾，在卫队擦过地板，在那里半明半暗的食堂长官席上捡过盘子 里剩下的黏糊味美的肉块。下班后，一个个大盆子端进厨房，里面装满了甜羹、大 堆的面包。大家围坐下来，大吃一顿，把面包塞满衣袋。

只有一次，安德烈耶夫的算盘打错了。他的信条是：班组愈小愈好。最好是 单独一人。可是，只需要一个人去干活的时候很少。有一次，一个已经对他面熟 的派工员（他把安德烈耶夫误认为是穆拉维约夫）说：

“我给你找了这么一份工作，你会记得一辈子。你去给高官们锯木柴。再找 个人同你一起去吧。”

他们快乐地跑在穿骑兵大衣的押送兵前面。押送兵穿着靴子，老是滑脚、踩 虚，遇到水洼要绕过去，然后双手提起大衣下摆，跑步赶上他们。没多会他们就来 到一幢不大的房屋前。院墙的门锁着，墙上布有铁丝网。押送兵敲了敲门。院子 里的狗叫起来，长官的值日员给他们开了门，一声不吭地把他们带进板棚，关在里 面，再往院子里放出一只大牧羊犬，提来一桶水。那狗把他们看守着，一直到他们 把板棚里的木柴锯完劈好。他们很晚才被送回劳改营。第二天又要把他们送去 那里，不过安德烈耶夫躲到了架子床下面，那一天他根本没去上班。

第三天早上，发面包前，他产生了一个简单的念头，而且很快如愿以偿。

他从脚上脱下毡靴，靴底朝外，一只压一只放在床沿，仿佛是他本人穿着毡靴 躺在床上。自己则俯卧一旁，把脑袋埋在胳膊肘里。

发面包的人匆匆数了十个人，把十份面包交给了安德烈耶夫。安德烈耶夫得 了两份。不过这个办法并不可靠，只是偶尔用用。于是安德烈耶夫又开始寻找工 棚外面的活计……

那时，他想过家庭吗？没有。想过自由吗？没有。背诵过诗歌吗？没有。回 忆过往事吗？没有。他心中只怀着冷漠和怨恨。正是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施奈 德船长。

窃贼们占领了靠近火炉的铺位。架子床上铺满了肮脏的棉被，摆满了大大小 小的羽绒枕头。棉被是走运的小偷必有的伴侣，是流转于监狱和劳改营的时候随 身携带的惟一物品；没有棉被，就要去偷，去抢。枕头呢？枕头不仅用来垫脑袋， 还是无休无止地进行牌战时使用的赌桌。这种赌桌可以变成任何形状，但仍是一 只枕头。牌迷总是先输掉裤子，再输掉枕头。

坐在被子和枕头上的是头儿。说得确切点，就是此时此刻像头儿的人物。在 更高的第三层架子床上，在那个阴暗的角落里，还堆着被子和枕头：一些女里女 气的年轻偷儿被拉到那里，而且他们不仅仅是偷儿——几乎每个小偷，都是鸡 奸癖。

小偷四周，围着一群奴仆和走狗：有御用说书人，因为窃贼认为对“小说”感 兴趣是一种文雅风度。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也还有揣着香水瓶的御用理发师， 以及一帮侍役。只要掰一块面包皮，或者倒一盆汤，这帮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 使唤。

“小声点！谢涅奇卡要讲话。小声点，谢涅奇卡要睡觉……”

这样的情景，在矿上已经司空见惯了。

突然，在总是尾随于窃贼身后的一群乞讨者中，安德烈耶夫看见了一张熟悉 的面孔，看见了这面孔熟悉的轮廓，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毫无疑问，这是施奈 德船长，安德烈耶夫蹲布蒂尔卡监狱时的牢友。

施奈德船长是德国共产党人，共产国际的活动家。他精通俄语，熟知歌德，是 一位很有修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德烈耶夫还记得当年和他的谈话,在监狱 的漫漫长夜里那些“高压”谈话。这位远洋船长生性快乐，在牢房里始终斗志 昂扬。

安德烈耶夫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施奈德!”

“啊？你有什么事吗？”船长转过身来，他那双忧郁的蓝眼睛没认出安德烈 耶夫。

施奈德!

“嗯，你有什么事吗？小声点，会把谢涅奇卡吵醒。”

但被子的边沿已经微微掀起，亮光下露出一张病弱苍白的面孔。

“啊，是船长，”传来谢涅奇卡无力的男高音。“你不在，我睡不着。”

“就来，就来，”施奈德赶紧动作起来。

他爬上架子床，推开被子，坐下，把一只手伸进被窝，去挠谢涅奇卡的脚后跟。 安德烈耶夫慢吞吞地走向自己的铺位。他不想活了。这件事比起他看见过 的和后来将要看见的事情来，虽然不大，也不可怕，但他还是永远记住了施奈德 船长。

人越来越少。递解站的囚室变得空空荡荡。安德烈耶夫同派工员面对面地 顶撞了一次。

“你姓什么？”

安德烈耶夫早就成竹在胸。

“古罗夫，”他谦卑地说。

“你等等！”

派工员翻了翻写在卷烟纸上的名单。

“没有，没有。”

“可以走了吗？”

“走吧，畜生，”派工员大吼一声。

有一次，派他到递解站食堂打扫卫生，涮洗碗碟。那是一个刑满获释人员递 解站。他的搭档是个已经油干灯尽的人，虚弱不堪，说不准有多大年龄，刚从地方 监狱释放。那人是第一次出来干活。他老问要干什么活，会不会管饭，临干活前 要一小点食物是否合适。这个虚弱不堪的人自称是神经学教授，安德烈耶夫还记 得他的姓名。

安德烈耶夫凭经验知道，劳改营的厨师，而且不仅仅是厨师，都不喜欢“伊

万•伊万诺维奇”们——这是那些人对知识分子的蔑称。他劝教授，事先别去要 任何东西，同时忧心忡忡地想道，收拾、打扫、洗涤的主要活计，都要被他安德烈耶 夫摊上了——那教授的身体实在太虚弱。这样做是对的，不必抱怨。在矿上时， 安德烈耶夫有好几次跟当时的伙伴作搭档，也是力衰体虚，很不得力，但从来没有 人抱怨过他一句。那些人现在都在哪里？舍伊宁、留京、赫沃斯托夫在哪里？都 死了啊！可是，他，安德烈耶夫，倒又有了活力。其实，他也不算有了活力，也未必 就具有活力。不过他要为活命而抗争。

安德烈耶夫的推测是对的——那教授确实太虚弱了，尽管他是个闲不住的 帮手。

活儿干完了，厨子让他们在厨房里坐下，把一大罐浓浓的鱼汤和一大铁盘稀 粥摆在他们面前。教授高兴得举起双手轻轻一拍，安德烈耶夫却对端上来的食物 不以为然——他在矿上见过，一个人吃二十份饭，每份三道菜外带面包。

“没有面包吗？ ”安德烈耶夫沉着脸问。

“啊，怎么没有面包，要给一点的。”说着，厨子从柜里拿出两块面包。

食物飞快下了肚子。这样“做客”时，颇有远见的安德烈耶夫总是不吃面包， 这时，他把面包放进口袋。教授则把面包折断，大吃大嚼，猛吞鱼汤。污脏的汗水 在他理过发的花白脑袋上大滴大滴地冒出来。

“再给你们一人一卢布，”厨子说，“我这会儿没有面包了。”

这可是一笔不菲的工钱。

囚犯转送监狱有一家小店，一间售货棚，雇用人员可以在那里买面包。安德 烈耶夫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教授。

“是的，是的，您说得不错，”教授说，“不过，我看见那里在卖甜克瓦斯。要么 是柠檬汁？我真想喝柠檬汁啊。只要是甜的，我都想喝。”

“教授，那是您的事。要是换了我，宁愿买面包。”

“是的，是的，您说得不错，”教授又说了一遍，“但我真想喝点甜的。您也 喝吧〇，，

但是，安德烈耶夫断然拒绝喝克瓦斯。

安德烈耶夫终于得到了一份单独干的活儿——在转送监狱总务处檫地板。 每天晚上，一名值日员来叫他，那值日员的责任就是保持总务处的清洁。总务处 只有两个房间，巴掌大，每间只有四平米左右，里面摆着桌子。地板是油漆过的。 打扫这儿的清洁，是件微不足道的活儿，十分钟就能干完。安德烈耶夫一时弄不 明白，值日员干吗雇人作这样的打扫。要知道，就是擦地板的水，都是值日员亲自 穿过整个营地打来的。干净的抹布也总是事先就准备好的。而报酬却很可观，是 马合烟、汤、粥、面包和糖。值日员还答应给安德烈耶夫一件薄上衣，只是没来 得及。

显然，值日员觉得有权雇人的时候，亲自擦地板很丢脸，尽管每天只需五分钟 时间。这是俄罗斯人固有的天性，安德烈耶夫在矿上也观察到这一点。值日员为 长官收拾工棚，长官会发给他一撮马合烟；值日员会把一半烟草抖进自己的烟荷 包，另一半则拿到五十八条们的工棚，去雇一名值日员。那值日员又会分出一半 烟草，用两支马合烟卷去雇自己工棚里的囚犯。这样，囚犯在干完十二至十四小 时一个工班的活儿后，为了这两支马合烟卷，还要在夜里擦地板。他还会把这当 作自己的运气，因为他可以拿烟卷去换面包。

货币问题是经济学中一个最复杂的理论领域。在劳改营，货币问题同样复 杂，标准也千奇百怪：茶叶、烟草、面包，正是可以拿来兑换的贵重物品。

总务处的值日员有时付给安德烈耶夫餐券。这是盖了印章的硬纸片，像小小 的号牌，代表十份饭、五份二道菜之类意思。值日员给了安德烈耶夫一张二十份 粥的餐券，这二十份粥却没有盖满一只铁饭盆的底儿。

安德烈耶夫发现，那些窃贼把面额三十卢布的浅紫色纸币折成小牌一样，当 成餐券塞进小窗口。这种做法从来没有遭到过拒绝。作为对这种“号牌”的回 报，从小窗口端出来的饭盆，稀粥装得满满的。

转送站的人越来越少了。终于有一天，发出最后一辆车后，院子里总共就剩

下三十来个人了。

这一次，没有把他们放回工棚，而让他们站好队，穿过整个营地。

“到底不是押我们去枪毙呀，”同安德烈耶夫并排走着的人说，这是个身高手 大的独眼龙。

“对，不是枪毙，”安德烈耶夫也这样想。人们全被带到了考勤处派工员 那里。

“要让你们盖手印，”派工员从屋里走上门廊，说。

“行，要说盖手印，没手指也成，”独眼龙快乐地说。“我姓菲利波夫斯基，格 奥尔吉•阿达莫维奇，”

“你呢?”

“安德烈耶夫，巴维尔•伊万诺维奇。”

派工员找出档案。

“早就在找你们了，”他说道，并没有恶意。“你们到工棚去，我过后再告诉你 们遣送的地方。”

安德烈耶夫知道，他赢得了这场求生的战斗。原始林里根本不会再缺人手。 即使派遣，那也是去很近的营外监禁地。或者就待在城里，那样更好。不可能把 他们发配得很远。这不仅因为安德烈耶夫有“从事轻体力劳动”的鉴定，他还有 遭遇突然复查的经验。不可能把他们发配得很远，还因为原始林的派工任务已经 完成，只剩下一些近处的监禁地在等待最后的轮次。在近处监禁地，日子要轻松 些，单纯些，也吃得更饱些。这里没有金矿工作面，就是说，还有获救的希望。安 德烈耶夫在矿上干了两年活，又像野兽般紧张地度过了几个检疫月份，真是饱经 苦难。他已经做得太多。无论如何，他的希望应该实现了。

总共只须再等待一个夜晚。

早饭后，派工员拿着一本名册跑到工棚，就像安德烈耶夫一下松了口气看见 的，那是一本小小的名册。矿上的名单是每车二十五人，而且这种名单总是没有 几页。

按这个名单，安德烈耶夫和菲利波夫斯基被叫出去。名单上的人要多些 也并不多很多，但也并不是多两三个。

叫出去的人被带到考勤处那个熟悉的门前。那里还站着三个人--个须

发斑白的老头，傲慢矜持，慢条斯理，身穿上好羊皮袄，脚着毡靴；另一个邋里邋 遢，活泼好动，穿棉背心、棉裤，裹包脚布，着橡胶套鞋;还有个老头仪态高雅，目光 低垂。稍远处还有个人，穿军大衣，戴平顶羊皮帽。

“都来了，”派工员说。“要他们过来吗?”

穿军大衣的人屈屈手指，招呼老头。

“你是谁?”

“伊兹吉宾，尤里•伊万诺维奇。犯第五十八条。刑期二十五年，”老头利索 地报告。

“不，不问这个军大衣皱了皱眉头。“你是干哪行的？不用你们吭声，我也 能查到你们的档案。”

“修炉匠，长官公民。”

“还有呢?”

“会洋铁活。”

“太好了。你呢?”长官把目光转向菲利波夫斯基。

这位独眼巨人说，他是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克铁路上的火车司炉,

“你呢?”

仪态高雅那个老头冷不防用德语叽咕了几句。

“怎么回事? ”军大衣满有兴致地问。

“您别担心，”派工员说。“他是细木工，他是优秀的细木工弗里佐尔格尔。 他有点慌神，不过会冷静下来。”

“为什么讲德语?”

“他是萨拉托夫那边的人，来自一个自治共和国……”

“啊，啊……你呢? ”这是在问安德烈耶夫。

“他是需要专家，说到底，就是需要干活的人，”安德烈耶夫心想。“那我就作

皮匠好了。”

“我是鞣革匠，首长公民。”

“太好了。多少岁？”

“三十一。”

首长摇摇头。不过他很老练，对死而复活的人见惯不惊。他沉默了一会，把 目光转向第五位。

第五位就是那个活泼好动的人，他不折不扣是世界语协会的一名活动家。

“知道吗，一般而言，我是农艺师，是农科毕业的，还在大学当过教师，但我的 事业却在世界语方面。”

“莫不是搞过间谍活动? ”军大衣漠然地说。

“对，对，也差不多吧，”活泼好动的人回答道。

“怎么样? ”派工员问。

“我要，”长官说，“反正找不到更好的了。如今挑选的余地可不大。”

五个人全被带去一个单间，那是工棚附设的一个房间。但是安德烈耶夫看得 很清楚，名单上还有两三个人的名字。这时派工员来了。

“我们去哪里?”

“就去本地监禁地呀，还能去哪? ”派工员说。“这位将是你们的长官。过一 小时就把你们发运走。朋友们，你们在这儿泡了三个月，该知足了。”

过了一小时，他们被叫出去，不过不是上汽车，而是进了仓库。“显然是要换 制服了，”安德烈耶夫想道。因为眼看春天就要到来，都四月份了。会发给他们夏 装，而这套可憎的矿场冬装，他会交上去、扔掉、忘记。可是发给他们的并不是夏 装，仍然是冬装。是不是搞错了？不是，清单上有红铅笔作的记号，标明是 “冬装”。

他们莫名其妙，在春日里穿上旧背心、旧短呢大衣、修补过的旧毡靴。他们勉 强跳过一个个水洼，心惊胆战地挨到工棚那个房间，再由那里来到仓库。

所有人都忐忑不安。大家不吭一声。只有弗里佐尔格尔用德语在反复嘟哝

着什么。

“他是在做祈祷，妈的……”菲利波夫斯基悄悄告诉安德烈耶夫。

“喂，谁了解点情况? ”安德烈耶夫问。

貌似教授那个花白头发的修炉匠，把最近的营外监禁地统统数了一遍：港 口、四公里、十七公里、二十三公里、四十七公里……

再远就是公路管理局的地段了。那些地方比金矿稍好一点。

“出来，去大门前!”

大家走出来，向押送监狱的大门走去。大门外停着一辆盖绿帆布的大卡车。

“押送兵，接人!”

押送兵点了名。安德烈耶夫感到双脚、背部一阵冰凉……

“上车！”

押送兵掀开遮盖汽车的大帆布边缘。原来这辆车上整整齐齐坐满了人。 “爬上去!”

五个人坐在了一块儿。大家都不说话。押送兵也上了车。发动机轰然响起, 汽车在公路上开动起来，驶上了主车道。

“是送到四公里处，”修炉工说。

路边的公粧飞奔而过。五个人都把脑袋移到帆布缝旁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 眼睛……

“十七……”

“二十三……”菲利波夫斯基数着。

“是去地方监禁地呀，狗杂种！ ”修炉匠哑着嗓子，恶狠狠地说了一声。

汽车早已在岩壁间的盘山道上盘旋。这条路犹如缆绳，将海洋拖上天空。一 座座山头就是弓腰屈背的纤夫。

“四十七，”活泼好动的世界语者绝望地尖叫一声。

汽车奔驰而过。

“我们到底是去哪里呀？ ”安德烈耶夫抓住一个人的肩膀，问。

“去阿特克，在二百零八公里处过夜。” “往后呢?”

“那就不知道了……给支烟抽抽吧。” 卡车喘着粗气，向雅布洛诺夫山口攀登。

一九五九

ZleBbiPi 6eper 左岸

犹太总督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五日，“青年共产国际”号轮满载乘员驶入纳加耶瓦港。 这是最后一个航班，通航期结束了。马加丹以零下四十度的严寒迎接客人。不 过，轮船载来的并不是客人，而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囚犯。

城里的所有官员，军队的和文职的，全都来到港口。城里所有的卡车，都在纳 加耶瓦港迎接“青年共产国际”号轮。正规部队的士兵包围了突岸码头，囚犯开 始下船。

离海湾五百公里远的矿上，所有空车都奉命驶向马加丹。

死人扔到岸上，运往墓地，摆放在阵亡将士公墓。死者都没有系标牌，只留下 一份将来必要时作掘尸检验的证明文件。

那些奄奄一息但仍然活着的人，被分送到马加丹、奥拉、阿尔曼和杜克恰的各 囚犯医院。

身患较重疾病的人，则送往囚犯中心医院。医院位于科雷马河左岸，刚从二 十三公里处搬迁到那里。如果“青年共产国际”号轮早一年驶来，就无须跑到五 百公里外了。

外科主任库班采夫刚从前线部队来。这些囚犯的形象，他们可怕的伤 势，使他大为震惊。这一切，他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做梦都没有见过。每一辆 从马加丹驶来的汽车上，都有半途死亡者的尸体。外科医生知道，这是些轻 病人，便于运送的人，他们的情况不那么严重，而那些最重的病人，会留在 原地。

医生反复叨念着李奇微®将军的一句话，那是战争刚刚结束后，他在什么地方 读到的：“ 士兵仅靠战场上的经验，无法想象人死在集中营的惨相。”

库班采夫失去了冷静。他不知道该如何安排，从何着手。科雷马给这位战地 外科医生带来太沉重的负担，不过还是得有所作为。卫生员把病囚抬下汽车，用 担架送往外科部。外科部的整个走廊上，密密地排满了担架。我们牢记那些气 味，就像牢记诗句，牢记人的面孔。首次闻到的劳改营里这种脓血的气味，永远留 在了库班采夫的记忆里。后来，他一辈子都在回忆这种气味。哪里的脓血气味似 乎都一样，到处的死亡也一样。可偏偏并非如此。库班釆夫一辈子都觉得，那是 他在科雷马的第一批病人的伤口散发的气味。

库班釆夫不住地抽烟，抽烟，可仍然焦躁不安。他不知道该如何指挥卫生员、 医士和医生们。

“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库班采夫听见旁边传来叫声。这是布劳德， 一个来自囚犯的外科医生。这个外科部的原主任，刚刚根据最高长官的命令被免 职。仅仅因为他曾经是一名囚犯，而且有个德国人的姓氏。“请让我来指挥吧，这 里的一切我都懂。我已经在这里待了十年，

库班采夫很激动，把指挥的位置让给了他，手术工作便运转起来。三名 外科医生同时做手术，医士们作助手，洗干净手。另一些医士则打针，注强 心剂。

①马修•李奇微（1895—1993)，美军上将,二战时任空降兵师长、军长，后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武装部队总司令、美国陆军参谋长

“截肢，只能截肢! ”布劳德不断地低声嘀咕。他喜欢外科学，用他自己的话 说，要是在他一生中，哪一天不做手术，不截手截脚的话，他会感到受不了。“现在 不会寂寞了，”布劳德高兴地说。库班釆夫虽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但显得不知所 措。战地外科医生哪！他们那里全是什么条例呀、方案哪、命令啊，而这才算叫你 见识了现实的生活，这科雷马！

可是，布劳德不是一个心怀恶意的人。无端被撤去职务后，他对自己的 继任者并无怨恨，也没有对他使坏。相反，布劳德看见了库班采夫张皇无措， 感觉到了他深深的谢意。无论如何，人家有家庭、妻子、上学的孩子。吃军官 的极地口粮，领高工资，拿大钱。可布劳德有什么？身负十年刑期，前途极其 渺茫。布劳德来自萨拉托夫，是大名鼎鼎的克劳泽®的学生，本来前途无量。 但三七年彻底粉碎了他的整个命运。如此，他会因自己的不幸，向库班采夫 报复么……

布劳德发号施令，动手术，骂人。他忘我地生活着，哪怕在沉思的时候，也常 常骂自己这可鄙的健忘——他无法改变自己。

今天他作出决定:“离开医院，去大陆。”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五日，“青年共产国际”号轮满载乘员驶入纳加耶瓦 港——那是三千名囚犯。囚犯在途中造反了，长官作出决定，往所有船舱里灌 水。这一切发生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什么是布劳德所说的三四度冻 伤——或如库班采夫所称的冻损——那是库班采夫在科雷马服务的第一天才 知道的。

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忘掉。库班采夫，一个严守纪律、意志坚强的人，也这么做 到了：强迫自己忘掉。

十七年后，库班采夫回忆起每个囚犯医士的名字和父称，回忆起每个护士，想

①威廉•克劳泽（1887 —1950)，俄国外科医生，临床学家，教育家，医学博士。 起谁曾经和囚犯里的谁“过日子”——那是指劳改营里的风流韵事。他想起每个 下流无耻的长官的详细军阶。只有一样东西库班采夫不曾回忆——载有三千名 冻伤囚犯的“青年共产国际”号轮。

阿纳托尔•法朗士®有一篇小说《犹太总督》，其中，本丟•彼拉多@在十七年 后已经把耶稣忘得一干二净。

一九六五

① 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法国作家，一九二一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有《诸神渴 了》、《天使的背叛》等长篇小说。

② 本丢•彼拉多，公元二十六至三十六年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生性极为残忍，据优素福•弗拉 维记载及《新约》的传统说法，是他判处了耶稣死刑，将其钉死在十字架上。

麻风病人

战后，在医院里，又一出戏——确切点说，是戏的结局——立刻在我面前 演出。

战争把这样一类人从生活的底层翻到了世上。过去，无论何时何地，这些人 总躲避着耀眼的阳光。他们既不是刑事犯，也不是地下团伙。他们完全是另外一 种人。

战火纷飞的时候，麻风病院毁了，麻风病人混迹于居民中。这是一场秘密的 还是公开的战争呢？是化学战还是细菌战呢？

战争期间，患麻风病的人很容易假扮成伤员、残疾人。他们混入奔向东方的 人群，回到了真实的，哪怕十分危险的生活，被误认为是战争的受害者，没准还是 英雄。

麻风病人过着日子，工作着。战争该结束了，好让医生们想起这些人来，重新 填写麻风病院那可怖的卡片。

麻风病人生活在人群中间，与大家共进共退，分享胜利的甘苦。麻风病人在 工厂里，在土地上劳动。他们当了领导，作了下属。只是从来没有当过战士—— 是他们的残指碍了事。他们指头的伤残与战争的创伤十分相似，难以区别。他们

便冒充战争伤残者——是千百万人中的极少数。

谢尔盖•费多连科是库房主任。他是战争伤残者。他游刃有余地对付不听 使唤的残指，工作干得十分出色。他渴望获得提升，拿到党证。可是，好不容易挣 到钱后，却花天酒地起来，最终被捕受审，作为因生活犯罪判刑十年的犯人，乘一 班科雷马的轮船来到马加丹。

在马加丹，费多连科改了他的诊断。尽管这里也不乏残疾人，比如自残者，不 过，溶入冻伤者的汪洋大海，更有利、更时髦、更不露馅。

我在医院遇到他，他就是这么个情况——三四级冻伤后遗症，伤口未愈，一个 脚掌，双手手指残断。

费多连科治疗过，却没有效果。因为每个病人都竭尽全力，想方设法地抗拒 治疗。患好几个月营养性溃疡后，费多连科就要出院了。他希望待在医院里，便 作了卫生员，到有三百个床位的外科部当了主任卫生员。这是一座中心医院，有 一千张只供囚犯使用的病床。在其中一层楼的边房里，设有一间雇用人员的 医院。

事情是这么发生的，管费多连科病历的那个医生病了，替代他“记录”的是克 拉辛斯基大夫。这是一名老军医，喜爱儒勒•凡尔纳的作品（为什么？），尽管生 活在科雷马，他仍然渴望与人聊天、闲谈、讨论问题。

为费多连科作检查的时候，克拉辛斯基大为震惊——究竟为什么震惊，他自 己也不知道。他这种惶恐，自大学时代就渐渐加剧。不，这不是营养性溃疡，不是 爆炸、斧斫产生的截余。这是正在遭到缓慢破坏的组织啊！克拉辛斯基的心突突 跳起来。他再一次叫来费多连科，把他拉到窗户前的亮光下，全神贯注地盯着他 的面孔，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这是一一麻风啊！这是一-狮面，像狮子面形的人 脸哪。克拉辛斯基哆哆嗦嗦地翻着教科书。他拿粗大的针对一个白斑戳了好几 次——费多连科皮肤上，这种白斑可不少。毫无痛感！他汗流满面，向上级写了 报告。病员费多连科便被隔离在一间单独的病房里，他的皮肤块送到了马加丹中 心，再由那里送莫斯科检查。两个礼拜后，结果回来了。正是麻风！克拉辛斯基 像过生日一样高兴。就开具移送科雷马麻风病院通知单事宜，上级之间交换了信 件。那里的麻风病院坐落在一个岛上，两岸都有机关枪对着渡口。通知单，需要 一纸移送通知单。

费多连科并不否认他在麻风病院待过，不否认麻风病人兀自逃跑出来。一些 人去追赶撤退的士兵，另一些人去迎接希特勒匪徒，就跟普遍的情况一样。费多 连科平静地等待移送，然而医院却翻江倒海了。整个的医院！包括审讯时惨遭毒 打、灵魂已被千万次审讯毁灭殆尽、身体因过于繁重的劳动受到摧残折磨的 人一一这些人还带着二十五年加五年的刑期，他们不可能度过这刑期，活出来，最 终生还……所有人都提心吊胆，呼爹喊娘，诅咒费多连科，畏惧麻风病。

这正是那种典型的心理现象，它能让逃亡者推迟精心准备好的逃亡，只因为 这一天劳改营要发烟草——或搞“铺购”。有多少劳改营，就有多少如此荒诞不 经、远不合逻辑的事例。

比如说，人的羞耻心。它的边界和尺度在哪里？ 一些人，生活已经完蛋，未来 和过去都饱受践踏，突如其来就为某种不值一提的成见，为某种他们不知为何无 法忽略，莫名其妙不能拒绝的胡说八道所掌控。并且，这羞耻心会以人类最细腻 的感情突然流露出来，然后作为某种当下的，无比珍贵的事情回忆终生。医院里 有这样的情况：让一名男医士，甚至不是医士，不过就是助理——为女人剃头，为 解送的女犯剃头。找乐子寻开心的官员们，命令女人为男人剃头，男人为女人剃 头。每个人都在尽其所能地找乐子寻开心。但是，男理发员会请求他熟悉的女人 自己来做这件事，怎么也不愿意认为生活已经被毁;倒认为劳改营官员的所有这 些娱乐，不过是这令人恐怖的铁锅里的肮脏积垢。他们自己的生活，正在这锅里 往死里煮。

这滑稽、温柔、人性的东西，蓦地就在人间流露出来。

医院里乱作一团，因为费多连科在那里干了好几个月。唉，麻风病的前驱期， 在外部病征显露之前，要持续许多年。多疑的人必定要将恐惧永远留在自己心 里，无论他是自由人还是囚犯。

医院里一片慌乱。医生在病员和工作人员中疯狂寻找这种没有感觉的白斑。 钢针连同扩音听诊器和小缍，成了医生初诊时随时带在身边的器械。

病员费多连科被带来，在医士和医生面前脱去衣服。看守握着手枪，站在离 病人远一点的地方。克拉辛斯基拿一根粗大的教鞭讲解麻风病，他伸出棍子，时 而指这原卫生员的狮面，时而指他脱皮的手指，时而指他背上亮闪闪的白斑。

医院里所有的人，自由人和囚犯，都逐个细细检査了一遍，并且在舒拉•列辛 斯卡娅的背上突然发现了白斑，那种没有知觉的白斑。舒拉原来是前线护士，现 在是女病员部的值班员。她来医院不久，只几个月。她没有任何狮面的迹象。舒 拉的表现比任何一位来自囚犯的医院护士更不卑不亢，更不张扬，更收敛。

舒拉•列辛斯卡娅被关进女病员部的一间病房，她的一小块皮肤送到马加 丹、莫斯科化验。答复来了：是麻风！

麻风病后的消毒，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麻风病人住过的房子，要焚毁。教科 书上就这么说。可是，要焚毁，要烧干净的，是一座巨大楼房，一座两层大楼里的 一间病房啊！做这种事情，谁也拿不定主意。这有点像消毒贵重皮货时，人们会 去冒险，既要灭掉传染病原，又要保住毛皮，便只象征性地在贵重毛皮上喷一下； 因为通过“焚烧”、高温，灭掉的不仅仅是细菌，物品也会完蛋。即使发生鼠疫或 霍乱,上级也不会吭声的。

有人为不作焚烧担了责。关过待送麻风病院的费多连科的那个房间，也没有 烧掉。只是在所有物品上浇了石碳酸，喷洒了许多次。

马上又产生了新的严重的担忧。费多连科和列辛斯卡娅，都各自占了一间有 好几个床位的大病房。

回复和移送单——两个人的移送单，两个人的押送兵一-都还没有到来，无 论上级每天，确切地说是每夜，发往马加丹的话传电报里如何提醒。

在下面，在地下室里，隔出一个房间，建了两间小屋，关押麻风病囚犯。大家 把费多连科和列辛斯卡娅转移进去。两人被一把沉重的铁锁锁起来，由押送兵看 守，等待文件、麻风病院的移送单以及押送兵。

费多连科和列辛斯卡哑在各自的小屋里度过了一天一夜，此后，换班的哨兵 发现两间屋子里空无一人。

医院里乱作一团。屋子里没有任何异常，窗户和门都完好无损。

克拉辛斯基第一个恍然大悟：他们是从地板下面逃跑的。

费多连科力气很大，他拆开原木，进了走廊，抢了一把面包刀，洗劫了外科部 手术室，将橱柜里所有的酒精、药酒和“可待因”席卷一空。他把弄来的东西拽进 一个地下洞穴。

两个麻风病人选了个地方，隔出一张床，将被子、床垫扔到床上，围上原木，把 世界、押送兵、医院、麻风病院统统挡在外面，像夫妻一样过了好几天，好像是

三天。

到第三天，卫队的侦缉人员、侦缉犬，发现了这两个麻风病人。我也加人这个 队伍，几乎猫着腰，沿医院高高的地下室行走。那里的基脚很高。大家拆开原木。 两个麻风病人，都赤身露体地躺在深处。他们没有起来，费多连科那伤残严重的 乌黑的双手，拥抱着列辛斯卡娅白晃晃的身体。两人已经酩酊大醉。

大家为他们盖上被子，把他们搬进一间囚室，再没隔开他们。

为他们盖上被子，接触过他们可怕身体的人，究竟是谁呢？是一名专门的医 士，他是医院里找来服务的，答应他（经上级说明）一个工作日抵七天。这待遇比 在钨、锡、铀矿都高。一天抵七天哪。这一次，条文没有意义。他们找到一名因叛 国坐牢的前线战士，这人刑期二十五年加五年，曾天真地以为因自己的英雄行为 会得到减刑，重获自由的日子会越来越近。

囚犯科罗利科夫是从战场上下来的中尉，他全天值守这间牢房。就睡在牢门 旁边。岛上来了一名押送兵，囚犯科罗利科夫就作为服务人员，同两位麻风病人 一道被带走了。无论科罗利科夫、费多连科，还是列辛斯卡碰，有关他们的情况， 我后来再也没有听说过。

一九六三

在诊疗室

“从黄金矿来了一群犯人!”

“那是什么人的矿?”

“母狗的。”

“叫战士们去搜查。你自己对付不了。”

“战士们会马虎应付。都是些干部。”

“不会马虎。我就站在门口。”

“行，那就好。”

一队押解犯，肮肮脏脏，灰头土脸，正在下车。这是一队“非同一般”的押解 犯——太多肩宽体壮的人，太多缠绷带的人，外科病人的比例实在太高，远远超过 从矿上来的押解犯。

值班医生走进来，是克拉夫季娅•伊万诺夫娜，一名雇用人员。

“开始吗?”

“稍待片刻，搜查战士就要到了。”

“是新规定吗?”

“对，是新规定。您马上可以看见是怎么回事，克拉夫季娅•伊万诺夫娜。” “到中间来——说你呢，拄双拐的。证件!”

派工员递上证件——送医院的证明。他把人事卷宗留下来，另放一边。

“解下包布。格里沙，把绷带给我u是我们的绷带。克拉夫季娅•伊万诺夫 娜，请您检查骨折。”

绷带像一条白色长蛇，滑落到地板上。卫生员把它踢到一边。不是刀子，而是 一支梭镖，一颗大钉子，用绷带绑在一块轮胎皮上——这是“母狗”战争的一种最便 携的武器。梭镖当地一声落到地上，克拉夫季娅•伊万诺夫娜的脸刷地白了。

战士急忙拾起梭镖。

“把所有包布全解开。”

“石膏呢?”

“打碎所有石膏。明天再换新的。”

医士瞧也不瞧，留心地听着早已听惯的铁块落在石地板上发出的声音。每一 片石膏绷带下面都有武器。武器放在下面，再打上石膏。

“您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克拉夫季娅•伊万诺夫娜?”

“明白。”

“我也明白。我们不给上级写报告，只口头上对矿卫生所所长说一下，对吧， 克拉夫季娅•伊万诺夫娜?”

“看守，通知医生，十五名押解犯，发现二十把刀子。”

“您把这个叫作刀子？不如说是梭镖。”

“现在，克拉夫季娅•伊万诺夫娜，把所有没病的人都退回去。您去把电影看完 吧。您明白，克拉夫季娅•伊万诺夫娜，这座矿里，有一次，一个没文化的医生写了 个外伤诊断书。有个病人从汽车上掉下来，摔伤了，他写的是‘从汽车里脱垂’，这是 套‘直肠脱垂’，也就是脱肛的格式写的。不过他学会了给武器打上石膏绷带。”

一只绝望的、恶狠狠的眼睛盯着卫生员。

“喂，有病的——就安排住院克拉夫季娅•伊万诺夫娜说。“你们一个个 地过来。”

那些外科病人一边等待送返，一边没羞没耻地骂娘。希望泡了汤，他们便出

言无忌，骂值班医生，骂医士，骂卫兵和卫生员。

“我们还要挖掉你的眼睛，” 一个病员说。

“你能拿我怎么样，臭狗屎。你只能杀那些睡梦中的人。三七年，在工作面， 你们就没少拿棍子揍五十八条们。揍老头子们，揍所有的伊万•伊万诺维奇，你 们忘记了吗?”

然而，不仅要把“外科”窃贼盯住,更紧要的是揭穿一些人想住进结核部的企 图。病人把带杆菌的“咯出物”包在破布里拿到外科部——医生检查之前，一个 明显的结核病人已经准备停当。医生会说：“往罐子里吐口痰”——这是要做科 赫杆菌®的快速化验。临到医生检查的时候，病人便把一小点带杆菌的“咯出物” 含进嘴里——自然就染上了结核。不过这样就能住进医院，摆脱最可怕的事 情——在金矿工作面干苦活。哪怕是一小时，一天,一月。

更重要的是揭穿这样一种人，他们把血液装在小瓶子里带来，或者抓破手指， 以便往自己的尿里滴几滴血，带上血尿走进医院，哪怕躺到明天，哪怕躺上一个礼 拜。住进了医院--切就听天由命了。

这种人很不少，他们更有文化一些。为了住进医院，他们不往嘴里含带结核 杆菌的“咯出物”。这些人还听说过什么是蛋白质，为什么要做尿检，尿检对病人 有什么好处。在医院病床上躺几个月，他们学会了许多东西。有一些身患挛 缩——当然是假的——的病人，医生在麻醉下，在迷蒙麻醉下，矫直他们的膝关节 和肘关节。然而，有一两次，挛缩、粘连是真的，揭穿他们的医生又力大无穷，便在 矫直膝盖的时候撕裂了活组织。他干得太过火，没估计到自己的力气有多大。

大部分人都带有“故意自残的损伤”，S卩营养性溃疡。他们用涂上煤油的针扎皮肤， 引起皮下发炎。这样的病人可以接收，也可以不接收。这里并没有切合实际的标准。

“埃尔根”国营农场“故意自残肢体”的妇女特别多。后来开设了杰布纳女犯 特别金矿——使用女用手推车、铁铲、十字镐，来自该矿的“自残者”数量便急剧

①由德国微生物学家罗伯特•科赫（1843—1910)发现的结核病病原体。 增加。就在那座矿上，几个女卫生员拿斧头砍死了一名医生。那是一名非常出色 的医生，叫希泽莉，满头白发，克里米亚人。希泽莉过去在医院工作，但一纸履历 表将她送到了矿上，送上了一条不归路。

克拉夫季娅•伊万诺夫娜去看完劳改营宣传队演出的节目，医士则上床睡觉。 可是，过了一小时，他就被人叫醒:“来了一队押解犯。是‘埃尔根’来的女犯。”

这是一群押解犯——其中会有大量物品。那是看守们要干的事情。犯人人 数不多，克拉夫季娅•伊万诺夫娜便自告奋勇地要自己来接收。医士道了谢，刚 要睡着，马上又被人推醒，被眼泪，克拉夫季娅•伊万诺夫娜痛苦的眼泪惊醒。那 边出什么事了？

“我再也不能在这里生活了。再也不能了。我不值班了。”

医士从水龙头往脸上浇了一捧冷水，用衣袖擦着手，走进诊疗室。

所有人都在哈哈大笑！病员，外来的卫队，看守。一个漂亮的，极有姿色的姑 娘在长沙发上折腾来折腾去。这姑娘不是第一次来医院了。

“您好哇，瓦利娅•格罗莫娃。”

“这不，现在到底看见个人了。”

“闹哄哄的，怎么回事?”

“人家不让我住院。”

“确实，怎么不让她住院呢？她的肺结核挺严重的。”

“这是个骚女人，”派工员粗俗地插了一句。“上面有指示，她不准入院。她 不跟我睡觉。或者说，不跟她男人睡觉……”

“他们全在撒谎，”瓦利娅•格罗莫娃毫无羞耻地大声喊叫道。“你们瞧瞧我 的手指都怎么样了。瞧瞧我的脚底……”

医士朝地上吐了口唾沫，进另一间房去了。克拉夫季娅•伊万诺夫娜发了歇 斯底里。

一九六五

地质学家

半夜里，有人叫醒克里斯特。值班看守带着他,沿一条条没有尽头的漆黑走 廊，来到医院院长的办公室。这位军医中校还没有睡。利沃夫，内务部特派员，坐 在院长的办公桌前，在一张小纸上画些没意思的小鸟。

“诊疗室医士克里斯特奉命前来，院长公民。”

中校挥挥手，同克里斯特一道前来的值班看守就走开了。

“克里斯特，你听我说，”院长说道，“要给你送一批客人来。”

“要来一队囚犯，”特派员说。克里斯特等他往下说，没吭声。

“你把他们洗干净。消消毒什么的。”

“是

“任何人都不得打听这些人的情况。不得与他们有任何交往 “我们相信你，”特派员解释说，咳嗽起来。

“消毒室的事，我一个人弄不了，长官公民，”克里斯特说，“消毒室的调节器 离冷热水混合槽很远p蒸汽和水是分开的。”

“你的意思是……”

“还需要一名卫生员，首长公民。”

两位首长交换了一下眼色。

“那就加一名卫生员吧，”特派员说。

“你听明白了吗？必须守口如瓶。”

“听明白了，首长公民。”

克里斯特和特派员走了。院长起身关了顶灯，开始穿大衣。

“这群犯人从哪来?”路过办公室狭长外室的时候，克里斯特小声问特派员。 有首长办公室的地方，到处都模仿莫斯科的时尚，建狭长的外室——文职和军职 官员，都一个样。

“从哪来？”

特派员哈哈大笑起来。

“嗨，克里斯特，克里斯特，我怎么也没想到你能向我提这样的问题……”接 着冷冷地说了一句：“从莫斯科坐飞机来。”

“这么说，他们不了解劳改营。监狱、侦讯等等，他们一~所有不了解劳改营 的人，都以为那是通向自由空气的第一道狭缝。从莫斯科坐飞机来……”

第二天夜里，宽敞的大前厅里闹哄哄的,挤满了外来人，全是些军官、军官、军 官。少校哇、中校哇、大校哇。甚至还有一名将军——矮矮的个头，年纪不大，长 一双黑眼睛。押送队里没有一名士兵。

一个身形痩削、匀称的老头，医院院长，吃力地弓着腰，向矮个头将军报告：

“一切接收事宜准备完毕。”

“好极了，好极了。”

“开始洗浴!”

院长朝克里斯特一挥手,诊疗室的门敞开了。

穿军官大衣的人们让出一条道来。肩章星星一样的金色闪光熄灭了——来 人和迎接的人，注意力全集中到了一小队人身上。他们肮脏不堪，穿着破衣烂衫， 但这些破衣烂衫不是官方发的，不是的——仍然还是他们自己的，受侦讯的人的， 在牢房地板垫上磨破的便服。

十二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安娜•彼得罗夫娜，请，”一个囚犯说，把一名妇女让到前面。

“哪能呢，你们去洗吧。我先坐坐，歇一歇。”

诊疗室的门关上了。

这些人都站在我周围，一脸渴求，盯着我的眼睛，希望提问之前能猜出点

什么。

“您在科雷马待很长时间了吧?”一个最胆大的人问道，把我当成了“伊万• 伊万诺维奇”。

“三七年就来了。”

“三七年我们全都还在……”

“别说了，”另一个人，年纪大些的，插了一句。

我们的监视人进来了，是医院党组书记哈比布林，院长的亲信。哈比布林既 监视到来的囚犯，也监视我。

“剃头刮脸怎么办?”

“叫了一名理发师，”哈比布林说道，“一个波斯人，窃贼，叫尤尔卡。”

窃贼里的波斯人，尤尔卡，很快带着理发工具来了。他在值班室得到指示，只 是哼哼哈哈，不说话。

囚犯们的注意力又回到克里斯特身上。

“我们会不会给您惹麻烦?”

“你们怎么可能给我惹麻烦呢，工程师先生们。该这么称呼吗？”

“我们是地质学家。”

“地质学家先生们。”

“我们现在在哪里?”

“在科雷马。离马加丹五百公里。”

“呵，再见了。洗澡可是件好事情。”

这是一群地质学家,全是！——都从国外回来，原来都在国外工作。他们被

判了刑一-从十五年到二十五年不等。一个特别管理局左右着他们的命运。管 理局的士兵寥寥无几，而军官和将军则有很多。

这些将军的“业务”，不听命于科雷马和远北建设总局。科雷马只提供从铁 窗进来的山里的空气，大份伙食，一个月三次沐浴，没有虱子的床铺和衬衫，一个 住处。还谈不上放风，看电影。莫斯科为地质学家们挑选了他们的极地别墅。

这些地质学家建议为官员们干一件重大的专业活——搞一台与拉姆津单流 式锅炉大同小异的锅炉。

一根普通的大棒就可以灭掉创造的星星之火。在“再锻造”和修建千百条白 海运河之后，这个道理人人皆知。伙食奖励和处罚有标准，工作日可以抵刑期，还 有一线希望——奴隶的劳动就能变得幸福美好。

一个月后，小个头将军来了。地质学家们想看电影，上囚犯和自由人的电影 院。小个头将军同莫斯科商量了这个问题，允许他们去看电影。包厢，过去官员 们坐的地方，现在用监狱里那种铁栅隔离出来，并且加固。地质学家们被安排与 长官同场看电影。

监狱图书馆的书，不让地质学家们借阅。即使要借，也只能借技术方面的。

党组书记，病怏怏的远北建设总局老建设者哈比布林，在他的监视生涯中第 一次亲手把装地质学家们衣服的口袋拖到洗衣房。这是他在世界上最感难受的 一件事。

又过了一个月，小个头将军来了，地质学家们请求他在窗户上装窗帘。

“窗帘，”哈比布林郁闷地说，“他们要窗帘。”

小个头将军心满意足。地质学家们的工作在推进。每十天一次，夜里，诊疗 室打开，让他们在澡堂里洗澡。

克里斯特很少同他们交谈。再说，那些被侦讯的地质学家能告诉他的事情， 在他的劳改营生涯中，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呢。

于是，地质学家们的注意力便集中到了波斯人理发师身上。

“你别同他们谈得太多，尤尔卡，”有一次，克里斯特说。

“什么福来儿都要把我教训一番，”波斯人骂起娘来。

又一次，洗浴过后，波斯人来了，明显喝得烂醉，没准是“醉茶”了，或“灌了可 待因”。只不过他的举止太活泼，忙着要回家，从值班室跳到外面，不等有人顺路 送他回营，克里斯特便在打开的窗户里，听见手枪发出弹指似的一声干巴巴的轻 响。波斯人被一名看守——他刚刚为那看守刮过脸——击毙了。他蜷曲的身体 倒在门廊边。值班医生摸了摸脉搏，签署了死亡证明。来了另一位理发师，阿绍

特--名亚美尼亚恐怖分子，来自亚美尼亚社会革命党战斗队。就是这个战斗

队，于一九二六年杀死了三名土耳其部长——首席部长是塔拉特•帕夏，他是一 九一五年亚美尼亚大屠杀的罪魁祸首，那次屠杀导致一百万亚美尼亚人丧生…… 侦讯部门审查了阿绍特的个人档案，便不再让他为地质学家们刮脸。又在窃贼中 找到一个人，用人的原则也改变了——每次都由一名新的理发师来刮脸，认为这 样更安全，因为那些人建立不起联系。布蒂尔卡监狱就是这样更换哨兵——实行 不固定岗位制。

无论是波斯人还是阿绍特，他们的情况，地质学家们一无所知。地质学家们 的工作推进一帆风顺，小个头将军来了，允许他们放风半小时。对老监视人哈比 布林来说，这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侮辱。在逆来顺受、胆小怕事、毫无权利的劳改 营人中，监视人就是大官。可是在这里，哈比布林并不喜欢干纯粹的监视活。

哈比布林的目光越来越忧郁，鼻头越来越红一~他毅然开始酗酒。于是，有 一次，他一个倒栽葱从桥上跌进了科雷马河，不过被人救起来了，没有中断他那重 要的监视职务。他老老实实地把衣服袋子拖进洗衣房，老老实实地打扫房间，换 窗帘。

“日子过得怎么样啊?”克里斯特问哈比布林——无论怎么说，他们在这里一 块儿值班一年多了。

“糟透了，”哈比布林一口气说道。

小个头将军来了。地质学家们的工作进展极好。将军兴高采烈，笑容满面， 围着地质学家们的监狱绕行一周。由于地质学家们的工作，将军受到了嘉奖,

在门槛旁，哈比布林垂手直立，送别将军。

“嗯，不错不错。我看他们没有招麻烦，”小个头将军快活地说道。“你们 呢，”将军把目光转向站在门槛旁边的监视人，“你们对他们要更有礼貌。不然的 话，狗杂种，我会把你们折磨死!”

说罢，将军就走了。

哈比布林摇摇晃晃地走到诊疗室，在克里斯特那里喝下了倍量的缬草酊，写 了个报告，要求尽快调离，去干别的任何工作。他把报告拿给克里斯特看，希望得 到同情。克里斯特试图向他说明，对于将军来说，这些地质学家比一百个哈比布 林还重要，然而，感情大大受挫的监视长，并不想去理解这个简单的真理。

在一个夜晚，地质学家们全没了踪影。

一九六五

小猫从架子床下爬出来，又赶紧往回一跳，因为地质工作者费拉托夫把一只 靴子朝它扔过去。

“你干吗发火? ”我说，把一大本油污的《基督山伯爵》放到一边。

“我不喜欢猫。这个嘛，就另当别论了。”费拉托夫把一只毛茸茸的灰狗仔拉 到自己面前，拍拍它的脖子。“一只纯种牧羊犬。去咬它，卡兹别克，咬它！”费拉 托夫唆使小狗去咬小猫。可是，小狗卡兹别克鼻子上有两道被猫抓破的新伤痕。 它只是闷声地唔唔发威，却并不动弹。

小猫在我们这里过得很不快活，五个大男人只用它来打发无聊——河流的汛 期使我们无法出行。尤日科夫和科丘别伊是木匠，他们用未来的工钱玩“六十六 点” ®已经第二周了，有输有赢。这时厨师推幵门，大叫一声：

“熊! ”所有人都急匆匆地奔向大门！

可是，我们是五个人，却只有一支枪，是地质工作者的。斧子也不够每人一 柄。厨师便抓起一把剃刀般锋利的菜刀。

①六十六点，一种扑克游戏。

两头熊沿着小溪那边的山上走来，一头公熊，一头母熊。它们摇撼、折断幼小 的落叶松，连根拔起，扔进水里。在原始林的这个五月里，世间就只有这两头熊。 大家从背风一面向它们走得很近，大约只隔两百步。那头公熊是褐色的，略带一 点棕红,体型比母熊要大一倍，是头老熊。一对粗大的黄色獠牙清晰可见。

费拉托夫是一名优秀射手。他坐下来，把步枪搭在倾倒的落叶松树干上，想 必是为了开枪有个依托。他用枪管拨动着，在开始发黄的灌木丛树叶间为子弹寻 找路径。

“打呀!”厨师急得脸色发白，大声吼道，“打!”

熊听见了沙沙的声音。它们的反应快极了，就像赛场上的足球运动员。母熊 沿着山坡飞快地往上爬，往山隘后面躲。老公熊没有逃跑。它把脸转向危险的方 向，露出巨大的獠牙，慢吞吞地沿山坡走去，走向浓密的偃松树丛。它显然在把危 险引向自己。它，这头公熊，牺牲生命也要救自己的伴侣。它在把死亡从母熊那 里引开。它在掩护母熊逃走。

费拉托夫开了枪。正如我已说过，他是一名优秀的射手——那头熊应声倒 下，沿斜坡滚下山谷,一直滚到一棵落叶松——就是半小时前它戏耍时折断的那 棵落叶松——阻住了它那沉重的身体。而母熊已经跑得没了踪影。

天空、悬崖都如此巨大，那头公熊仿佛就是一只玩具熊。公熊已被一枪打死。 我们捆住它的爪子，用棍子穿起来。公熊肥硕的身躯太沉，我们摇摇晃晃地把它 抬到谷底，放到还没融化的、滑滑溜溜的两米大冰块上。我们沿着集材道,把死熊 拉到我们木房的门槛前。

那只两个月大的小狗，在它短暂的生活中还从来没有见到过熊。它一骨碌藏 到床下去，吓得发呆。小猫则迥然不同。它发疯般扑向死熊肥大的身躯——我们 五个人正在剥下它的毛皮。小猫撕扯一块块热乎乎的熊肉，抓咬一团团凝固的熊 血，在疙疙瘩瘩、殷殷发红的兽肉上跳来跳去……

这张熊皮，足有四平方米大小。

“大约有十二普特肉呢，”厨师对大家反复说道。

战利品是丰厚的，但不可能把它运出去卖掉，所以只能立刻平分。地质工作 者费拉托夫的煮锅和煎锅，日夜不息地咕噜咕噜煮着，一直煮到他的肠胃出了毛 病才熄火。尤日科夫和科丘别伊认为，对于赌牌的人来说，输赢用熊肉结账并不 适用，便把自己的一份熊肉腌在石砌的坑里，每天都去检查保存情况。厨师不知 把熊肉藏在一个什么地方——他懂得腌肉的诀窍，但对任何人都不公开。我要词 养小猫和小狗，我们仨对付这熊肉的方法比所有人都圆满。这次成功的狩猎，让 大家足足回味了两天两夜。只是到了第三天的傍晚，大家才又开始争吵。

〈一九五六〉

加加林娜公爵夫人的项链

在监狱里接受侦讯的那段时间，会从记忆中飞快逝去，而且不会留下清晰、强 烈的痕迹。对于每个被侦查的人来说，监狱，那里的际遇，那里的人们，都不是主 要的。在监狱里，全部精神的、内心的和神经的力量，都花在一件主要的事情 上——同侦査员周旋。那些发生在各个审讯楼办公室里的事情，比监狱生活记得 牢固。在监狱里读过的书，不会有一本记得——只有“期限”监狱，才是一所大 学，能从那里培养出星占家、小说家和回忆录作家。在侦讯监狱里读过的那些书， 不会留在记忆里。对于克里斯特来说，同侦查员一争高下没有起主要作用。克里 斯特明白，他是注定要遭殃的，被捕——这就是判罪，就是成为牺牲品。因此，克 里斯特心里十分平静。他保持着观察力，对监狱制度令人昏昏欲睡的节奏，也保 持着顽强对抗的能耐。克里斯特不止一次遇到过人的招致死命的习惯——总是 把自己最重要的事情讲出来，把自己的一切对身边的人和盘托出——同监室的 人、医院里相邻病床的人、火车包厢里的邻座。这些深藏在人内心里的秘密，有时 简直令人震惊，不可思议。

睡在克里斯特右邻的犯人，是沃洛科拉姆斯克工厂的机械师。请他说说他记 得的平生印象最深刻的事件、最好的东西是什么时，他神采奕奕地回忆着往事，回 答道：那是一九三三年，他凭证领取了二十个蔬菜罐头，回家打开一看，竟然全是 猪肉罐头。他用斧子将每个罐头劈为两半，用钥匙锁上，以防备邻人：那全是猪 肉罐头，没有一个蔬菜罐头哇！在监狱里，人们是不会嘲笑这种回忆的。睡在克 里斯特左邻的犯人，是亚历山大•格奥尔吉耶维奇•安德烈耶夫，曾任十月革命 前苦役政治犯协会总书记。他往鼻梁皱起银白色的眉毛，一双黑眼睛炯炯生光。

“对，在我的生活中有这么一天--九一七年三月十二日。我成了沙皇制

度下的终身苦役犯。命运的安排吧，这件事二十周年之际，我在这儿的监狱里与 您相遇。”

对面架子床上，一个身材匀称丰满的人爬下来。

“请允许我同你们一起玩玩。我叫米罗留波夫，瓦列里•安德烈耶维奇，是医 生。”医生柔弱地苦笑一下。

“请坐吧，”克里斯特说，让出一个地方来。这做起来很简单，只须弯弯腿就 行。但用别的任何方法挪出一个地方，都是不可能的。米罗留波夫立刻爬上床 来。他脚上穿一双居家便鞋。克里斯特很奇怪地抬抬眉头。

“不，不是从家里带来的。我在塔甘卡关了两个月，那里的监规要简单些。”

“塔甘卡是刑事监狱吗?”

“对，当然是刑事监狱，”米罗留波夫医生漫不经心地证实。“由于您来到牢 房，”米罗留波夫说，抬眼望着克里斯特，“生活就变了样。游戏更有理性了。不 是玩这种人人沉迷、非常糟糕的‘谁打你了。为了在厕所里尽情地玩玩‘骗 子’，大家甚至等着去大小便。大概，是很有经验……”

“有的，”克里斯特忧伤而坚定地说。

米罗留波夫用他那慈祥鼓凸的近视眼望望克里斯特。

“我的眼镜被窃贼抢走了，在塔甘卡。”

①一种儿童游戏,一人背对大家，伸出手掌让后面的人去打。然后根据表情、眼神、击打力度和 特点，猜测是谁打了他的手掌。

克里斯特脑子里习惯地闪过一堆疑问、推测和猜想……他在寻求忠告。他不 知道米罗留波夫为什么被捕。不过……

“为什么把您从塔甘卡转到这里？”

“我不知道哇，两个月来从没提审过我。而在塔甘卡……我是作为一件人室 盗窃案的见证人传唤的。在我们住宅里，一个邻居的大衣被偷了，于是审问我，出 示了逮捕令……说了一大堆毫无意义的废话。没一个说法——已经两个多月。 还把我转到了布蒂尔卡。”

“这算不得什么，”克里斯特说，“您还是忍忍，等着出现意外吧。这可不是什 么毫无意义的废话。这是一种‘有计划的混乱’，正如批评家尤达•格罗斯曼-罗 辛®所说。您记得这个人吗？马赫诺®的战友?”

“不，我不记得，”医生说。克里斯特知晓一切的期望熄灭了，米罗留波夫眼 里的亮光也消失了。

侦讯剧本的内容真是花样百出，克里斯特对此了如指掌。追究一个入室盗窃 案——哪怕作为证人——也会使人想起著名的“汞齐。不管怎么说，米罗留波 夫在塔甘卡的奇遇就是一种侦查的迷彩伪装，天知道内务人民委员部那些想象丰 富的人为什么需要这个伪装。

“瓦列里•安德烈耶维奇，我们谈谈别的吧。谈谈生活中最开心的日子，谈谈 您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

“是的，我听见了，听见了你们的交谈。有一件事使我的整个生活彻底变了 样。只是我遭遇的一切,一点也不像亚历山大•格奥尔吉耶维奇讲的，”米罗留波 夫朝左侧的苦役政治犯协会总书记俯下身子说一点不像这位伙计所讲的。”米

① 尤达•格罗斯曼-罗辛（1883—1934)，政治活动家，文学批评家。

② 涅斯托尔•伊万诺维奇•马赫诺（1889—丨934),苏联内战时期乌克兰重要政治军事头领，无 政府主义者。

③ 汞齐，以汞为主要成分的合金，如汞与钠组成的合金称为“钠汞齐”，汞和锌组成的合金称为 “锌汞齐”。汞齐广泛用作催化剂、还原剂等。

罗留波夫又把身子向右，对着沃洛科拉姆斯克的机械师……“一九〇一年，我是莫 斯科大学的学生，在医学系上一年级。我那时很年轻，胸怀崇高的理想，但傻里傻 气，不解人意。”

“照黑话说就是‘呆瓜’，”克里斯特接口道。

“不，不是‘呆瓜’，我蹲过塔甘卡的监狱后，懂得一点黑话。您是从哪里听 来的?”

“我是自己研究的，”克里斯特说。

“不，不是‘呆瓜’，而是那个……‘我们要欢乐’®。明白吗？就是这么回事。”

“说正题吧，别扯太远，瓦列里•安德烈耶维奇，”沃洛科拉姆斯克的机械 师说。

“现在我要谈到正题了。我们这里的闲暇时间很少……我读报纸，看见一条 重要启事，加加林娜公爵夫人的钻石项链丢了。那是一件传世珍宝。悬赏拾得者 五千卢布。我看完报纸，揉成一团，随手扔进了垃圾箱。我一边走，一边想，要是 我能捡到这条项链，我要把一半酬金寄给母亲，用剩下的一半到国外去一趟。要 买一件高级大衣，买一张小剧院的长期戏票，那时还没有艺术剧院。我沿着尼基 塔林荫道往前走。其实不是沿林荫道，而是沿人行道上的木板——木板踩上去的 时候，还有一颗铁钉老钻出来，为了绕开这颗铁钉，我走到地面上去，这时我一望， 水沟里……总之，我找到了项链。我在林荫道上坐了一阵，胡思乱想一通，我想到 自己未来的幸福。我没有去上学，却走回垃圾箱前，捡起那张报纸，摊开，把地址 看了 一遍。

“我按门铃……按门铃。出来一个听差，‘是有关项链的事。’公爵亲自出来 了，公爵夫人也跑出来了。当时我二十岁。是二十岁。这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是 对伴随我长大的，我学会的一切事物的检验……应当马上作出决定——是作一个

①“我们要欢乐”，自中世纪流传下来的一首拉丁语歌曲。在监狱里成为一句黑话，意指“傻里 傻气、特别憨直”的人。 堂堂正正的人，还是狗屎不如。‘我马上把钱拿来，’这是公爵在说，‘或者，是不 是给您支票？请坐！’公爵夫人也在这儿，就离我两步远。我没有坐。我说，我是 大学生，我送还项链，不是为了领取什么奖赏。‘啊，是这样，’公爵说。‘请原谅 我们，请到餐桌那边，同我们共进早餐吧！’他的夫人，伊琳娜•谢尔盖耶夫娜，便 吻了吻我。”

“是五千哪! ”沃洛科拉姆斯克的机械师着迷地说。

“真是一次非同小可的检验!”苦役犯协会总书记说。“我的头一颗炸弹，也 是这样在克里米亚扔下的。”

“后来我就常常到公爵家去，差不多是每天吧。对他的妻子很是钟情。一连 三个夏天，都同他们一起到国外去。我已经是一名医生。一直没有结婚。因为这 根项链，我独身过了一辈子……而后来，发生了革命，发生了国内战争。国内战争 时期，我同普特纳®搞得很熟。维托夫特•普特纳。我在他那里作家庭医生。普 特纳是个很棒的男人。不过，当然，他不是加加林公爵。他身上缺乏某种……类 似的东西，而且，也没有类似的妻子。”

“您简直变得年长了二十岁，比‘我们要欢乐’年长了二十岁！”

“或许吧……”

“普特纳现在在哪里呢?”

“他是驻英国武官。”

亚历山大•格奥尔吉耶维奇，我左边那个近邻，微微一笑。

“我想，就像缪塞®喜欢说的，您的苦难的谜底，整体上应该在普特纳身上去 寻找。是吧？”

“但是怎么去找呢?”

① 维托夫特•卡兹米罗维奇•普特纳（1893—1937)，苏联将领。国内战争时期任师政治委员、 团长、师长。曾从事军事外交活动。

② 阿尔弗雷德•德•缪塞（1810—1857)，法国浪漫主义诗人，风格悲观优郁，低沉感伤。

“这一点侦查员可知道。您就准备随普特纳去战斗吧。这是一个老人给您的 建议。”

“可您比我年轻哪!”

“年轻不年轻无所谓。只是我身上少有‘我们要欢乐’的东西，炸弹倒是不 少安德烈耶夫笑笑。“我们不要争吵。”

“您的意见呢?”

“我赞同亚历山大•格奥尔吉耶维奇的看法克里斯特说。

米罗留波夫脸红了，但他克制住了。监狱里的争吵，会像枯林里的大火一样 突然爆发。无论克里斯特还是安德烈耶夫，对这一点都是知道的。而米罗留波夫 却还需要了解。

这样的一天，这样的审讯，终于来了。在这之后，米罗留波夫整整两天两夜俯 身躺在床上，也没去放风。

到第三天，他起了床，来到克里斯特跟前，用手指摸着自己失眠的蓝眼睛发红 的眼睑。他走到克里斯特面前，说道：

“您是正确的。”

正确的是安德烈耶夫，不是克里斯特，不过在承认自己错误的时候，却带有一 点委婉，克里斯特和安德烈耶夫对此都有很明显的感觉。

“是普特纳吧?”

“是普特纳。这一切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米罗留波夫竟然哭起来。他坚持 了整整两昼夜，终于支持不住了。无论安德烈耶夫还是克里斯特，都不喜欢哭鼻 子的男人。

“您安静一点。”

夜里，米罗留波夫一阵热烈的低语惊醒了克里斯特：

“我全告诉您，我的毁灭是无可挽救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是普特纳的家 庭医生。现在他们不是以入室盗窃罪审讯我，而是——想起来都害怕——谋杀政 府要员未遂罪！”

“瓦列里•安德烈耶维奇，”克里斯特驱散着睡意，打着呵欠，说道，“在我们 囚室，不仅仅您被指控这种罪，还有那边躺着的不识字的连卡。他来自莫斯科州 图马区。连卡曾经拧下铁路路基上的螺帽，用来作渔网上的吊坠，就像契诃夫笔 下那个罪犯您在文学上，在所有‘我们要欢乐’的人群中，是很有能耐的。连 卡被指控搞破坏，搞恐怖活动。并没有闹任何歇斯底里。而躺在连卡旁边那个大 肚子沃龙科夫，是莫斯科咖啡馆的厨师长，也就是过去斯特拉斯特纳雅大街上那 家普希金咖啡馆——您去过吧？那家咖啡馆笼罩在一片棕色的情调中。有人诱 使沃龙科夫去阿尔巴特广场的布拉格饭店——那里的经理是菲利波夫。于是，侦 查员在沃龙科夫案子的记录上记下了——而且每一页都有沃龙科夫的签名—— 说菲利波夫向沃龙科夫提供一处三套间住房，还让他去国外进修。因为厨师行业 正处于衰退之中……‘布拉格饭店经理菲利波夫为我提供这一切，是以我同意跳 槽为条件的，可我拒绝时，他就要我毒杀政府官员。于是，我就同意了。’您的案 子，瓦列里•安德烈耶维奇，同样是出自那个‘近乎幻想的技术’部门哪。”

“您干吗安慰我？您知道什么？我跟普纳特差不多从革命开始就在一起了。 是从国内战争开始！我在他家里就像是自己人。我曾经跟他一道去过滨海边疆 区，去过南方。只是没让我去英国，没给签证。”

“那么，普特纳在英国了？”

“我已经对您说过，他曾经在英国。曾经在英国。不过现在不在英国了，而是 在这里，跟我们在一起。”

“啊，竟是这样!”

“在第三天，”米罗留波夫低声说，“作了两次审讯。第一次审讯时，要我把我 所知道的普特纳的一切恐怖活动和他对这件事的看法全写出来。有什么人常常 到他那里去，谈论些什么。我全写出来了。写得很详尽。我没听见任何有关恐怖 活动的谈话。任何客人都没谈起过……后来他们暂停审讯，吃午饭，也让我吃了

①见契诃夫小说《凶犯》。内有乡下人杰尼斯拧下铁道上的螺帽作钓坠的情节。

饭。两道菜。第二道菜是豌豆。在我们布蒂尔卡，总让我们吃扁豆，而在那里却 吃豌豆。午饭后，给我抽了一支烟——我平时不抽烟，但在监狱里开始习惯起 来——他们坐下来又开始作记录。一名侦查员说：‘您，米罗留波夫医生，这么忠 心耿耿地维护、包庇普特纳，您多年的主子和朋友。这会给你带来好声誉，米罗留 波夫医生。可普特纳对您，却不像您对他呀……’ ‘这是什么意思？’ ‘您瞧，这个 是普特纳自己写的。您看看吧！’侦查员递给我一份好多页的口供,正是普特纳亲 笔所写。”

“竟是这样……”

“对。我感到我的头发在变花白。普特纳在这份申明中写道：‘确实，在我的 寓所里策划过一次恐怖图谋。谋划过一场反对政府成员，反对斯大林和莫洛托 夫®的阴谋。所有这些谈话，克利门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都曾最密 切最积极地参与。’在我脑子里烧灼的最后一句话是：‘所有这一切，我的家庭医 生米罗留波夫大夫均可证明。’”

克里斯特打个忽哨。死亡已经向米罗留波夫走得很近。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说呢？普特纳的笔迹不是伪造，我太熟悉他的笔迹 了。连手也没有发抖，就像皇太子阿列克谢遭鞭打后一样——您还记得历史上那 些刑讯逼供的案件吧？那个彼得大帝时代的审讯记录?”

“我真的羡慕您，”克里斯特说，“对文学的爱好总是胜过一切。其实，这是对 历史的爱好。要是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去类推，去比较，那么，理性地研究清楚您 的案情，也会有足够的力量。有一点倒是明确无误的：普特纳已经被捕。”

“对，他就在这里。”

“或者在卢比扬卡，或者在列福尔托夫，但不在英国。告诉我，瓦列里•安德

①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诺维奇•莫洛托夫（1890—1986)，苏联政治活动家。曾任苏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央主席团委员、最高苏维埃代表。

② 克利门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1881—1969),苏联党、政、军活动家，苏联元帅。

烈耶夫，完全凭良心说——有没有过任何不赞同的见解? ”克里斯特捻捻他假想的 胡须，“哪怕是最笼统地说说?”

“从来没有。”

“或许，是‘我在场的时候从来没有’吧？这些精细的侦查手段您应该非常

了解，

“不，从来没有。普特纳——那是一位虔诚的伙伴，一位军人。只是有些

粗旷。”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心理方面的——不过是最重要的。只是得说真话。” “我在哪里讲的都一样。”

“啊，不要生气，波萨侯爵叼”

“我倒觉得，您是在嘲笑我……”

“不，没有嘲笑。坦诚地告诉我吧，普特纳对伏罗希洛夫抱什么态度？”

“普特纳恨他，”米罗留波夫热烈地一口气说道。

“那么，我们已经找到答案了，瓦列里•安德烈耶维奇。这里——不是催眠 术，不是奥纳尔多先生的活计气不是打针，不是药物。甚至不是威胁，不是过‘传 送带’。这是注定失败者的冷酷算计。是普特纳的最后一搏。您——在这场游戏 中是个小卒子，瓦列里•安德烈耶维奇。记得吗，在《波尔塔瓦》中……‘丧失生 命，随之丧失名誉。把敌人同自己一起送上断头台。’”

“是‘把朋友同自己一起送上断头台’®。”米罗留波夫纠正道。

“不。‘朋友’，这是您和您这类人才看得出来的，瓦列里•安德烈耶维奇。 我亲爱的‘我们要欢乐’。比起朋友来，现在更指望敌人！要更多地抓住敌人。 也这样逮住朋友。”

① 波萨侯爵,德国诗人席勒的诗剧《唐•卡洛斯》中的人物，是一位“士为知己者用”的典型形象。

② 奥纳尔多，原名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斯米尔诺夫（1883—1958),苏联二十年代最著名 的催眠术家。

③ 这是普希金长篇叙事诗《波尔塔瓦》中的句子。

“但是我，我究竟该怎么办?”

“你想要个好主意吗，瓦列里•安德烈耶维奇！”

“好主意，坏主意，我都无所谓。我不想死。”

“不，是个好主意，您只向人展示真相。如果普特纳面对死亡想要撒谎，那是 他的事。您要获救，就只能说真话D只说真话，除了真话，什么也别说。”

“我从来就只说真话。”

“您展示过真相吗？这里可有许多细微的差别。例如，为获救而撒谎。或者， 社会和国家利益，个别人的阶级利益和个人道德。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 “我只讲真话。”

“那更好。就是说，有展示真相的经验。您要坚持这一点 “您给我出的主意不太多呀，”米罗留波夫扫兴地说。

“一件很难的事情。”克里斯特说，“我们要相信，‘那边’很清楚要怎么做。他 们要您死，您就必死无疑。不需要您死，您就一定有救。”

“真是可悲的劝告。”

“没有别的办法。”

后来，克里斯特在“库鲁”号轮上遇见了米罗留波夫。那是轮船一九三七年 通航期的第五个航班，由符拉迪沃斯托克驶往马加丹。

加加林公爵和维托夫特•普特纳的这位私人医生，跟克里斯特淡淡地问问 好——因为克里斯特见证了他内心的虚弱，见证了他生命中某个危险的时刻。并 且米罗留波夫有这种感觉——在那个艰难的生死关头，克里斯特没有帮上他任 何忙。

克里斯特和米罗留波夫互相握握手。

“很高兴还能见到您活着！ ”克里斯特说,“判了几年?”

“五年。您在挖苦我。我可没有任何罪过，却在这里过了五年劳改营生活，在 这科雷马。”

“您的处境曾经非常危险，性命交关哪。可运气没有背叛您，”克里斯特说。

“叫这样的运气见鬼去吧！”

不过，克里斯特想，米罗留波夫是对的。这运气真是太俄国式了——把一个 清白无辜的人判了五年，这该高兴。因为本来可以判上十年，甚至处以极刑的。

在科雷马，克里斯特和米罗留波夫没有见过面，科雷马太大。但是，克里斯特 从各种传闻和打听得知，米罗留波夫医生在整个五年劳改营刑期中也是够幸运 的。他在战争期间获释，在矿上当医生，直到一九六五年终老于此。

一九六五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穿一身便服迎接华莱士离得最近的一座劳改营里， 岗楼全锯倒了，囚犯们得到一个最美好的休息日。所有“藏货”都翻出来摆上小 镇商店的货架，买卖兴隆，就好像根本没有战争。

华莱士参加星期日义务劳动，去收土豆。菜园里,华莱士领到一把美国拱铲， 是不久前按租借法案运来的，他感到十分惬意。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本人也拿了 这么一把铁铲，只不过铲柄是俄式的，很长。华莱士指着铁铲问了件什么事，站在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身旁的一个穿便服的人说了句话，然后伊万•费奥多罗维奇 又说了一句什么。译员很礼貌地把他的话翻译给华莱士，说在美国，这个先进技 术之国，就连铁铲的形状都考虑到了。他还碰了碰握在华莱士手上的这把铁铲， 说铲子各方面都堪称不错，只是铲柄不是给俄国人用的——太短，不称身。译员 费劲地翻译出“称身”二字。不过，为跳蚤钉上铁掌的俄国人（这个故事，华莱士 准备前往俄国旅行时也读到过）对美国工具作了改进•.为铁铲装上了另一种长 柄。铁铲加上铲柄最舒适的长度，是从地面到干活人鼻梁的高度。站在伊万•费

①亨利•阿加德•华莱士（ 1888—丨965)，曾任美国副总统（1941—丨945)，主张发展美苏关系。 奥多罗维奇身旁那个穿便服的人，演示了一下这是怎么回事。该动手搞“突击” 收土豆了。在远北地区，土豆长得还不错。

华莱士对什么事情都充满兴趣。白菜、土豆在这里长得怎么样？如何栽种？ 是栽的秧苗吗？白菜又怎么种？真是奇妙。每公顷的产量是多少呢？

华莱士不时回头瞧瞧身边的人。一些年轻人在长官们周围挖地--个个

腮帮子绯红，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他们干得快快活活，生龙活虎。华莱士偷个 空儿，仔细打量他们的双手，打量他们白白嫩嫩，根本没拿过铁铲的手指，知道了 这些人全是换了装的卫兵，不禁冷然一笑。华莱士目睹了一切•.锯倒的岗楼，没 锯倒的岗楼，一连串围着铁丝网的囚犯工棚。他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并不比伊 万•费奥多罗维奇少。

大家快快活活挖地。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不多会儿就厌倦了——他虚胖笨 重，又不愿意落在美国副总统后面。华莱士身轻好动，像个孩子，虽然年龄比伊 万•费奥多罗维奇还大一些。

“我习惯了在自己农场里干这种活儿，”华莱士乐呵呵地说道。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露着笑意，休息的次数越来越多。

“一回营里，”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思忖，“一定打一针葡萄糖。”伊万•费奥 多罗维奇非常喜欢葡萄糖。葡萄糖对心脏大有助益。只得冒险了——这次出行，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没有带上自己的家庭医生。

“突击”结束了，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下令把卫生所所长叫来。所长来了，脸 色死白，等待着最坏的结果。一些病员为所长捕鱼，是有人告发了这该死的事吗？ 可这是历来就有的传统啊。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看见了医生，竭力露出尽可能慈祥的微笑。

“我要打一针葡萄糖。我有葡萄糖注射液〇是我自己的。”

“您？打葡萄糖?”

“什么事让你这么吃惊? ”他说，瞅了转忧为喜的所长一眼，满面疑惑。“行 了，给我打针吧!

“我？给您打针?”

“你。给我打针。”

“打葡萄糖?”

“打葡萄糖。”

“我让彼得•彼得罗维奇，我们的外科医生给您打吧。他会打得比我好。”

“你怎么啦——不会打针是吧?”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说。

“我会，首长同志。不过彼得•彼得罗维奇能打得更好。我把自己的注射器 给他，是我私人的。”

“我也有私人注射器。”

于是，派人去请外科医生。

“有什么吩咐，首长同志？我是医院外科医生克拉斯尼茨基。”

“你是——外科医生?”

“是的，首长同志。”

“过去是囚犯?”

“是的，首长同志。”

“你可以为我打针吗？”

“不行，首长同志，我不会。”

“你不会打针?”

“我们，首长公民，”所长插进话来，“马上给您派一名医士。来自囚犯的。他 打起针来，您根本没有感觉。请把您的注射器拿过来。我当着您的面煮沸消毒。 我同彼得•彼得罗维奇监视着，让他别搞什么破坏活动、恐怖活动。我们拿着止 血带，把袖子替您卷上。”

一名来自囚犯的医士到了，他洗了手，用酒精擦过，做了注射。

“我可以走了吗，首长公民？”

“走吧，”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说道。“把我皮包里的香烟给他一包。”

“不用，首长公民。”

半路上打葡萄糖针，竟是这么复杂的一件事情。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好长时 间都感到自己在发烧，脑袋眩晕，觉得是被这位来自囚犯的医士下了毒;不过他最 终安定下来。

第二天，伊万•费奥多罗维奇送华莱士到伊尔库茨克;喜不自胜地在自己身 上画十字;又下令立起岗楼，恢复原状;商店里陈列的货品，也统统收起来。

从不久之前起，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就感到自己是美国的一位特殊友人，自 然是友好外交范围内的友人。仅仅几个月前，在离马加丹四十七公里的试验工 厂，电灯泡生产走上了正轨。这件事有多大意义，只有科雷马人才能评价。遗失 灯泡要受到审讯;在矿上，灯泡的损耗会导致丢失成千上万个工时。外面运来的 灯泡，多少都不够用。可突然喜从天降，建起了自己的灯泡厂！终于摆脱了“对外 国的依赖”！

莫斯科高度评价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成就一-他荣获了一枚勋章。小一 些的勋章，则奖励给厂长、生产这些灯泡的车间主任、实验员。除一人外，所有人 都获得了奖励，而创建这一生产企业的却正是此人。他就是哈尔科夫的原子物理

学家格奥尔吉•格奥尔吉耶维奇•杰米多夫工程师--位判五年刑期、带特殊

标记的人——要么是因为搞“反苏宣传”，要么是因为诸如此类的什么事。杰米 多夫曾以为自己会提前释放，再说，厂长也对这件事作过暗示。但伊万•费奥多 罗维奇认为这种请求是政治错误。一个法西斯，突然就提前释放！莫斯科会怎么 说呢。不行，没去干“普通活”，没受寒冻之苦，就让他为此高兴好了——这可比 什么提前释放都好。而且，他，杰米多夫，当然不可能获得勋章。勋章奖励给国家 的忠仆，而不是法西斯。

“补发二十五卢布奖金——这倒可以。还有马合烟、糖什么的……”

“杰米多夫不抽烟，”厂长恭敬地说。

“不抽烟，不抽烟……可以换面包嘛，还可以换别的什么嘛……不需要马合 烟，那就给他新衣服——不是劳改营那种，而是，你明白的……那些盒装的美国套 件，我们开始作奖品发给你们那些。我都忘记了。其中有西服，衬衫，领带。装在

这种白盒子里的。就这样奖励好了。”

在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亲自出席的隆重会议上,每位英雄都得到了一个美国 礼品盒。大家恭恭敬敬，表示感谢。可是，轮到杰米多夫的时候，他走到会议主席 团面前，把礼品盒放到桌上，说：

“这些美国破烂，我是不会穿的，”说罢，转身扬长而去。

对这件事，伊万•费奥多罗维奇首先从政治观点看，认为这个法西斯是在攻 击苏美爱好自由国家联盟。他当天晚上就给区执委局打了电话。杰米多夫受到 审判，“加刑”八年，解除工作，发配惩戒矿干“普通活”。

此刻,华莱士到访后，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回忆起杰米多夫的事情来，禁不住 十分愉快。政治洞察力永远是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一大长处。

不久前，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结了婚，娶了二十岁的共青团员雷达索娃，从此 以后，他就特别关心自己的心脏。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把她娶为妻子，让她作了 劳改营一个很大分营的营长，执掌成千上万人生杀予夺的大权。这位颇具浪漫色 彩的共青团员，很快就变成一头野兽。她大搞流放、捏造罪名、判刑、“加刑”，成 了劳改营式卑鄙下作的种种阴谋诡计的中心。

剧院给雷达索娃太太带来了无数的操心事。

“科津送来一个密报，说导演瓦尔帕霍夫斯基在制定马加丹五一游行计划， 把节日游行搞得像宗教游行，举神幡，捧圣像。这里面当然暗藏着反革命 活动。”

在会议上，这些计划并没让雷达索娃太太觉得怎么违法。游行就游行呗！没 什么特别的。可是突然要举神幡！那就得管管了；她同丈夫商量了一下。丈夫，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可是很有经验的人——立刻倍加认真地对待科津的 报告。

“想必他说得对，”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说，“他的报告并不是单说神幡！原 来，瓦尔帕霍夫斯基同一名犹太女演员同居，让她担任一些主角——那演员是唱 歌的……瓦尔帕霍夫斯基是个什么人呢?”

“此人，一个法西斯，从特别区送来的。是导演，曾经在梅耶荷德$那里导过 戏，我现在想起来了，我这里有记载。”雷达索娃在她的卡片箱里翻寻一阵。这 “卡片箱”是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教她搞的。“他导演过什么《茶花女》。曾在讽 刺剧院排演《格卢波夫市的故事》。一九三七年来到科雷马。你瞧瞧。而科津 呢——可是靠得住的人。他搞鸡奸，却不是法西斯。”

“瓦尔帕霍夫斯基在剧院上演过什么戏?”

“排过《劫持叶莲娜》。我们看过的。记得吗，你还笑过。我们还为提前释放 给他签过字。”

“对——对，记起来了。这出《劫持叶莲娜》不是我国作者的作品。”

“是个什么法国作家写的。我这里有记录。”

“不用找了，不用找了，全明白了。你把这个瓦尔帕霍夫斯基连同他的流动队 调走，而把他老婆——她姓什么？”

“济斯金德。”

“把这个犹太女人——留在家里。他们的爱情长不了，跟我们可不一样，”伊 万•费奥多罗维奇爱怜地开了句玩笑。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在给自己年轻的妻子准备一份意外的大礼。雷达索娃 喜欢小饰物，各种珍稀纪念品。有一名囚犯——著名的骨雕艺人，在马加丹郊外 已经工作了两年，用猛犸牙为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年轻的妻子削制一只奇异的首 饰匣子。起初，这名骨雕艺人曾作为病人被清洗，后来又将他纳人一个作坊的编

制，使他能挣得工作日，以抵销刑期。他也获得了抵销--天抵三天——跟科

雷马铀矿超额完成工作计划一样。在铀矿，由于危险性大，抵补的比例高于“金 矿”，高于“第一金属”。

首饰匣的工程接近尾声。同华莱士的折腾明天也要结束，可以回马加丹了。

①符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梅耶荷德（1874—1940),苏联著名导演，共和国人民艺术家。 一九四〇年遭枪决，苏共二十大后平反。

雷达索娃下了命令，将瓦尔帕霍夫斯基列人巡回演出队，把歌唱演员的告发 转寄内务部区分局，之后，她陷入了沉思。是有点事情需要想想——伊万•费奥 多罗维奇老了，开始酗酒了。有许多年轻的新官员陆续到来。伊万•费奥多罗维 奇对这些人既恨又怕。来了个卢岑科任副职。他把科雷马巡视一遍，在所有医院 作了记录——记下了因遭殴打受伤致残的人。这样的人为数不少。当然，伊万• 费奥多罗维奇的密探向他报告了卢岑科作记录的事。

卢岑科对管理积极分子作了个报告。

“假如管理局局长骂娘，那么，矿长又该怎么办呢？工地主任又该怎么办呢? 工长又该怎么办呢？工作面又该怎么办呢？我向你们读一组数据，是我在各医院 里查问到的——显然大有缩水——事关骨折、殴打。”

就卢岑科的报告，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作了长篇发言。

“我们这里，”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讲道，“来了许多新人,但是所有的人，都 渐渐确信这里的条件是特殊的，是科雷马的条件，并且应该知道这一点。”伊万• 费奥多罗维奇希望年轻的同志们能够明白这一点，同我们一起工作。

卢岑科结束语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们是为了工作到这里来的，我们也将要工作,但是我们不会像伊万•费奥 多罗维奇说的那样工作，而要像党说的那样工作。”

所有人，全体管理积极分子，整个科雷马都明白，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曰子 算是到头了。雷达索娃也有这样的想法。不过，对于生活，老头子却比什么卢岑 科更了解。他，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缺的是一名政委。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写 了一封信。于是，卢岑科，他的副手，远北建设总局政治处处长，卫国战争的英雄， 就没了踪影，“好像叫母牛的舌头舔掉了”。他马上调到什么地方去了。为庆祝 胜利，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痛饮一场。烂醉之余，在马加丹剧院胡闹滋事。

“把这个唱歌的撵出去，我不想听这个恶棍唱歌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坐在 私人包厢里大发雷霆。

于是，歌唱演员就从马加丹永远消失了。

不过，这却是最后一场胜利。卢岑科在什么地方写了个什么材料，伊万•费 奥多罗维奇心知肚明，可是却无力预防这一打击。

“该退休了，”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思忖，“只是那只首饰匣……”

“退休金少不了，”妻子安慰他。“我们马上就离开这里。我们把一切统统忘 掉。忘掉所有卢岑科们，所有瓦尔帕霍夫斯基们。我们在莫斯科近郊买一幢带花 园的小房子。你去作国防航空化学促进协会主席，作区苏维埃积极分子，好吧? 到时候了，到时候了。”

“作国防航空化学促进协会主席？”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说好一个讨厌职 务。呸。可你呢? ”他冷不丁问道。

“我也跟你一块儿。”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心里明白，他死之前，妻子会等他两三年。

“这个卢岑科呀！是觊觎我的位置吗？”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想道。“瞧你说 的！我们并没有搞什么‘掠夺性开采’，而是搞的手工开采。是手工开采呀，亲爱 的卢岑科同志。从战争开始，遵照政府的命令，要增加黄金生产,而骨折、殴打、死 人什么的，那就在所难免。这里是极北地带——可不是莫斯科。照窃贼的说法，这 是丛林法则呀。沿岸地区的食品被冲进大海，三千人淹死了。劳改营副营长维什涅 维茨基被他尼基舍夫送交法庭，判了刑。还应该怎么做呢？卢岑科能指教指教吗?”

“我要车！”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黑色“吉姆”在离开马加丹的路上飞奔，马加丹正在 编织阴谋之网——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已经无力抗争。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在管理处大楼停下来过夜。这座大楼是伊万•费奥多 罗维奇的作品。在科雷马，无论是别尔津时期还是巴甫洛夫时期，都不曾建过管 理楼。“不过，”他想道既然允许我建，那就建起来。”于是，在漫长的道路上，每 隔五百公里，就建起一座楼房。套间、绘画、地毯、镜子、青铜器、高级餐台、厨师、 总务主任、警卫，一应倶全，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远北建设总局局长，便能体面无 愧地在这里过夜了。每年一次，他也确实在自己这些楼房里住上一宿。

此刻，黑色“吉姆”载着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奔向杰宾，奔向中心医院——最 近的一座管理楼就在那里。已经给那边打了电话，叫醒了医院院长，医院全体职 工也“按战斗警报”叫起来。打扫、冲洗，擦拭，到处都搞得干干净净。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突然要访问中心囚犯医院。要是他发现了污垢、灰 尘——那么，院长可不会有好果子吃。院长则总是指控那些懒散懈怠的医士和医 生，说他们在暗中搞破坏——不认真监督清洁卫生，以便让伊万•费奥多罗维奇 看见，解除他的职务。据说，没注意到办公桌上有灰尘的囚犯医生或医士，内心里 都深藏着这种念头。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黑色“吉姆”在科雷马大道上驰骋的时候，医院里的 一切都在瑟瑟发抖。

管理楼同医院没有一点关系，不过就在近旁而已，相距五百来米。然而因比 邻而居，就少不了各种麻烦。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在他九年的科雷马生涯中,一次也没视察过这所有一千

个床位的囚犯中心医院-次也没有。不过，每当他在管理楼用早餐、午餐、晚

餐的时候，大家都保持着警惕，直到黑色“吉姆”驶上公路，才下令“解除警报”。

这一次，“解除警报”的号令却没有按时发出。首长还住着呢！还喝着呢! 客人们来了——这就是管理楼传来的消息。第三天，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吉 姆”来到了雇用人员的镇子旁，医院的雇用医生、医士、服务人员，都住在那里。

所有人呆立不动，大气也不敢出。医院院长气喘吁吁地爬过一条隔开镇子和 医院的小溪。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从“吉姆”里钻出来。他面皮浮肿，一脸倦容。他点上 一支烟，狠命地抽。

“嘿，你这里，”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用手指抵住医院院长的白大褂。

“请吩咐，首长同志。”

“你这里有孩子吗?”

“我的孩子？他们在莫斯科上学，首长同志。”

“不是说你的孩子。孩子嘛，嘿，就是小孩子。你们这里有幼儿园吗？幼儿园 在哪里?”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大声喝道。

“就在这座房子里，首长同志。”

“吉姆”跟在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后面朝幼儿园的房子开过去。所有人都默 不作声。

“去叫孩子们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命令。

“他们在睡觉……”

“唬，”医院院长把保育员带到一边。“都叫来，都唤醒。注意让他们把小手 洗干净。”

保育员跑进了幼儿园里面。

“我想让孩子们坐‘吉姆’玩玩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说道，一边点燃香烟。

“啊，坐汽车玩玩，首长同志。这真是太妙了！”孩子们已经沿楼梯跑下来，围 住了伊万•费奥多罗维奇。

“爬到车上去，”医院院长大声喊着。“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要让你们坐汽车 玩玩。依次来。”

孩子们钻进了“吉姆”，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坐在司机旁边。“吉姆”便分三 批把所有孩子带着玩了一遍。

“明天，明天呢？您还来接我们吗？”

“来，来，”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一再保证。

“大概，这倒不错，”他在雪白的床单上躺下，心里想道。“家里，孩子，好叔 叔。跟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抱着小孩$—样。”

第二天，他被召到马加丹，受到提拔——升任有色金属工业部长。不过，这当 然是另一码事了。

马加丹流动文艺宣传队沿公路旅行，奔走于科雷马各矿场。列昂尼德•瓦尔

①当时广为流行的一幅宣传画，画的是斯大林抱着一个小孩。

帕霍夫斯基也在其中。他的劳改营妻子杜霞•济斯金德，按首长雷达索娃的命令 留在马加丹。劳改营妻子啊。那是真正的爱，真心实意的感情。他，一个演员，表 演假感情的职业大师，对这一点深有所知。接下来怎么办？去求谁呢？瓦尔帕霍 夫斯基感到疲惫不堪。

在雅戈德诺耶，他周围全是当地的医生——自由人医生和来自囚犯的医生。

雅戈德诺耶。两年前，他从雅戈德诺耶去特别区，遇机会在这里“得到安 置”，没有掉进可怕的哲尔加拉。这费了多大劲哪！需要施展数不清的想象力、技 巧，还有他在大北方掌握的应付一切的雕虫小技。于是，他使出浑身解数——要 排演一出音乐剧。不，不是他十五年后为克里姆林宫剧院排演的威尔第的《假面 舞会》，不是《杜尔斯卡太太的道德》，不是在小剧院上演的莱蒙托夫的作品，不是 在叶尔莫洛娃剧院里作总导演。他要上演小歌剧《黑色郁金香》！没有钢琴吗？ 就用手风琴伴奏。瓦尔帕霍夫斯基亲自为手风琴改编歌剧音乐，亲自演奏巴扬手 风琴。他把戏排出来了。他获胜了，躲过了去哲尔加拉。

他达到了目的，调往马加丹剧院，在那里得到雷达索娃的庇护。他在上级那 里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他筹办业余文艺活动观摩演出，在马加丹剧院一出接一出

上演剧目--出比一出精彩。于是，他遇上了歌唱演员杜霞•济斯金德，他们

相爱，科津打报告，路途漫漫。

文艺宣传队坐汽车巡回演出，此刻站在汽车周围的人，有许多瓦尔帕霍夫斯 基都认识。这是安德烈耶夫，曾几何时，他们一块儿乘车从涅克西康去了科雷马 特别区。他们是在澡堂里，冬天的澡堂里相遇的——黑咕隆咚、肮脏不堪、汗湿滑 溜的身体，文身，骂娘，挤挤挨挨，押送兵呵斥不断，逼仄拥挤。一盏灯挂在墙上， 灯旁，理发匠坐在凳子上，手持理发推子，为所有人剃头。潮湿的衬衫，脚下冰凉 的水汽，洗什么都只一勺水。黑灯瞎火中，一捆捆东西飞向空中。“谁的? 谁的?”

可这嗡嗡声，这喧嚣声,莫名其妙地戛然而止。安德烈耶夫的邻铺正在排队， 等候刹掉蓬松的长发，他用洪亮平静、演员味十足的声音说道：

一杯罗姆酒——感觉就大变，

夜里好睡觉，清晨有茶点，

若是待家中，兄弟呀，别有一洞天。

他们认识了，互相交谈起来——都是莫斯科人嘛。在雅戈德诺耶，在北方管 理局，只有瓦尔帕霍夫斯基没遭羁押遣送。安德烈耶夫既非导演也非演员。他在 哲尔加拉判了刑，后来在医院里住了很久，至今还待在离雅戈德诺耶六公里的贝 利奇亚区医院里作服务人员。他没有去看文艺宣传队演出的戏剧,但乐于见见瓦 尔帕霍夫斯基。

瓦尔帕霍夫斯基同文艺宣传队断绝了往来——他被紧急送进了医院——宣 传队去“埃尔根”女子国营农场演出并返回这段时间，他，瓦尔帕霍夫斯基，来得 及作一番思考和打算。

安德烈耶夫和瓦尔帕霍夫斯基谈了很多，作出了这样的决定：瓦尔帕霍夫斯 基写一封信给雷达索娃，在信里向她解释自己的感情，说自己是严肃认真的，去求 得雷达索娃本人的好感。信写了好几天，他字斟句酌反复润饰。一名忠实可靠的 医生充当联络人，把信带到马加丹，剩下的事情就只是等待了。安德烈耶夫和瓦 尔帕霍夫斯基已经各奔一方，文艺宣传队已经返回马加丹，这时，有了回复：解除 瓦尔帕霍夫斯基在文艺宣传队的工作，送惩戒矿干普通活。济斯金德，他的妻子, 则遣送“埃尔根”——进女子农业劳改营干普通活。

“如此答复，乃自上苍! ”——如雅辛斯基的一首诗所说。

安德烈耶夫在莫斯科的大街上同瓦尔帕霍夫斯基相遇了。瓦尔帕霍夫斯基 在叶尔莫洛娃剧院作总导演。安德烈耶夫则在莫斯科一家杂志社供职。

雷达索娃直接从她在马加丹住宅的邮箱里取到了瓦尔帕霍夫斯基的信。 这使她不高兴，而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则非常不高兴。

“厚颜无耻到极点了。任何恐怖分子……”

走廊值班员立刻被解了职，关入禁闭室。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决定不将此事 交给侦讯人员去办理——毕竟他的权力已经削弱——他对此有所感知。

“我的权力没那么大了，”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对妻子说，“所以人家就直接 钻进家里来了。”

瓦尔帕霍夫斯基和济斯金德的命运，早在读信之前就已经定下。当时只是还 在选择如何惩罚他们：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认为要严惩，雷达索娃则认为宜轻一 点。最终选择了雷达索娃的方案。

发表院士的访谈，原来困难重重。倒不是因为院士信口开河，胡说一气，不是 的。这是一位大名鼎鼎的院士，喜欢接受各种各样的采访。他经验丰富，谈的也 是他了若指掌的题目。派去作访谈的记者，有足够的业务水平。这是一名优秀的 记者，而在二十年前，则是出类拔萃的记者。原因在于科学进步实在太神速了。 杂志的期限——那些清样啊、大样啊、出版进度表哇，根本没法跟上科学的进展。 五七年秋天，十月四日，卫星发射了。®对发射卫星的准备工作，院士是有所了解 的，而记者却浑然不知。然而，院士也罢，记者也罢，杂志编辑也罢，心里都十分清 楚：卫星发射后，不仅信息的边界应当扩展，文章的语气本身也要改变。文章最 好的写法，应当洋溢着一种气息，期待发生一些重大的非同寻常的事件。此刻，这 些事件发生了。因此，访谈一个月后，院士从雅尔塔休养所给编辑部发来一封又 一封长而又长的电报，都是自费发的，还随付了回电费。为了巧妙地掀开控制论 秘密的帷幕，院士力求无论如何要“够水平”，同时又不说走嘴。编辑部关心的是 现代性与及时性，他们不断修改院士的文章，直到最后一刻。

①指苏联于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

文章的清样由专派信差乘飞机送到了雅尔塔。院士在上面作满了密密麻麻 的标注,文章又回到编辑部。

“简直改得跟巴尔扎克的手稿一样，乱糟糟的！ ”编辑部主任伤心地说道。一 切已经搞定，作好整合，审读过了。出版技术设备这台笨重的老爷车也开上道了。 可是，出大样前，莱伊卡飞进了宇宙气于是，院士又从他参加世界学术会议的罗马 尼亚不断发来新电报，又是请求，又是要求。编辑部要了国际加急电话，同布加勒 斯特交谈。

杂志终于出版了，编辑部对院士的文章也立刻失去了兴趣。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而此刻，记者戈卢别夫正沿一幢大楼狭窄的大理石楼梯 往上走，大楼坐落在城里一条主街上，院士就住在里面。这幢大楼同记者的年龄 相当，是在世纪之初掀起建房热的时候建造的。都是些商品房，煤气、浴室、电话、 下水道、供电，一应倶全。

大门口摆着一张值班门卫的桌子。电灯装得光线正好射在进门人脸上。这 有点像侦讯监狱。

戈卢别夫报上院士的姓名，值班门卫打了电话，得到回答后，说了声“请”，便 在戈卢别夫面前打开有青铜饰件的电梯门。

“是传达室”，戈卢别夫懒懒地想了想。别的不说了，在他的一生中，见过的 传达室可不在少数。

“院士住在六楼，”值班门卫毕恭毕敬地告诉他。当戈卢别夫从打开的电梯 门旁走过，一步踏上洁净的大理石窄楼梯的时候，门卫脸上并没有露出惊讶的神 色。得过病后，戈卢别夫受不了电梯，无论上升还是下降，尤其是伴随失重的下 降——这可能会引来一场灾祸。

戈卢别夫在每个楼梯台上都歇一歇，终于登上了六楼。耳鸣稍稍静下来，心

①莱伊卡，一只两岁混血狗。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三日，苏联科学家把它放在“斯普特尼克”2号 人造卫星里送人太空。它是人类送入太空的第一只动物。

跳渐渐均匀，呼吸也平稳些了。他在院士的门前站了一刻，两手伸直，小心翼翼地 做了几个头部操动作——这是为他治病的医生向他推荐的。

戈卢别夫不再转动脑袋，他摸摸兜里的手帕、自来水笔、拍纸簿，果断地按了 电铃。

赫赫有名的院士亲自开了门。他年轻好动，长一双机灵的黑眼睛，看起来比 戈卢别夫年轻得多，也更具活力。访谈之前，记者在图书馆查阅了一些百科辞典， 以及院士的好几种履历——代表履历和学术履历——并了解到他自己，戈卢别 夫，与院士是同龄人。戈卢别夫翻动访谈问题的条目，注意到这位院士曾经从他 科学的奥林匹斯山上，对他宣布为“极其有害的唯心论伪科学”雷轰电击。“好战 的伪科学”——二十年前，院士曾作如是表达。戈卢别夫前来对院士作访谈，正是 要触及控制论的现代意义。

院士开亮灯，让戈卢别夫能脱下大衣。

前厅里一面镶青铜镜框的大镜子，照出他俩的身影——院士穿黑西服，系黑 领带，黑头发，黑眼睛，扁平脸，活泼好动;戈卢别夫身形笔挺，倦怠的脸上皱纹密 布，像一道道深邃的伤痕。不过，他那双天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比院士生动明亮 的眼睛看来更年轻。

戈卢别夫把不久前才买的崭新硬挺的人造革大衣挂上衣钩。与旁边院士破 旧的褐色浣熊皮里子皮衣并列一起，他的大衣看起来也满体面。

“请进，”院士把左边的门打开。“请原谅我。我马上回来。”

记者环顾四周。一长排房间从右边朝两个方向直直地伸向远处。都是玻璃 门，门的下半部分由红木制作。远处什么地方有些人影，却没有一点声音。戈卢 别夫不曾住过房间成排分布的住宅，但他记得电影《假面舞会》，想起了阿尔别宁 的居处。院士在远远的地方出现了，接着又不见了，重新出现了，又不见了，跟电 影里的阿尔别宁一样。

右边第一个大房间一-后面连着穿廊式房间——是一个装玻璃门和威尼斯 式窗户的明亮房间，里面有一台巨大的白色三角钢琴。琴盖盖着，上面杂乱地摆 着一些小瓷人。大大小小的花瓶，大大小小的雕像，都放置在华丽的底座上。墙 上挂有小盘子、壁毯。两张宽敞的圈椅包上了白色的蒙面，色调同钢琴一样。远 处的玻璃后面，有人影晃动。

戈卢别夫走进院士的书房。这个丁点大的书房，阴暗、狭窄，像一间小小的贮 藏室。书架布满整个四壁，使房间显得逼仄。一张带雕饰的红木书桌，小得跟玩 具一样，在一只巨大的镏金铜盖大理石墨水瓶的重压下，仿佛垂下去了。三堵墙 的书架全用来放各种手册;一堵墙的书架摆着院士自己的文章。戈卢别夫已经熟 知的履历和自传就摆在这里。房间里还塞进了一架黑色小钢琴。紧贴钢琴为记 者准备了一张圆桌，上面堆满新出的技术杂志。戈卢别夫把一堆杂志搬到钢琴 上，稍微移动一下椅子，把自来水笔和两支铅笔放在桌沿。院士让通往前厅的门 开着。

“ ‘那些’书房里的情形又如何呢”，戈卢别夫没精打采地想了想。

黑钢琴上、书架上,到处摆着瓦罐、瓷俑和陶俑。戈卢别夫拿起一只状似靡菲 斯特脑袋的烟灰缸。很久以前某个时候，他就喜欢瓷器和玻璃制品，艾尔米塔什 博物馆里手工制作的奇迹——那具白色陶塑“睡梦”，令他惊讶不已。一个睡在 圈椅上的人，脸上盖着薄薄的头巾，仿佛是博物馆工作人员为这具陶像盖了一块 纱巾，不让它蒙上灰尘——那却不是纱巾，而是一块极薄的瓷巾。戈卢别夫还记 得能工巧匠创造出的许多别的奇迹。但这颗靡菲斯特的脑袋，沉重而土气，却令 人费解。书架上，一些陶羊咩咩大叫，一些狮面兔倚书脊而伏，就像紧贴着树木。 这是个人的记忆吗？

两只高档皮箱立在门旁，上面贴满外国酒店的标签。标签不少，皮箱是新的。

院士在门前出现了，他截住戈卢别夫的目光，马上解释一切：

“请您原谅。我明天要坐飞机去希腊。请原谅。”

院士挤到书桌前，占了一个方便的位置。

“我考虑过贵编辑部的建议，”他瞧着气窗，说道。风把一片五爪形黄色楓叶 刮进房间，树叶酷似一只砍下的人手。它在空中盘旋一阵，最后落在地板上。院 士弓下身子，把干树叶在手指头上折断，扔进紧靠桌腿的小藤筐。

“也同意这个建议，”院士说下去。“在我的答复，我的发言、意见——怎么称 呼随意——的三个要点上作了记号。”

院士从巨大的墨水瓶下灵巧地抽出一张小纸头，上面潦草难辨地写着几

个字。

“第一个问题，我这样来表述……”

“我请您，”戈卢别夫脸色发白，说道，“说得稍微大声一点。因为我的耳朵不 好使。很对不起。”

“您别客气，别客气，”院士礼貌地说，“第一个问题……这样行吗?”

“行，谢谢您。”

“那么，第一个问题……”

院士游移不定的黑眼睛瞧着戈卢别夫的手。戈卢别夫明白，确切地说，不是 明白，而是全身感觉到院士在想什么。他在想，派来采访他的记者不会速记。这 使院士感到一丝委屈。当然，是有一些记者不会速记，尤其是上了点年纪的。院 士瞅了啾记者布满皱纹的黝黑面庞。这样的记者当然是有的。但在这种情况下，

编辑部会再派一个人--名女速记员。也可以只派一名女速记员而不派记

者——那样就更好。比如《自然与宇宙》杂志就总是只给他派来一位女速记员。 派这位已不年轻的记者前来的编辑部，本来也并没想过这记者能向他，一位院士， 提出尖锐的问题。根本谈不上任何尖锐的问题，从来就谈不上。记者——假如不 简单是个通信员，——院士想道，——也无非就是个外交信使而已。他，一名院 士，由于没有速记员，是在浪费时间。派一名女速记员——这是最起码的事情，也 可以说是编辑部的一种礼貌。编辑部对他是不礼貌的。

说到在西方——那里的记者全会速记，会用打字机写作。可是此刻——仿若 回到了一百年前，是在涅克拉索夫的书房里。一百年前有些什么杂志呢？除了 《现代人》，他一个也不记得，可是，想必曾经是有一些的。

院士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一个极为敏感的人。他仿佛觉得编辑部的做法是 对他的不敬。再说，他凭经验也知道这一点——手写记录不可避免地会使谈话走 样。那就得费不少力气去修改。而且此刻，为访谈安排的是一小时——院士不能 也无权超过一小时：他的时间比记者、编辑部的时间更宝贵。

院士这么想着，一边口述习以为常的采访字句。不过，他并没有让生气和诧 异的神色流露出来。“倒进杯中的酒得喝掉”，——他想起一句法国俗谚。院士 用法语思维——在他懂得的所有语言中，他独钟法语——他最好的专业杂志，最 好的侦探小说都是……院士大声说出这么一句法语——但不会速记的记者并没 有对这句话作出回应——正不出院士所料。

不错，酒已经斟上了，一一院士想道，一边作口授，——决定已经作出，事情已 经开始，半途而废也不合乎院士的习惯。他平静下来，继续往下说。

说到底，这是个独特的技术活：一个小时完成，为了记者能够记录下来，口述 的速度不快，而且声音够大——比在大学讲台上小，比在世界学术会议上小，然而 却比在自己书房里大得多——大概跟在实验课上一样。院士看见所有任务都顺 利完成，突如其来、令人懊恼的难题也得以战胜，他开心起来。

“对不起，”院士说您是不是在我的青年时代，我学术上的青年时代，在三 十年代初，出版过大量著作那位戈卢别夫？当时，所有年轻学者都关注他的文章。 我至今还记得他的一篇论文的名称——《科学与文艺的统一》。那些年，”院士微 笑起来，露出精心修补的牙齿，“这样的题目十分人时。就是现在，同控制论专家 波列塔耶夫0谈物理学家和抒情诗人，这篇文章也很合用。这全是很久以前的事 情了，”院士叹了口气。

“不是，”记者说，“我不是那个戈卢别夫。我知道您说的是谁。那个戈卢别 夫在三八年死了。”

于是，戈卢别夫用坚定的目光瞅了瞅院士那双机灵的黑眼睛。

院士发出一个含混的声音，表达的应该是同情、理解、遗憾。

①伊戈尔•安德烈耶维奇•波列塔耶夫（1915—1983)，苏联著名控制论专家。

戈卢别夫不停地写着。那句关于酒的法国谚语，他没有马上明白。他懂得法 语，却忘记了，早就忘记了，而此刻，一些不熟悉的词语在他疲惫干涸的大脑里爬 行。那个莫名其妙的句子慢慢地，好像四肢着地，沿大脑的沟壑移动着，动动停 停，鼓足力气，爬向某个被照亮的角落，于是，戈卢别夫痛楚惧怕地理解了这个句 子的俄语意思。实质问题并不在于这个句子的内容，而在于他理解了这个句 子——这个句子仿佛向他打开并指出了遗忘事物的新领域，这个领域里的一切， 也应该恢复、加强、提升。然而，无论精神力量还是体力，都已经没有了，仿佛什么 新事物都不再去回忆，会感到轻松得多。记者背上冒出了冷汗。他很想抽烟，但 是医生禁止他抽烟——他抽了四十年。禁止他抽烟——他也就戒了——他害怕 了，他想活着。人需要毅力，却不是为了戒烟，而是为了不听从医生的劝告。

一个戴理发帽的女人把头伸进门。是“上门服务”一记者看出来了。

“对不起，”院士说罢，从钢琴后面钻出来，溜出房间，把门严严实实地掩上。

戈卢别夫挥挥麻木的手，削好铅笔。

前厅传来院士的声音——活力十足，微微刺耳，无人打断，也无人回应。

“司机，”院士回到房间，解释说，“怎么也搞不明白该几点钟把车开来……我 们继续谈吧，”院士说道，一边往钢琴后面绕，探过身子，让戈卢别夫听得更清楚。 “第二章是讲信息论的成就，电子学、数学逻辑--句话,就是通常叫作控制论

的一切。”

他好寻根问底的黑眼睛同戈卢别夫的眼睛相遇了，然而记者沉静安详，不动 声色。院士精神饱满地说下去：

“起初，我们在这门时髦的科学上稍稍落后于西方，但是很快改进了，现在我 们处于领先地位。我们正打算开设数学逻辑和博弈论讲座。”

“博弈论?”

“正是。它又叫作蒙特卡罗理论，”院士拉长声音，含含混混地说道。“我们 赶得上时代。不过你们……”

“记者从来就没赶上过时代，”戈卢别夫说，“不比科学家……”

戈卢别夫移动了一下靡菲斯特脑袋烟灰缸。

“这烟灰缸真是太迷人了，”他说。

“瞧您说的，”院士说，“这是偶然买到的。我可不搞收藏，不是法国人说的那 种‘收藏癖’，不过就是看陶器养养眼。”

“那自然，那自然，是个极好的活动，”戈卢别夫想说“嗜好”，但是害怕发那个 “嗜”的音，担心不久前刚装的那颗假牙会掉出来。假牙受不了发那个“嗜”音。 “啊，谢谢您，”戈卢别夫说，一边起身，叠好纸页。“祝您诸事如意。我们会把清 样寄给您。”

“啊，万一有什么事情，”院士皱起眉头，说道，“就让编辑部该添什么添什么 好了。我可是搞科学的，可能会不了解。”

“别担心。您在清样上全能看到。”

“祝您成功。”

院士进前厅送记者。他开了灯，瞧着戈卢别夫把那件崭新的硬挺大衣往身上 穿，心里充满同情。费了很大劲，左手才伸进左袖筒，因用力过猛,戈卢別夫涨红 了脸。

“是战争落下的？”院士彬彬有礼、充满关切地问道。

“差不多吧戈卢别夫说差不多。”说罢，踏上了大理石楼梯。

戈卢别夫的肩关节，是三八年遭审讯时被抓扯坏的。

一九六一

金刚石矿图

三一年，维舍拉常常雷雨大作。

闪电又短又直，如同一柄柄利剑劈开天空。豪雨像一片铠甲，银光闪闪，哗哗 发响。山崖状似城堡的废墟。

“简直就是中世纪，”维列姆松说道，跳下马。“独木舟哇，马呀，石头哇…… 我们去罗宾汉那里歇歇吧。”

一棵两条腿的巨树矗立在小山丘上。风吹树老，两株连生白杨的树干上，树 皮已经剥落——这棵白杨树光着两腿，穿一条短裤，还真像那个苏格兰英雄。罗 宾汉喧嚣不止，不住挥动双手。

“到家还有整整十俄里，”维列姆松说，把马拴在罗宾汉的右腿上。我们钻进 树干下面的一个小洞穴躲雨，抽起烟来。

地质队队长维列姆松过去并不是搞地质的。他是海军军人，潜艇指挥员。潜 艇偏离了航线，在芬兰的海岸边浮出水面。船员都放走了，但是曼纳林@把指挥员 维列姆松关在镜子般光洁的囚室里足有半年。他最终获得释放，来到莫斯科。神

①卡尔•古斯塔夫•冯•曼纳林（1867—1951)，公爵，曾任芬兰陆军元帅，总统。 经病医生和精神病医生坚持让他复员，到空气清新的地方，到森林、大山里去工 作。于是，他便成了地质勘探队的队长。

我们离开最后一个码头，顺着河岸用蒿杆撑独木舟，溯一条山间河流而上，走 了十天。第五天我们骑马，因为河流到了尽头，只剩下满地石子的河床。还有一 天，走一条驮载小路穿过原始林，那路仿佛没有尽头。

原始林里的一切都出人意料，一切现象：月亮、星星、野兽、鸟雀、人、鱼，莫不 如此。森林不知不觉变稀疏了，灌木丛散开，小径成了大路，我们面前出现了一座 长满青苔,没有窗户的巨大砖房。圆圆的窗洞，活像一个个炮眼。

“哪里来的砖呢?”我问，原始林深处这幢老建筑非同寻常，令我惊讶不已。

“你真行哪，”维列姆松勒住马，大声说道。“你看见了！明天你就全明白了!”

然而，到了第二天，我还是什么也没明白。我们重又上路，骑着马，沿一条直 得怪异的林间小路奔跑。一片幼小的桦树林在一个地方越过小路，云杉从两旁相 互伸出老得褐红的毛茸茸的树枝，然而，蓝天没有一刻被枝柯遮蔽。锈成红色的 一对矿车轮子从地里冒出来，就像一棵没长枝叶的树。我们住马停下。

“这是条窄轨铁路，”维列姆松说。“从工厂通往仓库——就是那座砖房。 啊，我这就告诉你，过去，还在沙皇时代，这里曾经是比利时铁矿租让企业。有一 座工厂，两座炼铁炉，一条窄轨铁路，一个小镇，一所学校，还有些维也纳来的女歌 唱家。租让企业带来了极大的利润。铁是在汛期——春汛和秋汛——用平底船 运输的。租让合同于一九一二年结束。以利沃夫公爵为首的俄国企业家，请求沙 皇把这个企业转由他们来办，比利时人那神话般的利润令他们寝食难安。他们成 功了——租让合同没有为比利时人延续。比利时人拒绝俄国人向他们支付设备 费用。他们走了。但走的时候把一切一-工厂和炼铁炉——统统炸掉了，炸得个 片瓦不剩。就连窄轨铁路也拆得不留最后一个接头。全得从头开始。利沃夫公 爵没料到会这样。还没来得及重新开始，战争爆发了。接着又是革命、内战。而 此刻，一九三〇年，我们来这里了。这就是炼铁炉，”维列姆松往右边一处地方指 了指，可是，除了萋萋草木，我什么也没看见这就是工厂了，”维列姆松说。

我们面前是一道浅浅的大峡谷，密密长满幼树的一片洼地。峡谷中间隆起 来，那里隐隐约约像是倒塌房屋的骨架。原始林遮蔽了工厂的遗迹。残断的烟囱 上,就像在峭壁顶，蹲着一只褐色的鹞鹰。

“要看见工厂，就得知道这儿曾经是工厂，”维列姆松说，“一座没有人的工 厂。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总共二十年了。韭葱、香蒲、柳叶菜——野草的二十 载祜荣啊……没有文明。一只鹞鹰蹲在工厂的烟囱上。”

“人的这种路要漫长得多，”我说。

“要短暂得多，”维列姆松说人的辈代应当更短。”说罢，没敲门就打开了最 近一座房舍的门。

一个身材高大、满头银发的老人，坐在刨光洗白的粗笨桌子后面。他穿黑色 厚毛呢老派头常礼服，戴金丝眼镜，患痛风的乌青手指，抱着一本银搭扣皮革面厚 书的深色硬封皮。一双浅蓝色的眼睛布满了老年性红丝，平静地望着我们。

“您好哇，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维列姆松向他走过去，问候道。“瞧，我给 您带客人来了。”我向他点头致意。

“还在挖吗? ”戴金丝眼镜的老者扯着嘶哑的声音问道。“徒劳哇，徒劳哇。 伙计们，本来想招待你们喝茶的，可人们都不在家。娘们带着孩子采蘑菇走了，儿 子们在打猎。这么一来呀——就对不住啦。这是我的特殊时间，”伊万•斯捷潘 诺维奇用指头敲敲厚书。“不过，你们不碍我的事。”

搭扣啪嗒一响，书打开了。

“什么书哇?”我情不自禁地问道。

“是《圣经》，孩子。家里已经二十年不藏别的书了……我耳朵比眼睛强一一 眼睛不行了。”

我把《圣经》拿起来。伊万•斯捷潘诺维奇微微一笑。书是法文的。

“我不会法文。”

“是这样啊，”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说道，哗哗地晃晃纸页。我们走出来。

“这是什么人? ”我问维列姆松。

“一个向全世界挑战的会计师。同文明拼斗的伊万•斯捷潘诺维奇•布格列 耶夫。他是一九一二年以来留在这个荒僻之地的惟一一人。他作过比利时人的 总会计师。工厂被毁，他简直惊呆了，就成了卢梭的信徒。您要知道，这人是怎么 样一个元老。我估计他有七十岁。一共养了八个儿子，没有女儿。有个老妻。还 有孙子。孩子们都有文化，全在学校毕了业。老爷子不让孙子们识字。他们的日 子就是钓鱼、打猎、种菜园子、养蜂，还有听爷爷讲法文版《圣经》。离这里四十俄 里有小镇、学校、商店。我正在讨好他——有个传言，说他藏着一幅这一带的地矿 图，是比利时勘探队留下的。这事大概不假。勘探队确实有过——我在原始林里 就亲眼见过什么人挖的老探坑。老头子不给地矿图，他不愿意让我们的工作期缩 短。只好不靠这图，自己对付了。”

晚上，我们住在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的大儿子安德烈家里。安德烈四十岁。

“怎么没来我这里挖探坑? ”维列姆松说。

“父亲不同意呀，”安德烈说。

“挣点钱吧!”

“钱我们倒是不缺。这里有的是猎物。还可以伐木。再说，家务活也多—— 老爷子给每个人订计划。订三年计划，”安德烈微微一笑。

“给你们张报纸看看。”

“不用了，父亲会知道的。再说，我差不多都不认得字了。”

“可您儿子呢？他都快满十五了。”

“瓦纽什卡完全是文盲。您对父亲说去吧，同我谈没用的。”安德烈使劲扒靴 子。“听说这里要建学校，是真的吗?”

“是真的。一年后就开学。可你呢，到勘探队干活都不想来。我对每个人都 很珍惜的。”

“你的人都在哪儿?”安德烈不失礼貌地换了一个话题。

“全在红泉。我们在那边挖老探坑。伊万•斯捷潘诺维奇有张地矿图，是吧，

安德烈?”

“他什么图也没有。这全是瞎扯。一派胡言。”

一张惊恐不安、充满愤恨的脸蓦地从暗处冒到亮处，那是玛丽娅，安德烈的 妻子。

“不，有的！有的！有的！”

“玛丽娅!”

“有！有的！十年前我亲眼看见过。”

“玛丽娅!”

“这该死的地矿图，藏起来有什么用？瓦纽什卡为什么大字不识？我们活得 跟野兽一样。不久就要成野蛮人了！”

“不会的，”维列姆松说会有小镇，会有城市，会有工厂，会有生活。即使没 有维也纳女歌唱演员，也会有学校、剧院。你的瓦纽什卡还会当工程师呢。”

“他当不了哇，当不了哇，”玛丽娅哭起来。“他都该讨老婆了。可谁会嫁给 他呢,一个文盲?”

“嚷嚷什么?”伊万•斯捷潘诺维奇来到门前。“你，玛丽哑，回屋子去——该 睡觉了。安德烈，你没把老婆看好。你们呢，好公民，别让我家里吵吵闹闹。我有 地矿图，可我不给你们——对于过日子，这些玩意统统没用。”

“我们并不太需要您的地矿图，”维列姆松说，“我们干上一年，就能画出自己的地 矿图。资源已经发现了。瓦西里奇科夫明天会拿来一些图纸——我们要伐林建村。”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砰一声关上大门，出去了。大家赶紧睡觉。

来了许多人，我醒了。晨曦小心翼翼地照进房间。维列姆松直接坐在靠墙的 地板上，伸出一双肮脏的赤脚。整个布格列耶夫家族，他的八个儿子，八个儿媳， 二十个孙子，十五个孙女，全在维列姆松周围大声地呼吸。不过，孙子和孙女的呼 吸声是从门廊上什么地方传来的。只有伊万•斯捷潘诺维奇本人和他的老妻、鼻 子尖尖的谢拉菲玛•伊万诺夫娜不在这里。

“会这样吗? ”安德烈问道，声音有点喘不上气。

“会的。”

“他到底怎么了？”布格列耶夫一家人都深深抽了口气，呆然不动了。

“他要干什么呢? ”维列姆松果断地问。

“老爷子会死去的，”安德烈哀戚地说了一句，布格列耶夫一家又叹了 口气。

“没准也不会死去，”维列姆松说道，心里没把握。

“老太婆也会死啊！ ”儿媳们哭起来。

“母亲怎么也不会死，”维列姆松向大家保证，又添上一句，“不过，她已经有 一大把年纪了。”

突然，所有人都喧嚣、动弹起来。年龄小些的孙子钻进了灌木丛，儿媳各自跑 回了自己的家。伊万•斯捷潘诺维奇从他的房子慢慢朝我们走来，手上拿着一大 卷肮脏的、散发出泥土味的纸。

“就是这个，地矿图。”伊万•斯捷潘诺维奇拿着放得太久、已经发硬的牛皮 纸页，他的手指在颤抖。谢拉菲玛•伊万诺夫娜在他强健的肩背后面望着。“就 这个——我献给你们。二十年了。西玛，对不起呀。安德烈、彼得、尼古拉，所有 的亲人——对不起了。”布格列耶夫呜呜地哭泣起来。

“唉，别再哭了，别再哭了，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维列姆松说，“别难受。你 要高兴，可别伤心哪。”说着，让我站得离布格列耶夫近一点。老头子根本没想到 死。他不一会就平静下来，显得年轻了些，抓住我、维列姆松、瓦西里奇科夫的肩 膀，从早到晚，聊了一天一一说的全是比利时人的事儿，有什么东西，都在什么地 方，老板们赚了多少钱。老头子记性不错。

在散发出泥土味的牛皮纸卷里，有一幅比利时人绘制的这一带的地矿图。标 有金矿、铁矿……还有珍稀石头：黄玉、绿松石、绿柱石……以及宝石：玛瑙、碧 玉、水晶、孔雀石……就是没有维列姆松前来寻找的石头。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没有献出金刚石矿图。维舍拉的金刚石，是在十年后才 发现的……

〈一九五九〉

一个难以转变的人

我一直珍藏着我的折叠式老听诊器。这是在劳改营医士训练班毕业那天，尼 娜•谢苗诺夫娜送我的礼物。她是内科实习主任。

这个听诊器，是我重返生活的象征和标志,是释放的承诺，自由的承诺，一个 已经实现的承诺。不过，释放和自由是两回事。我从来不是自由人，在我的整个 成年年代，我只是一个获释者。但这一切都是后来的事，离我接受这个礼物那一 天很久以后的事。接受这个礼物，我心里隐藏着一丝痛苦，一丝忧郁。这个听诊 器，这个在远北地区，在生死线上我最重要胜利、最重要成功的象征和标志，好像 不应该赠送给我，而应该送给别的什么人。我清楚地感觉到了这一切，不知是不 是理解，但却无条件地感觉到了。我把听诊器放在身旁，放到劳改营破旧的被子 下面。那是一床士兵用的棉被，已是第二期，不然就是第三期发给学员的棉被。 我用冻伤的手指抚摸听诊器，可手指感觉不出是木质的还是铁质的。有一次我从 袋子里，从我私人的袋子里去掏勺子，掏出来的却是听诊器。这个错误颇含深意。

那些觉得劳改营还比较好受的过去的囚犯——要是劳改营还能够使什么人 感到轻松——会认为自己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光，是释放后毫无权利、漂泊无定，怎 么也无法获得稳定日常生活的那些日子。正是这种稳定，使他们在劳改营里活了 出来。这些人多少适应了劳改营，劳改营也适应了他们，给他们食物、居处和工 作。各种习惯都要急剧改变。人们看见希望破灭，那是多么微不足道的希望。卡 列姆别特医生，服满五年劳改营刑期后，难以适应释放后的自由，一年后便自杀身 亡。他留下一张字条:“那些混账不叫人活呀!”但问题并不在于那些混账。另一 位医生，米勒大夫，整个战争期间都坚持不懈地证明他不是德国人，而是犹太人。 他在任何地方都这样大声疾呼，在每份履历表上都这样填写。还有第三位，布劳 德大夫，仅仅因为自己的姓氏就坐了三年牢。米勒大夫知道，命运并不喜欢开玩 笑。他终于证明了他不是德国人，并且如期获释。但他在过了一年自由生活后， 却又因世界主义获罪。不过，米勒大夫还没有被起诉。一位有文化的官员，喜欢 读报并关注文学艺术，请米勒大夫去预谈。因为命令归命令，而比命令更早猜出 “路线”，才是有文化的官员们的一大乐事。在中央开始的事情，一定会及时传到 楚科奇，传到因迪吉尔卡和亚纳，传到科雷马。米勒大夫对这一切都非常了解。 在米勒当过医生的阿尔卡加拉小镇，一只小猪落到了粪坑里。小猪在大粪里淹死 了，但被拖了上来。于是，一场最激烈的竞争开始了。所有的社会组织都来解决 问题。一个自由人的小镇，官员和工程师差不多一百人，连带家属，要求把小猪交 到自由人的食堂去：这可是稀罕东西呀！是猪排，好几百份猪排呀！当官的直流 口水。但劳改营的营长库切连科，坚持要把小猪卖给劳改营。于是整个劳改营, 整个营区，一连几天都在讨论如何处置这只小猪，把其他所有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镇上召开了各种会议：党组织的，工会组织的，警卫部队士兵的。

米勒大夫，劳释安置人员，现任镇和劳改营卫生所负责人，应当来解决这个尖 锐的问题。米勒大夫决定偏向劳改营。他开具了一张证明，说小猪淹死在粪坑 里，但可以为劳改营食堂所用。诸如此类的证明在科雷马还真不少见。糖渍水果 有一股煤油味儿，“不宜在雇用人员的小镇商店出售,但可以洗净后卖到劳改营食 堂去”。

米勒开具这张有关小猪的证明，是在关于世界主义的谈话前一天。这在时间 顺序上并没有奇特之处，却作为生活中一件重大难忘的事情留在了记忆里。

米勒同侦査员谈话后，没有回家，而是去了营区。他穿上工作服，打开他的办 公室，打开柜子，拿出注射器，向自己的静脉注射了吗啡溶液。

这一切叙述是为什么呢——谈医生们自杀、小猪落入粪坑、囚犯们无限高兴？

原因在此。

对于我们，对于我和在劳改营里不是作医生的其他无数人，劳改释放后的每 一天、每一小时都充满幸福。我们经历过的地狱实在太可怕了。无论保密科和人 事科怎样折磨，无论怎样漂泊流浪——无论公民证制第三十九条规定了怎样的无 权状态，都不能夺去我们的幸福感和快乐感——如果与我们昨天和前天看见的事 情相比的话。

对于医士训练班的学员来说，能到第三内科实习是非常荣幸的。第三内科的 负责人是尼娜•谢苗诺夫娜，原哈尔科夫医学院内科诊断治疗教研室副教授。 只有两个人，三十个人中的两名学员，能在第三内科进行一个月的实习。

实习，对患者作实实在在的观察一~啊，这与书本上、与“培训班”上说的真 是天差地远！医务工作者是不能靠书本成就的，无论是医士还是医生。

去第三内科的是两个男生，我和博基斯。

“两个男生，为什么？”

尼娜•谢苗诺夫娜已是一位老年妇女，驼背，有一对绿眼珠，头发灰白，满脸 皱纹。人并不和善。

“两个男生，为什么？”

“尼娜•谢苗诺夫娜憎恶女人。”

“憎恶?”

“对，她不喜欢。总之，是两个男生。两个幸运儿。”

培训班班长，穆扎•德米特里耶夫娜，把我和博基斯带到尼娜•谢苗诺夫娜 那双绿幽幽的眼睛前。

“你们很早以前就来这里啦?”

“三七年就来了。”

“我可是三八年来的。先是在‘埃尔根’，我在那里曾经三百次接生。到‘埃 尔根’之前，我从没接生过。后来战争爆发，我丈夫死在基辅。还有两个孩子，是 男孩，也都炸死了。

“在我身边死去的人，比战争中任何一场战斗死去的都多。死了，在没有任何 战争的情况下死了。在所有战争之前就死了。全完了。痛苦是各种各样的，跟幸

福一样。”

尼娜•谢苗诺夫娜在一张病床边坐下，把被子掀开。

“好，开始吧。把听诊器拿在手上，贴在病人胸前，听听……法国人隔着一条 毛巾听。可是听诊器更可靠，比什么都可靠。我不迷信扩音听诊器。老爷医生使 用扩音听诊器，是因为懒得向病人弓下腰。听诊器……我让你们看这些，你们在 任何教科书上都找不到。听吧！”

一个皮包骨头的病人，乖乖地听尼娜•谢苗诺夫娜指挥，也听我指挥。

“听听这个匣音，这个模糊不清的声音。要一辈子记住它，就像要记住这些骨 头，这干燥的皮肤，这眼睛里的光亮。能记住吗?”

“能记住，能记住一辈子。”

“记得昨天是怎样一种声音吗？重新听听病人，声音变了。把这些统统记下 来，记入病历。要大胆。手上要利落。”

病房里有二十个病人。

“眼下并没有真正的病人。您看见的全是饥饿、饥饿、饥饿！在左边坐下。坐 到这边我的位置上。左手抓住病人的肩头。抓牢一点，牢一点。听见什么了？” 我说了一遍。

“好，该吃饭了。去吧，分配站会给你们开饭。”

微微发胖的食品发放员舒拉慷慨地为我们盛了一份“医生餐”。女管理员的 黑眼睛向我微笑，不过更多是自个儿在微笑，往自己心里笑。

“这是为什么，奥莉加•托马索夫娜?”

“啊，您发觉啦。我老是心不在焉。想起往事。想起昨天的事。对今天的事 尽量闭眼不看。”

“今天的事？也不算太坏，不算太可怕呀?”

“再给您盛点汤吧？”

“好哇。”

我顾不上这对黑眼睛。上尼娜•谢苗诺夫娜的课，掌握医疗技术，才是我在 世上最重要的事情。

尼娜•谢苗诺夫娜住在内科的一个房间里，这种房间在科雷马叫作“小斗 室”。除了管理员，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没去过那里。女主人自己收拾屋子，打扫地 板。她是不是自己帚地，我不知道。从打开的房门往里看，有一张乱糟糟的硬床， 一个医院用的床头柜，一张凳子，刷白的墙壁。小斗室旁边连着一间小诊断室，只 是门朝病房里边打开，而不是开向过道屋。小诊断室的桌子像是办公桌,有两张 凳子，一张长沙发。

一切都与别的科室一样，也有点不尽相同的地方。不知为什么，这里没有鲜 花。小斗室里没有，小诊断室、病房里也没有。大概是由于尼娜•谢苗诺夫娜那 严肃的性格，而且总是板着面孔的缘故吧？她那墨绿色的眼睛，好像绿宝石一般， 不知怎么会不合时宜、不是地方地燃起怒火。眼里燃起怒火并不是因为与人打交 道，也不是由于工作上的原因。不过她的眼睛并非天生如此，而与她的思想感情 息息相关。

科里没有友情可言，哪怕是卫生员、护士之间最浅表的友情。大家来工作，来 服务，来值班而已。显然，第三内科同事们真实的生活是在女工棚，是在工作之 后，下班之后。劳改营医院真实的生活一般粘在上班地点和上班时间上——人们 快快乐乐地到科室，为的是尽早离开可恶的工棚。

在第三内科，没有友情可言。卫生员和护士都不喜欢尼娜•谢苗诺夫娜，只 有尊敬而已。他们很害怕。他们害怕骇人的“埃尔根”这座科雷马的国营农场, 在那儿的森林里、土地上，都是女囚干活。

大家都害怕，除了发饭员舒拉。

“把男人带到这儿来是件困难的事，”舒拉说着，把洗干净的碗碟乒乒乓乓往 柜子里扔，“不过我，谢天谢地，已经四个多月了，很快要派到‘埃尔根’去了—— 要释放我啦！每年都释放一些哺乳的妇女：这可是我们这号人的机会。”

“犯第五十八条的人，不会释放。”

“我犯第十款。犯第十款的会被释放。这些人不是托洛茨基分子。去年卡秋 什卡就在我这个位置上工作。她那男人费佳，现在同我住在一起一一卡秋什卡带 着孩子获释时，前来告别。费佳说：‘记住，是我使你获得了释放！’这已经不是因 为刑满、因为大赦、因为检察官幼稚，而是使用了个人的手段，一个最可靠的方 法……毫无疑问，是他释放的。看来他把我也释放了……”

舒拉满怀信任地指指自己的肚子。

“看来，是他使你获释了。”

“本来嘛，我要离开这个倒霉的部门了！”

“可这里有什么奥妙呢，舒拉?”

“你自己会看出来的。明天是星期天，让我们最好来做疗病汤。哪怕尼娜• 谢苗诺夫娜不怎么喜欢这些好日子……她仍然会允许……”

疗病汤，一种用药物熬成的汤：药物就是各种各样的菜根，溶在生理盐水里 的小肉块，连盐也不用了，正如舒拉赞不绝口地告诉我的……还有黑果越桔羹和 马林果羹、野蔷薇、小煎饼。

这种疗病饮食受到大家的赞扬。尼娜•谢苗诺夫娜吃完自己的一份，站 起来。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我走进去。

“我有本书给您。”

尼娜•谢苗诺夫娜在桌子抽屉里翻弄一阵，拿出一本像是祈祷书的小册子。

“是《福音书》吧？”

“不，不是《福音书》，”尼娜•谢苗诺夫娜不慌不忙地说，绿色的眼睛闪起亮 光。“不，不是《福音书》。是勃洛克，拿着。”我敬畏地把这本灰污的小集子“诗人 丛书”拿在手上。我这矿工的指头皮肤粗糙，而且冻伤了，抚摸在书脊上，既感觉 不到它的形状，也感觉不到它的尺寸。书里有两个纸书签。

“把这两首诗给我大声念念。放书签的地方。”

“《姑娘在唱诗班歌唱》、《遥远的蓝色卧室》，这些诗我曾经能够背诵。”

“原来是这样，那您背诵吧。”

我开始背诵，可马上就忘了词句。我的记忆拒绝“供出”诗行。我来医院之 前那个世界，没有诗歌也凑合过去。在我生活中有一些日子，而且为数不少，我无 法回忆起也不愿意回忆起任何诗歌。我因此感到高兴，就像从多余的重负中解放 出来——在我的挣扎中，在生活的底层，在生活的地下室，在生活的污水坑，都不 需要这种重负。在那些地方，诗歌对我只是一种妨碍。

“还是照书念吧。”

我念了两首诗，尼娜•谢苗诺夫娜哭泣起来。

“您明白吗,一个小孩死了，死了。去吧，去读勃洛克吧。”

我贪婪地阅读，通宵达旦地反复阅读勃洛克的诗，值班也读。除了《姑娘》和 《蓝色卧室》，那里还有《火光和黑夜的咒语》，有献给沃洛霍娃的热烈的诗句。这 些诗歌唤醒了完全是另外的一些力量。三天后，我把这本书还给了尼娜•谢苗诺 夫娜。

“您以为我会给您《福音书》吧？《福音书》我这里也有。这不……”从桌子里 取出的书与这本勃洛克差不多，但不是灰蓝色，而是深褐色。“读读使徒保罗吧。 《哥林多书》……就是这个。”

“我缺少宗教情怀，尼娜•谢苗诺夫娜。不过，当然，我非常尊敬……”

“怎么？您活过一千次生命吗？您——是复活再生的？……您没有宗教情 怀？这里的悲剧难道您见得还少?”

尼娜•谢苗诺夫娜的面孔皱紧了，阴沉下来，灰白的头发披散开，垂落在雪白

的医生帽下。

“您要读书……读杂志。”

“读莫斯科东正教杂志?”

“不，不是莫斯科东正教杂志，而是从……”

尼娜•谢苗诺夫娜把她雪白的衣袖一挥，往上指点着。那衣袖多像天使的翅 膀……她在指点什么地方呢？是营区那些铁丝网外面吗？医院外面吗？自由人小镇 的围墙外面吗？是大海那边？是高山那边？是国外？越过天地交汇的地方？……

“不，”我的声音小得难以听清，因为内心空虚而感到寒冷，“难道人们的悲剧 就只有一条宗教出路?”这些话在脑子里翻腾，以致脑细胞阵阵发痛。我以为我早 就忘记这些字眼了，而它们现在重新显现出来，并且主要是听从我个人的愿望显 现出来。这简直像个奇迹。我又重复了一遍，好像在朗读写下的或书上印下的文 字:“难道人们的悲剧就只有一条宗教出路?”

“只有一条，只有一条。您去吧。”

我走出来，把《福音书》放进口袋。不知为什么，我想到的并不是《哥林多 书》，也不是使徒保罗，也不是刚刚发生的人们记忆的奇迹，无法解释的奇迹。我 想到的完全是另一件事。而且，想象这“另一件事”时，我明白了，我又回到了劳 改营世界，回到了这个早已习惯的劳改营世界。“宗教出路”的可能性太偶然了， 太空幻了。我把《福音书》放进口袋，只想到一点：他们今天会给我晚饭吗？ 奥莉加•托马索夫娜用温暖的手指拉起我的胳膊肘，她深色的眼睛笑盈盈的。 “去，去，”奥莉加•托马索夫娜说，把我推向门边，“您还没转变过来呢，这样 的人，我们这里不给晚饭。”

第二天，我把《福音书》还给尼娜•谢苗诺夫娜，她倏地一下把书放进桌子里。 “您的实习明天就要结束了。我会给您签好实习卡，签好记分册。这是我送 您的礼物--只听诊器。”

一九六三

最佳赞许

曾经有一位美女，叫玛丽娅•米哈伊洛夫娜•多布罗留波娃。勃洛克在曰记 里记叙她道：革命头目对她总是言听计从，假如她是另一种情形，没有牺牲掉，俄 国革命的进程就可能是另一番景象。假如她是另一种情形！

每一代俄国人——而且不仅是俄国人，总会将同样数量的杰出者和渺小者带 进生活。带进才华横溢的人物。时代应当给英雄和天才一条路——要么用偶然 事件置之于死地，要么用赞美和监狱予以扼杀。

难道玛莎•多布罗留波娃不比索菲娅•佩罗夫斯卡娅®伟大？然而索菲娅• 佩罗夫斯卡娅的名字写在大街的灯光牌上,玛丽娅•多布罗留波娃却已经被人们 淡忘。

即使她的兄弟——诗人和教派信徒亚历山大•多布罗留波夫，给人留下的记 忆也比她多。

斯莫尔尼贵族女子中学的毕业生，美女玛莎•多布罗留波娃，非常明白自己

①索菲娅•利沃夫娜•佩罗夫斯卡娅（1853—1881 ),俄国革命民粹派分子,民意党执委会委员， 因组织和参与谋杀亚历山大二世，于一八八一年四月三日在彼得堡被处绞刑。 在生活中的位置。她的自我牺牲精神，她对生死的决绝态度，都极为强烈。

她忍饥挨饿，当过侍女，在俄日战争中作过护士。

所有这些尝试，只能使她在精神和肉体方面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

在两次革命之间，玛莎•多布罗留波娃同社会革命党人接近起来。她不会去 搞“宣传鼓动”。干一些琐屑小事，不合乎这位已经经历过生活暴风雨考验的年 轻女子的性格。

搞恐怖活动——“行动”——才是玛莎所希望、所要求的。玛莎得到了领导 人的同意。如萨温科夫®所说，“搞恐怖活动的人，只能活上半年。”她拿到手枪， 便出去“行动”。

但她缺乏杀人的力量。她过去的全部生活，反对她作出最后的决断。

要为濒临饿死的人们的生命而斗争，要为被伤害者的生命而斗争。

现在应该把死变为生。

玛莎同大家一道积极工作，她还有一段英雄的历史，但这些事情对她训练自 己去搞谋杀都没有多少帮助。

要拋开现实的生活，必须成为一名十足的理论家，十足的教条主义者。玛莎 看到，是别人的意志在支配着她，这使她感到惊讶，为自己感到羞愧。

玛莎没有开枪射击的力量。而在耻辱中生活，在极为尖锐的精神危机中生活 又十分可怕。玛莎•多布罗留波娃终于向自己嘴里开了一枪。

玛莎当时二十九岁。

这个高尚的、充满激情的俄国名字，我是在布蒂尔卡监狱第一次听见的。

亚历山大•格奥尔吉耶维奇•安德烈耶夫，苦役政治犯协会总书记，对我讲 起玛莎的故事。

“恐怖行动有一条规则。如果谋杀因某种原因失败——扔炸弹的人惊慌失

①鲍里斯•维克多罗维奇•萨温科夫（1879—丨925)，俄国社会革命党人，领导过许多恐怖活动, 一九二四年潜越苏联时被捕，判刑后跳楼自杀。 措、导火线没有点燃，或者还有什么原因——就不会派这人去执行第二次。假如 搞恐怖活动的还是第一次失败过的那些人——那就等着完蛋吧。”

“可卡利亚耶夫呢?”

“卡利亚耶夫是个例外。”

亲身体会、统计资料、地下活动的经验都表明，这种献身的行动和力量，只能 有一次内心的积聚。玛丽娅•米哈伊洛夫娜•多布罗留波娃的遭遇，是我们的地 下口述文选中最著名的例子。

“我们就选择这样的人作行动队员，”银白头发、黧黑皮肤的安德烈耶夫，飞 快地指指坐在架子床上、双手抱住膝盖的斯捷潘诺夫说。斯捷潘诺夫是国营莫斯 科电站联合公司电网的年轻电工。他沉默寡言，毫不引人注意，深蓝色的眼睛会 突然燃起火光。他默默地接过汤盆，默默地吃着，默默地让人添上一些，一连几个 小时坐在架子床边，双手抱住膝盖，想自己的心事。牢房里谁也不知道他是犯什么 事进来的。就连很善交际的历史学家亚历山大•菲利波维奇•伦季奇也闹不清楚。

牢房里住着八十号人，却只有二十五个床位。铁制单人床，紧紧靠着屋墙，床 上铺着涂了灰漆、与墙面颜色相配的床板。马桶附近，大门旁边，有一大堆备用的 床板。过夜时，过道要用这些床板密密实实地铺上，只留下两个口子，以便钻到架 子床下面——那里也铺着床板，睡着人。架子床下面的空间被称作“地铁”。

门上开有一个监视孔和一个“送饭窗”。门的正对面，是一个装了铁“笼口” 的巨大格栅窗。值班警卫昼夜值班。他用声学方法检查格栅是否完好——用钥 匙，就是用来锁牢房门的那些钥匙，把格栅从上到下划一遍。这种特殊的声音，还 有晚上两次白天一次锁上的门锁的哗啦声，以及钥匙在铜腰带扣上敲出的当当 声——这就是铜腰带扣派上的用场——是押送兵在没有尽头的布蒂尔卡监狱走 廊上巡行的时候，给自己伙伴发出的警告信号，是监狱“具体”音乐交响曲的三个 元素。这样的音乐，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住在“地铁”里的人，白天坐在架子床边，坐在别人的铺位上，盼着有自己的 一席之地。白天，床板上大约能躺五十来个人。这都是些已经轮到睡觉、就住在 现在位置上的人。谁比别人先到牢房，谁就能占据最好的位置。靠窗，离大门最 远的位置，被认为是最好的位置。有时候，侦讯工作进展神速，被捕者就来不及轮 到靠窗的地方，来不及呼吸一丝新鲜空气。冬天，这个明显可见的新鲜空气带，怯 怯地沿着玻璃窗迅速往下散幵，而夏天，同样明显可见，这个空气带处于人满为患 的牢房那令人窒闷、充满汗臭热气的边缘。从“地铁”走向臭气熏天的马桶，从马 桶走向“幸运”，轮到这些心满意足的床位，需要半年时间。

在寒冷的冬天，老囚犯们都往囚室中间挪动，宁要暖和而舍弃光线。每天都 有人被带来，有人被带走。排铺位的“队”不仅仅只是消遣。不是的，公平——这 才是世间最重要的。

监狱的囚犯都神经敏感。他们容易冲动，把很大的精力花费在鸡毛蒜皮的小 事上，为铺位争吵不休，直到歇斯底里，大打出手。不过，为了获得和保存一块什 么小铁片、铅笔头、石笔这些监规禁止的物件，他们也没少费精力、耗体力、想办 法、作揣摩、去冒险。何况都是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在这里，在这些小事情上, 人格得到检验。

在这里，任何人都不能买下铺位，不能雇人代自己值班打扫牢房。这是严格 禁止的。这里没有贫富之分，没有将军与士兵之别。

谁也不能擅自占据空出来的铺位。这得由推选出来的号长分配。他有权把 最好的铺位分给新来的人，如果是个老人的话。

号长亲自同每一位新来的人谈话。最重要的是让他得到安慰，振作精神。已 经不是初次跨进牢房门槛的人，总能够分辨出来。这种人往往比较镇定，目光更 为活跃、坚定。他们饶有兴趣地打量自己的新邻居，知道公共牢房里没有任何特 别的东西构成威胁。这些人马上，从第一刻起，就能区分人的面貌和各色人等。 而那些初次入狱的人，则需要经过好几天时间，直到觉得监狱里不再是千人一面、 充满敌意、不可理解……

一九三七年二月初，或许是一月末，第六十七号牢房的大门打开了。门前站 着一个人，银白头发，黑眉毛，深色眸子，穿一件敞襟冬大衣，缀卡拉库尔羊羔皮领 子。他手上提一只粗麻布小口袋，就是乌克兰人所说的“提囊”。老者有六十岁。 号长给这位新来的人指了个铺位，不是“地铁”，不靠马桶，而是在我旁边，靠牢房 中央的地方。

银白头发的老者看看那铺位，向号长道了谢。他那双黑眼睛像年轻人似的炯 炯有光。他专注地瞧了瞧大伙，好像单独关押了很久，敞开胸怀深深地吸着清新 的、总算是公共牢房里的空气了。

没有恐惧，没有惊骇,没有精神痛苦。磨破的大衣领口，皱巴巴的短上衣都足 以证明，它们的主人知道，早就知道监狱是什么，而且，当然是在家里遭到逮捕的。 “您什么时候被捕的？”

“两小时前，在自己家里。”

“您是社会革命党人?”

他哈哈大笑起来。他的牙齿白白净净，闪闪发光，不过，是不是假牙呢？

“现在大家都能看相断人了。”

“全仗这亲爱的监狱呀。”

“没错，我是社会革命党人。并且是右翼。奇怪的是，您竟了解这个差别。您 那些同龄人，可并不总是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如此老练。”

他那双黑眼珠用热情的目光直直地凝视着我的眼睛，认真地加上一句：

“是右翼，右翼，地地道道的右翼。我不能理解左翼社会革命党人。我对斯皮 里多诺娃®、普罗尚®是满怀敬意的，但他们的所有活动……我姓安德烈耶夫，亚 历山大•格奥尔吉耶维奇。”

①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斯皮里多诺娃（1884—1941 )，俄国社会革命党人，一九〇六年因 打死镇压唐波夫省农民起义的罪魁卢热诺夫斯基被判终身苦役。一九一七年成为右翼社会革命党 人，是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叛乱的思想领导人。后被赦免，脱离政治运动。

② 普罗什•佩尔切维奇•普罗尚（1883—1918)，左翼社会革命党的组织者和领袖之一，曾参加 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任邮电人民委员。是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叛乱首领 之一。

亚历山大•格奥尔吉耶维奇•安德烈耶夫细细地打量了邻铺的囚犯，对他们 作了简短、尖锐而又准确的评价。

安德烈耶夫也没有回避谈论镇压的实质。

我们总是一起在澡堂里，在大名鼎鼎的布蒂尔卡澡堂里洗衣服。那里铺贴着黄 色的瓷砖，什么都写不上去，什么痕迹都划不上去。不过牢门是一个邮箱，门内侧包 着铁皮，外侧是木制的，门上乱七八糟刻满各种联络记号。有时这些记号被砸掉，刮 尽，就像洗去石板上的石笔，再钉上新木板，于是“邮箱”又充分运转起来。

洗澡是个盛大节日。在布蒂尔卡监狱，所有接受侦讯的犯人都自己给自己洗 衣服，这是个久远的传统。没有官方的“服务”，也不接受家里的服务。“公用”的 劳改营内衣，这里当然也没有。大家在牢房里晾干衣服。给我们洗涤的时间不 少，谁也不急着去做。

我在澡堂里仔细查看过安德烈耶夫的形体——灵活，深色皮肤，完全不显老 态一~可要知道，他已经是六十开外的人了。

我们没有放弃任何一次放风的机会——本来可以待在牢房里，躺一躺，说自 己有病的。但无论是我个人的经验，还是安德烈耶夫的经验，都说明放风不能 放弃。

每天上午，安德烈耶夫总是在牢房里来回走动，从窗口走到门口。经常是在 午饭前。

“这是老习惯了。一天走一千步，这是我每天的标准，是监狱里的运动量。监 狱有两条规则：少躺，少吃。被捕者必须保持半饥饿状态，让胃子没有任何坠 胀感。”

“亚历山大•格奥尔吉耶维奇，您认识萨温科夫吗？”

“是啊，认识。我是在国外认识他的，为格尔舒尼®送葬的时候。”

①格里戈里•安德烈耶维奇•格尔舒尼（1870—1908),俄国社会革命党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 一。曾组织一系列恐怖活动。于一九〇六年逃亡国外。著有回忆录《不久以前》。

安德烈耶夫无须向我解释格尔舒尼是什么人。他随时提到的任何人，我一听 名字就知道，还能作一番清楚的想象。安德烈耶夫很喜欢这一点。他的黑眼睛炯 炯发光，人也活跃起来。

社会革命党是一个遭受悲剧命运的党。为该党牺牲的人，无论是恐怖主义者 还是宣传鼓动家，都是俄国最优秀的人物，俄国知识分子的精英。所有这些人依 据自己的道德品质，抱定献身精神，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都是英雄的“民意 党当之无愧的继承者，是热利亚搏夫、佩罗夫斯卡娅、米哈伊洛夫和基巴利契 奇的继承者。

这些人经受了最严酷的镇压——因为按照萨温科夫的统计，一个恐怖主义者 的生命只有半年。他们英雄般地活着，英雄般地死去。格尔舒尼、萨佐诺夫、卡利 亚耶夫、斯皮里多诺娃和西尔伯贝格一~所有这些人并不次于菲格纳或莫罗佐 夫、热利亚博夫或佩罗夫斯卡娅。

在推翻专制体制的过程中，社会革命党起了巨大作用，但历史并没有沿着它 的道路发展。社会革命党及其党员最为深重的悲剧正在于此。

这些想法常常潜入我的脑际。

与安德烈耶夫相遇，强化了我的这些看法。

“在您一生中，您认为哪一天印象最为深刻?”

“这个答案我简直可以不假思索——答案老早就准备好了。那就是一九一七 年三月十二日。战前我在塔什干受审，依据是第一百零二条。判了六年苦役。服 刑监狱在普斯科夫和弗拉基米尔。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二日，我获得释放。今天是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二日，而我，又进了监狱！”

布蒂尔卡监狱的囚犯在我们眼前晃动一一那些安德烈耶夫感到相近却又有

①民意党，俄国影响和势力最大的民粹派组织，一八七九年八月诞生于彼得堡，要求推翻专制制 度，召开立宪会议，将土地交还农民，实行民主自由。主要活动有宣传群众、采取恐怖手段等，曾八次 谋杀亚历山大二世。下面提及的人物均为民意党著名领导人。

点格格不入，在他心中引起怜悯、敌意和同情的人们。

阿尔卡季•济济耶夫斯基，即国内战争时期大名鼎鼎的阿尔卡沙，是使乌克 兰形形色色的武装头目闻风丧胆的人。

济济耶夫斯基这个姓，是在审讯皮亚塔科夫0案时才由维辛斯基宣布的。就是 说，他后来死了，这个死人阿尔卡季•济济耶夫斯基，生前叫的是他的名字阿尔卡季。 在蹲过卢比扬卡和列福尔托夫监狱之后，他变得疯疯癫癫。他用一双肥软老迈的手抚 平膝盖上的花手帕。手帕是三张。“这是我的女儿们一-尼娜、丽达和纳塔。”

还有一位是斯韦什尼科夫，化工建设总局的工程师。侦査员对他说：这就是 你的法西斯老家，混蛋。一名铁路官员古德科夫说:“我有几张托洛茨基演讲的留 声片，而妻子——把这事往外说了……”瓦夏•扎沃龙科夫说：“在政治学习小 组，老师问我——假如没有苏维埃政权，扎沃龙科夫，你会在哪里工作? ”“也是干 活呀，在车库里，就像现在……”

还有一个司机——莫斯科“爱讲笑话者”中心的代表（真的，我不撒谎）。一 伙朋友每逢星期六都各家聚在一起，互讲笑话。判五年，去科雷马，等死。

米沙•维贡，一个邮电学院学生，他说:“我把我在监狱里看见的一切，全写给 了斯大林同志。”判三年。米沙•维贡活出来了，拼命画十字，与过去所有的伙伴 脱离了关系，活过了大枪决，在“游击队员”矿当上了班长。米沙的所有伙伴都死 在那座矿里，消灭在那座矿里。

西纽科夫，莫斯科党委人事处主任，今天写了一份声明：“苏维埃政权有法律， 我以抱有这个希望而深感慰藉!”深感慰藉呀！

科斯佳和尼卡，两个十五岁的莫斯科中学生，在牢房里踢足球。足球是用破 布缝制的。他们是杀死汉姜®的恐怖分子。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汉姜是被贝利亚

① 格奥尔吉•列奥尼多维奇•皮亚塔科夫（】890—丨937)，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左翼反对派成员。 —九三七年在大清洗中被处决。

② 阿加西•格翁多维奇•汉姜（1901-1936),苏共党员，党的活动家，共青团组织者之一。曾任 亚美尼亚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在自己办公室里开枪打死的。而被指控搞这场谋杀的两个孩子——科斯佳和尼 卡——于一九三八年在科雷马死去。他们死了，尽管并没有强制他们劳动。他们 是活活冻死的。

施奈德大尉来自共产国际。他总是口若悬河，是个乐天派，在牢房音乐会上 大耍魔术。

辽尼亚--个预谋犯，曾把铁路路基上的螺帽拧下，莫斯科州图马区居民。

法利科夫斯基，他的罪案依据第五十八条第十一款判定为鼓动罪。罪证是他 写给未婚妻的信件，以及未婚妻写给未婚夫的回信。通信总得有两人或更多人。 就是说，按第五十八条第十一款，属于有组织犯罪，从而使案情大大加重。

亚历山大•格奥尔吉耶维奇小声说:“这里只有受难者，这里没有英雄。”

“在我的一个‘案子’中，有尼古拉二世的一条批示。武装部长向沙皇呈报了 一艘驱逐舰在塞瓦斯托波尔遭劫一事。我们当时需要武器，我们从战舰上拿了武 器。沙皇在报告的页边上批示道：‘卑鄙无耻的勾当’。

“我在敖德萨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完成第一次任务——我往剧场里扔了一 枚炸弹。这是一颗臭弹，没有危险。考试，可以说是过关了。接下来就是玩真的， 玩大的。我没有去搞宣传鼓动。所有那些小组啦，座谈啦，很难看见和感觉到最 后的结果。我去干了恐怖活动。至少，干一次是一次。

“我作过政治苦役犯协会总书记，一直作到这个协会解散。”

一个巨大的黑影窜向窗前，抓住牢房的栅栏，大声哀叫。癫痫病患者阿列克 谢耶夫，一个像熊一样笨拙的人，长着一双蓝眼睛，曾经是契卡人员，摇着栅栏大 声狂叫：“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接着从栅栏上猝然滑落下来。人们在他跟 前俯下身子，有人抓住他的手、脑袋和双脚。

亚历山大•格奥尔吉耶维奇指着那个癫痫病人说:“一个‘头牌契卡’呀!”

“侦查我的人是个孩子，这真倒霉。他对革命者一无所知，对他来说，社会革 命党人就像一群剑齿象。他只会一个劲叫嚷：认罪呀，反省啊!”

我对他说•/‘您知道社会革命党是什么人吗?”“唔?”“如果我告诉您，我什么

事没干，那就是什么事也没干。要是我想对您撒谎，任何威胁也改变不了我的决 定。您应该了解历史，哪怕一丁点儿也好……”

谈话是在审讯之后，但从安德烈耶夫的讲述，不大看得出他很激动。

“没有，他没有冲着我叫嚷。我太老了。他只是说：‘再反省反省吧。’于是我 们都坐着。一连几小时。后来我签了笔录。于是告别，明天见。

“我想出一个办法，在审讯时不至无聊。我数墙面上的图案——墙面是糊着 墙纸的。有一千四百六十二张相同的图画，这就是对今天这堵墙的研究结果。我 在转移注意力。镇压过去有，将来也有。只要存在国家。

“对于沿一条新路前进的新生活，经验，苦役政治犯的英雄主义经验，似乎并 不需要。突然却发现，这完全不是什么新路，一切仍然必不可少•.对格尔舒尼的 回忆，审讯中的表现，审讯时数糊墙纸图案的本事。还有在沙皇的苦役中，在绞刑 架上早已死去的那些伙伴们英勇不屈的身影。”

安德烈耶夫显得活跃、激动，但并非由于神经紧张。这种紧张在身系牢狱的 几乎所有人身上都存在。被侦讯者更喜欢为各种不值一提的原因而发笑。这种 笑声，这种英武气概，乃是被捕者的一种自卫反应，特别当身处大庭广众的时候。

安德烈耶夫显得活跃却是另一种性质。这好像是一种内心的满足，因为他重 新回到了他一辈子全力倾注，他感到极为宝贵，并且似乎已经载入史册的那个立 场。原来，不，时代还需要他。

对于指控的真伪，安德烈耶夫并不在意。他知道什么是大规模镇压，对什么 事情都不感到惊讶。

牢房里有个连卡®，十七岁的少年，来自莫斯科州图马区一个荒僻的小村庄。 他不识字。他认为关进布蒂尔卡监狱对他简直是天大的幸运一一可以“放开肚 皮”吃饭，而且人们又是那么好！在半年的侦讯时间里，连卡知道了许多事情，比 他过去一生知道的还要多。因为在牢房里每天都上课，尽管在这个地方，听到和

①即前文所提的辽尼亚。 读到的东西都很难记住，却总是有太多新的、重要的东西源源不断地装进他的脑 子。连卡自己的“案子”并不令他担心，他被指控的罪名是契诃夫笔下那个预谋

犯干的事--九三七年，他拧下铁轨上的螺帽来作钓坠。这明显是第五十八条

第七款所指的破坏行为，然而连卡还犯了第五十八条第八款——恐怖活动罪！

“这是怎么回事？”在一次同连卡谈话时，大家问道。

“法官向我追索手枪。”

对这个回答，人们报以好一阵大笑。但安德烈耶夫一脸正经地小声对我说：

“政治是不管犯罪概念的。当然，连卡是连卡，但米哈伊尔•戈茨可是个瘫痪 病人。”

这是三七年那个怡然幸福的春天。那时侦讯中还没有打人现象，“五年”二 字还是“特別会议”判决的一个模压印鉴。按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表述，就 是“在遥远的营地羁押五年”®。那时候，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工作人员已不再 叫作契卡。

人们因“判五年”而高兴——俄国人高兴的是没判十年，没判二十五年，没判

枪决。高兴是有充分理由的--切都还在前面。大家都急欲获得自由，呼吸到

“清新空气”，用工作日抵销刑期。

“可你们呢?”

“我们，十月革命前的苦役政治犯，集中起来送往杜金卡，送去流放。永久流 放。我已经一大把年纪了。”

不过，当时已经流行“罚站”——连续几昼夜不许犯人睡觉；还有“流水作 业”——侦查员值完自己的班，换了人，而被审问的人还坐在椅子上，直到失去 意识。

但还有个“三号办法”在后面呢。

我明白，这个老苦役犯对我的监狱活动很感兴趣。我并不是新来乍到的人，

①原文为乌克兰文。 我知道应当如何去安慰那些心灰意冷的人们……我是选出来的号长。安德烈耶 夫在我身上看到了他自己的青年时代。我对他的过去永远感到兴趣，充满敬意， 对他的遭遇深为理解，这使他感到很愉快。

监狱的日子过得绝非没有意义。布蒂尔卡侦讯监狱的内部自我管理自有一 套法规，实行这些法规能培养人的性格，使新来的人得到慰藉，给大家带来好处。

每天都有课讲。每个来到监狱的人，都能讲述自己工作、生活中一些有趣的 事情。一个普通装配钳工讲的关于第聂伯国家建设工程局的生动故事，我至今记 忆犹新。

空军学院的科甘副教授讲过几次课——“人如何测量地球”、“恒星世界”

等等。

若尔日克•科斯帕罗夫是斯大林第一任女秘书的儿子，“机长”把他的母亲 送去流放，关进劳改营，置之死地而方休。他为大家讲了拿破仑的故事。

特列季雅科夫画廊解说员则向大家介绍了巴比松画派。

讲课计划没完没了。计划都藏在心里——藏在号长这位“群众文化工作组织 者”的心里……

每个关进来的人，每个新来的人，一般当天晚上就被说服，要他们讲讲报上的 新闻，莫斯科的各种传言。被捕者渐渐适应后，也会在自身找到讲课的力量。

此外，牢房里总是有很多书，来自布蒂尔卡监狱从不被收缴的著名藏书。这 里的许多书籍,在外面的图书馆是找不到的。有伊列士的《国际歌的历史》、马松 的《札记》和克鲁泡特金^的著作。藏书来自被捕者的捐赠。这是一个久远的传 统了。不过在我离开之后，在三十年代末，对这些藏书搞了一次清理。

被侦讯的囚徒学习外语，大声朗读欧•亨利®和伦敦®的作品。关于这些作

①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克鲁泡特金（1842—1921 )，俄国革命家和地理学家，无政府主义的 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创始人。

② 欧•亨利（1862—1910),美国著名作家。

③ 伦敦,即杰克•伦敦（1876-1916)，美国著名作家。

家的创作、生平，演讲人总有一番开场白。

有时候，大约一周一次吧，还组织音乐会。远航船长施奈德在音乐会上表演 魔术，而格尔曼•霍赫洛夫，《消息报》的文学评论家，则朗诵茨维塔耶娃®和霍达 谢维奇®的诗歌。

霍赫洛夫是一位侨民，毕业于布拉格的俄国大学。他请求回到祖国。祖国用 逮捕、侦讯和判入劳改营来迎接他。我从没听见有关霍赫洛夫更多的情况。他戴 一副角质眼镜，长着蓝色的近视眼，头发浅白，肮脏不堪……

除了普通教育的课业，牢房里还常常发生各种争论，针对十分严肃的题目进 行辩论。

我记得，阿伦•科甘，一个年轻人，性格外向，他要大家相信，知识分子能作革 命行为的榜样，作革命忘我精神的榜样，他们能表现出最高的英雄主义——比工 人更高，比资本家更高，尽管知识分子也是阶级之间一个“动摇不定”的阶层。

我，怀着当时在劳改营里的一点点经验，对知识分子在困难时期的表现持有 另一种看法。那些笃信宗教的人，教派信徒，照我的观察，他们才有着精神上不可 动摇的激情。

三八年完全证明了我说得不错——但阿伦•科甘已不在人世。

“伪证人哪！我的伙伴哪！我们已到什么地步了！”

“我们并没有到什么地步。你要相信，如果你遇上一个卑鄙下流的家伙—— 你会同他说话，好像什么事也没有。”

而且，碰巧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在一次洗“干浴”的时候——这是布蒂尔卡 监狱对搜査的说法——牢房里推进几个人来，其中便有一个科甘认识的人，一个 伪证人。科甘没有揍他，还同他谈话。洗“干浴”后，阿伦•科甘把这事原原本本

① 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1892—1941)，俄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

② 弗拉季斯拉夫•费里奇阿诺维奇•霍达谢维奇（1886—1939),俄国诗人，小说家，文学评论 家，翻译家。 地告诉了我。

亚历山大•格奥尔吉耶维奇没有讲课，也不参与争论，但他非常用心地倾听 这些争论。

有一次，我讲完自己的意见，躺到架子床上——我们的铺位相邻——他在我 旁边坐下。

“大概，您是对的，一-不过请允许我给您讲一段旧事。

“我不是头一次被捕了。一九二一年，我被流放纳雷姆三年。我告诉您纳雷 姆流放地一段美好的故事。

“依照莫斯科的指示，整个流放地安排得一模一样。流放犯无权与居民交往， 他们不得不与外界隔绝。

“这使弱者堕落，而强者更加坚强。不过有时候会发现一些事情，而且非常 特殊。

“给我指定的居住地非常边远，比所有地方更远，更偏僻。在漫长的雪橇道 上，我到一个小村子去投宿,那里住的全是流放犯，一共七人。住宿是可以的。但 我是个太大的囚犯，我不能住下——我的村子还在两百俄里以外。冬天在颤栗， 春天猛然爆发，刮起了潮湿的暴风雪，没有路了。我真高兴，连我的押送兵也高 兴，我终将留在这地方整整一星期。这里有七名流放犯。两夫妇是共青团员，无 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的追随者。另两夫妇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有 两名右翼社会革命党人——也是一对夫妇。第七位是东正教神学家，一位主教， 神学院教授，曾在牛津大学讲课。一句话——五花八门的一伙人。所有人都互相 敌对。没完没了的争论，愚不可及的小圈子习气。完全是一种可怕的生活。小小 的争吵，发展成病态的大吵大闹，互相仇视、敌对、怀恨在心。空闲时间不少。

“所有的人都各有习性，全都喜欢思索、阅读，都是为人诚实的好人。

“一周时间里，我对每个人都作过思考，并试图去理解每个人。

“暴风雪终于停下来。我到荒僻的原始林去了整整两年。两年后我解除劳 改——是提前释放啊——回到了莫斯科。我原路返回。在整个漫长的途程中，我

只在一个地方有熟人——就是那个我曾经因暴风雪滞留过的地方。

“我仍然在这个村子里留宿。所有流放犯都还在这里，所有的七个人，没有一 个获释。但是，我在那里却看见了比获释更大的事情。

“那里有三对夫妇：一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一对共青团员，一对社会革命党 人，另有一位神学教授。六个人全信了东正教。主教，就是那位有学问的教授，对 所有人进行宣传鼓动。现在他们一起做祷告，过起了福音公团的生活。”

“的确，那是一段奇怪的经历

“对此，我想过很多。这是一个很具说服力的现象。所有这些人——社会革 命党人、犹太复国主义者、共青团员，所有这六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 都无限相信智慧的力量，相信理性，相信逻各斯®。

“人应当服从感情的决定，不可过分相信理智。

“不需接受逻辑的决定。逻辑——这是辩白的理由，一种形式，一种解 释……”

我们依依惜别。亚历山大•格奥尔吉耶维奇在我之前被叫“带上物品”出 去，我们在洞开的牢房大门边站了片刻，耀眼的阳光使我们眯缝起眼睛。押送兵， 不时用钥匙在铜皮带扣上碰得轻轻发响，等候着。我们拥抱在一起。

“祝您，”亚历山大•格奥尔吉耶维奇声音低沉而愉快地说，“祝您走运，成 功。多多保重。啊，”他好像有点特别地、善意地一笑。“啊他说，轻轻拉拉我 的衣领。“您，很会坐牢，很会。我诚心诚意地告诉您这一点。”

安德烈耶夫这个赞许，是我一生中得到的最佳、最重要、最负责任的赞许，是 一个具有预见性的赞许。

据《苦役与流放》杂志的资料：安德烈耶夫，亚历山大•格奥尔吉耶维奇，生 于一八八二年，从一九〇五年起，先后在社会革命党敖德萨大学组织和普通组织 中，在明斯克城市组织中从事革命活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六年，在社会革命

①逻各斯，赫拉克利特哲学术语，指物质世界的普遍规律性，也解释为“神”或“宇宙理性％

党切尔尼戈夫和敖德萨委员会，也在社会革命党塞瓦斯托波尔委员会，一九〇七 年在社会革命党南方州委员会，一九〇八年在塔什干社会革命党中央战斗队。一 九一〇年，在敖德萨军区法庭接受审判，判处在要塞监禁一年。后于一九一三年 在塔什干突厥斯坦军区法庭根据第一百零二条，判处六年苦役。在普斯科夫和弗 拉基米尔临时苦役监狱服满刑期。坐牢十年零三个月（克里米亚分局）。

安德烈耶夫有一个女儿——尼娜。

十二月党人的后裔

关于头一位骠骑兵，一个著名的十二月党人，在许多著作中都有描述。普希 金在《叶夫根尼•奥涅金》的残章中这样写道：“玛尔斯、巴克斯和维纳斯的朋 友……，，①

骑士、智者，一个博学多闻、言行一致的人。这是何等了得的事情！

关于第二位骠骑兵，那第一位的后裔，我来讲讲我所知道的一切。

在卡德克昌，我们，一群饥饿孱弱的人，干着活儿，胸膛上磨出血淋淋的茧子， 转动着沉重不堪的圆盘绞车，把装满岩石的斗车从斜坑里拉上来——正在“开 辟”坑道，就是如今闻名整个科雷马的那条坑道。极端艰巨的劳动——我曾有机 会亲眼看到，亲身体验。

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一年的冬天快到了，一个无雪的、险恶的、科雷马的冬 天。严寒紧紧扼住肌肉，像箍圈似的压住太阳穴。在千疮百孔的帆布帐篷里—— 那是我们夏天住宿的地方——放了几只铁火炉。不过这些火炉却在烤热流动的

①指《叶夫根尼•奥涅金》的第十章。这一章只遗留下一些片段和未完稿。玛尔斯、巴克斯、维 纳斯都是罗马神话中的人物，分别指战神、酒神和爱神。 空气。

脑子灵活的长官让大家作好过冬的准备。帐篷内搭起了另一个小些的支 架——同外层帐篷间留有十厘米左右的空气夹层。再把这个支架（除了顶棚）缝 上沥青油纸和油毛毡，就好像建成一个双层帐篷，比单纯的帆布帐篷多少暖和

一些。

在这种帐篷里住过头几夜后，才发现这简直要你的命，马上就要你的命。必 须从这里迁走。可是怎么办呢？谁能帮助我们？十一公里之外才有一个大劳改 营——阿尔卡加拉劳改营，那里有矿工干活。我们的监禁地就是那座劳改营的一 个工段。去那里，去那里，去阿尔卡加拉！

但是，该怎么去呢？

囚犯们的传统做法是：遇到这类情况，首先去找医生。在卡德克昌有一个医 士点，那里有个“半瓶醋”在点上作“医官”，过去是莫斯科医学院的学生——我们 帐篷里的人这样说。

需要巨大的意志力，才能在一天的劳动后找到力气站起来，去诊疗所看病。 穿衣、穿鞋，当然是不必要的——反正从澡堂子出来到进澡堂子，成天全穿在身 上，而且也没有力气。花费休息时间去“看病”很可惜。去看病，也许以挖苦嘲弄 你一番而告终，也可能结果是遭一场殴打（这是家常便饭）。最主要的，是没有指 望，很难说是否能如愿以偿。不过，在寻求机会的时候，不能忽略任何微小的可能 性——这是身体和疲惫不堪的肌肉告诉我的，而不是经验，不是理性。

意志只服从本能一■就跟野兽一样。

经过从帐篷出去的一条路，有一座木屋——那是勘探队、搜寻队遮风避雨的 所在，没准也是民警机关侦查员、没完没了的原始林巡逻队的“密地”。

地质工作者早已离去，小木屋变成了诊疗所--间屋子，里面放一张架子

床，一个药柜，挂一副用旧被子做成的窗帘。一条被子把架子床隔开，大夫就住在 那里。

候诊的人群在外面的严寒中排队。

我往小木屋里挤。沉重的大门把我往里面压进去。一双蓝眼睛，一个秃顶的 大脑门，留着发型——必须的发型：头发是一种自我确认。在劳改营，头发，那可 是地位的证明。所有人的头发都被刹得精光。而不被剪发的人，受到大家的羡 慕。头发，是对劳改营制度的独特异议。

“莫斯科人? ”这是医生在问我。

“是莫斯科人。”

“贵姓!”

我说出自己的姓氏，握住他伸出来的手。这手冰凉，有些潮润。

“我姓卢宁。”

“响当当的姓啊!”我微笑着说。

“是亲曾孙。在我们家族，长子要么叫米哈伊尔，要么叫谢尔盖。轮换着来。 那个普希金一族的，就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这事我们知道。”第一次交谈，洋溢着一种非劳改营的气息。我忘了自己的 请求，对于是否在这样的交谈中插入不雅的调调迟疑不决。可是我在挨饿，我需 要面包，需要温暖。但医生还没有想到这一点。

“抽支烟吧！”

我用冻得发红的手指卷烟。

“多拿点，别客气！关于曾祖父，我家里的藏书多得不计其数。我是医学系的 学生啊，没学完，被抓了。我的家族全是军人，可是您瞧，我却作了医生。不过我 并不后悔。”

“结果，那玛尔斯，就去他的了。而作了埃斯库拉庇俄斯®、巴克斯和维纳斯 的朋友。”

“关于维纳斯，乏善可陈。不过关于埃斯库拉庇俄斯这方面，倒还应付裕如。 只是没有毕业文凭。要是给我发了毕业文凭，我就给他们点厉害瞧了。”

①埃斯库拉庇俄斯，罗马神话中的医神。

“那么，关于巴克斯呢?”

“有酒精啊，你自己明白的。不过我喝一杯——就行了。我会很快醉倒。我 还为自由人那座镇子服务，所以你自己也明白的。常来吧！”

我用肩头抵开门，从诊疗所出来。

“你知道，莫斯科人比所有其他地方的人——基辅人、列宁格勒人——更喜欢 回忆自己的城市、街道、滑冰场、房屋、莫斯科河……”

“我不是土生土长的莫斯科人。”

“可这样的人更喜欢回忆，记得也更牢。”

一连几个晚上，诊疗结束时我都到这里来——抽抽马合烟，不敢讨要 面包。

卢宁，跟所有因为走运、因为工作而觉得劳改营轻松的人一样，很少为别人着 想，很难理解饥饿的人：他那个地段，阿尔卡加拉，那时还没有遭受饥饿。金矿的 灾难与阿尔卡加拉擦肩而过。

“你要愿意，我就给你做个手术，切除手指上的囊肿。”

“好哇。”

“只是，得说妥，我不会给你开休假。这个，你知道，我不方便。”

“可是，指头动了手术，怎么干活呢?”

“啊，随便想个法子吧。”

我同意了。于是，卢宁相当熟练地切除了我这个“作纪念”的囊肿。若干年 后我遇见妻子，见面的第一刻，她便非常吃惊，握住我的指头，找寻这个“卢宁” 囊肿。

我发现，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卢宁其实还非常年轻。他需要一个更有文 化的交谈者。他对劳改营、对“命运”的一切见解，跟任何一位自由人长官一模一 样，他甚至对窃贼也有些赞赏,对三八年大风暴的实质也不关心。

休息的每一小时、每一天，对我都是宝贵的——在金矿搞得一辈子疲乏的肌 肉总是酸痛，渴望安宁。每一块面包，每一盆菜汤，对我都弥觉珍贵。饥肠需要食 物，连眼睛也不听使唤，老在搁板上搜寻面包。但我老强迫自己回忆起中国城®, 尼基塔门，在那里，作家安德烈•索博利举枪自杀了，在那里，施特恩向德国大使 的汽车开枪——我强迫自己回忆任何人都永远不会写出来的莫斯科大街的历史。

“是啊，莫斯科呀，莫斯科呀。可你说说——你有过几个女人?”

一个饥肠辘辘的人，要继续这样的谈话简直不可思议，但年轻医生并不理会 别人，对沉默不语也不见怪。

“我说，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我们的命就是犯罪，本世纪最严重的犯罪。”

“啊，这个我倒不知道，”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卢宁不满地说，“所有聪明 的囚犯，都在搅浑这件事。”

我耸耸肩膀，表示不解。

不久，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卢宁就如愿以偿，调到工段去了，去了阿尔卡 加拉。不过，我没有忧愁和委屈，想道，又一个人永远离开了我的生活。实际上， 离别，天各一方——这是多么容易的事情。可是，一切原来并非如此。

在卡德克昌工段的绞车上，我曾像奴隶一样干过极苦重的活儿，那里的工段 长是巴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基谢廖夫，一个上了点年纪的工程师，无党派人 士。基谢廖夫每天殴打囚犯。他去工段，总少不了殴打和叫喊。

是可以不受制裁，逍遥法外？是灵魂深处潜伏着对血的渴望？是希望在上司 眼里更显突出？权力呀，真是个可怕的东西！

泽利弗加罗夫，我们队里一个造假币的孩子，躺在雪地上，嘴里吐出打掉的 牙齿。

“我的所有亲人，知道吗，犯了造假币的事，全枪毙了。我没成年，判遣送劳改 营十五年。父亲对侦查员说，给五十万，用现金，真币，了却这个案子……可侦查 员没有同意。”

我们，圆盘绞车上的四个轮班工人：西伯利亚农民科尔浬耶夫，窃贼辽尼

①中国城，莫斯科红场附近的一个历史街区。

亚•谢苗诺夫，工程师弗龙斯基和我，在泽利弗加罗夫身边站住。窃贼辽尼亚• 谢苗诺夫说：

“只在劳改营，才学着开机器，——什么活儿都去干吧，要是你把绞车或起重 机弄坏了，没你的责任。你多少学会一点——这是在科雷马年轻外科医生中流行 的说法。”

弗龙斯基和科尔浬耶夫是我的熟人。算不得朋友，熟人而已——我在黑湖监 禁地时就认识他们了。我是从那里返回生活的。

泽利弗加罗夫没有站起来，只向我们转过脸，脸上粘着血污，嘴唇浮肿肮脏。

“我站不起来，伙伴们。他往肋骨下面打，哼，段长啊，段长。”

“找医士去吧。”

“怕会更糟。他会告诉段长的。”

“我说呀，”我说，“这事不会有结局。倒有一个办法。远北煤炭建设总局的 局长，或者还有什么大官来了，你就走上前去，当着长官的面，抽基谢廖夫的耳光。 要抽得让整个科雷马都听见，基谢廖夫就会被撤职，无条件调走。打他的人会加 刑。打基谢廖夫会判多少年呢?”

我们上工，推绞车，去工棚吃了晚饭，正想躺下睡觉，却叫我到办事处去。

基谢廖夫坐在办事处里，眼睛望着地面。他不是胆小的人，也不喜欢威胁。

“啊，怎么样，”他快活地说，“整个科雷马都轰动了，是吧？我要把你送交法 庭审判，你犯了未遂罪。滚吧，你这恶棍！……”

告发的人只能是弗龙斯基，可又怎么会呢？我们一直在一起呀！

从那时起，我在工段上的生活轻松些了。基谢廖夫甚至不到绞车这边来了， 上班总是带一支小口径步枪，也不下已经挖得很深的矿坑了。

有人走进工棚。

“快到医生那里去。”

接替卢宁的“医生”，是一个叫科列斯尼科夫的，也是未毕业的医学院学生， 一个高个子的年轻囚犯^

卢宁穿着短皮祅，坐在诊疗所的桌子后面。

“把东西收拾起来，我们现在就去阿尔卡加拉。科列斯尼科夫，给开一张派 遣证。”

科列斯尼科夫把一张纸页折了好几次，撕开很小一块，仅仅比邮票大一点，用 极细的笔迹用心地写道:“交阿尔卡加拉劳改营卫生处”。

卢宁拿上纸头就跑：

“我去找基谢廖夫签字！”

他又垂头丧气地回来了。

“你看，他不放呐。他说，你说过要掴他耳光。他无论如何都不同意。”

我把整个事情说了一遍。

卢宁把“派遣证”撕个粉碎。

“是你自己不对，”他对我说，“泽利弗加罗夫关你什么事？所有这些人关你 什么事？……你毕竟没挨过打呀!”

“我过去挨过打。”

“啊，再见。车还等着呢。我们再想个办法。”说罢，卢宁坐进了卡车的驾 驶室。

过了几天,卢宁又来了。

“现在我去找基谢廖夫。有关你的事 半小时后他回来了、

“一切都办妥啦。他同意了。”

“怎么回事?”

“我有个办法能制服执拗人的心。”

于是卢宁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与基谢廖夫的谈话：

“什么风把你吹来啦，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请坐，抽烟。”

“啊，不了，没工夫哇。巴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我给你带来几份有关殴打 的资料——是民警机关侦査员转送给我的，要我签字。不过，签字之前，我要先问 问您，这一切都属实吗?”

“不对呀，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我的敌人是准备……”

“我也这么想过。我不会在这些材料上签字。巴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你 反正什么也没法扭转了，打掉的牙齿不能再装回去呀。”

“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说得对。请到我家来吧。我妻子酿有果子酒。新 年快到了，趁此机会……”

“不了，不了，巴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只是大家互相帮衬而已。您就让安 德烈耶夫去阿尔卡加拉吧。”

“这无论如何也不行哪。安德烈耶夫，这正所谓……”

“您的私敌?”

“对，对

“啊，这可是我个人的朋友。我曾以为，您会对我的请求更在意些。把有关殴 打的材料拿去看看吧。”

基谢廖夫沉默了一阵。

“就让他走吧。”

“那就请您写个证明。”

“让他自个儿来找我。”

我一脚跨进办事处的门槛。基谢廖夫望着地面。

“您要去阿尔卡加拉。把证明拿去。”

我没吭声。办事员开好证明，我便回到诊疗所。

卢宁已经走了。不过科列斯尼科夫在等着我。

“你晚上走吧，九点左右。有个急性阑尾炎! ”说罢，递给我一个纸头。

无论基谢廖夫，还是科列斯尼科夫，我再也没见到过。基谢廖夫不久调到另 一个地方，去了“埃尔根”。在那里，几个月后，他偶然被杀了。他住的小房子里， 晚上有个小偷潜入。基谢廖夫听到脚步声，从墙上抓起装有子弹的双筒猎枪，扣 上扳机，向小偷扑去。小偷夺窗逃跑，基谢廖夫便用枪托猛砸他的后背，可两支枪 管里的子弹都射进了他自己的肚子。

科雷马所有煤区的囚犯，全都为他的死而欢欣不已。报道基谢廖夫葬礼消息 的报纸，在人们中争相传阅。在矿井上班时间里，大家用矿灯照亮一小片皱巴巴 的报纸，读着，高兴得大呼“乌拉"。基谢廖夫死了！老天有眼哪！

这样，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卢宁终于从基谢廖夫手中把我解救出来。 阿尔卡加拉集中营是为矿井服务的，有一千名各种服务人员，为一百名井下 工，一百名矿工服务。

饥饿正一步步逼近阿尔卡加拉。而且，不用说，首先是逼近“五十八条”们的

工棚。

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卢宁生气了。

“我不是太阳，我不能使所有人都暖和。安排你到化学实验室作值日员，就应 当活下去，应当善于活下去。照劳改营的方式活着，明白吗？”他拍着我的肩膀说。 “在你之前，是基姆卡在这里工作。他把所有的甘油全卖掉，有两大桶啊。半公升 一罐，他二十卢布卖掉了！他说是蜂蜜，哈哈哈！对于囚犯，什么都好。”

“这对我不合适。”

“那到底什么对你合适?”

值日员的工作并不牢靠。我很快被转到矿上去了 一一这种事有严格的命令。 我想吃得更多一点。

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卢宁总是在劳改营里跑来跑去。他有一个嗜好: 各类官员对我们这位大夫总是很有吸引力。卢宁以自己与劳改营任何一个长官 的交情，或哪怕一点交情的迹象，而不可思议地感到自豪，竭力表现出自己与长官 的亲近关系，夸耀这种关系，能够把这种虚幻的亲密关系一口气吹上几小时。

诊病的时候，我饿着肚子，不敢向他要一块面包，同时听他天南海北地吹牛。 “什么是长官吗？老弟，长官就是权力。天不予，人无权哪，哈哈哈哈！要善

于投长官之所好--切就会称心如意。”

“我能心满意足地把耳光直掴在长官脸上！ ”

“哼，你瞧。喂，来个约定吧：你可以常到我这里走走——在集体工棚里，没 准你会感到寂寞?”

“寂寞？! ”

“对呀。你来吧。坐一坐，抽抽烟。工棚里连烟也不让抽。我知道——会有 无数双眼睛盯着香烟。只是别求我给你幵假。这我不行。或者说我行，但不方 便。这是你的事。要填饱肚子，你知道，我会在哪里弄到面包——这是我的卫生 员的事情。我自己不会为面包奔走。所以，要是你需要面包，就告诉卫生员尼古 拉。难道你，一个老劳改营犯，不能弄到面包？我告诉你，矿长的妻子奥莉加•彼 得罗夫娜今天说了什么。他们可是常常邀请我去喝两杯的。”

“我得走了，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

饥饿而可怕的日子到来了。有一次，我饿得受不了，溜进了实验室。

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坐在凳子上，用利斯顿氏钳给一个肮脏邋遢、缩成一 团的人把坏死的趾甲从冻伤的脚趾上扯下来。趾甲一片接一片当当地落在空盆 里。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发现了我。

“这样的趾甲，昨天我扔了半盆。”

从窗帘后面露出一张女人的面孔。我们很少看见女人，何况这么近，何况在 屋子里，面对面。我觉得她很漂亮，向她鞠躬问候。

“您好，”她用低沉美妙的嗓音说，“谢辽沙，这是你的伙伴吗？你讲过吗?”

“不是，”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说，把钳子丢到盆里，往洗手器走去洗手。

“尼古拉，”他对走进来的卫生员说，“把盆收走。给他拿点面包，”他用头指 指我。

我等着拿到面包，走回工棚。劳改营就是劳改营。可这女人温柔姣好的面 容，我至今难以忘怀，尽管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她——她叫埃迪特•阿布拉莫夫 娜，一位雇用人员，党员，合同工，“奥利昌”矿场的护士。她喜欢上了谢尔盖•米 哈伊洛维奇，与他同居。她把谢尔盖调到了“奥利昌”，让他提前获释，那已是战 争时期的事情了。她常到马加丹去找远北建设总局局长尼基绍夫，为谢尔盖•米 哈伊洛维奇张罗。她因同囚犯恋爱遭开除出党——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强制处 分”——这时，她把问题转交到莫斯科，使对卢宁的判罪撤销，还获准允许卢宁参 加莫斯科大学的考试，取得医生文凭,恢复一切权利。她正式嫁给了他。

这个十二月党人的后裔取得文凭后，拋弃了埃迪特•阿布拉莫夫娜，他要求 离婚。

“跟所有聪明的囚犯一样，她有许多亲属。这不适合我。”

他拋弃了埃迪特•阿布拉莫夫娜，但他却没能拋弃远北建设总局。他不得不 回到远北地区，尽管只有三年。善于同长官拉关系，使卢宁，这个很有外交手腕的 医生,意外地得到一个高职位任命——成为左岸杰宾镇囚犯中心医院的外科部主 任。而在此之前，即一九四八年前，我是外科部的一名医士长。

卢宁这个任命，犹如一个晴天霹雳。

原因是，外科部主任鲁班采夫原是战地外科医生，军医少校，一个能干而且富 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战后绝不超过三天就来到这里。鲁班采夫有一件事情处境不 妙，说来就是他同高层官员搞不好关系。他仇恨溜须拍马的家伙和撒谎的人，不 受科雷马卫生处处长谢尔巴科夫的欢迎。鲁班采夫是合同工，作为囚犯们警觉的 敌人来到这里。他是个有独立见解的聪明人。他很快发现，人们在“政治”素质方 面对他进行欺骗。下流胚、自足自肥者、诽谤者、懒汉，这号人成了鲁班采夫工作的 伙伴。而囚犯却是具有各种专长的人，其中包括医学专长，是这些人在管理医院、行 医、办事。鲁班采夫明白了真相，但并不揭露它。他递交一份申请，要求调到马加 丹。那里有一所中学，他儿子已到上学年龄。调动的问题，他遭到了口头拒绝。经 过无数周折，几个月后，他终于将儿子送进了寄宿学校，离杰宾九十公里。鲁班采夫 已经胸有成竹地进行工作，他赶走了那些懒汉和损公肥私的家伙。这些对秩序有威 胁的行动很快传到了马加丹,传到了谢尔巴科夫手下一帮人的耳朵里。

谢尔巴科夫待人接物性情粗暴，喜欢谩骂、威吓、捏造罪名。这一切对现在的 囚犯、对昔日的囚犯都很适用，但并不适用于一名合同工，一名获得过勋章的前线 医生。

谢尔巴科夫翻出鲁班采夫的一份旧申请，交到了马加丹。尽管这是一学年中 最紧张的阶段，尽管外科部的工作已经理顺，鲁班采夫也只好丢下一切，离开此 地……

我在楼梯上遇见卢宁。他有个特点，窘迫时满脸通红。他又血气上涌了。不 过，他“请我抽烟”，为我的成绩，为我的“升迁”感到高兴，把埃迪特•阿布拉莫夫 娜的情况告诉我。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鲁班釆夫走了。第三天，在治疗室搞了一次狂 饮——连主任医生科瓦廖夫、医院院长维诺库罗夫也喝下了外科用酒精。他们一 直害怕鲁班采夫，没有去过外科部。他们在医生的诊室里开始搞起聚饮来，还邀 请了作护士和医生的囚犯参加。总之，乱七八糟，一片嘈杂。清洁科开始做二度 愈合的手术——手术区的处理，不再耗费昂贵的酒精。两个半醉的长官在屋子里 来来去去地大步行走。

这个医院乃是我的医院。一九四六年末，我结业后同病员们一起来到这里。 这医院是我亲眼看见成长起来的——它原是科雷马团的一幢楼房，战后，一位搞 军事伪装的专家认为不符合要求——它在数十俄里外的大山中过分显眼，便将它 拨给囚犯医院。科雷马团撤离时，拔除了从这幢三层石砌大楼里能够拔出的所有 自来水管和排污管，把倶乐部剧场里的所有家具都搬出来，在锅炉房烧个精光。 墙被打坏，门窗折裂。科雷马团按俄国方式撤走了。我们一砖一石，一颗螺钉一 颗螺钉地把这一切修复还原。

医生、医士聚集到一起来了，他们试图把一切做得尽善尽美。对于绝大多数 人来说，这是一项神圣的义务一-对医学教育的回报，是去救助人们。

鲁班采夫一走，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全都来了劲。

“你在柜子里拿酒精干什么？”

“去你的吧，”一个护士对我说，“现在，谢天谢地，没有鲁班采夫了，由谢尔

盖•米哈伊洛维奇当家了

我大吃一惊，深为卢宁的做法沮丧。纵酒行为在继续下去。

在例行的碰头会上，卢宁讥笑鲁班釆夫说：

“连一次胃溃疡手术也没做过，还叫外科医生呢! ”

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的确，鲁班采夫没做过胃溃疡手术。内科部患这种病 的病人都是囚犯——他们是极度虚弱的营养不良患者，对他们能经受手术根本不 抱希望。“底子太差，”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常常说。

“是个胆小鬼，”卢宁叫道，把十二名这种患者从内科部弄到自己科室。所有 这十二个人都做了手术，但所有这十二个人全死了。医院的医生们回忆起鲁班采 夫的经验和仁慈。

“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这样干可不行啊。”

“你不要指点我！”

我写了一份申请，要请来马加丹的委员会。结果把我转送到森林，去林中监 禁地。他们曾想把我调到一个惩戒矿去，但被区分部特派员劝住了——现在不是 三八年了。不必了！

委员会来了，卢宁“从远北建设总局解职”。他没有“做完”三年，总共只干了 一年半。

而我，过了一年，医院换院长后，从林区医士点调回来，主持医院的急诊室。

有一次，我在莫斯科街上遇见这个十二月党人的后裔。我们没有打招呼。

只是在过了十六年后，我才得知，埃迪特•阿布拉莫夫娜再一次得以让卢宁回到 远北建设总局工作。她同卢宁一起来到楚科特卡，来到佩维克小镇。他们在那里作了 最后一次谈话,最后一次解释，然后埃迪特•阿布拉莫夫娜投了水，沉下去，死了。

有时候安眠药不起作用，我在半夜里醒来。我总是想起过去的事情，看见一 位妇女姣好的面容，听见她低沉的嗓音:“谢辽沙，这是你的伙伴吗？……”

“贫委会”

在俄国三七年和三八年的悲惨篇章中，也有一些以独特手笔写就的抒情字

行。布蒂尔卡监狱-个巨大的监狱机构，其中大量的楼房、地下室和塔楼里，

都呈现出复杂的生活图景一-牢房里挤塞着受侦讯的囚犯，人满为患，令人晕厥。 在逮捕后不加审判就解送、判刑的一片混乱中，在挤满活生生的人的牢房里，形成 了一种新奇的习俗、传统，保持的时间不下十年。

不断灌输的警惕性，发展为间谍恐惧症，成了一种笼罩整个国家的病症。每 一件芝麻大小、微不足道的事情，说得稍有不当的一句话，都被赋予恶毒的秘密含 义，要到侦讯室去解释。

禁止向受侦讯的囚犯转交物品和吃食，是监狱机关的一个贡献。司法界的贤 哲们深信，用两个法式小面包，五个苹果，一条旧裤子，就可以把任何一篇文章，甚 至《安娜•卡列尼娜》里的一个片段传进监狱。

这些“外来信号”——机关里勤奋的职员们头脑发烧的产物——被彻底截断 了。如今，能够转交的只是钱钞，确切地说，就是一个月可以向每个囚犯转交不超 过五十卢布。转交款额只能是整数——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卢布；如此就可 以避免编制出数字顺序信号的新“电码”。

最简单可靠的办法，莫过于完全禁止转交物品——但这一手留给了办“案” 的侦査员。“为了侦讯”，他一般有权禁止转交物品。这里面也有某种商业利 益——自从禁止了转交物品和吃食，布蒂尔卡监狱小商铺的营业额提高了好 几倍。

不知为什么，行政机关并没有下决心拒绝所有来自亲朋好友的帮助，虽然他 们相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在监狱内外，禁止的做法也不会引起任何抗议。

这是在局限、制约被侦讯囚犯的权利，这些权利本来就虚无缥渺。

俄国人不喜欢去法庭作证。传统上，在俄国的诉讼中，证人同被告差不多；他 与案件的“牵连”，对他的未来会是某种负面的评定。受到侦讯的囚犯，处境更加 糟糕。所有这些人都是未来的“获刑者”，因为普遍认为，“恺撒的老婆无瑕疵”， 内务机关不会出错。没有人会平白无故地遭逮捕。逮捕后，合乎逻辑的后续就是 判决;受侦讯的囚犯会获得或长或短的刑期——这要看他是否顺遂，是否“走 运”，或取决于一大堆综合的原因，包括写报告前一晚侦查员是否被臭虫咬了，美 国国会的投票情况如何。

侦讯监狱的各道大门，实际只有一个出口——进“黑乌鸦”，也就是运送遭判 决的人去火车站的囚车。到了火车站，下车，再上取暖货车，然后，难以数计的囚 犯车厢，沿一条条铁路线缓慢移动，最后来到成千上万“劳动”营中的一座。

这一无可幸免的结果，会在受侦讯囚犯的行为中打上烙印。他们不再无忧无 虑、逞能好强，而变得抑郁悲观、精神委顿。审讯时，受侦讯的囚犯要同幽灵，同一 个力大无穷的幽灵搏斗。囚犯习惯了同现实打交道，现在，同他打仗的却是一个 幽灵。不过，这“火焰很灼人，这长矛刺人很痛”。一切真实无误，除了“案子”本 身。囚犯情绪激昂，自己同虚构的幻象搏斗，搞得很沮丧。这些幻象大得惊人，将 他击倒，他便失去意志。他会签字承认侦查员捏造的一切，并且从此刻起，自己就 成为曾经与之搏斗的那个非现实世界的一员，侦讯室里玩的那种恐怖、黑暗、血腥 的棋局上的一个卒子。

“把他送哪里？”

“送列福尔托沃。签字吧。”

受侦讯的人知道自己无可幸免的命运。监狱里处于铁栅另一面的人——那 些行政机关人员，也一清二楚。管理员、值班员、哨兵、押送兵，都习惯了把受侦讯 的人视为当下的囚犯，而非今后的囚犯。

一九三七年，一次点名的时候，一名受审的囚犯就当时推行的新宪法的什么 事情，问一名换岗的值班卫队长。卫队长毫不客气地回答说：

“这与你们无关。你们的宪法就是刑法典。”

劳改营里受审讯的囚犯，同样也在等待变化。劳改营里总挤满了受侦讯的 人——因为判刑完全不意味着就是摆脱刑法典所有条款的永久效力。法典的条 款跟在监狱外面一样有效，只不过在劳改营，告密、惩罚、审讯等等一切，做得更加 露骨，更难以置信地粗暴。

首都禁止了转交食物和物品。于是，地方监狱机关、劳改营，便实行一种特别 的“侦讯口粮”制——每天一杯水和三百克面包。受审讯的人被关单人禁闭，这 很快就使他们离死亡不远了。

当局试图利用这种“侦讯口粮”取得“最佳罪证”——由受审讯、怀疑、指控的 人自己坦白。

一九三七年的布蒂尔卡监狱，允许每月转交不超过五十卢布的钱钞。有钱记 入个人账户的每个人，可以用这点钱在监狱“小铺”买到食品。可以一个月购买 四次，每次花钱十三卢布——“小铺”每周开门一次。假如受侦讯的人被捕时钱 比较多,这些钱就记入他的个人账户，但他花钱不能超过五十卢布。

现金当然不用，发的是领物证，用这些领物证结账——凭商店售货员的笔迹， 字必定以红墨水书写。

为了同官员交往，维持同伴纪律，自古以来，牢房里就有一部号长成规。

每一周，监狱行政管理部门会在“开铺”前一天点名的时候，发给号长一块石 板和一节粉笔。号长得在这块石板上预先估算囚室里的人想要购买的所有物品。

石板的正面通常写出货品的总量，反面则写明这个总量具体是由哪些人预订的。

做这件事，一般要花一整天时间，因为监狱生活中总交织着各种纷繁复杂的 事情。对所有被捕者来说，这些事情简直多如牛毛，难以胜数。第二天早上，号长 便带上一两个人去商店购物。这一天剩下的时间，用于分配买回的物品——那些 按“个人预订”分别挂起来的东西。

监狱商店的物品应有尽有——黄油、香肠、干酪、小白面包、烟卷、马合烟……

监狱每周的伙食，是一成不变的。囚犯假如忘记了是礼拜几，凭午饭菜汤的 气味，凭晚饭惟一一道菜的味道，他们就能够知道。礼拜一的午饭总是豌豆汤，晚 饭是燕麦粥;礼拜二则是黄米汤和大麦米粥。六个月侦讯生活中，每道菜正好出 现二十五次——布蒂尔卡监狱的饭食,总以花样繁多而声名远播。

有钱的人，虽然共四次，每次限花十三卢布，却能够在牢里的稀菜汤和“大麦 米饭”之外，买一点更可口、更富营养、更有益的食物。

没钱的人，当然就什么也不能买了。牢房里总会有人一文不名——不止一两 个。这可能是在大街上“极秘密”逮捕的外地人。他的妻子奔走于所有监狱、警 备司令部、市民警局各分局之间，徒劳地想打听丈夫的“地址”。结果照例是所有 机关避而不答，缄口不言。妻子带着要转交的物品，从一座监狱跑到另一座监 狱——没准人家会收下，就说明她的丈夫还活着;要是人家不收——等待她的便 是一个个惊恐不安的漫漫长夜。

或者，这个被捕者是家里的父亲。他遭逮捕后，立即有人逼迫他的妻子、孩子 和亲戚同他断绝往来。从被逮捕那一刻起，侦查员就对他进行不间断的审讯，以 此来折磨他，试图诱骗他承认他从来不曾干过的事情。对囚犯，除了威胁和殴打， 不让他手上有钱，也是一种有效手段。

亲属和熟人害怕去探监，害怕递送转交物品，完全有他们的理由。一个劲地 转交物品，不懈地寻找、查询情况，往往会引起怀疑，在工作上带来不希望有的大 麻烦，甚至遭逮捕——这样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没钱的囚犯，还有另外一类。六十八号牢房有个连卡——十七岁的半大小 子，莫斯科州图马区人——在三十年代，那是个穷乡僻壤。

连卡身宽体胖，面皮白净，肤色不健康，很久没有呼吸过新鲜空气了。他觉得 待在监狱里真是太棒。他吃得不错，是一辈子没吃到过的。几乎每个人都会请他 吃小铺里买来的好东西。他学会了抽纸烟，而不是马合烟。他对一切都深为感 动——这里多有意思啊，这里的人多好哇——整个世界展现在这个大字不识的图 马区小伙面前。他自己的案子，他认为是个儿戏，是件莫名其妙的事情。案子一 点儿也不叫他担心。他只希望他这种监狱侦讯生活延续下去，没有终结。这里干 净、暖和，能吃饱。

他的案子十分奇怪，完全是契诃夫笔下那个预谋犯罪者情节准确的翻版。连 卡把铁路路基轨道上的螺帽拧下来作钓坠，在犯罪现场被捕，根据第五十八条第 七款，作为破坏分子送交法庭。连卡从来没有听说过契诃夫的小说，却像契诃夫 写的那位典型的主人公一样，向侦查员“报告”说，他没有接连拧下两个螺帽，他 “懂”……

在图马小伙子的供述里，侦查员建构了一些非凡的“论点”——其中最无辜 的一个论点，使连卡有遭枪毙的危险。然而，侦查员无法把连卡同什么人“联系” 起来——连卡便在狱中待了一年多，等候侦查员寻找这些“联系”。

没钱存入监狱个人账户的人，只得吃官方的份饭，没有任何添加。牢饭是单 调乏味的。哪怕饭的花样多一点点，也能让囚犯的生活稍微有点乐趣。

想必，牢饭（与劳改营的不同）的卡路里、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是由某 种理论计算、经验标准推论出来的。想必，这些计算是依据什么“学术”论文作出 来的——学者们都喜欢搞这一类论著。同样可能的是，在莫斯科侦讯监狱，对做 饭，将卡路里送达实际需求者的过程，有严密的监督。而且，布蒂尔卡监狱的样本 伙食，看来绝不像劳改营里那样，是搞很有讽刺意味的形式主义。有一名老狱 医——发饭要由他签字批准，他一边在表格上寻找签字的地方，一边可能就在请 厨师多给他一点扁豆，一道含热量最高的菜。狱医开玩笑说，那些囚犯真不该抱 怨伙食——他，一名大夫，也心满意足地吃了一小盆。不过，盛在盘子里给医生们 吃的样本伙食，是今年的扁豆。

在布蒂尔卡监狱，从来没有人抱怨过食物。倒不是因为这食物很好。说到 底，受侦讯的囚犯根本顾不上食物。就连最不令人喜欢的水煮菜豆，他们都不曾 抱怨过。不知为什么，在这里，这菜做得难吃到极点，以致落下个赫赫大名“囫囵 吞”一-即使菜豆，也没有引起抱怨。

铺子里卖的香肠、黄油、糖、干酪、新鲜小面包，都是好吃的东西。对每个人来 说，喝茶的时候，不是就着官方加“马林果”饮料的幵水，而是就着真正的茶吃下 这些美食，当然是一大快事。茶在装一维德罗®水的硕大红铜开水壶里煮出来，倒 在杯子里。开水壶是沙皇时代的，没准民意党人也曾用它煮茶喝。

“铺购”自然是囚牢生活中的一大乐事。剥夺“铺购”权属于重罚，总要引起 纠纷、争吵。这种事会使囚犯极感难受。走廊看守偶然听见一点喧嚣，同值班管 理员发生争吵——都被视为放肆无理;为此受到的惩罚，就是剥夺下一轮“铺购” 的资格。

分住在二十个铺位的八十个人，梦想即刻化为乌有。这是一个很重的惩罚。

剥夺“铺购”权，对于身无分文的囚犯，按理是无所谓的。不过事情并不 如此。

物品拿回来了，大家开始喝晚茶。每个人都买到了想要的东西。在这个大家 同喜的日子里，囊中羞涩的人便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只有他们不能分享“铺 购”日引起的神经兴奋。

当然，大家也请他们享用。然而，可以加别人的糖，就着别人的白面包喝一杯

茶,抽别人的香烟--支接一支地抽，但这完全不像“在家里”，如果他用自己

的钱买了所有这些东西。没钱的人实在客气，害怕多吃一块。

狱里的人群策群力，发挥创意，找出一个办法，消除无钱同伴的尴尬处境，使

①俄国容量单位，一维德罗等于12.3升。 他们的自尊心不受伤害，让每个没钱的人都拥有几乎正式的权利享受“铺购”。 他可以完全独自花自己的钱，买他想买的东西。

这笔钱从哪里来呢？

革命头几年，战时共产主义时代的一个响当当的字眼，又在这里产生了。这 个字眼就是“贫委会”，贫农委员会。一个无名的人把这个字眼扔进了监狱的牢 房，这个字眼便以令人惊讶的方式——通过敲击、藏在澡堂长椅下的字条，更简单 的是在转换监狱时一一传播、扎根。

布蒂尔卡监狱以模范的制度闻名。这座庞大的监狱里有一万二千个铺位，关 押的囚犯日夜不息地周转：每天都用专线囚车把人送到卢比扬卡，并从卢比扬卡 带去询问、对质、审判，转送其他监狱……

狱内管理当局会因“囚室”犯规，把受审讯的囚犯送去警察塔楼、普加乔夫塔 楼、北塔楼和南塔楼——塔楼里设有特别“惩戒”牢房。还有一座单身禁闭楼，囚 室里不能躺卧，只能坐着睡觉。

牢房里有五分之一的人，每天都被带去什么地方。要么去照相馆按常规照 相——拍正面照和侧面照，囚号贴在坐位旁边的帘布上。要么去“弹钢琴”—— 按手印的手序必不可少，并且不知为什么，从来不认为这是一种侮辱人的手序。 要么沿执行监狱没有尽头的走廊，带去审讯大楼受审。在走廊的每个转弯处，押 送人都用钥匙叩击皮带上的铜扣，告知送来了“秘密囚犯”。某处没有拍掌（卢比 扬卡监狱以拍掌回应打榧子，而不是敲钥匙），押送人就不会让囚犯再往前走。

人来人往，无休无止，没有间断——人口的大门永远不会关闭很久——也没 有把同案犯关进同一间牢房的情况。

踏出监狱门槛的囚犯，若是外出突然取消，即使从里面出来只一秒钟，没有经 过对所有物品的消毒，也不可以返回。制度如此，卫生规定如此。经常被带去卢 比扬卡受审讯的人，衣服很快变得破烂。在监狱里，穿在外面的衣服，即使不消 毒，也比在监狱外磨损快得多——大家和衣而卧，在铺板上翻来覆去，铺板伙同强 劲频密的“灭虱室”，也就是“大篝火”，很快就能把每个囚犯的衣服毁掉。

无论如何精明，但是“狱卒操心自己的钥匙，比不上囚犯寻思逃跑”——《巴 马修道院》的作者如是说。

“贫委会”，作为囚犯的自卫方式，伙伴的互助办法，自发地产生了。这时，有 人正好想起了“贫农委员会”。怎能知道呢，为这个旧名称赋上新意的人,没准亲 自参加过革命头几年俄国农村真正的贫农委员会呢。监狱里的“贫委会”——就 是互助委员会。

贫委会的业务组织，不过就是最简单的同伴互助形式。登记“铺购”的时候， 为自己订下购买物品的每个人，都得扣出百分之十的订金记人“贫委会”。扣出 来的款额，全部分给牢房里没钱的人——这些人便都有了在“铺购”中独自订购 物品的权利。

住七八十人的牢房，经常会有七八个人没钱。最常有的情况是，钱寄来了，借 钱的人就想归还借款;但也并不是必须这样。有能力的时候，他干脆自己也来扣 除那个百分之十。

每个“贫委会会员”都能得到十至二十卢布去“铺购”——花的钱跟有钱的人 几乎一样多。大家并不为“贫委会”表示感谢。这被视为囚犯的权利，是一个不 可更改的监狱习俗。

很长时间，没准许多年，监狱管理机关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组织——或许是 他们对牢房告密者和监狱探子提供的忠诚的情报未加注意。很难认为那些人没 有报告“贫委会”的情况。这无非是布蒂尔卡行政当局不希望重蹈覆辙，去同有 名的“挑火柴棒”游戏作徒劳斗争罢了——那是一次惨痛的尝试。

监狱里禁止一切游戏。囚室里所有人嚼面包塑成的象棋，一旦叫监督哨兵警 惕的“狼眼”发现，立刻就会没收、捣毁。在监狱里，“警惕的眼睛”这个说法本身， 具有自己真正的而绝非譬喻的意义。这是描绘成“狼眼”的哨兵专注的眼睛。

多米诺骨牌、跳棋，在侦讯监狱里都是严禁的。并不禁止书籍。监狱图书馆 藏书不少，然而受侦讯的囚犯读书，除了转移强烈沉重的思虑，从阅读中不能得到 任何别的好处。在公共囚室里不可能专心一意地读书。书能取代多米诺骨牌J兆

棋，供人消遣、排解忧思。

囚禁刑事犯的牢房里，纸牌十分流行——布蒂尔卡监狱里没有纸牌。除了玩 “挑火柴棒”，那里没有任何游戏。

“挑火柴棒”是一种双人游戏。

一盒火柴里有五十根火柴。做游戏要留下三十根，把它们竖堆在盒盖上。抖 动盒盖，稍稍抬起，火柴便四散在桌上。

先挑的人用两根指头捏一根火柴棒作拨棒，将所有可以从堆里挑出而不引动 其他的火柴棒拋向或推到一边。只要有两根火柴棒一起动了，他就出局。另一人 继续来玩，直到第一次出错。

“挑火柴棒”是一种最一般的儿童挑棒游戏，只适合那些头脑机灵的囚犯在 牢房里玩。

监狱的囚犯全都在玩“挑火柴棒”，从吃早饭玩到吃午饭，从吃午饭玩到吃晚 饭。玩得如痴如醉、兴奋癫狂。

冠军一一涌现，也有了一套套特殊质量的火柴棒——经常使用，磨得油光铮 亮的火柴棒。大家不会擦燃这样的火柴去点烟。

这游戏为囚犯储存了大量神经能量，使他们惊惶不安的心得到某种平复。

管理当局无力消灭这种游戏，将其禁止。火柴是允许使用的。劳改营里在发 放（论根），商店里也在出售。

大楼管理员试图弄毁火柴盒，但是，没有火柴盒，游戏照样可以玩。

同挑棒游戏作这场斗争，管理人员大为蒙羞——他们采取的一切行动，都没 有带来实质性的结果。整个监狱继续玩“挑火柴棒”游戏。

因此，管理人员对“贫委会”也睁只眼闭只眼，害怕再次蒙羞，不希望卷入一 场丢脸的斗争。

可是，唉，关于“贫委会”的流言越传越多，越传越远，一直传到最高机关。那 里发来一纸严令——消灭“贫委会”——“贫委会”这个名称本身，就像是一个召 唤，一种对革命良心的呼吁。

点名时不知宣读了多少训诫。搞突击搜查时，牢房里不知缴获了多少加密开 支账和购物订单！不知有多少号长进了警察塔楼和普加乔夫塔楼——里面设有 单人禁闭室和惩戒室。

一切皆是白搭：无论如何警告、制裁贫委会”依然存在。

检查的确困难重重。再说，大楼管理员和看守长期在监狱工作，对囚犯的看 法比之上级长官自是略有不同，有时私心里还站在囚犯一边反对长官。倒不是他 在帮助囚犯。不是，他不过是在可以假装没看见的时候，对违规行为睁只眼闭只 眼罢了。可以没看见他就没看见，他只是比较不那么苛刻挑剔。尤其看守如果已 经不再年轻。对囚犯来说，人不太年轻，职务又不高的长官最好不过。有这两个 条件，就差不多可以期望他是个比较正派的人。要是他还喜欢喝上两杯——那就 更好了。这样的人不求升迁，而监狱里，尤其是劳改营里，看守的飞黄腾达，是靠 囚犯的鲜血得来的。

他们企图从内部炸毁“贫委会”——这当然是最狡猾的办法。“贫委会”是一 个非官方组织，每个被捕者都可以反对强行扣款。谁不愿意缴纳这样的“税收”， 不想扶持“贫委会”，都可以提出抗议;他一旦拒绝、一旦抗议，马上就能得到监狱 行政当局的完全支持。那还用说——监狱集体可不是国家，是不能征税的——这 就是说，“贫委会”在诈骗，在“敲诈勒索”，在抢劫掠夺。

每个囚犯都可以拒绝扣款，这毫无争议。我不愿意，就拉倒！钱是我的，谁也 无权蓄意侵犯云云。如此一声明，便不会再被扣款，就能一点不少地得到全部订 购的物品。

不过，谁会冒险去响应这个声明呢？谁会冒险把自己置于监狱集体的对立面 呢？这个集体里的人，一天二十四小时同你在一起，只有在睡梦中，你才能摆脱伙 伴们颇不友善、充满敌意的目光。在监狱里，每个人都会身不由己地在身边的人 中寻求精神支持;把自己置于被排斥的境地，那就太可怕了。比侦讯员的恫吓还 要可怕，虽然这里并不采取任何让人受皮肉之苦的手段。

监狱里的抵制——这是神经战使用的武器。但愿别让任何人去亲身感受伙 伴们故意表露的鄙视。

不过，假如有公民执意反社会，实在顽固不化，号长还有更具侮辱性，更有效 力的武器。

监狱里没有任何人有权剥夺囚犯的牢饭（除非侦查员为“办案”需要这样 做），那头倔驴也能得到他那一盆汤，一份粥，还有面包。

牢饭由发放员按号长的指示分发（这是囚室号长的职权）。架子床靠囚室的 墙壁安放，从门到窗，一条过道将它们隔成两半。

囚室里有四个角落，牢饭依次从每个角落分发，每天轮换一个角落。这样交 替变换，是为了使囚犯兴奋的神经，不因布蒂尔卡稀汤里的菜根菜叶之类琐事躁 动不安，让所有人得到的菜汤，干稀、冷热机会均等……监狱里面无小事啊。

分发食物前，号长发出许可令，并加上一句：“不愿意考虑‘贫委会’的某某， 发最后一个。”

这种有伤自尊、无法忍受的羞辱，在布蒂尔卡的一天中可以搞四次一•早晨 和晚上发茶，午饭发汤，晚饭发粥的时候。

发面包时，可能还会第五次施加“影响”。

把大楼管理员叫来理论这类事情实属冒险，因为囚室里所有人都会反对那头 倔驴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集体撒谎是天经地义的，大楼管理员了解不到真相。

然而，自私自利者、贪婪鬼，都是牛气冲天的人。而且,他认为只有自己是无 辜被捕的，牢房里其他人全是罪犯。他太过冷血，太过执拗，伙伴们的制裁，他尚 容易忍受——这些知识分子的小玩意并不能迫使他失去耐心和克制力。能对他

发生作用的，是遭蒙头毒打的“暗算”--种训诫的老法子。不过，布蒂尔卡监

狱里不搞任何“暗算”。自私自利者已经准备庆祝获胜了，因为制裁没有产生应 有的作用。

不过，号长和囚室里的众人，还有一个撒手锏。每一天，晚上点名之际，值日 员交班的时候，下一个前来接班的大楼管理员，会照章对囚犯提出一个问题:“有 什么请求吗?”

号长会趋步上前，要求把那头受制裁的倔驴转到别的牢房。转号的任何原因 都不必解释，只提出要求就够了。不到一天，有时更早，转号必定执行——当众预 先报告能免除号长对维持牢房纪律所负的责任。

假如不转号，那个执拗的家伙恐怕就会被痛殴或打死——囚犯的心是险恶 的，发生这类事件之后，大楼值班管理员得对上级作出多次不愉快的解释。

假如要对这件监狱凶杀案进行侦查，马上就可以查明，大楼管理员是预先得 到过报告的。最好还是接受这个要求，把人转到另一间好些的牢房。

以“转号”而非“新收”的身份来到另一间牢房，并不是很偃意的事情，总会引 起新伙伴们的怀疑和警惕——这人是不是告密者呢？ “他要是仅仅因为拒绝参加 贫委会才转来我们这里，倒也不错，”新囚室的号长想道，“可要是有什么更糟糕 的事情呢? ”号长便会想办法打听转号的原因——他会往卫生间垃圾桶底塞字条， 或按十二月党人别斯图热夫的码制，或按莫尔斯电码，敲墙壁传递信息。

收到答复前,新来的人丝毫别指望能获得新伙伴的同情和信任。许多天后, 转号原因查明，激情平息，可是——新囚室里也有“贫委会”，也要扣款。

一切从头开始——假如将要从头开始的话。因为在新囚室里，被痛苦的经验 教会的倔驴，表现会有不同。他的倔劲被摧毁了。

在允许向囚犯转交物品和食品，实际上并不限制在监狱商店购物的时候，布 蒂尔卡监狱的侦讯囚室里并不存在任何“贫委会”。

“贫委会”是在三十年代后半期产生的，它是受侦讯的囚犯们“私生活”的新 奇形式，是无权者自我确认的形式。这是一块小小的园地，其中的群体，跟监狱里 通常的情形一样，是一个团结的集体，与“外面”，与劳改营有所不同。他们在没 有任何权利的处境下，为了顽强地确立自古相沿的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的人权，而 在这块园地里寻找一个精神力量的着力点。这些精神力量与一切监狱和侦讯规 定对立，并战胜这些规定。

—九五九

一根棍子在敲击玻窗，我认出了这根棍子。这是科长的马鞭。

“来啦，”我往窗户那边大声叫道，穿上裤子，扣好军便服的领口。就在这一 刻，房门前出现了科长的通讯员米什卡，他用大嗓门嚷着千篇一律的老调，我一天 的工作就以这个老调开始。

“到科长那里去一趟!”

“是去办公室吗?”

“去岗上！”

但我已经在往外走了。

我在这位科长身边干得很轻松。他对犯人并不严厉，人也聪明，尽管他的所 有高论都必定换成他自己粗俗的语言说出来，但他心里是有数的。

确实，“再锻造”在当时是一种时尚，科长不过就是想在陌生的河道上保持一 条正确的航线。或许吧。或许吧。我当时没有去考虑这一点。

我知道，这位科长——他姓斯图科夫——与上级长官冲突不断，劳改营里为 他“罗织”了许多麻烦，不过，这些不了 了之的事情，这些并非开头而是终结的侦 讯，无论是细节还是实质，我都一无所知。

斯图科夫喜欢我，是因为我不受贿，不喜欢醉汉。不知为什么，斯图科夫仇恨

喝醉的人-------或许,他还喜欢我的勇敢。

斯图科夫上了点年纪，孤身一人。他很喜欢技术和科学方面的各种新闻。布 鲁克林大桥®的故事使他异常兴奋。但我不善于讲述任何类似布鲁克林大桥的 故事。

不过，米勒却给斯图科夫讲这些故事，巴维尔•彼得罗维奇•米勒，一位遭沙 赫特审判®的工程师。

米勒是斯图科夫很喜欢的人。斯图科夫是对各种科学新闻充满渴求的听众。 我在值班员那儿赶上了他。

“你还在睡。”

“我没有睡。”

“从莫斯科来了一批犯人，你知道吗？经彼尔姆来的。所以我说你在睡觉。 带几个手下，我们去挑选些人。”

我们科室位于自由居民区的最边缘，在铁路线尽头——再往前走，就是步行 穿越原始林的许多天路程。斯图科夫有权自行留下他需要的人员。

这是个令人惊讶的魔法，一个实用心理学方面的把戏，是斯图科夫，一名长 官，一个在囚禁地工作而渐渐变得衰老的人玩出的把戏。斯图科夫需要观众，而 或许只有我，才能够评价他那惊人的才干和能力，这些才干和能力，在很长时间 里，在我看来都是超乎自然的，直到我觉得连我自己也具有了这种魔力^

上级官员允许在我们科里留下五十名木工。一大群囚犯在长官跟前排好队。 可不是一人一排，而是三四个人一排。

① 布鲁克林大桥建成于一八八三年。横跨纽约东河，全长一千八百三十四米。桥身由上万根钢 索悬吊，离水面41米，是当年世界上最长的悬索桥，被誉为工业革命时代世界七个划时代建筑工程奇

迹之一。

② 沙赫特审判，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至七月六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审判。受审者均与过去 的矿主有联系，多数人是工程师和技师。结果五人被枪决，其余判刑。

斯图科夫在囚犯面前慢慢走着，用马鞭轻轻拍打他那没有擦亮的靴子，不时 举起一'只手。

“你出来，你。还有你，不，不是你。喂，是你……”

“有多少了？”

“四十二个。”

“好，还差八个。”

“你……你 你。”

我们一一登记了名字，收取了个人档案。

五十个人全都会使用斧头和锯子。

“再要三十名钳工!”

斯图科夫沿押送队伍走着，微微皱起眉头。

“你出来，你……你……往后退。是窃贼吧?”

“是窃贼，长官公民。”

选出了三十名钳工，没一点差错。

还需要十名办事员。

“你能目测挑选吗?”

“不能。”

“那就我来吧。”

“你出来，你……你……”

走出来六个人。

“这批囚犯里，再没会计了，”斯图科夫说。

按档案审查，不错，再没有了。便从以后的囚犯中去挑选办事员。

这是斯图科夫喜欢的游戏，它使我很是吃惊。斯图科夫对自己的异秉像孩子 般感到高兴，如果没了把握，他也很难受。他并没有出错，只不过没了把握，我们 便停止接收人员。

我每次都满意地看着这种游戏，这游戏没有丝毫残忍之处，也不叫别人

流血。

我惊讶他对于人的了解。我惊讶灵魂和身体自古以来的那种联系。

我许多次看见长官的这些魔术，他的神秘力量的这些展示。这些魔术背后没 有任何东西，除了多年同囚犯打交道的工作经验。被捕者的衣着能消除他们的差 别，这只能使任务变得容易——看人的职业，要依据他的面孔和双手。

“今天挑选什么人，长官公民？”

“二十个木匠。刚才又收到管理局的电报，要挑出曾经在机关工作过的所有 人斯图科夫冷冷一笑，“并且是犯普通罪或职务罪的。就是说，又要搞侦讯了。 啊，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我啥也没想。命令就是命令。”

“你知道我怎样挑选木匠吗?”

“讲讲吧……”

“我不过就选农民而已，选农民。因为每个农民都是木匠。勤勤恳恳的工作 人员，我也到农民中间去找。我不会出错。至于我怎样从眼神上认出机关工作人 员——我说不上来。没准是他们的眼睛总滴溜溜转？你说说看。”

“我不知道。”

“我也同样不知道。啊，或许，到我年老的时候能学会。到退休之前。”

囚犯们跟通常一样，顺着列车车厢排好队。斯图科夫发表了他那关于工作、 关于抵销刑期的老生常谈，伸出手，顺着列车车厢走了两遍。

“我需要木匠，二十个人。不过我得亲自挑选，别动。”

“你出来，你……你……好，就这些。把档案取出来。”

长官的手指在军上衣口袋里摸到一张纸头。

“别解散，还有事情。”

斯图科夫举起纸头：

“你们中谁在机关工作过?”

两千名被捕者鸦雀无声。

“我在问哪，你们当中有谁在机关工作过？在机关! ”

从后面几排中，一个瘦子用指头分开众人，使劲挤出来，眼珠真地转个不停。 “我干过情报员，长官公民。”

“滚一边去! ”斯图科夫又轻蔑又满意地说。

一九六四

劳改营刑期，克里斯特的最后一次劳改营刑期，就快服完了。毫无生气的寒 冬冰雪，在时间的春水中悄悄融化。克里斯特学会了不去关注以工作日抵销刑 期一-那是摧毁人们意志的手段，是希望的阴险幻影，使被捕者灵魂堕落。但时 间过得越来越快——刑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总是如此——获释的人们会提前突然 感到怡然自得。

克里斯特驱散心中即将获得自由的念头，在克里斯特的世界里被称作自由的 那个东西。

获释，这可是困难重重。克里斯特凭借自己的经验深知这一点。他懂得，要 重新学习生活，走进另一个世界，接受另一些道德尺度是何等艰难。恢复被捕前 存在于人心中的那些概念何等不易。这些概念并非幻觉，而是另一个世界，一个 早前世界的规则。

释放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不过也令人高兴。因为在内心深处一直存在并不断 增长着某些力量，这给克里斯特的行为带来信心，给他的行动带来勇气，使他用坚 定的目光看到明天升起的曙光。

克里斯特并不害怕生活。但他知道，不能跟生活开玩笑，生活可是一件严肃

的事情。

克里斯特也知道另一件事——在他获释的时候，就成为一个永远“带标记的 人”，被打上永远的“烙印”，成为猎犬永远追逐的对象。生活的主人们随时都可 能放开系狗带。

但克里斯特并不害怕追捕。他还有许多力量——精神的力量甚至比过去更 强大，肉体的力量稍小一点。

三七年那一次捕猎，把克里斯特投进了监狱，判了新的更长的刑期。这个刑 期也服满后，又获得新的刑期——时间更长。不过离判处枪毙还有几级差距，移 动人梯可怕的几级差距。这个阶梯把个人和国家连接在一起。

获得释放是危险的。对每个快要服完刑期的囚犯，在最后一年，便要开始名 副其实的狩猎——焉知不是按莫斯科发出的命令规划制定的，因为“头发不会自 己掉下来”等等。狩猎包括挑拨离间、告密和审讯。令人毛骨悚然的劳改营爵士 乐队的声音，八重奏一一“七人吹号，一人敲鼓”——的声音，在等候获释的人耳 边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清晰。音调变得越来越凶险,很少有人能够平安地——并 且是偶然地！——通过这个鱼篓子、“鱼口”、大渔网，游进公海。对获释者来说， 公海上并没有方位标，没有安全的航道，没有安全的白天和夜晚。

这一切，克里斯特是知道的。他毫不含糊地懂得，知道，早就知道，并千方百 计地提防着。但却无法保护自己。

现在，第三个十年的刑期就要结束了——而被捕，开始“犯罪调査”，企图判 刑，对克里斯特来说都不了了之。这也就是他的胜利、他的走运。究竟经历了多 少次，连数一数都很困难。克里斯特也没有去计算它。这在集中营里并不是什么 好兆头。

那时候，克里斯特，一个十九岁的男孩，第一次判了刑。克里斯特的心中总怀 有自我牺牲、舍己为人的精神，甚至还怀有不对别人发号施令，而用自己的双手去 做一切事情的愿望，同时又有不服从他人命令、不听从他人意见、不屈从他人意志 的强烈感情。在克里斯特内心深处，一直存在一种愿望，要跟那个坐在侦讯桌前 的人比试比试力量——这种愿望是由他的童年时代、他的阅读、他在青少年时代 所见所闻的人们所培养起来的。这样的人在俄国，至少在俄国的图书里，在危险 的书世界里多的是。

在苏联的所有资料卡中，都有克里斯特参加“运动”的纪录，例行的追捕信号 发出后，他便带着KPTfl®的致命烙印去了科雷马。带标记的人，就是带有最危险 的字母“T”的人。小小一张卷烟薄纸，粘在克里斯特的个人档案上。这薄薄的一 张透明纸，便是“莫斯科的特别命令”。文字用玻璃版印刷器印刷，模模糊糊，印 得很糟糕，或许也是打字机打出的第十份。克里斯特曾有机会把这张致命的纸页 拿到手上，姓名是办事员稳健的手写上去的，笔迹十分清晰。好像连正文也不需 要了——那个瞧也不瞧便写字的人，会把姓名写上去，在必须填写的一栏里会写 上:“囚禁期间不许收发电报和邮件，只能从事重体力劳动，每季度汇报一次 表现。”

“特别命令”就是密杀令，不许活着出来。这一点克里斯特心知肚明。只是 他无暇考虑这个问题。再说，他也不愿考虑。

所有带“特别命令”的人都知道，这薄薄的一张卷烟纸，责成以后遇见的所有 长官——从押送兵到劳改营管理局局长——都得对他监视，告发，采取措施。他 们都知道，任何一名低级官员，假如在消灭带特别命令的人方面不积极主动，就会 遭到同僚的告发。上级长官的责难也就会接踵而至。不积极参与执行莫斯科的 指令，他在集中营的升迁之途便告无望。

煤矿勘探队里的犯人很少。勘探队的会计、兼任队长秘书的普通刑事犯伊 万•鲍格丹诺夫，同克里斯特曾经闲聊过几次。有一个好的工作——当看守人。 原来的看守人，一个爱沙尼亚老头，因心脏衰竭去世了。克里斯特希望干这个差 事，但没有分配给他……他骂骂咧咧。伊万•鲍格丹诺夫听他讲述。

①KPTA，“从事托洛茨基反革命活动”的缩写，是当时苏联最严重的反革命罪。其中字母“T”表 示托洛茨基，如没有这个字母，则仅仅是“从事反革命活动”，“罪行”要轻得多。

“你是带特别命令的人呢! ”鲍格丹诺夫说。

“我明白。”

“可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不知道。”

“个人档案一-那是有两份。一份随个人，就像他的身份证，另一份保存在劳 改营管理处。那另一份，当然，是看不到的，不过任何人也从来不去查阅。关键在 于这里的这张纸，在于随你走的这个东西。”

不久，鲍格丹诺夫被调走，他来同克里斯特告别。他径直走到克里斯特干活 的地方，走到探坑。一堆小小的篝火喷着烟雾，驱散探坑里的蚊虫。伊万•鲍格 丹诺夫在坑边坐下，从怀里掏出一张小纸头，一张薄薄的褪了色的小纸。

“我明天要走了，这是你的特别命令。”

克里斯特读了一遍，永远记住了。伊万•鲍格丹诺夫拿过纸条，在篝火上烧 掉。他没有放手，直到烧完最后一个字。

“祝你……”

“祝你健康。”

长官换了——克里斯特一生中曾遇上太多太多的官员——长官的秘书换了。

克里斯特在矿井上感到非常疲乏，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绞车工的职务空缺 了。但克里斯特从来没有跟机械打过交道，甚至望着电唱收音机也大感困惑、没 有把握。谢苗诺夫，一个窃贼，调离绞车工作去干上了更好的活计,他却安抚克里 斯特：

“你，一个福来儿，一个傻蛋，没救。你们福来儿全是这样，全是。你怕什么 呢？囚犯应当不怕任何机械。马上就学呀。又不负任何责任。要的就是个胆大, 没别的。抓起摇臂干活吧，别把我栓在这里，不然连我也没机会了……”

说到“责任”二字，尽管克里斯特明白，窃贼是一码事，而福来儿——特别是 有“KPTZT身份的福来儿，那又完完全全是另一码事，谢苗诺夫的信心还是感染 了他。

派工员还是原来那个，就睡在这儿，睡在工棚的角落上。克里斯特走到派工 员面前。

“你可是有特别命令的。”

“我哪知道?”

“你确实不知道。连我，比如说，也没见过你的档案。我们试试看吧。”

克里斯特于是当了绞车工，开关电动绞车的摇臂，退卷钢缆，将料斗放下矿 井。他稍微得到了一点休息，休息了一个月。后来，来了个普通刑事犯，是机械 师，克里斯特又被派到井下，推斗车，倒煤炭，他掂量着，机械师自己不会留下来干 绞车工这种没有“油水”的低贱活儿——只有像克里斯特这样的“带标记的人”， 才把煤矿的绞车当作天堂。当这位普通刑事犯离去的时候，克里斯特又会重新去 推动那无比美好的摇臂，开启绞车的闸刀开关。

在劳改营那段时间的每一天，克里斯特都不曾忘记。从那里的煤矿，他被送 往特别区受审，判了这个即将结束的刑期。

克里斯特能够在医士培训班毕业，还活在世上——而且，更重要的是，获得了 独立。而在远北地区劳改营，独立是医生职业最重要的特性。现在，克里斯特主 持着一家大型劳改营医院的急诊室。

但是，自保却是不可能的。克里斯特标记上的“T”字，是一个标志，一个无法 消除的烙印，一个记号。因为它，克里斯特许多年遭到伤害，难以摆脱科雷马金矿 零下六十度冰天雪地的严寒。他遭受艰苦工作的折磨，遭受劳改营力所不及的劳 动的折磨——这种劳动，被说成是光荣的事业，豪迈而英雄的事业——挨长官的 殴打，遭押送兵的枪托、班长的狠揍、理发师在头上的乱戳、同伴们胳膊肘的猛 捣……还有饥饿，劳改营里菜汤那种“汤汁”的摧残。

克里斯特无数次地了解到、看到、观察到，任何一个别的刑法条款，都不如他 克里斯特带“T”字标记那一条对国家更有危险。无论是叛国罪、恐怖罪，还是第 五十八条那些骇人听闻的一大堆罪行，全都不如。克里斯特那四个字母的标记， 标志着他是野兽，应当斩尽杀绝，命令要斩尽杀绝。

过去、现在和将来，国家所有劳改营的所有押送队，都在追猎这种标记——世 间没有一个官员，在消灭“人民的敌人”时愿意表现出自己的软弱。

现在，克里斯特--家大医院的医士，在同窃贼，同刑事犯罪世界进行着艰

巨的斗争。而在一九三七年，国家曾号召这些家伙帮忙，以图消灭克里斯特和他 的同伴。

在医院里，克里斯特要干许多工作，不惜时间不惜力气地干。最高长官，按照 莫斯科不断发来的指令，不止一次下令免除克里斯特这类人的职务，送去干一般 劳动，遣送他处。但医院院长是个老科雷马人，他知道这类人的能力价值。院长 深知克里斯特往自己的工作里倾注了很多心血。而克里斯特也知道院长对这一 点非常了解。

刑期消融得很慢，就像在缺少能使生命改观的融融春雨的地方的一块寒冬坚 冰——那儿只有时而冰冷时而灼热的太阳，在发生缓慢而具破坏力的作用。刑期 像冰一样慢慢消融，慢慢减少。刑满释放的时候终于临近了。

一件可怕的事情正向克里斯特逼近。未来的一切将被这一纸有关判决、条 文、“KPTfl”标记的重要证书毁掉。这个标记将关闭克里斯特任何未来的道路，终 生关闭在这个国家任何地方的任何工作上。这个“T”字不仅要剥夺他的公民身 份证，而且永远不让他获得工作，不让他走出科雷马。克里斯特注意观察不多一 些人的释放情况，那些人跟他一样，活到了释放，也曾经在莫斯科判决中，在自己 的劳改营履历证上，在个人档案里，打上过“T”字烙印。

克里斯特试图想象这种控制人的守旧力量到底有多大，他要清醒地作出 评估。

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刑满释放后留在老地方干原来的工作，不会让他离开科 雷马。直到发出第一个信号，吹起第一声追捕的号角……

怎么办呢？或许，最简单的办法是--根绞索……许多人正是这样解决了

问题。不行！克里斯特要挣扎到底。像一头困兽那样挣扎，像在国家许多年来对

人进行的追捕中，人们教他的那样挣扎。

一想到自己很快必将获释，克里斯特许多个夜晚都难以入眠。他没有诅咒, 也并不害怕。他在苦苦追寻。

办法有了，像通常那样，来得十分突然。不过是在一阵可怕的紧张之后。这 并非脑力的紧张，并非心力的紧张，而是克里斯特整个身心的紧张。他突然想出 了办法，就像想出了最佳的诗句，最美的文字。人们日思夜想也难有结果，却突然 有了办法，就像找到了准确的词句那样喜悦，就像得出了答案那样高兴。这不是 期望的喜悦，因为在克里斯特的人生道路上，失望、错误、来自身后的打击实在 太多。

但他毕竟突然想出了办法。因为有个莉达……

克里斯特很早就在这家医院工作。他对医院利益的忠心不二、他的精力、他 对医院各种事务的介人——全都是为着医院哪！——为囚犯克里斯特确立了一 个特殊的地位。医士克里斯特不是急诊室主任，那是雇用人员才能占据的职位。 主任不知是谁。在编人员表永远叫人看不明白，这表格只按月由两人作出决定: 院长和总会计师。

克里斯特从懂事起，一辈子都喜欢实际权力，而非徒具虚名。在他过去的写 作中——那是在青年时代——诱惑他的不是荣耀，不是名声，而是对自身力量的 认识，是善于写出和做出别的任何人都做不出的属于自己的新东西。

值班医生是急诊室的法定主人，然而他们却有三十个人在值班——承续下来 的东西：各种命令啦，劳改营现行“政策”啦，囚犯及其主人的世界里那些其他的 法律啦，只保存在克里斯特的记忆里。这些问题很微妙，不是任何人都能理解。 但对它们不可马虎，必须执行。值班医生也深谙此道。任何一位病人是否住院的 决定权，实际掌握在克里斯特手上。医生们都知道这一点，甚至院长曾作过口头 上的，当然是公开的指示。

大约两年前，一位囚犯值班医生把克里斯特叫到一边……

“这里有一位姑娘。”

“没有任何姑娘啊。”

“你等等。我本人不认识她。问题就在这儿。”

医生凑在克里斯特耳边叽咕了几句粗俗的话。事情的原委是，劳改营机关一 位小头目、劳改营的科长，正在追求自己的女秘书——当然，是个普通刑事犯。女 秘书在劳改营的丈夫，早就按长官的命令，被赶到惩戒矿去了。不过姑娘并不愿 意跟这位长官同居。现在她路过这里——正有一队押送囚犯经过——想住进医 院，以躲避这场骚扰。病员恢复健康后，不会从中心医院再送返原地，而会遣送到 别的地方。她也许会被送到那个科长鞭长莫及的地方。

“原来是这样，”克里斯特说,“那好，我见见这姑娘吧。”

“她就在这里。莉达，进来!”

一位个子不高、头发浅淡的姑娘，站到了克里斯特跟前,毫不胆怯地迎着他的

目光。

嗨，在克里斯特一生中，有多少人从他眼前溜过。有多少双眼睛他都能理解， 都能猜透。克里斯特很少出错，很少。

“好,”克里斯特说，“让她住进医院来吧。”

送莉达来这里的那官儿奔到医院——他表示抗议。但对于医院监护人员来 说，一个少尉算不得什么官儿。人家不让他进去。少尉便没有见到上校——医院 院长。他只见了少校,一位主任医师。好不容易等到接见时间，他报告了这件事。 主任医师请少尉别去教导医院的医生谁是病人，谁不是病人。然后问，干吗对他 女秘书的命运如此关心？到地方劳改营另找一个吧。会给他派来的。总之，主任 医师没有更多时间。下一个……

少尉走了，骂骂咧咧，永远从莉达的生活中消逝了。

后来的事情是这样的：莉达留在了医院，在办事处担任什么工作，并参加业 余文娱活动。她犯的条款，克里斯特最终也不了解——对在劳改营遇见的那些人 所犯的条款,他从无兴趣。

医院很大。大楼有三层。押送队每昼夜两次，将劳改区的服务人员带来换 班——就是那些医生、护士、医士、卫生员，他们在存衣室悄无声息地脱下衣服，再 悄无声息地分散到医院各科室，只在到达工作地点后，才变成瓦西里•费道罗维 奇、安娜•尼古拉耶夫娜、卡佳或别佳、瓦西卡或任卡、“高个儿”或“麻脸”。如何 称呼，取决于他们的职务一~医院的医生、护士、卫生员和“外部”服务人员。

克里斯特全天上班时，不去劳改区。有时候他和莉达相遇，便彼此微微一笑。 所有这一切都是两年前的事了。医院的所有“部门”已经两次更换了领导。谁也 记不得莉达是怎么安置到医院来的。记得这件事的只有克里斯特。需要了解一 下，莉达是不是也记得这一点。

克里斯特打定主意：服务人员集合时，他走近莉达。

劳改营不喜欢多愁善感，不喜欢长时间不必要的转弯抹角和解释，不喜欢任 何“方式方法”。

无论莉达还是克里斯特，都是老科雷马人了。

“喂，莉达，你在统计处上班吗？”

“是啊。”

“是你在打印释放证书吧?”

“是的，”莉达说，“处长也亲自打印，但他打印得很糟，总把格式纸弄坏，于是 这些证件全由我打印。”

“你不久就要给我打印证件了。”

“祝贺你……”莉达为克里斯特掸掉工作服上一点不易察觉的灰尘。

“要打上过去的判罪，那上面有这么一栏吧？”

“对，有的。”

“在‘KPTfl’四个字母中，把‘T’漏掉吧。”

“我明白了，”莉达说。

“要是当官的签名时发现了，你就笑笑，说，打错了，把纸弄坏了……”

“我知道该怎么说……”

服务人员已经列好队准备出去。

过了两星期，克里斯特被叫去，他拿到了一份没有“T”字的释放证书。

两个相识的工程师和一名医生同克里斯特一道去公民证登记处，他们要看看 克里斯特能领到什么样的公民证，或者遭到拒绝……证件交进窗口，要经过四小 时后才能得到答复。克里斯特在一位熟人医生那里冷静沉着地吃了午饭。在所 有类似情况下，要善于强迫自己吃午饭,吃晚饭，吃早饭。

经过四小时，窗口扔出一张淡紫色纸头，一年期的公民证。

“一年期的？”克里斯特问，他困惑不解，提出含有自己特殊意义的问题。

窗口露出一张刮得干干净净的军人面孔：

“是一年期的。我们现在没有五年期公民证的表格。您该有的那种。是否愿 意等到明天公民证送到，我们再给您改发？或者这个一年期的，您一年后再 来换?”

“我还是一年后来换吧。”

“那好。”窗口砰地关上了。

克里斯特的熟人真是吃惊不小。一个工程师说克里斯特这事是成功了，另一 个看见了期待已久的制度松动，看见了那必定，必定造出春天的第一只燕子。而 医生则把这事视为神意。

克里斯特没有对莉达说一句感谢的话。当然，她也并不需要感谢。为这种 事——是不感谢的。感谢二字并不适当。

一九六五

主动脉瘤

根纳季•彼得罗维奇•扎伊采夫早上九点钟接诊。在十点半钟，就来了一队 囚犯病员，全是妇女。其中就有波德希瓦洛夫事先告诉他的那个病员叶卡捷琳 娜•格洛瓦茨卡娅。卡嘉$黑眼珠，身形丰腴。根纳季•彼得罗维奇立即喜欢上 了她，非常喜欢。

“漂亮吧？”带患者去盥洗的时候，医士问。

“真漂亮……”

“这是……”医士凑在扎伊采夫大夫耳边低声说。

“她是谁的人有什么关系？”根纳季•彼得罗维奇大声说。“不管是谁的人， 试试无妨。”

“祝您心想事成。衷心祝愿您!”

傍晚时分，根纳季•彼得罗维奇去巡视医院。值班医士们知道扎伊采夫的习 惯，往量杯里倒满“苦艾酊”和“缬草酊”的特殊混合液，要不就是“蓝夜”蜜酒，或干 脆就倒上完全变性酒精。根纳季•彼得罗维奇的面孔越来越红，剪得很短的灰白头

①卡嘉，即叶卡捷琳娜的小名。 发，不能盖住这位值班医生血红的秃顶。扎伊采夫来到女病区的时候，已是晚上十 一点。女病区的大门已经上了铁门杠，以免男病区的窃贼骚扰滋事。大门上有个牢 房里那种小孔，或者叫“探视孔”，还有一个电铃按钮，连接到值班室和警卫室。

根纳季•彼得罗维奇敲了敲门，小孔里闪烁了一下，门闩哗啦响起来。一名 夜班护士打开了大门。对根纳季•彼得罗维奇的癖好，护士非常了解，她对这癖 好抱着囚犯对囚犯那种完全迁就的态度。

根纳季•彼得罗维奇进了治疗室，护士递给他一量杯“蓝夜”。根纳季•彼 得罗维奇一饮而尽。

“把今天来那个……格洛瓦茨卡娅给我叫来。”

“可是……”护士略带责备地摇摇头。

“不关你的事。叫她到这里来……”

卡嘉敲敲门，走进来。

值班医生把门闩插上。

卡嘉在沙发床边坐下。根纳季•彼得罗维奇解开她的病员服，撩开衣服的领 子，小声说：

“我得给你听诊一下……听听你的心脏……是你的主任要求的……我用法式 诊断法，不用听诊器……”

根纳季•彼得罗维奇把毛鸾莺的耳朵贴在卡嘉暖烘烘的胸口上。一切做得就像 过去百十次为别人听诊那样。根纳季•彼得罗维奇的面孔涨得通红，他听见的只是自 己心脏低沉的跳动。他一把抱住卡嘉。突然，他听见一种奇怪并且很熟悉的声音，好 像旁边什么地方一只猫在打呼噜，或者是一条山泉在汩汩作响。根纳季•彼得罗维奇 真算得是一名道地的医生——无论怎么说，他曾经作过普列特尼奥夫®的助手。

①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普列特尼奥夫(1871/1872—1941 )，俄苏著名内科医生，曾于一九三七 年因托洛茨基案被捕，获刑二十五年。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一日遭枪决。

他的心脏跳得越来越平静，越来越均匀。他用方格毛巾擦擦激动得冒汗的额 头，开始从头倾听卡嘉的心脏。他请卡嘉脱去衣服，卡嘉脱下了。他的声音变了 调，他声音和眼睛里流露出的惶恐不安，使卡嘉很紧张。

根纳季•彼得罗维奇听了一遍又一遍——猫似的呼噜声依然没有消逝。

他在房间里走了一阵，弹着指头，拉开了门闩。夜班护士信任地微笑着，走进 房间来。

“把这位病员的病历给我，”根纳季•彼得罗维奇说，“把她带走吧。请原谅， 卡嘉。”

根纳季•彼得罗维奇拿起格洛瓦茨卡娅的病历夹，到桌前坐下。

“您瞧，瓦西里•卡利内奇，”第二天早上，院长对新来的党组组长说，“您是 个年轻的科雷马人，您对苦役犯老爷们的所有卑鄙勾当还不了解。您读读吧，值 班医生现在弄到了什么东西。这是扎伊采夫的报告。”

党组组长走到窗前，撩起窗帘布，把报告凑在窗外厚厚积冰的散光下。

“啊？”

“这个，好像很危险哪……”

院长哈哈大笑起来。

“我么，”他傲慢地说，“波德希瓦洛夫先生可糊弄不了我。”

波德希瓦洛夫是一名囚犯，是业余文娱小组，也就是院长开玩笑说的“农奴剧 院”的领导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事情是这样，我亲爱的瓦西里•卡利内奇。这个姑娘——格洛瓦茨卡 娅——是在文艺宣传队。那些演员们，您知道，享有某种程度的自由。她是波德 希瓦洛夫的情妇。”

“是这样啊……”

“不言而喻，这一点刚刚暴露，我们便将她从宣传队赶走了，赶到女惩戒矿去 了。遇到这类情况，我们就离散这些恋人，瓦西里•卡利内奇。两人中谁更有用, 谁更重要，就留在我们身边，而另一个，就遣到惩戒矿去……”

“这不大公平啊。应该把双方都……”

“绝对不行。要知道，目的就是使他们分开。有用的人留在医院。狼喂饱了， 羊也保住了，两全其美呀!”

“是这样，是这样……”

“您听我说下去。格洛瓦茨卡娅去了惩戒矿，一个月后，又被送回来,脸色苍 白，病病怏怏。那里的人知道该吞什么毒草，于是将她送进了医院。我早上得知， 吩咐将她除名送走。她被带走了。过了三天重又送回来，他们告诉我说，她可是 个刺绣能手——要知道，在乌克兰西部，她们全是能手，我妻子请求将格洛瓦茨卡 娅留下一个礼拜，妻子要在我的生日前为我准备一件意外的礼物——是刺绣品什 么的，我不知道……

“总之，我把波德希瓦洛夫叫来，并对他说：要是你保证不跟格洛瓦茨卡娅见 面，我就将她留下一个礼拜。波德希瓦洛夫发誓不见她，并表示感谢。”

“到底怎么样呢？他们见面了吗？”

“没有，没有见面。不过他现在正通过一些冒名顶替的人采取行动。这个扎 伊采夫，没说的，一个很好的医生。过去甚至很有名。现在他仍然坚持，报告写 道：4格洛瓦茨卡娅患主动脉瘤。’而大家诊断的是心脏神经机能病，心绞痛。从 惩戒矿寄来患器质性心脏病的伪造病历——我们的医生马上就揭穿了。扎伊采 夫，你看见的，他写道，‘格洛瓦茨卡娅每一个不小心的动作，都可能导致致命的后 果。’看见吗，他们在怎么撒谎!”

“是啊，”党组组长说,“不过还有内科医生，不妨让其他人看看。”

早些时候，还在扎伊采夫报告之前，院长把格洛瓦茨卡娅也交给其他内科医 生看过，他们一致顺从地承认她身体健康——于是院长命令要她出院。

有人敲门。进来的是扎伊采夫。

“来找院长前，你总该把头发理顺一点吧?”

“是扎伊采夫答道，把头发梳理了一下。“我找您，院长公民，有一件重要 事情。格洛瓦茨卡娅要送走了。可她患有主动脉瘤，很严重。任何动作……” “你滚!”院长大声吼道，“搞得实在太过分了，这些下流胚！都跑到办公室

卡嘉照例在一番慢条斯理的例行检査后，收拾起东西，放进一只口袋，站到了 押送队伍里。押送兵点了她的名，她移动几步，医院巨大的门将她推出去。一辆 盖有防水布的卡车停在医院台阶旁，后面的篷布是撩开的。车上一名护士向卡嘉 伸出一只手。波德希瓦洛夫从浓重的寒雾里走来。他用手套向卡嘉挥了挥，卡嘉 平静而愉快地向他微微一笑，把手伸向护士，跳上卡车。

卡嘉心里顿时感到一阵灼痛，她失去意识的时候，最后一次看见了波德希瓦 洛夫害怕得抽搐起来的面孔，还有医院结冰的窗户。

“把她送到急诊室去，”一名值班医生吩咐道。

“更正确的做法是，把她送停尸房，”扎伊采夫说。

一九六〇

不错，戈卢别夫把这个血淋淋的祭品拿来了。他割下了身上的一块肉，抛到 集中营全能上帝的脚下。是为了使这上帝发发慈悲。到底是为了使他发发慈悲, 还是欺骗他呢？生活经常重现莎士比亚戏剧里的情节，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经常。 难道麦克白夫人®、理查三世'国王克劳狄斯®仅仅是中世纪遥远的人物？难道 夏洛克®——他想从威尼斯商人身上活生生割下一磅人肉——难道夏洛克是一 个凭空想象的故事？当然，阑尾，一个退化的器官，不到一磅重。当然，这血淋淋 的祭品是完全消毒后拿来的。不过毕竟……这个退化的器官原来完全并没有退 化，而是必不可少的，能派上用场，可以救命的……

年终时节，囚犯们的生活充满惶恐不安。所有位置不稳的人（哪个囚犯又相

① 麦克白夫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麦克白》中的人物，一个心狠手辣的恶妇，歌德称之为 “超级女巫”。

② 理査三世，莎士比亚另一悲剧《理査三世》中的主角，英国十五世纪国王爱德华四世之弟，后篡 夺王位，并囚禁爱德华两个儿子。

③ 国王克劳狄斯，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的叔叔，一个篡位夺妻的阴谋家。

④ 夏洛克，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一个惟利是图、冷酷无情的高利贷者,

信能稳稳地守住自己的位置呢？），当然，是那些五十八条们,是那些在矿井工作面 上已经劳动多年，挨饿受冻，以后才有幸干上几个月、几个星期专业活，或曰任何 一种“轻省活”，成为会计师、医士、医生、化验员的那些人——这种幸运只存在于 幻想之中，是毫无把握的——混到了理应由雇用人员（然而却没有雇用人员）或 普通刑事犯来担任的职务的所有人——普通刑事犯很少看重这些“享有特权”的 工作，因为随时都可以为他们安排这些工作，因此，他们纵酒，或干更糟糕的事 情——都感到惊惶不安。

五十八条们在在编职位上工作，而且干得很好。简直好极了。不过却没有指 望。因为将有一个检查组到来，这些人会被发现，会被解除工作，官员也会受到申 斥。官员不愿意跟这个高级检查组把关系搞僵，他会把不允许待在这些“享有特 权”的职位上的所有人提前调走。

好的官儿等待着检査组到来。让检査组自己去干吧——他们能解除得了谁， 就让他们解除谁，带走谁好了。带走并不难，而没有被解除的人便会留下来，长期 留下来——留上一年，直到第二年的十二月。或者，最少也能留半年。坏一点、蠢 一点的官儿，不等检查组到来，就会亲自解除这些人，以便向检查组汇报一切 正常。

最坏最没有经验的官儿，便忠实执行上级命令，不容许五十八条们从事任何 工作，除了抡十字镐，推车，使用锯子和斧子。

这官儿的情况最糟。这类官儿会很快撤职。

检查组总在年底的时候纷至沓来——最高长官总有尚未完成的检査工作，年 底前他们会努力完成这些未竟事宜，于是派出各路检查组。有的还亲自前往，亲 自出马。出差人员四处周游，未经亲自检查的“点”不复存在——总有地方可以 给执行情况打勾，干脆再舒散舒散，游玩一番，不然就显示一下自己的性情、权力、

官位。

这一切是尽人皆知的，无论囚犯还是官员——从芝麻小官到肩上扛着几颗大 星星的最高长官。把戏并不新鲜，过场也见惯不惊。不过还是令人不安，感到危

险，难以规避。

检查组十二月份到来，可能会使许多人的命运发生“逆转”，很快把昨天的幸 运儿带进坟墓。

这些人来过之后，劳改营里任何人的命运都不会好转。囚犯们，尤其是五十 八条们，并不期待他们的到来会有任何好结果。他们只是等着厄运。

还在好久之前，就有风闻，有劳改营的“马桶消息”，那些总能得到应验的“马 桶消息”四处流传。据说，有什么官员到来了，带来整整一车士兵，一辆“黑乌鸦” 囚车，要把他们的猎物带到苦役劳改营去。当地官员忙成一团，在掌握生杀大权 的那些主人跟前，也就是那些不相识的大尉、少校、中校面前，他们仿佛成了一群 芝麻官。中校们深藏在办公室里，而大尉和少校们手拿名册满院子跑来跑去，在 这些名册中没准就有戈卢别夫的名字。戈卢别夫感觉到这一点，知道这一点。不 过，还没有宣布任何事情，没有把任何人叫出来。营里还没有任何人被列入名单。

半年前，当“黑乌鸦”例行来到镇上，对人们进行例行捕猎的时候，戈卢别 夫——他当时并未登记在册——正同一名囚犯外科医生一起站在值班室旁边。 在小医院里，外科医生不仅干外科的工作，还要医治所有疾病。

人们将一长队被抓获、捕捉、揭发出来的囚犯推进“黑乌鸦”。外科医生正同 他的朋友告别——这个朋友就要被送走了。

戈卢别夫就站在医生旁边。当汽车卷起一团烟尘缓缓开走，消逝在山谷里的 时候，医生望着戈卢别夫的眼睛，说起他那去赴死的朋友：“是他自己的过失啊。 要是患上急性阑尾炎——就能留在这儿了。”

戈卢别夫牢牢记住了这句话，记住的不是看法，不是见解。这是一种视觉上 的回忆：外科医生那坚定的目光，那一团浓厚的烟尘……

“派工员在找你,”有人跑过来，戈卢别夫看见了派工员。

“收拾一下! ”派工员手里拿着一本名册，名册并不大。

“这就去，”戈卢别夫说。

“到值班室来。”

但戈卢别夫没有去值班室。他双手抱住肚子右侧，呻吟起来，一瘸一跛地向 卫生室那边走去。

外科医生来到台阶。就是那位外科医生，他眼里露出某种神情，某种回忆。 或许是遮蔽住汽车的那一团烟尘——那汽车永远带走了他的朋友。

很快诊断完毕。

“送医院。叫上手术护士。叫自由人镇上的医生来作助理。立即手术。”

在离营区约莫两公里的医院内，戈卢别夫被扒去衣服，洗干净，作了登记。

两名卫生员将戈卢别夫送进来，放在手术台上，用帆布带将他和手术台捆在

—*起。

“现在打针他听见外科医生的声音。“不过，小伙子，看来你很勇敢哪。” 戈卢别夫没有吭声。

“回答呀！护士，跟病人聊聊天！”

“痛吗？”

“痛啊。”

“局部麻醉常常是这样的，”戈卢别夫听见医生的声音，他是在跟助手解释什 么。“麻醉跟止痛一个意思。现在他……”

“还要忍耐一下！”

戈卢别夫剧痛得浑身抽搐了一下。不过，差不多只在一瞬间，剧痛程度就减 轻了。几名医生争先恐后地谈起什么，很快活，声音很大。手术快要结束了。

“好啦，你的阑尾切除了。护士，把病人这块肉给他看看。瞧见啦?”护士把 一节蛇形肠子，有半支铅笔长吧，凑到病人面前。

“手术规则要求向病人表明，切除是必要的，阑尾确实已经切除，”医生给他 的雇用助手解释道，“这对你也算是一次小小的实习。”

“我非常感谢您，”那个雇用医生说，“为我上了这一课。”

“是人道主义的一课，博爱仁慈的一课呀，”医生含糊其辞地说道，脱下手套。 “要是遇上这类活儿，您一定要叫上我，”雇用医生说。

“要是遇上这样的活儿，我一定叫上您，”医生回答说。

两名卫生员——正在康复的患者，穿着打补丁的白大褂，将戈卢别夫抬进病 房。病房很小，是术后病人用的。不过这小小医院里手术不多，现在躺在那里的 都不是外科病人。戈卢别夫仰卧着，小心地触触纱布。纱布缠得像印度苦行僧、 练瑜伽功的人大腿上的绷带。这类图景，戈卢别夫自己小时候在杂志上看到过， 但后来差不多一辈子也没搞明白——这些苦行僧或瑜伽修炼者实际上到底有没 有。不过，对于瑜伽修炼者的想法在脑子里一闪即逝。意志的集中和神经的紧张 缓解了，一种完成职责的快感充盈在戈卢别夫的身体里。他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在 歌唱，吟唱着某件美妙的事情。那就是能得到几天的喘息，戈卢别夫暂时摆脱了 去服苦役，从人间蒸发。这是一个缓期。伤口要多少天才能痊愈？是七八天吧。 这么说，两周之后危险又会来临。两周——是一个很遥远的时期，是成百上千年， 足够准备好迎接新的考验。如医生们所说，伤口痊愈的时间，按教科书的说法和 最初伤口的大小，是七八天。要是伤口化脓呢？要是伤口上的胶布过早从皮肤上 脱落呢？戈卢别夫小心翼翼地抚摸胶布，抚摸硬硬的、已经在渐渐变干、浸透了阿 拉伯树胶的纱布。他透过绷带摸索。对……这是一道安全门，一个后备，还有好 几天，没准几个月。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利用。戈卢别夫想起了矿上的大病房，大 约一年前他曾在那里住过。在那里，几乎所有病人夜间都解下自己的绷带，再撒 上些救命的泥土，地上真正的泥土，把伤口抓破，使它发炎。当时，那些夜里解下 来的绷带使戈卢别夫这个新手大感惊奇，差不多有些蔑视。但一年过去了，戈卢 别夫开始理解病员们的行为，甚至还有些羡慕。现在他可以利用当时的经验了。 他昏昏睡去，有人用手把被子从他脸上拉开，他醒来了。他一直照劳改营的方式 睡觉，用被子盖住脑袋，尽量使脑袋先暖和起来，得到保护。一张非常漂亮的面孔 在他身前俯下，长着髭须，蓄着波尔卡或博克斯发型。总之，那发型绝不是囚犯类 的。戈卢别夫睁开眼睛，他想，这是——瑜伽术修炼者一类人的回忆，或是梦 境——或许是一个可怕的梦，或许并不可怕。

“是个福来儿，”一个人失望地沙声说道，用被子盖住戈卢别夫的脸，“是个福

来儿，不是窃贼。”

但是戈卢别夫用他无力的指头推开被子，瞧了瞧这个人。这人认识戈卢别 夫，戈卢别夫也认识他。这毫无疑问。但是别忙，别忙着去认识。得好好回忆一 下，回忆起一切。戈卢别夫想起来了。留着博克斯发型的人是……此刻他正从窗 边取下衬衣，戈卢别夫立即看见他胸前有几条盘曲在一起的蛇。那人转过身来， 几条蛇呈现在戈卢别夫眼前。这是科诺年科，一名窃贼，几个月前戈卢别夫曾同 他一起关在羁押转送监狱，一个判了很长刑期的杀人犯，赫赫有名的窃贼。他已 经在各医院和侦讯监狱“滞留”了好几年。刑期刚满，科诺年科在羁押监狱便杀 个人——反正随便杀个福来儿——用毛巾勒死。毛巾，官方发的毛巾，是科诺年 科最喜欢使用的杀人武器，是他独有的作案手法。他被捕了。再次立案，重新审 判。在他原有的几百年刑期之外又加刑二十五年。判决后，科诺年科费尽心机钻 进医院去“休养”，然后再次杀人，一切周而复始。那时候，已废止对窃贼判处死 刑，枪决的只能是“人民的敌人”，判死刑的根据是第五十八条。

“现在科诺年科住在医院里，”戈卢别夫平静地思忖道，“可我身体的每个细 胞还在高兴地歌唱，什么也不担心，相信一定会成功哩。现在科诺年科住在医院 里。他那凶险变化的住院‘周期’正在过去。明天，或者后天，按科诺年科人人皆 知的计划，他又该杀人了。”戈卢别夫的所有努力一-手术哇，可怕的意志紧张啊， 会不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呢？他，戈卢别夫，马上就会被科诺年科作为下一个牺 牲品捂死。或许，本来就不该躲避遣送苦役劳改营。那里要强迫你在背上缝一个 “红方块”®，再缝上五位数字，发给条纹衣服。但是那里不打人，不会拆你的“板 油”。但是那里没有为数众多的科诺年科。

戈卢别夫的床位在窗户旁边。他对面便是科诺年科。在门边，与科诺年科脚 对脚躺着第三个人。这第三个人的面孔，戈卢别夫能看得很清楚，要看见这张面

①“红方块”，在囚衣背上缝一个方形红布和阿拉伯数字，以表明罪犯身份,这是缘于沙皇时代的 做法。 孔，他根本不需要翻身。这个病人戈卢别夫也认识。这是波多谢诺夫，医院的永 久住民。

门打开了，一名医士拿着药走进来。

“卡扎科夫!”他喊了一声。

“在!”科诺年科应道，站起来。

“你的出院证，”说着，把一张折成几叠的纸头交给他。

“卡扎科夫? ”戈卢别夫的脑子不断翻腾。这不是卡扎科夫，而是科诺年科 呀！但戈卢别夫突然明白了，身上不禁沁出一身冷汗。

看来一切糟糕得多。三个人谁也没错。这是科诺年科——就是窃贼们说的 “冒名爷”。他使用别人的名字，冒充他人，冒充卡扎科夫,顶的是卡扎科夫的罪 名，以“替身”身份住进了医院。这可更糟糕、更危险哪！如果科诺年科只是科诺 年科，那么受害的人可能是戈卢别夫，也可能不是。这里还有一个选择，存在偶然 性，有得救的可能。但如果科诺年科成了卡扎科夫，那戈卢别夫就没救了。只要 科诺年科哪怕有一点怀疑——戈卢别夫就死定了。

“怎么，你过去见到过我？为什么你见我就像蟒蛇看见了兔子？或者,像兔子 看见了蟒蛇？照您看，照一个有学问的人看，这说得对吗?”

科诺年科坐在戈卢别夫床前一张凳子上，用硕大粗糙的手指把出院证捻碎， 把纸屑撒在戈卢别夫被子上。

“不，没有见到过，”戈卢别夫脸色煞白，声音沙哑地说。

“没有见到过，这就好了，”科诺年科说，从病床上方墙壁的钉子上取下毛巾， 在戈卢别夫面前抖动着。“我昨天就想勒死那个‘大夫’，”他用头指指波多谢诺 夫。波多谢诺夫的脸上惊恐万状。“这个下流胚，瞧他在做什么，”科诺年科快活 地说，用毛巾指着波多谢诺夫那边。“往尿里——尿罐就在床下——搀进点自己 的血……抓破指头，把血滴进尿里。是个有文化的人哪，不比大夫们差。最后的 化验分析——尿中带血。我们这位‘大夫’就能留下来。你说，这样的人该不该 活在世上?”

“我不知道戈卢别夫说。

“你不知道？你是知道的。昨天——你被带来。你跟我一起蹲过羁押监狱， 是吧？ 一直蹲到我当时受审判。那时我是科诺年科……”

“我没有看见过你，”戈卢别夫说。

“不对，你看见过。我这才下决心的。与‘大夫’相比，我对你会做得更干脆。 他有什么错? ”科诺年科指指波多谢诺夫苍白的面孔。波多谢诺夫的血慢慢涌到 头上，又消退了。“他有什么错？他是在挽救自己的生命。跟你一样。或者，比如 说，跟我一样……”

科诺年科在病房里走来走去，将出院证的碎纸屑从一只手撒到另一只手。

“我要是干掉你，送你上西天，连手也不会抖一下。医士已经拿来了出院证, 你明白吗？……我得尽快离开这里。母狗在矿上杀我们的人。医院里的小偷，全 被叫去帮忙了。你对我们的生活不了解……你，一个福来儿!”

戈卢别夫没有吭声。他了解这种生活。当然，是作为一名福来儿，以旁观者 的角度了解。

午后，给科诺年科办理出院手续。于是，他永远从戈卢别夫的生活中消逝了。

第三张床位一空出来，波多谢诺夫赶紧跑到戈卢别夫的床边，坐到他的脚下， 低声说：

“卡扎科夫一定会把我们掐死，两个一起掐死。应当报告长官……”

“去你妈的，”戈卢别夫说。

我的受审

费奥多罗夫亲自参观了我们作业队。跟通常一样，长官快要到来的时候，手 推车的轱辘转得更快，十字镐挖掘的节奏更密，声音更大。不过，也只是稍稍快一 点，声音稍稍大一点——在这里干活的，是劳改营的老滑头，对所有官儿，他们根 本瞧不上眼，再说，他们也没有力气。加快干活速度，也只不过是胆小怕事，屈从 于传统;没准也是表示对队长的尊敬——假如作业队停止干活，队长就会被指控 搞阴谋，遭解职，受审判。找个理由休息的小小愿望，也会认为是示威、抗议。手 推车的轱辘转得更快了,但这更多是出于尊敬，而不是因为害怕。

费奥多罗夫，无数被烈风和饥饿搞得粗糙干裂的嘴唇，在反复说着他的名字。 他是矿区执委会局的一名特派员。他向我们作业队干活的工作面走来。

很难见到如此意味深长的场面——它就呈现在我们旁边：劳改营的一群官 员，个个吃喝得红光满面、膘肥肉厚、大腹便便，穿着太阳一般耀眼、发出阵阵臭味 的新皮袄，戴着雅库特五彩毛皮护耳帽，饰有鲜色图案的长筒手套——和一群半 死不活、衣衫褴褛、“灯尽油干”、破旧背心露出块块棉花的人。这些人奄奄一息， 肮脏的面庞瘦骨嶙峋，全一个模样，深陷的眼睛发出饥饿的闪光。每一天，每一小 时都是如此一幅场景一-无论在“莫斯科-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递解列车车厢里， 还是在劳改营破烂的普通帆布帐篷里，全都一样。在寒极，囚犯们就住在这样的 帐篷里过冬，不脱衣服，不洗脸，头发会冻在帐篷壁上，浑身暖和不起来。帐篷顶 上到处是窟窿——附近工作面搞爆破的时候，帐篷里会落下石头。有一块大石头 就这样永远留在里面了——大家在石头上坐下、吃饭、分面包……

费奥多罗夫在工作面上慢腾腾地走着，同他一起走的还有些穿短皮袄的 人——是些什么人,我不得而知。

时间是在春天，一个很不舒服的时候。冰凉的水四处泛滥，夏天穿用的橡胶 皮鞋还没有发放。大家脚上穿的还是冬鞋——用绗过的旧棉裤做的布鞋。鞋底 也用同样材料做成——干起活来，十分钟就会湿透。冻坏流血的脚趾，僵得难以 忍受。若穿橡胶皮鞋，头几个星期的感觉并不会好一些——永久冻土的寒冷很容 易透过橡胶，没法解除钻心的疼痛。

费奥多罗夫在工作面走了一阵，询问了件什么事情，我们的队长便恭恭敬敬 地欠身作汇报。费奥多罗夫打了个哈欠，镶补极好的金牙映出阳光。太阳已经升 起很高——应该认为，费奥多罗夫是在彻夜工作之后出来散步的。他又问了一件 什么事情。

队长叫了我一声——我刚以老练推车手的把式推着空车回来——车把向上, 车身翻转，轱辘在前，好让双手得到休息。我走到长官面前。

“你就是沙拉莫夫? ”费奥多罗夫问。

晚上，我被捕了。

发放夏装了——便服、棉布裤、包脚布、胶鞋——这是囚犯生活一年里最重要 的曰子。另一个更重要的日子在秋天：发放冬衣。衣服是随意领取的——尺码 是否合身，稍后去工棚调换。

轮到我了，总务主任说：

“费奥多罗夫叫你去。你从他那里回来后再领……”

我当时没明白总务主任话里的真正意思。

一个不熟悉的文职人员把我带到镇子外面。那里有一座小小的房子，住着区 分局特派员。

暮色苍茫中，我坐在费奥多罗夫房子黑洞洞的窗前，嘴里嚼着一根去年的麦 秸，脑子一片空白。房子墙根的土台上，有一张结实的长椅，但囚犯不准坐长官的 椅子。我不时轻轻抚摸、搔弄背心下面干得像油纸的肮脏皮肤，同时淡淡地笑着。 必定是件什么好事在等我。我心里充满了奇妙的轻松之感，一种近乎幸福的感 觉。明天和后天，都用不着去干活，用不着去挥十字镐，砸那该死的石头了。每砸 一次石头，我那细如纤绳的筋肉都会哆嗦。

我知道我随时有获新刑期的危险。我对劳改营这方面的传统一清二楚。一 九三八年，科雷马最恐怖的一年，那些刑期不长，快要服完的人，最先被“罗织”罪 名。历来都是这么一种做法。而我是作为“超期服刑的犯人”来哲尔加拉惩戒区 的。我的刑期在四二年一月就服满了，但我没有获得释放，而跟千百万其他人一 样，被“留营至战争结束”。至战争结束哇！度日已难，遑论度年。所有“超期服 刑的犯人”，都成了侦讯当局特别注意的对象。我在阿尔卡加拉就曾强遭“诬 陷”，那是我来哲尔加拉之前待过的地方。不过他们没有得逞，只达到了将我转送 惩戒区的目的，这本身自然也是一个不祥之兆。不过，对无力去改正的事情，又何 须苦苦思虑，折磨自己呢？

我当然知道，一言一行都得特别谨慎：我可不是宿命论者。我知道一切，能 预见一切，事情终究又会有什么变化呢？我一辈子都无法强迫自己把一个下流胚 叫作正直的人。我并且想，假如绝对不能同人谈话，或者只能谈有悖于自己想法 的话，那还不如干脆死掉。

人的经验有什么用？——我坐在费奥多罗夫黑洞洞窗户下面的地上，自言自 语地说。知道、感觉到、猜测到谁是告密者、奸细，谁是下流胚，谁是记仇的胆小 鬼，又有什么用？同那些人交好而不结仇，对我会更有好处，更有利益，更能使我 得到解救。要么，至少保持沉默。要做的事只是撒谎——对他们，对自己撒谎，这 么做也艰难得受不了，比说真话艰难百倍。既然我无法改变自己的个性，自己的 行为，这样做乂有什么意思？这该死的“经验”，我到底拿来干什么？

屋子里的灯亮了，窗帘拉上了，房子的大门敞开来。值日兵从门槛上向我挥 挥手，让我进去。

区分局特派员的办公室，一个低矮狹小的房间，整个儿被一张巨大的书桌占 据。书桌有许多抽屉，桌上堆满了文件夹、铅笔、笔记本。除了书桌，房间里还费 劲地放进了两把自制的椅子。一把椅子上过漆，坐着费奥多罗夫。另一把椅子没 上过，被千百囚犯的屁股磨得发亮，是让我坐的。

费奥多罗夫把椅子指给我，沙沙地翻动文件，“审案”开始了……

劳改营里的囚犯，命运遭“毁灭”，也就是可能改变，原因有三：患重病，获新 刑期，或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件。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寻常的事件，偶然的事 件，并不太少。

我在哲尔加拉的工作面上一天天衰弱下去。我希望住进医院，死在那里；要 么身体复原,或把我遣去什么地方。由于身体疲惫不堪、虚弱已极，我老是跌倒， 走路时双脚在地上沙沙地蹭着——路上稍有不平的地方，一块小石子，一根细细 的原木，我都迈不过去。但是，每次看门诊，医生都要用小铁勺给我倒一份高锰酸 钾溶液，也不看着我的眼睛，嘶哑着嗓子说:“下一个!”高锰酸钾内服治疗痢疾， 也用来涂抹冻伤、创伤、烧伤伤口。在劳改营，高锰酸钾是惟一的万用治疗药物。

我没有得到过一次免予干活的机会-位老实的卫生员解释说，是“限额用完

了”。每个营点，每个门诊部，确实有“暂免”组即“暂免劳动”组的控制数字。谁 也不愿意把限额“定得太高”——要是来自囚犯的医生和医士心肠太软，就有被 送去干普通活的危险。计划就是莫洛赫神气要以人作为祭祀的牺牲。

冬天，一群大官参观了哲尔加拉。科雷马各劳改营的首长德拉布金来了。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最大的主管，”德拉布金很年轻,是不久前才任

①莫洛赫神，闪米特人神话中的天神、火神、太阳神、战胜神，祭祀时要以大量的人作为牺牲。

命的。

他在一群保镖和地方官的簇拥下，围着工棚走了一圈。我们工棚里还有些人 没有失去同高级长官谈谈话的兴趣。有人问德拉布金：

“这里为什么还关着几十名没有判决的人——刑期早就服满的那些人?”

对这个问题，德拉布金成竹在胸：

“难道你们没有判决？难道没对你们宣读过文件，说要关押到战争结束？这 就是判决。这就是说，你们应该待在劳改营。”

“无限期地待下去吗？”

“首长同你们谈话的时候，不要打断。今后会按地方官员的申请释放你们。 知道这样的说明吗? ”说着，德拉布金作了个不确定的手势。

一个注定遭难的人走近了，我身后立刻出现一片惶恐不安的沉寂，多少议论 戛然而止，还能看见不少同情的目光——自然，不是微笑，不是嘲笑一-我们作业 队的人早就不再会笑了。队里许多人都知道克里维茨基和扎斯拉夫斯基打了我 的什么“小报告”。许多人都对我抱有恻隐之心，但他们不敢表露出来一-要是 这种同情太过明显，好像我就会把他们“牵扯进案子”。后来，我知道了，扎斯拉 夫斯基曾请过去的教师费尔久克作证人，遭到断然拒绝。扎斯拉夫斯基只好同他 的老搭档克里维茨基出场。法律要求最少有两份证人的供述。

当我渐渐失去力气，一点点衰弱下来的时候——我真忍不住想打架。这是曰 渐衰弱的人寻衅好斗的感觉一-每一名曾经挨饿的囚犯都有这种感觉。饥饿的 人打架，不同于常人。为了攻击对方，他们得先跑起来，然后奋力肩撞、牙咬、使绊 子、扼喉咙……要引起争吵，理由多得不计其数。什么事情都能使囚犯怒不可遏: 长官，面临的活计，天气太冷，工具太沉，以及身旁的伙伴。他同老天，同铁铲，同 石头，同身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争吵不休。最微不足道的小小争执，会演变成一 场血战。然而囚犯们不会去告发。打报告的是克里维茨基和扎斯拉夫斯基。这

也是三七年的习气。

“他说我是傻瓜，我就打报告说他想对政府的人下毒。我们彼此两清了！他 对我使坏，我就让他遭流放。”还不是流放，而要进监狱，或被“处以极刑”。

干这类勾当的行家里手克里维茨基和扎斯拉夫斯基，自己也经常落监下狱。 这意味着有人利用了他们自己的工具。

以前，克里维茨基是国防工业部的副部长，扎斯拉夫斯基则作过《消息报》的 特写记者。我曾不止一次地揍过扎斯拉夫斯基。为什么揍他？就为他耍滑头，为 他抬原木总抬“小头”不抬“大头”，为他把组里的言谈通通传给队长或副队长克 里维茨基。我没找到机会狠揍克里维茨基，因为我们在不同的组里干活。不过我 很恨他——为他当队长时扮演的特殊角色，为他干活时经常无所事事，为他永远 挂在脸上的“日本式”微笑。

“作业队长待你们如何?”

“不错呀。”

“你们队里的人同谁关系最差?”

“同克里维茨基和扎斯拉夫斯基。”

“为什么？”

我尽可能地作了解释。

“啊，这是胡说。我们照这样写•.克里维茨基和扎斯拉夫斯基待人不好，因为 上班时，大家同他们吵过架。”

我签了字。

深夜里，我和押送兵回营，但是没回工棚，而是去了营区旁边一座矮矮的房 子，劳改营的隔离室。

“你工棚里有东西吗?”

“没有，全在身上。”

“那更好。”

据说，审讯是两个意志的搏斗：侦査员的意志和被告的意志。想必是这样 的。只是，一个人许多年不断经受冻馁之苦，干着沉重不堪的劳动，脑细胞已经干 枯，丧失了它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哪有人的意志可言。长年不断的饥饿，对人 的意志、对人的内心造成的影响，完全不同于监狱里的绝食，或者饥饿的折磨—— 导致必须进行人工营养的折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大脑还没有被损坏，他 的精神还很强大，他的精神还能控制身体。假如把季米特洛夫送上法庭的是科雷 马的侦査员，世界上就不会有莱比锡审判® 了。

啊，那又怎么办呢?”

“最重要的是——把残存的理智集中起来，去猜测，去理解，去打听——对你 的指控，只有扎斯拉夫斯基和克里维茨基才能写。（按谁的要求？按谁的计划，按 什么控制数字？）你要瞧瞧，你一说出这两个人的名字，侦査员如何警偈，如何把桌 子弄得嘎吱嘎吱响。你要站稳一一提出异议！驳斥克里维茨基和扎斯拉夫斯基! 斗赢他们——你就‘自由’了。你又会回到工棚，回到‘自由’。这谎言，这独处的 愉悦，这光线和空气只能透过门缝进来的阴暗而舒适的禁闭室，全会立刻没了。 接下来又开始的是工棚，交班，十字镐，手推车，灰色的石头，冰冷的水。正确的路 何在？哪里能够获救？成功在什么地方?”

“啊，那又怎么办呢？只要您愿意，我按您的挑选，从您作业队里叫来十名见 证人。您随便说几个名字。我放他们经过我的办公室，他们全会对您表示反对。 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保证会是这样。你我都是成年人哪。”

①莱比锡审判，一九三三年德国法西斯分子策划烧毁了国会大厦,诬告是共产党人所为。主要 被告人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予以揭露，法院被迫宣告被告无罪，

惩戒区的名字，听起来简直像唱歌一样：哲尔加拉、索洛季斯特……选择惩 戒区的地点，也煞费苦心。哲尔加拉劳改营坐落在高山上，工作面则在山下的峡 谷里。这意味着干完许多小时耗尽体力的活儿之后，还得沿着从雪地里挖出的冰 冻阶梯，抓住冻坏的零星河柳往上攀登;筋疲力尽，还要拖木柴——每天一捆工棚 取暖的木柴。选择惩戒区地点的长官，当然知道这些情况。但他也懂得另一个情 况：可以让那些硬挺着的人，不愿上工或没法上工的人，从山上滚下去，或者把他 们扔下去。哲尔加拉早上“换班”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那些不走的人，身材高 大的看守就抓起他们的手脚，晃一晃，扔下山去。山下有马匹拉着拖板等候。不 上工的人，双腿被绑在拖板上，拉到干活地点。

或许正因为这样，人才成了人，在体力和耐力上都超过了任何动物。人就成 了这么一副样子。人之所以没有死掉,是他们的脑袋要在哲尔加拉的路途上砰砰 地敲击两公里。他们绑在拖板上，马匹是疾驰不起来的。

哲尔加拉有如此的地形特点，要做到所谓“一个不落地换班”，就不费吹灰之 力——囚犯都不等看守把他们扔下深渊，竭力自己一头滚下去。在别的地方，实 现“一个不落地换班”，一般都要靠警犬帮忙。哲尔加拉的警犬不参与交班。

时间是在春天,待在禁闭室里还不算很糟糕。此前我就知道在岩壁上，在永 久冻土里凿出的卡德克昌单身禁闭室，也知道“游击队员”矿的隔离室，填塞在原 木之间空隙里的苔藓，叫看守故意全扯掉了。我知道“斯波科伊内”矿的禁闭室， 那是用冬天的落叶松搭建的，结了冰，冒着水汽。还知道黑湖的禁闭室，没有地 板，地上是冰冷的水，也没有架子床，只有一张狭窄的长椅。我作囚犯已经很有经 验——能在窄长椅子上睡觉，会做梦，不掉进冰冷的水里。

劳改营的道德允许在测量、计算、完成质量等工作上欺骗长官，“做面子活”。 干任何木工活，都可以钻空子，搞欺骗。只有一件事情得老老实实地干——建劳 改营隔离室。长官的工棚，可以马马虎虎地建，然而，囚犯的监狱却应该暖和耐 用。“那可是我们自己要蹲的。”虽然这个传统多半是窃贼在推行，这样的主意仍 然有其合理的内核。不过这是理论。实际上，楔子和苔藓才是各处的主宰，劳改 营的隔离室也不例外。

哲尔加拉的禁闭室结构十分特别——没有窗户，活脱脱就像布蒂尔卡监狱著 名的“大箱子”。朝走廊开的门，门上的缝隙就代替了窗户。我在这里蹲了一个 月，吃禁闭伙食——三百克面包和一杯水。这一个月中，隔离室值日员曾两次给 我塞进来一小盆汤。

侦查员费奥多罗夫用洒香水的手帕盖住脸，同我谈话。

“想看看报纸吗，您瞧，共产国际解散了。您对这事会感兴趣的。”

不，我对这事并不感兴趣。有烟抽就好了。

“真对不起，我不抽烟。您瞧——您被指控吹捧希特勒的武器。”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您对德国鬼子的进攻颇为赞赏。”

“我对这件事几乎一无所知。我许多年没见过报纸了。六年了。”

“嗯，这不是主要的。您什么时候还说过，劳改营的斯达汉诺夫运动是弄虚作 假，是撒谎。”

劳改营里有三种份饭——三种囚犯伙食——斯达汉诺夫餐、突击餐、生产 餐——不包括惩戒餐、侦讯餐、递解餐。这些份饭，面包多少不一，菜肴质量不同。 在相邻的一个工作面，矿山监督员为每个干活的人量出一段任务距离，插上一根 马合烟卷。你把矿石运到了这个标记——烟卷就是你的，你就是斯达汉诺夫工 作者。

“这算哪门子事啊，”我说，“照我看来，这是变态，

“然后，您还说过布宁是伟大的俄罗斯作家。”

“他的确是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为我说过这句话，就可以判刑吗?”

“可以的。他是个侨民。一个心怀恶意的侨民。”

“审案”顺利进行，费奥多罗夫满心快乐，机智灵活。

“您看见了，我们是怎样对待您的。没说一句粗话。您注意——谁也没有像 三八年那样揍你。没有施加任何压力。”

“可是，一天三百克面包如何解释?”

“是命令，我亲爱的，是命令哪。我对此无能为力。这是命令，您吃的是侦 讯餐。”

“蹲没有窗户的牢房呢？我的眼睛会瞎掉，也闷得没法呼吸。”

“真的没有窗户？这不可能。总有光线能从什么地方透进来。”

“从下面的门缝隙里。”

“这不，这不。”

“冬天里会被水汽遮住的。”

“可现在不是冬天哪。”

“说得也没错。现在已经不是冬天了。”

“我告诉您，”我说。“我病了。没力气了。我多次去医务所就医，可他们从 来不免除我的劳动，让我休息。”

“您写个申请吧。这对审判和侦查会有作用。”

我探身去拿离得最近的自来水笔——笔不少，各种大小各种牌子，摆在桌上。 “别、别，请用普通蘸水笔。”

“好的。”

我写道：多次前往门诊区看病，几乎每天都去。写字太困难了——我难得有

机会写字。

费奥多罗夫把纸展平。

“别担心。一切会依法办好，

就在那一天晚上，我囚室的锁哗哗响起，门开了。值班员桌角上的“科雷马”

灯亮着，用罐头筒作的四柱汽油灯。一个穿短皮袄戴护耳软帽的人坐在桌旁。

“过来。”

我走过去。坐着的人站起来。这是莫赫纳奇大夫，一个老科雷马人，三七年 的牺牲品。在科雷马，他干过普通活，后来让他担任医疗职务。他已经被训练得 对官员惟命是从。我曾多次去营区门诊部找他看病。

“您好，大夫。”

“您好。解开衣服。呼吸，停，转过身去。弯腰。可以穿衣服了。”

莫赫纳奇大夫坐到桌旁，在“科雷马”灯摇曳的灯光下写道：

“囚犯沙拉莫夫，瓦•吉实际上很健康。在‘营区’期间不曾看过门诊。

门诊部主任医生莫赫纳奇”

一个月后，法庭向我宣读了这一段文字。

侦讯接近尾声，然而，我无论如何也搞不明白他们指控我什么。我饥饿的身 体发出哀怨，却也为不用干活感到高兴。会不会突然又把我重新放回工作面呢? 我不断驱散这些令人不安的思绪。

科雷马的夏天来得很快，很匆促。一次审讯的时候，我看见了炽热的太阳，湛 蓝的天空，闻到了落叶松淡淡的气息。山谷里还残留着脏污的冰块，然而，夏天并 不等待它们慢慢融化。

审讯拖延下去，我们“核实”了一件事情，押送兵还没有把我带走——另一人 就被带往费奥多罗夫的房子。这另一人便是我的队长涅斯捷连科。他朝我这边 大踏一步，低声说了一句:“我是迫不得已的，你要理解，我是迫不得已的，”说罢, 就消失在费奥多罗夫的房门里了。

涅斯捷连科写过针对我的指控书。见证人是扎斯拉夫斯基和克里维茨基。 可是，涅斯捷连科过去未必听说过布宁。如果说扎斯拉夫斯基和克里维茨基是下 流胚，那么，涅斯捷连科把我要到他的作业队，就是救了我一命，使我免遭饿死。 比起其他任何一个人来，我在他队里干活既不算坏也不算好。我对涅斯捷连科也 毫无怨恨。我听说他在劳改营里是第三次服刑，是个老索洛维茨人他是经验 丰富的队长——不仅懂活计，还理解饥饿汉一-不是同情，而是理解。这一点，远

非每个队长都能做到。晚饭后,所有作业队都要发一点加餐--勺稀薄的剩

汤。队长们一般都把汤留给当天干活最好的囚犯，这是劳改营当局正式推荐的办 法。加餐是公开发放的，几乎是郑重其事。既用来达到生产目的，也用来达到教 育目的。干活比别人多的人，并不总是干得比大家好。干活好的人也并不总是想 喝汤。

涅斯捷连科的作业队，是给饿得最厉害的人加餐——当然是按队长的想法和 命令办。

有一次，在探坑里，我凿下一块很大的石头。我显然无力把这块大石头弄出 探坑。浬斯捷连科看见了，二话不说就跳下坑，用丁字镐把石头刨出来，拉出了 坑……

我不愿意相信他对我写了指控书，不过……

听说去年有两个人就从这个作业队上了法庭--个是约日科夫，三个月后

是伊萨耶夫，西伯利亚一个州党委原来的书记。证人依然是那两个——克里维茨 基和扎斯拉夫斯基。对那些议论，我并不在意。

“就在这里签字，还有这里。”

等待的时间不长。六月二十日，门开了，我被带到耀眼灼人的太阳下，一块滚 烫的褐黄色地上。

“拿上物品——皮鞋、帽子。你要去雅戈德诺耶。”

①指曾经在索洛维茨劳改营关押过的犯人。该营建于一九二三年，被称为古拉格群岛劳改营的 第一批样板。

“是走路去吗？”

两个士兵把我仔细打量了一番。

“他走不到的，”其中一个说，“我们不捎他。”

“这么说，你们是不捎了，”费奥多罗夫说，“我要给侦缉组打电话。”

这两个士兵并不是提前要来的真正的指派押送兵。他们是民警侦查员，要返 回雅戈德诺耶——穿过原始林，走十八俄里一一得把我顺路带到那里的监狱。

“喂，你自己觉得怎么样?”一个侦查员问。“能走到吗？”

“不知道。”我心里十分平静。我也没有急着要去的地方。太阳晒得太烫，烧 灼着我的脸颊——它已经不习惯于明亮的光线和新鲜的空气。我坐到一棵树下。 在外面坐坐，吸进劲道十足的清新空气，吸进开始怒放的野蔷薇的芳香，我感到非 常惬意。我的脑袋眩晕起来。

“喂，我们走吧。”

我们进了葱翠的森林。

“你能走快点吗?”

“不行。”

我们不知迈了多少步。河柳的枝条拂打在我的脸上。我在树根上走得磕磕 碰碰，好不容易进了一片林中旷地。

“你，听我说，”年纪大些那个民警侦查员说，“到了雅戈德诺耶，我们要去看 电影。八点钟开始。在倶乐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我们那里，今天是夏天里的 第一个休息日。半年中第一次放电影。”

我没吭声。

他们商量了一阵。

“你歇会儿那个年轻的说。他解开袋子。“给你白面包，一公斤的。你吃 吃，休息休息——我们再走。假如不是放电影——倒也就算了。可那是放电 影啊!，，

我吃了面包，舔掉手掌上的碎屑，在小溪边卧下，小心地把冰凉甘美的溪水喝

了个够。然后我彻底瘫软无力了。天气燠热，只想睡觉。

“怎么样？走吗?”

我没唆声。

这时，他们便动手揍我。他们踩我，我大喊大叫，用双手蒙住脸。不过，他们 没有打我的脸——这些人富有经验。

他们打了我很久，使劲地打。他们越揍我，事情就越明显——我们要加快速 度一块儿走到监狱，是办不到了。

我们在森林里蹒跚而行，走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暮色苍茫，才走上贯穿整个科 雷马的干道。这条大道穿行在悬崖沼泽之间，全长两千公里，是不靠任何机械，完 全用“手推车和十字镐”筑起来的。

我被送到雅戈德诺耶隔离室的时候，几乎失去了知觉，只能勉强挪步。囚室 的门推开了，大打开来。值班员富有经验的双手，用门把我往里面压进去。只听 见人们急促的呼吸声。过了十来分钟，我试了试在地板上坐下，并朝架子床下的 木粧躺下去。又过了些时候，坐在囚室里的小偷朝我爬过来，想搜点什么东西，脱 点什么衣服，可他们的指望落空了。除了虱子，我身上一无所有。于是，窃贼大失 所望，在他们狂怒的咆哮声中，我沉沉睡去。

第二天，三点钟的时候，我被叫去受审。

闷热得厉害。呼吸很困难。有六年时间，我日夜待在清新的空气中，在军事 法庭这个屁大点的小房间里，便感到热得难以忍受。这个十二平米的小房间，一 大半划给了坐在木栅栏后面的审判员们。一小半则属于被告、押送兵和证人。我 看见了扎斯拉夫斯基、克里维茨基和涅斯捷连科。顺墙壁一溜儿摆放着没有上过 漆的粗笨长椅。两扇窗户，按科雷马的时尚装着密密的窗格，窗孔小得跟苏里科 夫画上那座緬希科夫住的桦木房子一样。碎玻璃可以装在这样的窗框上——这 也体现着一种设计思想，考虑到运输困难，玻璃易碎，以及其他许多事情，比如竖 着锯成两半的玻璃罐头瓶，也可以利用起来。当然，这一切都是为官员和机关住 房里的窗户操心。囚犯的工棚里是没有任何玻璃的。

透过这样的窗户，光线漫射开来，变得暗淡，审判长桌上便亮起一盏不装灯罩 的电灯。

审判没花多长时间。审判长逐条宣读了简短的指控书。询问了证人——他 们是否确认预审的供述。出乎我意料的是证人并非三个，而是四个——有个沙伊 列维奇表示愿意参加我的审判。我同这位证人一辈子不曾有一面之晤，从来没同 他交谈过——他是另一个作业队的。但这并不妨碍他急促刻板地说完该说的事 情：希特勒啦，布宁啦……我明白了，费奥多罗维奇叫上沙伊列维奇是为防备万

--假如我冷不防对扎斯拉夫斯基和克里维茨基提出异议怎么办。不过费奥

多罗维奇是白操心了。

“对审判员有问题要提吗？”

“有。这已经是从哲尔加拉矿来的第三名犯第五十八条的被告了——为什么 证人同样是那几个呢?”

“您的问题与本案无关。”

我相信会遭重判——枪毙是那些年的传统。而且还是在开战一周年之际，即 六月二十二号进行审判。审判员——他们一共三人——商量了三分钟，就宣布判 我“服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下一个!”

走廊里有靴子走动起来，发出橐橐的声音。第二天，我被送去羁押站。办理 新人事档案的手续开始了，那是我不止一次经历过的一一按无数手印，填表，拍 照c现在，我已经被称作某某，犯第五十八条第十款，刑期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 年。我已经不是带可怕字母“T”标记的犯人。这事意义重大，没准救了我一命。

我不知道涅斯捷连科、克里维茨基后来情况如何。有传言说克里维茨基死 了。扎斯拉夫斯基则回到莫斯科，加入了作家协会，哪怕他一辈子根本没写过任 何东西，除了告密信。我曾经远远地看见过他。事情毕竟不在扎斯拉夫斯基们， 不在克里维茨基们。判决后，我是可以立刻杀死那些告密者和伪证人的。假如庭 审后我回到了哲尔加拉，我一定会把他们杀掉。可是，劳改营制度有规定，使重新 判刑的犯人，永远不能回到他审判前待过的那座劳改营。

一九六〇

世界语

一名流浪演员，是个囚犯，让我想起了这个故事。劳改营文艺宣传队的音乐 会结束后，主演，也是导演和剧院木工，提到了斯科罗谢耶夫这个姓氏。

我的脑子被烧灼了一下，想起了三九年的羁押转送站、伤寒检疫站，还有我 们，五个人。每一次发配，所有递解的路途，所有冰天雪地里的“罚站”，我们都经 受住了，挺过去了，但仍然被劳改营的大网捕获，拋进了茫茫无际的原始林。

我们一行，五个人，在到达我们将要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之前，都没有彼此打 听，互相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什么。听到要解送的消息后，我们的表现各不相同： 其中一人疯了，以为要带他去枪毙，结果他却活下来了。另一人耍花招，而且几乎 耍赢了命运。第三个是我，一个从金矿来的人，一具冷漠的骨头架子。第四个是 能工巧匠，七十多岁。第五个是——

“斯科罗谢耶夫，”他说，踮起脚后跟，好盯一眼每个人的眼睛。“死嗑佬…… 懂吗?”

我对一切都无所谓，但是永远不使用谐音双关语。然而，能工巧匠接下了 话茬：

“你过去作什么工作?”

“我是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农艺师。”

接收这群递解犯的煤炭勘探队队长，翻了翻斯科罗谢耶夫的“档案”。

“长官公民，我还会……”

“我让你去作守卫……”

在勘探队，斯科罗谢耶夫满腔热情地干着守卫工作。他寸步不离岗位——害 怕伙伴们会利用他的任何一个疏失，打他的小报告，出卖他，引起长官的注意。还 是别冒险为好。

有一次，整整一夜风雪交加。前来换班的是加利奇人纳伦斯基——他长着淡 褐色头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俘虏，因密谋复辟奥匈帝国获刑。在一大群“托洛 茨基分子”和“破坏分子”中，干这种破天荒的稀罕事，他为此多少感到自豪。纳 伦斯基接过斯科罗谢耶夫的班，笑着说，就连在大雪天，在暴风雪中，斯科罗谢耶 夫也没有离开自己的岗位。他的忠诚被注意到了，翅膀渐渐硬起来。

营里的马死了。这倒不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在远北地区，马匹干活并不给 力。可那是肉哇！是肉哇！马皮需要剥下来，尸体在雪地冻住了。没找到行家和 愿意干这件事的人，就把斯科罗谢耶夫叫去了。长官又惊又喜——有毛皮和马肉 哇！毛皮上报，马肉下锅。整个工棚，整个小镇，都在议论斯科罗谢耶夫。肉哇， 肉哇！大家把死马拖进澡堂，斯科罗谢耶夫把它化开，剥下毛皮，开膛破肚，去掉 内脏。毛皮在严寒中冻结后入了库。马肉我们却没有吃成——长官在最后一刻 改变了主意——没有兽医呀，证书上没签字啊！人们写了个证明，把马尸砍成块， 当着长官和工地主任的面，在火堆里烧掉了。

我们勘探队寻找的煤，并没有找到。大家五个十个地，一小批一小批地开始 离开劳改营，去了转运站。这些人过山穿林走了，永远离开了我的生活。

我们生活的地方仍然是勘探队，而不是矿场，对此，人人心里明白。每个人都 力求在这里待得更久一些。每个人都想方设法“滞留”下来。有人干活异常卖 力。有人祷告的时间比平日更长。我们生活中有了担忧。

来了一名押送兵。从山那边来了一名押送兵。是来带人的吗？不是，押送兵

没带人走，一个人也没带走！

深夜，工棚里搞了一次搜查。我们没有书，没有刀子，没有化学铅笔、报纸、纸 张，搜什么呢？

他们收走私人衣物。私人衣物——不少人都有私人衣物，因为在这个勘探队 里也有雇用人员工作，它是一个没有设押送兵的勘探队。是防止逃亡吗？是执行 命令吗？是制度变了吗？

什么都收走了，没有作任何记录、登记。收走了就是收走了！大家愤怒得不 行。我想起来，两年前，在马加丹，也收走了千百个递解队、成千上万人的私人衣 物。那些不幸的囚犯把千万件皮祅、暖和的大衣、高领绒线衫、贵重的西服带到大 北方，带到远北地区，都是为了必要时用来行贿，在关键时刻救自己一命。然而, 求生之路在马加丹的澡堂里被切断了。私人衣物在马加丹的澡堂外面堆成了一 座座小山。小山比水塔还高，比澡堂的屋顶还高。这是暖和的衣服堆成的山，是 悲剧之山，是遽然中断的人的命运之山——从澡堂里出来的所有人，注定只有死 路一条。唉，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使之不被窃贼偷走，免遭工棚里、车厢里、转运 站里的公开抢劫，这些人作了多少斗争啊。从窃贼手上救下来、藏起来的所有东 西，却在澡堂里被国家统统夺走了。多么简单哪！这是两年前的事情，现在重 演了。

漏到各矿场的私人衣物，后来又遭到收缴。我想起一天夜里，我被叫醒了，工 棚里每天都搞搜查，每天都把人带走。我坐在架子床上抽烟。正在进行新一轮搜 查，收缴私人衣物。我没有私人衣物——全留在了马加丹的澡堂里。但我的伙伴 们是有的。都是些珍贵之物，是另一种生活的象征。这些衣物虽然腐朽、破烂、没 有修补——没有时间也没有力气去修补，但毕竟是自家的。

所有人都站在自己的铺位前面等候着。侦査员坐在灯旁写记录，搜査和没收 记录——劳改营里是这么说的。

我坐在架子床上抽烟，心平气和，毫无怒气。只希望搜查快点结束，可以睡 觉。但是，我看见我们的值日员，他叫普拉加，用斧头砍破了自己的西服，把床单

撕成一块块，把皮鞋劈成碎片。

“只能拿去作包脚布了。我交出的只是包脚布。”

“把他的斧子拿掉，”侦查员大声叫道。

普拉加把斧子扔在地上。搜查停下来。普拉加撕掉、割破、毁坏的都是自己 的东西，他的私人物品。这些东西还没来得及登记。普拉加见没有人抓住他的双 手，就当着我的面，也当着侦查员的面，把私人衣物统统变成了破布。

这是一年前的事情。现在重演了。

大家情绪激动，满腔怒气，久久无法入睡。

“对我们来说，抢我们的东西，窃贼和国家，没有任何区别，”我说。大家都同 意我的说法。

守卫人斯科罗谢耶夫比我们提前两小时去换值守的班。我们两人一排—— 在原始林小路上只能这么走路——挨到了管理处，一个个怒气冲冲，又感到十分 屈辱。人身上深深存有天真的正义感，或许根深蒂固。似乎是受了委屈？是生 气？是发怒？这该死的搜查——已有千百次的实例。心底有东西在汹涌，比意 志，比生活经验的力量更强大。囚犯们愤怒不已，面色铁青。

长官维克多•尼古拉耶维奇•普卢塔洛夫站在管理处的门廊上。这官儿的 脸也气得铁青。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在管理处前面停下，我马上就被叫进普卢塔 洛夫的办公室。

“那么，是你在说，”普卢塔洛夫咬着嘴唇，蹙眉瞅了我一眼，很艰难很不舒服 地朝办公桌后面的小凳子上坐下去，“国家比窃贼更坏？”

我没吭声。是斯科罗谢耶夫告的密！普卢塔洛夫先生是个急性子，他没有隐 瞒他的线人，还没等到两小时呢！也许问题并不在这里？

“你们的谈话与我不相干。但是，既然有人向我报告，或者，你们是怎么说? 密报?，，

“是密报，长官公民。”

“没准是说告密?”

“是告密，长官公民。”

“上工去吧。这可是你们自己要互掐。政客！世界语言嘛。大家互相都懂 的。我可是个长官——有人向我密报，我就得有所反应……”

普卢塔洛夫怒冲冲地吐了口唾沫。

过了一礼拜，我随下一个解送队离幵了勘探队，离开了这幸福美好的勘探队， 去了一座大矿。在那里，第一天我就替代马匹，胸脯抵着木杆，去推古老的绞车。 斯科罗谢耶夫在勘探队留下来。

正在举行劳改营业余音乐会，流浪演员报幕。他报完节目，就跑进化妆室，就 是一间医院帐篷，去为那些没有经验的演员打气鼓劲。“音乐会进行得不错！音 乐会进行得蛮好，”他贴着每个演员的耳朵小声说道。“音乐会进行得蛮好，”他 在化妆室里边走边大声宣布，用一块肮脏的破布，擦滚烫的脑门上浸出的汗水。

一切跟大演员一样，再说，落人囹圄之前，这流浪演员也曾经是个大演员。有 人在台上以非常熟悉的声音朗诵了左琴科®的短篇小说《柠檬水》。报幕人朝我 俯下身来：

“给我口烟抽。”

“抽吧。，’

“简直不敢相信报幕人突然说，“假如不知道是谁在朗诵，你会以为那是母 狗斯科罗谢耶夫。”

“斯科罗谢耶夫? ”我明白了，舞台上传来的声音使我想起了谁的腔调。

“是的，我可是学世界语的。你明白吗？那是世界的语言。可不是什么‘简 化英语’。我就是因世界语遭判刑的。我是莫斯科世界语协会的会员。”

“是因第五十八条第六款吗？因间谍罪？”

“这还用问？”

“判十年?”

①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左琴科（1895—1958)，苏联著名幽默讽刺作家。

“是十五年。”

“斯科罗谢耶夫呢?”

“斯科罗谢耶夫是协会理事会副主席。就是他把大家出卖了，他给所有人捏 造了罪名……”

“那个小个头?”

“就是他。”

“他现在在哪里?”

“不知道。真想亲手卡死他。我把你当朋友相求，”——我同他认识不超过 两小时——“假如你看见他，遇到他，就直接扇他一耳光。一耳光，可以抵销他对 你犯下的一半罪行。”

“终究可以抵销一半?”

“可以抵销，可以抵销

可是，左琴科短篇小说《柠檬水》的朗诵人已经下了舞台。这不是斯科罗谢 耶夫，而是一个身材修长的人，长得像罗曼诺夫家族的亲王、男爵，普希金的后裔 曼德尔男爵。我瞧着普希金的后裔，大感失望，而报幕人已经把下一个祭品送上 舞台。正朗诵“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

“您听，”男爵朝我俯过身来，小声地说，“这难道是诗？ ‘狂风吼叫，雷声轰 响’？诗可不是这样的。想想真可怕，就在同一时间，同一年，同一天和同一小时， 勃洛克却写下了《以火与黑暗发誓》，别雷则写了《蔚蓝色里的黄金》……”

我羡慕男爵的幸福——他拋开思虑，逃进诗里，藏匿起来，躲在其中。而我不 善于这样做。

什么事情都没有忘记。多年过去。获释后，我来到马加丹，企盼得到真正的 解放，渡过这可怕的大海。二十年前，我就是经这大海被送到科雷马的。尽管我 知道，在我无尽的漂泊中，生活将会多么艰难，我却不愿意留在这万恶的科雷马土 地上，哪怕一小时。

我的钱勉强够用。一辆顺路汽车，一公里付一卢布，傍晚时分把我送到了马 加丹。城市笼罩着微茫的暗夜。我在这里有些熟人。应该是有的。不过在科雷 马找人，都是白天，而不是夜晚。夜里谁也不会开门，哪怕听到的是熟悉的声音。 我需要有个屋顶，有间床睡觉。

我站在汽车站里，瞧着被人体、什物、口袋、箱子盖得密密实实的地板。万不 得已时……只是这里跟外面一样冷，气温是零下五十度。铁炉子没有生火，门砰 砰地打开关上，没完没了。

“好像我们认识吧?”

在这酷寒中，就连遇到斯科罗谢耶夫，我也感到高兴。我们隔着手套握了 握手。

“到我家过夜去，我这里有个房子。我早就获释了，房子是贷款建的。还讨了 老婆。”斯科罗谢耶夫哈哈大笑起来。“我们喝喝茶……”

天实在太冷，我答应了。我们沿山坡和坑洼走了很久。马加丹夜色沉沉，笼 罩在寒冷、昏暗、白茫茫的雾霭中。

“不错，我建了一幢房子，”我歇下来抽烟的时候，斯科罗谢耶夫说，“是贷款 建的。国家贷款。我决心筑个窝。筑个北方的窝。”

我喝够了茶。躺下来，睡去了。可是，尽管走了很长的路，却睡得不踏实。不 知为什么，昨天过得有点糟糕。

我醒来，洗脸，抽起烟，终于明白了昨天过得不好的原因。

“啊，我要走了。我这里有个熟人。”

“您把箱子留下吧，等找到了熟人再回来拿。”

“不，用不着再爬一次山。”

“就住我这里好了。不管怎么说，总是老朋友嘛。”

“是的，”我说，“再见了。”我把短大衣扣上，提上箱子，已经抓住门把手。“再 见了。，，

“钱呢?”斯科罗谢耶夫说道。

“什么钱?”

“床费呀，过夜费呀。这可不是免费的。”

“对不起，”我说，“我没有想到。”我放下箱子，解开短大衣，在口袋里摸到钱， 付给他，走进了白天微黄的雾霭中。

一九六五

一九三八年后，巴甫洛夫荣获勋章，得到了新的任命——作了鞑靼共和国的 内务人民委员。他的晋升手段是明摆着的——整个整个作业队都在挖墓坑。糙 皮病和窃贼，押送兵和饮食性营养障碍，都在拼命肆虐。治疗虽有迟误，也可能使 一些人，或者说得确切些，使一些东西免于一死;但被救活的人，却变得永远没了 人样。那个时候的哲尔加拉,三千在册人员中只有九十八人上工——其余的都免 予劳动，要么进了数不清的“康复站”、“康复点”，要么得到暂时释放。

大医院的伙食有了改善，特劳特说，“为了治好病，应该让病人吃好，让他们洗 澡”，这话也广为流行。大医院里还实行营养伙食——好几种不同的“餐食”。诚 然，食物的花样不多，“餐食”常常彼此没有什么区别。不过仍然……

医院行政当局得到特别允许，为特重病人供应特餐——那是医院菜单上没有 的。吃特餐的人，范围限制得很窄，三百个床位只有一两个名额。

只有一件事情令人痛苦：那些吃特餐的病人，尽管得到了小煎饼、肉饼，还有 什么足够神奇的美食，却已经吃不下任何东西。他们只是舔舔勺子上的这菜那 菜，在临终前的疲惫中歪着脑袋。

按照传统，这些剩下的奢华的餐食，该由他的邻铺，或照顾这危重病人，帮助

过卫生员的志愿者享用。

这是辩证三段式的一个悖论，一个反命题。特餐要到了病人已经无力进食的 时候才发放。作为特餐实行基础的惟一可能的原则是：发给身体最衰弱、病情最 危重的人。

因此，开特餐就成了濒临死亡的预兆和标志。病人按理应该害怕吃特餐，不 过得到特餐的人此时已经意识模糊，感到害怕的并不是他们，而是还保有正常神 志和知觉的吃前一个伙食级别的人。

每一天，医院科室主任都要面临这个并不令人愉快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所 有回答，看起来都十分缺德——特餐今天该发给谁。

我旁边躺着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由于饮食性营养障碍，正奄奄待毙。在那 些年代，饮食性营养障碍叫作多种维生素缺乏症。

特餐变成了死刑犯行刑日可以为自己订用的饭菜，那是死刑犯的最后意愿， 监狱当局必须给予满足。

小伙子不吃饭——不喝燕麦汤，不喝大麦米汤，不吃燕麦粥，不吃大麦米粥。 到了他拒绝吃碎麦米粥的时候，就把他转为吃特餐。

“米沙，你明白吗？你想吃什么，就给你做什么。你明白吗?”医生坐在他的 床上，说道。

米沙幸福地微微露出笑意。

“啊，你想吃什么？肉汤吗?”

“不……”米沙摇一阵头。

“肉饼呢？肉馅包子呢？果酱油煎饼呢?”

米沙摇着头。

“啊，你自己说，你说呀……”

米沙哑着嗓子说了句话。

“什么？你说什么？”

“面疙瘩汤。”

“是面疙瘩汤吗？”

米沙肯定地点着头，面带微笑，朝枕头靠去。枕头里散落出干草屑。

第二天，煮了“面疙瘩汤”。

米沙有了活气，拿上勺子，从热气腾腾的饭盆里S起一块，舔着。

“不，我不想吃，不好吃。”

傍晚，他死了。

第二个吃特餐的是维克多罗夫。他疑似患胃癌。为他开了整整一个月特餐， 病员们发火了，说他并不会死掉，本该把这份宝贵的餐饭发给别人。维克多罗夫 什么也没吃，最终死了。他没患癌症，他的病是最普通的衰竭——饮食性营养 障碍。

工程师杰米多夫作了乳突炎手术，给他开特餐的时候，他执意不要：

“我并不是病房里最重的病人。”他断然拒绝，倒不是因为特餐是一个可怕的 东西。不是。杰米多夫认为他无权吃这种伙食，这种伙食可能对其他病人更有好 处。医生们想以正式的方式，为杰米多夫做件好事。

这就是特餐。

布加乔夫少校的最后一战

这些事情的始末，大概经历了很长时间——因为在远北地区，几个月简直就 是几年。人们在那里获得的经验实在太多了。这一点连国家也承认，所以不断给 远北地区的工作人员增加工资，给予更多的优惠。这个希望之国，原来却遍布着 流言、猜度、推测和假想，在这个国家，任何一个事件,在机要通信员以最高速度将 地方长官的报告呈递到某“最高层”之前很早，便以奇谈轶闻广为流散。

曾经有一个传言：一位路过的高官抱怨说，营里的群众文化工作真是问题百 出，文化工作组织者布加乔夫少校便对这位客人说：

“放心吧，长官公民，我们筹办一场音乐会，让整个科雷马热议纷纷。”

这个故事可以从外科医生布劳德的一个呈报开始，他是从中心医院派遣到战 区来的。

也可以从雅什卡•库琴的一封信说起。他是一名来自囚犯的卫生员，曾经住 院。他的信是用左手写的——他的右肩被步枪子弹打穿了。

或者,从波塔宁娜大夫的故事开始。她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发生意 外事件的时候，她正好外出了。正是这次外出，被侦査员断定为“伪造不在现 场”，是犯罪性不作为，或在法律术语上还有别的什么说法。

三十年代逮捕人，真是随心所欲。随着社会主义的巩固，阶级斗争的理论渐 渐走红，荒谬而可怕。被捕的人是这种理论的牺牲品。教授、党务工作者、军人、 工程师、农民、工人，挤爆了当时的监狱。可能除了个人的正派和天真之类，一句 话，除了与其说给当时“司法机关”的惩处工作增加难度，不如说减轻这工作的品 质，这些人完全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东西。团结一致思想的欠缺，极大地削弱了 被捕者精神的坚定性。他们既非当局的仇敌，也非国家的罪人。他们直到死，也 完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应该去死。他们的自尊，他们的怨恨，都失去了支撑。而 且，他们与世隔绝，在茫茫的科雷马荒野里死去——死于饥饿、严寒、超时的劳动、 殴打和疾病。他们很快学会只顾自己，不顾别人。这正是官员所力求的状况。活 下来的人，精神道德完全堕落，他们的身体也失去了从事体力劳动必需的素质。

战后，一船又一船从意大利、法国、德国遣返的人员，经最短的路途，来到远东 北地区，接替这些人。

这些遣返人员，不少人具有另一种能耐，带着战争中养成的习惯——勇敢无 畏，善于冒险，只信奉武器。他们都是些指挥官和士兵，飞行员和侦察员……

劳改营当局习惯了“托洛茨基分子”的百依百顺和奴隶般的服从，心安理得， 毫无忧虑，从未料到会发生任何新的事件。

新来的人询问幸存下来的“土著”：

“为什么你们在食堂喝汤吃粥，却把面包拿到工棚里去？为什么不用菜汤就 着面包吃，就像全世界那种吃法?”

本地居民张开蓝幽幽的嘴巴，露出患坏血病而摇摇欲坠的牙齿，微笑着，回答 天真的新来者：

“再过两周，你们就会人人明白，也会这么做。”

如何告诉他们，说他们一辈子还从来不知道真正的饥饿，接连许多年的、能摧 毁意志的饥饿——而且无法抗拒支配着你的尽量延长吃饭过程的强烈愿望，在工 棚里拿一杯滚烫而索然无味的“化雪开水"，在极度的愉悦中吃完、吮尽自己的一 块面包。

但并非所有新来的人，都轻蔑地摇着脑袋，走到一边去。

布加乔夫少校还懂得点别的事情。他很清楚，人家是将他们运来送死的，也 就是替换这些半死不活的人。他们是秋天运来的——眼见冬天将近，你哪里也去 不了。但是到了夏天，即使根本跑不掉，那也宁肯一死一一作自由人而死。

整个冬天，都在编织这张二十年来几乎绝无仅有的密谋之网。

布加乔夫知道，越过冬天，然后能够逃出去的，只有那些不去参加普通劳动、 不下矿井的人。经过几周的班队劳动，就谁也逃不到哪里去了。

密谋的参与者们，慢慢地、一个接一个地干上了服务工作。索尔达托夫成了 炊事员。布加乔夫本人则干上了文艺组长。还有一名医士、两名队长、一名过去 的机械师伊瓦先科，到警卫队修理武器。

但是没有押送队押送，不放他们任何人“走出铁丝网”。

科雷马光彩夺目的春天到了，没有雨水，没有浮冰，没有鸟鸣。积雪在太阳的 烤灼下一点点消融。那些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山坳里、冲沟里的积雪，仍旧像一片 片天然的银矿石——要留到第二年。

于是，约定的日子到了。

有人在敲小小值班室的门。值班室就在劳改营大门旁边，有一个进出口，按 规定，随时有两名看守值班。一个值班员打着哈欠，望望挂钟。是早上五点。“才 五点呢，”他想道。

值班员掀开门钩，把敲门的人让进来。这是劳改营的囚犯炊事员索尔达托 夫，来取食品贮藏室的钥匙。钥匙总是保管在值班室。炊事员索尔达托夫一天三 次前来取用这些钥匙。用后再送回来。

本来应当由值班员亲自打开厨房的柜子。但值班员知道,要监督炊事员，那 可是徒劳无益的事情。如果炊事员存心要偷，无论什么锁也是锁不住的一一所 以，干脆把钥匙交给炊事员去用。再说，这是早上五点钟。

这名值班员在科雷马已经干了十多年，早已领取双薪，并且千百次地把钥匙

交到炊事员手上。

“拿去吧，”说罢，值班员拿起一根直尺，俯下身子去打早报表的格子。

索尔达托夫绕到值班员背后，从钉子上取下钥匙，放进口袋里。突然，他从背 后一把抓住值班员的咽喉。这一刻，门打开了，伊瓦先科和机械师进了值班室劳 改营一侧的门。伊瓦先科帮着索尔达托夫掐死看守，把他的尸体拖到橱柜后面。 伊瓦先科把看守的手枪插进自己的衣袋。从那扇向外开的窗户，可以看见第二名 值班员从小路回来了。伊瓦先科匆匆穿上死者的军大衣，戴上大檐帽，扣上皮带， 在桌旁坐下，就像看守那样。第二名值班员推开门，跨进黑洞洞的小值班室。就 在这一刻，他被一把抓住，狠狠掐死，也扔到了橱柜后面。

索尔达托夫穿上了他的制服。现在，两名策划者有了武器和军装。一切都照 布加乔夫的安排和计划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出乎意外的是，第二名看守的妻子走 进值班室一-她也是来取钥匙的，她的丈夫偶然带走了钥匙。

“不要掐死娘们，”索尔达托夫说。于是，把她捆起来，往嘴里塞一条毛巾，推 到屋角上。

一个作业班正下工回来。这个情况是预料到的。一名押送兵刚刚跨进值班 室，立即被缴了械，被两个“看守”五花大绑起来，步枪也落入了逃亡者之手。从 这一刻起，布加乔夫少校担当起指挥者。

劳改营大门前的场地,处于两侧角落上岗哨的火力范围内，那里站着哨兵。 不过，哨兵并没有发现任何特殊情况。

作业班集队上工时间提前了一点，可是在远北地区，谁能说得清什么是早什 么是晚呢？估摸着，是早了一点。不过，也可能是晚了一点。

作业班-共十个人——以两人一排的队列沿大路去矿井。囚犯队列前

后六米处，按条例规定，走着穿军大衣的押送兵，其中一人双手端着步枪。

哨兵从岗楼上看见作业班从大路拐向小道，这小道从警卫队的住房旁边经 过。警卫队住着押送队的士兵一-全队有六十人。

押送兵的寝室在里边，但紧靠大门就是押送队的值班室和放着枪械的枪架。 值班员坐在桌前打吨。他蒙蒙昽昽地看见一名押送兵正带着一队囚犯从警卫队

窗前的小道上走过。

“这大概是切尔年科，”值班员没认出押送兵，估摸道。“必须打他的小报 告。”值班员是个勾心斗角的行家，只要有法可依，就不会放掉整人的机会。

这是他的最后一个念头了。门“砰”地打幵，三名士兵冲进来。两个冲向寝 室大门，第三个抵近值班员射击。一群囚犯跟在士兵后面跑进来——全都扑向枪 架。步枪和冲锋枪统统落到他们手里。布加乔夫少校奋力推开卧室大门。里面 的士兵，还穿着衬衣，打着赤脚，一窝蜂向大门扑来。但射向天花板的两梭子弹镇 住了他们。

“全都趴下！ ”布加乔夫命令道，士兵们爬到了床下。冲锋枪手留在门槛边

守护。

“作业班”不慌不忙地换上军装，储上食品，备好武器弹药。

除了饼干和巧克力，布加乔夫没有吩咐带任何食品。不过，枪支弹药，能带多

少就带多少。

一名医士把一只装急救物品的袋子挎在肩上。

逃亡者们觉得自己又成了 士兵。

他们面前是原始林，但它是否比斯托霍德河的沼地更可怕呢？

他们走上大路。在路上，布加乔夫举手叫停了一辆卡车。

“下来!”他打开卡车的驾驶室门。

“可我……”

“下来，听好了，下来。”

司机下了车。坦克部队中尉格奥尔加泽坐上了驾驶座。布加乔夫坐在他旁 边。士兵逃犯爬上卡车，卡车飞奔而去。

“好像在这里拐弯。”

汽车拐进了一个……

“开足马力……”

布加乔夫骂了一声。

他们驶进原始林，仿佛没入了浩瀚的水中——很快就在渊默巨大的森林里消 失得无影无踪。他们借助地图，走着直道，没有迷失日夜思念的通往自由的道路， 在被大风吹折的神奇树木间穿行。

远北地区的树木跟人一样，横躺在地上死去。它们强大的根系像猛禽的巨 爪，死死地抓住石头。无数幼芽的根须，从这些巨爪下深人永久冻土。每年夏天， 冻土总会消退一点，褐色的根须便飞快地钻进每一寸融化的土地，在那里固定 下来。

这里的树木要三百年才能长成。在这些细弱的根系上，它们沉重而强壮的身 躯缓慢生长。

被暴风摧折的树木，仰面朝天倒伏在地，躺在一层鲜艳的玫瑰色或油绿色绵 软厚实的苔藓上，头朝着同一个方向死掉。

大家开始安排睡觉，行动很快，习以为常。

只有阿绍特和马利宁怎么也安静不下来。

“你们怎么啦?”布加乔夫问。

“阿绍特总对我说，亚当从天堂派到锡兰去了。”

“怎么是锡兰？”

“那里的穆斯林是这样说的，”阿绍特说。

“可你是什么——是鞑靼人，对吧？”

“我不是鞑靼人，妻子是鞑靼人。”

“从没听说过，”布加乔夫笑着说。

“对呀，对呀，我也没听说过,”马利宁也附和道。

“好啦，睡觉吧！……”

天气很冷，布加乔夫少校醒过来。索尔达托夫坐着，把枪放在膝盖上，非常专 注。布加乔夫仰躺下，用眼睛寻找北极星——那是旅行者们喜欢的星星。这里, 星座的分布与在欧洲、在俄国看到的不同。星空图稍微有点倾斜，大熊星座爬向 了地平线。原始林一片沉寂、森严，巨大的、遍体结节的落叶松互相隔得很远。森 林静得令人惊恐。这种宁静，每一个猎手都是熟知的。这一次，布加乔夫可不是 什么猎手了，他是一头被人跟踪的野兽——森林的宁静使他感到三倍的惊恐。

这是他身处自由的第一个夜晚，是经历了布加乔夫少校恐怖之路的漫长岁月 后，第一个自由自在的夜晚。他躺着，回忆着眼前一幕幕展开的事情是如何开始 的。这多像一部情节紧张的电影，仿佛布加乔夫亲手将所有十二条生命的电影胶 片卷绕起来，让发生的事情以惊人的速度闪现出来，而不是让胶片每天慢悠悠地 转动。现在已经映出“剧终”二字了，他们已经获得了自由。下一步将是斗争、角 逐、活命……

布加乔夫少校想起了德国集中营。他是一九四四年从那里逃出来的。战线 向城市逼近。他在一个大型集中营里开载重汽车，正进行大搬运。他想起他如何 把汽车开足马力飞奔，压倒带刺藜的单排铁丝网，将匆匆立起的木柱拔起来。哨 兵开枪射击，到处一片叫喊。他在城里四面八方疯狂乱窜，又丢弃汽车，整夜整夜 地朝战线奔走，而迎接他的，却是特别处的审问。他被指控搞间谍活动，判二十五 年监禁。

布加乔夫少校想起弗拉索夫的密使带着他的“宣言”到来，来到饥饿、疲惫、 受尽折磨的俄国士兵当中。

“你们的政权早已拒绝接收你们。在你们的政权眼中，任何被俘人员都是叛 徒，”弗拉索夫分子说，并出示了刊载着命令和讲话的莫斯科报纸。这一点被俘者 们早就知道。难怪只有俄国俘虏没有收到邮包，而法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所 有各国的俘虏都收到了邮包、信件。他们有同乡会，友情深厚。俄国人却什么也 没有，除了饥饿，除了对世间一切的仇恨。因此，许多逃出德国集中营的战俘加入 了“俄罗斯解放军”，这一点也不奇怪。

布加乔夫一直不相信弗拉索夫那些军官，直到他本人回到红军部队。但弗拉 索夫的人所讲的一切，都没有错。政权不需要他,政权害怕他。

接下来便是装铁窗带押送兵的保暖列车，是通向远东、通向大海的许多天路 程，是轮船的船舱和极北地区的金矿，以及饥饿的冬天。

布加乔夫微微抬起身子，坐下来：索尔达托夫向他招了招手。着手这件事 情，可得归功于索尔达托夫，尽管他是最后被拖进这个密谋的人之一。索尔达托 夫并不害怕，并不惊慌，没有叛变。索尔达托夫是好样的！

飞行员赫鲁斯塔列夫大尉躺在他的腿边，他的命运同布加乔夫相似。飞机被 德国人击落，他被俘、挨饿、逃跑——最后是审判和劳改营。这时，赫鲁斯塔列夫 翻过身来，一侧脸颊比另一侧更红，枕着的这一侧脸颊躺得太久。几个月前，布加 乔夫少校第一个同他商量逃跑，认为宁肯死掉，也不过囚犯的日子，宁愿拿起武器 牺牲，也强于在枪托下、在押送兵的皮靴下挨饿、干活、疲累而死。

无论赫鲁斯塔列夫还是少校，都是很能干的人，那个小小的机会——现在十 二个人的性命都已押在上面——已经千思百虑地讨论过了。计划要夺取机场、飞 机。这地方有几个机场。现在，他们正穿过原始林，到最近的一个机场去。

赫鲁斯塔列夫正是逃亡者们攻击部队后派人去找的那个队长——布加乔夫 不愿丢下这个最亲密的朋友。他，赫鲁斯塔列夫，此刻正睡着，很安详，很镇定。

在他旁边的是伊瓦先科，一名军械师，修理过警卫队的手枪和步枪。伊瓦先 科了解了取得成功的所有条件：武器放在哪里，什么人什么时候在队里值班，哪 里是弹药补给库。伊瓦先科过去当过侦察员。

列维茨基和伊格纳托维奇紧挨在一起，睡得很沉，他俩都是飞行员，是赫鲁斯 塔列夫大尉的伙伴。

坦克手波利亚科夫把双手伸到大个子格奥尔加泽和秃头乐天派阿绍特背上。 这个乐天派姓什么，少校现在想不起来了。萨沙•马利宁也睡着，把卫生袋放在 头下。他是劳改营里的医士，过去是军医士，现在任布加乔夫特别小组的私家 医士。

布加乔夫笑了笑。想必每个人对这次逃亡都有各自的想象。一切进行得很 顺利。所有人凭只言片语便能相互理解。不过，布加乔夫并不仅仅因此就认为自 己做得正确。每个人都知道，事情该怎么发展就会怎么发展。有指挥员，有目的。 指挥员坚定不移，目的难以达到。有武器。有自由。能够平平静静地酣然入梦,

甚至在这空旷的，没有阳光，没有树影，泛着奇异光线的极地淡紫色的夜晚。

他给他们许诺自由，他们也得到了自由。他带领他们赴死，他们也并没有害 怕死亡。

“直到最后一天，”布加乔夫想道，“都没有一个人出卖。”当然，劳改营里许多 人都知道他们在筹划逃亡。好几个月，人们都在接近他们。许多人，布加乔夫曾 开诚布公地同他们谈过，但他们拒绝了，可也没有任何人到值班室去告密。这种 情况，使布加乔夫对日子泰然处之。“真是好样的，好样的！”他常常微笑着低声 说道。

他们吃点饼干，吃点巧克力，又默默地前进。一条依稀可辨的小道引导着 他们。

“这是一条熊道!”谢利瓦诺夫说，他是西伯利亚的猎人。

布加乔夫和赫鲁斯塔列夫登上一个山口，走近一个测绘三脚桩，用望远镜往 下瞭望——只见两条灰色的带子，一条是河，一条是公路。河上没什么动静，可是 在广袤的空间，绵延几十公里的公路上，却挤满了载人的卡车。

“大概是闪犯吧，”赫鲁斯塔列夫估计道。

布加乔夫仔细望了望。

“不，这是士兵。是来追捕我们的！我们只得分开了，”布加乔夫说，“八个人 留在干草堆里过夜。我们四个穿过那道峡谷。如果一切顺利，早上就回来。”

他们绕开小树丛，走进一条河床。该往后撤了。

“瞧，他们的人太多啦，我们还是沿小溪往上爬吧。”

他们喘着粗气，迅速沿河床往上爬。石头往下飞落，哗啦啦、轰隆隆地发响， 直接飞到进攻士兵的脚下。

列维茨基转过身来，骂了一声就倒下去。一颗子弹正好射中了他的眼睛。

格奥尔加泽在一块巨石边站住，转过身，用自动步枪扫射了一梭子弹，使正沿 峡谷往上爬的士兵停下脚步。不过没待多久——自动步枪哑了，只有一支步枪在 射击。

赫鲁斯塔列夫和布加乔夫少校已经登上一个高得多的地方，到了山口。

“你一个人往前走，”少校对赫鲁斯塔列夫说，“我来射击。”

他不慌不忙地击毙每一个暴露出来的人。赫鲁斯塔列夫返回来叫道：

“他们来了，”接着便倒下去。几个人从一块巨石后面飞奔出来。

布加乔夫向前一冲，向奔跑的人群开枪射击，从高地上的山口猛冲向狭隘的 河床。他随势抓住一条柳枝，站稳身子，再爬到一边。几块石头，被他撞滚落，发 出隆隆的响声，还没有落到谷底。

他在没有道路的原始林里行进，直到精疲力竭。

在一片林中旷地上空，太阳冉冉升起。躲在草垛里的人，能在林中空地的四 面yv方，清楚地看见穿军服的人影。

“完了，是吧?”伊瓦先科问道，用胳膊肘推椎哈恰图良。

“怎么完了？”阿绍特说，一边瞄准。步枪啪地一响，一名士兵倒在了小路上。 顿时，四面yv方向草垛射击开了。

士兵们奉命沿沼地向草垛冲来，射击声嗒嗒不断，传来阵阵呻吟。

进攻被击退了，几名受伤的人躺在沼泽的小草丘上。

“卫生员，爬过去，”一名军官命令道。

预先就从医院带来了囚犯卫生员雅什卡•库琴，一位白俄罗斯西部人。囚犯 库琴二话没说，向一名伤员爬过去，挥动着卫生包。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肩头，把他 阻在了半途。

警卫队长壮着胆跳出来——这正是被逃亡者们解除武装的那支警卫队。他 大声喊道：

“喂，伊瓦先科，索尔达托夫，布加乔夫，投降吧！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你们无 处藏身啦!”

“你来吧，我们交出武器，”伊瓦先科在草垛里喊道。

警卫队长博贝列夫向草垛跑过来，踩得沼地噗嗤噗嗤响。

他跑到半途，伊瓦先科“啪”地开了一枪。一颗子弹直射进博贝列夫的脑门。

“好样的，”索尔达托夫称赞同伴。“这官儿胆子这么大，因为对他来说反正 一样：由于我们逃跑了，他要么遭枪毙，要么被判刑。喂，坚持住！”

警卫队从四面八方射击。带来的机枪嗒嗒响起。

索尔达托夫觉得双腿灼痛，感到伊瓦先科被打死了，脑袋耷拉在他的肩膀上。

另一个草垛沉静下来。沼地上大约躺着十具尸体。

索尔达托夫一直在射击，直到脑袋被什么东西打了一下，失去知觉。

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布劳德，一家大医院的主任外科医生，接到阿尔捷 米耶夫少将——科雷马的四位将军之一，科雷马劳改营警卫队总队长——的电话 命令，突然召他到利昌镇去，同时带上“两名医士，敷料和医疗器械”——电话通 知里这么说。

布劳德不假思索，赶快准备停当。医院一辆见过世面的吨半卡车向指定的方 向驶去。公路上，这辆医院的汽车不断超越马力强劲、满载全副武装士兵的美国 “斯蒂倍克”卡车。全程大约就四十公里，可由于前面车辆拥堵，没完没了的证件 检查使他们走走停停，布劳德到达目的地已经是三个小时后了。

阿尔捷米耶夫少将在劳改营地方长官的屋子里等候医生。无论布劳德还是 阿尔捷米耶夫，都是老科雷马人了。他们的命运使他们走到一起，这已不是第 一次。

“这里怎么啦，打仗了么？ ”布劳德和将军招呼的时候,问道。

“倒也不是打仗，不过在首次战斗中就死了二十八人。受伤的人，您就自己去 瞧瞧吧。”

布劳德在门边挂着的洗手器下洗手的时候，将军向他讲述了这次逃亡事件。

“可您，”布劳德一边抽起烟，一边说道，“最好叫飞机什么的来呀？两三个航 空大队，炸呀，炸呀……或者，干脆扔一颗原子弹。”

“您就只会取笑，”少将说，“我可是在正正经经等候指示。从警卫队解 职——那还算好，不然就得送交法庭。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是啊，布劳德明白，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几年前，冬天里，三千人被徒步遣 送去一个海港，那里，岸边的仓库被风暴摧毁。这批人在行进中，三千人只剩下三 百人。签署外送命令的管理局副局长成了牺牲品，被送交法庭审判。

布劳德和两名医士，取子弹，截肢，包扎，直干到晚上。伤员全是警卫队士兵， 没有一个是逃亡者。

第二天傍晚，又运来一批伤员。在几个警卫队军官的围拥下，两名士兵用担 架送来了布劳德看见的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逃亡者。逃亡者身着军装，与士 兵们不同之处，只是满脸胡须拉碴。他的一双小腿被枪弹打断，左肩打得骨折，头 部受伤，颅骨损坏。他已经失去知觉。

布劳德对他作了初步的救治，然后按照阿尔捷米耶夫的命令，同押送兵一道， 将这名伤员送回自己所在的那家大医院。那里有做大手术的必要条件。

一切已告结束。不远处停了一辆军车，盖着帆布——被打死的逃亡者就堆放 在那里。这辆汽车旁边，停着另一辆车，载着被打死的士兵。

这场胜利之后，部队本可以解散，各自回家，可是满载士兵的军车，在两千公 里公路的所有路段上，进进退退地还走了许多日子。

第十二个人一-布加乔夫少校，没见踪影。

对索尔达托夫作了长期治疗，并且治好了——为的就是把他枪毙掉。不过， 这是六十场判决中惟一的死刑判决——庭审的这么一个死刑数目，使逃亡者的朋 友和熟人感到满意。当地劳改营长官获刑十年。卫生所长波塔宁娜医生判决无 罪。案子一结束，她就变换了工作地点。阿尔捷米耶夫少将则好像早已料到—— 被撤职，解除警卫队的工作。

布加乔夫费力地爬进一个狭窄的洞口。这是一个熊穴，熊罴冬天的栖身之 地。熊早已出去，到原始林游荡去了。在洞壁和洞底的石头上，散落着一些熊毛。

“一切结束得真是快呀，”布加乔夫想道，“他们会带来警犬，会发现我。然后 把我抓住。”

他躺在熊穴里，回忆起自己的一生，一个男人艰难困顿的一生。这一生，即将 在森林里熊罴出没的小径上结束。他想起他所尊敬和热爱的所有人，从自己的母 亲开始。他想起中学教师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她穿一件短棉大衣，罩一件发黄 磨破的黑色丝绒服。还有许多许多与他命运相连的人，他全都一一想起来了。

但是，比谁都好，比谁都值的，是他那十一个死去的伙伴。他一生中的其他任 何人，都没有经历过如此之多的失望、欺骗和谎言。在这个北方的地狱里，这十一 个人在自己身上找到了力量，信任他布加乔夫，向自由伸出双手，并且在战斗中死 去。对，他们是他一生中最优秀的人！

布加乔夫拔起一棵越桔，它在洞口的一块大石上长出许多枝条。灰蓝色、皱 巴巴、经年的浆果，在他手指上爆裂开来，他舔舐自己的手指。熟过了的浆果索然 无味,有如雪水一般。浆果的薄皮粘在焦干的舌头上。

对，他们是一群最优秀的人。他现在知道了阿绍特姓什么——他姓哈恰 图良。

布加乔夫少校一一回忆起所有这些人，一个接着一个，对他们每个人发出微 笑。然后，他把枪口插进嘴里，开了一生中的最后一枪。

一九五九

医院院长

“等着瞧吧，你还会‘进局子’，还要‘落号’的，”医院院长，多克托尔大夫，用 黑话威胁我说，他是科雷马最令人恐惧的人物之一……“你得照规矩站起来!”

我“照规矩”站着，不过心里很平静。他们不会把一个拥有毕业文凭、受过良 好训练的医士扔给任何野兽撕咬，不会交到这个多克托尔大夫手里——现在是四 七年，不是三七年了。我早就见过一些多克托尔大夫连想也想不到的事情。我很 平静,只等院长走开。我已是外科部的医士长。

迫害开始于不久之前。那是多克托尔大夫在我的人事档案里发现我是因 “KPTfl”判刑的时候。而多克托尔大夫曾经是肃反人员，政工部门的人,把不少 “KPTfl”分子送上了死路。现在，在他手上，在他的医院里,一个理当清洗掉的医 士，竟然念完了他的培训班。

多克托尔大夫试图去找内务人民委员部特派员帮忙。不过，特派员是前线战 士巴克拉诺夫，一个年轻人，从战场上回来。多克托尔大夫本人那些龌龊勾当，对 他来说就是专业渔夫运鱼，猎人打野物，官员拼命满足私欲。他在巴克拉诺夫那 里没有找到支持。

他可是从您的培训班出来的，刚刚才毕业。是您自己招收的呀。”

“那是人事部门的疏失。乱套了。”

“嗯，”特派员说，“他要是捣乱，搞破坏，那就一句话，我们收拾他。我会 帮您。”

多克托尔大夫对这个糟糕的时代大为抱怨，并开始耐心等待。官员也能耐心 等待下属犯错。

劳改营中心医院很大，有一千个床位。囚犯医生专业齐全。雇用人员官员请 求在外科开设两间自由人病房，一间男病房，一间女病房，供紧急手术后的病人使 用，并获得允许。在我负责的病房里住着一位姑娘，患阑尾炎。阑尾炎是不施行 手术的，采用保守疗法。这姑娘性格活泼，好像是矿山管理局的共青团书记。她 被送来的时候，特别殷勤的外科医生布劳德给这新来的患者指点过科室，跟她闲 聊……谈那些关于骨折、关于脊椎炎的废话，向她一一介绍所有科室。外面是零 下六十度的严寒，而输血站里没有火炉——严寒让整个窗户蒙上了霜，不能赤着 手去抓金属。可殷勤的外科医生却敞开窗户，所有人赶紧向后躲让，跑到过道 上去。

“我们通常在这里接诊女病人。”

“大概，并不特别受欢迎吧，”女客人说，呵着气，使手暖和。

医生有点发窘。

这位活泼的姑娘常常到值班室来找我。那里有一株冻坏的越桔，有一盆越拮 果。我们一直聊到很晚。但有一次，大约十二点钟，值班室的门砰一声打开 了——进来的是多克托尔大夫。他没穿工作服，穿一件皮夹克。

“科室一切正常。”

“我知道。可您是谁? ”多克托尔大夫问姑娘。

“我是病员。住这儿的女病房。来取体温表。”

“明天您别到这儿来。我要整治这里的乱象。”说罢，他就走了。

“乱象？这位是谁呀?”姑娘问。

“他是院长。”

“啊，这就是多克托尔大夫了，听说过，听说过。你会有麻烦吗，因为我？因为 这棵越桔?”

“不会有任何麻烦。”

“啊，为防万一，我明天到他那里去一趟。我要让他明白一点：他会知道自己 算老几。如果有人要伤害你，我保证……”

“我不会有任何事。”

没有让姑娘出院，她和院长见过面了，一切平静下来，直到第一次全体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多克托尔大夫讲了纪律涣散的问题。

“在外科，医士竟同一名妇女待在手术室里，”多克托尔大夫混淆了手术室和 值班室，“还吃越桔。”

“是跟谁呀?”下面的人低声问道。

“跟谁?”雇用人员中有人叫了一声。

但多克托尔大夫没有点名。

划过一道闪电，而我什么也不明白。医士长负责伙食——院长决定给个最一 般的打击。

再量一次果子羹，就少掉了十克。我花好大力气才证明，用小勺子S出，抖进 一个大盘子里——会不可避免地减少十克——粘底上了。

闪电对我发出了警告，尽管只是闪电，没有雷声。

第二天，雷声大作了，却没有闪电。

查房医生请求给他的病人--个垂死的人——留下一勺好吃点的东西，我

答应了，吩咐配给员从病号饭中留下半盆、小半盒汤。这并不合法，不过随时随 地，在任何科室,都是这么做的。中午，以多克托尔大夫为首的一群高官跑到科

室里。

“这是给谁的？”——火炉上热着半盆病号汤。 “这是古谢戈夫大夫为他的病人要来的。” “古谢戈夫大夫的病人没有配病号餐。”

“叫古谢戈夫大夫来。”

古谢戈夫大夫，是一名囚犯，而且是犯“第五十八条第一分条第一款”的囚 犯，犯的叛国罪。他吓得脸色苍白，来到官员们雪亮的眼睛面前。他经过了多年 的申请、求情，不久前才调到医院，但这并不是什么好安排。

“我没有这样吩咐过。院长公民。”

“这么说，是您，医士长先生，在撒谎了。您是要把我们引入歧途，”多克托尔 大夫大发脾气。“您‘进仓’了，您得明白。你‘落号’ 了。”

我可怜古谢戈夫大夫，但我理解他。我没有吭声。一行人里的其他成员—— 主任医生，劳改营营长，也没吭声。只有多克托尔大夫一个人大发脾气。

“脱下白大褂，到劳改营去！干普工去！我要在隔离室里把你折磨死!”

“是，长官公民。”

我脱下白大褂，立刻又成了一名普通囚犯，任人推来搡去，吆五喝六——我好 久没蹲过劳改营了……

“服务人员工棚在哪儿?”

“你不是去服务人员工棚，而是去隔离室。”

“还没下通知单呢。”

“没下通知单，也住进去!”

“不，没下通知单我不去。劳改营长没吩咐过。”

“医院院长大概比劳改营长官更大吧。”

“确实更大。不过对我来说，只有劳改营长才是上司。”

我在服务人员工棚里住了不久，通知很快便签发下来，我住进了劳改营隔离 室。同成十上百个单身囚室一样，那是个臭气熏天的地方。我过去曾经蹲过的。

我爬上架子床，一直躺到第二天凌晨。早上，一个派工员走进来。我们以前 就互相认识。

“要让你出去干三昼夜普工。你出来，去领一双手套。用手推车把沙子运到 警卫队新大楼下的基坑里。简直极其可笑。独劳点的头儿说过。多克托尔大夫

要求把你永久送惩戒矿……转到秘密劳改营。”

“算什么了不得的事啊，”其他人都说，“如果因为这种过错而去惩戒营或秘 密营，那就人人都该去了。我们就失去一名训练有素的医士了。”

整个小组都知道古谢戈夫胆小怕事，多克托尔大夫也知道，但他却发起了更 大的脾气。

“哼，那就去干两周普工!”

“这也不大合适吧。惩罚太重了。还是到医院干一周他的老本行吧，”巴克 拉诺夫特派员提议。

“你说什么？要是不干普工，不去推手推车，那就谈不上任何惩罚。如果只到 隔离室住几晚，就纯属走过场。”

“那，好吧，就干一天普工吧。”

“晤，好。”

于是，在经过许多年后，我又重新操起了手推车把手，推起了我的“OCO” 车——两把手，一轱辘。

我是科雷马的推车老手。早在三八年，我在金矿上就学会了使用手推车的种 种技巧。我知道怎样往把手上用劲，才能使支点落在肩头上。我知道如何推着空 车返回——轮子向前、抬高手，让血液回流。我还知道，怎样一抖就使手推车翻 转，怎样把车脱出来，摆上板道。

推手推车，我是行家了。我很乐意推手推车，显示自己的水平。我喜欢铺板 道，用小石子把它垫平。没有给什么硬性任务。不过就是推车、挨罚。这种单身 囚室的活儿不作任何统计。好几个月，我从未走出过中心医院这座三层大楼，没 有呼吸到新鲜空气——我开玩笑说，我在矿上预先咽下了后二十年的清洁空气， 不再外出了。我此刻正呼吸着新鲜空气，回忆推手推车的技艺。我干了三天两夜 这样的工作。第三天晚上，劳改营长来看我。在劳改营的整个实践中，他还从没 遇见过因过失而受到这种程度处罚的，这是多克托尔大夫的要求。于是，劳改营

长试图弄明白点什么。

他在板道前站住了。

“您好，长官公民。”

“你的苦役今天结束，你可以不再蹲隔离室了。”

“谢谢，长官公民。”

“不过今天得把班上完。”

“是，长官公民。”

发出下班信号之前，也就是敲打铁轨之前，多克托尔大夫来了。同他一起的 是他的两名副官：医院管理主任波斯捷利和格里沙•科别科，医院的一名义齿 专家。

波斯捷利，原来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梅毒病患者。他把梅毒传染 给了两名或三名护士，那些护士只好被送去性病区，去林中监禁地的女性病区，那 里只住着梅毒患者。美男子格里沙•科别科是医院的一名告密者、情报员、眼线， 和多克托尔大夫不愧是一伙。

院长走近基坑，三个手推车工放下活计，爬上来，“立正”站着。

多克托尔大夫心满意足地扫了我一眼。

“这就是你……就是你要干的活儿，明白吗？这正是要你干的活儿。”

多克托尔大夫带来了什么证人，是要搞点挑衅，哪怕小小地捣乱一番。时代 不同了，不同了，这一点连多克托尔大夫也明白。我也明白。院长与一名医士，可 不是院长与一名普普通通干苦力活的人。远远不是一回事。

“我，院长公民，能担当任何工作。我甚至可以作院长。”

多克托尔大夫大声骂了一句娘，往自由人村那边走去。铁轨敲响了，我不再 像最近两天那样回劳改营，而是回了医院。

“格里什卡®，水！”我叫道。“洗澡之后要吃点东西填肚子。”

①格里沙的爱称。

但我对多克托尔大夫太不了解。委员会啦，检查啦，科室里差不多每天都有 人来。

然而，在等待最高长官到来的时候，多克托尔大夫却在发疯。

多克托尔大夫本来要收拾我，但别的自由人长官毁了他的前程，对他暗中使 了坏，把他从好职位上撤下去了。

多克托尔大夫出人意料地放回大陆休假去了，尽管他从来没有请求过休假。 另一位院长代替了他。

临别时搞了一次巡视。新院长是个大胖子，萎靡不振，喘着粗气。外科在二 楼，大家走得很快，气喘吁吁。多克托尔大夫看见我,仍然一个劲寻乐子。

“这就是那个反革命，这个人，我在楼下告诉过你，”多克托尔大夫指着我大 声说，“我打算撤掉他的一切职务，但没来得及。建议您马上这么做，立刻就做。 医院的空气会清新许多。”

“尽力而为吧，”胖子院长冷冷地说。我明白了，他对多克托尔大夫的憎恶，

并不亚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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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夜班调到白班，显然是提升了，批准了，是来自病员的卫生员危险的却能 得到解救的道路上的一次成功。我没有发现，是谁占据了我的位置——那段时 间，我没有精力去好奇。我不浪费我的每一个动作，身体的和精神的,——无论如 何，我已经有机会恢复健康。我知道，不必要的好奇会付出多大代价。

但是，在夜晚的睡梦蒙昽中，我瞥见一张苍白肮脏的面孔，长着浓密的棕黄色 短须，双眼塌陷，不知道是什么颜色的眼睛。弯曲、冻伤的手指，紧紧抓住熏黑的 饭盒提手。医院病房，夜里漆黑一团。小汽油灯的火光摇曳不定，像是在风中飘 动，无法照亮走廊、天花板、墙壁、房门和地板，只能把整个夜晚的黑暗照亮一小 块：床头柜的一个角，还有俯在床头柜上那张苍白的脸。新来的值班员穿着我值 班时穿的白大褂，一件又脏又破的大褂。平常是给病员穿的。白天，这件白大褂 就挂在病房里，而晚上，则勉强穿在来自病员的值班卫生员那件棉袄外面。法兰 绒异乎寻常地单薄透光——不过到底没有崩裂开来。为了使大褂不致崩裂成片， 病员们害怕，或者不能做剧烈的动作。

半圆形的亮光摇曳着，晃动着，变幻不定。仿佛是寒冷，而不是风，不是空气 的流动，而是寒冷本身，在摇曳着值班卫生员床头柜上方这个灯光。在这个亮斑 里，一张饿得变了形的面孔在摇晃。肮脏弯曲的指头，在饭盒底摸索勺子无法舀 到的残羹。哪怕冻僵麻木的指头，也比勺子更加可靠——我明白了这动作的本 质，明白了这手势语言。

这一切我都不应当知道——我可是个白班卫生员。

但过了几天，我仓促动身了。突然的一个决定，使命运意外地加速了--

辆载重卡车在一条冰冻无名小溪的河床上爬行，在原始林的冬季道路上往马加丹 爬行，往南方行驶。每次急跳，车厢都会剧烈地颠簸。车厢里坐着两个人。他们 像劈柴般翻滚着，发出木头一样的啪嗒声，飞起来，又落到车厢底。押送兵坐在驾 驶室里。我不知道撞击我的是木头还是人。有一次吃饭的时候，这同路人贪婪的 叭哒声我觉得很熟悉。我认出了那弯曲的手指、苍白肮脏的面孔。

我们没有互相交谈，每个人都害怕吓跑了自己的运气，囚犯的运气。汽车开 得飞快，路要一天一夜才能走完。

依照劳改营的安排，我俩都到医士训练班去学习。马加丹、医院、培训班—— 这一切似乎都在雾中，在科雷马的茫茫薄明中。有路标吗？公路的路标？他们接 收犯第五十八条的人吗？不过是犯的第十款。车厢里我这个同路人犯的又是什 么呢？也是犯第十款——是aca吧，也就是“反苏宣传罪”。与第十款一样的。

俄语考试。听写。当天便打出分数。五分。数学笔试——五分。数学口 试——五分。《苏联宪法》细则，即将入学的学员免试——这个大家早就知 道……我躺在架子床上，浑身肮脏，仍然怀疑长了虱子——干着卫生员的工作，却 没灭掉虱子。或许，这只是我的感觉，长虱子乃是劳改营里的一种精神变态。早 就没有虱子了。可无论如何，无法迫使自己习惯不去思维（什么是思维呀），不去 感觉再没有虱子，这在我一生中曾有过两三次。而宪法、历史，或政治经济学，这一 切，都不是为我们设立的。在布蒂尔卡监狱，还在侦讯期间，值班楼长就曾嚷道:“你 们问什么宪法？你们的宪法就是刑法典!”当然，值班楼长没错。是的，刑法就是我 们的宪法。早就如此。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第四门学科是化学。评分：三分。

啊，囚犯学员对知识是何等地渴求。在那里，生活简直就是一场赌注。就像 医学院昔日的教授们竭力给无知者、给笨蛋、给那些对医学从无兴趣的人——从 仓库管理员西奈金到鞑靼作家敏•沙巴伊——拼命灌输救命的科学……

外科医生撇着薄薄的嘴唇，问道：

“是谁发明了盘尼西林?”

“是弗莱明®!”回答的不是我，而是我在区医院的邻居。他棕黄色的硬须刮 过了，两颊苍白，依然呈病态的虚肿（他是喝多了菜汤，我一瞬间这样猜想）。

这个棕色胡须的学员，其博学令我惊讶。外科医生不住地瞅得意洋洋的“弗 莱明”。夜班卫生员哪，你到底是什么人呢？是什么人呢？

“进监狱前，你究竟干什么工作?”

“我是大尉。工程兵大尉。战争初期是设防区长官。我们加紧修筑堡垒。四 一年秋天，晨雾消散的时候，我们在海湾发现了德国人的冯•施佩伯爵号袭击舰， 它向我们的堡垒迎面开火,然后溜之大吉。可我却被判了十年。”

“如若不信，就当瞎说。”我相信。我知道这种惯常的作法。

所有学员都通宵达旦地学习，以判了死刑突然又获得生之希望那种人的满腔 热情，去吸收知识。

但是，在一次与长官作事务性会见后，弗莱明变得愉快起来，把小说拿到工棚 里的课堂上。而且，他还吃着煮鱼——别人宴会上剩下的，同时漫不经心地翻着 书本。

看见我揶揄的微笑，弗莱明说：

“反正——我们已经学了三个月，所有人，所有在训练班坚持下来的人，全都 要毕业，全都能拿到文凭。我干吗要那么痴迷？你得同意……”

①亚历山大•弗莱明（1881—1955),英国微生物学家，一九四五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一九二九年判明有一种霉菌分解抗菌物质——青霉素。

“不，”我说，“我希望学会治病救人，学到真正的本事。”

“真正的本事，就是活下去!”

此刻，事情算明白了。弗莱明的大尉军衔只是一个面具，是这张在牢房里关 得苍白的面孔上的又一个面具。大尉军衔倒不假，假的是说他在工程部队干过。 弗莱明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有大尉军衔的侦查员。情报一点一滴地倒出来，积累 起来——要花几年的时间。这点点水滴，犹如一只水漏计时器，测量着时间。这 些水滴，或许就落在被侦讯人光秃秃的头顶上——这就是三十年代列宁格勒刑讯 室的水漏计时器。囚犯放风的时间用沙漏计时器计算，水漏计时器则用来计算坦 白交代的时间、侦讯的时间。沙漏计时器漏得很快，水漏计时器就折磨人了。水 漏计时器计算的不是分秒，测量的不是分秒,而是人的精神，人的意志，它将人的 精神和意志一点一滴地击溃，用一句谚语说，就是“水滴石穿”。这种侦讯的风 习，在三十年代大为流行，其实二十年代就已如此。

弗莱明上尉那些话被点点滴滴地搜集起来，结果就成为无价之宝。弗莱明自 己也认为它们非常宝贵——这还用说吗？

“你可知道，当代最大的秘密是什么？”

“是什么？”

“是三十年代的审判。是它们如何准备。那时候我正在列宁格勒，在扎科夫 斯基那儿工作。审判的准备就是搞化学、医学、药学。用化学手段摧毁你的意志， 这样的手段要多少有多少。你大概以为，纵然有摧毁意志的手段，他们也不会采 用。难道可以罔顾日内瓦公约？

“拥有摧毁意志的化学手段，但在侦讯过程中，在‘内部战线’并不采用，这未 免过分人道。在二十世纪，不可能相信什么人道主义。三十年代公开审判的秘 密，既向外国记者，也向任何一位弗伊希特万格®公开的秘密正在于此，也只在于

①莱昂•弗伊希特万格（丨884—1958)，德国作家。

此。这些审判中，没有任何相同的。审判的秘密就是药学的秘密

在空荡荡的、能够透进阳光的学员工棚里，我躺在一张又短又不舒服的双人 架子床上，倾听着这些自白。

我早已有了经验——例如，在对破坏分子的审判中。拉姆津的闹剧只触及了

药学的皮毛。

弗莱明的故事点点滴滴地流淌出来——是不是他的鲜血滴落在我赤裸的记 忆里？这滴落的是什么呢？——是鲜血，眼泪，还是墨水？不是墨水，也不是 眼泪。

“当然，也有医学无能为力的情况。或者，在配制溶液时计算不准确。或者， 有人搞破坏。那就要采取双重保险。按规矩办。”

“这些医生现在在哪里？”

“谁知道呢？没准，遭枪毙了。”

侦讯库——这是科学的最新成就。药学的最新成就。

这并不是“A”柜，装着Venena——毒药，也不是“B”柜，装着Heroica——“烈 性药物”……原来，拉丁文的“英雄”一词，翻译成俄文就是“烈性的”。可弗莱明 上尉的药剂存放在哪里呢？放在“11”柜®——犯罪之柜里，要么放在“4”柜®—— 奇迹之柜里。

管理科学最高成果的“n”柜或“H”柜的人，只是在劳改营医士训练班才知

① n，俄文“犯罪”的第一个字母。

② H，俄文“奇迹”的第一个字母。

道，人只有一个肝脏，肝脏不是成对的器官;知道了人的血液循环——在哈维®之

后三百年才知道。

秘密隐藏在实验室，隐藏在地下研究室，隐藏在臭气熏天的动物饲养处。在 那里，动物发出的气味，恰如三八年马加丹肮脏不堪的羁押解送囚室。布蒂尔卡 监狱与这些羁押解送囚室相比，显得像外科手术室一样干净，散发着手术室那种 气息，而不是动物伺养处的气味。

一切科技发明，首先要接受军事意义上的检验一一是军事意义，甚至是将来 的军事意义，能够猜测出来的意义。只有被将军们淘汰的、战争所不需要的科技 发明，才能作一般使用。

医学、化学和药物学，早就划入了军事领域。在全世界各大脑研究所里，学者 们都在积累实验和观察的经验。博尔贾®的毒药永远是实用政治的武器。二十世 纪带来了控制精神状态的药学和化学药品异乎寻常的繁荣。

但是，既然可以用药物来消除恐惧，那就可能千百次地反过来做，即用注射， 用纯粹的药学和化学手段，来摧折人的意志，而不以任何“物理”手段，比如打断 肋骨，用鞋跟踩踏，打落牙齿，在被侦讯者身上灭烟头。

这两个侦査学派叫作化学派和物理派。物理派是指把纯粹物理作用放在首

位的那些人，他们将殴打视为暴露世界道德基础的手段。人的本质的深处裸露出 来——这本质原来竟如此下流无耻、卑微可怜。殴打不仅可以取得任何口供，人 们在棍棒之下，还能作出科学新发明、新发现，可以写出诗歌、小说。恐惧殴打，还

① 威廉•哈维（1578—1657),英国医生，现代生理学奠基人。他首次描绘了人体血液大循环和 小循环，创建了血液循环学说。

② 切萨雷•博尔贾（1476—1507)，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军事长官、贵族、政治人物和枢机主 教。传说是一位残忍的暴君,先邀请敌人参加宴会，然后使用毒药或伏兵来杀害敌人。有“毒药公爵” 之称。

有口粮等级，能够成就大事。

殴打是一种很有分量的心理武器，足够给人留下印象。

侦查员轮番审讯，却不让囚犯睡觉，这时，无处不在、臭名昭著的“传送带”也 大有效用。一连十七昼夜不睡觉，人就会发疯。这个科学观察，不正是从侦讯室 里得到的吗？

但是，化学派也不服输。

物理派能够保证给“特别会议”、形形色色的“三人小组”提供材料，但对于公 开审判，物理派并不适用。物理派（就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不可能去上 演赤裸裸、血淋淋、充满戏剧色彩的戏剧。不可能准备“公开审判”。这种公开审 判会使全人类发抖。而对于化学派来说，制造这种场面却不成问题。

这次谈话二十年后，我将报纸上这段文字记入故事：

“侦查员运用某些精神药理类药剂，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完全做到比如消除人 的恐惧感。同时，特别重要的是，人清晰的意识丝毫不受破坏……

“然后，一些更为出乎意料的事实披露出来。睡眠第二相被长时间压抑的人， 在长达连续十七个昼夜的情况下，会产生心理状态和行为的各种失调。”

这是什么东西？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原某局长，在对法官们进行庭审时 的供述片段？……是维辛斯基®或留明@临死前的信件？不是，这是苏联科学院 一位院士的几段学术论文。但这一切——超过一百倍——在三十年代准备“公开 审判”的时候，都是众所周知，历经考验并得到应用的。

① 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1883—1954)，苏联法学家，曾任苏联总检察长，在斯大 林的大清洗运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为这场清洗提供了理论依据。主张对犯人刑讯逼供，认为刑法是 阶级斗争的工具，口供是证据之王。

② 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留明（19丨3—1954)，苏联国家安全机关领导人之一，内务人民 委员部侦査员，阿尔汉格尔斯克和白海军区反间谍机关侦查长。斯大林死后，按贝利亚命令，于一九 五三年遭逮捕，一九五四年被判死刑，遭枪决。

在那些年代，药物学并不是侦讯武库中的惟一武器。弗莱明说出一个我非常 了解的名字。

奥纳尔多！

那还用说，奥纳尔多是大名鼎鼎的催眠家，二十年代在莫斯科各杂技场作过 多次表演，而且不止是在莫斯科。群体催眠是奥纳尔多的专长。有他作著名巡回 演出的照片，催眠术书籍中也有插图。奥纳尔多当然是他的假名。他的真名叫 H. A.斯米尔诺夫，是莫斯科的一名医生。广告柱上贴满了他的照片——那时的 广告都贴在圆形广告柱上。当时，斯托列什尼科夫巷就有斯维晓夫-保罗拍的一 张照片。这张大幅照片挂在橱窗里，是一双人眼，写着奥纳尔多之眸”。我至 今记得那一双眼睛，记得我听到或看到奥纳尔多的杂技表演时那种心慌意乱。这 位催眠家一直表演到二十世纪末。有一些奥纳尔多一九二九年在巴库演出的照 片。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表演过。

“从三十年代初，奥纳尔多便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从事秘密工作

秘密猜破了，一股凉意掠过我的脊背。

弗莱明常常无缘无故地赞美列宁格勒。其实，准确点说，他并不是土生土长 的列宁格勒人。弗莱明二十年代确实被内务人民委员部作为有特长的人从外省 召来，作为这类人当之无愧的接班人。他很有鉴赏力，其宽泛度是普通学校教育 所不及的。他不仅读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还读巴尔蒙特®和索洛古勃不仅 读普希金，还读古米廖夫®。

“‘而你是国王的鹰犬,是在阴暗的码头藏匿黄金的海盗？’我没有搞混吧？”

① 康斯坦丁 •德米特里耶维奇•巴尔蒙特(1867—丨942)，俄国诗人，评论家，翻译家。在二十世 纪初的俄国诗坛中占有重要地位。不接受十月革命，一九二〇年举家迁往法国。

② 费奥多尔•库兹米奇•索洛古勃（1863—1927)，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最具艺术成就的现代派 作家之一。创作中始终关注人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

③ 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古米廖夫（1886—1921)，俄国诗人，著有诗集《浪漫之花》、《篝火》 等，因犯有所谓“反革命阴谋暴乱罪”被处决。

“没有，你完全正确。”

“更多的，我就不记得了。我是国王的鹰犬吗？是国家的鹰犬吗？”

他微笑着——对自己和自己的过去娓娓而谈，那虔诚的神情，就像普希金研 究者讲他握过写出了《波尔塔瓦》那支鹅毛笔，他说他曾接触过“古米廖夫案”的 卷宗，称这个案子是贵族学校学生的阴谋。可以想象得到，他已接触到克尔白$的 石墙——他脸上的每一根轮廓线，都显现出无上的幸福，无上的纯洁，以至我情不 自禁地想到，这也是感受诗的一条途径。这是侦讯室里领会文学珍品的一个奇怪 的、极为少见的途径。当然，靠这个途径，是不能理解诗歌的道德价值的。

“在各种书籍中，我最先阅读注释、评述。我是个喜欢注解、喜欢评述的人。”

“正文呢?”

“并不总是读。有时间才读。”

对于弗莱明和他的同事来说——无论这话听起来多么搞笑——只在侦讯工 作中，才能去掌握文化。他们对文学和社会生活中人们的认识是曲解的，不过，仍 然有某些真正的、原本的、没有被众多假象掩盖的了解。

于是，在那些年，提供艺术知识界情况的人，主要便是那位写出各种“备忘 录”和作家生活观察的作者，一位长期从事此道、深思熟虑、颇具专业水平的作者。 他的名字只乍看才令人感到意外——伊格纳季耶夫®少将。他在军队服役五十 年，有四十年在苏联情报机关工作。

“我阅读《服役五十年》这本书，是在看了几篇短评，并被人介绍给作者本人 之后。或者说，作者认识了我，”弗莱明沉思着说，“《服役五十年》是一本不错 的书。”

弗莱明不太喜欢报纸、报纸上的新闻和无线电广播。他对国际事件也不大感

① 克尔白，麦加城里的一座石头建筑，伊斯兰教规定为教徒祈祷时朝拜的方向。

② 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伊格纳季耶夫（1877—1954)，俄国外交家，历任少将、中将，一 九四七年退役。曾著有回忆录《服役五十年》。

兴趣。但国内生活事件是另一回事。弗莱明主要的心情是对黑暗势力的模糊怨 恨。这势力向这位中学生许诺，让他通晓一切，将他高高抬起，又扔向毫无廉耻或 无影无踪的深渊——我怎么也记不起儿时的一首著名歌曲《莫斯科大火呼啸，熊 熊燃烧》正确的结尾。

掌握文化的方式很是独特。开设一些短训班，参观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人在 成长，长成一名有特殊癖好的侦查员，三十年代，一种粗暴的、大量涌向“机构”的 势力使他反感。他被“新浪潮”清扫，毁灭。新浪潮只信奉粗暴的体力，不仅藐视 心理学的细节，甚至也藐视“传送带”或者“站蚊阵”。这股新浪潮,对某些科学方 面的考虑、对高级心理学，压根儿缺乏耐心。原来，取得结果更简单的办法，就是 寻常的殴打。慢条斯理的、有特殊癖好的人，已经自己“去了西天”。弗莱明能活 下来纯属偶然。新浪潮可没工夫等待你。

弗莱明眼睛里，饥饿的闪光熄灭了。一种职业性的观察力发出了自己的声 音......

“听我说，我在会议期间注视过你。你在想心事。”

“我只是想把全部内容记住，记住，并且写下来。”

一些情景在弗莱明脑子里闪晃，他的脑子已经歇息下来，变得平静。

在弗莱明工作的神经科，有一个拉脱维亚巨人，完全正式领取三倍的口粮。 每当巨人吃饭，弗莱明都坐在他对面，看见他大吃大喝，弗莱明总忍不住赞叹。

弗莱明一直没有丢弃他的小锅,就是他从远北地区带来的那只小锅……这可 是他的护身之宝。科雷马的护身之宝。

在神经科，窃贼们抓住一只猫，将它杀死，煮熟，招待弗莱明这个值班医 士——这是传统的“勾兑”，科雷马式的贿赂，科雷马式的打点。弗莱明吃掉猫 肉，对猫的事只字不提。这是从外科那边跑来的猫。

训练班的学员害怕弗莱明。不过，学员们又不怕谁呢？在医院里，弗莱明已 经是一名医士，在编医生。大家都对他抱有敌意，害怕他，觉得他不单是国家安全

机关工作人员，而且掌握着某种非同寻常地重要而又可怕的秘密。

弗莱明出人意料地去与一名年轻的西班牙女子约会。这之后人们对他更抱 敌意，神秘感也增加不少。那可是个地道的西班牙女子，是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某 成员之女。她是一位侦察员，陷入了反间谍网，被判了刑，投到科雷马等死。而弗 莱明原来并没有被他远方的老朋友、他过去的同事们忘记。他要从西班牙女子那 里了解一些情况，确认一些事情。但西班牙女子患了病，不能再等。她恢复健康 后，被押到女犯矿区。弗莱明突然丢下医院的工作，去与这个西班牙女子约会。 他在一千俄里的汽车路上奔波了两天两夜。路上汽车川流不息，每公里都设有 民警机关的侦查员哨卡。弗莱明算走运，约会之后，很平安地回来了。他这个 举动似乎很浪漫，是打着劳改营爱情的旗号去的。可惜，弗莱明并非为爱情去 旅行，并非为爱情作出这种英勇之举。这里有一种比爱情更强大的力量，有一 种最崇高的激情在发生作用。这个力量使弗莱明毫发无损地穿过了所有劳改 营哨卡。

弗莱明多次回忆起一九三五年突如其来的杀人狂潮，想起萨温科夫一家的死 亡。儿子被枪决了, 一家人——妻子，两个孩子，岳母，不愿离开列宁格勒。所有 人都留下了信件——他们临死前相互写的信件。所有人都自杀了。弗莱明只记 得孩子留下的字行:“姥姥，我们就快死了。”

一九五〇年，弗莱明服完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案”的刑期，但他没有回到列宁 格勒。他没有得到许可。多年来一直为他留着“地方”的妻子，从列宁格勒来到 马加丹，因找不到工作，又返回去了。在二十大前，弗莱明终于回到了列宁格勒， 回到发生灾难前居住过的那个房间……

他有一大堆操心事。按工作年限领取一千四百卢布养老金。至于回“本 行”，这位精通药物学，如今又取得医士学历的行家，却未能如愿。原来，所有的老 工作人员，这一行的所有老家伙，所有活下来的具有专长的人，全都解职退休了， 一个也没留下。

弗莱明干起一个工作——在铸造厂大街一家旧书店当书籍拣选工。弗莱明 认为自己是俄国知识分子的亲骨肉，尽管与知识分子在血统关系和交往上都颇为 独特。弗莱明直到最后都不希望把自己的命运同俄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区分开来。 他觉得，假如能活到好一点的时代，或许只有与书籍打交道，才能保持必要的业务 水平。

在康斯坦丁 •列昂季耶夫$时代，这位工程兵大尉一准会去进修道院。并且 书籍的世界是一个危险而又崇高的世界，献身书籍之举，被染上一层狂热痴迷的 色彩,不过又与所有书籍爱好一样，含有净化的道德成分。这位古米廖夫昔日的 崇拜者和为古米廖夫的诗歌与命运作注的行家，可不会去当机关值班员。他会按 新专业作一名医士吗？不会，最好还是当一名旧书商。

“我总是忙碌，所有时间都在忙碌。来杯罗姆酒!”

“我不饮酒。”

“咳，你不饮酒，这可真糟糕，真不合适！卡嘉，他不饮酒！知道吗？我总是奔 忙，我还要回去干老本行。”

“要是你回去干老本行，”妻子卡嘉张开乌青的嘴唇，说道，“我明天就去上 吊，投河。”

“我开玩笑呢。我总是开玩笑。我忙得很。我一直很忙。我要提交各种申 明，要不断打官司，去莫斯科。我已经恢复了党籍。不过又怎样呢?”

弗莱明从怀中掏出一堆皱巴巴的纸页。

“看看吧，这是——德拉勃金娜®的证明，她曾经在伊加尔卡，在我那里 待过。”

我飞快地瞧了一遍《黑面包干》的作者这份冗长的证明。

① 康斯坦丁 •列昂季耶夫（1831—1891)，俄国作家，政论家。后期斯拉夫派，宣扬宗教、君主专 制和等级制度的拜占庭主义，主张俄国同东方各国结盟，以防范革命带来的骚扰。

② 叶莲娜•雅科夫列夫娜•德拉勃金娜（1901 —1974),苏联女作家。著有文学回忆录《黑面包

干》、《冬耕》等。

“任劳改点点长的时候，对待囚犯很好，因此不久就被逮捕并审判……”

我翻阅着德拉勃金娜这份脏兮兮、黏糊糊、被长官们心不在焉的手指多次翻 阅过的证明……

弗莱明凑到我的耳畔，呼着罗姆酒的酒气，声音沙哑地解释说，他在劳改营里 曾经也是个“老大”，这一点,连德拉勃金娜也可以证明。

“这些东西，你都需要?”

“需要。我用这件事占据我的生活。没准，世事难料。喝点？”

“我不喝。”

“咳，按工作年限，一千四百卢布。但我需要的不是这个……”

“别说了，不然我就去上吊！ ”妻子卡嘉又大声嚷道。

“她有心脏病，”弗莱明解释道。

“你冷静一下。你写吧。你擅长辞令。照书信方式写。短篇或长篇——那也 是一件密函。”

“不，我不是作家。我很忙……”

他的唾沫星子溅到我耳朵上，低声说些完全荒诞不经的话，好像根本就没有 过什么科雷马。可是，在一九三七年，弗莱明确曾在侦讯“传送带”上待了十七 天，在他心理上造成了明显的裂痕。

“现在正出版许多回忆录，回忆往事的作品。例如，雅库博维奇®的《被歧视 者的世界》。让他们出版吧。”

“你写过回忆录吗？”

“没有。我想推荐出版一本书——知道是什么样的书吗？我去了一趟列宁格 勒出版社——他们说没你的事……”

“到底是什么书哇?”

“桑松，一个巴黎的刽子手，他写的日记。那才叫回忆录!”

①彼得•菲利波维奇•雅库博维奇（I860—1911)，俄国诗人，民意党人。曾被流放，服苦役。

“巴黎的刽子手?”

“对，我记得——桑松砍下了夏洛特•科尔黛@的头，打她的面颊。头颅砍下 了，而面额仍然红润。还有，那时出了一本《牺牲者的舞会》。我们这里有‘牺牲 者的舞会’吗?”

“《牺牲者的舞会》——这可是写热月政变的呀，可不是简单地描写后恐怖时 代。桑松的日记——那是一本伪作。”

“难道问题在这里吗——是不是伪作？确实有这样一本书。我们把罗姆酒干 了。我品尝过不少饮料，算罗姆酒最好。罗姆酒。牙买加罗姆酒。”

妻子准备好了午饭--大堆油腻的食物。贪食的弗莱明差不多可以一口

气将它们吃光。弗莱明长期保持着对食物无法克制的贪婪，这是一种心理创伤, 像千千万万过去的囚犯那样，终生保持不变。

谈话不知不觉中断了。城市的暮色降临，我听见了身边熟悉的、科雷马人吃 饭的吧哒声。

我思索了一下隐藏在健康肠胃里的生命力问题，吞食能力——这也是弗莱明 在科雷马的生命保护性反应。不挑食，贪吃。在侦讯桌前，精神上也没了讲究，这 也是科雷马堕落生活中的一种素养，一种独具特色的缓冲器。这里的任何深 渊——弗莱明都不曾面临。他早就知道一切。这也拯救了他——减轻了精神上 的折磨，如果有这种折磨的话！弗莱明没有体念过任何别的精神创伤——他见过 最坏的事情，对身边所有人的死亡漠不关心，只打算为自己的生存拼斗。生命是 得救了，但在弗莱明的心灵上却留下一个沉重的痕迹，需要用忏悔来清除、净化。 也就是说些不当的话，稍作些暗示，出声地自言自语，也不懊悔，也不自责。“我简 直太不走运了 ！”弗莱明的故事依旧是忏悔。

“看见小本本了吗?”

①夏洛特•科尔黛（1768—1793)，法国女贵族，吉伦特党拥护者，因刺杀了 J. P.马拉而被处死。

“是党证吧？”

“对，挺新的。这可不一般哪，不一般哪！半年前，州委审查、恢复了我的党 籍。他们坐下来读我的材料。州委书记，一个楚瓦什人，面无表情，粗鲁地说：‘好 吧，一切都清楚了。你们写一份决议：恢复中断的党龄。’

“我被狠狠地灼了一下：‘中断的党龄。’我心里思忖，要是此刻对这个决议不 提出异议，今后别人随时都会对我说：审查您的案子的时候，您干吗不吭声呢？ 人家叫您亲自去审理，就是要您及时作出声明，说……我举起手来。

“‘喂，你有什么事？’书记板着面孔，粗鲁地说。

“我说：‘我不同意这个决定。因为我到任何地方，干任何工作，都会要我解 释这个党龄中断的问题。’

“‘啊，你的脑子还真灵活，’州委第一书记说，‘你如此机灵，是因为你有物质 基础。按工龄，你领多少退休金？’

“他说得对，但我打断了州委书记的话，说：‘我请求不中断党龄的彻底 平反。’

“州委书记突然说道：‘你干吗这么逼人？你干吗发火？要知道你双手沾满 鲜血呢！’

“我的脑袋嗡嗡直响。‘可是，您，’我说，‘您就没有沾满鲜血？’

“州委书记说：‘我们没有来过这地方。’

“我说：‘可是，三七年您所在的地方，您就没有双手沾满鲜血吗？’

“第一书记说：‘别胡扯了，我们可以重新投票表决。你走吧。’

“我来到走廊上。表决就已经作出来：‘不予恢复党籍！’

“我在莫斯科奔走了半年，终于取消了这个决定。不过，采纳的只是那个最初 的说法：‘恢复中断的党龄。’

“那个将我的案子呈报给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说：‘当时不该在州委会 骂人的。’

“我仍然奔走着，不断打官司，往莫斯科跑，最后如愿以偿。一-喝酒!”

“我不喝酒。”

“这不是罗姆酒，是白兰地。五星白兰地。为你准备的。”

“把酒瓶拿走吧。”

“对、对。我拿走，随身带走。你别见怪。”

“不会的。”

一年后，我收到旧书商最后一封信:“我离幵列宁格勒期间，我妻子猝然死去。 我半年后才回来，看到她的坟茔、十字架，还有一张业余爱好者拍的照片——她入 殓的照片。不要怪我软弱。我是个健全的人，但我什么都办不到——我恍如在梦 中，失去了生活的兴趣。

“我知道，这一切都会过去，但需要时间。她在生活中经历了什么？就是打探 消息，转交东西，奔走于各个监狱吗？受到社会的蔑视，跑到马加丹来找我——曰 子过得一贫如洗。而现在呢，一切都已结束。很抱歉，我以后会更详尽地告诉你。 是的，我身体健康，可我生活的这个社会健康吗？

“致礼。”

一九五六

根据租借法案

沼泽地上，拖拉机留下一道道新鲜的印痕，简直就是某种史前野兽的脚 迹——而完全不是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美国技术装备。

我们，一群囚犯，曾经听说过这些从海外送来的赠品，它们给劳改营的官儿们 带来一片慌乱。陈旧的针织外套，穿用过的无领绒衣和线衫，这些大洋彼岸为科 雷马囚犯收集的东西，几乎已经被马加丹将军们的老婆一抢而光。在这些毛织品 宝物的清单上，都标出“陈旧品”字样。当然，这比“穿用过”，或者任何“6/y”，即 “曾经穿用”的写法更含蓄一些。只有劳改营的耳朵才熟悉这些说法。在“陈旧 品”三字中，包含着某种神秘的不确定性——好像在手上拿过、在衣柜中放过—— 衣服的许多优良质地一点也没有丧失，就成了“陈旧品”。假如清单上写的是“穿

①租借法案，美国国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通过的一项法案，目的是使美国在不卷人战争的 情况下，为反抗法西斯的各盟国提供战争物资。该法案于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生效。法案授权美 国总统向他认为与美国国防有至关重要关系的国家政府“售卖、转移、交换、租赁、借出或交付任何防 卫物资”。租借法案对盟国在二战取得胜利有直接影响。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美国参战前，英国、苏联 等盟国在战略物资的生产上皆处于下风，美国正式参战后，租借法案继续为盟国提供物资，直至一九 四四年。接受租借法案援助的国家包括英国及英联邦（占约百分之六十）、苏联（占约百分之三十二）、 自由法国、中国等共三十八个，援助总值达五百亿美元。

用过”，则根本别想会有这样的质地。

根据租借法案送来的香肠，就完全不是“陈旧品”了。但我们只远远地看见 过这些神话一般的罐头。根据租借法案送来的焖猪肉，一些大肚子罐头——这种 菜肴我们倒是十分熟悉。焖猪肉按非常复杂的代换表格清点出来、称量，被长官 们贪婪的双手盗用，被再次清点，下锅前再次称量——在锅里煮烂，变成一根根神 秘的细纤维。什么气味都散发出来，惟独不是肉味——根据租借法案送来的猪肉 罐头，扰动的只是我们的视觉，而不是味觉。根据租借法案送来的猪肉罐头，投进 劳改营的锅子里，没有一点肉味。劳改营人员的肠胃更喜欢国产品，像那种腐朽 的老鹿肉，用再多劳改营锅子，也煮不烂。鹿肉不会消失，不会像闷猪肉那样变得 虚无缥渺。

根据租借法案送来的燕麦米，我们吃过，很受称道。反正每份饭不会超过两 勺燕麦粥。

根据租借法案送到的还有技术设备——不能吃的技术设备：不好使的印第 安式斧子，极好使的短柄铲，铲柄不是俄式的，使装卸工很省力。但铲子很快换上 了国产式样的长柄。铲子本身则被砸扁，便于拢上、铲起更多泥土。

一桶桶的甘油，甘油！头天晚上看守人就用锅子舀了一小桶液态的甘油，当 晚就当成“美国蜂蜜”卖给劳改人员，捞了一笔。

按照租借法案，运来了巨型黑色“迪阿蒙特”卡车，载重五十吨，带拖挂车和 铁栏板。还送来载重五吨、可以轻松翻越任何山头的“斯蒂倍克”卡车。科雷马 没有比这更好的车了。这些斯蒂倍克卡车和迪阿蒙特卡车，沿着上千俄里公路, 不分昼夜，将根据租借法案得到的、装在绘有美国鹰形国徽的漂亮白亚麻布口袋 里的美国小麦，分送到各个地方。一份份松软的、淡而无味的面包，就用这些面粉 烤制出来。按照租借法案送来的这种面包，有着神奇的品质。所有吃过这种面包 的人，都不再跑厕所——五天五夜，肠胃才会排出一点点连粪便也称不上的东西。 劳改营人员的肠胃能够一点不剩地吸收这种出色的白面包，它里面加有玉米和骨 粉，以及其他什么在普通人看来很需要的东西——细数这些海外小麦拯救的人

们，还为时过早。

斯蒂倍克和迪阿蒙特可是油老虎。不过，就连汽油也是根据租借法案送来 的——清澈透明的航空汽油。国产汽车嘎斯，加装了木柴加温设备，两个加热炉 置放在发动机旁边，烧碎木头。于是出现了“碎木”这个词儿，还有几家“碎木公 司”应运而生。它们的头儿都是党员合同工。这些碎木公司的技术领导就是总工 程师，实际上就是些工程师、定额员、计划员和会计员。每个这样的碎木公司有几 个人干活，每班是两人或三人在圆盘锯上锯木头，我记不得了，或许竟是三人吧。 技术设备按照租借法案送来——于是我们这里来了一辆拖拉机，还给我们的语言 增加了一个新词儿：推土机。

史前巨兽从铁链上放出来，枕着它的履带放出来。美国推土机装着镜子般闪 闪发亮的宽大铲刀，装着金属挡板——那是刮土板。铲刀像镜子反映出天空、树 木和星星，反映出囚犯肮脏的面孔。连押送兵也走到这个海外奇物跟前，说：在 这些铁镜前简直可以刮脸了！但是我们不需要刮脸,这种念头不可能在我们的脑 子里产生。

在凛冽的寒气中，这美国新巨兽叹息、哼哧的声音经久不息。推土机在严寒 中咳喘、发怒。它扑哧扑哧喘着粗气，狂吼着，勇敢无畏地向前推进，压倒土墩，轻 松地越过树墩一一这来自海外的援助哇！

现在，我们无须再去拖曳落叶松沉重的原木——建筑用木材和生活木柴都散 落在山岭斜坡上的林子里。用人工堆码成垛，用轻松的话说叫作“集材”——在 科雷马可是超乎体力、难以忍受的活计。沿着一个个土墩，沿着狭窄蜿蜒的小径， 在山坡上人工集材，实在是力所不及。有一段时间，是三八年以前吧，曾派来一批 马匹，可马匹在远北地区的耐受力还不如人。原来它们比人还虚弱，吃不消这集 材的活计，终于一一死去。现在，海外推土机的巨铲来援助我们了（是我们吗？）。

我们没有人愿意以为，不会再给我们安排那个人人深恶痛绝、力所不及的繁 重集材活了，而会让我们去干某种轻松的活儿。他们不过就是给我们增加伐木定 额——反正得干别的活儿——与所有劳改营活儿一样的、侮辱性的、令人蔑视的 活儿。美国的推土机治不好我们冻僵的手指。但是，或许，美国的润滑脂能行！ 啊，润滑脂！润滑脂能行！润滑脂大圆桶运来了，马上遭到一群虚弱不堪的人袭 击——桶底当即被石头砸破。

有人对饥饿的人们说，这是根据租借法案送来的奶油。等到设下岗哨，长官 开枪把那些奄奄一息的人驱离，润滑脂只剩下小半桶了。幸运的人大口大口吞食 这种根据租借法案送来的奶油——压根儿不相信这是润滑脂，因为有益健康的美 国面包同样没有味道，同样有这种铁器的异味。所有接触到润滑脂的人，会一连 几小时舔着手指，吃掉这种海外尤物小小的一点残余，味道就像“年轻的石头”。 要知道，石头也并不是由石头生成的，而由一种软绵绵的油状生物体生成。是由 生物，不是由物质生成。石头老了才成为物质。山上石灰岩年轻流动的凝灰石， 曾迷惑过逃亡者和地质勘查人员的眼睛。要摆脱流淌着年轻石头的“乳汁的河流 果羹的岸”'那可需要一点毅力。但那儿是山，是崖，是峡谷，而这里，是根据租 借法案送来的供应品，是人的双手制造出来的产品……

把手伸进油桶的人，都没出什么问题。在科雷马经受过磨炼的肠胃，对付住 了润滑脂。剩余的润滑脂，派了哨兵去看守，因为润滑脂是机器的食粮。比起人 来，机器是对国家重要得多的生物。

一个这样的生物，从大洋彼岸运到了我们这里。这是胜利、友谊和其他等等 的象征。

三百人对一名囚犯羡慕不已，因为是他来驾驶这辆美国拖拉机。他就是格里 尼亚•列别杰夫。囚犯中不乏比列别杰夫更优秀的拖拉机手，但他们全是犯第五 十八条的，是带“标记”的。格里尼亚•列别杰夫只是个普通刑事犯，确切些说， 是个弑父者。三百名囚犯，每个人都看到了他那人间的幸福：啪啪地发动拖拉 机，驾驶着润滑良好的拖拉机，轰隆轰隆地开向伐木场。

伐木的地方越来越远。在科雷马，建筑用材在溪流的流槽上采伐。在溪流深

①“乳汁的河流果羹的岸”，这是俄罗斯民间故事中描述的极自由富裕的生活景象。

深的峡谷里，树木处在阴暗地方，长长地伸直身子追逐阳光，躲避着大风，不断地 长高。而在大风中，在阳光下，在积满水洼的山坡上，却生长着一片片矮小的树 木，它们被大风摧折，糟践得不成样子，经受着永远跟随太阳旋转的折磨，为一小 块解冻的土壤而争斗不休的折磨。山坡上的树木，简直就不像树木，而像一群应 该送进珍稀馆的丑八怪。只有在阴暗的峡谷里，在山涧河槽上，树木才长得伟岸 而强壮。伐木犹如采金，直接就在黄金小溪上进行——风风火火、匆匆忙忙一~ 溪流，淘沙盘，洗矿设备，临时工棚，一场凶猛神速的突击，最后只剩下河流与边 区。三百年里不会有森林，永远再没有黄金。

某地有一片林区，但是，哪里谈得上什么育林——落叶松三百年才长成，在战 时的科雷马，为了回应租借法案，正掀起突击淘金狂潮，不过，狂潮是被矿区的岗 楼控制着的。

许多建筑用木材，以及采伐、锯截好的木柴，被扔在一座座伐木场。还有许多 原木“兜”埋在雪地里。这些树木被勉强扶上囚犯虚弱瘦削的肩头，又掉落到地 上。囚犯细弱无力的手，数十只也无法把两米长的原木抬到别人肩膀上（而且也 没有能够承受这段木头的肩膀），无法沿草丘、沟坎和土坑，把这些钢铁般沉重的 原木拖行几十米。许多林木，因无力集材而被扔掉，于是便应该由推土机来帮助 我们。

可是，为了在科雷马土地上、在俄罗斯土地上跑第一趟路，却让推土机干了完 全另一种活计。-

我们看见，嗒嗒响着的推土机往左拐，开始爬一块台地，登上岩阶。那里有一 条经过劳改营坟地的老路。我们曾经千百次从这条路上被赶去干活。

我没有去想过，为什么最近几周叫我们走另一条路去干活，而不再走那条熟 悉的、经押送兵的靴后跟和囚犯的胶鞋踩踏过的小路。新路比老路远一倍。每一 步都在上坡下坎。走到工作地点的时候，我们已经疲累不堪。可是谁也没问，为 什么带我们走另一条路。

应该如此，命令就是这样。我们爬行着，紧紧抓住岩石，手指在石头上划伤，

鲜血直流。

只有这个时候，我才看清了，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真得感谢老天，是它给了 我时间和力量看见这一切。

伐木作业在往前推进。山坡裸露出来，积雪还不算深，被风呼呼吹起。树墩 拔得一个不剩——在大树墩下埋上炸药，树墩便飞上了天。小些的树墩用撬杠翻 起来。更小的直接用双手拔，就像拔偃松树丛……

大山光秃了，变成一座巨大的舞台，劳改营神秘剧的舞台。

坟墓，囚犯们的合葬墓，一个大石坑，填满了三八年的还未腐烂的尸体，坍塌 了。死尸沿山坡滚下，揭开了科雷马的秘密。

在科雷马，人的尸身不是用泥土，而是用石头掩埋的。石头既掩藏秘密，又能 揭开秘密。石头比泥土可靠。永久冻土也同样掩藏而又揭开秘密。每一个在科 雷马死去的我们亲近的人——每一个被枪毙的人，被打死的人，饿得皮肤青黄的 人——或许还能辨认出来，哪怕已经过了几十年。科雷马没有煤气焚尸炉。尸体 在石头里，在永久冻土里默默地等待。

三八年，在各个金矿，整个整个作业班在挖掘这样的坟墓。他们不停地钻孔、 爆破，深挖灰色、坚硬、冰冷的巨大石坑。在三八年，挖墓坑算是轻松活。那里没 有“限期任务”，不考虑死人的定额，也不存在十四小时工作日。挖墓坑比赤脚穿 上胶鞋站在金矿工作面的冰水里轻松——金矿工作面,那可是“第一金属”的“基 本生产线”啊！

这些坟墓，这些巨大的石坑，满满地堆着死人。这是尚未腐烂的死人，裹着人 皮的裸露骨架。人皮肮脏不堪，搔得破破烂烂，被虱子咬得伤痕累累。

石头、远北地区，都全力抵制人的这种工作，不让死者进入它的深处。石头， 终于让步了，被战胜了，受屈辱了，应许不忘一切，一直等待，保守秘密。严冬酷 暑，风吹雨打——六年时间，便把尸体从石头里夺走。土地被掘开，露出了地下仓 库，因为科雷马的地下仓库里不仅有黄金，不仅有锡，不仅有钨，不仅有铀，而且有 尚未腐烂的人尸。

这些人尸从斜坡上慢慢往下滑，大概是想复活吧。我早就从远处，从小河的 另一侧看见过这些移动着的、被祜枝和石头勾住的东西，透过砍伐过的稀稀落落 的树林看见过，以为那是些原木，还没有集中起来的原木。

现在，山伐光了，山上的秘密暴露无遗。坟墓裂开，尸体沿山坡慢慢滑下。在 拖拉机路旁挖出了一座新的、巨大的公墓——这是谁干的呢？——这种工作，是 不从工棚里调人去干的。公墓真大。连我，连我的伙伴们，一旦冻死，都能在这座 新公墓里为自己找到一个位置，死者的一个新居。

推土机把这些僵硬的尸体拢到一起。成千上万的尸体。成千上万瘦骨嶙峋 的死人。一切都没有腐烂：弯曲的手指、化脓的脚趾——那是冻坏肢体的残留， 还有搔得出血的干燥皮肤，饿得发亮的眼睛。

我试图用我劳累至极、疲惫不堪的脑子想明白，在这一带，如此巨大的墓葬从 何而来？这里好像并没有金矿一~我是老资格的科雷马人了。不过，后来我想， 我只知道这个世界的一小块地方，这个世界是被铁丝网围起来的，设有像莫斯科 城市建设中那种角锥形屋顶的岗楼。莫斯科的高楼就是一座座岗楼，时刻防范着 莫斯科的囚犯。莫斯科的建筑就是这么个形状。领先者其谁呢？是克里姆林宫 那些塔楼，还是劳改营的岗楼？岗楼可是莫斯科建筑的样板。劳改营区的岗楼, 是时代的主体思想，由建筑物的象征意义鲜明地表现出来。

我想，我只了解这世界的一个角落，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只知道在二十公里 内，可能有一座地质勘探队的小木屋，勘察铀矿的；或者，有一座关押着三万囚犯 的金矿。在崇山峻岭中，可以隐藏的东西太多了。

后来，我想起熊熊烈火一般的柳叶菜，想起夏天原始林里灿烂开放的鲜花。 它们试图将人类的种种事情——好事和坏事一-掩盖在野草树叶之中。草比人 更健忘。要是我会忘记，草也会忘记的。但是，石头和永久冻土不会忘记。

格里尼亚•列别杰夫，那个弑父者，是个优秀的拖拉机手，他信心十足地驾驶 着润滑良好、来自海外的拖拉机。格里尼亚•列别杰夫细心地干着自己的本行: 他闪晃着推土机的铲刀，把尸体拢向坟墓，推下墓坑，又重新回去集材。

官员们决定，根据租借法案获得的推土机，第一次出行，第一件工作，不是去 森林干活，而是干一件重要得多的活计。

这活儿终于干完了。推土机把一堆石头、碎石拢到了新的坟墓，于是,死人埋 进了石头下面。但他们并没有消失。

推土机开近我们。格里尼亚•列别杰夫，一个普通刑事犯，一个弑父者，瞧也

没瞧我们--群带“标记”的人，五十八条们。格里尼亚•列别杰夫被委以国

家重任，而且他完成了这个重任。在他冷酷的面孔上，刻着自豪感、义务感。

推土机轰鸣着，从我们身边开过。在镜面般的铲刀上，没有任何擦痕，没留下 一个斑点。

一九六五

格言

献给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尔施塔姆®

人们一个接一个，从冥冥虚无中出现。一个陌生人，一头躺到架子床上我的 身边。夜里，他靠着我瘦骨嶙峋的肩头,献上他的体温——微不足道的一点点体 温——也换得我的体温。这是夜里，任何一点温热都没有透过粗布短大衣的破 片，透过坎肩，传到我的身上。一大早，我瞧瞧身边这个人，像瞧一个死人。我多 少有些吃惊：死人竟还活着，被吆喝着站起来，穿上衣服，驯顺地服从命令。我没 有多少体温，我的骨头上没剩下多少肉。这点肉只够我用来愤恨一-这是人的最 后一种感情。人最后的感情不是冷漠，而是愤恨——它更靠近骨头。从虚无中出 现的人，白天又消失了——煤矿勘探中有许多工段——并且永远地消失了。我不 认识睡在我身边的那些人。我从不问他们问题，倒并不是遵循阿拉伯人那句谚 语：你不问人，人就不会对你撒谎。对我撒谎不撒谎，我无所谓，我生活在真话和

①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1899—1980)，俄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 的妻子。著有“回忆录三部曲” B卩《回忆录》、《第二本书》和《第三本书》。尤以《回忆录》一书知名。

谎言之外。关于这一点，窃贼有一句直截了当、毫不文雅、对提问者充满鄙夷的俗 语：如若不信，就当瞎说。我不探问，也不听瞎说。

我最后还剩下什么呢？只有仇恨。并且，怀着这仇恨，我考虑去死。但死亡, 不久前还近在咫尺，又开始离我远去一点了。不是生代替了死,而是被半意识，被 难以名状、不能称之为生的存在所代替。每一天，每一次太阳升起，都带来把我再 次推向死亡的危险。但推动力并不存在。我干着烧开水的活计，算是所有工作中 最轻松的，比当看守还轻松。但是我来不及给那口煮水锅劈木柴。那是“泰坦” 系列的煮水锅。他们可能会把我赶走，但是赶到哪里去呢？原始林太远,我们的 小镇，照科雷马的说法叫“营外监禁地”，恰如原始林世界里的一座孤岛。我勉强 拖着步子，从帐篷去干活的地方，两百米距离，我感到没有尽头。我不止一次坐下 来休息。我直到现在还记得这条死亡之路上的所有车辙、坑洼。一条小溪，我伏 在它跟前，贪婪地喝下冰凉、可口、有益健康的溪水。双柄锯，我时而扛在肩上，时 而握住一只柄拖着走，感到难以置信地沉重。

我从来不能按时把水烧开，使锅里的水在中午前沸腾。

但是，所有工人——自由人，他们昨天全是囚犯——从不在乎水到底烧开没 烧开。科雷马教会我们大家，只凭温度区分饮用水。只分热水、冷水，而不分开 水、生水。

事物从量到质的辩证突变不关我们什么事，我们不是哲学家。我们是一群苦 力，我们滚烫的饮用水，没有这些重要的质的突变。

我吃着，漠然地努力吃掉落进我目光里的一切东西：食物的碎屑，沼泽里隔 年的草莓，从“自由人”灶打来的昨天或前天的菜汤。不，我们的自由人从不剩下 昨天的菜汤。

我们帐篷里有两支猎枪，是两支霰弹枪。山鹑不怕人。起初，是直接从帐篷 门前打鸟，然后将猎物整个儿放在篝火的灰烬中烤熟，或者，小心地拔下羽毛，再 煮熟。羽毛——可以装枕头，这也是一宗买卖，一种可靠的财源——自由人猎枪 主和森林里那些家伙的一笔额外收入。掏出内脏、拔光羽毛的山鹑，在罐头盒里 煮熟——三公升大的罐头盒，就支在篝火上面。这些神秘的小鸟，我从来没有发 现过一点吃剩的残余。自由人饥饿的肠胃把它们捣碎、磨烂，连骨头也全吸收了。 这也是原始林的奇迹之一吧。

我从来没有品尝过这种山鹑。我吃的只是草莓、草根、份饭。我并没有死掉。 我开始越来越心平气和，没有愤恨地望着一轮冰冷的红日，望着山峦，望着裸露的 秃峰。那里的一切：峭壁，曲折的溪流，落叶松，白杨——全都面目浄狞，一点也 不友善。每到傍晚，河上会升起阵阵寒雾——在原始林的一昼夜中，我没有一刻 感到温暖。

冻坏的手指和脚趾隐隐作痛。指头上嫩红的皮肤，一直红殷殷的，极易受伤。 指头总是用肮脏的破布缠裹着，不让它再度受伤，产生疼痛，但这并不是防止感 染。双脚的大脚趾渗出脓液，并且长流不止。

我被敲击铁轨的声音叫醒。下班也敲击铁轨。吃完饭，我立即躺上架子床，当 然，也不脱衣服，便昏昏睡去。睡觉和生活的帐篷，我看起来仿佛隔着一层雾，什么 地方有人走动，在大声骂娘，在打架斗殴。致命一击前出现了短暂的沉默。斗殴很 快平息下去——是自己平息的，谁也没有去制止，谁也没有去劝解，不过就是打斗的 马达熄火了——接踵而来的，是寒夜的宁静，以及透过帆布帐篷的孔眼露出的苍白 高天。还有酣睡者的鼾声、呼味声、呻吟声、咳嗽声，以及无意识的谩骂声。

一天晚上，我觉得听见了这样的呻吟和呼哧。感觉是突如其来的，仿佛是蓦 然醒悟。这并不使我感到高兴。过后，回忆起这个奇怪的时刻，我明白了，对睡 眠、对迷糊、对昏睡的渴求变得淡漠——正如莫伊谢伊•莫伊谢耶维奇•库兹涅 佐夫——他是我们的铁匠，一个聪明人中的聪明人——所说：我是睡足了。

肌肉疼痛不已。我那时的肌肉如何——我不知道，但它一直疼痛。这使我大 为恼怒，却难以摆脱。后来，我发生了另一件事情，不是恼怒或仇恨，却与恼怒有 关。我表现出一种心平气和——完全无所畏惧的态度。我明白，是不是打我，是 不是给我饭食，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尽管在勘探队，尽管处在没有押送兵的营外 监禁地，我没有挨过打——打人只是矿坑里的事——我却想起了矿坑，就用矿坑 的尺度来测量自己的勇气。逃离死亡的桥梁，就是由这心平气和，这无所畏惧架 设起来的。我意识到,这里不会打人。现在不打人，将来也不会打人。这使我产 生了新的力量，新的感受。

随着心平气和而来的是恐惧——不太强烈的恐惧，是担心失去这可以救命的 生活，失去这可以救命的开水工的活计，失去这寒冷的高天，失去这衰残肌肉里的 酸痛。我知道，我害怕离开这里，再到矿上去。我只是害怕，如此而已。在我的整 个一生中，我从不曾这山望到那山高。我骨头上的肉，日复一日地生长。回到我 身上的所谓下一种感情便是嫉妒。我嫉妒我死去的伙伴，那些在三八年死去的 人。我也嫉妒那些活着的邻铺，他们总是在咀嚼什么食物，抽着什么烟。我不嫉 妒长官、施工员、队长。他们属于另一类人。

爱的感情没有回到我的身边。啊，爱，与嫉妒、害怕、愤恨相去何其遥远。人们 对爱的需求何其少哇。只有在人类的全部感情回归之后，爱才会回归。爱是最后来 到、最后回归的感情。再说，它在回归吗？但是，见证我已回归到生活中来的，不仅 仅是心平气和、嫉妒和恐惧。对动物的怜惜较之对人的怜惜，回归得更早。

在挖探坑、探槽的人中，我作为最虚弱的一个，曾经同一位测绘员一起干 活——拖着标杆和经纬仪,跟随在他身后。通常是这样，为了走得更快，测绘员自 己背上经纬仪，我则只拿着最轻的、用各种颜色写着数字的标杆。这位测绘员来 自囚犯。为给自己壮胆——那年夏天原始林里有许多逃犯——测绘员带了一支 小口径步枪，是向长官求来的武器。但步枪对我们只是累赘，而且不仅仅由于在 我们艰难的旅途中，它完全是多余的东西。我们坐在一块林中旷地上休息。测绘 员一边玩弄那支步枪，一边瞄准一只红腹灰雀。它正飞到近处，查看四周有无危 险，将危险引到一边。如果需要，就牺牲自己。雌灰雀正在附近孵蛋——鸟儿勇 敢无畏，原因就在这里。测绘员蓦地举起了枪，我将枪管往旁边一推：

“把枪收起来吧！”

“你干什么？你疯啦?”

“别伤害小鸟，就这样。”

“我要向长官报告!”

“去你的吧！去你长官的吧！”

但测绘员不想争吵，也没告诉长官。我明白，一种重要的东西回到我身上了。

我不止一年没见到报纸和书籍了，并且早已学会对此心中坦然。在这个帐篷 里，在这个帆布破帐篷里，所有五十名住在一起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我们工 棚里从来没有出现过一张报纸，一本书。最高长官们——施工员、勘探队长、工 长——也同样身处我们这个没有书报的世界。

我的语言，矿上粗糙的语言，是苍白的，像还活在骨头边的感情一样苍白。不 止一年，我只须使用二十个词语就够了 ：起床、上工、吃饭、下工、熄灯、长官公民、 请允许、铲子、探坑、是、钻孔机、丁字镐、外面冷、下雨、冷菜汤、热菜汤、面包、份 饭、留口烟抽吧……这些词语有一半是骂人话。青少年时代曾听到一则笑话：一 个俄国人讲述去国外旅行的故事，使用各种不同的语调，总共只用一个词就够r。 俄语中丰富多彩的骂人话，无穷无尽的侮辱性字眼，早在青少年时代之前，就已在 我面前展现出来。骂人的笑话，在这里简直就像贵族女子学校里那些文绉绉的语 言。但我没有去寻求别的词语。我是幸运的，因为我不需要去寻求别的词语。还 存在别的词语吗？我不知道。我不会回答这个问题。

在我的大脑里，正是在这里——我记得很清楚——右顶骨下，产生了一个词 语，一个对原始林完全不适用的词语。对这个词语，不仅我的伙伴，就连我自己也 不明其意。这时，我吓坏了，惊呆了。我站到架子床上，向着天空，向着苍穹，大声 喊出这个词语：

“格言！格言!”

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格言!”我冲着北方的天空，冲着浓重的霞光大叫。我叫着，还没理解我身 上产生的这个词语的意义。既然这个字眼恢复了，被重新获得了——就更没有问 题了，就更没有问题了！我浑身充盈着巨大的喜悦。

“格言!”

“简直是疯子!”

“正是个疯子！你——是外国人吗?”矿山工程师弗龙斯基挖苦地问，就是那 个弗龙斯基。所谓“三撮烟”。

“弗龙斯基，给支烟抽抽！”

“没有，我没有。”

“唉，哪怕三撮烟也好哇。”

“三撮烟？请吧。”

他用肮脏的指甲从装满马合烟的荷包里挖出三撮烟来。

“是外国人吗? ”这个问题会把我们的命运带进一个挑拨和告密的世界，一个 被侦查和增加刑期的世界。

但我没顾得上理会弗龙斯基这个挑拨性的问题。这个意外的发现实在太 大了。

“格言!”

“正是个疯子。”

愤恨乃是最后的感情，人是怀着愤恨走向虚无，走向死亡世界的。是死了吗? 连石头我都不觉得是死的，更别说花草、树木、河流。河流不仅体现了生命，不仅 是生命的象征，而且就是生命本身。它那永不停息的流淌，它那哗哗不断的水声， 它自己絮絮的议论，它自己的事业——迫使河水穿透崖壁，越过草原和牧地，冲破 逆风，奔流而下——就是生命本身。河流，改变着太阳晒干的赤裸河道，用勉强可 见的细小涓流穿过岩石，以一条对天降甘霖的帮助失去指望的小溪，履行着自己 亘古不变的职责。第一场大雷雨，第一波豪雨一一大水便改变河岸，冲毁岩石，拔 起树木，沿着它永恒的道路疯狂地奔向低处……

格言！我自己也不相信自己，快睡着的时候，我担心回归我身上的这个词语 一夜之间会消逝。但它没有消逝。

格言。但愿大家把小河改成这个名字，我们的镇子，我们的“里奥-里塔”营 外监禁地就在河边。有什么比这个“格言”更好？大地的主人——地图绘制员恶

俗的趣味，将“里奥-里塔”这一名称载人了世界地图，而且无法改变。

格言一-这个字眼含有某种罗马的、强硬的、拉丁的东西。对我的童年来说， 古罗马无非是一部政治斗争史，一部人的斗争史。而古希腊则是一个艺术王国。 尽管古希腊也有政客和杀人者，古罗马也有不少艺术家。但我的童年将这两个极 不一样的世界尖锐化、简单化、狭隘化了，并且分割开来。格言是个罗马词语，我 整整一个礼拜没弄明白“格言”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低声念叨着这个字眼，大声 喊出这个字眼，用这个字眼去恐吓邻人，逗他们发笑。我向世界、向上天求索谜 底，希望得到解释和翻译……一个星期后，我明白了——我简直害怕和高兴得发 抖。我害怕，是畏惧回到那个一去不复返的世界。我高兴，是我看见生活正不由 自主地回到我的身边。

过了许多天，我终于学会从头脑深处一个接一个地叫出所有最新的词语。每 个词语都回忆得很艰难，每个词语都是意外地、单独地回想起来的。我的思维和 词汇并非像潮涌一般地恢复：它们都是单个地想起来，没有伴随其他熟悉的词汇 一同出现。这些单词先在口头上出现，然后才进入大脑。

后来，有一天，所有五十名工作人员都抛下工作，往镇上，往河边跑去，摆脱了 他们的探坑、探槽，丢下没有锯完的树木、锅子里没有煮熟的菜汤。大家都比我跑 得快，不过我也在双手的协助下,从山上跑下来，一瘸一拐地按时走到了。

从马加丹来了一名官员。那是个大晴天，很热，很干燥。在帐篷的门口，一个 巨大的落叶松树墩上，放着一台留声机。留声机旋转着，压下唱针发出的沙沙声， 播放出一首交响乐。

大家站在四周——有杀人犯和盗马贼，有窃贼和福来儿，有工长和苦工。长 官也站在旁边。他脸上那表情，仿佛是他本人为我们，为我们这荒僻的原始林监 禁地写下了这个乐曲。用虫胶漆做成的唱片，滴溜溜转个不停，发出沙沙的响声。 有三百圈年轮的树墩本身也在旋转，好像上紧的发条，能管上三百年……

铁 铲能手

墙壁猛一摇晃，我的喉头有了一种熟悉的甜丝丝的恶心感。地板上，一根烧 焦的火柴在我眼前无数次浮现。我伸出手，要抓住这根讨厌的火柴，但火柴消失 了一-我再也看不见东西。世界并没有完全离我而去。林荫道上，还有人声，护 士在远处坚决固执的声音。然后，白大褂、房角、星空时隐时现。出现了一只灰色 的大乌龟，眼睛闪着冷漠的光。有人拆开乌龟的一条肋骨，于是我爬进一个洞穴， 只靠双手攀住，把身子提起来。

我想起了别人坚决的手指，它们灵巧地把我的脑袋和肩膀放到床上。一切沉 寂下来，只剩下我和一个像格列佛®—样的大块头，面对面待着。我躺在木板上， 像只虫子;有人用放大镜聚精会神地细细观察我。我翻来覆去，可怕的放大镜跟 踪着我的一举一动。我在这古怪的玻璃镜片下蜷曲起身子。直到卫生员把我搬 到病床上，有了独处的安宁和满足，我才明白，格列佛的放大镜并不是什么可怕的 东西——那是值班医生的眼镜。这使我感到说不出的高兴。

①格列佛,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的小说《格列佛游记》中的主人公。格列佛曾在大 人国和小人国漫游。

轻轻一动，我就头疼，眩晕。我不能思考，只能回忆。一幕幕久远而可怕的情 景，像无声电影，用黑白图像呈现在我的眼前。甜丝丝的恶心，犹如乙醚麻醉剂， 老是没有消除。这种恶心感我早已熟悉，现在刚有感觉就能猜到。我想起许多年 前，在远北地区，连续劳动六个月后首次宣布休息一天。每个人只想躺下，躺下, 不缝补衣服，一动不动……可是，所有人一大早就被叫起来，赶去找柴火。离小镇 八公里的地方在砍伐森林——要根据体力挑选木头，运回来。我决定另辟蹊径， 两公里左右的地方有一些旧柴垛，可以找到合适的原木。爬山困难重重，我挨到 了柴垛，才发现那里并没有轻的木头。更高一点的地方，有一些散乱的黑糊糊的 柴垛，我爬过去。这里倒有细小原木，但它们的端头被柴垛夹住，我没有足够的力 气拔出来。我拔了几次，终归力不从心。但空手而回可不行。我鼓起最后的力 气，爬向更高处一个被雪压住的柴垛。我手脚并用，花了好长时间,扒开沙沙作响 的松散积雪，终于拖出一根原木。但这根木头实在太沉。我从脖子上解下当围脖 用的肮脏毛巾，捆好木头的尖梢，将它往下拖。原木跳蹦着,不断打在脚上。要么 松脱出来，隆隆往山下滚去，跑得可比我快。有时原木被偃松树丛卡住，或者扎进 雪堆，我就爬过去，强使它重新动起来。我发现天黑下来的时候，我还身处高高的 山上。我知道，已经过了许多小时，回小镇，回居住区的路还很远。我把围巾猛力 一拉，原木重新跳跳蹦蹦往下滚。我将原木拖上大道。森林在我眼前摇晃起来。 一阵甜丝丝的恶心感直冲我的喉咙。我在一个绞车工的岗棚里恢复了知觉—— 那人用刺骨的雪团为我擦揉脸和双手。

现在，我在医院的墙上看见了这一切。

不过,此刻握住我手的不是绞车工，而是医生。测量血压的里罗氏血压计就 在这里。我意识到我并不在远北地区，高兴起来。

“我是在哪里?”

“神经学研究所。”

医生在询问什么，我吃力地回答。我想一个人待着,我不害怕回忆往事。

〈一九六〇〉

悼言

全都死了……

尼古拉•卡济米罗维奇•巴尔贝，俄罗斯共青团组织者之一，曾帮助我从狭 窄的探坑里搬出一块大石头的伙伴，我们的队长，因未完成计划被工段枪毙。这 个工段是巴尔贝作业队干活的地方。枪毙的原因是年轻的工段长、年轻的共产党 员阿尔姆的一份报告——他曾获得一九三八年度奖章，后来当上了矿长、管理局 长——阿尔姆真是节节高升。尼古拉•卡济米罗维奇•巴尔贝有一件精心保存

的东西-条驼毛围巾，长长的、很暖和的天蓝色围巾，真正的毛织品。这条围

巾在澡堂里被一伙小偷偷走了——巴尔贝一转身，干脆就被拿走了。第二天，巴 尔贝的面额冻坏了，严重冻坏了——直到他死，冻伤也没愈合……

约西卡•留京死了。我俩曾搭档干活，苦工们是不愿意同我搭档干活的。可 约西卡愿意。他比我强壮、灵活得多。不过他非常明白我们为什么被送到这里

来。我的活干得很糟,但他并不埋怨。终于，一个看守长--九三七年就这样

称呼矿上的官儿，跟沙俄时代一样——吩咐给我作“单独丈量”。何谓单独丈量， 我今后会特别谈到。于是约西卡跟别的什么人搭档干活。但我们在工棚里的床 位是紧挨在一起的。一个人在笨拙地走动，我立刻醒来。他的皮大衣散发出羊皮

味。这人在架子床间狭窄的过道里转过身去，背对着我，叫醒我的邻铺：

“是留京吗？穿上衣服。”

留京开始匆匆地穿衣服。散发着羊皮气息的人，着手搜索留京寥寥无几的物 品〇在这一'点点东西中，穿皮大衣的人找到一'副象棋，将它放到一'边。

“这个——是我的，”留京赶紧说道，“是我私人的物品。我花钱买的。”

“那又怎样?”穿羊皮大衣的人说。

“把它留下吧。”

穿羊皮大衣的人哈哈大笑起来。笑够了，用皮衣袖擦擦脸，说：

“你再也不需要它了……”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奥尔洛夫死了。他原是基洛夫的顾问。矿上值 夜班的时候，我同他一起锯木柴。我们手上有锯子，白天就在面包房干活。我清 楚地记得，仓库的工具管理员发给我们锯子——就一把普通横锯——的时候，用 审视的目光左右打量我们：

“就这个了，老头子，”工具管理员说。那时候，我们全叫老头子——更别说 二十年后了。“你能把锯子磨锋利吗?”

“当然,”奥尔洛夫急忙说，“有没有开锯路的工具?”

“就用斧子开吧，”保管员说，他已经明白我们是内行，不比这些知识分子。

奥尔洛夫弯着腰，沿小路走着，双手插在衣袖里，锯子夹在腋下。

“喂，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我说，连跑带跳地赶上他。“我不会干哪。 我从没锉过锯子。”

奥尔洛夫转身对着我，把锯子插进雪地里，戴上手套Q “依我看，”他用教训的口吻说，“每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应该会锉锯子、 开锯路。”

我赞同他的说法。

经济学家谢苗•阿列克谢耶维奇•舍伊宁死了。他是个好人。他好久都闹 不明白，人家会拿我们怎么办，但他最终还是明白了，于是平静地等待死亡。他有 足够的勇气。有一次，我收到一个邮包——邮包送到了，这是极少见的事。邮包 里是一双航空毡靴，别无他物。我们的生活环境如何，我们的亲人真是很难了解。 我很清楚，这双毡靴会被偷走，头一天晚上就会被别人夺去。于是，还没走出管理 处，我便以一百卢布卖给了工长安德烈•博伊科。这种细毛皮靴值七百卢布，不 过这桩买卖是划算的。因为我可以买上一百公斤面包呢，如果不买一百公斤面 包，就还能买些黄油、白糖。我最后一次吃到黄油和白糖，是在监狱里。于是，我 在商店里买了整整一公斤黄油。我记得，黄油是非常有益的。买黄油花去了四十 一卢布。我白天买了（大家在上夜班），然后去找舍伊宁——我们住在不同的工 棚——庆贺收到了邮包。我还买了面包……

谢苗•阿列克谢耶维奇又激动，又高兴。

“嘿，我怎么可以？我有什么权利？”他喃喃地说道，显得特别激动。“不行， 不行，我不能够……”

但是我说服了他，他便很快活地跑去打开水。

就在这时候，我头上遭到可怕的一击。我瘫倒在地上。

我爬起来时，装黄油和面包的袋子已经不翼而飞。一根一米长的落叶松木棍 丢弃在床边，就是猛击我的那根木棍。周围的人全都在笑。舍伊宁拿着开水跑 来。后来许多年，每当我回忆起这次抢劫，总是胆战心惊，紧张得几乎要休克。而 谢苗•阿列克谢耶维奇，已经死了。

伊万•雅科夫列维奇•费佳欣死了。我同他乘同一列火车，坐同一条轮船来 到这里，分在同一个矿，同一个队。他性格达观，是沃洛科拉姆斯克的农民，俄国 第一个集体农庄的组织者。第一批集体农庄，尽人皆知，是二十年代由社会革命 党人组织起来的，而恰亚诺夫-孔德拉季耶夫一班人“在上面”介绍了它的意 义……伊万•雅科夫列维奇是农村社会革命党人一~在一九一七年，有一百万人 投票选举了这个党，他是投票者之一。却因组织第一个集体农庄,他被判处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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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一九三七年，科雷马的第一个初秋。有一次，我和他一起装运土车——我们 站在著名的矿山传送带旁。一共是两辆大车，单独运土。赶马人驾着一辆车向洗 矿机驶去，两名工人刚好能够把另一辆车装满。没空抽烟，看守也不允许抽烟。 但我们的赶马人却抽上了——那种巨大的烟卷，差不多用半包马合烟卷成（那时 还有马合烟抽），他把卷烟留在工作面旁的栏板上，让我们可以猛吸上一口。

赶车人是米什卡•瓦维诺夫，原是“工业品进口”托拉斯副主席，挖土工则是 费佳欣和我。

我们不慌不忙地往大车上装土，互相说着话。我向费佳欣讲述给在涅尔琴斯 克的十二月党人规定的任务一一根据《玛丽娅•沃尔孔斯卡娅随笔》®的记 载——每人三普特矿石。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我们的定额是多少?”费佳欣问。

我算了算——大概是八百普特。

“瞧,瓦西里•彼得罗维奇，标准提得多高哇……”

后来，在冬天的饥饿时节，我去搞烟草——去要、去攒、去买——用烟草换面 包。费佳欣并不赞同我的“生意”，他说：

“您不适宜,瓦西里•彼得罗维奇，您不应当这么干……”

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冬天，在食堂边。我给他六张餐票，是我那天在办公室 夜里作抄录得到的。写一手好字，有时会给我帮上忙。餐票花掉了——上面印有 日期。费佳欣取到了饭食。他坐在桌前，把汤从一个盆里倒进另一个盆里——汤 极为稀薄，面上没浮一点油腥……大麦米粥，六张餐票也没打满半升的饭盆…… 费佳欣没有匙子，只能用舌头舔粥吃。他流着泪。

德费尔死了。他是一名法共党员，过去也在卡宴®采石场干过。除了饥寒交 迫，他还忍受着道德的折磨——他不愿意相信，他作为共产国际的一员，怎么会落

① 玛丽娅•沃尔孔斯卡娅（1805—1863)，俄国十二月党人沃尔孔斯基之妻，公爵夫人，H.拉耶 夫将军之女，普希金的朋友。一八二七年随丈夫去外贝加尔。著有《回忆随笔》。

② 卡宴，法属圭亚那首府，自然环境极为恶劣，一八五四至一九三八年为法国囚犯的流放地。

到这里，落到苏联来服苦役。要是他看见只是他一个人如此，他的恐惧会少一些。 可是，同他一起到这里来，同他一起生活，同他一起走向死亡的所有人都如此。他 矮小、瘦弱，挨打是家常便饭……有一次，为了所谓维持秩序，队长揍他，不过就是 用拳头揍，但德费尔一头倒下，再也没有起来。他死了，是第一批最幸运的人之 一。他曾在莫斯科塔斯社作编辑，精通俄语。

“在卡宴也是很糟，”有一次他对我说，“可这里却糟透了。”

弗里茨•达维德死了。他是荷兰共产党人，共产国际工作人员，被指控从事 间谍活动。他有一头极漂亮的卷发，一双深陷的蓝眼睛，孩童般的嘴唇;对俄语差 不多一无所知。我是在工棚里遇见他的。工棚里如此拥挤，几乎只能站着睡觉。 我们并排站着，弗里茨对我微微一笑，闭上了眼睛。

架子床下面的空间，也被人挤得满满的，要坐要蹲，都得等待，然后靠着床，靠着 柱子，靠着别人的身体——这才睡去。我等候着，闭上眼睛。突然，我身边什么东西 “砰”地一声倾倒了。原来是弗里茨•达维德倒了下去。他不好意思地爬起来。

“我睡着了，”他惊惶地说。

这个弗里茨•达维德，是我们这批犯人中第一个收到邮包的。邮包是他妻子 从莫斯科寄来的。邮包里有一套丝绒西装，一件睡衣，一张漂亮女人的大照片。 他穿着这件丝绒西装蹲在我身边。

“我想吃东西他红着脸笑道，“我很想吃东西，给我拿点东西吃吃吧。”

弗里茨•达维德最后失去知觉，被抬走了。

他的睡衣和照片，第一天晚上就被偷走。后来我谈起他的时候，总是感到纳 闷和气愤：是谁，为什么需要别人的照片？

“你并不全都知道，”有一次，一个颇为世故的交谈者说道，“这不难猜测。这 张照片是被窃贼偷去的，如他们所说，是要拿来‘催情’，搞手淫哪，我天真的朋 友……”

谢辽沙•克利万斯基死了。他是我大学一年级的同学，分别十年，我们竟在 布蒂尔卡监狱的递解囚室里见了面。一九二七年，他在时政小组作关于中国革命 的报告，因此被共青团开除。他在大学得以毕业，然后在国家计委作经济员，直到 那里情况发生变化，谢辽沙才不得已离去。他参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大剧院乐队 的竞聘，当上第二小提琴手，一直干到一九三七年被捕。他属多血质性格，爱说俏 皮话，嘴上讽刺挖苦不断。对生活，对生活中的各种事件,也是永远充满兴趣。

在递解囚室里，大家几乎都赤裸着身子，用水擦澡，睡在地板上。只有非同寻 常的人，才受得住睡在架子床上。于是克利万斯基说开了俏皮话。

“这是蒸刑。过后就会把我们送到极北地区去受冻刑。”

这是很准确的预言，但并非胆小鬼的诉苦。在矿上，谢辽沙快活，好交往。他 热衷于学习窃贼的黑话，用恰如其分的语气说出窃贼的字眼，就像孩子一般高兴。

“我看来要困一会觉了，”谢辽沙说，往架子床的上铺爬去。

他喜欢诗歌，常常在监狱里背诵。在劳改营里，他没有读诗。

他跟大家分享最后一块面包，说得准确点，还分享……也就是说，他终于没活 到谁也没有最后一块面包那一刻，没活到任何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拿出来同人分 享那一刻。

队长久科夫死了。我过去和现在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他是“普通刑事犯”，与 五十八条毫不相干。在大陆那边的劳改营里，他是所谓集体的主席,性格上不是那 种浪漫型的人，但是打算“扮演个角色”。他是冬天到这里来的，在第一次会议上就 发表了令人吃惊的演讲。普通刑事犯经常开会——因为在日常生活和职务方面犯 罪的人，还有那些惯盗，都被视为“人民的朋友”，应当改正，而不是受到惩罚。他们 和按第五十八条判刑的“人民的敌人”是不同的。后来，在开始对惯盗给予第五 十八条第十四款，即怠工罪（拒绝干活）的处分时，将整个第十四款从第五十八条 中删除了，免除了多年来和多种形式的惩罚措施。惯盗们一直被当作“人民的朋 友”，直到一九五三年著名的贝利亚特赦®将他们赦免。而几十万不幸的人，却成

①贝利亚特赦，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不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特赦一批罪犯，史称 贝利亚特赦”。拉夫连季•贝利亚时任苏联内政部长。 了那种理论，成了克雷连科®“橡皮”，以及臭名昭著的“再锻造”的祭品。

就在那第一次会议上，久科夫提出，由自己来担任“五十八条”作业队的领 导——通常，政治犯的队长都在政治犯当中产生。久科夫是个不错的年轻人。他 知道，在劳改营里，农民干得最好，比谁都好。他记得，农民中有许多犯第五十八 条的。这应当视为叶若夫和贝利亚的特殊智慧。他们懂得，知识分子的劳动价值 总是不高。因此，劳改营的生产任务可能无法完成。这可不同于政治任务。但久 科夫没有陷入这样高深的考虑，除了人们的工作质量，他未必还会想到什么。他 挑选了一个完全由农民组成的作业队——并着手工作。那是一九三八年春天。 久科夫的农民们度过了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整个饥饿的冬天。他没有同他的 队员们一起进过澡堂，不然他早就会明白问题的症结了。

他们干得不错，他们只需要增加一些营养。但久科夫这个要求被官员们一口 回绝了。饥饿的作业队英勇地完成着定额，力所不及地苦干。人们故意给久科夫 少算产量，包括测量员、记工员、监工、施工员。于是他开始申诉，越来越强烈地抗 议。作业队的产量一再下滑，伙食越来越差。久科夫试图去找高层领导。可高层 领导授意有关人员对久科夫作业队大肆污蔑，并连同队长本人一起，列入了某种 名单。事情办成了，所有人都在赫赫有名的谢尔庞京枪毙了。

巴维尔•米哈伊洛维奇•赫沃斯托夫死了。饥饿的人群最可怕的事情，就是 他们的行为。一切都跟健康人一样，但这毕竟是些半疯狂状态的人。饥饿的人们 总是暴怒地捍卫着公正——只要他们不是饿得太厉害，不是太虚弱。他们永远喜 欢抬杠，不顾死活地斗殴。通常情况下，只有千分之一扯破嗓子互相谩骂的人会 弄到斗殴的地步。可饥饿的人却永远在打架。为一点最荒唐、最出乎意料的理由 就吵起架来。“你干吗拿了我的镐？……占了我的铺位? ”个头矮些的，竭力下绊

①克雷连科（1885—1938),苏联领导人之一，一九一八年起任俄罗斯联邦最高法庭庭长、检察 长，一九三一年起任俄联邦司法人民委员，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四年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一九三八年被枪决。 脚，把对手放倒。个头高些的，就扑过去，用自己的体重把对手撞倒,再抓扯、殴 打、撕咬一气……这一切都干得孱弱无力，并不疼痛，也不致命——只是太频繁 了，目的是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大家也不去拉开。

赫沃斯托夫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每天都跟别人打架——在工棚里，在深深的 排水沟里，那是我们小组挖掘的。他是我冬天里的熟人，我从没看见过他的头发。 他戴一顶有耳罩的帽子，缀一片破破烂烂的白毛皮。眼睛乌黑，闪烁着饥饿的光 亮。我有时候读诗，他就望着我，像望着神经病人。

他突然开始绝望地用丁字镐击打排水沟上的石头。镐很沉，他抡起胳膊猛 打，几乎一个劲不停地打。这样的力气叫我吃惊。我们很早就在一起，很早便忍 饥挨饿。后来，丁字镐“当”地一声落在地上。我回头一瞧。他站着，岔开双脚， 微微晃悠。他膝盖弯曲，身体一摇晃，面朝地倒下去。他的双手远远伸向前方，手 上戴着他每晚都在织补的那双手套。他露出双臂，两只手臂上全是文身。巴维 尔•米哈伊洛维奇曾是远洋轮船的船长。

罗曼•罗曼诺维奇•罗曼诺夫在我眼前死去。有段时间，他在我们这里类似 连长：发放包裹,维持劳改营区的清洁。总之，处于特权地位。这是我们任何人 都无法企及的。我们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人，诚如窃贼所说，是“带标记的人”，也 像劳改营的高官们所说，是“标记犯”。我们最大的梦想，是在澡堂里干洗衣活， 或当个夜班织补裁缝。除了石头，莫斯科的“特别命令”禁止我们碰任何东西。 我们每个人的案卷中，都附有这么一纸文件。而罗曼•罗曼诺维奇却担当了这个 难以企及的职务。他甚至很快掌握了干这活儿的诀窍：如何开启邮包箱，才能让 白糖撒落到地上。如何砸破果酱罐，如何让面包干和干果滚到床下。罗曼•罗曼 诺维奇很快学会了这一切，而且他从不跟我们结交。他一本正经，俨然一个文质 彬彬的高官代表。我们与他完全不可能有个人交往。他从不给我们出任何主意， 只对我们说明：一个月可以寄一封信，到劳改营管理处领取包裹的时间是晚上八 点到十点，等等。我们并不羡慕罗曼•罗曼诺维奇。我们只是惊奇不解。显然， 这是他的某种偶然的熟人关系起了作用。不过，他的好景也不长，总共只当了两 个月连长。是因为例行的编制审核呢（时而会搞，而且在新年前必定要搞这种审 核），还是有人向上面“吹了风”——借用劳改营的生动说法。但罗曼•罗曼诺维 奇确实消失了。他曾当过军人，好像是一名上校。四年后我来到“维生素监禁 地”，那儿采集偃松针叶——这里惟一的常青植物。再把这种针叶运到数百俄里 外的维生素联合企业，在那里蒸煮后，针叶变成黏稠的褐色混合液，气味和味道都 叫人难以忍受。然后装进大桶，运往各个劳改营。那时候，按当地的医学，认为这 是治疗坏血病的廉价而必用的主要药物。坏血病到处肆虐，还伴有糙皮病和其他 维生素缺乏症。但所有人，即使只吞下一滴这种可怕的药剂，都会承认，哪怕死 去，也比用这类鬼东西治疗要好。但是有命令，而命令就是命令：药没吞下，劳改 营就不给饭吃。值班员站在那里，拿着一只特别小的专用长柄勺子。要是绕开松 液发放员，就进不了食堂。于是，囚犯特别珍惜的东西——餐饭、食物，就被这不 可逃避的预先灌药给彻底毁了。这种搞法一直延续了十多年……内行一点的医 生也无法理解——这种黏糊的软膏，怎能保存对任何温度变化都特别敏感的维生 素C。这种提取物对医疗毫无用处，可仍旧继续发放。就在这个地方，在所有村 镇的旁边，都长着许多野蔷薇，但谁也没有下决心去采摘——命令中对它只字未 提。只是战后很久，好像在一九五二年，才收到一封信，又是以地方医学之名发出 的。信中坚决禁止发放这种松针提取物，认为它对肾脏有害。维生素工厂关门大 吉。但在当时，在我遇见罗曼诺夫的时候，人们都在拼命采集偃松。连那些“半死 不活的人”一矿上的渣滓，金矿的废物——那些半残废者，饥饿慢性病患者—— 全都在采集。金矿三个礼拜内就把健康人变成残废。饥饿，缺少睡眠，长时间的 繁重劳动，殴打……一批新人来到劳动队，莫洛赫神®便咀嚼不止……到季节末， 伊万诺夫的队里一个人也没剩下了，除了队长伊万诺夫。其他人都进了医院，“下 了黄泉”，或者去了“维生素监禁地”。在那里，每天吃一顿饭，不可能每天都拿到 六百克以上的面包。那年秋天，我和罗曼诺夫的工作不是去采集松叶。我们是在

①莫洛赫神，古代腓尼基人信奉的太阳、火、战神，祭奠莫洛赫神时以儿童为牺牲。

“建筑工地”上干活。我们为自己修建过冬的房子——夏天我们住在破帐篷里。

我们用脚步丈量了面积，打上木粧，扎下两排稀稀拉拉的篱笆。篱笆之间，填 上一块块结了冰的苔藓和泥炭。屋内有木杆搭成的单层架子床。屋子中间放一 只铁火炉。每天晚上都给我们发一份木柴，发多少是凭经验计算出来的。但我们 没有锯子，也没有斧子——这些利器存放在警卫队战士那里。他们住一个单独的 帐篷，包着胶合板，有防寒设施。锯子和斧头只在每天早上交接班时发给我们。 原因是邻近的“维生素监禁地”几名刑事犯攻击了队长。盗贼们最善于演戏，他 们把这种习性带进生活中，弄得连叶夫列伊诺夫@恐怕也会嫉妒不已。他们决定 干掉队长，一个窃贼还建议锯下队长的脑袋——大家欣喜若狂地接受了这个建 议。脑袋果然锯了下来，是用的普通横锯。所以才下了一道命令，严禁把斧子和 锯子存留在犯人中间过夜。为什么只是不准过夜？但对于那些命令，任何人从来 都找不出道理的。

要将木柴放进火炉，可怎么劈开呢？细枝可以用脚踩断，粗的呢，就从细的一 端整捆放进滚烫的炉膛，让它渐渐燃烧。有人用脚把柴火往炉膛深里推——随时 得有人瞧着。打开的炉门透出的火光，是我们屋子里惟一的光亮。暂时还没有下 雪,屋子四面透风，但围墙四周的积雪已经耙到一起，浇上了水——过冬的房子已 经准备停当。门上还挂起一块帆布。

在这里，正是在这个棚子里，我遇见了罗曼•罗曼诺维奇。他没有认出我。 他穿得像“一团火”——正如窃贼们所说，他们总是说得惟妙惟肖——棉花的碎 絮从棉祅里、裤子里、帽子里直冲冲凸露出来。看来，有许多次，罗曼•罗曼诺维 奇不得不跑去取“火花子”，为某窃贼点烟……他眼里闪着饥饿的光，脸颊像过去 一样潮红，只是不再像气球，而是颧骨突出。罗曼•罗曼诺维奇躺在角落里，呼呼 地吸着大气。下巴抬起又落下。

①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叶夫列伊诺夫（1879—1953)，俄罗斯和法国导演，作曲家，戏剧家， 历史学家，戏剧理论家，批评家，哲学家，画家，心理学家。

“他要死了，”他身边的杰尼索夫说，“他那双包脚布不错。”说着就从濒死者 的脚上灵巧地脱下毡靴，还解下结实的绿色毯子包脚布。“……这就对啦，”他 说，以威胁的目光瞧着我。但我无动于衷。

我们上班前集队的时候，罗曼诺夫的尸体被抬出去。他的帽子也没了。敞开 的呢大衣前襟拖在地上。

沃洛佳•多布罗沃利采夫死了吗，那个“波因特”工？ “波因特”——这是一 种工作，还是一个民族哇？这是一种工作，在五十八条们的帐篷里是一种引人嫉 妒的工作。普通劳改营里既有“普通刑事犯”，也有刑事惯犯的工棚，都围着铁丝 网。对于普通劳改营里的政治犯来说，单独的工棚当然是法律上的嘲讽。这不能 保护任何人，使其免遭流氓的攻击和窃贼们血腥的算计。

“波因特”——这是输送高温蒸汽的铁管子。滚烫的蒸汽把岩石和冻结成团 的砾石加热;工人不时用手掌大小、装三米长手柄的金属勺子扒出加热的石头。

这工作被认为具有专业性，因为“波因特”工要打开或关闭滚烫的蒸汽龙头。 蒸汽从一个极其简陋的锅炉里，经铁管从一座小房子里输送出来。当锅炉工，又 比当“波因特”工更胜一筹。不是所有犯第五十八条的机械工程师，都能企盼到 类似的工作。倒不是因为这工作具有专业性。沃洛佳从几千人中派去干这个活 儿纯属偶然。不过这使他的面貌大为改观。他无须再去考虑如何使身子变得暖 和——这个永远的念头……冰天雪地的寒气不再穿透他的身体，不再使他失去思 考力。滚烫的蒸汽管子救了他。这就是大家嫉妒多布罗沃利采夫的原因。

人们都议论纷纷，说他去作“波因特”工不会是无缘无故的。这确凿无疑地 证明了他是告密者，是特务……当然，窃贼们总是说——既然在劳改营当卫生员， 就意味着喝了别人的血汗。而且人们也了解这类见解的价值：听凭嫉妒指 使——可没什么好结果。沃洛佳在我们眼里好像一下子变得无限高大了，仿佛我 们中间出了个优秀的小提琴家。由于工作条件，他是该走的。他一个人走了，走 出劳改营，经过值班室的时候，他打开值班室的小窗，高兴地、粗声大气地向里面 喊出自己的番号“二十五”。——这一切，我们早已不习惯了。

有时候，他在离我们工作面不远的地方干活。我们，仗着是熟人，依次跑到蒸汽 铁管那边取暖。铁管的直径大约有一点五英寸，可以用手握住，握在掌心，会感到一 股暖流从手上传遍全身。简直无法离开它，回到工作面去,回到严寒中去……

沃洛佳跟别的“波因特”工一样,并不驱赶我们。他从不跟我们说一句话，尽管我 知道，是禁止“波因特”工让我们在铁管附近取暖的。他站在那儿，被一团团浓重的白 色蒸汽包围着。他的衣服上结了一层冰。呢上衣的每一根绒毛都闪着亮光，就像细细 的水晶针。他从不跟我们闲聊一看来，干这个工作付出的代价毕竟太高了。

这一年的圣诞节之夜，我们围坐在火炉边。火炉的铁壁因节日而比平时烧得 更红。人们是能够在一瞬间就感觉到温差的。我们坐在炉边，很想在浪漫的想象 中美美睡上一觉。

“伙计们，我们要是能回家，就太好了。奇迹还是经常发生的……”赶马人格 列波夫说，他过去是哲学教授，因为一个月前竟然记不起自己老婆的名字，在我们 工棚里出了名。“只是，注意，要讲实话。”

“回家?”

“是啊。”

“我说句实话，”我回应道，“倒是去监狱更好。我可不是开玩笑。我不愿现 在回到自己家里去。在家里，人们永远不会理解我，无法理解我。我知道，他们认 为重要的东西，我觉得微不足道。对我最重要的，是我所剩无几的东西——他们 既不能理解，也意识不到。我只会给他们带来新的恐惧，在充满他们生活的无尽 恐惧中，再增添一种恐惧。我看到的事情，人们不应该看到，甚至不应该知道。监 狱则是另一码事。监狱才是自由。这是我所知道的惟一一个地方，在那里，人们 毫无惧怕地畅所欲言。在那里，他们能在精神上得到休息，因为不去干活，身体也 能得到休息。在那里生活的每一小时，都具有理性。”

“哼，胡说起来了，”昔日的哲学教授说，“那是因为你在侦讯时没遭到殴打。

经历过第三号手段的人，就是另一种看法了。

“彼得•伊万内奇气你有什么想法?”

彼得•伊万诺维奇•季莫菲耶夫，原乌拉尔托拉斯的经理，微微一笑，向格列 波夫使个眼色。

“我却想回家。回到妻子身边。回到阿格尼娅•米哈伊洛夫娜身边。我要买

个黑麦面包--个大面包！要熬马加尔粥——熬一大桶！面疙瘩汤也来一大

桶！我要把这些吃个精光！平生第一次把这些好东西吃个饱。剩下的，让阿格妮 娅•米哈伊洛夫娜吃掉。”

“你呢?”格列波夫问兹翁科夫，他是我们队的采矿工，过去是农民，不知是雅 罗斯拉夫尔州，还是科斯特罗马州的。

“回家，”兹翁科夫回答，一脸认真，毫无笑容。“看来，要说现在能回去，我会 跟妻子寸步不离。她到哪，我跟到哪。她到哪，我跟到哪。只是我在这里已经没 有干活的习惯了，已经失去对土地的热爱了。唉，得在什么地方找点活干……”

“你呢? ”格列波夫用手碰碰我们值日员的膝盖。

“首先要到区党委去一趟。我记得，在那里，地板上的烟屁股——那真是多得 无数……”

“你别开玩笑……”

“我可没开玩笑!”

我突然发现，只有一个人没有回答，他就是沃洛佳•多布罗沃利采夫。他抬 起头，并没有等待提问，殷红的火光从打开的炉门照到他的眼睛上——这眼睛很 深邃，充满活力。

“我呢他的嗓音安详、和缓，“希望变成一块残躯，人的残躯，知道吗，没有手， 没有脚。这样，我就能找到力量，啐他们一脸唾沫，为他们对我们干下的一切。”

(一九六〇〉

①伊万内奇，伊万诺维奇的简称,常用于口语。

这是怎么开始的

这是怎么开始的？是在冬季的哪一天，风变了，一切变得异常可怕？秋天我 们还在干……

这是怎么开始的？克柳耶夫作业队被阻留在了工作地点。这种事闻所未闻。 矿场被押送队封锁了。矿场是露天矿场，一个大坑。坑边站着押送队。人们在大 坑里匆匆忙忙，互相追赶着乱跑。一些人心里暗暗恐慌，另一些人坚信，这一天纯 属偶然，这一晚纯属偶然。黎明到来，一大早，一切都会烟消云散，一切都会昭然 若揭，生活会依然照旧，尽管是劳改营的生活。被阻留在矿场，这是为什么？ 一直 要留到完成日产量。暴风雪细声尖叫，细细的干雪打着腮帮，犹如沙粒一般。“弧 光灯”照亮夜里的工作面，雪花在扇形的光柱里飞旋，犹如阳光下的浮尘，像父亲 的板棚门边那阳光下的浮尘。只是在童年时代，一切都显得微小、温暖、富有生 气，而此刻呢，一切都那么庞大、寒冷、充满恶意。树皮筐吱吱作响，人们把泥土装 进筐子，倒进矸石场。四个人抓住一只筐，推着、拖着、滑着、搡着、拽着，把筐弄到 矸石场边，解开，翻转，把冻结的石块朝峭壁下倾倒。石子轻声往下滚落。啊，那 不是克鲁皮扬斯基吗，那不是奈曼吗，那不是队长克柳耶夫本人吗？大家都忙忙 碌碌，可活儿没完没了。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左右，而汽笛在五点就拉响，矿上的下 班汽笛是在五点钟就响的,在五点钟就发出长鸣——那时就放小队“回家”。“回 家”就是冋工棚。第二天早上五点，便响起起床号，一个新的工作日、新的日计划 就开始了。在这个矿坑，我们队是接克柳耶夫队的班。今天派我们到邻近一个矿 坑干活，直到夜里十二点我们才接过克柳耶夫队的班。

这是怎么开始的？突然之间，有许多、非常多的“战士”来到矿场。两个新工 棚，原木工棚，囚犯们为自己修建的，让给了警卫队。我们留在帐篷过冬。破破烂 烂的帆布帐篷，被矿坑炸飞的石子击破。帐篷是防寒的：地里打进支柱，木条上 张了油毡。帐篷和油毡之间隔了一层空气。据说冬天你要用雪填上。不过这一 切都是以后的事。我们的工棚交给了警卫队。这才是事情的本质。警卫队并不 喜欢工棚，因为这些工棚是用湿木料搭建的——落叶松是一种诡诈的树木，它并 不喜欢人。墙壁、地板和天花板，整个冬天都干不了。这一点大家早就明白—— 无论是愿意用身体的两侧使工棚干燥的，还是偶尔分去住工棚的。警卫队把这作 为北方应有的困难，接受了这个灾难。

为什么要在“游击队员”矿驻扎警卫队？这个矿并不大，一九三七年，总共就 两三千名囚犯。“游击队员”矿的近邻“突击”矿和别尔津诺(后来的上阿特-乌里 亚赫）矿，都是拥有一万二千到一万四千名囚犯的城镇。当然，一九三八年的死亡 旋风，使这一数字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一切都是后来的事。而眼下——警卫队 到“游击队员”矿来干什么？ 一九三七年的“游击队员”矿，只有惟一一名不换班 的执勤战士，配一支那甘式手枪，就可以轻易将驯顺的“托洛茨基分子”王国镇 住。对窃贼怎么办？这位执勤战士装作没看见他们那些小把戏，没看见他们的抢 劫行为和流窜作案——在非常危险的情况下，人就没影了。一切都很“平静”。 可现在呢，突然间来了这许多押送兵。这是为什么？

突然，拒绝干活的整个作业队——那些托洛茨基分子——被带走了。不过, 当时并不把他们叫作拒绝干活的人，而是温和得多——叫作“不干活的人”。他 们住在小镇中间一个单独的工棚里。那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囚犯小镇。当时小镇 的名称也没有不久之后的叫法那么可怕，叫作“营区”。“托洛茨基分子”每天依 法得到六百克面包和热食，那是理当得到的，而且完全不干活。任何囚犯都可以 加入其间，转到不干活的人工棚里。三七年的秋天，这个工棚住了七十五个人。 可是，所有这些人突然消失了，大风摇晃着没有关上的门扇，工棚里无人居住，黑 沉沉，空荡荡。

突然发现，官方发给的一份食物也不够了。多想吃东西呀！可什么也买不 到。向同伴要——也不行。鲱鱼，一块鲱鱼还可以向同伴要，可面包呢？突然就 成了这样：谁也没有东西招待别人了。大家吃东西都变得偷偷摸摸，在黑暗中从 自己口袋里摸出一点面包屑匆匆地咀嚼。搜寻这些面包屑，成了人在任何空闲时 间里的一种几乎下意识的活动。然而空闲时间越来越少。制鞋车间里总放着一 个装鱼油的巨大圆桶。圆桶有半人高。所有愿意的人，都把肮脏的破布伸进桶 去，蘸起油来擦自己的皮靴。我一时没有醒悟，鱼油——这也是脂肪啊，也是油， 也是食品哪！这种鞋油是可以吃的。——这种恍然大悟，简直有如阿基米德的发 现。我赶快跑出去，也就是蹒蹒跚跚地跑到车间去。啊，车间里的大圆桶早已不 知去向。我刚要踏上的这条路，别人却早已捷足先登了。

一些狼狗牵到了矿上，一些德国狼犬。是狗吗？

这是怎么开始的？十一月的钱，没有发给采矿工。我记得，在矿上干活最初 的日子里，在八月和九月份，在我们一群干重活的人旁边，矿山监督员站了下 来——这个称呼大概是从涅克拉索夫时代保留下来的吧——他说:“不好，伙计 们，不好。你们这样干活，会没有任何东西寄回家去。”过了一个月，终于弄明白 了，每个人都有一点工钱。一些人把钱寄回家，以安抚自己的家庭，另一些人用这 些钱在劳改营商店、在售货亭购买香烟、乳品罐头、白面包……这一切冷不防突然 结束了。一个消息，一个“马桶消息”，像阵风吹过，说是往后不再发工钱了。这 个“马桶消息”跟其他劳改营“监狱”传闻一样，完全得到了证实。往后只用食物 进行核算。监督完成工作计划的，除了劳改营工作人员——他们数不胜数，除了 管生产的长官——他们已增加了多倍,还会有武装的劳改营警卫队，那些战士。

这是怎么开始的？暴风雪一连下了好几天,公路积满白雪，山口封闭了。雪 停的第一天——下雪时我们待在家里——下班后没有送我们“回家”。四周是押 送兵，我们迈着囚犯凌乱的步子，慢吞吞地走着。走了不止一小时，沿着一条陌生 的小道走向山口。大家一直往上爬，往上爬——劳累，不断升高的陡坡，稀薄的空 气，辘辘饥肠，满脸愤恨——这一切使我们停下脚步。押送兵的大声吆喝，像鞭笞 一样刺激着我们。我们在山隘附近的公路上看到无数篝火堆的时候，天已经完全 黑下来。这是个没有星星的夜晚。夜越深，篝火燃得越明亮，对休息、对食物的渴 求之火，也燃得越厉害。不，这些篝火并非为我们燃起。这是押送兵的篝火。是 在零下四五十度的严寒中燃烧的无数篝火。篝火连绵蜿蜒达三十俄里远。在下 面的雪坑里，有人拿着铁铲在清扫道路。狭窄土沟的雪栏堆到了五米高。人们把 雪沿梯地由下往上拋，要两次、三次地拋。所有人安排好，被押送队围起来的时 候——那是一溜弯弯曲曲的篝火——干活的人便没人过问了。两千人可以不干 活，可以干得很糟或拼命干活——这事与谁也不相干。山隘要清扫干净，否则任 何人不准离开原地。我们在这样的大雪坑里站了许多小时，不住挥动铁铲，以免 冻僵。这天晚上，我弄清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作了一个观察，并且在后来多次得到 验证。加班到第十小时、第十一小时,人便感到吃力，特别吃力，难受极了。过后，

就不再察觉时间的流逝——你为一种“巨大的麻木”所控制-•小时恰如一分

钟，比一分钟还要过得快。我们“回家”时，已经干了二十三小时活，完全不想吃 饭了，一整天的食物，大家吃得懒懒散散。最后，好不容易才睡去。

三七年冬到三八年，三股要命的旋风在科雷马金矿大雪覆盖的矿区交会喧嚣 起来。第一场旋风是“别尔津案”。远北建设总局经理、科雷马劳改营的开办者 爱德华•别尔津，于三七年底作为日本间谍被枪决。®他是召回莫斯科枪决的。 同他一起遭枪决的还有他最亲密的助手菲利波夫、迈苏拉泽、叶戈罗夫、瓦西科夫 和茨维尔科——“维舍拉分子”的所有精英，一九三二年同别尔津一起到科雷马 来开拓边区的人们。伊万•加夫里洛维奇•菲利波夫是东北劳改营管理局局长，

①爱德华•别尔津于一九三八年八月被枪决。——原注

别尔津在劳改营的代理人。他是一名老资格的肃反工作者，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成 员，曾任索洛韦茨群岛“减负三人组”的主席。二十年代，曾有一部纪录片《索洛 夫基》。这部电影就拍到伊万•加夫里洛维奇任当时的主角。他死在马加丹监 狱——他的心脏衰竭了。

“瓦西科夫之家”，从过去直到今天，人们都这样称呼马加丹监狱。它建于三 十年代初，后来由木建筑改为石建筑，却一直保留着富于表达力的称呼——因为 监狱长就姓瓦西科夫。在维舍拉,瓦西科夫是孤单一人——他总是独个儿度休假 日：在花园里或当作公园的小树林里一张长凳上坐下来，整天用小口径步枪射击 树叶。阿列克谢•叶戈罗夫，那个如维舍拉人所称的“红头发廖什卡”，在科雷马 是生产管理局局长。这个管理局合并几个金矿，大概就是南方管理局。茨维尔科 是北方管理局局长，“游击队员”矿就在那里。一九二九年，茨维尔科是一个边防 哨所的所长，到莫斯科来休假。在这里，有一次，在餐厅狂饮之后，茨维尔科举枪 射击大剧院门上方的阿波罗马车——直到进了监狱的牢房才酒醒过来。他的领 章和纽扣从他的衣服上被扯下。他同一伙囚犯于一九二九年春天来到维舍拉，在 那里服满判处的三年刑期。一九二九年末，来到别尔津的维舍拉后，茨维尔科很 快扶摇直上。他是一名囚犯，竟成了“帕尔玛”营外监禁地的头头。别尔津非常 喜欢他，便带他跟随自己一道去了科雷马。据说茨维尔科在马加丹被枪毙了。迈 苏拉泽——劳改营管理总局核算分配处处长，那时服满了“煽动民族仇恨罪”的 刑期，还在维舍拉就已获释，也是别尔津宠爱的人物之一。他在莫斯科休假期间 被捕，当时就枪毙了。

所有这些死去的人，都是别尔津最亲近的圈子里的人。因“别尔津案”遭逮 捕、枪毙或奖励“刑期”的人有好几千，都是雇用人员和囚犯——矿长、劳改营分 营营长、劳改点点长、党委教导员和书记、工长和工地主任、班长和队长……判进 劳改营和蹲监狱的刑期有几千年？谁知道……

在叫人窒息的挑拨离间雾霾中，“别尔津案”，这个耸人听闻的莫斯科审判的 科雷马版本，看上去颇为体面

震撼科雷马大地的第二场旋风，是劳改营里没完没了的枪决，即所谓的“加拉 宁作风”。镇压“人民的敌人”，镇压“托洛茨基分子”。

许多个月以来，白天黑夜，早晚点名的时候，都要宣布无数的枪决令。在零下 五十度严寒中，来自“普通刑事犯”的囚犯乐师，在宣布每一道命令前后，都要演 奏一遍乐曲。浓烟滚滚的汽油火把没有划破黑暗，倒是把几百双眼睛吸引到扑满 白霜的薄薄纸页上。上面印着多么可怕的字句。同时，事情好像与我们无关。一 切仿佛都是别人的事，实在太可怕，不会成为现实。但音乐在奏响，在轰鸣。乐师 贴着长笛吹孔、贴着黑里康大银号和活塞短号号嘴的嘴唇，就要冻僵了。卷烟纸 蒙了一层霜，宣读命令的什么官儿，用衣袖拂拭纸上的雪花，以便看清楚并大声宣 读被枪毙者的名单。每个名单后面的结束语都一模一样：“本判决立即执行。东 北劳改管理处处长加拉宁上校。”

我曾经有五十次左右看见加拉宁。他大约四十五岁，宽肩膀，大腹便便，略微 歇顶，长一双敏锐的黑眼睛。他不分日夜，坐着他的黑色“吉斯-110”，在北方各 矿区跑来跑去。后来据说他是亲自枪毙犯人,其实他并没有亲自枪毙过任何人， 只是签署命令而已。加拉宁是死刑执行三人组的主席。命令不分日夜地宣读： “本判决立即执行。东北劳改营管理处处长加拉宁上校。”按照那些年斯大林 的传统，加拉宁应该很快死去。确实，他被抓了，逮捕了，指控为日本间谍，在马 加丹枪决。

在加拉宁时代，无数的判决，从无任何一例被任何人撤销过。加拉宁只是斯 大林许许多多的刽子手之一，在必要的时候，就被另一名刽子手杀掉。

为了解释他的被捕和死亡，“严密掩盖”的传说公之于世了。真正的加拉宁， 似乎是在上班途中被日本间谍杀害的。揭发他的，是他前来做客的妹妹。

这是个传说，只是千百个故事之一。斯大林时代用这些故事充斥着寻常百姓 的耳朵和大脑。

加拉宁上校为什么要枪毙人？他为什么要杀人？为“反革命宣传”——加拉 宁的命令中有一项就这样说。什么是一九三七年在外面的“反革命宣传”？一-这可不得对任何人讲。如果俄国人称赞一部外国小说，那就判十年“aca$”罪！要 是他说，买液体肥皂排队太长——五年“aca”罪。按俄国人的习惯，按俄国人的性 格，每个判五年的人——都庆幸不是十年。获刑十年也高兴——因为不是二十五 年。而获刑二十五年，就高兴得跳起来，因为没有判你枪决！

在劳改营，判五年、十年、十五年这样的梯级是没有的。大声说一句活儿太 重，就足以遭枪毙。为任何一条最无恶意的对斯大林的意见，枪毙。大家对斯大 林高呼“万岁”的时候，你不吭声，也就够枪毙了。沉默是一种宣传，这早已为人 所知。未来的、明天的死亡名单，是由每座矿场的侦查员根据告密、根据情报制定 出来的。提供情报的人包括情报员、“线人”，以及为数众多的志愿者、著名的劳 改营乐团的演奏员。他们是八重奏——“七个吹，一个打”一~窃贼世界的谚语 颇含警示意义。而“案子”本身根本就不存在，也不搞任何侦查。斯大林时代众 所周知的一个机构“三人小组”的一纸议定，就可以将你葬送。

虽然那时候穿孔卡片还鲜为人知，但劳改营的统计员想减轻自己的劳动，还 是印制了一种“履历表”，上面有特殊的标记。“托洛茨基分子”的人事档案有一 张蓝色对角线条纹的履历表。惯犯们的则是绿色（或雪青色？）条纹——大概是 政治惯犯。登记就是登记。每个人自己的鲜血，涂不掉他的履历表。

枪毙人还有什么口实？“侮辱劳改营押送队”。这是怎么回事呢？这里说的 是口头侮辱，说的是不够毕恭毕敬的应答，任何的“顶撞”——对殴打、敲击、推搡 的回应。囚犯与押送员谈话的时候，任何过分随便的动作，均被视为“对押送队的 攻击”……

“拒绝干活”。很多人死了，最终也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具有致命的危险。精 疲力竭的老人，饥肠辘辘、疲惫不堪的人们，早上出工接班的时候，连挪动一步到 大门边的力气也没有。拒绝行为是按记录定罪的。“按时令穿戴”。这些记录表 格在玻璃版印刷器上印刷，大的矿场，甚至在印刷厂定制。表格里只需填入姓名

①aca，即反苏宣传0

和出生年份、所犯条款、刑期多少……就行。三次拒绝干活，即行枪决。依法枪 决！许多人不能理解劳改营的主要法律——因为对于他来说，连劳改营都是杜撰 出来的——在劳改营不得拒绝干活，一旦拒绝，即以最严重罪行论处，比任何怠工 行为更加严重。哪怕使出最后一点力气，也得爬到工地上去。工长会为“个人”、 为“劳动个体”签字，生产部门也会“签认”。于是，你就获救了。你今天就算逃过 了枪决。你在工地上可以完全不干活，再说，你也不能干活。你要把这一天的痛 苦忍受到底。你在工地上干得极少，但你不属于“拒绝干活”的人。人家就不能 枪毙你。据说，在这种情况下，长官无“权”枪毙你。有没有这种“权”，我不知道。 但许多年来，无数次换班时，我站在营区大门前尽力克制自己，千万别拒绝干活。

“盗窃黄金”。发现藏有黄金的人，统统枪毙。后来，手下留情，免于一死，只 加刑五年、十年。有许多天然金块经过我的双手——“游击队员”矿可是一座“天 然”金的富矿，然而，除了深恶痛绝，黄金并没有引起我任何别的感觉。天然金得 要善于发现，要学会把它们与石头区分开。有经验的工人把这个重要的本领教给 新手——为的是使他们不要把黄金往手推车里扔，不要让洗矿监督员大声叫喊： “喂，你们太马虎了！又把天然金送进来洗!”找到天然金，会付给囚犯们奖

金--克奖一卢布。从五十一克起算。开采面上没有秤。你找到的天然金是

四十克或六十克，只有监督员能够认定。除了队长，我们没去找别的任何人。我 找到过许多剔除的天然金块，却只有两次被呈请获得报酬。有一块重六十克，另 一块重八十克。当然，最后我什么钱也没拿到手，得到的只是一张“斯达汉诺夫” 卡，十天管用，另外，在工长、队长那里还得到微不足道的一点马合烟。就这样还 得感谢他们。

最后一项、数量最大的一个“项目”，大量的人就因这一条遭到枪毙,那就是 “没完成定额”。由于劳改营的这一罪名，人们整队整队地遭到枪毙。当局还找 到一个理论根据。那时，国家计划在全国“落实”到机床——那是在工厂里。在 囚犯们的科雷马，计划要落实到每一个工作面，每一辆手推车，每一把丁字镐。国 家计划就是法律。完不成国家计划，就犯反革命罪。完不成定额的人，就得去死。

第三次死亡旋风，夺去囚犯的生命比前两次的总和还多。这是一次大面积的 死亡——死于饥饿、殴打和疾病。这第三次旋风，窃贼、刑事犯和“人民的朋友” 扮演了重要角色。

整个一九三七年游击队员”矿在册人员两三千人中死亡了两人--名

雇用人员，一名囚犯。他俩并排埋在一个山丘下。两人的坟墓上都有方尖碑一类 的东西——雇用人员的高一些，囚犯的矮一些。一九三八年，掘墓的人便有整整 一个作业队。石头和永久冻土并不愿意接收死者。必须钻孔，爆破，移开崖石。 在工作方式上,在工具、材料和“执行人员”方面，掘墓和“打”探坑极为相似。一 个个作业队只掘墓，只挖公墓，只挖“阵亡将士”公墓,埋葬无名死者的公墓。不 过，死者也并非完全没有名字。按照工作条例，埋葬之前，派工员，作为劳改营当 局的代表，把一块写着个人档案编号的胶合板标牌，系在赤身露体的死者的左脚 踝上。埋葬的尸体全都赤身露体——那还用说！又是按照工作条例，敲下的金 牙，记人一本专门的人葬表。放置尸体的土坑用石头填平，但是大地并不接受死 者：在极北地区的永久冻土中,他们注定不会腐烂。

医生不敢在诊断书上写明真正的死因。写的是“多种维生素缺乏症”、“糙皮 病”、“痢疾”，还有“p

① “H.CD.M”，俄国诗人莱蒙托夫十七岁时爱上一个邻村的姑娘，为她写了许多情诗。但他一直 不知道姑娘的名字，便在诗中用“H.仏M”代表她。后来读者一直猜不透这三个字母是什么意思，文 学家安德罗尼科夫称之为“H. CD. M之谜”

② 薇拉•英贝尔（1890—1972)，俄苏女诗人,其作品表现人和时代的关系，见解极为精辟。

吟诵。我身边早就没有诗歌爱好者。但这些诗行，对于每个科雷马人都十分

响亮。

所有人都在殴打干活的人：值日兵、理发师、队长、教导员、监督员、押送兵、 工长、总务主任、派工员一-谁都可以殴打。打人不受惩罚，与杀人不受惩罚一 样，这使人的灵魂变得腐朽、堕落——所有那些干过、见过、知道这种事情的人的 灵魂……按当时一位最高长官聪明的思想，押送兵的回答是——为了完成计划。 所以押送队是用枪托在揍出计划。另一些押送兵干得更坏——他们把这个重要 职责交给窃贼，总往五十八条们的队里渗人这些窃贼。窃贼都不参加劳动，他们 只确保完成计划。他们手持棍棒，在工作面上走来走去——这棍棒叫作“温度 表”——毒打那些惟命是从的福来儿，直到打死。来自自己伙伴的队长们，千方百 计向长官证明，说他们，这些队长，是站在长官一边，而不是站在囚犯一边的。队 长们竭力忘掉他们是政治犯。他们的确从来就不是政治犯。再说当时所有的五 十八条犯，也是这么一种表现。对千百万人的镇压之所以不受惩罚，能够得逞，正 因为这全是无辜的人。

他们只是受难者，并非英雄。

笔迹

深夜里，有人叫克里斯特到“马匹集散站”去。在劳改营，人们这样称呼小镇 边山岗旁那座小房子。一位特重案侦查员——如劳改营的俏皮话所说——住在 那里，因为营里没有不特别重大的案件——每一个过失，或像是过失，都可以遭处 死。要么一死，要么充分证明自己无罪。可是，谁又能说明自己完全无罪呢！对 一切作好准备，抱着对一切无所谓的态度，克里斯特走上一条狭窄的小道。此刻， 厨房燃起了灯光——这是切面包的人,大概这时就要开始分切早餐面包了。明天 的早餐。可是克里斯特还有明天吗？还有明天的早餐吗？他不知道，而且高兴自 己的懵懂不知。有什么东西落到了他的脚下。不像是雪团或冰块。克里斯特躬 身拾起一块冻结的皮。他马上明白了，这是一块芜菁皮，结了一层冰的芜菁皮。 冰已在手上融化，克里斯特忙把这皮往嘴里送。显然没有必要太赶急。从工棚的 边缘开始，他把整个小路走了一遍，明白了，他是从这铺满积雪的漫长小路上经过 的第一人。今天，在他之前，还没有任何人从这里沿镇边经过，去找侦查员。整条 道路上，都有一块块芜菁冻在雪里，就像裹了一层玻璃纸。克里斯特找到整整十 块芜菁，一些大，一些小。他好久没见到有人会往雪地里扔芜菁皮了。当然，这不 是囚犯，不是雇用人员扔的。或许就是侦查员本人吧。克里斯特嚼碎、吃掉了所 有芜菁皮——嘴里散发出一种早已遗忘的气味——故乡土地的气味，新鲜蔬菜的 气味。他心情愉快，敲了敲侦査员的房门。

侦查员个头不高，瘦瘦的，没刮脸。这里只是他的办公室。一架铁床，铺着士 兵被，以及一只揉成一团的肮脏枕头……桌子是一张自制的写字台，几个歪歪斜 斜的抽屉，塞满文件、公文夹。窗台上有一个卡片箱。搁架上也塞满了鼓胀的公 文夹。一只半截罐头筒做的烟灰缸。窗上有个挂钟，正指着十点半。侦查员正用 废纸生小铁炉。

他皮肤白净，面色苍白，跟所有侦查员一样。没有值日兵，没有手枪。

“您坐，克里斯特! ”侦查员说，竟用“您”称呼囚犯，并将一张旧凳推到克里斯 特面前。他自己坐在一把椅子上一一带高靠背的自制椅子。

“我看过您的案子了，”侦查员说，“我向您提个建议，不知对您是不是合适。”

克里斯特呆呆地等着他说下去。侦查员沉默了一会。

“我还要了解您的一些情况。”

克里斯特抬起头,怎么也无法忍住打嗝。一个舒服的嗝儿，带着难以遏止的 鲜芜菁味。

“您得写一份申请。”

“申请?”

“对，是申请。这是纸，这是笔。”

“申请？写什么？写给谁?”

“写给谁都行。啊，不写申请，就写勃洛克的诗吧。唉，反正一样。明白吗? 或者，写普希金的《鸟儿》：

为我会飞的囚徒，

昨天，我打开牢狱之门。

把自由归还她，

将歌手放返丛林。”

侦查员朗诵着。

“这不是普希金的《鸟儿》，”克里斯特竭力开动早已僵化的脑子，小声说〇 “那是谁的?”

“是图曼斯基的。”

“图曼斯基？第一次听说。”

“啊，是您需要什么鉴定吧？是不是我杀死了什么人。或者，写了封信出去。 要不，为盗贼做了一张商店的提货单?”

“完全不是。这种鉴定太容易了，”侦查员微笑着，露出发肿的牙床，细小的 牙齿，出血的牙龈。这闪现的微笑无论多么浅淡，到底给屋里增加了一丝光明。 克里斯特心里也增加了一丝光明。他下意识地瞧瞧侦查员的嘴巴。

“是啊，”侦査员说，发现了他的目光，“是坏血病，坏血病。在这里，连自由人 也不能幸免。缺乏新鲜蔬菜呀。”

克里斯特想起了芜菁。维生素——芜菁皮里比瓤里还多，都归了克里斯特， 而不是侦查员。克里斯特希望继续谈下去，讲讲他吮吸、啃吃被侦查员扔掉的芜 菁皮的事。但他迟疑不决，担心过分放肆遭到长官斥责。

“您明白没有？我要看看您的笔迹。”

克里斯特仍然一头雾水。

“写吧！”侦査员口授着。“‘致矿长。囚犯克里斯特，哪年出生，犯什么罪，刑 期，申请。请求调我去干更轻松的工作……’够了。”

侦查员拿起克里斯特尚未写完的申请，撕碎，扔进火里。……炉火顿时亮光

一闪。

“坐到桌旁去吧。就坐在桌边。”

克里斯特写的字工工整整，跟缮写员的一样。他自己就非常喜欢这样的字。 但他的伙伴们都嘲笑他，说他的字不像教授的，不像医生的。远不是学者、作家、 诗人的字。这是仓库管理员的字。大家嘲笑克里斯特能当上库普林讲过的沙皇 的缮写员。

但克里斯特对这些玩笑泰然处之。他仍旧把一份份工工整整抄写出的文稿 交去打字。女打字员们都称赞他，不过背地里却讥笑他。

习惯拿丁字镐、握铲把的手指，怎么也不能握住笔管。不过最后还是成功了。

“我这里真是乱七八糟，”侦查员说，“我自己也明白。您得帮我整理整理。”

“当然，当然，”克里斯特说。火炉已经燃旺，屋子里暖融融的。“能抽支烟就 好了……”

“我不抽烟，”侦查员粗声粗气地说，“而且连面包也没有。明天您不必去干 活了。我会跟派工员招呼。”

于是，一连好几个月，每周一次，克里斯特都到劳改营侦查员这没生炉子、一 点不舒服的办公室来，抄文稿，并装订好。

三七年到三八年无雪的冬天，刮着要命的大风。大风已闯进了工棚。每天晚 上，派工员们都要满工棚跑，按照“押送”名单寻找并唤醒人们。遭押送的人，过 去就没有回来过，而现在，所有这些夜里发生的事情，人们想也不再去想了。押送 就押送吧，活儿太重，根本无法去想别的。

工作时间延长了，来了押送队。但一周时间过去了，克里斯特勉强活着，挨到 侦查员那熟悉的办公室，不断地装订文件。克里斯特不再洗脸，也不刮脸，但侦査 员好像并未发觉饥肠辘辘的克里斯特那塌陷的面额和亢奋的眼神。克里斯特一 个劲抄写着，装订着。各种文件和公文夹在不断增多、增多，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它 们理顺。克里斯特抄写无穷无尽的名册。那上面只有姓氏。名册的上端是折叠 的，克里斯特从来也没打算探究这办公室的秘密，尽管把面前这些纸页弄平就可 以知道。有时候侦查员拿起一包“案卷”，克里斯特不在时，不知从哪儿钻出来 的，他匆匆念着名单，克里斯特便一一书写。

十二点钟，他念完了。克里斯特回自己的工棚睡觉，睡觉——明天接班的事 与他无关。时间一周一周过去，克里斯特不断消瘦下来，不断写下去。

有一次，侦查员拿起下一个文件夹，以便念下一个姓氏，他突然停顿下来，瞧

瞧克里斯特，问道:

“您的名字、父称是什么？”

“罗伯特•伊万诺维奇，”克里斯特微笑着回答。莫非侦查员要称呼他“罗伯 特•伊万诺维奇”，来代替“克里斯特”或“您”——这倒不会使克里斯特感到奇 怪。侦查员很年轻，年龄与克里斯特的儿子相仿。侦查员手里还拿着那本文件 夹，也不再念姓氏，只是面色发白。他脸色苍白，一直白得超过白雪。他用指头飞 快地翻阅着装订成册的一份份薄薄的文件——与地板上一大堆文件夹里的份数 完全一样。然后，侦查员毅然打开炉门。屋里顿时亮堂许多，就像心里彻底亮堂 了，并在里面发现了某种最重要、最人性的东西。侦查员将这个文件夹撕得粉碎， 扔进火炉。屋子里变得更亮了。而克里斯特什么也不明白。侦查员并不看着 他，说：

“全是些老套。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也漠不关心。”他用坚定的目 光望了克里斯特一眼，“我们继续写。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克里斯特说。只是在许多年后，他才明白，烧掉的正是他克里 斯特的档案夹。

克里斯特的许多同伴都被枪毙了，就连这位侦査员也遭枪毙了。而克里斯特 却仍然活着，有时候——几年中不会少于一次吧——他会回忆起那燃烧的文件

夹，侦查员那毅然决然撕碎克里斯特“档案”的手指--个正在遭难的人送给

已经遭难的人的礼物。

克里斯特的笔迹救了他的性命，那工整、美观的笔迹。

山溪已经结起了冰，而在浅滩上，山溪根本就不存在了。小溪从浅水处开始 冻透。一个月后，夏天那汹涌澎湃、涛声震天的溪水，便完全没了踪影。连冰块也 都踏破、捣碎，被马蹄、轮胎、毡靴压坏。然而小溪还活着，溪里的水还在呼吸—— 白茫茫的水汽在未冻结的水面，在冰雪融释的地段上空升起。

一只精疲力竭的潜鸭扑通一声滑到水里。鸟群早已飞去南方，这只潜鸭却留 了下来。四周很明亮，白雪皑皑——大雪覆盖住整个光秃秃的森林，直到地平线， 显得尤其明亮。潜鸭想歇息，稍微歇息一下，然后爬上来，往前飞——跟在鸟群 后面。

它没有力气飞起。沉重的翅膀使它无法飞离地面。但它在水里却有了依靠, 有了救星——未结冰的水面仿佛是它的生命之泉。

但是，鸭子还来不及看看四周的环境，还没缓过气来，它微弱的听觉便捕捉到 一个危险的声音。这不是普通的声音，是哗哗的巨响。

从上方，从积雪的山上，一个人在冰冻的、傍晚前还在冻结的草丘上跌跌撞撞 地跑下来。他早就发现了潜鸭，跟随着它，怀着一个秘密的希望，而且，这个希望 竟然实现了——潜鸭落到了冰上。

他悄悄靠近潜鸭，但跌了一跤。潜鸭发现了他。这时候，他便毫不隐藏地跑 过去，而潜鸭却飞不起来——它太累了。它只需要飞起来，除了这点险恶，没有任 何东西威胁它。可为了飞上天空，翅膀得有力气，但是它累极了。它刚刚潜下水， 消失在水中，那人就拿着一根沉甸甸的树枝，站在它潜下的冰窟窿边，等着它浮出 水面。因为潜鸭要呼吸呀！

周围二十米内全是这样的水面。那人嘴里骂骂咧咧，看见了潜鸭在冰下游 过，爬到另一片水面去。但它在那里也不能飞起来。它休息了几秒钟。

那人试着去砸破、压碎河冰，但他那破布作的鞋子使不上劲。

他用树枝敲击蓝莹莹的冰面——冰几乎砸碎了，却没有破裂。他力气耗尽 了，喘着粗气，在冰上坐下来。

潜鸭在窟窿里凫游。那人跑起来，嘴上骂着，向它投石子，潜鸭钻进水里，在 先前那片水面上冒出来。

他们--个人和一只鸭——就这样奔跑着，直到天黑。

捕猎，这次偶然的捕猎，没有得手。是回工棚去的时候了。他很懊悔，这场并 不明智的追逐费尽了他的力气。饥饿不容许他去考虑该怎么办，去制订一个可靠 的计划,骗住那只潜鸭。难耐的饥饿，使他用了一个并不可靠的办法，一个很糟的 计划。潜鸭留在冰上，留在没有冻结的水面。该回工棚去了。他捕捉潜鸭不是要 煮熟吃掉。潜鸭是鸟，是肉，难道不是吗？在铁锅里煮熟，或者更绝——埋到篝火 的灰烬里。先涂上一层稀泥，埋进滚烫的紫色灰烬，或者，干脆扔进篝火中。篝火 燃尽，潜鸭那层稀泥壳破裂了，里面就会有滑溜热乎的油脂。油脂流到手上，在嘴 唇上变凉。不，他捕捉潜鸭，根本不是为了这个。他脑子里朦胧不清地形成、编好 另一些尚不确定的计划。他要把这只潜鸭当作礼物送给工长，工长就会把他从夜 里制定的不良者名单中勾销。工棚里的人全知道这个名单。而他尽量不去考虑 那些不可能的、无法实现的事情，去想如何躲避遭押送，如何留在这里，留在这个 营外监禁地。这里的饥饿倒还能忍受。他从不这山望着那山高。

但潜鸭留在了未结冰的水面。对这人来说，自个儿作决定，采取行动，可是个 极为困难的事情，这是他的日常生活没有教会他的。人们没有教他如何追潜鸭。 因此，他显得束手无策，笨拙不堪。人们没有教他想想这种捕捉的可能性——他 的脑子不善于正确解决生活提出的突如其来的问题。人们只教会他在不需要自 作主张的时候，在别的什么人主宰着事件的时候如何生存。要干预个人的命运， “背叛”这命运，实在是非同一般地艰难。

或许，潜鸭在未冻结的水面苟延残喘，他在工棚里奄奄一息，一切会更好 一些0

冻僵的、被冰划破的手指，放在怀中很难暖和起来。他把每一只手、两只手， 同时插进怀里。手已被永远冻坏，痛得钻心。他浑身颤栗。他饥饿不堪的身体里 很少热量。他回到工棚，挤到火炉前，仍旧不能暖和起来。身体瑟瑟抖个不停。

工长往工棚门里瞧了一眼。工长也曾看到那只潜鸭，看到那个半死不活的人 去捕捉那只半死不活的潜鸭。但工长不愿离开这个镇子——到一个新的地方去，

谁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工长盘算着用慷慨的礼物--只活潜鸭加一条“自由

人”的裤子——使工地主任的心发发慈悲。主任此刻还在睡觉。待他醒来，会把 工长从名单中删去——删去的不是那个捕捉潜鸭的干苦活的人，而是他，工长。

工地主任躺着，用指头习惯地把一支“火箭”牌烟卷揉松。他也看见了窗外 这场捕猎。既然有人在抓潜鸭，木工就会做个笼子，工地主任就会把这只潜鸭送 给那个更大的官员，说明白些，送给那个官员的妻子阿格尼娅•彼得罗夫娜。于 是，工地主任的未来就有了保障。

但潜鸭留在了未冻结的水面去死。于是，一切复归平静：好像它根本没有飞 到这一方来过。

一九六三

生意人

医院里有许多鲁奇金。鲁奇金——这是个带特征的绰号•.指的是手伤残了， 而不是牙打掉了。®这里说的是哪个鲁奇金呢？是格列克，七病房那个高个子吗? 是这个科利亚•鲁奇金,一个生意人。

科利亚的右手腕炸断了。他是自伤者，故意自残身体的人。在医疗报告中， “自伤”是列人自斫一栏的。这些人如果不发“脓毒性”高烧，就禁止送进医院。 科利亚•鲁奇金正发这样的高烧。两个月来，他想方设法阻止伤口愈合，但年轻 的生命还是占了上风——科利亚住在医院的时间不会太长了。他得回矿上去了。 但科利亚并不害怕——对于他，一个独臂人，金矿能拿他怎么样？强迫独臂人在 伐木场为别人、为拖拉机“踩路”，在深厚、松软而晶莹的雪地里干整整一天活，这 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官员们想尽办法同自残者作斗争。那时候，囚犯便开 始直接把雷管放进毡靴，在自己膝盖边点燃导火线，把脚炸掉。这样更加便当。 官员们不再派独臂人去“踩路”。要他们去淘金——用一只手淘吗？对，夏天，如 果又不下雨，还可以去干上一天。于是科利亚笑了，露出一口白牙——他的坏血

①鲁奇金这个姓有“手”的意思。 病还没有伤及牙齿。科利亚•鲁奇金已经学会用一只左手卷烟。他待在医院里 差不多可以吃饱，歇够。他总是笑着，笑着。他可是有生意头脑的人——科利 亚•鲁奇金。他总跟别人交换点什么，带上被禁的绯鱼去找腹泻病人，从他们那 里换回面包。因为这些病人也需要在医院里拖延时间，设法逗留下去。科利亚用 菜汤换粥，再拿粥换回两份菜汤，很擅长把别人托他换烟草的面包“一分两半”的 把戏。面包是那些卧床不起的病人给他的，都是些浑身发肿的坏血病人，外伤病 房严重骨折的病人，或如巴维尔•巴甫洛维奇医士所说，“装模作样病”病房的 人。他毫不怀疑自己随口道出的这句话中辛辣揶揄的意味。自从科利亚•鲁奇 金“打掉”自己一只手那天起，幸运便开始降临。他差不多可以吃饱，差不多不再 受冻。而长官的谩骂，医生的威胁，科利亚认为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的的确确 也是小事。

科利亚•鲁奇金住在医院这怡然自得的两个月里，发生了几件奇怪而可怕的 事情。炸断的、已经没了手腕的手，跟过去一样疼痛。科利亚感觉到整个手的存 在：指头弯曲着，状态跟在矿上冻僵时一样——刚好能握住铁铲或丁字镐的把 儿。用这样的手很难握住勺子。不过在矿上不需要用勺子。所有能吃的东西，都 可以从盆子的“舷边”喝下去：菜汤和粥，羹和茶。这些永远弯曲的指头本可以拿 起一份面包，但是真见鬼，鲁奇金把它们炸坏了。他为什么会感觉到这些炸坏的 指头弯曲成在矿上的样子呢？就一个月前，他的左手腕能挺直了，能舒展开来，就 像生锈的关节得到了一点点润滑油。鲁奇金简直高兴得哭泣起来。他现在还用 肚子挤压自己的左手掌，使它伸直，随意地伸直。但炸掉的右手掌是不能伸直了。 这一切经常发生在夜里。鲁奇金吓得浑身发凉，夜里常常惊醒，哭泣。他连问问 自己的邻铺这是怎么回事，也迟疑不决——要是这意味着什么呢？或许，他是快 要发疯了？

断手疼痛的次数越来越少，世界变得正常了。鲁奇金为自己的幸运感到高 兴。他笑哇，笑哇，回想他这一切的结果何其美妙。

巴维尔•巴甫洛维奇医士从他的“小小诊室”走出来,手上夹一支没点上的

马合烟，在鲁奇金身边坐下。

“要火吗，巴维尔•巴甫洛维奇？”鲁奇金在医士面前弯下身。“稍等一下!” 鲁奇金向火炉跑去，打开炉门，用左手把几块滚烫的小炭块扔到地上。他灵 巧地把一块阴燃的炭火往上一扔，抓在手里，翻滚着，艰难地吹旺已经开始变黑， 但仍然冒着火焰的炭块，使火焰不致熄灭，径直送到微微向前俯着身子的医士面 前。医士嘴里叼着烟卷，用力吸气，终于点上了。一缕青烟飘在医士头上。鲁奇 金撑大了鼻孔。在病房里，因为这样的香气，病人纷纷醒来。他们徒劳地吸入烟 气——不是烟气，而是烟影，奔跑的烟影……

大家都明白，会留几口烟给鲁奇金抽。鲁奇金盘算：自己先猛吸一两口，然 后拿到外科部，给一个打断了脊梁的福来儿。那里有一份饭等着鲁奇金——那可 不是笑话。要是巴维尔•巴甫洛维奇留给他的烟更多一些，那么“烟屁股”就会 变成一支新烟卷，那可比一份饭值得更多。

“你马上要走了，鲁奇金，”巴维尔•巴甫洛维奇慢条斯理地说，“你在这里待 的时间不短了，规规矩矩坐牢，案子也过去了……你说说，你怎么敢这样干？没 准，该给孩子们讲点什么。如果我见到他们的话。”

“我也不隐瞒，巴维尔•巴甫洛维奇，”鲁奇金说，自个儿斟酌着。很明显，巴 维尔•巴甫洛维奇的烟裹得很松。瞧吧，一吸气，火就移动，纸就烧焦了。医士的 卷烟不是在阴燃，而是发着火光，就像一根导火线。这么说，应当讲得简短一点。 “pg?”

“早上我起来，得到一份份饭。我把它藏起来，藏在怀里。我们这里发全天的 份饭。我走到爆破手米什卡跟前，‘喂，怎么样？’我说。‘有哇。’我把一整块份 饭，一个八百克的面包给他，于是得到一支雷管，一根引线。我走进工棚，找上几 个老乡。其实他们不是我的老乡，不过这样称呼而已。一个费佳，一个叫什么彼 得罗的。‘准备好啦？’我问。‘好了，’他们说。‘到这里来。’他们把自己的份饭 给了我。我把两份份饭藏起来，藏在怀里。我们便到工地去。

“在工地上，我们队领取工具时，我们从火炉里拿起一块炭火，跑到废石场后

面。我们站着，靠得更紧。三个人握着这支雷管——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右手。引 线从下面点燃。嚓的一声——手指头便飞到一边。队长大声叫道：‘你们在干什 么？’押送队长大叫：‘赶快去劳改营，去卫生所！ ’在卫生所，我们作了包扎。后来 两个老乡被送走了，我发着高烧，来到了医院。”

巴维尔•巴甫洛维奇的烟快抽完了，而鲁奇金绘声绘色讲着故事，几乎忘了 烟卷。

“可是份饭呢？那两份份饭，你留下来的——吃了？”

“那还用说！包扎后就马上吃掉了。我的老乡们走过来：‘分一点吧。’‘去你 的，’我说，‘见鬼去吧。这可是我交易来的。’”

卡里古拉

还在黄昏时分，汽笛鸣响之前，强管连就收到了字条。警卫队长点燃小汽油 灯，把字条读了一遍，便匆匆出去下达命令。对他来说，一切事情都不奇怪。

“他不是要? ”值班看守问，指指自己的额头。

警卫队长冷冷地瞅这士兵一眼，值班看守为自己的冒失胆怯起来。他把目光 转向大路。

“牵来了，”警卫队长说，“阿尔达季耶夫自己来了。”

透过浓雾，看得见两个带枪的押送员。他们身后，赶车人牵着一匹灰色的驽 马。马后面，一个大块头的人不走大路，径直在雪地上迈着步子。白羊皮短袄敞 开着，皮帽子推到后脑勺上。他手里拿根棍子，狠狠抽打马儿瘦骨嶙峋、肮脏下陷 的腰肋。每挨一棍，马儿便一阵颤抖，懒洋洋地继续往前走，却没有力气加快 脚步。

在岗亭出入口旁边，押送员勒住了马。阿尔达季耶夫，身子摇摇晃晃，朝前走

①卡里古拉（12—41)，古罗马朱里亚•克劳狄王朝皇帝。公元三十七年即位后，权欲无限，要 求尊他为神，因而激起元老院和御林军不满，后被御林军所杀。 出来。他自个儿呵着气，像一匹累得半死的马，一股酒精味向站得笔直的警卫队 长扑来。

“准备好啦? ”他声音嘶哑地问。

“好了 ！”警卫队长回答。

“把它拉走吧!”阿尔达季耶夫大声叫道。“拿去作给养吧。我惩罚人，也不 会怜恤马匹。我得法办它。它已经第三天不干活了，”他叽叽咕咕地说，用拳头戳 着警卫队长的胸脯。“我想把赶车人关起来。要知道，计划正在落空。计…… 划……可赶车人发誓说：‘不是我呀，是马儿不干活呀。’我理……理解，”阿尔达 季耶夫打着嗝儿说，“我相……相信……我说，缰绳给我。我拿起缰绳，它却不走。 抽它，还是不走。喂它糖——特地从家里带来的——它不要。唉，你呀，我想，这 畜生，现在我该把你的劳动日往哪里注销？把它送到那边去吧，送到懒人堆里去， 送到人类的所有敌人那里去。关进单身囚室。只给水喝。第一次就得关上 三天。”

阿尔达季耶夫坐到雪地上，摘下帽子。湿漉漉的乱发滑落到眼睛上。他想站 起来，可身子一晃，蓦地仰面倒下。

看守和警卫队长将他拖进值班室。阿尔达季耶夫睡着了。

“抬他回家吗?”

“不用，他妻子不喜欢。”

“那马呢?”

“马要牵走。醒来后，他会发现马没有关起来——就会打死它。你把马关进 四牢房。关到知识分子那里去。”

两名来自囚犯的守卫，把过夜的柴火搬进值班室，在炉灶旁边堆放。

“您怎么看，彼得•格里戈里耶维奇?”其中一个问道，用眼睛指指大门，阿尔 达季耶夫正在门后面打鼾。

“我说，没什么新鲜……一个卡里古拉……”

“对，对，就像杰尔查文®写的，”他很赞同同伴的说法，挺起身，深情地念道:

卡里古拉，你的马在元老院，

金鞍银饰，它却精神颓丧，

善行才能闪光……

两个老头抽起了烟，马合烟的青烟在屋子里轻轻飘浮。

一九六二

①加夫里拉•罗曼诺维奇•杰尔查文（1743—18】6)，俄国诗人，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代表。

铁铲能手

星期天，下工后，有人告诉克里斯特，他将调到科斯托奇金作业队，充实正在 迅速减员的金矿队。这个消息很重要。这到底是好是歹——克里斯特无须考虑， 因为消息无法阻止。不过，关于科斯托奇金其人，克里斯特在这传闻断绝的矿上， 在这死气沉沉、无声无息的工棚里，还是听见过不少。克里斯特跟所有囚犯一样， 不知道那些新来的人，是从哪里来到他的生活中一-有些人待得不久，有些人待 上很久。但无论如何，他们总会从克里斯特的生活中消失，对自己的情况只字未 提。他们离开了，就像死去了一样;他们死去了，就像离开了一样。长官，队长，厨 师，管理员，邻铺，推车的弟兄，抡丁字镐的伙伴……

这变幻无穷的万花筒，这无休无止的人员变动，并没有令克里斯特厌倦。他 压根儿不去考虑这些事，生活没有给他留下去考虑这些事的时间。“别担心，别去 考虑新来的官儿，克里斯特。你是一个人，而你身边的官儿还会多如牛毛。”一个 爱开玩笑、明哲达观的人这样说，到底是谁说的，克里斯特已经记不清了。无论是 姓名、相貌还是声音——给克里斯特讲这句重要玩笑话的声音，他都无法回忆起 来。之所以重要，正在于这是一句笑话。谁敢说笑话，敢发出微笑哇，哪怕是最深 藏不露的笑，但仍然是笑，毫无疑问的笑——这样的人是有的，但克里斯特自己不

在其中。

克里斯特的队长形形色色……要么，是犯第五十八条的同伴，他们曾经担任 太重要的工作，很快降了职，还没来得及变成屠夫就降了职。要么，是犯第五十八 条的同伴、福来儿，但是些行事老练、经验丰富、精于世故的福来儿。他们不仅可 以在工作上颐指气使，而且还组织人们干活，跟定额员、账房、各种官员相处得来， 对他们行贿，说服他们。但是，就连这些人，犯第五十八条的同伴，也根本不愿意 认为在劳改营工地上指挥别人是十恶不赦的劳改营罪行，不愿意认为那里的惩罚 充满血腥，那里的人们毫无权利，把他人的生死大权握在自己手里——这一切是 太严重、太要命的罪恶，不能原谅的罪恶。有一些队长，同整个队一起在生死线上 挣扎。也有这样一些人，很快被这个可怕的、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政权教坏，连手 上的丁字镐把儿、铁铲把儿，也成了他们同自己伙伴谈话时的帮凶。当他们回想 起这种罪恶时，便会祈祷般反复念叨出一句令人不寒而栗的劳改营俗话:“今天你 该死，明天我才亡。”克里斯特的队长，远非总是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常常 是——在最可怕的年代里永远是——因为杀人，因为职务犯罪而判刑的非政治 犯。这些都是正常人，只是政权的过错和上面的严重压迫——源源不断的要命的 指示——迫使他们有了这样的行为。而在他们过去的生活中，或许他们并不敢这 样干。在“犯罪”和“公务条款”——也包括多数日常生活条款——规定的“不予 惩处行为”之间,界限非常含糊，有时候简直就难以捉摸。常常是，为同一件事，昨 天不受审判，今天却遭到审判。更别说“强制处分”——从过失行为到犯罪行为 的整个细微法律区别了。

来自普通刑事犯的队长，是执行命令的野兽。但来自窃贼的队长，则完全不 止是执行命令的野兽。窃贼当上队长，这可是队里糟糕透顶的事情。不过科斯托 奇金既不是窃贼，也不是普通刑事犯。他是中东铁路党或苏维埃一个鼎鼎大名的 工作人员的独生子。这个工作人员按“中东铁路案”受到追究并被杀掉。老科斯 托奇金这个独生子曾在哈尔滨念书。他除了哈尔滨，没见过任何世面。在他二十 五岁时，被作为HC，即“家庭成员”，作为“带标记的人”，判了……十五年。他在 国外的哈尔滨生活，受教养，在那里，人们只是在小说里——多半是翻译小说 里一读到过遭无罪判刑的人，年轻的科斯托奇金从内心深处不相信，他父亲也 被无罪判刑了。父亲教诲他，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绝对正确要深信不疑，因此，对 于别样的判决，年轻的科斯托奇金就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当父亲被抓，科斯托奇 金自己也被判刑，并从极远东地区遣送往极远北地区时，科斯托奇金首先怨恨的 是自己的父亲，是父亲隐秘地犯下罪行，破坏了自己的生活。可是，他，科斯托奇 金，对成年人的生活有什么了解吗？他学过四种语言，两种欧洲语言，两种东方语 言，又是哈尔滨最优秀的舞蹈演员，向前来哈尔滨的大师们学习过各种布鲁斯舞 和伦巴舞，还是哈尔滨最优秀的拳击手——中量级，正进人重量级，曾师从前欧洲 冠军，学习上勾拳和短侧拳。他对这整个的大政治知道什么？既然枪毙——总有 点什么事情吧。或许，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发了毛。或许，应该判上十年、十五 年。而他，年纪轻轻的科斯托奇金，如果必须判刑的话——只该判五年，而不是十 五年。

科斯托奇金重复着几个字，把它们作不同的排列。但每次的结果都同样糟 糕,令人惊慌不安:“这么说，有点，事。这么说，事，有点。”

侦讯人员激起科斯托奇金对遭枪决的父亲的仇恨，以及摆脱这个烙印，摆脱 父亲的诅咒的强烈期盼。他们完全得逞了。但是侦查员并不知道这一点。办理 科斯托奇金案子的那个侦查员，自己也早就按惯常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案”被枪 毙了。

年轻的科斯托奇金在哈尔滨不仅学习过狐步舞和伦巴舞，还毕业于哈尔滨工 学院，拿到了机械工程师文凭。

科斯托奇金被带到矿上，带到指定的地方。他见到了矿长，请求分配一个专 业对口的工作，答应要老老实实干活，把父亲责骂一通，又向地方长官们央求。 “去给罐头写标签吧，”矿长冷冷地说，但一名参与谈话的地方特派员，察觉到这 年轻的哈尔滨工程师口气中某种熟悉的腔调。官员们互相讨论了一阵，那位特派 员又与科斯托奇金谈了一次，于是，几个井下作业队突然传来一个消息：任命了 一名新人担任一个队的队长，是犯第五十八条的自己人。一些乐观者把这个任命 看成情况迅速好转的征兆，而一些悲观的人则叽叽咕咕议论着新官上任三把火。 不过所有这些人都感到吃惊——自然，除了那些早已见惯不惊的人——而克里斯 特却并不觉得奇怪。

每个队都独自过日子，住在工棚里自己那一“段”，独门独户，与工棚里的其 他人只在食堂里才能遇见。克里斯特常常遇见科斯托奇金——他很有特征，皮肤 发红，宽肩，强壮，戴一双长筒手套——有喇叭口的手套,毛皮的。而穷些的队长， 手套是用废布做的，用绗过的棉裤缝成。再说，科斯托奇金的帽子是“自由人”那 种带护耳的皮帽。他的毡靴——也是地道的，不是皮底细毡靴，麻绳鞋。科斯托 奇金的这一切，都叫他人另眼相看。在这一个冬月，他当队长，计划、百分比，完成 了多少呢，可以在值班室旁边的黑板上看到。但是，像克里斯特这样的老囚犯，对 这类问题并不感兴趣。

对自己这位未来队长的履历，克里斯特躺在架子床上想象过。不过他相信他 没有错，不可能有错。这个哈尔滨人，不可能有任何别的道路能通向队长的职位。

科斯托奇金的作业队在渐渐减员，就像在金矿上干活的所有作业队都理当要 减员一样。时而——这应当以周计,而不是以月计一一会往科斯托奇金的作业队 补充一些人员。今天补充的人就是克里斯特了。“没准，科斯托奇金甚至知道爱 因斯坦是什么人呢，”——克里斯特琢磨着，在他的新铺位上辗转反侧。

作为新来的人，分给了克里斯特一个铺位，离火炉较远。谁更早来到队里，就 可以占据更好的位置。这是大家的规矩，克里斯特对此了如指掌。

队长坐在屋角的桌子前，就着灯光看书。尽管队长是一队之主，掌握着他那 一队人的生杀大权，可以为自己方便，把惟一一盏电灯摆在自己桌上，使工棚里所 有其他人照不到光亮，更别说阅读和交谈了……交谈倒是可以在黑暗中进行，只 是大家无话可说，没有时间闲聊。然而，队长科斯托奇金自己却坐到公用电灯近 旁，读哇、读哇。有时候他嘬起儿童般肥厚的嘴唇，眯起漂亮的灰色大眼睛灿然一 笑。克里斯特很喜欢队长和队员们歇息的这幅安宁图景，这是他早已不曾看见 的。于是他暗暗决定，一定得在这个作业队留下来，把全部力量贡献给自己的新 队长。

队里还有一位副队长，他就是值日员、矮个子奥西卡，年纪与科斯托奇金的父 亲相仿。奥西卡清扫工棚，管理队员的伙食，协助队长工作_全跟别人一样。 睡觉的时候，克里斯特不知怎么想到，或许他的新队长知道爱因斯坦是谁。这种 想法使他高兴，刚刚喝下的一杯开水也使他夜里感到暖和，他便睡去了。

在这个新作业队，交接班时并不嘈杂。人们给克里斯特指点了工具库，大家 在那里领取工具。克里斯特给自己配了一把铁铲，像过去无数次一样。他从铲头 上敲掉短把手。这些短把手牢牢插在美制小铁铲上。他垫着石头，用斧背捶打铁 铲，使它稍稍变宽一点。再从板棚角一大堆木把中选出一根长长的新木柄，塞进 铁铲的圆孔，牢牢固定起来，把铲头弯成角形的铁铲放到脚下，齐下巴量好铲柄， 打上记号，“作上标记”，再照记号砍断。克里斯特用锋利的斧子修整，仔细弄平 新把手的端头。他站起来，回过头。科斯托奇金正站在他跟前，细心观察着这个 新来的人怎么做。不过，克里斯特正期待着这一点。科斯托奇金什么也没说。于 是，克里斯特明白了，队长在上班之前，下工作面之前，不会说出自己的意见。

工作面不远，开始干活了。铲柄震颤了一下，背部隐隐作痛。两个手掌保持 习惯的姿势，指头紧紧抓住铲柄。这木柄稍稍粗一点，但克里斯特要到晚上才去 修改，再说，铁铲也得用锉刀磨快。他的双手一次又一次挥动铁铲，金属碰在石头 上发出清脆的响声，节奏越来越快。铁铲沙沙作响，刺耳尖叫。石子从挥起的铁 铲上滑落下来，落到手推车底。车底发出木头的撞击声，过后就是石头与石头的 碰撞声一一矿场这种音乐，克里斯特全都十分熟悉。到处停放着这样的手推车， 发出这种铁铲刺耳的鸣响。石头被丁字镐敲下，坍倒垮塌，哗哗声不断。铁铲又 重新刺耳地尖叫起来。

克里斯特放下铁铲，换下“两车把、一轱辘0C0车”的搭档——这是科雷马囚 犯对手推车的叫法，不是窃贼的叫法，但相类似。克里斯特把手推车摆上板道，让 车底对好板道，车把朝向工作面的对面。他很快装满一车，然后抓起把手，躬身， 收腹，找到平衡，推起车，奔向洗矿槽。返回的时候，克里斯特推车完全按推车手 的架势——从世代苦役犯那里继承下来的架势——双手上举，轮子向前。他两手 握住车把，一边休息，然后把车摆好,重新拿起铁铲。于是，铁铲又发出一阵尖叫。

哈尔滨工程师，队长科斯托奇金，站在那里，倾听这一出矿山交响曲，观察克 里斯特的动作。

“啊，我看，你是个铁铲能手科斯托奇金哈哈笑开了。他笑得如童稚一般， 没个完。他用衣袖擦擦嘴唇。“你在原来的地方是什么等级?”

他们说的是伙食等级，是与囚犯相配的“肠胃级别”。克里斯特知道，在白 海-波罗的海运河，在“再锻造”中，这些等级是公开的。这种浸湿了口水的再锻 造浪漫主义，有着现实的基础，一个残酷而凶险的基础，表现为这种肠胃的等级。

“三级，”克里斯特大着嗓门回答，尽量明显地强调对以前那个队长的蔑视。 那个队长根本不看重铁铲能手的才干。克里斯特习惯性地稍稍撒了一点谎，他明 白其中的好处。

“在我这里，你是二级了。从今天开始。”

“谢谢，”克里斯特说。

看来，与克里斯特生活和劳动过的其他作业队相比，这个新队要安静一些，工 棚也干净一些，较少听见骂粗话。他想按自己多年的习惯，在火炉上烤一块面包。 那是晚饭后留下来的。但他的邻铺——克里斯特还不知道，而且总没打听出他姓 什么——推推克里斯特，告诫说，队长可不喜欢有人在火炉上烤面包。

克里斯特靠近熊熊燃烧的铁炉，双手伸向暖烘烘的气流，面孔也凑到一股热 空气中。奥西卡从邻近的架子床上起来，他是副队长，他用强劲的手把这新来的 人从火炉边推开:“到自己铺位去！别挡住火炉，让大家都暖和暖和。”这大体上 是公平的，但要想遏制自己伸向炉火的身体却相当困难。科斯托奇金队的囚犯们 已经学会了克制。克里斯特也必须学会。克里斯特回到他的铺位，脱下短呢衣， 将双脚伸进衣服的袖筒，正正帽子，蜷缩着身子睡去。

快要睡着的时候，克里斯特还看见有人走进工棚，指点着什么。科斯托奇金 骂了一句，没有离开灯下，继续读书。奥西卡跳向进来的人，飞快地、敏捷地抓住 他的胳膊，将他推出工棚。奥西卡过去是一所学院的历史教员。

以后的许多天，克里斯特的铁铲仍然发出刺耳的声音，沙子簌簌作响。科斯 托奇金很快明白了，在克里斯特认真琢磨的动作技巧后面，早就没了任何力气。 无论他怎么努力——他的手推车总装得比应该装下的少一点。这可不取决于个 人意志，而由一种支配肌肉的内心感觉控制着。这种内心感觉支配着所有的肌 肉——健壮的和虚弱的，年轻的和衰竭、疲惫的。结果，在克里斯特干活的工作 面，每次检测活计都干得不多，没有队长从铁铲能手动作的职业化中所期待的那 么多。不过，科斯托奇金并没有对克里斯特找岔儿，斥责他也不比斥责别的人多， 没有用谩骂他来泄愤，也不长篇大论地教训他。或许，队长明白，克里斯特已经使 出全部力气干活，只是有一点他恪守不弃：不能去讨好世界上任何劳改营的任何 一个队长。或者说，他并不是明白，而是感觉到——我们的感觉远远比思想丰 富——囚犯苍白的语言表达不出内心的一切。感觉也会变得苍白而贫弱，不过这 比思想晚很多，比人的言辞话语晚很多。克里斯特的确是在干活，却仿佛早就没 有干活了——他享有二级的待遇，尽管他做出的活儿不够这个级别。他已经尽心 尽力了，勤奋努力了……

要知道,二级口粮标准，那可比克里斯特能够达到的级别更高。在生产上创 纪录的人，能够得到一级。他们完成计划的百分之一百二十甚或更多。科斯托奇 金队里没有创纪录的人。队里还有得三级的，他们只能完成定额。乃至有四级， 连定额也完不成，只能干定额的百分之七八十。但还不是公开偷懒、应该罚扣口 粮的人。该罚扣口粮的人属于五级。那种人在科斯托奇金队里同样没有。

日子一天天过去，克里斯特日益虚弱，科斯托奇金队的工棚里那种顺从的安 静，克里斯特越来越不喜欢。但有一天晚上，历史教员奥西卡把克里斯特拉到一 边，小声对他说:“今天出纳要来，队长给你开了钱，你打听打听去……”克里斯特 的心评评直跳。这么说，科斯托奇金对他的勤勉、他的技能表示肯定。这个哈尔 滨来的队长，知道爱因斯坦大名的人，算是有良心。

克里斯特过去干活的那些队里，从来没人给他发钱。每个队必定有更该得奖 金的人一~要么是真正体魄健壮、活干得更好的人，要么干脆就是队长的朋 友——克里斯特从不去作这种徒然的推论。他甘愿接受任何一种等级的餐 票——等级每十天变更一次，百分比是由过去的产量定下来的——其实是根据命 中注定，根据走运或倒霉，根据得手或失手。这些都会过去，都会变化，不是一成 不变的。

今天晚上要发钱给克里斯特的消息，使克里斯特全身心都充满了极大的、难 以抑制的喜悦。原来，他还有够得上高兴的感觉和力气。会给多少钱呢？……甚 至五六卢布——那就是五六公斤面包哇。克里斯特准备为科斯托奇金祈祷了。 他好不容易等到了下班。

出纳员来了。这是个再平凡不过的人，但穿了件很好的熟皮短袄。他是雇用 人员。同他一起来的，是个警卫员。他的左轮手枪，或许别的手枪，藏在什么地 方，不然就是留在了值班室。他坐到桌旁，稍稍打开皮包，里面塞满五颜六色的旧 纸币，就像一堆洗过的破布。出纳员抽出一张表格，上面画着密密的线条,写满了 五花八门的签名——因这额外收入高兴或失望的人们的签名。出纳员叫过克里 斯特，给他指着打了勾的地方。

克里斯特注意起来，觉得这种支付和发放中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除了克里斯 特，没有任何人走近出纳员。完全不须排队。或许,是关心人的队长使大家养成 了这样的习惯。啊，想这些干什么呢！款项写得清清楚楚，反正出纳员会付钱的。 看来，克里斯特真有运气。

队长本人不在工棚里。他还没有从办事处回来。于是便由副队长、历史教员 奥西卡来作领取人身份的证明。奥西卡用食指向克里斯特指出签收的地方。

“啊……啊……是多少? ”克里斯特喘着气，沙哑地问。

“五十卢布，满意吧？”

克里斯特心里一乐，心儿评评跳个不停。真是太幸运了，他匆匆用细笔尖翻 开纸页，几乎弄翻了墨水瓶，在表格上签了名。

“真是好样的，”奥西卡称赞道。

出纳员把皮包夹上。

“你们队再没别人啦?”

“没有了。”

克里斯特还无法理解发生的事情。

“钱呢？钱呢?”

“钱我交给科斯托奇金了，”出纳员说，“白天就交了。”矮个子奥西卡用他强 有力的铁腕——这样粗壮的手，队里任何矿工都不曾有过——使劲把克里斯特拖 离桌边，抛到黑暗中。

全队没人吭声，没有一个人出来支持克里斯特，没有人问任何事。甚至没有 人骂一声克里斯特是傻瓜……克里斯特感到这比奥西卡那野兽、比他那握力超强 的铁手更可怕。比队长科斯托奇金那童稚般肥厚的嘴唇更可怕。

工棚门“砰”地打开，队长科斯托奇金脚步轻快地走到灯光照亮的桌前。一 块条木地板，在他轻松、矫健的脚步下几乎摇晃起来。

“队长本人来了，你跟他谈吧，”奥西卡说，向后退了一步。然后指着克里斯 特向科斯托奇金解释道：“他要钱! ”

不过，队长一进门就明白了。科斯托奇金立刻觉得自己站在哈尔滨的拳击台 上。他肩膀发力，以一个漂亮的拳击习惯动作，向克里斯特出了手。克里斯特 “砰”地一声倒在地上，昏迷不醒。

“击昏！击昏!”奥西卡沙哑地叫道，在半死的克里斯特身边跳着脚，学着拳 击裁判的样，“八……九……击昏了！”

克里斯特没有从地上站起来。

“钱？他要钱?”科斯托奇金说，不慌不忙地坐到桌前，从奥西卡手里接过勺 子，伸向装豌豆的汤盆儿。

“这些托洛茨基分子，”科斯托奇金以教训的口吻缓缓说道，“害我也害你，奥 西卡。”科斯托奇金提高了嗓门，“害了整个国家。也害我和你。他要钱，一个鼓 捣铁铲的家伙，也要钱。喂，你们，”科斯托奇金对全队大声吼道，“你们，政治犯 们！你们听着！你们杀不了我！奥西卡，跳舞!”

克里斯特还躺在地上。队长和值日员巨大的身影挡住了他的亮光。克里斯 特突然发现，科斯托奇金是喝醉了，酩酊大醉，正是花的那五十卢布，开给克里斯 特的五十卢布哇……拿这些钱，可以“买光”多少酒哇！酒，配售给全队的酒…… 奥西卡，这位副队长，顺从地走去跳舞，嘴里念道：

买了两只洗衣盆 我的老婆罗奇塔

“是我们敖德萨的歌子，队长。叫作《从大桥到屠场》。”于是，首都某学院的 历史教员，四个孩子的父亲奥西卡，重新跳起舞来。

“停停，倒上一盅。”

奥西卡从床下摸出一只什么瓶子，把什么东西倒进一个罐头盒。科斯托奇金 一 口喝下，咬咬嘴唇，用指头抓起汤盆里剩余的豌豆。

“这个鼓捣铁铲的家伙在哪儿? ”奥西卡把克里斯特扶起，推到灯光下。

“什么，没有力气？难道你没领份饭？是谁在领二级口粮？你还嫌少吗，托洛 茨基下流胚?”

克里斯特没吭声。全队的人都没吭声。

“我要把所有人统统掐死。该死的政治犯！ ”科斯托奇金大声嚷道。

“走吧，回去吧，铁铲能手，不然队长还会揍你。”奥西卡友好地劝道，抱住醉 醺醺的科斯托奇金，把他推到角落里，按倒在队长松软的单独木床上——工棚里 惟一的一张木床。所有架子床都睡两个人，分两层，“铁路卧铺”那种类型。奥西 卡自己，副队长，还有值日员，睡在靠边那张床，担当他第三个重要的、完全官方的 职责，作保镖，夜里守卫队长，让他睡得好，不受打扰，生命安全。克里斯特摸索着 走到自己床前。

但是，无论科斯托奇金还是克里斯特，都无法入眠。工棚门打开了，一股白蒙 蒙的水汽冲进来。一个戴护耳皮帽的人走进门。他身穿黑色冬大衣，镶有卡拉库 尔羔羊皮领子。大衣皱皱巴巴，卡拉库尔羔羊皮也已磨破。不过仍然是真正的大 衣，地道的卡拉库尔羔羊皮。

他穿过工棚，走到桌前，凑近灯光，靠近科斯托奇金的木床。奥西卡恭恭敬敬 地迎接他，动手推醒队长。

“米尼亚•格列克叫你。”这个名字，克里斯特是熟悉的，这是窃贼队的队长。 “米尼亚•格列克叫你。”但科斯托奇金已经醒来，面朝灯光坐在单人床上。

“驯兽员，你老闲着没事?”

“你瞧……把我惹毛了，这群畜生……”

米尼亚•格列克满腹同情地哼哈了一阵。

“总有一天，他们会把你炸上九重天，驯兽员，是吧？他们会把炸药放在你床 下，点上引线，然后，砰……”格列克用手指指上方。“要么，用锯子锯下你的脑 袋。你脖子粗，够得锯。”

科斯托奇金慢慢醒过神来，等着格列克对他说些什么。

“能来一小杯吗？你说，我们立马搞来。”

“不用了。这种酒我们队里多的是，你知道的。我的事情更大。”

“乐意效劳。”

“‘乐意效劳’，”米尼亚•格列克笑起来。“看来，你在哈尔滨学会这么跟人 说话了。”

“什么也没学会，”科斯托奇金急了。“只是还不知道你需要什么。”

“你听好了。”格列克飞快地说了句话，科斯托奇金同意地不住点头。格列克 又在桌上点点画画，科斯托奇金也点头领会。奥西卡兴致勃勃地听他们谈话。 “我到定额员那里去了一趟，”米尼亚•格列克说着，既不郁闷也不兴奋，很平常 的口吻。“定额员说，轮到科斯托奇金了。”

“可是，上个月才从我这里拿过的……”

“那我怎么办……”格列克的声音显得快活。“我们的人该到哪里去搞土方? 我对定额员说过了。定额员回答说，轮到科斯托奇金了。”

“可是……”

“啊，你不必介意，我们的情况你是知道的……”

“咳，好吧，”科斯托奇金说。“你到办事处去算算，告诉他们，让他在我们这

里拿。”

“别担心，你这福来儿，”米尼亚•格列克说，拍拍科斯托奇金的肩膀。“今天 你搭救了我，明天我会搭救你。同我在一起总有办法。今天你搭救我，明天我搭 救你。”

“……明天我俩就该亲吻相庆了，”奥西卡手舞足蹈起来，他高兴终于采纳了 这个决定，担心队长办事迟缓，只会坏事。

“好啦，再见，驯兽员，”米尼亚•格列克说，从凳子上起来。“定额员说了，大 胆地去找科斯托奇金，去找驯兽员吧。他身上有一点贱痞血统。别怕，别泄气。 你的伙伴能行。你有这么些铁铲能手呢……”

强管连

可是——难道我们没有作过机器人吗？没有作过强管连的恰佩克$机器人？ 也没有作过鲁尔煤田@的矿工？我们这个鲁尔——也就是强管连是监狱中的 监狱，劳改营中的劳改营……不，我们不是机器人，机器人那冷冰冰的金属中，也 都有某些人性。

不过，在三八年，我们当中有谁想到过恰佩克？想到过鲁尔煤田？只有二三 十年后，大家才有力气来作比较，试图回想起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色调和感情。

那时候，我们能够感受的，只是身体上一种模糊的、折磨人的快乐，饿得干瘪 的肌肉的快乐。我们的身体和肌肉，要是能摆脱矿井，摆脱该死的工作，摆脱恨之 入骨的劳动，哪怕只一刻、一小时、一天也好。劳动与死亡是同义词。这不仅仅对 于囚犯，对于必遭灭亡的“人民的敌人”而言，对于劳改营官员，对于莫斯科，劳动 与死亡也是同义词，否则就不会在“特别命令”中，在莫斯科的死亡介绍信中这样

① 卡雷尔•恰佩克（ 1890—1938)，捷克作家，主要作品有社会幻想剧本《罗素姆万能机器

人》等。

② 鲁尔煤田，西欧最大的煤田，坐落于莱茵河支流鲁尔河流域。

③ 俄文“强管连”的缩写读作“鲁尔”，与德国地名“鲁尔”同音。

写:“只安排从事繁重体力劳动。”

我们被当成二流子、懒汉、未完成定额的人,送进了强管连。但是还没有把我 们当作拒绝劳动的人。在劳改营，拒绝劳动是犯罪，要处死。三次拒绝劳动，三次 缺勤，就得枪毙。是三次。我们走出劳改营区，艰难地挨到劳动工地，已经没有力 气干活了。但是——我们不是拒绝劳动的人。

我们被带到岗位上。一个值班监督员把手伸向我的胸腩。我摇摇晃晃，勉强 站稳脚跟。他用手枪戳戳我的胸脯，肋骨便断了。疼痛折磨了我好几年。不过, 这并不是骨折，正如后来专家们向我解释的，不过是拉坏了骨膜。

我们被带到强管连，但此地并不存在强管连。我看见的还是一片生机勃勃的 土地，杂有石块的黑土地，布满烧焦的树根，灌木丛的树根,它们已被人的身体磨 得光滑。我发现一个黑色的长方形地块，烧得黢黑，在科雷马夏日短暂而生机盎 然的蓬勃草木中，在科雷马漫长无际、死气沉沉、一片白茫茫的冬天里，它同样显 露无余。这是一个黑色的篝火坑，是温暖的痕迹，是人的生命的痕迹。

土坑充满生机。人们搬运原木，匆匆忙忙，骂骂咧咧。于是，我眼前出现了一 个恢复活力的强管连。立起了惩戒工棚的围墙。马上就有人给我们作了说明。 昨天，在强管连大囚室关了一名商场主任，是个普通刑事犯。他喝得酩酊大醉。 这个喝醉的主任，自然，把强管连围墙的原木一根根四散推开，把整个监狱的东西 乱扔一气。哨兵没有幵枪。这个普通刑事犯大发一阵酒疯，哨兵精通刑法典，精 通劳改营的政策，甚至深谙权力的诡谲莫测。他一直没有开枪，商场主任被带走， 关进了警卫队的单身禁闭室。不过，连这位刑事犯商场主任，明显为众人瞩目的 人物,也不愿离开这个黑色的土坑。他只是推倒围墙。于是强管连里一百名犯第 五十八条的囚犯，急忙小心翼翼地修复自己的监狱，筑起围墙，也不敢越过坑界， 冒冒失失踏进白茫茫的、还没被人弄脏的雪地。

五十八条们忙忙碌碌重建自己的监狱，不需要催促、威胁他们。

一百个人挤住在架子床上，挤住在破床的床架上。并没有架子床——全是造 架子床的梁架，全是木杆——没有一根钉子，钉子在科雷马是稀罕物一-架子床 被关押在强管连的窃贼烧掉了。五十八条们不忍砸下自己架子床的一块木片，来 烤暖他们冻僵的身子、他们细绳般干瘪瘦削的肌肉。

离强管连不远，便是警卫队的楼房，像强管连一样熏得漆黑。从外面看，警务 人员的住所与囚犯的住所没有区别，内部的差别也不大。肮脏的黑烟，用麻布袋 代替窗玻璃。不过毕竟是警卫队的工棚。

强管连步行去干活。不是去金矿，而是去砍柴、挖沟、踩路。强管连所有人吃 同样的伙食，这也令人高兴。强管连的工作日比矿上结束得早。多少次，我们曾 经从手推车上、从工作面、从丁字镐和铁铲上抬起眼睛，羡慕地注视他们，看见强 管连散乱的队伍往住宿地走去。我们的马匹看见强管连的人，就不停地嘶叫，希 望结束工作。大概马匹自己也知道时间——它们比人更知道。它们不该看见任 何强管连……

现在，我自己跌跌撞撞地走着，与大家的步伐、大家的节拍若即若离，时而赶 上，时而落后……我只希望一件事——让强管连永远存在下去。我不知道会“逐 入”强管连多少天——十天，二十天，或是三十天。

“逐人”——这个监狱中的字眼我非常了解。好像它只在囚禁地使用。不 过，“逐出”的说法却进人了广泛的外交场合——比如“驱逐出境”，等等。人们希 望给这个词语涂上一层威严挖苦的色彩，但生活在改变着词语的意思。在我们这 种情况下，“逐人”听起来差不多就像是“拯救”。

每天收工后，强管连成员都被“赶去”“为自己”运木柴，诚如当官的所说。不 过，矿上的作业队也得去。乘雪橇出去。雪橇上为大家装有铁丝背带——是铁丝 套，可以将头和肩钻进去，把背带扶正，拉呀，拉呀。雪橇要拉到山上，差不多有四 公里。那里有一堆堆夏天就砍好的偃松——黑糊糊的、弯弯曲曲的、很轻的偃松。 雪橇装得满满的，直接从山上冲下来。几名窃贼坐在雪橇上。这些人还保持着体 力，嘻嘻哈哈，从山上下来。而我们，没有力气奔跑，只能滑下来。不过我们滑行 很快，不时紧紧抓住冻折的柳枝或赤杨枝，以便制动。这是件快活的事情，一天就 此结束。

柴火，也就是一堆堆偃松，被大雪覆盖着，每天都得到更远的地方去寻找。但 我们并不抱怨——运柴火这差事，有点像敲钢轨或鸣汽笛，不过是吃饭和睡觉的

信号。

我们卸完柴火，开始高高兴兴地排队。

“向后……转!”

谁也没有转过身去。我看见大家眼里都满含极度的痛苦、怀疑。他们不相信 有什么运气——总是给他们少算，短斤少两，欺蒙他们。哪怕就是柴火——那可 不是石头，雪橇也不是手推车……

“向后……转!”

没有人转身。囚犯对言而无信非常敏感，尽管并无什么正义可言。

两个人从警卫队工棚的大门里走到台阶上。一个是劳改营营长，年纪较大的 中尉，另一个是警卫队长，较年轻的中尉。两个官衔相同的官员并排站在一起，互 相当面办事，事情就坏透了。他们身上的所有人性都会消失，每个人都想表现出 “警惕性”，而不“暴露出懦弱”，去完成国家的命令。

“套上雪橇。”

没有人转过身去。

“这是有组织的活动！”

“这是搞破坏!”

“你们就不想有个好下场?”

“我们不需要您的好下场。”

“这是谁说的？站出来!”

没有人站出来。

又有几名押送兵听见命令，从警卫员工棚跑出来，陷在雪地中，将我们团团围 住。枪栓拉得哗哗响。他们对这些人恨得牙痒痒的，因为这些人使他们没法休 息、换班，打乱了他们的生活日程。

“卧倒！”

我们卧倒在雪地上。

“起立！”

我们站起来。

“卧倒!”

我们躺下去。

“起立!，，

我们站起来。

“卧倒！”

我们又躺下。

这个并不复杂的节奏，我要跟上倒是十分轻松。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并不冷， 也不热。大家做这一切，我就像并没有参与其中。

传来几声砰砰的枪响，警告性的枪声。

“起立！”

我们站起来。

“谁要去，站到左边。”

谁也没动。

长官走近大家，直勾勾地盯住这一双双忧郁失神的眼睛。他走到最近的一个 人面前，敲敲那人的胸脯：

“你，去吗?”

“去。，，

“站到左边。”

“你——去吗?”

“去。”

“去套上雪橇！押送兵，收下，点点人数。”

雪橇的滑木发出轧轧声。

“出发!”

“这不就搞定了，”年纪大些的中尉说。

但并不是大家都去了，有两个人留了下来：谢辽沙•乌索利采夫和我。谢辽 沙•乌索利采夫是个窃贼。所有年轻的惯盗同五十八条们一道，早就驾起雪橇在 路上行驶。但是，一个不中用的福来儿挺得住，而他乌索利采夫，一个世袭的老偷 儿，却要退缩，这一点他受不了。

“马上就会放我们进工棚……我们待一小会儿，”乌索利采夫一脸阴沉地笑 道，“就能去工棚。去暖和暖和。”

但是，并没有允许我们进工棚。

“放狗! ”年长的中尉命令。

“拿着，”乌索利采夫说，头也不回，用手指把一个很轻薄的东西放到我手上。 “明白吗？”

“明白。”

我拿着一张保险刀残片，避开押送兵，把刀片指给狗看。狗看见了，明白了。 它唔唔直叫，大声尖吠，不住打闹，但并不想来撕咬我和谢辽沙。谢辽沙手里拿着 另一张残刀片。

“这狗还太嫩! ”无所不知、经验丰富的劳改营营长，那个年长的中尉说。

“太嫩了！瓦列特在这里就好了——它会指点该怎么办。会叫他们赤条条地 站着!，，

“进工棚去!”

打开门锁，搬开一根沉重的铁门闩，现在会很暖和、很暖和。

但年纪较大的中尉对值班看守说了句什么，看守便把几块阴燃的木柴从铁炉 里取出，扔到雪地里。木柴嘶嘶发响，冒起青烟。看守用脚把雪搂成堆，盖在木 柴上。

“进屋。”

我们坐在床架上。除了寒气，突然袭来的寒气，我们什么也没感觉到。我们 把手插进袖筒，蜷缩成一团……

“别怕，”乌索利采夫说，“大伙儿马上就会抱柴回来。我们先跳跳舞吧。”于 是我们蹦蹦跳跳起来。

人声嘈杂——越来越临近的高兴的喧闹，在一个厉声的命令下戛然中止。我 们的大门打开，不是向光亮的外面，而是向工棚里黑暗的一边。

“出来!’’

一盏马灯在押送兵手上闪闪烁烁。

“站队。”

过了一会我们才发现，从工地返回来的人，就在旁边排着队。所有人都站在 队列里等待着。他们在等谁呢？

狗在苍白昏暗的夜色中哀嚎，火把在移动，给飞快过来的人们照亮道路。从 亮光的移动可以知道，来的不是囚犯。

快步走在前面的，是大腹便便却步履轻快的上校。他赶在自己的保镖前面。 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曾不止一次来到我们队干活的金矿视察。这是加拉宁 上校。他喘着粗气，解开制服的领扣，在队伍前面停住步，把绵软细嫩的手指插进 身边一名囚犯肮脏的胸脯，问：

“干吗关进来?”

“我犯了第……”

“没问你犯哪条。你干吗关进强管连?”

“我不知道。”

“不知道？咳，中尉!”

“这是命令册，上校同志。”

“我拿你的命令册有屁用。咳，坏蛋。”

加拉宁继续往前走去，端详每个人的面孔。

“你，老头，怎么进的强管连?”

“我——是侦査员。我们吃了一匹死马。我们是看守。”

加拉宁啐了一口。

“命令，全部回工棚！回自己队里！明天一-去矿上！”

队伍“哄”地解散了，大家从大路、小径、雪地跑回工棚，跑回队里。我和乌索 利采夫也不慌不忙地去了。

一九六五

波格丹诺夫

波格丹诺夫是个讲究穿戴的人。他的脸总是刮得光光的，一身洗得干干净 净，散发出阵阵香水味儿——天知道是洒的什么香水。他戴一顶松软的鹿羔皮连 耳帽，用黑色波纹绸宽带做成复杂的花结系起来。他穿一件雅库特彩绣夹克，一 双带花饰的毡靴。指甲修得很光洁。衬领是浆洗过的，白得耀眼。整个大屠杀的 三八年，波格丹诺夫都在科雷马一个管理局作内务人民委员部特派员。当内务人 民委员部的宝座开始动摇，官员们一个接一个掉脑袋的时候，朋友们把他藏进了 黑湖，让他去搞煤炭勘探。这个指甲光洁的新官员，来到偏僻的原始林。这地方， 自开天辟地以来，连垃圾也不曾有过。他带着全家去了，妻子，还有三个孩子，一 个比一个小。在波格丹诺夫住的地方，无论孩子还是妻子，一概不许跨出家门，因 此，我只有两次看见波格丹诺夫的家人——他们到来那一天和离去那一天。

每天，储藏室管理员把食品送到长官家里。两百公升的大圆酒桶，由几个工 人沿木板、沿板道推进长官的房间。板道是专为在原始林中搬运酒桶铺设的。因 为酒，如波格丹诺夫在科雷马的教导，是需要保存的最重要的东西。狗呢？则不 是，波格丹诺夫没有狗。狗和猫都没有。

勘探队有一间工棚，还有几顶工人住的帐篷。雇用人员和囚犯工人，大家都 住在一起。无论是床，还是日常生活用品，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差别，因为那些雇用 人员昨天也还是闪犯。他们还没有手提箱，囚犯们自己打制的那种手提箱，每个 囚犯都知道的手提箱。

在作息时间和“生活制度”上同样没有差别。因为前任长官，许多矿场的开 发者，一个差不多自古以来就待在科雷马的人，不知什么原因，听不得各种“遵 命”和“报告”的声音。在帕拉莫诺夫时期——那是第一任长官的姓氏——我们 从不点名，即便如此，我们仍旧天亮起床，日落睡觉。不过，在春天，在初夏时节， 极地的太阳从不离开天空，那还点什么名呢！原始林的夜晚很短。我们连“欢 迎”长官也没有学会。有的人会这一套，也很快忘记了这有辱自尊的学问，而且感 到满意。因此，当波格丹诺夫走进工棚，谁也没有叫一声“注意啦!”一个新工人， 叫雷宾的，竟然在继续修理他那穿破的帆布雨衣。

波格丹诺夫愤怒了。他大声叫道，他要在法西斯分子中整顿秩序，说苏维埃

政权的政策是双重的--是改造，一是惩罚。于是他，波格丹诺夫，要对我们充

分试行第二种政策，对我们不能没有任何押送措施。波格丹诺夫曾经过问的囚 犯，住在工棚里的人，有五个或六个——准确点说，是五个。因为第五个铺位上， 轮流坐着两名值夜的看守。

出门的时候，波格丹诺夫抓住帐篷的木门——他想把门碰得“砰”一声响，但 帆布只是顺从无声地轻轻摇动几下。第二天早上，向我们五名囚犯，加上没有到 场的警卫，宣读了命令——新官的第一道命令。

秘书用有节奏的声音，大声向我们宣读了新官的第一个文学作品——“一号 命令”。正如大家明白的，前任矿长帕拉莫诺夫，连一本命令册也没有，而波格丹 诺夫把上学的女儿的一本新作业本，改作了煤区的命令册。

“我发现，矿区囚犯放任自流，忘记了劳改营的纪律，表现在不起床点名，不礼 迎长官。

“我认为这违反了苏维埃政权的基本法规，我坚决提议……”

在波格丹诺夫对过去工作的记忆中，“作息时间”更不靠谱。

根据这道命令，设立了班长，指定了兼专职工作的值日员。帐篷用帆布帘子 隔开，以区分自由雇用工人和犯人。犯人对此倒是漠不关心，可是自由雇用工 人一一他们过去也是犯人——却永远不原谅波格丹诺夫这个举措。这道命令，在 自由雇用工人和长官之间播下了仇隙。

波格丹诺夫对生产一窍不通，把一切事情都推给施工员。这个四十岁的孤寂 无聊的矿长，将他的管理热情，都用来对付六名囚犯。他每天都会发现囚犯们的 过错，发现他们违反劳改营制度的近似犯罪的行为。原始林里匆匆搭起了一间单 身囚室，还向铁匠莫伊谢伊•莫伊谢耶维奇•库兹涅佐夫为这囚室定制了一个铁 门闩，矿长的妻子还献出一把私人的挂锁。这把锁很合用。每天都把一名囚犯关 进里面。有传闻说，不久还要叫来押送兵和警卫队。

停发了我们定量供给的极地白酒，白糖和马合烟也有了限额。

每天晚上，总有囚犯被叫到办公室去，于是，跟区长的谈话便开始了。我也被 叫去过。波格丹诺夫翻开我厚厚的档案，诵读大量材料中的一些摘录，夸张地赞 赏它们的文体和风格。有时候，我感到波格丹诺夫是担心自己已经不会阅读了， 因为在他的房间里，除了几本皱巴巴的儿童读物，什么书也没有。

我突然惊奇地发现，波格丹诺夫不过就是喝得酩酊大醉了。廉价香水的气味 和难闻的酒气混在一起。他目光浑浊、两眼无神，但是说话倒还清楚。不过说的 全是婆婆妈妈的事情。

第二天，我问雇用人员、长官的秘书卡尔塔绍夫，这可能吗……

“你怎么啦，现在才发现？他总是醉醺醺的。每天一早就这样。喝得倒不是 很多，可是一旦感到醉意消失，就再来半杯。醉意快要消失了，再来半杯。还打老 婆呢，这下流胚，”卡尔塔绍夫说，“所以他老婆从不露面，怕露出瘀伤，怪难为 情的。”

波格丹诺夫不仅揍自己的妻子，还打过沙塔林，打过克利莫维奇，不过还没打 到我头上。有一天晚上，他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

“有什么事吗? ”我问卡尔塔绍夫。

“我不知道哇，”卡尔塔绍夫又当通讯员，又当秘书，还作单身囚室的管理员。

我敲敲门，走进办公室。

波格丹诺夫坐在桌旁，对着一面搬进办公室的黑幽幽的大镜子，正在梳理头 发，精心打扮。

“啊，法西斯分子，”他说，向我转过身来。我还来不及按规定招呼他。

“你干活还是不干？这懒虫？”——“懒虫”是一句黑话。这是通常的用语和 交谈......

“我在干活呀，矿长公民。”这也是一句通常的回答。

“这是寄给你的信，看见吗?”我已经两年没同妻子通信了，我无法跟她联系， 不知道她命运如何，不知道我一岁半的女儿命运如何。可现在突然见到了她的笔 迹，她的手迹，她的信件！而且不是一封信，是几封信哪。我伸出颤抖的双手，去 接这些信。

波格丹诺夫却抓住信件不放，他把信封拿到我干涩的眼睛前。

“这些都是你的信，法西斯混蛋！”波格丹诺夫把我妻子的来信撕得粉碎，扔 进炽热的火炉。这些信，我引颈以盼已经两年多了，我在血泊中，在遭受枪毙的恐 怖中，在科雷马金矿的挨打受骂之中，引颈以盼的信哪。

我转身扬长而去，连通常的客套话“请允许我离开”也没说。波格丹诺夫那 醉醺醺的哈哈笑声，事隔许多年，直到现在还震响在我的耳畔。

计划不能完成，波格丹诺夫并不是工程师。雇用工人恨透了他。因为倒进杯 子的是一滴滴酒哇，矿长和工人之间的主要冲突，就是大酒桶搬到了矿长家里，酒 在迅速减少。波格丹诺夫的一切作为都可以原谅，包括他侮弄囚犯，在生产上平 庸无能，他的老爷派头，但事情涉及酒的分配，镇上的人便跟这位官员或明或暗地 开了战。

冬天的月明之夜，一个穿便服的人来到矿区——他戴朴素的护耳皮帽，穿一 件很旧的,缀着黑羊羔皮领子的冬大衣。矿区离大道、离公路有二十公里，这个人 沿着冬天的小河走来。来人在办公室脱下衣服，要求叫醒波格丹诺夫。波格丹诺 夫传出话来：明天见吧，明天见吧。但来人却坚持不让，要求波格丹诺夫起来，穿 好衣服，到办公室去，说是煤区的新区长来了，波格丹诺夫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办 完交接事宜。他要波格丹诺夫看调令。波格丹诺夫穿好衣服，走出来，请来人到 房间里去。来客拒绝了，声明说，他要立即接手矿区。

这新闻一下子传开来。办公室开始挤满还没穿好衣服的人。

“你们的酒在哪儿?”

“在我家。”

“叫人搬过来。”

秘书卡尔塔绍夫跟值日员一起，搬出一只金属小桶。

“大圆桶呢?”

波格丹诺夫嘟嘟囔囔说了些什么听不清的话。

“好，给小桶打上铅封来人在小桶上打了印记。“给我纸写交接文件。” 第二天晚上，波格丹诺夫刮好脸，喷上香水，愉快地挥动着花花绿绿的皮手 套，坐车到“中心”去了。他已经完全清醒过来。

“这是不是曾经在河道管理局那个波格丹诺夫？”

“大概不是吧。别忘了，他们在这个位置上是不断更换自己姓名的。”

一九六五

基谢廖夫工程师

我不理解基谢廖夫工程师的内心。一个风华正茂的三十岁工程师，刚刚大学 毕业，精力充沛的工作人员，到远北地区来完成必需的三年实习。他是读过普希

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著作的为数不多的长官之--他的借书证上这样写

着。最主要的，他并非党员，原来，他来远北地区，不是遵照上面的命令来检查什 么。基谢廖夫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从来没有遇见过囚犯，但他搞起迫害来，比所 有凶恶残暴的人更坏。

亲自毒打囚犯,基谢廖夫为他的工长、队长和押送兵作出了榜样。下班后，基 谢廖夫也无法消停。他从一个工棚到另一个工棚，搜寻那些他可以随意凌辱、痛 殴的人。这类由基谢廖夫掌控的人有两百名。基谢廖夫内心深处藏有一种阴暗 的杀人暴欲，这欲望在远北地区专制独裁、毫无法纪的条件下，找到了发泄的门 径，得到发展，变本加厉。可不是打翻在地就完——在科雷马大大小小的官员中， 有这种癖性的人数不胜数。他们的手常常发痒。他们为了排解无聊，立马就会忘 记囚犯打落的牙齿、血污的面孔。而被长官遗忘的这种殴打，囚犯却会记住一辈 子。不仅仅是殴打,而且打翻在地，用钉有铁钉的皮靴反复踩踏这些半死不活的 人。不少囚犯都在自己的脸旁，看见过基谢廖夫靴底和后跟上的掌铁。

今天是谁躺在基谢廖夫的皮靴下，是谁待在雪地上呢？是泽利弗加罗夫。他 是直达地狱的列车车厢里睡我上铺的邻座。一个十八岁的男孩，身体孱弱，肌肉 衰竭，过早地衰竭。泽利弗加罗夫满脸是血，我只从他浓黑的眉毛上认出是我的 邻座。泽利弗加罗夫，土耳其人，假币制造者。这位犯第五十九条第十二款的假 币制造者竟还活着——简直没有一个检察官会相信，也没有一个侦査员会相信。 因为国家对制造假币的回答就只一个字：杀！不过，案发当时，泽利弗加罗夫只 是个十六岁的孩子。

“我们造的钱币质量高，你根本分不出真假，”泽利弗加罗夫在工棚里兴奋地 回忆着，小声说道。工棚是防寒帐篷，帆布棚内面装着胶合板骨架——人们常常 想出这一类方法。他的父母亲都枪毙了，两个叔叔也枪毙了，只有这个男孩还活 着。不过，他很快也会死去，基谢廖夫工程师的皮靴和拳头可以担保。

我向泽利弗加罗夫俯下身去，他正把打掉的牙齿吐到雪地上。他的脸眼看着 肿起来。

“快走，快走，基谢廖夫会发现的，他会发怒工程师弗龙斯基在背上推我一 把。他是图拉的矿业工程师，出生于特维尔。沙赫特审判的最后一个样板。他是 告密者，一个卑鄙的家伙。

沿着山上伐出的狭窄阶梯，我们爬上工地。这是矿井的“切口”。一条水平

坑道正沿倾斜面开辟，已经用绳子拖运出不少矿石--条铁轨通往很远的深

处一-人们在那里钻探、粉碎、往地面运出矿石。

弗龙斯基、我、哈尔滨的邮差萨夫琴科、火车司机克留科夫——我们都太虚弱 了，作不了采矿工，享受不了用十字镐、用铁铲干活，吃“加量”份饭的荣誉一-这 种份饭不同于我们的工作份饭，好像用剩下的什么粥熬成。我深知什么是劳改营 伙食的等级。深知这些奖赏的份饭掩盖着多么可怕的成分，所以并不埋怨。其余 的人，那些新来的人，热烈讨论着一个主要问题：在下一个十天中会得到哪种伙 食等级一食物和饭票是十天一换。是哪一个等级呢？我们太虚弱了，我们手脚 上的肌肉，早就变成细细的绳索一般，这是得不到加量份饭的。但我们背脊上、胸 脯上还有肌肉，我们还有皮和骨头，于是，我们在胸脯上磨出茧子,完成基谢廖夫 工程师的意愿。我们四个人，胸脯上都长了茧子，白色的补丁缀在胸前又脏又破 的棉袄上，仿佛大家都穿着同样的囚服。

坑道里铺设有铁轨。我们拉着绳索，很粗的麻绳，把料斗沿铁轨放下去。下 面的人把料斗装满，我们又拉上来。当然，我们用双手是拉不上来这些料斗的，纵 使四个人同时用力，像莫斯科拉三套车的大马那样拼命，也拉不上来。在劳改营 干活，每个人要么使一半力气，要么使一个半人的力气。那里的人不善于齐心协 力地干活。不过我们有机械设备，就是古埃及筑成金字塔那种机械设备。是金字 塔呀，可不是什么矿井。那是马拉的绞车。只是套的不是马，而是人，是我们。我 们每个人用胸口顶着自己那根原木，使劲推，料斗才缓慢升上来。我们立刻丢开绞 车，把料斗推到渣堆前，卸下矿石，再拉回去，放回铁轨，推进坑道黑森森的洞口。

每个人胸口上都有带血的茧子，每个人胸口上都打着补丁——这是绞车的原 木留下的痕迹，古埃及绞车留下的痕迹。这些绞车本来该由马匹来拉动。

基谢廖夫工程师正双手叉腰，等着我们。他盯着，看我们各自占好自己的位 置。他吸完手中的烟，用靴子仔细踩踏、碾碎扔在石头上的烟头，然后离去了。哪 怕我们明白，基谢廖夫是故意捣碎、踩掉他的烟头，不让一个烟头落到我们手里， 因为他看见了一双双欲火闪烁的眼睛，看见了一张张从远处狠吸这支香烟烟味的 鼻孔——我们仍然无法克制自己，四个人全都跑向那搓碎的、已经完全毁掉的烟 头，企图收集起哪怕一点点烟草、一点点烟丝儿也成。当然，即使一丝烟末、一点 尘屑也没找到。我们眼里噙满泪水，返回工作位置——那马拉绞盘磨破的原木， 带把手的转轮。

是基谢廖夫，巴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基谢廖夫，在阿尔卡加拉恢复了一 九三八年时期的单身冰囚牢。那是凿在山崖上永久冻土里的一间囚牢。夏天里, 人们被剥光衣服，直至衬衣——按古拉格夏季的规定——赤脚囚禁在这里。不戴 帽子，不戴手套。冬天则按冬季的规定，穿着衣服囚禁。许多蹲过这间单身牢房 的囚犯，仅仅一个晚上，便永远失去了健康。

在工棚里、帐篷里，人们对基谢廖夫议论不少。对于许多没有经历过一九三 八年磨难的人来说，每天致命的示范性殴打，简直可怕极了，无法忍受。

令大家都感到惊讶、奇怪或屈辱的，是段长每天都亲自参与这些体罚。囚犯 们容易宽恕押送兵和看守的殴打，宽恕自己的队长，但却为段长这个无党派工程 师感到羞愧。基谢廖夫的猖獗激起大家的愤怒，甚至包括那些监禁多年、感情早 已麻木的人。他们已经见惯不惊，学会了劳改营在人群中培养起的巨大冷漠。

看见劳改营，是件很可怕的事情。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应该知道劳改营。劳改 营的经历，整个儿是负面的，没有一刻不是如此。人只会变坏，不可能是另一种样 子。劳改营里有许多事情，是人不应该看见的。但看见生活的底层，还不是最可 怕的。最可怕的是，当人们从开始直到永远，在自己的生活中感觉到这个底层，当 人们采用了劳改营经历中那些道德尺度，当窃贼的道德竟然应用于自由生活的时 候。当人的智慧不仅为这些劳改营的感情辩解，而且服务于这些感情本身的时候。 我认识许多知识分子，而且不仅仅是知识分子，他们正是把窃贼的底线，变成了他们 在自由处境下行为的秘密底线。他们同劳改营抗争，劳改营胜利了。他们接受了 “偷比讨好”的道德。这是对个人和国家份饭的虚伪的窃贼式的区别。这是对一切 公家的事物太过随便的态度。腐败堕落的例子俯拾皆是。道德的底线，道德的边 界，对囚犯来说非常重要。这是他人生的主要问题。关乎他还是不是一个人。

差别非常微小，应该感到羞愧的，并不是想到曾经“虚弱不堪”，曾经“饿得半 死”，曾经“哀哀乞讨”，曾经在垃圾坑里翻寻。应该感到羞愧的，是沾染了窃贼的 道德——尽管这使他能像窃贼那样苟活下去，能伪装成“普通刑事犯”，在举止 上，无论长官还是同伴，都认不出你是犯五十八条的还是犯一百六十二条的，或是 盗窃公款、玩忽职守之类的职务罪犯。总之，知识分子想作劳改营的卓娅•科斯 莫杰米扬斯卡娅®，跟窃贼们一起，就作窃贼，跟刑事犯们一起，就作刑事犯。偷

①卓娅•阿纳托利耶夫娜•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1923—〗941)，即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女英雄 丹娘在执行侦察任务时被德军逮捕并杀害 窃、酗酒，甚至以“刑事犯”获刑而高兴——他身上该死的“政治”烙印终于去除 了。然而，他身上却从来没有过政治烙印。劳改营里没有政治犯。那都是些臆 想、虚构出来的敌人。国家把他们当作真正的敌人清算——枪决，殴打，让他们挨 饿。斯大林的死神大镰刀$无区别地砍向所有人，作同样的分配，造同样的名册， 同样完成计划。在劳改营的死亡者中，恶棍和胆小鬼的百分比，竟如同外面的世 界。这些都是第一次服刑的人，他们本来对一切不感兴趣，是胆小鬼，庸常之辈， 甚至刽子手,却都意外地变成了牺牲品。

劳改营是人的道德力量，普通人的道德力量的大检验场，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都没有经受住这样的检验。那些经受过检验的人，同没有经受过的人一起死掉。 他们竭力做得比所有人更好，更坚强——只是为了自身……

深秋时节，下着密密的暴风雪。来不及迁徙的幼嫩野鸭，难以抗御漫天大雪， 慢慢变得虚弱。矿场上亮起了“弧光灯”，野鸭被它的冷光欺骗，拍打着湿漉漉、 沉甸甸的翅膀，急匆匆地向它奔去，就像奔向太阳，奔向温暖。但弧光灯的冷光, 不是给予生命那种太阳的火光，野鸭不再与风雪搏斗。它落到矿坑前的空地上。 我们，一群裹着破棉祅的骨头架子，顶着哨兵的嘲弄和漫骂，正在那里用胸膛推着 绞盘的木柄。萨夫琴科双手捉住鸭子。他在怀里，在自己瘦骨嶙峋的怀里，让鸭 子暖和过来，用他饥饿寒冷的身体烤干它的羽毛。

“我们吃掉它吧？ ”我说，尽管这里使用“我们”完全没有意义——这是一件猎 物，是萨夫琴科的战利品。而不是我的。

“不，我最好是送给……”

“送给谁？押送兵吗?”

“基谢廖夫。”

萨夫琴科把野鸭拿到段长家里。段长夫人拿出两块面包给他，三百克左右， 又倒满一饭盒毫无内容的酸内菜汤。基谢廖夫懂得如何同囚犯算计，而且把这一

①死神大镰刀，俄国神话中把死神描绘成手持大镰刀的骷髅3

套教给了老婆。我们很扫兴，吞下了这些面包——萨夫琴科那块大一点，我的小 一点。我们把菜汤也舔得干干净净。

“还不如自己吃掉这只鸭子，”萨夫琴科说,一脸不高兴。

“不该送给基谢廖夫的，”我同意道。

毁灭性的一九三八年后，我偶然幸存下来，不打算让自己注定再遭熟悉的痛 苦，注定再遭每一天、每一小时的屈辱，忍受殴打、嘲弄，同押送兵、厨师、澡堂服务 员、队长和任何官员争吵不休——为一块可以吃下去的东西无休无止地争斗一* 让自己不要饿死，而活到同样境况的明天。

我的意志力几经折磨，奄奄一息，消失殆尽。应当鼓起勇气，哪怕用生命的代 价，结束这样的嘲弄。生命——在劳改营的赌博中，算不得多大的赌注。我知道， 所有人都这么看，只是不说而已。我找到了摆脱基谢廖夫的办法。

一百五十万吨半焦化煤炭，具有的热量不逊于顿巴斯煤——这就是阿尔卡加 拉、科雷马煤区的储量——那里的阔叶林，被头上的寒气和根下的永久冻土摧残， 要经过三百年才能长成。这种森林的煤储量，其意义是科雷马每一位官员都明白 的。所以，在阿尔卡加拉矿，常常出现科雷马最高官员的身影。

“一旦有什么高官来到阿尔卡加拉——就去扇基谢廖夫的耳光。当众扇他。 高官们必定要巡视工棚、矿井。就出队，扇他的耳光。”

“出了队，要是吃枪子呢?”

“他们不会开枪。他们不会预料到。科雷马官员挨耳光的事情并不多。你又 不是去扇外来的官员，而是扇自己的工地主任。”

“会判刑的。”

“判两年，为这种母狗，不会判得太久。不过两年是得判的。”

没有一个老科雷马人指望从大北方活着回来——刑期对我们没有意义。只 要没枪毙，没打死就好。即使那样，也……

“基谢廖夫挨了耳光后，会从我们这里带走，调到别的地方，解除职务——这 一点很清楚。要知道，高官中间普遍认为，被扇耳光是奇耻大辱。我们这些囚犯

倒不这样看，基谢廖夫大概也不这样看。这样的耳光会响遍整个科雷马。”

在火炉边，我想象了一阵我们生活中最主要的事情。炉膛渐渐冷却，我爬到 上铺，爬到自己的铺位，那里温暖一些。我昏昏睡去。

我没有做任何梦。早上，我们被带到工地去。办公室的门微微打开，工段长 跨出门槛。基谢廖夫不是胆小鬼。

“呵，你，”他叫道，“出来。”

我走出去。

“这么说，要响遍整个科雷马？啊？好哇，等着瞧吧……”

基谢廖夫没有打我。他甚至讲礼节，保持着他那官员的尊严，连手也没挥一 下。他转身走了。我必须非常小心。但基谢廖夫再没有找我，也没有斥责我—— 他干脆完全将我排除于他的生活之外。不过我明白，他什么都不会忘记。我有时 感到背后有一对充满仇恨的目光在盯着我。他还没想出复仇的办法。

我对劳改营里的咄咄怪事思考过很多——各种告密的怪事。告密者是什么 时候向基谢廖夫告密的？这么说，告密者晚上没有睡觉，以便跑到基谢廖夫的值 班室或家里去。白天干得筋疲力尽，忠实的告密者还牺牲晚上的休息，吃苦遭罪， 受尽折磨，前去“告发”。这会是谁呢？这次谈话的就我们四个人。我自己一 没有去告发，这我非常清楚。生活中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是不是对自己的伙伴 告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例如，党内各种有左右倾向的人，全都无休无止地声明 忏悔。这算不算告密？我还没有说，在炽热喷灯的烤灼下，让人先失去知觉，再作 招供。这可是常有的事。在莫斯科，有个布里亚特教授，脸上至今还有三七年留 下的喷灯伤疤。还有谁呢？萨夫琴科？他就睡在我的旁边。工程师弗龙斯基。 对了，是工程师弗龙斯基。是他。得赶紧，我写了一张字条。

第二天晚上，一名医生从十一公里外的阿尔卡加拉搭顺风车来了。他是囚犯 医生库宁。我对他略有了解——前几年在囚犯转送监狱里就认识的。在对病人 和健康人作检査之后，库宁给我使个眼色，然后去基谢廖夫那里。

喂，检査怎么样？顺利吗?”

“是啊，还算顺利，还算顺利。我有一个请求，巴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

“乐意效劳。”

“把安德烈耶夫放到阿尔卡加拉去吧。我来发遣送证。”

基谢廖夫突然发起火来：

“安德烈耶夫？不，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谁都行，就他不行。”他接着又 露出笑容。“这人，怎么给你说得更文雅点呢，是我的私敌。”

劳改营官员分两种派别，一些人认为，所有囚犯，而且不仅仅是囚犯，包括所 有使官员个人感到头痛的人，都应该尽快遣送到别的地方，调离工作，赶走。

另一派认为，应当把所有侮辱者、所有私敌，掌控在更近的地方，能看得见的 地方，以便亲自检验官员为满足自尊与残忍而想出来的惩罚措施作用如何。基谢 廖夫信奉后一派的准则。

“我不敢坚持，”库宁说，“我，说实话，完全不是为这件事来的。这就是证明 材料，相当多。”库宁解开他皱巴巴的帆布皮包。“关于殴打的证明。我还没签字 呢。您知道，我对这些事情持普通的、所谓‘人民’的观点。你无法让死人复生， 让断骨愈合。不过这些证明里没有死人。我这样说死人，是为了说得俏皮一点。 我不希望对您使坏，巴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我本来是能够把某些诊断写得不 那么严重的。不是取消诊断，而是写得轻一些。如实记录——但稍微写得轻一 些。不过，看见您神经紧张，我，当然，不愿用私人的请求来打扰您。”

“不，不，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基谢廖夫说，按住从凳子上站起来的库宁 的肩膀。“干吗呢？就不能完全撕毁这些愚蠢的证明？因为，说实话，我是一时火 起。再说，那都是些恶棍。任何人都会被他们惹火。”

“说到这些恶棍会把任何人惹火，我有特别的看法，巴维尔•德米特里耶维 奇。不过这些证明……当然，不能撕毁，但可以写得轻一些。”

“那您就这么办吧！”

“我本来乐意去做，”库宁冷冷地说，直视着基谢廖夫的眼睛，“可我请求将一 名犯人转到阿尔卡加拉去一一就是这个虚弱不堪的安德烈耶夫——但您连听也

不愿意听,竟是一笑置之……”

基谢廖夫没有吭声。

“你们全是流氓，”他说，“就写张送医院的证明吧。”

“这件事，您工段的医士会遵照您的指示办好，”库宁说。

当晚，我带上“急性阑尾炎”的诊断书被送到阿尔卡加拉，到了劳改营的主营 区，再也没见到过基谢廖夫。不过，不到半年，便听到了他的消息。

在漆黑的坑道里，报纸窸窣作响，人们笑逐颜开。报上登着基谢廖夫意外暴 亡的消息。人们反复讲述着详情，高兴得喘不过气。一天晚上，一个小偷从窗户 溜进这位工程师家里。基谢廖夫并不胆小，他床头上总挂着一支上了子弹的双管 猎枪。听见动静，基谢廖夫一跃跳下床，扣上扳机，跑向隔壁房间。小偷听见主人 的脚步声，奔向窗户，从狭窄的窗户往外爬时，迟疑了一下。

基谢廖夫从背后用枪托猛揍小偷，犹如一场肉搏防卫战，合乎肉搏的一切规 则，就像战争时期教所有自由人那样，教给他们古老的肉搏程式。可双管猎枪走 火了。子弹全射进了基谢廖夫的肚子。两小时后，基谢廖夫一命呜呼——附近四 十公里内找不到外科医生，而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作为一名囚犯，又不允许做 这种急救手术。

基谢廖夫暴亡的消息传到矿上那一天，囚犯们简直就像过节。好像这一天连 工作定额也完成了。

一九六五

托利上校的爱情

金矿队里最轻松的活计，要算板道工、木工。木工的工作是接长板道，用钉子 将木板连接起来。手推车载着“金沙”，沿板道推向洗矿槽，推向冲洗机。一根根 木“触须”，由中央板道伸向每一个矿面。它们从上面，从洗矿槽伸下来，像一条 扁平、干硬、永远钉在金矿露天采矿场地面上的巨大蜈蚣。

板道工的活计是个“边角活”，与采矿工和手推车工相比，算是轻松的。他的 手碰不上手推车的把儿，也不会碰到铁铲、钢钎、丁字镐。一把斧子，一撮钉子，便 是他们的工具。通常，板道工这种必不可少的重要活计，队长是轮流安排最虚弱 的人去干，让他们得到哪怕一点点的休息。当然，永远死握铁铲或丁字镐把的指 头，干一天轻松活是不能伸直的，得一年以上不干活才行。不过，这种轻重活计的 轮换，存在某种小小的公平。这里不排队，谁更虚弱，就更有机会去作板道工，哪 怕就一天。钉钉子、斫木板的活儿，既不需要细木工，也不需要粗木工去干。受过 高等教育的人，就非常胜任这种活计。

在我们队，这种“边角活”是不轮流的。板道工的位置，我们队永远由同一个 人占据着。他就是苏联财政部国家保险局原局长伊赛•拉比诺维奇。拉比诺维 奇六十八岁，但老头子身板结实，指望着挺满他十年的劳改营刑期。劳改营的活 计异常折磨人，因此，那些颂扬劳改营劳动的人，不是混蛋就是傻瓜。二十岁、三 十岁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把他们送到这个特别区，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不 过板道工拉比诺维奇还活着。他认识劳改营的一些长官，有些不为人知的关系， 因为，他有时候在总务处临时干干，有时候又去当办事员。伊赛•拉比诺维奇知 道，只要不在矿井里度过一天，一小时，他便有机会活着、得救。下矿坑，就只能是 牺牲、死亡。退休年龄的老人，是不应当送到特别区去的。拉比诺维奇的履历表 却把他送到了特别区，送入死亡。

然而，拉比诺维奇很倔强，不愿就此死去。

有一次，我们被关在一起。那是五一节“隔离”，跟每年的做法一样。

“我已经注意您很久了，”拉比诺维奇说，“我也异常高兴地知道有人关注我， 了解我——并不是那些必须这么做的人。”我对拉比诺维奇嘲讽地笑笑，这一笑， 撕开了有伤口的嘴唇，扯裂了患败血症的牙床。“您无疑是个好人，从不用污言秽 语谈论女人。”

“伊赛•达维多维奇，我并不关心自己。莫非这种地方也谈女人?”

“都谈呢，只有您不参与这种谈话。”

“实在说，伊赛•达维多维奇，我认为女人比男人好。我理解二位一体的人是 个统一的整体，丈夫和妻子一样。而且妇女生儿育女仍然是劳动。妇女干起活儿 来，也要比男人好。”

“千真万确，”拉比诺维奇的邻铺说。这是会计别兹诺仁科。“在所有突击活 动中，在所有星期六义务劳动中，最好别跟娘们在一起——她会把你折磨死，搞得 你筋疲力竭。你抽口烟，她也会发怒。”

“这话也说得对，”拉比诺维奇随口说道，“大抵是这样，大抵是这样。”

“这就是科雷马。许多妇女跟着丈夫来到这里——她们的命运真可怕，她们 去侍奉官员们，那些染上梅毒的王八蛋。所有这些事，您比我更了解。然而，却没 有一个男人为了服刑的妻子到这里来受罪。”

“我曾在极短时期担任国家保险局局长，”拉比诺维奇说，“但是，已经足以

4摊上十年’了。我多年管理国家保险局的国外资产，您可明白，问题在哪里？”

“明白，”我随意地回答，因为我并不明白。

拉比诺维奇十分礼貌而得体地微微一笑。

“除了国家保险局的国外事务，”突然，拉比诺维奇瞅瞅我的眼睛，感到我对 什么都了无兴趣，至少在午饭前如此。

我们的谈话在喝了一勺菜汤后重新开始。

“如果愿意，我把自己的情况讲给您听。我在国外生活了很长时间，就是现 在，在我躺过的医院里，在我住过的工棚里，大家只要我讲一件事：我在国外，在 哪里吃饭，吃些什么，怎么个吃法。全是美食的主题。是美食的梦魇、期待和幻 想！这种故事，您要听听吗?”

“对，我也想听听，”我说。

“好吧。我——敖德萨的一名保险代理人，在‘俄罗斯’工作——当时有这么 一家保险代办所。我还很年轻，努力为老板工作，尽量做得诚实、出色。还学习了 几门外语。我被派到国外，娶了老板的女儿为妻。在国外一直生活到革命爆发。 我的老板对革命并不怎么害怕，他就像萨瓦•莫罗佐夫气还对布尔什维克有所 指望。

“革命那时候，我同妻子、女儿在国外。我岳父死于意外，并非死于革命。我 有许多熟人，但他们并不需要十月革命。您懂我的意思吗?”

“懂的。”

“苏维埃政权刚刚站稳脚跟，便有人来找我——俄国、俄罗斯联邦，在境外作 第一批采购。他们需要贷款。而要得到贷款，国家银行的担保还不够。但有我的 字条，我的介绍，就可以了。于是我让火柴大王克莱赫尔同俄联邦建立起联系。 作了几笔这样的业务——便允许我回国了。我在国内经办一些很棘手的事情。

①萨瓦•季莫菲耶维奇•莫罗佐夫（1867—1905)，出身于俄国纺织业资本家的莫罗佐夫家族， 高尔基的朋友，艺术剧院财东，同情并帮助过革命者。

关于出售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和这次出售的结算，您听说过什么吗?”

“略有所闻。”

“是这么回事，我把在北海的挪威黄金换载到我国一艘纵帆船上。这样，除了 国外资产——就是一系列这一类委托书。苏维埃政权成了我的新老板。我仍然 像在保险公司一样，诚实地工作。”

拉比诺维奇用他那机灵恬淡的眼睛望着我。

“我会死去。我已经老了。我经历了人生。我可怜我的妻子。她在莫斯科。 女儿也在莫斯科。我的家人还没遭到搜捕……看来，我无法再见到她们了。她们 常常给我写信,寄包裹。也有人给您寄吗？寄包裹?”

“没有。我写信说，不需要包裹。如果我能活下来，那也不靠任何人帮助。我 只感谢我自己。”

“这有点骑士风度哇。妻子和女儿不会理解的。”

“完全不是什么骑士风度。你我并不是站在善恶的对面，而是处于人类的一 切事物之外。见过这些事情后，我再也不想对任何人负什么责任，甚至对我的 妻子。”

“糊涂。可我,总写信，总要东西。有了包裹，就能干上一个月生活服务的美 差呀。为这美差，我献出了自己最好的衣服。您可能以为是长官怜恤一个老头子 吧……”

“我曾以为，您和劳改营长官有某些特殊关系呢。”

“难道我是告密者不成？咳，谁需要一个七十岁的告密者呀！不，我只是行贿 而已。大量行贿。因此我活下来了。我不跟任何人分享行贿的成果。甚至是您。 我收包裹，写回信，再要东西。”

五月里这次交谈之后，我们一起回到工棚，占据了车厢式架子床上相邻的两 个铺位。我们没有成为朋友，劳改营里是交不到什么朋友的——只是互相以礼相 待而已。我有丰富的劳改营经验，而拉比诺维奇老头对生活却充满了年轻人般的 好奇。他发现我有一股压不住的凶狠劲，便对我尊敬起来。尊敬而已，再没别的。 也许，按“车厢”里的习惯，对遇到的第一个人讲述自己的事情，是老年人的一种 苦闷，是想留存于世的一种生活。

虱子吓唬不了我们。有一次，跟伊赛•拉比诺维奇认识的时候，恰好我的围 巾被偷走了。那当然是棉制的，但毕竟是一条真正的编织围巾。

我们一起去接班，去作“没有最后一个”的交接班，这是劳改营对这种交接班 明确而可怕的称呼。“没有最后一个”的交接班。狱吏抓住人，押送兵用枪托推 他们，殴打他们，把这些衣衫褴褛的人从冰山上赶下来，往下赶。谁要是来不及， 晚了点，就被抓住手脚，晃悠着，沿冰山往下拋去。这就叫作“没有最后一个”的 交接班。我和拉比诺维奇都尽快地往下跳，排好队，跑到一块平地上。押送兵已 经在那里候着。他们打嘴巴，让囚犯排队去工地，进队伍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 们都能很顺利地滑下山，能够活着赶到矿坑——到了那里，就听天由命了！

迟到的，被抛下山的最后一个人，双脚捆在马拉的拖板上，拖到矿场去。拉比 诺维奇和我，很幸运哪，没遭受过这种致命的拖曳。

选择劳改营区的位置，有这样的用意：下班返回时，必须上山，沿着阶梯攀 登，抓住裸露的、折断的灌木残枝，往上爬。人从金矿下班后，看来再也没有力气 去往上爬了，然而仍然往上爬。而且——经过半小时，一小时后，终于爬到值班室 大门，爬到营区，爬到工棚，爬到住处。大门的三角门楣上有一条常见的标语:“劳 动是光荣、豪迈而英雄的事业。”去食堂，用饭盆喝点什么，再去工棚，倒头便睡。 早上，一切周而复始。

这里并不是所有人都挨饿。这是为什么，我一直没闹明白。当春天快到，天 气变暖，渐渐出现白夜，在劳改营食堂里，便开始玩一种可怕的游戏:“钓鱼”。空 荡荡的桌子上放一块面包，然后人们藏到角落里等着，直到某个极度饥饿、虚弱不 堪的人走来，对面包着了迷似的，用手摸摸，一把将它抓住。这时候，大家从角落 里、从黑暗处、从埋伏中一拥而上，对这小偷，这具活骨头架子往死里打。这是一 种新的消遣，除了在“哲尔加拉”，我没在任何地方看到过。这种消遣的组织者是 克里维茨基博士，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曾任国防工业副人民委员。克里维茨基 伙同《消息报》记者扎斯拉夫斯基一起干，是这种血腥“钓鱼”、这些可怕圈套的主 要组织者。

我曾经有一条围巾，当然是棉的，不过是针织品，一条真正的围巾。我从医院 出院的时候，一位医士送给我的。我们这批羁押递解犯被卸在“哲尔加拉”金矿 的时候，我面前出现了一张灰暗的、毫无笑容的面孔，深深刻着北方人那种皱纹， 还有陈旧的冻伤伤疤。

“我们交换吧!”

“不 〇，，

“卖给我吧！”

“不。，，

所有当地人，二十来个人，全都向我们的汽车奔来，用奇怪的目光看着我，对 我的冒失、愚蠢、高傲感到吃惊。

“这是——班长，劳改营班长，”有人暗示我说，但我摇了摇头。

毫无笑容的面孔上,眉毛往上一扬。班长指着我，向一个人点点头。

然而在这个营区，人们是不敢抢劫、不敢掠夺的。用另一种方法简单得 多——而且我知道这是怎样一种方法。我在脖子旁边把围巾打个结，任何时候不 再解下来——无论是洗澡还是晚上睡觉，任何时候。

围巾本来很容易保存下来，但虱子却碍事了。围巾上的虱子实在太多，我为 了抖掉虱子，把围巾解下一刻，放在电灯旁边的桌子上，围巾竟在轻轻动弹。

我同小偷时隐时现的身影作了两个星期的斗争。我让自己相信，这只是身 影，并不是小偷。就在这两周之内，我惟一一次径直把围巾挂在床头我的面前，转 身去倒一杯水，围巾立即不翼而飞，被老谋深算的小偷抓到手了。为了保护这条 围巾，我已经累得不行，这场步步逼近的偷窃，让我全力以赴地去对付。我知道这 次偷窃，感觉到它，几乎看见它。我甚至感到高兴起来，因为我再也没有后顾之忧 了。来到“哲尔加拉”后，我第一次睡得那么踏实，还做了个美梦。或许，是因为 没有了成千上万的虱子，身体顿时感到轻松的缘故。

伊赛•拉比诺维奇满怀同情地关注着我的英勇斗争。当然，他没有帮我保护 长满虱子的围巾——劳改营里每个人都只顾自己——再说，我也没指望得到 帮助。

但伊赛•拉比诺维奇在总务处干过几天，他塞给我一张饭票，对我的损失表 示安慰。我向他道了谢。

下班后，大家便一头躺倒，把肮脏的工作服垫在身下。

伊赛•拉比诺维奇说：

“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不是劳改营的问题。”

“是关于戴高乐将军吗?”

“不是，您可别笑话我。我收到一封重要信件。就是说，这封信对我很 重要。”

我浑身一紧，顿时没有了睡意，饶有兴味地听他讲述。

“我曾经告诉过您，我女儿和妻子都在莫斯科。她们没有受到牵连。我女儿 要出嫁了，我收到她的信。还有她未婚夫的——这就是。”拉比诺维奇从枕头下抽 出一扎信件，一叠漂亮的纸页，笔迹清晰而流利。我仔细看了——那不是俄文字 母，而是拉丁字母。

“莫斯科允许把这些信寄给我。您懂英文吗?”

“我？英文？不懂。”

“这是用英文写的。她的未婚夫写的。他请求我允许他同我的女儿结婚。他 写道：‘我的父母已经同意，就只差我未来岳父母的应允了。我请求您，我亲爱的 岳父……’这是女儿的信：‘爸爸，我丈夫，是美利坚合众国一名海军武官，海军上 校托利，他求你允许我们结婚。爸爸，请你尽快回复。’ ”

“这不是说的梦话吗？”我说。

“这绝不是梦话，有托利上校给我的信。还有我女儿的信，我妻子的信。”

拉比诺维奇慢悠悠地在怀里摸索虱子，抓出来，在床板上捻死。

“您女儿求您允许她结婚?”

“是啊。”

“您女儿的未婚夫，美利坚合众国海军武官托利上校，求您允许他跟您女儿 结婚?”

“是啊。”

“那么，您快去找官员，递份申请，请求允许发一封急件吧。”

“但我并不想允许他们结婚。我想跟您商量商量的，就是这件事。”

这些信件，这些故事，这个举动，都使我震惊不已。

“要是我同意他们结婚，那我就永远再也见不到她了。她会跟托利上校远走

高飞。”

“听我说，伊赛•拉比诺维奇。您快七十岁了，我认为您是个明智的人。” “不过是感情罢了，我还没有周密思考过这件事。我明天寄出回信。该睡 觉了。，，

“这件事，明天我们好好庆贺一番。先喝粥，再吃菜汤。菜汤在喝粥之后吃。 还可以烤面包。烘面包干。把面包放进水里煮，伊赛•拉比诺维奇，好吗？”

即使地震，也不能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睡得云里雾里。我闭上眼睛，立即忘 掉了托利上校。

第二天，拉比诺维奇写好信，投进了值班室旁边的邮箱。

不久我就被带去审判，判了刑，一年后又送到这个特别区来。我没有围巾了， 那个班长也不在了。我来到这里，一个极普通的劳改营人，虚弱得不行，饿得半 死，没有任何特征。但伊赛•拉比诺维奇认出了我，送来一块面包。他已经在总 务处站稳脚跟，也学会不去考虑明天的事情。是矿场教会了拉比诺维奇。

“我女儿出嫁的时候，您好像就在这里?”

“当然，是在这里。”

“这件事还没完呢。”

“说说看。”

“托利上校娶了我女儿——我当时好像就说到这里，”拉比诺维奇开始讲起

来，眼里现出微笑。“过了大约三个月。跳了三个月舞，海军上校托利接收了太平 洋上的一艘战列舰，去了他服务的新地方。我女儿，托利上校的妻子，却没有获准 随行。斯大林把同外国人结婚看作人身侮辱。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人私下对托利 上校说：你一个人走吧，莫斯科你玩过了一~小伙子，有什么捆住你呢？再结一 次婚吧。总之一句话，这是最后的答复——这女人得留在家里。托利上校走了， 整整一年没有音讯。一年后，我女儿被派到斯德哥尔摩，去驻瑞典大使馆工作。” “作情报员，是吧？搞秘密工作?”

拉比诺维奇不以为然地瞅了我一眼，责备我多嘴。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她干什么工作。我女儿去了大使馆。在那里干了一星 期。有飞机从美国飞来，她便飞到她丈夫那里去了。现在我要等她来信，不再是 从莫斯科发出的信了。”

“这里的长官呢?”

“这里的长官害怕呀，在这种问题上不敢擅自作主。从莫斯科来了一位侦查 员，审问过我这件事。后来又回去了。”

伊赛•拉比诺维奇的幸运还不止于此。奇迹中的奇迹，是刑期按时终止，一 天不差。也没有用劳动日抵销。

这位昔日的保险代理人，体格倒是足够强健，他后来作为雇用人员，还在科雷 马担任财务稽查员一段时间。但是没有让他返回“大陆”。他死于党的二十大召 开前两年。

一'九六五

十字架

瞎眼神甫穿过院子，用脚探着铺在地上的窄木板。这木板类似轮船的跳板。 他走得很慢，几乎没有磕绊，没有失脚。儿子的大皮靴，已经走了形的四角形鞋 尖，轻轻碰在这条木板铺起的路上。神甫两只手上都提着热气腾腾的饲料桶，喂 他的山羊。山羊就关在低矮黑暗的羊棚里。一共是三只：马什卡、艾拉和托尼 亚——这些名字是他精心挑选的，叫起来声音很不一样。通常，他招呼哪只山羊， 哪只山羊才回应他。早上，喂词料的时候，几只山羊咩咩地大声叫嚷着，混乱无 序，轮换着从羊棚门的缝隙里探出它们的脑袋。半小时前，瞎眼神甫把它们的奶 挤到一只大奶桶里，把冒着热气的羊奶提回家。挤奶时，他常常在自己永恒的黑

暗中出错--股细细的羊奶悄没声地射到了奶桶外。山羊不安地看着自己的

奶径直射到地上。不过，也可能压根就没有看。

他不断出错，不仅因为看不见，常常也因为走了神。还有，他用温暖的指头均 匀地挤压山羊冰冷的奶子时，常常忘记了自己和自己干的活儿，一心只想着自己 的家庭。

神甫的眼睛，是在他儿子死后不久失明的——儿子是红军化学连的战士，死 于北方战线。他的青光眼，“绿内障”，急剧恶化，于是他失去了视力。神甫还有

几个孩子——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但排行居中的这一个，最招他喜欢，仿佛是他

惟一的孩子。

一群山羊，照料它们，喂养、收拾、挤奶——这一切，神甫都是自己来干——这 件拼老命的不必要的工作，是在生活中确认自己的一个办法。他习惯了供养一大 家子，习惯了有事情要做，在生活中有自己的地位，而不去依赖任何人——无论是 社会，还是自己的孩子。他吩咐妻子一笔笔记下喂养山羊的费用，记下夏天出售 羊奶的收入。山羊奶在城里很受欢迎，人们认为它对治疗结核病特别有益。这种 看法的医学价值并不大，还不如有人向结核病患者推荐的著名的黑狗崽肉口粮。 神甫和他的妻子喝羊奶，一天喝两杯。这几杯羊奶值多少钱，神甫也叫妻子记下 来。第一个夏天就表明，比起羊奶赚的钱，饲料贵多了，何况“小家畜”税也交得 不算少。不过，神甫的妻子向丈夫隐瞒了真相，对他说，山羊是赚钱的。于是瞎眼 神甫对上帝感激不尽，因为他在自己身上多少找到了帮帮妻子的力量。

他的妻子，一九二八年前，城里所有人都叫她神甫太太。到了一九二九年，人 们不再这样称呼她了。城里的教堂差不多全部被毁，伊凡雷帝曾经做过祈祷的那 座“冷”教堂，如今成了博物馆。他妻子那时候非常肥胖，她六岁的儿子也闹脾 气，哭哭啼啼地老说:“我不跟你一道走。我不好意思。你那么胖！ ”现在，她早已 没那么胖了，但仍然肥硕,大块头的身躯仍然显现出心脏病患者那种病态的肥硕。 她勉强在屋子里走动，艰难地从厨房火炉走到房间的窗户。起初，神甫请她给读 点什么，但妻子总是没有时间，她有做不完的家务事，要做饭，为自己和山羊准备 吃食。神甫的妻子从不去商店，买点小零小碎的东西，就由邻居的孩子代劳。她 于是倒些羊奶给孩子们，或者往他们手里塞点水果糖什么的。

俄式火炉的炉台上放着一只锅——铸铁锅子，正如大北方对这种家什的叫 法。铸铁锅子打破了一个边,那是在结婚的头一年打坏的。喂羊的泔水煮开后, 就从这铸铁锅的破边淌出来，流在炉台上，再由炉台滴到地上。锅边有一小罐粥， 那是神甫和他妻子的午饭——人的需求比动物少得多。

不过人也需要点什么。

事情并不多，但女人在屋里双手抓住家具十分缓慢地挪步，一天下来，累到极 点，没有阅读的力气。她倒头便睡，可神甫却生气了。神甫睡得很少，尽管常常强 迫自己睡觉，睡觉。有一次，他的二儿子回家探亲，对父亲这种绝望的境况感到伤 心。他情绪冲动地问：

“爸爸，干吗你不分日夜老是睡觉？你干吗睡这么久？”

“你真傻呀，”神甫回答，“因为我会梦见……”

儿子至死也难忘这句话。

那时候，无线电广播刚刚开始出现——爱好者都有一台吱吱作响的矿石收音 机，但谁也不敢把地线接在暖气片或电话机上。神甫只是听说过收音机，但他明 白，他那些满世界跑的孩子攒不起也不会攒一点钱，哪怕为他买一副收音耳机。

盲人很不理解，为什么他们几年前必须搬离已经居住了三十多年的屋子。妻 子用她那没有牙齿、说话含混的大嘴，悄声对他讲了些莫名其妙、冲动愤慨的话。 妻子从来没有告诉他真相：是民警把他们的东西搬出不幸的家门的：断腿的椅 子、老旧的五斗柜、装纸印照片和银版照片的箱子、铁罐和瓦罐，还有一些书一~ 大量藏书剩下的残余——还有一只大箱子，里面保存着他们最后的一点东西：一 个佩戴在胸前的金十字架。盲人什么也不知道，他被带到一个新的住处。他一声 不吭，只默默地祷告上帝。咩咩直叫的山羊也被带到了新居，一位作木匠的熟人 把山羊安置在新的地方。一头山羊在混乱中失踪了，那是他们的第四只山羊 伊拉。

河岸上这套住宅的新住户，一个年轻的市检察长，带着他穿戴考究的妻子，正 在“中央”旅馆等着人们告知他们，房子空出来了。一名钳工带着家小，被安排从 对面住房迁入了神甫的房间，而钳工的两间屋子便归了检察长。无论神甫还是钳 工，市检察长都不曾见过，现在也没有看见他们。他只是搬进他们的房子，住 上了。

神甫和他妻子很少想起过去的房子。他——因为是盲人，而她——在那里看 到的是太多的悲伤，比快乐多得多。神甫一直不知道，他的妻子，只要可能，就烙 馅饼到集市出售，而且不断写信给熟人和亲戚，求他们支持支持她和她瞎眼的丈 夫。他们往往寄些钱来。钱不多，但够他们给山羊买干草和油饼，交税，支付牧羊 人了。

山羊早就该卖了，它们只会碍事，但她害怕想到这一点——这可是她的瞎眼 丈夫惟一的事业。她想起，她丈夫在患恶疾之前，是多么朝气勃勃、充满活力的人 哪！她没有勇气跟他说卖掉山羊的打算。于是，一切照常维持下去。

她也写信给孩子们。他们早已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庭。孩子们也给她回 信，他们都有自己的操心事,有自己的孩子。不过，也不是所有孩子都回信。

大儿子早在二十年代就跟父亲断绝了关系。那时候，时兴跟父母断绝关 系——不少后来成名的作家和诗人，都以发表这类声明开始自己的文学活动。大 儿子不是诗人，也不是坏心眼的人，他不过是担心生活。在工作中人们对“社会出 身”议论纷纷，使他不堪忍受，他在报上发表了一份声明。这份声明并没有带来什 么好处，却叫他一辈子背上了大逆不道的罪名。

神甫的女儿们也已出嫁。大女儿住在南方什么地方。她在家中没有财权，惧 怕丈夫，不过经常写些哀告的信回家，信中充满痛苦。年迈的母亲给她回信。她 面对女儿的来信总是眼泪汪汪，只能安慰一番。大女儿每年给母亲寄回几十公斤 葡萄。邮包从南方寄出，要走很久。母亲给女儿的信中，从来不提：年年收到的 葡萄都已腐败变质——她只能从包裹中为丈夫和自己挑出一些浆果来。每一次， 母亲都感谢女儿，谦卑地表示感激，不好意思向女儿要钱。

二女儿是一名医士。结婚后，她想把微薄的薪金积攒起来，寄给瞎眼的父亲。 她丈夫，一名工会工作者，很赞赏她这个心愿。三个月左右,女医士就会带上自己 的工资回到娘家。可是有了孩子后，她没有再去工作，没日没夜围着一对双胞胎 转。她丈夫，那个工会工作者，很快就原形毕露——原来他是个狂饮无度的酒徒。 仕途很快走了下坡路，两年后成了供应代理人，甚至连这个位置也没有维持太久。 妻子带着两个幼子，生活无着，只好重新参加工作，千方百计地挣扎，以一个护士 的薪金，尽力照顾好她的两个孩子和她自己。她还能拿什么来帮助她年迈的母亲 和瞎眼的父亲呢？

小儿子还没结婚。他还同父母生活在一起，但是他决心单独去试试运气。二

哥留下的遗产--支猎枪，几乎是崭新的无扳机“绍尔”猎枪，父亲叫母亲以九

十卢布卖掉，用二十卢布为儿子缝两件新的托尔斯泰式缎纹短衫。于是，儿子去 了莫斯科姑妈家，进工厂当了工人。小儿子寄钱回家，不过并不多,一个月大约五 卢布十卢布的。不久，却因参加地下集会而遭逮捕、流放，永远失去了踪迹。

瞎眼神甫和他的妻子总是在早上六点钟起床。老妈妈生炉子，神甫去给山羊 挤奶。钱是完全没有的，但老太太总能在邻居那里借几卢布。不过这些钱是要还 的，而她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卖——所有穿戴，所有桌布、餐巾、椅子，早就悉数卖 光，给山羊换了面粉，换了做汤的碎米。两只订婚戒指和一条银项链，还在去年就 拿到外宾商店卖掉了。做菜汤，只有在重大节日里才加些肉，只有在过节的时候， 老人们才买糖。如果有什么人来，送点糖果、面包，老妈妈便接下，拿到自己房间 里，塞到瞎眼丈夫那干瘦、抽搐、不住动弹的手中。于是两人都笑起来，互相吻吻。 老迈的神甫吻着妻子被繁重家务劳动摧残，变得浮肿、龟裂而又肮脏的手指。老 太太哭泣着，吻着老头子的头，互相感激在生活中彼此给予的所有美好东西，感激 现在他们彼此为对方所做的一切。

每天晚上，神甫都站在圣像前，热情地祷告一阵，再三感谢上帝保佑他的妻 子。他每天都这样做。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他并不总能站得面对圣像，这时，妻子 就从床上爬起来，双手搂着他的肩膀，让他的脸朝向耶稣基督像。于是瞎眼神甫 生起气来。

老太婆尽量不去考虑明天的事情。然而，这样一个早晨终于来到：再也没有 东西给山羊吃了。瞎眼神甫一觉睡醒，开始穿衣服，摸索着在床下找皮靴。这时 老太婆哭嚷起来，好像山羊无以为食是她的罪过。

盲人穿上靴子，坐到他打着补丁的漆布圈椅上。所有其他的家具早就卖光, 但盲人并不知道一-老妈妈说是送给女儿们了。

瞎眼神甫坐着，往后靠在椅背上，没有作声。但脸上一片平静。

“把十字架给我，”他说，伸出双手，动弹着指头。

妻子一瘸一拐地走到门前，上好门扣。他俩一起把桌子微微抬起，从桌下拉 出一口箱子。神甫的妻子从装线的小木匣里掏出一把钥匙，打开箱子。箱子里装 满东西——都是些什么东西呀！儿子和女儿们的童衣，几扎已经发黄的信件—— 那是他们四十年前的通信，几支带金属丝装饰的结婚蜡烛——有纹饰的蜡早已脱 落，几团五颜六色的毛线，几束用来打补丁的布头。最底层有两个匣子，一般是用 来装勋章、钟表或细软的。

老太婆倔强地深深叹一口气，伸直腰板，打开小盒子。盒子里，在还算新崭崭 的缎子垫底上，放着一个十字架，上面有一个小小的耶稣基督雕像。十字架是微

红赤金的。

瞎眼神甫摸索着十字架。

“拿把斧子来，”他小声说。

“不行，不行，”老太婆念叨着，抱住盲人丈夫，要从他手中夺过十字架。但瞎 眼神甫从妻子骨节粗大、微微浮肿的手指上拔走了十字架，把她的指头碰得生痛。

“拿来，”他说拿来吧……难道这里有上帝?”

“我不，——你要干，你自己……”

“好，好，我自己，我自己。”

神甫的妻子饿得头脑有些错乱，她晃晃悠悠地走进厨房，那里总是放着斧子 和干柴——劈小木柴片烧茶炊用的。

她把斧子拿进屋，挂上门钩，大哭起来，没有眼泪，只是嚎。

“你别看，”瞎眼神甫说，把十字架放在地板上。可是老太婆不能不看哪。十 字架放在地上，像一枚棋子。瞎眼神甫用手摸到了十字架，挥起斧子，砍下去，十 字架跳起来，在地板上发出很轻的丁当声。他没有砍中。他摸摸索索找到十字 架，重新将它放到原来的位置上，再次举起斧子。这一次，十字架砍弯了。他用手 指掰下一小块。铁斧比黄金硬，砍断十字架毫不费事。

神甫的妻子已经不再哭喊，仿佛砍成碎块的十字架，就不再神圣了，变成了贵 金属，类似一块天然金。她匆匆忙忙，却仍然是很慢地用破布将十字架碎块包起 来，重新放进那个勋章盒。

她戴上眼镜，仔细检查斧子的锋刃，看是不是残留着金屑。

一切都隐藏好了，箱子也放回原处，神甫穿上帆布雨衣，戴上帽子，提起奶桶， 穿过铺长木板的院子，挤奶去了。他耽误了挤奶，天已大亮，商店也早已开门。那 是一家外宾商店，出售食品，用黄金购买，早上十点钟开门。

—九五九

医训班

人们不喜欢回忆糟糕的往事。人性的这个特点，可以使生活更轻松。不妨拿 自己验证一下。您的记忆会极力留住美好的、愉快的事物，忘掉沉重的、忧郁的东 西。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不会产生任何友谊。记忆完全不会无动于衷地、毫无 选择地接连“供出”过去的一切。不会的，它只会选择更能令人愉快，使生活变得 更轻松的事情。这好像是机体的保护反应。其实，人性的这个特点，就其实质而 言，乃是对于真相的歪曲。然而，真相是什么呢？

我在科雷马生活的许多年中，比较好的一段时间，是在马加丹附近的劳改营 医院医士训练班学习的几个月。所有囚犯都有这种看法，哪怕他们在马加丹大道 二十三公里处只待了一两个月。

学员们来自科雷马四面八方，北方，南方，西方，西南方。最南的地方，也比学 员们来到的这个岸边小镇靠北得多。

来自遥远管理局的学员，都抢着占据板床的下铺——倒不是因为春天快要到 来，而是因为小便失禁：几乎所有“矿上”来的囚犯都患有这个毛病。脸上以往冻 伤的乌斑，就像官府的烙印，像科雷马给他们打上的印记。这些小地方人，脸上都 挂着同样的忧郁的微笑，带着怀疑，隐藏着一种凶恶劲。几乎所有“矿工”的身体 都有些毛病——他们经受过极度的严寒，忍受过极度的饥饿。到医训班学习，是 一件凶多吉少的事情。每个人感到自己是一只耗子，一只半死不活的耗子。主宰 命运的猫儿把它从爪子上放开，打算再戏耍一番。那好吧——老鼠也丝毫不反对 这样的戏耍，就让猫咪知道这一点好了。

小地方人贪婪地抽完“纨绔子弟”们的马合烟。为捡起一个烟头，要在众目 睽睽之下冲上去，他们还是有些犹豫不决，尽管在金矿和锡矿，正大光明地捡“烟 屁股”，是真正的劳改人员完全无可指摘的行为。只要看见四周没有人，小地方人 会飞快地抓起一个烟头，塞进口袋，在手掌里捏扁，以便空闲时卷成一支“自制” 烟卷。许多“纨绔子弟”是不久前从大海彼岸来的，坐轮船，从递解站来的。他们 还保留着自己的衬衣、领带和鸭舌帽。

任卡•卡茨不时从口袋里掏出士兵用的小镜子,用一把破梳子仔细梳理他浓 密的卷发。卡茨的行为，对于剃光头发的小地方人来说，简直是一种花花公子派 头。不过他们并不对他说三道四，劳改营不成文的规矩禁止这样做，“生活可不是 别人教会的”。

学员们住在干干净净的车厢式帐篷里，也就是放有两层板床的帐篷;每个学 员都有单独的铺位。据说，这种板床是比较卫生的，官员见了也受看。还用说吗， 每个人都有单独的铺位。可是，那些来自远方、浑身长满虱子的老油子都知道，他 们骨头上的肌肉已经不足以让单人睡觉变得暖和，而且，无论在车厢式帐篷里，还 是在连成一片的通铺上，与虱子斗都同样艰难。小地方人忧郁地想起遥远的原始 林工棚里那些连成一片的通铺，回忆起羁押解送监狱里那种臭烘烘的气味，那种 不透气的舒适。

学员们在食堂吃饭，那是医院服务人员吃饭的地方。饭食比矿上的浓稠得 多。“矿工们”来添菜加饭，都打给他们。他们第二次来，厨师同样不动声色地装 满他们从窗口递来的饭盆。可矿上从来没有这种事。在已经变得空荡荡的大脑 里，思维开始慢慢活动起来，更清楚、更坚决地产生了一个意念——无论如何要留 在医训班里，成为一名“大学生”，让明天过得也跟今天一样。明天，那可是实实 在在的明天。谁也没想过干医士工作，没想过从事医学专业。他们不敢去猜想那 么遥远的事情。不，他们只希望明天的午饭还有这样的菜汤，还有煮鱼，晚上还有 黄米饭，破烂的包脚布里、自制的棉毡靴里，骨髓炎渐渐不再疼痛。

学员们被一个比一个叫人惊惶不安的传闻、来自劳改营的“马桶消息”搞得 筋疲力尽。有时候说，囚犯年龄超过三十岁、四十岁，就不准参加考试。在未来学 员的工棚里，有些人只有十九岁，有些人却已经五十岁。有时候又说，医训班根本 不会再办了，改变主意了，没有资金了，明天就要把学员们送去干普通活。最可怕 的是，要把他们送返原住地，送回金矿，送回锡矿。

确实没错，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学员们就被叫起来,在值班室旁边排好队，带 到十公里远的地方——去平整道路。这是筑路工在森林里干的活儿——矿上的 囚犯人人都想干的，现在却向人们显示出异乎寻常的艰苦、屈辱和不公平。学员 们“胡乱干一气”，第二天就没有再派他们去了。

有传闻说，上边禁止男女混班上课。按第五十八条第十款（反苏宣传罪）判 刑的人，至今充分认定犯有“日常生活”条款的人，将不允许参加考试。准考！这 是最重要的两个字。应该有人学考试。我生活中的最后一次入学考试，是上大学 的考试。这已经是非常非常遥远的事情了。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的脑细胞 已多年没有训练。脑细胞处于饥饿状态，永远丧失了吸收和输出知识的能力。要 考试啊！我辗转难眠。拿不出任何主意。“七年级范围内”的考试。这根本难以 置信。这与入狱前的工作，与囚牢的生活，都风马牛不相及。要考试啊！

幸好，第一场是考俄语。听写屠格浬夫的一页作品。由来自囚犯的医士、当 地俄语行家波尔斯基为我们念了一遍。听写令波尔斯基满意，给我打了满分•，俄 语口试也免了。恰好在二十年前，我在莫斯科大学的礼堂写了一篇书面作业——

那是人学考试——也使我免了口试。历史是重复的--次悲剧，一次闹剧。我

的情况不能叫作闹剧。

慢慢地，带着肉体的痛感，我逐一撩动我的记忆细胞，一些重要的、有趣的事 情应该展现在我眼前。伴随着第一次成功的欣喜，我还感到了回忆的愉悦——我

早已忘记了自己的生活，忘记了大学。

第二场是数学考试——书面考试。出乎我的意料，我很快就解出了试卷上的 习题。神经能够集中，这已经得到显现;残存的力量动员起来，以一种奇妙的、无 法解释的方法，做出了需要的答案。在考试前一小时，或考试后一小时，我都是无 法解出这种题的。

各种各样的学校，都有一个必考科目：《苏联宪法》。劳改营管理局文化教育 处的长官们，考虑到“名额”问题，完全取消了这个不妥的科目，这使所有人皆大 欢喜。

第三场考试科目是化学。主考是前化学副博士、前乌克兰科学院研究员A. M.博伊琴科。他现在是医院化验室主任，自尊心强却又爱说俏皮话，是个书呆 子。但问题不在博伊琴科为人的品质，对我来说，化学根本就是力所不及的一门 课。中学时代就要学化学，而我的中学时代是在国内战争年代度过的。情况是这 样：化学教师索科洛夫，过去是一名军官，粉碎努兰斯®阴谋时在沃洛格达遭到枪 决，于是我一辈子对化学一无所知。我不知道空气的成分，水的分子式则是从一 首古老的大学生歌曲中得知的：

我的“托沃”牌皮靴 浸透了 H20。

后来的年代表明，生活是可以没有化学的——我开始忘记整个这件事情，可 是在我生命的第四十个年头，突然需要懂化学了，而且要的正是中学教学大纲的 知识。

正如我的履历表所写，我受过中等教育，没有完成高等教育。我向博伊琴科 解释，我只有化学没学过吗？

①约瑟夫•努兰斯(1864—1939)，法国外交官，十月革命后，曾参与策划反对苏维埃的阴谋和暴乱。

我没有去寻求任何人帮助，无论是伙伴们，还是官员。我的生活，监狱和劳改 营的生活，教会我只能依靠自己。“化学”考试开始了，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整个 这场考试。

“什么是氧化物和酸?”

我开始作一些含含糊糊、似是而非的回答。我可以向他叙述罗蒙诺索夫逃往 莫斯科的情景，讲处决税务官拉瓦锡®的故事，可是，这酸么……

“您说说石灰的分子式……”

“不知道。”

“苏打的分子式呢?”

“不知道。”

“那您干吗来考试？我是要把问题和答案写进口试记录的。”

我没有吭声。但博伊琴科已经不年轻，他能够理解一些事情。他不满地瞅瞅 我上两次考试的得分：两个五分。他耸耸肩。

“您把氧的符号写出来吧，

我写了个大写字母H。

“您知道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吗？”

我讲了一阵。在我的回答中，“化学”的内容寥寥无几，门捷列夫的故事倒是 不少。我对门捷列夫有些了解。还用说吗，他是勃洛克的岳父哇！

“您可以走了，”博伊琴科说。

第二天我得知，我以三分的化学成绩被录取了。录取了,录取了，考上了内务 人民委员部东北劳改营管理局中心医院医士训练班！

后来的两天里，我什么也没有做，躺在床上，呼吸着帐篷里的臭气，望着熏得 黑黢黢的篷顶。我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非同一般重要的时期开始了。我用整个

①安托万-洛朗•德•拉瓦锡（丨743—1794),法国化学家、生物学家，近代化学之父。曾任税务 官，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处死。

身心感觉到这一点。我踏上了一条可以救我一命的路。应该作好准备，不是去赴 死，而是去求生。我也不知道其中哪个更难。

给我们发了纸，很大的纸，边缘烧得黑糊糊的纸——去年发生爆炸引起的火 灾，毁灭了整个纳霍德卡城，这些纸是火灾留下的痕迹。我们用这些纸装订成笔 记本。还给我们发了铅笔和蘸水笔尖。

医训班一共十六个男学员和八个女学员！教室里，女学员坐左边，更靠近光 线，男学员坐右边光线暗一些的地方。一条一米宽的过道把教室划分开。我们的 课桌是崭新的，很窄，下面有块搁板，跟我上中学时坐过的那种桌子一模一样。

后来我到过小渔村奥拉——在奥拉埃文基人的学校附近，放着一张课桌。我 久久地打量它那神秘的结构，直到彻底搞明白——这是一张埃里斯曼式课桌

我们没有任何教材，最直观的教材，便是几张解剖挂图。

学会是英雄，教会是功高。

先说说英雄。我们中的任何人——无论男女——从来没想过为了在劳改营 过上好日子，尽快变成一名狱医，而去作医士。

对于某些人来说——其中也包括我——进医训班就是救命。虽然快四十岁 了，我仍然一心一意、铆足全部力气学习，包括体力和脑力。除此之外，我琢磨着 去帮助某些人，也同一些人了结十年前的恩怨。我希望重新成为一个人。

对另一些人来说，医训班提供了一个终身性的职业，扩大了他们的眼界，具有 不小的普通教育的意义，预示着在劳改营中稳定的社会地位。

过道边第一排第一张课桌，坐的是米恩•加里波维奇•沙巴耶夫——鞑靼作 家米恩•沙巴伊。他因反苏宣传罪被判刑，是三七年的牺牲品。

沙巴耶夫俄语很好，用俄文记笔记，尽管我许多年后才知道，他用鞑靼文写

①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埃里斯曼（1842—1915)，俄国科学卫生学奠基人。一八七◦年设 计出一种课桌，后由彼得堡大学生n. 科罗特科夫作了改进,并命名为埃里斯曼式课桌。 作。在劳改营，许多人都掩盖自己过去的事情，这一点，不仅仅对于昔日的侦查员 和检察员，才可以理解，合乎逻辑。作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脑力劳动者，一 个“戴眼镜的人”，在囚禁地总要引起同伴和长官的忌恨。沙巴耶夫早就知道这 一点，于是冒充自己是商务工作者，从不介人有关文学的谈话。照他看来，这样最 好，最少惹麻烦。他对谁都笑眯眯的，嘴里唠叨不休。在第一批学员中，只有他一 人幵始有了水肿相，肿胀起来——于米恩•加里波维奇来说，矿上那几年可不 是白白就过去的。他在医训班得到很多赞扬。

“你知道，我四十岁了，我第一次明白，人只有一个肝脏。我一直以为是两个， 一共是两个呢。”

人有脾脏，这使米恩•加里波维奇感到异常欣喜。

米恩•加里波维奇获释后，并没有去作医士，而是回到了他心爱的供应岗位 上，成了一名供应代理人——比起干医务来，这个前途更耀眼。

坐在沙巴耶夫旁边的是博基斯--个大块头拉脱维亚人，科雷马未来的乒

乓球冠军。他“着陆”到医院，已经不止一年了，开始是病人，后来由病人作了卫 生员。医生们向他许诺，并为他搞到了一张医士证书。已经拥有医士证书的博基 斯，来到原始林，见到了金矿。对他来说，原始林是个可怕的幽灵。但他在原始林 里害怕的，并不是应该害怕的东西，即人的灵魂的堕落。冷漠一-这还不算卑鄙。

布卡坐在第三个位置上。他是二战时的独眼士兵，因抢劫判刑。布卡到矿上 三个月便被打发回去——回到病床上去了。布卡受过七年教育，性格随和，具备 乌克兰人的狡黯。所有这些综合在一起，布卡便被医训班录取。布卡用一只眼睛 在矿上看到的东西，并不比许多有两只眼睛的人看到的少。他看到的最重要的东 西是，只要不触及第五十八条及其诸多变相条款，就可以安排自己的命运。在医 训班里，没有人比布卡城府更深。

大约两个月后，布卡装了一只人造假眼，换下了黑色绷带。只是医院里没有 栗色眼珠，只好装了一只天蓝色的。这给人们留下强烈的印象，不过大家很快，比 布卡自己还快，就看惯了他不同颜色的眼珠。我试图用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眼睛的 故事来安慰布卡。布卡谦恭地听我讲述——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眼睛有点像“政 客”——布卡嘀咕了一句含糊的话，转身走了。

墙角处坐的第四位是拉布托夫，他跟布卡一样，也是世界大战的一名战士。 他是无线电兵，机敏活泼，自尊心很强。他装了个小收音机，用它收听法西斯广 播。他对一个同志讲了这件事，被揭发，法院以“反苏宣传罪”判他十年。拉布托 夫受过十年教育，他喜欢绘制各种各样的略图，类似大比例的参谋地图。图上，箭 头、标志、占领地的名称横七竖八。照解剖学的说法——有手术，有心脏。他对科 雷马并不了解。春天的一个日子，我们被赶去劳动，拉布托夫突然想到最近的一 条小河去洗澡，我们好不容易阻止了他。他成了一名优秀的医士，尤其后来，他弄 懂了理疗的秘密，他知道对于一名电气技术员和无线电员来说，理疗并非难事，之 后便在电疗室立住了脚，干固定工作。

第二排坐的是切尔尼科夫、卡茨和马林斯基。切尔尼科夫是个孩子，人很自 负，总是笑眯眯的——他也是前线战士，因犯什么刑事罪被判刑。他完全不知道 科雷马。他是从马格拉克来医训班的——他来自城市的劳改所。对于学习来说， 他有足够的基础。他正确地认为，即使违反了纪律，也不会被赶出医训班，很快便 和一名女学员搅在一起了。

任卡•卡茨，切尔尼科夫的朋友，是一位机敏的“小刑事犯”。他非常珍惜自 己那一头蓬松的卷发。作为医训班班长，他性格温和善良，但也没有任何威望。 医训班毕业后，他在门诊部工作时，听一名为病人看病的医生吩咐：“用锰！ ”他不 是用浸有稀释高锰酸钾溶液的纱布贴在伤口上，而是往伤口撒下锰的深紫色结晶 体。患者，一个熟知如何治疗烧伤的人，没有移开手，没有抗议，连眼也没眨一眨。 这是一个老科雷马人。任卡•卡茨的疏忽大意，使他差不多有一个月被免予劳 动。在科雷马，得手的机会很少，只要还有力气,就要紧紧抓住，决不放过。

科斯佳•马林斯基是班里最年轻的，只有十九岁。他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应征 入伍。他是在战争时期受的教育，不是很有道德。马林斯基因投机倒把罪判刑。 一个机会使他来到医院。他的叔叔是这家医院的医生，莫斯科的内科医生。在叔 叔帮助下，他进了医训班。科斯佳对医训班并没有什么兴趣。恶劣的本性，或者， 压根就是年轻，致使他经常干些劳改营里的冒险勾当：用假票证领取黄油，倒卖 鞋子，往马加丹跑。这方面的问题（仅仅是这些方面吗？）他对特派员总有解释。 应该是有人提供消息。

医训班给了科斯佳一个职业。几年后，我在奥拉遇见他。他在那里冒充毕业 于两年制战时医训班的医士,于是我便有可能在无意之中成为揭露谎言的人。

一九五七年，我和科斯佳在莫斯科上了同一辆公共汽车——他戴一顶天鹅绒 帽子，穿一件轻软的大衣。

“你现在作什么？”

“搞医学，搞医学去了，”临别时，科斯佳大声对我说。

医训班的其他学员都来自矿山管理局,他们有另外的命运。

奥尔洛夫是个“带标记的人”，是根据专门的条款，即由“三人小组”或特别会 议审判的。

莫斯科机械师奥尔洛夫在矿上已经三次几乎衰竭而死。像扔炉渣一样，科雷 马的汽车把他扔到了地方医院，他又从那里来到医训班。生活就是一场赌注。无 论医学对他来说有多么困难，除了功课，他百事不问。渐渐地，他对课业习惯了， 对自己的未来抱有信心了。

中学地理教师苏霍文琴科比奥尔洛夫年长，四十出头了。十年刑期中，他被 监禁了八年——刑期已所剩无几。而且，苏霍文琴科还算是安然无恙，站稳了脚 跟。他已经有一个安定的工作，能够活出来了。他服刑时异常虚弱，总算没有一 命呜呼。他搞地质工作，当主管，作党委书记的助手。可是，只要一换上级，这一 切好运都可能突然烟消云散——因为苏霍文琴科没有文凭啊。然而，对矿山那些 年代的记忆太清晰了。他有可能拿到进医训班的介绍信，在医训班学习的时间预 计八个月，离刑期结束的日子就不多了。他将会在劳改营得到一个好职业。苏霍 文琴科离开了地质队，获得了医士学历。可他却没当上医士，不知道是年代变了， 还是心性气质不同。苏霍文琴科于医训班毕业后，感到他不会治病，也没有决断 力。他面前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供收藏的石头。他没当几天医士，又回去重操 旧业，干他的地质工作。于是，他成了那种白学一场的人。他的正派、善良无人怀 疑。他对“政治”惧之如惧火，但也不去告密〇

西拉伊金没念完七年级，他已经是个上了点年纪的人，对他来说，学习是非常 艰难的事情。如果说昆杜什、奥尔洛夫和我一天天觉得更有信心，那么，西拉伊金 却感到越来越困难。不过他继续学习着，寄望于他的记忆力，他的记忆力是很卓 越的。他还指望自己善于耍花招的本事，不仅耍花招，而且善解人意的本事。照 西拉伊金的观察，除了窃贼，根本就没有罪犯。所有其他的囚犯在外面，行为跟别 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同样盗窃国家，同样犯错误，同样违法乱纪，跟没有按刑 法典判刑，继续各自干着自己工作的那些人一个样。三七年，俄国人失去一切法 律保障之后，这种情况特别严重。无论什么人，怎么也逃不过进监狱。

在社会上和在劳改营里，罪犯只是一种人——窃贼。西拉伊金很有点头脑， 是一位识人大师，曾因诈骗罪判刑；照他自己的看法，他是个规矩人。他在感情 上、内心上都很正派，而且思想也很端正。西拉伊金所不足的，不是诚实的信念, 而是诚实的习惯。他诚实，因为他懂得，现在这样做是有利的。他没有任何违反 规矩的行为，因为他懂得不能这样做。他不相信人，认为个人利益乃是社会进步 的主要动力。他很机敏，在普通外科学课堂上，当最有经验的教师梅尔松怎么也 无法向学员解释清楚“旋后”、“旋前”的时候，西拉伊金站起来，请求发言，然后伸 出手，手掌向上，握成船形，说:“给我盛汤。”然后翻转手掌，说•/‘汤没倒进去。”所 有人，包括梅尔松，大概一辈子记住了西拉伊金这个阴森森的记忆法，对他那科雷 马式的机敏加以肯定。

西拉伊金非常顺利地通过了毕业考试，然后当上了医士——是在矿上。他大 概干得不错，因为他聪明能干，而且“懂得生活”。按照他的看法，“懂得生活”是

更主要的。

他的邻座，是颇有学识的洛格维诺夫一一伊留沙•洛格维诺夫。洛格维诺夫 因抢劫判刑。他本来不是窃贼，但越来越多地受到刑事惯犯的影响。他清楚地看 到窃贼在劳改营的力量——道德上和物质上的力量。连当官的都巴结他们，害怕 他们。对窃贼来说，劳改营里有个“老家”。他们几乎从不干活，却享有各种特 权。尽管这些人上了秘密编制的押解名单，时不时都有“黑乌鸦”载着押送兵开 来，抓走那些特别放纵的家伙，但是生活就是这样——到了新的地方，窃贼们也不 会觉得更糟糕。在惩戒区，他们仍旧是主人。

洛格维诺夫本人是劳动家庭出身，他是在战争时期犯罪的。他发现有一条路 在等他。劳改营营长看过洛格维诺夫的案子，劝他到医训班去。他好歹通过了考 试，开始了勤奋的却毫无指望的学习。对伊留沙来说，医学课程实在太复杂了，但 他找到了精神力量，一步也不退缩，最终在医训班毕业了，在一个很大的内科部作 了许多年主任医士。他后来获释，娶妻成家。医训班为他打开了通往生活的 道路。

开始讲授普通外科学的绪论了。教师一一列举出那些站在世界医学顶峰的 人的名字。

“……现代，有个学者作出了一项发现，是外科学、是整个医学的一场 革命……”

我的邻桌往前躬下身子，说：

“是弗莱明。”

“谁在说话？站起来!”

“是我。”

“姓什么？”

“昆杜什。”

“坐下吧。”

我大感委屈。我完全不知道弗莱明是什么人。我在监狱和劳改营蹲了差不 多十年。从三七年起，就没有再读过书报。除了战争和停战，除了什么青霉素，什 么氨苯磺胺，我一无所知。哪里知道什么弗莱明！

“你是什么人呢? ”我第一次问昆杜什。我们是从西部管理局一起分配来的， 把我们派到医训班来的，是我们共同的救星安德烈•马克西莫维奇•潘秋霍夫。 我们曾一起忍饥挨饿——他挨饿少些，我挨饿多些——但我们都知道，什么是矿 场。我们彼此却并不了解。

于是，昆杜什对我讲了一段奇异的经历。

一九四一年，他被委任为要塞区长官。那是六月的一个早晨，海湾上的雾气 还没有散尽，修建者们正在不慌不忙地修筑永久火力点、土木堡垒。守备队突然 发现正前方停泊场有一艘德国战列舰“谢尔上将”号，一艘攻击舰驶得更近，向所 有尚未完工的防御工事直接开火。顿时，一切变成了灰烬和乱石。昆杜什被判十 年徒刑。这段经历很有趣，很有教益，其中只有一个不清楚的地方：判处昆杜什 竟是用的“反苏宣传罪”。不可能因为被“谢尔上将”号发现疏忽而以这一条定 罪。我们关系更密切的时候，我了解到，昆杜什是依据臭名昭著的“内务人民委员 部案”审判的——那是拉夫连季•贝利亚时代大量公开或内部审判的案子之一: 有“列宁格勒案”、“内务人民委员部案”、李可夫诉讼案、布哈林诉讼案、“基洛夫 案”等等。这一切都属于“路途上的各段里程”。昆杜什是个热情的、好冲动的 人，在劳改营里也不是任何时候都善于克制火暴情绪。他无疑是一个正派人，特 别是他亲眼目睹监禁地的“实际情况”之后。不久前，他在列宁格勒扎科夫斯基® 身边当科主任，这工作真真实实、原原本本地出现在他眼前。他没有失去对书籍、 对知识、对新事物的兴趣，还很会评论那些可资笑谑的事情。昆杜什乃是最招人 喜欢的学员之一。他干了几年医士，但获释之后转人供应管理人的工作，作了马 加丹港口的装卸管理人，直到恢复名誉回列宁格勒。

昆杜什热爱书籍，特别喜欢那些诠释和注解，从不放过小号字印刷的内容，这 使他掌握了广泛的但却零散的知识。他很喜欢谈论各种抽象话题，在各种问题上 独持己见。他的整个天性就反对劳改营制度，反对暴力。后来，在去与一位被监

①列昂尼德•米哈伊洛维奇•扎科夫斯基（1894—1938)，拉脱维亚人，内务人民委员部活动家, 国安局一级政委。曾主持基洛夫刺杀案调査。一九三八年遭枪毙，

禁的西班牙姑娘约会的大胆旅程中，他也证明了自己的勇敢无畏。那姑娘是马德 里政府某官员的女儿。

昆杜什体质虚弱。我们大家，当然，都吃过猫肉、狗肉、松鼠肉和乌鸦肉，不用 说，还有马匹的尸体——只要能够搞到手。但当上医士后，我们就不再吃这些东 西了。昆杜什在神经科上班，他把一只小猫在消毒器里煮熟，一个人把它吃掉。 这件丢脸的事勉勉强强压下去了。昆杜什曾在矿上遭遇过“饥饿先生”，并牢牢 记住了它的面孔。

昆杜什把他的事情统统讲了吗？谁知道呢？再说，又为什么要了解这些事 呢？ “如若不信，就当瞎说!”在劳改营，人们从不打听过去，也不询问将来。

坐在我左边的是巴拉特利，格鲁吉亚人，因犯什么渎职罪判刑。他的俄语很

差。他在医训班里找到一个同乡-•位药理学教师，得到他物质上的帮助和精

神上的支持。夜深的时候，来到医院科室的一间小“办公室”，干燥而又暖和，犹 如走进了夏天的针叶林，喝点糖茶，或者悠悠然吃点加葵瓜子油的大麦米粥，所有 死而复活的肌肉，有一种淡淡的缠绵快感一-这对于从矿场来的人，难道不是天 大的奇迹？而巴拉特利是在矿场待过的。

昆杜什、我和巴拉特利坐第四张课桌。第三张课桌比别的都短——那里有个 荷兰式火炉突出来，坐在这张桌子后面的是两个人：谢尔盖耶夫和彼得拉什克维 奇。谢尔盖耶夫是“普通刑事犯”，在监禁中作供应代理人。他不太想进医士学 校，学习上马马虎虎。在停尸间上头几次解剖实习课——倒还不太要紧，可是，供 学员使用的尸体要多少有多少——谢尔盖耶夫晕倒了，结果被除名。

彼得拉什克维奇没有晕倒。他从矿场来，而且因犯“反革命罪”，是个带“标 记”的人。在三七年，这种“标记”并不少见：“因系家庭成员而判刑"，再没别的 了。犯人的子女、父母、姊妹和别的亲戚，就这样获得刑期。彼得拉什克维奇的爷 爷（不是父亲，是爷爷！）是乌克兰民族解放运动一位颇有名望的人士。就是这个 原因，彼得拉什克维奇的父亲在一九三七年被枪毙了，他是一名乌克兰教师。彼 得拉什克维奇本人那时是十六岁的学生，作为“家庭成员”，被判刑十年。

我不止一次地发现，监禁，特别是北方的监禁，好像是把人们做成罐头——他 们在精神上的成长，他们的能力，都停留在被捕时的水平。这种停顿状态一直持 续到释放。一个待在监狱或劳改营里二十年的人，无法获得平常生活的经验—— 学生仍然是学生，贤明的人也仅仅是贤明的人，不会成为最有智慧的人。

彼得拉什克维奇二十四岁，他总是在教室里跑来跑去，大喊大叫，把什么纸头 挂在沙巴耶夫或西拉伊金背上玩放鸽子，嘻嘻笑个不停。他回答老师的问题，完 全是一副学生腔。但他是个不坏的年轻人，后来成了一名优秀的医士。对于“政 治”，他避之如火，连看报都怕。

这孩子单薄的身体受不了科雷马的严酷。几年后，彼得拉什克维奇患结核病 死了，最终没能返回大陆。

女学员有八个人。班长穆扎•德米特里耶夫娜，过去是党的工作者，或者，更 可能是一名工会工作者——这个职业，使人的各种习惯、举止和趣味打上不可磨 灭的印记。她四十五岁左右，极力不辜负长官的信任。她穿一件丝绒敞胸短上 衣，一条优质毛料连衣裙。战争时期，科雷马人曾获得大量美国捐赠的毛织品。 当然，这些捐赠的东西，是到不了原始林深处，到不了各个矿区的。在沿岸地区， 地方官员就将它们抢得一干二净——从囚犯手中索回，或者干脆抢走那些绒线衫 和绒背心。不过，在马加丹人中，也有人留下了些“破烂”。穆扎就保留着这种 服装。

她并不干预医训班的事务，把自己的权力限定在一群女学员中。穆扎和最年 轻的女学员娜佳•叶果罗娃交上了朋友，她保护娜佳，使她免受劳改营世界的各 种诱惑。娜佳没有太把这种监护当回事，穆扎便并不能阻止她跟劳改营里的厨子 激烈发展的风流韵事。

“要进女人心，路子在肠胃”，西拉伊金经常颇为得意地重复这句话。有人给 娜佳和她的邻居穆扎端来病号饭，有各种肉丸子、炸牛肉块、小煎饼。饭是双份 的，甚至是三份的。进攻没花多长时间，娜佳便被攻下了。心怀感激的穆扎继续 保护娜佳——已经不是防范厨师，而是防范劳改营那些官儿。

娜佳学习不好。但是她能到文艺宣传队去排愁解闷。文艺宣传队、倶乐部和 业余文娱活动，是劳改营里允许男人和女人待在一起的惟一所在。尽管有监督人 员警惕的眼睛跟踪，看男女之间的关系是否超越了许可的界限，但按当地风俗，证 实通奸可要有充分的证据，就像莫泊桑在《漂亮朋友》里描述的警察所长所作的 那样。监视人在观察，在捕捉。人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有耐心，因为——按司汤达 的说法：比起狱卒关心自己的钥匙，囚犯更关心牢房的栅栏。监视变得松弛了。

在文艺宣传队里，如果连最古老最永恒方式的爱也指望不上，那也无所谓： 对于囚犯来说，排练好像是另一个世界，更像他们曾经生活过的世界。这是一种 非常重要的想法，虽然劳改营卑鄙无耻，连这样的感情也不容许倾诉。在文化工 作者获得的小小特权中，也有很现实的好处——能意外地买到马合烟和白糖。允 许不剃掉头发——也不是劳改营里的新鲜事。由于刹头，发生过无数次头破血流 的斗殴、争吵，参与的人根本不是演员，也不是小偷……

五十岁的雅科夫•扎沃德尼克，前高尔察克战线政委（泽连斯基的同学，泽连 斯基是莫斯科州委书记，因李可夫案被枪决），曾用火钩抵挡劳改营理发师，因为 拒绝剃头，被送到惩戒矿。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参孙真有那么大力气？这么冲 动的原因在哪里呢？很明显，哪怕在小小的、微不足道的事情上，人也有一种自我 确认的愿望，是这愿望把他的精神状态破坏了——这是尺度大错乱的又一证明。

监狱里，男人和女人是隔离开的，这种生活的变态，在文艺宣传队里有某种程 度的缓解。归根结底，这其实也是一个错觉，不过仍然比“微贱的真实”宝贵一 些。所有能够叽叽呱呱叫的人和能够唱上几句的人，所有在家里念过诗演过戏的 人，胡乱弹过曼陀铃琴和跳过切乔特卡舞的人——所有人，都“有机会”来文艺宣 传队。

娜佳•叶果罗娃在合唱队唱歌。她不会跳舞，在舞台上行动笨拙，但她要去 排练。动荡不定的私生活，夺去了她许多时间。

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梅洛泽是格鲁吉亚人，也是遭枪决的丈夫的“家庭 成员”。因为丈夫被捕，她内心深处极度焦虑，天真地以为：她丈夫确实犯了什么 罪，当她自己也被投入监狱的时候，她的心情平静下来。一切都开始明确了，合乎 逻辑了，变得简单了——像她这样的人，原来成千上万。

卑鄙的人和诚实的人，其区别在于：卑鄙的人被无辜投人监狱后，会认为只 有他是无罪的，其余所有人都是国家和人民的敌人，都是罪犯和恶棍;诚实的人被 投人监狱后，会认为，既然可以将他无辜地投入监狱，那么，同他一起睡在架子床 上的人，也同样无辜。

这里有一九三七年各种事件的

黑格尔，书上的智慧，

以及全部哲学的思想。

梅洛泽恢复了精神上的安宁，稳定、愉快的情绪。在埃尔根女犯林中监禁地, 梅洛泽没被派去干繁重的劳动。她来到了医士训练班。她没有当上医生。获释 后——她的刑期在五十年代初结束——她与那时所有获释的人一样，被强迫终身 留在科雷马的住地。她结了婚。

梅洛泽旁边坐的是生性愉快、成天笑眯眯的加洛奇卡•巴扎罗娃，一个年轻 姑娘，战争时期因犯什么罪被判刑。加洛奇卡总是在笑，甚至哈哈大笑，这与她颇 不相宜——她长一口罕见的大牙。但这一点也不使她感到窘迫。医训班把她培 养成了一名手术室护士，获释后一连许多年她都在马加丹医院工作。在那里，她 第一次领到工资就给牙齿安上不锈钢牙套，顿时显得漂亮多了。

坐在巴扎罗娃后面的是艾诺，一个牙齿雪白的芬兰人。她的刑期始于一九三 九年至一九四〇年那个战乱的冬天。她是在监狱中学会俄语的。她是个爱干活 的姑娘，具有芬兰人的认真劲，引起一位医生的注意，于是进了医训班。她学得很 艰难，但她学了，成了护士……她很喜欢医训班的生活。

坐在艾诺身边的，是一个矮小的妇女，她的姓名和相貌我都无从记起了。要 么是个情报员，要么的确是个幽灵。

坐在下一张椅子上的，是马露霞•德米特里耶娃，切尔尼科夫的女友，还有她 的朋友塔玛拉•尼基福罗娃。她俩因违犯日常生活条款被判刑，两人都没有在原 始林里待过，都愿意学习。

同她们并排坐的，是黑眼睛的瓦利娅•楚卡诺娃，一个库班哥萨克——从医 院来的病人。她上第一堂课，还穿着病员服。她在原始林里待过，学习得非常顺 利。饥饿和疾病的痕迹并没有很快从她脸上消失，不过，一旦消失后，才发现瓦利 娅原来是个美女。她的身体长好后，还没等到医训班毕业，便开始与别人“调 情”。不少人讨好她，但都无功而返。她跟一个铁匠好上了，跑到锻工间幽会。获 释之后，她在一个单独的工段当了多年医士。

我们愿意学，我们的教师也愿意教。他们渴望生动的谈话，渴望给我们传授知识。 传授知识，曾经是禁止他们做的事情，在他们被捕之前，传授知识乃是他们生活的价值 所在。医学教授、副教授、副博士，医生进修班的讲师，他们许多年来第一次获得了发 挥自己能力的机会。医训班的所有教师，除一人外，都是犯第五十八条的犯人。

长官突然考虑到，认识门脉循环的秘密，不一定要跟反苏宣传扯在一起，医训 班要保证拥有高度专业知识的教师。诚然，学员应该是普通刑事犯，可在哪里去 找这么多受过七年教育的普通刑事犯呢？这些人在享有特权的职位上服满刑期， 根本不需要再到什么培训班去学习。如果招收那些五十八条，高层领导连听都不 听。最后，终于找到一个折衷办法——犯反苏宣传罪和犯第五十八条第十款的 人——作为某种生活犯罪——允许参加考试。

课表制定好了，挂在墙上。是课表哇！ 一切跟真实生活中一样。一辆汽车， 胡乱组装起来的原始林老卡车，在科雷马的坑洼和沼地上摇摇晃晃地开动起来。

第一堂课是解剖学。讲这门课的，是医院的病理解剖学家达维德•乌曼斯 基，一个七十岁的老人。

乌曼斯基是沙皇时代的侨民，在布鲁塞尔获得医学博士文凭。他在敖德萨工 作和生活，行医很成功，几年内便拥有了不少房产。革命表明，房产并不是最可靠 的投资方式。乌曼斯基又回过头来行医。三十年代中期，他感觉到当时的风向， 决定走得远一点，于是受雇于远北建设总局。但这并没有使他获救。他在远北建 设总局里“几经分配”，终于在一九三八年被捕，并判十五年徒刑。从那时起，他 作起了医院停尸间主任。他蔑视别人，抱怨自己的生活，这使他不能好好工作。 他有足够的头脑，从不与主治医生们争吵一~作解剖的时候，他本可以给他们制 造许多麻烦，但这或许并不是聪明，而是蔑视。于是，出自一般的蔑视感，在“解 剖”时发生的争论中，他总是让步。

乌曼斯基大夫的聪明是显而易见的。他是个不错的语言学家——这是他的 爱好，他喜欢的事情。他懂多种外语，在劳改营中研究东方语言。他想总结出各 种语言形成的规律，把自己在停尸间的所有空闲时间都花费在这上面。他同他的 助手，医士杜拉耶夫一起，都住在这里。

乌曼斯基轻轻松松、毫不费力、仿佛闹着玩似的为未来的医士们上完了拉丁 语课。我可不知道这就是拉丁语，但处方上的所属格，我很容易就能看懂了。

乌曼斯基大夫是个生性活泼的人，对任何政治事件都会作出反应，对国内外生 活中的任何问题，都有自己深思熟虑的看法。“亲爱的朋友们，最重要的是，”他在私 下交谈中这样说道，“要活下来，要活得比斯大林更久。斯大林一死，我们就自由 了。”唉，乌曼斯基一九五三年死于马加丹，没有等到他多年期盼的那件事情。

他讲课不错，但好像很勉强。他是所有教师中最淡漠的人。有时候，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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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提问、复习，普通解剖学换成了局部解剖学。只有性器官解剖学一章，乌曼斯 基坚决不讲，怎么也说不动他。由于这位布鲁塞尔教授过分羞涩，直到毕业，学员 们也没有获得这一章的知识。乌曼斯基这样做，有什么原因呢？他认为学员们的 道德、文化和教育程度都不够高，类似的题目会引起不健康的趣味。在中学里，比 如看了解剖图，也会产生这种不健康的趣味。乌曼斯基记得这件事。其实他并不 对——例如，那些小地方的人，就会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

乌曼斯基大夫是个正派人，他比许多教师更早地把学员视为普通人。乌曼斯 基大夫是一位坚定的魏斯曼®主义者。给我们讲解染色体分裂的时候，他捎带说， 关于染色体分裂，现在好像有另一种理论，但他对这个新理论一无了解，决定只给 我们讲授他最熟知的东西。如此一来，我们就被培养成了魏斯曼主义者。由于电 子显微镜的发明，魏斯曼主义者们获得全面胜利，但乌曼斯基大夫生前没有赶上。 不然，这个胜利一定会使这位老大夫喜不自胜。

我们死记硬背各种骨头的名称、肌肉的名称。自然是俄语，不是拉丁语。我 们满怀热情、兴致勃勃地死背。死背中，总会有某种民主的因素——在解剖科学 面前,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人竭力去弄懂什么东西，大家无非就是想办法 记住。巴扎罗娃和彼得拉什克维奇比所有人都记得好——他们昨天还是中学生 (如果除去坐牢时间的话，彼得拉什克维奇坐牢将近八年）。

仔细背诵功课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九二六年第一莫斯科大学的宿舍——切尔 卡斯卡，在那里，夜晚，黑黢黢的走廊上，总是有一些沉醉于功课的学生，他们用手 指塞住耳朵，背呀背呀。宿舍里闹哄哄的，嬉笑不断，一片活跃。一群愉快的、唧 唧喳喳的人，学文学的，学历史的，嘲笑学医学的可怜学生死记硬背。我们轻视那 些不需理解，只需死记硬背的科学。

然而二十年后，我却得死记硬背解剖学了。在这二十年中，我完全明白了，什 么是专业知识，什么是精密科学，什么是医学，什么是工程学。而眼下——上帝给 了我钻研这科学的机会。

无论接收还是输出知识，我的脑子还很好使。

布拉戈拉祖莫夫大夫讲授“保健与卫生学基础”，课程是枯燥无味的。布拉 戈拉祖莫夫不想用俏皮话使讲授变得活跃一些，或许，他有政治理智方面的仔细 考虑，不会这样做——他记得三八年,那时候所有专业人员，所有医生，所有工程 师，所有会计员，都被迫按照从莫斯科来的“特殊命令”劳动，推手推车，抡丁字

①奥古斯特•魏斯曼（1834-1914)，德国动物学家和进化论者。他发挥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自 称所创学说为“新达尔文主义”。

镐。布拉戈拉祖莫夫推了两年手推车，曾因饥饿、寒冷、患上坏血病、遭到殴打，三 度处于奄奄一息。到了第三年，才允许他到一个医疗点，在一名普通刑事犯医生 监督下作医士。那一年，许多医生死去了。布拉戈拉祖莫夫活了下来，他牢牢地 记住：不与任何人作任何交谈，友情仅仅局限于“抽烟喝酒”。医院里，人们都喜 欢他。布拉戈拉祖莫夫纵饮无度，医士们为他遮掩;遮掩不住时，他便被拖进单身 禁闭室、单人牢房。从单身禁闭室出来后，他继续教课。这个，谁也不觉得奇怪。

他讲课很用心，口授重点，要求学员们记下，还经常检查笔记，了解掌握情 况--句话，布拉戈拉祖莫夫是一位尽职尽责而又明智理性的教师。

医院的医士戈戈别里泽讲授药理学，他曾经是外高加索药理研究所所长。他俄 语很好，讲话时格鲁吉亚口音比斯大林少。戈戈别里泽过去是知名的党员——他曾 在萨普罗诺夫®的“十五人政纲”上签名。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他在流放中度 过，而在一九三七年，又向他宣布了新的判决：在科雷马劳改营服刑十五年。戈戈 别里泽已年近六旬，高血压病折磨着他。他知道他快死了，但他并不怕死。他痛恨 那些恶棍，揭发过他所在科室里一个名叫克罗利的医生，指控他接受囚犯贿赂并非 法勒索。他把那个医生狠狠揍了一顿，强令他归还一双铬革靴和一条条纹“长裤”。 戈戈别里泽没有离开科雷马。从终身流放地获释后，他来到纳雷姆，但他请求批准 他从纳雷姆去科雷马。他住在雅戈德内小镇，并于五十年代初死在那里。

在我们的教师中，惟一的普通刑事犯是克罗利大夫--位来自哈尔科夫的

皮肤病性病专家。我们的所有教师，都试图培养我们正派的道德品质，在讲课的 时候，常常离开本题，抒情性地描绘出道德纯洁的理想，为救助病人的伟大事业负 责的力量，当然，也包括救助生病的囚犯，包括科雷马的囚犯。这些教师全都尽其 所能地反复宣讲医学院、医学系、医生的誓词灌注进他们青春之中的最重要的内

①季莫费•弗拉基米罗维奇•萨普罗诺夫（】887—1937)，俄国革命家，布尔什维克。

容。所有人都这样做，但克罗利除外。克罗利为我们勾画出另一幅前景，从他极 为熟知的另一个角度看待我们未来的工作。他不断向我们描绘医士们优裕物质 生活的另一些图景。“去挣大钱吧，”克罗利嘻嘻地说道，现出淫荡的笑容。克罗 利跟小偷们有长期的肮脏勾当——小偷们甚至经常在课间前来光顾。他总是买 卖点什么，交换点什么，在自己的学生面前很少收敛。他为那些头面人物治疗阳 痿，获得不菲收人，而且在监禁期间得到保护。在这方面，克罗利搞一些神秘的巫 医手术——没有人指责他，他人脉很广。

戈戈别里泽医士的两记耳光，并没有使克罗利发火。“火气太大了，哥们，火 气太大了，”他对气得面色铁青的戈戈别里泽说。

教师同事和学员们都很鄙视克罗利。而且他讲课颠三倒四，缺乏教学才干。 皮肤病那一章，我只好在课后拿着铅笔和纸头认真重读一遍。

奥莉加•斯捷潘诺夫娜•谢梅尼亚克，过去是哈尔科夫医学院诊断治疗教研 室副教授，在我们医训班没有担任课程,但我们在她那里实习。她教会了我叩诊 和听诊。实习结束时，她送我一副老式听诊器，这是我在科雷马不多的珍贵纪念 物之一。奥莉加•斯捷潘诺夫娜五十岁上下，她的十年刑期还没有服完。她因犯 反革命宣传罪被判刑。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都在乌克兰——不过全都在战争期 间死了。战争结束了，奥莉加•斯捷潘诺夫娜的刑期也结束了，但她已无处可去。 获释后，她留在了马加丹。

有好些年，奥莉加•斯捷潘诺夫娜是在埃尔根妇女工段度过的。她为自己找 到了战胜巨大痛苦的力量。奥莉加•斯捷潘诺夫娜是个善于观察的人，她发现， 在劳改营中，只有一部分人还保持着人的形象——那些热心宗教的人：教士和教 派信徒。个人的不幸遭遇，使谢梅尼亚克和教派信徒走得很近。在她自己的“斗 室”里，她每天做两次祈祷，念福音书,尽力去做善事。她做善事并不困难。任何 人不可能会比一名劳改营医生做更多善事。但她的性格也对她有影响——固执， 急躁，自以为是。谢梅尼亚克并不在意在这方面有所改善。

她是一位既严厉又刻板的主任，对员工管束严格，对病员总是关怀备至。

一天的学习之后，“大学生们”都在医院食堂里吃饭。谢梅尼亚克一般也坐 在这里喝茶。

“您在读什么呢?”

“没读什么，只是看看教材。”

“读读这个吧，”她递给我一本小书，像是祈祷书。这是小套“诗人丛书”中的 勃洛克卷D

大约过了三天，我把书归还她。

“喜欢吗?”

“喜欢哪，”我不好意思说，这些诗我已经耳熟能详，早就知道。

“给我念念《姑娘在唱诗班唱歌》吧。”

我念了一遍。

“现在念念《远方的玛丽,幸福的玛丽》吧……好。现在读读这个……”

我念了《遥远的蓝色卧室》。

“您可知道,一个男孩死了……”

“我知道，当然知道。”

“一个男孩死了，”奥莉加•斯捷潘诺夫娜动着干燥的嘴唇又说了一遍，皱起 她苍白凸出的额头。她沉默了一阵。“再给您一点什么吗?”

“好的。”

奥莉加•斯捷潘诺夫娜打开写字台的抽屉，取出一本小书，与勃洛克那本类 似。这是福音书。

“读读吧，读读吧，特别是这个——使徒保罗的《哥林多书》。”

过了几天，我把书还给她。我不相信宗教，没有变成基督徒，就这样过了自懂 事之后的一生。但是，比信徒更可尊敬的人，我在劳改营中却从没见过。堕落浸 透了所有人的灵魂，只有那些热心宗教的人能够把持得住。无论十五年前，还是 五年前，都是如此。

在谢梅尼亚克的“斗室”里，我结识了囚犯、施工工长瓦夏•什韦佐夫。瓦 夏•什韦佐夫是个二十五岁左右的美男子，在所有劳改营女士中大受青睐。在谢 梅尼亚克的科室里，他常去探望发放员尼娜。他是个精明能干的小伙子，对许多 事情看得很明白，讲得很清楚，但我能够记住他，是有一个特殊的因由。尼娜怀孕 了一~为此，我把瓦夏痛骂了一顿。

“是她自己死乞白赖求我，”什韦佐夫说。“有什么法子呢？我是在劳改营长 大的。从小就在监狱里。这样的娘们我有多少，不管你相不相信，数也数不过来 呢！你知道吗？我可没跟任何女人上过床，哪怕就一小时。总是要么在过道屋， 要么在板棚干，几乎就那么一下子完事。你相信吗?”医院里的第一美男子瓦夏• 什韦佐夫这么说道。

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米宁，妇外科医生，主持妇科工作。他没有给我们 授课。我们通过了实习，没有任何理论的实习。

医院所在的小镇遇上了疯狂的暴风雪，白雪掩到房顶，只有看见烟囱冒烟才 能辨别方向。每个科室都向下铲出通向屋门的阶梯。八点半钟，我们从宿舍往上 爬出来，奔向妇科，走进米宁的办公室，穿上白大褂，稍稍打开房门，钻进房间。开 过了寻常的碰头会，值夜班的护士在交班。米宁，长着花白胡子的大个子老头，坐 在小桌后面，皱着眉头。夜班值班员报告完了，米宁挥了挥手。大家喧哗起 来……米宁向右转过头去，护士长用小玻璃托盘送来一杯蓝色液体。传来一种熟 悉的气味。米宁端起杯子，一口喝下去，捋了捋白胡子。

“‘蓝色之夜’甜酒，”他说，不断朝学员们使眼色。

我曾几次看他做手术。他做手术时总是“醉醺醺”的，但他担保手不会发抖。 手术护士也证明是这样。但手术过后，当他在大洗手池洗手、久久冲刷的时候，他 粗大有劲的手指却在轻轻颤动，他发愁地瞧着自己这不听使唤、抖个不停的双手。

“不行了，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不行了，”他小声地自言自语道。可是，还 继续做了好几年手术。

到科雷马来之前，他在列宁格勒工作。他是三七年被捕的，在科雷马推了一 两年手推车。他曾经与人合写大型妇科学教科书。第二作者姓谢列布里亚科夫。 米宁被捕后，这本教科书便开始以谢列布里亚科夫一个人的名义出版。获释之 后，米宁没有精力去忙诉讼。他虽然获释了，但与所有人一样，无权离开科雷马。 他喝酒越来越厉害。一九五二年，他在杰宾镇自己房间里自缢身亡。

革命时期，老布尔什维克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米宁曾以苏联政府的名义 与美国救济总署进行谈判，会晤过南森。稍后，他在电台作过反宗教问题的讲座。

大家都很喜欢他——原因似乎是米宁总想为大家做好事，尽管他没有为任何 人做一点事情，无论好事还是坏事。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库利科夫大夫讲授“结核病学”。在三十年代，大陆 公民们都被灌输了一个概念：科雷马的气候和远东的气候完全一样。科雷马的 山似乎适宜于治疗结核病，不管怎样，能稳定肺病患者的状况。热心于这个见解 的人，却忘记了科雷马的山丘是被沼泽所覆盖的，金矿地区的河流是在沼泽上流 淌的，科雷马的森林冻原是对肺病患者最为有害的地方。他们几乎忘记了科雷马 的埃文基人、雅库特人、尤卡吉尔人，几乎人人罹患肺结核。囚犯医院里过去没有 计划设立结核病科。但科赫杆菌就是科赫杆菌，于是，不得不创办结核病科，容纳 大量结核病人。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看上去头发斑白，衰老不堪，明显耳聋，但身心却充满活 力。他认为自己的课程是最重要的，遇到不同看法，就会勃然大怒。他寡言少语， 在听报上重要的时事新闻时，便目光炯炯，冷然发笑。

库利科夫大夫服完了因犯第五十八条某款遭判的十年刑期。当他获释的时 候，被终身留居科雷马。他的全家都到科雷马来了：年迈的妻子和一个女儿—— 也是一位结核病医生。

化学家博伊琴科为学员们上实验实习课。他清楚地记得我；对不懂化学的 人，他根本不屑一顾。

安娜•伊兹赖列夫娜•波尼佐夫斯卡娅讲授神经疾病课。她在这之前获得 了释放，甚至还通过了副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多年的监禁，使她有机会与著名的 神经病理学家斯科布洛教授一起工作一段时间，斯科布洛为她的选题多次提供大

量帮助——医院里人都这么说。她遇上斯科布洛教授的时间比我要晚--九

三九年春，我曾同教授一起在马加丹羁押转送监狱擦过地板。这世界真小哇。安 娜•伊兹赖列夫娜是一位极为高傲的女士，她很客气地同意在医训班教几门课 程，课讲得实在太郑重其事了，以致我在她的全部课程中，只记住了她那窸窣作响 的黑色丝绸连衣裙，还有她的香水散发出的刺鼻气味——我们的女学员，没有一 个人有香水。诚然，厨子送了娜佳•叶果罗娃一小瓶“丁香”牌廉价香水，但娜佳 在课堂上嗅它是如此小心而迅速，以致两排之后就闻不到任何气味了。或许，是 我在科雷马患上的长期性鼻炎使我无法闻到。

我记得，教室里拿来了几张什么挂图——应该是条件反射图，但这有用处吗？ 我不知道。

心理疾患这一部分，决定完全不教了，本来就残缺的教学大纲精简了。但教 师是有的——那就是招生小组的一名教师，西德金大夫，医院的心理医生。

教我们耳鼻喉科疾病的是扎杰尔大夫，纯血统的匈牙利人，一位如画的美男 子，有一双圆鼓鼓的大眼睛。扎杰尔的俄语很差，几乎无法给学员们讲点什么。 他自愿来为学员们上课，是为了练习俄语，但听他讲课完全就是浪费时间。

我们使梅尔松感到厌烦了，当时，他被委任为医院的主任医师——我们到底 怎么知道扎杰尔讲的什么呢？

“唔，要是你们不知道的只是这一点，那没有关系，”梅尔松以他通常的方式 回答道。

战争刚一结束，扎杰尔便来到科雷马。一九五六年,他恢复了名誉，但事情是 在年底，他决定不再返回匈牙利。同远北建设总局结账时，他得到一大笔钱，在南 方某地定居下来。他对全体学员作考评后，很快发生了一件事情。

雅努什•扎杰尔大夫，耳鼻喉科专家，原来是匈牙利的战俘，一名“萨拉希分 子” ®。他的“刑期”是十五年。他很快学会了俄语，他是医生，迫使医生干普通活

①指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五年匈牙利法西斯党成员，党魁是F.萨拉希，因此又称“萨拉希分子”。 曾于一九四四年十月至一九四五年三月在匈牙利德台区执政,一九四五年被取缔。

的时代已经过去（而且这个命令只针对带“T”标记的人，也就是托洛茨基分子）， 再说他的耳鼻喉专业又非常稀缺。他做手术和治病都很成功。他在外科作住院 医师——这是他的基本专业工作。做口鼻腔手术时，他一般给外科主任，即外科 医生梅尔松当助手。一句话，扎杰尔大夫运气不错，甚至在雇用人员中他也有一 些病员。他穿便衣，蓄长发，吃得饱饱的，本来也可以喝得醉醺醺，然而他滴酒不 沾。他的名气越来越大，直至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使我们医院的耳鼻喉科 取消了很长时间。

整个事情是这样的，红血球，也就是血液里的红细胞，能够成活二十一天。人 的鲜血处于不断的再生之中，但抽出人体的血液，成活不能超过二十一天。在外 科，按照规定，有自己的输血站，供血者在那里抽血。供血者有雇用人员，有闪犯。 雇用人员输血一西西，可以得到一卢布，而囚犯只能得到十分之一。对于任何一 名高血压患者，这是一笔不小的收人，一个月要抽血三百到四百克:“抽吧，为了治 病，你需要这样做，此外，你还可以得到加餐和钱。”来自囚犯的服务人员（卫生员 等）都是供血者，他们就附属于医院，因为要给病人输血。比起大陆的任何地方， 这里需要输血的人更多。不过，输血当然不是按照一般的医学指征，比如衰竭方 面的指征，而是由于要么准备手术，要么内科病人情况特别危重，有这个需要的时 候，才会输血。

输血站里，总存储着预先采集的血液。有血液储备，这是我们医院的骄傲。 在其他所有医院，如果需要输血，都得直接作人体对输。操作时，输血者和受血者 就躺在相邻的两张床上。

血液，如果过了保存期，就得倒掉。

离医院不远的地方，有一家国营养猪场。那里杀猪，有时会积蓄一些猪血送 到医院来。医院往猪血里加人一些柠檬酸钠溶液，防止血液凝固，然后给病人喝 这种流质。这种类似自制的血原质，富有营养，受到病人喜爱——他们的饮食是 各种菜汤和大麦米饭。给病人发放这样的血原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发生了这 么一件事：外科主任梅尔松医生去出差了，由扎杰尔医生代为主持科室工作。

在巡视科室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去查看输血站。在那里，他发现大量 血液已经超过保存期，还听了护士的汇报，说她打算将这批血液倒掉。扎杰尔大 夫感到奇怪。“难道这些血液应该倒掉吗？”他问道。护士回答说，一直都是这样 做的。

“把这些血倒进水壶，发给重病人——‘per os’®。”扎杰尔吩咐道。护士分发 了血液。病人对此也非常满意。“今后，”这匈牙利人说，“所有血液，快要过期 的，全都这样发下去。”

就这样，病房里开始实行分发献血者的血液。外科主任回来后，敞着嗓门大 闹了一场，说是法西斯分子扎杰尔简直就是让病人喝人血。病人们当天就知道了 这件事，因为在医院里，消息传播得比监狱里更快，那些曾经分到血的人，恶心得 哇哇地呕吐起来。而扎杰尔呢，立即停职，不作任何解释。揭发扎杰尔各种罪恶 的详细报告，飞到了卫生管理局。不知所措的扎杰尔试图进行解释，说把血液输 入血管和从嘴里喝下去，没有任何原则性差别，说这种血是很好的补充食品，但谁 也不听他的。扎杰尔被剃掉头发，扒下雇用人员服装，穿上囚服，送到卢里耶作业 队，去砍伐木材。当卫生管理局的一个小组到来时，扎杰尔医生已经上了森林工 段的斯达汉诺夫光荣榜。这个小组感到很为难，倒不是因为输血这件事，而是另 一个情况：耳鼻喉科的病人现在没有医生治病。幸好，主持这个小组的，是一位 少校军医，一个刚从部队复员的军人，整个战争时期，他都在医疗卫生营外科部工 作。他详细了解了“控告”材料后，怎么也不能理解——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 么要迫害扎杰尔？他搞清楚了，是扎杰尔给病人分发人血，“让大家喝人血”，于 是，他耸耸肩，大不以为然地说:“我在前线就这样干了四年。为什么这里就不让 干？我不知道，我来这里还不久。”

扎杰尔从森林里回到了外科部，尽管伐木队提出书面抗议，说有人毫无道理 地从他们那里调走了一名优秀的伐木工。

① Per os，口服

但扎杰尔已经丧失了工作兴趣，他再没有提出过任何合理化建议。

多克托尔大夫是个十足的下流胚。据说，他是个受贿者，中饱私囊，不过，在 科雷马，官员们难道还有别的习性？喜欢报复、爱闹纠纷——这都还是可以原 谅的。

多克托尔大夫憎恨犯人。他对犯人，倒不是不好或者怀疑。不是的。他是每 天每小时都折磨他们，侮辱他们，不断找茬，任意欺凌。为了把单身囚室和惩戒工 段塞满，他大肆利用手中无限的权力（医院职权内的权力）。他不把过去的囚犯 当人，例如，多次威胁外科医生特劳特，说自己可以毫不犹豫地增加他的刑期。人 们每天都得往他家里送鲜鱼——那是一队“病员”从海里网来的——或送温室蔬 菜，或送来自国营养猪场的猪肉。所有这些东西，数量之大，足以养活格列佛。多 克托尔大夫有个仆人，一个来自囚犯的值日员，他帮多克托尔大夫变卖所有收到 的东西。人们从大陆给多克托尔大夫寄马合烟——这可是科雷马的货币。多克 托尔大夫在医院当了多年院长，一直到另一个强盗最终使他失势。多克托尔的上 司觉得——“提成”少了点。

但所有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在医训班时期，多克托尔大夫就是沙皇，就是上 帝。每天都要召开各种会议，多克托尔总是在会上讲话，极力制造个人崇拜。

多克托尔也是一个搞各种诽镑性“备忘录”的大行家，他想“办”谁就能 “办，，谁。

他是一个报复心强的院长，眶眦必报。

“你见了我，竟不行礼，我会写告发你的材料。不单写告发材料，还要写正式 的备忘录。我要写上：骨干托洛茨基分子，人民的敌人——放心好了——惩戒矿 够你待的！”

多克托尔大夫自己的产儿医训班，令他伤心。那里有太多学员都是五十八 条——多克托尔担心自己的升迁。他是典型的三七年行政人员，四十年代末就从 远北建设总局辞职，但是，他看见一切照旧，看见在“大陆”得要工作，便回到科雷

马供职。虽然津贴的比例要重新计算，多克托尔大夫还是回到了他习惯的环境。

毕业考试前，多克托尔大夫探望了医训班，他友善地听取了学员们的成绩报 告，用呆滞的浅蓝色眼睛对所有学员环视一周，问道：

“大家都会拔火罐吗?”

教师和“大学生们”恭敬地笑笑，算是回答。唉，我们恰好没有学会拔火 罐——我们谁也不以为这简单的疗法会有什么奥秘。

洛斯库托夫大夫教眼科疾病。我很有幸认识费奥多尔•叶菲莫维奇•洛斯 库托夫，并和他一道工作了许多年。他是科雷马最出色的人物之一。国内战争时 期，他曾任营政治委员——高尔察克的一颗子弹永远留在了他的左肺上。二十年 代初，洛斯库托夫接受过医学教育，作为军医在部队服务。他偶然讲了一个针对 斯大林的笑话，就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判三年徒刑，送到了科雷马。第一年在“游 击队员”矿当钳工。后来，他被允许从事医疗工作。三年刑期快结束了。那时正 是科雷马和整个俄罗斯很熟悉的、以“加拉宁作风”冠名的时期，尽管按照当时远 北建设总局局长的姓氏,应该更正确地称为“巴甫洛夫作风”时期。加拉宁上校 仅仅是劳改营营长巴甫洛夫的副手，但他正是死刑判决三人组的主席，在整个一 九三八年，签署了不计其数的枪决犯名单。一九三八年，按第五十八条获释是令 人恐惧的。所有即将服满刑期的人，都有背上新“案子”的危险，那是一些制造 的、强加的、罗织起来的案子。判处十年、十五年徒刑，较之判处三年、五年，倒是 更加平安，没那么多担忧。

洛斯库托夫被重新判刑——是以加拉宁为首的“科雷马三人小组”判的—— 刑期十年。他是一个颇有能力的医生，拥有眼科疾病的专业知识，能做手术，是一 名极为宝贵的专家。卫生管理局把他留在马加丹附近，二十三公里处，必要时可 以押送到马加丹城里，以便参加会诊，做手术。洛斯库托夫是最后的地方医生之 一,是一位多面手，他能做不太复杂的胸腹腔手术，懂得妇科学，而且是眼病专家。

一九四七年，当新的刑期快结束时，特派员西蒙诺夫斯基捏造出一个案子。 医院里几名医士和护士被捕，判了不同的刑期。洛斯库托夫又获刑十年。这一 次，坚持要把他送到离马加丹更远的地方，并转送“别尔拉格”——科雷马一座新 的内部劳改营。这座劳改营专为政治惯犯而设，制度很严格。好多年，医院的官 员们坚持要求不让洛斯库托夫去“别尔拉格”，但洛斯库托夫最终还是落到了那 里，而且是根据第三次刑期！ 一九五四年，采用刑期折算，他被释放。一九五五 年，对所有三次刑期彻底平反。

获释的时候,他只有一件换洗内衣，一件军便服，一条裤子。

洛斯库托夫大夫是一个道德品质高尚的人。他的所有医疗活动，作为劳改营 医生的整个生活，只服从于一个使命：积极地、不断地帮助别人，主要是帮助囚犯 们。这种帮助，绝不仅仅是医疗方面的。病人出院后，他总是为一些人作安排，给 一些人推荐工作。他总是给某人食物，转交某人什么东西——有时是一撮马合 烟，有时是一块面包。

病人都认为，到他的科室来（他是内科医生）是一种幸运。

他从不间断地忙忙碌碌，跑来跑去，写这写那。

他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生活，不是一个月，不是一年，而是整整二十年。他从官 方那里得到的，只是增加的刑期。

我们知道历史上有这么个人物，那就是狱医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哈兹' 阿•费•科尼◎写过一本关于他的书。但哈兹的时代是另一个时代。那是上世纪 六十年代——俄国社会道德高涨的时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没有这个特点。在 告密、诬陷、惩罚、全无法纪的氛围中，入狱判决书一份接一份送来，案件全是挑拨 离间制造出来的——要做一点善举，比哈兹的时代要困难得多。

洛斯库托夫曾把一个人作为残疾人安排去“大陆”，为另一个人寻求轻松一 点的工作——他不向病人索要任何东西，聪明而有效地安排这人的命运。

① 哈兹于一八五三年去世。一原注

② 阿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科尼（1844—1927)，俄国法学家，社会活动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

费奥多尔•叶菲莫维奇•洛斯库托夫并没有多少文化——这是指学历方面。 他进医学院的时候，教育程度并不高。但他读过许多书，善于观察生活，勤于思 考，对各种不同的学科作出独立的判断——他是个学识广博的人。

他为人极其谦虚，议论事情不慌不忙，是个十分出色的人。他也有不足之 处——在我看来，他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实在太缺乏选择了。因此，有些窃贼意识 到他那出了名的弱点，曾尝试“驾驭”他。不过，后来他把这事也搞明白了。

三次劳改营判决，惊惶不安、遭受长官威胁、忍辱负重、对明天毫无信心的科 雷马生活，既没有使洛斯库托夫变得怀疑一切，也没有使他成为无耻之徒。

当他获得真正的自由，恢复名誉，同时得到一大笔钱的时候，他把钱送给了需 要的人。他照旧帮助大家，他每月有数千卢布的收入，仍然没有一套多余的内衣。

眼病教师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在医训班毕业后，正好就在洛斯库托夫身边工 作了几周——我当医士的头几周。第一个晚上在治疗室度过，一位后喉头脓肿的 患者被带进来。

“这是什么病? ”洛斯库托夫问我。

“后喉头脓肿。”

“怎么治?”

“排脓。留心病人被液体呛住。”

“把器械放进沸水里煮煮。”

我把器械放进消毒器，把水烧开，然后叫他：

“准备好了。”

“把病人带来。”

病人坐到凳子上，张开嘴巴。灯光照亮了他的喉部。

“请洗手吧，费奥多尔•叶菲莫维奇。”

“不，是您洗，”洛斯库托夫说，“您来做这个手术。”

我背上冷汗直流。但是我知道，清楚地知道，你没有亲手做过的事，你不能说 你会做。一件不难的事情会突然变得力不胜任，而复杂的事情会简单得难以

置信。

我洗好手，毅然地走向病人;病人睁得大大的眼睛，责备而害怕地瞪着我。

我试了试，就用钝刀尖刺穿熟透的脓肿。

“头！头!”费奥多尔•叶菲莫维奇大叫起来。

我赶紧让病人把头往前垂下，他一下子咯出脓液，直吐在我白大褂的前襟上。

“啊，好了，去换换工作服吧。”

第二天，洛斯库托夫派我到医院的“昼间住院部”去，那里住着残疾人。他委 托我对所有病人再测一次收缩压。我拿起里罗氏血压计，重新测量了所有六十人 的血压，并在纸上记录下来。这都是些高血压患者。我在那里测量了一周的血 压，每个人测量十次，之后，洛斯库托夫才给我看了这些病人的病历卡。

我很高兴我单独完成这些测量。许多年后，我才明白，这是他故意采用的方 法——让我慢慢地熟悉业务；否则，在第一次需要作出紧急诊断，大胆下手的时 候，就会乱了方寸。

每天都会出现一些新的，同时又显然十分熟悉的东西——教材里的东西。

费奥多尔•叶菲莫维奇从不揭发那些装病的和夸张病情的患者。

“他们只是觉得自己是伪装的病人，”洛斯库托夫忧郁地说其实他们病得 比自己想象的还严重。装病的和夸大病情的人，是在劳改营生活中饮食性营养障 碍和精神颓废的背景下产生的，这是还没有记载过的现象啊，没有记载过的 呀……”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马林斯基，讲授内科病。他是个洗得干干净 净，养得肥肥胖胖，性格活泼好动的人。胡须刮得溜光，头发斑白，一个开始发福 的乐天派。他的嘴唇呈暗粉红色，嘴巴小小的。紫红的背上，几颗贵族式的长茎 黑痣在抖动，有时候，在医院的澡堂和蒸汽浴室里，他就这么向学员表演。他睡觉 时，穿一件定制的长齐脚踝的男式长衫一-是科雷马医生里惟一的一个，我觉得 是所有科雷马人里惟一的一个。这是在他的科室里一次失火的时候发现的。火 灾立刻扑灭了，人们也很快忘记了，但马林斯基大夫这件贴身睡衣，医院里却议论

了好几个月。

他曾经是莫斯科医生进修班的讲师，他艰难地适应着学员们的知识水平。

在讲课的人和听课的人之间，疏远是经常存在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 奇想撕开这层帷幕，但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编造了几个有些鄙俗的笑话—— 但这并没有使他的课更让人听得懂。

直观性呢？就连上解剖课，我们也看不到人的骨骼。乌曼斯基只好用粉笔在 黑板上为我们画出一些骨头。

马林斯基上课，力求给我们传授尽可能多的知识。他非常了解劳改营——他 是三七年被捕的。在课堂上，他给了我们许多重要的劳改营医德方面的忠告。 “要学会相信病人，”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热情地号召，在黑板旁边跳来跳 去，用粉笔敲打着说。他讲的是风湿痛、腰肌痛，但我们明白，这种号召涉及更重 要的话题——这里讲的是劳改营里真正的医生的做法，讲的是劳改营变态的生活 不应该把医生引离真正的道路。

我们在知识、学问等很多方面都受恩于马林斯基大夫。尽管他随时都竭力同 我们保持很大的距离，在我们看来，这似乎令我们伤心,没有引起我们的好感，但 我们都承认他的优点。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完全经受得住科雷马的气候。恢复名誉后，他自 愿留在谢伊姆昌的一个科雷马蔬菜企业里，度完余生。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经常读报，但他从不与任何人谈他的看法——经 验，经验哪……读书也只读医学方面的著作。

医训班主任是一位非编制内雇用人员，塔季扬娜•米哈伊诺夫娜•伊利英 娜，正如她自我介绍的，是著名足球运动员谢尔盖•伊利英的姐姐。塔季扬娜• 米哈伊诺夫娜是一位已婚妇女，鸡毛蒜皮的事情，她都尽量做得合乎最高领导者 的心意。她在科雷马飞黄腾达。她在精神上拍马屁几乎没有限度。有一次，她请 我拿点什么“更好的”东西给她读读。我带来一件珍宝•.海明威的单卷本，其中有 《第五纵队》和《四十八个故事》。伊利英娜把这本樱桃色的书拿在手上不住转

动，翻了翻。

“不，您拿回去。这个——太奢华了，我们需要的是黑面包。”

这话明显不是她自己的，十分虚伪，她却那么愉快地说了出来，完全不是顺口 随便说说。我这样当众受辱后，便不再去考虑充当伊利英娜大夫阅读顾问的 角色。

塔季扬娜•米哈伊诺夫娜已经结婚，作为跟随丈夫的妻子，她将两个孩子一 起带到科雷马来。她的丈夫，一名军官，战后同远北建设总局签订合同，并携带全 家来到东北：那里保留着军官的配给、军阶和优惠条件，而他的家庭很大，有两个 孩子。他被任命为科雷马一个矿业局的政治处处长——职位不低，几乎就是个总 头头，而且前途无量。但尼古拉耶夫——塔季扬娜•米哈伊诺夫娜的丈夫姓尼古 拉耶夫——是个善于观察而又颇具良心的人，绝非追求名利地位之辈。他仔细观 察了目无法纪、投机倒把、告密卖友、盗窃诈骗、暗算陷害、自供自享、行贿受贿、盗 窃公款等等行径，科雷马官员对囚犯的所有残酷作为，于是他开始酗酒。他懂得 了人的残暴会造成道德败坏，并深刻彻底地予以谴责。生活向他展示了最令人恐 怖的一页，比在前线那些年还可怕得多。他不是受贿者，不是卑鄙的人。他开始 酗酒。

他很快被撤销了政治处处长的职务。在很短的时间内——总共两三年，就一 落千丈，一直降到薪酬微薄、无权无势的职位上，作了囚犯医院文教部门的视察 员。钓鱼成了他迫不得已的嗜好。进入原始林深处，在河边，尼古拉耶夫自我感 觉倒是更好，心境更平静。合同期满后，他便回“大陆”去了。

塔季扬娜•米哈伊诺夫娜没有跟随他回去。相反，她入了党，开始了仕途生 涯。他们把孩子分开了，女孩随父亲，男孩跟母亲。

不过，这一切都是后来发生的事。而现在，伊利英娜大夫是我们医训班忙碌 而办事颇有分寸的主任。她有点怕犯人，同他们尽量少打交道。好像连囚犯女仆 都没有用。

外科学——普通外科学和局部外科学，由梅尔松讲授。梅尔松是斯帕索库科 茨基的学生，一位前途远大、很有学术未来的外科学家。但是，他娶了季诺维也夫 的一位亲戚为妻，于一九三七年遭到逮捕，并判处十年徒刑——作为某反苏破坏 恐怖组织的头目……一九四六年，开办医训班时，他刚刚解除囚禁（他干普通活还 不到一年——整个监禁期间，他都作外科医生）。开始时兴职业“终身固定”时， 梅尔松也终身固定下来了。刚刚获释，他特别谨慎，特别规矩，很难接近。他的大 好前途彻底粉碎了，他愤恨不已，便在俏皮话中，在揶揄嘲弄中，去寻求发泄。

梅尔松的课讲得极好。他被剥夺了十年心爱的教师工作——他在做手术时， 同手术护士交谈，当然，这不算数——他是第一次看见眼前的课堂，看见了渴求获 得医学知识的“大学生”、医训班学员。虽然学员的组成五花八门，这并没有使梅 尔松感到难堪。开始，他的课讲得引人入胜，热情洋溢。可是，第一次提问，就像 一桶冰水，浇向浑身火热的梅尔松。满堂的学生实在太差劲元素”、“公式”这 些单词都需要解释，而且需要很详尽的解释。梅尔松理解这个情况，他曾经极其 痛心，但并不表现出来，还努力去适应这样的水平。他不得不向最末的几个人看 齐——芬兰人艾诺，商店经理西兰季耶夫等。

“会形成瘘管，”教授说，“谁知道什么是瘘管?”

没有人回答。

“这是--个小孔，这样的孔……”

讲课失去了色彩，尽管也还在讲一些实用的内容。

就像外科医生应该的那样，梅尔松对所有其他医学专业，都抱着明显蔑视的 态度。在他的科室，他把工作人员对消毒灭菌的关心，几乎提到了首都的高度，要 求一丝不苟，达到外科医院的标准。在别的科室，他的表现带有故意的轻慢。他 来答疑时，从不脱下皮袄，摘下帽子，而是穿着皮祅坐到病人床上——在任何内科 科室都是如此。他这样做是故意的，显示出一种侮辱。病房仍然是干干净净的， 梅尔松的毡靴带来的水渍，卫生员总是在他离去之后，嘴里唠唠叨叨，花费好大工 夫才能擦去。这是梅尔松的一项消遣——他娴于辞令，任何时候都准备好向内科

医生发泄自己的怒气，自己的怨恶，自己对世界的不满。

他从不拿课堂作消遣。他讲述清楚、准确、详尽，善于给大家举一些浅显易懂 的例子、生动的实例。如果他发现学生掌握得好，他会非常高兴。他是医院里的 主管外科医生，后来又作了主任医师。在我们医训班内生活的各种问题上，他的 意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学员眼前，他的所有行动，他的所有讲话，都经过深思 熟虑，恰当合理。

观摩真正做手术的第一天，我们第一次穿上消过毒的白大褂，挤在手术室角 落里，戴上古怪的纱布面罩。梅尔松做手术，他固定不变的手术护士为他作助 手——这是尼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哈尔琴科，一个合同工，医院共青团组织的 书记。梅尔松断断续续地下达指令：

“科赫尔钳！缝针!”

哈尔琴科从桌上拿起器械，小心地递到梅尔松伸过来的戴着黄色橡皮手套的 手上。

但她递上的并不是需要的器械时，梅尔松便粗鲁地骂一声，挥手把钳子扔到 地板上。钳子“当”地一响。尼娜•德米特里耶夫娜霎时红了脸，畏畏缩缩地递 上需要的器械。

我们都为哈尔琴科抱不平，对梅尔松很是生气。我们认为他不应该这样做， 即使为了我们，他也不能这样粗暴无礼。

手术后，我们跑到尼娜•德米特里耶夫娜那里，说了些同情的话。

“孩子们，外科医生得对手术负责，”尼娜认真地、充满信任地说，她声音里没 有难为情，没有委屈。

好像是知道了这些新手心里产生的一切，梅尔松在他的下一堂课上特别讲了 一个题目。这是很精彩的一课，讲外科医生的责任心，外科医生的意志，不让病人 任性的必要性，医生的心理和病人的心理。

这次讲课受到一致的赞赏。从这一课开始，我们，在我们学员中间，把梅尔松

摆到了最高的位置上。

他的讲座“外科医生之手”，也同样出彩，简直充满了诗意。这个讲座论述了 医疗职业的本质，消毒的概念,讲得有声有色。梅尔松只是自顾自地讲述，几乎不 理会听众。他在讲座中穿插了许多故事。在清洁环境中做手术时，病人遭到神秘 感染，引起斯帕索库科茨基的医院里一派恐慌——乃是助手手指上的一个赘疣造 成的。这是一堂有关皮肤构造的讲座，一堂有关外科无可非难的讲座。因此，外 科部的任何一名外科医生，任何一名手术护士或医士，都无权去作劳改营“突击 手”，无权参加体力劳动。由此，我们看见了外科医生梅尔松与无知的劳改营官员 多年来的激烈斗争。

有时候,在检査掌握功课情况的日子，梅尔松没到预计时间就测验完了。剩 余的时间，就讲一些最富趣味的“事由”故事：关于俄国杰出的外科医生，关于奥 佩利关于费奥多罗夫特別是关于他奉若神明的斯帕索库科茨基。一切都机 智、聪明、有益，一切都是最“真实”的。我们对于世界的看法在改变，我们因梅尔 松而成为医生。我们学习医学思维，而且学得很顺利。经过八个月按两年制学校 大纲的医训班学习后，对我们每个人都得刮目相看了。

后来,梅尔松从马加丹去涅克西坎，到了西部管理局。一九五二年，他突然被 捕，送到莫斯科——企图将他“扯进”医生案。一九五三年，他同那些医生一同被 释放。回到科雷马后，梅尔松在那里干的时间不长，他害怕在如此动荡危险的地 方继续待下去，于是去了大陆。

医院有一个倶乐部，但学员们都不到那里去——除了姑娘们，任卡•卡茨和 鲍里索娃。

我们觉得，哪怕花费一小时课余时间，去干点上课之外的事情，都像是亵渎神

① 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奥佩利（1872—1932)，俄苏外科学家，学派创始人，俄国外科内 分泌学奠基人之一。

②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费奥多罗夫（1869—1936)，俄苏外科学家，学派创始人，俄国泌尿学奠 基人。

明。我们夜以继日地学习。起初，我想把笔记整齐地转抄到誊清本上，缮写清楚， 但因既无时间又无纸张而作罢。

劳改营医院里挤满了从战场上下来的人——从满洲里来的俄国侨民、被俘的 日本人，给他们吃的不是面包，而是大米饭。成百上千的人作为特务被军事法庭 审判。但其规模远不如不久后，一九四六年通航期结束之前的镇压。“青年共产 国际号”轮送来五千名囚犯，在十二月，航班延误的时候，被救火水龙头喷出的水 浇淋。对这些冻坏的人进行运送和截肢的工作，我们已经是以享有充分权利的医 士的身份去做，而且不是在马加丹。

每天都有一些疑惑使我们苦恼：医训班会关闭吗？各种传闻，一个比一个可 怕，叫我难以入眠。但课还在一点点地进行，进行。终于有一天，那些最爱发牢骚 的人和缺乏信心的人，应该松口气了。

三个多月匆匆过去，医训班仍旧继续教学。又产生了一些新的疑惑——我们 能通过毕业考试吗？要知道，医训班可是一个正规部门，它可以授予行医的权利。 确实，在一九五三年，远北建设总局卫生处向加里宁市卫生局表明，这些医训班毕 业的学员只能在科雷马从事医疗工作，但是，对医学知识如此古怪的界限，地方当 局并未注意。

叫人非常伤心的是，教学大纲缩减了，只给予作男女护士的资质。但这还不 算是最大的事情。更糟糕的是，将不颁发任何证书。“证书将放人你们的档案”， 伊利英娜解释说。结果，在我们档案里没有任何受过医学教育的材料。我们当 中，有人获释后，只好去收集由医训班教师确认的证明。

三个月的学业之后，时间变得非常非常快。考试的日子渐渐逼近，却不能叫 我们高兴。考试是我们在二十三公里处美好生活的总结。我们见识过科雷马，我 们是三七年的老资格——我们知道更好一点的生活已经无望。因此，我们更加心 神不宁，忧心忡忡。不过这是有节制的，因为科雷马早已教会我们，只须考虑今 天，管他明天如何。

考试的日子临近了。已经有人公开地说,这家医院将搬迁到五百公里外的原 始林深处——科雷马河的左岸，杰宾镇。

在医训班结束前一个月，组织了一次各科的试考。我不认为这对于正式考试 有什么意义。只是在毕业考试之后才想到，学员们在正式考试时拿到的所有考 题，就是各个学科预考的那些问题。当然，考试小组的成员们——远北建设总局 卫生处的最高长官们，都可以提问，也提了一些补充问题。然而，毕业生信心的基 础，主考人印象的基础，已经在恰当而熟悉的题签上奠定下来。我记得我的外科 考试题签是:“谈谈静脉曲张”。

早在考试前，就有一个使人放心的传言：全体学员都将毕业，必须是全体，谁 都不会失去普通的行医权。这使所有人感到高兴。这传言原来是真的。

我们同学之间的交往多少得到了巩固、扩展。我们不再是毫不相干的一群 人,我们是一群受封的人，我们都成了一个医生大团体的成员，医生们、病员们都 对我们这样看待。

我们不再是普普通通的人，我们成了专家。

我自觉——这在科雷马还是头一次——成了一个不可缺少的人，无论对于医 院、对于劳改营、对于生活，还是对于我自己。我感到我成了一个享有与大家同等 权利的人，谁都不能对他大喊大叫，挖苦嘲弄。

虽然许多官员曾以我有各种违反劳改营制度的行为为由，把我关进单身囚 室，这些行为有捏造出来的，也有真实存在的——我即使蹲单身囚室，也是医院需 要的人。我仍然能走出单身囚室，又去干医士工作。

我被打得粉碎的自尊心，得到了必要的胶水、混凝土，用它们可以把破碎的自 尊心重新修复起来。

医训班快结束了，年轻的男孩们自然也搞上了姑娘。但那些年纪较大的人， 不会放纵爱情干扰前途。在劳改营的游戏中，爱情是太廉价的赌注。多年来，都 在教我们要节制，真没有白教我们。

一种最强烈的自尊心在我身上成长起来。别人在任何一门课上出色的回答， 我都理解成对我个人的侮辱，一种欺负。教师提出的所有问题，我都是应该能够 回答的。

我们的知识在一点点增长，而主要是拓宽了兴趣，我们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向 医生提问一一就算是天真吧，就算是愚笨吧。可医生们对于我们提出的任何一个 问题，都不认为是天真的，愚笨的。每一次他们都给大家作出十分肯定的回答。 回答又引出新的问题。我们自己之间还不敢展开医学方面的争论。那又太过自

信了。

但是……有一次要我给肩关节脱臼复位。医生都要用“劳什”麻醉剂，而我 复位时用脚——按照希波克拉底法。脚后跟下什么东西轻微的咔嚓一响，肱骨便 复了位。我感到很幸福。塔季扬娜•米哈伊诺夫娜•伊利英娜当时在场，她说： “把你们教得真好哇!”连我也不能不同意她。

当然，我没有进过一次电影院，没有看过一次文艺宣传队的演出。马加丹的， 甚至医院的文艺宣传队，都是非常像样的，极富想象力和趣味性，能够突破文教处 的审查。那时候，马加丹的文艺宣传队由列•维•瓦尔帕霍夫斯基领导,他后来 成了莫斯科叶尔莫洛娃剧院的总导演。我没有时间，再说，渐渐揭开的医学秘密 对我来说更有趣得多。

医学术语不再是毫无意义的东西，我开始阅读医学文章和书籍，不再像过去 那么费力，也没有了畏惧心理。

我已经不是普普通通的人了。我有责任急救病人，哪怕是大体上弄清危重病 人的病情。我有责任看到威胁人们生命的危险。这既令人高兴，也令人担忧。我 担心——我能尽到自己崇高的责任吗？

我知道该如何作虹吸灌肠，如何使用博布罗夫皮下注射器，如何使用手术刀， 如何使用一般注射器……

我会为危重病人铺床单，还能教会卫生员干这个活。我可以给卫生员讲解， 为什么要进行消毒，作收拾整理。

我知道了许许多多过去不知道的东西——人们需要的、不可或缺的、有益的

东西。

医训班毕业了，一批新的医士开始陆陆续续派往各地工作。这就是名单，押 送人员手上的名单，上面也有我的名字。但我最后一个坐上汽车，我运送一批病 员到左岸去。汽车塞得满满的，我坐在最边上，背靠着车板。我坐下去的时候，我 旁边的表板移开了，风从挡板的缝隙里吹进来。我手里拿着一包瓶子：装着缬草 酊、铃兰滴剂、碘酒、氯化氨。脚下，我的医训班学习笔记紧紧塞满了一个袋子。

这些笔记本，不止一年成为我最好的支柱，直到最后，我离开的时候,一头熊 钻进了原始林里的门诊部，把我的所有记录撕得粉碎，砸碎了所有的瓶瓶罐罐。

头牌契卡

蓝幽幽的眼睛正在褪色。在童年时代，这双眼睛是浅蓝色的，随着时光的流 逝，它们渐渐变得浑浊、灰蓝、平庸;要么成为侦查员和值班员的玻璃状透明触须， 要么变作士兵的“钢”眼——色调丰富，但很少再有童年的颜色……

一束红色的阳光，被监狱的栅栏分成好几小束。在囚室中间，光束重新汇聚 成金红色的一片。在这一股光里，细密的尘埃闪着金光。飞到光带中的苍蝇，也 像太阳一样，变得金灿灿。日落时分，阳光直射到门上——那扇用灰亮铁皮包裹 的大门。

大锁“当”地一响。这声音，囚室里所有囚犯都能听见,无论睡着的还是没睡 的，任何时候都能听见。囚室里的人再怎么谈话，也无法盖过这个声音。囚室里 的人无论睡得多么死，也会被这个声音吵醒。囚室里的人再怎么思考，也无 法……谁都不能把精力集中到什么事情上，对这个声音充耳不闻，听不见它。只 要听见锁响，听见这决定命运的敲击声，每个人的心都收得紧紧的。这声音敲在 牢门上，敲在人的心上，敲在人的灵魂里，敲在人的头脑中。这敲击声令每个人觉 得是一个警钟。别的任何声音，都不可能跟它混淆。

大锁丁当响过，门开了。一股光线射出囚室。打开的门里，看得见光线穿过 走廊，横射到走廊的窗户上，又穿过监狱的院子，射向另一幢监楼的玻窗。在大门 打开的短暂时间，囚室中所有六十名囚犯都能看清这一切。门“砰”地关上，发出 悦耳的响声，就像老旧的木箱合上箱盖时发出的声音。囚犯们全都贪婪地注视着 光柱的扑腾，光线的移动，好像这是个什么活物，是他们的兄弟和伙伴，这时，他们 立刻明白，阳光又跟他们一起被锁上了。

直到这时，所有人才看见，门边站着一个人，夕阳金黄色的光线照着他宽阔黧 黑的胸膛。刺眼的光线使他眯缝起眼睛。

这人已不算年轻，高个子，宽肩头，浓密的浅色头发盖住了整个脑袋。只有仔 细一看，才能看到苍苍白发早就使他的黄头发显得浅亮。布满皱纹的面孔恰似一 张地形图，又密又深的麻斑，有如月球上的环形山。

他穿一件黑呢制服，没束腰带，胸前敞开，着黑呢马裤，皮靴。他手里揉着一件 黑呢军大衣,已经相当破旧。他随随便便穿着这身衣服——所有扣子都拆下来了。

“我姓阿列克谢耶夫，”他低声说，翻转一只毛茸茸的大手，手掌朝着自己的 胸口。“你们好……”

但人们已向他走来，发出囚犯那种神经质的、轰然的笑声，鼓舞他。他们拍着他 的肩膀，握住他的双手。囚室的号长已经走过来，他是选出来的官儿，任务是给新来 的囚犯指定铺位。“我是加夫里尔•阿列克谢耶夫”，大块头重复了一遍，接着又说: “加夫里尔•季莫菲耶维奇•阿列克谢耶夫……”这个黑衣服的人靠到旁边，阳光 已不再妨碍大家看见他的眼睛--双大大的、浅蓝色的、儿童般的眼睛。

囚室里的人很快弄清了阿列克谢耶夫的生活详情——他是纳罗福明斯克工 厂消防队队长，黑色的工作服就是那里发的。对，在一九一七年夏天人党。对，他 是炮兵，参加过莫斯科十月战斗对，在二七年被开除出党。又恢复了党籍。后 来再次被开除一-就在一周之前。

①莫斯科十月战斗,指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至十五日（俄历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二日）布尔 什维克领导的武装起义。

囚犯被捕后，表现各有不同。要打消一些人的不信任，那是很难的事情。他 们要渐渐地、一天天地习惯于自己的命运，开始理解某些事情。

阿列克谢耶夫是另一种气质，好像他已经沉默了许多年，现在被捕了，身陷囹 圄，他的语言天赋才得到恢复，才有可能理解最重要的事情，猜测时代的进程，猜 测自己的命运，并理解它的因由。要寻找一个答案，回答他的整个生活和命运，而 且不仅仅是他的生活和命运，还有成千上万其他人的生活和命运所面临的那个巨 大无比的“为什么”。

阿列克谢耶夫讲述着，并不作自我辩白，也不提出疑问，只是竭力去理解，去 比较，去猜测。

从早到晚，他在囚室里前前后后走来走去。身形巨大，虎背熊腰，穿着黑色制 服，不系皮带。硕大的手掌抱着别人的肩膀，问哪，问哪……要么……就是讲述。

“你为什么被开除，加夫留沙®?”

“你懂的。是因为政治学习小组的学习。题目是：《莫斯科的十月》。而我， 一名穆拉洛夫的士兵，一个炮兵，受了两处伤。我亲自把大炮瞄准尼基塔门旁边 那些士官生。学习时，教官对我说：‘革命的时候，是谁在指挥莫斯科苏维埃政权 的部队？’我说：‘是穆拉洛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很了解他，亲身了解。我 怎能不这样说呢？我会说什么？’”

“这可是带挑衅性的问题呀，加夫里尔•季莫菲耶维奇。穆拉洛夫已被宣布 为人民的敌人了，你知道吗?”

“可是，怎么能乱说一气呢？这可不是我从政治课上知道的。——当天晚上， 我就被捕了。”

“那你怎么到了纳罗福明斯克？进了消防队?”

“我酗酒。还在一九一八年，我就从契卡复员了。是穆拉洛夫把我调到了那 里。作为特别可靠的人……也就在那里，我开始生病了。”

①加夫留沙，加夫里尔的爱称。

“什么病啊，加夫留沙？你这么一头健壮的熊……”

“您会看见的。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得的什么病——我无法记住这病。我记不得 我出的事情，但确实出了什么事情。……我开始焦虑、怨恨的时候，那病就来了……”

“是因为酗酒吧？”

“不，不是因为酗酒……是因为生活。酒不自觉就喝上了。”

“那就学习呀……条条路都开放着嘛。”

“但是怎么学习呢。一些人应该学习，另一些人却得打仗，保卫这些人学习。 我说得不够漂亮，是吧,老乡？然后，几年过去了，没去上工农速成学校。只有进 这个该死的武装警卫队。加上酗酒，加上那病。”

“你有孩子吗？”

“与第一任妻子有个女儿。她已经离开了我。现在我同一位织布女工一起过 日子。我被捕了，把她吓得半死，如果没有吓死的话。而对我来说，逮捕了，我倒 一下子变得很轻松。什么都不必考虑了。一切都不会由我来决定了。他们考虑 问题是不理会我的。往后，我加夫留沙•阿列克谢耶夫怎么生活呢?”

没过多久，总共就几天，那病就来了。

阿列克谢耶夫哀叫一声，摊开双手，仰面朝天瘫倒在床上。他的面孔发灰，白 沫从青紫的嘴里，从无力的唇上流出。灰白的面颊、毛茸茸的胸脯上浸出热汗。 几个邻铺死死抓住他的双手，用力压住他的双脚。他浑身剧烈颤抖u

“头，小心他的头，”有人把一件黑军大衣塞到阿列克谢耶夫大汗涔涔、毛发 散乱的脑袋下。

那病来了。羊角风发作了好久，强壮的肌肉块全鼓起来，拳头不住地照着一 个人锤打，邻铺们笨拙的指头用力掰幵他强健的拳头。他的双脚在朝什么地方跑 动，但几个人的体重把他死死地压在了床上。

他的肌肉渐渐变得无力，指头松开。他睡去了。

在这段时间里，囚室值班员一直敲打大门，拼命呼叫医生。因为在布蒂尔卡 监狱是应该有医生的。叫什么费多尔•彼得罗维奇•哈兹的医生。或者有一名

什么中尉军衔的值班军医。

要叫医生，原来并不那么简单，但医生毕竟还是来了。医生穿着白大褂，罩在 军官服外面。跟他一起来的，是两名身强力壮的医士模样的助手。医生费力地爬 上架子床，给阿列克谢耶夫作检查。这时候，疾病的发作已经过了，阿列克谢耶夫 已经睡去。医生没说一句话，周围的囚犯提出的一连串问题，他一个也没回答，走 了。跟在他后面的是一直沉默不语的助手。门锁咔嚓一响，引起了强烈的怒火。 第一个风波平静下来后，牢门上那个“窗口”打开了，值班狱吏躬下腰，往窗口里 望望，说道：“医生说了，无须作任何处置，这是癫痫病。注意观察，不要让舌头陷 下去……还有下一次发作一-不要再来叫了。这个病无药可治。”

囚室里的人再也没叫医生来给阿列克谢耶夫看病。而他的癫痫病，还发作了 很多次。

病发作过后，阿列克谢耶夫就躺下好好休息，只是说头痛。过一两天，穿黑呢 军便服和黑呢马裤的大块头身影，又爬出来，在囚室的水泥地上走来走去,一双蓝 眼睛又变得神釆奕奕。经过两次监狱里的消毒、“蒸煮”，阿列克谢耶夫的黑呢外 套变成褐色，不再是黑色。

而阿列克谢耶夫仍然不断地走动，走动——很老实地讲述自己过去的生活， 直到生病前的生活，一个劲向谈伴倾吐他在这里还没讲过的事情。

“……现在，据说有专门的执行人员了。你可知道捷尔任斯基是怎么搞的？”

“怎么搞的？”

“如果委员会提出死刑判决，那个办案的侦查员就得执行这个判决……就是 提出证明，并要求处以极刑那人。你要求判这人死刑吗？你确认他有罪，相信他 是敌人并且该死吗？那你就亲手杀死他。签署文件、批准判决或亲自杀死一~之 间的区别是很大的……”

“是很大呀……”

“此外，每个侦査员应该自己去寻找时间和地点，自己处理这些案件……情况各有 不同。一些人在办公室，另一些人在走廊上，在某个地下室。在捷尔任斯基时代，这一

切都由侦査员自己准备……对一个人提出死罪的时候，你要千思百虑……”

“加夫留沙，你见过枪毙人吗？”

“啊，见过。谁没见过哇!”

“被枪毙的人，总是往前扑下，对吗?”

“对，是真的。只要他是面对着你。”

“如果是从后面开枪呢?”

“那会向后倒下，仰面朝天。”

“那你只好……那样……”

“不，我没有作过侦査员。我文化不高。只不过在部队里待过。跟强盗行为 之类作过斗争。我患上了这劳什子病，就把我作为患发作性疾病病人，让我复员 了。我好上了喝酒，据说，要治好我这病，喝酒也帮不上忙。”

监狱不喜欢耍滑头的人。囚室里每昼夜二十四小时，所有人都暴露在他人面 前。在监狱侦讯室，每分钟，每小时,每昼夜，每星期，每个月，都处在紧张之中，神 经总是不安。一切多余的、表面的东西，都被剥得精光。这种时候，人们没有足够 的精力去掩盖自己的真实性格，掩饰真实的自我。人便只能原形毕露。不是由监 狱形成，却是由监狱检验、考验过的原形。意志，尚未被摧折击溃的意志，在劳改 营里几乎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但那时谁去思考劳改营，思考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呢。或许，有些人，了解并且喜欢谈论劳改营，喜欢警告新来的人。不过，人总是 相信他愿意相信的事情。

这里还关押着黑胡子韦贝尔，一名西里西亚共产党人，共产国际成员。他被 从科雷马带来作“补充调查”。他知道劳改营是怎么回事。这里还有一位亚历山 大•格里戈里耶维奇•安德烈耶夫，前苦役政治犯协会总书记，右翼社会革命党 人。他了解沙皇时代的苦役和苏联的流放状况。安德烈耶夫还知道一个多数人 不了解的真相。这个真相是无法讲述的。并非它是什么秘密，而是因为这个真相 根本就令人难以置信。因此，无论韦贝尔还是安德烈耶夫，全都缄口不言。监狱， 毕竟是监狱。侦讯监狱，也毕竟是侦讯监狱。每个人，有自己的案子，有自己的防 范，有自己不能向人提示的行为，有自己的责任、自己的性格、自己的灵魂、自己的 精神力量储备以及经验。人的素质不单是在囚室里得到考验，更主要还在囚室外 面，在某一间侦讯室里。命运常常取决于一连串的偶然性，而更多的时候，却与偶 然性毫不相干。

甚至侦讯监狱——不仅仅是服刑监狱——也喜欢那些老实、坦白的人。囚室 里的人对阿列克谢耶夫十分友善。是喜欢他吗？难道侦讯监狱里会喜欢什么人? 要知道，那可是一座侦査、羁押、递解犯人的所在。而囚室里的人却对阿列克谢耶 夫十分友善。

几星期、几个月过去了，一直没有提审阿列克谢耶夫。他就在囚室里一直走 个不停。

侦查员分为两个流派。第一派认为，必须对囚犯来个下马威，一下子打得他 晕头转向。这一派为了取得成果，趁被侦讯的囚犯还没清醒过来，弄清身处的环 境，集中起精神力量的时候，就对他搞迅猛的心理攻击，搞强攻，摧毁他的意志。 这一派侦査员于逮捕的当夜开始审讯，一连几小时，千方百计进行威胁。第二派 认为，牢房只是把囚犯折磨得疲惫不堪，削弱他们抵抗的意志力。同侦查员见面 之前，囚犯在侦讯囚室里待的时间越久，对侦査员越是有利。囚犯准备着接受提 审，平生第一次提审，他们会全力应对。但是并不提审他。一周，一个月，两个月， 都不提审。监狱的囚室，会为侦查员做好全部工作，对囚犯造成心理压力。

不清楚的是，这两个派别如何利用如拷问这样的有效武器。这个故事属于三 七年初，而拷问仅仅是从下半年才开始搞起来的。

对加夫里尔•季莫菲耶维奇•阿列克谢耶夫进行审讯的侦査员，属于第二 派。阿列克谢耶夫在囚室里走动的第三个月末尾，一位穿军便服的姑娘跑来传 他——带着“姓名的首字母”，但是没带别的东西——如此说来，是要审讯了。阿 列克谢耶夫用手指梳梳浅色的卷发，整理一下变成褐色的军便服，跨出牢门。

审讯后，他很快回来了。这么说，审讯是在特别楼，在审讯楼里进行的。没带 他去别的任何地方。阿列克谢耶夫觉得奇怪，感到沮丧、惊讶、震骇、恐惧。

“出什么事了吗，加夫里尔•季莫菲耶维奇?”

“是啊，出事了，审讯中出了新情况。他们指控我密谋反政府。”

“别太着急，加夫留沙。这个牢房里的人都被指控反政府。”

“还说，我想杀人。”

“这也屡见不鲜。过去是指控你犯什么罪？”

“是被捕过后在纳罗福明斯克。我曾经在纺织厂任消防队长。官并不大， 可见。”

“这里是不管官大官小的，加夫留沙。”

“他们追问政治小组的学习情况。说我称赞穆拉洛夫。在莫斯科，我可是在 他的部队里待过的。我怎么说呢？现在突然对穆拉洛夫只字不提了。”

麻斑和皱纹更显得突出。阿列克谢耶夫有些故作镇静，同时不大自信地微笑 着。他蓝眼睛里的光彩更见稀少。但有一件奇怪的事情——癫痫病发作也不那 么频密了。眼前有危险，必须为活命而挣扎，似乎将癫痫的发作也推到了一边。 “怎么办？……他们会毁灭我呀。”

“什么都无须去做，只讲真话。只要有可能，就展示真相。”

“那么，你认为完全没事?”

“相反，一定会有事。不这样做，就不可能从这里放出去，加夫留沙。但是，枪 毙和判十年可不是一回事。而判十年一~又不是判五年。”

“我明白了。”

加夫里尔•季莫菲耶维奇开始经常唱歌。他唱得很美妙，他的男高音是如此 纯正、清亮。他在离“监视眼”最远的角落唱歌，声音不大：

蓝色的静夜多么美妙，

一轮皎月柔光照……

不过，他唱得更多更多的，是另一首歌:

快把窗户推开，推开，

我已不久于这个世界。

放我回归自由吧，

让我痛苦，让我爱。

阿列克谢耶夫常常突然中止歌唱，站起身，踱来踱去……

他经常争吵不休。监狱生活，被侦讯的日子，总使人同别人争吵。这是应当 知道，应当懂得的,任何时候都要沉住气，要善于转移注意力……加夫里尔•阿列 克谢耶夫不明白监狱这些细节，总是去争吵，去斗殴。谁与加夫里尔•阿列克谢 耶夫抬杠，谁就侮辱了穆拉洛夫。穆拉洛夫是阿列克谢耶夫的上帝。这是他青年 时代的上帝，他整个一生的上帝。

瓦夏•扎沃龙科夫，一个来自萨韦洛夫机务段的火车司机，对穆拉洛夫发表 了什么评论——按党的最新教科书那种口吻——阿列克谢耶夫便一头向他扑过 去，抓起监室里分发茶水的铜壶。

这个铜壶，还是沙皇时代就留在布蒂尔卡监狱的，是一个巨大的铜制圆筒，用 砖擦得干干净净，像夕阳一样闪闪发光。这只茶壶用木棒抬来，倒茶的时候，我们 的值日员，两个人一起抓住。

阿列克谢耶夫，一个膂力很大的人，一个大力士，勇敢地抓住茶壶把，但无法 将它从原地移动。茶壶装满了水——茶壶要在吃晚饭的时候才搬走，这时离吃晚 饭还早。

就这样，一切都在笑声中结束了，尽管瓦夏•扎沃龙科夫脸色发白，准备迎接 打击。他跟加夫里尔•季莫菲耶维奇几乎是同样的案情。他也是在政治小组学 习后被捕的。组长向他提出一个问题：“扎沃龙科夫，如果突然没有了苏维埃政 权,你会怎么办？ ”老实巴交的扎沃龙科夫回答说：“怎么办？还在机务段当司机 呗，跟现在一样。我有四个孩子啊！”第二天，扎沃龙科夫便锒铛入狱。现在侦讯 已经结束，这司机就等着判决了。案件很相似，加夫里尔•季莫菲耶维奇常常与 扎沃龙科夫商量情况，于是他们成了朋友。但阿列克谢耶夫的案情有了变化—— 他被指控密谋反政府——胆小怕事的扎沃龙科夫就疏远了这个朋友。而且不放 过机会对穆拉洛夫说三道四。

大家刚刚把阿列克谢耶夫在同扎沃龙科夫的这场角斗中劝住，一场新的争吵 又爆发了。他又骂某些人是滑头。大家又把他拉开。整个囚室都明白，全都知 道，那病会很快发作了。伙伴们同阿列克谢耶夫并排走来走去，从两边架住他，准 备随时随地抓住他的手脚，扶住他的脑袋。但阿列克谢耶夫突然挣脱，一下子跳 上窗台，双手抓住囚室的铁栅，使劲摇晃，摇晃，嘴里不住地谩骂，发出低沉的咆 哮。阿列克谢耶夫黑乎乎的身体挂在铁栅上，像一个巨大的黑色十字架。几名囚 犯从铁栅上掰开他的手指头，掀开他的手掌。他们匆匆忙忙，因为岗楼上的哨兵， 已经从敞开的窗户发现了这里的动静。

于是，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安德烈耶夫，前苦役政治犯协会总书记， 指着黑乎乎的、从栅栏上慢慢滑落下来的身体，说道：

“是个头牌契卡呀……”

但安德烈耶夫心里并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

一九六四

一个魏斯曼主义者

诊疗所门槛边，地上有几个新鲜的熊爪印。锁门的小锁，一把精巧复杂的螺 旋锁，同挂锁环一起被拔出，简直就是连“肉”拔出，丢弃在草丛中……

小屋子里，玻璃瓶、酒瓶、罐头筒，从搁架扫到地板上，变成乱七八糟的玻璃 堆。屋子里还弥漫着难闻的缬草酊气味。

医士训练班的笔记本——安德烈耶夫曾在这个训练班学习——撕成了碎片。 安德烈耶夫一连好几小时艰难地、一页页地收集自己珍贵的笔记——医士训练班 是没有任何教科书的。为了治疗各种疾病，在深远的原始林里，安德烈耶夫医士 只能靠这些笔记本武装自己。其中一本撕得最烂，那是一本解剖学笔记。安德烈 耶夫笨拙的手从没学过绘画，却在笔记本的第一页上画着细胞分裂图、细胞核的 成分、神秘的染色体。可是，熊的爪子愤怒地撕碎了这张画图、这个玻璃纸封面的 笔记本，以致只能将它扔进火炉，扔进铁炉子。损失难以挽回。这是乌曼斯基教 授的讲义呀。

医士训练班附属于囚犯医院，乌曼斯基是病理解剖学家、解剖员、太平间主 任。病理解剖学家是患者死后的最高级别的检查员，检查治疗医生所作的工作。 他们要作“尸检”，对尸体开膛破肚，判定诊断是否无误，治疗是否正确。

不过，囚犯的太平间是特别的太平间。死亡，这个讲究一律平等的大民主派， 似乎不应该对是谁躺在尸解台上感兴趣，不应该以不同的语言同尸体说话。

治疗囚犯病人颇不简单，何况还是对于一名囚犯医生，要是这个医生并不卑 劣无耻的话。

无论在囚犯医院还是在太平间，一切都得照规矩办。这些规矩在世界上任何 医院都是必须遵守的。不过，尺度颠倒了，囚犯病历的真实内容与雇用人员的病 历便大相径庭。

这里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死亡的代表人——病理解剖学家——自己还是一个 活生生的人，他有激情，会气恼，有尊严，有缺点，有不同的经验。这里的问题更 大，因为“尸检”记录的正式内容，无论对于生还是死，都嫌太少。

如果一名病人被诊断为癌症死亡，而解剖时却没有发现恶性肿瘤，只因被贻 误治疗而极度衰竭身亡，乌曼斯基会感到愤怒，对没能使这个囚犯免于饥饿的医 生也不原谅。但是，如果医生显然明白是怎么回事，却无权说出真实的诊断是“营 养不良”，是饥饿，而拼命寻找同义词，把饥饿说成维生素缺乏症、多种维生素缺乏 症、三期坏血病、糙皮病，名目多得说不清——那么，乌曼斯基会用他坚定的判断 来帮助医生。而且不止于此。如果医生希望局限于十分体面的诊断，说是流行性 感冒肺炎或心力衰竭，那么，这位病理解剖学家会让医生的注意力回到任何一种 病患的劳改营特点上。

乌曼斯基的医生良知，同样受到约束，受到限制。他的第一份“营养不良”诊 断书是在战后，在列宁格勒被围困之后才开出的。那时，饥饿在劳改营里也有了 名副其实的称谓。

解剖者本来应该是裁决人，而乌曼斯基却成了同谋者……因为他可以成为一 名同谋者，所以才作了裁决人。无论怎么受到规章、传统、指示、说明的约束，他还 是看得更深、更远、更具原则性。他认为自己的责任不是在细枝末节上，在微不足 道的错误上去抓住医生，而在于看到——且向其他人指出！——那些隐藏在细枝 末节背后的大事情，那个改变病象的饥饿衰竭“背景”。这种病象是医生在教科 书里学习过的。囚犯疾患的教科书还没有写出来。这种教科书从来就没有写出 来过。

劳改营的冻伤，简直使“大陆”来的战地医生惊愕不已。对骨折的医治也违 反病人的意志。为了住进结核科，病人带上他人的“痰液”，作化验之前，把明显 带杆菌的毒物放进嘴里。病人往尿液中掺入血浆，尽管这要咬破自己的手指，以 求住进医院，哪怕只是一天、一小时摆脱囚禁中最可怕的处境一一那致命的、侮辱 性的劳动。

乌曼斯基，与其他所有科雷马老医生一样，了解这一切，赞成、原谅这一切。 囚犯疾患的教科书没有写出来。

乌曼斯基曾在布鲁塞尔学习医学，革命时期返回俄国，住在敖德萨，行医……

在劳改营，他明白了，解剖死人，而不是医治活人，在良心上更为平静。他作 了太平间主任，病理解剖者。

一个年届七十、还不算衰朽的老者进了课堂。他装着摇摇晃晃的两排假牙, 一头银发按囚犯的样式剪得很短，语言讥诮，神情高傲。

对于学员来说，他的讲座有着特殊的意义。倒不是因为这是第一次讲座，而 是因为，从今以后，从乌曼斯基教授讲的第一句话起，训练班就开始了它的生活， 开始了实实在在的存在，真正的存在——无论这些学员感到多么难以想象。担惊 受怕的时代过去了。开设训练班的决定业已通过。对许多人来说，永远无须再到 金矿上从事极端繁重的劳动，无须每天不断地为生存而争斗。训练班的学习，从 乌曼斯基的讲座“解剖与人体生理学”开始。

白发苍苍的老人，穿着敞开的短皮外衣，一件黑色的旧衣服——不是我们穿 的那种棉大衣一-走到黑板前，拿起一支很大的粉笔，攥在小小的拳头里。他把 皱巴巴的护耳帽扔到桌上。那是四月里，天还很冷。

“我的课，就从细胞的结构讲起吧。目前，科学上还有许多争论……”

在什么地方？存在怎样的争论？所有三十个人——从侦查员到乡村商店售 货员——过去的生活与任何一门科学现实都毫不相干……学员们过去的生活，离 我们比阴间的生活还要遥远——这一点,每个学员都坚信不疑……哪门科学里的 什么争论，与他们有什么相干？再说，那算是什么科学呢？解剖学？生理学？生 物学？微生物学？这一天，没有一个学员说得出什么是“生物学”。那些比别人 更没文化的学员挨过更多的饿，对某一科学里的争论哪有什么兴趣……

“……科学上有许多争论。教程的这一部分，现在通常都有另外的讲法，不过 我会按我认为正确的方式给你们讲述。我同你们的行政领导谈好了，这一章节按 我自己的观点讲。”

安德烈耶夫试图想象这位布鲁塞尔教授谈好的那些行政领导。那个医院院 长，人学考试时，曾用值班守卫那种犀利的目光看透每一个学员。或者那个卫生 处长，那个满身酒气、不住打嗝、长酒糟鼻的家伙。更高的行政领导，安德烈耶夫 就再也无法虚构、无法想象了。

“这一章节我将按我自己的观点来讲。对你们，我也不想掩饰自己的见解。”

“掩饰自己的见解，”安德烈耶夫小声重复了一遍，这一非凡科学的非凡话语 使他十分欣喜。

“我不想隐瞒自己的见解。我是魏斯曼主义者，我的朋友们……”

乌曼斯基略一停顿，使我们能够理解他的勇气，他的温文有礼。

魏斯曼主义者？对学员来说，这无所谓。

三十名学员，没有人知道，也从来不曾得知什么是有丝分裂，什么是核蛋白 丝——含有脱氧核糖核酸的染色体。

医院的行政领导，对脱氧核糖核酸也毫无兴趣。

但过了一两年，生物学争论中几股暗淡的光线，穿透了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 面面。“魏斯曼主义者”一词，受过中等法律教育的侦查员，受过政治风暴镇压的 普通百姓，都完全理解了。“魏斯曼主义者”这一称呼变得令人生畏、颇不吉祥， 就像人们非常熟知的“托洛茨基分子”、“世界主义者”一样。

正是在那个时候，生物学大争论一年之后，安德烈耶夫回忆起了乌曼斯基老 人的勇气以及他的温文有礼，并有很高的评价。

三十支铅笔在三十个笔记本上画着想象中的染色体。就是这个画着染色体 的笔记本，引发了熊的狂暴大怒。

安德烈耶夫记住了乌曼斯基，不仅仅因为神秘的染色体，也不仅仅因为写得 宽容而明智的“尸解”报告。

训练班结束的时候，当这些医学新手已经感觉到穿上了医士白大褂——将医 生和一般临死的人区别开来的白大褂时，乌曼斯基又发表一个古怪的声明：

“我不会给你们讲性器官的解剖，我和你们的行政领导已有约定。对过去的 毕业生，我讲过这一部分，没有任何好处。最好把这些课时用于内科实习——至 少，还能学会拔火罐。”

于是，学员们拿到了毕业证书,放过了很重要的解剖学部分。不过，这些未来 的医士，不懂的仅仅是这一点么？

训练班开学之后，大约两个月，长久难耐的饥饿终于被遏止住了，战胜了，压 倒了。安德烈耶夫已经不再出去拣路上、街头、地面、地板上看见的每一个烟头， 脸上也隐隐现出某种新的——或者是原有的？——人的特征。目光本身，不仅仅 是眼睛,也变得更有人的味道。这时，安德烈耶夫被邀请到乌曼斯基教授那里 喝茶。

喝茶，也就是喝茶而已。面包和糖在这里可别指望。不过安德烈耶夫也没有 这样的奢望——就着面包喝茶。喝茶，就是同乌曼斯基教授进行夜谈，亲切地、面 对面地交谈。

乌曼斯基就住在太平间，住在太平间的办公室。通往解剖室的门，压根儿就 没有，不过解剖台是用漆布盖住的，从乌曼斯基屋子的每个角落都能看见。通往 解剖室没有门，但乌曼斯基闻惯了世上的各种气味，行为举止中好像有那么一道 门似的。安德烈耶夫一时难以明白他的房间到底是怎么隔开的。后来才搞清楚， 房间的地板比解剖室的地板高出半米。下班后，乌曼斯基总要在他的办公桌上摆 一张年轻妇女的照片。照片装在铁皮框子里，用淡绿色窗玻璃马马虎虎地、不平 整地装好。乌曼斯基教授的私生活，就从这个一丝不苟的习惯动作开始。他用右 手指抓住抽屉的面板，拖出抽屉，用肚子顶住，再用左手取出照片，摆到面前的桌 子上……

“是你女儿?”

“对。如果是儿子，那就糟多了，是吧？”

安德烈耶夫非常明白，对于一名囚犯，儿子和女儿有什么差别。从办公桌的 抽屉里——原来有许多抽屉——教授取出不少切开的卷筒纸，皱皱巴巴，破破烂 烂，画着一个个栏目。栏目不少，字行很多。每个格子里，乌曼斯基都用细细的笔 触写一个单词。成千上万的单词。时间久远，化学墨水褪了色，有些地方还重新 填补过。乌曼斯基大概懂得二十种语言……

“我懂二十种语言，”乌曼斯基说，“来科雷马之前就懂得。精通的是希伯来 语。这是一切的根基。在这里，就在这个太平间，与尸体为邻的地方，我学会了阿 拉伯语、突厥语、古波斯语……我编制了一张表格，统一语言的汇总表。你知道是 怎么回事吗？”

“我觉得，这不错，”安德烈耶夫说，“母亲又叫母特，兄弟又叫布鲁德。”

“对对，不过一切要复杂得多、重要得多。我发现了一些东西。这部词典将成 为我对科学的贡献，证明我的一生没有虚度。您不是搞语言的吧?”

“不是，教授，”安德烈耶夫说，一种针扎般的刺痛穿透了他的心——在这一 刻，他多么渴望是一名语言学家呀！

“可惜，”乌曼斯基脸上的皱纹有些变化，但又恢复了常态，一种带揶揄意味 的表情。“可惜。这件事，比医学更有意思。不过医学更可靠，更能救命。”

乌曼斯基曾在布鲁塞尔学习，革命后回到故乡，行医治病。乌曼斯基看透了 三七年的实质。他知道，他长期在国外生活，通晓多种语言，思想又十分自由，这 都足以使他遭到镇压。这老头试图巧妙地战胜命运。他迈出了大胆的一步—— 到远北建设总局去工作，作为医生，应聘去了科雷马，去了远北地区。又以雇用人 员的身份来到马加丹，在这里行医，过日子。可惜，乌曼斯基没有考虑到现行条例

的多样性。来科雷马没有使他得救，就像去北极也救不了他一样。乌曼斯基遭到 逮捕，经法庭审判，获刑十年。女儿拒不接受这个人民的敌人，从他的生活中消失 了。在这位布鲁塞尔教授的写字台上，只留下一张偶然保存下来的照片。十年刑 期快要服满，乌曼斯基按时接到劳动日结算通知单，他对这些劳动日结算非常 关心。

安德烈耶夫又受邀请，到乌曼斯基教授那里喝茶的日子到了。

布满擦痕的塘瓷杯，盛着滚烫的茶水，等待着安德烈耶夫。搪瓷杯旁边是主

人的杯子--只地道的玻璃杯，浅绿色，不太透明，即使在见惯不惊的安德烈耶

夫眼中，也脏得难以置信。乌曼斯基从来不洗他的茶杯。这也是他的一个发明， 对卫生科学的一个贡献，坚定不移地、教学般偏执地贯彻在乌曼斯基生活中的一 个原则。

“在我们的条件下，没洗的茶杯比洗过的更干净，更无毒。这是最好的卫生， 或许是惟一的卫生……您明白吗?”

乌曼斯基啪啪地弹弹手指。

“毛巾上的感染，比空气更严重。如此一来，杯子就不必清洗。我有一只自己 用的老古董茶杯，连涮涮也不需要。——空气中的感染比水里更少。卫生学常识 啊。您明白吗？”乌曼斯基眯缝起眼睛：“这是一个发现——不仅仅对于太平间。”

在照例的喝茶和在语言学上钻牛角尖之后，乌曼斯基附在安德烈耶夫耳边， 几乎憋着气小声说：

“关键是，是要活过斯大林。活过斯大林的人，全会活下来。您明白吗？千百 万人指着他的脑袋诅咒他，不可能不变成现实。您明白吗？他一定会在这种普遍 的仇恨中一命呜呼。他会患上癌症，或者还患上什么恶疾！您明白吗？我们还会 活下去。”

安德烈耶夫没有吭声。

“我理解，而且赞赏您的谨慎，”乌曼斯基说，已经提高了嗓门。“您以为我是 个什么奸细吧。可我已经七十岁了。”

安德烈耶夫仍然没有吭声。

“您保持沉默是对的，”乌曼斯基说，“作奸细，也有七十岁的老头子。啥事没 有哇……”

安德烈耶夫还是沉默着,心里很赞赏乌曼斯基，却不能战胜自己，开口说话。 这种无意识的、万能的沉默，是他在他的劳改营生活中一部分习惯了的行为。劳 改营生活充满没完没了的指控、侦讯和审问——这些内部规则，可不是那么容易 破坏、拋弃的。安德烈耶夫握了握乌曼斯基的手，老人的手干痩而又暖和，热乎乎 的指头很有握力。

乌曼斯基教授服满刑期后，被限制终身居住在马加丹。他死于一九五三年三 月四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在干他语言方面的工作。这工作，他没有给 人留下遗嘱，要求继续做下去，也没有任何人继续做下去。教授也从来不知道已 经创造出电子显微镜，染色体理论也已取得了实验证据。

克里斯特是个高个子，而医士的个子更高。医士很魁梧，大脸膛。很久以来， 许多年来，克里斯特一直觉得，当官的都是大脸膛。医士让克里斯特站在屋角里， 很赞赏地打量着自己的猎物。

“你说，你当过卫生员？”

“是的。”

“这就对了。我正需要一名卫生员。一名真正的卫生员。要使一切变得井井 有条。”医士用手指着死气沉沉、像个马厩的大诊疗所。

“我正生病呢,”克里斯特说，“我得去住院……”

“大家都在生病。你来得及的。我们整理一下吧。把这个橱柜利用起来。” 医士敲敲又大又空的柜子门。“啊，时间晚了点。你帚帚地板，再去睡觉。起床号 响就叫醒我。”

克里斯特还没来得及打扫干净冻透的诊疗所里每个角落的冰水，新主人懒洋 洋的声音便打断了他的工作。

克里斯特走进邻屋--间同样像马厩的房子。屋角摆了一架木床。床上

盖满一大堆破被、短大衣及破衣烂衫，睡意蒙昽的医士叫住克里斯特：

“给我脱靴子，卫生员。”

克里斯特从医士脚上脱下臭烘烘的毡靴。

“放炉边去，高一点。早上暖暖和和的拿给我。我喜欢穿暖和的靴子。”

克里斯特用抹布将肮脏的冰水赶到诊疗所的角落里。冰水变成了冰渣，在结 冰的时候冻成冰凌，结成冰块。克里斯特擦干诊疗所的地板，躺到床上，到这里一 直昏昏欲睡的他，顿时迷糊起来。可是仿佛只过了一瞬间，他又醒了。医士正摇 晃他的肩膀：

“你这是干什么？早就在交班了。”

“我不想干卫生员。送我住院去吧！”

“住院？住院是要争取的。这么说，你不想当卫生员？”

“不想，”克里斯特说，习惯地护着面孔，免遭耳光。

“快去干活！”医士将克里斯特推出诊疗所，与他一起穿过浓雾，向值班室

走去。

“这是个懒虫，冒充病人。赶走，赶走，”医士对押送兵大声叫道。他们正把 一队该当班的犯人押出铁丝网。经验丰富的押送兵们用刺刀和枪托轻轻戳着克 里斯特。

把漂来的木材搬到劳改营，这算是一种轻活。木材要从两公里外搬回，要从 堆垛去取。木材春天就堵塞在山溪里，山溪已经冻结到底了。那些原木的树皮被 剥掉，冲刷干净，在风中吹干了，很难从大插垛里拔出一-它们被水藻、枯枝和石 头的力量牢牢抓住。漂木很多，但还没遇见搬不动的。这使克里斯特感到高兴。 每个囚犯都选了一根自己能搬动的原木。路程是两公里——差不多得走一天。

这是个残废人营外监禁地--个镇子，需求量并不大。维生素o;m，就是维生

素独立劳改点。维生素万岁！但是，克里斯特不理解，也不想理解这个可怕的 讽喻。

曰子一天天过去，却一直没有将克里斯特送去住院。别的人都送去了，就是 没有克里斯特。医士每天都来到值班室，拿手套指着克里斯特，对押送兵叫道：

“赶他去干活，赶他去干活！”

于是，一切又从头开始。

医院，希望中的医院，离小镇总共四公里路。但要到医院去，必须有介绍信， 有一纸公文。医士明白，他主宰着克里斯特的生死大权，克里斯特也明白这一点。

从克里斯特睡觉的工棚——这在劳改营叫作“住着的”工棚——到值班室，

总共百步左右。维生素小镇是最荒僻的小镇之--医士看起来越高、越大、越

威风，克里斯特就越显得微不足道。

在这百步远的路程中，克里斯特遇见过一个人。是谁呢？他记不起来了。那 人已经从他身边走过，隐没在浓雾之中。贫弱和饥饿的记性，无法向克里斯特作 任何提醒。到底是……克里斯特忍住严寒、饥饿和手脚冻伤的疼痛，日思夜想: 是谁呢？他在小路上遇见过谁？或者，是克里斯特疯了？克里斯特认识这个人， 走进大雾中的这个人,不是在莫斯科认识的，不是愿意认识而认识的。不，这太重 要了，太熟稔了。于是，克里斯特想起来。两年前，这个人是劳改营的营长，但不 是维生素营的营长，而是金矿矿长。在金矿，克里斯特直接见识了真正的科雷马。 这是营长，如窃贼所说，是劳改营的“犯人管事”。他是一名雇用官员，克里斯特 曾经亲自看见他受审。审判之后，这名官员便消失了，听说，被枪毙了——可现 在，他，在维生素监禁地的小道上，竟同克里斯特撞上了。克里斯特在劳改营办事 处找到了这位过去的长官。原来他担任了一个什么小职，无疑是办公室的职务。 不用说，这位前官员是犯了第五十八条，但还没有“带标记”，所以允许在办事处 工作。

克里斯特当然能够知道这件事，并认出这官员。不过这官员却记不得克里斯 特。终究……克里斯特走近栏杆，栏杆后面坐着全世界的办事员……

“怎么，要兜底是吧? ”前劳改营营长用黑话说，把脸转向克里斯特。

“对，我可是从金矿来的，”克里斯特说。

“看见老乡，不胜欣喜，”这位昔日的营长很理解克里斯特，说道，“晚上到我 这里来，我给你拿绯鱼。”

他们互相连姓名也不知道。不过，曾几何时将他们偶然联系在一起的一件微 不足道、片刻之间的事情，冷不防却变成一种能够改变人生的力量。这位前官员， 没有把绯鱼给维生素监禁地那些饥肠辘辘的同伴，而是给了曾同他一起在金矿待 过的克里斯特，他记得，他知道，金矿和维生素监禁地完全是两码事。他们谁也不 谈及这一点。他俩都知道，都感觉到，克里斯特——有无形的权利，而这位前官 员——有自己的义务。

每天晚上，这位前官员都给克里斯特带来鲱鱼。带来的鲱鱼，一晚比一晚大。 对这个办事员突如其来的怪异之举，劳改营的厨子并不感到奇怪，过去，这办事员 从不领取自己那一份鲱鱼。克里斯特照自己在矿上的习惯吃掉这些鲱鱼——把 鱼皮、鱼头、鱼骨一起吃掉。有时候，这位前官员也带来没吃完的、啃过的面包。 克里斯特想，这种美味的鲱鱼再吃下去，就有危险了 ：弄不好医院会不接收—— 他的身体会失去入院必须具有的病态。皮肤会变得不够干燥，慨骨会变得不够突 出。克里斯特告诉前官员，他，克里斯特，曾经被送去住院，可是那医士利用自己 的权力把他截留在这里了，于是才……

“对，这里那个医士，是条不赖的狗。我来这儿一年多，没有任何人夸奖过他， 但我们会哄骗他。这里每天都送人去医院，而开具名单的就是我。”前官员微微 一笑。

晚上，克里斯特被叫到值班室。那里已站着两名囚犯，其中一人手上拿着小 小的胶合板手提箱。

“没有押送兵送你们，”值班员走到台阶上说，“明天就走。”

对克里斯特来说，这简直是死路一条了——明天一切都会昭然若揭。医士是 要把克里斯特赶进地狱了。克里斯特不知道他可能落入的那个地狱叫什么名字， 那会是比他见过的还要糟糕的地狱。但克里斯特并不怀疑还有更糟糕的地方。 他只有默默无言地等待。

值班员又走出来。

“回工棚去吧。没有押送兵。”

但拿手提箱的囚犯站出来：

“给我开张介绍信吧，值班员公民。我会把所有人都带到，比任何士兵做得都 好。您认识我吧？大家不止一次这样做了。我是解除看管的囚犯，而那些人又能 往哪里跑呢。深更半夜的，冷得这么厉害……”

值班员走进值班室里，马上又出来，把一个报纸做的信封交给提手提箱的人。

“你们的行李都带上了吗?”

“有什么行李呀。”

“嗨，走吧!”

铁门闩打开，把三名囚犯放进了白蒙蒙、冷冰冰的大雾中。

解除了看管的那个囚犯走在前面，照克里斯特看来，他简直是在跑步。大雾 在一个地方扩散开来，透过路灯昏黄的光线。

过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热汗顺着克里斯特凹陷的肚子和瘦骨嶙峋的背脊流 淌。他的心抨枰直跳。但他继续往前跑着，跑着，紧紧跟在雾气中时隐时现的伙 伴们身后。小镇的角落上，就是大路了。

“等着你呢……”

克里斯特一直担心会被他们拋弃，丢下。

“喂，”那个解除了看管的囚犯说，“你知道医院在哪里吗？”

“知道。”

“我们在前面走，在医院旁边等你。”

两个囚犯消失在黑暗中。克里斯特喘了口气，顺着排水沟摸索前进，稍稍停 一会，又继续再往前赶。他的手套丢了，但他没有发现，他在赤着双手扒积雪、冰 块和石头。他咳咳吼叫着，哧呼哧呼地喘着气，蹭着地面。前面什么也看不见，只 有白茫茫的雾气。从这茫茫的白雾中，大卡车鸣着喇叭飞驰出来,立即又隐没在 雾气中。但克里斯特并没有停下脚步让汽车从身边过去。他又向医院那边爬行。 他用双手抓住排水沟，抓住排水沟的土堤——这土堤好像一根粗大的绳索，经过 结冰的深渊延伸下去，伸向温暖，伸向生路。克里斯特不断地爬着，爬着，爬着。

雾气变得稍稍稀薄一点了，克里斯特看见向医院转弯的地方和院区的几间小 房子。大约相距三百步，不会更远。于是，克里斯特又哼哼喘着气，往前爬行a

“我们以为你完蛋了呢，”解除了看管的那个囚犯淡然说道，并无恶意，站在 医院病房的台阶上。“缺了你，这里不会接收我们的。”

但克里斯特没有听，也没有回答。现在面临的是最主要、最困难的事情—— 医生让不让他住院。

医生来了，一个很洁净的年轻人，穿一件白得难以置信的大褂。他把所有人 登记在册。

“把衣服脱下。”

克里斯特的皮肤在脱皮，皮肤从身上一小片一小片地脱落下来，像档案上盖 的手印。

“这叫糙皮病，”解除了看管的那个囚犯说。

“我也患过这种病，”第三个人说，这是克里斯特听见他说的第一句话。“双 手的脱皮完整取下来，寄到马加丹的博物馆去了。”

“寄到博物馆?”解除了看管的那个囚犯鄙夷地说道。“马加丹少了这样的 手套!”

但这第三名囚犯没有听他的。

“你，”他拉拉克里斯特的手。“听我说！治这种病，会给你注射氯化钙，一定 的。给我开了针药，我就拿去向窃贼换面包。这样才恢复了健康。”

病历表马上从柜子里取出来。是三份。所有人都安排住院。卫生员走进来。

“暂时住二病房。”

洗热水澡，换上没有虱子的衬衣。走廊上，值班员的小桌子上，鱼油灯的火光 还没有熄灭，鱼油就注在用罐头盒底作成的碟子里。一道门通向空无一人的病 房，透出寒气、街道和冰的气息。卫生员去取柴火——得生起那个已经熄灭的小 铁炉。

“你们听着解除了看管的那个囚犯说，“大伙儿就躺在一起睡，不然我们马

上就会冻死。”

大家躺到一个床上，抱成一团。后来，解除了看管的那个囚犯从三床被子里 钻出来，收集起病房里所有的被子和褥子，小山般堆到大家睡觉的床上，自己再钻 进克里斯特皮包骨头的怀里。于是，病人们呼呼睡去。

六月

安德烈耶夫从坑道出来，去矿灯房交他那盏熄掉的“沃尔法”矿灯。

“他们又要找茬儿了，”他懒洋洋地想着安全科的事情。“电线断了嘛……”

尽管是禁止的，人们还是在矿井里抽烟。抽烟有加刑的危险，但还没有人被 抓住过。

在距矸石堆不远的地方，安德烈耶夫遇上了炮兵学院教授斯图普尼茨基。在 矿上，斯图普尼茨基是地面工长，尽管他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他是个热忱而富有 经验的在职人员，别看上了点年纪，却做事麻利，勤勉尽责，活泼好动。矿长连做 梦也没梦见过这样的工长。

“大家听着斯图普尼茨基说，“德国人轰炸了塞瓦斯托波尔、基辅和敖 德萨。”

安德烈耶夫洗耳恭听。这消息听起来就像是在报道关于巴拉圭或玻利维亚 的战争3这关安德烈耶夫什么事啊？斯图普尼茨基是吃得饱饱的人，是工长，所 以他对这些东西，诸如战争什么的，很感兴趣

格里沙•格列克，一个小偷，走上前来。

“什么是自动枪啊?”

“不知道。大概，有点像机关枪吧。”

“刀子比任何子弹都厉害，”格里沙用教训的口吻说道。

“说得对，”鲍里斯•伊万诺维奇应道，这是一名来自囚犯的外科医生。“刀 子插进肚子--定会感染，总有患腹膜炎的危险。枪伤就好些，干净些……”

“最好是钉子，”格里沙•格列克说。

“站——队!”

大家排好队，从矿井回劳改营。押送兵从来不下矿井——地下一团漆黑，使 人们免于挨打。自由人组长们都提防着。千万别引火烧身哪……尼古拉•安东 诺维奇，一个“老大”，无论过去如何爱动拳脚，也几乎抛弃了自己的老习惯。奋 斗的只有米什卡•季莫申科，一个来自囚犯的年轻看守，一个正“往上爬的 家伙”。

米什卡•季莫申科一边走一边想：“要交一份上前线的申请。尽管是不会派 我去的，却有好处。不然，无论奋斗与否，除了刑期，什么也捞不到。”他一早就去 找官员。科萨连科，劳改点头头，一个不错的年轻人。米什卡按规矩站着。

“这是我上前线的申请书，长官公民。”

“啊，好家伙，给我，给我。你是头一个……但是不会征召你的……”

“是因为我犯的那条吗，长官公民？”

“对呀。”

“犯了那条，我该怎么办呢? ”米什卡问。

“你会有办法的。你是精明人嘛，”科萨连科嘶哑着声音说，“去把安德烈耶 夫给我叫来。”

安德烈耶夫很奇怪为什么叫他。安德烈耶夫从没被叫到劳改点点长那双亮 晶晶的眼睛面前去过。但安德烈耶夫早已无动于衷，他毫无惧怕，泰然处之。他 敲了敲办公室的胶合板大门：

“囚犯安德烈耶夫，奉您的命令到。”

“你是——安德烈耶夫? ”科萨连科问，好奇地打量着来人。

“是安德烈耶夫，长官公民。”

科萨连科把桌上的纸片翻弄一阵，找出一件东西，默读起来。安德烈耶夫等 候着。

“我这儿有一份你的工作。”

“我现在在三工段做搬运……”

“谁的工段?”

“科里亚金工段。”

“明天你留在家里。你要到营里干活。缺个搬运工，科里亚金死不了。”

科萨连科站起来，晃晃那张纸片，声音嘶哑地说：

“你要去拆掉那个营区。把铁丝网卷起来，就是你们那个营区。”

安德烈耶夫明白，所说的营区，就是五十八条们那个营区——与许多劳改营 不同，“人民的敌人”住的工棚在营区内部，围着铁丝网。

“就我一个?”

“同马斯拉科夫一道。”

“是打仗了，”安德烈耶夫思忖，“是在按动员计划行事，大概……”

“可以走了吗，长官公民？”

“好。我这里有两份汇报你的材料。”

“我不比别人干得差呀，长官公民……”

“得啦，去吧……”

我们扳直生锈的铁钉，拆下铁丝网，缠绕在木棍上。十排，十根铁丝，还是歪 歪斜斜横着拉的铁丝——这活计足够安德烈耶夫和马斯拉科夫干上一整天。这 活并不比别的任何活计轻松。科萨连科错了——囚犯们的感觉已经完全粗糙 麻木。

中午时分，安德烈耶夫又得到一个消息：面包定量从一公斤减少到五百克 了——这可是个残酷的消息，因为营里的热食一点没减少。减少的是面包。

第二天，安德烈耶夫回到矿井。

矿井里，是习以为常的寒冷，习以为常的黑暗。安德烈耶夫沿着人行通道下 到底层巷道。空料车还没从上面降下来，库兹涅佐夫，班里的第二个运输工，在离 下面平台不远处的灯光下坐着，等待料车过来。

安德烈耶夫在他身边坐下。库兹涅佐夫是个普通刑事犯，一个乡下的杀 人犯。

“听我说，”库兹涅佐夫说，“他们叫我去。”

“去哪？”

“那边，桥那边。”

“怎么回事?”

“要我交一份有关你的声明。”

“有关我？”

“是啊。”

“你呢?”

“我交了。有什么办法?”

.“确实，”安德烈耶夫想，“有什么办法呢?”

“你写了些什么？”

“咳，他们说什么，我就写什么。说你吹捧希特勒……”

“他倒并不是坏蛋。”安德烈耶夫心里想，“不过是个倒霉蛋而已……”

“他们现在会把我怎样? ”安德烈耶夫问。

“不知道。特派员说了，这是个手续。”

“是啊，”安德烈耶夫说，“当然，是个手续。我的刑期今年就要满了。他们还 来得及给我加上新的刑期。”

运料车从坡道上隆隆驶过。

“哎，你们！”转盘工长大声叫道。“闲聊的人！抓住空车!”

“我恐怕要拒绝同你一道干活，”库兹涅佐夫说，“他们再叫我去，我就说：不 知道，我没有同他一起干活。就这样……”

“这样最好，”安德烈耶夫赞同道。

从下一班起，安德烈耶夫的搭档换成了丘达科夫，也是一名普通刑事犯。跟 喜欢说话的库兹涅佐夫不同，这人沉默寡言。或许是天生不爱说话，或许是“桥那 边”作过警告。

上过几班后，安德烈耶夫和丘达科夫被安排到通风巷道上面的平台上，将空 料车在三十米斜坡上放下，再把装了料的车拖出来，在平台上掉转方向，将轮子放 到通斜坡的铁轨上，往车上系一条钢缆，挂上卷扬机的缆索，把料车往下推走。他 们轮流着挂缆索。现在轮到丘达科夫了。

料车走着，走着，一辆接着一辆。工作日处于最紧张的时候，丘达科夫突然犯 了个错误——他把料车往下推，却没有挂上缆索。“好家伙！ ”一场矿难发生了！ 响起沉闷的轰隆声、铁件的哐当声、垫木的噼啪声。一柱柱白茫茫的烟尘弥漫在 坡道上。

丘达科夫马上被抓起来，而安德烈耶夫回工棚去了。晚上，他被叫到科萨连 科那里，去见长官。

科萨连科气急败坏地在办公室踱来踱去。

“怎么搞的？我问呢，怎么搞的？破坏分子！”

“长官公民，您发疯啦，”安德烈耶夫说,“这可是丘达科夫偶然……”

“是你教他的吧，坏蛋！破坏分子，你使矿上停产了！”

“这关我什么事？谁也没使矿上停产哪——矿坑还在工作……您大喊大叫 什么？”

“他还不知道呢！这可是科里亚金写的……他是党员，

这是个很长的报告，科里亚金用细小的字迹写的，确确实实就放在长官的桌 子上。

“你回答呀!”

“随您的便。”

“滚，混蛋!”

安德烈耶夫走了。在工棚，在工长办公室，一片闹哄哄的议论，安德烈耶夫一 进来就中断了。

“你找谁?”

“就找您，尼古拉•安东诺维奇，”安德烈耶夫对工长说，“明天到哪里干活?”

“你先活到明天再说，”米什卡•季莫申科说。

“这不关你的事。”

“我就是因为这种有文化的人才判了刑，老实说，安东诺维奇，”米什卡说， “就因为这类臭知识分子。”

“那就找米什卡去吧，”尼古拉•安东诺维奇说，“这是科里亚金吩咐的。要 是你没遭逮捕。米什卡会帮你摆脱悲伤。”

“应当知道你的处境，”米什卡严厉地说，“该死的法西斯! ”

“你才是法西斯呢，傻瓜安德烈耶夫说，去把一些东西交给同伴——那是 备用的包脚布，旧的，不过还很结实的棉布围巾，以便遭逮捕前不剩下任何多余的 东西。

原采矿系主任季霍米罗夫，是工棚里安德烈耶夫的邻铺。他在矿上作支架 工。总工程师想“提拔”教授，哪怕让他当个工长也好。但采煤区长官斯维晓夫 断然拒绝，还恶狠狠瞪了一眼他这个副手。

“要是把季霍米罗夫安排上去，”斯维晓夫对总工程师说，“那您在矿上就无 事可干了。明白吗？我不希望再听见这种议论。”

季霍米罗夫期待着安德烈耶夫。

“喂，怎么样？”

“就让这件事过去吧,”安德烈耶夫说，“在打仗嘛。”

安德烈耶夫没有被捕。原来丘达科夫不想撒谎。他被关了一个月，吃单身囚 室的伙食——每天一杯水，三百克面包，没能说服他写出任何声明。丘达科夫不 是第一次被囚禁了，他知道所有事情的真正价值。

“你告诫我什么？”他对侦査员说。“安德烈耶夫没对我做过任何坏事。我懂 得规矩。对审判我，你们并没有兴趣。你们是要给安德烈耶夫判罪。啊，我活着 的时候，你们判不了他的罪，劳改营的事情，你们见识还不多。”

“喂，”科里亚金对米什卡•季莫申科说，“有一件事情要靠你，你能行。”

“是，我明白，”季莫申科说，“我们先从他的‘肚子’着手——降低他的口粮。 不过,要是说走嘴了……”

“傻瓜，”科里亚金说，“与说走嘴有什么关系？你是头一天活在世上还是怎 么的？”

科里亚金解除了安德烈耶夫的井下工作，冬天，在矿井底部的采矿层，寒气达 到零下二十度，外面却是零下六十度。安德烈耶夫站在高高的矸石堆上上夜班， 那里岩石堆成一大堆。满载岩石的矿车不时爬上这里，安德烈耶夫得将它们全部 卸下。料车不多，严寒却非常可怕，甚至一丝儿寒风就能把黑夜变成地狱。在那 里，在科雷马的土地上，安德烈耶夫第一次哭泣起来——这可是他过去从来没有 过的事情。只在青年时代，当母亲的信寄来，安德烈耶夫读完这些信的时候，回忆 起这些信的时候，才忍不住珠泪潸然。但这已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可在这里他 干吗哭泣呢？虚弱、孤独、寒冷——在劳改营，安德烈耶夫都习惯了，还有心情去 回忆一些诗句，嘴里念念叨叨，低声地反复吟哦——在严寒中是无法思考的。人 的大脑不能在严寒中运转。

在严寒中上了几班后，安德烈耶夫重新调回矿井，重新去干搬运。他的搭档 是库兹捏佐夫。

“你来这里了，真好!”安德烈耶夫高兴地说。“我也重新调回矿井了。科里 亚金情况如何?”

“对，据说，他们已经收集好了你的材料。足够了，”库兹涅佐夫说，“再不需 要了。我也就回来了。同你一起干活真好。丘达科夫出来了。他关了隔离，瘦得 跟骷髅一样。他暂时去当澡堂服务员。不会再在矿上干了。”

这个消息很重要。

来自囚犯的工长们，下班履行总结汇报职责后，回劳改营没有押送兵伴随。 米什卡•季莫申科决定在工人从劳改营到来之前，上一次澡堂，像他一惯的做法 那样。

一个陌生的、骨瘦如柴的澡堂服务员拉开门闩，打开大门。

“你——要干什么？”

“我是季莫申科。”

“我知道你是季莫申科。”

“你少废话，”季莫申科说，“还没尝过我的棍子吧——你会尝到的。去，放蒸 汽！”他推开服务员，走进澡堂。矿工澡堂里又暗又潮，天花板熏得黑黢黢的。水 桶、沿墙的长凳、窗户，全都脏兮兮。整个澡堂显得阴沉乏味，犹如矿井一般。一 盏“沃尔法”矿灯，玻璃已经破碎，挂钩钉进澡堂中间的木柱里，像钉在矿井里的 支柱上。

米什卡匆匆脱下衣服，选了一只没装满冷水的大木桶，把蒸汽管接到桶 里——澡堂里有个锅炉，用滚烫的蒸汽把冷水冲热。

骨瘦如柴的澡堂服务员，从门槛边望着季莫申科粉红色的胖得圆滚滚的身 体，没有吭声。

“我喜欢流动的蒸汽季莫申科说，“你把水稍微搞热一点。我爬进桶里，你 再放一点蒸汽。好了，我敲管子，你就把蒸汽关掉。原来那个服务员，那个独眼 龙，知道我的所有习惯。他到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骨瘦如柴的服务员回答说。他的锁骨把军便服绷得紧紧的。

“你从哪里来?”

“隔离室。”

“莫非你是丘达科夫?”

“对，丘达科夫。”

“没认出你呀。你要发财啦工长笑起来。

“我在隔离室才弄成这个样子的，所以你没认出来！嘿,米什卡，”丘达科夫 说，“我可是见到过你……”

“在哪里？”

“桥那边。听说你向特派员告发别人……”

“每个人都在自我救赎嘛，”季莫申科说，“这是丛林法则。再说又处于战争 时期。可你，真是个傻瓜！傻瓜就是你呀，丘达科夫。一个傻瓜，连耳朵都是冷冰 冰的。你相信这事，是因为那个魔鬼安德烈耶夫。”

“哼，这与别人无关，”服务员说罢，走出去。蒸汽咕噜咕噜响起，在大桶里沸 腾，水烧热了。米什卡敲敲气管——丘达科夫关掉了蒸汽。

米什卡爬上一张长凳，再从长凳上翻到狭窄的高桶里……有些桶矮些，宽些， 但工长正好喜欢在这个又高又窄的桶里蒸洗。水淹到了他的脖子。他心满意足 地眯缝起眼睛，敲敲气管。蒸汽马上咕咕地冒出来。水变得很暖了。米什卡赶紧 敲气管发信号，但滚烫的蒸汽继续往气管里涌。蒸汽烫伤了身体，季莫申科害怕 起来，又敲气管。他想爬出来，跳出木桶，但木桶很狭窄，铁管挡住了他——澡堂 里翻腾着白茫茫的越来越浓的蒸汽，什么也看不见，米什卡粗着嗓门大喊起来。

这一天，澡堂没有对工人开放。

门窗打开后，昏暗浓密的白雾消散了。劳改营医生赶来。季莫申科早已气 绝——他被活活烫死了。

丘达科夫从澡堂服务员岗位调走，独眼龙又回来了——并没有人解除他的工 作，他只是在“B”组待了一天——因病临时给了一天假。他在发烧。

一九五九

五月

木桶的桶底打掉了，换成了铁条隔栅。桶里坐着公狗卡兹别克。工地主任索 特尼科夫一边用生肉喂它，一边请所有过路的人用棍子戳它。卡兹别克狺狺怒 吠，把棍子咬成碎片。索特尼科夫正在训练这条未来看家狗的凶猛劲。

整个战争时期，人们都用淘沙盘淘金——这种手工淘金法，过去在矿上是禁 止的。以前，只有勘探队的洗矿工可以使用淘沙盘。战前,一昼夜的计划是以土 方计，而在战争期间——则以黄金的克数计。

一个独臂淘金人用铲子灵巧地把金沙耙到淘沙盘里，冲洗后，在溪水上小心 抖晃，把淘沙盘里淘出的石子倒进小溪。淘沙盘底，水流走了，剩下细小的金沙， 这人把淘沙盘放到地上，用指甲挑出沙金，放在一张小纸片上。再把纸片折叠起 来，像药房里包药粉。冬天和夏天，自残独臂人队里的人全在“洗”金。他们把这 些金属颗粒，这些沙金，交到矿上出纳处。独臂人就以此为生。

侦查员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叶夫列莫夫抓到一名神秘的杀人犯，这人已经 搜捕了一个多星期。一周前，离镇子大约八公里，在地质勘探队的一间小木屋里， 四名爆破手遭斧子砍死。面包和马合烟被盗走，钱财也没了下落。过了一周，在 工人食堂里，鲁斯拉诺夫木工队的一名鞑靼人，用一撮马合烟换了一条熟鱼。战

争一开始，矿上就没有马合烟了，人们带来“阿芒拿”--种劲儿大得惊人的自

种烟叶，希望培植出烟草来。只有自由人才有马合烟。那个鞑靼人终于被抓起 来，承认了一切，甚至指认了森林里他拋丢血污斧子的那块雪地。侦查员伊万• 瓦西里耶维奇•叶夫列莫夫受到大大的嘉奖。

事情是这样的，安德烈耶夫是这个鞑靼人的邻铺一-这鞑靼人是个最普通 的、饿着肚子的小伙子，一根“灯芯儿”。安德烈耶夫也遭到逮捕，不过两周后就 释放了——在这段时间里有了许多传闻——说是科利卡•茹科夫劈死了可恨的 科罗廖夫队长。这个队长曾当着全队的面，每天殴打安德烈耶夫，并无恶意地打， 不慌不忙地打，安德烈耶夫很惧怕他。

安德烈耶夫在呢衣口袋里摸到一块残剩的美国白面包，午餐剩下的。有一千 种方法可以延长对食物的享受。可以舔这面包，一直舔到从手掌上没了踪影。可 以把它掰成许多小块，很小的小块，把每一小块噙在嘴里，用舌头翻动着吮吸。可 以在随时生着的火炉上烘烤，烤干这块面包，再吃下这片烤成深棕色的面包—— 它还不是面包干，但也不再是普通面包了。可以用刀子把它切成很薄的薄片，这 时候再烤干它。可以将面包放进滚烫的水里煮，烧开，调匀，变成热汤，面糊。可 以把面包块弄碎，放入冷水，加点盐，做成类似面包渣汤的东西。这一切，必须赶 在一刻钟之内完成，也就是安德烈耶夫午休剩下的时间。安德烈耶夫用自己的方 式吃完面包，在小小的罐头盒里把水烧开，索然无味的雪水，因罐头盒里落入了炭 屑或偃松叶而变得很脏的雪水。在白花花滚沸的水中，安德烈耶夫放人自己的面 包，等候着。面包鼓胀起来，像一块海绵，白色的海绵。安德烈耶夫用小木棍、木 片，挑出滚烫的海绵块，放进嘴里。泡胀的面包，在嘴里一瞬间便消失了。

谁也没有去注意安德烈耶夫的想法。他是科雷马几十万“灯芯儿”、“只剩一 口气的人”之一，他们的理智早已被摧毁。

粥也是按租借法案送来的，是美国含糖燕麦粥。连面包也来自租借法案，是 用加拿大面粉，掺骨粉和大米作成的。面包烤得异常蓬松，没有一个发放员不冒 险在晚上准备份饭——每一只“两百克面包”，重量都会在一夜之间失去十至十 五克，连最诚实的切面包的人，都可能不由自主地变成小偷。白面包几乎不产生 排泄物——人的机体好几天才排泄一次。

汤，这第一道菜，同样来自租借法案——每个人的餐盆里，闻得到焖猪肉的香 味，能看见状似显微镜下结核杆菌的肉纤维。

据说，还有腊肠，罐装腊肠，但对于安德烈耶夫，它只是一个传说，就像“阿尔 法”炼乳——那还是许多人对童年的记忆，对“美国救济总署”包裹的记忆。“阿 尔法”公司迄今依然还在呀。

按租借法案，还送来一种厚胶底的红皮鞋。这种皮鞋只发给官员——甚至不 是所有矿长都能得到这种进口鞋子。还给矿上的官员们发一套盒装品——有西 装、夹克、衬衣和领带。

据说，还发给毛制品，那是从美国民众中收集来的，但它们到不了囚犯手 里——官员的太太们对衣料的质地可是一清二楚。

不过，工具倒是畅通无阻地送到了囚犯手上。工具同样来自租借法案一美 国的弧形铁铲，镶着油漆过的木柄。铁铲很匀称——对铁铲的形状，有人曾考虑 过。大家对铁铲十分满意。他们把铁铲的油漆木柄打掉，每个人按自己的尺度换 成新的、又直又长的柄，柄端应够到下巴颏。

铁匠把铲端扩开一点，稍稍磨一磨，一件出色的工具就作成了。

美国的斧头可就糟透了。这不是什么斧头，而是小斧子，就像是里德®小说中 印第安人的战斧，连做正经木匠活也不适用。这些按租借法案运来的斧子，给我 们的木匠留下了强烈印象——这种千百年前的工具，显然正在渐渐消失。

横锯太沉，太厚，干活也不方便。

不过，润滑油却很出色，雪白，像奶油，没有气味。盗贼们企图把润滑油当奶 油卖，但在矿上，已经没有人买奶油了。

“斯蒂倍克”卡车，从租借法案中得到的，在科雷马的陡坡上进进退退。这是

①托马斯•迈因•里德U818—1883)，英国作家。其作品情节曲折动人，充满人道主义精神。

远北地区惟一一种可以随意爬坡过坎的汽车。巨大的“迪阿蒙特”卡车，也来自 租借法案，载重九十吨。

我们依靠租借法案治病——药品是美国的。最初疗效神奇的磺胺吡啶，也第 一次出现了。实验器皿是美国馈赠的。还有X光机，橡胶热水袋……

早在去年库尔斯克突角大反击®之后，就传说美国白面包吃不了多久了。但 安德烈耶夫并不关心劳改营这些流言。听之任之吧。又一个冬天过去了，他仍旧 活着，他从不去猜测过了今晚将会发生什么。

很快会吃上黑面包了，黑面包哇，就是黑麦烤制的面包。我们的军队正在进 军柏林。

“黑面包更有益于健康，”医生们说。

“美国人全是蠢货，一点不假。”

在这座未来的矿场，不曾有过一部收音机。

安德烈耶夫想起了沃罗诺夫所说的“杀人传染病”。杀人是具有传染性的。 如果什么地方杀了一个队长，立即便有人仿效。队长睡觉的时候，就会找人值班， 让自己睡得安稳。但这全是白搭。一个人被砍死，另一个被铁棍把脑袋打开花， 第三个被横锯锯断脖子……

仅仅一个月前，安德烈耶夫在篝火边烤火——轮到他烤火了。下班后，篝火 快熄灭了，四名轮到烤火的囚犯围着篝火坐在四边，弓着身，把手伸向渐渐熄灭的 火焰，伸向正在消退的余温。每个人都赤着双手，几乎触到了发红的炭块。那是 冻僵的、失去知觉的手。白蒙蒙的烟雾笼罩在肩上，肩头和脊背都觉得阵阵发冷。 贴近篝火的愿望愈发强烈，连直直腰，抬眼望望四周都感到害怕，也没有力气站起 来，离开这里，回到自己的地方，各回自己的探坑，在那里钻探、钻探……他们无力 站起来逃离队长，队长正向他们走来。

安德烈耶夫懒得去考虑，如果队长是来打人的，他会用什么家伙。大概，会用

①库尔斯克突角大反击，指一九四三年企图围困苏军的德军在库尔斯克突角被击溃

阴燃的木头，或是石头……多半是阴燃的木头吧……

队长离篝火只十来步远了。从队长走的那条小路近旁的探坑里，突然钻出一 个人，手上拿着一根铁棍。那人赶上队长，挥了一下铁棍。队长面朝前方一头栽 下。那人把铁棍扔在雪地上，从安德烈耶夫和其他三名工人围坐的篝火旁边走 过。他走向一堆更大的篝火，几个押送兵正在旁边烤火。

打死队长的时候，安德烈耶夫纹丝未动。四个人都在原地没动。他们没有力 气离开篝火，离开正在慢慢溜走的温暖。每个人都希望一直坐到最后，坐到有人 来驱赶他们那一刻。但是，没有人来驱赶他们——队长被打死了。安德烈耶夫于 是感到幸运，跟他今天这些同伴一样。

安德烈耶夫的脑子，已经极度贫弱饥饿、枯干衰竭，他用最后一点力气想清楚 了，得找一条出路。他不想也遭遇那些独臂淘金人的命运。他，曾经发誓不作队 长，没有在劳改营的各种危险职务中去寻求解救。他有另一条路——既不偷窃, 也不殴打同伴，不去告密。他耐心地等待着。

这天早上，新来的队长派安德烈耶夫去取硝铵炸药——爆破手分装在纸袋里 的一种黄色粉末。巨大的硝铵炸药工厂，转运并分装从大陆运来的炸药。这种工 作由女囚们干，被认为是轻松活计。炸药厂在女工身上打上了自己的印记——似 乎因强双氧水的作用，她们的头发变成了金黄色。

爆破手木屋里生着一只小铁炉，燃烧一块块黄色的硝铵炸药。

安德烈耶夫拿出看守的字条，解开呢衣，解开他的破围巾。

“我需要包脚布，伙计们，”他说，“用一只口袋布来做。”

“难道要我们的口袋一个年轻的爆破手开口说，但一个年纪较大的用胳膊 推推同伴，于是年轻人不再吭声。

“给你一只口袋吧，”年纪较大的爆破手说，“就这个。”

安德烈耶夫取下围巾，交给爆破手。然后把口袋撕成包脚布，裹在脚上—— 像农民那样。世界上，包脚布有三种“裹”法：农民式，部队式和城里人式。

安德烈耶夫按农民的方式裹脚，用包脚布包住脚掌。他好不容易把脚塞进毡 靴，站起来，拿起装炸药的盒子，出去了。双脚是暖和了，脖子却感到冷。安德烈 耶夫知道，两者都不会长久。他把炸药交给看守，又回到篝火旁边。现在只等看 守到来。

看守终于来到篝火前。

“我们要抽抽烟，”几个声音赶紧说道。

“抽不抽自便吧，”看守卷起短皮袄沉重的前襟，掏出装马合烟的洋铁罐。

直到现在，安德烈耶夫才解开套在毡靴里的包脚布，把毡靴脱下来。

“包脚布真不错，”一个缠着破包脚布的人指着安德烈耶夫的脚，并无妒意地 说。安德烈耶夫脚上包着几块结实而闪亮的口袋布。

安德烈耶夫坐得舒服一点，挪挪腿，顿时大叫起来。突然冒出一团黄灿灿的 火苗。浸着硝铵炸药的包脚布慢慢地、亮闪闪地燃烧起来，被火焰包住的裤子，还 有棉袄，都阴燃起来。邻座的几个人一跳蹿到旁边。看守一把将安德烈耶夫仰面 摔倒在地，直往他身上撒雪。

“你怎么搞的，混蛋！”

“叫人去牵匹马来。再填张事故卡。”

“马上吃饭了，或许，你等到……”

“不行，我等不及了，”安德烈耶夫撒了个谎，闭上眼睛。

在医院里，人们给安德烈耶夫的双脚浇上暖乎乎的高锰酸钾溶液，没上绷带 就把他放到床上。被子用架子架起来——有点像小帐篷。于是，安德烈耶夫可以 保证在医院里待上很长时间了。

傍晚，一名医生走进病房。

“您，知道吗，苦役犯先生，”他说，“战争结束了。一周前结束的。第二名送 消息的人从管理局来了。第一名，据说被一群逃犯杀死了。”

但安德烈耶夫并没听医生说话。他的体温正在上升。

一九五九

只有劳改营才擅长开的恶意玩笑中，常常把洗澡叫作“随意”。“喊声福来 儿,快快去随意！——长官赶进澡堂去”——这是一种寻常而传统的所谓揶揄，出 自那些无所不知的窃贼之口。在这句玩笑话中，隐藏着令人痛苦的真相。

对于囚犯，上澡堂永远不是什么美好的事情，总是加重他们日常生活的负担。 这个观察的结果，是大量尺度倒错的又一见证。这样的倒错似乎是一个最主要、 最根本的特点，劳改营使身陷其中并在里面度过刑期的人都带上这种特点。刑 期，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捷尔明”。

看起来，这怎么可能呢？逃避洗澡——这是医生和所有官员常常大惑不解的 事情。他们把这种罢洗行为视作抗议，视作破坏纪律，视作一些人对劳改营制度 的挑衅。但事实终归是事实。洗澡已经实行了多年——这在劳改营是件大事。 动员押送队，给他们下指示，所有官员也亲自出马，把逃避洗澡的人捉起来。医生 就更别说了。洗澡，在消毒室消毒衣物——这是卫生所分内的职责。所有由囚犯 担当的劳改营低级管理人员（班长、派工员），都要丢下一切活计，只管洗澡的事 情。最后，连管理生产的官员也逃不了，被拉进这件大事。在洗澡的日子里（一个 月三次），一系列生产措施都得让路。

在洗澡那些日子里，所有人从早到晚都忙个不停。

问题出在哪里呢？难道，一个人，无论穷到什么地步，会拒绝洗澡？拒绝清除 身上的污垢和汗溃——这些污垢包裹着他们被皮肤病螯坏的身躯？会拒绝哪怕 有一小时能感到自己一身干净？

有一句俄国谚语说:“像洗过澡一样幸福。”这话说得很对，准确地反映了身 体的舒适，干净的、洗浴过的身体所体验到的舒适。

难道人们丧失理智到了这种程度：不明白，不愿意明白，没有虱子比长着虱 子更好？虱子太多了，没有消毒室几乎不能除掉，特别是在拥挤不堪的工棚里。

当然，虱病是一个需要加以明确的概念。衬衣里有十来个虱子，那不算一回 事。虱子已经可以从衬衣上掸掉，栖身在毛线衣上的虱子，使衣服自己都能动弹 起来，这时候，虱病才开始令同伴担心，令医生担心。

人——无论他是谁——难道不愿意摆脱这样的痛苦？它妨碍睡眠，要消减这 个痛苦，得把肮脏的身体搔得流血！

当然不是。不过——这第一个“不过”乃是，不会为洗澡安排休息日。洗澡 得在下班之后，或在上班之前。人们在严寒中工作许多小时后（夏天也并不轻松 些），一心只想尽快走到架子床，尽快吃饭、睡觉——因洗澡而耽搁，简直就无法容 忍。澡堂和住所总是隔着很远的距离，因为澡堂不仅供囚犯使用，镇上的雇用人 员也在那里洗澡。澡堂通常不是建在劳改营内，而建在雇用人员聚居的小镇上。

洗澡耽搁的时间，完全不是规定洗澡和消毒物品的那一个小时。洗澡的人很 多，一批又一批，所有来晚的人（他们被直接从工地带到澡堂，而不是顺道带去营 里，因为他们会在那里跑散，找出种种办法逃避洗澡），要在严寒中排队等候。在 特别寒冷的时候，官员会尽量缩短囚犯在外面等候的时间——让他们到更衣室里 去。那里能容纳十至十五人，却要把成百个穿着外衣的人赶进去。更衣室不烧火 炉，或者，烧得很不暖和。大家混在一起，赤条条的和穿短大衣的，互相挤来挤去， 高声叫骂，一片嗡嗡声。在嘈杂和拥挤中，无论是不是小偷，都偷同伴的东西（因 为来了一些别的、单独居住的作业队——永远别想找回被盗的物品）。东西没地

方可以寄存。

第二个，或更准确地说，第三个“不过”，是当小队在澡堂洗澡的时候，服务员 必须——在卫生所的监督下一~作工棚里的清洁：打扫、清洗、扔掉所有多余的 东西。他们扔掉这些多余的东西，是毫不留情的。可要知道，每一片破布在劳改 营里都很宝贵。为了拥有一双备用手套，一双备用包脚布，得花费不少力气。更 不用说那些比较不方便随身携带的东西。至于食品，就别提了。洗澡的时候，这 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是合情合理地消失。随身带着备用物品去上班，然 后去澡堂，那是徒劳无益的——窃贼敏锐老练的眼睛很快就盯上它们。要得到手 套或包脚布，只要给任一一名小偷点上烟，就能弄到手。

人总是习惯于在身边尽快收存起一些小物件，无论是穷光蛋还是获得奖金的 人，全都一样。每次搬迁（完全不是监狱里那种搬迁），人人都会发现多得叫人惊 奇的小物件——哪儿能集聚起如此之多的东西呀。于是把这些东西送人、卖掉、 丢弃，大费一番周折，直到提箱的盖子能够砰然合上。连囚犯也是如此。因为他 是干活的人——他得有针线，得有打补丁的材料，或许，还得多有一只旧汤盆。所 有这些东西都要被扔出来，每次洗澡之后，如果没来得及事先把这些东西藏入深 雪，以便第二天掏出来，大家又得重新置办各自的“家当”。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代，澡堂会发给一盆滚烫的水（其余物品由福来儿自 购）。这个标准一直沿用到今天。一木盆不太烫的水,一堆放在桶里的刺灼、粘附 手指的冰块——这倒没有限制。木盆只有一只，不给第二只桶调水。如此一来， 烫水便由冰块弄凉。就这么一桶水，囚犯用来洗头洗澡。夏天以冷水代替冰块， 那毕竟是水，而不是冰了。

比如说，无论水多水少——从一匙到一槽，囚犯都得善于洗漱。假如是一匙 水，他会洗净粘在一起的化脓的眼睛，而且认为这就算是洗漱完了。假如是一槽 水，他会把水溅到旁边的人身上，每分钟都换水，想办法巧妙地在规定时间里用完 自己那一份。一杯水、一勺水和一盆水，他都有自己的计算，有自己秘密的技术 规程。

这一切，都表现出解决诸如洗澡这类日常生活问题时的智慧。不过，这当然 不能解决清洁的问题。想在澡堂里把一身洗干净，是个无法实现的奢望。

澡堂里特别嘈杂喧闹、烟雾腾腾、叫声不断、拥挤不堪（在澡堂里大呼大 叫——这是一种惯常的表现），没有任何多余的水，而且谁也不能去买水。不过那 里不仅缺水，还缺少暖和。铁火炉并不总是烧得很旺，澡堂里（在大多数情况下） 简直就是冷飕飕的。大股穿堂风从大门和缝隙里钻进来，加重了寒冷的感觉。澡 堂的房壁跟所有木头房屋一样，用苔藓填塞。苔藓很快干枯，变成碎屑，产生许多 窟窿。每个澡堂都存在患感冒的危险，这是尽人皆知的（当然也包括医生）。每 次洗澡的日子之后，病假名单便大大增加,那都是真正患病的人，所有医生也都知 道这一点。

我们要记住，澡堂用的木柴是前一晚各队自己用肩扛来的。这又要耽搁大约 两小时才能回到工棚，使我们不由自主地对洗澡日抱有反感。

不过还不止于此。最可怕的要算消毒室。那是强制性消毒，按规矩办，每次 洗澡都得执行。

劳改营的内衣分“个人的”和“公用的”，这是官方正式通行的说法。与这类 说法相同的，还有诸如“多臭虫”、“多虱”等等。“个人的”衬衣要新一点、好一点， 那是为劳改营服务员、来自囚犯的工长和诸如此类特权人物保存的。衬衣并不为 这些囚犯中的任何一个人专用，但是单独清洗，洗得更仔细，换新更勤。“公用 的”衬衣就是大家的衬衣，就在澡堂里洗澡之后分发，用来替换脏衣服;脏衣服是 事先一件件收集点数的。根本谈不上选择合身的衣服。得到干净的衬衣简直就 像抽彩。很奇怪、很痛苦的事情是，我看见一些大男人，他结实的脏衬衣，换来一 件朽烂的干净衬衣时，竟委屈得哭起来。任何事情都无法使人心情平复，忘记生 活中的种种不愉快。甚至干脆这么想也不成：这不过是洗一次澡罢了，生活终归 是完蛋了，牵挂两件贴身内衣有啥意思，他得到一件结实的内衣也纯属偶然，可他 们却争吵，哭泣。当然，这是人们心理扭曲失衡的现象，囚犯的每一行为，几乎都 具有这样的特征。这乃是痴呆，一位神经科医生称之为“泛发症”。

囚犯内心感受的生活，已压缩到这样的地步：从黑洞洞的小窗口里——这窗 口通往澡堂神秘的深处——取到一件衬衣，也是一件刺激神经的事情。在分发衬 衣之前老早，洗完澡的人便成群地聚集在这个窗口前。他们七嘴八舌地谈论上一 次分到怎样的衬衣，五年前在巴姆拉格得到过怎样的衬衣。从里面挡住窗口的木 板一旦打开，人们便蜂拥而上，只见光滑、肮脏、发臭的身体互相挤来挤去。

发下来的衬衣并非总是干燥的，常常是湿润的——因为木柴不够，来不及烘 干。洗完澡，穿上湿漉漉的或潮润的衬衣，谁会觉得舒服。

澡堂服务员遭到诅咒，但他们对这一切已经习以为常。穿上潮润衬衣的人， 开始彻底冻透，但还得等内衣消毒。

消毒室是怎么回事？挖一个大坑，用原木盖上，里面糊一层泥，用铁炉烘烤， 火口朝向过道屋。把呢衣、棉祅和裤子挂到那里的木杆上，紧紧关上室门，消毒员 便开始“给热”。判断温度达到多高，没有任何温度计，也没有硫磺袋。成功与否 就靠偶然，或者，要看消毒员是不是认真。

在最好的情况下，只有挂在火炉近处的衣物能够得到加热。其余的，被前面 的衣物隔离了热气，只能变得更加潮润。而挂在最远角落里的衣物，取出来还冷 冰冰的。这种消毒室不能杀死任何虱子。这是个徒有其名的地方，一个为囚犯增 添痛苦的设施。

这一点，连医生也心知肚明，但是，不能让劳改营没有消毒室。于是，在宽大 的“更衣室”等候一小时后，大家开始把许许多多完全一样的东西一抱抱拖出来， 扔在地上——让人们各自找出自己的。囚犯们咒骂着，将冒着汽的、被水蒸汽湿 透的呢衣、棉袄和棉裤勉强穿到身上。此刻已是深夜了，他们还得牺牲最后一点 睡眠时间，在工棚的火炉上烤干衣裤。

不用说，洗澡的日子，没有任何人会喜欢。

一九五五

钻石泉

卡车在渡口停下，人们开始下车，笨拙、迟缓地把僵直的腿跨出“斯蒂倍克” 的栏板。河的左岸是一片低地，右岸却很陡峭，正像贝尔®院士的理论描述的那 样。我们从大路上径直走下一条山区河流的河床，在冲刷过的干涸卵石上走了两 百来步。石子在我们脚下咔嚓作响。从岸上看去好像很窄的一脉深暗水流，其实 是一条宽阔湍急的山间浅水河。一条平底小船等着我们。摆渡人载了三个乘客， 以篙代桨，把小船撑到河对岸，又只身返回来。我们直到傍晚才渡过河去。在河 对岸，我们沿着狭窄多石的山路，往上攀登了很久。我们互相帮助，像一群登山运 动员。在枯黄的草丛间，可以勉强辨认出狭窄的小路。它通向一道山谷。在那 里，在淡蓝色的远方，两座山峰从左右两边交汇拢来。峡谷中这条小溪，就叫“钻 石泉”。

这是一个奇异的监禁地——那条钻石泉，是我们在金矿早就向往的地方，但 却去不了。关于这个地方，我们听到的说法多么难以置信。听说，这里没有押送

①卡尔•马克西莫维奇（又名卡尔•厄恩斯特）•贝尔（1792—1876)，俄国博物学者，胚胎学奠 基人，俄国地理学会创始人，彼得堡科学院院士，曾阐明河岸冲刷的规律，其理论称为贝尔定律。

兵，没有无休无止的点名，没有铁丝网，没有狗。

我们习惯了枪栓的咔嚓声，对押送兵的警告也烂熟于心：“向左走，向右 走——我就说是逃走——齐步走！”于是我们开步走。一个爱开玩笑的家伙—— 这种人在任何时候，在最艰难的环境里总也少不了，因为讽刺是手无寸铁者的武

器--个爱开玩笑的家伙，老重复劳改营自古以来那句俏皮话——“往上一蹦，

就是鼓动。”这句恶毒的俏皮话悄悄说出来，押送兵没有听见。这句话鼓励了大 家，使他们感到一点点短暂的轻松。我们一天会四次听到警告：早上去上班的时 候，白天去吃饭和吃完饭回来的时候，晚上返回工棚之前一一作为临别赠言。每 次完成这种熟悉的公式，总有人悄悄说起这“往上一蹦”的话，谁也不会厌烦，不 会生气。相反，我们想把这句俏皮话再听上一千遍。

现在，期望实现了，我们来到了钻石泉，身后没跟着押送兵，只有一个蓄黑胡 子的年轻人。蓄胡子，明显是为了风度。他带一支伊热夫猎枪，注视着我们渡河。 已经有人给我们说过,这是森林工段的段长，我们的上司，一个雇用人员充任的 工长。

在钻石泉，要采伐大量电杆，供高压输电线用。

在科雷马地区，长有高大树木的地方不多。我们要进行选择性砍伐，这对于 我们是一件最有利的事情。

金矿的工作夺人性命，而且让人死得很快。在那里，口粮比较多，但在劳改 营，正是大份口粮夺人性命，而不是小份。对劳改营这个说法，我们早已深信不 疑。变成“只剩一口气”的矿工，无论什么营养，也补不起来了。

选择性伐木，比整片砍伐有利，因为森林很稀疏、矮小——树木长在沼地上， 没有长得高大的。集材一-在松散的雪地上，用肩膀把木材运出来，堆码成垛，是 一件折磨人的活计。十二米长的电杆木，根本无法用人力集材，得用马匹或拖拉 机来干。这样，人们才能活下来。再说，这个监禁地没有押送兵——就意味着不 会关任何单人禁闭，不会遭殴打。段长又是雇用人员、工程师或技术员，我们无疑 是走运了。

我们在岸边过夜，早上沿一条小路去我们的工棚。太阳还没落山，我们来到 原始林里一座又矮又长的木房，房顶上盖满苔藓，散落着石块。工棚里住着五十 二个人，我们又来了二十个。用条木做的架子床很高，而顶棚却很矮，人只有在过 道上才能站直身子。

段长是个性格活泼的小伙子，做事也麻利。他用年轻人的却很有经验的目 光，打量了一圈这一队新来的苦力。我的围巾很快引起他的兴趣。当然，围巾不 是毛织的，而是棉织的，但毕竟是一条围巾，私人的围巾。围巾是医院里一位医士 去年送我的。从那时起，无论冬夏，我就没有把它从脖子上取下过。我尽可能在 澡堂里洗涤它，但一次也没有送去灭虱。围巾上长满虱子，烘烤无法杀灭，但却可 能很快被人偷走。住一个工棚，一起生活，一起干活的邻铺，都想名正言顺地得到 我这条围巾。可也有那么些人——随便一个偶尔遇见的，不愿挣钱买烟草、面包 的人，却想通过旁门左道搞到我这条围巾——任何一名自由人都会把它买去，虱 子可以轻易蒸灭。只是一名囚犯很难做到这一点。不过我在睡觉前勇敢地围上 围巾，在喉部打几个结，忍受着虱子咬噬的痛苦。我无法习惯虱子，就像不习惯严 寒一样。

“卖给我不? ”黑胡子说。

“不我回答。

“行，随你便。你并不需要围巾的。”

我不喜欢这次谈话。还有一件很糟的事，这地方一天只吃一顿饭——是在下 班之后。早上呢，只有开水和面包。不过这种情形我过去也遇到过。官员们很少 关注囚犯的伙食，每人都把伙食安排得尽量简单。

所有食品都由来自雇用人员的工长保管——他带着他那杆伊热夫猎枪，住在 离工棚十步远的一座很小的木屋里。这样保管食品也算是一件新鲜事。通常，食 品并不在生产官员那里保管，而由囚犯自己保管。不过，“钻石泉”这种做法明显 要好一些一让饥肠辘辘的囚犯保存储备食品，那总是不安全、很冒险的，而且大 家都知道这种冒险。

上班得走很远，大约四公里。显然，选择性伐木还会一天天向峡谷深处推进， 越来越远。

走很远的路，甚至有押送兵跟着，对囚犯来说不是更糟，而是更好。因为花在 走路上的时间越多，干活的时间就越少——无论定额员和工长如何核算。

我们的活计，与任何囚犯在森林里的活计相比，不算好，也不算坏。我们把工 长标出记号的树砍倒，按要求的长度锯断，剔除枝桠，把枝桠收到一堆。最繁重的 活计，要算把树连篼放倒，以免被雪覆盖。不过工长知道，要及时运出去，会有拖 拉机开来。他知道，初冬时节不会降下能覆盖伐木的深雪，并不总是要求挖出树 篼来。

傍晚，我遇见一桩怪事。

在钻石泉，晚饭跟早饭、午饭是一样的。把它们合在一起，比起矿上的任何午 饭或晚饭来，并不显得丰盛，不能吃得更饱。我的肠胃逼着我相信，总的热量和营 养，比在矿上还少。尽管在矿上我们得到的食物还不及该得的一半。其余的，都 到了官员、服务员和窃贼的饭盆里。但我不相信在科雷马早已饿坏的肠胃。肠胃 的估量会有夸大或缩小——它希望吃下太多东西，它的要求太令人厌烦，太过分。

不知什么原因，晚饭后谁也没有躺下睡觉。大家都在等待着什么。是点名 吗？不，这里是不点名的。终于，大门打开了，不知疲倦的黑胡子工长手里拿着纸 头走进来。值日员从上铺取下汽油灯，放在工棚中间的一张桌子上。工长在灯前 坐下。

“有什么事啊？ ”我问身边的人。

“要公布今天的百分比，”他说。在他的语气中，我捕捉到某种令我感到可怕 的东西。这种语气，我曾经在极严峻的情况下听见过。那时候，每天都为三八年 那些牺牲者们“单独丈量”金矿的工作量。我不会出错。现在是有点什么事情， 连我也还不知道的事情，一条吓人的新闻。

工长不理会任何人，用枯燥平缓的声音念完每个工人的姓名和他完成定额的 百分比，然后仔细卷起纸头，出去了。工棚里一片阒寂。黑暗中只听见几十个人

沉重的呼吸。

“谁低于一百，”身边一个开心起来的人解释说，“明天就不给面包。”

“一点也不给?”

“一点也不给！”

这种做法，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什么时候，我确实没有遇见过。在矿区，口粮 的多少取决于作业队十天的产量。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也要发给三百克处罚性面 包，而不是完全剥夺。

我紧张地揣摩着。面包是我们在这里的主要食物3我们从面包里得到全部 热量的一半。煮食则难以确定，它的营养价值取决于大量各种各样的因素——炊 事员是否诚实，是否吃饱，是否勤快——因为懒惰的厨师会有他供养起来的“苦 工”帮忙。——还取决于有效而严密的监督，官员是否正直，值日员是否有良心， 押送兵是否吃饱，还有他们的品行如何，是不是存在窃贼。最后，还有纯属偶然的 情况——分发员那只只舀汤不舀食的勺子，几乎可以把煮食的营养价值一笔 勾销。

当然，机灵的工长计算百分比全是凭空想象。我对自己许诺：我要是遇上克 扣面包以刺激生产的手段——可不会善罢甘休。

一个星期过去了，这段时间里，我明白了食品为什么要保存在工长的床下。 围巾的事情，他没有忘记。

“听我说，安德烈耶夫，把围巾卖给我吧。”

“那是别人赠送的，长官公民。”

“别逗笑了 ！”

但我还是断然拒绝了。当晚，我就被列入未完成定额者的名单。我不打算作 任何证实。早上，我解下我的围巾，送到我们的鞋匠那里。

“只要把它小心蒸一下就行。”

“知道的，我们可不是小孩子，”鞋匠快活地答道，为这意外的收获而高兴。

鞋匠为此给了我五百克口粮面包。我掰下一块，把剩余的藏到怀里。我喝了 许多开水，同大家一起去上工。但我渐渐落在后面，然后，从大路拐进树林，远远 绕过我们的聚居点，沿着一个月前我们来时的道路走去。我离开小路后，走了半 俄里，纷扬的大雪没有阻止我往前行进，黑胡子工长没有警犬，我只是后来才知 道，他滑雪赶到了摆渡人的小棚子，因为山间的河流很久没有冻结——并且让一 名同行的押送兵把我逃跑的事情通知了劳改营。

我坐到雪地上，用破布把毡靴的膝盖以下部分扎紧。这种鞋子只是叫作毡靴 而已，本地式样，是战争时期一种节省材料的产品。毡靴用许多穿坏的、绗过的旧 棉裤裁制。靴底用多次纳过的同样材料制成，扎上麻线。毡靴还配发法兰绒包脚 布——在零下五六十度严寒中开采金矿的工人，就穿这样的鞋子。在森林里干 活，这样的毡靴几小时便被干树枝挂破，坏损了。在金矿干活，也就能穿几天而 已。毡靴上的窟窿，可以晚上到鞋匠作坊去粗针大线地缝补，到早上，便大功告 成。靴底一层又一层地缝上，靴子最终搞得不成样子，就像塌方后暴露出来的 溪岸。

穿着这样的毡靴，手里拄着棍子，我向河边走去一一那是比渡口高几公里的 地方。我从陡峭的岩石上往下滑去，冰块在我脚下咔嚓咔嚓碎裂。一条长长的、 还没结冰的冲沟挡住了去路，而且，这条冲沟简直看不到尽头。冰被压塌了，我轻 易地就跨进了冒着水汽的、亮晶晶的水里。我的棉靴底感觉到河底凸出的石子。 我高高抬起腿——结了一层冰的靴子闪耀着光斑。我跨人更深的地方，水高过膝 盖。借助木棍，我终于到了对岸。在那里，我仔细用木棍敲打毡靴，刮掉靴子和裤 子上的冰粒——脚还是干的。我摸摸怀里的面包，沿着河岸走去。大约两小时 后，我走上一条大路：没系长满虱子的围巾，走起路来也舒服——喉咙和脖子围 着一条旧毛巾，好像也得到了休息。这条旧毛巾，是鞋匠换我围巾时给我的“替 代品”。

我轻装行走。长途跋涉，无论冬夏,重要的是让双手空着。双手要加入到步 行的运动中去，像双脚那样，在运动中变得暖和。手上不要拿任何东西。哪怕是 拿一支铅笔，走上二三十公里后，也会感到难以想象的沉重。这种事我早就非常 清楚了。我还知道：如果一个人能够一只手拎起某个重物走上几步，他就能把这 个重物拖上很远——他会出现第二次、第三次、第十次呼吸。我是“只剩一口气的 人”了，随便走到哪里都行。在平坦的路上走。冬天走起来甚至比夏天轻松，只要 冷得不是特别厉害。我什么也没想，再说，在严寒中也无法去想——严寒会夺走 人的思维能力，会轻而易举地、很快地把你变成野兽。我茫无目的地往前走。惟 一的希望，就是摆脱这该死的、没有押送兵的监禁地。离劳改营大约三十公里，公 路上，一座小木屋，住着几个伐木工。我想在那里好好暖和暖和，运气好，就住上 一夜。

我抵达这座木屋时，天已经黑下来。我打开门，穿过寒气逼人的雾气，走进房 间。从俄式火炉后面，一个人冲着我站起来——这是我认识的伐木队长斯捷潘• 日丹诺夫，当然,是囚犯担任的队长。

“脱了衣服，坐下吧。”

我赶快脱下衣服和靴子，把衣服挂在火炉边。

斯捷潘打开炉门，戴上手套，拉出一个瓦罐。

“坐下，吃吧。”他把面包和菜汤递给我。

我躺在地板上睡觉，但没有马上入睡。我的手脚都感到疼痛。

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斯捷潘没有问我。我觉得他是个彬彬有礼的人—— 一直是这样。我后来再也没有见到他。但我至今记得那滚烫的黍米菜汤，煮煳的 粥那巧克力一般的气味，烟斗的味儿。我们告别的时候，斯捷潘用袖子把烟斗擦 干净，递给我，让我在路上可以抽上一口。

在冬日昏暗的晚上，我走到了劳改营，坐到离大门不远的雪地上。

我现在只要走进去，一切便宣告结束。多年监禁之后，这两天美妙的自由生 活就要告终。又将是虱子、冰冷的石头、白茫茫的雾气、饥饿和殴打。一个文艺宣 传队的演员穿过值班室走向劳改营——没有押送人员，独自一人。我认识他。又 有锯木厂的工人过去了，他们不断踏步，以免冻僵。一名押送兵则走向值班室，去 取暖，不慌不忙。这时，劳改营营长科济切夫中尉走进来，将“卡兹别克”烟头扔 在雪地上，一群站在值班室旁的伐木工马上奔过去。是时候了。不能通宵坐在这 里。得把设想好的一切事情努力做到底。我推开门，走进过道。我拿出写给劳改 营营长的申请，上面叙述了没有押送兵的监禁地里的种种情况。科济切夫看完申 请，打发我到隔离室去。我睡在那里，直到有人叫我去见侦查员。不过，正如我所 预料，并没有“加重我的案子”。我本来刑期就很长了。“到惩戒矿去，”侦查员 说。几天后，我被遣送到那里去了——中央押送监狱不会把人羁留得太久。

一九五九

绿色检察长

尺度改变了，人们概念里的任何事物，在书写、声音、习用字母和发音保持不 变的同时，会含上在大陆没有名称的某种另外的意思：这里标准不同，风俗习惯 特殊，每个词儿的意思都发生了变化。

当无法使用人的一般词语来表达新的事件、感情、概念的时候，便会产生从窃 贼语言中借来的新词语——窃贼是远北地区时尚和趣味的主宰。

词语含意的变异，不仅仅只涉及诸如爱情、家庭、荣誉、工作、美德、恶习、犯罪 这些概念，还包括这个世界固有的、在这个世界中产生的词汇，比如“逃亡”……

青年时代之初，我曾多次读到克鲁泡特金从彼得保罗要塞逃亡的故事。马车 夫来到监狱大门前，一位乔装的太太握着左轮手枪坐在四轮马车里，计算离监狱 大门的步数，一名囚徒在哨兵嗒嗒的枪声中逃之夭夭，马蹄声在圆石马路上回 响——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典型的逃亡。

后来我又读到有关流放犯从雅库特、从上扬斯克逃亡的回忆录，简直扫兴之 至。没有任何乔装，没有任何追捕。冬天坐着“纵列”套马车，犹如《上尉的女儿》

X绿色检察长是劳改营语言，指大森林，是春夏季从劳改营逃跑的用语 里写的，来到一个铁路车站，在窗口买了票……我就不理解，为什么这也叫作逃 亡？过去曾经把这种逃亡叫作“从居住地擅自外出”，照我看来，比起具浪漫色彩 的词语“逃亡”来，这个说法更能表达事情的本质。

就连社会革命党人晋吉诺夫从普罗维杰尼亚湾逃跑，都不像是真正的逃 亡一类似克鲁泡特金那样的逃亡。当时有一艘美国快艇靠近晋吉诺夫的小船， 他在船上钓鱼。快艇把他载走了。

在科雷马，逃亡事件数不胜数，但都以失败告终。

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严酷的北极地区的特殊性。沙皇政府从来没有下决心 将犯人流放到这里，以便让这里适于居住，向这里移民，跟萨哈林岛一样。

这儿与大陆相距几千俄里——是一个最狭窄的地方，一个原始林真空区—— 从远北建设总局矿场有人居住的地方到阿尔丹，有一千公里左右荒凉的原始林。

说真的，到美国那边的距离倒近得多——白令海峡最狭窄的地方也就短短一 百来公里。不过那个方向有边防部队补充的警卫队，是绝对无法穿过的。

第一条路通往雅库茨克，再由那里骑马或者乘船继续远行。那时还没有航空 线，再说，禁止飞机飞往偏僻的监狱，也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很明显，冬天里没有任何人逃跑。住在什么地方一间有铁火炉的屋子里度过 严冬——这是每个囚犯热切的愿望，甚至不仅仅是囚犯。

春天，囚禁生活会变得让人难以忍受——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如此。这时， 天然的气象因素绝对影响着人的感官，还要加上一个由冷静的思维逻辑得出的论 断。只有夏天，才能够在原始林中行走。那时候，假如你的粮食吃光了，还可以吃 青草、蘑菇、草莓、植物的根，可以用炉火将磨成粉的驯鹿苔地衣烤成饼，可以捕捉 田鼠、花鼠、松鼠、星鸦、野兔……

在大北方，在永久冻土带的国度里，夏夜无论有多寒冷,有经验的人仍然不会 感冒，即使睡在什么石头上。他会按时翻身，不仰卧，会在腰下铺青草或树枝……

从科雷马逃跑是不可能的。劳改营的选址极为高明。不过，幻想的力量，人 们以蹲单身囚室的苦难日子，以加刑、挨打受饿，而且常常是以死亡的代价得来的

幻想的力量，此时也十分强大，跟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一样。

逃跑事件层出不穷。落叶松的叶瓣刚刚披上祖母绿的颜色，逃亡者便纷纷 出发。

逃跑的人，几乎总是一些服刑不满一年的新手，他们心中的愿望和自尊还没 有被扼杀，在极北地区的环境下，他们还没有变得理性起来——那环境可不像他 们此前熟知的大陆世界。新来的人看到一些事情——殴打、折磨、嘲弄、人的道德 败坏，从内心深处受到伤害……他们便逃跑——有的人情况好一点，有的人情况 却很糟，但所有人的结局都一样。有些人一两天后就被抓到，另一些人是在一周 后，还有些人是在两周后……逃亡者有“方向”（稍后解释这个说法）的逃跑，不会 超过这个期限。

劳改营数量巨大的押送兵，拥有数千只狼犬的民警机关侦查员，再加上边防 部队和分布于科雷马各地，以科雷马军团之名隐藏起来的一支军队，足以完全抓 捕可能的逃亡者。

逃亡怎么可能发生呢，把民警机关侦査部队派去直接警卫，是去警卫，而不是 去抓逃亡者，不是更简单吗？

经济上的考量证明，对于国家而言，养一群“猎头”比起严格监控监狱，要廉 价得多。预防逃亡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官员以马合烟和肉汤作为报酬，在囚犯中 组建的巨大情报网，此时也无济于事。

这涉及人的心理、心理的扭曲和最秘密的角落，而且完全无法预测谁在什么 时候、为什么会决定逃亡。发生的事情，常常完全出乎所有意料之外。

对于这一件事情，当然是有“预防”措施的：抓人，送到惩戒区——监狱中的 监狱——去囚禁;把可疑的人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深思熟虑出来的 “措施”颇为不少。这些措施对减少逃亡大概能起作用，但是，假如没有设在遥远 森林深处的惩戒区，由众多可靠的人员警卫，逃亡事件可能会更多。

但是,即使在惩戒区，人们仍然要逃跑。然而在没有押送人员的营外监禁地, 却没有人企图逃走。劳改营里什么情况都有。而且，司汤达在他的《巴马修道 院》里有过细致的观察:“狱吏关心他的钥匙，远不如囚犯关心他的铁栅/’——说 得有理，完全正确。

科雷马，你呀，科雷马，

是颗奇妙的星球，

九个月冬，

三个月夏。

因此，在春天到来之前，就要作好准备——警卫队和民警侦查队增加了人员 和狼狗的编制，突击训练一些人，指导一些人。囚犯也作起了准备——把罐头和 面包干藏匿起来，选择好自己的“搭档”……

以传统的方式从科雷马逃亡，有惟一一个典型事例。那次逃亡经过周密考虑 和精心准备，完美地、有条不紊地实现了。那是一个例外，它能确认一个规则。但 是逃亡中也留下了一点蛛丝马迹，并不惹眼，一眼看上去根本就微不足道，但却是 一个疏忽，致使逃亡者不多不少正好在两年之后被发现。看来，维多克和勒考克® 们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对这件事的关注，花费的力气，采用的手段，都大 大超过了在一般情况下的作为。

有趣的是，以神话般的能力和智慧实现逃亡的那个“逃亡者”，完全不是政治 犯，也完全不是窃贼——干这类活儿的行家，而是一个因诈骗判刑十年的人。

这不难理解。政治犯的逃亡总与监狱外面的动向相呼应。同监狱里的绝食 一样，逃亡要同监狱外有联系才有力量。应当知道，事前就应当清楚地知道—— 你为什么逃跑，往哪里逃跑。在一九三七年，哪个政治犯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呢?

①佛朗科斯•尤根•维多克（1775—1857)，法国著名侦探，犯罪学大师，现代犯罪学和侦察术的 创立者。勒考克，法国作家埃米尔•加勃里奥（1835—1873)所著侦探小说《警察侦探勒考克先生》的 主人公。 意外投身政治的人是不会从监狱里逃跑的。他们本可以逃回家去，逃到熟人那里 去，可是在三八年，这就意味着将他们在大街上注意的所有人，都置身于镇压和打 击之下。

现在无论是判十五年还是二十年徒刑，你都应付不过去了。让亲朋故旧的生 命受到威胁——正是这类政治犯逃亡惟一可能的结果。按理应该会有人出来掩 护、藏匿逃亡者，对他予以帮助的。一九三八年，政治犯中没有这样的人。

有少数人服刑期满后回来，他们的妻子会首先检查从劳改营回来的丈夫证件 是否真实，是否合法，为了把丈夫回来的事情通知官方，争先恐后地往民警局跑， 还拉上这位重要的“房客”。

对形形色色无辜的人进行镇压，是太简单不过的事情。对这些人不作任何提 示和警告，就直接拷问。折磨一番之后，送到“遥远的营地”，判上十年、二十年， 或服苦役，或蹲监狱。剩下的只是死路一条。即使快要死去，他们也没有考虑任 何逃亡。快要死去的时候，才再一次发现忍耐的民族特性，那是丘特切夫称赞过， 后来被各种政治家恬不知耻颂扬的本性。

窃贼不逃跑，是因为不相信逃跑能够成功，不相信能回到大陆。况且，那些侦 缉劳改机构的人都富有经验，能用某种第六感官识别窃贼，相信窃贼带有某种无 法掩盖的犯罪的印记。对这种第六感官最明确的“注释”就是：沿科雷马公路捕 捉武装窃匪或杀人犯，超过一个月，一旦认出，就可以按照命令射杀。

民警侦查员谢瓦斯季亚诺夫，在汽车站的加油站油柱旁边，叫一个穿羊皮袄 的陌生人站住。这个人转过身来的时候，谢瓦斯季亚诺夫直接冲他脑门开了一 枪。尽管谢瓦斯季亚诺夫从来没有正面见过这窃匪的面孔，尽管事情发生在冬 天,逃犯穿着冬装，尽管民警看到的特征再一般不过（不能细看面前每个人的文 身，匪徒的照片也拍得模糊不清），感觉仍然没有欺骗他。

从击毙者的前襟落下一支短筒枪，从口袋里搜出一支勃朗宁手枪。

无须再看他的证件了。

如何评价第六感官暗示出来的如此强有力的结论呢？要是再过一分钟，击倒

的就是谢瓦斯季亚诺夫自己了。

不过，假如他击毙的是一个无辜的人呢？

对于窃贼来说，要逃回大陆，既无力量，也无愿望。权衡“赞成”和“反对”之 后，犯罪世界的人决定还是别去冒险，而限于在新地方安排自己的命运——当然， 这是明智的。对于刑事犯来说，从这里逃跑简直就是胆大妄为，是不必要的冒险。

那么，谁会去逃亡呢？农民？神甫？仅仅遇见过一位逃亡的神甫。而且那次 逃亡还发生在大牧首谢尔吉和布利特®著名的会晤之前。当时所有东正教神甫正 在苏联各地监禁和流放，他们的名单辗转递送到了第一任美国大使的手上。谢尔 吉大牧守任都主教的时候，对布蒂尔卡监狱的囚室就很熟悉。经罗斯福介入，被 监禁和流放的所有宗教人士全部获释。还打算同教会签订一纸协议，鉴于战争逼 近，这是极为必要的。

因生活犯罪判刑的人，也就是强奸幼女者、盗用公款者、受贿者、杀人者，他们 又怎样呢？对所有这些人而言，逃亡没有任何意义。他们的刑期，即陀思妥耶夫 斯基所说的“捷尔明”，一般不会很长，他们在监禁中享有各种各样的优惠，在劳 改营的服务部门，劳改营的行政部门工作，一般说来担任着所有“特权”职务。他 们总是得到很好的考评，而最重要的是——在释放回家后,无论回到农村还是城 市，人们都会以最亲切的态度对待他们。并不是因为这种亲切的态度是同情“不 幸者”的俄国人所具有的品质——对“不幸者”的怜悯早就成了传说，成了可爱的 文学故事。时代变了啊。伟大的社会纪律性向“普通人”悄悄提示，要搞清楚当 局对待这类对象的态度！当局的态度充满了善意，因为这类人绝对没有冲犯官 员。应该仇恨的人只是那些“托洛茨基分子”，那些“人民的敌人”。

人们对从监狱释放回来的人抱无所谓的态度，还有第二种原因，也是重要的 原因。监狱曾经关押了那么多人，在这个国家，未必会有一个家庭，其亲戚和熟人

①威廉•克里斯蒂安•布利特（1891 —1967)，美国外交官,于一九三三年美苏建交后出任首任 驻苏大使。

不曾遭到迫害和镇压。排在破坏分子后面的是富农，富农后面是“托洛茨基分 子”，“托洛茨基分子”后面是有德国姓氏的人。只差没有宣布进行十字军远征， 镇压犹太人了。

这一切，使人们变得彻底淡漠，教导人们对他人，对那些违犯刑法典任何条款 而记录在案的人，完全无所谓。

如果说，在过去时代，有人蹲过监狱，释放回家，会引起人们或戒备、或敌视、 或轻蔑、或明里暗里同情的态度，那么，现在没有人再去关注他们了。“有烙印的 人”、服苦役的人，道德上的孤立早已不复存在。

从监狱里出来的人——在官员容许他们回去的情况下——会受到最殷勤的 迎接。无论如何,一个“丘巴罗夫分子”®、奸污并把梅毒传染给年幼受害者的人， 服刑期满后，可以期望在一个群体中得到“精神上”的充分自由，在这个群体里， 他不受刑法典的管束。

对法律范围的小说式解释，在这里扮演的并不是最后的角色。不知为什么， 作为法学理论家发表议论的人，却是作家和剧作家。而监狱和劳改营的实际情 况，却仍然是一本用七印封严的书，由业务线的报告，也没有得出任何严肃的、 原则性的结论……

普通刑事犯为什么要从劳改营逃跑呢？他们并不逃跑，他们对长官的关照深 信不疑。

更为奇怪的，是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克里沃舍伊的逃亡。

身材敦实，短腿，又红又大的脖子和后脑勺连成一体，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 有如此一个姓氏不无道理。®

他是哈尔科夫一家工厂的化学工程师，精通几门外语，博览群书，对绘画和雕

① 丘巴罗夫分子，一九二六年在列宁格勒丘巴罗夫巷作案的暴徒，后来遭到审判。此案曾轰动

② 见《新约•启示录》第五章:“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

③ 克里沃舍伊这个姓有歪脖子的意思。

塑十分在行，收藏了许多文物古玩。

他是乌克兰专家中的显要人物，一个无党派工程师。他打心眼里瞧不上形形 色色的政治家。他聪明、脑瓜子灵活，从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就不是敛财聚 富——对克里沃舍伊来说，这太粗俗，太不明智，而是热衷于享受生活——像他理 解的那样享受。而这意味着——休闲、放荡、艺术……精神上的满足并不合他的 口味。有文化，知识水平高，加上物质生活富裕，就会有极大的机会，满足他低级 的、鄙俗的要求和愿望。

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也学会了鉴别绘画作品，为的是抬高自己的身价，在 行家、鉴赏家圈子里享有崇高地位，在女性和男性纯感性的爱好面前，不至于丟 脸。绘画作品本身完全不会使他感到激动，产生兴趣，但他认为自己有责任甚至 就卢浮宫的方厅发表评论。

他浏览过的文学作品，多半是法文或英文的，主要是为了语言实践，作品本身 引不起他多少兴趣。一部长篇小说，他能够读很久，只是在睡觉前读上一页。当 然，难以想象，世间可能有一本书，能让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通宵达旦地读下 去。他精心保障他的睡眠，任何侦探小说都不能打破他有规律的生活制度。

对于音乐，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是十足的门外汉。他没有辨音能力，根本 没听说过勃洛克对音乐的解释。但他早就懂得，没有乐感——“并非缺陷,而是不 幸”，并且容忍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有足够的耐心听完一首赋格曲或者奏 鸣曲，并感谢演奏者，确切点说，是女演奏者。

他的身体很棒，五短身材,略有肥胖倾向，不过，这也没有在劳改营里给他造 成危险。

克里沃舍伊生于一九〇〇年。

他总是戴着眼镜，角质镜框，或根本没有镜框，只有两只圆圆的玻璃片。他动 作缓慢、笨拙，长着光光的又圆又高的额头，外貌显得极为庄重。这大概也有他的 用意——傲慢的举止会给长官们造成印象，使他在劳改营的命运变得轻松一点。

克里沃舍伊与艺术格格不人，毫无创作者和消费者那种审美激情。他在收藏 活动中，在古玩店里找到了自我。他在这件事情上投人了全部激情——既有利可 图，也颇有兴趣，还结识了新朋友。最终，这个嗜好使他鄙俗的欲望变得高尚 起来。

工程师的薪金——那个时代的“特级工资”，对于古玩爱好者帕维尔•克里 沃舍伊那种大手大脚的生活来说，开始入不敷出了。

他需要钱，需要公款，帕维尔•克里沃舍伊做事从来十分果断。

他被判处枪决，以十年徒刑代替。这个刑期在三十年代中期算是很长了。也 就是说，他有大量诈骗行为。他的财产被没收，拍卖。不过，帕维尔•克里沃舍伊 早就预见到会有这样的结局。假如他未能事先藏下几十万，那才是咄咄怪事。风 险不大，用意单纯。克里沃舍伊是一名普通刑事犯，作为“人民的朋友”，只须服 一半或更少的刑期，便会以折算刑期或因大赦走出监狱，去花掉藏起来的钱财。

不过，克里沃舍伊在大陆的劳改营待得并不久，他作为服长刑的人，被带去了 科雷马。这使他的计划复杂起来。不错，克里沃舍伊对法律条文和他那老爷派头 的指望完全没有落空——他没有一天在矿场干过普通活。不久，他就因为是工程 师，调到了阿尔卡加拉煤矿区的化学实验室。

那时候，著名的柴-乌里英斯克金矿还没开采，在拥有成千上万居民的许多小 镇，还长着古老的落叶松和六百年树龄的白杨树。那时候，还没有任何人想到阿 特-乌里亚赫斯克盆地的贵金属生矿可能会耗尽或超出估计;生活也还没有朝当 时的寒极奥伊米亚康方向移动。老矿场采完了，又开辟新矿场。矿场的生活—— 全是临时性的。

阿尔卡加拉的煤——未来阿尔卡加拉矿区的煤——乃是金矿勘探者的前哨， 边疆区未来燃料基地的前哨。在小小的水平坑道里，站上铁轨，手就可以触到坑 板，触到坑道的天花板。那些坑道，如官员们所说，是按照原始林里的办法，以手 工——用丁字镐和铁铲——挖出来的，跟当时科雷马一条条上千俄里的公路一 样。开初几年，无论公路还是矿场，都用手工修建。当时使用的机械，只有 “oco”车：两把手、一轱辘的手推车。

囚犯的劳动，是最廉价的。

地质勘探队还在苏苏曼，在上阿特-乌拉赫气喘吁吁地寻找黄金。

但是——连克里沃舍伊也非常清楚一一地质勘探路线会到达阿尔卡加拉近 郊，并要向更远的雅库茨克推进。跟在地质学家后面的，是木匠、矿工、警卫 队……

需要抓紧哪。

几个月过去了，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妻子从哈尔科夫前来找他。她不是 来同丈夫会面，不是;她尾随丈夫而来，是在重复十二月党人妻子们的壮举。克里 沃舍伊的妻子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俄罗斯女英雄”——地质学家法因 娜•拉比诺维奇的名字在科雷马无人不知。但法因娜•拉比诺维奇是一位杰出 的地质学家。她的命运——那是一个例外。

妻子们苦苦追寻丈夫，注定要遭遇严寒，遭遇跟随丈夫不断长途跋涉的种种 痛苦。她们的丈夫经常转移地方，她们就得丢下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奔赴那些 边远的地方。在那些地方，女人出行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她可能遭遇强暴、抢 劫、嘲笑……即使不四处跋涉，每个这样的受难女人，也会遭到官员们的粗暴追求 和纠缠。这些官员，包括从最高长官到任何一名对科雷马生活已经产生兴趣的押 送兵。被要求同那些喝得醉醺醺的单身男人一起娱乐，简直就是所有女人命定的

事情，无一例外。如果说，向一个女囚干脆下令：“脱光衣服，躺下!”--点儿

也不普希金和莎士比亚——并且把梅毒传染给她，那么，对待犯人的妻子，态度就 更加放肆了。因为强奸女囚，总可能会被自己的朋友、情敌、下属或上司告密，而 同囚犯的妻子，法律上独立的人“风流”，则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禁止。

最主要的是——整个一万三千俄里的路途，竟然毫无意义--这可怜的女

人根本就见不到丈夫。允许见面，变成了向她们讨好献媚的手段。

有些妻子带着莫斯科的文件,允许一个月见面一次，条件是囚犯得有模范行 为并完成工作定额。当然，还是不能过夜，并且必须有劳改营官员在场。

几乎在任何时候，妻子都无法在丈夫监禁的小镇找到工作。

假如她万一在离丈夫不远的地方找到了工作——丈夫就会立刻被转移到别 的地方。这不是官员们在寻乐子，这是执行公务条例。“命令就是命令”。这种 情况，莫斯科早有预见。

妻子们无法向丈夫转交任何食物——这仍然是有命令、有法规的，同样取决 于劳动成绩和表现。

是不是可以通过押送兵给丈夫送面包呢？他们害怕，这是被禁止的。通过长 官呢？长官会同意，但要求以实物——她们的身体作支付。钱他不需要，他有的 是钱。难怪他早就“富得流油”了，他的收入是薪金的四倍。再说，这样的女人未 必会有钱向他行贿，特别是照科雷马的数额行贿。囚犯的妻子们处于山穷水尽的 境地！如果还是一个“人民的敌人”的妻子，那么对她就彻底不讲客气了——对 她进行任何侮辱，都被视为业绩和功勋，至少也会在政治思想方面受到赞许。

许多妻子被招募来这里三年，又被迫在这个陷阱中等待返回的轮船。精神上

强大的人——需要比她们的囚犯丈夫还要强大--直等到合同期满返回，也没

有见到丈夫。精神上软弱的人，想起在“大陆”遭受的迫害，害怕再返回去，又身 处花天酒地、纵情放荡、纸醉金迷的环境，便一再重新嫁人，生儿育女，不再理会囚 犯丈夫，完全变了个人。

不出所料，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克里沃舍伊的妻子安格林娜•格里高里 耶夫娜，在阿尔卡加拉没有找到工作，在那儿待了不多长时间，便去了边疆区首府 马加丹。她找到一个会计员的工作——她没有专业知识，一直是家庭主妇。她物 色了一个小小的房间，在马加丹住下来。比起在原始林——在阿尔卡加拉，这里 还是使她愉快一些。

一份密码公务通知，从那里经由一条秘密电话线传到马加丹，传给侦讯处处 长，机关的头头。机关坐落在这个城市几乎是惟一的一条街上。街上有一座工棚 隔成许多小间，供有家眷的人居住。安格林娜•格里高里耶夫娜就在里面找到一 个栖身之地。这份公务通知称:“囚犯克里沃舍伊，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一九 〇〇年生，犯第一百六十八条，判刑十年，档案号……现在逃。”

他们以为，他妻子会把他藏在马加丹。于是逮捕了他妻子。但从他妻子那里 却一无所获。不错，我去过那里，见到过他，又离幵了那里，现在在马加丹工作。 长期的跟踪监视没有任何结果。对开走的飞机轮船也加强了检查，但一切都是白 费——安格林娜•格里高里耶夫娜的丈夫，没有一点踪影。

克里沃舍伊去了与大海相反的方向，一直往雅库茨克那边走。他轻装出行， 除了一件帆布雨衣，一把地质锤，一个装有少许地质岩石“标本”的背包，一些火 柴和钱钞——他什么也没带。

他不慌不忙地走路，并不躲藏。他沿驮马路走，沿鹿道小径走，紧靠着宿营地 和小村镇，不偏离进人原始林太深。每天晚上，他不睡在露天下，总住在窝棚、圆 帐篷、木屋里……在第一个雅库特人的大村镇里，他雇了几名工人。工人们按照 他的指示，开挖探坑、探沟。一句话，干他们过去为真正的地质工作者干过的那些 活。对于采集标本这种职业，克里沃舍伊拥有足够的技术知识。况且，他工作了 一年左右的阿尔卡加拉，也曾是许多地质队驻扎的最后基地。克里沃舍伊仔细打 量过地质工作者的派头、习惯。他们动作缓慢，戴角质眼镜，每天刮胡子，将指甲 挫平——这一切，都会引起大家无限信任。

克里沃舍伊并不赶急。他在旅途笔记本上，写满了像是地质学家野外记录簿 上那种神秘的符号。他慢慢地赶路，坚定不移地往雅库茨克方向走。

有时候，他甚至往回走，偏移到一边去,再滞留一番一-为了“勘探利亚博伊 泉流域”，为了把事情搞得靠谱，为了消踪灭迹，所有这些做法都是十分必要的。 克里沃舍伊的神经非常健全，多血质人亲切的微笑总挂在脸上

一个月后，他翻过雅布洛诺夫山脊。两个雅库特人，集体农庄挑选出来干政 府重要工作的，提着他装满“标本”的袋子。

他们快要到雅库茨克了。在雅库茨克，克里沃舍伊把他的矿石寄放到轮船码 头上的保管室,然后到地方地质局去——请求得到帮助，把几个重要包裹寄往莫 斯科，寄到科学院。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去浴室洗澡，去理发店理发，买了昂贵 的西服，几件彩色衬衣，内衣，然后，梳平他那稀疏的头发，温和地微笑着，去见科

研高官。

科研高官对克里沃舍伊态度很友善。克里沃舍伊显露出通晓多门外语，这给 他们留下了必要的印象。

当时，雅库茨克缺少文化，科研高官将这个外来人视为一股巨大的文化力量， 恳请克里沃舍伊在那里做客，多住一段时间。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好意思地 说，他要急着赶到莫斯科去。官员许诺，为他安排公费交通到符拉迪沃斯托克。 克里沃舍伊不动声色、不失尊严地表示感谢。但是科研高官对帕维尔•米哈伊洛 维奇有自己的打算。

“您当然不会拒绝，当然，亲爱的同事，”官员用奉承的口吻说，“为我们的科 学工作者作两三个讲座吧……喚……随便什么题目，当然由您选定。讲讲有关中 雅库茨克丘陵地带煤层之类，怎么样?”

克里沃舍伊感到心口一阵难受。

“啊，当然，非常高兴。也就是在所谓允许的范围内吧……你们自己也很清楚 的，这些资料，还未经莫斯科审査……”

克里沃舍伊马上对雅库茨克市的科学势力恭维一番。

雅库茨克的教授对这位有学问的客人，对他的气派，对他的角质眼镜都产生 了好感，他凭这好感，凭自己以更好的方式服务于故乡地区的愿望做出的事情，比 任何一位侦查员提出的问题都要精明。

讲座举行了，甚至召来了数量可观的听众。克里沃舍伊微笑着，用英语引述 莎士比亚的话，画了些什么图形，例举了几十个外国人名。

“这些莫斯科人知道的东西并不多呀，”在小吃部，一个坐在旁边的人对雅库 茨克的教授说，“讲座里地质学方面的所有内容，实际上每个高中生都知道，是吧? 而对煤的化学分析，这已经不属于地质学了，是吧？他闪光的东西只有眼镜。”

“可别这么说，可别这么说，”教授皱起了眉头。“这一切都是很有益的。毫 无疑问，我们这位首都的同行，是有普及知识的才能的。应当请他再为大学生作 一次报告。”

“啊，除非为……一年级的学生，”坐在教授旁边的人没有住嘴。

“别说了。毕竟人家是帮忙，是一番好意。白送的马嘛，就别看牙口了……”

再为大学生作报告，克里沃舍伊很是殷勤。报告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得到听 众完全善意的评价。

雅库茨克各学术团体出资，把这个莫斯科客人送到了伊尔库茨克。

他的收藏品，几只装满石头的箱子，早就发出去了。在伊尔库茨克，“地质勘 探队领导人”把这些石头邮寄到了莫斯科的科学院。科学院收到了这些箱子，说 是科学机密，放在仓库里好多年;而到底是什么机密，最终也没有人知道。人们估 计，这些神秘的包裹，是哪个神经有问题的地质学家收集的，此人丧失了知识，忘 记了自己的名字——这背后有个什么极地里发生的悲剧，至今没有揭开谜底。

“最奇怪的是，”克里沃舍伊常常说，“在我差不多三个月的全部行程中，没有 任何地方，没有任何人——无论是在游牧村苏维埃，还是在最高科学机关——从 没人查问我的证件。证件我是有的，但无论在什么地方，一次也没有出示过。”

在哈尔科夫，克里沃舍伊当然没有露面。他在马里乌波尔定居下来，在那里 买了房子，使用伪造的证件找到了工作。

整整过了两年，就在纪念“行军”两周年的时候，克里沃舍伊被捕了。经审讯 后，重新判刑十年，再次送到科雷马服刑。

这个真正的英雄行为，这个勋绩，要求具有惊人的毅力、灵活的智慧、强健的 体魄——人身上同时具备的全部素质，却因一次疏忽而化为乌有。这疏忽出在哪 里呢？

这次逃亡，准备之细致，思考之周全，作为整个事件基础的心理考量之深刻缜 密，都是无可比拟的。

这次逃亡的惊奇之处在于，参与组织的人数极少，这正是他的策划成功的 保证。

这次逃亡干得出色,还在于这是单独一人直接同国家斗，同千万名持有步枪 的人斗，在西伯利亚人和雅库特人的边疆地区斗——那些人养成了追踪逃犯的习 惯，并因此每人能领半普特白面。这是沙皇时代的赏格，后来也是合法的。他不 得不完全有理由将迎面走来的每个人都视为告密者或胆小鬼，跟他较量一番，厮 杀一番，最终获胜！

疏忽出在哪里呢？出在什么事情上呢？他如意打算、圆满成功的事情，全被 这个疏忽断送了。

妻子被扣在远北地区，不允许她到大陆去——发证件的正是办理她丈夫案子 的单位。不过，这是可以预料的，于是她开始等待。时间几个月几个月地过 去——她总是遭到拒绝，也不解释拒绝的原因。她试图从科雷马的另一端走，坐 飞机，飞越原始林的河流和峡谷。几个月前，她的丈夫就从这些地方走过。可是 到了那里，等待她的当然仍旧是拒绝。她被关进了一座巨大的石头监狱，其面积 是苏联的八分之--而且找不到出路。

她是一个女人，已经厌倦了同那些无法了解的人无休无止地斗，同比她强大 得多、强大并且狡猾得多的人无休无止地斗。

她带的钱也用光了——大北方的生活是昂贵的，马加丹集市上，一个苹果卖 一百卢布。安格林娜•格里高里耶夫娜参加了工作，但付给当地雇用人员的工资 与哈尔科夫地区的工资相差无几，跟从大陆招募来的工作人员工资大不一样。

丈夫常常反复对她说:“神经更坚强的人，才能赢得战争。”这是一个德国将 军说的，安格林娜•格里高里耶夫娜经常在极地无眠的白夜里小声念诵。安格林 娜•格里高里耶夫娜觉得神经开始支持不住了。白茫茫的大自然阒寂无声，人心 隔膜冷漠，没有任何音讯，——这一切使她痛苦到极点。她担惊受怕，对丈夫的命 运充满忧虑——他可能早就饿死在路上了。别的逃亡者可能将他杀死，民警机关 侦查员可能将他击毙。只因为民警局对她，对她的私生活一直纠缠不休，她才高 兴地认定：她丈夫还没有被捕，还“在逃”，因此，她的痛苦没有白受。

她希望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能理解她，帮她出出主意，因为她对远北地区实 在了解太少。她希望减轻心灵上可怕的重负。她感到这些重负在一天天地增加， 一小时一小时地增加。

可是，她能信赖谁呢？安格林娜•格里高里耶夫娜觉得每一个男人，每一个 女人，都是奸细，是告密者，是监视人。而且，这感觉并没有欺骗她。她的所有熟 人，在科雷马所有城市和小镇的熟人，都曾被民警局传唤和警告。所有熟人都紧 张地等待她说出实情。

第二年，她好几次试图通过写信与哈尔科夫的熟人取得联系——她的所有信 件都被复制，寄到了哈尔科夫民警局。

在她被迫拘禁的第二年年底，在她几乎赤贫、处于绝境的时候，她只知道丈夫 仍然活着，便试图同他取得联系。她向所有大城市发出信件，收信人是帕维尔• 米哈伊洛维奇•克里沃舍伊一一“邮政总局，留局待领”。

她得到的答复，是收到一笔汇款。后来每月都收到一笔不多的钱。五百至八 百卢布。从不同的地方，由不同的人寄来。克里沃舍伊可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 不从马里乌波尔寄钱。而警察局也太有经验，不会不懂这一招。在类似的情况 下，他们拿出一张地图，作为“作战行动”标记，跟军事地图一样。地图上插的一 面面小旗子——就是向远北地区的收件人寄出汇款的地方——分布在马里乌波 尔北面附近的一些火车站，从来没有在一个车站寄出过两次汇款。现在，搜查他 不需要花费太大的力气了 ：只须确定最近两年来到马里乌波尔常住居民的姓名， 再核对照片……

于是，帕维尔•克里沃舍伊被抓了。妻子是他无所畏惧、忠贞不渝的助手。 她来到阿尔卡加拉，给他带来证件和钱钞——超过五万卢布。

克里沃舍伊刚遭逮捕，妻子很快便获准离去。她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已经疲 惫不堪。她乘第一艘轮船离开了科雷马。

而克里沃舍伊服满了第二次刑期——他主管囚犯中心医院的化学实验室。 他受到了长官给予的小小恩惠。他跟过去一样，仍然蔑视和害怕所有“政治犯”。 他谨言慎行，听别人讲话也敏感胆怯……与一般平庸胆小之辈相比，这种胆小怕 事和过分谨慎仍然有所不同，克里沃舍伊与这一切格格不入，所有“政治的东西” 完全不能引起他的兴趣。他知道，在劳改营，正是为这种犯罪行为,要付出最昂贵

的代价——他不想牺牲自己最宝贵的日常的平静，物质的，而非精神上的平静。

克里沃舍伊就住在实验室里，而不是劳改营的工棚里——享有特权的犯人允 许这样。

在装酸碱的柜子后面，有他的一张单人床，公家的，很干净。有传言说，他在 自己窝里搞某种特殊方式的淫荡活动，甚至连伊尔库茨克善搞“一切下流勾当” 的妓女索涅契卡，都对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这方面的能力和知识惊讶不已。不 过这一切或许并非事实，只是劳改营里的“扯淡”而已。

有不少雇用人员女士，希望和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这个血气方刚的男人 “相好”。但囚犯克里沃舍伊很谨慎，很坚定，拒绝对他慷慨表示的一切过分的好 感。他不希望有任何不合法的、过分冒险的和受到指责的关系。他想过水波不兴 的日子。

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按时获得刑期折算，尽管折算微乎其微。几年之后， 他获释了，但无权离幵科雷马。不过，这并没有使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感到不 安。获释的第二天，他发现自己还有一套很好的西装，一件外国式的外套，一顶质 量极好的天鹅绒帽子。

他作为化学工程师，在一家工厂找到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实际上他也是 一位“高压”专家。干了一星期，他便“因家庭状况”请了假，正如他证件上说的。

“我要去找个女人，”克里沃舍伊说，带着一丝笑容。“去找个女人……去‘埃 尔根’国营农场未婚少女成堆的地方。我想结婚。”

就在那天晚上，他带着一个女人回来了。

“埃尔根”，这个妇女农场，附近有一座加油站——在小镇外面，在“大自然” 中。四周，汽油桶旁边，是一丛丛柳树、赤杨树。每天晚上，“埃尔根”获释的妇女 都聚集在这里，“未婚夫们”也坐着车来到这里——他们过去都是囚犯，他们来寻 找终身伴侣。求婚进行得很快——就像科雷马土地上的一切事情（除了劳改营刑 期）；汽车返回时，载着新娘。必要的时候，类似的结交就在那些树丛中进行——

树丛够密、够大。

冬天里，这些事全转移到私人住所。在冬季的几个月里，相亲花费的时间当 然比夏天长得多。

“那么，安格林娜•格里高里耶夫娜呢?”

“我现在没有跟她通信了。”

说的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都不值得追问。克里沃舍伊可以用劳改营冠冕堂 皇的口头禅回答:“如若不信，就当瞎说!”

在二十年代某个时候，在劳改营机构的“迷茫青春”期，在为数不多的名叫集 中营的地区，逃亡一般不受加刑的处罚，好像根本就不构成犯罪。看来这是自然 而然的：被捕的人，囚犯，理应逃跑，而警卫队呢，理应抓他;两群人之间的关系是 完全能够理解的，是合理合法的。他们站在监狱的铁栅两边，又被这铁栅彼此结 合在一起。这是一个浪漫的时代，用缪塞的话说就是:“未来尚未到来，过去已不 复存在。”就在昨天，被俘的哥萨克头目克拉斯诺夫，许个诺就释放了。而最主要 的是，在那个时候，俄国人的忍耐极限，没有像三十年代后期那样得到考验，没有 扩展到无穷大。

当时，一九二六年法典及其臭名昭著的第十六条（《相应条款》）和第三十五 条——把社会上一整个群体打成“三十五条犯”的第三十五条，还没有撰写， 制订。

第一批劳改营的开办,缺乏可靠的法律根据。营里有大量的即兴举措，因而 也有叫作地方性独断专行的事情。索洛韦茨著名的库里尔卡，让囚犯赤身露体地 站在原始林里的木墩上——“喂蚊子”。他当然是个经验主义者。劳改营生活及 其制度的经验主义，是非常血腥的——因为是用人，用活材料做实验。高层官员 可能会嘉许某库里尔卡的经验，于是他的做法便会载人劳改营史册，列人各种指 南、命令、指示。或者，经验受到指责，于是，库里尔卡自己便被审判。不过，当时 的惩处，并没有长刑期，在索洛韦茨整个第四劳改分营，只有两个人判了十年徒 刑——像对待名人一样，对他们只是指责一番。一个是宪兵上校鲁坚科，另一个 是马尔贾诺夫，卡普佩尔的一名军官。五年刑期算是相当长了，判两三年的人占 了大部分。

从这些年直到三十年代初，对逃亡没有判任何刑期。逃亡一-那是你的幸 运，被活捉——也是你的幸运。被活捉的情况并不常有——人血味会燃起押送兵 对囚犯的仇恨。被捕的人为自身性命担心，特别在解押转送过程中，如果对押送 兵说话不小心，就可能被打人地狱，送上“西天”。这些羁押站实行更严格的制 度，押送兵许多事情都不受惩罚。囚犯从一个监禁地转送到另一个监禁地，要求 长官把他们的双手反绑在背后才上路，把这视为某种生命保障，指望在这种情况 下，不“注销”犯人，也不将那句惯用的话记入他的履历表：“企图逃亡，已被 击毙”。

对这种杀人的侦查，往往只是走过场。如果杀人的押送兵足够机灵，对着空 中放了第二枪，事情的结果就对他有利——条例规定，瞄准逃犯射击之前，应有警 告性放枪。

在维舍拉，在北方特种劳改营第四分营——索洛韦茨劳改营乌拉尔分营，为 接收被抓住的逃犯，管理局警备司令涅斯捷罗夫出来了——这人矮壮敦实，手很 长，皮肤白皙，指头粗短，长满浓密的黑毛，好像手掌上也长着毛。

逃犯们，肮脏、饥饿、疲惫不堪、打得半死，从头到脚沾满路上的尘土，被扔到 涅斯捷罗夫脚下。

“喂，过来，过来，靠近点。”

逃犯靠近一点。

“这么说，是想出去散散步了？好事啊，好事啊!”

“您就饶了我吧，伊万•斯皮里多诺维奇。”

“我饶你，”涅斯捷罗夫庄重地、唱歌似的说道，从门廊上站起来。“我倒是可 以饶你，可国家不会饶你……”

他的一双蓝眼睛阴暗下来，布满了红色的血丝。但他的声音依旧充满同情，

充满善意。

“嗯，您选择吧,”涅斯捷罗夫懒懒地说，“抽腮帮子，还是关禁闭……”

“抽腮帮子吧，伊万•斯皮里多诺维奇。”

涅斯捷罗夫毛茸茸的拳头在逃犯头上一挥，这幸运的逃犯便飞向一边。他擦 擦血，吐出几颗打落的牙齿。

“滚去工棚!”

伊万•斯皮里多诺维奇一拳就可以把任何人打翻在地，只需“啪的一声”。 这是他引以为荣，颇为自豪的。

囚犯也并不吃亏。伊万•斯皮里多诺维奇“啪的一声”，逃跑的事就算了了。

如果逃犯不愿意以家里的方式解决问题，坚持要接受正式的惩处，要负法律 责任，那么，等待他的将是劳改营隔离室，是装铁皮地板的监狱，在里面吃一个月、 两个月、三个月单身禁闭囚饭，这会让逃犯感到，比起涅斯捷罗夫那“啪的一声”， 还要糟糕得多。

因此，如果逃犯还活着——逃亡便不会留下任何特别不愉快的后果，不过，在 挑选要释放的人，在“减轻工作”的时候，这逃犯便别想能有好运了。

劳改营在增加，逃亡事件也在增加，而扩大警卫队的事却没有实现——扩大 警卫队花费太大。而且，在那个时代，极少人愿意参加劳改营警卫队。

逃亡的责任问题，也解决得不如人意，很没风度，如同儿戏。

不久，莫斯科有了新的解释：逃犯外逃的天日，以及因逃跑而在隔离室关押 的时间，不计人他的基本刑期。

这个命令使劳改营统计机关极为不满——这需要增加人员编制，而且，作如 此复杂的数量上的计算，劳改营统计人员并非总是力所能及。

命令贯彻下来了，在劳改营所有工作人员点名时，予以宣读。

可惜，这个命令并没有吓住未来的逃亡者。

每天，在连指挥员的清单中，“逃亡”一栏都在增加，劳改营营长，读到每天的

汇报，眉头一天比一天皱得更紧。

营长特别喜欢的人，劳改营管乐队的乐师卡皮托诺夫，把他的短号往最近一 棵松树的树枝上一挂，逃跑了——卡皮托诺夫拿着他闪闪发光的乐器大摇大摆地 走出了劳改营，就像带着他的通行证——营长的精神失去了平衡。

晚秋时节，三名囚犯在逃跑时被打死。经过辨认后，营长命令在劳改营大门 旁边陈尸三天——大家上工都得从那里出来。但这种非官方的极端措施，也没有 阻止或减少逃亡的发生。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二十年代末。接下来又是“再锻造”、白海运河——集 中营更名为“劳改营”，囚犯的数量增加了几十万倍，逃跑已经被认为是一种单独 的犯罪——在一九二六年法典中，有一个第八十二条，根据这一条，对逃跑的惩罚 是增加基本刑期一年。

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大陆，而不是在科雷马。科雷马劳改营是在一九三二 年才建立的，逃亡者的问题在一九三八年才提出来。从这一年起，对逃亡的惩罚 加重了，“期限”整整增加了两年。

为什么在科雷马年代，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七年，包括一九三七年，没有出 现逃亡的大事记呢？那是爱德华•彼得罗维奇•别尔津在那里工作的年代。别 尔津是科雷马的首任长官，拥有边疆区党务、苏维埃和工会的最高权力，是科雷马 的奠基人。一九三八年遭枪决，一九六五年恢复名誉。他曾任捷尔任斯基的秘 书，拉脱维亚步兵师师长，揭发过著名的罗克哈特阴谋。爱德华•彼得罗维奇• 别尔津试图解决，而且非常成功地解决了严酷的边疆区移民问题，同时也解决了 “再锻造”和隔离问题。他搞刑期折算，让判处十年的犯人两三年后就回家。营 里的伙食、衣服都很不错，冬天每天劳动四至六小时，夏天十小时。囚犯们的收入 十分可观，使他们能够帮助自己的家庭，刑满返回大陆后生活有保障。爱德华• 别尔津不相信窃贼可以“再锻造”，他对这些极不可靠、毫无廉耻的人渣非常了 解。头几年，小偷很难到科雷马来，来到了科雷马的小偷，后来都不懊悔。

当时，囚犯墓地是如此之少，乃至可以认为，科雷马人是不会死亡的。

根本没有人从科雷马逃跑——逃跑，那简直是说梦话，是胡言乱语……

这个不算很长的年代，是科雷马的黄金时代。谈到这个年代，被揭露的间谍、 人民真正的敌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在苏联中央执委会一次会议上满 怀愤恨——不久就实行了“叶若夫大镇压”。

一九三八年，科雷马成了惯犯和“托洛茨基分子”的特别集中营，逃亡开始受 到判三年徒刑的惩罚。

“你们是怎么逃跑的？你们既没有地图，又没有指南针!”

“就这么跑了。亚历山大答应把我们带出去。”

我们在“递解囚室”里一起等待遣送。没有逃脱的犯人共有三人：尼古拉• 卡列夫，是最小的一个，二十五岁，曾是列宁格勒的记者。有个与他同龄的费奥多 尔•瓦西里耶夫，是罗斯托夫的会计。最后是一个堪察加人亚历山大•科捷利尼 科夫。亚历山大•科捷利尼科夫是科雷马本地人，堪察加人是按民族论,他的职 业是赶雪橇的，是赶鹿人，因盗窃公家货物，就在这里判的刑。科捷利尼科夫五十 岁，事实上可能要大得多——雅库特人、楚科奇人、堪察加人、埃文基人的年龄，看 外表很难断定。科捷利尼科夫俄语讲得很好，只是怎么也发不出“是”的音，只好 用“死”代替，跟楚科奇半岛所有方言的发音一样。他知道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 曾到过哈巴罗夫斯克;一句话，他是个富有经验的旅行家，但内心里却很浪漫—— 他眼睛里闪着太孩子气的年轻的光彩。

正是他，着手带上自己年轻的新朋友一起出逃。

“我对他们说，去美国更近，我们去美国。但他们想去大陆，我就带他们去大 陆。应该到楚科奇人的地方，那些游牧的楚科奇人。过去这里有楚科奇人，后来 走了，当时有个俄罗斯人来他们这里……没赶上。”

逃亡者们一共只走了四天。他们在九月初逃跑，穿着皮鞋和夏天的服装。他 们坚信能够走到楚科奇人的游牧点。在那里，照科捷利尼科夫的说法，等待他们 的，将是帮助和友谊。

可是下起了雪，茫茫大雪，一场早雪。科捷利尼科夫走进一个埃文基人的小 镇，要买一双翻毛鹿皮靴。他买到了，可是在傍晚时分，一支民警侦缉队追上了 他们。

“通古斯人一-简直是敌人，叛徒! ”科捷利尼科夫憎恶地说。

赶雪橇人将卡列夫和瓦西里耶夫送出原始林，完全没有收取报酬。科捷利尼 科夫对自己三年的“加刑”，一点也不发愁。

“眼看春天就要到了，我会被送去矿场，去劳动——我再逃。”

为了让时间过得更快，他教卡列夫和瓦西里耶夫讲楚科奇话，讲堪察加话。 这次注定失败的逃亡，发起人当然是卡列夫。甚至在这种监狱环境里，他的整个 身姿也十分做作，他的嗓音柔和，抑扬顿挫;从他身上送来一股冒失的风——并不 是冒险的风。每一天，他都更加明白，这种尝试毫无出路。他更多地陷入沉思，并 感到自己软弱无力。

瓦西里耶夫则完全是个心地善良的伙伴，他随时准备与朋友共渡艰危。他们 出逃，当然，都是在囚禁的第一年，那时还存在幻想……而且体力也充沛。

夏天，在一个白夜里,地质工作者所在的游牧小镇，厨房帐篷里十二筒猪肉罐 头不翼而飞。东西失踪得神秘极了——四十名工人和技术员全是自由人，拿着十 分体面的工资，未必会缺少罐头这样的物品。哪怕这是天价的罐头——在茂密无 边的森林里，也根本没有地方卖掉。考虑到是不是“熊”，但立即被否定了，因为 厨房里井井有条，什么都没动过。人们或许这样想：是什么人故意干的，因为他 跟厨子“有仇”，而厨房里的食品是厨子在管理。说真的，厨子是个心地极好的 人，他认定在他的四十个伙伴中没有一个仇人，不会有人在暗中诬陷他。既然这 个设想也不对，那就还剩下一个可能。为了检验这最后一个设想,勘探队长卡萨 耶夫带了两名比较机敏的工人，让他们带上刀子，自己也带上监禁地惟一的火

器--支小口径步枪，出去仔细查看附近的情况。四周全是灰褐色的峡谷，没

有任何草木的踪迹。峡谷伸向巨大的石灰石高原。地质工作者们所在的小镇，似 乎坐落在一个凹地，一条小河葱翠的岸边。

没费多大工夫，便识破了秘密。大约两小时后，他们不慌不忙地登上高原，一 个眼力好些的工人举起一只手——地平线上有一个活动的小黑点。他们沿着新 生的、不结实的凝灰岩，一些新岩石的边缘走去。这些岩石还没有石化，像白色的 奶油，味道苦咸，令人厌恶;脚陷在里面，犹如陷在沼地里。靴子陷入这半流质的 油状岩石，好像涂了一层白颜料。沿着边缘行走，就很轻松了。一个半小时左右， 他们追上了那人。那人穿着破破烂烂的短呢衣，一条破棉裤，膝盖赤裸裸地露在 外面。两条裤腿都剪短，做了鞋子。鞋子已经破了，彻底磨损了。为了做鞋，更早 的时候，他还截去了破呢衣的袖子。他的皮鞋或胶鞋，早已在石头和枯枝上磨坏， 显然已经扔掉了。

这人蓄着胡子，头发浓密，难以忍受的折磨使他的脸色变得苍白。他患着腹 泻，严重的腹泻。十一只罐头完好无缺，就放在石头上。一只罐头已经用石头砸 开，昨天就吃光了。

他朝马加丹方向已经走了一个月。他在森林里打圈，好像大雾弥漫的湖上一 个划船人，迷途乱走，丧失了任何方向。他瞎碰运气地走着，直到遇上营外监禁 地——只是那时候，他已变得虚弱不堪。他抓田鼠，啃青草，一直坚持到昨天。昨 天他就发现了缕缕青烟，等到天黑，他偷走了罐头，天亮时爬上高原。他在厨房里 偷走了火柴，但没必要使用火柴。他吃了罐头，口渴极了，嘴干舌燥，不得不沿着 另一个山谷下到一条小溪。他在那里喝水，喝下冰凉甘甜的溪水。过了一昼夜, 他的面孔浮肿起来，他的肠胃开始失调，消耗了他最后的力气。

对自己的旅程，怎么结束他都感到高兴。

另一名逃犯是个什么重要人物，民警侦查员将他从原始林里带到同一个劳改 营地。他是邻近矿场群体逃跑的参与者，逃亡时还进行抢劫，并杀害了矿长。他 是所有十名逃犯中的最后一名一一两人被打死，七人被活捉。而他，最后一人，是 在逃亡后第二十一天被捕获的。他没有穿鞋，脚掌裂了口，淌出鲜血。在一个星 期里，照他的说法，他只吃了干涸小溪里的一条很小的鱼，这是花了好几小时才抓 到的，因为他已经饿得浑身无力。他的脸完全浮肿了，毫无血色。押送兵很关心 他，关心他的饮食，关心他恢复健康。他们动员了一名营地医士，严厉命令他关心 这个逃亡者。逃犯在小镇的洗澡房里住了整整三天。最终，理了发，刮了脸，吃饱 饭，被侦查员带去作调查，这人最后的结局，只能是枪毙。这个结局，逃亡者本人 当然知道。但他饱经风霜，对一切都无所谓了，在囚禁中早已跨过了那一道生命 界限。那时候，每个人都会成为宿命论者，过着“随波逐流”的生活。他身边随时 都有押送人员、警卫队战士，不允许他与任何人交谈。每天晚上，他都坐在洗澡房 的门廊上，聚精会神地看櫻桃色的漫天晚霞。傍晚，太阳的光焰在他眼中移动，他 的眼睛好像在燃烧——真是一幅极其美丽的画面。

在科雷马小镇奥罗图坎，有一座塔季亚娜•马兰金娜纪念碑，还有一个以她 的名字命名的倶乐部。塔季亚娜•马兰金娜是一名合同工，共青团员，落入了几 个逃亡刑事犯之手。他们抢劫了她，还照窃贼无耻的说法“轮”奸了她，并在离小 镇几百米远的原始林里将她杀害。这是一九三八年的事情。官员徒然地散布传 闻，说她是被“托洛茨基分子”杀害的。但是，这样的诬蔑实在太荒唐，甚至连被 害共青团员的亲叔叔马兰金中尉也愤怒了。他是劳改营工作人员，正是在侄女死 后，他很快改变了对小偷和其他犯人的态度，憎恨前者，优待后者。

两名逃犯筋疲力尽的时候，被抓住了。有一名逃犯的表现不同，他在离探坑 不远的小路上被一伙工人拦截。细雨绵绵不绝地下了两天多，几名工人费劲地穿 上帆布工作服——上衣和裤子,去查看小帐篷是否被雨淋坏——那是放有碗碟和 粮食的厨房，还有一座野外铁工房，里面放着铁砧、移动熔铁炉，以及钻探工具。 铁工房和厨房都在山溪的河床上，在峡谷里，离他们的住宿地约三公里。

下雨时，山溪流水暴涨，而且，还可能有别的什么天气捣鬼。然而，工人们看 见的情景使他们极为尴尬：一切都已化为乌有。存放着整个工段工具的铁工房 没有了，包括铁钎、麻花钎、丁字镐、铁铲、各种打铁工具。藏有整个夏季粮食的厨 房没有了，锅碗勺碟也没有了。一切全没有了。峡谷完全变了个样——峡谷里的 石头，全被不知哪里来的发狂的大水重新安排了位置。所有原来的东西都顺着流 水冲到下面去了。工人们沿着河岸走，一直走到溪水流人的小河，有六七公里远， 竟没找到一块铁片。后来，过了很久，水退去后，在这条小溪的河口，在岸上堵满 泥沙的柳树丛中，才找到一只被石头砸得稀烂、弄得惨不忍睹的搪瓷盆子，小镇厨 房的盆子。这是下暴雨、发洪水后惟一剩下的东西。

工人们往回走的时候，遇见一个穿皮毡靴的人，披着湿漉漉的雨衣，背一个大 背包。

“你是逃犯吧?”瓦西卡•雷宾，勘探队的一名挖沟工，问那人。

“是逃犯,”那人吞吞吐吐地回答，“要能把衣服弄干……”

“好吧，跟我们来——我们烧着火炉。”夏天下雨的时候，大帐篷里总生着铁 炉子——里面住着四十个工人。

逃犯脱下靴子，把包脚布挂在火炉旁边，拿出一个铁烟盒，把马合烟撒在一小 片报纸上，抽起来。

“雨这么大，要去哪里呀?”

“去马加丹。”

“想吃点什么吗?”

“你们有什么吃的？”

逃犯对菜汤和大麦米粥没有兴趣。他打开口袋，拿出一节香肠。

“喂，老兄，”雷宾说,“你可不是什么真正的逃犯。”

一个年长些的工人、副队长瓦西里•科切托夫站起来。

“你去哪儿? ”雷宾问。

“解手。”他跨过一块木板——工棚的门槛。

雷宾笑了笑。

“你听我说，老兄，”他对逃犯说，“你马上收拾好，到你想去的地方去。那 人，”他说的是科切托夫，“报官去了。就是说，要把你抓起来。嗯，我们这儿没有 战士，你别怕，只管走，走。带些面包，还有一包烟丝。雨好像小了，算你走运。径 直往大山那个方向走，别走错了。”

逃犯默默地用尚未全干的包脚布裹脚，烤干的一端裹在脚掌上，穿上靴子，把 口袋扛上肩，出去了。

十分钟后，当门用的防水布掀开了，几个当官的钻进帐篷——背着小口径步 枪的工长卡萨耶夫、两名组长，还有最后一个进帐篷的科切托夫。

卡萨耶夫默默地站了一会,适应帐篷里的黑暗后，四下瞧瞧。谁也没有理会 这些进来的人，大家都在各自干自己的事情：有的睡觉，有的缝补衣服，有的用小 刀把水泡木刻成古怪的色情人形，还有人用自制的纸牌玩“布拉”……

雷宾把一只熏得漆黑的罐头筒小锅放到铁炉火焰熊熊的木炭上，煮他自己的 什么汤粥。

“逃犯在哪儿?”卡萨耶夫大声嚷道。

“逃犯走了 , ”雷宾平静地说，“收拾好就走了，难道我——要挡住他?”

“可他已经脱了衣服，”科切托夫叫道，“打算睡觉的。”

“你也准备去解手的，可你跑哪儿去了，冒着雨?”雷宾回答。

“走，回家去，”卡萨耶夫说，“你，雷宾，小心点，这事不会有好结果……”

“你能拿我怎么办?”雷宾说，更靠近卡萨耶夫。“痛打一顿？还是趁我睡着 把我杀了？是这样吗？”

工长和组长都出去了。

在有关科雷马逃犯单调沉闷的故事中，这是一个抒情小插曲。

营外监禁地的头头，因经常遇见逃犯而惊恐不安--个月会遇到三个。在

监禁地组织最高级别的武装警卫，那是白争取了一场。管理局不会为雇用人员花 这一笔钱，而是让他以自己的力量去对付逃犯。尽管在此之前，镇上除了卡萨耶 夫的一支小口径步枪，还有两支后膛双筒猎枪，装的枪弹也像是骗骗人而已，是类 似打熊的铅块。反正尽人皆知，在遭到饥饿绝望的逃犯攻击时，这些哄人的劳什 子压根儿就靠不住。

头头是个很有阅历的小伙子。在营外监禁地，突然建了两座岗楼，跟矗立在 真正的劳改营区角落上的岗楼一模一样。

这可是个巧妙的迷彩伪装。两个假岗楼应该使逃亡者们确信，监禁地是有武 装警卫的。

头头的谋算看来是正确的。逃亡者再也不到这个监禁地来了。这个监禁地 离马加丹共有两百公里。

当寻找第一金属，也就是寻找黄金的工作，转移到柴-乌里英斯克盆地时，走 的就是克里沃舍伊曾经穿越、几十名逃亡者曾经走过的路。这里离大陆最近，不 过官员们也知道这一点。“潜伏哨”和民警侦察哨急剧增加，抓捕逃犯处于最紧 张的时候。机动队在仔细搜查原始林，严格封锁了经由“绿色检察长”放走犯人 的通道——这是逃亡者的说法。“绿色检察长”放行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 后完全不再放行犯人。

被抓住的逃犯，通常是就地枪决。阿尔卡加拉的停尸间停放着许多尸体等待 辨认——等待登记员来为死者取指纹。

在森林里，离卡德克昌小镇阿尔卡加拉煤矿十公里的地方——这个小镇以几 乎露在地表的厚煤层而出名，煤层厚达八米、十三米和二十一米——到处分布着 民警侦察哨，士兵就在里面食宿，总的说来，就是驻扎在这里。

四〇年夏天，这支机动队的队长是年轻的上等兵波斯尼科夫，这人有强烈的 杀人欲，他喜欢、热心而且狂热地干这件事。他亲自抓住五名逃犯，得到某种奖 励，在这种情况下也理应得到一些奖金。无论抓住的是死人还是活人，奖金的数 额全都一样。因此，送来的被抓者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没有任何意义。

八月里，一个暗淡的早晨，波斯尼科夫跟他的战士一道，意外发现一名逃犯D 逃犯往一条小溪走，那里正好设有埋伏。

波斯尼科夫用毛瑟枪射击，将逃犯击毙。他决定不把死者拖回小镇，而是拋 在原始林里。那里常常有许多猞猁和熊出没。

波斯尼科夫拿出斧子，砍下逃犯的双手，好让登记部门提取指纹，然后把死者 的两个手掌装进他的口袋，出发回家——回去照例编造一份成功抓获逃犯的 报告。

这个报告,当天就发出了——由一名战士去送公函。其余战士，波斯尼科夫 给他们放假一天，以庆贺自己的成绩……

深夜，这个已经死去的逃犯却站立起来，把血淋淋的残手紧贴在胸口上，循着 足迹从原始林走出来。他好不容易来到一座帐篷前，那里住着一些囚犯工人。他 脸色苍白，毫无血色，睁着两只极度失常的蓝眼睛，站在门前，躬着身子，倚在门框 上，眉头紧皱，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他冷得厉害，浑身不住哆嗦。他的棉袄上、 裤子上、胶鞋上，全是黑糊糊的血迹。大家喂他热汤，用破布条为他裹上可怕的双 手，把他带到医疗站。但是，士兵们已经从民警侦察哨的小木屋跑出来，上等兵波 斯尼科夫本人也跑出来了。

这名逃犯被士兵带到什么地方去了——只不过不是医院，不是门诊部——关 于这个被砍掉双手的逃犯，再也没有听到一点消息。

波斯尼科夫和他的全体侦缉队，一直工作到第一场雪到来之前。第一场严寒 降临的时候，原始林里的侦查工作已经不多，这支侦缉队便从阿尔卡加拉转移到 别的地方去了。

逃亡，这是对一个人性格、毅力、意志、身体和精神耐力的巨大考验。一般认 为，任何极地过冬，任何艰苦探险，挑选伙伴都不太困难，不像去逃亡。

再说，还有饥饿，严重的饥饿，对逃亡者也是经常的威胁。如果明白，囚犯正 是因为饥饿而逃亡，可见，他并不害怕饥饿，那么，还有一个令人惊恐不安的危险 便会产生出来。这个危险，逃亡者是可能遇上的——他可能被自己的伙伴吃掉。 当然，在逃亡中，人吃人的事并不多见，但毕竟是有的。我想，没有一个老科雷马 人，在远北地区度过几十年，不曾碰见过吃人者。那些人在逃亡中杀死自己的同 伴，把人肉当作食物，并因此获刑。

有一个病人索洛维约夫，患股骨慢性骨髓炎，在囚犯中心医院待了很长时间。 骨髓炎，就是骨髓发炎，在骨头遭枪伤后产生，枪伤则是索洛维约夫自己很巧妙地 造成的。索洛维约夫，因逃跑、食人而判刑，“滞留”在医院里。他喜欢向别人讲 述，他准备和一个同伴逃跑的时候，如何故意再邀约上第三个人——“如果挨饿，

可作不时之需。”

他们走了很久，大约有一个月。当第三个人被杀掉，吃了一部分，另一部分 “烤了带在路上吃”的时候——两人分道扬镳了。他们每人都担心某天夜里会被 对方杀掉。

还遇见过另一些吃人的家伙。这是一些最平凡的人，他们身上没有任何犯罪 的印记。你不了解他们的详细经历时，一切都平安无事。但是，哪怕你知道了这 件事，你也不会厌恶，不会生气，因为你没有足够的体力去嫌恶和愤怒，干脆就没 有这些细腻感情存活的地方。而且，我们这个时代，正常极地旅行的历史上，也有 类似的行为——瑞典科学家马尔姆格伦®诺比莱@探险的参与者，他的神秘死 亡，我们还记忆犹新。对一个饥肠辘辘、变成了半人半兽的人，还能要求些什 么呢？

这里讲到的所有逃亡，都是往故乡，往大陆逃亡，目的是摆脱原始林强大的魔 掌，回到俄罗斯。他们的结局却只有一个——任何人也无法逃离远北地区。这种 事情只能失败，不会有出路，但从另一方面看，这是对自由难以抗拒的愁思，是对 强制劳动、体力劳动的憎恶。因为劳改营不可能把一个囚徒培养成任何别的人。 在每座劳改营的大门上，总是可笑地大书特书：“劳动是光荣、豪迈而英雄的事 业”，还有说这话的人的落款。作这种题字，有专门的通知，每个劳改部门必需遵 照执行。

就是这种对于自由的愁思，对跑进森林的强烈渴望，产生着特别的逃亡。森 林里没有铁丝网，没有岗楼和楼上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枪管，没有殴打，没有不睡 眠、不休息的长时间的繁重劳动。

囚犯感到自己末日将至：再有一两个月吧，他就会死掉，跟他的伙伴们在他 眼前死去一样。

① 芬恩•马尔姆格伦（丨895—1928)，瑞典地球物理学家。

② 翁贝托•诺比莱（1885—1978)，意大利航空工程师。曾三次驾飞船飞越北极。

反正是一死，就让他死在自由中吧，而不是倒在矿坑里、水沟里，又累又饿地 死去。

夏天，矿场上的劳动比冬天还繁重。矿沙正是在夏天淘洗。已经变得虚弱的 大脑，会给囚犯暗示一条出路，有这条出路，便可以撑过夏天，而且可以在一个暖 和的住地度过初冬。

于是，囚犯们就“上冰原”了，就跟把这样的逃亡生动地叫作“沿线走”一样。

犯人们或两人、或三人、或四人结成一伙，逃到原始林的大山中，找个洞穴、熊 窝安顿下来，离公路几公里远——就是那条长达两千公里，穿越整个科雷马的 大道。

逃犯们都备有火柴、烟草、食品、衣物——逃跑前能收集到的一切东西。不 过，如果过早地收集这些东西，几乎没有不失败的，这会引起怀疑，使逃犯的阴谋 遭到粉碎。

有时候，在逃跑的当夜，他们会抢劫营里的商店，或所谓的“小铺”，再带上抢 来的食物逃进深山。大部分人却什么也不带，他们去吃“脚下的牧草”。这些牧 草完全不是青草，不是植物的根，更不是花鼠。

大道上，车辆日夜川流不息。许多汽车载运粮食。山间公路不断上坡下坡， 汽车爬上山口行驶很慢。只要跳上运面粉的汽车，扔下两袋，你整个夏天的粮食 也就够了。而运输的货物不仅仅有面粉。运送粮食的汽车几次遭到抢劫后，开始 由押运队押运了，但并不是每辆汽车都有押运队。

除了在大路上公开抢劫，逃犯还抢劫与他们住地邻近的村镇，住两三个巡路 员的路边小营地。逃犯团伙更大胆，他们主要拦停汽车，洗劫乘客和货物。

这样的逃犯，靠着抢劫得手，一个夏天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得到恢复。

如果篝火处理得谨慎，抢劫的踪迹掩盖得仔细，派出的岗哨又警惕机敏，逃犯 们就一直住到晚秋。严寒和大雪使森林变得光秃秃的，很不舒适，这迫使他们离 去。山杨、白杨凋谢了，落叶松把赤褐色的针叶撒到肮脏、冰冷的苔藓上。逃犯再 也无法坚持，他们跑到大道上，跑到公路上，向最近的民警侦察哨投降。他们被逮 捕、审判，但并不总是很快就审判——冬天早就开始了，给他们的逃亡判了刑期， 他们就去矿场当苦工。在那里（假如他们偶然回到原来逃跑的矿场），他们昔日 的队友已经不复存在，要么死了，要么已经半死不活,进了残废队。

一九三九年，首次为丧失劳动力的苦工创办了所谓“康复队”和“康复点”。 但因为“康复”需要几年，而不是几天，这些机构在恢复劳动力方面便没起到期望 的作用。但是，囚犯只要还能挖苦嘲弄，就还是一个正常人;所有相信这一点的科 雷马人，都记得一句顺口溜：

先泡康复点，再泡康复队，

脚上挂个牌，回头再相会！……

埋葬囚犯的时候，要在他的左脚上拴一个写有档案号的小木牌。

逃犯，哪怕获得了五年加刑，只要侦查员没有给他加上抢劫汽车的罪名，就能 健康地活着。而判刑五年、十年或十五年、二十年，实质上没有差别，因为在矿坑 里哪能干上五年，只能干五周。

这种为疗养而逃亡的事件越来越频频发生，抢劫杀人事件越来越多。不过， 使高层官员震怒的并不是抢劫和杀人，他们习惯打交道的是公文和数字，而不是 活生生的人。

而数字表明，一个遭抢劫的人，他的价值——因被杀害而缩短的生命，根本就 不算一回事，比起失去的工时，这实在微不足道。

令官员们最感害怕的，是为疗养的逃亡。刑法典第八十二条完全被拋在一 边，再没有使用。

逃亡开始被认为是反制度犯罪，反管理犯罪，属国事罪，如同一种政治行为。

对逃犯开始恰如其分按第五十八条加以追究，与叛国者同罪。第五十八条的 一个条款被法学家选出来，那就是熟悉的、先前在沙赫特“破坏分子”案中运用过 的条款。这是第五十八条的第十四款——“反革命怠工罪”。逃跑就是拒绝劳 动，拒绝劳动就是反革命怠工。对逃犯开始进行审判，沿用的正是这一条款。因 逃亡判处十年，成为最短的加刑期。如果再次逃跑，则判二十五年。

这个措施没有吓住任何人，无论逃亡的人数还是抢劫发生的次数，都没有 减少。

与此同时，所有擅离工作、拒绝劳动，也都说成是怠工行为。对于拒绝劳 动——劳改营最严重的罪行——惩罚越来越重。“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 年”，这是战时和战后时期对拒绝劳动者和逃亡者实行多年的判决书惯用措辞。

把科雷马逃亡和普通逃亡区分开来的那些特征，并不会使逃亡更容易一些。 如果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越过区分逃亡和擅离工作那条界线并不太难，那么，在远 北地区对所有生命极不友善、充满敌意的大自然中行进，困难却会每天、每小时地 增加。缩得太短的，被季节压缩的逃跑期，迫使逃亡者匆忙准备，并且必须在很短 的时间内走完艰难而漫长的距离。无论是熊还是猞猁，对逃亡者都没有危险。在 这严寒荒僻的地方，他根本没有多少办法为活命而拼搏，会死于自身的虚弱。

当地的地形，使步行者困苦不堪。一个山口接着一个山口，一个峡谷接着一 个峡谷。野兽的路径，只能勉强辨认。稀稀落落、丑陋畸形的原始林里，地上全是 松动湿腻的苔藓。没有篝火，睡觉那是冒险——寒冷的永久冻土，使石头一整天 也晒不暖和。一路上，除了干地衣和可以磨碎、和上面粉、烤成饼的驯鹿苔，没有 任何食物。用木棍打落山鸡、星鸦，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蘑菇和浆果作路上的 食物并不好。再说，这些东西通常在短暂的夏季末才有。因此，所有的食物都必 须从劳改营随身带上。

原始林里的逃亡之路困难重重，而逃亡的准备工作更为困难。因为每一天、 每一小时，逃亡者都可能被揭发，被自己的同伴送到营长那里。主要的危险不是 押送队，不是看守，而是自己的囚犯伙伴，那些同逃亡者过着同样生活，一天二十 四小时都在一'起的人。

每个逃亡者都知道，这些同伴，如果发觉了什么可疑情况，不仅不会帮助他， 而且不会若无其事地放过他。饥肠辘辘、筋疲力竭的囚犯，会使尽最后力气，或爬 或走，来到“值班室”，为的是报告，揭发他的伙伴。这不会是白干，长官会用马合 烟招待他，夸奖他，向他道谢。告密者会把自己的怯懦和卑鄙，说成是某种责任。 他不会去告密的只有窃贼，因为他害怕遭刀子割，绳子勒。

超过两三个人的群体逃亡，如果不是像造反那样，是自发的、突然的，那么，简 直就不可想象。由于劳改营里满是道德败坏、出卖灵魂、挨饿受冻、互相仇视的 人，这样的逃亡难以策划。

惟一一次有准备的群体逃亡，无论结局如何，成功了，这绝非偶然。那是因为 逃亡者所在的劳改营里，根本没有已经被科雷马经验毒害和腐蚀的老科雷马人， 没有被饥寒和殴打损害的人，没有向长官出卖逃亡者的人。

伊利夫和彼得罗夫在《单层美国》® —书中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指出，难以遏止 地渴望抱怨，是俄罗斯人的民族特征，是俄罗斯性格固有的某种东西。这种民族 特征，在劳改营生活这面哈哈镜中变得很难看，在对伙伴告密的行径中得到反映。

逃亡，可能像即兴作品、像自然现象、像森林大火那样突然发生。参与逃亡的 人——那些偶然的、平和的旁观者，几乎不由自主地被卷入事件漩涡的人——命 运更其悲惨。

他们中谁也没有看清，科雷马的秋天是多么险恶。没有人能够料到，树叶、干 草、林木那鲜红的烈焰，只能燃烧两三天，而从色彩浅淡一些，比平常稍微浅淡一 些的蔚蓝色高天，却会突然撒下细细的冷雪。逃亡者谁也不知道如何解释绿色的 偃松枝冷不防倒伏，当着他们的面紧紧地贴在地上，如何解释鱼儿突然顺着溪流 逃向下游。

谁也不知道原始林中有没有村落，是些怎样的村落。远东人、西伯利亚人，都 毫无道理地指望他们的原始林知识，相信他们狩猎的才能。

在秋末，战后的一个秋末，一辆汽车——敞篷载重车，载着二十五名犯人驶向

①苏联作家伊利亚•伊利夫和叶夫根尼•彼得罗夫于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间写的一本书,一 九三七年在苏联出版。二人合著有讽刺小说《十二把椅子》（1927)。 一座苦役劳改营。在离劳改营还有几十公里远的地方，犯人们向押送兵猛扑上 去，收缴了他们的武器，“逃跑”了——所有二十五人。

正在下雪，干硬的冰粒雪，逃犯们没有衣服。警犬很快发现了踪迹——逃亡 者分成了四个小组，一个小组带有从押送队缴获的武器，他们被全部射杀。两个 小组在一天后被抓获。最后一个小组，也在第四天抓到。这些人被直接送往医 院，全是手足四级冻伤。科雷马的严寒，科雷马的大自然，总是和官方沆漶一气, 与孤立无援的逃亡者作对。

逃亡者在医院的单独病房躺了很久，病房的门边，坐着一名押送兵——虽然 是囚犯医院，但并不是苦役医院。五个人或手或足截肢，两个人双足全部截掉。

科雷马的严寒，就这样惩罚那些性急而天真的新手。

这一切，雅诺夫斯基中校都了如指掌。不过，他当中校是在战场上，在这里则 是囚犯雅诺夫斯基，一个大劳改营分营的群众文化工作者。这个分营是战后只由 一批新人组建起来的——有军人罪犯、弗拉索夫分子，还有曾在德国军队服务的 战俘，有德占村的伪警察和居民，被怀疑与德国人友善的人。

这里的人，有战争经验，有每天同死亡打交道的经验，有冒险的经验，有为了 保命而极善于斗争的经验，有杀人的经验。

这里的人，已经从被俘中逃跑，逃出了德国人、俄国人、英国人之手……这些 人，习惯了用自己的生命作赌注。这些人，被榜样和规则教养得胆大无比。他们 是受过杀人训练的侦察员和士兵，他们在新的环境里继续着战争，为自己而 战——与国家对抗。

官方已经习惯同顺从的“托洛茨基分子”打交道，没料到这里会有干实事的 人，首先是会采取行动的人。

在某些事件——这些事件我下面要讲到——发生前几个月，一位高官前来参 观这座劳改营。在了解一批新人的生活和他们在生产部门的工作情况后，他抱怨 道，营里的文化工作和业余文娱活动还可以搞得更好。前中校雅诺夫斯基，劳改 营群众文艺工作的组织者，恭敬地报告说:“放心，我们会准备一场音乐会，轰动整

个科雷马。”

这是一句很冒险的话，但当时谁也没有注意。不过，雅诺夫斯基对此胸有 成竹。

整个冬天，参加预定在春天逃跑的人，慢慢地、一个接一个地担任了劳改营的 服务职务，人员也在选定。来自囚犯的派工员、班长、医士、理发师和队长，所有在 编服务职务，由经雅诺夫斯基亲自挑选出来的人所占据。其中有飞行员、汽车司 机和侦察兵——全是能够为拟定的逃跑带来成功的人。科雷马的环境仔细观察 过了，没有一个人忽视各种困难，在任何方面也没有犯错误。逃跑的目的是获得 自由——或者有幸不被饿死、打死，不死在劳改营的架子床上，而是手拿武器，战 斗而死。

雅诺夫斯基知道，保存体力、耐力，以及精神和道德的力量，对他的伙伴们有 多么重要和必要。在服务职位上，差不多可以吃饱，不会变得虚弱。

科雷马平常的春天，悄无声息地到来了。没有鸟儿歌唱,没有一滴春雨。落 叶松长出嫩绿的针叶。稀稀落落、光光秃秃的森林仿佛变得浓密。树木互相靠 拢，用它们的桠枝把人和野兽掩藏起来。白夜开始了，准确地说，是淡紫色的 夜……

劳改营大门附近的值班岗哨，有两个门，分别朝向营内外——这类房屋就这 么个建筑特点。里面有两名看守值班。

早上五点整，有人敲岗哨的小窗。值班看守往玻璃窗外瞅了一眼——是劳改 营厨师索尔达托夫来取食品柜的钥匙。钥匙保存在岗哨里，挂在墙上的一根铁钉 上。一连好几个月，每天早上五点整，厨师都到这里来取钥匙。看守掀开门钩，让 索尔达托夫进来。另一名看守不在岗哨里，他刚刚走出通往外面的那道门。岗哨 外面有一间屋子，离岗哨三百米左右，住着他的家小。

一切都决定好了。这出戏的作者透过小窗往外望，看早已设计好的这出戏, 第一幕如何开场，看被想象和理智千百次重复的一切，将如何变为现实。

厨师走近挂着钥匙的墙壁，这时，又有人敲窗。看守很熟悉敲窗的人，他是囚 犯舍夫佐夫，一名机械师，枪械师，他不止一次修理过部队的冲锋枪、步枪和手枪， 是“自己人”。

就在这一刻，索尔达托夫从后面猛地扑向看守，在跨进来的舍夫佐夫帮助下， 将他扼死。他们把死者扔到岗哨角落一张木床下，盖上木柴。索尔达托夫和舍夫 佐夫从死者身上剥下军大衣、帽子和靴子，索尔达托夫穿上制服，别上手枪，坐到 值班桌前。这时，第二名看守回来了，当他明白了什么的时候——被卡死了，跟前 一个一样。舍夫佐夫穿上了他的衣服。

突然，回家吃饭的第二名看守的妻子闯进了值班室。他们没有打死她，只捆 住她的手脚，塞住她的嘴巴，与两个死人放在一起。

一名押送兵带来一队夜班工人。他走进值班室，在交班名单上签字，照样被 杀死。这样，有了一支步枪和又一件军大衣。

跟交接班时通常的情形一样，岗哨外面已经有人走动。这一刻，雅诺夫斯基 中校开始指挥。

离岗哨不远的空旷地方，是最近两个角楼的火力控制范围。两个塔楼上都有 哨兵。但是在白夜之后朦胧的早晨，哨兵没有发现岗哨旁边的场地上有任何可疑 迹象。跟平常一样，值日兵打开大门，清点人数;跟平常一样，两名押送兵走出来 接收作业队。押送兵让小小的作业队排好队，共十个人，不，甚至只有九个人，带 走了……作业队从大路拐向一条小路，仍然没有引起哨兵的警觉——小路要经过 警卫队，过去要是交接班迟了，押送兵也带工人走这条小路。

作业队从警卫队旁走过，睡眼惺忪的值日兵从敞开的门里看见队伍，只是有 点吃惊：为什么队伍沿小路，一个跟紧一个地鱼贯而行，而不是像平常在大路上 行走的队形——立刻就被打昏缴械，“作业队”扑向了营房前半间就立在值日兵 面前的塔形枪架。

雅诺夫斯基拿着冲锋枪，推开大门。那里睡着四十名警卫队士兵——年轻的 押送干部。冲锋枪一梭子弹射向天花板，所有人全卧到了床下的地板上。雅诺夫 斯基把枪交给舍夫佐夫，走到院子里。他的伙伴们已经砸开警卫队仓库，把粮食

和武器弹药往外搬。

塔楼上的哨兵犹疑着没有开枪。他们后来说，警卫队发生的事情，他们看不 见，也无法理解。但他们的口供没有被釆信，哨兵们后来都受到了惩罚。

逃亡者从容不迫地聚集拢来。雅诺夫斯基命令只带上枪和子弹，尽量多的子 弹。食品，则只带饼干和巧克力。医士尼科利斯基，往一只缀有红十字的口袋里 塞满了急救包。所有人都换上新军服，每人都在军需库里为自己选上一双皮靴。

他们早在以囚犯队形从劳改营出来,并拿下警卫队的时候，就已经明白，参加 逃亡的并不是所有人——雅诺夫斯基中校的朋友、队长彼得•库兹涅佐夫就没有 来。他被突然调去上夜班，代替患病的组长。雅诺夫斯基不想抛下自己的伙伴独 自离去，他们在一起经历了许多事情，有许多打算。他派人到工地上去找队长。 库兹涅佐夫终于来了，他换上一件士兵服装。遭袭击的警卫队的指挥员和劳改营 营长，从他们的值日兵那里得知逃亡者早就逃离劳改营区之后，才从家里出来。

电话线被截断了，最近的一座劳改分营得到逃跑消息时，逃亡者们已经奔向 干道，上了中央公路。

上了公路，他们拦下头一辆空卡车。司机在手枪的威胁下爬出驾驶室。科巴 里泽，原歼击机飞行员，一把夺过了方向盘。雅诺夫斯基挤进驾驶室，与他并排坐 着，在膝头上打开一张地图，这是在警卫队拿到的。汽车向谢伊姆昌方向飞驰而 去——开向最近的机场。他们要夺一架飞机飞走。

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然后第五个左转弯。

汽车从大路往左拐，离开大路，在一条喧嚣的河流上方飞驰，沿着陡岸上狭 窄、蜿蜒、在车轮下咔嚓发响的石子路行进。科巴里泽放慢了速度——汽车沿斜 坡从十俄丈高处飞下水，是费不了多长时间的。一座营外监禁地的房舍，像小小 的玩具，在山下的小溪旁显现出来。道路弯弯曲曲，绕过一座座山崖，通往山下。 汽车从山口下坡。村镇的房舍从原始林里突然冒出来，距离非常近。雅诺夫斯基 透过驾驶室的挡风玻璃，看见一个士兵向前斜端着步枪，向汽车迎面奔来。

士兵赶紧跳到一旁，汽车隆隆驶过。突然，冲着逃亡者们，断断续续响起啪啪

的射击声——警卫队已预先得到了通知。

雅诺夫斯基早就作好决定。大约走了十公里，科巴里泽刹了车。逃亡者们扔 下汽车，跨过一条长满苔藓的排水沟，跑进森林，消失了。离机场还有七十公里， 雅诺夫斯基决定不顾一切地往前走。

他们在小山溪近旁的一个山洞里过夜，大家挤在一起，互相取暖，布置了 岗哨。

第二天早上，逃亡者刚上路，便一头碰上了民警机关侦査员——当地一支小 队正在搜索森林。四个侦查员被逃亡者们的第一批子弹打死。雅诺夫斯基下令 放火烧林——风是往追缉者一边刮的;逃亡者们继续往前跑。

但科雷马的所有道路上，已经奔驰着满载士兵的卡车--支隐藏的正规军

部队也匆匆赶来支援警卫队和侦査员。在中央公路上，百十辆军车来来往往。

通往谢伊姆昌的几十公里道路，塞满了一支支部队。.科雷马最高层官员，亲 临指挥这一场罕见的战役。

雅诺夫斯基的意图已被猜到，于是动员正规部队去守卫机场，数量如此之大， 以至于很难布置在接近机场的地方。

第二天傍晚，雅诺夫斯基一伙人又被发现，他们应战了。部队有十个人被击 毙。雅诺夫斯基利用风向，再次烧林。他渡过一条很大的山溪，再次走了。逃亡 者们还没有任何减员。他们的第三个住宿地，雅诺夫斯基选在沼地上。沼地中间 有许多草垛。

他们在草垛里过了一夜。当白夜逝去，原始林的太阳照亮树梢的时候，他们 才发现，这个沼地已经被士兵团团围住。士兵们从一棵树跑向另一棵树，几乎不 作隐蔽。

部队的指挥官——逃亡者开始行动时，这支部队曾遭到攻击一~挥着一块破 布，大声叫道：

“投降吧，你们被包围啦！你们无处可藏啦……”

舍夫佐夫从草垛中钻出来：

“你说得对。来吧，收缴武器吧……”

部队指挥官跳到沼地小路上，向草垛跑来，身子一晃，帽子跌落，面朝一汪水 洼倒了下去。舍夫佐夫的子弹正射中他的脑门。

顿时，四周幵始一阵乱射。一声号令传出，士兵们从四面八方匆匆奔向草垛。 但不见踪影的逃亡者们组成环行防线，阻止了他们的进攻。受伤的士兵在呻吟， 没受伤的士兵在沼地上卧倒，隐匿起来。不时发出一声枪响，一个士兵便猛一抽 搐，挺直了身子。

又开始向草垛射击，这一次却没有回应。射击一小时后，展开了一轮新的攻 击，又被逃亡者们的子弹阻止了。沼地上又留下一些尸体，传来伤员的呻吟。

长时间的扫射再次开始。设置了两挺机关枪。几梭子弹射出后，再次开始 进攻。

草垛里一片死寂。

士兵们把每个草垛向四面摊开的时候，才弄清楚，只有一名逃亡者还活 着——厨师索尔达托夫。他的两个膝盖、一边肩膀和一只前臂都被子弹打穿，但 他还在呼吸。其余的人被子弹击中，全都死了。但清点人数,并不是十一个，而只 有九个。

没有雅诺夫斯基本人，也没有库兹涅佐夫。

就在那天晚上，在沿河上游二十公里处，截住了一个穿军服的陌生人。他被 士兵包围后，用手枪自杀了。死者马上被辨认出来，就是库兹涅佐夫。

只有头头——雅诺夫斯基中校不见踪影。他的命运成了永久的秘密。人们 找了他很久，有好几个月。他既不可能顺河游走，也不可能走山间小路——所有 地方都被严严实实地封锁了。大概是他事先藏进一个深深的洞穴，或许是熊洞， 自杀了。他的尸体被原始林里的野兽吃掉了。

一名最好的外科医生，还有两名雇用人员，必须是雇用的医士，从中心医院召 来战场。医院的吨半卡车傍晚时分才勉强赶到“埃尔根”国营农场，作战部队指 挥部就设在这里——大量的“斯蒂倍克”军车挡住了道路。

“这里怎么啦，发生战争了么？”外科医生问指挥作战的最高长官。

“战争倒不是战争，不过眼下死了二十八个人。至于有多少伤员，您自己去瞧

瞧吧

医生给伤员们包扎，做手术，直到晚上。

“有多少人逃跑?”

“十二个。”

“您最好是叫飞机来炸他们，炸，用原子弹炸！”

军官把医生白了一眼。

“您总是开玩笑。我早就了解您，可现在您瞧，我会被撤职，强迫提前退役。” 军官沉重地叹了口气。

他猜对了。他从科雷马调走了，就因为这次逃亡事件被撤了职。

索尔达托夫恢复了健康，判刑二十五年。劳改营营长判十年。几个岗楼上的 哨兵各判五年监禁。因这个案子，矿场上有许多人——超过六十人——遭到审 判。知道这件事情却保持沉默，帮助过和想帮助但没帮成的人，概无例外。部队 指挥官本来该判很长刑期，但舍夫佐夫的一颗子弹使他摆脱了不可逃避的惩罚。

甚至波塔波娃医生，卫生处处长，因在其编制下工作的尼科利斯基医士的逃 跑,也被追究责任。不过她得到搭救，很快调到别处去了。

一^九五九

第一颗牙

一队押送的囚犯，正是我漫长的孩提时代想象中的人群。面膛发黑，嘴唇乌 青，被乌拉尔四月的太阳灼伤。身材高大的押送兵追着跳上无座雪橇，雪橇便飞 奔而去。一名独眼龙押送兵，一道刀伤贯穿面门，走在最前面。押送队长长一双 明亮的蓝眼睛，在押送的上半天，我们便知道他姓谢尔巴科夫。囚犯们——我们 差不多有两百人——全都已经知道这个长官姓什么，是以一种几乎神奇的方式， 对我来说难以明白、不可理解的方式知道的。囚犯们叫起这个姓来，非常随便，好 像我们同他的旅程会永远延续下去似的。而且他也永远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对 我们许多人来说，也的确如此。谢尔巴科夫巨大灵活的身影到处闪现。他跑上前 去，用眼睛迎接和送走羁押站最后一辆大车，然后又紧追上去，超过他们。对，我 们有大车，传统的大车，西伯利亚土著人就用这种大车运东西——押送犯按囚犯 的队列，不带行李，踏上五天的行程。停下来点名的时候，情形很像火车站乱七八 糟的新兵。不过，所有的火车站都与我们的生命途程永不相干了。是一个早晨， 一个四月里生机勃勃的早晨，天上一片鱼肚白，修道院院子里的昏暗渐渐退去，我 们这批囚犯在那里打哈欠，咳嗽，列队踏上遥远的路途。

忙忙碌碌、寡言少语的莫斯科押送队，在蓝眼睛谢尔巴科夫的指挥下，押着一 群吵吵嚷嚷、晒得黢黑的年轻人。他们换班后，我们在索利卡姆斯克民警局的地 下室，在昔日的修道院里度过一夜。昨天晚上，我们进入那个寒冷冰冻的地下 室——教堂四周全是冰雪，白天里稍有融化，晚上又冻结起来，蓝色和灰色的雪堆 覆盖了整个院子。要摸到雪堆内部，摸到洁白的雪，必须砸破坚硬割手的冰皮，挖 出一个小坑，这时才能从小坑中扒出大颗散碎的雪粒。它们在嘴里欢快地融化， 使人感到淡味的一灼，让干枯的嘴唇稍微凉凉。

我是首先进人地下室的人之一，可以选择一个比较暖和的位置。巨大的冰拱 顶吓我一跳。而我，一个毫无经验的年轻人，用眼睛四处搜寻火炉之类的东西，哪 怕就是菲格纳、莫罗佐夫那种。当然，什么也没有发现。但一个偶然遇见的伙伴, 只是在进入监狱、进人教堂地下室这短短一刻里的伙伴，个子不高的窃贼古谢夫， 把我推到墙边，推到惟一的窗户下。窗户有栅栏挡住,镶着两层玻璃。是半圆形 的落地窗，高约一米，像个射击孔。我本想另找一个更暖和些的地方，但一大堆人 涌进来，涌进狭窄的牢门，完全不可能往后退。古谢夫倒是很平静，没对我说一句 话，用鞋尖踢着玻璃，先踢碎第一个窗框，又踢碎第二个窗框。一股冷空气从破孔 涌进来，开水般使人感到生痛。这股气流笼罩着我。在院子里等候半天，没完没 了地点名，我就已经冻坏了，现在更是冷得打颤。我一时没明白古谢夫的明 智——两百名囚犯中，只有我们整夜都呼吸到新鲜空气。地下室里满是人。大家 挤进去，既不能坐，更不能躺，只能站着。

人们呼出白茫茫的水汽，达到半墙高，又污秽，又憋闷。有人开始昏厥。喘不 上气的人尽力朝大门挤去。大门有缝隙，有“监视孔”，一个小孔。人们试图透过 这个小孔呼吸。但外面站岗的押送兵，不时把枪上的刺刀戳进小孔。从监狱小孔 呼吸新鲜空气的企图只好作罢。没有任何医士和医生前来救治昏倒的人，明摆 着，是没有去叫他们。只有我和古谢夫一直待在被他明智地打碎的玻璃旁边，平 安无事。长时间的排队……我们最后走出去，牢房里的白雾消散了，终于露出天 花板，一个拱形的天花板。这个监狱兼教堂的顶壁原来如此低矮一~伸手就能摸 到。在索利卡姆斯克民警局地下室的拱顶上，我发现一些留言，用普通木炭写成， 字母很大，占满了整个天花板：“伙伴们！在这个坟墓里，我们三天三夜濒临死亡， 总算没有一命呜呼。要挺住，伙伴们！”

一声令下，囚犯们钻出了索利卡姆斯克的围栅，向一处低地走去。天空湛蓝 湛蓝，就像押送队长的眼睛。太阳晒得火辣辣的，冷风飕飕地刮在我们脸上—— 在途中度过第一夜之前，我们的面孔就变成了褐色。押送犯们过夜，预先就有安 排,总是按规定方式行事。为犯人们过夜，要向农民租两座房屋：一座干净些，另 一座简陋些，类似板棚，有时就是板棚。当然，应当去住“干净”的房子。不过这 并不由我做主：每天傍晚，暮色中，所有人都得从押送队长身边走过，他挥挥手， 指示轮到的囚犯该去什么地方过这一夜。这时我觉得谢尔巴科夫最最聪明，因为 他不去翻什么本子、名册，去搜寻“逐项资料"。在犯人停止前进这一刻，一挥手， 便能把轮到的一名递解犯人拦截出来。稍后我想，谢尔巴科夫的确是个善于观察 的人，他以难以理解的方法作出的每一次选择，原来都是对的，所有犯“第五十八 条”的人都在一起，而犯“第三十五条”的也在一起。更晚些时候，过了一两年，我 却又想到，谢尔巴科夫当时的智慧并没有任何奇特之处，依照外貌去猜度人的本 事，是人人都能具备的。在我们这批囚犯中，所有物品、提箱，都可能成为一种附 加特征。但物品是用农民的大车、雪橇单独运送的。

第一晚住宿，便发生了一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才有了本篇故事。两百人站立 着，等候押送队长到来。左边传来人们的叫喊声、喧闹声、喘息声、怒吼声、詈骂 声。最后是一声分明的大叫：“你们是狗！狗!”在囚犯队伍前面，一个人被扔到 雪地上。他被打得满脸是血。另一个人将羊皮高帽戴到他头上，帽子高高耸立 着，但盖不了他渗出鲜血的窄窄伤口。那人罩一张褐色家制布——是乌克兰人， 一撮毛®。我认识他。这是彼得•扎亚茨，一名教派信徒。他跟我乘同一节车厢 从莫斯科遣送到这里。他总是在祈祷，祈祷。

“点名时，他不想站起来！ ”一个押送兵气喘吁吁地报告说，场面闹哄哄的，他

①一撮毛,对乌克兰人的蔑称。

显得气急败坏。

“让他站起来，”押送队长命令道。

两个大个子押送兵搀扶着扎亚茨，让他站起来，但扎亚茨却比他们高出一头， 块头更大，人更沉。

“你不想站起来，是吧?”

谢尔巴科夫一拳打在扎亚茨脸上，扎亚茨往雪地上啐了一口。

我突然感到，我的心烧得滚烫。我一下子明白，我的一切，我的全部生活，就 取决于此了。要是我没有一点作为，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的作为，那么，我就白白跟 这批囚犯来到这里，白白活了二十年。

因胆怯而生的耻辱感，从我脸上消退了——我感到，我的面颊冰凉，身子也轻 飘飘的。

我一下从队列里站出来，声音都变了调，说道：

“不许打人!”

谢尔巴科夫非常惊讶地盯着我。

“归队！”

我回到队列里。谢尔巴科夫下了命令，囚犯们依照他指头的动作，分散到两 座房子里去，开始在黑暗中渐渐消失。谢尔巴科夫的手让我去“黑”房子。

在潮湿、霉臭的陈年干草上，我们收拾睡觉。干草铺在光秃秃的平地上。我 们一个挨一个躺下，力求暖和些。只有在灯光附近安顿下来的窃贼在玩纸牌。灯 就挂在屋梁上。他们玩的是永远不变的“布拉”或“什托斯”。不久，连他们也睡 下了。我思索着我的举动，也睡着了。我没有比我年长的伙伴，没有榜样可循。 在这群囚犯中，我是孤独一人，既无朋友，也无伙伴。我的睡梦被打断了。灯光照 在我的脸上。我身边一个被叫醒的窃贼，肯定而谄媚地不断说道：

“就是他，就是他……” 灯在押送兵手上提着。 “出来。”

“等我穿上衣服。”

“就这样出来。”

我走出来，忍受着一阵阵神经痉挛，不明白此刻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和两名押送兵出门来到台阶上。

“脱下衬衣！”

我脱了。

“站到雪地上去。”

我站好了。我往台阶一瞧，只见两支枪对准了我。在这个乌拉尔的夜晚，我 在乌拉尔的第一个夜晚，到底有多长时间过去了，我已记不清楚。

我听见一声命令：

“穿上衣服。”

我把衬衣穿到身上。一记重拳打在我的耳朵上，我被打倒在雪地里。沉重的 鞋后跟直踢在我的牙齿上，嘴巴顿时充满热乎乎的鲜血，浮肿起来。

“回屋里去！”

我走进屋子，走到我的铺位前。我的铺位已经被别人占据。所有人都睡去, 或者装作睡去的样子……嘴里还留着微咸的血味——嘴里有个什么异物,一个多 出的东西。我用手指抓住它，用力拔出来。这是一颗打落的牙齿。我在发霉的干 草上，在光秃秃的泥地上把它扔了。

我双手抱住伙伴们肮脏发臭的身体睡去，沉沉地睡去。我竟然没有着凉。

一大早，囚犯们便上了路。谢尔巴科夫睁着不动声色的蓝眼睛，用习以为常 的目光对这支囚犯队伍环视一周。彼得•扎亚茨站在队伍中，他没有挨打，也没 有大骂狗什么的。几个窃贼恶狠狠地防范着，望望我——劳改营里每个人都在学 习明哲保身。

还有两昼夜的路程。我们已到了管理局——河岸上一座新的原木房子。

出来接收这批囚犯的，是警备司令涅斯捷罗夫--个拳头上长满浓密汗毛

的官儿。窃贼中许多同我一起走路的人，都认识这个涅斯捷罗夫，而且很是称 赞他。

“送来一批逃犯。涅斯捷罗夫出来说：‘啊，好小子们来了。好，你们选吧，是 打腮帮子，还是关禁闭。’这里的禁闭室，可是铁皮地板，待上三个月，人就吃不消， 还要侦讯，加刑。‘打腮帮子吧，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挥手一拳——打个四脚 朝天！再挥手一拳，——再打个四脚朝天。那可是个老手。‘回屋去。’完事了。 侦讯就算结束。真是个好长官哪。”

涅斯捷罗夫绕队伍走一圈，仔细瞧着大伙的脸Q “对押送队没意见吧?”

“没有，没有，”大家七嘴八舌地回答。

“你，”毛茸茸的指头戳到我的胸口。“你为什么回答得含含糊糊？声音有点 嘶哑。”

“他牙疼，”我身边的人说。

“不，”我回答道，竭力让挨过打的嘴巴把话说得坚定有力。“对押送队没

意见。”

“故事不错，”我对萨佐诺夫说，“富有文学色彩。只是出版不了。再说，结尾 也不太明确。”

“我有另一个结尾萨佐诺夫说，“一年后我成了劳改营的一名高官。因为 当时在搞‘再锻造’，谢尔巴科夫在我干活的那个部门就要得到一个初级侦缉员 的位置。那里有许多事情都归我管，谢尔巴科夫便担心我记住了牙齿这件旧事， 他也没有忘记这件事情。他有一个大家庭，他的职位是个肥缺，十分显要。他是 个老实、耿直的人，他来找我，了解我是否会反对他的委任。他拿了一瓶酒来，按 俄国习俗跟我和解，但我没有跟他一起喝酒，我让他相信，我不会做任何对他不利 的事情。

“谢尔巴科夫高兴起来，久久地向我道歉，在我的门旁走来走去，总是用鞋后 跟碰地毯，嘴里说个不停。

“那是在路上，又是押送囚犯，这你明白的。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逃犯。”

“这样的结尾也并不妥当，”我对萨佐诺夫说。

“那么，我还有一个结尾。

“我在与谢尔巴科夫重逢的那个部门获得工作任命之前，曾在劳改营小镇的 街上遇见过卫生员彼得•扎亚茨，他不再是浓眉黑发的大块头年轻人，变成了一 个瘸腿的、头发灰白的老头，还咳着血。他甚至没认出我来。我拉起他的手，叫出 他的名字时，他竟一把挣脱，径直走他的路去了。从他眼里看得出来，他在琢磨我 闹不明白的他自己的事情。我的出现，或许是多余的事，或许，对很少跟世人闲聊 的他，是一种侮辱。”

“这个结尾方式也不好，”我说。

“那我就保留头一个方式。即使出版不了——写出来了，就会感到轻松些。 写出来了——就可以忘记了……”

山里的回声

登记处里怎么也挑选不出一名主任办事员。后来，业务不断增多，这个职务 就把整个一个独立部门——“释放组”容纳进去。主任办事员发放囚犯的释放 证，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这世界的整个生活都瞄准在囚犯领到证件那一 刻。这证件使他享有不再是囚犯的权利。主任办事员自己应当就来自囚犯—— 这是撤裁编制表规定的。当然，本来也可以凭党的或什么工会组织的介绍信，要 不，说服一名转业的军队指挥官，来填补这样的职务空缺，但当时还不是这样的时 代。到劳改营去服务，想拿多高的极地工资都行，但愿意前去的人仍旧不容易找 到。受雇在劳改营服务，还被认为是可耻的事情。在管理囚犯所有事务的整个登 记处，只有一名雇用人员——检查员帕斯克维奇，一个温和的患狂饮症的酒徒。 他很少待在登记处,他的大部分时间花在机要通讯员的旅途上，因为劳改营照例 坐落在远离人们视线的地方。

于是，找个主任办事员成了一个大难题。要么，最终弄明白了，新任命的人与 窃贼世界有勾结，办理他们秘密委托的事情•，要么，办事员原来为了钱，释放某些 南方的货币投机分子;要么，小伙子d是忠诚、坚定，但就是马虎大意，糊里糊涂, 结果把不该释放的人释放了。

最高长官在寻求一个他们需要的、精力充沛的人——要知道，在释放工作上 出错，毕竟被认为是最不可原谅的犯罪，可能会很快断送一名劳改营老干部的仕 途，导致“开除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部队”，甚至，还会沦为被告。

劳改营仍然是那一座。一年前，它叫作索洛韦茨劳改营第四分营，而现在是 北乌拉尔一个独立的、重要的劳改营。

只是，这个劳改营，就差一个主任办事员。

于是，从索洛韦茨岛，直接从岛上，来了一个特别押送队。这在维舍拉可是破 天荒头一次。并没有人要特别押送队送去那里呀！取暖马车——车厢是红色的， 内部设有小床，或者名牌高级载客马车，车上装着带栅栏窗户——这样便使人觉 得，车厢是耻于它的栅栏的。南方的居民，为了防小偷，在窗上装有样式古怪的栅 栏——像花朵、光线，——南方人生动的想象以此暗示，这种栅栏不辱行人的眼 睛，它们却仍然是栅栏。这种高级的客车车厢，因这些遮住它的窗孔的铁面纱，也 不再是普通的车厢。

那时候，在乌拉尔，在西伯利亚遥远的铁路线上，还有一种著名的“斯托雷平 式”车厢——好几十年，囚车已经完全不是“斯托雷平式”的了，还一直有这么个 绰号。

“斯托雷平式”车厢，一侧有两个小方窗，另一侧是几个大方窗。这些窗口都 装有栅栏，完全不允许从外面看到车内的情况，哪怕紧靠窗口也看不见。

车厢内部，由厚实的栅栏隔成两个部分，装着沉重的轧轧发响的门。每一半 车厢，都有一个小窗口。

两边是押送兵使用的地方，还有一个过道，供押送兵使用。

特别押送队并不坐在“斯托雷平式”车厢里。押送兵坐普通列车押送单独的 犯人，占一个靠边的包厢--切仍然像在家里，跟革命前一样。还没有积累起

经验。

特别押送队从海岛来——那时人们这样称呼索洛韦茨，直称海岛，跟称呼萨 哈林岛一样。他们交来一个身材不高、上了年纪、架着双拐的人。这人穿一件陈 旧的索洛韦茨式军大衣呢短外套，戴一顶同样的护耳呢帽一一索洛韦茨式囚 犯帽。

这人神态平静，头发花白，动作急促，看得出来，他是刚刚学着夹拐杖走路，是 在不久前变成残疾的。

在一间装双层架子床的公共工棚里，尽管两端的大门都敞开着，仍然又挤又 闷。木地板上撒满了锯末。坐在门口的值日员，在煤油灯的光亮下仔细瞧着在锯 末中跳动的跳蚤，时不时地用唾沫打湿指头，去寻找这些飞快跳动的小虫子。

在这间工棚里，给来人拨出了一个铺位。工棚夜晚的值日员作了个不确定的 手势，指了一个又暗又臭的角落。那里有几个人胡乱地和衣睡着，不但没有人的 位置，连一只猫的位置也没有。

但来人平静地把帽子拉下盖住耳朵，把拐杖放到长餐桌上，爬到熟睡的人上 面，躺下去，闭上眼睛，便不再动。他用自己的体重，在别的身体中为自己压出一 个位置。只要睡在旁边的人动一动，他的身体马上就会落入促狭的空间。他用胳 膊#和大腿探到了床板，便放松身体的肌肉，昏昏睡去。

第二天早上，终于搞明白了，这个新来的残疾人，就是期盼已久的主任办事 员，劳改营机关殷切等候的那个人。

中午，叫他去营长那里吃午饭，晚上把他转到了另一间工棚——行政服务人 员的工棚。劳改营所有囚犯小官，都住在这里。这座工棚的结构极为奇特，十分

罕见。

修建这座工棚的时候，劳改营营长是一九一八年沉掉黑海舰队的水兵、著名 的海军准尉拉斯科利尼科夫。他当时来到了这里。

这水兵在陆地上干起了劳改营的工作，一路青云直上;这座服务人员工棚就 是按他的主意，按他过去海军生活的习惯修建的。在这座工棚里，双层简易木床 悬吊起来——悬吊在钢索上。一组一组地悬吊起来，每四人一组，跟士兵舱里的 水兵一样。为了坚固，又用很粗的长铁丝把床的一边连接起来。

因此，哪怕工棚里有一个人稍稍一动，所有架子床都会同时摇晃。

由于有几个人同时动弹，悬吊起来的架子床就不停地摇动，并且发出虽然不 大却很明显的嘎吱嘎吱的声响。晃动和声响，昼夜里一刻不停。只是在晚点名的 时候，摇动的板床才停息下来，像一个劳累不堪的钟摆，安静了。

就在这个工棚里，我认识了斯捷潘诺夫，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斯捷潘 诺夫。人们这样称呼新来的主任办事员，没有任何人用这里普遍使用的“那厮” 称呼他D

不过，早一天，我就看见了他的一个纸袋，特别押送队送来的，他的档案。这 是一本薄薄的档案，绿色封面。第一页是普通的履历表，贴着两张打有号码的照 片——正面照和侧面照。一个方框里按着手印，就像一根小小树枝的切片。

履历表上填着他的出生时间--八八八年一-我清楚地记住了这三个

“八”字。最后工作地点——莫斯科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一九一七年起为联共 (布）党员。

对最后的一个问题，回答是：曾被判刑。一九O五年参加社会革命党……笔 录照例是官方作的，比较简短。

刑期——十年——准确点说，是死刑改判十年徒刑。

劳改营的工作——在索洛韦茨岛任办事员半年多。

我们这位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的履历表并不十分有趣。劳改营曾经关 押过许多高尔察克和安年科夫的指挥官，关押过赫赫有名的威猛师团的指挥官， 关押过冒充尼古拉•罗曼诺夫之女的冒险家，关押过大名鼎鼎的小偷卡尔洛 夫——浑名“承包人”，他真的就像个承包人，秃头，腆着大肚子，手指肥大，是一 名最机灵的小偷，一名人们向官方指认的演员。

有个迈耶罗夫斯基，撬门贼，还是个画家，总在木板、纸页上不停地画着。画 的东西都一样，全是赤身露体的女人和男人，以最不自然的交媾方式纠结在一起。 迈耶罗夫斯基不会画别的任何东西。他是科学界一对最富有的父母的不肖之子。 窃贼们没把他当成自己人。

还有几位伯爵，几位做过尼古拉二世侍从的格鲁吉亚公爵。

斯捷潘诺夫的档案装进了新的劳改营文件夹，放在写有字母“C”的搁架上。

如果不是一个星期天在办公室里那次意外的交谈，我是无法知道这一段离奇 故事的。

我最早看见斯捷潘诺夫时，他没有架拐杖。他手里只有一根方便的手杖，显 然是很久以前在劳改营木工房定做的。手杖的握柄是医院里那种样式——凹形， 而不像一般手杖那样拱起来。

我说一声“哎呀”，向他道喜。

“好一些了，”斯捷潘诺夫说，“我还没有缺胳膊少腿。我患的是坏血病。”

他卷起裤腿，我看见有一条向上延伸的紫黑色皮肤。我们沉默了一阵。

“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你是为什么坐牢的?”

“那还用说?”他微微一笑。“我把安东诺夫给放了……”

十七岁的彼得堡中学生米沙•斯捷潘诺夫，一名中学教师的儿子，〇五年前 就入了党。按照当时俄国年轻知识分子的时髦做法，自己听天由命地人了党。被 “民意党”的神奇之光照亮的、刚刚创建的社会革命党，分成大大小小的无数流 派。在这些流派中，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占据了显要位置——他们是著名的恐 怖主义分子米哈伊尔•索罗科夫一伙人。亲属关系把米沙•斯捷潘诺夫引入这 一伙人中，不久，他就兴致勃勃地投入了地下俄罗斯的日常生活：秘密接头暗号、 秘密接头地点、学习射击和使用炸药……

在实验室里，通常都放一个硝化甘油瓶——以备遭逮捕和搜查时使用。

在秘密接头住宅里，七名搞恐怖活动的社会革命党人被警察包围了。他们开 枪回击，直到子弹打完。米沙•斯捷潘诺夫也开了枪。他们遭到逮捕、审讯，除了 未成年人米沙，全被判了绞刑。米沙没上绞架，被判服永久苦役，关人离故乡彼得 堡不远的施吕瑟尔堡。

苦役是一种制度，视形势和独裁者的个性而变化。在沙皇时代，“永久”苦役 被认为是二十年苦役，戴两年手铐，戴四年脚镣。

施吕瑟尔堡，在斯捷潘诺夫那个时代，还搞了个卓有成效的“新花样”

苦役犯人成对地戴镣铐——这一准会让两个人互相争吵。

巴比塞®在一篇小说中，向我们展示了铐在一起的两个恋人的悲剧。他们激 烈地互相仇视起来……

这种对待苦役犯人的做法早已有之。选两个人铐在一起，是精于此道的大师 们的杰出构想。这时监狱的官儿们可以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把高个子和矮 个子铐在一起，把教派信徒和无神论者铐在一起，而最主要的是，可以对“一堆 堆”政治人物进行编组，将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人铐在一起，将社会民主党 人和重分黑土社®的人铐在一起。

为了避免同与你铐在一起的人吵架，两人必须有最大的自制力，要么，年轻人 对年长的人有盲目崇拜，要么，年长者热切希望把他内心里所有美好的东西传授 给他的同伴。

有时候，人的意志面临新的、最激烈的考验，反倒更加坚定了，性格和精神都 受到锻炼。

米哈伊尔•斯捷潘诺夫就这样度过了他上镣铐的刑期，戴脚镣和手铐的 刑期。

寻常的苦役年代在慢慢度着——囚服上的号码、红方块标志，他们早就习以 为常，不再去注意它。

这时候，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在施吕瑟尔堡结识了 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谢尔戈是杰出的宣传家。一连许多天，他都同斯捷潘 诺夫在施吕瑟尔堡监狱里长谈。同奥尔忠尼启则的相遇和友谊，使米哈伊尔•斯 捷潘诺夫从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变成了一名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

谢尔戈的信念使他对俄国的未来、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米哈伊尔还很年

① 亨利•巴比塞（1873—1935),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

② 重分黑土社,1879年从俄国“土地与自由社”中分化出来的民粹派组织。

③ 谢尔戈（本名格里戈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1886—1937),苏联国务和党的 活动家。

轻，即使一天不少地服满这次“永久”苦役，他仍然会在四十岁前走出监狱，还能 够服务于新的旗帜。他将等待这二十年。

•但是，等待的时间却大大地缩短了。一九一七年的二月打开了沙皇监狱的大 门，斯捷潘诺夫获得了自由，比他准备等待的时间早了许多。他找到了奥尔忠尼 启则，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参与了攻占冬宫。十月革命后，他从军事训练班毕 业，作为红军指挥官奔赴前线，从一条战线转入另一条战线，军阶也越来越高。

在坦波夫战线，在安东诺夫战线，旅长斯捷潘诺夫指挥过装甲列车混成部队， 而且指挥得颇有成效。

“安东诺夫匪帮叛乱”渐渐平息，但在坦波夫州，还有一些非常特别的部队与 红军对抗。当地农村居民突然变成一支正规军，并且还有自己的指挥官。

同国内战争时期别的许多匪帮不同，安东诺夫注重部队的道德状况，通过自 己的政委鼓励士兵。政委是按照红军政委的范例设立的。

安东诺夫本人早已被革命法庭审讯，缺席判处死刑，宣布不受法律保护。最 高指挥部的这个命令，已经下达给红军的所有部队，要求在捕获并确认安东诺夫 后，立即作为人民的敌人执行枪决。

“安东诺夫匪帮叛乱”渐渐平息。有一次，斯捷潘诺夫旅长得到报告，说全俄 肃反委员会兵团的一次战役大获全胜，安东诺夫，正是安东诺夫本人，已被生擒。

斯捷潘诺夫命令把俘虏带来。安东诺夫走进来，站在门槛旁边。挂在门上的 马灯，光线照在一张棱角分明、刚毅、充满热情的脸上。

斯捷潘诺夫吩咐押送兵出去，在门外候着。然后,他走到安东诺夫面前—— 他差不多要矮安东诺夫一头——说道：

“萨什卡，是你吗?”

在施吕瑟尔堡，他们曾经被同一条锁链铐了整整一年，没有发生过一次争吵。

斯捷潘诺夫拥抱住这个被捆起来的囚犯，他们互相亲吻。

斯捷潘诺夫久久地沉思，在车厢里默默无言地踱了好久。安东诺夫苦笑着， 瞧着这个老伙计。斯捷潘诺夫把接到的命令告诉了安东诺夫——不过，这命令并

不出俘虏安东诺夫的意料。

“我不能枪毙你，也不会枪毙你，”斯捷潘诺夫说，好像已经拿定了主意。“我 会想个办法把你放了。不过你也得向我保证——远走高飞去，不要再同苏维埃政 权斗——反正这场运动是注定要完蛋的。对我发个誓，说真话。”

于是，安东诺夫松了口气——他非常理解这个苦役伙伴精神上的痛苦，便发 了誓，然后被带走了。

审讯定在第二天，而当天夜里，安东诺夫就逃跑了。本来应该再次审判安东 诺夫的法庭，只审判了警卫队队长。这个队长乱布岗哨，使如此一名要犯有了逃 跑的机会。审判员就是斯捷潘诺夫本人和他的亲兄弟。警卫队长被判有罪，缓刑 监禁一年——罪由是错误布岗。

斯捷潘诺夫不知道安东诺夫曾经是十月革命前服过苦役的政治犯，这是怎么 回事呢？在坦波夫战场上度过的短暂时间里，米哈伊尔•斯捷潘诺夫不曾见到安 东诺夫的一份最重要的传单。安东诺夫在这份传单上写道：“我是一名老民意党 人，曾服沙皇的苦役多年，比不上你们的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除了流放，他们什 么也没有经历过。我曾经戴上脚镣手铐……”斯捷潘诺夫在很久以后才知道这份 传单。

当时觉得一切都了结了，他的良心是清白的：对于安东诺夫——斯捷潘诺夫 救了他的命;对于苏维埃政权，因为安东诺夫消失了，“安东诺夫匪帮”也就寿终 正寝了。

可事情并不如此。安东诺夫连想也没想过信守诺言。他又冒了出来，鼓动起 他的“绿军”，于是，战斗又以新的势头爆发。

“我的头发就是那时花白的，”斯捷潘诺夫说，“不是后来。”

不久，图哈切夫斯基担任了总指挥，他歼灭“安东诺夫匪帮”的强有力行动取 得圆满成功——那些最凶恶的村子被炮火摧毁，“安东诺夫匪帮”彻底完蛋。当 时，安东诺夫本人正患斑疹伤寒，躺在军中的小医院里，医院被红军骑兵团团围 住。安东诺夫的兄弟将他打死在病床上，然后开枪自尽。亚历山大•安东诺夫就 这样死了。

国内战争结束后，斯捷潘诺夫复员，到奥尔忠尼启则手下任职。奥尔忠尼启 则那时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斯捷潘诺夫是一九一七年人党的党员，便去那里任 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办公室主任。

这是一九二四年的事了。他在那里工作了一年、两年、三年，在第三年末，他 察觉到似乎有人在监视他——有人查阅他的文件和通信。

斯捷潘诺夫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他回忆起自己生活的每一步，自己生活的

每一天--切都清清楚楚、毫无疑点，除了安东诺夫的那一段经历。但安东诺

夫早已死去。斯捷潘诺夫同自己的兄弟也从无任何交流。

不久，他被召到卢比扬卡，一位契卡大官不慌不忙地问他•.是否有这样的 事——斯捷潘诺夫在任红军指挥员的时候，在战争状况下，擅自将俘获的亚历山 大•安东诺夫释放了？

斯捷潘诺夫讲出了实情，于是，所有秘密都揭开了。

原来，在坦波夫的那个夏夜，逃跑的并非安东诺夫一个人。他是和自己的一 名军官一起被抓获的。安东诺夫死后，那名军官逃到远东，越过边界，投奔了白匪 军头目谢苗诺夫，并几次作为破坏者从那里返回，又被抓住，关在卢比扬卡，“觉悟 了”。在单身囚室里，他一口气作出自己详尽的忏悔。他提到，在那一年，他同安 东诺夫一起被红军俘虏，当天晚上他们便逃跑了。安东诺夫什么也没有告诉他， 但他，作为一名军事专家，作为一个沙皇军官，认为，这中间一定存在红军指挥人 员的变节行为。几行杂乱无章生活的记载，被拿出来审查。当年法庭的笔录找到 了。在笔录中，警卫队长格列什涅夫被判监禁，缓刑一年，原因是错误布岗。

格列什涅夫现在在哪儿呢？查找军事档案——他早已复员，在老家务农，住 在克列缅丘格附近一个小村庄里。他有妻子和三个小孩。格列什涅夫突然被抓 起来，送到了莫斯科。

如果格列什涅夫是在国内战争时期被捕，他可能宁愿去死，也不会出卖自己 的指挥官。但光阴在流逝，战争和他的指挥官斯捷潘诺夫对他还有什么意义？他 的三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小，有一个年轻的妻子,生活还在前头。格列什涅夫说他 执行了斯捷潘诺夫的请求，可不是请求，而是个人命令——说是，逃跑是事业利益 的需要，说指挥官答应不对格列什涅夫定罪。

格列什涅夫得到宽恕。斯捷潘诺夫被抓起来，对他作了审讯，判处枪决，以服 十年劳改营苦役代替，送往索洛韦茨……

一九三三年夏天，我正在斯特拉斯特广场上步行。那时普希金塑像还没有跨 过广场，而立在广场的一端，或确切点说，在特维尔林荫道的尽头，就是奥佩库申® 安放它的地方。奥佩库申懂得，把石头、金属和天空在建筑上协调起来，实在是开 玩笑。有人从后面用棍子戳我一下。我回头一看，是斯捷潘诺夫！他早已获释， 在航空站任站长。手里仍然是原来那根手杖。

“你的腿还瘸着？”

“是啊，坏血病的后果。按医学上说，叫挛缩。”

〈一九五九〉

①亚历山大•米哈伊诺维奇•奥佩库申（1838—1923)，俄国雕塑家。

别尔德•翁热

一个变成神秘象征的笑话……一件真实的事情，因为人们同基热少尉交往， 是同一个活人交往——尤里•特尼亚诺夫®向我们娓娓讲述的一切，很长时间我 都不以为是真情实事的记录。巴甫洛夫时代惊人的历史，对我来说只是天才的俏 皮话，是同时代某无聊达官贵人的一个恶意玩笑。这玩笑违反作者本意，变成了 那个出色统治时期诸特点最为鲜明有力的见证。列斯科夫笔下的哨兵®是同一 场景的一个故事，它确认了专制政体风习的继承性。但沙皇的“笔误”这件事本 身，一直使我感到怀疑——直到一九四二年。

库尔沙科夫中尉在新西伯利亚车站发现有人逃跑。所有囚犯从取暖货车上 带下来，在霏霏冷雨下清点人数，按罪行和刑期花名册点名——不过一切都是徒 劳。队伍五人一排，共三十八排整，而在第三十九排，却只有一个人，不是出发时

① 尤里•尼古拉耶维奇•特尼亚诺夫（1894—1943)，俄苏作家，文艺学家。以创作长篇传记作 品著称，作品有《仿古者和革新家》、《基热少尉》等。基热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军官，因文书误记而出 现在文件中。

② 俄国作家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列斯科夫（1831—1895) —八六八年创作的小说《姆岑斯克县 的麦白克夫人》，有女囚卡捷琳娜行贿哨兵，从而接近男囚的情节。

那样有两个人。库尔沙科夫同意直接按名册接收这批没有个人档案的囚犯时，嘴 里大骂了一阵。列在这个名册第六十号的，就是那个逃犯。名册被擦得模糊不 清，再说，纸张无论如何也防不了雨水。因为着急，库尔沙科夫好不容易辨认出那 些姓名，实际上字母也洇得看不清楚了。第六十号不见了。路已经走了一半。为 这样的逃亡，处罚十分严厉。库尔沙科夫已经失去了肩章，丢掉了军官口粮。他 害怕被派到前线去。战争已经打了一年多，库尔沙科夫一直幸运地在押送队工 作。他总是圆满完成任务，工作非常认真。他无数次押送囚犯，大批的和小批的， 还管理过专运列车，在特种押送队待过，他手上也从没发生过逃亡事件。他甚至 获得过“战斗功勋奖章”——这种勋章在后方也颁发的。

库尔沙科夫坐在警卫队的取暖列车上。他用颤抖的、被雨水淋得光滑的手 指，翻着他那个倒霉的纸袋——里面放着食品领取证，监狱给押送地劳改营的信 件，还有名册、名册、名册。从所有这些纸页上，从所有的字行里，他只看见一个数 字:“192”。一百九十一名囚犯都锁在了关闭得严严实实的车厢里。淋透的人们 叫骂着，脱下上衣和外套，尽力在车厢门缝处把衣服吹干。

库尔沙科夫不知所措了，逃跑事件使他沮丧不堪。押送人员，都是执勤组的 自由人，他们待在车厢角落里，胆怯地沉默着。库尔沙科夫的助理，工长拉扎列 夫，脸上轮番反映出他的上司脸上的全部表情——无奈、惊恐……

“怎么办呢? ”库尔沙科夫问，“怎么办呢?”

“把名册给我吧……”

库尔沙科夫把几张皱皱巴巴、用大头针别在一起的纸页递给拉扎列夫。

“第六十号，”拉扎列夫念道，“他就是别尔德，犯第一百六十二条，刑期 十年。”

“是个小偷，”拉扎列夫说，出了 口长气。“是个小偷，是头野兽。”

与小偷们密切接触，使押送兵习惯讲“贼话”，用小偷的字眼，在黑话里，中 亚、高加索和外高加索的住民，被称为野兽。

“是野兽，”库尔沙科夫肯定地说，“而且，大概不会讲俄语。大概，点名的时 候，答应得含含糊糊。老弟，为这件事，会扒了我们的皮……”库尔沙科夫把纸页 凑到眼前，愤恨地念道：“别尔德……”

“或者，不至于吧，”拉扎列夫说，声音突然变得坚定，明亮灵活的眼睛望着上 方。“倒有一个想法，”他附在库尔沙科夫耳边低声说起来。

中尉怀疑地摇摇脑袋。

“搞不成的……”

“可以试试啊，”拉扎列夫说，“别怕，是前线嘛……别怕，在打仗嘛。”

“那你马上行动，”库尔沙科夫说，“我们还要在这里驻扎两天——我在站上 打听到的。”

“给点钱吧，”拉扎列夫说。

傍晚时候，拉扎列夫回来了。

“是个土库曼人，”他对库尔沙科夫说。

库尔沙科夫向车厢走去，打开第一节取暖车的车门，向囚犯询问——有没有 人懂得土库曼语，哪怕就几句。可车上的人回答说：没有。库尔沙科夫便没再往 前走。他把一个囚犯的物品，搬到逃跑的那个囚犯的车厢里，押送兵则把一个衣 衫褴褛的人推进第一节车厢，这人正用一种听不懂的语言，声嘶力竭地大声讲着 什么重要而可怕的事情。

“他们抓住了，这些该死的r 一个高个子囚犯说，给逃犯让出一个地方。逃 犯紧紧抱住高个子的腿，哭泣起来。

“放开，听见吗，你放开，”高个子哑着嗓子说。

逃犯急切地讲着什么。

“我不懂啊，老兄，”高个子说，“喝点汤吧，我锅子里还剩着。”

逃犯喝了点汤，便睡去了。一大早，他又哭喊起来，跳出车厢，向库尔沙科夫 的腿扑去。押送兵把他赶回车厢。直到最后的途程，逃犯一直躺在架子床下面， 只有发放食物，才爬出来。他不吭声，只是哭泣。

移交囚犯，对库尔沙科夫来说，进行得非常顺利。值日警卫长冲着监狱骂了 几句——他们没有个人档案就把囚犯送来了——出来接收犯人，照名单点名。五 十九人出来站到一边，第六十名却没有出来。

“这是个逃犯，”库尔沙科夫说，“在新西伯利亚就从我身边脱逃，不过我们找

到了他。是在集市上。我们吃了不少苦头呢。我让你看看。是头野兽--句

俄语不会讲。”

库尔沙科夫抓住别尔德的肩膀，把他带出来。枪栓发出嚓嚓的响声，别尔德 走进劳改营。

“他叫什么名字?”

“这里，”库尔沙科夫指了指。

“翁热，别尔德，”值日警卫长念道，“犯第一百六十二条，刑期十年。野兽，好 勇斗狠……”

警卫长用坚定的笔触，在别尔德的名字下写道：“此人有逃跑倾向，侦讯期间 曾企图逃跑。”

一小时后，别尔德被叫出来。他高兴地一跃而起，感到好像一切都能搞清楚， 马上就可以获释。他兴高采烈地跑在押送兵的前面。

他被带到院子尽头，带向用三道铁丝网围住的工棚，推进最近的一扇门里，一 个又臭又黑的地方，那里传出一片嗡嗡的声音。

“来了头野兽，兄弟们……”

我遇见别尔德•翁热，是在医院里。他已经能讲几句俄语，并告诉我，三年前 在新西伯利亚的集市上，一名俄国士兵一直想跟他交谈。照别尔德看来，那是个 巡逻兵。巡逻兵把这个土库曼人带到车站，要查明他的身份。巡逻兵把别尔德的 证件撕得粉碎，把他推进了囚犯车厢。别尔德真正的姓氏是托沙耶夫，是査尔朱 附近一个偏僻山村的农民。为讨生活，求工作，与一名懂俄语的同乡辗转来到新 西伯利亚。当时他的伙伴到集市上什么地方去了。

他，托沙耶夫，已经几次提交声明，还没有得到答复。他的个人档案也一直没 有送到，他属于“无证人员”一~即因没有证件受到关押的人。他已经习惯别人 叫他翁热，他想回家，这里太冷，他常常生病。他给老家写信，但从来没有收到过 回信，大概是因为他经常从一个地方转送到另一个地方。

别尔德•翁热顺利地学会了讲俄语，但是花了三年时间也没学会用勺子吃 饭。他用双手端起饭盆一-菜汤总是微温——饭盆不会烫到手指和嘴唇……别 尔德喝汤，沉在盆底的东西，他就用手抓出来……他吃粥也用手指，把勺子放到一 边。这成了整个病房里的一件开心事。别尔德嚼烂一块面包，使它变成面团，和 着从炉子里掏出的炉灰擀平。他把面团和紧，卷成一个圆球，吮吸它。这就成了 “大麻素”、“大麻膏”、“鸦片”。大家并不嘲笑这些代用品。因为所有人都常常捻 碎干白桦叶或醋栗根，代替马合烟抽。

别尔德很惊奇，因为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女打字员犯了一个错 误，把五十九号的绰号编成了下一个号，还有，战争时期，匆匆解送囚犯时的混乱 无序，还有，库尔沙科夫和拉扎列夫们面对他们的上司时那种奴性的恐惧……

但是，要知道，第五十九号——这是个活生生的人哪。他能说“别尔德”这个 绰号属于他吗？当然，他能够。但每个人都在尽量寻开心。每个人都喜欢长官们 被搞得窘迫不堪，惊慌失措。能让官员们搞明白真相的人，只是那些福来儿，而不 是小偷。而第五十九号正是一名小偷。

一九五九

劳改营的隔离室已经老而又老了。看来，单身禁闭室的板壁只要一撞，就会 轰然倒下，隔离室就会散架，原木也会向四面八方滚去。但隔离室并没有倒塌，七 间单身禁闭室一直在关押犯人。当然，无论你说什么，只要声音大点，隔壁就能听 见。不过那些蹲单身禁闭室的犯人，都担心受到处罚。值班狱吏在囚室上用粉笔 画一个“X”，这个囚室便没有热汤可喝。画上两个“X”，就连面包也没有了。这 是犯劳改营罪的禁闭室。所有被怀疑存在更大危险的人，则送到管理局去。

今天，出人意料，第一次把劳改营机关里来自犯人的长官统统抓了起来，都是 些管理人员。他们沾惹上了什么大案，正准备对他们进行劳改营审判。这是按什 么人的命令办事。

因此我们大家，六个人，站在狭窄的隔离室走廊上，被押送兵围在中间，能感 受到的、能明白的，只有一点：那部机器的齿轮又挂住了我们，跟几年前一样。其 中缘由，我们只有明天才能得知，不会更早……

所有人的衣服全部脱光，然后把每个人送进单身禁闭室。保管员一一记下交 他保管的物品，塞进一只小口袋，再拴上标签，填写好。一名侦查员，我知道他姓 别斯尼亚凯维奇，一手“操作”。

第一名架着一副拐杖。他在天窗旁边一条长凳上坐下，把拐杖放在地板上， 接着开始脱衣服。一副钢背心露了出来。

“要脱下吗?”

“当然。”

那人的手解开背心上的绳索，侦查员别斯尼亚凯维奇弯下腰来帮忙。

“你要兜底么，老朋友?”那人用黑话说，他给“兜底”二字赋予黑话的含意，并 没有侮辱的意思。

“我会搞明白的，普列韦。”

穿钢背心这个人就是普列韦，劳改营缝纫厂主任。这是拥有二十名师傅的重 要部门。师傅们专做订货，经长官的允许也做私货。

这人赤身露体，在长凳上踡成一团。钢背心放在地板上一~正在对交存物品

登记。

“这东西该怎么记呢?”隔离室保管员问普列韦，用靴尖磕磕背心。

“一副钢制假体——背心，”赤裸的人回答。

侦查员别斯尼亚凯维奇走到旁边去了，于是我问普列韦：

“在外面的时候，你真认识那个告密人吗?”

“那还用说! ”普列韦严厉地说。“他母亲在明斯克开一家妓院，我去过那地 方。还在血腥的尼古拉时代。”

从走廊深处，走来别斯尼亚凯维奇和四个押送兵。押送兵抓住普列韦的双 脚，架着他，送进一间单身禁闭室，“啪”地上了锁。

下一个是马匹供应站主任卡拉瓦耶夫。他原来是布琼尼的士兵，内战时失去 一只手臂。卡拉瓦耶夫用铁制假肢敲敲值日员的桌子：

“您，狗杂种。”

“取下你的铁假肢。交出你这只手臂。”

卡拉瓦耶夫将解下的假肢一挥，但押送兵向这个骑兵战士扑去，将他推进单 身禁闭室。传来一阵故作夸张的骂娘声。

“你听着，独臂佬隔离室主任说道，“你大吵大闹，我们就取消你的热食。” “你，连同你的热食，都给我滚蛋!”

隔离室主任从口袋里掏出粉笔，在卡拉瓦耶夫的囚室前画了一个“ X”。

“啊，究竟谁来签字，说交了一只手呢?”

“没人签字了。画个勾就成，”别斯尼亚凯维奇命令道。

轮到医生了，我们的日特科夫大夫。一个聋子老人。他交出他的助听筒。下 一个是巴宁上校，木工车间主任。他被炸弹炸掉一条腿，那是在德国的东普鲁士。 他是一名出色的细木工，曾对我说，贵族的孩子总要学一门手艺，一门手工活。巴 宁老人解开假肢，单脚跳着到自己的单身禁闭室去了。

剩下我们两个人了——绍尔，格里沙•绍尔，一名队长，以及我。

“瞧，走得多灵巧，”格里沙说，他充满被捕时那种神经质的快活。“那人交出 腿，这人交出胳膊。而我要交出的，是眼睛。”说着，灵巧地取出他的瓷制右眼珠， 放在掌上让我看。

“你是装的人工眼球? ”我吃惊地问。“我一直没有发现哪。”

“你太大意。再说，眼球经过精挑细选，很相配。”

给格里沙的眼球登记的时候，隔离室主任乐起来，忍俊不禁地嘿嘿直笑。

“这么说，有人交出胳膊，有人交出腿，有人交出耳朵，有人交出脊背，而这个 人，交出了眼球。我们要把身体的所有部分全收集起来。你呢?”他逼视着赤身裸 体的我，“你交出什么？交出灵魂吗?”

“不，”我说我不会交出灵魂。”

一九六五

追烟

不错，这曾经是我的幻想：听见火车头的汽笛声，看见火车头冒出的白烟，沿 着铁路路基斜坡蔓延的白烟。

我等待着白烟，等待着活力十足的火车头。

我们慢慢地走着，疲惫不堪，拿不定主意：是不是把呢衣扔掉，把皮袄扔掉。 总共还剩下十五公里，我们就可以到家了，到工棚了。但我们害怕把呢衣和皮袄 直接扔在路上，扔进排水沟，跑步、走路，慢慢地磨蹭，害怕甩掉这些沉重的衣物。 我们害怕扔掉呢衣——在冬夜里，这些衣服几分钟后就会变得跟冻结的偃松丛一 样，变成蒙上寒冰的石头。夜里，我们永远也找不到衣服，它们会消失在寒冬的原 始林里，就像夏天偃松丛中的一件棉衣，如果不把它作为路标，生命的路标，挂在 树丛的最高处，它就会丢失。我们知道，没有呢衣和皮祅，我们是活不出来的。于 是，我们慢慢迈着步子，渐渐耗着力气，流着汗水，使身子暖和一些——只要停顿 下来，就感觉到难以忍受的寒气爬遍筋疲力尽的身体。身体已经失去它的主要功 能——发热，普普通通的热，不产生希望就产生仇恨的热。

我们，一群自由人和囚犯，一起缓慢地行进着。司机的汽油已经用光，我们去 请求救援。他留下来等候。他用身边仅有的干木头燃起一堆篝火。木头是从路 标上取来的。司机这样做有危险，它可能造成其他车辆失事一-因为所有路标都 被收集起来，折断，投进了篝火。火燃得并不太大，但却可以救命。司机在火堆上 弓着身子，不时往火上添加小木棍、小木片——司机甚至没有想过能暖和起来，能 稍微暖和一下。他只是惜命……假如司机拋下汽车，和我们一道，在山间公路冰 冷锋利的石头上慢慢行走，扔掉重负，他是会判刑的。司机等候着，而我们慢慢行 进——去请求帮助。

我费劲地走着，极力不去多动一下脑子，因为动脑也是运动。精力不应该花 费在任何别的事情上,只能用来抓刨，用来摇摇晃晃地走路，拖着自己的身体沿冬 夜的道路往前挪动。

我们在零下五十度严寒中呼出的气，也像火车头冒出的白烟。原始林银白色 的落叶松，好似火车头的白烟轰然爆炸。白茫茫的雾霭遮蔽了天空，填满了我们 的夜，那也是火车头的白烟，我多年幻想中的白烟。在这白色的静寂中，我听见的 不是飒飒的风声，我听见了天上传来的乐句，还有直接在我们上面寒冷的空气里 发出的，清晰、悦耳、响亮的人声。乐句是幻觉，是声音的幻象，其中有某种东西， 来自充满我的峡谷的火车头的白烟。人声则仅仅是延续，这冬天的音乐幻象合乎 逻辑的延续。

但我发现，并不是我一个人听见了这个声音。所有蹒跚行进的人都听见了这 个声音。身体发凉，无力动弹。从天空传来的声音里，有一种比希望更大的东西， 比我们像乌龟一样的求生爬行更大的东西。从天空传来的声音在反复说道：现 在播送塔斯社消息。十五名医生……受到非法指控，他们没有任何罪过，他们招 供，是由于施行了苏联法律不容许的、严格禁止的侦讯手段。

医生们被释放了。这根本就是一个花招！利季娅•季马舒克的信件和勋章 是怎么回事？记者叶莲娜•科诺年科又是怎么回事？她曾对警惕性和拥有这种 警惕性的女英雄大加赞颂,赞颂这被具体体现的警惕性，人格化的警惕性，向全世 界展示以供评论的警惕性。

因为斯大林的去世并没有给我们，一批老有经验的人，留下应有的印象。

在我们缓缓前行的时候，天空的音乐已经演奏了很久。谁也没有说一句 话——每个人都在自己核对这个新闻。

小镇上已经灯火闪烁。这些蹒跚而行的人的妻子，还有下属和长官，都出来 接他们。没有任何人出来接我。我得自己挨到工棚、房间、铺位去，生上铁火炉。 我暖和过来的时候，把在火炉上、在木柴上直接用杯子烧烫的水喝了个够。我在 炉火前伸直腰，感觉到热乎乎的火光从我脸上拂过——并不是脸上的所有皮肤都 冻坏了，还留下一些斑块、局部是好的•一我作出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我递交了辞职申请书。

“辞职——那是上帝掌控的事啊，”区长嘲笑道，但还是接受了我的申请，并 随定期机要邮件把这个申请发出去。

“我已经在科雷马待了十七年，我请求辞职。我作为过去的犯人，不享受任何 供职多年的晋升或奖励权、附加工资权。我辞职，国家几乎不须付任何费用。恳 请准予。”两周后，我得到拒绝的答复，没有任何理由。我当即写信给检察长，表示 抗议，要求过问等等。

问题的实质在于，如果有某种希望--切法律束缚就该取消、打破，使手续

和文件不成为妨碍。多半是——我写的信毫无作用。可是,突然间……

在俱乐部里，贝利亚的肖像摘下了，可我还在继续写信，写信……贝利亚被捕 并没有增强我的希望。那些事件仿佛是自己发生的,我并不觉得它同我的命运有 什么暗地的联系。我应该考虑的不是贝利亚。

两周后，检察长有了答复。这是邻近管理局的一位地位很高的检察长。这检 察长曾被革职，调往偏僻地区。他的妻子以十倍的价格倒卖缝纫机，这件事甚至 有人写了小品文发表在报纸上。检察长试图用他最习惯的武器进行自卫一他 去告密，说局长阿兹布金的值日兵在犯人中以十卢布一支的价格出售马合烟。马 合烟是用飞机从大陆以包裹运来的，几乎跟外交邮袋一样——按高官行李的特殊 重量标准，或者压根儿就没有任何标准。局长家里每天二十个人吃饭，任何极地 工资，任何工龄津贴，都无法抵补酒类和水果的开支。局长是个温厚的顾家的人， 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所有支出都靠出售马合烟应付。自制烟卷十卢布一支—— 一包八个火柴盒，六十支。八分之一磅，五十克，六百卢布。是很值得干的事情。

这检察长竟敢反对局长的致富手段，很快就被解职，送到我们这个偏远的地 方来。他关注法律的执行情况，为对上司的仇恨所鼓动，受到同上司斗争的激励， 对来信都是很快回复。

我写了第二份申请书：“我的辞职书遭到拒绝。现在，给您寄上检察长答复的 同时……”

两周后，我被拒绝了。没有任何理由——好像我必须具有外国护照，他们才 会解释拒绝的原因。

我给州检察长，马加丹州的检察长写信，并得到了答复：我有辞职的权利，可 以离去。最高层之间的斗争转入了某个新阶段。方向盘的每次转动，都以无数命 令、解释、批准的方式留下痕迹。可以感觉到他们保持着某种一致，我的申请便如 黑话所说，是“落色”了，是落上时间的色了吗？

过了两周，我又收到拒绝信。没有任何理由。哪怕我写许多诉苦信给我的长 官——管理局卫生处处长察普科医士，却没有从察普科那里得到一点回音。 从我们工段到管理局，到最近的医疗段,有三百公里。

我明白了，必须私人见见面。于是，察普科同新任的劳改营营长来了，答应了 我许多事情，一切事情都答应了——甚至辞职。

“我们下次来，我就把你捎回去。不过你还得待一个冬天。到春天你再走。” “不，即使根本不让我辞职，我也一定要离开你们管理局。”

我们分手了。八月过去了，九月已经到来。鱼儿停止了从小溪回游。但是， 无论对下鱼萎子捕鱼还是炸鱼，我都没有兴趣。炸鱼后，鱼会浮在水面，北鳟鱼和 大麻哈鱼白花花的肚子在山溪的波浪上晃荡，在河湾上漂浮，然后腐烂、发臭。

应该有一个机会，而机会确实来了。公路管理局局长、工程师孔达科夫上校 亲自来我们区参观，他住在区长的木房里。我担心他睡去，急忙敲响了他的门。

“请进。”

孔达科夫坐在桌前，敞开制服，正在搓揉白白的脖子上一圈被衣领擦伤的 红痕。

“我是区里的医士。请允许我为一件私事找您。”

“我出门在外，不与任何人谈事务。”

“这我早就知道，”我冷静平和地说，“我给您写了一封申请信。就这封 信——要说的话全在里面。请您得空时不要拒绝看看。”

孔达科夫有点不好意思了。他不再忙活衣领。无论如何，孔达科夫毕竟是工 程师，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哪怕是技术教育。

“请坐吧。谈谈是怎么回事?”

我坐下来，把事情述说了一遍。

“如果一切都如您所说，我保证一回管理局就准您辞职。过十天吧。”

孔达科夫把我的名字记在一个小本子上。

十天后，管理局来了电话——是朋友们给我打来的，如果说我在那里有朋友 的话。或许，他们不过就是些好奇者，是观众而不是演员。这些人可以一连许多 小时、许多年，不动声色地观看鱼儿如何从破鱼篓里脱身，狐狸如何为摆脱捕兽夹 子咬下自己的爪子。他们只是围观，从不打算掰开夹子，放走狐狸。他们不过就 是人兽相拼的旁观者。

话传电报从区上打到管理局，要我自己花钱。为了获准发这样的电报，我去 求过区长……却没有任何答复。

科雷马的冬天来临了。河上布满了冰。只有激流处，水还在汩汩流淌、奔腾， 没有结冰，像火车头蒸汽一样冒着白烟。

必须抓紧,抓紧。

“我要送一位重病号到管理局去，”我向上级报告，“病人患有因营养不良、维 生素缺乏症而造成的严重溃疡性口炎，这病很容易与白喉相混。我们有权送出这 样的病人，而且，也有责任送出。按命令，按法律，按良知，都该送出。”

“谁陪同呢?”

我。

“你亲自陪同？”

“对。我们把医疗站关闭一周。”

这种事以前就有过，上级也知道这一点。

“我要作查封，以免被盗。柜子由特派员铅封。”

“这很好。”长官放心了。

我们搭顺路汽车出发了，冻得够呛，每走三十公里就暖和暖和身子。到第三 天，天开始亮起来的时候，在科雷马白昼淡黄色的雾霭中，我们到了管理局。

我见到的第一个人，便是卫生处处长察普科医士。

“送来一个重病号，”我报告说，但察普科并不理会病员，而是看着手提 箱——我甚至还带着手提箱一-用胶合板自制的手提箱，里面是书籍、廉价的布 西装、内衣、枕头被子……察普科全明白了。

“没有营长的允许，我不让你离去。”

于是我们去找营长。与工程师孔达科夫相比，这是一个小官。从他吞吞吐吐 的语调里，犹犹疑疑的回答中，我明白了：又下达了什么新的命令，新的“解释”。 “你不想再留一个冬天吗？”已经是十月末了，正是隆冬时节。

“不。”

“那好吧。既然他不愿意，您也就别留他了……”

“是，营长同志! ”察普科在营长面前伸直身子，鞋后跟“啪”地一响，我们便出 门进了肮脏的过道。

“这下好啦，”察普科满意地说你如愿以偿了。我们可以辞退你，让你远走 高飞了。你可以去大陆，由诺维科夫医士来代替你的位置。他跟我一样，从前线 回来，从战场回来。跟他一起回你那儿去吧——你按规定交出一切，然后来办理

辞职手续。”

“跑三百公里，又来这里？——这一趟跑下来，得要一个月呀！不会少的。” “我已尽力了，尽力了。”

我明白，就连与劳改营营长谈话，也是一个骗局，这场谈话是事先就准备 好的。

在科雷马，同任何人也不能商量。劳改犯和以前作过劳改犯的人，是没有朋 友的。第一个为你出主意的人，就会跑到营长那里告密，出卖伙伴，表现他的警 惕性。

察普科早就走了。我仍然坐在走廊的地板上，不断地抽烟，抽烟。

“诺维科夫是什么人呢，从前线回来的医士吗?”

我找到诺维科夫。这是个被科雷马惊呆了的人。他孤身独居，头脑冷静，目 光犹疑不决，这表明：对于诺维科夫,科雷马完全不是他开始挣大钱的时候所期 待的地方。诺维科夫完全就是一个新手气太有前线战士的味道。

“你听我说，”我说道，“你是从前线来的。我在这里已经待了十七年,服满了 两个刑期。现在允许我辞职了。我就要回家了。在我的医士点，一切正常。这是 清单。都已打了铅封。背地里，你就在交接书上签个字吧……”

诺维科夫没同任何人商量，便签了字。

我没有去察普科那里报告已经签字的事。我径直去了会计处。会计员看看 我的证件——所有证明，所有文件。

“好，”他说，“你可以结账辞职了。只是还有一个难题。昨天接到马加丹的 电传电话通知，春天之前停办所有解雇事项，直到下一个通航期。”

“通航期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乘飞机。”

“这是针对所有人的命令，你应该知道。不是昨天才制订的。”

我又坐到了办公室的地板上，抽烟，抽烟。察普科从这里路过。

“还没走吗？”

“没有，没有走。”

“啊，常有的事……”

①诺维科夫这个姓含“新手”、“新人”的意思。

不知为什么，失望的心绪并不严重。遭受这类打击，我早就习以为常。但现 在不应当出任何坏事。我还在全身心地行动，努力，斗争。只是有什么事情没有 考虑到罢了。在命运冷淡无情的算计中，在它同我玩的游戏中，存在着某种错误。 这是它出错了。我去找营长的秘书，就是那个上校工程师孔达科夫本人的秘书。 孔达科夫又外出了。

“昨天有电话通知，禁止辞职了吗？”

“有哇。”

“可是我，”我感到喉头干涩，勉强吐出几个字来，“可是我一个月前就辞职 了，是根据六十五号令辞的。昨天的电话不应当与我有什么关系。我已经辞职 了。一个月前辞的。我现在在途中,上路了……”

“对，好像是这样，”中尉同意道，“我们去找会计员。”

会计员同意我们的意见，但是他说：

“等孔达科夫回来吧。让他作决定。”

“得了吧，”中尉说我看别这样。命令是孔达科夫亲自签署的，按他的意思 签署的。谁也没有代他签字。不执行他的命令，他会剥了你的皮。”

“好吧会计员说，斜眼看看我。“只是，”他将手指一弹，“路费得本人 负担。”

到莫斯科的机票和火车票，需要三千五百卢布，我有权让远北建设总局付这 笔路费，我作了十四年囚徒和三年自由人——不是自由人，而是雇用人员，远北建 设总局一直是我的主人。

但是，从这个主任会计员的语气中，我知道,在这件事情上，他不会对我作丝 毫让步。

在我——过去的囚犯——的记录簿中，三年里，我攒下了六千卢布。没有加 算工龄津贴。

我抓到兔子，煮好，烤熟，吃下。我捉到鱼，煮好，烤熟，吃下——这帮我积攒

下了数量极为可观的一笔钱。

我往窗口里付了钱，得到三千卢布付款凭单、各种证件、去奥伊米亚康机场的 通行证，然后开始寻找顺路的汽车。汽车很快找到了。两百卢布，两百公里。我 卖了被子、枕头，这些东西在飞机上有什么用处？按定价把医学书籍卖给了察普 科，他会以十倍的价钱把这些教科书和手册卖出去。不过我没有工夫去考虑这件 事了。

更糟的是另一件事，我丢失了我的护身符--把自制的小刀。它已经跟随

我许多年。

我睡在面粉口袋上，很明显，小刀是从衣袋里掉落了。为了找到小刀，需要卸 了车才行。

一大早，我们到了奥伊米亚康。一年前我在这里工作过。我们来到托木托 尔，来到我亲爱的邮电支局。我在这里发出过许多信，也收到过许多信。我在机 场旅馆附近下了车。

“喂，你，”卡车司机说，“你丢失什么东西了吗?”

“我在面粉袋上把小刀丢了。”

“在这儿呢。我打开车板，刀子掉到了路上。是把好刀子。”

“你把它拿上，作个纪念吧。我不再需要护身符了。”

但我高兴得太早了。奥伊米亚康机场没有班机。自秋天以来，旅客已集结了 几十车。每十四人一张旅客名单，每天点名。这里的人过着中转的日子。

“最后一班飞机什么时候飞走的？”

“一周以前。”

这就是说，需要在这里等到春天。真不该把我的护身符送给司机。

我去劳改营，找工地主任。我一年前在那儿当过医士。

“是打算回大陆?”

“对呀，帮帮忙，让我走吧。”

“明天我们一起去找韦尔特曼。”

“韦尔特曼大尉，他还当机场场长？”

“对。只不过他现在不是大尉，而是少校了。不久前才挂上新领章。”

一大早，工地主任和我一道，走进了韦尔特曼的办公室。我们打了招呼。

“是这样，我们这个小伙子要走。”

“他怎么自己不来找我？他同我可熟了，不亚于你，主任。”

“不过是为了把事情弄稳妥些罢了，少校同志。”

“那好。你的行李呢?”

“都带着，”我把一个小小的胶合板手提箱拿给他看。

“好极了。去旅馆等着吧。”

“不过，我……”

“别说了，照吩咐办吧。而你，工地主任，明天给我一台拖拉机，把机场压平， 可是……没有拖拉机……”

“我给，我给，”苏普伦笑着说。

我同韦尔特曼和苏普伦道了别，走进旅馆的走廊，从横七竖八躺着的人堆中 间踩过去，来到窗边一个空地。这儿确实很冷，但过后，几架飞机飞走，几条长队 的人走了，我就能朝火炉移动，移到火炉旁边。

差不多过了一小时，躺着的人们站起来，聚精会神地倾听天空，倾听嗡嗡声。 “飞机！”

“是道格拉斯运输机。”

“不是运输机，是客机。”

机场值班员戴着缀有帽徽的耳罩皮帽，手里拿着旅客名单在走廊上跑来跑 去——正是那个十四人名单。这个名单，大家一个月前就能背下来了。

“点到名字的人，赶紧去买票！飞行员吃完饭就要起飞。”

“谢苗诺夫!”

“有！”

“加利茨基!”

“有!”

“为什么删了我的名字? ”第十四名旅客大发雷霆。“我在这里排队已经两个 多月了 ！”

“您跟我说么？这是机场场长勾掉的。韦尔特曼亲手勾掉的。刚刚勾掉。 您乘下一班飞机走。够了吧？如果您有争议——这就是韦尔特曼的办公室。他 就在里面……他会给您解释。”

但这第十四位乘客没拿定主意去寻求解释。哪能不出点什么事呢。第十四 位乘客这副模样，不会讨得韦尔特曼的欢心。那样一来，不仅坐不上下一个航班， 还可能干脆就从名单中勾掉。这种事可没少发生。

“那您登记上了谁?”

“这看不清。”缀帽徽的值班员仔细辨认了一下新的姓名，突然大叫一声我的 名字。

“是我！”

“去购票，快!”

我想，我不去玩高尚。我不拒绝，我要走，要飞走。把科雷马的十七年抛在身 后。我最后一个奔向售票窗，一边掏出没有准备好的证件，把钞票揉成一团，把行 李放到地板上。

“跑快点，”售票员说,“飞行员已经吃完饭，天气预报很糟糕。必须赶在天气 前面，到达雅库茨克。”

这来自天堂的话语，我几乎是屏住呼吸听完的。

登机时，飞行员把飞机滑行到食堂大门附近。登机早就结束了。我提着胶合 板手提箱，向飞机奔去。我没戴手套，冻僵的指头紧紧抓住蒙上一层白霜的机票。 我跑得气喘吁吁。

机场值班员验了票，让我进了机舱。飞行员拉上舱门，进了驾驶室。

“起飞!”

我走到座位上，我的座椅前，再没力气去想任何事情，没力气去理解任何

事情。

我的心咚咚直跳,一直跳了整整七小时，直到飞机突然降落到地面。到雅库 茨克了。

在雅库茨克机场，我和我的新伙伴——飞机上的邻座，互相搂着睡了一觉。 必须算出一条到莫斯科最便宜的路来——虽然我的通行证是到江布尔，但我知 道，科雷马的规矩未必在大陆也有效。大概，也可以不在江布尔安排工作和生活。 我还有时间充分思考这个问题。

现在——坐飞机到伊尔库茨克，从那里再乘火车去莫斯科，这是最便宜的走 法。需要五昼夜时间。还可以到新西伯利亚，从那里也能坐火车到莫斯科。看看 什么飞机走得更早……我买了去伊尔库茨克的机票。

飞机起飞还有几小时，在这几小时里，我游览了雅库茨克，看了冰冻的勒拿 河，看了寂静的、全是平房、像个大农村的城市。不，雅库茨克还不是一座城市，还 不是大陆。那里没有火车头的白烟。

列车

在伊尔库茨克火车站，我躺到电灯光下，灯光明亮刺眼。无论如何，我所有的 钱总算是缝在腰带上了。缝在亚麻布腰带上了。腰带是两年前缝纫店为我做的， 它终于派上了用场。一个民警小心翼翼地跨过人腿走着，在肮脏、恶臭、衣衫褴褛 的身体间选择一条过道，在车站里四处走动。也还有更得力的，戴红袖套、手持自 动枪的军人巡逻队。自然，民警无法制服那些盗窃团伙——好像我到车站之前很 久就是这么一个局面。倒不是怕有人偷走我的钱财，我早就什么也不怕了，只不 过有钱比没钱好一点。灯光直射着我的眼睛，但我过去有过无数次被灯光直射的 经历，我早已学会在灯光照射下呼呼大睡。我竖起呢衣的领口——这呢衣在官方 证明上称为短大衣，把双手更牢地插进袖筒，把毡靴稍稍从脚上脱下，脚趾变得自 如，于是，便酣然睡去。我不怕穿堂风。我对一切都习以为常：火车头呜呜的汽 笛声、移动的车厢、火车站、民警、车站旁边的集市——好像我只是做了一场多年 的梦，现在一下子醒来了。于是我深感害怕，皮肤上沁出了一身冷汗。我恐惧人 所具有的可怕力量——期待与健忘。我发现我正准备忘却一切，把自己生活中的 整整二十年一笔抹去。那是怎样的年代呀！当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战胜了自 己。我知道，我决不会容许我的记忆忘掉我看见过的一切。于是，我平静下来，安

然人睡了。

我一觉醒来，将包脚布翻到干的一面，用雪洗洗脸——黑色的飞沫四下溅开， 然后出发进城。这是我十八年来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城市。雅库茨克无非是一个 很大的乡村。勒拿河离市区很远，但居民仍担心它流回来，担心它泛滥。沙质河 床空空荡荡——那里刚刚刮过暴风雪。在这儿，在伊尔库茨克，房屋很大。人们 匆匆忙忙。店铺林立。

我在那里买了一套针织内衣——这种衣服我十八年没有穿过了。排队，付 款，递给发票，都使我感到说不出的愉快。“尺码? ”我忘了尺码。“最大号吧。”女 售货员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是五十五号吗？” “就是，就是，”于是她给我包好衣 服。这衣服我根本没办法穿，因为我的尺码是五十一号——这是我到了莫斯科才 搞清楚的。女售货员全都穿清一色的蓝连衣裙。我还买了一只毛刷，一把铅笔 刀。这些奇妙的东西便宜得难以置信。在大北方，所有这些东西，无论毛刷，无论 铅笔刀，都是土制的。

我还顺便去了一趟书店。在旧书部有索洛维约夫的《俄国史》出售——全套 八百五十卢布。不，到莫斯科之前我不会买书。不过，把书在手上拿一拿，在书店 柜台边站一站——这真像端着一份美味的肉汤……真像端着一杯活命水。

在伊尔库茨克，我们分道扬镳了。还在雅库茨克，昨天，我们还一起在城里转 悠，一起拿到飞机票。我们一起排队，四个人一起——谁也没想过把钱交给别人 代办。在我们的世界，是不兴这样做的。我走到桥上，向下望去：看那沸腾的、碧 绿的、清澈见底的安加拉河——那是一条雄伟壮阔、水质洁净的河流。用冻僵的 手摸摸冰凉的棕色栏杆，呼吸着汽油和冬天闹市浮尘的气息，望着急匆匆的行人， 我明白，我也是一个市民了。我明白，对一个人来说，最宝贵最重要的东西，是尚 未出现家庭和爱情，故乡正在诞生的时候。是孩提时期和少年时期。我感到心里 发紧。我衷心地向伊尔库茨克致意。伊尔库茨克是我的沃洛格达，我的莫斯科。

我走回火车站，一个人拍拍我的肩膀。

“有人要跟你谈谈，”一个穿短棉袄、皮肤白皙的男孩子对我说，把我领到黑

暗的地方。黑暗中，一个个子不高的人很快闪出来，神情专注地望着我。

我从眼神发现，我是在跟什么人打交道。这是一种胆怯、放肆、奉承、仇恨的 目光。对于这种目光，我非常熟悉。黑暗中还能看见一些面孔，我不必知道的面 孔——它们会及时地显现出来。他们手里拿着刀子、铁钉、梭镖。现在，我面前只 有一个面孔，苍白、土灰色的皮肤，肿胀的眼皮。一张小小的嘴唇，像是贴在歪斜 剌光的下巴上。

“你是谁? ”他伸出肮脏的手，指甲很长。问题是必须回答的。此刻，无论巡 逻队，无论民警，都不能提供任何保护。“你，从科雷马来! ”

“对，从科雷马来。”

“你在那里什么地方工作?”

“在队里作医士。”

“医士？是医官？这么说，喝过我们的鲜血。这可有话跟你说了。”

我紧紧握住口袋里刚买的铅笔刀，没有吭声。只能等待机会，等待某种机会 了。忍耐和机会过去曾经救过我们，现在也在救我们。而正好机会来了。是两个 大人物，被捕的人全靠他们。

黑暗退去了。

“我认识他，”一个新的身影出现在亮处，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我对人们 的面貌有极好的记忆。但这人我从来没有见过。

“是你?”留着长指甲的手指画了个半圆。

“对，他在库德姆干过那个陌生人说，“听说，是个老大。帮过我们的人。 都夸他呢。”

长指甲手指消失了。

“好，去吧。”一个小偷恶狠狠地说。“我们想想。”

幸运的是，我再也无须在车站过夜了。去莫斯科的列车今天晚上就要出发。

早上，电灯光十分沉闷、昏暗，却怎么也不愿熄灭。透过碰得砰砰响的大门， 看得见伊尔库茨克寒冷却明亮的白天。一大群人，拥塞在过道上，占满了每一平 方厘米水泥地板，现出油污的长髡——没准会有人站起来，挪动挪动，走开去。售 票窗前，人们没完没了地站队——去莫斯科的票，去莫斯科的，而那里会发现…… 不是像证件上指明的，是江布尔。可是，在这一大堆人群中，在这无休止的涌动 中，谁需要这些科雷马的证件哪。我终于排到了售票窗口，忙乱地掏出钞票，把一 叠闪亮的钱钞塞进售票口。钞票要在窗口消失——不可避免地消失，就像我此刻 之前的整个生活都消失了一样。但奇迹在继续出现，窗口拋出一件硬邦邦的东

西，表面粗糙，又硬又薄，犹如一个小小的运气--张去莫斯科的车票。女售票

员大声说着什么，好像是说，这是混合列车，对号卧铺的铺位在混合车厢里，真正 的卧铺票只能买明天或后天的。但我除了“明天”和“今天”，什么也没听清。只 能是今天，今天。我紧紧握住车票，用冻得麻木的皮肤感觉它的四个边缘，费力地 挤出来，挤到空地方。我是坐飞机来的——没有多余的行李，只有一个不大的胶 合板旅行箱。我来自远北地区，别无长物，惟有小小的胶合板箱，就是我徒然打算 在阿德加拉赫卖掉，以凑足到莫斯科的车票钱那只箱子。没有发给我路费，不过 这都是小事。主要的是——这是一张火车票的小硬纸片。

我在车站的一个角落里休息一阵——就是明亮的灯光下那个位置，当然已经 被人占了。我去城里转悠一通，再回到车站。

旅客开始上车了。在列车驼峰编组场，停着一列微型列车，小得出奇，完全就 像几个肮脏的硬纸盒摆成一排——停在许多住着筑路工或生产维护人员的其他 列车之间，那里挂着冻结的衣服，被风吹得啪啪响。

我乘坐的列车，跟这些成了宿舍的车厢没有任何区别。

这种车厢不像是某个时刻要开往莫斯科的列车，倒像是个宿舍。到处有人从 车厢的阶梯上下来。在空中，在来来往往的人们头顶上，到处有什么东西在移动。 我明白了，这个列车没有最主要的东西，没有动力，动不起来——它们没有车头。 确实，没有任何宿舍是有车头的。我乘坐的车厢就像是宿舍。我也不相信这些车 厢能把我送到莫斯科去。但是，已经开始登车了。

战斗，车厢门口一场可怕的战斗。人们直往车门奔去,好像是劳改营里的活 儿比正常时间提早两小时突然结束，大家拼命往家里，往工棚，往暖融融的火炉奔 跑，冲进工棚的大门。

哪有什么列车员……每个人都在自己寻找自己的座位，守住它，占稳它。我 的对号入座的中铺，自然被一个醉醺醺的中尉占据了，他还不停地骂骂咧咧。我 把这个中尉拖下来，把我的车票给他看。

“我的车票也是这个座位呀，”中尉友好地解释道，打了个嗝儿，滑倒在地板 上，立刻呼呼睡去。

车厢里，人越挤越多。各种巨大的箱包往上拋去，又在上面什么地方消失。 到处弥漫着羊皮袄、汗液、垃圾和石碳酸的强烈臭气。

“简直是羁押站，羁押站，”我不住说道，仰卧在中铺和上铺之间狭窄的空间 里。中尉敞着衣领，从下到上，从我身边爬过，面皮红红的。他双手抓着上面什么 东西，往上攀爬，然后消失不见了……

在混乱中，在囚室般的车厢里一片叫喊声中，我一直没有听见一个最主要的 声音，我希望而且应该听到的声音。这声音我期待了十七年，这声音对我来说已 经成了大陆的某种标志，生活的标志，大陆的标志。我没有听见机车的汽笛声。 在车厢里争夺座位时，也没有想到它。一直没有听见汽笛声。但车厢猛然震动、 摇晃了一下。于是我们的车厢，我们的羁押站，开始朝什么方向移动了，犹如我快 要人睡的时候，工棚在我眼前漂浮起来。

我强使自己明白，我这是去莫斯科。

在一个道岔处，就在这里，伊尔库茨克旁边，车厢剧烈地摇晃了一下。中尉从 上面滑下，悬吊起来，不过他牢牢地抓住上铺，就是他睡觉的地方。中尉打着响 嗝，直接冲着我的铺位，也冲着我邻座的铺位——喷射出一片呕吐物来。呕吐物 简直无法遏止。邻座脱下他的棉大衣——不是棉袄，不是呢衣，而是有毛领的棉 大衣,一边冲口大骂，一边去擦污秽。

我这位邻座乘客，带着许多柳条筐，一些用粗席包裹，一些没有包裹。偶尔有 女人从车厢深处走出来，头上密密实实地裹着乡下人那种头巾身穿短皮袄肩上

扛着一模一样的柳条筐。她们向我的邻座大声说着什么，邻座则向她们挥手

致意。

“是小姨子。回塔什干探亲，”他对我解释，尽管我并没有要他解释什么。 邻座乘客很乐意地打开他身边最近的一个柳条筐给我看。除了一套破破烂 烂的西装，还有些杂七杂八的小玩意，除此之外便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了。不过照 片不少——家庭照和集体照——贴在很大的衬纸板上，有些还是银版照片。我的 邻座把一张较大的照片从筐里抽出来，很乐意地向我详尽讲解谁站在什么地方， 谁在战争中打死了，谁获得了勋章，谁在学习当工程师。“这就是我，”他免不了 指着照片中间说。所有观看照片的人都恭恭敬敬，彬彬有礼，不住点头称是。

在这个颠簸的车厢里，共同生活的第三天，我这位邻座已经对我形成了完整 的、明确的，毫无疑问也是正确的印象，尽管我从未谈到自己。当别的邻座不注意 的时候，他飞快地对我说：

“我要在莫斯科换车。你能不能帮我把一只柳条筐拖过过道。过磅?”

“有人在莫斯科接我呀。”

“啊，是这样。我忘记了，有人接您呢。”

“你带了些什么呀?”

“什么？葵瓜子啊。还要从莫斯科运胶皮套鞋出来……”

没有一个车站我走出去过。我带着吃的东西。我担心列车会丢下我扬长而 去，担心出什么差错——不可能永远总是幸运。

在中铺的对面，躺着一个穿皮大衣的人，醉得厉害，没戴帽子和手套。有几位 喝醉的朋友帮着他在车厢里坐下，把车票交给了列车员。他乘了整整一天车，后 来跑出去了。回来时手里拿着一瓶黑糊糊的酒，就着瓶口，咕噜咕噜一气喝干，把 瓶子扔掉一~往车厢的地板上扔。女列车员灵巧地一把接住，拿到列车员乘务 室。这里堆满了被子，在混合车厢里谁也不去领取。还堆着床单，同样谁也不需 要。在这些被子组成的屏障后面,就在列车员乘务室里，一名妓女在第三层的上 铺安顿下来。她来自科雷马，不过，也可能不是妓女，而是被科雷马变成了妓 女……这位太太坐在离我不远的下铺，昏暗的车厢里，蜡烛幽幽的光亮不时落在 她极度疲倦的面孔上，落在她抹着什么化妆品，但并不是唇膏的嘴唇上。后来，一 个人走近她，说了些什么，她便在列车员乘务室里消失了。“五十卢布，”中尉说 道。他已经清醒过来，原来是个很可爱的年轻人。

我和他玩一_艮有趣的游戏。有新的旅客坐进车厢，我们每个人都力求猜出 这位旅客的职业和年龄。我们互相交换观察的结果，然后他坐到那个旅客身边 去，跟他攀谈，把答案带回我这儿。

这位涂口红却不涂指甲油的太太，我们料她是一位医务工作者，而这位太太 穿的豹皮大衣，显然是人造的，一件假皮大衣。这显示出她更像是一名护士或医 士，而不是医生。医生不会穿人造皮大衣。至于尼龙、合成纤维，那时还闻所未 闻。我们的结论看来是正确的。

从车厢里面，有个两岁的孩子不时从我们包厢前跑过，罗圈腿，一身肮脏，穿 得破破烂烂，长一双蓝眼睛，苍白的面颊上生着癖。过了一两分钟,一位年轻的父 亲步履稳健地追上来。他穿一件棉祅，干活的手指粗大、壮实、黢黑。他一把抓住 孩子。孩子嘻嘻直笑，冲着他父亲笑。父亲也冲着孩子笑,满高兴地把孩子抱回 去，抱回我们这节车厢的一个包厢。我打听了他们的来历。科雷马的，寻常的来 历。父亲是普通刑事犯，刚刚获释，要回大陆那边。孩子的母亲不愿意回去，于是 父亲和孩子一起走了。他断然决定要使孩子，甚至可能要使自己，挣脱科雷马那 强有力的桎梏。母亲为什么不走呢？或许，这是一件寻常小事，她找到了另一个 人，爱上了科雷马自由的生活——她已解除监禁，不愿去大陆过二等人的日 子……也可能已经人老珠黄。或者，爱情，科雷马的爱情，已经结束。这种情况难 道还少？也可能有更可怕的因素。这个母亲因犯第五十八条而服刑——这是极 为普遍的一条——而且她知道，返回大陆对她有着怎样的威胁。那是又一个刑 期，会遭到又一轮折磨的威胁。在科雷马也不能保证不会判刑，但不会像在大陆 抓捕人那样抓捕她了。

我什么都没有打听到，也什么都不想打听。我只看见了高尚、正派、对自己孩

子的挚爱。大概，父亲并不经常看见这个孩子，因为孩子在托儿所，在幼儿园。

父亲笨手笨脚地解开孩子的裤子，解开五颜六色的大纽扣。这些纽扣是由粗 大、笨拙但却善良慈爱的手缝上的。这是父亲的幸福和孩子的幸福。这个两岁的 孩子，不知道“妈妈”这个字眼。他叫喊着：“爸爸，爸爸! ”他，同这个黑皮肤的钳 工，互相嬉戏着。在一群醉汉中，在一群牌迷中，在一堆投机商的柳条筐和货包 中，艰难地寻找座位。这两个人在我们的车厢里，当然要算是幸福的。

一名旅客已经从伊尔库茨克睡到第二天。他醒来，只是为了喝酒，吞下又一 瓶伏特加，或白兰地，或露酒。他不必再睡了。列车一阵摇晃。一个喝醉睡去的 乘客，“咚”地栽倒在地板上，不断地呻吟起来。列车员叫来救护人员诊治，他是 胧骨折断了。人们将他抬上担架，他便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我那位救星的身影突然出现在车厢里——说救星或许太过夸张，因为事情没 有到那么重要的程度，要流血的程度。我认识的这人坐着，没有认出我来，好像也 不想认出我。我们还是彼此对视了一眼，于是我走到他跟前。“我就是想回家，看 看亲人们。”——这是我听见那个窃贼说的最后一句话。

眼前的一切：伊尔库茨克车站刺眼的灯光，带着别人的照片作掩饰的投机商 人，年轻中尉喉咙里吐到我卧铺上的呕吐物，列车员乘务室上铺那个忧郁的妓女， 幸福地喊着“爸爸、爸爸”的那个肮肮脏脏的两岁孩子——这一切，作为最初感受 到的幸福，作为出狱后一一呈现在眼前的幸福，记在我的脑海里了。

雅罗斯拉夫尔车站。莫斯科——这世界上我最亲切城市的喧嚣，停下的列 车，妻子亲切的面孔——她来接我，就像过去无数次我外出归来时那样。这一次 出差的时间太长了——差不多有十七年。而最重要的是，我不是出差回家。我是 从地狱归来。

瓦尔拉姆•吉洪诺维奇•沙拉莫夫的主要作品《科雷马故事》，写于一九五 四年至一九七三年间，由六个集子组成：《科雷马故事》、《左岸》、《铁铲能手》、 《犯罪世界随笔》、《落叶松的复活》和《手套，或名科雷马故事之二》。所有这些作 品都编入七卷作品集中。

还在没有恢复名誉、没有公民权、不能在莫斯科居住的时候，沙拉莫夫在列舍 特尼科沃车站附近（当时属于加里宁州）的土库曼镇作泥炭采掘场供应代理人。 他利用晚上的时间，在简陋的工人宿舍里专心致志地进行写作——写诗歌和小 说。在他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写给鲍•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中，我们可以看 到:“我开始写作的小说使我感到非常困难——因为这完全是另一条路。”

一九七三年，沙拉莫夫完成《手套，或名科雷马故事之二》一集的最后一部分 小说，这些文稿放进了一个单独的卷夹,并注明：“一九七三年散文”。但这一集 终未完成。

作家有二十年的生活是在冰天雪地的地狱维舍拉（ 1929—1932)和科雷马 (1937—1953)度过的。

他将二十年的光阴献给了科雷马史诗的创作。要找出恰如其分的词语来评

价这位伟人和作家的功勋，确非易事。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九年，瓦•沙拉莫夫将他的手稿转交国立中央文学和艺 术档案馆（现为俄罗斯国立文学和艺术档案馆），这些手稿乃是《科雷马故事》文 本的来源。

几个文本——手稿、修改打字稿、打字清稿——大体上存在一些不明显的差 异。只有《手套，或名科雷马故事之二》一集最后的几篇小说没有打字清稿。

沙拉莫夫很少给自己的作品注明日期。因此，许多作品的创作日期是依据间 接证据确定的，置于角括号内。但他写有一个小说创作的目录，这对于确定曰期 大有帮助。只要将作者准确注明日期的小说同这个目录对照，便能确定许多小说 可能的写作年代范围。

此外，一九六七年前，沙拉莫夫曾把他的小说写在学生作业本上，这些本子上 有印刷厂生产的年代和季度标识。这个情况对于确定小说创作的日期同样有 帮助。

因此，作品创作日期的资料便有：作者手稿上的日期;作者定期填写的散文 作品目录；印刷厂生产作业本的时间标识;在手稿、信件、笔记等的文本中相应提 及的日期;在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各有特征的作者笔迹；以及文本所用的纸张等。

小说的首发资料，只按照国内出版物列出。

除了《手套，或名科雷马故事之二》一集的作品，《科雷马故事》的许多文章， 都首发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美国的俄文刊物《新杂志》上。小说的零星发 表，瓦•沙拉莫夫认为破坏了这部科雷马史诗的艺术结构，是对作者意愿不能容 忍的违背。

收入文集第一卷的作品，根据瓦•沙拉莫夫两卷本选集刊印。莫斯科，俄文

书籍出版社，1992年版。

三十年代故事

瓦•沙拉莫夫的随笔和论文没有全部发表。以下篇目是一九三三年至一九 三七年沙拉莫夫两次被捕之间的作品。发表的随笔和小说，瓦•吉•沙拉莫夫认 为具有重要意义。

单行本 1933 年

《在完全掌握标准上如何组织对工人的帮助》，《鲍曼工厂的生产技术教育》。 24页，1印张，小册子。莫斯科，1933年。

定期刊物发表 1932 年

《摆脱进口依赖》（署名：瓦•沙），论文，《突击运动》杂志，莫斯科，1932年， 第2期，第22页。

《老工人们，都来培养年轻人吧》（署名：瓦•沙），论文，同前，第3期，第 24页。

《欢迎光临，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论文，同前，第5-6期，第35页。

《出版物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几个里程碑》，论文，同前，第7期，第7页。

《伙食不错》（署名：瓦•沙），论文，同前，第1〇—11期，第34页。

III.弗拉基米罗夫：《共青团的传送带》，论文，同前，第12期，第18页。

《再到埃列克特罗斯塔利》，论文，同前，第15期，第9页。

A/i.维斯坚：《我们供给肉类》，论文，同前，第15期，第26页。

《我们的高尔基》（未署名编辑部文章），论文，同前，第15期，第2页。

《在正确的道路上》，论文，同前，第16期，第7页。

A;i.维斯坚：《俱乐部应该成为榜样》，论文，同前，第16期，第13页。

《看不见的车间》，随笔，同前，第19一20期，第18页。

《一篇描写航空仪表工人内部合作社的小说》，论文，同前，第21期，第20页。 An.维斯坚：《一千二百份申请》，小品，同前，第21期，第11页。

A;i.维斯坚：《这绝非小事，而是目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论文，同前，第 24期，第8页。

1933 年

A/i.维斯坚：《为准时而斗争》，随笔，同前，第2—3期，第20页。

An.维斯坚：《三封信》，小品，同前，第4期，第14页。

A;i.维斯坚：《做得很少》，论文，同前，第5-6期，第34页。

III.弗拉基米罗夫：《论自尊，论备种》，小品，同前，第5-6期，第45页。 《遗产，要尽快躲开》，论文，同前，第7—8期，第5页。

A;i.维斯坚：《米纳耶夫的事业》，小品，同前，第7 —8期，第29页。

《社会主义工厂的织布工们》，随笔，同前，第11期，第22页。

A;i.维斯坚：《传授经验，教会工作（“橡胶”厂）》（与n.库拉科夫合著，署名: A;i.维斯坚），随笔，同前，第11期，第25页。

弗拉基米罗夫：《马尔科夫厂的织布工要求更好的文化服务》，随笔，同前，第 11期，第27页。

A;i.维斯坚：《条条小路四通八达》，小品，同前，第12期，第17页。

An.维斯坚：《有毛病的“亚洲山脉”》，小品，同前，第13期，第16页。 26页。

A/i.维斯坚：《谈谈批示的散布、住别墅者、利瓦季亚、栅栏、伊万•伊佐托夫 和许多别的事情》，论文，同前，第14期，第16页。

K).弗拉基米罗夫：《年轻优秀共产党员的生活经验》，论文，同前，第15期， 第22页。

IO.弗拉基米罗夫：《把铁路俱乐部的工作提到更高水平》，论文，同前，第16 期，第18页。

《让我们把技术掌握到手》，论文，同前，第17期，第15页。

K).B.弗拉基米罗夫：《工会组织应对开炉负责》，论文，同前，第18期，第

6页。

K). B.弗拉基米罗夫：《准备过冬》，论文，同前，第19期，第17页。

《柜子、沙发、床——为我们工会组织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论文，同前，第22 期，第26页。

1934 年

《丧失劳动能力证书是什么》，论文，同前，第2期，第10页。

《如何组织第一阶段的社会技术考核》（署名：瓦•沙），论文，同前，第3期， 第7页。

《一位改造自然的大师（谈谈米丘林）》，随笔，《探照灯》杂志，莫斯科，第8 期，第6页。

《科学与文艺》，论文,《科技战线》杂志，莫斯科，第12期，第84页。

《如何进行社会技术考核（“滚珠轴承”厂的经验）》，论文，《为了掌握技术》 杂志，莫斯科，第2 —3期，第25页。

《房间里的房子》，随笔，同前，第6期，第54页。

《八个最优秀的人》（署名：A. B)，论文，同前，第8期，第12页。

《马雅可夫斯基同读者交谈》，随笔，《星火》杂志，第10期，第5页。

《证章获得者的节日》，随笔，《为了掌握技术》杂志，第10期，第27页。

《印刷业——走在掌握技术战士的前列》（署名：IO.B),论文，同前，第10 期，第71页。

《证章获得者们在说什么》，论文，同前，第13期，第20页。

1935 年

《六十四个棋格》、《进入读秒的国际象棋大师》、《妇女和国际象棋》，论文， 《莫斯科晚报》，1935年2月19日、2月26日、3月8日。

《全苏掌握技术协会在“滚珠轴承”厂的基层组织并不顺遂》（与71.斯科里诺 和M.戈弗曼合著），通讯，《为了掌握技术》杂志，第3期，第22页。

《情系机车司机瓦西里耶夫》，论文，《汽笛》，1935年7月6日。

《全苏掌握技术协会一个基层组织的面貌》（与；1.斯科里诺合著），通讯，《为 了掌握技术》杂志，第5期，第24页。

《土豆》，随笔，《集体农庄庄员》杂志，莫斯科，第9期，第111页。

《妇女在科学技术中》，随笔，重工业人民委员部《为了工业干部》杂志，莫斯 科，第5—6期，第35页。

《乌克兰的起点》，随笔，同前，第11期，第23页。

K).弗拉基米罗夫：《多几厘米，少几秒钟》，随笔，同前，第13期，第36页。

《自行车运动员们捎来一个报告》（署名：K). B)，随笔，同前，第13期，第 47页。

《为健康旅行》，随笔，同前，第13期，第50页。

K).弗拉基米罗夫：《废品的统计》，论文，同前，第14期，第64页。

《好极了》（署名：瓦•沙），随笔，同前，第14期，第66页。 16页。

《学年第一课》（署名：l〇. B)，论文，同前，第15期，第29页。

《回忆“我们要欢乐”》，随笔，同前，第15期，第56页。

K).弗拉基米罗夫：《三位厂长》，随笔，同前，第15期，第64页。

《莫斯科-顿巴斯-莫斯科》（署名：K). B)，论文，同前，第16期，第52页。 《电工学与普希金》，随笔，同前，第17期，第30页。

《大学与大学生》，随笔，同前，第19一20期，第104页。

《四十年前》（署名：瓦•沙），通讯，同前，第19一20期，第122页。

K).弗拉基米罗夫：《莫斯科动力学院的体育》，随笔，同前，第14期，第 77页。

瓦•吉•沙拉莫夫：《汉斯》，短篇小说，《列宁格勒真理报》，1935年12月

《大夫三死》，短篇小说，《十月》杂志，莫斯科，第1期，第127页。

K).弗拉基米罗夫：《奔向继续的胜利》，论文，重工业人民委员部《为了工业 干部》杂志，第2期，第63页。

K).弗拉基米罗夫：《一九三六年的寒假》，论文，同前，第3期，第52页。 《冬季冠军》（署名：A.B)，论文，同前，第5期，第70页。

K).弗拉基米罗夫：《运动会前》，论文，同前，第8期，第35页。

IO.弗拉基米罗夫：《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第二届大学生运动会》，论文，同前， 第11 一 12期，第59页。

《大学生之夏概貌》（署名：B. 10)，论文，同前，第11 一 12期，第70页。

《米哈伊尔•博特温尼克的胜利》（署名：沙拉莫夫），论文，同前，第11 一 12 期，第76页。

《工业大学的勋章获得者们》，随笔，同前，第15—16期，第87页。

《获得勋章的象棋手》，随笔，同前，第15—16期，第132页。

K).弗拉基米罗夫：《第比利斯-莫斯科》，随笔，同前，第15—16期，第 138 页。

《帆艇上的一千英里》（署名：IO.B)，随笔，同前，第15—16期，第147页。 《在髙等技术学院筹备普希金日》，论文，同前，第17期，第69页。

《回归》，短篇小说，《环球》杂志，莫斯科，第12期，第6页。

1937 年

《孔雀和树》，小说，《同代人文学》杂志，莫斯科，第3期，第111页。首发。 《贝尔热雷先生在医院》，小说，俄罗斯国立文学艺术档案馆，全宗号619,目 录号1，卷号1822。

《镜中》，小说。

《厂里》，小说。

《李斯特第二号狂想曲》，小说。

《地矿图》，小说。

科雷马故事

《踏雪行》，首发于《旗》，1989年第6期。

《欠债赌》，首发于《青春》，1988年第10期。

《夜》，首发于《青春》，1988年第10期。

《木匠》，首发于《旗》，1989年第6期。

《单独丈量》，首发于《青春》，1988年第10期。

《邮包》，首发于《落叶松的复活》，莫斯科，文艺出版社，1989年。 《雨》，首发于《莫斯科》，1988年第9期。

《一天的口粮》，首发于《旗》，1989年第6期。

《喷嘴事件》，首发于《落叶松的复活》，莫斯科，文艺出版社，1989年。

《使徒保罗》，首发于《青春》，1988年第10期。

《浆果》，首发于《民族友谊》，1988年第5期。

《母狗塔玛拉》，首发于《祖国》，1989年第2期。

《雪利酒》，首发于《莫斯科》，1988年第9期。这篇小说是为了纪念奥•埃• 曼德尔施塔姆，他死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羁押解送监狱。一年前，即一九三七年， 瓦•沙拉莫夫被押送到科雷马之前，曾在这里待过。

《儿童画》，首发于《家庭》，1988年6月1曰。

《炼乳》，首发于《青春》，1988年第10期。

《面包》，首发于《旗》，1989年第6期。

《弄蛇者》，首发于《青春》，1988年第10期。

《鞑靼毛拉和清新的空气》，首发于《旗》，1989年第6期。

《初见死亡》，首发于《祖国》，1989年第2期。

《波利娅大婶》，首发于《劳动报》，1988年11月24日。

《领带》，首发于《沃洛格达共青团员报》，1989年4月16日。

《金灿灿的原始林》，首发于《青春》，1988年第10期。

《偷猪贼瓦西卡•杰尼索夫》，首发于《星火》，1988年第22期。

《谢拉菲姆》，首发于《农村青年》，1988年第11期。

《休息日》，首发于《星火》，1988年第22期。

《多米诺骨牌》，首发于《图书世界》，1988年第8期。

《大力士》,首发于《农村青年》，1987年第7期。

《休克疗法》，首发于《青春》，1988年第10期。

《偃松》，首发于《农村青年》，1965年第3期。

《红十字》，首发于《左岸》,莫斯科，同时代人出版社，1989年。

《伤寒检疫站》，首发于《新世界》，1988年第6期。

左岸

《犹太总督》，首发于《远北》，1988年第2期。

《麻风病人》，首发于《远北》，1988年第2期。

《在诊疗室》，首发于《左岸》，莫斯科，同时代人出版社，1989年。

《地质学家》，首发于《左岸》，莫斯科，同时代人出版社，1989年。

《熊》，首发于《农村青年》，1987年第7期。

《加加林娜公爵夫人的项链》，首发于《远北》，1988年第2期。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首发于《远北》，1988年第2期。伊万•费奥多罗维 奇•尼基绍夫，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八年任远北建设总局局长。格奥尔吉•格奥尔 吉耶维奇•杰米多夫（1908—1987)，物理学家，一九三八年受到迫害，在科雷马金 矿劳动十年，曾与沙拉莫夫同在杰宾镇囚犯医院待过。亚历山德拉•罗曼诺夫 娜•格里达索娃，伊•费•尼基绍夫的妻子。瓦季姆•科津（1903—1994)，歌唱 家。列昂尼德•维克多罗维奇•瓦尔帕霍夫斯基（1908—1976)，戏剧导演。

《院士》，首发于《科德雷》，1988年第4期。

《金刚石矿图》，首发于《左岸》，莫斯科，同时代人出版社，1989年。

《一个难以转变的人》，首发于《左岸》，莫斯科，同时代人出版社，1989年。 《最佳赞许》，首发于《远北》，1988年第2期。

《十二月党人的后裔》，首发于《远北》，1988年第2期。

《“贫委会”》，首发于《地平线》，1988年第7期。

《魔法》，首发于《科德雷》，1988年第4期。

《莉达》，首发于《远北》，1988年第2期。

《一块肉》，首发于《左岸》，莫斯科，同时代人出版社,1989年。

《我的受审》，首发于《远北》，1988年第2期。费奥多罗夫一-内务人民委员

部老刑侦人员。E. M.德拉布金--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东北劳改营管理局局

长。叶菲姆•鲍里索维奇•克里维茨基，伊利亚•彼得罗维奇•扎斯拉夫斯基在 瓦•沙拉莫夫案中以证人的身份出现，该案由主任刑侦人员费道罗夫于一九四三 年五月审理。按照证人的证词，“沙拉莫夫针对联共（布）领导人和苏联武装力量 最高统帅编造极端反动的谣言……编造诋毁苏维埃政权发展俄国文化政策的谰 言。”（案卷第9646号）；参见：瓦•沙拉莫夫著《新书》、《回忆录》、《记事簿》、《刑 侦案件》，莫斯科。

《世界语》，首发于《左岸》，莫斯科，同时代人出版社，1989年。

《特餐》，首发于《左岸》，莫斯科，同时代人出版社，1989年。

《布加乔夫少校的最后一战》，首发于《新世界》，1988年第6期。

《医院院长》，首发于《左岸》,莫斯科，同时代人出版社，1989年。米哈伊尔•利沃 维奇•达克托尔——杰宾镇囚犯中心医院院长。医院里的人称他多克托尔大夫。

《旧书商》，首发于《左岸》，莫斯科，同时代人出版社，1989年。

《根据租借法案》，首发于《左岸》，莫斯科，同时代人出版社，1989年。

《格言》，首发于《新世界》，1988年第6期。

铁铲能手

《发病》，首发于《左岸》，莫斯科，同时代人出版社，1989年。

《悼言》，首发于《新世界》，1988年第6期。

《这是怎么开始的》，首发于《民族友谊》，1988年第5期。

《笔迹》，首发于《旗》，1989年第6期。

《潜鸭》，首发于《图书评论报》，1988年11月25日，第47期。

《生意人》，首发于《左岸》，莫斯科，同时代人出版社,1989年。

《卡里古拉》，首发于《左岸》，莫斯科，同时代人出版社，1989年。

《铁铲能手》，首发于《苏联军人》，1988年第8期。

《强管连》，首发于《左岸》，莫斯科，同时代人出版社，1989年。

《波格丹诺夫》，首发于《左岸》，莫斯科，同时代人出版社，1989年。

《基谢廖夫工程师》，首发于《左岸》，莫斯科，同时代人出版社，1989年。

《托利上校的爱情》，首发于《家庭与学校》，1989年第5期。

《十字架》，首发于《曙光》，1987年第7期。小说取材于瓦•沙拉莫夫的双亲 吉洪•尼古拉耶维奇（1868—1933)和娜杰日达•亚历山德罗夫娜（1870—1934) 的一些生活事件。

《医训班》，首发于《左岸》，莫斯科，同时代人出版社，1989年。

《头牌契卡》，首发于《新世界》，1988年第6期。

《一个魏斯曼主义者》，首发于《俄罗斯文学报》，1988年8月5日，第31期。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乌曼斯基逝世于1951年。

《住院》，首发于《左岸》，莫斯科，同时代人出版社，1989年。

《六月》，首发于《左岸》，莫斯科，同时代人出版社，1989年。

《五月》，首发于《左岸》，莫斯科，同时代人出版社，1989年。

《洗澡》，首发于《左岸》，莫斯科，同时代人出版社，1989年。

《钻石泉》，首发于《左岸》，莫斯科，同时代人出版社，1989年。

《绿色检察长》，首发于《左岸》，莫斯科，同时代人出版社，1989年。

《第一颗牙》，首发于《左岸》，莫斯科，同时代人出版社，1989年。

《山里的回声》，首发于《左岸》,莫斯科，同时代人出版社，1989年。

《别尔德•翁热》，首发于《祖国》，1989年第2期。

《假体》，首发于《祖国》，1989年第2期。

《追烟》，首发于《左岸》，莫斯科，同时代人出版社，〗989年。

文学纪念硪/ 019

科雷马故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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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ry Monuments 瓦尔拉姆•沙拉莫夫作品01

沙拉莫夫以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将在科雷马劳改营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写成一系列“科雷马 故事”。这些故事以其巨大的艺术和道德力量，向读者呈现出一个陌生然而真实的世界，揭示了 极端环境中各种人物的深层人性表现。他被称为俄罗斯三大劳改营作家之一。

“科雷马故事”在俄罗斯收入沙拉莫夫七卷本全集，另有大量选集、单行本问世，已译成英、法、 德、日、西、意等国文字出版，获得读者和评论界极高的评价。本书为沙拉莫夫七卷集第一卷。

他的作品犹如水晶，向我们展示出不同的侧面。这些侧面，有的经过精心琢磨，有的故意不加修饰， 全都包含着无夯的意蕴，闪烁着美学的光斑。看来，他的空间已超越地域，‘‘直达飞驰的宇宙”。 而时间也奔往世纪深处，到达圣经起源的时代。

——E.沃尔科娃

读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这真是难以置信！这是一位天才的作家！并非因为他写的事情如

何，而是因为他留给我们——读过他的作品的人--些怎样的感情。许多人读过他的作品后都感

到惊奇：经过所有这些恐怖之后，哪来这样纯洁的感情？他讲述无尽的痛苦，以他自己不妥协的 真实——他惟一的武器一•使人们对这个曾经生活在地狱里的人顿生怜惜，肃然起敬。

—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