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 版权信息

- 中文版序 中国是突然崛起的吗

- 引言 看不见的大猩猩

- 第1章 注意错觉——“看见”不等于“看到”

- 第2章 记忆错觉——“记得”不等于“记得准”

- 第3章 自信错觉——“自信”不代表“能力强”

- 第4章 知识错觉——“知道”不代表“明白”

- 第5章 因果错觉——“相关”并不是“因果”

- 第6章 潜能错觉——“潜力”并不是“无限的”

- 结语 直觉，只是一个传说——避免错觉的方法

- 译者后记

版权信息

本书纸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1月出版

作者授权湛庐文化（Cheers Publishing）作中国大陆（地区）电子版发行（限简体中文）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名：看不见的大猩猩：无处不在的6大错觉

著者：（美）查布里斯，西蒙斯 著

字数：161000

电子书定价：23.99美元

THE INVISIBLE GORILLA: and other ways our intutions deceive us by Christopher F. Chabris and Daniel J. Simons Copyright © 2010 by Christorpher F. Chabris and Daniel J. Simons

目录

版权信息

中文版序 中国是突然崛起的吗

引言 看不见的大猩猩

第1章 注意错觉——“看见”不等于“看到”

第2章 记忆错觉——“记得”不等于“记得准”

第3章 自信错觉——“自信”不代表“能力强”

第4章 知识错觉——“知道”不代表“明白”

第5章 因果错觉——“相关”并不是“因果”

第6章 潜能错觉——“潜力”并不是“无限的”

结语 直觉，只是一个传说——避免错觉的方法

译者后记

中文版序

中国是突然崛起的吗

人类的智慧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世界，但有趣的是，我们至今还不是非常清楚智慧到底是如何为我们服务的，我们经常还会产生一些误会，并习以为常地认为大脑会用特定的方式去认知世界，但事实往往不是那样。《看不见的大猩猩》一书将会为我们澄清这些误会。通过一些故事和实验，我们将会看到人类认知世界还存在的局限性。由于未能深刻理解这些局限性，才使我们产生了很多错误的认识，这些错误的认识又影响着我们生活中的行为与决定，所以我们称之为“日常错觉”。

在第2章中，我们会介绍一种叫做“变化视盲”的错觉，这属于一种知觉上的局限性。我们一直认为身边事物的变化逃不过我们的眼睛，但事实上，我们经常未能注意到那些变化，而错过这些变化就会产生一系列戏剧性的误会，令我们难以置信自己引以为傲的大脑是如此的不可靠。

关于变化视盲，还有一个有趣的实验未能在本书中进行介绍。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罗纳德·伦辛克（Ronald Rensink）是一名致力于视觉研究的学者，他曾经设计了一项关于变化视盲的实验。伦辛克利用图像编辑软件修改了一张图片——把一个在飞机上处于显著位置的引擎去掉了，然后，他把修改前后的两张图片在电脑屏幕上连续呈现给被试。两张图片中间用空白屏幕做间隔，以使被试明显感觉到屏幕发生了一次“闪烁”。尽管被试被告知两张图片具有一定的差别，但面对存在又消失了的引擎，被试还是很难注意到。只有在分部排查的情况下，被试才恍然大悟地发现，引擎消失了。

这个“引擎闪烁”实验同本书中其他实验一样，被试均来自美国或者欧洲，但最近已经有一些学者指出，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例如如果在实验中选取亚洲被试，就可能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西方文化使人们更趋向于观察场景中一两个中心的、重要的事物，而处于亚洲文化的人则喜欢把注意力分散于前景与背景的各个细节部分。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比特（Richard Nisbett）通过一个类似“引擎闪烁”实验的研究发现，亚洲被试确实对于图片中的细节部分格外敏感。也就是说，变化视盲确实存在于人类的认知系统中，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则表现出了不同的形式。

由于本书最早以英语出版，使我们得到了全世界范围内读者的关注。有些读者指出，在第3章中所介绍的有关幽默感评定的实验中，我们忽视了文化背景因素所起到的作用。在这个实验中，被试需要对30个笑话的好笑程度进行评分，然后把他们的成绩与职业喜剧编剧所评定的成绩做对比，以确定他们是否具有幽默感。其中的那些职业喜剧编剧认为最具幽默水平的笑话，很多读者认为一点儿都不好笑。实际上，没有哪一个笑话能赢得所有人的认可，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否定这个研究。诚然，来自不同国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对于少数几个笑话的争论只不过是增加了实验数据结果的干扰，并不会影响我们得出相应的结论。

现在让我们回到变化视盲。在第2章中，我们只讨论了有关变化视盲的视觉与听觉现象，其实，在更高级、更广泛的认知领域内，都会涉及变化视盲现象。我们经常忽视一些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变化，直到发现时还在疑惑为什么自己会对翻天覆地的变化视而不见。即使那些精明的企业家也是如此，尽管他们每天都在研究着市场与竞争对手的动向，可是直到一个里程碑式的企业矗立在所有人面前时，整个行业还经常在惊叹：他是什么时候在哪里冒出来的？直到最近一段时间，很多美国人才开始逐渐注意到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其实，中国的经济在近20年来一直在稳定、快速地增长，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在不是一件令人意外的事情。

我们希望中文版的《看不到的大猩猩》能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在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我们想知道人类认知方式的局限性还有哪些表现。欢迎中国的读者访问www.theinvisiblegorilla.com与我们进行交流。

引言

看不见的大猩猩

“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了解我们自己。”

——本杰明 · 富兰克林，《穷理查年鉴》

大约在12年前，我们在哈佛大学的心理学课堂上与学生共同完成了一个简单的实验。我们没有想到，这个实验迅速成为有史以来最受关注的心理学实验之一。

在全世界范围内，很多版本的心理学导论教材都会介绍这个实验。不只是在学术界，媒体与公众也对这个实验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新闻周刊》与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都对这个实验进行了专题报道，旧金山的探索科学博物馆甚至把这个实验列为其展览项目。

其实，实验阐述的道理很简单，它通过幽默的方式告诉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预料之外的事物经常是看不见的。

在本书的第1章中，我们会详细地介绍这个实验。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们还会相继介绍注意错觉、记忆错觉、自信错觉、知识错觉、因果错觉与潜能错觉。

虽然这6种错觉在生活中极为常见，但是直觉总是告诉人们，自己的所见与感受都是真实的，这就使人们无法发现这些错觉，甚至无法相信这些错觉的存在。我们会详细为读者介绍这些错觉现象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与决定的。同时，我们还会提出一些解决办法，以便让读者了解如何避免这些错觉的出现或是把这些错觉的影响降到最小。通过介绍这些错觉产生的机制与对人们的负面影响，我们相信，读者将会逐渐清楚大脑加工处理信息的方式，同时也会了解很多心理学的知识与常识。

然而，我们不得不指出，我们所介绍的这些错觉非常顽固，即使充分了解其产生机制，认识到直觉与信念有时是错误的，也仍然无法完全把它们从生活中赶走。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日常错觉”的原因，一方面是人们会对它有一点儿无可奈何，另一方面，它们每一天都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每当人们在驾车时拿起手中的电话，人们从来不认为自己的注意力资源会出现分配不足的状况，人们陷入了错觉；

当有人错误地回忆了某件事时，人们总会认为他在说谎，人们陷入了错觉；

那些表现得最有自信的人总能赢得人们的信任，人们陷入了错觉；

当人们精心制作了一份计划并认为绝对能够按时完成时，还是陷入了错觉。

实际上，这些错觉可以进入人们生活中的任何领域，使人们不得不随时与它们打交道。

在读完整本书了解了日常错觉后，你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从此会从全新的角度看这个世界，你的观点也会更敏锐。你不但可以了解到这些错觉是如何影响你自己的，也能清楚周围人的行为与决定是如何受到日常错觉影响的，你还会意识到，不同职业的人是如何利用日常错觉去影响他人的。在这种全新视角的重新审视下，你得到的不仅是一种新的认识，还会有很多乐趣。

第1章

注意错觉——

“看见”不等于“看到”

1995年1月25日，凌晨两点，波士顿。天空阴云密布，阴冷无比，一家汉堡包店门前发生了一起枪击案，4名嫌疑犯驾车匆匆逃离……疯狂的追逐场面持续了20分钟左右，最终，在一个死胡同里，嫌疑犯弃车逃逸。

犯罪嫌疑人之一——罗伯特·布朗，24岁，黑人，穿着黑色皮夹克，从车的后门逃出并全力冲向了死胡同尽头的围栏。这时，警察迈克尔·考克斯驾驶一辆无警用标识的汽车停在了嫌疑犯的车子旁边。他也下了车，紧紧追赶着布朗。

考克斯是一名便衣警察，他就在这附近长大，也是一名黑人。

这天，考克斯依旧便衣，穿着黑色带帽的大衣，追着布朗来到了围栏前。布朗正在试图翻越这个围栏，但是他的衣服被围栏顶端的金属卡住了，考克斯上前想把布朗从围栏上拉下来，但布朗还是成功地挣脱并翻了过去。就在考克斯也准备翻过围栏继续追捕时，他的脑袋被类似警棍或者是手电筒之类的坚硬物体击中，翻落在了地上。其他参加追捕行动的警察误认为翻落在地的考克斯就是嫌疑犯，他们一拥而上开始围殴倒在地上的考克斯。不一会儿，有人发现了这是一场误会，并大声叫喊：“住手！他是警察！他是警察！”众人一哄而散，没有人理会考克斯，全部逃跑。躺在地上的考克斯已经失去了意识，轻微脑震荡，面部有很多伤口，肾部也受了伤。

就在此时，越来越多的警察加入了追捕行动，其中就包括肯尼·康利。康利是一名来自南波士顿的小伙子，在高中毕业后不久就进了警局，到现在已经4年了。就在众多警察围殴考克斯的时候，他也正在追捕布朗。康利把车停到了距离嫌疑犯车子40英尺[1]远的地方，他刚好看到布朗翻越围栏逃跑了。康利也翻过了围栏，并最终成功追捕到了布朗。康利并没有参与殴打考克斯，但是就在他翻过围栏时，殴打却正在进行中。

尽管其他犯罪嫌疑人最终均被抓获并绳之以法，但殴打考克斯一案却始终没有定论。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警察局的内部调查一直没有停止，大陪审团也要求追查到水落石出。到底是谁袭击了考克斯？他们为什么要袭击考克斯？他们仅仅是把考克斯误会成了在逃的嫌疑犯吗？如果只是误会，那么他们为什么最后全部逃跑，而不是紧急呼叫进行医疗救护？这个案子一点儿进展也没有，直到1997年，地方检察官把案件移交给了联邦政府，才获取了更多调查波士顿警局内部相关情况的权利。

考克斯指认了三个在那天夜里对他进行殴打的警察，但是，三人都拒绝承认并表示对殴打一事一无所知。很多警察在向警局提交的报告中却说，考克斯因为踩在冰上不小心滑倒才受了伤。有近60名在现场的警察应该目睹了一切，但所有人都否认了解任何相关信息。同样，康利也表示对围殴一事一无所知。以下是康利在宣誓后关于此案的证言。

问：你说在你看到布朗翻过围栏以后也跟着翻过了围栏，而且只用了几秒钟而已？

答：是的。

问：就在同时，你并没有看到其他黑人便衣警察也在追捕布朗？

答：我没有看到。

问：根据你的证词，根本就没有黑人便衣警察在追捕布朗？

答：是的，当时我并没有看到任何黑人便衣警察。

问：如果有人在追捕布朗，你是否能够看到？

答：如果有，我应该可以看到。

问：如果他在围栏的顶端拉住了布朗，你是否能够看得见？

答：我想我应该看得见。

即使直接询问康利是否看到考克斯与布朗在围栏上的纠缠，他的回答依旧是，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他应该看得见。虽然康利的证词简短，但他是殴打一案中最重要的证人，因为他是参与追捕行动的警察之中可以看到殴打全过程位置最好的人。然而，康利拒绝承认他看到过什么，这使联邦检察官无法控告那些参与殴打考克斯的警察，也导致了没有任何人对袭击案承担责任。

唯一能够被确认与此事有所关联的康利只好对此事负责。1997年，康利被指控作伪证与妨碍司法公正。联邦检察官无法相信，康利居然没有看到发生在近在咫尺的事情，认为这就是伪证。记者迪克·莱尔（Dick Lehr）在文章中写道：“考克斯丑闻简直就是警界道德的沉默，他们内部在互相保护的时候居然表现得如此团结。”

尽管康利坚持他的证言，但是殴打一案还是进入了审判。布朗证实，康利就是当时逮捕他的警察，而且他还提供证词说，就在他翻越围栏后还向后看了看，发现有一个高大的白人警察就在围殴现场的旁边，另外一名警察也证实康利当时就在现场。最终，法庭宣判康利有罪。陪审团认为，康利跑向围栏居然没有看到围殴现场，甚至没有看到考克斯，这实在令人无法置信。审判过后，一位陪审员解释说：“我无法相信，面对如此混乱的场面，他居然什么都没看见。”另一位陪审员称，陪审团中的一名成员告诉他说，他的叔叔曾经当过警察，警察需要被训练得很敏感，善于洞察细小的事情，他们绝对职业。

直到2001年夏天，报道考克斯一案的记者迪克·莱尔才第一次见到了康利。经过这次会面，莱尔开始怀疑康利并没有作伪证，于是他把康利带到了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实验室。

你看见了吗

10年前，丹和克里斯[2]就相识了。当时，丹刚刚来到哈佛大学心理学系做助理教授，而克里斯还是一名在读的研究生。由于我们对人类的感觉、知觉、注意等认知方式都特别感兴趣，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

就在康利的案件处于胶着状态时，丹正在为本科生上一门心理学研究方法的课程，克里斯是他的助教。就在这门课上，我们共同完成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这个实验是基于先锋认知心理学家乌尔里克·奈瑟（Ulric Neisser）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在进行视知觉与注意研究时所设计的一个非常精妙的实验范式。

心理学实验

在学生的协助下，我们利用哈佛大学心理学系的教学大楼制作了一个简短的电影。在短片中有两队运动员，其中一队穿白色运动服，另一队穿黑色运动服，所有运动员都在不断地移动并且互相传接篮球。

影片拍好后，我们便开始在哈佛大学内招募志愿者进行实验。志愿者需要观看影片，并计算身着白色球衣队员传球的次数，同时可以完全忽略穿黑色球衣队员的传球次数（无论是空中传球还是击地传球都要被算做传球）。[3]

影片持续不到一分钟。观看结束后，我们会立即询问前来参加实验的志愿者到底有多少次传球。答案也许是34次，也可能是35次，其实这并不重要。我们要求被试记住传球次数，是想把被试的注意力集中到屏幕上，而不是关注他们的计数能力。而且，我们这么做还有其他目的——在影片中，除了穿白色与黑色球衣的运动员外，我们还安排了一个把自己伪装成大猩猩的人，这个“大猩猩”走过人群并稍作停顿，还对着镜头敲打自己的胸膛，然后走开，整个过程在屏幕上不超过9秒钟。除了询问志愿者传球的次数外，我们还要探查一些我们更感兴趣的问题。

问：在你数传球次数时，你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了吗？

答：没有。

问：除了运动员，你还看到什么了吗？

答：我看到了这里还有电梯，还有就是墙上有S形标志，可是我实在不知道S代表什么意思。

问：除了运动员，你还看到其他人了吗？

答：没有。

问：你看到大猩猩了吗？

答：大猩猩？没有。

在这项实验中，大约有一半被试没有看见大猩猩。当他们重新观看录像而不需要计数时，他们都轻而易举地发现了人群中的大猩猩。很多志愿者都惊讶地表示“我居然没有看到”。NBC的制作人也重复了这个实验，其中的一个志愿者坚决不承认影片中有大猩猩出现，甚至认为他前后两次观看的影片根本就不是相同的版本。无论怎样，这个实验在不同国家、不同人群中重复了若干次，结果基本一致——有大约一半的人没有发现人群中的大猩猩。

到底是什么导致这么多人看不见人群中的大猩猩？其实这属于注意错误（illusion of attention）范畴，在心理学领域内，我们称之为无意视盲（inattentional blindness），它与视盲是有本质区别的。“视盲”是由于视觉系统存在物理性损伤造成的，在这里，很多人没有看见大猩猩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眼睛或是大脑出现了损伤性的问题，而只是由于无意视盲。当人们把自己全部的视觉注意力集中到某个区域或物体时，他们会忽略那些他们不需要看到的东西，尽管有时那些他们不需要看到的东西是很明显的。

我们并不是想介绍无意视盲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更不想介绍关于大猩猩实验的最新研究进展，我们只是想让读者知道：人们真正体验到的世界远远少于人们所感知到的世界，如果人们能认识到这种认知局限性，某些错误的感知可能就会消失。

我们与美国一家调查公司合作，从成年人中抽取了比较有代表性的样本，调查他们对人类大脑如何工作是怎么认识的。我们发现，75%的人其实已经发现了无意视盲现象的存在，人们在注意力过于集中时确实会忽略一些重要的事情。

一切尽在掌握？除了预料之外。人们每天都亲身感受着发生在身边的事情，有些事物甚至还占据了人们大部分的注意力，这么丰富的信息不可避免地让人们产生一种错误的认识：人们掌握了所有发生在自己身边事情的信息。

人们的确感受着真实的世界，但是对注意力之外的事物也是缺乏了解的。人们以为特别的事情会迅速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这样就会牢牢掌握身边所有的信息，可是大家真的错了。就像大猩猩实验那样，尽管大猩猩是那么栩栩如生，尽管它在人群中是那么与众不同，但是，人们真的很难注意到它的存在。

大猩猩实验于1999年发表在学术期刊《知觉》（Perception）上，题目就叫做《我们中间的大猩猩》（Gorillas in Our Midst）。不但在心理学领域引起了热烈讨论，我们还因此获得2004年度的搞笑诺贝尔奖[4]，美国超长寿命的电视连续剧《犯罪现场调查》（CSI）也在单独一集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康利的大猩猩

莱尔在听说了关于大猩猩的实验后，把康利带到了丹的实验室，他想知道如果康利参与这个实验，那么结果将会如何。在实验室里，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康利，他是一个很严肃而且沉默寡言的人，莱尔几乎成了他的代言人。其实我们也不确定康利到底能不能看到人群中的大猩猩，况且，是否能看到大猩猩与6年前他到底有没有看到考克斯被殴打也没有绝对的必然联系。不过，我们很想知道，在康利知道这个实验的科学解释后会怎么想。

就在康利计数的时候，他发现了人群中的大猩猩。尽管丹向他解释了有关人类注意力的理论，但是他还是像其他发现大猩猩的被试一样，无法相信有人会没有注意到这么明显的大猩猩。

为什么看见大猩猩的康利，却没有看见围殴现场？正因为人们对于自己感知世界方式的认识是根深蒂固的，他们无法相信自己会忽略那么多重要的事物，所以，考克斯一案无论是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都会出现这么多质疑康利的声音。

在康利的上诉证词中，康利的律师试图说明康利绝对不在殴打案发的现场，其他警察关于康利的证言是不准确的。康利是不是在现场与康利是否看到殴打的场面，被人为地联系并锁死在一起。不过，如果我们对照大猩猩那个实验就会发现，案件的关键在于：康利在案发现场有没有看到那个“大猩猩”，而不是康利是否在现场出现过。

在案发的当时，康利看到布朗要翻过围栏，在他眼里全世界只有在逃的嫌疑犯一个人，我们可以称之为“单通道视觉”（tunnel vision）。检察官当然不会相信单通道视觉的存在，而是认为康利不过是在自己记忆里把当时的场面重新“编辑”了一下，从而剪切掉了那些对自己不利场面的片段。然而，如果康利在全神贯注地追捕布朗，就像实验中我们的被试必须集中所有注意力来计算传球次数一样，康利就完全有可能没有看到围殴考克斯的场面。

不过，康利的证词使他在案发现场这一事实毋庸置疑，再加上人们主观判断康利不会忽略那么明显的事情，两者共同作用，使检察官认定康利在作伪证并妨碍司法公正，其目的无非是保护自己的警察同伴。

2005年7月，康利终于赢得了撤销之前判决的审判结果，考克斯一案以康利胜诉告终。

“视而不见”引发的冤案。时至今日，科学已经为人们解开了无数谜团：星系是如何形成的；DNA是如何控制生命的繁衍的；人类的大脑是如何认知世界的，等等。但是，人们更希望这些理论能够解释生活中每一个特定的个案。遗憾的是，人们没有条件对每天发生的那些错觉分别加以分析，然后去证明这是由于人类大脑某方面的机制所决定的。

就好像考克斯一案，我们无法确定康利是否由于无意视盲而没有看见殴打场面。如果进行一个严谨的科学研究，就必须全面而真实地恢复当时所有的影响因素（夜晚，追赶试图翻越围栏的疑犯，不熟悉的环境等），只有这样才能准确评估康利的真实情况，但这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尽管如此，我们也不是完全无能为力，至少我们明白那些一味谴责康利的人走错了方向。案件调查人员、检察官、陪审员，都没有能够考虑到一个最大的可能性——康利根本就没有说谎，那天晚上他可能出现了无意视盲。

接下来，我们还要讲述很多类似考克斯案件这样的故事，通过这些故事你将会看到错觉对生活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同样必须指出，尽管我们将要深入介绍人类大脑产生错觉的机制，可这并不代表你在读后就可以完全对这些错觉产生免疫力。我们想告诉你的是，在生活中，错觉不但会影响人们的思维判断，还会干扰人们的决定，甚至是行为，它的的确确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所有人都需要正确认识它、对待它。

美国核潜艇与日本钓鱼船

2001年2月9日，下午1点40分，格林维尔号核潜艇船长斯科特·沃德尔（Scott Waddle）带领着他的全体船员行驶在夏威夷海域附近。

在沃德尔船长发出潜艇下沉的命令后，潜艇开始驶向更深的水域。不幸的是，潜艇出现了意外，高气压迫使海水涌向船体之外，潜艇不得不开始急速上浮。就在格林维尔号的船头浮出水面的同时，全体船员听到了一声巨响，沃德尔船长也惊恐万分，谁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来，在格林维尔号高速浮出水面的同时，撞到了来自日本的爱媛号钓鱼船，格林维尔号的船舵划过了渔船的整个船身。要知道，格林维尔号的船舵是用特殊材质制作的，以便在北极破冰，所以结果可想而知。汽油不断地从渔船中泻出，渔船在短短几分钟后就朝船尾的方向沉了下去，渔船上的人们纷纷跑向船头大声呼救。最终，大部分人利用救生船得以生还，但是，仍有9人在这次事故中不幸丧生。格林维尔号只是受到了一点儿轻伤，船上的船员无人受伤。

现代潜艇为何对正在咫尺的渔船“视而不见”？一艘如此现代的高科技潜艇，配备了诸多技术领先的装置，并由一名经验丰富的船长带领，居然没有探测到仅仅200英尺之外的渔船。

为了调查此次碰撞事件的原因，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做了整整59页的报告，竭尽全力地阐释各种潜在的可能原因：格林维尔号的船员并没有完全严格按照程序操作；船上的游客观光团可能影响了全体船员的注意力；没有实现对爱媛号钓鱼船的精准定位更是造成此次事故的直接因素。另外，并没有证据显示船员出现醉酒、药物过敏、精神失常、疲劳工作或者是人际关系紧张等情况。然而令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个报告并没有提及沃德尔船长及其船员在通过潜望镜观察时，是否也没看到爱媛号钓鱼船，而这有可能是了解相撞原因的关键问题。

一般来说，无论潜水艇是下沉还是上浮，工作人员都必须要通过潜望镜确认是否有其他船只在潜水艇的航行路线出现。而且按照正常情况来讲，只要沃德尔船长通过潜望镜观察，是应该能够看到渔船的。但从事后其他工作人员的报告来看，沃德尔船长并没有违反任何操作规范，他借助潜望镜仔细地观察了周边的情况，可是为什么他却没有看到爱媛号钓鱼船呢？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在报告中强调了沃德尔船长是按照操作规范通过潜望镜观察了周边的情况，但观察时间很短暂。对此，NBC的记者斯通·菲利普斯（Stone Phillips）质疑：“没有人怀疑沃德尔船长的专业能力与经验，他也确实没有违反潜望镜操作规范，但是在用潜望镜观察这个环节上，他是否分配了足够的时间？”官方、媒体都对此事做了大量的调查，也都发表了各自的观点，但是却没有人探究过沃德尔船长没有看到渔船的真实原因，就连沃德尔船长自己也想不通，为什么当时居然没有看到渔船。

受到关于大猩猩的实验的启发，我们可以马上想到，也许经验丰富的沃德尔船长并不是没有“看到”渔船，他只是没有“看见”而已，或许我们可以将之称为“视而不见”（looking without seeing）。正如沃德尔船长自己所说的那样，“我通过潜望镜观察，但是我并没有盼望会有意外情况出现，我只是观察是否有异常状况，而不可能主动寻找异常物体。”

“看到”不等于“看见”其实，潜水艇撞到水面上的船是极不常见的，自然大可不必为没日没夜地盯着望远镜而失眠。但是，这种“我看到了，但是我没看见”的事故在陆地交通中可就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了。

可能很多读者都有这样的经历：在路边停车时，突然发现在自己行驶的路线上有其他车辆出现，于是不得不紧急刹车。之前已经观察了周围的情况，为什么没有发现还有其他车辆呢？如果有司机不幸地碰到了其他车辆，他的反应一般都是：“我已经看了四周的情况，不知道这车是哪里冒出来的，我真的没有看见。”

这个问题确实很复杂，涉及人类大脑的认知过程，至少包括注意与知觉两个方面。通常来说，人们都会认为，应该可以看见在自己面前的一切，但事实是，大脑只能处理来自视觉世界的一小部分信息。“视而不见”是符合大脑的工作机制的，大家对于“视而不见”的不承认、不接受会导致人们疏于小心谨慎或是做出过于自信的判断。

在说到“看到”时，就像之前谈论“视而不见”时提到的“看到”，实际是目光停留在某个物体的“看到”，这就是一种感觉过程。但是我们更想说明的是，事物映入眼帘并不能保证就能“看见”它们，或者说，知觉过程并没有对其中的一部分信息进行有效地加工与整合。也许有很多人会怀疑这样的论断，因为至少有一点还需要证明，大猩猩实验中的被试、追赶嫌犯的警官还有沃德尔船长是否真的“看到”过那些他们不会期盼出现的事物。为了解释这个问题，还是得回到实验室来。

在认知心理学实验室，经常要用到一种叫做“眼动仪”的装置。利用眼动仪，可以追踪到被试在任何时间目光停留的位置以及目光移动形成的眼动轨迹。德国海德堡大学从事体育研究的学者丹尼尔·美尔特（Daniel Memmert），在重复著名的大猩猩实验时加入了眼动仪，以便追踪被试的眼动轨迹。他发现，那些声称没有看见大猩猩的被试，把目光停留在大猩猩身上的时间平均有足足一秒钟，但是他们却没有看见大猩猩，而那些看见大猩猩的被试目光停留的平均时间同样也没有超过一秒钟。

橄榄球手的车祸

2006年2月，23岁的职业橄榄球运动员本·罗瑟斯伯格，已经在全美橄榄球大联盟经过了两年的历练，成为大联盟历史上赢得超级碗[5]的最年轻的四分卫。

就在这年的6月12日，他驾驶着摩托车行驶在市中心，准备离开城区。当罗瑟斯伯格行驶到一个交叉口时发生了意外，一辆迎面而来的轿车撞倒了他。

当时，玛莎·弗莱什曼驾驶她的轿车左转，刚好撞到对面直行的罗瑟斯伯格。根据目击证人的回忆，两个人在进入交叉路口时都是绿灯，没有人违反交通规则。相撞后，罗瑟斯伯格的身体飞向了汽车的挡风玻璃又撞向旁边的树干，最后跌落在地。罗瑟斯伯格的颚与鼻子受到了严重损伤，牙齿也磕掉很多，背部与头部出现了明显的裂口，其他小的伤口更是不计其数。弗莱什曼拥有良好的驾驶记录，唯一的一次违章驾驶是超速，但那已经是9年前的事情了。不过，弗莱什曼还是曾因为没有给其他车辆让路而被传讯过。罗瑟斯伯格经过7个小时的紧急抢救脱离了危险，最终痊愈，并且以完全健康的身体开始准备当年9月份新赛季的比赛。

为什么汽车司机在转弯时看不到摩托车呢？其实，像这种事故是不多见的，但是在与摩托车有关的事故中有一半以上却是与其他汽车相撞，这其中65%都如同罗瑟斯伯格事故一样，汽车在向左转弯时撞到了迎面驶来的摩托车（在左侧行驶的国家，事故多为汽车向右转弯时撞到迎面行驶的摩托车）。

在这种事故中，经常会听到肇事司机这样说：“我在转弯前就开启了指示灯，而且我也观察了周围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异常。但是我突然就感觉到什么东西撞到了我的车，然后就看见那个家伙和他的摩托车倒在地上。我从来就没看到他们。”而被撞的摩托车手却会说：“突然间就有一辆汽车冲到了我的面前，那个司机一直在盯着我。”这样就会经常导致摩托车手起诉汽车司机故意肇事，因为摩托车手认为汽车司机明明看到了他们，却不减速。

合理的解释是：源于人类脑机制的注意错觉。由于汽车司机在开车左转弯的时候最需要注意的是迎面开来的汽车，而没有故意寻找周围的摩托车，才使得他们没有看见摩托车。说得更确切些，无论是摩托车还是自行车或是马车，都属于在左转弯过程中不常见的车辆，没有人会时刻考虑这些非常规因素。这就好像在大猩猩实验中的那些被试一样，汽车司机一方面全神贯注地寻找其他汽车，另一方面又从来没有预料过会有摩托车出现，所以就对预料之外的摩托车“视而不见”了。更可怕的是，人们经常认为自己会注意到视野范围内的一切事物，而事实是，那些意料之外的事物是经常看不见的。

安全措施有效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寻找补救措施就成了当务之急。摩托车安全的支持者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但是我们认为，这些建议没有一条能发挥行之有效的作用。

例如，有人认为应该树立写有“注意摩托车”一类标语的警示牌。但实际上，这种办法的效果微乎其微。试想，当这样的标语映入司机眼帘的时候，他们会开始注意四周是否会有摩托车出现，可是经过一段时间后，摩托车并没有出现，他们的认知方式又会回到原有的轨道上来，继续寻找汽车等大型车辆，摩托车重新成为预料之外的车辆。这种为了摩托车安全而发起的标语运动其实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基础上的，即人们的主观想法与客观信息可以影响人们固有的注意机制。而实际情况是，由于人们的认知方式是固定的，因此这种标语运动最终注定会成为注意错觉的牺牲品。

假设我们在某一天的早晨告诉被试“请注意看大猩猩”，但是在一个星期以后在同样的地点进行那个著名的大猩猩实验，那么一周前的那个提醒当然就不会有任何作用了。因为在这一周里，被试的认知方式会很快调整为原有状态。除非在实验开始前很短的时间里提醒被试，被试才会在数传球次数的同时看见那只大猩猩。

另一项增强摩托车安全性的措施是，呼吁摩托车驾驶者应该穿着明亮的衣服，而不是传统上我们记忆里那种典型的摩托车者的服装——夹克衫、黑裤子还有靴子。乍看之下似乎有些道理，穿上类似运动员一样的亮丽服装会更容易引起他人的注意。但是，正如前文所讨论的那样，“看到”与“看见”并不是相同的概念，“看到”是“看见”的前提，但“看到”并不能保证一定“看见”。也许那件神奇的衣服会增加汽车司机“看到”摩托车的概率，但能否增加“看见”的概率就是不确定的事情了。一个关于大猩猩实验更深入的研究结果已经证实，即使摩托车手换上亮丽的衣服也不会有任何作用。

心理学实验

与丹同一实验室的史蒂夫·莫斯特（Steve Most）与布雷恩·肖勒（Brain Scholl）把大猩猩实验符号化，然后利用程序重新设计成可以在电脑屏幕前操作的实验。具体点儿说，就是大猩猩实验录像中的运动员在程序中成变成了白色和黑色字母，而用一个红色的加号（+）代替大猩猩。被试的任务是记住所有白色字母击中屏幕上某一窗口的次数，同时忽略所有黑色字母。

就算是经常重复大猩猩实验的研究者也没有预料到，没看见唯一带有颜色的红色加号直线穿过整个屏幕的被试竟然达到了30%。之前我们也思考过，黑色的大猩猩与黑色运动服在颜色上比较相近，所以很多被试在高度集中的状态下就忽略了大猩猩。但是这个实验更进一步地证明：预料之外的事物，无论它的特点多鲜明，还是容易被人们忽略而看不见的。

唯一的避免方法：让自己成为大多数。到目前为止，已知的减小无意视盲影响的方法只能是：在预料的范围之内尽可能多地考虑各种复杂情况。彼得·雅克布森（Peter Jacobsen）是加利福尼亚的一名公共健康咨询专家，他在2000年抽取了加利福尼亚与一些欧洲国家的城市专门研究汽车与自行车或是行人相撞的事故。雅克布森收集并计算在每一个城市中，每公里内发生行人或是自行车的事故概率，结果令我们感到意外：在这些城市中，采用步行或是自行车出行方式的人越多，发生事故的概率就越低；采用步行或是自行车出行方式的人越少，发生事故的概率就越高。

对于这样的调查结果，我们只能这样解释：如果说伦敦的街头经常人头攒动，那么汽车司机当然会对此习以为常，他们在平时的驾驶中也会更多地把行人纳入他们的预料范围之内；在洛杉矶，汽车司机习惯于宽阔的马路和秀丽的风景，他们很少会看到路旁的行人，所以也很难经常在意识里有这样的准备：“我要小心旁边可能出现的行人。”所以说，行人与自行车比较多的城市，由于司机已经习惯于对行人分配更多的注意力，所以发生事故的概率反而很低了，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扩大了人们的预判范围，从而减小无意视盲对人们的影响。

心理学实验

“红色大猩猩”实验的发起者之一史蒂夫·莫斯特和罗伯特·亚斯图（Robert Astur）领导了一项实验，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莫斯特与亚斯图首先设计了一种能够模拟人类的场景的实验装置，他们称之为“驾驶模拟器”。被试坐进驾驶模拟器，模拟操作驾车并根据蓝色箭头的指示前进，同时忽略偶而出现的黄色箭头。当被试模拟开车到交叉路口时，一辆摩托车会突然进入被试驾车的行驶路线。如果这辆摩托车和指示箭头同样都是蓝色的，那么几乎所有的被试都能看见并及时停车。但是，如果把摩托车换成黄色，那么36%的被试会在模拟程序中撞到摩托车，其中的两个被试甚至根本没有踩刹车。由于摩托车与指引箭头同是蓝色，至少在特点上与被试需要预判的事物相近，所以大家都很轻松地看见了。从这点上说，蓝色摩托车就已经成功被纳入被试的注意范围之内了，从而也改变了无意视盲对人们的影响。

艰难的着陆

理查德·海恩斯（Richard Haines）是美国航空航天局研究中心的一名科学家，他的研究项目几乎全部围绕空间学与航空学，还曾因为试图记录UFO而声名大噪。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海恩斯与他的同事伊迪丝·费希尔（Edith Fischer）、托尼·普赖斯（Toni Price），使用飞行模拟装置在飞行员信息显示技术领域引领了一项先锋研究。之所以要在这里再次介绍他们的研究，是因为这是“视而不见”的又一重要证据。

海恩斯和他的同事把研究对象集中在商业航线中驾驶波音727的飞行员上。当时，商业航线的飞行员通常是最有飞行经验的而且绝对称得上是“飞行专家”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曾经在美国空军服役，其中飞行技能最出色的人才能被选中驾驶大型的商业客机。海恩斯选择的被试都是驾驶波音727航行超过1000小时以上的大副或是机长。

在实验中，所有飞行员首先必须接受训练，以熟悉借助一种头盔显示器模拟驾驶飞机。这个装置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头盔显示器可以模拟飞行操作的仪表盘显示飞行员在驾驶飞机时所需要的一切信息，例如高度、速度、燃料等。飞行员通过训练课程，学习利用飞行模拟装置在不同的天气情况下着陆。在飞行员熟练操控这种飞行模拟装置后，海恩斯会在着陆程序中安排一些意外情况，例如在着陆的跑道上放置大型飞机来干扰飞行员的正常着陆。但是实验的结果却显示，这些经验丰富的飞行员经常看不见跑道上的海恩斯设置的障碍物。

为什么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仍然事故频发？飞机在着陆过程中与跑道上的其他物体相撞是非常常见的飞机事故，海恩斯称之为“跑道入侵”（runway incursions）。根据调查，有一半以上的“跑道入侵”属于飞行员的过失。这种跑道入侵事故之前是没有任何征兆的，就好像格林维尔号潜艇碰撞到爱媛号钓鱼船一样，完全是一种意外。

美国联邦航空局的记录显示，美国在2007年共发生了370起跑道入侵事故，其中只有24起事故是由于潜在的不安全因素导致的。从2004年到2007年的4年中，美国发生了1353起跑道入侵事故，有112起事故后来被定性为严重事故。历史上，最严重的跑道入侵事故发生在1977年，在西班牙的金丝雀群岛，荷兰皇家航空有限公司的4805次客机在着陆时与美国泛美航空的1736次客机相撞，两架客机同为波音747，有583人在此次事故中丧生。

尽管与其他飞行事故相比，跑道入侵相对来说属于多发事件，但是大多人还是不能理解跑道入侵发生的频率为什么如此之高。在去年的2500万次飞行之中，跑道入侵事故发生了8起。平均计算，就相当于在3000年的时间里每天只有一个航班，而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跑道入侵事件只发生了一次。这看上去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相对其他飞行事故来说，跑道入侵属于多发事件。

海恩斯对实验中两名没能安全着陆的飞行员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在飞行员离开云层后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他们就应该可以看到着陆跑道上的飞机了，而后他们还有充足的7秒钟时间来决定是否应该放弃着陆。

这两名飞行员在飞行模拟装置的训练课程中一直都是名列前茅的，在问到他们当时是否看到跑道上的飞机时，他们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当海恩斯把当时模拟飞行着陆的录像播放给这两位飞行员时，他们都非常惊讶，因为他们居然没有看见阻挡在着陆跑道上的飞机，而这个飞机又是这么的明显。其中一位飞行员说道：“如果不是我事后看了录像，我实在无法相信当时我犯了那么大的一个错误。可是我当时确实没有看见那架飞机，这实在令人无法置信。”其实，跑道上的飞机和爱媛号钓鱼船一样，预料之外的事物是很难被看见的。

海恩斯设计的飞行模拟装置及头盔式显示器并没有人为地加入影响飞行员对跑道情况的判断的干扰因素。为了能够更方便、安全地操作，飞行员在使用飞行模拟装置着陆的同时，还可以检测飞行数据与观察地面情况。飞行模拟装置极大地简化了真实的操作程序，使得飞行员在模拟装置上获得相关信息的速度要比真实情况更快，做出各种判断所需的时间也更短。也就是说，就算是对于普通飞行员来说，在飞行模拟装置上的表现也应该远远好于真实驾驶飞机的情况。但是，这种更为简单的操作任务并没能帮助这些优秀的飞行精英们“看见”那些预料之外的事物。

为什么人类每天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观察周围的事物，但还是有那么多重要的信息被“视而不见”地错过？要想解释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澄清人们对大脑认知的错误认识。

就飞机着陆来说，飞行员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全神贯注地注意各种仪表上的数据，同时还要不断地与地面通讯台联络以确定降落位置，对于跑道上可能出现的障碍物体，他们是没有心理准备的，尽管那个物体是那么清晰地出现在他们的视野里。

飞行员的任务是以正确的操作程序驾驶飞机，跑道上的意外情况应该早就被地面指挥系统清除掉了，那实在不是他们需要担心的事情。他们习惯于完全信任地面指挥系统，所以地面上哪怕是出现很小的意外情况也在他们的预料之外。简言之，这种情境中存在着使飞行员“视而不见”的条件。同时，这种“视而不见”也是人类脑机制的一部分，是客观存在的。

很多人都一直无法真正接受“视而不见”，还没有认识到这属于人们正常的注意系统的运行机制。只有认识到对“视而不见”的误解，才能真正地了解“视而不见”并接受它的存在。在接下来，将继续深入地讨论。

来电话，请接听

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经过一天劳累的工作，你拖着疲倦的身体驾车回家。虽然是在驶向回家的路上，但是你的大脑还在飞速旋转，想着今天没完成的工作，尤其是一想到还有很多家务需要做，更是感到头疼。就在这种类似精神挣扎的状态下，你左转进入了另一条路。而就在这时，一个小孩踢着皮球闯到你驾驶的路线上，你是否能够及时刹车？如果你不是在思考问题，而是在接一个电话，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是否还能够及时停车？也许大多人都确信自己能够避免这样的事故发生，因为人们相信，只要眼睛注意着路面的情况，手里握着方向盘，就都能自如地应对各种突发状况。

为什么驾车时不能接听电话？尽管在驾车的同时接打电话有时是一件无法拒绝的事情，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绝对是危险的事情。广泛的研究已经表明，在开车的时候使用电话是很危险的事情，它造成事故的影响绝不亚于醉酒驾车。

在开车的同时使用电话使得司机对周围情况信息的掌握减少了，无论是对交通信号灯还是对其他意外情况的反应都会变慢。试想，如果出现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例如，突然出现在马路上的小孩，由于你在使用电话而使刹车慢了一点点，那将是一种什么后果。

一场反对驾驶时使用电话的运动就此轰轰烈烈地兴起，纽约是第一个就此事立法的城市。纽约法律明文禁止在驾驶的时候使用电话，因为纽约立法委员会的智囊团相信，这样做将确保司机的眼睛盯在马路上，手放在方向盘上，避免了让他们分心。同时，纽约立法委员会也以多数票通过，暂时搁置禁止在驾车时使用非手持耳机式电话的讨论。这样的结果无疑触动了电话公司的神经，他们灵敏的嗅觉已经找到了新的利润增长点，在大力推动这项立法的同时还借助舆论工具。

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就宣称“使用非手持耳机式电话能够解放司机的双手，从而提高驾驶的安全性”。诺基亚公司也迅速将非手持耳机式电话推荐为他们的十大安全产品之一。在这种宣传攻势下，大家迅速认识了非手持耳机式电话，并对它的安全性达成了共识。

在一次调查中，有77%的美国人认为非手持耳机式电话的安全性要远远高于手持电话。无论是立法委员会对非手持耳机式电话暧昧的态度，还是电话公司不遗余力的推荐，都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当司机双手放在方向盘上而目视前方时，无论是多么出人意料的事物，都可以被司机察觉到。鉴于读者对大猩猩实验的了解，想必你已经能够想到我们接下来要说些什么了吧。

为什么用耳机接听也很危险？每个人都可以把一只手放在方向盘上很自如地驾车，也可以一边观察周围的情况一边使用电话，这件事与手和眼本身无关。实际上，无论在做什么——开车、使用电话，都需要耗费大脑的认知资源（cognitive capacity）。

认知资源对于人们来说非常重要，它决定了人们的认知加工过程是并列的还是平行的。例如，对于人们来说，在一条笔直的路上行走的同时和朋友交谈是很容易的，因为行走过程与语言过程可以同时进行。但是，如果突然遇到一片充满水坑的人行道，而要选择一条行走线路时，可能就不得不停止讲话了。现在的行走过程需要额外的资源来计划，使得语言过程即刻被挤了出去。在这个例子中，一个关键的结论就是：人们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

实际上，注意的功能之一就是如何有效地分配这些资源。认知资源是人类进行各种活动的一个界限，一旦某种复杂活动超过认知容量的最大限度，人们就无法完成原有任务。行动的结果本质上取决于认知资源消耗的多少——耗费的越多，任务完成的质量就越差。

再来重新审视手持电话与那个神奇的非手持耳机式电话。无论是用哪种电话，都是同时进行驾车和讲电话两个活动，耗费认知资源——更确切地说是注意资源——是相同的。从这点上说，两者根本就没有任何差异。

在大猩猩实验中，我们为了探讨认知资源的作用，还发展出了一个任务更为复杂的实验。在此实验中，并不是简单地让被试数白色球衣运动员的传球次数，而是要求被试分别记住白色球衣运动员击地传球的次数与空中传球的次数。由于提高了任务的复杂性，使得没有看见大猩猩的人数的比率提高了20%。任务更复杂了，意味着被试需要提取更多的注意资源，使得很多被试都没有足够的注意资源去发现大猩猩。随着任务复杂性的提升，能够看见大猩猩的人也随之减少。

请重新思考驾车时使用电话的问题。出现问题的原因不是用一只手拿住电话就影响了安全驾驶，而是在于讲话本身——说话是一件耗费认知资源的事情，无论使用的是何种电话机。让人感到不安的是，更多的人还不知道认知容量的存在，使得很多地方的法律只禁止在开车的时候使用手持电话，反倒增强了公众对非手持电话的信心，也使大众对此事的误解越来越深。

心理学实验

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大猩猩实验怎么能与真实的驾车场景相提并论？就算将其精准地抽象化，计数任务又怎能与说话相比呢？对于如何比较两种活动的认知难度，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做实验。

肖勒与他的学生在耶鲁大学进行了一项实验，目的是探索说话到底能够耗费多少认知资源。肖勒仍然采用“红色大猩猩”的实验程序，不同的是他把被试分成了两组：一组仍像以前一样进行计数任务；另一组被试需要在计数的同时打电话与别人聊天。连肖勒自己都没有预料到实验会得出这样的结果：计数任务组有30%的人没有看到红色加号，而另一组居然有90%的人没有看到——是计数任务组的三倍。

此外，实验中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组在计数的同时打电话的被试的计数成绩与前一组相差无几。也许有人会说，如果计数时打电话并没有影响计数成绩，那么开车时使用电话也应该不会对开车本身造成影响。但是，我们更关心的是90%这个数字。也许开车并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对预料之外的物体出现的敏感度会严重降低，这就意味着潜在的威胁安全的因素在增加。

与同在车里的人聊天也是危险的事情吗？已经有很多证据表明，与开车时打电话聊天相比，仅仅与同车的人说话对安全的影响要小得多。原因在于：首先，与同车的人聊天可以更容易听见他人说话的声音，也更容易理解说话的内容，这要比打电话轻松得多；其次，车里的同行者本身也提供了一双可以观察周围其他情况的眼睛，其提供的安全系数要远远高于电话另一边的那个人；最后，也是最有意思的原因，来自于很多学者所说的“社交需求”（social demands of conversations）。当你驾驶到一个情况很复杂的路面时，反而没有迫使你继续谈话的“社交需求”的压力，你的同伴很有可能会停止聊天并保持安静，帮助你观察周围的环境。但是，如果你当时在打电话，“社交需求”就会迫使你不能终止谈话。

综合考虑这三个因素，就有理由相信，单纯的讲话与用电话聊天对驾车的影响是不同的。

贝尔，你在为谁而奏

贝尔出生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州。在他仅仅4岁的时候，身为心理学家的父母发现了贝尔在音乐方面的天赋，就极力挖掘贝尔的音乐潜力。在贝尔17岁时，他已经登上了卡耐基音乐厅的舞台。从此以后，贝尔的成就愈发辉煌。

他不断获得前人没有获得的艺术成就，登上一个又一个艺术高峰，拿到的奖项更是不计其数。他的官方网站上写道：“贝尔得到了全世界的注意，这使和他同时代的小提琴演奏家黯然失色。”

在某个星期五早上的上班高峰时段，贝尔拿着他的价值300万美元的史特拉第瓦里小提琴[6]来到了华盛顿市的一个地铁站。他站在了地铁站入口与扶梯之间，在地上摆了一个集钱罐子，开始演奏美妙的古典音乐片段。在43分钟的时间里，超过1000个行人从贝尔身边经过，却只有7个人停留下来聆听这天籁之音，而贝尔的那个集钱罐子也只收到了不到50美元。

为什么一票难求的演奏被行人“听而不闻？”到目前为止，我们讲述了波士顿的考克斯案件、美国核潜艇与日本钓鱼船相撞事故、橄榄球运动员的车祸以及关于飞行员的实验研究进展，通过这些故事，你应该不断认识了“无意视盲”这个概念，了解了“视而不见”，但是这些在注意错觉领域里还只是涉及了视觉而已。刚才讲述的这个故事，或许可以称得上是“无意失聪”的故事。

2008年，吉恩·温加滕（Gene Weingarten）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专题写作奖，这要归功于他在《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上发表的一篇封面故事文章。这篇文章介绍了温加滕与小提琴艺术大师乔舒亚·贝尔（Joshua Bell）共同完成的社会学“实验”，以上提到的情景就是他们的实验过程。

温加滕在他的文章中哀叹了现在社会快节奏生活的人们对美与艺术的漠视，还抒发了他对那些匆匆经过的人们的失望。这一切被隐藏在角落里的摄像机完整地记录了下来。当我们快进观看这段录像时，好像在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无声新闻短片，行人都是那么匆忙，有的手里拿着咖啡，有的还打电话和别人说着什么，还有的连歪歪扭扭地夹在领带上的工作卡都懒得整理一下。

这样的情景完全出乎《华盛顿邮报》工作人员的意料，在他们脑中勾画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有人最开始认出了贝尔，随后越来越多的人围过来，蜂拥的人潮会造成交通堵塞，甚至会让警察不得不借助橡胶子弹、催泪弹等武器来驱散人群。不只是工作人员，就连著名的指挥家伦纳德·斯拉特金（Leonard Slatkin）也大跌眼镜。这位国家管弦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家曾经预测：至少会有75～100人停下来欣赏音乐。可实际的人数还不及他预测的1/10，这么几个人根本就不用麻烦警察跑一趟了。

温加滕、斯拉特金，恐怕还有普利策奖的评选委员会，都掉入了注意错觉的陷阱，连贝尔在观看录像后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甚至还有点儿恼火地说：“难道我弄出来的都是噪音吗？”

包括贝尔在内的所有人都完全错误地预测了结果。在读过关于大猩猩实验以后，就能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思考此事了。谁也不能否认贝尔精湛的演奏技艺，可是行人并不是在寻找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而是匆忙走在上班途中的过客。一位驻足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人们都在上班途中，既要注意前方——因为马上就要进入扶梯了，又要在脑中思考着恼人的工作，所以很容易就会把贝尔错过去。”

在温加滕所设计的场景中，行人并没有足够的注意力资源去发现他们身旁的艺术大师，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地点就已经注定了最后这样的结果。温加滕认为：“如果我们不能抽出一点点时间来聆听一下这个世界上最棒的艺术家所演奏的音乐，如果现代生活把我们变成了瞎子、聋子，那么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我们将失去多少欣赏这个世界上美好东西的机会。”

然而在我们看来，这与不懂得欣赏艺术无关，只能说明人们在匆忙的上班途中很难听见路旁的音乐。也就是说，如果人们把注意力资源——无论是视觉上的还是听觉上的注意力资源，只要集中在某种任务上（例如行走在上班的途中）就很难注意到那些意料之外的事情，当然也包括伟大的小提琴艺术家。

马路表演的精彩。如果真的想知道华盛顿人是否愿意驻足欣赏美妙的音乐，就至少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地点与时间，保证有足够的行人能够听到音乐的声音，在这个基础上选择一位普通的小提琴演奏者进行表演，然后再在相同的条件下邀请贝尔闪亮登场，这样才可以做出比较、得出结论。

我想，如果温加滕把贝尔安排在嘈杂的工地旁边，那么他是不可能获得普利策奖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对贝尔吸引不到行人而感到奇怪，无论是多么动听的声音都会淹没在嘈杂的噪声中的。在这个实验中，温加滕把贝尔安排在早上上班高峰期的地铁站口，这在本质上与嘈杂的工地是没有区别的。也许行人确实可以听到贝尔的琴声，但他们的注意力早就分配给了其他事情，使得“听到”不等于“听见”，他们正在受到“无意失聪”的干扰。

也有人对出现这样的结果给出了其他解释：是不是由于贝尔演奏的音乐旋律大多人实在不够熟悉？如果他表演的曲子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曲目，结果是否就会不一样了？如果真的这样做，可能都不能确定一个入门级小提琴演奏者和贝尔谁能在路边赚的更多了。

当丹还住在波士顿时，他经常去市中心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吃饭，至少每去两次就能遇到一名手风琴手。那名手风琴手经常站在路旁的一个封闭通道里，这个通道紧临着意大利餐馆，绝对是一个完美的地方。对马路艺术家来说，地点就意味着一切。这位手风琴手只演奏一个曲子，就是电影《教父》的主题曲。无论是丹进入餐馆还是离开餐馆，他的手风琴永远都是那一个旋律。对于丹这样的餐馆老主顾，他几乎都是认识的，有时还会边演奏边与丹点头示意。这位手风琴手实在太高明了，可能就是由于他的职业，他才如此了解马路表演的精髓。

如果贝尔的演奏时间改在星期六的下午，地点改在大家等车的站台上，当然可以吸引更多的行人。如果贝尔也演奏电影《教父》的主题曲，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谁能看见大猩猩

克里斯在某一个学期的课程中，向他的学生展示了著名的大猩猩实验。一个星期以后，其中一个学生告诉克里斯，她把实验用的录像资料带回了家，在她的家庭成员中简单地重复了实验，结果她的父母都没有看到大猩猩，倒是她的姐姐看到了。于是她的姐姐就自豪地向其他人宣布，她是家里最聪明的一员。丹也经常收到一些电子邮件，询问“为什么自己看不到大猩猩，而自己的孩子却能看到”，或者“是不是女性比男性更容易看到大猩猩”。一位基金经理在知道了我们这个实验后，也开始在他的员工中进行实验，他仔细研究实验结果并找到丹，希望探讨关于此事的一系列问题。

很多参与过大猩猩实验的被试都把此实验看做智商或者人格之类的测试，或是认为人类性格某方面的特点决定了被试是否能看见大猩猩。丹在帮助NBC制作有关大猩猩实验的节目时，此节目的制作人就曾经预测，那些从事对细节要求很高的职业的人应该更有可能看见大猩猩，于是便在重复实验之前要求被试填写职业相关信息。

其实，能否看见大猩猩的最有可能的决定因素还是来自个体差异。如果能找到那些在实验中经常看到大猩猩的人，就可以找到他们为什么会对无意视盲“免疫”，从而找到更深层次原因，最终使那些看不见大猩猩的被试变成能够看见的人。

对所有人来说，单任务才是最简单的。至今为止，我们对无意视盲中出现个体差异的原因还不确定。理论上说，每个人的注意资源应该是不同的，拥有更多注意资源的人就应该更有可能在完成计数任务的同时看见大猩猩。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注意资源是与智商高度正相关的。但是从众多重复实验的结果中，我们并不能看出高智商人群的成绩比一般人群的好。例如，在我们认为是精英人群的哈佛大学，这里的学生的实验结果与其他普通大学生的实验结果就没有差别。

根据诺基亚公司的一项网上在线调查结果，60%的男性与女性调查者都认为，女性对多重任务工作更在行。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女性就应该更有可能在实验中看见大猩猩，但是我们的实验结果却并不支持这种流行观点。实际上，没有人对多重任务工作更在行，因为对于所有人来说，单任务工作才是最简单的。

有一种推测应该更合理：人类在认知上确实存在个体差异，而且这个差异也是完成任务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其他因素——例如智商、受教育程度等，并不是影响因素，更不是决定因素。

丹和他的学生最近通过一项实验来验证这个假设。丹首先利用“红色大猩猩”实验的程序进行实验，然后要求被试对实验任务的难度进行评定。丹发现，那些认为实验任务比较简单的被试发现大猩猩的概率并没有更高。很明显，发现预料之外事物的能力与注意资源的多寡无关。也就是说，训练人们注意能力并不能提高看见预料之外事物的概率。如果是没有被预料出现的，人们就很有可能看不见，无论他们有多么好的注意能力。

那到底哪些因素影响我们看到大猩猩？我们非常确信，没有人能够总是看见那些预料之外的事物，也没有哪个人会一直受到注意错觉的困扰。也就是说，在不同的环境和背景中，就算是同样的人的表现的结果也是各异的。

上千个行人中只有7个人停下来欣赏贝尔的音乐，他们驻足的原因是各异的：其中一个人刚好在一周以前听过贝尔的独奏音乐会；还有两个人也同样是小提琴演奏家。这三个人都具有非常好的音乐素养，这能帮助他们在匆忙、嘈杂的环境下发现贝尔美妙的音乐。其他4个人能够听见贝尔的琴声的原因，也是各不相同。

其实，已经有很多实验支持这样的推测了。在最早的大猩猩实验中，篮球运动员或是经常参加篮球运动的被试就比其他人更容易看见大猩猩。虽然手球运动员在理论上讲需要比篮球运动员拥有更高的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但是他们看见大猩猩的比例却还是明显低于篮球运动员。专业知识与技能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避免注意错觉，但前提是背景与环境要和专业相关。同时也可以发现，专业知识对注意错觉也不是绝对免疫的。

医生的疏忽

一位女士由于大出血被救护车紧急送进了急诊室，医生马上决定首先通过插入静脉输液管的方式为她进行治疗。由于情况特殊，需要首先放置一个导管，在输液管放入成功后再立即把这个导管移出。虽然导管被成功地放置，但是由于疏忽，医生却忘记把它拿出来。为了抑制她的失血，护士开始为她输液，但是病人却由于肺栓塞而出现了呼吸困难。急诊医生与放射线医生进行了会诊，并用胸部X光射线检查呼吸系统是否存在异常问题，他们认为原有的诊断与治疗方案是正确的，但是所有医生都没有发现那个导管的存在。经过几天的治疗，病人脱离了危险期，被转入了普通病房，但是她始终存在呼吸困难的问题。为了明确诊断，她又接受了两次X光射线检测与一次CT扫描检测，可是医生对她的呼吸困难一事还是一筹莫展。直到她住院的第15天，一位医生才偶然发现了那个导管，病人很快就得到了痊愈。

为什么专业医生也会“视而不见”？放射线医生在其职业生涯的每一天中都几乎要与图像打交道。在美国，想要成为一名放射线科医生首先要经过4年医学专业知识的学习，然后在教学医院经过5年的实践锻炼。最后，他们还要经过一到两年特定领域的专业训练。总计，他们要经过10年以上的学习与实践。在此期间，伴随他们的是每天不计其数的医学影像图片。尽管这样，放射线科医生还是偶尔会忽略影像图片上一些很重要的小细节。

在检查影像图片时，他们最主要的任务是试图找到那些特定的问题（例如骨折、肿瘤等），所以当他们把注意力放在这些需要调用专业知识的特定问题时，他们就如同大猩猩实验中正在计数的被试。由于受注意资源的制约，他们很难看见预料之外的事物——那个导管就属于预料之外的物体。但是绝大多人都会认为，无论出现了什么问题，医生都应该在影像图片上准确地判断出来，不管这些问题是否属于常规性问题。如果要求医生在X光成像图片上寻找是否存在医用导管，他们就应该运用熟练的专业知识轻而易举地说出正确的结果。

对于预料之外，医生也无能为力。不幸的是，人们经常混淆“看见”与“视而不见”这两个概念。在医院里，放射线科医生对于图像的检查是有固定而又严格的程序的，虽然操作程序严谨，但是仍然不能避免医生会受到注意错觉的干扰。医生认为，运用他们强大的知识背景，在严格的操作程序下，他们应该可以发现一切问题，无论这个问题是多么的不寻常。其实，为了减少注意错觉的影响，医生可以强制自己重新检查影像图片，寻找那些特别出人意料之外的问题，这样做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无意视盲。

在大猩猩实验中，一旦被试知道在实验中会有意外的情况发生，他们就可以100%地看见大猩猩，因为无论将要发生什么，他们都在注意搜寻着出乎预料的事物。但是，提前开始注意预料之外的事物的办法并不是万能药，人们的注意资源是有限的，过多地分配出预留资源将严重影响首要任务活动的完成质量。

没有人会要求医生将注意资源预留出一部分，分配给可能出现的预料之外的事物，也没有人会这样问：“医生，您确定在病人体内没有其他异常的物体了吗？”最可行的方法就是找到另外一名对病人之前的病情与诊断一无所知的医生，由他重新检查影像图片，以确定病人是否还存在其他问题。

现在，就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具有丰富专业知识与技能的专家仍然摆脱不了注意错觉的困扰。尽管放射线科医生在对医学影像图片的检验上要远远高于普通人，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无意视盲还是无法避免的。虽然他们拥有知识与技能，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专业领域范围之内的事情，但注意资源与大多数人是一样的——对于预料之外的事情，他们还是无能为力。

如何应对

意外如此普遍，人类是如何存活下来的？不全面地说，注意错觉及其产物无意视盲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尽管人类的祖先也存在注意资源有限的限制，但是在那个遥远的年代，祖先所面对的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世界，需要认知的事物实在是太少了，需要立即做出紧急判断的情况就更少了。与现代社会相比，在先进的科学技术带来便捷生活的同时，还要求人们认知大量的信息并保证足够的注意资源。不仅如此，需要人们决断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但要求做出决断的时间却越来越短。如果说人类的神经系统是为了适应步行那样的速度而建立的，那么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就是汽车这样的速度了。举例来说，在人们步行时，一个不经意的意外事情也许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而在驾驶汽车时出现的意外就有可能成为大麻烦了，注意错觉的负面效果会在高速度中被无限放大。

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注意错觉是常见的错觉之一，人们每一天都要和它打交道，无论谁都离不开它。随着大猩猩实验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不同领域的人都在学习重复类似的实验范式，为人们从各个侧面展示了注意错觉，而不仅仅是局限于类似大猩猩实验中所涉及的视觉注意系统。以下是一些实例：

一名司机利用实验让人们看到，司机在驾车时完全可能忽视就在其眼前的交通警示牌；

一名哈佛大学教授利用实验让人们明白，几乎所有人都在工作场合存在无意识的歧视心态；

反恐专家向人们解释，澳大利亚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是怎样在自己的领土上使恐怖组织成员逃脱的；

一个减肥组织以看不见的大猩猩与没有计划地吃零食作对比，从而解释随便吃零食为什么会破坏人们正常的饮食；

超自然学派的支持者迪安·雷丁（Dean Radin）通过研究在大猩猩实验中出现无意视盲的被试，来解释为什么有些科学家会在实验研究中忽略某些事实而最终导致研究失败；

一所高中的校长用无意视盲来解释为什么很多老师会忽略一些学生仗势欺人的行为。

除非重写大脑，否则人们是无法消除无意视盲的。而且，无意视盲并不是绝对有害的，它没有人们原本想象的那么可怕。在现实世界中，绝大部分司机都行走在自己的路线上而不与其他车辆或行人相撞，医生也绝对不会经常把医用导管留在病人体内，钓鱼船更不会经常被潜水艇顶翻，警察同样不会经常被自己的同事误会而遭到群殴，能够在地铁站欣赏到艺术大师的表演那也绝对是百年难遇，大猩猩跳到篮球场只有在实验中才能够遇到。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都是很少发生的事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忽略那些预料之外的事情对人们没有任何影响。

但是，一些关于注意的错误信念却是非常危险的。无法同时看见眼前所有的事物并不是什么麻烦事，但是如果认为可以看见眼前所有的事物可就不妙了。在机场，人们可能认为无论是什么样的危险物品都逃不过安检人员的眼睛，因为他们拥有先进的扫描设备。可是他们有时确实放过了危险物品，因为他们相信眼前的一切都是可以看见的。

同样的，人们认为泳池旁边的救生员会密切注意所有人，以防止有人会溺水，但是还是上了注意错觉的当。对于救生员来说，在注意这么大的水池的同时还要警惕有人溺水等小概率事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救生员的工作难度本身是很大的，因为前来游泳的人会有很多动作疑似溺水但却不是，例如潜入水下游泳或是躺在水面上等。尽管救生员会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各种困难，不断提高自己的警觉，但是还是无法挣脱注意资源的限制，更无法战胜导致无意视盲的注意错觉。最可怕的是，救生员无法关照到泳池里的所有人，而人们却自以为他能。

错过不该错过的。克服注意错觉的最好办法就是认识它、正确对待它，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错过不该错过的事物。除此之外，虽然先进的科学技术有时也有帮助，但是却不是万灵药，有的时候还会起到反作用。车载GPS导航系统能够使人们轻易地找到通往目的地的道路，但是就在享受GPS导航的同时，人们却经常忽略眼前的路况信息。

在英国最普遍的问题是卡车司机经常严格遵守GPS导航的命令，但却使自己的卡车塞在一条非常狭窄的道路上，以至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倒退，最后只能找更大的拖车把卡车拖出来。虽然GPS导航系统对路况了如指掌，但它本身并不会计算机车的大小，使得这样尴尬的事故频频发生。

还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发生在英国的拉克顿。2006年4月，由于河水上涨使艾芬河一处浅滩暂时不能通过了，当地的人们在道路两边竖起牌子，警示过往的司机这里不能通行了，可是平均每个星期还是至少会有一辆车冲进河里。很明显，这些司机都把注意力放在导航仪的屏幕上，当然就看不见路边的警示牌了。

本章小结

在本章中，你了解到：

◎“看到”不等于“看见”；

◎人们对于预料之外的事物经常是看不见的；

◎在开车的时候使用电话是很危险的事情；

◎人们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

在下一章中会讨论一个这样的问题：人们在亲身经历过某事后是否真的会记住它？可能绝大多数的人会说“是”，但是我们将会告诉读者：不完全是这样，人们的记忆有时候真的是错误的，或许可以称之为“记忆错觉”。

第2章

记忆错觉——

“记得”不等于“记得准”

博比·奈特，曾带领过有“飞人乔丹”在内的“梦之队”，在职业生涯中获得了非凡的成绩。众多奈特曾执教过的队员在提起他时都赞不绝口，但是，他却在2000年被印第安纳大学篮球队解雇。原因是在一位队员向他喊了一句“嘿，奈特，怎么了”后，他抓住了这个学生的胳膊，大声训斥其行为实在太不礼貌了。

如果说奈特仅仅是因为训斥学生行为的不礼貌而被解雇，这实在有点儿不近情理。然而，尽管奈特所执教队伍的队员以温文尔雅著称，但奈特自己的火爆脾气与粗鲁行为就有点儿臭名昭著了。他不但对球员与媒体记者充满了攻击性，还经常指责裁判，为了表达抗议，他甚至曾把椅子扔进球场内。在公众场合，奈特也从来没有掩饰过自己的粗鲁行为，在参加一期脱口秀节目中，他作为嘉宾向正在对弈的一方大喊大叫。与奈特职业生涯的种种不良记录相比，“嘿，奈特，怎么了”事件实在是小菜一碟。然而，由于印第安纳大学实在无法容忍奈特一惯的野蛮行为，就对其采取了零容忍政策，致使奈特不得不因一次小小的事件就进入失业队伍。

2000年3月，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与《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报道了众多新球员一起退出印第安纳大学篮球队的事件。报道以尼尔·里德的叙述为线索，讲述了奈特与里德之间的一段恩怨。

当里德还在读高中时，他在篮球队的表现就已经很优异了，之后效力于奈特所执教的印第安纳大学篮球队，成绩同样出色。1997年，在一次训练课中，由于里德在传球的时候没有按照奈特的要求呼喊同伴的名字而遭到了奈特的斥责。面对愤怒的奈特，里德不但没有退缩，还向奈特申辩他已经大声呼喊队友的名字了。根据里德的叙述，奈特立即对他做出了带有暴力性的攻击动作：

“我站在距离奈特不远的地方，他突然向我扑了过来。由于我们的距离太近，我实在来不及有任何反应。奈特用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胳膊，另一只手紧紧地掐住了我的喉咙，我甚至说不出话来。我用双手抓住了他的腕子并不断地向后退，这时大家都冲了上来想把我们分开，那情形就像是小学生在操场打架。最后，还是助理教练丹把奈特拽走了。”

这个事件引起了很多记者的兴趣，相关报道很快就出现在各大媒体上。印第安纳大学不得不应付报道带来的负面效应，并强令教练组暂时采用最温和的策略来管理队员。

考虑到奈特之前的种种劣迹，没有人怀疑里德栩栩如生的叙述。但是《体育画报》的记者却发现，当时在场的其他人所叙述的事情经过与里德的口述完全不同。

奈特的前助理教练丹说：“我从来没有上前将他们分开，绝对没有。”

队中另一位在场的队员说：“我根本没有看见奈特去掐里德的喉咙。”

印第安纳大学的副主席克里斯托弗·辛普森经常参加球队的训练课，他说道：“一名队员对我说，绝对没有发生过掐喉咙这样的事，他愿意在测谎仪前作证。”

奈特本人说：“我只是用手抓住了他脖子的后边，但是从来没有去掐他的喉咙，如果我真的那样做了，他早就进医院了。”

所有在场的人都认为自己的记忆是准确的，但是他们对记忆的叙述却是矛盾的。

记忆可靠吗

在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前，请先来读一列词：“bed,rest,awake,tired,dream,wake,snooze,blanket,doze,slumber,snore,nap,peace,yawn,drowsy”。过一会儿，还会用到这些词。

人们都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忘记了放钥匙的地方；在回家的路上忘记去取干洗店里的衣服；碰到一个朋友却忘记了他的姓名。

对于15位以上的数字，人们一般是不会去尝试将它记住的，因为人们很清楚，自己几乎记不住这么长的数字。如果人们能够清楚自己的记忆不是万能的，对于复杂、大量的信息有时候会无能为力，对于简单的信息也会将它遗忘，那么这实在是一件好事情，这样就可以接着探讨为什么同一个故事会有不同的版本了。

2009年，全美一项对1500人的调查试图研究一般美国人对人类记忆的认识情况。结果表明：有47%的受访者认为，一旦亲身经历某事并对此形成记忆，记忆就永远不会再改变了；63%的人甚至认为，人类的记忆就像一台摄像机，可以精准地记录所有的视觉与听觉信息，然后人们就可以在记忆中自由地提取这些信息了。

“记得”不代表“记得全”。绝大部分的被访者都认为，人类的大脑可以永久储存记忆信息，而且储存的信息是不会发生任何变化的。想要精确地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是一件很难的事。很多信息的确是被完好无损地储存在大脑内，但这并不能代表所有信息都以这种方式存储。很多记忆领域的心理学家认为，人类大脑不会记录所有传入的视觉、听觉信息，至少有很多细节信息是没有经过处理的，更谈不上存储了。

人们原以为自己可以看见眼前所有的事物，但是无意视盲的发现证明了人们的固有观念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同样的，人们对记忆的认识与记忆的真实工作情况也是存在巨大差别的。本章将为读者阐述，为什么大众对记忆的认识普遍是错误的，以及这种错误认识又是如何误导人们的。注意错觉帮助人们澄清了很多误会，记忆错觉同样会帮助人们解决困扰人们很久的问题。

现在，请回忆刚才所读过的那列词，在继续阅读下文之前，把它们写在一张纸上。

还有什么事情比记住一列词更简单呢？正是这么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就能为你展示信息在记忆中是如何被扭曲的。也许，绝大部分读者可能都不会把15个词全部回忆出来。

我们曾经在学校的课堂上进行过实验，所有学生都不能写出全部，所能回忆出来的基本上是这列词的开头部分与结尾部分，中间那部分词很少有人能够想出来。平均每个人只能记住一半，也就是7个或者8个词。[7]这列词无非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词，在你读这列词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什么心理压力吧！同样的，回忆的时候也没有时间上的制约。20世纪50年代，人类发明的第一台电脑已经可以存储15个以上的单词了，可是发明电脑的人脑，却不能记住这短短的15个单词。

这15个词最神奇之处在于，大约有40%的人在回忆这列词的时候都把“sleep”列入其中。你是否也非常确信在这列词中见过“sleep”这个词呢？事实并不是这样。

设计这列词的初衷就是使人产生记忆错觉，由此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记忆是如何被“篡改”的。在这列词中，几乎所有词都与“sleep”有关，使得人们在回忆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重构记忆，就让“sleep”有机会成为回忆产品。

实际上，人们的记忆信息并不是现实的复制品，每次回忆都是一个信息重新整合的过程，这个过程还要受到个体主观意识的制约。记忆真的没有想象的那么可靠。

当事人的回忆为何如此不同

在奈特与里德各执一词、争执不下时，一卷录像带出现了，这卷录像带完整地记录了整个事件的全部过程。

里德准确地记住了奈特掐他的喉咙，至少有一瞬间抓住了他脖子的前部，但是，他之后的记忆并不准确了。可能是记忆发生了扭曲，也可能是他把记忆的细节重新进行了详细的阐释，总之已经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了——助理教练丹没有像里德说的那样将他们分开。虽然里德的记忆发生了变化，但却不是没有规律地、任意地改变，而是至少遵循了他固有的思维方式和原有的知识经验。在看到那卷录像带以后，里德说道：

“我清楚地记得发生了什么，这卷的录像带也证明了发生了什么。我想，这样的场面对于我这样一个只有20岁的学生来说实在是太突然了，直到现在我仍不认为我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情。大家从录像带中已经看到了，我并没有撒谎。当大家都过来拉开我们时，丹就站在离我5英尺的地方，所以我记得是丹把奈特拉开了。”

为什么争执双方各执一词？客观地说，奈特与里德的记忆都是不准确的，他们的记忆信息都是经过各自大脑加工再处理过的。在这卷录像带出现之前，奈特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没有对里德有过什么粗暴的行为，正如同他从来没有对其他队员做出粗暴行为一样。对于奈特来说，这个事件实在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也许类似这样的事件经常发生，奈特对此也已经习以为常了。在奈特看来，训练课上有一些身体接触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如果某个球员的站位不合理，他就需要把这个球员从一个地方拽到另一个地方，如果是技术姿势不对，就更需要手把手地教。所以，这个事件被奈特大脑的认知系统处理成和平常训练课一样的，不可能引起暴力冲突的事情。

然而，这件事对于里德来说可就没那么简单了。就像里德说的那样，他只是一个20岁的小伙子，这件事会在他的记忆里留下深刻的印象。里德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奈特突如其来的行为被里德的大脑认知系统记录成奈特故意掐住他的脖子，这对他来说实在是痛苦而难忘的。

虽然奈特与里德的记忆相悖情有可原，但是在“掐脖子事件”中，其他在场的当事人的回忆也不尽相同就有点令人难以理解了。其实，这并不是最极端的例子，请看下面的故事。

2002年的夏天，莱斯利与狄西夫妇在吃过晚饭后驾车回家。狄西开车，他的妻子莱斯利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在他们等待信号灯的时候，莱斯利发现右手边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前进方向与他们相同。突然不知道从哪里窜出另一个人，上前把骑自行车的男人从自行车上拽了下来，并用一把小刀猛刺他。莱斯利听到了一声声惨叫，她马上拿起了自己的手机报警，却被通知所有线路都在进行通话，需要等待。

当接线员接听莱斯利电话时，已经是一分钟以后的事情了，那个凶手也已经逃之夭夭了。此时，交通信号灯变成了绿色，他们继续前进，莱斯利在电话里描述她所看到的一切。受害人是一个二三十岁的男人，他在遇袭时骑着自行车，凶手则是穿着一条牛仔裤。然而，在莱斯利向接线员描述凶手特征时，她却与狄西发生了争执，原来是因为他们对凶手的身高、衣服的样式等特征的描述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很快，他们发现唯一能够统一的就是凶手是一个二十几岁的男人，作案凶器是一把小刀。其他方面，他们各执一词，使得接线员感到有点儿无所适从了。

两个人在同样的时间以同样的角度共同看到了一件事情的发生，而后又经过同样的相隔时间来回忆，这种情况其实是不多见的。为什么狄西与莱斯利的观察地点完全相同，对凶手特征的回忆却是完全不同的？对于这个问题，本章稍后的部分将对此进行解释。

谁修好了挡风玻璃

在电影《风月俏佳人》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片段，茱莉亚·罗伯茨与理查·基尔在酒店的房间里共进早餐。当罗伯茨拿起一块羊角面包后，放在嘴里的却成了一块薄饼。

电影《刀锋边缘》更是夸张，格伦·克洛斯在同一个房间、同一场景居然变换了三次外衣。

在电影《教父》中，桑尼的汽车上的挡风玻璃被子弹击中而出现了裂纹，但是几秒钟过后，玻璃居然神奇地复原了。

请回忆，你在看这些电影的时候是否发现了这些穿帮镜头？电影中出现穿帮镜头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与电影的拍摄方法有很大关系。电影并不是按照观众在电影院里看到的播放顺序拍摄的，导演要根据演员的档期、场景的变换以及天气、工作人员的安排等众多因素来安排摄制顺序。每一个场景都需要从不同角度进行拍摄，最后再重新进行剪辑才可以在电影院里公映。

为什么花费不裴的大制作，依然会有穿帮戏？在影视剧的拍摄过程中，有专门负责每一个场景的连续性的人，即脚本管理员。脚本管理员要负责管理所有细节上琐碎的事情：演员应该穿什么、站在哪里，甚至是哪只脚迈在前面、哪只手放在裤兜里、演员早餐吃的是羊角面包还是薄饼，以及汽车的挡风玻璃是应该有裂纹还是完好无损等。如果脚本管理员犯了错误，那将是无可挽回的损失，制片人会因考虑制作成本而拒绝重新拍摄，只能依靠剪辑人员的后期处理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尽管如此，影视作品中的穿帮镜头还是屡见不鲜。哪怕是在电影《斯巴达》这样的大制作中，也还是能看到王宫里的奴隶戴着手表。

目前，有很多出版物与网站致力于统计影视剧中的穿帮镜头，仅《教父》这部电影，某网站就罗列出42处前后不一致的错误，这还不包括其他错误。很多人热衷于寻找穿帮镜头，他们认为这是铁证：好莱坞拍摄电影动辄花费上亿美元，但产品却让观众这么轻易地找出明显的错误，这是制片人与导演对电影本身的不尊重，更是对观众的不尊重。

几年前，NBC的日界线栏目制作了一期关于电影中穿帮镜头的专题节目。节目中所涉及的电影都是诸如《莎翁情史》、《拯救大兵瑞恩》等著名的获奖影片。

节目的制作人乔希·曼凯维奇（Josh Mankiewicz）向人们展示了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一个穿帮镜头：8位士兵一起出现在了一个电影场景中，可是其中的一位士兵在一分钟前就已经牺牲了，这个场景应该是7个人才对。

曼凯维奇对这种大制作电影中出现如此错误表示难以理解，他说道：“这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导演之一斯皮尔伯格的杰作，怎么会出现如此的错误？难道斯皮尔伯格在电影上映前没有仔细地看过几遍他的得意作品吗？他真的没有发现那些穿帮镜头吗？如果说导演真的是在尽心尽职地工作，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能被观众轻易地就发现的错误？”

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好了，完美地向人们展示了记忆错觉是如何影响人类正常工作的。曼凯维奇认为人类的记忆总是准确无误的，可是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

关于穿帮的心理实验

丹与好朋友丹尼尔·莱文一起对电影的穿帮镜头展开了深入研究，并做了一系列系统实验。

在他们的第一个实验研究中，他们首先制作了一个短片。在短片中，一对好朋友萨比娜与安德烈娅谈论着她们共同的朋友杰罗姆。当安德烈娅进入镜头的时候，萨比娜正坐在桌子的旁边，当她们开始聊天的时候，镜头开始频繁变换，有时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有时两个人同时进入摄录画面，大约一分钟后，聊天结束，短片也随之结束。

现在请你想象，你就是这个实验的被试。在进入实验室后，主试告诉你需要先看一个短片，一定要集中注意力仔细观看，然后回答一些关于短片中的细节问题。短片播放结束后，你就要回答问题了：你是否注意到了影片中前后出现不一致的地方？例如物体位置是否变换了，两位主角的衣服是否改变了等。

为什么我们注意不到细小变化？如果你参加了这个实验，那么你也许会像其他参加过实验的被试一样，无法回答上述问题。你会感觉你所看到的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影片了，但是，丹与莱文在这部短片中故意安排了8处错误。这些错误类似于人们经常热议的穿帮镜头，包括桌子上的盘子变了颜色、窗帘在莫名其妙消失以后又再次出现。这些错误要比曼凯维奇在日界线栏目中所不屑的那些穿帮镜头还要明显。在我们告知被试这些错误后，让他们重新观看影片，平均每个人也只能找出两处错误。

我们将这种在短时间内物体表面特征明显改变但人类却无法察觉的现象，称为“变化视盲”（change blindness）。

变化视盲现象与前一章所讨论的无意视盲有关，但并不相同。无意视盲的实质是视而不见，因为不在预料范围之内，例如大猩猩，虽然看到了，却看不见。而变化视盲是因为未能成功察觉物体在很短的时间内的变化。

在现实生活中，物体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的，不会连续地发生变化，人类大脑的认知系统不需要随时准备察觉这些变化，因为如果不是这样，那将是对大脑有限资源的严重浪费。

逃过你我双眼的变化。比变化视盲更糟的是错误的认识，绝大多数的人认为自己可以发现预料之外的物体所发生的微小变化，但实际情况却与之截然相反。

心理学实验

莱文在他授课的课堂上描述了萨比娜与安德烈娅的短片实验，并配合一张剧照指出了他是如何设计这些穿帮镜头的。然后，他询问学生，如果他们作为被试参加了这个实验，是否能够察觉这些穿帮镜头。结果，有70%的学生非常自信地认为他们可以。过了一段时间，莱文把这些学生聚集在一起重复了这个实验。在窗帘发生变换的那个地方，居然有90%的学生没有发现。

在另一项实验中，被试同样被要求仔细观看一段无声短片。短片中一个人坐在书桌旁，然后起身向镜头走来。这时，场景马上切换到门厅，一个接听电话的人正在关门，他把电话放在耳边超过5秒钟，随后也向镜头走来。接着，短片结束。被试在观看过后需要立即写下在短片中所观察到的任何细节。

读到这里，也许有很多读者会认为在这个短片中，丹与莱文安排了很多细节上的改变，使得被试难以察觉。其实，在这个短片中，改变的不仅仅是细节，当镜头从演员走向门然后切到进入门厅场景时，原来的演员已经换成了另外的一个人，无论是发型，还是眼镜的样式，都与之前的那个人完全不同。

以下是两名被试在看过影片后写下的描述。

被试1：一个头发稍长的男人带着一副大大的眼镜，他开始时坐在书桌旁边的椅子上，后来他走到门厅里，拿起电话和别人聊了起来，眼睛还看着镜头。

被试2：一个家伙戴着一副大眼镜坐在书桌旁……他的穿着不是很利落，但还算整洁。他看着镜头，然后站了起来，走出了镜头，进入了门厅，他又拿起了电话和别人说起了什么，但是他肯定没有先说“Hello”。

没有发现短片中发生重大变化的被试可不仅仅是一个人，就算是提示他们“你没有看到影片中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也没有人能够看出演员已经有所更换，甚至连服装都换了。

在另一个独立的实验中，被试观看同样的短片，但是会提前提醒他们注意演员的变化，结果绝大部分被试都发现了其中的变化。

如果人们提前知道事物也许会有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对人们来说通常都是很明显的，但是如果这种变化完全在预料之外，人们就很有可能会完全忽视这种变化。

在日常的生活中，认知系统不会给人们任何有关变化视盲的反馈信息，人们只能够意识到那些已经察觉到的变化，而对于没有察觉到的还是一无所知。这样，人们就逐渐形成了一种错误的认识：借助自己所拥有的敏锐辨察力，除了那些微乎其微的变化，其他的变化都逃不出自己的双眼。

专业找茬人能注意到吗？

脚本管理员作为职业查找错误的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查找变化的人，是否会对变化视盲免疫呢？就算他们不能完全免疫，他们这方面的能力是不是也应该超出人们的平均水平呢？

特鲁迪·拉米雷斯在好莱坞从事脚本管理员工作已经接近30年了。在她的职业生涯中，从商业片到纪录片，拉米雷斯为众多类型的电影担当过脚本管理员的工作。其中，人们所熟知的电影就包括《宇宙威龙》、《本能》、《终结者2》，《蜘蛛侠3》。

当丹找到拉米雷斯时，她正在为《钢铁侠2》剧组担当脚本管理员，她对丹说：“经过长时间工作的锻炼，我的视觉系统特别敏锐，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经常做很多记录，这有助于我能够更好地记住那些最该记住的事情。”

拉米雷斯说：“对于一名脚本管理员而言，最关键的并不是记住所有的事情，而是细节。在每一个场景中，我都知道对于这场戏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不但知道可能会出现什么错误，还知道该如何安排并避免它们，更知道什么样的镜头有可能会被最终切掉，这样我便可以在工作时更合理地分配我的精力，避免在无关的信息上花费太多时间。尽管这样，我还是会偶尔犯一些错误，这就造成了观众看到的所谓‘穿帮镜头’，但是，这种错误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因为出现错误也是成功积累经验的重要步骤。”

这样看来，脚本管理员对于变化视盲并不是完全免疫的，但是脚本管理员可以得到直接反馈并证实哪些变化没有被注意到，而且他们的经验还形成了一套相对有效的工作方法，使他们对变化更加敏感。尽管这样，脚本管理员还是同普通人一样，无法挣脱大脑认知系统运行的固有机制。

拉米雷斯说：“我的工作也使我认识到，我的记忆系统是多么的脆弱，多么的不堪一击。不只是我，每一个人都会是这样。”

只有从事过这样的工作，才能对自身的记忆系统恍然大悟，原来它是如此的不可靠。在这里可以看出，拉米雷斯已经认识到模糊的变化视盲概念，发现了人类认知系统的局限性。

拉米雷斯还说道：“当我也被电影的情节所吸引的时候，我的角色也会从工作者变成了旁观者，进而就会有很多错误从我的眼中相继溜走。我入戏越深，放过的错误就会越多，那样的后果可是不堪设想的。”

不难想象，如果电影不那么吸引人，出现的错误就会格外显眼，观众的注意力甚至可能会转移到找错误上来。反过来，如果一部电影拍得引人入胜，观众就会全神贯注地关注情节的发展，偶尔出现的错误就有可能被受变化视盲影响的观众所忽略掉——当然，这并不包括那些为了找错误而反复观看的人。

其实，正是因为变化视盲的存在，才使人类在拍电影时不可能完全避免错误的出现，也才能保证那些“找碴儿”的书与网站一直存活下去。

刚才和你聊天的是谁

请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你正在校园里散步，这时迎面走来一个男人，他拿着地图走向你并询问去图书馆的路线。你接过地图开始辨别方向，这时两个人大声说道“请让道”，他们抬着一扇大木头门便从你和那个向你问路的人之间走过。这两个人走过以后，你也找到了方向，你会发现你旁边的这个问路人已经换成其他人了吗？如果你亲身参与到这个场景中，对于这么大的改变，特别是前后的人要是在身高、服装上存在巨大差异时，你也许会发现这个变化，这也是奈瑟教授的初衷。

当丹与莱文进行问卷调查时，95%的学生认为他们不可能没有发现问路人换成了其他人，但是，他们都错了。在真实操作这个实验时，50%的人都没有发现这个变化，成为了记忆错觉的牺牲品。

在这个实验之后的某一天，斯蒂芬·科斯林（Stephen Kosslyn）教授在哈佛大学给心理学系的学生举办了一个讲座，并在讲座上提到了这个“抬门换人”实验。在讲座结束后，科斯林教授无意听到几个学生说道“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换了人还不知道，我是不会犯这种错误的”，于是科斯林就和这几个学生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他邀请这几个学生去8楼进行一个问卷调查，发问卷的人与收问卷的人更换了，但是他们之中谁都没能发现。

为什么没注意到换人？直到20世纪90年代，心理学学者才开始对变化视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探讨，还有很多方面需要进一步证实。对于大众来说，记忆错觉还是很陌生的概念，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变化视盲的存在。只有能像脚本管理员那样，不断得到关于自己确实犯了错误的信息，才会逐渐开始认识到记忆错觉。

变化视盲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人类的记忆系统经常处于瘫痪状态，使得人们糊涂地生活，糊涂地工作。在讲解关于更换演员的短片实验时，我们还经常问这样的问题：如果演员由一个男人换成了女人，或者演员的肤色发生了变化会怎样？对于了解这个疑问的答案，最好的办法还是实验进行验证。丹与莱文重新拍摄了几个短片，包括更换演员的性别、肤色等重要特征，这次被试都能立即发现这些变化。

丹与莱文还发现，如果发生变化的人在被试的社交圈之内，那么被试同样也很容易察觉。他们认为，在一个简短的会面场景中，人们所能储存面前这个陌生人的信息非常少，而且这些信息也是琐碎而不连贯的，这样就很难形成完整的记忆。但是，如果面对的是人们所认识的一个朋友，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请重新思考，与众多的变化视盲现象对比，狄西与莱斯利两人的证词有所不同就实在不是什么稀奇事了。人们对面前的陌生人的微小变化都有可能无法察觉，狄西与莱斯利的证词出现矛盾就不难理解了，因为他们的记忆都会有不准确的地方。

记错了

帕特里克·斯图尔特因在电影《星际迷航》、《X战警》中分别饰演皮卡德舰长与泽维尔而成为好莱坞一线影星。我们的同事诺曼在剑桥的一家海鲜餐馆吃饭时，遇见了大名鼎鼎的皮卡德舰长。

诺曼说，斯图尔特当时与一位漂亮的女士一同就餐。就在他们即将结束用餐时，两名厨师从厨房走了出来，希望能够与斯图尔特合影留念，斯图尔特很愉快地接受了。这时，餐厅的经理走了过来，他抱歉地对斯图尔特说，这家餐厅不允许客人与工作人员合影拍照，斯图尔特感到很尴尬，于是匆匆地离开了餐馆。

也许故事本身并没有什么有趣的地方，有意思的是当时亲身经历这件事的人不是诺曼，而是克里斯。诺曼曾经听克里斯讲过这件事，并逐渐相信自己是主人公之一。诺曼自己早已不记得这件事是克里斯向他讲的，在克里斯面前，他依然栩栩如生地把整个过程详细描述一遍，就好像当时他真的目睹了这一切似的。但是，当克里斯指出其中的蹊跷时，诺曼立即又意识到这个记忆是错误的。

为什么诺曼错的这么离谱？这则轶事展示了记忆错觉的另一方面，人们有时会错误地把他人的信息当成自己的经历并存储在记忆里。

可能每个人都会对自己记忆的准确性很有信心，殊不知很多记忆信息是完全不可靠的。人们的记忆信息受到了太多因素的影响，这种回忆过程绝不是由精确的记录仪器控制，更多的是依靠个体的即兴发挥。对于某些记忆信息，人们会错误地认为自己的记忆不但准确而且精确，其实这些信息早已在大脑中交织在一起，使人们连自己都难以分辨。就好像诺曼一样，明明是挪用了克里斯的故事，却还相信自己才是主角。这是一种典型的“记忆源错误”（failure of source memory）。诺曼忘记了这段记忆信息的来源，仅仅是因为事情的经过在脑海里似乎非常清晰，就相信自己曾经真的看见了皮卡德舰长。

无意偷窃。我们认为，记忆源错误应该属于无意识剽窃，这和平时所说的“剽窃”是有本质区别的。例如，当教师要求学生交一篇论文时，有人就会去维基百科中搜索，整合后成为自己的文章，这就是一种有意识的剽窃。但是无意识剽窃就完全不同了，也许某个人把回忆事件进行了调包，但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记忆出现了偏差，甚至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最近，知名作家尼尔·唐纳德·沃尔什（Neale Donald Walsch）被指责抄袭坎迪·钱德（Candy Chand）[8]在博客上原创的一则小故事。

这则故事是关于几个学生在为了冬季露天表演而制作海报时，错误地把“Christmas Love”中的字母“m”写颠倒了，结果就变成了“Christ was love”。

沃尔什于2008年12月把这则故事发表在博客上，并说此故事来自于他的儿子尼古拉斯和他的同学们。但是钱德指出，这个故事来自于钱德的儿子，而且这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那时沃尔什的儿子还没出生呢，而钱德的儿子也叫尼古拉斯。

沃尔什承认了自己“严重的错误”，说道：“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似乎在10年前就有人通过网络把这则故事告诉了我，我感觉确实非常有趣而且难以忘却。我当时就保存了这则故事，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不断向人讲起这件事，最后我真的以为这个故事就是我亲身经历的了。”

沃尔什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我很懊恼，同时也感觉很神奇，难道是上帝和我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钱德也开始相信沃尔什并不是故意剽窃：“如果沃尔什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属于抄袭，那么他是绝对不会那样做的。”

沃尔什的无奈与钱德的气愤也许都是记忆错觉惹的祸，因为他们都过于相信人类记忆对事实的忠诚度。

我们不能确定沃尔什到底是故意剽窃还是无意为之，但是我们认为至少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沃尔什在整合了非亲身经历的记忆信息后，又失去了这些信息的来源线索。

其实，这种记忆源错误现象是很普遍的，就是在实验室中也可以看到。心理学家金伯利·韦德（Kimberly Wade）、玛丽安娜·加里（Mary-anne Garry）、唐·里德（Don Read）与斯蒂芬·林赛（Stephen Lindsay）共同设计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实验。他们通过电脑软件制做出前来参加实验的被试在儿时坐在热气球里的照片，然后把照片呈现给被试，并询问被试是否能够回忆出当时的情景。

尽管被试中没有人有过曾经乘坐热气球的经历，但是照片却误导一部分人出现记忆错觉。有一半的被试创造了乘坐热气球的记忆，有些人的回忆甚至超出了照片所表达的信息。如果仅仅是一张照片就能引导人们创造如此生动的记忆，那么人们篡改以往的历史记忆信息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

心理学实验

澳大利亚心理学家斯蒂芬妮·沙曼（Stefanie Sharman）及她的同事组织了一个实验。在实验中，被试首先会看到《宋飞正传》（Seinfeld）[9]中的一个著名情节：克雷默正在寻求帮助，身体上哪个器官可以放弃而继续生存。

在短片过后，被试需要回答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如果被试不幸患了一种非常紧急的严重疾病，那么被试会选择哪种延续生命的治疗方式——风险较大的激进治疗方式，还是干脆靠输氧管以确保继续活下去的保守治疗方式？此外，参加此实验的被试还需要在12个月以后再一次回答相同的问题。

23%的被试先后两次的回答是不同的，这就意味着他们先后两次选择了完全相反的治疗方式。这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可能他们在这期间与其他人讨论过此问题而改变了态度，但出人意料的是，改变自己选择的人中有75%的人认为自己前后的选择是一致的，使得他们的记忆为了匹配他们现有的观念而被重写了。

为什么记忆会前后不一？记忆错觉不仅仅涉及那些琐碎且并不重要的事件，对于生与死的抉择，记忆同样也会犯错误的。人们一直都存有这样的错误观念：自己的记忆、信念、行为不但互相联系而且稳定不变。肯尼迪总统被刺杀后，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2/3的人宣称在三年前的大选中把选票投给了肯尼迪，但是实际情况是当时肯尼迪只得到了一半的选票。这说明，肯定是有一部分人修改了自己的记忆，并以此来怀念遇害的总统。当个体的信念、情感发生变化时，其记忆也很有可能随之改变。

9月11日你在哪里

请你回忆在2001年9月11日那一天，你在什么地方。如果你能很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那么请继续回忆：你是如何得知美国受到了恐怖袭击这个消息的？是谁告诉了你？你当时正在做什么？你接下又做了什么？

克里斯记得，那天早晨他很晚才起床，而且是在有一架飞机撞向世贸大楼后才醒来的。克里斯首先在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然后又打开电视关注相关的报道。接着，克里斯又给他的一位犹太人同事打了电话，在交换了对这个事件的看法后，克里斯收到了一位住在布鲁克林的朋友发来的电子邮件，朋友说他在自己的屋顶目睹了整个过程，并向克里斯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丹回忆那天早晨他正在办公室里工作，这时他的一个研究生米特洛夫跑了进来，告诉他有一架飞机撞到了世贸大厦上。丹立即上网浏览相关信息，这时有人打开了实验室里的电视机，丹和他的三个研究生又在电视里目睹了又一架飞机撞向了世贸大厦。接着，丹打电话给他哥哥戴维的女朋友，因为当天戴维正要从纽约返回波士顿（当时戴维正在纽约的机场等待飞机的起飞）。丹记得当时他开始变得莫名的焦虑，并担心自己所在的大楼也会变成袭击的目标，于是，他到波士顿市中心接到了妻子后回到了家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都没有出门，只是静静地关注事态的发展。

清晰的记忆一定准确吗？对于普通事件，人们是不会有如此生动的记忆的，但是像“9·11”事件这么重大的事，的确是卷入了太多的情绪与情感，以至于很多细节都可能在许久以后依然历历在目。有些涉及人生重大转变的事件也许会铭刻在人们的记忆里，无论时光如何流逝，似乎都能那么清晰。但是我们要说的是，清晰并不等于准确。

对于重要事件记忆的系统研究始于1899年，当时弗雷德里克·科尔格罗夫（Frederick Colgrove）在克拉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把对重要事件记忆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之一。科尔格罗夫询问了179名中年人，在林肯总统被刺杀时他们在什么地方，并以此探索重要事件的记忆。科尔格罗夫发现，即使在问及30年以前的重要历史事件时，70%的人还是能够回忆出很多的细节。

80年后，社会心理学家罗杰·布朗（Roger Brown）与詹姆斯·库利克（James Kulik）把这种对重要事件的记忆定义为“闪光灯记忆”（flashbulb memories）。闪光灯记忆把对重要事件的记忆比做拍照，闪光灯一亮，场景信息就会立即被储存起来，无论是什么样的细节都会保存在照片中。不但清晰，而且寻找这些记忆信息就像翻照片一样的容易。

在一项实验中，布朗与库利克向80名美国人（40名黑人与40名白人）发放了一份关于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的调查问卷，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涉及美国20世纪60至70年代的刺杀事件。布朗与库利克发现，对于像肯尼迪与马丁·路德·金这样的政治刺杀事件，被试特别容易形成闪光灯记忆。回忆这些闪光灯记忆的信息非常容易，细节也非常充足，因此很多人都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对于这部分的记忆也是绝对准确无误的。

相互矛盾的回忆。为了配合本书，丹在写下关于“9·11”事件的回忆后，向他以前的学生发了电子邮件，希望他们也能写下关于那天的回忆以便对比。最先回信的是米特洛夫，现在他已经是一名教授了。他在信中写道：

“我的女朋友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有一架飞机撞向了世贸大厦，于是我马上浏览了CNN的新闻，然后跑进了你的办公室，当时你正在和迈克尔聊天。我告诉了你这个消息后又回到了我自己的办公室，用史蒂夫的电脑努力寻找现场的照片。当时你认为一定是一架小型飞机失去了控制才撞到了世贸大厦，但是当我在网上看到一张图片清楚显示是一架大型商用客机时，你又认为这张图片一定是经过修改的。为了验证图片的真伪，我开始访问各大航空公司的网站，试图寻找是否有飞机被劫持的消息，这时我发现你的眼睛盯住了电视。我们好像是在电视上亲眼看到了世贸大厦的倒塌——我对此事不是很确定了，不过我肯定我们一起在电视上看到了什么。之后我们似乎都失去了安全感，我和迈克尔在午饭前离开了。”

丹的另外两名学生声称那个早晨他们并没有在实验室，所以他们当时不可能同丹在一起。米特洛夫还记得迈克尔当时也在实验室里，丹却不记得。于是丹给迈克尔发了电子邮件，请他也回忆当时的情况，迈克尔在回信中写道：

“我当时在你的办公室里与你讨论问题，你书架上的收音机一直都没有关。这时我们听到米特洛夫在他的办公室大喊，说有飞机撞到了世贸大厦，于是我跑到他的办公室去看个究竟，但是网页却迟迟打不开。最终，我们在另一个网站上看到了一架大型客机撞向世贸大厦的图片。我当时并不相信这张图片是真的，认为被修改过的可能性比较大。我想经常有小飞机飞过哈得孙河[10]，世贸大厦那么高，如果撞到了也是有可能的。后来，我们在你的收音机里得知又有一架飞机撞向了世贸大厦，我们都开始感到不安。我马上拿起电话打给我的妻子，可能她也在打给我，电话没有接通。电视里也有了最新的画面，我们看到大楼轰然倒塌的过程。11点左右，你决定让我们所有人都回家。我先是陪米特洛夫去了他的公寓，然后我也回家了。”

他们的叙述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的是：所有人都记得丹是从米特洛夫那里得知的消息；丹与米特洛夫都努力在互联网上寻找相关消息；他们都在电视里看到了现场的画面。不同的是：丹忘记了迈克尔当时也在他的办公室里，而且他还错误地认为他的另一名学生当时也在办公室；所有人都记得是米特洛夫跑进丹的办公室宣布了消息，但迈克尔却说米特洛夫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喊叫；对于互联网上的图片，丹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米特洛夫记得丹曾经认为图片是假的，迈克尔却回忆出当时他对米特洛夫说图片是假的。

对于“9·11”事件当天的记忆，丹及其学生都有深刻的记忆，但是他们的记忆却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如果人类的记忆能如同摄像机一样准确无误，那么所有人的记忆都应该是相符合的。

事实上，我们没有什么好办法来确定谁的回忆是准确的，但是可以尝试的方法是比较几个人回忆中相同的部分，这些能够吻合的记忆内容最有可能是真实的。像里德与奈特冲突事件，在双方各执一词时，就可以尽量调查在场当事人对事件的描述，找到说法最统一的部分，以此作为参考标准来进行判断。

布什记错了。布什总统也受到过这种记忆错觉的困扰，他对“9·11”事件的记忆信息也不是完全准确的。通过新闻录像可以看到在9月11日那天，布什总统正在佛罗里达州的一所小学的教室里读故事，这时他的秘书走了进来在他耳边耳语了几句，总统的脸上马上露出了极为夸张的表情，简直就像动画片里的卡通人物。这个时间刚好是第二架飞机撞向了世贸大厦，美国人开始真正意识到美国遭受到了攻击。在进入教室前，布什总统其实就已经得知有一架飞机撞到了世贸大厦，但是他当时认为这很有可能只是飞行员失误才导致的。

至少在一两次的公开场合中，布什总统声称他在进入教室前就在电视上看到了第一架飞机撞向大楼的视频。例如在2001年12月4日，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我在休息室里等待上课铃打响，这时我在电视里看到了一架飞机撞向了双子塔。你们知道，我也会驾驶飞机，我当时认为这一定是由于驾驶员的操作失误而导致的。”

问题是，9月11日当天，所有电视台所播放的视频的录像都是第二架飞机撞向大楼的情景。很明显，布什记错了，他记得他的秘书走进教室告诉他又有一架飞机撞向世贸大厦是正确的，但是他却把其他具体细节信息弄混了。

我们认为，布什总统的错误记忆仅仅是由于所有人都会存在的记忆错觉所引起的，而与政治家的另有企图无关。然而，有些阴谋理论的支持者却认为，布什总统错误的记忆并不是他真的记错了，而其实是他说出了实情。他们认为，既然布什说他在电视上看到了第一架飞机撞向双子塔，那么他一定真的看见了。如果他真的看见了，就一定有人提前知道这件事情并在那个时间用摄像机对准了世贸大厦，所以布什一定早就知道这件事情将要发生。

这些人为什么不考虑最有可能的记忆错觉因素呢？所谓的“阴谋理论”完全是一种猜想，这不得不让人怀疑阴谋理论支持者的真正意图了。

对于闪光灯记忆的准确性，布朗与库利克探索了一种实验范式：在某个重大的新闻事件过后，立即要求被试填写相关的问卷，数年之后再要求被试填写一次相同的问卷。心理学家奈瑟与尼科尔·哈施（Nicole Harsch）用类似的实验范式进行了一项实验研究。

心理学实验

1986年1月28日的早晨，航天飞船“挑战者号”在起飞不久后就发生了爆炸，奈瑟与尼科尔在第二天马上要求埃默里大学的一个班的学生描述他们是如何得知飞船爆炸这个消息的并填写一份问卷，问卷涉及众多细节问题，包括：得知这个消息的时间、谁告诉了他们这个消息、得知这个消息时和谁在一起、他们当时的想法等。由于是填写前一天的记忆信息，因此这应当是对当时情况最准确的记录。

两年半以后，奈瑟与尼科尔要求这些的学生再次填写一份相同的问卷，对比前后的两份问卷，结果竟然大相径庭。例如，一名被试在第一次答问卷时写道，他在中午11点30分下课后回到了寝室，然后就听到了走廊里的人们在讨论着关于挑战者号爆炸的消息，他还记得是一个叫做X的同学告诉了他事情的经过，并打开电视机和他一起看相关的新闻。但是，在第二次问卷中，他又回答说是一个叫做Y的瑞典学生告诉了他爆炸的消息，时间应该是下午1点30分，此时还有一个叫做Z的同学也在场。这只是记忆信息发生变化的一例，其他诸如时间、地点、人物发生变化的例子不胜枚举。

时隔多年，这些被试依然对自己记忆信息的准确性非常有信心，因为这些信息在他们脑海中是这样的清晰，他们并不知道这是记忆错觉在作祟。在第二次填写问卷结束后，奈瑟与尼科尔把保存的第一次问卷拿出来展示给所有被试，让他们大吃一惊，因为他们实在无法相信两次问卷的结果会出现这么大的分歧。

闪光灯记忆

克里斯的父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士兵，他至今还记得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那时他还在预备役）、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那时他正在通过收音机关注一场比赛，突然插入的新闻播报使他知道了最新的情况）。

我们询问了“9·11”事件当天他在做什么，克里斯的父亲说，那天他正准备从康涅狄格州去纽约，他离开家后不久便听到了飞机撞楼的消息，于是他决定改乘火车。可是又传来消息，由于发生紧急情况，使得任何火车都不许进入纽约。最终，他决定坐计程车回家。当时的司机正通过广播收听一个电话连线节目，但没有一个听众打电话来谈论这个突发事件。除此之外，他的回忆还涉及两个细节问题：当时他戴了一个类似于伊斯兰教徒的包头巾；司机是一名阿拉伯人。

为什么人们对清晰的记忆有信心？通常情况下，人们对清晰的记忆信息更有自信心，而对那些已经有些残缺的模糊记忆则会认为不是很可靠。如果不是有克里斯在场，就没有人会去纠正诺曼的错误记忆，因为他对那个餐馆的记忆是那么清晰，也许他一辈子都会认为自己曾经见过皮卡德舰长。

不过，这些很有欺骗性的记忆信息也为人们提供了重建真实记忆信息的线索。难道克里斯的父亲在“9·11”事件那天所乘坐的计程车的司机确实是一名阿拉伯人？当然有可能，但他也可能记混了，因为在那个地区见到阿拉伯司机不是什么新鲜事。

无论真实与否，这些信息都是宝贵的，都能够成为找到正确记忆信息的基础，但是人们对于如何利用这些信息来寻找还不清楚，这将是未来努力的方向。

请你回忆，在2001年9月11日你都做了什么。也许有人在脑海中会立即浮现出很多鲜活的记忆，那么在已经对记忆错觉有所了解的前提下，你还相信这些信息是准确的吗？可能绝大多数人还是很难说服自己这些信息并不是那么准确，尽管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么多关于记忆错觉的实验。请看下面的这个关于闪光灯记忆的研究。

珍妮弗·塔拉里科（Jennifer Talarico）与戴维·鲁宾（David Rubin）围绕“9·11”事件设计了一个实验。该实验的目的不同于以往闪光灯记忆的研究，他们希望将被试对于“9·11”事件的记忆与该事件发生当天对普通事件的记忆做对比，了解二者是否有所不同。

心理学实验

2001年9月12日，珍妮弗与鲁宾邀请杜克大学的一些学生来到实验室填写关于“9·11”事件的问卷，同时还要求被试描述发生在“9·11”事件以前的、他们仍然记忆深刻的事件。在填写问卷后的第1周、第6周、第32周，这些被试还需要再分别回答一次相同的问卷。珍妮弗与鲁宾发现，时间过得越久远，无论是关于“9·11”事件的记忆还是关于普通事件的记忆都变得越来越不准确。

在实验中，珍妮弗与鲁宾还做了一个非常聪明的设计，他们要求被试对自己所回忆的内容的准确性进行自我评定。对于普通事件记忆的准确性，被试的自信心还是非常强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信心逐渐地开始下降，这似乎说明对于普通事件的记忆并不存在记忆错觉。这可能是由于时间越久，人们所能提取的对普通事件记忆的细节信息也越少，直接导致人们对这些记忆信息不那么确定了。而对于“9·11”事件记忆信息的准确性判断就不同了，无论被试在接下来的问卷中的回忆信息是否发生改变，他们对此的信心都一直没有改变。也就是说，对于重要事件的记忆，人们受到记忆错觉的影响较大。

闪光灯记忆的信息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模糊，但是这却使人们混淆了主观判断记忆是准确的以及记忆本身是准确的，这两个并不是相同的概念，记忆错觉使人们一直对闪光灯记忆信息坚信不疑。由于闪光灯记忆信息可以迅速被激活，因此很多学者形象地把这种机制称为“即时打印”。珍妮弗与鲁宾的实验揭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现象：人们不仅“即时打印”了闪光灯记忆信息，也“即时相信”了这些信息的准确性。

惹祸的记忆

在2008年的总统竞选中，巴拉克·奥巴马与希拉里·克林顿激烈地争夺民主党竞选总统的候选人。希拉里一向标榜自己善于处理国际事务，在华盛顿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她讲述了她在1996年出访南斯拉夫的波斯尼亚地区的一则轶事。

希拉里说：“我认为下飞机以后应该有一个小规模的欢迎仪式，但是我听到的却是枪声，我确信那是狙击步枪。我无暇顾及周围的情况，一头钻进了汽车里直奔美军基地。”

不幸的是，在《华盛顿邮报》听到她的这个故事后，马上刊登了一张当时的照片，没有狙击手，而是一个欢迎仪式，这位前第一夫人还吻了欢迎队伍里的一个女孩。之后众多媒体也都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报道，没有人提到希拉里在波斯尼亚地区受到了安全威胁。电视台也播出了相关的新闻录像，人们看到的是希拉里从容地走下飞机开始她的访问。

《华盛顿邮报》的一名评论员撰写文章，这样分析“造假事件”：“对于希拉里的故事的解释大概有三种可能。一是她就是一名彻头彻尾的说谎者；二是她对当时的情况有所误解；三是她有点儿神经错乱。”

著名的评论员佩吉·努南（Peggy Noonan）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说：“我宁愿愿意相信希拉里在说谎。如果她没有说谎，我们就不得不重新评估美国人的安全状况了，因为实际情况远比我们预想的要糟。”

事情越闹越大，关注的人也越来越多，使得克林顿总统都不得不公开为他的妻子解释：“她已经接近60岁了，记忆能力不可能同从前一样，出现一些错误也是可以理解的。”

为什么希拉里会说谎？在生活中，人们对普通事件的记忆错觉是无关紧要的，并不影响正常的社会活动，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记忆错觉就会对人们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更多的人是不了解记忆错觉的，他们甚至可能会认为被记忆错觉困扰的人居心叵测。

我们认为，对于“造假事件”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希拉里受到了记忆错觉的困恼。也许在希拉里记忆中，对子弹满天飞的机场的记忆是深刻的，在读了关于闪光灯记忆的研究后你也应该知道，这种记忆的准确性是不可靠的。在总统选举中，希拉里最终败给了奥巴马，不得不说多少受到了这件事的负面影响。

虽然记忆错觉是普遍现象，但是绝不能简单地把它应用到记忆的所有领域中。至今为止，将记忆错觉理论用来解释个人的？记忆最有效。个人记忆最容易唤起人们强烈的回忆体验，也正是这种强烈的回忆体验才使人们对其真实性坚信不疑。

情绪加深记忆。人们之所以对很多事件的记忆栩栩如生，是因为情绪反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于一串数字，人们的情绪不会出现任何波动，可是对于类似“9·11”事件的事情，情况就不一样了。

在一个实验中，被试需要看两种图片，一种是很中性的（例如田园风光），另一种是能够强烈唤起被试情绪反应的（例如一支正对着被试的枪）。在被试看过图片后，会被问及哪些图片是他们似曾相识的。结果表明，那些容易强烈唤起人类情绪的反应的图片能够引起被试更多的回忆。这说明带有强烈情绪色彩参与的记忆信息会被人们更生动、更容易地记住，但这并不意味着记忆信息的准确性也会越高。

本章小结

◎在本章中，你了解到：

◎记忆真的没有想象的那么可靠；

◎人们很难发现预料之外的物体所发生的微小变化；

◎人们有时会错误地把他人的信息当成自己的经历并存储在记忆里；

◎当人们的信念、情感发生变化时，记忆也可能会改变；

◎记忆并不是越清晰就越可靠。

人们通常都会把记忆的清晰性与情绪性作为评判记忆准确性的重要标准，这也是人们信心的来源。从某种意义上说，信心就等于准确性，信心越强，人们就会认为准确度越高。由此就引出另外一种错觉——自信错觉，下一章将继续讨论。

第3章

自信错觉——

“自信”不代表“能力强”

克里斯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在一个夏日的清晨，他突然感到一阵头痛。对此，克里斯并没有十分在意，因为他经常头疼。但是在这之后，克里斯感觉到全身都开始疼痛，疲惫无力，连去浴室冲凉都气喘吁吁。

克里斯认为自己可能患了流感，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他并没有伴随出现任何呼吸道感染症状，更何况7月份不是流感多发的时候。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克里斯的情况越来越糟，一点儿好转的迹象都没有，于是他来到了哈佛大学的医疗健康服务中心。医生在了解情况后认为克里斯应该是病毒感染，告诉他应该多休息、多喝水。

第二天是星期日，克里斯的情况依然没有好转，他感到浑身无力，哪怕是做一些很简单的动作都很费力。克里斯决定把腿泡在水里来放松身体，就在这时，他突然发现在他的小腿后侧出现了一片非常大的红疹，这甚至比他见过的由蚊虫叮咬引起的最大的红肿还大。

带着这个新的发现，克里斯又来到了医疗健康服务中心。医生询问他是否被壁虱[11]叮咬过，刚开始克里斯坚决否认，因为他觉得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怎么可能会有壁虱。突然，克里斯想起在几个星期前，他曾经去纽约的城郊看望父母，克里斯还同他的妈妈在菜园里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而那个菜园子里的确是有很多虱子的。医生拿出一本医学图书，书上有关于由包柔氏螺旋体、菌疏螺旋体感染所引起的莱姆病[12]的介绍。经过医生的讲解，克里斯仔细比对自己腿上的红疹与书上的图片，开始确信自己确实患上了莱姆病。

如果没有对莱姆病进行提早诊断与治疗，情况就容易恶化，潜在的危险甚至会导致患者残疾。医生向克里斯详细地介绍了该疾病及治疗方案后，她又找出另一本书，并在书中仔细核对莱姆病的治疗方法，开具了21天剂量的抗生素类的强力霉素，交给了克里斯。

克里斯着实有点儿不安。患上了莱姆病可不是什么好征兆，尤其是这个医生更让克里斯不放心。她在为克里斯看病的阶段，居然两次翻查书籍——一次是为了帮助诊断，一次是为了确定治疗方案。在美国的东北部地区，莱姆病并不是什么罕见的疾病，医生怎么可能对此不熟悉呢？克里斯带着重重的疑问到药房取了药，却无法消除他心中的疑虑。

如果是你遇到了这样无论是诊断还是治疗都需要不断翻查书籍的医生，可能也会感到莫名其妙。因为人们一般都会认为，有自信心的医生才有可能是一名好医生，而凡事都不确定的医生其医术也一定不怎么高明。对于人们来说，最直接地展示一个人技能高低的表现就是他的自信心。

在本章中你将会看到，人类所表现出来的自信心，无论是在医疗诊断，还是庭上作证，都经常会使人们陷入错觉。

我们都被低估了

在费城的一家酒店的宴会厅里，正在举办美国年度国际象棋锦标赛。这项赛事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象棋公开赛之一。任何人，无论是新手还是职业棋手，只要交纳会费就可以参赛，赢取30万美元的奖金。

赛场内的气氛极为紧张，只能听到选手按计时器的嘀嗒声。赛场外就不同了，选手们在热烈地讨论刚刚过去的比赛，互相交流着战术安排。其实，这些选手都是再普通不过的社会大众，有律师、医生、工程师等，还有一部分来自国外的棋手。

本项赛事设计了一个非常有特点的选手评级系统，为每位参赛棋手提供一个分数作为其棋艺水平的参考指标，以便参赛选手评估自己与对手的水平。这个系统是这样的：只要棋手能够取得一场比赛胜利，他的评级分数就会增加，失利则会降低评级分数。击败一名评级分数远远高于自己的棋手，就可以大幅度地提升自己的评级分数。

有了这个评级系统，选手在比赛前都会询问对手“你多少分”，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击败了1726”或者“我败给了1455”这样的话在赛场外不绝于耳，由此棋手也可以评估每场比赛的激烈程度。

截止到1998年7月，参加此项赛事的27562名美国国际象棋协会会员的平均评级分数为1337，大师级选手的平均分数在2200以上。

根据长时间跟踪比赛的结果来看，如果在评级分数上超过对手200以上，就有75%的可能性取得胜利，如果相差在400分以上，比赛就几乎是没有悬念的。

评级分数确实是棋艺水平的客观反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比赛结果。由于国际象棋比赛本身的特点，相对于其他运动竞赛的排名表，本项赛事的评级分数预测的比赛结果准确性更高。

克里斯在大学时就达到了2200，被他自称为是“里程碑式的成就”。而丹从高中开始就一直徘徊在1800左右。尽管丹从高中开始就参加比赛，而且评级分数始终高于赛会的平均水平，但是丹从来没有击败过大师级的棋手。虽然克里斯曾经达到过大师级的评级分数，但是到目前为止，他只击败过大师级选手一次。

鉴于此，所有选手都非常关注对手评级分数。然而，对于自己的评级分数，选手们是怎么评价的呢？

我们的朋友本杰明是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我们同他一起完成了一项实验。

心理学实验

在费城举办的国际象棋锦标赛与在新泽西举办的美国业余棋手冠军赛中，我们邀请参加这项赛事的选手填写一张调查问卷，上面只有“你的评级分数是多少”与“你是否认为你的评级得分代表了你的真实棋艺水平”这两个问题。

正如我们预料的那样，棋手对于自己的评级分数都非常了解，至少有一半的选手精准地报告了他们的分数，其余人所报告分数的误差也只在很小的范围之内。但是，对于第二个问题，结果却是出人所料：只有21%的人认为自己的评级分数代表了自己真实的棋艺水平；4%的人认为自己被高估了；75%的人认为自己被低估了。这实在让人感到不解，评级得分系统本身设计得很科学，用它衡量一位选手的水平应该是很客观的，而且利用此系统预测比赛结果的成功率也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在得分相差悬殊的情况下。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认为自己被评级系统低估了呢？参加问卷调查选手的平均棋龄在20年左右，他们对国际象棋的了解与理解应该是相当深刻的，对评级系统也是很熟悉的，毕竟这个系统已经运行了13年。此外，这些选手中的大部分人都连续几年参加这两项赛事，并未远离赛场，可以说对国际象棋赛事并不陌生。这使我们很难从技术角度找到原因。

会不会是棋手误解了我们设计问题的初衷呢？他们会不会认为第二个问题是在询问本次大赛过后，棋手的等级评分会变成多少呢？因为等级评分并不是每场比赛都会有所更新，只是随着锦标赛的结束才重新计算一次，并在之后的一两个月才能对外公布。对于一个参赛选手来说，如果在锦标赛上不断战胜高等级的棋手，他的等级评分就完全有可能快速提升。

一年后，我们重新核对了棋手的等级评分，发现绝大多数棋手前后两次的等级评分几乎没有变化。恐怕棋手认为自己被低估并不是对未来他们自己进步空间的预期，而仅仅是一种过于自信，这就是我们所要说的“自信错觉”（illusion of confidence）。

自信错觉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对于棋手来说，他们过高地评估自己的水平，尤其是在与他人进行比较时则更是如此；第二，就像在克里斯看病时所看到的那样，人们通常把自信心同能力联系在一起，高度的自信是能力强的重要表现。

然而，自信与能力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依靠自信心的强弱进行相关的判断将使人们掉入陷阱，其结果将会不堪设想。

越低能越无知

达尔文发现，低能力的人更容易表现得比高能力的人高估自己。也就是说，技能不纯熟的人通常更加自信，也更容易受到自信错觉的影响。伍迪·艾伦的著名电影《傻瓜入狱记》就展示了这个道理。

在电影中，艾伦饰演的弗吉尔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在十几岁时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少年时代的弗吉尔谋划偷窃警车上的警灯，但是手却被卡住了，他只好把警灯的整个机械设备都抱起来跑了几条街。成年的弗吉尔开始密谋抢劫银行，没想到出纳员看不懂弗吉尔手上拿着的清单，直到警察赶到，弗吉尔被捕。在监狱中，弗吉尔又琢磨越狱，他把枪藏在肥皂泡沫中，却遇到大雨被狱警发现。弗吉尔总是自认为自己才能卓越，然而从电影中可以看到，他只是一个平庸的普通人。

在一篇叫做《越低能越无知》的文章中，社会心理学家贾斯廷·克鲁格（Justin Kruger）与戴维·邓宁（David Dunning）讲述了一则有趣的故事。

一个叫做惠勒的人于1995年在匹兹堡抢劫了一家银行。惠勒先生并没有进行任何蒙面伪装，摄像机清楚地拍摄了全过程。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反复播放这段录像的画面，并在当天晚上将他缉拿归案。当警察给他播放监视录像时，惠勒用充满惊讶的眼光自言自语道：“不可能啊，我记得我在脸上涂柠檬汁了[13]，摄像机怎么会拍下我呢？”

为什么并不聪明的人反而自信最高？克鲁格与邓宁发现，虽然惠勒先生的故事充满了戏剧性，但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并不聪明但却自信果敢行事的人不在少数。由于没有艾伦饰演的弗吉尔那么夸张，使得人们经常无法发现这种现象。为了探讨这个问题，克鲁格与邓宁展开了实验研究，并找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切入点——幽默感（sense of humor），来研究能力与自信的关系。他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确定如何测量幽默感。

虽然心理学长时间的研究与发展已经允许人们能够科学地对很多抽象概念进行测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也可以对类似幽默感这样的抽象概念进行简单的测量，从而轻易找出明确的操作定义和方法，如果真的是这样，所有人就都可以速成为幽默大师了。另外，类似幽默感这样的概念，每个人的评判标准都不一样，而且在主观因素的作用下，甚至还会表现出个人的审美趋向与个性，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用统一标准进行衡量的。此种说法不无道理，尽管类似于幽默感这样的抽象概念存在个体差异与主观情感等众多不确定因素，但在人类的经验中，总体来说最后都会趋向于高度的统一。例如人类对女性美的认识，虽然环肥燕瘦各有所爱，但在大众心目中美女的人选总是集中于少数那几个人，这也可能解释为什么有人说好的演员与模特是天生的吧。

心理学实验

克鲁格与邓宁从一些著名的幽默电影中选出30个经典的笑话片段，然后发给8个职业喜剧编剧，要求他们对这些笑话进行评分。克鲁格与邓宁希望他们用1分到11分进行评定，对应非常无趣到非常有趣。下面是这30个笑话中的两个，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试着评分。

问：什么可以和人类一样大却没有体重？回答：影子。

如果有孩子问雨是从哪里来的，那么我想我可以回答说那是因为上帝在哭。如果他还要问上帝为什么会哭，我就会说那是因为有像他这样的人。

总体来说，8位编剧的评分结果是比较吻合的，毕竟他们从事这样职业，能够把握观众的心理，是制作喜剧的权威，在评判什么样的笑料好笑时也同样是权威。你所看到的第一个笑话在30个笑话中得了最低分（平均得分1.3），第二个得了最高分（平均得分9.6）。

克鲁格与邓宁邀请康奈尔大学的大学生也对这30个笑话进行评分。他们认为，如果某个人的评定结果和编剧们一致，就说明他比较幽默，反之就说明他不具备幽默感。

接下来，克鲁格与邓宁要求被试对自身的幽默感进行评价，更确切地说是同其他被试相比，自己是否更具有幽默感。结果有66%的人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幽默——很明显，至少有16%的人过于自信，因为总有50%的人要低于另外那一半吧。经过对问卷结果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研究者发现，在幽默感评分中得分后1/4的被试均认为自己更有幽默感。

在对棋手的问卷测验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认为自己被低估的棋手的等级分数基本上处于总排行榜的后半部分，确切地说，排行榜后半部分的人认为自己的分数平均被低估了150，而排行榜前半部分的人认为自己的分数平均只被低估了50。如果说强手是过于自信，那么弱手就是严重地过于自信。

过度的是从哪来的？无论是克鲁格与邓宁的幽默感测验，还是棋手等级自我评定调查，都提示着人们，“越低能越无知”的现象的是存在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找到有效的方法来帮助像惠勒先生这样的人。恐怕摆在惠勒先生面前有两大障碍难以逾越：第一，他的自身能力就是很差，远远低于平均水平；第二，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处于平均水平之下，所以从来没有打算付出努力来提高自己的能力。惠勒从来就没有意识到，作为一名银行劫犯，他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这个任务对他来说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为什么他不能认识到这么显而易见的问题呢？他从来没想过自己的抢劫计划幼稚可笑吗？他真的从来没有质疑过自己的能力吗？

布赖恩·肖勒（Brian Scholl），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曾经协助我们进行大猩猩实验，他讲述的一则轶事也许对理解自信错觉有所启发。

布赖恩在读大学时，学会了一种极富挑战性的古老纸牌游戏，叫做“Go”。布赖恩发现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在他的朋友中已经没有对手了。在纽约旅游期间，布赖恩有幸遇到一位玩“Go”的顶级高手并切磋牌艺。就连布赖恩自己都没有想到，虽然结果是他没有悬念地输掉了比赛，但他仅以0.5分告负。自此以后，布赖恩的自信心剧增，他对“Go”表现出极度的自信，直到布赖恩遇见另一位“Go”高手，这种美妙的感觉才得到了终结。当布赖恩向这位高手夸夸其谈他是如何以0.5分输给那位知名顶级高手时，对方却说：“难道你不知道一名‘Go’高手在遇到一位实力非常弱的选手时，会选择尽可能地以最小的分差取胜来挑战自己吗？”

布赖恩错误地把比赛结果完全归因于技术层面，才出现了天大的误会，其实这也反映出人们在面对积极信号时一种常见的自我解释：表现好是因为本身的实力强，表现不好是因为那只是偶尔的意外，或者只是因为一时的粗心大意，环境有时也实在不利于发挥。总之，人们经常会忽略能力这个最重要的因素。

解决办法：提高能力。克鲁格与邓宁发现，在逻辑问答实验中，如果帮助那些不善于此任务的被试提高成绩，就会大大削减他们过度的自信心，也就是说，帮助被试提高完成任务的能力会使他们更准确地认识自己的能力。

过低的能力导致过高的自信，能力与信心的发展是一个不平衡的过程。当人们开始学习一项新技能时，水平暂时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但这时的自信心却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过于自信”。当人们的技术水平得到长足进步时，自信心也会随之增加，但是增加的速度没那么快。如果学习过程顺利，技术与自信心最终就会共同到达可以相匹配的高度。

优于大多数？自信错觉并不是惠勒一个人的专利，每个人都会经常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自信错觉的困扰。一项全国调查显示，63%的美国人认为自己的智商要高于平均水平。如果说男性对自己的智商更有自信，那么这没有什么好惊奇的，71%的男性受访者认为自己的智商高于平均水平。女性也不示弱，57%的女性受访者认为自己的智商高于平均水平。如此自信的不只是美国人，70%的加拿大人也认为自己的智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自我陶醉式的欣赏自己可不是现代人的特有标志，在我们翻阅历史资料时发现，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就已经表明，70%的人认为自己外貌要强于他人。

自信错觉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出现的，在可以看到强有力的证据时，这种错觉就会烟消云散。布赖恩的经历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当他能够看清事实的本来面目时，过度的自信心也就不复存在了。如果布赖恩坚持继续练习“Go”，他的技术水平就一定可以不断提高并且逐渐与他的自信心水平相平衡。能力的提升可以避免过度的自信，但有一个前提条件——对自己现有的水平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才能让自信错觉的干扰减到最小。

我们讲述了这么多关于自信错觉的故事的目的，并不是要谴责那些喜欢夸夸其谈地吹嘘、炫耀自己本事，甚至是通过过高地评估自己、自欺欺人的人。我们只是想告诉读者，自信错觉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且也的确对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实际上，真正的“高手”是很少会受到自信心错觉的影响的。如果你能与那些由于在科研领域取得突破而刚刚晋升为教授的教师进行深入的交流，就会发现他们的谦逊之处，这些人经常会真诚地认为自己的水平完全没有他人所认知的那么高。

在克鲁格与邓宁的幽默感实验中，幽默感得分靠前的那些人不但没有认识到自己多么的幽默，甚至还过低地评估了自己的幽默感。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过度的自信心是一种普遍存在的错觉，同样，这种低估自己的现象也是存在的。

自信危机

自信心对人们的影响不仅在于它的过度膨胀，而且如果把自信心用错了地方，那么后果也是非常糟糕的。西方社会的价值观把自信心放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认为没有自信就等于失去自我。

吉米·卡特总统更是把自信放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在1979年7月电视直播的总统演讲中，卡特强调当前政策对社会与经济的影响，却出人意料地开具了一个“自信处方”：

“我要说的是，美国的基础和人民民主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这种威胁是看不见的，方式也是非常规的，但是却严重危害了国家利益，甚至是美国人的精神，也使美国人的意志受到了打击……这种威胁来自于我们自信的丧失，这会破坏政治的稳定与社会的和谐。”

卡特总统的论断来自于“美国民众相信未来5年的发展要远远落后于已经过去的5年”。卡特总统还指出，过度消费与逐渐背离传统理念也拖累了经济的发展，并认为减少对石油的依赖才是明智有效的现实方法。

这次演说在历史上非常著名，被称为“萎靡演说”，因为当时在提到这个讲演时，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都使用了“萎靡”这个词。虽然在卡特的演讲中确实找不到“萎靡”这个词，而且卡特也绝对没有用这个词，但是他却15次提到了“自信”这个词，因为他的核心思想是“自信才是带领美国走出困境的关键”。

为什么人们总是相信高度自信的人？根据记者鲍勃·伍德沃德的报道，对于是否需要对伊拉克进行军事制裁，布什总统一直都是举棋不定的。在他不断地直接询问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George Tenet）“萨达姆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时，特尼特总是斩钉截铁地给出确定的回答。后来在媒体上也能看到白宫的发言人用“高度自信”这样的字眼向全世界宣布伊拉克隐藏的非法武器。但是直到现在，谁都没能找到大规模杀伤武器。美国政府也被此事折磨得筋疲力尽，最后不得不宣布似乎根本就没有大规模杀伤武器。

直到今天，人类都一直在不自觉地相信他人的自信，因为在其他信息缺乏的情况下，这种外表上的自信会成为人们判断的重要参考。也许在其他新的认知方式出现之前，人们还只能继续把外表上的自信作为重要的评判指标。

人多的力量并不大

请想象这样的情景：你和另外三个互不相识的人（他们是简、埃米莉与梅甘）共同组成一个团队来解决GMAT考试1[14]中的数学问题。既然互不相识，那么你对其他成员的数学水平也就一点儿都不了解，唯一可以参考的就是你对自己解决数学问题能力的了解。

对于第一个问题，简首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之后埃米莉也给出了她的答案。梅甘开始很安静，在所有人发表意见之后，她给出了正确答案并指出为什么其他人的想法是不正确的。接下来的几个问题的解决方式都与第一个问题如出一辙，梅甘迅速成了这个团队的领导者。

在团队的配合中，我们认为的理想情况是这样的：每个成员都会贡献自己的知识、能力，整个团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最终的方案。我们也相信这样的团队最终会取得成功。但是现实可并不是这样，而且正好与我们想的相反。

为什么集体的力量未必大？克里斯曾经与美国政府情报部门的官员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当克里斯问及这名官员他们是如何达成团队共识时，这位官员的回答着实令人意外。他说例如当需要团队拿出一个评估数字时，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团队会坐在一起，按照长幼次序各自给出自己的评估数，最后的平均数就是答案。

人们一般都会认为，团队中的每一名成员都有自己的特长，他们会对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并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提出解决方案。但是，如果团队中的所有成员都没有经过独立思考而直接进入集体讨论阶段，成员的观点就会相互影响，人格冲突、社会文化等因素都会成为左右最终决定的影响因素。

如果你和几个人共同猜测一个罐子里有多少个豆子，你就可能会认为大家坐下来一起讨论，直到最后得出一个大家认同的数字是比较有效的解决方案。但是你错了。最有优势的方法仍然是：大家不讨论，不交换自己的意见，仅仅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写下评估的数目，最后对这些独立思考出来的数字求平均值。

不可否认，团队的精诚合作在特殊情况下会给每个成员注入巨大的信心，也许这种信心已经过度膨胀了，但是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例如在战场上，这种团队力量所带来的信心对那些紧张不安的士兵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毕竟他们是用生命捍卫胜利的，需要必胜的勇气与信心。但在生活中，情况却往往不是这样。一个团队通过不断地分析与讨论，最后得出的方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团队的合力得到了最真实的体现，这使所有成员的自信心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其实也是一种错觉——集体的自信错觉。

心理学实验

那个要求你想象与三个互不相识的人解决数学问题的情景，其实是卡梅隆·安德森（Cameron Anderson）与加文·基尔达夫（Gavin Kilduff）所组织的一项实验。

安德森与基尔达夫认为，用数学问题作为本次实验的任务可以更客观地对比每名被试解决问题的成绩。同时，由于数学问题的特点，还能观察到每名成员提供了多少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安德森与基尔达夫用摄录机记录了所有小组解决问题的全过程，并依次寻找每个小组的领导人。另外，每名被试在实验后都要对他们认为谁是本组的领导人进行投票，投票的结果与安德森与基尔达夫观察的结果完全吻合。现在的问题是，安德森与基尔达夫想知道是什么因素导致每个小组的领导人脱颖而出。

也许结果有点儿出人意料：每个团队的领导者并不是数学成绩最好的人，而是那些人格力量更强的人。在实验前，每名被试都填写了一份问卷，用来测试被试是否具有统治力的人格特点，这些具有较强统治力人格的人在实验中都成为了团队的领导人。

团队领袖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这些数学能力不是最强，仅仅是拥有更具统治力的人格特点的人会成为团队的领导人呢？难道他们强行要求别人听从自己的意见吗？还是他们的性格使他们拥有更好的组织能力？

都不是。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是第一个站出来提出自己的意见的人。

94%的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都是采用了第一个意见，而那些具有统治力的人格特点的人一般都会首先发言。

这些具有统治力的人格特点的被试的自信心都会很强，这与他们的能力无关，哪怕是能力很低的人也会产生过高评估自己的自信心。他们的自信心会立即感染团队中的其他成员，使所有成员都会相信这个充满自信的家伙能力一定很强，并随之对其产生信任感。如果这些统治力强的人又恰好对数学很在行，那么他们就会带领这个团队取得优异的成绩。

自信与性格

心理学家用“特质”这个词来描述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并认为特质可以在很广泛的环境下影响人类的行为方式。但是，特质并不是决定人类行为的唯一因素，无论如何，人们所处的环境也是影响因素之一。如果一个外向的人对《星际迷航》一无所知，那么他在一个科学幻想小说的讨论中也会表现得有一点点“害羞”。

在人格心理学领域，学者们在对人格的描述模式上形成了比较一致的共识，即“人格的五大模式”，分别为外倾性、情绪稳定性、开放性、随和型、尽责性。人们发现，自信并不在大五人格理论范围之内。那么，自信到底是否属于人类的性格特点之一呢？

弗兰克·阿巴奈尔（Frank Abagnale）的自信是与生俱来的，有关他的故事一直在民间流传着，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的电影《猫鼠游戏》（Catch me if you can）就是根据他的轶事改编的。

阿巴奈尔从小就表现出了善于欺骗的非凡天赋，在中学时期，他假扮一名教师骗走了他父亲3400美元。在18岁那年，他假扮成泛美航空的飞行员，免费乘坐航空公司的航班。阿巴奈尔最擅长的就是伪造支票，银行为此损失了上百万的美元。阿巴奈尔被捕时只有21岁，那时的他已被12个国家通缉了。即使在监狱中，阿巴奈尔也没有浪费自己的天赋，利用伪装多次越狱。最终，阿巴奈尔同意将来会协助FBI侦破欺诈案，检察官才同意将他释放。

自信会遗传。阿巴奈尔的欺骗技巧固然高明，然而他在行骗过程中表现出的自信才是他成功的关键，因为人们在他镇定自若的神情中通常无法相信那是一场骗局。克里斯想知道，阿巴奈尔的这种自信是不是人类的一种稳定的性格特质。为此，克里斯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实验，被试需要在实验回答一系列是非题。在被试回答“是”或者“否”后，还需要对问题的回答正确的可能性从50%到100%进行评分。结果还是出现了被试过高评估自己的现象——问题回答的正确率只有60%，可是平均自信度却达到了75%。一个星期以后，这些被试重复这个实验，只是所需回答的问题进行了更换，但是难度不变。克里斯发现，被试在两次实验中表现出的自信基本保持一致。

其他一些实验也出现了如果被试在某些操作性实验中表现出了高度的自信，那么在相似的实验中也会保持这种高度自信的现象。有些学者指出，遗传基因是影响人类自信度的因素之一，因为有些研究者发现，同卵双胞胎的自信心惊人的一致，但在异卵双胞胎中却没有发现类似的现象，这样就有理由相信遗传基因影响人类的自信度了。也许很难想象吧，阿巴奈尔的父亲同样也是一个大骗子。

盲目自信的领导

南奥塞梯是格鲁吉亚的一个自治州，在苏联解体后，一直谋求独立，并想与俄罗斯境内的北奥塞梯合并，不服从中央政府的管辖。

2008年8月，由于受俄罗斯政府的支持，南奥塞梯内独立运动高涨，格鲁吉亚政府试图利用军队镇压，但是在俄罗斯军队的干涉下，格鲁吉亚的军队在一个星期之内就被打得溃烂不堪，俄罗斯立即控制了该地区的局势。在西方国家的同情与支持下，格鲁吉亚政府的领导人似乎有些头脑发热，幻想通过快速占领南奥塞梯来与俄罗斯抗衡。在发动军事行动之前，格鲁吉亚政府的官员面对西方媒体的采访信誓旦旦地说，他们将会轻松控制南奥塞梯的形势，不给俄罗斯人留有任何机会。

很明显，主动发动与世界上第二大军事强国的军事摩擦，格鲁吉亚人过于自信了。刚过而立之年的格鲁吉亚领导人缺乏军事经验，在接下来的4年中，他们不断地通过政治斗争，渐渐瓦解了国内亲俄罗斯派的势力，使得亲西方派的势力成为主要政治力量。虽然发动军事打击听上去不可思议，而且没有哪个格鲁吉亚人会对这种做法抱有任何信心，但是当格鲁吉亚作为一个整体时，这种集体自信心的膨胀就开始作祟，导致国家陷入错觉之中。

集体自信是如何膨胀的？克里斯和他的同事试图在实验室里捕捉这种集体自信心膨胀的过程。克里斯重新组织了被试，并重新进行了前文中的是非题实验，同样要求被试对回答正确的可能性进行百分比评级（从50%到100%）。实验结果在意料之中，被试表现出了过度的自信——对问题回答的平均正确率为54%，而平均自信心达到了70%。

在得出实验结果后，克里斯选出具有高度自信与低度自信的被试，然后把他们以三种分组方式组合（每组两人）：高度自信的人与高度自信的人；低度自信的人与低度自信的人；高度自信的人与低度自信的人。每组重新进入实验室，重新回答是非题（难度与之前完全相同）。但这次不同的是，每组的成员可以共同商讨、研究问题的答案，然后形成统一的答案，最后报告对此题正确与否的评估百分比。

克里斯最初的想法是，实验会出现正确率提高、过度自信减小的现象。也就是说，如果两个人的答案不相同，就一定有一个人是错误的，而且这种分歧应该会导致两种改进：第一，两个人会进一步商量问题的答案，在交换意见后提高准确率；第二，由于两个人开始的意见不统一，会使两个人共同意识到自己的答案存在潜在的不确定性，这样就会降低过高的正确率评估百分比。

结果出人意料，两个人的力量竟然没有一个人的大——不但没有提高准确率，反倒提升了自信。两个低度自信被试的组合尽管没有提升准确率，但自信心提升幅度最大——这组的成员平均互相增加了11%的自信率。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格鲁吉亚政府如此自信地盲目发起争端，尽管大部分格鲁吉亚人认为这是天方夜谭。虽然个体没有自信，但是聚在一起却能使整个集体领导层的自信心高度膨胀。

我们喜欢自信

福克斯（Fox）电视台所播放的《豪斯医生》（Mr.House）是一部非常受欢迎的电视连续剧。在剧中，豪斯医生不断地通过大胆地试错解决了众多罕见的、难以诊断与治疗的医疗案例。豪斯是一名富有经验而又桀骜不驯的医生，面对各种棘手的病症他都满怀信心、从容不迫，不少影迷都为豪斯的潇洒、冷静而着迷。很多观众都认为豪斯只是影视剧中虚构的人物，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圣路易斯儿童诊所的基廷医生就扮演了一个真实版的豪斯医生。

基廷同豪斯一样，解决了很多难以诊断与治疗的病例，但与豪斯不同的是，基廷极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对于自己不懂的医疗知识也从不掩饰。基廷的诊所专门接收其他医生不能诊治的案例，来基廷这里看病的病人大多都是遍访名医也没有得到结果的人，因此基廷被称为“最后的救治者”。

同其他优秀的医生一样，基廷拥有傲人的专业背景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并有信心在他的儿童诊所中诊治各种疑难杂症。

基廷认为，作为一名医生，必须在工作中带有自信，在与病人及其家属的交流过程中更要如此，因为病人在医院中太需要心理依靠了，而医生的自信、沉着能够给病人带来安慰。但是，病人经常过于信任医生，甚至超出了医生的能力范围，这种信任又会加强医生原有的自信。就像基廷所说的：“病人来到医院，他们通常都相信医生具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来治好他们的病，他们甚至认为医生的能力足以为他们做出任何决定。这样的想法超出了科学的现实性，甚至潜移默化地鼓励医生在病人面前表现得完美而又全能。久而久之，使得有的医生不但享受这种感觉，甚至还悄悄地把这种过分信赖作为事实来接受。”

为什么医生需要的？在医疗领域，医生总是以专家的形象自信地出现在患者面前，同时，由于病人对现代高速发展的医疗知识感到陌生，他们会把医生当成万能的救世主，这就更加强了医生的自信心。

自信本没有错，可一旦远远超过医生的真实能力，就会成为一件危险的事情。对此，基廷医生有着精辟的论述：“医生应该学着自信，但不要忘了，更重要的事情是提高自己的医治水平，并在每一个案例中找出自己还不是那么确定的部分，只有这样才能不断进步。在医疗领域中，永远都有未知的知识需要不断地探索，医生的学习过程是没有止境的。”医生在学会自信地面对病人的同时，更要学会承认自己并不是医疗万事通，还要学会在每次诊治过程中进行再学习。

然而，并不是每名医生都可以战胜自己的过度自信的。1986年的一个实验就已经告诉我们，医生的自信与能力并不是对应的。在这个实验中，被试首先观看几段模拟医生给患者看病情景的录像。在其中的一段录像中，医生在简单地询问检查后就给病人开具了抗生素。在另一段录像中，医生在询问病情过后，又拿出参考书仔细翻阅，才开具了抗生素。被试需要在观看录像后选出他们心目中比较优秀的医生。结果，那位自信的医生成为了最受欢迎医生。在被试看来，医生应该具有优秀的专业素质，一切知识都应该牢固地贮存在大脑中，如果一名医生如此没有自信还需要翻看参考书，那么怎么可能是一名好医生呢？

现在请回想克里斯得了莱姆病后看病的经历，那位医生无论是诊断还是开药治疗都在翻看参考书，如果要求被试对这名医生进行满意度评定，那么恐怕得分是最低的。同样，克里斯当时对这名医生也是充满了疑虑。但是，在克里斯按时服药后，没过多久他就痊愈了。现在克里斯终于明白，一名医生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知识是有限的是多么的重要，敢于在患者面前承认自己并非全能绝对不是坏事。

由于身患疾病，病人在医生身上寄予了无限的寄托，不仅医生的自信会使病人感到安慰，就连他们的衣着也可以使患者产生安全感。有研究表明，病人对衣着整齐，特别是身穿干净白大褂的医生更信任。问题是，医术不那么高明的医生也可以身穿干净、整洁的白大褂。可见，他们的穿着、举止与能力没有必然联系。

为什么相对于踌躇犹豫的医生，人们更愿意相信与依赖自信的医生？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具有自觉的“自知之明”。如果人们对于某件事比较了解，就自然会在这方面表现出格外的自信。同样的，如果某个人在某些事情上表现出了自信，那么人们就会很自然地判断他对此了解很多。但是问题是，自信又是人类的性格特点之一，每个人的基准的自信心水平都是不同的，因此很难判断一个人表现出的自信是源于他的知识水平还是他的性格特质。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会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谁自信、谁自卑。从前面的介绍可知，无论是自信还是自卑，都不是人们做出进一步判断的准确信号。但是，从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来看，这种以自信心为基准的判断就是很必要的了，甚至是准确的。在人类的祖先还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时，他们是群居在一起的。个体长时间生活在一起，几乎不与陌生人打交道，人与人之间非常熟悉，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自信心进行判断就是一个好办法了。例如，如果某个人的哥哥在某类事情上表现出了更高的自信心，那么这个人就知道了他的哥哥会对此更擅长。遗憾的是，这种机制在面对陌生人就几乎会变成一种灾祸。

她的自信他的罪

1984年7月，只有22岁的珍妮弗·汤普森还是一名学生，她在距离学校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公寓。

有一天凌晨3点钟左右，汤普森被一阵噪音惊醒，她发现一个黑人站在了她的卧室里。这个黑人发现汤普森已经醒来，立即跳上了床，一只手按住了汤普森，另一只手拿着一把小刀架在汤普森的脖子上，并威胁她说如果弄出声音她就没命了。

刚开始，汤普森认为这是她的朋友在和她开玩笑，但很快她就认识到这都是真的。她盯着这个黑人的脸，说他可以拿走一切他想拿的东西。这个黑人并没有理会汤普森，只是拽下了汤普森的内衣，这一刻汤普森才意识到，这个黑人的目的是要强暴她。汤普森在后来回忆说：“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伤害我，甚至是杀了我，我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我知道对我最有利的做法就是智取。”黑人打开了汤普森的录放机，试图用音乐掩盖屋里的声音。录放机上的指示灯射出一道蓝光，汤普森意识到这是绝好的机会，她可以利用这微弱的蓝色光线努力记住这个强奸犯的面貌。渐渐地，汤普森确信她永远都忘不了这张狰狞的面孔。

过了一个半小时，汤普森提出要去厨房喝一点儿酒，黑人同意了。到了厨房，汤普森发现厨房的后门被打开了，就意识到这个黑人一定是从这里进来的。汤普森从这个门跑了出去，并敲开了邻居家的门。最后，颤抖的汤普森被送进了医院。

几乎在汤普森被强暴的同时，一英里以外也发生了一起强奸案。施暴者同样是进入了被害人的公寓，但他最终没有成功。警方很快推断这两起案件的罪犯是同一个人。

汤普森向警方详细描述了整个过程，负责本案件的高尔丁探长判断汤普森应该可以准确地描述犯罪嫌疑人的外貌，于是在警方绘图专家的帮助下，制作成了一张犯罪嫌疑人的图像，并将其向公众公布。

很快，高尔丁得到线索，一个叫做科顿的黑人在附近的海鲜餐馆工作，他的相貌与警方公布的犯罪嫌疑人图像极其相似。于是，警方马上找到汤普森，要求她在5张照片中指认犯罪嫌疑人。果然，汤普森选出了科顿的照片。高尔丁探长告诉汤普森，科顿有强奸未遂的案底，在他工作的海鲜餐馆，很多女性员工都反应科顿有性骚扰的行为。鉴于此，高尔丁探长安排汤普森现场指认嫌犯，在5名黑人中，汤普森还是选择了科顿。科顿立即被警方逮捕并等待审判。

审判从1985年1月开始，没有任何物理证据作为呈堂证供，只有汤普森的口述证词，科顿就被起诉了。警方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当晚另一起强奸未遂案件的受害人没能够指认出科顿。案件似乎处于胶着状态，一方面对于科顿的诉讼似乎证据不足，另一方面汤普森坚决宣称科顿就是那个强奸犯。陪审团仔细询问了汤普森，她信誓旦旦地发誓当晚就是科顿闯进了她的房间并对她施暴，汤普森还在法庭上描述了当时她是如何机智地记住了科顿的面貌的，并自信地说对她的证词，她有100%的把握。陪审团经过4个小时的讨论，最终宣判科顿有罪，并判他50年有期徒刑。

两年后，科顿似乎看到了转机，他的狱友告诉他一个叫做普尔的家伙承认两年前是他强暴了汤普森。科顿发现他与普尔的外貌非常相似，以至于很多人都难以辨别他们的照片。于是科顿马上联系了律师，准备上诉。但是在法庭上，汤普森非常确定地说她从来没有见过普尔，陪审团再一次相信了自信的汤普森，科顿不得不再次回到监狱中。

1995年，距离那次不幸的事件已经有10年之久，汤普森已渐渐地淡忘了那段悲伤的记忆。这时，高尔丁探长找到了汤普森，说科顿的律师要求进行DNA检验，以确定罪犯到底谁。虽然汤普森已不愿回忆那段往事，但她认为这种检验只能不断地印证罪犯就是科顿，于是就配合警方进行了检验。在汤普森的配合下，警方在医院调出了10年前强奸犯在汤普森身上留下样本的化验结果，连同科顿、普尔的身体样本一起进行DNA检验，结果显示，普尔的DNA与罪犯的最为吻合。

在证据面前，汤普森不得不接受事实，同时她也极为惭愧，因为由于她的证词，科顿不得不承受足足10年的牢狱之苦。汤普森委屈地说，无论是警方还是检察官都告诉她，她是最有利的证人，只要她说出实情，就可以轻松结案了。在法庭上，法官与陪审员倾向于相信那些自信的证人，但是，心理学家已经证实，证人的自信与他的证词是否准确无关。有资料显示，75%的错案都是因为DNA检验可以作为呈堂证供以后才被翻案的，这些错案基本上都是由于陪审团被自信的证人误导而造成的。

为什么充满自信的证人所说的话不一定靠谱呢？为了研究证人的信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陪审员的判罚，加里·韦尔斯（Gary Wells）教授及他的同事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实验来进行研究。

韦尔斯把108名被试分成几个组，分别在不同的教室填写表格。在填写过程中，会有一个人假扮成小偷从教室中偷走一个计算器。在不同的教室中的被试看来，这个“小偷”停留的时间、与其他人说过多少话、是否戴着帽子（主要是为了让别人难以看清他的面目）都会有所不同。在这之后，主试走进教室，要求被试从一些照片中挑选出刚才作案的那个“小偷”，并表明他们对于自己的“证言”的确信度有多少。实验的结果显示，被试指认的准确率与其自信度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这个实验并不是想要研究证人的过度自信的程度，最有趣的部分在于接下来。主试作为法官，要根据被试提供的证词进行模拟审判，审判的全过程会通过摄录机拍摄下来，然后放给另一部分没有参与前部分实验的被试看，这部分被试的任务就是作为“陪审员”，通过观看录像判断哪些证人的证词才是可靠的。结果是，对于高度自信的“证人”的“证言”，有77%的“陪审员”愿意相信他们的证言是真的，而对于自信度较低“证人”的“证言”，只有59%的“陪审员”愿意信以为真（被试的高度自信与低度自信都通过实验前半部分被试对自己证言确信度的评定来确定）。韦尔斯还注意到，对于根本就没有看清“小偷”面孔的被试（因为在一个教室中，他用帽子遮住了脸），因为他们的高度自信，“陪审员”也相信了他们，这就表明了证人的自信度对陪审员的影响很大。

德国吉森大学的施波雷教授认为，虽然证人的自信心与证言的准确度没有联系，但这并不等于高度自信的证人就是不可信的。施波雷教授查阅了历史上的各种研究资料，在对数据进行汇总后发现，70%高度自信的证人最终是正确的，而低度自信的证人的正确率只占到30%。从这个角度看，相信高度自信的证人似乎又是合理的。

现在摆在面前的两个问题就显得让人左右为难：第一，证人的自信到底是来自于他们准确地知道真实情况还是他们是一个自信的人，是一件难以判断的事情。如果审判员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下观察到证人的言行，就可以判断他在法庭上表现出的自信心是否与平常不同——但是，这是不现实的；第二个难题显得更加进退两难，虽然施波雷教授的汇总数据显示，70%高度自信的证人是正确的，但是如果相信这些高度自信的人，那么余下30%不准确的怎么办？难道为了将罪犯绳之于法就要用冤枉好人作为代价吗？

科顿于1995年重获自由，这使他蒙受了11年的不白之冤。如今，科顿到处游走，向人们讲述错误审判带来的悲剧，汤普森也成为一名审判制度改革的支持者。其实，无论制度如何改革，都离不开人来执行，现在最重要的是使警方、律师、法官、陪审员都能了解这种自信错觉的存在，知道这是人们大脑正常运行机制的产物。

本章小结

◎在本章中，你了解到：

◎自信与能力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过低的能力会导致过高的自信；

◎自信错觉通常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出现的，在看到有力证据时，这种错觉就会消除；

◎对自己现有的水平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才能让自信错觉的干扰减到最小；

◎人多的力量并不大；

◎敢于在别人面前承认自己并非全能绝对不是坏事。

大脑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时至今日，人们对人类的大脑还不是很了解，无论是大脑的结构还是功能都有待深入地研究。在接下来的内容中，你将会看到高估自己知识深度与广度的现象，我们称之为“知识错觉”。知识错觉并不像自信错觉那样，告诉别人你有多确定、多有信心，而是你错误地评估了自己的知识水平，从而误导你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

第4章

知识错觉——

“知道”不代表“明白”

2000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与英国首相布莱尔宣布了一条令全世界都为之欢呼的消息：人类基因组工程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经过两国科学家的不懈努力，已经破解了人类23对染色体序列。此工程历时10年，虽然人类基因组工程庞大复杂，但是它要回答的问题之一却极为简单：人类体内到底有多少染色体组。

基因是遗传的物质基础，储存着孕育生命生长、凋亡过程的全部信息，与人类复杂的生物属性和行为特性密切相关。在人类基因组工程完成之前，人们对于人体内的基因数量众说纷纭。

虽然没有定论，但丝毫没有影响全球基因学者热烈讨论的情绪，甚至由此萌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赌局”。欧洲生物信息学院的基因学专家尤恩·伯尼和他的同事们商定，每人出一美元放入奖池，最后猜对了人类基因的数量的人可以拿走全部奖金。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学者踊跃参加。

从2000年初起，整个游戏的下注历时两年，按照约定应该在2003年开奖，但在全世界范围内一直没有出现公认的数字。不过，伯尼还是决定打开奖池，结束这个游戏，并将奖金颁给与当时的研究估算最接近的人。

科学家做出这种让人大跌眼镜的举动的事远不止这一件。1957年，两位先锋派的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专家公开预测，在10年之内，计算机一定可以战胜国际象棋的世界冠军棋手。

戴维·利维是一名苏格兰的电脑程序员，又是一名专家级棋手（仅次于最高水平的大师级），他在1968年说，10年内不会有计算机能够战胜他，并愿意用500美元作为赌注（这相当于当时他一年半的薪水）。就在这个“赌局”截止的最后一年——1978年，他打败了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电脑程序，并得到了1250美元的奖金。尝到甜头的利维宣称接下来他愿意赌5000美元，而且没有时间限制。终于在1989年，他败给了IBM电脑公司的“深蓝”。

1980年，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教授保罗·欧利希与几名专家预测，由于全球人口增长过快，将在未来几年导致粮食与生活必需品供应短缺。欧利希甚至在1968年预测：“饥荒时代将会到来，数以百万的地球居民将会由于饥饿而受到死亡的威胁。”同时，他们还预测，地球的自然资源也将消耗殆尽，人类将不得不面对生活倒退。

马里兰大学的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持有不同的观点，并公开表示愿意同那些悲观主义者进行一场小小的赌博：选出5种商品下注，如果10年后这些商品的价格下降了，那么西蒙将赢得这些赌金。

欧利希被西蒙公开的挑衅激怒了，于是他们上演了一场生态学家与经济学家的对决。他们共同选出了铬、铜、镍、锡与钨这5种商品。到了1990年，这些商品的价格与1980年比都下降了，西蒙也收到了一封没有任何文字的信，信封里只有一张支票。

有些读者可能会对我们的观点有所质疑，因为以上所列举的都是比较极端的例子。的确，这些都不是典型事例，我们并不是想论证科学家是多么无能，在科学领域，他们的学术能力绝对是普通大众不能比拟的。我们只是想告诉读者，即使这些学者在自己所擅长的领域中能取得巨大成就，他们也会因过高地估计自己的知识水平而犯错，普通人更无法避免这样类似的事情。人类经常认为自己知道很多，可实际上却并不知道那么多。

做一个好奇的孩子

请你在脑海中回忆自行车的构造，然后拿出笔在草纸上进行简单的勾勒，不用顾忌你是否擅长绘画，重点是把重要的零件摆在正确的位置。首先可以先确定自行车的框架，然后是车把、轮子和脚蹬等。画好了吗？

如果让你用1到来给自己有多了解自行车的工作原理来评分，你会给自己打多少分呢？以上其实是英国心理学家丽贝卡·劳森（Rebecca Lawson）设计的一个巧妙的实验，被试自我评分平均达到了4.5。你是否与这个实验的被试一样，认为自己非常了解自行车的工作原理呢？

请看看你画的自行车吧：这辆自行车是否有链条？如果有，链条是否与轮子连接在一起？自行车的主体框架是否和两个轮子连在一起？脚蹬是否与链条连在一起？如果你画了链条，你有没有用链条和两个轮子都连上了？如果你这样画了，就请你想一想，在链条和两个轮子都连上的情况下，自行车怎么转向呢？（链条只和自行车的后轮相连来提供动力，前轮不与链条相连，可以随意改变方向）这样的自行车岂不是只能走直线了？

在劳森的实验中，像这样的错误随处可见。对于自行车的基本工作原理（脚蹬带动链条转动，链条同后轮相连提供动力，前轮跟动并负责方向），也许每个人都很轻易地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是人们常常把“自己有能力弄懂”与“自己已经懂得”相混淆。

这个实验实际上展示了人类的“知识错觉”（illusion of knowledge）。人们经常根据以往的经验认为，对于那些已经再熟悉不过的生活用品与工具，自己对其了解得很深刻。

现在，请用1到7表示你对这几种物品有多了解，并分别为它们打分：汽车测速仪、拉链、钢琴键、抽水马桶、圆筒锁、直升飞机、缝纫机。

接下来，选出评分最高的物品，这个就应该是你在这些物品中最了解的一个了，请试着解释它的工作原理。仔细地解释它工作的每一个步骤，就好像面对一个不断追着你问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那样的充满好奇的孩子。对于每一个工作步骤，还要阐释工作原理（例如在自行车实验中，关于脚蹬能使链条转动，就要解释脚蹬是怎样使链条转动的）。如果你对于某个步骤不能说清楚工作原理，甚至到了某个步骤根本无法继续，就都要算做是你对此知识的一个空白。

这个测验来自于耶鲁大学的利昂·荣泽贝尔（Leon Rozenblit）教授与弗兰克·崎鲁教授（Fank Keil）设计的一个实验。在实验中，主试首先会询问被试一系列问题，例如天为什么是蓝的，圆筒锁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如果被试回答“非常了解”，那么这个“好奇的孩子”游戏就可以开始了。关于其中的工作原理，主试会从头逐个步骤地提问，每个步骤还要问清楚到底是为什么，似乎比那个好奇的孩子还要恼人。实际上，被试一般回答不超过三个问题就会达到一个知识的空白，使他们最终明白了原来自己对于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明白。不过他们也感到很疑惑，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原来缺少这方面的知识，而是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如此的不在行。

荣泽贝尔一直致力于研究知识错觉现象。在他经过一系列的实验后发现，无论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还是路上随机抽样的行人，都存在知识错觉的现象。知识错觉绝不是某一特定人群的独有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着。只不过，人们很少意识到对于很多事情——即使是很简单的事情，自己也几乎是一无所知。在实验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甚至都无法回答第一个问题。

在刚才列举的物品中，有一样是拉链，恐怕你现在已经意识到在此之前你并不知道它是怎么工作的。实际上，人们平常只是知道如何使用它，却并不知道它的工作原理。但是，如果你能够静心地坐下来，对它仔细地研究一番，很快就会发现原来它是这么的简单。

有的学生认为自己已经很用功的学习了，可是考试成绩还是很糟糕。他们会反复地翻看教材与笔记，在考试前似乎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可是考试结果总是令人失望。

通过学习的确可以内化一部分知识，但是知识错觉又会误导他们，让他们分不清“熟悉知识”与“掌握知识”了。反复地阅读教材只能缩短翻看一次的时间，增加对知识的熟悉度，但是这些会进而促进知识错觉的出现。只有通过测验才能找出自己到底在哪方面还有所欠缺，这也是为什么教师要经常对学生进行测验的原因，一个高水平的测验的确能够精确地探查出学生知识的深度。

最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很少有机会意识到这种知识错觉的存在——尽管很容易就可以做到。人们之所以无法发现它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不会质询自己。在每一天的生活中，人们很少停下来思考类似“为什么天会下雨”这样的问题，更没有一个“好奇的孩子”督促自己去思考了。

当人们有机会检查自己知识储量的时候，还是经常被误导。因为人们喜欢关注那些比较容易理解的零碎信息，并由此认为知识尽在掌握，殊不知那些被忽略的信息才是最关键、最重要的。

在荣泽贝尔的实验中，有些人到实验结束都没能认识到自己知识的缺陷，甚至顽固地认为如果他们选了另一物品，也许就不会被问到哑口无言了。

会有完美计划吗

著名的“大挖掘”[15]是波士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一个里程碑。大挖掘的一个关键部分是建设一个新的州际立交，要求在波士顿南火车站附近的地下建设一个多车道公路隧道。“大挖掘”工程于1991年动工，当时的计划是2006年完成，预算耗资150亿美元。然而，最终的花费却达到了550亿美元，这几乎是最初预算的2.5倍。

导致“大挖掘”工程预算严重超支的首要原因是，由于在施工过程中遇到了不计其数的意外情况，使得原有计划不得不被反复更改。再加上由于施工周期较长，在这期间出现了更先进的新技术、新方法，迫使工程的负责人不得不考虑对规划做出新的调整。

也许很多人会提出质疑：尽管“大挖掘”是史无前例的工程，但是这么多专家、学者在论证与规划工程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把可能出现的困难考虑进来，为什么没有预见某些技术会在短时间内有突破性的发展呢？

再完美的计划也会出错。正如“霍夫斯达特定律”（Hofstadter’s law）所说的：“实际耗时总要比你想象的要长，即使你知道霍夫斯达特定律。”[16]其实这个格言已经说明存在知识错觉，而且还似乎无法避免。即使是由专家掌控的工程，也避免不了意外的发生。不仅仅是这些复杂的大型工程，就算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小型工程，也还是很有可能无法预先把所有事情考虑进来。这个世界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问题不在于计划不能被完美地执行，而在于人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知识错觉的存在，更无法把知识错觉可能带来的影响考虑在内。

知识错觉只是心理现象而已，绝不是“无能”的代名词。人们由于受到知识错觉的影响，认为自己的能力肯定在平均水平之上，甚至对于未来的预期也认为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尽管如此，知识错觉的影响并不都是负面的。有的时候，正因为知识错觉的存在，人们才有可能更加无畏地面对困难，认识的偏差却在客观上给予了人们乐观的信心。如果人们总是能够准确无误地对事物进行评估，恐怕世界上一个个令人叹为观止的人类智慧结晶就不复存在了。

勇者无惧的精神是人类强大的武器，但是任何精神力量都必须在客观事实的前提下才能发挥作用，而知识错觉就是阻碍了人们对现实的客观评价，人们还是需要避免这种消极影响的。如何才能做到呢？办法听上去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首先，要承认自己对于任务的计划与评估有可能是完全不准确的。想要做到这点实在是太难了，人们会为了完成任务而翻阅大量资料，随着对信息掌握的增加，人们对任务也越来越熟悉，但这绝不等于计划也会完美无缺。其次，要找其他人来帮忙评估，并不是估计这个任务本身的难度与周期，而是请他人帮忙评估你做这项任务的结果会如何。最后，就是即使在最乐观的情况下也要提醒自己，变化总是比计划快，需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清醒，乐观的形势不一定来自于现实，也有可能来自于知识错觉。

经常性意外

在2005年，亨特是阿马兰斯的对冲基金的顾问，他的工作就是进行能源类商品的期货合约交易，年薪可以达到7500万美元。亨特的工作更像是在赌博，他需要预测未来能源类商品的价格，然后买下期权，如果他押对了大小，就可以获得巨额利润。

2005年夏天，天然气的交易价格还是每百万BTUs[17]7-9美元，亨特预计最迟在当年的秋天，天然气的价格肯定会大幅上涨，于是他果断地买下了期权。入秋前，由于受自然灾害的严重影响，天然气的价格一路飙升至13美元，亨特赚了个盆满钵满，他为公司拿到了10亿美元的利润。

次年8月，天然气的期货价格一直在亨特的预期之内，他和他的同事为阿马兰斯创造了20亿美元的收入。亨特准备乘胜追击，他认为期货天然气价格经过小的调整后还会上涨，于是他又下注了。但是，这次“意外”发生了，期货天然气价格直线降入5美元以下，仅在12月的一周之内，阿马兰斯就损失了50亿美元，这几乎是阿马兰斯总资产的1.5倍。阿马兰斯最终亏损了65亿美元，不得不面临清算关门。

亨特到底怎么了？作为业内资深专家竟然会犯下如此的大错。其实，亨特同他的同事一样，都是被知识错觉迷惑了，他们以为自己对能源期货市场了如指掌，然而他们实际掌握的远比他们认为自己掌握的少。正如亨特所说：“每当我们认为我们已经走在市场的前面时，总是会有意外发生，控制风险是我们的重要任务。”

很明显，亨特没能够有效地管理与控制风险，而这种风险似乎又是不可控的。当亨特于2003年在另一家公司工作的时候，他就有在期货天然气市场损失5100万美元的记录，风险控制的作用在意外面前似乎变得微乎其微。

为什么专家也有失手的时候？金融市场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一些投资者似乎从中总结出了规律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很多人根据这些理论简化出了数学模型，认为用这些数学模型便可以对市场的价格走势进行预测了。道氏理论（Dow theory）就是这种技术研究的鼻祖，是根据价格模式的变化来推测未来价格的走势的。继道氏理论后，又相继诞生了若干理论，每一种理论对于价格的走势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它们的共同点是用简单的思想或数学公式表达复杂的金融系统。

然而，这些理论模型似乎从来都不敏感，尤其是对于那些突如其来的意外因素就更加无法预测。尽管这些理论模型似乎总是能够完美地解释历史数据，但是对于未来，一个小小的意外就会将这些理论摧毁殆尽。

就好像飞机模型与真正的飞机是两回事一样，这些理论模型对金融市场的行为与想象的解释都是不全面的。正是因为这些理论模型的片面性，总是无法准确预测所有情况，所以当“意外”出现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市场是如此的复杂。其实，这些理论模型的根据完全来自历史资料，人们对它的应用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历史会永远都是原原本本地重演。随着时代的发展，影响市场的外在条件在一点点地改变，人们无法保证这些理论模型应用的前提条件，所以就更无法确定它们的准确性了。

知识错觉与金融危机

现在想想，也许2006年阿马兰斯公司的倒闭就是后来金融危机大爆发的前兆。在这之后，贝尔斯登（Bear Stearns）、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相继宣布破产，美国国际集团（AIG）被政府接管，这些曾经受到世人瞩目的金融巨鳄突然失去了往日神奇的光芒，一切传奇都不复存在了。

也许如今的金融系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一个系统了，上亿人每天都在对市场进行研究与决策，而价格的走向会受到所有投资人出价的影响。每当你购买一支股票时，都意味着你认为这个股票的市场价格是被低估的，它还有上升的空间。同时，别的投资人似乎没有你这种先见之明，因为至少其他人还没有购买这支潜力股。股票只是最大众的投资渠道之一，随着金融系统的不断更新繁衍，越来越多的投资产品走近了人们的视野。

人生中最大的一笔消费支出也许就是房子了。对于购买什么样的房子、预算是多少，绝大多数人都是要精打细算的。但是，当房价开始迅速攀升时，许多人才意识到，也许该跳出传统的思维模式了，房子既是大众最重要的消费品，同时又是一种投资产品。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专门从事房屋快速买卖赚取中间利润的人，也就是所谓的“炒房者”。整个社会似乎都随着房价的上涨而热血沸腾，甚至电视台都制作了诸如“你炒房了吗”这样的专题节目。即使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能加入炒房队伍的人，也开始盘算自己的房子还有多大的升值潜力。可以说，房子吸引了全社会的目光。

短期内房价不断升温，而从长远看大众对房子的需求不断增加，这是炒房者持续得到利润的一个前提条件，或者说是一个房地产市场获利的模型。就在炒房者热烈地期盼这个模型能够飞速地旋转下去的时候，银行宽松的贷款政策更加刺激了炒房者的神经，使他们更加义无反顾地奔向房地产市场。美国的银行把房地产信贷系统分为两级：一个是优惠级信贷，一个是次级信贷。优惠级信贷要求贷款人提供比较详细的资料，银行的审核也是比较严格的，不允许有信用污点，利率是按照政府公布的标准来计算。次级信贷对于贷款人的信用审核宽松于优惠级，比较适合信用分数较低、收入证明缺失、负债较重的人，贷款人可以在没有资金保证的情况下购房，仅需声明其收入情况，无需提供任何有关偿还能力的证明。

如此宽松的政策，再加上房价每天都在攀升，无论是炒房者还是普通大众都坚定地选择了贷款买房。贷款公司很快就取得了惊人的业绩，可是钱都贷出去了，能不能收回来呢？贷款公司当然不可能不知道房地产市场也是有风险的，所以这笔收益他们不准备独自享用，要找个合伙人分担风险才行。于是响当当的投行就被拉入这个市场来分一杯羹。

投行当然不会那么冲动，他们首先聘请顶尖的经济学家进行论证，虽然风险似乎近在咫尺，可是面对利润投行也有点按捺不住了。为了能够安全地赚取利润，投行发明了臭名昭著的债务抵押债券[18]，其本质上就是一种债券。通过发行和销售这种CDO债券，债券的持有人在分享利润的同时还要承担房屋贷款的风险。

很快，投行意识到这种高风险的债款很难出手，于是他们把CDO拆分成相对来说低风险与高风险的两类债券：相对低风险的CDO自然迅速销售告罄，相对高风险的CDO最终卖给了对冲基金。对冲基金一向不惧怕高风险，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贷款低利率很低的银行贷款来购买CDO，并通过CDO的收益来偿还贷款利息。这样一来，几乎什么都不用做就能拿到相当可观的利润。但是，在2007年，当房地产市场失去往日的繁荣时，谁都不能再赚到钱了。

在房地产市场萎靡之前，分析师甚至设计出数学模型来观测与预测CDO的发展情况，并预测CDO会一直健康地壮大。当然，对于这些模型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是无从可知的，但是可以确定另外三件事：

对这些模型了解多少；

对这些模型所预测的金融市场了解多少；

对于金融市场，能够得到多少有效的信息。

在把这三点作为评估指标综合考虑时，似乎可以开始明白自己的位置了。虽然金融领域的专业人士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了解CDO，但是这只能给予他们一种错觉。其实，他们了解的远比他们认为自己了解的要少。特别是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金融信息传播速度之快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这种知识错觉也迅速从专业人士蔓延到普通大众。

研究CDO的确有点儿遥不可及，但是股票恐怕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投资途径了吧，仍然有不少人会陷入知识错觉。几年前，克里斯热衷投资生物技术与制药类股票，当这些股票的市值不断蹿升时，克里斯开始感觉到也许他真的对于投资股票很在行，他认为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自己找到了真正的潜力股，因为他了解前沿的神经科学与基因学，对于实验设计与数字统计分析也很熟悉，这些都是判断生物技术与制药企业研发进展所必须的科学知识。好景不长，克里斯投资的股票市值后来大幅度缩水，亏损了25%。也许，克里斯此前在股票市场的盈利只能归功于运气了。

有的时候，多即是少

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和他的同事领导了一项行为经济学实验。

心理学实验

实验模拟一种投资环境，被试可以用虚拟资金购买共同基金，但是在实验中只有A与B两种，被试需要做的是思考如何分配资金来购买两种基金。被试拥有25年（实验模拟时间，并不是真实时间）的时间权限来管理资金并进行交易。每隔一段时间，被试可以得到基金价格变动的信息，以此作为未来交易策略的参考。实验结束后，如果被试管理的资金盈利了，主试会给予其一定比例的现金奖励，用来刺激被试在实验中争取最好的表现。

在实验开始之前，被试唯一需要做的就是选择得到反馈信息的周期：每月、每年、每5年（均为实验模拟时间）。被试的选择似乎很简单，为了得到利润，当然是尽可能地获取更多的信息。

于是，塞勒决定改变实验设计，提前对被试进行分组，每组得到反馈信息的周期由主试确定。在分组以后，几乎所有被试都把资金平均分成两份，分别用来购买基金A和基金B。这也情有可原，因为最初他们得不到任何关于这两个基金的信息。当他们得到基金上涨或是下降的信息后，就可以开始改变资金的分配策略了。

实验结果表明，每5年才能得到一次反馈信息并进行买卖的被试竟然是盈利最多的。

每月得到一次反馈信息的被试与每5年得到一次反馈信息的被试相比，信息量差距有60倍之多，为什么盈利反倒少了呢？塞勒认为这与两只基金本身的性质有关系：在塞勒的设计中，基金A模拟了债券式基金，虽然收益不是很大，但是每月上涨或是下跌的幅度很小；基金B模拟了股票式基金，收益大，但是波动幅度也大。

从长期来看，股票型基金的收益是最高的，虽然波动大，在某些月份核算甚至是亏损的，但只是暂时现象。就算是在某一年内看，基金B也可能是亏损的，但在5年的周期内，基金B是盈利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得到信息少的被试会盈利的原因了。

那些每月都可以买卖的被试，由于受到剧烈波动的影响，反而得不到收益了。这种短期信息其实就造成了被试的知识错觉，他们不断得到信息，认为自己已经全面掌握了这只基金，其实，他们甚至都没有足够长的时间得到准确的信息，又怎么能说了解呢？

在真实的股票市场也是一样的，那些频繁进行操作的投资者通常被认为应该具有更多的专业知识与实际经验，盈利也应该更多，但事实往往相反。在查看了一家股票经纪公司的历史材料后发现，最近6年来，那些最活跃的交易者的盈利情况还不如最不活跃交易者的1/3。

人们通常认为信息是非常有价值的，就连买一台电视机都会提前收集各种销售渠道的价格信息，但是为什么塞勒的实验却显示那些获得更多信息的人却没能得到更好的回报呢？在股票市场上，所有买卖的投资人都会影响股票价格，这样，即使在很短的时间内，股票价格也会呈现出剧烈波动的形态，但是短期的波动与长期的走向并不是完全相关的，这就使很多有关影响短期状态的信息成为无用信息，更重要的是还会影响投资者对股票长期走势的判断，从而使得那些获得更多信息的人受了负面影响，进而影响了他们的判断。

投资者的知识错觉是引发金融市场混乱的重要原因，历史上一个又一个金融泡沫的升起与破灭往往都有知识错觉的身影出现。投资者广泛而又专业的金融知识往往成为掩盖知识错觉的面具，使人们无法清醒地认识到知识错觉的存在，特别是金融市场的消息传播速度又是最惊人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曾经所看到的经济泡沫幻灭的惨剧还会继续一幕一幕地上演。

熟悉的力量

知识错觉只是人们认知机制的副产品，更是人们社会生活的需要。在生活中，人类无需把每个物品的原理都完全弄懂并熟记于心，就可以轻松使用它们完成任务，使人们在实践中逐渐适应了这样的模式，并对此习以为常。

如果要求读者在纸上画出一枚硬币的样子，恐怕会弄出很多错误——可能会把图案朝向弄反了，或者把日期的位置弄错了，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人们对硬币的使用。即使会弄出这么多错误，但还是可以很轻易地区分不同面值的硬币。这并不是知识错觉的负作用，而是人们需要的能力。

喋喋不休

精明的商人也发现了知识错觉现象，他们经常通过不遗余力地宣传产品的细节部分来迷惑消费者，使消费者认为自己已经非常了解产品的原理与功能，通过这样的方法增加企业的销售额。例如，音响发烧友与电缆公司经常会吹捧某种神奇电缆的功效——高质量的铜线，甚至是黄金做成的接口保证了大动态范围下清晰的声音。很多业内人士也会在各种媒体渠道上指出，改换这样的电缆线，可以使老音响焕发意想不到的青春。

然而一项实验结果表明，经过盲测，这些所谓的资深音响发烧友根本无法区分普通电缆线与高保真电缆线的差别。无法否认的是，利用精密仪器，两种电缆线在测试的数字上也许会体现出微小的差别，但是这种人类感官无法区分的差别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发烧友还要在家里另外配备精密的测试仪器，以证明他们的电缆线确实比大众使用的普通货更优越？

自从人类彻底进入了数字时代，影音设备的工作方式就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数码设备中，一切信号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由1和0这两个数字组成的，电缆线在传输这些数字信号时已经不会再像以往模拟信号那样，出现很多致使信号不稳定的因素。现代的家庭影院普遍使用HDMI（高清晰度多媒体接口）进行信号传输，在这种情况下，影音信号的传输质量不会由于电缆线的不同而出现明显优劣差别。但是在亚马逊网站上，天龙公司[19]的一条1.5米长的HDMI线居然卖到500美元，商家是这样介绍商品的：

“天龙公司的AK-DL1由高纯度铜线制成，是您家庭影音设备的最佳伴侣，让您享受前所未有的视听新境界。AK-DL1的外壳采用了最新的合金材料，保证信号稳定并不受到其他无关信号干扰。”

在亚马逊网站的记录上，可以轻易找到数条购买记录，商家的策略显然是奏效的，很多消费者就是这样掉入了知识错觉的陷阱。

心理学实验

耶鲁大学的杰里米·格雷（Jeremy Gray）设计了一个略带玩笑的实验，要求被试先读如下的一段文字。

“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虽然有些人对某些知识非常了解，但是他们对别人对此知识知晓率的估计却是极为不准确的。例如，有一个人知道马德里是西班牙的首都，并估计至少有80%的人会知道这个常识。然而实际上，经过统计调查，此知识的知晓率只有50%。研究人员称这种现象为‘知识魔咒’。”

在读过这段介绍文字后，被试接下来要阅读两个版本的关于“知识魔咒”的解释，一个是被其称为“优秀的解释”，另一个为“失当的解释”。

失当的解释如下：

“当人们需要判断其他人的知识水平时，他们总会犯错误，因为人们只具备衡量自己知识储量的能力。”

这段文字之所以被称为“失当的解释”，是因为这段文字只是重新描述了一次“知识魔咒”现象，而几乎没有从任何角度解释此现象。

优秀的解释如下：

“人类可以很容易获得知识，但是如果需要变换角度，揣测别人的观点就变得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经常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看法投射到他人身上。”

之所以说这段解释是比较优秀的，是因为它从一个更广泛、更高级的角度阐释了“知识魔咒”现象。姑且先不讨论这段解释是否具有足够的科学性，至少它是相关的。

被试在读过这段解释以后，需要对这两条解释做出评价，选出比较令人满意的一个。结果，被试普遍认为似乎还是优秀的解释说得清楚。

这个实验最巧妙的地方在于，还有一个后续实验。在后续实验中，又加入了第三个版本的解释：

“研究人员在对人类大脑进行扫描后发现，‘知识魔咒’与人们大脑皮层中负责自我知识认知的额叶有关。人们有能力认识自己的知识水平，但是当需要对别人进行判断时人们总是犯错误。”

这个解释彻底迷惑了被试，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个解释最能说清楚问题。其实，这段解释在本质上与那个失当的解释是相同的，虽然加入了大脑皮层的相关介绍，但是这并不能使它咸鱼翻身摇身变为有效的解释，这只是毫无意义的“喋喋不休”。

戴维·麦凯布（David McCabe）与阿伦·卡斯特尔（Alan Castel）设计了一个与格雷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实验。

在实验中，首先向被试介绍两个版本的有关脑科学研究进展的伪造报告。这两个版本的介绍本质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其中一个版本配有一张人类大脑彩色的三维图片。结果，被试倾向于认为配有图片的介绍要比另一个纯文字的介绍更优秀。

这种“喋喋不休”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知识错觉，虽然没有意义，但是却能引导人们的思路，让人们认为自己什么都明白了。

这种没有意义的“喋喋不休”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广告公司也发现了它的神奇功效。

好事达保险公司（Allstate Insurance）在很多杂志上都投放了一则广告，在广告的最上边有一段文字：“为什么16岁的孩子在开车的时候就好像大脑少了一根弦？”下边的回答是：“因为他们就是少了一根弦。”

在广告中还有一段文字介绍：“在人类大脑的皮层中，有一个专门负责决断、问题解决、对未来结果判断的区域，而16岁孩子大脑的这部分区域还没有发育完全。”

在这段文字旁边还有一张图片，一辆汽车被画成了类似人类大脑的形状，其中对应所谓负责决断、问题解决、对未来结果判断的那个区域被去掉了。

这则广告所介绍的科学知识并没有错，问题是他们的观点，难道因为孩子的大脑并未发育成熟，家长为他们购买保险就是解决措施吗？人们最应该做的应该是考虑如何预防不幸的事情发生，因为就算有保险公司的补偿也是无法挽回一场悲剧的。如果有人因为看了这则广告而去购买保险，那么他就会不幸地成为了由“喋喋不休”而引起的知识错觉的牺牲品。

天气预报有一半是准确的就算不错了

在轻喜剧《天气预报员》（The Weather Man）中，男主角戴维（尼古拉斯·凯奇饰）是一名天气预报员。当预报的天气不准确时，观众们就会在街上肆意地向他丢垃圾。戴维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无奈，无论做出了多少努力，他依然会遭到观众的垃圾袭击。

为什么天气预报无法准确无误地预报天气？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因天气预报不准确而使我们遇到类似飞机延期这样的事情，人们恐怕也无法向天气预报员丢垃圾，这时唯一能够做的恐怕只能是抱怨。但是，人们还是会继续关注天气预报，因为天气预报是人们生产与生活中最重要的新闻之一，准确的天气预报会给人们带来无法想象的效益。

天气预报与其他预测的最大不同是，天气预报可以迅速得到最直接的反馈。例如，当气象学家预测有60%的可能性会下雨时，最后发现实际下雨的概率只有40%，他们很快就会综合考虑大气状况等影响气象因素，修改数学与统计模型，使预测变得越来越准确。正是得益于这种不断地积累与改进，才使天气预报日益精确。

如果人们能够如同天气预报那样，不断收到反馈信息，就可以校正、判断，从而避免知识错觉的干扰。

心理学实验

丹曾在教授心理学导论的课堂上进行了一项非常有趣的演示性实验。在实验中，课堂上所有的学生都是参与者，他们每个人都会得到一张扑克牌，他们需要把这张扑克牌放到前额上，使其他人可以看清，但是自己却不能看见自己前额上的扑克牌。参与者最终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与拥有最大牌的人配对。

在实验中，每个人都可以主动提出与他人配对，同时所有人也都可以拒绝别人配对的要求，这个实验就是在邀请、拒绝这样不断地反馈中进行的。开始时，几乎所有人都会找到那些拥有A或者K的人配对——当然，他们也都会被拒绝，除非他们自己的牌也是A或者K这样的大牌。实验进行得非常迅速，令人惊奇的是，最后的配对结果几乎都是拥有相同点数牌的人走到了一起，这就显示出了反馈信息的力量：就是在这种不断地反馈校正中，人们才能轻易地找到和自己相对应的位置。

遗憾的是，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不是所有的判断与决定都可以得到快速而直接的反馈信息。但是，在某些小范围领域内对反馈信息的应用已经开始帮助人们提高效率了。

例如，现在的数码相机都配有一个液晶屏幕，屏幕不但可以帮人们取景，还可以在看到刚刚照过的相片后决定是否需要重新拍摄。最新的数码相机还加入了图片处理与修改功能，摄影者在相机上就可以完成对照片曝光度、白平衡等重要参数的调整，同时还可以进行其他修改与操作。使用传统的胶卷相机是无法完成这些功能的，这要感谢数码技术可以有效地提供反馈信息。

在数码相机上应用反馈信息还只是一个特例，在更广泛的生活中，对于那些更重要的商业与经济活动的决定，人们还是无法快速地用反馈信息加以校正，至少短期内面对负面影响还是无能为力。

为什么还要坚持知识错觉

安娜与贝蒂是两名气象学家，她们对未来4天下雨可能性的预测分别为：安娜认为从星期一到星期四每天下雨的概率都是90%；贝蒂认为从星期一到星期四每天下雨的概率都是75%。结果，这4天有3天都下了雨，你认为谁的预测更准确呢？

贝蒂的预测是更准确的，她预测在这4天当中平均下雨的概率是75%，而实际上确实这4天有75%的时间在下雨。如果这4天每一天都下雨了，那么安娜的预测就相对来说是准确的了。

你的答案对了吗？其实，这是荷兰心理学家吉迪恩·克伦（Gideon Keren）所设计的一个小巧的实验。在实验中，绝大多数被试都认为安娜的预测是准确的。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因为面对众多专家，人们几乎没有量化的标准来衡量谁更胜一筹。一项关于国际政策的研究发现，虽然专家与学者掌握多方面的信息并拥有坚实的专业知识，但是经过他们复杂论证后所得出的结论，其准确性却往往不及最朴素的传统数学模型。

人们无法像观看天气预报那样，还能得到每个专家预测的准确性概率，因此也无法得到足够的信息来对比哪位专家才是值得信任的。但是，即使可以得到完整的信息，人们也还是经常犯错误，就像安娜与贝蒂实验那样。

那些表现得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专家总是可以赢得人们更多青睐。在自助图书中，如果作者明确告诉人们做什么、怎么做，读者就会更满意。如果作者只是列举一些可能的选择，恐怕就会无人问津了。在电视的股评节目中，如果有位股评家明确指出现在该买了，明天又该卖了，就一定会有众多的股民认为这是一名货真价实的专家并听从他的建议，而那些只是谈论资金管理与风险控制的股评家，似乎只是江湖骗子，连哪只股票会涨都不知道。

可能正是由于人们倾向于信任那些陷入知识错觉的专家，才使很多人也会不自觉地陷入知识错觉之中而无法自拔。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或者只是这其中部分的原因，但至少表明了这样的现象：人们喜欢使他们掉入知识错觉陷阱的专家。

本章小结

在本章中，你了解到：

◎“熟悉知识”与“掌握知识”不是一回事儿；

◎人们喜欢关注比较容易理解的零碎信息，并由此认为已经全都掌握了，殊不知那些被忽略的信息才是最关键、最重要的；

◎信息并不是越多越有利；

◎“喋喋不休”很容易引起知识错觉，虽然没有意义，但是却能引导人们的思路，让人们认为自己什么都明白了；

◎如果能不断收到反馈信息，就可以校正、判断，从而避免知识错觉的干扰了；

◎不要相信陷入知识错觉的专家，也会让你陷入知识错觉中。

知识错觉只是人类正常的心理现象，不能因为某个人或者是专家学者受到了知识错觉的影响，就否定他的所有成就。本书中之所以列举这么多专家学者的例子，只是想告诉读者，即使这些在自己所在领域受到尊敬的人，也还是无法逃过知识错觉的影响。由此可见，知识错觉的影响力有多么的大。

第5章

因果错觉——

“相关”并不是“因果”

2005年5月29日，一个6岁的小女孩被紧急送进了辛辛那提市的一家医院。原因是她在来到辛辛那提的亲戚家后，突然发高烧并出了很多疹子，同时还伴有脱水现象。医生看到这么严重的症状后，立即使用了呼吸机，并把她的血液样本送到了俄亥俄州的州立医疗卫生实验室。实验室得出的结论与医生的最初诊断完全吻合：这个小女孩患了麻疹。

麻疹是当今世界上对儿童威胁最大的传染性疾病之一。目前，人类消除麻疹的办法主要是采用系统的疫苗接种。美国强制要求儿童入学前必须接种麻疹疫苗，经过10年的努力，截止到2000年，美国已经可以骄傲地宣布在与麻疹的战斗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95%以上的适龄儿童都接种了麻疹疫苗，而且美国政府已经摸索出了有效的接种制度，可以保证未来学龄前儿童都能够安全地接种疫苗。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会有一位小女孩感染上麻疹呢？

虽然美国建立了麻疹的疫苗接种制度，但是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例如欧洲的部分地区、亚洲的部分地区还有非洲，麻疹还是比较流行的传染病。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于出国后归国人员的健康问题也是有一定的管理办法的。但是这位小女孩住在印第安纳州，在来辛辛那提之前从来没有去过国外，所以没有可能在其他国家被传染上麻疹。

考虑到麻疹属于传染性疾病，再加上由于潜伏期症状会延迟出现，医生判断，这位小女孩可能是在两个星期以前接触了其他麻疹患者。她的父母回忆说，在5月15日印第安纳的教堂，她参加了一个500人规模的集会活动，在集会上有一位十几岁的女孩，看上去很虚弱，患了重感冒还伴有咳嗽。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个女孩17岁，在罗马尼亚的一家孤儿院的医院工作。为了参加这次集会，她特地在5月14日乘坐班机返回美国。根据小女孩父母的叙述，医生很快确定这位17岁的女孩就是首发病例，并成为了其他患者的传染源。谁也没有想到，这次麻疹的爆发是美国自2000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从2005年5月到6月，相继有32个人被查出感染麻疹病毒，连同印第安纳州的那名小女孩，这33个人中的大部分都参加了5月15日那次集会，并接触过那位17岁的女孩，其余患者都是参与集会人的亲属、朋友。由于救治及时，这33人中没有人死亡。到7月底，没有发现任何新的传染病例，这次疫情才得以告一段落。

在此次感染麻疹的33个病例中，只有两人曾经接种过麻疹疫苗。在参加教堂集会的500人中，有50人没有接种过麻疹疫苗，而在这50人中就有16人被麻疹感染（其他被感染患者属于第二代、第三代感染者，主要包括与这16人同住的亲属）。这场麻疹病毒爆发能够在美国很快得到控制，还要得益于居民普遍接种了麻疹疫苗，而由于罗马尼亚并没有实行强制的接种麻疹疫苗制度，所以疫情的破坏力相对美国来说就要大的多。

为什么美国适龄儿童的麻疹疫苗接种率已超过了95%，而在教堂的集会上还是有10%的儿童没有接种过疫苗？虽然在美国接种麻疹疫苗是强制的，但是家长仍然可以由于宗教原因签署“个人豁免声明”，从而拒绝让孩子接种麻疹疫苗。

为什么很多家长清楚接种疫苗是保护孩子的最好办法，可是他们还要通过签署“个人豁免声明”来拒绝接种？接下来，将要谈论另一种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错觉——“因果错觉”（illusion of cause），可以揭开谜底。

因果错觉主要建立于认识上的三种偏差：人们倾向于把任何事物都归类在经验中已有的模式之内；人们倾向于从巧合发生的事情中寻找因果关系；人们总是推测先发生的事情是原，而后发生的事情是结果。

无处不在的上帝

在生活中，对事物的“模式识别”（pattern perception）恐怕是人们认知世界最核心的问题了。不仅仅是在生活中，很多职业的要求就是根据信息做出迅速的模式判断：医生会根据病人的各种疾病诊断患者患了何种疾病，然后根据诊断制订治疗方案；股票的操盘手要根据股票价格的不同以及涨跌趋势判断当前的形式是处于上升阶段还是下降阶段，而后才能制订交易策略；棒球教练要根据对方击球员的习惯与技术特点设置本方队员的站位位置，本方的投手也要研究对方击球员的弱点，才能投出使对方击打不到的好球。

人们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模式识别的认知活动，甚至连散步时都可以根据前边那个人的走路姿势判断出那是谁。虽然人们还无法描述所参考的模式到底是什么，但是确实是在参考这些模式以后才做出了判断与决定。

模式识别使人们可以更好地适应复杂的社会活动，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轻易地做出决定，而无需繁琐的逻辑推理甚至是实验验证。但是，模式识别有时也会使人们误入歧途，从而出现因果错觉。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并不是随机而又无序的，恰恰相反，在人们的认知系统中一直存在着先验观念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在这种经验的指导下，人们有时会把巧合发生的事情判断为存在因果联系，但是人们经常并不知道认识存在这种系统偏差。

1994年的一天，黛安娜·迪伊塞尔在家享用自己制作的三明治，她惊奇地发现在面包的表面有一个清晰的圣母玛利亚头像。迪伊塞尔是佛罗里达的一名珠宝设计师，她马上意识到这个面包可以成为绝世珍品，于是便把面包储藏在一个塑料盒子之中。经过精心地保存，这个面包在10年后依然没有腐烂。不知什么原因，迪伊塞尔决定在eBay上出售这个神奇的面包。最终，一家网站以28000美元的价格竞拍成功。迪伊塞尔说，这是圣母玛利亚对她的恩赐。

人类把杂乱无章的图案理解成为具有实际意义图形的现象叫做“空想性错觉”（pareidolia）。就像圣母玛利亚面包一样，很多空想性错觉现象都与宗教图案有关。圣母玛利亚面包看似稀奇，但是类似这样的事例其实不胜枚举。

1996年，在田纳西州的一家咖啡店里，人们发现一块油酥糕点像极了特蕾莎修女[20]。店主把这块油酥糕点视为至宝，但也遭到他人的觊觎。2005年的圣诞节，这块特蕾莎修女油酥糕点被人偷走了。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轶事，伊斯兰国家禁止在任何地方出现真主阿拉的头像，但是一名虔诚的信徒在切开一个土豆时惊奇地发现，真主阿拉就在切开的土豆的断面上。

自然界千奇百怪的图案被人们人为地赋予了很多世俗的解释，这是人们视觉系统的特点所决定的。在生活中，物体总是在不同的视觉环境下进入人们的视野：充足或者微弱的光线，远或者近，不同的角度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视觉系统必须逐渐提高适应能力，使人们在复杂视觉的环境下能够识别不同的视觉信息，特别是对人们非常重要的事物要尤其敏感。

当有物体映入眼帘时，大脑负责处理视觉信息的皮层被迅速被激活，人们只需0.06秒就可以分辨出在眼前的是一张人脸还是其他物体。事实上，人们对人的脸部是高度敏感的，以至于人们识别某些类似人脸物体的时间比识别其他物体的时间要短得多，这可能也是人们为什么能那么容易就发现大自然中有类似人脸的图案的原因。

人类其他感官系统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如果把英国摇滚乐队“齐柏林飞船”（Led Zeppelin）的《通往天堂的阶梯》作为背景音乐时，你可能会听到“恶魔”、“666”或者其他奇怪的声音。如果把另一个英国摇滚乐乐队“皇后”（Queen）的《又干掉一个》作为背景音乐，你就会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在说“吸大麻太有趣了”。

以上所介绍的这些模式识别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在生活中，人们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应用模式识别，并通过积累经验修改模式识别的模型。当人们寻找丢失在人群中的孩子时，模式识别系统能有助于迅速找到孩子。但是，模式识别系统也并不是万能的，想想亨特——那位对冲基金经理，不正是由于对涨跌趋势的模式识别判断失误，才导致阿玛兰斯公司在天然气市场惨败而归，最终倒闭清算的吗？

仅仅是巧合

在电视剧《豪斯医生》中，有那么多“有趣”的病人为观众大开眼界，让人们知道有那么多奇怪的疾病需要用特殊的治疗方案来医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医院可不会接待那么多患了疑难杂症的病人，绝大数患者恐怕还是感冒一类的小病，医生可以通过症状诊断并迅速得出一个初步的确诊判断，这就是一个模式识别的过程，通过症状等零散信息判断疾病的种类。

很多人都认为真正的医疗专家能够根据症状做出很多可能性疾病的判断，因为他们的专业知识与经验足以使他们考虑到更多的可能性。但是，人们之所以称这些“医疗专家”为“专家”，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知道更多的可能性，而是这些专家可以选出最有可能的那一个。如果一个孩子由于呼吸困难被送入急诊室，那么最先考虑的应该是这个孩子有可能患了哮喘，治疗方案应该是采用支气管扩张设备及药物。当然，哮喘并不是唯一有可能引起孩子呼吸困难的疾病，还有可能是什么东西卡在了孩子的喉咙里。在电视剧《豪斯医生》中，观众们早有了心理准备，知道那些最不常见的、概率最小的疾病才是正确的诊断。但是在真实的医疗过程中，人们必须首先考虑哮喘或者肺炎这种概率较大的情况。

医生这样的循规蹈矩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但是有时候还是会出现问题。如果医生总是试图把模式识别的结果与他的预期模型相匹配，那么一旦改变环境，没有新的模型能够供他进行参考，而是还采用原有的模型，就无法进行正确诊断。例如，如果一名医生长期在城市的中心医院坐诊，那么他所遇到的病例一定会有相对突出的特点，日积月累就会形成相应的模式识别模型，以供他快速而又准确地进行诊断与治疗。然而，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他来到乡村行医，由于受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与快节奏的城市生活相比，在乡村生活的居民的疾病特点一定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城市模型已经没有作用了，要是还是教条地使用就一定会犯错误，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学习研究、积累经验，从而形成新的模型。

模式识别使人们产生的另一个错觉是，人们有时会认知到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物。

克里斯的妈妈常年受到关节炎的困扰，特别是在下雨天或是气温较低的时候，她感到尤为痛苦。在1972年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80%～90%的关节炎病人都报告说在气温下降、气压下降、湿度上升这三种情况下会感到疼痛加剧。医学教材也用大篇幅阐述天气与关节炎的关系，有些专家甚至建议严重的、长期患病的关节炎病人，可以考虑根据气候的变化选择不同的居住地点。这些观点的前提，都是认为气候与关节炎的疼痛程度存在因果关系。

事实果真如此吗？唐纳德·莱德梅尔（Donald Redelmeier）是一名医学领域的研究人员，他与认知心理学家阿莫斯·特韦尔斯基（Amos Tversky）共同追踪18位关节炎患者超过15个月。在这15个月中，他们要求这18位关节炎患者每月报告他们的疼痛程度两次，同时他们还记录下同期的天气状况。莱德梅尔与特韦尔斯基发现，至少从本次研究的数据上看，天气与关节炎患者的疼痛程度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

克里斯把这个实验的结果告诉了他的妈妈，他的妈妈相信实验结果是正确的，可是还是在下雨天感到疼痛加剧。不只是克里斯的妈妈，实验中绝大多数的被试对此也有同感。

为了探求这其中的原因，莱德梅尔与特韦尔斯基又设计了另外一项实验。在实验中，被试可以看到这样两组数据：一组是关节炎患者的痛感水平；另一组是相应同时期内的气压值（数据来自对18位关节炎患者追踪的实验）。有87%的被试在看到这两组数据后认为，关节炎患者的痛感水平与气压值是有重要联系的。

两名研究者在对被试进行访谈后发现，两组数据在某一个小的范围内确实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而且可能就是发现这个小范围内的相关，被试才坚定地相信关节炎患者的痛感水平与气压值是有重要联系的。

其实，关节炎患者也可能是对于恰好在雨天出现的疼痛加剧现象的记忆格外深刻，再加上越来越流行的科学解释，使得他们对此深信不疑，甚至是在科学的实验结果面前还是有点儿无法完全接受。人们的观念有时就是这样顽固，尤其是当现实发生的事情——哪怕只是偶尔的巧合发生，印证了之前的观点时，这种因果错觉就会牢牢地占据人们的思想。

反正都是理

很多心理学导论的教科书都会要求学生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冰激凌的消费量与溺水死亡率存在正相关关系？

也就是说，当冰激凌的消费量提高时，溺水死亡的人也在增多；当冰激凌的消费低迷时，溺水死亡率也在降低。难道是人们吃了太多的冰激凌而导致溺水，或是电视里关于溺水的报道引发了人们吃冰激凌的欲望？

很明显，这两件事情没有任何因果关系，而应该是第三个因素：炎热的夏天同时决定了冰激凌的销量与溺水死亡率。

这个例子展示了产生因果错觉的另一个机制：当两件事情同时发生时，人们倾向于推测一件事情导致另一件事情发生。

冰激凌的消费量与溺水死亡率实在是一个绝妙的例子，因为就算人们绞尽脑汁恐怕也想不出这两件事情之间的联系，但是却很容易理解存在其他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事情往往没有这么简单了，有些时候人们会不自觉地认为两件事情存在联系，特别是当两件事的联系纯属巧合时，人们就更容易被迷惑，因此掉入因果错觉的陷阱而无法自拔。

一旦认识到了产生因果错觉的机制，人们就会发现，生活中充斥了各种各样的错觉——不仅是人们自己，还有各类媒体。

BBC（英国广播公司）刊登了一篇叫做《性生活使你变得更年轻》的文章，主要是报道皇家爱丁堡医院戴维·威克斯（David Weeks）医生的最新研究。威克斯医生发现，“每周平均性生活超过三次的夫妇看上去要比每周性生活不超过两次的夫妇年轻10岁”。也许，统计数据表明人类的性生活频率与外表的年轻与否存在相关性，但是#相关#（correlation）并不等于“因果”（causation）。

对于这样的现象，也可以将其理解为那些看上去比较年轻的夫妇可能拥有乐观、活泼的性格。他们不但生活积极向上，还拥有令人羡慕的年轻外貌，这些因素促使他们比其他夫妇的性生活更频繁。或者是因为年轻的外表意味着更加旺盛的生理机能，使他们更有兴趣也更有身体条件进行性生活。

其实，一旦认定了因果关系，就可以找出不计其数的理由来证明其可能性，但是，再多的可能性也不能证明因果关系。所以，对于这组相关的数据，文章同样可以用《年轻的外表使性生活更频繁》作为标题，但是这个想法当然同样也是经不住推敲的——更重要的是，这个标题实在无法吸引读者的目光，更没有新闻价值。

当然，并不能否认只要是存在相关关系的两件事就不会存在因果关系，其实统计学家与社会学家探索了很多巧妙的方法来分析数据，并预测存在相关关系的两件事是否也存在因果关系。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唯一可以确定因果关系的方法只有实验。没有实验，一切事情都无法确定是否只是巧合。在现实条件下，很难在实验室模拟所有真实情况，只能采用人为控制影响因素与数据统计分析相结合的办法。虽然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实验，但却是现行条件下最好的解决方案。

例如，目前很多医学研究都采用在流行病学领域频繁使用的研究方法，即，通过对两组人施以不同的影响因素，再比较他们的患病率，以确定因素之间的关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流行病学研究人员可以比较常吃蔬菜与不常吃蔬菜的人的健康状况，确定蔬菜对人体健康的作用。这并不是严格的实验，但是这种方法是目前最可行的，也是效率最高的，同时还能够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在一个标准的实验中，首先要明确两个变量：自变量与因变量。其中，自变量属于刺激变量，它是由主试选择并控制的变量，决定着被试的行为或心理变化；因变量属于被试的反应变量，是由自变量造成的结果，是主试需要观察与测量的行为变量。

例如，如果想知道人类在安静环境与存在背景音乐环境中，究竟是在哪种情况下的工作效率会更高，就可以随机安排两组被试完成一些认知任务，其中一组在完全安静的环境下，另一组可以播放背景音乐。在这里，是否存在音乐就是自变量，它有两个水平：一个是完全没有声音；一个是有背景音乐。被试完成任务的成绩就是因变量。通过比较被试完成任务的成绩就可以得出结论，背景声音（安静或是音乐）是否对工作产生影响，以确定因变量与自变量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在实验中的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被试的选择必须是随机的。也就是说，被试是随机分入这两个小组中的任意一组的。这样做是为了尽量减小被试之间的差异对实验结果的影响，避免由于被试的差异引起实验误差。例如，如果某些被试对实验安排的任务特别熟悉，那么即使把他们分入背景音乐组，也还是能够得到很好的成绩。要是没有使用随机分配的方法，这些被试的成绩就有可能严重干扰实验的结果。随机分配的好处就是能最大限度地减小这种差异给实验结果带来的误差。

在任何心理学导论的教材中都有相关概念的介绍，还会明确指出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存在因果关系必然就存在相关关系，但是存在相关关系只能提醒人们它们有可能存在因果关系。遗憾的是，明确概念并不能有效帮助人们对抗因果错觉，人们还是经常不自觉地被因果错觉所迷惑。在这里，本书将向读者介绍一个小窍门，它将是与因果错觉战斗的最好的武器。在看到所谓的“实验进展”的报道时，只需要判断在不违反自然法则与伦理道德的情况下，主试是否可以随机将被试按照实验的自变量分组。如果不能，就无法承认这是一个科学实验，其结果最多只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或是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思路。

下面是一些报纸报道的标题，特地选出来与读者共同分析。

《扔掉你的黑莓手机，多任务操作对身体有害》

可以轻易判断研究人员是否能够把被试分成两组：一组要求他们使用黑莓手机成瘾，经常进行多任务操作；另一组被试每天在同一时刻只能进行一项工作。很明显，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个实验恐怕只是通过问卷，选出那些经常在看电视的同时还在发短信或是使用黑莓手机上网的人，以及每天经常专注于同一任务的人，这两类人自然将被分成两组，然后完成认知任务测验，发现两组的成绩存在显著差异。其实在报道中，研究人员详细阐述了他们的研究方法及其局限性，并提出可能存在的联系。然而，报道的记者却一厢情愿地把研究结果概括为“多任务操作就是危害健康的罪魁祸首”。

《恐吓会伤害儿童的精神健康》

难道研究者可以把孩子分成两组，一组经常受到恐吓而另一组不会吗？这样做是违反伦理道德的，实际上，研究者也没有条件这样做。他们只是检查了一些经常受到恐吓的孩子的精神健康状况，发现他们的健康水平不容乐观。正如介绍的那样，情况也很有可能是反过来的，那些精神状况不好的孩子更容易受到恐吓，或者是由于家庭中的其他原因，使得他们受到恐吓，也损害了他们的精神健康。

《精神病也传染？》

研究人员发现在某些地区，精神病的发病率比其他地区要高。真是无法想象，研究人员能够为被试提供住所，然后观察那些被分配到精神病高发地区的被试，诊断他们是否也得了精神病。

《多做家务会减少肺癌的发生率》

真的不知道哪些被试能够那么幸运地分到不需要做家务的那一组。

《带有性暗示的歌词会促使青少年发生性行为》

可以给一组青少年听带有性暗示歌词的歌，然后观察他们是否发生性行为或是性行为频率增加吗？人们更想知道，是不是那些发生性行为的青少年更喜欢听这样的音乐呢？

一旦掌握了这个技巧，就会发现很多报道的标题都是如此的可笑，甚至荒谬。其实，在绝大多数情况，研究者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研究的局限性，他们更加明白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并不是一个概念，在其发表的研究报告中也会使用正确的术语阐述研究结果。但问题是，一旦这些研究报告被“翻译”成新闻语言，就会面目全非，原有的科学严谨性几乎全部丧失。媒体并不关注一个研究的科学性、严谨性，他们更看重的是新闻性，尽管研究者已经清楚地阐释了其研究结果，但是媒体还是愿意理解成具有爆炸性的新闻，这也就是为什么报纸上经常会出现类似《带有性暗示的歌词会促使青少年发生性行为》这样标题的原因了。

接下来是什么

接下来将介绍的是导致出现因果错觉的第三个认知偏见：人们总是认为先发生的事情是后来发生事情的导火索。

戴维·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是畅销小说《无尽的玩笑》（Infnite Jest）的作者。2008年夏天，他曾试图通过上吊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华莱士有着非凡的文学造诣，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了第一部小说，业界对此部作品的反响相当好，纽约时报也对这部小说大加赞扬，当时他只有25岁。就像很多著名作家一样，华莱士长期处于抑郁状态，并数次尝试自杀。为此，华莱士不得不辍学，他的母亲把他从学校接到了家中。

《纽约时报》的马克思在华莱士的传记中写道：

“一天晚上，华莱士与她的妹妹埃米在家中观看电视节目，当时电视台播放的是歌手卡朋特的纪录片（卡朋特死于由神经性厌食症导致的心脏病）。当节目结束时，埃米告诉华莱士她得回到学校去。华莱士希望埃米留下来陪他，但最终埃米还是走了。在埃米走后，华莱士试图通过服药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华莱士为何会寻短见？根据马克思的描述，很容易会让人们想到也许是卡朋特的记录片触动了华莱士的神经，使他感到莫名的抑郁与沮丧，才会要求他的妹妹艾米留下来陪他。而在艾米拒绝了华莱士后，他所需的心理慰藉也没能够得到满足，他的情感世界似乎彻底崩溃了，最终选择走向绝路。但是，在反复研读这段文字后就会发现，以上这些仅仅是推测。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只有艾米没有选择留下以及华莱士选择自杀这样的事实，至于这两件事的关系却无从所知。由于因果错觉的作用，使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记录片使华莱士的情绪出现了异常的波动，华莱士的情绪的异常波动使他需要艾米的陪伴，而艾米的拒绝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对于一系列事件的描述，人们会自动进行认知加工，用一定的逻辑关系把这些事件联系在一起，而且一旦建立了某种逻辑关系，就对这些事件的记忆也变得相对清晰。例如，请看下面这两段话：

格林的哥哥狠狠地揍了他一顿。第二天，格林已是遍体鳞伤了。

格林的妈妈对他的做法大发雷霆。第二天，格林已是遍体鳞伤了。

在第一段话中，无需作任何推测就可以知道格林受伤的原因。在第二段话中，作者似乎暗示格林的母亲发怒与格林的受伤有关，但没有明确说明。其实，第二段话的句子之间没有明确的关系，想要记住它着实比记住第一段话难多了。但是，因果错觉使人们坚定地认为对格林施暴的是他的妈妈，原本可能没有关系的两句话被人们合成为一件事来记忆，印象就深刻多了。《纽约时报》的读者也是一样，他们对华莱士自杀事件记忆深刻，恐怕也是不自觉地对一系列事件的逻辑关系进行了推测。

经常有孩子追着父母嚷嚷“给我讲个故事吧”，一旦大人停了下来，孩子就会好奇的问“接下来呢”。这种可爱的好奇心绝不是儿童的专利，成年人每年都会消费几十亿美元的电影、电视剧、小说或其他不同形式的文艺作品。人们之所以对这些作品所讲述的故事如此感兴趣，起到核心作用的就是每一个故事都具有时间性。由于时间特性，使得人们不断地想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教师在授课时，也经常利用讲故事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也许故事本身对传授知识没有什么作用，但确实可以通过讲故事抓住学生的思路。

至今仍不清楚，为什么人类的大脑如此喜欢按照时间线索顺序接受信息。似乎有一个时间线索贯穿，使得人们更容易理解与记忆，甚至在时间顺序不够明确时，人们也会努力地寻找相关信息。但是这样的问题是，人们在不断地以时间线索为核心处理加工事件信息时，就会用因果关系把众多事件串联在一起，尽管其中一部分看上去很合理，但那仅仅是一种假设或猜想。

把你的石头卖给我吧

在非常受欢迎的电视动画片《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中，霍默与莉萨的一段很有趣的对话很好地诠释了人类是如何人为地把不相关的事件联系到一起的。

人们在城内发现了有熊在附近出没，于是大家决定发动全城的巡逻行动来保卫自己的安全，他们不但动用了警报器，甚至还有直升飞机，以下是霍默与莉萨在巡逻中的一段对话。

霍默：哈哈，多亏了我们的巡逻，现在连个熊影都看不着。

莉萨：爸爸，你真的认为是这样？

霍默：难道不是吗？

莉萨（在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按照你的逻辑来看，就是因为这块石头，我们才不会受到老虎的威胁。

霍默：那怎么可能。

莉萨：当然不可能，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老虎，不是吗？

霍默：啊？莉萨，把这块石头卖给我吧。

巡逻行动有用吗？霍默认为巡逻行动保护了全城人的安全，但事实上这其中一点关系都没有。确实有人看到了熊，那只是一个偶然事件，熊怎么可能总是在城市里出现呢？所以，巡逻行动其实没有起到任何作用。霍默或许是被因果错觉迷惑了，他认为先发生的事件必然导致了后发生的事件，当这种逻辑关系被莉萨置换成石头与老虎时，就可以发现这是多么的可笑。在现实生活中同样如此，当无关事件被描述得合乎逻辑时，一个陷阱就产生了。

2009年，美国最高法院讨论了关于1960年所颁布的一项联邦居民选举权法律的修改问题，原因是这个法律仅仅针对美国南方的几个州，得克萨斯州就提出这个法律是违宪的。政府的法律顾问尼尔·凯亚尔（Neal Katyal）在向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解释时说，这项法律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项法律的存在，至今为止在南方几个州很少出现令政府不愿看见的选举权不平等现象。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凯亚尔是不是也买下了那块石头。根据凯亚尔的观点，因为这项法律的存在，才保障了南方几个州公民平等的选举权利，但是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除了这项法律，还有很多法律也或多或少地保护了公民平等的选举权利。特别是最近这些年，反对种族歧视运动蓬勃发展，很难说对社会环境的改善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对于事件的结果，忽略其众多的影响因素，而只夸大某一方面的原因，成为了畅销图书的制胜之道。例如，受到市场热烈追捧的《从平庸到伟大》（In Search of Excellence to Good to Great）的作者声称，找到了公司取得成功的金钥匙，但是他所总结的公司成功基因在其他已经取得成功的企业似乎并没有看到，更何况拥有这些基因的其他公司到现在为止也还没看出有成功的迹象。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在他热销图书《引爆点》（The Tipping Point）中认为，时尚品牌暇步士（Hush Puppies）的成功在于把亚文化元素融入产品从而引领了潮流。

试图以此作为卖点的品牌何止暇步士一个，但是这些品牌中哪个又能与暇步士并驾齐驱呢？

至少在科学体系下，人们还无法看到亚文化元素与暇步士成功的关系，更何况那些与暇步士使用同样市场策略的公司仍然业绩平平。人们甚至无法确定是不是暇步士市场开发的成功才导致公司将亚文化元素融入产品之中，或者这两件事情根本毫无关系，只是同时发生而已。

由于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就是通过时间线索，才天然地喜欢把时间关系转变成因果关系。当这种转变出现时，人们很容易得出类似一件事导致另一件事的发生的结论，从而忽略了众多其他潜在的影响因素，就好像那些阴谋论者，经常把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归结为某一件事的影响。下边是我们节选MSNBC（微软全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主持人克里斯·马修斯（Chris Matthews）关于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战争的评论。

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2003年2月4日）

我想知道“9·11”事件是不是这场入侵战争的导火索，很多人都认为这实在太值了。（2003年10月24日）

发动伊拉克战争不是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好，而仅仅是为了惩罚那个独裁者而已。（2003年10月31日）

布什总统说他希望伊拉克能够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但是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这是真实的理由。（2003年11月7日）

我们去伊拉克打仗总不能是因为去搞推销吧。（2006年10月9日）

他们发动入侵伊拉克战争的原因永远都不是他们一再灌输给我们的。（2009年1月29日）

从这些节选的评论中已经可以很明确地看到，马修斯属于阴谋论者。但是，还是无法忽视其他明显的因素——大规模杀伤武器、萨达姆的独裁统治、阿拉伯世界的民主进程。也许，缺少这些影响因素中的任意一个都不会导致最后的结果，但不能因此就把这个因素排除在外。也许决策者在作决定时只考虑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但这并不能说明其他因素对做出决定没有影响。

在商业领域，这种因果错觉同样随处可见。雪莉·兰辛（Sherry Lansing）从1992年到2004年在派拉蒙影业公司担任CEO，她在好莱坞以强势著称。在她的任期内，派拉蒙出产了众多优秀影片而受到影迷的欢迎，《泰坦尼克》就是在这期间制作完成的，兰辛还亲自担任了此片的监制。但是在这以后，派拉蒙的经营一直不顺，业绩直线下滑，兰辛不得不引咎辞职。她的继任者布拉德·格雷（Brad Grey）对公司的管理与经营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他的领导下，《世界战争》（War of the World）与《最长的一码》（The Longest Yard）在2005年为派拉蒙赢回了荣誉与业绩。业内人士大为称赞格雷的能力，认为他独到的眼光挽救了派拉蒙。可是，这两部电影其实在兰辛辞职前就已经制作完成了，很难想象如果兰辛的辞职推迟几个月是一种什么结果。一个公司的CEO固然是公司成败兴衰的关键因素，但把所有功过都归结于CEO一个人身上就未免有点儿片面。然而，这却是人们最常见的因果错觉之一。

疫苗猜想

现在请回到本章的开始，一位17岁麻疹患者引发了美国自2000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麻疹疫情。引发这次疫情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部分儿童的家长拒绝接种麻疹疫苗，而这些家长之所以拒绝接受疫苗就是因为他们深深地陷入了因果错觉之中。

自闭症（autism）又称孤独症，是一种由于神经系统失调导致的发育障碍，其病征包括不正常的社交能力、沟通能力、兴趣和行为模式。平均每110个孩子就会有一个有可能受到自闭症的困扰。儿童在两岁以前，不能够直接与其他小朋友进行互动，即使在一起玩耍，他们也只能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两岁至学龄前，儿童的言语功能发育加速，与外界交流的机会增多，自闭症儿童的家长会在这个阶段发现自己的孩子似乎有些不对劲了，有些患有严重自闭症的儿童甚至会失去与他人交流的能力。

很多自闭症儿童家长发现，自己的孩子在接种MMR疫苗[21]后不久，自闭症的症状会更加明显，也就是说，似乎疫苗的接种导致自闭症儿童的症状更加恶化了。

恐怕很多读者都已经猜到了，这又是因果错觉在作怪。接种MMR疫苗与自闭症症状之间的联系，使家长们相信一定是MMR疫苗存在问题。

时至今日，众多领域的专家关于此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可是没有找到MMR疫苗与自闭症存在联系的直接证据。既然至今没有发现MMR疫苗与自闭症的必然联系，那么为了防止传染病的蔓延，家长理应积极地参与疫苗的接种，但是事情往往没有那么简单。

奇普与希思在他们合作的《绝不动摇》（Made to Stick）中阐述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小小的轶事总是比科学的统计数字更有说服力。

每一天都有各种权威的汽车评测报告——丰田的新款汽车油耗更低、本田的新车自重更轻等。更专业的报告还会罗列各种技术指标及数字，恐怕只有那些汽车发烧友才看得懂。同时，各种汽车品牌的销量与市场占有率也经常更新，成为消费者购车的一个重要参考。但是，这些对消费者来说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只要朋友的一句“这台丰田车的动力性太差了，下次我可不会再买丰田汽车了”，这个品牌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就被摧毁殆尽。无论多么科学的报告、多么可信的数字统计摆在人们面前，都抵不过朋友的一句抱怨。

人们摆脱这些小故事对自身的影响实在是太困难了。人们的大脑就是对身边这些生动的故事敏感，那些枯燥的数字只有冷静再冷静后才有可能成为利器，但是在栩栩如生的故事面前还是会很快败下阵来。人类的祖先就是通过心口相传的方式不断积累生活经验，由于知识发展的局限性，他们并不习惯于严谨的数字分析，这使人们的大脑逐渐易于接受生动活泼的故事。也许有一天，当人类面对更加纷繁复杂的信息社会时，数字分析可能会成为人们对信息加工的主要方式。

詹妮·麦卡锡（Jenny McCarthy）曾经是美国著名成人杂志《花花公子》（Playboy）的当红模特，她的儿子不幸地被诊断为患有自闭症。对于儿子的患病，麦卡锡十分悲痛，最终她把病因锁定为注射了MMR疫苗。麦卡锡十分疼爱自己的儿子，她把满腔怒火都集中到疫苗上来，成为了反对疫苗注射的代言人。

为什么麦卡锡的行为、如此有影响力？麦卡锡是一个公众人物，她的影响力可想而知，如果说朋友的一句抱怨都能扭转人们的看法，那么媒体与公众人物现身说法的组合更是无坚不摧，这使无数科学工作者的努力最终化为乌有。这样的结果就是本章开头中的那样，疫苗的接种率变低，国家对于流行性疾病的抵抗能力变弱。可以说，很多家长拒绝注射疫苗的做法不仅会把自己的孩子置于危险的传染性疾病威胁之中，更是对另一部分特殊人群（由于化疗、骨髓移植或是需要注射类固醇等原因无法接受疫苗注射的人）的不负责。

麦卡锡的故事还没有结束，由于对国家的医疗安全彻底失望，她甚至开始怀疑现代医学的科学性。在她听到民间关于治疗自闭症的传说后，她开始拒绝接受医生的建议，一意孤行地采用多种食物进行治疗。奇迹终于出现了——她的儿子伊万的病情渐渐好转并最终痊愈了！

难道民间的传说真的可以替代现代医学？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最大的可能性就是随着伊万逐渐的成长与成熟，自闭症也随之消失了。这也是为什么麦卡锡“神奇”的选择并没有引起医学界的轰动的原因，专业医生都很清楚其中的道理，但是受到因果错觉迷惑的麦克西恐怕会越陷越深，遗憾的是她的影响力还会带动更多人相信疫苗有害。

本章小结

在本章中，你了解到：

◎人们有时会把巧合发生的事情判断为存在因果关系；

◎人们有时会认识到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物；

◎当两件事情同时发生时，人们倾向于推测一件事情导致另一件事情发生；

◎“相关”并不等于“因果”

◎看主试是否可以随机将被试按照实验的自变量分组，是判断科学实验结果是否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一个重要依据。

◎人们总是认为先发生的事情是后来发生事情的导火索。

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最大的区别恐怕就是人们可以运用大脑进行复杂的思考，也就是人们具备利用已知信息推测未知信息的能力，但是人们似乎还无法完全驾驭这个能力。同时也看到，大脑对于信息处理方式的转变是一个漫长过程，也许随着人们主观地改变信息加工机制，这种因果错觉也会随之消失，唯一剩下的问题恐怕就是人类的想象力有的时候太过丰富了！

第6章

潜能错觉——

“潜力”并不是“无限的”

在NFL（国家美式橄榄球大联盟）2007赛季开始之前，纽约喷气机队主教练埃里克·曼吉尼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从新赛季开始，球员在训练时球场必须通过扩音器播放古典音乐，而且必须是莫扎特的作品。曼吉尼说：“莫扎特音乐的声波波形与人类大脑的脑电波波形极其相像，这将对提高球员训练的效率非常有利。”

相信莫扎特音乐具有神奇魔力的不仅仅是曼吉尼一个人，其实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是一个叫做唐·坎贝尔的企业家。他通过兜售“莫扎特效应”卖出了不计其数的图书与音响制品，甚至还说服医院安装他们公司出品的高级音响系统，以此使莫扎特音乐发挥更大的作用。

1998年，联邦政府官员泽尔·米勒游说佐治亚州的立法议员，通过州政府的财政预算支出向州内每个新生儿的父母发放莫扎特的音乐CD，他还信誓旦旦地说：“难道你们不知道？听这个能使人变得聪明。”米勒并不是一时头脑发热的政客，斯洛伐克的一些医院已经在产科的育婴房安装了音响，这里的婴儿的智商在起跑线上就已经开始起飞了。

莫扎特效应的出现让人们惊奇地发现，原来还有一个可以如此容易地提升人们的智商与认知能力的更简单的方法。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就可以通过轻易提高认知能力来避免错觉的出现，众多学者的研究似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莫扎特效应

本章将介绍生活中的另一种错觉：“潜能错觉”（illusion of potential）。

莫扎特效应就是一个典型的潜能错觉现象。人们总是轻易地相信人类的大脑还有很多未被开发的潜能，人们需要做的就是找出挖掘这些能力的方法。

人们之所以会陷入潜能错觉，是因为坚信这两点：人类对于大脑的利用还处于低效率状态，众多的脑力资源还埋藏在大脑深处；人们更愿意相信通过采用简单的技术手段就可以轻易地激发大脑的潜能。

莫扎特效应很好地诠释了这两条错误的信念。虽然很多学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试图寻找通向大脑神秘资源之路，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任何科学证据能够证明人们关于潜能错觉的信念是正确的。

莫扎特效应第一次从学术领域走近公众视野是在1993年的10月，戈登·肖（Gordon Shaw）与弗朗西斯·劳舍尔（Frances Rauscher）在顶级学术期刊杂志《自然》（Nature）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音乐与空间任务能力》的文章。肖本来从事物理学研究，后来他对神经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与他的学生提出了用数学建模方法模拟大脑神经元工作方式的理论，初步建立了一个神经元的工作模型。肖是一名古典音乐的爱好者，他发现古典音乐的乐章结构居然与神经元模型的结构有很多相像的地方，据此，他认为欣赏古典音乐有助于提高大脑的能力。肖同时指出，并不是所有古典音乐都具有这样的作用，他认为莫扎特的音乐是莫扎特本人的天赋与他的大脑神经元活动的结晶，所以莫扎特音乐的作用最为明显。

心理学实验

为了验证自己的推测，肖邀请劳舍尔[22]共同进行实验研究。肖与劳舍尔选择了36名大学生作为被试参加实验，所有被试在实验中被分成A、B、C三组。在实验前，A组被试需要欣赏莫扎特的D大调双钢琴奏鸣曲10分钟；B组被试的音乐材料选自用来帮助降低血压的放松音乐，同样也是10分钟时间；对于C组被试不播放任何音乐，他们只是在非常安静的环境下静静地度过10分钟。在10分钟的音乐欣赏时间过后，所有被试要接受标准智商测试。

肖与劳舍尔发现，A组被试的平均智商值在三组中最高，达到了119，而B组和C组分别只有111和110。

这个实验结果使媒体为之振奋，诸如《莫扎特提升你的智商》、《音乐是大脑的补品》这样的标题屡见报端。很快，很多精明的企业家嗅到了商机，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市场上充斥了各种莫扎特音乐的CD——不过，没有一张CD收录了肖与劳舍尔在实验中所采用的D大调双钢琴奏鸣曲。不仅公众的热情高涨，学者们也对莫扎特效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各种实验研究纷纷发表在各大学术杂志上，学者们迫切地想知道莫扎特音乐到底是如何提高人类智商的。

莫扎特效应真的存在吗？奥克兰大学的康·斯托（Con Stough）是较早地加入到研究莫扎特效应队伍的学者之一。斯托利用肖的实验范式重复了实验，不同的是除了采用莫扎特的D大调双钢琴奏鸣曲与无声环境两种控制因素外，斯托又加入了快节奏的舞曲作为另外一种影响因素。同时，给被试的测验也改为较难的智力测验。斯托失望地发现，实验结果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莫扎特组只比另外两个组平均高出1分，在斯托的实验中，神奇的莫扎特效应并没有出现。

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肯尼斯·斯蒂尔（Kenneth Steele）同样对莫扎特效应非常感兴趣，他也领导了一系列实验进行研究。为了能够在实验中重现莫扎特效应，斯蒂尔决定采用概念更为明确的认知能力作为检验莫扎特效应的测验指标，他首先选择了短时记忆。

短时记忆是智力测验的重要的一部分，对短时记忆测查的操作性与可重复性都很强，误差也比较小，这样就避免了在不同的实验中，由于选择不同的智力问卷而出现不同的结果，导致无法确定不同的智力问卷是否也是影响因素之一。

斯蒂尔遗憾地发现，莫扎特组的短时记忆与其他组根本没有差异，于是又选择了另外几项认知能力作为测验指标，同样没有出现令人期待的莫扎特效应。最后，斯蒂尔决定完全重复肖的实验，但还是没有出现莫扎特效应。斯蒂尔认为他领导的实验严格地按照实验程序操作，不会出现操作不当或因无关因素的干扰而导致实验失败的情况。因此，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莫扎特效应根本就不存在。

媒体的力量

对于一个物理事物，离它越近就能观看得越清楚，而对历史事件的评说，则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沉淀了。媒体的任务就是第一个把新闻报道给公众，对于事件的后续发展与准确评价却很少会涉及，因为他们的注意力早已转移到又一个“第一件事”了。

对于莫扎特效应的研究，虽然还存在很多争议，但是媒体却根本不关心了。揭开莫扎特效应的真实面目是科学家的职责，媒体不会关注最后的结果。虽然媒体的注意力迅速转移了，可是公众对于莫扎特效应已经深信不疑。一方面原因在于，媒体几乎不会报道后续的实验研究及相反意见，另一方面原因则是，大众更愿意相信莫扎特效应是存在的。尽管媒体对于莫扎特效应的态度逐渐冷漠，但公众的情绪依然高涨，学者们对于莫扎特效应的研究与讨论也从未停止过。

1998年，克里斯在撰写一篇关于智商的研究报告的过程中，对莫扎特效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克里斯发现，所有能够成功复制莫扎特效应的实验都是由肖的研究团队的成员所领导的，而其他独立的学者都无一例外地无法在实验室重现莫扎特效应。

在实验科学领域，如果某一实验结果只能被某一人成功操作或只能出现在某一实验室，就有理由怀疑这个实验结果本身。为了探索究竟，克里斯决定采用元分析（meta-analysis）的方法找出答案。

所谓“元分析”，就是综合所有前人研究的数据结果进行再分析。在第3章中曾经介绍过，如果众人猜测一个罐子里的豆子数目，最好的办法不是大家坐下来一起讨论，直到最后得出一个所有人都认同的数字。最有优势的方法就是大家不讨论、不交换自己的意见，而仅仅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写下所评估的数目，最后对这些独立思考出来的数字求平均值。元分析就是对这个思想的科学应用。由于每一个实验都会受无法避免的因素干扰而产生系统误差与随机误差，通过元分析，这种误差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就会降为最小。

克里斯的第一项工作任务就是收集实验数据，他共找到16篇（包括肖最初那一篇）利用D大调双钢琴奏鸣曲、放松音乐与无声环境作为自变量的文章，其中一些文章还加入了其他因素作为对比，例如舞曲、轻音乐等。克里斯通过写信给所有作者得到了这些实验的原始数据，经过汇总与分析处理，克里斯发现莫扎特组的IQ值只比无声组高出1.4，比放松音乐组高出3。克里斯认为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莫扎特效应，与其说莫扎特音乐可以提高IQ测试成绩，还不如说放松音乐或者无声环境降低了认知任务的操作能力。另外还有一部分文章的实验数据没有纳入克里斯的元分析之中，因为他们没有使用莫扎特的D大调双钢琴奏鸣曲，或是没有采用放松音乐与无声环境作为控制因素。不过，这些文章的结论却都与克里斯的结论不谋而合：莫扎特效应根本就不存在。

苏珊·哈勒姆（Susan Hallam）在英国安排了一项实验，来自200所不同学校的8000名学生参加了实验。哈勒姆在实验中同样把被试分成ABC三组。在实验前，A组被试欣赏莫扎特的弦乐五重奏；B组被试则是听一个简短的科学讨论；C组被试连续听三首流行音乐。随后，所有被试参加智商测验，测验的材料与肖在实验中选择的智商量表一致。结果表明，流行音乐组的成绩最高，莫扎特组与讨论组的测验结果基本持平。哈勒姆认为，如果非要说有什么效应存在不可，那么只能说这是一种很模糊的效应，模糊到谁都不清楚它是如何起作用的。

多伦多大学的克里斯汀·南特（Kristin Nantais）与格伦·舍伦贝格（Glenn Schellenberg）也采用肖的实验范式进行了实验，不同的是他们加入了一组在实验前听一则有趣的小故事的被试。最终的实验结果是故事组取得了最高的成绩，南特与舍伦贝格认为，如果被试在测验前听到了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就可能会在接下来的测验中取得较好的成绩。这姑且可以算做一种模糊效应吧，但是南特与舍伦贝格认为这种效应并不是真的提高了智商值，而仅仅是在很小的范围内影响了测验成绩。

虽然至今为止，关于莫扎特效应还没有最后的盖棺定论，而且学者们的研究似乎也遇到了瓶颈，一直止步不前，但是莫扎特效应对公众的影响力却从未减弱过。每一年都有大量的人开始相信莫扎特效应，并愿意为此付出金钱。

10%神话

为什么莫扎特效应轻易就迷惑了人们？恐怕还是因为人们陷入了潜能错觉之中。

人们非常愿意相信自己的智力是可以提高的，而且仅仅通过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实现。莫扎特效应不但满足了人们这样的心愿，同时也使人们的错觉有了一定的科学依据。其实，莫扎特效应只是人们潜能错觉的一种表现形式，即使没有莫扎特效应，人们也会虔诚地相信其他潜能效应的作用。如果有一天，随着莫扎特效应热潮的消退，一定还会有其他的相关产品重新进入公众的视野，并使人们心甘情愿地为之买单。

生活中还有哪些常见的潜能错觉现象？由于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莫扎特效应已经成为潜能错觉的明星成员，是大众关注的绝对焦点。其实，除了莫扎特效应，在人们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的潜能错觉现象。为了调查生活中还有哪些常见的潜能错觉现象，本书作者通过电话访问的方式邀请一部分人填写了一项调查问卷。

在此次调查中，有61%的人认为“催眠术”对于证人回忆犯罪现场的细节有非常大的帮助。很多人认为催眠术可以使大脑进入一种特殊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的记忆能力得到了空前的加强。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潜能错觉，坚定地相信人类的大脑还有很大的潜力没有被挖掘出来。虽然催眠术可以使人类获得很多额外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是否准确是无从证实的。

另外，还有72%的人认为绝大多数的人只应用了自己10%的大脑，其余90%的大脑都处于待激发状态。也许这应该是人们生活中最常见的潜能错觉了，无数的广告、自助手册均印有这样的标签，向人们灌输这种思想。对于“10%神话”，心理学家一直都很困惑，因为至少在学术界，从未有过这种理论出现，很多好奇的学者通过追踪调查研究也没能找到结果。尽管对于脑功能的研究成果不能令人满意，但是还是有理由相信“10%神话”只是一种潜能错觉。从进化角度来说，如果人类的90%的大脑经常处于待激活状态，那么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无用的功能器官会逐渐萎缩甚至消失，尤其是对于人类来说，大脑的体积变小是有利于人类在与其他物种竞争中存活下来的。

在本次调查中，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65%的被访者相信，“如果有人在我的背后盯着我，我就会感觉得到”。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想法，人的目光并不会转弯，背后也并没有任何感知觉器官帮助人们收集信息，对于背后事物的判断仅仅是一种直觉。这种直觉不属于由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所构成的五感，只能称之为“第六感”，但是这种第六感是如何产生的却根本无从得知。

心理学家爱德华·蒂奇纳（Edward Titchener）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文章写道：“我在实验室中多次重复这样的实验，但是那些自称具有很灵敏直觉的人，从来不能正确判断他们身后是否站有其他人。”由此推测，人们对于直觉的自信一方面来自于潜能错觉，另一方面也许来自于因果错觉。有的时候，大脑信息系统会告诉人们身后似乎有其他人存在，如果回头发现确实如此，因果错觉就会很自然地把这种巧合转换为一种因果关系。其实，人们的判断在更多的时候是错误的，只不过很快就忘记了这些失败的例证。

非常遗憾，潜能错觉使人们对偶尔的成功例证趋之若鹜，无论多少科学的实验研究证实那只是错觉，人们在内心深处也还是不愿意相信。一旦偶然事件再次出现或者新的说法开始流行，人们就又开始得意忘形地相信自己的潜能了。潜能错觉的各种理论已经在我们思想中根深蒂固了，人类将长时间地与之斗争。

有关潜意识的伪科学

在这次调查中，赢得最高支持率的是潜意识，有76%的受访者相信“在广告中加入潜意识信息可以引起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威尔森·布赖恩·基（Wilson Bryan Key）是一名潜意识的鼓吹者，他在1973年出版的图书《潜意识的诱惑》（Subliminal Seduction）中写道：“恐怕没有人会相信潜意识知觉的存在，更不愿意相信潜意识知觉的作用，但是潜意识知觉的的确确存在，它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恐怕基从来都没有想到——甚至都不敢想，几十年后公众的想法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潜意识已经成为潜能错觉阵营的大牌明星了。

两条文字诱你食欲。基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致力于潜意识的研究，1957年，他做了一项非常著名的实验。在一家影院中，观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基在影片的画面上加入了两条文字信息，分别是“饿了吗？那就吃点爆米花吧”与“可口可乐，味道好极了”。这两条文字信息每5秒钟呈现一次，每次呈现的时间不超过三千分之一秒。6个星期以后，基发现影院周边爆米花的销量增长了58%，可口可乐的销量也增长了18%。在基发表这个研究过后，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首先是美国电影协会禁止在电影中利用这种潜意识技术，随后英国与澳大利亚甚至相继颁布法规，禁止潜意识技术在任何影视媒体中出现。

三个字母让你兴奋。基的另外一个关于潜意识的著名实验是他为某品牌杜松子酒设计了一幅广告宣传画，画面里是一个打开了的酒瓶和一只装有冰块与杜松子酒的高脚杯。这个广告本身并无特别之处，但是其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冰块上嵌入了三个字母——“SEX”（性）。基把这个广告宣传画展示给一些大学生，约有62%的人表示看过这个广告宣传画后感觉格外兴奋。但是由于在这个实验中并没有另外一个对照组，所以对于这三个字母到底有没有起到唤醒潜意识的作用无从得知。

一个单词让男模图片更阳刚。基又继续设计了一个更严谨的实验。他邀请一些大学生做被试，把他们分成两组。第一组先观看《花花公子》杂志插页中一张男模的照片，观看过后要求他们为这位男模的阳刚之气打分，分值范围为1到5，1代表非常阳刚，5代表有点儿女性气质。另一个小组也观看相同的照片，不同的是在照片底部不明显的地方还写有一个单词“man”（男人），这组被试同样要对照片评分。结果第一组的平均分值为3.3，而第二组的平均分值达到了2.4，基认为这就是潜意识的作用。

潜意识效应真的有效吗？对于基的研究结果，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就像莫扎特效应一样，其他人都没能重新在实验中复制这种潜意识效应。加拿大的一家电视台在一个电话现场连线节目中利用基在电影院实验中使用过的技术，在电视屏幕的下方不断快速呈现“打电话”几个字，但是节目的接线率根本就没有变化。

潜意识效应对于人类意识领域的占领似乎已经势不可挡，相信潜意识效应的人越来越多，在1983年的一项调查中，知道潜意识在广告中的应用的人只有41%，在今天的调查结果中表明，相信存在广告潜意识效应的人已经达到了76%。

大脑训练计划

任天堂（Nintendo）是日本最著名的游戏制作公司，其制作的电子游戏机及软件在全球范围内深受欢迎。任天堂曾经向市场投放了一款叫做“脑年龄”的游戏，并宣称此游戏可以提高大脑的灵活性，关于宣传此款游戏的广告也在电视中铺天盖地播出着。

甲：天哪，这不是戴维吗，我们多久没有见面了？（上前与戴维拥抱并转向他的妻子）亲爱的，这就是我经常与你提起的戴维，我们从高中开始就认识了。

戴维：（面向甲的妻子）亲爱的，啊……

背景音：你是否也遇到过如此尴尬的事情？那么就请你用脑年龄来训练你的大脑，每天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保持清醒而又灵活的大脑，同时你还会在训练中享受到游戏的乐趣。

一直以来，人们都很担心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的认知能力会逐渐下降，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反应也变慢，这就使认知训练产品成功地开辟了一个新兴市场。仅在2005年，任天堂的“脑年龄”与“脑年龄2”就创造了3100万份的销售记录。同时，其他类似的游戏软件也蜂拥而至，均取得了理想的销售成绩。这些游戏软件的制作公司宣称，每天只要花10分钟左右完成游戏中的智力问题，游戏者就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脑年龄”真的有效吗？也许读者通过阅读莫扎特效应、10%神话、潜意识效应的介绍，已经对有些游戏软件的宣传具有了一定的免疫力。正是由于人们强烈渴望拥有不会老化的大脑，这些游戏软件才会应运而生。它们不但满足了人们保持大脑活力的需求，还提供了更诱人的条件：每天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无需大强度的紧张训练，在游戏的轻松快乐中就可以使大脑焕发青春。这一切都符合人们对潜能错觉的认识，相信大脑有足够的潜能而且容易挖掘。

年龄确实是人类不可逾越的障碍，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记忆能力、注意能力等认知能力都在降低，特别是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在承受巨大生活与工作双重压力的同时，发现自己的大脑已经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不免会有一种莫名的挫折感。就好像一名职业的运动员，当他步入运动生涯的晚期时，无论如何努力的训练都会感到有点力不从心，赛场上的奋斗总会给人一种悲壮的感觉。即使是更多使用脑力的国际象棋运动员，也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超过40岁的顶尖的国际象棋大师屈指可数，更强大的力量来自30岁左右的年轻人。值得庆幸的是，人类的知识与经验积累并没有被时间所冲淡，随着年龄的增加，速度对人们来说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知识与经验的作用越来越多地凸显出来。

现在请回到“脑年龄”这款游戏上来，它主要由计算、找词、数独[23]几种任务组成，任务的设计不但有趣而且比较富有挑战性。在游戏结束后，系统会自动给出一个大脑健康值，只要通过不断练习，无论年龄如何，大脑健康值都会在游戏中一路上升，大脑似乎又焕发了活力。然而，在一阵欣喜过后却发现，在生活中似乎没有什么改变。唯一变化的是，玩家对游戏中的任务越来越熟练，得分也越来越高，对于认知能力的改变却无从谈起。即使已经可以轻易驾驭“脑年龄”游戏里的各种任务，但是玩家对于其他从未玩过的智力游戏还是一筹莫展，不从头玩起是不会取得高分的。

心理学实验

1998年，在一个叫做“激活”的大型实验研究项目中，共招募了2832名小学生作为被试，周期持续数月。

在实验中，将所有小学生分成4个小组，分别标记为A、B、C、D这4个小组。每个小组都要进行为期6周的课程训练，其中A组进行言语记忆训练，B组进行问题解决训练，C组进行提升认知操作任务速度的训练，D组不做任何智力训练，只进行一些科普知识的教学。训练课程结束后，所有被试分别在实验室与现实世界进行认知测试。

令人遗憾的是，实验结果并没有出现令人期待的迁移现象[24]，A组被试的言语记忆能力确实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当用B组与C组的认知任务测试他们时，成绩还是明显低于其他小组。

“激活”的研究结论表明，认知能力的迁移是很困难的，如果人们希望提高某方面的认知能力，却只能做最有针对性的训练，那么这个训练对于其他认知能力几乎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通向潜能之路

难道人类智力的发展已经到了极限，真的已经没有潜能可以发掘了吗？我们认为事实并不是这样，想想自己学会了多少新知识、新技能，就可以了解自己的潜能有多么可怕了。我们所说的“潜能错觉”，是指人们轻易相信自己的大脑还有很多未被开发的潜能，并且通过很容易的方法就可以将这种能力激发出来。

普通人的短时记忆容量大约为7，但是有一个大学生可以随机记住任何长度在79位以下的数字，可见人类的潜在能力是多么的巨大！不过，他的这个能力并不是天生的，更不是听了莫扎特音乐或是利用脑年龄进行训练，而是经过上千个小时练习的成果。其实每个人都同样具有这样的潜能，但是前提是需要承受艰苦的练习。

没有哪一个人天生就是天才，他们的成长轨迹都离不开艰辛的努力。虽然莫扎特的第一首曲子可能就已经展示了他非凡的天赋，但还是无法马上登上主流的演艺殿堂。费希尔在成为顶级国际象棋大师之前也并非所向披靡，他也是从一次次的失败中磨练了自己高超的棋艺。虽然天才被认为远远高于常人，但那也是仅限于特定的领域。费希尔高超的棋艺需要以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容量更大的短时记忆能力、逻辑严密的推理能力等认知能力作为后盾，虽然这些也是围棋棋手所需要的，但是费希尔在围棋赛场上恐怕根本就无从施展拳脚。尽管很多人已经在自己的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那也仅仅限于一个领域，这个世界并没有真正的通才。

认知心理学家阿德里安·德·格鲁特（Adriaan de Groot）、威廉·蔡斯（William Chase）与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经过一系列的实验证实，职业棋手的短时记忆容量远远高于普通人。为了验证这个结论，我们邀请到了克里斯的好朋友帕特里克·沃尔夫（Patrick Woff）作为被试，帮助我们完成实验。

心理学实验

沃尔夫在29岁时就取得了国际象棋的大师级头衔，并在全美的国际象棋锦标赛中两次获得冠军。在实验室中，我们把棋局的图片在电脑屏幕上呈现给沃尔夫，但是图片的持续时间只有5秒钟。当把棋盘与棋子交给沃尔夫并要求他复盘时，我们发现，只要棋局上保留的棋子数不超过30个，沃尔夫就几乎可以100%准确地复盘。

在询问沃尔夫如何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记住如此复杂的棋局时，沃尔夫说，对于一名专业的棋手而言，并不需要专门的训练来记住棋局，但是他们对于棋盘上各个棋子的位置关系非常敏感。对于他来说，棋盘上并不是一个个的棋子，而是由几个小棋局组成的一个大棋局。由于这些小棋局存在相对固定的位置模式，因此对它们的记忆几乎是一种自动化的加工，无需耗费更多的认知资源。

我们恍然大悟，或许沃尔夫的短时记忆容量也是7，只不过单位不同。普通人只能记住7个数，但是他记住的却是7组数，无形中扩大了记忆容量。不过，这只能限于国际象棋领域。当我们把棋子随机摆放在棋盘上时，沃尔夫就无法那么准确地复盘了，甚至成绩与普通人没什么差别。同样，对于那位我们之前提到的可以短时间内记住79位数字的学生，当我们把数字更换成字母时，他的记忆容量也回到了正常水平。

也就是说，哪怕是仅仅局限在短时记忆一项指标里，我们期望的迁移也还是不会出现。但是，经过长时间的努力训练，人们完全可以取得某一领域所需能力的长足进步，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已经足够了。

电子游戏能帮助你释放潜力吗

虽然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全面提高人类的认知能力，某一领域能力的提升也无法应用到其他领域，但是这并不能阻挡人类对于智力发展的渴求。人类的智力是现代文明的基石，如果人类的智力能够出现大幅度的提升，那么科技水平也会随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学者从未放弃寻找打开智力之锁的金钥匙，大众对此更是心有余悸，因此，相关的研究从未终止过。

罗切斯特大学的肖恩·格林（Shawn Green）与达夫妮·巴韦利埃（Daphne Bavelier）认为，电子游戏可以在很多方面提高游戏者的认知能力。不仅仅是在游戏中，这种认知能力的提升也可以在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反映出来。格林与巴韦利埃发现，那些经常玩电子游戏的人（在过去6个月中每个星期的游戏时间超过4个小时），在注意力与知觉能力方面要远远高于其他人。然而，佛罗里达大学的沃尔特·布特（Walter Boot）指出，格林与巴韦利埃所选被试均是大学生，由于美国大学生的课业非常紧张，那些有宽裕时间以电子游戏为消遣的学生恐怕智商的确是高于其他人的。

于是，格林与巴韦利埃进行了一个更为严谨的实验研究。他们招募了一些很少以电子游戏为娱乐活动的学生作为被试，并把他们分成了两组：一组连续10天，每天至少花一小时练习一个叫做“荣誉勋章”的电子游戏[25]；另一个组被试每天练习另一款著名的电子游戏——俄罗斯方块，练习的周期与时间与第一组保持一致。在练习前后，所有被试都要进行一组基础认知能力测试，这个测试主要由注意力与知觉任务组成。

格林与巴韦利埃推测“荣誉勋章”这个游戏将会提高游戏者的注意广度，因为“荣誉勋章”模拟了真实的战场环境，游戏者需要保持高度的注意力，密切注意周边的环境以及一切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才有可能在游戏中生存下来，而俄罗斯方块就不需要游戏者保持如此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实验结果证实了格林与巴韦利埃的推测，“荣誉勋章”游戏者的注意力任务测试的成绩大幅度提高，并且远远高于俄罗斯方块的游戏者。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发现，似乎有希望推倒不同训练任务之间的那道墙，《自然》杂志也发表了这个研究结果。如果精通了数独这个游戏，那么对于贤贤（数独的增强版）就可以轻易地施展拳脚了。但是，这种相近技能的“窄迁移”似乎并不能满足人们的胃口，如果一名数独高手同时也拥有更大的记忆容量、更快的计算速度，那才是人们真正期望的“宽迁移”。格林与巴韦利埃认为电子游戏可以在娱乐中释放人们的潜力，使人们的认知能力完成宽迁移。这听上去有点儿像莫扎特效应，简单地聆听一小段时间的古典音乐，一个天才就诞生了。

真的有这么简单吗？对于格林与巴韦利埃的实验结果，很多人还是提出了异议。其中争议最大的地方在于，虽然“荣誉勋章”模拟了真实环境，但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拥有了无数的“锻炼”自己注意力广度的机会。以开车为例，人们不但要掌握路面的情况，还需要经常观察仪表盘，在转弯或者倒车等状态下，驾驶者需要同时掌握的信息就更多了。其实，在生活中像开车这样可以锻炼人们注意力的例子太多了，而“荣誉勋章”只是模拟真实情况，更何况实验中的被试只进行了10个小时的练习，为什么就可以取得如此大幅度的进步呢？对此，格林与巴韦利埃的解释是，游戏更容易使游戏者产生一种紧张感，这种紧张感会提升训练的效率，这与日常生活中那些闲庭信步的活动是截然不同的。

最近，巴韦利埃又与他的同事进行了一系列实验，以探索电子游戏对人类认知能力的影响。在这些实验中，巴韦利埃把游戏时间提高到了30到45个小时，希望能够找到更确切的证据。巴韦利埃发现，电子游戏不但可以提升人类的某些认知能力，而且这些认知能力还可以成功地迁移。例如，其中一个实验的结果显示，游戏提升了被试对图形形状的敏感度，另一个实验显示游戏提升了被试的空间想象能力。不过巴韦利埃也承认，实验所涉及的能力迁移只限于实验室范围内，而这种迁移在真实生活中是否存在或者能够起到多大作用，现在还无法证实。

就像莫扎特效应实验那样，格林与巴韦利埃也遇到了同样的困扰，除了原来的研究小组，其他独立的学者与实验室并没有能够在实验中重复电子游戏对认知能力提升的作用。但格林与巴韦利埃认为，电子游戏实验远比莫扎特效应实验复杂，不同于莫扎特效应实验中的在简单地听音乐后做测验，电子游戏实验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非常复杂的实验操作。由于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被试的招募工作就很困难，尤其是被试每一分钟的游戏训练都要在主试的监督与指导下度过，因此没有足够数量的实验人员是无法正确而又完整地完成实验的。很少有实验室能够严格按照电子游戏实验的规格要求严格操作实验程序，因为这样很有可能导致实验失败，所以无法重复预期的电子游戏效应。

唯一的一次成功重复。不过，有一项实验成功地重复了电子游戏效应，但是在这个实验中选择了不同的被试——小学生。

在实验中，神经科学学家巴萨克与他的同事随机把小学生分成两组：一组被试专门玩一个叫做“国家的崛起”的游戏；另一组被试在实验周期内不进行任何电子游戏娱乐。“国家的崛起”是一款非常受欢迎的即时战略游戏，需要游戏者根据即时信息随时调整与改变策略，以取得最后的胜利。

巴萨克认为，由于即时战略游戏的特点，游戏者面对多重的任务与目标，必须有效分配自己的认知资源，这非常有助于提高游戏者综合的判断与操控能力。

实验结果印证了巴萨克的推测，这是迄今为止独立研究唯一成功重复格林与巴韦利埃实验的一例。但是，由于实验的被试选择了小学生，而巴萨克选择的因变量属于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多人提出小学生所处的年龄阶段决定了他们的认知能力是不断发展的，特别是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进步更是惊人，所以实在无法确定在这个实验中，电子游戏到底取得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真正的训练

在任天堂的官方网站上，有一段关于“脑年龄”游戏作用的介绍：

“我们大家都知道，经常参与体育运动可以增强体魄，保持健康的身体，对于我们的大脑也是这样的。‘脑年龄’这款游戏通过精心设计的任务操作，可以充分锻炼我们的大脑，每天只需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使您保持一个充满活力的大脑。请在每天运动身体的同时，不要忘了大脑也同样需要运动，‘脑年龄’就是您的最佳伴侣。”

任天堂的宣传很有道理，体育运动确实可以保持身体的健康，但更具有戏剧性的事情是，想要保持大脑健康，不需要“脑年龄”，唯一需要做的还是体育运动。认知神经科学学家阿瑟·克雷默（Arthur Kramer）领导了一项非常著名的实验，其研究结果发表在了《自然》杂志上。

心理学实验

在实验中，克雷默把124名不经常参与体育运动的被试随机分成两组，两个小组同时进行为期6个月的体育锻炼，其中一个小组的运动项目只局限于有氧运动，另一个小组则只进行肌肉的力量锻炼。一个惊人的实验结果是，有氧运动组的被试在任务计划与多任务处理等方面的认知能力出现大幅度提升，而力量训练组被试的认知能力并未出现提升。

随着年龄的增加，大脑内的灰质开始流失，现代科学家认为，人类认知能力的下降就与灰质的流失有关。克雷默通过在后续实验加入对大脑的MRI扫描发现，有氧运动最大的贡献在于帮助贮存灰质，而力量训练就没有这样的作用。这恐怕也解释了为什么有氧运动提升了被试的认知能力。

听上去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是事实就是这样，有氧运动对于认知能力的提升是有帮助的。不需要多么艰苦的身体训练，仅仅是每天30分钟的散步或是慢跑，就可以让大脑保持聪明伶俐。任天堂宣传的锻炼大脑似乎不是好主意，所谓的智力锻炼本身没有什么作用，而坐在椅子上玩游戏对身体与大脑健康来说更没有什么益处。

本章小结

在本章中，你了解到：

◎莫扎特效应根本就不存在；

◎如果希望提高某方面的认知能力，却只能做最有针对性的训练，那么这个训练对于其他认知能力几乎是没有帮助的；

◎世界上没有真正的通才；

◎有氧运动对于认知能力的提升是有帮助的。

本书已经介绍了人类在生活中一些常见的错觉，并且根据目前很多的研究进展，对于如何避免这些错觉的负面影响提出了一些建议。尽管书中的建议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错觉对人们的影响，但还是会有所帮助。

结语

直觉，只是一个传说——

避免错觉的方法

如果你拿到了某大型公司CEO的履历，你最想知道什么？他是如何得到这个职位的？他是如何管理公司的？恐怕，最重要的是他的成功经历对你来说是否值得效仿。

在第4章中已经讨论过，唯一能够确定自己是否真实掌握知识的方法就是测试，现在就来进行一个小测验。

请应用你在本书中了解到的关于日常错觉的相关知识，从基美拉公司的CEO拉里·泰勒的履历中找出涉及日常错觉的事件，验证你从本书中获得的新知识。

泰勒所在的基美拉公司是一家年销售额达到9亿美元的企业，尽管公司快速发展、收入丰盈，但是公司的CEO泰勒却从来不雇用司机，或许这样做与他的丰田凯美瑞汽车太不协调了——是的，泰勒的汽车是一台丰田凯美瑞，不是奔驰或是雷克萨斯，就是这台丰田汽车陪伴他每天的上下班路程。在上班途中，泰勒会通过电话与公司的各个部门经理敲定一天之中重要的工作安排。

正是由于泰勒制订了富有挑战性的公司发展与管理策略，基美拉公司的营业收入才能够以每年45%的速度递增。在IT行业里，该公司技术的革新速度是其他行业无法企及的，泰勒从来不满足于基美拉公司现有的技术优势，也从未放弃对新技术应用的追逐。很多商业分析师认为，正是因为泰勒在成为基美拉公司CEO以后，大胆投资技术研发，才使公司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企业一跃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现在，泰勒又豪赌web2.0，几乎把公司的研发资金全部用于下一代互联网协议的开发上，特别是他们正在调试的一款产品可以为他们迎来亚马逊、沃尔玛这样重量级的客户，如果产品成功投放市场基美拉公司未来的利润收入将会极为丰厚。

基美拉公司的财务总监弗林特是泰勒的得意助手，但是在来到基美拉公司之前，弗林特几乎没有任何在大型公司担任财务经理的经验，但泰勒聘用弗林特自有他的原因。大概在两年前，基美拉公司需要一名全面负责公司的财务工作的财务总监。对于众多的应聘者，泰勒最终选定了4个候选人在一个星期日的早上进行面试。泰勒的面试题目很简单，他给每名候选人配备了一台笔记本电脑，要求他们在10分钟内制作一份PowerPoint幻灯片来配合他们5分钟的讲演，陈述他们被聘为基美拉公司财务总监的理由。最终，弗林特的讲演打动了泰勒，她从容自信，并没有被泰勒所设计的紧张环境而吓得手足无措。泰勒给予弗林特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他听过的最好的讲演。

在基美拉公司，泰勒以思路敏捷著称，他的员工纷纷认为泰勒善于从复杂的环境中提取有效信息并做出正确判断。泰勒对自己的记忆力也非常有信心，“即使很复杂的报告，我只需读一遍就可以完全掌握其中的重要信息，对于其中的细节部分，我也几乎过目不忘”。泰勒对公司的产品更是了如指掌，他提出的问题有时甚至会使软件工程师感到惊讶，因为他们的老板就好像是开发团队的成员一样了解产品所有特性。

泰勒还是一名阅读爱好者，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小说、商业书籍到《科学》与《自然》等学术杂志，甚至偶尔也会关注吸血鬼小说并与自己的女儿交换心得。泰勒很重视最新的科学动态，他尽可能地把这些新成果融入公司的管理制度之中，为了激发员工的创造性与效率，泰勒还要求行政经理每天通过公司的广播播放30分钟的古典音乐。

泰勒最大的爱好是玩桥牌，他从高中开始就表现出了这方面的天赋，到了大学后就逐渐在比赛中崭露头角。毕业以后，泰勒对桥牌的喜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他甚至放弃了自己所学的专业成为了一名职业的桥牌选手，经常参加各种锦标赛与循环赛。虽然现在泰勒已经远离了职业赛场，但他还是喜欢在互联网上一展身手。很多人都很好奇，泰勒是否把桥牌竞技中的技巧与策略运用到公司经营上才会在竞争激烈的商业战场所向披靡。泰勒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与桥牌本身无关，在他需要为基美拉公司做出任何重大决策的时候，他是不会考虑任何桥牌战术技巧的。泰勒认为不是桥牌本身而是桥牌的哲学影响了他自己。泰勒说：“关于桥牌有一句谚语，‘想得久，错得多’。也就是说，在重大决策面前，你想得越多，有时反倒会被这种患得患失所拖累。我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直觉，‘跟着感觉走’是我的信条。”

泰勒喜欢自己天生灵敏的直觉，在基美拉公司他总是喜欢赌博式地把公司的未来全部压上，但是他铤而走险的决策却从未失手。虽然泰勒对公司的经营激情四溢，但是对于公司的管理他从来不敢掉以轻心，他会小心翼翼地跟踪大型研发项目的全部进程。每一天他都要抽出时间亲自询问项目的进度，并与市场部、工程师反复研讨如何才能把产品做得更精益求精，更符合客户与消费者的需求。

经过一天紧张的工作，泰勒仍然自己驾车回家，在车上他还是会拿起电话——当然，电话的另一端不再是公司的经理们，而是他的孩子。

实际上，这完全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基美拉公司确实是一个在IT行业叱咤风云的企业，但是泰勒与弗林特是根本不存在的人物。我们从众多的杂志周刊对各大公司CEO的专访中拼凑了泰勒的履历，也许泰勒并不典型，但是从中却可以看到很多真实人物的影子。我们有意选取了那些涉及本书所介绍的6种日常错觉的事例塑造了泰勒这个人物，你能把它们都找出来吗？现在让我们共同来寻找。

泰勒每天在开车上班的途中都要使用电话。

从第1章中可知，注意错觉会使人们认为自己有充足的注意资源可以同时做很多事情，而实际上，还是一心一意比较稳妥。

泰勒非常欣赏他的财务总监弗林特，应聘当天的事情对他来说都历历在目。

从第2章中可知，即使是那些对于人们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也要屈服于人们的观念与先验知识，同时，记忆信息也会经常出现扭曲变形。

弗林特在面试中的从容自信取得了泰勒的赏识。

从第3章中可知，自信并不是可靠的指标，还记得正是珍妮弗·汤普森的自信导致罗纳德·科顿蒙冤入狱的案例吗？

泰勒认为自己对公司了如指掌，所以才能成功驾驭公司行驶在高速增长的轨道上。不仅是泰勒自己，连基美拉公司的员工也赞叹泰勒就像工程师一样熟悉公司新产品的研发细节。

从第4章中可知，人们总是习惯性地高估自己的能力，如果人们可以真实准确地了解自己，恐怕就会对自己已经做出的那些决定懊恼不已了。

包括商业分析师在内，所有人都认为是泰勒卓越的领导才能及出众的胆识才使基美拉公司飞速成长的。

第5章介绍了因果错觉，人类喜欢以时间的先后顺序判断事情的逻辑关系，即，泰勒来到基美拉公司在先，基美拉公司的崛起在后，所以人们因受到因果错觉的影响而认为泰勒是基美拉公司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泰勒为了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要求行政经理每天通过公司的广播播放古典音乐。

很明显，泰勒是受到了第6章中所介绍的潜能错觉的影响。

所有这些日常错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使人们过分高估了自己的认知能力，从而让直观感受与实际情况出现了明显的偏差。

此外，人们还经常把“容易”与“准确”弄混淆，或者说认为那些由自动加工而轻易获得的信息是准确的。例如，在人们轻易地回忆起某事时是从来不会对它的准确性有所怀疑的，因为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记忆信息的改变。不仅仅是在记忆领域，人们对于认知的很多方面也都存在这种误区，越是轻易获得的信息越是能够迷惑人们。

我们介绍这6种日常错觉并不是想证明这些错觉属于人类大脑的缺陷，而是想说明它们确实反映了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不是绝对的缺点，而是人类认知过程的副产品。更确切地说，是人类在享受高级认知能力所带来的方便的同时，不得不忍受它们同样带来的负面效应，这些日常错觉就是刀锋的另一面。

就像在第1章中所介绍的那样，虽然无意视盲使人们忽略了眼前的大猩猩，但是人们却可以更专注于首要任务——计算传球的次数，从而在更大程度上保证人们可以高质量地完成任务而免受其他无关因素干扰。

从本质上来说，由日常错觉所引起的事故不能完全归因于人类固有的认知方式，人们必须认识到认知的局限性，这才是最重要的。

虽然泰勒是一个不存在的CEO，但是他的经历全部取材于真实事件。我们并不想嘲笑像泰勒那样陷入日常错觉的人，因为每个人都会受到相同的困扰，也会经常毫不犹豫地接受类似泰勒这样的故事。直觉告诉人们，这些都是真实的，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但是，这种直觉真的是一无是处的吗？

最近在心理学领域内，很多学者都在热烈讨论当人们需要作一个决定时，到底是直觉更准确还是经过精确地分析判断更准确。这听上去似乎有点儿不可思议，虽然很多人都相信自己的直觉，但是这两者似乎没有可比性，每个人在面对重大决定时候都会深思熟虑，谁会把赌注压在自己的灵机一动上呢？但是在很多时候，精心的设计与计划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强大，也许长时间的思考受到了过多情绪的影响，患得患失反而使人们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还记得泰勒说的“想得久，错得多”吗？在桥牌赛场上，这是绝对的至理名言。

虽然直觉有时候很可靠，但有的时候也会失灵。人们经常说的“冲动是魔鬼”就是这个道理，以下就是一个例子。

摩托罗拉公司在自己的手机业务发展得如日中天的时候，就着实冲动了一次。摩托罗拉的高管为了使公司的移动通信业务继续走在世界前列，开发了一个名为“铱星计划”的项目。

摩托罗拉公司决定发射由77颗近地卫星组成卫星群，通过这些卫星，用户便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使用移动电话进行通话。由于金属元素铱有77个电子，因此这项计划就被称为了“铱星计划”。这项计划从一开始就不被业内人士看好，但是摩托罗拉公司的高管执意要通过“铱星计划”牢固占领全球的移动通信市场。一部铱星手机的价格是3000美元，每分钟的通信费达到了3美元，如此高昂的价格吓跑了绝大多数消费者，就算是有忠实追随者的支持也无法扭转此项业务的入不敷出。

仅仅在一年以后，摩托罗拉公司就宣布“铱星计划”失败了，此时他们已经损失了近50亿美元。

直觉的纠葛

托马斯·怀斯（Thomas Wise）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著名的古书籍与手稿真迹的收藏者。1885年左右，一个叫做贝内特的作家向怀斯展示了《葡萄牙十四行诗集》（Sonnets from the Portuguese）的私人打印版本。

《葡萄牙十四行诗集》是英国伟大诗人勃朗宁的著作，一般认为该诗集于1850年以两卷合订本的形式第一次公开发行。贝内特手里的是一本47页的小册子，并在封面上印有“1847年印制”与“非公开”等字样。

怀斯敏锐地意识到这是绝世珍品，他马上出价买下了这本小册子。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怀斯又找到了很多著名作家作品的稀有版本，包括艾尔弗雷德·坦尼森（Alfred Tennyson）、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等著名作家的作品都在他的收藏之列。从此，怀斯在收藏界开始名声大噪，最终成为英格兰的首席稀有图书收藏家。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两名英国的图书商人约翰·卡特（John Carter）与格雷厄姆·波拉德（Graham Pollard）开始怀疑怀斯的《葡萄牙十四行诗集》收藏并不是真品。他们通过分析文献与历史资料，认为怀斯的藏品至少存在8处疑点。例如：怀斯所收藏的版本刻有作者的印章，但是这个印章在其他作品中从未被发现过；这个版本的装订方式非常特别，同时代的出版物中并未发现如此的装订方式，在作者的私人信件中也从未提到过这种特殊的装订方式。

接下来，卡特与波拉德进行了更为科学的调查研究，虽然20世纪30年代的科技发展水平无法与今天相提并论，但是在当时已经可以通过显微镜观察《葡萄牙十四行诗集》所用的纸张了。在1861年以前，英国所用的纸张均是使用棉布、稻草等材料制成，从1874年才开始流行把植物做成纸浆来造纸。卡特与波拉德发现，怀斯的《葡萄牙十四行诗集》小册子所用的纸张使用的就是纸浆原料，这与诗集出版的年代极为不符。

卡特与波拉德把他们的研究结果整理为一本名为《一本十四行诗小册子的研究》的书，并于1934年出版。在书中，卡特与波拉德完全从客观的角度阐述他们的理论与根据，并没有指责怀斯作假。但是这还是引起了怀斯激烈的反击，他完全否定了卡特与波拉德的研究结果。一时世人难以分辨孰是孰非，直到怀斯去世后三年，有人发现怀斯从大英图书馆的很多古旧书籍中撕走了部分页数，此事才算有了盖棺定论。如今，虽然怀斯还是被人们称为著名的收藏家，但绝不是因为他伟大的收藏，而是因为他高明的骗术。

怀斯是如何才能如此从容地瞒天过海呢？无论是私人买家还是图书机构都没有机会对怀斯收藏的每样藏品进行完整的技术分析与评估，而且怀斯的这些藏品看上去又是那么真实可信，这时直觉已经完全投降，谁都无法做出准确而又理性的判断。专家“顺其自然”地认同了怀斯的收藏，民间当然不会出现怀疑的声音，怀斯就是在这样的人云亦云中成为了著名的收藏家。但是，在精心的技术检验与逻辑判断面前，怀斯的阴谋还是浮出了水面，深思熟虑取得了对直觉的胜利，那些专家的直觉成了误导大众的罪魁祸首。

然而，直觉并不总是可怕的魔鬼，有的时候它又像天使一样送给人们意想不到的礼物。大家需要做的就是选择在什么时候相信直觉，在什么时候将它舍弃。

直觉的魅力

仔细分析判断后做出的选择也许会令人们更加放心，但是这样做有时却会出现连续的失误，蒂莫西·威尔森（Timothy Wilson）与乔纳森·斯库勒（Jonathan Schooler）就领导了一项这样的实验。

心理学实验

在实验中，被试被分成两组，对5种不同品牌草莓酱的口味进行盲测。第一组在品尝后首先在纸上写出喜欢与不喜欢的草莓酱及其原因，然后用1至9分别对5种草莓酱口味的好坏进行评分；第二组被试需要在品尝后立即评分。

威尔森与斯库勒发现，第一组被试的评分与专家的评判相去甚远，而第二组被试的评分却与专家的选择非常接近。

为什么第一组被试经过严密地思考后却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思考过程本身并不能产生额外的参考信息；第二，口味的偏爱本身就是一种感觉，而不是理性的选择。

感性的选择是一种快速的自动化加工过程，并不需要过多的逻辑思维参与。如果使用了严密的推理方法评判，无关的信息就会干扰正常的直觉判断过程。

有人会问，口味测试完全凭个人爱好，为什么专家的意见就是正确的？人们喜欢吃什么对自己来说永远都不涉及复杂的科学判断，但是对生产商来说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了。

研发人员需要通过大量的实验研究，找到消费者普遍的口味倾向，这种口味倾向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某品牌的草莓酱很好吃”。对于专家来说，好吃与不好吃需要经过科学分析，但是对于人们来说，凭直觉就可以了，特别是在这种没有正确与错误的参考标准情况下，直觉是非常可靠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在直觉可以解决问题的时候，采用严格的逻辑推理进行判断就会使直觉失去应有的作用，这个口味判断实验就是一个例子。

在第3章中，虽然珍妮弗·汤普森努力地记住了罪犯的狰狞面目，可是在警署却被要求写下罪犯的面目特征，这就完全破坏了她的直觉能力，使罗纳德·科顿在最终成为了牺牲品。

像这种在逻辑思考后对人的外貌进行再认而失败的现象从1950年开始就已经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1990年科学家通过一系列的实验研究正式把这种现象命名为“词语掩蔽效应”（verbal overshadowing）。

心理学实验

在这其中的一个实验中，被试被分成两组，共同观看30秒劫匪打劫银行的模拟录像，其中还包括劫匪的脸部特写。一组被试在观看录像后用5分钟的时间写下劫匪的相貌特征，另一组则安静地度过5分钟，然后两组被试从8张照片中选出录像中的抢劫犯。结果第一组被试成功的再认率只有38%，而第二组却达到了64%。

在信息有限的情况下，直觉可以做出巨大的贡献。但是，当经验知识可以发挥作用——尤其是可以取得有效信息的时候，这种“词语掩蔽效应”就不存在了。

技术是救世主吗

清楚地认识日常错觉的本质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找到解决的办法就是更难的事情了。以下将提出三种可以减少日常错觉对自身影响的方法。

首先，要科学地了解日常错觉。

通读本书就是一个不错的方式。本书不但详细地介绍了日常错觉的概念及现象，还介绍了一些避免日常错觉的最佳方法，虽然这些方法不能让人们彻底摆脱日常错觉的干扰，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日常错觉对自己的影响。

其次，可以通过训练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力。

不过，这并不是绝对有效的方法。从书中可知，提高认知能力不是听古典音乐、玩电子游戏就能简单做到的事情，更何况如何使在训练中提高的认知能力在生活中的诸多方面发挥作用是一个更大的难题。

最后，要把目光锁定在技术手段上。

一直以来，人类都在依靠技术工具弥补自己认知能力的不足。例如，人们经常依靠纸笔记录来保证信息准确地保存下来，电子计算器的发明弥补了人类大脑认知容量不足的局限性，使人们在工作与生活中大幅度地提高了效率。实际上，正是由于人类发明创造了生产工具，才使人们可以突破自身能力的限制，从而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但是，技术手段只是解决了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对于日常错觉还没是有点儿无能为力。实际上，技术手段永远不会彻底解决问题，最重要的还是需要人们认识到自身认知能力的局限性，例如在了解了注意错觉，知道在开车的同时使用电话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后，可以把电话放在汽车的后排座位上，强制自己在开车时无法使用电话，从而避免事故的发生。

寻找“看不见的大猩猩”

最后，再留给读者两个忠告。

第一，要时刻小心直觉。

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人们的直觉难以置信地准确，但是随着社会、文化、科技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的直觉已经无法跟上现代社会快节奏的步伐。即使你已选择相信你的直觉，也应该三思而后行，特别是在面对重要的决定时，更应该谨慎。

第二，应当努力地寻找“看不见的大猩猩”。

在生活中有很多看不见的大猩猩，只要善于寻找与发现这些大猩猩，就可能给生活带来意外的惊喜。例如，在知道了记忆错觉后，就应该对自己与他人的记忆持有一定的怀疑态度，在重要的情况下一定要事先证实这些记忆信息，由此就可能会得到意外的收获。

克里斯曾经在课堂上给他的学生分派了一项作业，从一些著名的历史事件中寻找日常错觉的踪影，你也可以同样地试着去做。同时，也不要忽略身边的小事，在这种不断的分析与思考中，你对日常错觉的领悟会越来越深，这对指导自己的行为是非常有帮助的。

最后，希望你在以后的生活中能够有效的利用书中所介绍的日常错觉知识，避免日常错觉对自己的影响，同时把这些知识作为认识世界的工具来帮助自己提高工作与生活的质量。

译者后记

长期以来，人类一直视错觉为洪水猛兽，视觉、听觉、记忆等方方面面的错觉引起了无数的事故与误会，我们对它实在无可奈何，只能敬而远之。但是，我们也逐渐地发现了错觉的可爱之处：室内设计师利用空间错觉可以把房间“变”得很大；3D电影使我们有身临其境之感。

随着现代心理学的不断发展，错觉那层神秘的面纱被一点点地揭开了，我们终于意识到，如果错觉是魔鬼，那也是我们心中的魔鬼，人类无法摆脱错觉的影响。

准确地说，错觉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副产品，除非我们改变现有的认知的方式，否则错觉将会长期存在，并成为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对于错觉的深入了解，使我们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应对错觉最好的办法应该是在尽量避免错觉的负面影响的同时，利用它对我们的积极作用。《看不见的大猩猩》就是这样一本可以指导我们做到这样一点的一本书。

本书跳出了现代心理学固有的理论研究范式，试图探讨在人类的生活中，我们的大脑是如何工作以及如何犯错误的。虽然理论的思维模式非常古典，但是却使用了现代的实验设计与统计方法。虽然作者均系美国高校心理学系的教授，但他们并没有受到目前统治心理学的认知学派思想的制约，仅用最古朴的思想探讨分析了一些在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心理现象。

虽然本书的思想可能无法形成比较成熟的理论架构，甚至都无法被称为理论，但是书中确实为我们生活中一些心理现象提供了比较合乎逻辑的解释。利用这种思维逻辑在生活中指导自己的行为，我们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对我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本书所列举的事例涉及法律、文化、金融、娱乐等众多社会领域，也许作者仅从心理学角度进行阐释的做法本身就值得商榷，所以读者大可不必教条地依照书中的忠告去重新认识与实践，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书中的一些准则与现实生活相结合，这样才能形成强大的合力，为我们的生活添加一份独特的魅力。

由于书中涉及大量的学科专业知识，在翻译过程中可能存在不准确、不贴切甚至是错误的地方，敬请读者批评指正。最后，还要特别感谢詹杨、周艳、闫凌、陈宝金、张炜、邢笑雪、杨楠、唱晓阳，他们翻译了本书的部分章节。

[1]1英尺=0.3048米。——编者注

[2]丹和克里斯分别是作者丹尼尔·西蒙斯与克里斯托弗·查布里斯名字的简称。——编者注

[3]如果读者也想检验一下自己，就请登录本书的网站www.theinvisiblegorilla.com，那里提供了一些与这个实验相关的内容，包括在这个实验中的视频短片。——作者注

[4]Ig Nobel Prize，该奖项颁发给乍看之下令人发笑，之后却发人深省的研究。——作者注

[5]Super Bowl，是全美橄榄球大联盟的年度冠军赛，胜者被称为“世界冠军”。——译者注

[6]史特拉第瓦里（Stradivarius）是意大利最著名的制琴师，由他制作的小提琴现在仍保留于世的都价格不菲。——译者注

[7]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人类短时记忆的容量是7±2。——译者注

[8]Christmas Love一书的作者，国内暂无引进版。——编者注

[9]本剧集的主题是“没有主题”，讲述了4个平常人的生活，被称为是“21世纪最伟大的剧集”。——编者注

[10]美国纽约州的大河，是纽约州的经济命脉。——编者注

[11]寄生于大型动物身上的吸血小虫，有些种类可以传播疾病。——译者注

[12]莱姆病（Lyme Disease）是由伯氏疏螺旋体所引起，经硬蜱为主要传播媒介的自然疫源性疾病，是主要侵犯皮肤、神经系统、心脏和关节的多系统感染性疾病。——译者注

[13]所谓的“柠檬汁”是小朋友游戏时经常使用的一种工具，可以隐藏信件上的字迹。——作者注

[14]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Test，经企管理研究生入学考试——译者注

[15]Big Dig，著名的跨世纪“马拉松城市交通道路改造工程”。——编者注

[16]意思是就算人们能预料到某件事情不是那么好做，在做事的过程中也知道它一定不是那么好做，也还是会做不完的。——编者注

[17]British Thermal Unit的缩写，英国热量单位。——译者注

[18]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简称CDO。——译者注

[19]Denon，一家专门经营发烧影音设备的公司。——译者注

[20]Mother Teresa，特蕾莎修女是世界著名的天主教慈善工作者，主要替印度加尔各答的穷人服务。因其一生奉献给解除贫困，于197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译者注

[21]麻疹疫苗、腮腺炎疫苗与风疹疫苗这三种疫苗的简称。——译者注

[22]劳舍尔本是交响乐队的大提琴手，后来改学心理学。——作者注

[23]数独是一种源自18世纪末的瑞士后在美国发展并在日本得以发扬光大的数字谜题游戏。数独的盘面是九宫，每一宫又分为9个小格。在这81格中给出一定的已知数字和解题条件，利用逻辑和推理，在其他的空格上填入1-9的数字，使1-9每个数字在每一行、每一列和每一宫中都只出现一次。这种游戏全面考验做题者的观察和推理能力，虽然玩法简单，但数字排列方式却千变万化。——译者注

[24]在心理学领域，学者习惯于把个体已掌握的技能对新技能的影响叫做迁移。迁移并非是智力与技能独有的现象，在学习、记忆、思维等方面都可以出现迁移现象。迁移有正负之别，凡起积极影响作用的叫正迁移，凡起消极妨碍作用的叫负迁移。本书中所说的迁移实际上特指正迁移。——译者注

[25]荣誉勋章是一种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它以玩家的主观视角来进行射击游戏。玩家们不再像别的游戏一样操纵屏幕中的虚拟人物来进行游戏，而是身临其境地体验游戏带来的视觉冲击，这种游戏大大增强了游戏者的主动性和真实感。——译者注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中文版序 中国是突然崛起的吗

引言 看不见的大猩猩

第1章 注意错觉——“看见”不等于“看到”

第2章 记忆错觉——“记得”不等于“记得准”

第3章 自信错觉——“自信”不代表“能力强”

第4章 知识错觉——“知道”不代表“明白”

第5章 因果错觉——“相关”并不是“因果”

第6章 潜能错觉——“潜力”并不是“无限的”

结语 直觉，只是一个传说——避免错觉的方法

译者后记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中文版序 中国是突然崛起的吗

引言 看不见的大猩猩

第1章 注意错觉——“看见”不等于“看到”

第2章 记忆错觉——“记得”不等于“记得准”

第3章 自信错觉——“自信”不代表“能力强”

第4章 知识错觉——“知道”不代表“明白”

第5章 因果错觉——“相关”并不是“因果”

第6章 潜能错觉——“潜力”并不是“无限的”

结语 直觉，只是一个传说——避免错觉的方法

译者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