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截了当的独白

张鸣

简介

本书是著名学者张鸣的历史文化随笔。本书收录了张鸣关于清后期的史评34篇，分为晚清锁话和炉边话史两部分。其中包括：男人的“不缠足运动”、光绪之死的公案、五四运动的易卜生与王尔德等文章。

写在前面的话

晚清琐话

男人的“不缠足运动”

光绪之死的公案

被燎掉的大胡子

义和团“刀枪不入”之谜

世纪末的看客

林则徐的澳门之行

西太后想要的“借口”和不想要的“扎花”

八国联军与妓女以及“女人救国论”

洋人的八股取士

辫子王朝的闲话

义和团：变幻的历史记忆

《叫魂》的多余话

义和团的女人战阵

一份“村图”的故事

乾隆的威仪与英国人的半跪

炉边话史

五四运动中的易卜生与王尔德

当心陷阱

也谈古今地方行政建置

董仲舒与春秋折狱

两千年后看董仲舒求雨

解放了，我们该怎样说话？

热闹中间的冷想

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

小报告与大字报

铡刀、棒子和妇女权利

关于“饿乡”的老生常谈

“后革命”之后的困境

“会社”与社会

安顺学宫

翻译与政治

民国时期的人头像章与个人崇拜

三寸金莲与“金莲意识”的三寸

清队档案中的老妇人

贿选的今昔

写在前面的话

下面的文字，都是些零碎的东西。近两年于做教书匠吃粉笔灰之余，偶尔有点感觉，就挤出点来，不想积久了，竟然也能有这么一小堆。《读书》杂志的朋友想要我给它们归归堆，出本小书，当然我是很高兴的，虽然明知道自家的货色不行，但既然要拢到一堆给人看，总得在前面说点什么。

小学的时候就赶上了“文革”，家中遭难使我不知怎么一下子习惯起将口头表达的方式转移到了纸上，从那时起我写东西就像是在闲谈--东北人所谓的唠嗑。后来上大学又阴错阳差地学的专业是农业机械，属于一种掺了一点农科因素的比较粗糙的工科，改行从文之后，原来学的发动机、底盘之类的都忘得差不多了，但却使得我写起东西来更加直白，有话就开门见山，说完便撂笔走人。而且半路出家的人往往学得很杂，术难专攻，因而专业意识也就不强。按理说我现在应该属于历史学科的，但从潜意识里好像从来就没觉得这个学科跟别的人文学科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同。无论什么场合，总是乐于冒些不合时宜的又直又白的傻气，同情我的人，就是拼了命恐怕也难以在我的文字里找出点理论深度来。

严格来讲我是属于研究历史的，而历史恰恰是个让人看不起的学科，高考的时候，很少有家长乐意让孩子报这类专业，原因很简单，毕业后工作难找。但是历史却又是个似乎谁都乐意插进来说几句话的领域，中国的领导人自毛泽东以来热衷于谈古论今已经成为一种传统，高瞻远瞩的伟人总是将目光投向历史的隧道，从中发掘出点我们这些肉眼凡胎视而不见的东西。而某些红得满世界转的散文大师，当初就是因为侃历史侃红了半边天。眼下连记者都开始出一本本厚厚的历史报告，在弹指间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历史学家多少年也弄不清的历史积案。至于那些历史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就更多，其中宣称自家不是“戏说”的也为数不少，反正打开电视，几乎净是些古装男女在晃来晃去，有段时间脑后拖根大辫子还特别多。

大家都愿意侃历史，而且抡圆了侃，但真正乐意坐下来琢磨琢磨的却不多。历史看来真像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回头率很高！）是个人都想去打扮打扮她，不仅打扮，现在的架势几乎是要给她整容而且换心换肺了。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大家都来侃历史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至少说明了历史还是有市场的，因为有人乐意听才激发出一拨又一拨人的侃兴。可惜我们那些历史学家们却意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只会坐在家里抱怨历史已经被“侃家”们糟蹋完了，却依然一门心思只顾写他们一本正经，只有几个或者十几个人才看得懂的学术论文。其实，学历史或者说研究历史的人也同样可以侃，只要能侃得深入浅出，侃出学问侃出思想，也许同样会有人特别是普通人乐意看的。

十几年前，当我刚刚知道什么叫做历史研究的时候，我写出了薄薄的一本非常幼稚的小册子，我在序言写道，对于学术，我是一个正在叩门的门外汉。十几年过去了，我好像依然在叩门，依然只会写一些下里巴人的货色。这些年来，我听过学术前沿的课，也读过学术前沿的文章，但是却始终连学术的后沿都没有摸着，升堂入室是不敢奢望了，就是门外的空地，我大概也只能站在边上。

其实，在边缘呆着，也挺好。

晚清琐话

晚清是个人们说不完的话题，不仅仅是因为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在这里被一风吹，留了几百年的辫子在这里没的拖，而且向洋鬼子看齐，男人留起了短头发--不情愿的老百姓讥为“和尚”--“小宣统退了位，家家都有和尚睡。”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恰恰是在满人的王朝底下开始了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过程。

男人的“不缠足运动”

戊戌变法，容易让人想起的是康梁在政坛上的大嗡大哄，可是令我不得不说点什么的，却是让今人提不起劲的一件事。

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近代化的政治变革。当时，甲午惨败后的中国，山河破碎，国将不国。初登政治舞台的维新派志士，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从思想启蒙到制度变革，从强兵富国到科举改革，大事要事急迫得挤破门，但是，你也许想不到，在那个火烧眉毛的当口，维新人士所热衷的要务，除了政治变法之外居然是妇女的“不缠足”。

“不缠足运动”是维新运动期间惟一火暴的社会改良运动，在运动期间，全国一共涌现了近百个各种名目的学会，无论哪一个都不及“不缠足会”那样红火且持久。康有为初出茅庐第一件“维新事业”就是组织“不缠足会”，虽说是拾洋教士的牙慧，也没什么人响应，但他对女人脚的重视可见一斑。梁启超主持《时务报》笔政，没断了为“不缠足运动”鼓与呼。在《时务报》耸动天下洛阳纸贵的时候，金贵的版面上常有“不缠足”的话题。开明的士大夫，从封疆大吏（张之洞）到秀才童生，一时似乎都把“不缠足”当成了非办不可的要务。有些童生甚至连自家的考具上也贴上了“不缠足会”字样，考试都不忘为女人放足。

这些发起和参与“不缠足运动”的健将，都是不折不扣的男人，而且是当时中国站在前列的男人。不言而喻，这样的“妇女解放运动”势必充斥着男性话语，在这些大男人眼里，放足无非是为了“宜家”、“善种”。问题是，在那个百废待兴，手忙脚乱的时候，一群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大男人，为什么偏偏对女人的脚这么感兴趣？

显然，众维新好汉当时的“理由”是不足为据的，什么放足可使“执业之人”增加一倍，从而“土产物宜亦增一倍，各处税务亦增一倍”（《湘报》第53号），什么不缠足以后“上纡国难，美人战亦援桴而来”（《湘报》第66号），当时有没有人信我们不得而知，至少现在信的人不会太多。中国下层劳动阶层的妇女，虽然绝大多数都被缠成了小脚，但似乎从来就没有闲着过，忙里忙外，甚至比男人干得还要多，近代纺织业，中外资本家所雇用女工，基本上依然是裹着一双小脚的中国妇女。娘子军的说法虽然自古就有，花木兰的形象尽人皆知，但是我们知道，自古以来，仗毕竟还是男人打的，再有多少国难，也轮不上女人“援桴而来”。

缠足的恶习实源于中国男人某种畸态的性心理。最早的缠足据说是出于南唐李后主，“李后主嫔窅娘，纤丽善舞，以帛裹足，令纤小屈上如新月状，由是人皆效之。”（[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后经理学浸润，遂成风尚。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人蓄辫和缠足两大特征受到了西方人最无情的嘲笑。当年，西方人搞所谓中国展览，总是忘不了将小脚和绣鞋摆在显著的位置，影响之深远可怕之极，直到今天，还会有美国人问中国来的学生，你们那里的女孩子还裹脚吗？蓄辫有关清朝“国体”，想动太难，而缠足却可以“革”掉的。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人，最受不了的就是西方人视之为不开化的“土人”，羞于“野蛮贻诮于邻国”（康有为语）。可是，遍地的小脚却成了这种“西方说法”的一个活生生的证据，令国人欲辩还休。毕竟，像辜鸿铭那样强夸小脚的厚脸皮还不多见。

恰是急于抹掉这种耻辱印记的强烈冲动，才使得作为中国近代化运动之一的戊戌维新，被抹上了一笔“妇女解放”的重重油彩，尽管里面只是男人在张罗解放女人的脚，而被解放的女人对此并不热心。运动中人把“不缠足”上升到“保种”的高度，其实只是运动展开后的一种夸张性思索的结果。当然，作为运动的副产品，传统士大夫嗜痂成癖的“品莲（欣赏小脚）”性意识也受到了冲击，不仅维新人士视之为“轻薄猥贱之事”（梁启超语），就是开明一点的士人，也再难以以此为荣。在羞惭缠足习俗的现象同时，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心理也感到了羞惭。毕竟中国男人也是人，不仅历史不断有人对此恶俗表示不满，对女子的境遇感到同情，就是那些有莲癖的人，其实也知道缠足的过程相当残忍和不人道，自西方基督教大规模登陆以来，中国人尤其是士人对洋教在中国的行为做了地毯式轰炸的抨击，但就目前能看到的几千份揭帖来看，竟然没有发现反击教会提倡不缠足的，好像大家有意约好避开这个话题似的，这种缄默说明缠足这个疮疤一旦揭开，中国男人实际上很难正视里面的不人道，连回击的勇气都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大张旗鼓向西方学习的戊戌维新，提倡不缠足，第一次大规模公开地用西方的价值尺度（包括审美尺度）移风易俗，的确开启了波及社会生活层面的启蒙，所以说，戊戌变法不仅有西学东渐而且也有西俗东渐的内涵，显然，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西俗东渐的推力更大，势头更猛。

光绪之死的公案

提到戊戌变法，总免不了要想起光绪，这位“大清国”末世坐江山坐得最长的皇帝，其实是个最可怜不过的人。如果不是西太后想在亲儿子死后还“垂帘听政”下去，选中了他人继大统，也许他的日子会好过得多，做一个优哉游哉的王子公孙，自然少不了几十年的荣华富贵。自打4岁入宫以后，这位原本就懦弱胆小，一听见打雷就浑身哆嗦的小皇帝，就一直生活在一个超级“女强人”的阴影里。虽然不至于像有些人说得那样水深火热，但日子没有在亲爹亲妈身边好过是肯定的了。

光绪懂事以后，虽说还在所谓“同光中兴”时代的尾巴里，但已经又一次进入了多事之秋，列强虎视，外侮不断，糟心事一个接一个，如果他是刘阿斗、明禧宗那样的没心没肺皇帝也就罢了，可偏偏他又有那么点心气，不甘心做个吃饱了什么事也不干的皇帝，但是身为“九五之尊”的他，就是什么也说了不算。好不容易西太后挪到了颐和园，手松了那么一点点，皇帝身后的帘子没了人，戊戌变法，刚刚说了几句硬话，转瞬之间就被关进了四面环水的瀛台，过起了以泪洗面的日子，长叹“吾汉献帝不如也！”光绪的老爸醇亲王奕譞看来真是有先见之明，当年他一听说西太后要立他儿子为皇帝，就立马昏倒在地，人事不省，让在场的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以为他得了恩宠还装蒜。

光绪之死，历来众说纷纭，很多人都怀疑是西太后害死的，包括一些历史学家。因为他们俩人的死期实在是太巧了，光绪不多不少正好先西太后一天死去，没法让人不起疑心。当然，断这场历史公案，把西太后定为谋杀犯，必须有证据，可惜这种证据目前还没有找到，而当时的现场又根本无法还原。但是，是不是因此就可以断定西太后无罪呢？当然不。有位曾经在光绪病重期间给他看过病的医生，写过一本非常薄的小册子《德宗请脉记》（光绪庙号德宗），虽然写得恭恭敬敬而且结结巴巴，还是透出了不少消息。

首先，光绪即使在病重期间，依然被“两宫”政治交恶的阴影笼罩着。小册子写道，由于“两宫意见素深，皇太后恶人说皇上肝郁，皇上恶人说自己肾亏”，显然，光绪认为自己的病是因长期囚禁导致的肝郁，而西太后则倾向于说光绪的病是自家的先天不足肾亏。所以，他把脉时就不敢实话实说。虽然两宫各执一词，但说了算的毕竟是西太后，光绪不愿意人说他肾亏，很可能是不少医生都秉太后的旨意说他肾亏。其实，做了多年的高级囚徒之后，肝郁倒更接近光绪的真实症状。看病必须考虑政治因素，这个病也就没法好好的看了。

其次，即使在光绪病情加剧之时，他的病也没有被认真对待过。给光绪看病的人被分成几拨，各看各的，“各抒己见，前后不相闻问”，加上又不敢说实话，不是顺着西太后的意思胡乱对待，就是开些不痛不痒的方子应付了事，以至于药方里居然有葡萄酒、牛肉汁和鸡汁，近乎《红楼梦》里王道士开的“疗妒方”。给光绪用的药，也属“假冒伪劣”之类，一次，光绪居然从药里拣出了蛀虫。很难让人相信，这是发生在皇宫大内里的事情。

更进一步，凡医生给光绪开的药方，如果对症了一点，那么就有可能被人改动。当医者第一次开方之后，光绪不仅自己反复叮咛不要改动，而且还派太监再三叮嘱千万不要改。如果不是以前方子屡屡改动，我们实在想像不出为什么光绪会这样做。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西太后实际上就是在借为光绪看病之机，行谋害之实，药不对症地胡治乱看，使得光绪的病越治越重，起初不过头晕，“既而胸满矣，继而腹胀矣。无何又见便溏遗精，腰酸脚弱”。这位过度虚荣的老太婆实在不情愿让自己死在光绪前面，不甘心让光绪在她死后翻戊戌的案，使她蒙垢青史。西太后心里明白，戊戌的事错的是她，而不是光绪，她实行的新政，实际上就是当年变法的翻版，不过这老太婆政治可以抄袭，却死活不肯认错。她还明白这样一条中国式的道理：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在政坛上谁靠的时间长，谁就是胜利者，至少是暂时的胜利者。但70多岁的她想靠过不足40岁的光绪的确是件难事，公开地废黜或者干脆干掉光绪，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反对的人太多，根本行不通，没办法，只好来这慢法子。当光绪病情变重时，她感到有可能要赢了，于是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向全国广征“良医”，一方面依然实行“胡治工程”。名义上是昭示她的“慈心”，其实不过是为了告诉世人，光绪要不行了，而且不赖我。

然而，她和光绪这30多年的差距却也非同小可。事实上，光绪病重之时，她也病入膏肓了，但她却根本不肯承认。当一个找来为光绪看病的医生，偶尔看了一下她的脉，诊断说她有糖尿病（消渴）时，老太婆勃然大怒，硬是逼着人家改口，说消渴乃口渴之误。其实，她不仅有糖尿病，而且还一口气拉了两个多月的痢疾。老太婆嘴上虽然不认账，但她心里其实非常清楚她自己也没几天好活了，她只是凭着一口气硬撑着。当光绪还没咽气的时候，她就让人到光绪处穿素服，而到她这儿要穿吉服，她委实太希望光绪死了。终于，拉了两个多月痢疾的老太婆竟然靠死了37岁的光绪，当得知光绪确实病死的消息之后，这个“意志顽强”的老太婆一口气松下来，终于拉完了她最后一泡稀屎，“凤驭宾天”，追着她的亲外甥到阴曹地府打政治仗去了。这就是为什么两个人竟然在两天之内，一前一后撒手归西的缘由。

这桩公案，陪审团裁定，西太后叶赫那拉氏有罪。

被燎掉的大胡子

同治五年(1866)一开春，已经被各地民教纠纷搅得焦头烂额的总理衙门，迎头就碰上了一件“爆炸性”的教案，法国公使气势汹汹地打上门来，提交抗议照会，说是就在直隶的宁晋县发生了一起恶性教案，法国传教士艾清照被该县双井村村民张洛待设计陷害，以火药轰伤，“几至殒命”，而宁晋县政府有意袒护凶手，竟然放纵不管，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查明此事，严惩罪犯以及有关官员。

在19世纪60年代，法国由于拥有天主教的护教权，加上挟刚刚战胜之威，在所有的教案中总是特别的蛮横，动辄派来炮舰以武力威胁。总理衙门自然知道洋人的震怒意味着什么，随即致函要求直隶总督官文务必查清此案，给洋人一个说法。由于总理衙门是由当时权势正盛的恭亲王奕领衔，一向善于看风使舵的直隶总督官文自然不敢含糊，他和按察使张树声立即派人查案，并亲自督办。事情很快就查清楚了，这场在法国公使眼里蕴涵着莫大阴谋的害命大案，原来竟是一场带有喜剧色彩的误会。

据此案的卷宗，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同治四年(1865)八月间，直隶宁晋县双井村农民张洛待的17岁的二儿子张书琴不知怎么就中了邪，成天介弄神弄鬼，一会儿说晚上有女鬼陪他睡觉，一会儿又说有仙人把女鬼赶走了，但要把女儿许给他，还弄出了两张画着不知什么东西的纸片，说是仙人给的信物。张家在双井算是个富户，不仅年年余钱剩米，还有能力开个家塾，请了先生在家教二儿子念书。张洛待自家虽然没有挣上一个半个功名，但却是本村乡绅刘洛明副榜老爷的女婿。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所谓的副榜，就是省试（即举人考试）正取之外的副额，人称半个举人，但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只是在名声上比秀才高半格。所以说张家在当地说不上是有钱有势，却也处处让人高看一眼。满心指望二儿子读书用功，挣个功名，也好光大门风，所以虽然早就给儿子定了亲，但为了让儿子安心攻读，所以放出话来说是要等到儿子满二十岁再行迎娶，可是眼下儿子神神鬼鬼地闹，老师散了学不说，把个家也搞得鸡犬不宁。于是，张老先生决定提前给儿子迎娶，按民间的习俗，“冲冲喜”也许就能把邪给冲走。

说也奇怪，一听说老爹要给自己娶亲，张书琴竟然真的安静了许多。而张洛待反而担心了起来，一面张罗着迎亲事宜，准备彩礼，安排花轿，还从本村开杂货铺的阎胖子手里买了几斤火药，等新娘子进门放铳好用，一面又害怕万一迎娶的当口儿子犯了毛病，丢人现眼不说，把婚事给搅了可就麻烦了。于是就跟人嘀咕，想要请个法师驱邪。也是合该有事，与张洛待交情不错的同村人信奉天主教的李洛来一直把儿子送在张家家塾读书，家塾散了，儿子读不成书，所以对张书琴中邪的事他也很关心，见张家想请法师，就出主意说他们外国神父很灵验，教民们从来不沾染邪祟，不如请神父来念经驱邪。张洛待动了心，答应让李洛来去请。

然而，李洛来应承下来之后几天没有回音，说话间已经到了同治四年的十二月初五，这天晚上掌灯时分，法国神父艾清照突然由几个教民陪着来到了张家，仓促之间，张洛待有点措手不及，慌忙点起一支蜡烛将教士一行迎到了儿子读书的“学房”，却忘记了房间的桌子底下还放着放铳用的火药，为了让蜡烛亮一点，他习惯性地剪下了蜡花然后随手一扔，转身出去安排茶水，哪知刚刚迈出门口，就听身后一声巨响，火起烟冒，外国神父和几个教民被燎得狼狈不堪，满脸烟火，一边拍打着身上的火苗，一边往出跑，嘴里还大声咒骂着。

第二天，被烧着了的教民一纸诉状，将张洛待告到了县衙，说他设计谋害外国传教士。宁晋县令汪显达像大多数心存“模棱”的地方官一样，碰上麻烦的案子就想给它模棱过去。他提来了原被两造，看验了艾清照等人的伤处，发现洋教士虽然胡子被燎掉了大半，脸也有点灼伤，衣服被烧了若干洞，其实并不严重，其他的教民被烧的情况也差不多。当堂审问被告，张洛待一口咬定不知道火从何而来，汪县令居然也就不再追问，要张洛待给被告赔偿烧坏的衣服和负担医疗费，然后宣布退堂。教民金池兰不服，大声抗议，汪县令喝令掌嘴，于是金教民就挨了若干个嘴巴。如果汪县令知道，这几个嘴巴，后来居然断送了他的前程的话，那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将手中的令签扔下去的。

本来，洋教士虽然被燎掉了赖以跟中国人区别的标志之一的大胡子，但并没有像那几个教民一样暴跳如雷，七嘴八舌断定张洛待是存心要谋害人命，告官的主意也是教民出的，而且由教民出面的，可是汪县令的模棱断案和打狗不看主人的掌嘴，却激起了他的无名“洋火”，一个小报告通过主教打到了法国公使那里，事情就这么闹大了。

为了给法国公使一个交代，由省里派下来的“委员”们不再敢模棱，提来了所有与此案沾边的人，经过一番刨根问底的审讯，大概还伴些雷霆手段，很快就弄清了案情，不仅张洛待招出了火药的由来，而且张洛待儿子张书琴也坦白说他的弄神弄鬼，其实是为了让父亲早一点给他娶亲故意装出来的把戏，连那两个鬼画符的纸片，也是按小说《玉匣记》里的东西照猫画虎搞出来的。显然，对于这个农家子弟来说，才子佳人的小说要比四书五经更有魅力些。

故事到这里，按理应该结束了，然而却拖出了一个有点悲惨的结局：张书琴被“杖一百，流二千里”发配回疆（即今天的新疆）“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张洛待“杖六十徒一年”。宁晋县县令汪显达也被“交部议处”，结果不问可知。

这个貌似平淡而且近乎乏味的教案，没有死人，没有人抢东西烧教堂，洋人也没有因此而开来炮舰卸下炮衣，却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因为它有点像一只扎眼的“白乌鸦”，令许多研究这段中西冲突史的人们为难。

在中国的天主教洋教士竟然也热衷于驱魔祛邪，这多少让某些研究者感到意外。按一般的常理，驱魔法这些功能应该是中国本土宗教才具有的。而西方来的洋教给人印象是不提倡至少不擅长此道的，怎么会突然间冒出来个洋教士为人祛邪呢？其实，在案发当时，连直隶总督官文都有些不解，在此案的案卷里可以发现在他先后两次提及“天主教向无符咒及作法驱魔等术”，显然，他是将此视为此案的疑点提出的。在我们有些研究者眼里，近代西方的基督教往往是与科学和先进联系在一起的，从利玛窦时代开始就是如此，我们念念不忘往往是利玛窦带来的欧几里得、世界地图和三棱镜。那么，此案中的洋教士艾清照的行为是不是可以用特例来解释呢？显然不是。不少由中国的天主教教会自己编的文献如《拳时北京教友致命》，记载了许多教士和教民搞的驱魔驱鬼活动，而且往往是由于中国本土的僧道和术士法术不灵的时候，西方教会的把戏才冒出来，而他们的成功，往往会拉动一批老百姓入教。教士艾清照所做的，只不过是重复了他的同事干过的事情。

无疑，驱魔祛邪属于巫术和半巫术的行为，天主教的确不精于此道，但是，任何宗教无论是其形态如何完备，总是难以完全清除巫术的痕迹，基督教也不例外。基督教的三大派系中，天主教和东正教在主观上就没有与过去的巫术痕迹划清界限，其现代气息本来就有限。而中国农民的宗教价值，从来都是有用才信的实利主义的，加入天主教的教民，其实也不例外，发展新教徒，更是需要凭借一些实际的“神效”来吸引和招徕。正因为如此，天主教才会频繁地进入传统的半巫术领域，而这个领域所辐射的功能，恰恰是中国农民对所有进入他们视线的宗教所期待的。不错，天主教不像佛教和道教，没有专门的驱魔仪式，但是他们可以用诸如念经和洒圣水这样简单的仪式来替代，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实际的考虑无疑是传教对象的需要。因为这种来自中国传统的强大需要，往往是他们能否在中国农村站住脚的关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以说是洋教不自觉地中国化的结果。双井村教民的推荐洋教士和富户张洛待接受推荐，归根结底都是他们在宗教问题上根深蒂固的工具价值在起作用。如果不出火药爆炸的意外，很可能双井村从此至少会添一户教民，事实上当洋教士艾清照和教民们明白了自己原来是在见鬼，其实错怪了张洛待之后，他们的确对这场官司有些后悔，案卷上记录的洋教士的“口供”虽然没有明白地表露出来，却也不乏悔意。

这个教案的案卷给我们透露的另一个消息，就是中国农民对于基督教在文化上的抵触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大，即使是乡绅，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对基督教天然的反感。富有的农民张洛待可以与教民是好朋友，他们的儿子在一起读中国的圣贤书，准备将来的科举考试，而本村的绅士、张洛待的岳父副榜刘洛明对此事也不反对，甚至当女婿要请洋教士来驱邪时，他依然“没有理会”，当然更谈不上出面阻止。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当地的乡绅不像南方那样有威信，不可能对乡村事务事事干预；一是天主教的进入，还没有构成对当地乡绅权威的实质性威胁。在我看来，更有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乡绅的权威应该还是有的，他们所具有的政治与文化权威看来并没有受到很严重的挑战，此案的了结，官府还是借助了他们参与。信教的李洛来和不信教的张洛待，他们的儿子在一起读圣贤之书，日后可能还会一起走乡绅们走过的科场之路，虽然一个信仰外来的天主，一个迷信本土的神仙，可要背诵念熟的却是一样的“子曰诗云”，关键是俩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把天主教限定在传统认定的领域，事实上是将天主教看成了本土宗教更具灵验的替代。

但是，如果说在此案发生之前双井村一带的乡绅的权威和乡村固有秩序还能维持的话，那么从教民告官的那一时刻起，这种权威和秩序就开始被破坏了。按乡村社会的惯例，发生纠纷首先要经过亲族邻里乃至乡绅的调停，实在调停不了了，再进入法律解决的程序，调停不了那是乡绅的权威和能力的问题，而经不经过调停则是对乡绅权威和乡村秩序的尊重和承认的问题。教民在被火药烧了的第二天就把事情直接捅到了官府，不仅没有打算经过调停，甚至不给乡绅以及乡里宗亲过问的机会，不管是由于什么理由，都明白地蕴涵着对固有乡村秩序的挑战。也就是意味着，当教民们自以为遭到了迫害时，有别于原来的乡村秩序中心的另一个中心就浮出了水面。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当人们以为施与他们迫害的是与乡绅有紧密关联的一方时，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求助原来秩序中心以外的力量。一般来讲，农民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出此下策，而此案中的教民显然是过于轻率了。可以想像，在此案结束之后，张洛待一家很可能会由对天主教的亲和态度变成敌对，与他有关系的亲族和乡邻以及被教民们冷落的乡绅们，对待天主教的态度也会发生相应变化，不言而喻，一个局部的民教对立的时代就会由此而到来了，我们知道，宁晋县后来成了义和团运动相当热闹的地区之一。

遍翻此案的卷宗，我突然意识到，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存在最在乎和最有敌意的其实是清朝官方。基督教的开禁，是在西方列强的炮口下被人强按头的结果，这口恶气当然是官府方面的肚子里比较的多一点，是气总要出一点的，逢着民教冲突官府总是有意无意往往向着民方，惟洋人之命是从的情形一般是义和团闹过以后的事，而19世纪60年代，各地官府大凡遇到民教冲突案件，还是以偏向民方的居多，虽然事情闹到北京以后，在西方武力的压力下，最终往往会以民方的败诉告终，但在案件的初始阶段却往往相反。在福建江西等地，居然还出现过由官府出面操纵的所谓教案。在双井村的案件中，县令汪显达居然连火是从何而来的这种最基本的案由都不愿意追问，就糊里糊涂地结案。当然有张洛待打点（贿赂）的可能，但更可能的是县令出于保护本地乡绅富户的本能（别忘了，张洛待还有一个副榜的岳父）。更加令人不解的是，当案情大白，当事的教士和教民都无意再追究时，官府却对这件本属于平常的民事纠纷的案子痛下杀手，竟然把张家父子依“妄布邪言”和“汤火伤人”之罪，“加一等”处罚，判刑的判刑，流放的流放，而且这种加重处罚绝非洋人的意思。（如果此事在平时，就是惊动了官府，顶天了也就是赔些钱算了，也就是说，即使按清朝的法律，这只能是个民事赔偿的“细事”，断然不会有人因此而被判罪。）而在同时期，同样惹出外交麻烦的教案，对民方较重的处罚都是在西方的直接压力下做出的。张家父子的遭遇，并不全是因为他们给官府找了麻烦，惹来了外交纠纷（惹起外交纠纷，其实主要责任应该汪县令来负），更重要的是由于张家对洋教中人的友好和信任的态度。清朝政府从来对于非正统的宗教怀着一种强烈的政治戒备，对民间非法宗教如此，对基督教在华各派更是如此。虽然在各个时期和各地政策有所不同，但在庚子以前，官方的遏制政策还是占主导地位的。正是由于遏制政策的屡屡受挫，才使得相当多官员对基督教积怨甚深，实际上只有官方的遏制政策与乡村的乡绅以及农民和教会教民在文化和具体利益的冲突纠葛到了一起，两者交互作用，教案才会愈演愈烈，才会有义和团运动那种排外（主要是排教）的浪潮。也可以说，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就是遏制心理的大宣泄。

过分强调晚清教案的文化冲突意义，在今天看来应该是有些问题。认为晚清基督教传播过程中纠纷不断，冲突连连，主要是由于文化上的阻碍，显然不好解释为什么在基本文化因素并没有根本改变的今天，基督教在中国农村却会以惊人速度扩张。中国农民包容性极强的宗教观念，往往会在实用的尺度面前遮蔽了文化的冲突，所以，晚清教案的发生不大可能多是文化冲突所致，无论如何，教案的政治因素还是第一位的，不过，这种政治因素并不是（至少主要不是）我们某些主流历史学家所力主的“反帝爱国主义”，而是清朝官方政策的直接和曲折的反映，至少，在庚子以前是如此。

洋教士的大胡子碰到了中国古老的发明--火药，究竟为什么发出火来其实还真的需要琢磨琢磨才是。

义和团“刀枪不入”之谜

1999年该纪念的事情似乎特别多，令人有目不暇接的感觉，但是有一个纪念是我们大家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忘记的，那就是“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似乎法定的纪念是在明年，其实那是运动失败的日子（1900年），真正兴盛是在1899年。近代中国发生许许多多的大事，要问哪一个对西方人影响最大？恐怕只能是“义和团运动”。至少在当时，由于闹义和团并且攻打外国使馆的缘故，中国真正成了西方大小媒体加上平头百姓关注的热点。据说世界著名的记者爱伦堡小时候，曾经在学校里组织“义和团”，手抡皮带到处吓唬人。

一百年前的这个时候，整个中国的北方都处于一种狂迷的状态之中，村村有拳坛，家家练神拳，京津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红布包头、手持大刀的义和团拳民，连小脚女人都练起了“红灯照”和“黑灯照”（据说红灯照是少女练的，而黑灯照是成年妇人练的），跟男人一样抛头露面。大家最热衷的事情就是烧教堂，杀教民和洋教士，一时间，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血腥味。义和团那个时候要算是天底下最威风的人，可以横着膀子走路，碰着朝廷大小的红顶子蓝顶子，都叫他们下马下轿一边站着，看着不顺眼的，一把拉走就上神坛，三炷香一烧，如果黄表还不升起来，那么这人的脑袋就可能要掉。

义和团能够闹起来，除了一些政治和社会因素外，恐怕最主要的就是他们号称“刀枪不入”的神术。如果不是信了神术，中央（西太后老佛爷）不会支持，老百姓也不会跟着起哄，按现在的话来说，“刀枪不入”的神术，就是义和团的主打广告。这种神术，一来现代科学不支持，有“封建迷信”之嫌，二来它们在洋人的枪炮面前也没顶事儿，三来也影响义和团的正面形象，所以在建国以来林林总总的研究著述中，这种在实际的义和团中无所不在的神术竟然被避讳掉了。或者一笔带过，甚至干脆一句不提，史学“为贤者隐”的传统功能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

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是中国古已有之“民间法术”，在明清镇压造反者的官方档案里，不时地可以看到其踪影，但是义和团的确将之“发扬光大”了。历史的原状是不可能再现的，但是好在事情过去了才一百年，当时的资料还在，当事人的许多回忆也留了下来。现在探讨起这个问题来，还不算难，分析起来，当时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其实至少有四种情况。

第一种是硬气功的表演效应。中国武术中的确有号称“铁布衫”的功夫（如兼习童子功，又称金钟罩或者金钟扣），这种功夫练起来非常繁难，每日要经过无数次的跌打磨搓，比如从杠上向沙坑里摔，用杠子和铁锤遍身捶打，还要经过特殊的药水浸泡，配合以运气吐纳，连晚上睡觉都要睡在坚硬的木板床上，什么东西都不能垫。如果坚持练上三到五年，功夫才可小成。据武术界的人士说，练成这样的功夫，只要有了准备，一般的冷兵器是可以抗一下的，但是火枪（即使是鸟铳）还是难以抵挡。义和团起于直鲁地区，那里是传统的习武之乡，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们有几个功夫高的实为应有之义，比如著名的拳首心诚和尚就是有史可查的“浑身气工（功）”的武林好手。受西太后派遣前去查看义和团“刀枪不入”真伪的刚毅和赵舒翘，曾被一位大师兄蒙了，估计他也有那么两下子。至于为什么鸟铳打不透他的肚皮，也可能是在火药上做了手脚。

第二种情况是貌似硬气功的简易法门。当时，几乎满地都是“刀枪不入”的义和团，真的练成“铁布衫”功夫的能有几人？绝大多数都是用偷工减料的速成法造就的高手。鲁西南的大刀会与义和团的渊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徐州道阮祖棠曾经派人暗访过大刀会，据他的报告，大刀会所谓的“金钟罩”演练，“其习法时，贫者不受贽仪，有力者以京钱六千为贽，夜半跽而受业。燃灯焚香，取新汲井水供之。以白布画符篆，其符字鄙俚不经，有周公祖、桃花仙、金罩铁甲护金身等字样。传业者并不能书，或不识字，多遣人代书之。另授以咒，诵咒焚符，冲水令其跪饮，即于灯上吸气吹遍其体，复以砖、棍排击之。诵咒之夜即能御刀，谓诵久火器亦不能伤矣。大致略似运气之法，气之所至，猛击以刀可以不入，而稍一顿挫，则饮刃也”。像这种夜半受业，燃灯焚香，供井水，念咒吞符等等烦琐的仪式，实际上是为了营造一种神秘的气氛，借“神力”以济功力之穷，所以才有了念咒的当天就可以御刀的“神效”。实际上，这不过是传业的师傅的“猫腻”，即利用力学原理运气得当使刀砍不伤，受业者其实并无真正的功夫，所以说，“稍一顿挫”，即改变受力角度，仍然会受伤。当然，真的练硬气功的人据说也要念咒，但人家是以练为主，念咒主要起的是神秘其功夫，坚定受习者信念的作用，而这简易功法则相反。

第三种情况实际上是第二种的延伸，在义和团运动最兴盛的时期，各地拳众充分发扬了“群众首创精神”，大大地简化了仪式，并与巫师神汉的降神附体结合起来，一吞符念咒，立刻来神，刀往肚皮上着家伙，什么事没有。实际上，义和团的人在练功上法的时候，是进入了某种气功态，有点武术底子，气质和心理状态如果又比较契合，人是很容易进入这种气功态的，而且进入状态之后，人往往会有超常的“能耐”，比如蹦得高，蹿得远等等，再加上师傅指导得法，运气得当，眼见得刀真的砍不进去，到了这个时候，不由得人们不信是关张赵马和孙悟空、猪八戒之类附了体，别人怎么看另当别论，自己首先就信了自己“刀枪不入”。当然也有些人状态不那么好，据时人讲，义和团拳民上法时，许多人都会像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和弗雷汉所描绘的原始民族的巫师跳神一样，口吐白沫，神智迷乱，但是也有所谓“明体者”，“神降之后，尚自知觉，不致昏迷也”。更有所谓“缘体者”，“谓与神有缘，不劳更请，但一顿足存想，其神即降也”。实际上，后两者的什么“明体者”、“缘体者”，都属于状态不佳的，不操练则已，操练起来说不定就会出事，所以当时义和团各拳坛也常有“漏枪”、“漏刀”的记录，就是说在自家练习的时候，刀枪也会有“入”的可能。

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最后一种情形实际上是纯然的江湖骗术，也可以说是一种魔术和戏法，义和团里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江湖艺人自然也少不了往里掺和，原本是用来抵御或者吓唬洋人的“刀枪不入”法术，在他们这里，就变成了表演魔术。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做县令的邹谓三在《榆关纪事》中就记载了一次拳民在山海关“魔术表演”。据他的记载，那场景还是相当轰动的：“当时街面纷传，此系真正神团，众民眼见，用抬枪洋枪装药填子，拳民等皆坦腹立于百步之外，任枪对击，弹子及身，不惟不入，竟能如数接在手里以示众，众皆称奇，以为见所未见，奔坛求教者如归市。”这一场热热闹闹的表演，结果却很扫兴，偏有不捧场的高人当场拆穿了戏法，原来是开枪者预先暗将“香面为丸，滚以铁沙”充作枪子，开枪时，面丸化为青烟，而受试者手中先藏有铁丸弹子，这边枪一响，以快捷的手法，佯作接住射来的枪弹。

应该说，这四种“刀枪不入”除了第一种有点功夫之外，剩下的迹近骗术，四种“神术”哪一种也不可能真的实现“刀枪不入”，面对已经进步到了后膛枪炮时代的洋人，根本一点用也没有。可是当时举国上下却对此相信得一塌糊涂，甚至当洋人打进来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法术在洋枪洋炮面前接二连三地失灵时，人们还是固执地相信真有“刀枪不入”那么回事。当时一位在华的英国人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情，说他的中国仆人即使亲眼见到了义和团高喊“刀枪不入”向前冲锋，最后饮弹受伤毙命的过程，还依然坚持说这些人不是真的义和团，而真的义和团是真的可以“刀枪不入”的。最为可笑的是，制造这种“神话”的人们，按理是明白他们的“法术”并不是真的，可是当整个社会从老佛爷（西太后）到山野村夫都真的相信“刀枪不入”时，反过来他们中的有些人倒有点糊涂了，或者说昏了头，竟然真的相信自家可以“刀枪不入”。在义和团运动高潮中，屡屡有义和团的师傅和大师兄二师兄跑到有洋枪的清军那里，要求当场演示“刀枪不入”的功夫，硬是挺起肚子让人家用洋枪往上打，不打还不行，当然，这些“勇士”们个个都被当场打穿肚皮白白送了命。更有甚者，有人竟然广出告示，大肆招摇，预定时间在集市上公开演示“刀枪不入”的法术，而且这种演示不是骗人的招法，而是真枪实弹的真来，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在人头攒动，众目睽睽之下，好汉当场毙命。要不是自家玩的把戏弄昏了自己，何至于把人招来看自己丢命出丑。操纵迷信的人最后把自家也迷倒了，这种事情看来并不奇怪，至少在中国不奇怪。当一种病态行为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下爆发性蔓延时，而且又不断地得到一向受人尊敬的士大夫甚至朝廷的支持，其自身就会像瘟疫一样具有极其强烈的传染力，可能把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吞没，甚至那些瘟疫的原生者。

为什么那时的中国人会对一种原本子虚乌有的事情如此的虔信，而且是举国若狂的虔信，其实是不能简单地用中国人愚昧、落后和迷信来解释的，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以务实求验很理性的另一面。子不语怪力乱神，老百姓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平时信神信怪信巫术，大多在病笃乱投医，急来抱佛脚的时候，太平无事的时候，除了胆小害怕的老太婆，谁也想不起彼岸世界的神神怪怪。“刀枪不入”的神话之所以如此流行，当然前提是中国老百姓毕竟是有相信神话的传统。他们多多少少是信神的，无论是庙里供泥胎，还是戏台上古往今来的英雄好汉、神仙鬼怪，都对他们有莫大的影响力；他们也可能相信巫术，有病有灾，当问医求药不灵的时候，他们会请巫婆神汉来跳神禳邪；更重要的是，一向有实际功效的气功对他们也很有吸引力，而且气功在经过和尚、道士以及民间教门的法师们的中介传播过程中，已经与这些职业半职业的宗教家的“教义”和“法术”难分轩轾。所以，当气功和硬气功带有“实效”性的面目伴随着神巫的气息出现的时候，人们自然乐于相信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义和团真有点像是民间神秘文化的大集合，团的组织分八卦（乾字团、坎字团之类），连服色也跟九宫八卦有牵连；自称“佛教义和神团”；练功上法则称“安炉”；降神附体又是巫术，所附体的神灵却又不是巫婆神汉们喜欢的狐仙鼬怪，而是“大教”（老百姓管官方承认的佛道两教称为大教）的正神，在加上些充满神秘色彩的符、咒和乩语，经过这些虽然粗糙但却有效的保护色的层层涂抹，没办法不让老百姓掉进去出不来。

尽管有着如此浓厚的神秘文化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甲午战后中国近乎绝望的情势，也不会出现这种朝野皆狂的错乱局面。从义和团身上，满族王公和很大一部分士大夫似乎看到了某种能够可以抗衡西方力量的东西，从精神上的民心士气，到灵界的“刀枪不入”。这一部分士大夫其实是处于落后和先进之间的状态，他们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走向。此时的他们，对于“刀枪不入”其实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因为既然已经不愿意或者说不能在维新变法中获取抗衡西方的力量，他们所能依赖的，也只有这些“下九流”了，他们实在是太想把洋人赶出去了，几乎到了病急乱投医的程度。中国人受洋人侵略，被洋人欺负，这是中国上层下层共同的感觉，没有上层的掺和，老百姓当然也会闹“刀枪不入”，但闹到举国若狂的分上，却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义和团之前和之后，“不安分”的农民都在玩这种把戏，前面有各种教门起义，后面有红枪会和神兵，有点现代史常识的都知道，红枪会和神兵，喊着“刀枪不入”，抵抗过北洋军阀、日本鬼子、国民党甚至共产党。然而，士大夫的鼓励，却使得“安分”的老百姓也加倍地如痴若狂，因为从骨子里，老百姓还是相信那些“知书达理”的读书人的。

在西方人当时的记录中，真正给他们的大兵造成损失和麻烦的，还是清朝掌握洋枪洋炮的正规军，在那部分起了作用的义和团的抵抗中，也依然是拳民们收罗来的洋枪，那些随身的武艺和勇敢精神。“刀枪不入”的神术，除了在战前会起到点宣传表演鼓舞人心的用处外，在战时几乎是一无用处，甚至还可能起反作用，让人连应有的勇气也丧失掉了。举一个例子来说，当时北京西什库教堂只有几十个洋兵，又没有连发武器，几万义和团将它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攻了几个月，就是攻不进去。如果在场的义和团真的拿出点不怕死的劲头来，一拥也就拥进去了，最多牺牲几十位好汉罢了，后人编义和团的历史，至少又能添上个“某某大捷”。

八国联军洋枪洋炮的轰击，把义和团运动和它的“刀枪不入”一块淹没在了血泊里，从此以后，至少士大夫最后一点抱残守缺的传统依恋被扫掉了，无论上层还是下层的士人，很少有人再会相信人的肚皮会抗住洋人的洋枪。似乎可悲的是，在安分的老百姓中竟然也开始流行恐洋病，以至于到了这种程度，本世纪20年代，流氓出身的军阀张宗昌，收罗了一群白俄兵，每次开战，只要高大而且金发蓝眼的白俄一冲锋，对方就会如鸟兽散。我们的历史学家每每热衷于引用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的那句说瓜分中国实属下策的“名言”，来说明义和团的巨大功业，其实，在那个时候，西方人对中国人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其中最多的是悲怜中国人的愚昧，从那以后，一些传教士们开始了一轮又一轮在中国兴办教育的热潮，其痕迹现在依然能够看得见，可惜，人们不愿意正视这些。

一百年过去了，国人毕竟聪明了许多，在今天尽管一干有“功夫”的人推陈出新，敢说能让导弹改变轨迹，使物质改变分子结构，甚至把地球给毁了，但再也没有人自称可以“刀枪不入”了，更不用说当众演示当场试枪了。

世纪末的看客

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凡是提到了下层老百姓，文字总是一片光明，尊称为“人民群众”或者“劳动群众”。坏事自不必说，有反动派兜着，连动摇和软弱都只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然而鲁迅却告诉我们，令我们一向景仰的劳动人民有一个非常令我们尴尬的习惯：当看客。无论是砍头还是枪毙，无论是杀强盗还是杀革命党，他们都看得津津有味，鲁迅先生就是因为受不了这个，因而弃医从文。

义和团运动是上个世纪末由下层老百姓闹出来的一件大事，曾经得到了建国以来历史学界的最多的称颂，老百姓的反帝爱国热情被史家一支又一支如椽的大笔煽得红红火火，恍惚就在眼前。然而，在真实的运动中，有热情如火领头闹拳的，也有没事跟着起哄的，而冷漠的看客其实不在少数。《王大点庚子日记》就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看客的标本。

王大点是当时北京五城公所的一名差役，身份相当低贱，属于不能参加科考的下九流，但由于干的是“警察”的活计，所以日子过得还可以。此人粗通文墨，文字鄙俚不堪，可是挺爱动笔，每天都要记点什么，由于没有文人那么好面子，所以相当的客观，竟然连自家那点偷鸡摸狗的事儿也都照记不误。义和团运动期间，他老人家每天都出门闲逛，四处看热闹，义和团焚香拜神他看，清兵和义和团攻打使馆也看，义和团把“二毛子”剁成肉酱他看，有人乘乱抢劫他也看，不仅看而且跟在后面顺手牵羊，哪怕捞一块木板也是好的。他看过朝中的“持不同政见者”立山、联元和徐用仪被砍头，也看过被义和团抓的白莲教--实际上是无辜的老百姓成排地掉脑袋，甚至当八国联军打进城来的时候，他依旧出来看热闹，而且趁乱大捞一把，跟着众泼皮人等从主人逃走的店铺里抢得土麦子、皮衣和铜钱若干，连他看不懂的旧书也没有放过，划拉了一大抱回家，任凭子弹乱飞，好像根本就不知道害怕为何物。义和团内讧打起来，他“跟踪采访”，洋鬼子抓中国人用辫子拴成一串牵着走，他“跟同赴烂肉胡同湖南馆公所发落，瞧了半天。”洋人抓住义和团枪毙，他还是看。他的日记里经常可以看到掩饰不住兴奋的语句：“今日看热闹不少。”只有八国联军刚破城的时候，烧杀抢掠，北京城一时间没处买米买面了，他才感到有点恐怖，用他所知道所有的表示害怕的词堆了一句：“由此忧虑畏害怕惧胆惊。”接下来几天没写一个字，看来真是有点吓着了。

已经刊布的义和团期间的日记还有一些，比如《庚子记事》、《缘督庐日记》、《遇难日记》等等，这些由读书人写的日记，对所发生的事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感慨、评价乃至义愤，可是王大点没有，他的笔冷得惊人而且吓人，如陈叔宝全无心肝。看无辜的妇女儿童被剁成肉酱，他没感觉；看见人活活被烧成焦炭，他也没感觉；看清兵和洋兵烧杀奸掠，他还是没感觉。在此公的眼中，所有惨无人道的事情都不过是场热闹。似乎更令人气闷的是，此公居然毫无民族感情，洋人占了北京，他不开展游击战争也就罢了，连一点反抗的表示也没有，居然很快就和洋人做起了交易，还多次为洋鬼子拉皮条找妓女，从中捞点好处。当然也不是说洋人对他很好，老先生也吃“洋火腿”加耳光，洋兵也曾光顾过他的家，抢过他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没一点义愤。此公干得最对不起洋人的事大概就是经常带美国兵去找酒喝。当时美国禁酒，美国兵见了酒就像苍蝇见了血，比见女人还亲，每次都喝得酩酊大醉，结果回去吃长官的责罚。对于王大点来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对于他来说只有两件事有意义：看热闹和占便宜。至于热闹从哪儿来，便宜在哪儿占，都没要紧。只要有这两样存在，即使有生命之忧，他也会冒出来。一场我们教科书上讲的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一次惨烈的帝国主义入侵，在王大点眼里，只不过是平添了些看热闹和拣便宜的机会而已。

平心而论，王大点倒还算不上是坏人，在这场大动乱中，他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顺点东西，也是在别人动手之后拣点剩的。他不帮义和团，也不帮教民，其实也不算是帮过洋兵。虽说有点好贪小便宜，但洋人占了北京之后，他熟识的街坊邻居中有做过义和团的，吓得不敢出门。他既没有向洋人告发（至少可以捞几文赏钱），也没有借机敲诈（以他衙役的身份，完全可以）。显然，此公一要比义和团兴盛时，本来跟教民没什么仇怨，只听说现在杀教民可以不顶罪，就跟着胡杀乱砍的人强（可参见《拳时北京教友致命》）；二要比那些洋人来了以后，“西人破帽只靴，垢衣穷裤，必表出之，矮檐白板，好署洋文，草楷杂糅，拼切舛错，用以自附于洋”的市民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道德水准甚至不比所有舞刀弄枪的义和团大师兄都差（因为不少大师兄二师兄后来都投靠了洋人和洋教）。

统而言之，王大点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老百姓，在义和团运动的前后，像这样的老百姓其实是社会中最多的。当然，也就是这些老百姓中的大多数，每每令先进的知识分子头痛不已。当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学医时看的纪录片上，那些傻呆呆地看日本人杀中国人头的中国人，大概就是王大点的同类。这些人如果没有点实质性的变化，那么任凭先知先觉们怎样呕心沥血，中国的事总是难办。

林则徐的澳门之行

林则徐在1839年担任钦差大臣前往广东处理禁烟事务期间，曾经在百忙中拨冗去了一次澳门。刚刚播出的电视片《澳门岁月》，说他是重申中国主权去了。当然，这么说自然也不能算错，朝廷大员进出澳门，本身就意味着中国对此地的统治权，但是问题是人家葡萄牙那时并没有否认这一点，显然没有必要在禁烟禁得火急的时候去办这件并不急的事情。实际上，林则徐之所以忙里偷闲到澳门转一转，以他当时的心境，大概不可能是为了去向葡萄牙人重申一下中国在澳门的主权。原因有二，一是当时中国人的主权意识还很模糊，虽然知道我的地方该归我来管，但骨子里天下观还是时常作怪，总以为中国是天下的中央，皇帝是天下的共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正都可以说是咱家的地盘，蛮夷虽然有国，但都得听咱皇帝封。如果他们前来捣乱，当然要对他们不客气，如果人家低眉顺眼的，咱自然也得客客气气。澳门被葡萄牙人赖上，开始固然是由于明朝地方官的贪婪与昏聩，但后来没有将他们赶走，多半还是出于中国人“怀柔远夷”的考虑。主权这种概念，从本质上讲是来自西方的，它被中国人接受，已经是林则徐后人的事了。二是占据澳门的葡萄牙人，在鸦片战争之前，从来没有不承认过中国政府对这块土地的主权，或者说管辖权、占有权，他们承认他们是租地借住。每年五百两银子的租金虽然少了点，但年年都得交，中国的官衙虽然也管不了什么事，但却堂而皇之地戳在那儿。跟其他地方的洋人不一样，葡萄牙人见中国皇帝从来都行三跪九叩的大礼，1893年，英国人马嘎尔尼来华不肯下跪，澳门的葡萄牙人曾对此很不以为然。

其实，林则徐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来一趟澳门，主要是想摸摸洋人的底，看看洋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虽然在广州的洋行里也可以见到洋人，但毕竟只有澳门才是洋人安营扎寨，生活了几百年的地方，也是各色洋人比较能够自由来往和活动的所在。

林则徐动了这个念头，跟他来广州前后的思想变化有直接关系。虽然我们一直称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但是他的眼睛并不是从一开始主张禁烟就睁开了的。由于中国长期的封闭，整个知识界对西方世界的了解非常有限，他们关于西方的知识不仅少甚至可以说是笑话百出，而且即使是这种笑话百出的知识，也只有那些比较务实和留心杂学的士大夫才知道。在林则徐来广州之前，大概是由于洋人特别喜欢进口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尤其是前者），加上风闻他们以食肉为主，所以朝野间就有了一种风传，说是洋人日常以干牛羊肉粉为食，如果没了中国的茶叶和大黄为之通便，就会胀死。所以，中国根本就不用动刀戈，只要断了茶叶和大黄的贸易，就可以让这些金发碧眼儿乖乖就范。另一个传闻就是说洋人的腿直，不容易打弯，所以近战的时候，用棍子一打就倒。

林则徐显然是相信这种风传的，这有他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为证，那里提到了洋人的便秘和腿直。不仅如此，他来广州之后，还一再照会英国人：“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或多或少，他有点指望英国人害怕没有茶叶大黄被胀死而主动缴烟。然而，很快事实就告诉他，风传似乎不那么可靠，英国人不大像动辄便秘的病夫，因为他们好像并不在乎他的威胁。林则徐虽然是科场上健儿，出身翰林的老虎班（在明清属于升迁特快的那种人），但却没有被八股蒙住了眼睛，多年的宦途，也没有养成他因循苟且之气，这位与陶澍齐名的晚清经世致用派的干将，马上就抛弃了他先前的成见，他要认真地考察一下，他所要对付的洋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言而喻，就当时而言，澳门是个让他开眼最方便的地方。

那时的澳门还没有现在这般大，也绝少有林则徐这般级别的朝廷大员光顾，所以，林则徐的到来，很是令葡萄牙人感到兴奋。在鸦片战争没有打起来之前，在中英的对峙中，至少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还是表现出了对“东家”的友好，澳门的“新闻纸”差不多异口同声地向着中国。只是中国战败以后，才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所以，澳门的葡萄牙人几乎是有点受宠若惊，不仅官方大张仪式，摆出了最隆重的仪仗，洋兵和洋乐，热闹非凡，而且全城上下，“是日无论男妇，皆倚窗填衢而观。”

第一次置身“夷类”之中的林则徐，由于历史上文化的惯性，也由于葡萄牙人众星捧月似的捧着，不可避免地有点傲慢，可是他的眼睛却没有因此而朦胧，虽说是走马观花，林则徐的观察还是相当细致而客观的，他的日记，对此行做了详尽的描述。首先对“夷楼”颇有好感：“夷人好治宅，重楼叠层，多至三层，绣闼绿窗，望如金碧。”字里行间虽然对葡人的服饰还是有点看不顺眼，但人家穿什么戴什么，留什么发式以及胡须，他都一一看在眼里，甚至连帽子底下掖的汗巾也没放过，而且基本上没有讥讽之意。对于好长时间一直令国人大惊小怪的“上而露胸，下而重裙”的妇女装束，居然也无一字褒贬，只是淡淡的一句“其夷俗也”带过。

从澳门返穗后，林则徐开始雇人从澳门收罗“新闻纸”和其他有关西方的资料，翻译成中文，还利用洋商通事（翻译）以及为洋人做事的役夫多方收集“夷情”。显然，他从澳门得到的东西是最多的。这些资料，先是形成了《四洲志》，而后又经魏源的加工，形成了中国第一部比较完备地介绍世界的著作《海国图志》。

敏感的澳门报纸，很快就发现了林则徐的变化，他们盛赞林与那些“握大权，不知英吉利并米利坚人之事情”、“骄傲自足”的大人先生不同，说他不仅善于收集有关外国的知识，而且“凡有所得，不辞辛苦，常时习之，记在心中”，真是“聪明好人”。

睁开了眼睛的林则徐，也为自己做了一件事，他请来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为他治疗多年不愈的疝气，结果，他得到了一条还算有效的疝气带。要知道，那是个中国人见西医如见鬼魅的时代，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林的勇气和胸襟。

林则徐的身后之名，是荣耀的，而这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在他睁开眼睛的过程中，澳门，起了一种非常的作用。林则徐从澳门收集来的关于西方世界的资料，在经过魏源加工后形成的《海国图志》，不仅在日后的岁月中对中国摆脱蒙昧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日本的维新志士们，也从中获益匪浅。现在的学者有人甚至怀疑，《海国图志》实际上应该是林则徐享有著作权。

林则徐的确是“聪明好人”，只可惜，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样的人太少了一点。

西太后想要的“借口”和不想要的“扎花”

1998年是戊戌变法一百周年。一件事情过了百年，而且就在百周年的当口上，无论如何都值得拿出来抖抖灰，何况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大事，一场让人至今耿耿于怀的流产变法。戊戌对于我们的意义，首要的其实并不是当年的志士如何壮烈，而是它为什么那么快就失败了。

西太后是戊戌变法中的白脸，可也是个唱大戏的主角，虽然有些善良的人们宁愿历史上没有过这个老太婆。过去，我们顺着康梁的笔调，把西太后骂得体无完肤，近来情况好像有些转机，不少影视剧里，老太婆的脸已经有了些许红色，开始由我们的“正旦”出面出演了。当然，无论怎么变，颠覆变法的罪魁这顶高帽子她是无论如何也脱不掉的。不过，事情已经过了一百年，演戏演电视是一回事，而学术研究又是一回事，对于后者，我们似乎应该换一个思路想一想，同样是奉旨变法，假如当年维新派不是捧光绪，而是捧西太后，情况将会怎么样呢？

现在，大概不会有太多的人坚持认为西太后是铁杆顽固派了。早在洋务运动的时候，她就表现得相当开明，如果当时她站在倭仁一边，那么至少同文馆是开不成的，她不仅同意开同文馆，而且硬是派反对开办的倭仁去主办，结果害得老先生不得不装病。不过人们可能不知道，戊戌变法其实也是她同意的，甚至百日维新的各项举措，也大都经过她点头，光绪要臣子们进献的“新学之书”，她是每种都要的，是不是全看了，不太清楚，但至少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她是看了的，而且还夸奖说“剀切”。作为一个国家的实际统治者，甲午的惨败对她的刺激其实并不比南海举人康有为小，她更非如陈叔宝全无心肝，如刘阿斗乐不思蜀，面对破碎的山河一味享乐，也有与光绪一道“母子对哭”的光景（刘坤一：《慈谕恭记》，第300页）。这个粗通文墨的老太婆，虽然可能没什么思想，但却是个强烈的功利主义者，十分清楚利害的所在，什么东西管用。就是对她怀有恶感的人，也不能否认她是个精明强干、老于权术而且明晓利害的人物。甲午之后的她其实非常清楚，大清朝不变法，江山社稷不保，这一点她与光绪其实是具有共识的。

当然，这老太婆背上骂名也确有该着之处，因为她虽然知道中国非变法不行，在内心里却不希望光绪主持变法成功，大凡政治上的功利主义者，都有极强的权欲，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当然西太后自然也不乐意将已经握热的权杖痛快地交出来。也许是中国的不幸，变法正好赶上了西太后在各方压力下不得不交出权力的时候。本来，按清朝的祖制，根本就没有太后临朝这一说，可她却借特殊的机缘破了例，而且渡过难关巩固了权力。事实证明，她不仅有无师自通的权术本领，而且还有“同治中兴”的事功。尽管如此，在一个讲究祖制，有着排斥“女主”政治传统的朝代，随着她的一天天老下去和“第二个儿子”的长大成人，要她交权的压力还是越来越大。虽然在甲午战前，她已经在名义上把权力交给了18岁的光绪，但是举国上下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好事的人们依然不依不饶。甲午战败，没有人认为是光绪的过错，让她交权的呼声更见其高，御史们上书，指桑骂槐说她是信用宦官的汉太后，封疆大吏刘坤一觐见时，甚至当场暗示这一点，要她不要听信太监的话。

尽管后人都骂西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颐养天年，其实真正热衷于为西太后修园子的是光绪，修好了颐和园，好让母后把权让出来，至少别成天呆在皇宫里指手画脚。可是，西太后进了颐和园，权力还没有真正交出来，已经感到浑身的不舒服了，优美的园林和舒适的住所，根本难以令这超级女强人开心。一天，西太后最宠的宠臣荣禄进园子看她，西太后让荣禄看宫内的扎花，并掂起一只花来说：“你瞧，这是我扎的花，你看好不好？”荣禄非常知趣，马上说：“老佛爷不只扎花扎得好。”西太后闻言长叹一声：“往后哇，我也就只能扎花了！”显然，在颐和园游山玩水的西太后，一颗心依然在“朝堂之上”，是非常非常的不情愿去“扎花”的。然而，如果变法成了功，那么站在台前的光绪就有可能获得他缺乏的声望、权力和自己的班底，到那时，她就真的可能只好去扎花了。

尽管后来的历史学家指责维新派只依靠皇帝，不发动群众（显然有些人是指望康有为他们像共产党八路军一样），中央维新路径在今天看来其实是当时最现实也最经济之路。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依靠皇权推行变法无疑是最便利的。维新派面对的，一个是统治了近四十年，精明强干，富有政治经验，势力盘根错节，树大根深的西太后；一个是生性懦弱，缺乏经验，甚至没有自己基本班底的光绪皇帝（所谓“帝党”，不过是没成形的胚胎）。尤其是在西太后不肯放权的基本态度已经非常明显的情况下，他们所依靠的皇权具体应该落在谁头上呢？如果是有经验的政治家，选择的方向应该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历史上维新派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他们选择了光绪。

无疑，光绪的确要可爱得多，他年轻、大度而且易于接受新思想，更重要的是，他是合乎道统和法统的统治者。然而，尽管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眼里，光绪像个圣人，说他几个月的新政，“古之号称哲王英君，在位数十年者，其可纪之政绩，尚不能及其一二也。”后来的文学作品也纷纷对之饱掬同情之泪，连他喜欢的女人珍妃都沾光显得相当灿烂，可是在政坛的力量对比上，他与西太后仍像是轻量级新手对重量级拳王一般。可惜的是，维新派不仅不考虑走走太后路线，反而拼命地通过一篇篇经过他们改纂的《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之类的东西，鼓噪光绪“乾纲独断”，完全不理会属“坤”的这一面会有什么反应。最后居然幻想策动素昧平生的袁世凯，要他用他的七千士兵进入有十几万重兵的京城，围捕西太后，康梁政治上幼稚已经达到了可笑的程度。

其实，对于西太后来说，她所需要的，只是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能够让她出来继续秉政的借口，谁给她找到了借口，她就会倾向谁，她最欢迎的是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而非思想或主义的倾向。1901年以后的事实证明，只要不触动她的权力地位，也甚至可以走得比光绪当年还要远。可悲的是，维新派所吝啬的借口，后来却被顽固派给找到了，这就是尽废新政，只有尽废新政，西太后重新训政才师出有名。按这些人的意思，光绪主持变法没有搞好，弄得“官”怨沸腾，所以要西太后出面收拾局面。维新派的代价是六君子的头挂在菜市口，而中国则更惨，不仅是个《辛丑条约》和赔掉四万万两白花花的银子，而且还失去了变革的时机与还算可以的外部环境。

当然，我们应该谴责西太后，说她竟然将自家的权欲放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之上。但是，在历史的现实中我们的民族恰恰摊上了这么一位不那么自觉，又偏偏绕不开的人物，同时又没有力量把她推翻。有太多的教训证明，在中国的变革中，想凭借喜好和道德倾向来行事，十有八九是要碰钉子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搞不清在留下的史料中哪些是历史的真实，哪些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自我粉饰，因此戊戌研究几乎变成了康梁话语的天下，他们怎么说，我们也不经意地跟着怎么说，在口诛笔伐西太后的同时，也轻易放过了全面总结戊戌教训的机会。

八国联军与妓女以及“女人救国论”

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整整一百年，但中国人尤其是北京人仍然对八国联军四个字记忆犹新。圆明园早在八国联军来之前40年已经被英法联军烧掉了，但如果你现在问问中国的老百姓，恐怕没有80%也有60%的人会认为那就是八国联军干的。虽然自1840年以来，中国没少挨洋人的欺负，但像这次列强全体（11个国家）一并打上门来还是第一次。让洋人团结起来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执掌国政的西太后听说中国出了神兵义和团，可以刀枪不入，所以大着胆子跟全体洋人宣了战，任由义和团杀在中国的洋人，攻打外国使馆。义和团是从来不沾女人的，据说是怕破了法术，但同时又非常仰仗女人，据说只有女人才拥有可以真正威胁洋人的威力，于是有了红灯照，有了黄莲圣母、金刀圣母等让男人顶礼膜拜的女性活神仙。跟戚本禹以及现在许多影视作家想像的不一样，红灯照其实从不上阵舞刀弄枪，她们是作为法术的象征存在的。

八国联军固然在枪炮方面占着许多优势，但于想像力上却远逊于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们，他们居然根本就不知道女人对于战争还有这么大的威力，所以打仗的时候，根本就没让女人掺和。但是在战而胜并占领北京之后，却像许多为他们鄙夷的野蛮人一样，将子女玉帛收入夹袋（在攻占天津之后，甚至连黄莲圣母林黑儿也一并抓了去）。一向有军妓随军传统的德国军队，此次远征根本就没带上他们的女人，可能在他们看来，被占领的中国城乡到处都有可供他们的大兵发泄兽欲的对象，所以索性为他们的皇帝陛下节省一点军费。进入北京的各国联军在寻找女人方面与寻找财富一样的具有天赋，甚至连他们号称要保护的中国教民，也遭到了性侵犯。这一点，连他们的最高指挥官瓦德西也不得不承认。

在度过了战争初期的混乱和动荡之后，联军的士兵从大索三日的亢奋中渐渐恢复过来，各国对北京实行分区占领，着手恢复秩序。北京最早恢复的商业活动，竟然是娼业，不仅著名的八大胡同的业务极度的繁盛，就连一向偷偷摸摸地下活动的暗娼，生意也日渐看好。在上操和值勤加抢劫之余，联军的大兵满世界乱蹿寻花问柳。这时就用得着北京闲人了，连一句洋泾浜英语都不会的若辈，居然能够无师自通地为洋大人拉皮条，拉得好时，会从洋人和妓女的生意中分润了若干好处，拉得不好，吃几条“洋火腿（挨洋人的踢）”也是正常的事。当年在北京五城公所当差的王大点，由于原来的差事近乎警察，干的就是弹压管理妓女的活计。联军进城，任职的衙门空了，闲来无事，正好利用自家熟悉妓家的专长，为洋人介绍生意，在他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坐多时，平西方行，走鹞儿胡同口遇两个大头布洋人找妓馆。我带同上四神庙路西土娼下处，二人同嫖一妓，各用一洋元与之，哄他多时，又给我花生食。后由牛血胡同回行万佛寺湾，又遇德国巡捕洋兵三人，意往娼处。我据带同猪毛胡同路东妓馆，有二洋兵各嫖一妓，亦以一元与之。”一个晚上就做成了两桩买卖，可见生意之兴隆。

在和洋人做皮肉交易的妓女中，有位当时就小有名气，后来则声名大噪的人物，她就是清末民初以来几乎无人不晓的赛金花。赛金花本姓赵，赛金花是她的“艺名”，此人原是苏州娼家的一名“清倌人（雏妓）”，艺名富彩云。十六七岁上被同治朝的状元洪钧看中，纳为小妾，当洪被任命为清朝驻俄、德、奥、和（荷兰）四国公使时，由于洪夫人不乐远行，于是状元公挟她出国上任，驻节德国首都柏林。几年后，洪钧回国，未几病死，彩云遂离开洪家，在上海、北京等地重操旧业，先名曹梦兰后名赛金花，由于“状元如夫人”头衔的助力，遂成为名噪一时的名妓，经常与公子王孙、达官贵人相往还，人称赛二爷。八国联军进京的时候，赛金花正好在北京，住在京城著名娼寮集中地的八大胡同之一的石头胡同，而石头胡同恰归德军管辖。

按说，依照中国人习惯，对赛金花们的这种行为，该是将一盆盆的污水迎头泼上去，再骂上半晌才是，好像中国的失败与丢脸，大半是由于这些不知亡国恨的商女。可是不知是为了什么，脏水没有泼出来，好事的文人墨客反而以赛金花为中心，编出了一系列女人救国，确切地说是妓女救国的故事。

如果赛金花没有做过状元如夫人，如果她的纤足没有恰好踏过德国的土地，如果赛金花能像莫泊桑笔下的法国妓女羊脂球那样，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决不接外国客人（当然必须同时也不存在像小说里那样一群无耻的说客），那么也许这种女人救国的故事就不太好编，至少不会编得如此生动。但是历史老人就是这么好心肠，偏偏给中国文人留下了这么多可供展开想像力的空间，于是，八国联军的统帅德国人瓦德西被说成是赛金花在德国时的旧相好，那时年逾知天命的瓦德西也因此变成了翩翩的“日耳曼少年”，既然洪状元要带如夫人出入驻在国的上流社会，那么年少美貌的彩云钩上个把风流倜傥的德国军官似乎也在情理之中，至于偌大的德国怎么会那么巧就碰上了瓦德西，而且一碰上就发生了恋情，自有“巧合”二字从中弥缝，本是古来文人们一逞手段之处。旧情人在北京重逢，理所当然应该重续旧好，于是赛金花就做了瓦德西在北京临时的枕边人，一起住在中南海的仪鸾殿里，朝朝暮暮，卿卿我我。而其间仪鸾殿那场真实的失火事件，也自然有了赛金花的参与--年近70的瓦德西在我们的文人笔下，居然能够挟着赤裸的赛金花从窗户一跃而出--普鲁士武士如此神勇，无怪乎后来大清国练新军要以他们为蓝本。

故事延伸下去，瓦赛交欢的黄色镜头不知怎么就转成了赛金花如何舍身为民请命的光辉事迹。说是赛金花不停地在瓦德西枕头边吹风，不仅制止了联军的大屠杀，而且保护了皇宫不受焚毁，甚至在议和的时候，在李鸿章都束手无策的时候，由赛金花出面成功劝说了克林德夫人（克林德系义和团运动时的德国驻北京公使，在运动中被杀）接受了立碑道歉的条件，从而免去了各国对西太后和光绪皇帝的追究。这类故事从八国联军还在北京的时候就开始编，一直编到赛金花人老珠黄，竟然还有人在津津乐道，不仅在一般的文人笔记里，而且出现在小说和戏剧中。故事在开始的时候还有个别不利于赛金花的情节，比如说她为瓦德西出主意让老瓦开科取士，老瓦还真的就在金台书院从四书里出题考了一次。只是这种情节的市场有限，大家爱听的是说赛金花好话的东西，爱听赛金花是怎样舍出身子救了北京人的故事。于是京城内外，从贩夫走卒到公子王孙，一传十，十传百，直把个赛金花传成了舍身取义救国护民的“当代伟人”。在这期间，作为当事的主角赛金花则一直在知趣地顺水推舟，作为市场和风月场上的双料老手，她当然明白这种传闻对她生意的价值，自然，赛金花的买卖还真的为此红火了不知多少。

当然，这个世界到什么时候都有不凑趣的人，在大家都在宣扬赛金花的救国事迹的时候，还真的有人出来煞风景，当时作为没有跑掉的同文馆的学生，后来因帮助梅兰芳走出国门而闻名的戏剧理论家齐如山就告诉人们，赛金花的确跟德国人混过，但只是些中下级军官，他亲眼所见，赛金花与一群德国下级军官在一起时，看见瓦德西过来，吓得连头都不敢抬。身为当时北京城如凤凰一般稀罕的懂外语而且敢跟洋人打交道、并因此与八国联军做了不少生意的人，齐如山的话自然不是空穴来风。其实用不着齐如山出头指证，稍微细心一点的人只要用脑子想一想，就会发现所有的瓦赛故事包括赛金花自己的叙述都充斥着前后矛盾，只要做一点考证功夫，西洋景就会不拆自穿。然而，从庚子以后的几十年里，想要了解真相的人并不多，不仅没有人愿意去考证事实，甚至连用脑袋想一想都不乐意，显然大家宁愿相信明摆着荒诞不经的瓦赛神话。不仅鲁迅病重将死的时候发现赛金花被我们的剧作家封为了“九天护国娘娘”，直到70-80年代，一部描写戊戌维新的小说，依然沿袭了当年的赛金花救国传说，也许在今天，知道这段公案的人们中还会有人相信赛金花真的与瓦德西有过那么一腿。

自然，高扬道德主义的大旗，谴责赛金花们丧失民族气节似乎是没有多少道理的，至少在今天看来不那么理直气壮。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操皮肉生涯的人都具有羊脂球的觉悟，就是羊脂球，最大的可能只不过是作家为了谴责法国的正人君子而制造出来的一个虚幻的形象，二战结束后，巴黎街头那一群群因与德国人睡觉被人剃成光头游街的妇女，似乎说明法国女人的道德意识并不比落后的中国同类强多少。男人丢了城池，却让女人去坚守民族主义的阵地，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更何况，妓女皮肉交易是她们的生计所系，既然我们不可能要求在异族统治下的所有人一并殉国或者一起上首阳山学伯夷叔齐，那么就没有理由谴责妓女与外国人做生意。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事情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预料中的谴责声不知不觉地变成了颂扬的赞歌，而且唱得响遏行云，未免让人感到有些肉麻。仔细想想，其实谴责也罢，颂扬也罢，喜欢编故事和传故事的男人的心态其实是一样的，不过是将本该自己负担的东西卸到女人肩头去，开始是指望女人用莫须有的法术抵御洋人，然后又指望女人用她们的身体来救国救民。

汉人的妓女尤其是名妓们仿佛一直都系着特殊的民族情结，明末清初的时候，有李香君和柳如是们身体力行着民族大义，到了清朝快完的时候又轮到了赛金花。虽然名妓们前后的行为似乎有些异样，但男人们对她们的寄托却差不太多，总是幻想自己担不起来的事情可以由女人撑起来。只是男人们的期望值随着时代的前进愈发低落，在明末的时候还敢幻想着“自己”的女人通过抗争不叫异族染指，在洋人刚刚打破大门的那会儿，跟洋人做生意的妓女还特别叫人看不起，被讥为“咸水妹”，可是到了八国联军打上门来，跟洋人睡过的妓女，不仅身价百倍，而且还被赋予了救国救民的光环。也许，到了连国人最后的杀手锏--义和团的“刀枪不入”都失灵的时候，男人们，尤其是某些号称知书达理的男人于是只好指望女人的身体了。

写到这里，妻告诉我，说是有人现在要拍赛金花的电视剧了，据说还有外国投资。我已经懒得去核实了，只是希望如果这事是真的，将来再现于荧屏的，不再是“女人救国”的老调。

洋人的八股取士

西方人在近代中国的口碑不好，这是自然的事，因为他们是打破大门进来的。在中国读书人的笔下，我们知道洋人在中国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当然都是坏事，其中有一些事西方人虽然并没有做，但还在他们的想像之内，比如我们的人说洋教士拍花、挖心肝做药、取中国人的眼睛加铅炼银子，说早在莱特兄弟没发明飞机之前洋兵就坐着能飞的东西在北京上空飞，还会放一种用气流伤人的“气枪”之类。而有一些中国人安在他们头上的事情，却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洋人的八股取士就是一个。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曾经短时间的占据过浙江的定海，英国人在定海都干了些什么，我们的朝廷大员们当时委实是一盆糨糊，糊里糊涂，不过倒很快传出洋人在那里开科取士的消息，说的是有鼻子有眼：“庚子秋，闻夷逆酋长在定海开科，应试得四十余人，只剔去未完卷之人，余皆中试。题系‘中天下而立’二句，榜发后，饬各生领旗匾银，每名领到数百元，酋长悉请入船，带见国王，当即往粤东而去。”（刘长华：《鸦片战争史料》，《鸦片战争》第三册，第147页。）

我们实在不能不佩服中国人的想像力，英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刚刚打下一个孤悬海外的小县城，就开科取士，竟然还能用四书章句出题，只是录取的时候有些草草，凡是完了卷的统统取上。不知是嘲笑老外办事不讲规矩呢，还是羡慕人家的宽松。

虽然英国人已经打上了门来，而且把中国人打得脸面丢尽，一败涂地，但是让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睁开眼睛看他们还是挺难。我们这些熟读圣贤之书的学究们，非要想当然地以为红头发蓝眼睛的英国人也跟自己一样，用的是方块汉字，读的是子曰诗云。虽然仗是我们败了，但胜利者却偏偏对中国的酸儒生青眼有加，乱七八糟取上一堆带上去见他们的国王，想必是有大用。

无独有偶，事隔近六十年后，八国联军再一次打将上来，这次不仅门被打破了，人家居然升堂入室，在太和殿前跑起马来了。于是乎消息又传出来了，先是说我们京城那位曾经作过状元如夫人的名妓赛金花泡上了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就睡在紫禁城里，然后赛金花就跟瓦德西吹枕边风，说是“满清搜人材，在八股试帖，将相于斯出焉。”老瓦还真的从谏如流，“瓦乃于金台书院考试，学期悬榜如昔，文题‘以不教民战’，诗题‘飞旆入秦中’。试曰，人数溢额，瓦为评判甲乙，考得奖金者，咸忻忻然有喜色。”结果是原来夸赛金花的人又开始骂她了。似乎是由于有了赛名妓作参谋，老瓦的这次考试弄得比当年的英国人像样得多，不仅考八股文，而且还有试帖诗，只是题目出的有点恶毒，文题虽然也出自四书，但却有只叫我们单方面爱好和平的意思，诗题就更恶，居然想打入秦中，明摆着是要毁我们逃到陕西的小朝廷。

一个名妓出于市场的缘故，自诩说自家跟什么大人物睡过，而一于文人跟着捧臭脚，以假作真，这倒是情理之中的事，可是说那个普鲁士武夫操练八股试帖，而且还“评判甲乙”，除了我们中国人有这样伟大的想像力之外，换了别个，累死他们也不敢这么想。

用西方文字有没有可能做出八股文来？鄙人对语言学一窍不通，不敢下断言，但至少西方人做不出来，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有这根筋。什么算“国粹”？如果是一国独有而它国绝对没有的就算国粹，那么八股文笃定要算一个。这玩意是中国人自隋唐科举取士以来，琢磨了几百年才琢磨出来的，命题作文，起承转合，两两对仗，句句押韵，既要阐发题目，又不能碰到题目上的一个字，这样奇妙的文字游戏，试问这个世界上还能有哪一个民族想得出来？但是，八股文能够流行起来，甚至在几乎所有有出息的文人的抵制下流行开来，关键是科举考试的拉动，科举这东西不仅让天下的英雄尽人了皇帝的彀中，其实是连狗熊也钻进去了。科举考试与八股相结合，真是如虎添翼，使考试成了设有重重机关的猫捉老鼠的游戏，只要进去了，没有相当的定力就别想出来，明清两代，从弱冠起，一直考到须发尽白连个秀才也没有考上，却生命不息考试不止的大有人在，据说康熙三十八年(1699)顺天乡试，有位叫黄章的考生已经达到了百岁，真的叫人没法不佩服。今天如果自考考场上也冒出一位百岁老人，至少记者就会围上来四五十个。

至于八股考试对中国人文风的塑造，那就更是惊人。尽管我们有些文化的精英一旦金榜题名，就把八股像敲门砖一样丢掉了，但大多数的读书人在经过十几二十几年的八股文训练之后，是想丢也丢不掉了，他们甚至连骂人都是八股腔，鲁迅先生说他的家乡的秀才们曾做了八股来嘲骂新学堂，其实，在晚清时节，相当多的出自读书人之手的反教（洋教）揭帖，都是八股体，有些作得还相当地道。再往后，科举废了，进入民国，大大小小的军阀们的军师草檄文，出文告，打电报战，有哪个能脱了八股老调？就是后来的国共两党，其实也没能摆脱八股的影响，有太多的人记得，毛泽东是怎样在延安整风时提倡反对党八股的。

中国传统文人对于八股取士的心态非常复杂，甜酸苦辣，爱恨交加，但依恋与依赖却是主要心理，他们有的人可能会经常骂科举，但心里却最放不下它，吴敬梓和蒲松龄两位在小说里将八股取士骂得一文不值，最后依旧以顶上贡生的头衔为荣。当面临西方侵入的挑战时，大多数读书人最解不开的心结之一，就是八股取士的命运。回溯古代，辽、金、元三个少数民族王朝，凡是开科取士的皇帝的屁股后头，都会招来许多汉族文人的称颂，清朝袭承明制，考试考得比谁都热闹，结果用不了多久，原来坚持夷夏之防的人们就拇指大动，“一队齐夷下山来”。在晚清，虽然先进的中国读书人很早就嚷着要废除八股取士，在他们眼里，科举是中国之所以挨西方欺负的主要原因，戊戌维新还真的鼓动出个废科举的诏书来，可是对于大多数中国读书人而言，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打上门来，他们最担心的还是科举能不能按时举行（老外也很明白，他们在辛丑媾和时，作为惩罚，要求停止了几个义和团运动闹得比较凶的省份的乡试，作为惩罚），他们其实并不知道，他们面临的是前辈未曾面临过的“夷人”，不被中国人同化反而会同化中国人。他们胡编出洋人开科的神话，其心理很可能与他们“一队齐夷下山来”的前辈差不太多，虽然嘴上是在骂那些莫须有的参加洋人科考的读书人，心里也许在盘算如果真有这么一天，他们是欣然就道呢，还是忸怩半晌再说。

最后说一句近乎题外的话，在我们这个千余年靠考试出息人的国度里，想要改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把教育内涵由符合规矩（八股积习）变为激发创造力，其难度之大也许根本就不是我们教育行政机构的行政命令所能办到的。

辫子王朝的闲话

已经有好些时间了，一打开电视，换台不过三，就会出现梳着大辫子的清朝男人的形象，占据主角位置的多半是爱新觉罗氏的孙男孙女们，以及他们身边被割掉了命根子却依然笑容可掬的太监，眼下又加上了红顶花翎盖着的清官大老爷。如果民初的人能活过来看看这场景，说不定以为当年的宗社党甚至张勋的辫子军又回来了。20世纪的历史变化就是这么奇妙，在它的上半叶，至少对于那些时髦的学生来说，男人脑后的辫子还是耻辱、难看、恶心和愚昧的象征，老外就是拿这东西来开中国人的心，甚至名之日“pig tail”（猪尾巴），这尊称，曾经让多少清末的有志青年感到痛不欲生。然而到了世纪末，那东西居然成了最前卫的时髦。即使不以前卫自命的一般人，大概十有八九对男人留辫子的形象也看得很顺眼了。当然，我在此并没有掀起反满抗清的意思，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人们对于清朝特别是清朝的皇家那么感兴趣？康熙和乾隆已经被捧到了天上，几乎一谈到有作为的君主，十有七八是在说他们二位，真是难为了那些编本子的高手，怎么就会编出这么多的故事和那么多溢美之词安在这二位头上？就连一向声誉不佳的雍正，也被煽情得活像我们的好总理。就算都是“戏说”吧，那中间的人物可都是真名实姓的皇帝，不是随便的什么阿猫阿狗。清朝总共十位皇帝，加上入关前的两位，大概全都过过电，而且基本上都是正面形象，至少是值得同情的形象。爱新觉罗一大家子明星，要比的话，只能比谁出镜率高。试想，中国历史这么多朝代，包括我们一向号称最牛的汉唐盛世，有哪一个能与之相较呢？不仅荧屏上辫子王朝横空出世，连现实生活中，大清国的皇帝也下山了。去年过年的时候，我去了次地坛庙会，发现市民在那里举行祭地仪式（实际上有官方的参与），出场的主角居然还是满人的皇帝，一干执事和随从一律顶戴花翎，如果不是围观的人个个羽绒服和皮大衣，还以为回到了前清。

到底是因为学界对于清朝异乎寻常的热情，最终点燃了国人对于清朝特别是清朝皇帝的兴趣呢？还是本来就有的市场吸引了作家和影视人甚至于学人？这大概是又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老问题。虽然人们都说现今知识分子已经边缘化了，但学界的鼓吹，却像大出殡的锣鼓，依旧能引起人们的注意。王国维、陈寅恪包括那生在南洋、仕在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的辜鸿铭的书能够摆到地摊上热卖，学人们对这些人的先期热情显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过如果没有某种特别的心理契合，即使学人再怎么热情似火，就算再加上媒体的煽风点火，老百姓那里没有相应的引火之物，恐怕火也烧不起来。

然而，清朝到底什么地方招人爱呢？如果我们从学理上考究起来，好像这个朝代也没什么过人之处。它的制度基本上是照抄明朝，只做了少量枝节性的修改，比如中央六部分设满汉两套官员，中枢机构添设了军机处。一则叠床架屋，平添了臃肿，一则跟明朝设内阁的初衷差不多，不过是给皇帝再添设了一个秘书班子。大多数地方，就是一味照抄，结果出了不少笑话，《大清律》上居然有关于卫所士兵的条文，而卫所制度在明末已经废除，清朝是没有卫所这种军事体制的。显然，清朝修律者的工作只是将《大明律》换了个封皮。被学者们津津乐道的秘密建储制度，实际上的效果怎样还很难说，因为这个制度的真正实行，不过三代，而咸丰以后的皇位继承，都由西太后一个人包办了。以区区三代来检验并且说明一种继承制度的优劣，显然不足以服人。至于说清朝的边疆政策的高明，所谓“明修长城清修庙”，好像清朝的对待游牧民族的政策格外聪明，其实细究起来却并非如此，因为满族本身就是北方游牧或者游猎民族的一支，在入关之前，已经与蒙古等民族结成了牢固的同盟，提倡喇嘛教不过是维持其同盟的因素之一，既然明朝修长城所要防范北方最主要的游牧民族已经变成了统治民族，那么自然不会有哪个傻瓜还会去修长城。即使退一步说，修庙的确比修长城高明，但利用宗教来维系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也并非清朝的发明。对于早先没有结盟关系的西北少数民族，即使如康熙、乾隆这样的“英主”，也照样安抚乏术，非动武不可。剩下的，像河政、漕政、盐政之类，清朝也无多创新，乏善可陈。大概清朝政治最为引人注意的地方，要算“滋生人丁永不加税”的赋税改革，显然，这种当年的善政，由于造成了中国人口空前的大增长，现在也再难说个好字。整个清朝的政治，虽然稳定持重，但却不可讳言地偏于保守。随便举个例子，漕运改海是元代就提出并实行过的，但到了清朝议来议去，明知海运好得了不得，但就是不能改，最后被太平天国一闹，河道断了，才算改成海运，可是原来河运的机构却迟迟不肯撤消。

至于知识分子最为在意的思想文化，清朝就更难有可称道之处，在历朝历代中，清人的文网最密，明朝虽然也有文字狱，但大多不过是朱元璋阿Q心理作怪，自己头上长癞，总担心人家含沙射影，文字狱处理的也多是热衷于拍马逢迎的乡间小儒。而清朝的文字狱则不同，虽然也不乏捕风捉影的案例，但对于汉族士大夫固有的夷夏之防，却一向打得“稳、准、狠”，很有点“诛心”的感觉。这样一来，清代的思想文化难免不受牵累，远的不比，就是比明代都比不了。乾嘉朴学的学者虽然人多势众，但论思想整个加起来，也抵不上王守仁一个，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三位，虽然号称是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但实际上却是属于明朝的，他们对满清的异族统治至死持反对的态度。

那么，是不是清朝一点可以称道的地方都没有呢？当然不是。清朝也有其他王朝所难以企及的地方，这就是整整十代帝王，如果加上关外的两代就是十二代，没有真正的昏君，几乎所有的皇帝都比较勤政，至少都怕落个荒殆朝政的恶名，“从此君王不早朝”的事，谁也不敢做，这一点，跟相邻的明朝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明清之际，皇帝能做到这一点，的确是相当的不容易。我们知道，明代以前，大多数朝代都有宰相，王朝的行政事务是由宰相主持行政系统来处理的，皇帝虽然握有国家大事的最后决定权，但他更多的是“国家元首”而非“政府首脑”。然而，明代自朱元璋之后，相位被废，从此皇帝兼宰相之任，虽然有人帮忙（明代的内阁，清代的军机处都等于是皇帝的幕僚班子），但一不留神还是会被事务和公文堆给活埋了。吃不得辛苦的朱家子孙，干脆将批阅奏章的大权交给了原本只是伺候皇帝笔墨的“秉笔太监”，甚至还有像万历皇帝一样，就是不理朝政，将所有的大事包括任免官员全部搁置，天天睡大觉。比起明代那些天天睡懒觉、炼丹、做木匠活和游龙戏凤封自己为“总兵”的皇帝，显然那些起早贪黑的爱新觉罗子孙要招人爱得多。

中国虽然不是一个缺乏制度或者制度建构能力的国度，但从贩夫走卒到将相王孙，大家对于统治者的个人品质和能力以及他们的行为还是看得比什么都重。中国所谓的“人治”传统，不仅仅是制度意义上的，更重要是习俗和人们意识上的。人们制定了制度，却习惯于眼睁睁地看着制度被强人糟蹋。相对而言，社会宗法制度倒是要比政治制度对人的约束力强一些。历史上从来就不乏凌驾于政治制度上的人，但想要将宗法礼俗踩在脚下则难到不止上青天。政治制度其软如棉，人治的传统的强固似乎可以从三个方面找原因，一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缺乏严格的程序和详尽的操作规则，技术上存在着看似无关紧要，但实际上非常关键的缺陷，用黄仁宇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达不到以数字来管理的程度。同样的事情，不同素质禀赋的人来办，往往结果会非常不一样，好的结果与坏的结果往往取决于制度中人的个人努力，人亡政息是政治过程中常见的现象，特别对于君主来说，更是如此，有什么样的君主就有什么样的政治。二是政治制度对于君主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制约机制，除了那些傀儡之外，君主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中，都是最终的立法者，几乎没有什么君主不能改变的制度。传统社会中能对君主起制约作用的因素往往不在制度之内，比如道统、道德、宗法礼俗等等，反过来政治制度往往还得依靠这些因素来说明自己的合法性。三是几千年农业社会的生活伦理的影响，生产操作程序个人化，过于推崇熟能生巧，勤能补拙。这样的文化氛围，既影响到人们的政治评价，也影响到政治运作的本身。

以农民为主体的老百姓对“人治”实际上有着相当恒定的基本期待，他们心目中的明君和清官，一要公正，二要持重，三要勤政。三条沾上其一，往往都会赢得相当不错的口碑，如果再能加上一点聪明，那么几乎就是圣明了。清朝的雍正皇帝其实满打满算也寻不出多少政绩来，又没有什么才情，但有人只抓了一个“勤”字大做文章，就引得全国的电视机为此锁住了频道。如果再在聪明上面加一点武功，手下的人能打上几个胜仗，那么简直就意味着雄才大略，千古一人。相反，那些有着创制大动作的皇帝甚至他们的王朝往往都没有好下场，秦与隋都是二世而亡，留下千古骂名。王安石变法虽然在我们现在的教科书上是一朵花，但当时的老百姓却将“拗相公”（王安石）骂得狗血淋头。

说到这里，我们其实应该明白为什么偏偏清朝的皇帝招人喜欢了。这样一小群持重而且肯吃辛苦的皇帝，的确最大程度地契合了中国老百姓主要是汉族百姓的心理。经过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劫难的人们，终于发现虽然不得不丢掉头顶的毛发，脑后要留个辫子，但日子却要比汉家自己的皇帝治下更稳定，更少来自官方的骚扰（清代摊丁入亩的赋税政策进一步减少了征收环节与手续，从而减少了官吏上下其手的可能，而禁止胥吏随意下乡的规矩，即使下面遵行得不好，也多少可以使农民少一点滋扰），很快就进入了“坐稳了奴隶的时代”。至于借文字狱杀掉几个知识分子的头，借修四库禁掉一批、改乱一批书，毁掉了那些修史以寓褒贬申春秋大义的妄想，自然也打掉了士大夫道统代言人的自负，从此让他们规规矩矩地寻章摘句。“万马齐暗”哀固哀矣，但所有这一切，对于老百姓的吃饭穿衣又有什么关系呢？即使我们是清末反满志士的后代，也不得不承认，在历朝历代中，清代的赋税即使不算是最轻的，也是最轻的几个朝代之一，农民受到的官方干扰也最少（至少在清代的大多数时间里是这样的）。有清一朝，拥有着历史上最低眉顺眼的士大夫，对于高高在上的满人皇帝，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臣”（满人则自称奴才），但却是“臣妾”，连做焦大，犯颜死谏的权利都没有，在英明的乾隆看来，这种臣子才是真正的大逆不道，所谓“逞己之能，彰君之恶”。遍翻清朝档案，我们很少能看到痛快淋漓、犯颜逆鳞的奏章，四品以下的官员，甚至连上书的权利都没有。

清朝毕竟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王朝，在90年前，这个王朝才寿终正寝，生在清朝的寿星，现在还有活着的。中国人进入近代，恰恰赶上了这样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赶上了这样一个过于持重、也过于保守、皇帝却特别勤快的王朝。这对于那些特别西化和特别中化在乎夷夏大义的知识分子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非常别扭的境遇。为了对付外部的异族压迫，先要打倒内部的“异族”，而推翻满清咸与共和之后，发现自己面临的其实是和前任一样的困局。清末的革命党人靠重提“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唤起的民族情绪，显然后劲不足，晚清时节，由于历史上固有的王朝末年的种种弊病，清朝的形象虽已在老百姓中大坏，但他们改朝换代的冲动却也不大，明末老百姓拼死抗争不乐意要的辫子，到了这个时候反而哭哭啼啼地不愿意铰了，甚至连相当多的汉族士人对“异族”皇帝也死活恨不起来。这些人顺从革命，到底更多的是出于对革命的向往，还是意识到世界的大势所趋？还是依历史上朝代更迭的规律，认为这个朝代已经二百多年，气数已尽？真是个说不清的事。那个先是蹲在紫禁城后来又被冯玉祥撵出宫的小皇帝，即使当了十几年的汉奸（或者满奸），人们对他依然是同情大大多于嫌恶，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嫌恶。看来，辛亥革命不仅跟农民群众脱节，甚至与相当多的士人也脱节，满清虽然可以倒台，但革命却难以成功，袁世凯的劫收，实际上是大势所趋。后来的复辟反复辟，打打杀杀，全国通电，其实只是上层的政治斗争，很难说谁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所有的事件，在乡野、在市井，至多不过是茶馆闲人的一点谈资而已，能吹皱一池春水，让鲁迅笔下的七斤和七斤嫂慌上那么一小会儿已经很不容易了。

清朝走了90年了，其实还在。

义和团：变幻的历史记忆

恰是一百年前，把北京和天津这样的大都市搅得天翻地覆的义和团，在几个月内演出达到了高潮，随即谢幕。义和团事件对于当时的中国最直接的后果有三个：一是让本来就被甲午赔款困扰，穷得快要当裤子的中国人又背上四亿两白银的大赔款；二是中国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第一次有了外务部；三是从山海关到天津一线外国军队有了“合法”的驻扎权，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外国大兵多到了可以打一场战役，而天津按条约规定，只许有外国军队而不许中国军队驻扎。小的时候曾经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七七”事变时，既然日本还没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也就是说还没打进山海关，二十九路军为什么会在北京南面的卢沟桥与日军打起来？前一段时间很畅销的一本书《我认识的鬼子兵》的作者，在日本与众日本中学生辩论卢沟桥事变是谁先打第一枪时，难倒众日本中学生的法宝其实也是这个问题。从根子上追，都与义和团有点关系。当然，义和团事件的后果也不尽是惨事，庚子赔款支付了没几年，美国人退回庚款，于是有了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后来变成了清华大学。

在20世纪初，对于正在学习西方自觉追求“文明”的中国知识界来说，义和团的存在和发生无疑是个耻辱，一个让他们在外国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的耻辱，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多少人乐意谈“拳乱”，回避这个事件，无疑有讳言家丑的意思在内。自庚子以后直到辛亥革命，中国追求“文明”的自觉显然更加强烈了，一时间在市民们中间“文明”满天飞，看的是“文明戏”，戴的是“文明帽”，手里还拿着“文明棍”，连跟洋人叫板抵制洋货也自诩为“文明排外”，说到根上这都是叫义和团事件刺激的，大家无非是用自己模仿西方的言行举止的行为跟义和团的“野蛮”划清界限。辛亥以后虽然渐渐的这种“追逐文明”的热潮开始降温，但是只要知识界与以英美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亲和感尚在，向西方学习的基调没有根本改变，人们就不会对义和团以及义和团的研究有太大的热情。应该说，在这一阶段义和团在知识界所代表的意旨就是与文明相对应的野蛮，而其内含的另一种象征中国本土文化对西方侵略的反抗的意蕴，基本上被遮蔽了。

实际上，知识界对义和团的否定，大体上还是一种手段层面上的否定，即由义和团手段的落后愚昧进而否定义和团本身，至多否定到义和团的某些行为，比如说滥杀无辜，从劳乃宣、袁昶开始就是如此，康梁诸人也差不多，也就是说，即使是中国进步的知识界尽管在嘴上将义和团视为耻辱，但在内心深处并没有真的将之打入冷宫，对西方侵略的文化与实体性反抗的冲动，并没有因这场运动的彻底失败而消失。直到后来，甚至在引进学习西方文明最高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当一战结束中国跟在协约国后面充当了一回“战胜国”的时候，先进的文化人在大骂义和团的时候，却跟北京的市民一样，十分热衷于拆掉克林德碑--由于义和团的“野蛮”，杀外国使节而导致的耻辱纪念。

随着知识界的更新换代有了模样，一代新型知识分子成了点气候，由西式理念构架的民族主义自然而然地就滋长起来，这对于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都是一样的，反对西方宗主国的知识领袖，几乎无一例外地是由宗主国教育和装备起来的。其实不仅仅是“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缘故，一个古老的民族一旦产生了新的觉悟，就不大可能总是自甘末流，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先生”的强横与傲慢与实体性的侵略一样可以引起“学生”民族主义的愤怒。当然，这种愤怒的内涵其实并不一样，在被后来的史学家盛赞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大游行中，学生们一面高喊着“打倒列强”的口号，路过美国使馆时却起劲地向里面欢呼致敬，显然是因为美国总统威尔逊十四点原则的国会演说对弱小国家的亲和之意。而当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对华表达了全然不同于传统帝国主义政策的友善信息时，也同样赢得了知识界相当多人的心（在那个时代，人们不大可能清晰地辨别这种信息到底是不是权益之计）。这两件事像是某种宿命的象征，从那时以后，以对美英和对苏俄的态度为界，知识界划出了一条不甚清晰的右翼和左翼的线，虽然两者的民族主义诉求都是非常清晰的。

左翼知识界与右翼的不同，还在于拥有一套反对帝国主义的全新话语和行动模式，一旦某些“先进的中国人”接受并掌握了这套话语和模式，义和团的历史记忆就再一次被唤醒了，那个曾经将义和团贬得一文不值的陈独秀在后来的共产主义面目的《新青年》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竟然为他过去骂过的东西唱起了赞歌。接踵而至的反帝运动中，发动组织者对于行为是否“野蛮”的担心消失了，而这种担心在民初的“抵制洋货运动”中几乎成了组织者的梦魇，但是义和团的梦魇却一次次出现在在华的西方人的梦中，以至于有些人显得相当神经过敏。自然，由于“先进的中国人”一直在埋头动员从前相信义和团刀枪不入的农民从事一场推翻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在现实的革命中被唤醒的义和团记忆并没有在学术界得到相应的回应。事实上一直到大陆解放，学术界对义和团的关注相当少，总共加起来，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本研究著作和少量论文。关于义和团迷信、滥杀和盲目排外的刻板印象，依旧存在于知识界的记忆中。

解放后，历史研究尤其是近代史研究理所当然地被并流到了营造新型意识形态的洪流当中，从前颠倒的历史被要求再颠倒过来，重新肯定义和团很快就被推上了议事日程。显然，这首先是因为在近代两大农民起义中，太平天国的历史并没有被“颠倒”得太厉害，肯定太平天国，不仅亲共的学者做得到，亲国民党和非共非国的学者都做得到，而且也这样做了。义和团则大不一样，关于它“不光彩”的印象似乎在人们心目中留得太久了，人们一时半会儿还转不过弯来。但是，新政权重建新型意识形态的关键有两点，一是建立历史价值中的下层取向，即牢固地树立人民群众的正面的反抗性形象，并赋予价值观的意义。一是清算历史上西方侵略的罪行，将日常的对于西方侵略的印象与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全新的反帝意识架构。无论从哪一点上讲，义和团都是最合适的翻案文本，“说事”的话题。特别是由于美国抗战以后的扶蒋反共，以及战后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美国成了中国乃至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号敌人，而义和团运动中发生的八国联军入侵，基本上算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惟一一次和美国人的正式交手，所以更富有特别的意义（在朝鲜战争期间，这种意义就更加明显）。

所以，无论早年毛泽东对胡适有多少好感（早年的毛受胡适的影响很大，据说毛之所以不出国留学就是受了胡适“不留学主义”的影响，而且胡适对于毛办的《湘江评论》也曾大叫其好），也不论胡适实质上不过是个中共并非不能容忍的民主主义者，而且大陆解放后并没有去台湾投靠蒋介石，更不管争取这样一些观望分子的统战需要，毛泽东还是发动了对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全面批判。因为不彻底清除胡适的影响，对于完成意识形态的话语建构是有碍的。事实上，批判和清理知识分子中的崇美思想、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重新兴起的义和团再评价热潮几乎构成了一个系统工程，通过这个工程，历史学为新型意识形态的建构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这其中义和团的“研究”著功厥伟，作为一种几乎是从头开始的“历史研究”，而且是做翻案文章，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并“定调子”的前提下，它被注入了一种从前的学术界不好想像的革命语式，而且以革命的形式进行。今天的学者也许很难想像，那个时候的义和团研究文章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惊叹号，那么多好像是在面对面斗美国佬似的频频质问，为什么大家在揭露批判八国联军侵略行径时单单揪住美国人不放，相对来说反而将祸害中国人最厉害的德国和俄国人放在了一边？在整个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很难再有地方比义和团研究更直接和不加掩饰地使用着革命语式，充斥着革命的激情，研究者在许多方面甚至已经越出了毛泽东的定性，考证出义和团原本就有一个有造反传统的出身--白莲教系统的民间教门，在研究中，景廷宾的“扫清灭洋”凸显了，原来面目并不清晰的义和团领袖高大了，连红灯照都说成是妇女解放，从而赋予了义和团反帝反封建的性质。

直到今天，北京大学的一位显然是有些天真的老教授还著文指责当年的某些大牌的史学家，在论及义和团的时候，为了给义和团脸上贴金，居然违背历史常识，不惜颠倒顺序，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其实，当时的大牌史学家是明白自己在于什么的，对于后来被人挑出的错，他们在当初就很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应该说，历史的记忆再次被大规模唤醒的时候，已经被注入了一种没有多少历史感的内容。义和团基本上变成了声讨美帝国主义最适宜的话题，起的是动员群众，激起针对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作用，现实的政治需要已经成了义和团研究的目的。事实上过了并不太久，“文革”中义和团接着又被赋予了针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封资修”造反的新寓意，团民的打砸抢直接地为红卫兵的打砸抢做了注脚，化为现实行动的历史的依据。戚本禹的文章虽然让许多研究义和团的人感到受不了，但从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逻辑来看，这种极端行为其实在前面就已经有了清晰的脉络可寻。

与知识界这种变幻的记忆相反，民间关于义和团以及相关事项的记忆则十分单一和持久。义和团之后，留在中国人记忆深处最强烈的刺激莫过于八国联军，不仅老北京张口闭口八国联军，就是今天的年轻人也习惯于将过去几乎所有的西方罪恶都算在八国联军头上。还是三年前，一次我在圆明园闲逛，偶然发现在许多石头上刻着“八国联军，血债血偿！”、“八国联军，还我圆明园！”和大量八国联军再配上国骂之类的“到此一游”式的东西，因为好奇，我又接连问了十几个游人，结果80%的人都认为圆明园是八国联军烧的。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绝非陌生的史实，不仅教科书上讲，宣传品上有，还有电影电视剧和小说专题反映（人们难道忘怀了刘晓庆的卖力表演？），竟然还会出现如此的张冠李戴，看来历史记忆的成见力量之大绝非我们这些书斋中人所能想像。参加过义和团的人，在庚子以后，虽然也有少数像《知堂回想录》里记录的为钱玄同做车夫的那个前义和团大师兄，认定“人家的菩萨灵”而入了天主教的，但是更多的人连类似的功利似的改变信仰也没做到，他们和他们周围的人们，依然相信类似义和团那种半巫术半宗教式的仪式的魅力，甚至相信如果义和团能够保持道德上的纯正，不抢不夺，就是可以刀枪不入。北洋军阀时期华北大地兴起的红枪会，玩的依旧是喝符念咒，刀枪不入的把戏，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他们死在北洋军阀、日本人、国民党甚至解放军枪下的人，绝对要比义和团死在八国联军枪下的多得多。直到解放后，那些当年义和团兴盛之地的老人，依然用当年的话语，讲述当年的故事和神话，而且津津有味。其实，用不着把话拉得太远，就是在不久前，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兴起了一潮又一潮的气功热，从前的神话再一次改头换面，由于换得太粗糙，除了一个科学的面纱之外，竟然还是那副半巫半神的老面皮，类似曹福田、张德成（义和团首领）这样原本很边缘的小人物，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和一套两成自创加八成抄袭的功法，再加上一个或几个秀才的捧臭脚，就可以与上面的大人物相往还，再用这些大人物的题词（如果没有，用与大人物的合影也凑合）捞取更多的办班费、书费、“诊费”……我绝不是说这些新一代的大师们眼睛里只有钱，如果上头号召或者提倡的话，我敢肯定会涌出许许多多的气功师、气功军、气功集团，高张爱国主义大旗，与帝国主义血战到底--其实用不着血战，不是有宣称可以发功改变导弹轨迹吗？不是还有人可以以功力毁灭地球吗？那么改变战争进程或毁掉一两个我们看不顺眼的国家还不是小菜一碟。

跟西方科技叫板，最省力也最便捷的就是祭起东方神秘主义的法宝，不过这东西满足自己和同胞们的虚荣心还可以，真的交上手了顶不顶事可就是“神鬼之事难言之”了。不信，历史上有先例在，鸦片战争时清军大将杨芳在广州城上排列的马桶不济事，义和团鼓起肚子的刀枪不入也不管事，当年的活剧尽管愚昧，但基本还算是悲剧，因为多少还含有文化反抗中挣扎的虔诚，而今天再演，却只能是笑剧，让人笑不出来的笑剧。我看，咱们还是歇歇吧。

《叫魂》的多余话

孔飞力(Philip A.Kuhn)的《叫魂》，是一本很多人读过并且谈论过很多的书，似乎即使从节约笔墨和纸张的角度，我也没有必要再来说三道四。但是读书人的毛病就是不仅要读而且要说，有话要说的时候，不说就憋得难受。不然怎么当年一“引蛇出洞”，就引出了嘴巴发痒的几十万右派。在此我想要说的是由《叫魂》引发的一点漫无边际的联想，对这本书来说应该算是多余的话。

孔飞力这本书其实不过是讲了一个最平常的故事，1768年中国的浙江德清县发生一件妄图取人的毛发施法来蛊害人的事件，用中国人的说法就是借此把人的魂摄走（说到这里，觉得这本书的译名有点问题，还不如将Soul Stealers直译，叫“窃魂者”更适宜，因为过去中国人常将孩子因病昏睡或昏迷视为“丢魂”，而招魂的把戏通常就是在门外或者被认为丢魂的地点大声地叫，所以又被称为叫魂，这种现象，孔飞力的书中也曾提及，故而将Soul Stealers译成“叫魂”，似有造成混乱之嫌）。像这样的事情在过去的中国实在是平平常常，连老太太小孩都司空见惯。不过，这种把戏大多在背地里干，即使露了馅，也很少闹到衙门上去，实在不可开交打上官府，清朝的官虽然多数是缘八股爬上来的，但多数还是有常识的，断不会对此大惊小怪。这种在中国通常被称为厌胜之术的巫术，已经由人类学家证实，不仅中国有，世界其他民族也有或者曾经有过，所以，并非只有中国人特别坏或者特别怪。然而，不知道怎么一来，类似的“妖术”事件在江南地区又冒出了几件，因而惹动了清朝乾隆皇帝的那根敏感的神经，把它当作“政治事件”来追查，于是举国上下沸反盈天，最后发现什么事也没有，大家原来是在见鬼。

我由此想到的第一点，是说在这个故事里乾隆之所以大动干戈，本来是因为他老人家发生由剪毛发（其实充其量不过是一点辫梢）到剪辫子再到反满叛乱的一连串联想。在这里，显然辫子已经化为了某种政治符号，然而，这种符号自满人入关以来是有变化的。剃发本是中国北部若干少数民族的习俗，来自白山黑水的满族只是其中之一，当满人入关之前，他们头顶的毛发的绝大部分都是要剃掉的，入关之后，强迫汉人遵从满俗，将剃发作为顺服与否的标志，那个时候，满人在乎的是头顶的毛发剃了没有，所谓“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至于剩下的少许头发编成的小辫子倒在其次。但是到了乾隆中后期，在汉族文化同化力的潜移默化作用下，不分满汉，大家的头发越留越多，一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就代替原来的秃顶成了臣服的象征。自以为聪明过人的乾隆并没有悟出这身体政治符号的改变其实是暗中着了汉人的道，反而变本加厉地关注着臣民头上一根根的辫子，甚至将之看作政治异动的晴雨表。所以，原本充其量是剪去少许辫梢的巫术恐慌，在“圣明”而又精力过剩的乾隆眼里，一下子就有了政治反叛的意义。当然，从乾隆之前与之后的叛乱事件来看，他的疑心倒也并非全是空穴来风，但是这次却只能证明，即使在长期的太平年景，一向自诩“圣明”和能力超群的他，其内心深处依然是少数民族统治的敏感和虚弱。

我想到的第二点，是有关妖术之类的讹言传播的心理机制是什么。在中国，这种巫术性的事件（即使根本就是子虚乌有）往往会经过一连串的讹言放大成为普遍的恐慌，中国下层社会总是不乏乐于制造和传播的好事者，不明白事的和过于明白事的都有。孔飞力所描述的巫术恐慌就是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时有发生，前年就在浙江省出现过一起所谓弹棉絮的人在棉絮中放东西祸人的事件，一时闹得城乡嚣然。不过，这种由于巫术鬼道引起的讹言恐慌，一般都有区域性，出了一定的方言区就逐渐消弭了，孔飞力所描述的“窃魂”巫术，在1768年的中国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恐慌，搅得举国上下从官到民鸡犬不宁。其原因在于当时事件有“上下两方面的积极性”。一方面民众普遍地具有相信巫术可以福人祸人的心理而且相当的强固，一方面官方的严厉追查极大地拉动了讹言的流播，来自宫府的正式行为变成了蜚短流长的佐证，于是，“妖术”的恐慌就异乎寻常地弥漫开来了。在这场大恐慌中，皇帝、地方官和一般民众是各有怀抱，乾隆眼睛里看的是反叛的异动，地方官面临的是文不对题而且棘手的政务，老百姓则是怕不知从何而来的妖术害到自己。对于下层社会而言，蜚短流长的讹言和普遍的恐慌心理本身就是滋生事端的最好土壤，即使本来什么事情也没有的地方，也可能凭空生出事来，随着官府追查叛党的行动的展开，越来越多的偷剪人家辫子行妖术的案件冒了出来，所有陌生的外乡人，游丐、游方郎中、艺人特别是四处化缘的僧道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居心叵测的妖人。不言而喻，这些人几乎百分之一百都是被冤枉的，而冤案的造成，多数恰恰不是我们今天想像的是由官府威逼的结果，而是先在乎头百姓眼里成了妖人，然后才有了官府的屈打成招。在乡村社会，凡是遇到危机，无论危机来自于天灾还是人祸，外来人往往会成为被怀疑的对象，即把他们视为危机的源头，尤其那些从事与神秘事项有关的职业的人，如游方的和尚与道士们嫌疑就更大。而那些真正以巫术为职业或者半职业的乡村巫婆神汉们，反倒被轻易放过，当然，一方面固然由于他们是本乡人，但也不排除危机还不够大，不足以让乡村社会抛出自身的边缘人的理由。

实际上到了后来的晚清时节，几十年不胫而走的关于基督教的讹言和绵延不绝的打教风波，其发生机理其实与1768年的妖术恐慌差不多。首先，如果没有官方和半官方的导向，讹言不会传得如此之广，其中绝大部分关于基督教挖心剖肝、取睛炼银以及教士教民乱淫奇淫的讹言，是绅士们炮制出来的，而且至少是部分地得到了官方的默认。其次，老百姓的确存在着对外来人尤其是从事与神秘事项有关的外来人根深蒂固的怀疑和歧见。我们已经看到了，在1768年的妖术大恐慌中，连中国固有的游方僧道都大触霉头，更何况是那些蓝眼高鼻的洋人呢？至于洋教淫乱的讹言特别多，其实中国民间关于僧人的这方面传说就不少，而两者恰恰都与读书人有关，可以说，大多是读书人发挥他们的性想像力编派出来的，前者，我们只消看看湖南著名乡绅周汉的打教揭帖就可以，后者自有那些描绘和尚怎样在庙里藏女人（而且多是美女）的小说在，也许有人还会记得那个有名的嘲骂和尚的叠字谣：一个字是僧，两个字是和尚，三个字是优婆塞，四个字是色中饿鬼。越是崇尚禁欲的人，我们那些读圣贤书的人就越是爱编派他们的淫乱故事，自然，我们的下层百姓也不是吃素的，他们特别善于将之发扬光大到离奇的地步。

当然，我们不怀疑下层社会的文化创造力，但是，下层文化毕竟存在着导向的问题，老百姓推许的人是绅士，向往的文化自然也是上流文化，这就是为什么经常老百姓会将上层文化的观念演绎发挥得让人啼笑皆非，但几千年来整个文化的方向还是皇帝认可的儒家的。

其三，我认为孔飞力此书最精辟的论述之一就是指出了在这次妖术恐慌事件中，暴露了官僚体系与皇权的紧张关系，而这种紧张恰恰由于“官僚责任制度的运作是围绕着对信息的控制而展开的”。通俗一点说，就是皇帝与官僚体系，以及各级官僚之间，存在着对信息控制的争夺，谁控制的信息多一些，谁就在行政过程中占据较为有利的地位。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要“蒙骗上级”，一个要“了解下情”。

这种对信息控制的争夺，在前现代国度里是一种通病，并非属于中国特有的国情。由于没有大众传媒的存在，行政官员对于信息的控制成为可能，所以才会使得行政运作朝着这个方向走。在中国，虽然某些报刊史的专家为了祖国的荣誉，把京报和塘报也看作是报刊的前驱，但实际上那个东西跟现代意义上的传媒毫无共同之处，所以传统王朝里信息控制就总是好戏连台。作皇帝的总是没完没了地抱怨下面欺君罔上，他们最担心的也确实是臣子们的蒙骗，封锁消息，使得他们无法了解下面发生的真实情况。作臣子的则或多或少总是要瞒点什么，尽可能不让皇帝将自己治下发生的所有情况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就像鲁迅说的那样，中国历史只存在“猛人”和猛人的包围者，猛人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冲破包围不可。皇帝的反包围术其实也相当丰富的，有监察系统和特务系统，清朝还有密折制度，有时甚至加上微服私访。皇帝身边的太监，常常是皇帝用来“突围”的“亲卫军”，所以无论大家怎样深恶痛绝，宦官之祸却总是躲不掉。

官僚对于皇帝的态度自然不可能都一个样子，不是所有的官都对皇帝藏着掖着，就像明清实行薄俸制，绝大多数官僚都会吃得肥肥的，至少不会受穷，但也确实有那么几个就吃那点干俸，甚至变卖了自家原有的家产来供养自己的“官身”的，但是对官僚体系整体而言，不控制信息是不可想像的。对皇帝的“欺”与“瞒”，并不只是要为自己贪赃枉法干坏事提供方便，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行政运转的需要，中国是个大国，而且是个地域差异过大的大国，偏偏要靠单一的行政网络来维系，相对而言，中国传统的皇权意志是比较专断的，从中央到各个地方，无论差异多大，基本上唱的是一个调子，适度的信息遮蔽往往是保持行政弹性的需要。对于清朝来说，尤其有这种必要。清承明制，但清朝的疆域要比明朝大得多，由于少数民族统治，统治的复杂性也要高得多，虽然明清的皇帝都是国家元首兼行政首脑，但清朝的皇帝尤其像乾隆这样的，勤政的程度却要高得多。说事必躬亲似乎有点夸张，但确实恨不得底下的事儿事事都清楚，臣子们的一举一动都在眼里。远在紫禁城，高高在上而且自以为聪明的皇帝事事都要指手画脚，可是如果有哪个呆子真的执行“最高指示”一丝一毫的不走样，那么十有八九是要砸锅的，砸了锅皇帝自然不会担责任，办事的臣子乌纱帽甚至脑袋却可能因此不保。更糟的是，敏感而自作聪明的皇帝还会捕风捉影地生出事端，派下些“政治任务”让人执行，就像此次妖术恐慌一样，由剪少许辫梢行巫术的芝麻大的小事，想像成反叛朝廷的燎原之火，从而三令五申地布置追查清剿，闹得举国上下鸡飞狗跳，地方官无不吃尽苦头，挨够了臭骂。当时如果事件的原发地浙江的地方官不是由于漫不经心没有控制住信息（想必那个时候其他地方也有同类的事情发生，只不过没有上达“天听”罢了），肯定不会有如许多的麻烦。

当然，官僚体系对信息的控制，谋私利的动机是免不了的，作弊的时候瞒的人当然是越多越好，对上面更是要瞒，瞒得越结实越好。而作皇帝的想要了解下情，最主要的是关心下属是否忠诚，是否在瞒着他搞阴谋，至于臣子们谋点“个人利益”，无论合法与否，只要不太过分，以至于激起民变，他一般是不会太在乎的，就是在乎也没有用，世上的事，无利谁肯起大早，惩罚的人太多了，谁来给他撑着江山社稷呢？要知道，中国的统治基础，与其说是老百姓，不如说是行政网络，只要“官儿们”还在给上头卖命，江山就完不了。

从表面上看，到了传统史学家所谓皇权专制鼎盛时期的明清之际，在信息控制的争夺战争中，官僚体系一方好像是处于弱势，皇帝可以随心所欲地调查行政运行的动态，甚至打探臣下隐私。其实不然，传统制度的特质决定了即使贵为皇帝，主要也只能依靠行政系统来监控行政系统，历史证明，几乎所有被派出负有监督地方职责的官员和机构，最后都化为另一种形式的地方官或者机构，监督权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分肥权”，只要不涉及类似反叛之类的“原则”问题，皇权对信息的控制往往就要落空。而依靠宦官来获取信息，一来他们同样可以被同化或者收买，二来副作用太大。

官僚体系控制信息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仅可以隐瞒，还可以误导，最擅长的也许就是做假和演戏，刚刚从考场上出来的新官也许不谙此道，但是不要紧，他们有前辈的指点，更有专业的官场操作者--师爷来替他们操办一切，所有的上报文书和报表都依例做成官样文章，连犯人的口供都可以做得合规中矩，纵有天大的冤情，也难以看出蛛丝马迹，点滴破绽。瞒上不瞒下，也瞒不了下，所以对乡绅的“舆论”还是要有所关注，为政不得罪巨室，靠乡绅实行统治就成了地方官心口相传的当官“基本原则”。至于演戏是预备给皇帝本人看的，在一般情况下，皇帝总能看到他想看到的。总的来说，皇帝完全被蒙在鼓里的可能性也并不太大，除非他全然的昏或者傻。当然，聪明人被蒙的时候也有，但往往是由于他自己先发了昏，特别热中于某种幻觉，宋真宗特好祥瑞，结果满天下都是祥瑞，几百岁的人和几千年的石头都出来为赵皇家捧场。在还不太久的过去的所谓“大跃进”年代，上头喜欢高指标，结果是吓人的“卫星”飞满了天。后来想要了解点真实情况，不得不把自己的秘书都打发下去了。

乾隆还算明智，没有把1768年这场恐慌闹下去。然而，从那以后，剪辫子的谣传就成了一种清朝的社会病，有点风吹草动，就会冒出来。先是传白莲教干这种事，等洋人洋教公开登陆以后，洋教士们又成了伙同白莲教一起铰人辫子的罪魁。直到庚子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剪辫子的谣传再一次大规模流行，罪魁依然是白莲教和洋教，义和团还因此杀了不少洋人和教民以及在北京抓了一堆不知是真是假的白莲教。民国了，皇帝不再坐龙廷，平头百姓不乐意剪辫子的还是太多太多，冯玉祥回忆说，他的士兵有的被强迫剪了辫子，竟然哭得死去活来，以为自己从此小命休矣。当辫子的有无作为政治符号的担忧不再存在时，巫术的恐慌却顽固地留了下来，也许还会留下去。官僚们对信息的控制争夺也在演下去。不过，我们似乎比古人乐观一点，毕竟已经有“焦点访谈”和“某某周末”了。

义和团的女人战阵

从来男人就离不开女人，连捉对厮杀的赳赳武夫也不例外。抡起膀子耍大刀的义和团拳民，无论是在传说的“神话”还是在现实的操作中，都跟女人有某些扯不清的干系。

从某种意义上讲，义和团其实挺忌讳跟女人有什么瓜葛的。按说他们都是零件齐全而且年轻力壮血气方刚的男人，理应于男女之事有所想法，但是他们什么都没干过，在村里的时候，于庄稼妞秋毫无犯；进了城也依然保持“革命本色”，就连对他们为之深恶痛绝的洋人和教民，也没有过这方面的“战绩”。义和团是用法术包装起来的农民武装，按他们自己的说法，如果沾了女人，不惟法术失灵，而且还会遭到天谴因而大祸临头。因此虽然没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们也能规规矩矩的。不过，糟就糟在虽然义和团一女不染，但他们的死对头洋人和洋教却邪门的厉害，专门喜欢用另一种法术来破义和团的功夫，这种邪门的法术又往往与不穿衣服的女人和女人的生殖器有关。于是义和团的队伍里就有了“红灯照”、“黑灯照”以及“沙锅照”。红灯照是由年轻的女孩子组成的，黑灯照据说是由结过婚的妇女组成的，而沙锅照最神，由寡妇们组成，据说威力最大，什么邪的都不怕。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似乎还没有发现红灯照们直接参加战斗的事情，在这方面，她们显然没有据说是以她们为榜样的女红卫兵们神勇。也没听说过义和团让自己这边的女人在阵前脱下裤子，让敌人的大炮哑火（这是见于鲁迅的保姆阿长所述的太平天国事迹）。见于记载的跟战争有关的，只是说红灯照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可以扇着扇子飞起来，一直飞到外国去到敌人后方捣乱，比如在人家的首都放火什么的。在更多的情况下，似乎只要红灯照黑灯照们存在就可以了，与义和团有关的女人们只要坐在家里，不梳头不洗脸连裹脚布也不洗就可以让洋鬼子的脑袋落地。义和团中最了不起的女人要算是“黄莲圣母”（类似的圣母还有一些），现在许多作家甚至学者都将她看成红灯照的首领，其实簇拥此“母”的，基本上都是大男人，她不是任何组织的头，只能算是义和团里活的神仙--男人女人共同的神仙。时人经常会看见一千轿夫用八抬大轿抬着她招摇过市，几队手持洋枪的拳民排开仪仗--威风得紧，在当时连头品顶戴的直隶总督裕禄见她都得诚惶诚恐地下跪。据说她有本事身体不动而元神出窍就将洋人的大炮上的螺丝拧下来，好让这些大炮全成废物，为此她经常会向人们展示一小包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螺丝钉。威风而且本领高强的黄莲圣母出身却有些暖昧，据现有的史料，此人原名林黑儿，一向在天津卫操着神女生涯，而且不属于地位高的那种，只能在船上混混。

当然，造反不在乎出身低，在这种农民起来闹事的时候，越是卑贱者也许越是有出人头地的可能。然而，义和团的拳民们将林黑儿捧上了天，并不是因为她的“苦大仇深”，而恰恰由于她的女性身份和低贱污秽的地位。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在她的原始时代大概都有过女性和女性生殖崇拜的现象，人们对于女性的生殖力量感到不解和迷惑，于是一种夹杂着恐惧的崇拜心理很容易生成，中国人当然也不例外，即使在进入长期的文明时期以后，依然存有这种心理的残留，一遇到危机就会以各种形式显露出来，想像洋人使用女性法术和自己拉起红灯照队伍，进而供起若干圣母，实际上是一种以神秘对神秘，“以毒攻毒”的战略，既然义和团认为洋人在每门大炮上配了一位裸体女人，那么他们自己拉出个做过皮肉生意的林黑儿来抵敌，自然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在义和团运动中闪亮登场的女人们，虽然风光了一阵，但并没有真的就此提升了自己的地位。那些将农民战争与妇女解放相联系的人们，如果想到了这一层，脸会不会发热？

一份“村图”的故事

凭着扫平太平天国的“功劳”，李鸿章在短短十余年间由一个无足轻重的“词臣”一跃成为清廷的柱石，清朝以后的历史与他从此有了无法分割的联系。在日后的年月里，他坐得最久的位子就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这个位置上，李鸿章上千朝政下推洋务，干了很多大事，签了若干条约，练了一支当时远东第一号的北洋水师，随即又将它葬送了。以至于后来的史学家，谈及这段历史就要将李某人痛詈不已，不过，李鸿章做直隶总督也不是一件好事没做，主持修订《畿辅通志》就马马虎虎算一件（至少史学家不该再骂）。虽然出面编撰的是著名学者黄彭年，但李鸿章“领导”之功亦不可没，修订这个地方志，看起来上上下下还真的有几分认真，前前后后一共花了十几年的功夫，各州县要将自己所辖的每个村庄人文、地理、社会等情况调查清楚，开列成册，并绘有各村地图，作为编撰《畿辅通志》的素材，这些素材有几份流传了下来，人称“村图”。

村图上图文并茂，图上绘出“村”的地理位置，离城的远近，周围的村庄与集市，还有村上房舍与田地，水井与庙宇，但是也许更重要的是与图相配的文字，因为它们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生活在“村”里的人，以及把人编织在那个地理空间的社会制度网络。在所有村图的说明中，关于村中“人”的列项，大体上是这么几类：在籍官员、举贡生员、耆老、节孝、穷民、残废。在籍官员和举贡生员是乡绅，在农村属于社会上层，而穷民和残废属于乡村中的弃民，居于社会最低层。居于中间的耆老和节孝，一则老而有德，一则守节孝敬，都与道德有关，本身并不是一种社会阶层。至于一般的农民，从没有功名的地主到自食其力的农夫，一概榜上无名。

村图中对村人的这种排列，倒是有意无意像一种中国传统农村政治文化的说明。乡绅无疑是乡村政治的中心，农民自然对这些人有仰视之感，而上头的政权在处理所有涉及乡村的政务时，也首先要顾及他们的意思。不过这些人成为中心，主要并不是金多和地多，而是他们头上的功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因为他们有文化，会念子曰诗云，能开笔作文。宋朝的皇帝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有科举制度在，地位与金钱都可以通过有志于读书，确切地说是有志于科举考试换来，不用说争得了功名的举人秀才，就是进考场混过一回的人，就比没进过场门的要牛气几分，可以穿长衫，自称生某某，在乡人眼里，他们就是比只在私塾里混不敢上场的人强不少，自然地位也要高些。难怪有俗语道，“能进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挣口气”。一般说来，乡绅在乡里社会说话分量重，主要是因为他们掌握着话语权，在农民眼里，他们是知书达理的人，而所谓的知书达理，是因为他们明了正统儒家伦理的道理，因而拥有道德解释权和评价权。乡里社会几乎所有“露脸”的事都需要有他们的主持参与，至少，有了乡绅的参与，乡民的婚丧嫁娶就有了光彩，儒生不再仅仅是祭礼上的祭司，而且成了重大事件的主心骨，众人瞩目的焦点，排纷解难的仲裁人，就像过去丧礼上的牌位所有该写的都写好了仍然需要有人用朱笔“点主”一样，乡绅的作用就是这么“一点”，在笔意上虽然未必是画龙点睛，但在精神上却可以起到这种作用。当然，乡绅几乎必然会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实际上，功名本身就会为功名的拥有者带来经济上的好处，功名级别越高，带来的好处就越大，君不见，《儒林外史》中，范进进学（中秀才），换来了胡屠户的一串大肠，而中举则房子、土地并带仆人老妈子一齐来也。当“知识”变成了金钱时，往往又会进一步催生功名，所谓的诗礼之家就这样出现了，虽然未必会传之百代，但在传统社会，毕竟上几代有读书传统的人家，后代考取功名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但是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乡绅在农村中的权力来源，首先和第一位的，不是经济实力，一个土财主不论有多少土地和元宝，都未必会换来乡民的尊重。

有功名的人受到尊重，象征着他们拥有某些配置性的稀缺资源，也意味着他们拥有权力，虽然生活在乡村的他们基本上没有被编织在具体的行政网络之中。乡绅权力的最初来源无疑是传统政治体制对于读书人的重视，自春秋战国以来，无论何种选官制度，对统治体系的填充，“士”都是主角，就是在魏晋南北朝很贵族化的九品中正制下，贵族也大体上要同时具有“士”的身份。科举制度实行以来，读书可以制度化地将一个乡下人通过一种固定的管道变成国家官员，乡绅无疑大多从这个管道经过，而且被官僚体制所吐纳，不是候选官员就是卸任官员，具有来自正统权力体系法定的身份，来自权力体系的拉力赋予了读书行为以神圣的官方色彩，而伴随着选官与教育体制合一的制度化的教化推行（教化的内容儒家伦理对于乡里社会也有相当大的亲和性），无疑极大地强化了乡民之于读书人、读书行为以及文化典籍的神圣感，乡民们对读书人特殊性的认可成为了习俗，成为一种内化行为，这不仅为乡绅的权力提供了基础，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化为了一种权力的来源，即使在暂时脱离了上层的权威支持时，乡里社会依然会认同读书人的特权。读书行为被神圣化，不仅反映在读书人拥有乡里特权，而且反映在乡民对这种行为的仿效上，从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有私塾和义学，乡间的男童大多数都要进塾学上那么几年，尽管最终能学出点名堂的像白乌鸦一样的稀罕。

实际上，乡里社会在认同读书人特权时，同时还赋予了他们乡里道义与礼仪的内涵，他们是上层典籍文化的道德与朴素的乡里道义混合性的象征，这多少冲淡了乡绅身上的官味，从某种意义上也约束着他们的行为使之合乎一定的道德规范，至少在公开场合他们的行为要合乎这种规范，一旦他们逾出自身的角色规定的道德约束行事，不惟有被士大夫群体唾弃的危险，而且也存在丧失自身文化权力合法性依据的可能。

乡绅也是分层次的，张仲礼认为生员属于下层绅士，优贡拔贡到举人为中层绅士，而进士为高层绅士，而村图中将乡绅分为“在籍官员”和“举贡生员”两级，虽然按清朝的制度，在一般情况下，只有中了进士才能作官，但在现实中存在少量的由贡举直接入仕的以及数量并不太少的捐班，在村图所反映的19世纪70年代，捐班的数量相当庞大，所以在实际生活中，某些在籍官员的地位并没有贡举高，当然如果官做得足够大则除外。由于贡举的名额非常有限，在多数乡村中，有贡举和副榜功名之人应该就算很了不得了，他们与在籍官员一道构成了乡绅阶层的上层。他们出于身份的缘故，一般不会担任乡村基层政权的任何职务，乡约、里（保）正这样的“乡村干部”，却要看他们的脸色行事。而生员一类的下层绅士在乡村的地位显然要差得多，如果他们经济实力比较薄弱，是个穷秀才，那么说话的权利可能就更小，但至少比一般农民的声音要大。另外，乡绅还有文武之分，文举明显高于武举，文秀才也比武秀才神气许多。在村图中我们可以看见，文官排在武官前面，武生排在文生后面。自然，对于绅士们在乡村政治结构中的位置，乡绅个人的能力、修养、人品和年龄以及在宗族中的辈分等等因素也会使他们在乡村中的影响力提高或者降低几分，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也抵不上功名这一项。

在村图上，除了乡绅之外，还点出了耆老、节孝、穷民、残废四类人等，前两项实际上体现着乡村政治文化的道德指向，维系农村的社会政治秩序，长幼有序是一个必须遵守的原则，村中具有一定德性的男性老人如果在村里的事务中没有足够的发言权的话，至少在面上（形式上）必须受到尊重，传统农业社会出于技能上的需要而产生的尊老习俗，与政治上的秩序需求就这样结合在了一起。在实际的乡村生活中，即使是乡绅政治，年龄依旧算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同等层次上，年纪大的就比年纪轻的说话分量要重，如果村子小到了连个秀才也没有，那么也许就是长老们说了算。节孝是指贞（节）妇与孝子，只有在这里，女人才会露面，也就是说，女人只有变成了含辛茹苦的节妇，或者守寡经年，或者殉夫而死，才可能为“政治眼”所关注，而她们与孝子一道，不过是一种道德的象征，维系着传统农村的政治秩序完整，并没有在政治上说话的权力。

至于穷民和残废则属于农村中的最下层，非鳏寡孤独即丧失劳动力的废疾之人，他们最穷苦，日子过得最艰难，从政治的角度他们也是最没有发言权的人，但是，他们却是传统政治中经常被统治者顾念的人群，这群人的状况在某种情况下是统治状态的晴雨表，这群人自身也往往是“上头”表达“德政”的对象，同样，作为村政的一种表达，乡绅们也必须定期对这些人施些惠，或者通过某种手段让富人出点血泽及穷人，传统乡村自身就存在着对这些人的救济机制，通过对最贫困者的救助，以稳定整个乡村秩序。

还有一些村图上没有明确点出的阶层和人物，实际在乡村的权力结构中也拥有一定的地位。在传统农村社会的政治结构中，宗族是一个不能忽视的要素，北方的宗族在组织网络上没有长江流域那么完备，实力也比较弱，但依然是一种不可小觑的力量，村图上没有直接将宗族显示出来，但是它标有义学和义仓两项，按惯例，这都是宗族所建立和管理的，所以实际是曲折地透出了乡村宗族在政治中的份额。在传统中国的大多数农村都有宗族组织的存在，南方的宗族势力相当强大，像无锡七房桥的钱氏，不仅有完善的组织，而且拥有庞大的族产，有义庄、义田和义学，在动乱年景可以轻而易举地发展出自卫武装。北方的宗族势力相对比较小，但至少也有祠堂和茔地（直隶的村图大多数村庄都没有义仓，义学也不多）。单一族姓的村庄，族政即是村政，虽然族长未必与里正合一。族中各分支在村政中的分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分支功名的分量和出仕的情况，其次就是各分支男丁的人数。多族合居的村庄，各族在村政中的发言权同样取决于各族入仕以及功名的状况，在一般情况下，虽然族长都是乡绅或者类似有地位的人，但宗族其他的管事人员则未必是读书人，有的宗族乡绅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出头露面，所以也往往由另外的人出来管事，这些依凭宗族组织的头面人物，无疑在乡村事务中有着相当大的发言权。

最后，我们看见村图上还标明了各村的庙会和集市，它们是乡民们贸易、娱乐加交际网络中的节点，原则上它们都不在居民区内，但又离得不会太远。庙会是定期举行的，但其原有的祭祀意义早已淡薄，人们赶庙会不过是借敬神的名义交易、交际和找乐。集市是乡民生活网络中交叉的集合点，大一点的村庄都有集市，乡民或许一、三、五去那里，二、四、六上这里，有集时摩肩接踵，热热闹闹，集散则人去地空。各村还有许多庙宇，真武庙、关帝庙、娘娘庙等等五花八门，绝大部分没有主持，如果有的话和尚道士往往混在一起，丝毫没有宗教上的界限，木门店村的村图上，村东头，有座关帝庙，村西头有座娘娘庙，不过，关帝庙在村中街道的中轴线上，而娘娘庙则要偏一点，显示出乡民对它们各自“神格”的看法。

庙会、集市以及各村的庙宇除了各自的社会功能之外，对于村政也有相当的意义，比较大的集市的管理人背后往往有强宗大户的支持，而官府也要通过他们实现税收，也可以说，他们是农村社会与官府连接的又一条管道。庙会的背后常常有各种“香会”的背景，香会是一种民间非政治性组织，但在一定情况下，也会发挥一定的政治功效，在农村香会的组织者由于其组织才能和资源，同样可以争得一定的发言权，与香会头目地位相近的是“戏头”，庙会、集市和大一点的庙宇往往是乡民农闲或者有事（如求雨）时演戏的场所，演戏无论是外请戏班还是农民自演自娱，均需要有人张罗组织，没有个三板斧显然是不行的，类似的能人，在农村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也是自然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虽然拳会和各种名目的民间教门和帮会在清代一直处于非法和半非法的状态，但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被取缔和消灭，因此乡村社会也必须默认它们的存在，并且由于它们拥有强大的组织和其他资源，往往不得不在乡村权力结构中为这些民间组织的头目（即杰出的光棍和半地痞们）留下一定的空间。

我们看到的这份村图绘制的年代，西方已经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圆明园被烧了，外国公使也已经堂而皇之地驻进了北京，南方的一场农民大起义刚刚被扑灭，但是除了多了几个捐班出身的官儿，大多数北方农村此时还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所以说，挂在李鸿章名下的这份村图，基本上反映的还是传统社会农村的社会政治状况，解剖这个麻雀，可以一觑传统农村社会之一斑。

我的老师程歗先生曾经在华北农村一个村庄做田野考察，在调查中，得知该村的“能人”有这样一干人等：“张义、长茂、二刀黄，包麻子、董五、王庆祥，陈祥、大刀、董石璞，西街有个抓山李，道北有个溜地杨。’顺口溜里的董石璞，有财产有功名，是在官面上吃得开的核心人物。张义是个不大讲理的肉铺老板。王庆祥是到处串村的风水先生，号‘小诸葛’。‘抓山李’和‘溜地杨’是两位好打抱不平的讼师兼教书先生。陈祥是聪明能干的小商人，在村里修戏楼时设计了一个不动台柱换楼顶的方案，外号‘大主意’。其他五位都是以看青、赌博和四处谋食为生的穷汉，以敢作敢为著称。至于人们对该村最大的一位土财主董兆玉却不屑一顾：‘一辈子连一条新鲜黄瓜也舍不得吃的看财奴！”’这些“能人”的排列，虽然已经带有晚清社会变化的浓重痕迹，一些流氓气十足的“光棍”居然也列入“能人”的行列，按照这个趋势走下去，很可能他们中的若干人就会进入“有枪阶级”，从而徒然发起来。但是，就这个调查所反映的时代，也还能反映传统农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大致模样，正好可以为我们解说的村图，做一个注脚。

乾隆的威仪与英国人的半跪

当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带着几十大箱子装满了各种仪器、速射炮和舰船模型礼物踏上中国土地的时候，这些奇装异服、金发碧眼的异邦人最想见的乾隆皇帝，已经年逾80，在金銮殿的龙椅上坐了58年，再有两年就赶上他大名鼎鼎的爷爷康熙，成为中国皇帝群中少有的寿星。老寿星打了几个大仗，积了若干钱粮（又花掉了），养了一堆儿女，游了几回苏杭，还写了成千上万的歪诗，自我感觉是“十全老人”。可是“十全老人”这回却碰上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全之事，就是怎么打发这批英国佬。

现今的许多近代史论著在提这件事时，都忘不了骂一句乾隆以及满清大吏的狂妄自大，其实实际上，从“君临天下”的乾隆到权倾朝野的和珅以及接待英国使团的各级官员，面对这些远道而来的洋人，都谦和得可以，至少大多数时间都堆着一脸又一脸的微笑。因为从来中央帝国的天下共主的地位就是自封的，至于外夷怎么看中国，认不认中国皇帝的账，大家从来是闭上眼睛做阿Q，外夷只要不前来捣乱，大抵上都是取怀柔政策（当国力差的时候，打上门来，更是情柔甚至贿赂献媚），好在中国地大物博，有的是女人和财物。像英吉利这种只闻其名，连在哪儿都弄不清的国家，对中国持什么态度，一向没人操心。对于老外前来上贡，中国人总是半分欢喜半分愁，因为对贡品加倍的赐还，每每令主管财政的官员头痛。对上贡比较积极的国家，其实无非是利用中国人的虚荣心跟中国进行一次又一次的不平等交易。正因为中国并不是像我们想像的那样自大，所以对付这些始终不肯跪拜的洋人才成了难题，如果当时的满清朝廷真是像我们有些人想像的那样狂妄，何不将这些“不自量力”，想与天朝上国平起平坐的红毛鬼拿来杀了，或者像演义小说上讲的那样割去耳朵放回去，也让他们知道知道厉害。

再说英国人，虽然背后是正处于工业革命之中、殖民地遍及地球的日不落帝国，乘着装有64门大炮的战舰，并有四艘护航舰，威风凛凛而来，但是由于来之前听到的都是中华帝国如何富庶强大的传闻，尽管身临其境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但是行动言语还是处处透着小心谨慎。他们此行目的就是建立与中国的平等外交和贸易关系，也就是说为英国这个“世界工场”和平地打开中国这个硕大无比的市场。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号称世界工场场主的英国人的傲慢，他们自己就收了起来，几乎对所有见到的中国人，都尽可能地表示了友善甚至迁就的态度。当某些脸皮比较厚的中国官员顺手牵羊地“顺”走他们身上的英国刀时，他们居然会装着看不见；所有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明明是平等的馈赠，但是一路上都被别有用心的中国官员插上了“贡品”字样的小旗，使团团长马戛尔尼其实完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是一路都装不知道。

中国人一脸堆笑外加美味佳肴的“怀柔”，碰上英国小心谨慎的忍耐，按道理马戛尔尼使团的访问应该大获成功才是，然而事情的结局恰恰相反。问题就出在跪拜和磕头上。

鲁迅先生说过，在中国人看来，人生了屁股就是为了要挨板子的，生了膝盖就是为了要下跪的。所以凡是人，见了皇帝三跪九叩是天经地义的事。“老外”不见皇帝便罢，要见，就必须跟中国人一样下跪，哪怕你跪过之后把中国皇帝骂成狗屎，哪怕你在外面说自己才是天下的共主。中国边境的少数民族凡是一睹“天颜”者，都跪了，马戛尔尼之前，有些西洋人也跪了。比如传教士们，还有葡萄牙和荷兰的使臣们，在矮下去大半截之后，得到的好处无疑是大大的。但是，马戛尔尼使团却不是来占小便宜的，他们要的是中国打开大门，要的是中国这个四万万人的大市场，要的是与中国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为了这个他们宁肯吃点小亏，给中国皇帝送上一份大礼，但是绝对要坚持中英两国对等地位。固然他们此次来华并不想像他们在世界其他地方那样，用炮舰轰开古老的城墙，再插英国的国旗。但是却也带了一支颇具威力的舰队，在礼物中别有用心地让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占了最大的比重，其中还有一个英国当时最大的装备有110门大口径火炮的战舰“君主号”的模型，无非是在“暗示装备有六十四门火炮的狮子号（即马戛尔尼使团乘坐的战舰）只是英国强大海军舰队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当英国人看着中国人只能带着惊惧仰视高大的英国战舰时，不管怎么说心里都是很得意的。有了这样的底气，他们当然不会让他们的国王陛下在乾隆面前矮下一头去，所以执意不肯和其他的“夷人”一样行跪拜之礼。

当明白了英国人来华的真实目的之后，接待的钦差和地方大员真是悔之不迭，他们原以为这些大老远跑来的“蛮夷”真的是诚心向化前来进贡的，早知如此，他们还不如干脆不让英国人上岸算了，大不了英国佬给逼急了打将上来，搅扰一通，只要瞒住皇帝老儿一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人给当“贡使”接上来了，乾隆兴致也来了，非要见见这些漂洋过海，不远万里“向慕天朝”的蛮夷不可。要见乾隆的马戛尔尼是前来平等谈判的使节，而他所要见的乾隆却以为他是向慕天朝教化的贡使，双方一碰面，西洋景非拆穿不可。

所以，接待英国使团的官员们一路上一面向乾隆“谎报军情”，说英国人如何如何地恭顺，甚至编造出英国人见了皇帝影像都毕恭毕敬的瞎话；一面又拼命地说服马戛尔尼，好让他见乾隆的时候屈下他的双膝。什么招都使上了，几个接待大员累得唇焦舌烂，要说马戛尔尼是榆木脑袋一点窍也不开那倒也未必，最后人家还是做了让步，说是他只能按见英国国王之礼--单腿下跪来见乾隆，如果非要他三跪九叩不可，那么中国的大臣也必须对着他带来的英国国王的画像行同样的礼。按马戛尔尼的随行人员斯当东的说法，后一种变通英国人是吃亏的，因为中国官员向英国国王行礼，“可以在一间屋子里举行，不对外公开，而英国特使向中国皇帝磕头则是在一个盛大的节日，在属国君主全体大臣的面前举行，这件事还要在邸抄上大书特书。”但是他不知道，这种办法其实更让中国人无法接受。在中国很难想像人们还会对除了九五之尊的另外的什么活物三跪九叩，如果一位高级官员竟然对蛮夷之主行君臣大礼，即使是皇帝“特批”，他和他的家庭也会因此蒙羞百世。所以，马戛尔尼的“让步”，根本就没有可能被转达上去，因为谁都怕万一被选中成为那个向英国国王画像磕头的人。

此时的乾隆虽然已年逾八旬，但身体依然健壮，头脑也不是太糊涂，他不在北京接见英国使团，偏偏让他们去承德避暑山庄，实际上是打算乘木兰秋祢之机，让这些在他看来没有见过世面的化外之人，在大批生番熟夷对他的欢呼礼拜中，领略几分天下共主的八面威风。按清朝的惯例，所谓的木兰秋祢，并不是皇帝没事去打打獐狍野鹿，而是为了威慑拉拢与柔化边疆少数民族。当然，如果有这么一批大老远漂洋过海来的英国人前来“上贡”，无论如何都是给乾隆老儿脸上添彩的事。

英国人终于到达了承德。当和珅尽了最后的努力也没能说服英国人见乾隆时把另一条腿的膝盖也着地，西洋景到底被拆穿了。无论是乾隆还是马戛尔尼似乎都明白了原来他们各自都有点一厢情愿，英国人不是来倾心向化的，中国人原本就不打算跟英国人见面的时候讲“平等”。可是这个时候，想要不见这些英国人已经很难了，因为风早就放出去了，见了，人家不跪皇帝脸上不好看，不见，也照样丢脸，说不定仓促之间连个借口都拿不出来。不过乾隆毕竟是乾隆，五十多年的皇帝饭没有白吃，他马上下了一个诏书，非说英国人远道而来，“不谙礼节”，其实态度倒是“恭顺”的，意思是说，英国人想跪，但还没学会。接下来，乾隆居然按原定计划在众多的蒙古王公以及回疆部落的首领面前接见了英国使团。马戛尔尼行的礼甚至比见他本国君主还要简化一些，只是单腿下跪，并没有去吻乾隆的手，这倒不是马戛尔尼偷工减料，而是乾隆自己感到不习惯，不乐意让自己的手被长着一脸胡子的洋人“啃”。这时的乾隆在心里只管将这位马戛尔尼勋爵当成了乍见玉皇大帝的孙猴子，随他唱个大喏便了。在一大片一而再再而三跪倒在地的中国官员和少数民族王公之中，英国人的确称得上是鹤立鸡群。不过，乾隆似乎要比玉皇大帝器量大些，在听说英国使团里有个13岁的孩子能说几句中国话时，就把这孩子叫到身边，当场让这孩子说了几句，听罢不由“龙颜大悦”，居然摘下身上的一个槟榔荷包赏给他，这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莫大的荣耀。在赐宴的时候，乾隆还几次叫人把他认为好吃的菜端到英国人面前，反倒不理那些对他三跪九叩的各族王公们。英国人虽然不能深切理解这叫赐菜，代表着格外的恩典，但是心里也感到相当舒服。

从事后的记载看，英国人对乾隆的态度非常满意，一时间，似乎他们已经看到了使命成功的曙光。其实，他们哪里知道，乾隆对那个英国孩子大加青眼，不过是奖励他“倾心向化”--学了几句中国话，而赏菜也是中国人老一套对蛮夷的怀柔政策，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你们乖乖地纳入我的天下之内，老老实实做“贡使”。可惜的是，顽冥不灵的英国人根本就没有体会到乾隆的苦心，反而更加坚持他们的“无理要求”--要求在中国派驻使团，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

对于这样不识相的蛮夷，器量大的乾隆最后也耐不住性子了，在以天下共主的身份给了英王一份强硬而傲慢的“敕书”之后，英国人奢华而新奇的礼物被原物奉还，英国使团在严密的监视（实际等于押送）之下，被送回到他们的船上。马戛尔尼使团的使命至此完全失败，大概是所有外国使团中的第一次，他们拿回的东西，抵不上他们带来的礼物，不过也和别人一样，拿到了一张据说是乾隆亲笔写的“福”字。

关于英国人的“半跪”，中国人一直悻悻的，后来把事情传成了这样：英国人原本不跪，但是一见乾隆爷的龙威，便不由得双膝跪份，所谓“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英国人回去以后，倒没有我们中国人这样会编故事，使团的随行人员，用他们的笔记下了他们所看到的一切，使团随行的画师，像摄像机似地记录了中国从官场到民间的种种事象，当然也有我们的炮台和士兵。从此以后，自马可，波罗以来在欧洲传诵的中国神话破灭了，野心勃勃的西方人，看到了一个封闭、落后、保守和虚弱的东方帝国。

关于马戛尔尼使团的事，前几年有一段时间国人议论得很多，绝大多数的说法都蕴涵着清朝“封闭保守”这样的潜台词。许多人会为名声赫赫的“乾隆爷”居然为了单腿还是双腿下跪这种礼仪小节斤斤计较而不解，甚至为中英双方没能在那时建立正常的关系感到惋惜，因为那样的话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种种悲剧了。总之，大家对中国的王朝和王朝上高踞的皇帝已经有了太多的指责甚至嘲骂。不知怎么，我每当回顾这段往事的时候，总无法气壮如牛地讥讽那些似乎很蠢的蠢事。我总是在想，如果让我回到清朝，做这个皇帝，我的所作所为是不是会比乾隆与和珅们更明智些？

中国的传统王朝的立国基本理念，尽管有人说是王霸杂用也好，外儒内法也罢，但都不能否认传统王朝实际上是礼制国家。礼，不仅意味着外在的典礼和规矩，更意味着内心对统治和秩序的认可。国家政权通过礼在形式上演习与遵行，内化意识深处的服从。在礼制国家里，有些在今人看来的细枝末节，在那时就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凡是涉及到礼、礼仪、礼制的事都是国家命运所系。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上大多数王朝中，弹纠官员的御史，居然有一半的人员专门呆在朝中，一门心思专管看着哪个官员上朝冠服整不整，行止合不合规矩，再就是盯着大臣们的上报文件合不合程式，为什么明朝的“忠臣”们会冒着被打烂屁股的危险，冒死诤谏皇帝不合礼仪之举。理解了为什么哪朝哪代都有因“失仪”而丢乌纱丢脑袋的“屈死鬼”。由此看来，英国使团不肯双腿跪下，违反了基本朝仪，只要这个国度还没有从传统中走出来，就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就像当年的美国人会为“水门事件”大动干戈一样，法制国度法制是生命，礼制国度礼制当然也是生命，至少他们当时将之视为生命。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哪怕一丁点对礼仪形式上的违背，都可能导致内心的混乱与不臣。“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心中贼一旦野性大发，像李逵一样拎着两把板斧，要杀上殿来夺了鸟位，那可如何是好？

再说“封闭保守”这个问题。一般人在这样指责清朝人的时候，另一个潜台词则是说我们的汉唐盛世曾经开放过。其内在逻辑无非是说，中国有一个特别漫长的“封建社会”，这个社会到了明清就衰落了，所以才会如此这般地封闭保守。其实，中国自从确立了以小农社会为基础的礼制国家结构以来，开放与封闭这样的现代话语从来对之就是方枘圆凿，根本对不上。只要不影响国家和社会的秩序，就来去自由，于是海陆就商旅不绝；要是影响了国家和社会秩序，那就禁海，于是大部分对外贸易就转入地下，这一切，与所谓的封建社会衰落并无关系。连传统一向为人诟病的天下观，也基本上属于一种自我感觉，或者说是中国人的关于世界的内在的图景。这个图景与礼制的金字塔是同构的，人们实在不愿意也不可能破坏这个近乎完美的结构，所以才会坚持认为自己处在金字塔的顶尖。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凡是王朝的实际控制区以外，谁冒犯了这个天下观的图景，中国人其实并不真的在乎。日本人一面向中国进贡，一面在家自称天下共主，历代王朝都知道，可是谁都装不知道。琉球人一面向中国进贡，一面对日本人称臣，中国人也睁只眼闭只眼。对马戛尔尼使团的态度就更说明问题了，人家不仅撕破了你的天下图景，而且当众冒犯了你的礼制，也不过就是打发人家走人完事，一丁点的惩罚都没有。国人臆想中的天下本来就可伸可缩，门安在什么地方都弄不清，开放封闭又从何谈起呢？

无论对于东方还是西方，马戛尔尼勋爵都是永不疲倦的历史解说员，隔段时间就会告诉我们点什么。

炉边话史

围炉夜话是过去的读书人最惬意的事，如果炉边恰好再有一壶酒和一点下酒的小菜，特别是有一位或者几位可心解语的佳人，那简直就是天上仙境了。可惜我没有摊下过这样的好事，炉子是围过，当年在北大荒的时候，夜来无事或者打夜班的时候，没断了围着炉子跟人闲聊，只是无酒无菜，身边也不过几个类我似的粗汉。不过，炉边的话题就像张岱所谓的“夜航船”的闲聊一样，天南海北，海阔天空，没有主题，也不需要有根据，说到半截没词了，也没人会追究。下面的文字，其实就是按这种感觉从圆珠笔和键盘下面溜出来的。

五四运动中的易卜生与王尔德

五四运动过去80年了，但它总能引起人们说话的兴趣。尤其是文化人，但逢五四，就有一种开口说点什么的冲动。毛泽东赞美五四，说它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他自己就是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青年；蒋介石烦透了五四，说五四教坏了一代青年，无论是向右转的，还是向左转的，都给他的统治带来了不少的麻烦，而且，后来正是这些“被教坏”的青年中的某些人掀翻了他的江山。无论政治观点如何，海峡两岸的文化人年年都在纪念五四，这说明五四的政治意义和文化影响直到今天余波犹在。

说到五四，大家最容易想起的自然是爱国、进步，科学、民主，提起那些当年的风云人物，总是要说他们如何如何地鼓吹“德先生”和“赛先生”。其实，除了这些年年讲，讲的大家耳朵都要发炎的话题之外，五四作为一场文化运动，可谈的东西还有许多，当年的文学青年特别热衷的易卜生和王尔德就是两个。

易卜生这位挪威人和王尔德这位英国人，在上个世纪的欧洲都是名重一时的文学巨匠，不过由于他们两人的风格和作品意向迥异，研究文学史的人，绝少有人会将他们放到一起来说的。而一般的欧洲人，似乎很少有既喜欢易卜生，又欣赏王尔德的。易卜生是关注社会问题的大师，总是用解剖刀把社会恶瘤无情地剖开示众，将人们心里的隐疾病例公开，全不顾体面人的脸面和绅士淑女的情绪；王尔德是唯美主义旗手，凸现自我，注重作品形式上的美，全然不顾社会有多黑暗。然而，在中国的五四青年那里，两位大师几乎获得了同样的尊崇，同是一批青年学生，一边大演易卜生的名剧《玩偶之家》，一边又在排练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而正是他们的老师们，把这两个剧翻译介绍给了他们。《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娜拉有个把她当玩偶的丈夫，她离家出走；《少奶奶的扇子》的女主人公爱格有个把她当心肝的丈夫，她因误会也离家出走，又在曾经犯过同样错误的母亲帮助下走了回来，保全了她的贞洁。两个戏都有冲突，有情节，有戏，而且好看，但是主题思想却是两回事，甚至可以说还有点抵触。

五四青年同时喜欢这样两种不仅风格相异而且主题相左的戏剧，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在大规模引进西学、大规模反传统的时候，内心世界的矛盾和迷惘。一方面，他们高扬自由解放的旗帜，主张冲破旧的道德枷锁，鼓吹人性和复苏，大胆追求个人的幸福。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一些人眼里，就是一场欧洲的文艺复兴。北大学生办的《新潮》杂志，其英文名字就叫The Renaissance，即文艺复兴。作为冲击传统的利器，易卜生艺术形象在中国被拾到了“易卜生主义”的高度，其中的娜拉成了女性解放的象征，受到了文学青年的热烈欢迎。然而，易卜生让娜拉出走，砰的一声门响就完事了，出走以后怎么了，一个字也没提，所以大家未免心里惴惴的，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恰好给出了一个虽然不太恰当、但还差强人意的西方式回答。不尊重女性的娜拉丈夫换成了恰好相反的爱格丈夫，少奶奶的小家庭就甜美地延续下去了。

应该说，那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底气还不够足，在抨击传统和高扬个性解放的时候，还带着传统的沉沉的枷锁，胡适、鲁迅、闻一多、傅斯年等人都曾极襄力称颂过娜拉，但是他们自己连像娜拉那样砰的一声关上门走出去都难以做到。许多人在推许易卜生的同时，心底总是难以去掉王尔德勾画的美丽幻影。也正因为如此，鲁迅当年才会对文学青年大讲“娜拉出走之后”，又勾画了一个中国的娜拉--子君的毁灭，好让彷徨的青年清醒一点。

值得庆幸的是，社会改造的艰难之旅，并没有被“甜蜜的家”歌声打断，先进青年毕竟沿着易卜生主义走了下去，只不过，这条路到今天并没有走完。

当心陷阱

--也谈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

近些年，关注下层民众的学人多了起来，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平头百姓都前所未有地提高了身价。这种现象当然值得高兴。不过，说实在的，这种研究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凡是有志在此的人们，必须有点吃苦碰壁的思想准备才行。下层老百姓是个无文而且格外庞大的群体，一般来说，他们不会说学者们熟悉的语言，很难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所谓“价值”“理念”之类，他们都不甚了了。我们只能迂回绕道，在民俗材料、案件口供、民歌民谣、戏曲传说，乃至报纸的社会新闻中寻寻头绪，找找端倪。然而，这样一来更麻烦的事往往在于，首先你要沙里淘金，能不能淘出来又很难说，因为在浩瀚的沙洲中即使碰上个把金子，也没准一时眼花还给丢了。其次，就是找到了你所需要的东西，怎么样分析归纳又成了更大的难题。对于前者，仅仅有刘知几所谓的那种史才史学史识，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点民俗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的知识才凑合。至于后者，恐怕需要留神的地方就更多，弄得不好，掉到陷阱里你还不知道。刘志琴先生的《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一文（载于《读书》1998年第8期），依我看，也是掉进了陷阱里。

人们最容易掉进的陷阱是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看见一点东西就忍不住发一通宏观的议论，用那点芝麻来说明跟它本不相干的西瓜。

刘先生文中所举的第一个事例，是载于1913年7月《时报》的一则报道，说是那年江苏第一师范学校对学生进行了一次特殊的考试，要求学生回答他们崇拜的人物是谁。结果在三百多人中，崇拜孔孟的占三分之二，其他的则从诸葛亮到马丁·路德不等。其中孙中山排在孟子之后，得票十七，高中“探花”，而已经做了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才得了两票。当然，我们应该承认这个材料是有价值的，的确反映了某种社会意识的倾向。但刘先生的分析结论却有问题了，她说这些师范生的选择和追求“反映了民众的思想走向”，无论如何都是可疑的。那个时代新学堂的学生（刘先生说这些应考者为中小学生，因而说他们是“中下层的文化人”，可能有误，一般来讲，师范学校是不会有小学生的，而中学生在那个时代已经是“大”知识分子了）知道孙中山甚至崇拜他当然不足为奇，可是就在同一地方的普通老百姓，知不知道孙中山是何许人也，革命党是怎么回事，可就难说了。亲身经历过辛亥革命的鲁迅先生说乡下农民把自由党说成是“柿油党”，其实是有所本的，当时扬州的老百姓就“以为革命党就是大家合一条命的党（扬州方言，读‘合’如‘革’）”。再说，革命势力很大、风气又开的江苏的新学堂的学生投了孙中山17票，只投了袁世凯两票，这怎么能说明袁世凯没有群众基础？如果我们把同样的问题提给北洋军的士兵，那么又会如何呢？1913年前后的袁世凯其实不可能比孙中山更没有“群众基础”，不然，他怎么会就那么容易“窃”了国，随后又轻而易举地打垮了占有东南半壁的革命党人，把孙中山和他的同志赶到了日本去流亡？很明显，在那个时候，有不少“群众”没有像江苏的学生那样想问题。袁世凯称帝复辟为什么垮台，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在这篇小文里肯定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到了今天，我们还重复袁世凯复辟失败是因为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的妙论，无论如何都显得有点过于天真。其实，毛病就出在刘先生的武断，认为这些学生的选择和追求“反映了民众的思想走向”，非要以这样一个特殊的“点”代表面目各异的“一大片”。

研究下层的第二个陷阱是，对材料不加辨析，听风就是雨。绝大多数搞历史的人都知道，对于史料的使用是必须要经过辨析的，不仅要辨析材料的真伪，还要弄清材料所含信息的真实意义，不然分析起来就难免方凿圆枘，甚至张冠李戴弄出笑话。然而，同样是这些人，一进入下层社会意识领域，往往会变得嗅觉麻木，目光呆滞，分辨率极低。比如前面提到的刘志琴先生的文章，在那场师范学校的考试中，由于在众多的崇拜对象中，有皇帝头衔的只有秦始皇一个，刘先生便下结论道：“而数千年以来被奉为万岁爷的皇帝，已经失去神圣的光环，……这说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在读书人中已经深入人心。”可是刘先生忘了，对于传统社会的读书人来说，皇帝从来就不是他们崇拜的对象，就算我们去问鸦片战争以前的读书人，恐怕也没有几个会说他崇拜某个皇帝，因为崇拜皇帝多少有点犯忌。对皇帝要跪拜，但不宜崇拜。古代读书人可能会赞美某个雄才大略之主，但如果你问他崇拜谁，恐怕他还是会回答姜子牙、张子房和诸葛亮之类。就算推翻帝制已经深入人心，但用这个材料来说明显然难以让人信服。更何况，据当时辛亥革命参加者回忆说，同盟会的相当多的人对于推不推翻帝制不在乎，大家无非是“对于清廷压迫汉人，害怕洋人，愤恨达到极点，尽力鼓吹发动革命，复我河山，满脑子‘种族革命’。”革命的中坚尚且尔尔，一般读书人可想而知。其实，在中国，“推翻帝制”远没有“帝制”深入人心，正因为这样，民国以后才会有两次帝制复辟，而且复辟的失败并不全是因为人们对共和的真切拥护。奇怪的是，总是有人兴高采烈地述说复辟的失败，而很少想到为什么都20世纪了，中国还一个劲地开倒车，接连唱出了两台帝制的大戏。

同样，刘先生文中对另一个事例所做的分析，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刘先生文中提到，1877年的《申报》有这样的记载，说是乡下妇女进上海之后，竟然过不了多久就“寻姘头，租房子，上台基（所谓的情人旅馆），无所不为，回思昔日在乡之情事，竟有判若两人者”。刘因此认为，“早在19世纪的80年代，沿海一些大城市就有一批处在社会下层的女性，以自己的行动勇敢地突破礼教的禁区，争得自己的社会自由和自主择偶”。我想，如果熟悉上海近代社会史的人，对这种说法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的。近代的上海底层妇女是不是这样“自由”和“自主”过？我想没有。这样的话用在五四青年身上或许更合适一点。近代的上海畸形膨胀，客观上刺激了娼寮业的发展，农村破产的加剧，又使得进入上海的乡下妇女大量化为明娼和暗娼，因此上海的“娼业”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在全国居于前列，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申报》所记载的那种事情，最大的可能是乡下妇女在上海沦为暗娼和半暗娼，而最不可能是“自主择偶”。即使是给人做“外室”，也丝毫扯不上“自主择偶”和“冲破礼教束缚”，西方情人旅馆这样的东西，在当年的上海不大可能出现，有的只能是为嫖客和妓女提供方便的“受费屋”。他们的行为甚至也没有刘先生所说的“两性关系的新变动”的意义，这些进了城的乡下女人和她们与之打交道的男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何新之有？乡下妇女入城沦为娼妓和某些贫苦家庭需要女人全部或者部分出卖肉体来维持生计，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老现象。身处近代上海的她们，只不过耳濡目染了些洋东西而已。至于观念上的变化，从那个时代社会花边和过度发达的“嫖妓文学”可以得知，近代上海拆俏的嫖客和卖笑的妓女，两者关于两性的观念与他们前辈并没有什么不同，也不可能有什么不同。下层社会两性关系的紊乱和道德的“沦丧”，关键还是在于生活环境的恶劣和巨大的生计压力。

我能指出的第三种陷阱就是先入为主，研究者先有了一个主观的预设，然后根据这个预设找材料进行论证。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些义和团研究者，都犯过这样的错误，首先依据一些模糊的根据定下了某些民间教门就是义和团前身的前提，然后就把这些教门的教义当成义和团的观念来加以阐释。依我看来，刘志琴先生也没能幸免，她的这篇我已经提及多次的文章里，也有类似的毛病。比如她在谈到西方的器物从钟表、西式马车到火车轮船在近代中国的命运时，很明显就有一个预设：认为下层民众（或者小农社会）狭隘落后，拒绝接受新鲜事物。因此，以上所举的西方器物统统遭到了民众的抵制。其实，对于所谓小农的狭隘与局限也应该作具体分析。因为那个时候，这两样东西对农民的确用处不大，钟表自不必说，依刘先生所说，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要表作甚？马车则是中国有中国式的，西式与中式其实互有利弊，如果没有好路，西式马车反而走得不快，农民当然犯不着为此破财费神。至于轮船和火车，在南方和北方农民那里命运是不一样的，当轮船出现在长江时，老百姓趋之若鹜，把个统舱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不然轮船招商局怎么会一度变成中国洋务运动中惟一赢利的企业呢？至于火车的命运，让我们看看夏衍先生关于童年的回忆也许更能说明问题：“沪杭铁路的杭嘉（兴）段通车，艮山门是从杭州到上海的第一站，通车的那一天，整个杭州--包括沿路乡村都轰动了，我母亲也高兴地带了二姊、四姊和我，背了长板凳，带了干粮（南瓜团子），走了两里多路，至艮山门车站附近沿线的空地，排着队看火车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怪物’。沿线挤满了人，连快要收割的络麻地也踏平了。在盛夏的烈日下晒了两个多钟头，好容易看到了一列火车从北面开过来，隆隆的车轮声和人们的呼喊声融成一片，这个大场面，尽管事隔七十多年，到现在依旧是记忆犹新。”这就是第一次看火车的江浙老百姓。我们似乎不应把北方义和团的某些行为说成是举国一致的，因为火车轮船的好处和便利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非常讲求实用的中国农民其实很容易明白它们的价值所在，只不过，经济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明白得要早一点，北方落后地区要晚一点而已。只强调小农的狭隘和落后而忽视了他们异乎寻常的实用理性，那么研究肯定要走偏。我们应该还记得，太平天国的农民比曾左李麾下的湘淮军还要早地引进了洋枪，而且规模相当大。李鸿章在吃够了太平军的苦头之后，写信给曾国荃发牢骚说：“长毛专恃洋枪，每次进攻必有几千杆洋枪轰击，猛不可当。”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受了太平天国“泥腿子”的刺激，淮军才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现代化。即使是后来迷信“刀枪不入”法术的义和团，看见洋枪洋炮，也绝没有像对待其他洋物那样又烧又砸，而是像宝贝似的收起来自用。凡是具有看得见摸得着功效的西洋器物，在农民那里是很容易受到欢迎的。

最后，就是研究下层的人往往易于过于强调上层和下层的文化上的不同，甚至将它们截然对立起来，一谈到下层就渲染他们如何如何的不一样。我承认上层和下层伦理价值和风尚是有所不同的，但根本不至于对立。刘先生所述的“敬惜字纸”习俗，说下层百姓不尊重，其实正好是颠倒的。“敬惜字纸”的风习，从本质上讲，应该是下层百姓更在乎的，成天和字纸打交道的士大夫倒未必会真的当回事。明清以来，常见的是老百姓把士大夫丢弃的字纸郑重地拣起来，小心焚化。污秽了字纸而遭雷击的传闻，恐怕也是老百姓会更相信些。而刘所提到的官府的禁令，倒更可能是顺从民意，打击那些在上海这个特别的地方，一心只想着发财的、大多由士绅变成的商人，目的自然是维持被洋鬼子带来的欧风美雨“精神污染”了的风化。说“老百姓并没有这些顾忌，按着方便行事”是不合乎情理的，凡是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恰是民间讲究最多，禁忌也最繁。另一方面，下层老百姓其实并不是不愿意讲道德规矩，只是没有条件，一旦有了条件，他们讲究的会比士大夫还凶百倍。洪秀全一作了天王，规矩就大得吓人，连80岁的老奶奶和8岁的孙子都不许同居一室，太平天国不仅有三纲五常，而且还有叔道婶道、兄道嫂道、姐道妹道，真是磕不完的头，作不尽的揖，记不住的规矩，吓死人的排场。当年太平天国的诸王，对西洋的自鸣钟和千里镜所表现出来的热情，一点也不比北京满族王公差多少。

从本质上讲，处于同一文化体系中的大传统和小传统在价值观念上是一致的，大传统讲忠孝仁义，小传统也不例外。至少在意识形态方面，大传统对小传统负有指导的责任，当然也具有指导的意义。对于强调两者在行为表征上的区别，有时并不利于把握问题的实质。多少年来，当我们高扬贫雇农贬斥地主的时候，似乎忘记了其实没有哪个贫下中农原本不是想做地主的。总是向上看齐，才是我们这个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色，老百姓讲，“富不出三代”，“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向上爬的野心常在，机会也未必没有。底层文化的特异之处，往往是因为它带有更浓重的原始因素和自发的无文走向，其“离经叛道”，对于上层文化而言，绝没有本质冲突的意义。

对于历史上的下层社会尤其是对下层社会意识的研究，是个长期以来被人忽视的领域。现在人们开始对此有了足够的关注，无疑是历史研究的一种进步，因为正如刘先生所说，“从社会下层发掘足以反映历史变动的轨迹”，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相”。但是，也许是由于轻视下层研究的学术史在中国延续得太长了的缘故，当人们转过身来低下头俯视下层的时候，潜意识里或多或少还免不了拖着几丝不以为然，对研究对象缺乏起码的专注，也缺乏必要的尊重，因而往往很轻易地就掉进了其实并不隐蔽的陷阱。另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相当多的研究者，对于下层社会还存在着隔膜，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缺乏必要的体验。对那些属于老百姓自己的东西，诸如粗糙的口头创作，鄙俚的民间戏曲，烦琐的民风民俗等等都缺乏了解，也不屑去了解。过去离我们说远也远，说近也近，某些深层的东西说变也难，不知今也就难以知古，如果对于今天老百姓所思所想麻木不仁，那么对于历史上下层社会也难以很好地解释。研究历史贵在以古人之心为心，才能贴近历史，而研究下层历史，则不仅要贴近历史更要贴近下层。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我之所以在此说三道四，绝不是因为自家比谁高明，仅仅是由于所犯过的错误更多。从陷阱里爬出来的人，有充分的理由在路上竖一个牌子，上面写上：当心陷阱！

也谈古今地方行政建置

读了朱志泊先生《漫话古今地方行政建置》一文，忽然觉得也有两句话要说。

话其一，现在中国的行政建置的混乱，比较突出的一点就如朱文所言，是“市”太多，从省级到县级都有，让人找不着北，弄不清一个市，或者市长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大，因为一个芝麻大的县级市和与省同级的直辖市的市长都叫市长，实际上两者的差距就像天和地。究其“乱”的源，应该是近些年县级市的“批发上市大甩卖”。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县级市，很快就湮没了原来的地级市和直辖市，使中国大地“市星”灿烂，自然也难免耀花了老百姓特别是外国人的眼。

到今天为止，县改市依然是各地县领导们热衷的一件事。大凡想要改市，总免不了劳师动众，一时的专车送礼，游说公关不过是小菜一碟，厉害的往往派团长驻北京，软磨硬泡，糖弹齐泻，跟踪盯梢，穷追猛打，不达目的绝没有收兵的，据说公关战长的能打上两三年。

县改市，其实没有什么实际利益，因为级别不变，会不会有点政策上的好处也很难说，即使有点实际的利益，大概也抵不上公关的消耗，更不用说改市以后的大肆庆祝。促使我们的县太爷们乐此不疲的动机，说穿了无非是面上好看--市比县听着气派，市长更比县长叫着威风。县，无论有多大，听起来总是像乡下，而市无论多小，听起来也是城市；县长虽然；是一县之尊，但总是让人想起七品芝麻官，而市长就难说了，听起来特像是四品知府，让老百姓听着就害怕。在不兴县改市之前，中国的市有限，县长升市长，等于从县级跳到地级，显然不容易。现在好了，只要搭上县改市的顺风车，半真半假地混迹于从前地级市的行列，昔日的芝麻官就可以戴上一顶似乎是四品知府的“官纱”，至少对外可以唬唬人了。

当然，有一利必有一弊，县改了市依旧是县级，所以它们还是被同样叫做市的地级市管着。原先上下级一见面，市长可以坦然地叫下级为某县长，然而现在就觉得有点别扭，过分的上级有的竟然干脆直呼其名，等于一长不长了，据说某些地级市在召集下面的市县长开会时，居然特别叮嘱会议人员不许称呼县级市的市长为市长。好在现在挂上市长头衔的县太爷们，毕竟有见长官的时候，也有亲民施教的时候，更有出外甚至出国考察公干（含旅游）的时候，到那时候，掏出名片来，脸上的风光可能不会亚于国外的名胜。总之，县改市还是利大于弊。

往宽一点说，我们中国人玩的这种名称升级的空手道，还不止县改市这一种，六层楼就叫大厦，十层楼就叫广场，中专变学院，学院晃晃身子就挂上了大学的牌子，政府机关里，大家都是“长”，办事员比过去的首长还要稀罕，一个小小的县（包括县级市），县级副县级的干部成百。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全体都升级，反而成了虚架子。清末的时候，官也毛，但多出来的官都放在候补的行列里，无论队伍排得有多么长，没候上实缺之前也进不了衙门，大多数买官的人，实际上只是买顶官帽子自我满足一下。而现在多出来的官却都个顶个地放在机关里摆着，活生生地添乱，而且吃、拿、卡、要样样在行，进了机关办事，过不了人家的关还就是不行。

话其二，朱先生文章给人挑了不少错，挑得很让人提气，但有的地方也难免有苛责之嫌。比如《高邮县志》说了句：“宋太祖开宝四年，高邮多盗，置高邮军。”朱先生因此批评“高邮多盗”四字为蛇足，说军是宋朝的一种行政建置，“与盗多盗少无关”。不错，“军”是宋朝的一种行政建置，比县高，比州稍低，基本上与府、州、监同属二级地方区划。但是宋朝设军的地方都与军事有点关系，所谓“地要不成州而当会津者，则为军”。军实际上是军事要地，须重兵把守。类似于军比军低一级的行政建置是寨，与县同级，《水浒》上花荣和刘高作知寨的清风寨，就是这么一个。边境上的军寨是防御“盗贼”的，那个时候没有警察，盗贼也由军队管，小偷小摸由县一级的军人即都头们管，军寨防的是大盗，伙盗，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农民起义。所以说，说“高邮多盗，置高邮军”，其实也不能算错，至少不能算大错。

其实，朱先生也知道，让各地编地方志的文化人搞清楚历代繁复的行政建置，实在是难为了人家。君不见，我们的有些大文化人在有关清史的小说影视（不是指戏说那部分）乃至史说论著中，不断地出现“两湖总督”的字样，还非说两江总督管辖的地方是江苏和浙江云云，如果要打板子，我看还是先打了这些大人先生的屁股再说。

董仲舒与春秋折狱

所谓“春秋折狱”，就是以儒家经典《春秋》为法典来断案子，此招据说是西汉大儒董仲舒出的。董仲舒一生作官做得不大，长时间里呆在博士位置上，那时的博士属于官衔，但位卑且清寒，董仲舒最大的官是一个诸侯国的相，而且时间做得不久。董仲舒虽然官做得不大，但作为儒者的名气却不小，据说对于《春秋》，谁也没他熟。离任后，朝廷有了疑难案件，廷尉张汤总是去问他，于是就有了一系列的“春秋折狱”。董仲舒在今天看来堪称一代奇才，或者说怪杰，很大程度上，汉武帝是因为他的缘故，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但是，他手里的儒术，却是个糅合儒、法、道和阴阳家的杂货铺，他那套以人事配天象，天人合一的理论，孔夫子如果地下有知，肯定会哭笑不得，恨不得再死一回。也许就是这套神神怪怪的儒术，才真正打动了喜欢方士的汉武帝。

董仲舒是做过五经博士的人，对《春秋》情有独钟。虽然那时的博士非现在的博士，但学问还是有的，肯定能把《春秋》倒背如流，而且还非常善于学以致用，联系实际，春秋折狱就是一个典范。

在今天的人看来，《春秋》是历史，撑死了将之说成哲学，无论如何也扯不到法律上去，以《春秋》断狱，肯定是“葫芦僧乱断葫芦案”，谈不上起码的法律公正。以往，人们谈起“春秋折狱”来，大抵上是看作笑柄的。但事实上，董仲舒的引经折狱，并非一味地以道德代替法律，以迂腐之论遮蔽事实。

现今留下来的春秋折狱的事例已经不多了，以留传下来的几个故事看，董老先生其实是挺明白事理的，所断案件往往既合乎法理，又近乎人情。留下来的春秋折狱第一个案件是某甲的父亲与人争吵，说急了就打了起来，对方拔出剑来一剑向某甲父亲刺去，某甲情急之下，抄起棍子抡圆了就向对方打去，不想人家一闪，反而把自家老爹打伤了。断此案的官员们要以殴父的罪名判某甲，董仲舒说，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父而父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按动机，某甲本是救父不是殴父，伤父乃是无意误伤，理当无罪释放(《太平御览》卷640)。这个案件如果放到今天，大概也不能判某甲有伤父之罪。而在当时，一个人如果蒙上了殴父之罪，肯定性命不保，所以董仲舒虽然不依刑律，毕竟判得有理，而且是做了件好事。

第二个案件说的是有个渔民出海遇风暴，船破身亡死不见尸，其妻遂改嫁他人。这种事对于海边的渔民本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这次不知怎么的就让人给告了官。因为按当时的律条，夫死未葬不许改嫁，否则就是私嫁，律当弃市，就是杀头。而那些武断的地方官们，还真的要杀这个可怜的妇人的头。然而，董仲舒出来说话了，他说，按春秋之义，夫人嫁于齐。说的就是如果丈夫死了没有儿子，就可以再嫁，而且再嫁者没有淫奔之心，只是为了生活，所以，统统无罪（同上）。对于这项判决，我们无论董老先生依据的是什么，不击节赞赏大概是不行的。为了通情达理，不伤及无辜，董仲舒居然找到了不是借口的借口，把《春秋》记载的一件平常的史实，拿来做了为那可怜的妇人开罪的理由，看来，春秋折狱其实并不迂腐。

只有第三个案件有点问题。这个案件非常简单，一个人的养子杀了人，他将其藏起来。事发之后，父子两人都关进了监狱。按传统的社会常理，如果这二人是亲父子，老子肯定没事儿，父为子隐嘛！可是，由于他们没有血缘关系，有人认为这人包庇罪犯所以有罪。在那个时代，包庇罪不是轻罪，而是要与所包庇的罪犯同罪的。董仲舒这回依旧是持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过他这次没有引证《春秋》，而从《诗经》里找到了依据，他说，诗云：“螟蛉有子，蜾嬴负之。”所以养子也是儿子，一样符合“父为子隐”的“法则”，故尔，儿子可以判罪，而老子理应开释(杜佑：《通典》卷69)。

显然，董仲舒的这次判案是与现代法律体系大相径庭的，有亲缘关系绝对不可能成为包庇犯罪的理由。但是，法律制度是人来制订的，必须考虑法律包含的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因素。在中国传统的以亲缘纽带串起来的社会里，以父子轴线为核心的亲亲法则，就像后来的阶级斗争一样是社会生活的“纲”，就是不指望“纲举目张”的人，也难逃纲后面拖网的笼罩。如果以“父为子隐”作为前提，那么董仲舒的判决其实并不过分。

然而，话又说回来，尽管董仲舒的春秋折狱很有人情味，有时判得也挺合理，但是这对于中国的法律制度的成长毕竟不是一件好事。中国的法律长期以来一直在伦理道德的巨石之下呻吟，得不到正常的发育，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是董仲舒首倡的春秋折狱不能不说是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河，它标志着统治道德对法律毫不客气的干预和指导。两汉以后，虽然律条越来越完备，很少有人再像董仲舒那样直接引经断案，但春秋折狱的精神却流传了下来，像历史上大大有名的“海青天”海瑞，他断案就有一个“原则”：亲族之间的诉讼，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这种“与其——宁”原则，我们在现代已经耳熟能详了，殊不知这原来也是古已有之的老脾气。海青天这一“宁”下去，就不知道要有几多“晚辈”可能负屈含冤，牺牲在伦理秩序的重压下，司法的公正肯定要大打折扣。与海瑞同时代，也相当有名的张瀚，做大名知府的时候，曾经办过一件很令自己得意的案子，说是一家两兄弟发生了财产纠纷，争讼不已，县令断不了，推到他这儿来了。古往今来，亲兄弟闹到打官司这一步，肯定是撕破了脸，嘴里哪里会有好听的，于是在公堂之上就互相开骂，可是这却惹恼了知府大人，不问青红皂白，各打五十大板，然后用一副器具将两人各铐上一只手，投入监狱就不管了，一任他们吃喝拉撒睡都结在一起。结果不问可知，这两兄弟受不了折磨，只好央人求饶，声明不再打官司了。这场官司就这样在亲缘至上的大帽子下，稀里糊涂地被强行和了稀泥（张瀚：《松窗梦语》卷1）。

比起海瑞来，张瀚的这件自鸣得意的“德政”要恶劣得多。即使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亲兄弟只要分了家，就是两个不同的经济实体，发生经济纠纷是难免的，兄弟争财产在农村司空见惯，打官司是合法的事，既然地方官有司法权就理应受理。亲兄弟之间，也同样有个是非曲直，这样用板子和刑具硬性把它压下去，如果这兄弟俩再不屈服，就有可能为此丢了性命，法律实际上就成了附在伦理“大纲”下面的一张废纸，也不可能真的让社会上的亲兄弟从此后再也不打官司。

在世界历史上，类似春秋折狱这样的故事，在某些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教国家也有过。美国20年代还有过“进化论案件”，在课堂上讲授进化论的中学老师，还因“抵触”了圣经而被判罪。直到今天，某些伊斯兰国家依然把古兰经作为法律的指导。相对而言，儒家虽然也号称是“教”，但宗教的气息毕竟少得多，经义上的教训也没有那么霸道和专断，加上董仲舒又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所以他的春秋折狱还是蛮有些可爱的。不过，无论春秋折狱多么富有人情味，它对于法律自身的发展还是有害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之所以总是像一个个别器官畸形发达的婴儿，不能说不是儒家经义的阴影过分遮蔽之过。

两千年后看董仲舒求雨

两汉之际，有名的儒生特别多，最有名的莫过于董仲舒。正是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才使得儒家学说正式登上殿堂，成为历代的统治哲学。这件事情被我们的教科书渲染得相当厉害，以至于一提到董仲舒，人们就会想到儒术的独尊。过去我曾想当然地认为，由于此划时代的一策，董仲舒肯定备受汉武帝的宠爱，理所应当是当时最为走红的儒者。然而，事实并不是如此。

董仲舒一生做了很多事情，首先，作为儒生他是当时治《春秋》最有造诣的一位，无人能出其右。据说他的学说传给了公羊，应该是“公羊学”的鼻祖，实际上等于是今文经学的鼻祖。其次，他还写了著名的《春秋繁露》，提倡天人合一，认为天降的灾异应该是上天对统治者的警示。而董仲舒的最为奇异之举是“春秋折狱”，即以《春秋》作为法典来断案。至于建策独尊儒术，本是时代顺理成章之事，自刘邦用孙叔通制朝仪时，基本上已经奠定了基础，天下既然不能以马上治之，那么利用儒家学说做招牌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董仲舒自己也知道他不过是那只该打鸣时打了鸣的公鸡，所以也没有将太阳的升起看成是自己的功劳，对此并不津津乐道，太史公司马迁修史，甚至都没有提这事。在当时，虽然董仲舒也做过朝廷的博士，不过是个官学的教书匠而已，秩比六百石，比我们常说的芝麻官的县令还低。后来虽然做过短时期的郡国之相，但很快就回家教书去了。跟公认学问比他差但却封侯拜相的公孙弘比，简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不仅没有获得皇帝宠爱，反而因言灾异言得过了头，惹得皇帝不高兴，将他下了狱，差点把老命丢了。

凡治《公羊》者多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而作为鼻祖，董仲舒则不止常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而且还有“非常异议可怪之举”。《春秋）折狱算是一件，另一桩则比《春秋》折狱还要“非常”。在汉代，人们公认大臣尤其是宰相是要主管燮和阴阳的，据说丙吉为相，碰见长安城里有人打架斗殴杀伤人命他不管，而看见老牛犯喘却急得要命，说是杀人伤命自有廷尉去管，而牛在不当喘的时候喘，就意味着阴阳不协，这才是他该管的事。但史书上没有讲他最后是怎么管的，老天毕竟不是病人，开开药方，下通针砭，该补的补，该泻的泻，阴阳就协调了。就是说，大臣主燮和阴阳的操作方案始终没有人亮出来过，大概也没有人敢亮出来。然而董仲舒毕竟是董仲舒，他在任江都相的时候，还真的操练起燮和阴阳的事来。虽然一介侯国的相，秩不过二千石，谈不上是大臣，与主宰一国朝政的宰相不可同日而语，但在董仲舒眼里，也许只要是相，他就当大臣来作。当然，也有这种可能，是该处乡间的百姓常来央他为他们求雨求晴。至于他是不是心甘情愿地被烦，我查不到相关的史料，实在说不清，不过从他那认真劲上看，说他是主动请缨倒有七分的可能．

董仲舒到底是怎样操作的呢？司马迁曾经提过一笔，真是有些怪，太史公没有记录他“独尊儒术”的建言，却对他的这种壮举蛮感兴趣，《史记》上说董仲舒在任江都相时，“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而具体的纵阴闭阳的方法是这样的，豁免女子为祝者一月租，令诸巫母无论大小齐聚郭门，找个宽敞的市场，将男人统统赶走，江都王亲临市场，设小坛，以脯酒祭。同时，还要让妻子看望自己的丈夫，也就是说让各处的公衙里充斥了女人（《续汉书》）。这样一来，到处都是女人和女巫，的确阴盛阳衰，就有了纵阴闭阳的效果，雨自然就该下了。因为天旱的时候总是晴空烈日，在古人眼里，日属阳，月才属阴，晴属阳，阴雨不用问都是属阴，所以天旱自然是阳太盛，而古人又认为女人属阴，男人属阳，那么女人和女巫就是补阴的药剂，将男人藏起来，把女人显露出来，就等于将药吃进去。这样的调和阴阳，说白了就是弄巫术，董仲舒就等于是诸位巫师的总导演。《太平御览》上残留的董仲舒草拟的求雨文，有“秋以桐鱼九枚”一句，似乎是想用“鱼”来引雨，连顺势巫术所用的道具都备齐了。这样做是不是真的燮和了阴阳，呼风唤雨，去云散雾？虽然据司马迁说，还是蛮有效的，但我看未必，否则，他在江都相的位置上还能呆得更长一点，至少会享有活神仙声誉，被四方争着抢着请去求雨，然而并没有听说他享受过这个待遇。

在董仲舒那个时候，中国人还没有走出巫术的时代，作为原系楚人的汉家皇帝，更是受到楚地好巫传统的影响，这种影响实际到了汉武帝那里依然存在，大量的方士们在这位所谓雄才大略之主的宫殿里，绝对比儒家弟子要吃得开，而那个时候作神弄鬼的方士其实跟“诸巫母”也没什么区别。当然，没有人会否定董仲舒是位儒者，司马迁说他“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可是他的学说，却在儒家的旗帜下掺了太多的杂货，至少阴阳五行的东西塞了不少，这种“儒术”从本质讲是很合喜欢方士的汉武帝的胃口的，至于他的政治操作，更是径直变成了儒生的巫舞。这样的作法，实际上更可能出于一种现实的不得已，就像后来的格义佛学和变文佛讲一样，只有如此委屈自己迎合俗流才能打开销路。

依阎步克的研究，那个时候，儒生和文吏还没有合一，那么也就意味着，儒生们对于怎样将手中的学问货与帝王家并不是都清楚，像孙叔通制朝仪这种机会，不可能有很多。《六经》毕竟不是兵法，不能用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不是韩非子《五蠹》那样的权术教科书，学了以后可以玩弄群臣。儒家凭什么跟黄老与法家争胜？尽管宣布了独尊儒术的国家政策，这个难题依然是摆在每个入仕和希望入仕的儒生面前的严峻考验。现在看来，董仲舒和孙叔通一样，属于那些解决这些难题的开山者，他经世致用的操作路径有三个，一是以《春秋》折狱，一是借灾异警示当局，一是凭巫术燮和阴阳。这三者一则涉足了传统儒家所不乐意涉足的刑罚领域，一则越过了“不言怪力乱神”的儒家雷池，至少是对孔子时代儒家传统的一种背反。但是，经过焚书坑儒的惨痛教训，儒生们实际上已经意识到，如果不能做到将高头讲章与现实的政治操作的结合，那么他们可能永远只能像孟子那样，做一群高尚的政治反对派，而大一统的王朝实际上已经没了对反对派容忍的雅量。

当然，董仲舒经世致用的尝试的确太过于功利，过于直接，也过于幼稚，甚至有点像是胡闹。但是沿着他的道路，儒生们却一步一步地走进了朝堂，从此再也没有被赶出来过。后世的儒生虽然不再将《春秋》当作法典，但《春秋》折狱的伦理至上的精神却传了下来，成为兼有儒生和文吏双重身份的官僚们司法实践的基本依据之一。后世的儒生也不再像董仲舒那样频繁地唠叨灾异，但言灾异对于统治者的警示却成为一种政治传统留了下来。在丢开了巫觋这种敲门砖之后，燮和阴阳之举作为一种协调农时和政事关系原则保留了下来，甚至连求雨的仪式都流传至今，只不过官方的少了点巫气，而民间的依然像跳神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的时代儒家可以祖述周公，不言怪力乱神，维护学说的纯洁性，而他的后辈在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却不能不在羊头的招牌下面，悄悄贩一点乱七八糟的货色。后世王朝政治“外儒内法”，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其实不惟法家，甚至道家、墨家和阴阳家的家底都被从政的儒生们换了包装献给了历代君王。不言怪力乱神的精神，只保留在个别纯儒（或日腐儒）的思想里，不仅如此，连占卜扶鸾、风水地舆连同退隐于乡间的巫风，也都被郑重地留在了儒者的家里，因此在大多数儒生的思想上都为鬼神预留了后门。

也许人们想像不到，绵延两千多年的天下一尊的儒家政治，其始点竟然是一介老儒领着“诸巫母”在祭坛上的呼风唤雨。

解放了，我们该怎样说话？

在我的案头，摆着一本发黄了的旧书，是前几天整理书架的时候翻出来的，名字叫做《新名词综合大辞典》，上海大地书店1950年7月初版，1951年1月增订再版。看着它灰头土脸的样子，估计是出身于十几年前的旧书摊，那个时候卖旧书的非常可爱，凡是旧书一律在原价上打折，赶上运气好还能碰上论堆甩卖的，弄上一纸箱也就十来块钱。那是我淘书的黄金时代，这书大概就是那个时候溜上我的书架。当初买它的时候，估计准是论堆来的，所以没想过会有什么用，再翻出来的时候差点没给丢到废纸篓里去，几乎在那要扔非扔的一瞬间，我瞥见了“新名词”三个字，这么旧的书，居然讲的是新名词？

不管社会进步还是倒退，时光总是在向前流逝，隔几年就会有新名词涌现，跟改朝换代似乎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汉朝初年说的其实还是秦末的话，大唐开国吐的也还是上一朝的旧词。明清更替，人们不过收敛了几个关于“狄夷”的词汇；民国成立，也就是皇帝变总统，提督变司令，当时的报纸曾经兴奋地嚷道：“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片卡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漫说这边兴了那边是否真的灭了，就是真的新的灭了旧的，也不尽与政治有关。但是，新中国的建立却不一样，因为它开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革命”时代，随着全国上下男女老少都被整合到了一个个组织中去，可能在家里还可以开你的老腔，可在会上或多或少都要冒几个新词，不然，就意味着你落后了，甚至……话语的转换，以政治为中心在转，等到日常的说话也掺进了新名词时，我们可以说整个社会就政治化了，也可以说，一场话语转换就完成了。

所有的人（除了反革命，就是反革命走到街上，不认识的人一样叫他同志）都叫“同志”，做所有的事（除了吃喝拉撒，特殊情况连吃喝也算上）都叫“革命工作”，找到了职业叫做“参加革命”或者“参加革命工作”，所有的公干所在都叫“单位”，每天你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政治学习”，你要“靠拢组织”，交“思想汇报”，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很可能的感觉是几乎在一夜之间，所有的人一下子都不会说话了。农民不会新词是可以原谅的，到70年代，村里的支书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解为“大伙批你一顿，我再批你一顿”的还大有人在，可是城里的知识分子就麻烦了，在解放了的明朗的天之下，如果大学教授还把“革命”理解为“汤武革命”的鼎革更命，将“斗争”还像旧中国那样说成了“争斗”，那可怎生了得？所以他们要“脱裤子”，“割尾巴”，“洗滚水澡”，用上得了辞典的话来说，就是要进行“思想改造”。即使这样，我们看看当年老知识分子在报刊上发表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批胡适的文章，依旧新名词用得别别扭扭。于是乎，基于同一个理由，聪明的人几乎是在被解放的同时，拉上些老革命的知识分子，编了这本《新名词综合大辞典》，辞典问世之后看来很是畅销，半年之后就出了增订的第二版。

在这本辞典里，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今天已经成为日常用语的词，比如“群众”、“基本群众”、“群众观点”、“为人民服务”，以及“宣传”、“鼓动”、“调查研究”、“民主评议”，其中有些显然火药味比较浓，像“斗争”、“斗争性”、“反动”、“反动派”、“反革命”，和让许多人至今一听到就打哆嗦的“坦白”，不过看来在那个时候“坦白”还没有像后来那么惊心动魄，该项词条的解释是：“就是没有隐瞒。指当众执行自我批评，把自己所犯的错误公开诉说出来，并表示悔过，决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见该辞典第90-91页）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有许多尾巴没有割干净的知识分子，只要“坦白”了一次．以后就可能接二连三地“坦白”下去，“决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似乎没有可能，至少在他上面和周围的人看来是没有可能，真是“想改也难”。

害得某些“小知”和“大知”屡屡要“坦白”的东西，在这本辞典中也有明示，它对“个人主义”是这样解释的：“与集体主义对称，认为个人的发展是历史进化的目的和内容。极端的个人主义甚至认为每个个人必须完全从任何社会羁绊下解放出来，应当以自己的志愿为方针。近代个人主义者拥护资本主义制度，已成为一种反动思想了。”（大辞典第83页）既然“个人主义”被判定为“反动”，估计也只好当过街老鼠来对待了。“自由主义”的命运也差不多，辞典告诉我们，在帝国主义时代，“自由主义早已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人贵族的工具了”。而且在略述了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的主要内容后，最后的判词是：“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能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与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与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大辞典第85-86页）进入革命时代以后，有谁不想进入“集体组织”，或者能不进入“集体组织”呢？所以如果你的身上“个人主义”或者“自由主义”的尾巴根还在，或者人家认为还在，那么就很可能有“反动”和“恶劣”的噩梦缠着你。

在这本辞典中我还找到了表明“王实味思想”的词条，上面是这样写的：“王实味为一托派分子，他的思想有三个要点：人性论、蜕化论、极端民主主义和平均主义。”（大辞典第56页）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词条，“大灶”、“小灶”，懂一点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当年王实味就是因为自己吃着“小灶”，却偏要对大小灶之分唠唠叨叨，结果变成了某个阵营人人谈之色变的托派，最终丢了脑袋。

让我同样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新词”：“刘宗敏思想”。对于我这个学历史的人来说，不用看就知道，这里讲的是什么。看来，在进城之初，重印的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还有人想着，可是很快，这个词就消失得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显然“资产阶级思想”更可恶，更众“恶”所归，在金钱美女面前看不开，只能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不可能有什么别的。再到后来，待到我记事时，那个进了北京城便大肆收罗金钱美女的刘宗敏（没进城之前未必就不贪财好色），已经在某大作家笔下变得十分可爱了。在这样的历史面前，你所做的只能是佩服人们进步的神速。

其实，辞典里几乎所有政治性的“新词”，对于从根据地来的人来说，都是老生常谈，新名词之新，就是向根据地的话语体系靠拢，所以甚至连根据地的一些口头禅也被辞典郑重其事地收入，比如“大呼窿”、“小广播”、“闹情绪”等等，其中“大呼窿”一词还特意注明“山东话”。从这本辞典里，我们似乎可以看见，在建国初年显然还相当洋气的上海，有一群知识分子正在脱下西装，换上列宁装或者军装，文质彬彬的嘴里拼命学着根据地的土话，其诚心诚意足以感动上帝，可是上帝真的被感动了吗？天知道。

整个辞典里从头到脚都洋溢着革命的气息，正像编者前言里强调的那样，他们一定要坚持阶级立场，“无条件的拥护无产阶级的利益”，惟一“解放前”的痕迹就是一些词条后面加了该词的英文，比如“左倾”为Left Deviation，“大会”为Congress，让人依稀会想到，这本辞典可能是出自谙熟英文的人之手。可以想像，如果这本辞典再编下去，词条后缀很可能会是俄文，再往后，也许所有洋文都没有了，再往后，就要当毒草来批了。

今天，又是一个新名词大换血的时代来到了，据说又有人编了新名词词典，不过，里面除了“电脑”和“网络”就是“酷”和“雄起”，一个非政治化的时代似乎真的要降临了--阿弥陀佛！

热闹中间的冷想

--现在的农村要什么

20世纪最后十年，中国的学界曾经出现过一些热点，像“人文意识”的讨论，学术规范的讨论以及“市民意识”的研究等等，但是由于圈子不大，阵地太少，加上官方的装聋作哑和正统学界的岿然不动，所以，热来热去，也就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精英在吞烟吐火，台下的观众虽然比台上的人多了许多，但比起中国整体的读书人而言还是显得少得可怜，所以实际上只能算是些小热闹。

然而，这几年出现村级民主选举，却让海内外学者着实兴奋了一阵子，不仅学者兴奋，连西方的记者和政客再加上国内的“有关方面”都兴奋。一时间，关于中国农村政权建设的研究成了最大的热门，举国上下，不仅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一拥而上，背靠体制的领到了国家的课题费，边缘化的拿来了国外的资助金，连各级党校系统，也纷纷派出人马直扑农村，大规模做起“田野考察”来了。中国的学界（包括准学界和钦定学界）一时间一窝蜂挤进了“草根时代”。

学界的“草根热”源于政界的“大举措”。大规模自上而下推行的村民选举，从南到北递次热闹起来，在中国非常稀缺的“民主”似乎就这样落到了农民头上。如此“当家作主”的大动作，再加上如此多的海内外学者、记者和官员奔赴农村捧场凑趣，按理无论如何农村都要发生些变化才是，有的人甚至在赶赴农村之前，就预言这将是“大包干”以后农村的又一次大变革，其意义将要超过大包干。然而，好像故意跟乐观的人们过不去似的，从农村传来的消息却并不那么乐观，与当年大包干时中央一纸政策就让农村热气腾腾大变模样的局面相比，即使少数村民选举搞得比较好的地方，面貌也说不上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村民们对于上面赏下来的民主，显然没有当年发给的土地承包权那么大的兴趣，在那些境况很差的农村，对于上面来的干部和前来做“田野考察”的学者，村民们最想跟他们说的只是发生在周围的不平事，甚至递上一份份状子，哀求这些农民眼中吃公家饭的人代为转达；而那些经济状况好一点的地方，几乎所有的男性青壮年和一部分女青年都出去打工了，相当多的人常年不在家，选举似乎只在那些最缺乏政治能力的老弱妇孺中间进行。看来跟那些听闻民主则三月不知肉味的精英相比，农民对于落到自己手中的民主权利并不那么在意，他们更希望的是少一点摊派和提留，少一点上面指令的逼民致富的大动作。

农民之所以对村民选举兴趣不大（至少在相当部分的农村如此），主要是因为依选举改造的村制，对于解决农民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用处不大。与那些天真的乐观主义者所想的不太一样，现时期村民自治改革的推行，并不意味是谁对农民的民主权利突然间有了特别的关心，显然是由于农村出了某些相当严重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危机，村制改造只是被筛选出来看起来比较好的应急方案之一。然而，事实证明，即使实行了这个看起来很合乎世界潮流的方案，危机并没有得到大的缓解。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以及连带着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不仅仅意味着推行了几十年的合作化运动的寿终正寝，而且预示着自建国以来农村政治结构的又一次大变动。众所周知，在传统社会里，国家政权只到县一级，在乡村实行的是乡绅主导下的自治体制。虽然从清末民初以降，不断的政权下移和由军阀统治带动的乡村精英劣化，已经严重破坏了乡村自治的结构，但自治的框框并没有完全从历史舞台上淡出。解放后的土地改革运动将中国农村的政治格局翻了过来，原来的乡村精英连同那些在乡村中尚有口碑的乡绅一道被打翻在地，而农村中至少有相当多的原来最穷，而且似乎也被认为是最没有本事的人翻到了政治结构的顶上。这些人没有原来乡绅所拥有的文化威权，其权力来源基本上是新中国的党和行政体系，以及由这个体系倡导的新的意识形态，所以，这些新的农村领导人只能更多地将自己捆在政权的战车上，由这个战车赋予他们权力合法性，显然，他们是缺乏自治能力的。在农村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之后，全国分散的农户的产品基本上只有一个买主．那就是国家。在国家很难适应与一家一户农民进行交易与核算的情况下，农业合作化被飞速地提上了议程。在很高层次的合作化实现以后，原来的个体农民被完全彻底地拖入了计划经济的轨道，国家的行政列车沿着这个轨道自上而下一直通到农民家门口。不仅乡村原有的组织诸如香会、赛会、花会和看青会等自觉知趣地自然消散，连一向根深蒂固的宗族组织也土崩瓦解。像“国家干部”和“国家职工”一样，农民也成了顶着“公社社员”招牌的“国家农民”。国家不仅决定着农民的生产什么以及多少，甚至还管理着农民的生产过程甚至控制着农民的生活。原来农村的公益、教育、娱乐等项活动也均由国家政权出面组织。农村干部虽然并不都是完全意义上的国家行政人员，但其行为的出发点却是国家政权的，在一次次的运动中，为了贯彻国家的意志他们基本上顾及不了多少农民的利益，而由上面发起的运动造成的不良后果，却要由他们来担承，原本就缺乏文化威权的农村干部的威信只能随着一次次运动而下滑。如果不是国家“专政机器”的后援和长期以来意识形态灌输造成的国家崇拜的支撑，很难想像这些人还能不能支配得了农民。

以大包干为标志的农村改革，使得农村回到了跟合作化以前相类似的状态。大包干一举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也拉动了以后城乡的一系列改革，但大包干的确使得农村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权力的真空。土地承包之后，原来公社系统的干部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管事，原先习惯了的一套领导方式突然之间没了用武之地，农民从事事有人管一下子变成了凡事没人间。在改革开初农民兼顾集体事业的热情，随着对于担心政策变回去的忧虑渐渐消淡，一些农村的公益事业的确处于荒怠的境地，在80年代中期，虽然农村里的新房如雨后春笋，但桥梁道路和村里的卫生状况却差了许多。当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们的某些忧虑，实际上也有几分道理，只是这种道理是建立在根本无视“世界上最大的问题”--老百姓的吃饭（毛泽东语）上面的，所以与无理同。然而，对于国家政权而言，最大麻烦在于，农村经过几十年的集体化，等于是又逐渐地回到了解放初的状况，国家不得不再度面临与分散的农户进行交易的局面。一时间没有别的办法，国家在农村粮税的征收，土地以及河渠山地的管理，教育和社会公益的延续等等所有的一切，都只能依靠行政体系来实现。随着这种“国家事务”日益繁多，在大包干初期门可罗雀的农村干部不旋踵就忙了起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农村的权力机构有了从前想都不敢想的含金量，而原来的一套意识形态道德控制的失效，使得最后一点阻止干部利用手中权力牟利的约束也荡然无存。人们突然发现，农村中的权力资源具有了空前的吸引力，村长、支书、会计甚至村民小组长都可以从日益增长的提留中分到一杯羹。农村中的乡镇政权也水涨船高，像吹气式以十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速度膨胀起来，一些单靠吃农业饭的县城，机构膨胀的速度甚至比乡镇还快。上上下下，凡是有点门路的人，都尽可能地通过各种关系挤、涌进了基层政府机关。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乡镇的各种对口的“助理员”纷纷扩张成了“办公室”，由此多出了大批的“主任”和“副主任”。眼下还相当穷的地方，乡镇政府的办公处往往是最亮丽的所在，而稍微有点钱的地区，乡镇办公楼的规模几乎能赶上省政府。最糟的是基层机构的膨胀都属于编制外的扩张，越扩张农民需要交的提留也就越多（握有权力的干部们自然不会满足于工资和补贴），提留越多，农民方面的阻力就越大，因此就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工作”，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基层政府机构的恶性膨胀固然是一些人“寻租”的结果，但起因毕竟是国家借助行政杠杆控制乡村社会的初衷，只要国家政权还习惯于利用过去的方式实现对农村的控制，那么无论有多少消肿的举措和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都只不过是在演一出又一出肿胀和消肿的悲喜剧。

应该承认，现在推行的村级政权的民主选举，本意也含有防止农村腐败，减轻农民负担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村民选举又叫村民自治。但是，现行的村民自治的法规，实际并没有提供处理村级政权与乡镇政府的关系，以及村级政权与同级和上级党组织的关系的依据。而现在推行的村民自治体制，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是与原先的县、乡（镇）、村行政结构以及农村基层党组织体系相抵触的，即使不是百分之百的乡镇干部，至少也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对村民选举大不以为然。从目前的调查来看，全国乡镇政府对于村民选举的抵触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抵触不仅仅意味着闹情绪，还有动作，采用最为普遍的方式是控制选举，使他们想要当选的人当选，以方便工作的展开（显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村民选举也就没有意义了）。然而，即使没有人操纵，选举十分公正，选出的村干部真正能够代表民意，也未见得真的就可以将农民的负担减下来，至多能减轻一点在村这个层次上的贪污和浪费，同样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村民自治。因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在与上级政府的对峙中，选举出的村政权都处于绝对的弱势，对于不听话的村长，乡镇政府可以采用许多办法来对付，更可以借上级党组织的名义来压他，用同级党组织来牵制他。而村政权与之对抗的最有利武器，只是更上一级政府的支持（对村民自治法的凭借也主要看县以上政府的态度）。在类似于运动的村民选举高潮中，新选出的村干部自然有可能获得这种支持，可是一旦“运动”过去，可就难说了。

当然，我们应该承认，在村民选举中，的确出现了某些能够保护村民利益，敢于与上级政府抗命的能人型的村干部（就像在合作化时代也有过这样的社队干部一样），但是随着时局的发展，他们势必要进入两头受气的境地，普遍的抗命必然难以持久。

在某些学者看来，村民选举无论有多少弊病，但毕竟是一件好事，通过选举，中国的农民可以学到民主，实践民主程序，作为实现民主的初步尝试，中国政府的这种举动是应该受到赞许的。然而，奇怪的是历史总是会出现某些相似，对现代史有些了解的人，也许不会忘记，在抗战期间，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曾经大规模地推行过村民选举，那时叫“大选”（跟美国人选总统一样），几乎每年都搞，每次选举都要经过广泛而深入的组织和动员，剧团演戏，宣传队上街，工作队深入农民家的炕头。为了适应比现在文化素质更低的农民，根据地创造出豆选法、画圈法、画点法、烧洞法、红绿票法、投纸团法和背箱子、乍胳臂等五花八门的投票方式。显然，当年主持根据地的共产党人搞选举并不是装样子，否则用不着费如此大的心思，年年投入非常大的人财物力。抗战八年，根据地选举至少进行了六七年，学习的时间应该说不算少了。

现代社会的民主毕竟是一种需要与相应的社会进步配套的制度操作，它要求人们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同时还要求人们拥有起码的现代意识。中国的民主实验不在城市居民中搞而非要拿到农村去，无论如何都是让人看了感到别扭的事情。

中国是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特别是史学传统的国度，每当路有些难走的时候，我们的先人总习惯于回顾历史以求鉴今。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眼睛向外、向前，其实有的时候，回过身来看看也不无益处。承认和尊重乡村自治，无疑是中国的古代制度的一种传统，为此，中央政府不仅将政权机构只设在县一级上，有时甚至还有意识对胥吏下乡做出种种限制（清代）。只要乡村能保有完整的自组织系统和能力，国家就可以以非常小的行政成本维持安定的局面。自秦汉以来，涉及农村的政治改革并不太多，从王莽的新政到明代的“一条鞭法”和清代的摊丁入亩，无论动机如何，凡政剧事繁者则败，政宽事简者必成。原因就是在前现代的国度，行政手段和技术有限，官吏的专业化技能比较差，行政素质低下，又缺乏必要的监督（监察体系过于单薄，而且还受到各种牵制），官员的贪婪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德约束，而对于大量行政事务所赖的胥吏，由于身份的低下，道德约束往往并不起作用，因此，在制度设计上，行政程序越烦琐，官吏下乡的机会越多，只是会增添些中饱的可能，而于实际的行政目标反而越远。北宋著名的王安石变法设计不可谓不精妙，但“青苗”、“保甲”诸法不幸有了太多的程序和烦琐的手续，因此注定了这场怀着理想主义初衷的变法，势必要背着扰民和聚敛的恶名走向失败。所以钱穆说，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一部分是行政技术上的问题。

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虽然中国也有了大量的电脑和无所不在的网络，但县级特别是县以下的行政系统绝大多数依然技术落后，行政操作其实比老祖宗也强不了多少，在监督方面甚至比传统社会还要欠缺。既然如此，为什么那些似乎是想要将农村的事情办好的人，还是非得容忍如此庞大而且越来越见肿胀的行政队伍在中国的乡野上纵横行进？事实已经无数次地告诉了人们，仅仅靠行政杠杆根本撬不动中国农村这块巨石，不恢复起农村原有的自组织能力，农村的事情就不可能办好，而农村的自组织能力只能靠农民和农村社会自身的力量一点一滴的复原，才有可能真正具有力量，外面和上面的人们，无论有多么着急，怀有多少恨铁不成钢的好心，所能做的其实只是引导和教育。农村的事情，归根结底只有农村的人和那些乐意将自己变成农村一分子的知识分子才能办好，乡村的自治说到底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农民自己实现的自治的形式是民主还是别的什么，也只能随他们的意。利用大规模的行政干预和采用准运动的方式推行“村民自治”，所能达到的只能是“官治”。

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

--传统王朝的一个思想困局

西汉景帝时，虽然尚未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但皇帝对于儒生已经很感兴趣了，经常与儒生一起论东道西。这也难怪，天下既不能以马上治之，法家那一套赤裸裸的严刑峻法加权术又在秦朝这个大试验场中被证明有问题，那么讲究礼治儒家学说，就越发受到统治者的注意。出身无赖的刘邦已经在孙叔通手里，尝到了做皇帝的威风和排场，随着他的后代子孙做皇帝边做边像，对礼乐制度的向往和追求也愈发强烈，如果不是国家还需要休息养生，和窦太后对黄老之学的偏好，也许独尊儒术的国策用不着等到景帝的儿子就出台了。

一次，汉景帝与辕固生、黄生两个闲聊，不知怎么一来，两个儒生争了起来。黄生认为，汤武并非奉天乘运讨伐无道，不过弑君者而已。而辕固生不同意，他认为，桀纣暴虐，天下之心归于汤武，汤武顺应天下之心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他们所使而归心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应该算当天受命。黄生反驳说，帽子再旧，也得戴在头上，鞋子再新，也得穿在脚上，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须有上下之分。桀纣虽然失道，但他们是君上，汤武虽圣明，可却是臣下。君主有过失，臣下不能正言匡正以尊天子，反而因其过失而起兵诛之，进而取而代之南面为王，此种行为，不是弑君又是什么？争来争去，辕固生争不过黄生，竟然说，如果按你的说法，咱们高皇帝代秦做天子也是错的啦？汉景帝的确算是个可人，一听此言，马上接过去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讨论学问不说汤武革命，也不算是愚蠢。从而结束这场火药味十足的学术讨论。

当然，在这场“学术讨论”中，辕固生确实有点心术不正，居心叵测，无端地扯出刘邦来，明摆是要将对手往死里整。类似的事情我们在建国后的“学术讨论”中倒是常见，天真的人们一不留神就掉进了人家布置好的陷阱，从此就成了什么什么的“分子”了。这种高招，原来只是在拾两千多年以前人的牙慧。后来窦太后罚辕固生进兽苑与野猪较量（不是因为此事），真有请君入瓮的感觉。幸亏汉景帝看出他的用心，不想给人当枪使，一句“食肉不食马肝”，轻轻将事情化解了。争论虽然化解了，但问题却依然存在。人们没有做皇帝之前，而怀“大丈夫当如是焉”的雄心壮志的时候，当然乐意人家说汤武革命云云，可一旦取了天下，南面而坐，未免对汤武革命心下惴惴，生怕别的什么人再跟他学，依样画葫芦，至于他的后世子孙对这种事情就更是担心得了不得。尽管臣子拍马屁时都说现任皇帝德比尧舜，但对自己的公德真正吃得住的却没有几个，如果因为失德就可以来一场汤武革命的话，那么皇帝的天下真是要永无宁日了。但是，任何一个皇帝又不敢否定汤武革命的正当性，因为这样一来就等于否定了他家祖先打下基业的合理性，从而瓦解了自身统治的合法性。

先秦诸子中，孟子是主张汤武革命具有合法性，而韩非则反乎是。对于一统天下的秦朝来说，不存在这种统治合法性的两难之局，首先嬴政的天下不是从周天子手里夺来的，而且他公开奉行法家学说，所以，在他那里，只承认黄生的道理就行了。但是自刘邦以后，在这个问题上事情就比较麻烦，顾了哪一头，另外的一头都未免有些尴尬。而越来越被重视的儒家学说，越来越多地被儒生们用来弥缝统治的缝隙，粉饰皇家的天下，理论上越是说不清楚的事情还越是要说，甚至还敢在皇帝面前说，然而，还真就是说不清楚。钱钟书先生说“儒家既严树纲常名教，而曲意回护‘汤武革命”’，结果是“说终难圆，义不免堕”（《管锥编》）。越涂越黑。最后还是皇帝聪明，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将“马肝”抬出来做和事佬，干脆回避了之。

小报告与大字报

在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大（小）字报了。提起它们，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文革，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和大热闹中，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曾是中国的一景，经过文革的城里人，除了不会说话的娃娃，从一开始就被打翻在地并踏上千万只脚的人，又有谁没贴过或者被贴过大（小）字报呢？大（小）字报似乎已经与文革一起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

如果翻一翻史书，我们就会发现大（小）字报的历史还真是长，大概从蔡伦造出了便宜的纸之后，街巷和城垣上就开始出现揭帖，属于中国人最早的作品发表方式之一。东汉末年类似“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别父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之类的歌谣，在诞生的时候，大抵是以无头帖子的形式出现在墙上的。这些揭帖，实际上就是最早的大字报。从一开始，它们就是人们发泄不满，抨击时政的工具。它们中既有如上泛泛的讥讽，也有针对某人某事的攻击，比如北宋末年童贯蔡京专权时，有无头帖云：“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而明代成化年间，六科给事中的选拔，只取体貌伟岸者，于是有帖道：“选科不用选文章，只要生来胡胖长。”其中，作学官的人大概最发怵的，就是那些舞文弄墨的秀才举子，稍有不慎，就会弄出来几个骂你的无头帖子。显然，这样的东西，当权的人，包括皇帝，是不会喜欢的。

前几天随便翻书，见到一则明太祖朱元璋对国子监下的敕谕，属于那种朱皇帝口授，翰林学士笔录的，很是原汁原味，其中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今后学规严谨，若有无籍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呵，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发往烟瘴地面。钦此！”不言而喻，朱皇帝在口授这则敕谕时，有点肝火上蹿。当然，这有原因的。我们知道，元代对科举和官学一向漫不经心，又经过元末清初的战乱，朱元璋登基以后，人才奇缺，因此，不得不靠设在京师的国家学校国子监来应急，从国子监每年培养的学生，一出来就派下去作官。但是有任国子监的祭酒（校长）不知怎么有点窝囊，压不住茬，学校秩序未免有点乱，于是就惹起了事必躬亲的朱皇帝的雷霆之怒，撤掉了校长，同时发布这道杀气腾腾的谕令，刻在石碑上，立于国子监的醒目处。朱元璋龙颜大怒不希罕，实际上，此人做了皇帝之后，经常怒气冲天，动辄杀人。希罕的是他身为皇帝，对“没头帖子”即大小字报的态度，真是叫恨得要将“龙牙”咬碎，写大小字报的人，一旦被抓住了，不仅本人要凌迟处死（将人活活割碎，是古代最重的一种刑法），而且还要全家抄没，发配烟瘴地面。

虽说对私下写“没头帖子”痛恨不已，但这位朱皇帝却鼓励学生们打小报告，凡是打小报告的，说是要赏“大银两个”。所谓的“大银”大概就是银元宝，25两一个，明初百物都贱，一县令据说一年俸禄也不过30两左右，大银两个估计买房置地都够了。朱皇帝不仅鼓励人们检举揭发“现行犯”，对于已经过去的“历史反革命”，如果有人乐意出首，“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真是皇恩浩荡。按说，小报告跟大小字报一样，都属于拿不上台面的行为，可是它们的命运在皇帝那里却恰好相反，一个上天，一个人地，甚至还要利用一个打击另一个。其实，几乎所有的统治都喜欢小报告，只不过像朱元璋这样赤裸裸地讲出来的，还不多见。当年韩非子给肉食者们出招，教他们如何如何玩弄权术，引得秦始皇仰慕不已，恨不得马上见到此人，招数中就有“小报告”一项。秦以后的统治者虽然逐渐地开始独尊儒术，但对于韩非子的招数其实并没有置诸脑后，嘴上虽然未必认账，但实际上都在鼓励告密。最凶的武则天，用这个办法让大部分不满意她“牝鸡司晨”的人都掉了脑袋或者闭了嘴。

但是总体来说，皇帝们鼓励归鼓励，可成绩并不好，尤其是士人对此大多不感兴趣，对于读书人而言，这种行为不仅失德，而且大大的有失身份。虽然每朝每代总免不了有那么几个败类，但不到万不得已，或者利益极大，是没有士人敢于轻易一试的，因为如果一旦事情败露，那么将遭到全体士子的唾弃，不仅再也没人跟他诗酒唱和，连子孙后代都无法见人。正因为如此，尽管朱家皇帝公开鼓励告密，还是得依靠专门的特务机关东西厂和锦衣卫来刺探臣子的情况。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大字报和小报告却一并成为群众斗争的工具。每当有运动的时候，大小字报就会纷纷出笼，按运动的阶段和斗争的需要，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开始是暴露揭发问题，然后是大规模批判，最后则胜利凯旋。一般在组织和骨干的正确指引下，都能收发自如，稳准狠地打击那些本该打击的对象。当然偶尔也有失控的时候，将“本质很好”，但“生活作风”有点问题的好干部的那点尴尬事露了出来，不过好在基本上都能及时补救，不至于干扰斗争大方向。只有在文革这种过于庞大、群众发动过于彻底、持续时间又过长的运动里，大小字报大规模地碰伤了一大批从前一向布置和指导群众运动的人，而且将他们的隐私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至于才变得不可爱起来。其实，就是在这场持续十年的运动中，大小字报也基本上是沿着运动的方向向前码字的，按一句革命的行话，就是说大节还是好的。

小报告的命运在革命运动中显然比大字报还要好，只不过它已经换了名字，叫做向组织汇报情况，向组织交心等等。从小学开始，班主任老师最拿手的绝活就是通过班干部和积极分子向他（她）汇报情况以了解同学的每一个细节。小时候的我相当愚笨，总是弄不明白为什么我在私下里干的那点出格的事，老师总是了如指掌。进入中学，已经是文革的后期了，我和我的同伴私下里聊的那些对现实不满的看法，也不知道怎么就到了老师甚至校领导的耳朵里，最后竟然演变成了政治问题，直斗得我发昏四十二章经。当时我并不明白，这种事情其实是一个普遍的风气的反映，并非我自己特别的倒霉。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种可爱的风现在也并没有止息，大概属于宋玉说的那种“大王之雄风”吧，刮得那么理直气壮，浩浩荡荡。不仅大学生干了什么有人向上汇报，就是老师也有学生检举揭发某些思想倾向的问题。当然，大家可能都明白，我所指的并不是有人做了不法的事其他人去检举，事实上，如果真是碰到这种情况，反倒没有人敢于出头了。

在经过了大规模和频繁地用群众运动来做一切想做事情的时代，终于发现周期性的给予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自由”，并不能做到完全的收发自如，弄得不好还会造成大众性癫狂，贻害无穷。于是，上层的人们觉悟了，在文革以后的时代，已经被明文写入宪法的“四大”被一脚踢出，再也没有人有兴趣提起。就是一般老百姓，由于对文革心有余悸，想到大字报满天的情景难免打哆嗦，所以也宁愿离“四大”远远的。大字报在流行了几千年之后，第一次不仅在上层而且在下层也变成了没人理的臭狗屎。

在一个人们没有表达意见的权利以及缺乏适当的宣泄渠道的社会，一个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的社会，大字报和小报告实际都只是这种社会相应的政治制度的衍生物。没有人生下来就会打小报告，更没有人天生会刷大字报，在某种意义上，人的行为是制度环境塑造的。一方面，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大字报和小报告这对难兄难弟，跟官场权术和宫廷阴谋一样，导演了无数哭哭笑笑的悲喜剧，堪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隐形政治机制。而另一方面，大字报和小报告也可以说是某种畸形的社会宣泄形式，特别是大字报，几乎成了无权的人们表达和发泄不满情绪的主要渠道，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观测社会状况的晴雨表。对这对难兄难弟爱也罢，恨也罢，自以为得计从容利用也罢，实际上都没有越出传统政治的窠臼，自然也难免传统政治的悲剧。

人总是要说话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于是渐渐的政治笑话和小道消息泛滥成灾，现在又有了无所不在的网络，大概除了色情内容以外，网上口没遮拦的“大字报”是最受人们欢迎的了。糟糕的是，对于这些饱含恶毒攻击内容的东西，即使配备上百万的网络警察恐怕也难以全部封杀，我们的党和政府官员只好听任网上的大字报将他们妖魔化，而百口莫辩。

大字报和小报告虽说是一对难兄难弟，实际上在人们的眼里后者却更伤德，更为人们所不屑。今天，前者已经被明令取缔，而后者却依然可以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朱元璋的那个悬赏“大银两个”的上谕，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就在北京过去的国子监的碑林里，如果还没有被酸雨腐蚀掉的话，那么有心人真应该拓下广泛复制，也放在现在的“国子监”里。

铡刀、棒子和妇女权利

京剧《秦香莲》或《铡美案》，大概要算是京剧传统剧目中最为有名的一种了，不仅京剧演而且几乎大多数地方剧种都在演。在过去的时代，《秦》剧受欢迎的程度，恐怕今日流行歌坛之天皇巨星也难以望其项背，街头巷尾，瓜棚豆架，不时地飘出几句“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就跟听见婆媳吵架一样稀松平常。此剧上演频率，在传统戏中即使不是第一，也保准出不了前三名。余生也晚，懂事时没赶上看戏就进入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了，而文革后首批开禁的剧目中就有《秦》剧，连当时我所在的穷乡僻壤，都得以一饱眼福。每当戏一波三折地演到一脸黑的包公一声长喝：“开铡！”四个龙套将陈世美高高架起，投畀铡刀时，台下群头攒动，呆目圆睁，个个舒心解气之状，如夏日饮冰。

就像陈世美已经成为“负心汉”的代名词一样，秦香莲伸冤，陈世美挨铡也成了理所当然的社会常识，如果你跟某些戏迷老头老太太说，这个戏可能还有其他的结局，陈世美没有死，保不齐他们会跟你急。然而，事实上，《秦》剧还真的有一种演出本，里面并不存在我们现在公认的所谓常识，而是一种更为传统社会所认可的大团圆结局，陈世美不仅得以保全首级，连官衔甚至驸马身份都安然无恙，而且依然是秦香莲的丈夫。说是秦香莲告状不成，一怒之下效木兰从军，立下不世战功，挟功臣之势，回来要求重审陈世美，在包公已经打了折餽铁面面前，陈世美被判有罪，在将要被铡的紧要关头，结果反倒是秦香莲和她的一双儿女动了恻隐之心，最后的结局是在包公和王丞相的斡旋下，陈世美充分地赔情认错，陈秦夫妻和好，一家团圆。其实，类似这种富贵忘妻的负心汉的故事，在传统戏剧小说中非常之多，如《张协状元》、《潇湘雨》、《崔君瑞》、《王魁负桂英》等等，但是真的将负心汉铡了的还真不多，最有名的小说《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的处理负心汉的方式最为典型，那就是悄悄将铡刀换成棒子，而且由被负的女人来打，纤纤玉手，举着一根柴棒，纵下死力气，在负心汉的屁股恐怕比搔痒也差不了多少--天下薄幸男子何其幸欤？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想想的话，就会发现，在传统社会里，用棒子而不是铡刀对付负心汉才正常理。如果在真的《秦》剧设计的年代--依包拯来判断，应该是宋朝，发生这么一件案件，秦香莲有着一双儿女的丈夫因为她的缘故把脑袋丢在了铡刀的那一边，那么以后的日子她将很难应付，即使看着《秦》剧大声叫好的人们，真的在生活中，恐怕也很难与她相处。她的一双儿女长大以后，更是无法面对这样一个非常尴尬的事实，自己的母亲恰是让父亲丧命的人，在一个父权社会里，这样的尴尬足以令人无法安身立命。如果让金庸来处理这样的素材，主人公不能不报杀父之仇，但又不可能报，那么大概只好让他们自杀了。按传统的伦理规则，陈世美固然该杀，但却不应该出自秦香莲之手，否则，“夫为妻纲”的夫权颜面何存？

其实，如果我们看戏看得足够的仔细，就会发现《秦》剧负心汉因负心而挨铡，只是一种表面的逻辑，陈世美的被杀，实际另有其原因。细推起来，《秦》剧为陈世美开列的罪名有四：一、不忠--隐瞒了已有妻室的事实，有欺君之嫌；二、不孝--双亲弃养，亲死不葬；三、不义--杀妻；四、不慈--灭子，等于更大的不孝。除此之外，还可以附带一个“逼死韩琦”的罪过。这些罪名在一个正常的传统社会里，有些实际上是很难发生的，考中而作官的人，抛弃妻子倒是有可能，但自己的爹妈都不要了，却基本上没有这个可能性，科举制度本身的程序和规则就排除了这种可能。作官的人爹妈死了，不守制三年，都会遭到言官的弹劾，从此再也别想出头，更何况自己的爹妈死了而不去安葬。不是说作官的人个个孝顺，但是为了堵别人的嘴（特别是政敌），他们装样子也得装得像模像样，相对于士绅而言，他们所承受的道德压力显然要比一般老百姓大得多，只要他们还打算维持自己的身份地位，就不大可能去冒这种天下之大不韪。《秦》剧之所以将陈世美说得如此没人味，近乎禽兽不如，一则为了激起民愤，二来则是为了给铡陈世美寻找合法依据。显然，从传统社会的法律依据来讲，作为一个高官，仅凭杀妻一条，似乎没有必死的道理，就是山乡穷壤，一介莽夫打死了老婆，真正抵命的也不多。所以如果没有另外三条罪状，秦香莲未必会那么理直气壮，包老爷的龙头铡也未必能挨得上陈驸马的脖子。也就是说，尽管秦香莲冤出大天来，如果不给陈世美加上另外三顶大帽子，那么包公的铡刀也只好望着陈驸马的脖子兴叹。

然而，尽管《秦》剧的作者（大概不止一个两个）高明地给陈世美妖魔化了，让一个简单的负心汉变成了十恶不赦的恶棍，也让秦香莲十分决绝而痛快地逼包老爷把自己的夫君咔嚓一声铡了，但摆在秦香莲尤其是她那一双儿女面前的伦理困境却依然存在，毕竟，她的夫和他们的父是由于秦香莲的缘故才丢了吃饭的家伙。这里实际上存在一个悖论，按《秦》剧作者的设计，陈世美从法律上（根子是伦理上）该杀，但在现实中杀了他却有伦理上的问题。在父权制的伦理性的法律体系中，女子只有熬到了婆婆的地步，才算有了一点位置，基本上不具备完全意义上的法律地位，面对丈夫，即使是横暴的负心汉，并没有有效的法律惩治武器，忍耐和原谅是她们最可能的选择。不受气的妻子，往往由于娘家的势力在起作用，而娘家的地位与势力则是由于存在另一些男人的缘故。即使那些娘家有势力的女人，面对负心汉，也只能做到在乡老或者官府的干预下出口闷气，并没有多大的可能选择离婚或者给丈夫更重的法律惩处，越是出身大家有身份的女人，就越是在乎“从一而终”，不论出于什么理由，女人的再婚都是丢人现眼的事情。男人对于女人有“七出”之条，但女人反过来却连“一出”也没有。即使碰到了抛弃家庭和对妻子施暴的男人，官府和乡里宗族对他惩罚之后，还是得让那个恶人回到家里，让饱受痛苦的妇女忍受他。只要传统的基因没有断根，那么秦香莲之辈的伦理困境就永远没有突围的可能。

所以，如此多的反映负心汉故事的传统戏剧小说，只有《秦》剧选择了“铡杀模式”，而其他的都归于“棒打模式”，即使同为《秦》剧，也有“棒打”的处理演出本。戏剧学家赵景深说大团圆结局的《秦》剧庸俗，那是他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说话，而与他同时代的农村，处理类似的“负心案”，铡刀一般是要被丢在一边的，“苦主”不会告官，宗族也不会将负心汉沉潭，像对待有点出格行为的寡妇那样。恶人受到的薄惩，无非棒子之类的舞动，最终是在三老四长、七姑八婆的责骂与劝和中，夫妻趁乱和好，九九归一，还是学者们所不喜欢的“大团圆”。甚至到了改革开放以后，面对越见其多的负心案，令各级妇联、单位和法官感到头疼的还是这样的问题，如果允许离婚呢，似乎遂了“现代陈世美”的愿，如果坚持不许离婚呢，似乎也是便宜了那可恶的汉子。即使这样，更多的面对负心汉的妻子，还是情愿选择维持本来已经破碎的婚姻关系。这也是众多的包“二奶”的男人敢于如此放肆的原因。只要没有平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男女的法律地位也就无法真正平等。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秦》剧的陈世美还是被铡了？而且显然这个结局深受人们的欢迎，所有类似剧目加起来，也没有《铡美案》这样火而且火得时间那么长。小说《西游补》里的秦桧叹曰：秦桧前面的秦桧也多，秦桧后面的秦桧也多，为什么单叫秦桧一个受苦？其实陈世美也可以说，陈世美前面的陈世美也多，陈世美后面的陈世美也多，为什么单叫陈世美一个吃铡刀？道理其实很简单，铡陈世美是为了捧老包。从前的负心故事的戏剧和小说，讲的是男人薄幸，女子痴情，基本上是男女对立的二元结构，而《铡美案》讲的则是包公如何的秉公办案，不畏强权，为弱者伸冤。由二元化为三元，但这第三元却喧宾夺主，毫不客气地占据了主角的地位，秦香莲的冤与陈世美的恶都化为了包公刚正不阿、不畏权贵行为的陪衬。在这个剧中，大家最热心的其实是皇帝女婿怎么没良心，怎么没人味，怎样为非作歹，而皇家又怎样昧着良心不讲道理一味袒护自家姑爷，而包公最后怎样顶住了天大的压力，舍得一身剐，敢将皇帝的女婿拉下马，而且还毫不客气地铡了他两段，传统包公案的戏剧，这是一个主基调。清官的公正清明，不仅是指日常百姓的官司上理得清断得明，关键是要敢于碰硬。都说包公有三口铡刀，一为狗头铡，一为虎头铡，一为龙头铡，一铡平民百姓，二铡贪官污吏，三铡凤子龙孙，而我们在各种包公戏中，只听说用龙头和虎头铡，而绝少开启狗头铡，包公在过去老百姓眼里，就是现在的“中纪委”，专治大个的，铡些个牛二狗蛋，大概没人乐意看。中国老百姓当然看不清政治背后到底在怎样操作，但他们有一个非常简明的判断方法，就是看你在涉及有权势人们的案件中到底怎么判，敢不敢向着弱者说话。如果碰上了那么一个半个敢于碰硬的耿直的官吏，那么老百姓就会将众善归之，千好万好地传诵一万年。中国的老百姓其实也挺喜欢那些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更喜欢锄恶铲强的侠客，但是最乐意的莫过于让清官为他们主持公道。豪强恶霸（特别是那些依权仗势的皇亲国戚豪门恶少）如果被侠客惩罚，固然也大快人心，但终不如被清官法办来得过瘾，具有官方和法律的意义。这也许可以说是中国老百姓的“法律意识”。老百姓一方面热衷于嘲弄皇权（传统戏剧里的皇帝大多昏庸，无能，爱听小老婆的话，纵容丈人舅子为非作歹，《秦》剧让皇帝的女儿嫁人作二房，也暗含着戏弄），一方面又盼望来自皇权的权威为他们主持正义和公道，事情就是这样不可思议。

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各级政府和妇联组织一提起维护妇女权利，就断不了要惩罚“陈世美”，保护“秦香莲”，显然，这是《秦》剧留给人们的印象，陈世美和秦香莲已经化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他们代表着自古以来就屡见不鲜的负心与婚变。然而实际上，《秦》剧留给人们的印象不过是观众的错会意，剧中的老包，其实并没有多少维护“妇女权利”的意思，《秦》剧咔嚓一声铡掉陈世美的脑袋，所捍卫的依然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的伦理原则，而在这个伦理体系里，无论秦香莲们冤深如海，也只能在合乎原则的条件下得到一点安慰，说实在的，真正的秦香莲能有棒子已经不错了。

我们知道，所有的包公案都是戏剧和小说，真正的包拯其实远没有这么大的本事。

关于“饿乡”的老生常谈

伯夷叔齐对于现在的青年人来说，已经相当陌生了，即使是学文史的大学生，也未必全知道他们的来历。记得在文革后期，一位乡间读过私塾的老先生，曾拿着这两个名字来考我，本以为我肯定不知道，不料我却答上了，可是周围的伙伴包括那些从上海北京来的“知识青年”，却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中国人的时间似乎在20世纪过得特别快，变化也特别大，倒退回去一百年，伯夷叔齐的名字至少读书人都是耳熟能详的，他们堪称古代士大夫心目中圣洁的偶像，连“亚圣”孟子都称他们二位为“圣之清者”，历代赞誉他们的诗文以及画卷层见叠出，收集起来大概可以装上几马车。清代著名学者管同（异之）甚至别出心裁地将夷齐饿死的首阳山称为“饿乡”，心许为理想的圣境。中共早期领袖瞿秋白，访问革命后的苏俄，写了著名的{饿乡纪程》，虽然将心目中的饿乡从首阳山转移到了俄罗斯人那里，但说明在他心目中还有夷齐的影子。

孔夫子也是圣，甚至也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丧气话，似乎要步伯夷叔齐的后尘了，然而终于还是舍不得父母之乡，吃着鲁侯的饭，老死在阙里。所以他只能算是“圣之时者”，比不得夷齐之“清”。伯夷叔齐两位公子哥，放着好端端的孤竹国的国君不做，却为了某种虚玄的理想，苦苦劝阻周武王伐纣，据说他们认为殷纣固然暴虐，但周武王伐纣却不过是以暴易暴，以乱易乱，不合乎神农氏古德。最后跑到首阳山用自家的肚子实践“不食周粟”，日日填薇菜果腹，后来据说又为了某妇人的一句闲话，连薇菜也不肯吃了，终于饿死在山上。伯夷叔齐的故事正好发生在中国历史由含混到清晰转化的时代，与同时代周文王与姜子牙的故事一样，也许带有很多的虚构性质，有多少真实可信的成分很难说得清，但是，这个故事在士大夫嘴里被传诵了几千年（老百姓似乎并不太在意这两位），自有某种道理在。

古代的读书人，能逃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归宿的并不多，求学之初就成心想离仕途远远的人就更是凤毛麟角，像白乌鸦那样的希罕。但是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比较有才华的人，却又非常地向往那种不食君禄，远遁山林的境界，甚至幻想着也许有那么一天，可以跟权倾天下的君王较较劲，不吃他的饭也不听他的招呼。所以，士大夫在上朝伴驾之余，往往会想起伯夷叔齐的故事。伯夷叔齐与历代的隐士有着本质的区别，隐士们或者顾虑于仕途的险恶，以求自保，如秋风起，思江南鲈鱼脍者；或者为待价而沽，如南阳草堂高卧者；或者干脆是以隐求进，如“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家”者。而伯夷叔齐跟他们都不一样，他们的行为，如果是真有其事的话，更多的是代表了先秦士人的一种执拗和傻气，我们在摔琴的伯牙，抱柱的尾生甚至还有那个毁容吞炭的豫让身上，都能看到类似的傻气和执拗，虽然发傻的形式不太一样。傻气和执拗的背后，是士之为士的尊严。

秦汉以降，乐意维持自己的一点尊严，对君主持不合作态度的人自然还有，但如伯夷叔齐般的傻气和执拗却消淡了。名气很大的严光（子陵）不过是个高明的隐者，因为他明白在武夫和豪强当道的刘秀的王朝中，不会有他更好的位置，呆在皇帝身边只会让这个昔日的好友多添些尴尬，也令自己多几分没趣，所以识趣地溜到了富春江去钓鱼。魏晋名士中，只有既喜欢打铁又能弹《广陵散》的嵇康还算有几分傻气，阮步兵只敢借酒躲过司马氏的攀亲，因为他遇穷途知道“恸哭而返”。刘伶边走边喝，沉醉终日，后面跟着个童子扛着铁锨，说“死即埋我”，然而到底没有被埋掉。五柳先生不为五斗米折腰，县衙后面官地里种的糜子没等进酒坊酿出酒来就挂冠而去，但是如果有五十、五百甚至五千斗米，事情的结局则未可知矣。尽管真正像伯夷叔齐那样操练的人愈见其少，但他们二人身上的光环却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追思夷齐，玩味悼惜那点可望不可及的清境，维持心中的那道尊严的最后防线。对“饿乡”的神往，伴随着士大夫的演进也伴随着他们的退化。

志趣和爱好都有相当多旧士大夫气的毛泽东，却不那么欣赏士大夫的偶像伯夷叔齐，他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和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一下子来了个大翻案，揖让变成了“开小差”，苦谏化为助逆，原来士大夫目中所有的美德全都变成了恶行、丑行，更不消说还有什么“民主个人主义”的现代徽号的馈赠。当然，毛这么说的时候，已经江山在握，作为最高领袖说这样的话当然可以理解。其实大概从周武王开始，统治者就不会喜欢怪兮兮的伯夷叔齐，不然怎么“圣之时者”被供在文庙里做“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皇帝”，而“圣之清者”连进文庙陪坐吃冷猪头的份都没有呢？不过，大概除了朱元璋这样小心眼生怕读书人看不起的人外，特别厌恶士大夫的清高，到了要治罪地步的皇帝也不多。伯夷叔齐固然不令人喜，但士大夫私下里写写《伯夷颂》之类，也随他去。因为向往夷齐既不是怀二心不臣，也不至于老到自己耳边聒噪，劝这劝那。这就是为什么韩愈谏皇帝迎佛骨而遭贬，而写《伯夷颂》却没有事的缘故。

但是，进入人民政权的时代，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绝大多数由士大夫转型为新式知识分子的人们，突然之间变成了附在资产阶级身上的毛，必须彻底脱胎换骨，向人民投降才行。思想改造，洗滚水澡，首先要去掉的倒还不是什么资产阶级思想，恰恰是这种伯夷叔齐式的清高。凡是有点傲骨的人，单思想改造运动一关就难过，即使侥幸滑过去，那么后面还有五关六将挡着。更可怕的是，凡是过关，每个关口都有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任你是孙猴子金刚不坏身，也泡你个骨酥筋软。不是说“士可杀不可辱”吗？非让你一辱再辱不可。不仅外面辱，而且家里辱（你的家人也在对你进行批判，逼你检讨）；不仅私下辱而且当众辱；不仅别人辱而且自己辱。辱到你浑身麻木，辱到你唯唯诺诺，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即提起笔张开嘴，洋洋洒洒，痛快淋漓地将自己骂得狗血淋头而后止，到了这个时候，什么尊严，什么面子都不知不觉地去了爪哇国。如果不想费事，可以翻翻建国以来的《人民日报》，你会发现凡是运动一来，从批胡适、批胡风、批电影《武训传》、评《红楼梦》批俞平伯，再到反右……知名的大知识分子都有批判、表态和检讨文章在上面，开始的时候，话说得别别扭扭，前言不搭后语，渐渐的，话就越讲越顺了，声音愈发响了。如果不怕麻烦，则可以设法查一查这些大知识分子的档案。各种名目的检讨往往是越做越长，越做越深刻。至于随时随地的检讨检查更是家常便饭，几乎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一个大教授在家里受了保姆的气，发了几句脾气，第二天上班，会在单位主动检讨自己对劳动人民的态度不端正，原因是自己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如果有人打算编一部中国思想检查（检讨）史（前提是如果所有的名人都不怕出乖露丑的话），那么将会是一部非常好看而且意蕴非凡的巨著。

那些生性懦弱的人自不必说，就是那些在过去的时代敢于面对强权拍案而起的人，到了这个时候都不知不觉地把强项弄软，在“人民”、“民族”和国家等一系列大帽子下面，有哪个敢不低头呢？经过多年的思想改造，一辱再辱，自我作践之后，知识分子虽然仍然没有使自己荣幸地变成无产阶级身上的毛，但实际上已经附在了党和政府的身上，至于是毛还是灰尘，那就难说了。

老的一代知识分子在热水里煮过，碱水里泡过以后，无论那些。民主个人主义者也罢，旧式士大夫也罢，甚至遗老遗少也罢，有没有建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们不知道，但所有的“臭架子”肯定都烟消云散了，即使还有点漏网之鱼，经过文革则非死不可。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本是按苏联李森科的理论塑造出来，不过是些蛋白质按照事业的需要变成了工程师、教师、技术员、农艺师以及作家、演员等等。像伯夷叔齐之类的玄想肯定是没有了，所有的人最担心的恰恰是被党抛弃，不再有机会为事业献身。即使从事自然科学的人们，也不约而同地怀疑精神消淡，批判意识退化（除了针对上级指定的“批判”对象，像摩尔根的遗传学）。

放牛娃出身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硬是不顾礼遇士大夫的王朝传统，碰上看不上眼的，就当廷杖责。打烂了士大夫的屁股，也打掉了他们的尊严，结果到了朱某的后世子孙那里，一个小小的宦官魏忠贤居然会有成千上万的士人作他的干儿干孙。清人说送掉“大明将士”和崇祯夫妇两口的是“晚生八股”，实在是大错特错，送掉朱家江山的，其实就是那锦衣卫手中令人羞辱难当的棍子。人既然没了尊严，做什么也就无所谓了。在经过文革的噩梦之后，人们对“事业”仅存的那点虔诚也随风散去，虽然有学历而且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越来越多，但知识分子早就没有了，随着政策一天多一天地涌进党和政府机关的文凭持有者，建构了一种历史上最奇特的官场文化，在这个文化里，所有从前做起来还要脸红甚至回家睡不好觉的行为都变成理所当然了，做坏事的借口也越来越冠冕堂皇了（知识和才华在这里派上了用场），显然，从前在各级领导岗位的大老粗们对此望尘莫及，似乎也后悔莫及。在所谓的知识界其实也未能免俗，这样的情景大概在所有的大学里都不罕见：在开会的时候，只要领导一讲话，后来几乎所有的人，包括拥有过去最神圣头衔的教授们，再发言时必定套上“正如XX领导所说……”之类的开场白，就像文革时，发言甚至写信都必须首先来一句“最高指示”一样，不同的是，只要散了会，这些在会上深切体会领导精神的人，大多会顺嘴将刚才被捧上云霄的领导踩到泥里去。即使在大学里，人们最热衷的还是作官，官大学问自然就大，已经成了大学里颠扑不破的真理，因为作官不仅有许多说不清的好处，而且评职称，捞项目，甚至开学术会议都优先。我们的大学其实更像的是衙门，教师不过是有职称的民工（他们中有心计的人特别想的事就是“以工代干”），据说我们的教育部门已经制定了若干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规划，说实话，太难了。

哀莫大于心死，没有羞恶之心，如何能有善恶之心，没有了尊严，自然也就没了起码的羞恶之心。到了这个地步，还要想求众多文凭持有者讲求什么共产主义道德，不啻缘木求鱼。知识分子的社会认同是什么？是包含善恶之心的良知，良知要靠他们对于权力的相对独立才能保持，一个丧失了尊严的阶层，自然谈不上独立的地位。中国的历史上并不缺乏荒淫无耻，但是掉在荒淫里的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至少不会将荒淫说是圣洁，他们也知道有人会对此说三道四，因为毕竟不会全都同流合污。现在，尽管被暴露的贪官越来越多，职位越来越高，但当他们被押上审判台的时候，很少有人会真正低下自己的头，那些没有被抓住手的，更不会有丝毫的收敛。两年前，当媒体报道韩国汉城大桥倒塌事件时，被抓出来的政府官员一个个在记者的镜头面前纷纷扯起衣服包住自己的头。这些人虽然可恶，但至少还有一点羞恶之心，可惜的是，在中国我们看不到这种场景，展现在人们眼前的，大半是一个个昂然而立，侃侃狡辩的身姿。也许更可怕的是，在大学里那些想要作官的学生们，不仅在学校里已经开始在学生会里操练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而且时刻准备着一旦混上一官半职，就开始大捞特捞而且大爬特爬，他们甚至不屑于讳言这一点，--是不是老师教的？天知道！

说实在的，本人对于韩愈的文章一向不感兴趣，《伯夷颂》写的也似未见佳处，不过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得还是不错的：“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周粟，饿死而不顾。由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而我们这些读书人，正是因为“有所求”，以至于最终失去了自己心中的“饿乡”。

当“饿乡”还在的时候，中国有官也有士；饿乡没有了，官还在，士却消失了。

“后革命”之后的困境

作为一个琢磨过几天历史的教书匠，不知怎么一来就对农村产生了兴趣（以至于有的人居然认为我是研究村民自治的），近来有关农村问题研究的著述，只要抓得到，都会看上一看。对于现阶段村民自治的研究，以某种业余眼光，总能寻出诸多的不满，比如以为大家对农村现状的考察常常脱离了历史的背景，即使不得不回溯一点历史，也是以方志的口吻，为现实做一点点缀，而现实的中国农村离开了历史尤其是现代以中国共产党为主要角色的历史，是绝对说不清楚的。鉴于这类自以为抓住了的“把柄”，我经常会跟研究农村尤其是研究村民自治的朋友说三道四，甚至放肆地抨击，好在他们并不以为忤，竟然乐意跟我讨论。不过，刚刚读到的一本书，却令我哑了半晌，无话可说--我想到的地方人家基本都想到了，而且研究得相当深而且透，这本书就是吴毅先生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

此书是作者多年田野考察的果实，但著述的眼光却没有局限在川东的山村，不俗之处在于，能将现实的关注搭建在历史的基石上，探讨了几乎所有现时农村社会共性的问题。不过，我最感兴趣的是书中对“后革命”的村庄政治的形成和延续的论述，同时从书上的描述中引发了对现在农村状况与后革命状态的某种联想。

川东地区不是民政话语中的老区，虽然曾经被红四方面军短期扫过，但过于短暂和久远，并没有多少痕迹留在村庄的记忆里，当革命来到的时候，全国已经解放，国家总体上进入“后革命”时代了。与历史上天下初定的创业者们不同，共产党人虽然也看重稳定和秩序，但却更在意革命情景的建设，对于他们来说，稳定固然能够带来国家建设上的便利，但为要建设一个道德主义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新社会，不破就不立，在革命未波及的地区，补课是难免的。所以，尽管作者所描述的双村（乃至川东）土地占有的差别并不太大，严格来讲甚至没有地主和富农，但土地改革却依然以革命暴力形式展开。

在今天看来，正像秦晖和作者等人所证实的那样，解放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状况实际上是被夸张了，孙中山对中国社会“大贫小贫”的估计，至少在农村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事实上，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也有两头小中间大的估量）。双村土改前的土地占有量，地主户均17亩，人均9.7亩；而中农户均15.7亩，人均2.97亩，户均差值仅1.3亩，也就是说，按户计算，所谓的地主的土地仅仅比平均数多了8%稍强的份额，即使在土地含金量还算大的川东，这种贫富的差距恐怕也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尽管如此，革命还是必须进行的，而且以既定的阶级分析话语所规定的框架进行，土改变成了一场“更为彻底的均贫富”，而“均贫富”的物质诱惑伴随以阶级话语的切割，不仅摧毁了农村原有的以地缘和血缘亲情为基础的人际秩序，而且动摇了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为标志的日常伦理，经过这场革命以后，尽管每户农民有了差不多的土地，但小土地私有制却难以真正确立，这与历朝历代初始阶段的均田之后的状况有着根本的区别。人们已经无法按照传统的模式和过去的意愿来生活了，不仅仅是因为掌握了政权的党不允许，渗透到农村细胞层面的党组织不允许，而是由于新世界的新结构和新话语只有集体化才能与之相配，分散的小农跟国家工业化宏伟规划格格不入，而往昔的宗族地缘圈子，一旦引入了阶级斗争，所有的机能也就只有随风而散了。用吴毅的话来说，就是在土改前后的社会动员中，“一个由国家支配与规划的村庄生活模式逐渐形成，新国家不仅有效地克服了传统农业社会中国家行政力量的话语论说相对有限，无法有效地达至基层民众层面的局限，而且开始形成了国家对底层社会从权力结构到话语文本的连接”。

所以，尽管我们对建国初“新民主主义新阶段”未能实行有无限的感慨，对合作化的过快过急有无穷的遗憾，为没完没了的运动和阶级斗争扩大化而叹息，但过去的一切实际上从开始就种下了根苗。中国农村进入了后革命的时代，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要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完成之后，在和平建设时期不停地开展一波又一波的运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直到人疲马乏，农民对所有的革命以及相伴随的乌托邦都丧失了起码的兴趣。许多外国人实际上很难理解，为什么刚刚分了土地的农民几乎很快就将分到的东西交出来？难道他们不是小生产者？为什么不仅得到“胜利果实”的农民热情地投身到运动的狂欢中，而且那些被斗争和被剥夺的对象以及他们的子女也非常渴望侧身其中？吴毅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答案，那就是：对于中国农村而言，土地的私有制在国家层面上从来都是不完全的，而且，在这不完全的土地私有制上面，又弥漫着“天下为公”、“贫富均等”的乌托邦幻想，一旦国家出面实践这种乌托邦，那么农民的乌托邦热情就会被空前规模地点燃，自然也就不会拒绝集体化。当然，吴毅的解答，无疑是有说服力的，但是问题似乎还有另一面：革命过程实际上也是建造革命战车的过程，乌托邦很可能只是战车上的一面旗帜，一个预支给农民充满了希望与诱惑的天堂，革命话语（包括革命伦理）是车轮（只要革命伦理还在主导着社会，私有制就难以畅行，小农发家致富也不敢放开手脚），而阶级分析则是战车上的座位，一旦上了战车，所有人都被安排在相应的位置上，整个社会根本没有下车的空间甚至时间，所以人们只能随着战车前进，无论情愿还是不情愿，不情愿的往往也必须强迫自己情愿起来，直到连自己也相信的确真的情愿。有意思的是，在这个战车中，那些已经被革命判为异类的地富和他们的子女也有相应的位置，只不过处在底层而已，只不过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也在战车上，还老是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爬上车去。如果这些人不在车上，那么车上的其他人就不会那么塌实，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在农村的阶级分野是最讲究的，一个一无所有的“贫下中农”，只要意识到他的脚底下还有人，就会有起码的知足感。农民的自私心理和私有欲其实并不比其乌托邦情绪弱，合作化的时候，也许双村的农民没有什么反弹，但其他地区用杀掉并吃光自家的猪马牛羊、鸡鸭鹅狗来“反抗”的现象还是相当普遍的，只是他们已经一只脚上了车，反抗也就仅此而已了，吃完了自家的活物，然后再指望这个车将他们拉到到处都有好吃好喝的去处。

后革命时代终于在文革结束后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农村似乎回归到了小农时代，乌托邦失去了魅力，革命话语也不再具有往昔的控制力，中国明显地进入了一个话语转换的关头，虽然新的话语体系还没有确立，但旧的话语已经过时却是铁板钉钉的事了。

可是，时代虽然走到了后革命之后，后革命留下的长长阴影却依稀可见。虽然已经“分田单干”了，但农民却依然自称“社员”；撤社改乡已经有些日子了，但“公社”、“大队”的称谓却还在，关键是农民有时还是难以完全摆脱过去“国家农民”的感觉，或多或少对“组织”上还有所依赖和幻想，如果没有这些依赖和幻想，农村政权逼民致富的事件就不那么容易发生。集体化虽然事实上早已结束，但集体化的“壳”却凭借对土地的不断发包残留着，农民上交的提留和统筹款，也还有着“集体经济”的影子，更不消说有的地方还有相当规模的村办企业，只要稍加强化，“集体”变成南街村的样子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原有的党、政、经、司法合一、全能式的政权体系虽然转变成了单一的行政架构，但不仅全能政权的积习尚在，而且某些功能也保留着。党的一元化领导巍然而立，“思想政治工作”做不成了，但权力中心的位置却没有变，民选的村民委员会主任只能做“二把手”，原来社队的计划、管理和服务已经不复存在，只管征粮收钱与计划生育的乡、村政府却保留着原体制内对农民的强制功能，各种名目的“学习班”，连称谓都没有改。一边在推进法制建设，一边的乡村治理却非得依靠“学习班”的强制性关押的威慑。多年的政治运动，练就了一批善于运作权力技术的“大社员”，其规避法律制裁和利用政策的能力相当强，真要是动真格的取消了“学习班”，那么农村政权还真就有瘫痪的危险，随着农村法制化的推进，农村政治的这种困局就更是难以走出。

也许，后革命之后的时代最明显的困惑，在于人们普遍而强烈的政治性的怀旧。旧日的领袖，再次成为不同面目的政治象征，干部们怀念毛泽东时代，因为那时候人好管、事好办，运动虽然动自己头上不太妙，但没了运动还真的完成不了任务；农民们怀念毛泽东时代，因为那时候时代时常游离了现代化的主题，呈现出不断革命的强音，因而农村远没有今日般的边缘化，至少在名义上还是国家关注的中心，农民在国家政治上的地位还排在老一老二的位置上，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至少在便利性上比今天不知要强多少，农村的教育，在普及方面也比今天要好很多，将稀缺大学生和中专生分到农村（甚至是边远农村）去教书，虽然在今天看来是项苛政，但那时却对农村是种福音。有的地方的农村中学，今天反而没有过去那革命岁月的时候水平高，恰是由于在现代化的超强音下，农村人才的大量而快速的流失所致。其实，不仅在文化教育卫生领域，整个农村都在国家加速现代化的过程中，加速地破败，逐渐成为人们遗忘的角落。更何况，大包干以后，农村的农田水利建设以及社会公益事业的确在某些地区大幅度地落后，而乡村政权由于各种方面的原因，不仅缺乏协调各个小农经济体的能力，甚至连基本的生活调控功能也萎缩了，农村的社会安全状况每况愈下，一些地方甚至由黑恶势力出面维持。人们很自然地用过去干群之间的平等（过去时代基层的确如此，等级制主要表现在中上层）比较今日之等级森严；用过去的清廉比较今日之贪占。虽然人人都承认现在比过去富足，但过去得到的东西，在人们眼里是上头赐给的，而今天的钱虽然多了，但却是农民自己辛辛苦苦出外打工挣来的。

这种政治性怀旧，显然是转型时期难以避免的，但毕竟对社会的转型是一种不良的因素，正像吴毅所描述的那样，在推行村际民主的时候，农民想到的却是毛泽东时代的大民主和大平等，这种南辕北辙的联想，无疑对民主化进程是某种哭笑不得的毒药。说的严重一点，怀旧实际上是借对过去的怀念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怀旧的浓烈说明不满气氛的浓烈，怀旧情绪往往是改革的晴雨表，历史上出现这种情形，一般都处在变革的时期，怀旧与不满情绪引发的动荡虽然不能使社会回到过去，但却足以毁掉改革的现在，历史上王莽改制和王安石变法，在失败的前夕都伴随有社会浓浓的怀旧氛围。

后革命时代留给我们的政治遗产特别多，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的去政治化时代并没有真正到来。问题是，我们从来就没有正视过这个遗产，不清楚在这遗产的背后，是革命体制和话语人为遗留的隐隐作痛。我们在大幅度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同时，维持城乡二元体制，坚持不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在宣称建设市场经济的同时，维持农村公有制尾巴的承包制；实际上，现时期农村的问题早已不是乡村治理、政治控制之类的政策调控和操作所能解决的，但长期以来，我们却在这方面坚持不懈地下着功夫。后革命之后的困境，实际上更多的是制度的困境，甚至可以说是观念的困境，真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改革的每一步，都要对那些来自本本的教条顾虑再三，找到依据才做得理直气壮，找不到依据就缩手缩脚，甚至偷偷摸摸，后革命时代的阴影依然在覆盖着我们的现时政治，我们的政治行为。

吴毅和许多从事农村调查的研究者告诉我们，现在的农村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青壮年农民大多出去打工，在农民的国民待遇没有解决之前，他们在城乡之间做候鸟，但是外面的景色已经令他们对乡村政治感到不满，他们可能已经成长为新一代的精英，正在推行的村民自治却并没有产生足够的引力使他们回来参与政治。同时，在农村的人们中间，传统的资源重新受到重视，人们依托血缘和地缘的关系，努力重建人际人情网络，但这一切，由于青壮年的缺席而往往变得走味和失去应有的意义。事实上，如果不走出后革命的阴影，突破制度的瓶颈，就无法实现现代性、国家和村庄的地方性知识的良性互动，再一次走历史已经证明走不通的国家政权无限扩张的老路。

改革正在过大关，农村的改革更是在过大关，我们需要许许多多头脑清醒、能够深入农村、扎下去从事研究的学者，有幸的是，我今天又发现了一位。

“会社”与社会

--神游妙峰山

传统乡村社会一般情况下呈现的是一种自治的状态，绝大多数的乡村事务国家政权并不过问，即使极少数官方有所干预的事务，也主要由乡绅出面由乡村自行办理，国家政权不过给个名义或者某些财政补助（比如兴办大一点的水利设施和国家要求的团练组织）。可以说，在传统时代，国家政权所要面对的是乡村社会，而不是一个个农户，甚至也不是实际握有乡村权力的乡绅。

社会这个词，我们现在的用法是从日本传来的近代西式概念，所谓society的对应翻译，然而在古代中国的乡村，“社会”原来就是一种祭祀土地神的祭祀和娱乐组织。后来虽然“社会”本身衰落了，但像这样的民间组织，在传统的农村却日益发展起来，既有合法与正常的民间会社，也有非法的民间帮会和教门，还有半合法的拳会等组织。这些组织，承担了农村社会的公共事务、祭祀娱乐、社会福利和自卫保护等等所有官府不管的事情，而非法的团体组织虽然对于日常的公益无法参与，但它们的存在对于乡村的权力结构却是一种牵制，由于官方基本上无力将这些组织剿灭，所以，即使具有半个官方身份的乡绅一般也得默许这些非体制权力因素的存在。至于那些半合法的拳会，在时局不清的时候，乡绅往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组织自卫团体。而那些普遍存在而且非常活跃的合法民间组织，实际上是农村社会赖以运转的组织网络，没有它们的运作，乡绅在乡村的统治不仅无法实现，而且整个社会将陷于瘫痪。

合法的民间组织是农村社会日常公益和其他活动的组织者，保护庄稼的有“看青会”，兴修水利的有联庄会（有的庙会组织也兼管此事），主管互助的有抬会，而最常见的则是进香的香会和迎神的赛会，以及与此相关的戏头和演戏与张罗演戏的组织。有些人认为香会与赛会是差不多的组织，只是北方多香会而南方多赛会，实际上两者还是有相当区别的，赛会基本上属于带有祭祀意义的民间娱乐组织，全社区的人按道理都有份，而香会属于专门针对某个神灵或者庙宇的崇拜团体，往往跨社区组织，一个社区有参加的也有不参与的。赛会比较松散，而香会则组织相对紧密，类似于一种准宗教的团体。其实无论南方北方，都有赛会和香会，只不过规模和组织形式有所不同罢了。北方类似杠会的社火组织就是赛会，而南方则存在着大量的与一种信仰相联系的祭祀组织，比如浙江的茅山灵应庙，其祭祀组织由横跨鄞县和奉化两地的七十二村组成，名字叫做“稻花会”。据日本学者研究，这样的祭神组织，在江南和广东都相当的普遍。古老的“社会”在某些偏僻的农村依然存在，比如太行山区就有既管祭神，又有娱乐和互助性质的“社”，大多数农民都要人社，入社必须交一定数量的钱谷，歉年在社的农民可以从社里借到一定数量的谷子渡灾。广西风山县也有社神会的民间组织，每年春秋两季活动。虽然某些赛会以某种荒诞不经的传说比附自己跟官方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自称是所谓受过皇封的“皇会”，但实际上别说跟皇帝，就是与一个小小的县令也一点干系都没有，花的每一文钱都是自己筹来的，所有的事务都是民间自说自划。

几乎所有的会社组织的活动都是相当复杂而且繁难的，赛会和社火之类的活动，既是年节的娱乐也是一种乡野的敬神祭礼，有鼓乐，有服装，有旗帜，还有舞狮、舞龙、高跷、秧歌等杂戏表演，甚至还有抬神像的轿马和仪仗的安排，每次活动光表演者就达成百上千，巡行四乡，路线安排，吃穿住行都须计划安排好，所以这种组织非有很强的能力不可。进山上庙进香的香会，在热闹方面可能比赛会差一点，但也旌旗鼓乐之类，据顾颉刚引《职方典》说，古代妙峰山的香会也相当热闹，各地进香队伍里“旗幢鼓金者，绣旗丹旒各百十，青黄皂绣各百十骑，鼓吹步伐鼓鸣金者称是”。队伍中间“别有面粉墨，僧尼容，乞丐相，遢伎态，憨无赖状，闾少年所为喧哄嬉游也”。庞大的队伍，有时一走就几十几百里，住行吃饭打尖喝水都要有人照管，连防止进香的会众沿途的不轨行为都须有一定之规，有专门的会规来约束他们随意采摘路旁的庄稼和蔬果的举动。令人惊奇的是，这些香会组织约束力非常之强，到了进香之时，“香首鸣金号众”，“众率之如师如长，令如诸父兄”。

这类民间组织所需的经费都是村民按地亩和人头摊派的，然而这种摊派无须地保与里正催索，更不要乡绅出头，这些组织自己就可以顺利地筹集到，一般来说，举行这种活动，农民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绝少消极耍赖的（一般这种活动除了天旱求雨之外，灾情严重的坏年景就会自动暂停）。香会的经费由会众出，而赛会和社火以及演戏等活动则是整个社区分摊费用，一般来讲，各个村落都会依照自己的财力来办，有钱的奢华一些，钱少的则俭朴一点，但往往会在玩耍的技巧上做些文章。过年的赛会，各个村庄往往含有比试的意思，哪个村庄赛会与社火闹得好，哪个村庄就有脸面，甚至会影响到日后各村联合事务中的发言权。

这类合法民间组织当然有它们的组织者和组织机构，据顾颉刚等人抄录的妙峰山上的石碑的香会组织记录，清代的香会管理机构有这样一些：

A康熙二年引香老会：

(1)钱粮都管(2)请驾都管（3）车上都管(4)苦行都管

(5)陈设都管(6)中军吵子都管(7)号上都管(8)揆子都管

（9）厨房茶房都管（10）拉面都管(11)饭把都管

（12）净面清茶都管(13)司房都管(14)本会香首

B乾隆五十二年献供斗香膏药圣会：

(1)香首(2)副香首(3)付香首(4)都管

(5)中军上(6)揆子上(7)执事上(8)口号上

(9)吵子都管(10)钱粮上(11)厨房都管

(12)司都(13)信女

C光绪二年净道圣会

(1)引善都管(2)催粮都管(3)钱粮都管(4)车把都管

（5）司库都管（6）中军把(7)净道都管

（顾颉刚：《妙峰山》，第23-25页。原抄件上有民间的“简化字”，因先、现已通用，故无法标出，由此可见这种香会并没有多少士大夫参与。）

据顾颉刚的考据，香首和副香首以及引善都管是会中的领袖，催粮都管是负责收取会费的人，请驾都管是掌管礼仪的人，钱粮都管是负责采买物品的人，司库都管负责掌管钱财，中军或者中军吵子（“吵”疑是“哨”之误）负责巡查防卫，车把都管负责管理车辆，厨房和茶房则负责饮食。机构之繁复，管理之专门化，达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无怪乎顾颉刚要感慨说，香会组织几乎有了国家的雏形。

乡村的戏剧组织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种是自演自唱的，一种是延请外面的戏班子来演出的，前者如定县的秧歌会，如李景汉氏云：“定县各大村都有能唱秧歌的人，其中善唱的就联合起来，组织秧歌会，普通称为义和会。由会中置办乐器、帘帐、行头、彩饰以及各种应用物品。会员中一部分是前台上管音乐的，一部分是后台内化妆的，画脸谱的，管衣箱的，一部分是出台演唱的。这些人多半平日为农，或从事他种职业，到演唱秧歌时来临时帮忙。会员中也有极少数以唱秧歌为主要职业或副业的。唱的好的人也收徒弟，亦无一定年限，乃是随时学习。徒弟必须是记忆力很强的聪明青年，因为只靠口头传授，少用写本。”山西的哑队戏，西南的傩戏和福建漳州的竹马戏也有农民自唱自演的“乡戏”，据说哑队戏没有固定的舞台，由农民自扮自演的戏中角色边演边走，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大人和孩子就跟着看，傩戏一般又叫地戏，就在地上打个场就可以开演，这种农民自己演的戏都有类似秧歌会那样的组织，像傩戏的组织甚至还有一套特定的开箱仪式，充满了神秘色彩。演出一般都在冬闲时进行，《漳州府志》里载过一封南宋著名理学家陈淳的“禁戏书”，说“当秋收之后，优人互凑乡保，作淫戏，号曰‘乞冬’。……今秋自七八月以来，乡下诸村，正当其时，此风在在滋炽，其名若曰‘戏乐’”。这种农民自娱自乐的戏乐，就是竹马戏。另一种戏剧组织主要以张罗从外面请戏班子的事务为主，当然其中的积极分子也会凑上去扮个角色，跑跑龙套，但他们的主要事务是请戏班，搭戏台和收戏份，当然也包括与戏班班主讨价还价，招待戏班吃饭住宿等项事宜。显然，前一种戏剧组织比后一种组织程度要高得多，其负责人的地位和说话的分量自然也有不同。

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合法的民间组织一般乡绅是不屑于亲自出面管理的（从香会的文件鄙俗的文字就可以证明），一方面固然因这些组织与正统儒家的理念不同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乡绅对这些烦琐的事务的确缺少耐心，不得不将它们留给了民间的能人（实际上真的由乡绅管，也未必能管好）。事实上，乡村权力的空间根本不可能全部由带有官方色彩的乡绅占据，必然要留一定的空间给其他类型的精英。

当然，这些民间组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政治是不发言的，即使那些非法和半合法的民间组织，一般也很少参与政治活动，民间教门多数不过是借教敛钱（甚至还渔色），只有在极特殊的情景下，才图谋称王称帝，即使这样，也多是家里的炕头上装装样子，真的举旗造反的非常之少。但在某些特定的场合，特殊的背景中，无论非法和半合法的团体，还是合法的民间组织，都有可能被卷进政治斗争的旋涡，比如在王朝的末世，非法的民间组织很容易变成造反的机器和某些人用以改朝换代的工具，而半合法与合法的民间组织在乡绅的支持下，也可能参与另一种类型的政治性的争斗，成为维护皇权统治的打手。晚清时节山东馆陶县、冠县一带的红拳会在太平天国时和后来的教门起义中，曾经与地主团练结合对抗起义。而在清代更晚些时候，进入中国农村的基督教教会与乡绅和部分农民越来越多地发生冲突，其中最重要的冲突包括祭神冲突和戏剧冲突，基督教徒（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各派）由于拥有某种特权，既可以不参加祭神，又可以不出戏份。无疑，这种特权是凭借炮舰从清政府那里逼来的，显然，教民的这些特权激怒了相当多的村民，因此而闹出了许许多多的教案，即打教闹教事件，甚至有些发展成为杀洋人烧教堂的恶性事件，这里面，就有许多是这些赛会和香会参与的。山东延续了十几年的冠县梨园屯教案，不仅将合法乡村组织卷了进来，而且从来避免出头的红拳与梅花拳的拳会也被卷了进去，红拳师傅阎书芹和拥有更大权威的梅花拳师傅赵三多都先后成为打教甚至对抗官府的领袖，最后酿成了武装抗教的暴动，成为著名的义和团运动的一个公认的火点。

虽然，这些民间组织参与政治活动属于某种特例，但在日常生活中，这些组织的核心机构和核心人物在乡村说话都是有分量的，因为他们的组织和活动才能，以及某种领袖人物的品格，不仅能赢得村民的尊重，而且其背后的组织资源也会让乡绅怵他们三分。在一般的情况下，即使有钱有势而且比较霸道的乡绅对于这些民间能人，也不会轻易地欺负，当遇到乡民骚动的时候，乡绅往往要借助这些民间领袖的力量来平息。民初以来，乡绅和那些凭借武力出人头地的武化精英们，往往趋向于将这些民间组织的首领的“职务”也揽到自己身上。福建莆田江口的东岳观组织，是由附近十五个主要村落选派的董事会主持，董事们一般是乡绅和耆老组成，这个组织不仅安排演戏和进香活动，而且还兴修水利、兴办慈善和公益事业，甚至还“排难解纷”。在20世纪20-30年代，华北地区有些村庄，地方精英不仅亲自掌握了村政权，而且还出头领导民间组织。这些具有政治权力的精英之所以这么做，不仅是看中了这些民间组织的资源，而且还有防止基层政权受到民间势力威胁的作用。即使如此，对于那些原来非法的民间组织而言，仍然挡不住它们侵夺乡村权力的脚步，在民国年间，时常出现帮会和教门团体的小头目成为某一带的乡村或者某个村庄的无冕之王的事情。

这些民间组织彻底退出乡村权力舞台，则是最近半个世纪的事情，非法的组织被取缔和镇压，合法和半合法的组织的功能被带有政权性质的各种民众团体所取代，不可缺少的民间娱乐则由带有宣传意味的会演和类似的活动替代了，祭神活动则在破除迷信中自然消亡，在农民心目中神的位置也逐渐被其他的东西取代了。民间社会的消亡，意味着民间自组织能力的消退，当然也意味着国家政权将把每一个农民都管起来。

安顺学宫

今年我到贵州一座叫安顺的小城探亲。安顺据说是贵州最古老的城市，建在元末明初。如今看来，小城的街道虽然热闹，却免不了闭塞的气息。亲戚家住在安顺的一所中学里，很是安静。一日，我踱出家门，到外面散步，忽见面前的一堵墙似乎有些异样，仔细打量才发现里面原来砌了一座石头牌坊。开始我以为是座寻常的表旌节烈的遗物，于是上前准备看一看是哪个倒霉的女人的姓氏在上头，结果发现这原来是座棂星门。设法越过这堵不寻常的墙，只见里面是个院落，迎面两根拔地而起的镂空雕龙石柱，由一对嬉态可掬有点像狗的石头狮子托着，龙与狮子都雕得活灵活现，十分耐看，全无中原同类雕刻的那种呆滞之气。这两根龙柱撑起的是一座破败的门厅，眼下已经被四面砌死，古为中用地住上了人家。绕过门厅，是一个更大的院落，一座比门厅大上两三倍的宫殿似的房屋兀立在那里，宫的正面有着四根与门厅相仿的龙柱，同样的灵气四溢，房屋八面透风，摇摇欲坠，但雕梁画柱依稀有旧时模样，别致的垂花头仍然颇为惹眼。走进去，只见里面有着一个讲坛，原来，这里是一座明清时节的学宫。

学宫是明清之际的官方学校，上有京城的国子监，下到各府、州、县学，构成了官办的学校体系。里面的学生在国子监者叫监生，而在地方则为生员，俗称秀才。严格讲，监生和秀才算不得一级功名，只算是官学的学生，但是由于做了官学的学生，拥有相当多的特权，徭役可免不说，见官还可以不跪，犯了事须得先革去学生资格才可以打屁股。所以在社会上也算有了相当的地位，在皇帝眼里算是个读书人，在平头百姓眼里算是附上了绅士的骥尾。其中由于监生往往是由花钱或者祖荫得来的，而秀才非经三场大考扒层皮才能获得，所以地方官学的生员们在人们眼里，又多了几厘分量。

尽管地方上的秀才们含金量要高些，但他们“进学”所在的学宫却一向不为人们所看重。国子监里固然铜臭四溢，但从古至今都为人高看不止一眼，现今的许多讲历史的人，还称它为古代的国立大学（其实国子监的学生与府州县学的学生是同一层次）。虽然，按制度规定，秀才们应该进学宫读书，但制度似乎从来就没有落实过。学宫并不真的是个上学的地方，秀才们自“进学”之后，并没有天天进学宫读书，只在每年春秋两季例行进去考一下不痛不痒的试，每三年才由学正进行一次大考。虽然按规定考得不好就会丟失功名，而考得好的则可以获得朝廷的补助，甚至被推为贡生，参与官员的选拔，但实际上真正因考试而被淘汰的生员非常少，学宫里的考试就成了只奖不罚的一种程序。所以秀才们并不可能真的在意。

学宫的真正意义似乎只有两点，一是作为王朝教化与礼仪体系的物化象征，一是作为学官的官邸和地盘。作为前者，学宫往往与文庙连在一起，与文庙一样，也供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有着雕龙的“宫殿”和棂星门（像牌坊一样的东西），门前还立着“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到此下轿马”的下马石，以示礼敬肃萧。地方正引官知府知县和知州，任上最慎重也最风光的事务就是主持学宫的考试，稍微有点墨水的还要装模作样地开讲两次“子曰诗云”。所有境内的生员名义上都是地方正引官的学生，自然秀才见了官长揖之后必然自称“学生”，官员处理别的公务，礼仪冠服可能有点马虎，但进了学宫就必须穿戴整齐，言慎行谨，一丝含糊不得，否则遭到秀才们的笑话不说，弄得不好还会被弹劾，因此丢了乌纱帽。正由于学宫这种高洁肃慎的禁地地位，清代某两榜进士出身的七品知县才可以凭此与当地驻军的二品总兵斗法，故意将学宫的钟鼓弄得山响，吵得总兵大人寝食难安，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搬家了事。

作为后者，明清两代的地方学官，诸如学正、教谕、训导之类，多由屡试不第，科场蹭蹬的士人担任，均为冷而又冷的穷酸官儿，名义上虽也是地方生员的老师，负有管理训导之责，但由于平时考试的大权由正印官把着，所以他们对秀才们实在也无从管起，而秀才们对这些左右不了他们命运的穷酸官大都不屑一顾，实在没办法躲了才勉强应付一二。连被“管”的人尚且如此，其他人的态度可想而知。所以学官们一年到头最主要的事务就是看管学宫，恰好他们的官衙也就在学宫里，守着一年四季冷冷清清却又像宫殿似的大院，耗着微薄的薪俸和少得可怜的陋规收入，其处境与文庙里那一年才有一次冷猪头的孔夫子倒有几分相似。

正因为学宫有着半个官衙的性质，所以难免要沽一点“官不修衙”陋习的光。在过去的时代，做官的人大多相信修衙的人升不了官，以至于各处官衙大多破烂不堪。作学官的人自然更是难以免俗，住在里面的官不张罗修缮，那么别的人又何必生事，所以学宫也逃不出年久失修的命运。清末新政，废科举兴新学，原来以科举制度为依托的礼制--教育体系寿终正寝，学官们改了行，学宫遂一任房倒屋颓，在风雨飘摇中湮没，后来想要了解明清学校制度的人，好像再也无从一睹“汉宫威仪”，取得一点感性认识。

然而，世间万事万物，总免不了有例外，就像有些动植物本已被学术界判为灭绝，但不知道怎么一来，却在某个地方又冒出来了一样，作为建筑物的学宫竟然也有例外。

以后在安顺的日子里，几乎每天我都要走过这座学宫，我想，这大概可能是全国仅存的孑孓了。可惜我对安顺地方史了解无多，说不清这座学宫的来龙去脉，更不知道它为什么没有像七同类那样倒塌湮没。不知是否因为安顺地方民风古朴特别看重读书人和事？还是由于这座建筑半由石料砌就，所以格外结实，可以经得起时代的风雨。我搜索记忆，想起了清末与曾国藩齐名的胡林翼在带兵征讨太平天国之前，曾经在安顺做过知府，依照惯例，胡大人的脚一定踏过这里的讲坛。真想不出这位清朝的中兴名臣在这里都讲过些什么，是寻常的高头讲章？还是理学心得？抑或经世致用的学问？都说贵州地处荒蛮，文风不盛，清人笔记甚至传说贵州考秀才的人太少，以至于能完卷的人都取上了还凑不够名额，连仅仅写了“且夫”两字的也得以中秀才。但看着全国硕果仅存--不，应是残果仅存的学宫，这灵气四溢的龙柱，我想，贵州人也许在历史上四书五经背得没有别处人那么好，八股文功夫更差，但决不缺乏聪慧和灵气，从来地杰人必灵，想来不谬。

学校的老人告诉我，仅在十年前，学宫的建筑还有许多，不仅两厢有房子，而且还有一排大牌坊，剩下的建筑虽已经被列为地区级文物，但一文保护经费也没有。贵州天无三日晴，说着就下起了雨，看着破败的学宫在风雨中瑟瑟发抖，我想，如果再不修缮，恐怕在不久的将来，我就看不到它了。

翻译与政治

翻译与政治能有什么关系呢？莫非是翻译的政治类的著作对政治的走向起了影响？非也，我这里的翻译是名词，指的是历史上在统治机构中曾经出现过的翻译人员，又称通事。

我们在抗日题材的影视剧中，大概很容易见到翻译官形象，非尖嘴猴腮即状若肥猪，个顶个地狐假虎威帮着日本鬼子欺压中国人，看起来比日本人更可恨。在实际历史过程中，有没有行为好一点的，能暗中保护一下贫弱的老百姓的？想来是有的，比如身处南洋的著名作家郁达夫，似乎也隐名埋姓地给日本人做过翻译，据说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估计像郁达夫这样的人毕竟是少的，而且日本统治者一个个蛮横的命令，往往在中国老百姓耳朵里听来，都是从翻译官的嘴里冒出来的，所以，这些人遭人恨，也是该着的事。在中国的历史上，像抗战时期沦陷区那样，统治者需要借助翻译的情景，其实并不少见。在南北朝的北朝初期，以及金元两朝，通事都是政府里必不可少的官员。其实清朝政府机构里也有翻译，但主要在朝中从事文字档案的翻译，并不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

我们已经习惯于认为，几乎所有少数民族王朝都接受了汉化，好像他们一进入中原，就立马向优越的汉族文化低下了头。其实，它们的汉化程度实在是大不一样的，而且汉化的过程也并非都那么自觉自愿。特别是当他们刚刚铁骑横扫了中原的时候，作为胜利者，其实并不乐意吃那个辛苦学习被征服者的语言文化，他们心里肯定认为没有这个必要。正因为如此，在少数民族政权里，才普遍存在着借助翻译直接治民的情况，金元两朝尤甚。据史料说，金人入主中原之后，“凡官汉地者，皆置通事”，而做通事的人，一沾上权力的边，几乎马上就发现了其中的含金量，于是“高下经重，舞文纳贿，人甚苦之”。燕京（现在的北京）这个地方当时出了这么一档子事，说是有位从事经济活动的和尚不知怎么一来与他的交易对象发生了经济纠纷，对方欠钱不还，于是和尚将官司打到了金朝的燕京留守那里。谁想那个欠钱的人事先贿赂了通事，在公堂之上，任凭和尚千说万诉，而通事只告诉金人的留守说，因为近来久旱少雨，和尚想要自焚以动上天，为百姓求雨。留守大人一听这是好事，于是不由分说就将和尚拉出去架上柴火烧了。

这个和尚死得真是比窦蛾还冤，究其原因，翻译无论如何脱不了干系，但是这种借助翻译审案的体制恐怕责任更大。作为强势一方的异族统治者，很少有乐意学习被统治者语言文化的，因为他们看不起这些语言和文化。古代入主中原的草原民族如此，近现代的西方殖民者也如此。他们不是不知道借助翻译介体进行统治的弊病，但他们宁愿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可以逼使被统治的民族学习他们的语言，从而实现文化上的同化。还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存在士人自觉地学习鲜卑语，以求跻身异族官场的现象。而对于现代的西方殖民地来说，这种情况就更加普遍，被统治的民族如果不自觉地主动同化于殖民者，那么就任何前途都没有。如果说，古代中国统治中原的少数民族因为与汉族的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优势的汉文化最终没有被同化反而同化或者部分同化了对方，那么在近现代条件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似乎没有多少抵抗西方同化的本钱。

今天的世界，英语已经成了一种不是世界语的世界语，究其根本，不能说不与当年日不落帝国无所不在的殖民统治有关。而说英语的美、国，在今天又凭借其超强的经济和政治、军事甚至文化实力，在无形之中强化了英语的地位。当世界几乎所有的椅子坐上去的规则都是用英语写的，那么想坐上去的后来者，不学习英语几乎是没有丝毫办法的。

在英语铺天盖地而来的背后，是不发达世界的民族语言乃至文化不可讳言的没落。尽管抵抗的声音一直有，而且喊得还相当响，但没落却依旧是没落。君不见连号称拥有世界惟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的中国，连学文史的大学生已经有不少看不懂文言文了，而他们在大学期间，功夫花得最多的是学英语。而学者中能熟练运用英语写作的，显然要比虽然不懂英语，但母语水平相当高的人地位高得多。至于其他的小民族，语言被忘记，文化在流失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就像鼓吹生物多样性的人们在拼命倡导动植物保护，可每年依旧有大量的生物物种在消失一样，弱势文化的泯没恐怕至少在目前依然是个没有停下脚步的趋势。

也许有那么一天，人们发现所有的人都在讲一种语言，上帝当年在巴比伦塔前的阴谋终于破产了，人们可能最终修成了通向天国的巴比伦塔，多少代人幻想的世界大同终于实现了，可是就是不知道应该庆幸呢还是悲哀。

民国时期的人头像章与个人崇拜

在中国，说到人头像章，恐怕人人都会联想到个人崇拜，想到文革那像章铺天盖地的日子，脑袋里说不定还会回闪出那位在皮肉上别上像章以示忠诚的人物的形象。其实，像章这种东西，西方早就有，只是将它搞成个人崇拜的纪念品，还真的不能说不是一种东方的创造。

在20世纪30时代，中国还陷在军阀混战的深渊里没能自拔，大大小小上千个军阀，今儿个你打我，明儿我打他。军阀的面目各有不同，但每个都拢一堆人马，占一块地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军阀最怕的事情不是别人打上门来，作为军人，打仗的事是免不了的，人家打上门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三十六计走为上，中国这么大，只要手里有枪，到哪里都吃饭。军阀最担心的事情也不是搞不到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的剩余武器有的是，洋人用过的烂枪烂炮，被中外商人一船船地倒过来，连传教士的手里都有货可卖，只要有地皮能刮到银圆，就不愁没有枪弄。军阀最担心最害怕的事是内部的叛离。几十年的军阀混战史，几乎每次的胜利和失败，都伴随着倒戈事件的存在，可能军阀都知道孙子那句名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

正因为如此，几乎每个军阀都在维护自身凝聚力上下了最大的功夫，最开始是用钱和女人收买人心，后来发现别人同样可以请君入瓮地使部下叛变，又改了特务控制、亲缘至上，以及什么宗教和主义的提倡。四川的刘湘请来了刘神仙讲道，湖南的唐生智让全军剃度受戒，冯玉祥则让传教士用水龙头为军队受洗。但是有两个不大不小的军阀招术不一样，他们想法让部下崇拜他们自己，这两个人一个是汉中的管金聚，一个是胶东的刘珍年。

管金聚是个割据汉中的军阀，手下万把人枪，平时很少参加军阀间的战争，守着大山里的一块宝地，刮刮地皮，卖卖大烟，倒也活得滋润。他控制部下有一个绝招，就是让每个军官和士兵都在胸前佩带印有他头像的胸章。胸章是布做的，但上面他的五官却印得很清楚，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正常人绝对不会认错。管家军军容风纪可以不整，甚至连枪都可以忘在家里，但管老爷的胸章却不能不戴，一旦疏忽了，那就是对待“主公”的态度问题，非同小可。这样下来，管某人的部下还真的很少有叛离的，他原以为他的小江山就此可以固若金汤了。

谁想智者千虑也有一失。虽然管某人不爱打人家的主意，但却挡不住人家看上了他的地盘，在一场激烈的战事之后，管家军大败亏输，管某化装成士兵想逃，但依然做了俘虏。谁曾想，这一下原来控制部下的高招，此时竟变成了让他送命的祸根。对方根据管家军士兵胸章的人头像，很顺利地就把想要蒙混过关的管某人认了出来。又正好赶上对方的前敌总指挥是个六亲不认的狠角色，抓获管金聚后，竟然二话不说，就把管某人给枪毙了。

地处海边的刘珍年，占的地方比较富庶，实力也比较雄厚。他搞个人崇拜给部下定做的是瓷制像章，上面他的尊容由于釉色的缘故，十分光彩照人。刘的上司是割据山东的韩复榘，而韩的上司是蒋介石，刘对于韩与蒋一概不买账，他在胶东自搞一套，不仅军队自成体系，而且连地方官员也一概由他委派。而所有他麾下的人，无论军人还是文官，每人都要佩戴绘有他头像的像章。他比管金聚高明的地方在于，他不仅让部下戴他的像章，而且还让他们学他的思想，为此，此公还正经出了几本据说是他写的书，开办了若干学习他思想的学习班。

刘珍年后来终究被人吞并了，他的书和像章最终没能保住他的江山。不过，他和管金聚的作法，倒是给历史留下了更多耐人寻味的东西，有了这些东西，历史就不再会枯燥了。

三寸金莲与“金莲意识”的三寸

眼下拖着三寸金莲走路的人不多了，大概只有穷乡僻壤还有个把小脚老太太，也都已经是老祖奶奶辈的人了。可以肯定地说，曾经在国门甫开时，为老外嘲笑的中国国粹--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小脚都已经成了化石，今后只有到专门的博物馆去找了。其中活的小脚大概更不好找，因为至少人们在影视剧中还可以看见装扮出来的辫子，可小脚连装都装不出来，电视剧《水浒传》里的潘金莲，虽然依旧名为“金莲”，但也只能是一双天足。

缠足起于何时？这是个学术界尚在争议的问题。有人将之定在南朝陈后主的潘妃身上，说她纤足在金莲花上跳舞，所谓“金莲”的出典就在这里。不过，没有证据说潘妃的脚小是缠出来的，所以，此说暂时可以搁在一边。还有一说是起于杨贵妃，宋朝人这样传的比较多，理由是唐明皇有词云：“琼钩窄窄，手中弄明月。”但是，这“琼钩”是天生还是硬裹出来的，谁也说不清楚，而这“琼钩”到底有多小，也没个尺寸。比较多的意见还是说起于南唐李后主，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道山新闻》云：“李后主宫嫔窅娘，纤丽善舞，以帛裹足，令纤小屈上如新月状，由是人皆效之。”看来真的是裹起来的变成的小脚。不过，缠足真正在民间流行起来，还是北宋年间的事。从帝王的嫔妃为了争宠而自残肢体，到老百姓跟风形成风俗，无疑要有个过程。

以女人小脚为美倒不是中国人一家的专利，我们在别的国家的民间作品中也可以找到大量的赞美女人小脚（天然的）的诗句。不过，让女人从小就把脚缠起来，不许它发育，甚至把一双好端端的脚弄成脚趾折断变成残废，倒是只有中国人有这个本事。缠足无疑是中国男人的一种畸形的性心理的产物，一双裹得比较“合适”的小脚，在那时的男人心目中，是一种别样的“性器官”，《水浒传》里西门庆勾搭潘金莲，偏要从将筷子掉在潘金莲的脚边，偷摸一下小脚开始，女人不在乎人家摸自家的小脚，那么也就什么都不在乎了。逛窑子的男人们，对于妓女的三寸金莲，往往要比身段和脸蛋更在乎。清代山西大同和陕西秦州的妓女，虽然相貌才情都平平，但只因为一双脚缠得好，照样宾客盈门。自明季以来，品赏女人的小脚，成为士大夫闲来无事、浅斟低唱的主调之一，“品莲”的艳词香曲，林林总总，如果收集起来当不在《全宋词》以下。清代的“顾曲周郎”李渔讲过，女人的小脚要“瘦欲无形，越看越生怜惜，此用之在日者也；柔若无骨，愈亲愈耐抚摩，此用之在夜者也”，有这样的小脚，才“觉依翠偎红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与李渔同时代的方洵居然专门写了《香莲品藻》，细细地把三寸金莲排列成五式、九品、十八种，就差拿来嘴里嚼了。男人性心理扭曲到这个程度，不能说不是那个时代的特殊贡献。理学盛行之际，“存天理灭人欲”的大道理铺天盖地，结果往往是人欲灭不了，反而七扭八歪地疯长，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偏偏在北宋中期以后缠足才流行的缘故（尽管理学家自己并不主张缠足，而且禁止自己家的妇女缠足）。据说缠了足的女人，就不方便“淫奔”了，男人自然也看得住。仅仅帝王的倡导（不过是个亡国之君），还不足以让老百姓闻风而从。虽说是“楚王好细腰，后宫多饿死”，士大夫也把“杨柳细腰”赞美了两千多年，可是老百姓家娶媳妇，并不会看中林黛玉似的弱风扶柳质。

缠足无疑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女孩子六七岁就得缠足，否则就裹不成“三寸”了。晚清著名维新人士唐才常说：“方足之所缠也，必用新布紧束之，其着鞋或用敲火石之小铁刀撬上，痛必切骨，不三日必溃而成疮，不疮则脚不能成，疮极败烂，其肉尽化红脓，流出而后血枯、筋断、胫折、皮燥，足底乃折作两湾形。”这里要加一点注，唐所说的“胫折”不是腿断了，而是指脚的中指以下的三个足指折断，折断以后还要被压在下面，久而久之，变成了脚底的一部分。历朝历代，都有女孩子因此而被折磨死的“旧闻”。

令人不解的是，这样一种残忍的陋习，居然能够在中国流行了近一千年，而且非常的强固，满清入关，一是逼着汉人剃发蓄辫，二是强令女人放足。第一项费了点劲，砍掉了若干脑袋，推行开了，可第二项死活也推不下去，以死相拼的“烈女子”比比皆是，最后还是朝廷让了步。如果当年汉人都能以这个劲头抵抗满人，那么多尔衮肯定是束手无策。为什么会这样？有人说，都怪男人！当然，这话不错，不过把男人统统拖过来重责四十，好像也不尽合理，至少，还没断了有男人为女人缠足抱屈，清代的李汝珍为了给女人出气，在小说《镜花缘》里就设计了让男人缠足让女子玩弄的情节，五大三粗的林之祥竟然被缠得死去活来。而近代以后，从戊戌时期得风气之先的士大夫倡导不缠足运动，到辛亥革命强令推行放足，多见的是男人上上下下忙活，相形之下女人倒没多少积极性。

近代妇女对解放她们的脚不那么感兴趣，一方面固然由于男人高喊不缠足不过是为了开发更多的劳动力，动机就不太纯，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有说话权利的成年妇女已经是“莲足”了，没有缠足的幼女，又不可能说什么。缠了足的女人发现自己历尽千辛万苦得来的“成果”，突然之间就有人说不值钱了，心里头反而更多的是失落。况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缠足都是身份和教养的象征，因为似乎只有江南的一些穷苦人家非得靠妇女劳动才不愿缠足。

缠足的确是男权社会男人性权利极端膨胀的一个特例，在世界上，只有非洲某些部落妇女穿唇、生殖器割礼和缅甸山区少数民族妇女脖子上从小架铜圈的习俗可以类比。所以，当近代外国人因此而说中国人为野蛮人时，我们饱读诗书的士大夫们真是无言以对。问题是，缠足这种习俗从开始到流行，并没有多少男人的暴力强迫，甚至连主意都是女人想出来的。从繁华的都市到穷乡僻壤，逼迫女孩子裹脚的，无一例外地是她们已经裹了脚的母亲。拥有一双缠得“合体”的“莲足”，无疑是那个时代女人的骄傲。冯骥才的小说《三寸金莲》里种种“比足”的描写，其实并非空穴来风。

其实，在缠足盛行的年代，无论是缠足的三寸金莲还是不缠足的“大脚仙”，都认为只有一双裹得小巧的脚才算是美。甚至到了民国年间，相当多“妇女群众”对于天足的意见还是“像什么样子，丑死了”。入鲍鱼之肆，不惟久而不闻其臭，而且反觉其香。这不仅仅是风俗化人、从众心理在作怪，女性以男性的性心理、以男人的欣赏尺度建构自己的审美框架，这才是“金莲意识”的三寸所在。千百年来，所谓女性的美恐怕绝大部分都是出于男人的意愿，而由女性自我塑造出来的三寸金莲也可以说是这种女性美的一个阶段性民族性的“成果”，只不过这种“美”，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垮台了而已。

三寸金莲已经进了历史博物馆，或者正在走进博物馆，不过，金莲意识却没有消失，世界上浩浩荡荡的时髦女郎，不管怎样标新立异，争奇斗艳，拿脸蛋当画布，以身体做塑泥，大抵如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不过在男人的性心理的圈圈里打转。像缠足一样自戕身体也不乏其人，君不见，那些前赴后继动手术往乳房里塞硅胶的女人们。前些时候，她们中的美国人获得了巨额赔偿，但是，被弄得一塌糊涂的胸部无论如何用美元是填不上了。至于一般性的自我折磨，恐怕就连初级阶段的中国，也年年见、月月见、天天见了。

取悦于异性是人的天性，可是到了自我折磨的地步，也就违反了天性。大概最让人头痛的是，为什么偏偏只有女人自我折磨来取悦男性，而不是相反？我们只能说，这个世界，到目前为止，还是男人的。

清队档案中的老妇人

档案曾经是我们这个国度非常神秘而且紧要的东西，除了农民弟兄，一个人从生到死都有档案相随，档案有专门的机构管理，里面放了什么，一般情况下本人是不知道的，经常有这样的事情，一个人总是莫名其妙地倒霉，到了才知道原来是因为档案里被人莫名其妙地放了点不太好的东西。所以，过去我只要一想到档案两字，心里就发毛，总担心什么时候被人做了手脚，有提拔之类的好事给毁了。不过，现在事情有了变化，只要本人坚持，在“有关人士”的监视下，档案是可以看了，上学、分配、调转之类的档案转移，原本需要密函传递的，现在也可以交本人带来带去了（也许严格说来也不符合规定），更要命的是，在旧货摊上，居然有人事档案卖了，别不信，前些时候我出差到太原，就买了一小堆--六袋。

这六袋档案中，其中有一袋是“清队档案”。这里，必须做一点注解，否则年轻的人们肯定不明白：所谓清队就是文革中小运动--清理阶级队伍，在运动开始和中间都搞过，既要清理那些混进好的阶级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更要进一步整那些原本就是异己阶级的人，重点明显是在后者。不用说，档案的主人就是一位被清理的对象，此人名叫王秀峰，时年57岁，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一个在家弄孙，靠儿子养活的老妇人。

比起当年被整的众多芸芸之辈（我记得清队似乎对下层更关注些），王秀峰倒是还算有点来头，她的丈夫名叫丁增华，是西北军著名将领胡景翼的老部下（我在胡的日记中找到了丁的名字），胡在靖国军的时代（总共没有几条枪），他就是胡部的营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倒戈，联合胡景翼、孙岳组成国民军，胡主掌国民二军，据地河南，队伍扩展为四个师，丁增华跟着做了师长。可惜好景不长，不久国民军与奉军交恶，冯玉祥下野出国，胡景翼病死，国民二军在各路军阀和河南遍地都是红枪会的打击下，分崩离析，丁的部队片甲无存，国民二军的残部在李虎臣与杨虎城的率领下退守西安，丁也到了西安投靠李虎臣与杨虎城，李、杨念在同袍之谊，给了丁一个西安稽查处长的官做。这时，西安已经被河南军阀刘镇华镇嵩军的十万大军给围上了，而李、杨二人（尤其是杨）硬是凭着手里的残军死守西安3个多月，杨虎城一举成名（名字由虎臣变成了虎城），但是西安老百姓却饿死不少，用杨的话说，西安守城“功满三秦，过满三秦”。丁增华随杨虎城困守西安期间，没有带家室，在全城闹饥荒的时候，看上了西安女子师范16岁的学生，我们的主人公王秀峰，于是，年方二八的女师范生就成了丁处长的第四房太太。西安解围后，胸无大志的丁处长一直跟着杨虎城，后来杨虎城做上了陕西省主席，给了丁一个参议的名义，每月送几百大洋。再后来西安事变，杨虎城下野出国又回国，身陷囹圄，丁增华也就只好回家做老百姓，靠一点房地产过活，直到1942年病死。

丈夫死后，四个女人分了家，王秀峰拉扯自己名下的一儿一女过活，将分到的土地全部卖掉，靠些许商行股份和房产度日。应该说，王秀峰要算是一个相当能干而且有见识的女人，作为一个过气的小军阀排第四位的遗孀，守着不多的遗产，无权无势，但她的儿女都受了很好的教育，解放后，儿子在山西医学院做助教，女儿在北京的部队里当技术员。自1954年儿子大学毕业分到山西医学院不久，即从西安来到太原，跟儿子一道生活。

按说，像王秀峰这样傍依着儿子过活的家庭妇女，碍不着任何人的事（斗她没什么油水可揩），也没有招惹过是非（档案上没有一处提到过她现在的“罪行”），应该不会有什么人对“运动”她感兴趣。然而，从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起，老太太就被“革命群众”盯上了，成了斗争对象（在此又一次领教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深度和广度）。在档案里，我看到了王秀峰的“检查交代”，写得一笔一画，工工整整，老老实实地交代了自己和她所知道丈夫的历史，对自己和“老头子”都尽可能地贬低、丑化，详细地叙述了自己曾经拥有过的财产，连房产的地点、间数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对比档案中所有的调查材料，王秀峰所有的“问题”都自己交代过了，一清二楚，她最大的一笔财产是西安的两间铺面，卖了20两黄金；最“危险”的事情是曾经有过一支手枪（丈夫留下的），解放前就交给了丈夫的朋友，解放后又转送给了解放军；最大的“罪过”是解放前曾经参加过一贯道，做过几天最一般的道徒。实在没什么可交代的了，她连在运动中说过一个“革命群众”是猛张飞的事，也端出来检讨了一番：“这话我确实说过，这句话很不好是错误的，当时我的意思，是觉得她年青（轻）出身好，干劲大有培养前途，就是她猛，所以就说了个猛张飞这个比喻是很不好的。”老太太动辄获咎的那种心惊肉跳的感觉，仿佛已经跃然纸上。

就是从王秀峰老人的检查上，我知道了原来档案里面的一张照片，是她交给工作组的她丈夫死时的灵前照，这已经是她所保存的惟一有关她丈夫的影像了，从照片上，我们看到她的丈夫是一副北洋时代将军的形象，但我却看不出哪个女人是当时的她。

在档案的最后几页，我看到了定案结论，说因为王秀峰历史上没有劳动过，在运动中又不老实，没有及时交代历史，所以定她为资本家成分。最后一句话是“由于该人有一定民愤（我找遍了档案没有一句提到她的错处，按道理，如果她有的话，哪怕一星半点，也会被夸张地写上的），已被革命群众赶出太原”。 就是说，尽管老太太尽力配合，诚惶诚恐，却还是被扫地出门，革命在一个老太太身上，实现了清理队伍的目标，尽管只是在太原郊区的小街上。

当时，王秀峰老人在西安已经没有家了，也没有任何亲戚，一个女儿在北京部队里，显然不能去，作为一个年近花甲没有收入、没有工作能力的老人，她能去哪儿呢？

贿选的今昔

报载，山西某县的某要人，为了坐上县长的宝座，在县人大会议召开前夕，安排两名政府工作人员，向人大代表每人赠送人民币500元，结果是某要人如愿以偿当上了县太爷。而妙就妙在，事情发生在此类贿选事件已经在媒体曝光多次，若干人已经因此被查处以后。

当然，这种事比起那些什么钱都敢贪，动辄上千万的腐败事件来说，在老百姓眼里委实算不上什么大事，更何况，放眼全国，此类事甚多，多到了人们早已见怪不怪的地步。所以，有人敢于“曝光随你曝光，好官我自为之”，确实算不上胆大妄为，实际上，这消息对我来说也并没有多少新奇，不过，倒是让我想起了一桩有关贿选的往事。有点历史知识的人大概都知道，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中国曾经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贿选事件，第一次直奉战争过后，实际控制了北京政府的直系首领、曹锟，非要过做总统的瘾，因此，手下一干干将奉了曹大将军的将令，给每个乐于帮忙的国会议员奉上大洋五千，买足了票数，硬是将大字识不了几个的曹三傻子，送进了中南海，做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

当年的贿选和今天的贿选，虽然选的对象有轻重之别，贿金也有不小的差额，但是有一点却非常相似，那就是都那么公开，甚至可以说是明目张胆。跟我们今天的要人们一样，曹锟贿选也是派遣“政府工作人员”向有权选举的人发放贿金，一点都没想过要避人耳目，甚至付款之后还要议员签个收据。

看来，无论是当年的曹锟，还是今天各地的要人，还包括那些有权选举的人们，都没有将贿选看成是一种见不得人的丑事。在曹锟眼里，人家国会议员选自己，自然要付点辛苦费，那时候上八大胡同买个妓女，姿色好点的也需千儿八百的，何况是买总统，当然得付费。对于议员来说，你曹锟有钱有势，想过总统瘾，劳动我们，自然也没有白劳动的理，收点劳务费理所应当。曾经是保定街头小混混的曹锟，虽然智商不高，打仗全指着手下的大将吴佩孚，但一向有为人厚道实在的名声，从贿选的大手笔来看，的确名不虚传，此公手里有兵，大权在握，其实完全可以像袁世凯一样，派由军警伪装的“公民团”包围国会，不选出自己就不让议员们回家吃饭，犯不着非要掏出那么多白花花的袁大头。

自从选举（现代意义上的选举，古代的选举主要指官吏选拔，在科举制时代就是指考试）制度被引进以来，真正领会这种制度内涵和程序意义的人一直不多，包括那些不知因为什么成了民意代表的人。真的要运用手里和制度上的程序选举了，几乎人人脑袋里想的其实大多是前清官场的规矩，要官（包括总统），就得运动，就得花钱，官场如市场，一向讲究按劳付酬，劳动的人档次越高，酬劳也越大。几乎没有人（包括置身事外的老百姓）意识到哪个代表了哪个，民意又是什么东西。

好在时代总是在向前走，当年曹锟贿选的时候，还有那么几个不识趣的议员，将贿金和收条一并交给了报社，由多事的记者吵嚷出来，从此，人们称那届国会为“猪仔国会”，议员为“猪仔议员”，而今天我们收钱投票的代表们却依然神圣地做着他们的人民代表，甚至连多事的媒体也很少将矛头指向他们。

Table of Contents

写在前面的话

晚清琐话

男人的“不缠足运动”

光绪之死的公案

被燎掉的大胡子

义和团“刀枪不入”之谜

世纪末的看客

林则徐的澳门之行

西太后想要的“借口”和不想要的“扎花”

八国联军与妓女以及“女人救国论”

洋人的八股取士

辫子王朝的闲话

义和团：变幻的历史记忆

《叫魂》的多余话

义和团的女人战阵

一份“村图”的故事

乾隆的威仪与英国人的半跪

炉边话史

五四运动中的易卜生与王尔德

当心陷阱

也谈古今地方行政建置

董仲舒与春秋折狱

两千年后看董仲舒求雨

解放了，我们该怎样说话？

热闹中间的冷想

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

小报告与大字报

铡刀、棒子和妇女权利

关于“饿乡”的老生常谈

“后革命”之后的困境

“会社”与社会

安顺学宫

翻译与政治

民国时期的人头像章与个人崇拜

三寸金莲与“金莲意识”的三寸

清队档案中的老妇人

贿选的今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