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痛苦的中国人/（奥）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著；刘学慧，张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ISBN 978-7-208-14082-0

Ⅰ.①痛…　Ⅱ.①彼……②刘……③张…　Ⅲ.①长篇小说-奥地利-现代②游记-作品集-奥地利-现代IV.①I52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8556号

书名：痛苦的中国人

作者：【奥地利】彼得·汉德克

译者：刘学慧　张帆

责任编辑：陈欢欢

封面设计：高熹

转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4082-0/I·1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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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编者前言

痛苦的中国人

梦想者告别第九王国

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

冬日旅行之夏日补遗

编者前言

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1942—）被奉为奥地利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也是当今德语乃至世界文坛始终关注的焦点之一。汉德克的一生可以说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像许多著名作家一样，他以独具风格的创作在文坛上引起了持久的争论，更确立了令人仰慕的地位。从1966年成名开始，汉德克为德语文学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因此获得过多项文学大奖，如“霍普特曼奖”（1967年）、“毕希纳奖”（1973年）、“海涅奖”（2007年）、“托马斯·曼奖”（2008年）、“卡夫卡奖”（2009年）、“拉扎尔国王金质十字勋章”（塞尔维亚文学勋章，2009年）等。他的作品已经被译介到世界许多国家，为当代德语文学赢来了举世瞩目的声望。

汉德克出生在奥地利克恩滕州格里芬一个铁路职员家庭。他孩童时代随父母在柏林（1944—1948）的经历，青年时期在克恩滕乡间的生活都渗透进他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里。1961年，汉德克入格拉茨大学读法律，开始参加“城市公园论坛”的文学活动，成为“格拉茨文学社”的一员。他的第一部小说《大黄蜂》（1966）的问世促使他弃学专事文学创作。1966年，汉德克发表了使他一举成名的剧本《骂观众》，在德语文坛引起空前的轰动，从此也使“格拉茨文学社”名声大振。《骂观众》是汉德克对传统戏剧的公开挑战，也典型地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前期“格拉茨文学社”在文学创造上的共同追求。

就在《骂观众》发表之前不久，汉德克已经在“四七社”文学年会上展露锋芒，他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严厉地批评了当代文学墨守于传统描写的软弱无能。在他纲领性的杂文（《文学是浪漫的》，1966；《我是一个住在象牙塔里的人》，1967）中，汉德克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艺术观点：文学对他来说，是不断明白自我的手段；他期待文学作品要表现还没有被意识到的现实，破除一成不变的价值模式，认为追求现实主义的描写文学对此则无能为力。与此同时，他坚持文学艺术的独立性，反对文学作品直接服务于政治目的。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剧作《自我控诉》（1966）、《预言》（1966）、《卡斯帕》（1968），诗集《内部世界之外部世界之内部世界》（1969）等。

进入70年代后，汉德克在“格拉茨文学社”中的创作率先从语言游戏及语言批判转向寻求自我的“新主体性”文学。标志着这个阶段的小说《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1970）、《无欲的悲歌》（1972）、《短信长别》（1972）、《真实感受的时刻》（1975）、《左撇子女人》（1976）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试图在表现真实的人生经历中寻找自我，借以摆脱现实生存的困惑。《无欲的悲歌》开辟了70年代“格拉茨文学社”从抽象的语言尝试到自传性文学倾向的先河。这部小说是德语文坛70年代新主体性文学的巅峰之作，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

1979年，汉德克在巴黎居住了几年之后回到奥地利，在萨尔茨堡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他这个时期创作的四部曲《缓慢的归乡》（《缓慢的归乡》，1979；《圣山启示录》，1980；《孩子的故事》，1981；《关于乡村》，1981）虽然在叙述风格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生存空间的缺失和寻找自我依然是其表现的主题；主体与世界的冲突构成了叙述的核心，因为对汉德克来说，现实世界不过是一个虚伪的名称，丑恶、僵化、陌生。他厌倦这个世界，试图通过艺术的手段实现自我构想的完美世界。

从80年代开始，汉德克似乎日益陷入封闭的自我世界里，面对社会生存现实的困惑，他寻求在艺术世界里感受永恒与和谐，在文化寻根中哀悼传统价值的缺失。他先后写了《铅笔的故事》（1982）、《痛苦的中国人》（1983）、《去往第九王国》（1986）、《一个作家的下午》（1987）、《试论疲倦》（1989）、《试论成功的日子》（1990）等。但汉德克不是一个陶醉在象牙塔里的作家，他的创作是当代文学困惑的自然表现：世界的无所适从，价值体系的崩溃和叙述危机使文学表现陷入困境。汉德克封闭式的内省实际上也是对现实生存的深切反思。

进入90年代后，汉德克定居在巴黎附近的乡村里。从这个时期起，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动荡，南斯拉夫战争也把这位作家及其文学创作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从《梦想者告别第九王国》（1991）开始，汉德克的作品（《形同陌路的时刻》，1992；《我在无人湾的岁月》，1994；《筹划生命的永恒》，1997；《图像消失》，2002；《迷路者的踪迹》，2007）等中到处都潜藏着战争的现实，人性的灾难。1996年，汉德克发表了游记《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批评媒体语言和信息政治，因此成为众矢之的。汉德克对此不屑一顾，一意孤行。1999年，在北约空袭的日子里，他两次穿越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旅行。同年，他的南斯拉夫题材戏剧《独木舟之行或者关于战争电影的戏剧》在维也纳皇家剧院首演。为了抗议德国军队轰炸这两个国家和地区，汉德克退回了1973年颁发给他的毕希纳奖。2006年3月18日，汉德克参加了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葬礼，媒体群起而攻之，他的剧作演出因此在欧洲一些国家被取消，杜塞尔多夫市政府拒绝支付授予他的海涅奖奖金。然而，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汉德克无视这一切，依然我行我素，坚定地把自己的文学创作看成是对人性的呼唤，对战争的控诉，对以恶惩恶以牙还牙的非人道毁灭方式的反思：“我在观察。我在理解。我在感受。我在回忆。我在质问。”他因此而成为“这个所谓的世界”的另类。

世纪文景将陆续推出九卷本《汉德克作品集》，意在让我国读者来共同了解和认识这位独具风格和人格魅力的奥地利作家。《痛苦的中国人》卷收录了汉德克的四部作品，其中包括小说《痛苦的中国人》（1983年）和三篇观察与游记，即《梦想者告别第九王国》（1991年）、《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1996年）和《冬日旅行之夏日补遗》（1996年）。这四部作品分别属于汉德克不同的创作时期。小说《痛苦的中国人》在表现主题和叙事风格上更接近于同期问世的《缓慢的归乡》四部曲，是汉德克这个时期在文学叙事上备受关注的作品之一。在经历了80年代中期回归传统叙事的长篇小说《去往第九王国》的巨大成功之后，汉德克的叙事形式日益趋于多元化。写于90年代的三篇观察和游记是汉德克为数不多的文学叙事直接涉及政治批评的代表作。这三篇作品的问世也把作者推到了欧洲政治舆论的风口浪尖上，甚至成为欧洲媒体的众矢之的。

小说《痛苦的中国人》是汉德克在写作《缓慢的归乡》期间就酝酿而成的，那就是要“写人的故事”。小说描写的是古典语言学家洛泽的故事。故事发生的确切地点是作者生活的萨尔茨堡。这个故事被称为“凶杀故事”，却与传统的凶杀故事毫不相干。小说虽然在结构上分为三章和一个尾声，但整个叙事却打破了一切现成的规则，既没有相互关联的情节主线，也没有主人公性格发展的踪迹可循，而是一如既往地采用了断片式的叙事手段，象征性地勾画出主人公的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的矛盾。

安德烈亚斯·洛泽是小说的主人公，同时也是叙述者“我”。小说断片式的叙事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外在情节表现与内心世界感知相辅相成，交相辉映。从外在情节上看，小说第一部分写的是洛泽离家索居。他是个业余考古学者，专门研究古代门槛遗迹。对他来说，“周围的一切都处在飘忽不定的状态”。他趋向于身不由己而不守法的暴力行为，因此自愿要求离职。到了第二部分，洛泽变成了案犯：在定期去玩杜洛克牌的途中，他在僧侣山上逮住了一个喷涂万字符的人，用石头砸死了他，并将死者推入山崖里，之后依然去玩他的牌，而且与牌友们久久地谈论起“门槛”这个始终引导小说叙事的象征意象。他独自回到家里后，情不自禁地“渴望一个肉体”，渴望一种“爱的当下”。在第三部分里，洛泽丝毫也不觉得自己的凶杀行为就是“罪责”，而将其看成是“使命”。他要为这种行为找到一个证人。在与一个素不相识的美女经历了融为一体的一夜情后，这个案犯/叙述者“成为这个世界中心的主人”，并最终选择儿子作为他的故事的证人：“我的故事就叫做门槛故事。”然而，透过这个叙事表层，读者更多感受到的是洛泽内心世界摇摆在“门槛”内外的感知空间，外在瞬间自然而然地成为内心感知的映像。这里所描写的凶杀行为、性爱结合、儿子充当故事的证人等情节无不象征着洛泽内心深处经历的地狱与拯救的冲突。在他的内心世界里，喧嚣残酷的外在与空虚无助的内心相互交织，他竭力要从这种纠结的矛盾状态中解脱出来，实现自我平衡，“我的位置就是中间状态”作为贯穿整个叙述的象征，横亘在主人公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的“门槛”构成了叙事的核心，而这种叙事同时也成为叙事者试图克服内心矛盾的手段。与之紧密相关的是小说的题目：作为一个出现在洛泽梦境中充满神秘的陌生人，“痛苦的中国人”一再呈现为主人公竭力克服内心痛苦的隐喻。洛泽的叙事就是要对“我这个痛苦的中国人”说声“再见”。小说结尾描绘了一幅外在与内在和谐的图像：“这条中世纪的运河流淌着……宁静、狡黠、静默、庄严、徐缓且宽容。”这或许就是《痛苦的中国人》叙事的内涵所在。

《痛苦的中国人》在叙事上充满挑战，为多视角阐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也是一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甚至引发诸多争论的作品。

而三篇观察和游记则标志着汉德克一个新的创作时期，也体现了这位作家面对欧洲剧烈的政治动荡所表现出的无所畏惧的正义良知。1991年7月底，也就是在南斯拉夫解体后不久，汉德克在《南德意志报》上发表了一篇影响广泛的观察檄文，题为《梦想者告别第九王国——一个逝去的现实：追忆斯洛文尼亚》，一时在文坛和政坛上激起了千层浪。汉德克因此也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猛烈攻击，有人甚至在《法兰克福汇报》上撰文呼吁把汉德克送到精神病医院去。在这篇观察中，汉德克怀着近乎挽歌式的深情描写了他与南斯拉夫的内在关系，特别是其解体在他心灵深处所留下的震撼。在作者眼里，作为第九王国的斯洛文尼亚是逝去的南斯拉夫的象征；“那里的一切事物都能让我感觉到真实的存在”，能够让他“找到家的感觉”，因为“无论是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还是南斯拉夫联盟中的斯洛文尼亚”都是作者心中独一无二的“第九王国”，是“童话般真实的东西”，是一个逝去的“历史图像”。所以，汉德克最终不无惋惜地在文中发问道：“难道那个最终好像躲过了人们称为‘历史厄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南斯拉夫，如今却要遭受这样特殊的厄运吗？”在作者笔下，现实以令人不解的存在是对历史“绝妙的戏讽”。

从此以后，汉德克更加关注发生在昔日南斯拉夫这片土地上的一切。1995年底，他决定赴塞尔维亚旅行，之后发表了引起轰动和争议的游记《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第二年夏天，他又前往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斯雷布雷尼察，并撰写了对他来说大有雪上加霜之势的《冬日旅行之夏日补遗》。在这两篇游记中，作者从切身体验和感受出发，以独特的视角，向读者描述了南斯拉夫解体后一幅与众不同的现实画面，把批判和嘲讽的矛头直接指向西方主流媒体先入为主、无视事实的报道。读者在这里可以看到，汉德克亲临其境目睹的真实存在与西方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令读者掩卷之后一再发问和深思。汉德克为什么要冒着如此风险，逆潮流而行，亲身去经历一个动乱的现实，并给予针锋相对的描述呢？其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在文中所说的：南斯拉夫解体后几年的内战促使他要“去塞尔维亚看看”，要弄清和还原事实的真相，因为在他看来，西方关于塞尔维亚的媒体报道和看法铺天盖地，“非常有意思”，甚至“让人难以置信”；他也越来越“觉得这些消息只是一种司空见惯的人为的视角”，一定要深入到这个“镜子的背后去探个究竟”，游记也自然而然成为他表达心声的叙述形式。汉德克借此要发问的就是“在那里真的发生了什么？”（汉德克），要挑战的就是被主流媒体所扭曲的现实。伴随着调侃与嘲讽的文字游戏，游记夹叙夹议的字里行间中真切地流露出了作者对战争的痛恨，对正义的期盼，对遭受战乱灾难的民众的同情，以及对是非不分颠倒黑白的媒体舆论的憎恶。在经历了深入实地的“耳闻目睹”之后，作者深深地感受到那些千篇一律的媒体报道的“讲话方式是一种几乎完全由事先已经绷紧的狗链子牵制授意的”，它们所描绘的无非是些肆意歪曲的图像，因为那些“倒卖现实或者转嫁现实的食客”在有意制造一个蛊惑人心的现实。两篇游记自始至终“关注的是些绝对完整现实的东西”；作者敞开心扉，无所顾忌，旨在从人道和正义出发，让“那些无声的事物”说话，彻底“澄清”一个“没有正义的国家”的真相，“要使所有乱作一团的现实形式让人感受到某些像关联一样的东西”。作者在这里一再追问道：“谁知道，在那里，身临其境几乎始终只是（远）看的身临其境？谁知道，在那里，人们面对纯粹的网络和在线浏览只是占有知识，而没有那种实实在在的，只有通过学习，观察和再学习才可以获取的知识？”

可以说，在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问题上，汉德克的三篇观察和游记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的政治宣言，展现在其中的政治思考值得读者深思，也值得读者尊敬。从这三篇作品不难看出，作者借以挑战的是西方主流媒体的虚伪，抨击的是西方人道和正义的假象，捍卫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精神”和向往（汉德克）。这三篇作品是作者用真爱实施的“叙事祈祷”，用深情变成文字的梦想之国，正如他所说的：挑战是“写作的一部分，写作的目的就是要挑战出某些东西让人看看”；“要是我不这样表达自己的看法的话，那我的人生中就缺少某些决定性的东西。”（汉德克）

我们选编出版汉德克的作品，意在能够不断地给读者带来另一番阅读的感受和愉悦，并从中有所受益。但由于水平有限，选编和翻译疏漏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韩瑞祥

2016年5月

痛苦的中国人

张帆　译

1　观察者分心

闭上双眼，城市的灯光在铅字般的黑色中闪烁。那不是老城区的灯光，而是城市南郊林林总总的新建住宅区里，街灯初上。这个住宅区里有多幢多层别墅，位于温特山脚下一片大平原上。这片平原曾是一个天然水库，后来逐渐形成了一片沼泽地——至今仍有许多沼泽和池塘——被称为“湿地”：“莱奥波尔兹克罗恩湿地”。那些灯起初只是闪烁着微光，而后逐渐亮起来，发出乳白色的亮光。住宅区东侧的拐弯处是无轨电车终点站，固定在水泥电线杆上的弧光灯投射出红黄色的光影。在无轨电车的拐弯处和住宅区之间，流淌着一条源自中世纪盛期的运河——“阿尔姆运河”，或称“阿尔姆河”[1]，河水来自国王湖和温特山上的一条小溪。住宅区恰好位于城市边缘的对面（在车行道路前不远处，有块指示牌，上面的地名“萨尔茨堡”被人们用一条对角线涂抹掉了），现在叫“橡树住宅区”。所有大街都是以树名命名的，例如：桤木街、柳树街、桦树街、赤松街。只有从西面人烟稀少的黑土沼泽里延伸出的那条路，还保留着“果汁压榨机街”的名字。街边住宅区内有几幢年久失修、濒临倒塌、或已另作他用的农舍。

一辆电车拐进了终点站的弯道，车身很长，前后两节车厢被铰链连为一体。很多人下了车，有上学的孩子们，还有当地人和外国人（这些外国人通常住在几幢木屋里）。人们脚步匆匆，只有孩子们磨磨蹭蹭。人们一边欣赏着运河小桥上的风景，一边向前挪动着；后面有几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白天他们会把自行车停放在电车终点站。这些人一同走进了住宅小区，刚刚还空荡荡的小区突然拥挤了起来。狗叫着穿过花园的门。住宅区门口的电话亭刚刚还清晰可见，空无一人，现在却已淹没在打电话的人和等待的人群之中。

夜幕还未降临，但在整个市区，灯光像往常一样很早就已经亮了起来。落日的余晖在南面的温特山和西面的斯陶芬山[2]之间凹陷的地平线上洒下了一条橘黄色的光带。平日里，温特山的背面此时已是漆黑一片，而此刻三角岩石正映着微光，像一艘帆船。最后一辆缆车正越过山顶围谷的碎石滩地顺势而下。遥远的斯陶芬山，在德国边境后面，呈蓝黑色；只有高山上的沟壑还依稀可见。山顶的一个茅屋正闪烁着灯光。其实那里有两座山峰——“大斯陶芬”和“小斯陶芬”，从萨尔茨堡市眺望，两座山峰矗立于南面，相隔数千米，遥遥相应。而从这边的苔藓草地望去，两座山峦连绵起伏，浑然一体，在空旷的平原上形成两座“金字塔”，与东边的盖斯山壁立对峙。不同的是，盖斯山的顶部为拱形，且有森林覆盖，不再是光秃秃的“金字塔”，山顶没有峰尖，而是一片平地。在斯陶芬山，山间木屋里闪烁的灯光像天际升起的第一颗星星。盖斯山的山脚下，贫瘠的苔藓草地渐渐演变成肥沃的黏土地。自此，萨尔察赫河[3]蜿蜒流淌于苍茫暮色中。我在岸边一个叫“原石”的岩石河床上遇到过一个男人，他迎面走来，望着微微倾斜的岩石和散布其间的许多被水流冲刷而成的窟窿，说道：“这个世界老了，不是么，洛泽先生？”

就在我清醒的那一刻，四处静悄悄的，一种温暖的虚无开始蔓延，这正是我急需的，像是豁然开朗，或者也可以说是茅塞顿开，终于不用再绞尽脑汁、费尽心思了。这其实不是“温暖”，而是“光辉”；不是“蔓延”，而是“沸腾”；不是“虚无”，而是“空洞”；不是我个人的“空洞”，而是一种“空洞的形式”。这种空洞的形式叫：小说。它也可以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为了让小说开始，我必须抹去我的足迹，让自己不留痕迹。虚无本身并不是秘密，秘密是虚无产生的原因。它如此盛气凌人，又是如此抚慰人心。它的沉静意味着，我必须闭上嘴巴。万物在它面前都可以回归自我。“虚无！”缪斯曾在史诗的开头这样呼唤道。它没有让人感到毛骨悚然，而是让人感到轻松和无拘无束，并且符合一条规律：现在怎样，就是怎样。它在画面中是一片河中浅滩。

这种虚无以不同的形态呈现着。一个年轻女孩走在小镇朦胧昏暗的马路上，她穿着蓝色的扎腿灯笼裤，径直走向泛黄的天际。从一条横路上蹿出一个骑着自行车、上了年纪的女人，手里拿着一个装满牛奶的罐子（黑土地里零零星星坐落着一些农庄）。一个老人从家门口走向花园门口，又折了回去。他在出来的路上换了一副眼镜，在回去的路上又把了一下脉。风还是像往常一样从西边吹来。傍晚时分，风刮得很猛，现在又减弱了。各种树在院子里依次排列，枝叶或是左右摇晃，或是上下摆动，渐渐地让人感觉像织布机在有规律地运作，抑或像在拉锯一样。房间角落里积了一团灰尘，由落地灯映照着。飞机在天空中留下的飞行尾迹在阳光中闪闪发光。运河底部的沼泽泥团在翻滚着。一群狍鹿跃过草地中的水沟。

我在运河大桥边租了两间房，那是小镇上唯一一栋出租公寓。楼房是在战后十年建的，只有两层，没有电梯，也没有阳台。底楼是超市，附近就这么一家商店。我刚搬过来时，有人告诉我，要是别人问我家住在哪里，或是问起我的新地址，我便可以这样回答：5号线终点站，SPAR连锁超市上面。（这些信息并非来自我的妻子和孩子，而是一个邻居告诉我的。）房间的确在二楼。夜深人静时，偶尔还会从楼下传来冷藏柜震动的嗡嗡声。其中一间朝东，可以一眼望见运河和无轨电车的蜿蜒车道，之字形弯道渐渐伸向墨兹克[4]城郊的森林。森林边缘的平坦地带密密匝匝地覆盖着墨绿的云杉和矮林。另一间的窗户分别朝西和朝北，可以瞭望萨尔茨堡市。从这片湿地望去，城区犹如天空下的一道光，依稀可见。它被几座名为“城市山丘”的要塞山、僧侣山和莱恩山遮挡了面目。山顶上，飞机导航灯闪烁着红宝石般的光芒。虽然相距仅数公里，萨尔茨堡却显得十分遥远。几座城市山丘矗立在人口稀少的平原上，别看这几座毫不起眼的驼峰，它们表面像丘陵一般，但你却很难想象，这些驼峰或多或少都是由几处险要的悬崖峭壁组成，若有人不小心掉下去，则必死无疑。古城郊的旅游大巴——白天总是排着长龙——这会儿只是零零星星地停放着几辆。当熙熙攘攘的人流逐渐散去后，广场喷泉发出的潺潺流水声愈发变得清脆。不久前，这座城市所有喷泉的水都来自阿尔姆运河，而如今，运河除了还在为两座磨坊提供动力外，已全然沦为点缀。因此，当局正准备废弃这条运河。教堂的穹顶在夕阳的余晖下闪烁着铜绿色的光芒。

喷泉是几天前才开始喷水的。整个冬天，它都被木板框子围着，缝隙中只露出了其中一匹铁马的眼睛和鼻子，它们都已被流水冲刷成白色。如今，人们又在浅黄色沙土路面的主教官邸广场中央见到那四匹铜马的身影，它们或仰天长啸，或低头沉思。相应地，我们小镇在暮冬里的景象是：人们屋前的柴堆一天天地被消耗掉，一天天地变少。要知道，深秋时节，有些走廊上的柴堆都堆得很高，甚至堆到屋顶。我的卧室朝东，确切地说可称为斗室，里面放了一个多层搁架，其中有一格是专门用来放水果的：初冬时，格子里的苹果塞得满满的，一直贴到墙壁，而如今已所剩无几了，房间里也闻不到苹果的香味了。楼下的运河水位渐涨，冰雪刚刚融化，河水比以往还要浑浊。几天后，简直又像是夏天了。此时，树木还都光秃秃的，只有接骨木开始抽芽，树梢渐渐变绿。另外，冬季里的景象还有：太阳总是从斯陶芬山的左边落下。而在我看来，只有当太阳移到山的右边落下时，才能算是夏天到了：“金字塔峰”在这里变成了记日石或巨石柱。小镇上，几乎每户人家的烟囱里都冒着浓浓的烟，呈现出乡村独有的景象。浓烟色彩各异，蓝色、灰色、淡黄色，先在空中交织，尔后又如同火车的浓烟一般消散在空中。“大家都回家吧。”——我想起了这首仿佛来自两千多年前的诗。当然，这里指的不是人，而是指填饱了肚子的牧场牲畜和夜空中正在升起的金星。

我在列恩的一所学校里教古代语言，学校位于萨尔茨堡西南郊区，萨尔察赫河左岸。列恩是市里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被称作工人区，中心地带建了一个足球场，是昔日“奥地利队”的主场，如今这支球队已经像奥地利其他球队一样改成了它们赞助商的名字。南面的橡树住宅区和列恩之间的直线距离很近，但是两地之间偏偏隔了一片黑土沼地，没有横跨两地的路，只有“沼泽路”，修建所谓“南外切道”的计划被搁置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因为没有车，去学校只能绕远路。先坐无轨电车到市区，然后再转车。有时我会在回家的路上步行穿过那片湿地，有时还会碰碰运气穿过黑土沼地，等到了阿尔姆运河，再沿着堤坝边的小路走，就可以直接到家门口了。

但不久前，我不教书了。被解雇了？休假？病假？还是停薪留职？我只知道，我现在的状态还没有一个专门的词可以形容：“一切都悬而未决”，我这样告诉自己。几天前，我在一条空旷的马路上撞倒了一个人，那是在穿过粮食胡同[5]的路上。当时是下午，人比平时要少。有一个男人从我身边超车，把我挤到一边，很快又往商店橱窗方向一拐，就这样我们俩撞到了一起。但其实，这完全称不上是相撞，因为我本可以给他让道的。事实上，我是故意冲着他撞过去的，而且这也不单单是撞，确切地说是撞击，一次突如其来的撞击，就撞击的程度而言，我倒是无意的。那个人踉踉跄跄地倒在地上，发出一声怪异的惨叫，声音不大。我还没来得及伸手去扶他，他很快就自己站了起来。但他倒在地上时，倒是瞥了一眼撞他的人，他当时应该明白我是蓄意而为的。很快，他便消失在一条过道中。他很有可能不是游客，而是本地人。表面看来，两个行人在狭窄的巷子里相撞，这一情景再寻常不过了，只是这次撞击要猛烈一些。

回顾成年后的几十年里，我曾有过两次打人的经历。一次是在参加舞会的夜晚，我打了初恋女友，那是因为她当着我和众人的面和别的男人接吻。发生这事的前几年（其实那时我还没有成年），我还在学生宿舍楼里打了一个低年级的男孩，那天下午我正负责管理图书室的秩序。和女友离开舞会后，我打了她，其实这是她自己要求的。动手打她时，我自己也感到吃惊，她要我继续打她，但我没有，打了她之后我们之间的问题便解决了。我当时的行为让自己觉得得到了精神补偿。确切地说，这根本不算是行为，而是在面对唯一机会时的瞬间反应，类似运动员的一个跳跃或一次投掷，突然做出了反应：错过现在，不会再有别的机会了！所以，我对这事并不感到愧疚，也不存在是否该遭到谴责的问题。我那一下打得很重。我知道，我打她并没有给她带来疼痛，而是让我们之间再次燃起了激情的火花，那是一次转折。我们之间的麻痹状态开始融化、消失。在这次事件中，我没有责任。图书室里的那记耳光，虽然是因为一件小事而引起的，但对我影响至深。那次，我是动手打人的元凶，——在那之前，这只会是别人，绝对不会是我。这几十年来，挨打的那个男孩的眼神——其实，我那时甚至没有正眼看过这个眼神——告诉我：现在我算是认识你了——我现在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了——我会对你留有戒心的。那不是一个孩子的眼神，也不是某一个人的眼神；那眼神并不是从一双眼睛，而是从一只眼睛里流露出来的。这些年来，这只眼睛从来没有眨过。这次在粮食胡同里，我从摔倒的那个人的眼睛里再次感受到了这种眼神。那是一只深褐色的眼睛，流露出的不是愤懑，不是怒不可遏或深恶痛绝，更不是强烈的报复欲，而是一种强硬的、毫不退让的、倔强的眼神。这眼神似乎让我显得有些不可理喻或不像话，不是在别人面前，而是在自己面前。我感到，他是有道理的，但我又觉得自己也有道理。对于那次窄巷里的碰撞，我自始至终没有感到过吃惊。是的，后来我甚至看到：巷子一下子变得崎岖不平、连绵蜿蜒，在远处汇成一点。从那一点开始，我的同道人正沿着盖斯山杳无人烟的环形山道朝着山巅攀登！这样的幻影伴随了我很久，我总能隐隐约约地看到这个景象，我现在就想让自己把这一景象当作事实来看待，这已经成了我的目标。另外，“悬而未决”并不意味“风险”，只是未见分晓而已，或者我们也可以换个词来解释：“尚无定论”。

就在粮食胡同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我申请了暂时离职。我的理由是，有一篇论文急需完成，得赶在夏天到来之前刊登在《萨尔茨堡地理年鉴》上。萨尔茨堡机场对面有一个名叫洛伊克的村庄，那里发现了一处古罗马时期的别墅遗址，我的论文便是有关这一遗址发掘工作某个方面的报告。我其实并不是专业考古学家，但没有教学任务时，便会参与全国各地的发掘工作，而最主要的工作则集中在克恩滕州南面的黑玛山上。那座山上有一个早期基督教大教堂的遗址，我在那儿亲历了拆解教堂马赛克地面的整个过程。在我刚刚从事这个兼职工作时，曾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考古学家对我说：“他们总想找点东西出来。”这句话让我受益匪浅，我总是提醒自己，少费些力气去寻找那些尚存的东西，而要多在意那些已经丢失的东西：那些不可挽回的、消失了的——那些被劫走的——那些已经完全腐烂了、同时却又作为空穴继续存在的空位或空缺。就这样，我渐渐对过道产生了兴趣。一般来说，过道是被忽略的研究对象，若不是我，想必将来也不会有人在发掘中关注它。我有时会在打牌时称自己为“门槛专家”（或“门槛探索者”），这个称呼形象且易于理解。我的确成了门槛探索者，在各种住房、教堂、圣殿、古建筑群等遗址中寻找它们的蛛丝马迹。虽然多数大理石或花岗石门槛都已被拆走，木头门槛大多已腐烂，但是，我还是能够通过观察那些沉陷的凹坑、嵌板废墟、色调变化和残留的木材来判断它曾经横立在这里的模样。我的工作不止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总平面图的设计可以将门槛位置的确立作为出发点，以它们为界限诠释一个建筑乃至整个村庄的原始布局。

我的写字台上放着一个装有碎木粉的玻璃杯：那是我在黑玛山的遗址中发现的一个门槛遗存，也是我撰写的第一篇文章的研究对象。寻觅和描述门槛已经成了我的爱好，对此我满怀热情。有课的时候，我还是会趁下午的时间做些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参与附近遗址的发掘工作，如哈莱恩附近凯尔特人出没过的杜恩山，或者像最近发掘的那个洛伊克“罗马人之路”。次日感到的丝丝倦意对授课来说反倒有益，它使我清醒而冷静，我能认真倾听学生发言，学生也能专心听讲。

那篇挖掘报告便是在这期间完成的，其中还包括相关的一些照片、断面和平面图纸，我还在底下的留白处签上了我名字的首字母：A.L.（安德烈亚斯·洛泽）。我的任务是负责别墅前厅的测量工作，而内部马赛克地面的描写和说明则由重要专家负责。“通过一扇（差不多）一英尺宽的古罗马式大门可以进入别墅，底下是堆砌而成的台基，它曾承载着木制的门槛，东边的墙角处为门槛的嵌入留下了（差不多）一英尺宽和（差不多）一英尺高的空隙……”在做这项工作时，我总会把房间地板上的黑色节孔看成彩色的马赛克砖块，公寓的白色墙壁上似乎还闪现过一幅湿壁画：伊菲革涅亚手持阿耳忒弥斯女神像走向大海，和弟弟一起逃回祖国——希腊。这幅源自庞贝古城[6]的壁画，对我意义非凡，意味着我的测量工作或许并非毫无意义。快完成报告时，我抬起头，瞬间看到温特山在阳光的映衬下回到了古希腊罗马时期，斯陶芬山脚下堆积起的冲积扇正渐渐向外延伸。

写字台又被清理干净了，那是一张浅色的小办公桌，带有胶木木板和铁制桌腿，与周围风格十分协调。装有门槛碎木粉的玻璃杯旁放着一块微长的、顶部带孔的木条，棱角被磨成了圆的，上面横向分布着各种扁平的凹槽。它有一个有趣的叫法：“谄媚手的家伙”。[7]这是我儿子在几年前雕刻而成的（多半是学校布置的作业）。常被手指压的地方已渐渐呈灰黑色，但是闻起来却始终有股新鲜木头的味道。旁边还放着一个棕色的、拳头大小且早已变硬的黏土球，同样，每次把它放到手里把玩一下，它都会散发出潮湿的山间泥土味儿。小球当时就是用这种黏土制成的，上面用铅笔写着希腊文“Galene”，意思是“沉静的、闪烁着粼粼波光的、微微起伏的海面”。这个词被哲学家伊壁鸠鲁[8]奉为一种存在模式的典范。（先哲把这个闪烁石墨光泽的词视为遵守秩序的命令。）这一系列玩意儿中还有一个鸟蛋大小的小泥团。不久前，在地中海一个小岛上，它被一片枯萎的荆棘丛弄破，从此遗留在我这里。这是一件神秘的东西，是以一根荆棘枝条为轴心做成的泥团，沙土里掺着某种昆虫和一些小石子，那荆棘枝条就这样一直插在里面，像一支箭穿进泥团。泥团里有许多深窟窿，这使得泥团看起来像陶笛或奥卡利那笛[9]，只不过，这些窟窿都没有出口。至于内部结构，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弯曲空间——用手电筒无法将内部照得通亮，但是它们似乎在一个共同的空穴里形成了错综相通的网络。空穴通道的深处闪烁着一点亮红，这使整个穴壁仿佛被涂上了一层釉。如果往其中的一个窟窿里吹气，隔壁的窟窿里就会马上露出一对长长的触角，这对触角长在一只不知名的黑壳小动物头上，它一冒出来就又会马上缩回去。——其实，所有这些玩意儿都可以作为我“遵守秩序的命令”，因为它们总能让我分心，免得我过分沉迷于工作。

现在，那个带有圆形黑色空穴的小泥团正摆放在那儿，就好像远古时期的一座被废弃的死城，只剩下草蜥还在跳跃。灯光洒在空荡荡的桌子上，上面就只放了这么四样东西。因为只有一盏灯，房间里其他角落都处于半昏暗状态。隔壁或对面的公寓楼里会相继传来水龙头的哗哗声。两条铁路线分别经过平原西部和东部的边缘地区，那里会不停地传出拖着长音的鸣笛声和紧随而来的隆隆声；从温特山的高速公路上还会传来连续不断的轰隆声和喇叭声。柔和的晚风中，出租公寓的几扇窗户敞开着：其中一扇窗户前倚靠着一个身穿白色汗衫、抽着烟的男人；另一扇窗户前搁着一个陶土罐，罐中长出的纸莎草如烟火般射向天空，星星点点的鲜绿色在昏黄的天空下被映衬得分外显眼；楼下的窗前放着一个鸟笼，里面站着一只哑巴鹦鹉，脑袋一伸一缩的，它那蓝色的羽毛在昏暗中熠熠发光；还有一扇敞开的窗户前空荡荡的。

为什么我不和家人住在一起呢？是被赶出了家门，还是我抛弃了他们娘仨？我的离开到底有没有缘由？（这种分居状态就这么一直保持着，但我们不可能离婚。）我的离开是永久的，还是暂时的？我是否还记得他们生活作息的规律，似乎这样可以让自己觉得仍在家里，仍和他们在一起？每当我在路上遇见儿子或女儿时，他们就会问我一个绝非迫切而是漫不经心的问题：“你什么时候回来？”好像是对一个普通房客提出的问题。我将来会不会重新和他们住到一起呢？这一系列的疑问我都无法解答，虽然有一点我是确信的：我们最终不会真正分开。我姓“洛泽”，这是奥地利很常见的姓氏（甚至在意大利北部，尤其是戈里齐亚、的里雅斯特这些城市，这个姓也会经常出现在电话本上）。在我的概念中，这个姓氏绝非表示“摆脱了某物的人”，它和“失败者”[10]更是不沾边，而是更多地与动词“倾听”联系在一起，这个具有方言特色的词和“偷听”或“细听”意义相似。另外，萨尔茨卡默古特湖区有一座山，名字就叫“洛泽”，它的底部只是一些起伏平缓的圆穹形丘陵，然而上面却突兀地隆起，形成一座气势雄伟的岩峰，看上去像一座坚固无比的岩石防空洞，岩壁陡峭，势如刀削，冬天几乎没有积雪，偶有几处积雪的地方有点像几扇虚设的窗户。

关于我妻子的情况，我实在不知道能说些什么：她和哪些人来往？她做什么工作？和我截然不同的她，擅长很多种现代语言，她会不会在做翻译呢？她是否完成了因结婚而中断了的学业？她在带游客参观城市吗？（我似乎见过她一次，她撑着一把伞走在一队人前面。）还是在成人大学里作报告？我从没问起过，就是以前我也很少问。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导致我们分居？我这个人的毛病就是不懂询问，所以身上充满了各种疑问。我一般都会把那些询问看作是虚伪的表现，所以是绝对说不出口的。或者说，我内心深处极力抗拒着任何形式的提问，即使只是最普通的询问也一样。

然而，我还是会经常回家看看。虽然会间隔一段时间，但我们还是会定期见面，很少会有久别重逢的感觉。每次他们和我打招呼，就像平时在白天分开的人晚上又见了面一样。有一次，我离开半年后回到家，儿子在房间里看到我，只是从自己专注的事情中稍稍抬了抬头，说了一声：嗨！

我们的房子有点像老式的教师公寓或公务员公寓，面积不大，坡顶设计，外墙是黄色的，门口设有木制挑棚，可以用作暖房。房子在哥伊斯，位于发现古罗马别墅遗址的洛伊克的西边，中间隔着几块平原和草地。哥伊斯属于萨尔茨堡郊区（步行到市区需要整整一个小时），是一个偏僻的乡村，它和市区的交通连接只能靠邮政公交车[11]，而从市区开出的末班车下班之前就没有了。一条狭长的、人迹罕至的乡村公路通往那里。到达村庄前，公共汽车还要经过一小段田间小路。那几户农舍就是这个地方图像的标志，新房子很少。农舍围墙由疏松多孔的青灰色石块堆垒而成，外墙未抹泥灰，中间嵌有漆黑的熔渣小颗粒，它们粘在一起，形成纹理图案，覆盖着整个墙面。大门由砾岩建成，表面镶着椭圆形鹅卵石。大理石门槛呈浅红色，表面带有鲜亮的纹理，同时还夹杂着各种菊石螺纹。这些都使农舍显得颇具古风，与周围那些独宅相比，它们似乎属于另一个时代。农舍后面的哥伊斯小丘陵上有一座白色的哥特式教堂，村庄和丘陵前后呼应，浑然一体。那座丘陵平地而起，是一座独特的小土丘，让人联想到史前社会的土垒。村庄的四周分布着农田和通往城区的铁路线，从这里眺望城区只能看到要塞山那边秀丽鲜亮的岩峰。农田里种的大多是蔬菜，而不是庄稼，它们一直延伸到城市边缘，让人觉得眼前呈现的是一座为整个萨尔茨堡供应粮菜的大种植园。黄昏中，尖塔的红灯亮了，开始为飞机提供信号。从格劳斯格迈恩开出的末班车正在返城，中途停靠在一家乡村旅店门口，车厢里一片漆黑。旅店的窗帘早在太阳刚下山时就拉下来了，这在全国都一样。虽然有一小串灯光，但在晚上你肯定找不到一个比这里还要寂静的地方。这个村庄不信教，所以晚上是听不到钟声的。然而，当月光的银辉洒向大片田野时，这边的星空比任何其他地方的星空都要清澈明亮。仰望星空，每个星座都一目了然，无需人们费力地去仔细辨认。路边灌木丛中，那细微的簌簌声变得格外清晰。从市区眺望哥伊斯只能望见教堂尖塔上的红灯，抑或照亮山下瓦尔泽山高速公路的亮黄色林间路灯。

是什么事情耽搁了我，为何我完成了论文却迟迟不回学校？我难道不需要日常的工作吗？或者至少参与到集体中去，以尽到所谓的个人对社会的责任？置身于忙碌奔波之中，同时人与人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不就是我曾经喜欢的生活方式吗？是不是走进校门就意味着社会公共生活的开始，意味着我的人生会变得更加完整？重新回去任职，这对我来说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我清楚自己不是一个离群索居的人，也不是一个靠资产过日子的人，当然也不是那种没有任何固定职业、而只知一心潜学的学者（虽然我求学时有人建议我成为这样的人）。我知道我应该投身到社会中去，不是偶尔，而是日复一日。只有这样，我才会依稀看到世界，哪怕只能短短一瞥南极地衣的褐色光彩。就这样，忽然有一个陌生人走出那片平原，甚至靠近这个地方的城堡。他迎着一个尚未被发现的城市走去，而他脚前那条运河似乎流入亘古不变的低地，或者是流经拥有喀斯特地貌的中国桂林。为此我就得需要拥有一份职业，一份属于我的职业吗？可是现在我不是还有几天空闲时间吗？复活节假期不就快到了吗？

我打开书房的两扇窗户，让外面的噪声传进来。从南边传来了附近的哥奈斯的钟声，这钟声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部分；因为有风，所以西边较远的墨斯教堂的钟声一样听得清清楚楚。楼下超市老板将一些箱子和写着粉笔字的广告牌搬回店里。地平线上驶过一列火车，它没有发出鸣笛声，而是发出了一种你双手空心握成碗状并向内吹气时发出的声音。一家酿酒厂的机车收工后正开回车棚。巴伐利亚上阿尔卑斯山区的冰碛地带上空飞过一架来自苏黎世的飞机，闪起了强烈的信号灯。事实上，地面上已经为它照得通亮，探照灯也突然亮了起来，投向这架上下盘旋缓缓靠近的飞机。飞机着陆后，隔了片刻，那轰隆声便响彻整个平原。

我现在有时间了。那些事件与疑问开始相互分离。所谓有时间，并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解脱：解脱了所有矛盾的感觉。这意味着：缓冲与前进，无拘无束与全心投入，解除心理武装与顽强抵抗，休养生息与奋发进取。“有时间”这种情况很少有，也许所谓的“天恩眷顾”应叫做“时间眷顾”。对“门槛”概念的一种传统解读也异曲同工：由俭入奢。是“从贫穷匮乏到丰饶富有的过渡”。因为“有时间”，才有轰鸣声响彻大地，才有缤纷色彩射出光芒，才有草木颤动，才有湿地草垫覆盖大地。

我坐在厨房里，厨房小得放不下一张桌子，我只能把碟子放在双膝上。墙上趴着几只盲蛛，紧贴着粗糙的石灰粉墙，它们的腿像指针一样细长，不停地在原地轻轻颤动，这使得整个厨房像一家静悄悄的、只有钟摆在滴滴答答的钟表店。有时，这些“钟”会交换位置，或者一只“钟”拖着“长腿”趴在另外一只上面，两只一起摆动。瓷砖地面上趴着几只短命的小动物，绽放不出一点生命的光彩：其中一只即将死去，弯曲的双腿剧烈地颤抖着；另外一只已经死了，它的腿呈拱形紧紧地纠缠在一起，并完全隐藏在干瘪的尸体下面，形成木乃伊似的一小团，上面已积聚了厚厚的灰尘。万物生生不息，它们的陨落自有新生力量代替。这时，墙上出现了两只个头明显要小、颜色较浅的小家伙，它们或是刚出生或是新成员，很快就融入到同盟里，一起发出“滴答”声。在发掘工作期间，我已经很熟悉这些小动物了。它们在地穴里爬来爬去，一直伴随着工作人员。它们似乎已经成了房间的宠物，也包括里面写字台上那个黏土球里的不知名昆虫。它们是另外的太阳钟，支持那所谓的“有时间”，因为它们会引起我的注意，中断我的思绪。如果说人们以前用膜拜甲虫来膜拜太阳[12]（或者至少是观察到二者之间的联系），为什么就不能在这种无毒的、不织网的蜘蛛中也得到同样的感悟呢？这些小动物要是突然出现，不会让人吓一跳，只会让人感到吃惊或欣喜。“盲蛛，门槛探寻者的守护者。”我在厨房里这么说道。夜间，听到了霓虹灯的嗞嗞声、电炉上方那个钟的闷闷作响声、楼下正在终点站拐弯处行驶的巴士反光镜的金属臂发出的咔嚓声。

那些长腿小动物发出的“滴答”声和摇摆声与我每天朗读的那首诗是有联系的。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我都会慢慢地、逐字逐句地研读其中的几句：维吉尔[13]关于农学的诗《农事诗》（等我老了，无事可做的时候，我想翻译这首诗）。那些诗句使我觉得时间倒退，或者让时间获得了另外的意义。

这部诗作的开头介绍了创作的意图：传授田间耕耘和捆绑葡萄藤的合适时机、养牛和养蜂技术，当然这些都是以“歌唱”形式呈现的。实际上，这首诗中蕴含了很多大自然的规律，它们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过时。比如说，我在哥伊斯的家里有一株濒临枯死的葡萄藤，直到我在《农事诗》里读到了两句以前时常忽略的诗句，才知道谷物需要“殷实的土壤”，而葡萄则相反，需要“松软的泥土”。同样，我曾十分担心院子里的那棵月桂树，担心仲夏里即使很小的风也会吹落树上的叶子，后来读了维吉尔的诗才消除了这个顾虑，原来诗中曾提到，月桂树和橙树很相似，只是闻起来有区别，“风吹不落它翩翩起舞的叶子”（这看起来更像月桂树的特性，而非病症）。

然而，我觉得所受到的教育，并非那些农业知识，而是对那些一如既往有效的事物所持有的热情（绝非陶醉）——同样来自这首诗——太阳、大地、河流、风、树木和灌木林、家畜、果实（装在筐子和罐子里的）、器械和工具所持有的热情。在这些物体身上，可以说公理从世界上消失之前，留下了它的轮廓；远离那些制造分裂的武器（这个常用的词“武器”在这里代表的是那些追求和平的工具），这些物体中的每一个都这样给我打开了通往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的大门，因为它们永远脱离了那个历史，若即若离地共同存在着——这个故事通常仅仅用一个修饰词就会被讲述：缓慢生长的橄榄树，单薄的椴树，明亮的枫树，坚硬的榛树，松散的泥灰，炎热的东风，清爽的北风，带来露水的月亮。还有按照现在的审美观修剪成球状或方正的黄杨树篱笆，自身就包含着（或者保存着）——我还可以再次使用那个合适的修饰词——那“波动的黄杨树”；在我看来，由于有那个适合于物体的修饰词，它是可以再现的。正如人们所说的，维吉尔“是以一种雌熊生育幼崽的方式”把他的诗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既有生产时的巨大艰辛，又要在“舔抚”时付出更大的艰辛，从而让幼崽获得自己的生存形式：而且因为那些诗句对这些事物来说再适合不过了，所以在我这个读者看来，它们都一再使那些被歌颂的事物获得新生。此时此刻在什么地方，不是正有母山羊“吊着硕大的乳房，十分艰难地跨过门槛”吗？不是正好有走在田间小路上的母牛“用尾巴又抹去了走路时留下的脚印”吗？——抬起头时，正好看到一辆不知从何处开来的汽车拐上了运河桥，多亏有维吉尔的那些诗句，这辆车现在闪烁着异样的蓝光。

台灯洒在桌面上的光圈；车站拐角处的自行车架（替代了消失在暮色之中的斯陶芬山的山顶）；坐在公交车里等候的司机；邻居家卧在花园里休息的狗；超市里堆叠的购物篮；灌木上栖息的鸟儿；萨尔察赫河河谷草地上垂挂着的树木的枝蔓；沼泽地农庄前空荡荡的木椅；平原上交错的十字路口；弯弯的弦月（取代了之前的飞机信号灯）；绿油油的菜田；温特山喀斯特地貌的落水洞（犹如倒置的金字塔）；电表盒里慢慢旋转的圆盘；滴落的露水；卵石滩淤积而成的冲积扇；陈列的尸体；插上翅膀的白羊[14]。

书打开着，灯也亮着，我走下楼去。我和司机单独坐在停靠的无轨电车里。外面避雨棚的长椅上放着一份叠好的报纸，下面是一摊呕吐物，像是已经凝固了。旁边海报上的年轻女子近乎赤裸，目光深邃，神情充满期待。一对情侣依偎着坐在运河桥的栏杆上，男子搂着女子。两人亲吻时，女子的白色漆皮皮鞋在栏杆下一动不动。

对面树林边缘的榛子树上，有时会有些淡黄色的柔荑花飘散下来，看不出是被风吹落的。许多刚刚开放、颜色微暗的柔荑花，像鸟爪一样散落在那桦树上。月亮周围泛起红红的月晕，按照《农事诗》的说法，这预示着暴风即将来临（白色的月晕则预示下雨）。

无轨电车只跑长途。这辆车在这个拐角处停了这么久，好像在等什么人。过了一会儿，确实从居民小区里走来一个女孩子，涂着黑色的眼影，脸颊上抹着粉红色的胭脂，身穿红色大衣，从远处就听到她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响。车子行驶后，她一直站在司机旁边，有时把手放在他的肩上，或用屁股碰碰他。傍晚，街上弥漫着沼泽地里常见的低雾，但时而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过了几站，离老城区还有一段距离，我在哥奈斯网球馆那明亮的玻璃墙边下了车。那个女孩在我身后漫不经心地说：“印第安人”，我之所以在意，是因为就在不久前也听到了同样的话。那是一个朝我迎面走来的小男孩，对与他同行的妈妈大声喊道：“瞧，印第安人！”

网球馆明亮的玻璃墙后面，紧挨着地区公墓。这公墓在夜色中看起来不过是一大片树林，坟墓上燃烧着的蜡烛也不容易被看到，会让人误以为是森林公园。网球馆里传出击球、呼喊和跑步的声音。有时候，在那不透明的毛玻璃上，会隐隐约约看到上面浮现的肩膀或髋部的白影。紧挨着运动场，有一家饭店，从它的排气扇里传出的嘈杂声，与其说是从这家小饭馆里传出来的，倒不如说是从一家熙熙攘攘的酒店里传出来的。停车场里，密密麻麻地停着被露水打湿的车辆。毗邻公墓的郊外原野里，不断出现傍晚散步和跑步的人，他们要么到附近的咖啡馆里休息，要么消失在最高也不超过杨树的新房子里（至今在整个沼泽区还没有高楼）。

街道上方的金属电线在无轨电车经过时闪着亮光，电车驶过后还依然如此，一直延伸到街道深处，都被缓缓驶过的汽车前灯照得发亮。网球馆上方盘旋着欢快的鸽子，透过哥奈斯教堂的钟楼看到的是一片被月光照亮的云彩，它们把夜空衬托得分外明亮。这一城乡中间地带的夜晚充满活力。城里则截然不同。此时，城里的街道和广场都已人迹稀少，仅有的几个行人要么举止文雅，要么大喊大叫。这时，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烧柴的气味（难道是从火葬场漫过树梢而飘来的烟雾？火葬场的大烟囱一天到晚都冒着浓烟）。一架单引擎飞机在住宅区上空转了个弯，发出有节奏的隆隆声（这次没有发生坠落，至少在这里没有）。

一边是网球馆和公墓，另一边是阿尔姆运河。在运河坝基旁，有一座像农舍一样的建筑，素有“运河小屋”之称。一条路穿过一片荒芜的草场通往那里，饭店里的灯光洒在草场上空，在黄昏中的西天下呈乳白色，在黑暗中显得很刺眼，这便是草地边缘低矮房子的奇特之处。经营这家咖啡店的是一位退休老人，他的妻子是老板娘（这样可以避免丧失领养老金的权利）。店前的花园比紧挨着的小区的房子还要小，点唱机不在招待客人的房间里，而是在外面的前厅里。这前厅无论大小还是外形都像是一个走廊。点唱机旁边有一个亮着灯的食品陈列柜。

我穿过田野走了一段，在店门前跺了跺鞋上的泥巴。这房子里的嘈杂声不绝于耳——突然爆发的齐声大笑；混杂的叫喊声，此起彼伏，一声压过一声；咖啡壶烧开的声音；在小小的停歇期间，听到的是投币自动点唱机发出的基调——里面一定是一幅人挤得满满的画面。但当我走进去时，却发现这两间矮矮的运河小屋几乎是空的。一张桌子周围坐了四个人在打牌，头上都戴着帽子；邻桌坐着三个年轻女子，其中一个是临产的孕妇，一个似乎有一点髭须，头发染成了栗色，另一个女子的脚边卧着一条猎犬。还有一个人抱着手风琴，轻轻地为那些打牌的人伴奏，他们每出一张牌，他就会弹出一个特别的音符。店主倚靠在柜台桌上，腰带后面系着一根绳子，上面拴着一支铅笔，一直垂到小腿肚上。窗台上的一摞画刊和盆栽一样高。这里不像市里的咖啡店那样有挂在架子上的报纸，如果有人想看报的话，老板就会从二楼拿他自己的报纸来给客人看。这两间房子沿着运河大坝的方向排开，大坝远远高出窗户的下沿，一天到晚遮着光。仅有的几张桌子异常宽大，就像在乡村酒店里那样，“可以多坐些人”，还有双层的桌布也是依照饭店里常见的样子铺的：一张白色方格桌布斜铺在一张颜色较深、质地较厚的垫布上，上面放着一堆啤酒杯垫和一个编织筐，筐里装着调料瓶和木质牙签（不再像以前一样是用“柔韧的小檗木”做的）。房间里微弱的灯光与外面的灯光形成鲜明对比，只有灯光从上面直射的那张桌子才稍微亮一些。

工作了一整天后，走进这家饭店，就是听听餐桌旁的人们在攀谈中时不时提及的地名“马武特尔村”、“阿布特瑙”、“格尔林”、“伊本”，我已经感到很惬意了。疲倦的我也融入其中，在那微弱的灯光下，我在想，这正好使我变得不那么显眼：没有人会问我，或者反对我。当我离开时，也不会有人谈起我。不过总会有人注意到我。

我坐在角落里的老位子上，看着饭馆里这两伙人，也偶尔会透过窗帘的缝隙望着外面。北面天空下，城堡那高高耸立的灰色监狱大墙依稀可见，运河蜿蜒朝着那面墙的方向流去，上面横贯许许多多的小桥，前景中就有一座。桥上并排停着两辆车，车窗都开着，司机们透过车窗聊着天，好像他们在这儿不期而遇似的。一辆轻型摩托车敏捷地从他们中间穿过，这位桥上的车手有一瞬仿佛在飞驰。不一会儿，桥上就空荡荡的了。一对白发老人坐在堤坝旁一条长椅上，长椅像运河边的其他长椅一样，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此时，桥上出现了一辆像匣子一样的环城小电动公交车，里面唯一一位乘客像坐在地上一样。过了一会儿，又在同样的位置闪烁起救护车的蓝光。那蓝光很亮，照在酒馆里一个哈哈大笑的女人牙齿上，耀眼夺目。

这里也住着南欧人，一个黑眼睛、棕色皮肤的半大小子和一个跟他长相相似的孩子走了进来，拿着一个大空酒瓶，在柜台前换满满一瓶酒。其间，他说那个孩子是他“叔叔”。他在这里上小学，那里有专设的外国人班，叫“五彩班”：不是因为他们近乎独特的授课工具——彩色粉笔，而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肤色，校长常以这个班为骄傲。他们甚至有专用的校门，开学时间也跟其他奥地利学生不同。到了岁末，他们画的画不光贴满了整个墙面，连所有的柜子里都塞满了。大礼堂展出的画作不仅有充满异域特色的风景，还有本地人所看不到的本地美景。这个有五彩班的学校位于城市另一端，在卡普齐纳山[15]后面的沙尔沼泽地区。那些外国孩子来自城市的各个地区。今天的报纸上报道说，有一个学生昨天在街上被撞死了。不过报纸大多报道战争：土耳其人对希腊人，伊朗人对伊拉克人，南斯拉夫人对阿尔巴尼亚人。——这个讲述者身旁那个孩子正举起一根棍子朝四周挥舞着。

两人临走时，又在前厅站了一会儿，往点唱机里投了一枚硬币，里面只有一张马其顿民间音乐唱片。片刻间，这个无头无尾的旋律便响彻整个小屋。顿时，眼前发生了变化：饭店变成了约旦河西岸某个餐馆的花园露台，露台是空的，充斥着沙团的沙沙声、棕榈叶的噼啪声、还有无尽的音乐，东面就是死海。孕妇直起腰来，双手把散在双肩上的头发撩到头顶。歌声中，她久久地坐在那儿，就像一个坐在死海岸边的女人，代表着大海本身。

房门时开时关。透过窗帘的缝隙，看见那个少年正走在外面的小路上，手里拿着酒瓶，背着他的“叔叔”，步履稳健。背上那个孩子则把棍子搭在他的肩上，似乎瞄准黑暗中的什么东西。

那些玩牌的人已经不玩了，但仍坐在原来的位置上。现在他们静静地聊起天来，没有喧哗也没有大笑，近乎无声。老板招待完最后一位客人后也参与进来。我现在才发现其中一个牌友是女的，最年轻的那个男人朝她那边挪了挪位子。邻桌的三个女人已经走了。那只狗还趴在椅子腿边睡觉。排气扇朝着运河嗡嗡地吐着气。一个穿着橘色塑料雨衣的亚洲人走进来，腋下夹着一包新印的报纸，随即又走开了，此刻没人想看报纸。

打烊的时间推迟了，这似乎正合各位的心意：大家原本流露出要走的神情，迟疑了一会儿后，又忽然一点也不着急了。大家都很有耐性，连老板也不看表了。那个女人把牌扔给那个男人，看起来很不情愿。她开始玩弄起他的衬衫领，他吻着她的每一个指关节。其他人在旁边小声谈论着什么，顶多偶尔看他们一眼，不是用眼角瞥一下，而是睁大眼睛直视着，若有所思的样子。老板娘穿着长筒胶靴，打扫完毕后，站在从敞开的厨房门里透出的白色灯光中。有一个坐在桌旁的人观察着自己的手心，掌纹被煤烟或油腻染成了黑色。另一个人发出了一声呼叫，有点像真假音反复变换的唱腔，不是高兴或悲伤的呼叫，而是疲倦的呼叫，是所有这样的呼叫中最疲倦的。

后来，除了那对情侣，大家都回家了。老板和妻子在厨房里说着明天要买的东西。一个晚到的客人还站在卫生间的盥洗盆前，从背影看到他帽子上向外伸着的羚羊毛束在猛烈地晃动着，尽管那人几乎一动不动。

此间，那对男女脸贴着脸，坐在一起，他们一副严肃的神情，从侧面看上去像埃及人。他们挽着胳膊，身体小心翼翼地相互贴近，让人联想起慢慢扭结在一起的藤蔓。那男人把指尖按在女人脖颈上，像要感觉她的心跳。她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的眼睛。与此同时，两人你来我往，迫不及待，相互窃窃私语。然后，他们脸贴着脸，再也无法相认，相向而坐，久久一动不动，犹如古老绘画上太阳与月亮围成一个圆圈似的。对这个男人来说，这个女人想必正好就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两人的脸颊泛起的红晕良久都没散去，直到——相互动来动去——他朝她弯下身子，而她同时歪向一边，不只是头，而是整个身子，就像一个晕倒在地的女人一样，她仿佛要把后面墙上那张熊皮连同自己拽到这共同的床铺上。“最伟大的一幕发生了”——这原本是昔日田园诗对身体结合的另一个说法：可是，这两人此刻还需要在“运河小屋”的桌旁结合吗？他们这样不是已经合为一体了吗？一支黄色的小铅笔掉到地上，几乎听不到声音，像鸟儿的喙一样。

之后，我又在堤道上待了一会儿，身后的饭店已拉下了帘子，透过呼啸的排气扇可以听到那对夫妻的声音：不是耳语或嘟哝，甚至不是嗓音，而是时高时低的响声，时而难懂时而易懂。其间能清楚地听到老板的声音：“十号桌。”

运河彼岸一片草地上，有些地方被雾染白了，其他地方却清晰得很。雾气没有上升，而是厚厚地笼罩在地面上，刚好遮住草尖。那里潜伏着一只猫，却只能看到它那竖立的两只三角耳。尽管如此，在另一大片没有被雾笼罩的草地上，似乎看到有个东西在移动：不是烟雾持续不断地往一边移动，而是来来回回，时而狂奔，时而后退，突然涌现，又突然消散，好像不是雾，更像是草地下面泥石沼里冒出的浓烟。有时，白雾漫延、蒸腾，似乎超过一人高，仿佛是地下间歇泉冒出的蒸汽。夜空晴朗无比；草场另一头的房子挺立在烟雾缭绕的地面上，轮廓越发显得清晰，也比平时更有家的感觉。后面的斯陶芬峰耸立在月光中；想象中似乎已不存在国界。

雾气陪伴着我回家，我沿着运河逆流而上，经过一座桥，走到彼岸，在下一座桥那儿，又返回来。一开始走的是堤上的一条柏油小路，走到尽头时，是一条住宅区的街道；再径直走到公共汽车站的拐角处，那是一条人行道和自行车道。奇怪的是，雾气一直没有越过运河，左边和右边的情形泾渭分明，水流成了雾霭的分界线（每片草场、牧场和沼泽地都有各自奇特的雾景）。河面上只飘着淡淡的烟云。一片树林，前一刻还是雾海中的一个岛屿，随即又清晰地矗立在黑土地上，仿佛低矮的灌木丛把那片白雾吞噬了。雾气在一个牧场门口停滞、积聚，就像遇到了一个障碍物或门槛。雾气像河流一样拐进一个果园，裹住了那幢濒临倒塌的小面包房及其对面的蜂箱。四周是昏暗的夜色，蜂箱在乳白色雾气的映托下呈现出各种色泽。我经常不得不停下脚步，寻觅那些羊肠小路。当我往地上看时，过膝的雾气已经让我看不到自己的脚。透过远处一户亮着灯光的人家的窗户，我却能清楚地看到厨房墙面瓷砖上的玫瑰图案。四周充斥着各种各样电器的嘈杂声——自行车、发电机、电视机、家用电钻，然而却又如此宁静，一头哞哞长叫的奶牛仿佛走进了一幅画卷：一幅幅图像，有牛角，有雨，还有另外一条河流。那牛角直伸进我的胸膛；那副我总是戴着的胸甲消失得无影无踪。

运河四周间隔均匀地立着一些木板，木板上贴着各个地区政党的宣传海报（不久又要举行选举了），海报上贴着乡镇政治家的肖像，还有些标语。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总能记住这些标语，而且过目难忘。我随便踢了一块木板一脚，那块木板颤了颤，好像要被这不经意的一脚踢倒一样。我没有环顾四周，就从地里拔起它扔进了运河，接着它便沉入了水中。紧挨着的一块木板，底部被削尖了，紧紧地插在地里，还被楔子固定住了。我毫不迟疑——像要打开罐头一样——猛地一拉就能把它拽出来，然后扔进水里（我也的确这么做了）。就这样，我把剩下的宣传板全都扔进水里。秋天里，阿尔姆运河通常会有一个月变得干枯，也就是所谓的“阿尔姆枯水期”。那时，木板底部插在烂泥里，残留的彩色纸张打着卷，运河挖泥船会把所有这些破烂连同那些车轮外胎、衣服包裹和死鱼一起扔到垃圾车上。我曾经问过一个熟人，问他是否相信我会做出杀人这种事，现在我仍记得他的回答：“不会杀人，但是有这个念头。”这算是杀人欲望吗？不算。只不过是恶作剧而已，或者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故意损害他人财产”？也不是。不管怎么样，我总会漫不经心地大声说一个词：“复仇”，我知道这也不是正确答案；补充一句：“人们享有观看水的权利，你们挡住水是一种侵权行为。”（我第一眼看到这些沉默的宣传海报时，内心便惊呼道：“住嘴！”）

类似的事情我至今只对某个教堂墙上的一句箴言干过（但那只是用铅笔把句子涂掉而已）。现在我又拿出随身带着的小折叠刀，把固定在岸边牧场树干上的徒步旅行路标撬下来扔到活动隔板后面。那些路标红白相间，上面写着：“欧洲远途徒步旅行道路：波西米亚森林——石湖——卡尔尼斯——阿尔卑斯山”。我又以同样的方式对付了一个小鸟窝、一个活动展柜、一家新开张的理发店的海报，那张画着模特发型的海报，是通缉恐怖分子的。一座尚未装修的房子前，用木桩固定了一个山墙式的牌子，这是一家企业为寻找一片“可以开发的土地”而竖立的（字在黑暗中闪着磷光），我用打火机把它点燃了，看着它和连带的山墙装饰如何烧着，然后炭化。没有人看到我，即便有人看到，那也只是对一种奇怪举动的观察。

之后，我还从来没有发现那些柳树干竟然那么粗。运河上那一个个突起的小树墩，以前曾是洗衣服的地方，看上去像一个个小码头。那么以前那些船在哪儿呢？阿尔姆运河木头装扮的河床本身就是船，河水又是缓缓流过，又是静静伫立。那水不是在流动，而是在活动。柳树皮弯弯曲曲的，犹如可以制成救生衣的栓皮栎。柳树天生就该长在河边……枝叶繁茂的柳树……人们用枝条为蜜蜂搭建了一条条小路……蜜蜂以此“乘着东风潜入水中，又逃脱到上面，可以向着夏日的阳光舒展开翅膀……”

继续产生作用的事实，还是已经失效的咒语？合理的生存方式，还是狂妄的咒语？预示着倾盆大雨即将来临的蚂蚁，“安全起见，它们通过拥挤的地道把自己的卵从蚂蚁窝里搬出来”；在夜间织布的姑娘们“从飞溅的灯油和在烛心上聚集和外溅的烛泪就看得出暴风雨即将来临”——：不断更新的画面，还是已经失效的老画面？无论如何都十分惹眼，如同常用语里的重复总显得那么拙劣、病态、甚至讨厌。相反，难道就没有与“令人乏味的重复”相对的“令人振奋的重复”、与“被迫重复”相对的“主动重复”、与“重复的危险性”相对的“重复的可能性”吗？坚硬的榛树在我面前透着光；单薄的椴树映入我的脑海；在柳树下寻求庇护；接骨木树的树干苍劲曲折；在此我替代重复的另一个词是：“重新找到！”

回到家后，我在黑暗中吃了一个苹果，喝了一杯葡萄酒，浇了浇花。终点站拐角处的自行车架现在已空空如也。空空的末班车朝市里开去。金属电线不再吱吱作响，但仍在持久地摇晃着。月亮落山了，现在正是观星的时候。以前我会定期参加“萨尔茨堡观星爱好者协会”的聚会，地点经常是在墨兹克小山的圆形山顶上，以前那里很适合观察夜空，是附近最暗的地方。后来城里的灯光越来越多，我们社团只好另选远一些的盖斯山。可是渐渐地，连那儿也没有真正的夜色了，漫射的光线弥散在星空，观星爱好者协会最终也解散了。尽管如此，这段小插曲对我来说还是有益的。我刚刚入会时，协会领导就观察星空的方式给我上了一课，他说：“您总想一下子就辨认出来，而不是先仔细去观察。”——而就我本人而言，每次观察星辰久了，我的注意力又会轻易地转向山下树叶的沙沙声。

随着月亮落山，天空此刻看上去不完美了；那里面到处是黑洞洞的瑕疵。冬季的大星象已经结束了自己的循环，夏季星象即将开始。山下的平原，除了墨斯大街上的一连串灯光，几乎一片昏暗；机场的信号灯熄灭了；山上的警示灯也关掉了。只有高速公路过境关卡整晚都被刺眼的黄色灯光照得通亮，而不远处那扇灰白的、设有围栏的瓦尔泽菲尔德兵营大门，乍一看上去像是另一处过境关卡：没有车辆过境时，那空空如也的、从高处被照得通亮的混凝土高速路看上去就像是个处决场。平原上一个个村庄消失在黑暗中，正如人们所说，它们那凯尔特式的名称反而活灵活现：阿尼夫、格勒第希、墨兹克、哥奈斯、洛伊克、瓦尔斯、哥伊斯。我儿子有一次说，这些地名让他想起一个个树名来。

依然还有嘈杂声，但是包括窗外山雀那短促而心不在焉的鸣叫声，都停留在远处：砰砰声、吵闹声、呼啸声或刺耳的铃声。它们有规律地时远时近，好像是来报到：先是高速公路上的摩托车，随后是超市里的冰柜，然后是沼泽农庄里的狗，还有遥远的地方——平原上方高处，温特山的巨石在整夜的冷冻后，砰的一声脱落，滚进冰斗中。每一种声响都在绝妙的宁静中产生，又烘托着绝妙的宁静。与此同时，在这昏暗的夜色中，出现了犹如遥远东方的墨迹一样的东西，缓缓有序，间隔巨大，同样一片昏暗，只是形式严格，光线有力，并且清清楚楚地展现在这个倾听的入睡者的眼帘里。

然而在深夜里——不再有声响，那些墨迹也早已消失——突然，一阵声响惊起，跌落在窗后边，又是一阵呼喊声，这种呼喊声绝无仅有，它使一切声音黯然失色，甚至连垂死时喉咙里不断发出的痛苦的呻吟也无法与之比拟。的确是一声呼喊，有人在不停地呼喊。不，准确地说，是一个孩子在喊，那是一个孩子无休止的呼喊声，来自外面，来自平原上某个地方。它们不是来自左邻右舍。然而，即使关着窗户和百叶窗，这个小区里（远远超出这个小区，在别的市区里也不例外）谁都免不了在熟睡中被吵醒。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倾听这个孩子的呼喊声（即使明早我们会装作什么也没发生过）。那不是平平常常的哭泣或哭喊，但也不是无言的呐喊：听起来像是在呼喊；总是不断喊出一个双音节词，似乎在呼喊着某人。这个孩子是无助的，他只能在那里呼喊着这么一个名字。听上去，他不在房子里，或至少是在一个完全敞开的房子里，他在原地无法动弹。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点。我立刻就想起附近有一家“生活救助”收养所，是为那些所谓的残障儿童开设的，不过只负责短时的安抚：救助是根本不可能的；你只能当个证人而已。那呼喊声丝毫没有减弱。它们那样充斥四周，以至于温特山里那成百个（还有更多）的喀斯特溶洞——冰窖、竖井、深渊、落水洞、深谷、风眼——突然显现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从一个洞到另一个洞不断增大的呼喊洞。房间里，那只不知所措的红螯昆虫吓得直往黏土球里钻；在喊叫的间歇里，一只肥大的苍蝇一再朝着窗玻璃撞去。那个孩子现在把他的全部剧痛都喊了出来，而这种疼痛在成人身上成了内心深处的默默不语；如果每个遭受疼痛的人都这样喊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不是早就脱离正轨了？而且依照自然规律，久而久之，这个孩子无论如何准保也会沉默不语了。（他现在已经沉默了。）星空再次恢复了宁静，它会被矫正吗？会扭曲变形？后来，那接下来的噪音，即使还在一片漆黑之中，无疑是垃圾车那可靠的轰隆声和咔嗒声。但我毕竟曾经是证人：见证了整个过程，桦树街、赤松街、柳树街，乃至这个小区的所有街道，如何因为这些呼喊，有了一个名字——无名街。

2　观察者介入

复活节前一周，濯足节的前夜，便会举行每月一次的杜洛克纸牌游戏。每到这时候，我们几个好友或熟人会约好在城里什么地方碰面，不是在某个朋友就是在某个熟人家里。一般情况下，主人还会邀请第五个人一起参加聚会，因为这样一来，每人都能轮空一次，只是在旁边充当观众。（迄今为止，这第五个人经常是另外三个人不认识的。）这天，我们约定在僧侣山上的一幢房子里打牌。这幢房子可以说坐落在山谷里，穿过这里，有一条道路从一片长满苔藓的平地通向下面的戏剧节剧场大院里，并继续延伸向老城区。

那些纸牌——不只是杜洛克纸牌——对我而言，从儿时起就成为了“陆地”的代名词，不管怎么说，这或许就是我对那个问题的回答：听到“纸牌游戏”这个词语时，我眼前看到的是什么。它是四面八方让人感知的陆地：空旷的陆地；平坦的陆地；乡间的陆地；小小的陆地（有点类似于想象里的安道尔或是圣马利诺）；内陆（没有海岸线）；区别于国家的陆地，没有立法的权力，而只有游戏规则……对于成年人而言，纸牌总是具有某种魔力，始终能把一块块普通的陆地拼合成一个整体。它们成扇形散开在牌桌的四个方位，仿佛使我联想到一片“核心大陆”，它让自己的色彩、气味和语言在玩牌的过程中穿越这间陋室，投射向更远的四周。早在孩提时代，当我还只是一个观望者时，我便把每一个牌局看作是一条呈螺旋状的回路，它不断回转，直到使窗外的地平线在这片纸牌大陆的缤纷色彩和各式各样的缩略语中闪出熠熠的光芒。然后纳入其中的不仅有屋外传来的警车汽笛声，同样还有公墓门口那个疯子的歌唱。终于轮到我坐庄时，楼下的大街上走过一支送葬队伍。那个弱智女人死了。记得她还活着的时候，有时会让我们这些正处于发育期的孩子钻到她的裙子下面去偷窥。棺木是白色的，象征着贞洁。那是一月初的一天，下着雨，树木呈棕黑色，略微发黄的雪堆上出现一个个田鼠掘出的小土丘。是的，纸牌游戏对我而言，犹如伊甸园。在那里，我可以在人们面前呈现出不同的纸牌花色，也可以为此添加一些色彩。最重要的是，我可以简明扼要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再说吧，也不一定非得是杜洛克纸牌不可，它只是其中最五花八门的一种，或许正如人们常说的，杜洛克是“最美妙的一种纸牌游戏”。

眼下已进入夏季好几天了。尽管太阳还没有落山，可楼下出租公寓里的超市已经关门了。微微发红的光线从外面投射进去，货架看上去更宽更大了。像往常一样，那个老妇人提着那个塑料牛奶桶，正在去沼泽地农庄途中。平日里，这个牛奶桶不过是黄昏时分让人再熟悉不过的标志，而现在，它却闪烁出令人诧异的白昼之光。那一座座住宅房屋依然半映在阳光里，而百叶窗已经全都拉下来了。一个穿着睡衣的孩子用手挡住刺眼的光线，走到露台门口，向难得提早下班、正闲坐在花园里的父母喊道：“我睡不着。”在那些空荡荡的大街和那个诱人的空桥拱上，成群结队地站着麻雀。尽管百叶窗已使屋里暗了下来，但投射进来的光线依旧在电视机屏幕里的新闻播音员身上落下一道道斑驳的斜纹。

我过早地上了山，牌局天黑以后才开始。在此期间，我本可以下山去城里的咖啡馆看看报纸。后来我一再问自己，我为什么没有遵循这个习惯呢。每次我都在棋牌室门前拐弯，踏上通往高处的山路。山路崎岖不平，不一会儿便把绵延不断的山脊上露出的圆顶远远抛在了后面。迂回曲折的山路似乎总也望不到尽头，于是我边走边想：“现在到了考验我的时刻。”我要坚持住，我从未抱怨过此类偶然发生的事情，我会忍住的。

天渐渐暗下来，山路变得空旷。就在刚才，这条山路还几乎和山下城里的街巷一样拥挤不堪。刚才这个地方还与一个被人开发的普通公园没什么两样，而现在，它向四面八方延展开来，俨然成了一片原始的岩石。

僧侣山的山脊并不是笔直的，而是重复着下方蜿蜒向四面八方的萨尔察赫河。它是由大河在汇入当年那个大湖的入口处淤积的碎石堆积而成的。那淤积的过程均匀且富有节奏，现在依然可以在山体的条纹图案上让人重新感受得到。那略微倾斜的花纹把整座山纵向划分开来。到了冬天，一片片雪花在条纹状的凹槽中飘扬，一根根冰柱互相紧挨着垂下，把这个条纹图案衬托得更加清晰。一片浅灰色的石灰岩把一块块碎石——一堆大小从指甲到拳头不等的鹅卵石——紧紧地聚合在一起，各种陡峭的凸出岩体、尖峰、切面和裂缝使僧侣山呈现出棱角分明与礁石林立的姿态。凡是石子石灰岩掉落的地方，岩石看上去像被火山灰遮盖了一样灰暗。山上的腐殖质层很薄，树根（一般都是山毛榉和橡树）从布满细孔的岩石底部生长出来。靠近主干道的几片低地里，一块块也就一个菜园子大小；或者便是难以涉足的沼地了。尽管这座山的四周都被城市环绕着，但它也完全不像一座“城市山”。一旦散步的人们离去之后，也用不着撇开不考虑这片山脊上那些城市的东西（那些长椅，那些铺着柏油的小路，那些路灯），它又会回到那荒芜的景象之中。在山下不足百米的地方，浓雾已将城市淹没，而山顶上，月亮已当空高挂。从我头顶飘过的雪花，瞬间就在下面的广场上化作蒙蒙细雨。

如果把这座山想象成是由不断向前推进的碎石在三角洲地带堆积而成的话，那么难道就不能谈论它的“开始”与“尽头”吗？——就这样，我一直走到山的尽头。那里有一条台阶，半铺着旧大理石，半是混凝土（由于台阶高低不平，导致下山时两脚一再踏空）。台阶通往山下的米伦城区和萨尔察赫河。河岸边有一座疗养院，我已有好几次看到有人把棺木抬进去了。后面是一片平原，是新城区“列恩”和“里弗令”。探照灯的光束在足球场上方逡巡，鸟儿们则上上下下地在这束灯光里穿梭。我在台阶前又折了回来，取道旁边一条小路，朝山口处走去；不然的话，我就要迟到了。

含苞待放的紫丁香蓓蕾四周泛着一圈微微的蓝光。只见一块大大的黑布飞进一棵抽出新芽的大树里：原来是一只乌鸦。岩石上交叉盘绕着一条条闪闪发光的螺旋纹，撒上鸟食的纹路缝隙里粘着白色绒毛。灌木丛和及踝深的落叶中，孤零零地立着一道生锈的花园大门，没有篱笆，后面也没有房子，小路通往一条隐蔽的岩石带。雨水在山毛榉树环状盘曲的根上积聚起来。附近的树墩上趴着一只灰色的野兔，几乎融进了背景的颜色，像注视一个熟人一样看着我。

从岔路口拐出一条之字形的弯道，穿过大片草坡和洼地，一直通往山脊那边的小路。这条小路从山脚下开始延伸，最底部是一级几乎隐蔽起来的台阶，旁边是许多块岩石平地，在其中一块岩石地上矗立着一个小建筑，虽说砌着墙，但却像个小棚屋似的。那真是一个射击棚，也是射击协会的酒吧。射击场在这小屋后面，在台阶与岩石之间的低地里，那里原本是修花园的地方。星期三是箭弩协会的射击日（小屋门前的旗杆上挂着箭弩旗）：好些辆汽车现在停靠在停车场上，其中有几辆来自边界那边，挂着贝希特斯加登[16]地区车牌。只见一个男人正从汽车后备厢里取出一件形状像龙的包裹。一块固定在一根桅杆上的射击协会的宣传牌上写有这样的告示：“男女射击”、“定点射击”和“实弹射击”。从上方的台阶上看去，射击区域内只能看到一个个靶子；整个射击场地周围圈了一个木制的遮阳棚，射手们都隐身其中。每个靶子上都专门配有一盏灯，用于照明。而射击留下的一个个射孔则显现出盲文似的图案。每次弩箭撞击后——一声十分单调的啪啪响——那靶盘连同箭就会通过绷在射击场上的电线滑到射手跟前来，随着他们放下箭又滑回去。就这样，从这个被灯光照得通亮的场地上接连不断地传来一声又一声啪嗒掉地的声音和嗡嗡声，同时却一个人影也看不到。在后方一块凸出的岩石上有一间狗舍，每当弩箭发出啪啪的声响时，狗舍里便会回响起一条杂种野狗令人悲悯的狂叫。在射击间歇时，可以听见一些说话的声音，大家开始了平平常常的交谈。其中一位说话人听上去好像是个结巴；当他说S开头的词时，交谈就带上了犹犹豫豫的虚拟语气，仿佛在说“或许有”，“或许是”。而交谈想要重新回到原来的话题上，诸如“胜家牌缝纫机”，以及单面绒布、精纺毛纱，还有珠光纽扣，则需要很长时间。

在台阶上方的草坡上——那些箭弩射手的声音已经听不见了——随着夜幕降临，那些密密麻麻的、呈太阳状的、像一个个小孔雀开屏似的相互交织的蒲公英花重新闭合起来了。在它白天呈黄色的地方，现在则都闪烁着毛茛微暗的瓷釉黄光（只是这些蒲公英显得更稀疏了，因为它们的花很小），而且一直延伸到上方的圆形山顶。分叉的茎长得又高又细，尽管山上没有风，但满坡的蒲公英都在那儿摇曳着身姿，更加衬托出夜晚的景象。这片山的岩石几乎到处都被草地覆盖，绿油油的草地像用彩笔涂染了一样，使岩石上的每根凸纹、每道弯痕、每道凹槽和每处裂口都更具有雕塑感。在这片广阔的山坡上，挺立着一棵接骨木树（通常仅仅呈灌木状），它是唯一的一棵树，几乎齐山顶高，树干粗壮，明显前倾，但依然让人感受得到与每一个倾斜点都有一定的距离：一根根弯成拱形的树枝一再来回向上摇摆着，而这棵树全然挺立在苍穹之下，就像蓄势待发一样。当我从这棵树旁走过时，看到那些枝杈里到处有像眼睛一样的东西（就像为了优化树种，人们要把别的树种那些被称作“眼睛”的胚芽嫁接到这些树上）：是那些夜晚栖息在接骨木树上的山雀闪亮的脑袋。登高远眺，山脚下州立医院那片地方尽收眼底。那里有一个被照得透亮的混凝土圆顶，上面有一张用石灰刷白了的直升机示意图。此刻，那儿正有一架货真价实的直升机在降落。与此同时，有一辆救护车停在圆顶边上，车后门敞开着，担架伸在外面。有一位晚来看病的人步履缓慢地穿过那个大拱门，来到大街上。在医院某个科室的楼梯间里，绷着几张网，像一些小饭店里的装饰，它们也许是用来防止病人越过栏杆跳到下面的大厅里。“我们可不想死在这里面，难道不是吗？”我听见山上一个过路人这么说着。此间，天已经很暗了，也看不清说话人的脸。

这期间，山坡下沉成一个深深的碗状，像一个由于地下空穴坍塌而形成的灰岩坑。一边的碗壁几乎是垂直的，而这片草地上特有的岩石则又重新光秃秃地立在那儿，像一堵和房子一般高的墙壁。碗底是挡风的，墙壁上是一个个夹室和洞窟，那是无家可归者的栖身之地。此刻，有两个身影正蹲在他们简陋的屋子里，一块塑料布直盖到脖子上。一小堆柴火把他们的脸照得通亮。原来是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正肩并肩地蹲着，他们头发花白，脸色铁青，在他们脑袋跟前的岩石台上有几只饮料瓶。可是，两人都没有伸手去碰那些瓶子。他们几乎一动不动，只是偶尔会猛地抖一下，动作显得很突兀，又令人费解，就像是来自另一个地质年代的生物。当然他们也会彼此交谈，只是说话的时候，他们并不将身体转向对方，而是对着火堆说。突然，他们注意到上方碗壁上正在观察着他们一举一动的我，于是，他们沉默不语了，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看了一阵，然后又把目光移开了。或许他们并不会做什么，也的确没有做什么，但仅仅这样一个目光，就让我感到我们之间似乎发生了些什么。我接着开始赶路。当我走到下一个看得见光的地方时，听见一位老妇人高声喊着：“救命！”这会不会只是在开玩笑呢？

这光线并非来自路灯，而是从学生宿舍楼敞开着的门里射出的。因为有了这栋学生宿舍楼，整座山的照明区域变得清晰可见。可以看到，宿舍楼后面是一片菜园，而菜园后面又是一片树林。这座学生宿舍楼是一幢多层塔状建筑，它矗立在这个史前时代的碗壁上的样子，简直就像一幢摩天大楼。旁边有一座工作人员的小房子，一楼有厨房和餐厅。两幢房子中间有一条小路穿过。餐厅里，一个少年正独自一人等着吃晚饭；此刻，一位身穿白衣的厨房女佣正从一只大锅里舀出汤，盛到碗里，端给这位少年。这阵子，几乎所有住在宿舍里的其他人可能都已经回去过复活节了：塔楼里只有一间屋子里还亮着灯；屋内的柜子上有一只箱子，而楼下走道里停着一辆自行车，行李架上有一只足球。当厨房女佣把碗端到这个寄宿生面前时，他始终低着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吃完饭后，他把自己用过的餐具端回厨房，随后又回到餐厅里坐下，悠然自得地喝起水来。

到了上面的山脊路上，有路灯照亮，我瞥见了一棵山毛榉树干上有两条深黑色的成角度的线条。在来的路上，它们还不可能存在：那个被绘制在一块光滑的浅色山毛榉树皮上的战争标记不可能不吸引我的目光。我满脑子只是想着一个字：现在！我随即弯腰拾起一块碎石，便飞快地跑开了。在当年军事防御围墙的通道旁，我又偶然发现了第二处黑色的横杆，比那棵树干上的还要大，而且颜色——我从旁边跑过时顺手摸了一下——还没有干。或许我完全不会因此而认为，这就是万字符吧？这些标记不仅仅在这里可以看到，而且随处可见。此外，我在从事文物挖掘工作的过程中，已经对一个个古老的标志习以为常了。这个标志具有一种十分纯洁的涵义，或者不过是个纯粹的装饰而已。比方说，我回想起一块早期基督教的马赛克地板上那些鹤，它们的嘴里就含着万字。如此一来，可以想象，在这个新喷涂的和平标记上或许出现了同样的象征吧？不，这可是万字符啊！而正是这个标志，造成了我所有的阴郁情绪——所有的苦闷、所有的愤懑，还有强作的笑颜。而且，这个受到诅咒的标志并不是出于一时兴致或一时轻率而随便涂抹上去的，而是怀着恶意的精确和黑暗的决心画的，浓墨重彩，描绘得地地道道。这些画到极致的万字符或许就是跃入人们眼帘的大难临头。而且它们也跃入我的眼帘。我的？那我呢？一种独一无二的巨大冲动。

我边走边感到一股不同寻常的非个人力量，但它并非是从我手中的石头里焕发出来的。甚至连嘴里的牙齿也变成了武器。在山顶最狭窄的地带，整座山好像缩成了一个岩峰，悬崖峭壁前的栏杆旁站着一个身穿皮大衣的女人。在深深的下方，老城区那一条条小巷犹如一条条狭长而泛红的光带，嵌镶在那些昏暗而几乎无人居住的楼宇之间。那座神学院教堂的双子塔映照在这光亮里，在平缓的屋顶上面，那些闪亮的石头形象形成一个轮舞。白天里，双塔就像是国际象棋里的Turm [17]。而此刻，在周围一片黑暗中——那时钟的圆盘变成睁开的眼睛，外面的窗台成了额头上长长的脓包——这双塔则呈现出一副印度神像面具的模样，而楼顶上的轮舞塑像则是面具上伸向四面八方的一根根毛发。全城中最宁静、最强烈的光源则要数火车站铁轨旁一排排闪着红黄色光的指示灯了。小河上架着一座桥，桥上行驶着一辆接一辆的汽车，车辆倒映在闪闪发光的水面上，仿佛被放大了好多倍，看上去如同源源不断流动着的影子。夜晚，整座城市空荡荡的。无轨电车上的两根电线相互触动，咝咝地穿过各个城区，如同鞭子在抽打一般。

我边走边留意观察着路上的一切事物，顺便把一只躺在马路中央的纸杯踢到了一边，从杯子里掉出了几根吃剩的炸薯条。（前不久，粮食胡同里新开了一家麦当劳，并因其门面与周围的建筑物风格极为协调而受到了老城区委员会的表扬；许多孩子——也包括我的孩子们——都喜欢在那儿聚会）。有一只刺猬，四条腿是深色的，鼻子呈黑色，还有一对闪闪发亮的小眼睛。或许这只刺猬眼下刚从冬眠中苏醒，它刚从一大堆树叶中钻出来，便又在原地迷失了方向，再次朝着通往树林的方向匍匐前行了。在山下岩体里凿建的车库通风井，正排放着一股股废气，形成层层烟云，将圆形的山顶此起彼伏地围绕起来，行走时能够尤为清楚地注意到这一切。在这条路旁边，有一棵从中间被劈开的矮树，看上去像一根光秃秃的长树条，在伸手可及的树枝上，栖息着一只巨大的猫头鹰。当它面对我时，并没有张开翅膀飞走，而是竖起羽毛，将脑袋转向我，两眼紧紧追随着我。

在山顶，这条路穿过两道蜿蜒延伸的岩壁，从而形成了一条狭长的山隘。在一个地方，这条山隘“并非空空如也”，不管怎么说，我就是这样边走边看到的。我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喷头（一看到这个东西，我心里就想到了一枚“炸弹”），之后又是一只按着按钮的手指，最后才终于看出与之相关的形状。这个形状始终没有轮廓，但它却立刻有了一个名字：魔王[18]。在一本据说按字面直译过来的《圣经》里，通常的“恶人”或“鬼怪”就叫这样的名字——人们的确总会遇到一个个怀有敌意的面孔。然而，这个面目全非的魔王却是最大的仇敌。之前，我就已经多次感觉到了它的某些东西，尽管每次只是在人群中，在路过时：一个动作怪异的指关节；一个灰白色的口腔；一只像鳄鱼爪般光秃秃的脚；一只仿佛同时流露出各种色彩的眼睛；一个吹哨子吹得鼓胀起来的脖颈。然而在这里，我终于看清了他的全貌，不是在人群中，而是只有他一个人。

这个跑动的人变成了跟踪者，而这个跟踪者又叫“闯入者”。他心里想的不是“我不被允许”，或者“我不应该”，而最多想到的只是一句话“为了取悦自己，我更应该……”要不是他依然站在路中间的话，或许我就会不顾一切地从另外那个人身边跑过去。然而，一块石头扔出去了，那个敌人随即倒在地上，他是实实在在被击倒的，如此猝不及防，就像童年时一只被我（不过我是无心的）用一颗小石子从远处打中了脑袋的公鸡一样——不过，唯独令人惊讶的是，那只公鸡随后又站了起来，逃之夭夭，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我不是随随便便扔去的，而是睁着眼睛。然而，在扔的时候，我并没有看周围的环境，而是奇怪地、眼睛瞪得老大地看着自己的脸。这张脸看上去既没有扭曲，也不平静：更像一个陌生的第三者的脸，或者更确切地说，像是一个到此仍不熟悉的、而今终已现身的、十分亲密的亲人的脸。

此时此刻，我或许还没有来得及（哪怕只是一瞬间）把另外那个人看成动物，就想起了另一个与动物有关的事情：当时，一群孩子把小石块扔向一只猫，边扔边说道：“要是我们打中了它，那就说明我们没瞄准。”而我正好相反，瞄得很准。我迈开步子全速前进，做好投掷的准备。这时，我满有把握认为自己会打中目标，而且会是致命的一击。

起风了。在这孤零零的山顶上，常常会突然刮起风来，没有阵风先打前站。它立刻就冲过来，仿佛那条穿越巴伐利亚平原的道路正是它的助跑道，而这里的阿尔卑斯山边缘是它的目的地。从附近传来的各种噪声，刚刚还清晰可辨，但瞬间就消失殆尽了。取而代之的是，狂风夹杂着远处各种细微的声响一并呼啸而来。突然，一块木板轰然倒地。一匹马也嘶鸣了起来。屋门口站了一个人，正在放声大笑。一声锤击后，紧接着是一只金属桶发出的叮当声。从一间坐落在城郊的小教堂里（也可能是从教堂后面的村落里）传来了钟声。而此时听到的阵阵掌声，或许正是从国界另一边传来的。

黑暗中，有一只天鹅用力地拍打着翅膀，在黑暗中闪闪飞越过山顶。阵阵冷风卷来了大片云朵，厚厚的云层如潮水一般把天空迅速遮了起来。月光从云雾团里探了出来，但不一会儿就又消失了。山顶上的树木不停地来回摇晃，使得山下平原里产生了一条猛烈晃动、并不断颤抖着的灯光带。从树冠上传来了隆隆声，就好像一支飞行大队从此地经过一样。天空中一颗星星也看不见；附近的一个云缝里，有一颗卫星闪烁着迅速从大气层里穿过。树上新长出的嫩叶仿佛从树枝上被吹落下来，以至于有些像成片死去的珊瑚礁一样的东西在岩石上来回摇晃着。定睛一看，原来是几个像被遗弃的鸟巢一样的檞寄生球。这座山是无法让人探个究竟的；同时我在想，它为这大自然敞开着大门：“这就是大千世界！”平原上那五彩缤纷的灯光，连同我头顶上那些像鸟喙一般张开的空山毛榉果壳，构成这个相应的国际都市。

我俯身蹲在那个奄奄一息的人跟前。他两颊鼓起，看样子，好像是用腮呼吸似的。从他的衣兜里传出了一个小收音机的音乐，几乎难以听得清楚。这名男子穿着一双鲜艳的齐膝高的长筒袜，上衣的肘部有几块浅色补丁，这不禁使我联想到某种袖章。他看上去年事已高，头发都已花白；或者他事实上还很年轻，只是现在就像动画片里一样突然变得白发苍苍，满脸皱纹了呢？我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恶心——有点与躺倒在地上的这个人感同身受的滋味：一种不久于人世的感同身受；再也不需要有什么教名，无非就是一个类似“濒临死亡的奥托”或“濒临死亡的埃尔温”一样的人。突然，这个白发苍苍的人确实做出一副充满厌恶的怪脸，连这个蹲在一旁的我也不由自主地做出怪相来。

脸上依然带着这个怪相，我迅速地从狭路上抽出身来，踏上了那个斜坡。岩壁离得很近，我将这名死者弃置不顾了。自然，我鬼使神差似的来到这个行将坠崖的男子身后，刹那间，我险些和他一起坠落下去。

有时候，那些跳崖自杀的人掉下去时，不是砸穿了那一个个屋顶，就是撕断了那一条条无轨电车的电线。然而，这里是大山背对老城区的一面，山脚下是很少有人涉足的梯地，是隐蔽的森林角落。刚才发生的这一幕——就在坠落的那一瞬间，我心里一清二楚——或许是永远都说不清的谜团。我的人身自由并未受到威胁。那具尸体会在山下从容地腐烂掉。可尽管如此，还是确信不疑，自从扔了那块石头以后，一直就有某些东西冲我而来——不是诉讼，不是调查，也不是想引渡犯人的愿望；而是——我终于找到了这个使我重新恢复理智的词——挑战。

我又回到了那条狭路上。先前用来投掷的碎石块还在那里，于是，我又把它抓起来，用它去刮岩石上那个只完成了一半的神秘符号。不断的摩擦使这块碎石在我的手里开始发烫，闻起来有火石快要迸出火花前所发出的气味。我坐在一个树根上，树根是从一堵墙里钻出来的，高度和一把折椅差不多，就位于事发地点对面。山路在这个地方正好拐了两道弯，于是我从石道上看去，眼前出现了一片独立的岩体，形状像一个金字塔身，上面覆盖着青草和树苗，就像是一片废墟。片刻间，矗立在这里的是中美洲原始森林里一座神庙的废墟。接着在路灯下，那块岩石看上去像一个灰蒙蒙的马蜂窝，上面布满了黑乎乎的洞窟，看上去孤零零的，同时又充满生气。堆在岩石基座下方的树叶在狂风中来回涌动，又是不停旋转，又是骤然上升，又是波浪翻滚。这时，那个布满黑窟窿的蜂窝突然掉转方向，蹦进了一个石灰色的牡蛎养殖场（所谓的牡蛎，其实就是从悬崖峭壁中隆起的壳状砾石）。在这个养殖场中心，那个被刮去的符号标志着一个空旷区域。在我看来，这个区域现在又成为鹤、海鸥、翠鸟——这个无声无息的世界——的天地。此时，我感到一种虐杀别人的喜悦。我甚至大声地咂起舌头来。“这就是我的故事，”我心里在想，“我的故事就是我的寄托。”正义得到了伸张，而我属于罪犯之流——一个最四分五裂、孤立无援的群体。

这座山很大。似乎没有血会从城市喷泉里喷出。似乎没有一个动物会开口说话。“山应该是空空如也！”（我这样大声喊道。）此刻，我才意识到：就在那个行将死亡的人弥留之际，我馈赠给他的仍然是一声咒骂，而且对这具坠落悬崖的尸体，我又送去了同样一句话。我的悼词是这样的：“你终于可以什么都不是了！”

在这狭路的尽头，出现了一个正在跑步的女子。然而，她的出现并没有”——减弱山上的空寂，反而使山更加寂静了。此刻，她就是美的体现。她留着一头金发，身穿一件在黑夜中发出消防栓的蓝色的跑步衫。她从身边迅速跑过时，笑着朝这个坐在树根上的人看了一眼。于是我也对她笑了笑。“今晚真美，不是吗？”——“是啊，这条狭路今晚就是永恒的存在。”那女子边跑边把玩从手上摘下来的手套，犹如在玩两个小丑一样。只见这对小丑时而来回摆动，时而向上弹起，时而折弯下来，时而又互相打闹起来，时而又相互拥抱在一起，而且与此同时，他们没完没了地交谈着。一只满身花斑的猫跟在那个跑步的女子身后跑过来，像是逃亡的样子；而追踪它的是一片小小的黄杨树叶，它几乎贴着地面在飞动。

当我又站起身来时，由于出乎意料的疲惫，我自然几乎无力再继续前进。棋牌室就近在咫尺（我是不是已经迟到了好几个小时呢？），可我似乎永远都到不了那儿。我被拽到了山路的一侧，掉进一片沉睡的低地里。我闭着眼睛，懵懵懂懂地离开了那个地方。这时，我身后传来了喘气声（原来是一群跑步的人），可我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我茫然地感受着这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仿佛我在山下的平地上沿着那条运河边走去。当我终于再次睁开双眼时，只见山路清洁工那把大扫帚靠在一块石板旁边，异乎寻常地结实。石板对面是那堵恭候已久的屋墙，犹如在强光的照射下，粗糙的墙面泛着白光，一扇扇窗户被照得通亮：“我来了。”是谁这样对谁说话呢？

另外那些牌手里，有一位神父、一位年轻的政治家、一位画家和主人。他们坐在主人的藏书室里。室内除了书，几乎什么陈设都没有。地面铺着宽木板，打眼看去，木板上的孔节仿佛在雪茄冒出的烟雾中不停地动来动去。正在打牌的人见我进了屋，便暂停了牌局。在我进门时，神父解释道，那张浅色的槭木桌的桌腿是圣安德烈十字架的形状，这位圣徒曾在一个X形十字架上受难。我碰巧叫“安德烈亚斯”，这名字引来哄堂大笑，也让我自然地加入了牌局。我坐到牌桌前，将扑克牌摆成一个扇形，仿佛压根儿就没有迟到似的。

进门之前，我还在楼下的门槛旁站了良久。这道门槛是由一根根粗细不一的圆形木桩组合而成的。木桩的顶端直打进地里。每根木桩上的年轮各异，它们总体上给人的印象如同一个交错啮合的齿轮组，或者由于木头里的裂缝呈散射状，更像相互嬉戏的日轮。门口左右两边覆盖着深绿色的植物和两棵夹竹桃叶尖儿。门槛和夹竹桃都被安装在门楣上的一个射灯照得通亮，是要告诉人们，这里现在是一间棋牌室。“门槛，奏乐吧，”这是刻在大门上的一句古代铭文，“不停地奏乐吧。”

开窗的那堵墙上没有藏书，上面挂着画家的几幅画作。画作既没有装裱，也没有装玻璃，看上去像从墙里长出来一样：这些画作中有一幅铁锈红的、一幅硝酸灰的、一幅霉菌银的、一幅砖红的和一幅松脂黄的。与一般画作不同的是，这些画的色泽没有弥漫到屋内，而是浸润在原画中。据画家所说，“如果将色彩紧贴在玻璃窗上呈现的话，其光度就会取得更好的展示效果，这是我想要达到的理想状态。”尽管有一个男人很长时间以来就居住在城里，可他依然是这个圈里的陌生人。他的眼睛始终让人无法看得见，它们如此深地陷在眼窝里，以至于看上去有点像假面具上的视孔。他的声音有时听上去就像个小孩儿一样，轻柔，不做作，从来不用在说话前先清一清嗓子。他一再拖延牌局的进程，因为每当轮到他出牌时，他总会在自己的牌上发现一种特定的花色，从而使他要对此详加评述。（或者他有时候弯下腰去，伏在地毯上，看上去好像要把那个酒红与钴蓝相间的图案涂抹到脸上似的。）他的身材极其矮小，脑袋正好高出了桌沿。每次发牌时，他都必须站起来。他要吃进的牌也只得让人推到他面前。

楼梯间里四处弥漫着一股苹果的香味，香味如此浓郁，让人觉得就像在一个专门存放水果的地窖里。尽管棋牌室里闻不到果香，但每每踏进门前时却觉得更加清爽了。然后，从楼下的厨房里时不时会弥漫出烧菜用的调料的味道，当然了，谁都几乎说不清那是些什么调料。主人一边打牌，一边还总惦记着正在烹饪的菜肴。所以，每回轮到他休息时，他总会在一旁猜测着调料的名称：百里香？鼠尾草？肉桂？有一回，窗户短暂打开时，便听见有人在说：“已经闻到了他预报的降雪。”（“他”指的就是气象预报员。）

屋子里并不安静。通往藏书室和各间卧室的旋梯上总会听得见脚步声；楼下，有人正摸索着穿过房间，那声音又轻又急，像动物的爪子发出的声音。从屋外传来一阵抓门的声音，一只猫被人放了进来，只见它一路小跑窜到桌子底下，舒舒服服地躺在那里。这只猫脸上的毛呈深黑色，眼睛是黄色的；一旦它闭上两眼，整个脑袋就只剩下漆黑一团了。

楼底下一间屋子里，有人在拉大提琴。那低沉而持久的乐声为整幢房子增添了一种动听的氛围。随着大提琴乐声的回荡，那时间的节奏也放慢了：几乎每个从屋外路过的人都会驻足聆听；屋里打牌的人也会时不时地停下来倾听着。看样子，仿佛对这些听众来说，在这时而悠长时而短促的乐声中，那一个个事物都停滞不动了，就像传说中的俄耳甫斯[19]的声音一样。与此同时，那也是一曲轮船上的音乐：藏书室天花板上的护板就属于那个对应的轮船大厅，而镶嵌在三角墙里的椭圆形小窗就相当于舷窗。

这时，大提琴的演奏戛然而止。随后响起了葡萄酒瓶开盖的响声。走道里又响起了电话铃声。（“不是我的”，主人这样说道。与此同时，有人从楼梯上跑了下去，可能是个年纪不大的人。）在那漆黑的花园里，有一棵冬青树上的长春花闪闪发亮，树上有一团黑糊糊的东西一动不动，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乌鸫。花园大门前的柱脚旁，卧着一头石狮，大小和兔子差不多。此时，在山下的城里，那家出售香烟报纸的正在营业的小店前围满了人，这就是“晚间烟店”。停在火车站的那一列列火车看上去五彩缤纷，无比巨大，就像是那些更大些的城市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那里既是它们的起点，也是它们的终点；而轨道则像一座横卧的金字塔一样。在距离火车站较远的地方，那座监狱围墙上尖利的玻璃碎片看上去像迥然不同的金字塔。

我们在山上的牌局打得很仓促。要说有一个人走了神，那就不用再说了，其他人哪里还会有心思玩下去呢？可是，我们大家都完全专注于打牌。我很少玩得这样干净利索，甚至每次都想赢牌。这期间，只是没有什么乐趣可言，最终无非就是一场索然无味的自相残杀而已。尽管如此，可我们就是停不下来。尽管我们平常都是关系很好的朋友，可是牌打得越久，我们彼此就越觉得陌生，甚至连搭档都置之不顾了。即使我们谨小慎微地维护着游戏规则，可我们的眼神和手势却是作弊者的眼神和手势；而这样的作弊则意味着：你要玩就一味地玩下去吧。此时此刻，聚会笼罩在一种普遍的沉醉之中。我们中不会再有人会感到自己在场——而那个我们本该早就待着的地方，此刻“一切都为时太晚”了。一方面，这五个沉醉其中的人开始发起牢骚，而另一方面，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继续玩下去：主人不停地斟满酒杯；画家每瞥上一眼，就会在屋里高声叫出一个新的花色（哪怕只是书本背面的几个霉点）；而神父则与众不同，他是一位享有盛名的杜洛克研究大师，又撰写了一部关于该游戏在欧洲各国发展史的论著，他总是出其不意地向大家提出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和特殊规则，且一个比一个奇特，一个比一个复杂（尽管这些规则并非每次都对他自己有利）。

唯独那个政治家可谓是竭尽全力，寻求转机。他表现得好像自己是这次聚会的负责人。而这个夜晚对他而言，不仅仅是一次随便的聚会，而是一种考验的时刻。恰恰在休息时，他就始终跃跃欲试来证明自己。他感到自己受到挑战，要向人们展示自己有能力应对各种状况。哪怕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机会，他都不放过，立刻会果断地参与其中。要是屋里出现一只老鼠，他便会去叫醒正在熟睡的猫，并赶它去捉老鼠；要是一只玻璃杯掉到地上，他便会立刻把散落着碎片的周围区域都封锁起来——就好像那里发生了一场大灾难似的——还会像一个维持秩序的人一样向那个拎着铁锹和扫帚前来的人招手示意。一些别人心不在焉或犹豫不决的地方，对他而言却如同一方乐土。然而，他当初用以证明自己的领导才能、活力和掌控权的每一刻，现在看来，无非就是给别人带来不快。他的一言一行就像是一个坐在一条超载的小船里的人一样：他一个劲地使劲摇动，试图把熄火的引擎发动起来，结果却折腾得更难发动了；与此同时，他的动作幅度如此之大，以至于坐在他左右两边的人轮番被他打到脸和肚子；最终，他用尽了一番力气，却使小船难逃被掀翻的厄运。为了让几个打牌的人重新聚起来，他首选的方法是寻找共同点。由此，他发现，主人和画家每喝一口葡萄酒后放下玻璃杯的方式是相同的；而在神父和主人身上，他又发现了一个共性，两人眼镜的镜片度数是一样的；而我“这样一名老师”，则和他本人有一点是一致的，尽管我们打牌时不是搭档，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癖好：喜欢把扑克牌用力扣在桌上，而不是拿起来。

但这位政治家还是输了，是我们大家之中最显而易见的；他惊诧地瞪大眼睛，豆大的汗珠从发际上滚落下来。最糟糕的是，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在这样一个场合里不具有掌控权，而是一意孤行。恰恰正是这一点，自然把其他人渐渐地相互拢在一起了。刚才还目光呆滞地望着前方的他们，此刻却在暗暗地互相使着眼色，甚或在偷偷地抿着嘴笑。不管怎么说，他们在桌下轻松地伸开两条腿。唯独就缺少那样一句或许能够带来气氛骤然转变的话：然后，这样的时刻也来到了，简直莫名其妙，有人顺便提起即将到来的复活节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再过三天，钟声又会响起了。”这就是转机：我们无拘无束地打完了最后一轮，接着便下楼去餐厅吃夜宵了。

随后，主人提议在壁炉里生火。话音刚落，大家便争先恐后地要去点火。山毛榉劈柴已经几乎发白了，这些劈柴没有被整齐地码放起来，而是横七竖八地堆在宽敞的入口走道里。牌手们手里都拿了几块劈柴，一个接一个地走进壁炉室。门外过道里的电话机旁，一直站着一个半大小子，那是主人的儿子。他背对着大家，把听筒紧紧贴在耳边，丝毫也没有转过身来看一看那哄哄嚷嚷的情形。（“自从放假开始到现在，一直就是这样。”他父亲说道。）

餐桌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门关上了，壁炉里的火烧得正旺，这些牌手坐在那里喝酒，天气预报有雪，雪花（有人说是“最后一场雪”）从黑暗里（“成群结队的鬼眼睛”）飞出来，飘落到窗户玻璃上，刚开始还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但随后就无声无息了，好像玻璃上张开一个什么东西似的。主人的儿子继续在走道里对着电话机嘟哝着。每一片飞舞而来的雪花都像是一种象征，既不确定，又无法确定。

我用指尖轻轻地触了一下太阳穴，就像是在感到沉闷或者疼痛时一样。我把椅子推回去，转过身去问神父：“在宗教传说中有没有门槛的说法呢？”——“是作为物体还是意象呢？”——“两者兼而有之。”

当神父思考这个问题时，其他人也纷纷议论着，犹如他们也意识到了似的。

主人说：“我们这儿的猫从来不会莽撞地从门槛上跨过去。它们每次跑到门槛跟前时，都会停住脚步，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地面。有时候，它们还会避免和门槛接触，直接从上面跳过去。只有在逃跑的时候，比如被狗追赶时，它们才不再会在门槛前迟疑：这时，跨过门槛进入屋子里才是上策。反而追赶的那一方自然会在那里犹豫起来。”

那位政治家说：“我总是反复做着两个有关门槛的梦。在第一个梦里，我光着脚，从门槛上滑到门柱上，原因是，无论这个门槛的材料是木头还是石头的，表面都很光滑，边缘还被打成了圆形。但我每次都会安然无恙地滑到另外一边，而受到惊吓是有益的，因为我在滑倒时一直问自己：我在哪儿呢？而且正是由于这样的惊吓，我才明白自己究竟在哪里。在这种情况下，门槛就有点像跳远运动员的踏板。而在另一个梦里，它只是一个房子的门槛，况且就像如今的新式楼房一样，只是一根金属条。但我总是跨不过去。在整个梦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只是站在那敞开的门前，打量着自己的脸在脚下的金属门槛里映现出来的模样。当我终于抬起头来环顾四周时，只见身后有一间玻璃房，里面有几个同声传译员正等着我开始一番演讲。”

画家说：“有一些古老的民族，他们相互那样仇视，以至于一个民族将另一个征服之后，便将该民族寺庙中的雕像砸成碎块，用来铺成自己家的门槛。在一些民族文化中，门槛前画有迷宫似的图案；正如人们所说的，这些图案与其说是用来辟邪驱魔的，倒不如说是让人驻足，并且建议绕而行之。对我个人而言，这些门槛完全不成什么问题。换句话说：我对此还不够成熟。然而，有时我也在想：如果门框上方可以画上画的话，那该多好啊——那么为什么脚下这些门槛就不能通过颜色形态变得可让人辨认呢，或是干脆涂好色彩后再铺设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此间，神父始终聚精会神地听着，然后他说道：“就我所知，门槛作为物体很少出现在传说故事中。有一位先知预言说，神庙会经受强烈的震动，即便是石头门槛也会被掀起。但是，门槛作为一个意象却屡见不鲜，虽然通常会用另一个词来表述。在一些相关文献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门槛’这个词语旁大多会有一个箭头，并且注明：见门。门槛和门（或大门）都是作为整体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这个整体在《旧约》中指的就是城市，时而只是尘世间的——怒吼吧，大门！咆哮吧，城市！——时而又是天堂上的：上帝热爱锡安的大门[20]，胜过雅各布所有的帐篷；而在《新约》中，它时而象征诅咒——象征地狱之门——时而又象征拯救：我就是一扇门。凡是穿过我进来的人将获得拯救。——然而，在人们的通常意识里，门槛则意味着：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的过渡。但我们或许很少意识到，其实门槛本身也是一个区域，说得更确切地说：一个特别的区域，一个考验或保护的特别区域。那个约伯贫困潦倒地蹲在上面的垃圾堆，不就是这样一个用来考验的门槛吗？从前，如果有人逃到某户人家避难，不也就是坐到那户人家的门槛上吗？一个像‘门厅’一样的古老词语不也正说明门槛是一个逗留的地方，是一个特别的空间吗？可是，如今的学说表明，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门槛已经不复存在了。近代有一位哲人说，对于我们这辈人而言，唯一保留下来的门槛就介于清醒和梦境之间，可就连这个门槛也几乎被人视而不见了。唯独对于那些精神错乱的人而言，举世共睹，它公然突显在那日常事件中，就像那些被摧毁的神庙所留下的残垣碎块。他说，门槛不是界线——内在和外在的界线都越来越多了——而是地带。在‘门槛’这个词里，似乎包含着转变、洪流、河中浅滩、马鞍、障碍（是避难的障碍）。正如一句已经几乎失传的成语所说：‘门槛就是泉源。’而那个哲人则如是说：‘正是那些门槛，无论相爱的人，还是朋友，都从其中汲取了力量。——可是，如今（这样继续说道）要是不在我们自身中重新找回那些被抹去的门槛，那会在哪儿呢？通过我们自己的创伤，我们才会得以康复。即使天上不再下雪，那雪花也会在我的心里继续飘落。’每一步，每个目光，每个表情，都应该意识到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可能的门槛，并且以这样的方式重新创造那些失去的东西。然后，这个改变了的门槛意识就会把人们的注意力重新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上，接着再从这个转移到下一个上，如此类推，直至地球上重新呈现出一场和平盛宴，起码对于这一天是这样的——然后，每天再继续循环往复下去，有点儿像孩子们玩的游戏一样。在这个游戏中，石头磨剪刀，剪刀剪纸片，纸片包石头。——这就是说，门槛作为力量的聚集地或许并没有消失，而是可以说，变得符合要求，是内在的力量。在这样的门槛意识中，至少每个人都可以让其他人自然死亡。这样的门槛意识就是自然宗教。再多就不用承诺了。”

神父坐直了身子，朝在座的望了一眼，好像他还想把自己的说教依然继续下去。可是他接着出乎意料地笑起来，深深地吐了一口气，接着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便开始讲述起来。这时，他恰好想起父母家里那个石头门槛。当年他常常“光着屁股”坐在上面。那门槛是由一块花岗石凿成的，可它并没有铺在屋门口，而是在木头谷仓门口。相反，屋门前的门槛则由一块简易而宽大的赤松木板制成，上面有一个深深的孔节格外引人注目。雨天里，他和兄弟姐妹常常在那儿玩玻璃弹子。有时候，手指会被粗糙的木板擦破皮，或者会有木刺嵌入皮肤，导致后来化脓。

此刻，那些听众也想起了早就被遗忘的往事。于是，大家开始七嘴八舌争先恐后地交谈起来，以至于最后只听得一个独一无二的多声部讲述。

“坐在屋门槛上，就有点周末或者下班的样子。一项义务完成了，人们可以休息了。如果那些路过的人看见你这样坐在屋前的门槛上，他们会变得友好。你这会儿待在自己应该待的地方。有一次，当一群半大的孩子手里拿着棍棒紧跟在在我身后时，我并没有为了躲开他们而逃进屋子里，而是在门槛上等候他们。于是他们同我打招呼，向我点点头，仿佛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有些门槛很高：你跨过门槛时要抬起膝盖，脑袋会撞上门框。坐在门槛上，则意味着：这里的房门可能就没有上锁！当然，这时候你也做不了多少事情，最多就是吹吹肥皂泡，或者脚后跟和肩膀抵在门框上看看书。妇女们习惯于搬一把椅子坐到门槛上，做些编织的活儿。而我则经常坐在门槛上，观察外面的暴风雨，任凭一颗颗雨点和零零星星的冰雹轻轻地打在身上。当时，我的祖母哮喘病突然发作，她从屋子里冲出来，恐惧地站在门槛上喊了几声，便窒息而亡了（最后的几声喊叫像吱吱的尖叫声）。早晨起来，门槛上有时会有死老鼠和鸟儿羽毛，上面还粘着残留的内脏。每逢复活节前大扫除时，门槛都会被彻底地冲洗一遍。于是，只见热腾腾的雾气袅袅升起，门槛则又呈现出它最初的模样，且气味也变得很好闻。到圣灵降临节时，门槛两边则用一小棵桦木加以装饰，显得格外喜庆。父母房门前的门槛对我来说特别高。而邻居家门前的门槛上则刻着少见而奇特的字，那个门槛是用一块上世纪的墓石凿成的，现已破烂不堪。据村里人说，地震时不应该逃到室外去，而应该跑到门楣下方的门槛上站着，因为那里比较安全。对我而言，‘门槛’还包括‘拆除’的涵义，因为门槛的木头需要不断频繁地更换；不过它也会首当其冲地遭到霉菌的侵蚀。显然，门槛只出现在农村，城里人已经把它遗忘了。迄今为止，我所见过的最美的门槛当属一个钟乳石洞入口处天然形成的门槛了：那是一条从一片黏土中向外延伸的坚实稳固的光道，四周呈圆弧形，向洞里望去，只见巷道下方又伸出一条巷道，像玻璃一般透亮。而我所体验过的最美的门槛则是一间厨房门口的门槛。门槛铺着一块地毡，上面钉了一些图钉：没完没了地说了一整天话之后，我又会重新回到这些物体身边；‘门槛就是我的归属’，我是这么想的，且坚持这样的想法。记得童年时代，有一次，我站在一扇紧锁的房门前，冲着门大声喊叫，然而，我喊的不是‘开门！’，而是‘你快开门！’—而且每次走到森林的门槛上，在踏进去之前，我也会同样喊道：‘你快开门！’在那积雪覆盖的门槛上留下了鸟儿的足迹！那么，门槛-恐惧的反义词是什么呢？——是附带好处。”

大家都纷纷求助于那个提问的人，问他是不是想要对在座的各位进行一次“测试”。他的回答是：不是，不是测试，而是想让大家讲述。“因为我注意到，除了这个有关门槛的问题之外，没有其他话题可以让大家畅所欲言了。”

在这兴致勃勃的讲述中，甚至有人打断了正在打电话的主人的儿子，也想听听他对门槛的理解。但他只说了两个字“干扰”，便又躲进墙角继续打他的电话了。

大家一个接一个地沉默起来。然而，这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谈话间歇的停顿。讲述好像更加在沉默中继续下去，而且以这样的方式变得更为意味深长。每个人都越来越深地沉浸于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并在那里与另外那个人相遇，因为他现在与之无拘无束地拥有一切共同的东西。“那毕竟可以说是我们了。”（为什么我可以说“我们”呢？——我们可不是许许多多的人。我信赖的就是这个“我们”。这毕竟是事实啊。）有一个人放声大笑起来，看样子很突然，另一个人点了点头。或者在一轮喝酒时，有人在桌子上划了一道线，下一个人要接着继续划下去。

大家都已经不再喝酒了：主人忘了给大家添酒，客人们也忘了把杯里的酒喝光。雪茄熄灭了，烟斗不冒烟了。反而有一股榅桲树的气味扑鼻而来，从屋外吹来夹带着雪花的微风。主人不再扮演主人的角色了；“主人”，有人这么叫道，然而，主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声是在叫自己：他只不过是偶然聚集在一家小酒馆里的一群人中的一分子而已。

这些人在各自的沙发椅上正襟危坐，仿佛靠背成了多余的。他们在等待什么事情发生吗？不，那个事件——这样的讲述——已经发生了。在那个化为焦炭的火堆里，我们共同的眼睛认出了一座灯火通明的夜间大都市。在这座城市里，呼啸声接连不断，闪光纵横交错，隆隆声不绝于耳，光与影的队列从这一端奔向另一端；时而有一道道闪光穿越，就像救护车风驰电掣般地驶过。奇怪，目光遇着火就变为凝视，碰到流水却常常避开。

我们并没有在等待。尽管如此，依然缺少一个人。直到女主人进屋后，我们才意识到她之前一直不在家。她刚从什么地方回来，身着一件颜色如子夜星空般的深蓝色节日礼服，脚穿一双如鸟喙颜色的黄靴子。她径直坐到我们中间。她弥补了这样一个圈子。男人们在她身边一个个都显得胡子拉碴的。尽管这位女士的脸被宽帽檐遮在下面，但依然难掩其满脸的倦容。这是一种幸福的倦容：她肯定刚刚经历了一些什么（一段音乐？一个雪夜？）。就这样，她落落大方地参与到我们那要澄清一切而沉默不语的讲述讨论中来。屋子里暖洋洋的，但从她的大衣里弥漫出一股寒意；衣服上的起初还片片成形，但不一会儿就融化成一颗颗小水珠。这时，一只盲蛛迈着长腿穿过大家的视野，球形身体在其下面的影子映衬下显得格外硕大。有一只像小猫一般大小的枭在窗户前不停地嘶叫着，它距离窗户如此之近，好像立刻就会栖息在窗台上似的。邻居家的房屋清晰可见，一堵黄色的墙上爬着一棵紫藤，那如手臂粗的树干相互缠绕蜷曲着，好似许多轮船缆绳的绳结一般。一棵白桦树在昏暗中显得格外明亮，树上垂下来的枝条让飘落的雪片打得来回晃动；空寂中，一根树杈在轻微地颤动着：刚才一定有只小鸟从那儿飞过。一棵紫杉呈星状拔地而起，满树的针叶也呈星状，它像一个路标一样，指向那个马鞍形低地上的拱门。那拱门将山下沼泽平原上那稀稀疏疏却越发显得明亮的灯光嵌镶起来。

大家在屋前互相道别。这里的路分别通往好多方向。飘落在路边的雪花，通常都会立即融化掉（唯独在那些半卷起的黄杨树小叶片里，雪花才会留得住，从而使整个灌木丛变成了一个雪白的发光体），此刻把那一条条分岔装点得格外分明。人人都拐向各个不同的方向。主人转身穿过屋前花园回到屋里。他的妻子站在楼上一扇敞开的窗户前，远远地望着我们离去，她身上散发出的一种独特的魅力：她不是那种令人出神凝视的女人，而恰恰相反，她是会引发你思考的女人。这座房子外墙上挂着一盏灯，是院子里照明用的。片刻间，它好像属于一个山村似的。

我没有沿着回家的路下山，而是拐到了一条小巷里。巷子极其狭窄，两个人都难以在里面并肩行走。巷内的弯道呈之字形，拐了一个弯儿后便又重新踏上了通往老城区的大道。突然，从拐角处的一排房子里传来电话铃声。铃声只响了一下就停了，仿佛响起的那一声只是为了向人们发出一个信号似的。此刻，我只想一个人投入这漫天飞雪的怀抱中。下山途中有一段上行的路，但那段路通往树林对面的另一座更高的山峰：我想象着自己正在温特山山脊上走着夜路，两旁除了光秃秃的石灰墙外，什么都看不见，所以只好什么都不去想，一心一意地扶着身旁的栏杆赶路：“就在那儿！”

在山下两条路交汇的地方，我遇见了那位画家。他正冲着一道岩石上的裂缝出神地观看着。裂口上覆盖着一株攀爬植物——其实不只是覆盖在上面，而是完完全全地塞满了。画家手里捧着那株植物沉甸甸的垂摆，上面开满了一朵朵蓝茵茵的小花，在片片绿叶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灵动可人。雪花被风吹成一堆，融化，然后又结成冰。在这样的雪地里，那片蓝蒙上了一道十分古老的冰川的色泽，那垂摆就是对应的冰舌。再久久地看去，这片蓝就会被映衬得更加鲜明。随后，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人们在考古发掘时常说的一句话：“你们首先得找到那些边缘。”画家一边晃着手中那条用植物编成的长裙，一边冲着我喊道：“这些五彩缤纷的颜色流动起来多有意思啊！”再说：“各种各样的颜色到处都是！”再说：“这些颜色应该行动起来！”

我们一起从这条所谓为节日文艺会演铺设的台阶上走下来。当走到最后一个台阶时，画家停住了脚步。他一只手指着我们身后那片悬崖峭壁，另一只则指着前方那戏剧节剧场，并且说道：“并不是什么门槛或许使我止步不前。我更多是在一个边界上停住了脚步。或者：即使我没有停下脚步，可内心深处有某些东西也被叫停了。随着进入内心深处，我的体内有某些东西停止呼吸了。有些人说，他们会在心灵深处被坏情绪所攫取。要我说，这是一种掩饰：这是因为，如果那坏情绪可以通过呐喊得以释放的话，那它肯定就会成为一种痛苦。每当我走到这里时，我都下定决心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可是，我经常走着走着，那个边界会再次袭上心头：即使眼前一片五彩缤纷也无济于事，甚至就算我跑起来，也感觉不到有丝毫的风能让我透透气。这其中，关键的问题或许压根就不是那拥挤的人群——比如说，这会儿城里空荡荡的——而是那占压倒优势的中心区域，那拥挤的人群是填不满它的。或者情况会不会正好相反：没有任何东西能将这个中心区域填满？所以，结果只能是一片混乱不堪的拥挤——大家你推我搡，跌跌撞撞，相互抄近路拦截对方，这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的？没错，在这儿，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赢得立足之地，无论是那些欢庆的队伍，还是那些身挂佩带、满脸刀疤的人的游行，或者那些傻瓜在山上那一座座褐色的棚屋顶上摇来晃去，这些都显得微不足道。那些满是闪闪发亮的锦缎斗篷和黄金圣体匣的宗教仪式游行，那些疯子的来回奔跑，那些神色阴郁的人伫立在墙角边，这些都同样如此。不过，有一回，我在城里看到过一队人：那是一群白痴，他们又是彼此拍着肩膀，又是相互推搡，又是突然用肘窝卡住对方的脖子狠劲往下按；他们就这样从一家家纪念品商店门前走过；他们之所以有这么好的心情，是因为他们心里高兴：可以出来看看。在城里转转。而也正是那些大钟，总是伴随着它们，会让人迸发出另一种地方意识——只要不是偏偏涉及到那丁零当啷的钟声就好了，因为在我的想象里，它总是跟铁门砰的一声被关上的声音、汽车发动不起来时的声音、轻轻的咳嗽声、还有小跑时高跟鞋发出的声音联系在一起。您曾经在树林里，比如在爬山途中滑倒过吗？这时，您的手穿过地面上的层层树叶，抓到一个早已腐烂的树墩上。正因为这只手没有遇到丝毫的阻力，所以，您一瞬间会觉得，好像手不存在了似的（一只黄黑色的蝾螈，或别的什么爬行的动物），我经常会在进城时有类似的经历。正如腐烂物与树叶之间的界限已变得模糊不清一样，这里的国度同样如此。您瞧瞧，我们眼前这个戏剧节剧场的正面与我们身后那座悬崖峭壁是多么般配啊[21]。在那些负责建造剧场的人看来，这座由一粒粒石灰石包裹的小石子堆砌而成的山峦就像是一堆混凝土：如此看来，这幢与山连成一体的建筑也可以由不加粉饰的混凝土筑起来就行了。据说，这甚至就是主导思想：这样一来，山和建筑似乎融为一个整体了。为使这座建筑更好地配合整座山的基调，人们还在混凝土砌成的楼房正面上刻意雕凿了一个龟裂图案。而正是这一切制造出了那界限的假象，换句话说，就是亵渎。请您留意后面这条线，碎石就是在这个地方看似天衣无缝地过渡到浇注混凝土：就是打眼看去，这两种相互强扭在一起的材料也是互不关联。山峦呈现的是一层层斜切的纹理结构。当你久久地观察时，就会发现，在每一层结构上都重复着砾石昔日沉积、滚动、停滞和分离留下的痕迹，还有那不流动的水久久留下的层层印记，所以，伴随着每一个新的层面的形成，都会发生如同潮汐变换一样的东西。相反，在这个连成一体的混凝土墙面上，最多只能感受到那股洪流，伴随着它，曾几何时——这里不存在对时间的感觉——水泥连同碎石滚入壳子板之间。岩石上爬满了苔藓，伸进和凸起的地方都生长着鲜花和青草。相反，那件‘仿造品’上面铺了一层水泥胶片，而在那刻意雕凿的龟裂缝里却从来没有长出过一根绿草茎来。有时，山峦会显得多么绚丽多彩，尤其在那湿漉漉的雾气里：从表面上的灰蒙蒙，然后会呈现出五彩缤纷的色彩，时而棕色，时而红黄相间，也有蛋壳般的白色、玄武岩般的黑色和玻璃瓶般的绿色，就像刚开始下雨时碎石路面上的样子——相比之下，那个堆砌在前面的粗制滥造的畸形的东西永远都显得黯淡无色：惨淡。这难道不令人奇怪吗？那岩体是大自然的一分子，看上去像个物体——而那个要乔装打扮成与之亲如一家的人工产品却是个非物体，令人生厌。这样的界限假象就是一种亵渎，而那些亵渎者就是我的敌人。那些人甚至可以将自己的堡垒修筑到山顶上去，却没有人去制裁：他们只需要让自己这些居住和经营的堡垒的门面保持原模原样就是了，并且为此可以获得证明，他们忠实地顺应了周围的环境。与此同时，每间铁棚屋、每个空间站以及每顶贝都因人[22]的帐篷也都会显得更加忠实！在这里，那个特别象征我们这座城市‘背信弃义’的典范，当属这个戏剧节台阶了：我们正好站在这个台阶的底层，那些主管的人为之而心醉神迷。而在我看来，这个台阶是世界上所有露天台阶中最不配这样一个名称的。平日踏上‘台阶’时，我心里在想着：‘清新的空气’。而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到的却是：‘萧条’。整座城市的腐臭味就是从这里，从这上方的台阶开始的。在这个戏剧节台阶上，也没有什么空间可言。几乎没有人会在那儿坐下来。没有栏杆，最多会有人在固定在混凝土墙面的铁杆上靠一靠，喘口气。下山时，许多人都会一个劲地跑下来——而上山时则会一边数着台阶，无论是大声，还是默默地数，那就像在爬塔楼一样。下山的人一个劲地跑着，而上山的人则走走歇歇。那踏板和开裂了的花岗岩石条，太高，太窄，也太短。在这里，那一个个脚步发出的响声不是沉闷的爆裂，就是尖厉刺耳；只有迎面没有人走来时，你才可以与人并肩走；而当你并肩行走时，由于台阶比较陡峭，那么交谈就不得不变得尖锐刺耳，而且时常会因为气喘吁吁而中断。要是在这里与我最好的朋友不期而遇，我们几乎认不出彼此，因为高度差，我们的模样会显得那样扭曲不堪——常常不仅仅会变得扭曲，而且因为那闪烁不定的水泥带，我们简直被照射得无影无踪了——或者我看到的对方无非就是一个剪影，因为他仿佛在一条隧道的另一端与我不期而遇：作为一个自成一体的建筑物，那台阶并非直通山顶，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混凝土配套建筑，恰恰呈现出一个个隧道洞口形态，必然会把整个建筑分割成一段又一段。台阶的弯角不是弧形的，而是折形的，伴随着一个个急转弯。因此，只要一到转弯处，无论是缓缓走动的人，还是箭步如飞的人都只能迈着笨拙的步伐慢慢行动。每个拐弯之间的平台，通常是在台阶上供人半途歇脚，环顾四周风景用的，可在这里，它却被掩遮在一段昏暗的、并散发出一股霉味的隧洞中间，这一边墙角有一摊黑乎乎的便溺痕迹，另一边则是一摊鸽子粪。不，这不是什么露天台阶，而是一个排水沟。护墙一路上，那条凿在石头上的《魔笛》里的蛇也不是什么装饰物[23]，而是一些破烂。还有这条排水沟直通到山下的那个院子，它也没有什么两样，全都堆满了破烂，堆满了戏剧节的破烂和其他破烂。您可千万别以为，随着我现在插进来夜间呼喊，这种亵渎界限的行为就了解了。我将会——”

画家一边大笑，一边断断续续地说道：“是啊，我将要做什么呢？我们将要做什么呢？因为那些敌人已经逃脱了我的敌意。”

他走下石阶，站在和这座城市同一高度上，并且又说道：“有一天，我路过莫扎特雕像时，一瞬间感到很惊讶，他的脸朝着老城区。因为在我的想象中，他应该背对老城区，两眼望着那条河。同样有一天，我也感到很奇怪，在新城门——真正的岩石隧洞——左右两边，有两个美杜莎[24]的头指引着出城的方向，在我的想象中，那些蛇应该是盘曲在蛇发里，而那具有魔力的目光更多是针对那些进城的人。”

我们从一个老城区广场走到另一个广场。所有的广场都空空如也。唯独在一个喷泉旁靠着一个醉汉，手里握着酒瓶，伸着舌头，正在呼呼大睡。当然，在那一家家小餐馆里，突然爆发出阵阵乱哄哄的纵情大笑，用画家先生的话说，“这笑声又是怀着必胜信念的冷酷”。这时，我如愿以偿地想起了某些无言以对的东西，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不已。

然而，如果说光与空气存在于那些所谓的界限彼岸的话”，我说，“因为一切如此有效，如此令人神清气爽，如此实实在在，那么中心就不会存在风平浪静吗？”要不我怎么会在离开老城区前往沼泽地的路上一再会被一种空间-波攫取呢？——然而，一旦我避开老城区，那种波就消失了。照这样说来，这一个区域的存在不就使另一区域的存在才有可能吗？再说：空虚与丰盈在此难道不是相辅相成，任何地方都无与伦比吗？我无论如何都需要这个中心；我需要那个原原本本的中心。我的位置就是中心：从外部，从平原上，它也分别赢得了自己的尺度。然后我为它做主。每个在街上挡住我去路的旅行团，我都会觉得是合情合理的；每条我为了绕过那些拍照留影的游客而走的弯路，都已经绷紧了指向那广阔天地的箭头；每个我在拥挤的人群中突然改变的方向，都会让我过后在外面感受到更强烈的自然光线。那个咏叹‘美丽的城市’的诗人[25]，不也几乎每天都会去城外空旷的平原上散步吗？或许萨尔茨堡得换一个名字，叫沙勒罗瓦或塔兰托或萨利纳斯？——其实Salz [26]以前是一种神圣的矿石：能把陌生人变成贵宾。您用放大镜观察一下这个水晶体，便会发现，从那一个个透明的方块中散射出亮晶晶的光芒来，犹如一座亮晶晶的城邦的围墙里，远远近近到处撒满了晶粒，是这座城市的前堡。我觉得盐是一种可爱的调味品：既可观赏，又可触摸，还可以调味。它使我回想到我的出生，代表着一种尺度或法则。在地中海一个盐场海湾里，我曾经看见过那个加工盐的‘故居’。那是一幢石头建筑，位于远处海面一个防波堤上，楼梯在外面，通往顶层，入口大门也设在那里。在维吉尔那里，盐总是与‘渺小’和‘隐蔽’这样的词语联系在一起。这个盐场作坊看上去很渺小，而住在里面的人，至少我心里在这样想，在这里过着一种隐蔽的生活吧。”

我们在通往萨尔察赫河对岸的莫扎特小桥前停住了脚步。这时，画家询问起我的名字，在我之前自我介绍时，他没听清楚。于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名叫“投手”，甚至还补充道：“没错，我说的是实话，这不是在开玩笑——我的确叫‘投手’！”

画家听后，便带着一种友好的口吻取笑道：“照您刚才所说的来看，您倒应该叫‘老顽固’。”随后，他踏上了那座木头小桥，停在与我齐眉高的地方，我就站在下边的河堤上。他似乎道别时这样说：我的脸使他想起了那些自命不凡的白痴的脸。当年那些人在城里漫步时，他多么想加入到他们的行列里去啊：“那曾经是我的同僚。”说完，他便消失在桥的另一端，走到桥中央时，他回头冲我喊了一声，并祝福我，说但愿今晚下的雪都能变成盐粒。那一刻，我又学会了一个新单词：目送，或者说，如果真有这么一个词的话，“目送的眼神”。

这座小桥上空荡荡的。仅仅有一次，有两个人从桥上走过来，那个女人身上披了一件皮大衣，里面穿着一身长长的晚礼服，她身后跟着一个戴着牙套、推着自行车的小女孩。伴随着她们的步伐，那些厚厚的板条晃动着，仿佛那是些船舱板似的。而上桥的坡道连同上面的横木条则像一座舷梯，只要你一过去，它就会马上被收起来：任何人不得再上这条船。

河对岸那些敦实斑驳的梧桐树干为彼岸的城区增添了一抹亮色。而在河这一边，那些行驶的汽车会溅起褐色的雪水，从那昏暗的车里面不时会闪现出一个白色的衬衫领来。在纷纷扬扬的雪花里，接连不断行驶的车辆之间，那一道道前灯光束显得格外清晰，仿佛一根根牵引绳。有一次，就在这儿的河滨大道边上，我曾见过一个遭遇车祸的人。他躺在那里呻吟着，双腿蜷曲在身体上，口里吐着白沫，上下两排牙齿碰得咯咯直响。刚开始，我还误以为是急救培训班上的一名学员正在演练呢。河水开始上涨，几乎无声无息，冲卷着整个岸边葱郁的灌木丛。听不到钟声。卡普齐纳山上面一座孤零零的房子里，灯光相继都熄灭了。闹钟在嘀嗒作响；印台干得没法用了。这时，我突然想起来了：我此刻站着的这个河堤有个男人的名字，叫鲁道夫河堤；而对岸的河堤则有个女人的名字，叫吉泽拉河堤。这座空荡荡的小桥两边都嵌镶了一个钢结构体，形成三道拱门，跨越过这条河，像三级跳似的：有一道拱门标志着小桥的入口，门框上装饰着藤蔓，它使我不禁联想起那叶状装饰花纹[27]。它在维吉尔那里“微笑着”。当然在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在微笑。从桥上而来的则是另一番空荡荡的情景——不是人们所向往的。片刻间，我继续默默地演绎着和画家的交谈，一开始是那样的活跃，以至于我甚至还想做出这样那样的手势来。随后，那做手势的手臂就再也不抬起来了；渐渐地，我的自言自语也无声无息了。这时，从拱门那儿飘来了一团浓郁的香雾——是那位身穿晚间礼服的女人身上的香水味吗？——雪水汩汩地滴到排水沟的孔眼中。雪花飘落到我的肩上，形成了一个像肩章似的印记，但很快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尽管夜间末班车——“流民收容车”——上有许多座位，但我一直都站在这辆车中间的活动圆盘上，车辆转弯时，它也跟着转起来。行驶中，这条“长龙”内的地板时而上时而下，又是向左，又是向右，穿梭在山峦与深谷之间。在此期间，一个座位下方，有一只空啤酒瓶也跟着不断地滚来滚去。那两个连接在上方电线上的抓臂不仅传输行驶所需要的电流，而且好像保护着这辆电车连同乘客不会沉没到地里去；因此，我也学着这两个抓臂的样子，双手紧紧地抓住头顶上方的安全环。

行程很短：晚间时刻，终点站提前到公墓车站。其间，我是车上唯一的乘客，直到人家要求，才走下车去。下车前，我不厌其烦地对司机说了许多告别的话，一级接着一级地踏着台阶，废话也越说越多。“晚安，中国人先生！”司机应声这样一边对我说，一边将车子拐了个8字形弯便往城里方向驶去。

然而，我要回住地，只有走那条通往相反方向的路。离那儿还有很长一段路程；可这还不可能足够远。片刻间，那些电车电线在空旷的天际上拐到日本的一个城市近郊。墓地大门上那些镀金的印刷字体在路灯的照射下闪着微光，看上去就像是一种无法辨认的外国文字，或者是所有的文字都融为一体了。

我向西走去，越过那片草地，来到运河路上。然而，看样子，好像我现在到了运河那儿，也没有我的立足之地。我走在这条公路干线上，左侧围着一道墓地高墙。我边走边望着远处的河堤，前面就是那家“运河小屋”，唯有楼上还亮着灯。而这幢房子有了另一个象征，使我不禁想起一座水闸房来。

一瞬间，我是这条路上唯一的行人。我边走边在脑海中想象着，“独行者”，如同“迷路者”，“投手”以及“老顽固”一样，亦是一个名字。后来，迎面走过来一名男子，鞋底钉着铁掌，他从我身边走过时，带着充满恶意的口气说：“我知道你是谁，但你不知道我是谁！”

于是，我拔腿就跑，一口气跑到了墓地围墙的尽头。掩映在云杉树丛里的火葬场此刻火光通明，像城里的一处名胜古迹。人行道旁的一根树枝上有一只黄色的五指手套。在街道上空，那些电车电线看样子结成一片钢网，或许直到黎明时分，它都不会再发出任何动静。

这条街有一小段上行路——那条如今改道向东方流去的萨尔察赫河曾经从这里流过——使得我深深地呼吸着，感觉很舒服。尽管当年的河岸平地高出无几，但上方那片沼泽平原连同哥奈斯地区一起展现为高地。一到上面，人立刻能明显感觉到冷多了。这儿草地上的积雪一直没有融化。凡是有土壤露出的地方，让人看到的是一种如同鸟爪子留下的图案。树上的檞寄生球顶上覆盖着一层白雪。四月里，这一片郁郁葱葱的美景被屋檐口的冰柱打破了，而夜晚的灯光则反射出一道道晶莹透亮的光芒。鸟儿在树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仿佛为了确认同伴们在狂风过后是否依然幸存。

我弯下腰，用湿漉漉的雪湿润着眼睛和两鬓。我期待着能快点再下一场雪。我的双唇和额头都很想喝口雪水：似乎这个冬天里，我最期待的那场雪还没有降临。

哥奈斯的郊外几乎只能看见亮着的路灯。有一间底层的房间里，窗帘大开着，屋里光线很昏暗，窗前站着一位年迈的老妇人，把脸紧紧地贴在窗户玻璃上，呼出的水汽遮住了半边脸。此时此刻，似乎就没有人能抵挡住她的目光。

在这个地方中心前面，马路上画着两个孩子的身影，那个比女孩高出一头的男孩把那个女孩搂住，保护着她。两人都背着书包。女孩的辫子上绑了一个蝴蝶结，清晰可见，男孩的后脑勺向外凸出。这两个人的图像还有好几层被遮盖在这一层下面，是以前画上去的，几乎毫厘不差，仅仅有点错位。这两个图像周围的雪已经融化了，那信号色彩闪闪发光，而他们从头到脚都已被轮胎的印迹压黑了。

我久久地站在大街上，出神地注视着这两个千篇一律的形象。观察？然而，不管怎么说，我的目光后来则绝不会冲着那辆在我面前突然刹车的小车：那位司机把半开的车窗玻璃又迅速地摇了上去，一句话也不说，便又飞快地开走了。或许他原本只是想问一下路——不然的话，或许那个坐在一旁的女士会说：“算了——难道你没看出来，这个人本身也不是当地人吗？”我冲着驶去的车子喊去：“我只和一个个敌人为伍。只有敌人才是我的同伙。”因为这样的敌人自然已不复存在了，所以就只剩下一个毫无目的词语了：“干掉吧！”（可是我也会这么想：“幸好车里坐着的不是某个学生的父母！”）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自己内心里有过多少想法啊，想法一个接着一个，就在几个小时之前还依然如此——此时此刻，连一个想法都没有了。或者说：我再也没有什么文章可做了。

在住宅区前那片森林里，天开始变得雾蒙蒙的。只有几根凸现出来的树枝依稀可见，树干和树梢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我沉浸于其中，感觉就像进入了一片无比熟悉的天地里，一片游刃有余的环境里。这里好像有无穷无尽的空间，全都是我的。到了一棵树干旁，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影子迎面而来。

然而，随之而来的又是一座座房屋，这让我不免有些失望；那灰蒙蒙的夜色或许作为光亮就足够了。然而，在这片橡树住宅区里——在这个时刻，很有必要澄清这一切——我才有家的感觉。我脚下的柏油是家乡般的土壤；在这里，我现在为每一种意识都负有责任。今天早些时候，我不是曾经要冲着一群吵吵嚷嚷的外国人大喊“安静——这里是奥地利”吗？我的祖国，在我看来，它如今已变成了一个乡间火车站里搪瓷指示牌上那个伸手指向的图像，上面标着“往喷泉方向”。那独一无二的环境，它意味着避风港，你在那里就可以抵挡外部世界的侵袭。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你或许也会这样来保卫这个国家吗？”——“也许不是那个议会大厦吧，”这可能就会是我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但无论如何，这边田地里的粮仓，还有那边葡萄农的小茅屋，则是一定要守卫的。”因为我可以打心底里说：我遭受着祖国的苦难。

黑土平原上弥漫着一层浓雾，除了这住宅区以外，什么也看不见了，既看不见山，也看不见天空，天地几乎融为一体。一些新造的房子里还没有住人，大街上到处都能闻到一股新鲜的油漆味。那些外国人居住的房子里，窗帘都是深色的，就连晾衣绳上的衣服也几乎没有白色的。在农庄通往沼泽地的必经之道旁有一个牲畜棚，里面亮着灯，牲畜的身躯和人的头影相互交错，动来动去，看样子，似乎有一匹小马驹或一头小牛犊即将诞生。远在沼泽地外面堆起的一个土丘是一个足球场，在旁边那家昏暗的餐馆里，那只名叫逆风耳的狗被惊醒了，它睁着一双玻璃般明亮的眼睛，竖起一对犄角般的耳朵。从残障儿童收养所里突然传出一声短促而强烈的尖叫声，听上去有点像孔雀的叫声；一盏霓虹灯忽明忽暗地闪烁着；那些窗户的上半面开着，百叶窗斜垂在那里。一个车库的大门敞开着，看上去像一家小店铺，里面停着一辆刚刚开来的汽车，车顶上积了一层雪，夹带着绿树叶。那个坐在车里的人两手搁在方向盘上，还在听着收音机里的新闻。车库旁的别墅里，唯有一个鱼缸在屋子的深处闪着亮光，里面的金鱼悠然自得地游来游去。

我坐到运河边上，坐在那电话亭旁边一个长椅上。眼前就是那个公寓，我就住在那里面。河边有一棵孤零零的云杉，那里不断传来阵阵嗡嗡声。我闭上了眼睛。我身后就是阿尔姆运河。在其他地方，它都无声无息地流淌着。可是到了这里一小段陡峭的下坡上，它却像水流湍急的大河一样咆哮起来了。我是不是睡着了？因为当我再睁开眼睛时，天上正挂着一轮半月，看上去就像一位行将就木的白发老人。一根杉树枝条在前方像鸟羽毛一样摆动着。就在醒来的那一瞬间，我觉得那整棵树变得一团漆黑，仿佛是我的影子。

我走进屋子，便立即躺倒在床上。我没有打开任何一盏灯，不管是走道上还是房子里。我合上眼，感到暖和起来了。在我眼前出现了那座与我同名的山（我只在插图上见过这座山）。广袤的天际下，这位“迷路者”正呆呆地站着，仿佛在另外一个世界似的。然而，看样子，仿佛那个世界离他就近在咫尺。在那个充当基石的圆形山顶上，矗立着那座巨大的、完全用岩石筑造成的山顶建筑。那平缓的屋顶上积了厚厚一层雪，笼罩在一片灰得透明的天空中。积雪形成了像沙丘一样均匀的波浪。山边上，一道白茫茫的喷泉飘落到那灰蒙蒙的天空里：这是山上即将刮起暴风的信号。这暴风想必非常猛烈；因为那雪旗飘得很长，而且几乎呈水平状，甚至还向上形成了一个轻微的角度。与此同时，那远处的景象看上去万籁俱寂；就连这白茫茫的喷泉也一动不动了。在那下方的悬崖峭壁上，有几个黑乎乎的地方，看上去几乎就像一扇扇大门或一个个洞口。岩石大门，敞开吧！一切都会近在咫尺！你这个被风神铸就的迷路者！

尽管如此，还是没有安静下来。就是缺少什么东西，没有它，无论转向什么样的事物都是纯粹的草率。然而，由于草率，这样的转向就会变得毫无对象可言：这个事物也就不再是这大千世界的事物。“仍然缺少什么东西”则意味着：在我心里有一个空间，但这个空间始终空空如也。我并没有期待这个缺失的东西：我也无法期待它——我就不应该期待它。只是在我心里存在着一个空荡荡的空间——它始终没有被填满，这就叫做苦恼。

“然而，这个不可期待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是变成了嗓音的树的沙沙声？是一股从岩石中喷涌而出的泉水？还是一个正在熊熊燃烧的荆棘丛？——你就直言不讳地说吧，你缺少的就是爱！”

这时，我终于发怒了。“你们总是口口声声说爱，可这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是性爱吗？是对某个人的爱吗？是对大自然的爱吗？是对工作的爱吗？——无论如何，我现在所渴望的是一个躯体，渴望的不是性器官，更多是爱的肩膀，爱的脸蛋，爱的目光，爱的存在——爱？爱的无能？爱的烦恼？现在我只有苦闷，因为我的生活中没有爱。那无能纯粹是被你们编造出来的，就是为了开始你们那彻底无爱的争吵。一旦出现了爱，那我就会再也没有必要去求助于那遥远的山峰了，它会自然而然地进入我们共同的世界里，成为我们坚强的后盾，成为能包容你我这样的存在的苍穹。随着爱的出现，我便会有了安全感。或者，终归都不会有爱的存在。”

3　观察者寻求一名证人

之后几天里，我没有出过一次门。大多数时间里，我都趴在床上，把头埋在胳膊肘窝里。这只手臂有点像一个壁垒，我觉得在它的后方完全无忧无虑了。有时，我会伸手抓起一只盲蛛放在手心里，任它跑来跑去，手心感觉痒痒的，很惬意。其间，我也会仰面朝天躺在床上，凝望着房间里的墙壁。墙上有一只挂钩，上面挂着一只手电筒和一只鞋拔。

窗外，两根绳子如拇指一般粗，来回晃动着。白天，会看见人们用其中一根绳子吊起一只盛满灰浆的桶，把灰浆运往楼上施工，然后再用另一根绳子把空桶送下来，再装满灰浆，两根绳子就这样交替运行着：人们正在重新粉刷大楼的正面外墙。清晨，天还蒙蒙亮的时候，这两根麻绳看上去特别粗壮结实，颜色也显得更加暗淡模糊。可是一到夜里，绳子便显得筋疲力尽。好在它们时不时会撞击一下窗玻璃，倒还能让人重新看得清楚些。如果夜里有月光的话，绳子便会闪现出如玻璃般晶莹透亮的光芒：白天，融化后的雪水会沿着绳子往下流淌，随即又重新冻结起来。

电话铃一次次地响起，但都是一些因拨错号码而打错的电话——似乎在萨尔茨堡这座城市里，不仅满大街都能看到秩序混乱的竞走运动员，而且到处都有乱拨电话号码的人。电话那头，一会儿说是要找“神甫室”里某个名叫“西格弗里德”的男人，一会儿又说找“过境货物海关”，后来甚至还有人打来找“兼职公司”。之后，我终于忍无可忍地冲着电话机大吼道：“别再烦我了！”接着，我便远离电话机，再也不去靠近它了。

这几天上午，总会有邮件从门缝里塞进来。大多都是些广告传单，不过有一次塞进来一封信，是一张表格，还在某处打了一个叉，上面的标题是：“简要通知”。

白天，从超市里不时传来嘈杂声，算是为生活增添了一点色彩。每到午休时，我甚至都会迫不及待地想再次听到楼下那些杯子碰撞所发出的尖锐刺耳的响声。

当然，这一切也可以以另外的方式来讲述。照镜子时，看不到眼睛了。我完全感觉不到自己躯体的存在：这就是说，我再也感受不到阳光和风雨，再也感觉不到寒冷和温暖，这是一种缺失。我就是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的我，没有神态，只不过是一个浑身疼痛的躯壳：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因为不存在什么观察者，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好观察的。暮色里，我有一次把温特山错看成一片森林了。还有一次，我把悬崖峭壁错当成了一个绞刑架。在斯陶芬山里，有火山爆发了，紫灰色的烟团从三角锥状的尖顶里大量向外喷发。然而，当我后来又望向西边时，那整座山早就缩成了只有原来一半高的废墟堆。（事实上，主峰此时刚好被大片雨云覆盖，因此唯有山前那个小得多的山峰显露在我的眼前。）那么，“西边”指的是什么呢？要说那些地理方位则毫无意义，就像是对一个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乘船遇难的人而言：谈不上什么方位，笼罩的是混乱不堪。然而，有一次我试图穿上衣服时，我的手脚都不听使唤，伸不进衣服里，站着像与耶稣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脱了臼的罪犯一样（简直是可笑）。我听到那些喧闹声，仿佛到了季节：仿佛它们并不是从地平线那儿传来的，而是所谓从某个角落里，阴险地从背后而来，犹如突然袭击，也没有那些与之相关的躯体图像。那些习以为常的寒鸦叫声，此刻听上去像一排正在齐射的枪炮轰鸣声；突然响起的一阵马蹄声，就像一个已经停止不动的钟突然又走了起来（但很快又停了）；那一声声公鸡的啼叫既像是警报，又像是吹响最后归营的号角。每当树林上空那些电车电线相互碰撞到一起时，便会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就像一场正在熊熊燃烧的大火。

也时常会见到一些令人发笑的情景：有一次，在终点站回形弯道上确实站着几匹马。它们在出租马车前，可能是因为迷了路才来到这里的。而在马车座上坐着几个胸前挂着相机的外国游客，面朝着这个居民区，犹豫地把相机拿在胸口高度。然而，我并没有笑。

此时，我绝对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堕落。我的内心里甚至产生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放逐”自己的惬意，一种前所未有的惬意，让自己遭受那地地道道的黑暗，那刺骨寒风的磨难；让自己经受和坦然面对最恶劣的逆境的考验。是惬意？是兴致。是兴致？是坚定不移。是坚定不移吗？是对生存条件的认可吧。

在所有这些日子里，我从来也没有感觉到像罪责一样的东西。我所感受的东西，是些更为可怕的东西。我将一根很长的毛线针戳进了某个人的心脏里，如此正中要害，甚至连皮肤表面都看不出半点伤口来。大家居然还因此向我表示祝贺。唯独我看到自己从此以后——这个词语是无法避免的——便活在了诅咒之中。（而且也没有亲眼目睹的人伸出手去遮住自己的脸；即使有人喊出“举起手来！”，我或许也不会把手举起来，当然并非出于对死亡的蔑视。）晚上人们下班回家后，总会一坐下来就开始感叹：“终于能坐下来了，这样多好啊！”然而，“坐”对我而言却刚好相反。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让我称心如意。或许我应该避免说出“诅咒”这个词，取而代之来说：“视野中心既不见那只飞来飞去的鸟儿，也不见那只给自己洗脸的猫。”这中心什么都没有，看不见正在玩耍的小狗，也看不见来回爬动的盲蛛（即便有，它也会马上从这儿逃走的）。或者说，即使这视野中心能看到什么东西，可也没有什么令人觉得可爱的东西。在一家敞开的别墅车库大门里，挂着两只刚刚猎获的岩羚羊，身上还滴着血，两只羊角被挂在钩子上，面对面。是的，视野中心甚至还出现了鸟儿和猫咪，但它们不过是漂在运河中的几具尸体。或者这中心就是出现令人晕眩的错觉的中心：每每看去那些交叉着堆放在草地上的木棍，都会让人觉得那是一头累得瘫倒在地的牛；那只挥动着翅膀飞来飞去的黄翅蝶始终让人失望地感到是一张发黄的碎纸片。或许，这中心就是一个伪造品聚集的中心：当我四处寻觅它时，它就被那一堵堵贴满海报的墙壁或者那些来自国外的、颜色虚假的观赏灌木伪装起来了。或许它本身，这中心就是伪造的：那座邻居家的房子因为人工筑起了一个平台而抬高了，屋脊上有一座小钟楼，像那些古老的庄园一样——可平台下方的区域看上去像是被水冲刷过似的——不过房门上方那个用来祈祷的壁龛似乎在告诉人们：“你在这儿是一位不速之客。”——然而，那个处于中心的小楼无非一个空洞而已：里面既没有钟，也没有钟槌，也没有钟挂。白日里，这个大洞看上去常常像一个发了霉的牛奶漩涡；而到了夜晚，里面至多也只会亮起一颗传来噩耗和战争消息的星星。在这些日子里，那些赝品中最拙劣的当数那些所谓“天然形成”的中心点了。它们都被那一座座教堂塔楼占据了。在这个地方，无论你抬头向哪儿望去，至少都会看到这样一座，都是自然而然地映入眼帘。这些塔楼，无论是洋葱形的，还是尖顶的，或者圆柱形的，可在我看来，它们不仅是一个个飞扬跋扈的象征，而且也是一个个变得僵死不堪的幻象，在嘲笑我们所有的孤寂。没有人需要它们，可它们却假托是救苦救难的救世主。难道不是有时候，也包括艰难困苦的时候，有阳光和空气从地平线上投来吗？它们想要进入我们的世界，可是那些塔楼却挡住了你的远眺。

然而，在复活节前一周，我则向往那习以为常的钟声。我甚至急切地渴望着听到那样的钟声。早在几十年前，有位思想家曾经对那些共产主义大都市大加赞赏，因为到了那个时候，“那悲壮至极的西方世界的钟声”就会被废除了。可现在在我看来，这是完全不可理喻的。那些钟声沉默了，然而呼啸的风声却无法满足我。下边运河湍急的流水声也无法满足我。电车行驶中发出的那单一美妙的嗡嗡声也无法满足我。此时此刻，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上个世纪一位作家说过的一句话，一句赞美罗马诗人卢克莱修的诗句。对这位诗人而言，那“黑洞即无限本身”；而在他那个时代，即从西塞罗[28]到马可·奥勒留[29]，曾有过一段无与伦比的美好时光。当时，“诸神已不复存在，基督尚未诞生，唯有人类存在”。这几天里，始终听不到钟声，只有风在呼啸，电车在嗡嗡。我在仿效着那个时代的生活，我后来无论如何觉得如此。

当然，我的情况则与那位据说在无神年代如此神勇无比的诗人卢克莱修有点不一样。唯有我这个人存在着，死亡是终极目标，如此坦然，简直无法想象。这里就是缺点什么，不是基督，不是诸神，也不是那不朽的灵魂。这里缺乏的是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一种感觉器官，而且是那个关键的，没有它，呼啸的风声和嗡嗡的电车声就是不完美的。

之前，当我眺望远处某个山脊时，常常会看到不见首尾的人群正在向上攀登。这时，我的脑海里便会不由自主地想象着那个著名的淘金队伍，他们正走在一条通往山口的路上，因为穿过这个山口就可以到达那片宝藏所在地。而我这个观察者也在这个队列里，是他们之中一个全副武装的身影，一起攀登着。现在，无论我什么时候望去，那条缓缓上行的、云杉树梢此起彼伏的线路空空如也。它显得孤零零的。那里一点儿动静都没有。那些线路从山口上上下下，越来越长，再也没有出现人的金字塔队形了。我自己尚且缺乏这种感受力，又怎样才能更加确切地描述我如此若有所失的那种感知呢？——而对于那种感知力与想象力（这是构成感知的首要因素）的统一体来说，也许只有在希腊语中才能找到那个相应的动词：这个词开始表明的只是“看见”或“发现”，但其中却伴随着弦外之音“白色”、“明朗”、“光泽”、“照亮”和“闪耀”。而我的内心深处，简直就是渴望着这样的被“照亮”，因为它更加胜过观察。我会永远渴望那种在希腊语中被称为感同身受（leukein）的观察方式。

就在我热切期待着那些大钟再次响起时，一种从未有过的憎恶感在我心里油然滋生，那是一种对动物的憎恶——更多不是对鸟儿，而是对四足和多足动物。鸟儿好像不停地飞来飞去，一再在空中划起一条条看不见的远距离传输线。可是，我鄙视陆地上的一切动物，因为它们显然完全无法理解复活这个概念。它们只会随便找个地方，懒洋洋地蹲下，慢吞吞地爬行，不时地挠挠痒，相互嬉戏打闹，然后再匍匐前进几步，潜伏在某处窥伺动静，或是偏离自己前进的方向，打打盹儿。所以，孩子们把猫砸死，把盲蛛的腿拔掉，这样的残暴行为，我几乎是能够理解的。

与此同时，我则觉得在重新感受着一些复活节习俗的本源，比如说，当你观察着从地里连同黑乎乎的泥土一起被挖出来的辣根时，你就会觉得那新鲜的、肉乎乎的白色是一种闪烁着生命之光的色彩。

周末，我伸展着四肢躺在床上，一点动弹的力气也没有。我咬紧牙关，握起拳头。躺着不觉得是躺着，而是相反。清晨，从楼下大街上传来一个女人的说话声：“眼下，我们的复活节彩蛋卖得很紧俏啊！”她可能是在一家蛋糕店里上班。中午时分，超市的百叶窗被拉了下来，三天来一直是这样。下午，有一只小鸟在那窗前拍打着翅膀，忽而飞上，忽而飞下。

我与一个不知从哪儿来的旅行团一同在“月亮机场”下了飞机。候机大厅里有个楼梯，沿着楼梯往下走，便会走进一家餐馆。此时，餐馆里已坐满了人，他们清一色都是中国人。餐馆看上去更像是一个灯光昏暗、又脏又乱、低矮而简陋的贫民窟。餐馆的中央有一个平台，用作屠宰场。几个光着上身的彪形大汉，两只手里各举着一把长刀，正向另几个同样赤身露体、手无寸铁的男子猛冲过去。没有战斗。那些手无寸铁的男子也不逃走。更确切地说，他们弓起背，活像猴子似的，等着那头追踪而来的狮子把他们抓住。他们龇牙咧嘴，冲着那些屠户发出最后的恐惧嘶叫（其实更像尖叫）。与此同时，就连那些受害者的脚掌也好像已经弓了起来，在平台上弯成了若干个拱形，咔嚓作响地抽搐着。转眼间，那个完整的躯体便不复存在了。它不仅被砍成了一个个碎块，而且这些碎块也几乎同时被那些坐在下面大厅里的人全都吞没了。刚才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此刻却已变成了食道里的最后一块碎肉。那一张张嘴，连同这不停运作的食道，则标志着一个所谓的华人区最深层的区域。而这个区就其自身而言是整个天下事件的核心区域。这样的屠杀恐怕永远都不会终结。恐怕总会有新的死难者的手臂和肩膀随之而来，而且这些手臂和肩膀很快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这些游客则被这个贫民窟外围的绳索拦在外面。于是，我们提着手里沉甸甸的行李，急急忙忙地离开了机场。月亮机场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得先走到位于停机坪旁边的一部电梯前，再搭乘这部电梯回到平地上。通往那儿的一条路在室外。高大的金合欢树簌簌作响，在一盏灯的映衬下，显得灰暗而又苍白，如同暴风雨来临前的样子。与预想中的情况不同，在“月亮”的氛围里行走一点都不轻松——我们的步伐并非轻盈飘逸—；我们每走一步，双腿的沉重感便会加剧一些。尽管我还没有感到呼吸困难，但这种感觉已经在向我步步逼近了。电梯间离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它是一个没有窗户的钢板结构。这时，电梯门口站着许多提着行李等候的人。人们能做的只有保持清醒，然而，这很难做到。

床上那个人终于睁开了眼睛，立刻坐了起来。在这间小屋子里，充斥着一种颜色，那是一个大花盆里木槿花的颜色。花盆摆放在墙边。有一朵花孤零零地在这里绽放，呈朱红色，底部略带紫红，几乎接近于黑色。花朵中央的玫瑰色雌蕊耀眼夺目，犹如一只白炽灯泡里的发光体，而花蕊的顶部则是一些橙黄色的花粉星子。这花唾手可得，于是我伸出手臂，想去摸一下。其实，早在前一天，我就已经做过这样的尝试了，可指间没有丝毫的触摸感觉。我常常在看到木槿花时就这样，我在这里也同样把正在绽放的花朵看成已经凋谢了。但此时此刻，我手里分明感受到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它让这只手清爽，也调节着我的脉搏。

清晨，那股稀里糊涂被疑为公猫身上发出的恶臭，现在却井然有序地变成了乱七八糟放在台架上的苹果发出的清香味。想必夜晚临近了，因为已经没有阳光从西房那敞开的大门照进来，只看到一道黯淡的深黄色、没有射线的光亮。在这个亮光里，那株木槿花在墙上投下一个模糊不清的轮廓，零零星星的茎叶轮廓清晰可见。另外，说起“临近傍晚”来，我就会突然想起我儿子曾说过的话，它令人沮丧，就像小说里一再出现的“黄昏时分”——最好要用“临近傍晚”来取代之：“他们会在临近傍晚时抵达。”

我站起身来，在这间小屋里四面环顾。我还未曾见过比这间更漂亮的房间。我走到木槿花前，弯下腰，对着墙上那只盲蛛说：“哦呵。原来如此。啊哈。嗯。好吧。好。就这样吧。”

我洗了个淋浴，洗了很久。身体在温暖的水里逐渐膨胀起来了。静止不动的腿和自由活动的腿都成了形。我大口大口地喝着水，就在几小时前，我险些因为缺水而窒息。

我在厨房里吃了一整袋干面包片，一边吃，一边回想起儿时一句耳熟能详的名言：“人在头晕的时候不会感到饥饿。”我一整天都感到头晕，可现在感觉饥肠辘辘。我吃起苹果来，并且在咬第一口时，就知道自己还要再多咬几口。

我站在书桌前，把一篇题为“罗马人别墅的门槛”的手稿塞进一个信封里，然后在信封上写好地址，并贴好邮票。就在不久前，我还是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在一边冷眼旁观，仿佛所有稿纸都已被烧毁或飘出了窗外。

我读起一封中学领导寄来的信。他以前曾教过我，后来，我们成了朋友。他在信中写道，希望我过完复活节后能回去，学生们都问起我，而这封信的署名者不仅是以官员的身份表示问候，更表达了对我的思念。之后他又补充道：或许我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教师。尽管我的表现可能与这一身份有点不符，但我仍是一名教师——而这正是由于我对做一名教师不是很在行的缘故。正是那微微的窘迫，连同那对教材的透彻把握，证明了我的教学能力。在所有的学校里，名副其实的人或许太多了，然而，学生只有通过那些在自己的教师生涯中时而显然感到窘迫的人，那些说话结结巴巴的人，那些失去思路的人才能获得对教材的理解和领悟。唯独这样的人，往后才会作为“我的老师”留在学生的记忆里。“Quin age！[30]开始吧！”

读着这封信，我不自觉地蹲在地上，眼泪也随之掉了下来。可这眼泪并不是因为得到了这番夸赞，而是因为“亲爱的安德烈亚斯”这声称呼，仿佛在漫长的岁月里，都不曾有人叫过我的大名。

我蹲着打开窗户。西风吹拂着我的脖子和两鬓。深呼吸时，我突然猛地一阵咳嗽。这些天里，我没有做过一次深呼吸。一匹马在我身边打起响鼻：其实那就是我自己，一个劲地打着响鼻，好像鼻孔突然长大了似的。

我一般不常用“神情”这个词。但此刻，我的确蒙上了这样一种神情。我似乎看见自己的生命之舟被围困在某个地方，舟身的下半部分已经沉入水中，但突然间，它又灵活自如地动了起来，无拘无束地在水面上颠簸了一阵之后，又渐渐驶远了。即使这流水也许只是一股涓涓细流，而这叶小舟也许只是纸糊的：那种走投无路的绝望感立刻转变为一份悠然自得的闲适。它绝对不是一种单纯的心境，因为它第一次成了我的依靠。

与此同时，我当然也意识到：随着几天前那致命的投掷石头，我自己的死亡也一天天地逼近了。自那以后，我就感觉到体内有个致命的东西堵在那儿。可以掩盖起来——就像刚才那样——，但却无法排除。我不再是一副举棋不定的样子：那当下的无所谓中，增添了悲伤的感觉，与无所谓相依为命。“掩盖”就是“能够”。而“能够”则意味着“我有的是时间”。

我从小凳上站起身来，走到写字台前坐了下来。我翻开维吉尔的《农事诗》，拿起铅笔，在背面的空页上记录下了这么一段话：“没有什么偶然的不幸发生，其实都是命中注定。偶然即命运。不是我一个人的，而是普遍存在的命运。命运就是人的命运。可又不是人的命运，而是人不可分割的部分。请区分人类的两重命运：命运与必然。众所周知，命运就是：死亡。而必然呢？——我只知道，如果我没有经历自己的必然的话，那么我如此死去，就没有实现我的命运。这个必然归我所有：也就是说，只有当我向它发起挑战时，我才有机会去经历我的必然。不幸变成了命运。通过命运达到了自我意识。我，这个主宰命运的人，主宰了自己的命运。自己站起来吧！没错，可不是在法官面前站起来，不是‘投案自首’，而是‘寻找证人’。为什么呢？是为了能向这个人请教。那么谁会成为我的证人呢？——还是‘那个门槛’：为了不错过这个‘门槛’，你就得把步伐收缩成孩子的步伐。不是：停滞不前；而是：放慢脚步。——雾霭中的向日葵。——维吉尔作品里形容木槿花时所用的那个形容词：轻盈。”

在大街通往沼泽地的地方，有一个金字塔形柴堆，是为复活节燃烧篝火准备的，被夕阳的余晖照得通亮。我从一扇窗户走到另一扇窗户，就这么来来回回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这时，山坡上几个零零星星的爆竹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运河里的水流从几个缺口处溢出来。一辆刚被清洗干净的电车正停在山下那个8字形弯道上，车顶上竖起两根又长又粗的电杆，看上去像种鹿场里那头最强壮的雄鹿。一架飞机正在起飞，机身一侧的一排舷窗玻璃上映出了后面那片明亮的天空；一群又一群黑乌鸦沿着飞机在空中留下的那道浓黑的轨迹飞去，就像海鸥在海面上跟着轮船的浪花在飞翔。山脚下的大街上，一个孩子边走边将几只吹得鼓鼓的纸袋——看似复活节爆竹——放在马路上。与此同时，一个少年正在果园里漫无目的地来回乱跑，还一边挥动着手里的鞭子，将它狠狠地往地上抽；他每抽一次鞭子，树冠间便会升腾起一团烟雾。

这一天，桥栏杆上坐着另外一对人。那个男人年纪要大一些，他穿着一件双排扣西装，上衣口袋里塞了一块小方巾，里面还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衣，并且系着一条领带。那个年轻女子则紧紧地依偎在男人的身上，又是嘟嘟哝哝，又是低声耳语，两人的脑袋一直不停地在对方身上蹭来蹭去，额头还会时不时地相互顶在一起。我不禁想象着，如果这俩人不小心跌入运河里，那么便能听见像烧热的东西碰到水时发出的咝咝声了。

除此以外，那条条大街都空空如也。相反，大概人们都挤到教堂里，参加复活节庆典了吧。那一座座山峰呈现出郁郁葱葱的景象，然后变成灰蒙蒙的，最后成了黑魆魆一片。机场上条条灯火通明的跑道让人想起一幅被持续变换的箭头不断击穿的火十字架。地平线上的边境通道上闪着耀眼的光芒，如同一座热闹非凡的工厂。

爱在这座平原上的城市上空翱翔。爱的存在：“城市-存在”。城市-存在：令人愉悦的存在。这个圆圆的地球在我的内心苏醒，伴随着一座白色的玛雅城，它就位于尤卡坦半岛陡峭的石灰石海岸上。还有那个正在炉子边取暖的赫拉克利特[31]，冲着那些站在门口的朝圣者喊道：“你们进去吧，这里也有神灵。”我恨不得扑倒在地，但不是独自一人。此时此刻，仅仅一个词语就足够了：“身临其境！”

远处的大教堂终于传来了嗡嗡的钟声，那里正在举行圣餐仪式：圣餐面包化作耶稣的“肉体”，酒化作耶稣的“血”。大钟又连续发出了嗡嗡的两声响，每一声都很短促。听上去，就像一个停止跳动的心脏又恢复了跳动。有一匹马昂起头来，将那双睫毛翘起的眼睛睁得大大的。那些海鸥把嘴伸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尖，都要弯。

渐渐地，钟声开始在整座城市里此起彼伏。我能区分埃尔斯贝滕、埃根、帕尔施、格尼格尔、圣安德里亚、玛丽亚布莱恩、贝格海姆、费赖拉辛（位于边境的另一端）、拜恩格美茵、格劳斯格迈恩（在这一面）、里弗恩、瓦尔斯、哥伊斯、塔克斯哈姆、格勒第希、阿尼夫、墨兹克和哥奈斯的钟声；此外，我也能区分奥恩教堂、敬老院教堂、寄宿学校教堂、避难所教堂和墨斯教堂的钟声。

夜里，水管曾经发出猛烈的敲击声。那木槿花卷起来，从花茎上掉落下来，发出一丝轻柔的声音。一股暖融融的风一再穿过这间门敞开着的小屋。空气里能闻到一股柴火的味道。第一辆电车还未到达之前，便已传来了电线发出的嗡嗡声，犹如一个弹弓弹去时发出的声音，而后传来啪啪的响声，听上去就像两个曲棍球球棍相互碰在一起。其间，周围已经变得如此寂静，连山间的瀑布声都显得格外响亮。过了一会儿，一曲奇特而洪亮的旋律从平原的一端传到另一端：半梦半醒里——其实这更像一种特别的清醒状态——，那一个个声音相互回应，由此而形成了一串高低起伏的音调。随着火车一声鸣笛，便传来了滚动的车轮下钢轨发出的隆隆声。而这隆隆声很快又被淹没在一条狗的狂吠声中。这狂吠声因为随之而来的树叶沙沙声变成了音节，接着又汇入了阵雨那包容一切的噼里啪啦的雨声里。真的观察起来，你就会发现，这原来不是什么小曲调，而是一首永无休止的主旋律。每一个新加入的声音都继续演绎着这个既定的主旋律，使之不断得到加强。每一个发出音节的物体仿佛都在想象中振作起来，颤动着，变成一个个完美的乐器。首先奏响的是弦乐器、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其间还恰到好处地和着一声不同寻常的弦乐所发出的音调，仿佛是从一个冰冻的高山湖泊传来的。在街道下方很深的地方，有一个类似震音钢片琴发出的声响，从排水沟盖板上的圆形洞口传了出来，赋予哗哗的雨声以节奏感。以前，我曾和孩子们一起看过一部电影。在电影中，世俗的与超凡的东西就是靠着这样一个不断重复的主题相互协调一致的。难道那脱离世俗的东西也降临在这里了吗？此刻听到的这个声调便是它的信号吗？不是！发出旋律的更多是是那些世俗的东西。一个世俗的人躺在这儿，一边呼吸着，一边做着梦，梦见靠着唯一一张嘴，指挥着这个大地乐团。做着梦？我还从未感到如此清醒。没有比这唤醒曲或者白昼曲更美妙绝伦的了。

伴随着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我就起床了，并且擦洗起两间屋子的窗户和地板。屋外的苔藓地呈现出其大地的颜色，有绿色，有棕色，有赭色，还有黑色。上面笼罩着一层雾霭，在太阳快要露头时，到处是一片紫红色。从那苍白的西方地平线上，斯陶芬那陡峭宽阔的山峰展现出巨大的侧翼，闪烁着雪白色的光芒，犹如一个奇特罕见的天体。“可爱的色彩，我们就是靠着对你们的观察而活着。”

我像自己的仆人一样，先把那一件件衣物搭在胳膊上，然后再一一穿到身上：一件蓝白条纹衬衫、一条丝绸领带、一件带双排纽扣的夏日外套、一双黑色低帮皮鞋和一件浅灰色的休闲大衣。在胸前口袋里，我插上一朵已经干瘪得像一根淡红色雪茄般的木槿花。接着，我来到镜子前，久久地注视着自己的眼睛，甚至觉得自己看上去很迷人。我修了修自己的指甲，直到它们都变得又圆又光。我做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动作戴上礼帽。我把纸币都数了一遍，便卷起来塞进裤兜里。我走出屋子，并没有锁上门。

我在大街上遇见了一位年迈的妇女。她脸上和脖子上的皱纹罗织成了一张由无数小六边形组成的密网。她说道：“好啊，来了个风华正茂的男子！”街边的柏油也裂成了六边形图案。一个身穿制服、脚蹬尖头鞋的小伙子正提着一只大行李箱，从运河的桥上穿过。太阳升起时，苔藓地的一条岔路上跑来了一条狗。它背着光，晃来晃去，像西部牛仔的斗篷车一样。其实，我也是一直朝着西方前进的，当然一再向南朝北地拐着弯，或者索性久久地站在那里原地不动。走着走着，我也会回过身去，朝着东方去。这时，从东边射来的阳光照在我的脸上。在阳光的照耀下，那雾霭并没有从平原上散去，而是变得五彩缤纷。之后，它持久地保持着淡淡的紫色。在这抹紫色的映衬下，树上的粗枝条则显得又黑又浓密。

温特山顶上，唯独在树木生长线以上，还可以看到有积雪。顶峰的高地因为积雪而呈现出斑斑点点的样子。整座山峰看上去轮廓分明，就连每个峡谷和每个岩石尖坡上的细节都清晰可见。唯独峰顶下方的一片洼地看上去像一个云圈，从中不断喷出螺旋形的云雾。然后，有一团云雾像一只巨型山雕，张开利爪，睁着天蓝色的眼睛，追逐在那平原高高的上方。

我迈着大步，跨越这片几乎无人居住的土地，连一个人也没有遇到。只有一次，我看见有个人正走在另一条黑土铺成的小路上。他边走边摘下帽子，向远处的另一个人问候致意。我中途走进苔藓地里的一个教堂，那儿正在做礼拜。教堂里只有几个人，他们正在举行仪式的地方相互握手。每个在场的人都必须说出自己的节日愿望。一位裹着一条点状花纹头巾的妇女说道：“但愿奥地利不会走向灭亡。”而另一个年轻人则大声说道：“但愿我们大家都能成为圣人。”有两个孩子面面相觑，随后咧起嘴大笑着。

听完祈祷祝福后，我便立刻离开了教堂，继续赶路。平原上，有一小块地非常崎岖不平，那里以前曾是一块黑土采掘地，而现在已是杂草丛生。在那片休耕地上，人们划分出一个个小菜园。走进一个类似于牧场的栅栏，有一条砾石路像主大街一般宽，像林荫道一样长，一直通到后面那一排排凉亭大小的木屋前。

远处的机场塔楼就像一个没有手臂的机器人，它是这片平原上最高的一座建筑。我沿着一条从一家啤酒厂的卸货区延伸出来的铁轨，朝着那塔楼靠近。那个车棚是一个黄色的长条形建筑，其中正墙面上只有盲窗。阳光照在上方那块又大又空的三角形玻璃上，又被反射回来。有两只蝴蝶的影子在一扇盲窗旁晃来晃去，犹如在舞池上翩翩起舞，时而相互遮在一起。周围那空空如也的三角形窗口就是一个闪闪发光的自由信号。从草地里的轨道上弥漫出一片亮光，耀眼夺目。一块块枕木使你不得不将前行的步伐转换成类似于老年人的步伐。我离开轨道走上大街后，才又回到原来的步伐节奏上。仅仅有一次，有一辆机车头从这片草地上驶过，从踏板到车顶，都挤满了下班回家的工人。

大街从一条长长的隧道穿过机场区域。隧道出口坐落着一个运动场，有一个活动围栏将它与外部隔离开来。这时，围栏上方片刻间出现了一只白色的球。海报墙上张贴着一幅随处可见的海报，画面中一位身着淡紫色内衣的金发女郎在搔首弄姿，要让人们知道：“这样的曲线多么令人倾慕！”旁边那条长途公路上，来往车辆穿梭不息。那一辆辆闪着前灯的车辆从隧道中驶出，有些立刻把前灯关上了，有些则过了一会儿才关，而另一些干脆就不关灯。（“我们就是这样。”）在这样一辆车顶上扎着滑雪板，而在随后的那辆车上粘着一朵朵花，而第三辆则拖挂着一只小船。这时，一辆车疾驰而过，只见方向盘上有一只瘦削的手，一个女人正叉开手指，夹着一根特别长的肉色雪茄，给人留下了螳螂般的图像。在这没有尽头的车水马龙的上空，与这喧闹不堪、喇叭声此起彼伏的地面相对照，完全无声无息地出现了一个孤零零的巨大飞行物，那是一架正要着陆的班机。一瞬间，它好像停滞在那里一动不动。随着飞机在滑行道上着陆，隆隆的震动声响彻大地。

隧道里，车辆的噪音剧增，变成了怒号和雄鹿发情的嘶叫。这响声透过混凝土墙壁上那一个个圆窗，回响在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上。那一长串霓虹灯使得这隧道变成了看上去没有尽头的一连串灯和暗室的组合。而在这忽明忽暗中，那些行人要么闪闪发亮，要么销声匿迹。两旁的墙壁上满是涂鸦，画的尽是一个个神气活现或虚张声势的人物形象。那些涂鸦大同小异：“帅哥寻觅美女共度良宵”，“犹太人，魔鬼面包之树”，“母亲，你的儿子到现在都还没有一片立身之地呢！”，“孔德维拉穆尔”[32]。这时，迎面走来两个脚穿绑带靴、头戴船形军帽的士兵。他们见到我，便问候道：“向您致敬，上校先生！”随后来了一个胡子拉碴的男子，他一边骑着自行车，一边和我打着招呼：“你好！”（我又转而对一位正在跑步的女子说道：“别跑那么急！”）隧道里的空气闻上去很清新：它在那一端为西风敞开着大门。那柏油路面已被皮鞋的细高跟和鞋钉凿出了一个个小洞，当你久久地望去，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一条尘土飞扬、带有雨点花纹的田间小路来。

那些被风吹进隧道的树叶则标志着尽头的到来。出口这片地方看上去交织着一片似乎横跨洲际的光亮：从这个视角看去，斯陶芬山呈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景象；那司空见惯的金字塔山尖化成了三个高高耸起的驼峰，使人能一眼望到远处的风景。那一个个加油站、那一个个仓库，还有那个停机坪都有点像海外殖民地：像火地岛或蒙大拿。

此外，飞机场也相应地变小了，仿佛它并不是这座城市的一部分，而是一个殖民地的代办处。大厅前面那些桦树雪一样白。一棵落叶松上新抽出了许多嫩芽，绿油油的，像一只只异国的小鸟，使整棵树焕发出鲜活的生命力。那个由大石块垒起来的火箭矗立在前广场上，在它的下方，草坪上有一朵含苞欲放的藏红花再现出类似的形状。它那深紫色跃跃欲试，在银灰色的花瓣里显得格外耀眼。

中午时分，天气暖融融的。随处可见的麻雀叽叽喳喳地飞出灌木丛，它们那短小的翅膀上泛着阳光。从毗邻机场的田野里传来一股混着大粪的杂草味，而从后面那片当年罗马人的聚居地洛伊克传来牛群和猪群的叫声。道路两旁的金链花，像一条延伸至地平线的金黄色色带，而一旁那座黄色的加油站也使这条色带看上去更加鲜艳夺目。像往常一样，我总会站在一圈篱笆后面，念着上面写的字“昼夜停车场”、“农家停车场”。

机场大楼是一幢两层建筑。最上面是观景平台，下面一层是餐厅和一家所谓的旅店。旅店里有一条很短的走道，两旁有几间客房。房间很窄，两张床只能一前一后地摆放在一侧。从大部分房间的窗户向外望去，只能看见坐落在附近的塔台和一段封闭的跑道。除夏天外，这家旅店生意萧条，几乎常年都没有客人，充其量也就来几个旅行团在这里过夜，订房的同时也会顺便订一顿餐厅里准备的晚餐，因为夜里通常没有航班。

旅店的前台有一张柜台，摆放在一扇始终敞开着的玻璃门后面。现在，前台像往常一样空无一人。我从服务员那里才能拿到房门钥匙，而服务员同时还在露台咖啡馆里做事，所以我得先把他叫过来，才能拿到钥匙。“所有房间都是空的。”服务员说道。我登记了两个名字：“安德烈亚斯·洛泽”和“蒂莉娅·李维斯”。看来，服务员至少还把其中的第二个当作一个名字来看，因为他问我：“这不是一位女演员吗？”还没等我回答，这个留着浓黑髭须的服务员便又开口了：“要不然是一个飞行员？或者是来自边境那边的人？——我是库尔德斯坦人。”

房间里冷冰冰的，光线也很昏暗。在窗帘轨道下和淋浴房里，氖光灯正在嗡嗡作响。一打开窗户，暖洋洋的春日气息和宁静的阳光便迅速填满了整个房间。中午时分，机场好像停止了运转；只有一架直升机在空中不停地巡视着，一直都在离地很近的上空飞行，就像一架正在海面上搜救的救援机。上方塔楼的小房间装了玻璃窗，屋内的雷达屏幕前坐着一名男子，戴着耳机在看报纸。

我跟随餐厅服务员来到窗前一张餐桌旁，眺望着西边的那些村落和山峰。楼下环绕着一片草丛，中间有一根蓝色的消防栓，颜色酷似路旁的圣像柱。而消防栓的旁边长着一棵像羽毛一样闪闪发亮的褐色云杉。我吃了些看上去颜色较淡的小羊肉，又喝了点勃艮第红葡萄酒。这酒在瓶子里呈颠茄色，而倒入酒杯后，却又呈现出小檗红，所有这些色彩都将周围的景物衬托得更加鲜明。

这天下午我是在洛伊克度过的，就在文物发掘地附近（其中有些坑已经重新填平了）。在那些还未被填平的坑里，几个孩子正在找着诸如马赛克小瓷块等一些被人忽略的东西。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正在笔记本上画着一根古代水管的铸模，他的鞋底上粘了一些并非这一地带的黏土——或许他是穿过田野来到这里的。在一圈粘满泥巴的篱笆里，长着一棵果树，也是里面唯一的植物，上面除了粉色的小花，什么都没有。在上下交叠的两根枝杈上，卧着一只肥母鸡和几只小巧玲珑的山雀，犹如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示意图，仿佛在告诉人们，这里的物种和形态如此丰富多样，这绝对不会是偶然的。

然后，在机场候机厅里，阳光已经变成了橘红色，无人问津的服务窗口显得尤为宽大。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摆着座位的区域里，这个人要么是早到的乘客，要么就是来接人的。这个区域看上去更像属于一个长途公交汽车站。过了一会儿，大厅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那些站立的人拖着长长的身影。服务窗口前又挤满了人，行李传输带运转着。那些女人爽快地钻进出租车里，有涂睫毛膏的，有染指甲盖的，也有染黄头发的。这家公司的车是红的，那家公司的是黄的。一个身穿灰色制服的男人挎着冲锋枪，仰着头，半闭着双眼穿过大厅，脸色苍白，表情呆滞，像个死人似的。

尽管人群里空气污浊，令人窒息，闻上去有股变质面包的酸味，但我仍然向着他们走去。

太阳落山了。整个下午，前广场上一直空荡荡的，只停着一长溜亮着灯的出租车。环绕整个大厅的绿色植物随风摇曳，犹如伴随着从袖珍收音机里传来的歌声；一个男孩坐在我身边的座位上，耳朵贴着袖珍收音机，一边听歌一边晃动着身体。一条狗在汪汪地叫着，叫声透过大厅的玻璃墙，听上去变了样，像从赌博机里发出的声音。那架正要着陆的飞机或许马上又要飞往另一个国家。今天是节假日的最后一天：乘客多得出奇，他们下了飞机，或者登机前在另一侧挤作一团。到达的乘客在等待行李，他们站在乳白色玻璃门后，只留下一个个模糊不清的身影，他们的亲人则围在狭小的出口处，不断地挥手或打手势。一位旅客刚跨出机场大厅，就径直迈向车辆租赁处。有一位年轻姑娘像推销员一样靠着柜台，伸出一根手指，把车钥匙递给他。他飞快地用嘴接住钥匙，同时也咬住了姑娘的指尖。姑娘非但没有退缩，反而把手指猛地往里一伸。当这个男人跑向车子时，姑娘把男人扔给她的一张纸条打开，然后把它放在电话机下边。

我正襟危坐，两腿并拢，双手放在膝盖上。大厅外，在通向市区的马路上，在那些司空见惯的红绿灯、交通指示牌和起重机之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新信号灯：那是一轮正在升起的红得耀眼的圆月。大厅里面，两扇门被站在前面的人挡住了，被站在后面的人堵得严严实实，只看得见一条脖子和臀部的线条。这时，大门之间出现了一个年轻女子。我起身摘下帽子。那女人挤出人群，打了一个趔趄，身子转了半个圈，随之闪到一边，转身离开出口，不过看样子，仿佛她这么做，就是有意要让什么人可以发现她。

没有人来。最后一辆出租车也开走了。那架飞机又起飞了。当它飞上天空时，从温特山山脊上再次传来震耳欲聋的声音。那是飞机刚才疾驶过跑道时发出的声响，整座山都在咆哮，回响震天，而飞机早已越飞越远，像蜻蜓一样大小，最后消失在天际。其间，那个背影图像连同在观察时看到的那条三角披肩在渐渐靠近呢，或者同时不也远去了？当这个身影最终转过来时，机场大厅里几乎人去楼空了。那女子脸上浮现出一种沉思的美；在所有的美人中，她是一个沉思的美人。

她透过玻璃向飞机场望去，然后看着我手里的帽子，仿佛这是事先约定的信号。最后她注视着我的眼睛，这是一次目光的交汇，就连我们在经历恐怖事件后的那种空洞的眼神，似乎也不能抵消这相互的注视。她说了几句话，带着口音，模模糊糊听不清楚。我走向她，与她拥抱。我被相互间仅说的一个词征服了：“你”。

我们缓缓走上二楼，或者说是跑上去的。我从空无一人的前台柜台上取了钥匙。短短的过道仿佛变成了一道长廊。天花板上的吊灯将一排光圈投射到地毯上。除了灯发出的轻微声响外，周围一片寂静。

她有意无意地用臀部碰我。她拿房间说笑。我看了她一眼，她随即又变得一本正经。她在硬橡胶门槛上绊了一下，不知道是装的还是真的。

屋外，大街上飞驰的汽车前灯的光映照在塔顶的斜窗上。机场工作人员的餐厅里，无人就座的桌子上摆着一些糖罐，每个透明罐子上都有一个圆盖子。昏暗的隔壁房间里，窗台上放着一个熨斗和一个奶瓶。

一阵战栗穿过这个昏暗的房间，只有从机场区域里有灯光照过来——在墙上留下彩色的圆点——接着就是悄无声息。有时候，一个蜷缩着身子垂死挣扎的人难道不是会让人觉得像两个相互敌对、进行生死搏斗的人而真伪难辨吗？而此时此刻却恰恰相反：的确是两个人，默默地并排站在一起，不是死到临头，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正是这个距离才给人以亲近感。有人问道：“你知道吗？”仿佛两个人拥有共同的回忆。有人说道：“所以，‘软弱’有时也是‘有理’的代名词。”不是“救救我”，最多只是“帮帮我”而已。

尽管房间很狭小，但两个人仍然获得了足够的空间。我们躺到床上，床的大小正合适，床前放着一块餐巾纸大小的白布。我在黑暗中寻找她，愈发深入地触摸她的身体。不，不必寻找，她就躺在我身旁，我感觉到她内心的炽热。我犹豫了——正是由于我的犹豫，她识破了我。是的，这个女子识破了这个男人，却仍坚定庄严地与这个男人合而为一。

在欲望的驱使下，两个身体没有离开彼此，而是紧紧地贴在一起。他们完成那个动作，不像一场令人陶醉的战斗，而像一个盛大的游戏；“游戏中的珍宝”。这个爱意浓浓的夜晚让人感觉似乎身临另一个时空。现在天下起雨来，湿漉漉的水泥路像宁静的湖泊。满月下有一朵像小游艇似的云彩，里面有一对恋人。此时此刻，在你的躯体深处，激情的火花四溅，犹如上方无轨电车的电线。此时此刻，你的肩膀又成了你的脸面。此时此刻，东方的天空呈现出西班牙紫丁香的颜色。此时此刻，这个女人的说话瞬间化作为歌唱：她这样无欲无求；她只是要唱出自己的美来。

那一个个梦接踵而来：我从这个事件中走出来。这时，它沿着长满青草的夜晚山坡走下去。山坡下流淌着一条小溪，在晨光中熠熠生辉，岸边有人影在晃动。你仰着头，向上望着一个女人的怀抱，如同眺望着一个活力四射青春靓丽的穹顶深处——这难道又是一个梦吗？当我试图让自己深信不疑时，一个美丽的陌生女子那双眼睛从容地落在我的身上。——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梦，与另一个人融为一体，成为这个世界中心的主人。

这张陌生的脸上，双眼和嘴唇紧闭，让人想起一尊远古时期的石像，而你却无法确定，它表达的究竟是幸福、狡黠还是危险。接下来，这张脸可能会含笑看着我，可能会对我啐唾沫，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然而，这张脸只是睁开眼睛打量着我。一个女人的声音——不再是某个人——说道：“我得走了，已经很晚了。”

屋外，有一队小型的机场安全车沿着机场滑行道驶去，车顶上闪烁着信号灯。一夜之间，月亮变小了。一辆行李车发出当啷当啷的声响。停车场上打开了一道围栏。机场滑行道尽头的农庄里升起一股炊烟，院子里有一个男人的身影正缓缓走向牲口棚。

当我问她什么时候能再见到她时，她回答说：“事情已经发生了。”这是否意味着我一厢情愿呢？“别提什么愿望，不过问问也未尝不可。”——于是，我问她如何看待我。我似乎渴望人家对我略加描述，“说说你对我的印象吧，也可以是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这时，她回答说：“你好像有些心不在焉，同时也让人觉得一点都不满足。况且你有点不修边幅。我渴望得到你，可我不信任你。你良心会有些不安：不是什么偷窃——不然的话，你恐怕早就临阵脱逃了。从你身上可以看得出来，你游离在那些通常的权利之外，而且这种状态是一种痛苦。我既不相信你，又相信你。你很像‘门缝里的那个男人’：他病得很重，还去看望一个好朋友。临别时，他久久地站在门缝里，强装笑脸，眼睛眯成一条缝嵌在眼窝里，像被嵌在打磨得铮亮的眼镜里一样。‘再见，痛苦的中国人！’那位朋友说。”

“那两个人有没有再见面？”

这个会说话的女子没有再往下说，而是放声大笑起来，她自己已站在门缝里，一副极其坦诚的神情。我闭上眼睛，还是听到一种回答：“那位朋友最后对他的朋友说：‘终于来了个中国人——终于在所有当地人中间，出现了一张中国人的面孔。’”

上午，我穿过田野去看望住在瓦尔斯的母亲。她住在养老院里。养老院坐落在一个宽阔得几近空旷的村庄广场上。我们坐在花园里一棵梨树下的木椅上，树上白色和粉色的梨花开得十分灿烂。

起初，她把我当成了给她送钱的邮递员，随后又一再叫着不同的名字和我说话。当她认出我时，便咯咯地笑个不停。她闭着嘴，要遮住残留的牙根。她的眼睛非常明亮，脸就像孩子的脸一般大小，脑袋缩成一团。她正在吃煮鸡蛋，与其说是咬，不如说是抠出来吃；吃着吃着，彩蛋壳落到她怀里；她一口吞下蛋黄。她久久地注视着我，最后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冷酷无情的年代，不是吗？早在你被迫去参军之前，我就一直对你的处境感同身受。”她问我最近在忙什么时，用了“瞎忙活”一词：“你，还有你的瞎忙活”——一个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不可对它又贬义理解，多多少少要表明一种诧异的关注。接着她又说了另一句奇特的话：“没有你，我恐怕早就失去信心了。”她这是在说谁呢？有一次她说：“你小时候，我经常拿饭勺揍你。”她肯定指的就是我吧。后来她又一次提到我：“你爸和你都像是拉锯人：你们被拉来拉去，奔波在家乡与各地之间，可你们在哪儿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临别时，我把一些钱放在长椅上留给她用。她为此而好多次欢叫着，并且围着那些纸币，艰难地踏着步子舞动起来。不一会儿，养老院的其他几个老太太也加入进来。

我穿过广场，走进教堂，在纪念堂那里翻看着那本大书，里面有那些阵亡士兵的照片。战争伊始，我父亲就阵亡了。他从未见过自己的儿子。从他那张包在塑料皮里的照片上可以看出，他和相册里的其他人不大一样，鼻子下面没有蓄须。也许照相的时候，他年纪太轻，还没有留胡子。

从教堂顶上的平台望去，下面是一片低地，萨拉赫河[33]在此形成了与德国的边界：一条冰冷的山间河流，宽阔的河床上到处堆满小鹅卵石。平滑的石块会被河水成堆地冲到对岸的灌木丛里。然而，每一次，我身上的一切都让对岸那个国家索取得荡然无存——仿佛那虚无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永远。

就在当天晚上，我已经站在另一条河的岸边。下午早些时候，我乘飞机从苏黎世飞往米兰，并在那里搭上了开往曼图亚的火车。往南几公里坐落着一个名叫“皮特罗”的村庄，以前叫“安德斯”，被视为维吉尔的出生地。水坝后面，明乔河流经这个村庄，维吉尔曾用“神秘”一词形容它。它“缓缓地蜿蜒”流经伦巴第低地，“轻柔的芦苇缠绕”着河岸，维吉尔的作品里这样说道。如今，明乔河不过是条狭窄的小河。然而，身临其境，我却看到：事实并非如此。这条河和两千年来人们对它的描述却不太相符。它在此处或彼处分成好多条支流，其间矗立着一座座林木茂密的小岛。

白色的睡莲，花蕊呈黄色，忽高忽低地散落在这条缓缓流淌的河中。小鱼儿腾空跃出水面。一只布谷鸟在小岛树林里啼鸣。一只鹭鸟从河面上掠过。河对岸，远处一家炼油厂的“火炬”正在熊熊燃烧。

那是一个温暖而明朗的夜晚，路上没有人，只有从一个没有筑围墙的狗窝里传出狗叫声，就像不同的乐曲倒带时发出的声音。鸟儿飞过时，扶摇直上冲向天空。我脱光衣服，潜入浑浊的水里，直到水打在脖颈上。

重新穿好衣服后，我往西走进村庄，坐在一家名叫安德斯的小饭店前。这个饭店位于两条铺了柏油的乡间小路交叉口，周围是一大片玉米地，几乎每株半大不小的玉米上都有一只麻雀。维吉尔未曾听说过玉米，他也不认得相邻农田里种的马铃薯、西红柿，还有从其他大洲引进的“长着柔软的小叶子，在风中比其他树发出更大响声的洋槐”（这是我儿子从自然课上学来的说法）。

在返回曼图亚的路上，我漫不经心地穿过这片耕地，田间有许多没有架桥的水渠。大多数水渠我都一跃而过，而其中一条太宽了，我只得游过去（我先把衣服团成一团扔过去）。一种被人们称为“熊掌”或“爪子”的、供兔子食用的野草，在这里看上去纤细得多，观察时间久一些，会发现它真的像“卷曲的叶蓟”。接骨木长得十分矮小。“为喝酒的人们遮荫的梧桐树”像修剪过的篱笆似的立在田埂边，一串串去年的干桐铃随风发出阵阵声响。

夜里，我梦见安德斯村坐落在一个海湾里。在另一个梦里，我看见了母亲的那张空床。她的睡衣平铺在床上，受伤的身体留下的印痕清晰可见。

第二天一早，我从米兰飞往撒丁岛上的阿尔盖罗。在撒丁岛上，连续两个夏天里，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有一次，我从船上望去，阿尔盖罗犹如一座白色的城市。从此，这个岛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都不用说”，“可以保持沉默”。飞行途中，广袤的大海在闪闪发光，两条渡船迎面驶过。飞机着陆后，水泥场地中间，那些行李小推车上的小纸条在迎风飘扬。

我一整天都待在偏远的拉格蒂巴拉茨，它被海上的一道沙丘隔开，是撒丁岛上唯一的天然淡水湖。除了其他人留下的脚印以外，只有我一人待在那里。我光着脚站在水里，踝骨以下埋在黑色淤泥里，一条小水蛭咬了我一口后变得粗厚，继而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用手指夹住一只朝我飞过来的蝗虫，几乎有麻雀那么大，锯齿状的腿在我皮肤上划出一道裂口。湖边高大繁茂和芦笋般绿的柽柳和汩汩的蓝色湖水汇成了一道流动的风景——“流动的柽柳”。后方沙土色的高地上有一头深色公牛，它始终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在回车站的路上，那块我曾经用来“杀过人”的石灰石头上已布满了红尘土，石头里的小圆洞像手指一样。村里有个孩子看见我一直光脚走路，朝我喊道：“你没有鞋子！”随之就应声站起来了。

第二天——我本该又要在萨尔茨堡上课了——我途经阿尔盖罗那家所谓的“残疾人”收容所。它叫“多莫斯慈善机构”，被一条河岸街与大海隔开。那些智障者大多是年轻人，他们几乎都背对着大街，坐在院子里一条长椅上。有几个从篱笆桩向下好奇地打量着那些过路人。有一个人摆弄着手指，仿佛有一个口琴似的，无声无息地吹着。我与他面面相觑；可那个坐在凳子上的人赢了：我垂下眼帘走开了。傍晚时分，我又回来了，并且准备应对那个好像吹口琴的人。他始终原地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我们久久地相互打量着，面无表情，同时也没有凝视。最后，有人在篱笆后面使了个眼色，站在我对面的这个人转过身去，但不是面带被征服的表情，而是漫不经心的样子，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片刻间，不再存在什么弱智，更多只有其狡黠的扮演者。“讨厌的笨蛋！”他说。

第二天，在去岛中心的车上，我又一次与一个婴儿玩起这个游戏。之前，这个婴儿把头靠在坐在前排的母亲肩膀上，久久地盯着我看：当我回过头看他时，这个婴儿像被看穿了似的转过脸去，搂住母亲的脖子寻求躲避。然而，他同时又微微一笑，仿佛他如此被看穿后感到如释重负似的。母亲和孩子的脑袋紧靠在一起。我回到海岸边。周日早晨，我又去了收容所。在露天树阴下正在举行弥撒。突然间，一只壁虎掉下来落到神父肩膀上。当他举起白色圣餐饼时，这块饼在阴影的遮挡下看上去像一轮落日。那个辅助弥撒的侍祭趁神父布道的时候在逗弄一只蜘蛛。那些傻子挥舞着双手，掌声不断，絮絮叨叨地喊来叫去，或咕咕哝哝，或喃喃自语，或哇哇乱叫，或咒骂，或哀叹，谁都听不明白。有只麻雀在土坑里又是竖起羽毛，又是抖动双翅，变成了一切可能的动物：一只老鼠、一只乌鸦、一只公鸡、一头狮子、一个海豚；一幅字谜画。阿尔盖罗前这片海面上时而波澜起伏，时而线条柔美，时而险象环生，犹如一条长卷文字。一只鹦鹉卧在前面一个放在石灰块上的鸟笼里，一声不吭。

我晚几天回到萨尔茨堡，在学校里报到上班，这不是梦。那个坐在校长办公室里的朋友只是说了句“没什么”，就和我一起去教室，替我把门打开。不过在去的路上，他久久地注视着我，显然有些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把我当作一个不可救药的和失败的，还是一个变形的人来看呢。

教学大楼是当年皇家的步兵营，坐落在萨尔察赫河岸边。教室的墙壁很高，十分明亮。我从未见过这么多不同颜色的眼睛，我觉得每种颜色都很美。上课的时候，教室里出奇地安静，直到我忍不住发话：“为什么你们不说话呢？你们毕竟得说话呀。”我让学生们害怕了。不过之前他们也一直都很怕我呀。

对岸市政供暖公司的烟囱里冒出的白烟，指示着风向。从铁路桥上传来的声音可以辨别出什么样的火车正在开过：客车发出嗡嗡或隆隆的声响，货车则是轰隆轰隆地驶过，而其间听到的咣当咣当的响声，则是调度机车头发出的。站在这里，我油然觉得很幸福；不是永远，而是暂时待在这里。我把身子探出敞开的窗外，沿河往上看到阿尔姆运河支流上泛起的浪花像瀑布一样注入萨尔察赫河。这座城市上空突然闪现出光亮，让所有的房舍，甚至连要塞城堡的墙壁都蒙上了柔和的色彩：整个画面看上去不是背景或表象，更像童话，庄严而静谧。同时，我也觉得明白了，有些东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的一部分连同那个被石头砸死的人一道坠落到岩石上。我不再参与其中了，或者无论怎么说我玩起了另一个游戏，或者仅仅是一轮安慰而已。这个世界笼罩着忧伤；忧伤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在扭曲着，在失去色彩。撒丁岛上一个不堪入目的情景闯入我的脑海：一个住宅区，名叫佛基亚，战争期间，是那个独裁者的随从让建在这座白色城市旁边的。这里再也没有一座建筑不存在门槛，房门无非一个窟窿而已。“肮脏的民族！”我在教室休息室的桌边大声说道。这里原先是兵营的拘留室。邻桌有人回答说：“好样的，洛泽！”当我抬眼看去时，我才发现我在这里已经属于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之列了。

这一天的最后一堂课，我是这样开始的：“希腊语中lalein [34]等同于我们德语的‘呓语’。不过，诗人也把lalle [35]称作卵石。”这时，我又站在窗前，看着那条春天的河流向前奔腾，风在河里画出一个密密麻麻的横条图案，一直延伸到两边的天际，犹如一场空空如也的划船比赛。“我会没有爱的，”我心想着，“我会没有爱吗？——无论如何我再也没有把握了！”

那忧伤骤然变成了某种彻头彻尾另外的东西：从未如此经历过的东西，传奇的东西，闻所未闻的东西，同时立刻又是显而易见的东西，简直令人振奋的东西——它就叫做“孤独”；不是我的命运，而是现实存在。这个词由于有一幅画面，就显而易见：在一条清晨的大街上，一幢房屋入口前立着世界上最短的栏杆，几乎不到手掌长，只是为一级台阶设立的；但它是弧形的，打磨得锃亮，在清净无比的空气里闪闪发光。

几天后，我在橡树住宅区的超市里经历了一次小小的奇遇。（这是我写这部小说的原因。）也许出于防盗考虑，超市的天花板上安装了一块斜面镜子，我无意间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脸。人们总说，孩子都像自己的生身父母，然而，在这个时刻，我的感受则截然相反：并非像别人有时断定的，我的儿子长得像我；而是我——一个成年人——长得像我儿子。先人和后人的相似性通常都会使我更加感到不快，甚至让人难以容忍：但是，现在这个相似性却恰恰相反；除了我自己以外，恐怕没有人会察觉到这一点。这个相似性不涉及容貌，而是眼睛；不是眼睛的形状或颜色，而是眼神，“观察的眼神”。“我在这里看到了自己独有的东西！”我寻思着，片刻间觉得自己如释重负。超市最后面的角落里是肉食专柜，有两个白衣女子在全然的沉默中站着。屋外，一辆汽车从桥面上隆隆驶过。在这个橱窗前，笼罩着一片巨大的神圣氛围；一道光的彩虹横跨在桥面上。“可怎么会有这样的观察呢？”我稍后这样思索着。——回答是：“创伤。”

在接下来的周末里，我回到哥伊斯的家里。“哥伊斯、瓦尔斯和塞岑海姆可是好地方啊”，平原西边的三个村里，人们都这么说。这就是说，那里不再存在当年那贫瘠的沼泽地了。屋里正好没有人。我在工具棚里打磨好那把经过冬天而生锈的镰刀。然后去果园里割春天的第一茬草。

果园里有很多树冠常常交错在一起的树木，奇异地包围着那个小小的“教师之家”，更确切地说，与之般配的似乎是苗圃和草坪。那黄色的房屋正面被一个空棚子遮掩着。这里以前长着形状像心一样的杏。整座房子看上去，就好像是从别的什么地方，从城市一个居民区或者郊区挪到这个偏远村庄里来的。门边上那棵月桂树郁郁葱葱，布满透光的枝条；椴树花、梧桐树花絮、从毗邻耕地里飞来的谷壳都落在上面。

这是五月初的一个傍晚，天下着雨。我依然在茅屋前劈柴，把葡萄藤周围的土翻松。葡萄藤上已长出毛茸茸的叶子。我坐在院子后面一条草凳上，因为有树阴遮蔽，凳子干干的。片刻间，快要落山的太阳出来露了露脸。

先是我女儿回来了，还有另一个女孩陪着。女儿自己有钥匙，两人进了屋，并没有发现我。昏暗的楼梯间里一直没有人，此刻亮起了灯。从敞开的屋顶窗口看到两个人正用手托着脑袋，从屋里传出了流行歌曲，伴着两位听众的表情，曲调听起来尤为柔美。我们也曾爱听流行歌曲。两个女孩又是窃窃私语，又是咯咯地笑着，又是相互嗔骂，又是互相取笑。这时，她们额头、脸颊、脖子和肩膀透出新娘的光彩，如此耐心，如此信心百倍地等待着新郎。哦，青春啊！哦，充满年轻的世界啊！

妻子的车停在屋前。她已经从大老远看到我了，朝我做手势。她越过边境去基姆湖郊游了，然后坐船去岛上玩。“没有人来哥伊斯游玩。”雨中游览基姆湖女士岛，使她“心旷神怡，不寒而栗”；湖中央有个电话亭；有个醉汉看着她，“像个独眼龙”。湖岸“在蒙蒙细雨中有点像北海的景象”。

言谈间，我又看了她一眼。多年前我追求她时（我居然追求过别人！），我曾在给她的信里写道：“我们来自两个不同的星球，我来自无忧星球，你来自烦恼星球。”面对眼前的访客，她精神振奋，神情严肃。一般来说，面对另一个人时，我会先看到身形——“身材”，而这里却只有眼睛，近乎黑色；下面是洁白的项颈。（我知道，不管怎么说，描述别人都是不合情理，尽管如此，我有时觉得非得要谈谈她不可。）

我去迎接儿子，他大概还在从操场回来的路上。我们在乡间小路上相遇了，这条路穿越了一片玉米地。有一次，我在沼泽地里看到一个腿脚残疾的筑路工人，肩上扛着工具。现在我也看到儿子手里提着装球的袋子，行走在这片天空下。他在路上迂回曲折绕路前行，但是目标很明确，我还听到了牛仔裤腿的摩擦声。

然后，前来拜访的是那个厨师。吃晚饭时，全家人聚集在西边的花园里。女儿的那个朋友也来参加了，她晚上会在这里过夜。天黑还早着呢。从那些农户院旁的粪堆里，那一根根探出头来的秸秆闪闪发亮；果树下的草地上闪闪烁烁。高速公路上传来车来车往的呼啸声。边境站离这里很近：一个像油田一样的火炬出现在半圆形山丘上的树丛中，最上边是犬牙交错的云杉树冠，这让人想起一头沉睡的野猪；前面那座白色的小教堂在深色的山丘映衬下，扩大成了主教教堂。

阳台上，天气变凉了。那个客人拿着木柴在走廊里的炉子上生起火来。一棵产自沉默之岛（撒丁岛）的“矮棕榈”——据说这一树种只有那里才有——摇曳着自己的扇叶。树底下，趴着一只古怪的野兔，不停地抽动着鼻子。两个姑娘中有一个说，她想要一幢房子，所有的东西都要有自己的房间：一个存放石头，一个养花养草，一个专门放鞋。一阵轰鸣从东边的机场传过来，那是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接着是“林茨”，再下来是“阿姆斯特丹”。

厨师在洗餐具。妻子拿着一本书走进厨房，从一对生活在世纪之交的夫妇的通信中朗读起一段来：“因为你长久的远离，我获得了一种倍加高尚的生存，更为振奋的精神，对此我似乎向来一无所知。”她情不自禁地又加了一句：“这是一个性别说给另一个性别的话，这难道不也是人跟上帝在对话吗？”之后，大家一起看电视新闻，最后就是那惊呼：“然而，无论怎样，某种永生毕竟是可能的！”

我走上阁楼，敲了敲儿子的房门。他压低声音向我表明：“别这样毕恭毕敬地站着。”再说吧，或许他的同学已经告诉他，我毫无目标地在城市里东游西荡，“像个精神病患者”；有人也讲过，我从公用厕所里跑出来，清洁工在我背后喊道：“走着瞧吧，你再不来才怪呢！”有一次，他亲眼看见我坐在长凳上，两边都是塞得鼓鼓囊囊的塑料袋，“像个城市流浪汉”。

房间里只有台灯亮着，屋顶半明半暗。搁架上摆放着许许多多小玩意儿，绝大多数是金属和玻璃制品。在它们的映衬下，靠近写字台的那堵墙闪闪烁烁，犹如一个夜间飞机驾驶舱的仪表台。此时此刻，外面那片平原尽收我们眼底。绿色是一天最后的色彩。随之，一切都变得昏暗，到处闪现出一道道光环。我坐在儿子的工作软椅旁边的凳子上，说道：“我有些事情要告诉你。”接着说道，“我的故事的名字叫‘门槛的故事’。”

这个讲述的人在开始讲以前，儿子照例又一次打断了他，身子转向自己说：“停！一切的关键就是要找到那正确的顺序！”讲述中，他始终耷拉着眼皮，偶尔也眨一眨，像不可一世的样子。他以这样一句话结束了自己的讲述：“我需要你当我的证人。”

这位听众是这样回答的：“我觉得，我的父亲有时有些倔强。”

这个讲述的人睁开眼睛，松开手，叉开双腿，正襟危坐，深吸一口气，然后越过儿子的肩膀，急切地眺望着空旷的远处，仿佛他期盼着什么人，或者想起了什么人；或者正在聚精会神地构思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讲述。（讲述则意味着：从前、现在、将来——意味着：未来！）然而，他首先躺在儿子房间的地板上睡着了，有人后来给他盖上被子。他睡了一天两夜。他做了一个梦：“这个讲述的人就是那道门槛。他必须保持镇静，自我克制。门槛的韵味何在呢？”

尾声

桥上吹过一阵特别的微风：不仅是这条河流引起了这样的风，而且还有那条微微抬高而流经这个地区的运河。表面上，河水如此平静，看上去好像停止不动，就像盛在浴缸或木盆里似的。而就在河面下方，那深暗的树叶漩涡却给人一种奔腾不息的印象。两者都会迷惑人：你可以伴随着那些漂浮在水面上的鸟窝、纸船或栗子花，不紧不慢地与之同行；你一定要不时地放慢自己的脚步。

在这片平原上，这座桥形成了几乎不为人所觉察的拱形；过桥的摩托车毕竟要加油，有些骑自行车的人要抬一抬屁股，汽车驶上桥面时车灯斜斜地射向天空。紫燕掠过水面。水面上漂浮着大片草团，像游离的小岛一样。深处那黑乎乎的梧桐树犬牙交错，有点像蝙蝠的翅膀。看样子，仿佛那奔流不息的河水无非是后面那多石的阿尔卑斯山山脊的另一个影子——是它的另一种时间-形式，是它的骤变图像，是它更加自由的形象，是它的平原-本身。同样，山前草地上那两只狂吠的狗无非就是山的转换形态，是它的细胞分裂，是它转变成那细小的微粒，却又生气勃勃。两只狂吠的狗变成了一对紧紧相拥的情侣；这对情侣又变成了一个戴兜帽的孩子。

岸边的紫丁香盛开了。傍晚时分，后面的山峦也蒙上了紫丁香的紫红色。有个白发苍苍的老者站在桥上，半闭着双眼说道：“这条运河如此沉静——如此讨人喜爱，如此朴实无华。这条河是不可战胜的！”有个身穿白裙的姑娘停下自行车，用一只脚撑着栏杆，在桥上点上一支烟。岸边茂盛的青草，甚至连僵硬的飞廉都在风中簌簌作响，像芦苇杆一样。在一棵枝叶繁茂的柳树中，有一只乌鸫在啼鸣，身子几乎掩映在树叶里，可从它那一声接一声闪闪发光的喉咙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柳树在摆动着，下面的河水在流淌着；那棵云杉孤独地耸立着，整片大地在上面呼啸。是的，在这座空空如也的小桥上方，整个欧洲的天空曾经绽放出蓝蓝的色彩。

天开始下起雨来，雨滴在水面上溅起一个个圆圈，顺着水流逝去。相反，雪花完全无影无踪地飘落在运河上，立刻被河水吞没。一条大肚皮鱼在桥前像海豚一样高高地跃出水面，过了桥后再次跃出水面。对于这条狭窄的河流而言，它显然太庞大了。一只鸭子犹如一叶小舟在河岸间划来划去。有只狗猛地冲上来，可它昂着头，一动不动地顺着水流向下漂去。雨后，桥上升腾起一股水汽，散发出一股木头的味道。

每当载重汽车驶过桥面时，这个站在这里的人的脚下就晃动起来，犹如当年那些农家的牲口车驶过一样。这时，那些之前看不见的小鱼儿在河底四散逃去。然而，有些时节里，河里除了流水，什么也没有，没有什么物体，也没有什么动物——清一色的水：时而清澈，时而混浊；桦树般洁白，天空般泛黄，岩石般的灰色、肉色，云的色彩，铁蓝色，土色，草绿色，黑土色，蓄水池一样的黑色；无声无息；只有在枝条垂入的地方——或在一个比较狭窄的地方——，有汩汩的响声，就像从一眼隐蔽的泉水里发出来的。有时候，这流水具有回忆的色彩：无可比拟，只能让人回忆。临近傍晚时，那通常深色的水面上涌起了一个个闪亮的小漩涡。

秋天里，运河床上一个月之久没有流水，要清理河道，修缮堤岸。鱼儿被安置到了别处。淤泥散发着恶臭味。有些地方的河床完全干涸了，像旱谷。可有一天，河水又开始流淌，夹带着泥沙，灰蒙蒙的，从下到上满是断水期间沉积起来的大大小小的杂物。一个老妇人看到重新奔流的河水后，发出一声惊呼：“这么脏！”又补充了一句，“不过这样就不错了。”

桥上有几块木板重新换过了，和周围几块比起来颜色要浅很多，裂缝处也比周围其他地方更早结冰；在柳树的缝隙处，也隆起了晶莹剔透的冰。从远处吹来一片大梧桐树叶，粘在柳树桩上，像漫游路上的另一种指示牌。冬夜里，河上的灯亮起来了，从山上往下看，弯弯曲曲，回环往复，像平原上的星空。从缩小了很多倍的地图上看，蜿蜒的河流仿佛在颤抖。

水面上不断升起的雾气将运河分隔成了这边区域和那边区域：那一座座雾霭之后的房舍变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地方，一个古老的水车来回运转着，灌溉着河岸边的园子，成为整个村庄的标志。而在桥那一边，那些行人已经到了家门前：当他们之前全都沿着街边鱼贯而行时，那么他们之后不是相互靠拢在一起，就是三三两两地散去，犹如在一个环形村庄或者集体院落里一样。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半大小子在驶过最后一块木板后，立刻把双手从车把上放开，手臂交叉着一直骑到家门口。跟在他后面的那个男孩，车轮左右摇晃，咯吱作响，好像整辆车马上就要散架一样。他在桥上下了车，看着自行车架自言自语道：“唉，我看骑回家还是可以的！”于是他重新骑上车，一路咯吱咯吱地继续驶去。

这个站在桥头的人，别称“守桥人”或者“这个人口统计员”，始终没有引起人家的注意。如果有人问及他在那里干什么时，他会回答：“我在等人。”他边等待，边在桥上走来走去，或者靠在桥栏上，一个脚后跟撑在身后。他看着驾校的学生如何在桥上练习掉头。那辆停靠着的电车发出隆隆声，准备要出发了。平原上的树木在雾中看起来很稀疏，树冠上有很多黑色的槲寄生球，旁边是一轮光芒四射的满月。运河从山间流过来的水冷冰冰的，让人的脉搏平静下来。站在这里，他毕竟就是他：“我在。”

他心想着，这座桥太小了，出于战略的原因，它非得炸掉不可。这里恐怕永远都不会展开一面旗帜。只要有坦克开上去，它会立刻轰然垮塌的。连大自然都几乎不会在这里展示自己的威力：发大水时，阿赫河上游的塞口——运河的发源地——干脆就会合拢起来。

周日上午，一个即将分娩的妇女和一个年轻小伙子在阳光下手拉着手，伴着缓缓流淌的河水，迈着轻盈的步伐，在拱桥上为孕妇而翩翩起舞。有一天夜晚，在桥头人家的花园里，挂着几乎清一色的白衣物。那里住着一家外国人，平日里晾晒的都是五颜六色的衣物。这个观察者分别为流水、树木、风和桥找到了一个不寻常的词：“运河、灯光、柳树、桥面：它们主宰着。”

电线发出吱吱的声响，又一辆电车驶过来了。一般情况下，下车的乘客中总会有一个要赶在其他人前边，也总会有一个人最后一个下车。夏日里，乘客们身穿五颜六色的衣服，当他们纷纷跳下踏板时，要么像四处倒下的保龄球，要么像一个肤色奇特的人群，有红皮肤，有白皮肤，还有棕皮肤；到了冬天，他们穿着深色衣服，裹得严严实实的，在终点站环道路灯的照射下，像被火烧伤的人或去朝拜的人。（在这里，我们和印第安人一模一样。）他们急匆匆地走过这座小桥；不是所有回家的人都像现在那个孩子一样晃动着自己的背包。很少有路人会驻足朝水面张望（最多会有人短暂放下自己的包，或者换到另一只手上来）。相反，有几个人用拐杖和伞把使劲地敲击桥面。几乎没有一个过桥的人会咒骂、抱怨或大笑。然而，时而会隐隐传来讲述的声音：“当我父亲……”一辆咯吱咯吱响的购物车；一辆摇摇晃晃的婴儿车；一辆嗡嗡作响的电动轮椅。接着出现的是集市-瞬间：两个学生利用这座桥做着交易，他们事先在公交车上已经商量好了。与此同时，一个成年人投了一枚硬币后，从固定在栏杆上的塑料袋里取出一张报纸。一个因为痛风直不起身的老妇人在桥拱上停下脚步，抬头观察着天色，说道：“天意难料啊。”

那个最后下车的人是一位年轻女子，头发盘在头上。她走过桥时，那些五颜六色的发簪闪闪发光。

一瞬间，这空荡荡的桥面上散发出女人的香水味。

随后不远，有一辆用彩带装饰的马车驶过来，车上坐满了从一个演出地赶往下一个演出地的乐师。他们把单簧管、小号和钹放在一边，眼神里充满倦意。只有那个手风琴手坐在马车后面的横杆上。到了桥上，他把琴放在手臂上打开，奏出一个长音。

这条中世纪的运河流淌着——和城里教堂大门上那些石像一样——宁静、狡黠、静默、庄严、徐缓且宽容。

（1983年）

梦想者告别第九王国

刘学慧　译

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把一个独特而又符合规则的国家称为“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可是，为了让这些理由站得住脚，为了一一弄明白这些理由，我似乎觉得首先得看到这些理由。起码对于我来说，“理由”这个词必须跟“看到”这个动作联系在一起才行。我没有看到任何理由可以称这个国家为斯洛文尼亚，甚至连“大塞尔维亚的坦克共产主义”也不能成其为理由。我所看到的只是业已形成的事实。同样，我也没有看到任何理由可以称一个国家为“克罗地亚”。这又是另一回事，跟我的关系不太大（我毕竟压根儿也没有弄明白它是怎么回事）。只有斯洛文尼亚这个国家以及200万斯洛文尼亚人民才与我紧密相连，是我一生的牵挂。

我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硬要自诩为斯洛文尼亚人。我出生于奥地利克恩滕州的一个村庄，当时正值“二战”期间，村子里的大部分人，不，全村人都是奥地利-斯洛文尼亚人。他们都能听懂对方的方言，能用对方的方言交流。我的母亲在少女时期受到了她哥哥的深刻影响，曾经认为自己是奥地利-斯洛文尼亚人（后来，在“二战”之后，又是另一种情况）。当时她的哥哥在边界的另一边，也就是在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的马里博尔学习水果种植。不过，我的父亲是德国士兵，因此，我童年生活的最初时光是在东柏林度过的，德语也就成了我的语言。古老的斯洛文尼亚村庄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从记忆中淡去，最后也只有村里人自己笑称其为“老村”。对我这样一个德国大城市的孩子来说，斯拉夫语的古老发音极其难听，即使我的母亲偶尔讲讲斯拉夫语，我也会粗暴地打断她。

多年来，我主要是从图片上了解斯洛文尼亚，或者是从上一辈人那里听到有关斯洛文尼亚的事情，这些可能与它本来的样子不符（或者不是它该有的样子）。我绝不会成为一个斯洛文尼亚人，尽管我现在差不多能够看懂斯洛文尼亚语，其实连半个斯洛文尼亚人也算不上。如果我今天一定要弄清楚我属于哪一个民族，那我就属于一个没人的民族，这个民族一会儿有救，一会儿又无可救药（当我再也无法想象出那些到处流窜的人到底应该归属哪个民族时，我就觉得他们算彻底无可救药了）。

尽管如此，在我的生活中，我觉得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地方都不能像斯洛文尼亚这样让我这个陌生人能够找到家的感觉。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我一直都有这种感觉。后来我发现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切感。那里所发生的一切实际上跟我小时候听到的不一样，童年时期那些让人充满幻想的传言原来都不是事实。

斯洛文尼亚是我的家吗？南斯拉夫是我的家吗？事实上，这无异于霍夫曼斯塔尔[36]在他的作品《一个回乡者的信》中所描写的那种恐惧感：作品中的主人公离开德国多年，再回到德国之后，竟然体会不到任何物体最初的真实感。罐子不再是罐子，桌子不再是桌子，在这个回乡者的眼里，德国的一切物体都是“抽象空洞的”，让人找不到归属。这么多年来，每当我越过边境去往斯洛文尼亚，那里的一切事物都能让我感觉到真实的存在。我们无法回避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因为它们随处可见。如今，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整个西方世界，那里的大部分物体都能在斯洛文尼亚看到。看见河流两岸架起的通途就觉得是桥梁；看到水域就觉得是湖面；走在路上，总能感觉到路两旁是连绵的山丘、成排的房屋或者果园。曾经中断了的想象又被眼前真实的事物所包围，一切事物都是真实的，任何一样东西都能给人一种到家了的感觉：“到家了，我终于到家了！”

除了这些细节情形之外，很长时间以来，在我看来，这个国家就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无论是游客，还是当地的居民，都觉得这是一个充满真实的国度。不然的话，他们走路的样子、说话的方式、看或不看，怎样会让人觉得与边境那边的意大利人和奥地利人比起来更加真实呢？实际上，在斯洛文尼亚这个国家，身在这些斯洛文尼亚人中，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在感受真实：在葡萄园里（喀斯特地貌的葡萄园或者山丘上的葡萄园里）；在教堂钟楼旁；在公共汽车上（从托尔敏到新戈里察，从卢布尔雅那到新梅斯托，从科佩尔到迪瓦查）；在极其简陋的客房中（莫斯特纳索契或者维帕瓦）；在侧耳倾听人们说斯洛文尼亚语时，感觉这种语言那么真实、柔和、自然、优雅。这个国家的每一块地方都让我感到真实。

这样的经历有可能是我的想象，甚至是一种假象：1991年6、7月间发生的那些事件被斯洛文尼亚人不是悲伤就是自豪地称为“战争”。首先不是这些事件促使我深入思考。霍夫曼斯塔尔的那篇书信体小说讲述的是不真实的事情，或者不存在的事情，或者无法描述的事情。它问世于“一战”爆发前几年的德语区。同样，一段时间以来，斯洛文尼亚的事物、风景以至于整个国家对我来说都是往事了。历史感遗失了，方才使纯粹的现实感成为可能，但这只是一种表象（即使这种表象看起来很糟糕？），这也不过是历史（或者我们永久不幸的必然发展的）长河中的一个小小停顿。自古以来，斯洛文尼亚对于我来说就属于大南斯拉夫，南部从卡拉万克山脉开始，继续向下延伸，从奥赫里德湖畔的拜占庭式教堂和阿尔巴尼亚的清真寺，直到希腊的马其顿平原结束。在我看来，像其他南部斯拉夫语国家的独立性一样，恰恰这种明显的斯洛文尼亚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看起来永远都不需要自治权——促成了这个自然而然的大统一。这一点不仅是地理上（比如，喀斯特地貌从的里雅斯特以北的策斯特里山脉一直往下延伸到整个第纳尔平原）的存在，而且尤其是历史的存在。我认为，本世纪有两件大事使南斯拉夫的众多民族实现了统一，并必然持续地保持统一：1918年，伴随着哈布斯堡王朝末日的到来，这些民族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一起，有些甚至满怀热情，聚集在一个自己的帝国。在这个帝国里，各个国家都不再是充满阴暗的殖民地了；各种语言也不用再是奴隶般的低声下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共同抵抗大德意志帝国，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党派和相互对立的世界观——几乎除了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37]法西斯分子外。

（在斯洛文尼亚的村子里，我经常看到老年人三五成群聚在一起，他们都是与我们的，也就是德国和奥地利的历史迥然不同的见证人，是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南斯拉夫历史的见证人。我在此只能说，我因此而羡慕她的历史。）

但是，在过去几年时间里，随着我去斯洛文尼亚的次数增多，越来越多地听到关于新历史的说法。什么新历史呢？就是有关“中欧”的古老传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又有了新的内容。这种不同于那些保持沉默的老兵的历史没有分散的叙述者，而只有成群结队的发言人，或多或少夸夸其谈的发言人。或者这么说吧：以前有叙述者讲述中欧的历史，而在这期间，他们的地位几乎毫无例外地被发言人替代了；又或者：最初的讲述者本身，其中有些是我的朋友，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占据了发言人的角色。首先，在我这个斯洛文尼亚的客人看来，正是这种历史主义化的发言人角色在报纸上，在月刊上，在研讨会上众口齐鸣，从而一次又一次使这个国家特有的东西越来越强烈地遁入我所说的不真实、不可触及和不现实的境地。

从政治方面来看，不是所谓的斯洛文尼亚对我来说似乎早就是“东部”。尽管它的方位在南边，但我从不认为它是像意大利一样的南方国家（而且在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以及黑山，我从来都没觉得身在南方）。尽管我们奥地利的《边境巡逻报》同样持久地试图蒙骗读者，至少在过去几年的转折期如此，声称从耶塞尼采、德拉沃格勒或者在穆尔斯卡索博塔就已经开始是“巴尔干”。但是，哪个成年读者今天还会将“巴尔干”这个词与某些真实的东西联系到一起呢？

无论是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还是在科索沃，无论是漫步，还是乘坐公交车或火车，我从来都没想到这个愚蠢而露骨的词，更不会说出口。要是有人说同样的口号，那必然就如同把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知识分子看作是巴黎或者纽约同行的孪生子。他们之间如同心电感应一般紧密相连，依赖于天天变换的理论，不管是“速度”理论还是“混沌研究”理论。当我给我尊敬的斯洛文尼亚同志、翻译家扎克·拉达科维奇——讲起诺维萨德、贝尔格莱德、科隆、西雅图——顺便提到我沿着索查河（伊松佐河）的上游散步时，他马上就会把他那一套名为“河边漫游”的大小塞尔维亚新理论搬出来，并且为之准备出版一本国际性的论文集，其中包括格奥尔格·施泰纳、让·鲍德里亚、赖因霍尔德·梅斯纳尔的文章。令人可悲又可气的是，到了今天，居然还有像米兰·昆德拉这样的人几个星期前在法国的《世界报》上发表文章，呼吁“拯救斯洛文尼亚”，把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一起与塞尔维亚的“巴尔干”割裂开来，并且不加思考地将它划归幽灵般的“中欧”。中欧的众多君主曾经也将斯拉夫语系的捷克语看作是野蛮的、杂交的晦涩语言。可是，来自捷克布尔诺的扬·斯卡采尔却用捷克语创作了20世纪最柔美的诗篇。

不，无论是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还是南斯拉夫联盟中的斯洛文尼亚，在我这个客人眼里，你既不曾是东部，也不是南部，更不用说是巴尔干的。更确切地说，你是第三者，或者“第九王国”，难以名状的东西，却是童话般真实的东西，通过你迈出每一步——斯洛文尼亚，我的漫步之乡——都感同身受的独特存在，如此神奇的真实，如同我亲眼目睹的，正是在既围绕着你又渗透在你骨子里的——与你相应的——历史图像，即大南斯拉夫联盟中。

如今，第九王国的古老斯拉夫童话已经年复一年地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幽灵似的中欧流言。虽然这样的幽灵也出没于国境的那一边，它当然——根本就用不着提起古老的维也纳人、斯太尔人、克恩滕人那高贵的别有用心——似乎也维系在一条“转归家乡”的绳索上：如同奥地利谚语说起自杀者的一样，他们依靠绳索，旋转着“归乡”。这些和那些意大利的弗留利人或的里雅斯特人每年都庆祝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百年之后的生日，好像也要让他们真正的生存空间“旋转归乡”（或者这也许只是一种某些事实上早就放弃了的梦想的讽刺形式？）。但是，在斯洛文尼亚，幽灵却开始干预现实。那些与幽灵一起穿过这片土地的人，既不是他们的祖先，也不是以种植葡萄为生的人，而是通常被称为“精明的脑袋”、“善于思考者”、“沉思者”，科学家、诗人、画家。

比如说，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这样的人每年都在斯洛文尼亚利皮察的喀斯特高原上聚会，首先主要是为了艺术以及美妙的高谈阔论（或者无所事事）。但是一年一年过去，最初大家相互阅读作品，后来却迅速变成了百人参加的短暂集会。再也不可能听到哪怕一首诗歌，每次聚会的核心就是一个相应的幽灵，在其魔力下，在镁光灯下，在麦克风前，同声传译给匈牙利的、波兰的、索布的（即塞尔维亚的，越来越少提及）参会者，也翻译给立陶宛的、下萨克森的、法兰克福的、巴黎的、米兰的参会者。在这里，去年我的斯洛文尼亚朋友操着广播员响亮的声音，扬起电视评论员的眉毛，扮演着政治家们做出重大决定后的诡谲表情（只有在晚上一起喝酒时，我才会重新一一认出他们——越来越经常，不光在那里）。

在铁托逝世之后的几年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形。现在我觉得，南斯拉夫北部民族中的大部分人，起码是多数人，都是被外界说服而接受了国家解体这个事实。

就在事后，还有无稽之谈四处流传。那个四处散布消息、同时又大言不惭无知无畏的《明镜周刊》在封面故事中把南斯拉夫称作“民族监狱”；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那个不分青红皂白的男人窝里派出了一个没有经验的大嘴英雄，从克恩滕边境地区发回报道：那里的德意志奥地利人向来和斯洛文尼亚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七十多年来，在德拉瓦地区，以大德意志为首的强盗行径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并且延续至今。他们对当地斯洛文尼亚居民进行语言上和身份上的掠夺。一种更加绝妙的戏讽，恐怕只有火星上的世界报才会虚构得出。

显然，对任何一个斯洛文尼亚人来说，所谓的“铁托帝国”的解体并非是一种个人的经历——也正如我所调查的，无论如何，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一个人。凡是我听到的，无非都会感受为鹦鹉学舌。共产主义几乎早就成为传说。斯洛文尼亚的实践在文化，首先在经济方面是自由的。最近有人在卢布尔雅那静坐示威，手里的牌子上写着“我宁可不要生命，但要自由”。西方媒体竟然把他称为英雄之类，实在让人感到愤怒和厌恶。斯洛文尼亚人在法律上是自由的，和你我一样，只是这个专制国家的法律已经好久不再被解释了（也有例外，正如我们这里一样）；商业自由，居住自由，言论写作自由。这时，塞尔维亚政府的不公，取消阿尔巴尼亚族在科索沃地区的自治，这样的事情还远远没有发生呢。

有一位斯洛文尼亚熟人就此告诉我说，一年半之前，塞尔维亚议会在普里什蒂纳地区所采取的行动只是“开始”，因此，为了抢在局势进一步发展之前，要建立斯洛文尼亚国家。这里已经足以可以说是一种违背国际法的行为：“这只是开始”，不就是自己在破坏条约吗？——我就是这样看待擅自公投和决定退出一个毕竟是由南斯拉夫各民族共同决定建立的国家联盟的行为的。从人口总数来看，在南斯拉夫国家机器中，塞尔维亚的人口数远远超过了小小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虽然难免在很多地方欺负斯洛文尼亚，或占优势，或颐指气使，然而，不管怎么说，就我所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历史上绝对没有出现过对斯洛文尼亚采取这样一种触犯国际法的行动，从而会允许斯洛文尼亚自行——正如所发生的——宣布历史上签订的国家条约无效。还有一位斯洛文尼亚熟人甚至就此声称，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在南斯拉夫的军队中，“发号施令的语言”，只能用塞尔维亚语，而不能用斯洛文尼亚语。

不，越来越多的斯洛文尼亚人选择离开大南斯拉夫，去往“中欧”或“欧洲”或“西方”，我一直以为他们纯粹是心血来潮。我越来越多地听到有人这样说，每一次都越发奇怪地受到触动，有熟人，也有素不相识的人，在卢布尔雅那或马里博尔的街道和桥梁上，那里有一些河流自古以来就流入贝尔格莱德的多瑙河；要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南部边境上建一道比柏林墙还要高的“城墙”（柏林墙那时候还没拆除），“两层楼高”，用来阻挡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当我问及原因时，他们心照不宣地告诉我：“那边的人不好好工作——南边的人很懒惰——，在北方夺取我们的住房——我们在辛勤工作，他们就知道吃喝！”其中有一些说法还可以理解，或许吧，但不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因为没有一句理智的话考虑到南部便利的交通运输和贸易条件，也没有考虑到南部肥沃的土地。当然，毫无疑问，南北之间对于国家财政的分担越来越不平衡，其他地区大概也是这样的情况。只是：这些怎能成为他们变化无常、迫不及待和毫不犹豫地选择脱离南斯拉夫的理由呢？南斯拉夫的天空依然广阔，无论如何，她有存在的理由。这是理由，还是纯粹只是借口呢？

在斯洛文尼亚的历史上，没有什么东西，压根儿就没有什么东西迫使它成为一个国家。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斯洛文尼亚人民也从未有过这样的梦想。斯洛文尼亚国家从自身没有闪现过一种思想的光芒（南斯拉夫有过），无论如何直到出现坦克和炸弹武力之前没有过。那么，现在从武力和反抗中就能够滋生出这样一种思想，会持续地充满生命力吗？我不禁要问：这有可能吗？没有。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今天突然宣布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包括国家机器的象征：国徽、国旗、国家法定假日、边境防卫等），这有必要吗？况且这不是自觉自愿实现的，而仅仅是针对某些东西的反应，再说是某种来自外部的东西，更何况有时是些令人气愤和厌烦的东西，但不是真的什么迫不得已的东西，甚至令人发指的东西。（正是这后一种情况，不管先是经历或遭受奥地利人，还是后来德意志人统治，赋予了南斯拉夫这个国家的庄严与合法性，并且现在也会继续赋予。）

Slovenski narod, narod trplenja——“斯洛文尼亚民族，忍辱负重的民族”——这是对斯洛文尼亚在“二战”结束之前的状况非常贴切的写照。然而，“二战”之后，在南斯拉夫联盟中，没有一个斯洛文尼亚人会再这样思考它的民族。出于纯粹的自私自利，或者相比那个兄弟国家，出于赤裸裸的、即便还如此可以理解的恶劣情绪而建立国家，难道这是一种新的现代性吗？（不，不是人们所说的“表兄弟”，实际上是些“亲兄弟”。）难道斯洛文尼亚人民不是被人家说服的吗？多么天真的人民，多么幼稚的国家！她也不可能给出什么理由，而只有借口，甚至连那个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愚蠢可笑的口号“小而美”也不例外。难道这不也表明，对游戏当真玩，也就是建立国家，人民的反应更多是厌烦，而不是激动？

然而，我在旅途中一再看到了这样的情形，人民掌握着政权，并且在延续，至少在铁托逝世之后的几年里，为了南斯拉夫这个国家的存在。但这种情形不再是意识形态导致的，也不再是铁托主义，不再是游击队或退伍军人。这里特别提及的是年轻人的激情，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无论他们在哪个国家聚集，都能让人最强烈地感受到。对这个节日的客人来说，那样的共同性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是阴谋策划者强制性的集结、靠拢，或者孤儿院里举办的晚会：它显得自然，“理所当然”，开诚布公。如果那样的聚会蒙上了闭幕庆典的色彩，那么，唯愿如此，因为它们标志着一个随之而来的觉醒，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在这轮舞中表演的觉醒。当时，我看到那些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马其顿、黑塞哥维那的大学生、工人、运动员、舞者、歌手、恋人聚集在一起，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充满了青春热情，从内心里对他们羡慕不已。当时，我也觉得南斯拉夫是欧洲最真实的国家。一个小插曲。可是，我现在无法想象，这些当时在共同目标中觉醒的人如今却一个个被分隔在边境线上的铁丝网后面，此间居然变得不真实、无效、无用。

是的，南斯拉夫有了新的边界。我看到它们不是向外，而更多是向内在延伸，当今每个独立的国家莫不如此；延伸成不真实的界限或者条带；直延伸到中心，最终任何国家都不存在，既没有斯洛文尼亚也没有克罗地亚，就如同蒙特卡洛或安道尔。是的，我担心在“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里总会有一天，就再也不可能闻到国家的味道，就像在安道尔，那里纵横交错地开掘在比利牛斯山脉岩石里的购物街依然是最后的开阔地带——密密麻麻，鳞次栉比，像曼哈顿一样，是城市公园或者第五大道延伸到山区里的水泥浇筑的购物商店和银行大厦——，早就使国家、地区、空间、地点和真实的味道湮没；这里没有一丝文化气息，只有一个早就被掏空了灵魂的民俗传说的硫磺味和一派胡言乱语。

当然，到处都会听到有人说，在通往一个截然不同的、全新的南斯拉夫的发展道路上，斯洛文尼亚这个国家不过是一个阶段而已。但是，在这个国家里，谁是重新改变这样一个在“独立”和“自由”的幌子下而四处流传的事实的人呢？一个事实，看上去不可动摇，因为它又背负起两个沉重的铅块，一是坦克和炸弹——它们永远都不会从斯洛文尼亚人，首先是经历过1991年的孩子们的记忆中消去。再就是那些斯洛文尼亚边境守卫者的行为，其中不幸的是，有很多人随时准备着杀戮，他们完全变样了。是的，与那些突然不得不针对他们玩起战争把戏的同龄人（或者他们不是更多还年轻一些吗？）截然不同，我就是这样看的。不仅冲突双方伤亡人数如此不同说明这一点，而且还有那一个个图像，比如那些手里挥着白旗，从一个被包围的边境民居里走出来的士兵，却被藏在暗处的人当场射杀。或者一个守卫家乡的士兵神采奕奕的样子，根据与他一起大肆渲染的奥地利日报的报道，他津津有味地讲述了他“杀死的第一个人，一个十八岁的马其顿人”。这种情形，这种疯狂的滥杀行径，连同那狰狞的面目，怎么会从这个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人的心头上抹去呢？难道那个最终好像躲过了人们称为“历史厄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南斯拉夫，如今却要遭受这样特殊的厄运吗？

一线希望，同时令人发笑——仿佛希望和发笑在这种情况下不可分割。前不久，我和一位来自斯洛文尼亚的伙伴走在巴黎街头时有了这样的感觉。当时，尽管他伤心地认同于他的国家所发生的剧变，却竭力把他服兵役时期就耳熟能详的塞尔维亚命令语言翻译成斯洛文尼亚语。可是，他没能如愿以偿。凡是昔日他立刻就能熟练和自然而然说出口的惯用语，如今却变成了吼叫声、嘎嘎响、呼啸声、鞭打声、嗖嗖声，迷失在那天生的节奏中，拒绝变成声音，仿佛本能地弯曲了，如同卡夫卡笔下那些尽量缩着脖子、“在风里”奔跑的孩子一样，伴随着每一个从行军步伐中发出的音节，躲避开进军的号角，凸显和弯曲成旋律，直到这个说话人最终可笑而认命地中断他的斯洛文尼亚语命令的尝试。

又是这个灰头发的斯洛文尼亚孩子，就在两周前，在他的家乡维帕瓦山谷，他手里牵着十岁的侄女，在纳诺圣山上亲耳听到了炸弹落地爆炸的声音。他后来告诉我说：“迄今为止在整个的斯洛文尼亚历史中，始终只有母亲存在。我们的父亲总是在睡觉。在深山里，你知道的。他最多短暂地冒出来，跟梦游者一样，昨天在这里，明天又在那儿，你知道的，第九王国的国王，立刻又消失了。现在，父亲醒过来了。”这位讲述者开始傻笑，笑个不停，而在他返回家园的整个路上，在巴黎勒克莱尔将军大道上，斯洛文尼亚的孩子越来越少，而越来越多的是尽人皆知的小精灵：“这真的是这个国家的孩子们的愿望吗？”

（1991年）

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

刘学慧　译

“嗯，我还记得：当时我给母亲写信时没写自己的真名，落款写的是普尔·约里克，她收到信后到处问邻居，究竟谁是普尔·约里克。哎，战前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杀死三百万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天空还是那么蓝，跟以往一样蓝，到处都是蓝天。死亡又一次来临，但是死亡过后将会是自由。我们将变得自由而可笑。”

“下第一场雪时，我们相互认识并加深了了解。”

米卢·科伦扬斯基

关于卡尔诺耶维奇的日记

1921年

1　启程之前

早就打算去一趟塞尔维亚，自从四年前东斯洛文尼亚战争结束、武科瓦尔市被摧毁、波黑战争爆发以来，我就想去塞尔维亚看看。关于这个国家，我只知道贝尔格莱德，将近三十年前我曾经作为哑剧编剧应邀去那里参加一个戏剧节。我大约在那里待了一天半的时间，却碰上了一场持续不断的骚乱，如今我只记得年轻的我满怀愤慨，或者说满腔都是一名作家的愤慨。前来观看哑剧的观众很多都是塞尔维亚人，我当时以为他们都是南部乡村地区或者巴尔干地区的人，我甚至认为这个地区的人肯定还不够成熟，因此他们根本看不懂舞台上那么长时间无声的表演。对于贝尔格莱德这个大城市，我也没有留下多少记忆，只记得萨瓦河和多瑙河两岸都是缓缓的斜坡，河水流过斜坡，最终在平原汇合。我对河流本身没有什么印象，因为当时满眼看到的就是这块所谓的“典型的共产主义”高地。前不久，我再次去贝尔格莱德，当时它还是南斯拉夫的首都。在一条僻静的大街上，路两旁都是菩提树，秋风吹过，落叶满地。我无意中路过“作家之家”，不禁又想起了上次参加艺术节的经历。当时我在那里受到了热情款待，因为自己年轻气盛，总是高傲地摆出一副作家的姿态，因而遭到了米约德拉克·布拉托维奇的嘲笑。这位先生年纪也不算大，当时在整个欧洲都很有名，我也曾经非常狂热地读过他的书《红公鸡飞上天》。（几年前，南斯拉夫战争期间，先生去世了。在贝尔格莱德，曾经有人告诉我说，布拉托维奇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仍然喜欢嘲弄人，同时也爱帮助人。不知道当时除了南斯拉夫，还有哪个国家会悼念他？）

主要由于这几年的战争，促成我决定去塞尔维亚看看。自战争爆发以来，塞尔维亚这个国家就被普遍称为“侵略者”。当然，在南斯拉夫联盟所有加盟国中，我对塞尔维亚了解最少，这也正是它吸引我的地方。另外，最近有关塞尔维亚的媒体报道和看法也非常有意思，甚至有一些传闻让人难以置信，所以我必须去实地了解一下。过去四年来，关于塞尔维亚的几乎所有图片和报道都是来自战争前线或边境两边的某一方，一旦有来自另一方的消息，我慢慢也觉得这些消息只是一种常见的、人为的视角——是在我们的感官上造成的假象——，无论如何也不是亲眼目睹的。于是，这促使我决定到镜子的背后去探个究竟；这促使我去看看伴随着每一篇报道、每一个评论和每一个分析越来越陌生和值得研究，或者值得看一看的塞尔维亚国家。如果谁现在认为：“啊哈，亲塞尔维亚派！”或者：“嗯哼，亲南斯拉夫派！”——后者是德国《明镜周刊》的用词（这样一个词语？），那他就不必继续往下看了。

虽然前几年我也收到过这个和那个邀请，让我去这个已经大大缩小的南斯拉夫，或者塞尔维亚或者克瑞纳戈拉、黑山等地。但我不想在那里成为一个公众人物，即使是半个公众人物。一直以来，我的想法是：如果我要去的话，那也仅仅是作为一名普通的过客，不是以外国人的身份，也不是旅行者；不仅要去大城市，比如贝尔格莱德、铁托格莱德（现名：波德戈里察），而更要去小城镇和村庄看看，可能的话，还要远离居民区。当然，我也需要找一位熟悉当地情况的向导、旅伴，也许翻译。虽然我曾经在三十多年前的夏天去过亚得里亚海的克尔克岛，依稀还记得一点点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也会说几句斯洛文尼亚语，但是对于这次非同一般的旅行，我那一点语言水平可能远远就不够了。（相反，那陌生的西里尔字母，我还不成问题；我时常不得不磕磕巴巴地去破解它们，好像这恰恰适合我的打算。）

很凑巧，我早就认识两位塞尔维亚朋友。这两人年轻时就离开了他们的国家，时不时会回家看看，如今在战争期间也一样：看看父母或者守寡的母亲，或者他们婚生和非婚生的孩子，以及他们早年分手的塞尔维亚恋人。其中一个名叫扎克·拉达科维奇，他把我的一些作品翻译成了塞尔维亚语，自己也写些东西，当然为了生计。他在贝尔格莱德上完大学之后，后来在德国的图宾根待了很久，当过翻译，还在“德国之声”广播电台当过德语报刊文章播音员，主要面向巴尔干地区。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也经常处在内心的分裂中，一边身为塞尔维亚人，一边又不得不违心地播音（借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说法，不允许有丝毫的“亲塞尔维亚派”倾向），但他仍不愧是一个忠实的翻译——相反，作为播音员，有时候声音则更加不听使唤。有可能，这样的生存状态使他越来越寡言少语。自战争开始以来，我的这位朋友就突然不说话了，不仅面对敌人圈子是这样，甚至面对朋友圈子也如此，在我面前也一样。他还继续翻译一些东西，尽管战事不断，仍然在贝尔格莱德、尼斯或者诺维萨德出版成书，可是我再也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任何消息——扎克·R还活着，在翻译，在写作，仿佛自愿选择消失在黑暗里。为了寻找到他的下落，我只能求助于那最后一个还和他保持联系的人，一个远在美国犹他州的摩门教徒。虽然寻找这个摩门教徒费了很多周折，但是这个塞尔维亚人和我这个奥地利人很快就又联系上了：从科隆打来电话——是的，约定十一月初在贝尔格莱德见面，“我正打算去那里看望我母亲”。接下来一个星期，我们计划一起驱车前往波斯尼亚边境。同样“正好”，他也要去德里纳界河边一个小城，约好去会见前妻以及他们的女儿。她们就生活在那里，如今女儿快18岁了。

另一位塞尔维亚朋友叫兹拉特科·B，差不多十年前，我在萨尔茨堡认识了他。我早就想通过他进一步了解他的国家和人民。兹拉特科是萨尔茨堡一家餐厅的常客。这家餐厅位于城郊出城方向的莎尔莫斯大街主干道旁。当时，我也经常去那里，多年来养成了习惯，也是因为餐厅里的老式点唱机总是大声播放着同一个乐队的曲子：克里登斯清水复兴合唱团[38]的歌曲，诸如：《你看见下雨了吗？》《从后门往外看》《洛迪》等。兹拉特科起初在那里玩牌，每次都下很大的注。他出生在塞尔维亚东部一个农家，后来在贝尔格莱德学习办公机械修理，之后在部队服役了很长时间，驻守过南斯拉夫的很多边防地区。之后，他离开塞尔维亚来到奥地利，据他自己说，为了赚钱。他在萨尔茨堡郊区一家洗衣店里打工，没有赚到什么钱。后来他又去一家旅行社帮忙跑差，仍然没有赚到钱。再后来，他就在一家名为米尔杰姆的酒吧做了职业牌手。很可惜，他只是单兵作战，面对欧洲成熟的牌手帮派，他一直都没有机会获胜。（我还记得他每次输了牌之后，总是仰望着看不见的天空发呆。）从那以后，可以说，他变得规矩了，踏踏实实地找些零工做，都是一些临时的散活，也需要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有时候，只要有人需要，他也能充当一个画一些奇怪的风俗画的画工，远离斑斓的色彩，也不仅仅是塞尔维亚式的幼稚想象——会让人想起19世纪斯洛文尼亚的蜂箱画（可以在布拉德湖畔的拉多夫利察一家可爱的博物馆里看到），或者还会让人想起格鲁吉亚流浪画家皮罗斯马尼[39]的旅馆招牌画。和扎克·R一样，兹拉特科·B自南斯拉夫战争爆发以来也隐退了，从萨尔茨堡市搬到了乡下，甚至还去政府部门申请改了名字，把原来的塞尔维亚名字改成了听起来像德语的名字——实际上，听起来像是他一直以来颇为崇拜的17世纪的荷兰风俗画家阿德里安·布鲁维尔（Adriaen Brouwer）的名字。

兹拉特科·B，又名阿德里安·Br立刻就同意了我的提议，准备和我一起前往塞尔维亚。我们打算去坡洛丁小村看望他种植葡萄的父母亲。这个村子靠近大塞尔维亚中部地区的摩拉瓦河——有可能我们最好在十一月初去，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那里秋日的美景，品尝到葡萄园里的新鲜美味。他只是有些犹豫是否开自己的车去，因为他听说，在他的家乡塞尔维亚，汽车眨眼间就会被偷走。

就这样，1995年10月底，我们各自从不同的地方出发前往贝尔格莱德：一个从萨尔茨堡的乡下开车横穿奥地利和匈牙利（最终他还是开着自己的车）；另一个从科隆乘坐汉莎航空的航班飞往贝尔格莱德；而我则从巴黎郊区出发，先是开车经过法国的洛林进入瑞士，然后在苏黎世乘坐瑞士航空公司的航班。S和我一起同行。这次旅行是我一生中为数不多的一次与他人同行。对我来说，这也是我第一次旅途上有人陪伴。

再说，我没有为这次塞尔维亚之行做什么特别准备。我和S差一点就错过了办签证的时间，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南斯拉夫一直还是1970年至1990年的那个样子，地域辽阔，也不用签证，而且没有战争。现在，南斯拉夫在法国已经没有大使馆了，只有一个临时办事处，负责办理签证等事务。办签证时还需要说明去南斯拉夫的具体原因——“旅游”，毕竟合乎实际，可人家并不相信（难道我是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个申请人吗？），也认为理由不够充分。幸运的是，从办事处的里屋出来了一位比较开明的塞尔维亚女代办，她不仅没问我们什么原因，还向我们保证说：在她的国家，无论在哪儿，都不用担心公共安全问题。（可是，什么是“她的国家”呢？她是克拉伊纳人，如今克拉伊纳已经永远属于克罗地亚了。[40]）

出发的前夜，我去凡尔赛宫附近的电影院看了埃米尔·库斯图里卡[41]的《地下》。我很赞赏这个来自萨拉热窝的波斯尼亚人以前拍的电影，比如《流浪者之歌》《亚利桑那之梦》。一方面，它们的想象力不是简单地飘逸，而是在自由飞翔，图像和镜头如此丝丝入扣，富有节奏，以至于它们常常会慢慢变为具有东方色彩的丰富景象（这样就使电影画面更加开阔）；另一方面，面对电影当中快速的画面切换，我总觉得缺少点什么，比如说一种与大地、与国家、与世界的联系。所以，画面给人的整个想象很快就破灭了，变成了填堵眼球的妄想。我向来宁要感人至深，而不要博人喝彩，或者说宁要几乎感人至深，这会最强烈地打动我的心灵，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持续不断。

《地下》的故事（几乎）抓住了我的心，我第一次被库斯图里卡的电影所打动。纯粹的叙事技巧终于变成了一种叙事冲击力，因为一个有梦想的天才，一个无与伦比的天才把自己与一片确切的世界，也包括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昔日的南斯拉夫。它曾经是这个年轻的导演的家乡。电影接近尾声时有一个宏大的场面，内战硝烟弥漫，主人公之一多年来一直在苦苦寻找他当年在贝尔格莱德多瑙河失踪的儿子，他穿梭在战火的硝烟中，一边不断地大声呼喊着失踪的儿子，一边传来咆哮的命令：“开火！”，难道说这不是一种冲击力——一种莎士比亚式的、又一再与马克思兄弟的那种冲击力交相辉映的冲击力吗？——在针对《地下》的批评中，我觉得有那么多东西好愚蠢或者不怀好意。不仅仅是《地下》在戛纳上映之后，阿兰·芬克尔克劳特——法国现代哲学家之一在《世界报》上撰文指责库斯图里卡的电影宣扬恐怖主义，搞亲塞尔维亚宣传。芬克尔克劳特并没有看过这部电影。自南斯拉夫爆发战争以来，他一直令人不解地叫嚣支持克罗地亚建立独立国家。而就在几天前，另一位法国现代哲学家安德烈·格鲁克斯曼在《解放报》上以怪诞的方式反唇相讥，他声称看过这部电影！并向库斯图里卡表示祝贺，因为这是对塞尔维亚恐怖共产主义的清算。与德国人不同，这种共产主义压根儿就没有从它的历史罪行中吸取教训——谁会从电影《地下》中看出这样的东西？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到底在关注什么？还有一位电影批评家在德国《时代周刊》上撰文，一改平素的温和笔调，认为库斯图里卡的电影中充满愤怒、怨恨，甚至“复仇”情结。事情毕竟不是这样：《地下》这部电影问世了，成功了，既存在着，又在产生影响，我都看到了，无非是出于悲伤、痛苦和强烈的爱；即使它有粗糙和渲染之处，那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一切最终凸显出对另一个南斯拉夫的历史敏锐的目光，有时候甚至是有预见的慧眼，或者质朴而童话般的东西。我看到在这座游离大陆的小岛上充满节日气氛的结局。在那里，电影里那个蠢家伙突然间不再疯疯癫癫了，而且一点儿也不傻，说话有条有理，就像一个童话讲述者，面向听众，娓娓道来：“从前，有一个国家……”（只可惜，我在电影院里觉得，他的童话简直太短了。）

当然，迄今为止对库斯图里卡的电影最为恶劣的指责又出现在《世界报》上。这本来是我最喜欢看的报纸之一。在昔日那同样严肃而高雅的幌子下——几乎看不到图片，全是密集的近乎官方口气的栏目。几年来，它偏离了几乎过分认真的主体风格，变成了一个具有隐蔽性和煽动性的小道消息报，而且不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事情还不仅仅是这样，比如，有关当年总统密特朗患病的消息，它竟然打着消息的幌子，在总统任期届满之前连篇累牍地传播这个消息，唯恐人家不死。这也许合乎时宜，但绝对不合乎当时的现实。这家报纸不再关注自己的主题，也不再专门报道，更谈不上格调高雅，只是一味地大肆渲染——使之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对这种新的导向来说，十分典型的是所采取的方式，从一开始就根据人物的外貌来判断他们的性格特点，以前这在《世界报》上是不可想象的。而现在，他们直接就在报道的标题中给人物贴标签，比如：本来是报道一名美国的艺术摄影师，标题却是“令人着迷的四十岁少妇”（或者类似的用词）——仿佛这家报纸限制刊登图片会产生出一种完全另类的图像，即话语图像。毫无疑问，这是些不值得当真的图像。

针对电影《地下》，《世界报》的编辑团队与芬克尔克劳特狼狈为奸，不约而同，意在消除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和他的亲塞尔维亚或亲南斯拉夫麻醉剂的影响，于是就出现了这个电影批评大师——一个平日分析聪颖和细腻的写作者——语言破绽百出、像是被人操纵的评论。他在其中指责这部电影在形式上是巴洛克式的，也就是说，只是为了自娱自乐。在可怜的文化专栏上，还有一篇出自一个女人之手的文章。作为报纸读者，我迄今只觉得她是《世界报》驻南斯拉夫战地记者，并且是一个不仅有成见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又不会呢？更为甚者，她对一切塞尔维亚的东西怀有刻骨铭心和特别自觉的仇恨，渗透在她一篇又一篇报道中。在这篇提及的文章中，她要表明，库斯图里卡在塞尔维亚土地（还有水域）上拍摄的这部电影，肯定得到了当地企业的支持，因此违反了联合国针对塞尔维亚和黑山的贸易禁令或禁运制裁。然后，她以过分细致的、近乎最高法官的架势，同时完全表面化的缜密列举出全部可以拿来针对电影《地下》使用的联合国决议，大约占了四分之一版面，逐条逐句，附加条款一条又一条，一切都迂腐地排列、叠加和串联成一条支撑罪责的连祷，就像一种无懈可击的、最终的、不可撤销的判决理由——并且以此来暗示：仅仅作为产品或者商品，库斯图里卡的电影从根本上说是非法的东西；他的非塞尔维亚（法国和德国的）“合作人”都是践踏法律的人；这部电影，至少在负有禁运职责的国家中，应该从银幕上消失，撤出流通领域（我在此更确切地说，我在此温和地翻译了这位战地女记者的暗示）；电影《地下》没有存在的权利，电影制片人和导演库斯图里卡都是战争的既得利益者，至少是这样。（为了正义，这里也提到，此间，也就是这篇文章发表约莫一个月之后，《世界报》刊登了一封简短的读者来信，其中彬彬有礼地发出请求，不要再对“这个不愉快的事件”纠缠不休——不过在之后的一期上，又刊登了另外一位战地女记者如出一辙的报道，这一次是关于“贝尔格莱德红星”足球俱乐部的现状。事实上，至少对逐字逐句阅读的人来说，这是一条天衣无缝的谴责链条，最终给了一击：这个俱乐部——无论如何国际媒体心知肚明——与“臭名昭著的强盗和战争杀手阿尔坎”[42]的瓜葛由来已久，正像俱乐部的头目声称的，现在的确没有与这伙人断绝关系——不然的话，怎么会在俱乐部的纪念品商店里除了常见的队服、烟灰缸等商品等，始终还可以看到战争贩子阿尔坎与“沙文主义的塞尔维亚摇滚歌手塞卡”的“黄色”婚礼录像呢？）

我之所以不得不这么久停留在这些与其说值得菲利普·马洛[43]，倒不如说值得风俗警察关注的（也许是）次要的现场以及无聊的文字游戏中，因为在我看来，这里所引证的讲话方式是一种几乎完全由事先已经绷紧的狗链牵制授意的，对有关南斯拉夫战争铺天盖地的报道是很有代表性的，从战争开始以来就是这样。媒体就这样被一条强大的绳索牵制着。——什么？难道你要通过一种无视这先行的现实的媒体批评帮助在塞尔维亚，在波斯尼亚、克拉伊纳和斯拉沃尼亚所犯下的塞尔维亚罪行开脱吗？——从容，耐心，公正。问题，难道只是我的吗？它更加纠结，与许多现实程度或层面纠结在一起。而我关注的是些绝对完整现实的东西，因为我要澄清它。在这其中，要让所有乱作一团的现实形式给人感受到某些像关联一样的东西。这是因为，谁知道，在那里，身临其境几乎始终只是（远）看的身临其境？谁知道，在那里，人们面对纯粹的网络和在线浏览只是占有知识，而没有那实实在在的，只有通过学习、观察和再学习才可以获取的知识？如果一个人不了解事件，而只知道它的图像，或者如同在电视新闻里看到的一个图像的缩影；或者，如同在网络世界里看到的缩影的缩影，那他究竟知道什么呢？

有两样东西，我一直无法摆脱，要比摆脱那些纷乱的游戏还难，如今已经有四年半了，从1991年6月，也就是在斯洛文尼亚爆发所谓的“十日战争”，打响了南斯拉夫解体的第一枪以来——两样东西：一个数据和一张图片，即照片。一个数据是：大约有70个人在那场开始的战争中丧生，可以说，与在随后死于战争的14，000人相比没有多少。然而，几乎所有70个死者都是南斯拉夫人民军战士，这是怎么回事呢？当时，南斯拉夫人民军已经被视为最大的侵略者，无论怎么说都远远处于优势，难道它和那些为数不多的斯洛文尼亚独立势力玩了一场十分简单的游戏吗？（一场游戏？）（数量关系人人皆知，但奇怪的是，理所当然地没有进入世界意识中。）那么，到底是谁首先向谁开枪射击呢？还有，难道不是有人发出明确的命令，绝对不许还手吗？因为他们知道，无论怎样，双方毕竟还都是南部斯拉夫地区的兄弟国家，并且执意也要坚守这样的信仰或者幻想，至少这一方面如此。至于那张照片，我是在美国《时代周刊》上看到的：确切地说，上面是一群七零八散的斯洛文尼亚人，身着奇怪的迷彩服，手上举着旗帜和标语，就这样宣告了新建立的共和国。在我的记忆里，画面上几乎看不到真正的年轻人，或者无论怎么说，这一群人根本就没有一点青年人的迹象——首先在我看来，这群自由战士更多是些三十来岁的人，大腹便便，仿佛正要结束一场向女士献殷勤的郊游，一面面旗帜就像是露天剧场。直到今天，我对这张照片的最初印象依然在脑海里挥之不去。那是这样一些半是滑稽的业余人物，而不是什么自由战士。就是这帮人，他们不问青红皂白，枪杀了近七十个装备精良，可是毫无防备的人民军士兵。当然，这也许是一派胡言——但是这也说明，一些如此光彩夺目的报道和图片是怎样在一个接受者那里变化或者变形的。

同样，我也看到了后来的战争报道，越来越频繁。那些倒卖现实或者转嫁现实的食客在哪儿呢：在新闻本身，还是在接受者的意识里？当1991年11月底传来武科瓦尔城沦陷的消息时，为什么我在第一时刻就会感同身受呢？就在当天晚上，巴黎地铁的斯大林格勒站站牌被一只愤怒和激动的行人之手改写成武科瓦尔。我把这事看成是如此现实和神圣的行为，或者是艺术与政治行为的完美结合——可是就在第二天早上，就像是在看一部片刻间虽然会打动人心，但在“剧终”之后立刻就不再完全是这样，后来一回想起来越来越不可信的电影（通常就是好莱坞的）一样，我开始怀疑了，“斯大林格勒”和“武科瓦尔”怎么会扯到一起呢。我怎么会把《法兰克福汇报》一个充满仇恨的社论作者的那句名言从这个如今发生在东斯拉沃尼亚的事件剥离出来呢。按照这个说法，生活在克罗地亚（包括武科瓦尔及其周边地区）的塞族人一直以来都是南斯拉夫公民，并且与克罗地亚同胞享有同等的地位。可是，在为这个无视他们的意愿而确立的新国家克罗地亚的宪法中，他们突然间被划为二等公民。这样一来，六十万塞族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会被并入一个克罗地亚国家，而不再是克罗地亚人的管理，他们应该感到理应如此，心满意足，服服帖帖，用德国记者的话来说，就是“应该感觉自己就是少数民族（是这样！）！？”。“好吧，听从命令，从今天开始，我们愿意在自己的国家里感觉为少数民族，因此也愿意被你们的克罗地亚宪法划分为这样一个少数民族”：照此看来，这恐怕就是摆脱在克拉伊纳地区和武科瓦尔市发生的战争的出路吧？到底谁是首先发动侵略的一方？为什么建立了一个国家，却要把那里的人民划分为三六九等呢？那么多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如今却要接受这残酷的现实，他们甚至永远也不会忘记曾经遭受到希特勒-克罗地亚法西斯政权的迫害。那么，究竟谁是侵略者呢？挑衅战争和发动战争的是同一个人吗？什么叫“发动”呢？难道这样一种挑衅就是发动吗？（“是你先动手的！”——“不对，你先动的手！”）那么，我们该怎么办？作为身在克罗地亚的塞族人，面对这样一个针对我和我的民族而确立的国家，我该怎么办呢？我的祖辈世世代代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难道我如今要选择离开，跨过多瑙河，回到我的“家乡”塞尔维亚？也许吧。或者，即使突然间变成二等公民，即使被强制成为克罗地亚公民，我仍然应该选择留下来，无论多么不情愿，无论多么伤心，无论多么痛苦的幽默，我还是应该选择留下来，为了和平？也许吧。或者，我会奋起反抗，这似乎就是我的权利，当然要和另外许多和我同命运的人一起，必要时，还要求助于南斯拉夫那无头苍蝇一样的败军力量？有可能，或者我身为一名还算年轻的塞族人，无牵无挂，几乎可以肯定，我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奋起反抗。事实上，伴随着首批克罗地亚民兵进入到武科瓦尔周边的塞族人村庄，并不是这样发生了战争，可是对此本身，像我这样一个人也没什么好说的，因为依然产生作用的就是那个可怕的“战争就是战争”，还有更加可怕的：内战就是内战。如果现在还有谁没有把这一切理解为被扼住了喉咙，而是理解为冷漠，那他就不需要继续往下看了。（不是在德国报纸上经常被斥为“冷酷无情”吗？这引人注意，比塞尔维亚-犹太作家兼编剧亚历山大·提斯玛连同他的《战争就是战争》更引人注意，比起所有那些愤怒的唇舌之战，那些强逼的、远离原始呐喊的唇舌之战更值得去思考。）

后来，也就是1992年春天开始，媒体上出现了来自波斯尼亚战争的最初报道图像，很快就是图像系列，或曰系列图像，其中有一部分是我自己非常关注的（始终也代表“我的整体”）。这些图像把全副武装的波斯尼亚塞族人，不管是军队还是散兵，特别是活跃在萨拉热窝一带丘陵和山区的散兵，表现为“人类的敌人”，这是德国作家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44]针对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说过的一句话。随着战争的持续发展，看到来自波斯尼亚塞族拘留营的报道和图像，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似乎会赞成一个毕竟是塞族爱国人士、诗人以及当时的反对派瓦克（“狼”）·德拉斯科维奇的一句话，由于在波黑地区的大屠杀，连迄今在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当过凶手，至少不是先下手的凶手的塞族也变成了一个罪行累累的民族，一种“该隐[45]民族”。面对又一个被杀害的、停放在萨拉热窝某个停尸房里的孩子，就像被孤零零地抛在空虚的宇宙里，不只一次是这样，也不只一刻是这样——再说那些照片，西班牙的报纸，比如《国家报》，是些放大和发表的世界大师，按照它们的自我意识，大概继承了弗朗西斯科·戈雅的衣钵？因此，我问自己，为什么我们这里或者最好是那里终归没有人站出来，没有一个塞族人自己站出来，把这个为此而负有责任的人，也就是这个波黑塞族的罪魁祸首，这个据说战前还是童谣作者（！）的拉多万·卡拉季奇杀死呢？怎么就没有出现另一个施陶芬贝格或者另一个乔治·埃尔瑟呢[46]！？

尽管如此，几乎同时伴随着一个远方观察参与者这样一些无力的暴力冲动，我心中的另一部分（这当然绝对代表不了我的整体）则不愿意相信这场战争以及关于这些战争的报道。是不愿意相信吗？不，是没法相信。因为对所谓的世界舆论而言，在这场战争中，攻击者和被攻击者、真正的受害者和赤裸裸的施害者，他们的角色太快地被确定，成了白纸黑字。而我即刻的想法是，这样怎么会有一个好结局呢？又是通过单独一个民族，建立一个独立国家——如果波斯尼亚那些讲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塞族的穆斯林要成为一个民族的话——在一片土地上，那里还生活着另外两个民族，他们享有同等的权利！更何况所有这三个民族的居民分散在各地，并不只是共同生活在多元文化的首都，而且村村不一样，家家不一样，毗邻生活，混杂生活。再说，作为生活在波斯尼亚的塞族人，婉转地说，当在我的、我们的土地上你争我抢地建立一个根本就不符合我心愿的国家时，我该怎么办呢？那么，究竟谁是侵略者呢？（参见上文）。

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有为数不多的远方观察者久久地会有这样的感觉，当此间有一张战争牺牲品的照片突然例外地加着“塞族人”传奇的文字时，我们便将它看成是一个错误，一个印刷错误，无论如何是一个可以置之不理的例外？这是因为，如果真有这样一些无辜的塞族受害者，那么，按照他们如此稀少地出现在世界舆论中，他们也只能处于1:1000的比例中——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塞族人死亡，就有一千个穆斯林死亡。如果涉及战争中被杀害、被屠杀的人，那么对报道和拍照而言，战争的哪一方是光明的一方呢？那么，到了1995年夏天，伴随着塞族人被驱逐出克拉伊纳，战争的双方怎么会第一次有点变换角色呢——虽然“只是”可以看到无家可归的人，而看不到被屠杀的人的面孔，并且以此来暗示，“这些同样的人”之前赶走了另一个民族？难道海牙国际法庭刚刚公布的南斯拉夫战争中的战争嫌犯人数不是与此如出一辙吗？——四十七名塞族人，八名克罗地亚人，一名穆斯林人，他们也许成为海牙法庭追捕的对象——这样看来，仿佛对这一方而言，为了从形式上也可以说得过去，需要有一个，一个不在场的战争罪犯，类似于从前一个不在场的乐善好施的人。

但是，难道这个和那个远方的观察者面对这些从克拉伊纳逃出来的难民照片就没有注意到，直到这个时候，那些几乎微不足道的塞族受难者通常在照片、声音和文字上与别的种族的大牺牲迥然不同吗？是的，在先前几个例外值得报道的塞族人的照片及其他媒体上，我觉得这些人确实“微不足道”，与其他两个民族的苦难同胞相比，他们确实太不起眼了——这些人，无论如何屡见不鲜，虽然没有“装模作样”，但是他们却通过观察或者报道视角被置于装腔作势的姿态——可能真的在受难，他们被表现为受难的姿态。在战争报道岁月的进程中，他们同时可能真的继续在受难，而且可能越来越厉害。显而易见，他们服服帖帖地为那些国际曝光者和报道人的镜头和耳麦作出别人希望的表情和姿态。他们此间受到这些人的指点、引导和示意（“嗨，伙计！”）。谁会对我说，我弄错了，或者压根儿就心怀鬼胎，因为我真的就是这样一起来观察一个妇女双手紧紧抓住拘留营的铁丝网号啕大哭的照片的，顺从地遵照国际新闻媒体在拘留所铁丝网外拍摄的指示，即使这个女人趴在铁丝网上的样子也流露出摄影师给她预先指定的东西？也许吧，我自己弄错了，食客就在我的眼睛里（照片上那个孩子，很大，在大声哭喊，一个女人抱着他，他的母亲？而在接下来的一张照片上，远远地出现在一群人里，被另一个女人抱着，显得十分安详，他真正的母亲？）——然而，我为什么还从来没有——至少在这里，在“西方”——看到过一个塞族战争牺牲品这样一些如此精心炮制的照片呢？为什么几乎就看不到这样的塞族人的特写照片呢？他们几乎没有单个出现过，而总是一小群人，几乎都出现在中景或远景上，恰好微不足道。与他们的克族和穆族受难同胞迥然不同，几乎从来都不会目光朝着正前方，充满痛苦地望着镜头，而更多的不是望着一侧，就是盯着脚前，就像一些自知有罪的人。就像是一个外来的部落？——或者不屑于装腔作势？——或者为之而过分悲伤？

就这样，我的一部分不会去袒护谁，更说不上去谴责。这样就会导致——不仅仅使我——产生这样一些荒唐的、可同时并非完全不可理解的行为（？），就像年轻的法国作家（其母亲是克罗地亚人）帕特里克·贝松几个月前的辩护，更确切地说是为塞族人写的一本小册子（“小册子”是……？）中描述的，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无论如何介于诙谐与荒唐之间。这本小册子开头这么说，他，也就是贝松最初也和所有其他西方观察者一样，站在同样一边看待战争的残酷。可是后来有一天——他如此巧妙地戏弄那些消息的消费者和情绪无常的巴黎时尚分子——彻底厌倦了这样无聊的报道。接下来的话当然与情绪毫不相干，唯独与作者的语言和图像敏感性有关。他特意让人回忆起南斯拉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历的苦难和反抗历史——这几乎已经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了。对于这段历史，我们要求那些战争参与者如今终于可以忘掉了，世世代代——，贝松极其愤怒地列举了针对当前南斯拉夫事件种种惯常的媒体标准，近乎延续了福楼拜式的“形式上的陈词滥调”。当然，与其说令人发笑，倒不如说让人哭泣和呐喊。仅举一个例子，这里引用了广为传播的针对拉多万·卡拉季奇的描绘：一说起这个人，自然就会同时联想到他的精神病医生职业，这已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情。因为众所周知，在福楼拜看来，凡是治疗精神病患者的医生，自己心里也有一种阴影。此外，无论他走到哪里，从维也纳到巴黎，在他发表的作品里都会有规律地被冠以“医生”这个头衔，显然就像斯坦利·库布里克导演的电影中那个要把我们的世界炸毁的“奇爱博士”。结果是，在阅读贝松这个小册子的同时，我在《世界报》上又看到了对这个塞族领袖的一种形象描写，一张又一张埃皮纳勒画[47]，一堆又一堆陈词滥调，付诸实践的是刚才提到的语言方式，也就是所谓严肃地再现一种现实，只不过又多了一堆陈词滥调，诸如：精神病医生卡拉季奇还写诗歌，当然是“业余”的，是不会有人读的，不言而喻，它们都“比较平庸”，等等。然而，一个那样荒唐的行为会产生如此的效果，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我很想读一读卡拉季奇的这一类诗——同样，那些有关杀手阿尔坎的新娘、沙文主义歌手塞卡的空话也勾起我对她的歌曲的兴致。一种也许在帕特里克·贝松的描述里类似的行为：在所有这些先入为主的报道之后，他有一次在帕莱亲眼见到了拉多万·卡拉季奇，并且把他描写得像一位苍老、疲惫、心不在焉的伤心女人——这是一种近乎可爱的描写——一种不被允许的针锋相对的行为？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种行为，或者更确切地说防守，或者再确切地说反向行动值得一提，也是因为它们冒着会失去平衡和正义感的风险——比如就像贝松为塞族人辩解时那幅也许独一无二的埃皮纳勒小图像，他以此随手拿来一个同样模糊不清的刻板印象，与他借用小册子来针对的那些人也没有什么两样：他讲述了士兵集合的场面，同样在帕莱，波斯尼亚塞族士兵与我们所了解的他们完全不同，这或许也没有什么不对。从简单的描述中，这些年轻男子展现出不太优雅的样子，具体说来就是“有活力、快乐、自在”。于是我就想，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东西，似乎可以与30年代一些西方旅行者对当年苏联体制的种种赞美相比，这可能就是那样的反向行为的危险所在吧。当然：当你看到每一篇新的报道，上面又是这样一群喝着梅子白兰地的塞族民族主义分子、狂热的农民和偏执狂时，眼前就会看到一群与之根本不相上下的、令人讨厌的驻外记者；他们晚上聚集在酒吧，手里端的不是李子烧酒，而是一种用葡萄或者别的什么东西酿制的烈酒；或者，当你看到一些记者连篇累牍地写出千篇一律的南斯拉夫的相关文章时，虽然不会希望就像在先知以赛亚那里一样用一把燃烧的圣火来洁净他的嘴巴，但你毕竟会盼着在他写作的手上裹起荨麻布，难道这就是错误循环的行为吗？

这里接着发生的事情可不仅仅出自我那也许机械的、对你们那些习以为常的重大消息报道的怀疑，而是一些针对事情本身的问题：说在萨拉热窝的玛尔喀勒集贸市场上发生的两次袭击真的是波斯尼亚塞族人干的，这事被证实了吗？就像贝尔纳·亨利-列维所说的，他也是一位现代哲学家，一个而今越来越多、比比皆是无处不有的哲学家。在袭击事件发生之后，他马上就会以荒谬的口吻大肆渲染：“毋庸置疑，塞族人是这次袭击的罪魁祸首！”另外还有一个食客-疑问：发生在杜布罗夫尼克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呢？这个古老而神奇的小城盆地或者盆地小城坐落在达尔马提亚海滨，当时在1991年初冬，它真的遭到了轰炸和炮火袭击吗？或者只是——够恶劣的——短暂遭到炮击？或者那些被炮击的对象位于厚厚的城墙之外，炮弹打偏了、跳弹了？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或者容忍（这也够恶劣的）？

最后，我甚至也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不禁要问，不仅问自己：这些跟那个“大塞尔维亚”的权力梦想真的有什么关系呢？即使塞尔维亚的当权者做着这样的美梦，可是他们恐怕也没有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轻而易举地让美梦成真吧？或者，难道也没有可能，在这里，一些传奇的沙粒，不计其数之中的几粒，就像在分崩离析的帝国里的一样，不仅是巴尔干地区的，还有四处散落的，在我们这些外国的暗室里被放大成一块块阻断的巨石？（就在前不久，《法兰克福汇报》开始按照时间顺序连载关于南斯拉夫四年内战的系列报道，副标题把国家解体的罪责归咎于塞尔维亚科学院那些匿名的备忘录撰写人：“前南斯拉夫的战争始于书房/科学家为这场大冲突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支撑。”）那么结果呢，与其说证明了那些吞没了传奇、绝对也没有在任何地方凝聚成一个统一的权力思想和政治的塞尔维亚的黄粱美梦，倒不如说一个“大克罗地亚”显现为某种无与伦比更真实的东西，或者更有效的东西，更坚决和更确定的东西，难道不是这样吗？与今天这些预先问罪的报道不同，关于这场战争的历史，难道不会有朝一日写成另外的样子吗？然而，由于这些问罪的存在，难道这段历史不是早就永远成为定论了吗？成为定论了？更确切地说不是一成不变了吗？就像1914年之后，还有1941年之后——在南斯拉夫邻国，尤其是奥地利和德国的意识中一成不变，死死地守住不变，于是等待着下一次爆发，等待着下一个1991年？谁会重写这段历史，哪怕只有细微的不同——它们当然有可能更有利于把这些民族从相互对立的僵死图像中解脱出来？

2　第一段旅程：旅行至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

关于我们的塞尔维亚之行，我要讲述的，并非是些故意针对那些反复预先确定对这个国家管窥的反图像。因为我印象最深的，几乎都是居于其间的东西，我既不必刻意为之，也不用添枝加叶——所谓介于其间的东西，在德国小说家赫尔曼·伦茨那里，必须“从局外的一侧”去观察或者眺望；而在那个老一辈的哲学家（可是丝毫没有反对现代哲学家的意思，我时而还需要这样一个）埃德蒙德·胡塞尔那里被称为“生活世界”。当然，我同时一直意识到自己身处在战事不断的塞尔维亚国家，一个不断缩小的南斯拉夫联盟的一部分。这样介于其间的东西，这样的生活世界并非在现实或者时代符号的旁边或者一侧。

在苏黎世登机前，我还买了一本小朗氏词典：在标准的黄色封面上以前写的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现在却只写着“克罗地亚语”（1992年版）。我一边翻着词典一边问自己，词典后面的“常用缩略语”附录里有没有“DIN，德国工业标准”这个词的缩写，因为在那个时候，用塞尔维亚语当然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参与其中。新版是由“赖因哈德·劳尔教授”修订的。而就在同一年，他应《法兰克福汇报》的招募，在那里连篇累牍地抨击全体塞尔维亚人民患上了最危险的神话病，连他们的作家也不放过，批评他们没有经过启蒙，从浪漫作家尼杰格斯到瓦斯科·波帕[48]莫不如此，看看这些狼的化身！看看波帕的狼诗！

与苏黎世机场的其他登机者不同，飞往贝尔格莱德的乘客登机时几乎没人说话，飞行途中我们也更多地保持沉默，看样子，仿佛连飞机上远远占多数的塞尔维亚人（外国劳工？看望父母亲的人？）也正在前往一个他们觉得没有把握的目的地。

飞机降落在平坦的、早就收获完毕的土地上，远近让人都丝毫感觉不到贝尔格莱德这座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这座“巴尔干地区独一无二的世界政治都市”（德拉甘·维利奇科，下文会讲到他）。S让我看看跑道附近一群人或者侧影，他们正在农田边上烤一头小猪。晚秋时节的空中到处弥漫着烧烤的烟雾。我之前读过塞尔维亚小说家米洛拉德·帕维奇[49]写的小说，其中有一个女子一边亲吻她的情人，一边一颗接一颗地舔他的牙齿。其中还写道，自南向北流淌的河里的鱼不好吃，比如摩拉瓦河；往葡萄酒中兑水，而不是颠倒过来，这是野蛮的行为。

我的朋友和翻译扎克站在机场出口等候，他先我们从科隆飞过来。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见过他的面了。尽管如此，有人来接机，我此刻几乎感到失望，为了进入这个世界，我宁愿独自踏进这个陌生国度的第一道门槛——他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连忙说道，连他也在此间对贝尔格莱德和塞尔维亚相当陌生了（后来，打开宾馆大门的时候，从他一个个迟钝的动作得到证实）。

坐车去往新城“诺维贝尔格莱德”的路上，不时能看见人群聚集在近乎荒原的空旷处，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人在狭窄的街旁排队，一个紧跟一个，同时也是各走各的：好像全国人民都在这里等待着，此时此刻，正值近乎失业的下午——所有的新楼都还没有建成，看来已经停工很久了。他们自称走向公交车和有轨电车，这种情形好像也很久了，等车的队伍半天都没挪动。这时，S又让我看看街旁卖汽油的流动商贩，他们也是一拨一拨地站在路边，手里拿着塑料油桶。在第一时间，不管是不是在特殊地区里，我为什么会常常对所有这些已经预先知道的现实情境视而不见呢。

我们住在“莫斯卡瓦”饭店。这家饭店位于市中心，坐落在萨瓦河和多瑙河上方的平原上，建于世纪转折时期，随着岁月的流逝，成为一座看上去很高贵的街拐角建筑。饭店几乎所有房间都空着，而在楼下的接待大厅里有一群服务员，还有他们的朋友？懒懒散散地走来走去。起初，我们在自己的房间里觉得，我们是好久以来的第一批客人，也会是好久以后最后一批客人。从S的房间瞭望，透过高高的阳台落地窗俯瞰那落满树叶、破旧的汽车突突驶过，完全不同于在巴黎的感觉的林荫大道，不，是“bulear”，我觉得她法国式的“乡愁”也感染了我，她的诧异，她在这里的陌生感，或者确切地说，她“离开祖国的感受”，她“身在异乡的感受”（就像失去了自制）。这时，我多么希望我的另一位塞尔维亚朋友兹拉特科能过来多好啊，那个当年的洗衣工和赌徒，他四海为家，不管在萨尔茨堡还是在他祖国的首都，他似乎立刻都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如果我非要找一个本地人做向导，他一定会对此嗤之以鼻。（他自己开车穿过东欧，晚到了两天。）

对我而言，感觉是“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是“返乡”，不管是在那条陌生的林荫大道上，还是在商店里买东西时，特别是当我按下商店那古旧的铁门把手，不得不费力地推开店门时，我立刻就有了这样的感觉，变得不可更改，适用于所有接下来的日子。我说着之前在街上学到的商品名称，售货员立刻就听懂了。到了傍晚，我们穿过贝尔格莱德市中心，出乎我们的意料，并不是一片漆黑。我们朝着卡莱梅格丹城堡方向走去。那是一座古老的土耳其城堡，高高地矗立在萨瓦河和多瑙河交汇的地方。这时，S好像脚步变稳了。只是扎克这个当地人，我们的向导，踉踉跄跄，摔了一跤，迷路了，辨不清楚方向，而且还喋喋不休地说他在自己祖国的首都感到多么陌生。可是，他在这儿已经又待了好几天，还有母亲悉心照料。我随之就想到，也许他在贝尔格莱德一直都很陌生——果不其然，他似乎又回答说：其实他家在贝尔格莱德郊外的策穆恩，在多瑙河边，河水从那里流向潘诺尼亚平原。他出生和成长在那里，直至离开。

在贝尔格莱德的第一个夜晚暖融融的。一轮半月当空，沐浴着古老的土耳其城堡。大街上来来往往有很多人，这才像个南欧大都市的样子。只是他们给我留下的印象，比起那不勒斯或者雅典的人来，不仅更安静，而且也更自觉，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行人，也更专注。一种特有的彬彬有礼，一种一点都不张扬十分含蓄的彬彬有礼。看他们走路的样子，即使匆忙，也绝不会冲撞别人。或者一种近乎温文尔雅、给别人留下空间的言谈，而不是常见的高声叫嚷、吹口哨、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街上的小商贩也不会随便和人搭话，更多地是静静地等候顾客（有这样的顾客，完全出乎我的预想图像）。这天晚上，我随意地看来看去，没有看到一个塞族人酗酒。取而代之的，倒是有人在街边的井里掬水喝。大街上看不到任何标语或者暗示战争的宣传，几乎没什么警察，无论如何显得比一般的城中心少得多。S后来认为，贝尔格莱德人显得沉重而忧伤。与之相反，在我看来，至少第一眼看去，这里的人民特别有活力（与当年在剧院里截然不同，也就是三十年前），而且很有教养。出于普遍的罪责感？不，出于某种伟大的思考，出于一种无与伦比的意识以及——我在那里有这样的感觉，我此刻在这里也这样想着——出于一种高贵的集体个性，或许也出于自豪感，当然是一个毫不张扬的人的自豪感。后来我在德国《时代》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塞尔维亚人变得谦虚了”，之后在《时代》杂志上也看到有人这样说。变得谦虚了？凭什么这样说？或者，用我最喜爱的（奥地利的）话说，除了“你必须早点起床才能这样说！”：“一个外国人，知道什么呢？”

那许许多多的老人是干什么的？第二天，我看到他们几乎是各走各的，被笼罩在从两条河河面上升腾起的早冬的雾气中，在卡莱梅格丹城堡废墟一带如此不声不响，悠闲自得地走来走去。他们常常系着领带，戴着礼帽，按照巴尔干人的生活习惯，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他们既不像是退休工人，而且这么多人，也不像是以前的政府职员或自由职业者。虽然他们都绽放出一种身份意识，但是有一点——这也表现在他们之中这个或者那个医生、律师或者商人身上——，比如说，与我在德国尤其是奥地利所熟悉的中产阶级的风度显然不同。此外，这些绝对不显老态龙钟的老人给我的感觉既不像欧洲人，当然也不像东方人，而十分确切地说，更像是在巴斯克潮湿的林荫道上散步的人，虽然没有戴他们那种便帽。他们迈着有力的步子，在城堡废墟之间走来走去，雾气中一个个身影清晰可见，一副近乎狂怒的表情。然而，慢慢地，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现实，或者自制。他们也不像是老单身汉——都有过多年的幸福婚姻，只是现在成了鳏夫，这种情形还没有那么长久：像是鳏夫，同时也像孤寡老人，对这样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很少见。不，在我看来，他们不可能是塞尔维亚爱国主义者或沙文主义者，也不是极端的东正教教徒；他们既不是忠臣，也不是老游击队员，更不会是纳粹内奸，可是也难以想象他们是与铁托同呼吸共命运的游击队员、之后的南斯拉夫干部、政治家、实业家。显而易见的只有，他们都遭受了同样的损失，不管他们在这里怎样游荡，损失依然活生生地浮现在他们那忧郁的眼前。那么，损失是什么呢？损失？难道更多不是这样的情形，仿佛他们被无情地骗取了什么？

这次在塞尔维亚旅途中，我实际上也想搞清楚一些问题，其中我最常提到的一个问题——如此反复地提出，它已经快让我发疯了——那个问题，你会不会认为，大南斯拉夫联盟还会重新崛起？被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相信有可能，“即使再过一百年也不可能”。只有一次，有人这样说，“我们无论如何再也看不到了”。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认为，如果南斯拉夫联盟各成员国有可能再度靠近的话，那也只是通过经济途径。他还讲到，比如说，以前，斯洛文尼亚的产品在塞尔维亚非常受欢迎。哪些产品呢？“化妆品，斯洛文尼亚的润肤霜，噢！”唯独兹拉特科年近八十岁的老父亲却说：“就算要靠近，那也不会跟克罗地亚，而肯定跟斯洛文尼亚。没错，而且很快就会这样。我们塞尔维亚人总是生产大件东西，而斯洛文尼亚人则生产精美的小部件，双方向来都得到了很好的互补。我这一生从来没有在任何其他地方像在斯洛文尼亚一样得到过如此周到的款待。”（他的老伴为他发表的一番议论频频点头。）他住在一个位于摩拉瓦平原的村子里，村名叫坡洛丁。

雾天之后，有几天是好天气，晴朗温暖。有一次，就在兹拉特科（这个可爱的人）入伙之前，我们和扎克（这个活泼的人）一起驱车前往贝尔格莱德城郊策穆恩，他美好的青春之地，如今大概是他想象中的家乡——跨过萨瓦河大桥出城，这座桥被城里人称为“羚羊”。到了扎克老家后，他带着我们看看他们家老房子的两扇窗户（他的父亲是一个地方小官员，早年就过世了）。这承租房位于楼上，又矮又破，街拐角是些常见的杨树。起初，简直让人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感觉。扎克还指给我们他以前上学的路，而我心想着或者说道，这路也太近了，恐怕一路上也不会看到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吧——扎克随即回答说：“但是，我们放学回家都是绕道走的！”策穆恩的水果和蔬菜市场当然会让人有某些特别的感受，它分成了两大区域，干干净净的，在城郊这个地方绝对很宽敞，还有从河面上吹来的风（我买了几个苹果，因为我可不想只是作为一个好奇的人走过异乡的市场）。

之后，有这位朋友破例而出色的引路，最后又让我们走在前面，于是，我们不知不觉地穿过那连绵一片、矮小而带有毕德迈耶风格[50]的房子，来到多瑙河畔。在这里，与我在奥地利境内终究熟悉的那条也叫多瑙河的河流相比，河面无比开阔。在水面之后那里，同时还远离开另一边的河岸，又有一片蜿蜒曲折的领域，这才使得多瑙河真正成为一条“大河”（出自奥地利国歌里的一个词，每当我打眼看去时，我都会觉得它言过其实）。一种内陆水上世界，一个河流世界展现在我们眼前，贝尔格莱德或者策穆恩的多瑙河。岸边的林荫道上坐落着多家餐厅，从这里就可以步行回到首都；远远望去，水面上停泊的船只鳞次栉比，小小的三桅帆船就跟独木舟一样，还未盖上过冬的护幔。时而就会有这样一个玩意儿动起来——小发动机的隆隆声，与零星的人声混杂在一起，这是远近能够听到的唯一声响。朝着斜对岸望去，仿佛是一道跨越大陆的彼岸。在那里的林子边上，矗立着支撑在木桩上的茅舍。然而，大多数船只在水面上随波起伏摇荡，偶尔可以看到船上升起炊烟。此外，整个下午，河中间都没有船只航行；禁运。这个河的世界景象也许是一个沉没的世界，一个正在沉没的世界，一个腐烂的世界，一个古老的世界。然而，它同时也呈现出一种世界景象，而在那些出自17世纪的荷兰油画上，我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感受：一个原始世界，它就像是一个尚不为人所知的文明，更是一片让人感兴趣的天地。后来，我们在河边一家叫“鲤鱼”饭店享用了美味的鲤鱼。黄昏时分，我们登策穆恩城堡，途中有一位较年长的女人向我们询问去城堡的路，操着纯正的英语，可她马上抱歉地说，她虽然是塞族人，可是不会讲塞尔维亚语。在上面的公墓里，墓碑上刻着逝者的面部轮廓，是忠实地按照照片刻上去的，只是放大了好多倍，大都是夫妇俩，通常都是这样，不管他们多大年纪去世，墓碑上刻的都是他们新婚时的年轻模样——也许吧，这是他们一辈子唯一的合影？

返回贝尔格莱德（白色之城）后，月亮已经近乎满月，我们终于见到了兹拉特科。由于超速驾驶，他不得不在匈牙利度过一个晚上（他的车被送到旅馆附近一个停车场保管起来了）。我们四个人一起，在一家名为“那些日子”（一首塞尔维亚歌曲的名字）的酒吧里听音乐，直至午夜过后好久。我们听的是南斯拉夫各个地方的音乐。而就在同一时刻，伊扎克·拉宾在特拉维夫遇刺身亡——第二天早上，反对派的报纸《我们的战斗》虽然在头版报道了这一刺杀事件，但是有关拉宾的照片只是依稀可辨，文字也没有特别编排，既不是高亮印刷，也没有凹版设计。深夜返回饭店的路上，雾气重又袭来，浓雾使得行人的身影若隐若现。在贝尔格莱德的大街上，突然间，到处都是成群的路人。他们仿佛是从两河之间一片灰白的浓雾中突然冒出来的，奔跑着，然后又在某一处停下，拥挤在一起；这些人都是赶末班电车的乘客。从旅店窗户向外看去，浓雾弥漫，什么也看不清，只看到路面上飘来飘去的闪亮纸片，还有旁边模糊的扫帚轮廓，以及贝尔格莱德街头环卫工人劳作的身影。在塞尔维亚官方电视上，还可以看到米洛舍维奇总统告别的场面；他即将启程飞往美国，参加在俄亥俄州代顿市举行的和平会谈。停机坪上，长长一队军人、还有普通民众列队送行。米洛舍维奇与每个人都紧紧拥抱，可惜只能看到他的背面——长达几分钟的告别画面，这个即将启程的人仅仅留下的是背影。

关于《那些日子》这首歌曲，兹拉特科讲述了多瑙河一个传奇的地方，就在斯梅代雷沃城边。在那里——他自己并没有亲眼看过，只是道听途说来的，是当年在乡村小学里听一个老师讲的——，这条河静静地流淌着，静得一点声响都听不到。第二天，我们乘坐他的车（既没被偷也没被刮蹭）前往那个神奇的地方，并且同时第一次更加深入到塞尔维亚腹地。正如兹拉特科所说，这里朝着东南方向，才显示出典型的塞尔维亚地貌：平缓的丘陵连绵起伏，一望无际（阿瓦拉山，距离贝尔格莱德一个小时的车程，要说是“看家山”有些言过其实。尽管海拔并不高，但是风景秀丽——看样子，仿佛每一个如此不显眼的风景都宛如法国普罗旺斯的圣维克多山）。这里的村落星罗棋布，错落有致，分别由大大小小的院落组成，可谓大村庄里包含着小村庄。还有田野里一座座公墓，看起来也跟村庄差不多，不是“逝者的城市”，而是逝者的村落，当然是生机勃勃，特别是现在正值万灵节。在塞尔维亚，“在我们之后”几天才祭拜：他们给逝者带去食物，在墓前与他们一起进餐和饮酒。这里的土地打眼看去非常肥沃，直到连绵起伏的大地尽头，到处都生长着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玉米、向日葵和粮食，当然早已收割完毕；山坡上，只是依稀可见闪闪发黑的葡萄藤蔓。当然，到处还可以看到贩卖汽油和柴油的小贩，手里举着油桶或大大小小的油瓶——油品来自不远的罗马尼亚。路上总能看到稀稀拉拉的人群徒步穿来穿去，他们大多是本地人，也有来自波斯尼亚和克拉伊纳的难民，就像不久之前，在“我们”中欧地区，也可以看到乡民赶路去遥远的医院看病，或去周末集市赶集一样。他们大多走在高速公路旁的辅路上，也有人干脆走在高速公路上。高速公路上几乎就没有车辆行驶（高昂的高速费，对外国人更甚。）

到了斯梅代雷沃市，我们步行到多瑙河边，看到了中世纪的平原古城堡——斯梅代雷沃城堡。它在“二战”期间几乎被德国占领者炸掉了一半。广阔、平静和波光粼粼的多瑙河毫无声息地缓缓流过，一片寂静；我们在岸边待了一个小时，没有听见哪怕是一丝潺潺流水声。在返回贝尔格莱德的途中，我们向一位老者问路，可他并不知道怎么走，原来他是来自克宁的难民。

这一天就是这样度过的。临近黄昏时，在塞尔维亚，天气第一次变得这么冷，还下起零星小雪。还好，第二天天气又转好了，风和日丽，我们赶上了深秋的最后一次暖阳。我们决定从今后命运就取决于那些和平谈判的贝尔格莱德启程去探望兹拉特科的父母。他们住在一个小村子里，得知我们要去，已经提前好几天开始张罗。离开贝尔格莱德之前，我们绕道去城里的市场转了转。市场位于萨瓦河边的一面斜坡上，缓缓地延伸到河边。

在为数不少的报道中，人们热衷于对那些可笑的东西冷嘲热讽，说如果不是当地的黑手党，塞族人就会试图拿着这些玩意儿做买卖，从歪歪扭扭的钉子到不能再薄的塑料袋，还有空火柴盒。现在看来，这里也可以买到很多漂亮的东西、令人喜爱的东西和——为什么不呢？——十分可爱的东西。比如说，市场大大小小的摊位上堆着切得精细的烟丝，柔软纤细，可以用来自制烟卷，看上去那样令人垂涎。一个不抽烟的人是难以体会到其中的滋味的。可我对市场上一些食品的滋味胸有成竹，有只是打眼看上去形式单调、品种单一的南斯拉夫面包，有深褐色的大罐森林蜂蜜，有跟火鸡一样大的熬汤柴鸡，有炸得焦黄的面窝点心，还有长着猛兽似的尖嘴、肥美胖大的河鱼。然而，这样的市场景象，虽然让人觉得受到一个物资匮乏时期的影响，但是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不管是看到那些美味的食品，还是那许许多多似乎真的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谁知道呢？），这都呈现出一种活力，是些令人心旷神怡的东西、轻松愉快的东西，买卖过程中为之一振的东西，因为这个过程常常在别的地方彻底变得奢华浮夸，也互不信任，甚至带着些许鄙视——一种普遍的、优美的指舞，纵横穿越在市场区域，一种手脚灵活自如的轻舞。在这里，从生意场上熙熙攘攘的混乱、气味和必然中，凸显出某些像原始和民间的交易所渴望的东西，虽然规模不大，但却各式各样，连我们这些从犯也从中获得了乐趣。一桩又一桩生意：这样一句话在这个只有依靠自己的国家里才又获得了它的意义，同样就像“零用品”这个词一样。赞赏这种交易——你恐怕会期待自己说出这样的话（这话绝对不是预定的）？后来，我甚至萌发了这样的愿望，但愿对这个国家的封锁——不，不是战争——延续下去；但愿这种西方或者不管别的什么商品和垄断世界的缺失依然延续下去。

在去往坡洛丁村的路上，我们终于跨过了摩拉瓦河。这条河千百年来被人传唱歌颂，无疑也在土耳其战争以及巴尔干战争中被迫成为了一个象征角色，被挤成一条象征的河床，而眼下随着深秋的来临，正处于枯水期，河床上的鹅卵石到处可见。在行车桥的旁边，是那座当年的车马和人行小桥，已经快要坍塌了。坡洛丁村沿着马路延伸，也许是欧洲最狭长的村庄之一，有许多小中心，像个“村庄之国”。据说在这个县里，这样的村庄之国的确比比皆是，相互离得很远。到了其中一个中心，我们在一家杂货铺里停留了一会儿。正值中午，几个村民在杂货铺前喝啤酒；在这些遭受限制的岁月里，咖啡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太昂贵了。所以，这个商店就改卖酒。杂货铺斜对面的房前挂着一块黑布，那家有一个小孩子不久前在村子里被车撞死了。在沿路的村子里，车子通常都开得飞快。当一个穿着农夫衣服的年轻人两眼红肿嘴唇肿胀地进入杂货铺时，我们大家都立刻意识到，这一定是孩子的父亲。

兹拉特科父母的庄园——实际上早就过户到他们的独生子，这个生活在国外的塞族人名下——位于坡洛丁村最远的一端，不是在七座山，而是在七道长拐弯的后面。房子两边前面是他母亲种的花花草草，紧挨着就是棚屋和马厩前一大片泥泞。田野和栽种葡萄的山丘四处分散，大多都相距很远。兹拉特科父母的居室位于形式各样难以捉摸的建筑群中，到处都可以看到，新房子要么贴着旧房子，要么盖在旧房子上面，或者包住旧房子，其中当然有不少东西还没有完工。对这样一个急于去挣钱和回家的外籍工人来说，人们可能习以为常了：有一个这样的附属建筑看上去像一个不说是空空如也，但也彻底与乡村格格不入的会议厅。令人震惊的是，里面摆放着好多崭新的椅子，一种可谓萨尔茨堡式的华丽，中间同样是明光闪闪的椭圆形长桌，就像会议室一样。在这层的三个拐角，等待客人的是贴着巴洛克蓝瓷砖的浴室。显然，他的父母从来都没有敢进去过。也许令人感到最为惊讶的是，在这个新旧交织、弄不清究竟是为谁设计的（？）居住区里，虽然到处都可以看到狭窄的厨房长椅，却无论在哪儿也找不到像是给父母准备的卧室或双人床：“扎特克，你父母睡在哪儿呢？”——“随他们的便，爱睡哪儿就睡哪儿。我父亲有时在楼下住，母亲一般睡楼上，可以看电视。”

吃饭时，有鸡汤，有烤乳猪，有“塞尔维亚”卷心菜沙拉，还有那样一种口感浓郁和清新的葡萄酒，它是用马路对面山坡上的葡萄自酿的。在那里，朦胧中最后还可以看见的东西就是漫山遍野的羊群。在这个回家的儿子和父母聊天期间，尽管我竭尽全力去听，可压根儿什么都听不懂——那是塞尔维亚语吗？不是，他们一家人不由自主地说起了罗马尼亚语，这是大多数村民聊天和感到亲切的语言。坡洛丁村作为这样一个语言孤岛也远近闻名。可是，他们还会不会觉得自己是塞尔维亚人呢？当然是——不然会是什么呢？返回贝尔格莱德的路上，我们穿过一条水果之路，路两旁挂满了葡萄，直到快要驶进城里时，满眼还都是亮晶晶的葡萄。

在塞尔维亚唯一带点官方色彩的这天，我们驱车前往南部山区的斯图德尼察修道院，一个中世纪教堂和修道院建筑群，一个民族圣地。这是一次旅行之内还是旅行之外的旅行？我们与著名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结伴而行。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老者。他讲述说，虽然他一直在写作，但是直到五十多岁成名之前，更多只是作为文学教授，作为塞尔维亚巴洛克文学专家而出名，曾在巴黎索邦大学讲学。我记得他还去过普林斯顿。

与此同时，这也是初雪的一天，就在早上从贝尔格莱德出发时下起了雪，十一月的雪，伴随着它，一阵阵寒风袭来，树叶也开始纷纷扬扬地落在地上，那些不太结实的南斯拉夫雨伞也被掀翻了。雪越下越大，后来，应这个民族作家的提议，我们在高速公路服务区休息一下，顺便喝点……，当然少不了喝热水。服务区一个孤独的老板为我们敬酒。在这五个小时行程中，几乎没有人不认识“帕维奇先生”（想必不仅仅是从电视上认识的，塞尔维亚人是个喜欢看书的民族）。

克拉古耶瓦茨和克拉列沃——塞尔维亚中部比较大的城市，从这里继续往西南方向走就是另外一个塞尔维亚：山峦起伏，峡谷众多，几乎荒无人烟，到处都会看到城堡遗迹，围绕着光秃秃的山，就像是西班牙高原被遗忘的城堡。渐渐地，只要一看到任何哪怕只是让你领略一下的地方或者风景，我就预先猜测，这个在车后排坐在我身边的人已经为之拟就了什么东西，而且几乎每次都猜对了，甚至连针对这个乡村讲堂写散文，或者针对那个山涧写诗都没错。

我们上山去修道院，沿着斯图德尼察那条荒僻的小溪（冰冷的溪水意味着是这样）越走越进入寒冷刺骨的隆冬。在所有剩下的日子里，它就一直这样等待着我们。这个古老的拜占庭教堂坐落在高原山谷底部，海拔近千米——在塞尔维亚如此可以感受的遥远的大海之上。雪花飞扬，下个不停。在那些壁画上，我又认出了奥赫里德、斯科普里、塞萨洛尼基等地的东罗马教堂里圆形的晚餐桌，耶稣及其门徒围坐在桌子旁，就像围坐在托勒密[51]的地球圆盘旁；施洗的约翰看起来就像切·格瓦拉，乳头周围还依稀长着胸毛，就像一个微小的弹孔。修道院接待厅位于冷冰冰的院子对面，里面的壁炉冒着火苗，仿佛白色的烤炉。那个留着传统的东正教大胡子的修道院院长先是让我们吃了一些专门招待客人的小点心，然后让人摆上兑了水的热李子酒，他自己甚至也陪着我们喝起这种劣质酒来。

鹅毛大雪纷纷地打在修道院下面的旅馆窗户上，后面的山崖立刻消失在初冬的昏暗中。一个鞋盒大小的加热器给这个平日没有暖气的餐厅增添了些许暖意。湿冷，无助，无人理睬。与此同时，我倒饶有兴致，要在这个远离世界的地方度过这样一个漆黑的夜晚。可后来几乎感到失望，因为下雪并没有阻挡住我们的返程。

后来，当我问起S那天——大家始终都会觉得是近乎半官方的——有哪些最不起眼和无关紧要的细节时，她立刻就说起我们在那家阴冷的小餐馆吃法式可丽煎饼的情形：那些又凉又厚的煎饼端上桌后，帕维奇先生对此说，别指望了，塞尔维亚人似乎永远也学不会怎样做可丽煎饼。是的，我也想起来了，这位作家一反他的作品里通常所描写的，居然往葡萄酒里兑水（而不是相反）。他解释说，这毕竟是矿泉水，而这样的水对他来说则不是水。而且，在一次漫长的行驶途中，他提起了那个塞尔维亚流亡国王。这位国王（自南斯拉夫解体之后）现在已经很好地掌握了他祖先的语言；身为枢密院成员，他越来越频繁地被国王邀请去伦敦，或者他们也在希腊碰面。这时，我讲了我生活在克恩滕的斯洛文尼亚外祖父：他在1920年全民公决时，投票赞成并入新成立的南斯拉夫，而我总认为这种行为就是决定赞成斯拉夫的东西、反对1918年缩成小德语国家奥地利。可是在此间，我也问自己，在哈布斯堡王朝灭亡后，随着共和国的成立，他的这个决定是不是更多出于一种渴望或者需要，即使不是渴望一个皇帝，至少也是一个国王，而这个年轻的南部斯拉夫民族就有一个国王在位？！

就在这有点官方色彩的同一天，我还约好与42岁的作家德拉甘·维利奇科晚上在贝尔格莱德见面（一天见了两位作家）。在战争之前的岁月里，有一次，我在斯洛文尼亚喀斯特地区的利皮卡与他邂逅。我读过他两本篇幅不长的小说，一本名叫《路过普拉》，其中讲述了一个生活在克罗地亚普拉的塞尔维亚人的青年时代，相当豪放，一再出现了向第二或者第三生活的过渡或展望。另一部是《子午线画家》，这是我从塞尔维亚回去之后才读的（两本书都是由维泽尔出版社出版的）。后者是一个关于分崩离析的南斯拉夫解体的故事，充满影射，也断断续续，片段式——叙述和被叙述的东西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结果就是在“作品”和“国家”之外形成了第三种东西。维利奇科写作离奇；他是一位反其道而行之的作家，源于地理-历史的“我”与相应分裂的“我”相互碰撞，这同样也是一个不相上下的“我！”。这就是这部作品的内在或支撑。这种支撑使那些片段和章节水乳交融。当然这里必须举例为证。“生存就是坟墓。这种情形也许在一个国家里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在那里，在经历了数百年的风向旋转中心，系着丝绸腰带的狡猾太监、穿着袈裟的蛇眼僧侣和蓄着大胡子的教会分裂者彼此处于对立状态。只有通过假象才能使他们彼此交融。”又如：“在欧洲城市里，90年代初逃亡的贝尔格莱德青年人过着生不如死的飞地生活（1995年）；在战争期间，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亦是如此。人们遗忘了他们，这就是他们的命运。因为那些争斗的党派，那些战争疯狗，不管他们叫什么，也不管他们用多少指头画十字，都是一丘之貉。他们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就好了。”还有：“他（英雄）就像一只睡着的蝎子，在绿色的墙壁里安享他的岁月，梦想着那没有实现的生存。让跳动着的脉搏停下来，这是不可能的。”

那天晚上在贝尔格莱德，我觉得德拉甘·维利奇科起初看上去更为压抑和失望，几乎丧失勇气。而留在我记忆里的他，有活力，有热情，同时很专注，值得信赖。也许我们见面的地点不合适：那个所谓的私人地址结果是一家小出版社。在那里，和维利奇科一起，还有其他几个圈里的人等着，肯定是为了避免让人觉得我们是在搞什么政治阴谋。由于已近深夜，再也没有可能去附近的餐馆，于是，大家都正儿八经地坐下来，就像是按照预先安排好的日程，以奇怪的方式直到深夜。大家可能都在寻思着说些什么，关于目前的局势、关于波斯尼亚战争、关于这场战争中波斯尼亚塞族人的角色以及塞尔维亚塞族人的角色，好像要举行一场圆桌对话。我们久久地坐在那里，几乎没有说话，受到刺激，不知所措。我们喝了一大瓶弗拉斯卡蒂酒，有些窖藏的年头了，其实当地产的白葡萄酒味道更好。德拉甘同时也带来了一瓶帕里克产的非常有名的雷司令，但是因为大家都不说话，低着头喝酒，一会儿工夫瓶子就见底了：很少见，可以看到产于1990年的标签，时间也就是在那场斯洛文尼亚小战争之后，那些大战争之前。

后来，有人拿出一个出自波斯尼亚战争的纪念品让大家传看，正如所说的，这是一个刚刚在去年秋天针对塞尔维亚发射的“战斧”导弹的制导盒。这时，出现了最糟糕或者最尴尬的时刻。制导盒有橄榄球大小，是沉重的钢制品，介于半球、圆锥和迷你金字塔形状。据称，这枚导弹在即将命中目标时被导弹击落了。这个纪念品是在波斯尼亚塞族人居住地巴尼亚卢卡附近弄到的（实际上，制导盒上的美国空军徽记清晰可见）。然而，我并没有想对此看个究竟，只是突然觉得大家一起不知身处何地，并且似乎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我想，不只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幸好，我后来突然有了一个想法，让维利奇科讲讲他在普拉和伊斯特利亚的情况。和在座的其他人一样，维利奇科如释重负。他说，他在普拉租的房子已经被克罗地亚军队占领了，一名军官住在里面。他现在远在贝尔格莱德，却还要继续交租金——短暂而有力地笑一声。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接着，气氛活跃起来，大家很快就你一言我一语，谈论着大大小小的地方，比如谈到维也纳，他的小儿子去年夏天待在维也纳，把所有地铁站的换乘方法差不多记得滚瓜烂熟，还谈到巴伐利亚州的费尔达芬小镇。

渐渐地，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南斯拉夫的现状上。在场的有一个人首先声嘶力竭地说道，塞尔维亚最高当权者对他们的人民目前所遭受的苦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还说到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压迫以及盲目认可的克拉伊纳共和国。这是在大声喧闹，而不是在发表意见，也不仅是一帮在野的文化人聚在后院里发发牢骚。这个塞尔维亚人也独一无二地说到他自己国家的领导人，而并未提到其他地方的战争疯狗。看样子，仿佛这只是冲着老天，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叫喊着他们的行为。

但是，奇怪的是：虽然我最终面对这个人，再也没有感受到这种情形有什么冠冕堂皇或者事先准备好的东西——他不是在发表声明，而是心里痛苦、愤怒和清醒——，可我还是不想听他对当权者的严厉谴责；不应该在这里，在这样的空间里，也不应该在这个城市里，在这个国家里；不应该是现在，因为这也许关系到一场战争之后的和平。这场战争是由外部的、完全另外的强权挑起的，并且最终的结局无疑也是由他们决定的。（告别时，他拥抱了我。这时，我在想，他可能觉得被别人理解，并且此刻还问我，是不是恰恰相反。）

3　第二段旅程

接下来，我们开始了此行的最后一段旅程，一路上险象环生。

我们依然冒着十一月的落叶伴随着下雪的天气，最后离开了贝尔格莱德，离开了莫斯卡瓦酒店，踏上了前往波斯尼亚的旅途。S一大早就乘车回法国了，因为孩子们过完万圣节又要上学了。于是，我们三个人，兹拉特科、扎克和我，乘坐前者的车，一路摸索着前往德里纳河畔的巴伊纳巴什塔。后者的前妻和他们的女儿就生活在那里。摸索着——这是因为，虽然这位父亲在孩子成长的十八年里经常往返这段路线，可是他现在却连一条路都不熟悉了；他当时一直是坐大巴车去的（而此时此刻，也弄不到塞尔维亚的专用地图）。

可是之前，也就是在离开首都之前，我们在这个号称“世界上加油站最多的国家”第一次加了油。在通往城外的公路干线两旁，密密麻麻地站满了提着油桶或拿着油瓶的人。也是在之后一次次加油时，我获得的第一印象是，在一双双绝对小心翼翼的手里，这种绿红相间的黏稠液体缓慢而清晰可见地喷入油箱中，绝对不会让人看到它事实上就是那个样子：某些相当奇缺的东西，十分值钱的东西，一种宝藏。这时，我又一次丝毫也不会压抑我萌发的愿望：这样的加油方式可能还会延续很久，甚至还会传到另有其主的国家。（后来，我们被一队巡逻的警察拦下来接受检查，仿佛有人闻到了什么。因为“Zlatko Bo.”——塞尔维亚驾驶证上的名字——开着另一个人“Adrian Br.”——奥地利驾照上的名字——的车，所以必须缴纳一笔不太大的罚款；要是能够证明这两个名字指的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整个事情就不会这样倒霉了。）

我们大概朝着西南方向前往德里纳河畔，穿过一片辽阔的原野，久久地看不到丘陵山峦，照扎克的说法，这就是通往他家乡的方向（扎克，这个东塞尔维亚人再也不像最初几天的样子了），“终于到了真正的塞尔维亚”。在这旷野上，雪花越来越密集。约莫第三次迷路以后——星期天，公路上的人寥寥无几，我们当然一边走一边问路，才发现他们都喝得醉醺醺的，一句话都不说。夜幕已经慢慢降临。我们久久地滞留在一个不确切的、也叫不上名字和不为人知的地方，面对着我们这个越来越寡言少语的向导所说的“大荒山”，我们只有翻过它，才能到达目的地。天色已晚，我们拿定主意，不再前往那里；我们掉头去路旁一家孤零零的小饭馆。饭馆墙上，在曾经挂着铁托画像的地方，如今却挂着一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一个塞尔维亚英雄将军的照片。桌上放着前一天的《维塞恩新闻报》，而整整一周后，这家报纸的头版以巨大的大写字母写着俄语、德语和塞尔维亚语的“和平”一词（我立刻心想着，1945年，这个词恐怕也会如此有纪念意义地登在哪家德国报纸上？）

正像在关于迷路的故事中常说的：“不管怎么说”，我们最终还是到达了瓦列沃城，也就是盘山公路的出口。这座山叫“Debelo Brdo”，即“大肚子山”。据说巴伊纳巴什塔——在这个雪下得越来越猛的夜晚，我们的向导把它翻译为“巴亚花园”（巴亚是抗击土耳其人侵略的塞尔维亚英雄）——隘口海拔超过一千米。上山的路越来越白茫茫一片，哪怕轻轻一刹车，车轮都会打转。夜空同样一片漆黑，很快就再也看不到一丝亮光，既看不到居民屋里的灯光，也没有其他车辆驶过。白天的时候，我们就听说过，从贝尔格莱德开出的夜班车中途停在瓦列沃躲避风雪，乘客们都在山脚下的城里过夜。

途中有很长一段路不是柏油路，路面到处坑坑洼洼。我们的司机就像参加汽车拉力赛一样穿行在其间。但是我们同时满怀希望，因为在裸露的泥地上，雪花几乎是留不住的。我们的向导后来说，当天早晨，电视上的天气预报显示，瓦列沃一带不再下雪了。但是现在，每拐过一个长弯，雪都越下越大。大约到了半山腰，又刮起了大风，不一会儿又变成了暴风，雪花立刻被吹成一道道雪丘，这儿矮矮的，在继续移动，那儿又停滞了，凝结在一起，横竖积满狭窄的公路。这时，这个牌手和客栈招牌画匠则以欧洲赛车冠军般的娴熟技术驾驶着车辆又是穿行，又是爬坡，即使在陡坡换挡时也充满了一种意味：再也没有退路可走（探险故事里不也是这么说的吗？）。

有时，我们中也有人会一边目不转睛地望着前方，一边说着吸引大家注意力的话，不着边际的话，可是，几乎再也没有人回应。后来，在继续翻越大肚子山时，也许有一个钟头之久，我们三人中甚至连一句话也没说；而且策卡也不唱歌了，况且再也听不到民谣歌手托佐瓦克的歌声了。如果说在不断转弯的汽车远灯里，除了闪现在我们眼前的雪檐上一道又一道雪障外真的还有什么的话，那就是越来多地出现了光秃秃的崖壁。此时此刻，我满脑子都在想：万一，车子现在走不动了——我要往哪个方向逃生呢？这样没有帽子和合适的鞋子，我能走多远？好紧张！简直不可思议，漫天大雪中并没有闪现出一丝亮光，因为暴风雪恐怕会在这高高的巴尔干山区使雪夜达到完美无缺的境界。这种不安也转换成了某些别的东西，转换成了恐慌？或者恰恰是它的反面？

“鬼使神差似的”，我们几乎以步行的车速终于驶出了山口，缓缓地盘山而下。雪花也变得缓慢了。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就像在原野上一样，路上有些地方甚至没有积雪——我们的向导随之指着那黑暗的山谷什么地方，激动地说出了久久以来的第一句话：“下面就是德里纳河，下面一定就是巴伊纳巴什塔，再往后就是波斯尼亚了。”

我们终于到达南斯拉夫的偏远小城巴伊纳巴什塔。看样子，周日的夜晚一片沉寂，主干道上灯火通明。之后，一所公寓的门旁响起奇怪的铃声。这座城市尽管素不相识，却让人感到有某些亲切感（此时此刻，我才想起来，三十多年前，青年时期的我在克罗地亚腹地就这样来到一个女朋友门前敲门）。然后，我们分别住在三个灯光明亮、暖意融融的房间里，这在整个塞尔维亚都不多见。还有果子酱接风，装在玻璃杯里，里面还放着小勺。女主人以前在贝尔格莱德念考古学，如今在离市区不远的德里纳河水电站当秘书。她女儿房间的墙上挂满了青春长在的好莱坞偶像詹姆斯·迪恩的招贴画。我们享用了白菜卷（一种卷心菜肉卷）、奶油（黄油软酪）、面包、斯梅德雷沃产的红葡萄酒（就是多瑙河无声无息流过的那个地方）。这期间，目光透过厚厚的窗帘缝隙，可以看到这个巴尔干式的庭院，四周都是相似的多层楼房：雪花纷纷扬扬，一直下个不停。

奥尔加是一个巴伊纳巴什塔本地女人。她几乎知道世界上所有的电影。她告诉我们说，当地居民对一公里外发生的战争几乎一无所知。传说在德里纳河河面上，总是有成堆的尸体顺流而下。然而，她也不认识一个目睹过这种情形的人。不管怎么说，在战争发生以前，每到夏天，这条河里满是游泳的人，不管是在塞尔维亚一边，还是在波斯尼亚一边，他们在河里来来往往穿梭。而现在，河里已经再也没有人游泳了，游船当然也停运了。她和女儿甚是怀念一起横穿波斯尼亚、去往斯普利特和亚得里亚海边的杜布罗夫尼克的共同旅程。她本人也很想念和穆斯林朋友在一起的时光，无论他们是来自她最喜欢的波斯尼亚小镇维舍格勒（伊沃·安德里奇[52]的《德里纳河上的桥》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还是来自更近一些的斯雷布雷尼察。她相信，1995年夏天，在斯雷布雷尼察，真的有成千上万人被杀害了。不管这场波斯尼亚战争规模多小，它真的发生了：一夜之间，整个村庄的穆斯林被屠杀殆尽。下一夜，又是一个塞族村庄，如此等等。于是，在这座边境城市，塞尔维亚人完全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谁也不和别的人说话。主干道两边那些崭新的、有品位的商店和酒吧都是波斯尼亚-塞族战争既得利益者开的。她绝不会迈进那里一步。她靠前夫寄来的德国马克勉强度日，可是其他人又靠谁呢？靠着同样艰难的邻居施舍——虽然物资很匮乏，但首先还是内心的贫困；他们跟以前的大世界的联系被切断了，一味生活在他们的天地里。他们还会有人恋爱吗，还会生儿育女吗？“最多也是在流亡者中。”（说到这儿，这个还年轻和有青春活力的女人自己也笑了。）虽然时不时会有记者从西边冒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也指的是波斯尼亚——，可是已经预先什么都知道，所以他们提出的问题也与之相应；没有一个人对这个边境城市居民的生活哪怕有一丁点的兴趣和好奇。联合国观察员刚来不久就从酒店搬走了，因为他们反觉得自己成了被观察的对象。

晚上，我和兹拉特科（别名阿德里安）两人住在“德里纳”酒店里。房间里没有暖气，也没有像样的窗帘。在第一个夜晚，当黄色刺眼的街灯照进屋里时，我不时地睁开眼，雪花连续不断地拍打在窗户上，直到天亮还下个不停，在巴伊纳巴什塔的日日夜夜一直都这样。整个城市都被大雪掩埋了。只剩下向北穿过德里纳河河谷一条公路了，兹拉特科听人这样说。早餐时，我们旁边坐着几个年轻的民兵，个个都带着冲锋枪。脸和手已经冻得红肿的兹拉特科从他们那里得知，翻越大肚子山的路早就被阻断了，只剩下向北穿过德里纳河河谷一条公路了。可是，这条路上有没有扫雪车扫雪呢？

于是，我们蛮有兴致地决定，有必要待多久就待多久吧。我们买来雪地靴和保暖帽。当我们几个显然人生地不熟的人一进商店，看到售货员警觉的神色时，我就想着，在战争期间，所谓“潜在的顾客”结果全都露出了外国记者的原形，他们不是来买东西的，只是为了探听物价，搜集信息。

在条条边境大街上，在家家边境饭店里，到处都可以看到穿着半是像制服的防风雪衣男子，我们不由自主地会理所当然（？）把他们看成是准军事化的杀手。你就看看他们那与之相应的眼神，分明“一派杀气腾腾的样子”。扎克也这样看。他在临时家里过了一宿后又回到了她们的怀抱里。后来，那个与我们一起来的当地图书馆管理员，一个读者（读过娜塔莉·萨洛特[53]、费尔南多·佩索阿[54]等人的书）向我们解释说，那些人都是大肚子山上的林业工人和护林员；这座山就像是国家公园，无论如何是一个疗养地，山上长着一种世界上仅有的云杉，它是从最后的间冰期存活下来的。然而，我们还是怀疑这些人可能是某些团伙成员，不过是乔装成护林工人或猎场管理员而已。

我们出城走向德里纳河，走向界桥。也许边防哨兵会允许我们过桥到对岸的波斯尼亚。它依稀出现在那铺天盖地的积雪后方。积雪现在鲜明地勾画出山丘和草地的轮廓；积雪现在又将它们掩埋。有不少人在厚厚的雪地里行进，可大多只是老人和小孩，后者跨过那座桥以后去城里上学，头上戴着各式各样、来自世界各地的帽子，其间有一个老人，头上缠着编织的头巾。一小群孩子不停地冲着我们用英语说“你好！”，然后放声大笑起来。几乎所有迎面走来的人，不管老人还是小孩，都缺了很多牙，连塞尔维亚这一侧的边防哨兵亦是如此。他最终还是让我们上桥了，当然后果自负。众所周知，河对岸的波斯尼亚-塞族人早就不喜欢自己的祖国了。

现在的德里纳河，宽阔的河面上呈现出一片冬日的深绿，从山里流出来的水湍急而富有节奏，在河岸两边朦朦胧胧的物体的映衬下，显得更加昏暗，更加阴郁。我们慢慢走上桥，那位图书馆管理员，这个当地人，仿佛每走一步都准备着掉头，目光里露出提心吊胆的神色，近乎赤裸裸的恐惧。在这两个国家正中间，桥栏上安着一个灯箱，像是临时将就，也像安在一条佛教传说里的河上。在我的想象中，它是用来放蜡烛的，要为逝者照亮黑暗的夜晚。但是打开灯箱一看，里面全是烟蒂和烟灰。

我们最终来到河对岸的边防哨所前，在那里又向波斯尼亚纵深走了几步，值得纪念的几步。哨所的窗户玻璃是破的，后面有两条岔路，或多或少都是陡峭的山路。那个边防哨兵目光直直地盯着你——或者说，难道这不更多像是一种无法治愈也不可接近的忧伤？恐怕只有上帝才能帮他解脱这忧伤。而在我眼里，昏暗空荡的德里纳河就像这样一个上帝一样流过，尽管只是个没有权力的上帝。不行，我们不被允许进入他的国家，但他允许我们在他的国门口站一会儿，观看，聆听——这时，我们大家都不感到好奇，只是战战兢兢。在这片波斯尼亚山坡上，可以看到一些零零散散的农家，院落彼此也有一段距离，每个院子周围都是苹果园以及巴尔干地区特有的干草垛，像房子一样高的圆锥形或金字塔形。有些地方甚至还有烟囱在冒烟（我起初以为那是焚烧垃圾冒的烟，或许真的就是这样？）然而，绝大多数家里都没有冒烟，常常不光是不冒烟，甚至连屋顶都看不到，下面也没有门窗。然而奇怪的是，几乎就看不到有烧毁的痕迹。所以这些院落又像是整个南斯拉夫那些永远都不会完工的、典型的外籍工人住房。你不仅第二眼看去是这样，就是再看上去也没有两样。那么，它们到底是未完工还是已经被毁坏了？如果是被毁坏了，那么无论如何有些部分是被小心翼翼拆除搬走的，那些部分接着又被弄走了。

这时，这个边城的图书管理员突然说道：“在这片昔日鸟声不绝于耳的沼泽里，曾经活跃着欧洲的精灵。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变得越来越像南斯拉夫人。对这样的人来说，现在是最艰难的时刻。只要我一想起来，就觉得对这样的人来说实在是难上加难了。我不可能是塞尔维亚人，也不可能是克罗地亚人，同样不可能是匈牙利人，更不可能是德国人，因为我在哪儿都找不到家的感觉。”

然后，我的朋友扎克，这个吃着德国面包的塞尔维亚人，忍不住唱起针锋相对的反调：“那么对我这个塞尔维亚人来说，现在生活在德国，是不是就很可怕呢？事实是，德国已经努力变成了一个美好、富有、天堂般的国家。世界就是机器。房子也是机器。街上的狗叫声就像工厂里机器的轰鸣声。在自选商店里也是这样，似乎你要买的是螺丝钉，而不是牛奶；在肉店里，似乎你要买的是钉子，而不是火腿；在药店里，似乎你要买的是锤子，而不是阿司匹林。”

要说到我，现在我可以说，我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持之以恒地让自己融入到这个世界、或者世界事件里？让自己参与其中？——在巴伊纳巴什塔地区，在波斯尼亚-塞尔维亚界河边上，在这些风雪肆虐、大雾弥漫和事件多发的日子里，结果让我感到自己成为这个地区的一员。在这种的确窘迫的困境下，我没有遭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丝毫也没有。这就意味着：只有好事。可是有哪些事件呢？

我们本来打算参观附近一家古老的修道院，但雪下个不停，没法去。于是我们开车一直沿着边界往德里纳河上游走。奥尔加的母亲住在那里。“二战”期间，她在铁托游击队当护士。她丈夫几年前用他的游击队步枪自杀了，与其说是因为重病缠身，倒不如说更多是出于对南斯拉夫解体的忧伤。如今，她孤身一人住在山脚下一个小房子里（就跟养路工的房子不相上下）。在陡峭的山崖之间，正好有一块可以用作花园的地方，还有一长条土豆地垄。虽然老妇人整个下午在屋子里都戴着头巾，但是她依然有一个女指挥员的架势，或者一个连队里独一无二的、与男兵平起平坐的女性的气势，举止优雅自信，同时也随时准备出征。她恐怕直到生命的尽头都会是一个骨子里的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者，而不是塞尔维亚的，而且不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代里——在她看来，对南部斯拉夫各民族来说，共产主义直到今天依然还是唯一理性的可能：1941年，在德国入侵之前，在这个王国里，几乎一切财产都属于少数几个人，而就在他们身旁，则是一贫如洗的民众。而现在，在这个塞尔维亚特别国家里——它的当权者像在其他新生国家一样都是“叛徒”———，历史还在重演，一边是战争的既得利益获得者，一边是一无所有、挨饿受冻的人民。（至少这话没有说错，因为立刻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兹拉特科，这个从奥地利归来的、习惯了别的东西的外国继承人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整个民族都在挨冻。”）

我们在这边境小屋里坐了一下午。后来，德里纳河这边的村庄亮起了灯，对岸却仍然完全一片黑暗，或者有人使之变得黑暗了？而在战前，对岸的窗户照射出那样的光亮，连河这边都成了对岸的镜子。老人说，她很想念那些波斯尼亚人，不管是塞族人还是穆斯林人，尤其是每到秋天水果成熟的季节，他们就会跨过德里纳河来这边卖水果，因为那边的山坡不太陡，更适合种水果。（从河岸马路边上那个村子返回的路上，汽车大灯照亮了从黑暗中闪现出成群的身影，他们都是在这儿宿营的逃亡者，已经等候了几个钟头，希望能搭便车进城去——可是几乎没有一辆车经过。）

或者我们也只是蹲在早就没有了灯光的“德里纳”酒店的大厅里，身上裹着大衣和夹克，两个人一起，大概也是仅有的真正的客人，听着一个独弦琴歌手的歌唱和震耳的叫声来休息。据说这种演唱继承了荷马的传统，歌颂的是塞尔维亚的英雄。在之前整整一个夜晚，我们的耳朵里灌满了这种演唱，况且是在一个狭小的私人房子里。他的古斯拉琴琴声使那震耳的叫声更加高亢。古斯拉琴只有一根弦，但却编得十分精美——我们在黑暗中休息，彼此讲一些算不上英雄的事情，也少不了一些不着边际的瞎聊，或者干脆就望着远处街道上纷纷扬扬的雪花（对了，我们的车子还在那儿吗？）。

一天下午早些时候，雪终于变小了，我们启程了。这时，我们也只好两个人成行，因为扎克（这个所谓的“热心人”或者“火辣辣的人”）还想再陪陪他女儿，继续在奥尔加女士温暖的房间里待一段时间（“德国之声”给他还有一周假）。于是，我们沿河向下游驶去，一路向北，一会儿就暮色降临，而且很快就进入漆黑一片的塞尔维亚，穿过越来越泥泞的雪堆。在到达诺维萨德之前，我们横穿了绵延的弗鲁什卡格拉山（对伟大的塞尔维亚诗人米卢·科伦扬斯基来说，这座山在“一战”后更多时候变成了异国的山，而不再是故乡的山。），积雪最终变成了冰崖。在伏伊伏丁那省城的“游客”酒店里度过了又一个寒冷的夜晚后，第二天一早，我们在诺维萨德的市场上买了几包“摩拉瓦”牌和“德里纳”牌香烟，还在诺城一家书店里买来了塞尔维亚-西里尔语蘑菇指南，二者都是为巴黎的近郊生活准备的。在那儿，在我的整个塞尔维亚之行中，第一次碰到了其他游客，有两个来自纽约的小伙子向我打听便宜旅馆，准备在诺维萨德拍一部电影，“只是一个短片”。后来，在前往匈牙利边境的途中，快到苏博蒂察时，又是寒冷刺骨，雪粒尽管稀稀拉拉，可仿佛要穿透这一马平川似的大草原。像从前一样，到处可以看到在这片大地上乱蹿或者已经死亡的僵硬地横在车道上的狗（兹拉特科说：“在罗马尼亚还有更多！”）；有一只麻雀砰地撞在挡风玻璃上；成群成群的乌鸦落在空旷的柏油马路上。兹拉特科嘴里念叨着：真是少见，乌鸦群里还会看到一只喜鹊——我也看见了，正想告诉他呢。

在南斯拉夫各国纷纷独立的战争时期，我总是在新成立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漫游，这个国家昔日是“我漫游的故乡”。然而，与此同时，这样的情感意识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哪怕一时一刻（它似乎是不会逝去的）。有可能，这也跟我自己，跟我也许幼稚的失落息息相关，比如，面对那座巍峨的、坐落在尤利安阿尔卑斯山里和波希涅湖北面的特里格拉夫峰（曾是南斯拉夫的最高峰），我心里明白这座三头峰的轮廓同时也是斯洛文尼亚国家车牌和国旗上的图案；或许我走错路了。在我看来，恐怕要在那里走新路了，而不该一如既往地走同样的路。

尽管如此，这个国家如此突然的转变、如此突然的封闭和难以接近，不只是留在我的想象中而已。在我们来塞尔维亚旅行之前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一如既往，独自漫步穿过波希涅谷地，并一直往南穿过伊松佐河河谷，又下又上，就到了的里雅斯特上方的喀斯特地区。波希涅地区及其那样灵动而静谧的湖泊位于最后方，从那里只是还没有公路直接进山去。这里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对塞尔维亚人来说也是如此：有许多塞尔维亚诗人留下了不少的诗篇（或者见证，对一种少些日常的盲目、富有诗意的生存的呼吁），他们都是“斯洛文尼亚人的兄弟”，对美丽的波希涅地区有感而发。

然而，如今我找到了一家合适的酒店，名叫“Zlatorog”（意思是：寓言中的北山羊），其实更像是高山牧场小屋，在山谷尽头的后面，这里的一切都是为讲德语的游客准备好的。入口处，当年铁托来访时的照片被弄走了——也没什么遗憾——取而代之的是维利·勃兰特[55]的照片。这时，我问自己，是不是马歇尔当年陪他来的呢。在国家电视台——平时只有德国和奥地利频道——的节目上，来自国外的贸易或经济代表团一再受到纯正的民族音乐的颂扬，最后由斯洛文尼亚总统出面接见。一个当年能干自豪的官员？可现在却像个服务员，甚或走狗，向外国人兜售他的国家。看样子，仿佛他要一丝不苟地迎合德国企业家和委托人的说法，斯洛文尼亚人民不是别人所说的这样或那样，而是一个“勤劳肯干的阿尔卑斯民族”？此外，一大早，酒店后面那个不怎么令人愉快的、半是在山林里的超市，就已经准备好了德国的《图片》报，也许比当地的日报《劳动报》，即《卢布尔雅那日报》还要来得早。就在堆起来的管装和罐装的妮维雅护肤品旁边，要说有斯洛文尼亚的东西，也不过是产品包装醒目的德语说明上贴了一小条斯洛文尼亚标签（第一批顾客的话：“《图片报》到了吗？”）。后来，在依然保持着美丽的乡土本色的比斯特里察火车站里，为了顺应自然或历史，那些简直像真油画的照片都被替换掉了，其中有塞尔维亚的修道院、黑山的科托尔海湾、奥赫里德的马其顿-阿尔巴尼亚湖——取而代之的绝对不是纯粹斯洛文尼亚的风景照片，而是儿童绘画的印刷品。

那么，这是一个处于童年的国家？我不会忘记，而且之前在这个新建的国家的一次次旅行时就目睹过，在一望无际的喀斯特高原上，通向类似的、即使远在荒野的火车站的通道两旁，到处都挂满了广告牌，上面写着，国家一再要求保持（无愧于欧洲）的环境整洁和相互对此进行监督——与之相适应，你不得不听的、无法听而不闻的广播音乐回响在整个国家；如果不是这个小民族的传统音乐，那就毫无例外地是高雅的欧洲古典音乐，即使是莫扎特或海顿最轻快的曲目，也会使游客的心情变得阴郁。

有一次，我去往一个灰白色的石灰石火车站，它距离喀斯特村庄杜托弗列很远。从国道上拐弯下来的地方，我没有听到那家精神病院的声音。精神病院坐落在以前没有任何建筑的拐角。当年一次次漫游时，我都听得到从窗户传来病人的尖叫声、哭号声和磨牙声：可是现在，时过境迁，不是这扇窗户后面是一片谨慎的沉寂，就是那扇后面的收音机里在轻轻地播放着钢琴音乐会。然后，我继续走到火车站里，在黑色古旧的候车大厅的墙上，前南斯拉夫时期的照片全都被清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火车站入口贴了一个提醒保持公共环境整洁的标语。在这条路尽头，也就是在喀斯特稀树草原之前，我看见一辆大货车停在那里，挂着斯科普里/马其顿的牌照，这种情形以前在斯洛文尼亚的公路上比比皆是，但现在却很罕见了。特别是正在休息的司机，躺在外面的草地上，远近就他一个人，就像是从战争之前的岁月里残留下来的。他听着半导体收音机里播放的音乐，声音很小，像是东方或阿拉伯音乐。这种音乐以前在这儿到处都能听到，现在几乎销声匿迹了。司机和我面面相觑，一会儿，某种东西足以使发生在我们之间的事情更胜于一种共同的想法，那是些更深层的东西：一种共同的记忆；尽管周边地区好像要在这种音乐声中重新绽放和延伸，直到遥远的、快要接近希腊的南部，可是这样一种大陆情怀（与“海洋”情怀的热情不同）几乎立刻就烟消云散，空气中只是跳动着一阵十分强烈的幻肢痛[56]，无疑也不只是个人的。

之后，在塞尔维亚的旅行中，我再没有了失去故乡的感觉。既不是因为这个国家对我来说变陌生了，也不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前，巴斯克的毕尔巴鄂，首先是它的文字给人一种陌生的感觉，甚至有一次我进男厕所时心想着，连那儿的小便池恐怕也会呈现出闻所未闻的、从未见过的样子，或者就不是在地上，而是高高地挂在墙上。不，在塞尔维亚，我既不会有家的感觉，可是也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外地人，既不属于其中，也不会受到伤害。我始终是一个旅行者，是的，即使是一个所谓新型的观光客。最近以来，旅游研究者或学者把这种新型的旅游推荐给“度假的人”，称之为“可持续观光”。因为旅行——参见《法兰克福汇报》1995年11月23日的旅游版面——但愿“最终能够被理解为一种宝贵的财富”。可是，“只要旅行目的地的选择依赖于附着其中的面子”，这又谈何容易；在选择旅游目的地时，旅游者关心的不是“当地能看到什么，而是自己需要什么”——度假的人只有这样来感受“旅行会给他带来什么”；简言之，“可持续观光”。

就塞尔维亚之旅来说，怎样可持续呢？比如，那里留在我记忆里的，是一个与我们的日常现实相比强化了的、近乎结晶的日常现实的图像。是因为战争状态吗？不，更多是因为整个一个伟大的民族，她显然明白自己在欧洲范围内遭到排斥，感受到这种境况是极为荒唐的不公正，并且现在就是要让这个世界知道，她是另类，不仅在大街上是这样，而且在一旁同样如此，即使这个世界压根儿就不愿意对此有任何感知。

其实，恰好当你十分鲜明地感受到那里几乎人人都被解体时，首先留在记忆里的就像是这个在别的地方早就被合法地宣布死亡的“民族”：可以理解，因为这个民族在自己的国家里这么明显地分散居住，人人都是一个高度分散的个体（此外，返程时，在郊区火车站旁那棵鸟儿栖息的树上，我看到在上面过夜的鸟儿冻得竖起了羽毛，彼此之间却保持距离，身体之间也积满了雪）。简单地说，留在记忆里或者挥之不去的只是在一个纯粹的内陆国家的旅行，那里甚至没有天然湖泊，只有河流，但是什么样的河流呢——谁有朝一日想象经历一个未来的、只有河流而且远近都没有海洋的内陆国家的话：那就随他一起去塞尔维亚吧。

最后，留在我记忆里挥之不去的首先是：没有人了解塞尔维亚——按照托马斯·沃尔夫的小说描述的，“只有死人了解布鲁克林”。

如果我在以前那些可持续的独自旅途上常常想象或者希望有选择的结伴来重新体验的话，那么我这一次——之前几乎始终是这样的结伴之行——则希望能够独自在这个国家走走看看，不开车，只坐公交，最好就是徒步。

后记

但是，难道我真的没有一次独自去塞尔维亚旅行过吗？那是一个雪天，在边境城市巴伊纳巴什塔。天刚破晓，我就出发了，心里只想着两个目的地：长途汽车站和德里纳河（我常常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是：“为了达此目的，你恐怕必须早点起来！”）。我不是要过桥去波斯尼亚，而是要去更远的地方，尽可能远离房屋和花园，去德里纳河蜿蜒流过田野和牧场的地方，这儿看看，那儿走走。

天色阴暗，下着雪，周围群山环绕。汽车站很难找，根本就没有指示牌，我又不想问别人。最后，终于找到了，果然跟我想象的一样，汽车站是一座平房，坐落在被德里纳河支流冲刷而成的一片洼地上，对面就是我在巴伊纳巴什塔镇第一眼所看到的那栋房子，除了顶上有个十字架之外，一点也不像教堂。

在车站售票大厅里，墙上有一张很大的班车目的地列表，就像纪念油画那么大。上面的文字跟书法一样，是当年在这里通用的西里尔字母：贝尔格莱德，在这下面，也就是最后，是斯雷布雷尼察和图兹拉。这块巨大而古老的公告牌现在已经不用了。当下的发车时刻表贴在一个角落里，草草地写在很小的一张纸上。再说，已经没有开往最后提及的两个地方的班车了。隔壁的咖啡馆是一个巴洛克风格的大厅，空荡荡的，只有一位老妇人坐在一张很大的桌子旁，不知是老板还是服务员。里面有两个人在下棋，他们俩在接下来的半个钟头里下了大约二十盘快棋。远远的角落里有一位孤独的老人，他喋喋不休地朝着咖啡馆里说着什么，不是自言自语，而是迫切地希望有人听他说话（可惜没人听）。

后来，我漫步穿过田野，远离最后一处城郊房舍，可是不大一会儿，我就打算放弃继续往前走了：湿漉漉的深雪灌进我的鞋里，特别是面前的雪地上看不到任何脚印，犹如在警告我。难道我还没看够德里纳河吗？可是我的双腿却不由自主地接着向前挪去。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情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一直朝着远处昏暗的河谷走去，那里就是边界和德里纳河。（在那本纯克罗地亚语词典里，“河谷”被“港口”取而代之，因为这个意思符合这个海洋之国，而我后来在另一本战前的词典中还找到了“草地”的意思。）河对岸是否也有人在看着我呢？那边一点动静也没有。那是一片废墟，还是尚未完工的新建筑？不，是废墟，河两岸又堆放着与房子一般高的、发黑的干草堆，仿佛已经好多年了。我终于穿过了一片洼地，仿佛所有的小鸟都聚集在这里。之前，在穿越塞尔维亚的旅途中，我曾经那样期盼着能够看到它们，有麻雀、山雀、红胸鸲、鹪鹩、戴胜和蜂鸟（不，没有蜂鸟）。我现在终于又可以从一个光秃秃的堤坝上看到德里纳河。它湍急地流去，河面宽阔，河水闪现着深绿色的光。然后，从斜坡上溜下去，越过尚未收割完的、迎风沙沙作响的玉米地，穿行在密密麻麻的河谷灌木丛中，我几乎觉得比在大坝上更安全。

“你可别继续走下去了！”脑子里一边这么想着，可是双腿还是伴我一起走出灌木丛，径直来到河边，经过一个出现不久的地坑，里面散落着大量的子弹壳（不，应该不是）。我蹲下身子，这时，河面显得更加宽阔，从脚上的塞尔维亚棉鞋鞋尖到波斯尼亚河岸，无非是冷冰冰雾蒙蒙的德里纳河水，湿乎乎的雪花纷纷落入水中。这时，我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会不会也在一次德-德战争中这样蹲在界河边上呢。顺流而下，将近三十公里，应该就到了斯雷布雷尼察这块飞地了。一只儿童凉鞋漂到我脚前。“你不是依然执意质疑斯雷布雷尼察的大屠杀吗？”回到巴黎之后，S这样问我。“不，”我回答说，“但我只是想问问，怎么来解释这样一次大屠杀。正如所说的，在整个世界眼皮下，而且经过了长达三年的战争。人们说，在这场战争中，战争各方，甚至连那些战争疯狗此间都变得已经懒得再杀戮了。更有甚者，据说这是一场有组织的、系统的、预谋已久的屠杀？”为什么要这样大规模地杀戮呢？到底是什么动因？想达到什么目的？为什么不进行彻底的原因调查（“精神病患者”不成其为理由），却又是赤裸裸的、无与伦比的、由市场决定的事实和假象的交易呢？

我就这样继续蹲在德里纳河边，想到伊沃·安德里奇笔下的维舍格勒城，或者它就闪现在我的脑海里，溯流而上大概五十公里——尤其想到那个在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最初名为《德里纳河上有一座桥》）中塑造得如此鲜明的城市编年史作者的形象。这部小说写于“二战”期间德军占领的贝尔格莱德，男主人公在他的整个书写生涯中几乎没有记录下任何当地的重要事件，并不是由于懒惰或粗心，更多是因为自负，首先是傲慢——在他眼里，那些事件，无论怎样，根本都不值得记录下来。

我在那里继续思考着（或者想象着这样的情景）；我在这儿思考着这样的情景，坚决，一丝不苟，实实在在，觉得那里有太多报道波斯尼亚及其那场战争的记者都是些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人。他们不仅是傲慢的，而且也是虚伪的编年史作者。

这样说，丝毫没有针对那些——胜过揭示真相——善于发现的记者，实地（或者更确切地说：深入实地，并且把实地的人们卷入其中），也不是为另外那些战地研究者叫好！但的确不敢恭维那些远远手舞足蹈的乌合之众，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书写职业与法官的，甚至蛊惑人心者的角色混为一谈；多少年来，他们总是用千篇一律的笔调和画面夸夸其谈。他们身在国外，高高在上，自行其是，跟战场上那些疯狗没有两样，同样是些凶恶的战争疯狗。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新闻，比如德国《明镜周刊》上连篇累牍的新闻，在那里，卡拉季奇“先是喋喋不休”，然后又是“表示让步”；在那里，一次晚餐时，在美国的代顿军营——据这家消息灵通的周刊透露说，那些联邦共和国的调停人就在那里，当然是些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人——进行和平谈判期间，其中一位与会者被描述（？）如下：“战斗轰炸机和长崎原子弹模型，塞尔维亚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会更喜欢哪一个呢？”（如果说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是一个出了名的恶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或者人们以前恐怕会这样说，他就是个“臭名昭著”的恶棍，那么相比之下，米洛舍维奇则显得逊色，即使他也是个恶棍，那么也是个直到今天还相当不出名的恶棍，一个似乎有待记者去发掘的恶棍，而不是一味地对他进行谩骂和谴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新闻呢？一个星期以后，在这些新闻中，那些因为条约而被置于伊斯兰国家统治之下的萨拉热窝塞尔维亚人“觉得自己被骗走了犹大的酬金”；《明镜》语言突然从商业通常的低俗转换为圣经似的神圣。（为此，那个不可缺少的“巴尔干专家”后来在《世界报》上撰文独一无二地认为，在下面那里，“如今很少有人愿意生活在一些地方，因为那里的立法者并不是本民族的代表”——难道今天才这样吗？唯独在巴尔干半岛？）《明镜》不愧是德国人的一面特殊的镜子。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压根儿说的不是“我要控诉”。我只是被迫寻求公正。或者也许真的只是迫使我产生怀疑，令我思考。

这样一来，比如说，我就能够很好地理解，那个常驻波斯尼亚的《解放报》特派记者战前与其说是个南斯拉夫通，倒不如说是一个活跃的、时而可以让人赏心悦目的体育记者（尤其是在环法自行车大赛时大出风头）。可是，他从战争前线发回的加急报道，都是关于这样和那样的英雄，还有面目全非、垂头丧气、目光呆滞的战败者或者无足挂齿的士兵——然而，当他在萨拉热窝塞族人居住区看到大幅标语上写着：“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吗[57]？”这个问题时，他为什么非要公开嘲笑这种“荒唐”和“偏执”呢？就像我也能够理解这样的情形一样——当然不是那么好——，有这么多的国际媒体，从《时代周刊》到《新观察家》，为了把这场战争兜售给顾客们，都把“塞族人”说成是不折不扣的坏蛋，而将“穆斯林”说成十全十美的好人。

而此间甚至让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在那家要吃掉塞族人的欧洲主流报纸，即《法兰克福汇报》上，他们在那里的仇恨代言人，也是其仇恨的根源，天天都用一种刽子手的语气（？）发表社论（“必须予以清除”，“必须予以隔离”，“一定要使之靠边站”），反对一切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的东西，怒不可遏，非要置之于死地而后快——让我感兴趣的是，这位记者从居高临下的德国视角出发，为什么会走到如此口诛笔伐坚持不懈的地步。我绝对无法理解这个人，也无法理解他为什么总是口沫横飞地反对塞族人。然而，我此间不得不认为：莫非他和他的家人就来自南斯拉夫？他，或许他的家人，就像斯洛文尼亚哥特舍地区讲德语的人一样，“二战”后被铁托政权驱逐，无辜，遭受迫害，成为牺牲品，被剥夺了财产，就是因为他或者他的家人是德意志人？或许终归有一天，这位写手不再靠着撰写杀人的文章而同流合污，而是告诉世人，他对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怀有的不知疲倦和造成损害的仇恨是从哪里来的？然而，他当然是不会独自行动的（是的，行动）；整个报纸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我看来，与当年南斯拉夫分崩离析时这个和那个联邦共和国的政客不同：表面上看，它时而充满清醒可喜的理性，可从骨子里是一个十分阴暗的派系的喉舌，一个权力派系的喉舌，而且是一个德国权力派系的喉舌。它向外散发的是绝对和永远都不会有益的毒药：文字毒药。

我继续在那里，在十一月的德里纳河畔思考着。而此刻在这里，在一个类似于冬日的平静的森林池塘边上依然思考着，正好有十多架直升机轰隆隆地飞过池塘上空，载着来自各个大国的首脑，从巴黎郊区的维拉库布里空军基地飞往巴黎去签订和平条约，时间是1995年12月14日：这是不是各民族之间一场程序化的文字游戏呢？即使数代人恐怕都会对此保持沉默，也许是可以遗传的，就像我在我的同胞那里所感受的一样，只要涉及塞族人，一方面是那固有的、针对帝国杀手的愤恨：“塞尔维亚必然成为死敌”；另一方面是那又像新的、居高临下和蔼可亲地冲着阿尔卑斯地区的斯洛文尼亚人的欢呼：“来吧，到我们这里来！”这样一些盲目愤怒变化无常的人会世世代代实现和维护和平吗？不会的，和平只有这样实现：让死人去埋葬死人。让南斯拉夫的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让活着的人重新回到他们的活人中。

我当时思考过，现在依然在思考：那种“偏执狂”，也就是对塞族人民最惯用的谴责是从哪儿来的？与之相比，德国（和奥地利）人民对于“二战”期间他们在巴尔干地区直接和间接造成的巨大伤害抱什么态度呢？这只是“众所周知”，还是依然真的历历在目，在共同的记忆中，就像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灾难一样，或者只是似真似幻，就像遭受创伤的南斯拉夫人今天乃至世世代代依然感受到的？然而，南斯拉夫人因此却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国际媒体集团发动的疯狂攻势，一种“人为而冷漠的回忆”，一种“幼稚的不愿忘却”——除非在此期间，一位奥地利总统候选人卷入巴尔干的事件突然间成为时下热门焦点，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只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却无视当下发生的一切，难道这不是一种与所谓的“偏执狂”迥然各异的精神或心灵疾病吗？一种独一无二的狂妄症？

在旅途中，至少我并没有把塞尔维亚看成是一个偏执狂的国家——更多是一个孤儿的巨大房间。是的，一个失去父母的遗孤的巨大房间，这是我所有这些年里在斯洛文尼亚从未感受到的东西（但是也许吧，如上所述，我只是走错路了：最近不是又有一个权力集团的喉舌再次大言不惭地辱骂这个小国家吗？说它眼睛就是盯着“历史沿袭下来的东西”，并且坚守“那个变得不安全的巴尔干”）。我无法想象克罗地亚，虽然大南斯拉夫的想法当初就是从那里起家的。但是，谁知道呢？一个陌生人知道什么呢？

我一边把手伸到冬日的德里纳河水里，一边思考着，现在依然在思考：我为什么不能像伊沃·安德里奇在他那永远富有教益的德里纳河史诗中所描述的那样悲观呢？我为什么没有能力形成他确切预见波斯尼亚各民族之间每隔一百年势必要爆发一场战争灾难的图像呢？这到底是不是我的病态呢？难道安德里奇不是一个具有知人之明的人，如此尖锐，从而在他看来，人类的种种图像有时候会变得苍白？难道伴随着眼前的德里纳河，无望会流淌到时代的尽头？一条昔日的竹筏从我眼前划过，上面站着那个著名的形象，一个德里纳河上划竹筏的人——不对，眼前什么也没有。此时此刻，从波斯尼亚岸边传来了吉卜赛人嘹亮的喇叭声，出自库斯图里卡的电影《德里纳河进行曲》？[58]—不，眼前什么都没有。

面对德里纳河，我思考着；现在我坐在写字台旁，依然在思考：难道我们这一代人在南斯拉夫战争中没有错过成长吗？没有成长为像父辈那一代如此众多的成员一样；他们自以为是、精疲力竭、见识短浅、毫无主见、近乎世故，又那样心胸狭小，而是成长为，成长为什么呢？也许是这样的：坚定而开放，或者容易接受事物，或者像歌德所说的“可教育”，还有被看作这位德国大师的格言的一对连韵诗行“天真的/不可战胜的”，连同变体“天真的-可战胜的”。以这种长大成人的方式，我，一个德国人的儿子心想着，脱离这百年的历史，脱离这一系列的灾祸，去寻求另一种历史。

然而，我们这一代人该如何面对南斯拉夫呢？对此，那个新派哲学家格鲁克斯曼的话是有道理的，因为对我们来说，这关系到世界，可是与当年的西班牙内战时期则完全不同：关系到真实的欧洲，与之并行，其余的欧洲似乎才会构建起来。在我的同龄人中，我知道几乎只有约瑟夫·布罗茨基在《纽约时报》上对塞族人冷酷无情的谩骂，有眼无珠，也不分青红皂白，就像挥舞着一把生锈的大刀；还有作家彼德·施奈德的一封信，同样鹦鹉学舌，渲染敌人和战争图像，随波逐流而不是冲破偏见，支持北约对所谓罪行累累的波黑的干预。此外，这封信在德国发表之前，就已经可以在《解放报》上看到法语版。接着，就是挺进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及别的地方？——要变得成熟，要变得公正，不再充当这个世纪之夜的应声虫，使之变得更加黑暗；挣脱这个夜晚。耽误了？我们之后的人们？

然而，我在德里纳河那里思考着，此刻在这儿继续思考着：带着这些发生在塞尔维亚的小小苦难，带着那里的些许寒冷，带着些许孤独，带着诸如雪花、帽子和奶酪的小东西走来，而边境那边则笼罩着巨大的苦难，有萨拉热窝的苦难，有图兹拉的苦难，有斯雷布雷尼察的苦难，还有比哈奇的苦难。与之相比，塞尔维亚那小小的苦难又算得了什么。难道这最终不就是不负责任吗？是的，我也常常一句又一句地问自己，这样一种书写是不是伤风败俗，甚至被唾弃，被禁止——正因为如此，这个书写之旅就变成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冒险、危险、常常令人压抑（相信我）之旅。我深深地感受到什么叫“前有岩礁，后有漩涡”。难道讲述这小小的不足（不足挂齿），就能够冲淡、掩盖和模糊大问题吗？

当然，最后我每次都在想：可这不是最终所要的结果。我的工作应该是另外的样子。坚持揭露那些邪恶的事实，就不错了。但是为了和平，还需要另外的东西，不逊色于事实的东西。

你现在玩起这诗意的东西？是的，如果这诗意的东西恰恰被理解为朦胧的对立面的话。或者不说“这诗意的东西”，最好说“有联系的东西”、“包罗一切的东西”——促成共同回忆的东西，因为对第二个童年，对共同的童年而言，回忆是唯一的谅解可能。

如何实现呢？我在这里所书写的一切，不仅面向这些或那些德语读者，同样也面向这些或那些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以及塞尔维亚的读者。这样做出于经验，恰恰通过间接地捕捉一些小事，那共同的回忆、那共同的第二个童年才会苏醒，因为捕捉小事无论如何远比强加主要事实影响更加持久。“在桥上，有一块木板松动有好几年了。”——“是呀！你也注意到了？”“在教堂唱诗班下面一个地方，走路时会产生回响。”——“是呀！你也注意到了？”或者干脆把我们所有人从对历史和当下的无稽之谈的桎梏中转移到无比有益的当下：“看看吧，下雪了！看看吧，那里有孩子在玩耍”（转移的技巧；艺术乃根本的转移）。就这样，我站在德里纳河那里才觉得有必要，找一块石头扔到水面上打水漂，朝着对岸的波斯尼亚（只是一块石头也没找到）。

在这次塞尔维亚旅行中，我唯一记录下来的东西，除了塞尔维亚语“操！”这种骂人的脏话之外，就是一个男人的告别信里的一段话。他和妻子同是当年的游击队员，在波黑战争爆发后就自杀了。在此，我重复一遍这段话的德语译文，是由扎克·拉德科维奇和兹拉特科·伯科季奇（又名阿德里安·布罗维尔）共同翻译的：

背叛、我们国家的解体和混乱、我们的人民被抛入其中的严重局势、波黑战争（塞尔维亚克-克罗地亚语为“rat”），灭绝塞尔维亚人民以及我自身的疾病已经使我的余生变得毫无意义。因此，我决定摆脱所遭受的病痛，尤其要摆脱国家灭亡所带来的苦难。我的身体已经精疲力竭，难以继续承受这一切，那就让它好好休息吧。

（斯洛博丹·尼科利奇，写于德里纳河边的巴伊纳巴什塔附近的佩鲁采克村，1992年10月8日。）

（1995年11月27日—12月19日）

冬日旅行之夏日补遗

刘学慧　译

“必须考虑的是：我们是否可以书写和阅读历史？特别是关于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历史。”（《圣西门回忆录》第一章的标题）

——圣西门（1675—1755）

“那是一个夏天，清晨的时光非常美妙，树都是绿的，草地上满是青草和花朵。”（兰斯洛特和格温娜维尔的中世纪史诗，第841页）

1995年底，我去塞尔维亚旅行，并写下了冬日旅行的故事。如今，半年多过去了，也许有必要为上次的冬日旅行做一个补遗。

春末时节，我在贝尔格莱德与塞尔维亚的朋友会合，一个是外语老师兼翻译扎克，另一个就是画家兼司机、生活艺术家兹拉特科。这次故地重游，我们想变换一下路线，从塞尔维亚西部的边境城市巴伊纳巴什塔到维舍格勒，最后抵达现名为波斯尼亚的“塞族共和国”，主要是想看看德里纳河大桥，因为伊沃·安德里奇写过那座桥，仅仅就是这样。

这次重游塞尔维亚，有一个契机——但仅仅是一个契机——把我的冬日旅行故事翻译成塞尔维亚语。带着这本书，我和我的两个塞族朋友准备立即驱车去贝尔格莱德城外，去寻找那广阔的东西。像第一次一样，我来塞尔维亚，迫切地想作为一个旅行者，独自一人，一切自理，当然也就是“自掏腰包”；比起第一次，我打算更少记录下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后来，我的确也没有记录什么，甚至一点都没有。

当南斯拉夫航班在贝尔格莱德河谷平原地带降落时，天气闷热无比。机场周围杂草丛生，连一朵小花都看不见，让人感觉仿佛已经到了夏天，春天早已过去。贝尔格莱德主街两旁的加油站又像以前一样照常营业，马路边上已经见不到小贩手举汽油瓶叫卖加油。取而代之的，是在市中心可以看到一些罢工的工人，尽管人数不是很多。他们来自国有企业，聚集在南斯拉夫联邦政府的大楼前讨要被拖欠的薪水。在那高高的玻璃窗后面，时不时会露出一个官员或者更多是官员秘书的面孔。

然而，在贝尔格莱德那几天，留在记忆里的无非只有郊区策穆恩的多瑙河畔此起彼伏的蛙叫声。自从解除禁运之后，多瑙河上的货运船只又恢复了繁忙的运行。那是一种嘎嘎格格声，随着闷热的暴风雨的第一次雷声，突然变成了一种愤怒的吼叫。然而，当雷声再起时，它却沉寂了；当雷声一声接着一声时，它仿佛变得无声无息了，越来越宁静。之后，还有足球赛在城市的另一边举行，靠近铁托纪念堂，贝尔格莱德红星队对阵贝尔格莱德游击队：人声鼎沸，一片喧闹——观众共同成为一个巨人——在椭圆形露天球场上，两支纯粹的塞尔维亚球队。看样子，仿佛现在和以前没有两样，这是一场大南斯拉夫决赛。我们说，是贝尔格莱德红星队对阵萨格勒布迪纳摩队，或者是贝尔格莱德游击队对斯普利特哈伊杜克队，又或是卢布尔雅那奥林匹克队。伴随着一系列烟雾弹助威，有毒绿色，有硫黄色，也有亮蓝色，一会儿在红星队的球门后面，一会儿又在游击队的球门后面。弥漫的烟雾不仅笼罩在球迷上方，而且也淹没了绿茵场上的球员，以至于这场比赛在很长时间内丝毫看不清传球的路线，只看到身着球衣的人影在烟雾中奔跑。大家的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在看台的观众身上：在所有座位上站着和坐着的观众，一片狂热，一片兴奋，仿佛这样一来，在这个小小的塞尔维亚，要召回昔日的、包括从里耶卡到马其顿的整个迪纳拉疆域，几乎可以歇斯底里地说，难道在这些欣喜若狂的游击队或红星队球迷的眼神里，不也同时一起回荡着一种讽刺吗？你只需打眼看去，它就会眨眼或者眨眼示意，不，闪烁回应。

终于可以离开酷热难忍的贝尔格莱德了，启程向西前往波斯尼亚山地。与战前和禁运前相比，首都的汽车声显得更加喧嚣。我们怀揣着塞尔维亚共和国开具的一纸简短的通行证。通行证是我们从贝尔格莱德市内一座办公或者小公司楼里取来的；从大街上走进去，开始还很宽敞，但后来越来越像迷宫——之所以像迷宫，也是因为办公室一层比一层破烂，或者更确切地说，都是临时凑合。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办事处，或者说什么都行，就在这里租了一间房子办公。这里有许多房子，看样子更加寒酸，就像是在等待订单的贸易代办处。一再走错门之后，终于找到了负责办理我们事务的房间。然而，这里的墙上，同样并未挂着预想的拉多万·K[59]或者拉特科·M [60]的肖像，而只是一张风景画，上面画的是典型的波斯尼亚高山牧场，就像一片四周被森林环抱的空旷地。从画边到画边有一条小车道，消失在齐腰高的草丛中。画前面两张近乎空荡荡的写字桌旁，此刻坐着两名身着夏装的女子，透出那种对整个南斯拉夫来说特有的高雅——自豪而不失风度；自豪而神情专注，或者机智果断——，同时也打量着我们三个人，充满一种淳朴的（而不是土里土气的）信任感。这简直让人觉得不好意思：是的，她们并没有一开始就把我们看成敌人或者居心叵测的人，不怀好意来到她们这个遭人唾弃的国家；他们的旅行目的或者意图和主导思想无论如何不是对那种谣言进一步滥发议论，说她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施暴者、屠夫、非欧洲传统的野蛮人的民族——于是说道：“Sretan put！一路顺风！”

启程伊始，我们这次还是朝着大肚子山方向进发，刚一驶出贝尔格莱德，进入典型的塞尔维亚平原（后面就是德里纳河……再往后就是波斯尼亚……）。跟之前的冬日旅行时一样，又迷路了，而且在同样的地方，于是又在乡间公路上绕来绕去，坑坑洼洼，又小——很难看清——又深，简直成了跨越障碍之行，比许多弯道还要蜿蜒曲折，如同去年十一月的大雪之行。直到山脚下的瓦列沃城，我们才重新回到那条正确的道上，也就是快车道。在驶入瓦列沃城之前，路两旁密密麻麻站满了人。为什么他们都穿着统一的制服，是警察吗？这时，我们突然想起来：这天正好是德国外长来访，表示承认这个“南斯拉夫残余之国”；此时此刻，他可能要从波德戈里察/黑山回到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我们并没有看到外长的车队，因为我们又像去年冬天一样，一到瓦列沃城里，立刻就从那条车队穿行的大道上拐进了辅路，沿着山路向上，穿行在Debelo Brdo，也就是大肚子山上；它此时不再冰雪覆盖，也不再早早就变得昏暗了，而是漫山遍野一片翠绿。然而，今天车窗外又是一丝丝凉意袭来（当然只是来自山涧峡谷）；今天，在几乎整个漫长的盘山行程中，也有一簇又一簇的东西轻轻地落在前挡风玻璃上——不过不是雪花，而是从山涧和道旁的杨树上四处飞来的花絮，直到高高的上空，到处都飘着花絮，车道两旁银装素裹，白茫茫一片，一直延续到半山腰。从那里往上走，几乎全都是松树和杉树——终于不再飞絮漫天了。

我们在一个山口同时也是高山牧场停下来休息。这里放牧的不是那些在欧洲还常见的牛群，而是巴尔干的猪群，不，是塞尔维亚的猪群。它们在吃草吗？不，它们在狼吞虎咽——很小，很渺小，几乎全身都是白色，就像是到处凸显在草甸子之间的一块块迪纳拉石灰石。在休息站那里，在那片荒无人烟的地方，在那些小猪旁边，还有一个小伙子，他在牧场边上捣鼓着他那刚打开的手机。看样子，这是整个巨人山上首屈一指的新鲜玩意儿。接着，别的小伙子都好奇地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打量，就像忽然间从岩缝里和粮草垛上冒出来的，个个都是浪迹天涯的人，可是离回家还早着呢，也不操心回家的事。

终于到了河谷，德里纳河就在深深的下方，在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的群山之间是可以清晰地看到的，可又看不到，就像上次在雪夜里一样，只能感觉得到——但是跟上次一样，又是扎克，他又一次行驶在夏日的道路上，下山去那座河畔城市，看望他的女儿和前妻；他激动地说道：“下面那里就是巴伊纳巴什塔城，再往下，那肯定就是德里纳河了。”这句话不仅表明我们现在到达目的地，而且还更像是一句引言：在我们第一次来这里的旅途上，他喊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一句话，或者说，在我冬日旅行的讲述里，我就是这样把他固定下来了——而且看样子，仿佛他、他和他正在旅途上，我们三个人瞬间同时也作为一个故事中的人物，此时此刻穿行在这个塞尔维亚，作为一个几乎已经古老的游戏人物。然而，这绝对不会意味着非现实化，既不会对此刻，也不会对当下，更不会对我们自己。

然后下山，顺着河谷向前，沿着德里纳河向前，又是杨絮漫天飞扬，从此刻敞开的车窗里飘进来，时而弄得鼻孔阵阵发痒，最终确定到达边境小城巴伊纳巴什塔。傍晚的到达，初夏的到达。

主街旁的酒吧门前，都支着欧洲时尚、像帐篷似的太阳伞，即使到了深夜，在星空下，它们依然撑在那里——坐在伞底下，有一种更加令人窒息的感觉，就像有全新格局的整个欧洲一样，所有的地方莫不如此，哪儿也没变好。我们又住在“德里纳”酒店，这个我们早就熟悉的酒店——或许也是因为我写过它吧？与之相应，在之前的露台上，夜里又增加了我的和我们的冬日故事中的另外两个人物：那个当地“图书管理员”和“扎克年轻时候的女朋友”“奥尔加”（连同两人的“女儿”，她当然立刻就走开了，因为她第二天有毕业考试。也是的，她干吗要待在我们这里，既然她满脑子想的是詹姆斯·迪恩或者像他那样的人？）。

而在这里也是第一次，在经历了所有对我的冬日旅行故事这样和那样的反应以后，突然有一种想法萦绕在我心头，我可能因为书写这个故事而做了什么不正确的事，什么错误的事，甚或不合法的事。这更不会是针对那个友好而胆怯的图书管理员而发的。当问到他读了我的冬日之行故事有什么看法时，他首先是狐疑地盯着，而且很久，最后以一种我觉得受到委屈的语气说道，其一，他的职业不是我所写的“图书管理员”，而是“教授”；其二，我的描写不恰当，因为说他站在德里纳河大桥上，看到我们走向对岸的波斯尼亚感到害怕！还有我在书中提到的那个独弦音乐家，即那个塞尔维亚荷马英雄传说歌唱家，对我把他的说唱形容为“乱喊一气”不太高兴（我用德语写的是“大声高唱”，所以，如果塞尔维亚语写成有些失敬的“乱喊一气”的话，那我只能把责任推到译者身上）。还有，“德里纳”酒店的经理也拒绝接受我所描写的他们酒店没有暖气的片段；一到夜里，暖气向来都关掉了，战争和塞尔维亚你来我往。我所描写的那个长途汽车站的站长反对说，在我的书里看到的是一个“小得可怜”的车站，而实际上那是一个跨地区运营的大车站。这时，当着这些错误的引证，我才明白过来：巴伊纳巴什塔的这位图书馆管理员之前一直只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并且要以这种方式告诉我们，看到他本人以及他的小镇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他是多么自豪或者高兴啊！

不，因为我发表的那些言辞，让我满腹狐疑，这后来更确切地说是出自奥尔加的一句话，我在书里写到，她是这样反驳的，她，这位“来自巴伊纳巴什塔的女子”“坚信”，在斯雷布雷尼察，数以千计的穆族人遭到德里纳河对岸的同胞杀害。然而，她毕竟没有这样说，最多也就说了“我相信”，或者是“有可能”。说她绝对不会踏进主街旁那些新的“战争既得利益者酒吧”一步——我真不应该把她这句话写进我的故事里；因为她现在每次经过这些酒吧时（她就住在主街里），总是担心有哪位店主会听到她曾这样“诅咒”的风声。她并没有直接怪罪我这个始作俑者、作者，只是喃喃自语，或者夜深人静时才又想起来，恰恰这样一来，她正好刺痛了我。当时我就想，现在依然在想，这些有疑问的议论——虽然已经无法减弱其影响，但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删掉，但可以换另一种方法来讲述那个“说话”的人，转换成另一种形式讲述，给她冠另外一个名字，换一个不同的居住地。从最大限度意义来说：“为了真实，转换方式。”

与冬天不一样，德里纳河畔这座边城现在不是此行的目的地，而是过路驿站。所以，第二天早上，我们就继续沿着德里纳河向上游行驶，朝着维舍格勒方向，去河对岸的波斯尼亚。途中，我们在佩鲁卡察村短暂停留，去看望奥尔加的母亲，那个“老游击队员”——这次旅行中的最后一个故地重游。我们坐在一起，但与去年冬天不同，这次不是坐在她那“养路人的小房子”里，而是坐在露天，身后就是果园。细心的读者可能马上就会注意到，果园旁边不是我上次提到的“土豆地垄”，而是一片直延伸到山脚下的草地——不是“大肚子山”（这是我本人犯的第二个错误），更确切地说是“塔拉”山脉，必须翻过这座山脉，才能到达维舍格勒——德里纳河沿岸的马路通到这村子后面，也就是电厂大坝跟前就是尽头了。

那位优雅的女士就在村子苹果园里，就在每天摆得像过节一样的桌子旁。最初，我还以为她是另外一位客人，之后才又认出来她就是在去年十一月的大雪天里招待过我们的人，这个老奶奶，这个当年的游击队员。半年前，在那个小房子里面，她戴着农妇头巾，穿着棉拖鞋，而现在完全换了一个人，她头上没戴头巾，一头古铜色的头发，穿着精致的皮鞋，走起路来身板挺得笔直，雄赳赳气昂昂，简直就像个女首领：不仅是季节变化使然，而且首先是由于屋内和露天的区别；露天如此显然地成为这个女人特有的内在。又是那铁红色的浊葡萄酒，又是山坡上一望无际的羊群，又是那深色的森林蜂蜜（不，这曾经是塞尔维亚另外什么地方……）。在德里纳河对岸，山脚下还有几家小农舍，在这个和那个里面住着来自德里纳河对岸的难民，他们来自萨拉热窝等地。在草场周围，这儿和那儿，延伸出了新整理的菜园，即使只是刚刚延伸出来，一块一块的，尝试之中，犹犹豫豫，显然不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正是难民们的菜园（后来在波斯尼亚随处可见）。

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在塞尔维亚河岸这边，不仅在我们身边的苹果园里，在那些刚刚才蝇头大小的苹果下面，这种近乎神奇的景象看上去祥和平安。可对岸的波斯尼亚草坡上，几乎所有的农舍都没了屋顶，只剩下光秃秃的残垣断壁。每每想起她的丈夫，女主人总是泪眼婆娑。丈夫在上次战争爆发后不久就开枪自杀了。是吗？不，此时此刻，就在她的眼前，结束了他的生命，离开了她的生活。

在塔拉山脉和德里纳河之间短暂的果园停留期间，有一些路人驻足在栅栏外，跨过围栏，径直坐到长桌旁——这里开始了乡间的周末生活。就这样，这种情形就会在这位老妇人的果园里继续下去，直到周日夜里：有电厂的工程师，有难民邻居，有城里来的亲戚，也就是来自小城巴伊纳巴什塔和大城市贝尔格莱德，有村子里的孩子，还有长途卡车司机，其中包括那个地质学家，他一边讲述，一边感到惊奇：从这里到海边的直线距离多么近啊，亚得里亚海，一座山脉接一座，都是南北走向，绝大多数河流也一样，截断了向西的路；没有一条向西通往地中海的河谷，更不会笔直和直截了当，而这样的地貌现象——广阔的大海前一道又一道屏障——无疑共同决定了整个波斯尼亚以及整个波斯尼亚的思想历史。——而维舍格勒，这个战前令人喜爱的短途旅行目的地，其间只隔着一道山脊？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去过那里，即使已经恢复和平半年多了，依然无人问津。

后来，在这个周末下午，我们沿着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登上塔拉山脉。途中，波斯尼亚的丘陵对面，有一个山洞直延伸到深山里，洞门锁着，但可以看到洞内灯光明亮，一个防空洞？不，那是栽培蘑菇的山洞。在深深的下方就是德里纳河，它穿过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之间的陡峭山谷一直向北流去，巴伊纳巴什塔小城已经在很远的地方，一颗明亮密集的四方块儿坐落在一片不多见的河谷平原上。扎克，作为翻译，他理所当然熟悉我的出生地奥地利的克恩滕；他此刻深有感慨地说，这两种地形给他留下了同样的印象。是的，一点没错：这种内陆锅形地貌何等相似，四面环山，地势平缓，山上都是深绿色的针叶树林，中间错落有致地分布着绿油油的草地和果园，使得针叶林的深暗显得明亮。在这样的林中空地上，没有人口密集的村庄，顶多也就是分散居住的民居，通常都是独家独院——唯独那条河，也就是德拉瓦河在我的家乡远离所有的居住点流去，而且从山上看去，也像隐藏在山谷中一样。

塔拉高原恐怕也是欧洲中部阿尔卑斯山脉的一部分，上面到处都是高低不平的短草草场，不见云杉、松树以及蕨类植物的踪影，与生机勃勃的、时而闪烁着汽车灯光的河谷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下车，去灌木丛里，去苔藓地里，去寻找蘑菇。不，继续在山上盘来盘去，终于来到塔拉山的另一边，然后拐进一条短暂又变得宽阔的、标有“维舍格勒”指示牌的公路驶去。尽管之前似乎要经过两个边防站，但却没有看到任何迹象。难道穿过了一条长长的、漆黑的、滴着水的隧道后，就进入波斯尼亚了？按照兹拉特科的说法是这样。他以前当过兵，熟悉南斯拉夫地理。这是因为，刚一出隧道口，就有一只狗毛竖立的小狗直冲着小车扑过来，这肯定“是条波斯尼亚狗——这样的狗一旦发起攻击，是决不会退缩的！”确实如此，车子在马路中间绕着躲来闪去：这条狗不仅没有停下来，而且立刻又龇牙咧嘴地冲向车轮和轮胎。

但是接下来，在峡谷中，我们首先碰到了第一个塞尔维亚或者南斯拉夫边境检查站。之后恐怕就到波斯尼亚了，我的两位同行者如是说。他们此刻同样熟悉这里的地形，因为你会看到路边有燃烧木炭的烟雾，能闻到烤羊肉的味道。可那里什么都没有：越过第一道边境，继续盘山而下，来到峡谷深处，是一片无人之地，如此之长，这在两个国家之间是很少见的，比起之前的全部行程，也更少有车辆行使过。芳香透过敞开的车窗飘进来，又只是来自正在盛开的金合欢，这在整个南斯拉夫四处可见。金合欢的葱绿在这里变成了独一无二的、像灌木丛似的白茫茫的海洋。

终于到了第二道边境关卡，看上去更像是一道田间小道栅栏，旁边是波斯尼亚-塞族边检人员的小屋，更像是一个田间风雨棚，一侧确实有一条田间小道通到公路上。这时，小道上有几个小孩正向关卡走过来，手里拿着刚刚采摘的野花。靠近谷底那里，到处是明晃晃的石灰岩石，尘灰飞扬，还有傍晚的闷热（再走几里，就到了德里纳河畔的维舍格勒）。当我们在边检站呈递护照和通行证时，那几个孩子跑到边境小屋里要水喝：渴了吗？嗯，很渴。他们喝完水后又转身跑向远处，不一会儿就不见踪影了。这里到处只有灌木和荒石。边检人员像我们一样，也是三个人。在辽阔的西部天空下，就像在美国的怀俄明州或俄勒冈州，他们用响板和电话示意我们进屋去。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也没有任何表情，或者的确有？因为疲惫？谁也不用大声说话，边境这样安静。他们没有问护照之外的信息，除了“父亲叫什么？母亲叫什么？”最后离开的时候，那个最年轻的边检官员，我们六个人里最年轻的说道：“你们看上去真年轻。我也想重新这么年轻。”

过了边境之后，出现了第一个地名指示牌：“多布伦”。可是，这个村子除了名字外，几乎只剩下没有屋顶和门窗的残垣断壁。是些被洗劫一空的房子吗？这样的房子也算是房子，像这样的房子，给人的印象就是被洗劫一空，比起那样一种彻底的摧毁，这种情形显得更加糟糕；仿佛通过这样一种洗劫方式，不仅摧毁了一座独立的房子，这座确定的房子，而且可以说摧毁了房子本身，摧毁了可称之为“房子”的房子，摧毁了房子的本质（这种本质恰恰以这样一种摧毁的形式才是可以理解的）。

最晚就是在这里，我们三个坐在车里的男人停止了初夏之日重复我们的塞尔维亚冬日旅行故事；干脆停止了充当一个已经发生和书写下来的故事中的人物（这的确可能是一种恢复、兴致，首先是保护）。最晚就是在第二天晚上，也就是在维舍格勒待了一宿和一个白天之后，看样子有必要或者有好处，为我们的冬日旅行故事书写这个补遗或补充。

毫无疑问，我们大家都以为维舍格勒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城市，哪怕只是一个小城也罢。所以，尽管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了那些典型的西部电影风格式的、彼此显然没有丝毫关联的地方边缘建筑，但依然期待着最终能够住在那样一个像中心的地方，比如说像一条商业大街或者一条南欧或东方宽阔美丽的林荫大道。可是后来，我们不知不觉地已经来到下面的德里纳河畔，它在这里又变得跟上游的巴伊纳巴什塔那里一样宽；我们踏上了举世闻名的土耳其大桥——它就在这儿，比我们想象的桥拱还要多。这时，我们才发现，这些灰头土面、斑驳陆离的简易建筑曾经几乎就是维舍格勒的一切。湍急的河流对岸那一排排房子看起来更没有城市的样子，而无异于当地常见的、地势陡峭、崎岖不平的荒野，满是泥土、灌木和石头，上面交错着一些牲口或人走的阡陌小道。

尽管这座城市更像是一堆杂乱无序毫无关联的房子，看上去空空如也，被掏空了，而这不仅仅是因为周六下午的缘故，但我们还是幸运地在维舍格勒酒店里得到了最后三间空房子。酒店位于德里纳河右岸，就在桥旁，正门的屋檐深深地突出来。酒店其他房间里住的不是难民，就是新迁来的人，或者被安置的人。从一些窗户里可以看到湿漉漉的衣服，就像是刚从打开的洗衣机里掏出来的。里面暂时看不到人影，压根儿也听不到孩子的叫声，空落落的，没有一点生机。楼道里无声无息。其实，有些迹象表明，这里的确住着不少孩子——难道他们，包括襁褓里的婴儿（但是他们有奶可吃吗？）都不会啼哭叫喊了吗？终于在一个楼梯拐角上看到了一位老妇人，她用手托着下巴，或者捂着耳朵。这个动作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天中还会经常看到，仿佛这现在已经成为波斯尼亚的典型动作，无论老幼。而我呢，当此刻有一个朋友在老夫人那里打听从哪儿来，打算去哪儿时，我很反感，因为我几乎是养成了自然而然的习惯，而且随着旅行的展开变得越来越强烈：千万别追问，千万别打听人家的情况，千万别追问某些显然会升天或者去往别的什么地方的东西。然而，我却每次都随之近乎贪婪地关注着回答，觉得为这样一个即便伴随着残酷无比的细节的回答而感到平静，有时候甚至是欣慰，而且是我们三个同行者中那个一路上承担所有提问的人——但在之后却又心想着，就连这些无声无息，这些一声不吭的动作和这些沉默不语的东西，也就是这些附属之物恐怕也会告诉我们什么（比如，在维舍格勒酒店里，那些堆放在一层又一层拐角的木盒子，以前，也就是战前，肯定是用来栽花的，可现在里面只剩下变成了垃圾的泥土，已经结成干块了，很难想象，那里还能长出什么东西来）。

直到晚上，我们三人都是各干各的。比如说，我去爬遍布裂纹、被雨水冲蚀的维舍格勒地区的一座丘陵，目的地是塞尔维亚东正教教堂。除了那座具有四百五十年历史的大桥之外，这是远近唯一的建筑，是值得一看的东西（那座举世闻名的大桥，我今天先不着急去，从教堂高处根本也看不到它的影子。其实就像在波斯尼亚群山之间，常常向一旁走上几步似乎就看不到整个地带了，连同村落、河流等，而展现在眼前的是全新的景象，有另外的河流，或者还有穆斯林墓地，而没有了之前可以看到的基督徒墓地）。

教堂的门关着，可上面贴了一张告示，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天做圣礼：一个打算，在这里的一片死寂和封闭中，一种前景！教堂有一个洋葱形圆顶，建于十九世纪末，也就是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期。就在下面的草坡上，立着石匠新打磨出来的墓碑。这里是战士墓地，或者“borac”也许可以更确切地译为斗士。有一百多块墓碑，或者更多，都是一些黑色光滑的四方石头。我们前一天听说，这些墓碑石头都是从瑞典进口的，途经意大利（但是，为什么要用这种大理石，或者这是抛光的玄武岩？为什么不从意大利就近取材呢？因为意大利只有浅色的大理石？）。每块墓碑上都有逝者真人大小的头像，一般都穿着军装，全副武装，名字都加上了“Srpski borac”，即塞尔维亚斗士。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死于1992年，也就是第一个波斯尼亚战争年。墓碑的背面雕刻着逝者真身大小的全身肖像，这是按照他们在平民与和平时期的照片雕刻的，比如说，这一个未来的斗士穿着白色运动鞋，站在花地毯上；另一个坐在德里纳河大桥那个凸出来的桥洞上。几百年来，这里一直是青年人聚会的地方，不只伊沃·安德里奇这样说过；还有一个正在豪放地拉着手风琴……依然是傍晚的闷热；阴森森的墓地里黑压压一片，没有任何活着的生灵。从这里俯瞰全城，再也看不到那些清真寺尖塔的一丝痕迹。那些图片是我在一本于1989年在贝尔格莱德出版的安德里奇传记中看到的（在其中一张出自上世纪的图片上，我数过有两个清真寺尖塔——这里的东正教教堂塔顶看样子还没有建造；而在另一张更晚一些的图片上——维舍格勒最终还是穆斯林占多数——，至少已经有六个清真寺尖塔，或者这些尖塔中也有工厂烟囱？如果真有的话，那么战后现在当然也不复存在了）。

到了晚上，三个人终于又聚集到河边招待所的露台上。开始还可以清晰地听到德里纳河汩汩流动的声音，听到河水迫不及待地从十多个桥墩之间穿过的哗哗声——哗哗声和节奏声，它们很快就全然消失在一个酒店乐队的乐声中，依然像是古老的南斯拉夫音乐。乐声来自水泥露天看台，如此喧闹，连同回声一起，震耳欲聋，一直持续到午夜。“这声音一定要这么喧闹，这就是塞尔维亚风情，塞尔维亚人就是这样！”（坐在桌旁的这个塞尔维亚人兹拉特科几乎满怀自豪地这样说。随之，另一个塞尔维亚人扎克只是打了一个典型的塞尔维亚手势，将手挥向身后那越来越有点寒意的夜晚。）

酒店花园十分宽敞，像一个停车场，不知不觉地坐满了人，弥漫着星期六夜晚的气氛。一群身穿白衬衫的孩子显得特别宁静，要么只是沉默寡言，要么懒得说话。在那个表情放肆的塞尔维亚女歌手的歌声和周围的轰鸣声中，恐怕他们也没有人能够听清自己的话。在接下来的所有时刻里，不管桌子上摆的是什么，也没有人去吃，哪怕只有一块面包。也没有人跳舞（或者我只是没有留意那些跳舞的人，没有留意难民和当地人在一起跳舞吗？）。而在那座没有灯光、完全灰蒙蒙的——此外跟夜间的凡尔赛宫不相上下——穿过黑暗的举世闻名的大桥上，夜晚甚至连一丝车辆过往的迹象都没有，最多是些零零星星返回家园（？）的人。

后来，直到深夜里，我仍然站在维舍格勒酒店客房敞开的窗户前。身后的城市繁星俱寂。那座黑暗中微微闪烁的宏伟大桥上此间也彻底没有动静了。夏日的夜空繁星密布，南方一片明朗，同时就像没有归属，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使之与下面的地球息息相关。此时此刻，对那些关于四年前在这个乡镇发生杀戮的报道的思考与这种图像交织在一起：据目击者（也像我在这儿一样，正好从一个饭店房间里目睹的）称，许多受害者被人从对面桥栏上推到河里，而这一切都是由一个年轻的塞尔维亚民兵队长下令执行的。为此，我还特别清楚地记得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振振有词地讨伐了这个此间已经销声匿迹的民兵队长：这人——他的主要特点——在那个被他称为“狼队”的准军事化队伍里“经常光脚走路”；在其他那些司空见惯清一色的穆斯林原告证人中，又是司空见惯，也有那样一个独一无二的塞尔维亚人，一个来自这座城市的士兵身陷囹圄，在那里受到了联合国警察的审问。可是后来，文中这样写道，被交换了，同样消失了（报纸上几乎肯定说“他走向毁灭了”）。现在我禁不住问自己，为什么在这场战争中，一再偏偏是那些恐怖行为可能的主要见证者看样子被毫无例外地释放用于交换了，一个几乎出现在所有这样的报道中的事实，而每一次都毫无疑问地继续传递下去：如果这一个和那一个证人知道如此惨不忍睹的事情、如此暴露真相的罪行——为什么后来还要交换并且放走他呢？为什么所提到的那篇文章装模作样，仿佛那个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塞族狼队在1992年的维舍格勒完全随心所欲地横行了数月？整个城市成了区区几个光脚的人玩弄猫鼠游戏的惨无人道的空间，制造了成百上千的受害者？（又像报道中司空见惯的，塞尔维亚-塞族军队在边境那边不动声色地观望着，又像报道中更加显而易见的，根本就是隔岸观火。）当时的波斯尼亚，不是已经全面爆发了内战，到处都在争战吗？面对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早就为了战争武装到牙齿的，而且也是当权的人民，这样一个手无寸铁的恐怖怎么会恣意肆虐呢？那个立在桥头上的伊沃·安德里奇纪念雕像不是就在战争爆发前一年被炸掉了吗？作为战争的一个先兆，又是被谁炸掉的呢？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几乎是通过银行越洋而来或远道飞来的信息收集人关心的只是他们的故事、他们引起轰动的新闻、他们的战利品、他们可以出售的东西（其实这压根儿也没什么可鄙视的）———“目击者称”，“幸存者说”，就这样，连篇累牍，似乎盖上了真实的印章。但是，他们几乎不关心任何来龙去脉，而进一步的、针对问题说明和澄清，根本别提了，早就不复存在了。就连那些昔日严肃的“世界报刊”也不再关注对波斯尼亚和南斯拉夫特有的历史，一个又一个来历了——一种问题表现，它以另外一种意义去打动人，就像那个被雇佣来到维舍格勒、并且深入波斯尼亚山区的曼哈顿记者撰写的拙劣的文学式结尾一样（全然不会打动人，而只是厚颜无耻地追寻着这个目标）。他在文中让一个从城里逃出来的女证人说出田纳西·威廉斯式的话：“就是这座桥。就是这座桥。就是这座桥……”因为她最近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和妹妹被人从桥上推下去。

五月里的周日清晨，德里纳河左岸零零星星地已经有人开始垂钓，在岸边的灌木丛中，不一会儿就烈日当头。我又想起了维舍格勒的另一篇战时报道，不是一个扮演成作家，恨不得就是第二个阿尔伯特·加缪的记者写的，而是一个无名无姓的游客。在他的报道中，与其说意在搜集证据、追踪或者编造故事，倒不如说要把当初一些无可怀疑的、也未受到怀疑的个别现象进行分门别类，最终发现中间的空白——因此，他并没有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只有私下里传来传去：其中有这样一个维舍格勒的德里纳河垂钓者，已经截肢了，只能从桥上高高地把鱼竿甩下去——因为在下面的斜坡上，他根本就无法支撑身子——，所以，作为一个残疾人，他只能靠钓鱼为生，可这样的机会少之又少。

后来，我终于踏上了穆罕默德-帕夏古桥。帕夏是来自伊斯坦布尔的穆族人后代，曾经是这个地方最有权力的首领。我走过那矗立在桥中间的纪念碑，高得出奇，就像纪念堂的墙一样，上面刻着奥斯曼帝国文字。之后，来到平时空荡荡的河对岸，那里聚集着一群人，一动不动地站在一个十分平常的大街广场上，面前就是崖壁；那些人在等早班公交车，可是要去哪儿呢？因为离这里最近的另一座城市就是上游的戈拉兹德，可它此间不是已经成为敌国的领土了吗？（已经被炸倒的安德里奇雕像还躺在那边的桥头上，连同掉落的脑袋。当然就在近在咫尺的旁边，矗立起了一个新的、就像是认同的纪念雕像。）

其实，越过德里纳河古桥，我更打算沿着对面荒山上的羊肠小道登高爬山；我想起了刚才提到的那个维舍格勒作家的一篇短文，一种童年时期的召唤。按照这个召唤，他一心向往的既不是传颂五洲的，也不是层次复杂、历史丰富的伊斯兰-东正教-天主教-犹太教的，可对于这位已近暮年的作家来说意味着世界的德里纳河居住区，自始至终是这荒野世界中偏远的、满是尘土的攀山小径；那里是开阔的世界；世界之爱也源自那里。据说直到不久前，这些羊肠小道还布满地雷，现在可能已经排除干净了（别制造紧张了）。于是，我后来在那里深一脚浅一脚地上上下下，挥霍属于我的时间，穿行在可怜巴巴的植物之间。在这位本地作家，也就是这个生活在波斯尼亚内陆而渴望大海的人的另一篇短文中，这种植物被称作“无名草”；因为对他来说，往西过了七道或者或多或少的山梁后，在杜布罗夫尼克河亚得里亚海附近，这种植物才会过渡到所谓的“棕榈树”和“迷迭香”的本质。

接着，在左岸维舍格勒郊区，在德里纳河畔一个山涧河谷里，分布着一排排的简易住房，其间露出了一些空缺，那是些当年的住宅：那里高低不平，上面搭起了塑料棚，还留有窗户，是为那些“新迁来的人”的临时居住点，他们大多来自以前的萨拉热窝塞族人区。简易房前是同样简陋的园子，就像是打工者自己开垦的，只是为了一个季节——然而，从外面山涧小路上朝上透过塑料棚布缝隙打声招呼，得到了那里已经差不多是习惯了的人的回应——有可能，因为今天是星期天吧？

山上的教堂里传来第一声破锣似的钟声。我站在河边，天气又开始变得闷热。我当机立断，顺着一道灌木丛，从德里纳河岸斜坡走下去，直到河水淹到下巴——想想那些水尸故事吧，千万别让水灌进嘴里！——潜入冷冰冰的、快速流动的河水中。这时，那十一个桥拱往远处漂去，一种奇怪的触手可及的远方；打眼看去，感知十一个桥拱是个数字，一个个跃入眼帘，单数，双数。接着，回到上面岸边的路上，碰到一个难民，半大的孩子，从临时棚屋里出来顺流而上，显然漫无目的，当着我的面随地吐痰？路上还有好几个“这样的家伙”在走动，各走各的。石坡站旁又有人在等公交车，让人吃惊，他们到底要去哪儿？不要问。回到桥上，教堂里的金属钟又响了。但是，为什么没有别的教徒跟我一起爬上草坡和果园去教堂呢？（在这里问谁呢。）

到了山顶上，穿过那扇显然早就打开的大门，进入东正教教堂。这座从外面看上去不大的建筑，里面就像在巴黎郊区我所习惯了的那个俄罗斯小教堂一样，尽管司祭室前的圣像有一道隔离墙，可空间显得非常宽敞。和那个正沉浸在准备做圣礼的司祭及其助手为伍，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擅自闯入的人，便赶紧又退到外面去：教堂下方是阵亡者公墓，四周杂草丛生，长得像庄稼一样高，此间黑压压一片，不仅因为彼此连环套在一起的墓碑石块，而且因为来祭拜的人，开始几乎全是妇女，老年妇女，蹲在墓碑前后，与这些墓碑形成了一个动态的统一体。她们用海绵和抹布认真擦拭着亲人的墓碑，把墓碑擦得锃亮，就像在家里干家务一样。然而，她们清理那些有缝隙或者被腐蚀的肖像时，动作显得异乎寻常的轻柔，时不时也很用力。

然后，有一个母亲，或者祖母？蹲在儿子的墓后，或开始吟唱，或祷告，或呼叫，或干脆悲泣。在整个过程中，虽然墓碑及底座早就擦得干干净净，可她仍然一个劲地擦来擦去：绝对不是我们有人也许想象的南部的“哭灵女人”那种又哭又闹、大喊大叫和号啕痛哭，更多是因为悲痛而生、伴随着悲痛和忧伤、十分克制的停尸床前的独白，不是对着某个人说，也不是对着尸体；几乎无声无息，哪怕是轻声或嗫嚅；简直就是在深深地吸气，仅此而已——没有多余之举，也没有过分之处，每一个声音、每一个音节都这样穿过嘴唇，一丝气息都不多；既不随心所欲，也不刻意为之，只是这个上帝造物的表达；她不用费劲，或者“不用大声”，呼出，时而也呜咽出悲伤，不，失去的痛苦。就这样，也许还受到了这周日早晨的宁静的宠爱，迥然不同地飞向空中，弥漫在那里，就像一个咏叹调，当然不是那种男女升天的咏叹调。这也是一个少见的时刻，因为我在维舍格勒不能赞同伊沃·安德里奇的说法；在《德里纳河上的桥》一书中，他把这样一种几百年来在这个地区一再流传的咏叹方式描写成哀思者对自身痛苦的一种爱慕。我并没有从中听到这样的说法；此时此刻，在这里也听不到这样的东西。难道在这里还需要补充说明，在这个塞族-东正教墓地上，那样的哀思当然也包括在其他地方一模一样、只是表达方式不同的痛苦？

圣礼终于开始了：尽管教堂里渐渐地出乎意料地拥挤，但大家都奇怪地陷入沉思之中，没有真正的齐声歌唱，也没有所谓的斯拉夫人的胸腔音。在偏僻的巴黎远郊，在那蓝色的洋葱头教堂塔顶下，我自己已经习惯了这个和那个年老的俄罗斯流亡者及其后代发出的这种声音。在这个几年前还是由穆斯林伊玛目掌管命运的小城里，这种情形来自那个之前的少数派宗教吗？或者这种陷入沉思的气氛自古以来就是塞尔维亚-东正教一个特点？它从来都没有企图俘获其他民族的心灵，比如它也与克罗地亚的天主教截然不同，就看看“二战”期间数千塞族人被天主教强迫皈依的事实吧（即使不是杀戮）。

经历了维舍格勒的这个早晨之后，我才得知：如果说在这个此间已经成了纯塞族人居住的地区，除了星期天弥撒其间的拥挤和保持宁静之外真的还有类似群体生活的东西的话，那么，确切地说，就是做完圣礼之后一起去墓地——甚至连我的两位同伴也参与其中，一个是兹拉特科，从他在塞尔维亚东部摩拉瓦河附近的坡洛丁村度过了童年时期以来是第一次；另一个是扎克，他是铁托共产主义时期一名共产党领导人的儿子，也是第一次。圣礼持续了很长时间，快到了中午时分，恐怕到了东正教徒诵念神圣信条的时刻，对当今的天主教徒来说，应该是唱弥撒曲祈神赐福了。此时此刻，女人们在墓碑前的悲泣声听起来有好多声部，即使每个女人的声音从墓碑到墓碑各不相同。这期间，用来擦拭墓碑的海绵和抹布又拿来擦眼泪。此刻人群中也有很多较年轻的、甚至是非常年轻的女子，斗士们的遗孀？姐妹？接着，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男人，父辈和兄弟，还有一些局外人（局外？）、从前战争的退伍军人，墓地越来越被大多都穿着白衬衫、运动鞋和外套的年轻人照亮了。在狭长而无靠背的长椅上，越来越显而易见地挤满了人。托盘上端着自酿的瓶装烧酒传来传去，酒杯如顶针大小，配上专为圣礼活动特制的小吃，有切得薄薄的黄瓜片、西红柿和生火腿片，也有乳脂做的奶酪等。哭声一片（渐渐地，无声，抽泣或呜咽，零零星星），擦拭墓碑，相互祝酒，咀嚼食物，走到一旁，转身回来，继续哭泣。

我的两个同伴，作为移居国外的塞族人，身处这遭受苦难的人群中，我看到他们正在问她们什么。哎，问来问去问什么！我已经看到他们举起手中的小酒杯，与维舍格勒当地人亲切地碰起杯，还招呼我也过去。就这样，我也不知不觉地加入了碰杯的行列，也是一起问来问去。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必要问什么。居住在波斯尼亚乡间的塞族人面对我们这些陌生人和外国人虽然心里有那样强烈的戒备，但同时也很容易消除。消除？不，在这样的时刻，它干脆就从他们身上离去了；这时，又可以看到，有人来到他们这个地方，即使不是怀着特别善良的愿望，但至少也不是带着恶意，就像最近几年那些反正稀稀拉拉来这里的人一样，几乎所有的人都如此；或者干脆就是一个没有先入为主，也不是别有用心的人；他不是听到他们说每一句话时暗地里就开始琢磨着，他过后要把什么东西记录下来当作他的证据链：“啊哈，他们又说谎了。啊哈，他们终于说出来了。啊哈，他们现在又开始想入非非了。啊哈，这就是塞族-波斯尼亚的狂妄！”或者干脆就是：“啊哈，他们又没有认真看我们这些西方记者所做的抽样调查，对信息了解不够。”为什么要反对首先或许也不仅仅继续充当证人，为什么恰恰相反呢？首先或许也继续不仅要充当证人，在另外一种意义上，毕竟不是可以用来针对所有战争各方的“目击者说”，而且要保持沉默，至少暂时要保持沉默，要充当沉默的证人，闭口不谈这种如此显然无处不存在的、让这个国家所有人切身感受的、特别是如此咄咄逼人的、从所有的身体细胞里渗透出来的、对理解也尤为重要的痛苦。

进退两难的瞬间，那些当地人充满怀疑和不信任的瞬间，我们特别关注的是那一个根本还不太显老的逝者母亲。这时，她刚擦拭完墓碑，正准备向这几位陌生人哭诉，可她的亲人似乎阻止她说：“算了吧——这些人对我们这里的情况一无所知！”这位母亲面对这几个外国人，不由自主地审视着我们，然后大声喊道：“不，他们懂，他们懂！”

就这样，转瞬间，防御没有了对象：从这个时刻起，人们从维舍格勒墓地的各个角落跑过来力劝我们，诉说着，咒骂着，告知信息（是完全另外的信息，与那些在别的地方给我们染过色加过工的信息完全不同）。大概如此，只是暗示，比如说：“德国人曾经长期在我们这里很受欢迎，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之后也是如此。如今他们成了我们最可恶的敌人。我们是一个如此弱小的民族，可整个世界（边说边用手指着空中，整个“世界”指的是北约轰炸纵队）都针对我们——你们告诉德国吧，它应该感到羞耻！我们再也不会有欢乐，再也不会有庆祝，再也不会有节日。我们大家如今能够一起去的地方就只有墓地了，维舍格勒一带还有很多这样的墓地。教堂，礼拜，是的，不过只是形式而已，宗教已经死了。唯一的生活、唯一的群体生活就发生在我们的公墓里。体育运动，就这样：最优秀的运动员都死了，无论是足球还是篮球——战前，我们曾经有一支非常优秀的篮球队！贝尔格莱德那边的当权者背叛了我们，但是他们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像我们这样的弱小民族早就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了。那又是谁来决定呢？决定？谁把这些小小的民族捏在手里？捏在拳头里？摁在拇指下？如今，对操纵最高权力的司法机构来说，追求的是这样一种权力和专制，而不是权利。审判，是的！但是，同时针对的是来自所有三个交战民族的人，而首先不是针对一个塞族人——全世界的注意力都完全另外猛烈地指向那样一个被告，而且他还是第一位被告，这将会影响世人了解真相，将会继续歪曲历史！这辈子，我不止一次躲过了枪林弹雨，躲过了纳粹，躲过了乌斯塔沙。我马上就八十岁了，最后还是我自我了结吧（这位退伍老兵握着拳头使劲敲打自己的额头，如此猛烈，他蹒跚着倒退了几步）。只有一死我才能从这里解脱。再也不跟穆斯林生活在一起了，当然，我在他们之中也有朋友。”（我记得最后这句话是一个年轻人随口说出来的，现在书写时我就在想：他说“再也不”是不是实际上就是这样认为的，他如今显然再也没有一个穆斯林朋友了：下一次，在合适的时刻，要问问他！因为这句话让人难以置信。）

当然，相比所诉说的，这些人对待我们这些陌生人的方式和方法则给我留下更为持久的印象：你一言我一语，久久地被压抑，激动，解脱；毫无恶意，头脑简单，那些话就像是终于喊了出来——与其说是来自一个居留地，倒不如说来自一个隔离站。与此同时，也没有针对西方世界的仇恨之音，至多不过是一些愤怒而已。如果是一个民族的愤怒，那（也许之所以如此，因为它终于发泄出来了）也是一种几乎开心或者快乐的愤怒，同时又是一种悲伤、平静的（是的，有这样的）愤怒，一种不太严肃的愤怒：一种几乎只有零零散散的表演者的民族愤怒。

这些零零散散的塞族人，这些居住在波斯尼亚的塞族人是多么需要我们这些倾听者！后来我还一直在想，我们中的这个和那个有朝一日还会动身去那里，首先什么都不用做，只需静静地听他们诉说。

已经远远地离开维舍格勒和波斯尼亚之后，有些事情我事后才恍然大悟，回想着他们的哀诉，不仅仅是那些母亲的哀诉，还有在群山之后的人的哀诉：他们所哀思的人并不是早已死去了，升天了，对那些亲人和受到打击的人而言，他们刚刚才死去，就在眼前，就是现在、现在、现在、现在，历历在目的现在。死亡一直在公墓里上演。这不是我们的死亡，我们的死亡不是这样？懂了吗？真的懂了吗？或者理解，理解过去，压根儿就不理解，五十年前，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死亡在当时的波斯尼亚到底意味着什么。当年？对于那些活下来的人来说，死亡就发生在现在，就是现在。在此也许有必要补充说：我觉得，这样一种不同的时间观念不仅仅是斯拉夫人或塞族人对死亡的特别崇拜的后果——同样，在其他被波及的人那里也可以确切地感受到，也许流传着一个传言，比如说，在穆斯林看来，他们的墓地不是参观之地：我不相信这样的说法。

在那天下午，我还去看了星期天的足球比赛，在一个位于维舍格勒小城的很远的高高的看台上。这是第二赛季的波斯尼亚-塞族联赛的一场比赛，对阵特雷比涅队。特雷比涅市位于亚得里亚海附近，在杜布罗夫尼克山区。特雷比涅队运动员坐大巴车来参赛，一路上要绕过戈拉日代飞地，所以花了七个小时；而在战前，则可以直接穿过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只要三个小时就能到达。天气闷热，比赛乏味，所以，眼睛有时间环顾维舍格勒的丘陵山区——就在这个时候，跟欧洲到处同样乏味的比赛一样，有一个观众站起来大声喊叫，一边骂脏话一边喝倒彩；也跟所有其他地方一样，其他观众肯定都参与进来一起喊，不再关心下面的绿茵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是的，即使在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波斯尼亚，也有某种东西像球场的草坪绿色一样在闪亮）。在一片陡峭的丘陵坡地上，坐落着一个穆斯林公墓，立着一根根木桩一样的白色墓碑。然后，我觉得依稀看见一个女人的身影向山上走去，头上戴着头巾。这是白日做梦吧？然而，在维舍格勒不就真的有一些“穆斯林女子”与“东正教男子”通婚，形成了“异教婚姻”吗？紧接着，一个早年生活在这里的人突然走到水泥座位上，加入观众之中；他头上戴着锥形毡帽，向四周的人打着招呼！——不，我看错了，这显然是个幻象……

后来，我毕竟还是问了一个问题：问起当地那两个清真寺为什么被毁了。答复是：必须毁掉。一个清真寺里存放着大型武器，另一个则存放着弹药。那些清真寺平时空空如也，这好像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尽管如此……就像在那篇已经提到的，两年前出自一个非职业记者之手对维舍格勒的形势报道中说的：当地人虽然都很坦诚，但是他们似乎还守着一个秘密，一个对谁都不好的秘密。

然而，无疑不仅仅因为这样，启程离开这个城市之前的最后印象就像一个走进死胡同的印象，漫无目的的印象，不知何去何从的印象，心情沉重，忧伤，几乎不能克制自己——周日的傍晚也使得这种痛苦和忧伤更加强烈，又跟在欧洲各处一样，也许不仅仅在这里。

在傍晚的光亮中，我们越过边界又回到塞尔维亚，沿着山路一直往上，深入塔拉山脉，在那里穿过在整个植物学圈里被称为“塞尔维亚云杉”的森林，那些经历了冰河时期仍然存活了下来的参天大树，那些原始细长和高耸岩石的参天大树，而且还能闻到高原树林蘑菇的香味。之后，在深深的星期日夜色里，拐过一道又一道弯，一直下山又回到巴伊纳巴什塔。跟之前的波斯尼亚小城相比，此刻是难以描述的反差，一派“活灵活现的”雅致（而在战前，情况应该完全相反）。自从战争结束以来，没有一个当年喜欢维舍格勒的塞尔维亚人从巴伊纳巴什塔再去昔日的朝圣和观光之地看看。为什么？耸耸肩。在我们返回的路上，我们也真的了解到，从其他塞尔维亚地区，比如贝尔格莱德、诺维萨德、尼什，也没有人愿意去。看样子，仿佛对于大多数生活在塞尔维亚的塞族人来说，生活在波斯尼亚的塞族人都是外国人。这种情况也许不是在那场战争以后才出现的。

在伊沃·安德里奇以前生活过的城市待了一个漫长的周日后，直到夏日深夜里，我们还在回味着白天的经历，或者更确切地说那冲向我们的东西，或者那撞击我们的东西，那没完没了的杂乱，那粗俗的语言，还有新学来的波斯尼亚语骂人话，比如“jebo te miš”（狗日的！），“老鼠会操你的”，“你妈傻逼，操你妈，操死她！”“你家房子上CNN新闻了！”（意思是：起火了，爆炸了，等等）。之所以聊这些，因为这是为第二天越过边境，再回到波斯尼亚准备的；我们从另外一个地方，沿着德里纳河顺流而下，去斯雷布雷尼察——一个多么好听的名字，去“银城”，去“阿尔根塔利亚”。然而，这个“斯雷布雷尼察”几乎无法从我们口中说出。可以感觉到，我的两位塞尔维亚朋友压根儿就没有兴趣去那儿。但是，必须去。谁说必须去？最后，我们每个人都同意去。

又是一个美妙的夏日清晨，小燕子在蓝天下高高地飞翔。我们晚些时候从巴伊纳巴什塔出发，沿着德里纳河边的公路一路向北。在两岸灌木丛的映衬下，河水泛着绿色。又是漫天杨絮，已经好几个星期了。一簇簇的金合欢花已经逐渐发白。一直到山顶的针叶松林边缘，盘山公路两旁都五彩缤纷。一阵阵的花蜜香气从完全敞开的车窗飘进来：纵深的塞尔维亚。

与此同时，德里纳河一直以来都是天然的边界和国界。然后过桥就到了布拉图纳茨，回到波斯尼亚塞族共和国。河这边的边界关卡结实，很典型，可谓南斯拉夫特色；河那边的界栏更多只是做做样子，也没有全部拦上，甚至连一半都没拦上。到了那里，又是例行检查：父亲叫什么？母亲叫什么？此外，边检人员那些几乎耳熟能详的简洁表达，无论是言语，还是表情或者眼神，此间已经被我感受为就像这里一些充满诗情画意的山区风光的一样的东西。一位边检人员在审核材料期间示意让我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椅子就放在大桥边上的露天，上面有一个椅垫：我一屁股坐上去，身子往后一靠——椅子没有靠背——，险些掉在斜坡上。看架势，那个边检人员发现了，可同时又视若无睹。

又是夏日正午的闷热，风吹到脸上都热辣辣的。我们沿着德里纳河一侧山谷继续往上走，它的尽头就是斯雷布雷尼察了。此时此刻，又是一阵阵热风。山谷开始挺开阔，近乎平原，四周形成一片片微微隆起的高地——地理学家称之为“山谷地貌”。行驶在山谷里，起初并不觉得身在山中。随着山谷越来越窄，高度落差越来越大，在短短几个波斯尼亚里的路程中，最大落差竟然将近四百米。这时，1992年4月到1995年7月期间发生的那场战争的痕迹渐渐映入眼帘：先是这儿和那儿有几个弹孔和熏黑的墙壁，再往前走，两边的山越来越靠近，一幕幕彻底摧毁的惨景，起先更多是田间的粮仓、仓库和厂房、变电站、工厂，然后便是城郊的住房，其实是村庄的民居；比较小的弹孔变成了越来越大的穿透孔，整个房子墙壁现在都变成了天底下唯一的弹孔；枪击变为炮轰，熏黑的面积也越来越大。山谷愈深地变成峡谷，建筑就愈发显现出城市的样子，高高耸立，像是高楼大厦，最后笼罩图像的是，没有留下斑痕，没有留下正面，也没有留下墙壁。

如果说路上有其他车辆的话，那么几乎只有迎面而来的。我们下车的地方大概以前是斯雷布雷尼察市中心：现在不过是焦土、烟尘和灰烬的中心。在热浪阵阵袭来时，那句斯洛文尼亚乡下的俗语也同时袭上我的心头：“在你们那儿，冷得就像在火场里一样。”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讲述、如何描写图像、如何描写、如何排列图像：仿佛在一个个像S城[61]这样的地方，是可以再次经历那样一些像伊斯兰或东方世界禁止的画面的东西，或者至少是一种从某些现象出发的图像-警告，一种拒绝，无论如何拒绝那些那些大幅的、涂过色的、描写到头的、雄壮和全景式的图像；一种拒绝，它因此似乎会赋予或者留下空间，为地地道道的小图像，为那些几乎再也不能辨认为图像的、同时几乎再也没有什么意义的小图像——再说，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图像与别的小图像连接成一幅赤裸裸的，赤裸裸的？整体上也许会表明这个和那个的“阿拉贝斯克”[62]。是的，阿拉贝斯克。

就这样，S城中心那里就像到了深谷的尽头，在峡谷陡峭的山坡上，曾经是茂密的森林，如今却满目荒凉，到处都光秃秃的。在数年之久的封锁中，树木都用于取暖了？在这儿和那儿的高坡上，只能看到零星的小树。从这些零星的小树那里，不管从那个远处听去，现在持续地传来呼啸声，更像是怒吼。

然而，在这个平日更多无声无息的，但是被不计其数的人，绝大多数情况下昨天还在维舍格勒，今天就无所事事地窜来窜去光顾（？）的地方（？），这种紧迫的响声，就是那些几乎完全被震碎玻璃的、只剩下周围一片黑乎乎的、成千成万个窗洞前蒙着的塑料布随风哗啦哗啦、噼里啪啦、嘎里咔嚓地响动。

透过栖身之地——这是一个词语——上的缝隙和裂口，可以看到这个和那个一动不动地站着或者坐着的人，也有夫妻或全家（？）人，还有战后返回他们（？）家乡的人，完全就像是从别的什么地方流亡到此的人。

又是来到一个被烧毁的房屋门面——没有一个房子正面看上去只是近乎安然无恙——就像前一天在维舍格勒那些等公交车的人一样，甚至要多很多倍，而且不少人拎着大箱子。

我们三个S城拜访者早就无声无息地分开了，因为面对这密密麻麻的弹孔和被烧焦的痕迹，为之震惊；我们变成了单独行动；我们分别站在下面的废墟谷里，犹如山脊上那几棵小树；每个人走在废墟堆之间各自跌跌绊绊的路上。断墙残壁之间那些鞋子和破布片属于“阿拉贝斯克”的一部分吗？

又是塞尔维亚-东正教教堂，几乎完好无损地矗立在一个陡坡平台上，有一扇崭新的、当然也很薄的木门。在下面，在其深深的脚下，是清真寺的残迹，穹顶部分还依稀可辨，即使它像其他建筑部分一样垮塌了；在这个其他部分彻底毁成瓦砾的废墟堆上，只剩下这块有形的残片。正值下午清真寺里传来宣礼声。这声音是从地下传出来的，从穹顶的破洞口之间，穿过破碎的瓦砾，中间还夹杂着S城的山涧小溪流水声。不，绝对不，没有什么呼报声，也没有曾经在这里流淌的山涧声。小溪被掩埋了吗？它在地下流动？它改道了？流向别的山谷了？——然而，顺着山势往上，它当年的发源地不是被称为圣水泉吗？——不管怎么说，后来，可以得知，对S城的居民来说，每隔一天才会有水。水都是从别处送来的，并不是山泉水。山谷中，除了塑料布的噼里啪啦声，什么都没有。

教堂旁边，我用手狠狠地抓了一把野生荨麻，那些正在开花的，现在也是刺得人火辣辣地痛，再抓一次。

在一处陡峭的斜坡上，上面光秃秃的，此刻有几个人正在刨地，在如此狭长的，时而只有一垄的菜地里，就是统统凑在一起也远远不够一个菜园子。这些刨地的人比起小城谷底下面的刨地人是些十足的懒汉，或者茫然晃来晃去的人，不仅因为人数少，而且干起活来也没有章法。与这整个旅程中在对面塞尔维亚到处看到的那些在田野里刨地劳作的人群不可相比，这不仅仅仅因为这里的劳动场所陡峭，那儿是平原和缓缓的波浪形地势。

在另一面峡谷斜坡上，从一小块残存的森林里闪耀着光芒，又是那些闪亮细长的穆斯林墓碑。

然后，从教堂一走一滑地下山来，来到一片沼泽地。在这个圣水和银矿之城当年的疗养院——想象着，它就叫“欧洲酒店”——旁边就是蜜蜂之家。不，在残破的墙壁之间只有一个小蜂箱，真的还有几只蜜蜂嗡嗡地绕着蜂箱飞来飞去，数量与上面荒地里刨地的人几乎不相上下。

这时，从中间一栋黑魆魆的高楼里，终于有一位年长的男子从半中间的一个窗洞里招手示意（后来才弄明白，他的年龄比我还小）。

他这么一招手，我们三个同伴又聚到一起去他“家里”做客（我忘了提及第四个人，也就是我们一个陪同，来自巴伊纳巴什塔，我们在此称他为“修道院图书管理员”。自从战争结束以来，就在去年冬天，他是唯一敢于从家乡塞尔维亚来到之前并不如此遥远的S城的人。那么与眼下的五月相比，这里有什么变化吗？“没什么变化——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这里一点变化都没有。唯一不同的是：当时是雪天，大雪天，城里显得更为宁静。”）。

招待我们的人世代居住在这里。在战争期间，他“逃离”了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S城，又回到了原来的住处，一个在这栋大楼里为数不多的可以居住的房子。楼下入口过道上无人看管的信箱上，大多都写着“土耳其语”姓名，个别上面上又覆盖上了“纯塞尔维亚语”的名字（izbeglice，也就是难民，被安置的人）。

桌上铺着中欧风格的钩织桌布。我们喝着“你可以猜一猜”烧酒。而这个患有糖尿病（没有药）而不能喝酒的主人坐在一边，拖着虚弱的声音——可是他有一双多么亲切而又无助的眼睛——讲到他的妻子，她正好去近在咫尺却又非常遥远的塞尔维亚看望孩子，他那种口气，仿佛他几乎就不相信妻子还会回来。在熏得黑乎乎的大客厅里，有一个半是完好的角落，那里的墙上挂着一只巨鹿，当作壁画。鹿角正对着钉在窗前的塑料布。在旁边的电炉上，咖啡已经热起来——这里毕竟又通电了，不过电力很弱。还没有等到煮好咖啡，我们就得动身离开了，去约见那个从S城来的人。据图书管理员说，这个人可能上了国际法庭的战犯名单。

可在去之前，我们还要在下面，也就是在一个通过平整而开阔的广场上买点小礼物。我们绕道去那里的一个小木屋：中国产的剃须刀片，还有一袋菠菜种子。我惊讶地发现，菠菜种子的包装上大写着产地Viroflay，就在我居住的巴黎郊区旁边——我平日去那里，只需要出门过条马路就是了（种子是在伏伊伏丁纳省的诺维萨德市包装的；在S城这个废墟广场的售货员以前是德国施瓦本地区的奔驰公司的工人）。

见面是在一家餐馆的侧房或者里屋进行的，有不少人坐在一起，都是当地人，有老师、工程师、政府职员等。门前就是黑灰色的战后废墟，热风扑面，而屋里则可以说得上是装潢华丽，也很凉快。餐厅老板和我们在一起，他就是那个上了海牙战犯名单的人。他不怎么说话，只是一再恳求我们多待一会儿，也不停地让人给我们斟酒。这期间，在座的其他生活在臭名昭著的S城的塞族人，又七嘴八舌地说个不停，对美国、尤其是大德国表示出极度的不信任以及无比愤怒——特别是对后者，只是对这个！好像深信不移地寄予一种救赎的期待。事实上，德国外长先生刚刚访问了塞尔维亚，这毕竟意味着，对于生活在波斯尼亚这里的他们，对于斯雷布雷尼察的塞族人来说，这预示着转机，特别是经济上的转机；德国似乎会帮助他们重开矿场，重振疗养业——战前不就有许多人从德国，从欧洲各地来到斯雷布雷尼察，因为温泉疗养，还有狩猎，全是高级猎物和熊。有德国人，有奥地利人，也有意大利人。这些男人像孩子一样，寻求好兆头，希望在来访者的脸上看到赞同的表情。可是，当他们更多听到的是反面的东西时，总是会那样自在地嘲笑自己。

当然，最后还要问餐厅老板。据说他战前是一个了不起的猎人：为什么呢？为什么在战犯名单上？而回答不过是：这就是战争。奇怪的是：看样子，仿佛他并不是以此要转移话题，而他之所以不愿意多说，更多是因为他压根儿也没什么可说的，说多了甚至是夸夸其谈，或者也许只是主人的礼貌而已：“你们想想吧，你们事先是怎么想的！”而就在同一时间，傍晚时分，窗外驶过国际维和部队的吉普车和坦克，空中有战机飞过，声音震耳欲聋。他们大多是身穿黑色军装的美国士兵，架着机枪和其他武器对着烧焦的房屋以及被洗劫一空的银城山丘，上下挥舞着转了一圈，穿过依然滚烫的烟尘，这样盯着成百上千的当地野蛮人、罪犯、人类的敌人，遏制他们，痛斥他们。他们终于又收起武器，重新装好，盖上坦克舱盖，向山谷下开去。然后，里屋又是越来越热切的恳求：“留在这儿吧，等吃完晚饭再走！平时也没什么人来我们S城。即使有许多人来，也是为了其他目的。”——“不行，我们得走了，过边境有时限。”

就这样，我们走出屋子，出发前，外面还很亮，不过已近黄昏，可能是由于山谷里的太阳落山早吧。

在这种双重光芒下，有一个不再年轻的，但此时此刻因为两眼充满愤怒的绝望而看上去还很年轻的男子走在当年的主干道上，如今已经变成了废墟小道。他从我们身边走过，脑袋扬得高高的，双眼瞪得大大的，就像两个空洞。

我们听见他在说话，像是对我们说，又像是对着其他人喊，同时挥舞着手臂：“我再也不是塞族人了，我什么都不是了，我再也不想当塞族人了，什么也不想是了。这个山谷里再也不会有苹果成熟了。斯雷布雷尼察再也不会有露水光顾了。这里再也不会有球踢进球门。我再也不是塞族人了。我不知道我是谁。你们别看着我。听到没有？！滚！滚一边儿去，问别人去。世界已经把我们忘了。世界应该忘记我们。结束了，一辈子就这样结束了。我再也不是塞族人了。”

现在记忆告诉你什么呢，事后，在S城的几个小时里？——当然，那里也出现过小孩子，可是记忆既没有留下他们的画面，也没有留下他们的话语。当然，就像之前和之后在对面穿过整个弥漫在五月色彩中的塞尔维亚和在这里穿过波斯尼亚一样，在S城里也是杨絮漫天飞舞，漫山遍野的金合欢花先是白茫茫一片，然后慢慢变成了灰白色。可是，记忆对此也没有留下任何画面和话语。同样，对于远在下方的山谷里以及临近的山谷里可能发生大屠杀的地方，也没有留下什么画面（然而，从中却留下了不少别的、不同的画面：荒野上那些死人头骨，从眼洞、鼻孔以及嘴巴里长出了鲜艳的花朵——而荒野其他地方根本就看不到一朵花！———，与那些恰如其分的灌木枝条交相辉映。从一个选好了照相机拍摄高度的上方定好位，选取同样的背景，加上更卓越的照明灯光，调高亮度，精心布局色彩，为了获得由星际摄影家协会每周日颁发的戈雅最佳摄影奖、沃利策奖或者“无国界摄影奖”）。

记忆中，没有留下一丝鸟儿在S城上空飞行的画面——即使那里真的还有鸟儿飞行，其中肯定不只是晦气的乌鸦、渡鸦或寒鸦；记忆中，也没有鸡跑、兔跳、驴叫的画面——即使那里真的……

我又在这样想，要是在那里，不管什么地方，有孩子可怜巴巴地哭喊的话，要是有母亲或父亲或父母一起近乎气急败坏地冲着孩子发怒的话：这样一来，对一个证人，一个第三者来说恐怕至少有事可做了。

然而，记忆对S城说的唯一一句话是：“没有什么可做的。”S城不是一个可居住的地方，更谈不上是一个新居住地，而是一个人口外流的地方，无论怎么说就是如此。甚至连平整废墟都缺少任何动力。这里不仅看不到未来，而且也丝毫感觉不到任何当下的气息。父母能够给予孩子们最伟大、最美好的东西就是最好的‘教育’：持续，忍受——忍受在这里再也不存在了，无论是对那些（无论如何好像是这样）更多为勉强的征服者，还是对那些逃回来的人来说莫不如此，更不用说那些新近流落到这里的人，那些逃离苦难迁徙来的人，那些流亡者。就像一个朋友突然得知身患绝症的消息时，大声喊叫或吼叫出来的东西一样，这在S城已经超越了个体，成为所谓的整个集体的心声：“再也没有希望了，我再也没有希望了！”

最特殊的一丝记忆，也是第一丝记忆出现在我们刚一离开S城之后；返程时，我们夜里跨过德里纳河大桥，又回到突然间鲜花盛开、祥和安宁的、像一个幅员辽阔的世界帝国的塞尔维亚。直到今天，也就是过了几个星期后，在遥远的地方，依然可以清清楚楚地浮现在脑海里：与周围那些大的、有人居住的、的确或多或少幸免于难的地方相比，极其渺小，似乎微不足道，这就是那个战争地区。在山谷尽头那里，发生了长达三年的全面战争；在一个狭小的山谷尽头，发生了世界战火！当整个欧洲蔚蓝一片、郁郁葱葱和飘着雪花的时候，仿佛有人在那里扔进了一个火把，一烧就是数年之久，从未间断，起初在整个山谷里，最终限定在峡谷的一部分，而在那里却动用了最猛烈的火力——要说具体地点或者“现场”，那就是发生在在我们这个大陆中心一场弹丸之地的微型战争，同时也是另一种闻所未闻的核战争。特别是这场战争爆发、怒号并蔓延在我们这个好像已经永远治愈了名为“战争”的精神疾病的欧洲的一个角落。恰恰在这里发生了名为“战争”的战争，似乎是一切战争的本质所在，一些在人类历史上或者人类意识中相当新鲜的东西？——然而，正是这样的东西同时把斯雷布雷尼察那个小山谷弄得漆黑一片，如同时代的黑夜来临，射进了整个山谷。

可以理解，真的可以理解，恐怕有人现在会问：“你们这些生活在波斯尼亚的塞族人，你们在那里做了什么呢——正是你们，这个不是最和平的、但在历史上自古以来最强大地让其他民族、异者、不同的东西存在、生息和发挥作用的民族，其中堪称为几乎所有欧洲民族的典范！？”还有：“塞族人，你们为什么要待在S城？你们为什么不离开，离开你们和昔日的邻居这山谷尽头的燃烧现场？”

然而，又是那个历史渊源，甚至在S城那里也一样——记忆无论如何会告诉你——，它在起作用，并且必然要起作用，对于欧洲以及国际上所有参战国来说，在这种国际快照制作和观看，即一种没有记忆的、精神盲目的生产和观看时，它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下去。

说到“历史渊源”，记忆不仅仅指的是几百年前土耳其人的统治压迫和几十年前纳粹盟友的迫害杀戮。（与其说是“记忆”，倒不如说“浮现在脑海中”、“在脑海里”。）首先，难道说因为历史渊源而发生在这场战争开始时的事情，不，所犯下的罪行——这一次可不是塞族人干的——就不算数吗？难道说一个，或者也许真的那个伟大的原因就是三年之后所发生的不可饶恕的报复行为的借口吗？自从1992年以来，在塞族人村庄以及S城四周一直持续不断地纵火和杀戮，传遍世界，在众目睽睽之下，同样是日复一日，一年时间简直就是报复性的屠杀，而且完全可以理解。难道这也是同样的情况吗？

这里什么都没有——没有一张图像，或者话语图像描述这样的情景，至少在战争那一方，从一开始欧洲的观望世界就站在的那一方没有；或者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把那些尸体和悼念他们的人——在S城地区也有数千塞族受害者——通常都推到另一个受害民族身上。

当然，这里不是要以此来清算——只是要澄清事情真相。如果那些暗示的历史渊源真的要通过我们这些广泛的媒体传播出来的话，那么，始终不过是附带提一提罢了，作为无关紧要的枝节，抹杀和隐藏在一笔带过的从句里，是些可以被疏漏和忽略的东西。“历史是众所周知的。回忆历史，只需简而言之”：有一家当年很严肃的西方报纸，在纪念S城种族灭绝大屠杀一周年的文章中开头这样说（眼下，1996年7月中旬，仍然是这个正确的、合法的修饰语）。

什么是众所周知呢？历史渊源也众所周知吗？有没有一个人，一个机构研究这个历史渊源，不是关注那段骇人的灾难，而是意在某些别的东西？谁愿意理解呢？有人愿意理解吗？

但是，又要注意的是：如果说这样澄清历史渊源真相与清算不相干的话，那么自然也与相对性或弱化毫不相干。对报复而言，没有任何宽容的理由。——研究历史渊源，或者其实就是历史，看清历史，使之变得明了，虽然可以有助于说明一些问题，提升几个层面，达到对现实的警示。但是——这至少是我个人学习历史的经验，是这几年间研究南斯拉夫历史的经验——，这不是启蒙，不会让光明出现，最多不过是短暂的闪耀，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是闪烁。根据（根据？）历史研究，你最终不仅在原地打转，或者更多是曲折运动，不是借助它的帮助看得更远，而是进入了一个迷宫，一个几乎完全黑暗的迷宫？

为之，还要注意的是：现实情况是，我无疑知道一些事情——也许比其他人多一些——，但是，尽管如此，我仍然无能为力。另外，在这次旅途中，我觉得我的知识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但是，按照我的经验，预感却变得越来越明确，因为它预先指出了与任何知识完全不同的东西——这种预感或者恰恰就是几乎没有在任何别的地方出现过——不允许出现——的第三视角——为什么不允许呢？

从斯雷布雷尼察返回途中，我们碰到了国际和平条约执行部队的吉普车和装甲车队。大家不约而同地一致决定，超过去；在那些十分陌生的士兵面孔和我们之间，留下了一道长长的滚滚尘烟，一直绵延到德里纳河上。

界河这边的塞尔维亚依然是——经过了波斯尼亚的几道山脉，然后又走过了塞尔维亚上百英里的丘陵和平原——一个孤儿的巨大房间，跟去年冬天一样。然而，这个房间现在却噪音肆虐，充满了刺眼和不同寻常的颜色和形状。在我们这个纬度，人们把它称为“拜占庭风格”，而我觉得更像是蒂罗尔风格、巴登符腾堡风格、诺曼风格或美国的内华达风格。

夜间在通往贝尔格莱德的高速公路上，又是那样疯狂地超车，又是坦然绝尘而去。我们超过了一辆插着旗子的锃亮公务车，它来自我们几小时之前刚刚离开的“塞族共和国”：车后座上坐着一位权贵，正在赶去参加一位波黑塞族将军的葬礼。第二天的报纸上有报道。这位将军身患绝症，被关在国际安全委员会法院的监狱里，在他死亡前几天未经审判就被释放了，正好让你去死吧，很仁慈——谁的慈悲呢？———，同时依然作为战犯受到起诉。

从斯雷布雷尼察直到萨瓦河边的沙巴茨，一路上我们没有怎么说话。之后，大家的话匣子才打开了，就像当初去往维舍格勒的途中，首先是咒骂、宣泄，力量的表达。力量？更多是虚弱，还是虚弱。

接下来，我到现在至少这样清楚地记得，一路相当沉默，直到进入嘈杂的贝尔格莱德。而且后来，在离开贝尔格莱德前往南方的科索沃那几天里，依然是一路沉默（关于科索沃，这里就不用赘述了——如果没有科索沃的那些天，那么这些迄今为止所讲述的东西、所问到的东西似乎就会是另外的样子）。

看样子，仿佛我们在那里又一次走进一个不同的历史里——在这个历史里，我们恐怕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我这个外国人没有，那两个塞族同伴也没有。

回到另一个欧洲之后，那些所提到的波斯尼亚地区也渗透到这个欧洲里，维舍格勒附近的德里纳河的一个小山谷就这样深入到海德堡附近的内卡河河谷里——不是温和的交汇，更多是这里的安然无恙和那里的截然相反之间的碰撞。或者在巴黎郊区打眼望去那些廉价的高层住宅，跟斯雷布雷尼察的几乎不相上下，黑乎乎的旗帜和塑料篷布也混合到这个图像中，使之变黑和被覆盖；或者在我们这里，森林密布的塞纳河-高地突然间变得光秃秃的。这一切绝对不是交流沟通的地方，不是那种“同步空间感”，因为这种空间感通常作为当下，对在场的东西的补充，作为强化世界的认识会令人高兴——而更像是一种地方掠夺，某些撕裂世界的东西。我现在看到报纸上的天气卫星照片或月球陨石坑照片时，也会这样不由自主地与每天看到的万人坑照片混淆起来。或者一看到奥地利巴德加斯泰因温泉疗养院的航拍照片，（一定会）同时意识到波斯尼亚的斯雷布雷尼察与之何其相似。

除此之外，恰恰也是在所提到的在“西方”的图像缺失中，可以让人感受到一种呼唤，呼唤你再次启程“去那里”，而且待更长时间，在斯雷布雷尼察要待到吃晚饭，住一个晚上，不仅仅一个晚上。而且，在那里尽量先不要问什么，要等到合适的时机再问——首先只是坐在那儿，蹲在那儿，用手托着脑袋。

的确如此：在维舍格勒，只有在墓地才能看到生活的气息；而在斯雷布雷尼察，看样子不再有任何生活的气息了——然而，或许在那里能够发现别的什么，一种用我们的概念难以企及的东西？

一位塞尔维亚读者看了我的《冬日之行》之后，写信问我：我是否意识到，对我来说，再也没有退路可走了。

我曾经在脑海中想象过一张我们这个大陆的新地图，S城浓烟滚滚的山谷正好位于地图中心。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如果这个地球上不管什么地方亡灵复活还是愿望，或者迫切的白日梦，或者放荡的妄想的话，那么在那里，在S城至少一个失去家园的人，一个独一无二的人那里也会有复活，首先是那些先民的复活，或者至少其中一个人的复活，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的复活。不，果真如此的话，这也只会发生在愿望、妄想或梦想的彼岸！或者，难道这不仅仅是突破悲哀的想法，或者突破到悲哀的想法？

在记忆中，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图像，在S城中心的废墟中，罂粟花绽放，在热风中不断地向后摇摆；真的在那里见过吗？“真的吗”？

这里所说的应该是一个当今的故事？今天谁会读它呢？——一个没有敌视人类的恶人、也没有敌人-图像的故事？

那你为什么要说这一切呢？——因为，要不然，就没有人说，可是人人都可以说。“为什么德里纳河上空最终没有晴朗？”这是一首古老的歌曲曲名，其中有一个塞族人在河对岸整夜等候他的两位穆斯林朋友——几乎是白等了。

“最后一个问题”：你是怎样看待生活在波斯尼亚的塞族人的斗争的呢？——为之，也许又得看看“地理”：上面的自由战士——在高山上——，山谷里的压迫者，就这样被“预先-看成”牺牲品——然而，在西部片里，那些邪恶的印第安人不也生活在山岩顶上，袭击、屠杀无辜的美国人商队——他们不是也在为自由而斗争吗？“真的是最后一个问题”：有朝一日，很快会有人，谁呢？发现波斯尼亚的塞族人也跟这样的印第安人一样吗？

从现在开始什么也不问了，如果非要问的话，无论如何要以完全另外的方式开始，而不会用下面的话，即《纽约客》杂志上一篇较长的波斯尼亚故事的开头第一句话开始：“哈里斯XY和他的朋友打牌时，便经历了种族清洗。”

怎么开头？比如像这样：“在所有桥梁和道路开始的地方，也就是我对此所描绘的图像起源的地方，都有条条小道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我就是自由地从那里迈出了第一步。这就是在维舍格勒，而那些路面坚硬，凹凸不平，就像被啃过一样……”（伊沃·安德里奇，《小路》）

（1996年6月—7月）

[1]阿尔姆河（Alm），上奥地利地区的山地河流。

[2]斯陶芬山（Staufen），位于奥地利福拉尔贝格州。

[3]萨尔察赫河（Salzach），全长225公里，流经德国和奥地利。名字来源于德语的“盐”（Salz）。

[4]萨尔茨堡南部的一个小城。

[5]粮食胡同（Getreidegasse），位于萨尔茨堡老城区的著名购物街。

[6]古罗马名城，位于意大利西南部，公元79年因附近火山爆发，全城湮毁。

[7]因为它光滑称手，可以拿在手上把玩，像健身球。

[8]伊壁鸠鲁（Epikur，公元前341—前270）是古希腊哲学家、无神论者，伊壁鸠鲁学派的创始人。伊壁鸠鲁学说的主要宗旨就是要达到不受干扰的宁静状态。

[9]一种陶制卵形吹奏乐器。

[10]“洛泽”（Loser），德语的意思是etwas los sein，表示“摆脱某物”，在英语中则有“失败者”之意。

[11]奥地利邮政巴士旅游公司的一种专门的公交车。

[12]古埃及人膜拜太阳，用甲虫的粪球象征太阳，所以甲虫便成了圣物。

[13]维吉尔（Vergil，公元前70—前19），被誉为最伟大的古罗马诗人。

[14]指白羊座的传说中有翅膀的金色公羊。

[15]卡普齐纳山（Kapuzinerberg），萨尔茨堡市中心的一座小山，位于萨尔察赫河东岸。

[16]贝希特斯加登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东南部，靠近德奥边界。

[17]Turm：国际象棋中棋子，因其形状像塔而得名，类似于中国象棋中的“车”。

[18]指犹太教和基督教教义中与上帝为敌的众魔之王撒旦。

[19]Orpheus（俄耳甫斯）：古希腊传说中的英雄，有超人的音乐天赋。据说他的歌声和琴韵十分优美动听，各种鸟兽木石都围绕着他翩翩起舞。

[20]锡安（Zion）：《旧约》中指耶路撒冷城内两山中的东山。但基督教文献和赞美诗却时常用它指天城或体现基督教信仰和友好的地上城市。

[21]指著名的萨尔茨堡戏剧节剧场。该剧场修建在卡普齐纳山的山崖里。

[22]贝都因人，即阿拉伯半岛和北非的游牧和半游牧的阿拉伯人。

[23]指莫扎特的歌剧《魔笛》中跟踪迷路的王子塔米诺的蛇。

[24]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被其目光触及者即化为石头。

[25]指奥地利著名表现主义诗人格奥尔格·特拉克尔（Georg Trakl，1887—1914），“美丽的城市”是其早期一首描写故乡萨尔茨堡的诗作。

[26]Salz，德语意为“盐”，萨尔茨堡（Salzburg）因为附近有盐矿而得名，音译为“萨尔茨”。

[27]叶状装饰花纹（Akanthus）：公元前5世纪中叶以来，一直是西方艺术创作中常用的叶子母题，也是维吉尔在其田园诗歌中所钟爱的。

[28]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和哲学家，著有《论善与恶之定义》《论法律》《论国家》等。

[29]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21—180）：罗马皇帝（161—180），新斯多葛派哲学的主要代表，宣扬禁欲主义和宿命论，对外经年用兵，对内迫害基督教徒，著有《自省录》12篇，死于军中。

[30]Quin age：拉丁语，同样意为“开始吧”。

[31]赫拉克利特（Heraklit，公元前540—前480）：古希腊哲学家，因其宇宙论而著名。

[32]圣杯骑士传说中的一位女王的名字。

[33]萨拉赫河，是萨尔察赫河的支流，德国和奥地利的界河。

[34]Lalein，希腊语，意为“闲谈”。

[35]Lalle，希腊语，意为“卵石”。

[36]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1874—1929）：奥地利作家、诗人。

[37]乌斯塔沙（Ustashi）：1929年4月20日在保加利亚成立的克罗地亚独立运动组织，曾于1914—1944年依靠德国势力建立独立的克罗地亚国，对非克罗地亚居民实施恐怖统治。

[38]克里登斯清水复兴合唱团，简称CCR，是美国20世纪60、70年代最受欢迎的一支超级摇滚乐队。

[39]尼科·皮罗斯马尼（Niko Pirosmani，1862—1918）：格鲁吉亚原始主义画家，自学成才，生前被社会冷落，死于贫病交加，身后获得承认。

[40]克拉伊纳共和国（1991—1995）：位于克罗地亚境内，首都克宁，原为塞族自治区，于克罗地亚独立战争时期宣布独立，未获国际承认，后由克罗地亚以军事行动收回。

[41]埃米尔·库斯图里卡（Emir Kusturica，1954—）：塞尔维亚导演，出生于波斯尼亚。《地下》为其著名代表作，讲述了南斯拉夫自1941年到1992年的历史，获得1995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42]泽利科·拉日纳托维奇（Željko Raznatović，1952—2000）：塞尔维亚人，绰号“阿尔坎”。曾在巴尔干地区经营一个组织严密的犯罪团伙，从事黑市货币交易、石油走私和军火买卖。他还是一个狂热的足球迷，曾经出任贝尔格莱德红星足球俱乐部球迷协会会长，20世纪90年代出资收购了南斯拉夫的奥比利奇足球俱乐部。阿尔坎因在1991—1999年多次卷入在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战争而被国际法庭指控犯有战争罪。接受审判前，阿尔坎在贝尔格莱德洲际酒店的大堂里被枪手射杀。

[43]菲利普·马洛（Philip Marlowe）：美国作家雷蒙德·钱德勒笔下的侦探。

[44]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1929—）：德国著名诗人、作家。

[45]该隐（Cain）：《圣经·旧约》人物，亚当和夏娃的长子，杀死其弟亚伯。

[46]这两个是“二战”时期刺杀希特勒的人，前者是纳粹陆军上校，后者是木匠。

[47]埃皮纳勒是法国东北部城市，以版画和图片生产而闻名。

[48]瓦斯科·波帕（Vasko Popa，1922—1991）：罗马尼亚裔塞尔维亚诗人，受到法国超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深入研究塞尔维亚民间传说，并将其引入诗中。

[49]米洛拉德·帕维奇（Milorad Pavić，1929—2009）：塞尔维亚著名作家，代表作为《哈扎尔词典》。

[50]毕德迈耶风格（Biedermeier Style）：1815年—1848年之间在德国及中欧盛行的中产阶级艺术风格。

[51]古希腊天文学家，于公元2世纪提出了自己的宇宙结构学说，即“地心说”。

[52]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ć，1892—1975）：南斯拉夫作家，196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德里纳河上的桥》是他的代表作。

[53]娜塔莉·萨洛特（Nathalie Sarraute，1900—1999）：法国小说家、批评家、剧作家。

[54]费尔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1888—1935）：葡萄牙诗人、作家。

[55]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1913—1992）：德国政治家，1969—1974年间担任当时的联邦德国（西德）总理。

[56]医学术语，系指截肢患者感到已被截去的肢体仍然存在，并还在疼痛的幻觉。

[57]1914年6月28日，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街头用小型自动手枪连开两枪，刺杀了正在萨拉热窝进行访问的奥匈帝国王储兼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苏菲。这被称为萨拉热窝事件，该刺杀行动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最终导致“一战”的爆发。

[58]此处疑为作者记忆有误，《德里纳河进行曲》的导演应为日沃拉德·米特诺维奇。

[59]指波黑塞族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拉多万·卡拉季奇。

[60]拉特科·姆拉迪奇（1943—）：1992—1995年的波斯尼亚战争中的塞族共和国将军。

[61]即斯雷布雷尼察。

[62]绘画中的阿拉伯风格的装饰，以缠绕交错的线条为特点。

Der Chinese des Schmerzes by Peter Handke

Copyright©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83

Abschied des Träumers vom Neunten Land by Peter Handke

Copyright©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91

Eine winterliche Reise zu den Flüssen Donau, Save, Morawa und Drina oder Gerechtigkeit

für Serbien by Peter Handke

Copyright©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96

Sommerlicher Nachtrag zu einer winterlichen Reise by Peter Handke

Copyright©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96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6 by Horizon Media Co.，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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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出版得到奥地利教育、艺术和文化部所提供之翻译资助

Die Übersetzung wurde gefördert mit Mitteln des Bundesministeriums

für Unterricht, Kunst und Kultur

Table of Contents

编者前言

痛苦的中国人

梦想者告别第九王国

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

冬日旅行之夏日补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