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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伦·坡暗黑故事全集.上册

作　　者：[美]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译　　者：曹明伦

出 版 人：刘清华

责任编辑：丁丽丹　刘诗哲

监　　制：张应娜

特约编辑：丁　健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全球范围发行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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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猫

厄舍府之倒塌

一桶蒙蒂利亚白葡萄酒

瓶中手稿

陷坑与钟摆

红死病的假面具

椭圆形画像

幽会

丽姬娅

莫雷娜

贝蕾妮丝

埃莱奥诺拉

长方形箱子

凹凸山的故事

过早埋葬

静

死荫

威廉·威尔逊

人群中的人

泄密的心

莫格街凶杀案

玛丽·罗热疑案

被窃之信

金甲虫

你就是凶手

斯芬克司

阿·戈·皮姆的故事

黑猫

对于我正要写出的这个荒诞不经但又朴实无华的故事，我既不期待也不乞求读者的相信。若是我期望别人相信连我自己的理性都否认其真实性的故事，那我的确是疯了。然而我并没有发疯，而且确信自己不是在做梦。可是我明天就将死去，我要在今天卸下我灵魂的重负。我现在的目的就是要把一连串纯粹的居家琐事直截了当、简明扼要且不加任何评论地公之于世。正是由于这些琐事，我一直担惊受怕，备受折磨，终至毁了自己。但我并不试图对这些事详加说明。对我而言，这些事几乎只带给我恐怖；但对许多人来说，它们也许显得并不那么恐怖，只是离奇古怪。说不定将来会发现某种能把我这番讲述视为等闲之事的理智——某种比我的理性更从容、更有逻辑、更不易激动的理智，它会看出我现在怀着敬畏之情所讲述的这些详细情节，不过是一连串普普通通且自然而然的原因和结果。

我从小就以性情温顺并富于爱心而闻名。我心肠之软是那么惹人注目，以至我成了伙伴的笑柄。我特别喜欢动物，父母便给我买了各种各样的小动物让我高兴。我大部分时间都和那些小动物待在一起，没有什么能比喂养和抚摸它们更使人感到快乐。这种性格上的怪癖随着我的成长而逐渐养成，待我成年之后，它成了我获取快乐的一个主要来源。对那些能珍爱一条忠实伶俐的狗的人来说，我几乎无须费神来解释那种快乐的性质和强度。而对那些已多次尝到人类虚情假意和背信弃义滋味的人来说，动物那种自我牺牲的无私之爱中，自有某种东西会使其刻骨铭心。

我很早就结了婚，并欣喜地发现妻子与我性情相似。她见我豢养宠物，便从不放过能弄到优良品种的任何机会。我们有雀鸟、金鱼、一条良种狗、兔子、一只小猴和一只猫。

那只猫个头挺大，浑身乌黑，模样可爱，而且聪明绝顶。在谈到它的聪明时，我那位内心充满迷信思想的妻子往往会提到那个古老而流行的看法，认为所有的黑猫都是女巫的化身。这并不是说她对这种看法非常认真——我之所以提到此事，更多的是因为我刚才恰好记起了此事。

普路托——这是那只猫的名字——是我宠爱的动物和朋友。我单独喂养它，而它不论在屋里屋外，总是跟在我身边。我甚至很难阻止它跟着我一道上街。

我们的友谊就这样延续了好几个年头，在此期间，由于嗜酒成癖（我羞愧地承认这点），我通常的脾气和秉性经历了剧烈变化。日复一日，我变得越来越喜怒无常，烦躁不安，无视别人的感情。我居然容忍自己对妻子使用污言秽语，后来甚至对她拳打脚踢。当然，那些宠物也渐渐感到了我性情的变化。我不仅忽略它们，而且还虐待它们。然而，我对普路托仍然保持着足够的关心，我克制着自己不像对其他宠物一样粗暴地对待它，而对那些兔子，对那只猴子，甚至对那条狗，不管它们是偶然经过我跟前，还是有意来和我亲热，我都毫无顾忌地虐待它们。但我的病情日渐严重——有什么病比得上酗酒！到后来甚至由于衰老而变得有几分暴躁的普路托，也开始尝到我坏脾气的滋味。

一天晚上，当我从城里一个老地方喝得醉醺醺地回家之时，我觉得那只猫在躲避我。我一把将它抓住，这时它被我的暴虐所惊吓，便轻轻地在我手上咬了一口，我受了一点儿轻伤。我顿时勃然大怒，而且怒不可遏，一时间变得连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我固有的灵魂似乎一下子飞出了躯壳，而一种由杜松子酒滋养的最残忍的恶意渗透了我躯体的每一处。我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一手将其打开，一手抓紧那可怜畜生的咽喉，不慌不忙地剜掉了它的一只眼睛！在我写下这桩该被诅咒的暴行之时，我面红耳赤，周身发热，浑身发抖。

当理性随着清晨而回归，当睡眠平息了我夜间放荡引发的怒气，我心中为自己犯下的罪行产生了一种又怕又悔的情感，不过那至多是一种朦胧而暧昧的感觉，我的灵魂依然无动于衷。我又开始纵酒狂饮，并很快就用酒精淹没了我对自己所作所为的记忆。

与此同时，那只猫渐渐痊愈。它被剜掉了眼珠的那个眼窝的确显得可怕，但看上去已不再感到疼痛。它照常在屋里屋外各处走动，正如所能预料的一样，它一见我走近就吓得仓皇而逃。我当时旧情尚未完全泯灭，眼见一个曾那么爱我的生灵而今如此明显地讨厌我，我开始还感到一阵伤心。但这种伤感不久就被愤怒所取代。接着，仿佛是要导致我最终不可改变的灭亡，那种“反常心态”出现了。哲学尚未论及这种心态。然而，就像我相信自己的灵魂存在，我也相信反常是人类心灵原始冲动的一种，是决定人类性格的原始官能或原始情感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谁不曾上百次地发现自己做一件恶事或蠢事的唯一动机，仅仅是因为知道自己不该为之？难道我们没有这样一种永恒的倾向：正是因为我们明白那种被称为“法律”的东西是怎么回事，我们才无视自己最正确的判断，而偏偏要去以身试法？就像我刚才所说，这种反常心态导致了我最后的毁灭。正是这种高深莫测的心灵想自寻烦恼的欲望——想违背其本性的欲望——想只为作恶而作恶的欲望——驱使我继续并最后完成了对那个无辜生灵的伤害。一天早晨，我并非出于冲动地把一根套索套上它的脖子，并把它吊在了一根树枝上。吊死它时，我两眼噙着泪花，心里充满了痛苦的内疚。我吊死它是因为我知道它曾爱过我，还因为我觉得它没有给我任何吊死它的理由。我吊死它是因为我知道那样做是在犯罪，一桩甚至会使我不死的灵魂来生转世于猫的滔天大罪（如果这种事可能的话），一种甚至连最仁慈也最可畏的上帝都不会宽恕的深重罪孽。

就在我实施那桩暴行的晚上，我在睡梦中被一阵救火的喊叫声惊醒。床头的幔帐已经着火。整幢房子正在燃烧。我和我妻子以及一个仆人好不容易才从那场大火中死里逃生。那场毁灭非常彻底。我所有的财产都化为了灰烬，从那之后，我就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我现在并不是企图要在那场灾难和那桩暴行之间找到一种因果关系。但我要详细讲述一连串事实，并希望不要漏掉任何一个可能漏掉的环节。火灾的第二天，我去看过了那堆废墟。除了一处例外，墙壁全都倒塌。那处例外是一堵不太厚的隔墙，它处在房子的中央，原来我的床头就靠着它。墙面的泥灰在很大程度上抵御了烈火对墙的摧毁——我把这归因于泥灰是新近涂抹的缘故。那堵墙跟前聚集着一大堆人，其中许多正在仔仔细细地查看墙上的某个部分。人群中发出的“奇哉”“怪哉”和诸如此类的惊叹，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走上前一看，只见白色的墙面上好像有一幅浅浅的浮雕，形状是一只硕大的猫。那猫被雕得惟妙惟肖，脖子上还绕着一根绞索。

当我第一眼看到那个幻影之时——因为我还不至于把它视为乌有——我的惊讶和恐惧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回忆又终于令我释然。我记得那只猫是被吊在屋子旁边的一个花园里。发现起火之后，花园里立刻挤满了人——肯定是有人砍断了吊猫的套索，从一扇开着的窗户把猫扔进了我的卧室。他这样做也许是为了把我唤醒。其他倒塌的墙壁把我暴虐的牺牲品压进了刚刚涂抹的泥灰。石灰、烈火与尸骸发出的氨相互作用，便形成了我所看见的浮雕。

尽管我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对我的理性（如果不完全是对我的良心）解释了刚才所讲述的那个惊人事实，但它并非没有给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一连好几个月，我都没法抹去那只猫的幻影；在此期间，我心中又滋生出一种像是悔恨又不是悔恨的混杂的感情。我甚至开始惋惜失去了那只猫，并开始在我当时常去的那些下等场合寻找一只多少有点儿像它的猫，以填补它原来的位置。

一天晚上，当我昏昏沉沉地坐在一家臭名昭著的下等酒馆里时，我的注意力忽然被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所吸引。那团黑乎乎的东西在一只装杜松子酒或朗姆酒的大酒桶上，而那只酒桶是那家酒馆里最醒目的摆设。我注意看那只酒桶上方已经有好几分钟，而使我惊奇的是，刚才竟然一直没发现上面有个东西。我走到酒桶跟前，伸手摸了摸那东西。它原来是一只黑猫——一只个头很大的猫——足有普路托那么大，而且除了一点其他各方面都和普路托长得一模一样。普路托浑身上下没有一根白毛，可这只猫胸前有一块虽说不甚明显却大得几乎覆盖整个胸部的白斑。

我一摸它，它马上就直起身来，一边发出呼噜噜的声音一边用身子在我手上磨蹭，好像很高兴我注意到它。看来它就是我正在寻找的那只猫。我当即向酒馆老板提出要买下它，可老板说那只猫不是他的，他对那猫一无所知，而且以前从不曾见过。

我继续抚摸了它一阵，当我准备回家时，那只猫表示出要随我而去的意思。我允许它跟着我走，一路上还不时弯下腰去摸摸它。它一到我家立即就适应了新的环境，而且一下子就赢得了我妻子的宠爱。

至于我自己，我很快就发现我对它产生了一种厌恶之情。这与我原来预料的正好相反。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为何如此，但它对我明显的喜欢反而使我厌倦、使我烦恼。渐渐地，这种厌烦变成了深恶痛绝。我尽量躲着它，一种羞愧和有关上次暴行的记忆阻止了我对它进行伤害。几个星期以来，我没有动过它一根毫毛，也没有用别的方式虐待它。渐渐地，慢慢地，我一看见它那丑陋的模样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憎恶，我就像躲一场瘟疫一样悄悄地对它避而远之。

毫无疑问，我对那只猫越发憎恶的原因在于，我把它领回家的第二天早晨，竟发现它与普路托一样也被剜掉了一只眼睛。不过，这种情况只能使它深受我妻子的钟爱，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一样，我妻子具有那种曾一度是我的显著特点并是我获取快乐源泉的博爱之心。

然而，虽说我厌恶那只猫，可它对我似乎越来越亲热。它以一种读者也许难以理解的执着，寸步不离地跟在我身边。只要我一坐下，它就会蹲在我的椅子旁边或者跳到我膝上，以它那股令人讨厌的亲热劲儿在我身上磨蹭。如果我起身走路，它会钻到我两腿之间，曾经险些把我绊倒；要不然它就用又长又尖的爪子抓住我的衣服，顺势爬到我胸前。每当这种时候，我都恨不得一拳把它揍死，但每次我都忍住没有动手，这多少是因为我对上次罪行的记忆，但主要是因为——让我马上承认吧——我打心眼里怕那个畜生。

这种怕不尽然是一种对肉体痛苦的惧怕，但我不知此外该如何为它下定义。我此时也几乎羞于承认——是的，甚至在这间死牢里我也羞于承认——当时那猫在我心中引起的恐惧，竟然因为一种可以想象的纯粹的幻觉而日益加剧。我妻子曾不止一次地要我注意看那块白毛斑记的特征，我已经说过，那块白斑是这只奇怪的猫与被我吊死的普路托之间唯一看得出的差别。读者可能还记得，这块白斑虽然很大但原来并不明显，但后来慢慢地——慢得几乎难以察觉，以至我的理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竭力把那种缓慢变化视为幻觉——那块白斑终于呈现出一个清清楚楚的轮廓。那是一样我一说到其名称就会浑身发抖的东西的轮廓——由于这一变化，我更加厌恶也更加害怕那个怪物。要是我敢，我早就把它除掉了——如我刚才所说，那是一个可怕的图形、一件可怕的东西的图形——一个绞刑架的图形！哦，那恐怖和罪恶的、痛苦和死亡的、令人沮丧和害怕的刑具！

这下我实在是成了超越人类之不幸的最不幸的人。一只没有理性的动物，一只被我若无其事地吊死了其同类的没有理性的动物——居然为我，为一个按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带来了那么多不堪忍受的苦恼。天哪！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我再也得不到安宁。在白天，那家伙从不让我单独待上一会儿；而在夜里，我常常从说不出有多可怕的噩梦中惊醒，发现那家伙正在朝我脸上呼出热气，发现它巨大的重量——一个我没有力量摆脱的具有肉体的梦魇——永远压在我的心上！

在这种痛苦的压迫下，我心中仅存的一点儿善性也彻底泯灭。邪念成了我唯一的密友——最丧心病狂的邪念。我原来喜怒无常的脾性发展成了对所有事和所有人的怨恨和憎恶。而在我任凭自己陷入一种经常突然发作的狂怒之中时，我毫无怨言的妻子，哦，天哪！我毫无怨言的妻子则是最经常、最宽容的受害者。

一天，为了某件家务事，她陪我一道去我们由于贫穷而被迫居住的那幢旧房子的地窖。那只猫跟着我走下陡直的阶梯，并因差点儿绊我一跤而令我气得发疯。狂怒中，我忘记了那种使我一直未能下手的幼稚的恐惧，我举起一把斧子，对准那只猫就砍。当然，如果斧头按我的意愿落下，那家伙当场就会毕命。但这一斧被我妻子伸手拦住了。这一拦犹如火上浇油，我的狂怒变成了真正的疯狂，我从她手中抽回我的胳膊，一斧子砍进了她的脑袋，她连哼也没哼一声就倒下死去了。

完成了这桩可怕的凶杀，我立即开始仔细考虑藏匿尸体的事。我知道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要把尸体搬出那个房子都有被邻居看见的危险。我心里有过许多设想，一会儿我想到把尸体剁成碎块烧掉，一会儿我又决定在地窖里为它挖个坟墓。我还仔细考虑过把它扔进院子中的那口井里，考虑过像杀人者通常的做法那样把尸体当作货物装箱，然后雇一名搬运工把它搬出那幢房子。最后，我终于想出了一个我认为比其他设想都好的万全之策。我决定把尸体砌进地窖的墙里——就像书中所记载的中世纪僧侣把他们的受害者砌进墙壁一样。

那个地窖这样利用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它的墙壁结构很疏松，而且新近用一种粗泥灰抹过，新抹上的泥灰由于空气潮湿还没有变硬。此外，其中一面墙原来有一个因假烟囱或假壁炉而造成的突出部分，后来那面墙被填补抹平，其表面与地窖的其他墙壁没有两样。我相信我能够轻易地拆开填补部分的砖头，嵌入尸体，再照原样把墙砌好，保管做得让任何人都看不出丝毫破绽。

这一番深思熟虑没有令我失望。我轻而易举地就用一根撬棍拆开了那些砖头，接着我小心翼翼地置入尸体，使其紧贴内墙保持直立的姿势，然后我稍稍费了点劲儿，照原样砌好了拆开的墙。为了尽可能地防患于未然，我弄来了胶泥、沙子和头发，搅拌出了一种与旧泥灰别无二致的抹墙泥，并非常仔细地用这种泥灰抹好了新砌的墙面。完工之后，我对一切都非常满意。那面墙丝毫也看不出被动过的痕迹，地上的残渣碎屑我也小心地收拾干净。我不无得意地环顾四周，心中暗暗对自己说：“看来我这番辛苦至少没有白费。”

接下来我就开始寻找那个造成了这么多不幸的罪魁祸首，因为我终于下定了决心，非要把那畜生置于死地。要是我当时能够找到那只猫，那它必死无疑；可那狡猾的家伙似乎是被我那番狂暴之举所惊吓，知趣地避开了。我简直没法形容或想象那只可恶的猫之离去为我带来的那种心花怒放的轻松感。它整整一晚上都没有露面——这样，自从它被我领进家门以来，我终于平静而酣畅地睡了一夜。是的，甚至让灵魂承受着行恶之负睡了一夜！

第二天和第三天相继过去，那个折磨我的家伙仍没有回来。我再次作为一个自由人而活着。那怪物已吓得永远逃离了这幢房子，我再也不会见到它的踪影！我心中的快乐无以复加。我犯下的那桩罪孽很少使我感到不安。警方来进行过几次询问，但都被我轻而易举地搪塞过去。他们甚至还进行过一次搜查，结果当然什么也没发现。我认为自己已安然无恙。

在我杀害妻子之后的第四天，一帮警察非常突然地到来，对那幢房子又进行了一番严密的搜查。不过，我确信藏尸的地方他们连做梦也想不到，所以我一点儿都不感到慌张。那些警察要我陪同他们搜査，他们连角落也不放过。最后，他们第三次或第四次走下地窖。我泰然自若，神色从容。我的心跳就像清白无辜者在睡梦中那样平静。我从地窖的这端走到那头。我把双臂交叉在胸前，优哉游哉地踱来踱去。那些警察打消了怀疑，准备要走。这时，我心中那股高兴劲儿已难以压抑。我忍不住要开口，哪怕只说一句话以表示我的得意之情，让他们更加确信我清白无罪。

“先生们，”就在他们踏上台阶之际，我终于开了口，“我很高兴消除了你们的怀疑。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并再次向诸位表示我微薄的敬意。顺便说一句，先生们，这——这是一座建得很好的房子。”（在一种想使语言流畅的疯狂欲望之中，我几乎不知道自己都说了些什么。）“请允许我说是一座建筑得最好的房子。这些墙——要走吗，先生们——这些墙砌得十分牢固。”说到这儿，出于一种纯粹虚张声势的疯狂，我竟然用握在手中的一根手杖使劲敲击其后面就站着我爱妻尸体的那面墙拆砌过砖头的部分。

但愿上帝保佑，救我免遭恶魔的毒手。我敲击墙壁的回响余音刚落，壁墓里就传出一声回应我的声音——一声哭声，开始低沉压抑且断断续续，就像一个孩子在抽噎，随之很快就变成了一声长长的、响亮的而且持续不断的尖叫，其声之怪异，非常人所发。那是一种狂笑，一种悲鸣，一半透出恐怖，一半显出得意，就像从地狱里才可能发出的那种声音，就像为被罚入地狱而痛苦之灵魂和为灵魂坠入地狱而欢呼的魔鬼共同从喉咙里发出的声音。

现在说起我的想法可真愚蠢。我当时昏头昏脑，踉踉跄跄地退到对面墙根。由于极度的惊恐和敬畏，台阶上的那帮警察一时间呆若木鸡。之后十几条结实的胳膊忙着拆掉那面墙。墙被拆倒，那具已经腐烂并凝着血块的尸体赫然直立在那帮警探眼前。在尸体的头上，正坐着那个有一张血盆大口和一只炯炯独眼的可怕的畜生，是它的狡猾诱使我杀害了妻子，又是它告密的声音把我送到了刽子手手中。原来我把那可怕的家伙砌进了壁墓！

厄舍府之倒塌

他的心儿是一架诗琴，

轻轻一拨就舒扬有声。

——贝朗瑞

那年秋天一个晦暝、昏暗、廓落、云幕低垂的日子，我一整天都策马独行，穿越一片异常阴郁的旷野。当暮色开始降临时，愁云笼罩的厄舍府终于遥遥在望。不知为什么，一看见那座房舍，我心中便充满了一种不堪忍受的抑郁。我说不堪忍受，因为那种抑郁无论如何都没法排遣，而往常即便是更凄凉的荒郊野地、更可怕的险山恶水，我也能从山情野趣中获得几分喜悦，从而使愁悒得以减轻。望着眼前的景象——那孤零零的房舍、周围的地形、萧瑟的垣墙、空茫的窗眼、几丛茎叶繁芜的莎草、几株枝干惨白的枯树——我心中极度的抑郁真难用人间常情来比拟，也许只能比作鸦片服用者清醒后的感受：重新堕入现实生活之痛苦、重新撩开那层面纱之恐惧。我感觉到一阵冰凉、一阵虚脱、一阵心悸、一阵无法摆脱的凄怆、一阵任何想象力都无法将其理想化的悲凉。究竟是什么？我仔细思忖。是什么使我一见到厄舍府就如此颓丧？这真是个不解之谜。我也无从捉摸沉思时涌上心头的那些朦胧的幻觉。无奈中我只能接受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结论：当天地间一些很简单的自然景物之组合具有能这样影响我们的力量时，对这种力量的探究无疑超越了我们的思维能力。我心中暗想，也许只需稍微改变一下眼前景象的局部，稍稍调整一下这幅画面的某些细节，就足以减轻或消除那种令人悲怆的力量。想到这儿，我纵马来到房舍前一个水面浩渺的小湖，从陡峭的湖边俯瞰，可以看见湖水倒映出的灰蒙蒙的莎草、白森森的枯树和空洞的窗眼，我心中的惶悚甚至比刚才更为强烈。

然而，我计划在这阴森的宅院里逗留几个星期。宅院的主人罗德里克·厄舍是我童年时代的好朋友，不过我俩最后一次见面已是多年前的事了。不久前，我在远方收到了他写给我的一封信，信中急迫的请求使我只能亲身前往给予他当面答复。那封信表明他神经紧张。信中说他身患重病，说是一种使他意志消沉的精神紊乱，说他极想见到我这个他最好的朋友、唯一的知交，希望通过与我相聚来减轻他的疾病。信中还写了许多诸如此类的话。显而易见，他信中所求乃他心之所望，不允许我有半点儿犹豫，于是我马上听从了这个我认为非常奇异的召唤。

虽说我俩是童年时代的知交，但我对这位实在知之甚少。他为人格外谨慎，平生不苟言笑，他那历史悠久的家族从来就以一种特有的敏感气质而闻名。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这种气质在许多品位极高的艺术品中得以展现，而近年来又屡屡表现于慷慨而不张扬的慈善施舍，表现于对正统易辨的音乐之美不感兴趣，反而热衷于其错综复杂。我还得知一个极不平常的事实，厄舍家族虽历史悠久，却不曾繁衍过任何传继不绝的旁支；换句话说，除在很短的时期内曾稍有例外，整个家庭从来都是一脉单传。想到这宅院与宅院主人公认的特性完全相符，想到这两种特性在漫长的几个世纪中可能相互影响，我不禁认为，也许正是这种没有旁系血亲的缺陷，正是这种家业和姓氏都一脉单传的结果，最终造成了两者合二为一，使宅院原来的宅名变成了现在这个古怪而含糊的名称——厄舍府。在当地乡下人的心目中，这名称似乎既指那座房舍，又指住在里面的人家。

前面说到，我那个多少有几分幼稚的试探的唯一结果——俯瞰湖面的结果就是加深了我心中最初的诡异感。毋庸置疑，主要是我心中急剧增长的迷信意识——为什么不能称之为迷信呢——促成了那种诡异感的加深。我早就知晓，那种迷信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法则，即人类所有感情都以恐惧为基础。说不定正是这个原因，当我再次把目光从水中倒影移向那座房舍本身之时，我心中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幻觉，那种幻觉非常荒谬，我提到它只是要说明令我压抑的那种感觉是多么真实而强烈。我如此沉湎于自己的想象，以至我认为那宅院及其周围悬浮着一种它们所特有的气息。那种气息并非生发于天地自然，而是生发于那些枯树残枝、灰墙暗壁，生发于那一汪死气沉沉的湖水。那是一种神秘而致命的雾霭，阴晦，凝滞，朦胧，沉重如铅。

拂去脑子里那种梦幻的感觉，我更仔细地把那幢建筑打量了一番。看来它主要的特征就是非常古老，岁月留下的痕迹十分显著。表面覆盖了一层毛茸茸的苔藓，交织成一种优雅的网，从房檐蔓延而下。但这一切还说不上格外的破败。那幢砖石建筑没有一处坍塌，只是它整体上的完好无损与其中每一块砖石的风化残缺之间有一种显而易见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在很大程度上使我想到了某个不常使用的地下室，由于常年不通风，那些木质结构表面上完好无损，实则早已腐朽了。不过，眼前这幢房子除了外表上大面积的破败，看不出摇摇欲坠的迹象。说不定得有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方能看出一道几乎看不见的裂缝，那裂缝从正面房顶向下顺着墙壁弯弯曲曲地延伸，最后消失在屋外那湖死水之中。

观看间我已驰过一条不长的石铺大道，来到了那幢房子跟前。一名等候在那儿的仆人牵过我的马，我径直跨入了那道哥特式大厅拱门。另一个轻手轻脚的仆人一声不吭地领着我穿过幽暗曲折的回廊，去他主人的房间。不知怎么回事，一路上所看到的竟使我刚才描述过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越发强烈。虽说我周围的一切——无论是天花板上的雕刻、四壁阴沉的幔帐、乌黑的檀木地板，以及那些光影交错、我一走过就铿锵作响的纹章甲胄——都不过是我从小就早已看惯的东西，虽说我毫不犹豫地承认那一切是多么熟悉，但我仍然惊奇地感觉到那些熟悉的物件在我心中唤起的想象竟是那样陌生。在楼梯上，我碰见了他家的家庭医生，我认为当时他脸上有一种狡黠与困惑交织的神情。他慌慌张张地跟我打了个招呼，便下楼而去。这时，那个仆人推开一道房门，把我引到了他主人跟前。

我进去的那个房间高大而宽敞，又长又窄的窗户顶端呈尖形，离地板很高，人伸直手臂也摸不着窗沿。微弱的暗红色光线从方格玻璃射入，刚好能照清室内比较显眼的物体；然而，我睁大眼睛也看不清房间远处的角落，或者回纹装饰的拱形天花板深处。黑色的帷幔垂悬四壁，室内家具多而古雅，但破旧得令人不适。房间里有不少书籍和乐器，但未能增添一分生气。我觉得呼吸的空气中也充满了忧伤，整个房间都弥漫着一种凛然、钝重、驱赶不散的阴郁。

我一进屋，厄舍便从他平躺着的一张沙发上起身，快活而热情地对我表示欢迎，开始我认为他的热情有点儿过分，以为是一个厌世者在强颜欢笑。当我看清他的脸后，我确信他完全是诚心诚意的。我俩坐下来，一时间他没有开口说话，我凝视着他，心中涌起一种又怜又怕的感情。这世上一定还没人像罗德里克·厄舍一样，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发生那么可怕的变化！我好容易才确信眼前这个脸色苍白的人就是我童年时的伙伴。不过，他脸上的特征一直很突出，一副苍白憔悴的面容、一双又大又亮的清澈眼睛、两片既薄又白但曲线绝美的嘴唇、一个轮廓优雅的希伯来式但又比希伯来鼻孔稍大的鼻子、一张不甚突出但模样好看并显出他意志薄弱的下巴、一头比游丝更细软的头发，所有这些特征再加上他异常宽阔的额顶，便构成了一副令人难忘的容貌。现在他的容貌特征和惯有的神情只是比过去稍稍显著一点儿，但给他带来了那么大的变化，以至我真怀疑自己在跟谁说话。而最令我吃惊甚至畏惧的，莫过于他那白得像尸体一般的皮肤和亮得不可思议的眼睛。还有他柔软的头发也被毫不在意地蓄得很长，当那细如游丝的头发不是耷拉而是飘拂在他眼前之时，我简直不能将那副奇异的表情与任何正常人的表情联系起来。

我一开始就觉得我朋友的动作既不连贯又不协调，很快我就发现那是因为他竭力在克服但又没法克服的一种习惯性痉挛——一种极度的神经紧张。对这一点我倒是有心理准备，一是因为读了他的信，二是还记得他童年时的某些特性，三则是根据他独特的身体状况和精神气质所做出的推断。他的动作忽而生气勃勃，忽而萎靡不振。他的声音忽而嚅嗫（这时元气似乎荡然无存），忽而又变得简洁有力——变成那种猝然、铿锵、不慌不忙的噪声——那种沉着、镇定、运用自如的喉音，那种声音也许只有在酩酊者心醉神迷之时或不可救药的服用鸦片者神魂颠倒之时方能听到。

他就那样向我谈起他邀我来的目的，谈起他想见到我的诚挚愿望，谈起他希望我能提供的安慰。他还相当详细地谈到了他自我断定的病情。他说，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遗传疾病，一种他对药物治疗已不抱希望的顽症——他立即又补充说，那不过是一种很快就会逐渐痊愈的神经上的毛病。那病的症状表现为他大量的稀奇古怪的感觉。当他详述那些感觉时，其中一些使我既感兴趣又觉迷惑，尽管这也许是他所用的字眼和说话的方式在起作用。一种病态的敏锐感觉使他备受折磨，他只能吃最淡而无味的饭菜，只能穿某一种质地的衣服，所有花的芬芳都令他窒息，甚至一点儿微光都令他的眼睛难受，而只有某些特殊的声音以及弦乐器奏出的音乐才不会使他感到恐怖。

我发现他深深地陷在一种变态的恐怖之中。“我就要死了，”他对我说，“我肯定会在可悲的愚蠢中死去。就那样，就那样死去，不会有别的死法。我害怕将要发生的事并非害怕事情本身，而是怕其后果。我一想到任何会影响我这么脆弱敏感的灵魂的事，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事，都会浑身发抖。其实我并不讨厌危险，除非在它绝对的影响之中——在恐怖之中。在这种不安的心态下，在这种可怜的境地中，我就感到那个时刻迟早会到来，我一定会在与恐惧这个可怕幻想的抗争中，失去我的生命和理智。”

此外，我还不时从他断断续续、语义含混的暗示中，看出他精神状态的另一个奇怪特征。他被束缚于一些关于他所居住并多年不敢撤离的那幢房子的迷信观念中，被束缚于一种他谈到其想象的影响力时用词太模糊以至我没法复述的影响——一种仅仅由他家房子形状和实质的某些特征在他心灵上造成的影响（由于长期的忍受，他说）——一种由灰墙和塔楼的外观以及映出灰墙、塔楼的那湖死水最终给他的精神状态造成的影响。

不过，虽然他犹豫再三，但还是承认那种折磨他的奇特的忧郁大部分可以追溯到一个更自然而且更具体的原因——那就是他在这世上仅有的最后一位亲人，他多少年来唯一的伴侣，他心爱的妹妹长期以来一直重病缠身，实际上也已病入膏肓。“她一死，”他用一种令我难忘的痛苦的声音说，“这古老的厄舍家族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一个绝望而脆弱的人）。”他说话之际，马德琳小姐（别人就这么叫她）从房间的尽头慢慢走过，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便悄然而逝。我看见她时心里有一种惊惧交织的感情，但我发现不可能找到那种感情的原因。当我的目光随着她款款而去的脚步时，我只感到一阵恍惚。最后当门在她身后关上，我才本能地急速转头去看她哥哥的神情，但他早已把脸深深地埋进双手之中，我只能看见他瘦骨嶙峋的十指比平常更苍白，指缝间正淌出滚滚热泪。

马德琳小姐的病早就使她的那些医生束手无策。根深蒂固的冷漠压抑、身体一天天地衰弱消瘦，加上那种虽说转瞬即逝却常常发作的强直性昏厥构成了她疾病的异常症状。但她一直顽强地与疾病抗争，始终不让自己委身于病榻。可就在我到达那座房子的当天傍晚（她哥哥在夜里极度惶恐地来向我报了噩耗），她终于屈从于死神的淫威，我方知我恍惚间对她的匆匆一瞥也许就成了我见她的最后一眼——至少我是不会再见到活着的她了。

接下来的几天，厄舍和我都闭口不提她的名字。在那段日子里，我一直千方百计地减轻我朋友的愁苦。我们一起绘画，一起看书，或是我如痴如醉地听他那架六弦琴如泣如诉的即兴演奏。就这样，我与他之间越来越亲密的相处使我越来越深入他的内心深处，也使我越来越痛苦地意识到我想让他振作起来的一切努力都将毫无结果，他那颗仿佛与生俱来就永无停息地散发着忧郁的心，把整个精神和物质世界变得一片阴暗。

我将永远记住我与厄舍府的主人共同度过的许多阴沉的时刻，但我不可能用言辞来描述他使我陷入其中或领着我读的那些书或做的那些事所具有的确切的性质。一种非常活跃并极其紊乱的想象力使一切都罩上了一层朦胧的光。他那些大段大段的即兴奏出的挽歌将永远回响在我的耳边。在其他曲调中，我痛苦地记得他对那首旋律激越的《冯·韦伯最后的华尔兹》[1]所进行的一种奇异的变奏和扩充。从那些笼罩着他精巧的幻想、在他的画笔下逐渐变得空蒙、我一见就发抖而越发不寒而栗的绘画中——从那些（似乎迄今还历历在目的）绘画中，我总是费尽心机也只能演绎出那本来就只能属于书面语言范畴的一小部分。由于那绝对的单纯，由于他构思的裸露，他那些画令人既想看又怕看。如果这世上真有人画出过思想，那这个人就是罗德里克·厄舍。至少对我来说，在当时所处的环境中，那位疑病患者设法在他的画布上泼洒出的那种纯粹的抽象使人感到一种强烈得无法承受的畏惧，而我在观看福塞利[2]那些色彩肯定强烈但幻想太具体的画时，也从未曾有过丝毫的畏惧。

在我朋友那些幻影般的构思中，有一个不那么抽象，也许可以勉强诉诸文字。那是一幅尺寸不大的画，画的是一个无限延伸的矩形地窖或隧洞的内部，墙壁低矮、光滑、雪白，而且没有中断或装饰。画面表明那洞穴是在地下极深处，巨大空间的任何部分都看不到出口，也看不见火把或其他人造光源，但有一片强光滚过整个空间，使整个画面沐浴在一种可怕的不适当的光辉之中。

我上文已谈到过他听觉神经的病态，除了某些弦乐器奏出的曲调，其他所有音乐都令他不堪忍受。也许正是他那样地把自己局限于那架六弦琴，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他的弹奏那种古怪空幻的韵味。但他那些即兴之词的炽热酣畅不能归结于这个原因。洋溢在他那些幻想曲的曲调和歌词（因为他常常边弹边即兴演唱）之中的必定是，也的确是精神极其镇静和高度集中的产物，而我在前文中婉转地提到过，他的沉着镇静只有当他不自然的兴奋到达顶点之时才能见到。我迄今还轻而易举地记得他那些即兴唱出的诗文中的一首。这也许是由于他弹唱的这首吟诵诗给我留下的印象最强烈，因为我当时以为自己从那潜在的或神秘的意蕴之中，第一次觉察到了厄舍心中的一个秘密：他已经充分意识到他那高高在上的崇高理性正摇摇欲坠。那首题为《闹鬼的宫殿》的诗基本上是这样的，如果不是一字不差的话：

1

在我们最绿的山谷之间，

那儿曾住着善良的天使，

曾有美丽庄严的宫殿——

金碧辉煌，巍然屹立。

在思想国王的统辖之内——

那宫阙岧岧直插天宇！

就连长着翅膀的撒拉费

也没见过宫殿如此美丽！

2

金黄色的旗幡光彩夺目，

在宫殿的屋顶漫卷飘扬；

（这——一切——踪影全无

已是很久以前的时光）

那时连微风也爱嬉戏，

在那甜蜜美好的年岁，

沿着宫殿的粉墙白壁，

带翅的芳香隐隐飘飞。

3

当年流浪者来到这山谷，

能透过两扇明亮的窗口，

看见仙女们翩翩起舞，

伴和着诗琴的旋律悠悠，

婆娑曼舞围绕一个王位，

上坐降生于紫气的国君！

堂堂皇皇，他的荣耀光辉

与所见的帝王完全相称。

4

珍珠和红宝石熠熠闪光

装点着宫殿美丽的大门，

从宫门终日飘荡，飘荡，

总是飘来一阵阵回声，

一队队厄科[3]穿门而出，

她们的职能就是赞美，

用优美的声音反反复复

赞美国王的英明智慧。

5

但是邪恶，身披魔袍，

侵入了囯王高贵的领地；

（呜呼哀哉！让我们哀悼

不幸的君王没有了翌日！）

过去御园的融融春色，

昔日王家的万千气象，

现在不过是依稀的传说，

早已被悠悠岁月淡忘。

6

而今旅游者走进山谷，

透过那些鲜红的窗口，

会看见许多影子般的怪物

伴着不和谐的旋律飘游，

同时，像一条湍急的小河，

从那道苍白阴森的宫门，

可怕的一群不断地穿过，

不见笑颜——只闻笑声。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首歌谣当时曾引起我们许多联想，厄舍的某种见解就在那些联想中清晰地显露出来；我提到这种见解与其说是因为它新颖（其实别人[4]也有同样的观念），毋宁说是因为厄舍对它坚持不渝。那种见解一般说来就是认为花草树木皆有灵性。但在他混乱的幻想中，那种观念显得更大胆，在某种情况下竟延伸到了非自然生长形成的体系。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他对那种观念相信或迷信到什么地步。不过，他的信念（正如我前文所暗示）与他祖传的那幢灰石房子有关。他想象那种灵性一直就存在于那些砖石的排列顺序之中，存在于覆盖砖石的大量苔藓的蔓延形状之中，存在于房子周围那些枯树的间隔之中——尤其存在于那种经年累月始终如一的布局之中，存在于那湖死水的倒影之中。它的存在，他说那种灵性的存在可见于（他说到此我不禁吃了一惊）湖水和灰墙周围一种灵气之逐渐无疑的凝聚。它的后果，他补充到，那种灵性可见于几百年来决定了他家命运的那种寂然无声但挥之不去的可怕影响，而正是那种影响使他成了我所看见的当时的他。这种看法无须评论，而我也不想评论。

正如人们的想象，我们当时所读的书与那种幻想十分一致——那些书多年来已形成了那位病人精神状态的一个不小的组成部分。当时我俩一起读的有这样一些书：格雷塞的《绿虫》和《我的修道院》、马基雅弗利的《魔鬼》、斯韦登堡的《天堂与地狱》、霍尔堡的《尼克拉·克里姆地下旅行记》、罗伯特·弗拉德、让·丹达涅和德·拉·尚布尔各自所著的《手相术》、蒂克的《蓝色的旅程》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我们所喜欢的一本书是多米尼克教派教士埃梅里克·德·希罗内所著的一册八开本《宗教法庭手册》，而庞波尼乌斯·梅拉谈及古代非洲的森林之神和牧羊之神的一些章节，常常使厄舍如痴如醉地坐上几小时。不过，我发现他主要的兴趣是读一本极其珍稀的四开本哥特体书——一座被遗忘的教堂的祈祷书——书名是《在美因茨教堂礼拜式上为亡灵之祝祷》。

在他通知我马德琳小姐去世消息后的一天傍晚，他告诉我，他打算把他妹妹的尸体放在府邸许多地窖中的一个中保存，十四天后才正式安葬。这时，我不禁想到了那本书中疯狂的仪式以及它对这位疑病患者可能造成的影响。不过，他采取这一特别措施也有其世俗的原因，对此我觉得不便随意质疑。他告诉我，他之所以决定采取那个措施是考虑到他死去的妹妹所患之病异乎寻常，考虑到为她治病的那些医生冒昧而急切地探访，还考虑到他家墓地处所偏僻且无人守护。我不会否认，当时我回忆起初到他家那天，在楼梯上碰见的那个人的阴沉脸色，所以我压根儿没想到反对他采取那个我当时认为对任何人都没有伤害，也不算违情悖理的预防措施。[5]

在厄舍的请求下，我便亲自帮他安排那临时的安葬。尸体早已装入棺材，我俩单独把它抬到了安放之处。安放棺材的那个地窖已经多年未打开过，里边令人窒息的空气差点儿熄灭我们的火把，使我们没有机会把地窖细看一番。我只觉得那个地窖又小又湿，没有丝毫缝隙可以透入光线。地窖在地下很深的地方，上方正好是我睡觉那个房间所在的位置。显而易见，那地窖在遥远的封建时代曾被用作地牢，后来又作为存放火药或其他易燃物品的库房，因为地板的一部分和我们经过的一条长长的拱道内都被小心翼翼地包上了一层铜皮。那道巨大的铁门也采用了同样的保护措施，沉重的铁门在铰链上旋动时发出格外尖厉的吱嘎声。我们在那可怕的地窖里把棺材安放在架子上，把尚未钉上的棺盖打开，瞻仰死者的遗容。他们兄妹俩容貌上的惊人相似第一次引起了我的注意；厄舍大概猜到了我的心思，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进行了一番解释。我从他的解释中得知，原来死者和他是孪生兄妹，他俩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生理上的感应。但我们的目光并没有在死者身上久留——因为我们都不免感到畏惧。如同所有强直性昏厥症患者一样，那种使她香消玉殒的疾病在她的胸上和脸上留下了一层淡淡的红晕，在她的嘴唇上留下了那种令人生疑、看起来如此可怕的微笑。我们重新盖上棺盖，钉上钉子，关好铁门，然后跌跌撞撞地回到了几乎与地窖一样阴沉的地面。

在过了痛苦悲伤的几天之后，我朋友精神紊乱的病征有了显著的变化。他平时那种举止行为不见了。他也不再关心或完全忘了他平时爱做的那些事。他现在总是匆匆忙忙、歪歪斜斜、漫无目的地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他苍白的脸色，如果真可能的话，变得更加苍白——但他眼睛的光泽已完全消失。他那种不时沙哑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代之以一种总是在颤抖的声音，仿佛那声音里充满了极度的恐惧。实际上，我当时还感到，他那永无安宁的心中正藏着某个令他窒息的秘密，而他正在拼命积蓄能揭开那秘密的勇气。我有时又不得不把他所有的反常归结为令人费解的癫狂行为，因为我见过他长时间以一种全神贯注的姿势茫然地凝视空间，仿佛在倾听某个他想象的声音。难怪他的状况使我感到恐惧，使我受到影响。我觉得，他那种古怪荒谬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迷信之强烈影响，正慢慢地但无疑地在我心中蔓延。

尤其是在把马德琳小姐安放进那个地窖后的第七天或第八天晚上，我在床上充分体验到了那种影响的力量。当时我辗转反侧不能入睡，而时间在一点点地流逝。我拼命想克服那种紧张不安，竭力使自己相信，我的紧张多半是，如果不全是由于房间里那些令人抑郁的家具，而是由于那些褴褛的黑幔的影响。当时一场即将来临的风暴送来的阵风卷动了那些帷幔，使它们在墙头阵阵晃动，在床头的装饰物上沙沙作响。但我的一番努力无济于事，一阵压抑不住的颤抖逐渐传遍我全身，最后一个可怕的梦魇终于压上心头。我一阵挣扎，气喘吁吁地摆脱了那个梦魇，从枕头上探起身子凝视黑洞洞的房间，侧耳去倾听——我不知为何要去听，除非那是一种本能的驱使——倾听一个在风声的间歇时偶尔传来的微弱而模糊的声音，我不知那声音来自何方。我被一阵莫可名状、难以忍受、强烈的恐惧感所攫住，我慌慌张张地穿上衣服（因为我感觉到那天晚上我再也不能安然入睡），开始在房间里急步踱来踱去，想用这种方式来摆脱我所陷入的那种可怜的心态。

我刚那样来回踱了几圈，附近楼梯上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不久就听出那是厄舍的脚步声。紧接着他轻轻叩了叩门，端着一盏灯进了我的房间。他的脸色和平时一样苍白——不同的是，他的眼睛里有一种疯狂的喜悦，他的举动中有一种虽经克制但仍显而易见的歇斯底里。他的那副样子使我害怕——而当时最使我不堪忍受的是那份独守长夜的孤独，所以我甚至把他的到来当作一种解救。

“你还没有看见？”他一声不吭地朝四下张望了一阵，然后突然问我，“这么说，你还没有看见？等一等！你会看见的。”他一边这样说着一边小心地把他那盏灯遮好，然后冲到一扇窗前，猛然将其推开，让我看窗外骤起的暴风。

刮进屋里的那阵风差点儿使我俩没站稳脚跟。那的确是一个狂风大作但异常美丽的夜晚，一个恐怖与美丽交织的奇特的夜晚。一场旋风显然早已在我们附近聚集起它的力量，因为风向正在频繁而剧烈地变动，大团大团的乌云垂得那么低，仿佛就压在那座府邸的塔楼顶上；但浓密的乌云并没有妨碍我们看见变换着方向的风从四面八方刮起，极富生气地在附近飞驰碰撞。我说，即使浓密的乌云也没有妨碍我们看见那场大风——可我们没有看见月亮或星星，也没有看见任何闪电。但是，在那些大团大团涌动着的乌云下面，在我们眼前地面上的物体之上，有一层闪着微弱但清晰的奇异白光的雾霭，像一张裹尸布笼罩着府邸及其周围，使一切都泛出白光。

“你不能，你不该看这个！”我哆嗦着一边对厄舍说一边轻轻用力把他从窗口拖到一张椅子上。“这些使你迷惑的景象不过是很普通的电气现象——或者也许是那湖中瘴气弥漫的缘故。让我们关上这窗户，冷空气对你的身体可没有好处。这儿有一本你喜欢的传奇小说，我来念给你听，这样我们可以一起熬过这可怕的一夜。”

我随手拿起的那本旧书是兰斯洛特·坎宁爵士的《疯狂的约会》，但我说它是厄舍喜欢的书则不过是一句言不由衷的调侃，因为平心而论，那本书语言粗俗，缺乏想象，故事也拖泥带水，其中很少有东西能引起我那位心智高尚、超凡脱俗的朋友的兴趣。不过，那是当时我手边唯一的一本书；而且我还有一种侥幸心理，那就是我希望正搅得我朋友不安的那种激动恰好能在我读给他听的那些荒唐透顶的情节中得以缓解（因为精神紊乱的病史中不乏同样的异常事例）。事实上，假若当时我能从他听（或表面在听）故事时表露出来的快活掩盖下的过度紧张做出判断的话，那我说不定真可以庆幸自己的设想成功了。

我已经念到故事为人们所熟悉的那一部分，那次会面的主人公埃塞尔雷德想和平进入那个隐士的居处未获允许，于是他便开始强行闯入。记得这段情节是这样的：

埃塞尔雷德生性勇猛刚强，加之他眼下又借着酒力，于是他不再与那个顽固不化且心肠歹毒的隐士多费口舌。当感到雨点淋在肩上，他担心暴风雨就要来临，便抡起钉头锤一阵猛击，很快就在门上砸出一个窟窿。他伸进戴着臂铠的手使劲一拉，顿时将那道门拉裂扯碎，那干木板破裂的声音令人心惊胆战，在那片森林中久久回响。

刚念完最后一句我猛然一惊，一时间竟没有接着往下念；因为我似乎听见（虽然我随即就断定是我因激动而产生的幻觉欺骗了我），从那座底邸中某个僻静的角落隐隐传来一声回声，那回声与兰斯洛特·坎宁爵士在书中所描写的那种破门声非常相似，只是听起来更沉闷一点儿。毫无疑问，正是那个巧合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但在噼噼啪啪的窗框撞击声和窗外混杂着其他声音的越来越强的风声中，那个声音的确算不了什么，它既没有引起我的兴趣，也没有搅得我心神不宁。我开始继续念故事：

但破门而入的勇士埃塞尔雷德又恼又惊地发现，眼前并没有那个歹毒隐士的踪影，却见一条遍身鳞甲、口吐火舌的巨龙，守着一座黄金建造、白银铺地的宫殿；宫墙上悬着一面闪闪发光的铜盾，铜盾上镌刻着两行铭文——进此殿者得此箱，屠此龙者赢此盾。

埃塞尔雷德抡起钉头锤，一锤击中龙头。巨龙顿时倒在他眼前，发出一声临死的惨叫，那声惨叫撕心裂肺，前所未闻，令人毛骨悚然，埃塞尔雷德不得不用双手捂住耳朵。

念到这儿我又猝然停住，心中感到大为惊讶——因为无论如何都不能怀疑，这一次我的确是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尽管我发现不可能说出声音来自何方）一声微弱而遥远但刺耳的、拖长的、异乎寻常的尖叫声和摩擦声——刚好与我根据书中描写所想象出来的那声巨龙的惨叫相吻合。

虽然由于这第二次不寻常的巧合，各种相互矛盾的感情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而其中最令我不堪承受的是极度的惊讶和恐怖，但我仍然保持着足够的镇静，以免被我朋友看出蹊跷从而刺激他敏感的神经。我不敢肯定他是否注意到了我说的那个声音，尽管他的举止在刚才几分钟内的确发生了一个奇怪的变化。他本来是面对我坐着，可现在他已慢慢地把椅子转开，以便他的脸正对着房门，这样我虽然看见他的嘴唇在颤动，仿佛在无声地念叨着什么，但我不能看见他的整个面部。他的头耷拉在胸前，从侧面我也能看出他正睁大着眼睛，所以我知道他没有睡着。他身体的动作也说明他并没有睡觉，因为他的身体一直轻轻地不停地左右摇晃。把这一切看在眼里，我又继续念兰斯洛特爵士的那篇故事，情节如下：

那勇士从巨龙可怕的惨叫声中回过神来，想起了墙上那面铜盾，想起了祛除附在盾上的魔法。于是他搬开横在他面前的巨龙的尸体，勇敢地踏过白银地板，走向悬挂着盾牌的那面墙壁；可没等他走到墙根，那面铜盾便掉在了他脚下的白银地板上，发出一声铿锵的可怕巨响。

最后几个字还挂在我嘴边——仿佛当时真有一面铜盾重重地砸到了白银地板上——我听到了一声清晰而沉重的金属撞击声，不过听起来显得沉闷压抑。这下我惊得一跃而起，厄舍却依然在椅子上摇来晃去。我冲到他的椅子跟前。他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紧盯着地面，他的整个表情严肃得犹如石雕。但是，当我把手放上他的肩头，他浑身上下猛然一阵战栗，哆嗦的嘴唇露出一丝阴沉的冷笑。我看见他的嘴在急促地颤动，结结巴巴地在念叨着什么，仿佛没意识到我在他眼前。我俯下身子凑近他的嘴边，终于听出了他那番话的可怕含义。

“没听见吗？不，我听见了，而且早就听见了，早就，早就，早就在许多分钟以前、许多小时以前、许多天以前我就听见了。可我不敢，哦，可怜我吧，我是个可怜的家伙！我不敢，我不敢说！我们把她活埋了！我不是告诉过你我感觉敏锐吗？我现在告诉你，她在那空洞洞的棺材里最初弄出的轻微响动我就听见了。我听见了许多动静，许多天以前，但我不敢，我不敢说！可现在——今天晚上——埃塞尔雷德——哈！哈！那隐士洞门的破裂，那巨龙临死的惨叫，那盾牌落地的铿锵！嘿，还不如说是她棺材的破裂声，她囚牢铁铰链的摩擦声，她在地窖铜廊中的挣扎声！哦，我现在逃到哪儿去？难道她不会马上就到这儿来？她难道不正匆匆赶来责备我做事草率？难道我没有听见她上楼的脚步声？难道我没有听出她的心在猛烈而可怕地跳动？疯狂的人哟！”念叨到这儿，他突然疯狂地一跃而起，把嗓门提到尖叫的程度，仿佛正在做垂死挣扎：“疯狂的人哟！我告诉你，她现在就站在门外！”

似乎他那声具有超凡力量的呼叫真有一股魔力——随着他那声呼叫，他用手指着的那道又大又沉的黑檀木房门的两扇古老门扉竟慢慢张开。那是风的缘故——但是，门外果真站着身披衾衣的马德琳小姐凛然的身影。她那白色的衾衣上血迹斑斑，她消瘦的身子浑身上下都有挣扎过的痕迹。她颤颤巍巍、摇摇晃晃在门口站立了一会儿——然后随着一声低低的呻吟，她朝屋内一头栽倒在她哥哥身上，临死前那阵猛烈而痛苦的挣扎把她哥哥也一并拽倒在地，厄舍倒下时已成了一具尸体，成了他曾预言过的恐怖的牺牲品。

我心惊胆战地逃离了那个房间和那座府邸。当我惊魂未定地穿过那条古老的石铺大道之时，四下里依然是狂风大作。突然，顺着大道射来一道奇异的光，我不由得掉头去看那道光的来源，因为我知道身后只有那座府邸和它的阴影。原来那光来自一轮圆圆的、西沉的、血红色的月亮，现在那红色的月光清清楚楚地照亮了我前文说过的那道原来几乎看不见的、从正面房顶向下顺着墙壁弯弯曲曲延伸的裂缝。就在我凝望之际，那道裂缝急速变宽，随之一阵狂风卷来，那轮血红的月亮一下迸到我眼前——我头昏眼花地看见那座高大的府邸正在崩溃坍塌——接着是一阵久久不息的骚动声，听起来就像是万顷波涛在汹涌咆哮。我脚下那个幽深而阴沉的小湖，悄然无声地淹没了“厄舍府”的残砖碎瓦。

一桶蒙蒂利亚白葡萄酒

福尔图纳托对我的无数次伤害，我过去一直都尽可能地一忍了之，可当那次他斗胆侮辱了我，我就立下了以牙还牙的誓言。你对我的脾性了如指掌，无论如何都不会认为我的威胁是虚张声势。我总有一天会报仇雪恨，这是一个明确设立的目标——正是这目标的明确性消除了我对危险的顾虑。我不仅非要惩罚他不可，而且必须做到惩罚他之后我自己不受惩罚。若是复仇者自己受到了惩罚，那就不能算报仇雪恨。若是复仇者没让那作恶者知道是谁在报复，同样也不能算是报仇雪恨。

不言而喻，到那时为止，我的一言一行都不曾让福尔图纳托怀疑过我居心叵测。我一如既往地冲他微笑，而他丝毫没看出当时我已是笑里藏刀。

他有一个弱点——我是说福尔图纳托——尽管他在其他方面可以说是个值得尊敬乃至敬畏的人，他吹嘘说他是个品酒的行家。很少有意大利人真正具有鉴赏家的气质。他们的热情大概多半都被用来寻机求缘，见风使舵——蒙骗那些英格兰和奥地利富翁。在名画和珠宝方面，福尔图纳托和他的同胞一样是个冒充内行的骗子，不过说到陈年老酒，他可是识货的行家里手。在这方面我与他相差无几，我自己对意大利名葡萄酒十分在行，一有机会总是大量买进。

那是在狂欢节高潮期的一天傍晚，当薄暮降临时，我遇见了我那位朋友。他非常亲热地与我搭话，因为酒他已经喝得不少。那家伙装扮成一个小丑，身穿有杂色条纹的紧身衣，头戴挂有戏铃的圆锥形便帽。我当时是多么乐意见到他，以至我认为可能我从来不曾那样热烈地与他握过手。

我对他说：“我亲爱的福尔图纳托，碰见你真是不胜荣幸。你今天的气色看上去真是好极了！可我刚买进了一大桶据说是蒙蒂利亚产的白葡萄酒[6]，而我对此没有把握。”

“怎么会？”他说，“蒙蒂利亚白葡萄酒？一大桶？不可能！尤其在狂欢节期间。”

“我也感到怀疑，”我答道，“我真傻，居然没向你请教，就照蒙蒂利亚酒的价格付了钱。当时没找到你，而我生怕错过了一笔买卖。”

“蒙蒂利亚酒！”

“我拿不准。”

“蒙蒂利亚酒！”

“我非弄清楚不可。”

“蒙蒂利亚酒！”

“因为你忙，我正想去找卢切西。如果说还有人能分出真假，那就是他。他会告诉我——”

“卢切西不可能分清蒙蒂利亚洒和雪利酒。”

“可有些傻瓜说，他的本事与你不相上下。”

“得啦，咱们走吧。”

“上哪儿？”

“去你家地窖。”

“我的朋友，这不行，我不愿利用你的好心。我看出你有个约会，卢切西——”

“我没什么约会，走吧。”

“我的朋友，这不行。原因倒不在于你有没有约会，而是我看你正冷得够呛。我家地窖潮湿不堪。窖洞里到处都结满了硝石。”

“咱们还是走吧，这寒冷算不了什么。蒙蒂利亚酒，你肯定被人蒙了。至于卢切西，他辨不出啥是雪利酒，啥是蒙蒂利亚酒。”

福尔图纳托一边说一边拉住我的一条胳膊。我戴上黑绸面具，裹紧身上的短披风，然后容他催我回我的府邸。

家里不见一个仆人，他们早就溜出门狂欢去了。我告诉过他们，我要第二天早晨才回家，并明确地命令他们不许外出。我清楚地知道，这命令足以保证他们等我一转身就溜个精光。

我从他们的火台上取了两支火把，将其中一支递给福尔图纳托，然后点头哈腰地领他穿过几套房间，走向通往地窖的拱廊。我走下一段长长的盘旋式阶梯，一路提醒着紧随我身后的他多加小心。我们终于下完阶梯，一起站在了蒙特雷索家酒窖兼墓窖的湿地上。

我朋友的步态不甚平稳，每走一步，他帽子上的戏铃都叮当作响。

“那桶酒呢？”他问。

“在前面，”我说，“请看洞壁上这些白花花的网状物。”

他转身朝向我，用他那双因醉酒而渗出黏液的蒙眬醉眼窥视着我的眼睛。

“硝石？”他终于问道。

“硝石。”我回答，“你这样咳嗽有多久了？”

“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

我可怜的朋友好几分钟都没法回答。

“这没什么。”他最后终于说。

“喂，”我断然说道，“咱们回去吧，你的健康要紧。你有钱，体面，有人敬慕，受人爱戴。你真幸运，就像我从前一样。你应该多保重。至于我，这倒无所谓。咱们回去吧，你会生病的，那样的话我可担待不起。再说，还有卢切西——”

“别再说了，”他道，“咳嗽算不了什么，它不会要我的命，我也不会死于咳嗽。”

“当然，当然，”我答道，“其实我也无意这么不必要地吓唬你，不过你应该尽量小心谨慎。咱们来点儿梅多克红葡萄酒去去潮吧。”

说完，我从堆放在窖土上的一长溜酒瓶中抽出一瓶，敲掉了瓶嘴。

“喝吧。”说着我把酒递给他。

他睨视了我一眼，把酒瓶凑到嘴边。接着他停下来朝我亲热地点了点头，他帽子上的戏铃随之叮当作响。

“我为安息在我们周围的死者干杯。”他说。

“我为你的长寿干杯。”

他再次挽起我的胳膊，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些地窖，”他说，“可真大。”

“蒙特雷索家是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我回答。

“我记不起你家的纹章图案了。”

“蓝色的底衬上一只金色的大脚，金脚正把一条毒牙咬进脚后跟的巨蛇踩得粉碎。”

“那纹章上的铭词呢？”

“凡伤我者必受惩罚。”

“妙！“他说。

酒在他的眼睛里闪耀，那些戏铃越发叮当作响。我自己的想象力也因梅多克酒而兴奋起来。我们已经穿过由尸骨和大小酒桶堆成的一道道墙，来到了地窖的幽深之处。我又停了下来，这回还不揣冒昧地抓住了福尔图纳托的上臂。

“硝石！”我说，“瞧，越来越多了，就像苔藓挂在窖顶。我们是在河床的下面，水珠正滴在尸骨间。喂，咱们回去吧，趁现在还来得及，你的咳嗽——”

“这没什么，”他说，“我们继续走吧，不过先再来一瓶梅多克酒。”

我开了一小瓶格拉夫白葡萄酒递给他。他把酒一饮而尽，眼里闪出一种可怕的光。他一阵哈哈大笑，并且用一种令我莫名其妙的手势把酒瓶往上一抛。

我诧异地盯着他。他重复了那个手势——一个古怪的手势。“你不懂？”他问。

“我不懂。”我答。

“那你就不是哥们儿。”

“什么？”

“你就不是个mason [7]。”

“我是的，”我说，“是的，是的。”

“你？不可能！一个mason？”

“一个mason。”我回答。

“给个暗号。”他说。

“这就是。”我一边回答一边从我短披风的褶层下取出一把泥刀。

“你在开玩笑，”他惊叫一声并往后退了几步，“不过，咱们还是去看那桶蒙蒂利亚酒吧。”

“这样也好。”我说着把泥刀重新放回披风下面，又伸出胳膊让他挽住。他重重地靠在了我的胳臂上。我们继续往前去找那桶蒙蒂利亚酒。我们穿过了一连串低矮的拱道，向下，往前，再向下，最后进了一个幽深的墓穴，里边混浊的空气使我们的火把只冒火苗而不发光亮。

这个墓穴的远端连着另一个更小的墓穴，里面曾顺墙排满尸骨，照巴黎那些大墓窟的样子一直推到拱顶。当时这小墓穴有三面墙依然照原样陈列着骨骸，可沿第四面墙堆放的尸骨已被推倒，乱七八糟地铺在地上，有一处形成了一个骨堆。在这面因推倒尸骨而暴露出来的墙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小的凹洞，大约有四英尺深、三英尺宽、六七英尺高。这凹洞看上去仿佛当初被建造时就没有什么特别用途，不过是窖顶两边庞大的支撑体间一条小小的空隙，它的里端是一道坚硬的花岗岩石壁。

福尔图纳托举起他手中昏暗的火把，尽力窥视凹洞深处，可他枉费了一番心机，微弱的火光没法让我们看清凹洞内部。

“进去吧，”我说，“那桶蒙蒂利亚酒就在里面。至于说卢切西——”

“他是个笨蛋！”我朋友打断我的话，歪歪倒倒地朝里面走去，而我则跟着他寸步不离。眨眼间他已走到凹洞尽头，去路被石墙挡住。他正傻乎乎地站在那儿发愣，我已用锁链把他锁在了那道花岗石墙上。原来石壁上嵌着两枚U形大铁钉，两钉平行相距约两英尺。一枚上垂着一条不长的铁链，另一枚上则悬着一把挂锁。将铁链绕过他腰间再把链端牢牢锁上，这不过是几秒钟内的事。他当时惊得没有反抗。我抽出钥匙，退出了凹洞。

“伸手摸摸墙，”我站在洞口说，“你肯定会摸到硝石。这儿的确太潮了。请允许我再次求你回去。你不？那我当然得留下你了。不过，我先得尽力稍稍侍候你一番。”

“蒙蒂利亚酒！”我朋友脱口而出，他当时还没回过神来。

“当然，”我说，“蒙蒂利亚酒。”

说着话我已经在我刚才提到的那个骨堆上忙活开了。我把骨骸一块块抛到一边，下面很快就露出了不少砌墙用的石块和灰泥。凭借我那把泥刀，用这些材料，我开始干劲十足地砌墙封那个洞口。

我连第一层石块都还没砌好，就发现福尔图纳托酒已醒了一大半。我最初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凹洞深处传来一声低低的悲号，那不是一个醉汉发出的声音。接下来便是一阵长长的、令人难耐的寂静。我一连砌好了第二层、第三层和第四层，这时，我听见了那根铁链猛烈的震动声。声音延续了好几分钟，为了听得更称心如意，这几分钟里我停止干活，坐在了骨堆上。等那阵声音终于平静下来，我才重新拿起泥刀，一口气砌完了第五层、第六层和第七层。这时，墙已差不多齐我胸高。我歇下来，将火把举过新砌的墙头，把一点儿微弱的光线照射到里边那个身影上。

突然，一串凄厉的尖叫声从那被锁住的人的嗓子里发出，仿佛是猛地将我朝后推了一把。我一时间趑趄不前，浑身发抖。随后我拔出佩剑，伸进凹洞里四下探戳；转念一想，我又安下心来，伸手摸摸那墓洞坚固的结构，完全消除了内心的恐惧。我重新回到墙前，一声声地回应那个人的尖叫：我应和着他叫——我帮着他叫——我的音量和力度都压过了他的叫声。我这么一叫，那尖叫者反倒渐渐哑了。

此时已深更半夜，我的活儿也接近尾声。我已经砌完了第八层、第九层和第十层。最后的第十一层也快完工了，只剩下最后一块石头没砌上并抹灰。我使劲儿搬起这块沉甸甸的石头，将其一角搁上它预定的位置。就在这时，凹洞里突然传出一阵令我毛发竖立的惨笑，紧接着又传出一个悲哀的声音，我好不容易才听出那是高贵的福尔图纳托在说话。那声音说——

“哈！哈！哈！——嘿！嘿！真是个有趣的玩笑——一个绝妙的玩笑。待会儿回到屋里，我们准会笑个痛快。嘿！嘿！嘿！边喝酒边笑。嘿！嘿！嘿！”

“蒙蒂利亚酒！”我说。

“嘿！嘿！嘿！——嘿！嘿！嘿！对，蒙蒂利亚酒。可天是不是太晚了？难道他们不正在屋里等咱们吗，福尔图纳托夫人和其他人？咱们去吧。”

“对，”我说，“咱们去吧。”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蒙特雷索！”

“对，”我说，“看在上帝的分儿上。”

说完这句话之后，我怎么听也听不到回声。我渐渐沉不住气了，便大声喊道：“福尔图纳托！”

没有回答。我再喊：“福尔图纳托！”

还是没有回答。于是我将一支火把伸进那个尚未砌上的墙孔，并任其掉了下去。传出来的回声只是那些戏铃的一阵叮当，我开始感到恶心——由于地窖里潮湿的缘故。我赶紧干完我那份活儿，把最后一块石头塞进它的位置并抹好泥灰。靠着新砌的那堵石墙，我重新竖起了原来那道由尸骨组成的护壁。半个世纪以来没人再动过那些尸骨。愿亡灵安息！

瓶中手稿

人之将死，无密可瞒。

——基诺《阿蒂斯》

关于故国和家人我没有多少话可说。岁月的无情与漫长早已使我别离了故土，疏远了亲人。世袭的家产供我接受了不同寻常的教育，而我善思好虑的天性则使我能把早年辛勤积累的知识加以分类。在所有知识中，德国伦理学家们的著作曾给予我最大的乐趣；这并非因为我对他们的雄辩狂盲目崇拜，而是因为我严谨的思维习惯使我能轻而易举地发现他们的谬误。天赋之不足使我常常受到谴责，想象力贫乏历来是我的耻辱，而根植于我观念中的怀疑论则任何时候都使得我声名狼藉。实际上，我担心我对物理学的浓厚兴趣已经使我的脑子里充满了流行于当代的一种错误思想——我是说，现在的人总习惯于认为任何偶发事件都与哪门科学的原理有关，甚至包括那些与之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大体上说，这世上没有人比我更不容易被迷信的鬼火引离真实之领域。我一直认为应该这样来一段开场白，以免下边这个令人难以置信而我非讲不可的故事被人视为异想天开的胡言乱语，而不被看作一位从来不会想象的人的亲身经历。

在异国他乡漂泊多年之后，我于18××年在富饶且人口稠密的爪哇岛登上了从巴达维亚港驶往巽他群岛的航船。我这次旅行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感到了一种魔鬼附身似的心神不定。

我们乘坐的是一条铜板包底、约有四百吨重的漂亮帆船，是用马拉巴的柚木在孟买建造的。船上装载的是拉克代夫群岛出产的皮棉和油料，此外还有些椰壳纤维、椰子糖、奶油、椰子和几箱鸦片。货物堆放得马虎，所以船身老是摇晃。

我们乘着一阵微风扬帆出海，许多天来一直沿着爪哇岛东海岸行驶，除了偶尔遇上几条从我们要去的巽他群岛驶来的双桅船外，一路上没有什么事可排遣旅途的寂寞。

一天傍晚，我靠在船艉栏杆上观看西北方一朵非常奇特的孤云。它引起我的注意一是因为它的颜色，二是因为自我们离开巴达维亚这还是第一次见到云彩。我全神贯注地望着它直到夕阳西沉，这时那朵云突然朝东西两边扩展，在水天相接处形成一条窄窄的烟带，看上去宛若长长的一段浅滩。我的注意力很快又被暗红色的月亮和奇异的海景所吸引。此时的大海瞬息万变，海水似乎变得比平时更透明。虽然我能清楚地看见海底，但抛下铅锤一测，方知船下的水深竟有15。这时空气也变得酷热难耐，充满了一阵阵仿佛从烧红的铁块上腾起的热浪。随着夜晚的降临，微风渐渐平息，周围是一片难以想象的寂静。舵楼甲板上蜡烛的火苗毫无跳动的迹象，两指拈一根头发丝也看不出它会飘拂。然而，由于船长说他看不出任何危险的征候，我们的船正渐渐漂向海岸，所以他下令收帆抛锚。没派人值班守夜，那些多半是马来人的水手也全都满不在乎地摊开身子在甲板上睡下。我回到舱房，心中不无一种大祸临头的预感。实际上，每一种征候都使我有充分的理由判定一场热带风暴即将来临。我刚才把我的担忧告诉了船长，可他对我的话置若罔闻，甚至不屑给我个回答便拂袖而去。但这份担忧使我没法入睡，半夜时分我又起身去甲板。刚踏上后甲板扶梯的最上一级，一阵巨大的嗡嗡声便令我心惊胆战，那声音听起来像水车轮子在飞速转动，而我还来不及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觉得整个船身在剧烈地颤抖。紧接着，一排巨浪劈头盖脸地向我们砸来，把船身几乎翻个底朝天，然后从船艏到船艉席卷过整个甲板。

事后看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那阵来势凶猛的狂风使那条船没有立刻毁于一旦。因为，虽说整条船都被淹没，但由于桅杆全被那阵风折断落到海里，船不一会儿就挣扎着浮出了水面，在排山倒海的风暴中颠簸了一阵，最后终于恢复了平稳。

我说不清到底是靠什么奇迹，我才免于那场灭顶之灾。当时我被那排巨浪打得昏头昏脑，待我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被卡在船艉龙骨与舵之间。我挣扎着站起身来，惊魂未定地四下张望。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刚才我们被滚滚巨浪席卷的情景，而最可怕、最难以想象的是那个飞溅着泡沫把我们吞噬的巨大漩涡。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一个瑞典老头的声音，他是在我们正要离港时登上这条船的。我用尽力气朝他呼喊，他很快就踉踉跄跄地来到了船艉。我俩不久就发现，我们是这场灾难中仅有的幸存者。甲板上的其他人全都被卷进了大海，而船长和他的副手们肯定也在睡梦中死去了，因为船舱早已灌满了水。没有援助，我俩不能使这条船摆脱困境，而由于一开始我俩都以为船随时都会沉没，所以也没想到采取什么措施。当然，我们的锚链早在第一阵狂风袭来时就像细绳一样给刮断了，不然这条船早已倾覆。现在船正随波逐流飞速漂动，阵阵涌过甲板的海浪冲刷着我俩。船身后部的骨架早已支离破碎，实际上整条船已是千疮百孔；但我们惊喜地发现，几台水泵都还能启动，压舱物也基本没有移位。风暴的前锋已经过去，接下来的疾风并没有多大危险，但我们仍然忧心忡忡，希望风完全平息；我们相信，既然船已破成这副模样，那随风而起的大浪将使我们不可避免地葬身鱼腹。不过，我们这种非常合乎情理的担忧看来不会马上变为现实。因为一连五天五夜——其间我们仅凭好不容易才从船头水手舱中弄来的一点儿椰子糖充饥——这破船一直顺着一阵虽不及第一场暴风那么猛烈，却是我平生所见的最可怕的疾风，以一种难以估计的速度飞一般地漂行。开始四天，我们的航向没多大变化，一直是东南偏南，正朝着新荷兰[8]海岸的方向。到了第五天，虽说风向已经渐渐偏北，但寒冷令人难以忍受。一轮昏黄的太阳露出海平面，只往上爬了几英尺高，没有放射出光芒。天上不见一丝云彩，然而风力有增无减，一阵接一阵地猛吹。估计中午时分，那轮太阳又攫住了我们的注意力。它依然没放射出我们通常所见的光芒，只有一团朦朦胧胧没有热辐射的光晕，仿佛它所有的光都被偏振过了。就在它将沉入茫茫大海之前，那团光晕的中间部分不翼而飞，好像被某种神奇的力量一下扑灭。最后只剩下孤零零一个黯淡的银圈，一头扎入深不可测的海洋。

我们徒然地等待第六天的到来——对我来说，那一天尚未到来；就瑞典老人而言，那一天压根儿就没来过。从此我俩就陷入了冥冥黑暗。离船二十步开外的东西都没法看清。漫漫长夜一直笼罩着我们，我们在热带司空见惯的海面粼光也划不破这黑暗。我们还注意到，虽然暴风仍势头不减地继续怒号，但船边不见了那种一直伴随着我们的惊涛骇浪。四周是一片恐怖、一片阴森、一片令人窒息的黑暗。恐惧悄悄爬进瑞典老人的心头，我也暗暗诧异。我们不再关心这条破得不能再破的船，只是尽可能地抱紧后桅残杆，痛苦地凝视着冥冥大海。我们没有办法计算时间，也猜不出究竟在什么位置。但我俩心里都清楚，我们已经向南漂到了任何航海家都未曾到过的海域，同时我俩都惊奇为何没碰上应该碰上的冰山。现在每时每刻都可能是我俩的死期——每一个山一般的巨浪都可能把我们淹没。浪潮的起伏超越了我的任何想象，而我们没立即葬身海底倒真是个奇迹。瑞典老头说船上货物很轻，并提醒说这条船本来质地优良，但我不能不感到已彻底失去希望，再没有什么能延缓那即将来临的死亡。我绝望地为死亡的来临做好了准备，因为这破船每往前漂行一海里，那冥冥大海就增加一分汹涌。我们时而被抛上比飞翔的信天翁还高的浪尖，吓得透不过气来；时而又被急速扔进深渊似的波谷，摔得头晕目眩，波谷里空气凝滞，没有声音惊扰海怪的美梦。

我们此刻正掉进一个那样的波谷，这时瑞典老人的一阵惊呼划破了黑暗。“看！看！”他的声音尖得刺耳，“天哪！看！快看！”当他惊呼之时，我已感觉到一团朦朦胧胧的红光倾泻在我们掉进的那个深渊的顶端，并把一片光影反射到我们的甲板上。我抬头一看，顿时惊得血液都停止了流动。在我们头顶一个可怕的高度，在一座险峻的浪山陡峭的边缘，正漂浮着一艘也许有四千吨重的巨轮。虽然它正被一个比它的船身高出一百倍的浪峰托起，但它看上去比任何一艘战舰或东印度洋上的大商船都要大。它巨大的船身一片乌黑，船体上通常的雕刻图案也没减轻那种色调。从它敞开的炮门露出一排黄铜大炮，铮亮的炮身反射着无数战灯的光亮，那些用绳索固定的战灯正摇曳不定。使我们更惊更怕的是，那艘船竟不顾超乎自然力量的巨浪和肆无忌惮的飓风，依旧张着它的风帆。我们开始只看见它的船头，因为它刚从那幽暗恐怖的漩涡底部被举向高处，并在那可怕的浪尖上滞留了片刻，仿佛是在为自己的高高在上而出神，紧接着，它就摇摇晃晃、令人心惊肉跳地直往下坠。

不知怎么回事，我的心在这关键时刻突然恢复了平静。我摇摇晃晃尽可能地退到船的最后面，毫无恐惧地等着毁灭的一刻来临。我们的船终于停止了挣扎，船头开始沉入水里，坠下的大船因此撞上了它沉入水中的部分，随之而来的必然结果就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把我抛到了大船上的一堆绳索中。

就在我跌入绳堆之际，那条大船已调转船头顺着风向驶离了那个深渊的边缘。由于接下来的一阵混乱，我没有引起水手们的注意。我很容易就悄悄溜到了中部舱口，舱门半开着，我很快就瞅准一个机会躲进了这个避难所。我说不清自己为何要躲藏。也许第一眼看见船上的那些水手时，心中产生的一种模糊的畏惧就是我想躲起来的原因。我可不愿轻易相信这伙人，刚才对他们的匆匆一瞥就使我隐隐约约感到一些新奇、怀疑和不安。所以我想最好还是在这个避难所里替自己弄一个藏身之处。于是我掀开了一小块活动甲板，以便能随时藏身于巨大的船骨之间。

我刚刚勉强弄好我的藏身之处，就听见船舱里传来一阵脚步声，迫使我对藏身处马上加以利用。一个人摇摇晃晃走过我藏身的地方。我看不见他的脸，但有机会打量他的全身，看上去他显然已经年老体衰。岁月使他步履蹒跚，时间使他颤颤巍巍。他一边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断断续续地咕哝，一边在角落里一堆古怪的仪器和遭虫蛀的海图中搜寻什么。他的举止既显示出老人的乖戾，又透露出天神的威严。他最后终于上了甲板，而我再没有见过他。

一种莫可名状的感情占据了我的心灵，那是一种不容分析，早年的学识不足以解释，而未来本身恐怕也给不出答案的感情。对于一个我这种性质的头脑，连未来也想不出真是一种不幸。我将不再——我知道我将不再满足于我的思维能力。不过，眼下思维的模糊也不足为怪，因为引起思维的原因是那么新奇。一种新的感觉，一种全新的感觉又钻进我的心灵。

我踏上这条可怕的大船已经很久了，我想我的命运之光正在聚向焦点。这些不可思议的人哟，沉溺于一种我无法窥视的冥想之中，经过我身边却对我视而不见。我这样藏匿完全是愚蠢之举，因为那些人压根儿不会看见。刚才我就直端端地从大副眼皮底下走过，而不久前我曾闯入船长的卧舱，拿回纸笔，并已写下这些文字。我会坚持写这日记。当然，我也许没有机会亲手将这日记公诸世人，但我绝不会放弃努力。最后关头，我会把日记手稿封进瓶里，抛入海中。

一件小事的发生使我开始了新的思索。难道这种事真是鬼使神差？我曾冒险登上甲板，悄悄钻进一条小艇，躺在一堆索梯和旧帆之中。我一边在寻思自己奇特的命运，一边不知不觉地用一柄柏油刷往身边整整齐齐地摞在一只桶上的帆布上涂抹。现在那张翼帆已被挂上桅杆，而我无意中的信手涂鸦展开后，竟是“发现”这两个大字。

我最近已把这艘大船的构造仔细观察了一番。虽说船上武器装备完善，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艘战舰。它的船形、索具和一般装备全都否定了这种猜测。然而，我虽能轻易地看出它不是一艘战舰，但恐怕也说不出它是艘什么船。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每当我看见它奇特的船形、怪异的桅桁、过大的风帆、简朴的船艏和那颇具古风的船艉，我心里总会掠过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中常常交织着一种朦朦胧胧的回忆，一种对异国往事和悠远年代的莫名其妙的追忆。

我一直在查看这艘船的船骨。这艘船是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木料建造的，这种木料有一种奇怪的特征，使我觉得它本不该用来造船。我的意思是说，且不论在那些海域航行不可避免的虫蛀，也不谈因年代久远自然的朽蚀，这种木材本身的质地也极其疏松。我这种观察也许多少显得过分好奇，但若是西班牙橡木能用某种奇异的方法来发胀的话，那这种木材倒具有西班牙橡木的全部特性。

当我重读上面这句话时，脑子里突然记起一位久经风雨的荷兰老航海家的一句古怪箴言。“千真万确，”每当有人怀疑他的诚实时，他总会说，“就像确实有那么一片海洋，船在其中会像人的身体一样慢慢长大。”

大约一小时之前，我冒昧地挤进了一群水手当中。他们对我全都视若无睹，尽管我就实实在在地站在他们中间，可他们仿佛全然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他们就像我刚上船时在中舱所看见的那个人一样，全都老态龙钟、白发苍苍。他们的双腿都颤颤巍巍，肩背都伛偻蜷缩，皮肤都皱纹密布，断断续续的声音都低沉而发颤，眼睛都粘着老年人特有的分泌物，他们的苍苍白发在暴风中可怕地飘拂。在他们周围的甲板上，每一个角落都乱七八糟地堆放着最古怪的老式测算仪器。

我不久前提到过那张翼帆被挂上了桅杆。从那以后，这艘船便以它上自桅顶主冠下到侧帆横桁的每一张风帆，乘着那猛烈的暴风，一直向南继续着它可怕的航行，它的上桅横桁两端时时都被卷入人们所能想象的最惊心动魄的惊涛骇浪之中。我刚才已经离开了甲板，因为虽说那群水手似乎并没有感到什么不便，但我自己实在待不住了。我们这艘大船没被大海一口吞没，这对我来说真是奇迹中的奇迹。我们肯定是命中注定地在这无始无终的边缘上漂荡，而不会一头扎进那永恒的深渊。从比我所见过的可怕千倍的波峰浪尖上，我们的船像飞翔的海鸥一样一滑而过；巨大的狂澜就像潜在海底的恶魔把它们的头伸到我们上方，但那些魔鬼仿佛是受到什么限制，只是吓唬我们，并不吞噬我们。最后，我只能把这一次次的死里逃生归因于唯一能解释这种结果的自然原因。我只能推测，这艘船是在某种巨大的洋流或强大的水底潜流的支配之下。

我已经在船长的卧舱里与他面对面见过——如我所料，他丝毫没注意到我。虽说对旁观者而言，他的相貌可以说与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但我看他时总不免有一种既敬畏又惊奇的心情。他的身高与我不相上下，大约有五英尺八英寸。他的身体结实匀称，既不强壮也不十分瘦弱。但是笼罩在他脸上的那种奇异的神情——那种令人不可思议且毛骨悚然的极度苍老的痕迹——使我胸中涌起了一种感情，一种莫可名状的感情。他的额上皱纹虽然不多，但仿佛铭刻着无数年轮。他的苍苍白发像历史的记载，而他灰色的眼睛犹如未来的预言。他卧舱的地板上，到处是奇怪的铁扣装订的对开本书、锈蚀的科学仪器和早已被人遗忘的过时的海图。他当时正用双手支撑着头，用愤然不安的眼睛盯着一份文件。我认为那是一份诏封令，总之上面盖有一方皇家印鉴。他就像我上次在中舱所见的那名水手，正用我听不懂的语言和暴戾的声调咕哝着什么。尽管说话人就在我跟前，可他的声音似乎从一英里外传来。

这艘船和船上的一切都散发着古老的气息。水手们来来去去就像被埋了千年的幽灵在游荡，他们的眼中有一种急切不安的神情。当他们的身影在船灯灯光的辉映下横在我的道上，我心里便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受，尽管我平生专爱与古董打交道，一直沉湎于巴尔比克、塔德摩尔和波斯波利斯残垣断柱的阴影之中，直到我自己的心灵也变成了一堆废墟。

现在我看一看四周，就会为我先前的恐惧不安而感到羞愧。如果先前一直伴随着我们的疾风已经吓得我发抖，那现在目睹这用飓风、台风、罡风、厉风都不足以形容的狂飙，我难道不该吓得魂飞魄散？船的周围是无穷无尽的黑暗和茫茫洪涛的混沌，但在船舷两侧三海里外的地方，不时隐隐闪现出巨大的冰壁，冰壁岧岧仡仡直插苍穹，朦胧中就像宇宙的围墙。

如我所料，这船果然是在一股潮流之中——假若“潮流”这个词可以用来称呼那在白色的冰壁旁怒吼、像飞流直下的大瀑布轰鸣着朝南奔腾的滚滚洪涛的话。

我认为要想象我有多恐惧是完全不可能的，但一种想探索这一海域秘密的好奇心甚至征服了我的恐惧和绝望，并使我甘心于那种最可怕的死亡。显然我们正驶向某个令人激动的知识领域——某种从未被揭示过的秘密，这种知识和秘密的获得就是毁灭。也许这股潮流正把我们带向南极。必须承认，一个最不切实际的假设也自有其概率。

水手们迈着颤巍巍的步子不安地在甲板上踱来踱去，从他们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对希望的憧憬多于对绝望的漠然。

这时风仍然盘旋在我们的船艉，由于扬起了所有的大小风帆，船有时整个儿地被抛出水面！哦，这情形越来越恐怖！那堵冰墙忽而在右边，忽而在左边，我们正绕着一个巨大的圆心，围着一个像是大圆形剧场的漩涡四周头昏眼花地急旋，这大漩涡的涡壁延伸进黑洞洞的无底深渊。可我现在已没有时间来考虑自己的命运！圆圈飞快地缩小——我们急速地陷入漩涡的中心——在大海与风暴的咆哮、呼号、轰鸣声中，这艘船在颤抖——哦，上帝！——在下沉！

附记

《瓶中手稿》最初发表于1831年，而在多年之后我才见到墨卡托[9]绘制的地图。在墨氏地图上，海洋从四个入口注入（北）极湾，并被吸进地腹；北极本身以一块巍然耸立的黑岩为标志。

陷坑与钟摆

就在这儿，那群贪婪而邪恶的暴徒曾长久地对无辜者的鲜血怀着仇恨；如今祖国已解放，死亡之狱被摧毁，死神曾猖獗之处将出现健康的生命。

——为在巴黎雅各宾倶乐部原址所建之市场大门而作的四行诗

我真虚弱，由于那种漫长的痛苦，我已虚弱不堪；当他们终于替我松绑并允许我坐下之时，我觉得我的知觉正在离我而去。那声宣判——那声可怕的死刑宣判便是传进我耳朵的最后一个清晰的声音。从那之后，法官的声音就仿佛消失在一种梦一般模糊的嗡嗡声中。它使我想到了天旋地转这个概念，这也许是在恍惚中联想到了水车的声音。这种情况只延续了一会儿，因为很快我就什么都听不见了。不过我暂时还能看见，只是所看见的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夸张！我看见那些黑袍法官的嘴唇，它们在我看来非常苍白，比我写下这些黑字的白纸还白，而且薄得近乎荒诞。那么薄的嘴唇居然能说出斩钉截铁的词句，做出不容更改的判决，对人类的痛苦表现出冷酷的漠然。我看见那个决定我命运的判决正无声地从那些嘴唇间流出。我看见那些嘴唇说话时可怕的扭动，我看见它们形成了我名字发音的口形。我为此一阵战栗，因为没有随之而来的声音。一时间在因恐怖造成的谵妄之中，我还看见遮住房间四壁的黑色幔帐轻得几乎不为人察觉的颤动。然后我的目光落在了桌上的七支长蜡烛上。开始它们还呈现出一副仁慈的模样，宛如一群会拯救我的白色小天使。转眼间我突然感到一阵恶心，我身上的每一根纤维都猛然一震，就好像碰到了电池组的导线，与此同时，那些天使都变成了头顶冒着火苗的毫无意义的幽灵。我看出不可能指望它们来拯救。随即一个念头像一支优美的曲调悄悄地溜进了我的想象中：坟墓中的安眠一定非常美妙。那念头来得悄然而隐秘，似乎过了好一阵我才充分意识到它的来临。正当我终于完全感觉到它并接受它时，那些法官的身影突然像变戏法似的从我眼前消失了。七支长长的蜡烛化为乌有，它们的火苗完全熄灭。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片黑暗中的黑暗。所有的感觉仿佛都被灵魂坠入地狱时的那种飞速下降所吞没，然后就是那个沉寂而静止的冥冥世界。

我当时虽已昏迷，但仍然不能说全部的知觉都已丧失。剩下的到底是一种什么状况，我现在无意下定义，甚至不想加以描述，但并非完全失去了知觉。在沉睡中——不会！在谵妄中——不会！在昏迷中——不会！在死亡中——不会！甚至长眠于坟墓中也不会完全失去知觉，否则对人类便无不朽可言。从睡眠之最深处醒来的过程中，我们冲破一层梦的丝网。可转眼间（也许那层丝网太薄），我们不再记得梦中所见的一切。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心理或精神存在意识的苏醒，第二阶段是生理存在意识的苏醒。看来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苏醒到第二阶段时尚能回忆起第一阶段的印象，那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印象有助于我们忆及在此之前的那个昏迷之深渊。那个深渊是怎么回事？我们应该如何区别那个深渊的阴影和坟墓的阴影？即使我刚才称之为第一阶段的印象未被记起，难道它们不会在很久以后自动冒出来？尽管我们会惊讶它们从何而来。从不曾昏迷过的人绝不会看到奇异的宫殿和在煤火中显现的非常熟悉的面孔，绝不会看到许多人也许看不到的黯淡的幻影在半空中飘浮，绝不会沉湎于某种奇花的芬芳——他的大脑也不会为某种以前没引起过他注意的韵调的意义而感到困惑。

在我经常有意识地去回忆那种昏迷状态的努力中，在我认真地去追忆我昏迷时所陷入的那种表面上的虚无状态之特征的努力中，也有过一些我认为是成功的时刻，有过一些我居然唤起了记忆的很短很短的瞬间，而其后清醒的理智使我确信，那些短暂的记忆只可能与当时那种表面上的无意识状态有关。这些少量的记忆隐隐约约地证明，当时一些高大的身影把我抬起，并默默无声地抬着我往低处走去——朝下——继续朝下，直到我因觉察到那下降没有止境而感到一种可怕的眩晕。记忆还证明当时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当时心脏静得出奇。接着突然有一种一切都静止不动的感觉，仿佛那些抬我的人（一群可怕的家伙）在下降的路上已经超过了没有止境的界线，由于精疲力竭才停下来歇一会儿。在那之后我还记起了晦暝与潮湿，然后一切都是疯狂，一种忙于冲破禁区的记忆的疯狂。

突然，我的心灵恢复了运动和声音——心一阵骚乱地运动，耳朵听到了心动的声音。接着是一阵短时间的空白。然后又有声音，又有运动，并有了触觉——一种弥漫我全身的刺痛的感觉。接着是一种没有意志的纯粹的存在意识——这种状态延续了较长时间。然后突然间，意志恢复，恐惧感苏醒，并产生了一种急于了解我真实处境的意图。接着是一种想重新失去知觉的强烈欲望。然后是心智完全复活，行动的努力也获得成功。随之而来的便是对审判、法官、黑幔、判决、虚弱和昏迷的清楚回忆。接着就是昏迷之后那遗忘中的一切，那在后来经过许多努力我才模模糊糊地回忆起来的一切。

到此为止我尚未睁开眼睛。我感觉自己是仰面躺着，手脚没被捆绑。我伸出一只手，它无力地垂落在某个潮湿而坚硬的表面。我让手保持在那个位置，与此同时，我竭力去猜想自己身在何处，处境会怎样。我极想睁开眼睛，但又不敢。我害怕向周围看第一眼。这并不是说我害怕见到什么吓人的东西，而是因为我唯恐睁开眼睛会什么也看不见。最后我终于心一横，猛然把眼睛睁开，结果我所担心的得到了证实。包裹着我的是永恒之夜的黑暗。我困难地喘息着，那沉沉黑暗似乎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空气也湿闷得令人难以忍受。我仍然静静地躺着，开始尽力运用我的理智。我回想起这次宗教法庭审判的全过程，并力图以此推断出我当时的真实处境。死刑判决已经宣布，那对我来说仿佛已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但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真已死去。不管我们在小说中读到些什么，那类想象与真实情况都完全不相符——可我究竟在哪儿？情况到底怎样？我知道，被宗教法庭判处死刑的异端通常是被捆在火刑柱上烧死，而我受审的当天夜里就已经执行过那样一次火刑。难道我已被押回原来那个地牢，等待将在数月后举行的另一次火刑？我马上就看出这不可能。受害者从来都是被立即处死。再说，我原来那间地牢和托莱多城[10]所有的死牢一样是石头地面，并非一丝光线都没有。

一个可怕的念头突然令我血流加快，心跳加剧，一时间我又陷入昏迷。待我重新醒来，我蓦地一跃而起，浑身忍不住瑟瑟发抖。我伸出双手上下左右乱摸了一阵。我什么也没摸到，但仍然不敢挪动一步，生怕会被墓壁挡住去路。我浑身直冒冷汗，豆大的汗珠凝在我的额顶。这种不安的痛苦终于使我不能承受，于是我小心翼翼地向前挪动了脚步，双臂朝前伸得笔直，两眼睁得几乎要突出眼窝，希望能看见一丝微弱的光线。我朝前走了好几步，可周围仍然只有黑暗与空虚。我稍稍松了一口气，看来很清楚，至少我待的地方还不是命运最可怕的那个归宿。

就在我继续小心翼翼往前摸索之时，心里不由得回忆起许许多多关于托莱多城的恐怖传闻。其中也谈到了地牢中的一些怪事，一些我认为不过是无稽之谈的怪事——但那些事毕竟稀奇古怪，可怕得没人敢公开谈论，只有在私下悄悄流传。难道他们想让我在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地下世界里饿死？或者还有什么更可怕的死法在等着我？我对那些法官的德行了如指掌，所以我并不怀疑我面前只有死路一条，而且知道我会比一般人更痛苦地死去。我一心想知道的，使我感到迷惑的只是我具体的死法和时间。

我伸出的手终于碰到一个坚固的障碍物。那是一面墙，摸上去好像是用石头砌成——给人一种光溜溜、黏糊糊、冷冰冰的感觉。这下我顺着墙走，迈出的每一步都带着某些古老的故事灌输给我的谨慎和疑惧。但这样并不能使我弄清那个地牢的大小，因为我很可能走完一圈回到原处但自己并不知道，因为那面墙摸起来始终是一个样。于是我伸手去掏我那把小刀，我记得我被带上法庭时，那把小刀还在我衣兜里；可小刀不见了，我的衣服也被换成了一身粗布长袍。我本想将那把小刀插进石壁上的某条细缝，以便确定我起步的位置。尽管在心慌意乱中，那事开始显得像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但它毕竟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从长袍边上撕下一条布带，将其摊平横铺于地上，与墙面形成直角。这样我在绕墙走完一圈时，就不可能不踩到这条布带。至少我当时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我没去考虑地牢的大小，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虚弱。地面又湿又滑，我蹒跚着朝前走了一会儿，然后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上。我极度的疲乏诱使我就那样躺着，而且睡意很快就向我袭来。

醒来时我伸出一条手臂，发现身边有一块面包和一壶水。我当时又饥又渴，没有去想是怎么回事就狼吞虎咽地把面包和水都送进了肚里。很快我又开始绕着地牢摸索前行，虽然很吃力，但终于回到了那条布带的位置。摔倒之前我已经数了五十二步，醒来后到触到布带我又数了四十八步。这样一共是一百步，两步可折合一码，于是我推测那个地牢的周长为五十码。但我在摸索绕行的过程中摸出那面墙有许多转角，所以我不能断定那个地窖是什么形状，当时我已不能不认为那是个地窖。

我这番探究几乎没有目的，当然更不会有什么侥幸心理，只不过是一种朦朦胧胧的好奇心驱使我探究下去罢了。我放弃了那面墙壁，决定从地牢中央横穿而过。开始我每一步都走得极其小心，因为那地面虽然感觉很坚实，但非常容易使人滑倒。不过，我终于壮起胆子把步子迈得更平稳匀称——力图尽可能笔直地走到对面尽头。我这样毫不迟疑地朝前走了十一二步，这时我刚才撕布带所扯碎的长袍残边拖曳在我两腿之间。最后我一脚踩住袍边，重重地朝前一头栽倒。

在刚刚摔倒的那阵狼狈之中，我没有马上意识到一个多少有点儿令人吃惊的情况，但在随后的几秒钟内，当我还趴在地上时，那情况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的下巴搁在了黑牢的地面上，但我的嘴及以上的面部没有碰到任何支撑物，尽管它们的水平位置明显比下巴更低。同时我的前额仿佛浸在一种阴冷的雾气中，一股霉菌的异味也直往我鼻孔里钻。我伸手一摸，这才浑身一震，发现我正好摔倒在一个圆坑的边上。当然，那圆坑有多大，当时我没法确定。在靠近坑沿的坑壁上摸索了一阵，我终于从坑壁上抠出一小块碎片，并让它掉进那个深渊。开始几秒钟，我听到它下落时碰撞坑壁的声音，最后终于听见它阴沉地掉进水里，并引起一阵沉闷的回声。与此同时，头顶上也传来一阵好像急速地开门又关门的声响，其间一道微弱的光线倏地划破黑暗，接着又骤然消失。

我已看清了替我安排好的死亡，并暗暗庆幸那使我免于坠入陷坑的及时的一跤。若摔倒之前我再多走一步，那我就早已不在人世了。我侥幸逃脱的那种死法正和我以前听说但认为荒诞不经、难以置信的关于宗教法庭处死人的传闻相同。死于宗教法庭暴虐的人有两类死法，一类是死于直接的肉体痛苦，一类是死于最可怕的精神恐惧。他们为我安排的是第二类死法。当时长久的痛苦早已使我神经脆弱，以至我听到自己的声音都禁不住发抖，他们为我安排的死法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对我最恰当不过的折磨。

我战战兢兢地摸索着回到墙边——横下一条心，宁死也不再冒险去受那些陷阱的惊吓，我当时想象那个地牢遍地都是陷阱。在另一种精神状态下，我说不定会有勇气跳进那样的一个深渊，在瞬间内结束我的痛苦；可当时我是个十足的懦夫。另外，我总忘不了以往读到的关于那些陷坑的描述——它们的最可怕之处并非让你一下就死去。

纷乱不安的心情使我清醒了好几小时，但最后我又昏睡过去。再次醒来时，我发现身边和上次一样有一块面包和一壶水。我口渴难耐，便将那壶水一饮而尽。想必是水里放了麻醉药，因为水一下肚我就感到一阵不可抗拒的困倦。我陷入一种沉睡，一种犹如死亡的沉睡。我当然不知道我究竟睡了多久；当我再一次睁开眼时，身边的一切竟然清晰可见。凭着一道我一时说不出从何而来的黄中透绿的强光，我终于看出了那个牢房的大小和形状。

我刚才把它的大小完全弄错了，那个牢房的周长顶多不过二十五码。这个事实一时间又使我枉费了一番心机，真是枉费心机——因为身陷我那种绝境，还有什么事比牢房的大小更微不足道呢？可我偏偏对这种微不足道的事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绞尽脑汁一心要找出我先前量错的原因。最后我终于恍然大悟。我先前丈量时刚数到第五十二步就摔倒了，当时我离那条布带肯定只差一两步；事实上，我几乎已经绕地牢走完一圈。然后我睡着了，待我醒来时，我肯定是往后走了回头路——这样就把地牢的实际周长差不多多估计了一倍。当时我脑子里一片混乱，所以没注意到我出发时墙是在左边，而当我碰到布带时墙是在右边。

关于地牢的形状，我也大错特错。先前一路摸去我发现许多转角，于是我便断定其形状极不规则；由此可见，绝对的黑暗对一个刚从昏迷或睡眠中醒来的人有多大的影响！那些转角不过是由墙上间隔不等的一些微微凹陷所形成的。地牢大致上是四方形。我先前以为的石墙，现在看来是用一些巨大的铁板或某种其他金属板镶成的，那些镶缝或接合处便形成了那些凹处。这个金属牢笼的内壁表面被拙劣地涂满了各种既可怕又可憎的图案，即起源于宗教迷信的那种阴森恐怖的图案，相貌狰狞的骷髅鬼怪以及其他更令人恐惧的图像。我注意到那些鬼怪图轮廓倒还清晰，只是色彩似乎因褪落而显得模糊，好像是由于空气潮湿的缘故。我还注意到了地面，它是用石头铺成的。地面当中就是那个我先前侥幸没有坠入的圆形陷坑，不过牢房里只有那么一个陷坑。

这一切我看得不甚清楚，而且费了不少力气，因为在我睡着时，我身体所处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我是直挺挺地仰面躺在一个低矮的木架上，一条类似马肚带的长皮绳把我牢牢地缚在木架上边。皮绳一圈又一圈地缠绕着我全身，只剩下头部能够活动，另外我的左手勉强能伸出，刚好够得着我身边地上一只瓦盘里的食物。我惊恐地发现，那只水壶已经不见了。我说惊恐，因为难以忍受的干渴令我口干舌燥。这种干渴显然是我的迫害者故意造成的结果，因为那盘中盛的食物是一种味道极浓的肉块。

我朝上打量地牢的天花板，它离我有三四十英尺高。其构造与四壁大致相仿。我全部的注意力都被其中一块镶板上画的一个异常的身影吸引住了。那是一幅彩色的时间老人画像，跟一般的画法没多大不同，只是他手里握的不是一柄镰刀，起初一瞥，我还以为他手里握着一个巨大的钟摆，就像我们在老式钟上所看见的那种。但是这个钟摆外形上的某种奇异之处引起了我更多的注意。当我目不转睛地朝上盯着它看时（它的位置在我的正上方），我觉得我看见它在动。我的这种感觉很快就被证实了。它的摆动幅度不大，当然速度也慢。我盯着它看了一会儿，心里有点儿害怕，但更多的是惊奇。最后它单调的摆动终于让我看厌了，于是我转开目光去看牢里的其他东西。

一阵轻微的响动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朝地上一看，只见几只硕大的老鼠正横穿过地板。它们是从我右边视线内的那个陷阱里钻出来的。就在我注意它们时，它们正成群结队地匆匆朝我逼近，肉香的诱惑使它们都瞪着贪婪的眼睛。我费了极大的精力才把它们吓退。

大约过了半小时，甚至也许会是一小时（因为我现在对时间只有一个大致概念），我又抬眼朝头顶望去。这一看顿时使我大惊失色，惶恐不安。那钟摆摆动的幅度已增大到将近一码。作为必然结果，它摆动的速度也大大加快。最使我恐慌的是，我意识到它明显地往下坠了一截。我这下注意到了——不用说我当时有多么恐惧——那钟摆的下端犹如一柄闪闪发亮的月牙形钢刀，从一角到另一角的长度大约有一英尺；钟摆两角朝上，朝下的边显然如剃刀一般锋利。也像剃刀一样，那看上去又大又沉的钟摆越往上越细，形成一个完整的宽边锥形结构。锥形的上端悬挂在一根结实的铜棒上，整个结构摆动时在空气中划出咝咝的声音。

我再也不能怀疑这个由那些善于折磨人的僧侣别出心裁地为我安排的死法了。宗教法庭的那些家伙已经知道我发现了陷坑——那预定要让我这种胆大包天不信国教的人饱尝恐惧滋味的陷坑——传闻说是宗教法庭惩罚之极端的象征地狱的陷坑。我偶然摔那一跤使我免于坠入那个深渊，而我知道，让受刑人惊魂不定，把受刑人诱入陷坑是那些稀奇古怪的地牢死刑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我没能自己掉进陷坑，那么即使推我下去也达不到那邪恶计划的预期效果；于是（没有选择余地）一种不同的更温和的死法正等待着我。温和，我居然想到用这个字眼！这使我不禁微微苦笑。

现在来讲我当时数钢刀摆动次数时的那种比死还可怕的漫长恐惧又有何益！一丝丝——一线线——以一种仿佛要过几个世纪才能觉察到的速度——那钟摆慢慢地下降！几天过去了，也许是好多天过去了，那钟摆终于降到我能感觉到它扇出微风的高度，那锋利钢刃刻毒的气息钻进了我的鼻孔。我祈祷，我千遍万遍地祈求上苍让它降得快一些。我变得极度疯狂，拼命挣扎想抬起身去迎住那柄可怕的弯刀的摆动。然后我突然变得平静，静躺着笑看那闪光的死亡，就像个孩子笑看一件稀罕的玩具。

我又完全昏迷了一次。这一次时间很短，因为当我醒来时丝毫也察觉不出钟摆有所下降。不过昏迷的时间也可能很长——因为我知道那些恶棍会发现我昏迷过去，他们能随意停止钟摆的摆动。这次醒来我还觉得非常虚弱，简直是觉得自己已虚弱不堪，仿佛是长时间处于饥饿状态。即便处在痛苦之中，需要食物也是人之天性。我费了很大劲儿才把左手伸到皮绳所允许的地方，拿了不多一点儿老鼠吃剩的肉。我刚把其中一点儿放进嘴里，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尚未成形但令人欣喜的念头——希望的念头。可我与希望还有什么关系？如我所说，那是一个尚未成形的念头——人们有许多这种最终绝不会完全成形的念头。我觉得那念头令人欣喜，给人希望，但我同时也感到它在形成的过程中就消失了。我拼命想找回那念头并使它完全成形，但终归徒然。长期的痛苦几乎已耗尽了我正常的思维能力。我成了个笨蛋——一个白痴。

钟摆的摆动方向与我竖躺的身体成直角。我看出那月牙形的锋刃将按预计的那样划过我的胸部。它将会擦到我的囚袍，一遍又一遍地从囚袍上擦过。尽管它可怕的摆动幅度（已达三十英尺甚至更多）和它发出咝咝声的下降足以劈开那些铁壁，但它磨穿我的囚袍仍然需要好几分钟。我这个念头到此为止。我不敢接着再往下想。我紧紧地抓住这个念头不放——仿佛只要紧紧抓住这个念头，我就能阻止那柄钢刀下降。我强迫自己去想象那月牙形的锋刃擦过囚袍时的声音，去想象那摩擦声作用于神经所产生的那种独特的毛骨悚然的感觉。我就这么想象这些无聊的细节，直到想得我牙根发颤。

下降，钟摆悄悄地慢慢下降。我从比较它的摆动速度和下降速度之中感到了一种疯狂的快感。向右——向左——摆得真远，像坠入地狱的灵魂在尖叫，像一头悄悄接近猎物的老虎一步步地接近我的心脏！随着一种念头或另一种念头在脑子里占上风，我忽而大笑，忽而怒号。

下降，钟摆无疑而且无情地下降！它的摆动离我的胸口只剩下三英寸！我拼命挣扎——疯狂挣扎，想挣开左臂。我的左臂只有肘关节以下能够自由活动。我能够吃力地把左手伸到那只盘子和嘴边，但不能伸得更远。若是我能挣脱肘关节以上的束缚，我就会抓住并努力阻止那个钟摆，我说不定还会去阻止一场雪崩。

下降——仍然不停地下降——仍然不可避免地下降！钟摆的每一次摆动都引起我的一阵喘息、一阵挣扎。每一次摆动都引起我一阵痉挛性的畏缩。怀着由毫无意义的绝望所引发的渴望，我的眼睛紧随钟摆向外或向上摆动，而当它朝下摆来时又吓得紧紧闭上；尽管死亡会是一种解脱，哦，多么难以形容的解脱！一想到那钟摆再稍稍下坠一点儿，其锋利而发亮的刀刃就会切入我的胸膛，我的每一根神经就禁不住颤抖。正是希望使得我神经颤抖，使得我身子畏缩。正是希望，那战胜痛苦的希望，甚至在宗教法庭的地牢里对死囚犯窃窃私语。

我看出那钟摆再摆动十一二次，其刀刃就将触到我的囚袍——随着这一观察结果，我绝望的神志突然变得既清醒又冷静。多少小时以来，也许是多少天以来，我第一次开始了思考。我突然想到，束缚我的皮绳或马肚带是完整的一条，此外没有别的绳子把我捆住。那剃刀般锋利的弯刃划过这根皮绳的任何一处就会将其割断，这样我的左手就有可能使我的整个身子摆脱束缚。要是那样的话，可真正是钢刀已架在了脖子上，稍稍一挣扎都会碰上那刀口！再说，难道那些刽子手事先会没料到并防止这种可能性？而且，绕过我胸口的皮绳会不会在钟摆摆动的轨道中呢？唯恐我这点儿微弱的并且似乎也是最后的希望破灭，我尽力抬起头去看那条皮绳绕过胸部的情形。皮绳横七竖八地紧紧缠绕着我的手脚和身体——唯独避开了刀刃将划过的地方。

我的头尚未放回原来的位置，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准确地说，是我上文提到的那个脱身念头尚未形成的一半，也就是先前我把食物送到焦灼的嘴边时，模模糊糊地飘忽在我脑子里的那半个念头的另一半。现在整个念头呈现出来了，朦胧、依稀、模糊，但是完整。我以一种产生于极度绝望的精力，立即着手实现这一想法。

几小时以来，我躺在上面的那个矮木架周围一直挤满了老鼠。它们大胆、猖獗、贪婪，一双双血红的眼睛死死地盯住我，仿佛一旦等到我不再动弹就蜂拥而上，把我吞噬。我不由得暗想：“它们在陷坑里习惯吃什么食物？”

虽然我竭尽全力驱赶它们，但它们还是把盘子里的食物吃得只剩下一点儿肉末。我的左手一直习惯性地在盘子周围挥舞，可后来这种无意识的动作再也不起作用了。那些讨厌的家伙在贪吃盘中肉时，尖牙常咬着我的手指。现在，我把盘中剩下的那点儿油渍渍、香喷喷的肉末全部涂在那根皮绳上我左手可及的地方，然后从地板上缩回左手，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躺着。

一开始，那些贪婪的小动物对这一变化——我的不动感到又惊又怕，纷纷惶恐地向后退缩，许多甚至逃回了那个陷坑。但这种情况转瞬即逝。我没有低估它们的贪婪。见我始终一动不动，一两只最大胆的老鼠蹿上木架，闻了闻那根涂了肉末的皮绳。这一闻好像是总攻的信号。成群结队的老鼠一下子又匆匆拥出陷坑。它们死死缠住了木架，蜂拥而上，有数百只跳上了我的身子。钟摆有节奏的摆动一点儿也不妨碍它们。它们一边躲闪着不让钟摆撞上，一边忙着啃那根涂了肉末的皮绳。它们压在我身上，一堆一堆重重叠叠地挤在我身上。它们在我脖子上扭动，冰凉的尖嘴触嗅我的嘴唇，我几乎被它们压得喘不过气来，心里涌起一种莫可名状的厌恶感，一种黏糊糊、滑腻腻的感觉使我的心直发颤。只一会儿工夫，我就感到那场斗争即将结束。我明显地觉察到那根皮绳已经松弛。我知道，它被老鼠咬断的地方不止一处。我以一种超人的毅力继续躺着一动不动。

计算上我没出错，那阵难受我也没白熬。我终于感到自由了。那根皮绳已断成一截截地挂在我身上。但钟摆的锋刃已压到我胸上。它已经划破了囚袍，它已经割破了下面的亚麻衬衫。它又摆荡了两个来回，一阵剧烈的疼痛顿时传遍我的每一根神经。脱身的时刻终于到了。我的那些救助者随着我的手一挥便纷纷逃去。以一种平稳的动作——小心地一侧，慢慢地一缩——我滑离了那根皮绳的束缚，逃离了那个钟摆的锋刃，至少我这时获得了自由！

自由，可仍在宗教法庭的魔掌之中！我刚从那可怕的木架上滑到牢房的石头地面，那可憎的钟摆就停止了摆动，接着我看见它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往上拉，穿过天花板不见了。这对我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我的一举一动都无疑地受到监视。自由，我只不过是逃脱了一种痛苦的死法，随之而来的将是比死亡还痛苦的折磨。想到这儿，我神经质地环顾几面铁壁。显而易见，某种异常——某种一开始还令我回不过神来的变化已经在这个地牢里发生。在好一阵恍恍惚惚、战战兢兢的出神中，我徒然地绞尽脑汁去东猜西想。在这段时间里，我第一次意识到了那道照亮地牢的黄中透绿的光线之来源。光从一条沿着整个地牢墙脚延伸的宽约半英寸的缝隙中透进，这样看起来墙壁仿佛完全是与地面分开的，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我拼命想从那条缝隙看到外边，结果当然是枉费心机。

当我放弃那企图从地上站起来时，我突然看出那牢房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先前曾注意到，墙上那些鬼怪图的轮廓虽然清晰，可色彩模模糊糊。现在这些色彩已显现出，并越来越鲜明地显现出一种令人吃惊的光彩夺目的灿烂，这使得那些鬼怪图更显恐怖，连比我神经健全的人见了也会毛骨悚然。那些鬼怪突然间都长出了我先前不曾见过的眼睛，现在这些可怕而又极富生气的魔眼正从四面八方瞪着我，而且都闪出一种火一般的光焰，我无论如何想象都没法认为那火是我的幻觉。

幻觉！我甚至连呼吸都觉得铁板烧红的气息直往我鼻孔里钻。地牢里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气味，那些盯着我受煎熬的眼睛变得越来越亮。一种比血更浓艳的红色在那些血淋淋的恐怖画上蔓延。我气喘吁吁，我上气不接下气，这毫无疑问是我那些刽子手的阴谋！哦，最无情的家伙！哦，最凶残的恶棍！我从那炽热的铁壁往地牢当中退缩。想到马上就要被活活烧死，那陷坑的阴凉似乎倒成了我灵魂的安慰。我迫不及待地冲到那可怕的坑边，睁大眼睛朝下张望。从烧着的牢顶发出的火光，照亮了陷坑的幽深之处。可是，我所看见的一时间差点儿使我疯狂，我的心灵拒绝去领悟我所见的是何意义。最后那意义终于闯入了我的心灵，在我发抖的理智上烙下了它的印记。哦，不可言传！哦，恐怖！哦，除此之外任何恐怖都算不上恐怖！我一声尖叫，逃离坑边，双手捂着脸失声痛哭。

温度急剧升高，我又一次抬眼张望，浑身不由得像发疟疾似的一阵战栗。地牢里又发生了第二次变化，这一次显然是形状的变化。像刚才一样，我一开始也是无论如何都弄不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但这一次我很快就回过神来。宗教法庭因我两度脱险而加快了报复，这次再也不可能与死神周旋。地牢本来是四方形的，可我现在看见那铁壁的四角有两个成了锐角，另外两个成了钝角。这可怕的变化随着一种低沉的轰隆声或呼啸声在飞速加剧。转眼间，地牢已经变成了一个菱形。但变化并没有到此为止，我也一点儿不希望它到此为止。我可以把那火红的四壁拥抱进我的胸膛，作为一块永恒的裹尸布。“死亡，”我说，“除了死于那陷坑，我接受任何死亡！”白痴，我难道会不知道把我逼进陷坑正是这火烧铁壁的目的？难道我能忍受铁壁的炽热？即便能忍受，难道我能经得起它的压力？此时那菱形变得越来越扁，其变化速度快得不容我思考。菱形的中心，当然也就是最宽处，已刚好在那张着大口的深渊之上。我逃离陷坑，可步步逼近的铁壁不可抗拒地把我推向深渊。最后，地牢坚实的地面已没有供我因烧灼而扭曲的身体的立足之地。我不再挣扎，但我灵魂之痛苦在一声响亮的、长长的、绝望的、最后的喊叫中得以发泄。我感觉我正在深渊边摇晃，我移开了目光——

忽闻一阵乱哄哄的鼎沸人声，一阵嘹亮的犹如许多号角吹响的声音，一阵震耳的好像无数雷霆轰鸣的声音！一只伸出的手臂抓住了我的胳膊，就在昏晕的我正要跌进那深渊之际。那是拉萨尔将军[11]的手。法国军队已进入托莱多城。那个宗教法庭落入了它的敌人手中。

红死病的假面具

“红死病”蹂躏这个国度已有多时。从不曾有过如此致命或如此可怕的瘟疫，鲜血是其象征，是其标志——血之殷红与血之恐怖。有剧烈的疼痛，有突发的头晕，接着便是随毛孔大量出血而来的死亡。患者身上尤其是脸上一旦出现红斑，那便是隔离其亲友之救护和同情的禁令。这种瘟疫从感染、发病到死亡，整个过程前后也就半小时。

但普洛斯佩罗亲王快活，无畏而精明。眼见其疆域内的人口锐减一半，他便从宫中召集了一千名健壮而乐观的骑士、淑女，带着他们退隐到一座非常偏远的城堡式的宅院。那是一座宽敞而宏伟的建筑，是亲王那与众不同但令人敬畏的情趣之创造。宅院四周环绕着一道坚固的高墙。大门全用钢铁铸就。亲王的追随者带来了熔炉和巨锤，进宅院之后便熔死了所有门闩。他们决心破釜沉舟，不留退路，以防因绝望或疯狂而产生出去的冲动。宅院内的各种必需品非常充裕。有了这样的预防措施，那些绅士淑女便可以藐视瘟疫的蔓延。墙外的世界能够自己照料自己，在这种时候去忧心忡忡是庸人自扰。亲王早就做好了寻欢作乐的一切安排。宅内有插科打诨的小丑，有即席吟诵的诗人，有表演芭蕾的舞女，有演奏音乐的乐师，而且还有美女和酒浆。所有的欢乐和平安都在墙内，墙外则是“红死病”的天下。

就在这种隔离生活的第五个月或第六个月将尽之时，也就是墙外的瘟疫最猖獗的时候，普洛斯佩罗亲王为他的一千名追随者举行了一个异常豪华的假面舞会。

假面舞会的场面真可谓骄奢淫逸。不过先容我讲讲举行舞会的场所。一共是七个房间——一组富丽堂皇的套房。在一般的宫殿里，这样的套房只需把各间的双扇门朝左右推开到墙边，就能形成一条笔直的长廊，整个套房也就几乎一览无余。可这组套房的情况迥然不同，正如从亲王追奇逐异的嗜好中就可以料到的一样。这七个房间的布局极不规则，所以一眼只能看到一个房间。套房中每隔二三十米便是一个转角，每拐过一个转角都有一种新的效果。每个房间左右两边墙上的正中都有一扇又高又窄的窗户，窗户面对一条封闭的回廊，回廊绕着这组套房蜿蜒迂回。这些窗户都镶有染色玻璃，色彩随各房间装饰物的主色调之不同而变化。譬如说，最东边那个房间悬挂的饰物均为蓝色，那它的窗户则晶蓝如碧。第二个房间的饰物壁毯皆为紫色，其窗格玻璃就紫如青莲。第三个房间整个一片绿色，它有的便是两扇绿窗。第四个房间的家具装饰和映入的光线都是橘色。第五个是白色。第六个是紫罗兰色。第七个房间四壁从天花板到墙根都被黑丝绒帷幔遮得严严实实，帷幔的褶边沉甸甸地垂在同样是黑丝绒的地毯上。但只有这个房间窗户的颜色与饰物的色调不配，它的窗玻璃的颜色是殷殷猩红——红得好像浓浓的鲜血。在散布或悬垂于这七个房间的大量贵重装饰品中，没有一盏灯或一个烛台。这组套房中没有任何日光、灯光或者烛光。但在环绕这组套房的回廊里，每一扇窗户跟前都立着一个三角支架，每一个三角支架上都放着一盆火，火光透过染色玻璃照亮里面的房间，从而产生出绚丽斑斓、光怪陆离的效果。但是在西间或黑色房间里，火光透过红色玻璃照射在黑色帷幔上的效果可怕到了极点，凡进入该房间的人无不吓得魂飞魄散，以至宅院中几乎无人有足够的胆量进入那个房间。

同样也是在那个房间里，靠西墙立着一座巨大的黑色时钟，其钟摆伴随着一种沉闷、凝重而单调的声音左右摆动。每当分针在钟面上走满一圏，报点的时刻到来，从巨钟的黄铜壁腔内便发出一种清脆、响亮、悠扬、悦耳但其音质音调又非常古怪的声音。每隔一小时，乐队的乐师就不得不暂时中止他们的演奏，侧耳去听那个声音。于是跳华尔兹的男男女女停止旋转，狂欢的人群一下子仓皇失措，而钟点声继续鸣响之际，可见轻浮浅薄者一个个脸色发白，年长者和稳重者则以手抚额，仿佛在出神或在沉思。待钟声余音寂止，人群中顿时又充满了轻松的笑声，乐师你看我、我看你，相视而笑，像在自嘲方才的紧张和傻气。他们还彼此低声诅咒发誓，下次钟响时绝不会再这样失态。可在六十分钟之后（那包含了似箭光阴的三千六百秒），黑色巨钟又一次鸣响，于是又出现了和前次一样的仓皇失措、神经紧张和沉思冥想的场面。

尽管如此，整个化装舞会仍不失为一次靡丽而放荡的狂欢。亲王的情趣别有风味。他对色彩和效果独具慧眼，时髦流行的装饰格调全不在他眼中。他的构思大胆热烈，他的思想闪耀着野蛮的光辉。大概有人会认为他疯狂。他的追随者却觉得并非如此。要确信亲王的确没疯，那必须听他说活，与他见面，同他接触。

因为这次舞会场面盛大，七个房间的活动装饰大部分都由他亲自指点，而正是他个人的情趣嗜好使舞会参加者的化装各具特色。请相信他们全都奇形怪状。舞会上充满了灿烂光彩、横生妙趣、朦胧幻影——充满了自《爱尔那尼》[12]一剧演出以来所见过的舞台效果。有人装扮成肢体与面具不相称的怪物。有人穿戴着只有神经病患者才能想出的怪装。有许多人装扮得漂亮，许多人装扮得荒唐，许多人装扮得怪诞，有一些人装扮得可怕，还有不少人装扮得令人恶心。事实上，来往穿梭于那七个房间之间的简直是一群梦。他们从一个个房间扭进扭出，随房间之不同而变换着色彩，使得乐队疯狂的伴奏就像他们舞步的回声。可是不一会儿，黑房间里的那座黑钟又一次鸣响。于是一时间一切都静止不动，除了钟声，一切都悄无声息。那些梦也各自凝固成他们站立的样子。等钟声余音散尽，钟声延续的时间并不长——随之又荡漾起一阵略为克制的笑声。音乐重新响起，那些梦又复活，并比先前扭得更欢，在扭动中随着被回廊上火光映亮的彩色玻璃窗而变换色彩。现在，参加假面舞会的人当中已没有一个敢进入七个房间中最西头的那间，因为已经深更半夜，从那血红色窗棂透进的火光更红，那些阴森森的黑色帷幔令人毛骨悚然。对于那些站立于黑色地毯上的人，那黑色巨钟沉闷的钟摆声听起来，比那些在其他房间作乐的人所听到的更显阴沉压抑。

此时其他房间里挤得摩肩接踵，一颗颗充满活力的心在兴奋地跳动，正当纵情狂欢达到高潮之时，黑色的巨钟鸣响了午夜钟声。于是如我刚才所描述，音乐停止了演奏，舞者停止了旋转，一切都像先前一样陷入一种不安的休止。但这一次钟声要响十二下，因此，也许碰巧有更多的思想潜入狂欢者的沉思冥想之中。也正因为如此，人群中有许多人直到最后一声钟响完全消失才有空注意到，一个先前未引起过任何人注意的戴着假面具的身影。关于这位新来者的消息不胫而走，人群中终于响起一阵表示不满和惊讶的嘟嘟囔囔的声音——最后这种声音里渐渐流露出惊恐、畏惧和厌恶的意味。

在我所描述的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假面舞会上，按理说一般人的出现不可能引起如此轩然大波。事实上，那天晚上的装束面具几乎没有限制，但大家注意到的那个身影比希律王还希律王，他的装束和面具甚至超越了亲王那几乎没有限制的礼仪限度。最无动于衷的心也不可能没有能被情感拨动的弦。甚至对那些视生死为儿戏的迷途浪子而言，也总有那么一些事他们不能视为儿戏。实际上，当时所有参加假面舞会的人似乎都深深感到那个陌生人的装束和举止既无情趣可言也不合礼仪。陌生人身材又高又瘦，从头到脚都藏在一块裹尸布里。他那如僵尸面孔的假面具做得足以乱真，以至凑上前细看也一定难辨真假。不过，对这群疯狂的寻欢作乐者而言，这一切虽不值得赞赏，但说不定还可以容忍。可那位陌生人太过分了，他居然僭装为红死病之象征。他的裹尸布上溅满了鲜血，他的额顶及五官也洒满了猩红色的恐怖。

当普洛斯佩罗亲王看见这个幽灵般的身影（缓慢而庄重地在跳华尔兹的人群中高视阔步，仿佛想将其角色扮演得更逼真），他显然大为震惊，开始只见他一阵猛烈地颤抖，说不出是因为恐惧还是厌恶，随之就见他气得满脸通红。

“是谁如此大胆？”他声嘶力竭地问站在他身边的随从，“谁敢用这种无礼的嘲弄来侮辱我们？快抓住他，揭开他的面具，让我们看看日出时吊死在城墙上的到底是个什么家伙！”

普洛斯佩罗亲王嚷出这番话时，正站在东头的蓝色房间里。他洪亮的声音清楚地传遍了七个房间，亲王生性粗野豪放，音乐也早已随着他挥手停止了演奏。

亲王当时正站在蓝色房间里，身边围着一群面如死灰的随从。他刚开始叫嚷时，这帮随从还稍稍朝那位不速之客逼近了两步，不料那在不远处的不速之客竟迈着从容而庄重的步伐朝亲王走来。他的狂妄傲慢已在所有人的心中唤起了一种莫可名状的敬畏感，所以没有一个人敢伸手去抓他，结果他畅通无阻地从亲王身边不足一米的地方走过。这时，所有的人仿佛都情不自禁地从房间中央退缩到了墙边，那陌生人如入无人之境，继续迈着那种从一开始就显得与众不同的庄重而平稳的步伐从蓝色房间进入紫色房间——从紫色房间进入绿色房间——从绿色房间进入橘色房间——再从橘色房间进入白色房间——在一个抓他的行动开始之前，他甚至已快要进入紫罗兰色房间。可是就在这时，为自己刚才的胆怯而恼羞成怒的普洛斯佩罗亲王飞身冲过了六个房间，尽管那些被恐惧攫住的随从没有一人紧随其后。亲王高举一柄出鞘的短剑，心急火燎地追到了离那退却的身影只有一米左右的地方。这时，已走到黑色房间门口的那个身影猛然转过身来面对追上的亲王。只听一声惨叫——那柄亮晃晃的短剑掉落在黑色的地毯上，紧接着普洛斯佩罗亲王的尸体也面朝下倒在了上边。这时一群狂欢者才鼓起玩命的勇气，一哄而上冲进了那个黑色房间。可当他们抓住那个一动不动地直立在黑色巨钟阴影中的瘦长身影时，他们瞠目结舌地发现，他们死死抓住的那块裹尸布和僵尸般的面具中没有任何有形的实体。

这下红死病的到来终于被承认。它就像一个小偷趁黑夜溜了进来。狂欢者一个接一个倒在他们寻欢作乐的舞厅之血泊里，每一个人死后都保持着他们倒下时的绝望的姿势。随着最后的欢乐结束，那座巨大的黑钟也寿终正寝。三角支架上的火盆全部熄灭。黑暗、腐朽和红死病开始了对一切漫漫无期的统治。

椭圆形画像

为了不让身负重伤的我在露天过夜，我的随从佩德罗贸然闯入了那座城堡——那是自古以来就矗立在亚平宁半岛群山间的城堡中的一座，堂皇而森然，丝毫不亚于拉德克利弗夫人[13]想象中的那些城堡。城堡主人显然是不久前才临时外出。我们主仆二人在一套最小而且装饰也最不豪华的房间里安顿下来。这套房间位于城堡内一座偏僻的塔楼。房间里装饰品不少，但都破烂陈旧。室内墙上挂着壁毯，装饰着许多绘有不同纹章的战利品，此外还有许多镶在图案精美的金色画框里的现代绘画。这些绘画不仅挂在主要的几面墙上，而且也挂在由于城堡的奇特建筑式样而必然形成的许多墙隅凹角。也许是我初发的谵妄使我对那些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我让佩德罗关闭了那个房间阴暗的百叶窗——因为当时天色已晚，我点燃了床头的高架烛台上的所有蜡烛，并完全拉开了卧床四周加有装饰的黑色天鹅绒帷幔。我希望安排好这一切，这样即使我不能入睡，至少也可以交替着看看墙上那些绘画，再读读在枕边找到的一本评介这些画的小册子。

我久久地读那本小书，专心地看那些绘画，几小时在愉悦中飞驰而去。不知不觉就到了半夜时分。烛台的位置不合我的心意，我不愿唤醒正酣睡的随从，便自己费力地伸手把烛台挪动了一下，好让更多的烛光照在书上。

但这一挪动产生了一种完全没料到的效果。许多蜡烛的光线（因为蜡烛很多）射进了一个刚才一直被一根床柱的阴影遮暗的壁龛。于是我在明亮的烛光中，看见了一幅先前完全没注意到的画。那是一位刚成熟的年轻姑娘的肖像。我对那幅肖像只匆匆瞥了一眼，就紧紧闭上了眼睛。我为何如此，一开始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但就在我双目紧闭之时，我找到了为何闭眼的原因。那是一种下意识的冲动行为，为的是能有思索的时间，去弄清我的视觉没有骗我，去平息我的想象力以便更冷静、更确切地观看。没过一会儿，我的目光重新凝视在那幅画上。

我不能也不会怀疑这下我完全看清了，因为最初照上画布的烛光似乎已经驱散了刚才悄悄笼罩着我意识的梦一般的恍惚，并一下子把我完全惊醒了。

我已经说过，那幅肖像画的是一位年轻姑娘。画面上只有头部和胸部，是以那种术语称为“半身晕映像”的画法完成的，颇具萨利[14]擅长的头像画之风格。画面上的双臂、胸部乃至灿灿发梢都令人不易察觉地融入构成整幅画背景的朦胧但深沉的阴暗部分。画框是椭圆形的，华丽地镀了一层金，以摩尔人的风格装饰得极其精致。作为一件艺术品，其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还是肖像本身。但刚才那么突然又那么强烈地打动我的，既不可能是作品精湛的画技，也不可能是画中人不朽的美貌。而最不可能的是，我那已从半睡眠状态中醒来的想象力会把画中的头像当作活着的姑娘。可我马上就明白，那构图、画法以及画框的特点很可能一下子就已经否定了我这种看法，并且不容我再抱有一丝一毫的怀疑。也许有整整一小时，我一直半坐半倚在床头，两眼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幅肖像，心里认真地思量那些特点。最后在弄清了那种效果的真正奥秘之后，我才心满意足地躺进了被窝。我已经在一种绝对栩栩如生的表情中，发现了那幅画一开始让我吃惊、最后又使我困惑、把我征服、令我丧胆的魔力所在。怀着深深的敬畏之情，我把烛台挪回了原处。当那使我极度不安的东西又被遮离我的视线之后，我开始急切地査阅那本评述这些绘画及其由来的小书。翻到介绍这幅椭圆形画像的部分，我读到了下面这段含糊而离奇的文字：

“她是一位美貌世上罕见的姑娘，而她的欢快活泼比她的美貌还罕见。当她与画家一见钟情并成了他的新娘，不幸也随之降临。那位画家感情炽烈，工作勤奋，不苟言笑，并早已在他的艺术中拥有了一位新娘。她，一位美貌世上罕见的姑娘，她的欢快活泼比她的美貌还罕见。她的微笑是那么粲然。她嬉戏作乐就像只小鹿。她热爱一切，珍惜一切；只憎恨那成了她情敌的艺术，只害怕那些夺去她爱人笑脸的调色板、画笔和其他画具。甚至当听到画家说他想替自己的新娘画像，姑娘也觉得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但她是一位婉约柔顺的新娘，她非常温顺地在这又暗又高的塔楼房间里一连坐了好几个星期，房间里只有从头顶上方照射到灰白画布上的一点儿光亮。但那位画家以自己的工作为荣耀，每天每夜每时每刻都沉湎于绘画。他本是个感情炽烈、倜傥不羁、喜怒无常的人，现在又完全陷入自己的冥想之中，以至他未能察觉那孤楼上如此惨淡的光线正在摧残他新娘的身心，而除了他，谁都能看出新娘越来越憔悴。但她依然微笑，依然静静地坐着，没有半句抱怨的话，因为她看见那位画家（他很出名）在他的工作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怀着燃烧的激情夜以继日地画着那么爱他的她，然而她的精神日渐萎靡，身体日渐衰弱。事实上，一些前来看画的人都悄声说这肖像画得酷肖，说这是一个非凡的奇迹，不仅证明了画家深厚的功力，而且证明了他对画中人深深的爱恋。最后当这项工作即将完成之时，其他人不再被允许上那座塔楼，因为那画家的工作热情已近乎疯狂，他的目光很少从画布上移开，哪怕是看一眼他的妻子。他竟然没有察觉到，他涂抹在画布上的那些色彩就来自坐在他身边的妻子脸上。已经过去好几个星期，整幅画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只剩下嘴唇欠一笔修饰，眼睛的色彩尚未点缀，这时姑娘的精神又变得神采奕奕，犹如火苗在烛孔里的最后闪烁。于是最后一笔修饰了眼睛的色彩也点上了。那画家神魂颠倒地在自己亲手画成的肖像前呆了一阵，紧接着，就在他继续凝视之时，他开始浑身发抖，既而脸色苍白，目瞪口呆，最后大声惊呼：‘这就是生命！’当他蓦然回首看他心爱的人时，她已死去。”

幽会

在那儿等我！我不会失约，

我会在那空谷幽地与你相会。

——奇切斯特主教亨利·金《在亡妻的葬礼上》

不幸而神秘的人哟！被你自己想象的光彩所迷惑，坠入了你自己青春的火焰之中！我又一次在幻想中看见你，你再一次浮现在我眼前！哦，不是像你现在这样——在清冷的山谷和阴暗之中；而是像你应该的那样——挥霍一种用庄严的沉思构成的生活，在那座用模糊的梦境镶嵌的城市，你自己的威尼斯。那是个福星高照的海上乐园，帕拉弟奥式宫殿那些宽阔的窗户，带着一种深奥而苦涩的意味，俯视着静静的水的秘密。是的！我再说一遍，像你应该的那样。当然，除了这个世界还有其他世界，除了一般人的思想还有其他思想，除了大智者的沉思还有其他沉思。那么，谁会对你的行为表示异议？谁会责备你耽于幻想，或把那些沉思冥想斥为浪费生命，而那只不过是你无穷无尽的精力的剩余？

正是在威尼斯，就在那座被称为叹息桥的廊桥下面，我第三次或者第四次碰见我此刻所讲的这个人。现在回想当时碰面的情景，我的记忆已有点儿模糊。但是我记得，哦！我怎能忘记——那深沉的午夜，那叹息之桥，那女人的美丽，和那位出没于那条狭窄运河的浪漫天才。

那是一个非常阴沉的夜晚，广场的大钟已报过意大利夜晚的第五个时辰。钟楼广场已空空荡荡，一片岑寂，那座古老的公爵府的灯光正在一一熄灭。当时，我正经大运河从皮亚泽塔美术馆回家。当我那条平底船驶到圣马尔科运河口对面时，一个女人的声音突然从那条河的幽深处传出，划破了夜的沉静。那是一声疯狂的、歇斯底里的、长长的尖叫。惊于这声尖叫，我猛然从船上站起，而船夫让那支单桨从他的手中滑脱，掉进黑暗之中，没法找回，结果我们只能顺着那股从大运河流向那条小水道的潮流。我们的船像一只巨大的黑色秃鹰，慢慢地漂向叹息桥。这时，从两岸窗口闪出无数支火把，照向公爵府前的台阶，骤然把沉沉黑夜照得如同白昼。

原来是一个孩子从他母亲的手臂中滑出，从那座高耸的建筑楼上的一个窗口掉进了幽深的运河。静静的水已经平静地接受了这份献祭。尽管附近河面上只有我这条小船，但许多勇敢者早已跳进水中，徒然地在水面上搜寻那显然只能在水下才能找到的宝贝。在那座府邸门前宽阔的黑色大理石台阶上，在离水面只有几级之遥的地方，站着一个令人看上一眼就永远忘不掉的女人。她就是侯爵夫人阿芙罗狄蒂——全威尼斯赞美的偶像，娇艳中之娇艳，美丽中之美丽，但也是那位年迈而阴险的门托尼侯爵的年轻妻子，那位此刻正在深水之下的可爱孩子的母亲。那是她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孩子，他此刻也许正在痛苦地思念她甜蜜的抚爱，挣扎着用他小生命的最后一点儿力气呼唤她的名字。

她孤零零站在水边，那双白皙而娇小的赤足在黑镜般的大理石上更显得光洁如玉。她那头为夜间舞会而精心梳理的秀发，此刻尚未完全蓬松，缀着各式珍珠宝石，像抽芽的风信子般一圈重一圏地盘绕在她典雅的头上。她那娉婷玉体仿佛只披有一层雪白的薄纱，仲夏夜半的闷热空气阴沉而凝滞，她那雕塑般的身躯也一动不动，所以那层薄纱连一道褶痕也不飘拂，好像一层沉重的大理石贴着那位尼俄柏[15]垂下。说来可真奇怪，她那对晶莹的大眼睛并没有朝下注视那座埋葬她最灿烂的希望的坟墓，而是凝视着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我想她是在凝视威尼斯最雄伟的那座建筑，从前的威尼斯共和国监狱——但是，当她的孩子就在她脚下的水中窒息时，她怎能如此出神地凝视那座监狱呢？那边的一个壁龛张着黑洞洞的大口，正对着她房间的窗户。那么，在它的阴影中，在它的构造中，在它那青藤环绕、庄严肃穆的花檐中，能有什么东西还没有让门托尼侯爵夫人在此之前诧异过上千次呢？胡说！在这样一个时刻，谁不记得那双眼睛就像摔得粉碎的镜子，映出了无数忧愁的影像，从无数遥远的地方，看见了这近在咫尺的悲哀？

在侯爵夫人身后远远的台阶上，府邸水门的门拱下，站着衣冠楚楚、模样酷似萨蒂尔[16]的门托尼本人。他一边不时地向寻找孩子的人发号施令，一边偶尔笨拙地拨弄一把吉他，看起来像无聊到了极点。这一阵惊诧出神，竟使我无力动一动听见第一声尖叫时直立起的身子。在那群骚动的人眼里，我肯定像一个幽灵和不祥之兆，因为我就那样脸色苍白、四肢僵硬地随着那条像送葬的小船漂到了他们中间。

所有的努力似乎都无济于事。许多最努力的搜寻者都垂头丧气地放弃了搜寻。看来那孩子已希望渺茫（但与母亲希望之渺茫相比又多么微不足道），但就在这时，从我们刚才提到的、属于旧共和国监狱建筑之一部分且正对着侯爵夫人窗口的那个黑洞洞的壁龛里，一个裹着斗篷的身影走到了亮处，稍稍打量了一下幽幽水面，便令人眼花缭乱地一头扎进了运河。不一会儿，他已抱着那个一息尚存的孩子站到了大理石台阶上侯爵夫人的身边。他的斗篷因浸水而加重，滑落到他的脚旁。这时早已惊得目瞪口呆的人们看见了一个风度翩翩的青年，并听见了那个用大半个欧洲都能听见的声音呼出的名字。

青年并没开口，可侯爵夫人呢？她现在会去接住她的孩子，她会把他压在心口，紧紧搂着他小小的身躯，用她的爱抚把他抚慰。唉！另一双手臂已经从陌生人手中接过孩子——另一双手臂已经把孩子抱走，抱着他悄悄地进了府邸！而那侯爵夫人，她美丽的嘴唇微微颤抖，泪水正涌出她的眼睛——她那像普林尼笔下的叶形柱饰般的眼睛，“柔和而几乎透明”。对，泪水正涌进她的眼睛。看，那女人浑身战栗，那尊塑像有了生命！我们看见，那苍白的大理石面容，那高耸的大理石胸脯，那白皙的大理石纤足，突然因一股不可抑制的红潮而泛出血色；她那袅袅婷婷的身子微微发抖，犹如那不勒斯的微风吹拂草丛中的银百合。

为什么那位夫人会面露羞涩？对这个问题没有答案，除非是因为救子心切的慌张和恐惧，使她冲出闺房时顾不得将纤足藏进绣鞋，也完全忘了往肩上披一件得体的衣裳。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原因能解释她脸上的红潮，苦苦哀求的目光，急促起伏的胸脯，那只颤抖的手的痉挛——那只手待门托尼侯爵一进府邸便意外地落到了那位陌生青年的手上。还有什么原因能解释那位夫人与青年匆匆道别时低声说出的那两句话的含义：“你已经赢了。”她说，也许水声混淆了我的听力：“你已经赢了，日出后一个时辰，我们将相会，就这样吧。”

那场骚乱已平静，公爵府里的灯火也熄灭了，这时我认出了那位独自站在台阶上的陌生人。他当时激动得浑身发抖，眼光在搜寻一条小船，我当然义不容辞地该帮他一把。他欣然接受了我的好意，在水门处借得一支单桨，我们便驾舟一道去他的住处。此时，他已很快地恢复了镇静，并热情洋溢地谈起了我俩前次的偶然相识。

我有一些我乐于诉诸文字的题材。这位陌生人——让我们就这么称呼他，因为他对这个世界依然是一个陌生人——这位陌生人便是题材之一。与一般中等身材相比，他的身高也许稍矮一点儿，而不是稍高一点儿，尽管当他激动时，他的身体似乎会膨胀，使人误以为他比实际上更高。他在叹息桥下的那番壮举靠的是他轻盈、匀称、差不多称得上纤弱的身材，而不是凭仗他在其他更危急的关头曾显示过的赫拉克勒斯般的神力。他有天神般的嘴巴和下颌；有一双非凡、任性、水汪汪的大眼睛，眼珠的色调由外向里呈浅褐色、深褐色和晶亮的黑色；有一头浓密乌黑的鬈发，鬈发下宽阔的天庭不时闪现着象牙色的光泽。总之，我从未见过像他那种完全符合古典美的面容，如果把康茂德大帝[17]那副大理石面容除开的话。然而，他那种容貌人们只能在一生中的某个时期偶然一瞥，其后就再也不会看到。那张脸没有特征，没有任何固定的表情能留在人们的记忆中；那是一张让人过目就忘的面孔，但那遗忘又总是伴随着一种朦朦胧胧且永不停息的想唤起那记忆的欲望。这并非因为他每次激情迸发时未把他的心灵清晰地投射在那面孔的明镜上，而是因为当激情过后，那明镜般的面孔竟不会留下丝毫激情的痕迹。

那天晚上奇遇之后分别时，他恳求我第二天一大早再去见他，我认为他当时的心情非常急迫。第二天太阳刚一露头，我便应邀去了他的宅邸，那是一幢威尼斯常见的阴沉但华丽的巨大建筑，就耸立在大运河畔石廊桥附近。我被引上一段用马赛克镶嵌的宽阔的旋转楼梯，进了一个极其奢华的房间，还未进门就已经迎面扑来的无与伦比的富丽堂皇的气息，使我感到一阵眼花缭乱、头晕目眩。

我知道我这位朋友很阔气，以前曾听人以一种我以为是言过其实的夸张谈起过他的富有。当我此刻环顾四周时，我仍然不能相信一个普通欧洲国民的财富，竟能展示出一派帝王般的金碧辉煌和豪华靡丽。

虽然如我所说，太阳已经升起，但房间里依然灯火通明。从房间里的情形，从我的朋友脸上疲倦的神色，我猜测他昨晚一夜未睡。从房间的布局和装饰来看，设计者的意图明显就是要让客人眼花缭乱并大吃一惊，因而很少去注意行话称为协调的装饰风格，很少注意国风民情的和谐。我的眼光掠过一件件奇珍异宝，但没有在任何一件上停留——无论是希腊画家们怪诞的绘画、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还是埃及野蛮时代的木刻。挂在房间各处的那些色彩艳丽的帷幔，在一阵不知发自何处的轻柔而忧伤的音乐声中微微摇摆。房间里弥漫着从一些奇怪的旋转香炉袅袅升起的不协调的混合香味，闪烁着各式各样的鲜绿色和紫罗兰色的灯光火影。初升的太阳通过一扇扇用整块红玻璃镶嵌的窗户，通过那些像用熔化的银汇成、瀑布般从壁饰直泻而下的窗帘，以上千个角度朝室内倾泻进光芒，自然的光芒最后与屋里的灯光火影交织，柔和地摇曳在一块色泽斑斓、看上去像在流动的智利金丝地毯上。

“哈哈哈！——哈哈哈！”主人大声笑着给我指了个座位，自己也向后一仰，摊开手脚靠在了一张褥榻上。“我看得出，”他看出我不能一下子适应他独特的迎客礼仪，“我看得出我这间屋子让你吃了一惊，我这些雕像、绘画、独出心裁的布局、别具一格的装饰、豪华靡丽使你完全陶醉了，是吗？请你原谅，我亲爱的先生（说到这儿他声调一降，变得十分诚恳），请原谅我刚才无礼大笑。你刚才看上去像惊呆了。再说，有些事是那么荒唐滑稽，以至令人不得不笑。在笑声中死去肯定是最辉煌的死法，托马斯·莫尔爵士——一个非常好的人，你肯定记得，托马斯·莫尔爵士就是笑着死去的。还有，在拉维修斯·特克斯特的《荒谬篇》中有一串长长的名单，那些人都这样辉煌地死去。不过，你知道吗，”他沉思着继续道，“在斯巴达（就是现在的帕利奥科里），就在那座要塞的西边，在一堆几乎看不见的废墟中有一块柱基，上面还残存着AAEM四个清晰的字母。它们毫无疑问是ΓEAAM [18]这个字的残存部分。当时，在斯巴达有敬奉上千种不同神祇的上千座神庙和圣殿。你看有多奇怪，偏偏笑神祭坛能在毁灭中得以幸存！不过话说回来，”随着话锋一转，他的声音和姿态都起了异样的变化，“我没有权利拿你取乐。你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惊讶。欧洲再也找不出这么奇妙的地方，我这个小小的帝王般的房间。我的其他房间绝不是这种格调，它们只是单调乏味的对时髦的追逐。这比追逐时髦更好，不是吗？但这也不可避免地将成为时尚，即成为那些有世袭财产并出得起这笔花销的人的时尚。不过，我一直提防着这样的亵渎。自从它们被装饰得如你所见的这般俗不可耐以来，除了一个例外，除了我自己和我的仆人，你是唯一被允许进入这堂皇之所、神秘之处的人！”

我只是点了点头向他表示谢意，因为屋里的光彩、香气和音乐强加给我的感觉，再加上他的衣着、举止意想不到的古怪，都阻止我用语言来表示我当时也许已经认为是恭维的感谢。

“你看这儿，”他说着站起身来，靠着我一条胳臂开始在屋里走动，“这些画从希腊人那里传到契马布埃手中，然后从契马布埃流传至今。如你所见，许多画的选择都很少尊重维尔图的见解。不过，它们全都适合用来装饰这样一间屋子。这儿还有些那位无名大师的杰作，这儿是一些曾极负盛名的艺术家未完成的作品，那些艺术家学会明智地把这些作品的名字留给了沉默和我。你认为，”他说着话，突然一转身，“你认为这幅《哀戚的圣母》怎么样？”

“它是安吉利科的真迹！”我热情洋溢地冲口答道，因为我早已在凝视这幅举世无双的名画，“它的确出自安吉利科之手！你是怎么把它弄到手的？这位画中之圣母无疑就像雕塑中之维纳斯。”

“哈！”他若有所思地说，“维纳斯，那尊漂亮的维纳斯？美第奇的维纳斯？有一个娇小的头和镀金头发的那一尊？左臂的断肢（说到这儿他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和整个右臂都被复原，可我认为，那条千娇百媚的右臂包含了所有矫揉造作的元素。再说卡诺瓦的雕塑，那尊阿波罗也是件复制品，这一点毫无疑问。我是个瞎眼白痴，我看不出那尊阿波罗的夸张的灵感！我忍不住，可怜我吧！我忍不住喜欢那尊安蒂诺斯[19]。难道那位说雕塑家在大理石块里发现其雕塑的人不正是苏格拉底？所以，米开朗琪罗那两行诗绝非他自己的独创：

天才艺术家所要表达的思想，

无不包含在未雕的石块之中。

这一点早已或早该被注意到，在这位真正的绅士的举止言谈中，我们总感到一种与众不同，但又一下子说不清不同之处何在。我承认，这种感觉完全适合我那位朋友行为上的表现，但在那个多事的清晨，我还觉得它更是完全适合他的精神性格。我无法解释那种似乎使他与其他所有人完全隔离的心理特征。只能把这种特征叫作一种沉思冥想的习惯，这种习惯甚至渗透于他最细小的动作，硬挤进他荒唐度日的每时每刻，交织于他每一点一闪而过的欢愉，就像波斯波利斯那些神庙飞檐下，笑嘻嘻的面具眼睛中扭曲而出的小毒蛇。

然而，从他飞快地详谈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时那种既轻浮又庄重的腔调，我未能避免一次又一次地观察到一丝惊恐的痕迹，一点儿在言行中都有所显露的神经质的激动，一种在任何时候都使我莫名其妙，甚至有时惊骇的魂不守舍。他常常把话说到一半就停住，显然是忘了前半截说的什么，然后好像在凝神倾听什么动静，似乎是在等一位早已约好的客人，又似乎是在聆听只能存在于他幻想之中的声音。

就是在这样一次或谓沉思或叫停顿的他的出神之际，我拿起身边褥榻上一本由著名诗人和学者波利齐亚诺写的悲剧《俄耳甫斯》（意大利最早的世俗悲剧），随意翻开其中的一页，发现了用铅笔画线圈点过的一个段落。那是第三幕末尾的一段，最动人心弦、感人肺腑的一节。这一节虽说有伤风败俗之嫌，但男人每次读它都会被新的感情所激动，而女人读它则免不了声声悲叹。那页书上还残留着新近洒上的泪痕，而与该页相对的插页上，则用英语写着一首诗，那字迹与我朋友奇特的性格极不相符，我费了好大劲儿才辨认出那确实是他亲笔所书。

你于我曾是一切，我的爱，

我的灵魂曾把你慕恋——

海中的一个绿岛，我的爱，

一泓清泉，一座神龛，

那一切都被仙果奇花环绕，

所有的花都为我吐艳。

呵，梦太美就难以做长；

呵，灿灿希望也曾上升；

但终又被乌云所遮挡！

呼喊，一个来自未来的声音，

“朝前！”——但在过去之上

（黑暗深渊）徘徊着我的心

无言，静止，凄惶！

因为，于我，唉！唉！

早熄灭了那团生命之光。

“无常——无常——无常，”

（这种语言把庄严的大海

阻止在海岸的沙滩上，）

雷击的树还会繁花盛开？

受伤的鹰还会展翅翱翔？

现在我的白天全是梦境，

而我夜间所有的梦

都是你闪耀的乌黑眼睛，

都是你纤足的移动

在多美的意大利河滨，

在多轻盈的舞步之中。

唉！因为那个不幸的时辰

他们带你去大海那头，

别了爱去嫁那显赫的老人，

伴随不洁的枕衾帷帱——

别了我，别了多雾的英伦，

这里银柳正伤心泪流！

这些诗行用英语写成，使我多少有几分惊讶，因为在此之前，我并不相信这首诗的作者精通那门语言。我现在充分意识到了他的多才多艺，也意识到了他这种特别的娱乐方式，他是故意隐瞒他懂英语，以便让别人发现时大吃一惊。但我得承认，这首诗的落款的确让我大吃一惊。诗末原来写有“伦敦”字样，后来又小心翼翼但并不完全见效地涂掉了，似乎是不想让人看见那个字眼。我说这落款让我大吃一惊，因为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上次与他交谈时，我曾特意问他是否在伦敦见过门托尼侯爵夫人（她结婚之前的好些年一直都住在那座城市），如果我没听错，他当时给我的回答是说他从来没有去过大不列颠的那座都市。我在此也可以提到，我曾不止一次地听说（我当然不相信那些道听途说的传闻），我所讲述的这个人不仅出生在英国，而且在英国受的教育，是个地道的英国人。

“这儿还有一幅画，”他并没有意识到我在注意那部悲剧，“这儿还有一幅你从未见到过的画。”他说着掀开一道帷帘，露出一幅侯爵夫人阿芙罗狄蒂的全身肖像。

人类的艺术不可能更惟妙惟肖地画出她那种超凡绝伦的美。昨晚站在公爵府外大理石台阶上的那个风致韵绝的身影，突然间又站在了我的眼前。眼前的这位美人脸上焕发着粲然的微笑，那微笑中还交织着一种飘拂不定、令人费解，且与她绝世独立的美貌密不可分的忧郁。她右臂弯在胸前，左手则向下指着一只精致的古瓶，只能看见一只娇小优雅的赤足接触地面——在她身后，那团似乎将她的可爱环绕，把她的美丽供奉的灿烂辉煌的色调中，隐隐约约地飘浮着一对几乎辨认不出的想象中的翅膀。当我从画上收回目光看我朋友之时，我嘴里不知不觉地冒出了查普曼的悲剧《布西·德·昂布瓦》中那两行刚健的诗：

他站起身

像一尊罗马雕像！他将屹立

直到死神把他变成大理石！

“来吧！”他最后说，然后转身走向一张华美贵重的银桌，桌上有几只色彩斑斓的酒杯，还有两只与画中式样完全相同的巨大的伊特拉斯坎古瓶，瓶中盛满了酒，我猜想是德国约翰尼斯堡酿的白葡萄酒。“来吧！”他突然说，“让我们来喝一杯！时间是早了点儿，但让我们喝吧。时间的确是早了一点儿。”他说话时似乎仍沉湎于冥想中。这时，一个美貌童仆用一柄金锤敲铃报响了日出后的第一个时辰。“时间的确是早了一点儿，但这又何妨？让我们喝吧！让我们为那就要使这些华灯、香炉黯然失色的太阳斟上一份祭品！”他让我同他一道干过一杯之后，他自己又一口气接连喝了好几杯。

“做梦，”他又恢复了闲聊的口吻，并把一只华丽的古瓶举向一只香炉发出的彩光，“做梦就是我的全部生活。所以我为自己，正如你现在所看见的，为我自己装饰了一个做梦的房间。在威尼斯的中心，我还能做得更好吗？你看看你周围，不错，这东西合璧的装饰有点儿不伦不类，爱奥尼亚的简朴被这些老古董破坏，埃及的斯芬克司趴在智利的金丝地毯上。然而，这效果只对胆小鬼不合适。地点尤其时间的妥当才是妖魔鬼怪，它们吓得人不敢进行庄严的沉思。我曾经也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但那种愚蠢的升华已使我的灵魂生厌。现在这一切更令我称心如意。就像这些阿拉伯风格的香炉，我的灵魂在香火中扭曲，这种谵妄的感觉很适合我去寻求那真实梦境之中的更荒凉的梦境，而我现在很快就要去荒凉的地方。”说到这儿，他猝然住声，把头垂到他的胸前，仿佛是倾听一个我无法听见的声音。最后他直起身子，仰望苍天，大声呼喊出奇切斯特主教的那两行诗：

在那儿等我！我不会失约，

我会在那空谷幽地与你相会。

接着他自称不胜酒力，摊开身子躺在了那张褥榻之上。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随之而来的是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我匆匆跨到门边，迎着第二阵敲击开了门。门托尼侯爵府上的侍从一头冲进房间，结结巴巴、语无伦次，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家夫人！我家夫人！服毒了！服毒！哦，美丽的——哦，美丽的阿芙罗狄蒂！”

我不知所措地冲到那张褥榻前，拼命想摇醒我的朋友，让他知道这一惊人的消息。但他的四肢已僵硬，他的嘴唇已发白，他刚才还炯炯有神的眼睛现在已黯然无光。我蹒跚着回到那张桌子跟前，我的手落在一只已被打破并已发黑的酒杯上——蓦然间，这个可怕故事的全部来龙去脉在我脑子里一闪而过。

丽姬娅

意志就在其中，意志万世不易。谁知晓意志之玄妙、意志之元气？因上帝不过乃一伟大意志，以其专一之特性遍及万物。凡无意志薄弱之缺陷者，既不降服于天使，也不屈服于死神。

——约瑟夫·格兰维尔

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当初我是怎样，在何时，甚至具体在什么地方与丽姬娅小姐相识的。打那之后许多年过去了，由于太多的痛苦，我的记忆力衰退。或许，我现在之所以想不起上述几点，实际上是因为我所爱之人的性格、罕见的学识、非凡但娴静的美色，以及她的那些低吟浅唱、拨动心弦、令人入迷的话语都曾是以那么平稳而隐秘的方式一点一滴地渗入我的心田，以至我从来就不曾察觉和知晓。但我相信，我和她的第一次见面以及后来的频繁交往都是在莱茵河畔一座古老衰微的大城市。关于她的家庭，我肯定听她谈起过。那毫无疑问可以追溯到非常久远的年代。丽姬娅！丽姬娅！虽说我正埋头于那些比其他任何事都更能使人遗世忘俗的研究，但仅凭这三个甜蜜的字眼——丽姬娅，就能使我眼前浮现出早已不在人世的她的身影。而此刻，当我提笔写她之时，我才突然意识到，对于这位曾是我的朋友、我的未婚妻，后来又成为我读书的伙伴，最后终于成为我钟爱的妻子的她，我居然从来就不知道其姓氏。就我的丽姬娅而言，难道这是她一个调皮的告诫？或我不该问这个问题是对我爱之深切的考验？或这仅仅是我自己的一种任性——往至爱至忠的神龛上奉献的一份浪漫？连事实本身我现在都只能模模糊糊地记起，那我全然忘却产生该事实的原委或伴随该事实的细节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实际上，如果真有那个被叫作罗曼司的神灵——如果在崇拜偶像的埃及真有那个苍白的长有缥缈翅翼的伊什塔耳忒，如果真像人们所说是由她在主宰不吉利的婚姻，那我的婚姻肯定是由她主宰的。

然而，对一个非常珍贵的话题，我的记忆力还没有让我失望，那就是丽姬娅的身姿容貌。她身段颀长，略显纤弱，在她弥留之时，竟至形销骨立。要描绘出她的端庄、她的安详、她的风姿，或者她轻盈袅娜的步态，那我的任何努力都将是徒劳。她来去就像一个影子。我从来就觉察不到她进入我房门关闭的书房，除非她把纤纤玉手轻轻摁在我的肩上，用低低的、甜甜的嗓音说出音乐般的话语。说到她美丽的脸庞，普天下没有一个少女能与之相比，那种容光焕发只有在服用鸦片后的梦幻中才能见到——一种比翱翔在德罗斯岛的女儿们[20]梦境中的幻象更圣洁神妙的空灵飘逸的幻影。然而，她那张脸并不属于异教徒的经典著作错误地教导我们去崇拜的那种端正的类型。培根在论及形形色色的美时说：“绝色者之五官比例定有异处。”[21]然而，尽管我看出丽姬娅那张脸并不符合古典规范，尽管我发现她的美堪称“绝色”并觉得那美中充满了“异点”，但我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不规范之处，也觅不见我所理解的“异”。我曾端详过那高洁而苍白的额顶——真是白璧无瑕，实际上，用这个字眼来形容如此圣洁的端庄是多么平淡！那象牙般纯净的肌肤，那宽阔而恬静的天庭，左右鬓角之上那柔和的轮廓，然后就是那头乌黑、油亮、浓密而自然卷曲的秀发，真是充分解释了荷马式形容词“风信子般的”之真正含义！我曾谛视过那线条优雅的鼻子——我只在希伯来人优雅的浮雕中看见过一种相似的完美，两者都有同样光滑细腻的表面，有同样几乎看不出曲线的鼻梁，有同样和谐地微鼓并表现出灵魂之自由的鼻孔。我曾细看过那张可爱的嘴，那真是天地间登峰造极的杰作——短短上唇那典雅的曲线，下唇那丝柔和而性感的睡意，那会嬉笑的波纹，那会说话的韵律，还有当她露出清澈、娴静但又最粲然的微笑之时，那两排反射每一道圣光的亮晶晶的皓齿。我曾凝望过那下颌的塑形，在那儿我发现了希腊人所有的那种阔大而不失秀媚、庄重而不失柔和、圆润中透出超凡脱俗之气的轮廓，这种轮廓，阿波罗神只让雅典人的儿子克莱奥梅尼斯[22]在梦中见过。而当时，我还窥视过丽姬娅那双又大又圆的眼睛。说到眼睛，我们就没法从古代找到比拟了。在我心爱之人的那对眸子里，很可能就藏着培根所暗示的那个秘密。我必须相信，那双眼睛比我们这个种族一般人的眼睛大得多。它们甚至比诺尔亚德山谷[23]东方部族那种最圆的羚羊般的眼睛还圆。可是只是偶尔，在她最激昂兴奋的瞬息，丽姬娅的这一特征才会稍稍引人注目。而在这样的时刻，她的美——也许在我炽热的想象中显得是这样，就是超越天堂或人间的无双之美，就是土耳其神话中天国玉女的绝世之美。那双眼睛的颜色是纯然的乌黑，眼睛上盖着又黑又长的睫毛。两道略显参差的眉毛也墨黑如黛。然而，我在那双眼睛里所发现的“异点”具有一种与其面部的塑形、韵致与光彩都不同的性质，而这终究还得从“眼神”里去找原因。啊，多苍白的字眼！单是在它窈然无际的含义之后，我们掩饰了多少对灵性的无知。丽姬娅的眼神哟，我是怎样长时间地对它沉思冥想！我又是如何用整整一个夏夜努力去把它窥测！那眼神是什么，那比德谟克利特那口井还深的东西，那深深藏在我心爱之人瞳孔里的东西，它到底是什么？我一心想要领悟那种眼神。那双眼睛哟，那双又大又亮的非凡的眼睛哟！它们于我成了丽达的双子星座[24]，我于它们则成了虔敬的星象学家。

在许许多多心理学上令人费解的异态现象中，最令人激动的莫过于这样一种现象——我相信学校里从不提及，那就是当我们竭力要追忆某件早已遗忘的往事时，我们常常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想起来了，可结果未能想起来。我在窥测丽姬娅那双眼睛时就常常是这样，每次我都觉得马上就会悟出那眼神的全部深意，觉得自己马上就会茅塞顿开，可终于未能贯通，以至最后又不甚了了！（真奇怪，哦，奇怪得令人不可思议！）而在极其普通的天地万物之中，我竟发现了许多与那种眼神的相似之处。我的意思是说，自从丽姬娅的美潜入我的灵魂并像供奉于一座神龛那样永驻我心之后，我就从这个物质世界的无数存在中获得了一种情感，那种像我在窥视丽姬娅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时所感觉到的那样的情感。但我尚不能给那种情感下定义，也不能分析它，甚至没法持续地对它进行仔细地观察。让我再说一遍，我往往在观看一棵迅速生长的青藤之时，在凝望一只飞蛾、一只蝴蝶、一只虫蛹、一条流淌的小溪之时，体验到那种情感；眺望大海之时、看见流星陨落之时，我感受到那种情感；从耄耋老人的目光中，我体会到那种情感；当用望远镜窥视夜空的一两颗星星之时（尤其是窥视天琴座α星旁那颗六等食变星时），我意识到那种情感；弦乐器的某种声音，使我心里充满那种情感；书籍中的某些片段，使我胸中萦绕那种情感。在其他数不清的这类事例中，我清楚地记得约瑟夫·格兰维尔一部书中的一段话（也许仅仅是因为它离奇——谁说得准）从来都会激起我那种情感：“意志就在其中，意志万世不易。谁知晓意志之玄妙、意志之元气？因上帝不过乃一伟大意志，以其专一之特性遍及万物。凡无意志薄弱之缺陷者，既不降服于天使，也不屈服于死神。”

漫长的岁月以及后来对岁月的回顾，已使我真能看出在这位英国伦理学家的这段话与丽姬娅的某种性格之间有某种细微的联系。她的思想、行为或言谈中的一种专一，或许就是那伟大意志之结果，或至少是一种反映，只不过在我们长期的交往之中，那种伟大的意志未能有其他更直接的显露罢了。在我所认识的所有女人中，外表始终安然恬静的丽姬娅其实是冷酷而骚动的激情之鹰最惨烈的牺牲品。对那种激情我不能做出评判，除非凭着那双在突然高兴之时大得不可思议、大得令我吃惊的眼睛；凭着她低声细语之中所包含的那种近乎于魔幻般的甜蜜、抑扬、清晰与温和；凭着她习惯性的不经之谈中那种咄咄逼人之势（这种势头与她文静的说话方式形成对照，因而更显猛烈）。

我已经提到过丽姬娅的学识，那真是广博之至，我从不知道女人有这般博学。她精通各种古典语言，而就我所通晓的欧洲各种现代语言来说，我从来没发现她错过一词一句。实际上，就任何一个她最喜欢的题目（她之所以喜欢仅仅是因为那在自夸博学的经院中被认为是最深奥的题目），我又何曾发现她出过差错？我妻子的这一特点只是在最近这段时间才那么格外地、令人激动地唤起了我的注意！我刚才说，我从不知道女人有她那般广博的学识——可是，天底下哪儿又有男人能成功地研究包括伦理学、物理学和数学在内的所有学问？我当时并不像现在这样清楚地意识到丽姬娅的学识是如此博大，如此令人震惊；但我仍充分地意识到她对我拥有至高无上的支配权，怀着一种孩子气的信任，在我们婚后的早些年里，我一直由她领着去穿越我所醉心的形而上学那个混沌世界。当她俯身于我身边，指导我研究那些很少有人研究、世人知之甚少的学问时，我是多么的踌躇满志、欣喜若狂，心里怀着多少憧憬和希望。我实实在在地感到那美妙的远景正在我面前慢慢展开，沿着那漫长的、灿烂的、人迹罕至的道路，我最终将获得一种因为太珍奇神圣而不能不禁绝于世人的智慧！

所以，当几年后眼见我已打好基础的前程不翼而飞，乘风而去，我心中那种悲哀当然会无以复加。没有了丽姬娅，我不过是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的孩子。单是她的相伴，单是她的讲解，就曾使我俩潜心研究的先验论中的许多奥秘豁然开朗。没有了她眼睛灿烂的光芒，轻灵绝妙的文字变得比铅还呆板凝重。当时，那双眼睛越来越难得照射到我所读的书页上。丽姬娅病了。那双热切的眼睛闪烁出一种太——太辉煌的光焰，那些苍白的手指呈现出透着死亡气息的颜色，哪怕最柔和的一点儿感情波动，那高洁额顶的青筋也会激烈地起伏。我看出她已经命在旦夕，我内心已在悄悄地与狰狞的死神抗争。而令我惊讶的是，我多情的妻子对死亡的抗争比我还激烈。她坚强的性格中有许多东西使我一直认为，死神降临于她时绝不会给她带来恐怖，可事实并非如此。她对死神的顽强抵抗和拼命挣扎之场景绝非笔墨所能描绘。眼睁睁看着那副可怜的惨状，我心里一阵阵痛苦地呻吟。我本该对她进行安慰，我本该对她晓之以理，但是，面对她那种强烈得近乎疯狂的求生欲望——生，只求生——我知道安慰和晓之以理无异于痴人说梦。然而，虽说她的灵魂一直在进行着最激烈顽强的挣扎，但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瞬，她举止上始终如一的平静才被动摇。她的声音变得更加柔和，更加微弱，可我不愿详述那些平静的话语所包含的疯狂的意义。当我神情恍惚地侧耳倾听她说话之时，我眩晕的大脑听到的仿佛是一种来自天外的悦耳的声音，一种世人从不曾知晓的臆想和渴望。

她爱我，这一点我从不怀疑，说不定我早就轻而易举地意识到在她这样一个女人的心中，爱也一定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爱。只是在她弥留之际，我才完全为她的爱之深切所感动。她久久地紧握住我的手，想一吐她心中对我那种比激情更强烈、比忠贞更永恒、早已升华为至尊至爱的一腔情愫。我怎么配消受这一番赐恩降福的表白？我怎么该承受我心爱之人在倾诉衷情之后就要死去这一灾祸？可我实在不忍细述这个话题。让我只说一点，正是面对丽姬娅以难以想象的柔情，痴恋一个不值得她爱的人，我才终于明白了她对即将离去的生命那么热切而疯狂地留恋的真正原因。而我所不能描述的，我所无力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热切的企盼——正是这样一种对生命，仅仅对生命的最强烈的渴望。

在她临死那天晚上的半夜时分，她明确地示意我坐到她身边，让我把她前几天刚写的一首诗再朗读一遍。我遵从她的吩咐，朗读了那首诗：

瞧！这是个喜庆之夜

在最近这些寂寞的年头！

一群天使，收拢翅膀，

遮好面纱，掩住泪流，

坐在一个剧场，观看

一出希望与恐怖之剧，

此时乐队间间断断

奏出天外之曲。

装扮成上帝的一群小丑，

叽叽咕咕，自言自语，

从舞台这头飞到那头——

他们只是木偶，来来去去

全由许多无形物支配，

无形物不断把场景变换，

从它们秃鹰的翅膀内

拍出看不见的灾难！

那出杂剧！——哦，请相信

将不会被人遗忘！

因为那些抓不住它的人

永远在追求的幻想，

因为一个永远旋转的怪圈

最后总是转回原处，

因为情节之灵魂多是罪愆，

充满疯狂，充满恐怖。

但是，看，就在那群小丑之中

闯进了一个蠕动的怪物！

那可怕的怪物浑身血红

从舞台角落里扭动而出！

它扭动——扭动！真是可怕，

小丑都成了它的美餐，

天使们呜咽，见爬虫毒牙

正把淋淋人血浸染。

熄灭——熄灭——熄灭灯光！

罩住每一个哆嗦的影子，

大幕像一块裹尸布一样，

倏然落下像暴风骤雨，

这时脸色苍白的天使，

摘下面纱，起身，肯定

这是一幕叫《人》的悲剧，

而主角是那征服者爬虫。

“哦，上帝！”我刚一读完诗，丽姬娅挣扎着站起身来，高高地伸出痉挛的双臂，用微弱的声音呼喊着，“哦，上帝！哦，圣父！难道这些事情符合天道？难道这个征服者就不能被征服一次？难道我们在你心中毫不重要？有谁——谁知晓意志之玄妙、意志之元气？凡无意志薄弱之缺陷者，既不降服于天使，也不屈服于死神。”

紧接着，仿佛被这阵感情耗尽了精力，她任凭两只雪白的胳臂无力地垂下，然后折回她的床上，庄重地等死神来临。在她最后的一阵叹息中，交织着几声低低的话语，我俯下身把耳朵凑到她嘴边，又清楚地听到了格兰维尔那段话中的最后一句：“凡无意志薄弱之缺陷者，既不降服于天使，也不屈服于死神。”

她死了，痛不欲生的我再也不能忍受独自一人住在莱茵河畔那座阴沉破败的城市。我并不缺少世人所谓的钱财。丽姬娅带给我的财富远比命运带给一般人的还多。所以，经过几个月令人倦乏且漫无目的的游荡之后，我在美丽的英格兰一个最荒凉僻陋、渺无人迹的地方买下了一座我不想说出其名字的修道院，并对它进行了一番维修。那座宏大建筑的幽暗阴郁，周围近乎于原始的满目凄凉，由那寺院和荒郊所联想到的说不尽的忧愁、道不完的记忆，非常符合我当时万念俱灰的心情，正是这种心情把我驱赶到了异国他乡的荒郊旷野。不过，虽然修道院那被青藤绿苔掩映的凋零残颓的外表没有改变，但我以一种孩子般的乖僻，或许还怀着一丝忘情消愁的希望，让整个室内显示出一派帝王般的豪华靡丽。对这种铺张而荒唐的居室布置，我从小就有一种嗜好，而现在似乎是趁我悲伤得神志恍惚，那种嗜好又死灰复燃。哦，从那些光怪陆离的帷帘幔帐，从那些庄严肃穆的埃及木刻，从那些杂乱无章的壁饰和家具，从那些金丝簇绒地毯上怪诞的图案，我觉得一定能看出我当初的早期癫狂症！我早已成为被鸦片束缚的奴隶，我的日常生活都弥漫着我梦幻中的色彩。但我不能停下来细说这些荒唐之事。还是让我来谈谈那个该被永远诅咒的房间，在一阵突发的精神恍惚中，我从教堂圣坛前娶回了来自特里缅因的金发碧眼的罗维娜·特里梵依小姐，作为我的新娘——作为我难以忘怀的丽姬娅的替身——我领着她进了那个房间。

时至今日，那间新房里的摆设和装饰之每一细节对我都还历历在目。新娘那高贵的双亲难道没有灵魂，因为贪恋金钱竟允许他们如此可爱的女儿、一位如此可爱的少女，跨入如此装饰的一个房间？我已经说过，我精确地记得那个房间的所有细节，但我可悲地忘记了更重要的总体布局——在那种稀奇古怪的布置中，我所能记得的就是杂乱无章、毫无条理。那个房间在城堡式的修道院中一座高高的塔楼上，房间呈五边形，十分宽敞。五边形朝南的那一边以窗代墙，镶着一整块巨大的未经分割的威尼斯玻璃，玻璃被染成铅色，以至透过窗户照在室内物件上的阳光或月光都带有一种灰蒙蒙、阴森森的色泽。那扇巨窗的上部掩映着纵横交错的枝蔓，那是一根沿塔楼外墙向上攀缘的古藤。房间的顶棚是极高而阴沉的橡木穹隆，上面精心装饰着半是哥特式半是特洛伊式的最奇妙荒诞的图案。从那阴郁的穹隆正中幽深之处，由一根长环金链垂下一只巨大的撒拉逊式金香炉，香炉的孔眼设计得十分精巧，以至缭绕萦回的斑斓烟火看上去宛若金蛇狂舞。

一些东方式样的褥榻和金烛台放在房间的各处，还有那张新婚之床，床是低矮的印度式样，用坚硬的黑檀木精雕细镂，上方罩着一顶棺衣似的床罩。房间的五个角落各竖立着一口巨大的黑色花岗石棺椁，这些棺椁都是从正对着卢克索古城的法老墓中挖掘出来的，古老的棺盖上布满了不知年代的雕刻。可是，哦！那房间最奇妙的装饰就在于那些帷帘幔帐。房间的墙壁很高，甚至高得不成比例——从墙顶到墙脚都重重叠叠地垂着看上去沉甸甸的各式幔帐。幔帐的质地与脚下的地毯、褥榻上的罩单、床上方的华盖以及那半掩着窗户的罗纹巨幅窗帘一样，都是最贵重的金丝簇绒。簇绒上以不规则的间距点缀着一团团直径约为一英尺的怪异的图案，在幔帐上形成各种黑乎乎的花样。只有从一个角度望去，那些图案才会产生真正的怪异效果。经过一番当时很流行但实际上古已有之的精巧设计，那些幔帐看上去真是变化万千。对一个刚进屋的人，它们只显出奇形怪状；人再往里走，那种奇形怪状便慢慢消失；当观者在房间里一步步移动，他就会看见四周出现无数诺曼底人迷信中的幽灵，或出家人邪梦中的幻影。幔帐后面，一股人为的循环不息的强风更加强了那种变化不定的魔幻效果——赋予室内的一切一种恐怖不安的生动。

就在这样的一座邸宅里，就在这样的一间新房中，我和罗维娜小姐度过了我们新婚蜜月中那些并不圣洁的日子，基本上还算过得无忧无虑。我不能不觉察到我的妻子害怕我喜怒无常的脾性——她躲着我，而且说不上爱我，可是这反倒令我暗暗高兴。我也以一种只有魔鬼才会有的恶意嫌弃她。我又回忆起丽姬娅（哦，怀着一种多么深切的哀悼），我心爱的、端庄的、玉殒香消的丽姬娅。我沉迷于回想她的纯洁、她的睿智、她的高贵、她的飘逸，以及她那如火如荼的至尊至爱。当时我心中那团火比她的如火如荼还猛烈。在我吸食鸦片后的梦境之中，我会一声声地呼唤她的名字，在夜晚万籁俱寂之时，或白昼在深壑幽谷之间，似乎凭着对亡妻的这种追忆缅怀、神往渴慕、朝思暮想，我就能使她重返她已舍弃的人生之路，她能永远舍弃吗？

大约婚后第二个月开始，罗维娜小姐突然病了，而且一病就是好久。使她形容憔悴的发烧弄得她夜夜不宁，而就在她昏沉恍惚之中，她向我谈起那塔楼上房间里和周围的声音和动静，我认为那不过是她病中的胡思乱想，不然也许就是房间本身那种光影变幻的结果。她的病情逐渐好转，最后终于痊愈。然而，只过了很短一段时间，第二场更严重的疾病又把她抛上了病榻，而她本来就孱弱的身子再也没能从这场罹病中完全康复。从那以后，她的病经常复发，而且发病的周期越来越短，这使得医生们大惑不解，所有的医疗手段均不见效。随着那显然已侵入膏肓以至靠人力已无法祛除的痼疾日益加重，我同时发现她越来越容易紧张，越来越容易焦躁，常常因为一些细小的动静而产生恐惧。她又开始谈起她曾提到过的幔帐间那种轻微的声音和异常的动静，而且谈得更加频繁，更加固执。

9月末的一天晚上，她对这个烦心的话题异乎寻常的强调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刚从一阵迷迷糊糊中醒来，而我刚才一直又急又怕地在留心她面部的抽搐。我坐在她那张黑檀木床旁边的一张印度式褥榻上。她半欠着身子非常认真地向我低声讲述她刚才听到而我未能听见的声音，讲述她刚才所看见而我未能看见的情景。幔帐后风正急速吹过，我真想告诉她（让我承认，我要说的我自己也不能尽然相信），那些几乎听不见的声息和墙头轻轻变幻着的影子，不过是风造成的结果。但弥漫在她脸上的那一层死一般的苍白向我表明，我想安慰她的努力将徒然无益。她眼看要晕过去，而塔楼上又唤不来仆人。这时我想起了医生吩咐让她喝的那瓶淡酒，于是起身穿过房间去取。但是，当我走到香炉映出的光亮中时，两件令人惊讶的事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先是觉得一个虽说看不见但能感知的物体从我身边轻轻晃过，接着我看见在被香炉彩光映亮的金丝地毯的正中央有一个影子，一个模模糊糊、隐隐约约、袅袅婷婷的影子，正如那种可能被人幻想成幽灵的影子。不过，我当时正处于因无节制地服用鸦片而产生的兴奋之中，所以对耳闻目睹的异象不大在意，也没把它们告诉罗维娜。我找到酒，再次穿过房间，斟了满满一杯，然后将酒凑到罗维娜唇边。这时，她已稍稍清醒了一点儿，自己伸手接过了酒杯，于是我在身边的一张褥榻上坐下，两眼紧紧地盯着她。

就在这时，我清清楚楚地听到床边的地毯上响起一阵轻微的脚步声，紧接着，当罗维娜正举杯凑向嘴边之时，我看见，或者说不定是我幻想自己看见，三四滴亮晶晶红艳艳的流汁，从房间空气中某个无形的泉眼中渗出，滴进了罗维娜手中的酒杯。虽说我亲眼目睹，但罗维娜并未看见。她没有丝毫犹豫地喝下了那杯淡酒，而我也忍住没把所见之事告诉她，毕竟我还是认为那很有可能是一种幻觉，是由罗维娜的恐惧、过量的鸦片以及那深更半夜给我造成的病态的幻觉。

然而我不能对我的知觉隐瞒这样一个事实，就在我妻子吞下那杯滴进红液的酒后，她的病情突然急剧恶化，以至到事情发生的第三天晚上，她的侍女们已开始为她准备后事，而到第四天晚上，在那个曾接纳她作为我的新娘的怪异房间里，只剩我孤零零地坐在那儿陪伴她盖着裹尸布的尸体。服用鸦片之后所产生的影影绰绰的幻象在我眼前飞来舞去。我用不安的眼光凝视屋角那些黑色大理石棺椁，凝视幔帐上那些千变万化的图案，凝视头顶上那些缭绕萦回于金香炉的斑斓烟火。最后，当我想到前几天夜里发生的事，我的目光落到了我曾看见那个暗影的被香炉彩光映亮的地毯中央。但那儿不再有那个影子，我不由得松了一口气，随之把目光转向床上那具苍白而僵硬的尸体。蓦然间，无数对丽姬娅的回忆又向我涌来，于是那种说不出的悲伤又像滚滚洪水涌上我的心头，我曾经怀着那种悲伤看着她这样被裹尸布覆盖。夜深了，我仍怀着一腔痛苦的思绪追忆着我唯一刻骨铭心地深爱的女人，而我的眼睛则一直呆呆地望着罗维娜的尸体。

大约是在夜半时分，也可能是在午夜前后，因为我当时并没去留心时间，一声呜咽，一声低低的、柔柔的，但清清楚楚的呜咽，突然把我从冥想中惊醒。我觉得呜咽声是来自那张黑檀木床，那张灵床。我怀着一种迷信的恐惧侧耳细听，可那个声音没再重复。我再睁大眼睛细看那尸体，可尸体也没有丝毫动静。然而我刚才不可能听错。不管那声呜咽多么轻微，我的确听到了那个声音，而且我的灵魂早已清醒。这下我开始目不转睛地盯住那具尸体。可过了好一阵仍然没看出任何能解开刚才那谜团的迹象。最后我终于明确无误地看见，在她两边脸颊上，顺着眼睑周围那些微陷的细小血管，一股微弱的、淡淡的、几乎难以察觉的红潮正在泛起。由于一种人类的语言不足以描绘的莫名恐惧，我坐在那儿只觉得心跳停止，四肢僵硬。但一种责任感终于使我恢复了镇静。

我不能再怀疑是我们把后事料理得过于仓促，我不再怀疑罗维娜还活着。现在需要的是马上进行抢救。但塔楼和仆人住的地方是分开的，从塔楼上没法唤来他们，我要去叫仆人来帮忙，就得离开房间好一阵，而我当时不能冒险那么做。于是我便一个人努力要唤回那缕还在飘荡的游魂。过了一会儿，连刚才那点儿生气也完全消失，脸颊和眼圈周围那点儿血色已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一片大理石般的苍白。嘴唇变得比刚才更枯皱，萎缩成一副可怕的死相。一种滑腻腻的冰凉迅速在尸体表面蔓延，接下来便是照常的僵硬。我战栗着颓然坐回我刚才一惊而起的那张褥榻，再一次沉湎于丽姬娅那些栩栩如生的幻影。

一小时就这样一晃而过，这时（难道真有可能）我第二次听见从床的方向传来隐约的声音。我在极度的恐惧中屏息聆听。声音再次传来，是一声叹息。我一个箭步冲到尸体跟前，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两片嘴唇轻轻一动，随之微微松开，露出一排灿如明珠的牙齿。我充满于心的恐惧中又掺和进几分惊诧，一时间我觉得眼睛发花，头脑眩晕，费了好大劲儿我才终于振作起来，开始履行责任感再次召唤我去履行的义务。这时，额顶、脸颊和咽喉上都泛起一层淡淡的红晕，一股可感知的暖流迅速传遍整个躯体，甚至连心脏也有了轻微的搏动。罗维娜活了。

这下我更是劲头十足地埋头于这项起死回生的工作。我擦热了她的太阳穴，洗净了她的两只手，采取了每一项单凭经验而不消看医书就知道的措施。但我的努力终归徒然。蓦地，那红晕消失了，搏动停止了，嘴唇又恢复了那副死相，继而整个躯体又变得冷冰冰、白森森、直挺挺，又显出枯萎的轮廓，又显出几天来作为一具死尸所具有的全部讨厌的特征。

我又一次沉溺于对丽姬娅的幻想——而又一次（真不可思议，我现在写下这件事时还不寒而栗），一声幽幽的呜咽又一次从黑檀木床传进我的耳朵。可我干吗非得历数那天夜里一次又一次莫可名状的恐怖？干吗非得细说在黎明到来之前，那出复活的恐怖剧是如何一幕幕地重演？那一次次可怕的复活是如何不可避免地再次坠入一种更加不可改变、更加万劫不复的死亡？那一次次痛苦的死亡是如何展现出与某个看不见的对手的一番抗争？而那一次次的抗争又是如何伴随着尸体外观上那种我说不清、道不明的急剧变化？还是让我赶快把故事讲完吧。

那个恐怖之夜的大部分时间已折腾过去，而早已死去的她又开始动弹。这次动弹比前几次都更富活力，尽管动弹是发自一次最可怕、最无望的死亡。我早已放弃了努力或说停止了抢救，只是一动不动地僵坐在褥榻上，听天由命地被一阵强烈的感情旋风所俘获，在这阵旋风中，极度的恐惧也许是最不可怕、最不耗神的一种感情了。我再说一遍，那尸体又在动弹，而且比前几次更有生气。生命的色彩伴着一种罕见的元气泛起在那张脸上，那僵直的四肢也完全松弛，若不是那双眼睛依然紧闭，若不是那层裹尸布依然证明那身躯就要被送进坟墓，我说不定会幻想罗维娜真的已经完全挣脱了死神的羁绊。即便那种幻想在当时也不甚合乎情理，可当那缠着裹尸布的躯体翻身下床，像梦游者一样闭着眼睛，迈着纤弱的步子颤颤悠悠但实实在在、明明白白地走到房间中央之时，我至少不能再怀疑了。

我没有发抖，没有动弹，因为那个躯体的身姿、风度和神采使我产生了无数难以言传的想象，这些想象猛然涌进我的脑际，一下子使我僵直冰冷得像一块石头。我一动不动，只是呆呆地凝视着那个幻影。我的思绪变得异常紊乱，一种难以抑制的疯狂的骚乱。站在我眼前的真是活生生的罗维娜吗？真是完完全全的罗维娜吗？真是那个来自特里缅因的金发碧眼的罗维娜·特里梵依小姐吗？为什么，为什么我会怀疑这点？裹尸布就沉甸甸地垂在那张嘴边，可难道它不是罗维娜活着时的那张嘴？还有那脸颊，上面有两朵在她生命之春天里开过的红玫瑰。不错，这很有可能就是罗维娜生前的粉面桃腮。还有那下颌，伴着她健康时有过的酒窝，这些难道会不是她的？但是，难道她生病以来还在长高？是怎样一种形容不出的疯狂使我产生了那个念头？

我朝前一扑，伸手去抓她的脚。她往后一缩，躲开了我的触碰，让那层裹尸布从她头顶滑脱，溢出一头长长的、浓密的、蓬松的秀发，飘拂在房间里流动的空气中。那头秀发的颜色比夜晚的翅膀还黑！紧接着，站在我面前的身影慢慢睁开了眼睛。“那么，至少，”我失声惊呼，“至少我不会，我绝不会弄错，这双圆圆的、乌黑的、目光热切的眼睛属于我失去的爱人——属于她——属于丽姬娅！”

莫雷娜

就它本身，只靠本身，万世不易，唯一一个。

——柏拉图《会饮篇》

对我的朋友莫雷娜，我有一种非常深厚但又最异常的爱慕之情。多年前偶然被抛进她的圈子，从我们初次相遇，我的灵魂便燃烧起一种我以前从不知道的火焰，但那并非爱神之火。待我渐渐确信我无论如何都没法解释那火焰非同寻常的意义，或调节其含混不明的强度之后，我的灵魂就开始受到痛苦的煎熬。然而，我们相遇了，命运在圣坛前把我俩结合到了一起，但我从没提起过恋情，也绝没想到过爱。可是，她摒弃了所有的交往，只陪伴在我身边，使我幸福。那是一种令人惊讶的幸福，一种魂牵梦萦的幸福。

莫雷娜学识渊博。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她的天资极不寻常，她的智力超群出众。我感觉到了这一点，并在许多问题上成了她的学生。但我不久就发现，也许是因为她在普雷斯堡大学念过书的缘故，她在我面前摆出了许多神秘主义的作品（这些作品在今天通常都被视为早期日耳曼文学的糟粕）。那我凭什么不能猜测这些就是她特别喜爱并长期研究的内容？而我对这些内容的渐渐熟悉又为何不该归因于那种简单但有效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

在这整个过程中，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我的理性很少起作用。我的信服，或者说我之忘我，绝非什么观念的效力。无论在我的行为还是思想中，除非我现在还大错特错，都找不到丝毫我所读到的神秘主义的色彩。由于信服，我盲目地把自己交给妻子引导，并毫不畏缩地步入了她那座研究的迷宫。后来当我因阅读那些禁书而感到被禁锢的心灵开始激动之时，莫雷娜便会把她冰凉的手摁在我的手上，从一门死亡的哲学中扇出一些早已冷透的古怪词句的骨灰，这些词句的含义便在我的记忆中死灰复燃并熊熊燃烧。于是我就会几小时几小时地逗留在她身边，沉溺于她娓娓动听的声音。直到最后，那悦耳的声音被恐怖浸染，我的灵魂被一片阴影笼罩。我一听见那神秘的声调就脸色苍白，心里发抖。就这样，欢乐突然间变成了恐怖，最美丽的变成了最可怕的，犹如欣嫩子谷变成了哥赫那谷[25]。

我没有必要说明出自我所提到的那些书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是我和莫雷娜谈话的唯一内容的那些名篇大论的大宗宏旨。精通那门也许可以被称为神学伦理学之学科的人一看就懂，而不精通者则将百思不得其解。费希特的泛神论、毕达哥拉斯修正的灵魂轮回说，尤其是谢林所主张的同一哲学，常常是我们讨论的要点，这些讨论给富于想象的莫雷娜罩上了最美的光环。关于所谓的人之同一性，我认为洛克先生真正的意思是说有理性的生命之同一性。因为凭着人，我们知道一个有智力的实体具有理性，而且因为有一种总是伴随思想而存在的意识，这才使得我们大家成为我们称谓的“我们自己”，从而使我们区别于其他会思想的人，并赋予我们个性特征。但个体存在之原理——那种同一性在死后是否万世不易之概念，在当时的任何时候对我都是一个趣味无穷的思考题目。那不仅是因为其思考结果既使人困惑又令人激动，更主要的是因为莫雷娜在说到这个话题时所明显表现出来的那种激动不安的表情和举止。

不幸的时刻终于来临，我妻子表情举止的那种神秘性，终于像一道咒符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再也没法忍受她苍白手指的触摸，再也没法忍受她唱歌一般的低诉，再也没法忍受她眼里那种忧郁的目光。她知道这一切，但她并没有责怪我。她仿佛意识到了我的懦弱或愚蠢，并微笑着说那是命中注定。她似乎还意识到了一个我所不知的原因，正是那原因使我与她渐渐疏远，但她没有给我任何暗示或提醒。可她毕竟是女人，她终于日渐憔悴，脸上常常泛起久久不散的红斑，苍白的额上突出的青筋也越来越明显。我有时也忍不住动恻隐之心，但一接触到她那意味深长的目光，我的心又感到腻烦，我的头又觉得眩晕，就像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窥视那阴风凄凄的无底深渊。

那我是否能说当时我是迫不及待地希望莫雷娜死去？是的，我希望。但那纤弱的灵魂却恋恋不舍它肉体的寓所，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一月又一月，直到我备受煎熬的神经完全控制了我的意志。无休无尽的折磨使我变得狂躁，我甚至刻毒地诅咒那漫长而痛苦的一天天、一月月，诅咒她娇柔的生命就像日落之后的残霞，久久不肯散去。

一个秋日的黄昏，当天上的风静止之时，莫雷娜叫我去她的床边。当时整个大地笼罩着一层朦胧的薄雾，水面上映着暖融融的霞光，而且肯定有一道彩虹从天空掉进了色彩斑斓的十月的森林。

“这是命中注定的一天，”当我走近床边时，她对我说，“不论于生于死都是命定的一天。对大地和生命之子，这是美好的一天。啊，对天空和死亡的女儿，这一天更为美好！”

我吻了吻她的前额，她继续说：“我就要死去，但我将获得永生。”

“莫雷娜！”

“这些日子绝不是你能爱我的日子——但那个活着时你所嫌弃的她，在死后将被你爱慕。”

“莫雷娜！”

“我再说一遍，我就要死去。但我身体内有一个那种爱慕之情的结晶。哦，多么少！你对我的爱慕之情是多么少！我的灵魂离去之时就是这孩子降生之期——你和我的孩子，莫雷娜的孩子。不过，你未来的日子将充满忧伤，那种最刻骨铭心且绵绵无期的忧伤，就像丝柏树一样四季常青。因为你的欢乐时光已经结束，人一生不可能得到两次欢乐，不像帕斯图姆的蔷薇一年盛开两季。所以，你将不再去计算时日，而由于你不知桃金娘和常青藤为何物，你将在大地上裹上你的尸衣，就像麦加的那些穆斯林。”

“莫雷娜！”我高声惊问，“莫雷娜，你怎么知道这些？”但她转过身把脸埋进枕头，四肢一阵微微颤抖，然后气绝身亡，而我再没听见她的声音。

正如她所预言，她的孩子——她在临死前生下的孩子，在她气绝之时开始了呼吸。她的孩子，一个女孩儿，来到了这个世界。这女孩儿身心两方面的发育都非常奇特，活脱儿像她死去的母亲。我以一种我以前从不相信自己可能拥有的对世人的爱心爱她。

时过不久，这片纯情的天空变得阴暗，布满了朦胧、忧伤、恐怖的乌云。我说过，这孩子身心两方面的发育都非常奇特。她身体的发育速度的确令人称奇，但可怕的，哦！可怕的是当观察她智力发展时那些向我涌来的纷乱的思绪。难道就不能是另一种情景，而只能每天从一个小女孩的想法中发现成年人的才干和成熟女人的能力？只能每天听两片稚气十足的嘴唇大讲什么经验教训？只能每天看那双圆圆的沉思的眼睛闪烁出成熟的智慧和热情？我是说，当这一切对我惊骇的感官都变得显著，当我的灵魂对此再也不能视而不见，当我战栗的知觉对此再也不能听而不闻之时，谁还会惊诧于那悄悄爬上我心头的既令人害怕又令人激动的疑心，或惊诧于我会回忆起死去的莫雷娜那些无稽之谈和使人毛骨悚然的理论？阅尽茫茫人世的我抓住了一个命运使我不得不爱的人，而在我与世隔绝的家里，我终日坐卧不安、提心吊胆地注视着我所爱之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天天都凝视她那张圣洁、柔和而富于表情的脸庞，天天都凝望她那副日益成熟的身躯，从她身上发现她与她母亲新的相似之处——忧郁与沉默。而很多时候，那些相似之处在她身上显得更神秘，更强烈，更明确，更使人困惑，更令人恐怖。她的微笑像她母亲，这我能忍受；随之我就为其丝毫不差的同一性而浑身哆嗦，她的眼睛像莫雷娜，这我能容忍；但接下来它们便常常用莫蕾娜那种强烈的、令人手足无措的、意味深长的目光直穿我的灵魂。从她高高额顶的轮廓，从她丝一般光洁的鬈发，从她插入鬈发的苍白的手指，从她说话时那种阴郁但悦耳的声调，而尤其是——哦，尤其是——从挂在她嘴边的那些她死去的母亲的话语之中，我发现了冥思苦想的材料，我找到了惊恐不安的原因——我看见了一具不愿死去的僵尸。

就这样一晃过了十年，可我的女儿在这个世上还没有名字。“我的孩子”和“我的爱”便是父亲在感情迸发时所采用的名称，而她与世隔绝的生活又排除了与外界的任何交往。莫雷娜的名字已随她一道死去。我从未向女儿提起过她母亲，我实在没法提起。实际上，在我女儿来到这个世界之后的短短十年中，除了她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有限空间给她的印象之外，她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最后，那个洗礼仪式把我萎靡不振、焦灼不安的心，从我对命运的恐怖中解救了出来。站在洗礼盆前，我还在为女儿的名字迟疑。许多文雅的、漂亮的、古老的、现代的、本国的、外国的名字一下都涌到我的嘴边，那么多美丽的、温柔的、巧妙的、恰当的名字。那么，到底是什么驱使我唤醒了对那个死者的记忆？是什么魔鬼蛊惑我发出了那个我一想到就会血压退潮、手脚冰凉的声音？在那个夜晚的寂静里，在教堂昏暗的圣殿中，是什么恶魔从我灵魂的深处使我对着神父的耳朵轻声说出了那个名字——莫雷娜？只有魔鬼才会使我的女儿面部痉挛，脸如死灰；她一听到那个勉强能听见的名字便猛然一惊，抬起她呆滞的眼睛凝望苍天，然后匍匐在教堂黑色的地板上，回答道：“我在这儿！”

那声平静的、冷静的回答清清楚楚地钻进我的耳朵，顿时如熔化的铅咝咝地窜入我的大脑。岁月，岁月可以一去不返，但那段记忆绝不会泯灭！实际上，我知道并非鲜花青藤，而是铁杉和丝柏遮蔽了我的日夜。我不再计算时日，不再观测方位，我的命运之星从天际陨落，于是整个大地一片黑暗，世人从我身旁走过，犹如来来去去的影子，而在那些影子中我只看见——莫雷娜。天上的风呼呼吹过，但我耳里只有一个声音，大海的波涛永远在轻声呼唤——莫雷娜。但她已死去，我亲手把她送往坟墓；我久久地、痛苦地仰天狂笑，因为我把第二个莫雷娜安放进墓窟时，我发现里面压根儿就没有第一个莫雷娜的痕迹。

贝蕾妮丝

友人曾告诉我，

若我能去爱人墓前，

我的痛苦便可以减轻。

——伊本·扎阿德

痛苦有多种多样，人世间的不幸也是森罗万象。犹如那道横过天边的彩虹，其色彩也是千变万化——有时清晰可辨，有时又融合交织在一起。我为什么从美中却生发出不爱？为什么从宁静中却得到悲哀？不过，正如在伦理学中恶乃善之果，悲哀实际上产生于欢乐。不论是过去幸福的记忆变为今朝之痛苦，还是今天实实在在的痛苦起源于过去莫须有的狂喜极乐。

我的洗礼名叫埃加乌斯，我不想说出我的姓。不过在我的故乡，还没有任何门楣家院比我家那灰暗阴郁、世代相传的宅邸更长久地受人尊敬。我们家族一直被人称为一个梦幻家的家族，而许多引人注目的怪事：我们家那座历史悠久的宅邸，主客厅里的那些壁画，每间卧室的那些挂毯，纹章上突出图案的镌刻；尤其是走廊上的那些古画，书房的摆布；最重要的是书房里那些内容奇怪而独特的藏书，都远远足以证明人们的看法是有根有据的。

我对早年的回忆总与那间书房有关，与那些藏书有关。关于后者，我不想多言。我母亲在那儿死去，我在那儿降生。但若说我在此之前不曾生活过——我的灵魂在此之前不曾存在过，那是白费口舌。你不相信这点？让我们别争论这事。我相信此说，但并不试图让别人也信服。然而，我脑子里总有一些与生倶来的记忆，一些虚无缥缈的身影，一些超凡脱俗且意味深长的目光，一些和谐悦耳但哀婉凄切的声音，一种无法排除的记忆，一种影子般的记忆，模模糊糊，朦朦胧胧，变幻莫测，飘忽不定。只要我的理性之光还将闪耀，我就不可能摆脱那个影子。

我在那个书房中降生了。就这样从那个看似虚无但并非虚无的长夜中醒来，一下子进入了这个仙境般的地方——进入了一座想象的宫殿，进入了由禁欲思想和学问所统治的疆域。说来并不奇怪，我用惊奇而热切的眼光注视周围，我在书堆里消磨了我的童年，在沉思中耗费了我的青春。奇怪的是，当岁月流逝，人到壮年，我依旧住在我祖先传下的邸宅里。奇怪的是，一段什么样的停滞曾降临我生命的春天，我原来最平凡的思维模式如何发生了一场彻底的逆转。人间的现实对于我就像梦幻，而且是唯一的梦幻；梦境中的奇思异想反倒成了我生存的必需品，甚至完全成了生存本身。

贝蕾妮丝和我是表兄妹，我俩一同在我父亲的邸宅里长大。然而我俩截然不同。我体弱多病，性情忧郁，她敏捷优雅，充满活力；我终日关在书房念书，她整天在户外山坡逍遥；我生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整个身心都沉溺于最紧张而痛苦的思索之中，而她无忧无虑地度日，从不去想她生活道路上的阴影，也不管时间乌黑的翅膀在静静地飞翔。贝蕾妮丝！我呼唤她的名字。贝蕾妮丝！从灰蒙蒙的记忆废墟中，无数骚动的回忆被这声呼唤惊起！啊，她的形象又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眼前，一如她当年无忧无虑、快快活活的模样！哦，绚丽烂漫又绰约缥缈的美人！哦，安恒丛林之中风的精灵！哦，洌洌清泉中的水泽女神！而后来——后来一切都是那么神秘而恐怖，后来是一个不应该讲述的故事。疾病，一场致命的疾病像热风突然降临到她身上，甚至当我去看她的时候，变化之精灵已把她席卷，改变了她的头脑、她的习惯和她的性格，甚至以一种最难以捉摸、最可怕的方式，使她看上去与从前判若两人！唉，毁灭者来了又去了，而罹难者今在何方？我不再认识她，我知道她不再是贝蕾妮丝。

在由那种招致我表妹在身心两方面都产生可怕剧变的致命病魁所引起的无数并发症中，也许应该提到的是一种最使人痛苦、最难以治疗且常常使人神志昏迷的癫痫病——那种神志昏迷完全近乎于真正的死亡，而她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的方式往往突然得令人震惊。就在我表妹患病期间，我自己的病——我一直被告知不应该说出该病的名称，我自己的病也越来越厉害，终于呈现出一种格外奇特的新型偏执狂的特征。病情日益加重，最后竟莫名其妙地完全把我控制。这种偏执狂，如果我必须这样称呼的话，以一种病态的激动构成其被玄学术语称为凝意的心态特征。我当然不可能不知道这种心态特征，可我担心的是能否使一般读者对我那种神经质的偏执程度有一个适当的概念。我的症状是，由于那种强烈的偏狂，我沉思冥想的精力（此处不用术语）全都被用来思索这世上最微不足道、最鸡毛蒜皮的小事。

我常常一连几小时不知疲倦地盯住书页边上某个可有可无的图案思索，或沉迷于某本书的印刷式样，把夏日里一天最好的时光用来聚精会神地凝视斜映在挂毯上或地板上的某片奇妙的阴影，整夜整夜地痴迷于一盏灯的火苗或一团火的余烬，整天整天地陶醉于一朵花的芬芳，毫无变化地反复念一个普通的字眼，直到那声音再也不向大脑传送任何概念，身体长时间地绝对静止不动，直到完全丧失行为意识和肉体存在的意识。这些还仅仅是由一种心力状态所诱发的最普通、最不要命的偏狂行为中的寥寥数例，虽说不全然空前绝后，但肯定已超越了分析或解释的范畴。

千万别误解我的意思。绝不能将这种由零碎琐事所激发的过分的、热切的、病态的注意混同于人类所共有的爱沉思的癖好，尤其不能与耽于幻想相提并论。它甚至不像人们会猜想的那样，是什么沉思冥想的过度现象或极端状态，它从本质上与沉思和幻想有根本的不同。举例来说，当梦幻家或狂热者对一件通常微不足道的事物感兴趣之时，他们会在由此而生发出的一大堆推理和启迪中忽略那件事物本身，他们那个白日梦的结尾常常都充满了华美的色彩，而当梦醒之时，他们沉思的诱因或第一原因早已烟消云散，无影无踪。在我的病例中，首先是诱因绝对微不足道，尽管由于我病态的幻觉，它呈现出一种折射的非真实的重要性；其次是很少推理，如果有推理的话，那少有的推理也紧紧围绕诱因这个中心；其三是这种沉思冥想绝不愉快；最后就是当冥想终结之时，其诱因非但不会消失，反而会被夸张到超自然的地步，这也正是我这种疾病的主要特征。一言以蔽之，这种脑力的特殊运用，于我就是我已经说过的凝意，而对于白日做梦者则是思辨。

我的那些书，在这个新时代看来，即使它们实际上并不足以造成神经错乱，但就它们富于想象且不合逻辑的内容来说，也会被人发现其本身就具有神经错乱的特征和性质。在那些书中，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位著名的意大利人科留斯·塞昆达斯·库里奥的论著《论上帝福地之阔》、圣奥斯丁的杰作《上帝之城》和德尔图良的《论基督的肉体》，最后一本书中那个似非而是的句子（上帝之子死了，荒谬但可信；他又复活了，不可能但真实），曾使我一连几个星期殚精竭虑但终归徒然地对其进行研究。

从被微力所动摇这一点来看，我的精神似乎与托勒密·赫斐斯蒂翁所讲到的大海中的那块巉岩相似，那块巉岩在人类的攻击和风浪的震撼前都岿然不动，只在那种被叫作日光兰的花的触及下才瑟瑟颤抖。虽然在一位轻率的思想家看来，贝蕾妮丝不幸的疾病使她精神状态产生的剧变，无疑会给我刚才一直费力解说的我那种病态沉思提供许多诱因，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我清醒之时，她的不幸的确使我感到痛苦，她美丽而温柔的生命所遭受的毁损的确使我非常悲伤，我也并非没有经常地苦苦思索，是什么惊人的力量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造成了如此奇怪的剧变。但这些心理活动并不具有我那种疾病的特征，而是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有的正常思维。与我的病状特征相符的是，我错乱的神经完全沉溺于比精神变化更不重要但更令人吃惊的贝蕾妮丝的身体变化，沉溺于她身躯相貌那令人震惊的完全变形中。

在她绝世无双的美最粲然夺目的日子里，我绝对没有爱过她。在我那段怪异的生命中，感情对我从来不在于心，而总是在于脑。透过清晨薄薄的灰雾——中午时分在森林的树影之间——夜晚在我书房的寂静之中，她也曾从我眼前倏然闪过，我也曾留意注视过她。但并非作为现实中的贝蕾妮丝，而是作为梦中的贝蕾妮丝。不是作为尘世间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而是作为这样一个人的抽象概念。不是作为赞美之物，而是作为分析之因。不是作为爱的对象，而是作为那种虽说杂乱无章但最为深奥的沉思之主题。后来我一看见她就浑身发抖，她一走近我我就脸色发白，然而在为她憔悴的形容和孤独的处境深深悲叹之时，我想到了她长久以来一直爱着我，于是在一个不幸的时刻，我对她说起了结婚。

就在我们举行婚礼的日子临近之时，在那年冬日的一个下午，那种反常的风和日丽、有淡淡薄雾的冬日被叫作美丽的神翠鸟的看护人[26]，我坐在我书房的里间（像我想问题时一样独自而坐）。当我抬起眼睛，我看见贝蕾妮丝站在我跟前。

不知是我自己活跃的想象，还是窗外雾气的影响，还是室内朦胧的光线，还是垂落在她周围的灰色帷幔——造就了那么一个模模糊糊、飘忽不定的身影？这一点我说不清楚。她一声不吭，而我无论如何都吭不出一声。一阵寒意冷彻我全身，一种难以忍受的焦急感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一种极为强烈的好奇心占据了我的灵魂；我身子往椅背一仰，老半天一动不动凝神屏息地注视着她的身影。天哪，她的消瘦真令人难以想象！从眼前那身影轮廓中，竟看不出一丝半点她从前身姿的形迹。我热烈的目光最后落在了她的脸上。

她高高的前额非常苍白，异常静穆；她那头曾经乌黑发亮的头发现在变得焦黄而粗粝，蓬乱地披散在她的前额和深陷的双鬓上；她古怪的表情中有一种压倒一切的忧郁。她的眼睛黯然无光，毫无生气，好像没有瞳孔似的；当我的目光从她无神的眼睛转向她皱缩的薄嘴唇时，我不知不觉地向后畏缩。那两片嘴唇张开了，露出一个古怪的微笑，变形后的贝蕾妮丝的牙齿就这样慢慢地展现在我眼前。哦，要是我没有看见那些牙齿该有多好！要是我看见之后就马上死去该有多好！

关门声使我猛然一惊，我定神一看，发现我表妹已经离开书房。但是她那两排洁白如玉的牙齿没有离开我的脑海，而且再也没法将它们赶走。那些牙齿表面没有半点儿瑕玷，珐琅质上没有一丝暗影，牙边上也没有任何凹痕。就在那短短的一笑之间，那洁牙皓齿便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脑际。我现在甚至比当时看得更清楚。那些牙齿！那些牙齿！它们在这儿，在那儿，在任何地方，都无时无刻不闪现在我眼前；又长又细、洁白如玉的牙齿，被那两片刚刚开启的灰白的嘴唇显露出来的牙齿。这下我的偏执狂症猛然发作，我苦苦挣扎也摆脱不了它那不可抵御的奇怪影响。我心中除了那些牙齿再无别的念头。我对那些牙齿有种疯狂的向往。我所有的兴趣和精力全都集中于对那些牙齿的沉思。它们已成了我心智的眼睛唯一之所见，它们已成了我精神生活唯一之要素。我在任何亮度下都看见它们。我以任何姿势都在想着它们。我考虑它们的属性，我寻思它们的特征，我揣摩它们的构造，我琢磨它们的本质变化。当我在想象中把它们那种甚至无须嘴唇的帮助就能传情达意的能力，归因于它们具有一种知觉力，我禁不住浑身发抖。人们说玛丽·萨莱小姐[27]的每个舞步都是感情，我则深信贝蕾妮丝的每一颗牙齿都是思想。思想啊，正是那毁掉我的愚蠢的思想！思想，哦，原来我朝思暮想的就是那思想！我当时觉得只要能拥有那些牙齿，我便能得到安宁，恢复理智。

就这样黄昏在我的冥想中降临，接着是夜晚的到来、逗留和离去，然后是新的一天开始。然后是第二天晚上的夜雾开始集聚。可我依然一动不动地坐在我那间幽静的书房里，依然凝神专注地沉湎于我的冥思苦想之中，那些牙齿的幻影依然可怕地把我支配，它们以最生动、最鲜明的形象飘舞在我房间里变幻着的光影之间。最后，一声恐怖的呼叫把我从沉思中惊醒，紧接着传来一阵喧嚷，其间掺杂着阵阵悲伤或痛苦的呜咽哀鸣。我从椅子中跃起，推开书房的一扇门，看见一位侍女泪流满面地站在前厅，她告诉我，贝蕾妮丝已经香消玉殒。她一大早就发作了癫痫病，而现在，当夜色阑珊之际，坟墓已准备好接待它的房客，有关葬礼的一切都已安排停当。

我发现自己坐在书房里，而且又是一人独坐。我似乎刚刚从一场乱七八糟、令人激动的梦中醒来。我知道当时是半夜，而且非常清楚贝蕾妮丝在日落时分就已经下葬。但对从傍晚到半夜这段时间里我在干什么，我却毫无记忆，或者说至少没有一个明确的记忆。我只记得那段时间充满了恐怖，那恐怖因模糊而越发令人心悸，因朦胧而越发令人胆寒。那是我生命中最可怕的一页，它用模糊不清、莫名其妙而且恐怖的记忆写成。我试图辨读这一页，但枉费心机；然而一个女人凄厉的尖叫像声音之精灵，时时响在我的耳边。我肯定做了一件事，但是什么事呢？我高声问自己，四壁的回音应答我：“是什么事呢？”

我身边的桌上亮着一盏灯，灯旁放着一只小箱。那小箱并不惹眼，我过去常常见到它，因为它是我家家庭医生的医疗箱。可它怎么在这儿？怎么在我的桌上？为什么我一看见它就发抖？这些问题无论如何都难以说清。最后我的眼睛落在摊开的一本书上，并看到了一个下面用笔加了横线的句子。那是阿拉伯诗人伊本·扎阿德所写的一个古怪而简单的句子：“友人曾告诉我，若我能去爱人墓前，我的痛苦便可以减轻。”那为什么，当我反复体味这句话时，我的头发会倒立，我的血液会凝固？

随着一声轻轻的敲门声，一个脸色煞白的仆人踮着脚进了我的书房。他满脸惊恐，用一种颤抖的、沙哑的、低沉的声音跟我说话。他说了些什么？我听到一些支离破碎的话语。他说一声尖叫划破了夜的沉寂，说府上的人都集合到了一起，说他们循着那声音的方向寻找。说到这儿，他的声音开始变得清晰，令人毛骨悚然的清晰，他给我讲一座被掘开的坟墓，讲一具裹着尸衣但面容被毁损的尸体，可那尸体还在呼吸，还有心跳，还活着！

他指着我身上的衣服，我的衣服上粘着泥污、凝着血迹。我说不出话，他又抬起我一只手，手上有被人的指甲抓破的凹痕。他接着又叫我看靠在墙根的一样东西，我足足看了几分钟，那是一把铁锹。我尖叫一声跳到桌边，抓起桌上那只箱子。但我没法把它打开，箱子从我颤抖的手中滑落，重重地摔在地上，摔得粉碎。随着“砰”的一声，牙科医生用的一些器具滚了出来，三十二粒细小、洁白、象牙般的东西混杂其间，撒落在我书房的地板上。

埃莱奥诺拉

灵魂安于特殊形体的保护。

——拉蒙·卢尔

我生于一个以想象力丰富和感情炽热而著称的家族。人们历来认为我疯狂。不过，疯狂到底是不是最高的智慧？许多辉煌成就和全部远见卓识是否就来自这种思想疾病，来自以正常智力为代价而得以升华的这种精神状态？这样的问题迄今尚无答案。白日做梦者知晓许多只在夜晚做梦的人无法知晓的事理。他们在阴郁的梦幻中瞥见未来，醒来时激动地发现他们已经接近那个巨大的秘密。渐渐地，他们明白了一些善良的智慧，知晓了更多纯粹是邪恶的知识。尽管没有舵轮也没有罗盘，他们还是驶入了那片“不可名状的光”的浩瀚海洋，而且就像那位努比亚地理学家[28]的探险，“他们已进入黑暗的海洋，欲发现那片海洋中有什么”。

因此你们可以说我疯狂。至少我承认我的精神生活中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状态——一种是清晰而无疑的状态，它属于构成我生命第一时期的那些事件的记忆；另一种是朦胧而疑惑的状态，它属于现在，属于构成我生命第二纪元的那些事的回响。所以，对我就要讲述的第一时期的事，请读者尽管确信不疑；而对我会谈起的第二纪元的事，则只相信可信之处，或全然不信。如若你们对我第二纪元的事不能不信，那就像俄狄浦斯一样去解开这个斯芬克司之谜。

我青年时代所爱的她，我此刻平静而清楚地为之写下这些回忆的她，是我早已去世的母亲唯一妹妹的独生女儿。埃莱奥诺拉就是我这位表妹的芳名。我们曾长期共同生活，在热带地区的阳光下，在那个“多色草山谷”中。没有向导谁也进不了那个山谷，因为它在遥远的崇山峻岭之间，四周环绕着悬崖峭壁，其最可爱的幽深处终年照不进阳光。那山谷周围没有进出的道路，要去我们幸福的家，必须用力拨开成千株树木的绿叶，必须践踏上万朵姹紫嫣红的香花。我，我表妹，还有她母亲，就这样过着远离尘嚣的生活，全然不知山谷外边的世界。

从我们那片群山环抱的领地北边，从山外某个混沌的地方，缓缓流来一条又窄又深的小河，除了埃莱奥诺拉那双眼睛，没有什么能比那小河更清澈晶莹。小河蜿蜒曲折，静静流过，流向比它的发源地更混沌的山边，最后从山间穿过一座幽暗的峡谷迤逦而去。我们把那条小河叫作“宁静之河”，因为它的水流似乎能使人宁静。它的河床悄然无声，河水的流动是那么潺湲，以至河底那些我们喜欢凝视的珍珠般的卵石从来就纹丝不动，只是心满意足地躺在它们各自本来的位置，永远闪烁着灿烂的光芒。

无数逶迤而来汇入小河的粼粼溪流的两岸，以及从这些岸边向下延伸到河流深处有卵石的地方的河床溪底，都和整个山谷里一样铺着一层密密的、矮矮的、平平的、柔嫩而芬芳的青草，只是从河岸到周围山边的绿色地毯上到处都点缀着黄色的金凤花、白色的延命菊、紫色的紫罗兰和鲜红色的常春花，那超凡绝伦的美向我们的心底大声诉说着上帝的爱和上帝的荣耀。

在青草地上各处的小树林里，犹如数不清的梦幻，生长着一棵棵奇异的树，它们又细又高的树干不是向上直立，而是朝着只有在正午才能窥视一下山谷中央的阳光优雅地倾斜。它们的树皮闪现着交替变换的黑色或银色的斑点，而且除了埃莱奥诺拉那张脸庞，没有什么能比那些树皮更光滑；所以要不是从树端整整齐齐伸出的巨大绿叶在颤巍巍地迎风嬉戏，人们说不定会以为那是一条条在向主宰它们的太阳顶礼膜拜的叙利亚巨蟒。

在爱情尚未进入我们心中之前的十五年里，我和埃莱奥诺拉常常手拉手地在山谷里漫游。那是在她将满十五岁而我将满二十岁的那年的一天黄昏，我们坐到了那些巨蟒般的树下，相互依偎在对方怀里，静静地观看宁静之河的水面映出的我俩的倒影。在那美妙的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我们两人都默默无言，甚至第二天我俩也很少说话，说话时声音也还在颤抖。我们已经从水中引来了爱神厄洛斯，现在我们感到他已经在我们心中激起了我们祖辈那种火一般的热情。那种数百年来一直使我们家族闻名的激情与那种同样也使我们家族驰誉的想象力一道蜂拥而至，并一道为“多色草山谷”带来了一种狂喜极乐。山谷里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以前从不开花的树上突然绽开一种奇异而漂亮的星形花。绿色的草地变得更青翠，而在白色的延命菊一朵朵消失的地方，十朵十朵地开出鲜红的常春花。我们漫步的小径也出现生机，因为从不见踪影的火烈鸟在我们面前炫耀它火红色的羽毛，随它而来的还有各种快活而斑斓的小鸟。金色和银色的鱼儿开始在小河里嬉游，小河渐渐发出淙淙水声，水声变得越来越清晰，最后汇成一种比埃厄洛斯的竖琴声还柔和甜蜜的曲调——除了埃莱奥诺拉那副嗓子，没有什么能比那曲调更动听。还有那一大片我们常见于金星附近的云彩，现在也飘离金星，带着它全部鲜红和金黄的灿烂，静静地停在了我们头顶，然后一天天下降，越来越低，直到它的边缘栖息在群山之巅，把阴沉的山顶变得壮观而瑰丽，仿佛把我们永远关进了一个魔幻般的富丽堂皇的囚笼。

埃莱奥诺拉的美是天使之美，但她是一个天真烂漫的人间少女，犹如她在花间度过的短促人生一样纯洁无瑕。她毫不掩饰燃烧在她胸中的爱之炽热，当我们在“多色草山谷”漫步之时，她同我一起探讨爱最深奥的真谛，并谈论起山谷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后来有一天，她含着眼泪说到了那终将降临于人类的最后的劫变，从那以后，她就老想着这个悲伤的话题，我们无论谈论什么她都会插进这个题目，同样的思想被发现反复出现在诗句的每一种令人难忘的变化之中。

她早已发现死神的手指触到了她的胸房，发现自己犹如蜉蝣，仅仅是为了死亡才被赋予天生丽质；不过只在她感到一种担忧时，坟墓才使她产生恐惧，而在一天薄暮时分，她在宁静之河河边向我诉说了她的担忧。她忧心忡忡的缘由是怕我在把她葬于“多色草山谷”之后，我就会永远离开那快乐的幽谷，会把对她的一腔恋情转移到山外俗世中的某位少女身上。我听完她的倾诉，当即匆匆跪在她脚下，对她和上帝立下了一个誓言，我今生绝不会同今世的任何女人结婚——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忘记可爱的她，不会忘记她曾使我幸福的至爱深情。我请求全能的主为我庄严的誓言做证。倘若日后我自食其言，必遭我对他和她（极乐世界的一位圣女）立下的誓言中所包含的那个惩罚，在此我不能把那种惩罚的恐怖用文字记录下来。我这番话使埃莱奥诺拉晶莹的眼睛变得更晶莹，她一声长叹，仿佛释去了心头的重负；接着她浑身发颤，很伤心地哭了；但她接受了我的誓言（因为她毕竟还是个孩子），那誓言使她能安然面对死亡。不久她平静地死去，临死前她对我说，由于我为安慰她的灵魂所做的一切，她死后灵魂将会照顾我，如果允许她那样做，她会在夜晚未眠时分有形地回到我身边；如果那样做超越了极乐世界的灵魂之能力，那她至少会让我常常感到她存在的迹象，会在晚风中对着我叹息，或让天使香炉里的香弥漫我呼吸的空气。这些话的余音还挂在她嘴边，她就结束了纯洁的生命，同时也结束了我生命的第一时期。

至此我已把第一时期原原本本地讲完。但由于我在时间之路上经过了痛失心上人这一关，我觉得在我生命的第二纪元中总有一片阴影笼罩着我的头脑，因而我不相信下面的记录完全准确。不过还是让我往下讲吧。沉闷的日子年复一年地过去，我依然住在“多色草山谷”，但山谷中的一切已经历了第二次变化。星形花缩进树枝再也不见踪影，绿色的草地渐渐不再青翠，鲜红的常春花一朵朵凋谢，取而代之的是十朵十朵开放的黑眼睛似的紫罗兰，这些紫罗兰总是不安地扭动，总是承负着沉甸甸的露珠。我们漫步的小径也失去了生机，因为高大的火烈鸟不再向我们炫耀火红的羽毛，而是悲伤地离开那幽谷飞进了深山，与它做伴的那些快活而斑斓的小鸟也随它而去。金色和银色的鱼儿顺着小河穿过峡谷离开了我们的领地，从此再也不来装点那可爱的小河。而那比埃厄洛斯的竖琴声还柔和甜蜜的曲调，那除了埃莱奥诺拉的嗓音比什么都更动听的曲调，也渐渐地变回淙淙水声，水声越来越低，小河终于完全恢复了昔日的肃穆岑寂。最后，那一大片云彩也冉冉升起，把群山之顶重新抛回过去的混沌，云彩飘回金星闪烁的地方，带走了“多色草山谷”全部的富丽堂皇和壮观瑰丽。

但是，埃莱奥诺拉许下的诺言未被忘记，因为我常常听见天使们的香炉摇晃的声音，山谷中也总是飘浮着一阵阵圣洁的芳香。有时当我心情沉重的时候，吹拂我额顶的柔风会带来一阵轻柔的叹息，夜晚的空气中常常充满了隐隐约约的呢喃，而有一次——哦，只有一次！我从死一般的沉睡中被唤醒，觉得刚才有两片无形的嘴唇吻在我的唇上。

尽管如此，我心里的那份空虚仍无法填满。我渴望那种曾充溢我心里的爱。最后山谷中的一切都使我痛苦，因为它们总使我想起埃莱奥诺拉，于是我永远地离开了山谷，来到了山外喧嚣而浮华的世界。

我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那里的一切说不定会抹去我长久以来在“多色草山谷”所做的那些美梦。堂堂宫廷的靡丽豪华，刀剑甲冑的碰撞铿锵，以及红颜粉黛的千娇百媚，使我着迷，令我陶醉。但我的心依然忠于它的誓言，我在夜深人静之时，仍能感到埃莱奥诺拉存在的迹象。突然间那些迹象不再显现，我眼前的世界变得一团漆黑；接着，我惊于那把我攫住的火热的欲望，惊于那把我缠住的可怕的诱惑，因为从一个非常遥远且无人知晓的国度，一位少女来到了我侍奉的那位国王的王宫，她的美顷刻就征服了我怯懦的心——怀着最热烈、最卑微的爱慕，我心甘情愿地拜倒在她的脚下。与我含泪跪在飘逸的埃芒迦德脚边，向她倾诉我满腔爱慕之情时的那种炽热、那种痴狂、那种心醉神迷相比，我对山谷中那位年轻姑娘的恋情又算得了什么呢？哦，圣女般的埃芒迦德就是辉煌！置身于那种光芒中我心里再装不下别人。哦，天使般的埃芒迦德就是神圣！当我凝视她那双似曾相识的眼睛深处时，我只想到那双眼睛——只想到她。

我结婚了——毫不惧怕我曾祈求过的诅咒，惩罚的痛苦也没有降临到我头上。有一次——但又是在寂静的夜晚，那早已弃我而去的轻柔叹息透过窗格传来，叹息声变成了熟悉而甜蜜的嗓音，说：“安心睡吧！——因为爱之神主宰一切，而当你倾心于名叫埃芒迦德的她时，你对埃莱奥诺拉立下的誓言即被解除，原因待你日后升天就可知晓。”

长方形箱子

几年前，我在哈迪船长那条漂亮的邮船“独立”号上预订了舱位，准备乘该船从南卡罗来纳的査尔斯顿去纽约市。如果天气允许，邮船将于当月（6月）15日起航。14日那天，我登船去我的特等舱做一些安排。

我发现打算乘该船的旅客特别多，其中女士的数量又多于平常。旅客名单上有几位熟人的名字，我欣喜地看到科尼利厄斯·怀亚特先生的名字也列在其中，对这位年轻的画家，我怀着一种深深的友情。他曾是我在C大学时的同学，在校期间我俩经常在一起。他具有天才所常有的那种禀性，既愤世嫉俗、多愁善感又热情奔放。由于兼备了这些特性，他的胸腔里跳动的是一颗最热烈而真诚的心。

我注意到有三个特等舱的门号卡片标着他的名字，再看旅客名单，我发现他是为他和妻子以及两个妹妹预订的座舱。特等舱足够宽敞，每舱有上下两个铺位。诚然这些铺位窄得只能睡下一个人，可我仍然不能理解为什么这种关系的四个人需要订三个特等舱。那段时间我正处于一种忧郁的心理状态，这种心态使人对寻常小事也异常好奇。现在我不无羞愧地承认，当时我对他多订一个特等舱的目的进行了各种各样无礼而荒谬的推测。虽然这事与我毫不相干，但我还是执拗地绞尽脑汁想解开这个谜。最后我终于得出了一个推论，而这个推论使我非常惊异于自己为什么没能一开始就想到这个谜底。“这当然是为仆人订的，”我自言自语道，“我真是个白痴，竟然没有早一点儿想到这个如此显而易见的答案！”于是我再次细看旅客名单——可我从名单上清清楚楚地看到，并没有仆人与他们同行；尽管事实上他们本来打算带上一位，名单上原来写有“仆人”字样，但后来又被划掉了。“哦，一定是额外有行李，”这下我暗想到，“某种他不愿意放进货舱的东西，某种他希望放在眼皮底下的东西。啊，我明白了，大概是一幅画，就是他一直在和那个意大利犹太人尼科利洛讨价还价的那幅。”这一推论令我满意，于是我暂时打消了好奇心。

怀亚特的两个妹妹我都很熟悉，她们是一对非常聪明可爱的姑娘。他的妻子同他刚结婚不久，因而我从未与她见过面。不过，他曾经常常在我面前谈起她，而且是以他通常的那种富于热情的语调。他把她形容成一个超凡绝伦的美人，既有智慧又有教养。所以我非常渴望能与她相识。

就在我登船的那一天（14日），怀亚特一家也要登船看舱，船长这样告诉我。所以我比原计划多在船上待了一小时，希望趁机结识那位新娘，但不久就听到这样一个解释，“怀亚特夫人偶染小疾，要到明天开船的时候方能上船”。

第二天终于来临，我正从我下榻的旅馆去码头，这时哈迪船长碰见我并对我说，“鉴于某种情况。”（一个笨拙但实用的辞令）他认为“独立”号得推迟一两天才能起航，待一切就绪，他会派人来通知我。我觉得这事很奇怪，因为当时正刮着强劲的南风；但由于“那个情况”无从得知，所以我尽管刨根问底地打听了一阵，最后还是只能回到旅馆，无所事事地忍受我心中的焦躁。

几乎整整一个星期，我都没有收到期待的船长送来的消息。最后消息终于传来，我立即动身上了船。船上挤满了旅客，一切都处在起航前的忙乱之中。怀亚特一家比我晚十分钟到达。登上船的正是那两姊妹、新娘和画家本人——后者当时正处于他习惯性发作的愤世嫉俗的抑郁之中。不过，我对他的脾性早习以为常，所以并未特别在意。他甚至没向我介绍他的妻子，这一礼节被迫由他聪明可爱的妹妹玛丽安来完成，她三言两语匆匆为我和那位新娘作了番相互介绍。

怀亚特夫人严严实实地蒙着面纱，当她撩起面纱向我还礼之时，我承认我当时万分诧异。不过，我本来应该更加吃惊，但长期的经验早已告诉我，当我那位画家朋友纵情谈论女人的美丽可爱时，不能过分地盲目相信他那种热情奔放的描述。我知道得很清楚，每当美成为谈论的话题时，他是多么容易翱翔于那种纯粹的理想境界。

事实上，我不得不认为怀亚特夫人无疑是个其貌不扬的女人。如果不说她长得绝对丑陋，我认为和难看也相差无几。然而她的衣着颇有优雅的情趣，因此我确信，她迷住我朋友的心凭的是她更永恒的智慧和心灵之美。她只同我略为寒暄了几句，就马上随怀亚特先生进了船舱。

我刚才那份好奇心又死灰复燃。没有仆人随行，这已经不言而喻。于是我期待那件额外的行李。稍过了一会儿，一辆马车抵达码头，运来了一只长方形箱子，它看上去似乎正是我所期待的东西。箱子刚一上船我们就扬帆起航，不一会儿就平安地驶过港口的沙洲，离岸驶向宽阔的海面。

正如我刚才所说，那只箱子是长方形的。它大约有六英尺长，有两英尺半宽。我观察得很仔细，尺寸似乎恰好如此。这种形状非常独特，我一看见它就暗暗为自己推测之准确而得意。读者应该记得我已得出的那个推论，我那位艺术家朋友这件额外的行李应该是画，或者说至少是一幅画，因为我知道好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同尼科利洛协商。而现在从箱子的形状可以看出，它装的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而只能是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一件复制品。一件由小鲁比尼在佛罗伦萨绘制的《最后的晚餐》的复制品暂时被尼科利洛收藏，这是我早就知道的事。所以，我认为我心中的疑点已得到充分的解释。一想到我的精明，我就禁不住暗自发笑。这是我第一次知晓怀亚特对我保守他艺术方面的秘密，但他这次明显是想瞒着我，想在我鼻子底下把一幅名画偷运到纽约，而且希望我对此事一无所知。我决定迟早得好好地嘲弄他一下。

但有件事使我大为不快。那箱子没有被放入多余的那个客舱。它被抬进怀亚特住的舱内并被放在了那里，几乎占据了舱内的全部地面——这无疑会使画家和他的妻子感到极不舒服——尤其是用来在箱盖上写字的沥青或油漆散发出一种强烈、难闻、我觉得异常讨厌的气味。箱盖上用大写字母潦草地写着——“纽约州奥尔巴尼市阿德莱德·柯蒂斯夫人。科尼利厄斯·怀亚特先生托。此面向上。小心搬运。”

一开始，我只意识到那个阿德莱德·柯蒂斯夫人是画家妻子的母亲，随后我就把那姓名、地址统统视为一种特意要迷惑我的故弄玄虚。我当然能肯定，那只箱子和里面装的东西都绝不会从我这位愤世嫉俗的朋友在纽约钱伯斯大道的那间画室再往北多走一步。

开始三四天天气很好，不过完全是顶头风，因为我们刚离岸不久风向就骤然由南转北。好天气使船上旅客兴致勃勃，大家都乐于互相交往。除了怀亚特和他的两个妹妹，他们行为拘谨，我禁不住认为他们对其他人都显得无礼。怀亚特的行为我并不很在乎。他情绪低落，甚至比平常还抑郁，事实上他一直愁眉不展。我早已习惯他喜怒无常的怪癖，但对他两个妹妹的行为我无从解释。在航行的大部分时间里，她俩都把自己关在船舱内，虽然我多次相劝，可她们断然拒绝与船上其他任何人接触。

怀亚特夫人倒是非常容易相处。这就是说她喜欢聊天，而爱聊天在船上则是最好的介绍信。她很快就与船上的大部分女士打得火热，令我震惊的是，她还非常露骨地向男人们卖弄风情。她把我们大家逗得乐不可支。我说“逗”——可连我自己都几乎不知道该怎样来解释。实际情况是，我很快就发现怀亚特夫人更多的是被人嘲笑而不是与人共笑。先生们很少谈起她，但女士们不久就宣布她是“一个相貌平平、毫无教养、俗不可耐，但心肠好的女人”。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怀亚特怎么会陷入这样的一场婚姻。财富是一般的解释，但我知道这压根儿不是答案。怀亚特曾告诉过我，她既没有带给他一个美元，也没有继承任何遗产的希望。他说他“结婚是为了爱情，仅仅是为了爱情；而他的新娘非常值得他爱”。我承认，一想到我朋友的这些表白，我就感到说不出的困惑。难道可能是他当时正在发疯？除此我还能怎样认为？他是那么高雅，那么明智，那么讲究，对瑕疵有那么一种精微的直感，对美有那么一种敏锐的鉴赏能力！当然，那位女士显得对他特别多情，尤其是当他不在场的时候。这时，她会十分可笑地左一句她“亲爱的丈夫怀亚特先生”怎样怎样，右一句她“亲爱的丈夫怀亚特先生”如何如何。“丈夫”这个字眼似乎总是——用她自己精妙的话来说——“挂在她的舌尖”。与此同时，全船旅客都注意到，她亲爱的丈夫以一种最明显不过的方式在躲避她，他大部分时间都把自己一个人关在舱里。事实上，可以说他完全是一个人住着那个特等舱，任凭他妻子在大舱的公共场合随心所欲地按她认为最合适的方式消遣。

我从我的所见所闻得出结论，由于命运莫名其妙的捉弄，或者因为一阵突发的奇思狂想，这位画家娶了一个完全配不上他的女人，因而很快就自然而然地对她彻底生厌。我打心眼里觉得他可怜，但由于上述原因，我不能原谅他在《最后的晚餐》这件事上对我保持沉默。因此我决定对他施行报复。

一天他来到甲板上，我照从前的习惯挽着他的一条胳膊，和他一道在甲板上来回散步。然而，他心中的忧郁丝毫未减（我认为在那种情况下这非常自然）。他很少说话，即便开口也依然非常勉强而且闷闷不乐。我冒昧地说了一两句笑话，他也试图挤出一丝微笑。可怜的家伙！当我想到他妻子，我真想知道他是否能有心思强颜欢笑。最后我壮着胆子开始了致命的一击。我决定针对那只长方形箱子来一番含沙射影或巧妙暗示，恰到好处地让他慢慢察觉我压根儿不是他那个小小的滑稽把戏的笑柄，或者说不是他的“受骗人”。我的第一番话就像一座隐蔽的炮台突然开火。我说起了“那只箱子奇特的形状”，在我说话之间，我狡黠地冲他笑了一笑，会意地朝他眨了眨眼，还用食指轻轻地戳了戳他的肋骨。

怀亚特对这个没有恶意的玩笑的反应，使我一下子确信他是疯了。一开始他只是呆呆地盯着我，仿佛他觉得不能理解我那番话的言外之意。随着我话中的弦外之音渐渐深入他的心窍，他的眼睛似乎也慢慢地从眼窝突出。接着他的脸变得通红，随之又变得煞白，然后好像被我的冷嘲热讽所逗乐，他突然开始大声狂笑，使我惊讶的是，他竟然越来越厉害地狂笑了十分钟，或者更久。最后他重重地跌倒在甲板上。当我冲过去扶他之时，他看上去好像死人一般。

我叫来人帮忙，大家费了好一番劲儿才终于使他苏醒。他醒来后就一直语无伦次地说胡话。最后我们给他放了血，让他安睡。第二天早上他便完全恢复了，不过这仅仅是就他的身体而言。至于他的精神，我当然什么也不必说。依从船长的劝告，我在其后的航行中一直避免和他见面，船长似乎同我的看法一致，认为我的朋友精神错乱，但他告诫我，别把这事告诉其他任何人。

紧接着怀亚特的发病又发生了几件事，它们促使我本来已具有的好奇心变得越发强烈。在这些事中最突出的是下面一件事：我感到神经过敏，喝了太酽的绿茶，夜里睡不安稳，事实上可以说有两天晚上我整夜未能入睡。我的特等舱与船上其他单身男子的舱位一样通连大舱，或者说餐厅。怀亚特那三个舱房是在后舱，由一道夜里也不上锁的轻便滑门与大舱相隔。由于我们几乎一直是逆风航行，而且风势并非不强劲，所以船朝下风倾斜得很厉害；而每当右舷朝向下风，那道滑门便自动滑开，也没有人自找麻烦起床去把它关上。可我的铺位在这样一个位置，当我的舱门和那道滑门同时都开着时（由于天热，我的舱门总是开着），我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后舱，而且正好是怀亚特先生那几个舱房坐落的位置。这样，在我辗转不眠的那两个夜里（并非连续两夜），我每晚十一点左右都清楚地看见怀亚特夫人小心翼翼地从怀亚特先生的舱房溜进多余的那个船舱，她在那里一直待到黎明时分，然后由她丈夫把她唤回。他们实际上是在分居，这显而易见。他们早已分开居住——无疑是正在考虑永远地解除婚约；而我认为，这就是多订一个船舱的奥秘。

另外还有一件事也使我极感兴趣。就在上述那两个我夜不成眠的晚上，紧接着怀亚特夫人溜进那个多余的特等舱之后，我马上就被她丈夫舱内某种奇异、谨慎而低沉的声音所吸引。聚精会神地聆听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那是画家用凿刀和木槌撬开那只长方形箱子所发出的声音，木槌的前部显然被包上了某种毛织品或棉织物，以便使声音变得低沉。

这样我相信我能准确地听出他何时打开箱盖，也能听出他何时把盖子完全移开，还能听出他何时把它放上他舱内的下铺。譬如说我知道后一点就是凭着他极力将箱盖放下时，箱盖与木床边相触那一点儿轻微的声音——舱内地板上没有放箱盖的空间。两天晚上都一样，箱盖移开之后就是一片死寂，直到快天亮我都再也听不见什么响动，除非可以允许我提到一种压抑得几乎听不见的呜咽声或哀诉声，假如这种声音真的不是我凭空想象的话。我说那声音像呜咽或哀诉——但它哪种声音都不可能是，这自不待言。我宁可认为它只是我的耳鸣。毫无疑问，那仅仅是怀亚特先生出于习惯，在纵容他的一种嗜好——沉浸于他艺术激情的一阵冲动之中。他打开那只箱子是为了解解眼馋，想看看里边那件绘画珍品。然而做这件事没有任何理由使他呜咽。所以我再说一遍，那呜咽声肯定只是我的一种幻觉，是好心的哈迪船长送我的绿茶所引起的幻觉。在我所说的那两个晚上快天亮之前，我都清楚地听见怀亚特把盖子重新放上木箱，并用那把包着软物的木槌把钉子钉回原处。做完这事之后，他便衣冠整齐地走出舱门去唤回怀亚特夫人。

我们在海上已航行了七天，此刻正在哈特勒斯角之外的海面，这时突然刮起了一阵猛烈的西南风。我们对这场风多少有所准备，因为天气显现其征兆已有多时。甲板上所有的东西该收好的都收好，该入舱的都入舱，该拉上桅杆的都拉上了桅杆。随着风力逐渐加强，我们最后只好加倍卷起后樯纵帆和前樯中桅帆，这时船已不能前进。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平安地漂泊了四十八小时——“独立”号在许多方面都证明是一条好船，一直没有任何大浪打上甲板。但在那四十八小时之后，疾风加强而成为飓风，我们的后帆被扯成了破布条，这下船被抛进深深的波谷，一连几个巨大的浪头从甲板上冲过。这一变故使我们失去了三个人、舱面厨房和差不多整个左舷壁。我们刚刚回过神来，就趁前帆未被撕成碎片之前拉起了一张支索帆，这一措施在几小时内还算奏效，风浪中的船比刚才平稳多了。

但暴风依然吹个不停，我们看不到任何风势减弱的迹象。索具被发现难以承受，全都绷紧到了最大限度。在风暴持续的第三天下午五点左右，我们的后桅在船迎着风头的一次剧烈倾斜中折断落水。由于船颠簸得厉害，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也未能使船摆脱倾斜。当我们还在努力之时，船上的木匠从船艉跑来告知，舱底积水已达四英尺。更糟的是，我们发现抽水机全都灭了火，而且几乎不能修复。

这时一切都陷入了混乱与绝望之中，大伙儿仍进行了一番减轻船体的努力，尽可能地抛掉了船上装载的货物，并砍掉了剩下的两根桅杆。这一切终于完成，但我们仍然没法修好那些水泵，与此同时，舱底漏水越积越深。

日落时分，暴风明显地不再那么猛烈，而由于海面上的波涛随着风势的减弱而减弱，我们仍然怀有乘救生艇逃生的一线希望。傍晚八点，上风头天际的云层突然裂开，我们看到了一轮满月，这一好运极大地振奋了我们颓丧的精神。

经过一番难以置信的努力，我们终于成功地把邮船上那条大救生艇顺利放入水中，这条救生艇挤上了“独立”号的全体船员和大部分旅客。他们立即驶离大船，在经历了许多苦难之后，终于在“独立”号沉没后的第三天平安地抵达了奥克拉科克海湾。

另外十四名旅客和船长当时还留在船上，决定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船艉的那条小救生艇。我们毫不费力就把小艇放进水中，尽管它落水时居然没倾覆完全是一个奇迹。小艇上载的是船长夫妇、怀亚特一家、一位墨西哥官员和他的妻子以及四个孩子，此外就是我和一名黑人仆从。

当然，除了必不可少的几件器具、一些给养和穿在身上的衣服外，小艇上已没有装其他任何东西的余地。事实上，也没人想要带上更多的东西。可是当小艇已离开大船已有几之时，怀亚特先生突然从艇艉座上站起身来，厚颜无耻地要求哈迪船长把小艇退回去取他那只长方形箱子，当时大家的惊讶可想而知！

“坐下，怀亚特先生，”船长的回答有几分严厉，“你要不静静地坐好会把船弄翻的。我们的舷边都快要进水了。”

“箱子！”怀亚特仍然站着大声嚷道，“我说那只箱子！哈迪船长，你不能，你不会拒绝我的。它很轻，它不重，一点儿也不重。看在你母亲的分儿上，看在仁爱的上帝分儿上，看在你救助之心的分儿上，我求你让我回去取那只箱子！”

船长一时间似乎被画家真诚的哀求打动了，但他很快就恢复了镇静，依然严厉地说道：“怀亚特先生，你疯了。我不能答应你的请求。坐下，我叫你坐下，不然你会把船弄翻的。挡住他、抓住他、快抓住他！他要跳船！瞧，我早知会如此，他跳下去了！”

就在船长说话之际，怀亚特先生事实上已经跳出了小艇，由于我们当时正位于沉船的下风处，他凭着超人的努力成功地抓住了一根从前锚链上垂下的绳子。转眼间他已经上了沉船，疯狂地冲进了船舱。

此时小艇已被吹到沉船船艉，完全离开了它的背风面，任凭汹涌的海浪摆布。我们曾努力想靠拢沉船，但我们的小艇犹如暴风中的一片羽毛。我们一眼就看出，那个不幸的画家已难逃厄运。

当小艇与沉船间的距离急速拉大之时，我们看见那个疯子（因为我们只能这么看他）出现在升降口，凭着一股显然是巨大的力量，他把那只长方形箱子拉了出来。就在我们目瞪口呆之际，他用一根粗绳在箱子上绕了几圈，接着把那根绳子缠绕在自己身上。转眼间，他连人带箱子都已在海里——非常突然，并且永远地从海面上消失了。

我们悲哀地停止摇桨，任船逗留了一会儿，大家都呆呆地盯住他沉没的地方。然后我们摇桨离去，整整一小时谁也没有说话。最终由我冒昧地打破了沉默。

“你注意到了吗，船长，他连人带箱沉得多快？这难道不是件奇怪的事？我得承认，当我看见他把自己和那只箱子捆在一起投身大海时，我心里还产生过一丝他终能获救的希望。”

“他们当然会沉没，”船长回答道，“而且沉得和铅球一样快。然而，不久他们就会浮上来——但得等到盐化完之后。”

“盐！”我失声重复。

“嘘！”船长止住我，指了指死者的妻子和两个妹妹，“这些事待适当的时候我们再谈。”

我们吃尽了千辛万苦，经历了九死一生，不过命运对我们也像对大救生艇上的伙伴一样照顾。在危难中漂泊四天之后，我们终于死里逃生，登上了罗阿诺克岛对面的海滩。我们在那儿逗留了一个星期，没有受到营救者的虐待，最后我们搭上了一条去纽约的船。

大约在“独立”号失事一个月之后，我在百老汇偶然遇上了哈迪船长。我们自然而然地谈起了那场灾难，尤其谈到了可怜的怀亚特悲惨的命运。于是我知道了以下详情：

原来画家为他和他妻子、他的两个妹妹和一名仆人订了舱位。他的妻子正如他所描述的一样，的确是一位美丽可爱又极富教养的女人。6月14日（我登船看舱的那天）早上，那漂亮女人突然犯病死去。年轻的丈夫悲痛欲绝，但情况又绝对不允许他延期去纽约。他必须把他爱妻的尸体送交她的母亲，可另一方面，他深知世俗的偏见将会阻止他公开运尸。百分之九十的旅客宁可不乘那条船，也不愿和一具尸体待在一条船上。

进退两难之际，哈迪船长为尸体做出了安排，他建议先将尸体做局部防腐处理，然后再和大量的盐一道装入一只尺寸相宜的木箱，这样便可以作为货物搬上船。那位女士的去世一点儿风声也没走漏，而怀亚特先生为妻子预订有舱位的事已为人所知，所以必须得有人装扮成他妻子在旅途中露面。他亡妻的女仆很容易就被说服担当此任。在其女主人未亡之前为这个姑娘订的那个特等舱仍然保留。当然，这个假扮的妻子每天晚上都睡在那个舱里。而在白天她则尽其所能扮演她女主人的角色——船长早已仔细核定，船上的旅客都不认识怀亚特夫人。

当然，我自己的错误就在于我过分轻率，过分好奇，过于感情冲动。可近来，我夜里很少能睡得安稳。尽管我想避开，但总有一副面容出现在我的眼前，总有一种歇斯底里的笑声回响在我的耳边。

凹凸山的故事

1827年秋天，我曾住在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附近，在此期间我偶然结识了奥古斯塔斯·贝德尔奥耶先生。这位年轻的绅士在各方面都引人注目，因而激起了我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好奇心。我发现自己简直不可能领会他的话，不管是论及精神上的问题还是谈到物质上的事情。说起他的家庭，我没能听到过令人满意的叙述。至于他从何而来，我从来都没有弄清楚。甚至关于他的年龄——尽管我称他为年轻的绅士，也有令我大惑不解的地方。他当然显得年轻，而他也特别注意谈起他的年轻，可竟有那么些时候，我会略为不安地想象他已经活了一百岁。不过，无论他哪一方面都比不上他的外貌更奇特。他异乎寻常地又高又瘦，通常总是弯腰驼背。他的四肢特别长而且瘦骨嶙峋。他的前额格外宽而且很低。他的面容绝对没一丝血色。他的嘴巴很大而且灵活。虽说他的牙比我所见过的人的牙齿都更完好无疵，但极度地参差不齐。然而正如可推测的那样，他微笑时的表情绝不令人讨厌，只是那表情从来没有变化。那是一种深深的忧郁，一种莫可名状的绵绵哀愁。他的眼睛大得出奇，而且像猫眼一样圆。其瞳孔也恰如猫科动物的一样，能随着光线的明暗收缩或扩张。在激动之时，那对眼珠可亮到几乎不可思议的程度，仿佛正放射出熠熠光芒。那不是一种反光，而是像蜡烛或太阳一样自身发出的光芒。但在一般情况下，它们呆滞而朣朦，毫无生气，使人联想到一具早已埋葬的僵尸的眼睛。

这些外貌特征显然使他感到烦恼，他总是用一种一半是解释一半是道歉的语气不断婉转地提到它们。我第一次听到那种语气时觉得它令人讨厌。但我不久就慢慢习惯了那种语气，我那种不愉快的感觉也渐渐消失。他似乎是有意要拐弯抹角而不是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那副模样并非天生如此，而是长期以来阵发性的神经疼痛，使他从一个美男子变成了我所看见的这副模样。多年来，他一直由一位名叫坦普尔顿的医生陪伴——一位大概有七十岁的老年绅士。他第一次碰到坦普尔顿医生是在纽约州的萨拉托加，在那里逗留期间，他从他的关照中获得了或者说他自以为获得了很大的好处。结果是非常有钱的贝德尔奥耶和坦普尔顿医生达成了一个协议，根据此协议，作为对一笔慷慨大方的年薪的回报，医生答应把他的时间和医治经验全部用来照料这位病人。

坦普尔顿医生年轻时曾周游世界，而巴黎之行使他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梅斯墨尔那套催眠学说的信徒。他曾仅凭催眠疗法就成功地减缓了他这位病人的剧痛。这一成功非常自然地鼓舞了后者，使他多少相信了产生这种疗法的学说。然而医生就像所有的狂热者一样，竭尽全力要让他这名学生完全相信，最后他终于达到了目的，竟劝诱这位患者接受了无数次实验。无数次实验的反复进行终于产生了一种结果，这种结果在今天看来已不足为奇，以至很少引人注目或完全被人忽视，但在我所记录的那个年代，这种结果在美国还鲜为人知。我的意思是说，在坦普尔顿医生和贝德尔奥耶之间，渐渐产生了一种非常特殊而且极其明显的关系，或者说催眠关系。时至今日，我仍不能断言这种关系超越了纯粹的催眠作用之界限；不过其作用本身当时已达到了非常强烈的程度。在第一次施行磁性催眠的尝试中，那位催眠师彻底失败。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他终于在第五次或第六次尝试时获得了部分成功。直到第十二次他才大获全胜。从此以后那位病人的意志便可在顷刻间服从于他这位医生的意志，结果当我初次与他俩认识时，那个病人几乎能在其医生产生催眠意志的同时安然入睡，甚至当他不知医生在何处时也是一样。只有在1845年的今天，在类似的奇迹每天都被无数人目睹的今天，我才敢于记录[29]下这个显然不可能存在的确凿的事实。

贝德尔奥耶神经非常敏感，性情容易激动，而且极其热情奔放。他的想象力异常丰富并很有创造性，这当然部分地是因为他习惯性地服用吗啡，若不大量吞服吗啡，他就会觉得没法活下去。他的惯例是每天早餐之后马上就服用剂量很大的吗啡——准确地说是在一杯浓咖啡之后，因为他在中午之前不吃东西——然后他就独自出门，或是只由一条狗陪伴，长时间地在城外的山间漫步；那是绵延起伏于夏洛茨维尔西面和南面的一线荒凉而沉寂的小山，被当地人夸张地称为凹凸山脉。

将近11月月末，在美国人称为“印度之夏”的那段季节反常期间，在一个阴沉、温暖、雾蒙蒙的日子，贝德尔奥耶先生像往常一样去山间漫步。整整一天过去，他还没有回来。

晚上八点左右，我们为他的迟迟不归感到惊恐，正要出发去山里寻找时，他却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身上不少一根毫毛，而且显得比平时还精神。他对他那一天经历的讲述，那些使他在山里逗留的事件，的确是一个奇妙非凡的故事。

“你们应该记得，”他说，“我离开夏洛茨维尔是在上午九点。我径直朝山边走去，在十点左右进了一个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峡谷。我兴致勃勃地穿行于那条弯弯曲曲的通道。谷间展示的景色虽说不上壮丽，但在我眼里有一种说不出其精妙的荒凉之美。那种幽静似乎从未受到过玷污。我不禁认为，我脚下绿色的草地和灰色的石岩在我之前从来没有经受过人的踩踏。那幽谷完全与世隔绝，事实上若不是一连串阴差阳错，连那深谷的入口都难以到达，所以我并非不可能是第一个探险者——第一个也是唯一进入其幽深之处的探险者。

“‘印度之夏’时节独有的那种浓雾，或者说云烟，当时正笼罩着山谷中的一切，这无疑加深了那一切给人留下的虚无缥缈的印象。那令人惬意的雾是那么的浓，以至我只能看清前面十几码远的地方。脚下的小径蜿蜒曲折，头顶上又见不到日光，所以我很快就完全迷失了方向。与此同时，吗啡开始发挥其通常的作用，使我以一种浓厚的兴趣去感受整个外部世界。一片树叶的颤抖、一株小草的颜色、一朵三瓣花的形状、一只蜜蜂的嗡鸣、一滴露珠的闪耀、一阵柔风的吹拂，以及森林散发出的淡淡的幽香，都启迪我想到天地间万事万物，引起我一种快活而斑驳、狂热而纷乱的绵绵遐思。

“沉醉于这番奇境遐思，我不知不觉朝前走了好几个小时，其间我周围的雾霭越来越浓，以至后来我只能够摸索着前行。就在这时，我突然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不安，一种神经质的踌躇和恐惧。我不敢再迈步，生怕我会跌入某个深渊。我还记起了关于凹凸山的那些古怪的传说，记起了传说中讲的那些居于林间洞中的可怕的野人。无数朦胧的幻觉使我压抑，使我仓皇——幻觉因为其朦胧更令人焦灼不安。忽然，我的注意力被一阵响亮的鼓声吸引了。

“我那阵惊异当然是无以复加。这些山中从来不知道鼓为何物。我当时即便是听见大天使的喇叭声也不会有那么惊讶。可一件更让人吃惊并令人困惑的新鲜事又随之而来。一阵嘚嘚嗒嗒或叮叮当当的声音由远而近，仿佛是有人在晃动一串巨大的钥匙，接着一个面色黝黑的半裸男人尖叫着从我身边冲过。他离我那么近，以至我脸上感到了他呼出的热气。他有只手里握着一件用许多钢环做成的器具，一边跑一边使劲地摇晃它们。他刚一消失在前方的雾中，随后就蹿出一头巨兽，那巨兽张着大口，瞪着眼睛，喘着粗气朝那人追去。我不可能看错那头巨兽。它是一条鬣狗。

“看见这家伙非但没有增加我的恐惧，反而消除了我的不安，因为现在我确信我只是在做梦，于是便努力要使自己清醒过来。我大胆地朝前迈出轻快的步伐。我揉我的眼睛，我高声喊叫，我捏我的四肢。小小的一泓清泉进入我的视野，我在泉边弯下腰洗手、洗头和脖子。这一洗仿佛洗掉了一直令我不安的那种莫可名状的感觉。当我重新直起腰时，我认为我完全变了一个人。我迈开平稳的步子，悠然自得地继续走那条我不认识的路。

“最后，由于精疲力竭，也由于空气闷热得令人窒息，我坐到了一棵树下。不一会儿天空射下曚昽的日光，那棵树树叶的影子淡淡地但清晰地映在草地上。我疑惑地凝视了那影子好几分钟。它的形状惊得我目瞪口呆。我抬头一看，那是棵棕榈树。

“这下我匆匆站起身来，感到一阵恐惧不安，因为我不能再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我发现我完全支配着自己的感官，而这些感官此时为我的灵魂带来了一种新奇而异样的感觉。天气一下子热得不堪忍受。风中飘来一种陌生的气味。一种低沉而持续的潺潺水声，就像一条水量充沛但流动缓慢的河流的声音，交织着由许多人发出的奇异的嘈杂之声，一并传入我的耳朵。

“当我在一种我无须描述的极度惊讶中倾听之时，一阵猛烈而短促的风突然吹散了浓雾，仿佛是一位巫师挥舞了一下魔杖。

“我发现自己在一座高山脚下，正俯瞰着前方一片宽阔的平原，一条壮观的大河蜿蜒于平原之上。大河的岸边坐落着一座具有东方情调的城市，就像我们在《天方夜谭》中读到的那种，但比书中所描绘的更具特色。我所处的位置远远高于那座城市，所以我能看到城里的每一个角落，它们就像画在地图上一样。街道看上去不可悉数，纵横交错，与其说是街道，不如说是又长又弯的小巷，那些小巷里全都挤满了人。城里的房子颇具诗情画意。四面八方都是数不清的阳台、游廊、尖塔、神龛和雕刻得非常奇妙的凸肚窗。集市比比皆是，出售的货物品种繁多，琳琅满目——丝绸、薄纱、最耀眼的刀剑、最华丽的珠宝。此外可见到处都有旗幡和轿子，有抬着蒙面纱的端庄妇人的肩舆，有被打扮得光彩夺目的大象，有被雕刻得奇形怪状的偶像，有皮鼓，有旌旗，有铜锣，有长矛，还有镀银和镀金的钉头锤。而在人群之中，在喧嚣之中，在全城的纷乱挤轧之中，在熙来攘往的包着头巾、裹着长袍、须髯飘垂的黑皮肤和黄皮肤的人流之中，穿行着数不清的披着饰带的圣牛，而大群大群虽说肮脏却不可侵犯的圣猴则在神庙寺院的房檐周围攀缘啼叫，或是攀附于尖塔和凸肚窗。从拥挤的街道到那条河的岸边，有不可计数的一段段向下延伸的石级，直通到一个个沐浴之处，而那条河本身倒像费劲儿地从载满货物的船堆中挤过，帆樯如林的船只遮盖了整个河面。城外四周有大片大片的棕榈树和椰子树，其中间杂着其他巨大的古树，随处可见分散的一块稻田、一间农民的茅屋、一方水池、一座隐寺、一个吉卜赛人营地，或一位美丽的少女独自一人头顶水罐走向那条大河的岸边。

“当然，你们现在会说我是在做梦，但事实并非如此。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都不具有我绝不会弄错的梦的特征。一切都那么首尾相连，前后一致。开始我也怀疑自己是否真正醒着，于是我进行了一系列试验，结果很快就使我确信我的确神志清醒。当一个人在梦中怀疑自己在做梦之时，他的怀疑绝不会得不到证实，而做梦者往往是马上醒来。所以诺瓦利斯[30]说得不错：‘当我们梦见自己做梦之时，我们正接近清醒。’假若这番景象如我所描述的那样出现在我的脑际而被我怀疑为一种梦境，那它说不定真是一场大梦。但是，既然它像它出现的那样出现，既然它像它被怀疑和试验的那样经受了怀疑和试验，那我现在就不得不把它归入另一类现象。”

“在这点上我不能确定你错了，”坦普尔顿医生说，“请接着往下讲。你站起身并朝下边那座城市走去。”

“我站起身，”贝德尔奥耶继续道，一边用一种非常惊讶的神情打量医生，“我站起身，正如你刚才所说，并朝下边那座城市走去。路上我汇入了一股巨大的人流，无数的平民从条条道路拥向同一个方向，一个个都显得慷慨激昂。突然，被一阵不可思议的冲动所驱使，我对身边正在发生的事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我仿佛觉得自己有一个重要角色要扮演，可又不清楚那到底是个什么角色。然而，我体验到了一种深切的仇恨之情，对围在我身边的人群怀有仇恨。我从他们中退出，飞快地绕到了城边并进了那座城市。全城都处在骚乱与战斗之中。一小队半是印度装束半是欧式装束的男人由一名扮着英军装束的绅士指挥，正以寡敌众地与潮水般的街头暴民交战。我加入了力量弱的一方，用一名倒下的军官的武器疯狂地与我不认识的敌人进行战斗。我们很快就寡不敌众，被迫退守进一座东方式凉亭。我们在那儿负隅顽抗，一时半会儿还不会有危险。从靠近凉亭顶端的一个窗孔，我看见一大群愤怒的人正在围攻一座突出于河面之上的华丽的宫殿。不一会儿，一个看上去很柔弱的人出现在宫殿上层的一个窗口，凭着一根用他的侍从们的头巾连接而成的长绳，他从那个窗口吊了下来。下边有一条船，他乘那条船逃到了河对岸。

“这时一个新的目的占据了我的心灵。我急促而有力地对我的同伴们说了几句话，在争取到他们中少许人的支持之后，一场疯狂的突围开始了。我们从凉亭冲入包围我们的人群中。开始他们在我们面前节节败退。接着他们重整旗鼓疯狂反扑，然后重新向后退缩。左冲右突之间，我们已远远离开了那座凉亭，被赶进了那些狭窄弯曲、两旁房屋鳞次栉比、幽深处从来不见阳光的迷津般的街道。暴民们疯狂向我们扑来，用他们的长矛不断袭击我们，用一阵阵乱箭压得我们抬不起头。这些箭矢非常奇特，形状就像马来人的波刃短剑。它们是模仿毒蛇蹿行时的身形而造成，箭杆细长乌黑，箭镞有浸过毒的倒钩。这样的一支箭射中了我的右太阳穴。我摇晃了一下倒在地上，顿时感到极度的恶心。我挣扎，我喘息，我死去。”

这时，我微笑着说：“现在你简直不能再坚持说你的那番奇遇不是一场梦。你不至于硬要说你现在是死人吧？”

我说这些话时当然是以为贝德尔奥耶会说句什么俏皮话来作为回答，但令我吃惊的是，他竟然变得狐疑不决，浑身哆嗦，面如死灰，而且一言不发。我朝坦普尔顿看去，只见他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他的牙齿在打战，他的眼睛几乎要瞪出了眼窝。“接着往下讲！”他最后用沙哑的声音对贝德尔奥耶说。

“有好几分钟，”贝德尔奥耶继续道，“我唯一的感情，我唯一的感觉，就是黑暗和虚无，伴随着死亡的意识。最后，似乎有一种突然而猛烈的震荡穿过我的灵魂，仿佛是电击。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轻灵的感觉。后一点我是感觉到而不是看到的。我好像一下从地面升起。但我没有肉体，也没有视觉、听觉和触觉。人群已经散离。骚乱已经平息。那座城市此刻相当安静。我的下方躺着我的尸体，太阳穴上还插着那支箭，整个头部已肿胀变形。但这一切我都是感觉到，而不是看到。我对一切都不感兴趣。甚至那具尸体也显得与我无关。我没有意志，但好像被推入了运动。我轻快地飘出了那座城市，折回我曾走过的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当我到达我曾在那儿遇见鬣狗的那个地点时，我又一次感到一阵电击般的震荡，重感、意志感和实体感顿时恢复。我又成了原来的自己，并匆匆踏上回家的路。但那番经历并没有失去它真实鲜明的色彩，而现在哪怕只是暂时的一分一秒，我也没法强迫我的判断力把它认为是一场梦。”

“它也不是一场梦，”这时坦普尔顿一本正经地说，“不过此外又很难说该如何为它命名。让我们只是这样来推测，当今人类之灵魂已非常接近于某种惊人的精神发现。暂时就让我们满足于这一推测。至于别的我倒有一个解释。这儿有一幅水彩画，我本来早就应该让你们看，但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阻止我那样做。”

我们看了他递过来的画。我看那幅画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可它对贝德尔奥耶产生的影响令人吃惊。当他看见那幅画时，差点儿昏过去。然而那只是一幅微型画像——诚然画中人的相貌特征与他酷肖绝似。至少我看画时是这样认为的。

“你们可以看到，”坦普尔顿说，“这幅画的年代——在这儿，几乎看不见，在这个角上——1780年。这张画像就是在那一年画的。它是我死去的朋友奥尔德贝先生的肖像。在沃伦·哈斯丁任印度总督时期，我和奥尔德贝在加尔各答，我俩曾经情同手足。当时我才二十岁。贝德尔奥耶先生，我在萨拉托加初次见到你时，正是你和这幅肖像之间那种酷肖绝似诱使我同你搭话，和你交朋友，并促成了最终使我成为你永久伙伴的那些协议安排。我这样做部分地是因为，也许该说主要地是出于一种对我亡友的惋惜和怀念，但部分地也是出于一种担心，一种并非完全不带恐惧的对你的好奇。

“在你对你在山里所看到的那番景象的详述中，你已经非常精确地描绘了印度圣河岸边的贝拿勒斯城[31]。那些暴动、战斗和杀戮均是发生于1780年的蔡特·辛格叛乱中的真实事件，当时哈斯丁经历了他一生中最危险的时期。那个用头巾结成绳子逃走的人，就是贝拿勒斯邦主蔡特·辛格本人。凉亭里的那些人就是哈斯丁所率领的一队印度兵和英国军官。我便是其中一员，当时我尽了一切努力要阻止那名军官冒险突围，最后他在混乱的巷战中被一个孟加拉人的毒箭射死。那名军官就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他就是奥尔德贝。你看看这些手稿就会发现，”说到这儿，他拿出一个笔记本，其中有几页显然是刚刚才写上字，“当你在山中想象这些事情之时，我正在家里把它们详细地记录在纸上。”

大约在这次谈话一星期之后，夏洛茨维尔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以下短讯：

“我们有义务沉痛地宣告奥古斯塔斯·贝德尔奥先生与世长辞，他是一名仁慈厚道的绅士，他因其许多美德而早已赢得了夏洛茨维尔市民们对他的敬爱。

“贝先生多年来一直患有神经痛，此病曾多次对他的生命构成威胁，但这只能被视为他死去的间接原因。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格外异乎寻常。在几天前去凹凸山的一次远足中，贝先生偶染风寒引起发烧，并伴随有严重的脑充血。为治疗此症，坦普尔顿医生采取了用水蛭局部吸血的方法。水蛭被置于两边太阳穴。在可怕的片刻病人死去，原因似乎是盛水蛭的罐中意外地混入了一条偶尔可见于附近池塘的毒蚂蟥。这条毒蚂蟥紧紧地吸住了患者右太阳穴的一条小血管。它与治疗用的水蛭的极其相似，造成了这一不可弥补的疏忽。

“注意：夏洛茨维尔的毒蚂蟥通常可据其色黑而区别于治疗用的水蛭，尤其可根据它与蛇酷似的扭曲或蠕动。”

同该报撰稿人谈起这一惊人的意外事故时，我突然想到问他报上把死者的姓写成贝德尔奥是怎么回事。

我说：“我相信你这样拼写肯定有你的根据，不过我一直认为写这个姓末尾还有个‘耶’字。”

“有根据？不，”他回答说，“那仅仅是一个印刷错误。这个姓全世界都写作贝德尔奥耶，我这辈子还不知道有别的拼法。”

“那么，”我转身时不由得喃喃自语道，“那么，难道出现了一个比虚构还奇妙的事实——因为去掉了‘耶’字，贝德尔奥一倒读不正好是奥尔德贝？而那个人告诉我这是个印刷错误。”

过早埋葬

有那么一些题目非常引人入胜，但若写成正统小说则过分恐怖。所以纯粹的浪漫主义作家对这些题目应该避而远之，如果他不想犯众怒或者招人讨厌的话。只有得到确切而庄重的真相之认可，方能对这类题目加以适当的处理。譬如说，我们读到下列叙述时总会感到毛骨悚然，总会感到最强烈的“愉悦的痛苦”，诸如对强渡别列茨那河的叙述、对里斯本大地震的叙述、对伦敦黑死病的叙述、对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叙述，或者对加尔各答土牢里那一百二十三名囚犯窒息死亡的叙述。但是，在这些叙述中，引人入胜之处正是其事实——正是其真相——正是其历史。若是作为虚构，我们就会怀着厌恶之情掩鼻而视。

我已经列出了这几场有史记载的显著而令人敬畏的灾难，但在这些事例中，灾难之规模给人留下的强烈印象并不亚于灾难之性质。我用不着提醒读者，从人类灾难那份长长的目录中，我可以列出许多比这些大规模灾难更充满实质性痛苦的个人祸殃。其实真正的不幸，最大的悲哀，往往是特殊的而不是普遍的。最可怕的痛苦之极致总是由个体的人经受，而不是由群体的人承担，为此让我们感谢仁慈的上帝！

毫无疑问，被活埋乃迄今为止降于人类命运的那些痛苦至极的灾难中最可怖的一种。凡爱思想者几乎都不会否认，活埋人的事一直频频发生，屡见不鲜。那些划分生与死的界线充其量是些模糊而含混的畛域。谁能说生命就在那里终结，谁能说死亡就从那里开始？我们知道有些疾病会使患者表面的生命机能完全终止，但正确地说这些终止只能被称为中止。它们只是我们尚缺乏了解的那种机械运动的暂停。一段时间之后，某种神秘莫测的因素又会使那些神奇的小齿轮和具有魔力的大飞轮重新转动。银线并没有永远地松弛，金碗并未被不可修复地打破。不然，在此期间灵魂寓于何处？

除了这必然的推论，这由因溯果的推论，如此这般的原因必然导致如此这般的结果——这些假死的病例必然时常导致过早埋葬的发生——除了这种推想，我们还有医学上和平常经历中的直接证据，来证明大量这样的活埋实际上一直在发生。如果有必要，我可以马上举出上百个有根有据的例子。一个性质非常惊人、细节对某些读者也许还记忆犹新的事例前不久发生在附近的巴尔的摩市，并在该市引发了一场痛苦、激烈、波及面甚广的骚动。一位最受人尊敬的市民的妻子，也是一位很有地位的律师和国会议员的夫人，突然患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病，此病令她的医生们完全束手无策。她在经历了极大的痛苦之后死去，或者说被断定死去。的确没人怀疑，或者说没人有理由怀疑她实际上并没有死亡。她显示了一般死亡的全部表面特征。面部呈现出通常缩陷的轮廓，嘴唇变成了通常大理石般的苍白，眼睛失去了光泽，身上没有了体温，脉搏停止了跳动。她的身体被停放了三天，已变得完全僵硬。总之，由于被人们所认为的腐烂很快发生，她的葬礼被匆匆举行。

那位女士被放进了她家族的墓窟，其后三年墓窟未曾开过。三年之后，墓窟被打开欲放一具石棺。可是，天哪！多么可怕的一场震惊等待着那位丈夫，因为正是由他开墓门。当墓门向外打开，一个白乎乎的物体嘎嘎作响地倒进他的怀里。原来那是穿着尚未腐朽的尸衣的妻子的骷髅。

一场细致的调査证明，她在被放进墓穴两天之后复活。她在棺材里的挣扎使棺材从一个壁架或木架上掉了下来，棺材摔破使她能钻出。一盏无意间遗留在墓中的盛满油的灯被发现油已干涸，但油很可能是蒸发而尽。在通入墓穴的台阶之最高一级，有一大块棺材碎片，似乎她曾用此碎片敲打铁门，试图引起墓外人的注意。也许就在她敲打时，她由于极度的恐惧而晕厥或死亡。在她倒下之际，她的尸衣被铁门上向内突出的部分缠住。于是她就那样挂在那里，就那样直立着腐烂干枯。

1810年，一起活埋事件发生在法国，并由此而引出了一个甚至被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比小说还离奇的真实故事。这个故事的女主人公是一位名叫维克托里娜·拉福加德的小姐，一位出身名门、极其富有，而且非常漂亮的年轻姑娘。在她众多的追求者中有一位巴黎的穷文人，或者说穷记者，名叫朱利安·博叙埃。他的才华与厚道引起了那位女继承人的注意，他似乎已经被她真正爱上，但她与生俱来的傲慢使她拒绝他的求婚，嫁给了显赫的银行家兼外交家勒内莱先生。可那位先生婚后对她很冷淡，也许甚至还对她进行虐待。她不幸地随他生活了几年之后而去世，至少她当时那种与死亡极其相似的状态使看见她的每一个人都认为她已死去。她被埋葬——不是埋在墓窟，而是葬在她出生的那个村里一个普通的坟墓中。那位仍被深情的怀念所折磨的记者悲恸欲绝，痴情地从巴黎去了那个村庄所在的偏远的外省，心中怀着一种罗曼蒂克的意图，要把他的心上人从墓中掘出，获得一缕她美丽的头发。他到达了那座坟墓。夜半时分，他挖出并打开了棺材，当他正在拆散头发之时，他突然发现他的心上人睁开了眼睛。事实上，那位女士是被活埋了，生命并未完全离她而去。她情人的抚弄把她从那场被误认为是死亡的昏迷中唤醒。他发疯似的把她抱回他在村里的住处。他凭着丰富的医学知识给她服用了一些很有效的补药，最后她终于完全苏醒。她认出了她的保护人。她继续和他待在一起，直到她慢慢地恢复了原有的健康。她那颗女人的心并非铁石，这爱的最后一课足以使它软化。她把那颗心交给了博叙埃。她再没回到她丈夫身边，也没让他知道她已复活，而是同她的情人一起逃到了美国。二十年之后他俩重返法国，确信时间已经大大地改变了那位女士的容貌，她的朋友们不可能会认出她。可他们错了，因为勒内莱先生实际上一眼就认出了她，并提出要领回他的妻子。她抵制这一要求。法庭确认她的抵制合理。裁决认为，鉴于多年分离这一特殊情况，勒内莱先生不仅于理而且于法都已丧失了丈夫的权利。

莱比锡的《外科杂志》是一份非常权威且极有价值的期刊，最好是有某位美国书商将其翻译出版。该刊最近一期记载了一起我们正在谈论的这种非常不幸的事件。

一名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炮兵军官从一匹烈马的背上被抛下，头部严重撞伤，他当场失去知觉，确诊颅骨轻微破损，但并无生命危险。开颅手术成功地完成了。他被抽了血，许多常规的辅疗措施也一一采用了。渐渐地，他陷入了一种越来越令人绝望的昏迷状态。最后，他被确认为已经死亡。

当时天气暖和，他被非常草率地埋进了一个公共墓地。他下葬的那天是星期四。在随后的那个星期天，墓地和往常一样挤满了游客。中午时分，一个农民的陈述在墓地里引起了一阵骚动，那农民说当他坐在那位军官的坟头之时，他清楚地感觉到了地面在颤动，好像下面有人在挣扎。开始人们对那个农民所述的并不大在意。但他显而易见的惊恐，以及他坚持他那个故事的执拗，最后终于对人群产生了自然的效果。他们匆匆寻来铁锹，匆匆挖开坟墓，那个坟墓浅得令人觉得难为情，人们只挖了几分钟就看到了被埋葬者的头部。当时从表面上看，他的确已死；但他几乎是直着身子坐在棺材里面，由于他猛烈的挣扎，棺材盖已被部分顶起。他立即被送进了附近的医院，医院宣布他还活着，尽管处于一种窒息状态。几小时之后他苏醒过来，认出了他的朋友，并断断续续地讲述了他在坟墓里的痛苦。

根据他的讲述，这一点非常清楚，在他被埋进坟墓之后陷入昏迷之前的一个多小时中，他肯定一直具有生命意识。墓坑填得草率稀松，土中有许多缝隙小孔，这样便透进了必要的空气。他听到了头顶上人群的脚步声，于是便拼命挣扎想使上面的人听见。他说，似乎正是墓地里的喧哗把他从沉睡中唤醒——可他一醒来就充分地意识到了他可怕的处境。

据记载，这位伤员在其情况好转，看来正在完全康复之际，却成了骗人的医学实验的牺牲品。电流疗法被采用，他在电流意外引起的一阵再度昏迷中突然死亡。

不过说到电流疗法，使我回想起了一个众所周知、非常离奇的活埋事例。在这一事例中，电流的作用使伦敦一位被埋葬了两天的青年律师恢复了生气。这事发生在1831年，当时在消息所到之处都引起了极大轰动。

患者爱德华·斯特普尔顿先生明显死亡于斑疹伤寒，伴随着一种令他的医生们感到好奇的异常症状。由于他表面上已死亡，医生向他的亲友提出验尸的要求，但要求被拒绝。正如这种拒绝后面常常发生的事那样，那些医生决定悄悄地掘出尸体，进行从容的解剖。他们与遍布伦敦的许许多多盗尸团伙中的一个达成协议。在那个葬礼后的第三天晚上，指定的那具尸体从一个八英尺深的墓坑里被挖了出来，放进了一家私人医院的解剖室。

一个长长的切口在腹部切开，尸体毫无腐烂迹象使解剖者想到了使用电流。从一次接一次的通电实验中，解剖者除了通常的结果没发现任何特异之处，只是有那么一两次，尸体的抽搐比一般抽搐更显得有生命的迹象。

夜已晚，天将明。解剖者终于认为最好马上继续进行解剖。但有一名医科学生极想试验一下自己的一项理论，坚持要给一块胸肌通电。胸腔被草率地切开，电线被匆匆接上。这时，那名病人突然以一种急促但绝非抽搐的动作从解剖台上一跃而起，走到解剖室中央，不安地环顾了几秒钟，然后，开口说话。他所说的话很难听懂，但吐出的是字句，音节很清楚。说完话，他重重地倒在地板上。

开始的一会儿，解剖室里的人全都吓得目瞪口呆，但情况之紧急使他们很快恢复了镇静。他们发现斯特普尔顿先生还活着，尽管处于昏迷之中。经过一番抢救，他苏醒过来，并且迅速地恢复了健康，回到了他的朋友之中——不过，一开始并没有让他的朋友们知道他复活，直到不再担心他旧病复发。他的朋友们的那番惊喜，读者可以想象。

然而，这一事件最惊人的奇特之处还在于这位先生自己的陈述之中。他宣称，他在任何时刻都没有完全失去知觉——他迟钝而惶惑地意识到了发生于他的每一件事，从医生宣布他死亡的那一刻到他昏倒在那家医院地板上之时。当他认出解剖室后，竭尽全力说出而没人听懂的字句，原来是“我还活着”。

诸如此类的故事可以轻易地讲出许多，但我不准备再讲，因为我们实在没必要这样来证明过早埋葬之发生这一事实。但我们从这种事例中想到，我们能察觉这种事发生的机会是多么难得，我们就必须承认这种事可能在不为我们觉察的情况下频频发生。事实上，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大到什么规模，当人们占用一块墓地时，几乎无不发现有骷髅保持着各种各样令人顿生疑惧的姿势。

这种疑惧的确可怕，但更可怕的是那种厄运！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没有任何经历能像被活埋那样可怕地使灵与肉之痛苦达到极致。不堪忍受的肺的压迫，令人窒息的湿土的气味，裹尸布在身上的缠绕，狭窄的棺材的包围，那绝对之夜的深深黑暗，那犹如大海深处的寂然无声，还有那看不见但能感觉其存在的征服一切的虫子——这些感觉，加之想到头顶上的空气和青草，忆及那些一旦获悉我们的厄运便会飞身前来拯救我们的好友，意识到他们绝不可能知道这种灾难，令我们对命运绝望的只能是真正的死亡。如我所言，这些思绪给尚在悸跳的心带来一种骇人听闻和无法忍受的恐怖，定会使最大胆的想象力退避三舍。我们不知道地面上有什么能使人那样极度痛苦，我们做梦也想象不出那冥冥地狱一半的恐怖。因此所有关于这一题目的叙述都能引人入胜；不过，由于人们对这一题目本身有一种神圣的敬畏，这种引人入胜就特别理所当然地依赖于我们对所讲之事的真实性之确信。而我现在所要讲的是我自己的实际感知，是我自己纯粹的亲身经历。

多年来我一直被一种怪病缠身，因无更确切的病名，医生们已一致称它为强直性昏厥。尽管此症的直接原因、诱发原因乃至其真正的病理特征都还是一些未解之谜，但其显而易见的表面特征人们已相当熟悉。此症的发病情况尤其变化不定。有时病人只在一天或更短的时间内处于一种异常的昏迷状况。他没有知觉而且一动不动，但心跳还能被略略感知，身上仍保持着体温，脸颊中央尚残留淡淡血色；若把一面镜子凑到他嘴边，我们还能觉察到一种迟钝的、不匀的、游移的肺部活动。但有时这种昏迷的时间会延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这时连最细致的观察和最严密的医学测试，都无法确定昏迷者的状态和我们认为的绝对死亡这二者之间有何实质性的区别。通常，昏迷者幸免于被过早埋葬仅仅是凭着他的朋友们知道他以前发作过强直性昏厥，凭着他们因此而产生的怀疑，尤其是凭着他的身体没有腐烂的迹象。幸运的是，这种疾病的发展是由轻到重。第一次发作虽然引人注目，但症状并不明确。其后的发作一次比一次明显，昏迷的时间也一次比一次更长。免于被埋葬的主要保障即在于此。那些第一次发作就意外地显示出极端症状的不幸者，几乎都不可避免地会被活着送进坟墓。

我的症状和医书里讲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有时，我会在没有任何明显原因的情况下，渐渐地陷入一种半晕厥或半昏迷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没有痛苦，不能动弹，或严格地说不能思想，却有一种朦胧的生命意识，能模模糊糊地感到我床头那些人的存在，我一直保持那种状态，直到发病期的那个转折点使我突然恢复全部知觉。在另一些时刻，该病会猛然向我袭来，我马上感到恶心、麻木、发抖、眩晕，并一下子倒下。然后是一连几个星期的黑暗和沉寂，整个世界一片虚无。彻底的湮灭感无以复加。然而在这后一种昏迷中，我的苏醒之缓慢与发作之突然成比例。就像白昼降临于一个无友可投、无房可居、在漫长孤寂的冬夜漫步于街头的乞丐那样——就那么缓慢，那么慵懒，那么令人愉悦，灵魂之光重返于我。

除了这种昏迷的倾向，我总的健康状况似乎良好；我也没能觉察到这一普通的疾病对我的健康有任何影响，除非真可以把我日常睡眠中的一个特异之处视为其并发症。从睡眠中醒来之时，我从来不能够一下子就完全神志清醒，而总是一连好几分钟地陷在恍恍惚惚和茫然困惑之中——思维能力大体上，而记忆力绝对地处于一种绝对停止的状态。

在我所有的感受之中，没有肉体上的痛苦，但有一种无限的精神上的悲伤。我的想象力变得阴森恐怖。我说起“虫豸、坟墓和墓志铭”。我沉浸于死亡的幻想，而被过早埋葬的念头始终占据着我的脑海。我所面临的那种可怕的危险日夜缠绕着我。在白天，沉思的痛苦令我不堪忍受；在夜晚，冥想的折磨更是无以复加。当狰狞的黑暗笼罩大地，我怀着担忧的恐惧瑟瑟发抖，就像柩车上的羽饰瑟瑟颤抖。当天性再也不能支撑着不眠，我总要挣扎一番才被迫入睡，因为一想到醒来时说不定我会发现自己在坟墓中，我就禁不住不寒而栗。而当我终于进入睡眠，那也不过是一下子冲进了一个幻想的世界，在那个世界的上空，那个支配一切的阴沉的念头正张着它巨大的、漆黑的、遮天蔽日的翅膀在高高翱翔。

从无数在梦中这样压迫我的阴沉的幻象中，我只挑独一无二的一个记载于此。我想象我正陷于一次比平常更持久、更深沉的强直性昏厥，突然一只冰凉的手摁在我额顶上，一个急躁而颤抖的声音轻轻响在我耳边：“起来！”

我坐了起来。眼前一片漆黑。我看不见把我唤醒的那个人的身影。我既想不起我是何时陷入那场昏迷，也弄不清我当时身在何处。当我一动不动地坐着竭力想理清自己的思绪时，那只冰凉的手猛然抓住我的一只手腕使劲摇晃，同时那个颤抖的声音又说道：

“起来！难道我没有叫你起来？”

“你，”我问，“你是谁？”

“在我所居之处我无名无姓，”那个声音悲哀地回答道，“我过去是人，现在是鬼。我过去冷酷，但现在慈悲。你感觉到我在发抖。我说话时牙齿在打战，然而这并不是因为夜——这没有尽头的夜的寒冷。而是这恐怖令我难耐。你怎么能睡得安稳？这些痛苦的呼唤使我不能入睡。这些哀叹令我不堪忍受。起来吧！随我一道进入外面的黑夜，让我为你打开那些坟墓。这难道不是一幅悲惨的景象？看吧！”

我放眼望去，那个依然抓着我手腕的看不见的身影已经打开了全人类的坟墓，从每一个墓坑中都发出微弱的磷光，所以我能看到墓坑深处，看到那些悲惨而肃穆地与虫共眠的裹着柩衣的尸体。可是，天哪！真正的安息者比未眠者少百万千万。有的被葬者在无力地挣扎，到处是惨不忍睹的躁动，从数不清的墓坑深处传来一种凄惨的被葬者的柩衣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声音。而对于那些看上去已经安息的尸骨，我看到有许多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它们被埋葬时那种僵直而不自然的姿势。

我正这么看着，那个声音又对我说：

“哦，这难道不是一番可悲可怜的景象？”不待我回答，那个身影已松开我的手腕，磷光熄灭，所有的坟墓都在猛然间合上，从坟墓中传出一阵绝望的喧嚣，重复道，“这难道不是——哦，上帝！这难道不是一番可悲可怜的景象？”

夜里呈现出的这些幻象把它们可怕的影响延伸到了我清醒的时候。我的神经变得极度衰弱，我时时刻刻都在被恐怖折磨。我对骑马、散步或任何要我走出家门的运动总是都犹豫再三。事实上，我不再敢单独离开那些知道我容易犯强直性昏厥的朋友，唯恐在一次常见的发作之中，我会被不明真相的人埋掉。我怀疑我最亲密的朋友们的关心和忠诚。我害怕在一次比平时更持久的昏迷中，他们会被人说服，从而认为我不能再醒来。我甚至担心，由于我给他们添了不少麻烦，他们会非常乐意把我任何一次持久的发作视为完全摆脱我的充分理由。他们尽力消除我的疑虑，向我做出最庄重的保证，结果却是白费口舌。我逼着他们发出最神圣的誓言，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只有当我的身体腐烂到不可能继续保存的地步才可以把我埋葬。即便如此，我极度的恐惧仍听不进任何道理，也不接受任何安慰。我开始煞费苦心地采取一系列预防措施。在众多的措施中，我改造了我家族的墓窟，使其能够轻易地从里边打开墓门。只消轻轻地按一根伸进墓穴的长杆，那两道沉重的铁门就会很容易地打开。改造中还作了透气透光的安排，食物和水也将贮存在棺材边我伸手可及的地方。那口棺材衬垫得既暖和又松软，棺盖的设计依照了开启墓门的原理，另外加了一道弹簧，以至棺材里最轻微的动静都会使其自动开启。除此之外，从墓顶上还吊下一只大铃，按照设计，铃绳的一端将穿过棺材上的一个孔，紧紧地系在尸体的一只手上，可是，唉！与人类的命运抗衡有什么作用？即便这些设计巧妙的防范措施，也不足以避免被活埋的极度痛苦，不足以避免早已注定的痛苦之不幸！

一个重要时日来临，如同以前经常的那样，我发现自己正从完全无意中浮入最初的那阵模模糊糊的存在意识，慢慢地，慢得就像蜗牛爬行，接近精神之白昼那灰蒙蒙的黎明。一阵迟钝的不安。一阵对隐痛漠然的忍受。没有烦恼，没有希望，没有努力。接着，在一阵长长的间歇之后，一阵耳鸣；接着，在一阵更长的间歇之后，一阵强烈的刺扎感或刺痛感；随后是一阵仿佛遥遥无期的舒适的静止，在此期间清醒感正挣扎着进入思想，接着是一阵短暂的再度无意识，然后蓦然苏醒。眼皮终于微微眨动，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强烈而模糊的恐惧所引起的一阵像电击一般的震荡，这震荡使血液从太阳穴急涌到心间。然后是第一次明确的思维尝试。然后是第一次努力回忆。然后是部分的、转瞬即逝的成功。然后记忆恢复到某种程度，以至我能认识到自己的状态。我觉得我不是在从一般的睡眠中醒来。我回忆起我陷入了强直性昏厥。最后，仿佛是被大海的波涛冲击，我战栗的灵魂被那种狰狞的危险压倒，被那个幽灵般的、挥之不去的念头压倒。

被这种幻想攫醒之后，我在好几分钟内一动也没动。何以如此？我设法鼓起勇气动弹一下。我不敢做出努力去证实自己的命运，然而我心中有一个声音悄悄对我说，那是必然。绝望，不像其他不幸所唤起的那种绝望，仅仅是绝望驱使我，在久久的犹豫之后睁开了我沉重的眼皮。我睁开了眼睛。一团漆黑，漆黑一团。我知道这次发作已经结束。我知道发病期的那个转折点早已过去。我知道我已经完全恢复了视觉能力，可眼前一团漆黑，漆黑一团，只有那冥冥的永恒之夜的黑暗。

我试图尖叫。我的嘴唇和焦灼的舌头一起震动，但没有声音发自胸腔，胸口仿佛压着一座火山，肺部随着心脏急速地悸动，拼命地挣扎着想透过气来。

试图喊叫时上下颌的运动，告诉我它们被固定住了，就像通常对死者所做的那样。我还感觉到我是躺在某种坚硬的物质上，两边也是同样的物质紧紧地贴着我。到此为止，我还没有冒险动一动我的肢体，可现在我猛然举起两腕交叉放着的双臂。它们撞上了一块坚硬的木板，那木板延伸在我的身体上方，离我的脸不超过六英寸，这下我再也不能怀疑，我终于躺进了一具棺材。

现在，在我无限的痛苦之中，降临了那个天使般可爱的希望，因为我想到我的那些预防措施。我扭动身体，一阵阵地努力想打开棺盖，可它纹丝不动。我摸索两只手腕，想找到铃绳，可没有找到。此时希望永远地消失，一种更严峻的绝望却得意扬扬，因为我不仅发现棺材里没有我精心准备的衬垫，随之我还突然感觉到强烈的湿土异味钻进我的鼻孔。那个结论已无法抗拒。我并不在家族的墓窟里。我是在离家之时陷入了一场昏迷，在一群陌生人当中，什么时候或者如何发生的，我已记不起来。正是那些陌生人把我像狗一样埋掉，钉进一具普通的棺材，并且永远地抛进了一个普通的无名无姓的坟墓。

当这一可怕的确信闯入我的灵魂深处，我再一次拼命地大声喊叫。而这一次努力获得了成功。一声持久而疯狂的痛苦的尖叫，或者说惨叫，响彻那冥冥之夜的领域。

“喂！喂！好啦！”

一个粗鲁的声音回应道。

“到底出了什么事？”

第二个声音问。

“别嚷嚷！”

第三个声音说。

“你干吗那样号叫，就像一只山猫？”第四个声音问。随之一群看上去很粗鲁的人把我抓住，非常无礼地把我摇晃了好几分钟。他们并没有把我摇醒，因为我尖叫时本来就醒着，但他们使我完全恢复了记忆。

这个奇遇发生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附近。我由一位朋友陪伴去那里打猎，我们顺着詹姆斯河岸朝下游走了几英里。夜晚来临，我们遇上了一场暴风雨。停泊在河边的一条给花园装肥土的单桅船成了我们唯一的躲避之处。我们充分利用了它，在船上过夜。我睡进了船上仅有的两个铺位中的一个——一条六七十吨重的单桅船上的铺位几乎用不着描写。我睡的那个铺位没有任何褥具。它最宽有十八英寸。从铺面到头顶甲板的距离正好和它的宽度一样。我觉得当时挤进那个铺位就是件挺难的事。但我睡得很香，因为没有做梦，我醒来时那番幻觉自然是来自我当时所处的环境，来自我平时头脑中的偏见，来自我已经提到过的当我从长睡中醒来时在清醒神志尤其是恢复记忆方面的困难。摇晃我的那些人是船上的水手和前来卸船的工人。从船上的装载物上，我闻到泥土的气味。捆扎住上下颌的带子原来是我自己包扎在头上的一条丝绸手绢，因为没有我习惯用的睡帽。

然而，我当时经受的那番痛苦无疑和真正被埋葬的感受别无二致。它们是那么惊人地、令人难以置信地骇人听闻。但真是祸兮福所倚，因为过度的痛苦在我心里引起了一种必然的突变。我的灵魂获得了健全，获得了勇气。我出国旅行。我朝气蓬勃地锻炼。我呼吸天空自由的空气。我思考其他问题，而不是死亡。我把医书统统丢掉。我把“巴肯”[32]付之一炬。我不再读《夜思》[33]，不再读对墓地浮夸的诗文，不再读吓唬人的故事，例如本篇。总之，我变成了一个新人，过着一个人的生活。自从那个难忘之夜，我永远地驱除了我那些阴森的恐惧，强直性昏厥也随着它们一道消失。也许，恐惧一直是我昏迷的原因，而并非其结果。有那么些时候，甚至在理性清醒的眼里，我们悲惨的人类世界也会像一个地狱。可人类的想象力绝非卡拉蒂丝[34]，能泰然地去探测其每一个洞穴。哀哉！那些数不清的阴森恐怖不可被视为纯然的想象，但就像陪着阿弗拉斯布在奥克苏斯河航行的那些魔鬼，它们必须沉睡，不然它们会吞噬我们。必须让它们沉睡，不然我们将灭亡。[35]

静

——寓言一则

山峰都沉睡了；幽谷，

巉岩和洞穴寂静无声。

——阿尔克曼

“听我说，”魔鬼说着将一只手摁在我的头上，“我讲的这个地方是利比亚的一个荒僻之处，在扎伊尔河畔。那里没有安宁，没有寂静。

“那条河中的水有一种令人作呕的番红花颜色，而且那水不往海里流，而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火红的太阳下奔腾翻滚。从那条河的软泥河床向两岸延伸数英里，是一片长满巨大的水百合的苍白的荒原。水百合在那片荒原上喟然相对，长吁短叹，朝天上伸着它们又长又白的脖子，但从不摇晃它们的头。它们发出低沉而连续的声响，就像地下水汩汩溅溅。它们喟然相对，长吁短叹。

“但水百合的荒原有一道疆界，那片阴森森的森林的疆界。在那儿，低矮的灌木丛犹如赫布里底群岛的波浪，永不停息地汹涌骚动。但天上并没有一丝风。那些参天古树东摇西晃，发出一阵阵巨大的声响。从它们高高的树冠，一滴滴露珠长年不断地往下滴淌。树根旁长着奇异的毒花，在不安的睡眠中扭动。头顶上，伴随着飒飒的声音，灰色的云终古不息地飘向西方，直飘到天边那堵火红的墙上方，翻卷成一场瀑布般的暴雨。但天上没有一丝风。在扎伊尔河的两岸既没有安宁，也没有寂静。

“那是个夜晚，天在下雨，而且一直在下，那是血。我站在水百合丛中的泥淖里，雨浇在我的头上——那些百合花在孤寂与凄凉中相对喟然，唉声叹气。

“突然间，月亮穿过苍白的薄雾而升起，放射出血红色的月光。我看见了河边耸立着的一块被月光照亮的巨大岩石。那岩石阴沉、苍白、岿然独立——那岩石阴沉沉的。岩石的正面刻着字；我穿过长满水百合的泥淖走到河边，以便能看清岩石上刻的字。但我辨认不出那些字符的含义。我正回头走进泥淖，这时月光变得更红，我转身再一次看那块岩石，看那些字符，刻在岩石上的是一个‘荒’字。

“我举头仰望，看见岩顶上站着一个人，于是我躲进水百合花丛中，以便能观察那个人的举动。那人的身躯魁梧，从肩到脚被一件古罗马人穿的宽袍裹得严严实实。他的身影模模糊糊，但他的相貌是一副神的相貌，因为黑夜、薄雾、月亮和露珠都没有遮掩住他那张面孔。他高高的额顶带着沉思，他大大的眼睛充满忧虑；从他脸上的几道皱纹，我看出了他对人类的惋惜、厌倦和憎恶，看出了他对孤独的向往。

“那人在岩顶上坐下来，用一只手托着头，眺望那片旷野。他垂眼看看那不安的低矮灌木，又抬眼望望那些参天古树，然后再向上看那飒飒作响的天空，最后凝视那轮血红的月亮。我藏在百合花丛中，观察那个人的一举一动。那人在孤独中战栗，夜色将尽，而他坐在岩石上。

“那人从天空收回目光，放眼眺望凄迷的扎伊尔河，眺望那昏黄阴惨的河水，眺望那灰蒙蒙的一大片水百合花。那人倾听水百合的叹息，倾听它们发出低沉而连续的声音。我悄悄地潜伏在隐蔽之处，观察那个人的一举一动。那人在孤独中战栗，夜色将尽，而他坐在岩石上。

“于是我退到泥淖深处，费力地走到那一大片百合花中央，呼唤那些住在泥淖深处沼泽地中的河马。河马听到了我的呼唤，来到那块岩石脚下，在月光下高声而可怕地怒吼。我悄悄潜伏在隐蔽之处，观察那个人的一举一动。那人在孤独中战栗，夜色将尽，而他坐在岩石上。

“于是我用骚动的咒语诅咒风雨雷电，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开始在从来没有过风的天空上聚集。来势汹汹的暴风雨遮天蔽日，倾泻在那个人头上。河中洪水涌来，河里翻滚着泡沫浊浪，水百合在雨中声声哀鸣，大森林在风中分崩离析，雷声隆隆，电光闪闪，那块岩石连根基都在摇晃。我悄悄地潜伏在隐蔽之处，观察那个人的一举一动。那人在孤独中战栗，夜色将尽，而他坐在岩石上。

“于是我用‘静’的咒语来诅咒河，诅咒百合，诅咒风，诅咒森林，诅咒天空，诅咒雷电，诅咒水百合的叹息。我的诅咒立刻应验，它们全都静止下来。月亮停止了移动，雷声骤然消失，电光不再闪亮，云块全都凝固，河里的水退回到原来的水位，森林停止了摇晃，水百合不再叹息，也不再发出低沉而连续的声音，旷荡无边的荒原上一片岑寂。我再看岩石上刻的那字符，发现已经变成了一个‘静’字。

“我的眼光落在那个人脸上，他已被吓得脸色苍白。他猛然抬起头，站起身，朝前倾身聆听。但空旷无边的荒原上一片岑寂，岩石上的字符也变成了‘静’字。那人颤抖着掉转头，匆匆逃去，结果我再也没见到过他。”

如今在东方三博士[36]的卷帙中有许多好故事——在东方三博士那些铁钉装订的忧郁的卷帙中，里边有天空、海洋和大地辉煌的历史——有关于统治天空、海洋和大地的神怪的故事。在西彼拉[37]的预言中也有许多传说。还有多多纳神庙[38]周围那些摇晃的树叶所听到的那些神谕——然而，尽管真主活着，我仍然认为魔鬼在坟墓阴影中坐在我身边讲给我的这则寓言是最奇妙的故事。当时魔鬼讲完故事就哈哈大笑着退回墓穴之中。我未能同魔鬼一道发笑，他因此诅咒了我。永远居住在坟墓里的那只山猫蹿出来，匍匐在魔鬼脚边，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的脸。

死荫

——寓言一则

是的！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圣经·诗篇》

读这则寓言的你还活在世上，而写这则寓言的我恐怕早已去了那亡灵之乡。因为在这些记录被世人读到之前，奇异的事情将会发生，神秘的事情将被知晓，许多个世纪将会过去。而在这些记载被读之时，有些人会不信，有些人会怀疑，但有少数人会在这些用铁笔镌刻的字符中，发现许多引人深思的东西。

那是一个恐怖之年，人们心里充满了一种这个世上还没有字眼可形容的比恐怖还恐怖的感情。因为许多奇异征兆相继出现，普天之下，从海洋到陆地，都被时疫黑色的翅膀所覆盖。然而，对于那些精通星象的人来说，并非不知道这是天象显出了凶兆；对他们中的我，希腊人奥伊洛斯来说，这显然是木星在白羊宫入口处与可怕的土星那道红色光环交接，1794年的那场大更迭已经来临。如果我没有完全弄错的话，那种奇特的天意不仅显现在地球的自然轨道中，也显现在人类的精神、想象和沉思冥想之中。

一天晚上，在一座名叫普托勒墨斯的幽幽城中，在一个宏伟大厅的四壁之内，围着一些用长颈瓶装的开俄斯岛红葡萄酒，我们七个人坐在一起。除了一道巍峨的黄铜大门，我们这个房间没别的入口；那道大门由工匠科里乌诺斯铸成，稀罕的是那门只能从里边开闭。那阴暗房间里的黑色帷幔，使我们看不见苍白的月亮和星星，也看不见窗外无人的街甬，但挡不住那不祥之兆，也无法逐出我们对灾祸的记忆。我现在已不能清晰地描述当时的情景，无论是物质上的存在还是精神上的实感。除了气氛的压抑、窒息的感觉和如焚的忧虑，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在意识清醒而敏锐但思维能力沉睡不醒之时，神经所经历的那种对生存的恐惧。一种死亡的压迫缠住我们不放。它缠住我们的四肢，缠住室内的摆设，也缠住我们喝酒的那些酒杯。所有的一切都被缠住，所有的一切都被压倒，除了那七团照亮我们酒宴的七盏铁灯的火焰。七盏灯的火苗都又细又长，暗淡而且一动不动。灯光在我们围坐的那张黑檀圆桌上形成了一面镜子，从那面镜子中，我们每个人都看见了自己脸色的苍白，看见了同伴眼中的萎靡不振和焦灼不安。然而，我们仍歇斯底里地纵声大笑、纵情作乐，疯疯癫癫地吟唱阿那克里翁咏赞酒色的琴歌；虽然紫色的酒浆让我们想到鲜血，但我们依然狂饮高歌。因为我们屋里还有另一位叫作小索伊勒斯的房客。他正裹着尸衣直挺挺地躺在一旁，好像那个场景的守护神。唉！他分享不到我们的快乐，只是他那张被瘟疫扭曲的脸和那双只被死神熄灭了一半瘟疫火焰的眼睛似乎正对我们的狂欢感兴趣，就像那种死者也许会偶然对即将死去的人的快乐所产生的兴趣。虽然我感到死者的眼睛正盯着我，但我仍然强迫自己不去理会那眼中的痛苦，而是凝视着镜子般的黑檀桌面，用洪亮的声音髙唱泰奥斯之子[39]的那些琴歌。渐渐地，我的歌声停止了，在屋里黑色帷幔间萦绕的回声也越来越弱，最后终于完全消逝。瞧！就从歌声消逝的那些黑色的帷幔之中，走出一个模模糊糊、飘忽不定的影子，就像月亮刚刚升起时可能映出的人的影子；但它既不是人影，也不是神影，也不是任何我们所熟悉的东西的影子。它在黑色的帷幔间哆嗦了一会儿，最后终于在黄铜大门的表面附定。那影子仍若明若暗，虚无缥缈，毫不成形；既不像人也不像神，不像希腊的神，不像迦勒底的神，也不像埃及的任何神。那影子就附在门拱下的黄铜门上，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完全静止。如果我没记错，影子所依附的门正对着裹着尸衣的小索伊勒斯的双脚。自从那影子从帷幔间飘出之后，我们七个人都没有正眼看过它一眼，而是垂下目光久久地盯着那面黑檀木镜。最后，我嗫嚅着问那影子姓甚名谁，居住何方。影子回答：“我叫死荫，居住在这普托勒墨斯城地下墓窖附近，就在极乐世界那混沌的旷野旁边，紧挨着那条肮脏的冥河。”这下我们七个人都吓得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一个个战战兢兢地直打哆嗦；因为那影子的声音所包含的不是一个人的声调，而是许许多多人的声调。它说话时，每发出一个音节就变换一种声调，这些声调阴沉沉地钻进我们的耳朵，使我们回忆起成千上万死去的朋友那些熟悉的口音。

威廉·威尔逊

怎么说它呢？怎么说倔强的良心

我人生路上的那个幽灵呢？

——张伯伦《法萝妮达》

暂且就让我把自己叫作威廉·威尔逊吧。摊在我面前的这张白纸没必要被我的真实姓名所玷污。那姓名早已使我的家族受尽了羞辱，遭够了白眼，讨足了嫌弃。难道那义愤填膺的风还没有把这昭著的臭名扬到天涯海角？哦，天下最寡廉鲜耻的浪荡子哟！难道你对世事不总是不闻不问？对世间的荣誉、鲜花和远大抱负不总是毫无感觉？难道在你的希望与极乐之间不总是垂着一片浓密、阴沉、无边无际的云？

要是可能的话，我今天就不会在此记录下我近年所遭受的难以形容的痛苦和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恶。这一时期，最近这些年，我突然放荡堕落，这放荡堕落的原因正是我眼下要谈的话题。人们通常是一步步走向邪恶。可所有的道德于我就像一件披风，刹那间就从我身上全部脱掉。我仿佛迈着巨人的步伐，一下子就从寻常的缺点陷到了比埃拉伽巴卢斯[40]的罪行更难以饶恕的滔天大罪里。是什么命运，什么样一种变故使这种罪行发生，现在就容我从头道来。死神正向我走近，预告他来临的阴影已经软化了我的心。在穿过这朦胧的死亡幽谷之时，我渴望得到世人的同情，我差点儿说世人的怜悯。我唯愿他们能相信，我多少是受了身不由己的环境的摆布。我企盼他们能从我正要讲述的详情里，替我在罪恶的荒漠中找到那片小小的命运的绿洲。我祈望使他们承认忍不住要承认的事实，尽管不久前诱惑也许真的大量存在，但至少绝没有人受到过我这样的诱惑，当然也绝没有人像我这样堕落。难道因此就绝没有人像我这样痛苦过？难道我实际上不是一直生活在一个梦中？难道我此刻不是作为那恐怖而神秘的最疯狂的人间幻影的牺牲品在等待死神？

我生于一个历来就以其想象力丰富和性情暴躁而著称的家族。我还在襁褓中时，就已经显示出我完全继承了家族的禀性。随着我一年年长大，这种禀性也更加难移；由于种种原因，这种禀性成了我的朋友们焦虑不安的缘由，也成了我自己名誉受损的祸根。我渐渐变得刚愎自用，喜怒无常，放荡不羁。和我一样意志薄弱且体质羸弱的父母，对我日益显露的恶性基本上是无可奈何。他们那番力不从心且不得要领的努力以他们的一败涂地，也就是以我的大获全胜而告终。从此以后，我的声音便成了家里的法规。到了大多数孩子还在蹒跚学步的年龄，他们就任凭我按自己的意愿行事，除了名字，我自己的所有事都由我自己做主。

每每忆及我最初的校园生活，我总会想到一座巨大而不规则的伊丽莎白时代的房子，想到一个薄雾蒙蒙的英格兰村镇，想到镇上那许许多多盘根错节的大树和所有那些年代久远的房舍。实际上，那历史悠久的古镇真是个梦一般的抚慰心灵的地方。此刻，我仿佛又感到了它绿荫大道上那股令人神清气爽的寒意，仿佛又闻到了它茂密的灌木丛所散发的那阵芳香，仿佛又怀着朦胧的喜悦被它那深沉而空灵的教堂钟声所感动，那钟声每隔一小时便突然幽幽鸣响，划破阴暗岑寂的空气，那座有回纹装饰的哥特式尖塔就静静地嵌在那空气之中。

也许在我眼下的各种体验之中，唯有细细地回想那所学校和有关那所学校的往事才能给我带来快活。虽然我现在正深深地陷入痛苦，唉！实实在在的痛苦，但读者将会原谅我在东拉西扯的闲聊中去寻求痛苦的减轻，不管这种减轻是多么细微和短暂。再说照我看来，这些东鳞西爪甚至荒唐可笑的闲聊若是与某个时间和地点相连，倒会显出意想不到的重要性，因为就是在那个时间和那个地点，我第一次模模糊糊地听到了那个后来一直完全把我笼罩的命运对我提出的忠告。那就让我来回忆一下吧。

我已经说过那幢房子非常古老而且极不规则。房子周围的场地很宽，由一道顶上抹了泥灰、插着碎玻璃的又高又结实的砖墙围着。那道狱墙般的高壁就成了我们领土的疆界，墙外的世界我们一星期只有两天能看见——每个星期六下午，我们被允许由两名老师领着集体到附近的田野进行一次短时间的散步，每个星期日早晚各一次，我们排着同样的队列到镇上唯一的那座教堂做礼拜。我们的校长就是那座教堂的牧师。每次我从教堂后排的长凳上望着他迈着庄严而缓慢的步子登上布道坛时，我心里说不出有多么惊讶和困惑！那牧师的表情是多么庄重而慈祥，那身长袍是多么似是而非又似非而是，那头假发是多么硬、多么密，发粉敷得多么匀。这难道会是他，会是那个昨天还板着副面孔、穿着被鼻烟弄脏的衣服、手握戒尺在学校执行清规戒律的人？呵，真是格格不入、荒谬绝伦，令人难以理解！

那堵阴沉的高墙一角开着一道更阴沉的大门。门扇上星罗棋布地饰满了螺钉，门顶上参差不齐地竖立着尖铁。那道门是多么的令人生畏！除了上述的三次定时出入，那道门平时从不打开；所以每当它巨大的铰链发出吱嘎声响，我们就会发现许许多多奥秘，许多值得认真观察也更值得严肃思索的事物。

宽阔的校园形状极不规则，有许多大片大片的幽僻之处，其中最大的三四片就构成了学校的运动场。运动场地面平坦，铺着又细又硬的沙砾。我清楚地记得运动场内没有树木，没有长凳，也没有任何类似之物。当然，运动场是在那幢房子的后面。房子的正前方有一个小小的花坛，种着黄杨之类的灌木。实际上，我们只有很少的时候经过那块圣地，诸如第一次进校和最后毕业离校的时候，或父母亲友来接我们，我们高高兴兴回家过圣诞节或施洗约翰节的时候。

那幢房子，那是一座多么古怪的老式建筑啊！它在我眼里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迷宫！它那些迂回曲折的走廊仿佛没有尽头，它那种莫名其妙的分隔常令人找不到出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很难说清自己到底是在它两层楼的楼上还是楼下。从任何一个房间都肯定会碰到三四级或上或下的台阶，还有它那些多得令人难以想象的偏门旁屋。那真是门门相通、屋屋相连，以至我们对那幢房子最精确的概念跟我们思考无穷大时所用的概念相去不远。在我寄读那所学校的五年间，我从来就没能弄清楚分给我和另外十八九名同学住的那间小寝室到底在那幢房子的哪一个偏僻角落。

我们的教室是那幢房子里最大的一间，我当时忍不住认为那是天下最大的一间。房间很长，狭窄，低得令人压抑，有哥特式的尖窗和橡木天花板。教室远端令人生畏的一角有个八九英尺见方的凹室，那是我们校长、牧师布兰斯比博士“定时祈祷”时的圣所。那凹室构造坚固，房门结实，当那位“老师兼牧师”不在的时候，我们大家宁愿死于酷刑也不肯去开那门。教室的另外两个角落还有两个类似的包厢，虽说远不及那个凹室令人生畏，但仍然令人肃然起敬。一个是“古典语文”老师的讲坛，另一个是“英语和数学”教师的讲坛。教室里横三竖四、歪七扭八地摆着许多陈旧的黑色长凳和课桌，桌上堆着被手指翻脏的一塌糊涂的课本，桌子表面凡是刀子下得去的地方，都被刻上了缩写字母、全名全姓和各种稀奇古怪的花样图案，以至那些桌子早已面目全非。教室的一头放着一只盛满水的大桶，另一头搁着一只大得惊人的钟。

就在那所古老学校厚实的围墙之内，我度过了我生命的第三个五年，既没有感到沉闷，也不觉得讨厌。童年时代丰富的头脑不需要身外之事来填充或娱乐，学校生活明显的单调沉闷充满了我青年时代从奢侈之中、成年时代从罪恶之中都不曾再感到过的那种强烈的激动。但我必须认为，在我最初的智力发展中，有许多异乎寻常甚至过分极端之处。对一般人来说，幼年时代的经历到成年后很难还有什么鲜明的印象。一切都成了灰蒙蒙的影子，成了一种依稀缥缈的记忆，一种朦胧的喜悦和虚幻的痛苦之模糊不清的重新糅合。但我不是这样。想必我在童年时就是以成年人的精神在感受那些今天仍留在我脑子里的记忆，那些像迦太基徽章上镌刻的题铭一样鲜明、深刻、经久不灭的记忆。

事实上，依照世人的眼光来看，那儿值得记忆的事情是多么少啊！清晨的梦中惊醒、夜晚的就寝传唤、每天的默读背诵、定期的礼拜和散步；此外，就是那个运动场和运动场上的喧闹、嬉戏和阴谋诡计。这一切在当时，由于一种现在早已被遗忘的精神幻术，曾勾起过多少斑驳的情感，曾引起过多少有趣的故事，曾唤起过多少令人精神振奋的激动！“啊，那个铁器时代是多么欢乐的时代。”

说实话，我与生俱来的热情和专横很快就使我在校园里成了著名人物，而且慢慢地，我在所有那些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同学中间占据了支配地位，除了一个例外，其他所有人都听我摆布。那个例外虽然并不与我沾亲带故，却和我同名同姓。这一巧合其实也不足为奇，因为我虽然出身高贵，但我的姓名非常普通，依照约定俗成的时效权利，这姓名自古以来就被平民百姓广泛采用。因此在这篇叙述中，我把自己叫作威廉·威尔逊——一个与我的真实姓名相差无几的虚构的名字。在按校园术语称为“我们这伙人”当中，唯有我那位同名者敢在课堂上的学习中同我竞争，敢在运动场的嬉闹中与我较量，敢拒绝盲目相信我的主张，不肯绝对服从我的意志。实际上，他敢在任何方面对我的独断专行横加干涉。如果人世间真有绝对至上的专制，那就是孩子群中的大智者对其智力略逊一筹的伙伴们的专制。

威尔逊之不逊成了我窘迫不安的原因。最令我难堪的是，尽管在公共场合我坚持对他和他的自负进行虚张声势的威胁，但私下里我意识到自己怕他，并且不得不承认，他那么轻而易举地就和我并驾齐驱，这恰好证明了他的优秀；因为为了不被他压倒，我已经进行过不懈的努力。不过他的优秀，甚至他与我并驾齐驱——其实也只被我一个人所承认。由于某种无法解释的视而不见，我们那些同学似乎没有半点儿察觉。实际上，他与我的竞争、他同我的较量，尤其是他对我意志的横加干涉，从来都不曾公开，而是在私下进行。他好像既没有需要我去征服的野心，也没有能促使我去超过的激情。说不定他和我作对的唯一动机就是使我受挫，令我吃惊，让我丢脸。尽管有时我不禁怀着一种又惊又恼的窘迫心情发现，他对我的伤害、羞辱或反驳之中，竟包含着一种极不相称且讨厌之至的深情厚意。我只能认为这种异常的表现是由于他极度的自负，由于他俗不可耐地以庇护人和保护者自居。

也许正是威尔逊行为中的后一个特征，加之我们同名同姓而且碰巧同一天入校，这才使得学校高年级同学中流传开了我俩是兄弟的说法。那些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同学的事往往不进行非常认真的查问。我前面已说过或早就说过，那个威尔逊与我们家丝毫也不相干。假若我俩真是兄弟，那肯定应该是孪生兄弟；因为后来我离开布兰斯比博士的那所学校，曾偶然听说我的那位同名者生于1813年1月19日——这真算得上是个惊人的巧合，因为那天恰好是我的生日。

看起来也许有点儿奇怪，虽然威尔逊的作对以及他那令人难以容忍的抵触情绪不断地给我带来忧虑，但我对他恨不起来。诚然我俩几乎每天都争吵，诚然他当众让给我胜利的棕榈而事后又千方百计让我感到胜利本该归他，但我所具有的一种自尊心和他所具有的一种名副其实的尊严使我俩总是保持着那种所谓的“泛泛之交”。我俩性格和情趣上的许多相同之处则在我心中唤起了一种感情，也许仅仅是我俩各自所处的位置阻止了这种感情化为友谊。实际上很难解释，甚至很难形容我对他的真实感情。那是一种错综复杂的混合感情，某种还说不上仇恨的意气用事的怨恨，三分尊重，五分敬仰，七分畏惧，其中又糅合进许许多多令人不安的好奇。另外对伦理学家加上一句，大可不必说威尔逊和我是最难分开的朋友。

毫无疑问，正是存在于我俩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使我对他的攻击（许许多多公开或隐藏的攻击）成了一种善意的取笑或恶作剧（用逗乐的方式使他苦恼），而没有成为真正的敌对行为。不过，我的这一手并非每次都成功，甚至连我最周密的计划也有失败的时候。因为我那个同名者具有与其个性相称的稳重和严谨，而当他自己开始冷嘲热讽之时，那真是滴水不漏，无懈可击，绝不会露出破绽让对手反唇相讥。实际上，我只能找到他的一个弱点，而对这个可能是因为先天疾病而造成的生理缺陷，不到我那种智穷力竭的地步，谁也不忍心去加以利用。我对手的弱点就在于他的咽喉或者说发音器官，他的嗓音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提到悄声细语的高度。对他这个可怜的缺点，我从来就没放过机会加以利用。

威尔逊的报复可谓多种多样，其中有一种曾搅得我不知所措。他那聪明的头脑当初是如何发现那漂亮的一手的，这问题过去常常使我烦恼，而且我迄今也未能找到答案；可他一经发现，就常常用它来烦我。我过去一直讨厌我这个没有气派的姓名，它实在太普通，即使不说它贱。我一听到那几个字眼就仿佛听见恶毒的话语；而当我入学那天得知又有一个威廉·威尔逊到校，我不禁因他与我同名而怒火中烧，并且对那个名字更加讨厌，因为一个陌生人也叫那名字，那名字的呼喊频率就会增加一倍，而那个陌生人会经常出现在我眼前，由于这讨厌之至的巧合，他在学校日常活动中的所作所为将不可避免地常常与我的混淆。

就这样，随着我与我的对手在心理或生理两方面的相似之处一个接一个地被证实，我的烦躁不安也变得越来越强烈。我当时尚未发现我俩同岁这一惊人的事实，但我已看出他个子同我一般高，并意识到我们连身材相貌都出奇的相似。高年级同学中关于我俩是亲戚的谣传也令我气愤。总而言之，除了提到我俩之间性情、相貌或身份的相似，还没有什么事能使我如此不安（尽管我总是小心翼翼地掩饰这种不安）。除了我与他的关系之外，事实上，我毫无理由认为我与他的相似已成了别人议论的话题，甚至没理由认为同学们对此已有所察觉。他已从各方面有所察觉，并且和我一样确定，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正如我前文所说，他之所以能从方方面面发现这一令人烦恼的方面，只能归因于他非同寻常的观察能力。

他竭力完善对我言谈举止的模仿，并且把他的角色扮得令人叹服。我的衣着服饰很容易就被他如法炮制。我的步态举止他没费工夫就据为己有。甚至连我的声音，尽管他有那个天生的缺陷，也没有逃脱被他盗用。我洪亮的声音他当然望尘莫及，可我的语调竟被他模仿得惟妙惟肖，而他那种独特的悄声细语慢慢也就成了我语调的回声。

那幅最精美的肖像（因为公正地说那不能被称为漫画）当时使我有多么烦恼，此刻我不敢冒昧地加以描述。那时我唯一的安慰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显然只有我一个人注意到了那种模仿，而我不得不忍受的也只有我那位同名者狡黠而奇怪的冷笑。他似乎满足于在我心中造成了预期效果，只为刺痛我而暗暗得意，而全然不在乎他心智的成功很可能为他赢得的公众的喝彩。事实上，在其后提心吊胆的几个月中，全校竟无一人察觉他的计划，发现他的成功并和他一齐嘲笑，这一事实对我来说一直是个不解之谜。也许是他模仿的恰到好处使其不那么容易被人识破，或更有可能的是，我之所以平安无事是因为那个模仿者巧妙娴熟的风格，他不屑于模仿形式（在一幅画中迟钝的人看到的只是形式），而是以我特有的沉思和懊恼来展示原作的全部精神实质。

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谈到了他那副以我的庇护人自居的讨厌面孔，谈到了他常常多管闲事地对我的意志横加干涉。那种干涉往往具有令人讨厌的劝谕性。他不是直截了当地提出忠告，而是含沙射影地给予暗示。我怀着一种矛盾的心理接受他的劝告，随着年岁增长，那种矛盾越发尖锐，但在事隔多年后的今天，就让我公平地对待他一次。我承认，尽管他当时看上去年幼无知且经验不足，但我不记得他所给予的暗示中有过任何他那种年龄容易有的谬误和愚蠢；我承认，即便他的综合能力不比我强，世故人情不比我精，但至少他的道德意识远远比我敏锐；而且我还要承认，假若当初我对那些包含在那个意味深长的悄声细语里的忠告不是那么深恶痛绝，不是那么嗤之以鼻，不是那么常常抵制的话，说不定我今天就会是一个更善良的人，因而也是一个更幸福的人。

事实上，我终于对他那种烦人的监督厌恶到了极点，而且一天比一天公开地对他那种我认为难以容忍的傲慢表示出怨恨。我说过，在我俩做同学的前几年中，我对他的感情说不定很容易转化成友谊；但在我寄居学校的最后几个月里，虽说他以往那种对我的横加干涉已经无疑地有所减少，可我的感情几乎与之成反比，明确无误地具有了几分敌意。我想他有一次看出了这点，从此对我避而远之，或表面上对我避而远之。

如果我没记错，我大约就在那段时间里跟他有过一次激烈的争吵。在争吵中，他一反常态地毫无戒心，说话举止都表现出一种与他性格极不相符的直露坦率。当时，我从他的音调、神态和外表之中发现了，或者说我以为发现了一种开始令我不胜惊讶、接着又使我极感兴趣的东西，它使我脑子里浮现出我襁褓时代的朦胧幻象——许许多多在记忆力出现之前就存在的纷乱庞杂的印象。我与其去描述那种使我压抑的感觉，倒不如说我费了一番劲儿才使我不再认为我与站在眼前那人相识在某个非常遥远的时期，某个甚至无法追溯的悠远的年代。不过那种幻觉也与它来得突然一样，很快就消逝了。我在此提到它，仅仅是为了明确我与我那位奇特的同名者在那所学校最后一次谈话的日期。

那幢有无数房间的巨大而古老的房子有几个彼此相连的大房间，那儿住着全校绝大部分学生。然而（像设计得那么笨拙的建筑所不可避免的一样）那幢房子里有许多角落、壁凹和其他零星的剩余空间，具有经济头脑的布兰斯比博士把它们也都改装成了寝室，尽管这些寝室只有壁橱那么大，里边只能容一个人居住。在这样一间小寝室中，就住着威尔逊。

在我五年学校生活快结束之时，也就是在刚才提到的那场争吵之后的一天晚上，趁同学们蒙头酣睡之际，我悄悄翻身下床，提着灯偷偷穿过一条条狭窄的通道，从我的房间去我那位对手的寝室。我早就心怀恶意地想出了一个要拿他寻开心的恶作剧，可一直没找到适当的机会下手，现在我就要去实现我的计划，我决意要让他感到我心中对他的怨恨到底有多深。来到他那间小寝室门前，我把手中有灯罩的灯放在门外，无声无息地溜了进去。我往前迈了一步，听到了他平静的呼吸声。确信他已睡着，我转身取了灯，再一次走到那张床前。在实施我计划的过程中，我轻轻地慢慢撩开了遮住卧床的帘子，当明亮的灯光照在那熟睡者身上时，我的目光也落在了他的脸上。我定睛一看，顿时觉得四肢麻木，浑身冰凉，心跳加剧，两腿发颤，一种莫可名状、难以忍受的恐惧攫住了我的整个心灵。我喘着气将灯放低，尽量凑近那张脸。难道这就是威廉·威尔逊的那副容貌？我看见的的确是他，但想到他并非这个样子，我就像发疟疾似的一阵颤抖。那副容貌上有什么使我如此惊慌失措？我两眼凝视着他，脑子里闪过许多不连贯的念头。他看起来不像这样——肯定不像这样，在他清醒而活泼的时候。同一个名字！同一副面孔！同一天进入同一所学校！接下来就是他锲而不舍并毫无意义的模仿，模仿我的步态、嗓音、习惯和举止！可难道人间真有这种可能，难道我此刻所目睹的仅仅是那种可笑的模仿之习以为常的结果？我不寒而栗，毛骨悚然，灭灯后悄悄地退出那房间，并立即离开了那所古老的学校，从此再也没返回那里。

无所事事地在家里过了几个月之后，我成了伊顿公学的一名学生。对于在布兰斯比博士那所学校里发生的事，那短短的几个月已足以淡化我的记忆，或至少使我回忆时的心情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那出戏的真相——悲剧情节已不复存在。我这下能有时间来怀疑当时我的意识是否清楚，而且每每忆及那事，我都忍不住惊叹世人是多么容易轻信，并暗暗讥笑我天生具有的想象力竟如此活跃。这种怀疑也不可能被我在伊顿公学所过的那种生活抹掉。我一到伊顿就那么迫不及待、不顾一切地投入轻率而放荡的生活，就像漩涡一样卷走了一切，只剩下过去生活的沉渣，所有具体的或重要的印象很快就被淹没，脑子里只剩下对往日生活最轻淡的记忆。

但是，此刻并不想回顾我无耻放荡的历程，一种巧妙地躲过了校方监督的藐视法律的放荡。三年的放浪形骸使我一无所获，只是根深蒂固地染上了各种恶习，此外就是身材有点儿异乎寻常地长高。一次在散漫浪荡了一星期之后，我又邀了一伙最不拘形迹的同学到我的房间偷偷举行酒宴。我们很晚才相聚，因为我们打算痛快地玩个通宵。夜宴上有的是酒，也不乏别的刺激，也许还有更危险的诱惑。当东方已经显露出黎明的曙光时，我们的狂欢才正值高潮。玩牌醉酒早已使我满脸通红，当我正用亵渎的语言坚持要与人干一杯时，我突然注意到房门被人猛地推开，接着从门外传来一个仆人急切的声音。他说有人正在门厅等着要同我谈话，而且显然是迫不及待。

当时酒已使我异常兴奋，那冷不防的打扰非但没让我吃惊，反而令我感到高兴。我歪歪斜斜地出了房间，没走几步就到了那座建筑的门厅。又矮又小的门厅里没有点灯，而除了从半圆形窗户透进的曚昽曙光，没有任何灯光能照到那里。当我走到门边时，我看见一个年轻人的身影，他的个子与我不相上下，他身上那件式样新颖的白色克什米尔羊绒晨衣也同我当时穿的那件一样。微弱的曙光使我看到了这些，却没容我看清他的脸。我一进屋，他就大步跨到我跟前，十分性急地抓住我的一条胳膊，凑到我耳边，低声说出几个字眼“威廉·威尔逊”。

我一下子完全清醒过来。陌生人的那番举动，他迎着曙光伸到我眼前的手指颤抖的那种方式，使我心中充满了极度的惊讶；真正使我感到震动的还不是那种方式，而是那个独特、低沉而嘶哑的声音里所包含的告诫；尤其是他用悄声细语发出那几个简单而熟悉的音节时所有的特征、声调和语调，像一股电流使得灵魂猛然一震，许许多多往事随之涌上心头，不待我回过神来，他已悄然离去。

虽说这一事件并非没有对我纷乱的想象力造成强烈的影响，但那种强烈毕竟是短暂的。我的确花了几个星期来认真调查，或者说我被裹进了一片东猜西想的云中。我并不想装作没认出那人，那个如此穷追不舍地来对我进行干涉、用他拐弯抹角的忠告来搅扰我的怪人。但这个威尔逊究竟是谁？他是干什么的？他从哪儿来？他打算做什么？对这一连串问题我都找不到答案，只查明他家突遭变故，他在我逃离布兰斯比博士那所学校的当天下午，也离开了那所学校。很快我就不再去想那个问题，而一门心思只想着要去牛津大学。不久，我果然到了那里。我父母毫无计划的虚荣心为我提供了全套必需品和固定的年金，这使我能随心所欲地沉迷于我已经那么习惯的花天酒地的生活，使我能同大不列颠那帮最趾高气扬的豪门子弟比一比阔气。

那笔供我寻欢作乐的本钱使我忘乎所以，我与生俱来的脾性更是变本加厉，在我疯狂的醉生梦死之中，我甚至不顾最起码的礼仪规范。但我没有理由停下来细述我的骄奢淫逸。我只需说在所有的浪荡子中，我比希律王还荒淫无耻，而若要为那些数不清的新奇的放荡行为命名，那在当时欧洲最荒淫的大学那串长长的恶行目录上，我加上的条目可真不算少。

然而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正是在那所大学里，我堕落得完全失去了绅士风度，竟去钻研职业赌棍那套最令人作呕的技艺，而一旦精通了那些卑鄙的伎俩，我便常常在一些缺心眼的同学中玩弄，以此增加我本来已经够多的收入。不过，事实就是如此。我那种有悖于所有男子汉精神和高尚情操的弥天大罪无疑证明了我犯罪时肆无忌惮的主要原因（假若不是唯一原因）。事实上，我在那帮最放荡的同伙当中，有谁不宁愿说自己头昏眼花，也不肯怀疑威尔逊有那种品行，那个快活的、坦率的、慷慨的威廉·威尔逊，那个牛津大学最高贵、最大度的自费生，他的放荡（他的追随者说）不过是年轻人奇思异想的放纵，他的错误不过是无与伦比的任性，他最狠毒的恶行也只不过是一种轻率而冒昧的过火行为？

我就那样一帆风顺地鬼混了两年，这时学校里来了一位叫格伦迪宁的青年，一个新生的贵族暴发户。据说他与希罗德·阿蒂库斯[41]一样富有，钱财也一样来得容易。我不久就发现他缺乏心计，当然就把他作为了我显示技艺的合适对象。我常常约他玩牌，并用赌棍的惯用伎俩设法让他赢了一笔可观的数目，欲擒故纵地诱他上我的圈套。最后当我的计划成熟之时，我（抱着与他决战的企图）约他到自费生普雷斯顿先生的房间聚会，普雷斯顿与我俩都是朋友，公正地说，他对我的阴谋毫无察觉。为了让那出骗局更加逼真，我还设法邀请了另外八九名同学，我早就精心策划好玩牌之事要显得是被偶然提到，而且要让我所期待的那个受骗上当者自己提出。我简单布置好这件邪恶勾当，该玩的花招伎俩无一遗漏，而那些如出一辙的花招伎俩是那么的司空见惯，以至唯一值得惊奇的就是为何还有人会稀里糊涂地上当。

我们的牌局一直延续到深夜，我终于达到了与格伦迪宁单独交手的目的。我们所玩的也是我拿手的二人对局。其他人对我俩下的大额赌注很感兴趣，纷纷抛下他们自己的牌围绕来观战。那位暴发户早在上半夜就中了我的圈套，被劝着哄着喝了不少的酒，现在他洗牌、发牌或玩牌的动作中都透出一种极度紧张，而我认为他的紧张并不全是因为酒醉的缘故。转眼工夫，他就欠下了我一大笔赌账，这时他喝了一大口红葡萄酒，然后完全按照我冷静的预料提出将我们本来已大得惊人的赌注再翻一番。我装出一副不情愿的样子，直到我的再三不肯已惹得他出言不逊，我才以一种赌气的姿态依从了他的提议。结果当然只能证明，他已经完全掉进了我设下的陷阱。在其后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内，他的赌债又翻了四番。酒在他脸上泛起的红潮早就在慢慢消退，可现在看见他的脸白得吓人仍令我不胜惊讶。我说我不胜惊讶，因为我早已打听到格伦迪宁的钱财不可计量。我想他输掉的那笔钱对他虽然不能说是九牛一毛，但也不会使他伤筋动骨，不至于对他产生那么强烈的影响。他的脸色白成那副模样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已经不胜酒力。与其说是出于什么不纯洁的动机，不如说是想在朋友们眼里保住我的人格，我正要断然宣布结束那场赌博，这时我身边一些伙伴的表情和格伦迪宁一声绝望的长叹使我突然明白，我已经把他毁到了众人怜悯的地步，毁到了连魔鬼也不忍再伤害他的地步。

我当时应该怎么办，现在也很难说清。我那位受害者可怜巴巴的样子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露出尴尬而阴郁的神情。屋子里一时间鸦雀无声，寂静中，那伙人中的尚可救药者朝我投来轻蔑的或责备的目光，我不禁感到脸上火辣辣的。我现在甚至可以承认，当随之而来的那场意外突然发生之时，我焦虑不堪的心在那一瞬间竟感到如释重负。那个房间又宽又厚的双扇门突然被推得大开，开门的那股猛劲儿像变戏法似的，熄灭了房间里的每一支蜡烛。在烛光熄灭前的刹那间，我们刚好能看见一个陌生人进屋，他个子和我不相上下，身上紧紧地裹着一件披风。现在屋子里一团漆黑，我们只能感觉他正站在我们中间。大家还未能从那番鲁莽所造成的惊讶中回过神来，那位不速之客已开口说话。

“先生们，”他用一种低低的、清晰的、深入我的骨髓而令人终生难忘的悄声细语说，“先生们，我不为我的行为道歉，因为我这番冒昧是在履行一种义务。毫无疑问，你们对今晚在双人牌局中赢了格伦迪宁勋爵一大笔钱的这位先生的真正品格并不了解。因此我将向你们推荐一种简捷而实用的方法，以便你们了解到非常有必要了解的情况。你们有空时不妨搜搜他左袖口的衬里，他绣花晨衣那几个大口袋里或许也能搜出几个小包。”

他说话时屋里非常安静，静得连掉根针在地上也许都能听见。他话音一落转身便走，去得和来时一样突然。我能够——我需要描述我当时的感觉吗？我必须说，我当时感到了所有要命的恐惧吗？无疑我当时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做出反应。大伙儿七手八脚地当场把我抓住，烛光也在突然间重新闪亮。一场搜查开始了。他们从我左袖口的衬里搜出了玩双人对局必不可少的花牌，从晨衣口袋里找到了几副与牌局上用的一模一样的纸牌，只不过我这几副是那种术语称为的圆牌，大牌的两端微微突出，小牌的两边稍微鼓起。经过这样一处理，按习惯竖着切牌的上当者将发现他抽给对手的常常都是大牌，而横着切牌的赌棍则肯定不会抽给他的受害人任何一张可以计分的大牌。

他们揭穿我的骗局后若真是勃然大怒，也比那种无言的蔑视或平静的讥讽令我好受。

“威尔逊先生，”我们的主人一边说一边弯腰拾起他脚下的一件用珍稀皮毛缝制的华贵的披风，“威尔逊先生，这是你的东西。”（那天天冷，我出门时便在晨衣外面披了件披风，来到赌牌的地方后又把它脱下放到一边。）“我想就不必再从这件披风里搜出你玩那套把戏的证据了（他说话时冷笑着看了看披风的褶纹）。实际上，我们已有足够的证据。我希望你能明白，你必须离开牛津，无论如何得马上离开我的房间。”

虽说我当时自惭形秽，无地自容，但若不是我的注意力被一个惊人的事实所吸引，那我早就会对那种尖酸刻薄做出强烈反应了。我当时穿的那件披风是用一种极其珍稀的毛皮做成的，至于有多珍稀、多贵重，我不会贸然说出。那披风的式样也是我独出心裁的设计，因为我对那种琐碎小事的挑剔已到了一种虚浮的地步。所以当普雷斯顿先生将他从双扇门旁边地板上拾起的那件披风递给我时，我惊得近乎于恐怖地发现，我自己那件早已搭在胳膊上（当然是在无意识中搭上的），而递给我的那件不过是我手中这件的翻版，两件披风连最细小的特征也一模一样。我记起那位来揭我老底的灾星进屋时就裹着一件披风，而屋里其他人除我之外谁也没穿披风。我还保持着几分镇定，于是我从普雷斯顿手中接过那件披风，不露声色地把它放在我手中的那一件之上，然后带着一种毅然决然的挑衅神情离开了那个房间。第二天早晨天还未亮，我便怀着一种恐惧与羞愧交织的极度痛苦的心情，匆匆踏上了从牛津到欧洲大陆的旅途。

我的逃亡终归徒然。我的厄运似乎乐于把我追逐，并实实在在地表明他对我神秘的摆布还刚刚开始。我在巴黎尚未站稳脚跟，就发现那个可恶的威尔逊又在对我的事情感兴趣。岁月一年年流逝，而我没感到过安定。那条恶棍！在罗马，他是多么不合时宜又多么爱管闲事地像幽灵一样插在我与我的雄心之间！在维也纳也如此，在柏林也这般，在莫斯科同样也没有例外！实际上，在哪儿我会没有从心眼里诅咒他的辛酸理由呢？我终于开始惊恐地逃避他那不可思议的暴虐，就像在逃避一场瘟疫，但我逃到天涯海角也终归徒然。

我一次次地在心里暗暗猜想，我一次次地对着灵魂发问：“他是谁？他从哪儿来？他到底要干什么？”但是我从来找不到答案。现在我又以十二万分的精细，彻底审视他对我进行无理监督的形式、方法和主要特征。可就是从这儿也很少能找到可进行推测的根据。实际上能引人注目的就是，在最近他对我挡道拆台的无数事例中，他没有一次不是要挫败和阻挠我那些一旦实现就会造成灾难性后果的计划和行动。其实，这一发现对一种显得那么专横的权力来说，不过是一种可怜的辩护！对一种被那么坚决而不客气地否认的自封的天赋权力来说，不过是一种可怜的补偿！

我还被迫注意到，长期以来，我那位施刑者（虽然小心而奇妙地坚持穿和我一样的衣服），但他每次对我的意志横加干涉时都应付得那么巧妙，以至我在任何时候都未能看清他那副面孔。不管他威尔逊会是什么样的人，他这样做至少是矫揉造作，或者愚不可及。难道他真的会以为我居然会认不出在伊顿公学警告我的、在牛津大学毁了我名誉的、在罗马阻挠我一展宏愿的、在巴黎遏止我报仇雪恨的、在那不勒斯妨碍我风流一番的，或在埃及不让我被他错误地称为贪婪的欲望得到满足的那个凶神和恶魔就是我中学时代的那个威廉·威尔逊——我在布兰斯比博士那所学校时的那个同名者、那个伙伴、那个对手、那个既可恨又可怕的对手？这不可能，但还是让我赶紧把这幕剧的压轴戏唱完吧。

我就那样苟且偷安地屈服于那种专横的摆布。我注视威尔逊的高尚品格、大智大慧、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之时所惯有的敬畏心情，加上我注意他天然生就或装腔作势的其他特征之时所具有的恐惧心理，一直使我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的软弱与无能，使我（尽管极不情愿）盲目地服从他独断专行的意志。最近一些日子，我饮酒无度，酒精对我天性的疯狂影响使我越来越不堪任人摆布。我开始抱怨、犹豫、反抗。难道我认为自己越来越坚定，而我那位施刑者越来越动摇？这仅仅是我的一种幻觉？即便就算是幻觉，我现在已开始感觉到一种热望的鼓舞，最后终于在心灵深处形成了一个坚定不移且孤注一掷的决心，那就是我不再甘愿被奴役。

那是在罗马，18××年狂欢节期间，我参加了一个在那不勒斯公爵迪·布罗利奥宫中举行的化装舞会。我比平常更不节制地在酒桌边开怀畅饮了一通，这时那些拥挤不堪的房间里令人窒息的空气已使我恼怒。挤过那乱糟糟的人群之困难更使得我七窍生烟，因为我正在急切地寻找老朽昏聩的迪·布罗利奥那位年轻漂亮而水性杨花的妻子（请允许我不说出我那并不高尚的动机）。她早就心照不宣地告诉了我她在化装舞会上将穿什么样的服装，现在我瞥见了她的身影，正心急火燎地朝她挤去。就在此时，我感到一只手轻轻摁在我肩上，那个低低的、该死的、我永远也忘不了的悄声细语又在我耳边响起。

在一阵绝对的狂怒之中，我猛转身朝着那位妨碍我的人，一把揪住他的衣领。果然不出我所料，他打扮得和我一模一样，身上披一件蓝色天鹅绒的西班牙披风，腰间系一条猩红色皮带，皮带上悬着一柄轻剑。一副黑丝绸面具蒙着他的脸。

“无赖！”我用沙哑的声音愤然骂道，我骂出的每一个字都像往我心中那团怒火浇的一瓢油，“无赖！骗子！该死的恶棍！你不该对我穷追不舍！跟我来，不然我就让你死在你站的地方！”我拽着并不反抗的他挤过人群，从舞厅来到了隔壁的一间客厅。

我一进屋就猛然把他推开。他跌跌撞撞地退到墙边，这时我一边发誓一边关好了房门，转身命令他拔出剑来。他略为踌躇了片刻，然后轻轻叹了口气，终于默默地抽剑摆出防御的架势。

那场决斗的确非常短暂。各种各样的刺激早已使我疯狂，我觉得自己握剑的手有千钧之力。眨眼工夫，我就奋力把他逼到墙根，这下他终于得任我摆布，我凶狠而残暴地一剑剑刺透了他的心窝。

这时有人试图扭开门闩。我急忙去阻止有人闯入，随之又转身朝向我那位奄奄一息的对手。可人世间有什么语言能描述我看见那番情景时的那种惊异，那种恐怖？就在我刚才掉头之间，那个小客厅的正面或说远端在布置上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一面大镜子——在我起初的慌乱之中显得如此——正竖立在刚才没有镜子的地方，而当我怀着极度恐惧的心情朝它走过去时，我的影子，我那面如死灰、浑身溅满鲜血的影子也步履踉跄地朝我走来。

我说显得如此，其实并非如此。走过来的是我那个对手——威尔逊，他正带着临死的痛苦站在我面前。他的面具和披风已被扔在地板上。他衣服上没有一根纤维不是我衣服上的纤维，他那张脸上所有显著而奇妙的特征中没有一丝纹缕——甚至按照最绝对的同一性——不是我自己的！

那就是威尔逊，但他说话不再用悄声细语，当时我还以为是我自己在说话：

你已经获胜，而我输了。但从今以后你也就死去，对这个世界、对天堂和希望也就毫无感觉！你存在于我中——而我一死，请看这个影子吧，这是你自己的影子，看你多么彻底地扼杀了自己。

人群中的人

不幸起因于不能承受孤独。

——拉布吕耶尔

据说有那么一部德文书不允许自己被人读。世上也有那么些秘密不允许自己被人讲。每夜都有人在自己的床上死去，临死前紧握住忏悔牧师苍白的手，乞哀告怜地望着神父的眼睛。随着心灵的绝望和喉头的痉挛与世长辞，这都是因为他们心中包藏着不堪泄露的可怕的秘密。唉，人的良心时常承受起一个太沉重而可怕的负担，以至只有躺进坟墓才能卸下。而所有罪恶之本就这样未能大白于天下。

不久前一个秋日下午将近黄昏的时候，我坐在伦敦D饭店咖啡厅宽敞的凸窗旁边。前几个月我一直健康欠佳，现在已久病初愈，精力恢复，我觉得自己正处于一种与倦怠截然相反的愉快心境——欲望最强烈的心境，每当心头飘去那层曾蒙住双眼的迷雾，清醒的理智便会远远超越它平日的状态，会像莱布尼茨那样生动而公正地推理，会像高尔吉亚那样疯狂而浮夸地雄辩。当时我连呼吸都觉得是享受，我甚至从许多正统的痛苦之源中得到真正的乐趣。我感受到一种宁静，但对一切都觉得好奇。嘴里叼着雪茄，膝上摊着报纸，大半个下午，我就这样自得其乐，一会儿细读报纸上那些广告，一会儿观察咖啡厅里杂乱的人群，一会儿又透过被烟熏黑的玻璃凝望窗外的大街。

那条大街是伦敦的主要街道，终日里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而随着黄昏的临近，人群又不断增加；到灯火闪亮的时候，从咖啡厅门前匆匆而过的行人比白天多了一倍。在黄昏这个特定的时刻，我以前从不曾待在这样一个位置，所以窗外那人头涌动的海洋使我心中充满了一种趣味无穷的新奇感。我最后完全不再理会咖啡厅里的情景，而是全神贯注地望着窗外的场面。

开始我的注意力还有点儿浮泛。我看着熙来攘往的行人，想到的是他们的群体关系。不久我就开始注意细节，开始饶有兴趣地注视那形形色色的身姿、服饰、神态、步法、面容以及那些脸上的表情。

行人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显出一种心满意足、有条理的神态，似乎他们所思所想的就只是穿过那蜂拥的人群。他们的眉头皱在一起，眼睛飞快转动，被人推搡碰撞之时也不急不躁，只是整理一下自己的衣服又匆匆前行。另外有数量不少的一部分人姿态中透出不安，他们红着脸，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比比画画，仿佛他们在摩肩接踵的人流中感到寂寞。当行路受阻之时，这些人会突然停止嘀咕，但会比画得更厉害，嘴角露出一种心不在焉且夸张过分的微笑，等着前面挡路的人让开道路。如果被人碰撞，他们会毫不吝啬地向碰撞人鞠躬，显得非常的窘迫不安。除了我所注意到的这些，这两大类人没有更显著的特征。他们的衣着属于那种被直截了当地称为正派的一类。他们无疑都是些上等人、生意人、代理人、手艺人和股票经纪人——世袭之贵族和社会的中坚，悠闲自在的人和忙于事务的人，自作主张、自行其是的人。他们没有引起我太多的注意。

职员是人群中一个明显的部分，我看出他们分为引人注目的两类。一类是住寄宿房间的低级职员——一群西服紧身、皮靴锃亮、油头粉面、自命不凡的年轻绅士。抛开了那股由于没有更恰当的字眼而只能称为办公室风度的矫健活泼的伶俐劲儿，他们的风度在我看来，完全是流行于十二个月或十八个月以前的优雅风度之惟妙惟肖的模仿。他们附庸风雅，拾上流社会之牙慧——我相信，这一点已对这类人做出了最好的解释。

那些精明强干或“老成持重”的高级职员不可能被人误认。辨认这些人的标志是他们那身剪裁得能舒服地坐下的黑色或棕色的衣裤，配着白色的领带和背心，穿着看上去很结实的宽边皮鞋和厚厚的长筒袜或者腿套。他们都有点儿微微秃顶，右耳朵由于长期夹铅笔而古怪地向外翘着。我注意到他们总是用双手摘帽或是戴帽，总是用一种结实的老式短金表链系表。他们的举止是一种体面人的矫揉造作——如果真有那么体面的矫揉造作的话。

人群中有许多穿得漂漂亮亮的家伙，我一眼就看出他们属于每个大城市都少不了的第一流的扒手。我怀着极大的好奇心观察这些家伙，发现很难想象他们怎么会被真正的绅士误认为是绅士。他们的袖口宽大得过分坦率，本该使他们一下就原形毕露。我曾多次描写过的赌徒也很容易辨认。他们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从铤而走险的骗子恶棍穿戴的丝绒背心、杂色围巾、镀金表链和过分精致的纽扣到谨小慎微的牧师、穿的朴素得不容人起丝毫怀疑之心的教服，识别这些人凭的是他们因酗酒而显得麻木的黝黑脸庞、蒙眬而混浊的眼睛和苍白而干瘪的嘴唇。此外，他们还有两种我通常能据此辨认出他们的特征：一是他们说话时小心谨慎的低调，二是他们的拇指经常地以直角与其他指头分开。在与这些骗子的交往中，我常常注意到他们的习性虽说稍有不同，但毕竟还是一丘之貉。也许可以把他们称为一群靠耍小聪明过日子的绅士。他们诈骗的对象似乎分为两类：一类是花花公子，一类是当兵的。前者的主要特征是蓄着长发，满脸微笑；后者的主要特征是身着军装，横眉竖眼。

降到我们称为上等人的尺度之下，我发现了一些值得我思索的更阴暗、更深刻的主题。我看见闪着敏锐目光的犹太商贩，他们的每一个面部特征都只呈现出一种奴才相。我看见身强力壮的职业乞丐怒视比他们更名副其实的同类，那些同类仅仅是被绝望驱赶来到街头获取博爱。我看见一些身体虚弱、面容苍白的病者，死神离他们已只有咫尺之遥，他们侧着身子蹒跚在人群当中，可怜巴巴地望着每一张脸庞，似乎在寻求一种偶然的慰藉，寻求一种失落的希望。我看见一些质朴的年轻姑娘，干完长长的一天活儿后正回她们没有欢乐的家，她们悲愤地躲避歹徒恶棍的盯视，实际上，她们甚至连更直接的伤害也没法避免。我看见各种类型、各种年龄的街头妓女，她们那种袒胸露臂的女性成熟之美使人想到卢奇安笔下的那尊雕像，表面是帕罗斯岛的白色大理石，里边却塞满了污泥烂淖——华丽的衣裙包裹的令人作呕而无可救药的麻风病患者——用珠宝首饰、白粉红脂掩盖皱纹，作最后一番努力要留住青春的老太婆——还有一些体形尚未发育成熟的女孩，但她们已在长时间的卖俏生涯中成了搔首弄姿、卖弄风情的老手，正雄心勃勃地要在这伤风败俗的行当中与她们的老大姐们并驾齐驱。我还看见许多难以形容的酒鬼，其中有一些衣衫褴褛、歪歪倒倒、口齿不清，他们往往满脸青肿，两眼无光——一些身着肮脏但还成套的衣服，步履踉跄却依然昂首阔步，他们通常有厚厚的色眯眯的嘴唇，有容光焕发的红润脸庞；另一些人穿着曾一度非常体面、现在也用心刷过的衣服，他们走起路来有一种踏实轻快得不太自然的步态，但他们的脸白得令人心惊，他们的眼睛红得令人胆战，而当他们穿过人群之时，他们发抖的手指会抓住每一样他们能够抓住的东西。除了上述几类人，我还看见卖馅饼的、搬行李的、运煤炭的、扫烟囱的、摇风琴的、耍猴戏的、卖艺的和卖唱的，以及各类蓬头垢面的工匠和精疲力竭的苦力。所有的人汇成一股沸沸扬扬、闹闹哄哄的巨流，使人觉得聒噪刺耳，目不暇接。

随着夜色的加深，我对窗外景象的兴趣也越发浓厚，这不仅因为人群的属性起了实质性的变化（由于循规蹈矩的那部分人纷纷回家，街头优雅的身影渐渐稀少，而粗鲁的身影更加突出，黑夜从阴暗处带来各种丑恶），而且还因为刚才还在与残留的暮色相争的煤气灯光此刻已终于占了上风，在所有的物体上投下一阵阵绚丽夺目的光亮。所有一切都黑暗但又辉煌，就像一直被比喻为德尔图良风格的黑檀木。

灯光的强烈效果使我的目光只能局限于每个行人的脸，尽管窗前灯光闪烁非常急促，只允许我对每张脸匆匆瞥上一眼，但在我当时特殊的精神状态下，似乎我甚至能在那么短促的一瞥间，从一张脸上读出一部长长的历史。

我就那样把额头靠在窗玻璃上，凝神细看街上的行人。突然，一张面孔闪进我的视野（那是一位大约六十五或七十岁的老人的脸）——由于那副面孔所具有的绝对独一无二的神情，我一下就被完全吸引住了。我以前从不曾见过哪怕与这种神情有丝毫相似的任何表情。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我第一眼看见那张脸时，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我想假若雷茨希[42]见到了这张脸，那他一定会非常乐意把它作为他画那个魔鬼的原型。当我在那转瞬即逝的一瞥间力图从那种神情中分析出某种意义之时，我脑子里闪过一大堆混乱而矛盾的概念：谨慎、吝啬、贪婪、沉着、怨恨、凶残、得意、快乐、紧张、过分的恐惧、极度的绝望。我感到异常的激动、震惊和迷惑。我暗自叹道：“那胸膛里书写着一部多么疯狂的历史！”接着，我产生了一种想再看见他、更多地了解他的强烈欲望。我匆匆穿上外套，抓起帽子和拐杖，一头冲上大街，汇入人流，朝我刚才所看见的老人消失的方向挤去。经过一番磕头碰脑、摩肩擦背，我终于看见了他的背影，我向他靠拢，紧跟在他的身后，小心翼翼以免引起他的注意。

我现在有机会把他仔细打量一番。他身材又矮又瘦，而且看上去非常虚弱。他的衣着总体上又脏又破，但借着不时强烈闪亮的灯光，我发现他的亚麻衬衫虽说很脏，但质地精良。要么是我的眼睛欺骗了我，要么就是我真的从他那件显然是二手货的纽扣密集的长大衣的一条裂缝间瞥见了一颗钻石和一柄匕首。这一发现更加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决定紧紧跟着这老人，无论他去什么地方。

此时天色已完全黑下来，悬浮于城市上空的一层浓云密雾不久就化作了一场连绵不断的大雨。这一天气变化在人群中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效果，他们顿时陷入一场新的骚动，全部躲到一把伞下。人群的晃动、推挤和嘈杂声比刚才增加了十倍。我对那场雨倒不太在乎，一种长期潜伏于我体内的热病使浇在我身上的雨水虽说危险却令人感到几分惬意。我用一块手巾蒙住嘴，继续跟踪前行。老人用了半小时费力地挤过那条大街。我一直紧跟在他身边，唯恐把他丢失。他一次也没有回头张望，因而也没有发现我的跟踪。不久他拐上了一条横街，虽然那条横街也人来人往，但不如刚才那条大街上拥挤。这时，他的行动有了明显的变化。他比刚才走得更慢，更显得没有目的，更露出几分迟疑。他毫无目的地忽而走到街的一边，忽而又走到另一侧。街上行人依然很多，他每次穿过街道，我都不得不紧紧相随。那条横街又窄又长，他差不多走了一小时，其间路上行人慢慢减少，最后达到了中午时分百老汇大街靠近公园那一段的行人密度——美国最繁华城市的人口与伦敦的人口相比也有天壤之别。第二次拐弯把我带到了一个灯火辉煌、人声鼎沸的广场。在这儿，那陌生老人又展现出他在大街上时的风采。他的下巴垂到胸前，眼睛在皱紧的眉头下飞快地转动，扫视围在他身边的人群。他坚定不移地挤开他前行的道路。我吃惊地发现，当他绕着广场走完一圈之后，他又转身开始绕第二圈。更令我惊讶的是，他竟这样反反复复地绕着广场走了好几圈——有一次他猛然掉头时差点儿发现我。

他就这样在广场上消磨了又一小时。当他绕最后一圈时，挡住他去路的行人比起他绕第一圈时已大大减少。雨下得很急，空气渐渐变凉，人们正在纷纷回家。他以一种急切的姿势钻进了广场旁边的一条比较偏僻的街。沿着那条大约四分之一英里长的街，他以一种我做梦也想不到如此年迈的老人会具有的敏捷匆匆而行，这使我费了一番劲儿才跟上他。几分钟后，我们来到了一个热闹的大商业区，那陌生老人似乎很熟悉那儿的方向位置，他又开始故技重演，在买者卖者的人群中来来回回地挤来挤去。

在穿行于商业区的大约一个半小时中，我需要格外小心，既跟上他又不被他察觉。幸好那天我穿着一双橡胶套鞋，走起路来没有一丝声响。他从一家家商店进进出出，既不问价也没说别的，而是以一种急切而茫然的目光扫视一切。现在我对他的行为更是大为惊异，下定决心要一跟到底，直到我对他的好奇心多少得到满足。

一座大钟沉重地敲了十一下，商业区的人群很快散去。一家商店老板关铺门时碰到了那位老人，我看见老人浑身猛然一阵战栗。他仓促间冲到街上，焦虑地四下张望了一阵，然后以惊人的速度穿过一条条弯弯曲曲、无人行走的小巷，直到我们重新回到他最初出发的那条大街——D饭店所在的那条大街。可大街上早已不是刚才那番光景。虽说它依然被煤气灯照得通亮，但此时大雨如注，行人稀少。那陌生老人的脸慢慢变白。他郁郁不乐地顺着不久前还熙熙攘攘的大街走了几步，然后重重地叹了口气，转身朝着泰晤士河的方向走去，穿过了许多僻静的背街小巷，最后来到一座大剧院附近。当时正值散场，观众从剧院大门蜂拥而出。我看见老人大口喘息，仿佛重新投入人群使他透不过气来，但我认为，他脸上那种极度的苦恼已大大减缓。他的头重新垂到胸前，他看上去又像我第一眼看见他时那样。我注意到，他这一次挑选了观众最多的那个方向——可我对他这些反复无常的行为基本上还是大惑不解。

往前走人群渐渐散去，他又恢复了不安和犹豫。他一度紧随一伙有十一二人组成的喧闹的人群，可那伙人越走越少，到一条又窄又暗的僻静小巷时，前面只剩下三个人了。陌生老人停下脚步，一时间好像在出神思考，最后他显出激动不安，大步流星地踏上了一条路，那条路把我们引到城市的边缘，来到了与我们刚走过的那些地方完全不同的地区。这是全伦敦最令人厌恶的一个角落，这里的一切都打上了悲惨、贫困、绝望和犯罪的烙印。借着偶然闪出的微弱灯光，可见一些高高的、古老的、虫蛀的、摇摇欲坠的木制房屋，房屋之间的一条通道是那么迂回曲折，以至不像一条街道。街面上的铺路石极不平整，早已被蔓延的荒草挤得七零八落。路旁堵塞的臭水沟里淤积着污秽，空气里也充满了颓败凄凉。随着我们往前走，渐渐地又听到了人声，最后全伦敦最自暴自弃的那些人出现在我们眼前，三五成群、东倒西歪地来来往往。那位老人的精神又为之一振，如同一盏灯油将尽的油灯那么一跳。他前行的步伐又一次变得轻快起来。转过一个角落，一阵炫目的灯光突然闪耀在我们前方，我们前面是一座巨大的郊外酗酒者的神庙，一座魔鬼的宫殿——廉价酒馆。

当时已经快要天亮，可一群群肮脏的酒鬼还在从那道花里胡哨的门洞进进出出。随着一声低低的半惊半喜的尖叫，老人挤进人群之中，顿时又恢复了不久前的举止，毫无目的却大踏步地走来走去。不过，这一次他没走上两个来回，酒鬼们纷纷拥出门来，这说明老板就要关门打烊。这时我从被我锲而不舍地跟踪的那位怪老头的脸上，看到了一种甚至比绝望还绝望的神情。但他并没有为他的行程而踌躇，而是立刻疯狂地甩开大步，顺着原路返回伦敦那颗巨大的心脏。在他匆匆而行的长路上，紧随其后的我已到了最惊讶的地步，我横下心绝不放弃已吸引了我全部兴趣的这场追究。我们还在路上太阳就已经升起，而当我们再一次回到最繁华的市中心、D饭店所在的那条大街之时，街上的喧哗与拥挤几乎已不亚于前一天晚上我所见到的情景。在这儿，在不断增加的人山人海中，我坚持不懈地紧跟在那位陌生老人身后。可他与昨晚一样，只是在街上走过来又走过去，整整一天也没走出那条大街的骚动与喧嚷。而当夜幕重新降临之时，我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于是我站到那流浪者跟前，目不转睛地注视他的脸庞。他没有注意我，但又一次开始了他庄严的历程，这下我停止了跟踪，陷入了沉思。最后我说：“那个老人是罪孽深重的象征和本质。他拒绝孤独。他是人群中的人。我再跟下去也将毫无结果，因为我既不会对他了解得更多，也不会知道他的罪孽。这世上最坏的那颗心是一部比《幽灵花园》[43]还下流的书，它拒绝被读也许只是上帝的大慈大悲。

泄密的心

没错！神经过敏——我从来就是而且现在也非常地神经过敏。可你干吗要说我是发疯？这种病曾一直使我的感觉敏锐，没使它们失灵，没使它们迟钝。尤其是我的听觉曾格外敏感。我曾听见天堂和人世的万事万物。我曾听见地狱里的许多事情。那么，我现在怎么会疯呢？听好，并注意我能多么神志健全、多么沉着镇静地给你讲这个完整的故事。

现在已没法说清当初那个念头是怎样钻进我脑子的，它一旦钻入，就日日夜夜缠绕着我。没有任何动机。没有任何欲望。我爱那个老人。他从不曾伤害过我。他从不曾侮辱过我。我也从不曾希图过他的钱财。我想是因为他的眼睛！对，正是如此！他有只眼睛就像兀鹰的眼睛——淡淡的蓝色，蒙着一层阴翳。每当那只眼睛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我浑身的血液都会变冷。于是渐渐地，慢慢地，我终于拿定了主意要结果那老人的生命，从而永远摆脱他那只眼睛。

那么这就是关键。你以为我疯了。疯了啥也不知道。可你当初真该看看我。你真该看看我动手是多么精明，看看我是以何等的小心谨慎、何等的远见卓识、何等的故作镇静去做那件事情！在杀死那位老人之前的一个星期里，我对他从来没有过那么亲切。每晚半夜时分，我转动他的门闩并推开他的房门——哦，推得多轻！然后，当我把门推开到足以探进我的头时，我先伸进一盏遮得严严实实、透不出一丝光线的提灯，接着再探进我的脑袋。哦，你要是看见我是如何机灵地探进脑袋一定会发笑！我一点点地探，非常慢，以免惊扰了老人的睡眠。我花了一小时才把头探进门缝，这时方能看见他躺在床上。哈，难道一个疯子有这般精明？然后，当我的脑袋已探进房间，我便小心翼翼地打开提灯。哦，非常小心——非常小心（因为灯罩轴吱嘎作响），我只把提灯掀开一条缝，让一束细细的灯光照亮那只鹰眼。这样我一连干了七夜，每次都恰好在午夜时分。可是我发现那只眼睛总是闭着，这样就使得我没法下手，因为让我恼火的不是老人，而是他那只“邪恶的眼睛”。每天早晨天一亮，我便勇敢地走进他的卧室，大胆地跟他说话，亲热地对他直呼其名，并询问他夜里睡得可否安稳。所以你瞧，要怀疑我每天半夜十二点整趁他睡觉时偷偷去看望他，那他可真得是个深谋远虑的老人。

第八天晚上，我比往日更加小心地推开房门。就连表上分针的移动也比我开门的速度更快。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力量和机敏的程度。我几乎按捺不住心中那股得意劲儿。你想我就在那儿，一点点地开门，而他甚至连做梦也想不到我神秘的举动和暗藏的企图。想到这儿，我忍不住抿嘴一笑，而他也许听见了我的声音，因为他突然动了动身子，仿佛受到了惊吓。这下你或许会认为我缩了回去，可我没有。他的房间里伸手不见五指（因为害怕盗贼，百叶窗被关得严严实实），所以我知道他不可能看见门被推开。我依然继续一点点地推开房门。

我探进了脑袋，正要打开提灯，这时我的拇指在铁皮罩扣上滑了一下，那老人霍然从床上坐起，大声问道：“谁在那儿？”

我顿时一动不动，一声不吭。整整一小时我连眼皮都没眨动，与此同时，我也没听见他重新躺下。他一直静静地坐在床上，侧耳聆听，就跟我每天夜里倾听墙缝里报死虫的声音一样。

随后我听见了一声轻轻的呻吟，而我知道那是极度恐惧时的呻吟。这样的呻吟不是因为痛苦或悲伤。哦，不是！它是当灵魂被恐惧彻底压倒时从心底发出的一种低沉压抑的声音。我熟悉这种声音。多少个夜晚，当夜深人静，当整个世界悄然无声，它总是从我自己的心底涌起，以它可怕的回响加深那使我发狂的恐惧。我说我熟悉那种声音。我知道那位老人感觉到了什么，虽说我心里暗自发笑，可我还是觉得他可怜。我知道自从那第一声轻微的响动惊得他在床上翻了个身之后，他就一直睁着眼躺在床上。从那时起，他的恐惧感就在一点点地增加。他一直在试图使自己相信没有理由感到恐惧，可他未能做到。他一直在对自己说“那不过是风穿过烟囱，那仅仅是一只老鼠跑过地板”，或者“那只是一只蟋蟀叫了一声”。是的，他一直在试图用这些假设来宽慰自己，但他终于发现那是枉费心机。一切都枉费心机，因为走向他的死神已到了他跟前，死亡阴影已把他笼罩。而正是那未被察觉的死亡阴影令人沮丧的影响使他感觉到，尽管他既没有看见也没有听到、感觉到我的脑袋探进了他的房间。

我耐心地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听见他重新躺下。于是我决定把灯罩虚开一条缝——一条很小很小的缝。于是我开始动手，你简直想象不出我的动作有多轻。直到最后，一线细如游丝的微弱灯光终于从灯罩缝中射在了那只鹰眼上。

那只眼睛圆圆地睁着，而我一看见它就怒不可遏。我当时把它看得清清楚楚——一团混浊的蓝色，蒙着层可怕的阴翳，它使我每一根骨头的骨髓都凉透；但我看不见脸上的其余部分和老人的躯体，因为仿佛是出于本能，我将那道光线丝毫不差地对准了那个该死的蓝点。

瞧，我难道没告诉过你，你所误认为的疯狂只不过是感觉的过分敏锐？那么现在我告诉你，当时我的耳朵里传进了一种微弱的、沉闷的、节奏很快的声音，就像一只被棉花包着的表发出的声音。我也熟悉那种声音，那是老人的心在跳动。它使我更加狂怒，就像咚咚的战鼓声激发出了士兵的勇气。

但我仍然控制住自己，一声不吭。我几乎没有呼吸，举着灯一动不动。我尽可能让那束灯光稳定地照在那只眼上。与此同时，那可怕的心跳不断加剧。随着分分秒秒的推移，那颗心跳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响。那老人心中的恐惧肯定已到了极点！我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心跳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响——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已经告诉过你，我神经过敏，我的确神经过敏。当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刻，在那幢老房子可怕的沉寂之中，那么奇怪的一种声音自然使我感到难以抑制的恐惧。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仍然抑制住恐惧，静静地站着。可那心跳声越来越响！我想那颗心肯定会炸裂。这时，我又感到一种新的担忧——这声音恐怕会被邻居听见。那老人的死期终于到了！随着一声呐喊，我亮开提灯并冲进了房间。他尖叫了一声，只叫了一声。转眼间，我已把他拖下床来，而且把那沉重的床推倒压在他身上。眼见大功告成，我不禁喜笑颜开。但在好几分钟内，那颗心仍发出低沉的跳动声。不过，它并没使我感到恼火，那声音不会被墙外边听到。最后它终于不响了。那个老人死了。我把床搬开，检査了一下尸体。不错，他死了，的确死了。我把手放在他心口上试探了一阵。没有心跳。他完全死了。他那只眼睛再也不会折磨我了。如果你现在还认为我发疯，那待我讲完我是如何精明地藏尸灭迹之后，你就不会那么认为了。当时夜色将尽，而我干得飞快但悄然无声。首先我把尸体肢解。我一一砍下了脑袋、胳膊和腿。接着我撬开卧室地板上的三块木板，把肢解开的尸体全塞进木缝之间。然后我是那么精明又那么老练地把木板重新放好，以至任何人的眼睛，包括他那只眼睛都看不出丝毫破绽。房间也用不着打扫洗刷，没有任何污点，没有任何血迹。对这一点我考虑得非常周到。一个澡盆就盛了一切——哈！哈！

当我弄完一切，已是凌晨四点。天仍然和半夜时一样黑。随着四点的钟声敲响，临街大门传来了敲门声。我下楼去开门时心情非常轻松，还有什么好怕的呢？三位先生进到屋里，彬彬有礼地介绍说他们是警官。有位邻居在夜里听到了一声尖叫，怀疑发生了什么恶事凶行，于是便报告了警察局，而他们（三名警官）则奉命前来搜查那幢房子。

我满脸微笑，因为我有什么好怕的呢？我向几位先生表示欢迎。我说，那声尖叫是我在梦中发出的。我告诉他们，那位老人到乡下去了。我领着他们在房子里走了个遍。我请他们搜查，好好搜查。最后我带他们进了老人的卧室。我让他们看老人收藏得好好的金钱珠宝。出于我的自信所引起的热心，我往卧室里搬进了几把椅子，并请他们在那儿休息休息，消除疲劳。出于我的得意所引起的大胆，我把自己的椅子就安在了下面藏着尸体的那个位置。

警官们相信了我的话。我的举止使他们完全放心。我当时也格外舒坦。他们坐了下来，而当我畅畅快快地回答提问时，他们同我聊起了家常。没过一会儿，我觉得自己脸色发白，心里巴不得他们快走。我开始头痛，并感到耳鸣；可他们仍然坐着与我闲聊。耳鸣声变得更加明显，它连绵不断而且越来越清晰。我开始侃侃而谈，想以此来摆脱那种感觉；但它连绵不断而且越来越明确，直到最后，我终于发现那声音并不是我的耳鸣。

这时，我的脸色无疑变得更白，我提高嗓门，海阔天空。然而那声音也在提高。我该怎么办？那是一种微弱的、沉闷的、节奏很快的声音，就像一只被棉花包着的表发出的声音。我已透不过气，可警官们还没有听见那个声音。我以更快的语速、更多的激情夸夸其谈，但那个声音越来越响。我用极高的声调并挥着猛烈的手势，对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高谈阔论，但那个声音越来越响。他们干吗还不想走？我踏着沉重的脚步在地板上走来走去，好像那些人的见解惹我动怒了——但那个声音仍然越来越响。哦，主啊！我该怎么办？我唾沫四溅，我胡言乱语，我破口大骂！我拼命摇晃我坐的那把椅子，让它在地板上磨得吱嘎作响，但那个声音压倒一切，连绵不断，越来越响。它越来越响，越来越响，越来越响！可那几个人仍高高兴兴，有说有笑。难道他们真的没听见？万能的主啊！不，不！他们听见了，他们怀疑了，他们知道了，他们是在笑话我胆战心惊！

我当时这么想，现在也这么看。可无论什么都比这种痛苦好受，无论什么都比这种嘲笑好受。我再也不能忍受他们虚伪的微笑。我觉得我必须尖叫，不然就死去！而它又响了，听啊，它越来越响，越来越响，越来越响！“你们这群恶棍！”我尖声嚷道，“别再装聋作哑。我承认那事，撬开这些地板。这儿，在这儿！这是他可怕的心在跳动！”

莫格街凶杀案

塞壬唱的什么歌，或阿喀琉斯混在姑娘群中冒的什么名，虽说都是费解之谜，但也并非不可揣度。

——托马斯·布朗爵士

被人称为分析的这种智力活动，其本身就很难加以分析。我们领略这种活动仅仅是根据其效果。我们于其他诸事物中得知：若是一个人异乎寻常地具有这种智力，他便永远拥有了一种乐趣之源。正如体魄强健者为自己的体力而得意，喜欢那些能运用体力的活动；善分析者也为其智力而自豪，乐于从事解难释疑的脑力活动。只要能发挥他的才能，他甚至能从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中感到乐趣。他偏爱猜谜解惑，探赜索隐，在他对一项项疑难的释解中得出的结果，实在是有一种全凭直觉的意味。

解难释疑的能力可以凭研究数学而大大加强，尤其是凭研究它那门最高深的分支；该分支因其逆运算而一直被错误地认为是最杰出的分析。然而计算本身并不是分析。譬如下象棋的人算棋就无须分析。由此可见，下象棋凭智力天性的看法完全是一种误解。我现在并非在写一篇论文，而是非常随意地用一些凭观察而得的知识作为一篇多少有点儿离奇的故事的开场白；因此我愿意趁此机会宣称，较强的思考能力用在简单而朴素的跳棋上，比用在复杂而无聊的象棋中作用更加明显，更加见效。在象棋中各子儿皆有不同的古怪走法，并有不同的可变化的价值，而人们往往把这种复杂误以为是深奥（不足为奇的谬见）。下象棋务必全神贯注，若稍有松懈，一着不慎，其结果将是损兵折将或满盘皆输。象棋的走法不仅多种多样而且错综复杂，出错的可能性因此而增多；十局棋中有九局的胜者都赢在比对手更全神贯注，而不是赢在比对手聪明。跳棋与象棋正好相反，它只有一种走法，而且很少有变化，因而疏漏的可能性很小，相对而言也无须全神贯注，对局者谁占优势往往取决于谁更聪明。说具体一点儿，假设一局跳棋双方只剩四个王棋，这时当然不存在疏漏之虞。显而易见（如果棋逢对手），胜利的取得仅在于某种考究的走法，在于某种智力善用之结果。若不能更用通常的对策，善分析者往往会设身处地地去揣摩对手的心思，这样倒往往能一眼看出能诱他误入歧途或忙中失算的仅有几着（有时那几着实在简单可笑）。

惠斯特牌一向因其对所谓的计算能力有影响而闻名，而那些智力出众者素来爱玩惠斯特而不下无聊的象棋也为众人所知。毫无疑问，在这类游戏中，再没有什么比玩惠斯特更需要分析能力。整个基督教世界最好的象棋手或许也仅仅是一个最好的棋手，可擅长玩惠斯特就意味着具有在任何更重要的斗智斗法的场合取胜的能力。我说擅长，是指完全精通那些获取正当优势的全部渠道的牌技。这些渠道不可悉数，而且变化无穷，并往往潜伏在思想深处，一般人完全难以理解。留心观察就能清楚记忆，就此而言，专心致志的棋手都是玩惠斯特的好手，只要他能把霍伊尔牌谱中的规则（以实战技巧为基础的规则）完全弄懂。于是记忆力强和照“规则”行事便普遍地被认为是精于此道的要点。偏偏是在超越规则范围的情况下，善分析者的技艺才得以显示。他静静地做大量的观察和推断，但也许他的牌友们也这么做，所以所获信息之差异，与其说是在于推断的正误，不如说是在于观察的质量。必要的是懂得观察什么。我们的牌手一点儿不限制自己，也不为技巧而技巧，从而拒绝来自技巧之外的推论。他观察搭档的表情，仔细地同两位对手的表情逐一比较。他估计每人手中牌的分配，常常根据每人拿起每张牌时所流露的眼神，一张张地计算王牌和大牌。他一边玩牌一边察言观色，从自信、惊讶、得意或懊恼等等不同的表情中搜集推测的依据。他从对手收一墩赢牌的神态识别那张牌是否声东击西。总之，对手偶然或无意的只言片语，失手掉下或翻开一张牌及其伴随的掩饰或满不在乎，计点赢牌的墩数以及那几墩牌的摆法，任何窘迫、犹豫、焦急或惶恐——全都逃不过他貌似直觉的观察，都向他提供了真实情况的蛛丝马迹。两三个回合下来，他便对各家的牌胸有成竹，从此他的每张牌都出得恰到好处，仿佛同桌人的牌都摆在桌面上了似的。

分析能力不可与单纯的足智多谋混为一谈，因为虽说善分析者必然足智多谋，但足智多谋的人往往出人意料地不具有分析能力。足智多谋通常借以表现的、被骨相学家（错误地）归诸某一独立器官，并认为是一种原始的推断能力或归纳能力，历来是经常地见之于那些其智力在别的方面几乎等于白痴的人身上，以至这一现象已引起了心理学者的普遍注意。在足智多谋和分析能力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比幻想和想象之间的差别还大得多的差异，不过，两者之间有一个非常类似的特征。其实可以看出，足智多谋的人总是沉湎于奇思异想，而真正富于想象力的人必善分析。

下面这个故事在读者看来，多少可以说是上文一番议论的注解。

我在18××年春夏寓居巴黎期间，结识了一位名叫C.奥古斯特·迪潘的法国人。这位年轻绅士出身于一个高贵的，实际上颇有名望的家庭，但由于一系列不幸的变故，他当时已身陷贫困，以致意志消沉，不思振作，也无意重整家业。多亏债主留情，给他留下了一小部分财物，他就凭来自那份薄产的收入，精打细算地维持起码的生活，除此倒也别无他求。实际上，书便是他唯一的奢移，而在巴黎，书是很容易到手的东西。

我与他初次相遇是在蒙马特尔街一家偏僻的图书馆里，当时我们都在寻找同一本珍奇的书，这一巧合使我俩一见如故。此后我们就频频会面。他以法国人那种一谈起自己的家庭就少不了的坦率，把自己的一段家史讲得很详细，我则怀着极大的兴趣听得津津有味。我对他的阅读面之广大为惊讶，更重要的是，我感到他炽烈的热情和生动新奇的想象在我的心中燃起了一把火。当时，我正在巴黎追求我自己的目标，我觉得与他那样的人交往对我来说是一笔无价的财富。我真诚地向他袒露了我的这一感觉。最后我俩商定，在我逗留巴黎期间，我俩将住在一起。由于我当时的境况多少不像他那般窘迫，他同意由我出钱在圣热尔曼区一个僻静的角落，租下了一幢式样古怪、年久失修、摇摇欲坠的房子。那房子因某些迷信而长期闲置，我俩对那些迷信并未深究，只是把房子装饰了一番，以适应我俩共有的那种古怪的忧郁。

倘若我俩在这幢房子里的日常生活为世人所知，那我俩一定会被人视为疯子，尽管也许被视为于人无害的疯子。我们完全离群索居，从不接纳任何来客。实际上，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没把我俩的隐居处告诉我以前的朋友，而迪潘多年前就停止了交友，在巴黎一直默默无闻。我俩就这样避世蛰居。

我的朋友有一个怪诞的习性（除了怪诞我还能称为什么呢），他仅仅因为黑夜的缘故而迷恋黑夜，而我也不知不觉地染上了他这个怪癖，就像染上他其他的怪癖一样，我完全放任自己心甘情愿地服从他的奇思狂想。夜神不可能总是伴随我们，可我们能够伪造黑夜。每当东方露出第一抹曙光，我们就把那幢老屋宽大的百叶窗统统关上，再点上两支散发出浓烈香味、放射出幽幽微光的小蜡烛。借着那点儿微光，我们各自沉浸于自己的梦幻——阅读、书写，或交谈，直到时钟预报真正的黑夜降临。这时，我俩便手挽手出门上街，继续着白天讨论的话题，或尽兴漫步到深更半夜，在那座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与阴影之中，寻求唯有冷眼静观方能领略到的心灵之无限激动。

每当这样的时候，我就不能不觉察并赞叹迪潘所独具的一种分析能力（尽管我早就从他丰富的想象力中料到他具有这种能力）。他似乎也非常乐意对其加以运用——如果恰好不是炫耀的话，他毫不含糊地向我承认这为他带来了乐趣。他常嬉笑着向我夸口，说大多数人在他看来胸前都开着一扇窗户，他还惯于随即说出我当时的所思所想，作为他那个断言直接而惊人的证据。这种时候，他显得冷冰冰、高深莫测，两眼露出心不在焉的神情；而他那素来洪亮的男高音会提到最高音，若不是他言辞的审慎和阐释之清晰，那声音听起来真像在发火。看到他心绪这般变化，我常常会想到那门有关双重灵魂的古老哲学，并觉得十分有趣地幻想有一个双重迪潘——有想象力的迪潘和有分析能力的迪潘。

别以为我刚才所说的是在讲什么《天方夜谭》，或在写什么浪漫传奇。我笔下已经写出的这位法国人的言行，纯然是一种兴奋的才智，或说一种病态的才智之结果。不过，我最好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他在那一时期的观察特点。

一天晚上，我俩在王宫附近一条又长又脏的街上漫步。显然当时我俩都在思考问题，至少已有十五分钟谁也没吭一声。突然，迪潘开口说了这句话：“他是个非常矮小的家伙，这一点没错，他更适合去杂耍剧院。”

“那当然，”我随口应答，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迪潘所言与我心中所思完全不谋而合这一蹊跷之处（因为我正想得那么出神）。转眼工夫，我回过神来，不由得感到大吃一惊。

“迪潘，”我正色道，“这真让我难以理解。不瞒你说，我都被弄糊涂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感觉。你怎么可能知道我正……”我故意留下半句话，想弄清他是否真的知道我正在想谁。

“想到尚蒂耶，”他说，“干吗说半句话？你刚才正在想，他矮小的个子不宜演悲剧。”

这正是我刚才心中所想到的问题。尚蒂耶原来是圣德尼街的一个修鞋匠，后来痴迷于舞台，曾试演克雷比雍的悲剧《泽尔士王》[44]中泽尔士一角，结果一番苦心换来冷嘲热讽，弄得自己声名狼藉。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我失声嚷道，“请告诉我诀窍，如果有诀窍的话。告诉我你能看透我心思的诀窍。”说实话，我当时竭力想掩饰自己的惊奇，反倒比刚才更显诧异。

“诀窍就是那个卖水果的，”我朋友答道，“是他使你得出结论，认为那个修鞋匠个子太矮，不配演泽尔士王和诸如此类的角色。”

“卖水果的！你可真让我吃惊。我并不认识什么卖水果的。”

“就是我们走上这条街时与你相撞的那个人，这大约是十五分钟之前的事。”

这下我记起来了，刚才我俩从C街拐上这条大街时，的确有个头上顶着一大筐苹果的水果贩子冷不防地差点儿把我撞倒；可我不能理解的是，这与尚蒂耶有什么关系。

迪潘脸上没有丝毫糊弄人的神情。“我给你解释一下，”他说，“听完解释，你也许就完全清楚了。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你刚才的思路，从我开口说话追溯到那卖水果的与你相撞。这段时间，你思维的主要环节是——尚蒂耶、猎户星座、伊壁鸠鲁、石头切割术、铺路石和那个卖水果的。”

很少有人在其一生中没有过这样的消遣，那就是回顾自己的思路是怎样一步步地到达那个特殊的结论。这样的回顾往往非常有趣，而初次进行这种回顾的人常常会惊异于发现自己最初的念头和思路的最后终点竟会相差十万八千里，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当听完迪潘那番话并不得不承认他所言句句是真之时，我心中当然是万分惊讶。

他继续道：“如果我没记错，我们走出C街之前一直在谈马。那是我们刚才谈论的最后一个话题。当我们拐上这条街时，一个头顶大筐的水果贩子从我俩身边匆匆擦过，把你撞倒在一堆因修人行道而堆起来的铺路石块上。你踩上了一块松动的石块，滑了一下，稍稍扭了脚脖子，你显得有点儿生气或不高兴，嘴里嘀咕了几声，回头看了看那堆石块，然后不声不响地继续行走。我并非特意要留神你的举动，只是近来观察于我已成了一种必然。

“后来你两眼一直盯着地面，面带怒容地看那些坑洼和车辙（结果我看出你还在想那些石块），这样一直走到那条实验着用交搭铆接的砌石铺地面的名叫拉马丁的小巷。这时，你脸上露出了喜色，我还看见你嘴唇动了一动，我毫不怀疑你念叨的是‘石头切割术’，一个非常适用于那种铺砌法的术语。我知道，你不可能在念叨‘石头切割术’这个词的时候不联想到原子这个同根词，从而进一步想到伊壁鸠鲁的原子说；因为在我俩不久前讨论这个题目时，我曾向你说起那个杰出的希腊人那些模糊的推测是多么奇妙但又多么不为人所知，直到在后来的宇宙进化星云学说中得到了证实，我觉得你免不了会抬眼去望望猎户星座中那团大星云，我当然料到你会那样做。你果然抬眼望了。这下，我确信自己摸清了你的思路。而在昨天的《博物馆报》上发表的那篇针对尚蒂耶的讽刺长文中，那位挖苦修鞋匠一穿上厚底戏靴就改了名的讽刺家，引用了一句我俩经常爱提到的拉丁诗句：

第一个字母已失去它原来的发音。

“我曾告诉过你这句诗说的是猎户星座，现在拼作Orion，但从前拼作Urion；由于我解释时也有几分挖苦，我想你对此不会轻易忘记。所以这非常清楚，你不会不把猎户星座和尚蒂耶这两个概念连在一起。从你嘴角掠过的那种微笑我看出，你的确把它们合二为一。你想到那个怪可怜的鞋匠成了牺牲品。在此之前，你一直弯着腰在走路，可那会儿我看见你挺直了腰板。这下我肯定，你想到了尚蒂耶矮小的身材，于是我打断了你的思路，说他——那个尚蒂耶是个非常很矮小的家伙，他更适合去杂耍剧院。”

那件事发生不久后的一天，当我俩在读《法庭公报》的一份黄昏版时，下面一则短讯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

“离奇血案——今晨三点左右，圣罗克区的居民被一阵可怕的尖叫声惊醒，声音明显是从莫格街一幢房子的四楼发出的，人们知道那幢楼房里只住着一位姓莱斯巴拉叶的夫人和她的女儿卡米耶·莱斯巴拉叶小姐。邻人试图以正常途径进门未果，稍后用一根撬棍撬开大门，八九位邻居在两名警察陪同下入内。此时尖叫声已停，当众人冲上一楼楼梯时，听出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粗野的声音在争吵，争吵声似乎从楼上传出。当人们登上二楼时，那些声音也听不见了，这时整座楼房一片沉寂。人们分头匆匆搜寻一个个房间。当搜寻者进入四楼一个朝后的大套间时（该套间房门反锁，人们是破门而入），室内的景象令每一个人都又惊又怕。

“房间里乱七八糟，家具全被砸碎，并被扔得满地都是。屋里只有一个床架，床垫早被拉开，抛在了屋子中央。一张椅子上搁着一把沾满血迹的剃刀。壁炉前的地板上有两三把又长又密的灰白头发，头发也沾满鲜血，仿佛是被连着头皮一块扯下的。人们在地上找到四枚金币、一只黄玉耳环、三把大银匙、三把小铜匙，另外还发现两只袋子，里面大约装有四千金法郎。屋角一个衣柜的抽屉全被拉开，虽说抽屉里仍有许多衣物，但显然已经遭到过搜劫。在床垫下（不是在床架下）发现一只小铁箱。铁箱开着，钥匙还搜在箱盖上。箱里只有几封旧信和一些无关紧要的票据。

“屋里不见莱斯巴拉叶夫人的踪迹，但壁炉里异乎寻常的大量烟灰使人们搜查了烟囱，（说来可怕）从烟囱里拖出了卡米耶的尸体，她原来头下脚上地硬被人往那狭窄的烟道里塞进去一大截。尸体尚有体温。细看可见遍体擦伤，这无疑是被塞进和拉出烟道所致。死者面部有许多严重的抓伤，喉部有深紫色瘀痕，并有深凹的指甲印，似乎受害人是被掐死的。

“在对该楼各处的彻底搜寻均无进一步发现之后，搜寻者来到了屋后一个石块铺地的小院。院内躺着老夫人的尸体，她的喉部被完全割断，当搜寻者试图抬起尸体时，头与尸体分离。老夫人的身体和头部均血肉模糊，尤其是身体早已不成人形。

“本报认为，这桩可怕的疑案目前尚无丝毫头绪。”

第二天的报纸登载了如下详情。

“莫格街悲剧。就这个离奇而恐怖的事件（‘事件’一词在法国尚不含我们已赋予该词的轻薄之意），许多相关人士已被传讯，但传讯结果仍未使案情明朗。现将重要证词摘引如下：

“波利娜·迪布尔。洗衣女工，证实她认识两位死者已有三年，其间一直为她们洗衣。那位老夫人和她的女儿似乎相处和睦，非常相亲相爱。她们信用很好。说不出她们的生活方式或生活来源。认为莱夫人靠算命谋生。据说有储蓄。每次取衣送衣，从不曾见过房子里有旁人。确信她们未雇有用人。除了四楼之外，其他各楼好像都没有家具。

“皮埃尔·莫罗，烟草零售商，证实他将近四年来一直向莱斯巴拉叶夫人零售烟草和鼻烟。出生在该城区，并一直居于附近。死者母女俩住进那幢其尸体被发现的楼房已逾六年。此前房子被一名珠宝商租用，他曾把楼上房间转租给三教九流。那房子是莱夫人的财产。她后来不满意房客如此糟蹋房屋，便不再出租，自己住了进去。老夫人很傻气。证人在六年中只见过她女儿五六次。母女俩过着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传闻很有钱。听邻里说莱夫人算命，但不相信。从不见任何外人出入那幢房子，除了那母女俩，只有一个搬运工来过一两回，一名大夫去过七八次。

“众证人，均为邻居，提供了同上相似的证词。都说不见有人常去那房子。莱夫人及其女儿是否有什么亲朋好友不得而知。房子正面的百叶窗很少打开。屋后的窗户则总是关着，除了四楼那个大套间例外。那房子是幢好房子，不算太旧。

“伊西多尔·米塞，警察，证实他于当日凌晨三点左右应召到现场，发现有二三十人正在设法进入那幢楼房。最后终于用一把刺刀——不是用撬棍，撬开了大门。撬门并不太难，因为那是一道折门或说双扇门，上下都没有加闩。楼上的尖叫声直到撬门时还在继续，随后戛然而止。声音听起来像某个人（或某些人）极度痛苦的惨叫——又响又长，不是又短又急。证人率众上楼。在一楼楼梯平台听到两个发怒的声音在大声争吵，一个声音粗哑，另一个非常尖厉——一种十分奇怪的声音。粗哑声讲的是法语，能听出个别字眼，确信不是女人的声音。能听清的字眼是‘该死’和‘见鬼’。尖厉声讲的是一种外国话。不能肯定是男人还是女人的声音。不能分辨声音内容，但认为讲的是西班牙语。该证人对那个房间和死者尸体的描述与本报昨日描述相同。

“亨利·迪瓦尔，邻居，职业为银匠，证实他是最先进屋者之一。总体上确证了米塞的证词，他们一进楼房就重新关闭了大门，以免围观者进入，因为虽是深更半夜，观者仍蜂拥而至。这名证人认为那个尖厉之声是一个意大利人的声音，认定讲的不是法语。不能肯定那是男人的声音，说不定是女人的声音。证人不谙意大利语。不能分辨词义，而是凭语调确信说话者乃意大利人。认识莱夫人及其女儿。曾与二位死者多次交谈。确信那个尖厉的声音不是受害的母女俩的声音。

“奥登赫梅尔，饭店老板。该证人自愿提供证词。不会讲法语，通过译员接受讯问。阿姆斯特丹人。尖叫声传出时正经过那幢楼房。尖叫声持续了好几分钟——恐怕有十分钟。声音拖得很长而且大声，非常可怕，非常凄惨。是最先进楼的一员。除一点不同外，其他各方面均确证了原有证词。确信那个尖厉之声是男人的声音——法国男人。不能辨别词义。声音很大而且急促，发音长短不均匀，说话时显然是又怒又怕。那声音刺耳，与其说是尖厉不如说是刺耳。不能称之为尖厉的声音。那个粗哑的声音不住地说‘sacré’‘diable’，还叫了一声‘mon Dieu’[45]。

“朱尔·米尼亚尔，银行家，在德洛兰街开有米尼亚尔父子银行。证人系老米尼亚尔。莱斯巴拉叶夫人有些财产。有年春天在他银行开了个账户（是八年前）。经常存入小笔款子。八年间从未取款，直到遇害前三天才亲自来银行提清全部存款，共计四千法郎。这笔钱付的是金币，由一名银行职员送去她家。

“阿道夫·勒邦，米尼亚尔父子银行职员，证实那天中午时分，由他提着分装成两袋的四千法郎送莱斯巴拉叶夫人回家。门开后，莱斯巴拉叶小姐出来，从他手中接过一只钱袋，而老夫人则接过了另一只。于是他鞠了一躬就告辞了。当时未见街上有旁人。那是条背街——很僻静。

“威廉·伯德，裁缝，证实他为进入楼房的人之一。他是英国人。在巴黎已居住两年。最先冲上楼梯的就有他。听到了吵架的声音。粗哑的声音是一个法国人的声音。当时听懂一些字句，但现在全忘了。只记得清楚地听见‘该死’和‘我的天哪’。当时似乎有一种几个人搏斗的声音，一种厮打格斗的声音。那个尖厉声嗓门很大，比粗哑声更大。确信那声音不是英国人的声音，像德国人的声音。很可能是女人的声音。证人不懂德语。

“上述四名证人又经传讯，证实发现莱小姐尸体那个套间的门当时是反锁着的。他们到达门边时屋内静寂，没听见呻吟或其他任何声音。破门而入后未见任何人影。套间内外间的窗都关着并从里面牢牢拴上。两个房间之间那道门关着，但未上锁。外间通往走道的门锁着，钥匙挂在门内锁孔。四楼走道尽头临街的一面的一个小房间开着，门是半开半掩。那里面堆满了旧床破箱和诸如此类的杂物。那些东西都经过仔细的搬动和搜查。整幢楼没有一个角落不被小心翼翼地搜过。所有烟囱也都上上下下扫过。那是一幢四层楼的房子，外加阁楼（屋顶室）。屋顶上一扇天窗被钉得很死，看上去多年未曾开过。从听到争吵声到撞开四楼套间门有多久，证人们众说不一。说短者是三分钟，说长者有五分钟。开房门花了不少工夫。

“阿方索·加西奥，棺材店老板，证实他居住在莫格街。西班牙人。进入楼房的人之一。未上楼。胆小，怕吓出毛病。听到了吵架声。粗哑声是法国人的声音，未能听清说些什么。尖厉声是英国人的声音——确信这点。证人不懂英语，而是凭语调断定。

“阿尔贝托·蒙塔尼，糖果店老板，证实他当时在最先上楼梯的人当中。听到了那两个声音。粗哑声是个法国人的声音，听清了几个字眼，说话人好像在劝告什么人。未能听清尖厉声说些什么。说得急促而且音调起伏不匀。认为是一个俄国人的声音。大体上确证其他证词。证人是意大利人，从未与俄国人交谈过。

“几名证人再经传讯，证实四楼各房间的烟囱都很窄小，人体不可能穿过。他们扫烟道用的是柱形扫帚，和扫烟囱人专用的扫帚一样，该楼每一个烟囱都用这种扫帚扫过。该楼房没有后楼梯，他们上楼时不可能有任何人下楼。莱斯巴拉叶小姐的尸体在烟囱里塞得太紧，以至他们四五个人一齐用劲儿才拖下来。

“保罗·迪马，医生，证实当天清晨被请去验尸。当时两具尸体都躺在发现莱斯巴拉叶小姐的那个房间的床架的麻布底垫上。那位年轻小姐遍体瘀痕和擦伤。她被塞进烟囱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伤痕的原因。咽喉严重掐伤。颏下有几处深度抓伤，并有一串显然是指印的青黑色斑点。死者面部完全变色，眼珠突出。舌头被部分咬穿。胸部发现一大片瘀痕，显然是由膝盖压迫所致。依照迪马先生的看法。莱斯巴拉叶小姐是被一人或数人掐死。那位老夫人的尸体支离破碎，右腿和右臂的全部骨骼都或轻或重碎裂；左胫骨和左侧全部肋骨均粉碎性折断。整具尸体可怕地瘀血变色。很难解释这些伤害是如何造成。除非有一臂力过人之壮汉双手挥动大木棒、粗铁棍，或抡起一把椅子或任何又大又沉的钝器，方能对人体造成如此伤害。女人使用任何凶器都不可能造成这种重伤。证人见到死者时，死者头部与身体已完全分离，头颅严重破损。咽喉显然是被某种利器割断，大概是一把剃刀。

“亚历山大·艾蒂安，外科医生，和迪马先生一道被请去验尸。与迪马先生陈述相同，见解一样。

“尽管还传讯了其他几名证人，但没有任何进一步的重要发现。一桩案情如此神秘莫测、扑朔迷离的凶杀案，在巴黎可谓史无前例——如果这真是一桩凶杀的话。面对这一异乎寻常的奇案，巴黎警方正不知所措，处境尴尬。然而，此案目前尚无任何明显的线索。”

该报黄昏版又发消息，说圣罗克区依然人心惶惶。那幢房子再次被仔细搜查，有关证人再次被警方传讯，仍旧徒劳。然而消息后附加的短讯提到，阿道夫·勒邦已被逮捕入狱，除了报上已详载过的事实之外，并未有任何证据说明他有罪。

迪潘似乎对这一事件的进展特别感兴趣，至少我从他的神态中这么判断，因为他对此事一直未加评论。直到勒邦被捕的消息公布之后，他才问我对这桩谋杀案的看法。

我只能附和整个巴黎的见解，认为这是一个不解之谜。我看不出有任何可能找到凶手的办法。

“我们绝不能凭调查的表象来判定方法，”迪潘说，“素来因聪明而被交口称誉的巴黎警察确实干练，但也仅仅是干练而已。除了目前所用的方法，他们在破案中毫无绝招。他们大肆炫耀有许多锦囊妙计，但并非不是常常用得驴唇不对马嘴，以至使人想到儒尔丹先生要睡衣，以便更清楚地听音乐。[46]他们破案的成绩常常令公众惊讶，但那多半都是单凭不辞劳瘁的苦干。而当尽职尽责不奏效时，他们的方略也就宣告失败。譬如，维多克[47]是个推测的能手，也是个百折不挠的男人，但由于缺乏受过教育的头脑，所以不断地因过分的调查而一错再错。他看事物靠得太近，反而有损于他的想象力。他也许能把一两个方面看得特别清楚，与此同时必然会忽略事物的全面。这样，事情在他看来就显得太深邃。真相并非总是在井里。其实对于越是重要的真知，我越认为它一定浅显易得。其深邃在于我们去寻它的那些幽谷，而不在它被找到的那些山顶。这种错误的模式和原因在对天体的注视中显得最为典型。斜眼看一颗星星——斜着眼看，即朝向星星的是视网膜的外侧（比内侧对弱光更敏感）——最能够欣赏到它的璀璨，一种我们正眼看它时会相应变暗的璀璨。正眼看星星时，大部分星光实际上落在了眼睛上，可斜眼看星星，则会有一个更精确的领略。过分的深究会搅乱并削弱我们的思想。一种过于持久、过于专注、过于直接的凝视，甚至有可能使金星也从夜空黯然消失。

“至于那桩谋杀案，在我们形成看法之前，先让我们自己来调查一番。一种能为我们提供消遣的调查。”（我认为消遣这个词用得很怪，但没吱声）“再说，勒邦曾经帮过我一个忙，对此我不能忘恩负义。我们应该去亲眼看看那幢房子。我认识警察局长G，得到必要的允许不成问题。”

得到允许之后，我俩立即前往莫格街。那是里舍利厄街和圣罗克街之间的一条糟糕的街道。我们到达那里已是下午较晚的时候，因为那个区离我们住的区相隔很远。那幢房子很容易就找到了，因为在它的街对面还有许多人怀着没有目的的好奇心在凝望它那些紧闭的窗户。那是一幢普通的巴黎式楼房，有一个门道，门道一侧是一间装有玻璃的小屋，小屋窗上的一个滑动窗格说明那是间门房。进楼之前我们沿街而行，拐进一条小巷，然后再转弯经过房子的后面，其间迪潘十分仔细地把那房子和四邻周围都查看了一遍，我看不出这番细查有什么目的。

我们原路折回，再次来到楼前，揿响了门铃，出示了证件，警方的守卫人员让我们进了房子。我们径直上楼，来到发现莱斯巴拉叶小姐尸体的那个套间，两名死者的尸体还放在那里。按常规做法，屋里仍保持着那副乱七八糟的模样。我看到的和《法庭公报》上所描述的没什么出入。迪潘仔细检查了每一样东西，连受害人的尸体也没漏掉。然后我们查看了其他房间，最后来到屋后那个小院，整个过程一直有一名警察陪着我们。我们查完现场离开时，已经天黑。回家途中，我那位朋友进一家报馆耽误了片刻。

我已经说过，我那位朋友突发的奇思异想真是层出不穷，对他那些怪念头，Je les ménageais [48]——我在英文中找不到合适的说法。他回家后拒绝谈论那桩谋杀就是他的脾性。直到第二天中午他才突然问我，在凶杀现场是否观察到什么特别情况。

他对“特别”二字的强调中有某种意味，竟使我莫名其妙地猛然一抖。

“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我说，“至少跟咱们从报上看到的情况差不多。”

“恐怕那份《公报》还没有领略到这桩惨案中那种异乎寻常的恐怖性，”他应答说，“不过别去管那份报纸的无稽之谈。在我看来，这个谜之所以被认为无法解开，正是因为那本该使它被认为容易解开的理由，我指的是因为其特征所具有的超越常规的特性。警方感到尴尬，因为表面上毫无动机——不是说凶杀本身的动机，而是指杀人手段那么残忍的动机。他们还大惑不解，因为从表面上看来，楼上除了莱斯巴拉叶小姐再没发现旁人是个事实，凶手逃离现场必然被上楼者看见也是事实，而这两个事实与众人听见了争吵声这一事实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统一。那个房间被折腾得乱七八糟，姑娘的尸体被倒塞进烟囱，老夫人的尸首支离破碎，这一切加上我刚才提到的事实以及其他我无须提及的事实，已足以使警方夸耀的聪明无法施展，使他们那份干练不能奏效。他们已陷入那个严重但寻常的谬误，错把异常混同于深奥。可正是要凭着那些超越常规的异常，理性方能摸索出探明真相之途径，假若那途径果真存在的话。例如在我们眼下进行的调查中，该问的与其说是‘出了什么事’，不如说是‘出了什么从未出过的事’。实际上，我将解开此谜或已经解开此谜的那种轻而易举，与警方眼中此谜显然不可解的看法刚好成正比。”

我盯着迪潘，暗自惊讶。

“我此刻正在等候，”他两眼望着房门继续说道，“我在等一个人，尽管此人也许并非本案的凶手，但他肯定与这场凶杀有几分牵连。他可能对这场残杀中最令人发指的那部分一无所知。我期待我的推测完全正确，因为我揭开整个谜底的希望就建立在这一推测之上。我期待那个人来这儿，来这个房间，随时随刻。当然，他有可能不来，但他多半会来。若是他来了，就有必要把他稳住。这儿是手枪，如果必要的话，咱俩都知道如何使用。”

我取了手枪，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是几乎不相信自己听到的，而迪潘还在继续往下说，很像在自言自语。我已经谈到过，他在这种时候那副心不在焉的神态。他说话的对象是我，说话的声音也不大，但他所用的是那种通常跟老远的人说话时所用的高音调。他的眼睛只茫然地盯着墙壁。

他说：“上楼的人所听到的争吵声不是那两个女人的声音，这一点已被证人充分证实。这就排除了我们对是否那位老夫人先杀死女儿，然后再自杀的怀疑。我提到这一点主要是为了探讨作案的手段，因为莱斯巴拉叶夫人的力气完全不可能把她的女儿的尸体塞进烟囱并塞成其被发现时的那个样子，而她自己身上的那种伤势也完全排除了她自杀的可能。所以，凶杀是由第三者所为，而这个第三者的声音便是人们所听到的争吵声。现在让我来谈谈有关争吵声的证词，不是全部证词，而只谈证词中的特别之处。你注意到什么特别之处没有？”

我注意到，虽然所有证人都一致认定那个粗哑声是一个法国人的声音，但说到那个尖厉声，或按其中一名证人的说法是刺耳声，他们的认定就莫衷一是。

“那本身就是证据，”迪潘说，“但并不是证据的特异之处。你还没有注意到奇特的地方，可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如你所言，证人们对那个粗哑声意见相同，在这一点他们众口一词。但说到那个尖厉声，特异之处不在于他们莫衷一是，而在于当一个意大利人、一个英国人、一个西班牙人、一个荷兰人和一个法国人试图形容那声音时，每个人都说那是一个外国人的声音。每个人都确信那不是他一名同胞的声音。每个人都没有把那个声音比拟成他所熟悉的任何语言的声音，而是恰恰相反。那名法国警察认为那是一个西班牙人的声音，而‘要是他懂西班牙语就会分辨出几个字眼’。那个荷兰人确信那是一个法国人的声音，可我们发现证词说他‘不会讲法语，通过译员接受讯问’。那个英国人认为那是一个德国人的声音，可他‘不懂德语’。那个西班牙人‘确信’那是一个英国人的声音，但他完全‘凭语调断定，因为他压根儿不懂英语’。那个意大利人认为那是一个俄国人的声音，但他‘从未与俄国人交谈过’。此外，另一名法国人与那位法国警察的说法不同，他肯定那是一个意大利人的声音，但他不谙意大利语，而像那个西班牙人一样‘凭语调确信’。瞧，那个声音该有多么稀奇古怪，连欧洲五大区域的人都没法从它的声调中听出点儿熟悉的东西！你可以说，那也许是一个亚洲人或非洲人的声音。巴黎的亚洲人或非洲人都不多，但我们先不去否定这种推断，我现在只想要你注意三点。有一位证人说那声音‘与其说是尖厉不如说是刺耳’。有两名证人描述那声音‘急促而不均匀’。没有一个证人提到从那声音里听出了什么字眼，像什么字眼的声音。

“到此为止，”迪潘继续说，“我不知道我刚才所言对你自己的理解有何影响；但我毫不犹豫地说，正是从证词的这一部分——关于粗哑声和尖厉声的部分所做出的合理推断，其本身就足以引发出一种怀疑，而这怀疑将指明进一步调查这桩疑案的方向。我说‘合理推断’，但这并没有充分表达我的意思。我想说的是，这种推断是唯一恰当的推断，而那种怀疑则是这推断必然引出的唯一结果。但那种怀疑是什么，我暂且不表。我只要你记住，在我自己看来，那种怀疑足以使人信服地使我在调查那个套间时有一个明确的方式，一个确定的倾向。

“现在让我们想象又回到了那个套间。我们首先该探寻什么呢？凶手逃离现场的途径。咱俩谁也不相信超自然的怪事，这样说一点儿也不过分，莱斯巴拉叶母女俩不会被幽灵杀害。凶手是有血有肉的，其逃离也是有形有迹的。那如何逃走的呢？幸运的是，这问题只有一种推论方法，而这种方法必然把我们引向一个明确的结论。让我们来逐一审视凶手可能的逃路。非常清楚，人们上楼时凶手正在后来发现莱斯巴拉叶小姐的那个房间，或至少在那个套间里的另一个房间。所以，我们只需从这两个房间去寻找凶手的逃路。警方已经全面彻底地检查过那两个房间的地板、天花板和墙壁。没有什么秘密出口能逃过他们的检查。但我信不过他们的眼睛，自己又查了一遍。所以，绝对没有秘密出口。两个房间通往过道的门都锁得严严实实，钥匙都插在房内。我们再看那些烟囱，虽然壁炉上方的烟道口也有通常的八九英尺长，但整个烟道连一只个头稍大一点儿的猫也钻不过去。这样，上面所说的地方都绝对不可能成为逃路，那我们就只好来看看窗户了。从前面那个房间的窗户逃走不可能不被街上的人群看见。因此，凶手一定是从后面那个房间的窗户逃走的。现在，既然我们已经如此毫不含糊地得出了这个结论，那作为推论者，我们就不应该因为看上去不可能而对它予以否定。我们只能去证明那些看上去的‘不可能’实际上并非不可能。

“那个房间有两扇窗户。其中一扇未被家具遮掩，整体均可被看见。另一扇的下半部分被紧靠它的床架的一头挡住。前一扇窗户被发现从里边拴得牢牢实实，任何人使尽浑身力气也休想把它提起[49]。它窗框的左沿被钻有一个大孔，一颗粗实的长钉十分吻合地横插在孔内，孔外几乎只露出钉头。打量另一扇窗户，可见同样的一颗铁钉同样严丝合缝地横插于孔内，即便用力也同样提不起那扇窗户。这就使警察完全相信凶手不是从窗口逃走的。所以，他们认为拔出插钉开一下窗户是多此一举。

“我的检查则多少更为挑剔，这挑剔的理由我刚才已谈过，因为我知道，那所有看上去的不可能必须被证明为实际上未必不可能。

“我开始沿着这思路琢磨，由果溯因。凶手准是从这两扇窗户中的一扇逃走的。因此，他们不可能从里边重新拴上窗框，像后来我们所发现的那样，由于这一事实显而易见，警方停止了往这方面继续追究。然而，窗框既然被拴上，那它们必有能拴上的动力。这个结论没有漏洞。于是我走到那个没被遮掩的窗口，稍稍用力拔出了插钉，然后试图推上窗框。不出我所料，我用尽力气也推不上。我这才知道窗户肯定暗装有一道弹簧。不管插钉的情况显得有多么神秘，但关窗自有动力这一想法的证实，至少使我确信我的前提是正确的。一番仔细的搜寻使我很快就找到了那个暗装的弹簧。我按了按弹簧并满足于这一发现，便忍住了没有去提起窗框。

“我重新插上钉子并把它仔细观察了一番。一个人出窗之后可以再把窗户关上，那弹簧也会自动碰上，不过这钉子不可能重新插好，这结论很清楚，我的侦察范围再次缩小。凶手一定是从另一扇窗户逃走的。那么，假定两扇窗户的弹簧可能相同，那两扇窗户的插钉就一定有不同之处，至少在插法上有不同之处。我踏上那个床架的麻布底垫，仔细地看了看第二扇窗户露在床头板上方的部分。我把手伸到床头板后面，很容易就发现并按动了弹簧，如我所料，那弹簧与前一扇窗户的弹簧完全相同。我再看插钉，它和另一颗一样粗实，插法看上去也没什么不同，孔外几乎只露出钉头。

“你会说我这下迷惑了，可要是你这么认为，那你就肯定误解了归纳推理的性质。借用一个打猎术语，我从来没有‘失却嗅迹’。猎物的嗅迹片刻也没有丢失。整根链子不少一个环节。我已经追到这个秘密的终点，这终点就是那颗插钉。我说它在各方面看上去都与另一颗插钉没什么不同，这是事实，但与线索就要在此终结这一重要性相比，这个事实绝对毫无意义（尽管它也许显得非常明确）。我说‘这颗插钉肯定不对劲儿’。我伸手一拔，那钉头连着一小截钉身随着我的手指被拔出了钻孔，而另一截钉身仍在孔内，原来这颗钉断成了两截。断口是旧的（因为表面已经生锈），断开显然是由一柄榔头的一击造成的，那一击也把钉头部分嵌在了底窗窗框上。于是我小心地把钉头重新插入我刚才抽出的孔内，它看上去又像一颗完好的钉子，看不出裂缝。我按了一下弹簧，轻轻把窗往上提开几寸，钉头随着窗框上升，同时仍牢牢地嵌在孔内。我放下窗户，那颗钉又显得完好无损。

“到此为止，这个谜总算解开了，凶手是从床头那扇窗户逃走的。窗户在凶手逃出后自动落下（或许是凶手故意关上），并由那道弹簧牢牢固定；窗户推不上去是因为那道弹簧，警察却误以为是因为那颗插钉，于是认为没必要进一步探究。

“接下来是凶手如何下楼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在和你一道绕那幢房子转悠时就已经心中有数。离我们所说的那扇窗户大约五英尺半的地方竖着一根避雷针。任何人从这根避雷针都不可能够着窗口，更不用说进入窗口。但我注意到四楼的百叶窗式样特别，巴黎木匠称之为‘火印窗’——这种式样现在很少采用，但常见于里昂和波尔多的一些老式建筑。这种窗样子像普通的门（单门，而不是双扇门），只是窗的上半部被做成花格式样，这就可以被人当作绝妙的把手。我们所谈论的那些百叶窗宽度足有三英尺半。当我们从屋后望去时，它们正半开着，这就是说，它们与墙面恰好成直角。除我之外，警方可能也查看过房子的背面，若是这样，那他们在看那些宽宽的火印窗时（他们肯定会看），没有注意到我说的那个宽度，或者无论如何都没有把它作为应当考虑的因素。事实上，由于他们已先入为主地认为那窗口不可能成为凶手的逃路，他们的查看自然而然就非常草率了。然而，在我看来非常清楚，床头那扇窗户的百叶窗如果打开到足以与墙面成直角的程度，那它离那根避雷针的距离就不足两英尺。还有一点也非常清楚，凭着异常的矫捷和足够的勇气，从避雷针进入那个窗口是可以办到的。要越过那两英尺半的空中距离（我们现在假定那扇百叶窗完全敞开），盗贼可以用一只手先紧紧抓住窗上花格，然后松开抓避雷针的另一只手，再用脚稳稳地顶住墙，大着胆子用力一蹬，这样他就可以使那扇百叶窗转动并关上。如果我们假定当时内窗也开着，那他甚至可以顺势跳进房间。

“希望你特别记住，我刚才说要完成那么危险而困难的一跳需要异常的矫捷。我的意图是想让你明白，第一，从窗口进入房间也许是可能的；第二，但这是主要的，我希望你能牢记并领悟能够完成这一动作的几乎不可思议的敏捷。

“毫无疑问，你会用法律语言说，‘为了证明我的案例，’我应该宁可低估凶手的能力，也不该充分强调他所需要的敏捷。这在法律上是惯例，但不是推理的习惯。我的最终目标只是弄清真相。我的直接目的则是要你把下列事实并列起来：我刚才所说的异乎寻常的敏捷、那个特别尖厉（或刺耳）而且不均匀的声音、关于那声音的国籍众证人莫衷一是，以及从那个声音中辨不出一个音节。”

迪潘最后这段话使我脑子里倏地掠过一个模糊的概念，我好像隐隐约约明白了他的意思。我似乎差点儿就要恍然大悟，但最终还是无力完全理解，就像人们有时觉得自己马上就会回忆起某事，可结果还是未能记起来。我的朋友继续他的推理。

“你一定注意到了，”他说，“我已经把话题从逃出去的方式转移到了溜进去的方法。我这是故意向你暗示，进出都是以同一方式，在同一地方。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室内，让我们来看看房间里的情况。报上说那个衣柜的抽屉遭到过搜查，尽管许多衣物还留在里边。这是一个悖理的结论。它只是一种猜测，一种非常愚蠢的猜测，仅此而已。我们怎么会知道抽屉里发现的衣物不是抽屉里本来装的全部东西呢？莱斯巴拉叶夫人和她的女儿过着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不会见客人，很少外出，用不着许多衣装。抽屉里的那些衣装至少像那母女俩所有的最好的衣装。如果盗贼偷了衣服，那他干吗不偷最好的？干吗不全都偷走？简言之，他干吗对四千金法郎弃置不顾，却劳神费力地去偷一堆衣裳？金币被弃置不顾。银行家米尼亚尔先生所提到的那笔钱，几乎是原封不动地被发现在地板上的那两只钱袋里。所以，我希望你从你的思维中排除动机这个错误的概念，即警方根据证词中送钱上门那一部分所产生的关于动机的概念（送钱上门，收款人在收到钱三天内被谋杀），比这蹊跷十倍的巧合在生活中随时都悄悄地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头上。一般说来，巧合是那种受过教育却不懂概率论的思维者思路上的障碍。而多亏有了概率论，人类对一些最辉煌的目标之探究才获得了最辉煌的例证。就眼下这个实例而言，假如金币丢了，那三天前送去金币之事实就不仅仅是一个巧合。它就可以用来证实我们所说的动机。但是，面对这个实例的真实情况，如果我们还认为金币是杀人动机，那我们也必须想象凶手是一个踌躇不定的白痴，他居然把他的金币连同动机一并抛弃。

“现在请牢牢记住我提醒你注意的几点——那个奇怪的声音、那种异常的矫捷，还有就是那么格外残忍的凶杀却令人吃惊地没有动机。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残杀本身。一个女人被一双手掐死，然后头下脚上地被塞进烟囱。一般的凶手不采用这种手段杀人，尤其是不会这样处理尸体。单凭尸体被向上塞进烟囱的做法，你就得承认这里边有超越常规的蹊跷。即便我们把凶手视为一名最卑劣的歹徒，其做法也超越了我们对人类行为的一般概念。再想想，把尸体往一个狭窄的烟道里向上塞那么紧，以至几个人合力才勉强拖下，这需要多大的力量才能做到！

“且让我们来看看那股最不可思议的力量的其他迹象。壁炉前的地板上有两三把——密密的两三把灰白头发。头发是被连着头皮一块儿扯下的。你知道要从头上连根拔掉二三十根头发也得费很大的劲儿。你和我都亲眼见到了那几把头发，它们的发根还粘着头皮上的碎肉片（惨不忍睹）——由此可见那股劲儿有多大，说不定能一次扯掉五十万根头发。那位老夫人不仅仅是咽喉被割断，而是整个头部与身体分离，凶器却不过是把剃刀。我希望你也注意到这暴行中残酷的兽性。至于莱斯巴拉叶夫人身上的瘀伤，我就不多说了。迪马先生和他那位可敬的助手艾蒂安先生已经宣布那些伤是由某种钝器造成的，而在这一点上，那两位先生完全正确。钝器显然就是铺在后院的那些石块，死者正是从床头那扇窗户被扔下后院的。不管这一点现在看来有多简单，但警方像忽略百叶窗宽度那样把它给忽略了，因为他们的思路已被那两颗插钉牢牢钉死，认为窗户绝不会有打开过的可能性。

“除了以上所说的情况，如果你现在又适当地想到了那个房间的异常零乱，那我们就已经可以把下列概念连起来了：惊人的矫捷、超人的力量、残酷的兽性、毫无动机的残杀、绝对不符合人性的恐怖手段，再加上一个分不清音节、辨不出意义、在几个国家的人听来都像外国话的声音。这下产生什么结论了呢？我的话对你的想象力产生了什么作用呢？”

迪潘问我这个问题时，我感到一阵毛骨悚然。“一个疯子，”我说，“是一个疯子干的，是一个从附近疗养院逃出来的发了狂的疯子。”

“从某些方面来看，”他答道，“你的猜测也不无道理。但疯子即便在最疯狂的时候，其声音也和人们上楼时所听到的那种声音不相符。疯人们也有国籍，不管他们的言辞多么不连贯，但通常都有连贯的音节。再说，疯子的毛发也不像我现在手中的这种。这一小撮毛发，我是从莱斯巴拉叶夫人捏紧的手指间发现的。告诉我，你对此如何理解。”

“迪潘！”我大惊失色地说，“这种毛发太少见，这不是人的毛发。”

“我也没说它是，”他说，“不过，在我们确认它是什么之前，我希望你看看我描出的这幅草图。这幅草图摹画的就是证词中有一部分所说的‘深紫色瘀痕和深凹的指甲印’，也就是（迪马先生和艾蒂安先生在证词）另一部分所说的‘一串显然是指印的青黑色斑点’。”

“你会发现，”我的朋友一边说一边把那幅草图推在我们面前的桌子上，“这幅草图说明那双手掐得多么牢实，没有一点儿滑动过的痕迹。每个指头都一直——可能一直到受害者死亡——保持在它最初嵌进肉里的位置。现在你来试试把你的手指同时摁在你所见的这些指印上。”

我试了试，可我的指头对不上那些指印。

“我们这样试验也许不公平，”他说，“这张纸被摊成了平面，但人的脖子是柱形。这儿有根木柴，跟人脖子差不多粗细。把草图包在上面，再试试。”

我又试了试，可这次甚至比刚才更显困难。“这，”我说，“这不是人的手印。”

“那现在就来读读居维叶[50]教授的这段文字吧。”迪潘答道。

那是一段从一般习性和解剖学上对东印度洋群岛的褐色大猩猩的详细描述。那种哺乳动物以其巨大的体格、惊人的力量、非凡的灵敏、异常的凶残和爱模仿的嗜好而为世人所知。我突然间明白了那桩凶杀的恐怖所在。

我读完那段文章后说：“这里对足趾的描述与这张草图完全吻合。我看除了这儿提到的那种大猩猩外，再没有什么动物的趾印能合上你画下的指印。这撮深褐色毛发也与居维叶描述的那种动物的毛发相同。但是，我仍然不能理解这可怕之谜的一些细节。另外，证人们所听见的争吵声是两个，而其中一个被无可争议地确认为是一个法国人的声音。”

“不错，那你一定记得证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那声音里有句话是‘我的天哪！’证人之一（糖果店老板蒙塔尼）已经正确地认为那句话在当时的情况下好像是一种劝告或告诫。所以，我已经把解开此谜的希望主要寄托在了这句话上。一个法国人知晓这一惨案。可能——实际上远远不止可能——他在这场血腥的残杀中是无罪的。那只猩猩说不定就是从他那里逃出的。他说不定一直追到了那个房间窗下，但由于随后发生的使人不安的事情，他绝不可能重新捕获那只猩猩。猩猩现在还逍遥自在。这不能再猜下去了——除了猜测，我现在还没权利用别的名称——因为我这些想法所依据的思考，尚未深刻到可以由我自己的理智做出估价的程度，因为我还不能自称可以让别人了解我的想法。所以我们就把这些想法称作猜测，把它们作为猜测来谈论。假若那个法国人真像我所猜测的在那桩暴行中无罪的话，那我昨晚在回家路上去《世界报》报馆登的这则启事，就会把他引到我们这儿来（那是一份航运界的报纸，很受水手们欢迎）。”

他递给我一张报纸，我读到了这则启事：

招领——某日清晨（凶杀案当日清晨）在布洛涅树林捕获一体大、褐色婆罗洲猩猩。失主（据悉为一艘马耳他商船上的水手）一经验证无误并偿付少量捕获及留养费用，即可将其领回。认领处为圣热尔曼区×街×号，请上四楼。

“你怎么可能知道那人是一名水手，”我问，“而且属于一条马耳他商船？”

“我并不知道，”迪潘说，“我并不肯定。不过这儿有一小根缎带，从这式样和油腻腻的样子来看，它显然是喜欢蓄长辫的水手们系头发用的。况且这个结除了水手，尤其是马耳他船上的水手，很少有人会打。我是在那根避雷针柱脚下拾到这缎带的。它不可能属于那两位被害人，说到底，即便我凭这根缎带就认定那个法国人是一条马耳他商船上的水手这一推断错了，这对我在报上登的那则启事也仍然没有妨害。如果我真错了，他也只会认为我是被某种表象迷惑，绝不会费神来追究。假若我对了，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那法国人虽知自己在那桩凶杀中是无罪的，但他仍会自然而然地犹豫是否回应那则启事，是否认领那只猩猩。他会这样来说服自己：‘我是无辜的，我穷，我的猩猩值一大笔钱，对我这种处境的人来说，算得上是一笔财产。我干吗要因为毫无根据的危险而失去它呢？它就在这儿，伸手可及。它是在布洛涅树林被人发现的，那地方远离凶杀现场。人们怎么能怀疑那桩凶杀是一头畜生所为呢？警察对此案茫然无知，他们迄今尚未找到一丝线索。就算他们查出了那头畜生，也不可能证明我知道那场凶杀，或因为我知情就定我有罪。最重要的是，我已被人知道。刊登启事那人就认定我是那头畜生的主人。我不清楚他对我到底知道多少。如果我不去认领那份已经知道是属于我而且又值一大笔钱的财产，我至少会使那畜生容易遭人怀疑。我现在既不能让人注意到我，也不能让人注意到那头畜生。我要去应那则启事，认领回那只猩猩，然后把它关起来直到事情过去。’”

这时，我们听见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

“准备好手枪，”迪潘吩咐道，“但没有我的信号不要开枪，也别把枪亮出来。”

房子的大门一直开着，来人没按门铃就进到屋里，然后往楼梯上走了几步。然而，他这时似乎又犹豫起来。接着我们听见他下楼的声音。迪潘正飞快地冲向房间门边，此时我们又听见他朝楼上走来。这一次他没有打退堂鼓，而是毅然决然地上了楼，敲响了我们的房门。

“请进！”迪潘的声音里透出高兴和热情。

进来的是个男人。他显然是名水手——高大、魁梧、健壮，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并不招人讨厌。他那张被太阳晒黑的脸有一大半被他浓密的胡须遮住。他手里拎着根粗实的橡木棍，除此之外好像没带别的武器。他局促地鞠了一躬，用法语问我们“晚上好”，他的法语虽略带几分讷沙泰勒[51]口音，但仍然足以听出他原籍是巴黎。

“请坐，朋友，”迪潘说，“我想你是为那只猩猩来的。说实话，我真有点儿羡慕你有这只猩猩，一个非常漂亮的家伙，肯定也非常值钱。你看它有几岁了？”

水手长长地松了口气，露出一种如释重负的神情，然后放心大胆地回答：

“我也说不清楚，但它至多四岁或五岁。你们把它关在这儿吗？”

“哦，不，我们这儿没有关猩猩的设备。它现在在迪布尔街一家马车行的马厩里，就在附近。你明天一早就能把它领走。你当然是打算领它回去？”

“的确如此，先生。”

“让它走我还真有点儿舍不得。”迪潘说。

“我并不想让你白辛苦一场，先生，”水手说，“我也不能那么奢望。我是诚心诚意要付一笔酬金以感谢你替我找到那家伙。这么说吧，只要合情合理，你要什么都行。”

“那好，”我朋友答道，“这当然非常公平。让我想想！我该要什么呢？哦！我会告诉你。我要的报酬是这个。我只要你尽可能地告诉我莫格街凶杀案的全部经过。”

迪潘说最后一句话时声音很低，很平静。他也以同样的平静走到门边，锁上房门，把钥匙放进衣袋。然后他从怀里掏出手枪，不慌不忙地放在桌上。

那位水手的脸骤然间涨得通红，好像憋得透不过气来。他惊得一跃而起，双手紧握木棍，但很快又颓丧地坐下，浑身发抖，面如死灰。看他一声不吭地坐在那儿，我对他不由得生出恻隐之心。

“我的朋友，”这时迪潘用温和的口气说，“你不用害怕，实在不用害怕。我们丝毫没有伤害你的意思。我用一名绅士和法国人的名誉向你担保，我们并不想伤害你。我清楚地知道在莫格街惨案中，你是无罪的。但也不可否认，你与此案多少有些牵连。从我所说的你肯定已经明白，对此案的真相我早已有了了解的渠道，你做梦也不可能想到的渠道。事情就是这样。你没有犯任何你能避免的错，你当然也就无可指责。虽然你当时尽可神不知鬼不觉地盗走那些金币，可你分文未取。你没有什么值得隐瞒，你也没有理由隐瞒什么。反之，你在道义上有责任把你所知道的全部和盘托出。一个无辜的人现在因被控犯有那桩凶杀罪而遭关押，只有你才能说清那桩凶杀的真正凶手。”

那水手听完迪潘的这番话，在很大程度上定下神来，只是不再像刚才那样大胆。

“老天做证，”他略为踌躇了一下说，“我一定把我所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们，不过，我并不指望你们能完全相信我的话，如果我那么指望，那我一定是个大傻瓜。但我是无罪的，我即便为此而送命也要说出全部真相。”

他的叙述大致如下：他不久前曾航行到东印度群岛。包括他在内的一伙人在婆罗洲登陆，远足到密林深处游览。他与一位伙伴共同捕获了那只猩猩。伙伴死了，猩猩就归他一人所有。返航途中，那猩猩难以驯服的野性使他费了不少周折，但他终于成功地把那家伙带到了巴黎，安全地关进了自己家里。为了不招惹邻居们讨厌的好奇心，他一直小心翼翼地没让猩猩露过面，想等到猩猩脚上一处在甲板上被碎片扎破的伤口愈合后再作打算。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卖掉猩猩。

就在血案发生的那天晚上，准确地说是那天清晨，当他与一些水手玩了一通回家时，他发现那畜生已闯出了与他卧室相邻的小房间，正待在他的卧室里，在此之前，那家伙一直如他想象的那样，十分安全地被关在那个小房间里。那猩猩拿着一把剃刀，满脸肥皂泡，正坐在一面镜子前试着要刮脸，毫无疑问，它曾从小房间的钥匙孔里窥视它主人刮脸的动作。看见那么凶猛的动物拿着那么危险的武器并且能那么熟练地使用，他一时间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不过，他已经习惯于用鞭子驯服那畜生，即便在它兽性大发的时候，于是他又取出鞭子。那猩猩一见鞭子便猛然跳出卧室，冲下楼梯，从一扇偏巧开着的窗户蹿到了街上。

这名法国水手绝望地紧追不舍，那只还握着剃刀的猩猩不时停下来回头看看，朝着追赶它的主人手舞足蹈，待主人快追上时，它掉头又跑。他们就这样追追停停持续了好一阵。当时大街上阒无一人，因为时间已将近凌晨三点。当那只猩猩顺着莫格街后面的一条小巷逃窜时，从莱斯巴拉叶夫人家四楼卧室开着的窗户射出的灯光吸引了它的注意力。冲到那幢房子背后，它看见了那根避雷针，于是它异常敏捷地顺杆而上，抓住了当时完全敞开的百叶窗，凭借百叶窗的旋转，趁势跃上了窗边的床头。整个过程前后还不到一分钟。猩猩跃进房间时，又顺势把百叶窗给踢开了。

当时那名水手是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他这下很有希望抓住那只猩猩，因为它除了原路退回，几乎不可能逃出它自己钻进的那个陷坑，而它再顺着避雷针杆下来则会被截获。担心的是，那家伙很有可能在那个房间里胡作非为。这种担心促使那水手一直追到楼下。爬上一根避雷针柱本来不难，对一名水手来说更是轻而易举，但当他爬到与那窗户一般高时，才发现窗户还隔着老远，他根本跃不过那段距离，他所能做的就是尽量探出身子去看一看房间里的情形。这一看差点儿吓得他从避雷针杆上摔下来。就是在那个时候，可怕的尖叫声划破了黑夜，把莫格街的居民从睡梦中惊醒。身着睡衣的莱斯巴拉叶夫人和她的女儿当时显然正在整理上文提到过的那只铁箱里的票据，铁箱当时被推到了房间中央，打开着，里面的东西全摊在地板上。被害人肯定是背朝着那扇窗户而坐，从那只猩猩进入房间到屋里传出尖叫声之间这段时间来看，母女俩当时大概并没有立即发现猩猩，她们自然而然地以为百叶窗的响动是由于风吹的缘故。

当水手朝里看时，那只猩猩已抓住莱斯巴拉叶夫人的头发（头发披散着，因为她刚梳过头），正模仿着刮脸的动作，在她面前挥舞着那把剃刀。莱斯巴拉叶小姐躺在地板上一动不动，早已吓昏过去。老夫人的尖叫和挣扎（其间她的头发被扯下）使也许本无恶意的猩猩勃然大怒。它有力的臂膀使劲一挥，差点儿没完全割下她的脑袋。喉腔喷出的鲜血使猩猩的大怒变成了疯狂。它龇牙咧嘴，眼冒凶光，扑到那位姑娘的身上，用它可怕的双爪掐住她的脖子，直到那姑娘窒息而死。这时它疯狂而错乱的目光扫向床头，认出了它主人那张几乎吓变形的脸，毫无疑问它还记得鞭子可怕的滋味，它的疯狂顿时变为恐惧。自知难逃鞭子的惩罚，它似乎想掩盖它血腥的罪行，紧张不安地在屋里跳来蹿去；这下房间被弄得乱七八糟，家具被摔得七零八落，床垫也被拖离了床架。最后它先抓起那姑娘的尸体，塞进了后来发现尸体的壁炉烟囱，然后抓起老夫人的尸体，从那个窗口扔了下去。

就在猩猩拖着那具支离破碎的尸体走向窗口时，那水手吓得缩回身子，连爬带滑下到底，一溜烟跑回了家，生怕被那桩血案牵连。他心安理得地不再关心那只猩猩的下落。证人们在楼梯上听见的只言片语，就是那个法国人惊吓时发出的声音，其间混杂着那只猩猩凶猛的叫声。

我几乎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那只猩猩肯定是在人们破门而入之前又利用那根避雷针逃出了房间。它肯定是在逃出时又把窗户给关上了。它的主人后来把它重新捕获，以一个很高的价钱卖给了巴黎植物园。在我们去那位警察局长的办公室讲述了事情真相（加上迪潘的一些评注）之后，勒邦随即获得了释放。不管那位局长对迪潘多么有好感，他也未能完全掩饰住情况的急转直下使他产生的懊恼，忍不住冷嘲热讽了两句，说什么任何人都搅和进他的公务不甚妥帖。

“让他说去吧，”迪潘说，他认为没有必要搭理，“让他发发议论，这样他心里好受些。我在他的城堡里赢了他，这我就满足了。话说回来，他未能解开这个谜一点儿也不奇怪，绝非他所想象的不可思议，因为我们这个当局长的朋友其实多少有点儿狡诈过分而造诣不足。他的智慧之花没有雄蕊。就像拉威耳娜女神[52]像有头无身，或至多像一条鳕鱼只有头和肩膀。不过，他毕竟是个不错的家伙。我尤其喜欢他的能言善辩。他正是凭这点赢得了足智多谋的声名。我说的是他那种否认事实、强词夺理的本领。”

玛丽·罗热疑案

——《莫格街凶杀案》续篇

想象中的一些事件往往与真实事件并行，它们很少重合。人与环境总是去改动想象中的事件，这就使其看上去并不完美，因而导致的结果同样也不完美。宗教改革即如此，想的是新教，来的却是路德宗。

——诺瓦利斯《精神论》

即使在最冷静的思索者当中，也很少有人未曾偶然遇到过这样的经历：那就是因为惊于某些表面上看来是那么不可思议的巧合，以至理智没法将它视为纯粹的巧合，从而陷入一种朦朦胧胧但又毛骨悚然的对超自然现象的半信半疑。这种心情——因为我所说的这种半信半疑绝不会具有充分的思维能力——很难被彻底抑制，除非借助于机缘学说，或按其专门术语的说法，借助于概率计算法。由于这种计算法本质上纯粹是数学的，因此，就让我们破例把科学之严谨精密运用于推测中最扑朔迷离的捕风捉影。

以时间先后而论，人们会发现我现在应约公之于众的这些离奇的细节将构成一系列几乎不可理解的巧合之主脉，这些巧合的支脉将被读者在最近发生于纽约的玛丽·塞西莉娅·罗杰斯谋杀案中看出。

大约一年前，当我在一篇名为《莫格街凶杀案》的小说中尽力描述我的朋友C.奥古斯特·迪潘爵士心智上一些非常惊人的特性时，我压根儿没想到我今天会旧话重提。描述那种性格是我动笔的初衷，而这一初衷已通过我所举出的那些能证明迪潘特有癖好的事例而得以实现。我本可以举出其他一些事例，但我没必要进一步证明。然而，惊异于最近某些事情出人意料之进展，我便进一步写出了这些细节，这也许会使我的叙述含有一种逼供的意味。既然已听说了最近发生的一切，我若对多年前的所见所闻还保持沉默，那才真是咄咄怪事。

莱斯巴拉叶母女俩惨死的案件一了结，迪潘爵士马上就不再去想那事。他故态复萌，重新沉醉于喜怒无常的冥思苦索。总爱出神发呆的我欣然与他的脾性保持了一致。我们继续住在圣热尔曼区我们的寓所，把未来抛到九霄云外，平静地蛰伏于现实之中，将身边沉闷的世界编织进我们的梦幻。

但这些梦幻并非全然不被惊扰。不难想象，我朋友在侦破莫格街一案时所扮演的角色，在巴黎警方的心目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迪潘这个名字在巴黎警界早已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除我之外，迪潘从来没向任何人解释过他解谜所用的那种简单的归纳推理法，甚至包括那位警察局长，所以，他破案之事几乎被人视为奇迹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他的分析能力为他赢得了直觉敏锐的声誉。其实他的坦率本可以纠正好奇者的这种偏见，但他的惰性使他不愿去谈论一件他早已不再感兴趣的事。就这样，他发现自己成了警方眼中的要人，巴黎警察局想请他协助侦破的案子也着实不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就是一位名叫玛丽·罗热的年轻姑娘被谋杀的案子。

这件事大约发生在莫格街惨案两年之后。玛丽是寡妇埃丝苔尔·罗热的独生女儿，她的教名和家姓都与那位不幸的“卖雪茄的姑娘”之姓名相仿，[53]读者一看便会引起注意。玛丽自幼丧父，从那之后直到本文所讲述的凶杀案发生之前十八个月，她一直随母亲住在圣安德烈街；罗热太太在那儿经营一座膳宿公寓，由玛丽帮着照料。母女俩就这样过着日子，直到玛丽二十二岁那年，她迷人的美貌引起了一位香料商的注意。那位叫勒布朗的香料商在王宫的底层开有一家商店，其顾客多半是出没于那一带的流氓恶棍。勒布朗先生意识到，雇漂亮的玛丽来照料那家商店他将有利可图，而他慷慨的提议那位姑娘迫不及待地接受了，尽管罗热太太多少有几分犹豫。

香料商果然如愿以偿，女店员的活泼与魅力很快就使他那家商店为众人所知。玛丽在那家商店干了大约一年，有一天突然从店中消失，害得她那帮倾慕者一个个心慌意乱。勒布朗先生说不出她的去向，罗热太太又急又怕。报纸很快就抓住了这个题目，警方正准备进行认真调查，可在过了一星期之后的一天早晨，玛丽又出现在那家香料店的柜台后面。她平安无恙，只是隐隐约约显出一种悲哀的神情。除了私人问候之外，所有的询问都理所当然地是自讨没趣。勒布朗先生仍然宣称对情况一无所知。玛丽母女俩对所有探问都一概答称，上星期她在乡下一位亲戚家里度过。事情就这样烟消云散，渐渐被人们所淡忘。至于那位姑娘，她借口要摆脱人们的好奇心对她的冒犯，事过不久就辞掉了香料店那份工作，回到圣安德烈街她母亲家里躲了起来。

大约在她辞职回家三年之后，她的朋友们惊恐地发现她突然第二次失踪。三天过去，毫无她的音信。到第四天，有人发现她的尸体漂浮在塞纳河上，就在圣安德烈区对岸离鲁尔门那片僻静地区不太远的河边。

凶杀之惨无人道（因为一看就知道是凶杀）、死者之年轻漂亮，尤其是她生前风流的声名，使得敏感的巴黎人对这一事件大为关注。我记不得还有什么同类事件引起过那么普遍而且那么强烈的轰动。一连几个星期，人们只谈论这一撩拨人心的话题，连当时重大的政治问题都被抛到了一边。警察局长非常难得地不遗余力，巴黎的警力当然也就全部派上了用场。

尸体刚被发现时，人们猜测凶手将很快落入法网，因为警方马上就雷厉风行地开始了调查。直到一个星期之后，警方才认为有必要悬赏缉拿，尽管如此，赏金也被限制在一千法郎。与此同时，调查仍在继续进行，虽说不一定有功劳，但不乏苦劳，被调查询问的人可谓不计其数，结果终归徒劳无功。由于这桩疑案一直没有线索，公众的情绪变得越来越激愤。十天之后，警方认为最好把原来的悬赏金额增加一倍。又过了一个星期，案情仍毫无进展，巴黎人历来对警方抱有的偏见终于酿成了几起严重的骚乱。这下警察局长亲口许诺两万法郎，“要把那个凶手绳之以法”，如若查明凶手不止一人，则“每缉获一名凶犯”赏两万法郎。在这份悬赏公告中，警方还许诺对举报同伙并出庭做证的同案犯免予追究。这份公告所贴之处，一个市民委员会又附上了一份非官方告示，宣称除警察局长许诺的赏金外，他们再提供一万法郎。这样整笔赏金已高达三万法郎，如果我们考虑到那位姑娘卑微的身份，再考虑到类似这桩凶杀案的暴行在各大城市都屡见不鲜，那这笔赏金的数目的确高得有点儿惊人。

现在谁也不怀疑这桩神秘的谋杀案很快就会大白于天下。虽然警方也逮捕了一两伙似乎能使案子水落石出的嫌疑犯，但查不出他们与那桩凶杀案有任何牵连，最后只好把他们立即释放。从发现尸体算起已过了三个星期，其间警方没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看起来虽然有点儿奇怪，但在那三个星期过去之前，这桩闹得巴黎满城风雨的事的确丝毫没有传进迪潘和我的耳朵。当时我俩都全身心地埋头于各自的研究，差不多有一个月我俩谁也没出门，也没会过客，连看我们那份日报也只是匆匆浏览一下头版上的政论文章。第一个带给我们谋杀案消息的正是巴黎警察局长G先生本人。他于18××年7月13日午后登门拜访，和我们一直谈到当天深夜。他缉拿凶手的一番努力失败，这使他大为光火。这有关他的信誉，他以巴黎人特有的气派说道，这甚至有关他的名誉。现在公众对他都拭目以待，只要这桩疑案的侦破能有所进展，他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他结束开场白时，用一种不无滑稽的口吻把迪潘的机智恭维了一番，然后向迪潘提出了一个直截了当而且的确慷慨大方的建议。至于那建议的具体内容我觉得不便随意泄露，它与我叙述的事件毫无关系。

我朋友把那番恭维悉数奉还，但是欣然接受了那个提议，尽管那提议所答应的好处完全是靠不住的。协议一经达成，局长马上开始滔滔不绝地阐释他自己的见解，并插入大段大段的他对我们尚未获得的证据的评论。他口若悬河地讲了许多，而且当然是讲得博大精深，尽管其间我曾冒昧地偶然暗示过天色已晚的问题。迪潘一直稳稳地坐在他习惯坐的那张扶手椅上，完全是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整个会谈期间，他始终戴着眼镜。我偶尔朝那两块绿镜片下瞥了一眼，这一眼已足以使我相信，由于他一言不发，那位局长告辞之前那漫长的七八个小时丝毫没影响他的酣睡。

第二天上午，我去警察局取了一份案情证词的正式记录，又到各家报馆把刊载有这桩惨案消息的各种报纸一张不少地搜集了一份。经过一番去伪存真，报道的概况大致如下：

18××年6月22日（星期日）上午九点左右，玛丽·罗热离开了圣安德烈街她母亲的住处。临走前，她只告诉过一位名叫雅克·圣厄斯塔什的先生，说她要去德罗梅街她姑妈家待一天。德罗梅街是一条又短又窄但人口稠密的街道，离塞纳河不远，从罗热太太的膳宿公寓到那儿，抄最近的路大约要走两英里。圣厄斯塔什是玛丽认可的求婚者，就寄宿在罗热太太的膳宿公寓。他本该在黄昏时分去接他的未婚妻并陪她回家，但午后下起了瓢泼大雨。他心想，她准会留在她姑妈家过夜（因为以前碰到这种情况她也在外过夜），所以他认为没有必要去履行诺言。罗热太太是个年逾古稀且体弱多病的老人，那天天黑时，有人听见她表露这样的担心——“恐怕我再也见不到玛丽了”，不过这句话在当时并没有引人注意。

到星期一方知道那姑娘不曾去过德罗梅街，直到那一天过去尚无她的音信，人们才开始分头到城里城外几个地方去寻找。然而，到她失踪后的第四天，人们仍未打听到任何关于她的下落。就在那一天（6月25日，星期三），一位叫博韦的先生和他的一个朋友到圣安德烈街对岸的鲁尔门一带打听玛丽的下落，听说塞纳河上的渔夫刚从河中捞起一具漂浮的尸体。博韦见到尸体后犹豫了一阵，然后才确认是香料店那位女郎。他的朋友倒是一眼就认出了死者。

死者面部充血。一些发黑的血浆从嘴角溢出。嘴里未见一般溺死者通常都有的白沫。细胞组织尚未变色。喉部有瘀伤和手指掐过的痕迹。双臂弯曲至胸前，已经僵硬。右手掌紧握，左手掌半开。左腕有两道环形擦伤，显然是两根绳子或一根绳绕两圈捆绑所致。右腕部分及整个背部也有严重擦伤，但双肩擦伤最为严重。渔民将尸体拖上岸时曾使用过绳子，但那些擦伤不是由此造成。死者颈部肌肉肿胀，可并无创伤或殴打所致的瘀伤。死者脖子上发现一根系得很紧的饰带，紧得深陷进肉里不易被看见，只是在左耳下方留了一个结。单是这根饰带就足以致命。验尸报告确认死者死亡前有过性行为，报告说她曾遭受野蛮的轮奸。尸体发现时的状态不难被其朋友辨认。

死者的衣服破碎凌乱。从套裙裾边一直到腰部被撕成一条宽约一英尺的长带，长带未被撕离套裙，而是顺着腰间绕了三圈，在背后系成了一个结。紧贴套裙下边的是一件细布衬裙，一块宽约十八英寸的布带从这件衬裙上被整幅撕下，撕得很匀称而且撕得很小心。这条宽布带被发现松松地缠在死者脖子上，并打了一个死结。在这条布带和那根饰带上边还系着的两端连着一顶无檐女帽的帽带。帽带的结不是女人通常系的那种，而是一个活结或称水手结。

尸体被认出后未按常规送到陈尸所（这一做法被认为多余），而是在离打捞地点不远的地方匆匆埋掉了。由于博韦先生的多方奔走。这一事件被尽可能地掩盖起来，在好几天内都不为公众所知。然而，一家周报终于披露了这桩凶杀，结果尸体被掘出重新检验，但除了上面所记录的，再没有什么新的发现。不过，这次将死者的衣服送给她母亲和朋友们辨认过，大家一致确认那些衣服都是那姑娘离家时所穿的。

这时公众的反应越来越强烈。有几人被捕而随之又被释放。圣厄斯塔什尤其被警方怀疑，一开始他说不清玛丽离家的那个星期天他到过些什么地方，但后来他向G先生提交了一份宣誓书，其中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他那天每一小时的行踪。时间一天天过去，警方仍一无所获，上千种自相矛盾的传闻开始散布，记者们也纷纷发表高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说法是玛丽·罗热还活着，塞纳河上发现的那具尸体是另一位不幸的姑娘。我想，最好还是把持这种见解的文章摘几段让读者自己读读。这些段落均逐字逐句地译自《星报》，一份总体上还算办得不错的报纸。

18××年6月22日，星期日上午，罗热小姐以去德罗梅街看她姑妈或别的什么亲戚为借口离开了她母亲的家。从那之后便没有人能证明看见过她。她一去就无影无踪或音信杳然……迄今为止，尚无任何人声称在她跨出其母亲家大门之后的当天看见过她。……那么，尽管我们还没有玛丽·罗热在6月22日星期日上午九点之后还活在这世上的证据，但我们已经证明在当日九点之前她还活着。星期三中午十二点，鲁尔门附近河岸边发现一具漂浮女尸。即使我们假定玛丽·罗热在离开她母亲家后三小时内就被抛进河中，那从她离家到发现她的尸体也只有三天时间。但是，若认为这桩凶杀案（如果她真被杀害的话）能发生得那么早，以至凶手居然能在半夜之前将她的尸体抛进河中，那我们就太愚蠢了。犯这种血腥罪行的人通常都选择深更半夜而不是光天化日……由此可见，如果河上发现的尸体真是玛丽·罗热，那尸体在水中的时间就只有两天半，或最多三天。而所有的经验都已证明，凡溺死者或被杀害后立即抛入水中的人，其尸体需要六至十天腐烂到一定程度，然后才会浮出水面。即便尸体上方的水面上有大炮开火，那也只有至少浸泡过五六天的尸体才能浮起，如若任其漂浮，随即又会下沉。那么我们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具尸体背离自然规律呢……如果说这具尸体以其血肉模糊的状态在岸上被一直放到星期二晚上，那岸上就应该发现凶手的蛛丝马迹。而且就算尸体在岸上放了两天才被抛进水中，它是否能那么快就浮出水面仍然得加个问号。何况任何犯下了我们所假定的这桩谋杀罪的家伙都断然不可能不给尸体缚上重物就将其沉入水中，毕竟用这种办法沉尸灭迹并不是什么难事。

接着，该报撰稿人继续论证那具尸体浸泡于水中“绝不仅仅只有三天，至少也有五个三天”，因为尸体已经腐烂到连博韦也费了好大劲儿才认出的地步。对博韦认出尸体这一事实，该报却进行了充分的驳斥。且让我再往下翻译这篇文章：

那么，博韦先生凭什么确信那具女尸肯定是玛丽·罗热的尸体呢？他卷起过死者的衣袖并说他发现了使他确信的特征。公众一般都以为他所说的特征是指某种疤痕。其实他只摸了摸那条手臂并觉得上面有汗毛——我们认为只需稍动动脑筋就会发现这不足为凭——正如在衣袖里摸到了一条胳膊一样不足为据。博韦先生星期三没有返回城里，只是在当晚七点托人捎信给罗热太太，说关于她女儿的调查尚在继续进行。如果我们承认罗热太太是由于上了年纪再加上悲痛因而不能过河去（这完全可以被接受），那肯定有什么人应该认为自己有必要过河去参加调查，如果他们认为那是玛丽的尸体的话。可事实上谁也没过河去。圣安德烈街没人说起或听说这件事，甚至住在那同一幢楼里的人对此也毫无所闻。玛丽的情人及未婚夫，那位寄宿在她母亲家里的圣厄斯塔什先生，宣誓做证说直到第二天早晨博韦先生到他房间告诉他时，他才知道未婚妻的尸体已经找到。对这样一条消息有关人却无动于衷，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到震惊。

由此可见，这家报纸极力要造成一种玛丽的亲友对她之死态度漠然的印象，从而与亲友们相信那是她尸体之假定形成矛盾。这等于是向读者暗示：玛丽是因为卷入了一场于她不利的风流韵事而离开巴黎，她的出走得到了亲友们的默许；亲友们后来得知塞纳河上发现了一具跟她有几分相像的女尸，便趁此机会让公众相信玛丽已经死去。不过，《星报》有些操之过急。事实清楚地证明并不存在那种想象的漠然。那位老太太的身体极其虚弱，加之连日来过分焦虑，听到消息后也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圣厄斯塔什闻讯后也绝不是无动于衷，而是悲恸得死去活来，连神志都变得恍恍惚惚，以至博韦先生不得不说服了一名亲友对他加以照料，并阻止了他去参加开棺验尸。更有甚者，尽管验尸后死者由公家出资重葬的新闻也是由《星报》发布的，但它同时又刊载消息说，一孔私人墓穴之慷慨馈赠被死者家属断然谢绝，而且死者家属没有一人参加葬礼——如我方才所言，《星报》刊载这一切都是为了加深它企图造成的那种印象——然而这一切都被证明为子虚乌有。在紧接着的一期报纸上，该报又试图让博韦遭到怀疑。那位撰稿人说：

请注意现在情况发生了一个变化。我们获悉当某次一位B夫人在罗热太太家时，欲出门的博韦先生对B夫人说有一位警察马上要来，并吩咐她在他回来之前务必对警察什么也不要说，而是把事情留给他本人去对付。照事情目前的情况来看，博韦先生似乎对整个事件都胸中有数但又讳莫如深。没他的允许，别人不得越雷池一步，因为你随意迈步将对他不利……由于某种原因，他决意除自己之外不让任何人插手此事，而按照死者的一些男性亲友的说法，他是用一种奇特的方式把他们挤到了一边。他好像极不喜欢让死者的亲友见到尸体。

根据下面这个事实，对博韦的怀疑似乎显得可信。在那位姑娘失踪的前几天，曾有人上博韦的办公室找他。当时博韦不在，来人看见门上锁孔里插着一朵玫瑰，门边的记事板上写着“玛丽”这个名字。

就我们从报上所能搜集到的材料来看，普遍的印象似乎都认为玛丽死于一伙歹徒之手——这伙歹徒将玛丽挟持到河对岸，对她施以暴行然后把她杀害。然而，《商报》这份有广泛影响的报纸非常认真地反对这种普遍的看法。我从其专栏文章中引用一两段如下：

就在鲁尔门一带搜寻凶手的行迹而论，我们认为这场追踪一直是南辕北辙。像死者那样一位声名在外的年轻女郎，不可能一连走过三个街区都不被一个认识她的人看见；而任何熟人只要看见过她就一定会记得，因为认识她的人对她都感兴趣。再说，她出门时正是街上人来人往之际……她居然能走到鲁尔门或者德罗梅街而没被十个熟人认出，这样的事情绝不可能发生；然而，迄今尚无一人声称在她母亲的家门之外看见过她，除了关于她表示过要外出的证词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她确实出了家门。她的套裙被撕出一条长带缠在她腰间，这样便可把尸体像包裹一样搬运。假若凶杀是在鲁尔门附近发生的，那凶手完全用不着费这番手脚。发现尸体漂在鲁尔门附近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尸体就在那里被抛入水中……从那个不幸的姑娘的衬裙上撕下的一条两英尺长、一英尺宽的布带被扎在她的颏下，并且绕过她的脑后，这样做很可能是为了防止她喊叫。由此可见，凶手是一帮身边没带手绢的家伙。

然而，在那位警察局长拜访我们之前的一两天，警方曾获得一个重要报告，这个报告的内容似乎至少能推翻《商报》那番议论的主要部分。报告说，一位德吕克太太的两个儿子在鲁尔门附近的树林里游玩时，偶然钻进了一片密集的灌木丛，那儿有三四块大石头堆得像一把有靠背和脚踏板的椅子。上边的一块石头上有条白色裙子，第二块石头上有一条丝织围巾。在那儿还找到一柄女用阳伞、一双手套和一块手绢，手绢上绣着“玛丽·罗热”的名字。周围的荆棘上发现有衣裙的碎片。地面被踏平，灌木枝被折断，一切都证明那儿曾有过一场搏斗。从灌木丛到河边的篱笆围栏被推倒，地上有重物拖过的痕迹。

一家名叫《太阳报》的周报就这一发现发表了如下评论——这不过是在重复巴黎各报的共同看法：

被发现的物品遗留在那里显然至少已有三四个星期，由于雨水浸泡，那些东西全都生霉，而且被霉菌粘连在一起。有些东西的周围和上边都长出了野草。伞上的绸面质地结实，但其线头全部朽脆。上端折叠部分完全发霉腐烂，被人一撑开就撕破了……被荆丛撕下的几块套裙布片一般有三英寸宽、六英寸长，其中一块是裙边，上面有缝补过的痕迹。另外有一块是从裙子上撕下的，但不是裙边。它们看上去像一条条被撕下来挂在荆丛上似的，距地面大约有一英尺高。所以毋庸置疑，这桩骇人听闻的凶杀案之现场已被发现。

这一发现又引出了新的证据。德吕克太太证明道，她一直在正对鲁尔门离河边不远的地方经营一家路边客栈。那儿附近没有人家，特别僻静。通常星期天都有城里的浪荡子成群结队地划船过河到那儿游玩作乐。就在出事的那个星期天下午三点左右，一个年轻姑娘来到了客栈，由一位肤色黝黑的小伙子陪着。他俩在客栈里待了一阵子，然后离开客栈往附近的密林走去。德吕克太太注意过那位姑娘的装束，因为那件套裙与她死去的一位亲戚穿过的一件套裙相似。她还特别留意过那条围巾。这对青年男女刚走，客栈里来了一帮无赖之徒，他们吵吵嚷嚷地吃喝了一通，没有付账便顺着那对青年男女离去的方向而去，大约傍晚时分他们又返回客栈，然后匆匆忙忙划船过河。

那天天黑不久，德吕克太太和她的大儿子曾听到客栈附近传来一个女人的尖叫。那声音凄厉但很短促。德吕克太太后来不仅认出了在灌木丛中找到的那条围巾，而且还认出了尸体上的那件套裙。接着，有一位名叫瓦朗斯的马车夫也宣誓做证，他在那个星期天曾看见玛丽·罗热乘渡轮到塞纳河对岸，有一个皮肤黝黑的年轻人陪着她。瓦朗斯认识玛丽，不可能认错她。在灌木丛中找到的那些物件都一一被玛丽的亲属确认。

我按照迪潘的吩咐从报上搜集到的证词和材料中还包括这样一条，看起来似乎非常重要。好像是上面所说的衣物刚被发现不久，人们就在如今公认是凶杀现场的地方发现了已经昏迷的玛丽的未婚夫圣厄斯塔什，并在他身边找到一个贴着“鸦片酊”的空玻璃瓶。他呼出的气息证明他已服毒。他一声没吭就死去了。从他身上发现了一封信，信中简短地述说了他对玛丽的爱以及他殉情自杀的意图。

迪潘仔细读完我做的案情摘要后说：“几乎用不着由我来告诉你，这是一桩远比莫格街血案还复杂的案子，此案在一个要点上与那桩血案不同。尽管这也是一起残忍的血案，但是一件普通案子。全部案情毫无特别之处。你会看到，人们一直认为这个谜容易解开正是因为它平淡无奇，而它本该被认为难以解开也正是因为它司空见惯。就因为它平常，所以警方一开始认为没必要悬赏。G手下那帮警探马上就能够弄清这样一桩暴行为何会发生，又怎样发生。他们会设想出作案方式——多种方式，作案动机——许多动机；而由于这许许多多的方式和动机不可能每一个都是真正的方式和动机，于是他们便理所当然地认为其中之一必定是真的。然而，这些不同的设想中所包含的共同的容易性和每个设想都呈现出的各自的可能性，本来就应该被视为此案难破之暗示，而不应该被看成是容易破案的信号。我以前曾说过，正是凭着那些超越常规的现象，理性方能摸索出探明真相之途径，假若那条途径果真存在的话，而对于我们眼下所面对的这种情况，该问的与其说是‘出了什么事？’，不如说是‘出了什么从未出过的事？’。在对莱斯巴拉叶夫人[54]那幢房子进行调查时，G手下那帮警探就是被这种特别搞得垂头丧气，狼狈不堪，而这种异常对一个思维精密的智者来说，却能提供最确切的成功之兆。面对这桩香料店女郎的案子，同样的一名智者说不定就会完全丧失信心，因为满眼皆是司空见惯、屡见不鲜的情况，除了让警察局那帮家伙空欢喜一场之外，不说明任何问题。

“在莱斯巴拉叶夫人及其女儿的那桩案子里，我们一开始调查就确信是桩凶杀案。自杀之可能即刻就被排除。这次我们也是从一开始就排除了自杀的嫌疑。在鲁尔门发现的那具尸体是那么惨不忍睹，使我们对这一要点没有怀疑的余地。但是，有人已经暗示被发现的尸体不是玛丽·罗热，这就是说，现在悬赏缉拿的和我们私下与警察局长达成协议追查的并非杀害玛丽的那名或那伙凶手。我俩对那位局长先生都很了解，对他不宜过分相信。如果我们从被发现的这具尸体开始调查并由此追查出一名凶手，那我们有可能会发现这具尸体是另外什么受害人而不是玛丽。而若是我们从活着的玛丽着手追踪并最终找到了她，我们又会发现她并没有遇害。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们都将白忙一场。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如果这不是为了伸张正义的话，我们必不可少的第一步首先应该是确定被发现的那具尸体是不是失踪的玛丽。

“《星报》的论调对公众很有影响，而这家报纸之自命不凡从它关于这个案子的一篇文章开头一句就可见一斑。它说：‘今天好几家晨报都在谈论星期一《星报》那篇毋庸置疑的文章。’在我看来，这篇文章除了作者那种热情之外，看不出有什么毋庸置疑的地方。我们应该记住，一般说来，我们那些报纸的目的首先在于引起轰动、哗众取宠，而不在乎追求事实真相。只有当两者看起来相吻合之时，追求事实真相才可能被顾及。只发表普通见解的报纸得不到公众的信任（无论其见解是多么有根有据）。在公众眼里，唯有与众不同的尖刻才算深刻。无论在推论中还是在文学中，正是这种惊世之言能最迅速而且最普遍地受到赏识。而无论是对于推论还是对于文学，这种惊世之言都最没有价值。

“我要说的是，正是玛丽·罗热还活着这一想法的惊人之处和戏剧效果，而不是这一想法的真实可能性，使《星报》对此大做文章，并确保其迎合公众的口味。现在让我们来审视一下它议论的要点，同时我们得尽力避免它阐释其论点时的语无伦次。

“该作者的首要意图是想证明，由于从玛丽失踪到发现那具浮尸之间的时间很短，所以被发现的尸体不是玛丽的尸体。于是，把那段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立刻就成了该推论者的直接目的。因为急于要达到这一目的，他一下笔就迫不及待地来了个纯粹的假定。他说：‘若认为这桩凶杀（如果她真被杀害的话）能发生得那么早，以至凶手居然能在半夜之前将她的尸体抛进河中，那我们就太愚蠢了。’我们马上要问，而且当然要问，何以见得？为什么认为那姑娘离开其母亲家后五分钟内遇害就太愚蠢？为什么认为那姑娘是在当天任何一个假定的时间遇害就太愚蠢？凶杀无论何时都可能发生。但是，如果这桩凶杀发生在星期日上午九点到夜里十一点四十五分这段时间里的任何时候，那就还会有足够的时间‘在半夜之前将她的尸体抛进河中’。所以，这个假定实际上等于是说，这桩凶杀压根儿不是发生在星期天。要是我们允许《星报》这样假定，那我们就可以容许它任意信口雌黄。以‘若认为这桩凶杀……’开始的那段议论，不管它在《星报》上是怎样措辞用句，我们都不难想象它在作者头脑中是以这种方式存在的——‘即便那位姑娘真的被杀害，但若是认为凶杀能发生得那么早，以至凶手居然能在半夜之前将她的尸体抛进河中，那都是愚蠢的主意，那样认为是愚蠢的。与此同时，如果（像我们决意要认为的那样）认为尸体是在半夜之后才被扔进河里，这也是愚蠢的’——这句话逻辑已够混乱，但不像报上那句话完全令人莫名其妙。”

迪潘继续说：“如果我的目的，仅仅是要证明《星报》的那段议论站不住脚，那我完全可以对它置之不理。可我们必须对付的不是《星报》，而是由此探明事实真相。照正被谈论的这个句子的现状来看，它字面上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我刚才清楚地陈述的那个意思。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透过其字眼去寻找这些字眼显然想表达但又没表达出来的意思。那位撰稿人的意图本来是要说，这桩凶杀无论是发生在那个星期天白天或晚上，凶手都未必敢冒险在半夜之前把尸体搬运到河边。我真正要抨击的正是这个假定。这个假定设想凶杀是发生在这样的一个地点并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以至把尸体搬运到河边成了一种必然。可是，那桩凶杀案说不定就发生在河边，或发生在河面。这样，把尸体抛进水中无论在白天和晚上的任何时候都可能被作为最明显且最干脆的匿尸手段。你会明白我这里并非在暗示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也不说明这与我的见解一致。我所说的迄今与案情真相尚无关系。我只是要提醒你注意《星报》文章开头的那种片面性，从而注意它全部语气中的暗示。

“规定了这么一个期限来适应其先入之见，又假定了如果那是玛丽的尸体，那么它在水中的时间就很短，那位撰稿人继续写着：

所有的经验都已证明，凡溺死者或被杀害后立即抛入水中的人，其尸体需要六至十天腐烂到一定程度，然后才会浮出水面。即便尸体上方的水面上有大炮开火，那也只有至少浸泡过五六天的尸体才能浮起，如若任其漂浮，随即又会下沉。

“《星报》的这番论断被巴黎各报一致默认，唯有《箴言报》一家除外。该报单单针对‘溺死者的尸体’这一部分竭力进行反驳，引证了五六起公认为是溺水者的尸体在比《星报》所坚持的期限更短的时间内浮出水面的事例。《箴言报》的意图是要全盘否定《星报》的论断，可它用几个特殊的事例去驳斥一个总体论断，这未免太缺乏哲学修养。即便它能引证五十个而不是五个实例来证明尸体只需两三天就能浮出水面，那在《星报》的那条普遍规律被驳倒之前，它的五十个实例仍然也只能被视为那条规律的例外。而一旦承认那条规律（《箴言报》并未否认规律，只是强调了那些例外），就等于容许《星报》的论断有效存在；因为《星报》论断之着眼点并不在于争论尸体是否能在三天内浮出水面的问题，所以除非上述那种幼稚的例证多得足以形成一条针锋相对的规律，否则这种可能性的争论只会对《星报》有利。

“你马上就能看出，如果真有那么一条规律，那所有对这一要点的争论都应该立即将矛头直指那规律本身，为此我们必须审视那条规律的基本原理。一般说来，人体既不比塞纳河中的水轻多少，也不会比它重多少。这就是说，人体在自然状态下，其比重略等于躯体所排开的淡水体积。骨骼小而肉和脂肪多的躯体比骨骼大但肉和脂肪少的躯体更轻，女人的躯体通常比男人的更轻，而河水的比重多少要受到海潮的影响。即使抛开海潮的因素也可以这么说，就是在淡水里也极少有人体会自动下沉。几乎每个掉进河里的人都能浮在水面，只要他能允许水的比重与他身体的比重恰好保持平衡，换句话说，就是只要他能允许自己的整个身体尽可能地浸入水中。对不会游泳的人来说，正确的姿势应该是像在岸上走路时那样垂直，头尽量后仰并浸入水中，只让嘴和鼻孔露出水面。这样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可以毫不费力地浮在水面。显而易见，人体的重量与所排开的水的体积必须平衡得恰到好处，而任何一点微弱的力量都会打破这种平衡。譬如说把一条胳膊伸出水面，那条胳膊就会失去浮力的支撑，结果身体增加的重量就足以使整个头部淹进水中，而偶然借助于一块小小的木头，我们就可以直起头来四下张望。不会游泳的人在水里挣扎时总不免举起双臂，同时还竭力像平常一样直着脖子，结果嘴和鼻孔就浸入水中。而在水面下呼吸的结果又使水进入肺腔，胃里也会大量进水。肺和胃里原有的空气现在被水置换，身体因此而变得更重。这种变化通常就足以使人体下沉，但那种骨骼小而肉和脂肪特别多的人会例外。那种人即便被淹死也不会下沉。

“沉入河底的尸体一直要等到其比重又小于被它排开的水的比重时才能重新浮起。这种结果可由尸体的腐烂或其他原因造成。尸体的腐烂会产生气体，气体使腹腔、胸腔和细胞组织扩张，并使全身呈现出一种十分可怕的肿胀。这种肿胀使尸体的体积增大但重量并不相应增加，因而尸体肿胀到一定程度其比重就会小于它排开的水的比重，随即便可浮出水面。但尸体的腐烂受制于不同的环境，其腐烂的快与慢受无数媒介的影响，譬如天气的冷暖、水中含矿量的多少或说水的纯度、水域的深浅、水流的急缓、尸体的温度以及死者生前有无疾病，等等。因此，我们显然没法确定尸体要多少时间才能腐烂到能浮出水面的程度。在某些条件下，这种结果可在一小时内产生；在另一些条件下，也许永远也不会产生这种结果。有些化学注剂可保持动物尸体永不腐烂，氯化汞就是其中一种。不过尸体除了腐烂之外，胃腔也经常因其中的植物性物质酸性发酵而充满气体（其他腔体器官也可因其他原因产生气体），这样也足以使尸体肿胀到能浮出水面的程度。水面大炮开火所起的作用只是震荡作用。这种作用一方面可以让尸体摆脱淤泥或其他沉淀物的羁绊，使其在其他条件已成熟的情况下上浮；另一方面可震掉细胞组织的腐烂过程中产生的黏性物质，从而允许腔体在空气的作用下膨胀。

“弄清了这个问题的基本原理，我们就能轻而易举地来审视《星报》的那番论断。这家报纸说：‘所有的经验都已证明，凡溺死者或被杀害后立即抛入水中的人，其尸体需要六至十天腐烂到一定程度，然后才会浮出水面。即使尸体上方的水面有大炮开火，那也只有至少浸泡过五六天的尸体才能浮起，如若任其漂浮，随即又会下沉。’

“现在这整段文章看上去就必然是一堆矛盾百出且语无伦次的废话。所有的经验并没有证明‘溺水者的尸体’需要六至十天才能腐烂到能浮出水面的程度。科学和经验都证明，沉尸浮出水面的时间是而且必然是不确定的。此外，如果一具沉尸因水面大炮开火的震动而浮出水面，它也不会‘任其漂浮，随即又会下沉’，而是要等到它腐烂得再也盛不住体内所产生的气体时才会下沉。不过，我希望你能注意到‘溺死者的尸体’和‘被杀害后立即抛入水中的遇害人的尸体’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虽然那位作者也承认这种区别，可他在议论中把它们混为一谈。我已经说明了溺水者是如何使自己身体的比重大于被其排开的水的比重，说明了他完全可以不下沉，除非他在水中挣扎，把双臂伸出水面，并由于在水下呼吸而让水置换掉肺里原有的空气。但‘被杀害后立即抛入水中的遇害人’的尸体既不会挣扎也不会呼吸，因此这种尸体一般说来根本不会下沉。对这一事实，《星报》显然是一无所知。这种尸体要等腐烂到相当程度——腐烂到肌肉大部分与骨骼脱离，这时而且只有到这时，它才会从水面上消失。

“现在，对于因为浮尸在三天内被发现就认为不可能是玛丽的尸体的那个论断，我们又该如何看呢？假若那是个溺死的女人，那她也许压根儿就没往下沉，或是下沉后又在一天内或更短的时间内浮了起来。但没人认为她是淹死的。若是她在被抛入水中之前就已经死去，那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现她浮在水面上。

“《星报》还说，‘如果说这具尸体以其血肉模糊的状态在岸上被一直放到星期二晚上，那岸上就应该发现凶手的蛛丝马迹。’初看这句话，使人很难领会推论者的意图。其实他表示的意思是，推论者预见到了这一假想有可能成为他的论断之反证——假若尸体在岸上放了两天，那就会腐烂得更快，比浸泡在水中腐烂得更快。他以为那样尸体就有可能在星期三浮出水面，并认为只有在那种情况下这样的事才可能发生。于是他赶紧证明尸体没有被放在岸上，因为要是那样的话，‘岸上就应该发现凶手的蛛丝马迹。’我猜你会为这种推论而感到好笑。你无论如何都弄不明白为什么尸体放置岸上的持续时间能作用于凶手踪迹的增加。我也弄不明白。

“我们那份报纸接着说，‘何况任何犯下了我们所假定的这桩谋杀罪的家伙都断然不可能不给尸体缚上重物就将其沉入水中，毕竟用这种办法沉尸灭迹并不是什么难事。’请注意这段话里可笑的思维混乱！没有谁——甚至包括《星报》对发现的死者是被谋杀表示过异议。尸体上暴行的痕迹太明显了。我们那位推论者的目的不过是要证明那具尸体不是玛丽的尸体。他希望证明的是玛丽没有被杀害，而并非想证明发现的那名死者不是被杀。可他的一番议论只证明了后者。这有一具没缚重物的尸体，而凶手沉尸不可能不缚上重物，所以这具尸体并非凶手所抛。如果说这段话证明了什么，那这就是它所证明的一切。死者身份的问题甚至就不了了之，而《星报》煞费了一番苦心，结果反倒否认了它刚刚承认过的一个事实。它前文曾说，‘我们确信被发现的浮尸是一名被杀害的女性的尸体。’

“我们那位推论者不仅仅是在这个例证上不能自圆其说，他在其主论的那一段里也不知不觉地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我已经说过，他明显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地缩短从玛丽失踪到发现浮尸之间的时间。可我们发现，他极力强调那姑娘离开她母亲家后便无人再见过她这一点。他说，‘我们还没有玛丽·罗热在6月22日星期日上午九点之后还活在这世上的证据。’因为他的论证本来就是片面的，所以他至少应该对这一点视而不见，因为若是知道有谁看见过玛丽，比方说在星期一或星期二，那议论中的那段时间就可以被大大缩短，而根据他的推论，那具浮尸是那位女店员的尸体之可能性也就会大大减少。不过，看见《星报》那么信心十足地坚持认为这一点有助于它总的论断，这使人觉得非常有趣。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星报》针对博韦辨认尸体的那段议论。关于手臂上汗毛的说法，《星报》显然是别有用心。博韦先生不是白痴，他在辨认尸体时不可能只简单地说手臂上有汗毛。哪一条手臂都有汗毛。《星报》那种笼统的说法不过是对证人原话的歪曲。博韦先生肯定谈到过那汗毛的某种特征，谈到过其颜色、疏密、长短或生长部位之特征。

“该报揶揄道，‘说她脚小，脚小的何止万千。她的吊袜带压根儿算不上证据，她的鞋子也不足为凭，因为同样的鞋子和袜带都成包成箱地出售。她帽子上的饰花同样也随处都能买到。博韦先生一再坚持的一点是，那副吊袜带带子被缩短且吊扣上移。这一点丝毫也不说明问题，因为大多数女人都宁愿把吊袜带买回家后再依照自己腿的尺寸调节吊扣，而不愿在商店里试好再买。’从这儿已很难认为那个推论者是在认真讨论问题了。如果博韦先生在寻找玛丽的尸体时发现了一具其身材相貌都与她大体相同的尸体，那他就有正当理由认为他要找的尸体已经找到（完全用不着再考虑什么衣着的问题）。要是除了身材相貌酷似，他还在其手臂上发现了他曾在活着的玛丽的手臂上看见过的汗毛特征，那他的认定就会理所当然地得到加强，而这种确信之增强很可能就与汗毛特征的特异程度成正比。如果玛丽的脚小，而那具尸体的脚也小，那么尸体即玛丽的可能性就不仅仅是呈算术比例增加，而是以几何比例增长。若是再加上那双鞋正好像她失踪那天人们所知道她穿的那双，那即使这种鞋在商店里‘成包成箱’地出售，你也仍然可以认为那种可能性已经接近于确实无疑。由于处在确证的位置，其本身本来不足为据的东西反倒会成为更确凿的证据。所以，只要那顶帽子上的花和失踪那位姑娘所戴的相同，我们就不用再找别的证据。只要有一朵花，我们就不用再找别的证据。那如果有两朵、三朵或者更多的花呢？那每一朵花就可以使证据增加一倍。证据的增长不是一个一个相加，而是以百位数或千位数去相乘。现在假定我们发现那名死者腿上的吊袜带正好是失踪的那位姑娘所用的那种，我们再要往下追究就已经有点儿可笑了。可这副吊袜带还被发现缩紧了吊带，并且是以玛丽通常在出门之前上移吊扣的那种方式缩紧的。这下还有谁怀疑，那他不是装疯就是卖傻。《星报》说什么吊袜带的缩短是常有的事，这只能证明它将错就错，固执己见。吊袜带本身具有的伸缩性证明缩短吊带并非常有的事，它本身所具有的调节功能只能在很少的特殊情况下才需要再调节。严格地说，玛丽那副吊袜带需要像上面说的那样缩紧，这肯定是一种少有的情况。单是那副吊袜带就足以证明她的身份。可人们不单是发现那具尸体系着那位失踪女郎的吊袜带，不单是发现它穿着她的鞋子，或戴着她的帽子，或插着她帽子上那种花，或脚和她一样小，或手臂有她一样的标记，或身材相貌都与她大体相像——人们是发现那具尸体有她所有的每一点，有她所有的一切。如果证明《星报》那位撰稿人对死者之身份是真正抱有怀疑，那在这种情况下也大可不必送他去接受精神病检查。他不过一直认为重复那些律师的废话是明智之举，而大多数律师只满足于重复那一本本四四方方的法规法典。在此我想说明一下，被法庭驳回的许多证据在智者看来都是最好的证据。因为法庭只遵循确认证据的一般原则，即被普遍接受和记入法典的原则，而不愿转向特殊的事例。绝对不顾与原则冲突之例外，坚定不移地恪守原则，这种惯例无论时间怎样延续都是能最大限度探明真相的一种可靠方法。因此这种惯例在总体上是明智的，但可以肯定，它仍然会在个别事例上酿成大错。[55]

“关于博韦有嫌疑的暗示，你也许很乐意能一下子排除。对这位热心绅士的真正秉性，你已经有所了解。他是个爱管闲事的人，精明不足，风流有余。他这种好事之徒遇上这真正的热闹事，自然难免热心过头，所以容易招惹过分精明的人或居心不良的人对他生疑（如你的摘要所示）。博韦先生与《星报》那位撰稿人单独进行过几次交谈，他无视撰稿人那番理论，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坚持认为那具浮尸千真万确是玛丽的尸体，结果冒犯了那位撰稿人。《星报》说：‘他一口咬定说那是玛丽的尸体，可除了本报已加以评论的那些细节，他提不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现在无须再谈论不可能提出‘令人信服’的有力证据这一事实，我们也许注意过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可以非常清楚地表明他相信某事，但不能提出任何让别人也相信的理由。没有什么比谈对人的印象更说不清的事了。谁都认识自己的邻居，可很少有人对说出认识的理由有所准备。《星报》那位撰稿人无权因博韦先生说不出相信的理由就大动肝火。

“博韦先生的招疑之处更符合我假设的那种风流好事之徒，而不符合那位撰稿人说他有罪的暗示。只要接受这种更富善意的解释，我们就不难理解报上说的那些情况，如锁孔里那朵玫瑰、记事板上写的‘玛丽’、‘把男性亲友挤到一边’、‘不喜欢让他们见到尸体’、吩咐夫人在他（博韦）回来之前不要同警察谈话，以及他决意‘除自己之外不让任何人插手此事’，等等。在我看来，博韦毫无疑问是玛丽的追求者之一，而玛丽也肯定向他卖弄过风情。他巴不得让别人认为玛丽和他最亲热，最知心。对这一点我不想再说什么，至于《星报》所说的玛丽的母亲及其亲友对她的死态度冷漠——一种与他们相信那具尸体就是玛丽的假定相矛盾的冷漠，这已被事实证明是无稽之谈。现在让我们认为证明死者身份的问题已圆满解决，我们将以此为基础继续探讨案情。”

“那么，”我问，“你认为《商报》的看法怎么样？”

“就其要旨而言，《商报》的看法比其他已经发表的有关见解更值得注意。它从前提所引出的推论既明智又精辟，但它的前提至少有两个不足之处。《商报》意在暗示玛丽是在离她母亲家不远的地方被一伙下流的歹徒挟持。它强调说：‘像死者那样一位声名在外的年轻女郎，不可能一连走过三个街区都不被一个认识她的人看见。’持这种看法的肯定是一位久居巴黎的人，一位从事社会活动的人，而且是一位日常行程大部分局限于公务机关附近的人。他知道他从自己的办公室出来走上十二个街区，很少有不被人认出并向他打招呼的时候；他知道他有多少熟人，也知道有多少人认识他。他把自己的知名度与那位香料店女郎的名气进行比较，觉得二者没多大差别，于是马上得出结论，她走在街上也会像他一样容易被人认出。这一结论只有在玛丽平时也像他那样按部就班、一成不变地来往于同一区域的条件下才能成立。他总是在一定的时间来往于一个限定的区域，那里有许多人由于情况与他相同而对他感兴趣，进而认识他本人。但一般说来，玛丽通常行走的路线应该被认为是没有定准的。而在这个特例中，不难理解她非常有可能走了一条与她平时习惯走的路线截然不同的路。我们设想存在于《商报》心目中的那种对等，只有在两个人横穿全城的情况下才能被证明。在那种情况下，假定他俩的熟人一样多，那他们可能与熟人相遇的次数也就机会均等。在我看来，我倒相信玛丽无论何时，无论从哪条路走，在从她的住处到她姑妈家而没遇上她认识的人的情况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很正常的。要全面而正确地看这个问题，那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即使对全巴黎最出名的人而言，认识他的人与巴黎的总人口相比也少得可怜。

“不管《商报》的看法显得多么有说服力，只要我们一考虑到那姑娘出门的时间，那种说服力就会大为减色。《商报》说‘她出门时正是街上人来人往之际’，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那是上午九点。的确，每天上午九点时，巴黎的街上都挤满了人，但是唯有星期天除外。星期天上午九点，大多数人都还在家里为上教堂做准备。细心的人不会不注意到安息日上午八点到十点巴黎的街头有多冷清。从十点到十一点，街上会摩肩接踵，但在上面所说的那段时间里绝不会人来人往。

“就《商报》而言，它在另一点上似乎有一个观察失误。它说：‘从那个不幸的姑娘的衬裙上撕下的一条两英尺长、一英尺宽的布带被扎在她的颏下，并且绕过她的脑后，这样做很可能是为了防止她喊叫。由此可见，凶手是一帮身边没带手绢的家伙。’这种看法有无根据，我们以后会尽力弄清楚；可《商报》撰稿人所说的‘没带手绢的家伙’指的就是那群下流的歹徒。然而，那些家伙即使不穿衬衫也不会不带手绢。你肯定已经注意到近些年来，手绢已成了流氓恶棍必不可少的东西。”

“那我们对《太阳报》的那篇文章又如何看呢？”我问。

“可惜那位作者不是一只天生的鹦鹉，不然他这篇文章倒可以使他在同类中显得出类拔萃。他仅仅是把别人已经发表过的消息评论一条一则地重复了一遍。他那种寻章摘句、东拼西凑的勤勉倒令人钦佩。他说‘被发现的物品遗留在那里显然至少已有三四个星期’，并说‘毋庸置疑，这桩骇人听闻的凶杀案之现场已被发现’。《太阳报》所重复的情况其实远远不能消除我对这个问题的怀疑，以后我们将联系这个话题的另一部分再来审视这些情况。

“现在我们得来进行另一番探讨。你会注意到验尸进行得极其草率。诚然尸体的身份问题容易确定，或说本该不难确定，但还有另外一些要点需要弄清。死者是否遭到过任何抢劫？死者出门前是否戴有任何珠宝首饰？如果有，发现尸体时它们是否还在？这些重要的问题证词里只字未提，还有些同样重要的问题迄今也无人注意。我们必须凭自己的调查使自己信服。圣厄斯塔什的情况得重新审查。我对他这个人并不怀疑，但还是让我们有条不紊地来进行。我们得毫无疑问地弄清他关于那个星期天行踪的宣誓书完全属实。那种宣誓书很容易成为干扰视线的东西。如果它内容属实，我们就可以把圣厄斯塔什从我们的调查中排除。不管他的自杀在发现他的宣誓书有欺诈的情况下会多么值得怀疑，但若无这样的欺诈，那就绝非一件无法解释的事，我们就不必因此而改变正常分析的思路。

“从我刚才所提到的来看，我们应该抛开这幕悲剧的内情，而把精力集中到它周围的情况。在进行此类调查中，屡见不鲜的错误就是把调查局限于直接对象，而全然忽略那些间接的或伴随的情况。把证据和审议都限制在明显相关这一界线内，这是法庭的不当行为。而经验已经证明，一种真正的哲学也始终表明，真相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往往存在于表面上与它无关的事物现象中。正是由于这个原理的精神实质，如果说不是由于它丝毫不差的字面意思，现代科学才决心去预测难以预知之事物。不过，你也许不明白我这番话的意思。人类知识的历史一直不断地证明，我们许许多多极其有价值的发现都归功于间接的、偶然的或意外的事件，以至从任何发展进步的眼光来看，非常充分地去估计许多发明创造都将产生于偶然和纯粹的意外已经成为一种必然。对未来之展望必须以现实作为根据，这已经不再富于哲理。偶然已被公认为是这种根据之一部分。我们已经使偶然性成为绝对计算的要素。我们还把难以预料和难以想象的因素置入学校中的数理方程式中。

“我再重复一遍，所有真相之绝大部分产生于间接因素是确凿的事实；而正是根据这个事实所含有的原理之精神，我将把我们眼下的调查从别人已经调查过但毫无结果的事件本身，转移到事件发生时它周围伴随的情况。当你去查清那份宣誓书的真伪之时，我将更全面地把你所研究过的这些报纸再研究一遍。迄今为止，我们还仅仅是勘察了一下我们要调查的范围。不过，要是在对这些报纸进行一番我所说的那种全面研究之后，它们还不能为我们提供能指明调查方向的要点，那这事就奇怪了。”

我按照迪潘的建议对那份宣誓书的内容进行了认真彻底的核查。核查结果证明宣誓书无伪，因而也证明了圣厄斯塔什清白无罪。与此同时，迪潘以一种在我看来毫无目的的精细，对各种各样的报刊资料进行了一番仔细的研究。一个星期之后，他把下面的这份摘记摆到了我跟前：

大约三年半以前，这位玛丽·罗热也曾从王宫底层勒布朗先生的香料店里突然失踪，那次失踪也和这次一样引起过轰动。但她一星期后重新出现在她通常站的柜台后面。她与平常相比别无二致，只是脸色隐约透出一种与平时不同的苍白。据勒布朗先生和她母亲说，她不过是去乡下看望了一位朋友。那件事很快就烟消云散。本报认为，这次失踪又是和上次一样的把戏。不出一星期，或许不出一个月，她又会回到我们中间。——《晚报》，6月23日，星期一。

昨天一家晚报提到了罗热小姐前一次神秘的失踪。人们早已知道，在她离开勒布朗香料店的那个星期里，陪着她的是一名年轻的海军军官，而那名军官素以寻花问柳而闻名。据说是一场争吵使她幸运地重返家门。本报已获悉那名浪荡军官的姓名，他眼下正被派驻巴黎。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本报不能将此公之于众。——《信使报》，6月24日，星期二晨版。

一桩最残忍的强奸案于前天发生在本市近郊。当日黄昏时分，一位挈妻带女的先生见六名青年划一条小船在塞纳河边闲荡，便雇请他们渡他全家过河。船至对岸，那一家三口下船，当已经走到看不见船影的时候，女儿发现把伞忘在了船上。她独自返回取伞，结果被那伙人堵上嘴劫至河心，在遭受野蛮的强奸之后才被弃于离她先前随父母登船之处不远的河岸上。这帮歹徒目前尚逍遥法外，但警方正在循迹追踪，其中有人可望很快落入法网。——《晨报》，6月25日。

本报收到几封来信，其目的都是要证明梅奈在最近那桩强奸案中有罪。但鉴于此君经审讯之后已被宣布无罪，加之来信者的论点论据似乎热情有余而深刻不足，本报认为不宜将其发表。——《晨报》，6月28日。

本报收到几封颇具说服力的来信，这些显然来自不同渠道的消息足以使我们有理由确信，不幸的玛丽·罗热已惨遭星期天横行于本市郊外的多群歹徒中一群的毒手。本报完全赞同这一推测。今后我们将尽量抽出版面刊载此类议论。——《晚报》，7月1日，星期二。

星期一，一名与税务署有联系的驳船管理员看见塞纳河上有一条空船顺水漂流。空船的帆收卷在船底。管理员把空船拖回驳船管理处。次日晨，发现该船已被人弄走，而管理处无一人知晓是何人所为。船的舵轮尚在管理处。——《勤奋报》，6月26日，星期四。

读完这些零散的摘记，我不仅觉得它们似乎彼此互不相干，而且看不出它们中的任何一则能以任何方式与讨论中的问题联系起来。我等待迪潘的解释。

“我现在不打算详细讲述抄在这里的第一和第二段，”他说，“我把它们抄下来主要是想让你看到警方的极端疏忽。据我从那位局长那儿了解的情况，他们迄今尚未从任何一个方面去调查一下报上提到的那名海军军官。可要说玛丽的两次失踪之间不存在某种可以假定的关系，那就真是蠢到了极点。我们不妨承认第一次私奔是以情人间的争吵、被玩弄者的返家而告终。这样我们就完全可以把第二次私奔（假如我们知道又发生了一次私奔的话）看成是原来那位诱惑者提议重归于好的后果，而不是另一名第三者向她求爱的结局。我们就完全可以将此视为旧情的‘重温’，而不是看作新欢的开始。曾经和玛丽私奔过的那个人很可能再次提议和她一道私奔，而曾接受过一个人的私奔提议的玛丽则不太可能接受另一个人提出的私奔建议，这两者的概率是十比一。现在我想请你注意这个事实，那就是从真实的第一次私奔到假定的第二次私奔之间的这段时间，比我们军舰的常规巡航期多几个月。难道那位情夫上次的卑劣行径是由于必须出航而被迫中断？难道他远航归来就抓紧时机，要重新实现那个尚未实现的卑鄙计划？对这些事我们还一无所知。

“不过你也许会说，并不存在我们假定的第二次私奔。当然不存在，可难道我们能说那个未实现的私奔计划也不存在？除了圣厄斯塔什，或许还有博韦，我们找不到一个公认的、公开的、体面的玛丽的追求者，没听说过别的什么人。那么，玛丽的亲友（至少大多数亲友）一无所知，而玛丽在星期天上午前去相会的那个秘密情人是谁呢？是谁那么值得玛丽信赖，以至她毫不犹豫地陪他在鲁尔门偏僻的树林里一直待到天黑？我是问，那个玛丽的大多数亲友都一无所知的情人到底是谁？罗热太太在玛丽要出门的那天清晨说‘恐怕我再也见不到玛丽了’，这句古怪的预言到底意味着什么？

“即使我们不能设想罗热太太心里明白那个私奔计划，难道我们也不能假定至少那姑娘接受了那个计划吗？她离家时说是要去德罗梅街看她姑妈，并叫圣厄斯塔什天黑的时候去接她。这个事实乍一看与我的看法相矛盾，但让我们细细来看。我们已经知道，她的确会见了某位男友，和他一道过了河，并在下午三点那么晚的时候到达鲁尔门。可是在她答应陪伴那个人（无论她出于什么动机，也不管她母亲是否知晓）之时，她必然会想到她离家时所说的去向，必然会想到她的未婚夫圣厄斯塔什按时去德罗梅街接她而发现她不在时的惊讶和猜疑，更有甚者，当他带着这个令人惊恐的消息回到那个膳宿公寓时，他会意识到她已一整天不见踪影。我说她必然会想到这些事。她必然会预料到圣厄斯塔什的懊恼，预料到所有人的猜疑。她不可能想到回去承受那种猜疑。不过，我们若是假定她并不打算再回家，那么猜疑对她来说也就无所谓了。

“我们可以这样来揣测她当时的心思——‘我要去会见某人并和他一道私奔，或者为了其他只有我才知道的目的。有必要防止受阻的可能，必须得有足够的时间让我们远走高飞，我要让人知道我将去德罗梅街姑妈家待一天，我要叫圣厄斯塔什天黑才来接我，这样我就能指望尽量延长离家的时间，而不致引起他们的怀疑或担心。这比用其他方法争取到的时间都多。我叫圣厄斯塔什天黑来接我，那他绝不会不等到天黑；可要是我根本不叫他去接，那我逃离的时间反而会减少，因为他们会指望我更早回家，我的不归会更快地引起他们的焦虑。而要是我本来就打算回去，要是我本来只打算陪那个人逛一逛，那我就犯不着叫圣厄斯塔什去接我；因为他一去就必然会弄清我一直在骗他，弄清一个我本来可以瞒他一辈子的事实，只要我平日离家时不告诉他我的去向，只要我每天天黑之前就回家，只要这一次告诉他我去德罗梅街姑妈家拜访。但是，既然我现在的打算是永不回家——或者几星期后才回家，或者隐匿相当一段时间后才回家，那我的当务之急就只是争取时间。’

“你从你的案情摘要中已经注意到，公众对这桩惨案最普遍的看法是，而且从一开始就是——那位姑娘成了一帮歹徒的牺牲品。而在某种情况下，对公众舆论不能充耳不闻。当这种舆论完全以一种自然而然的方式产生和表露时，我们应该将其视为与天才所特有的直觉相类似的感觉。我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都会依从公众舆论。关键是，这种舆论中不能有操纵的痕迹，这种舆论必须百分之百是公众自己的舆论；而这两者的区别往往极难看出，极难把握。就眼下事例而言，我觉得关于一伙歹徒的‘公众舆论’似乎是由我摘抄的第三段报道所详述的那桩并发案件在推波助澜。玛丽尸体之发现使巴黎满城风雨，因为这姑娘既年轻漂亮又声名远扬。尸体被发现有遭强奸的痕迹，而且漂浮在塞纳河上。这时人们得知，恰好与所推测的玛丽遇害的时间同时，一伙年轻的歹徒对另一名年轻姑娘施以了玛丽所遭受的那种暴行，尽管伤害程度没那么严重。一桩已知的暴行会影响公众对另一桩不明原因的暴行的看法，这有什么奇怪的？公众的看法急需引导，而这桩已知的强奸案似乎非常及时地提供了这种指引！玛丽的尸体被发现漂在河上，而这桩已知的强奸案也发生在同一条河上。这两件事之间的联系是那么一目了然，以至真正奇妙之处反倒不为公众所知。事实上，这桩已知是怎样发生的暴行恰好证明了另一桩几乎与它同时的暴行不是这样发生的。假设一帮歹徒正在某处干一桩闻所未闻的邪恶勾当之时，竟然有另一帮同样的歹徒在同一座城市，在同一个地方，在同样的情况下，以同样的手段和方式，在完全相同的时间内干着完全相同的罪恶勾当，那这简直是一个奇迹！然而，那个碰巧被人操纵了的公众舆论不是要我们相信这一连串奇迹般的巧合，那又是要我们相信什么呢？

“在我们进一步探讨之前，让我们考虑到鲁尔门附近树林里那个被认为的凶杀现场。那片树林虽说茂密，但位于一条公路附近。树林里有三四块大石头，堆得像一把有靠背和踏脚板的椅子。上边的一块石头上发现条白色裙子，第二块石头上有一条丝织围巾。在那儿还找到一柄女用阳伞、一双手套和一块手绢。手绢上绣着‘玛丽·罗热’的名字。周围的荆棘上发现有衣裙的碎片。地面被踏平，灌木枝被折断，一切都证明那儿曾有过一场搏斗。尽管林中这一发现博得了各家报纸的喝彩，尽管公众一致认为那就是真正的凶杀现场，但必须承认，我们仍有充分理由对此进行怀疑。说它是凶杀现场，我可以相信也可以怀疑——但我有怀疑的充分理由。如果像《商报》所暗示的那样，真正的凶杀现场就在圣安德烈街附近，再假若凶手仍然滞留在巴黎，那他们自然会因公众的注意找准了方向而感到惊恐；而在某种人的心中，很可能一下就会想到有必要设法转移公众的注意力。这样，在已经遭人怀疑的鲁尔门那片林中放上后来被发现的那些东西之念头就很有可能应运而生。虽然《太阳报》推测那些东西被遗留在那里已远远不止几天，但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证明其推测；相反有不少间接证据能够证明，从那个不祥的星期天到孩子们发现它们的那个下午，那些东西不可能一连二十天放在那里而不引起任何注意。《太阳报》鹦鹉学舌地说：‘由于雨水浸泡，那些东西全都生霉，而且被霉菌粘连在一起。有些东西的周围和上边都长出了野草。伞上的绸面质地结实，但其线头全都朽脆。上端折叠部分完全发霉腐烂，被人一撑开就撕破了。’按照‘有些东西的周围和上边都长出了野草’这种说法而论，《太阳报》所陈述的事实显然只能是根据那两个小男孩的话而确定的，因而只能是根据回忆而确定的；因为两个孩子在第三者见到那些东西之前就已经把它们移动并带回家里。但野草一天会长两三英寸，尤其在温暖而潮湿的日子（就像这桩凶杀案发生前后的这些日子）。让一柄伞横放在一片新铺草皮的地上，它也会在一星期内被向上生长的草完全遮掩。至于说《太阳报》的撰稿人那么不厌其烦地强调，以至在短短的一段文字中就三次提及的霉菌，难道他是真不知道这种霉菌的性质？难道他非得要别人来告诉他那种霉菌是许许多多真菌当中的一种，它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在二十四小时内生长并衰亡？这样我们一眼就看出，被该报得意扬扬地用来支撑那些物品在树林中‘至少已有三四个星期’这一说法的根据是多么荒唐可笑，压根儿不能被视为事实之依据。从另一方面来看，很难相信那些物品能在那片树林里放上一个星期，从一个星期天放到下一个星期天。凡了解巴黎周围情况的人都知道，要寻一个清静地方有多不容易，除非他远离巴黎近郊。要在近郊的树林或树丛间找一块人迹罕至或游人稀少的幽僻之处，这简直连想都不敢想。我们假设一个人，他打心眼儿里热爱大自然但公务使他不得不长期地承受这座大都市的尘嚣与火热——假设这么一个人甚至在不是星期日的一天，偷闲到环抱着我们的自然之美景中去了却他探幽寻静的一番心愿。他每走一步都会发现自然之魅力增添一分，同时他也会发现这种魅力很快就被流氓地痞的喧嚣横行或恶棍无赖的聚众狂欢一一驱散。他在密林中寻找清静的希望会化为泡影。那儿到处是藏污纳垢的阴暗角落，到处是被人亵渎的神庙圣殿。那名寻幽者会怀着厌恶的心情逃回污秽的巴黎，似乎巴黎因其污秽之和谐而不显得那么讨厌。如果市郊连平时都这般不清静，那星期天就不知有多么热闹！尤其是现在，城里的那些流氓恶棍找不到活干，或失去了通常胡作非为的机会，便纷纷去寻找城外的天地，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压根儿就看不上眼的乡村，而是以此来逃避社会的规范和习俗。他们并不稀罕新鲜的空气和绿色的树林，他们贪图的只是在乡下可以恣意妄为。在乡下的路边客栈，或在密林的树阴下，除了自己那帮酒肉朋友外，不会有任何监视的目光。他们沉溺于疯狂向虚幻的寻欢作乐之中——沉溺于自由和朗姆酒混合的产物之中。当我重复上述物件放在巴黎郊外任何树林里从一个星期天到下一个星期天而不被人发现的情况只能被视为奇迹之时，我说的无非是任何头脑冷静的人都能看清的事实。

“然而，我们还有其他根据来怀疑那些东西被放进树林是为了转移人们对真正的凶杀现场的注意。首先我请你注意发现那些物品的日期，再把那日期同我从报上摘抄的第五段报道的日期核对一下。这样你就会发现，找到那些物品的时间几乎就紧随在那几封信被迫不及待地寄给那家晚报之后。信虽然有几封，而且显然来自不同渠道，但达到了同一个目的，即引导人们注意到那桩惨案的凶手是一伙，凶杀的现场就在鲁尔门附近。所以在这一点上，由于那几封信的结果，或说由于公众的注意力被那几封信转移，那值得怀疑的当然不是那些东西被孩子们发现，而应该是那些东西在此之前没被孩子们发现，因为在此之前那些东西并不在树林里，而是晚至那几封信发出的日期或稍早一点儿才被那位有罪的写信人放进那片树林的。

“那片树林是一片奇特的树林，一片非常奇特的树林。它异常茂密。在它的天然屏障包围中有三块非凡别致的石头，堆得像把有靠背和脚踏板的椅子。而这片充满了一种自然天工的树林就在离德吕克太太家只有几杆[56]远的附近，她家的孩子为了寻找黄樟木的干皮，总习惯在林间的灌木丛中搜索。我敢下一千比一的赌注打个赌：那些被安置在这座绿荫殿堂、被摆设在它的天然石冠上的东西，那两个小男孩一天至少能找到一件。谁若是不敢下这样的赌注，那他要么是不曾当过孩子，要么就是已经忘了孩子的天性。我再说一遍，那些东西能在那片树林里放上一两天而不被发现，这无论如何都难以置信。所以，尽管《太阳报》愚顽不化，我们仍有充分的理由怀疑：那些东西是在事后很久的一天才被人放进那片树林的。

“除了我刚才强调的几点，我们还有其他更令人信服的理由相信那些东西是被人放置的。现在，我请你注意一下那些东西摆布上的人为痕迹。上边的一块石头上有条白色裙子，第二块石头上有条丝织围巾，周围散落着一柄女用阳伞、一双手套和一块绣着‘玛丽·罗热’名字的手绢。这正是一个不甚精明的人想把东西摆得自然一点儿而摆出的结果。可这绝不是一种真正自然的摆布。我倒宁愿希望看见那些东西全扔在地上而且被人踩过。在那么狭窄的一块林间空地，又有那么多人在那里进行过一场搏斗，那条裙子和那条围巾几乎没有可能还能保持它们在石椅上的位置。据说‘地面被踏平，灌木枝被折断，一切都证明那儿曾有过一场搏斗’，可那条裙子和那条围巾竟被发现好像挂在衣架上似的。‘被荆丛撕下的几块套裙布片一般有三英寸宽、六英寸长，其中一块是裙边，上面有缝补过的痕迹。它们看上去像一条条被撕下来挂在荆丛上似的。’《太阳报》无意中用了一个非常可疑的句子。像所描写的一样，那些布片的确‘看上去像一条条被撕下来的’，但是被一双手故意撕下来的。从我们所说的那种外套上单凭一根刺就‘撕下’一块，那可真是千古奇闻。从这类织物的质地来看，扎进去的荆刺或钉子通常会撕出一个直角，撕出两道其一端在扎刺点形成直角的长裂缝，但几乎难以想象那块布会被‘撕下’。我从不知道有这种事，你也不知道。要从这种织物上撕下一块，几乎毫无例外地需要两股方向不同的力。如果那块织物有两道未缝合的边，譬如假定那是一块手绢，这时，也只有在这时，才可望凭一股力量就撕下一块。可我们眼下所讨论的是一件套裙，它只有下摆一道边。若要从当中没边的地方撕下一块，那除非由几根刺来创造一个奇迹，而一根刺绝不可能办到。即使是在靠近裙边的地方，也必须得有两根刺才行，其中一根作用于两个方向，另一根作用于一个方向。而这还得假定那裾边未经卷缝。若经卷缝，则不可能撕下布片。由此可见，要单凭‘刺’的作用就从衣服上‘撕下’布片有多么困难；可《太阳报》要我们相信这样撕下的不仅是一块，而且是许多块。并且‘其中一块是裙边……另外有一块是从裙子上撕下的，但不是裙边’。——这就是说，那完全是凭刺的力量从裙子当中没有边的位置撕下来的！恐怕这种事情别人不信也情有可原。但冷静地看，凶手谨慎地想到弄走尸体，但把死者那些东面一股脑儿留在树林中，与这一惊人的情况相比，我上面所说的那些事情也许并非使我们生疑的最有说服力的根据。不过，你若是以为我的意图是要否定那片树林即凶杀现场，那你就还没有正确领会我的意图。树林里说不定有过一桩邪恶的罪行，或更可能是德吕克太太的客栈里发生过一起暴行。事实上，这并非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答应那位局长的不是寻找作案现场，而是查明杀人凶手。我刚才所引用的事实尽管琐细，但实际上只有两个目的，其一是证明《太阳报》自信而轻率的断言是多么愚蠢，但主要目的还在其二，那就是要让你顺着一条最自然的思路进一步去思索这桩凶杀案是或者不是一伙人所为。

“我们只稍稍提一下那位医生在验尸时所验证的那个令人恶心的细节，以此来简单谈谈这个问题。这问题唯一有必要说的就是他在验尸报告中关于歹徒人数的推断，受到了巴黎所有著名解剖学家理所当然的嘲笑，他们认为该推断说法失当，毫无根据。这并非说事情不可能像所推断的那样，而是说没有提供推断的根据。难道没有做出另一种判断的充分根据？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那些‘搏斗的痕迹’。请问人们认为这些痕迹证明了什么。一伙歹徒？难道它们不是相反地证明并没有一伙歹徒吗？在一名娇弱无力的姑娘和那群想象中的歹徒之间，能够发生一场什么样的搏斗？那场搏斗得多么激烈，得延续多久，才能到处留下‘痕迹’？几条粗壮的胳膊无声无息地一使劲儿，那姑娘顷刻间就会香消玉殒。所以那姑娘当时肯定是完全听从他们摆布。这下你可以记住，我关于那片树林不是作案现场的论述主要适用于证明那不是一个不止一人作案的现场。如果我们推测凶手只有一人，那我们就可以想象，也只有这样才能想象，那场如此激烈、如此顽强，以至留下‘痕迹’的明显搏斗。

“另外，我已经讲过，那些东西被完全留在后来发现它们的那片树林里这一事实所引起的我们的怀疑。看上去那些罪证几乎不可能是被偶然留在那儿的。凶手当时镇静（谅必如此）的程度足以转移尸体，但让一件比尸体（其特征说不定很快就被腐烂消除）更确凿的罪证明明白白地留在了作案现场——我说的是那块绣着死者姓名的手绢。如果这是个偶然，那不会是一伙人的偶然。我们只能设想这仅是一个人的偶然。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一个人犯下了这桩凶杀罪，他独自和死者的尸体在一起，尸体一动不动地躺在他跟前使他感到了惊骇。他胸中的狂怒平息，这下心里自然产生出那种害怕死人的常情。他没有那种合伙犯罪时必然会激发的胆量。他独自和死者在一起。他浑身发抖，手足无措。可是他必须得处理掉尸体。他把尸体弄到河边，却把其他罪证留在了身后。因为，即使并非全然不可能，要一下子带走那全部累赘也有困难，而待会儿回去取则很容易。就在他拖着尸体朝河边走时，他心中越发感到恐惧。一路上仿佛四下里都有人声，他不时地听见或以为听见一个旁观者的脚步声，甚至连对岸城里的灯火也使他心慌。他内心极度痛苦，不时走走停停，但总算及时到达了河边，并处理了那个可怕的包袱——也许凭借一条小船。此时此刻，天底下还有什么金银财宝，天底下还有什么威胁，能有力量怂恿那孤独的杀人者再次踏上那条艰难而危险的路，重返那片茂密的树林，重返那个血淋淋的记忆？他不会回去，管它后果是什么，即便他想回去也不能回去。他唯一的念头就是马上逃离那个地方。他转过身，永远不再面对那片可怕的树林，像逃避天罚似的逃之夭夭。

“可要是一伙歹徒又会怎么样呢？人多势众会激发他们的胆量，如果那种十足的恶棍心中竟然缺乏胆量的话，而假定中的那帮歹徒则全由十足的恶棍组成。恐怕他们的人数会阻止他们像我刚才设想的那个单身凶手那样手足无措、惊恐万状。即便我们能假设他们中一人、两人或三人有什么疏忽，这个疏忽也会被第四个人察觉并纠正。他们不会让任何东西留在身后，因为他们人多，可以一次把东西全带走。他们用不着重返那片树林。

“现在来看看尸体被发现时那件套裙的情况，‘从套裙裾边一直到腰部被撕成一条宽约一英尺的长带，长带未被撕离套裙，而是顺着腰间绕了三圈，在背后系成了一个结。’这样做的用意显然是为了弄出一个搬尸体的把手。要是有几个人，他们能想到使用这样一种方法吗？只要有三四个人，死者的手脚就足以被当作把手，而且是最合适的把手。这种方法只有一个人时才会采用。而这又为我解释了这个事实：‘从灌木丛到河边的篱笆围栏被推倒，地上有重物拖过的痕迹！’可几个人能够轻而易举地把一具尸体抬过任何篱笆，他们干吗要多此一举把篱笆推倒？他们干吗要那样拖曳尸体以至一路留下拖过东西的明显痕迹？

“说到这儿我不得不提到《商报》的一个观察结论，一个我已经稍稍论及过的结论。这家报纸说，‘从那个不幸的姑娘的衬裙上撕下的一条两英尺长、一英尺宽的布带被扎在她的颏下，并且绕过她的脑后，这样做很可能是为了防止她喊叫。由此可见，凶手是一帮身边没带手绢的家伙。’我先前已经说过，一个十足的流氓绝不会不带手绢。可这不是我现在着重要谈的问题。我要说的是，掉在树林里的那块手绢清楚地表明，凶手之所以用这条布带，并不是像《商报》所臆测的那样因为缺少一块手绢；而且其目的也并非‘为了防止她喊叫’，因为要防止她喊叫有更好的方法，可凶手优先采用了这条布带。证词里是以这样的措辞谈到这条布带的，‘被发现松松地缠在死者脖子上，并打了一个死结’。这种说法相当含混，但与《商报》的说法明显不同。这条布带有十八英寸宽，所以虽说是细布，但顺着叠起来或卷起来仍会是一根结实的带子。它被发现时正是这样卷着。我的推断是：那名孤独的凶手以捆在尸体腰间的长带为把手，扛着尸体走了一段路（或从树林出发或从别的什么地点），这时他发现用这种方法对他来说太吃力了。于是他决定拖着尸体走——证据也表明尸体被拖曳。既然改为拖，那就有必要在尸体的一端系上根绳子之类的东西，而且最好是系在脖子上，这样就可以防止绳子滑脱。这时凶手无疑会想到捆在尸体腰间的那根长带。要不是那根长带在尸体腰间缠了几圈，要不是那个结一时难以解开，要不是他突然想到长带并未被撕离套裙，他也许用的就是那根长带了。从衬裙上另撕一条布带非常容易。他撕下一条，把它系在尸体的脖子上，就那样把被害人拖到了河边。这条费了一番手脚才弄成但并不理想的‘布带’既然被使用，那就证明必须使用它的情况产生之时正处于一段没法再拿到那条手绢的时间。换言之，就是像我们所假定的是在离开树林之后（如果离开的是树林的话），是在从树林去河边的路上。

“可你会说德吕克太太的证词特别指出，在那桩凶杀案发生之时或发生前后，树林附近出现过一群无赖。这一点我承认。我看，在那场悲剧发生之时或发生期间，在鲁尔门附近及其周围，像德吕克太太所描述的那种无赖恐怕不下十帮。但是，尽管德吕克太太的证词稍嫌太晚且并不可靠，可为自己招来严厉谴责的无赖只有一帮，即被那位诚实而细心的老太太说成是吃了她的饼、喝了她的酒而没有劳神费心向她付账的那一帮。老太太的愤怒不就因为他们赖账吗？

“可德吕克太太准确的证词是怎么说的呢？‘客栈里来了一帮无赖之徒，他们吵吵嚷嚷地吃喝了一通，没有付账便顺着那对青年男女离去的方向而去，大约傍晚时分他们又返回客栈，然后匆匆忙忙划船过河。’

“当时那种‘匆忙’在德吕克太太眼里很可能会显得过分匆忙，因为她正伤心地念叨着她被掠夺的饼和酒。她很可能还心存一线希望，希望她的饼和酒得到补偿。要不，既然已是傍晚时分，又何言什么匆匆忙忙？这丝毫也没有理由感到惊奇，当要划着一条小船渡过一条大河，当暴风雨迫近，当夜晚即将来临，即使一帮无赖也会忙着回家。

“我说即将来临，因为夜晚还没到。那帮‘恶棍’有失体统的匆忙刺痛德吕克太太的眼睛时还只不过是傍晚。但我们被告知就在那天晚上，德吕克太太和她的大儿子‘曾听到客栈附近传来一个女人的尖叫’。德吕克太太关于听见那个尖叫声的具体时间原话是怎样说的呢？她说，‘那天天黑不久’。可‘天黑不久’至少是已经天黑；而‘傍晚时分’则当然是白天。所以问题非常清楚，那帮人离开鲁尔门在先，而德吕克太太听见尖叫声在后。尽管在许多关于这段证词的报道中，这两个相关的措辞也是像我刚才对你说话时这样区别使用的，但迄今为止，尚无任何一家报纸或任何一名警探注意到这个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

“对我关于不是一伙人作案的论证，我只再补充一点。不过至少在我自己看来，这一点具有完全不可否认的分量。在悬赏重金的情况下，在供出同伙并出庭做证就能得到赦免的条件下，不用推测也可以断定，作案的若是一帮歹徒或任何团伙，那他们中很快就会有人出卖其同伙。这位出卖者并非完全是贪图赏金或企求赦免，而主要是担心被同伙出卖。他越早出卖其他同伙，就能越早保证自己不被其他同伙出卖。这个秘密迄今尚未揭穿，这证明它的的确确是个秘密。这个邪恶的秘密只有一个人或两个人知道，另外还有上帝知晓。

“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番条分缕析所得的虽不充分但确实无疑的收获。我们已经得出了这样一个概念，无论是德吕克太太客栈里的一幕悲剧还是鲁尔门附近树林里的一桩谋杀，都是由死者的一位情人，或至少是由死者的一位秘密相好所为。这名相好的皮肤黝黑。这黝黑的皮肤、长带上的‘结’以及那个用帽带系成的‘水手结’，都说明那人很可能是名海员。他与死者这样一位风流但并不下贱的姑娘厮混，说明他的地位在普通水手之上。那些行文流畅且迫不及待地寄给报馆的信也可以充分证实这点。《信使报》所提及的第一次私奔的情况，有助于我们把这名海员与上次勾引这位薄命女郎私奔的那名‘海军军官’联想到一起。

“说到这儿，我们有必要来看一看那个黑皮肤的他为何一直不见踪影。让我们认真注意那人的皮肤是非常黑，能被瓦朗斯和德吕克太太同时作为唯一特征记住，绝不会是一般的皮肤黝黑。可为什么这个人不见踪影？他难道也被那伙人杀害了？若是那样，为何又只见那位遇害姑娘的痕迹？这两人如果都遇害那当然应该是在同一地点。可他的尸体上哪儿去了？凶手很可能会把两具尸体按同一方法处理。但我们也可以说那人还活着，只是害怕被指控谋杀而不敢露面。他这种担心现在可以被视为理所当然——只是在事后的现在——因为已有人证明曾看见他和玛丽在一起，但在凶杀刚发生之后这种担心不合情理。一名无辜者的第一反应应该是马上报案，并协助警方辨认凶手。他应该想到这是上策。他已经被人看见与那姑娘在一起，他和她一道乘公共渡轮过的塞纳河。甚至一个白痴也能看出，及时报案才是使自己免遭怀疑的最可靠而且也是唯一的途径。我们不可能认为，他在那个不幸的星期天晚上完全清白无辜而且对凶杀案一无所知。然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想象，他既然活着又为何没去报案呢？

“那我们应该以什么方法去探明那个真相呢？只要按上述情况推敲，我们就会发现那些终将使事情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的方法。首先让我们对第一次私奔的经过一查到底。让我们弄清那名‘军官’过去的历史、现在的情况以及凶杀案发生时他的行踪。让我们对寄给《晚报》的那些指控此案系一伙人所为的不同信件进行一番仔细的逐一比较，然后让我们把这些信的风格和笔迹与先前寄给《晨报》那些坚持要归罪于梅奈的信件来一番对照，接下来让我们把这些不同的信件与那名已经查明的军官的手迹相比。让我们反复地询问德吕克太太和她的儿子以及马车夫瓦朗斯，尽力问出那个‘黑皮肤男人’更确切的相貌特征。巧妙的提问不会不从他们口中诱出这方面（或其他方面）的情况——也许连他们自己也以为自己不了解的情况。而最后则让我们去追查那条船，即被驳船管理员于6月23日星期一上午拾到，而又于尸体被发现之前在管理处人员不知情并且没有舵轮的情况下被人弄走的那条船。只要适当小心并坚持不懈，我们必然会找到那条船，因为不仅拾到船的驳船管理员认识它，而且它的舵轮在我们手中。一条帆船丢了舵轮，一般人绝不会若无其事，连问也不问。请让我在此插一个问题，管理处并没有刊登过这条船的招领广告，船被拖回驳船管理处就像它后来被人弄走一样并无旁人知晓。可那条船的主人或租用人，怎么可能在没看广告的情况下于星期二一大早就得知星期一拾到的那条船停泊在什么地方呢？除非我们想到那个驳船管理处与海军方面有某种联系，某种使其枝节小事都在对方知晓范围内的经常性的个人联系。

“在谈到那位孤独的凶手把尸体拖到河边时，我已经说过些利用一条船的可能性。现在我们得认为玛丽·罗热就是从一条船上给抛进河里的。事情当然应该是这样。把尸体丢在河边浅水中达不到匿尸的目的。死者背部和肩部的奇怪伤痕是与船底肋条摩擦的结果。尸体被发现没缚有重物也可以证实这种看法。如果是从岸上抛尸，尸体上就应该缚有重物。对于没缚重物的原因，我们现在只能假设是由于凶手离岸前忘了在船上带上重物。当他动手推尸体下水之时，他无疑也注意到了自己的疏忽，可当时手边又没有补救的办法。他甘愿冒任何风险也不愿再回到那该死的对岸。他可能是抛掉尸体之后就驾船匆匆回城，在某个僻静的码头弃船上岸。可那条船——他会系上吗？他当时也许还惊魂未定，顾不上去系好一条小船。何况把船系在那个码头，他会觉得是留下了对他不利的证据。他当然会希望把所有与他犯罪相关的东西都尽可能地远远抛开。他不仅自己要逃离那个码头，而且也不会容许把船留在那儿。结果他肯定是让那条船顺水漂去。让我们接着这样来设想。第二天上午，那凶手惊恐地得知那条船已经被人拾到，而且就扣在他天天都要去的一个地方——一个也许他的职责使他经常去的地方。到夜里他偷偷弄走那条船，也没敢去讨那个舵轮。此刻，这条没舵轮的船会在何处？现在就让它成为我们首先要找的目标。当我们第一眼看见这条小船之际，也就是我们成功曙光显露之时。这条船将以一种快得连我们自己也吃惊的速度，指引我们很快查出在那个不幸的星期日午夜使用过它的人。随后确证会接二连三地出现，凶手终将被我们找到。”

鉴于此处不拟加以说明但对多数读者都不言而喻的原因，我们冒昧地从作者手稿中删去了讲述迪潘根据获得的一点儿线索追查凶手的那一部分。本刊认为对删去部分只需交待两句：预想的结局果然出现；警察局长虽说勉强，但仍然如期履行了他与迪潘爵士协议之条款。下文是坡先生这篇小说之结尾。——编者按[57]

读者将会明白，我讲的是巧合，仅此而已。我在上文中对这一话题肯定讲得够多了。我心中并不相信超乎自然。自然是自然，上帝乃上帝，这一点会思想的人都不会否认。创造自然的上帝能随意支配或者改易自然，这一点也毋庸置疑。我说“随意”，因为这是意志问题，而不是逻辑狂所设想的权力问题。并非上帝不能改易其法则，而是我们在设想一种可能必要的改动时会亵渎上帝。上帝的法则在被创造之初，就包含了会出现在“未来”的全部偶然。在上帝眼中，一切都是“现在”。

所以我重申，我讲述这些事情仅仅是把它们作为偶然之巧合。此外，读者将会从我的叙述中看到，就已知的命运而言，在不幸的玛丽·塞西莉娅·罗杰斯的命运和一个叫玛丽·罗热的姑娘生命中某一时期的命运之间，一直存在着一条平行线，当人们感觉出这条平行线之不可思议的精确性时，其理性便会感到尴尬。我说这一切将会被看到。但当看到上述时期中的那个玛丽的悲惨遭遇时，当看到包裹着她的那层迷雾被拨开之时，读者千万别猜测我是想暗示那条平行线之延伸，或甚至是想暗示采用巴黎追查杀害一名女店员的方法，或采用以任何相似的推理为根据的方法，就可以得到相似的结果。

因为，就这种猜测的后半部分而论，读者应该考虑到，这两个案子中哪怕事实上最细微的一点儿变化也会改变两件事发展的进程，从而得出许多错误的推论。这很像演算一道算术题，一个本身也许微不足道的错误数字，由于在运算过程中与其他各数相乘，结果会产生出一个与正确得数相去甚远的数字。而就这种猜测的前半部分而论，我们得务必牢记，我曾提到过的那种概率计算法不容许任何延伸那条平行线的念头，它绝对断然地不容许以那条已被人为拉长并被弄得精确无误的平行线来作为其计算比例。这是那些不规则定理中的一条，它表面上似乎迎合完全除开数学之外的思想，可实际上只有数学家才能对它充分了解。例如，最难的事莫过于让一般读者相信，一个赌客掷骰子时连续两次掷出六点的事实，就是赌他第三次再也掷不出六点的充分理由。这样的打赌提议通常会被有智之士断然拒绝。在他们看来，那已经被掷过的两次点数，那现在已经绝对属于“过去”的两次点数，似乎并不能影响“未来”的一掷。掷出六点的概率似乎与平时完全一样，就是说，它只受骰子可能掷出的其他不同点数的影响。这是一种显得那么清晰明白的见解，以至想驳倒它的企图引起的往往是人们的嘲笑，而不是任何类似尊敬的反应。对这里所讲到的这种谬见——一个使人联想到灾难的谬见——我不能自称能在这有限的篇幅中将其揭穿，而且明智达观地看也无须揭穿。也许说出下面这句话就已经足够：它构成了由于“理性”不厌其详地求真而产生于其推理过程中的许许多多谬误中的一个。

被窃之信

智者所恨莫过于机灵过头。

——塞内加

18××年秋，一个凉风阵阵的傍晚。天刚黑之际，在巴黎圣热尔曼区迪诺街33号四楼我朋友那间小小的书房里，我和我的朋友C.奥古斯特·迪潘一道，正在享受着双重的愉悦，一边沉思冥想，一边吸着海泡石烟斗。至少有一个小时，我们保持着一种完全的沉默。当时在任何偶然看到这一幕的人的眼中，我俩说不定都显得是全神贯注地沉浸在烟雾缭绕之中。可就我自己而论，我当时正在琢磨黄昏初临之时我俩所谈论的某些话题。我指的是莫格街事件以及玛丽·罗热谋杀案之不可思议。所以，当我们的房门被推开并走进我们的老熟人、巴黎警察局长G先生时，我认为那真是一种巧合。

我们对他表示了由衷的欢迎，因为此君虽说讨厌，但也颇有趣，而且我们有好几年没见过他了。我俩一直坐在黑暗之中，此时迪潘起身想去点灯，可一听G的来意便重新坐下。G说，他登门拜访是要就某件已引起大量麻烦的公事向我们请教，更确切地说是想征求我朋友的意见。

“如果是件需要动脑筋的事，”迪潘忍住没点燃灯芯，“那我们最好还是在黑暗中琢磨。”

“这又是你的一个怪念头。”那位警察局长说。他习惯把凡是他理解不了的事都称为“怪”，而且他就生活在一大堆“怪事”当中。

“非常正确。”迪潘一边说一边递给客人一个烟斗，并推给他一把舒适的椅子。

“这次是什么难题？”我问，“我希望别又是什么谋杀案。”

“哦，不，不是那种事。其实这件事非常简单，我相信我们自己能处理得够好。不过，我认为迪潘会喜欢听听详情，因为这事是那么古怪。”

“既简单又古怪。”迪潘说。

“嘿，是的，可又不尽然。实际上我们都感到非常棘手，因为事情是那么简单，而我们束手无策。”

“也许正是这事情的简单使你们不知所措。”我的朋友说。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警察局长一边应答一边开怀大笑。

“也许这个秘密是公开的。”迪潘说。

“哦，天哪！谁听说过这种高见？”

“有点儿不证自明。”

“哈！哈！哈——哈！哈！哈——呵！呵！呵！”我们的客人乐不可支，纵声大笑，“哎哟，迪潘，你早晚得把我笑死！”

“你要说的到底是什么事？”我问。

“嘿，我就告诉你们，”局长答道，随之沉思着慢慢吐出长长的一口烟，并在他那把椅子上坐了下来。“我三言两语就可以告诉你们，但在我开始之前，请允许我提醒你们，这是一件需要绝对保密的事，要是让人知道我向谁透露了此事，我眼下这个位置很可能就保不住了。”

“讲吧。”我说。

“要么别讲。”迪潘道。

“这个，好吧，这消息是一名地位很高的要人亲口告诉我的，王宫里一份绝顶重要的文件被人窃走。窃件人是谁已经知道，这一点确凿无疑；他是在有人目睹的情况下窃走文件的。另外，那份文件还在他手里。”

“这何以得知？”迪潘问。

“这显然是根据文件的性质推断的，”警察局长回答，“文件一旦被窃贼转手，立即会引起某些后果，也就是说，他要利用这个文件，而且他一定会计划在最后利用这个文件，但是，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请稍稍讲明白一点儿。”我说。

“好吧，我可以斗胆说到这个程度，那份文件会使窃件人在某一方面获得某种权力，而这种权力之大不可估量。”那位警察局长爱用外交辞令。

“我还是不大明白。”迪潘说。

“不大明白？好吧，倘若那份文件泄露给一位我们不便称名道姓的第三者，那一个显要人物的名誉就将受到怀疑，而这一事实使文件之持有者能摆布那位名誉岌岌可危的显要人物。”

“但这种摆布，”我插话道，“大概得依赖于窃件人确信失者知道他就是窃贼。可谁敢——”

“这个窃贼就是D大臣，”G说，“他什么事都敢做，不管那是不是一个男子汉该做的事。他这次偷窃手段之巧妙不亚于其大胆。我们所说的那份文件——坦率地说是一封信——就是那位要人独自在王宫里时收到的。她正在读信，突然被另一位要人的出现所打断，这个高贵的人物正是她最不想令其见到那封信的人。慌乱中她未能将信塞进抽屉，只好把已拆开的信放在了桌面上。不过朝上的一面是姓名、地址，因此信的内容并没有暴露，从而没引起那位高贵人物的注意。在这个节骨眼儿上，D大臣走了进来，他一下子就看到了桌上的信件，认出了写信人的笔迹，觉察到了收信人的惶恐，并揣摩出了她的秘密。在按他通常方式匆匆办完几件公事之后，他取出一封与桌上信件有几分相似的信，并将其拆开假装读了一阵，然后把它放在那封信旁边。接着，他又就公务谈了大约有十五分钟。最后告辞之时，他从桌上取走了那封不属于他的信。那信的合法所有人眼睁睁地看着他把信拿走，可当着那位就站在她身边的第三者，她没敢声张此事。D大臣溜了，把他自己的那封信——一封无关紧要的信留在了桌上。”

“那么，”迪潘对我说，“这下正好有了你刚才所要求的那种实现摆布的先决条件——窃信人明白，失信人知道他就是窃贼。”

“是的，”警察局长答道，“而凭这种摆布所获取的权力，几个月来一直被用于政治上的图谋，这件事已经到了一种非常危险的地步。失信的那位要人一天比一天清楚地认识到收回信的必要性。但是，这事当然不能公开进行。最后她被逼得走投无路，就把这事托付给我来处理。”

“除了你，”迪潘在一大团缭绕的烟雾中说，“我看再也找不到甚至想也想不到更精明能干的办事人了。”

“你是在奉承我，”警察局长答道，“但说不定有人一直持有这种看法。”

“显而易见，”我说，“正如你所言，那封信依然在D大臣手里，因为正是这种占有而不是其他任何形式的利用使他获得了那份权力。信一旦另作他用，那份权力也就失去了。”

“的确如此，”G说道，“我着手此事也正是基于这种确信。我首先考虑的就是要彻底搜查那位大臣的宅邸。而在这点上，我主要的为难之处就在于搜查必须在不为主人所知的情况下进行。我事先就已经觉察，要是落下把柄让他怀疑到我们的意图，那将会招来危险。”

“可是，”我说，“你在这方面是真正的专家。巴黎警方以前也经常进行这类调查。”

“那倒也是，因此我没有丧失信心，那位大臣的习性也给了我可乘之机。他常常整夜不在家，仆人也并不太多。他们睡觉的地方离主人的房间有一段距离，而且他们大多是那不勒斯人，很容易被灌醉。正如你们所知，我有能打开巴黎任何房间或任何橱柜的钥匙。三个月来，没有一天晚上我不是亲自参与对D家宅邸的搜查。这件事关系到我的名誉，而且，实不相瞒，那笔酬金数目很大，因此我一直没放弃搜寻。直到最后，我终于相信这个窃贼的确比我机灵。我认为，我已经搜遍了那座宅邸里能藏匿那封信件的每一个角落。”

“但是，有没有这种可能，”我委婉地启发道，“尽管那封信也许在那位大臣手里，可他说不定会把信藏在别处，而不是自己家里？”

“这几乎不可能，”迪潘说，“眼下宫中的特殊事态，尤其是已知有D卷入的那些阴谋的特殊事态，大概已使那封信的随时可取成了与占有它几乎同样重要的一点。”

“它的随时可取？”我问。

“也就是说，随时可销毁。”迪潘说。

“完全正确，”我说，“由此可见那封信显然是在他家里。至于那位大臣随身带信，我们可以认为毫无可能。”

“完全不可能，”警察局长说，“他已经连遭两次抢劫，仿佛是遇上了拦路强盗，他在我的亲自监视下被严格地搜过身。”

“你本该省掉这份麻烦，”迪潘说，“我相信D完全不是个白痴。既然如此，他一定会料到这些拦路抢劫的事情。”

“他完全不是个白痴，”G说，“可他是一个诗人，我认为诗人和白痴也就只差那么一步。”

“言之有理，”迪潘若有所思地从他的海泡石烟斗深深吸了口烟，然后说，“尽管我自己也愚不可及地写了些打油诗。”

“你详细谈谈搜查的经过吧。”我说。

“当然，事实上我们搜得很慢，我们搜遍了每一个地方。对这种事我有丰富的经验。我对那整幢房子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搜查，每星期的七个晚上用来对付一个房间。我们首先检查房间里的家具，打开了每一个可能存在的抽屉。我相信你们也知道，对于一名训练有素的警探，秘密抽屉之类的把戏不可能有秘密可言。谁若是在这种搜查中竟允许一个秘密抽屉从眼皮底下滑过，那他准是个笨蛋。这种事非常简单，每一个橱柜都有一定的体积，占一定的空间。我们有高精度的量尺，一根线的五十分之一的差异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搜完橱柜，我们又检查椅子，椅垫都被探针一一戳过，就是你们看见我用过的那种精巧的长针。我们还卸下桌面。”

“干吗要卸下桌面？”

“有时候，桌面或其他家具类似的板面会被想藏东西的人卸开，然后把柱脚凿空，把东西放进空洞，再把板面重新装上。床柱的柱脚和柱顶也可按同样的方式加以利用。”

“可难道不能凭声音查出空洞？”我问。

“要是放入东西后，周围再填充足够的棉花，那就听不出来了。再说，我们这次搜查绝不能弄出任何声响。”

“但你们总不能把所有可能按你所说的方式藏匿东西的家具都通通拆开吧。一封信可以卷成一个细细的纸卷，形状大小和一根粗一点儿的编织针差不多，这样它便可以，譬如说可以被嵌进椅子的横档。你们没把所有的椅子都拆散吧？”

“当然没有，可我们干得更好——借助于一只高倍放大镜，我们检查了那幢房子里每一把椅子的横档，实际上是检查了各种家具的全部接榫。若是有任何新近动过的痕迹，我们都会马上检查出来。譬如说，一粒钻孔留下的尘末，看起来会像一个苹果那样明显。黏合处的任何细微差异、接榫处的任何异常缝隙都保证会被我们查出。”

“我相信你们注意到了镜子的镜面和底板之间，刺过了卧床和床上的被褥，也没有放过窗帘和地毯。”

“那是当然。待我们以这种方式彻底地检查完所有家具之后，我们检查了那幢房子本身。我们把房子的整个表面划成区，编上号码，以便不漏查任何一个部分。然后我们细查了整个宅邸的每一平方英寸，包括毗连的两幢附属房屋，我们和先前一样借助了放大镜。”

“毗连的两幢房屋！”我失声道，“你们准费了不少力。”

“是费力不少，可那笔酬金也高得惊人。”

“你们查过房屋周围的地面了吗？”

“所有的地面都铺了砖，这没给我们造成什么麻烦。我们检查了砖缝间的青苔，发现全都没被动过。”

“你们当然查过D的文件，查过他书房里的那些书吧。”

“的确如此，我们打开了每一个文件包和文件袋。我们不仅打开了每一本书，而且每一本都逐页翻过，不像我们有些警官那样，只把书抖抖就算了事。我们还非常精确地测量了每本书封面的厚度，并用放大镜进行过最挑剔的査看。要是有哪本书的装帧新近动过，那它绝对不可能逃过我们的眼睛。有五六本刚被重新装订过的书，我们都用探针小心翼翼地纵向刺过。”

“你们査过地毯下面的地板吗？”

“那还用说？我们掀开了每一块地毯，所有地板都用放大镜看过。”“那么墙纸呢？”

“查过。”

“你们查过地窖吗？”

“也查过。”

“那么，”我说，“你肯定是失算了，那封信并不像你所认为的那样藏在那座住宅里。”

“恐怕这点上你是对的，”警察局长说，“而现在，迪潘，你说我该怎么办？”

“再把那幢住宅彻底搜一遍。”

“这绝无必要，”G回答，“我确信那封信不在那座宅邸，就像我确信自己还在呼吸一样。”

“那我就没有更好的主意了。”迪潘说，“当然，你一定知道那封信准确的特征？”

“哦，是的！”警察局长说着掏出一本备忘录，开始大声念出那封失窃信件尤其是表面的详细特征。他念完那番描述不久，就神情沮丧地告辞了。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位快活的绅士如此垂头丧气。

大约一个月之后他再次来访，发现我俩几乎和上次一样待在屋里。他拿了一个烟斗，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开始和我们闲聊起来。最后我说：“对啦，那封被窃之信怎么样了？我想你最终已经承认，同那位大臣钩心斗角，你绝不是对手？”

“见他的鬼，我得说是的，可我仍然按迪潘的建议重新搜查了那幢宅邸——不出我所料，全是白费力气。”

“那笔酬金是多少，你说过吗？”迪潘问。

“唔，一笔大数，一笔非常慷慨的酬金，我不想说出具体数目。但有一点我可以说，无论是谁能给我弄到那封信，我不惜开给他一张五万法郎的私人支票。实际上，这事正变得一天比一天要紧。最近那笔酬金已翻成了两倍。即使是翻成三倍，我能做的也已经做了。”

“噢，是吗？”迪潘一边吸他的海泡石烟斗，一边拖长声音说道，“我实在认为，就此事而论，你还没竭尽全力。你可以再稍稍努把力，嗯？”

“怎么努力？朝哪个方面？”

“噢——噗，噗——你可以——噗，噗——就此事向人讨教嘛，嗯？——噗，噗，噗。你记得人们讲的阿伯内西[58]那个故事吗？”

“不，该死的阿伯内西。”

“当然，你尽可以说他该死。可从前有个阔绰的守财奴竟想揩他的油，挖空心思想骗一张处方。为此在一次私人交往中，他趁聊家常之机巧妙地向这位医生述说了自己的病情，装作是在讲一名假设患者的症状。

“‘我们可以假定，’那个守财奴说，‘他的症状就是这样。那么，大夫，你说他该讨什么药？’

“‘讨什么药！’阿伯内西回道，‘当然应该向医生讨教。’”

“可是，”警察局长略为不安地说，“我是非常乐意向人讨教的，而且真心愿意为此付钱。任何人能够帮我办这事，我会实实在在地给他五万法郎。”

“要是那样的话，”迪潘说着拉开一只抽屉，取出一本支票簿，“你最好照你刚才说的那个数填张支票给我。等你在支票上签好名，我就把那封信给你。”

我大吃一惊，那位警察局长则完全像遭了雷击。他好几分钟没吭一声而且一动不动，大张着嘴不相信地盯着我的朋友，那对眼珠仿佛都快从眼窝里迸出来了。过了一会儿，他似乎多少恢复了神志，抓起一支笔，踌躇片刻，狐疑地看了我朋友几眼，最后终于填了一张五万法郎的支票，签上名后隔着桌子把它递给了迪潘。迪潘仔细地看过支票并将其夹入了自己的钱包，然后他用钥匙打开书桌的分格抽屉，从里面取出一封信交给警察局长。这位官员大喜过望地一把抓过信，用颤抖的手把它展开。匆匆地看了一眼信的内容，然后急急忙忙、跌跌撞撞奔向门边，终于不顾礼节地冲出了我们的房间。自从迪潘要他填支票时起，他就没说过一个字。

他走之后，我的朋友开始解释此事。

“巴黎的警察自有他们的能干之处。”他说，“他们坚忍不拔、足智多谋、聪明老练，完全精通他们那行似乎应该具备的知识。所以当G向我们讲述他搜查D宅那些房屋所用的方法时，我完全确信他已经进行了一次符合要求的调査，就他所作的努力而论。”

“就他所作的努力而论？”我问。

“对，”迪潘道，“他们不仅采用了最好的方法，而且实施过程也无可挑剔。要是那封信藏在他们的搜寻范围之内，这些家伙毫无疑问会把它找出来。”

对他所言我只是付之一笑，可他显得相当认真。

“所以，”他继续道，“那些方法本身是好的，其实施也无可指责，它们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它们不适用于此案此人。一套良策妙法在这位局长手中就好像一张普洛克路斯忒斯[59]的床，他总是把他的计划斩头削足地硬塞进去。可对于手中正在处理的事情，他总是不断重复着要么操之过急要么浅尝辄止的错误。连许多小学生都比他会推理。我曾认识一个八岁左右的孩子，他玩‘猜单猜双’的游戏几乎是百猜百中，人人叹服。这种游戏很简单，是用弹子来玩。游戏的一方手中捏弹子若干，要求另一方猜出弹子是单数还是双数。猜的人若是猜对便赢得一颗弹子，若是猜错便输掉一颗。我说的那个孩子把全校所有的弹子都赢了过去。当然他有他猜测的原理，而这个原理仅在于观察和估量对手的机灵程度。比方说他的对手是个十足的傻瓜，这傻瓜伸出握紧的手掌问：‘是单是双？’我们这位小学生猜‘单’并且输了，可他第二次猜就赢了。因为他当时寻思：‘这傻瓜第一次已出了双数，而他那点儿机灵只够他在第二次出单数，所以我要猜单。’结果他猜单而且赢了。若是遇上个比前一位傻瓜稍聪明一点儿的笨蛋，他就会这样来推究：‘这家伙看到我第一次猜的是单，他这第二次的第一冲动也会像刚才那个傻瓜一样，打算来一个由双到单的简单变化，但他的第二念头会告诉他这变化太简单，因而他最后会决定照旧出双。所以我要猜双。’于是他猜双而且赢了。那么，这名被他的伙伴们称为‘幸运儿’的小学生的这种推理模式，归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只是推理者将其智力等同于他对手的智力所产生的一种自居心理。”我说。

“正是，”迪潘道，“当我问那孩子他凭什么方法产生出保证他成功的那种精确的自居心理之时，我得到了如下回答：‘我要想知道任何一个人有多聪明、有多傻、有多好、有多坏，或他当时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我就让我的脸上尽可能惟妙惟肖地露出与他脸上相同的表情，然后我就等着，看脑子里出现什么念头似乎与那种表情相配，或心里产生出什么感情好像与那种表情相称。’这位小学生的回答便是拉罗什富科[60]、拉布吕耶尔[61]、马基雅弗利[62]和康帕内拉[63]所具有的全部假深奥之基础。”

“如果我对你所言理解正确的话，”我说，“这种推理者将自身智力等同于对手智力的自居心理，依赖于对对手智力估量的准确性。”

“就其实用性而言，这种准确性是关键，”迪潘回答，“而警察局长和他手下那帮人如此屡屡失误，首先是因为缺乏这种自居心理，其次是因为对对手的智力估计不当，更确切地说是压根儿没去估计。他们只考虑自己的神机妙算，在搜寻任何藏匿之物的时候，他们想到的只是他们自己会采用的藏匿模式。他们在这一点上是对的，那就是他们的神机妙算忠实地体现了大多数人的想法；可要是遇上罪犯的计谋与他们相异，那罪犯当然会挫败他们。若那计谋高他们一招，这种挫败就不可避免；若那计谋逊他们一筹，这种挫败也屡见不鲜。他们进行调查的原则始终一成不变，即使被某种紧急情况催迫——被某笔高额赏金驱使，他们充其量也只会把他们习惯的那套老办法铺得更开、拉得更长，而不会去触及他们的原则。比如在这次D案当中，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哪一点改变了其行动原则呢？钻孔、刺眼儿、测量、用放大镜观察、把房屋表面划分成编上号的一个个平方英寸——这一切，除了说它是那套搜寻原则在运用时变本加厉之外，还能说它是什么呢？而这种原则难道不是建立在那位局长在其长期的公务中积累出的对人类心智的一整套看法？你难道没有看出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任何人要藏一封信——即便不是不折不扣地藏在椅脚上钻出的空洞里——至少也是藏在由那个念头所启示的另外某一个洞穴或角落？你难道没有看出，这种秘密的藏物之处只适合一般情况，而且只被智力平平的人采用。因为在所有的藏匿物品案中，物品的这一藏法——以这种秘密的藏法——总是最先被假定并被推测出的。因而所藏物品之发现并不依赖搜寻者的敏锐，仅仅依赖他们的细心、耐心和决心。而每逢案情重大——或因为赏金数额巨大使案情在警方眼中显得重大——还从不知道有过失去这种细心、耐心和决心的时候。你现在肯定已明白了我要说的意思，假若那被窃之信藏匿在那位局长搜寻范围之内的任何地方——换言之，假若其藏匿原则包括在警察局长那套原则之中——那它的被发现就会是一件毫无疑问的事。可这位局长大人已完全被弄得莫名其妙，而他受挫的间接原因就在于他推测那位大臣是个白痴，因为该大臣素有诗人的名望。白痴皆诗人，警察局长这么以为，并因此而得出结论‘诗人皆白痴’，从而彻底地犯了一个周延全称肯定判断之谓项的逻辑错误。”

“可此人真是诗人吗？”我问，“据我所知他们是两兄弟，两人都以博学多才而闻名。我想，这位大臣曾颇有见地地写过微分学方面的专论。他是个数学家，而不是诗人。”

“你弄错了。我对他非常了解，他两者都是。作为诗人兼数学家他历来善于推理。若仅仅是个数学家，那他压根儿就不会推理，而这样他也许早就任由那位长官摆布了。”

“你真令我吃惊，”我说，“这种见解一直被世人群起而攻之。你总不至于要蔑视千百年来举世公认的看法。数学推理早已被视为最完善的推理方法了。”

“‘可以断定，’”迪潘引用尚福尔[64]的一句原话作为回答，“‘所有流行的见解和公认的惯例都是蠢话，因为它们适合大多数人。’不错，数学家们一直不遗余力地散播你所提到的这个谬误，这个谬误虽被当作真理传播，但归根结底还是谬误。譬如，他们以一种本值得用于更好目的的心计，巧妙地把‘解析’这个术语悄悄挪用于‘代数’。法国人是偷换这个特称的创始人。但是，如果说一个术语还有其重要性——如果说字眼从其应用性中衍生出什么含义——那么，‘解析’本身就包含‘代数’之意，这差不多就像拉丁文‘ambitus’含有‘野心’之意，‘religio’含有‘宗教’之意，或像‘homines honesti’含有‘体面人’的意思一样。”

“我明白了，”我说，“你是在同巴黎的一些代数学家进行一场争论，但请说下去。”

“除了抽象逻辑形式的推理之外，我对根植于其他任何特殊形式的推理之实用性表示怀疑，因而也怀疑它们的价值。我尤其怀疑由数学研究演绎而出的推理。数学是研究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科学，数学推理仅仅是用来观察形式和数量的逻辑推理。世人之大错在于竟把那种所谓的纯代数之真理视为抽象真理或普遍真理。这种错误是如此荒谬绝伦，以至它被接受之普遍性着实令我惶惑。数学公理并非普遍真理之公理。譬如，形式和数量关系中的真理，于伦理学则常常是十足的谬误，在伦理学中，各部分相加之和等于整体这一公理几乎不能成立。这公理在化学中也不足为训。在考虑动机时，这公理也不适用；因为两个各有其既定价值的动机，加在一起的价值未必就等于二者各自价值之和。还有许多其他的数学真理也只有在研究关系的范畴内才成为真理。但数学家据自己的有限真理进行争论之时，都出于习惯地认为它们似乎具有绝对普遍实用性——正如世人实际上所想象的那样。布赖恩特在其博大精深的《神话》[65]中提到了一个类似的谬误根源，他说‘尽管异教徒的神话纯属子虚，可我们不断地忘乎所以，并把它们当作存在的现实，从中做出推论。’但对这些本身就是异教徒的代数家来说，‘异教神话’是可信的，他们从中做出推论与其说是由于记忆差错，不如说是因为一种莫名其妙的糊涂。总之，我还没遇见过一位除了求等根之外能信得过的数学家，也不知道有哪位数学家不暗中坚信x^2+px绝对无条件等于q。请你不妨试试，去对那些先生中的某一位说，你认为可能会出现x^2+px不尽然等于q的情况，而且一旦让他明白你的意思，你就尽快溜走，因为毫无疑问，他会竭力把你驳倒。”

当我只是对他最后一句话付之一笑之时，迪潘继续道：“我的意思是说，如果那位大臣仅仅是名数学家，那么警察局长就没必要给我这张支票。但我知道他既是数学家又是诗人，因而我用的办法很适合他的智力，同时也考虑到了他所处的环境。我还知道他是个奸吏佞臣，是一个无耻的阴谋家。我认为，这样一个人不可能不了解警方行动的常规模式。他不可能不料到，事实已经证明他的确料到了他会遭到拦路抢劫。我想，他肯定也预料到了他的住宅会被秘密搜查。他常常不在家过夜被警察局长喜滋滋地认为是助他成功的良机，可我只把它视为诡计，他是故意向警方提供彻底搜查的机会，以便更快地让他们确信那封信并没有藏在他家里——事实上G最后果然上当。还有我刚才用心对你讲的关于警方搜赃行动之不变原则的那一连串想法——我觉得这些想法也必定会在那位大臣的脑子里一一闪过。这必然会使他看不上通常藏匿物品的那些角落。我想，他不可能这么愚钝，竟然看不出在警察局长的探针、木钻和放大镜前，他那宅邸里最偏僻隐秘的角落也会像最普通的橱柜一样暴露无遗。总而言之，我看出即便不是出于深思熟虑，他也会理所当然地被迫求‘简’。你大概该记得我们与警察局长第一次会谈时他是如何狂笑，就是当我向他暗示这难题令他棘手很可能正是因为其不证自明的那个时候。”

“记得，”我说，“我记得他当时那股兴奋劲儿。我真以为他会笑得抽筋。”

“物质世界，”迪潘继续说，“有许多地方与非物质世界极其相似。因此修辞定义便被赋予了某种真实的意味，隐喻或明喻不但可以用来给描述润色，也可以用来增强论证的效果。譬如，惯性原理在物理学中和在形而上学中似乎是相同的。在物理学中，一个质量大的物体比一个质量较小的物体更难以启动，而启动后的动量与启动的难度相称；在形而上学中也有同样的情况，智能较高者在运用其智力时比智能较低者更有力、更持久，而且更富于变化，但在其行进的最初几步中，他们更不容易起步，更窘迫、更优柔寡断。还有，你是否注意过街头商店门上的招牌，哪一种最引人注目？”

“我从来没在意过。”我说。

“有一种在地图上玩的找字游戏，”迪潘接着讲，“玩的一方要求另一方找出一个指定的字眼——城镇、河流或国家的名称，总之就是那花花绿绿、错综复杂的地图表面上的任何字眼。玩这种游戏的新手为了难住对方，通常都是指定一些字号最小的名称，但老手往往挑那些从地图的一端伸到另一端的用大号字印的地名。这些地名就像街上那些字体太大的招牌和广告一样，由于过分明显反而不被人注意。这种视觉上的疏虞和心智上的失慎完全相同，那些过分显著的考虑往往会被智者所忽略。不过，那位警察局长对这一点似乎没法领会，或不屑领会。他压根儿就不会想到那位大臣很可能把所窃之信就放在众人的眼皮底下，用这种最好的方法来防止别人发现。

“我越是想到D那种锐气十足且有胆有识的老谋深算，越是想到他要充分利用那信就必然会始终把它放在身边这一事实，越是想到警察局长已给出的确证，即信并没有藏在他的常规搜寻范围之内，我就越是确信那位大臣会用欲擒故纵的妙计，大模大样地把信摆在显眼的地方。

“心中有数之后，我备了一副绿色镜片的眼镜，并在一个晴朗的上午去那位大臣的府邸拜访。我发现，D在家像平时一样打着哈欠懒洋洋地在屋里闲荡，装出一副无聊透顶的样子。其实在活着的人当中，他也许是精力最充沛的一个——不过，只有在没人看见时他才会那样。

“为了和他旗鼓相当，我抱怨自己眼睛弱视，并为必须戴眼镜而悲叹了一番。同时我表面上只顾跟主人说话，暗地里却在眼镜的遮掩下留心把房间彻底地扫视了一遍。

“我特别注意他座位旁边的一张大书桌，桌面上杂乱无章地放着一些书信文件，另有一两件乐器和几本书。然而，经过长时间周密而仔细的观察，我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

“最后，当我再次扫视房间之时，我的目光落在了一个纸板做的华而不实的卡片架上。那个卡片架由一根脏兮兮的蓝色缎带，挂在壁炉架正中稍低一点儿的一个小铜球雕饰上。在这个分成三四格的卡片架里，插着五六张名片和一封孤零零的信。此信又脏又皱，几乎从中间撕成两半——仿佛信的主人开始觉得它没用，打算撕碎，但转念一想又改变主意将它留了下来。信上印着一枚大黑图章，清楚地呈现出D姓名首写字母的拼合图案，信上的收信人姓名、地址是一位女性娟秀的笔迹，收信者正是D大臣本人。信被漫不经心地，甚至好像被不屑一顾地插在卡片架的最上一格。

“我一看见此信，立刻就断定它就是我要找的那封。诚然，它看上去与警察局长向我们详细描述的那封信完全不同。这封信上的印章又大又黑，图案是D的名字首写字母的拼合；那封信的印章又小又红，图案是S家族的公爵纹章。这封信的收信人是大臣本人，写地址、姓名的笔迹纤细娟秀；那封信的收信人是一名王室成员，写姓名、地址的字迹粗犷刚劲。两信唯一的相似之处就是大小相同。然而，那些不同之处未免太过分了：那信又脏又皱而且还被撕开一半的样子，与D井井有条的习性极不相符，不由得令人想到这是企图要蒙骗看到信的人，使其误认为此信毫无价值。这些情况连同该信让来者一眼就能看到的过分突出的位置，加之与我先前的断定如此一致——所有这些情况，如我刚才所言，在一个心存疑窦的来者眼里都足以证实心中的怀疑。我尽可能地拖长做客的时间，一边就一个我深信大臣不会不感兴趣的话题与他高谈阔论，一边把注意力真正集中在那封信上。在这次观察中，我记住了信的外貌和它插入卡片架的样子；而且最后我还有一个发现，这发现消除了我心中也许还残存的任何一丝疑虑。在细看那封信的四边之时，我注意到它们的磨损似乎超过了应有的程度。它们所呈现的那种状态——就像有人把一张硬纸先叠好再用折叠器压过，然后又翻过来按先前的折痕重新叠过。这个发现足以使我清楚地看出，此信就像一只手套那样被人翻过，把里面翻到外面，然后重写地址、姓名，加盖封印。于是我向大臣道过日安，匆匆告辞，把一只金鼻烟盒留在了那张桌子上。

“第二天上午我专程去取那只烟盒，两人又急切地重新谈起了前一天的话题。可是当我们正谈得起劲，忽听紧挨着宅邸的窗下传来一声巨响，像一支手枪射击的声音，随之是一阵可怕的尖叫和街上人群的大声呼喊。D冲向一扇窗户，将其推开并朝外张望。与此同时，我走到卡片架跟前，抽出那封信放进我的口袋，然后把一封一模一样的信（就其外表而言）插在了原来的位置。假信是我在家里精心复制好的，我用面包做假印，很容易就模仿了D的图章。

“街上那阵骚乱是由一名带滑膛枪的人胡作非为所引起的。他在妇孺中开了一枪。可后来证明枪里没装弹丸，那家伙也就被当作疯子或酒鬼随他去了。他走之后D才离开窗口，而我刚才一拿到信就跟着他站到了窗边。此后没过多久我就向他告辞，那个装疯的人是我花钱雇来的。”

“可是，”我问，“你用一封假信去调包有何意义？你第一次拜访时抓过信就走不是更好吗？”

“D是一个亡命之徒，”迪潘回答，“而且遇事沉着果敢。再说，他府上也不乏对他忠心耿耿的奴仆。如果我照你说的那样贸然行事，那我很可能不会活着与那位大臣分手。善良的巴黎人说不定就再也不会听谁说起我了。不过除了这些考虑，我还有一个目的。你知道我的政治倾向。在这件事中，我充当了那位当事的夫人的坚决支持者。这位大臣已经把她摆布了十八个月。现在该由她来摆布他了。因为不知道所窃之信已不在自己手中，他将一如既往地继续对她进行讹诈。这样他马上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自己政治上的灭亡。他的垮台将使他感到突然，但更会使他感到难堪。Facilis descensus Averni [66]，这话说得真好；不过在各种各样的攀缘钻营中，那就正如卡塔拉尼[67]谈到唱歌时所说的那样，升高比降低要容易得多。就眼下之例而言，我对垮台的他毫不同情，至少毫不怜悯。他就是那种monstrum horrendum [68]，一个没有德行的天才。可我得承认，我非常想知道，当他被那位警察局长称为‘某位要人’的她嗤之以鼻时，当他被逼得只好打开我为他留在卡片架上的那封信之时，他心里会有什么感想。”

“怎么？难道你在信中写了什么不成？”

“当然，让里面一片空白似乎很不恰当，那岂不是显得无礼。D曾经在维也纳做过一件有损于我的事，我当时曾平心静气地对他说我不会忘记。所以，既然我知道他会对是谁赢了他感到好奇，我觉得不给他留下一条线索未免遗憾。他非常熟悉我的笔迹，于是我只在那张白纸的中央抄写了一句话——

‘如此歹毒之计，若比不过阿特柔斯，也配得上堤厄斯忒斯’。”

（这句话可见于克雷比雍的《阿特柔斯》[69]）。

金甲虫

嘿！嘿！这家伙手舞足蹈！

他是被那种毒蜘蛛咬了。

——《一切皆错》

许多年前，我与一位叫威廉·勒格朗的先生成了知己。他出身于一个古老的法国新教徒家庭，曾经很富有，但一连串的不幸已使他陷入贫困。为了避免他的不幸可能带来的羞辱，他离开了祖辈居住的新奥尔良城，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附近的沙利文岛上隐居了起来。

这是一座非常奇特的岛。它差不多全由海沙构成，全岛长约三英里，最宽处不超过四分之一英里。一湾被大片芦苇遮掩得几乎看不见的海水把这座小岛与大陆分开，芦苇丛间是秧鸡喜欢出没的软泥沼泽。可以想象，岛上林木稀疏，最多有一些低矮的植物。任何高大的树木都不见踪影。靠近小岛西端矗立着莫尔特雷要塞，散落着几幢每逢夏季才会有人为躲避査尔斯顿的喧嚣和炎热而前来居住的简陋木屋，也许只有在那儿能发现几丛扇叶棕榈。但除了这西端和沿岸一线白得刺眼的沙滩之外，全岛都被一种英格兰园艺家格外珍视的可爱的桃金娘所覆盖。这种灌木在这儿通常长到十五至三十英尺高，形成一片几乎密不透风的灌木林，向空气中散发其馥郁芬芳。

就在这片灌木林的幽深之处，在离小岛东端不远的地方，勒格朗为自己盖起了一间小屋，我当初与他偶然相识时他就住在那屋里。我们的相识很快就发展成了友谊——因为这位隐居者身上有如此多引人注目且令人尊敬的地方。我发现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智力异乎寻常，只是感染了愤世嫉俗的情绪，常常忽而激情洋溢，忽而又郁郁寡欢。他身边有许多书，但很少翻阅。他主要的消遣是打猎钓鱼，或是漫步沙滩，穿过灌木林，一路采集贝壳或昆虫标本——他所收藏的昆虫标本说不定连斯瓦默丹[70]之辈也会羡慕。

他漫步时通常都由一位名叫丘辟特的黑人老头陪着，这黑老头早在勒格朗家道中落之前就已获得解放，可无论是威胁还是利诱，都没法使他放弃他所认为的服侍威廉少爷的权利。这个中缘由大概是勒格朗的亲戚认为他的思维多少有点儿紊乱，于是便设法把这种固执的权利意识灌输进丘辟特的脑子，以便他能监视和保护那位流浪者。

在沙利文岛所处的纬度上，冬季里也难得有砭人肌骨的日子，而在秋天有必要生火的时候更是千载难逢。然而，18××年10月中旬的一天，气候突然变得异常寒冷。日落之前，我磕磕绊绊地穿过灌木丛朝我朋友那间小屋走去，我已有好几个星期没去看望过他了——因为我当时住在查尔斯顿，离那座小岛有九英里，而那时来来去去远不如今天这么方便。到了小屋前，我像往常一样敲门，没人回应，我便从我知道的藏钥匙的地方寻出钥匙，径自开门进屋。炉床里一炉火燃得正旺。它使我觉得新奇，令我绝没有感到不愉快。我脱掉外套，在一把扶手椅上坐下，靠着毕毕剥剥燃烧的木柴，耐心地等待两位主人回家。

天黑不久他俩就回来了，对我表示了最热烈的欢迎。丘辟特笑得合不上嘴，忙着张罗用秧鸡准备晚餐。勒格朗正发作出一阵激情——除此之外我该怎么说？他找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新种类双贝壳，而更重要的是，他在丘辟特的帮助下紧追不舍，终于捉到了一只他认为完全是一种新虫类的甲虫。不过关于他的想法，他希望天亮后听听我的看法。

“何不就在今晚呢？”我一边在火上搓着手一边问他，心里却巴不得让所有的甲虫通通去见魔鬼。

“唉，我要早知道你来就好啦！”勒格朗说，“可我好久没见到你了，又怎么会料到你偏偏今晚会来呢？刚才在回家的路上我碰见要塞的G中尉，稀里糊涂就把虫子借给他看去了，所以你要到明天早晨才能看到。今晚你就住在这儿，明早日出时，我就让丘辟特去把它取回来。它可真是最美妙的造物！”

“什么？日出？”

“别胡扯！我是说那只甲虫。它浑身是一种熠熠发光的金色，差不多有一颗大胡桃那么大，背上一端有两个黑点，另有一个稍长的黑点在另一端。它的触须是——”

“它身上可没有镀锡，威廉少爷，让我来接着说吧，”这时丘辟特插了进来，“那是只金甲虫，纯金的，除了翅膀，从头到尾里里外外都是金子。我这辈子连它一半重的甲虫也没见过。”

“好啦，丘辟特，就算像你说的，可难道这就是你要让鸡烧煳的理由？”勒格朗以一种我觉得就事论事多少有点儿过分的认真劲儿对丘辟特说，然后他转向我，“那颜色真的差不多可以证实丘辟特的想法。你绝没有见过比那甲壳更璀璨的金属光泽，不过这一点你明天可以自己判断。现在我只能让你知道它的大概形状。”他说着在一张小桌前坐了下来，那桌上有笔和墨水，但没有纸。他拉开抽屉找了找，也没找到。

“没关系，”他最后说，“用这个也行。”他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小片我以为是被弄脏了的书写纸模样的东西，提笔在上面画出了一幅粗略的草图。当他画图的时候，我依然坐在火旁，因为当时我还觉得冷。他画好图后没有起身，只是伸手把图递给我。我刚把图接过手，忽听一阵狗的吠叫，接着是一阵抓门的声音。丘辟特打开门，勒格朗那条硕大的纽芬兰犬冲进屋里，扑到我肩上，跟我好一阵亲热，以前我来访时曾对它献过许多殷勤。待它那股亲热劲儿过去，我看了看那张纸片，可说实话，我朋友所勾画的图形令我莫名其妙。

“噢！”我把纸片打量了一会儿说，“这是一只奇怪的甲虫。我必须承认，它对我来说很新鲜，我以前从不曾见过像这样的东西——除非它是一个颅骨，或者说是一个骷髅。在我所见到过的东西中，没有什么能比它更像骷髅了。”

“骷髅！”勒格朗失声重复，“哦，不错，那是当然，它在纸上看起来倒真有几分像骷髅。这上边的两个黑点像眼睛，嗯？底端的这个长黑点像嘴巴——再说这整个形状是椭圆形的。”

“也许是这么回事，”我说，“不过，勒格朗，恐怕你不是个画家。我若是真想知道那甲虫的模样，也只能等到我亲眼目睹之时。”

“好吧，我不知道我算不算个画家，”他说话时有点儿愤怒，“可我的画还算过得去，至少画这只虫子还可以。我拜过一些名师，而且相信自己的脑子还不笨。”

“但是，我亲爱的朋友，你这就是在说笑话了，”我说，“这是一个画得很好的颅骨——依照对这类生理标本的一般概念，我真的可以说这是个画得极好的颅骨。如果你那只甲虫真像这个样子，那它一定是这世界上最奇怪的甲虫。嘿，我们倒可以在这一点上来玩弄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迷信。我看你不妨把这只甲虫命名为人头甲虫，或取个与此相似的名字，博物学中有不少诸如此类的名称。不过，你刚才说的触须在哪儿？”

“触须！”勒格朗对此似乎显出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我相信你一定看见了触须。我把它们画得跟它的身子一样清楚，我想那就够了。”

“好吧，好吧，”我说，“也许你已经画得够清楚，可我还是没看见。”我不想惹他发火，便不再多说，只是把纸片递还给他。不过事情变成这样可真让我吃惊，他为何生气也令我摸不着头脑；而就他画的那幅甲虫图而论，上面的确看不见什么触须，而且整个形状确实像一个通常所见的骷髅。

他面带怒容地接过纸片，正要把它揉成一团，显然是想把它扔进火里。这时他偶然瞥向纸片，整个注意力都被吸引住了。一时间他的脸涨得通红，紧接着又变得非常苍白。他坐在那儿仔仔细细地把那张草图看了好一阵。最后他起身从桌上取了支蜡烛，走到屋子远端的一个角落，在一只水手箱上坐下。他在那儿又开始急切地细看那幅草图，把一张小纸片颠来倒去。可他一直默不作声，他的举动令我大为惊讶，但我想还是小心点儿啥也别说，以免为他越来越坏的心绪火上浇油。不一会儿，他从衣袋里掏出个皮夹，小心翼翼地将纸片夹在里面，然后他把皮夹放进书桌抽屉并且锁好。这时他才开始显得平静了一些，但进屋时那股洋溢的激情已完全消失。不过，他看上去与其说是在发怒，不如说是在出神。随着夜色越来越浓，他也越来越深地陷入沉思，我所有的俏皮话都不能把他从沉思中唤醒。我本来打算像往常一样在小屋过夜，可眼见主人这般心绪，我觉得还是告辞为妙。他没有勉强留我，但分别之时，他握手的意味比平时还热忱。

大约一个月之后（其间我没见到过勒格朗），他的仆人丘辟特来査尔斯顿找我。我从不曾见过那位好心的黑人老头那么沮丧，心里不由得担心有什么灾祸降临到我朋友身上。

“喂，丘辟特，”我问，“出了什么事？你的少爷好吗？”

“好什么，实话实说吧，先生，他不像希望的那样好。”

“不好！听你这么说我真难过。他自己怎么说？”

“你瞧，问题就在这儿！他啥也不说，但为憋在心头的事犯病。”

“犯病，丘辟特！你干吗不早说？他卧床了吗？”

“不，他没有卧床，他哪儿也不卧——糟就糟在这儿。我都快为可怜的威廉少爷愁死了。”

“丘辟特，我倒真想弄明白你到底在说些什么。你说你的少爷病了。可他难道没告诉过你他哪儿不舒服吗？”

“哟，先生，你犯不着为这事发火。威廉少爷说他哪儿也没有不舒服——不过，他干吗要那样走来走去，耷拉着脑袋，耸起肩膀，脸色白得像只鹅？还有，他老是做拼字游戏——”

“拼什么字，丘辟特？”

“拼记事板上的那些数字，那些稀奇古怪的数字我从来没见过，我可吓坏了，我跟你说。我不得不留神死死盯住他。可那天太阳还没出来，他就趁我不留神溜了出去，在外面逛了整整一天。我准备了一根大木棍，打算他一回来就狠狠揍他一顿。可我真是个大笨蛋，到头来我又不忍心下手，他的身体看上去糟透了。”

“嗯？什么？哦，是的！总而言之，我认为你对那可怜的家伙最好别太严厉。别揍他，丘辟特，他那身子骨经不起揍。不过，你就不能想一下是什么惹出了他这场病，或者说是什么使他变得这么古怪？我上次走后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吗？”

“不，先生，你走后没有过不痛快的事。我看恐怕是在那之前，就在你来的那一天。”

“那是怎么回事？你想说什么？”

“哎哟，先生，我是说那虫子——你瞧。”

“瞧什么？”

“那虫子，我敢说，威廉少爷的头上肯定有什么地方被那虫子咬了一口。”

“丘辟特，是什么使你这样认为？”

“先生，那虫子有好多脚，还有嘴。我从来没见过那样一只该死的虫子，谁靠近它它都又蹬腿又张嘴。威廉少爷开始捉住了它，但很快又不得不把它扔掉。我跟你说，他肯定就是在那时候被咬的。我自己反正不喜欢那虫子嘴巴的模样，所以我才不用手指头去捉它，而是用我找到的一张纸把它逮住。我用那张纸把它包起来，还往它嘴里塞进一个纸角，就那么回事。”

“这么说，你认为你的少爷真被那甲虫咬了一口，而这一咬就使他犯了病？”

“我不是认为，我知道这事。他要不是给那只金甲虫咬了，那他干吗满脑子想着金子？我以前听说过金甲虫的事。”

“可你怎么知道他满脑子想金子？”

“我怎么知道？因为他梦里念叨着金子，这就是我知道的原因。”

“好啦，丘辟特，也许你是对的。可我今天为何这般荣幸，有你这样的贵客光临？”

“你怎么啦，先生？”

“我是说，勒格朗先生让你捎什么话没有？”

“没有，先生，我只捎来这封信。”丘辟特说着递给我一张便条，内容如下：

亲爱的：

为何我这么久见不着你？我希望你还不至于那么愚蠢，竟见怪于我一时的失礼怠慢。你不会，这不大可能。

自上次与你分手，我心中当然一直很忧虑。我有一件事要对你说，可又几乎不知道从何谈起，或者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对你说。

我前些日子心绪不太好，而可怜的老丘又惹我生气，他那份出于好意的关心差点儿让我吃不消。你能相信这事吗？前几天我趁他不备，悄悄溜走，一个人在大陆那边的山上待了一天，他居然为此而备了根大木棍要惩罚我。我相信是我这副病容才使我免遭他那一顿痛打。

分手以来，我的陈列柜里没增添新的标本。若你能抽身，那请你无论如何都要设法随丘辟特来一趟。来吧，我希望今晚见到你，有要事相商。我向你保证此事至关紧要。

你永远的朋友　威廉·勒格朗

便条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令我深深不安的语气。它的行文风格与勒格朗平时的风格大不相同。他写信时可能在想些什么呢？他那容易激动的脑子里又冒出了什么奇思异想呢？他会有什么“至关紧要的事”非办不可呢？丘辟特所讲述的他的情况分明不是什么好的兆头。我真担心他所遭受的不幸最终使他精神紊乱。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决定随那黑人去一趟。

到了码头，我注意到我们要乘坐的那条小船里放着一把长柄镰和三把铲子，一看就知道全是新买的。

“这些是干什么用的，丘辟特？”我问。

“这是镰刀和铲子，先生。”

“这我知道，可放在这儿干什么？”

“威廉少爷硬要我在城里替他买这些镰刀和铲子，我给了那个该死的老板好多钱才把它们买到手。”

“可是，你的威廉少爷到底要用这镰刀、铲子去干什么？”

“这我可不清楚，要是我相信他自己清楚要干什么的话，让我出门撞见魔鬼好啦。不过，这一切都是因为那只虫子。”

看来丘辟特现在满脑子都是“那只虫子”，发现没法从他嘴里得到满意的答复，我便随他登船，扬帆起程。乘着一阵顺畅有力的和风，我们很快就驶入了莫尔特雷要塞北边的那个小海湾，那儿离勒格朗的小屋有两英里路。我们到达小屋时是下午三点左右。勒格朗一直在等着我们。

他抓住我的手时显出一种神经质的热情，这引起了我的惊恐，也加深了我心中已经产生的怀疑。他的脸色白得就像蒙了一层死灰，他深陷的双眼中闪烁着一种奇异的光芒。问候过他的健康状况之后，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便信口问他是否已经从G中尉那里讨回了那只甲虫。

“哦，是的，”他激动得脸上有了血色，“我第二天一早就把它要了回来。现在无论什么都休想把我与那只甲虫分开。你知道吗，丘辟特对它的看法完全正确。”

“什么看法？”我问，同时我心里涌起了一种不祥之兆。

“它是一只纯金的甲虫。”他说得一本正经，而我感到非常震惊。

“这只甲虫将为我带来好运，”他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说，“它将帮助我重振家业。那么，我珍视它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既然命运女神认为应该把它给我，那我只要正当地利用它，就能找到它所指明的金子。丘辟特，把甲虫给我拿来！”

“啥！那虫子，少爷？我可不想去惹那只虫子，你要你得自己去拿。”于是勒格朗起身，露出一种严肃而庄重的神情，从一只玻璃匣子里为我取来了那只甲虫。那真是一只美丽的甲虫，而它在当时尚不为博物学家所知——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一个重大收获。它靠近背上的一端有两个圆圆的黑点，另有一个稍长的黑点靠近另一端。甲壳坚硬而光滑，看上去金光灿灿。虫子的重量也令人吃惊。考虑到所有这一切，我几乎不能责备丘辟特对它的看法，可我无论如何都看不出该怎样理解勒格朗对那种看法的赞同。

待我把那只甲虫仔细地看过一遍，勒格朗以一种夸张的口吻对我说：“我把你请来，就是要听听你的意见和得到你的帮助，以便进一步认清‘命运’和那只虫子——”

“我亲爱的勒格朗，”我高声打断了他的话头，“你肯定是病了，我们最好是采取点儿预防措施。你应该躺到床上，让我来陪你几天，直到你痊愈。你在发烧，而且——”

“你摸摸我的脉搏。”他说。

我试了试他的脉，说真的，丝毫没有发烧的征候。

“可你也许是病了但没有发烧。这一次你就听我的吧。首先你得躺到床上，然后——”

“你弄错了，”他插嘴说，“我身体现在好得甚至能承受住我正在经历的激动。如果你真想我好，你就应该帮我减轻这激动。”

“那我该怎样做呢？”

“非常容易。丘辟特和我正要去大陆那边的山里进行一次探险，我们需要一位我们信得过的人帮忙，而你是我们唯一可信赖的人。无论这次探险成败与否，你现在所感觉到的我这份激动都同样会减轻。”

“我非常希望能答应你的任何请求，”我回答说，“可你的意思是否说这该死的甲虫与你进山探险有什么联系？”

“正是。”

“那么，勒格朗，我不能参加这种荒唐的行动。”

“我很遗憾，非常遗憾，我们就只好自己去试试看了。”

“你们自己去试试？你简直是疯了！慢着，你们打算要去多久？”

“可能整整一晚上，我们马上出发，而且无论如何都得在日出前赶回。”

“那你是否能以你的名誉向我保证，等你这个怪念头一旦过去，等虫子的事（天哪）一旦按你的心愿了结，你就务必回家并绝对听从我的吩咐，就像听从你的医生一样？”

“是，我保证。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因为我们不能再耽搁了。”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跟随我的朋友。我们于下午四点左右出发，勒格朗、丘辟特、那条狗和我。丘辟特扛着镰刀、铲子，他坚持要一个人扛那些工具。据我看，他这样做与其说是出于过分的勤快或者殷勤，倒不如说是生怕这些工具中的任何一件会落到他少爷手上。他的行为非常固执，一路上他嘴里只嘀咕着“那该死的虫子”这几个字。我的任务是带着两盏有遮光罩的提灯，而勒格朗则满足于带着他那只甲虫，他把甲虫拴在一根鞭绳绳端，一路走一路反复让它滴溜溜地转动，看上去就像在变戏法。看到我朋友这种明显的神志错乱的表现，我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但我想最好迁就一下他的想入非非，至少眼下应该这样，直到我想出行之有效的办法。同时我力图向他打听这次探险的目的，结果一无所获。似乎他一旦把我劝上了路，就不愿再谈任何次要的话题，对我提出的所有问题，他都一言以蔽之：“咱们走着瞧吧！”

我们乘一叶轻舟渡过小岛西端的海湾，登上大陆海岸的高地，朝西北方向穿过一片人迹罕至的荒野。勒格朗信心十足地领着路，只是偶尔稍停片刻，以查看那些显然是他上次经过时亲手留下的路标。

我们就这样走了大约两小时。日落时分，我们进入了一个比一路上所见景象更凄凉的地方。那是一片平台般的地方，靠近一座几乎不可攀缘的小山之峰顶。那座小山从山脚到峰顶都被茂密的林木覆盖，林木间不时有摇摇欲坠的巨石巉岩突出，有好些巨石巉岩之所以未从峭壁坠入下面的山谷，仅仅是凭着它们倚靠的树木的支撑。几条方向不同的深壑为这副凄凉的景象增添了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

我们所登上的那块天然平台荆棘丛生，很快我们就发现若不用那把长柄镰开道，简直寸步难行。丘辟特按照他少爷的吩咐为我们开出了一条小径，直通到一棵高大挺拔的百合树下。那棵百合树与八九棵橡树并肩屹立，但其叶簇之美丽、树形之优雅、枝丫之伸展以及气势之巍峨都远远超过了那几棵橡树和我所见过的其他树。待我们到达那棵树下，勒格朗转向丘辟特，问他是否能爬上那棵树。那老人似乎被这个问题吓了一跳，老半天没有回答。最后他走到那棵巨大的树身跟前，慢吞吞地围着它绕圈，非常仔细地上下打量一番。进行完详尽的探查，他只说了一句：“行，少爷，老丘这辈子见过的树都爬得上去。”

“那你就尽快爬上去吧，因为天很快就会黑得看不清周围了。”

“得爬多高，少爷？”丘辟特问。

“得爬上主干，然后我再告诉你往哪儿爬。嘿，站住！把这只甲虫带上。”

“虫子，威廉少爷，金虫子！”那黑人吓得一边后退一边嚷，“干啥非得把虫子带上树去？我不干！”

“如果你害怕，老丘，如果像你这样一个高大魁梧的黑人竟害怕一只伤不了人的小小的死甲虫，那你可以用这根绳子把它弄上去。可你要是不想办法把它带上去，那我非得用这把铲子砸碎你的脑袋。”

“你怎么啦，少爷？”丘辟特显然是因为不好意思才勉强依从，“总想对你的老黑人大声嚷嚷。不过说句笑话罢了。我怕那虫子？我干吗怕那虫子？”他说着小心翼翼地接过绳子，尽可能地让绳子另一端的虫子远离他的身体，然后他准备上树。

这种百合树又称木兰鹅掌楸，是美洲森林中最壮观的一种树，它在幼树期树身特别光滑，通常长得很高也不生横枝旁节；进入成年期后，树皮逐渐变得粗糙多节，树干上也横生出许多短枝。所以当时那番攀缘看上去吃力，实际上并不很难。丘辟特尽可能让双臂双腿紧贴着巨大的树身，并用双手抓住一些突节，用两只赤脚蹬住一些短枝，在避免了一两次失手坠落之后，他终于爬进了树干的第一个分叉处，并且他似乎认为已大功告成。攀登的危险事实上已经过去，尽管攀登者离地面有六七十英尺高。

“再往哪儿去，威廉少爷？”他问。

“顺着最大的那根分枝往上爬，就是这边这根。”勒格朗回答。那黑人立刻遵命而行，而且显然没费多大力气。他爬得越来越高，直到茂密的树叶完全遮掩了他矮胖的身影。不一会儿，传来了他的喊声：“还得爬多高？”

“你现在有多高？”勒格朗问。

“不能再高了，”那黑人回答，“能从树顶看见天了。”

“别去看天，注意听我说。顺着树干往下看，数数你身下这一边的横枝。你现在爬过了多少根横枝？”

“一、二、三、四、五，我身下有五根横枝，少爷。在这边。”

“那再往上爬一根。”

过了片刻，树上又传来声音，宣布已到达第七根横枝了。

“听着，丘辟特，”勒格朗高声喊道，显得非常激动，“现在我要你尽可能再顺着那根横枝往外爬。要是看见什么奇怪的东西就马上告诉我。”

这时，我对我朋友的精神错乱还抱有的最后一分怀疑终于消除了。我只能认定他完全疯了，这下我开始焦虑怎样才能把他弄回去。当我正在琢磨如何是好，突然又听到了丘辟特的声音：“真吓人，爬这根树枝太危险。这根枯枝从头到尾都光秃秃的。”

“你说那是根枯枝，丘辟特？”勒格朗用颤抖的声音大声问道。

“是的，少爷，它早就枯了、早就朽了、早就烂了。”

“天哪，我该怎么办？”勒格朗自问道，显得非常焦虑。

“怎么办！”我说，心中暗喜终于有了插话的机会，“回家去睡觉呗。走吧！这才是我的好朋友。天已经晚了，再说，你得记住你的保证。”

“丘辟特，”他径自喊道，把我的话完全当作了耳边风，“你能听见吗？”

“能听见，威廉少爷，听得清清楚楚。”

“那好，用你的刀子戳戳那木头，看看它是不是糟透了。”

“它已经够糟了，少爷，”那黑人过了一会儿回答道，“不过还没有完全糟透。说真的，我自己倒是还敢往外边再爬一截儿。”

“你自己？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这只虫子呗。这虫子太重了，要是我把它扔掉，这根枯枝也许还不至于被一个黑人压断。”

“你这条该死的恶棍！”勒格朗显然是如释重负地嚷道，“你这样跟我胡说八道安的什么心？你要把甲虫扔掉我就拧断你的脖子。喂，丘辟特，你听见我的话了吗？”

“听见了，少爷，你用不着对你可怜的黑人这般大声嚷嚷。”

“那好，你听着！要是你不扔掉虫子，继续往外爬，直到爬到你觉得有危险的地方，等你下来后，我就送你一块银币。”

“我正爬着呢，威廉少爷，我在爬，”那黑人立即答道：“都快爬到头了。”

“到头了！”勒格朗这时简直是在尖叫，“你是说，你已经爬到那根横枝的头了？”

“就快到头了，少爷。啊，啊，啊，啊哟！老天保佑！这树上是个啥玩意儿？”

“好啦！”勒格朗欣喜若狂地大声问道，“是个啥东西？”

“唉，偏偏只是个颅骨。有个人把自己的脑袋留在了树上，乌鸦把脑袋上的肉都吃光了。”

“你说是个颅骨！太好啦！它是怎样固定在那枝丫上的，用什么固定的？”

“当然，少爷，我得看看。真没想到，这太奇怪了。颅骨上有颗大钉子，就是这颗钉子把它钉在树上的。”

“很好，丘辟特，现在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听见了吗？”

“听见了，少爷。”

“那你听仔细了，先把颅骨的左眼找到。”

“哼，哈！真妙！这儿压根儿就没有剩下什么眼睛。”

“你这个该死的笨蛋！你分得出你的右手和左手吗？”

“分得出，这我完全知道。我劈柴用的这只手就是我的左手。”

“当然！你是左撇子，你的左眼就在你左手那一边。我想，你这下该找到那颅骨上的左眼，或原来长左眼的那个窟窿了。找到了吗？”

这一次那黑人老半天没吭声，最后他问：“这颅骨的左眼也在它左手一边吗？当然这颅骨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手。没关系，我现在找到左眼了。这儿就是左眼！我该做什么？”

“把那只甲虫穿过它垂下来，尽量把绳子放完，可你得当心别松手放开了绳端。”

“都做好了，威廉少爷，把虫子穿过这窟窿真太容易了，注意它下来了！”

说话间，丘辟特的身影完全被树叶遮住了，但他费了一番周折所垂下的那只甲虫已能够被看见。它像一只铮亮的金球悬在绳端，在依然还映照着我们所站的那片高地的最后一线夕阳余晖中熠熠闪耀。那只甲虫完全穿出了树冠的所有枝叶，如果让它往下掉就会掉在我们脚边。勒格朗飞快地拿起那柄镰刀，在正对甲虫的下方清理出一块直径三四码的圆形地面，然后他叫丘辟特放开绳子，爬下树来。

在甲虫坠地的准确落点打进一根木桩之后，我朋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卷尺。他将卷尺的一端固定在百合树的树干离木桩最近的一点上，接着拉开卷尺到达木桩，然后顺着树干与木桩这两点形成的直线又往前拉出五十英尺——丘辟特用镰刀清除了这一线的荆棘。勒格朗在卷尺尽头的一点又打进一根木桩，并以这木桩为圆心大致划出了一个直径约四英尺的圆圈。最后他拿起一把铲子，给丘辟特和我一人一把，然后他请求我们开始尽可能快地挖土。

说实话，我任何时候对这类消遣都毫无兴趣，而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我更是恨不得一口就拒绝他的请求。因为当时夜幕正在降临，经过一路跋涉我已经感到相当疲倦。可我一时想不出溜走的办法，又怕一口拒绝会使我朋友不安。当然，要是我能够依靠丘辟特的帮助，那我早就毫不犹豫地设法把这疯子强行弄回家了。但我太清楚这个黑人老头的立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指望靠他的帮助来反对他的少爷。我毫不怀疑这位少爷一直受到南方人关于地下埋有宝藏的许多传说的影响，而由于他找到了那只甲虫，或者也许是由于丘辟特一口咬定那是“一只真金的虫子”，他便以为自己的想入非非得到了证实。错乱的神志往往很容易被这类暗示引入歧途，尤其是当这种暗示与其先入之见相吻合的时候。于是，我不由得记起这可怜的家伙说那只甲虫“将指引他找到财富”。总之，我当时是忧心忡忡而莫名其妙，最后我决定，既然不得已而为之，那就干脆唱好这出戏——认真挖坑，以便更快地用明明白白的事实让那位幻想家相信他是在想入非非。

两盏提灯一齐点亮，我们以一股更值得干件正经事的热情开始干活儿。由于灯光照在我们的身上和工具上，我不禁想，若是这时有人偶然闯入，那在他眼里我们这伙人该有多么别致，我们所干的活儿该显得多么奇怪又多么可疑。

我们一刻不停地挖了两小时，其间大家都很少说话。我们主要的麻烦是那条狗的吠咬，它对我们所干的活儿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到后来它的汪汪声越来越高，以至我们开始担心它会惊动周围什么迷路的人——确切地说这是勒格朗的担心。因为我巴不得有人来打岔，使我能趁机把这位精神错乱者弄回家去。最后，丘辟特终于有效地止住了狗叫声，他不慌不忙且不屈不挠地爬出土坑，用他的一根吊裤带捆住了狗的嘴巴，然后他回到土坑，庄重地抿嘴一笑，重新开始干活。

两小时之后，我们已挖了五英尺深，但不见任何金银珠宝的踪迹。于是大家歇了下来，我希望这出滑稽戏能到此收场。然而，勒格朗虽说显得很窘迫，但他若有所思地拭去头上的汗，又动手挖了起来。我们把那个已挖成的直径四英尺、深五英尺的土坑向外又稍稍扩大了一圈，向下又多挖了两英尺。但仍然一无所获。我所深深怜悯的那位寻金人终于带着一脸的绝望爬出土坑，极不情愿地慢慢穿上他开始干活前脱掉的外套。在此期间，我一句话也没说。丘辟特按照他少爷的示意开始收拾工具。一切收拾停当，再解开了狗嘴上的裤带，我们便默不作声地上路回家。

我们也许刚走出十多步，勒格朗突然大骂一声冲到丘辟特跟前，一把揪住了他的衣领。那黑人惊得目瞪口呆，他扔掉了铲子，跪倒在地上。

“你这个恶棍，”勒格朗咬牙切齿一字一板地骂道，“你这个该死的黑鬼！我敢肯定是怎么回事！你说，马上回答我，别支支吾吾！哪只——哪只是你的左眼？”

“哦，天哪，威廉少爷！难道这一只不是我的左眼？”心惊胆战的丘辟特大声问道，同时把手伸向他的右眼，并死死地捂住那只眼睛，好像生怕他的少爷会将其挖出似的。

“我早就料到是这样！我早就知道是如此！好哇！”勒格朗大叫大嚷着松开了那黑人，手舞足蹈地旋转跳跃起来。他那位惊魂未定的侍仆从地上爬起身，一声不响地看看他的少爷又看看我，看看我又看看他的少爷。

“嘿！我们得回去，”勒格朗说，“这事还没完呢。”他说着又带头朝百合树走去。

“丘辟特，”我们一回到树下，他又开口道，“到这儿来！那个颅骨是脸朝外钉在横枝上呢，还是脸朝着横枝？”

“脸朝外，少爷，所以乌鸦没费劲就能把眼睛吃掉。”

“很好，那么你刚才是把甲虫穿过哪只眼睛垂下来的，是这只还是那只？”勒格朗说着分别触了触丘辟特的两只眼睛。

“是这只眼睛，少爷。左眼，就像你告诉我的。”那黑人一边说一边指的恰恰是他的右眼。

“够了，我们必须再试一次。”

这下我看出来了，或者说我相信我看出来，我朋友的狂热痴迷中显然有一些有条不紊的迹象。他把那根标明甲虫坠地落点的木桩从原来的位置往西挪动了三英寸左右，然后像先前一样将卷尺从树干最近一点拉至木桩，并顺着这条直线往前拉出五十英尺，在离我们刚才挖掘地点几码远的地方定出一个新地点。

一个比上次多少大一些的圆圈绕着这个新点被划出，我们又开始用铲子挖土。我当时累极了，可我几乎不明白是什么东西使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对强派给我的那份活儿我不再觉得反感。我已经莫名其妙地产生兴趣，甚至感到了兴奋。也许是勒格朗越轨行为中显露的某种东西，某种老谋深算或说深思熟虑的神态打动了我。我热心地挥铲挖土，并不时发现自己心中实际上也怀有某种近似于期望的东西，期待那笔已使我不幸的朋友精神错乱的想象中的财宝。就在这种想入非非的念头完全把我缠住之时，就在我们再次挖掘了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后，我们又受到了那条狗狂吠的骚扰。它上次的不安显然只是一种嬉戏或任性，可它这一次叫得声嘶力竭。当丘辟特又想捆住它的嘴巴时，它拼命反抗，并跳进坑里用它的爪子疯狂地刨土。不一会儿，它就刨出了一堆尸骨，尸骨看上去是两具完整的骷髅，骷髅骨间混杂着几颗金属纽扣和看上去早已腐烂成土的毛呢。接下来的一两铲，挖出了一片大号西班牙刀的刀身，再往下挖，又发现了三四枚零散的金币和银币。

丘辟特看见这些东西便喜形于色，可他的少爷脸上露出大失所望的神情。不过，他催促我们继续往下挖，而他话音未落，我突然一个趔趄朝前摔倒，原来我的靴尖绊住了一个半埋于松土中的大铁环。

我们这下挖得更起劲了，我一生中还从来没经历过比那更紧张而激动的十分钟。就在那十分钟内，我们顺顺当当地挖出一只长方形木箱。从木箱的完好无损和异常结实来看，它显然曾经过某种矿化处理——也许是经过氯化汞处理。木箱长三英尺半，宽三英尺，高两英尺半。它被铁条箍得结结实实，还上着铆钉，整个表面是一种格状结构。箱子两边靠近箱盖处各有三个铁环，总共六个，凭借这些铁环，六个人可以稳稳地提起箱子。我们三人使出全身劲儿也只能稍稍摇动它一下。我们马上就看出不可能搬动这么重的一只箱子。幸运的是，箱盖只由两根插销拴住。当我们拉动插销之时，热望使我们浑身发抖，气喘吁吁。转眼间，一箱难以估量其价值的珍宝闪现在我们眼前。由于两盏提灯的灯光照进坑里，箱里混作一堆的金币珠宝反射出耀眼的光芒，一时间晃得我们眼花缭乱。

我不敢自称能描述我看见那箱财宝时的心情。当然，那会儿主要的心情就是惊诧。勒格朗好像被兴奋耗尽了精力，老半天不说一句话。丘辟特一时间面如死灰，当然，这是说黑人的脸所能灰到的程度。他似乎被惊呆了、吓坏了。过了一会儿，他在坑底双膝跪下，把两条胳膊深深地插入那箱财宝，并久久地保持着那个姿势，仿佛在享受一次奢侈的沐浴。最后他深深叹了口气，好像自言自语地大声说道：“这全亏那只金虫子！那好看的金虫子！那可怜的金虫子！那被我用粗话诅咒的小虫子！你难道不害臊，你这个黑鬼？回答我呀！”

最后，我不得不提醒这主仆二人最好搬走那些财宝。天越来越晚，我们应该尽力在天亮前将箱子里的每一件宝物都搬回家去。当时很难说该如何搬那只箱子，想办法就花去了我们好多时间——我们三人都那么慌乱无措。最后，我们将箱子里的东西拿出三分之二，才勉强把箱子弄出了土坑。我们把拿出的财宝藏在荆棘丛中，让那条狗留在那里守护，丘辟特还严厉地对狗叮咛了一番，要它在我们返回之前不许找任何借口擅自离开，也不许开口汪汪乱叫。随后我们就抬起箱子匆匆回家。我们平安抵达小屋时已是凌晨一点，大家都精疲力竭。我们已疲乏不堪，要马上再接着干已超出了常人的能力。于是我们休息到两点并吃过早饭，这才赶快又出发进山，这一次我们带上了三只刚巧在小屋找出的结实的口袋。将近四点我们又到达坑边，把剩下的财宝尽量平均地分装进三只口袋，顾不得填上那个土坑，我们又上路匆匆回家。当我们再次把财宝放进小屋之时，东边的树梢上刚刚露出最初的几抹曙光。

这下我们是彻底累垮了，但当时那股兴奋劲儿不容我们安睡。在辗转不安地睡了三四小时之后，我们就好像事先商量过似的一道起床，开始清点我们的宝库。

那只箱子装得满满的，我们花了整整一天和一个大半夜才把那些金器珠宝清点完毕。那些东西装得毫无条理，所有的钱币珠宝都乱七八糟地混作一堆。经过一番细心的分门别类，我们发现所拥有的财产比开始想象的还要多。单是钱币的价值就超过了四十五万美元，我们尽可能精确地按当时的兑换率来估计其价值。

钱币中没一块银币，全都是年代久远而且五花八门的金币——有法国的、西班牙的和德国的古币，有少量英国的畿尼，还有一些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金币。有几枚又大又沉的金币表面差不多被磨光，我们怎么也辨认不出当初所铸的字迹图案，钱币中没有一块美国铸币。箱里珠宝的价值更是难以估量。其中有一百一十颗钻石——有些很大很纯，而且都不小；有十八块璀璨夺目的红宝石；有三百一十块绿宝石，都很美丽；有二十一块蓝宝石，外加一块蛋白石。这些宝石全都被拆离了镶嵌物，胡乱地散装在箱子里。而那些我们从其他金器中分拣出来的镶嵌物看上去全都被榔头砸扁，似乎是为了防止被人认出。除了这些，箱里还有大量纯金装饰品——有将近两百只分量很重的戒指和耳环；有三十条华丽珍贵的金链，如果我没记错数的话；有八十三个又大又重的金十字架；有五只极其贵重的金香炉；有一只硕大的金制酒钵，上面雕有精美的葡萄叶和诸酒神图案；此外还有两把镶饰得非常精致的剑柄和其他许多我已记不起来的小物件。这些金器的重量超过了一百五十公斤，而我还没有把一百七十九只上等金表计算在内，其中有三只每只都值得上五百美元。它们大多数都很古老，作为计时器已没有价值，表内的机件多少都受到腐蚀，但它们都有昂贵的金壳并镶饰有精美的珠宝。

那天晚上，我们估计整箱宝物价值一百五十万美元，到后来卖掉珠宝首饰时（有几件我们留着自用），我们才发现大大低估了那箱财宝的价值。

当我们终于把财宝清点完毕，当那种紧张兴奋稍稍平息了几分，勒格朗见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谜中之谜的谜底，便开始详细地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

“你记得我让你看我画的甲虫图的那天晚上，”他说，“你也记得当你坚持说我画得像个骷髅时我十分恼火。你开始那么说时，我还以为你在开玩笑，但后来我转念想到了甲虫背上那三个奇特的黑点，于是暗自承认你的说法还算言之有理。可你对我绘画技艺的嘲笑仍然令我激怒，因为我通常被人们认为是名出色的画家。所以，当你把那块羊皮纸递还给我的时候，我气呼呼要把它揉成一团扔进火里。”

“你是想说那张纸片吧。”我说。

“不！它看起来很像普通纸片，开始我也以为它是张纸片。但当我在上面画图时，我马上就发现它是一块极薄的羊皮。它很脏，这你还记得。对啦，当我正要把它揉成一团时，我的目光落在了你看过的那幅草图上，而你可以想象我当时有多惊讶，我似乎看见在我先前画出甲虫的位置实实在在是一个骷髅的图形。我一时间惊得回不过神来。我知道我刚才所画的与眼前所见的在细节上迥然不同，尽管两者的轮廓大致相像。随即我取了支蜡烛，坐在屋子的另一头更加仔细地看那块羊皮纸。在我把它翻过来时，我在背面看见了我画出的草图，和我先前画它时完全一样。

“我当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惊奇，我为两个图形的轮廓完全一样而感到惊奇，为这个事实中奇妙的巧合而感到惊奇。我惊奇自己竟然不知道在羊皮纸的另一边、在自己画的甲虫图背面有一幅骷髅图；我惊奇那个骷髅不仅轮廓与我画的甲虫一样，而且大小也完全相同，我是说这种巧合之奇妙曾一度令我完全惊呆。这是人们碰到这类巧合时的通常结果，脑子拼命想要理出一个头绪，找出一种因果关系，而一旦不能如愿以偿，就会出现暂时的呆滞。但是，当我从这种呆滞中回过神来，我渐渐感知到一种甚至比那个巧合更令我吃惊的醒悟。我开始清清楚楚地记起，在我画那只甲虫的时候，羊皮纸上并没有其他图案。我最终完全确信了这一点，因为我记得我当时为了找一块干净地方下笔，曾把羊皮纸的正反两面都翻过。如果那上面画有骷髅，我当然不可能不注意到。这儿的确有一个我当时觉得不可能解开的谜；不过，即便是在那最初的一刻，我们昨晚的冒险所昭然揭示的那个真相似乎也像荧光一样在我心灵最幽深隐秘之处闪烁。我立刻起身小心地放好了那块羊皮纸，留待我一个人时再去进一步思考。

“待你离去和丘辟特熟睡之后，我开始对这件事进行更有条不紊的审视。首先我回顾了这块羊皮纸落到我手中的经过。我们发现甲虫的地方是在大陆海岸与这座岛相对偏东约一英里处，而且离涨潮水位线只有很短一段距离。

“当我抓住甲虫时，它狠狠地咬了我一口，这使我不得不把它扔掉。丘辟特出于他习惯性的谨慎，见那只甲虫朝他飞去，便四下张望想在身边找一片树叶之类的东西来捉那虫子。就在那个时候，他的目光和我的目光一道落在了这块羊皮纸上，当时我还以为是张普通纸片。它一半埋在沙里，一角朝上翘着。就在找到羊皮纸的附近，我注意到了一堆船体残骸，看上去像大船上的一条救生艇。那堆残骸在那儿似乎已有很久很久，因为船骨的轮廓都几乎难以看出了。

“后来丘辟特拾起了那块羊皮纸，把那只甲虫包在里面一齐交给我。不久我们就掉头回家，而在回家的路上碰见了G中尉。我让他看那虫子，他求我把虫子借给他带回要塞去看。我刚一答应，他就把虫子揣进了他的背心口袋，而没有再包上那块羊皮纸，因为在他看虫子那会儿，羊皮纸一直捏在我手中。他也许是害怕我改变主意，认为最好还是马上把那意外收获抓牢再说。你知道他对与博物学有关的一切是多么热衷。我肯定就是在那个时候，不知不觉地把那块羊皮纸放进了我自己的口袋。

“你还记得当我走到桌旁想画出那只甲虫时，我发现桌上通常放纸的位置没有纸。我拉开抽屉找了找，也没找到。于是我搜寻自己的口袋，想找出一封旧信——这时，我的手摸到了那块羊皮纸。我把羊皮纸到手的经过讲得这么详细，因为这些细节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当然，你会认为我是胡思乱想，但我当时已经理出了一种关系。我已经把一根大链条的两个链环连接起来。海边上躺着一条小船，离小船不远处有一块上面画着骷髅的羊皮纸——不是一张普通纸片。你自然会问‘关系在哪儿’，我的回答是，颅骨或者说骷髅是众所周知的海盗标志。海盗船在作战时都要升起骷髅旗。

“我已经说过那是块羊皮纸，而不是普通纸。羊皮纸耐久——几乎可以永远保存。人们很少会用羊皮纸记载无关紧要的小事，因为一般的写写画画用普通纸反而更加适合。我所想到的这一点向我暗示了那个骷髅具有某种意义、某种关联。我也没有忽略那块羊皮纸的形状。尽管它的一角由于某种原因被损，但仍然可以看出它本来是长方形的。实际上，人们正是用这样的羊皮纸来记录备忘之事，记录一些需要长期记忆并小心保存的事情。”

“可是，”我插话道，“你说你画那只甲虫时羊皮纸上并没有那个骷髅。那你怎么能把小船和骷髅扯在一起呢？按照你自己的说法，那个骷髅肯定是在你画完甲虫之后才被画上去的（上帝才知道是怎么画的，谁画的）。”

“啊，整个奥秘的关键就在于此；尽管我解决这关键的一点相对来说并没费多大力气。我的思路笃定无误，那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譬如，我当时是这样来推论的：我画那只甲虫时羊皮纸上并没有那个骷髅。我画好之后就把羊皮纸递给了你，并且在你把它还给我之前我一直在仔细地观察你。所以，你并没有画那个骷髅，而且当时也没有别人能画。那么，羊皮纸上出现骷髅非人力所致。然而，骷髅的出现是一个事实。

“当思路走到这一步，我就努力去回想并且清楚地想起了在那一段时间内所发生的每一件枝末小事。那天天气很冷（真是难得的幸事），壁炉里烧着旺旺的火。我因为走热了而坐到了桌旁，然而你早拖了把椅子坐在炉边。我刚把那块羊皮纸交到你手上，你正要仔细看时，我那条叫沃尔夫的纽芬兰犬进屋并扑到你肩上。你当时用左手抚摸它然后将它撵开，而你拿着羊皮纸的右手则懒洋洋地垂到了你双膝之间，靠近了炉火。我一度曾以为火苗点着了纸片，并正要开口警告，可你没等我开口就将其缩回，而且认认真真看了起来。当我把这些细节斟酌一番之后，我再也不怀疑，我在羊皮纸上看见的那个骷髅是由于热而显现出来的。

“你知道有那种化学药剂，自古以来就存在那种东西，用它可以在普通纸和皮纸上书写，而写下的字迹只有经过火烤才会显露。人们有时将钴蓝釉置于王水中加热浸提，然后用四倍于浸提物之重量的水加以稀释，这样便得到一种绿色溶剂。将钴熔渣溶于硝酸钠溶液，便得到一种红色溶剂。这类书写剂冷却之后，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颜色就会消失，但若再次加热，颜色又会重新显露。

“于是我非常小心地细看那个骷髅。它外侧的边线——靠羊皮纸边最近的边线比其他部分清楚得多。这显然是因为热力不足或不匀的缘故。我马上燃起火，把羊皮纸的每个部分都烤到炽热的程度。开始的唯一效果就是加深了骷髅图暗淡的线条，但随着实验的继续，羊皮纸上与骷髅所在位置成对角线相对的那个角上显露出一个图形：我开始还以为那是只山羊，但细看后我确信要画的是只小山羊。”

“哈！哈！”我说，“诚然我没有权利笑话你——一百五十万美元是一件不容取笑的正经事，但你不会为你那条链条找出第三个链环，你不可能在你的海盗和一只山羊之间发现任何特殊联系。你知道，海盗与山羊风马牛不相及，它们只与农业有关。”

“可我已经说过，那图形不是山羊。”

“啊，那么说是小山羊，差不多也一样。”

“差不多，但并非完全一样。”勒格朗说，“你也许听说过一个叫基德船长的人。我当时马上就把那个动物图形视为一种双关或者有象征意义的签名。[71]我说是签名，因为它在羊皮纸上的位置给了我这种暗示。与它成对角线相对的那个骷髅同样也具有图章或戳记的意味。但使我恼火的是，除此之外别的什么也没有，没有我所想象的契约文件内容，没有供我理清脉络的正文。”

“我想，你是期望在那个印记和签名之间找出一封信。”

“正是想找诸如此类的东西。事实上，我当时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预感，觉得有一大笔财富即将落入我手中。我现在也难以说清为什么会有那种感觉。说到底，那也许仅仅是一种强烈的欲望，不是一种真正的信念——可你知道吗？丘辟特关于纯金甲虫的那些蠢话对我的想象力施加了极大的影响。然后就是那一连串的意外和巧合，那么异乎寻常的意外和巧合。你注意到了吗？这所有的一切发生在同一天内是一个多么纯粹的巧合，而那一天偏巧又是一年中冷得可以烧火取暖的唯一一天，若没有那炉火，若不是那条狗恰好不早不晚地在那一刻进屋，那我也许永远也不知道有那个骷髅，永远也不会得到这笔财富。”

“接着讲呀，我都等不及啦。”

“那好，你当然听说过许多流传的故事——许许多多关于基德和他的海盗在大西洋岸边某地埋藏珍宝的传说。这些传说很可能有一定的事实根据。而在我看来，它们能经年历代流传至今，说明埋藏的珍宝迄今依然未被发掘。若是基德把他的赃物埋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取走，那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传闻就不会这样几乎千篇一律了。你一定已注意到那些传说讲的都是寻宝的人，而不是找到宝藏的人。而要是那名海盗自己取走了财宝，那寻宝之事早就应该偃旗息鼓。依我之见，似乎是某种意外事件——比如说指示藏宝地点的密件丢失——使得他没法再找回那批珍宝，而这个意外事件又被他的喽啰所知，不然他们也许永远也不会听说藏宝之事。那些喽啰开始寻觅宝藏，但由于没有指引而终归徒然，而他们寻宝的消息不胫而走，成了今天家喻户晓的传闻。你听说大西洋沿岸发掘出过什么大宗珍宝吗？”

“从未听说。”

“众所周知，那个基德所积聚的财宝不可悉数。所以我理所当然地认为，那批珍宝还埋在地下。我说出来你也许还不至于被吓一跳，当时我就感觉到了一种希望，一种几乎等于确信的希望，我希望这块来得如此蹊跷的羊皮纸暗暗记载着那个藏宝的地点。”

“那你是如何着手处置的呢？”

“把火加旺之后，我把羊皮纸再次伸到火边，但什么也没显出。这下我想到那很可能是羊皮纸表面那层污垢在碍事，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浇着热水把羊皮纸冲洗干净，然后将其画有骷髅的一面朝下放进一只平底锅，并把平底锅放在一个烧旺的炭炉上。过了几分钟，平底锅完全加热，我揭下羊皮纸，欣喜若狂地发现上面有好几个地方显露出了看上去像排列着的数字。我把羊皮纸放回平锅又烤了一分钟。当我再把它揭起时，上面所显露的就和你现在所看见的一样。”

勒格朗说话间已把羊皮纸重新加热，现在他把羊皮纸递给我看。下面的这些字符就是以一种红色溶剂被拙劣地书写在那个骷髅和山羊之间：

“可我还是莫名其妙。”我说着把羊皮纸递还给他。“即便我解开这个谜就把哥尔昆达[72]的珠宝全都给我，我也肯定没法得到它们。”

“然而，”勒格朗说，“此谜并不像你乍一看见这些字符时所想象的那么难解。正如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就猜出的一样，这些字符构成了一组密码——这就是说，它们具有意义；但是，从世人对基德所了解的情况来看，我并不认为他能够编出任何一组深奥难解的密码。我当时立刻就认定这组密码属于简单的一类，不过对那些笨头笨脑的水手来说，没有译码暗号就等于是一页天书。”

“你真把它给解开了？”

“没费吹灰之力，比这难上万倍的谜我都解开过。生活环境和我心智上的某种嗜好使我历来对这类字谜颇感兴趣，而人们完全可以怀疑，是否人的机敏真能编出一种让人用机敏得到的适当的方法也解不开的谜。事实上，一旦证实这些连接完整且字迹清楚的字符之后，我几乎就没有想过推究出它们的含义有什么真正的困难。

“就眼前这个例子而言，其实对所有的密码暗号也一样，首要的问题是考察出密码所采用的语言。因为破译密码的原则，尤其是就较简单的密码而论，往往就依其独有的语言特征而定，并随其特征的变化而变化。一般来说，破译者唯一的办法就是用自己所通晓的语言一一试验（全凭偶然），直到考察出与密码相吻合的语言。但我们面前这份密码由于有这个签名，考证语言这道难题便迎刃而解。‘基德’这个词只有在英语中才能体会其双关意味。要不是想到了这一点，我说不定会先用西班牙语和法语来试译，因为出没于加勒比海一带的海盗编这种密码十有八九会用那两门语言。事实上，我假定这份密码是用的英语。你看，这些字符全连在一起。若是中间有间隔，破译起来就会相对容易一些。在那种情况下，我首先就会从对照分析较短的符号入手，只要像很可能的那样找出了一个字母的符号（比如a或者I），我就可以认为破译之成功已有了保证。但是，这些字符间没有间隔，那我第一步就必须确定出现次数最多和最少的符号。经过点数，我列出了下表：

符号8出现33次。

；出现26次

4出现19次。

≠和）各出现16次。

5出现12次。

6出现11次。

o出现6次。

9和2各出现5次。

：和3各出现4次。

？出现3次。

—和·分别出现1次。

“而在英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母是e。其余依序是：a o i d h n r s t u y c f g l m w b k p q x z。然而e的使用频率是那么高，以至在任何一个不论长短的单句里都很少发现出现次数最多的字母不是e。

“这样，我们从一开始就有了这个并非纯粹猜测的根据。很明显，我列的这种统计表用途很广泛——可单就这份密码而言，我们只需要稍稍借助于它的帮助。因为我们这份密码中用得最多的符号是8，我们不妨一开始就假设符号8代表字母表中的e。为了证实这个假设，让我们来看看是否8在这份密码中一再叠用——e这个字母在英文中常常叠用——譬如在‘meet’‘fleet’‘speed’‘seen’‘been’和‘agree’等单词中那样。眼下这份密码虽说很短，可8这个符号的叠用多达五次。

“因此让我们假定8就是e。而在英语中，最常用的单词是‘the’；所以让我们来看看密码中是否一再出现按相同顺序排列而且末尾是8的三个符号。如果我们发现这样排列的三个符号一再重复，那它们很可能就代表‘the’这个字眼。细细一查，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排列至少出现了七次，排列的符号是‘；48’。于是我们就可以假定这个分号代表t，4代表h，而8代表e——现在最后这个假定已被充分证实。这样我们就迈出了一大步。

“而我们一旦确认了一个单词，我们就能确定非常重要的一点，即其他几个单词的词头和词尾。现在让我们以离密码结尾不远处的倒数第二个‘；48’组合为例。这下我们知道紧随其后的那个分号是一个单词的词头，而接在‘the’这个单词后面的六个符号，我们至少认识五个。让我们把这些符号变成我们已知的它们所代表的字母，为那个未知的字母留出一个空格：

t eeth

“现在我们一下子就能看出末尾的‘th’并非一个以t开头的单词之组成部分，从而将其排除；因为把字母表中的全部字母逐一填入上面那个空格试拼，我们都发现不可能拼出一个th结尾的单词。于是我们把它缩短为：

t ee

“若有必要，可像先前一样把全部字母逐一填入空格，我们会发现只有‘tree’是唯一拼得通的单词。这样，有了‘the tree’这两个并列的单词，我们又得到了由‘（’代表的字母r。

“顺着这两个已知的单词稍稍向后推延，我们会又看到一个‘；48’符号组合；把这一组合作为这一小段的末尾，于是我们得出以下排列：

the tree；4（≠？34 the，

“或者用已知的字母替换出代表它们的符号，排列读成：

the tree thr≠？3h the.

“现在要是把未知的符号变为空格或用圆点代替，我们便读到如下字样：

the tree thr……h the，

“这时‘through’一字便显露无遗。而这一发现又给了我们三个新的字母，即分别由‘≠’‘？’和‘3’代表的o、u和g。

“现在要是把密码从头到尾仔细看一遍，找出已知符号的组合，我们会在离开头不远的地方发现这个排列：

83（88或译成egree

“这一看就知道是‘degree’这个字词头后面的部分，于是我们又知道了符号表示字母d。

“在与degree这个单词间隔四个符号之后，我们看到这样的组合：

“译出已知的符号，未知的依然用圆点代替，我们便读到：

th. rtee

“这一字母组合马上就暗示出thirteen这个单词，这又为我们提供了两个新的译码暗号，字母i和n分别由符号‘6’和表示。

“这下来看看密码的开头，我们看到这个组合：

“像先前一样破译，我们得到

. good

“这使我们确信那第一个字母是A，而密码开头的两个字是A godd。为了避免混淆，我们现在应该把已经发现的译码暗号列成一张表，列表如下：

5代表a

8代表e

3代表g

4代表h

6代表i

≠代表о

（代表r

；代表t

“所以我们至少已经破译出至关重要的字母中的十个，而破译的详细过程我们无须在此赘述。我所说的已经足以使你相信这类密码不难破译，而且让你对破译密码的基本原理有了几分了解。不过请相信，我们眼前的这个例子属于密码中最简单的一类。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让你看看根据羊皮纸上那些已被解答的符号破译出的密码全文。请看：

一好镜在毕晓普客栈在魔鬼的椅子21。13'东北偏北主枝第七枝丫东侧从骷髅左眼落子弹一直线从树经子弹到50英尺外。

“可是，”我说，“这谜似乎仍然和先前一样费解。怎么可能解释这些莫名其妙的话呢，什么‘魔鬼的椅子’‘骷髅’，还有‘毕晓普客栈’？”

“我承认，”勒格朗说，“这事乍一看仍然是雾中观花。我的第一番努力就是把全文分成编密码的人本来想说的句子。”

“你是说加标点？”

“差不多是那么回事。”

“但这怎么可能呢？”

“我想编密码的人把他的符号不加间隔地连在一起自有目的，那就是为了增加破译的难度。而一个并不太精明的人想这样，十之八九会做得过了头。在书写过程中，每当遇到本来该用标点来表示停顿的地方，他往往把符号连接得比其他地方还紧。如果你愿意细看一下眼前这份手稿，你不难看出这种连接得特别紧的地方一共有五处。根据这种暗示，我把全文分成：

一好镜在毕晓普客栈在魔鬼的椅子——21。13'——东北偏北——主枝第七枝丫东侧——从骷髅左眼落子弹——一直线从树经子弹到50英尺外。

“即便这样划分开，我还是不知所云。”我说。

“开始几天我也不知所云，”勒格朗答道，“那些天我跑遍了沙利文岛附近的地方，四下打听叫‘毕晓普旅馆’的房子；当然我没有用‘客栈’这个过时的字眼。打听不到这方面的情况，我便准备扩大寻找的范围，并以一种更有系统的方法继续进行调查，就在这段时间的一天早上，我非常突然地想到这个‘毕晓普客栈’很可能与一个姓贝索普的古老家族有关，那个家族很久以前曾在沙利文岛北方约四英里外的地方有过一座庄园。于是我去了那个地方，在那些上了年纪的黑人中打听。最后有一个年龄最大的女人告诉我，她曾听说过一个被叫作贝索普城堡的地方，并认为她可以领我去那儿。不过，那地方既不是什么城堡，也不是什么客栈，而是一座高高的岩壁。

“我提出要给她一笔可观的酬劳，而她犹豫了一下才答应为我领路。我们没费多大周折就找到了那个地方，让那老妇人离开之后，我便开始了仔细的观察。那‘城堡’是一堆奇形怪状的峭壁巉岩——其中一块巉岩尤其引人注目，它兀然独立，高高耸起，而且似乎有人工雕琢的痕迹。我一口气爬上那巉岩之顶，然后我感到一阵茫然，不知下一步该做什么。

“就在我埋头沉思之时，我的目光落在了我脚下一码处巉岩东壁一个窄长形的突出部上。这个突出部向外伸出约十八英寸，宽则不超过一英尺，在它正上方的岩壁上有一凹处，这使它看上去就像一把我们的祖辈使用过的那种凹背椅。我确信那就是密码中提到的‘魔鬼的椅子’，而这时我似乎已经领悟了那个字谜的全部奥秘。

“我知道‘好镜’只能是指望远镜，因为水手使用‘镜’这个字时很少是指别的东西。而且我马上就明白了需要使用望远镜观测，而且必须在一个确定的观测点，这地点不许变动。我还毫不迟疑地相信密码中说的‘21。13'’和‘东北偏北’是指望远镜对准的方向。这些发现使我兴奋不已，我匆匆回家取了望远镜，然后又急匆匆地返回那巉岩之顶。

“我下到那个突出部上，并发现只有以一种独特的姿势才能坐在上面。这个事实证明了我先前的揣测。我开始用望远镜观测。当然，那‘21。13'’只可能指观测点水平线之上的仰角，因为‘东北偏北’已清楚地指示了地平方向。地平方向很快就被我用一个袖珍罗盘测定，然后我凭估计尽可能地使观测线与观测点水平线形成一个21。的仰角，这下我小心翼翼地上下移动望远镜，直到我的注意力被远方一棵比其他树都高的大树叶簇之间的一个圆形缝隙或空隙所吸引。我发现那空隙当中有一个白点，但开始未能看清是什么。调过望远镜的焦距，我再仔细一望，这时才看出那是一个骷髅。

“这一发现使我大为乐观，自信已经揭开了谜底；因为密码中的‘主枝第七枝丫东侧’只能是指那个骷髅在那棵树上的位置，而‘从骷髅左眼落子弹’也只容许一种解释，那是寻宝的方法之一。我看出其做法就是从那个骷髅的左眼丢下一颗子弹，然后从树干离子弹最近点引一直线，经‘子弹’（或说子弹坠地的落点）向前再延伸五十英尺，这就会指示出一个确定的地点——而我认为这个地点下边至少可能埋着一批财物。”

“这一切都非常清楚，”我说，“尽管很巧妙，但简单明了。那后来呢，在你离开‘毕晓普旅馆’之后？”

“后来嘛，小心地记住了那棵树的方位之后，我就回家了。不过在离开‘魔鬼的椅子’之后，我发现那个圆形空隙从望远镜中消失；虽然我反复调整角度，但都未能再看到它一眼。在我看来，整个事情最巧妙的地方似乎就是这个事实（因为一再地尝试使我确信那是个事实），除了岩壁上那个窄长的突出部所提供的观测点外，从任何可能的角度都看不到树上那个圆形空隙。

“那次‘毕晓普旅馆’之远征我是由丘辟特陪着去的，他准是注意到我在那之前的几个星期内一直心不在焉，所以特别留神不让我单独外出。第二天我起了个早，设法趁他不备时溜了出去，独自进山去寻那棵树。我费了不少劲儿，总算把树找到了。待我晚上回家时，我这位仆人竟然打算揍我一顿。至于后来的事，相信你和我知道得一样清楚。”

“我想，”我说，“你第一次挖错了地方就是因为丘辟特愚蠢地将那只甲虫从骷髅的右眼垂下，而不是穿过左眼垂下。”

“完全正确。这一错就使‘子弹’的落点相差了大约两英寸半——这就是说使靠近树的那根木桩与本来应该的位置差了两英寸半；如果那批财宝就埋在‘子弹’落点之下，那这一差错就无足轻重；可那落点和树干离‘子弹’最近点仅仅是确定一条直线方向的两点；所以，不管这一差错开头是多么微乎其微，但随着直线的延伸它变得越来越大，等我们拉出五十英尺之时，那就真可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若不是我深信那批财宝就埋在那儿的什么地方，那我们很可能就会徒劳一场。”

“我相信基德是受海盗旗的启发才想到那个骷髅——想到让一颗子弹穿过骷髅的眼睛坠地的。他肯定觉得在通过这一不祥的标志找回他的钱财的过程中，有一种富于想象的和谐。”

“也许如此；可我还是忍不住认为他这样做更多的是出于常识，而不是出于什么想象的和谐。如果标志很小，又要从‘魔鬼的椅子’上才能看到，那它就必须是白色；而没有任何东西能像人头骨那样长期被风吹雨打仍能保持白色，甚至会变得更白。”

“可当初你言过其实的一番吹嘘，还有你转动甲虫的一番举动——真是古怪得到了极点！我当时认为你肯定疯了。可你后来为什么还坚持让那只甲虫穿过骷髅垂下，而不是用一颗子弹呢？”

“这个嘛，坦率地说，你当时怀疑我神志不健全使我多少有几分恼怒，于是我决定以我的方式稍稍故弄玄虚，暗暗地对你进行惩罚。我因此才转动那只甲虫，并故意要让它从树上垂下。我想到这后一个主意，还是因为听你说那甲虫很重。”

“哦，我明白了。现在只剩下一点还使我感到迷惑，我们该怎么理解坑里挖出的那两具骷髅呢？”

“这问题我和你一样没法回答。不过，对此似乎只有一种还讲得通的解释——不过，要相信我这个解释中所指的那种残忍真是太可怕了。事情很清楚，基德他——如果这批财宝确系基德藏匿，而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基德他显然得有人帮助他搬运挖坑。在箱子埋下之后，他也许会认为最好是把知道他秘密的人都干掉。趁他的助手在坑里忙活之时，他也许用一把鹤嘴锄砸两下就足够了，或许需要砸十来下——这谁能说得上来呢？”

你就是凶手

我现在要扮演俄狄浦斯来解开嘎吱镇之谜。我要详细地向你们述说——因为只有我能述说造成了嘎吱镇奇迹的那个计谋之秘密。这个真正的、公认的、无可争辩而且毋庸置疑的奇迹，干脆利落地结束了嘎吱镇居民没有信仰的历史，使所有那些曾铤而走险怀疑教义的凡夫俗子皈依了老祖母们信奉的正教。

这一事件——我遗憾地要用一种与之不相称的油腔滑调来详述的事件——发生在18××年夏天。巴纳巴斯·沙特尔沃思先生，嘎吱镇一名最为富有而且最受尊敬的镇民，在一种使人们怀疑到一桩奸诈暴行的情况下失踪已经有好几天了。沙特尔沃思先生于一个星期六大清早骑马从嘎吱镇出发，宣称他要去约十五英里外的某城，当天晚上返回。但在他出发两小时之后，他的马空鞍回镇，出发时捆扎在马背上的鞍囊不翼而飞。那匹马也受了伤，浑身沾满了泥。这些情况自然在失踪者的朋友中引起了极大的惊恐。而当星期天上午过去还不见他回来，全镇人便成群结队地要去寻找他的尸体。

最先提出搜寻建议并最起劲儿的是沙特尔沃思先生的知心朋友，一位名叫查尔斯·古德费洛的先生，或者按照一般的称呼叫“查利·好好先生”[73]，或叫“老查利·好好先生”。我直到今天也没能弄明白这是否是一个惊人的巧合，或者说是否名字本身对性格有一种无形的影响；但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从来没有一个叫查尔斯的人不豁达，不勇敢，不诚实，不和蔼，不坦率，不有一副清脆而响亮并且闻之有益的嗓子，不有一双总是直视在你脸上的眼睛，那眼睛好像在说：“我问心无愧，从不做一件亏心事，不怕这世上任何人。”所以，舞台上那些精神饱满、无忧无虑的“龙套先生”十之八九都叫查尔斯。

且说“老查利·好好先生”，尽管他移居嘎吱镇尚不足半年或只有半年左右，尽管镇上人对他来这儿之前的情况一无所知，可他毫不费力地就结识了镇上所有有身份的人。男人们在任何时候对他都言听计从，至于那些女人，很难说她们不会对他有求必应。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受洗礼时被命名为查尔斯，他因此而拥有那副众人皆知是“最佳推荐信”的老实巴交的面孔。

我已经说过，沙特尔沃思先生是嘎吱镇最体面，而且无疑也是最有钱的人，而“老查利·好好先生”与他关系之亲密就好像他从来就是他兄弟。这两位老绅士乃隔壁邻居，尽管沙特尔沃思先生很少（如果有过的话）拜访“老查利”，而且据说不曾在他家吃过一顿饭，但这并没有阻止这一对朋友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情同手足。因为“老查利”没有一天不三次或四次登门看望他的邻居过得如何，而且每每留下来用早餐或茶点，并几乎总是在那儿吃晚饭。至于说这对挚友每次喝多少酒，那就难说了。老查利最喜欢喝的是马尔哥堡葡萄酒，看见老朋友按其一贯喝法一夸脱接一夸脱地开怀畅饮，这似乎对沙特尔沃思先生的心脏有好处。于是有一天，当葡萄酒流进，而智慧作为一种必然结果多少流出之时，他拍着他老朋友的背说：“让我告诉你真话，老查利，你是我有生以来遇上的最好最好的朋友。既然你喜欢喝马尔哥堡葡萄酒，我要不送你一大箱就让我不得好死。上帝做证，”（沙特尔沃思先生有个爱赌咒发誓的坏习惯，尽管他的咒语誓言很少超出“让我不得好死”“上帝做证”或“老天在上”这几句话）“上帝做证。”他说，“我要不今天下午就给城里送去订单，预购一大箱所能弄到的最好的那种酒，作为送给你的一件礼物，就让我不得好死，我会的！你现在什么也别说，我会的，我可以肯定，这事就算定了；这下你就等着吧——它会在某个好日子送到你跟前，恰好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我在此稍稍提及沙特尔沃思先生的慷慨，仅仅是为了向你们证明这两位朋友之间是多么心心相印。

好啦，就在我们所说的那个星期天上午，当人们清楚地意识到沙特尔沃思先生已身遭不测，我绝没看见任何人像“老查利·好好先生”那样的悲痛欲绝。当他起初听说那匹马空鞍而回并且没有了它主人的鞍囊，听说它挨了一枪因而浑身血迹，听说那颗手枪子弹穿过它的胸部而没有要它的命——当他听说这一切之时，他的脸白得好像那位失踪者真是他亲兄弟或者亲爹，他浑身上下哆嗦颤抖，仿佛他正在发一场疟疾。

一开始他完全被悲伤压倒，以至他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或制定任何行动计划。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尽力劝说沙特尔沃思先生的其他朋友不要轻举妄动，把这事往好处想，等一等，比方说等待一个或两个星期，或者观望一个或两个月，看是否有什么事情发生，或看沙特尔沃思先生是否会安然无恙地回来，并解释他让马先回家的原因。我敢说，各位读者一定常常看到那些被巨大的悲痛所压倒的人采取这种权宜之计，或拖延之策。他们的智力似乎变得麻木，所以他们害怕采取任何行动，而只喜欢静静地躺在床上，像老太太们所说的那样“将息他们的悲痛”——也就是说，沉思他们的不幸。

实际上，嘎吱镇人是那么高度地评价“老查利”的智慧和谨慎，以至大多数人都有意听从他的劝阻，不轻举妄动，“直到什么事发生”，正如那位诚实的老绅士所言。而我认为，若不是沙特尔沃思先生的外甥，一个行为放荡、声名不好的青年非常可疑地出面干涉，那老绅士的话终究会成为全体的决定。这个名叫彭尼费瑟尔的外甥对“等待观望”等理由一概不听，坚持要马上开始搜寻“被谋害人的尸体”。这是他使用的措辞；而古德费洛先生当即就敏锐地评论到，这只能是对此事表达的“一家之言”。老查利的这一评论对公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只听当时就有人令人难忘地问：“年轻的彭尼费瑟尔先生何以如此清楚地知晓关于他有钱的舅舅失踪的全部情况，以至他认为有权明确无误地宣称他舅舅是‘被人谋害’？”于是一些无聊的争吵斗嘴在人群中发生，而争得最厉害的就是“老查利”和彭尼费瑟尔先生。尽管这两人的争执实际上并不新鲜，因为他俩相互心存芥蒂已有三四个月；甚至事态曾一度急转直下，以至彭尼费瑟尔先生竟然把他舅舅的朋友打翻在地，理由是后者在他舅舅家里过分随便，而这个外甥就住在他舅舅家里。据说“老查利”在那一次表现出了堪称楷模的克制和基督教的宽容。他从地上爬起来，整理好衣服，丝毫没试图以牙还牙，只是嘀咕了一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自然而然合情合理的发泄，但并不具任何实际意义，而且毫无疑问，那话说过就被忘了。

不管以前的情况怎样（那些情况与眼下的争论毫不相干），现在完全肯定的是，主要由于彭尼费瑟尔先生的说服，嘎吱镇人终于决定分头去附近的乡下寻找失踪的沙特尔沃思先生。如我前面所说，他们一开始就做出了这个决定。在完全决定要进行一次搜寻之后，搜寻者应该分头去找便几乎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也就是说，把他们分成小组以便更彻底地搜遍周围地区。但我现在已记不清“老查利”是用什么样一番理由让大伙儿相信，分头寻找是最不明智的计划。不过，他的确说服了大伙儿，除了彭尼费瑟尔先生。他们最后做出了安排，搜寻应该由结成一队的镇民极其小心彻底地进行，全队人马由“老查利”引路。

对于搜寻这样的事，不可能再有比“老查利”更合适的向导。因为人人都知道他有一双山猫的眼睛；但是，尽管他领着大伙儿走过了许多无人曾想到存在于附近的小路蹊径，钻进了各种各样荒僻的洞穴和角落，尽管那场搜寻夜以继日不间歇地进行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可仍然未能发现沙特尔沃思先生的踪迹。当我说没发现踪迹，千万别从字面上理解我的意思；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踪迹肯定是有的。人们曾跟着那位可怜的绅士的马蹄印（蹄印很特别），顺着通往城里的大道来到嘎吱镇东面大约三英里远的一个地方。马蹄印从那里拐上了一条穿过一片树林的小路。小路从树木的另一头钻出再上大道，抄了约有半英里的近路。大伙儿跟着马蹄印拐上小路，最后来到一个污浊的池塘边。池塘被小路右边的荆丛半遮半掩，而马蹄印在池塘对面则踪迹全无。不过，池边好像发生过一场某种性质的搏斗，似乎有某种比人体更大更重的物体从小路上被拖到了池边。池塘被仔细地探捞过两遍，可结果没发现任何东西；失望之余大伙儿正要离开，这时神灵授予古德费洛先生排干池水的权宜之计。这一方案被大伙儿欣然接受，并伴随着许多对“老查利”之英明考虑的赞美恭维，所以排水非常容易并很快见效。池底刚一露出，人们就发现泥淖正中有一件黑色的丝绒背心，几乎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一眼认出那是彭尼费瑟先生的东西。这件背心多处被撕破并凝有血迹，有好几个人都清楚地记得在沙特尔沃思先生进城去的那天早晨，彭尼费瑟尔穿的正是这件背心；而另一些人表示，如果必要他们将宣誓做证；在那令人难忘的一天剩下的其余时间内，彭尼费瑟尔先生没有穿这件背心；而且也未能发现有任何人宣称，在沙特尔沃思先生失踪以后的任何时间看见过那件背心穿在彭先生身上。

此时情况对彭尼费瑟尔先生来说非常严峻，当对他的怀疑变得明白无误之时，人们注意到他的脸色变得煞白，而当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之时，他压根儿没法说出一个字眼。于是，他的放荡生活留给他的几个朋友立即把他抛弃，甚至比他公开的宿敌还起劲儿地吵着要求马上把他拘捕。与之相反，古德费洛先生的宽宏大量对照之下更放射出夺目的光彩。他极富同情心并且极有说服力地为彭尼费瑟尔先生进行了一场辩护，在辩护中，他不止一次提到他本人郑重地宽恕那名放荡的年轻绅士——“富有的沙特尔沃思先生的继承人”，宽恕他（那年轻绅士）无疑是因一时感情冲动而认为有理由施加于他（古德费洛先生）的那次侮辱。他虽然遗憾地认为情况对彭尼费瑟尔先生非常不利，但他非但不会落井下石，反而要尽其所能做出每一分努力，充分运用他的那么一点儿口才，尽可能地凭着良心去缓和这一的确非常复杂的情况。

古德费洛先生以这种足以为他的头脑和心灵增光的调门儿，一口气讲了半个多小时，但你们所谓的那种热心人慷慨陈词时很少能恰如其分。为朋友帮忙的激情常常使他们头脑发热，使他们说出各种各样不合时宜的话。因此他们往往怀着世界上最良好的愿望，结果却做出适得其反的事情。

在眼下这个实例中，“老查利”的一番雄辩结果就是如此。因为，尽管他竭尽全力为那名嫌疑犯辩护，但不知怎么回事，他发出的每一个音节中都包含着一种无助于为他赢得听众好评的直露但无意识的意向，这反而加深了人们对他为之辩护的那名嫌疑犯的猜疑，激起了公众对那名嫌疑犯的义愤。

这位雄辩家所犯的最莫名其妙的一个错误，就是间接地把那嫌疑犯称作“富有的沙特尔沃思先生的继承人”。其实在此之前，人们根本没想到这点。他们只记得那位当舅舅的（他除了这个外甥别无亲属）在一两年前曾威胁过要取消外甥的继承权，所以他们一直以为这份继承权的剥夺是一个既成事实，嘎吱镇人就是这般实心实意；但“老查利”的话使他们马上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并由此看出那些威胁不过是一种威胁的可能性。于是“Cui bono”这个必然的问题便立即被提出——这个问题甚至比那件背心更有助于把这桩可怕的谋杀罪加在那个年轻人头上。在此，为了我不致被误解，请允许我稍稍说几句题外话，我刚才使用的那个极其简短的拉丁短语历来被无一例外地误译和误解。“Cui bono”在所有一流小说中和在别的什么地方都被误译。譬如在戈尔夫人（《塞西尔》之作者）的那些书中，戈尔夫人是一位爱引用从闪族语到契卡索语的所有语言的女士，是一位“按其需要”，依照一个系统的计划，在贝克福德先生的帮助下做学问的女士。正如我刚才所说，在所有一流小说中，从布尔沃和狄更斯的巨著到特纳彭尼和安斯沃斯的大作，Cui bono这两个小小的拉丁字都被译成“为何目的”，或（像quo bono一样）译成“有什么好处”。然而，其真正的意思是“对谁有利”。Cui，对谁；bono，有利。这是一个纯粹的法律术语，恰好适用于我们现在所考虑的这种案例。在这类案例中，某人做某事的可能性视此人受益的可能性或该事完成所产生的利益而定。在眼下的这个实例中，Cui bono这个问题非常直截了当地牵涉到彭尼费瑟尔先生。他舅舅在立下了有利于他的遗嘱后，曾以剥夺其继承权对他进行过威胁。但那个威胁实际上并没有付诸行动，原本所立的遗嘱看来并没更改。如果遗嘱被更改，那可以假定的这位嫌疑犯的谋杀动机就只能是通常的报复；而恰好这一动机可以被他重新讨得舅舅的欢心这一希望所抵消。但在遗嘱未被更改，而更改之威胁仍然悬在这位外甥头顶的情况下，一个最有可能的杀人动机便立刻出现，这就是嘎吱那些体面的镇民所得出的具有洞察力的结论。

于是彭尼费瑟尔先生被当场捉拿，人们继续搜寻了一阵之后便押着他开始返程。然而在回镇的路上，又发生了一件有助于证实现有怀疑的事。古德费洛先生热情洋溢，总是比众人走得稍前一点儿，人们见他突然朝前冲了几步，弯下腰，然后显然是从草丛间拾起了一样小东西。人们还注意到，他匆匆把那东西打量了一眼就企图将其藏进他的外衣口袋；正如我所说，他的这一举动被人注意到并随之被阻止。这时，人们发现他所拾之物是一把西班牙折刀，当即就有十二个人认出那刀属于彭尼费瑟尔先生。另外，刀柄上刻着他的姓名首写字母，刀刃张开并凝有血迹。

这位当外甥的杀人罪此时不容置疑，一回到嘎吱镇，他就被扭送到地方法官的跟前受审。

情况在这里再次急转直下。当那名嫌疑犯被问及在沙特尔沃思先生失踪的那天上午他的行踪时，他竟然胆大包天地承认那天上午他带着步枪外出猎鹿，地点就在凭着古德费洛先生的英明而发现了那件染血背心的那个池塘附近。

这时，古德费洛先生两眼噙着泪花走出人群，要求对他进行查问。他说，他对他的上帝，至少对他的同胞所怀有的一种不可动摇的责任感不允许他再继续保持沉默。迄今为止，他心中对这位年轻人所怀有的最真挚的爱（尽管后者曾无礼地对待他）一直诱使他做出每一种可能想到的假设，以期解释已证明对彭尼费瑟尔先生那么不利的可疑的原因，但这些情况现在已太令人信服——太确凿不移，他不愿再优柔寡断。他要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和盘托出，尽管他的心绝对会在这一艰难的尝试中裂成碎片。然后他继续陈述，在沙特尔沃思先生离镇进城去的前一天下午，那位富有的老绅士在他（古德费洛先生）听力所及的距离内向他的外甥提到了他第二天进城的目的，说他要把数目非常大的一笔钱存入“农工银行”；当时，沙特尔沃思先生还明白无误地向外甥宣布了他废除原立遗嘱、剥夺他继承权的不可更改的决定。他（证人）现在庄严地请求被告声名他（证人）刚才之陈述是否在每个实质性细节上都完全属实。令在场每一个人都大吃一惊的是，彭尼费瑟尔先生直言不讳地承认证词属实。

这时，法官认为他有责任派两名警察去搜查被告位于他舅舅家里的居室。搜查者几乎马上就带回了那个众人皆知的那位老绅士多年来一直习惯带在身边的钢边褐色皮革钱夹。但钱夹里的钱早已被取出，法官白费了一番力气追问被告把钱都花在了什么地方，或者把它们藏在了什么地点。实际上，被告对钱夹之事完全矢口否认。警察还在被告的床褥之间发现了一件衬衫和一条围巾，两样东西上都有被告姓名的首写字母，两样东西都可怕地浸染着被害人的鲜血。

就在这个时刻，有人宣布被害人那匹马因枪伤不愈而刚刚死于马厩，古德费洛先生马上提议应该立即对死马进行解剖验尸，看是否有可能找到那粒弹丸。解剖随之而进行；仿佛是要证明被告之罪毫无疑问，古德费洛先生在死马的胸腔内仔细探寻一阵之后，居然发现并取出了一粒尺寸非常特别的弹丸。经过验证，那粒弹丸正好与彭尼费瑟尔先生那支步枪的口径吻合，而对镇上和镇子附近所有人的枪来说都显得太大。然而使这件事更确信的是，弹丸上被发现有一条凹线与通常铸弹的接缝成直角相交，而经过验证，这条凹线与被告承认为自己所有的一副铸模内的一条凸线完全咬合。找到这粒子弹后，主审法官便拒绝再听任何进一步的证词，并当即决定把罪犯交付审判——开庭之前绝对不准许保释，尽管这个严厉的决定遭到了古德费洛先生的强烈抗议，他愿意充当保释人并提供任何数目的保释金。“老查利”的这番慷慨与他客居嘎吱镇以来所表现出的全部仁慈豪爽保持了一致。在眼前这番慷慨中，这位高尚的人完全被他们极度的同情心弄昏了头脑，以至他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当他要为他年轻的朋友提供保释金时，他（古德费洛先生）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财产还不值一美元。

被告被拘押之结果也许很容易预见。在第二次开庭时，彭尼费瑟尔先生在嘎吱镇人的一片唾骂声中被押送去接受审判。当时大量详尽的证据已被另一些确凿的事实所加强，因为古德费洛先生敏感的良心不允许他向法庭隐瞒那些事实，结果证据被认为无可置疑，不容辩诉，以至陪审团没有离席商议就立即宣布了“一级谋杀罪”的裁决。那个不幸的人很快就被判处死刑，并押回监狱等待那不可避免的法律的报复。

与此同时，“老查利·好好先生”的高尚行为使嘎吱镇正直的居民对他更加爱戴。他受欢迎的程度比以前增加了十培；而作为他备受礼遇的一个必然结果，他好像是迫不得已地改变了在此之前他的贫穷一直驱使他奉行的过分节俭的习惯。他开始三天两头地在自己家里举行小小的聚会，这时情趣和欢乐便无以复加。当然，当客人们偶然想到那不幸并令人伤感的命运正逼近这位慷慨主人的已故好友的外甥之时，欢乐的气氛便会稍稍减弱。

一天，这位高尚的老绅士惊喜交加地收到了如下来信：

嘎吱镇查尔斯·古德费洛先生收

H.F.B.公司寄发

马尔哥堡酒

A级1等瓶数6打（1/2罗）

亲爱的查尔斯·古德费洛先生：

依照我们尊敬的客户沙特尔沃思先生约两月前递交敝公司的一份订单，我们荣幸地于今晨向贵府发送一加大箱贴紫色封条的羚羊马尔哥堡葡萄酒。箱上数码及标志如信笺页边。

您永远忠顺的仆人

霍格斯·弗罗格斯及博格斯公司

18××年6月21日　于××城

又及：货箱将于您收悉此信之次日由运货车送达。请我们向沙特尔沃思先生致意。

H.F.B.公司

其实自从沙特尔沃思先生死后，古德费洛先生已放弃了收到他许诺过的马尔哥堡葡萄酒的全部希望，所以，他把现在这份礼物视为上帝对他的特殊恩惠。他当然欣喜若狂，狂喜之中他邀请了一大群朋友第二天上他家参加一个小小的晚宴，以便为好心的老沙特尔沃思先生的礼物启封。这并不是说他在发出邀请时提到了“好心的老沙特尔沃思先生”。事实上，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对此事只字不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未曾向任何人提及他收到的马尔哥堡葡萄酒是一件礼物。他只是请他的朋友去帮他喝一些质量上乘、味道极佳的美酒，这酒是他两个月前从城里订购的，而他将于次日收到订货。我常常冥思苦想地猜测为什么“老查利”当时会决定对老朋友送酒一事守口如瓶，但我一直未能准确地推断出原因，尽管他无疑有某种极其充分并非常高尚的理由。

第二天终于来临，一大群非常体面的人聚到了古德费洛先生家中。我本人当时也在场。然而，令主人“老查利”大为光火的是，直到很晚那箱马尔哥堡葡萄酒才送到，而当时由他提供的那顿奢侈的晚餐已经使每一位客人都酒足饭饱。不过它终于来了，而且是那么巨大的一只箱子。由于全体客人兴致都极高，所以一致决定应该把酒箱抬上餐桌，并立即取出箱内的东西。

说干就干，我也帮上了一把。转眼间，我们已把箱子抬上了餐桌，放到了被喝空的酒瓶和酒杯中间，结果有不少酒瓶酒杯在这阵忙乱中被打碎。这时，早已喝得醉眼昏花、满脸通红的“老查利”在餐桌的首端坐了下来，露出一副故作威严的神态，用一只圆酒瓶使劲儿敲打桌面，呼吁全体客人“在掘宝仪式期间”遵守秩序。

在一阵大叫大嚷之后，人们终于完全安定下来，就像在此类情况下通常发生的那样，出现了一种静得出奇的死寂。接着我被请求去打开箱盖，我当然“怀着无限的喜悦”遵命行事。我插进一把凿子，再用榔头轻轻敲了几下，那箱盖便突然弹起并猛烈飞开，与此同时，被谋害的沙特尔沃思先生那具有遍体伤痕、血迹并几乎已腐烂的尸体忽地一下坐了起来，直端端面对着晚宴的主人。那具尸体用它腐烂而毫无光泽的眼睛悲哀地凝视了一会儿古德费洛先生的脸；缓缓地，但清楚而感人地说出了几个字：“你就是凶手！”然后似乎心满意足地倒伏在箱沿上，伸出的肢体在餐桌上微微颤动。

当时那个场景真无法形容。客人们吓得纷纷夺门跳窗，有许多身强力壮的人吓得当场昏倒。但在第一阵丢魂丧魄、惊呼呐喊之后，所有人的目光都射向了古德费洛先生。即便我活上一千年，我也不会忘记呈现在那张脸上的极度痛苦，那张刚才还因得意和美酒而红扑扑的脸此时已变得面如死灰。在好几分钟内，他像尊大理石雕像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他的眼睛那种失神的样子仿佛是他的目光掉转了方向，正向内凝视他自己那个痛苦而凶残的灵魂。最后，那两道目光好像突然射向外部世界，他随之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头部和肩部重重地摔在桌上。他就那样俯在尸体跟前，以飞快的语速和强烈的感情一五一十地坦白了那桩可怕的罪行，那桩彭尼费瑟尔先生正为之坐牢并被判处死刑的罪行。

他所叙述的情况大致如下——他尾随被害人到了那个池塘附近，在那里，他用一支手枪击中了马，用枪托打死了马的主人，拿了死者装钱的皮夹子，以为那匹马已死，便用力将其拖到了池边的荆棘丛中。然后，他用自己的马驮上沙特尔沃思先生的尸体，并把它藏在了一个远离那片树林的隐蔽之处。

被找到的背心、折刀、钱夹和子弹都是他为了报复彭尼费瑟尔先生而亲手放置的。他还策划让警察发现了染血的围巾和衬衫。

那番充满血腥味的叙述快结束之时，那名罪犯的话语变得结结巴巴，声音变得低沉空洞。当那桩罪行被坦白完毕，他站起身摇摇晃晃朝后退了几步，然后倒下——死去。

逼出这番招供的方法虽然颇见效，可其实很简单。古德费洛先生的过分坦诚一直令我厌恶，并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我的怀疑。彭尼费瑟尔先生揍他那次，我也在场，当时他脸上那种恶魔似的表情虽说转瞬即逝，却使我深信他扬言的报复只要有可能便会严厉施行。因为我能用一种与嘎吱镇善良的镇民截然不同的眼光观察“老查利”。我一眼就看出，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所有的罪证都是由他发现。不过，让我看清案情真相的则是他从死马胸里发现子弹一事。尽管嘎吱镇人全都忘记，但我记得清清楚楚，马身上弹丸射进处有一个洞，弹丸穿出的地方还有一个。如果弹丸穿出后又从马身上找到，那我当然能认为找到的弹丸肯定是由找到者放入的。染血的衬衫和围巾证实了我对子弹的看法；因为经过检验，那些看上去的血迹原来不过是用上等波尔多红葡萄酒染成的。当我开始思索这些情况，包括古德费洛先生的花费和慷慨行为近来增加的情况时，我心中产生了一种怀疑，虽然这种怀疑十分强烈，但我对谁也没声张。

与此同时，我私下里开始认真地寻找沙特尔沃思先生的尸体，而我有充分的理由让我的搜寻方向尽可能地与古德费洛先生领着众人搜查的方向背道而驰。结果几天之后，我偶然发现了一口干涸的古井，井口差不多被荆棘遮掩，就在那口井的井底，我找到了我要寻找的尸体。

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古德费洛先生诱骗他的主人许诺送他一箱马尔哥堡葡萄酒之时，我正好无意间听到了这两个好朋友的谈话。于是我便利用这一点开始行动。我弄了一根很硬的鲸骨，将其从喉咙插入尸体，再把尸体放进一只旧酒箱——小心翼翼地使尸体和里面的鲸骨对折弯曲。这样做，我钉钉子时不得不使劲儿压住箱盖。我当然预期只要钉子一被撬松，箱盖就会飞开，尸体就会弹起。

这样钉好箱子后，我照已经说过的那样加上数码标志并写上地址；然后我以沙特尔沃思先生爱打交道的酒商的名义写了一封信，我还吩咐我的仆人按我发出的信号，把装在一辆两轮车上的箱子推到古德费洛先生门口。至于我想要尸体说出的那句话，我完全信赖我运用腹语术[74]的技能；至于其效果，我指望那名凶手的良心发现。

我相信再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了。彭尼费瑟尔先生当即被释放，继承了他舅舅的财产，从这次经历中吸取了教训，从此改过自新，幸福地过上了崭新的生活。

斯芬克司

在纽约流行那场可怕的霍乱期间，我曾接受一位亲戚的邀请，去他那座位于哈得逊河畔的优雅僻静的小别墅与他共度了两星期。在那儿我们有各种各样平常的消夏方式，诸如林间漫步、素描写生、划船、钓鱼、游泳、听音乐和读书，若不是每天上午都从那座人口稠密的城市传来可怕的消息，我们本来应该过得相当愉快。可没有一天不给我们带来某一位熟人去世的噩耗。随着死亡消息的增加，我们已习惯了每天预料失去某个朋友。最后，我们一见到邮差走近就不寒而栗。我们仿佛觉得从南边吹来的风中甚至都含有死亡的气息。实际上，那个令人战栗的念头占据了我的整个灵魂。我不能说别的，不能想别的，甚至连做梦也不会梦见别的。我的东道主神经不像我这般过敏，所以尽管他的情绪也非常低落，可仍然尽力振作我的精神。他睿智达观的心灵任何时候都不受虚幻的影响。对恐怖之实体他能充分感觉，但对其虚影他反应迟钝。

他力图把我从异常阴郁的心境中解救出来，但他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被我在他的书房里找到的几本书所挫败。那几本书具有一种性质，它们能催使天生就潜伏在我心中的任何迷信的种子发芽。我读那些书他并不知道，因此他常常弄不明白是一些什么强有力的影响作用于我的想象力。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话题就是人们对预兆的普遍信念——在我所生活的这样一个时代，我几乎是拼命想为这一信念辩护。我长时间地就这个话题与他畅谈——他坚持认为相信这种事纯属捕风捉影。我争辩道，一种绝对油然而生的普遍感情——也就是说，一种没有明显暗示痕迹的感情，其本身就具有明白无误的真实成本，因而值得高度重视。

实际上，我刚到那座别墅不久，就有一件完全莫名其妙的事发生在我眼前，事情是那么异乎寻常，所以我把它看成是一个兆头也情有可原。它使我大吃一惊，同时又使我迷惑，以至过了好几天，我才拿定主意把那件事告诉我那位朋友。

非常暖和的一天，日近黄昏之时，我捧着一本书坐在一扇开着的窗户跟前，窗户俯瞰着哈得逊河，顺着河道可望见远方的一座小山，山的正面离我最近之处已被滑坡剥去了大部分树木。当时，我的思绪早已从面前那本书飘向了附近那座阴郁而凄凉的城市。从书页上抬起目光，我看见了那片光秃秃的山坡，看见了山坡上的一个目标——一个形状可怕的活生生的怪物，它飞快地从山顶冲下山坡，最后消失在山脚下的密林之中。当我第一眼看见那怪物之时，我怀疑过自己的神志，或至少怀疑过自己的眼睛；过了好几分钟，我才使自己确信，我既没有神态失常，也不是在做梦。然而，要是我描述一下那怪物（我清清楚楚地看见，并镇静自若地观察了它下山过程的那个怪物），恐怕我的读者会觉得比我当初更难相信那些特征。

那怪物的大小可参照它所经过的大树的直径——为数不多的几棵幸免被滑坡带走的参天大树，这样我推断出它比现有的任何战列舰都大。我之所以说战列舰，是因为那个怪物使我想到了这个念头，一艘有七十四门大炮的战列舰也许能非常勉强地勾勒出那个怪物的轮廓。那怪物的嘴巴长在其鼻端，而那个鼻子大约有六七十英尺长，有一头大象的身体那么粗。在这个长鼻的根部有一大丛黑色的粗毛——比从二十头野牛身上能拔下的毛还多；从那团黑毛之中，朝下侧向伸出两根微微闪光的长牙；其形状很像野猪的獠牙，但不知大多少倍。在那个长鼻的两侧并与之平行，各伸出一根巨大的柱状体，长度约有三四十英尺，看上去仿佛纯然由水晶构成，形状是完美的结晶棱柱——棱柱在夕阳余晖中反射出更华丽的光彩。怪物的躯体像一个尖端着地的楔子，躯干上生出两双翅膀——每只翅膀的长度差不多有一百码，一双翅膀在另一双之上，翅膀上都密密地覆盖着金属鳞片，每块鳞片的直径明显地在十英尺到十二英尺之间。我注意到翅膀的上下层由一根粗链相连。这个可怕的家伙最奇特之处是它身上有个骷髅标志，那标志几乎覆盖了它的整个胸部，仿佛是由一名画家精心构图，用耀眼的白色准确地画在它身体的黑色底色上。当我注视着那可怕的动物，尤其是看见它胸前那个图像时，我心中涌起一阵恐怖和敬畏之情——一种就要大祸临头的感觉，这种感觉我发现凭理性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抑制；同时，我还看到那根长鼻鼻端上的大口突然张开，接着发出一种非常响亮并非常凄厉的声音，那声音就像一阵丧钟敲打我的神经，待那怪物在山脚下的森林中消失，我一下跌倒在地板上，不省人事。

我苏醒过来的第一冲动当然就是把我见到的和听到的马上告诉我的朋友——可我现在也说不清，后来是一种什么样的矛盾心情阻止了我那样去做。

那件事发生三四天之后，终于在一个傍晚，我俩一起坐在了我看见那个幻影的那个房间。我在同一扇窗户跟前占据了同一个座位，而他则懒洋洋地靠在旁边的一张沙发上。地点和时间的联想使我觉得非把那天见到的现象告诉他不可。他从头至尾听完了我的讲述——开始他一阵哈哈大笑，随之突然变得非常严肃，仿佛我的精神错乱是一件毋庸置疑的事。就在这时，我又清楚地看见了那个怪物，随着一声绝对恐怖的尖叫，我连忙把它指给他看。他急切地看了一阵，但坚持说什么也没看见，尽管当那怪物冲下光秃秃的小山正面时，我详细地为他指出了怪物行进的路线。

这下我的惊恐更是有增无减，因为我认为那个幻象要么是我死到临头的凶兆，要么是我神经错乱的征候。我悻悻然坐回我那张椅子，把脸深深地埋进双手。过了一会儿，待我重新抬眼之时，那怪物早已无影无踪。

不过，我的主人已多少恢复了平静，开始非常认真地询问有关我想象中的那个怪物的形状。当我的回答使他完全满意之后，他如释重负地长长松了口气，并以一种我所认为的极度平静，继续说起了思辨哲学的各个方面，这是我俩一直在讨论的题目。我记得（在其他看法当中），他特别强调这样一种观念：人类研究问题出错的主要根源就在于容易过低或过高地估计所研究对象的价值，而这种错误估计仅仅是因为对其邻近参照物的误测。“例如，”他说，“要正确地估计民主普及施加于人类的影响，那实现这种普及可能需要的时间不应该不在这个估计中构成一个条目。但你是否能告诉我，哪一位谈政治问题的作家曾想到过这一题目的这个特殊分支值得讨论？”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走向书柜并取回一册一般概述性的《博物学》。然后，他请我与他交换座位，以便他可以更清楚地看那册字体很小的书，他在靠窗边我的那张细椅子上坐下，翻开那本书，又用与刚才相同的语气继续他的论述。

“要不是你把那个怪物描述得很详细，”他说，“我也许绝不可能向你说明那是什么东西。首先，让我给你这个学生读一段关于昆虫纲鳞翅目天蛾科之Sphinx [75]的描述。这段描述如下：

“‘四片膜状翅覆有金属状之彩色细鳞；由于口部突出，嘴呈长鼻形，嘴侧可见退化的颚和毛状触官；下翅凭一根硬耸毛支撑上翅；触角形如长棍，呈棱柱形；腹尖。骷髅纹天蛾可发出一种凄厉之声，其声及其胸部之骷髅状标记有时引起迷信者之极大恐惧。’”

读到这儿，他合上书，把身子往前一倾，刚好形成我看见“那个怪物”时的那副坐姿。

“啊哈，它在这儿！”不一会儿，他惊呼道：“它正重新爬上山的正面，我承认它的模样看上去很古怪。但是，它绝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或那么远；因为实际情况是：它正顺着这根由蜘蛛沿窗格垂下的蛛丝蜿蜒而上，我发现它最多只有十六分之一英寸长，而且离我的眼珠大约也只有一段十六分之一英寸长的距离。”

阿·戈·皮姆的故事

序

几个月前，当我在经历了下面讲述的在南半球海域和其他地方的一连串惊险奇遇之后重返美国时，一件偶然的事情使我同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几位先生有了来往，那几位先生对有关我所到之处的全部情况都颇感兴趣，并不断地鼓励我、敦促我，说我有义务把那番经历写成书公之于世。可是我有好几个理由拒绝那样去做，其中有的纯属个人原因，与任何人无关；而另外几个理由则不尽如此。使我不敢动笔的原因之一是我在航行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因为心不在焉而没写日记，所以我担心仅凭记忆非但不能详细而连贯地写出事情本来的真实面目，反而会情不自禁并不可避免地对事实进行夸张，就像我们在讲述那些极大地唤起人们想象力的事件时通常所做的那样。另一个原因是所要讲述的事件是那么绝对地不可思议，以至我断言（除了一个有一半印第安血统的人能为我做证之外）肯定不会得到证实，所以我只能希望我的家人和那些从来就有理由相信我诚实的朋友相信我这番遭遇。而对一般读者来说，他们很可能会把我写出的亲身经历仅仅当作一篇我厚颜无耻地精心虚构的小说。不过，阻止我接受那几位先生提议的主要原因是我怀疑自己作为一名作家的能力。

在那些对我的讲述，尤其是南极海域的那部分最感兴趣的人当中，有《南方文学信使》前编辑坡先生。《南方文学信使》是由托马斯·W.怀特先生在里士满经营出版的一份文学月刊。坡先生比其他人更极力地怂恿我立即把我经历的事情全部写出来，并劝我相信大众读者的智慧和常识。他似乎颇有道理地坚持说，不管我的书写得多么粗糙，毫无雕饰的笨拙（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只会更利于让读者相信书中的事实。

虽说有他这番鼓励，可我仍然没拿定主意。他后来（发现我对此事无动于衷）便提出要我同意由他亲自动手，他将根据我提供的事实，把我冒险经历的开始部分用他的语言写出，并伪装成小说在《南方文学信使》上发表。我对此没表示异议，只是要求他在故事中保留我的真实姓名。于是这部小说的两个部分就相继出现在《南方文学信使》1837年的一月号和二月号上，而为了使其看上去更像小说，在该刊目录中署上了爱伦·坡先生的大名。

这一妙计之得逞最终诱使我定期把我的冒险经历写出并发表；因为我发现，尽管在《南方文学信使》上发表的那一部分被坡先生（在不更改或歪曲事实的前提下）非常巧妙地蒙上了一层虚构小说的色彩，可公众全然不把它当作虚构小说来读，坡先生收到的几封读者来信都明确地表示了一种相反的确信。我由此断定，我讲述的那些情报也许本身就足以证明其真实性，因此我几乎用不着担心公众会对这一点产生怀疑。

有了这番陈述，读者一眼就能看出后文中有多少我可以声称是自己的作品；同时还可以了解到由坡先生执笔的开始部分也没有歪曲任何事实。即便对那些没有见过《南方文学信使》的读者，我也没必要指出坡先生写的部分在哪儿结束，我自己写的部分从何处开始，两种风格的差异一目了然。

阿·戈·皮姆

1838年7月于纽约

第一章

我的名字叫阿瑟·戈登·皮姆。我父亲是楠塔基特镇[76]一个经营海上用品的体面商人，而我就出生在那个小镇上。我的外祖父是一名干得不错的代理人。他一生事事走运，曾在早先被叫作埃德加顿新银行的股票生意中大赚过一笔。通过买卖股票和其他一些途径，他已经积蓄了相当大一笔钱。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他最喜欢的人就是我，我有可能在他死后继承他的大部分遗产。我六岁时他就送我上了里基茨先生的那所学校，那位老先生只有一条胳臂，行为举止十分古怪——凡到过新贝德福德市的人几乎都知道他。我在他的学校一直待到十六岁，然后上了位于山上的E.罗纳德先生的专科学校。我在那儿与巴纳德先生的儿子成了好朋友。巴纳德先生是一名船长，通常受雇于劳埃德及弗雷登比赫联合公司。他在新贝德福德也是位众所周知的人物，而且我确信他在埃德加顿有许多亲戚。他的儿子名叫奥古斯塔斯，差不多比我大两岁。他曾随他父亲驾驶的“约翰·唐纳森”号去参加过一次捕鲸航行，所以他老是给我讲他在南太平洋的惊险奇遇。我常常随他一道上他家去，并且整天待在那里，有时甚至在那儿过夜。这种时候我俩就睡在一张床上，而他肯定会让我夜里大半时间都睁着眼睛，听他讲提尼安岛上土著人的故事，还有他旅行中在其他地方的见闻。最后我终于情不自禁地对他所讲述的一切产生了兴趣，并慢慢地感觉到了一种想去海上航行的强烈欲望。我有一条大约价值七十五美元的帆船，叫“爱丽儿”号。它有半个舱面，有一条单桅船的全部装备。我现在已忘了它的吨位，不过它载上十个人也不算太拥挤。于是我们习惯了驾着那条小船进行这世界上最疯狂的航行；现在回想起来，我似乎觉得我还活在世上真是一个奇迹。

我愿意讲一讲那样的一次冒险，以此作为一个更长也更重要的故事的引子。一天晚上，巴纳德先生家举行了一个聚会，而当聚会接近尾声之时，奥古斯塔斯和我都已酩酊大醉。在这种情况下，我同往常一样没有回家，而是睡在了他的床上。如我所料，他一倒下就一动不动地呼呼大睡（聚会结束时已经快到凌晨一点），而对他平时最爱的话题只字未提。大约在我们躺下半小时之后，我模模糊糊正要入睡之时，他突然从床上惊跳起来，赌咒发誓地说，在有这么好的西南风的夜晚，即便是为了基督教世界的任何阿瑟·皮姆，他也没法入睡。我从来没感到过那么惊讶，不知道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心想可能是他酒性发作，在说胡话。然而，他的语气开始平静下来，说他知道我以为他喝醉了，其实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清醒。他还补充说，他仅仅是因为累了才在这么好的夜晚像条狗似的躺在床上，而他现在已决定下床穿衣，并要驾那条小船到海上去乐乐。我现在也说不清楚当时是中了什么邪，反正他话音刚落，我马上就感到一阵说不出的激动和喜悦，那个疯狂的念头是天底下最让人高兴、最合情合理的想法。当时的风几乎已达到疾风的强度，天气非常寒冷——因为那是在十月末。然而，我心醉神迷地跳下床，对他说我绝对和他一样勇敢，我像条狗似的躺在床上也完全是因为太累，而且我非常愿意像楠塔基特的任何奥古斯塔斯·巴纳德一样去海上玩一玩，或者乐一乐。

我俩立即穿好衣服，匆匆来到了船边。船停泊在潘基公司木料场旁边那座已经腐朽的旧码头，船舷正猛烈地撞着一根根粗糙的圆木。奥古斯塔斯跳进船舱开始往外戽水，因为水已淹了半个船舱。戽干水后，我俩满满地扯起了船艏三角帆和主帆，并冒冒失失地开船出港。

如我刚才所说，风强劲地从西南方刮来，夜晚晴朗而寒冷。奥古斯塔斯把住舵，而我则站在舱面的桅杆旁边。船以极快的速度飞驶，自解缆绳离开码头后，我俩谁也没说过一句话。这时，我问我的伙伴打算去哪儿，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返航。他吹了好几分钟口哨，然后才粗声粗气地对我说：“我要去海上，你要是认为合适，你可以自个儿回去。”我掉头盯着他，尽管他表面上显得若无其事，可我一眼就看出他的内心正躁动不安。凭借着月光我能把他看得清清楚楚——他的脸看上去比大理石还苍白，他的手抖得那么厉害，以至几乎把不稳舵柄。我发现事情有点儿不对劲儿，不由得开始感到惊慌。当时我对驾船还懂得不多，每次出海全靠我朋友的航海技术。当我们正急速脱离陆地的庇护之时，风力突然大大加强——可我羞于表露内心的恐惧，所以差不多有半小时我坚持着一声没吭。最后我终于忍不住了，便告诉奥古斯塔斯还是往回开为妙。和刚才一样，几乎过了一分钟，他才回答，“这就回去，”他终于说道，“时间够了，这就回家。”我期望的正是这种回答，可他说话的那种语调让我心中充满了一种莫可名状的恐怖。我再次仔细地打量他。他的嘴唇完全发青，他的双腿直打哆嗦，仿佛他几乎已站立不住。“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奥古斯塔斯，”我这下心惊胆战地失声喊道，“你到底怎么啦？出了什么事，你想干什么？”“出事！”他结结巴巴地说，脸上显出极度的惊异，同时松开舵柄朝前一头倒在了舱底：“出事！呃，没出事——回家。你——你——你难道没看出？”这下我一切都明白了。我冲过去把他扶起。他真醉了，烂醉如泥。他这时既站不起来，不能说话，也看不见什么。他的两眼呆滞无光；而当我在极度绝望中松开他时，他就像一根木头重新滚进舱底的积水中。显而易见，那天晚上，他一直醉得远比我想象的厉害，而他在床上的那番举动则是一种酕醄状态之结果——这种状态犹如癫狂一样，往往能使醉者模仿其神志清醒时的外部表现。但是晚风的寒冷发挥了它通常的作用。他的模仿意识被冷风吹散，而他在神志混乱中对自身危险处境的感知则无疑加速了这最后的结果。他这时已完全不省人事，而且在几小时内不可能醒来。

很难想象我当时那阵极度的恐惧。刚才为我壮胆的几分酒意已经消失，留给我的是双重的惊骇和不知所措。我知道自己完全没有驾驭那条船的能力，也知道狂风巨浪正在把我们驱向毁灭。一场暴风雨显然正在我们身后集聚；我们既没有罗盘也没有给养；情况非常清楚，如果我们继续保持航向，那不等天亮我们就会驶进看不见陆地的深海。这些想法和其他一些同样可怕的念头，飞快地在我脑海中不断闪过，一时间我吓得全身瘫软，根本不可能采取任何措施。此时小船正顺着风以一种可怕的速度朝前疾驶，三角帆和主帆都鼓得满满的，船头完全被涌起的浪花覆盖。令人惊奇的是，它居然没被风打横而面临倾覆，我刚才说过奥古斯塔斯已经松开舵柄，而我则吓得一直都没想到自己应该去把住舵。幸亏船保持了原来的方向，我也慢慢地多少恢复了镇静。风力在不断地加强。船艏每次从颠簸中翘起，后面的海浪就通过船艉突出部，把我俩浇得浑身湿透。我的手脚都冻得发麻，几乎已经失去知觉。最后我终于鼓起勇气决心孤注一掷，于是我冲向主帆，忽然松开了帆索。不出所料，帆篷飞过船头，被水浸湿，猛然将桅杆拉断，掉进了水中。正是桅杆断落使我免于立即葬身大海。现在我只凭三角帆顺风而行，汹涌的波涛仍不时打上船艉，暂时已没有了马上倾覆的危险。我把住了舵轮，当我看出我们尚有一线生机，不由得大大松了口气。奥古斯塔斯仍昏迷不醒地躺在舱底，见他随时有被淹死的危险（因为他躺的地方积水差不多已有一英尺深），我设法将他扶起，让他保持坐姿，用一根绳子缠在他腰部，然后把绳端拉紧捆在了甲板上的一颗环端螺栓上。我在冷得发抖的情况下尽己所能弄好一切之后，我就把自己托付给了上帝，决心以我的坚忍不拔来承受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

我刚刚横下心，就突然听见一阵尖叫，这阵像从上千个魔鬼喉咙里发出的呐喊声仿佛响彻了小船周围的四面八方。我今生今世绝忘不了我在那一瞬间所体验到的无以复加的恐怖。我只感到毛发倒立，血液凝固，心脏完全停止了跳动，我还来不及抬眼搜寻一下使我恐怖的缘由，就已经不省人事地一头栽倒在我朋友身上。

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在一艘巨大的捕鲸船“企鹅”号的舱内，几个陌生人站在我身边，面如死灰的奥古斯塔斯正忙着搓热我的双手。见我睁开眼睛，他高兴得发出谢天谢地的呼喊，惹得那几个相貌粗鲁的人也禁不住大笑并热泪盈眶。我们死里逃生的经过很快就得到了解释。原来正是这艘捕鲸船撞翻了我们的小船，它当时为了避风而改变航向，利用它还敢扯起的大小帆迎着侧面风驶向楠塔基特，于是它前进的方向几乎与我们的航向形成直角。有几位水手在前瞭望台上，当他们发现我们的小船时，相撞已不可避免，他们发出的警告声就是吓得我要命的那阵尖叫。他们告诉我，当时大船压过小船就像我们的小船压过一片羽毛那样轻松，船上的人丝毫没感觉到船下有阻碍物——只是当脆弱的小船被吸入大船底并顺着其龙骨擦过之时，他们从风的怒吼和大海的咆哮声中听到过一阵轻微的摩擦声，仅此而已。他们以为我们的小船（必须记住它已经折断了根桅杆）不过是一块顺水漂浮的没用的沉船碎片，船长（康涅狄格州新伦敦的E.T.V.布洛克船长）决意保持原航向前进，没把这件小事放在心上。幸运的是，有两位瞭望的水手发誓说他们看见小船上有个人把舵，并说还有救起他的可能。于是船上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中，布洛克船长生气地说：“我的职责不是盯着水中的鸡蛋壳，我的船不能为这种毫无意义的情况而掉转船头。如果真有一个人被撞下水，那他也是活该，这不是任何他人的错——他应该被淹死而且必死无疑。”或者船长那番话与这大同小异。这时大副亨德森站出来干预此事，他像船上所有的水手一样，对布洛克这番既无情又卑鄙的话感到义愤填膺。眼见大伙儿都支持他，他便直率地告诉船长，他认为自己很想尝尝绞架的滋味，所以他即便一上岸就被吊死现在也要违抗他的命令。说完他大步走过去，用肘把脸色苍白、一声不吭的布洛克推到一边，自己紧紧地抓住舵轮，并用坚定的声音下令转向。水手们迅速各就各位，大船很快就掉转了船艏。这一切花了差不多五分钟，应该说即使刚才小船上有人，那他现在几乎已没有生还的希望。正如读者所看到的，奥古斯塔斯和我都双双获救。我们之所以得救似乎是由于两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偶然，而明智者和虔敬者则把这种幸运的偶然归于上帝的保佑。

当捕鲸船还在掉头时，那位大副已放下船上的小艇并跳入其中，随他上小艇的还有两名水手，我想就是那两位发誓说看见我掌舵的水手。（当时月光依然皎洁）他们刚把小艇划离大船的背风面，大船就猛烈地颠簸着朝迎风面倾斜，亨德森见状呼地一下从小艇座位上站起身，高声喊叫要他的水手们立即倒舵。他不可能再说别的，只是焦急地不断高喊：“倒舵！倒舵！”大船上的人尽快把舵倒回原来位置；但此时船已经掉过了船头，完全恢复了进航速度，尽管船上所有的人一直在竭尽全力收帆停船。当大船朝小艇冲过来时，大副不顾危险伸手抓住了主锚链。这时又一次猛烈的倾斜使大船右舷几乎完全露出水面，而他的焦虑也显露无遗。他看见一个人的躯体以一种最奇特的方式贴在光滑闪亮的船底（“企鹅”号用铜板包底并加固），随着船的颠簸猛烈地撞击着龙骨。他们趁大船船身的一次次倾斜进行了好几次努力，最后冒着小艇沉没的危险终于把我从绝境中救出并送上了大船，因为那具躯体原来就是我。好像有颗船骨螺栓向外突出并穿透了铜板，我顺着船底滑过时正巧被它挂住，于是便以那种非常奇特的方式贴在了船底。螺栓头划破了我身上那件绿色粗呢夹克衫的领口，划破了我的后颈项，然后从我右耳下的两根肌腱之间划过。尽管我看上去已经毫无生气，可他们仍然立即把我放到了床上。船上没有医生，然而船长给了我无微不至的照料——我想，他是要将功补过，要在他的船员面前为他先前那番恶劣的态度赔罪。

虽然此时风力几乎已达到了飓风的程度，可亨德森的小艇又划了出去。他刚划出去几分钟就碰上了我们那条小船的一些碎片，接着同他一块儿的一名水手宣称，他间或能从呼呼的风声中清楚地听到呼救的声音。这一断言使那几位勇敢的水手坚持搜寻了半个多小时，尽管布洛克船长不停地发出信号要他们回来，尽管那么脆弱的一只小艇每时每刻都有被风浪掀翻的危险。事实上，很难想象他们那只小艇怎么会没在惊涛骇浪中沉没。不过，那毕竟是一只专为捕鲸而建造的小艇，正如我后来一直认为的那样，它肯定是照威尔士海岸某些救生艇的样式，装有分隔充气箱。

在毫无结果地搜寻了半个多小时之后，小艇决定返回大船。可他们刚刚拿定主意，就听到从小艇旁边急速漂过的一团黑乎乎的东西上传来一声微弱的呼叫。他们跟随并追上了那团东西，原来那是“爱丽儿”号的整个舱面甲板。奥古斯塔斯正在甲板附近的水中挣扎，显然是垂死挣扎。他们抓住他时，发现他被一根绳子拴在漂浮的甲板上。读者应该记得，我曾把这根绳子缠在他腰部，并把绳子的一头固定在一颗螺栓上，当时是为了使他保持坐姿。现在看来，我那样做正好保住了他的性命。“爱丽儿”号造得并不结实，下沉时船身自然裂成碎片；可以想象，涌进小舱的海水使舱面甲板脱离了船体，甲板（无疑和其他碎片一道）浮出水面，奥古斯塔斯也随之漂浮，从而逃脱了可怕的死亡。

被救上“企鹅”号一个多小时之后，他才能开口讲自己的情况，或者从水手口中了解我们的小船到底出了什么事。最后他终于完全清醒，详述了他在水中的感受。原来当他刚开始恢复意识之时，他发现自己在水面以下，正以难以想象的速度飞快旋转，一根绳子在脖子上紧紧地绕了好几圈。随之他突然觉得自己迅速上浮，头重重地撞上一个硬物，他又一次失去了知觉。再度苏醒时，他的神志比先前更清醒，但仍旧处于一种极度茫然的状态之中。他当时知道肯定是出了什么事，也知道自己是在水中，尽管他的嘴露在水面之上，能够比较自由地呼吸。这时候甲板很可能是顺着风急速漂动，把仰面浮在水上的他拽在后边。当然，只要他能保持这一姿势，几乎就不会被淹死。不一会儿，一个浪头直端端地把他抛上了甲板。他竭尽全力使身子贴在甲板上，并趁此机会不时大声呼救。就在他被亨德森先生发现之前，他因精疲力竭而不得不松手重新跌入水中，完全放弃了获救的希望。在他这番挣扎的过程中，他丝毫没想到什么“爱丽儿”号，也没有想到任何与他遭难相关的事情。一种朦胧的恐怖和绝望之情占据了他的大脑。当他终于被救起之时，脑子里几乎是一片空白。正如前文所说，差不多过了一小时，他才完全恢复意识。至于我自己，（他们在整整三个半小时内徒然地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之后）奥古斯塔斯建议用法兰绒蘸上热油使劲儿擦我的身子，这才使我从一种近乎于死亡的状态中苏醒过来。我脖子上的伤口虽说难看，但伤势并不十分严重，所以不久就痊愈了。

在遭遇了楠塔基特海面那场少有的大风之后，“企鹅”号大约在上午九点驶进了港口。奥古斯塔斯和我设法在早餐前赶回了巴纳德先生家。幸亏聚会结束得晚，因此那天的早餐时间也稍稍推迟。我猜想餐桌旁所有人都很累，以至没有注意到我俩的疲惫不堪。当然，我俩那副模样肯定经不住细看。不过，学生在欺瞒方面往往能创造奇迹，而且我深信，当我们楠塔基特的那帮朋友在镇上听一些水手讲他们在海上撞沉了一条船并有三四十个可怜家伙淹死的时候，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会疑心那个可怕的故事与“爱丽儿”号或者与我和奥古斯塔斯有什么联系。那天之后，我俩倒经常谈起这件事，不过谈的时候总禁不住浑身发抖。在一次谈话中，奥古斯塔斯坦率地向我承认，他一生中最恐怖、最痛苦的时刻就是那晚在小船上，他发现自己不胜酒力并感到就要支撑不住时的那短短一瞬。

第二章

对于任何仅仅出于偏见而赞成或反对的事，我们均不可断然做出推论，即便所依据的是最简单明了的论据。或许有人会认为，我刚才讲的那样一次遇险将有效地平息我向往大海的激情，事实恰恰相反，在我们奇迹般的获救一星期后，我反而更加强烈地感到了一种对航海者冒险生活的渴望。短短的一星期长得足以抹去那次遇险留在我记忆中的阴影，并在我脑子里产生出令人欣喜激动的斑斓色彩，显现出一幅幅生动形象的画面。我与奥古斯塔斯的谈话变得更加频繁，充满兴趣。他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讲述他的那些航海故事（我现在怀疑他的故事有一大半纯属虚构），那种方式很对我的胃口，总能对我充满热情、富于幻想但多少有点儿忧郁的性格产生影响。奇怪的是，他越是把他那些痛苦绝望的时刻描述得恐怖，就越是激起我对水手生活的神往。我对那幅图画的光明一面少有同感。我总是梦见沉船、饥饿、死亡或被野蛮人俘虏；梦见在某个难以到达、无人知晓的大洋里，在某座阴沉而荒凉的岩岛上，在痛苦与忧伤中熬过一生。从那时起我就一直确信，这样的梦幻，或者说这样的梦想——因为它们相当于梦想——非常普通，如同人世间数不清的种种忧郁。当时，我认为它们只是在隐隐约约地预示着我的命运，而我多少感到自己必定要去应验这种预言。奥古斯塔斯完全理解我的这种心理状态。实际上，我俩的亲密无间很可能已经使我俩的心灵产生了交感。

大约在“爱丽儿”号出事一年半之后，劳埃德及弗雷登比赫公司（一家与利物浦的恩德比父子公司有某种联系的合伙商行）开始为一次远航捕鲸而修理和装备“逆戟鲸”号双桅横帆船。该船早已老掉了牙，无论怎样修理装备都很难适应远航。我简直弄不懂它怎么会优先于那家公司的其他好船而被选中，可情况就是如此。巴纳德先生被任命为该船船长，奥古斯塔斯准备随父亲一道出海。在那艘船修理装备期间，他不断地向我指出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极力怂恿我趁此良机实现自己出海旅行的愿望。他发现我对他的话绝非无动于衷，可那毕竟不是一件很容易安排的事。我父亲没表示明确的反对，但我母亲一听这事就歇斯底里；更要命的是，我寄予了很大希望的外祖父也坚决反对，发誓说我要是再提出海的事，他就将剥夺我的继承权。然而，这些困难非但没有熄灭我的欲望，反而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我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去远航；在把这一决定告诉了奥古斯塔斯之后，我俩便开始构思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与此同时，我在家人和亲戚面前都闭口不提航行的事，加之我表面上埋头于我的日常功课，所以他们都以为我已经打消了出海的念头。后来，我常常怀着不快和惊异的心情来审视我在这件事上的做法。我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利用的那种虚伪，一种在我生命中那么长一段时间内充斥于我一言一行的虚伪，之所以能被我容忍仅仅是因为我胸中有一个熊熊燃烧的希望，我希望去实现那些我久久珍藏于心中的旅行梦幻。

按照我的计划，我不得不把许多事都留给奥古斯塔斯去处理，他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逆戟鲸”号上为他父亲照料大小舱内的各种事情。到了晚上，我俩肯定会聚在一起，共同商谈我们的计划。就这样过了差不多一个月，我们还未制订出任何有可能成功的方案，但有一天他终于告诉我，他已经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安排。我有一位姓罗斯的男性亲戚住在新贝德福德，我一直习惯于间或去他家住上两三个星期。“逆戟鲸”号定于6月中旬起航（1827年6月），我们商定在该船起航前的一两天内，我父亲必须像往常一样收到罗斯先生捎来的一张便条，邀请我去他家与罗伯特和埃米特（他的儿子）同住两个星期。奥古斯塔斯自告奋勇地承担了写信和送信的任务。届时我假装去新贝德福德，实际上是去会我的这位朋友，他将设法在“逆戟鲸”号上替我安排一个藏身之处。他向我保证，那个藏身之处会非常舒服，我可以在里面住上好些天，因为在那期间我不能在船上露面。他说，等船开得够远，以至不可能考虑送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可以正式地住进舒适的船舱；至于他的父亲，他只会为这个玩笑而大笑一阵。在海上会碰到许多驶回楠塔基特的船，可以捎封信回家，向我父母说明情况。

6月中旬终于来到，计划中的一切都已成熟。便条写好并且被送达。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离家假装去乘驶往新贝德福德的邮船。然而，我径直去找奥古斯塔斯，他正在一条街的拐角处等我。按原计划我本来应该躲到天黑，然后再偷偷溜上那艘双桅船；但当时老天作美起了一场大雾，于是我们决定我立即上船藏起来。奥古斯塔斯带路走向码头，我跟在他身后不远之处，身上裹着他带来的一件厚厚的水手斗篷，以防被人轻易地认出是我。可当我们转过第二个拐角，并经过爱德蒙先生那口井后，一个人突然站在了我跟前，直端端地盯住我的面孔，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外祖父老彼德森先生。“哦，天哪，戈登！”他愣了好一阵才开口，“你把谁的脏斗篷披在身上？”在此紧要关头，我装出一副又生气又吃惊的样子，用所能想象的最粗暴的语气答道：“先生！你认错人了。首先我的名字压根儿不叫什么戈登，而且我想让你这条恶棍看看清楚，别再把我的新大衣说成是脏斗篷！”看见老先生被训斥时那番古怪的举止，我差点儿笑出声来，但我终于拼命忍住了。他一开始惊得往后倒退了两步，脸上先是一阵发青，随之又变得通红，接着他把眼镜凑到眼前，然后将其放下，抡起他那把雨伞向我猛冲过来。可他冲了一半又骤然停步，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最后，他转身顺着那条街蹒跚而去，一路上气得浑身发抖，嘴里喃喃自语：“不中用，新眼镜不中用。以为那是戈登，浸过水的大炮不顶用。”

经过这次惊险遭遇，我俩更加谨慎地继续前行，最后终于平安抵达码头。“逆戟鲸”号甲板上只有一两个人在船头干活儿。我们知道巴纳德船长此时正在劳埃德及弗雷登比赫公司那边忙活，而且会在那里待得很晚，所以我们对他一点儿不担心。奥古斯塔斯首先登上船的一侧，随之我也在没人察觉的情况下跟着他上了船。我俩立即进入主舱，发现里边空无一人。舱内装修得非常舒适，这对一艘捕鲸船来说多少有点儿不寻常。那儿有四间十分漂亮的卧舱，均装有宽敞舒适的铺位。我还注意到舱内有一个大火炉，主舱和卧舱的地板上都铺着一种价格昂贵的极厚的地毯。天花板足足有七英尺高，总而言之，一切都显得宽敞舒适，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可是奥古斯塔斯只允许我参观一小会儿，他坚持说我必须尽快地藏起来。我由他领着进了他自己的卧舱，那间舱房位于船的右舷，与防水隔舱只有一墙之隔。进舱后，他立即关上门并将其闩上。我想，我从来没看见过那么漂亮的一个小房间。它大约有十英尺长，只有一个铺位，如我刚才所说的一样宽敞舒适。在紧靠隔舱的那个角落有一块四英尺见方的空间，那里安着一桌一椅，还有一排装满书的吊架，架上的书大多是关于航海和旅行的。舱内还有许多其他的小设备，其中我不该忘记的是一个类似冰箱的食品柜，奥古斯塔斯让我看了里边的一大堆好东西，既有吃的又有喝的。

这时，他在刚才所说的那块空间俯下身去，用手指摁了一下角落里地毯边的某个位置，让我知道那儿有一块约十六英寸见方的活动地板。随着他手指一压，活动地板靠墙的一边翘起一条缝，足以容他伸进手指。他就这样打开了那道暗门（此时地毯依然被平头钉固定在启开的活板上），我发现从那里可通往船后底舱。接着他划燃一根火柴，点上一支小蜡烛，并将蜡烛放进一盏遮暗的提灯，然后他举着灯钻进暗门，吩咐我紧紧跟在他后边。我下去后，他利用钉在活板下的一颗钉子，将活板重新置于原来的位置——地毯当然也恢复了它本来的模样，从上面舱内绝对看不出丝毫动过的痕迹。

烛光太暗，我十分吃力地摸索了一阵，才发现我穿行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杂物之间。不过，我的眼睛逐渐适应了阴暗，这下我不太吃力地拉着我朋友的衣角跟着往前走。经过了许多弯弯曲曲的通道，他最后把我领到了一只包有铁皮的箱子跟前，就像有时用来装精美陶器的那种箱子。它差不多有四英尺高，足足有六英尺长，但很窄。箱顶上放着两只空油桶，油桶上面是一大堆草席，草席一直堆到舱顶。箱子的四周也尽可能地堆满了杂物，甚至也高高地堆到底舱顶板，船上的各种设备几乎无所不有，另外还有许多条板箱、备用船具、木桶和货包，以至我们居然能找到通往这只箱子的路似乎都绝对令人不可思议。我后来才知道奥古斯塔斯是故意这样安排的，把杂物通通都堆进这个底舱，以便为我提供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他安排这事只用了一个人帮忙，而那个人从来不下船。

此时，我朋友向我示范那只箱子的一端可随意移动。他将其滑开让我看里面，这一看我顿时乐了。一床从舱铺上取来的垫褥铺过了整个箱底，箱内几乎有那么小的一个空间内所能塞下的各种使人舒服的物品，同时又留有足够的地方供我安歇，我可以坐在里边，也可伸直身体躺下。那堆物品中有一些书籍，有纸笔墨水，有三条毯子，有一大罐淡水，有一小桶饼干，此外还有三四根博洛尼亚红肠、一大块火腿、一只烤羊腿，以及五六瓶甜酒和烧酒。我马上就钻进了这个属于我的小房间，我敢说，当时我那种满足的心情不亚于一位君王搬进他新建的宫殿。奥古斯塔斯接着又教我关闭箱子的方法，然后把提灯凑近地板，让我看一根铺在地板上的细绳。他说，这根绳子从我的藏身之处绕过杂物间所有不可避免的弯弯绕绕，一直延伸到他卧舱暗门下一颗钉在底舱甲板上的钉子处。顺着这根绳子我无须他引导也能自己找到出路，假若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况需要走那一步的话。交代完这些，他便向我告辞，留下了那盏提灯和足够的蜡烛、火柴，并保证只要能抽身，他一定常下来看我。那天是6月17日。

我在底舱一待就是三天三夜，其间我几乎没钻出过那只箱子，只有两次我站到与箱子开口那端相对的两只条板箱之间伸展胳膊腿儿。三天里，我没见过奥古斯塔斯一眼，但这并没有引起我的不安，因为我知道这艘双桅船随时都会起航，而在开船前的忙碌中，他不容易找到机会下来看我。最后我终于听到了暗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不一会儿就听见他压低嗓子招呼我，问我是否一切都好，是否还需要什么东西。“啥也不要，”我回答说，“我在这儿舒服极了，什么时候能开船？”“半小时内就要起航。”他回答，“我来就是想让你知道，以免你会担心我没上船。我可能有一阵子没法下来——又得三四天。现在上边一切都很顺利。对啦，等我上去并关好暗门后，你务必顺着这根绳子去钉着那颗钉子的地方，注意别弄出声响。你会在那儿发现我的怀表，它对你会有用，因为你在这儿没法根据日光判断时间。我猜你肯定说不出你已经被藏了多久，只有三天，今天是20日。我本该回头把表给你送来，可我担心我离开太久会被人发现。”说完他就上去了。

他上去大约一小时之后，我明显地感觉到了船在开动，不由得暗自庆幸我终于开始了一次真正的航行。为此我感到十分满足，并决定尽可能安下心来，静候允许我露面的那个时刻，到时我将从这只箱子搬到虽不会更舒适却更宽敞的卧舱去住。我这下首先想到的是去取回那块表。提灯里的蜡烛在原处燃着，我顺着那根绳子在阴暗中摸索，在迂回曲折的通道间穿行，有时我发现在费力地绕过一长段距离之后，自己反倒比先前的位置靠后了一两英尺。不过，我终于看到了那颗钉子，并带着那块表安全地返回了我的藏身之处。这时，我大致看了看那些为我精心准备的书，并从中挑出一本，是关于刘易斯和克拉克横越北美大陆直抵哥伦比亚河口的那次探险。我饶有兴趣地读了一会儿书，感到困倦，便小心翼翼地灭了灯，不一会儿就进入了酣睡状态。

醒来时我觉得脑子里一片混乱，过了好一阵我仍处于茫然之中。我终于慢慢地回想起了一切，划燃一根火柴看表，指针已停止走动，因此我没法确定我这一觉睡了多久。我感到手脚发麻，不得不站到条板箱之间舒展一下四肢。饥肠辘辘使我想到了那块烤羊腿，睡觉之前我已经吃了一部分，觉得味道挺不错。当我发现羊肉已完全腐烂变质时，我真说不出有多惊讶！这一情况使我感到极其不安，联想到我醒来时脑子里那阵混乱，我开始认为我那一觉肯定是睡得太久。这说不定与舱底空气不流动有关，而污浊的空气到头来也许会产生更严重的后果。我头疼得厉害，呼吸也觉得困难。总之，一阵忧闷之情使我感到了压抑。可我仍然不能冒险去打开那道活门，或是用其他方式去自讨麻烦，于是我上紧表的发条，尽可能地使自己安于现状。

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特别沉闷，没有任何人来打破这种单调，我禁不住开始责怪奥古斯塔斯太粗心大意。我最大的不安是罐子里大约只剩下半品脱淡水，烤羊腿坏了之后，我吃了那几根博洛尼亚红肠，此时正感到口干舌燥。我变得越来越心神不定，再也没有心思读书。而且我当时极想睡觉，可一想到沉睡又不寒而栗，唯恐舱内不流动的空气中会有什么有害气体，就像燃烧的木炭排放的那种致命烟雾。与此同时，船身的摇晃告诉我船已行驶在远海海面，而一阵像从远方传来的隐隐约约的嗡嗡声使我确信，海面上正刮着一场非同寻常的大风。我实在想不出奥古斯塔斯有何理由一直不来底舱。我们肯定已走得够远，他早该允许我上去露面。说不定他遇到了什么意外，可我难以想象什么样的意外能使他容忍让我在舱底关这么久，除非他突然死去或掉进了大海，而对这一点我不能去细想。有可能是我们遇上了顶头风，船还在楠塔基特附近。然而我不得不排除这种想法，因为若是那样，船就必然会不住地掉头转向。可是从船身始终朝左舷倾斜来看，我确信它一直是利用稳定的右舷风在朝一个方向航行。而且，如果我们真的还在楠塔基特岛附近转圈儿，那奥古斯塔斯为何不来告诉我这一情况？考虑到我所面临的困难和孤独沮丧的心境，我决定再捺着性子等二十四小时，假如到时我朋友还不来，我就要自己去掀开那块活动地板，争取能和我的朋友交谈一会儿，或至少可以呼吸几口新鲜空气，并从他的卧舱补充淡水。然而，当我正在考虑这个想法，尽管我拼命撑着不闭眼睛，我最终还是进入了一种沉睡状态，更准确地说是陷入了一种恍惚之中。我的梦境充满了最可怕的景象，各种灾难与恐怖相继降临。我忽而被一群青面獠牙的魔鬼用枕头捂得透不过气来；忽而一群巨蟒把我缠住，闪着凶光的眼睛直逼我的脸；忽而我跟前展现出最令人绝望、最使人生畏的无边无际的荒原；忽而在我的视野内高高竖起一根根一眼望不到头的灰蒙蒙、光秃秃的树干。这些树干的根隐藏在横无际涯的烂泥潭中，泥潭中凄迷的死水冥冥如墨，令人惊魂。而那些奇怪的枯树仿佛被赋予了人类的生命，它们不停地摇晃着骷髅般的枝丫，在极度的痛苦和绝望中用最凄厉的声音在呼唤那潭死水的怜悯。场景变换，我赤身裸体、孤零零地站在火热的撒哈拉大沙漠，脚下蹲伏着一头凶猛的非洲雄狮。突然，狮子睁大眼睛瞪着我，呼地一下站起身，张嘴露出一口利牙。接着从它的血盆大口中发出一声惊雷般的怒吼，我顿时吓得昏倒在地上。在恐怖中窒息了好一阵，我终于慢慢苏醒过来。这么说，我的梦原来并不是梦。此时，我已经恢复了知觉。一头真正的巨兽正把它的前爪重重地踏在我胸上，它热乎乎的气息喷在我身边——它可怕的白牙在黑暗中闪烁。

即便当时我挥一下手或说一句话就能够逃命，我也没法动弹一下或哼哼一声。不管那是头什么野兽，它就保持着那个姿势而没有打算马上把我撕碎。我则完全绝望，像死了一般地躺在它的身下。我感觉到自己的体力和智力都在迅速地消失——一句话，我因为极度的惊恐而正在死去。我头发晕，心发慌，眼发花，甚至连巨兽那双发亮的眼睛也变得暗淡。我鼓起最后的一点儿力气，终于微弱地呼唤了一声上帝，然后就等着死亡降临。我的声音似乎激起了那头野兽潜在的凶猛，它这下把整个身子压在了我身上。令我惊讶的是，随着一声长长的低声哀鸣，它开始热切地舔我的脸和手，充分地流露出它内心的无限喜悦和一腔柔情！我感到迷惑，我感到惊奇，但我不可能忘记我那条名叫“虎”的纽芬兰犬所独有的叫声，不可能忘记我所熟悉的它抚爱我的奇特方式。是虎，我顿时感到热血涌上脑门，一种绝处逢生的意识使我一阵眩晕。我急切地从褥垫上直起身来，一下抱住了我这位好朋友的脖子，胸中的积郁终于在一场泪雨中得到了宣泄。

如同上次醒来时一样，我从褥垫上起身后意识仍然处于一种极度茫然和混乱的状态。好一阵子，我都没法把任何概念联系起来。慢慢地，我的思维能力开始恢复，我还回想起了我当时情况的几个细节。可我对虎的出现百思不得其解，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猜测之后，我只能高兴而满意地认为它是来分担我的孤独，是来给予我它的抚爱。许多人都喜欢自己的狗——但我对虎怀着一种非同寻常的爱，绝没有任何动物能比它更值得我这番深情。七年来，它一直是我形影不离的伙伴，并无数次证明了我们评价这种动物的所有高贵品质。当它还是条小狗时，我在楠塔基特镇上从一个小恶棍的毒手中把它救下，当时那家伙牵着套在它脖子上的绳子，正在把它往水里拽；大约三年之后，已长成大狗的虎知恩图报，从一名拦路强盗的大头棒下救了我的性命。

现在我掏出怀表凑到耳边，发现它又停止了走动，但我对此并不感到惊讶。根据我当时那种特殊的感觉，我确信我又同上次一样睡了很久很久。至于到底睡了多久，这当然不可能说清。我只觉得浑身发烫，干渴难忍。我伸手去摸剩下的那点儿水，因为当时没有光亮，提灯里的那支小蜡烛早已燃尽，火柴一时又不在手边。可当我摸到水罐，发现它空空如也——肯定是虎经不住诱惑把水喝了，它还吃掉了剩下的烤羊腿，那根啃得精光的骨头就摆在箱子的开口处。那块臭肉我并不在乎，可一想到水，我的心就往下一沉。当时我已经非常虚弱，以至稍一动弹浑身就像发疟疾似的直打哆嗦。仿佛祸不单行，此时船身也剧烈地前后颠簸，左右摇晃，箱顶上那两只油桶随时都可能掉下来，堵死我唯一的进出通道。同时，我还因晕船而特别难受。这些情况使我下定了决心，趁自己现在还能挣扎着行动，我无论如何都得去那道活门，获得必要的援救。拿定了这个主意，我又开始摸火柴和蜡烛。摸索一阵之后我找到了火柴，却没找到我以为很快就能找到的蜡烛（虽说我记得它们的准确位置），我暂时放弃了寻找，命令虎乖乖躺下，然后就开始朝那扇活板门爬去。

这一行动使我的虚弱更加暴露无遗。我必须用尽全力才能勉强朝前爬，而且我的四肢常常突然一软，使我整个身子坠下，脸贴着甲板，这时我只能在一种近乎失去知觉的状态下趴上几分钟。但我仍然挣扎着慢慢往前爬，生怕我会昏倒在杂物堆中那些狭窄弯曲、纵横交错的通道之间，如果那样的话，我将必死无疑。最后，当我正竭尽全力朝前爬行之时，我的头重重地撞到了一只铁皮包边的条板箱的棱角上。虽说碰撞只使我晕了一小会儿，但我伤心地发现原来船身的剧烈摇晃把那只条板箱抛到了通道之间，完全堵死了我的去路。我用尽全身力气也没法使那只条板箱移动一分，它被紧紧地卡在了堆放在两边的箱子和设备之中。所以，尽管我十分衰弱，我现在也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放弃那根引路绳另外去寻找出路，要么是翻过眼前的障碍照原路前进。前一种选择显然有太多的困难和危险，想起来就不寒而栗。在我当时那种虚弱和恍惚的情况下，另辟蹊径的结果只能是迷路，那我就会在舱底那座可憎的迷宫中悲惨地死去。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开始振作我剩下的全部精力，决心尽我最大的努力翻过那只条板箱。

待我抱着这一目的挣扎着站起身，才发现要翻过眼前的障碍比我所想象的还要困难。狭窄的通道两边竖着两道由各种重物堆砌的高墙，我稍有疏忽就会使它们砸在我头上。即使这种情况不发生，它们仍有可能掉下来堵死我回头的路，就像眼前这只条板箱一样。条板箱本身又长又大，表面没有立足点供我攀缘。我千方百计地想够着箱顶，希望能用引体向上的动作翻上去，结果却是枉费心机。即便我真的够着了箱顶，我鼓起的那点儿力气也绝不足以拉起我的身体，很可能我会摔个四脚朝天。绝望中孤注一掷猛力推箱，我感觉到身边有一种震颤，急切地伸手去摸一块块箱板的边缘，结果发现很大的一块箱板早已松动。幸运的是，我随身带着一把折刀，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成功地撬掉了那块箱板；从撬开的孔里，我惊喜地发现，条板箱的另一面没钉木板。换句话说，箱顶没被封上，被我撬开的一面是箱底。此后我没再遇上太大的困难，终于顺着那根引路绳爬到了那颗钉子面前。我怀着怦怦乱跳的心直起身来，伸手轻轻推了推那块活动地板。它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往上升，于是我又稍稍加了点儿力，心里生怕此时待在卧舱里的不是奥古斯塔斯而是别人。令我吃惊的是，活门仍然没有挪动，我开始急了，因为我知道它先前无须用力就可以推开。我使劲儿往上推，它纹丝不动；我用力朝上顶，它仍安如磐石；我把愤怒、狂暴和绝望全发泄出来——可它对我的所有努力都不屑一顾。从活动地板不可移动这一情况来看，显然这道暗门已被发现并被钉死，要不就是被压上了从下面休想移动的重物。

我当时只感到一阵极度的恐惧和震惊。我无论如何都推想不出把我那样活活封在舱底的缘由。我没法使自己的思路连贯起来，垂头丧气地在地板上坐下，任凭脑子里充满各种各样悲观的想象，其中渴死、饿死、闷死或者被过早地埋葬，似乎是我最容易面临的灾难。最后我的头脑多少清醒了一点儿，我站起身开始用手指去摸活门的缝隙。摸到缝隙后，我凑上前仔细观察，看它们是否能透下卧舱里的光亮，但什么光也看不见。于是我让刀刃穿过缝隙，直到碰到某种硬物，我发现那是铁；从其独特的波状起伏，我断定那是一堆锚链。现在我唯一的路就是退回我栖身的那只箱子，然后要么屈服于这可悲的命运，要么是努力镇定下来设法逃脱。我马上开始往回摸索，经过了一番艰苦跋涉之后，我终于回到了藏身之处。当我精疲力竭地在褥垫上躺下，虎伸直身子扑到了我的身边，似乎想用它的抚爱来安慰陷入困境的我，并激励我用坚韧不拔的精神去摆脱困境。

它异乎寻常的举动终于引起了我的注意。它每次把我的脸和手舔上几分钟，然后突然收回舌头发出一声低低的哀鸣。每次我伸出手去摸它，总发现它四脚朝天仰面躺着。这番举动一再重复显得非常奇怪，而我对其原因百思不得其解。由于狗一再发出哀鸣，我便断定它可能受了伤；可待我检查完它的四条腿，没有感觉到任何受伤的迹象。于是我认为它是饿了，便给了它一大块火腿，它狼吞虎咽地把火腿吃完，可吃完之后又恢复了它那番异乎寻常的举动。这下我想它肯定是像我一样在经受着干渴的折磨，并正要把这种猜想定为真正的原因。这时，我突然想到刚才我只检查了它的爪和腿，而它说不定是头部或身体其他部位受了伤。我仔细地摸了它的头部，没有发现任何伤口。可当我的手滑过它的背部之时，我感觉它背上有圈毛微微竖着。仔细一摸，我发现毛下有根细绳，顺着摸下去，我发现细绳在它身上绕了一圈。经过更仔细的摸索，我终于摸到了一条感觉像信纸的小薄片，那根细绳穿过这纸片并正好把它系在虎的左腋下。

第三章

我立即就想到这张纸片是奥古斯塔斯送来的信，肯定是出了什么莫名其妙的事使他不能把我救出这个黑牢，所以他想出这个办法要让我了解事情的真相。我急切得不住颤抖，又开始搜寻火柴和蜡烛。我依稀记得在陷入昏睡之前，我曾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身边什么地方，实际上在我第二次去活板门之前，我还记得它们的准确位置。可现在，我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究竟把它们放在了何处，结果心烦意乱地白白摸了足足一小时；当然，我内心的焦虑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最后，当我在摸索中将头靠近箱子开口附近的压舱物时，我发现前舱那个方向有一点儿微光。我感到非常惊讶，并力图向微光靠近，因为它看上去离我只有几英尺。可我刚一爬动那点儿微光就完全消失，我不得不摸着箱边回到我原来的位置，这才重新看见微光。这下我非常谨慎地来回移动头部，最后发现从与刚才出发的方向相对的一条路线，我可以小心翼翼地将微光保持在我的视线内，同时又能慢慢地向它靠近。不一会儿（挤过了许多狭窄弯曲的通道之后），我终于到达了闪光处，发现微光是由我的火柴上的碎磷片发出的，而那些碎片则在一只倒下的空桶里。我正纳闷火柴怎么会到了这样一个地方，手又压在了两三块蜡烛碎渣上，这些碎片碎渣显然是虎咀嚼的结果。我马上断定我的全部蜡烛都已经被那条狗吞食了，不由得为没法读奥古斯塔斯的便条而感到绝望。蜡烛残渣散落在桶里其他垃圾中，我绝无希望再利用它们，只好任其如此。碎磷片也只有一星半点，我尽可能小心地将其拾拢，然后带着它们经过又一番艰难爬行回到了箱子，我离开时，虎一直待在箱边。[77]

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底舱一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那张白色的纸片简直没法被看出，即使我睁大眼睛直盯着它；当我把视网膜的外侧朝向它时，当我微微斜着眼看它之时，才觉得多少看出了一点儿轮廓[78]。所以，当时我那个牢笼有多黑可想而知，如果那纸片真是我朋友送来的信，似乎这信也只能搅扰我本来就已经衰弱并有点儿错乱的神志，从而使我进一步陷入困境。我脑子里徒然闪现出一个又一个获取光亮的可笑方法，就像因吸食鸦片而陷入昏睡的人通常会为此目的而想出的法子。每一种办法都显得合乎情理又荒谬绝伦，仿佛理性与幻觉在交替闪烁。最后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这主意看上去十分合理，以至我纳闷为何没有一开始就想到它。我把那张字条平摊在一本书上，又把从废桶拾回的火柴磷片小心地放在上边。然后，我用手掌在纸面上急速平稳地来回摩擦。纸片表面很快就发出光亮；而我敢肯定，要是纸片上真写有字的话，我会毫不费力地看得清清楚楚。然而，字条上一个字也没有，只有一片令人泄气、使人失望的空白。磷光在几秒内就完全消失，我的心也随之变得冰凉。

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好久以来我一直处于一种近乎于痴呆的状态。当然间或也有清醒的时候，偶尔甚至还十分活跃，但那种时候毕竟非常短促。必须记住，许多天来我吸入的一直是一艘捕鲸船封闭的底舱里污浊的空气，而且在此期间的大部分时间我都饮水不足。在最后的十四五小时内，我滴水未沾，在那段时间内我也没睡觉。最令人口干舌燥的腌肉制品一直是我的主要食物，实际上自那烤羊腿变质后，除饼干之外，腌肉是我唯一的口粮；而饼干对我来说等于是废物，因为它们又干又硬，我焦渴发肿的咽喉难以把它们咽下。我当时正发着高烧，浑身都感到难受。也许正因为这样，磷光实验失败后，我竟在悲哀与沮丧中愣了好几小时，最后才突然想到，我刚才只看见了字条的一面。我不想描述当我发现这一过失时的那阵恼怒（因为我认为当时我心中只有恼怒）。假若我没有轻率而愚蠢地铸下一个大错，那过失本身也许并不算太严重——可当我看见字条上一个字也没有，失望之余竟傻乎乎地把它撕碎，并且说不出拋在了什么地方。

虎的灵性帮我摆脱了这最令人绝望的困境。在经过一番久久搜寻之后，我摸到了那张字条的一小块碎片，我把碎片凑到狗的鼻子跟前，力图让它明白它必须把其余的碎片找回。令我惊讶的是，它似乎一下就明白了我的意思（因为虽说纽芬兰犬以聪明伶俐而著称，可我从未对虎进行过通常的训练），稍稍搜索了一会儿，它很快就找到另一块较大的碎片。把碎片送回后，它在我身边磨蹭了一阵，用鼻子蹭着我的手，好像在等我认可它的功劳。我轻轻拍了拍它的头，它马上就跑开了。这一次它过了好几分钟才回到我身边，为我带回了一大块碎片，这块碎片证明整张字条已经找齐，看来它只被我撕成了三块。凭着还在闪烁的一两点微光，我没费多少力气就幸运地找到了剩下的一点儿磷片。我的困境已教会我千万要特别谨慎，于是我久久地思索应该如何采取行动。我认为，上次我没看到的那一面上很可能写有字，可问题是我没看过的究竟是哪一面？字条镶拼之吻合使我确信那些字（如果真有字的话）会出现在同一面，而且是按照本来所写的顺序，但这仍然不能向我提供解决上述问题的线索。我必须弄清这个问题，因为这一次尝试要是再失败，我已经没有磷片进行第三次尝试了。我像上次一样把字条平摊在一本书上，坐在箱子里又沉思了好一阵。最后我想到，字条写有字的一面也许该有凹凸感，用心触摸或许会感觉到。我决定试一试，开始摸当时朝上的一面，但什么也感觉不出。我把字条翻过来，重新在书上铺好。我再次让食指非常谨慎地从纸面上滑过，这时我发现，食指划过的地方出现了一道极其微弱但仍能觉察到的微光。我知道，这肯定是上次尝试时磷片留在纸上的残粉所致。那字条的另一面，或者说朝下的一面，就是写有字的一面。我再次翻转字条，并按上次的方法继续尝试。经过摩擦，磷片像上次一样发光——但这一次清晰地映亮了几行用红墨水写的大字。磷光虽然够亮，但转瞬即逝。不过，要是我当时不那么激动的话，那短短的一瞬也足够我读完闪现在眼前的三个句子，因为我看出是三句。然而，真是欲速则不达，我想一眼就看清三个句子，结果只看清了最后半句话，这半句话是：“血——你的命全靠藏着别动。”

我坚信，假若当时我能够看清那张便条的全部内容，如果我能明白我朋友那番告诫的全部含义，即便我因此而得知一场最难形容的大祸就要临头，那我心中的感受也不会比那半句话引起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更加折磨人。而且“血”这个触目惊心的字，这个从来就充满了神秘、痛苦和恐怖的字，在当时是多么触目惊心。仅以一个模糊的单音节掉进那黑暗的牢笼，坠入我的心底，那效果是多么阴森、多么沉重！

毫无疑问，奥古斯塔斯肯定有充分的理由要我藏着别动，而我对他的理由也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猜测，但终未能猜出一个满意的结果。在后一次去活板门回来之后，在虎的异常举动引起我注意之前，我曾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得让上面的人听见我的声音，如果不能直接做到这一点，那我就要设法打穿底层甲板逃命。我基本上确信，到了最后紧急关头，我至少能做成这两件事当中的一件，正是这种确信给了我（除此之外便没法获得的）勇气，使我能忍受面临的险恶处境。可刚才读到的半句话断绝了我最后获救的希望，这下我才第一次感到真正是厄运临头。绝望中我再次扑倒在褥垫上，在一种近似昏迷的状态中躺了大约一天一夜，其间只是偶尔清醒片刻或想起一点儿什么。

事后我又一次坐了起来，并埋头思考我的险恶处境。没有水我几乎不可能再坚持二十四小时，当然绝不可能坚持更长的时间。在被关闭后的前一段时间里，我大口大口地喝奥古斯塔斯为我准备的甜酒，可它们只令我浑身发热，丝毫没有解渴的作用。现在连酒也只剩下大约四分之一品脱，而且是那种令我倒胃的烈性桃酒。红肠早已吃完，火腿只剩一小块皮，而饼干除了一点儿碎渣外也全被虎吃光了。除此之外，我头痛得越来越厉害，还伴着那种自我第一次昏睡以来就一直或多或少使我不安的谵妄。在过去的几小时内，虽说非常困难但我还能呼吸，可现在每呼吸一次都要引起胸腔痛苦地痉挛一下。令我焦虑的还有一个与上述情况截然不同的原因，实际上主要是这个可怕的原因让我努力从昏沉中清醒过来。这原因产生于那条狗的举动。

当我最后一次尝试在字条上磨磷片时，我就注意到虎的行为有所变化。当时它用鼻子碰我的手，并轻轻地发出了一声嗥叫；可我那时候太激动，所以对此情况没太在意。此后不久我就扑倒在垫子上，并陷入了一种昏睡之中。过了一会儿，我觉得耳边有一阵奇怪的声音，结果发现那声音是从虎嘴里发出的，它正呼哧呼哧的显得非常激动，它的眼珠在黑暗中闪出凶光。我招呼它，它的回答是一声低沉的嗥叫，然后就不再出声。我很快重新陷入昏睡，后来又以同样的方式被它唤醒，如此反复了三四次，直到最后它的行为引起了我极大的惊恐，以至我终于完全清醒。此时它正趴在箱门口嗥叫，声音虽低但很可怕，而且它在磨牙，似乎抽搐得厉害。这下我毫不怀疑它已经疯了，不管发疯的原因是缺水还是空气污浊，一时间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不能容忍杀死它的念头，可为了我自身的安全，这似乎又绝对必要。我已能清楚地觉察出它盯着我的那双眼睛里有一种最可怕的敌意，我估计它随时随刻都有可能向我扑来。我终于不能再忍受那可怕的处境，决心无论如何都得钻出箱子，如果它阻拦，那我只好被迫把它处死。要出箱子我必须从它身上跨过，而它好像已预见到了我的意图——它已经站了起来，而且露出了一口在黑暗中也能看清的锋利的白牙。我把剩下的那点儿火腿皮和装有酒的那只酒瓶带在身边，同时带上了奥古斯塔斯给我留下的一把很大的切肉刀，然后我用斗篷尽可能地裹紧身子，便开始朝箱外移动。我刚这么一动，那狗就一声嗥叫并直扑我的咽喉。它身体的全部重量撞上我的右肩，我猛然朝左边倒下，而那条疯狗则从我身上跃过。我摔下时双膝着地，脑袋埋进了毯子之中，而正是那几条毯子使我在它第二次凶猛的攻击中未受伤害，当时我感觉到它的利牙使劲儿地撕咬裹着我脖子的毛毯——幸运的是，叠成几层的毯子未被咬穿。我仍在狗的身下，不一会儿就将完全由它摆布。绝望给了我力量，我挣扎着直起了身，奋力把它从我身上甩开，并随势拉起褥垫上的毯子朝它抛去，不待它从毯子下脱身，我已冲出箱门并反身把它关在了箱子里边。在这场搏斗中，我不得不丢掉了仅有的一点儿火腿皮，这下我发现我全部的给养只剩下瓶中的那点儿酒。想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突然被一阵任性左右，竟然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遇到类似情况会做的那样，把瓶子举到嘴边，将里边的酒一饮而尽，然后狂怒地把瓶子往地板上狠狠一摔。

瓶子摔破的声音刚刚消失，我就听见一个急切但低沉的声音在呼唤我的名字，声音是从前舱那个方向传来。这声呼唤是那么的出人意料，它在我心中激起的感情是那么强烈，以至我张口要回答却发不出声音。我的说话能力一时间完全丧失，恐惧中我生怕我的朋友会认为我已经死了，从而不向我靠近就转身离去，于是我站到箱门旁边那两只条板箱之间，张着嘴拼命想发出声音。即便当时我说出一个字就能拯救一千个世界，我也没法说出那个字。此时，我能听见我前方杂物之间有一阵轻微的响动声。那声音正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我能忘记自己当时的心情吗？他在离去，我的朋友——我寄予期望的伙伴，他在离去，他会拋下我——他已经走了！他会让我留在这儿悲惨地死去，死在这最可怕、最可恶的黑牢里。而一个字，只需说出一个字就能使我获救，但我一声也哼不出来！我敢说，我当时的感受比死亡本身还痛苦一万倍。我一阵眩晕，我一阵恶心，身子一歪，撞到箱子的顶端而倒下。

当我倒下时，那柄切肉刀从我腰带上滑落，掉在甲板上发出一声钝响。我从不曾听见过那么美妙的音乐！怀着最焦急的心情，我留神倾听奥古斯塔斯对这声钝响的反应——因为我知道呼唤我名字的那个人只能是他。底舱内一时间静得出奇。最后我终于又听见他在呼唤阿瑟，他以一种压得很低并充满犹豫的声音连喊了几遍。重新燃起的希望使我一下子恢复了说话能力，我用最高的嗓门喊道：“奥古斯塔斯！哦，奥古斯塔斯！”“嘘，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千万别嚷嚷！”他以激动得发抖的声音回答：“我马上就过来——我一穿过底舱就会到你身边。”随后我听见他在杂物堆中爬了好久好久，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漫长得就像过了一个世纪。最后，我感觉他的一只手摁在我肩上，同时他把一瓶水凑到了我嘴边。只有那些曾从坟墓中死里逃生的人，或那些曾在如同我那个可怕牢笼的险恶绝境中体验过干渴折磨的人，才能想象出痛饮这人世间最甜美的琼浆玉液时那种说不出的狂喜。

待我多少止住了渴，奥古斯塔斯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三四个煮熟的冷土豆，我狼吞虎咽地把它们吃进了肚里。他还带来了一盏遮暗的提灯，令人愉快的灯光给予我的舒适感一点儿也不亚于水和土豆。我急于想知道他久久不来底舱的原因，于是他开始讲述我被关在舱底期间，船上所发生的事情。

第四章

如我当时所料，他留下那只怀表大约一小时后，“逆戟鲸”号就起锚开船。那天是6月20日。应该记住那时我已在底舱里待了三天。在此期间，甲板上有那么多事要忙，有那么多的人来来去去，尤其是在主舱和卧舱那边，所以他不可能冒着被人发现的危险到底舱来看我。当开船之前他瞅准机会下来之时，我又向他保证说我好得不能再好，所以开船后的前两天，他并不怎么为我担心——不过，他仍然在寻找机会下来看我。而他找到机会时，已经是开船后的第四天。在此之前，他曾有好几次决心把这个冒险行动告诉他父亲，以便让我立刻上去；但当时船离楠塔基特还并不太远，而从巴纳德船长不经意流露出的只言片语来看，很难说他知道我在船上后会不会立即掉转船头。另外奥古斯塔斯还告诉我，当他考虑这件事时，他想象不出我会有什么紧急需要，或者说他压根儿没想到我有紧急需要时会不去敲活动地板。所以，经过全面的考虑，他决定让我继续待在下边，直到他瞅准绝对安全的机会再来看我。正如我刚才所说，他找到这个机会时已经是他给我留下怀表后的第四天，也就是我进入底舱后的第七天。他下来时既没有带水也没带补充食品，因为他起初只是想让我注意到他下来，然后再叫我从箱子去活动门下边，而他则回到卧舱把东西递给我。可他下来时发现我在呼呼大睡，似乎当时我正鼾声如雷。按他所说的时间来分析，我能断定那是我取表回来后的第一次昏睡，因此那一觉至少睡了三天三夜。后来，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和他人的看法，我终于了解到陈年鱼油散发的臭气在封闭状态下有很强的催眠作用；现在当我想到当时我藏身的底舱那种封闭状态，想到那艘双桅船曾长期用作捕鲸船时，更使我惊讶的，与其说是我一连睡了三天三夜，不如说是我陷入昏睡后居然还能醒来。

奥古斯塔斯开始叫我时声音很低，而且没有关上活动门，但我没有回答。于是他把活动门关好，用越来越大的声音多次叫我，可我继续打鼾。这时，他不知该怎么办。穿过杂物堆到我的箱子要花较长时间，而他久不露面会引起巴纳德船长的注意，船长需要他时时在身旁，帮他整理和抄写有关航行情况的记录。所以，他经过考虑决定暂时上去，待另有机会再下来看我。他很容易做出这一决定，因为我的睡眠显得那么酣畅，使他不可能想到我在舱底会有什么不便之处。他刚一做出决定就听见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声音显然是从主舱那边传来的。他尽快回到卧舱并关好活动地板，然后推开了他的舱门。就在他的脚迈出舱门之际，一把手枪在他眼前一晃，随之他就被一根木棍击倒。

一只大手紧紧扼住他的咽喉，把他拖进主舱拋在了地板上。可他仍能看见身边发生的事。他父亲被人捆住了手脚，正头朝下沿升降梯躺着，额上一道深深的伤口血流如注。他没说一句话，看上去已奄奄一息。大副站在他跟前，一边狞笑着看他，一边不慌不忙地搜他的口袋，不一会儿就搜出了一个大皮夹子和一只航海表。七名船员（包括一名黑人厨师）正在靠左舷的卧舱里搜武器，他们很快就用找到的步枪和子弹装备起来。除了奥古斯塔斯和巴纳德船长之外，主舱里一共有九个人，全都是船上最残暴的凶汉。这伙暴徒把我朋友的手反绑起来，然后带着他一道上了甲板。他们径直走向水手舱，水手舱已被封锁。两名反叛者手持利斧把住舱盖，另有两名歹徒守在主舱口。大副开始高声喊话：“下面的人听到没有？通通给我上来——一个个地上。好，当心，不许嚷嚷。”开始几分钟不见有人出来；最后，一名没当几天水手的英国人爬出了舱口，哭哭啼啼、低声下气地哀求大副饶命。他得到的唯一回答就是脑门上挨了一斧子，那个可怜的家伙连哼也没哼一声就倒在了甲板上。那个黑人厨师就像举一个小孩似的把他举起，不慌不忙地把他抛进了大海。听到了斧子重劈和身体倒下的声音，下面的人任凭如何威胁利诱都不肯冒险上甲板，直到反叛者中有人提议用烟把他们熏出来。于是下面的人一齐往上冲，一时间似乎出现了夺回双桅船的可能。但反叛者们终于成功地关上了舱盖，结果冲上甲板的只有六名水手。这六人眼看自己赤手空拳，寡不敌众，稍稍搏斗了一下就束手就擒。大副花言巧语地宽慰了他们几句，这无疑是想引诱下面的人投降，水手舱里能清楚地听见甲板上说话。结果证明，他的阴险狡猾不亚于他的凶狠残暴。水手舱里的所有人都表示愿意投降，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爬上甲板，被反绑了双手，与先冲上来的六个人抛在一堆，船上没参加反叛的船员一共是二十七名。

一场骇人听闻的屠杀随即发生。被捆得结结实实的水手一个接一个地被拖到舷梯口。早已站在那儿的黑人厨师在每个人头上猛劈一斧，然后由另一名反叛者将其推入大海。二十一名水手就这样丧生，当时奥古斯塔斯已完全放弃了活命的希望，以为随时都会轮到自己葬身鱼腹。可看来那伙暴徒似乎是有点儿累了，要么就是多少已玩腻了那场血腥的游戏，因为当大副叫人下舱取来朗姆酒时，我朋友和另外四名水手的死刑被暂缓执行。那帮凶手开始坐下来喝酒，他们的痛饮狂欢一直持续到日落时分。这时，他们就尚未被处死的几个人的命运开始了争论，那几个人就躺在他们脚边几步远的地方，对他们争论的每句话都听得清清楚楚。酒精似乎软化了几名反叛者的心肠，因为有好几个声音主张放掉剩下的俘虏，条件是让他们也参加叛变，参加分赃。但那个黑人厨师（他简直是一个十足的魔鬼，而且他在那帮歹徒中说话和大副一样有分量，如果不是更有分量的话）对此类建议一概不听，他好几次站起身来想去舷梯口继续他的屠杀。幸运的是，他已经喝得烂醉，很容易就被几名不那么凶残的反叛者制止了。这几名温和一点儿的反叛者中，有一个名叫德克·彼得斯的索手[79]。此人是厄普萨洛卡部落一名印第安女人的儿子，该部落生活在靠近密苏里河源头的布莱克山区。我相信他父亲是一名皮货商，至少与刘易斯河上那些印第安人的贸易站做过交易。彼得斯本人是我见过的相貌最凶恶的人之一。他个子很矮，只有四英尺八英寸，但他的躯体像大力神赫拉克勒斯那么粗壮。尤其是他那双手又厚又宽，几乎已不像人类的手掌。他的双臂和双腿都以一种最奇特的方式弯曲，他的头也同样畸形，不仅大得不成比例，而且光秃秃的头顶还（像大多数黑人一样）有一道凹痕。为了掩盖他那并非因上了年纪而造成的秃顶，他通常都戴着一副看上去像用兽皮做成的假发，偶尔那副假发会是用西班牙狗皮或北美灰熊皮制的。在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他戴的就是一副熊皮假发，这使他本来就凶恶的相貌更显狰狞，更具有厄普萨洛卡人的特征。他的嘴宽得两个嘴角几乎都挨着耳朵；嘴唇很薄，显得和他身体的其他部分一样缺乏天然的柔性，因此无论在什么感情的影响下他的表情都始终不变。只要想到他那两排又长又突的牙齿在任何时候都绝不会被嘴唇覆盖，大概就能想象出他那种始终不变的表情。与此人擦肩而过时乍一看，人们会以为他在咧嘴大笑——但看第二眼就会使人不寒而栗。如果说那种表情是表示快活，那一定是魔鬼的快活。楠塔基特的水手渔民中流传着许多关于这个怪人的奇闻逸事。有些传闻说他激动时会变得力大无穷，有些则让人怀疑他是否神志健全。不过在发生叛变的那个时候，“逆戟鲸”号船上的那些人对他更多的是嘲弄，而不是别的。我之所以这样专门把德克·彼得斯介绍一番，一是因为他虽然相貌凶悍，但在保护奥古斯塔斯生命的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二是因为在后文中我将常常提到他。请允许我在此说明，读者在后文中将发现有些事件完全超越了人类经历的范畴，因而也远远超越了可信的界限，所以，对我所要讲述的一切，我丝毫不抱有让世人相信的奢望，但我非常自信，时间和不断进步的科学总有一天会证明我讲述的某些最重要而又最不可能的事实。

且说那帮反叛者在一阵犹豫不决和两三次激烈争吵之后，终于决定放掉剩下的全部俘虏，让他们乘船上最小的一条救生艇去顺水漂泊（但奥古斯塔斯除外，彼得斯以一种开玩笑的方式坚持要把他留下来做秘书）。这时，大副下主舱去看巴纳德船长是否还活着，读者应该记得，那伙反叛者上甲板时把他留在了下边。不一会儿两人双双上了甲板，船长面如死灰，但多少已从负伤后的昏迷中清醒过来。他用一种几乎听不清的声音对那帮人说话，恳求他们不要把他放在船上漂流，而应该让他恢复履行船长的职责，并许诺在他们选择的任何地方放他们上岸，绝不把他们送交法庭。可他这番话完全白说，两名歹徒架住他的胳膊，从船边把他推进了小艇，小艇在大副去主舱之时已被放入水中。躺在甲板上的四名水手在松绑之后被命令跳进小艇，他们没有任何反抗就服从了命令——尽管奥古斯塔斯拼命挣扎并苦苦哀求，希望能允许他向父亲道一声永别，但他仍然被留在了他躺的地方。一小包饼干和一罐水被递下了小艇；但小艇既无桅杆、帆篷和桨，也没有罗盘。小艇在大船后面拖曳了几分钟，反叛者又商量了一阵——最后拖绳终于被砍断。此时夜幕早已降临，天上既没有月亮也看不见星星。虽说海面上风并不猛，但阴沉的大海依然汹涌澎湃。小艇很快就看不见了，艇上不幸的漂泊者几乎没有生还的希望。不过，小艇被放漂的位置在北纬35度30分、西经61度20分，离百慕大群岛不算太远。所以，奥古斯塔斯尽量用这个念头来安慰自己：小艇也许会漂到群岛海岸，或漂至靠近岸边的海域，被近海船只搭救。

此时“逆戟鲸”号扯满风帆，继续它原来的航向，朝西南行驶。反叛者正一心想着一次海盗式的远征，从所能听到的只言片语判断，一条从佛得角群岛驶往波多黎各的船将在途中遭到他们的拦截。现在暴徒们不大注意奥古斯塔斯，他被松了绑，并被允许在主舱升降口之前的甲板上走动。德克·彼得斯对他比较和气，有一次还从那位黑人厨师的毒手中救了他。但他的处境仍然十分危险，因为那伙歹徒一个个还醉醺醺的，不能指望他们继续对他和和气气，或者说放任不管。然而他告诉我，当时最令他痛苦不安的就是想到我的困境；而我实际上没有理由怀疑他真挚的友情。他曾不止一次地想把我藏在船上的秘密告诉那些反叛者，但终于还是忍住没有开口，这部分是因为他对亲眼目睹的暴行之记忆，部分是因为他怀着很快就能让我摆脱困境的希望。为此他一直在俟机行动；但是，尽管他每时每刻都在观察，可等他找到机会时，已经是那只小艇被放漂后的第三天。就在第三天晚上，从东边刮来了一场大风，所有人都被唤上甲板去收帆。趁着这阵忙乱，他悄悄溜下升降梯，进了他自己的卧舱。可他伤心而惊恐地发现，他的卧舱已变成库房，里面堆满了食品和杂物，还有一根几米长的旧锚链。那根锚链原来堆在升降梯下，现在为了腾地方放一口箱子而被搬进了他的卧舱，并且正好压住了那块活动地板。要想搬开锚链而不被察觉简直不可能，于是他尽快回到甲板上。他刚一上去就被大副扼住了咽喉，大副追问他到舱里去干什么，说着就要把他从左舷抛进大海，这时，德克·彼得斯的干预再次救了他的性命。奥古斯塔斯这下被戴上了手铐（船上有好几副手铐），两只脚也被紧紧地捆在一起。然后，他被拖进了前舱，抛到了紧挨着前隔舱的一张下铺上，并被警告说绝对不许再踏上甲板，“直到这艘双桅船不再成为双桅船”。这是把他塞进下铺的那个黑人厨师的原话，很难说清这句话到底有什么含义。不过正如下文所述，这件事正是我最终获救的契机。

第五章

在厨师离开水手舱（前舱）后的几分钟里，奥古斯塔斯完全死心了，以为自己绝不可能活着离开那个卧铺。这时，他决定只要一有人下来就马上告诉他我的情况，心想与其让我在舱底渴死，还不如让我在那帮歹徒手中碰碰运气。当时，我已在底舱关了整整十天，而我那罐水连喝四天也不够。当他正在考虑这个问题时，一个念头忽然钻进他的脑子，他想也许可以通过主底舱与我取得联系。要是在其他情况下，这样做将面临的困难和危险或许会阻止他进行尝试；可当时他无论如何都性命难保，因此也就不怕再失去什么，于是他集中心思考虑这件事情。

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那副手铐。开始他觉得没法摆脱它们，并担心自己的计划第一步就行不通。经过一番琢磨，他发现只需缩紧拳头，两只手就可以不太费力地从铐环中滑出或滑进，这种手铐完全不适合用来束缚年轻人，他们较小的骨头使他们的手更容易挤压收缩。这下他解开脚上的绳子，并把绳子摆好，以防万一有人来时能迅速地把脚重新捆上。然后，他开始查看邻近他那个下铺的舱壁。那里的隔板是软质松木，而且只有一英寸厚，他看出费不了多大劲儿就能撬开。这时，前升降口传来一个人的声音，他刚来得及把右手伸进铐环（手铐一直戴在左手腕上）并拉起绳子在脚踝上套了个活结，德克·彼得斯就下舱来了，跟在他身后的虎立即跳上卧铺并躺了下来。虎是由奥古斯塔斯带上船的，他知道我与这条狗难舍难分，心想带它来伴我航行，我一定会高兴。他把我藏入底舱后，随即就去我家带出了虎，但他下底舱给我留怀表那次忘了告诉我这件事。自船上发生叛变后，奥古斯塔斯就一直没再看见过虎，他以为它已经死了，早被大副手下的某个暴徒扔到海里去了。后来才知道，它似乎是钻进了一条捕鲸小艇下边的一个洞，但那个洞窄得不容它转身，结果它被卡在了那里。彼得斯发现并把它救出，怀着一种令我朋友感激不尽的好意，他现在把狗带进水手舱与我朋友做伴，同时留下了一些腌牛肉、煮土豆和一小罐水；然后他就上甲板去了，临走前许诺第二天再多送些吃的下来。

待他走后，奥古斯塔斯脱下手铐并解开脚上的绳子，然后掀开他铺上那床垫子的顶端，用他随身携带的折刀（因为那伙歹徒没想到搜他的身）用力切削一块隔板，他把下刀处选在尽可能靠近铺面的位置，这样如果有人突然进舱，他可以很快将掀起的垫端放回原处，挡住已经被他削开的地方。但在那天剩下的时候，再没有人来过前舱，当夜晚来临，他已经完全削断了那块隔板的一端。这里应该说明一下，自从叛乱之后，船员们就没有一人再住水手舱，他们全都搬到了主舱内，在那儿享受巴纳德船长留下来的好酒和精美食品，除了航行必要的操作外什么也不管。后来表明，这种情况对我和奥古斯塔斯是一种幸运，因为若不是那样，他也许不可能到达我藏身的舱底。事实上，他信心十足地继续实行他的计划。不过，待他第二次削断那块隔板时，天已快亮（第二个削口位于第一个削口之上一英尺处）了，这样便形成了一个他能轻易钻过的通往底层主甲板的洞。他从洞口来到底层甲板，并没费多大周折就到了底舱盖前，尽管到那儿他必须爬过层层重叠的油桶，那些油桶堆得都快顶着甲板了，剩下的空隙勉强够他爬过。到达底舱盖后，他发现虎也钻了下来，并从两排油桶间挤到了他身边。当时要在天亮前到达我的藏身之处时间已不够，主要的困难还在于穿过底舱那些堆得又乱又挤的装载物。所以他决定返回，等第二天晚上再下来。抱着这一目的，他开始松开舱盖，以便再下来时能尽可能节约时间。他刚把舱盖松开，虎便急切地扑到虚开的一条缝前，用鼻子嗅了一阵，发出一声长长的哀鸣，同时用前爪使劲儿抓舱盖，仿佛急于把它移开。从它这番举动可以看出，它无疑已发现我在底舱，而奥古斯塔斯认为，如果放它下来，它也许能够自己找到我。这时，他想到了给我送信，因为当务之急是告诉我别试图冲出底舱，至少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还不能出去，而且他计划中的第二天与我会面也不能打包票。后来证明，他想到送信这个念头真值得庆幸：因为要不是收到了那张字条，我肯定会不顾一切地匆匆采取某种行动，这样无疑会惊动那帮歹徒，而我俩很可能会因此丧命。

决定写信之后，面临的困难就是书写工具。一根旧牙签很快被做成了笔，而这全靠摸索着进行，因为上下甲板之间漆黑一团。从一封信的背面裁下了足够的纸——那封信是最初伪造的罗斯先生来信，但因为笔迹模仿得不太像，奥古斯塔斯重写了一封，同时非常幸运地把第一封顺手揣进了外衣口袋，没想到它这时正好派上了用场。这下就只差墨水了，而奥古斯塔斯马上就找到了代用品。他用折刀在指尖划开一个小切口——这个部位的伤口通常流血较多。便条当即写成，就当时的情势而论，可以说写得相当不错。它简略地说明了船上发生的叛变；谈到了巴纳德船长已被放漂；并通知我很快就会有救济物送来，但告诫我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字条上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写此信蘸的是血——你的命全靠藏着别动”。

字条拴在狗身上之后，狗被放进了底舱，而奥古斯塔斯则尽快地回到了上面，并确信他离开期间没人进过水手舱。为了遮掩隔板上的洞口，他把折刀插在洞口上方，并把一件他在舱铺上找到的水手上装挂在刀柄上。然后，他重新戴上手铐，重新把那条绳子捆在脚上。

他刚把一切弄好，德克·彼得斯就下舱来了，他醉得很厉害，但兴致勃勃，并为我的朋友带来了他许诺过的当天的给养。这包括六个很大的爱尔兰烤土豆和一大罐水。他在舱铺旁边的一只箱子上坐了一阵，无拘无束地谈起那位大副和一些与“逆戟鲸”号有关的事情。他的行为非常诡秘，甚至可以说非常古怪。奥古斯塔斯曾一度为他怪异的行为而感到惊恐。不过，他终于起身上了甲板，临走时口齿不清地保证第二天要为他这名囚徒带来好吃的东西。那天还有两名船员（捕鲸炮手）与那位厨师一道下过水手舱，三个人全都喝得酩酊大醉。和彼得斯一样，他们谈起他们的计划时无所顾忌，毫不保留。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听出，似乎反叛者内部对双桅船的最终航向存在着严重分歧，除了要袭击那艘他们随时都渴望碰见的从佛得角群岛驶来的船之外，他们在其他任何方面意见都不一致。照可以确定的情况来看，叛变之所以发生并非完全出于掠夺。大副个人对巴纳德船长的不满也是个重要原因。现在叛变者似乎主要分成了两帮——一帮听大副指挥，另一帮以厨师为首。前一伙人计划抢夺最先遇上的一条合适的船，并去西印度洋群岛的某座岛屿把它装备成海盗船。但包括彼得斯在内的更强的另一伙人则一心要按照既定航线去南太平洋；到那儿后要么捕鲸，要么根据情况再做打算。彼得斯曾多次去南太平洋地区，他的描述对那些在获利与寻乐之间举棋不定的反叛者有很大影响。他详细讲述了可在数不清的太平洋岛屿间找到的那个新奇而有趣的世界，讲述了可以享受到的绝对安全和摆脱了一切羁绊的自由，但他讲得更多的是舒适宜人的天气、多姿多彩的生活和妖娆妩媚的漂亮女人。虽说尚未做出任何最后的决定，但这位混血儿索手所描绘的蓝图正激起水手们炽热的幻想，因此他的意向最终有可能实现。

那三个人谈了约一小时然后离去，其后整天都再没有人进过水手舱。奥古斯塔斯安安静静地一直躺到傍晚。然后他起身松掉绳索手铐，开始为他的尝试做准备。他在一个舱铺上找到一只空酒瓶，并用彼得斯留下的那罐水将其灌满，同时往口袋里塞了几个冷土豆。他还欣喜地发现了一盏提灯，灯里有一支小小的脂烛。他可以随时把灯点亮，因为他身边有一盒磷片火柴。待天完全黑下来之后，他先小心翼翼地把铺上的被褥弄得像有人在蒙头大睡一样，然后钻过了隔板上那个洞口。之后他转身把那件水手装重新挂在刀柄上，将洞口遮住——这一点很容易做到，因为他是做完之后才把取开的那块隔板嵌回原处。这时，他到了底层甲板，并像前一天那样从上层甲板和油桶之间的空隙爬向底舱盖。到了那里之后，他点燃了灯里的脂烛，然后下到底舱，十分困难地在挤作一堆的杂物间摸索移动。不一会儿，他就因底舱难闻的臭味和污浊的空气而感到惊恐。他无法想象我在如此令人窒息的空气中关了那么久之后还有可能幸存。他一遍又一遍地呼唤我的名字，但我没有回答，这样他的担忧似乎已被证实。当时双桅船正颠簸得厉害，底舱里有很大的声响，所以不可能听见我微弱的声音，譬如我的呼吸声或鼾声。他打开提灯的暗罩，趁船身颠簸的每一次间歇尽可能高地把灯举起，希望我——如果还活着的话，能从灯光得知救星正在来临。但他仍未听见我发出任何声响，这时他对我的死亡已变得有几分肯定。但他还是决定，只要可能就尽量挤到箱子跟前，至少确凿无疑地证实一下他的推测。他怀着一种可怜巴巴的焦急心情朝前挤了一阵，最后终于发现通道完全被堵死，按他原来设计的路线已寸步难行。这下他感到彻底绝望，竟然像一个孩子似的扑倒在杂物堆间呜呜地哭了起来。就在他哭泣之时，他听到了我摔破酒瓶的声音。这酒瓶摔得实在幸运，因为此事看上去微不足道，但对我来说性命攸关。不过，我是很久以后才意识到这个事实。为自己的意志薄弱和优柔寡断而产生出的羞愧之心，使奥古斯塔斯没有当即告诉我他后来在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中向我吐露的实情。原来当他发现进路已被不可逾越的障碍阻断时，他曾决定放弃靠近我的打算，并且马上返回水手舱。若要针对这一点对他进行谴责，那首先得考虑一下他当时所面临的困境。夜晚正在飞快过去，而他不在前舱这一情况很可能被人发现。事实上，如果他未能在天亮前赶回舱铺，那他的行动肯定会暴露无遗。提灯里的脂烛已快燃到烛窝，而摸黑返回底舱口将难上加难。同时还必须承认，他有各种充分的理由相信我已经死去；在那种情况下，他即便能到达箱子处也是徒劳，他所经历的千难万险则会毫无意义。他已经多次呼唤过我，而我一声也没有回答。仅凭他最初为我准备的那罐水，我当时已在底舱待了整整十一天，而我在一开始绝不可能节制饮水，因为那时我完全有理由期望很快就能出去。对于刚从前舱较为新鲜的空气中下来的他来说，底舱内的空气闻起来肯定就像毒气，远远比我刚下来时更令人难以忍受——因为在我下舱之前的几个月里，底舱盖一直敞着。除了这些考虑之外，再想想我朋友不久前亲眼目睹的那场血腥而恐怖的屠杀；想想他的被囚、他的困苦、他的死里逃生；想想他当时仍然危在旦夕——想过所有那些有可能削弱一个人意志的情况以后，读者将自然而然地和我一样，怀着一种遗憾而不是义愤的心情来看待我朋友对友谊和忠诚的暂时动摇。

清楚地听见了酒瓶摔破的声音，奥古斯塔斯却不敢肯定声音是否发自底舱。然而这种怀疑已足够诱使他坚持到底。他爬上高高的杂货堆，身体几乎都挨着了底层甲板，然后他趁船身颠簸之间的间歇，用他最大的嗓门高声喊我的名字。一时间全然不顾被那帮歹徒听见的危险。读者应该记得，这一次我听见了他的声音，但我由于过分激动而一时答不出来。这时，他确信自己的担忧已被充分证实，于是他滑下杂物堆，准备抓紧时间尽快返回前舱。他匆忙中碰翻了几只小箱子，正如读者会记得的那样，我听到了那阵响动。他已经往回爬了好长一段，这时切肉刀掉落的响声再次引起了他的迟疑。他马上转身，重新爬上货堆，像先前那样趁颠簸的间歇大声喊我的名字。这一次我终于答出了声。发现我还活着，他不由得欣喜若狂，这下他决心无论有多少困难和危险都要靠近我。在奋力尝试了几次之后，他终于爬出了那座包围着他的迷宫，挤出了一条到达我身边的路，最后精疲力竭地到达了那只箱子。

第六章

奥古斯塔斯在箱边只讲了事情的大致经过，直到后来他才向我叙述了全部细节。当时他担心被人发现不在前舱，而我则迫不及待地要离开我那个令人憎恶的囚禁之地，我们决定马上去隔板的那个洞口，我暂时将待在洞口附近，他则回到舱内探听虚实。我俩都不忍把虎留在那只箱子里，然而不把它留下对我们是个难题。当时它似乎毫无声息，我们把耳朵贴近箱子也听不见它呼吸的声音。我确信它已经死了，并决定打开箱门。结果我们发现它挺直身子躺着，显然毫无知觉，但并没有死去。时间不容耽搁，可我不能不采取任何抢救措施就拋弃一条两次救过我生命的义犬。于是我们尽可能地拖着它一道走，虽然这非常困难而且得消耗我们大量体力。奥古斯塔斯有时不得不抱着它越过障碍，因为我已经虚弱得完全抱不动它。最后我们终于到达了洞口，奥古斯塔斯钻进舱后，虎也被推了进去。发现一切平安，我们没有忘记虔诚地感谢万能的主使我们化险为夷。我俩商定我暂时就留在洞口附近，这样我朋友能够轻易地向我提供他每天给养的一部分，同时我又能呼吸到相对来说比较新鲜的空气。

对于我讲述中谈到的“逆戟鲸”号舱内乱七八糟的情况，一些见过正规装载船货的读者也许会感到费解。在此我必须说明，这项最重要的工作之所以做成这样，完全是因为巴纳德船长极不体面的玩忽职守。他绝非一名谨慎而老练的水手，丝毫不具有他所从事的那种危险工作所必须具有的细心和经验。船货的装载绝不可以掉以轻心，即便以我自己有限的经验而论，许多灾难性的事故都是因为在这一点上的疏忽或无知。沿海岸航行的船只通常装货卸货都匆匆忙忙，所以最容易因装载不当而遭殃罹祸。装载之要点是绝不允许货物或压舱物有移位的可能，即便是在船颠簸得最厉害的时候。为此装载者务必特别当心，不仅要注意货物的装载，还要注意货物的种类以及是满载还是半载。大多数货物在装舱时都需要压紧，所以烟草或面粉通常都是被紧紧地压进船舱，以至卸货时往往发现货桶全都被压扁，要过一段时间它们才能恢复原状。这种紧压主要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空间；因为像面粉或烟草之类的货物只要是满载，绝不会有移位之虞，至少不会有令人担忧的危险。实际上有过这样的先例，由于一种截然不同于货物移位的原因，这种紧压装载法酿成了最可悲的后果。譬如人们已获悉，一舱压得紧紧的棉花，由于其体积膨胀，结果在海上胀裂了船体。毫无疑问，若不是因为圆形货桶之间必然留下的空隙，烟草在其平常的发酵中也会造成同样的结果。

当船只不是满载时，货物移位的危险最令人担忧，因而通常更应采取措施以防止这种灾祸。只有那些在海上遭遇过风暴的人，更准确地说，只有那些经历过船在风暴后的突然平静中剧烈颠簸的人，才能想象得出那种颠簸的巨大力量，以及那种力量对舱内松散货物的可怕作用。正是在这种时候，在船不是满载的时候，谨慎装舱之必要性更显突出。当顶风停船时（尤其是用船头小帆顶风停船时），船艏造型不当的船只经常会倾斜到横梁几乎垂直于水面的程度。按平均数计算，倾斜甚至十五分钟或二十分钟就发生一次，但如果货物装载得当，这种倾斜并不会造成任何严重的后果。可要是这一点未能严格做到，那全部货物在第一次倾斜时就会滚到船倾向水面的一侧，从而阻止船体恢复平衡，结果船肯定会在几秒内就进水并且沉没。可以这么说，在所有遇风沉船的事件中，至少有一半应该归因于货物或者压舱物的移位。

无论是哪种货物，只要没装满船舱，那在尽可能压紧之后还需罩上一层与舱等长的防移板，防移板上得竖起结实的支柱，支柱必须抓紧上方的船肋，这样才能把货物固定在原位。若是装载谷类，或任何与谷类相似之物，还需要采取额外的防移措施。离港时装得满满的一舱谷物，到达目的地后会被发现尚不足舱容积的四分之三（尽管由于谷粒膨胀，收货人一蒲式耳一蒲式耳地计量时，货量又会多出不少），但那舱谷物仍是交运时的数量。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谷物在航行中被摇紧，而航行中风浪越大，到港后舱内的谷物看上去就越少。如果谷物是散装在舱内，那最好是加上防移板和支柱，谷物在远航中最容易移位，以致酿成最令人痛心的灾难。为了防止这些灾难，装载谷物的船只在离港前应该采取各种措施，尽可能将其摇紧；人们为此发明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其中值得一提的就是往谷物堆里打进楔子。即便是采取了这种措施，并加倍费心固定了防移板和支柱，有经验的水手遇到任何强度的大风时心里还是不会完全踏实，尤其是只有半舱谷物的时候。然而我们有数以百计的近海航行船只，而且似乎还有更多的从欧洲各港口驶出的船只，在日常航行中都只载有半船货物，甚至是半船最危险的货物，却从来不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令人惊叹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该发生的事故实际上都发生了。据我所知，乔尔·赖斯船长的“萤火虫”号纵帆船之沉没就是这种掉以轻心的一个可悲实例。该船于1825年装载玉米从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驶往葡萄牙的马德拉岛。赖斯船长在以往无数次航行中从未出过重大事故，尽管他对货物装载总是马马虎虎，顶多不过用普通的方法稍稍加以固定。他以前从来没有运过谷物，这一次他把玉米散装在舱内，而且只装了半舱多一点儿。在航行的前一段时间，他遇到的风都很柔和；但当离马德拉岛还有一天的航程时，从东北偏北方向刮来了疾风，迫使他不得不顶风停船。他仅用缩了一半的前桅帆让纵帆船迎着风，可船像任何一条船所能期望做到的那样停得稳稳当当，并且没进一滴水。夜晚将临时风势稍微减弱，船的左右摇晃比先前更厉害，但情况仍然良好，直到一次朝右舷的猛烈倾斜使船的横梁末端几乎触水。这时，舱内的玉米全部移向右侧，巨大的力量猛然把主舱盖冲开。船顿时像一个铅球沉到了海底。事件发生时，从马德拉岛驶出的一条小小的单桅船正巧在附近，它救起了“萤火虫”号上的一名船员（唯一的获救者），那条单桅船安安稳稳地通过了疾风区，正如一条操纵得当的小船实际上也有可能通过一样。

如果“逆戟鲸”号舱内那些乱七八糟挤作一堆的油桶[80]和船具能被叫作货物的话，那这些货物装得最为糟糕。我已经讲过了底舱里物品堆放的情况。如我所述，在底层甲板的油桶与上甲板之间有足够的地方供我容身；底舱口周围留有一块空间；而杂物堆里也留有好大几块空处。在被奥古斯塔斯打穿的那块隔板附近，有一块足以放下一只油桶的空间，那里暂时成了我舒适的栖身之地。

待我的朋友平安钻进舱铺并重新戴上手铐系好绳子，天色已经完全大亮。我俩的确是死里逃生，他刚把一切弄好，大副随同彼得斯和厨师就下舱来了。他们谈论了一阵那条从佛得角群岛驶过来的船，似乎都急不可耐地盼它早点儿出现。最后厨师走到奥古斯塔斯躺的下铺跟前，坐在了靠头一端的铺沿上。从我的藏身之处，舱内的一切我都能看见和听见，因为移开的那截隔板没有嵌回原位，我随时都以为那个黑鬼会向后靠上那件遮挡住洞口的水手装，如果那样一切都会被发现，而我俩的性命也肯定难保。但我们依然吉星高照，虽说他随着船身的晃动好几次碰到那件水手装，但他身体没有往上靠。那件上装的下摆被小心地固定在隔板上，所以它摇晃时也不会露出洞口。这段时间，虎一直躺在舱铺靠脚的一端，看上去多少已恢复过来，因为我能看见它偶尔睁开眼并长长地吸口气。

几分钟后大副和厨师上甲板去了，德克·彼得斯还留在舱内，待那两人一走，他马上在大副刚才坐过的位置上坐了下来。他开始十分和气地同奥古斯塔斯谈话，这时我们能看出，他刚才当着那两人时的一副醉态八成是装出来的。他痛痛快快地回答我朋友提出的所有问题；告诉我朋友他毫不怀疑他父亲已经获救，因为他被放漂那天太阳落下之前，海面上至少能看见五条船；另外他还用别的话安慰我朋友，这使我感到又惊又喜。实际上我开始抱有希望，我认为通过彼得斯的帮助，我们最终也许能夺回双桅船，而后来我一有机会就把这种想法告诉了奥古斯塔斯。他认为此事有成功的可能性，但必须先小心翼翼地试探试探，因为那个混血儿的行为举止看上去反复无常、捉摸不定；实际上很难说他在任何时候都神志清醒。彼得斯大约一小时后也上了甲板，中午时分再次下来，给奥古斯塔斯送来了一大堆腌牛肉和香肠。当只剩下我们两人时，我进舱尽情地分享了那堆食品，然后没有返回洞内。那天再没有人来过水手舱，晚上我躺进奥古斯塔斯那个舱铺，美美的一觉睡到差不多快要天亮。这时他听见甲板上有动静，唤醒了我，我赶紧躲回了我的藏身之处。待天大亮时，我们发现虎差不多已经完全恢复了体力，丝毫没有患狂犬病的迹象，因为它显然急切地喝了一点儿喂给它的水。在那一天它完全恢复了生气和食欲。毫无疑问，它在底舱的反常行为是因为空气所致，与狂犬病并不相干。我当时坚持把它从那只箱子里带上来，为此我感到说不出的高兴。这天是6月30日，是“逆戟鲸”号离开楠塔基特后的第十三天。[81]

7月2日大副下舱来了，像往常一样醉醺醺的，但显得格外和气。他走到奥古斯塔斯铺前，问如果把他释放他能否做到安分守己，能否保证不再去主舱那边。对此我朋友当然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于是那条恶棍从口袋里掏出酒瓶让他喝了口朗姆酒，随之除去了他的手铐和绳子。然后他俩一道上了甲板，此后约三小时我都没见着奥古斯塔斯。最后他终于带着好消息回来，他已被允许在主桅以前的甲板上随意走动，并且被安排像往常一样睡在水手舱里。他还为我带回了一顿美餐和大量的水。双桅船仍然在那一带游弋，等待着从佛得角驶来的那条船，这时有一条船进入了视野，它被认为正是要拦截的目标。由于随后八天里发生的事并不重要，而且与我讲述的主要事件没有直接联系，我在此将把它们写成日记的形式，因为我又不想把它们一笔勾销。

7月3日。奥古斯塔斯给我弄来三床毯子，我用它们在我的藏身之处铺了一个舒适的铺位。除了我朋友之外，整天没人到舱里来过。虎躺在舱铺上正挨着洞口的位置，睡得很死，仿佛还没有从它的昏迷中完全清醒似的。傍晚刮来一阵狂风，不待双桅船收帆就呼啸而至，差点儿使船倾覆。但狂风转瞬即逝，除了撕破前桅上帆外，没有造成其他损害。今天彼得斯对奥古斯塔斯非常诚恳，与他进行了一次长长的交谈，给他讲太平洋以及他到过的那些太平洋岛屿。彼得斯问他是否愿意与反叛者一道去那些地区，来一次探险寻乐的航行，他还说厨师这边的人正在渐渐倾向大副的主张。对此奥古斯塔斯认为，既然没有更好的选择，那他最好还是回答说他非常乐意去太平洋冒险，因为干什么都比当海盗强。

7月4日。所看见的那条船原来是从利物浦驶出的一条小小的双桅船，因而被允许安然通过。奥古斯塔斯大部分时间都在甲板上，以便打探信息，了解反叛者的意向。那些反叛者之间常常争吵得很厉害，一个名叫吉姆·邦纳的捕鲸炮手在一次争吵中被扔到了船外。大副那伙人正占上风。吉姆·邦纳属于厨师这一边，德克·彼得斯也是。

7月5日。大约拂晓时分，一阵猛烈的风从西边刮来，到中午时风力加强变成了疾风，所以双桅船还能张起的就只有它的斜桁纵帆和前桅下帆。在收前桅上帆时，一个属于厨师这边的名叫西姆斯的普通水手跌进了海里，原因是他当时喝得烂醉，他被淹死了，没人试图救他。现在“逆戟鲸”号船上总共剩下十三个人，属于厨师这伙的有德克·彼得斯、西摩（厨师本人）、琼斯、格里利、哈特曼·罗杰斯和威廉·艾伦；属于大副那帮的有大副本人（我没听说过他的名字）、阿布萨隆·希克斯、威尔逊、约翰·亨特和理查德·帕克——此外便是奥古斯塔斯和我。

7月6日。大风呼啸着刮了一整天，伴随着瓢泼大雨。双桅船舱内从船缝间漏进了不少水，一台水泵一直不停地运转，奥古斯塔斯也被强迫去干活。黄昏时一艘大船从我们旁边驶过，直到驶出了一小段距离才被发现。这艘船被认为正是那伙反叛者等候多时的目标。大副朝它喊话，但回答声被呼呼的风声吞没。夜里十一点，一个大浪打在船中部，撕裂了左舷一大块舷墙，并造成了其他一些轻微的损坏。天快亮时天气开始好转，日出时海面上已基本无风。

7月7日。大风过后的巨浪汹涌了整整一天，“逆戟鲸”号由于轻载而摇晃得特别厉害，底舱内的许多东西都松动移位，因为从我藏身的地方能清楚地听到舱底的动静。晕船令我痛苦不堪。彼得斯今天与奥古斯塔斯进行了一次长谈，告诉他格里利和艾伦已投靠大副，决定追随他去当海盗。他一连问了奥古斯塔斯好几个问题，当时奥古斯塔斯没能领悟那些问题的确切含义。夜间漏水曾一度超过了水泵的排水能力，几乎没有堵漏的办法，因为渗漏是由船体变形所致，水从船板间的缝隙中进入。一张帆被堵到船头下面，控制了那里渗漏的势头，这对我们多少有几分帮助，使排水和漏水开始持平。

7月8日。黎明时分从东边吹来了一阵轻风，大副下令船朝东南方向行驶，按照他既定的海盗计划驶往西印度群岛的某座岛屿。无论是彼得斯还是那个厨师都没表示异议，至少奥古斯塔斯没听见任何人反对。拦截从佛得角驶来的那艘船的想法已被完全放弃。现在只用一台水泵每小时抽水四十五分钟就能轻易控制漏水。堵漏的那张帆从船头下面被拖上了甲板。白天与两条相遇的小纵帆船打过招呼。

7月9日。天气晴朗，所有的水手都在修理舷墙。彼得斯又同奥古斯塔斯进行了一次谈话，这次他比以往都更直截了当。他说他无论如何都不会赞同大副的计划，甚至暗示了他要从大副手中夺船的意图。他问我的朋友，若出现那种情况他是否能指望他的帮助，对此奥古斯塔斯毫不犹豫地做了肯定的答复。于是彼得斯说他要去试探一下他这边的那些人对此事的态度，说完便起身离去。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奥古斯塔斯没能获得与彼得斯私下交谈的机会。

第七章

7月10日。与一艘从里约热内卢驶往楠塔基特的方帆双桅船打过招呼。海面上雾蒙蒙的，有一阵从东方吹来的风向不定的微风。哈特曼·罗杰斯今天死了，他自8日那天喝过一杯掺水烈酒后就一直抽搐不已。此人属于厨师这一伙，彼得斯对他非常信任。他对奥古斯塔斯说，他认为是大副毒死了他，还说假如他自己不小心提防，这种事很快就会轮到他头上。现在他这一边只剩下他自己、琼斯和厨师西摩——可对方原来的五人一个没少。他已经对琼斯谈过了从大副手中夺权的计划，但由于琼斯对这个计划反应冷淡，他没敢再继续声张此事，或者说没敢向厨师提到此事。幸亏他碰巧这么小心谨慎，因为厨师下午就表示支持大副，并正式加入了对方的行列；同时琼斯趁机与彼得斯翻脸，暗示说他有可能把这个酝酿中的计划告诉大副。显而易见，时间已非常紧迫，彼得斯表示倘若奥古斯塔斯愿意帮他的忙，他将不顾一切危险进行夺船的尝试。我朋友当即向他保证，为此他甘冒任何风险，考虑到这是一个适当的机会，我朋友还说出了我在船上。听到这个消息，那个混血儿真是又惊又喜，因为他对琼斯已没有丝毫信赖，实际上，他已经把那家伙看成大副的人。他俩来到底层甲板，奥古斯塔斯把我唤出，彼得斯和我随即就相互认识。我们商定应该一有机会就动手夺船。完全不把琼斯考虑在我们的计划之内。如若夺船成功，我们将把船驶往最近的港口，并把它交给有关当局。彼得斯去太平洋的计划已因他那伙人的背叛而化为泡影——没有一班人马不可能进行那样的一次冒险，他现在所指望的要么是法庭因他精神错乱而宣告他无罪（他一本正经地辩解说正是一时的精神错乱驱使他参与了叛变），要么是通过奥古斯塔斯和我的请求而获得赦免（如果被认为有罪的话）。我们的商量被一阵“全体收帆”的呼喊声中止，彼得斯和奥古斯塔斯双双冲上了甲板。

和平常一样，水手们差不多都喝得醉醺醺的；没等他们把帆收好，一阵狂风已骤然而至，双桅船猛地一倾，横梁末端都差点儿触到水面。不过因为避开风头，船在进了不少水后终于摆平。随后当甲板上一切刚刚弄妥，第二阵和第三阵狂风又相继袭来，但没有造成什么损害。从各种迹象看，一场气势汹汹的风暴马上就要从西北方向来临。做好了一切防备暴风袭击的准备，“逆戟鲸”号照例用被风面收缩到最小的前桅下帆顶风停船。随着夜晚的临近，风势越来越猛，掀起阵阵惊涛骇浪。这时，彼得斯随奥古斯塔斯下到水手舱来了，我们又开始继续商量我们的计划。

我们一致认为，就实施我们的计划而言，眼下的机会可谓千载难逢。因为谁也不会想到我们会在这样的时候采取行动。既然船已经稳稳当当地停住，那在天气好转之前没有必要升帆开船，如果我们夺船成功，到时候我们可以释放一两名水手，让他们协助我们驾船进港。我们所面临的主要困难是敌我力量悬殊。我们只有三人，可主舱里现在有九个人。而且所有的武器都在他们手中，只有彼得斯藏在身边的两把小手枪和别在腰间的一柄水手刀除外。还有就是从某些迹象来看，譬如说船上斧子、撬棍之类的东西此时都不在它们平时放置的地方，我们开始担心大副已经有所怀疑，至少是对彼得斯起了疑心，这样他很可能会伺机把彼得斯除掉。局面非常清楚，我们若要动手那就越快越好，但极其不利的形势又不允许我们贸然行动。

彼得斯建议由他先上甲板，假装与值班水手（艾伦）聊天，这样就可以看准机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推下海去；接着奥古斯塔斯和我马上出舱，想办法在甲板上找到适当的家伙作为武器；然后我们便一齐冲向主舱，趁他们来不及反抗就封死舱口。我反对这一建议，因为我不相信那位大副会允许自己这么轻易地就束手就擒（此人除了对那些会引起他迷信观念的事外，在其他各方面都精明诡谲）。甲板上有人值班的事实就充分证明了他已经有所防范，因为在暴风中收帆停船时派人在甲板上值班是极不寻常的事，除非是在必须严格执行纪律的船上。鉴于我的读者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没有经历过海上航行，我最好还是讲一讲在那样一种情况下一条船的确切情形。停船，或者水手们所说的“封帆”，是一种适用于多种目的的手段，可以按不同的方式来实施。在正常天气条件下，停船的目的往往只是为了等候另一艘船，或是为了类似的目的。如果要在扯满帆的情况下停船，通常的做法是将部分帆篷转成逆帆，让风把它们吹得紧贴船桅，这样船就会慢慢停住。可我们现在所说的是顶风停船。这时候风是在船的前方，而且其猛烈程度不允许船扯起风帆，因为那样船就有倾覆的危险；有时即便是正当顺风，可浪头太大也不能扬帆行船。如果船在巨浪中顺风行驶，通常会因船艉大量进水而遭受严重损害，有时也会因船头扎水而出现险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少顺风行船，除非万不得已。如果船出现漏水情况，那即使在滔天巨浪中也往往要顺风行驶；因为此时若要顶风停船，裂缝会因船体变形而裂得更开，可顺风行驶时漏水情况就不会有那么严重。遇到以下两种情况时往往也必须顺风行驶：一是由于风力太猛，以至用来保持船头顶风的那块帆篷被撕碎的时候；二是由于船体造型不当或其他原因，用上述手段停不稳船的时候。

根据船只各自独特的结构，顶风停船可采用不同的方式。有些船用前桅下帆顶风停得最稳，而我认为此帆在这种情况下用得最多。大型方帆船有用于此目的的专用帆，叫作防风支索帆。不过船艏三角帆偶尔也被单独使用，有时是三角帆和前桅下帆并用，或是用被风面收缩了一半的前桅下帆，用后帆顶风的情况也并非罕见。水手们经常发现用前桅上帆顶风比用其他各种帆都更奏效。“逆戟鲸”号顶风停船时，一般是用被风面收缩到最小的前桅下帆。

当一条船顶风停住时，通常先要让船艏几乎正对风头，以便让顶风帆吃满背风，这时再稍稍调整该帆朝船艉绷紧的方向，也就是让其与甲板表面成一条对角线。做到这一点之后，船艏便与风向形成一个只有几度的锐角，而船艏向风的一面则会挡住波涛的冲击。在这种状态下，一条好船可以滴水不进地安然度过暴风期，而在此期间船上所有的人都无须再操什么心。此时舵轮往往被用绳子捆紧，但这样做其实毫无必要（除非舵轮松动发出噪声），因为当顶风停船时舵根本不起作用。实际上，最好是让舵轮松着而不是将其捆死，因为舵要是没有回旋余地，很容易被巨浪折断。只要顶风帆吃得住风，一条建造精良的船就可保持这种停船状态，躲过任何惊涛骇浪，仿佛它具有生命和理性。如果顶风帆被风撕碎（这通常只有真正的飓风才能做到），那倾覆的危险就迫在眉睫。这时船会朝下风偏横，随之而来的舷侧迎浪则将使船完全受风浪的摆布。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生路就是尽快让船掉头顺风，任其顺风疾行直到能够扯起另一张帆篷。有些船可以不用任何帆而顶风停住，但这种停法并不可靠。

现在还是让我们言归正传。顶风停船时派人在甲板上值班绝非那位大副的惯常做法，而现在他派人值班之事和斧子、撬棍不翼而飞的情况都使我们确信那伙人早有戒备，因此彼得斯建议的突然袭击不会奏效。可我们必须采取某种行动，而且是动手越早越好，毫无疑问，一旦那伙人怀疑上彼得斯，那他们绝不会放过除掉他的机会，而这样一个机会在暴风袭来时肯定会被发现或者说被制造出来。

这时奥古斯塔斯提出了他的建议，他说要是彼得斯能设法找到借口搬掉他原来卧舱里那根压住活动地板的锚链，我们说不定能够穿过底舱出其不意地发起攻击。但稍加思索之后我们就认为，船摇晃得太厉害，这样的尝试根本无法进行。

幸运的是，最后我终于想到了利用大副的迷信恐怖和良心负罪心理。读者应该记得，一个名叫哈特曼·罗杰斯的水手两天前喝过一杯掺水烈酒后就一直抽搐不已，并于这天上午死去。彼得斯两天前就告诉我们，他认为那个人是被大副毒死的，他说他有理由相信这种想法确切无疑，但无论我们如何请求他都不肯向我们解释他的理由，这种固执的拒绝仅仅是他性情古怪的一种表现。不过，无论他是否比我俩更有理由怀疑那是大副下的毒手，我们还是很容易就相信了他的怀疑，并因此制订了我们的行动计划。

罗杰斯是于上午十一点左右在一阵剧烈的抽搐中死去的，死后仅几分钟，尸体就变成了一种我所看见过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样子。其腹腔膨胀之大就像一个人淹死后又在水中浸泡了几个星期一样。那两只手的情形与腹腔一样，而那张脸皱缩成一堆，颜色白得犹如石膏，只是上面有两三块非常显眼的红斑，就像丹毒引起的那种。其中一块斜着延伸过面部，仿佛用一条红绷带蒙住了一只眼睛。尸体在中午抬出主舱打算拋进大海时就是这副可怕的模样，当时大副曾看了一眼（这是他第一次看见那具尸体），不知是由于良心受到了谴责还是尸体的模样使他感到恐惧，他命令手下人把抬尸体的帆布吊床缝合起来，并允许举行通常的海葬仪式。他吩咐完这些就下舱去了，似乎是不愿再看到这位受害者。当他的手下人正按照他的吩咐准备时，暴风气势汹汹地袭来，于是葬礼被暂时搁置。孤零零丢在甲板上的尸体被浪头冲到了左舷，卡入排水孔，我们商量计划的时候还在那里随船身的颠簸而摆动。

一旦决定了行动计划，我们便尽可能快地着手实施。彼得斯首先上了甲板，不出他所料，艾伦马上就跟他打招呼，这家伙值班的任务似乎就是为了监视水手舱。但这条恶棍的狗命很快就被悄悄地了结。彼得斯假装漫不经心地朝他靠近，仿佛要上前与他搭话，突然扼住他的咽喉，没等他喊出一声就把他拋过了舷墙。然后他招呼我俩上了甲板。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什么东西作为武器，而做这件事我们不得不特别小心，因为船头每一次下颠时都有一阵巨浪冲过甲板，若不抓紧什么固定物，人在甲板上一刻也站不稳。而且我们必须动作迅速，因为显然船内正在大量进水，所以大副随时都有可能出舱来开动所有水泵。经过一番搜寻，我们能找到的适合我们的东西只有两根水泵手柄，于是我和奥古斯塔斯一人拿了一根。找到武器之后，我们又脱下尸体上那件衬衫，并把尸体抛下了船。然后彼得斯和我立即回舱，奥古斯塔斯留在甲板上放哨，他站在艾伦刚才站的位置，背朝着主舱升降口，这样大副那伙人若有人上甲板，便可能把他误认为是艾伦。

我一进舱就开始把自己装扮成罗杰斯的尸体。我们从尸体上脱下的那件衬衫帮了很大的忙，因为它的式样很古怪，很容易被那伙人一眼就认出——这是一件蓝底白条的弹力绣花女衬衫，死者曾一直把它穿在其他衣服外面。穿上这件衬衫后，我又照着尸体腹腔肿胀的那副可怕样子进行伪装。这只消把枕套、床单往衣服下面一塞就算完事。接着，我戴上两双白色羊毛手套，并如法炮制往里塞了一些顺手抓到的破布片。然后彼得斯为我画脸，他先在我脸上涂了一层白垩粉，随之又割破一根手指在上面点出红斑。延伸过眼睛的那道红斑当然没被漏掉，并画得触目惊心。

第八章

当我借着一盏应急提灯朦胧的灯光，从挂在舱内的一块碎镜片中看自己时，那副模样竟使我感到了一种不可名状的畏惧，回想起我所装扮的那个真人的可怕模样，我甚至禁不住浑身发抖，一时间几乎下不了决心继续装扮下去。但我们必须果断地行动，彼得斯和我终于上了甲板。

发现甲板上平安无事，我们三人紧贴着舷墙，悄悄爬到了主舱升降口。舱门没被关严，而且采取了措施防止被人突然从外边将其关死，一根木棍被横在了升降梯的上方。通过枢轴处的缝隙，我们很容易就把舱内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情况证明，我们没有试图向他们发动突然袭击真是万幸，因为他们显然是处于戒备状态。舱里只有一个人在睡觉，而且就睡在升降梯旁，身边还放着一支步枪。其余的人都坐在从舱铺拖到地板的几块垫子上。他们正在热烈地交谈；虽说旁边的两只酒壶和一些锡质酒杯表明他们一直在喝酒，但看上去他们不像平时醉得那么厉害。所有的人都佩着水手刀，其中一两个人还有手枪，而一大堆步枪就放在他们伸手可及的舱铺上。

在决定如何动手之前，我们偷听了好一阵舱内的谈话，因为当时我们还只是想到用罗杰斯死而复活的假象唬住他们，并趁机向他们发起攻击，但对如何攻击尚未做出任何决定。那伙人正在讨论他们的海盗计划，从我们所能听清的内容来看，他们将与一艘纵帆船上的水手联合行动，那艘纵帆船名叫“大黄蜂”号，如有可能他们将夺取该船，并准备利用该船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掠夺，但该计划的具体细节，我们都没听清。

有个家伙提起了彼得斯，大副回答他时把声音压到了我们无法听清的程度，随后他提高嗓门说，他不明白彼得斯干吗对船长的小崽子那么热心，而且他认为他们俩越早掉下船去越好。没人应答他的话，但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舱里的人都听懂了他那番话里的暗示，尤其琼斯更是心领神会。这时，我感到非常不安。当我看出奥古斯塔斯和彼得斯都拿不定主意如何下手时，我心中更是万分焦急。我决心豁出生命，并尽可能地多干掉他几个，绝不允许自己被恐惧心理压倒。

狂风吹动索具和海浪冲刷甲板均发出巨大声响，我们只有在其间歇的片刻才能听见舱内的谈话。在这样的一次间歇中，我们清楚地听见大副叫他手下的一个人“到前边去命令那两个该死的笨蛋到主舱来”，他说这样就能用一只眼睛盯住他俩，因为他不希望有人在船上搞秘密活动。幸亏这时船身一阵猛烈地摇晃，阻止了他的命令被立即执行。那个厨师刚从垫子上站起身来想去叫我们，这时一阵我认为会折断桅杆的猛烈倾斜突然把他拋向靠左舷的卧舱，他的头把卧舱门撞开，又造成一场极大的混乱。幸运的是，我们三人都未被拋离原位，而且我们趁机匆匆退回前舱，并赶在命令送达之前拟订了行动方案。可传达命令的人实际上只把头伸出升降口而没有上甲板。从那个位置，他发现不了艾伦已失踪，所以他扯开嗓门向他重复大副的命令。彼得斯装出艾伦的声音含含糊糊地应了两声，厨师丝毫没起疑心就缩了回去。

这下我的两位伙伴放心大胆地来到船艉并下了主舱，彼得斯随手按原来的方式关上了舱门。大副对他俩装出一副热情的样子，他对奥古斯塔斯说，由于他近来表现不错，可以和主舱的人住在一起，而且今后就是他们中的一员。然后，他倒了满满一锡杯朗姆酒让他喝下。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听在耳中，因为主舱门刚一关上，我就紧随我的朋友来到了门边，并占据了我先前的那个观察位置。我还随身带来了那两根水泵手柄，其中一根我稳妥地藏在了舱门旁边，以备需要的时候使用。

这下我尽可能地稳住身体，以便更好地观察舱内的情况，同时我努力鼓足勇气，只等彼得斯发出我们商定的信号，就跳进那伙反叛者当中。过了一会儿，彼得斯设法将话题引到了叛变时那场血腥的屠杀，并慢慢地诱使那伙人谈起了在水手中普遍流行的上千种迷信。我不可能听清谈话的全部内容，但我能从那些人的表情中清楚地看出谈话的效果。大副明显地露出了不安的神情，当有人提到罗杰斯那副可怕的死相时，我认为他差点儿昏死过去。这时，彼得斯问他难道他不认为最好是马上把那具尸体扔到海里去吗？它卡在排水孔摇来晃去的样子实在是太吓人了。这下那条恶棍简直透不过气来，他只是慢慢地扫视他手下那伙人，仿佛是在恳求哪一位上甲板去完成这项任务。但那伙人谁也没动，显然都害怕到了极点。彼得斯就在这时向我发出了信号。我立即掀开舱口，迅速下到舱底，一声不吭地站到了那伙人中间。

若是考虑到当时的种种因素，我突然出现产生的强烈效果也就不足为奇了。通常在同样的情况下，一个人突然见到眼前的幻象时脑子里都会对其真实性闪过一丝怀疑；心中总会怀有一线希望，无论那希望是多么微弱，那就是希望自己是在被人愚弄，希望眼前的幻影不是真正来自那个冥冥世界的幽灵。可以这么说，遇到这种场合的每个人心中都会对幻象抱有一丝怀疑，即便是在造成最恐怖之效果的最典型的实例中，吓得人丢魂丧魄的原因往往也是目睹幻象的人自己心中有鬼，唯恐幻象可能是真的，而并非因为对其真实性笃信不疑。但读者在眼下这个实例中马上就会看到，在那帮反叛者的心目中对罗杰斯之死而复生甚至不可能有丝毫怀疑的余地，至少他们也会以为是罗杰斯在显灵。大海孤舟且暴风阻隔的情形显然把被人愚弄的可能性限制在了这条小小的双桅船上，而对自家人玩的骗人把戏，他们肯定自信一眼就能看穿。他们当时已在海上航行了二十四个昼夜，其间除了喊话之外未曾同任何船只有过接触。而且除了在甲板上值班的艾伦之外，船上的全体人员（至少是他们认为的全体人员）都在主舱内；而艾伦高大的身躯（他身高六英尺六英寸）他们再熟悉不过，因此他们脑子里绝不会有眼前的幻影会是艾伦的念头。除此之外，令人生畏的风暴之夜、彼得斯提起的那些迷信话题、真正的尸体留在他们记忆中的可怕印象、我装扮死者之惟妙惟肖，加之他们看我时摇晃不定的提灯照在我身上的灯光忽明忽暗，这一切都不容许他们有理由产生怀疑，因而读者也没有理由惊叹我们这一招产生的强烈效果，甚至超过了我们的期望。大副从他躺着的垫子上惊跳起来，接着连哼也没哼一声就倒在地板上死了，他的尸体像一截木头似的随着船身的猛一倾斜滚向了下风一侧。剩下的七个人中只有三个人开始还有那么点儿清醒。另外四人一时间吓得呆若木鸡，那种魂飞魄散的样子看上去真是又可怜又可笑。进行反抗的三个人是厨师西摩、约翰·亨特和理查德·帕克，但他们的反抗软弱无力而且犹豫不决。前两人转眼间就被彼得斯一枪一个结果了性命，帕克则被我用带在手边的那根水泵手柄猛击头部而倒地。与此同时，奥古斯塔斯抓起地板上的一支步枪，一枪打穿了另一名叛变者（威尔逊）的胸膛。此时对方只剩下三人，但这时候他们已从愣怔中清醒过来，而且说不定已开始看出他们是受了愚弄，因为他们的反抗既坚决又凶狠，若不是彼得斯臂力过人，他们当时也许会占据上风。这三个人是琼斯、格里利和阿布萨隆·希克斯。琼斯把奥古斯塔斯扑倒在地板上，用水手刀在他的右臂上一连刺了几刀，要不是一位我们没指望其帮助的朋友及时赶来相救，奥古斯塔斯无疑会死于那个恶棍的刀下（因为当时彼得斯和我都无法立即解决我们各自的对手）。这位赶来助战的朋友就是虎。正当奥古斯塔斯的处境万分危急的时候，虎一声咆哮冲进了主舱，并纵身扑向琼斯，转眼间就把他压倒在地板上。此时，我的朋友因伤势太重而不能给予我们任何援助，而我则因为那身伪装的妨碍而使不出劲儿。虎咬住琼斯的咽喉又不肯松开——不过，彼得斯一人已足以对付剩下的两名歹徒，要不是因为舱内空间狭窄施展不开手脚，加之船身剧烈地摇晃，他无疑早就结果了那两个家伙。最后，他终于抓起了舱内几张凳子中的一张。当格里利正举起一支步枪要向他开火之时，他用那张沉重的凳子砸出了他的脑浆。接着船身的一阵摇晃使他与希克斯撞了个满怀，他趁势掐住了对方的脖子，他那双虎钳般有力的大手顿时就让那家伙一命归西。这样，真是说时迟那时快，顷刻间我们就发现自己已经是这条船的主人了。

对方唯一活下来的人是理查德·帕克。读者应该记得，此人在搏斗一开始就被我用水泵手柄击倒在地。现在他一动不动地躺在七零八落的卧舱门边，当彼得斯用脚踢他时，他突然开口恳求饶命。他除了头顶被砸开一条小口子外，其他地方都没受伤，刚才只是被一下打昏过去。这时他爬起身来，我们暂时把他的双手反绑在身后。那条狗还冲着琼斯不停地咆哮，待我们上前一看，发现那家伙早已经断气，血从他喉部一道深深的伤口往外流淌，那道口子当然是被虎的尖牙撕开的。

当时大约是凌晨一点，风仍在呼呼地刮着。双桅船明显比平时颠簸得更厉害，采取措施使它平稳一点儿绝对有必要。船每一次朝下风倾斜都有一阵浪头冲上甲板，在我们混战时甚至有水冲进主舱，因为我进舱时没有把舱门关上。整个左舷舷墙都被浪头撕裂并卷走，被卷走的还有舱面厨房和船艉的那艘小艇。主桅的松动和吱嘎声说明它几乎快折断了。为了让底舱后部有更多余地，该船主桅的桅座只嵌在两层甲板之间（此乃无知的造船者偶然犯下的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所以我们正面临主桅从桅座脱落的危险。更糟糕的是，当我们用铅锤测水泵井时，发现舱底积水已达七英尺深。

把那伙人的尸体丢在主舱，我们立即上甲板摇泵抽水——帕克当然被释放，以便帮助我们干活儿。我们尽可能地包扎好了奥古斯塔斯受伤的胳膊，他也尽其所能地出力，但很微薄。不过，我们发现只要能尽量使一台水泵不停转动，我们基本上就能控制住水往上漫的势头。由于我们只有四个人，这是一份很重的活儿；我们都努力振作精神，眼巴巴地盼着天亮，我们希望到时能砍掉主桅以减轻船的自重。

我们就这样在焦急和疲劳中熬过了夜晚，当天色终于破晓时，暴风既没有减弱，也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这时，我们把舱内的尸体拖上甲板，一具具地拋入了水中。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砍掉主桅。做好了必要的准备工作，彼得斯动手砍桅杆（已在主舱内找到了斧头），我们剩下的三人则分别站在桅索和帆索旁。趁着船身朝下风面的一次猛烈倾斜，上风一方的支索随着彼得斯一声令下被同时砍断。这下整个主桅连帆带索一头扎进了海里，桅杆倒下时未触及船身，因而船体未遭受任何实质性损害。这时，我们发现船不再像刚才那样颠簸，但我们的处境仍然十分危险，尽管我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现在若不用双泵抽水，我们就没法控制漏水的势头。奥古斯塔斯能给予我们的帮助的确微不足道。此时又雪上加霜，一个把船推向上风的巨大浪头使船偏离了风向几度，而不待船重新恢复位置，另一个浪头又猛然袭来，船顿时倾斜得连横梁末端都触到了水面。这下压舱物全部滚到了下风一侧（舱内物品碰来撞去已有多时），一时间我们以为船肯定会倾覆。过了一会儿，船身又稍稍摆平了一点儿；然而舱里的东西还全部压在左舷一侧，船身极度的倾斜使我们摇泵排水的工作已成为徒劳，实际上我们也不可能再干下去，连续不断的摇柄已使我们的双手完全磨破，非常可怕地淌着鲜血。

不顾帕克的劝告，我们开始动手砍掉前桅。由于处境艰难，我们费了不少劲儿才将其砍断。前桅坠水时把船艏斜桅也一并拖走了，这时我们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船壳。

到此为止，我们尚有理由庆幸船上最大的一条小艇还安然无恙，一排排冲上甲板的巨浪还没有对它造成任何损坏。但好景不长，前桅落水时，用来顶风稳船的前桅下帆当然也随之而去，这下每一个浪头都无遮无拦地冲击船身。在整整五分钟内，一排接一排的巨浪不断地席卷整个甲板，那条小艇和右舷舷墙都被卷走，连起锚绞盘也被砸成了碎块。我们当时的处境的确已经糟得不能再糟。

到中午时风势好像有减弱的征候，但结果令我们大失所望，因为风力只减弱了几分钟，然后就加倍地呼啸肆虐。到下午四点光景，人已完全不可能迎风站立；而当夜幕笼罩我们的时候，我们已丝毫不抱有还能熬到天明的希望。

到半夜船下沉得很厉害，积水已经漫到底层甲板。舵随之被冲走，把舵冲走的那排巨浪将双桅船的后半部分整个举出了水面，船轰然坠下的那种震荡通常只有搁浅时才会发生。我们本来都以为舵能坚持到最后，因为那柄舵异常结实，无论之前或之后我都不曾见过装备得像它那样坚固的船舵。沿船艉柱的内壁嵌绕着一圈圈粗实的铁环。一根粗铁棒从这些环中穿过，舵就这样固定在船艉柱上，并能随那根铁棒自由转动。我们估计海浪巨大的力量之所以能把舵冲走也许是因为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船艉柱内那些铁环被扭弯，结果一环环地被拉出了坚实的木柱。

我们刚从那阵剧烈的震荡中喘过一口气来，一排我所见过的最大的浪头又猛然冲过甲板，卷走了扶梯，涌进了舱口，整条船都灌满了水。

第九章

幸亏在天黑之前，我们四人都用绳子把自己牢牢地捆在了被砸碎的绞盘上，并尽可能地在甲板上保持平卧的姿势。正是这个措施拯救了我们的生命。事实上，我们四人当时都或多或少地被砸在我们身上的那排巨浪给打蒙了，巨浪直到我们都快要支持不住时才从我们身上滚过。我一缓过气来就大声呼唤我的伙伴。开始只有奥古斯塔斯一人回答，他说：“我们没指望了，愿上帝可怜我们的灵魂。”过了一会儿另两位伙伴也喘过气来，这时他俩鼓励我们振作精神，说事实上还有生的希望。由于舱内货物的性质，双桅船完全不可能沉没，而且大风有可能到早晨就过去。这些话为我注入了新的活力；因为说来也许显得奇怪，尽管一条装满空油桶的船显然不会下沉，可我当时心里乱得全然忽略了这一点，所以一度还以为迫在眉睫的危险就是沉没。重新燃起了活命的希望，我抓住每一个机会加固把我系于绞盘残体的绳子，而且我很快就发现伙伴也都在这么做。夜黑得不能再黑，周围可怕的喧嚣骚动简直无法形容。此时甲板同海面已一般高，更确切地说是我们被一道隆起的水墙包围，波涛每时每刻都在拍打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的头在三秒内只有一秒能露出水面。虽说我们挨得很近，可我们谁也看不见谁，其实船身的任何部分我们都看不见，尽管我们的身体正在船体上碰撞。我们不时相互呼唤，以此努力使自己不丧失信心，同时又给予伙伴最需要的安慰和鼓励。奥古斯塔斯的衰弱令我们都为他担忧；他右臂的伤势使他肯定不可能系紧绳子，我们担心他随时都会被海浪冲走——但我们又不能助他一臂之力。幸运的是，他当时的处境比我们三人都更安全，因为他的上半身正好趴在破绞盘部分残体之下，汹涌而来的海浪都被绞盘残体撞碎。若非如此（他是在把自己系于一个很暴露的位置后被偶然冲到绞盘下边的），他肯定在天亮之前就会不可避免地死去。由于船体倾斜得很厉害，所以我们相对来说不那么容易被卷走。正如我前面所说，船向左舷倾斜，结果甲板有一半一直被淹在水中。所以从右舷冲来的波涛基本上被舷侧碰碎，只要我们尽可能平卧，冲到我们身上的只是些碎浪；而从左舷涌来的浪头则是那种对我们并无多大影响的所谓回浪，鉴于我们有绳子固定并低伏身体，它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把我们冲走。

我们就在这种可怕的处境中熬到了天亮，可黎明为我们展示的是一番更可怕的情景。此时双桅船就像一根木头，正在汹涌澎湃的大海中随波逐流；风力还在加强，已经变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飓风，看来我们已没有希望得到拯救。好几小时我们都默不作声，以为固定我们身体的绳索随时都会断掉，或者破碎的绞盘随时都会脱离船身，要么就是四面八方咆哮着涌来的巨浪会把船体压入太深的水下，不待它重新浮出水面就把我们淹死。多亏上帝的怜悯，保佑我们脱离了这些危险，并在中午时分用神圣的阳光给我们以安慰，随后我们就感觉风力明显减弱。这时，自昨晚后半夜就一直没吭过声的奥古斯塔斯突然开口说话，他问躺得离他最近的彼得斯，我们是否还有获救的可能性。由于一开始没听见回答，我们都以为那个混血儿已经被淹死在他躺的地方；不久我们就高兴地听到他说话了，尽管声音非常微弱，他说绳子把他的腹部勒得太紧，他正在经历极大的痛苦，若不设法松开绳子，他肯定会死去，他已不可能再忍受那样的痛苦。他的话使我们感到很悲哀，由于海浪仍在拍打我们，我们想帮他一把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只能鼓励他咬紧牙关坚持，说只要一有机会就帮他解开绳子。他回答说那也许太迟了，他说不定在我们能救他之前就会完蛋；然后他痛苦地呻吟了一阵就不再吱声，这时我们断定他已经死去。

当夜幕降临时，大海已平静了许多，现在差不多要等五分钟才有一个浪头从上风面涌过船体，风也大大减弱，尽管还在呼呼地吹。我已有几小时没听见伙伴们说话，这时我呼唤奥古斯塔斯，他回答的声音很微弱，以至我听不清他说些什么。接着我又喊彼得斯和帕克，但他俩谁也没有回答。

其后不久我陷入了一种半昏迷状态，恍惚间脑子里浮现出许多令人愉快的画面。譬如青葱苍翠的树木、起伏的金色麦田、一排排跳舞的姑娘、一队队骑马的士兵。我现在还记得当时闪过我脑际的那些画面基本上都在动。我的幻觉中没有诸如房子、山岭之类的静止物体，而是接连不断地闪现出风车、船只、巨鸟、气球、骑马的人、飞驰的车以及诸如此类运动着的事物。当我从这种状态中恢复过来的时候，我估计太阳已经升起了约有一小时。当时我简直回想不起与自己处境相关的任何情况，一时间竟以为我还待在底舱，还待在那箱子附近，而帕克的身子就是虎的躯体。

待我完全恢复神志，我发现海面上吹拂的不过是一阵微风，大海也相对平静下来，波涛只是轻轻地拍打着船体。我的左臂已从捆绑中挣脱出来，肘部被绳子严重勒伤，而右臂则完全失去了知觉，手掌和手腕都肿得很厉害，这是由于肩下那条绳子勒得太紧的缘故。捆在腰间的另一根绳子也令我痛苦不堪，它已经被拉紧到难以忍受的程度。掉头看我的伙伴，我发现彼得斯还活着，只是他腹部那根绳子勒得实在太紧，看上去他几乎都快被勒成两截了；我看他时，他朝我微微点了点头，示意我看那根绳子。奥古斯塔斯没有丝毫还活着的迹象，他弯曲的身体躺在绞盘的另一边。帕克看见我在动便向我说话，问我是否有足够的力气帮他解开绳子；他说，如果我能打起精神并设法解开他身上的绳索，我们说不定还有一条生路，要不然我们都必死无疑。我叫他振作起来，并告诉他我会尽力使他摆脱束缚。我用左手在裤兜里摸到了我那把折刀，试了几次之后终于打开了刀刃。然后我设法让右臂从捆绑中解脱出来，过了一会儿又割断了身上的所有绳索。当我试图移动时，我发现自己的双腿完全不听使唤，根本没法从甲板上站起；同时，我的右臂也不能活动。我把这种情况告诉帕克，他吩咐我用左手抓住绞盘静躺几分钟，让血液有足够的时间恢复循环。我照他的话躺下，过了一会儿就觉得麻木渐渐消失，两条腿慢慢地能够活动；随之右臂也部分地恢复了功能。这一次我没试图站起来，而是小心翼翼地爬到帕克身边，很快就把他身上的绳索全部割断，稍稍过了一会儿，他的四肢也基本上恢复了功能。这下我们马上去解捆住彼得斯的那根绳子。那绳子磨穿了他那条厚呢裤的腰带和两件衬衫，在他的腹部勒出了一条深深的口子，当我们解开绳子时，那道伤口流了不少血。不过，我们刚一抽掉绳子，他就能开口说话，似乎痛苦顿时减轻了——他行动起来甚至比帕克和我都轻松得多，这毫无疑问是因为流血的缘故。

我们对奥古斯塔斯能否活过来都不抱太大的希望，因为他显然已没有一点儿生气；可当接近他时，我们发现他只是因为失血过多而昏迷。我们为他的伤臂包扎的绷带早已被激浪撕掉，把他系于绞盘的那些绳子倒没有要他的命。松掉他身上的绳子后，我们把他抬离绞盘，放到了一个迎风干燥之处。我们让他的头稍稍低于身子，然后三人一起使劲揉搓他的四肢。半小时之后他活了过来，尽管直到第二天早晨他似乎才认出我们，或者说才有足够的力气开口说话。当我们全部摆脱绳索的束缚时，天又黑透了，头顶上乌云开始积聚，我们都感到极度不安，生怕又会狂风大作。在我们那种精疲力竭的情况下，再起大风我们肯定只有死路一条。幸亏夜间天气还好，大海越来越平静，这给了我们最终获救的希望。仍有一阵微风从西北吹来，但天气一点儿也不冷。我们用绳子小心地把奥古斯塔斯固定在上风面，以确保他不会因船体的摇晃而坠入水中，他仍然虚弱得不能自己保持平衡。我们三人则没有这种必要，我们拉着绞盘周围的断绳紧挨着坐了下来，开始商量逃离危险的办法。脱下衣服拧干使我们好受了不少，当重新穿上它们时，我们感到既暖和又舒服，这使我们的精神也为之一振。我们帮着把奥古斯塔斯的衣服也脱下拧干，让他也感受到同样的舒服。

这时候，我们主要的痛苦就是又饥又渴，当我们寻求解除饥渴的办法时，我们的心都不由得往下一沉，甚至开始惋惜过早地逃脱了远没有饥渴可怕的海浪的威胁。但我们仍然用可能很快被过路船只搭救的希望来安慰自己，并互相鼓励要坚韧不拔地承受可能发生的灾难。

7月14日的黎明终于来到，天气依然晴朗宜人，有一股稳定而柔和的风从西北方向吹来。此时海面已非常平静，而且不知是什么原因，双桅船已不再像先前那么倾斜，甲板基本上干透，我们能在上面自由移动。到此为止，我们几乎已三天三夜没吃没喝，想办法从舱里弄出点儿什么已绝对必要。由于船舱里灌满了水，我们开始这项工作时仍信心不足，心中几乎不抱有真能捞出点儿什么的希望。我们从残存的舱口罩上拔下些钉子，再把钉子钉入两块木板，然后将木板合拢制成了一个类似爪锚的捞耙。最后我们用一根绳子系住这个捞耙，并将其拋下主舱来回拖曳，希望能侥幸捞出点儿什么可以充饥的东西，至少捞到件什么可以有助于我们获取食物的工具。我们花了大半个上午来进行这场白费力气的打捞，结果只捞上来一些容易被钉子钩住的床单、枕套。我们的打捞工具实在太笨拙了，不可能指望它会有更大的收获。

我们又在前舱捞了一阵，结果同样是徒劳无功，正要完全绝望之时，彼得斯建议用绳子把他拴住，让他设法潜入主舱寻找食物。这一建议顿时令我们欢欣鼓舞，使我们心里重燃希望。他马上脱掉了上衣，只穿裤子；我们将一条结实的绳子小心地系在他腰间，并往上绕他的双肩结成保险扣以防滑脱。这项任务既艰巨又危险。我们本来就不可能指望会找到多少食物，而且即便舱内有给养，潜水者下水后也必须右转弯向前游十一二英尺，穿过狭窄的通道进入卧舱，然后再返回，其间没有吸气的可能。

一切准备停当，彼得斯顺着升降梯走到水没脖子之处。然后他一头扎入水中，右转弯向前猛游，试图到达卧舱。但他的第一次尝试完全失败。他入水还不到半分钟，我们就感到绳子被猛地拉动（这是我们约定的他要我们拉他上来的信号）。于是我们马上把他拉出水面，但由于太不小心，结果使他重重地撞上了扶梯。他什么也没有带回，由于他发现必须花很大力气才能使自己不致上浮碰着甲板，他实际上在水下只游了很短一段距离。出水后他已经精疲力竭，不得不休息了整整十五分钟，才又开始第二次冒险下潜。

这一次甚至比第一次更糟。我们见他在水下待得太久而没发信号，不由得为他的安全担忧，不等信号就把他拉了上来，结果发现他几乎已经奄奄一息。他说他在水下曾不断地猛拽绳子，可我们在上面毫无感觉。这很可能是因为绳子的某部分缠在了升降梯脚的扶栏上。这段扶栏实在太碍事，我们决定在进行第三次尝试之前尽可能将其除掉。这需要较大的力量，我们大家都顺着升降梯下到水里，一齐用劲儿才终于把它拉掉。

第三次尝试同前两次一样没有成功，情况非常明显，必须借助某种重物使潜水员能稳住自己的身体，他才能在舱内进行搜寻。于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甲板上寻找这样的重物，最后终于欣喜地发现前锚链上有一环已松动，我们没费多大力气就把它拧了下来。彼得斯将此物牢牢地固定在一只脚腕上，第四次潜下主舱，这一次他成功地到达了事务员卧舱的门前。他发现舱门锁着，而他未能进入就不得不返回，因为他最多只能在水下潜一分钟。我们的前景看来非常黯淡，想到我们所面临的重重困难，想到我们几乎已不可能死里逃生，奥古斯塔斯和我都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但这种懦弱并没持续多久。我们很快就跪下来向上帝祈祷，恳求他帮助我们战胜眼前的千难万险，然后我们带着新的希望和活力站起身，开始考虑还能做些什么来拯救自己。

第十章

不久之后发生了一件事，一件我认为最震撼人心的事。它先令人心里充满极度的狂喜，随之又令人感到无以复加的恐惧，它甚至比我在其后漫长的九年中在许多不同的情况下所遇到的最令人震惊、最玄妙莫测、最不可思议的事件更惊心动魄。当时我们半躺在靠近升降口的甲板上，正在讨论再次潜入卧舱的可能性，这时我抬眼看躺在我对面的奥古斯塔斯，发现他的脸骤然间变得煞白，他的嘴唇以一种异乎寻常、莫名其妙的方式直打哆嗦。我惊恐地跟他说话，可他没有回答，我开始以为他是突然发病，于是我注意看他的眼睛，这时我发现他的眼睛显然是直瞪瞪地盯住我身后的什么目标。我掉头一看，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时那种震撼和狂喜，因为我看见一艘大型双桅船正向我们驶来，离我们最多只有两英里。我就像胸口中了颗子弹似的猛然跳起，朝着那艘船张开双臂，一动不动地保持着那个姿势，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彼得斯和帕克同样也欣喜若狂，尽管其表达方式各有不同。彼得斯像个疯子似的在甲板上手舞足蹈，嘴里喊着最疯狂的胡话，其间还混杂着一声声狂笑和诅咒；帕克则突然涕泗滂沱，像个孩子似的大哭了好一阵。

我们看到的是一艘前桅装横帆、主桅配纵帆的大型双桅船，荷兰式造型，船身被漆成黑色，船头涂金描彩地装饰得很俗丽。它显然饱经狂风巨浪的袭击，我们猜想使我们陷入困境的那场风暴也让它吃尽了苦头，因为它的前桅上帆已不翼而飞，右舷舷墙也被撕掉了一大块。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第一眼看见那艘船时，它在我们上风约两英里处，而且正在向我们驶近。当时风力非常柔和，可令我们吃惊的是，那艘船除了前桅下帆、主桅主帆和一张斜桅三角帆之外，其余的风帆都没有扯起——它的速度当然很慢，以至我们急得都快要发疯。此外，尽管我们当时万分激动，但都注意到了那艘船行驶得很笨拙。它偏航偏得非常厉害，以至有一两次我们以为它不可能看见我们，或以为它虽然看到了我们的破船却未发现甲板上有人，所以它要掉头改变航向。每次看见它掉头，我们都用最大的声音又喊又嚷，于是它似乎又改变主意，再次转舵向我们驶来。这种奇怪的突然掉头重复了两三次，我们最后只能认为那艘船的舵手一定是喝醉了。

起初我们一直看不见那艘船上的人，直到它离我们只有四分之一英里时，我们才看到它的甲板上有三名水手，从装束来看他们像荷兰人。其中两人躺在水手舱近旁的一堆旧帆上；第三位则俯身于右舷靠近船艏斜桅之处，似乎正非常好奇地打量我们。这是一位粗壮高大、皮肤黝黑的水手。他以一种快活但极其古怪的方式向我们点头，并一直露出一口又白又亮的牙齿向我们微笑，看上去像在鼓励我们再耐心坚持一会儿。当那艘船驶得更近时，我们看见一顶红色的法兰绒帽子从他的头上掉进了水中；可他对此没有在意，仍然以那种古怪的方式继续向我们点头微笑。我必须告诉读者，我在此不厌其详地讲述的细节与当时看上去的情况毫无二致。

那艘船慢慢靠近，行驶得比刚才平稳，我简直无法平静地讲述这件事。当时我们的心怦怦乱跳，我们用呐喊来倾吐满心的喜悦和对上帝的感恩之情，是上帝派来救星，那完美的、辉煌的、不期而至的救星已伸手可及。突然从那近在咫尺的船上飘过来一种气息，那是一种恶臭，一种这世界上叫不上名、说不出味的恶臭，一种发自地狱的恶臭，一种令人窒息、令人难忍的惊人的恶臭。我气喘吁吁地扭头看我的伙伴，只见他们一个个脸色苍白。可我们当时无暇去怀疑，去猜测——那艘船离我们已只有五十英尺，看样子是要从我们的船艉突出部擦过，这样它不用放小艇，我们就能登上它的甲板。我们向船艉突出部冲去，可它的航向突然又猛偏了五六度，当它从距我们的船艉二十英尺处的海面经过时，我们一览无余地看到了它的整个甲板。我今生能忘记那副惊心动魄的惨状吗？包括几名妇女在内的二三十具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船艉和舱面厨房之间，全都腐烂到了令人恶心的程度！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那艘死亡之船上没有一个活人，可我们仍然禁不住高声向那些死者求救！是的，在那个最痛苦的时刻，我们都声嘶力竭地苦苦哀求那些不会说话而且令人作呕的尸体，求它们掉转船头，求它们别拋下我们，求它们别让我们也变成它们那样，求它们接纳我们做伙伴！恐怖和绝望使我们精神失常，极度的痛苦使我们完全发疯。

随着我们第一阵恐怖的哀号，从那艘船船头斜桅附近传来了一声回应，那声音非常像人在尖叫，以至最灵敏的耳朵也会吃惊。此时那船又突然偏舵，一时间把水手舱附近的前甲板送到了我们眼前，我们一眼就看到了声音的来源。我们看见那个粗壮高大的身躯仍旧俯在舷墙上，仍然在不住地点头。这时他背朝我们，所以看不见他的脸。他的双臂伸过栏杆，双手垂下掌心向外。他的双膝跪在一根粗绳上，粗绳紧紧地绷在斜桅桅座与锚架之间。他衬衫的背部被撕掉了一大块，赤裸的背上站着一只巨大的海鸥，那海鸥正贪婪地啄食人肉，它的长喙和利爪都深深地陷在肉中，白色的羽毛上溅满了血迹。那船继续偏移，使前甲板离我们的视线更近。那只鸟显然很吃力地拔出它沾满血肉的长喙，仿佛受了惊似的盯了我们一阵，然后懒洋洋地飞离那具让它饱餐了一顿的尸体，径直飞到我们的甲板上方，在我们头顶上盘旋了一会儿，嘴里还叼着一块血糊糊的像是肝的东西。那可怕的东西最后落到了彼得斯的脚边。愿上帝宽恕我，就在那一刻，我脑子里第一次闪过了一个念头，一个我不愿提到的念头，我觉得自己朝那块血糊糊的东西移动了一步。这时我抬起头，奥古斯塔斯的眼光正好与我紧张而急切的目光相遇，我猛然清醒过来。我急步向前，战栗着把那可怕的东西扔进了海里。

那具靠在绳子上的尸体被那只食肉巨鸟啄食时，自然很容易前后晃动，正是这种晃动使我起初以为那是个活人。由于海鸥减轻了它的重量，它晃动时侧向一边，这样就露出了他的整张脸。从来没有过那么可怕的一张脸！眼睛被啄掉，嘴边的肉也被吃光，全部牙齿暴露无遗。这就是曾唤起我们希望的微笑！这就——但我还是不说为妙。如我前文所说，那艘船从我们的船艉经过，慢慢地但是不停地驶向下风。随着它和它可怕的乘员们的离去，我们获救的希望和欢乐也化为泡影。要不是突然的失望和惊人的发现使我们一时间呆若木鸡，它慢慢经过时，我们本来有可能设法登上它的甲板。当时我们能看、能感觉，却不能思考、不能行动，直到为时太晚。从下面这个事实就可看出那件事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了我们的智力：当那艘船远得只在水面上露出半个船身之时，我们中还有人认真地建议游泳去追它！

自那之后我曾努力打听过那艘船的下落，想弄清招致它毁灭的原因，结果终归徒然。正如我前文所说，它的造型和外观使我们认为它是一艘荷兰商船，船上那些人的装束也证实了这种判断。我们本来可以轻易地看到它船艉部的船名，实际上还可以观察到其他有助于我们弄清它来历的情况，但当时过分的激动使我们对这些都视而不见。有些尚未完全腐烂的尸体呈番红花的颜色，我们据此断定那船上的人均死于黄热病，或某种同样可怕的致命疾病。若果真如此（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别的推测），从那些尸体的位置来看，死亡肯定发生得极其突然并不可抗拒，其方式完全不同于人类所熟悉的那些瘟疫引起的死法。实际上，也有可能是某种毒物偶然混入食品导致了那场灾难，或因为那些人误食了某种有毒的海中动物或有毒的海鸟——但这些推测都无助于揭示被包裹住的真相，真相无疑将永远被包裹下去，包裹在那个最触目惊心、最神秘莫测的谜中。

第十一章

我们在一种恍惚的状态中度过了那天剩下的时光，直到夜幕完全遮掩了那艘我们眼巴巴看着的渐渐远去的船，我们才稍稍回过神来。这时饥渴又开始折磨我们，使我们忘记了其他所有的担心和忧虑。可在天亮之前，我们什么也做不成，把身体尽可能地固定在甲板上之后，我们力图休息一下。我竟真睡了一觉，直到我那些没这么幸运的伙伴第二天早上把我唤醒，重新开始尝试从舱内打捞食物。

空中没有一丝风，海面平静得不能再平静，天气温暖而宜人。那艘船早已无影无踪。我们开始做准备工作，费了点儿力从前锚链上又拧下一环；彼得斯两只脚都套上重物之后，他又试图接近那道舱门，只要能及时到达那里，他就有可能把舱门弄开；他希望这次能成功，因为船体比任何时候都更平稳。

他果然很快就到了那个卧舱门口，这时他从脚腕上脱下一环锚链，用它使劲儿地砸门，但未能成功，舱门远比预料的更结实。在水下待得太久使他精疲力竭，我们中必须有另外的人接替他的位置。这时帕克自告奋勇，但试了三次之后，发现他甚至不可能游到舱门前。奥古斯塔斯右臂的伤势使他下水也没用，因为即便他能到达舱门也无力把门弄开，因此拯救我们的重任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我的肩上。

彼得斯把一环锚链留在了过道中，我一下水就发现没有足够的重物保证我稳稳地潜到水底。所以我决定第一次入水的目的就只是找回那环锚链。在顺着过道地板摸索时，我触到了一件硬东西，我一把将其抓住，来不及弄清它到底是什么就返身浮出了水面。那硬东西原来是一只酒瓶，瓶里装满了红葡萄酒，读者也许能想象我们当时的那股高兴劲儿。为这及时并令人欣慰的援助感谢过上帝之后，我们马上用我那把折刀撬开了瓶塞，每个人有节制地喝了一口。大家顿时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温暖和舒服，精神为之一振，身上也有了力量。然后我们塞好瓶塞，并用一条手巾小心翼翼地把瓶子吊好，以免它被撞破。

在这幸运的发现之后，我休息了一会儿，接着又一次潜入水中，这次我找到了那环锚链，并带着它立即返回甲板。我套上那环锚链后第三次潜入水下，这次尝试使我确信，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弄开那道舱门，于是我只好绝望地返回。

看来我们已不再有任何希望，从伙伴们的表情中，我能看出他们已接受了即将死去这个事实。酒精的作用显然使他们陷入了一种谵妄状态，而我得以幸免也许是因为喝过酒就入水浸泡的缘故。他们开始语无伦次地谈起与我们当时的处境毫不相干的事情。彼得斯一再问我有关楠塔基特的情况。我记得当时奥古斯塔斯一本正经地凑到了我跟前，要我借给他一把梳子，因为他的头发上沾满了鱼鳞，而他希望在上岸之前把它们梳掉。帕克看上去稍稍清醒一点儿，他催促我潜入主舱，碰到什么就捞起什么。我答应了他的请求，第一次下水潜了足足一分钟，捞上来一只属于巴纳德船长的小皮箱。我们立即把箱子打开，希望能侥幸发现什么可充饥或解渴的东西。然而箱子里只有一盒剃须刀片和两件亚麻衬衫。我再次潜入水中，但这次空手而归。我的头刚一露出水面，就听甲板上传来砰的一声，我爬上甲板一看，发现原来是我的伙伴趁我不在之际忘恩负义地喝干了瓶里剩下的酒，想赶在我出水之前把空瓶放回原处，结果却在慌忙中将其打碎。我指责了他们这种不义之举，当时奥古斯塔斯流下了眼泪，而另外两人则想把这事当作恶作剧一笑了之，但我希望今生今世都不要再看见那种笑容，那种扭鼻子歪嘴巴的嬉皮笑脸只令人感到恶心。显而易见，在他们的肠胃都空空如也的情况下，酒精强烈的刺激马上就见效了，他们一个个都酩酊大醉。我好不容易才哄他们躺了下来，他们很快就呼呼大睡，甲板上顿时鼾声如雷。

此时我觉得这破船上仿佛只有我一个人，我感到极度恐惧和绝望。我看不到任何生路，唯一等待我们的就是慢慢饿死，或者痛快一点儿在随时都可能刮起的第一阵大风中葬身鱼腹。在那种精疲力竭的状态下，我们绝无希望再逃过一场大风。

我当时体验到的那种饥肠辘辘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我觉得只要能减轻那种饥饿感，我什么东西都能吃。我用折刀从那个皮箱上割下一块，试图把它吃下去，结果发现根本无法下咽，尽管我自以为把它嚼碎再吐掉也稍稍缓解了饥饿的痛苦。傍晚时，我的伙伴们一个个醒来，全都处于一种因醉酒脱水而说不出有多可怕的虚弱状态之中。他们就像发疟疾似的浑身颤抖，哀叫着要水喝。他们的情况唤起了我心中最强烈的同情，同时也让我暗自庆幸先前发生的那件事使我免于遭受他们这番惨不忍睹的痛苦。但他们的状况也令我惊恐不安；因为非常清楚，除非有所好转，不然他们就没法帮我摆脱困境。我当时还没有彻底放弃从舱里找到点儿什么的念头；但若是他们中没人能够在我下水时帮忙拉住绳子的一头，这种尝试就不可能恢复。帕克看上去比另外两人稍稍清醒一点儿，于是我千方百计地想让他完全清醒。想到海水浸泡也许有助于达到目的，我设法把一根绳子拴在他腰间，然后把他领到升降梯口（这期间他相当顺从），接着我推他下水，随之又拉他上来。我有充分的理由庆幸我做了这项实验。因为他看上去清醒了许多而且也有了精神，上甲板后，他理直气壮地问我干吗这样对他。待我说明原因，他向我表示感谢，并说经水一泡他感觉好多了，然后就合乎情理地谈到了我们的处境。于是，我们决定用同样的方法使奥古斯塔斯和彼得斯清醒。我俩立即动手，他俩果然从这一惊吓中恢复了神志。我想到这个突然浸水的方法，是因为我曾在一本医书里读到阵雨浇淋有助于减轻狂郁病患者的症状。

待我确信伙伴们能抓牢绳子的另一端之后，我又潜进了主舱三四次，尽管此时天已黑透，而且从北方涌来的一阵不猛但连续不断的浪涛使船身多少有几分摇晃。在这几次尝试中，我成功地捞上来两把有鞘的刀、一只三加仑的空壶和一条毯子，却没捞到任何食物。捞到那些东西后，我又进行了几次尝试，但直到我完全精疲力竭也一无所获。帕克和彼得森摸黑轮流下舱打捞，但最后也都空手而归。这下，我们绝望地放弃了这种企图，认为这是在白白消耗自己的体力。

当晚剩下的时间，我们在一种难以想象的灵与肉的极度痛苦中度过。16日的清晨终于露出曙光，我们急切地扫视天边的地平线寻找救星，但结果令人大失所望。海面依然平静，只是像昨晚一样有一阵从北边涌来的缓缓的波浪。除了那瓶红葡萄酒，我们已经整整六天没吃没喝，显而易见，若再弄不到吃的，我们肯定再也坚持不了多久。我以前从不曾见过，今后也不想再见到，人居然会像彼得斯和奥古斯塔斯那样消瘦。我要是在岸上见到他俩当时的那副模样，我绝不会想到我曾看见过他们。他俩的面容完全变了形，以至我几乎不敢相信他俩就是几天前我的那两位伙伴。帕克虽说也很憔悴，而且衰弱得脑袋一直耷拉在胸前，可并没像那两人消痩到形容枯槁的地步。他咬紧牙关忍受着痛苦，非但不自哀自怜，反而想方设法地激起我们的希望。至于我自己，尽管航行初期我情况很糟，而且体质孱弱，但我当时比他们少受了些罪，也不像他们那样形销骨立，当他们神志错乱，像孩子似的痴笑傻笑、胡言乱语之时，我出人意料地保持着头脑清醒。然而他们间或也会恢复神志，仿佛是突然间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这时他们会用一股暴发的力量跳起来，在短时间内会以极富理性的方式谈起他们的前途，尽管这种理性中充满了极度的绝望。不过，我的伙伴们对自己的情况也许怀有和我一样的看法，而我自己说不定在不知不觉中倒像他们一样谵妄而痴愚——这是一件不可能说清楚的事。

大约中午的时候，帕克宣称他从左舷方看见了陆地，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制止了他跳海游往那个方向。彼得斯和奥古斯塔斯几乎没有注意到帕克所言，因为他俩显然正沉浸在忧思之中。极目眺望帕克所说的方向，我看不到一线哪怕最朦胧的海岸——其实我心里非常清楚，当时的方位根本不允许我们抱有靠近任何一块陆地的奢望。我花了很长时间才使帕克相信是他看花了眼。这下他泪如泉涌，竟像一个孩子似的伤心地哭了两三个小时，直到因精力耗尽而悄然入睡。

此时，彼得斯和奥古斯塔斯徒然地进行了几次吞食皮箱碎片的努力。我劝他们把碎片慢慢嚼碎然后吐掉，可他们已虚弱得听不进我的劝说。我继续不时地嚼一会儿皮箱碎片，发现这样做多少能减轻饥饿感。我主要的痛苦是干渴，仅仅是因为记得其他人在同样情况下喝海水造成的可怕后果，我才没有去喝海水。

一天就快这样熬过去了，此时我突然发现一艘船出现在东方，在我们的船头左侧，看上去那是一艘三桅大船，离我们十二或十五英里，而且几乎是正对着我们驶来。当时我的伙伴们都还没有发现它，我暂时忍住了没告诉他们我的发现，唯恐大家又会再次失望。最后，当那船离得更近时，我终于看清了它正扬着轻风帆径直朝我们驶来。这下我再也忍不住了，立即把这一发现告诉我那几位患难伙伴。他们顿时一跃而起，再次陷入狂喜之中，一个个像白痴似的又哭又笑、又蹦又跳，还扯头发，忽而祈祷，忽而诅咒。他们这番举动极大地感染了我，这次肯定获救的希望也使我兴奋不已，于是我忍不住也加入了他们的狂欢，尽情宣泄自己的感恩之情和狂喜。我拍手、呐喊，在甲板上打滚，并做了其他一些类似动作，直到我猛然间发现，又一次绝望地发现，那艘船突然掉转船艏用船艉对着我们，并朝一个与我最初看见它时几乎相反的方向驶去。

我费了好一阵口舌才使我可怜的伙伴相信，我们最不期望发生的事实际上已经发生。起初，他们用一种表示不愿被我欺骗的姿态来回应我。奥古斯塔斯的举动使我感受最深。无论我怎么说或者怎么做，他都一口咬定那艘船正飞快地驶向我们，并做好了登上那艘船的准备。一团海藻从我们的破船旁边漂过，他坚持认为那是大船上放下的小艇，并令人心碎地吵着嚷着要往上面跳，我费了好大劲儿才使他没那样跳进海里。

稍稍平静下来之后，我们继续盯着那艘船，直到它从我们的视野里完全消失。当时海面上生出了一层薄雾，天上吹起了一阵轻风。那艘船刚一不见踪影，帕克就突然转身朝向我，脸上有一种令我不寒而栗的表情。这时，我才注意到他显得非常冷静，不待他开口说话，我的心已告诉我他要说什么。他简单扼要地建议：“为了三个人能活命，我们当中有个人必须死去。”

第十二章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已经仔细想过了我们大限将至时可怕的情形，并暗自下定决心，宁可在任何情况下承受任何形式的死亡，也绝不采用那种手段求生。眼下令我痛苦万分的饥饿也未能使这一决心有丝毫动摇。帕克的建议没被彼得斯和奥古斯塔斯听见，于是我把帕克拉到了一旁。我暗暗祈求上帝赋予我力量劝他放弃那种可怕的想法，我以最低声下气的方式久久地对他进行规劝，我借用了他视为神圣的每一事物的名义，讲出了情急中想到的各种各样的道理，恳求他打消那个可怕的念头，哀求他别对另外两人说出他的想法。

他静静地听我那番话，丝毫没有要辩驳的意思，而我已开始期待他能像我希望的那样回心转意。可等我话音一落，他马上说他非常清楚我讲的全都在理，采用这样的手段求生的确是人类所能想到的最可怕的抉择，但现在他已经坚持到了人类所能坚持到的最后时刻。一个人的死能够或者说也许能够使三个人活下去，那大家就不必同归于尽。他还叫我别再白费口舌劝他，说他早在那艘船出现之前就拿定了主意，仅仅是因为看见了那船才没有更早地提出他的主张。

于是我又求他，如果他不愿听我劝告，那至少可以把他的计划推迟一天，说不定在这一天中我们就会被某艘船搭救。我又开始反复地讲我所能想出的道理，我认为那些道理对他这种性格粗鲁的人可能会起作用。可他回答说，他说出自己的打算已经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他若再不吃东西就活不了多久。所以再等一天，他的建议就会为时已晚，至少对他来说已经太迟。

发现我轻言细语的哀求没法把他打动，我马上换了另一种态度。我请他必须注意在这场灾难中，我吃的苦头比他们三人都少，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的健康情况和体力都远远胜过他，或许也胜过彼得斯或奥古斯塔斯。一句话，如果有必要，我完全有条件凭武力行事。假若他试图以任何方式把他血腥的吃人计划告诉另外两个伙伴，那我将毫不犹豫地把他拋进大海。听完这话，他猛然一把扼住我的咽喉，同时抽出一把刀几次想刺进我的胸膛，只是他极度的衰弱使他未能得逞。他的残暴顿时激起了我的满腔怒火，我把他推到了甲板边上，一心要把他抛下船去。但彼得斯的干涉救了他的命，当时他过来把我俩分开，并问我们为何动武。不待我想出办法阻止，帕克已把他的想法和盘托出。

他那番话产生的效果比我预想的更可怕。奥古斯塔斯和彼得斯似乎都早就怀有同样的念头，只不过他们尚未开口，帕克已率先宣布。他俩当即同意了帕克的计划，并主张立刻实施。我曾指望他俩至少有一人神志还足够清醒，能够和我站在一起，共同反对实施这种骇人听闻的计划；而只要有他俩之中任何一人的支持，我就不怕自己阻止不了这血腥计划的实施。既然事实令我大失所望，考虑我自身的安全就成了当务之急，因为这伙人已完全丧失理智，我进一步的反对也许会被他们当作一个充分的理由，他们会借此让我在就要上演的那幕悲剧中扮演不平等的角色。

于是我说我愿意服从他们的决议，只是请他们把计划推迟个把小时，等周围的雾气散开，看是否有可能看见刚才出现过的那艘船。我费了好一番口舌，他们才同意推迟一小时；而正如我所料（很快起了一阵风），雾气不到一小时就散开了。由于没看见任何船只，我们开始准备抽签。

我真不愿意讲述随后那骇人听闻的一幕。自那之后所发生的许多事件也未能从我的脑海中抹去那个场景的任何细节，对那幕悲剧的清楚记忆将使我余生的每分每秒都充满痛苦。请允许我尽可能简略地讲述本故事中的这个部分。当时我们能想到的决定生死的唯一办法就是机会均等的抽签。几根小碎木条充当命签，大家一致要我当持签人。我退到甲板的一端，而另外三人则站到船的另一头背对着我。在那幕可怕的悲剧上演的整个过程中，我感到最痛苦的时刻就是摆布那几根木签。几乎人人都有本能的求生欲望，而在生死存亡之际，这种欲望会更加强烈。既然我担任的那种未曾有过记载的明确而严格的职责（完全不同于面对喧嚣的暴风雨的危险或慢慢逼近的饥饿的恐怖）允许我反复斟酌那仅有的几次逃脱死亡的机会——逃脱那种为了最骇人听闻的目的而制造的最骇人听闻的死亡，一直支撑着我的精力顿时就像风中的羽毛一样飘散殆尽，使我成了一个无依无靠、凄楚可怜的恐惧的俘虏。开始我甚至没有足够的力气分开和排布那几根小小的木条，我的手指完全不听使唤，我的双膝直打哆嗦互相碰撞，我的脑子里飞快地闪过上千种避免参加这场生死赌博的荒唐可笑的想法。我想过跪倒在我的伙伴跟前，求他们让我避免这种命运；或忽然扑向他们，杀死他们中的一个，使抽签没有必要再进行。总而言之，除了用我手中的木签来决定命运之外，其他每一种办法我都想过了。在这些愚蠢的想法中消磨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帕克的声音终于把我唤回到现实，他催我赶快让他们从那种可怕的焦急等待中得到解脱。即便在此时，我也仍然没能马上就排布好那几根小木条，而是千方百计地想玩出什么花招，以诱使我患难伙伴中的一位抽到那根短签。因为我们事前已商定，谁抽到四根签中最短的一根，谁就应该为其他三人的活命而死。若是哪一位读者要谴责我这种没心没肺的行为，那就先让他也来设身处地地试试。

最后我已经没法再拖延下去，于是怀着一颗几乎快要蹦出胸膛的心，硬着头皮走向前甲板，伙伴们在那儿等着我。我伸出持签的手，彼得斯见签就抽。他活了，至少他抽的签不是最短的一根，现在我又少了一分逃脱的可能。我鼓足浑身的劲儿把木签凑到奥古斯塔斯跟前。他也抽得很干脆，而且他也抽到了活签；这下无论我是死是活，机会都只剩下了一半。此时，我不由得怒火中烧，我恨我这些可怜的同类伙伴，对帕克更是恨之入骨。但这种怨恨之情并没有延续多久，最后我身不由己地颤抖着闭上眼睛，把剩下的两根签伸向帕克。他在抽签之前犹豫了足足有五分钟，而在那提心吊胆的五分钟里，我没敢睁一下眼。最后他终于从我的手中飞快地抽出了两根签中的一根。命运已经决定，可我还不知道自己是该死还是该活。没有人吭声，而我仍然不敢睁眼验证自己手中的那根签。最后彼得斯抓住我持签的手，我硬着头皮睁开了眼睛，这时我一眼就从帕克的表情中看出我已经死里逃生，而他正是那个命定去死的人。我一口气透不过来，人事不省地倒在了甲板上。

我从昏迷中醒来时恰好赶上悲剧的最后一场，那位构思并导演了这幕悲剧的人正准备受死。他毫不反抗地让彼得斯从背后捅了一刀，随之便倒在甲板上死去。我绝不能详述紧接着发生的情况。那种事也许可以想象，但语言绝不可能传达其真正的恐怖。只需这么说就够了，我们用那位牺牲者的鲜血稍稍止住了渴，一致同意砍下他的头和手脚并掏出内脏拋进了大海，然后我们凭着一点点地吃那剩下的躯体熬过了之后令人终生难忘的四天，即当月的17、18、19和20日。

19日那天下了十五分钟或二十分钟的阵雨，我们设法用风暴后从舱里捞到的一张床单接了一些雨水，总共大约有半加仑多一点儿，即使这么少一点儿水也给了我们相当多的希望。

21日我们又陷入了粮尽水绝的境地。天气依然保持晴朗暖和，偶尔有薄雾和微风，风多半从北边和西边吹来。

22日那天，当我们挤成一团坐在甲板上，沮丧地沉思我们可悲可怜的处境时，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它顿时在我心中燃起了一团希望之火。我记得前桅被砍掉之后，站在上风锚链处的彼得斯曾递给我一把斧子，并要我尽可能把它放在一个可靠的地方，后来我带着斧子下过水手舱一次，并把它放在了靠左舷的一个铺上，不久之后最大的那排巨浪就涌上甲板，弄得所有的船舱都灌满了水。现在我想到如果能找到那把斧子，那我们就有可能劈开那间锁着的卧舱上方的甲板，从而轻易地得到我们急需的给养。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我的两位伙伴，他们无力地欢呼了一声，然后我们便立即来到了前甲板。潜入水手舱比潜入主舱更难，因为它的舱口更小，另外读者也许还记得，主舱升降口的整个框架都已被海浪卷走，而只有三英尺见方的水手舱舱口则未损坏。我毫不犹豫地准备下潜，一根绳子像先前那样系在了我的腰间，我无所畏惧地脚朝下跳入水中，很快游向那个铺位，并在这第一次尝试中就找回了那把斧子。我们欣喜若狂地为此欢呼，我们认为这么轻而易举地就把斧子找回是一个好兆头，预示着我们终将获救。

重新燃起的希望赋予我们活力，我们开始劈那块甲板，彼得斯和我轮流挥斧，奥古斯塔斯受伤的胳臂使他没法帮助我们。由于我们仍然衰弱得几乎不能站立，因而每劈一两分钟就必须停下来歇歇，我们很快就看出，完成这项工作——劈开一个大得足以自由进出那个卧舱的口子得花很多小时。但这个事实并没有使我们泄气，借着月光劈了整整一夜，我终于在23日的黎明时分完成了这项工作。

这时，彼得斯自告奋勇要潜入舱内。照先前那样准备好一切之后，他潜入了水中，并很快就捞上来一只小罐。我们喜出望外地发现，原来那是满满一罐醋汁肉卷。我们把这罐肉卷分而食之，一个个吃得狼吞虎咽。然后，我们让彼得斯再次下水。这次简直令我们大喜过望，转眼间就捞上来一大块火腿和一瓶马德拉岛白葡萄酒。吸取了上次无节制饮酒造成恶果的教训，这一次我们每人都只啜了一小口。火腿除了靠近骨头有大约两磅好肉外，其余部分都被海水泡烂而不能食用。好肉被分成了三份。彼得斯和奥古斯塔斯经不住诱惑，眨眼工夫就把各自的那份吃光。我比他们小心，只吃了我那份中的一小部分，因为我担心随之都会感到干渴。这时，我们停下来休息了一会儿，一夜的劳动早已使我们精疲力竭。

到中午时，我们觉得体力和精神多少都得以恢复，又开始了打捞给养的努力。彼得斯和我轮番下水，一直干到日落时分，差不多每次下水都或多或少地有所收获。这期间我们总共幸运地捞到了另外四罐醋汁肉卷、另外一只火腿、一大瓶差不多有三加仑的上等马德拉岛白葡萄酒。更令我们高兴的是，还捞上来一只个头较小的加利帕戈龟。原来在“逆戟鲸”号即将离港之时，巴纳德船长曾从“玛丽·皮茨”号纵帆船上弄过来几只这种龟，当时那艘纵帆船刚从太平洋捕海豹远航归来。

在后文中，我将多次提到这种龟。像大多数读者可能知道的一样，这种龟主要生长在叫作加利帕戈的群岛上，而那些岛屿实际上是因此龟而得名，加利帕戈这个西班牙词语的意思就是淡水龟。由于这种龟的形状步态都很奇特，有时又被人称为象龟。它们的个头通常都很大，虽说我不记得有任何航海者声称见过体重超过八百磅的加利帕戈龟，但我自己亲眼见过好几只重达一千二百磅到一千五百磅的这样的龟。它们的长相很奇特，甚至令人讨厌。它们的步态非常缓慢，行走时身体距地面大约一英尺。它们的脖子又细又长，常见的从十八英寸到两英尺不等，而我曾杀死过一只，其脖子从肩到头足足有三英尺十英寸长。它们的头与蛇头惊人的相似。这种龟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所能存活的时间令人几乎难以相信，已知的实例是曾有人把它们丢进一条船的底舱，让它们在那里没吃没喝地待了两年——两年后发现它们和当初一样肥，在各方面都和进舱时一样正常。这种奇怪的龟有一个与沙漠中的骆驼相同的特点。它们脖根下面的一个肉袋里总是装有水。曾有人杀死一只整整一年没吃没喝的加利帕戈龟，结果发现其肉袋还有多达三加仑的甘甜的淡水。这种龟主要吃野生欧芹和旱芹，也吃马齿苋、海藻和霸王树，这后一种植物非常奇妙地能使它们长得很壮实，几乎发现有这种龟的海边山坡上通常都大量生长着这种植物。这种龟肉质鲜美，营养丰富，成千上万去太平洋捕鲸或进行其他作业的水手都把它们当作维持生命的给养。

我们有幸从舱里捞出的那只龟个头不大，重约六十五磅或七十磅。它是只雌龟，长得又肥又壮，而且肉袋里蓄有一夸脱多清澈甘甜的淡水。这不啻是一笔无价珍宝；我们一齐跪在甲板上，感谢上帝给予我们如此及时的援救。

我们费了很大周折才把那只龟弄出舱口，因为它挣扎得很厉害，而且力气很大。当它正要从彼得斯手中挣脱并潜回水中时，奥古斯塔斯用一根打有活结的绳子套住了它的脖子。我跳入水中帮着彼得斯一起往上推，这样连推带拽才终于把它弄上了甲板。

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它肉袋中的水装入壶内，读者应该记得我先前曾从主舱内捞上来一只空壶。取完水后，我们敲掉一个带着塞子的瓶颈，这样便做成了一个容积只有半吉耳的杯子。然后我们每人喝了满满一杯水，并决定今后水的限量就为每天一杯，直到壶中的水喝完为止。

在过去的两三天中，天气一直晴朗干燥，我们从舱里捞上来的床单之类以及我们身上的衣服都早已干透，因此那一夜（7月23日）我们过得比较舒适，先就着少量的葡萄酒饱餐了一顿醋汁肉卷和火腿，然后安安静静地睡了一觉。唯恐夜里起风时我们的给养会掉进海里，睡觉之前我们用绳子把那些东西尽可能牢靠地捆在残破的绞盘上。至于那只我们希望能尽量活得久一点儿的龟，我们把它翻过来仰面朝天，并小心翼翼地用绳子固定。

第十三章

7月24日。一觉醒来，我们发现精神和体力都奇妙地得以恢复。虽说我们依然处在危险的境地，而且完全不辨方位；尽管我们肯定远离陆地，而且即便精打细算食物也只够支撑两星期，水比食物更为匮乏；纵然我们是在一条最可怜的失事船上任风吹浪打，随波逐流；但与我们刚刚幸运地熬过的那些最可怕的痛苦和危险相比，眼下的处境在我们看来不过是一种普普通通的不幸——严格地说，幸与不幸都是相对而言。

黎明时分，我们正准备重新开始从那个卧舱里打捞东西，这时随着几道闪电下起一场阵雨，我们立即改变计划，趁机用那张曾接过一次雨的床单收集雨水。我们收集雨水的唯一手段就是把床单扯开，并把一环前锚链放在上面。这样雨水便流向当中，并透过床单滴进水壶。水壶差不多快要接满时，一阵从北边刮来的疾风使我们不得不住手，因为船身又开始剧烈摇晃，以至我们无法在甲板上站稳。于是我们来到船头，照先前那样用绳子把身体固定于残存的绞盘，以等待风暴的来临。当时我们的心情比预料的更平静，或者说是怀着在那种情况下所能想象的最平静的心情。到中午时，风力已加强到船只航行应该收一半帆的程度，到夜里则变成了一场八级左右的大风，并掀起阵阵巨大的浪头。不过经验已经教会我们如何系牢绳子，所以尽管一夜几乎都在被海水冲刷，随时都在担心会被巨浪卷走，但我们总算平安无事地挨过了那阴沉的一夜。幸亏天气十分暖和，因此海水浇在身上倒令人感到几分惬意。

7月25日。早上风力已减弱到只有四五级，波涛也不再那么汹涌，我们已经能不沾水地待在甲板上。然而我们非常伤心地发现，尽管我们曾小心翼翼地加以固定，可海浪仍然卷走了我们两罐醋汁肉卷和那整整一只火腿。我们决定暂时不杀那只龟，只分了一点儿醋汁肉卷作为早餐，另外每人分了一杯水，我们往水里兑了一半白葡萄酒，喝下后发现这种混合汁使我们神清气爽，没有导致上次他们偷喝红葡萄酒后那种令人痛苦的酩酊大醉。汹涌的海浪仍然不允许我们重新开始从那卧舱里打捞给养。白天有几件当时对我们无关紧要的东西从那个被劈开的洞口漂出，并立即被海浪卷走。这时我们还注意到船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倾斜，以至我们不系绳子就一刻也不能站立。因此那一天我们过得极不舒服，一个个都神情沮丧。中午时阳光好像垂直射下，我们毫不怀疑持续不断的北风和西北风已经把我们吹到了赤道附近。傍晚看见了几条鲨鱼，其中最大的一条肆无忌惮的靠近使我们多少感到了惊恐。船身的一次突然倾斜使甲板一度完全入水，那条大鲨鱼竟趁机朝我们游来，搁浅在前舱口上扑腾了好一阵，尾巴重重地抽在彼得斯身上。最后一排大浪把它抛回海中，我们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要是天气温和，我们说不定能轻易地捕获那条鲨鱼。

7月26日。由于早晨风势大大减弱，海面不再汹涌澎湃，所以我们决定重新开始下舱打捞。但在劳累了整整一天之后，我们发现已不能指望再从那个舱里捞到任何东西，原来夜里的巨浪打穿了那个卧舱的隔板，里面的东西全被卷到了底舱。可想而知，这一发现使我们心中充满了绝望。

7月27日。海面几乎已平静，天上有一阵微风，风依然来自北方和西方。下午时新晴的天空出现烈日，我们趁机晒干了衣服。下水浸泡了一会儿，觉得不再那么口渴，身上也舒服多了；但由于害怕鲨鱼，浸泡时我们不得不特别小心，有几条鲨鱼整天都在破船周围游弋。

7月28日。仍然晴空万里。船身的倾斜程度已令人惊恐，以至我们担心它最终会翻个底朝天。我们尽量做好准备以应付这种紧急情况，我们的龟、水壶和剩下的两罐醋汁肉卷都尽可能远一点儿地系在了上风面，捆在了船体外的主锚链下边。海面终日平静，天上只有微风或完全没有风。

7月29日。天气依然如故。奥古斯塔斯受伤的右臂开始出现坏疽的症状。他老是说他困得要死，渴得要命，但伤口并不感到剧痛。我们没有办法减轻他的痛苦，只能用一点儿肉卷罐里的醋汁替他擦擦伤口，而这样做似乎毫无益处。我们尽可能让他舒服一点儿，配给他的水增加到一天三杯。

7月30日。酷热难耐的一天，海面上没有一丝风。一条巨大的鲨鱼整个上午都紧贴在船边。我们企图用索套将其捕获，但试了几次均未成功。奥古斯塔斯的情况急剧恶化，伤势的严重加之缺乏营养使他明显消瘦。他不断地祈求能早点儿结束痛苦，因为他除了死亡已别无他求。这天傍晚，我们吃掉了最后一点儿醋汁肉卷，而且发现壶中的水已发臭，不掺酒根本不能下咽。我们决定早上杀龟。

7月31日。由于船体倾斜，我们度过了极其不安而疲乏的一夜，一大早就动手宰杀那只龟。龟虽说很肥，但比我们原来所认为的要小得多——它的全部肉总共不超过十磅。为了把一部分龟肉保存得尽可能长久，我们把肉切成碎片，装满了三个醋汁罐和那个小酒瓶（这些容器一直留着），随后从罐内往小酒瓶中倒进了一些醋汁。我们用这种方式贮存了约三磅龟肉，打算把其他肉吃完之后再动这一部分。我们决定把每人每天的食用量限制在四盎司，这样十磅肉将够我们吃十三天。黄昏时伴着雷电下了一场大雨，但由于时间太短，我们收集到的水大概只有半品脱。我俩一致同意把那些水全给奥古斯塔斯喝了，他当时看上去已经奄奄一息。他是在我们接雨时直接从床单下喝的雨水（我们把床单扯在他躺着的身体上方，让水滴进他的嘴里），因为当时我们已经没有多余容器盛水，除非我们倒掉那一大瓶白葡萄酒，或倒掉那只壶中已发臭的水。如果那场雨再多下一会儿，这两项措施都会被采用。

奥古斯塔斯似乎并不因喝了那么多水而有所起色。他的右臂从肩到腕都完全发黑，而他的脚冷得像冰。我们随时都有可能看见他咽气。他消痩的程度实在令人震惊，尽管他离开楠塔基特时体重有一百二十七磅，可现在最多也不过四五十磅。他的两眼凹陷得几乎已看不见，脸上的皮肤松弛地耷拉着，以至他进食乃至喝水都非常困难。

8月1日。仍然是风平浪静，烈日当空。口渴难耐，而壶中的水已完全腐臭并生满了虫。然而，我们还是掺酒将就着喝了一点儿——但我们的干渴几乎没得到缓解。下海浸泡更能消暑解渴，可由于鲨鱼的存在，我们只能偶尔利用这种方法。此时，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奥古斯塔斯的生命已无法挽救，他显然已处在弥留之际。我们无法减轻他临终的痛苦，那种痛苦看来好像十分强烈。他一连几小时没说一句话，中午十二点左右，他在一阵剧烈的抽搐中死去。他的死使我们心中充满了最阴沉的预感，给我们精神上的打击是那么巨大，以至我俩一动不动地在尸体旁坐了整整一天，其间除了低声自语谁也没说话。直到天黑了一阵之后，我俩才鼓起勇气把那具尸体扔下了船。当时尸体已腐烂得没法形容，彼得斯动手搬尸时，他抓住的那条腿竟完全脱落。当腐尸滑过船边掉进水中时，围绕着它的闪闪磷光让我们清楚地看见了七八条大鲨鱼，而当那些鲨鱼争相撕咬尸体的时候，它们可怕的尖牙碰撞的声音也许一英里外都能听见。那声音吓得我俩蜷缩成一团。

8月2日。同样可怕的没风，同样可怕的酷热。黎明目睹了我俩精疲力竭、垂头丧气的惨状。壶中的水现在已完全没用，因为它已变成黏糊糊的一团，里边还混有令人生厌的蠕虫。我们把臭水倒掉，用海水把壶洗净，然后从腌龟肉的那个瓶里往壶中倒了一点儿醋汁。这时我们口渴难忍，竟想用酒来解渴，结果似乎只是火上加油，酒精的刺激使我们兴奋狂躁。随后我们又试图用酒和海水的混合液来减轻干渴的痛苦，但这马上就让我们感到极度恶心，以至我们再也不敢进行这种尝试。整个白天我们都在急不可耐地寻找下海浸泡的机会，但结果枉费心机。因为破船的四面八方现在都围满了鲨鱼，它们无疑就是昨晚吞噬了我们可怜的伙伴的那群家伙，现在它们又随时期待着另一顿同样的美餐。这种情形令我们懊悔不已，使我们心中充满了抑郁和不祥之感。我们已体验过下水浸泡那种说不出的快感，而让这种解渴的应急办法以如此可怕的方式被中断，实在令我们难以忍受。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完全摆脱这种直接的威胁，因为脚下稍稍一滑或身子稍稍一偏都可能马上使我们落入那些贪婪的鲨鱼口中，它们常常游到破船的背风面，然后径直向我们冲来。我们的高呼呐喊或挥拳舞臂似乎都吓不退它们。个头最大的一条甚至被彼得斯用斧子狠狠劈伤之后，仍企图扑到我们身边。黄昏时分天上出现了一片云，但令我们悲哀的是它没有化成雨降下就从我们头顶上飘然而去。谁也无法想象我们当时的那种干渴之苦。由于这种干渴和对鲨鱼的恐惧，我俩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8月3日。获救无望，船身越来越倾斜，我们现在已根本无法在甲板上站稳。我们忙于系牢葡萄酒和龟肉，以便船体翻转时不致失去它们。用斧子从船艏舷侧支索扣板中抠出了两颗粗铁钉，并把它们钉在了上风面离水两英尺处的船壳上；这个地方离龙骨不太远，因为当时我们的横梁几乎已垂直于水面。我们把全部给养牢牢地捆在这两颗铁钉上，因为这样比原来系在主锚链下边更为保险。口渴使我们痛苦不堪，那些鲨鱼使我们没机会下水浸泡，它们整整一天片刻都没有离开过船的周围。我们根本不可能入睡。

8月4日。天快亮的时候，我们感觉到船在倾斜，于是立即起身以防船体翻转时被扔到海里。船体开始滚动还比较徐缓，我俩还能设法一点点地往上风面爬，原来我们已采取了预防措施，从我们钉来固定给养的两颗铁钉上垂下了两根绳子。但我们未能充分估计到船体翻转的势头；不一会儿滚动的速度就大大加快，不允许我俩的上攀与之保持同步；最后，还没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俩发现自己已被猛然拋进海里，沉到了几深的水下，而破船正好在我们头顶上方。

入水时我被迫松开了手中那根绳子；当发现自己已经被完全罩在船下，而且身上没有一丝力气，我在好几秒里几乎没试图逃生，而是听天由命地等死。可命运再次跟我开了个玩笑，因为我完全没想到船体会自然地往上风面反弹。船体向回滚动造成的上旋水流比卷我到船下的旋流力量更猛，一下就把我托出了水面。出水后我发现自己离破船大约有二十码之遥，这是据我当时的估计。破船已经船底朝天，还在猛烈地左右摇晃，它周围的海水也随之涌动，形成一个个巨大的漩涡。我看不见彼得斯。一只油桶漂在离我几英尺的地方，周围水面上还漂浮着其他各种从船舱里倒出的东西。

我当时最怕的就是那些鲨鱼，因为我知道它们就在附近。为了不让它们靠近我（如果真有这种可能的话），我游向破船时拼命用手脚溅起浪花，搅起泡沫。这方法虽然简单，但我迄今也不怀疑正是这种方法救了我的命。因为在翻船之前，破船四周的水中简直挤满了那些怪物，所以在我游回破船的过程中很有可能正撞上它们中的一条。不过凭着运气，我总算安然无恙地游到了船边，尽管这番挣扎完全耗尽了我的体力，要不是彼得斯及时相助，我当时肯定不可能爬上船底。他的出现令我喜出望外（原来他已经从另一侧爬上了龙骨），他拋给我一条绳子，就是系在那两颗铁钉上的绳子中的一根。

好不容易逃过了这场灾难，我们马上又面临着另一个迫近的危险，可怕地死于饥饿。尽管我们慎之又慎地系好了我们的食物，可结果它们还是全部被卷走了。眼看再也没有丝毫可能获得食物，我俩顿时感到彻底绝望，竟像孩子似的放声大哭，而且谁也不想去安慰对方。这样的懦弱难以被人理解，而在那些从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眼中，这无疑更显得违反常情。但读者必须记住，当时我们的思维能力已被接连遭受的一长串苦难完全破坏，因此不能按正常思维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当时的行为。在后来那些即使说不上更悬乎但至少也同样危急的险情绝境之中，我就以坚韧不拔的毅力面对了所有的不幸与灾难。而读者将会看到，彼得斯显示的一种泰然达观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就像他眼下孩子般的软弱无能令人不可思议一样——此乃精神状态之使然。

事实上，除了丢失了用来接雨的床单和盛雨的水壶之外，船体的翻转乃至因此造成的酒和龟肉的失去也许都没有使我们的处境比先前更糟。因为我们发现整个船底沿龙骨两侧两三英尺宽的舷板以及龙骨本身都厚厚地覆盖着个头很大的藤壶，而藤壶原来是一种味道鲜美且营养丰富的食物。所以在两个很重要的方面，吓了我们一大跳的翻船事故结果非但无害反而有利。首先它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给养，只要节制食用，我们一个月也吃不完；其次它使我们待得更舒适，我们觉得现在远比待在倾斜的甲板上更轻松、更安全。

但取水之困难使这一变化带来的所有好处都黯然失色。为了随时利用任何可能降下的雨，我们脱下了衬衫，打算让它们发挥原来床单所起的作用——当然，即便是遇上一场大雨，我们也不能指望用衬衫接住的雨水一次会多于半吉耳。整整一天没看见过一丝云，干渴的痛苦几乎令人难耐。夜里彼得斯断断续续睡了大约有一小时，而极度的痛苦则令我彻夜未能合眼。

8月5日。今天，一阵微风吹过，我们穿过一大片海藻，幸运地从海藻中捉到十一只小螃蟹，这让我们吃到了一顿真正的美餐。蟹壳很软，我们也一并吞下，发现吃螃蟹远不像吃藤壶那样令人口渴。见海藻中没有鲨鱼的踪迹，我们还冒险下水，在海里浸泡了四五个小时，其间我们觉得干渴感明显减轻。由于精神有所恢复，当晚过得比前些天多少舒服几分，我俩都稍稍睡了一会儿。

8月6日。今天幸运地遇上了一场大雨，雨从中午一直下到天黑之后。这时，我们为失去水壶和大酒瓶备感痛惜。因为尽管我们只能用衬衫接雨，但也有可能接满一个容器。实际上我们设法满足了我们的需要，我们先让衬衫淋透，然后再把那些甘露一滴滴地拧进嘴里。我们就在这番忙碌中度过了那一天。

8月7日。天刚破晓，我俩就同时发现东边有一艘船，而且显然正朝着我们驶来！我们欣喜若狂地为这一发现欢呼，虽然我们的声音非常微弱；当时那艘船离我们至少有十五英里，可我们仍然立刻发出各种我们能够发出的信号。我们挥舞手中的衬衫，尽可能高高跃起，甚至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呼喊。不过那艘船继续朝我们驶近，我们觉得它只要保持航向，最终肯定就会近得能看见我们。在发现它大约一小时之后，我们已能看清它甲板上的人影。它是一艘船身长、船舷低、看上去很轻快的双桅纵帆船，前桅上端装有两张横帆，上面一张横帆上有一个黑色球形图案，看上去它的全体船员都在船上。这时我们开始恐慌起来，因为我们实在难以想象它居然有可能没注意到我们，我们生怕它会故意弃我们于海上，让我们听天由命。这种残酷无情的行为不管听起来多么令人难以相信，却一直在与我们当时处境相似的情况下屡屡发生，而犯下这种暴行的正是被认为属于人类的生物。由于上帝的怜悯，我们这次是命中注定要被最幸运地捉弄一下。因为不久我们就发觉那艘船的甲板上突然一阵忙乱，桅杆上很快升起了一面英国国旗，然后它就改向直直地朝我们驶来。半个多小时之后，我们发现自己已在那艘船的甲板上。原来该船是从利物浦开出的“简·盖伊”号，盖伊船长正肩负着远航到南半球诸海和南太平洋地区捕猎海豹和进行贸易的双重任务。[82]

第十四章

“简·盖伊”号是一艘一百八十吨的双桅纵帆船，前桅加有横帆，船形非常漂亮。它的船头异常尖突，若论在温和的天气里逆风航行，它是我所见过的最快的帆船。但作为一艘远洋船，它抵御风浪的能力并不太强，而就它所承担的贸易任务而言，它的吃水又实在太深。担任这种特殊使命的船吨位应该更大一些，而吃水则应相对浅一些——譬如说一艘三百吨至三百五十吨的大船。它应该装有三桅，而且在其他方面的构造上也应不同于航行于南半球海域的一般船只。尤其必要的是它应该全副武装，譬如说它应该装备十到十二门发射十二磅炮弹的短程大炮、两三门远程大炮，船长等人还应配备铜管大口径短枪和防水弹药盒。它的锚和锚链都应该比从事其他任何交易的船只更结实，最重要的是，它的船员应该既多又能干——以上述这样一条船而论，船员不得少于五十或六十名，而且得个个身强力壮。“简·盖伊”号除船长和大副外有三十五名船员，他们全都是顶呱呱的水手，但对一名熟知这种贸易的困难和危险的航海者来说，该船完全不像他本来应该做到的那样全副武装。

盖伊船长是一名温文尔雅的绅士，他长期来往于南半球诸海，对那些海域有丰富的航行经验。但他缺乏魄力，因而也不具备在这种航行中必不可少的冒险精神。他是这艘船的合伙船主，并被授予全权自由航行于南半球诸海贩卖任何最容易到手的货物。他这次与往常一样装载着串珠、项链、镜子、火绒、斧子、锯子、锛子、刨子、凿子、弧口凿、手钻、锉刀、辐刨片、木锉、钉锤、铁钉、折刀、剪刀、剃刀、针、线、陶器器皿、印花布、小装饰品，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货物。

这艘纵帆船于7月10日从利物浦起航南下，25日在西经20度越过北回归线，29日抵达佛得角群岛的萨尔岛，它在那儿装载了一些盐，并补充了一些航行必需品。8月3日它离开佛得角朝西南方向航行，越过大西洋驶往巴西海岸，以便从28度子午线和西经30度之间跨过赤道。这是从欧洲各港口驶向好望角，或者说经由好望角驶向东印度群岛的船只通常爱走的航线。走这条航线可以避开几内亚海岸常年涌动的忽而平静忽而激荡、令人捉摸不透的暗流，最终人们发现这是一条最迅捷的航线，因为越过赤道之后就绝不会缺乏驶往好望角所需的西风。盖伊船长过赤道后想停的第一站是凯尔盖朗岛[83]，我简直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我俩被救的那天，这艘纵帆船在圣罗克角之外西经31度，所以被发现时我们已经由北向南漂了大约至少二十五个纬度。

在“简·盖伊”号上，受尽折磨的我俩受到了我们所需的任何照顾。纵帆船在风和日丽中继续朝东南方向行驶了大约两星期后，彼得斯和我都完全从灾难和痛苦造成的影响中恢复过来。我俩都开始觉得，记忆中的那些灾难和痛苦与其说是现实中真正发生过的事件，还不如说是一场我们有幸从中醒过来的噩梦。从那之后我就一直发现，这种部分遗忘通常是由精神状态之突变而造成，不管这种突变是从欢乐到痛苦，还是从痛苦到欢乐——遗忘的程度与这种变化的剧烈程度成正比。因此就我自己来说，我觉得现在已不可能充分意识到我在失事船上的那些日子里所经历的痛苦。当时发生的事我还记得，但那些事当时在我心中引起的感情变化却被淡忘。我现在只知道，就在那些痛苦降临之时，我曾认为人类不可能承受比它们更令人痛苦的事。

我们继续平静地航行了几个星期，其间只是偶尔碰上几艘捕鲸船，并不时看见黑鲸或白鲸，这样叫是为了区别于抹香鲸。不过这些鲸主要见于南纬25度以南海域。9月16日接近好望角时，纵帆船遇上了自离开利物浦以来的第一场大风。在好望角附近，不过更多的是在其南面和东面（我们是从西面接近），航海者常常不得不与从北边气势汹汹压来的风暴搏斗。这些风暴总是会卷起惊涛骇浪，而它们最危险的一个特征就是风向突转，这种突变几乎在每一场最猛烈的暴风期间都肯定会发生一次。一场真正的飓风开始也许会从北方或东北方刮来，过一会儿人们又会觉得那个方向一丝风也没有，随之那飓风就会突然以几乎不可思议的力量从西南方呼啸而至。南方出现一个亮点是风向变化的前兆，因此船只能够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

我们遇上那场伴着一阵无形飑的大风是在凌晨六点，风像通常一样来自北边。到八点时风力已大大加强，把我们拋进了一片我当时所见过的最惊心动魄的巨浪之中。纵帆船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防风措施，但仍然剧烈摇晃，充分暴露了它不具备远洋船的良好性能，每一次颠簸它的船头都扎入水中，好不容易从水中挣扎出来，马上又被另一排浪头盖住。天刚要破晓，我们一直留心观察的那个亮点出现在西南方，一小时之后，我们注意到船艏扯着的三角帆无精打采地垂下贴向斜桅。又过了两分钟，尽管我们早就做好顶风停船的一切准备，但船仍然像被施了魔法似的，一下子被掀得差点儿倾覆，滚滚激浪顿时扫过整个甲板。幸运的是，从西南方刮来的这场狂风原来只是一阵转瞬即逝的飑，我们终于有幸在未受损坏的情况下摆平了船身。线飑过后，我们又在惊涛骇浪中颠簸了几小时，到上午时，我们发现海面差不多已同风暴之前一样平静。盖伊船长认为，他能逃过那场风暴可以说是个奇迹。

10月13日，位于南纬46度53分、东经37度46分的爱德华王子岛已遥遥在望。两天之后，我们发现自己从波塞申岛附近驶过，不久又从南纬42度59分、东经48度驶过了克罗泽群岛。18日我们到达了南印度洋中的凯尔盖朗岛或称荒芜岛，并在圣诞港内水深四处抛锚停船。

这个岛，更正确地说是这个群岛，在好望角东南方，两地相距差不多有八百里格。它最初是于1772年被法国人凯尔盖朗男爵发现，当时那位男爵以为此岛是一块广阔的南半球大陆之一部分，并把这一消息带回法国，结果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政府接手此事，派男爵于第二年再度南下对他的新发现进行认真的考察，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错误。1777年，库克船长也偶然遇见了这群岛屿，并将其主岛命名为荒芜岛，这的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岛名。但在靠近岛岸之时，那位航海家说不定曾认为他的命名名不副实，因为该岛从每年9月到次年5月，大部分的山坡看上去都一片苍翠，充满生机。这番假象是由于一种类似虎耳草的低矮植物造成的，这种植物在岛上比比皆是，它们大团大团地长在一种支离破碎的苔藓上。如果我们不算港口附近的一种气味难闻的杂草、一种地衣以及一种形似开花白菜、味道又苦又酸的灌木，那岛上除了这种像虎耳草的植物，几乎就再没有其他植物的迹象。

主岛表面多山，虽然山都说不上高，山顶终年被积雪覆盖。岛岸有几个港湾，其中圣诞港是最适宜的一个。此港在岛的东北边，一过弗朗索瓦角首先就遇见，弗朗索瓦角构成岛的北岸，它奇特的形状有助于来往船只找到那个港湾。该岬角伸入海中的末端是一壁高耸的巉岩，岩下的一个大洞形成了一道天然拱门。这道拱门位于南纬48度40分、东经69度6分。穿过这道拱门便可发现停船的好地方，这地方由几座小岛构成屏障，足以挡住从东面刮来的风。从这个地方继续往东，就来到了圣诞港尽头的沃斯帕湾。这是一个被陆地环抱的小小的内湾，船只可从水深四的入口进去，并在湾内找到水深三到十的硬泥底泊位。一艘船可以用其前锚在湾内停泊整整一年而不遇任何风险。在沃斯帕湾西端尽头，有一条容易到达的清水小溪。

凯尔盖朗群岛还有细毛海豹和粗毛海豹，象海豹数量也很多。人们发现该岛的鸟类五花八门，单是企鹅就有四个不同的种类。因其个头大和羽毛美而得名的帝企鹅是最大的一种企鹅。这种企鹅上半身通常为灰色，有时是紫丁香色；下半身则是可以想象到的最纯粹的雪白；头和脚又黑又亮；其羽毛之华美主要在于两道金色的宽条纹，条纹从头顶延伸至胸部。它们的喙很长，颜色为粉红或鲜红。这种鸟大摇大摆地直立走路。它们行走时高昂着头，双翅垂下犹如两条胳膊，而当它们的尾巴伸出与腿形成直线之时，它们的形态简直活像人类，偶然一瞥或在薄暮望去很容易上当受骗。我们在凯尔盖朗岛上看见的帝企鹅个头比鹅还大。另外三种企鹅分别叫花花公子、傻瓜蛋和白嘴鸦。它们的个头要小得多，羽毛也不那么漂亮，其他方面与帝企鹅也有所不同。

该岛除企鹅之外还有许多种鸟，其中值得一提的也许是大贼鸥、蓝海燕、水凫、野鸭、埃格蒙特港鸡[84]、鸬鹚、角鸽、海燕、燕鸥、海鸥、雪海燕、大海燕和信天翁。

大海燕的个头和普通的信天翁一般大，并以肉为食，因此又常被叫作碎骨鸟或鱼鹰。它们见了人从来不逃，若烹调得法，此鸟是一种美味佳肴。大海燕在飞翔中有时紧贴水面，张开的翅膀看上去一动不动，似乎一点儿也没用力。

信天翁是南印度洋中最大最凶猛的一种鸟。它属于鸥类，总是在飞翔中捕获猎物，除了筑巢繁殖从不待在陆地上。这种猛禽与企鹅之间存在着一种最奇妙的友谊。这两种鸟依照它们共同商定的计划，非常整齐地筑起它们的窝巢。每只信天翁的窝都被置于一块小方地中央，小方地则由四只企鹅的巢从四方围成。航海者历来把这种联合营寨称为“贫民窟”。这种被称为贫民窟的窝巢经常被人诉诸笔墨，但由于我的读者也许并非全都读到过那些描写，我在后文中也将要谈到企鹅和信天翁，那我不妨在此简单地说说它们的筑巢和生活方式。

每当孵化季节来临，这些鸟便大量地聚集到一起，开始几天它们似乎是在商量迁徙的路线。最后它们开始行动，一块大小适中的平地被选定。平地面积通常为三四英亩，位置尽量靠近海边，但又为浪潮所不及。这个地点的选择通常要考虑表面的平坦，尤其是石块要尽可能的少。地点一经选定，这些鸟便齐心协力地开始规划，它们非常精确地算出是该把营地建成正方形还是其他平行四边形，以最大限度地适应该地的实际情况，同时还算出刚好能轻松地容纳集合到一起的所有鸟的空间，绝不多余——这样做似乎是决心要防止那些没参加营地建设的游荡者不劳而获。然后，这地方朝海的一面被划出一条与水边平行的疆界，这一面被留作营地的出入口。

划定了营地的疆域后，全体移民便开始清除疆土内的各种垃圾，把石头一块块地搬出，并用它们沿着不朝海的三条边垒起一道墙。在这道墙内，一条平坦而光滑的通道顺着墙根建成，通道宽六到八英尺，环绕整个营地，因此适用于集体列队行进。

接下来整个营地被划分成若干大小相等的小方块。这种分隔的完成是靠一条条平滑的小径，小径成直角相交贯穿整个营地。这些小径的每一个交叉点中央都筑起一个信天翁的窝巢，而在每一个小方块当中都建有一个企鹅的巢穴——这样，每只企鹅都被四只信天翁包围，而每只信天翁则由四只企鹅簇拥。企鹅的巢穴由一个土坑构成，土坑很浅，只够保证独卵不至于滚动。信天翁的窝巢稍稍复杂一点儿，因为先要堆起一个高一英尺、直径两英尺的小丘。小丘是用泥土、海藻和贝壳堆成的。它们的巢便筑在小丘顶上。

在孵卵期间，或者说实际上是在幼鸟能自己照料自己之前，这些鸟都特别谨慎，片刻也不会擅离窝巢。当雄鸟在海上觅食时，雌鸟则在家留守，只有在雄鸟觅食归来之际，雌鸟才敢离窝。窝里的蛋绝不容暴露，当雌鸟离巢时，雄鸟会代之孵窝。这种谨小慎微之必要是由于贫民窟里偷窃成风，窟内居民总是毫不迟疑地抓住每一个机会偷窃邻居巢里的蛋。

虽说也有一些群栖地里只住着企鹅，或只住着信天翁，但在大多数这样的群栖地都可发现其他种类的海鸟。那些海鸟享受该群栖地居民的所有特权，在它们所能找到的空地处星罗棋布地筑起窝巢，不过绝不妨碍那些大鸟的栖息。那种混居营寨从远处看去真是奇妙无穷。整个营寨上空被不计其数的信天翁遮暗（其间混杂着一些小鸟），它们川流不息地翱翔于其上，或正飞往大海，或正从大海归来。与此同时，可以看见营地内大群的企鹅，它们有的在小径上来往穿梭，有的则以它们特有的军人气概沿着环绕营地的大道高视阔步。总而言之，我们随意望去，最令人吃惊的莫过于这些活像人类、披着羽毛的生灵，而且不可能有什么景象比这更适合引起每一个智力正常的人之深思。

我们进入圣诞港的第二天上午，大副帕特森先生率众小艇出发去搜猎海豹（尽管季节稍早了一点儿），顺便让船长和他的一个年轻的侄子在岛西一个荒凉之处上了岸，他们要去该岛腹地办一件我弄不懂其性质的事情。盖伊船长随身带着一只瓶子，瓶里有一封用火漆封好的信，他上岸后便朝该岛腹地一座最高的山走去。他很可能是想在那个山顶上为他认为会尾随而来的某艘船留下那封信。他的身影刚一消失，我们（彼得斯和我都在大副的小艇上）便开始沿着岛岸搜寻海豹。这一搜便搜了大约三个星期，我们不仅搜遍了凯尔盖朗岛的每一个洞穴，而且还寻遍了附近几座小岛的每一个角落。我们这番辛劳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收获。我们看见了许多细毛海豹，可它们太容易受惊，见人就逃，我们好不容易才总共获得三百五十张毛皮。象海豹触目皆是，尤其在主岛西岸特别多，但我们只捕杀到二十头，而且这已让我们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在附近那些小岛上，我们发现了大量粗毛海豹，但没去骚扰它们。我们于11月11日返回纵帆船，发现盖伊船长和他的侄子早已回到船上，他俩介绍了该岛腹地之荒芜，将其描述为这世界上最凄凉偏僻的不毛之地。由于留守纵帆船的二副对时间安排产生了某种误会，因而未能按时派一艘小艇去接回他们，他俩曾在那座岛上过了两夜。

第十五章

12日我们离开圣诞港，回头向西行驶，以左舷朝岸驶过了克罗泽群岛的马里恩岛。随后我们又经过了爱德华王子岛，经过时该岛也是在船的左舷；然后我们稍稍偏北，在十五天内到达了位于南纬37度8分、西经12度8分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

这个由三座圆形岛屿组成，如今已闻名于世的群岛最初是被葡萄牙人发现的，其后荷兰人曾于1643年造访该岛，1767年法国人也曾涉足此地。三座圆岛正好构成一个三角形，岛与岛之间相隔约十英里，有开阔无阻的航道连接其间。这些岛的地势都很高，尤其是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它是三岛中最大的一座，方圆十五英里，由于其山势巍峨，晴天从八九十英里外就可见。该岛北面的一部分兀然耸立达一千多英尺。海拔这样高的一块台地向后延伸几乎至岛心，而从这块台地上又高高屹立起一座锥形火山，其状犹如特内里费岛之特德峰。此山山腰以下覆盖着高大茂密的树木，但山腰以上则为光秃秃的岩石，通常云山雾罩，一年大部分时间里都白雪皑皑。此岛周围绝无暗礁或其他危险水域，因为岛岸均陡然壁立，峭壁之下海水幽深。岛的西北方有一小湾，连着一片黑沙海滨，若遇南风，船只很容易在此停泊。这儿不难找到大量清澈的淡水，还有鳕鱼和其他鱼可用饵钩钓之。

面积第二、位置最偏西的那座岛叫作难及岛。它的精确位置是南纬37度17分、西经12度24分。此岛方圆有七八英里，其海岸无论从哪边看去都陡峻嵯峨，令人望而却步。岛的顶部非常平坦，可全岛土壤都很贫瘠，除了零星矮小灌木什么也不生长。

夜莺岛是最小并最靠南的一座岛，它位于南纬37度26分、西经12度12分。在靠近它南端的海面上有一串高耸的岩礁，其东北方也可见几块相同的岩礁突兀于海上。此岛地面崎岖，一道深谷几乎把岛一分为二。

在适当的季节，这些岛的岸边可见大群大群的狮海豹、象海豹、粗毛海豹和细毛海豹，同时集聚着种类繁多的海鸟。附近海面各类鲸也很多。由于过去捕杀这些动物轻而易举，该群岛自从被发现以来便一直被人频频涉足。早在很久以前，荷兰人和法国人就经常光顾此地。1790年，帕滕船长率“勤勉”号三桅船从费城驶达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为了采集海豹皮，他在该岛逗留了七个月之久（从1790年8月到1791年4月）。在这段时间里，他至少收集了五千张海豹皮，这说明当时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在三个星期内就装满一船海豹油。在他刚刚到达时，岛上除了几只野山羊，他没再发现任何四足动物——如今该岛已充满由后来的航海者陆续引进的各种牲畜。

我认为，由科洪船长率领的美国双桅横帆船“贝奇”号停靠该群岛主岛休整就是在帕滕船长离去之后不久。科洪船长在岛上种植了洋葱、土豆、甘蓝和其他多种蔬菜，如今这些蔬菜已遍布全岛。

1811年，海伍德船长曾驾“海神”号造访该岛。他当时发现了三名留在岛上鞣制海豹皮和炼制海豹油的美国人。其中一名叫乔纳森·兰伯特的宣称自己是该地区的统治者。他已经开垦出了大约六十英亩土地，并把注意力转向了种植咖啡和甘蔗，咖啡树苗和甘蔗种由当时美国驻里约热内卢的公使提供。然而这一拓垦计划最终被放弃；1817年，英国政府把该群岛据为己有，并从好望角派去一队人马屯扎。但他们也没待多久；不过当政府的派遣队撤离之时，有两三家英国人不依赖政府而独自留居。1824年3月25日，杰弗里船长率“贝里克”号从伦敦驶往范迪门地[85]时途经此岛。他们在岛上发现了一名英国人，此人名叫格拉斯，曾是英军的一名炮兵下士。他宣称自己是该群岛的最高长官，统辖着十三个男人和三名妇女。他用赞美的语言介绍了该岛居民主要从事海豹皮的采集和象海豹油的炼制，他们用自己的产品从好望角换回所需之物，格拉斯拥有一艘小纵帆船。我们到达该岛时，这位最高长官依然在任，但他为数不多的臣民数量已有所增加，除夜莺岛上有一个人口为七人的小村外，特里斯坦岛的居民已达五十六名。我们毫不费力就购得了我们所需要的差不多每一样东西——猪、羊、牛、兔、鸡、鸭、鹅、鱼，以及大量品种繁多的蔬菜。由于我们在紧靠主岛十八深的岸边抛锚，所以我们非常方便地就把所有东西全都搬上了船。盖伊船长还从格拉斯手中买下了五百张海豹皮和一些象海豹牙。我们在那儿逗留了一个星期，其间风主要从北边和西边刮来，天空多少也有点儿雾蒙蒙的。11月5日[86]，我们起锚离开该岛，先扬帆南下，后又转向西行，打算去寻找一组被称为奥罗拉群岛的岛屿，因为世人对这些岛屿的存在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据说这些岛屿早在1762年就被“奥罗拉”号三桅船船长发现。1790年，隶属西班牙皇家菲律宾公司的“公主”号三桅船的船长曼努埃尔·德奥维多宣称，他的船曾直接从该群岛之间驶过。1794年，西班牙战舰“阿特维达”号驶往所说地区，决心查明该群岛的确切位置。而在一份由马德里皇家水文地理学会于1809年公布的文件中，有下列文字谈及这次远航考察：“从1月21日到27日，‘阿特维达’号战舰在紧靠这些岛屿的海面进行了所有必要的观测，并用经线仪测量了该群岛与马尔维纳斯群岛的索莱达港之间的经度差。该群岛共有三座岛屿，它们几乎是在同一条经线上，居中的一座岛海拔很低，另外两座在九里格外的海上即可望见。”“阿特维达”号的观测记录以下列数据提供了那三座岛屿各自的精确位置。最北边的一座位于南纬52度37分24秒、西经47度43分15秒，中间的一座位于南纬53度2分40秒、西经47度55分15秒，而最南边的一座则在南纬53度15分22秒、西经47度57分15秒。

1820年1月27日，英国海军的詹姆斯·威德尔船长也曾率船从斯塔滕岛出发去寻找奥罗拉群岛。他报告说，尽管他进行了一番孜孜不倦的搜寻，不仅直接驶过了“阿特维达”号船长指示的那三个坐标点，而且从各个方面穿越了那些坐标点附近的海域，但结果他未能发现任何陆地的迹象。这些互相矛盾的声明诱使了其他一些航海者去寻找那个群岛；说来也怪，当一些人在那个群岛假定的位置搜遍海面每一英寸而不见其踪影时，另外为数不少的一些人则断然宣称他们看见了那个群岛，甚至还靠近了那些岛屿的岸边。眼下盖伊船长的意思是要竭尽全力去解决这个处于争议之中的如此古怪的问题。[87]

我们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一直保持朝西南方行驶，直到当月20日发现我们已到达南纬53度15分、西经47度58分这个有争议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当时的位置几乎就正好在被标为该群岛最南边的那座岛的坐标点上。由于没看见任何陆地，我们继续沿53度纬线向西航行，直到西经50度。这时，我们转舵北上直达南纬52度线，随之我们又转向东行，并利用早晚测得的双重地平纬度以及各大行星和月球的地平经度，使我们保持沿52度纬线航行。这样一直向东抵达穿过南乔治亚岛西海岸的那条经线，接着我们便顺那条经线南下，直到返回出发时的那条纬线。然后我们以对角线穿越被标出的那整片海域，航行时始终有人在桅顶瞭望，这样我们又反反复复、周密精到地搜索了三个星期，这期间天空格外晴朗，海面上没有任何雾霭。结果当然使我们完全确信，如果说那片海域真存在过任何岛屿，那它们今天已没有留下丝毫痕迹。自我回国之后，我才发现约翰逊船长率美国纵帆船“亨利”号曾于1822年，莫雷尔船长率美国纵帆船“沃斯帕”号曾于1823年同样缜密地搜索过同一片海域——但那两次搜索结果均与我们这次一样，没有任何发现。

第十六章

盖伊船长原计划在查明奥罗拉群岛是否存在之后，便穿过麦哲伦海峡沿巴塔哥尼亚[88]西岸北上；但在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获得的消息，使他决定继续南下，希望能发现据说位于南纬60度、西经41度20分的某几座小岛。他现在的意图是，万一没找到那几座小岛，那他将在季节允许的情况下向南极挺进。因此，我们于12月12日扬帆南下。19日我们发现已到达格拉斯指示的那个位置，其后我们在那片海域巡游了整整三天，但没有见到他说的那些小岛。12月21日，天气格外晴朗宜人，我们又开始向南行驶，决心沿着这一航向尽可能远地挺进。在讲述本故事的这一部分之前，为了让那些不太注意南极考察之进展的读者有所参考，我最好先简单地介绍一下迄今为止人类为到达南极而进行的为数不多的几次尝试。

库克船长的南极之行是有清楚记载的首次尝试。1772年，他率“坚定”号南下，伴他同行的是弗诺上尉指挥的“冒险”号。同年12月，他发现自己已到达南纬58度、东经26度57分。在这里，他遇上了一条狭窄的浮冰带，冰厚八至十英寸，向西北和东南方向延伸。大块大块的浮冰常常紧紧地挤在一起，船只通过非常困难。此时，根据所见到的大量海鸟和其他一些迹象，库克船长认为自己已接近陆地。他继续向南行驶，天气异常寒冷，直到他抵达南纬64度、东经38度14分。这时，他遇上了温和的天气和徐徐的微风，这种好天气持续了五天，当时温度计显示的气温为华氏36度。1773年1月，他们越过了南极圈，但此后未能向前挺进多远。因为在到达南纬67度15分时，他们发现前行的航道全都被一条巨大的冰带堵死，那条冰带一眼望不到头，顺着南方地平线横亘在他们面前。冰带由各种各样的冰体组成——有些大块的浮冰团绵延数英里，它们严严实实地挤成一堆，耸出海面达十八或二十英尺。当时季节时令已晚，没有希望绕过那些障碍，库克船长只好极不情愿地掉头北上。

次年11月，他重新开始南极搜寻。在南纬59度40分，他遇上过一股极强的向南流动的洋流。12月，当船队到达南纬67度31分、西经142度54分时，天气极度寒冷，且伴有阵阵大风和浓雾。那里也有大量海鸟，其中最多的是信天翁、企鹅和海燕。在南纬70度23分，他们遇上一些巨大的冰山，随后不久又见南方天空的云洁白如雪，这说明他们接近了冰原。在南纬71度10分、西经106度54分，这些航海者像上次一样受阻，一片延伸过整个南方地平线的巨大冰原横在了船头。冰原的北岸参差不齐，凹凸不平，严严实实，不可逾越，这道崎岖的边缘向南延伸了大约一英里。边缘之后的冰原表面在相当一段距离内看上去比较平坦，一直伸向远方绵亘不绝、重峦叠嶂的冰山山脉。库克船长断定这片茫茫冰原延及南极，或者连接着一块大陆。J.N.雷诺斯先生[89]（他的不遗余力和不屈不挠最终使得美国正在组建一支以南极考察为目标之一的远征队）在谈到“坚定”号的努力时说：“我们并不为库克船长能越过南纬71度10分线而感到吃惊，但令我们惊讶的是，他居然在西经106度54分到达那个纬度。帕默半岛[90]就在南纬64度的南设得兰群岛之南面，并向南向西延伸至任何航海者都未曾涉足过的地方。库克船长正是在驶往该地时被冰原所阻；而我们认为这在那个方位点肯定会始终如此，尤其是在像1月初这样早的季节——如果被描述的那些冰山之一部分属于帕默半岛之主体或属于该陆地更偏南和偏西的某个部分，我们也不应该感到惊奇。”

1803年，克鲁伊兹斯坦恩船长和利西奥斯基船长奉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之命进行环球航行。在向南努力的挺进中，他们只在西经70度15分处抵达过59度58分的纬线。他们在那儿遇上了向东的强洋流。他们看到了很多鲸，却没看见任何冰。雷诺斯先生谈到这次航行时说：“如果克鲁伊兹斯坦恩早一些时候到达那个位置，那他肯定会遇上浮冰。可他抵达上述纬度时正是3月。像通常一样，主要从南边和西边刮来的风在强洋流的协助下，早已把浮冰推进了被北边的南乔治亚岛、东边的南桑威奇群岛和南奥克尼群岛以及西边的南设得兰群岛所包围的那个冰区。

1822年，英国皇家海军的詹姆斯·威德尔船长率两艘小船南下，挺进到了比以往的航海家所到过的纬度更偏南的地方，而且这次航行没有遇到什么特别大的困难。威德尔船长说，虽然在到达南纬72度线之前他的船常常被冰围住，可到达该纬度后却不见一块冰，并且到达南纬74度15分时也没发现任何冰原，而只是看见过三座岛状冰山。多少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们看到了大群大群的飞鸟和其他一些通常表示有陆地的迹象，尽管他们从桅顶望见在南设得兰群岛的南方有陌生的海岸向南延伸，但威德尔船长令那些认为南极地区存在陆地的人感到泄气。

1823年1月11日，本杰明·莫雷尔船长率美国纵帆船“沃斯帕”号从凯尔盖朗岛起航南下，意在尽可能地朝最南方挺进。他于2月1日到达南纬64度52分、东经118度27分。下面这段话引自他当天的航行日志：“风力很快加强到十一级，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向西行驶。无论有多么相信越过南纬64度线后越往南行就越不必担心遇上冰，可我们的航向仍然只是稍稍偏南，直到越过南极圈，而且抵达南纬69度15分。在这个纬度上没发现冰原（就是如平原状的大冰片），只看见很少的几座岛状冰山。”

在3月14日的日志中，我还发现这段记录：“此时海面上压根儿没有冰原，可看见的冰山不少于十二座。与此同时，气温和水温都比我们在南纬60度和62度之间时至少高出13度。我们现在位于南纬70度14分，气温为华氏37度，水温则为34度。在这个位置，我发现地平经磁偏角为东14°27′……我已经在不同的经线上数次驶进南极圈，并始终发现，驶过南纬65度线后，越往南行气温、水温就越高，而磁偏角则以相同比例减小。在这条纬线之北时，譬如说在南纬60度到65度之间时，我们常常很困难地在无数巨大的冰山之间为船找一条通道，那些冰山有的方圆达一至两英里，高出水面不下五百英尺。”

尽管前方是一片通行无阻的汪洋，但由于缺乏燃料和淡水，没有适当的仪表仪器，加之当时季节时令也太晚，所以莫雷尔船长没有尝试继续南下，而是掉转船头向北返航。他后来说，要不是这些考虑迫使他回头，他当时即便不能直抵南极本身，至少也可能航行到南纬85度线。我对莫雷尔船长关于这些问题的想法谈得稍微详细一点儿，以便读者能有机会看到我随后的经历在多大程度上能证实这些想法。

1831年，受雇于伦敦捕鲸船主恩德比兄弟的布里斯科船长驾“活力”号双桅横帆船驶向南半球海域，单桅纵帆船“图拉”号伴它同行。2月28日，他在南纬66度30分、东经47度31分远远地望见了陆地，并且“因白雪的衬托而清楚地看到了沿东南偏东方向绵亘的山脉之黑色峰峦”。其后的整整一个月，他一直逗留在那个方位点附近，但由于风大浪高，他靠近那片陆地的距离未能超过十里格。眼看在那个季节不可能有更进一步的发现，他只好掉头北上到范迪门地过冬。

1832年初，他再次南下，并于2月4日在南纬67度15分、西经69度29分看见了东南方向有陆地。这很快就被发现是一座岛，靠近他第一次看见的那块陆地突出的一个岬角。当月21日，他成功地登上了该岛，并以英王威廉四世的名义宣布占领，用王后的名字将其命名为阿德莱德岛。这些详情由伦敦皇家地理学会公之于世，该学会得出的结论是“平行于南纬66度线到67度线之间，在东起东经47度30分、西至西经69度29分的范围内，有一片连绵不断的广袤的陆地”。雷诺斯先生在谈到这个结论时说：“我们绝不认为此结论颠扑不破，布里斯科的发现也并不成为这种结论的根据。正是在该结论所说的范围内，威德尔船长顺着一条经线向南航行到了南乔治亚岛、南桑威奇群岛，以及南奥克尼群岛和南设得兰群岛以东海面。”读者将会看到，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将最直观地证明那个学会得出的结论的确站不住脚。

以上便是人类向南半球高纬度挺进的主要尝试，而现在读者可以看到，在“简·盖伊”号南进之前，整个南极圈还有很大一部分从来没被人跨越过。我们的前方有一大片领域尚待发现，而我正是怀着最强烈的兴趣，听盖伊船长表示他要勇敢地向南挺进的决心。

第十七章

放弃了寻找格拉斯所说的那几座小岛之后，我们一连四天都保持着向南的航向，其间没有遇上任何浮冰。26日中午，我们到了南纬63度23分、西经41度25分。这时，我们见到了几座很大的岛状冰山和一片漂浮的冰原，不过分布的范围并不太广。风主要从东南或东北吹来，但都非常柔和。一旦刮来很少有的西风，那就必然伴随着一场雨飑。每天我们都或多或少遇上下雪。27日，温度计显示的气温是华氏35度。

1828年1月1日。这天我们发现自己完全被浮冰包围，我们的前景看上去实在不容乐观。整个上午一直刮着狂暴的西北风，大块大块的浮冰撞击舵和船艉，撞击之猛烈令我们都担心其结果，黄昏时仍然有狂风怒号，前方的一大块冰原破裂，这才使我们能够扯满风帆闯过较小的浮冰，驶进一片开阔水域。我们在接近那片水域时逐渐收帆，待完全摆脱冰区后，只用一块收缩了背风面的前桅横帆顶风把船停住。

1月2日。天气尚好。中午时测得的方位是南纬69度10分、西经42度20分，我们已经跨过了南极圈。尽管我们身后大块大块的浮冰触目皆是，但朝南方望去很少见到冰。这一天我们用一只容积为二十加仑的大铁桶和一根长度为二百的绳子做成了一个探测装置。我们测出洋流流向北方，流速大约为每小时四分之一英里。此时，气温为华氏33度左右。我们发现该方位的地平经磁偏角为东14。28'。

1月5日。我们一直向南行驶，一路上没遇到任何大的障碍。这天上午，在南纬73度15分、西经42度10分，一大片坚冰又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看到南方海面非常开阔，毫不怀疑最终能够到达那片海域。我们顺着那片浮冰的边缘往东行驶，最后发现了一条大约一英里宽的通道。日落时分，我们终于经那条弯曲的通道穿过了浮冰。此时，我们到达的海面浮满了岛状冰山，我们像先前一样勇往直前。虽说我们频频遇上大雪，偶尔还遭遇猛烈的雹暴，但气温似乎并没有降低。那天有大群大群的信天翁经过纵帆船上空，从东南方向西北方飞去。

1月7日。海面依然非常开阔，我们向南的航道通行无阻。朝西边望去，我们看到一些大得惊人的冰山，下午我们从一座冰山附近驶过，发现冰山山峰距水面至少有四百。它底边的周长大概有四分之三里格，几股涓涓细流从山腰的一些裂缝往下流淌。其后两天我们一直都能望见那座冰山，只是后来的一场雾才使它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

1月10日。一大早，我们不幸地失去了一名水手。他是个在纽约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名叫彼得·弗雷登贝格，是船上最出色的水手之一。他在走向船头时不慎脚下一滑，结果跌入两块浮冰之间，再也没冒出水面。这天中午，我们的方位是南纬78度30分、西经40度15分。此时天寒水冷，我们不断遭遇从北方和东方袭来的雹暴。我们朝东边望去又看见几座更大的冰山，整个东方地平线似乎都被重重叠叠、高高耸起的大浮冰堵塞。傍晚有一些浮木从船边漂过，并有大量海鸟飞过头顶，鸟群中有大海燕和信天翁，还有一种蓝色羽毛的大海鸟。这里的地平经磁偏角比我们越过南极圈时测得的更小。

1月12日。我们的南进再次显得前景叵测，因为朝南极方向望去只能看见一片无边无际的冰原，背衬着茫茫冰山。到14日为止，我们一直在向西航行，希望能够发现一条通道。

1月14日。这天上午，我们驶到了挡住我们去路的那片冰原西端，安全地绕过它之后，船进入了一片没有冰的开阔海面。探测两百深的水下，我们发现了一股向南流动的暗流，其流速为每小时半英里。那里的气温是华氏47度，水温为34度。这下，我们一帆风顺地向南航行了整整两天，16日中午到达南纬81度21分、西经42度。在这里我们再次进行了探测，并发现一股仍然流向南方的暗流，其流速为每小时四分之三英里。地平经磁偏角变得更小，天气温暖宜人，气温高达华氏51度。这时海面上看不见一块冰。船上所有人都认为我们肯定能到达南极。

1月17日。这是多事的一天。无数的海鸟由南往北一群群从我们头顶飞过，水手们开枪打下了好几只，后来发现其中一只像鹈鹕的鸟味道特别鲜美。大约中午时，桅顶瞭望员发现船的左前方有一块小浮冰，冰上似乎有一头大动物。由于天气晴朗，几乎风平浪静，所以盖伊船长下令派两艘小艇去弄清那是什么。德克·彼得斯和我随大副上了那艘较大的艇。接近浮冰后，我们发现那是一种属于北极熊之类的巨大动物，不过它的个头远远超过了最大的北极熊。因为全副武装，我们便无所顾忌地马上向它发起了攻击。几支枪同时开火，大部分枪弹显然都击中了它的头部和身体。但什么也挡不住那头巨兽，它从那块浮冰上跃入水中，张着大口朝彼得斯和我乘的那艘小艇游来。这意想不到的情况一时间令我们惊慌失措，结果谁也没准备好第二次射击。那头巨熊终于把它庞大的半个身躯压上了我们的舷沿，不待我们进行任何抵抗，它已一掌抓住了一名水手的腰部。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彼得斯的果断和敏捷救了我们的命。他猛扑到那头巨兽背上，一刀捅进它的后颈，刀尖一直刺到脊髓。那家伙连挣扎也没挣扎一下就滚入水中，把彼得斯也一并带下海去。后者很快就浮出水面，接住我们拋给他的一根绳子，在游回小艇之前系住了那头死熊。然后我们得意扬扬地拖着战利品返回大船。上船一量，发现这头熊体长足足有十五英尺。它雪白的皮毛粗糙而卷曲。血红的眼睛比北极熊的还大，它的口鼻部也比北极熊更圆，颇似牛头狗那副嘴脸。它的肉很嫩，但有一股难闻的鱼腥味，不过那些水手一个个狼吞虎咽，还一个劲儿地夸它好吃。

我们刚把这战利品收拾好，桅顶瞭望员就欣喜地喊道：“右前方发现陆地！”船上的人顿时都警觉起来，这时恰好从东北方向吹来一阵和风，我们很快就驶近了那片海岸。那原来是一座低矮的岩岛，方圆大概有五英里，岛上除了一种像霸王树的仙人掌，再也看不见任何植物。从北边靠近小岛，只见一道孤零零的岩壁伸入海中，酷似一堆棉花。绕过这道岩壁向西，我们发现一个小小的海湾，在湾内稳稳地把船停住。

我们没花多少时间就踏勘了全岛，几乎没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在小岛南端靠近水边之处，我们拾到了一根半截插入一堆乱石的木棍，它看上去像一种尖头划子的船头。木头上显然有某种雕刻过的痕迹，盖伊船长认为他能辨出那是一种龟的图案，但我看不出那些刻痕与龟有多少相似之处。除了这截船头外（如果真是船头的话），我们没发现岛上有任何人或动物栖息过的迹象。小岛周围的海面上偶尔可见一些小块浮冰，但数量很少。（盖伊船长为了向那位与他共同拥有这艘纵帆船的人表示敬意，将此岛命名为贝内特岛。）这座小岛的准确位置是南纬82度50分、西经42度20分。

此时，我们已经比以往的航海者多向南航行了八个纬度，而我们的前方仍然是一片没有冰冻的汪洋。同时我们还发现，磁偏角始终随着我们的南进而减小；更令我们惊讶的是，气温和水温也逐渐升高。天气甚至可以说温暖宜人，有一股持续不断却非常柔和的风从罗盘指示的北方吹来。天空格外晴朗，南方地平线上偶尔出现一层薄薄的霭，不过这种雾霭总是转瞬即逝。现在我们面临的只有两个困难：一是船上燃料短缺，二是有好几名船员显示出坏血病的症状。这两种情况使盖伊船长想到了返航之必要，他开始不断地谈到这种想法。就我而言，由于我坚信我们顺着当时的航线很快就会到达某一块陆地，再由于当时的各种迹象都使我有充分理由相信，我们将到达的那块陆地不会像在北半球高纬度地区所发现的那样荒凉，所以我慷慨激昂地劝说船长坚持南进，至少也该保持方向再多走几天。我承认，由于自己极力想趁机弄清到底有没有南极大陆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所以我对船长心虚胆怯、不合时宜的提议表示了愤怒。实际上我深信，正是我气头上对他说的一番话，促使他做出了继续南下的决定。因此，虽说我为我的力劝所导致的那些最不幸的流血事件而感到悲痛，但得允许我在悲痛之余仍然感到几分欣慰，因为无论多么微不足道，我毕竟为开拓科学视野起了一点儿作用，让一个最激动人心的奥秘从此得到了科学界的关注。

第十八章

1月18日。这天早晨[91]我们继续南下。海面平静而柔和，暖洋洋的风从北方吹来，水温为华氏53度。

此时我们再次摆弄好我们的探测装置，并在放下一百五十测绳时发现暗流正以每小时一英里的速度流向南极。风向和暗流都始终朝南的趋势，在船上不同岗位的船员中引起了一些猜测，甚至引起了不同程度的惊恐，而我清楚地看出这种趋势对盖伊船长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但他这个人对嘲笑特别敏感，所以我最后用笑声成功地驱除了他心中的忧虑。磁偏角此时已变得很小。在当天的航程中，我们见到好几头巨大的白鲸，并有数不清的信天翁一群群地从船的上方飞过。我们还偶然捞起了一株结满了山楂样红浆果的灌木，还有一具模样奇特的陆地动物的尸体。这种动物体长三英尺，身高却只有六英寸，四条腿非常短，脚上长有色泽鲜红、质如珊瑚的长长利爪。其毛直，光滑洁白；其尾尖，形似老鼠尾巴，长约一英尺半。其头像猫，但耳朵除外，它的耳朵就像狗耳朵一样垂下。其牙同其利爪一样也红得发亮。

1月19日。今天，在南纬83度20分、西经43度5分（这里的海水呈现一种异乎寻常的深色），我们又从桅顶看到了陆地。经过一番更仔细的观察，发现那原来是一组相当大的群岛中的一座。岛岸显得很险峻，腹地看上去则林木葱茏，这番景象令我们感到欢欣鼓舞。大约四小时之后，我们的锚拋在了离岛五英里外十深的沙质海底。由于拍岸浪太高，加之周围水面东一处西一处地涌起回浪，所以我们不敢贸然靠近。船上最大的两艘小艇此时被放下水，一队全副武装的船员（其中有我和彼得斯）出发去往那似乎环绕着海岛的一圈暗礁中寻找通道。搜索了一阵之后，我们发现了一个入口。我们正要驶进，这时只见四只很大的木划子离岸向我们划来，划子上坐满了好像持有武器的人。我们等着他们靠拢，他们的速度很快，不一会儿就划到了能与我们相互喊话的距离内。这时，盖伊船长把一方白手巾系在一支桨上举起，那些陌生人顿时把划子停住，同时一齐扯开嗓子叽叽喳喳地叫嚷一些急切不明的话，偶尔还伴着阵阵呐喊。我们能听清的字眼只有“阿纳姆—姆”和“拉玛—拉玛”。他们这样大喊大叫了足足有半小时，我们趁机好好地把他们打量了一番。

在那四只长约五十英尺、宽约五英尺的木划子上，共有一百一十个野蛮人。他们的身材和一般欧洲人差不多，但体格比欧洲人更健壮结实；他们的皮肤乌黑发亮，浓密的头发又长又乱。他们穿着一种不知取自何种动物的黑色毛皮，毛皮多毛光滑，剪裁还算合体，除了领口、袖口和脚踝，皮衣的毛都翻在里面。他们的武器主要是木棍，用一种显然很重的黑木头做成。但也可看见他们中有人手持长矛，矛头是尖形燧石，此外他们还有一些投石器。四只木划子的底部都装满了鸡蛋大小的黑色石头。

待他们终于结束了演说（他们那番急切不明的叫嚷显然是在演说），他们中一位像酋长的人站到所乘划子的前头，用手势招呼我们，让我们把小艇靠近他身边。我们假装看不懂他的手势，因为我们认为还是尽可能地与他们保持距离为妙，毕竟他们的人数是我们的整整四倍。那酋长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便命令另外三只划子留在原处，自己乘坐的那只向我们划来。他一靠近就纵身跳上了我们最大的那艘小艇，径自坐到了盖伊船长身边，同时用手指着纵帆船，嘴里不住地重复“阿纳姆—姆”和“拉玛—拉玛”。这时我们退向纵帆船，那四只划子隔着一小段距离紧随其后。

靠上大船舷侧时，那位酋长显得非常惊讶和高兴，他不住拍手掌、大腿和胸部，并发出刺耳的笑声。他身后的那帮家伙也同他一起乐，喧哗声一时间震耳欲聋。等这阵嘈杂终于平息，盖伊船长下令把小艇绞上大船，以作为一种必要的防范，然后他设法让那位酋长（我们很快就发现他的名字叫太精）明白，我们一次只能允许他手下的二十个人上我们的大船。他对这个安排似乎非常满意，并向那些木划子发出了命令，一只划子应声驶了过来，其余的则停在约五十码外。二十个野蛮人登上了大船，并开始在甲板上四处走动，在索具间上下攀缘，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打量每一样东西，一个个显得非常随意。

显而易见，他们以前从不曾见过任何白种人——实际上，白人的肤色似乎令他们畏缩。他们以为“简·盖伊”号是一种活着的动物，生怕他们的矛尖伤着了它，小心翼翼把矛尖向上竖起。太精酋长的一番举动使我们的船员觉得非常有趣。当时，我们的厨师正在厨房旁边劈柴，不小心把斧子砍在了甲板上，砍出了一道相当深的裂口。那位酋长马上冲过去，粗暴地把厨师推到一边，然后半像啼哭半像号叫地大吵大嚷，强烈地表达了他对纵帆船遭受的痛苦之深切同情。他用手对那道裂口又拍又抚，还从旁边的一只桶里浇海水为它清洗。对这种愚昧无知的程度，大伙儿都没有心理准备，而在我眼里，禁不住认为那有点儿像装疯卖傻。

当舱面上的一切充分满足了参观者的好奇心后，他们被允许进入舱内，这时他们的惊奇显得无以复加。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因为他们在舱内走动时几乎鸦雀无声，偶尔发出低声惊叹。我们的枪支引起了他们的种种猜测，因而他们被允许随意触摸，仔细观看。我迄今也不认为当时他们对枪的真实用途有丝毫概念，看到我们对枪支轻拿轻放，看到我们密切注视他们摆弄枪支时的一举一动，他们只认为那些东西是偶像。大炮使他们觉得更不可思议，他们走近大炮时都流露出敬畏的神情，不过我们没容他们细看。主舱里挂着两面镜子，这使他们的惊讶达到了顶点。太精酋长第一个走近镜子，当时他站在主舱中央，脸朝一面镜子，背冲另一面，不过还没有注意到它们。当他抬起目光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身影时，我认为那个野蛮人吓得差点儿发疯；而当他转身退回，又从另一面镜子里看到自己时，我真担心他会被当场吓死。此后我们百般劝说，他也不肯再朝镜子看一眼；而是扑倒在地板上，用手紧紧地把脸捂住，直到我们把他拖上甲板，他才松开双手。

所有的野蛮人都按二十人一组分批参观了大船，太精酋长则一直被允许待在船上。我们没发现他们有任何偷窃的意图，他们走后船上也没丢失任何东西。在整个参观期间，他们显得非常友好。不过，他们的某些举止令我们难以理解：譬如我们无法让他们靠近几样完全无害的东西——船帆、鸡蛋、翻开的书或一盆面粉。我们努力想探明他们是否有什么东西能与我们做交易，却发现很难让他们明白我们的意思。不过，令我们惊讶不已的是，我们终于了解到该群岛盛产加利帕戈巨龟，我们看见太精酋长的划子里就有一只。我们还看见一个野蛮人正在贪婪地生吃他手中的海参。考虑到在这样的高纬度地区，龟和海参的出现当然很异常，这使盖伊船长想对该地区进行一番彻底的调查，希望做成一笔有利可图的生意。对我来说，尽管我也急于更多地了解那些岛屿，可我更迫不及待地想直抵南极。我们遇上的天气不错，可谁也说不准好天气会延续多久。既然已经到达南纬84度线，既然前方是一片没有冰冻的大海，既然迅猛的暗流和顺畅的风都朝向南方，那我实在没有耐心听到长时间逗留的提议，尤其是这种逗留超过了保证船员健康和补充燃料及新鲜食品的必要限度。我告诉船长，我们可以毫不费力把该群岛列入我们返航时的行程，如果海面被冰冻，我们还可以在此过冬。他终于接受了我的意见（由于某种连我自己也说不清的原因，我已经开始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力），最后我们决定，即便发现该地产海参，也只在那里休整一个星期，然后就尽快继续南行。因此我们做好了一切必要准备，并在太精酋长的引导下让“简·盖伊”号安全地驶过了那圈暗礁，在离岸约一英里处抛下了锚。拋锚处位于该岛南岸一个漂亮的海湾，四周有陆地环绕，水深十，海底是黑沙。我们被告知该海湾的尽头有三股水质很好的清泉，而我们看见那附近林木蓊郁。那四只木划子跟着我们进了海湾，不过与我们保持着一段礼仪上的距离。太精酋长一直留在我们船上，待我们一抛下锚，他便邀请我们陪他上岸，去访问位于该岛腹地的他的村寨。盖伊船长接受了他的邀请；十个野蛮人被留在船上作为人质，我们一共十二个人准备随酋长上岛。我们小心翼翼地带好武器，但又没表现出任何对他们的不信任。纵帆船上的大炮伸出了炮孔，防攀网从舷侧支出，此外还采取了其他适当的防卫措施。船长命令大副，在我们离船期间不许任何人上船，如果十二小时后不见我们返回，就派那艘装有一门旋转小炮的快艇沿岛搜寻我们。

往该岛腹地所走的每一步都迫使我们确信，我们正置身于一个与迄今文明人到过的任何地区都截然不同的地方。我们看不到任何一样自己熟悉的东西。岛上的树木既不像热带、温带或北半球寒带的植物，也完全不同于我们已经到过的南半球那些纬度更低的地区的树木。甚至连岩石的质量、色泽和层理也都异乎寻常；而那些看上去令人不可思议的溪流与其他地带的溪流的共同之处是那么少，以至我们连尝一口都有所顾虑，实际上，我们很难使自己相信溪流中的水真是纯粹的氢氧化合物。当我们路过遇上的第一条小溪时，太精酋长和他的手下人停下来喝水。由于溪水性质奇特，我们以为是受了污染，所以都拒绝尝一尝；过了一些时候，我们终于明白，整个群岛的所有溪流看上去都是那样。我真不知该如何赋予这种液体一个清晰的概念，也无法三言两语地对它加以描述。尽管它像普通的水一样急速地流往低处，但除了飞瀑直落时，它任何时候看上去都没有水通常具有的透明外观。实际上，它与任何石灰岩洞中的清水一样透明，不同之处仅仅是外观。乍一看，尤其是在溪底不太倾斜的情况下，它的浓度使它看上去很像普通水与阿拉伯树胶的混合液。但这只是它奇异特征的普通之处。它并非无色，也不具有任何一种始终如一的颜色；就视觉而言，它流动时呈现出深浅不同的紫色，宛若一块闪光的丝绸。这种浓淡变化的样子在我们心中引起的惊讶程度，不亚于太精酋长看见镜子时的那番惊恐。从溪中舀上一盆水，待其完全平静，我们看出那种流体由无数清晰的脉络组成，每一根脉络都具有一种清晰的色度；那些脉络互不交融；它们的凝聚力对自身粒子很强，对相邻的脉络则较弱。用刀横切过那些脉络，水体立即把刀刃淹没，与普通水的情况无异，同样，一旦把刀抽出水体就马上合拢，而不留下丝毫刀刃的痕迹。然而，若将刀刃精确地插入两根脉络之间，那抽刀断水立刻就成为现实，它们的凝聚力不会马上使裂缝合拢。这种水的现象构成了一根巨大魔链的第一环，而我则命中注定被那根魔链缠住。

第十九章

那个村子离海岸不下九英里，道路蜿蜒崎岖，所以我们差不多走了三小时才到达。当我们走在路上时，太精酋长的队伍（原木划子上那一百一十个野蛮人）不断壮大，因为在好些转弯处都有或三三两两，或六七成群的小分队加入我们。看上去似乎出于偶然，但这种偶然太有规律，以至我禁不住心生疑窦，并把我的担心告诉了盖伊船长。可当时要退回已经太晚，我们只能决定最好的安全保障就是对太精酋长的诚意表示出一种绝对的信任。于是我们继续行走，同时密切关注那些野蛮人队形的变动，不许他们插进来把我们的人分开。就这样，在穿过了一个险峻的山谷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我们被告知的岛上唯一的那个村落。当村落进入我们的视野时，太精酋长不断大声重复说“克罗克—克罗克”。我们猜想这可能是那个村落的村名，或者泛指村庄这个概念。

村民住所之凄凉令人难以想象。那些式样不同的栖身之处比人类所知的最不开化的种族所住的窝棚还不如。一些属于在该岛被叫作旺普斯或鞅普斯的重要人物的居所用一棵树和一张黑兽皮造就，树在离根四英尺处被砍去上部，一张硕大的兽皮罩在树桩上，兽皮形成褶皱垂到地面，主人便在兽皮下安身。另一些窝巢用上面留有枯叶的大树枝建成，这些树枝以四十五度角斜搭在土坡壁上，没有固定的形式，一般堆有五六英尺高。还有一些住所是在地上垂直挖出洞穴，洞口用同样的树枝遮盖，主人进洞时把树枝移开，进洞后又将其重新盖上。有少数窝巢搭建在树干的分杈之处，窝巢以上的枝丫均被砍裂，以便它们能耷拉下来形成遮风蔽雨的屏障。大量的居所是由又小又浅的窑洞组成的，窑洞显然是挖在一种看上去像漂泥的黑色岩壁上，而村子的三面都被这种陡峭的黑色岩壁包围。每一个这样的原始洞穴旁边都有一块小岩石，主人离洞外出时都会小心翼翼地把岩石放到洞口前。我弄不明白这是何用意，因为岩石的大小还不够挡住洞口的三分之一。如果这地方称得上村子的话，那该村坐落在一条幽深的山谷里，只有从南边才能进入，其他所有方向的通道都被我刚才谈到的陡峭的岩壁阻断。山谷中穿过一条淙淙小溪，小溪里流淌着我前面描述过的那种魔水。我们在那些住所的周围见到几种陌生的动物，它们看上去早已被完全驯化。最大的一种动物体形和口鼻部方面都像一般的猪，但有一条毛茸茸的尾巴，四肢细得像羚羊腿。它行动起来非常笨拙和缓慢，我们一点儿也看不出它有跑的意图。我们还注意到几头形状与其相似的动物，但它们的身体要长得多，而且身上覆盖着一种黑色软毛。村里到处都奔跑着各种各样的家禽，它们似乎就是村民的主要食物。令我们惊讶的是，家禽中竟包括完全处于驯养状态的黑信天翁，它们定期到海上觅食，但到时总回到村里，孵卵季节则飞往离村子最近的岛南海滩。在那儿，它们仍然和它们的朋友企鹅同住，但后者从来不跟着它们返回村里。其他家禽包括一种与我们的北美野鸭大同小异的鸭子、一种黑羽塘鹅、一种形似红头鹫却并非食肉类的大鸟。那里鱼的品种似乎特别多。访问期间，我们看到了大量晒干的鲑鳟鱼、石斑鱼、蓝鲯鳅、鲭鱼、隆头鱼、鳐鱼、鳗鲡、银鲛、鲻鱼、鳎鱼、鹦嘴鱼、鳞鲀、鲂、海鳕、鲆鱼和其他不胜枚举的形形色色的鱼。而且我们注意到，它们大多数都与南纬51度线上奥克兰勋爵群岛附近海域生长的鱼相似。加利帕戈龟的数量也特别多。可我们只看见很少的几种野生动物，它们的个头都不大，也没有一种为我们所熟悉。曾有一两条模样十分可怕的蛇从我们行进的路上蹿过，可那些土著人对其很少注意，我们猜想它们无毒。

当我们随太精酋长和他的队伍走近村子时，村里拥出一大群人来迎接我们，他们高声呐喊着，我们能听清的只是那不绝于耳的“阿纳姆—姆”和“拉玛—拉玛”。我们万分惊奇地看到那些村民除了极少数外，全都赤身裸体，兽皮衣看来只有木划子上的那些人穿。全岛的武器似乎也全被后者所拥有，因为村民中简直看不见任何武器。人群中有许多妇女和儿童，那些女人绝不缺少人体美。她们身材修长、仪态端庄，具有一种文明社会里找不到的优雅自在的风韵。可她们的嘴唇和岛上的男人一样又厚又笨，甚至当她们发笑时也绝不会露出牙齿。她们的头发看上去比男人的更光洁。在那些赤身裸体的村民中有十一二个人，像太精酋长的手下人一样穿着黑色兽皮并握着长矛棍棒。这些人在村民中似乎有很大的权势，被人尊称为旺普斯，他们也是那些黑皮宫殿的居住者。太精酋长的宫殿坐落在村子中央，建得比其他住所更大更好。作为支柱的那棵树在离地约十二英尺处才被砍掉，剩下的部分顶端留有几根枝丫，使顶棚朝四周延伸，从而不至于垂下包着树干。那顶棚也是由用木针缝合在一起的四张很大的兽皮做成的，兽皮的四角也被木钉牢牢地钉在地上。顶棚下边的地上铺了厚厚一层干树叶作为地毯。

我们被庄重地引进这个帐篷，数不清的岛民簇拥在我们身后。太精酋长在树叶上坐下，并示意我们学他的样子。我们坐了下来，不一会儿就感到极其不安，如果说不是如坐针毡的话。我们十二个人席地而坐，有四十个野蛮人挤得紧紧的，围坐在我们身边。如果真出什么乱子，我们将不可能使用武器，连站起身也许都来不及。不仅帐篷里挤得水泄不通，帐篷外也是黑压压的人群，说不定岛上的所有人都聚集到了这里，只是因为太精酋长不断地挥手呐喊，人们才没有挤进来把我们踩成肉酱。我们主要的安全保障就在于酋长本人在我们中间，我们决心紧紧贴在他身边，一旦发现对方表现出敌意，那我们首先就把他干掉，趁机逃离险境。

人群好不容易安静下来，这时酋长开始对我们发表长篇致辞，他的致辞听上去和我们刚遇见木划子时的演说差不多，只是“阿纳姆—姆”这个词现在比“拉玛—拉玛”这个词出现得更加频繁。我们一声不吭地洗耳恭听，直到他终于结束了那番长篇大论。这时盖伊船长开始致答谢词，他向酋长表示了我们的友情万世不变和对其真诚美好的祝愿，最后他还送给酋长几串蓝珠和一柄折刀作为礼物。令我们惊讶不已的是，酋长对那些串珠嗤之以鼻，可折刀令他感到称心如意，他马上下令摆宴待客。菜肴由几名仆人用头顶着送进帐篷，是一堆还在蠕动的内脏，内脏取自一种我们叫不上名的动物，大概是刚进村时所看见的那种细腿猪。酋长见我们不知所措，便率先为我们做示范，他津津有味地把那种猪肠一截截地往肚里吞，直到我们因实在忍耐不住而明显表现出恶心反胃才使他停止了吞咽，这时他吃惊的程度只比他在船上看到镜子时稍逊几分。我们仍然拒绝品尝摆在面前的美餐，并竭力让他明白我们一点儿胃口也没有，因为在遇上他们之前，我们刚刚饱餐了一顿。

待酋长吃完饭，我们便开始以我们所能想出的各种方式向他提问，希望能发现该区主要出产什么，并弄清所产之物是否能让我们有利可图。最后他似乎明白了我们的意思，答应陪我们一道去海边的一个地方，向我们保证那里有多得数不清的海参（说着指给我们看那种软体动物的一个标本）。我们很高兴能有机会早一点儿摆脱人们的重重包围，并表达了想去海边看看的急迫心愿。于是我们离开了帐篷，在全村人的陪同下，跟着酋长来到了离我们停船之处不远的该岛南端。我们在岸上等了大约有一小时，最后一些野蛮人把那四只木划子划到了我们跟前。待我们十二人上了一只划子，划子便沿着前面提到过的那圈暗礁和离岛更远的另一圈礁石划行，我们在礁丛间看到的海参真是不计其数，连我们当中最老的水手在纬度更低的那些以盛产海参而闻名的群岛上也未曾见到过这么多的海参。我们在礁丛间没有久留，一旦确信我们可以轻易地装满十二船海参之后，我们便被送回到纵帆船旁边。太精酋长临别时许诺，他将在二十四小时内为我们送来他那些木划子所能装下的鲜鸭和加利帕戈龟。在这次冒险访问期间，除了在去的路上酋长的队伍曾以那种有规律的方式壮大之外，我们没看出那些土著人的行为有任何可疑之处。

第二十章

酋长说话算话，很快就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新鲜食物。我们发现送来的龟与我们所见过的最好的龟一样棒，而那些鲜鸭则超过了我们最好的野禽，其肉鲜嫩多汁，味美可口。除此之外，当我们让那些野蛮人明白我们的愿望之后，他们又送来了许多褐色芹菜和辣根草，另外还有满满一划子鲜鱼和一些干鱼。芹菜的确是一种难得的美食，而辣根草则证明对我们当中有坏血病症状的船员大有益处。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船上就不再有一个病号。我们还得到了许多其他的新鲜食品，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一种软体动物，它看上去像贻贝，可吃起来是牡蛎的味道。送来的褐虾与龙虾数以千计，信天翁和其他禽类的黑壳蛋更是数不胜数。我们还收到了大量我前面提到过的那种猪的肉。船上的大多数人都觉得那种肉好吃，但我认为它有一股讨厌的鱼腥味。为了答谢土著人，我们回赠他们蓝珠项链、铜制饰品、钉子、折刀和一些红布，他们为这种交换而欣喜不已。于是我们在船上大炮射程内的海滩上设立了一个正规市场，以物易物的交易从各方面看都充满诚意、井然有序，而这些野蛮人在“克罗克—克罗克”村里的表现未曾让我们对此有所奢望。

事情一连几天都在祥和的气氛中进行，其间土著人曾三三两两地频频登上纵帆船，我们的船员也经常成群结队地上岸，深入岛心腹地也未受到任何骚扰。由于岛民的友好，盖伊船长觉得让他们帮忙采集海参很容易，而且采到的海参很容易就能装满一船，于是他决定同太精酋长协商在岛边建一些加工房和库房，以作为他和他的部落尽可能多地采集海参的必要设施，而船长本人则准备利用好天气完成既定的南极航行。当向酋长提出此事时，他似乎非常乐意接受这个建议。于是一项双方都满意的协议很快达成。根据协议，在完成诸如划定地界，建起部分房屋和其他一些需要我们的全体船员共同完成的任务之后，纵帆船即可起航继续南行，只留三人在岛上监督计划的实施和指导那些土著人烘晒海参。作为交换的条件则视我们离去期间那些野蛮人努力的结果而定。待我们返航归来时，他们加工好的每担海参将换到一定量的蓝珠项链、折叠小刀和红布，等等。

这种名贵海产品的特征及其加工方法也许会引起我的读者的几分兴趣，而我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合适的机会向诸位介绍一段关于海参的叙述。以下这段详尽的描写引自一部到南半球诸海去的现代航行史。

“正是产于印度洋诸海的那种软体动物在贸易中以法语谐称bouche de mer（来自海洋的美味）而闻名。如果我没完全弄错的话，著名动物学家居维叶认为它是‘腹足纲肺螺亚类软体动物’。这种软体动物在太平洋诸岛屿也被大量采集，尤其是为中国市场采集，它在那里可卖高价，其售价之高也许相当于中国人津津乐道的燕窝，而燕窝大概就是一种燕用从这种软体动物体内衔出的胶状物筑成的巢。这种软体动物无壳无腿，除了吸收和分泌这对器官外再没有其他明显的器官；但凭着伸缩灵活的触手，它们能像鳞翅目幼虫或蠕虫那样爬到浅水区域，这样在退潮的时候，它们就会被一种燕看见，燕之尖喙伸入它们软软的体内，衔出一种含胶的丝状物质，这种物质快干时即可筑入燕窝坚固的巢壁。由于上述生理特征，它们被称为‘腹足纲肺螺亚类软体动物’。

“这种软体动物呈椭圆形，个头大小不一，体长从三英寸到十八英寸不等；而我曾见过一些体长不下两英尺的。它们近乎圆形的身体有一面稍稍扁平，也就是贴近海底的一面；它们的厚度通常从一英寸到八英寸不等。它们在每年固定的季节爬到浅水区，这也许是为了交配繁殖，因为我们常常发现它们成双成对。当阳光直射水面并使水温升高，正是它们接近海岸之时；它们经常进入过浅的水域，结果遇上退潮便被留在那里暴露在烈日之下。不过它们从不把幼崽带入浅水，我们从没发现过，却常见成熟的海参从深水中爬出。它们主要吃那类能造出珊瑚的植物形动物。

“海参通常是从三四英尺深的水下采集；然后人们把它们运上岸，用刀将其一端切开，切口以一英寸或稍长为宜，这视海参的大小而定。海参的内脏便从这个切口挤出，其形与深水小动物的内脏大同小异。接着把参体洗净，放入锅中煮到一定程度，而这个程度必须掌握好火候。然后把它们置于土中埋四小时，接着再稍稍煮一会儿，在此之后便让它们脱水，既可用火烘也可日晒。晒干的海参更值钱，但晒干一担（133.33磅）海参耗费的时间和人力可烘干三十担海参。海参一旦按正确方法加工成干制品，便可在干燥之处存放两至三年而不变质；不过每隔几个月就应开仓检查，比如说一年检查四次，看它们是否有受潮的可能。

“如前所述，中国人视海参为一种珍贵食品，认为它具有强身健体、补血安神之神奇作用，能使因纵欲而淘虚的身体得以恢复。上等海参在广州的售价极高，每担可卖九十美元；二等货每担售价七十五美元；三等货每担五十美元；四等每担三十美元；五等二十美元；六等十二美元；七等八美元；八等四美元；不过小批量货在马尼拉、新加坡和巴达维亚[92]往往盈利更丰。”

协议一经达成，我们马上就把平整地基和搭建房屋所必需的工具材料搬上了岸。靠近海湾东岸的一大块平地被选中，那里树木和淡水都不少，离准备在那儿采集海参的主要礁丛也很近。这下我们都非常认真地开始干活儿，令岛上那些野蛮人惊讶不已的是，我们很快就伐倒了足够多的树木，并去枝剥皮把它们分别做成了柱梁檩椽，又过了两三天房屋的框架已成形，这时我们深信剩下的活儿已完全可以交给留下的三个人去做。那三个人是约翰·卡森、艾尔弗雷德·哈里斯和彼得森（我想他们全是伦敦人），他们全都自愿留在岛上。

当月最后一天，我们已做好了出发的一切准备。我们曾答应过要到村里进行一次正式的告别访问，并且太精酋长是那么固执地要我们遵守诺言，以至我们认为若拒绝访问将有把他惹怒的危险，这显然不是明智之举。我相信，当时我们谁也不怀疑那些野蛮人的诚意。他们的举止行为始终都显得礼仪周全，他们帮我们干活时既快活又敏捷，他们频频地无偿送给我们各种食物，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曾偷过我们一件物品，尽管我们船上的货物在他们眼里具有很高的价值，这从他们收到我们回赠的礼物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欣喜若狂中即可看出。他们的女人在各方面都显得尤为谦和有礼；总而言之，假若我们当时对一个待我们如此友好的民族抱有丝毫的怀疑之心，那我们说不定才是人类中最值得怀疑的种族。可时间很快就证明，这种表面上的淳厚不过是他们精心策划的要消灭我们的计划之组成部分，我们过于尊重的那些岛民原来是玷污了这颗星球的最野蛮凶残、阴险狡猾、嗜血成性的败类。

我们上岸去村里告别访问是在2月1日。尽管正如刚才所说，我们丝毫没有怀疑之心，但适当的小心谨慎也仍然没被忽略。六个人被留下来看守纵帆船，他们奉命在我们离船期间一直待在甲板上，不许任何一个野蛮人以任何借口靠近。防攀网被拉起，大炮填装了双倍的榴霰弹，旋转小炮的滑膛霰弹也都上了膛。纵帆船锚链垂直着泊在离岸约一英里的海面，任何木划子想从任何一个方向接近它都会被发现，并立即暴露在它旋转小炮的火力之下。

除六人留在船上外，我们上岸的一共是三十二人。我们都全副武装，配备有滑膛枪、手枪和单刃剑，此外每人都有一把长长的水手刀，此刀多少有点儿像现在我们西部和南部地区普遍使用的鲍伊猎刀。一百名黑皮武士在岸边迎接我们，以便陪我们一道进村。我们不无惊奇地注意到，他们这次全都没带武器；当就此事问及太精酋长时，他只是回答说“兄弟相聚无须刀枪”。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信了他的话，并随他们一道上路。

我们经过了前文说过的那股泉水和那条小溪，进入了一条穿过皂石山脉通往村落的狭窄山谷。此谷两边怪石嶙峋，道路崎岖不平，我们上次去村里访问就走得非常吃力。山谷全长大概有一英里半或者两英里。它蜿蜒曲折地穿过山岭（显然在很久以前它曾是一条水流湍急的山涧），最多走上二十码就会有一个急转弯。我敢说整条山谷两边的山岭平均垂直高度有七十或八十英尺，而在某些地段山岭则高得惊人，它们几乎完全遮住了日光，使谷底显得朦胧昏暗。谷底的宽度一般约有四十英尺，偶尔狭窄之处仅容五六个人并肩而行。一句话，天底下再也找不到比那儿更理想的埋伏场所，因此一走进山谷我们都情不自禁地留心自己的武器。现在回想我们当时的愚蠢，最令人惊讶之处似乎就是我们居然敢那么彻底地受那些素不相识的野蛮人的控制，以至在进入山谷时竟让他们把我们夹在了中间。我们当时稀里糊涂就走成了那种队形，因为我们愚蠢地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酋长和他的手下人都赤手空拳，相信我们的火器有足够的威力（其威力当时还不为那些土著人所知），更重要的是，我们愚蠢地相信那些卑鄙之徒长时间伪装的虚情假意。他们中有五六个人走在队伍前面，仿佛是在为我们开路，他们忙着搬开路面上的大石头和垃圾，我们的人紧随其后。当时我们挨得很紧，只注意防止被他们分开。走在我们身后的是野蛮人的大队人马，他们保持着森严的纪律和端庄的礼仪。

德克·彼得斯、一名叫威尔逊·艾伦的船员和我一起走在我们自己人队伍的右边，我们一边走一边观看悬在我们头顶的峭壁的奇特纹理。质地松软的岩壁上有一条裂缝吸引了我们的注意。那条裂缝的宽度可容一个人轻松地钻进，裂缝直着往山体内延伸了约二十英尺，然后便倾向左方。就我从谷底所能望见的深度来看，那条裂缝也许有六七十英尺。裂缝中生长着一两丛矮小的灌木，灌木枝上结着一种像榛子的坚果，这使我产生了一种好奇心想去看个究竟。于是我快步冲进裂缝，一把揪下了五六个坚果，然后就匆匆后退。一转过身来，我发现彼得斯和艾伦已跟着我进了裂缝。我请他们回去，因为裂缝中容不下两个人并肩通过，我还答应分给他们每人一两个坚果。于是他俩转身开始往外走。就在艾伦已接近出口之时，我突然感觉到一阵我从不曾经历过的震动，如果当时我还能意识到什么的话，那震动使我模模糊糊地感到坚实的大地突然裂开，世界末日正在来临。

第二十一章

我一回过神来就发现自己闷得难受，一团漆黑中，我匍匐在松软的土中，土块还在从四面八方坠落，重重地落在我身上，很快就有把我埋住的危险。惊讶于这可怕的发现，我拼命想爬起身，最后终于挣扎着站了起来。然后我一动不动地站着定了定神，竭力想弄清发生了什么事，我在什么地方。不一会儿，我听见一声低低的呻吟就响在耳边，接着又听见彼得斯喘着粗气让我以上帝的名义帮帮他。我朝声音的方向踉跄了两步，随之就正好跌倒在我朋友的头和肩上。我很快就发现松土已经把他埋了半截，他正拼命挣扎想要脱身。于是我使出全身的力气刨他周围的土，最后终于把他救了出来。

待我们惊魂初定，稍稍能进行推理，我俩马上就一致断定，由于某种自然震动或因自身重力的缘故，我们冒险钻进的这条裂缝的岩壁突然坍塌形成了洞穴，这样我们已被活埋，将再也见不到天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俩都死心地把自己完全交给了痛苦与绝望，没有相似经历的人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那种痛苦和绝望是多么强烈。我深信，人类所经历的灾难中没有一种能比像我们那样被活埋更容易引起灵魂和肉体双重的极度痛苦。包裹在被活埋者周围的冥冥黑暗，肺部承受的巨大压力，湿土令人窒息的气味，再加上获救无望、必死无疑的可怕念头，这一切都足以使内心的惊惧令人难以忍受、令人无法想象。

最后，彼得斯提出我们应该尽力弄清灾难的程度，把幽禁我们的牢笼摸索一番；虽说几乎不可能，但他认为也许会找到逃命的出路。我急迫地抓住这一线希望，挣扎着站起身来，试图在松土中前进。我刚刚迈出一步就看到了一丝光线，这足以使我相信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马上被闷死。这下我们稍稍振作了精神，互相鼓励切莫悲观。朝着有光亮的方向爬过一堆挡道的烂土之后，我们发现往前走不再那么困难，刚才令我们难受的胸闷也稍有减轻。不一会儿，我们已能够看清周围的物体，并发现我们已接近岩缝直道的尽头，岩缝从那儿拐向左方。我们又奋力往前走了几步，到了拐弯的地方，这时我们喜出望外地发现一条长长的小裂缝向上延伸，缝壁的坡度大约为四十五度，但有些地方特别陡峭。我们当时看不见裂缝的出口，但射入裂缝的阳光使我们几乎确信在其顶端（如果我们能设法爬到顶端的话）一定能发现通往地面的开阔通道。

这时，我忽然记起从山谷进入岩缝时我们一共是三个人，我们的伙伴艾伦还不知下落；于是我们马上决定返回直道里找他。冒着头顶上的土层继续塌陷的危险，我们搜寻了好一阵，最后彼得斯大声对我说他摸到了艾伦的脚，但他的整个身子都被深深地埋在土中，不可能把他救出。我很快就发现彼得斯说得一点儿不错，我们的那位伙伴已死去多时。于是我俩沉痛地把那具尸体留在原处，摸索着又回到了那个拐角。

小裂缝的宽度仅容我们的身体钻过，在两次攀缘尝试均告失败之后，我俩再次陷入了绝望。我已经讲过，山谷穿过的那些山是由一种像皂石般的软性岩石构成的。我们现在试图攀登的裂缝四壁也是同样的岩质，由于潮湿，缝壁特别滑，即便在坡度最平缓之处我们也难以站稳；而在一些陡峭得近乎垂直的地方就更难攀登；实际上，我俩一度认为不可能从那儿爬上去。我们在绝望中鼓起勇气，用水手刀在软质岩壁上挖出立足点，冒着生命危险攀住那些从岩壁伸出的硬质板岩的边角，最后我们终于到达了一个天然平台。平台连着一道树木繁茂的山沟，山沟尽头可见一小块蓝天。此时从容地回头看刚刚爬过的通道，我们从岩壁表面清楚地看出它是新近形成的，由此我们断定，不管那场突如其来的震动是怎么回事，它在封死岩缝的同时又为我们开辟了这条生路。由于那番攀登已使我们精疲力竭，实际上我俩当时已累得几乎站不稳身子，甚至不能连贯地说话，所以彼得斯建议我们用枪声召唤我们的同伴来援救。当时手枪还别在我们腰间，但滑膛枪和单刃剑都早已遗失在裂口下面的松土中。后来的情况证明如果我们开枪，那我们将后悔莫及。幸运的是，此时我心中隐隐约约地对那些野蛮人产生了怀疑，所以我们不打算让他们知道行踪。

休息了一小时左右，我们开始慢慢地朝山沟尽头爬去，没爬出多远就听见一阵阵可怕的喊叫声。最后我们终于爬到了也许可以被称为地面的地方。我这样说是因为，从平台开始我们所爬过的路都在一个拱顶之下，拱顶由高悬的岩石和繁茂的枝叶构成。我们非常谨慎地偷偷爬近一个狭窄的豁口，从豁口望去，周围的情况尽收眼底，这一望顿时令我们恍然大悟，那场震动的可怕秘密一下就被揭穿。

我们朝外观望的那个豁口离皂石群山之最高峰不太远。豁口左方五十英尺外就是那条山谷，我们的队伍从那里进山。可现在山谷中至少有一百码长的通道已完全被人工掀下的泥石填满，那些乱石烂泥足有上百万吨。把那么多泥石掀进谷底的方法简单得一看便知，因为这场血腥的谋杀留下了明显的痕迹。沿山谷东壁谷顶（我们此时在西壁谷顶）可见好几根被打入土中的木桩。木桩所立之处的岩壁没有坍塌，但沿着整个已坍塌的峭壁表面可清楚地看到一排像爆破手打炮眼留下的痕迹，这表明那些地方也曾打入过那种木桩，木桩间隔不超过一码，总长度也许有三百英尺，均打在离谷顶边缘约十英尺处。残留在谷顶的木桩上还系有用葡萄藤编成的粗绳，显而易见，这种粗绳曾系在每一根木桩上。我已经讲过那些皂石山岩奇特的层理，正是这种层理造成了我们死里逃生的那条岩缝，而我对那岩缝的描述也许有助于读者进一步去想象那种岩层的性质。此岩几乎在任何自然震动下都会顺着其一层一层平行的纹理垂直裂开，人为造成的适当震动也足以造成同样的后果。那些野蛮人正是利用这种岩层达到了他们背信弃义的目的。毫无疑问，凭着那长长的一排木桩，野蛮人掀下了两三英尺厚的谷顶岩壁，他们当时只需按信号同时拉每一根粗绳（这些粗绳均系在木桩上端，并从峭壁边缘往后延伸），杠杆作用便能把整个谷顶表层掀下山谷。我们那三十名伙伴的命运现在已可想而知。只有我和彼得斯逃脱了那场毁灭性的灾难，岛上的白人中只有我俩是活着的。

第二十二章

看来我们现在的处境并不比自认为被永远埋葬时好多少。除了被野蛮人杀死或俘虏，我看不到眼前有任何其他生路。我们诚然也可以在僻静的山间躲藏一阵，必要时还可以退回我们刚刚爬出的那条岩缝；但那样我们要么死于饥饿和极地漫长的寒冬，要么在试图获取给养时最终被岛民发现。

我们周围似乎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野蛮人，这时我们看见，还有许多来自其他岛屿的野蛮人正乘着平底木筏驶向岛南的海湾，他们的目的无疑是去协助夺取“简·盖伊”号。纵帆船此时仍静静地停泊在海湾内，船上的人显然并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临近。当时我们多想能与他们在一起！不管是和他们一同逃命，还是与他们肩并肩血战到底。可我们甚至连给他们发出警报的机会也没有，因为我们一旦弄出声响便会立即招来杀身之祸，而且发出的警告未必对他们有好处。用手枪开火也许足以使他们意识到岛上出了事，但不可能告诉他们眼下唯一的活路就是立即把船驶出海湾——枪声不可能让他们明白此时他们已不受任何信誉原则的束缚，不可能让他们知道伙伴已全部丧生。他们即便听到枪声也不可能做更充分的准备，因为他们早已准备好，而且时刻准备着。所以开枪报信只会有百害而无一利，经过这番深思熟虑，我们终于忍住了没有开枪。

接下来我们又考虑冲到海滩，夺下停靠在海湾尽头的那四只划子中的一只，并竭力杀开一条血路回到船上。但我们很快就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孤注一掷的冒险压根儿没有成功的可能。正如我刚才所说，此时岛上的野蛮人简直触目皆是，他们正藏在灌木丛中和山的背后，以免被纵帆船上的人看见。尤其是由太精酋长亲自率领的全部黑皮武士就潜伏在我们附近，正好堵在我们去停木划子之处的必经之路上，显然是待某批援军一到，他就会向“简·盖伊”号发起进攻。再说停在海湾尽头的那四只木划子上也有野蛮人，诚然他们手中没拿武器，可毫无疑问武器就放在他们身边。因此不管我们心里有多不愿意，我们都只能躲在藏身之处，偷偷地观看随即发生的那场血战。

大约半小时之后，我们看见六七十只满载着野蛮人的木筏或者说平底船，还有许多装有桨架的独木舟绕道向泊船的南湾驶来。除了手中的短棒和船底的石块，他们看上去没带别的武器。紧接着，一支更庞大的船队又从相反的一个方向朝纵帆船靠近，船上的野蛮人也是同样的装备。与此同时，那四只木划子也挤满了从岸上灌木丛中跃出的土著人，并飞快地离岸加入进攻的行列。真是说时迟那时快，就像变戏法似的，“简·盖伊”号眨眼工夫就被蜂拥而至的岛民团团围住，那些亡命之徒显然是要不惜任何代价夺船。

他们肯定会成功，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留在船上的六个人无论多么坚决地抵抗都顾不过来操纵那么多门火炮，或者说无论如何都没法进行如此众寡悬殊的一场战斗。我简直不能想象他们真的会抵抗，但这一点我完全错了。因为我很快就看见他们全力以赴，把右舷的舷侧炮瞄准了那些木划子，当时木划子已近得可以用手枪射击，那些平底船则在上风面差不多四分之一英里以外。由于某种不清楚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我们那些可怜的朋友眼见形势险恶而过分紧张，右舷炮的轰击完全没有奏效。没有一只木划子被击中，也没有一个野蛮人被炸伤，炮弹全都从他们头顶上飞过。唯一的效果就是突如其来的巨响和浓烟把他们吓了一大跳，他们一时间惊恐万状，以至我差点儿以为他们会放弃进攻的企图并撤回岸上。假若我们的人继续用右舷的小炮开火，那他们说不定真能打退这次进攻，因为当时木划子离纵帆船近在咫尺，小炮的轰击会产生巨大的威力，至少也可以吓得木划子不敢继续靠近，这样他们就能够从容地用左舷大炮向那些平底船开火。可他们没有用小炮进一步轰击就匆匆跑向了左舷，这就给了木划子上的家伙喘息的机会，他们从惊恐中回过神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结果发现并没有人受到伤害。

左舷大炮的轰击可谓大显神威，加倍的榴霰弹把七八只平底船炸成了碎片，有三四十个野蛮人当场丧命，至少有上百人受伤落水，其中大部分伤势严重。剩下的也全都吓得魂飞魄散，顿时掉转船头仓皇逃命，甚至不顾那些正在水中拼命挣扎、哭爹喊娘的同伙。然而这巨大的胜利来得太迟，已不能拯救我们那几位忠诚的伙伴。木划子上的家伙爬上纵帆船的已有一百五十人之多，其中大部分甚至在左舷大炮点火之前就已经攀上了锚链并越过了防攀网。这下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止这些野蛮人。我们的人马上就被击倒、被践踏，并在顷刻间被完全撕成了碎片。

看到这种情况，平底船上的野蛮人也不再害怕，并纷纷拥回来参加抢劫。“简·盖伊”号在五分钟内完全被糟蹋得不成样子。甲板被砍得千疮百孔；索具、帆篷以及甲板上每一件可移动之物均不可思议地被全部捣毁；与此同时，凭着四只木划子前拽后推，加上数以千计的野蛮人跳进水中围住大船一起使劲儿，他们终于把纵帆船弄上了岸（锚链早已被解脱），并把它交给了太精酋长的人。这位酋长在战斗期间就像一名高明的将军一样一直躲在山上安全的地方观战，不过现在胜利已经如愿以偿地到手，他也就不再摆架子，而是带着他的那队黑皮武士下山参加战利品的分配。

太精酋长的下山使我们终于能走出藏身之地，到周围察看那座山的情况。我们在离岩缝口五十码之处发现了一股细细的泉水，消解了我们难以忍受的干渴。在离泉不远的地方，我们又发现了几丛前面提到过的那种形似榛子的灌木。我们尝了尝枝上的果实，觉得可食，其味道与普通的英国榛子差不多。我们马上摘了满满两帽子，将其送回岩缝口又返回再摘。就在我们忙着采摘野果时，灌木丛中的一阵沙沙声引起了我们的警觉。我们正想偷偷溜回藏身之处，这时只见一只像野鸡的黑色大鸟扑腾着缓慢地蹿到了灌木丛上方。我当时惊得不知所措，可镇静得多的彼得斯纵身扑了过去，不待它逃走就一把抓住了它的脖子。它拼命挣扎，尖声啼叫，以至我们差点儿想把它放走，以免其叫声惊动了也许还潜伏在附近的野蛮人。最后我们用水手刀使它停止了挣扎，把它拖进山沟，这时我们为自己感到庆幸，因为不管怎么说，我们总算弄到了足够吃一个星期的食物。

接着我们又出去四下搜寻，冒险顺着南坡往山下走了相当长一段距离，但再也没找到别的可食之物。看见一两队土著人正扛着从船上抢来的东西往村里走，我们担心他们经过那座山时会发现我们，于是匆匆拾了些干柴就返回了岩缝口。

我们下一步所关心的就是让我们的藏身之处尽可能隐蔽，为此我们弄来一些树枝遮住了我前面说过的那个豁口。我们只留了一个小孔，大小足以让我们望见海湾，但又没有被山下人发现的危险。做完这件事后，我们为藏身之处的安全感到庆幸。因为只要我们待在沟里不冒险到山坡表面，我们就绝无暴露之虞。在我们待的这条连着岩缝的沟里，我们没发现野蛮人来过的痕迹；但当我们想到这山沟的那条岩缝很可能仅仅是由于山体震动而刚刚形成，很可能再没有别的途径与这道深沟相连，我们就不再那么欢欣鼓舞，因为我们担心也许压根儿就找不到下山的途径。我们决定，一有机会就把我们所在的山顶彻底勘察一番。与此同时，我们通过那个瞭望孔继续观察野蛮人的动静。

这时，他们已彻底破坏了那艘纵帆船，并准备将它付之一炬。不久，我们就看到大股的浓烟从主舱口升起，随之，一大团火焰从前舱窜出。索具、桅杆和残存的帆篷立即着火，大火很快就蔓延到整个甲板。可仍有许多野蛮人继续围在船边，用石块、斧子和炮弹敲打着船体上的螺钉和其他铜铁部件。当时除了一些带着战利品回村或回到附近岛屿的家伙之外，纵帆船周围的海滩上、划子上和平底船上至少还有数以万计的野蛮人。这下我们预见到他们将大祸临头，果然不出所料。首先是一阵猛烈的震动（我们在藏身之处也觉得好像遭到了轻微的电击），但并未伴随着任何可见的爆炸迹象。那些野蛮人显然都惊呆了，一时间停止了敲打和呐喊。正当他们要重新开始喧闹时，甲板上突然腾起一大团浓烟，看上去就像一团黑压压的云。接着，好像从船头赫然窜起一根高达四分之一英里的熊熊火柱。火柱随即猛地向四方扩散，仿佛就像变魔术似的，天上顷刻间就飞满了木头金属的碎片和人体的残肢断臂。最后是那阵最猛烈的震动，震得连我们都站不稳，同时山岭间都回荡起那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残渣碎片像雨点似的溅落在我们周围。

这次爆炸的威力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料，那些野蛮人这下是真正尝到了他们背信弃义的恶果。也许有一千人被当场炸死，至少有同样多的家伙被炸得血肉模糊，缺胳膊少腿。整个海湾里都浮满了拼命挣扎或奄奄一息的恶棍，而岸上的情况更惨不忍睹。这场突如其来且完全彻底的惨败似乎吓得他们魂不附体，他们谁也没采取行动去救助自己的伙伴。最后，我们看到他们的行为发生了一种剧变。他们似乎同时从呆滞中清醒过来，进入了一种异常兴奋的状态，疯狂地围着海滩上的一块地方冲来冲去，脸上露出一种交织着恐惧、愤怒和极度好奇的神情，并一齐声嘶力竭地呐喊：“特克力—力！特克力—力！”

不久，我们看见一群人跑进山里，随即又扛着许多木桩回到海滩。他们把木桩扛到人群最密集的地方，人们纷纷闪开为他们让路，这下我们看到了令他们兴奋的那个物体。开始我们只看见地上有一团白花花的东西，却未能马上认出那是何物。最后我们终于看清，原来那是纵帆船于1月18日从海中捞起的那具红牙红爪的怪兽尸体。盖伊船长曾把这具尸体保存起来，打算把它制成标本带回英国。我记得就在我们到达这座岛屿之前，他曾对此事做过一些吩咐，随后怪兽就被搬进舱内，放在了一个贮藏柜里。刚才那场爆炸把怪兽抛上了海滩，可我们弄不明白它为何在野蛮人中造成了那么大的影响。尽管他们黑压压一片，离那具兽尸并不太远，但看上去谁也不愿意离它太近。那些搬来木桩的家伙不一会儿就把木桩打进土中，将那头怪兽团团围住，而当这道木围栏刚一建成，所有的野蛮人就像潮水一般向岛心腹地涌去，一边跑一边叫喊：“特克力—力！特克力—力！”

第二十三章

随后的六七天里，我们一直待在山上那个藏身之地，只是偶尔小心翼翼地出去弄一些水和榛果。我们在那个平台上搭起了一个棚子，棚内铺了一层干树叶，并支起了三块扁平的石头，石头既当火炉又当桌子。凭着摩擦一软一硬两块木头，我们很容易就生了一堆火。被我们捕获的那只鸟虽说嚼起来有点儿费劲，但味道挺不错。它不是一种海鸟，而是一种野鸡，羽毛灰黑相间，翅膀与身子相比显得很小。我们后来在山沟附近又看见过三四只那样的野鸡，它们显然是来寻找被我们捕获的这只。但由于它们均未着地，所以我们没有机会捉住它们。

有鸟肉吃的那些天我们没遭什么罪，可现在鸟肉已被吃光，寻找新的食物绝对必要。榛果填不饱我们的饥肠，而且害得我们肚子痛，如果吃得太多还引起剧烈的头痛。我们已发现山下东边靠近海湾的地方有几只很大的龟，而且我们还看出，只要我们不被土著人发现，那几只龟也许很容易被我们捕获。我们决定设法下山。

我们首先从南坡开始，因为它似乎最为平缓，但（正如我们曾根据山形所预料的那样）我们往下还没走上一百码，就被一条幽峡挡住了去路，这条幽峡是埋葬了我们那些伙伴的那条山谷的分支。我们沿着幽峡边缘绕行了约四分之一英里，一道陡峭的深壑又横在了我们脚下，深壑边缘不容行走，我们只好退回藏身的那条山沟。

接着我们又往东边探路，但结果与南边一模一样。冒着摔断脖子的危险爬了一小时之后，我们发现不过是下到了一个黑色花岗岩深谷内，谷底有一层细细的粉末，深谷唯一的出口就是我们下去时所经过的那条崎岖通道。沿这条通道艰难地爬出深谷，我们又开始勘察山的北面。在这一面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小心，因为稍有疏忽，我们就会暴露在村里野蛮人的眼中。所以我们手膝着地慢慢爬行，甚至偶尔还伸直四肢趴在地上，抓住灌木枝，拖动身体前进。以这种谨慎的方式没爬多远，我们又被一条裂缝挡住了去路，这条裂缝比我们已见过的几条更深，它直接通往那个大山谷。这样，我们的担心被充分证实，我们发现压根儿就没有下山的道路。这番勘察使我们精疲力竭，我们尽快地返回平台，倒在干树叶铺成的床上美美地睡了一觉。

寻路失败之后，我们又花了几天时间搜遍了山顶的每一个角落，希望能探明蕴藏的实际资源。我们发现，除了那种对身体有害的榛果和一种气味难闻的辣根草外，山上再也找不到什么可食之物，而且辣根草只生长在十二三码见方的一小块土上，要不了多久就会被吃光。根据我的记忆，到2月15日那天，辣根草已一点儿不剩，那种坚果也所剩无几，所以我们的处境已糟得不能再糟。16日那天，我们又绕着山顶搜寻，希望能找到一条逃生之路，但终归徒然。我们重新爬下那条使我们得以攀上平台的岩缝，怀着侥幸之心想在这条通道中找到通往大山谷的出口。这番努力也枉费心机，尽管我们找到并带回了一支滑膛枪。

17日，我们又出发去我们第一次寻路时到过的那个黑色花岗岩深谷，决心对其进行一次更为彻底的勘察。我们记得谷壁上有一道岩缝上次我们只钻了一半，这次我们急切地想一钻到底，虽说我们并不抱找到出口的希望。

和上次一样，我们没费多大劲儿就到了谷底，这次我们能够从容地仔细观察。那看上去的确是一个可想象的最奇妙的地方，我们简直不敢相信它完全是大自然的造化。如果踏遍弯弯曲曲的谷底，这条深谷从东端到西头约有五百码长，可它由东到西的直线长度不过四十码或五十码（这当然是我的估计，因为当时没有精确测量）。刚往下走时，也就是说从山顶往下走一百英尺，深谷两边的峭壁看上去迥然不同，而且显然从不曾连接，一边峭壁表面是皂石岩，另一边则是表面有一些金属质地粒状物的泥灰岩。此处两壁间的平均宽度大概有六十英尺，但形状构造并无规律。越过这一界线继续往下，深谷陡然变得狭窄，两边峭壁也开始平行，尽管在一段距离内，峭壁之岩质和形状仍不相同。当进入离谷底五十英尺的范围内，便开始了一种完美的规则对称。此时两壁的岩质、色泽和走向都完全一致，岩质是一种乌黑发亮的花岗岩，间距保持着始终如一的二十码。这个深谷的准确形状可凭当时画的这幅平面图一目了然；因为我的笔记本和铅笔那时侥幸留在身边，在随后的一系列冒险中，我也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它们，而多亏了它们，我才得以记住许多细节。

图一

此图（见图一）除了没画出岩壁上的小洞之外，基本上展示了那个深谷的大致轮廓，岩壁上有好几个小小的洞穴，每个洞穴对面的岩壁上都有一块相应的突出部。深谷谷底覆盖着一层细得不能再细的粉末，有三四英寸厚，我们发现粉末下面是与峭壁相连的黑色花岗岩。读者也许会注意到，平面图右方底端有一截形似出口的支道；这就是上文所说的那道岩缝，我们二进深谷的目的就是要对这道岩缝进行一番更仔细的勘察。当时我们砍掉了堵在岩缝里的许多荆棘，并搬开了一大堆形如箭镞的棱角锋利的燧石，精神抖擞地钻进了狭窄的岩缝。虽有荆棘、燧石挡道，但岩缝远端的一线光亮激发了我们不屈不挠的勇气。我们终于往前挤了约三十英尺，并发现那岩缝原来是一个低矮且形状规则的拱洞，洞底与谷底一样也覆盖着一层细细的粉末。这时前边出现了一道强光，转过一个急弯，我们发现自己进入了另一条峭壁高耸的深谷，除了纵向轮廓不同之外，此谷外观在各个方面都与我们刚离开的那一条完全一样。其大致轮廓如下（见图二）。

图二

从a点绕过弯道b到终点d，这个深谷全长为五百五十码。我们在c点发现一条狭窄的岩缝，其形状如同我们从第一个深谷钻过来时经过的那个拱洞，洞内同样也堵满了荆棘和大量白色的箭镞形燧石。我们奋力挤过该洞，发现它大约有四十英尺长，另一端连着第三个深谷。除了纵向轮廓有异，此谷外观在各方面同样也都像第一个深谷。其形如下（见图三）。

我们发现第三个深谷的总长度为三百二十码。在a点有一条约六英尺宽的岩缝，如我们所料，此缝往岩壁内延伸了十五英尺便中断于一堵泥灰岩壁，前面再也没有任何裂缝。我们正要从这条光线微弱的岩缝中退出，这时彼得斯叫我看岩缝尽头泥灰岩壁表面上一组形状奇怪的凹痕。这组凹痕虽显粗糙，但若稍稍发挥一点儿想象力，那左边的凹痕也许可以想象成是有意凿成的一个人形，人形直立并向前伸着手臂。其余的凹痕也有点儿像一些字母符号，而彼得斯无根据地认为它们的确就是所想象的文字图形。我最后终于让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我叫他注意岩缝的地面，并和他一道从粉末中一块块地拾起了几大块显然是从岩壁表面震落下来的碎片，这些碎片的凸角正好与那些凹痕吻合；因此证明了它们的剥落纯属天工而非人为。图四便是那组凹痕的准确临摹。

在确信那些奇怪的洞穴不可能为我们提供逃路之后，我们垂头丧气地爬回到山顶。在其后二十四小时里没发生什么值得一提的事，只是我们在第三个深谷的谷顶之东曾发现两个三角形的深坑，坑壁也是黑色花岗岩。我们认为不值得下那两个深坑，因为它们看上去不过是两口天然深井，下边不会有出路。两坑的周长均为二十码左右，它们的形状和与第三个深谷的相对位置如上页图五所示。

第二十四章

当月20日，发现仅凭给我们带来极大痛苦的榛果再也不可能继续支撑，我们决定铤而走险从南坡下山。虽说整个南坡（从坡顶到坡底至少有一百五十英尺）陡峭得近乎垂直，有多处甚至向山壁凹进，但峭壁之表面是那种软质皂石岩。经过久久的探察，我们发现一狭窄的壁架露在绝壁边缘之下约二十英尺处。凭着我们的手巾连成的一条绳子，彼得斯在我的尽力帮助下跳到了壁架上。我下得比彼得斯艰难，但也到了壁架。这下我们看出可以用我们从岩缝中爬出的方法爬下那道绝壁——就是说，用水手刀在皂石岩壁上挖出下山的台阶，这样做所冒的危险简直难以想象。但既然已经无路可走，我们只能下定决心孤注一掷。

我们立足的那个壁架上生长着一些灌木，我们把手巾绳的一端牢牢地系在了一株灌木上。绳子的另一端系在彼得斯腰间之后，我把他慢慢放下悬崖，直到手巾绳完全拉紧。接着他开始在峭壁上凿洞（深达八九英寸），并把洞上方一英尺左右高的泥灰岩壁斜着削掉，以便他能用手枪柄在平面上垂直钉进一颗还算结实的木钉。然后我把他往上拉了约四英尺，他在那里又凿了一个同样的洞，钉入了一颗同样的钉子，这样手和脚都有了攀附之处。这时，我从灌木上解开手巾绳并把绳端丢给他，他把绳端系在上面一颗木钉上后，慢慢地滑到了比他先前的位置还低约三英尺的地方，也就是手巾绳的长度容许他到达的极限。他在那儿又挖了一个洞，又钉了一颗钉。然后他自己拉着绳子往上爬了一截，把脚踏在了新挖成的洞里，手则攀住了上面一个洞里的木钉。现在必须解开拴在最上面那根木钉上的手巾绳，以便将其系在第二根木钉上；这时，他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让洞与洞之间的距离相隔太远。不过，在进行了两次危险的尝试而手仍然够不着绳结之后（他用左手抓住木钉，右手则试图解开绳结），他终于在离绳结六英寸处砍断了手巾绳。接着他把绳端系于第二颗木钉，然后降到了第三洞之下，这次他注意到了适当的距离。凭着这种方法（我自己绝对想不到这种方法，这全赖彼得斯的聪明和刚毅），加之偶尔借助于峭壁上的突出部分，我的伙伴终于成功并安全地下了那道绝壁。

我犹豫了好一阵也鼓不起跟着他下去的勇气；不过，我终于还是下定了冒险一试的决心。彼得斯下去之前留下了他的衬衫，还加上我自己的衬衫，制成了这番冒险所必不可少的绳子。我先把从岩缝中找回的那支滑膛枪丢下山崖，然后把亚麻布接成的绳子系在灌木枝上，接着便快手快脚地开始下山，我试图以迅速有力的动作来驱除恐惧。下最初四五级台阶时，这种方式还很奏效；可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自己老是忍不住去想身下的峭壁还有多高，承受我身体重量的木钉和泥灰岩是多么不牢靠，于是恐慌便油然而生。我竭力想驱散这些念头，让自己的眼睛死死地盯住面前的峭壁表面，结果却是徒劳。我越是拼命地不去想它，那些念头就越是清晰鲜明。最后，我终于陷入了那种幻觉，这是在所有相同情况下最可怕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我们开始去预想自己即将坠入深渊时的感觉——那种恶心、眩晕、临死的挣扎、半昏迷状态，以及最后头朝下急速坠落的痛苦。当时我觉得这些幻觉都具有真实性，所有想象中的恐怖也全都实实在在。我感到自己的两个膝盖在猛烈地碰撞，我抓住木钉的手也在慢慢地但无疑地放松。我感到一阵耳鸣，心想：“这就是我的丧钟！”我再也压抑不住朝下看的欲望。我不能也不愿把我的目光限制在峭壁表面；怀着一种半是恐惧、半是解脱的疯狂而模糊的感情，我终于低头朝脚下的深渊望去。我抓住木钉的手指顿时一阵痉挛，随之脑子里就朦朦胧胧地闪过逃生无望的念头——接着，我的整个心灵都充满了一种想坠落的欲望。那是一种憧憬、一种渴慕、一种无法控制的神往。我马上松开了抓住木钉的手，从悬崖上半转过身子，贴着岩壁摇晃了片刻。此时我感到一阵头昏眼花，一个尖厉而虚幻的声音骤然响起在我的耳边，一个可怕而朦胧的身影蓦然出现在我的下面。我舒了口气，怀着一种急切的心情倒下，一头扑进了那个身影的怀抱。

我昏了过去，当我倒下时是彼得斯抓住了我。他一直站在悬崖下面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看见我摇摇欲坠时，他曾用他所能想到的话竭力鼓起我的勇气。可我当时神志迷乱，完全没听清他对我说些什么。最后他飞快地爬上峭壁前来救我，并刚好把我抓住。要是当时我以全身重量往下一坠，那根亚麻布绳子肯定会被拉断，而我则不可避免地会坠下深渊。事实上，他设法减缓了我的下坠，结果让我安然无恙地悬在了空中，直到我苏醒过来。我从昏迷到苏醒大约经历了十五分钟，醒来时，我的恐慌已完全消失。我感觉到了一股新的活力，借助于我朋友的帮助，我终于也平安地到达山脚。

这时，我们发现自己离埋葬我们那些朋友的山谷并不太远，就在山体坍塌之处的南边。这是一条格外荒僻的幽峡，凄凉的景象令我想起旅行者所描述的巴比伦遗址的那种苍凉。且不说乱七八糟的堵在幽峡北端的残崖断壁，单是我们周围就到处都耸立着形如荒冢古墓的土丘石堆。它们仿佛一些巨大建筑的废墟，尽管细观丝毫也看不出人工的痕迹。火山熔岩可谓满谷，还有大块大块奇形怪状的黑色花岗岩石，一些泥灰岩[93]也错落其间，两种岩石的表面都有金属质地的颗粒。举目望去，整条荒峡不见一草一木，只见岩丛间有几只巨大的蝎子，还有各种在其他高纬度地区看不到的爬行动物。

由于获取食物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我们决定去不足半英里之遥的那片海滩去捕获我们曾看见过的那几只龟。我们在高耸的巉岩荒丘之间朝前行进了几百码，当我们转过一个岩角之时，五个野蛮人突然从一个小洞穴里跃出，一棍子就把彼得斯击倒在地。看见彼得斯倒下，那五个家伙全都扑上去想把他捆住，这便给了我足够的时间恢复镇静。我还带着那支滑膛枪，但枪管已在我把枪扔下山崖的过程中严重损坏，于是我把它丢到一边，我更信赖我一直留心保管的两把手枪。我拔出枪冲向敌人，两枪接连开火。两个野蛮人应声倒下，一个正要用矛刺彼得斯的家伙也停住矛头惊跳起来。我的伙伴一旦脱身，我们对付那几个家伙就不再有困难。他也有手枪，可他非常精明地未加使用，因为他相信自己那股据我所知的无与伦比的力量。他从倒下的一个野蛮人手中抓起一根木棍，转眼间就一棍一个把剩下的三个家伙打得脑浆迸裂，我们彻底地赢得了那场战斗。

这一切发生得实在太突然，以至我们几乎不敢相信其真实性。当我们正站在那几具尸体旁边呆看，远处传来的呐喊声使我们猛然回过神来。显而易见，枪声惊动了野蛮人，我们不被发现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若要再攀上悬崖，那我们必须迎着传来呐喊声的方向跑；即使我们抢先到达山脚，我们也不可能在被他们看见之前就爬上山顶。我们当时的处境真是危在旦夕，正当我们在犹豫选择哪条路时，一个我以为已被手枪打死的野蛮人从地上一跃而起，撒腿就跑。不过，他没跑几步就被我们追上，我正要把他杀掉，这时彼得斯建议说，若是强迫他陪我们一起逃，我们也许会从中得到好处。于是我们让他跟在我们身边，并让他明白如果反抗就会被手枪打死。不一会儿，他就完全顺从了我们，并陪着我们穿过乱石，冲向海边。

到这时为止，除了偶尔瞥见海水，大海一直被起伏不平的山地遮住，而当整个大海完全展露在我们眼前之时，它离我们也许只有两百码之遥。我们一进入开阔的海滩就惊恐地发现，从村里拥来的野蛮人正成群结队地从四面八方向我们逼近，他们都气势汹汹，像野兽一样狂吼乱号。我们正想转身退回更荒凉的山地，这时，我忽然发现从一块伸入海中的巨石后面露出两只木划子的船头。这下我们拼命地冲到木划子跟前，发现它们既无人看守也没有装货，划子里只有三只加利帕戈巨龟和通常为六十名划手备下的桨。我们马上占有了其中一只，强迫我们的俘虏上了划子之后，我们便使出全身力气一齐往海上划。

我们刚划出五十码远就基本上镇定下来，从而意识到我们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竟然把另一只木划子留给了那些野蛮人，此时他们离水边已只有百码之遥，而且一个个快步如飞。现在已到了刻不容缓的紧要关头。我们要改正错误的希望充其量也只是一种侥幸，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即便我们竭尽全力往回划也很难抢在野蛮人之前夺下那只木划子，但我们毕竟有一线成功的希望。假若我们成功，那我们就有可能死里逃生；而如果我们放弃努力，那就相当于伸着脖子等野蛮人来宰割。

那种木划子的两头是同样的造型，要回到岸边我们无须掉头，只需改变划桨的方向。一见我们往回划，岸上的野蛮人叫得更响、跑得更快，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冲向水边。但我们使出全身力气拼命划桨，终于与冲在最前面的一个野蛮人同时赶到。这家伙为他的敏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他刚一扑到水边就被彼得斯一枪打穿了脑袋。当我们抓住那只木划子时，紧跟其后的一伙野蛮人离水边已只有二三十步。我们开始试图把那只木划子拖进野蛮人够不着的深水，但发现它因搁浅而纹丝不动。在这间不容发的紧要关头，彼得斯抡起滑膛枪猛砸两下，成功地砸下了一截船头和一大块舷侧板。然后我们迅速划离岸边。此时两个野蛮人已抓住了我们的木划子，并且顽固地死不松手，我们不得不用刀结果了他俩。这下我们终于摆脱了追击，往海上划出了一大段距离。此时大批野蛮人追到了海边，气急败坏地站在岸上发出惊天动地的号叫。从我亲眼目睹的每一件事来看，这些野蛮人的确是地球表面上最邪恶、最虚伪、最歹毒、最凶残、最像魔鬼的一个种族。毫无疑问，我们当时若落到他们手中，肯定只有死路一条。他们曾疯狂地企图乘那只破划子来追赶我们，但结果发现那只划子已不能使用，于是他们又发出一阵可怕的怒吼狂号，并一窝蜂地往山间冲去。

我们暂时逃脱了眼前的危险，但情势仍然不容乐观。我们知道那些野蛮人拥有四只同样的划子，并不知道其中两只已在“简·盖伊”号爆炸时被炸成了碎片（我们后来才从俘虏口中得知这一事实）。所以我们以为，一旦那些野蛮人绕到约三英里外的通常停船的那个海湾，他们又会很快地追上来。这一担心使我们拼命要尽可能地远离那座海岛。我们强迫那名俘虏和我们一道挥桨，木划子飞快地划过水面。大约半小时后，当我们已向南划出了五六英里之时，我们看见许多平底船驶出了那个海湾，显然是想来追赶我们。没多久他们就发现已望尘莫及，只好悻悻然地掉转了船头。

第二十五章

此时我们发现自己在南纬84度线以南，在苍茫的南极洋面上，在一条并不结实的木划子里，除了三只龟没有别的给养。极地漫长的冬天也不远了，我们必须认真考虑该去向何方。海面上可见六七座属于同一群岛的岛屿，岛与岛之间相距五六里路，但这些岛我们都不敢冒险靠近。在乘“简·盖伊”号南下的航行中，我们已经把最危险的浮冰区通通留在了身后。不管这一点与世人普遍接受的关于南极地区的概念多么不同，但它是我们的亲身经历。所以，试图掉头北上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尤其是在这么晚的季节。看来只有一条路还有希望通行。我们决定勇敢地向南行进，至少在南边有可能发现别的岛屿，而且很有可能遇上更温和的天气。

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南极海域和北冰洋一样非常奇怪，没有狂风巨浪。不过我们的木划子虽说很大，但无论如何都经不起风吹浪打，于是我们开始忙碌，力图以我们所能采用的有限的各种手段尽量加固船身。木划子的主体部分不过是用一种树皮做成的——一种陌生的树之树皮。其肋材用的是一种坚韧的柳木，这种柳木做肋材倒正好适合。木划子长约五十英尺，宽四至六英尺，舷侧从头到尾都是四英尺半高——所以这种木划子与文明人所知的南半球海洋其他居民使用的船只在形状上截然不同。我们一点儿不相信这种木划子是由拥有它们的那些愚昧的岛民制造的。几天后询问俘虏时方得知，它们实际上是偶然落入那些野蛮人手中的，其建造者是另一个岛屿上的土著人，该岛屿位于我们发现木划子的那个群岛的西南方。我们为加固船体所能做的工作其实很少。木划子两头都发现有几道宽裂缝，我们设法撕了羊毛衫将其堵住。划子里有许多多余的长桨，我们以此为材料在船头做成一个框架，用以撞碎任何有可能打入划子内的浪头。我们还竖起两支桨作为桅杆，两桨相对而立，分别插在两边舷侧，这样就不必再用帆桁。然后，我们在桅杆上挂起了一块用衬衫拼成的帆。做帆稍稍费了点儿力，因为尽管我们那个俘虏甘愿为我们做其他任何事，可就是不肯帮我们做帆。亚麻布似乎对他产生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影响，他无论如何都不肯摸一摸或者靠近我们的衬衫。当我们试图强迫他时，他吓得浑身发抖，并不住地尖叫“特克力—力！”

完成了我们的加固工作之后，我们暂时往东南偏南航行，为的是避开群岛最南端的岛屿。达到这一目的之后，我们便朝着正南方向前进。天气很好，稳定而柔和的风一直从北边吹来，海面风平浪静，白天没有尽头；举目不见任何冰的影子。自从过了贝内特岛所在的纬度后，我就再也没见到过一块冰。事实上，这里的水温高得绝不允许冰的存在。在杀了最大的一只龟，从而获得丰富的食物和大量淡水之后，我们一连平安无事地航行了七八天。在这七八天里，我们肯定向南行进了很长一段距离，因为我们不仅始终一帆风顺，而且还有一股强大的洋流一直陪着我们流向南方。

3月1日。[94]现在许多异常现象都表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奇的地域。南方地平线上始终绵亘着一长溜高高的淡灰色雾气，其顶端偶尔闪现出几条光带，光带忽而自东向西闪亮，忽而由西向东发光，接着又呈现出一个不变的顶端——简言之，就是具有北极光所具有的所有变化。从我们当时的位置望去，雾团顶端与我们的视点形成一个大约二十五度的仰角。水温似乎在不断增高，水的颜色也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变化。

3月2日。今天我们一再盘问我们的俘虏，终于知道了有关发生屠杀的那座岛、岛民以及风俗的许多情况——可我现在怎么能用这些情况来缠住我的读者呢？不过我也许可以说，那个群岛共有八座岛屿，八座岛屿都由一名共同的酋长统辖，酋长名叫特萨勒蒙或普萨勒蒙。他住在该群岛中最小的一座岛屿上。那些武士穿的黑色兽皮取自一种巨大的野兽，这种野兽只出没于那位酋长居所附近的一条山谷。那个群岛的居民只会造平底船，那四只木划子是他们偶然从西南方的一座大岛弄到手的，也是他们所拥有的仅有四只。我们那个俘虏名叫奴奴，他从来不知道贝内特岛。我们离开的那座岛名叫特萨拉尔。特萨勒蒙和特萨拉尔这两个词的首音都带着一种拖长的咝咝声，我们发现这种声音不可能模仿，即便一再努力也难发出，它与我们在山顶上吃的那种黑毛野鸡的啼叫声一模一样。

3月3日。现在水温已高得惊人，水的颜色正在急剧变化，它不再透明，而是具有了一种乳汁的浓度和色泽。紧靠我们周围的海水非常平静，绝没汹涌到危及木划子的程度。可我们惊骇地看到，在我们左右两侧距离不等的远处，海面往往突然发生大范围的激荡。最后我们注意到，海面激荡之前，南方的雾霭区总会出现一阵强烈的闪光。

3月4日。由于从北方吹来的风明显减弱，我从衣袋里掏出一块白手巾打算加宽我们的风帆。当时奴奴就坐在我身旁，而当白色的亚麻手巾偶然闪现在他面前时，他突然一阵痉挛，之后他就变得茫然呆滞，嘴里一直咕哝着：“特克力—力！特克力—力！”

3月5日。风已经完全停息，但在强大的洋流推动下，我们显然还在急速向南行驶。按当时的情形来看，实际上我们应该为正在发生的事感到惊恐才算合乎情理。但我们没有感到惊恐，尽管彼得斯脸上不时露出一种我看不透的表情，却没表现出任何惊恐不安。极地的冬天似乎正在来临，但一点儿不可怕。我觉得身体和头脑都有点儿麻木——一种感觉上的模糊，仅此而已。

3月6日。现在灰蒙蒙的雾气从地平线上升高了许多，并且正在逐渐失去灰色。海水已变成热水，甚至有点儿烫手，它呈现的乳色也比任何时候都明显。今天海水的一次激荡就发生在离木划子很近的海面。激荡照旧伴随着雾团顶端一阵强烈的闪光，而且其底端与水面也瞬间分离。当雾团中的闪光消失，当大海的激荡渐渐平静，一种像是火山灰但肯定不是火山灰的——细细的白粉洒落在木划子上和辽阔的海面上。奴奴现在捂住脸趴在船底，无论怎样哄劝都不肯起来。

3月7日。今天我们问奴奴，他的同胞屠杀我们的伙伴是出于什么动机。他看上去吓得太厉害，以至不能神志健全地回答问题。在我们的一再追问下，他只是做出一些傻乎乎的示意动作，譬如用食指掀起他的上嘴唇，露出一口牙齿，等等。他的牙是黑色的，在此之前我们还没看见过特萨拉尔岛上居民的牙齿。

3月8日。今天从木划子旁边漂过一头白兽，就是在特萨拉尔岛海滩上引起那些野蛮人骚动的那种。我本来打算把它捞上木划子，可当时我突然感到一阵倦怠，因而也就作罢。水温还在上升，现在已烫得不能把手在水里多放一会儿。彼得斯很少说话，我不知道该怎样理解他那种漠然。奴奴还在呼吸，仅此而已。

3月9日。现在那种白色粉末不断地洒落在我们周围，而且是大量洒落。南方那团雾气也已经升得很高很高，并且开始呈现出更清晰的轮廓。我只能把它比作一道无边无际的瀑布，正从天上的某堵巨墙悄然滚落海中。那道巨大的水帘横贯了整个南方地平线。它没发出任何声音。

3月21日。一片冥冥黑暗悬在我们的头顶，但从乳色海水深处浮现出一片光亮，光亮无声地滑动在木划子的舷侧。白色的粉末令我们几乎难以忍受，阵雨般的白粉落进水里便融化，却凝在我们身上、堆在木划子里。那道瀑布的顶端已完全隐入高空的黑暗中。我们显然正在以一种可怕的速度飞快地向它驶近。不时可见水帘上裂开一道道宽宽的但转瞬即逝的豁口，豁口中可见有许多朦朦胧胧、飘忽不定的幻影，一阵阵非常猛烈但无声无息的狂风从豁口刮出，风过之处，闪光的海面被撕裂。

3月22日。黑暗已大大加深，只有我们面前那道白色水帘反射的水光才使之有所减退。现在无数苍白的巨鸟不断地从水帘那边飞出，当它们从我们眼前避开时，它们发出的不绝于耳的啼鸣声“特克力—力”。趴在船底的奴奴闻声动弹了一下，当我们摸他时，发现他的灵魂已经离去。此时我们冲进了那道瀑布的怀抱，一条缝隙豁然裂开来迎接我们。缝隙当中出现了一个披着裹尸布的人影，其身材远比任何人都高大。那个人影皮肤洁白如雪。

附记

与皮姆先生最近不幸猝亡有关的详细情况已通过新闻媒介为公众所知。人们担心的是本故事尚未发表的最后几章已因为他的猝然弃世而不可挽回地丢失，因为当上文正在排印之时，最后几章文稿还留在他手边校订。不过，情况也许会证明并非像公众所担心的那样，倘若那些文稿最终失而复得，一定会被尽快地公之于众。

与此同时，弥补眼下缺陷的每一种办法均已试过。根据作者在序言中的陈述，他提到过姓名的那位先生也许可以被认为有能力填补这个空白。但那位先生拒绝承担这项任务，他提出了两个言之有理的理由，一是提供给他的细节总体上不够精确，二是他怀疑后一部分的叙述是否完全真实。可望提供一些情况的彼得斯还活着，眼下居住在伊利诺伊州，但我们暂时无法与他取得联系。他以后也许会被找到，而且他肯定愿意提供素材，使皮姆先生的故事有一个结尾。

最后两三章（因为只有两三章）要是真正丢失那将更令人遗憾，这不仅因为它们无疑讲述了极点本身的情况，或至少讲到了紧挨着极点的那些区域，而且还因为作者关于这些区域的讲述，也许不久就会被正准备前往南极海域的官方考察队证实或证伪。

这番叙述中有一点也许值得评说几句。若是这番评说能在任何程度上有助于读者相信现在发表的这些非常奇特的记录，那这篇附记的作者将感到万分欣慰。我们要评说的是在特萨拉尔岛上发现的那几个深谷，以及第1165、1166、1167和1168页[95]上的全部图形。

皮姆先生未加评述地画出了那几个深谷的图形，并断然宣称在最东边那个深谷之尽头岩壁上发现的凹痕只不过是在想象中与字母符号相似。总而言之，它们绝不是那种符号。得出这一断言的方式简单明了，而且其证据是那么确凿（从地上粉尘中发现的一块块碎片的凸角正好与岩壁上的凸痕吻合），以至我们不得不相信作者之严肃认真，凡明智的读者都不该再有别的想法。但是，因为与上述全部图形有关的一些事实显得异乎寻常（尤其是当联系到正文中的陈述），而且特别是因为这些事实的确未能引起坡先生的注意，所以我们最好就此说上几句。

若严格按那些深谷本身的排列将图一、图二、图三和图五逐一连接起来，再抹去横生的小小枝节，或者说拱洞（必须记住，这些拱洞只是起沟通深谷的作用，其性质与深谷完全不同），这样便构成了古埃塞俄比亚语中的一个根词（阴）——单词暗或黑的所有屈折变化之根。

至于图四中“左边或最北边”的凹痕，彼得斯的认为有可能是对的，即那组象形文字似的图案真是人工凿就的，是有意凿成的一个人形。图案现在就摆在读者面前，它像不像人形，诸位尽可见仁见智；但其余的凹痕则为彼得斯的看法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凹痕上排显然是阿拉伯语根词（白）——单词亮和白的所有屈折变化之根。下一排凹痕不是那么一目了然，符号多少有点儿支离破碎；但毋庸置疑，它们完好时所形成的是一个完整的古埃及语字眼（南方之域）。读者应该注意到，这些解释证实了彼得斯关于最北边那组图案的看法，图中人的手臂伸向南方。

这样的结果为进一步的思索和令人激动的推测展现了一片广阔的天地。也许可以认为这些字母符号与叙述中某些讲得不明不白的事情有关，尽管现在还看不出它们是否属于同一根完整的链条。特萨拉尔岛的土著人在海滩上发现那具兽尸体时所发出的惊叫声是“特克力—力”；那个被俘的特萨拉尔岛民看见皮姆先生手中的白色织物时所发出的惊恐之声也是“特克力—力”；从南方白雾急速飞出的巨鸟所发出的啼鸣声又是“特克力—力”；特萨拉尔岛上没有东西是白色的，而后来向南航行中所见之物的颜色则正好相反。若进行一番细致的语言学考证，揭示“特萨拉尔”这个岛名的奥秘并非没有可能，它要么与岛上那些深谷本身有某种联系，要么与那些如此神秘的古埃塞俄比亚语字符有着某种渊源。[96]

“我业已将此铭记于群山之中，并把我对尘土的报复镌刻在岩壁上。”

[1]《冯·韦伯最后的华尔兹》是由德国作曲家赖西格尔（K.G.Reissiger，1798—1859）为纪念冯·韦伯而作的一首弦乐独奏曲。——译者注

[2]?福塞利（Henry?Fuseli，1741—1825），出生于瑞士的英国画家，其画充满了“忧郁的幻想和美妙的怪诞”。——译者注

[3]?厄科（Echo），希腊神话中的神女，回声的化身。——译者注

[4]?如沃森、珀西瓦尔博士和帕兰扎尼，尤其是兰达夫主教沃森。参见《化学论文集》第五卷。——原注

[5]?当时解剖用尸体缺乏，盗卖鲜尸十分普遍。——译者注

[6]?蒙蒂利亚（Montilla）是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科尔多瓦省的一个小行政区，所产白葡萄酒乃世界名酒。下文的雪利酒则是西班牙南部雪利镇所产的白葡萄酒。——译者注

[7]mason一词在英文中既指西方一民间秘密团体“共济会”之会员，又指泥瓦工。从前共济会员互称兄弟，活动时有联络暗号。——译者注

[8]?新荷兰，澳大利亚的旧称。——译者注

[9]?墨卡托（G.Mercator，1512—1594），佛兰德地图学家，首创绘制地图的圆标形投影法。——译者注

[10]?西班牙中部一座历史悠久的名城。——译者注

[11]?拉萨尔（Lasalle，1775—1809），拿破仑手下将军，“半岛战争”（1808—1814年）初期曾率法军攻占西班牙。——译者注

[12]《爱尔那尼》是法国作家雨果所著悲剧，1830年曾在巴黎上演；后由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改编成四幕歌剧，1844年首演于威尼斯。——译者注

[13]?拉德克利弗夫人（Ann?Radcliffe，1764—1823），英国作家，擅长写哥特式神秘小说，常以欧洲山区的城堡、寺院作为故事背景。——译者注

[14]?萨利（Thomas?Sully，1783—1872），美国画家，擅长画优雅的女性肖像，代表作有《维多利亚女王》等。——译者注

[15]?尼俄柏，希腊神话中的底比斯王后，因不敬神祇而遭神的报复，子女全部被杀死，她悲伤过度化为岩石。——译者注

[16]?萨蒂尔，希腊神话中一个半羊半人的林神。——译者注

[17]?康茂德（Lucius?Aurelius?Commodus，161—192），古罗马皇帝（180—192年在位）。——译者注

[18]?希腊文：笑。——译者注

[19]?安蒂诺斯（Antinous，110—130），古罗马宫廷侍卫，美少年，有许多雕塑家创作过他的雕像。——译者注

[20]?恐指希腊女神阿耳忒弥斯的一群侍女。传说阿耳忒弥斯和阿波罗一起诞生在德罗斯岛上。——译者注

[21]?语出《培根随笔集》第43篇《论美》。——译者注

[22]?克莱奥梅尼斯（Cleomenes），公元3世纪的希腊雕塑家，代表作有仿制的《美第奇的维纳斯》。——译者注

[23]?爱尔兰女作家谢里丹夫人（Frances?Sheridan，1724—1766）在其小说《诺尔亚德的故事》（The?History?of?Nourjahad）中所描写的一个东方山谷。——译者注

[24]据希腊神话传说，宙斯曾化天鹅与丽达亲近，使其生下二蛋，一蛋孵出海伦，一蛋孵出狄俄斯库里兄弟（即卡斯托耳和波吕丢克斯），后来宙斯将这对孪生兄弟变成双子星座。——译者注

[25]?欣嫩子谷（Hinnom）和哥赫那谷（Ge-Henna）均指耶路撒冷以南一深谷，前者为《旧约》中地名，是祭奉摩洛神之处，后者为《新约》中地名，是邪恶之人最终受罚的地方。——译者注

[26]?因为朱庇特在冬季两次让天气一连暖和七天，人们一直称冬日短暂的暖和天气为美丽的神翠鸟的看护人。——原注（神翠鸟是神话传说中的一种海鸟，据说这种鸟在冬至产卵时能平息海上的风浪。——译者注）

[27]?玛丽·萨莱（Marie?Salle，1707—1756），法国舞蹈家。——译者注

[28]?参见本书下册《莫斯肯漩涡沉浮记》有关脚注。——译者注

[29]?梅斯墨尔（F.A.Mesmer，1734—1815），奥地利医师，他首创的催眠治疗法曾风靡一时。——译者注

[30]?诺瓦利斯（Novalis，1772—1801），德国诗人。——译者注

[31]?今称瓦拉纳西，著名的印度教圣地。——译者注

[32]指苏格兰医生威廉·巴肯（William?Buckan，1729—1805）所著的《家庭医学》一书，该书在当时非常流行。——译者注

[33]?即英国诗人爱德华·扬格（1683—1765）所著长诗《哀怨，或关于生命、死亡和永生的夜思》。——译者注

[34]卡拉蒂丝是英国小说家贝克福德（William?Beckford，1759—1844）的小说《瓦特克》（Vathek，1798）中的女巫，她使自己的儿子成了在地狱中永受煎熬的迷途之魂。——译者注

[35]魔鬼陪阿弗拉斯布航行的故事见于美国作家华莱士（Horace?Binney?Wallace，1817—1852）的小说《斯坦利》（Stanley，1838）。——译者注

[36]?指《圣经》中记载的从东方到伯利恒朝拜初生耶稣的三贤者。——译者注

[37]?西彼拉是古代希腊罗马传说中的一类女预言家，相传枯迈的西彼拉著有《西彼拉预言集》。——译者注

[38]?多多纳神庙是古希腊伊庇鲁斯地区（曾为一古国）的宙斯神庙。关于这座神庙的记载最初见于荷马《伊利亚特》第16卷234行（R.Fitzgerald英译本为238行）；关于从神庙前的树叶声中得到神谕的记载最初见于荷马《奥德赛》第14卷327—329行（英译本为362—364行）。——译者注

[39]“泰奥斯之子”指古希腊诗人阿那克里翁（Anacreon），阿那克里翁生于小亚细亚的泰奥斯。——译者注

[40]?埃拉伽巴卢斯（Elagabalus，218—222年在位），罗马皇帝，在位时荒淫放荡，臭名昭著，终被禁卫军弑杀。——译者注

[41]?希罗德·阿蒂库斯（Herodes?Atticux，101—177），希腊著名学者，以乐善好施闻名。——译者注

[42]?雷茨希（F.A.M.Retzsch，1799—1857），德国画家，因替歌德的《浮士德》画插图而闻名。——译者注

[43]?英国学者迪斯雷利（Isaac?D’Israeli，1766—1848）在其《文坛奇事》（Curiosities?of?Literature）中指责格吕宁格尔（John?Gruninger）的《幽灵花园》（Hortulus?Anmae，1500）有轻薄猥亵的内容。——译者注

[44]《《泽尔士王》是法国剧作家克雷比雍（Crébillon，1674—1762）根据古波斯国王泽尔士一世（Xerxes?I，前486—前465年在位）的生平写成的悲剧。——译者注

[45]法语，意思分别为“该死”“见鬼”和“我的天哪”。——译者注

[46]?此句出自莫里哀喜剧《贵人迷》一幕二场。该剧主人公儒尔丹是个一心想挤入贵族阶层的富商。——译者注

[47]?弗朗索瓦·欧仁·维多克（1775—1857）是位法国名探，他曾为拿破仑组建国家警察总队，后来自己开办了一家私人侦探所。——译者注

[48]法语：我一向都很宽容。——译者注

[49]?西方一般建筑的窗户均为上下开关，其方式与普通火车车窗的开关方式相同。——译者注

[50]?居维叶（Georges?Cuvier，1769—1832），法国动物学家，著有《动物界》等书。——译者注

[51]?讷沙泰勒，法国北部一小城，在鲁昂以北五十公里处。——译者注

[52]?罗马的赢利女神，被认为是窃贼的庇护者。——译者注

[53]“卖雪茄的姑娘”即上文提及的纽约姑娘玛丽·塞西莉娅·罗杰斯，其英文教名和姓氏Mary?Rogers与巴黎少女玛丽·罗热的法文姓名Marie?Rogêt相仿。——译者注

[54]?参见《莫格街凶杀案》。

[55]?据某一客体之特性所立之理论，有可能随着其客体之不同而难自圆其说；据事物之起因设置论题的人，有可能随着其结果的不同而弃题废论。所以各国法学都一再表明，法律一旦成为一门科学和一种制度，那它也就不再公正。对分类原则之盲从已导致法律出错，对这些错误只消看看立法机构是如何经常被迫出面恢复其法律丧失之公正，便可得知。——兰多

[56]?一杆等于5.029米。

[57]?此按由最初发表本小说的杂志所加。

[58]?阿伯内西（John?Abernethy，1764—1831），英国著名医生。——译者注

[59]?普洛克路斯忒斯，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强盗，他把羁留的旅客缚在一张床上，体长者被截下肢，体短者则被拉长。——译者注

[60]拉罗什富科（La?Rochefoucauld，1613—1680），法国作家，著有《箴言集》五卷。——译者注

[61]?拉布吕耶尔（La?Bruyère，1645—1696），法国作家，著有《品格论》等。

[62]马基雅弗利（Niccolò?Machiavell，1469—1527），意大利学者，著有《君主论》等。——译者注?

[63]康帕内拉（T.Campanella，1568—1639），意大利哲学家，著有《太阳城》等。——译者注

[64]尚福尔（Chamfort，1741—1794），法国作家，著有《箴言、思想、品性及轶闻》等。——译者注

[65]即英国学者雅各布·布赖恩特（1715—1804）所著《一个新体系，或古代神话分析》。——译者注

[66]拉丁语：下地狱容易。——译者注

[67]卡塔拉尼（Angelica?Catalani，1780—1849），意大利女高音歌唱家，曾在《费加罗的婚礼》中饰苏珊娜。——译者注

[68]拉丁语：可怕的怪物。语出维吉尔《伊尼特》第6卷658行。——译者注

[69]?即法国剧作家克雷比雍根据希腊神话写成的悲剧《阿特柔斯与堤厄斯忒斯》（1707）。剧中堤厄斯忒斯诱奸了其兄迈锡尼国王阿特柔斯之妻；作为报复，阿特柔斯杀了堤厄斯忒斯的三个儿子，并烹熟让其食之。——译者注

[70]?斯瓦默丹（Jan?Swammerdam，1637—1680），荷兰博物学家，著有《昆虫志》等。——译者注

[71]“基德”英文为Kidd，而“小山羊”为Kid，两者拼写读音均相似。——译者注

[72]?哥尔昆达，印度古城，在今海得拉巴以西九公里处，曾以盛产钻石而闻名。——译者注

[73]?古德费洛（Goodfellow）意为令人感到和蔼可亲的人。——译者注

[74]?腹语术乃一种说话技能，说话人发音时，嘴唇及口腔几乎无动作，使人觉得声音似乎从别人口中或远处传来。——译者注

[75]?Sphinx一词在英语及西方多国语言中，既指希腊神话中之怪兽斯芬克司，又指昆虫类的天蛾。——译者注

[76]?该镇位于马萨诸塞州东南方楠塔基特海湾东南端之楠塔基特岛，曾为捕鲸船聚集中心；下文的埃德加顿在该镇以西约二十英里处的杜克斯岛上，而新贝德福德市则在杜克斯岛东北方向约二十英里的大陆上，离北方的波士顿五十英里。

[77]?当时蜡烛的主要原料是牛脂。——译者注

[78]?关于视网膜外侧比内侧对弱光更敏感这一视觉现象，爱伦·坡在《莫格街凶杀案》中有较为详细的说明。——译者注

[79]?捕鲸时在小艇上负责收放叉索的水手。

[80]捕鲸船通常都装有铁油罐，“逆戟鲸”号为何没装，我一直未能弄明白。——原注

[81]此句与前文叙述的时间不符，应为戈登上船后的第十三天，“逆戟鲸”号起航后的第十天。——译者注

[82]从波士顿开出的“鹦鹉”号双桅横帆船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事例，该船的命运在许多方面与我们的遭遇惊人地相似，以至我忍不住要在此提到它。这艘一百三十吨的双桅船装载木材和粮食，从波士顿驶往圣克罗伊岛，起航日期是1811年12月12日，船长名叫卡斯纳。除船长外，船上还有八人——大副、四名水手、厨师，一名叫亨特的先生以及他带的一位黑人姑娘。15日那天，在驶过乔治斯沙洲之后，它遭遇从东南方刮来的大风而开始漏水，最后终于倾覆；但桅杆脱落之后它又摆平。遇险者在没有火，食物也很少的情况下，在海上漂了一百九十一天（从当年的12月15日到第二年的6月20日），最后仅有的幸存者卡斯纳船长和塞缪尔·巴杰被费瑟斯通船长驾驶的“声望”号搭救，当时“声望”号正从里约热内卢返航回赫尔。他俩获救的位置在北纬28度、西经13度，这说明他们漂了大约两千英里。“声望”号于7月19日遇上帕金斯船长的“德罗梅”号双桅横帆船，后者把两名幸存者送回了肯尼贝克。我们获取这些详情的那篇报道以下面这段话结尾：“人们自然要问，在大西洋船只来往最频繁的海域，他们怎么会漂那么远而一直不被发现。其实从他们附近经过的船只不少于一打，其中一艘甚至近得能清楚地看见甲板上和索具上的人正盯着他们；但令这些又冷又饿的遇难者大失所望的是，那些人竟硬起心肠扬帆而去，残酷地丢下他们听天由命。”——原注

[83]?即克尔格伦群岛。——译者注

[84]?以福克兰群岛之埃格蒙特港命名的一种鸥。——译者注

[85]?即今塔斯马尼亚岛。——译者注

[86]?据前文时间推算，此处应为12月5日。——译者注

[87]?在那些于不同时期宣称见过奥罗拉群岛的船只当中，值得一提的也许有“圣米格尔”号三桅船，1769年；“奥罗拉”号三桅船，1774年；“珍珠”号双桅横帆船，1779年；“多洛雷斯”号三桅船，1790年。这些发现者一致给出了南纬53度线这条纬线。

[88]?指南美大陆南纬39度线以南至麦哲伦海峡的整个地区。——译者注

[89]?杰里迈亚·N.雷诺斯（1799—1858）曾坚持不懈地主张美国对南极地区进行考察。他于1836年4月3日在国会就这一问题的演说最终促成了1838年至1842年间的威尔克斯远征考察队。

[90]?南极半岛之旧称。——译者注

[91]?我使用早晨和晚上这类字眼仅仅是为了尽可能地避免叙述上的混淆，读者断不可按其通常的含义去理解它们。好久以来我们已经完全没有黑夜，只有漫无尽头的白天。文屮的日期均按航海时间计算，方位则依据罗盘刻度指示。在此我还应该说明，我不敢声称本篇叙述前部分里所涉及的日期或经纬度完全精确，因为在那之后我才开始有规律地写日记。讲述前部分的许多事我只能全凭记忆。——原注

[92]?即今雅加达。——译者注

[93]?泥灰岩也是黑色。其实我们在该岛没见过任何浅色物质。——原注

[94]?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不敢说这些日期非常精确。我写出日期主要是为了叙述清楚，依据的是我用铅笔所做的记录。——原注

[95]?指原著页码。

[96]?据爱伦·坡研究专家悉尼·卡普兰（Sidney?Kaplan）考证，“特萨拉尔”（Tsalal）这个岛名源于希伯来语动词“黑”，岛上村名“克罗克—克罗克”（Klock—Klock）源于希伯来语动词“脏”。——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