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

1894年清日的战争，清朝用干支纪年的甲午年命名“甲午战争”；日本命名“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欧美命名“First Sino-Japanese War”。 依据国际上对战争命名的惯例，明确作战当事国的主宾关系，本书题为“清日战争”。清日战争已过百年，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留下了伤痛和耻辱。从那个时代开始， 外来侵略接踵而至，在中国近代史上，当西方文明和明治维新与古旧的清朝体制发生猛烈碰撞时，战争的失败也催生了中国新的历史纪元。

作者将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等处馆藏历史文献中收集了大量华语史学界难得一见的史料和大量弥足珍贵的图片，爬梳整理，按战争经过、战争背景、战争、战时、战地各种局部、战争影响、大事记、图记、表记等编纂出一部崭新巨著。书中对甲午战争历史的深层挖掘和剖析，力图站在中间立场分析战争的胜败得失，有助于读者更多地认识战争的背景，客观思考战争胜负的原因，及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

本书各部分均采用清日两国对比手法写作，全面对比双方的军、政、经、民等各方面因素，清晰直观，一目了然。较之以往单纯纪事或编年手法的突破，有利于对清日两国之间战斗力等军事能力现状的了解。

作者简介 ……

宗泽亚,日本研究学者，毕业于中山大学，曾在科学院工作。多年专注日本古代民间风俗文化及近代中日甲午战争史的研究。

出版前言

本书所称的“清日战争”，中国依传统，通常以战争爆发当年的干支纪年称为“甲午战争”或“中日甲午战争”；在日本则命名为“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日清战争”；欧美各国命名为“First Sino-Japanese War”。

甲午战争源于清日两国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始于 1894 年 7 月 25 日的丰岛海战。清军在各战场连战连败，最终日军在辽东、山东及台湾登陆，并彻底摧毁了清朝海军主力——北洋舰队。清政府被迫向日求和。1895 年 4 月17 日，清政府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战争宣告结束。

甲午战争对远东战略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日本迅速崛起。而清朝的惨败，使国内的改革派对自身的弱点有了更深的认识，开始积极宣传政治制度的改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创办兴中会，倡导民主革命。 甲午战争，被视为近代中日矛盾冲突之始。今日之钓鱼岛、东海等问题，上溯其源，皆与此役有一定关系。至今，双方关系始终是人们关注热点之一。出版本书，有助于人们了解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所在。

作者宗泽亚先生历时数年，大量征引、采用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东京都立图书馆、武藏野市图书馆、西东京市图书馆等处所藏的日本政府、军方、民间的史料和文献，其中包括约 500 幅与战争相关的各类照片、绘画、地图以及近百张数据表格。这些源自日本文献的资料翔实介绍了日本政府、军方、民众、媒体对战争的态度和认识，并对日清两国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及其制度组织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对比。其中许多图、表、数据，是此前较为少见或不为人们所关注的，此番系统整理出版，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学者可进一步研究，读者也可从阅读中启发思考。

通过作者精心整理和分析的日方的文献、统计数据和资料，有助于读者更深层次地认知战争的时代背景，更细致入微地观察战争的历史细节，了解作为战争一方的日本，是如何谋划、准备、应对、看待这场战争的。同时也可以明白，一场战争的胜负，不单纯取决于交战双方的武器、兵力、战术，更取决于双方综合实力的对比，包括了战争体系是否完备、组织理念是否先进，以及国家体制和政治经济制度等多方面因素。作为一部专题史著作，本书内容涉及大量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文献。

本著作依据日本方面保存的档案材料写作而成，故其中有些内容、统计数据、事件因果、人物评价等，与中国学界和读者的认识有所不同。由此形成的观点和主张，也会有分歧，但这些不妨碍其重要的史料和学术参考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和商榷，也希望能引发广大读者对甲午中日战争历史研究和探讨的兴趣。

感谢作者宗泽亚先生，一遇编辑有疑问，即在日本翻查核实文献，保证了本著作数据和资料言必有据。感谢黄东博士，为本着所涉及的中国近代史史料进行审定、校对。 感谢香港商务印书馆编辑徐昕宇先生为本书所做的努力。对于书中可能存在的错漏之处，欢烦请读者不吝指正，以期再版是及时更正。

2012 年  3月

结束语

1894年世界史上记录了一件重大事件，位于亚洲东方大陆的大清国和岛国日本国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战争跨越朝鲜国、清国本土和台湾岛的空间展开，历时一年零七个月，以清国战败日本胜利的结果告终。

近世纪的东方亚洲地域，诸国诸民族在长期的国家关系中，建立了独自的政治秩序。十六世纪，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为实现西下东方大陆的野心，企图打破以明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发动了两次侵略朝鲜的战争。倭军在和明朝军队的作战中败北，丰臣窥视大陆的梦想破灭。十七世纪明朝灭亡，异民族性质的清国诞生，大清国对日本仍然采取外交限定、贸易统制的大国政策。此后在海洋彼岸的大陆和岛国，以大清国皇帝为主流的王朝体制，和江户德川将军为支流的大君体制在东亚形成。两个有着汉唐文化背景的君主国家，创造了各自的近代文化，建立了独自的国际关系秩序，经历了辉煌和衰落。大清国历史延续了二百六十八年，日本江户历史延续了二百六十四年。

十九世纪中叶，东亚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清国发生了两次鸦片战争，国家主权遭到侵害。美国舰队驶入日本江户湾引发“黑船来航”事件，迫使幕府打开国门。明治新政府深感西方外来侵略的危机，为了维护国家自身利益，意欲联清、联韩组成三国同盟，共同抗击外来侵略的威胁。清韩两国无视日本的企望，坚持华夷秩序的宗属国体制，使孤立的日本转而向欧美靠拢，实行脱亚入欧的外交路线。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加快了日本国家政治经济的起步，也使日本和清韩两国的对立日益加深。在西方坚炮利舰轰击两国的国门时，日本选择了敞开国门接受西方的文明。大清王国则继续坚持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结果日本比清国提前四十三年，完成由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

东亚地域国际关系秩序中，大清国最耿耿于怀的是日本明治政府在宪法中公开授与明治天皇，相当皇帝的“天皇”尊号。传统的华夷秩序体制下，清国对“皇帝”的称谓具有唯我独尊的政治解释。明治政府的所为，显然是无视大清国的华夷秩序，这种平起平坐的行为是对大清国皇帝的轻蔑。清国依仗强大经济的支持，加快军事近代化步伐，对抗日本维新国家的崛起。清国组建了强大的北洋水师，建设了配备世界上最新锐大炮的坚固要塞。大清国为了达到维护华夷秩序体制支配朝鲜的目的，全面警戒日本在朝鲜的进出，纵容朝鲜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排挤日本对朝鲜的渗透。大清国把朝鲜视为阻止日本西下最重要的属国，绝不容忍丰臣秀吉当年侵略朝鲜的野心再度重演。

国家间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差距，使日本无法撼动以大清国为主体的东亚华夷秩序体系。明治政府开始了国家的全民动员，军事上直追大清国，伺机挑战清国在东亚的霸主地位。清日战争的前夜，日本终于完成对抗清国的军力整备，趁朝鲜东学党内乱，决意和清国在军事上较量。日本通过朝鲜内政改革议案，陷清国于非文明野蛮国帮凶的指责，在国际舆论上孤立清国。日清间相互非妥协的态度，加剧了日清韩三国间的紧张关系。开战外交在复杂的背景下展开，清国回避战争的努力失败，被动投入与日本对决的战争之中。

清日战争是二十世纪东亚开幕的大戏。战争重组了新的东亚国际关系，欧美列强国在东亚的强权秩序被削弱，东亚国际关系体系中不情愿的接受了新生强国日本的席位，新种复合型的东西方国际秩序开始形成。清日战争的爆发，加深了欧美列强国之间的矛盾，直接影响到国际社会关系的质变。大清国原始的制度被撼动，大中华汉民族为中心的一代有识者，毅然决然挺身角逐乱世的政治舞台。

清日战争，清国失去了对朝鲜的独占权和国土台湾。战后虽然清王朝仍然维持国家的政权，但清日战争失败带来的影响，导致大清王朝气数殆尽。大清国内乱蜂起，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汉民族作为国家的政治主流登上了历史舞台。数百年被“愚”化的大陆臣民，终于看到自身在“国家”价值中的地位，懂得了明治维新赢得战争的理由。政治维新的日本接受了西方“国民”的概念，国家的人民从愚昧狭隘的个人意识，一举跃进到国家观的高度。“国民”的思想，超越了“人民”“臣民”的理念。“民”的脱胎，成为国家为我，我为国家的近代国家主义。日本“国民”地位的诞生，凝聚了国力赢得了胜利，在这场战争中也唤醒了近代大陆民众渴望解放的原动力。

清日战争经过百年时光，给中国人内心深处留下隐隐伤痛与耻辱，从那个时代开始，外来侵略一直成为缠绕这块东方大陆的梦魇。在近代中国历史的进化中，当西方文明和明治维新与古旧的清朝体制发生猛烈碰撞时，战争的失败也催生了中华革命的历史纪元。清日战争的失败是从外来势力的清国观形成开始的，而清国观的形成源于一个懦弱的国家军队，懦弱国家军队的存在，导致中华民族反复遭到列强的伤害和蹂躏。清日战争半个世纪后，当中国军队在朝鲜与强敌美国联军较量中，打出了中华民族的世界地位时，“大中国观”才开始真正意义上形成。中华民族需要一支有能力捍卫国家尊严和民众的强大军队。

纵观中国的近代史，清日战争的失败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悲哀和幸运的。清日战争的历史意义，在于引导中华民族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奠定一个新概念的国度，确立国家版图的格局，创设国家间关系的新秩序，衍生新兴中华的历史文明，让世界注视到睡狮的醒来。清日战争给中华民族的再生留下了巨大的政治价值，对中华革命的成功和大清王朝的覆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894年清日两国的战争，清国用干支纪年的甲午年命名《甲午战争》；日本国命名《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欧美国命名《First Sino-Japanese War》。清国和日本国的命名均不能准确表达战争当事国的主宾关系。近代以来日本人改称“日清战争”，中国人继续延用清人定义的“甲午战争”或衍生“中日甲午战争”的称呼。依据国际上对战争命名的惯例，明确作战当事国的主宾关系，本著题名《清日战争》，而在日本国角度叙述战争时，使用“日清战争”的表达方式。

本著少量使用“中国”“支那”的用语，早期“中国”一词偶见于清国洋务派李鸿章的外交用语中，日本报刊媒体中亦有少量应用。但是大清朝廷并不完全认同中华或中国的称谓，因为中华带有以汉人文化背景的浓厚色彩。

日本的近代史不把清国看作真正意义上的中华，中华是以汉唐文化为代表的民族传承，清国的华夏子孙只是附庸于大清蛮夷统治下，生存在自己土地上的一个大民族。日本在区别满洲人和汉族人共同存在的国家时，引入了西方词汇中的外来语“China”一词。日本语“China”的西文字表述为“支那”，发音为“西那”。“支那”一词，中性的表述了近代日本对华夏汉民族的认同，对她拥有文化的敬仰，以及对满洲族的区分。“支那”一词的汉文描述和应用，在近代史书里可以看到中国人并不忌讳的痕迹。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战争的长期扩大，原本中性的“支那”一词从侵略者嘴里吐出，就逐渐形成了带有贬义的概念。中国的崛起和对“支那”称谓的非认同，是现代中国反对战争，不忘日本曾经伤害过中华民族的政治取向。

本著的构成以日本国内收藏的历史文献为主要资料源，书中对战争的叙述和图表的解说，是历史上日本人对日清战争的一般认识。由于清国官方缺少对战争的准确记录和统计，本著使用日本文献研究清日战争，会与中国的历史通说存在矛盾或片面性，作者期待中外研究者逐渐澄明正确的历史史实。书中收录的照片、绘画、统计表等文献，仅反映当时代日本人及欧美人对战争描绘的记录，非作者对战争当事国褒贬的立场。

本着使用的统计资料及表格数据，主要采用了日军参谋本部1904年编篡的《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戦史》8卷；2005年旧陆军省编篡的《日清戦争统计集》4巻；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公开的馆藏文献资料。各文献记载的个别数据存在差异，误差理由和产生的原因不明。基于尊重历史文献记载的思考，本文和表记如实转载特此说明。

本着完成之际，诚意向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东京都立图书馆、武藏野市图书馆、西东京市图书馆、资料协力的图书馆致以谢意。对致力研究和整理清日战争史料的中日学者表示敬意。向长年给予本着协力的张黎明博士致谢。书中的参考资料及引用文献列记《参考及引用文献》，特此鸣谢。

1.1.19　清军败退平壤。东学党农民军再度蜂起，转战全州、泰仁、淳昌等地抗击日军。11月起义军公州之役失利，12月28日全琫准等首领遭降者告密被捕，朝鲜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失败。图为全琫准被逮捕后移送的场面。

1.4.15　清国舰队主力战舰镇远号，对日舰队构成极大威胁。黄海海战中，镇远舰成为日舰的重点攻击目标，由于舰体装甲雄厚，舰表虽然伤痕累累却未被击沉。威海卫保卫战，定远成为日军战利品，被送到旅顺船坞修理。后被编入日本舰队，继续留用镇远舰名，成为日本海军第一艘铁甲战列舰。

1.5.02　强渡安平河口作战，日军摧毁了清军鸭绿江防线，第一军浩浩荡荡越过鸭绿江。日本军队史上第一次踏上清国土地，实现了丰臣秀吉的梦想。

1.6.22　金州战斗，高家窑南面大田地，遗留的清军士兵尸体。图中所见，李鸿章北洋军清兵军服的圆形背标上，记有所属部队的文字，与早期单纯“兵”“勇”记号写法有所不同。

1.6.28　旅顺败走的清兵向金州方向撤退。乃木部队追击败军至金州湾头约一里长的断壁悬崖尽头。日军继续攻击已经放弃抵抗的清兵，约五百清兵被赶下悬崖。照片背景中有坠入悬崖十数日的清兵尸体。

1.7.12　威海卫战斗中，港东岸龙庙嘴炮台遭受日军炮火重创。道路附近废墟中，散乱着许多清国士兵的尸体，惨状令人颤栗。尸体表面创伤，多是枪炮伤和烧伤。

2.3.05　左图为间谍向日军提供的清军海防漂浮水雷和海底水雷情报图。地雷改造的水雷能漂浮于水面，水雷罐由锁链固定，用电线连接至岸上通电引爆。海底水雷由重物沉于水下，用电线引爆。战争中清军投放大量水雷，起到了阻吓日舰的作用，却没有任何战绩记载。上图为日军舰在入港前，水雷打捞队实施排除水雷的方法。下图是日本间谍收集的威海卫港湾内，日岛半隐藏式炮台内部机械构造的精确剖面图。

2.5.04　金州城北门内的日军兵站医院，集中了从前线送来的伤病员。兵站收容的伤兵，多数是失去战斗能力的患者，经前期救治处置后再向后方转运。图为日军雇用当地百姓的驴马车，搭乘重伤员向后方转移的情形。

2.5.06　日清战争中，日本实施了女性从军看护妇制度。日本赤十字社看护妇初次被陆海军医院召集，媒体宣传报道是“日本妇女从军”的壮举，激励日本国民开始认知和接受看护妇这一新生事物。图为居住在朝鲜的日本侨民，志愿组织的“笃志妇人”救护队，在釜山兵站医院从事医疗活动的照片。

2.6.07　为躲避日军，清兵随身的行囊内大都事先预备普通百姓的衣服，在逃跑时换装混入百姓之中。图为金州战中被俘的穿百姓服装的清军士兵。

2.11.01　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以武力打开了清国的大门，清国不堪一击，暴露出东方大国的颓势，“东亚病夫”的清国观开始形成。图为陷落后的天津大沽炮台。

2.11.06　清国史上最残酷的刑罚“凌迟”，将人体上的肉一刀刀一片片割去，让受刑人在痛苦中慢慢死去。凌迟被西方文明斥为最原始的野蛮。图为西洋人拍摄的北京刑场上女人被凌迟处刑的场面。

2.11.20　清日战争讽刺画《斩首顺序图》。讽刺清国上斩下互推战争责任的官场风气。斩首顺序：皇帝、恭亲王、李鸿章、丁汝昌、宋庆、叶志超、卫汝贵、马玉昆、聂士成、方伯谦，罪名“因怯懦失事之罪处斩”。

2.11.21　黄海海战后西洋人的讽刺画“重拳”。出乎全世界的意料，大清帝国被倭人小国重拳击倒。新的清国观开始在全世界人们心目中形成。昔日的草原铁骑不再，高傲的大清国走上了彻底衰败的不归路。

2.12.15　日清战争中，由十五万民众阶层组成的军夫队伍有力支持了战争。军夫随军转战各战场，发挥了重要作用。图为外国记者所绘，平壤战役军夫担架队正在抢救和转运伤员的场面。

2.13.05　明治维新国家推行女子教育，全国男女平均识字率达73%，其中男子识字率约93%，女子约50%。图为女子学校上课的场面，学生用后背为依托，悬挂临摹用字帖练字。以此还可以修正女子正确的体姿。

2.13.13　一条美子皇后前往各地医院，探望战场负伤入院的伤病员，寄予勉励慰语。她把御成婚25年进献的真棉捐献前线，赐假肢给在东北战场冻伤失去手足的士兵。日本国民高度赞扬明治皇后，称其为“国母”。皇后的言行，为明治天皇仁慈博爱的形象奠定了牢固基础。图为明治皇后探望广岛医院的伤病员。

2.14.02　清日战争欧洲讽刺画明信片：李鸿章：“还没到最坏的时刻，但我还是要死了。我指名由你来继承我的大钱库。”弗里茨：“我欠你的恩情，但我需要你给我真实的东西。”

2.14.03　清日战争失败，欧洲列强开始明目张胆对清国大肆瓜分。然而在清国这片野蛮的土地上，看到的却是清国人的自相残杀和麻木的神经。照片中是清国的巡警，正在协助洋人抓捕反抗他们的清国臣民，透出了一副地地道道的奴才嘴脸。

2.14.11　英国报道日军的“战地火葬场”。出于缅怀和防疫的目的，战死者遗体被细致安放在木棺内，军夫顺序抬进火葬场焚烧。日本用牺牲换来胜利，全面动员起国民对战争的热情，军国主义的形成一发不可收拾。

3.2.06　“浪速号”舰救援舢板搭救了高升号船长等四名西洋人，眼看着落水清兵死于非命。

3.3.05　1895年 2月  2日，欧美各国转载《画报》杂志报道的照片。这幅“日本军人和他们的摄影艺术家”照片，震撼了西方世界。标题为“ The fall of port arthur: the entry of the victorious army ”。

3.6.05　清日媾和会谈期间，李鸿章从清国带来的专用座轿，用青色织物和玻璃装饰，由四人轿夫合抬，属于清国高官待遇。刺杀事件发生后，李鸿章座轿被媒体广泛报道。

3.7.06　金玉均遗体被分解，头颅吊挂在用木杆做成的三脚架下面。旁侧立一木牌“谋反大逆不道罪人玉均当日杨花津头不待时凌迟处斩”、“曝尸三日”。三脚架上挂幡旗上书“大逆不道玉均”。

4.3.09　清舰一发21厘米炮弹，命中“浪速”舰煤库爆炸。战后，水兵将炮弹爆炸碎片收集粘合，再现了清舰炮弹模样。

美国新闻社记者随军申请愿

英国新闻社记者随军申请愿

县知事随军观战申请愿

僧侣随军施善申请愿

4.10.03　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十日（1895.5.10），日本天皇批准《马关条约》，地图中直线是清国割让领土域。（略文）

4.10.04　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十日（1895.5.10），迫于俄、法、德三国干涉，日本天皇批准归还清国辽东半岛诏书。（略文）

第一章 清日战争

1.1 战争背景

朝鲜之乱

同属远东的朝鲜国，像楔子一样夹在中国、俄国、日本国之间，是列强踏入远东的最后一块神秘封地，因此有“隐藏的王国”之称。朝鲜独特的自然地貌形成了一个天然屏障，她的东海岸是一道连绵不断的峭壁，西海岸是一汪著名的远浅滩，港湾仁川可以与海路相连，却不是一个优良港口，湾内海潮变化频繁，涨潮和退潮时间相隔短暂。涨潮时舰船可以顺海流进入港岸，退潮时强大的回吸力能将舰船引向礁岩，退避不及的舰船会搁浅在淤泥中。朝鲜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战略意义，成为近代列强争夺、占领、蹂躏的受害国。

1863年朝鲜国王哲宗驾崩，先王无后嗣，奉翼宗神贞王后赵氏之命，由兴宣大院君嫡第二子李熙（1852—1919）即位，庙号高宗。高宗未成年，生父大院君作为摄政王代理执掌政务。朝鲜的吏制推行儒学、朱子学教育，模仿邻国明清两朝的科举制度。出世的学者在朝廷日益形成维护贵族利益的“两班”势力，拥有像中国的士大夫、日本武士那样的特权。当外国势力欲打开朝鲜国门时，他们首先担心外来文化会动摇本身物质利益、思想倾向、国内的权贵体制。清国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洋文化强行流入清国也渗入了朝鲜。大院君的锁国政策开始在两班势力中出现争议，朝鲜开化派的萌芽诞生。国内广大农民不满君主专制下的不法课税、土地兼并、过酷徭役，反抗朝廷的声势逐渐壮大。

1866年在朝鲜传教的法国神父卡特利库，遭到朝鲜宫廷的迫害、追杀而逃亡清国。应神父的请求，常驻清国的法国舰队七艘战舰开往朝鲜，占领了江华岛，向朝鲜施加军事压力，引发“丙寅洋扰”事件。大院君政权推行强硬的攘夷政策，不屈膝于法国强敌，迫使舰队撤离。1871年美国驻华公使借口数年前，朝鲜烧毁擅自进入朝鲜的美国商船为由，要求朝鲜宫廷开国通商，遭到拒绝。美国六艘军舰侵入朝鲜，实施了登陆作战，引发“辛未洋扰”事件。最终两国交涉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美国只好退出朝鲜，返回清国。朝鲜长期以来的对外政策和天然的地理屏障，成功阻挡了欧美诸国用炮舰外交敲开国门的企图，成为远东最后一个顽固锁国的王朝。

1873年大院君辞去摄政，将政权移交给他年满21岁的儿子李熙。高宗接替大院君政权亲理国事，王妃闵氏一族趁机篡取了国王的权力。此后，宫廷大院君派和王妃闵氏派的两大势力内斗加剧，在国政和对外政策上各持己见，针锋相对。而国政腐败，贪官污吏横行，民众苦不堪言，脆弱的朝廷危机四伏，不堪一击。朝鲜的锁国政策引起邻国日本的强烈不满，日本国内“征韩论”的呼声日益高涨。欧美列强频繁撞击朝鲜国门的情势警觉了日本，一旦朝鲜被置于列强的控制之下，日本将永远失去朝鲜，日本必须在列强之前取得对朝鲜的控制权。

1875年5月，日本“云扬号”等三艘军舰，侵入釜山港，开炮演习示威。9月，“云扬号”再度独自进入江华岛测量海图，遭到江华岛守军开炮攻击，“云扬号”立即还击摧毁了江华炮台。12月，日本全权大使率军舰六艘前往朝鲜，就江华岛开炮事件向朝鲜提出抗议，要求两国缔结通商条约。作为朝鲜宗主国的清国政府不愿看到朝日间对抗，引来欧美列强的干涉，劝告闵氏一族对日开港。

1876年，朝鲜与日本签订了《日鲜修好条规》，史称《江华条约》。日本从朝鲜获得开港通商和免税特权，在朝鲜拥有了领事权和裁判权。日本对朝鲜的强权渗透引起西方列强的关注，1882年美国效仿日本与朝鲜签订《朝美修好条约》，英、法、德、俄、意、奥、比、荷、丹等国也在美国之后，与朝鲜签订了类似条约。在江华岛不平等条约的框架下，日本商品享有免税特权，严重冲击了朝鲜的国有产业。闵妃亲日派一族主导的朝鲜政府军，开始招募日本军事顾问改造军队，编制训练新军。军制的改革触动了朝鲜旧军人的利益，招致旧势力的猛烈反击。

1882年，大院君在京城煽动军队叛乱，冲入王宫，挑起“壬午兵变”。乱兵焚毁日本公使馆，杀死七名日本军事顾问，公使官员被迫趁夜潜逃回国。应朝鲜国王请求，清国驻朝鲜军队迅速镇压了兵变。兵变事件发生后，日本派遣陆海军两个大队开赴朝鲜，抗议朝鲜的无礼行为，朝鲜国王派遣全权特使金玉均一行前往日本谢罪。清国政府为了平息日本和朝鲜间的紧张局势，将大院君押送清国软禁。日本政府则迫使朝鲜政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要求朝鲜向日本赔偿55万日圆损害金，允许日本派1,000名警卫驻扎朝鲜，保护日本侨民和公使馆。事件虽然就此平息，但是清国警觉日本驻军朝鲜的目的，急速从本土增调3,000人的兵力开进朝鲜，向日本施加压力，两国军队因此形成了对峙的强弩之势。“壬午兵变”导致朝鲜宫廷完全倒向清国，日本在朝鲜处于被冷淡的境地。

1884年，从日本归来的朝鲜政治家金玉均等人，在日本军方支持下秘密组建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开化党”。12月4日，开化党策动了挟持国王，企图推翻皇室政权的政变，史称“甲申政变。”政变一时取得成功，开化党宣布朝鲜脱离与清国的宗属国关系，建立独立国家。紧急之中，闵妃请求清国驻朝特使袁世凯救援，清军迅速出兵镇压了政变。金玉均等人的政权仅三日，便告流产，主谋数人被迫逃往日本国避难。政变平息过程中，清军和日本公使馆警卫队之间发生冲突，日方民众和军人均有伤亡。事件惊动了清日两国政府，为了解决围绕在朝鲜问题上的纠纷，两国分别委派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天津会谈，双方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之一项规定，“今后朝鲜国若有重大变乱事件，清日两国如要派兵，须事先相互行文知照。”此一条款为十年后清日两国军队合理出兵朝鲜埋下伏笔。

《天津条约》签订后，日本加速对朝鲜的渗透，并不断扩充国家的军事力量。1886年，清国和日本国对朝鲜的贸易额之比为83 : 17，到了1892年两国对朝鲜的贸易额之比达到55 : 45，水平已趋于接近。日本在朝鲜贸易的急速增长，显示清国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发生动摇，清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矛盾日益深化。为了对抗清国飞跃扩展的军事力量，日本陆海军急速扩大军备，国家财政年年增加军费开支。1881年军费占国家支出总额的16%，1883年占21%，1890年占29%，日本的产业政策，从殖产兴业向富国强兵方面转换。

1890年，针对朝鲜半岛的紧迫情势，清国以日本为假想敌在旅顺扩建要塞，兴建大型船坞和机械工厂，在周围高地构筑永久炮台。来自北方俄国人的威胁更是咄咄逼人，1891年俄国开工兴建横贯西伯利亚铁路，在海参崴开设军港。同年，俄国舰队访问日本，以显示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俄国人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就是排除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企图取得朝鲜周边的不冻港，建立俄国在远东的霸主地位。在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日本陆军长老山县有朋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军备意见书，指出俄国的西伯利亚铁道计划将在十年后完成，那时日本的假想敌将不再是清国而是俄国，日本必须抢在俄国人之前在政治和军事上确保对朝鲜的控制权。为达到这个目标，日本有必要在清国领地内设立据点，日本需要合适的理由在军事上打击清国的军事力量。

清日出兵

19世纪末，朝鲜高宗皇帝李熙生性懦弱，国家政务的决策权被皇后闵妃独揽。在闵氏家族的政治下，朝鲜国政腐败，民不聊生；李氏王朝内部派系林立，盘根错节，清国派、日本派、俄国派日益动摇和肢解国家的权力。再加上外来势力的侵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署，使这个原本贫困的国家在内外多重压榨下更是雪上加霜，严重的内忧外患正在把李氏王朝推向崩溃的边缘。民众不满贫穷生活的现状，各地不断发生农民反对贪官污吏的抗争，顺应抗争民意的东学教在民间得到广泛呼应。

朝鲜东学教是教祖崔济愚独创的一种排斥基督教和儒教的民间宗教组织，教义传授每日吟诵13字祝文便能得到好生活，接受灵符祈祷就能去除病灾的说教。东学教虽然愚昧，但代表了民众渴望幸福生活的基本愿望，因此影响不断扩大。1864年，政府以异教邪说之名残酷镇压教会，处死了教祖崔济愚。二代教祖崔时亨继承先祖衣钵，在朝鲜南部重建教团，公开立帜为“教祖申冤”、“驱逐倭洋”，与官府抗争。1892年，东学教徒在各地广泛开展报恩集会，要求政府停止对东学教的迫害和镇压。1893年，崔时亨亲赴京城向国王直诉教祖崔济愚的冤罪，信徒在各国公使馆附近张贴斥洋标语引发骚乱。清国驻朝鲜钦差总弁袁世凯请求李鸿章允许镇压东学异教，李鸿章立即命令“靖远”、“来远”两舰开赴仁川，东学教妥协，骚乱得到和平解决。

1894年2月，全罗道古阜农民不满郡守赵秉甲的酷政，发动农民暴动，在东学教中坚领袖全琫准领导下，民乱从局部地域扩大到整个朝鲜南部。东学农民军声势浩大，打出“排斥洋倭、惩讨贪官污吏、还我民生”的旗帜，数月间发展到数万人之众。朝鲜宫廷接连收到紧急报告请求派官军镇压农民暴动，闵氏一族首辅大臣闵泳骏立即请奏国王发兵讨伐，遭到宫廷多数大臣的反对。有大臣上奏称：“东学党本系良民，因不堪忍受地方官的恶政而蜂起抗争，朝廷不应武力讨伐，应该采用招安之策平息暴动。”闵泳骏的意见被否决后，他秘密拜访袁世凯图谋对策。袁世凯认为，朝鲜兵队太弱，一旦败北，农民军就会侵入京城，那时就可能招致外国的干涉，必须及时援助朝鲜宫廷，尽快将农民军镇压下去乃上策。5月9日，朝廷不堪农民军声势压力，决定发兵镇压，任命兵使洪启薰为“招讨使”，率领京城兵800名前往讨敌。兵使洪启薰因在1882年“壬午兵变”时救助王妃避难有功，深得高宗和闵妃的宠信。袁世凯借给朝鲜官军一艘清国军舰“平远”号，加上朝鲜自国汽船“苍龙”、“汉阳”号，搭乘出征兵八百和野战炮4门，弹药140箱，从仁川出发赶往全罗道群山浦。然而，八百讨敌军面对数万农民大军尚未接战便丢盔弃甲，半数以上的兵卒临阵而退四散逃亡。

朝鲜局势日趋紧迫，袁世凯向李鸿章进言，东学党变乱有利于稳定大清国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清国出兵镇压乱党可以从政治和军事上加强对朝鲜的控制。5月26日，袁世凯会见闵泳骏，袁世凯说：“贵国南部局势严峻，实在令人担忧。”闵泳骏回答道：“上国小国之痛痒乃一体事柄，当下战端危机朝廷，全仰仗袁大人援助的好意。”袁说：“前日洪招讨使兵败，乱徒依然猖獗，贵朝廷中难道就没有其他将才了吗？”闵说：“虽选拔了精锐，但无法马上进剿，朝廷不希望与东学党决战，故陷入现在的被动局面。”袁说：“听闻贵国士兵毫无军纪不听从命令，将官怯战心虚，兵卒畏敌不前，与贼徒相对而不战，远隔十余里听闻有贼便驻足而逃，此乃讨贼乎？”闵无言以对。袁说：“如果我国用兵，只需5日便可荡平乱贼。”闵泳骏道：“贵国援兵之事还请袁大人做主。”

此时，朝廷各班大臣上奏高宗：“近日局势紧急，东学党若只有数千，我讨伐兵尚可以剿灭，然如今贼人达数万之众，剿灭显然已是空话。农民军虽系乌合之众，但其势难以抵挡，朝廷只能劝说招安归顺。全罗道、庆尚道、忠清道乃国之粮仓，绝不可失。朝廷可派大臣敕使前往，对贪官猾吏行刑，除之以平民愤，乱民便可一朝退散。”闵泳骏反驳道：“哪里有贪官猾吏，现今刁民者皆称自己冤罪。听说那赵秉甲遇袭之日早已去向不明，朝廷即便派遣特使，如何行刑服众。诸臣招安之说只能是姑息养奸，陛下若图安治国、平定乱局，应立即向清国借兵剿灭乱党。”高宗斥责闵泳骏，同意诸大臣的请奏，说道：“闻听东学教徒乃以忠孝为本，为何说臣民为乱党？”遂委任金鹤镇为全罗道监司，携带镇抚谕旨前往农民军阵营招降。结果事与愿违，东学党没有接受朝廷的怀柔政策，农民军乘胜占领了全州府，庆尚道、忠清道、平安诸道农民也纷纷蜂起北上，意欲总攻京城，形势迫在眉睫。5月31日，朝廷接到全州城陷落急报，朝堂大臣皆大惊失色，一致同意向清国借兵镇压乱党。6月1日，领议政总理大臣在请求清国援兵的公文上签字，由于朝廷内对引进外兵入境仍存异论，文书没有立即送交袁世凯府邸。此间，洪启薰招讨使再上疏朝廷，呼吁若无外兵救援，则东学乱党不灭，李氏江山难保。朝鲜近代史上最大的内乱，甲午农民起义进入了关键的历史阶段。

6月2日，日本驻朝鲜临时代理公使衫村濬，派遣公使馆书记生郑永邦探访袁世凯，打探朝鲜是否已经请求清国出兵一事。袁道：“双方已经达成内定意向，公文尚未到手。公文一旦取得，待命部队即可出兵。贵国对出兵朝鲜有何见解？”郑：“日本政府对朝鲜从无他意。”郑永邦返回公使馆，立即将袁世凯谈话禀告了衫村，同时给外务省发出“朝鲜政府有请求清国派遣军队之意向”的急电。当日，日本政府即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商讨朝鲜局势，会议认为朝鲜壬午军乱和甲申政变失败以及目前东学党起事，均以排斥洋倭为宗旨。日本在朝鲜的政治地位正受到沉重打击，东学党起义必将危及我驻朝公使馆和本邦8,825名侨民的安全。会议一致通过保护驻朝公使馆和在朝国人安全出兵朝鲜的议案。

6月3日晨，衫村公使亲自拜访袁世凯，围绕朝鲜借兵之事谈话达3小时。袁：“眼下要想维持东洋和平，当务之急是镇定朝鲜之乱。东学乱党是政府及地方官恶政的结果，政府官员的惩戒应首当其冲，若放任自流，镇定乱党就是空话，届时朝鲜势必受外国势力干涉，成为各国争夺的是非之地。依拙者所见，无论朝鲜政府如何施政，当前首要的是镇定乱民，防止外国干涉招惹祸端。”衫村故意试探袁世凯，“贵国出兵，那我国也不能不出兵，实在令人为难啊。”闻其所言袁世凯顿时面色大变，说：“为何贵国需要出兵？”衫村：“为了保护我公使馆和在朝鲜的居民。”袁：“我国援兵是为了镇定乱民，丝毫不会危及贵国人民的安全，贵国无需出兵。”衫村：“朝鲜政府自己不能镇定乱民，既然要向外国借兵，那我国人民依靠外国兵保护岂能安心。而且现在朝鲜国尚无正式请求贵国保护，我国出兵亦在情理之中。”袁：“如果贵国出兵，那么就会招来其他外国军队进入京城，此乃祸乱之端，朝鲜国王是不会欢迎的。”衫村为消除袁世凯的警觉，笑曰：“此乃笑谈，仅仅是余之空想所思，切望阁下不必多虑，贵国如确定出兵勿请阁下转告我国。”在衫村濬看来，袁世凯表面上公平理论，实则满腹野心，企图通过援兵入境进一步明确清国和朝鲜的宗属国关系，为自己建功立业。袁口口声声丝毫不会伤及日本官民，可1882年朝鲜“壬午事变”时，正是袁派出清兵杀伤日本官民，此人系阴险无信用之人。

6月3日，朝鲜政府请求清国派兵的正式公文送到，袁世凯立即电告李鸿章，并把与衫村濬的会谈情况作了报告，强调：“当前日本国内多事，即便日本出兵不过也是以保护公使馆名义派遣区区百余兵力罢了，对清国出兵不会构成威胁。”李鸿章赞同袁世凯的建议，决定派兵入朝，随即电告总理衙门转奏折与帝，光绪圣旨云：“李鸿章电奏已悉，此次朝鲜乱匪聚党甚众，清国派兵助剿，地势敌情均非素习，必须谋出万全，务操必胜之势，不可意存轻视，如需厚集兵力，即著酌量添调，克期续发，以期一鼓荡平，用慰绥靖藩服至意。”当夜衫村代理公使再访袁世凯，探问：“贵国如果没有朝鲜请求援兵之公文，乱民将对汉城构成威胁，清国有何对应。”袁：“朝鲜政府已经下达请求我朝援兵公文，清国准备派发1,500人兵力赴朝镇定东学民乱。”

6月4日，衫村急电东京，报告：“昨夜在袁世凯敦促下，朝鲜政府正式交付了请求清国出兵的公文。清国北洋水师威海卫基地已经出航四艘军舰驶向天津，为赴朝清兵的商船护航，日本政府应迅速对应派遣军队进驻朝鲜。”清国政府对朝鲜事态的快速反应，引起日本政府的高度警觉，政府根据临时内阁会议作出的出兵议案，决定抢先完成在朝鲜的军事部署。

6月5日，日本战时大本营在参谋本部内设立，下达向朝鲜增派混成旅团的动员令。归国休假中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依照政府对朝鲜的既定方针，紧急凑集70名海军陆战队员赶赴朝鲜。在仁川港与停泊在那里的5艘日舰汇合，临时从各舰抽调海军队员加入先遣陆战队，组成总员488名的临时战斗序列，赶往京城日本领事馆。伊藤首相考虑到日清两国外交上的均衡，不赞成派遣大规模军队赴朝。但军方强硬派主张必须打败清国在朝鲜的军事力量，雪“甲申事变”日本败北之耻，把清国势力赶出朝鲜。伊藤对清国一贯的弱势外交，在国会内早已让许多人感到厌倦，正在组织力量试图推翻伊藤内阁。伊藤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顺应军方的要求，采取承诺对应的立场。

6月12日至18日，混成旅团第一批先发部队完成了仁川登陆的军事行动。23日混成旅团主力包围京城，28日混成旅团全部登陆完毕，兵员增至8,000名，超过牙山清军2,000名的兵力数量。在清日两国朝鲜出兵问题上，日本的情报准确、对应迅速、兵力占明显优势。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清军驻防牙山偏僻之地，孤兵独处，前后无援。日军驻防京城，兵临城下控制京畿，朝鲜近海日舰巡航警戒，两国第一轮军事对峙日本占据了绝对优势。

外交纷争

清国出兵朝鲜的决定，启动了清日两国十年前签订的《天津条约》中之约定，“今后朝鲜国若有重大变乱事件，清日两国如要派兵，须事先相互行文知照。”6月  6日，外务省电信课截获李鸿章指示驻日公使汪凤藻，知会日本政府清国出兵的电报。6月7日，清国驻日公使汪凤藻向日本外相递交照会公文，文中声明：“此番清国派兵援助朝鲜乃我朝保护属邦之旧例，清国政府依据1885年清日《天津条约》中第三条规定，特知会日本政府。”

日本外相立即回复照会：“承知贵国出兵朝鲜，但日本历来不承认朝鲜是清国属国。日本政府为应对朝鲜之乱，保护本邦在朝居民安全，也准备向朝鲜派出若干军队。”9日，清国总理衙门再致照会日本：“清国保护属国之行动，乃应朝鲜政府镇定国内民乱之请求。然贵国派兵仅为保护居留民安全，故无需派遣大军入朝并不得进入朝鲜内地。”日本拒绝了清国的要求，表示“日本派遣军队入朝，是根据日朝《济物浦条约》主旨以及日清《天津条约》之约定，属于条约分内之举动与清国的主张无关。”日本为介入朝鲜事务的军事行动，牵强附会制造了出兵的“合理名分”。

全州陷落，清日两国出兵，在国内外政治军事压力下，6月10日朝鲜宫廷向农民军妥协，命全罗监司金鹤镇与农民军谈判。双方达成《全州和议》，政府承诺了农民军的要求。（1）停止迫害起义者和东学教徒，政府与东学党人合力维持社会秩序。（2）查明贪官污吏的罪行，加以严惩。（3）严惩横暴富豪。（4）严惩不良儒林两班。（5）烧毁奴婢文书。（6）改善七种贱民待遇，不得强制白丁戴平壤笠。（7）许青年寡妇再嫁。（8）废除一切扰民的苛捐杂税。（9）任用官吏打破门阀界限，录用人才。（10）严惩私通日本者。（11）取消一切公私债务。（12）土地应平均分配。合约达成后，农民军退出全州城，解散返回故里。

日本派大军入朝震惊了清国朝廷，命令袁世凯尽快通过外交途径寻找退兵方案。袁世凯惊恐之极，生怕自己的过失给清国酿出被动战事，也想极力挽回不利局面。6月15日，袁世凯和大鸟会谈，双方达成“即时同时撤兵”的约定。就在大鸟准备在合意书上签字时，衫村代理公使提出，撤兵条约应报本国政府知晓的建议，大鸟因此暂缓签字。清日两国驻朝公使代表，早期确实寻求过用外交手段解决朝鲜问题的做法，原因是大鸟公使那时并不了解伊藤和陆奥欲取朝鲜的战略意图。

6月15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伊藤首相提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新议案，第一，日清两国共同参与镇压东学党起义军；第二，乱党平息后两国各派代表若干名参与朝鲜的内政改革，如果清国不接受此议案，日军就不撤出朝鲜。伊藤相信，清国政府绝不会同意日本参与朝鲜政治改革，有意提出让清国政府难堪的议案。

６月17日，陆奥外相向汪公使递交解决朝鲜问题新议案的公文，同时电训北京小村公使知会总理衙门。正如所预料的那样，清国政府拒绝了此议案，谴责日本干涉朝鲜内政的行为。清国强调，“朝鲜内乱已经平息，朝鲜内政改革应由朝鲜自身解决，清日两国应该立即撤兵。”此时已经进入朝鲜的日本军，强硬要求政府应该与清国一战，没有理由错失良机无功而返。况且清军大部队驻扎在牙山僻壤，孤兵势薄没有优势，日本应当寻找合适的理由与清国开战。

6月22日，内阁首脑在皇宫凤凰阁召开御前会议，首相、各大臣、参谋总长、枢密院议长、海陆军部长，请求天皇“圣断”，继续向朝鲜增派军队准备与清国一战。23日，陆奥外相通知汪公使，日本将在朝鲜驻留军队，单独实施对朝鲜内政的改革。并电训大鸟公使，混成旅团余部已经出航赴朝，命令第一批上陆的混成旅团在京城完成集结部署。26日，大鸟公使拜见朝鲜国王，阐述朝鲜内政改革的必要性，同时会见了国王选定的改革委员会成员。27日，混成旅团先遣部队完成对京城各要地的控制，日、清、朝三国间战争如箭在弦。28日，大鸟公使向朝鲜外务督弁赵秉稷发出挑战性照会，质问朝鲜政府是否仍然承认朝鲜是清国的属国，要求在翌日立即答复。

6月30日，俄国驻日公使希德洛夫向日本政府递交了政府训电，要求日本应遵从朝鲜政府的要求，日清两国军队同时撤兵。英国外相金伯利也向青木公使转达了撤兵要求。当日，朝鲜国王发布《罪己诏》：“当前朝鲜国内混乱的原因，完全是由于自身的不德和官吏渎职所造成的……”尽管如此大鸟公使还是依照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提出了朝鲜行政、司法、财政、兵制、教育改革纲领，要求改革委员会在规定限期内拿出改革具体意见。

7月3日，大鸟公使按照陆奥外相的训令，要求朝鲜政府参与内政改革，答复时间限定在8日中午。朝鲜政府被迫任命内相申正熙、内务次官金嘉镇、曹寅承三位重臣加入改革委员会，与日本共同商谈改革事宜。10日，在汉城南山老人亭，大鸟公使会见朝鲜内政改革委员会委员，提出五条二十七项内政改革案纲目，要求三日内决议、十日内实施。改革案要旨七项：第一，恢复议政制，确立六曹判书的权限。第二，严格宫中、府中的行为，宫廷不得干涉政务。第三，明确外交责任制，由专任大臣负责。第四，清除派阀、起用新人。第五，严禁买官卖官。第六，严禁官吏收受贿赂。第七，汉城及重要港湾间修建铁道，全国主要都市间架设电信线路。

上述限定日期的大鸟改革案，公然干涉朝鲜内政，在朝堂上引起强烈反对，可是政府又没有进行改革的意愿，虽然对于日本的高压十分愤怒，但政府又无力拒绝日本提出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唯一的期待就是宗主国大清帝国能有所作为。

13日，朝鲜政府在议政府内任命总裁官、堂上官，作出应和大鸟改革提案的姿态。15日，朝鲜政府通告日本，如果日本方面不撤兵，不撤销改革案实施期限，朝鲜的内政改革则无法如期实施。在朝鲜内政改革问题上，陆奥宗光后来在他的《蹇蹇录》里吐露实情：“当时日本尚不具备与清国全面战争的信心，必须制造合理借口博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减少各列强国的谴责。所谓朝鲜内政改革的提案只是空有虚名而已，清国政府一定会拒绝日本的提案。如此一来，阻碍朝鲜国家进步的责任在清国，日本和清国决裂一战就会名正言顺。”

列强仲裁

朝鲜同时受到两个国家军队介入的压力，政府请求各国政府敦促日清两军尽快撤兵。清国也迫切希望缓解紧张局势，积极展开外交运作，请求西方列强从中周旋化解战争危机。然而，日本继续以所谓改革案拖延时间，无视列强的警告，加速向朝鲜增兵。6月30日，俄国驻日公使希德洛夫送来了政府训电，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硬警告，“朝鲜的内乱已经平息，日本应遵从朝鲜政府的要求，接受日清两国军队同时撤兵的方案，否则日本将负有重大责任。”俄国政府用“重大责任”与日本对话，在日本政府看来显然有通牒的意思，威胁日本对今后可能发生的事件承担后果。

俄国的强硬介入使陆奥外相感到事态严重，陷入苦境，他带着俄公使的公文，立即前往伊藤首相宅邸“伊皿子”听取首相的意见。伊藤看过俄国的通告公文后沉默良久，陆奥请求良策，伊藤慢慢开口言道：“局面已经发展到了现在的地步，还如何应和俄国的要求，将我军从朝鲜撤回呢。”听到伊藤模棱两可的话语后，陆奥立即回道：“尊意与鄙见完全符合，然今后之事态无论演变得如何艰难，都是你我两人的责任，其他不必多言。”陆奥匆匆离开伊藤宅邸，当夜给日本驻俄国公使西徳二郎发去急电，婉转驳回俄国政府的要求，“日本同意俄国的要求，但目前尚不是应该撤军的时机”。为了让与俄国矛盾重重的英国牵制俄国，陆奥同时也给日本驻英国公使青木子爵发去相同内容的电报。

在日清对立的外交问题上，日本最大的担心莫过于来自俄国的干涉。长期以来，俄国和日本一样，密切窥视在邻国朝鲜半岛的利益，朝鲜宫廷内的亲俄势力日渐形成，日俄之间已经暗地里出现对未来利益角逐的征兆。朝鲜的内乱导致日本出兵，清国担心宗主国地位受到威胁，俄国也担心刚刚罗织起来的势力受到打击。在对立的两个大国面前，陆奥铤而走险向俄国表示不撤军的固执立场，内心十分担忧俄国会做出军事上的强硬反应，因为日本确实还没有抗击清俄共同军事力量的能力。

陆奥独自向俄国发出反驳书，心中忐忑不安，担心独断行为使日本陷入国家危机。次日，陆奥慌忙向内阁报告了给驻俄公使的反驳文，请求内阁追加承认上奏天皇。陆奥在回忆录《蹇蹇录》中写道：“呜呼，追想当时的情形，至今都毛骨悚然。吾与伊藤伯的短暂会谈，两人竟在默诺间心领神会，虽然仅仅三言两语却成就了天大的事情。如果当时两人或一人稍微动摇，就不会有今日的时局，更不会有受到世界瞩目夸耀的日本。”

伊藤和陆奥向俄国发出强硬反驳书后，俄国政府没有作出强烈反应。期待东亚国际关系安定的英国，一直对清日采取等距离外交政策，期待东亚现状的稳定。英国希望清国政府对日本的朝鲜改革提案尽快作出反应，推动双方早日撤兵。在清国政府的委托下，英国驻清公使向日本政府作出试探，“如果清国政府对日本政府的提议愿意考虑的话，日本是否愿意重新对话。”日本答复，“为了朝鲜的政治改革，日清两国如果愿意共同派遣委员参与改革，日本不会拒绝与清国对话。”英国公使向清国政府转达了日本的态度，同时也告知日本驻清国公使小村寿太郎，“清国政府希望会见日本公使，共同商议日本政府提议的改革诸事项。”可是，清国总署王大臣会见日本公使小村时却表示，“日本的改革案根本没有什么新意，日本不撤军任何提议都无法商议。”

7月12日，日本向清国发出强硬通告，“清国拒绝日本的共同改革提案，又无视英国政府周旋两国合意的好意，仍然坚持日本先撤军的立场。如此盛气凌人不听相劝，将来由此引起的任何事态，清国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对此，驻日英国临时代理公使帕则特，向日本转达了清国政府的回答，“清国政府对12日日本的通告感到非常不快，如果日本真心希望维持和平，应该不会拒绝继续谈判。清国政府希望日本政府提出新的改革提案，如果到7月20日为止日本仍不作出决定的话，清国将派遣十二万清兵部队登陆仁川。”

7月13日，俄国公使希特罗伯答复陆奥外相的电报，表示俄国对日本出兵的抗议到此为止。俄国的退缩让日本庆幸来自俄国的威胁已经不复存在，可以更大胆地对清国实行强硬政策。15日，朝鲜发来最新情报，报告外务督弁赵秉稷代表朝鲜政府，向大鸟公使递交了拒绝内政改革纲领的回答书，表示在日军撤军后，朝鲜政府将自己实施改革。

和平破裂

清国和日本两国终于走向武力对抗的边缘，日本政府无视清国政府提出的，7月20日为止，再提出改革新案的警告；清国政府也无视日本政府提出的，7月25日为止，停止向朝鲜运兵的通牒，清国皇帝决心与日本一战。日本驻清国公使馆的海军情报武官泷川具和大尉、参谋本部情报武官神尾少佐分别报告，20日、21日、22日清国派数艘运兵船向朝鲜运送作战兵力。日本认定清国政府无视日本的最后通牒，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日本政府以朝鲜改革案为借口和清国周旋，赢得了调遣军队的时间，而李鸿章对西方列强的调停寄予厚望，错过了向朝鲜调兵的时机，使清国在朝鲜的作战力量处于劣势。

7月18日，驻汉城的大鸟公使向陆奥外相提出包围皇宫的请求。陆奥嘱其先控制王宫及京城外围，作战行动需谨慎不得妄动，防止引起外交纷争。20日，大鸟照会朝鲜政府，蛮横提出四项要求：第一，日本着手架设汉城和釜山间的军用电线。第二，朝鲜政府遵循《济物浦条约》即刻着手建设日军兵营。第三，放弃朝鲜是清国属国论，立即将清国军队逐出朝鲜。第四，废除朝鲜和清国间的各项条约。以上要求必须在22日之前作出答复，否则日本将采取必要的行动。

7月19日，在仁川的村木少佐向大本营报告，清国朝鲜代表袁世凯未通知各国公使馆，深夜秘密从京城出发前往仁川，换乘本国军舰归国。袁世凯此时归国搬兵，显然是对朝鲜内政的干涉，也许是恐惧战事临阵脱逃。在离开朝鲜时袁世凯向朝鲜官员放话：“余归国后，会立即率大军回来！”袁世凯的归去，动摇了朝鲜宫廷内的亲清派势力，亲日改革派乘机开始蠢蠢欲动。

7月22日，面对日本的最后通牒，朝鲜国王和政府别无选择，只得回复大鸟，朝鲜同意放弃清国属国论，业已向清国驻朝鲜临时代办唐绍仪提出了撤军要求。但朝鲜政府的全面退让没有阻止日本的咄咄相逼，大鸟终于露出战争狂人的真面目。大鸟指责朝鲜的答复只是口头应付，朝鲜政府内心其实仍然承认属国论，此答复不能算数。大鸟向朝鲜外务督弁赵秉稷递交了日军准备进攻王宫的通告文。

7月23日凌晨3时，大鸟命令部署在王宫附近的混成旅团向王宫发起攻击，朝鲜王宫卫队奋力抵抗日军的进攻，日朝战争开始。保卫王宫的卫队很快便被从各城门进攻的日军打垮，6时20分，双方结束了仅仅一日的战争，日军占领了朝鲜王宫。战斗结果，朝鲜卫队战死40余人，余者降伏。日军缴获大炮30门、枪械2,000挺，日军战死1人，负伤1人。

日本向朝鲜开战，大鸟公使虽然履行了外交交涉、最后通牒、宣战照会的战争程序，可是日本对国际社会仍然缺少必须开战的交代，政府唯恐陷入国际谴责的危机。为此，大鸟采用了让大院君出山与闵妃势力对抗的计谋，建立临时亲日傀儡政权，消除国际舆论的非难。7月23日午前，衫村公使在大院君宅邸出示日本政府的书状，作出日本只是帮助朝鲜实施内政改革，绝不占领朝鲜一寸土地的书面保证。大院君同意了日方的要求，但必须由李熙国王下诏，恭请大院君回宫。11时，大院君收到国王委任全权处理国政的诏书，在日军护卫下进入景福宫。一贯奉行锁国逐倭政策的大院君，摇身变成了日本的代言人。

7月25日，大院君以朝鲜政府的名义，通告清国领事馆唐绍仪代办，即刻废弃朝鲜和清国的诸项条约，朝鲜委托日本军驱逐驻留牙山的清国驻军。当日，日本联合舰队在丰岛海域和清国舰队遭遇，发生战斗，日本驻留朝鲜的混成旅团也开始向牙山进攻，清日两国不宣而战。

8月1日，清日两国发布宣战文告，大鸟向金宏集为领议政的朝鲜临时政府递交两国关系新条约提案。内容涉及内政改革，开设京釜间铁路，开设京釜、京仁间电信，招聘日本人担任政法军务顾问等七款。案中尤其要求日朝双方，面向国际舆论对7月23日发生的王宫战斗统一口径，表明“日朝间发生的战斗，纯属两国士兵间的摩擦，偶尔发生的冲突事件，事件已经平息，两国政府对此不再追究”。

8月15日，朝鲜国王裁可国家新体制，议政府领议政金宏集、左赞成金寿铉、右赞成李允承，外务衙门大臣金允植、协弁金嘉镇，内务衙门大臣闵泳达、协弁李埈镕，度支衙门大臣鱼允中、协弁金喜洙，军务衙门大臣李景远、协弁赵义渊，法务衙门大臣李用求、协弁金鹤羽，学务衙门大臣朴定阳、协弁郑敬源，农商衙门大臣严世永、协弁郑秉夏，工务衙门大臣徐正淳、协弁韩耆东，警务使安驹寿，宫内大臣李载冕、协弁金宗汉。

8月26日，朝鲜新成立的亲日政府和日本缔结《大日本大朝鲜同盟条约》，确立了日朝两国由敌对国转向同盟国的战略友好关系，共同驱逐清国在朝势力。清日战争进入了日本和朝鲜两国对决清国的历史阶段。

战争的民意

1886年 8月 1日，清国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途经日本长崎港靠岸维修战舰。李鸿章想借此机会向日本国炫耀清国实力，借以打击日本的气焰。当时“定远”、“镇远”两舰是远东最强大的战舰，对日本朝野上下给予极大刺激，国内世论哗然。北洋舰队在长崎停留期间，发生了清国水兵与当地住民的殴斗杀伤事件，使日本民众对大清帝国产生强烈的厌恶情绪。清国舰队的来航加速了日本政府扩充军备对抗清国的决心，日本国民对清国大陆的关注度开始急剧增高。

清国作为朝鲜的宗主国，在朝鲜极力施加大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帮助朝鲜排斥亲日势力。1894年3月避难日本的朝鲜政治家金玉均，在清国上海遭到朝鲜宫廷派遣的杀手暗杀。朝鲜政府请求李鸿章将杀手洪钟宇和金玉均尸体引渡朝鲜，得到允可，清国派军舰“威靖”号专程将凶犯和灵柩送回朝鲜。金玉均的尸体被朝鲜凌迟暴尸于杨花津刑场，其家族也受到株连。金玉均事件在日本引发反清浪潮，5月20日，东京举行盛大葬仪，安葬金玉均遗发。清国政府在还尸问题上的做法，激起日本国民的强烈愤慨，征韩论、征清论的呼声高涨。日本历史上把金玉均事件与朝鲜东学教农民军起义，共同视为引发清日战争的直接原因。

清日两国开战后，日本国民对战争的关心度激增，各界报纸的新闻、社论、记事一齐转向战况话题，激发起国民对战争的狂热。报界派遣战地记者跟随作战部队和军舰观察战斗实况，随时传递前线的最新战报。日本国会在野党立即停止了对执政党的攻击，出现了平静的政治休战和一致对外的团结局面。会议通过了相当于日本两年岁入额度的一亿五千万日圆临时军费预算，其中一亿日圆额度以公债募集形式向社会筹集。社会名流福泽谕吉等人，在财阀和富豪中为募集公债奔走游说，第一回3,000万日圆的公债目标额，应募到7,694万日圆。第二回5,000万日圆的公债目标额，应募到9,027万日圆。民间各地及地方政府自发掀起征朝义勇军活动，相继组织了义勇队、决死队、拔刀队等团体，向政府请愿参加赴朝作战。8月7日，天皇颁诏：“各地臣民、义勇兵之团结，乃忠良爱国之举，朕至情尽知。然臣民应勤勉操守各自定业不可怠慢，朕之所望乃国民生殖之大要，实为富国强兵之源，今民间自愿义兵之举尚无必要。”义勇军“禁止诏”发布后，各地自发团体相继解散，但是国民的战争热情没有冷却下来。这支民间力量作为后备役被军队募集为军夫，十五万人规模的军夫大军，在战争中发挥了仅次于军队的重要作用。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一直在努力推进公娼业的废除。随着战争的爆发，政府限制娼妓业的立场发生了奇妙转变。国家首次公开认可接受娼妓为战争的捐献金。娼妓作为国民的一员在国内掀起了为战争捐献的热潮，一些娼妓将多年积攒的储蓄自愿献给国家支援战争。在远征军集结的地方，云集了来自日本各地、自愿为士兵提供服务的娼妓。娼妓业主趁机大发战争财，募集了大量生活贫困的妇女加入军妓的行列。当时娼妓与妓楼的契约所得金增长到普通妓月薪15圆，美人妓月薪30圆的行情。旅顺口攻陷后，第一师团征集新宿十二家大妓楼的“奉公女”前往慰问，祝贺日军的大胜利，场面十分热闹。

清日战争日本获得全面胜利的重要原因，是全民热情地支持了这场战争，日本民众赢得了押给明治政府的战争赌注。可是彼岸的大清国，却在默默无闻的民意中揣摩战争，在战和间摇摆不定。国家靠增加税赋维持战争，甚至辄用国库巨额银两为慈禧太后修园子祝寿。战争对清国来说只是皇家的事，战败赔偿也是皇家割让自家私有的土地，由自家臣民缴纳的税赋来承担战败的责任。清国朝廷长期的愚民政策，是导致这场无民意支持的战争必然失败的根源。

清日两国宣战

清国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公历1894年8月1日，清日两国在同一日宣战。日本政府的对清宣战书，先后做了六次重大修改，其中第三、四、五案中包括对朝鲜宣战的内容。但在此前的7月23日日军占领朝鲜皇宫，朝鲜傀儡政权同意日本的要求，将日本侵攻皇宫解释成两国士兵间的摩擦，偶尔发生的冲突事件。日本和朝鲜间的战争因此从宣战书中删去，宣战对象只剩下清国。

内阁针对宣战书中的开战日，是7月25日的丰岛海战日还是8月1日的宣战日，出现不同意见。如果宣布8月1日为开战日，8月1日以前海外出征的日本军人的军龄就无法加算，各种战争待遇抚恤也无法授予。大臣间最后的协调结果，决定以7月25日为实际战争爆发日，8月1日为清日战争宣战日。内阁最终通过的宣战书议案，由伊藤博文总理大臣和内阁诸大臣连名签字，提交天皇裁可，一场令全世界瞩目的亚洲两强间的战争爆发。

第二章 清日战争观

2.1 近代军备

近代清国军队

清朝建国以来，皇帝作为最高统帅君临国家的武装力量。清国早期的军队体系是八旗制，八旗军的兵力总数20万，最初，士兵成分主要由满族旗人构成，后来不断扩充，分为满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八旗三支。清军入关后，组建了以汉人为中心的绿营军，总兵力达50万人。在此后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清朝的军队编制及教育一直沿用旧有体制，没有改革和创新，到了清朝末期，军队已经退化严重，腐弱不堪，失去了抗敌御侮的能力。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国注意到战争工具的落后，开始大力引进西方的先进武器装备军队。到了清日战争时，由绿营军演化而来的勇军和练军，在近代武器装备下成为朝廷对外作战的主力。而八旗军作为朝廷传统的御林军，只负责皇室和京畿地区的安全。

勇军始于嘉庆年间（1796—1820），由地方武装发展而来。勇军不属于国家正规军，有乡勇、楚勇、湘勇、淮勇，在平叛白莲教反乱中有功于朝廷。乱匪剿灭后，大部分勇军被解散，部分壮兵转编为湘淮军，并在太平天国运动中立下赫赫战功。练军始于同治年间（1862—1874），是从退化的八旗军和绿营军中选拔出的健壮士卒组成，改称“练军”。北洋大臣旗下的练军，按照湘淮军的“营哨”“饷章”整编军制，招聘西方国家的军事顾问训练部队，武器装备较多采用西洋枪炮，成为近代清国军队的精锐。

1866年，清政府在福州设立第一所海军军事学校 “福州船政学堂”，1880年 “北洋水师学堂”在天津开校。至清日战争前，“江南操炮学堂”、“天津武备学堂”、“黄埔水师学堂”等十五所军事院校先后成立。1875—1895年间，清国派往英、美、法等国的军事留学生达百余人。清国还组织翻译了英、美、法、德、俄等军事强国的兵制、军队训练、海防配置、军费开支、临阵用兵、兵器制造、战斗操法等七十余种军事著作。北洋水师二十余艘舰船皆任用有留洋经历的人才担任管带，形成有西方海军特征的清国海军。留学英国的“定远”旗舰管带刘步蟾，参考西洋军制撰写的《北洋水师章程》，成为清国舰队的建军宗旨，受到欧美海军界的关注和赞赏。清政府还从欧洲聘用军事人才，帮助训练指导清国海军。

清国军队有史以来实行佣兵制度，官兵服役大多是为了获得军饷。大多数士卒兵勇是来自没有特权的贫困家庭，从军成为穷人躲避饥饿、解决温饱的一种特殊“职业”。佣兵制度下的军队没有明确的服役年限，军中老年、壮年、青年人混杂，士兵的年龄和经验参差不齐，难以承担相同的军事任务。在长期和平的环境下，军队中滋生各种不良风气，将士逐渐失去了实际作战的能力。清日战争的实践证明，清国军队已经完全没有抵御外来侵略的战斗能力。光绪三十年（1905），清国吸取清日战争失败的教训，仿照外国兵制进行军制改革，制定出以“常备兵”、“续备兵”、“后备兵”三种兵役为代表的清国式兵役制度，但是仍然沿袭饷银佣兵的制度。

1880年，李鸿章奉旨筹办北洋海军，大力采购欧洲近代舰船，兴建海防要塞。李鸿章对建设海防体系颇有见地，主张“水陆相依”，他强调：“水师以船为用，以炮台为体，若有兵船而无炮台庇护，则兵船弹药、煤、水耗尽，必为敌所夺。有池、坞、厂、栈而无后炮台，亦必为敌所夺，故炮台与水师极宜并举。”在德国和英国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北洋海军修建了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永久炮台群，以及为舰队服务的船坞修理所、鱼雷制造局、栈桥等专用设施。炮台装备德国炮为主的远、近程海岸炮，大炮多为口径35厘米、28厘米、24厘米、21厘米、15厘米、12厘米不等的克鲁伯后膛填弹钢炮，重型炮配置升降机械辅助填弹装置。炮台位置设计互成犄角阵势，能发射穿甲弹、榴霰弹等轻重型弹种，交叉攻击敌舰。清国海防永固型防御体系的建设，大大强化了清国海岸的防御能力，舰队在港湾内的停泊安全得到保障。

清国近代军事变革的潮流中，缺少战略和战术意义上的远见，使清国在和日本的军备竞赛中逐渐落后。清国在引进西式武器过程中，没有章法、各自为政，进口装备种类繁多、五花八门，营中新旧兵器混杂情况严重。通过日本在平壤、九连城、缸瓦寨、辽阳、海城、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处的战斗中缴获的清军武器弹药统计可见，清军装备混乱状况十分严重。安徽廪生朱照在给张之洞的《上张香涛制府条陈平倭事宜书》中写道：“炮则有格林、阿姆斯脱郎、克虏伯、田鸡炮、开花炮等种，枪则有新旧毛瑟、林明敦并中国自制之快利枪，名色繁多，殆难指屈。夫枪炮一种有一种之弹药，即一种有一种之施放之法。弹药或误，则与枪炮格格不入，或大或小，或长或短，或松或紧，皆不适于用，则有器与无器等。中国海军兵轮所用之炮，如格林、克虏伯等，一艘必有数种，此炮之弹或误入他炮，则必不能开放；重新取易，愈觉劳费，迟误稽延，多由于此。陆营兵士或持毛瑟，或持林明敦，或持快利等枪，临阵往往有枪与弹不合之弊。盖由常兵入伍者多系椎野粗卤之夫，不能一一辨认；间有一二老于兵者，虽有认识，而仓促时或信手误携，贻害匪浅。况种类繁多，即营官、哨弁尚有不能尽识者哉。”亦有报告：“军内配备之马梯尼枪弹丸有四五种规格之多，制造局内尚存二十年前旧弹丸八十万粒，毛瑟枪弹丸六十六万粒，不合膛或失效弹丸高达百分之七十以上。”

清国军队不仅枪炮武器装备中存在诸多问题，在后勤、医疗、食品、输送等领域内的战争储备同样存在致命伤，很难应对一场近代战争。清国虽然兴建了亚洲最强大的要塞炮群，但海岸炮台只强调正面攻击力，而忽略后路防御。战争中，日军屡屡从后路迂回夺取炮台，轻易摧毁了李鸿章舰船和炮台相互庇护的作战构想。清国军队的军事改革只学到西方军事的皮毛，没有真正掌握近代西方军队的建军思想和原则，并因此在清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代价。

大清王朝的统治经过二百五十年的兴衰起伏，清初的尚武精神已经所剩无几。朝廷唯恐将领拥兵自重，在军队中设立了文官和武官两重管理制度。武官的权力和地位被不断削弱，在朝廷中的地位明显低于文官。地方战略决策权掌握在属于文职系统的总督、巡抚手中；武官只是战术上的指挥官。战事发生时，各省总督临时任命调动将军参战，文武官员间经常出现作战思维和战法构想相悖的状况。李鸿章身为大清国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是政务官员；又是主理北洋外交事务的外交官，同时还担任对日作战的总司令官，国家政军体制混乱，这样的体制构造对一场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战争来说，无疑是有违近代战争规律的致命错误。

近代日本军队

兵役制

庆应四年（1868）日本国改元“明治”，开始了“明治维新”。维新政府下的各藩阀兵权奉还天皇，军队合编成明治新军，施行天皇赦令下的“国军”军政体制。明治维新废除了旧的士、农、工、商（四民）差别的封建制度，允许平民名前冠姓，允许平民居住、职业、结婚自由。军内长老山县有朋，倡导在“四民平等”原则下“全民皆兵”的建军方针。明治六年（1873）一月十日天皇颁布“征兵令”，将“四民平等原则”贯彻到兵役制度中，规定日本男性公民不论贫富贵贱、地位高低，都有为国服兵役的义务。日清战争中，日本皇室与国民履行相同的兵役义务，多名适合兵役条件的皇室成员入伍，参加了战争。

明治国家早期兵役制度，常备军三年（在营）；第一后备军两年（每年召集一次训练）；第二后备军两年（专务家业）。17岁至40岁男子中未服兵役者，皆为国民军（战争爆发时本地域内守备）。明治二十二年一月，为适应扩军的需要，发布了明治新“征兵令”。凡年满17岁至40岁的男性国民，有义务承担国家的兵役。兵役义务分四个阶段，第一“现役”，年满20岁者服现役三年。第二“预备役”，现役期满者服预备役四年四个月。第三“后备役”，预备役期满者服后备役五年。第四“国民兵役”，年满17岁至年满20岁以及预备役期满至40岁者为国民兵役。日本国民的兵役义务，现役、预备役、后备役、国民兵役，满期合计23年。1893年，日本修订战时兵役编制，现役、预备役、后备役，构成国军的野战部队、守备部队、补充部队的兵源。

明治维新的兵役制度，彻底改造了旧藩阀的军队体制，成为“国家军队”最重要的法律支柱。政府设置兵部省（国防省），采用法国式军制改编军队，大力扶植军校教育体制，严格接受西方军事思想的训练。兴建陆军屯兵营地、海陆军士官和将校培养军校、兵器弹药制作所、军队专属医院。在“国家军队”意识统合下，把江户时代续存的尚武精神与近代国军意识融合起来，建设成有极高战斗素养的近代国家军事集团。明治维新导入“国家”和“国民”的概念，把国民和国家捆绑在共同生存的精神支柱上，形成军、民、国一体化的“天皇的国家军队”。

陆军

1889年，陆军发布《野战教范条例》，提出炮兵是战场“主兵”的概念。炮兵作为未来战争的“战斗骨干”开始在军事思想中定位，推动了炮兵兵种空前发展的势头。陆军野战教范采用欧洲炮兵炮术战法，炮兵学校讲义导入“弹道学”课程，聘请意大利武官布拉加尼讲习弹道学，开创了日本弹道学理论基础。弹道学科理论不但在陆军广泛采用，也是当时海军舰炮唯一的弹道理论教程。此后，日本武田大佐又提出了本国的弹道学理论，在陆海军炮兵中推广。炮兵弹道学的应用，使日军炮兵发展迅速，一举跨入炮兵先进国家行列。

日本陆军的炮兵制式，采用野炮还是山炮，在军中出现过严重意见分歧。野炮论者小川又次中将强调“炮火威力优先论”，山炮论者德国教官梅克鲁主张“炮械机动性优先论”。两人在东京炮兵将校研究会上力陈己见、互不相让，最终陆军大臣大山严折中了双方的观点，采用了野炮和山炮混用方案。日清战争中，师团炮兵联队混用野炮、山炮，获得良好的战果，证明野炮和山炮混合使用具有火力和机动性兼备的战术功能。虽然9厘米臼炮、15厘米臼炮、8厘米加农炮、9厘米加农炮、12厘米加农炮等中大口径炮械，也有少数参加日清战争的记录，但这些炮类没有留下值得赞誉的功绩。反倒是小口径7.5厘米马驮可分解山炮、7.5厘米马拉野炮在战争中战果显著。

近代早期炮械受火药技术的限制，炮弹射出后硝烟弥漫，极易暴露炮队位置，为此炮兵不惜采用暴露自身，先发制人的手段，先于对手进行炮击，颇有成效。日军炮弹多采用榴霰弹，以杀伤敌军地表目标为目的，弹内携带新式起爆引信，弹头在到达敌阵地上空时爆炸，能有效杀伤地表敌军，成为炮兵制敌的一大优势。榴霰弹的威力震撼，被清军谓之“天弹”，日军大炮一响，清军阵地的士兵就会立即出现恐慌和动摇。

战前，日本陆军已经发展到六个师团和一个近卫师团的规模，总人数123,047名，马38,009匹。上等兵以下战斗人员总数63,360人、骑兵2,121人，野炮168门、山炮72门。配置有多兵种编制，多方位后方支援建制，全天候军夫机动队，组成集兵站、通信、卫生、情报为一体的近代作战体系。

海军

日本系岛国，四面环海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建设强大的海防要塞成为明治政府政治、军事发展的既定方针。面对清国强大的北洋舰队，日本感到窒息和压抑，决心发展近代海军，加快海防建设的步伐。可是日本同时并举海防建设和扩张海军舰队，庞大军费预算远远超出日本政府的财政能力。面临这一大难题，明治天皇率先从宫内经费中下赐御内帑金，支援国家海防建设。全国有志者在天皇恩惠感召下纷纷响应追随，总计捐献海防金230万日圆。明治二十年（1887）至明治二十五年（1892），全国各要塞装备的海防火炮总数达212门，除两门大炮从外国购入外，其余全部是大阪炮兵工厂用献纳金制造的。国家用献金款制造的大炮，尾部刻有“献纳”文字标识，以向捐纳者表示敬意，并向献金者授予“黄绶褒奖章”，表彰他们为国家作出的贡献。

联合舰队主力战舰“吉野”号，是英国阿姆斯特朗兵工厂制造，使用新型蒸汽机驱动，航速23节，是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装甲巡洋舰。舰上火力配备15.2厘米阿姆斯特朗速射炮4门、12厘米速射炮8门、4.7厘米哈乞开斯机关炮22门、36厘米鱼雷发射管5具。“吉野”舰原是清国北洋水师预购，后因海军经费不足被迫放弃。日本一直关注清国订购该款新型军舰的动向，政府动员全国官民的一切力量募捐，明治天皇也省吃俭用捐赠皇室用度。日本终于购得这艘命名为“吉野”号的新锐战舰，大幅提升了舰队的作战实力。

日本为对抗清国战舰“定远”、“镇远”的巨炮威胁，采用法国造船技术建造了三艘松岛级巡洋舰，并用日本国内绝色佳景“陆奥松岛”、“安芸严岛”、“丹后天桥立”，命名为“松岛”“严岛”“桥立”，海军美其名曰“三景舰”。“三景舰”上装备巨炮，超过“定远”、“镇远”30.5厘米巨炮的口径。但是三景舰的32厘米巨炮在海战中没有发挥预想的作战性能，打败清国舰队实际上是倚仗速射炮强大的速射火力和舰队机敏的运动战法。战后，日本海军通过分析得出清国“定远”、“镇远”舰的30.5厘米主炮优于日舰32厘米主炮的结论，在以后的新造舰上，均采用30.5厘米炮作为主炮标准。

日清开战时，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军舰已经达到可以与清国舰队匹敌的数量：炮舰数28艘，吨位57,631吨；水雷艇24艘，吨位1,475吨，合计舰艇52艘，总吨位59,106吨。联合舰队人才济济，大多数舰长是毕业于西洋军事院校的优秀人才，他们成为日本海军的最重要力量。

军夫体制

明治军队编制中的“军夫”是一支与正规军人不同的集团，在日清战争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军夫起源于江户时代，是藩阀军后勤补给部门的编制，通称“阵夫”。当时江户百姓每年负担国家规定的年贡和国役，而阵夫役本身就相当一种国役，属于既有收入又履行国役的人气职业，但也伴有战争伤亡的风险。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军队引入西方近代军制，模仿德法两国兵站编制，使用更多的近代化手段运送载荷，突出了军夫的应用价值。

日军远赴国外作战时，受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物资运输面临许多新的考验和问题，迫使日军重新起用“军夫”，担任向前线部队输送辎重、弹药、粮草、救护等后勤保障任务。军夫的雇用采取军方和民间契约的承包制，承包业者协助军兵站包揽军队战时需求的马匹征集、物资调集、被服供给、武器搬运、军夫管理等复杂的业务。在马匹车辆不能到达的地方，军夫用“驮马队”或“背负子队”（人力肩担背扛），完成艰难地段的运输业务。虽然军夫的职能主要是单纯体力劳动，但是薪水收入远高于正规军士兵的津贴。而且军夫在受雇用前没有受到专门军政教育训练，从军者中不乏地痞、流氓、赌徒等不务正业者，成为战争中违反军纪的突出代表，给部队管理带来诸多困难。

战场上军夫存在的纪律问题，很快引起陆军省法官部的注意。1894年8月27日，儿玉源太郎陆军次官强调指出：“军夫没有军人的素质，没有军纪习惯，任务执行中无法按照军人的标准来约束。”“军夫缺少文明的人格，在敌国作战容易作出有伤我军名誉的行为。对发生劣迹的军夫必须施以严罚、解雇、减薪的纪律。”10月22日，日军越过鸭绿江进入清国，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发出训示：“日军侵入清国领地时的重要一点，是要管好自己的士兵和军夫，对他们必须严格训诫。作为文明国家的军队，厉行军纪乃我军天职所在，绝不能让害群之马乱暴胡来。那些缺少军队教养的军夫，只是以赚钱为目的从军，如今数万后勤支援的军夫与野战军共同作战，军纪上会成为我军的累赘，甚至妨碍正常的作战秩序。因此，对在战场上烧民屋者、掠民财物者、羞辱妇女者，必须军法从事，赶出神圣的战场。”战争中，军夫的表现如上官预料一样，尤其在违反风俗军纪的数量上远超过正规士兵，酗酒赌博、打架斗殴、偷骗财物、侵扰妇女、战场逃兵，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明治军队的文明形象。

在战争中组织军夫担负作战部队物质输送的重要任务，这种方式在各国军队中都曾经使用过。日本采用的是高薪雇用制，国内的军夫每日薪水40钱，出征海外的军夫每日薪水50—70钱，饭食、衣类和住宿自理。战场上的军夫，穿戴江户时代式样的防寒服和裤子，佩戴护手护脚，头戴日式斗笠，脚穿草鞋，粗衣粗食，时常以盐为菜，在恶劣环境中肩负繁重的劳动。军人所到之处有帐篷栖息，军夫则没有这样的设备，只能自己寻找遮寒场所。1894年 12月 12日《东京日日新闻》报道，仅一两日就有二十余军夫在严寒中冻死。而且，军夫每日的收入都明文规定上交5钱，是军夫承包商的中介费。

日清战争中，担任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作战任务的日军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师团，均配置了军夫编制。战时一个师团的编制人员约18,500人，马5,600匹，其中军夫人数占编制总数的26.7%。战争中，军夫的伤亡在日军伤亡总数中占较大比例，然而日本在日清战争统计中，人为地忽略了军夫的伤亡数。根据获得战争抚恤金“恩给”的记载，军夫阵亡7,000—8,000人，其中绝大部分死于疾病，这一事实使得日军在日清战争中阵亡的总人数超过两万。

军人的野心

日清战争为日本军人登上政治舞台带来了机遇，军人势力抬头，推动了日本国半个世纪的战争政治。依照明治国家宪法，国防计划、作战计划、用兵计划等军事大权独立于日常国务范围之外，内阁不能干涉军务，军部大臣可以直接上奏天皇，呈请敕裁。利用日清战争，军部第一次验证了宪法中规定的，军人拥有军事大权的实效性，这一验证助长了军方的野心。战争中，军方坚持我行我素的军事独立行动，当他们的行为超越政府预案时，文官也必须为维护国家利益而开脱武官的过失。联合舰队击沉英国商船“高升”号；未经宣战先行进攻驻朝清军；旅顺虐杀事件；执意发动直隶决战等军事行动，暴露出军方违背内阁初衷，野心勃勃的好战欲望。内阁文官曾尝试向军方做过若干挑战，企图削弱军队在国家政治上的决策权，结果没有取得明显效果。例如，战争中，军界长老、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作为第一军司令官，在进攻海城的决策上抵制大本营作战意图，孤军深入，给作战部队造成重大伤亡，最终被天皇撤换职务，就是文官挑战武官的一场较量。

明治维新鼓吹全民拥戴天皇，宪法给予天皇统帅军队的最高荣誉。军部利用宪法中“天皇统帅权独立”的条款，混淆明治民主国家和明治军国的概念，力图从民主国家“文民统制”原则的束缚中摆脱出来。日清战争前夜，军部利用文官外交诱导战争气氛，战争中又意欲脱离文官政治的约束，推动战争政治。战争胜利的结果，进一步助长了军人的野心，军方主导国家政治的军国主义倾向日益公开化。军人在皇道军统政治框架下架空了天皇，支配了国家，愚弄了国民，日本民族终于被拖入五十年战争的深渊。

2.2 兵站体系

清军后勤体系

后勤体制

鸦片战争后，清国朝廷开始关注军队改革的重要性。但是近代军事科学理念，难以撼动二百年的陈腐观念，军队后勤体制的思维仍然停留在“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初级阶段。太平天国战争中，清军主力湘、淮两军的后勤体制开始有些改革，专设有饷械粮台的部门。粮台内设有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等八所。粮台总理事一人，都统全军粮草，下属各所督办，分管本辖内筹粮筹饷、输送粮草军械等事务。战役中，又增设前敌粮台、后敌粮台和转运局，明确各部职责提高作业效率。清军的粮台机制，在镇压太平天国的13年内战中，起到了重要的后勤保障作用。

1854年，曾国藩在湘军首创“长夫制”，在军营中设置担任杂务的后勤兵，规定营官及帮办配给长夫48人，军需搬运配备长夫30人，五百人一营的编制配备各种职能的长夫总数180人，相当每百人兵勇拥有长夫36人。长夫是临时雇用的随军人员，不属于军队的编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战斗力与后勤保障的效率。曾国藩创设的军内长夫制，合理运用了民间的人力、物力资源，成为近代战争的一项典范。

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胜利后，清国陆军进行了大规模裁军。在李鸿章洋务运动风潮中，武器装备的近代化推动了军制的部分改革。陆军改革重点侧重于武器装备的增设配给，相对轻视了后勤支援在军队体制中的鼎足作用。清国的军制改革，没有统一规划，各地总督各行其是，没有引进外国近代军制中后勤学的理论，来改造自身落后的军事体系。直至清日战争爆发，清国的陆军实际上已经变成东西南北聚合的大杂烩，后勤体系各自为政，无法适应一场近代化的战争。

1885年，清法战争落幕，海战的失败加速了清国的海防建设。同年清国增设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确定优先发展北洋水师的国家战略。北洋水师号称是一支新型的近代化海军部队，舰船投资与物资消耗量惊人，舰队运行及保养需要注入大量专业技术人才及附属工厂才能维持。李鸿章主持北洋舰队的原则是：“凡筹饷、练将、修船、制器、铸造军火、置设天线，以及储备械具煤斤，无一而非急务……是以地方设清讼、发审、保甲、水利、筹款、车船、厘金、征信等局。海防则有设练饷、支应、军械、机器、制造、电报、船坞、工程等局，并分设营务，建立水师、武备学堂及医院、煤厂，均专职专责以免贻误。”李鸿章的近代军事后勤思想，有力地支持了当时称雄亚洲的北洋舰队。1888年《北洋海军章程》正式颁布，进一步明确了水师各部门的职责。船械局专管维修舰船的船坞和兵船一切器具的添置购买；天津海防支应局专管海军的军俸饷；天津军械局专管水陆各军军火的收发；威海卫水师养病院专管海军将兵战伤救治。清日战争开战前的近十年中，北洋水师实现了较为完整的后勤保障体系。

运输机能

十九世纪末，当全世界文明国都在广泛运用蒸汽机带来的福利时，东方大国却堂堂登场了在铁轨上奔驰的“铁路马车”，用马匹做动力取代蒸汽机车牵引的闹剧。愚昧观念严重制约了清国铁路的发展。1881年11月，全长9.7公里的唐胥铁路竣工，通车运行；1887年，唐胥铁路延长35公里至芦台；1888年，唐胥铁路延长130公里，展筑至天津，更名“津唐铁路”；1894年，天津至山海关间的津榆铁路通车，全长127公里。从1881—1894年的十三年间，清国本土仅修建铁路300多公里。清日战争中，天津以及山海关一线的清军调动，曾经利用了这段铁路作为运兵工具。而其他各地的大部分部队，只能依靠畜力牵引、人力步行方式行军。

大清王朝的康熙年间（1662—1722）奠定了国家的基本疆域，用于交通的工具、设施、动力、管理技术，比前朝在量上有所增加，质上没有大的跃进。作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清朝对全国道路布局经过多次改造，形成以北京为中心的道路网。清国的道路有“官马大路”、“大路”、“小路”之分。官马大路是国家级官道，由北京向各方向辐射，主要通往各省城；大路从省城通往地方主要城市；小路则连接各地主要城市与边远市镇。“官马大路”作为全国交通的总枢纽，分北路、东路、西路和中路四大干线，共长4,000余华里，总驿站设在京城东华门外的皇华驿。其中的干线通往清朝的发祥地满洲，是清日战争中最重要的道路系统。此路从北京经山海关、盛京，一支延伸到雅克萨、庙屯与俄国接壤；另一支通往朝鲜半岛。隶属官马北路网的还有呼伦、恰克图干线，这一道路在开发清代北疆、打击蒙古叛乱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

清代漫长的官马大路，其实是靠马蹄、车轮和人类足迹，经过千百年碾压出来的自然轨迹。这些轨迹通往四面八方，连接有人烟和部落的地方，形成所谓的道路网络。大多数官马大路是沙石路或泥土路，没有人工筑路的痕迹，没有路基填筑和排水构造，晴朗干燥日尚可以支承骡马载荷通过，雨水日在辎重车辆重压下，道路极易变形，泥泞中车马行进艰难。1894年清日战争爆发时，东北大部分地区已经经历了连年涝灾，路状极差，完全不能满足清军辎重运输的需要。7月28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命令丰升阿的奉天盛字练军，从陆路出发赶赴朝鲜，增援牙山叶志超军。丰升阿部沿官马北路昼夜兼程，历尽艰辛，8月9日才疲惫不堪地赶到平壤，此时牙山、成欢的清军已经败战多日。

侵入满洲的日军面对清国泥泞的道路也经常陷入困境，幸运的是战争中日军的辎重运输采用的是驮马搬运方式，可解体组装的山炮发挥了能适应恶劣天气和地貌作战的特点。而清军拖拽式炮械经常举步艰难，大炮一旦进入阵地就失去了进退机动性，在敌军进攻的状况下，炮兵只能丢弃炮械等辎重逃命。

清国派往朝鲜的军队和给养，最初的投送方式是海上运输。十九世纪末，清国海上大型运输业几乎被外国洋行垄断，经海路运送兵员只能依赖租借外国汽船公司的船队。丰岛海战，日本联合舰队击沉清国租借的英国籍商船“高升”号，就隶属英国印度支那汽船公司。1894年9月17日，清国租用英国和美国的多艘商船向朝鲜运兵，北洋水师主力护送船队时，在大东沟与日本联合舰队发生了黄海海战，结果北洋水师败战，制海权丧失。此后，清军运兵和一切后方支援，只能依靠奉天至平壤间约千里的泥土官道。

战时后勤

战争胜负乃决于“天时”、“地利”、“人和”等多方面因素。清日战争中清军与日军作战于本土，战略上占有“地利”的优势。可是清国连年的自然灾害和严重饥荒，使清军仅有的“地利”优势陷入“天时”的厄运之中。

清日战争爆发前十年，顺天府、直隶地区连续发生旱灾水害。甲午年夏秋，又遭洪水侵袭。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本年顺、直各属，自春徂夏阳雨应时，麦秋尚称中稔。”“自五月下旬起，至七月底止，节次大雨淫霖。加上上游边外山水及西南邻省诸水同时汇注，汹涌奔腾来源骤旺，下游宣泄不及，以致南北运河、大清、子牙、滏阳、潴龙、潮白、蓟、滦各河纷纷漫决，平地水深数尺至丈余不等，汪洋一片，民田庐舍多被冲塌。计秋禾灾歉者一百二州县，内有被潮、被雹之处。”后任直隶总督王文韶也上奏顺直地区灾情：“永平、遵化两府州属，雨水连绵，冰雹频降，滦、青各河同时涨发，漫决横溢，庐舍民田尽成泽国”；“收成不及十分之一，小民无以为食，专恃糠粃。入春以来不但糠粃全无，并草根树皮剥掘已尽。无力春耕，秋成无望，较寻常之青黄不接更形危机”；“访查该处情形，一村之中举火者不过数家，有并一家而无之者。死亡枕藉，转徙流离，闻有一家七八口无从觅食，服毒自尽者。”

辽东半岛是清日战争的主战场，1894年夏季连降暴雨，河水泛滥、灾害不断。12月15日，盛京将军裕禄上奏：“奉省自本年夏间大雨连绵、河水涨发，所有沿河之承德及省城西南之新民、广宁、锦县、辽阳、海城、盖平、复州、岫岩等处各厅、州、县均被淹涝。”翌年2月18日又奏：“去岁奉天夏雨过多，沿河州县所属低洼地方田亩被水淹涝。受灾各区以锦县、广宁、新民、牛庄为最重，辽阳、海城、承德、岫岩次之，盖平、复州、熊岳又次之。”陵寝总管联瑞给军机处电报中称：“本年夏间，南路之辽、复、海、盖，西路之新民、锦县、广宁各城，以及省城附近地方，农田多被淹潦，灾歉甚广，数十万饥馁之民嗷嗷待哺。瞬届天气严寒，无衣无食，更难免不乘间滋事。兵荒交困，万分危迫。”时任锦州转运局知府的周冕，电致盛宣怀称：“查自锦至辽，沿途大水为灾，类多颗粒无获，极好者不过一二分收成。”翌年初夏再电：“锦州、广宁一带，上年秋灾既重，今年春荒尤甚，现在麦秋无望，节逾小满，尚是赤野千里，拆屋卖人，道馑相望。”战前从朝鲜秘密潜回清国的袁世凯，被降职协助直隶臬司办理东征粮秣转运事宜，为清军作战部队提供后勤支援。他在给上官奏报函中写道：“辽沈自遭兵祸，四民失业，饥馑流离。关外居民本极困苦，近遭灾荒，营勇骚扰太甚，哭声载道，惨不忍闻。”刘坤一之弟刘侃在《从征别记》中，记录了他在唐山的见闻：“既至，见饥民数千，疲困道旁，日毙数十人，幼稚十六七；盖壮者或他适，妇女惜廉耻，忍死不出，风俗良厚。而地方多巨富，无赈济者。军中倡义赈款钱三十余万贯，施放三十余州县，地广事繁，筹措须日。余彷徨庭户，虑迟则创，命帐前差官、兵目人等多备饼饵、米粥，日就道旁给之。许队伍中收养小儿，由是收养以百数。余拟资二千贯，用二百五十串合众人所施至八百串，而义赈事大集矣，斯民庶几少苏。然乐亭、滦州有一村人口仅存十三四者，盖三年水患，播种无收，官吏贪征粮税，隐匿不报，致奇穷无补救也。”

清军在这种情形下作战，粮食短缺成为最严重的问题。征粮官在饿莩遍野的州县催征、筹集兵粮，加重了当地百姓的负担，加剧了官民矛盾。在自然灾害沉重打击下的民众无力支援战争，甚至出现部分清军匀出有限的军资军粮，拯救垂死挣扎中的百姓的事情。清日开战后，时任湖南巡抚的吴大澂斗志昂扬，主动请缨参战，被任命为帮办东征军务。而当他在灾区筹赈军粮时，所见所闻惨不忍睹。于是，他向朝廷上奏，向李鸿章、王文韶、盛宣怀以及广东、浙江、湖北等地督抚发电报请求支援，强调奉天各地“水灾甚重”、“饥民遍野”、“道馑相望”、“幸存百姓甚或有十余日不得食者”、“灾民之悲惨，目击伤心，不忍漠视。如若不迅速抚辑饥黎收拾人心，战争将很难进行”。 面对尸横遍野的饥民，吴大澂完全丧失了战争必胜的信心。

清军粮食供给问题在战争初期的朝鲜战场就已经露出破绽，驻防部队上奏折报告：“朝鲜地瘠民贫，大军云集之时，一切米粮及日用所需无从购觅，皆需由奉天省城及凤凰城转运而往，饷馈艰难，繁费尤属不赀。”赴朝作战清军的一切军需均由满洲境内负责供给，增加了奉天衙门的负担。严重的自然灾害，使集市上粮少价高，军粮采购十分困难。盛京将军裕禄抱怨：“现在奉天大军云集，需粮甚多，虽经各军设法购运，而去岁本省秋收甚歉，存粮无多，办运过远，脚费又复太昂，军食攸关，亟须预为筹备。”将军依克唐阿亦奏：“粮米价昂，运脚耗费，若在各兵口分内扣留银两，预为办运粮食，窃恐大敌当前，军心解体，难期得力。”清军战时供给状况，如翰林院蒯光典所云：“兵事一兴，偶有灾歉，采办艰难，归之于公，则此项无著；扣之于兵勇，有不哗溃者哉。”

自然灾害直接影响到后方对前线作战部队的支援。清军在仓促出兵上阵的背景下，粮秣辎重大部分随军而行，木轮马车在朝鲜及满洲官马土石道上行进困难重重，降低了部队的推进速度和机动性。然而，清军在后勤保障严重不足的被动状况下，没有全力保护有限的粮秣辎重，在数次重要战斗中都轻易丢弃大量粮秣辎重，不战而逃。溃退清军的粮食状况陷入严重困难境地，造成部队士气低下、战斗力丧失，强抢朝鲜百姓食粮家财的事件频发。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保存的日清作战记录记载，朝鲜的“成欢”、“平壤”及清国鸭绿江的“九连城”战斗，清军都丢弃了大量军粮和炮械。仅平壤一战，清军丢弃的军粮，粮米2,900石、杂谷2,500石，其量是15,000清兵一个月的口粮。当时赴朝作战的山县第一军，因海军尚未取得制海权，海路军需物资运输尚没有开通，前线部队也出现军需补给的困难局面。清军丢弃的大量军粮，及时缓解了日军食粮短缺的困境，确保了第一、二两方面军同时向清国侵入的计划。失去食粮的清军，在朝鲜境内展开了疯狂的掠夺，沿途的民众成为抢掠的牺牲品。日清战争结束后，日军参谋本部统计，战争中共缴获清军粮秣，精米7,000石、玄米2,000石、杂谷6,000石。这些战利品被分配给战地部队、充作马粮、供给俘虏及雇用的民工，也用于救助当地百姓的粮荒。

清国军事后勤体制的诸多缺陷是导致其在清日战争中全面失败的致命要素。和平时期，后勤部门成为许多官人梦寐的肥缺，他们是执掌部队生存的衙门，高高在上。可是一旦大规模战事爆发，就用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的客观因素搪塞前方将士的流血牺牲。此等军事后勤体制，显然不能战胜拥有近代兵站理念的日本军队。

日军兵站体系

兵站概念成立

明治十八年（1885），日本陆军聘请德国军事顾问梅克鲁少佐担任陆军大学教官，当时的陆军大学是培养陆军各级参谋的最高军事院校。梅克鲁的教学，推动了日本陆军的改革——由过去的法式师团建制向德式建制转变。梅克鲁讲述近代兵站基础学，强调日本内地多山、耕种水田、道路桥梁脆弱，不适合像欧洲军队那样运搬野炮的方式。建议日本陆军以山炮为主，组建驮马队输送辎重及行李。梅克鲁教学的成果，改变了日本陆军近代辎重作战的方式，为后来日军在战争中的军事优势奠定了基础。

梅克鲁的教学引入“兵站”和“行李”的概念。“兵站”是军队后勤补给系统，是负责向前线作战部队投送物资的组织体系。“行李”是为前线输送战斗、宿营必要资材的部队，有“大行李”“小行李”区分。大行李是对宿营地所需物品和运输人员的通称，小行李是战斗中必须携带的物品和运输人员的通称。各师团均配备一个“兵站纵列”，担任后方仓库和师团间粮秣输送任务。其中配备三个“辎重监视队”，由将校以下50名骑兵编成，负责辎重纵列的统括、管理、护卫。兵站的职能是负责物资的调度、管理、运送、配送，以及协调搬运工具与押运部队的合理运作。基于梅克鲁的理论，日军在兵站和作战单元之间的比例关系上，进行了多次重要调整。1886年，一个步兵大队（相当清军营建制）的行李编制是：“小行李”卫生驮马3匹、弹药驮马16匹。“大行李”将校物品驮马7匹、炊具驮马8匹、粮秣驮马12匹。1891年，陆军实施《野外要务令适用规则》，步兵大队大行李编制改成，物品驮马9匹、炊具驮马8匹、粮秣驮马13匹。

陆军兵站体系中担任向作战部队投送粮秣的部门，称作“陆军粮秣本厂”。粮秣本厂由“兵站基地”、“积集基地”、“积集主地”、“兵站主地”、“兵站地”、“海运地”等机构负责向战地输送军需，形成一个特有的物流系统。“兵站基地”是出征师团在本土辖区的机关，为本师团出征部队组织、收集、管理必要的军需物资，同时担任从前线回归的兵马物品管理。“积集基地”是在内地主要口岸设置的送往战地的军需品集散地，接收前方回归人员、物品，并向各地疏散的机构，相当于“兵站基地”和“积集主地”之间的配送中心。“积集主地”是在战地设置的人员输送、物资积集的机构。“兵站主地”设置在作战地域内，是为司令部、补给厂、卫生机构提供临时驻地的场所。“兵站地”是兵站司令部、出张所（派出所）的人马宿营、给养、诊疗、警备、交通、通信保障的营地。“海运地”是负责连接战地和内地之间，可影响全局作战的重要机构，下设“海运基地”、“海运主地”、“海运补助地”，归大本营直辖，由陆军运输部统一管理。

日清战争，日军海外后勤补给线的开设，第一次尝试了兵站运用近代船舶、铁道、通讯网络、设备器材的统合指挥系统。兵站除了部队物资补给、辎重调运外，还承担部队的营地建设、战斗人员的维持增补，伤病员和各种物类的收容、诊疗、运送、宿营、交通、战场清理、遗弃军需品收集、战地诸资材调查、战地民生等繁杂事项。

铁路运输

日清战争开战前，日本国内铁道线全长3,200公里，铁道网延伸到全国各主要城市。拥有火车头417辆，客车1,550辆、货车5,583辆。本岛的日本铁道、东海铁道、山阳铁道线贯通东北青森至广岛的大半个日本，国铁、私铁的支线与各道县连接。日清宣战后，国铁东海道线、横须贺线、北陆线；私铁日本铁道、九州铁道、北海道炭矿铁道、总武铁道都投入了军队的运输业务。只有新发田和金泽的铁道尚未竣工，出征兵联队只能徒步行军至最近的敦贺车站乘车。

1894年7月下旬，大本营制定了战时铁道运行时刻表，命令铁道局昼夜通行军用列车，从最初的3列增加到10列。7月23日，运输通信长官根据各师团的出征计划，向铁道局和私铁道会社发出“运兵注意书”。7月30日，政府作战方针决定，各地铁道全线开动，输送各地驻屯部队和军需物资，前往广岛诸沿岸的港口集结。战时出征兵员的调运，每日军列满10列负荷。停战凯旋归国时，因船舶时刻变动及检疫延迟等原因所致，以每日军列6列向各地疏散。1894年6月—1896年3月，铁路共发送出征人员24万人，马3.6万匹；送还回归人员15.1万人，马2.1万匹。战时繁忙的铁路运输，军需输送几乎没有间断过，即使天气不佳或出现机械故障，都能按时完成原定的运送计划，保障了战时兵员和军需品的调达。战争末期，日本国内铁路运输发生过一起重大事故，1895年7月25日夜，丝崎和尾道间的铁道因海浪冲垮路基，造成一列运送伤病员的军列脱轨，坠入海中。全车323名伤患者和26名医护者，当场死亡8人，重轻伤93人；列车机组人员当场死亡3人，负伤1人。

海上运输

日清战争是日本近代大规模越海作战的第一次尝试，海上运输成为渡海战争的最大课题。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决定征用民间船只运兵，从日本邮船会社征得汽船12艘，从大阪商船会社征得汽船2艘，其中军需物资及通信物资用船4艘，计24,487吨。当时日本拥有日籍汽船378艘191,491吨；外国造汽船64艘109,817吨。国产内航船106艘52,817吨；近海航船208艘28,786吨。船队航线，北路到海参崴；南路到夏威夷、南洋诸岛；西路到朝鲜、上海、香港、孟买等地。由于船只征用难以适应作战需要，陆军大臣决定增购1,500—3,000吨位的汽船10艘，计18,099吨。7月12日至9月17日，汽船陆续交货，全部贷与日本邮船会社，投入军需运输。

8月下旬，日军赴朝兵力输送量激增，陆军征用船只数达到40艘73,726吨，海军拥有的6艘汽船全部配与巡洋舰补给使用。10月，海军另外追购6艘汽船29,036吨，其中5艘归属海军，1艘归属陆军，全部贷与民间会社运行。随着战争的全面展开，民间航运业者纷纷求购汽船，业界出现相互竞争的局面。10月，第二军花园口登陆作战，民间提供征用船63艘113,372吨；1895年7月，海外部队回归及台湾作战，民间增加提供征用船38艘，民间船只合计101艘195,197吨。日清战争军内外征用汽船总数为，陆军112艘212,636吨；海军24艘45,750吨；另外征用帆船7艘4,619吨，专门用于向国内运送缴获的兵器、弹药等战利品。战时军事运输结果显示，日军渡海作战的船舶吨数明显不足。在兵力、物资运输缓慢的情况下，日军仍然取得花园口、荣城湾登陆作战的成功，主要应归结于联合舰队取得制海权，确保了海上运输通道的畅通。

运输通信支部

战地输送任务，由兵站开设的运输通信支部担任，负责将战斗兵力和物资送至指定作战地域。1894年6月8日，宇品开设运输通信支部，输送先头部队混成第九旅团。6月15日下关的兵站兼停泊场，接受运输通信支部的任务。第九旅团在朝鲜登陆后，兵站监部开设“现地临时运输通信支部”，运送部队前往朝鲜京城，临时运输通信支部的任务一直持续到第一军登陆。10月4日，第一军开设现地运输通信支部，掌管向大同江方面的输送业务。27日，南部兵站监部在渔隐洞开设运输通信支部，负责耳湖浦、大东沟、大孤山方面军用物资的登陆运输。11月13日，第二军兵站监部在花园口柳树屯设立运输通信支部，负责人马、军需品的登陆及患者的送还业务。1895年，运输通信支部在旅顺口设立出张所（派出所），执行旅顺半岛作战军前往山东的运送任务，并随军在登陆地龙睡澳设置出张所。3月1日运输通信支部从威海卫返回旅顺口，会同柳树屯运输通信支部筹备直隶决战。4月初，旅顺口运输通信支部分别在耳湖浦、大孤山、营口设出张所，为辽河平原作战提供支援。近卫师团台湾作战时，在基隆设立运输通信支部，逐次在淡水、澎湖岛、安平、打狗等处设置出张所。1896年3月31日，运输通信长官部宣布关闭这一支部，剩余业务移交台湾临时陆军运输通信部继续完成。

日清战争期间，运输通信诸机关从1894年6月至1896年3月31日，从内地发出的人员约360,100人，马约35,900匹；向内地回送的人员271,500人，马约20,200匹；以及发送、回送大量军需用品。

战时炊事供给

宣战前夜的1894年7月31日，日军颁布第33号敕令，规定战时人员、马匹的供给条例——《出征人马粮秣定量》。其中野战粮秣规定，战时供给分“寻常粮秣”和“携带粮秣”两种。“寻常粮秣”是战时粮秣的总称，包括后方安全地域的供给标准“完全定量”和前线供给标准“携行定量”。“携带粮秣”指战场作战单元携带的口粮。步兵大队携行粮食中，各兵员随身携带两天的定量，主食为精米6合或干面包（约900克），副食有盐或咸梅干、鱼菜干等。“大行李”携带1日定量、兵站纵列携带3日定量，兵员“携带粮秣”合计总量为6日定量。

各大队的大行李编制内设有“炊事班”，使用野战炊具随队携行。主要炊具包括：铜平锅、铁竈、担桶、担棒、米扬笊、杂器袋、菜刀差、洗米桶、洗米棒、汤桶、七岛表、饭运垫、饭运笼棒、饭运雨披、砧板、切鱼刀、切菜刀、开罐器、大小杓子、大柄杓、五合柄杓、饭量面桶、雨披、薪割器、炉搔、焦起、竹簓、竹网杓子、钓瓶、饭团用白布、麻绳、爪钩、斗、升、合、秤、木制碗筷、三升焚锅、铁叶锅、大锅、铁中锅、铜中锅、二斗焚锅、铜小锅、煮扬笊、饭扬笊、饭焚笊、龟甲笊、杂器笊、铜网杓子、金网杓子、藤网杓子、汁杓、角面桶、筛子、饭骨柳、菜骨柳、饭菜包布、饭包纸、饭包蓙、汁桶、茶桶、手桶、饭柜、饭蒸器、茶碗、皿器、菜台、水桝、水漉、漉水布、杂具包布、桐油纸、防寒纸、标旗、标灯、提灯、烛竿、篝台、灯笼、手镰、钓瓶绳、磨刀石、木槌、四斗樽。马匹用炊具：手入袋、根栉、铁栉、毛栉、木栉、杂巾、马粮囊、水与器、麦袋。

战地的饮食由炊事班集中制作，然后再分配到各作战单位。集团配餐方式便于统一管理，也暴露出战时难以应对突发事态的缺陷。7月29日大岛旅团进攻牙山成欢时，还遇到了这样一起不测事件。当时，前线共有4,000名战斗人员，三餐共计12,000份。送粮队输送8,000份的咸菜饭团时，途中遇到险恶湍流，道路阻断无法逾越。炎热天气下，饭团闷在食器内发生变质，部队面临断炊的危机。情急之下，送粮队幸运地找到一口水井，在战地赶制饼米蒸饭团4,000份配送各部队，才暂时解决了大部队饭食供应的紧急事态。

民间对战争的支援

战争后援包括来自后方民众的支援。战争初始，日本政府收到民间团体和个人自愿捐出的大量金钱和财物。1894年7月14日，陆军大臣设置陆军恤兵部，专门处理捐献金和寄赠物品的事务。恤兵部发布接受捐献金和寄赠物品的告示，对捐赠形式进行了具体指导。例如，捐献金不满1圆者不予受理，对多人联合捐赠不足1圆者例外。同时规定寄赠品的种类和体积，确保不会妨碍运输机构和兵站勤务，要求民众按指导规则有的放矢地捐纳。各地接到的金钱类捐献立即交纳中央金库，物品类由官衙统一发送至指定的地点。全国范围的捐赠活动，从战争开始一直持续到日清和谈为止。1895年5月31日，陆军大臣发布了停止对清国作战捐赠活动的公告。《马关条约》签订后，日军大举向台湾增兵，8月19日陆军大臣发出向台湾战场捐赠活动的布告。11月中旬台湾平定，陆军恤兵部发布通告，于12月10日关闭恤兵部，停止受理一切捐赠。

捐献金和寄赠物作为明治二十七八年度临时岁入交纳国库，恤兵部接受的献金总额2,209,770圆70钱5厘，献纳人数2,164,686人，寄赠物品的估价为708,634圆33钱6厘，寄赠人数949,128人。另有外国人34人捐赠，金额879圆62钱5厘。日本动员全体国民的力量支援了战争，作为一个尚不富裕的国度，国民的国家意识却惊人的进步。国民对战争的态度虽曾各执己见，但是在国家战争意识统领下，民众毫不犹豫地支持了战争。日清战争中，大和民族内在的凝聚力震惊了西方社会，欧美人在赞美声中开始警觉这一崛起的民族。

2.3 情报战争

清国的情报事情

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在《用间篇》里最早提出了“间谍”的概念。并将间谍分为“乡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五种类型，强调间谍活动须任用极为睿智的亲信；采用极端秘密手段；执行最机密任务的原则。间谍在历史上曾经留下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他们的成就推动了国家的组合、分裂、再生的过程。清朝时，间谍活动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间谍的手段主要应用在官场中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内斗中。

清国的国家机构及军事体系中均未设置专门的情报机构。长期坚持锁国政策的清朝政府，唯我独尊，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少有积极的兴趣。官方政治、经济、军事的对外窗口，仅限于派遣公使一途，而外交使节除了施外交礼遇外，在间谍活动上无甚大的作为。尤其在国家战争危难之时，非但没有准确提供有价值的情报，甚至严重泄漏各级军政机密，影响了国家中枢对战争的决策。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当属驻日公使汪凤藻，他在任十八年而碌碌无为，最终因战争前的诸多失职被朝廷免官。

清国忽略情报收集对战争的指导作用，导致战争始终处于被动的局面。战争前和战争中，在清国国内的日本间谍活动猖獗，而清政府几乎没有实质而有效的对策。相较而言，清国情报工作反应迟钝，作战中枢多次出现人为造成的情报事故，甚至连媒体也胡乱报道不确实的战争信息，使战争的决策和民众对战争的认识产生错误判断。受西方文明熏染的最高指挥官李鸿章，也极度欠乏情报观念，常凭主观经验臆测或偏听偏信来指挥作战。西方国家外交官在战前曾多次向清国提示战争的危机，发出同情和善意的劝告。可是这位固执的清国老人不相信日本决心与清国开战，一心寄望通过列强周旋来化解清日两国危机，致使清国错过了前期备战的最佳时机。

清国国内长期以来存在大量的日本间谍和清国奸细，他们以各种身份搜集清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日本刺探情报的意图最初没有引起清国政府重视，相反清国为炫耀本国军事实力，向日本公开展示本国的军事秘密。1893年4月，清日战争前一年，日军参谋本部川上操六次长亲自前往朝鲜和清国实地考察，从朝鲜釜山、仁川、汉城，再到清国芝罘、天津，用一个月时间对朝鲜和清国的军事现状进行了评估。李鸿章视川上操六为座上宾，采用炫耀自家实力打压对方的一贯做法，向潜在的敌人敞开了秘密，给川上的来访提供了各种方便。川上一行在天津参观天津机器局；走访武备学堂；观摩步兵战术操练；登上北塘炮台观看炮兵操演；还利用郊游的名义，对天津周边地形进行了观察。日本间谍明目张胆的情报活动，引起清国地方政府的注意，抓获了一些日本奸细。但是在处理日本间谍的问题上，李鸿章唯恐引起外交纠纷，态度暧昧，处置宽容，甚至以礼相待，将嫌疑者释放。

清日战争爆发后，打击日本间谍的呼声四起，忧国之士纷纷上书，向政府提出反间谍建议。清国政府为此制定了反间谍活动的相关办法，（1）照会各国公使馆，反对西方国家在租界内隐匿日本间谍。（2）各地方官衙实行保甲制，捉拿日本和清国奸细，并严惩不贷。（3）各地官府发布缉拿告示，用高额悬赏的办法展开揭发日本间谍的群众活动。 （4）禁止清国国内的日本人戴假发穿清服，冒充清国人者一律按间谍治罪。清国政府大张旗鼓的反间谍行动，虽然破获了几起间谍案，斩杀了一些嫌疑人，可是清国政府吏治腐败，人脉关系错综复杂且贿赂成风，敌特间谍活动仍然猖獗，反间谍战外紧内松，实际收效并不显著。

清国情报战曾经有过四次严重的过失。第一次，“丰岛海战”时，在出兵增援朝鲜和外交周旋问题上，李鸿章的情报源混乱，坚信驻日公使馆汪凤藻的说辞，错误判断日本国对清作战的决心。在日军完成战斗部署的情况下，清国才开始增兵，致使海战惨败，运兵船被击沉。各路增援朝鲜的部队赶到平壤时，成欢战斗已经结束多日。第二次，“成欢之战”时，败将叶志超向朝廷呈报虚假战报，谎称歼灭日军1,700余人，后再夸大至2,000余人，骗得朝廷嘉奖赏银二万两，晋升叶志超为提督，成为平壤各路清军统领。叶提督公然编造虚假情报的行径和战场上的怯懦表现，导致平壤战役再次大败。第三次，9月17日的黄海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击沉清国军舰5艘，日方伤舰多艘但无沉舰。可是来自北洋水师的最初奏报却称：“击沉包括吉野号在内的数艘日舰，日本联合舰队已经失去海外作战能力”，朝廷对此特授予丁汝昌奖赏以资鼓励。9月23日，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官在天津拜访李鸿章，当告知日本舰队包括受到重创的“松岛”旗舰一艘未沉，全部受伤战舰已经修复，再次驶入清国近海巡航求战时。李鸿章震惊不已，绝不相信这个事实。慌忙中开始备战，催促受到重创的北洋水师带伤出海巡逻。第四次，“密电泄露事件”。事情发生在清国驻日公使馆，开战前公使馆与本国总理衙门间收发的全部密电被日本电信课截获破译。破译清国密电的事实一直是日本国家的最高机密，仅局限于伊藤和陆奥及相关人员知道。这个最高级机密直到伊藤博文被暗杀的三十年后，才在有限范围内公开。日本情报部门解读清国公使馆的电报密码，清国方面一直蒙在鼓里，没有引起政府的警觉，当李鸿章率和谈使团来日和谈时，竟然继续沿用这部密码本。清国人的大意和愚蠢使日本政府准确掌握清国对朝鲜国的政略、作战意图、行动部署以及和谈中清国割地赔款的底线。日本因此在出兵朝鲜的时间上比清国更加迅速，派兵数量压倒性超过清军兵力，甚至8月1日两国发布宣战布告的时间都惊人的吻合。和谈中，日本密切关注李鸿章与总理衙门间的密电，成功突破清国割地赔款容忍的底线，最终酿成清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损失。

日本的情报战争

在日清战争的情报战场上，日本发动了一场具有近代特征的情报战争。由于日本重视情报战的价值，全面动员海内外谍报资源搜集清国的情报，为赢得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日本早期的情报系统并不完善，却自成体系，情报工作主要致力于以下方面：

建立情报网

政府和军队联合行动，在驻外公使馆设立谍报课，配置间谍武官、情报员、侦察员，通过旅居清国的浪人、商人、僧人、医生、学生等合法身份的居民，以及收买的清国人，构建收集清国情报的谍报网。

情报搜集

为综合判断清国的战争情势，情报搜集对象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在内的所有信息。一般通过收集整理媒体报道、地图、照片、书信、电报、会话、文件以及实地侦查、缴获战利品的信息分析等途径解读、提取情报。

情报应用

情报分析部门解读来自间谍网送来的情报资料，区分有价值的实效情报和战略情报，及时提供给政府和军事部门。日军海外作战部队配备随军翻译官，实时解读处理汇集来的外文战地情报。需要技术支援的高等情报转交大本营分析，遇到有时效价值的情报则迅速反馈前线，或作出相应的作战对策。战争中，日本情报部门还为前线部队提供了大量精确作战地图，地图注释的标高、地名、方向、距离、浅滩、潮汛等资料准确详细，远远超过清国人对自己国土的了解。失效或长期有效的情报资料，遵循严格的管理制度，进行整理、归纳、存档、加密以备后用。

情报评估

情报评估是作战决策部门的重要工作，通过对情报的评估为作战制定决策。日清战争著名的情报评估案例有四起：（1）外务省电信课成功破译清国密电，为日本取得朝鲜初期作战优势，以及后期和谈优势提供了决定性情报。（2）解读清国舰队最高长官丁汝昌个性，利用劝降信和军事压力瓦解北洋水师军心，成功招降、覆灭清国舰队。（3）掌握列强干涉战争的容忍底线，回避过早进行直隶作战。直取威海卫和澎湖列岛，彻底击垮清国续战决心，为和谈取得筹码。（4）日清和谈期间，为向清国施加军事压力，日军倾巢出动征清不但造成国内防御空虚，还招致列强的干涉，迫使日本无奈归还清国辽东半岛领土。此案被评价为日清战争中最愚蠢、最无谋的情报失误和决策失败例。

战前，日本在驻天津、上海公使馆，安插了直属政府的间谍领事和隶属参谋本部的陆海军间谍武官，汇集各路间谍密探送来的军事情报发往本国，为政府决心开战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代表军方的著名谍报人员有：参谋本部派遣的陆军情报官神尾光臣少佐、海军派遣的井上敏夫、泷川具和等人。战后公开的相关文献资料记载，为了推动日清战争，情报官神尾光臣按照参谋本部的意思，在提供给政府的有关清国朝廷内部的情报中，掺杂了许多煽动政府对清国开战的成分，刻意夸大清国内部好战势力执意与日本开战的动向，为政府下定决心开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战争中，神尾作为第二军情报主任参谋，屡见功绩，1916年晋升为陆军大将。公使馆海军武官井上敏夫按照参谋本部指示，亲临渤海湾航道，大连湾、旅顺要塞、威海卫要塞、天津、塘沽等地，对地理水文数据和设防情况进行了详细侦查。1905年，井上敏夫晋升特务舰队司令官，香港丸巡洋舰舰长。驻天津的海军武官泷川具和曾经向本国传递了与神尾光臣不同意见的情报，较为客观地报告了清国正在全力准备西太后的万寿庆典，并无战争意向的情况。战前，他乘帆船沿渤海岸线航行了一个月，详细调查了沿岸各海口的水深、沙滩、海泥、岩石、民船、运输情报，为日军选择登陆地点提供了有力依据。泷川具和后任朝日舰舰长，1906年任旅顺口镇守府参谋长。

著名间谍情报案是日军的三名翻译官山崎羔三郎、钟崎三郎、藤崎秀，在提前登陆执行侦察清军布防任务时，被清军捕获处以死刑的案件。日军后来取三人名字中的“崎”字，简称“三崎事件”。三崎事件在日本军中引起强烈震动，成为日军在金州旅顺对清兵大开杀戒的诱因之一。事件中唯一侥幸脱逃的翻译官向野坚一郎，在他的“追忆录”里记载了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1894年10月，大山严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前，派出数支侦察小队化装成清国贫民潜入貔子窝、普兰店、复州城一带窥探清军布防情报。配合侦察小队行动的山崎羔三郎、钟崎三郎、藤崎秀、向野坚一郎等军部翻译官，乘鱼雷艇接近沿岸换乘舢板登岸，分别向预定地点出发。这些翻译官是经过特别训练的间谍，在国内连续两年蓄发，剃留清式发辫，学习清国语言，且具有收集情报及绘制军用地图等特殊技能。24日，清军捷胜营马队营官荣安的巡逻兵，在东橙附近抓获钟崎三郎。25日，山崎羔三郎渡过碧流河到达王家屯，被村人抓住绑送貔子窝兵营。其他小队的藤崎秀、向野坚一郎等人也分别被清军擒获。这十名日军侦察员一并被押送金州城，途中向野坚一郎趁看守疏忽侥幸脱逃，躲入山中。金州城防副都统连顺对这些日军间谍施重刑拷问，起初，“三崎”均装作不懂清国语言，沉默顽抗。经过通宵逼供下才道出日本大军已经开始登陆花园口，意图进攻金州和大连。情报立即转呈赵怀业、徐邦道二将并通告李鸿章。10月31日夜，“三崎”等日军侦察兵被押往金州西门外刑场，按照清国斩刑典例问斩。斩首官命“三崎”面向北京清国皇帝方向跪拜，“三崎”拒拜怒骂，转而面向东方，大呼效忠天皇，终被处决。

11月 6日，日军占领金州城，收缴到清军逃跑时遗弃的文书，才知晓多日失去联系的侦察小队被处死的事实。2月初，在清国当地一王姓居民的引导下，日军找到“三崎”的埋葬之所，挖开掩埋身首异处的“三崎”的三尺冻土，其遗骸惨不忍睹。山地元治师团长为三人下葬，并题碑文，对清军严刑拷打下已然招供，却仍然处以斩刑的非人道行为发誓复仇。三崎的遗体埋葬在金州城北门前的山上，碑文刻“大日本志士舍生取义之碑”，山壁上用红色朱桐油书写“三崎山”大字。辽东半岛归还清国后，三崎的遗骨被带回本国，葬于东京高轮泉岳寺。脱逃的向野坚一郎继续在清军周边单独侦察测绘，把收集到的清军布防情报交给了第一师团的乃木将军。

日本军方还善于雇用民间人士刺探清国军事情报，其中的代表人物是为海军服务的宗方小太郎。一段历史资料记述了宗方执行任务时的情形：“日清战争爆发前，宗方小太郎带着海军嘱托的任务，离开汉口经上海前往山东芝罘。7月6日秘密潜入威海卫军港，为防身份暴露遭遇不测，他决意放弃原来同行的清国人，自己脱文服改野装，扮成清人模样，独自一人勇闯龙穴。8日他带病从领事馆徒步出发，10日到达威海卫，立即对港湾进行秘密观察。11日侦查到多数军舰停泊在湾内，便立即返回芝罘报告。19日领事馆接到别路侦查员关于镇远舰以下14艘清舰即将前往朝鲜的报告，22日宗方再度只身前往威海卫侦查，绘制了港内军舰和炮台布防图。28日赶回天津，向领事馆神尾少佐汇报侦查结果，31日再度潜回芝罘。日清战争爆发后，宗方是最后一个离开芝罘的日本人，继续收集清舰在威海卫和旅顺间的活动情报。由于传递的情报被清军截获，大本营命令身陷险境的宗方立即前往上海乘船逃出清国。8月29日，宗方冒充清国人在芝罘搭乘去上海的客船，航行途中竟然遇见6个熟面孔，其中一人是南京长江水师把总蔡氏。宗方冒死来到蔡氏的房间，恳求不要向他人揭穿自己日本人的身份，其余5个熟人都给他巧妙地躲避了过去。客船进入上海吴淞口，被清国水师军舰截住临检，所有清国官吏和西洋人都登上甲板，查问其中是否藏有日本人，船长回答此船没有载乘日本人，宗方再次躲过被捕危机。9月7日，宗方到达上海，换洋服改乘英国船离开了上海，11日无事抵达长崎。16日收到大本营的“天皇赐予特别破格召见的内命。”因宗方小太郎为日军刺探情报成绩卓著，10月4日在广岛大本营受到天皇陛下的召见，谒见历时两个小时。

日军为了应对未来的战争，在满洲、山东、台湾各地测绘制作了大量军事地图，日军称之为“测量事业”。这些军事地图在十年后的日俄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是日军二度登陆东北，打败强敌俄国军队的向导。1894年8月，日清宣战，大本营为了作战的需要，在第一军、第二军都增设了测量班。9月1日，第一军测量班在陆军测量部地形科编成，班长步兵大尉依田正忠分属第一军司令部。14日该班到达朝鲜京城，分成两个小组，一组进入成欢，一组进入平壤，开始测绘作业。之后两组汇合北进，在与清国的作战地域从事测绘作业。1895年5月23日，军部所要地图全部制作完成，测绘总面积102.72方里（1方里约等于15.423平方公里）。1894年10月11日，第二军测量班在陆军测量部地形科编成，班长步兵大尉服部直彦分属第二军司令部。24日花园口登陆后，立即着手附近地形的测绘作业。1895年3月3日完成辽东半岛及山东半岛作战地域的全部制图作业，测绘总面积166.42方里。

1894年11月21日，日军参谋总长下达命令，编成临时测绘部，要求对作战地域进行全面测绘制图。临时测绘部长工兵中佐关定晖从陆地测量部选拔干部，募集临时测绘雇员，施以专业职能的培训。12月15日临时测绘部编成，翌年2月13日旅顺口登岸，17日到达金州，设立测绘本部。临时测绘部以凤凰城、金州、海城、大孤山、复州附近地域为对象分成五个班，20日各班投入测绘作业。5月下旬，各班担任的测绘任务全部完成，6月上旬测绘部派四名测量手，编入赴澎湖列岛作战的混成支队，从事测图作业。归国后的临时测图部又接到大本营前往台湾、朝鲜测图的命令，由步兵少佐服部直彦担任部长，一班至四班前往朝鲜；第五班编成独立班，前往台湾。

独立五班7月26日抵达台湾，随从近卫师团渐次南进，从事测图作业。临时测绘部9月16日到达朝鲜京城，以元山、京城、平壤、大邱附近地域分成四个班，分别在该地域从事测绘作业。朝鲜测绘任务完成后，临时测绘部再前往台湾支援第五班的测绘业务，直至1896年8月6日测绘作业全部完成归国。

军方投入人力财力收集清国的地理地貌情报，总面积达7835.42方里，为未来战争做好了前期准备。

附 《情报战例文献摘录》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馆藏日清战争留下的大量情报文献，其中涉及许多日本谍报员收集的情报资料，以及报刊公开的情报，以下部分摘录。

1894.6.13　神尾光臣少佐，大本营宛，天津报告《清军之动向》　11日李鸿章下达公文，派遣叶军门及太原镇守聂士成集结芦台、山海关兵，乘汽船赴朝鲜牙山，上陆后见机围剿匪贼。李责朝鲜督办袁世凯派役员为之向导，助办远征军军需物资转运事宜。李令各营将领严明军纪，不得扰民，擅入民家市店，与他国百姓商民和睦相处，购买食物，雇用马夫须支付现银公平交易。剿匪中禁止滥杀无辜、掠夺财物、骚扰妇幼，违者军法惩处绝不宽容。

1894.6.15　福岛中佐、上原少佐，参谋总长宛，朝鲜京城报告《清国送兵器与韩》　李鸿章赠送韩廷步枪一千挺、弹药十万发。昨夜支那兵三百携枪支弹药从京城西门进入。另我京城将兵健康良好、军纪肃严、警戒万全。

1894.6.22　神尾光臣少佐，大本营宛，天津报告《北京政府状况》　清国政府已决意出兵朝鲜，风闻外国人对李鸿章的反映多有非难之语，一曰：“袁世凯公使唆使朝鲜国王请求清国出兵，李鸿章应请遂行，然北京政府内心并不赞同。”二曰：“此番出兵主谋者乃李、袁及李的德国顾问德璀琳之主意，反对派总理衙门和英人总税务司罗伯特攻击论盛上。驻韩俄国公使访问李鸿章，非难出兵之举，李氏承诺待贼势剿灭即速退兵。”现清军状况：（ 1）卫汝贵、吴育仁出师准备，北洋海军所在一带发布戒严令。（2）卫、吴两将官派兵朝鲜奏请朝廷批复。（3）出兵事宜致电朝鲜国王。又芦台及山海关兵三百、马七十匹，20日塘沽港乘“海定号”，待夜间满潮时出帆牙山，同行携带地雷、水雷。小站及北塘兵赴朝准备，李已上奏等待敕谕。

1894.6.27　井上敏夫海军少佐，中牟田海军军令部长宛，芝罘报告《清兵出兵报告》　近闻清国出兵沸沸扬扬，传李鸿章主战遭总理衙门责之，令李氏受夹板之气，近来喜怒无常。北京政府倾向平和主义之呼声盛上，今后清国战争之决心仍有待观察。

1894.7.2　天津荒川领事，外务大臣宛，天津领事报告《清国政府采纳开战策》　清国政府决定采纳李鸿章开战的建议，今后陆军登陆地可能选择大同江口，目前整装集结完毕，等待出发命令。

1894.7.2　上海宗方，崎宛，《李氏焦急》　传说李鸿章千方百计设法避免与我国冲突，又曰派遣总税务司罗伯特赴朝鲜调停，又曰委托英德两国公使仲裁调停。本日报纸云，清廷决定派遣刘铭传赴朝鲜云云。

1894.7.7　天津派员连日报告：六月廿三四日进京上奏，胜军未动。七月一日李氏命各营加紧操练，李氏不希望开战，今委托俄公使调停。七月六日大沽派员报告，“镇东”、“镇北”两舰修缮完毕，船渠注水明日出渠，牙山清兵三四十人搭乘“康济号”返回大沽。七月七日镇东、镇北两舰本日大沽解缆。七月九日，广东水师“广甲”舰大沽海军公所入港，传说每年广东舰此季节上访献技。七月十日“定远”、“镇远”以下十一舰停泊威海卫港内，扬威舰直航朝鲜。

1894.7.24　北京小村代理公使，外务大臣宛，《清国公债募集》　李鸿章募集多额公债，在香港上海银行及其他银行借入千万之银两用于战争。

1894.7.29　支那滬报《清帝委李鸿章重任》　昨日正午接天津电报云，皇太后、皇帝七月廿二日降密旨，委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伯，全局统筹朝鲜军事，总制南北两洋及沿海港湾防务。

1894.8.25　支那北京通信《李鸿章勋标剥夺》　八月十二日，李伯处理战事缓慢，且麾下败军伪造奏功之因由，被朝廷剥夺其名誉功勋标章。

1894.8.26　芝罘派员报告《李伯政略》　清国政府从欧洲又募集战费两千万磅，称“日本乃一贫国，财源短缺，如若拖延战争，倭兵必败，何不以为之。”欲与日本展开长期持久之战。

1894.8.29　派遣员报告《白河口防卫》　白河口防栅每日根据朝夕潮况开启闸门，放行过往船舶，闸口现已配置拦障，阻敌舰通过。水道内布设水雷，两岸配置大炮，炮台内有水雷引爆器。夜间或薄暮时，两三支探照灯搜索海面，聚焦活动之船舶，照准发炮。

1894.8.29　派遣员报告《清国募新兵》　吴淞炮台及江南船务局，每日从扬子江一带经运河汇集大批兵队，兵数约两万五千人，多数是湖南湖北、山东、河南新招募无纪律训练之乌合之众、山野匹夫。将前往山东芝罘威海卫一带作战，每日到达芝罘人数约九百人。

1894.9　支那滬报刊载题《支那官吏军事义捐金》　皇帝裁可诸省总督的奏议，为补助军费开支，现役文官义捐相当武官官俸十分之三的义捐金。

1894.9.4　截获清国职员信件《袁玲禀告》　谨禀，十四日进呈一书已高览。李中堂为防止日本军舰侵袭旅顺口、大连湾，传令水雷营迅速敷设水雷防御敌舰。本营领命水兵二十名昼夜敷设，昨日从山海关又调遣二十五名，仍感人力不足。水雷兵须将电缆送至水雷间连接。五百听双线海底水雷三个、中流一千听双线水雷三个，一千五百听三线海底水雷三个已经连接完毕。日舰来袭，足可发挥效力……

1894.9.5　支那政府布告《上海来电》　支那政府布告，凡居住支那的日本臣民，战争中必须服从支那法律。

1894.9.24　《缴获李鸿章电报》　丁汝昌、龚照玙宛，智利国购入之巡洋快舰，因该国遵守中立原则，或受日本压力拒绝付货。

1894.10.3　支那政府布告《驻日汪公使处罚》　前驻东京清国公使在天津桎梏，因由乃汪氏在日本驻在时之举动，未与本国政府意向同步，亦未详细报告日本海陆军兵力状况，致使清军受制于日军，失去制敌良机。

1894.10.9　《缴获李鸿章电报》　丁汝昌、赵怀业、龚照玙各位，倭军大连湾上陆，对旅顺呈海陆夹击之势，状况与英法两舰队对我通报相符，汝等严加防备不得松懈。怀字军新营防御薄弱，令人担忧，利用现在之兵在旅顺大连两地配置成互援之势，水师六舰预定旅顺大连间往来巡航，牵制敌舰。

1894.10.12　支那滬报报道《清帝授予德国军舰乘员勋章》　英国籍汽船高升号被日舰击沉之际，德国军舰“易鲁奇斯”号将校兵十三人，救起孤岛落难清兵一百五十余名，送还芝罘，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清帝，特颁发德国军舰有功乘员勋章。

1894.11.17　天津派员报告《李鸿章大攻击准备中》　李氏雇入外国人准备展开大规模对日攻击。德国人汉纳根赴山海关，玛库利阿（按即马格禄，Mclure John，英国人，帮办北洋海军提督）月俸两千银，出任支那舰队副提督。

1894.11.27　《清帝除奸上谕》　有上奏倭舰旅顺攻击之际，对我军布设之水雷了如指掌，敌舰避绕而过毫发无损。又前日陆军作战正酣之时，后背突然起火扰乱军心，定有奸细引导敌军袭击我军。命李鸿章、张之洞及沿海各省总督、巡抚知照地方文武诸官，严厉稽查搜捕间谍隐患。命裕禄、宋庆各军严查不得疏忽。

上海黑井大尉情报通告《清国沿岸防御》　7月28日，扬子江北口及崇明岛北方有水雷沉浮。8月1日，上海海关道通知各国领事，即日起吴淞口禁止夜间通航，昼间西洋人乘船亦须接受检查。8月2日，威海卫刘公岛南端陆地炮台增设12厘米速射炮两门。8月4日宁波镇海（甬江口）入口布设有水雷。航标、浮标、灯塔均已撤除，夜间不得接近镇海炮台。为增强南方防御力量，清国频繁向南运送兵器。8月12日，清国商船“普济”装载兵器温州出帆，切望途中捕获。8月12日，宁波、温州、福州、台湾各地港湾开始大规模敷设水雷。

1895.4.19　 西海舰队司令长官男爵井上良馨 《营口河口布设水雷调查报告》 海军参谋官子爵桦山资纪殿。（1）清国水雷图示参考；（2）水雷罐使用地雷改装，起爆电缆连接水雷至陆上；（3）地雷型水雷分布：炮台南部七个、东南地营附近四个、市街炮台附近十个、水雷营内十八个；（4）安装起爆器海底水雷二十一个，顺海潮流漂浮运动。各种水雷在远浅滩大干潮时会搁浅望见。另据美国“佩兹拉”号舰长介绍，清军的水雷布设后，在冬季河口结冰之前需捞回陆上，状况与我军侦察类似……

2.4 野战通信

清国电报通信

鸦片战争后，清国引入了电报技术。1879年，北洋大臣管辖的防区首先试办军用电报线，从大沽经北塘达天津，中途连接各海口、炮台、兵营，线路距离近百里。电报通信的实用性很快得到朝廷的认可，翌年批准了李鸿章架设南北电报线路的奏请。线路从天津沿运河至江北，越长江达上海，全线总长3,000余里。此后，清国又架设苏浙闽粤线，将政治中心北京、北洋中枢天津、对外经贸中心上海、南粤经济重地广州连接了起来。经过八年的努力，清国兴建了济宁、芝罘、威海、天津、通州、北京、北塘、山海关、营口、旅顺、奉天的电报线路。北洋海防统帅中心的天津，威海卫、旅顺口海军基地，辽东半岛诸重镇间的通信网形成，加快了北洋海防军情传递的速度。全国电报业保有电线总延长数15,000里，专属北洋防务的津、沽、北塘、芦台、乐亭、昌黎、山海关、营口、旅顺等军事要地的军事通信网络电报线达6,500里。

1882年12月，日本完全无视朝鲜的主权，以方便旅居朝鲜的日籍侨民为由，在长崎至朝鲜釜山间海域敷设了一条海底电缆，电缆产经权归日本和丹麦两国所有。日本对朝鲜明目张胆的渗入，令宗主国清国深感不安。1885年，清国通商局与朝鲜先后签署了《义州电线合同》、《中国代办朝鲜陆路电线续款合同》、《中国允让朝鲜自设釜山至汉城陆路电线议定合同》等协议开通两国间的电信事业。

《义州电线合同》要旨：第一条，中国督办电报商局现奉北洋大臣李中堂奏明，以朝鲜国王咨商，自仁川港起由汉城至义州达凤凰城，请设陆路电线一千三百里，并请筹借经费，赶速设置，所有经费应由朝鲜限年归款，特此饬由华电局代筹借款，派员办理。第二条，朝鲜创办陆路电线，系朝鲜国王商请中国借款设造，特由华电局代借公款关平银十万两。五年之后由朝鲜政府分作二十年，每年归还五千两不取利息。并派熟悉电线之董事、学生、工匠人等妥为承办，以备缓急之需。第三条，朝鲜政府因中国电局垫款创设电线有裨朝鲜政务不浅，订准水陆电线工竣后，自通报之日起二十五年之内，不准他国政府及各国公司代设电线，致侵本国之事权及损华电局之利益。如朝鲜政府有欲廓充添设之处，必须仍由华电局承办以免分歧。

1886年，在清国政府的帮助下，开设了通往朝鲜的电报线。电报从奉天经凤凰城、安乐、朝鲜义州、平壤、汉城到达仁川。清国境内段线路600里，朝鲜境内段线路1,300里，全长1,900里。电报线与清国电报网连接后，直通北洋大本营天津，成为清国第一条陆路国际通讯线路。清国、日本、朝鲜之间的电信接驳后，有了稳定的电报通信业务。清日战争开战，这条国际线路在入朝清军与北洋大本营间的联络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国海外电报事业一直受制于国家对外政策的严格限制，外国电信资本很难涉足清国的电信事业，但敷设海底电缆线路与清国的电报网接驳工程却属例外。1871年，丹麦大北电信公司从海参崴经日本长崎到上海敷设了一条海底电报电缆，产经权归属丹麦大北电信公司所有。当时的技术尚处于单芯电缆时代，在电信专利垄断下，各国电报线路使用收益的三分之一都须支付丹麦大北电信公司。1884年，英商大东电报公司先后从上海到福州，从福州到香港敷设了海底电报电缆。1886年，清国力主自办电报，成立了电报总局，下设官电局和商电局，独立经营电信业。清国政府鼓励民间商办电信，由电报商局统筹集资建设商线，主干线京沪、长江、京通各地线路，通往沿海沿江等通商口岸，给商业繁荣带来了生机。军事线路称为“官线”，由官电局经营，官线电报诸线主要分布在满洲境内。1888年，清国自主敷设了大陆直通台湾的海底电缆，线路全长177海里。

电报作为新事物在清国有许多愚昧的传说，例如，电线会惊扰墓地内永眠安寝的先祖，影响风水等，以致割断电线、砍断线杆的事情时有发生。此外，满洲地区漫长的军用电报线路跨越荒凉的旷野，朝廷无财力投入管理，只能由地方官府兼顾，线路维护保养状况不佳。从1880年开始大兴电信事业到1894年战争爆发的十几年间，线路常年暴露在野外，受到风吹雨淋的侵蚀，电线老朽化状况日益严重。清日战争中，清国电报线路经常出现不畅通状况，给北洋作战中枢的指挥造成严重障碍。

电报总局管辖的关内电报业务繁忙，各地设分局，局设董事、司事、管报生、工匠，分局之下有讯房、机房，沿途线路由绿营兵巡视，管理状况优于军用线路。电报线路是清国国家战略的重要资产，又是无法轻易移动的不动产。战争中由于清军表现脆弱，战场上连战连败，放弃了大多数电线要地，使清国经营十数年的电报线路资产相继落入日军手中。被缴获的清国电报线路，总长达数千里，转而成为日军对清军作战利用的通信工具。

战争通讯事业的另一组成部分是军事邮政。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德军首先创立了军事邮便制度。德国士兵在战斗空闲能经常给家人互通书信，而法国出征兵在战争期间却收不到一封家信，巨大的差别直接影响到两军士兵的战斗意志。此后，军事邮政制度便在欧美军队中广泛普及，战争时还增设临时邮政系统，用于传递官文和军人私信。战时邮政不仅是野战通信的重要一环，也是近代军队对军人人权尊重的文明表现。清日战争前，清国只有商营的民信局、侨批局、外资客邮。信息传递的方式还是倚重驿站通信，驿递通过设置间隔驿站，运用快马交替送递公文。近代虽然导入了电报通讯，但是投递重要公文或电报出现故障时，驿递仍然是军队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尤其在战场没有电线的地方，快马送信是传递军事情报唯一的途径。

在清国洋务风潮下，朝廷官吏钟情的只是西方国家的精巧武器，对西方军队建立军人通信体系毫无兴趣。朝廷没有设立普通军邮业务，作战官兵的家书通信无法经过专门渠道进行传递。兵勇将士与亲情间联系处于长期中断状态，成为影响战场斗志的重要原因。而对面的日本军从开战到战争结束，都卓有成效地运用了军邮系统，把战场与家人的亲情紧密联系在一起。战场家书不但没有动摇军心，相反给前线将士为国而战，为天皇而死，注入了精神上的动力。

日本电报通信

电线通信

1851年，英法之间的海峡敷设了世界第一条海底电缆；1866年，海底电缆横贯大西洋。1871年，丹麦大北电信公司（Great Northern Telecom）完成俄国海参崴、日本长崎、清国上海间的海底电缆敷设。日本和欧洲之间经由印度洋和西伯利亚，实现了两条国际通信线路。1872年，日本在本州与九州之间的关门海峡（旧译马关海峡）独自成功铺设了第一条海底电缆，并与国内电信网成功对接。

1882年12月，日本在九州长崎肥前国呼子横穿对马海峡，敷设了一条通往朝鲜釜山的海底电缆，电报线专属权归丹麦大北电信公司所有。电报线路开通后利用率很低，经常处于停业状态。原因之一是线路经常出现故障；之二是拥有线路产权的大北电信公司的大股东是俄国人。由于日本和俄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微妙立场，日本不希望往来电报被俄国人获取。1894年6月，为应对异常繁忙的日清外交，日本恢复了这条海底电线的通信业务，信息从朝鲜京城经义州进入满洲境内与清国电信网连通。日清战争爆发后，两国关闭了东京、上海间的海底电报通信。日朝海底电缆成为战时唯一可以沟通日本、朝鲜、清国的最繁忙的线路。

日清战争中，日军海外作战的电信方式，采取了新设、修复、利用作战国原有电报线路的策略。日军攻入朝鲜和辽东半岛后，两国的电信不动产资源便落入日军手中。成为战利品的主要线路包括：（1）朝鲜京城至仁川、元山、义州三条干线，义州线直通清国凤凰城线。（2）清国旅顺口、金州、复州、盖平、营口、牛庄、海城、田庄台线；山东省成山角至荣城、鲍家村、威海卫、芝罘线。同时日军还架设了大量军用线路支援战场上的临时通信。

1894年 6月 26日，日军大本营命令第五师团工兵第五大队，增设京城通往釜山的军用线路，实现战地双线通信。6月28日，混成第九旅团编成临时军用电信队，架通龙山驻地与京城公使馆的线路。线路同时扩展到成欢战场，继而向平壤方面推进。日军战场电信战术采用了先进后续的接力方式，首先各师团野战电信队派出先遣队，先行前沿架设线路，开设通信所。大部队抵达后，先遣队向后续野战电信队移交通信所，先遣队继续前往新的作战预定地架设线路。野战电信队向前方进军时，又将电信线路移交军特设电信部统筹管理。

9月14日，日军陆军第一军仁川登陆，设立特设临时电信部。10月 1日，第三野战电信队、第六野战电信队完成平壤、黄州、浦间、旗津浦、梅谷隅、耳湖浦的电线架设任务，在安州、义州、汤山城开设通信所。电信先遣队进入清国东北后架设九连城、安东、凤凰城线路，开设通信所。11月7日，第一军兵站电信部在耳湖浦登陆，接手各地开设的通信所，解散军特设临时电信部。军兵站电信部同时着手九连城、大东沟、凤凰城、安东县、大孤山间的线路架设。12月 9日，第三野战电信队架通沟连河、岫岩间的线路。27日海城通信所开设，逐次向兵站电信部移交。

11月 2日，第二军所属第一、第二野战电信队在貔子窝登陆。16日，第二野战电信队完成貔子窝至三十里铺间的线路架设。17日，电信队前往旅顺口，截断清军外围线路，接入日军线路网。12月11日，电信先遣队开设张家屯通信所。第一野战电信队，7日开设北三十里铺通信所、金州张家屯通信所，逐次移交军电信部。期间金州至貔子窝线路屡次遭到清军破坏，电信队进行多次维修。12月 28日，庄河通信所开通，延长线路到达大孤山，至此花园口登陆作战的第二军和朝鲜登陆作战的第一军之间，建立了直通电报线。翌年1月上旬，第二野战电信队开设盖平、复州通信所，移交军兵站电信部后，与第一野战电信队会合，前往山东战区。20日，野战电信队在龙睡澳登陆展开电信作业，战地通信服务至2月下旬。3月6日，野战电信队撤离威海卫返回金州，投入辽河平原会战。

1895年 2月下旬，辽河平原作战开始，第一军第三野战电信队架设海城通往缸瓦寨、大高刊的电线，3月6日大高刊通信所开设。此间第六野战电信队，架设海城、牛庄线路，途中受敌阻击，通信所临时改设白旗堡。第二军协同第一军作战，所属第二野战电信队于3月7日在营口、蓝旗厂开设通信所，与第一军第六野战电信队的线路接通，保障了田庄台作战。3月中下旬，第六野战电信队白旗堡通信所移至牛庄城，架设海城、甘泉堡、姚千户屯间线路，开设鞍山通信所。为第二期直隶决战准备，南部兵站电信部接管了各地架设的通信所。4月中旬，日清签署《马关条约》，作战军用线路架设全面停止。

1895年 5月 18日，近卫师团新编独立野战电信队进入台湾参加作战，6月初在基隆登陆开设台北通信所，架设通往新竹方向的线路。电信队在扫荡部队保护下，迎着抗日军的炮火冒死架设线路。6月18日野战电信队开设中枥、淡水通信所，与通往福建的海底电缆接通，实现和本土大本营的通信联络。台湾作战期间，独立野战电信队及新设陆军电信部，先后架设多处线路，开设通信所。主要线路有台北中枥线、中枥淡水线、中枥新竹线、新竹后垅线、后垅大甲线、大甲彰化线、彰化鹿港线、修复鹿港社斗街线、员林街北斗线、北斗他里雾线。南进军司令部所属野战电信队在布袋口登陆后，架设布袋口、盐水港汎、安溪竂庄、看西庄线。10月 13日，第二师团设立兵站电信部，第二野战电信队东港登陆后，开设大湖街通信所，架设大湖打狗线、打狗凤山线。11月上旬，日军占领台湾，独立野战电信队归属台湾总督府直辖，全部线路移交台湾兵站电信部。

在整个日本侵台过程中，台湾抗日军民与日军展开了殊死的抗争，不但将各地原有的电线悉数破坏，还捣毁日军架设的电信线路，给日军向纵深推进制造了严重困难，电信队遇到日清战争开战以来最艰难的架线任务。

日清战争中，日军新架设和修复的电信工程线路距离为：朝鲜国807.3公里、清国本土1,379.7公里、台湾360.9公里，合计全长2,547.9公里。其中新架设线路：朝鲜614.8公里、清国本土1,087.9公里、台湾286.4公里。改修线路：朝鲜192.5公里、清国本土291.8公里、台湾74.4公里。

邮政通信

1894年 6月 14日，明治天皇颁布“战时邮政敕令”，启动战时邮政机制。此后，陆军大臣发布军事邮政规则、递信大臣发布邮政实施规则及野战邮政实施规则，为战场邮政设立相关法则。依照《万国邮政条约》规定，海外派遣的军队、军舰、军衙、军属的邮件，军队官兵和国内家属间的私人文件，均按照军事邮件处理，一律免税投递。军中个人发出的私信不设上限，传送配达采用由军夫担任，士兵辅助的方式，同时雇用朝鲜和清国民夫运送。

6月16日，混成第九旅团在朝鲜仁川登陆，旅团邮政部开设了日军出征海外的第一个军事邮局。8月12日，第五师团在釜山登陆，次日在兵站内开始邮政业务。9月12日，第一军邮政部在仁川登陆，15日邮政业务开始。邮路随即向平壤延长，与先头部队邮政部接续。11月 5日凤凰城邮局、12月 13日大孤山邮局开局，朝鲜和鸭绿江一线邮路开通。10月 19日，前往大连湾登陆作战的第二军邮政部和军司令部到达渔隐洞，同日在船内开始邮政业务。10月26日，花园口野战邮政局开设，12月金州、旅顺口、貔子窝间的定期邮政船开始运行。1895年 1月 11日，第一军和第二军间的邮路开通，此后朝鲜以北的邮件全部投送到大连湾发出。山东作战军于1月24日在龙睡澳登陆，第二军邮政部立即开始收集邮件服务。战争中期的辽河平原会战，第一军和第二军邮政部在盖平、海城、牛庄、营口、田庄台之间连成邮政服务网。4月18日，征清大总督府偕行的野战高等邮政部到达旅顺口，统一管理第一军和第二军邮政部的邮政业务，一直持续到日清签订《马关条约》全军撤回本土为止。近卫师团赴台湾作战，师团所属邮政部于6月10日在基隆开始邮件业务。7月2日，台湾总督府邮政部在基隆登陆，统管基隆、台湾的全部邮政业务。1896年 3月，台湾战争落幕，运输通信长官部、野战高等邮政部相继相关，邮政业务全部移交台湾总督府邮政部。

日清战争期间，日军从实施新谕令日起至1896年 3月台湾战争结束，日军邮政部门共集信5,226,481件，配达6,823,144件，合计12,049,625件（包括反复配达次数）。其中私信总计4,647,897件，占全军邮件的88.9%。各战地平均每日发出的信件数，朝鲜为6,738件、清国本土为14,851件、台湾为12,332件。

战地邮政储金

1894年 12月 7日，日本《野战邮政为替》敕令颁布，战时海外参战人员的薪水支给可以依法得到妥善管理。因为战争期间，日本战争军费的一大部分，是用于支付从军军人和雇用者的薪水。日本兵在役制度虽然有别于清国的佣兵制，但是军队也有严格的等级给予制度。“野战邮政为替”也称作“野战邮政储金”，利用者在战地流动邮政局开设野战储金账本，通过兑换野战邮政为替印，个人储金就能方便地送给国内留守的家人，每次存取交易都会在账本上留下邮局职员的法定章印。军人、军夫、军属的薪水得到合理解决，减少了战地人员因无送金手段任意浪费和赌博的违纪现象。

敕令颁布当时，邮政储金的利息四分二厘，翌年4月利息上升到四分六厘，全日本加入“邮政储金”的国民客户上升到数百万。政府支付给国民的薪水，国民存入邮政储金，政府再运作邮便储金的资金，成功周转了战争急需的巨额资金。邮政储金为战争的持续、延长、胜利，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来源保障，正如战后学者所评论的那样——“日本的战争是国民自费的战争”。

军事邮政制度是近代战争理念的一大进步，日本不但吸收了欧洲军事邮政的经验，而且成功地把军事邮政与军事储金结合起来，使战争的财源得到充实，起到了全民支援战争的实质效果。邮政和储金制度成为日本五十年战争的重要支柱，形成了国家经营的最大官方银行。邮政储金制度产生于日清战争，成功于日清战争，这一体制一直延续至百年后的现代，发展成邮政、储蓄、保险三位一体的、最关系到国民民生金融利益的国家机构。

2.5 战场医疗

清军战场医疗

清日战争中的清国军队，没有明确的卫生医疗编制，战场医疗处于一种涣散的无组织状态。外国观察家记载：“清军忽略维持战斗力生存的卫生编制，军中没有固定的医师、卫生兵、担架员以及后方的战地医院。合格的军医和士兵比例相差悬殊，在医生欠缺的情况下，伤患者不能得到及时救助治疗，成为战斗减员的重要原因。中医疗法的缓慢疗效，无法适应近代热武器造成的创伤。清军没有免费提供医疗的制度，治疗伤病的费用和营养费须个人承担。战地医疗无法得到保障，直接动摇了兵卒战斗的士气。骑兵部队的兽医也非常缺少，作战马匹出现疾病时，经常不能得到及时救治。”

战争中，清军意外得到了民间的医疗帮助。1894年 12月，由外国团体组成的国际红十字会医院，对清国的伤兵和难民展开了无偿救助。红十字会医院是在清国的西方传教士组织创办的慈善机构，以国际红十字会宪章为宗旨，实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当时的红十字会医院主要设置在营口、芝罘、天津等地的西洋人居住区。

营口红十字会医院主要由外国传教士和船运业人员组成，主事者为戴利医生和契雷斯特医生。随着战争的延续，红十字会医院规模逐渐扩大，许多外国医生加入到医院中来。从1894年12月创办到翌年4月战事基本结束，营口红十字会医院发展到4所，医治清国伤兵近千人。

芝罘红十字会医院成立于1895年1月，部分伤兵从辽东半岛战场转来接受治疗。战争初期，当地外国人就开始筹划救疗伤兵和难民的计划，一位名叫塔斯瓦特的教会医生拜见芝罘官员，建议设立红十字会医院为战时伤兵提供治疗。在道台资金的援助下，医院很快建设起来。芝罘红十字会医院的地理位置远离辽东半岛主战场，伤病员数量不多。日军拓展山东战场后，这里接受了大量从威海卫战场败退下来的伤兵和难民。

天津是李鸿章指挥对日作战的大本营，红十字会医院成立时，曾经暗中求得李鸿章的支持，因此存在浓厚的官方背景。天津红十字会医院的规模超过营口和芝罘，当地西洋人组建了“红十字联合会”，设立红十字会医院5所，并派遣红十字会医疗队支援营口红十字会，治疗伤兵总数约1,400人。天津红十字会在山海关设立了伤兵转运机构，安置前线撤退的伤兵。旅顺陷落时，天津红十字医院派遣船只前往旅顺收治清国伤病者，由于日军担心暴露旅顺的虐杀现场，拒绝停泊在港外的红十字会轮船靠岸。

红十字会的战场救助，拯救了大量清国伤兵和难民的生命，可是红十字会的医疗活动一度陷入经费和药品不足的困境。医院负责人请求在上海的英国教士姆威廉出面募捐筹款，当时颇有影响的《申报》馆获知此事后，立即用报馆代理“协赈所”的名义向社会筹集捐款，为红十字会医院募捐到4,500英镑、白银1,000两。继《申报》馆募捐之后，上海仁济善堂董事施善昌也以“丝业会馆筹赈公所”的名义，在报上发布“劝募北洋医院经费”的启示。经过半月余的募捐集得白银13,000两，由上海英国领事馆转交红十字会医院。瑞士国际红十字会也向清国政府捐助药品和钱物，该会闻知清日开战，寄赠药料三十箱，值银三千余两。旅居上海的外国人成立了一个红十字会募捐筹款的办事机构，由上海各外国领事、传教士、驻沪外国银行董事自发组成，协调各地红十字会医院的资金周转。

西洋人红十字会在战中治病救人的无私奉献，对医疗条件极差的清国军队来说是意外的恩惠，西方文明启蒙了清国人的视觉和思维。战后，清国政府认识到战争医疗的重要性，开始组建随军医院、前敌行营医院以及活用红十字会医院的慈善机能。遗憾的是这些启蒙的认识，一直延迟到清日战争十年以后才开始付诸实施。1905年 7月，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广州设立随营医院，为军内伤员提供医疗的场所。随营军医学堂聘请日本医学士一人，担任总教习及随营医院诊察长，雇用医疗助手、药剂师，开展军内医疗活动。这是清国军队在东西洋医学背景下，最初登场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军队医院。

战争中，西方红十字会支援清国的活动受到日军的关注和监督，曾派遣代表和医师前往红十字会医院进行视察。红十字会是民间的中立组织，医疗只限于人道意义上的救助，医疗规模和条件难以适应大批战伤救助的需要。明治天皇早年曾宣布加入国际红十字会，因此战争中的日本对西方人协助清国救死扶伤的行动表现出相当的宽容。辽河平原作战期间，大本营派遣了一支特殊使命的医疗小组，前往西方人在营口设立的红十字会医院进行战伤学研究。日军陆军的研究目的，是为了解村田步枪的实战性能。军医小组在红十字医院详尽调查了负伤清兵的伤口状况。结果发现，大部分清兵中枪位置，多发生在身体背部或臀部，身体前部被弹者非常稀少。这一调查结果和前线作战兵士的报告研究表明，负伤清兵是在逃跑的状态下，被敌军枪弹命中的。按照村田步枪的设计性能，弹头在500—600米之间具有最佳穿透效果，而清兵的软组织伤口内大多数留有弹头，可见一些清兵是在逃至1,000米以上时，被无力弹头追伤所致。

清军医疗制度上的缺陷，导致清国对日作战中处于极端被动的境地。西方红十字会奇迹般地出现，无疑给清军送来及时雨。他们无所求地向清国人伸出援手，外来文明对封建王朝进行了又一次道义上的精神感化。然而，清国人却没有在他的史书上，给为大清国作出贡献的外国红十字会留下感激的纪念篇章。

日军战场医疗

日清战争的战场卫生，是日本近代第一次海外作战遇到的最大课题。日军陆军野战卫生长官军医总监石黑忠惪，负责战争中野战部队的卫生事务，统理伤病者治疗、送还后方、疾病防疫等职责。履行职责包括卫生部人员调遣、医疗物资补充、恤兵团体的指挥监督、战地各军医部编制下卫生部队的指挥监督、内地部队的卫生勤务和陆军省医务局间的统辖。

日军军医指挥机构主要分类，军军医部（第一、二军司令部各设置一单位）；占领地总督部军医部；台湾总督府陆军局军医部；南进军军医部；师团军医部；兵站军医部；威海卫占领军及混成第七旅团军医部。部门编制有：队属卫生员；卫生队；野战医院（近卫、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师团各设两单位，第五师团设三单位）；卫生预备员；卫生预备厂（各师团设一单位，归兵站部调遣）；患者输送部（各师团设一单位，归兵站部调遣）；兵站部附属卫生部员（分为兵站监督附属、兵站司令部附属两种）。

从1894年6月入侵朝鲜至1895年 12月从辽东半岛撤军，日本在朝鲜、清国本土、台湾、日本内地的出征部队和本土部队中，死亡者总数达20,159人，占总兵员数285,853人的7%。海外战役中，日军共死亡13,488人，其中病死11,894人，占死亡人数的88%。出战部队患者数为171,164人（朝鲜22,061人、清国本土83,299人、台湾65,804人）。战地入院患者数为115,419人，其中送回日本本土治疗的患者，朝鲜和清国本土共40,300人、台湾27,300人。日军在战场上的非战斗减员比例之高，远远超出了日军的预想。

作战部队大量伤病死亡的原因，除了战斗中直接死伤外，大部分是因战地气候环境恶劣、居住状况简陋、清洁饮用水缺乏等因素引起的疾病造成的。尤其在朝鲜、辽东半岛东南部、台湾及澎湖岛作战中，部队遭遇疫病袭击的惨状丛生，痢疾、霍乱、伤寒、疟疾、脚气等疾病造成大量的非战斗减员。陆军在战中发生意想不到的脚气大流行，使战争中枢的军医总监，为明治军队创建军医制度的医学博士石黑忠惪受到各方的批评指责。1897年，石黑辞去医务局长职务，但他创建的军医制度对军队的战伤救治仍然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日清战争期间，日军卫生系统的运作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战地救护

战地救护作业是战争中日军最重视的战场行为之一，救护行动不但可以挽救生命，也能最大程度保护作战部队的有生力量，形成第二次投放战场的后备军。日清战争的战地救护，是对日军海外作战机制的初次考验。在陌生的作战环境下，日军庞大的救护、救助、救援机能，令欧美军队震惊不已。

（1）队属卫生员　队属卫生员在战地开设临时绷带所，从事战伤者初期的收治作业。临时绷带所的开设次数为：第一军战区26次、第二军战区33次、台湾战区36次。战斗负伤者的运送，由辅助担架卒和卫生队担架卒担任，有时也有兵卒或军夫协助搬运。台湾战场的小规模战斗比较频繁，队属卫生员多随作战部队转战，即时搬运伤员撤离。队属卫生员除了前线救助外，也负责向后方转移伤者，在临时开设的休养所内收疗伤者，协助各医院患者集中场所的检疫等工作。战争中，日军相继在朝鲜发生痢疾；在清国本土发生霍乱、冻伤，在台湾发生霍乱、疟疾、脚气等疾病，队属卫生员日夜辛劳，救护出大量濒临死亡的病患。

（2）卫生队　开设绷带所救护从第一线转来的伤病员，绷带所规模较战地临时绷带所大。日军在朝鲜及清国本土作战期间开设45次，台湾开设25次。朝鲜作战时因为缺少合适的房屋，绷带所主要使用帐篷。在清国本土和台湾，大多利用民家或寺院庙宇设所。绷带所收容伤者最多的几次分别是：平壤战斗，混成第九旅团收容200人以上，元山支队百人以上；缸瓦寨战斗，收容数200人以上；盖平战斗，收容百人以上。1894年 12月至翌年3月，辽东半岛的气温降至零度以下，战斗创伤和冻伤引发伤口感染恶化，给战地救护增加了预想不到的困难。卫生队除救护伤病者外，还开设患者集合所，收集行军途中的患者转往后方，协助驻屯地野战医院、舍营医院的勤务。卫生队在清国本土的海城、貔子窝、普兰店，台湾的基隆、台北、新竹、嘉义等地的野战医院、舍营医院，有效发挥了战场作业机能。

（3）野战医院　野战医院是大型战地临时医疗机构，在朝鲜和清国本土作战期间共开设32次，收容患者5,011人；侵台战争期间开设野战医院5次，收容患者1,298人。朝鲜作战时，野战医院的设施条件以军用帐篷为主，在清国本土和台湾大多将民居或寺院庙宇作为医院设施。第一军凤凰城、海城作战时，战伤者和冻伤者充满野战医院，医院同时分担转送患者的业务。为了解决患者收容困难的局面，野战医院增设了舍营医院、避医院、预治疗所，协助收治重伤病患者。这种战地临时院所，在朝鲜和清国共设置66所，收容患者23,049人，收容规模最大的为凤凰城、海城、盖平的舍营医院。台湾战场的野战医院，在台北、基隆、新竹、鹿港、台南设置的舍营医院15院，收容患者16,078人，使伤患、病患收治混乱的局面得到缓解。

（4）卫生预备员　战地道路交通不畅，受野战医院的委托，以兵站卫生编制的卫生预备员为基干，开设了战地定立医院、兵站医院、患者集合所，以支援前线、兵站、后方间的医疗卫生衔接业务。兵站内收容的患者，多数是战地送来的因伤病失去战斗能力的患者，经前期救疗处置后，再向后方转移。定立医院、兵站医院、患者集合所在安全转移伤员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朝鲜战役设立的定立医院、兵站医院、患者集合所合计12家，清国本土共9家、台湾战役设3家，总计收容、转移患者18,485人。最高峰时，一家医院收容、转移患者达到600以上。

（5）兵站部附卫生部员　由于兵站卫生勤务繁重，野战卫生长官为兵站监部、兵站司令部的卫生预备员配属了临时兵站部附卫生部员。卫生部员主要是陆军卫生部员、赤十字救护员、陆军省雇用的医师及药剂师，其总数达到2,475人。兵站医院、患者休疗所（患者集合所、患者宿泊所、患者修养所）的卫生部员，主要辅助卫生预备员完成收治通过部队中的患者和向后方转移的任务。

（6）患者输送部　兵站休疗所收容的患者经陆路向后方转移的业务，由患者输送部担任。此类患者休疗所在朝鲜和清国共设立47所，输送患者36,620人。在台湾设立8所，输送患者10,305人。患者输送部同时担任绷带所、野战医院患者的转移业务。

（7）看护妇（护士）　日清战争是日本妇女初次作为准战斗员参加的战争。日本从军看护制度创建于1890年4月，日本赤十字社看护妇养成所第一期录取了10名女性学员入校。根据养成所规定，看护妇学习期3年，毕业后履行20年的应召义务，在此期间，国家有事时须响应赤十字社召集。后来，日本赤十字社女性应召义务年限缩短至15年，再后短缩为12年。看护妇应召规则的效力，一直续存到日军解体后的1955年（昭和三十年）1月16日。日本赤十字社看护妇养成所毕业生规定，平时可以在日赤医院勤务或从事其他职业，战时一旦收到召集状，必须立即响应应召命令。实际上，战时，一些分娩不久、处于哺乳期间的看护妇，依然在安置好婴儿后应召出征。日清战争中，日本赤十字社看护妇初次被陆海军医院召集，媒体为此大肆宣传报道，赞誉为“日本妇女从军”之壮举，激励日本国民开始认知和接受看护妇这一新生事物。

日清战争期间，从军看护妇应召647人，仅限定在日本本土陆海军医院供职，不赴战场参加战斗。日清战争结束论功行赏时，由于从军看护妇的优秀表现，也成为政府授勋的对象，看护妇作为一种新兴职业人气上升。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赤十字社条例》修订了日清战争第223号敕令，进一步明确了从军看护妇的职责：（1）战时帮助陆海军卫生勤务；（2）陆海军卫生勤务中有监督日本赤十字社的义务；（3）救护员严格遵守和服从陆海军纪律和命令；（4）看护妇长为下士官待遇，看护妇为士兵待遇。从此日本妇女开始逐渐走向前线，成为支持战争的重要力量。

患者的后方输送

战争中，向后方输送日军伤病员，是一项繁重的工作。由于战场复杂的环境及交通设施的不健全，输送部门面临诸多的困难。清国本土缺乏优良的道路，部分地区可通过马车，但道路颠簸、行进缓慢。朝鲜山多路险，患者运送主要靠人力担架完成。台湾从基隆至新竹间通有火车97里，每日输送力十分有限，仅有50—100人，大多数地区仍要靠担架或利用本地轿子搬运。日清战争中，日本动员所有的搬运手段倾全部力量，就是要将战场的伤病员一兵一卒都运回国内治疗调养，绝不把他们弃留海外。

1894年7月，朝鲜成欢战斗前后产生的伤病者，先在龙山集合，后送往仁川经海路送回日本国内。平壤战斗的伤病者，经由大同江送往旗津浦或万景台，再转海路送回。第一军在义州、安州、鸭绿江、安东、凤凰城的伤病者，集结义州，前往耳湖浦转海路送回。第三师团的伤病者，送往停泊在大孤山附近海面的舰船上送回内地。12月中旬，辽东半岛沿岸海面结冰，负责海路运输的舰船被迫停航。战场上下来的伤病者和急剧增加的冻伤患者一时无法送回日本本土，到1895年1月滞留在兵站区内诸医院的伤病者增加到4,600余人。为减轻救护压力，病症较轻者被送往大连湾、貔子窝，与第二军病患者会合，一同经海路送回。这一状况持续到三四月，黄海北岸冰冻融化后，耳湖浦及大孤山的海路再开。随着辽河平原会战的进展，4月营口港水陆运输开始，各地伤病员在海城附近集合，前往该港乘船返回日本。营口港原有的诸多设施，为伤病员周转提供了便利条件，伤病员经该港返回日本的工作，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日军完全撤出辽东半岛为止。

第二军的兵站据点拥有良好的不冻港，大部分病患在第二军金州作战的登陆地点花园口、貔子窝、柳树屯集合，乘船。1894年11月下旬，旅顺口陷落，日军开通旅顺港向国内运送旅顺战斗伤病员的工作。12月中旬，日军筹备开辟山东战场，从国内到来的诸多作战部队在金州登陆集结。由于霍乱猖獗，日军在金州的登陆地变成了向国内运送病患的中转站。山东威海卫作战的伤病员，集中在崮山后和刘家台救治待命，南岸作战取得主导权后，伤病员在阴山口乘船返回本土。随着北洋水师投降，威海卫港成为转运病患者的基地。侵台作战期间，日军澎湖列岛派遣部队在途中发生霍乱等疫病，多人死亡；登陆后疫情愈加严重，死亡激增。一部分病患乘海军医院船从马公港回内地宇品港；一部分转送台湾基隆兵站医院。台湾战场产生的伤病员，相继在台南、安平、打狗集中，经海路返回内地。

日清战争期间，日军自海外向国内运送病患主要利用以下几个港口——朝鲜：仁川、釜山、元山、旗津浦、南浦、渔隐洞、耳湖浦；清国本土：大东沟、大孤山、花园口、貔子窝、大连湾、旅顺口、营口、威海卫、阴山口、龙睡澳；台湾：基隆、布袋口、安平、打狗、东港、枋竂及澎湖岛马公港。运送船只包括以下几类：“普通运送船”，搭载轻症患者，配属临时救护员；“特设输送船”，配属常设护送员和卫生器材，可搭载重症患者；特设输送船开战当年仅一艘，后又增加一艘；“医院船”，是在普通运送船内装备医疗设备，可以实施复杂医疗手术的特殊运输船，从开战至1895年3月，医院船陆续增至7艘。

内地卫生

从战地回国内的伤病患者，被收容在各部队驻屯地治疗。各留守师团司令部所在地和其他卫戍地，合计开设了18所预备医院。为了解决预备医院卫生人员的不足，特别从地方雇用医师、药剂师、看护者，补充医疗医护的人力。要塞收容的部队患者，在横须贺、下关、对马设立的要塞医院内治疗。从战地送回国内的病患，从宇品、门司、广岛、小仓上陆，临时收容在预备医院，后换乘火车或汽船，分送到各部队所管辖的预备医院。战时，广岛的预备医院收容规模最大，各院收容患者合计达102,727人。大部分预备医院及要塞医院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896年才逐渐停止，广岛预备医院的工作延续到1899年。

卫生检疫

日清战争战地发生的传染性疾病，造成军队作战能力急剧下降，部分病毒甚至被伤病员带回国内，在民间广泛流行，造成巨大的灾难。开战初期，日本国内开始流行霍乱，患者56,000人，死者39,000人。战争中期，国内痢疾病爆发，全国患者155,000余人，死亡38,094人。1895年，开赴台湾澎湖列岛的军队发生霍乱疫情，传回国内的感染性病毒迅速扩大，造成病死40,150人。甚至日本在两年前宣言消灭的天花病也再度复燃，患者12,400人，死亡3,300人。

面对严重传染病侵袭的势头，日本政府动员全国卫生机关以及军队卫生机关，全面加强检疫、预防、扑灭行动。军方首先在海外关口设立检疫所，对霍乱、痢疾、疟疾、伤寒等传染病进行检疫隔离。战地检疫特设两种类型的检疫所：海港检疫所和陆上检疫所。日军在清国开设海港检疫所4所、朝鲜5所，主要负责对进出人员检疫和对船舶的检疫消毒，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旅顺口及大连湾检疫所。陆上检疫所，在清国开设7所、朝鲜4所。军方同时在国内的下关、宇品、神户三地施行检疫工作，1895年6月以降，似道、彦岛、樱岛三地开设陆军检疫所，对凯旋部队实施检疫消毒，沿途所有火车站均设立检疫所，厉行检疫。凯旋部队归国实施严格的检疫制度，使传染病的患病率得到了有效控制。

民间救护事业

日清战争中“日本赤十字社”是活跃在战场上的医疗卫生民间组织，在陆军卫生部的指挥下，从事医疗救护工作。战争爆发时，该组织向陆军省请愿，获得军方许可，社内救护员分派本土陆军预备医院或随陆军前往战地医院服务。救护员在野战卫生长官的指挥下，依照战时卫生勤务令的条例从事本职工作。最初，负责国内勤务的救护员被派往广岛预备医院，之后随着各地预备医院的设立，相继配属各医院协助工作。赤十字社救护员同时负责给清国俘虏中的患者治疗。负责海外勤务的救护员分海上和陆上两种，海上救护员配属在患者输送船上，协助陆军省雇员负责运输船上的船员、搭乘者的医疗工作。陆上救护员配属第一军仁川兵站医院、清国各地兵站医院履行职责。战争期间，日本赤十字社派遣的卫生勤务救护人员总计1,373人。旅居朝鲜釜山、元山、仁川的日本侨民各医院，院长及职员共计22人，为军方患者提供收容、医疗、护理等服务，也有一定数量的日本居民，组成志愿人员参与伤病者的护理工作。1895年4月，日清两国签订《马关条约》，6月起赤十字社派遣勤务渐次取消，7月至12月全部救护员从清国撤回。

马匹卫生

日军在战争时期的马匹卫生管理沿袭和平时期的管理条例。1894年8月，朝鲜釜山附近发生牛瘟疫，陆军省立即派遣课员和数名兽医加强对牛马的卫生管理，防止用于军需搬运的牛马发生死伤减员。陆军省课员对军马卫生、军马医疗、铁蹄材料等进行详细调查，同年制定实施冬季军用马匹防寒用毛毯的供应。各师团司令部、兵站监部、兽医部，对马匹卫生直接进行指导监督，各乘马部队附属的兽医负责马匹日常诊疗管理。野战部队的马匹伤病最多的是鞍伤，朝鲜战役中，鞍伤占患马的4.18%；清国本土作战中占20.34%；台湾作战中占12.6%；诸种消化不良及呼吸病的发病率次之。台湾战场马匹发病率较高的还有皮肤病，占患马的2.5%。其他病患如咬伤、踢伤、头络伤等外伤，占全患马的9.0%。马匹腺疫主要流行马匹特有的细菌性传染病，如鼻黏膜、喉头黏膜等炎症引起发热或淋巴结肿胀化脓。国内马匹患病率占全患马的6.83%；清国则占3.99%。日军对马匹疾病主因的研究表明，朝鲜及台湾作战是夏季，马匹过度疲劳、体力减弱，易引起感染和并发症。而在辽东半岛及山东战场作战时，处于冬季，马匹的健康多有增进。日清战争全战役期间，日军患马累计54,532匹，其中发病后杀死8,994匹，战斗原因造成死伤的马207匹，其中死马97匹、伤马110匹。

战地尸体处置

清日战争双方的伤亡数都超过万人。清军死亡推计25,000人；日军死亡13,488人；军夫阵亡7,000—8,000人。战地尸体处理是维护战场卫生、防止疾病扩散的重要一环。日军对战地战死者和病死者的处理，采取在各战场附近和宿营地附近，开辟临时墓地埋葬的方式。根据战场条件，分别有土葬、火葬、水葬，对应不同的官阶，设立不同等级的墓标。日清战争之初，安葬阵亡者时举行军队会葬仪式；战争中期，政府批准本国的僧侣、神官从军，协助葬仪。阵亡者的葬仪采用符合日本人信仰的宗教，由各派僧侣以诵经法式，举行超度、镇魂安葬故者。

对敌国战死者的尸体处理，日军没有采用日军规定的对死者阶级、姓名、年龄进行识别和登记造册的做法，通常在战场附近合葬，并建设墓标。金州和旅顺战斗中，战死清军以及被虐杀的平民数量极多，而在冬季进行土葬需要耗费很多劳力，故日军改而采用大规模火葬的方式处理尸体。尸体处理时，卫生方面的处置尤为缜密，必须在尸体表面施撒石灰后掩埋以抑制瘟疫扩散。

日清两军凡有过战斗的地方都有日军临时墓地安葬阵亡将士，从朝鲜到清国到处可以看见日军墓地的标记。《马关条约》签订后，如何对阵亡者墓地进行保护的议论沸起，日本政府决定将安葬在海外的日军遗骨全部运回国内改葬。对此，辽东半岛占领地总督部、山东威海卫占领军司令部、朝鲜南部兵站监部，全面收集土葬者的尸体进行火葬，将遗骨送回国内，在政府规划的陆军墓地改葬。依照遗族家属的请愿，在陆军墓地可以建设自己家族的墓标。1896年，日本政府在台湾为作战死亡者的遗骨统一建立了永久安葬墓地。

2.6 战争俘虏

十九世纪末期的清日战争，发生在近代文明启蒙的时代，清日作为东亚两个政治经济大国，都是西方世界关注的国家。清国承袭了华夏文明的历史，日本脱亚入欧习得了欧洲的文明，两国都自我标榜代表了东方文明。然而不期而来的战争，赤裸裸地暴露出两国非文明的一面，最终都受到世人的指责。

清国俘虏观

在华夏数千年的历史中，俘虏的地位极其卑贱，俘虏身份等同于“死亡”和“奴隶”，是可以被任意处置的对象。“俘”乃军之所获，“虏”为奴仆也；“虏”后来用于贬称北方外族，称其为“鞑虏”，一度成为中原汉民族驱逐的对象。清代的俘虏文化史可谓恶贯满盈，满洲族为征服中原，肆意滥杀了成千上万的华夏子民。野蛮的屠俘文化同样影响到后来清军中的汉人绿营兵，屠俘、屠城在清兵的屠刀下顺理成章，没有了罪恶感。

清日战争的时代，清国朝廷没有加入国际红十字会，也不懂近代国际上对待俘虏的公约。战争中清国各地公布悬赏布告，鼓励清兵杀敌，取敌头颅邀赏。朝鲜平壤会战，日军缴获清军提督叶志超军和左宝贵军丢弃的悬赏状，文中称：“夺获洋枪一杆者，赏银12两；枪毙倭贼一名割取首级者，赏银30两；生擒倭贼者，赏银60两。”江南机器局悬赏布告：“捕获日本间谍者100两，捕获通敌清人间谍者50两，密告日本间谍居所者40两，密告通敌清人间谍居所者20两；捕获日本军舰一艘者10,000两，破坏日本军舰一艘者8,000两，捕获日本商船一艘者5,000两，取敌兵首级一枚者50两。”上海知县照会南洋水师悬赏告示：“夺取军舰一艘50,000法郎；击毁军舰一艘30,000法郎，夺毁运送船一艘10,000法郎，夺毁小艇一艘500法郎，杀死将校一名200法郎，杀死日兵一名100法郎。”

悬赏布告一度激发起士兵杀敌的热情，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军队的战斗意志。战场上屡战屡败的状况下，士兵萌发出扭曲的复仇意识，士兵个体开始用变态杀戮的方式向敌军传递复仇的信息。朝鲜战场缴获清军文书中记载：“上月初十日，左军侦察兵与倭探兵遭遇于中和，位置距平壤四十清里。我兵成功伏击倭兵，敌受伤者十数名，杀毙七名，活捉一名。审讯该倭兵俘虏，其手书姓名西北平，然日军进攻牙山之部署事未肯寡吐，是日下午遂枭。”

日陆海军内部战报记载：“旅顺附近土城子战斗中，我侦察小队11名士兵与敌遭遇，为不做俘虏，皆自决阵亡，清兵对我兵施以无人道之屠尸。搜索中发现中万中尉的认识牌，头颅和身体被分离，两腕被切断。其余士卒戎装物品亦被尽数掠去，尸体多处屠刃毁坏，割首裸足。尸体弃于路边，其惨状令人悚然……”“我军攻入旅顺口后，袭击了毅军左营，舍内一片狼藉，一隅发现数具日本兵尸体，背囊和枪剑丢弃于侧，血流凝固，腹背多处留下被刀剑反复刃刻痕迹，尸体丢弃于柴禾堆内。”日本2月13日新闻报道：“清军在距芝罘南六十清里处，俘获日本前哨骑兵23名，有电报请示如何处理，巡抚李秉衡下令一律就地枭首。”

随同第二军旅顺作战的从军摄影家龟井兹明，1899年7月10日出版了一部《从军日乘》，书中记述了一段日兵阵亡的现场：“我十数名战死者的首级，悉数被敌兵夺走。大多数砍断左手，割去阴茎；中有削掉鼻子，剜出眼球者，剖开的腹内充有碎石。一骑兵喇叭卒，四肢和头颅被砍断，腹内填入石块，阴茎割断，睾丸亦被取出。徐家窑一民家院内的玉米秸下，一名身着我兵服布片的兵士，被斩断右臂，腹部横断，睾丸剜除，阴茎的龟头割掉……其残忍酷薄之状，令人眦裂扼腕，悲愤填膺。我兵见者、闻者无不义愤激昂，对清兵复仇气焰盛上。”

清国悬赏布告公开鼓励兵勇割敌兵首级请赏，刺激了日兵对清兵的恐惧、仇恨和强烈复仇心态。山县有朋司令长官向远征兵动员时表示：“清兵之残忍，宁可玉碎不做俘虏。”这使得战争中日本兵被生擒者数量很少。清国军队沿用古来俘虏处刑的极端方式，亦成为引发日军对旅顺口军民屠城报复的重要原因。1895年8月清日两国履行《马关条约》规定，在清国新城和乾线堡交换战俘。但未加盟国际红十字会条约的清国军队，早已在战争中按照悬赏条例，将多数所捕日本俘虏就地处决。

清日战争中的清国军队也曾有过战争文明的称颂。1895年 2月 5日夜，威海卫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日本联合舰队鱼雷艇潜入刘公岛湾内袭击北洋舰队，被清国军舰和岸炮发现，立即遭到猛烈的炮火轰击。日舰9号、8号、14号鱼雷艇被清军炮火击伤，或沉没或搁浅，敌兵逃跑时遗弃数具兵友的尸体。此时，清国旗舰“定远”不幸被敌鱼雷艇发射的鱼雷命中，舰体损伤，大量进水。翌日，丁汝昌接到缴获敌兵尸体和破损艇的报告。面对“定远”舰被日军炸毁，义愤填膺的水兵要求处分敌尸。丁汝昌表示：“此虽敌国士兵之尸，亦系忠勇之士，理应以礼相葬。”丁提督说服部下，按照清国典式特制棺椁，郑重其事地将他们埋葬在刘公岛。日本人后来有评：“丁汝昌实乃文明忠义之士。”

日本俘虏观

近代国际法确立以前，各国的内战以及国际战争中，战俘均由捕获方随意处分。俘虏被任意斩杀、承担重劳役，或作为领土交换、获取赎金的对象。十九世纪面对频繁纷争，欧美人开始探索人道的战争。1863年 2月，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创立，1864年 8月 22日，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日内瓦公约》签署。公约宗旨，在共同文明意识的约束下，将人道原则视为所有人类共有的，不分国家地区、种族风俗、民族哲学、道德规范，只追求生命第一的准则来共享。1886年明治天皇反省国内的“西南战争”中，数以万计生灵涂炭的残酷事实，下诏日本国加入欧洲国际红十字会组织，誓约在战争中保障战俘的基本人权，履行文明战争的职责和义务。

1894年 8月 1日，日清两国宣战；8月4日，明治天皇颁布第137号敕令《帝国内居住的清国居民保护令》，规定“凡有固定住所，居住在日本的清国国民，只要遵守法律，服从裁判所管辖，从事和平职业，其身体和财产将受到法律的保护。”日本和清国虽然变成敌对国家，但是社会和政府继续允许旅日清国人拥有正常生活和工作的自由，允许居住日本的清国人往来于日清两国之间，甚至允许日本人与清国人通婚，允许关押在日本的清国俘虏与国内亲属书信往来。明治政府在国家文明准则规范下，给予敌国人民应有的人权尊重。

在清日战争中被日军押往日本的清国俘虏簿上，有近千人的记录。这些俘虏主要来自丰岛海战“操江”舰降兵、朝鲜战场俘虏、金州旅顺战场俘虏、威海卫战场俘虏。将大量外国俘虏押往本国，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尝试，企图充为人质或用于谈判桌上的筹码。但对当时的清国朝廷而言，在每战必败的混乱战局中，根本无暇顾及战俘的命运，清国战俘犹如被遗弃的孤儿飘落异邦。

1894年 8月 23日，日本陆军大臣公布战争俘虏处理规则。俘虏收容分成“内地收容”和“战地收容”两种方式。收容所设在各地的寺院，每个寺院安置俘虏百人以下。安置待遇依照日军军阶的标准，按等级区分清军将校、下士、兵卒的居室饮食。俘虏分成班组，选定组长协助管理俘虏的日常生活。俘虏中的伤病者由各地陆军预备医院、日本赤十字社救护员负责治疗，痊愈者出院后仍回到指定的收容所。死亡者按照军人待遇安葬在陆军指定的区域，墓碑的建造以日本陆军将校下士卒的规定为基准。俘虏的被服寝具配给，从军需仓库的库存中调拨。饮食营养供给，适用《陆军给予令》第九章规定的标准，将官24钱，上长官、士官、准士官18钱，下士以下16钱；其他生活必要的消耗用品，采用现物支给的方法。各所配备若干卫兵，负责收容所的警戒、保安等管理事务，配置医务员负责收容所的日常卫生和健康管理。在所俘虏允许与国内家人通信，提供信件接收发送的便利条件，但信件内容需要经过检查，确定对日本安全无害方可放行。

战地俘虏收容所的建立是在清日马关会谈期间，李鸿章遇刺负伤后，两国签署休战条约之时，日本决定暂时停止将清国俘虏送回日本的计划，改在辽东半岛日军占领地内设置临时收容所。如果两国不能签下和谈条约、恢复和平，临时收容所的俘虏再转送日本。日本占领地设置的俘虏临时收容所，称“海城停留所”，所有关押的俘虏由占领地总督部监管。1895年 5月起，海城停留所的俘虏待遇，一律按照本国在押俘虏的标准给予。

清日战争期间，清国海陆军被俘总计1,790人、战伤及病患者326人、重症治愈者231名、不治死亡者55人。依据《马关条约》第九条，两国交换战俘。1895年 8月 18日，日本派遣运输船“丰桥丸”前往清国直隶省新城，收容在日本本土的清军俘虏976人（在此之前，清国在天津的日本领事馆先行移交日本俘虏若干人）。9月1日，两国在清国盛京省乾线堡第二次交换战俘，日本交付海城停留所收容的清军俘虏598人，清国移交日本战俘11人（士兵1人、军夫10人）。

日军在战争中按照国际红十字会公约，对清国俘虏施以人道义务，在收容设施、医疗救助、公共卫生、膳食营养、书信往来、宣教普度等方面给予宽容待遇。这对不甚了解国际红十字会公约的清国军人来说，显然感到震惊。在得到人道救护时，惊异之下落泪者有之，合掌作揖施谢者亦有之，俘虏收容所里的清军官兵，纷纷赞叹日本给予的宽大待遇。战争中跟随日军的诸外国观战武官和采访记者，也向国际媒体报道了日本军队的文明表现。

日本在履行国际公约义务文明施善的同时，军队也暴露出残忍的一面。事实上，从战争初期开始，国际社会就对标榜文明国家的日本之所为抱有诸多疑问。最引人注目的是丰岛海战、朝鲜战役俘虏集体处刑、旅顺口虐杀事件。

丰岛海战是标志清日战争开始的第一战。1894年7月25日，联合舰队击沉了一艘满载清军的英籍运输船“高升号”。当船体被弹下沉时，清军水兵纷纷落水逃难，日舰非但不营救落水者，还向已经失去战斗力的清兵射击，公然违背国际红十字会宪章，丧失了文明军队的基本道德。一千余名清军官兵葬身海底，船内供职的四名马来西亚水夫也遭到相同命运。滥杀事件的责任者“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即以此为荣，毫无怜悯之心，日俄战争后荣耀地成日本海军的军神。

朝鲜平壤战役，清军被俘513人，朝鲜兵被俘14人。部分被关押的俘虏图谋越狱，行动中杀死看守，结果被日军镇压以失败告终。越狱事件激怒了日军，对参与越狱的俘虏严加追究，60名俘虏被日军集体砍头处死。

旅顺口虐杀事件，史称“旅顺大屠杀”、“旅顺惨案”。1894年 11月 21日，“日本第二军攻陷旅顺口，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为给遭到清兵杀害的日兵俘虏复仇，下达了对清兵格杀勿论的命令。复仇行动在城内疯狂展开，全城百姓受到株连。日军对旅顺持续了4天3夜的抢劫、屠杀和强奸，估计死者约2万人。日军滥杀无辜的暴行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野蛮行为给自誉文明的军队留下了历史污点。

明治维新的军队被史学家评价为，是具备文明素质的国家军队，日本自主强调效仿西方军队的文明善待俘虏。虽然在击沉高升号事件、平壤会战处死越狱俘虏、旅顺虐杀等问题上，受到欧美诸国的谴责，但是在战场上救护俘虏、俘虏营中对清兵优遇、战后俘虏全员返还、为阵亡俘虏埋葬立碑等，履行国际红十字会宪章精神的行为，得到了欧美诸国的称赞。时光荏苒、百年长梦，至今在日本的土地上，仍然保留着许多在清日战争中死亡的清军俘虏的墓地。

随着日本在亚洲的崛起和战争的日益扩大，日本的胜利彻底改变了日本人的“他国观”，自认大和民族是优于亚洲其他民族之上的优等民族，而他国人都是劣等的野蛮人，因而在对待战俘问题的立场上发生了极端转化。日本的昭和军队，彻底褪去了明治军队倡导的文明精神，在对待各国战争俘虏问题上，从骨子里透出了野蛮的民族劣根性。

日军俘虏收容状况

赤十字社俘虏宣传单

我国古来与外国交战，善待敌国俘虏和负伤者，久有世论记载。天皇陛下布告本邦加盟赤十字条约，其主旨即教育我军人遵守，善待，爱抚敌伤兵及放下武器之敌。战是国与国之战，非个人间的相互仇恨。敌伤兵、病兵、降兵的救护和仁爱心，此乃必遵文明之公法。即便对敌将之尸，也须以官礼相待。天皇陛下的军人，刚勇和仁爱之行为须受到表彰。

俘虏配布

国内俘虏收容所指定：东京、佐仓、高崎、丰桥、名古屋、大津、大阪、姬路、广岛、松山、丸龟等所。收容所须按规定修缮营舍，提供被服、日常用品。负伤俘虏由最近的陆军医院收容治疗，或赤十字医院医护。医院内死亡之俘虏，可埋葬在最近的陆军墓地内，各地俘虏收容所相同候也。

赤十字医院俘虏救护员任命

理事员1人、医长1人、医员1人、助手医员2人、药剂员1人、会计1人、看护妇10人、看护夫6人、使丁2人。

俘虏收容所管理报告回复

（1）俘虏使用之被服，从军需库的古品中支给。（2）雨具外套中古品支给，不足分支给伞或桐油布。（3）清国人的辫发断剃，可以各自随意。（4）暖炉或火钵按军队配置支给。（5）饮食炊事、室内外、浴室、厕所的扫除、衣物洗涤，俘虏内自行管理。（6）死亡者墓标记载文字，可在名字后添加俘虏，或俘虏二字消去。（7）俘虏从本国穿来的污秽被服，清洁后可永久保管，或根据本人意愿破弃卖却。

陆军省俘虏物品赠与答复

日本居住外国居民时有向俘虏赠送文房用具、手绢、拖鞋、内衣裤等类日用物品的情况，根据吾国军纪规范，在允许的范围内许可。

真言宗俘虏抚恤使派遣願

叡圣至仁的大日本皇帝陛下，1864年大日本国加盟日内瓦赤十字条约，对无加盟清国一视同仁，数百名清国俘虏配置全国各地救护，圣恩感激涕零。兹我佛教最慈悲普及怨亲平等，清人俘虏亦属人类之同胞，愿向他们的病苦幽郁慰问抚恤。陛下博爱，本宗恳谕宗教慈悲，派遣俘虏抚恤使，向全国各地俘虏演说布教愈愈感化，并惠与若干物品，奉请愿侯也。

浅草本愿寺俘虏收容

12月 28日清国俘虏179名（内将校3名），浅草本愿寺到达收容。俘虏患者的治疗由本愿寺近旁的部队军医往诊，或嘱托市井医师治疗，月嘱托金10圆以内，药剂费实费支付，特此申请候也。

浅草本愿寺俘虏收容所参观愿

众议院议员提出俘虏实见申请愿，许可资格及入场券发给候也。复申请之趣意，留守第一师团司令部发出参观证二百张，请查收。俘虏收容所之参观须知事项 ：（1）俘虏收容所之参观需向留守第一师团司令部申请批准。（2）参观者须向收容所卫兵出示参观认可证，听从管理者的指挥。（3）依照管理者的安排参观，因故也会有谢绝或中止参观的情况。（4）不得有无礼的行为。（5）参观中必须肃静。（6）没有管理者的许可，不能随意讲话或赠送物品。（7）收容所内不能携带手杖或雨伞等物件。（8）参观结束后认可证须交还大门哨兵。

俘虏体格检查

俘虏体格检查在卫生面，是必不可少的要件。遵照军医官的提案，通达各俘虏收容所实施检查。检查实施时通知上方，医务局也派遣员参加。

俘虏将校死亡埋葬的件

目下清国俘虏一名，将校相当官职位者，病危至急，上官指令安葬的标准和费用。

回复：申请之趣意，可按陆军准士官埋葬标准，金20圆实费支付。

俘虏实况摄影愿

目下在东京及松山、佐仓、高崎、丰桥、名古屋、大津、大阪等清人俘虏收容所，受到我仁义仁慈之报道多见于新闻报道。然文字报道无充分之信用，浮说者云云甚为憾事。近来欧美各国及清国运用新式写真版登载报刊，新闻效果甚为优佳。故恳请陆军大臣许可摄影，奉恳愿候也。

回复：申请之趣意，关于俘虏摄影的件，摄影计划实施须事前向俘虏所在医院、收容所提出申请，得到许可通知后，由该当部门提供实况摄影方便，特通牒候也。

第三章 清日战争大事记

3.1 长崎事件

“长崎事件”是发生在清国海军北洋水师和日本长崎市民之间的一个冲突事件。事件悄然过去了百年被人遗忘，现代日本人几乎不知晓这一事件的历史情节，现代中国人也不很清楚事件的来龙去脉。然而长崎事件在清日关系史上如同一根导火线，对清日间军备竞赛的升级和两国战争的爆发产生重要影响。长崎事件后日本人的清国观发生急剧转变，处理事件的主要当事人李鸿章，没有从失误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1886年 8月，清国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定远、镇远、济远、威远等7艘战舰，结束在朝鲜海域演习任务后取道日本归国。事前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日本政府商议，希望舰队归国途中在长崎港维修保养战舰，得到了日本政府的许可。8月１日，7艘战舰进入长崎港寄岸补给保养。8月13日夜8时30分，清舰部分水兵登岸购物休闲，数名水兵在丸山游廓寄合町的“贷座敷”妓楼游兴，因为言语不通与店家发生争执，进而动粗损坏了店内物品。店家即刻通告丸山游廓内警署派出所，请求巡警前来维持治安，两名巡警接到投诉后立即赶到现场。

“贷座敷”是明治政府为推行娼妓解放令实施的一项制度。该制度许可娼妓租借妓楼，交纳楼主租金即可开门营业的一种卖春业。贷座敷制度的实施不但没有减少娼妓，反而促使政府的卖春合法化，其娼卖兴隆甚为繁盛。日本九州的长崎地方是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商业贸易十分兴隆，外国的泊港船只和往来阔绰的商人是丸山游廓卖春坊的主要客源。

街道维持治安的巡警，一般不佩带枪械刀剑，只配备警棍。前来的巡警在听取主客双方陈述事情经过时，因双方语言不通而不得要领。清国水兵坚持己见，当仁不让，加上巡警也有所袒护店家，双方语气激昂，继而发生肢体碰撞。恼怒的巡警以干扰执行公务之由将两名清国水兵逮捕，其余水兵见状趁乱逃离而去，两名水手被带回派出所问话。稍许，派出所前赶来十数名清国水兵，其中一人是在贷座敷参与动粗逃走的水兵。该水兵神情激昂用手指点划着巡警，向其他水兵述说着什么。该水兵被在场的人认出是在贷座敷妓楼参与动粗者之一，巡警也准备将其逮捕。此时，该水兵突然拔出日本刀向巡警砍去，巡警挺身夺刀时手和头部受伤。其他巡警合力而上将该水兵按倒夺下日本刀，厮打过程中该水兵的头部也受到打击伤。被逮捕的几名水兵被押往滨町警察署，次日送交清国驻长崎领事馆。当日清舰水兵登岸时，提督丁汝昌曾下令各舰水兵不得私自携带械器上岸，即便是水兵规定随身佩带的割绳小刀也不许。但是登岸观光水兵中，有数人在街町的刀具店购买日本刀，想带回收藏。事件发生后在清国水兵中引起强烈不满，终于酿成日后的大骚乱。

8月15日下午5时，约300名水兵上陆休闲购物，因为前两日发生摩擦的缘故，街道常备巡警又从梅香警察署临时调集2名巡警，使警力增至3名，加强繁华街道的巡逻。水兵们在酒屋、小吃店、贷座敷楼寻乐至夜，许多人仍没有返回码头的意思，这在游廓欢乐街通宵寻欢也属正常之事。一名清国水兵见两名巡警在低语交谈，便径直迎面走了过去，从两人中间穿过，稍许该水兵返回再次从两人中间穿过。两巡警为了不让水兵无理取闹，身体相互靠拢阻止水兵通过，该水兵则从后面迂回绕过。接着巡警继续沿街行走，刚才的水兵又走上前来，故意与巡警擦碰，将巡警的帽子撞歪，该巡警忍了回去。这时又过来另外一名水兵，握紧拳头在巡警的面部比划说着什么，巡警不懂其意仍然克制忍耐。突然，水兵冷不防抢夺巡警的警棍，另一名水兵则从后面推挤，其他巡逻中的巡警见状，立即跑过来制止水兵。双方相互发生了肢体碰撞，进而升级为打斗，顷刻间20余名清国水兵围将过来参与乱斗。一名巡警见不抵清兵势众，踉踉跄跄跑回梅香警察署求援。可是当日警察署的巡警为预防霍乱病，分别去各街道巡视去了，一时无法将人员集合起来，只好请求长崎警察署前来增援。长崎警察署紧急集合了一名带剑巡警，8名带警棍巡警赶到现场。此时现场已经一片狼藉，200余人的水兵和周边居民正在乱斗之中，从思切桥发展到广马场街、舟大工町一带。

原来，清国水兵的骚动引起附近居民的愤怒，居民中散居的浪人武士拿出刀剑棍棒围攻街内的水兵，也有住民在楼上向清兵扬泼沸水或投掷瓦片砖石，一时间乱斗现场双方人数急增至近千人之多。乱斗在当地住民间引起恐慌，许多人携家财或扶老携幼逃离街町。闻讯赶来的巡警立即参入混战，用刀剑警棍和清国水兵对战。打斗中又陆续赶到外所的巡警，警方人数增加至30余人。不久局面得以控制，数名水兵被逮捕，其余水兵逃进清国领事馆内。当日恶斗结果1名巡警死亡，1名巡警重伤，居民多人负伤。清国水兵1人死亡，16人负伤。事件平息后，16日，2000余日本住民在清国领事馆前抗议示威，引起两国外交纠纷。

长崎事件的最终调查统计，日本巡警死亡2人，重轻伤26人。清国水兵5人死亡，6人重伤，38人轻伤。为表彰事件中坚持职守的警员，长崎官府向警部、巡警等32名当事人颁赏，赞扬他们在平息清国水兵骚乱中，为保护住民安全尽职尽力。

北洋水师寄岸长崎，李鸿章原本想利用这个机会，在日本民众面前展示定远、镇远巨舰，以此炫耀清国舰队的强大。不想却发生水兵和当地人殴斗的事件，据提督丁汝昌的电报称，有数名水兵被杀伤，李鸿章闻知勃然大怒。8月20日召见日本驻天津领事波多野章五郎，质问事件的情况。以下是两人的谈话记录。

李鸿章：“近来有否收到贵国的来信？”

波多野：“最近什么信函也没有收到。”

李：“前日我国军舰在贵国长崎寄港维修，带兵官来电报告，我国水兵和贵国巡警间发生打架事件，我国水兵死伤多人，此严重事态备受我国政府关注。”

波多野：“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因为何事引起打架？死伤多少人？”

李：“详细情况和原因尚不甚明了。大概是本月16日（清阴历），少数清舰水兵上陆购物入浴时发生的事情。在骚动中，我水兵死5人，伤41人，死伤合计46人。贵国的巡警乱暴至极旁若无人，实在令人憎恶，那些巡警应该属于长崎县管辖的吧。”

波多野：“是的，应该归长崎县管辖。贵国的兵舰有几艘停泊在长崎？”

李：“有镇远、定远、威远、济远等数艘军舰。倘若巡警归长崎县管辖，那么长崎县官衙岂不是对我大清国等闲视之吗？”

波多野：“上陆的水兵是否携带武器？水兵一般随身不离的割绳小刀，骚乱时应该是带在身上吧？”

李：“据电报所云，水兵上陆时，带兵官命令不准许带小刀上岸。如果我水兵携带器械，就不会伤亡四十余人了。贵国的巡警用日本刀，砍杀我手无寸铁的水兵，令我大清国愤怒之极。为什么贵国长崎的警察见我清国人就如此憎恨？三四年前贵国巡警就杀害一名我清国人（明治十六年十月清国人在日吸食鸦片事件中遭杀害）。日前，舰队带兵官来电，请求即刻开战，已经被本官制止。当然，开战并非难事，我舰船之巨炮皆处于战备状态，随时开战都没有问题。”

波多野：“贵国的舰船是从元山经过海参崴再到长崎的吗？”

李：“就是上次本官与贵官面会时，请求我舰船途经贵国时，在长崎港稍作停留，对舰船施以保养修缮，请贵国给予帮助的事情。骚乱发生时一艘舰已经修复，第二艘正在修复之中。看来今后我国兵船只能在香港、上海维修，不会再依赖贵国的帮助了。”

波多野：“贵国舰队司令官丁汝昌和英国人琅威理也在舰上吗？”

李：“是的，丁汝昌和琅威理均在舰上。一般来说，兵船寄港，水兵上岸购物乃平常之事，而贵国巡警居然无礼阻碍我水兵行路。倘若我等煽动清人妨碍贵国在天津的住民，贵国会作何感想？现在，清日两国关系乃是最要好的时节，可像这等意外不爽之事却常有所闻。平心而论，贵国的人民还是友好的，至于警察却欺人太甚令人憎恶。”

波多野：“其实我国的巡警，都是懂得道理的，不做毫无理由伤害人的举动。我国有非常严厉的警察法，即使对制服乱暴者也不能随意使用乱暴手段。”

李：“假如确系我国水兵在贵国做出了乱暴之举，长崎县衙如果将该水兵交给我带兵官处置，就不会发生如此打架，相反多数的巡警围攻我水兵造成我水兵伤亡。长期以来长崎县衙与我国领事关系良好，此事归根结底是贵国警察憎恨我清国人挑起的事件。”

波多野：“我国不同于美国，职业上日清两国没有竞争，我国人民一点也没有憎恨贵国人民的理由。”

李：“此乃差矣，这里发生的事件是人民和人民的事，是官兵和官兵的事。不能用美国来作比较。”

波多野：“阁下说官兵吗？我国的巡警与士兵有严谨的区别。从事战争行为的称作兵，在民间管制和逮捕乱暴者称之为巡警，须注意其中的区别。”

李：“事件发生后，贵国外务省已经派出调查委员，本国公使也派出参赞，故也请贵领事向本国发出电信，妥善处理解决这一事件。”

波多野：“承诺阁下的委托，相信我国政府能让贵国得到满意的结果，本官失礼先行告辞。”

两日后，李鸿章再次接见日本驻天津领事波多野章五郎，与前日的态度大不相同，显得和颜悦色，语气温和。

李鸿章向波多野言道：“最初接到从长崎发来的电报，拙者一时大怒不能抑制，想必北京的醇亲王初闻此事也是怒不可遏。然而我等乃担任国家大事之人，像巡警和水兵这样的打架，交给该当职务的人处理就行了，只要该职务者公平无私，就不会令我等如此辛劳。今回警察和水兵的打架，如同小孩间之打架，父母只要两相无私相互平抚就可以解决了。为小孩间的打架再波及父母间的争吵就不好了。贵政府如果公正无私地解决此事，我想我大清政府也不会心存怨意。我作为伊藤大臣、榎本大臣的友人，素来主张平和主义，而且也曾和盐田大臣推心置腹谈过心，本官毫不怀疑贵政府可以公平无私地解决此事。其实15日警察和水兵发生打架前，清舰应该禁止水兵上岸才对，结果专门配置了两艘小船供水兵上岸，不能不说我们这边也是有不妥当之处的。”

李鸿章态度的转变是在听取了详细报告后，得知事件的全部经过自知理屈，故使出狡猾的外交手段，有意把巡警对水兵的治安维持行为，比喻成小孩间的打架，试图将事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9月28日，清国驻长崎领事馆向北京总署提交了事件报告，情况与李鸿章知晓的事实存在较大差异。

3.2 高升号事件

击沉高升号

1894年 7月 25日，清日两国军舰在丰岛海域遭遇，双方间的海战拉开了清日战争的序幕。交战中清舰广乙号负伤脱离战场搁浅自爆，操江号不战而降，济远号战中脱逃，三艘清国军舰完全放弃了护卫送兵船的职责。混战中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英籍商船高升号，自视为英国籍船，孤傲地通过战斗海域。日舰浪速号观察到船上乘载大量清兵，立即放空炮两发命令商船抛锚停船。上午9时15分，高升号被迫在肖帕尔岛附近投锚接受日舰临检。“浪速”舰派临检官见善五郎大尉和蒿谷少机关士乘坐舢板登上高升号。临检证实，船籍系英国印度支那汽船公司所有，属上海怡和洋行的财产。“高升”号受雇于清国政府，船内载有1,200余名清兵、菲律宾人3名、水夫64名、船长等西洋人8名。商船前往目的地朝鲜牙山，船内载有大炮12门和大量弹药，确定是增援牙山的清国军队。

临检官返回复命，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认为，高升号违反了日本政府向清国政府发出的最后通牒期限，下令捕获高升号，命该船和乘员降伏随行。高升号船长高惠悌主张，本船出港于7月25日之前，不在日本政府通牒期限之内，因此保留返回大沽港的权利。此时，甲板上气氛鼓噪，清军官兵拒绝投降，纷纷拿起枪械与日舰对峙。两舰船相距300米，双方用旗语对话达四小时之久，交涉未取得任何进展。高升号与浪速号对峙交涉中，搭乘高升号随清军前往牙山的退役德国军事顾问汉纳根，在清军、英国船长、日本海军之间调解未果。

下午1时许，浪速号升起攻击信号旗要求高升号乘员即刻离船，并向高升号发射鱼雷一枚，可是鱼雷没有命中高升号。高升号舰桥桅杆升起红色警报旗，汽笛嘶鸣通告全员弃船逃命，船上清军顿时大乱。船长等西洋船员趁混乱跳入海中逃命，会游泳的清兵也争先恐后跳入海中，甲板上清兵向逃跑者开枪射击。浪速号15厘米速射炮朝高升号开炮，炮弹命中动力汽罐，蒸汽和煤烟喷出，接着船体多处着弹发生倾斜，清兵从甲板上滑入海中，落海逃生的清兵同时遭到日舰水兵的射击，下午1时46分高升号沉没。

日清两国海军在丰岛海域的遭遇战，使清军蒙受巨大损失。济远舰重伤，死13人、伤27人；广乙舰负伤搁浅自爆，死10人、负伤40人、18名水兵被英国军舰救助；操江舰投降，82名清兵成为俘虏。高升号搭乘的清兵溺死者1,030人、菲律宾人3名、水夫64名。日舰浪速未实行国际赤十字救援义务，只派舢板小舟营救了船长等4名西洋人船员，同船其他4名英籍船员未能获救。当高升号开始下沉时汉纳根落海逃生，和大约170名乘员随波漂流至肖帕尔岛附近。在汉纳根的帮助下，112名清兵被德国军舰搭救。高升号事件的发生，使清军在朝鲜半岛的作战力量，失去了1,200名精锐部队和12门大炮火力，日本方面确保了在朝鲜战斗力的绝对优势。

丰岛海战后日本大本营内呈现的一幕，桦山资纪军令部长宴请作战归来的舰长。处于兴奋状态的东乡平八郎向出迎的同僚豪言，“我成功了！”，大家为之一番赞誉祝贺。听到此话的秋津洲舰长上村彦之丞，面带讥讽的笑意说：“东乡你可真是个乱暴的家伙！”（暗示东乡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之事），众人哄堂而笑。

事件的葛藤

日本海军在公海悍然击沉英籍商船的事件之后，英国国内舆论哗然，政府照会日本公使，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官斐利曼特 （ Edmund Robert Fremantle）获悉高升号被日舰击沉的消息，立即派军舰前往朝鲜近海出事地点搜索证据问罪日本舰队。

这一事件震惊了日本朝野，政府唯恐事件招来国际社会的全面谴责，极力为自己的行为掩饰。7月29日，日本政府命令法制局长官末松谦澄前往调查。末松谦澄首先向高升号船长、乘组员、搭乘清国军舰操江号的丹麦人询问事情经过。并且向各位西洋人惠与高额救恤金，安慰受难者无辜卷入事件。高升号船长得救恤金2,000圆、一等驾驶手（大副）1,500圆、导航员800圆，8月4日以后分别予以释放或出院。日本政府的做法试图让英国人知道，日本政府对事件的处置是以诚相待毫不怠慢的。接着陆奥外务大臣指示召见英国驻日本代理公使，会见中报告了调查的全部结果，指出当发现帝国军舰的不幸行为造成的伤害时，政府立即对遭难者给予了相当的补偿。代理公使表示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经过，会立即将调查结果电告本国政府。

高升号事件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议论，8月1日英国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国际著名法学学者，先后在《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评论日本行为的正当性。主张“日本向清国发出最后通牒的时限是7月25日，而清国无视警告于25日继续向纷争地域增派军队，清国显然在挑战日本的通牒，没有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诚意。高升号商船的性质由此转变成敌国船舶，击沉高升号符合战时国际惯例。”事件造成的影响虽然因为英国法学学者的文章使世论趋于沉静，但是8月3日英国外务大臣给日本驻英国公使青木发去书面信函，指出：“英国政府对本事件的态度，认为日本政府应负主要责任，具体结论须待详细报告判断。”英国官方没有因为世论对日本的批评趋于沉静，就认同知名学者的意见，坚持主张日本应负的责任。

8月5日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官斐利曼特照会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及海军大臣：“前月25日，日本军舰浪速号明目张胆击沉正在从事正当业务的英国船高升号。7月26日，法国炮舰里昂号经过沉没船时，救下漂浮在高升号桅杆上的45名清兵，听取了事件的经过。同时又得到英国副领事的通报，报告了德国原陆军少尉、现清国陆军少将汉纳根对事件的详细陈述。今本官用日本语询问贵官，肇事者浪速号的行为，是否是遵奉贵官的命令之所为？贵官是否已经承知该行为的经过？”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接到英国舰队司令官斐利曼特照会后，回复道：“前月25日，麾下军舰浪速与清国军舰交战中，遇到一悬挂英国商船旗的汽船，然该船搭载清国军队，且配有护卫军舰，浪速要求该船投锚接受临检，结果知道该船正在运送增援牙山的兵力和武器，双方交涉达四余小时，浪速命该船随行遭拒，而清军制伏船长占领该船，此后受到浪速舰的攻击，并派出小艇救助乘员。浪速舰长已经向本官报告了事情经过。至于贵官询问浪速的处置方法是否是本官的命令，本官认为，按照当时的状况，两国已经处于交战之中，即便意外遇到局外中立国的商船，如果载有敌国的军队，便可视为参战协助者成为处置对象。浪速舰长的行为可视为执行拙者的训令，虽然发生了不幸的结果，但拙者认为浪速舰长的处置是临机不得而为之的行为。日清两国的战争冲突，使贵国的商船及船员被意外卷入，拙者甚为痛感有加，高升号救助的西洋船员已于事件翌日送回日本。以上事件经过，本官已经报告本国政府，今贵官的照会本官亦将报告本国政府。”

7月28日，获救的高升号船长等西洋人，被送往日本佐世保医院，仁川的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官斐利曼特致函伊东司令长官，请求引渡高升号船长等西洋人。8月8日，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官斐利曼再致函伊东司令长官：“今后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日本帝国军舰若临检英国在远东的商船，都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对于大英帝国女皇支配下所属的商船，本官有保护的义务，请阁下予以承知。”

8月12日，伊东司令长官回复英国舰队司令官斐利曼特：“8日所述英国商船临检请求，拙者已向麾下各舰通达。但是此事在国际战争法上，超出了本职的权能，对此我国驻贵国公使将转达令贵国政府满意的照会。”

8月30日，英国舰队司令官斐利曼特向伊东司令长官通告了救助清舰广乙号残兵的情报。丰岛海战后，清舰广乙自爆，其残兵70人逃进附近的陆地，英国军舰在清兵的请求下，搭乘英国军舰送回清国，此乃同情和情谊意愿的作为。现在英国军舰两艘在距牙山30海里之处待机和搜索，基于单纯同情的理由，接收公法上认定的遭难军人，凡乘舰者均不能携带任何兵器类物。本官之作为纯属同情，恳请谅察。本官将严格遵奉英国女皇陛下在清日战争中完全中立的立场。

8月7日，日本驻英国公使馆的法律顾问巴伦?阿里森达?希伯特，约见英国外务次官巴鲁奇，为日本击沉英国船事件的责任问题辩护，两人对话要旨如下。

希伯特：“拙者今日拜见贵官，想必阁下有什么想要询问的事情吧。”

巴鲁奇：“拙者关于日本海战的消息，尚未有最新的确报。”

希伯特看到巴鲁奇手里的朝鲜地图，便详细介绍起近期战事的情形，“如今朝鲜牙山的清国军队已经败北溃散，京城皇宫的战斗实际上也已经结束。”巴鲁奇似乎并没有兴趣，随即将话题转向英国外务大臣金伯利（Kimberley）致函青木公使，关于英国船高升号沉没的事件。

希伯特：“拙者听说了信函的事情，可是眼下英国外务省对信函中发生的事情，也许知道的不够详细。拙者作为一个普通人，对遭遇不幸事件的人深感同情。然而在军事上，特别从国际公法的视角来看，日本外务省与英国外务省持有的意见本同末异。”

巴鲁奇：“这是另外一个议题。问题是日本国的一艘巡洋舰，在日清1885年条约中双方有出兵权的地方，击沉了一艘属于英国的商船。日本人没有命令英国商船停船以及妨碍清国出兵的权力。”

希伯特：“完全如阁下所说，可是贵官忘记了一件事，即东京英国代理公使在最终调停日清两国纠纷时，提议的7月20日为止的期限，该日期意味着最后通牒。此后的日时再宣布交战将毫无意义，即便是欧洲诸国的政府也不会如此解释。”

巴鲁奇：“道理是这样的，可是日本政府不是对英国公使的提议又延续了5日的犹豫期吗？最后通牒的有效日期是日本政府作出的。”

希伯特：“最后通牒是谁作出没有究明的意义。拙者想说明的最后通牒是战争的一方作出的，而且通牒期限经过。既然觉悟到早晚都会发生战争，再延续战争日期是没有意义的。”

巴鲁奇：“可是并没有发布开战宣言。”

希伯特：“拙者也承认这一点，国际公法学者，特别是英国公法学者认为，不需要正式的宣战布告，仅仅军队开赴边境的举动就足以表明战争的意向。贵官一定还记得1870年普法战争的始因，单纯因为一封被政治利用的电报，德国和法国间发生了战争。日本政府与此相比履行了谨慎的手续，通过英国政府转达清国政府通牒期限。在清国超越期限继续增兵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就有理由视为是主动挑战最后通牒的交战意图的。”

巴鲁奇：“然而战争实际上还没有开始。”

希伯特：“是的，浪速舰命令高升号停船时尚未开始，可是在数分钟后，济远舰向浪速舰发射了鱼雷，拙者认为鱼雷发射就意味着交战。”

巴鲁奇：“目前这件事并没有得到证实，济远舰面对强大的三艘日舰，很难想象会发射鱼雷先行攻击挑战。”

希伯特：“拙者相信两国军舰相峙时，济远舰首先开炮是不容置疑的，而且济远舰还挂出了休战旗，以休战旗迷惑近敌是有特定的企图的。”

巴鲁奇：“清国巡洋舰开炮的因由，也许是浪速舰叫停高升号之所为。”

希伯特：“高升号系英国船亦可视为清国船，如贵官所述那样，高升号若是英国船，那么清国就没有干涉的权力，船长有权履行停船、临检、随行的职责权。若是清国船，清国就有干涉舰船行为的权力。现在英国政府之所以无法抒发苦情，是因为当时属于英国籍的船已经被清军控制转变成属于清国的船，日舰理论上虽然不能对其开炮，现实中又没有不开炮的理由。”

巴鲁奇：“该船系英国船，既然浪速已经命令其停船，就没有继续攻击的理由。”

希伯特：“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事发的顺序导致事情的变化，因为日清间的战端是因为济远舰引起的，开炮的当时就等于实行了战争法。根据战争法，交战国在战时有权叫停中立国运送战争禁输品船舶的权力，高升号当时正是在输送士兵和战时禁用军器，这一点我想贵官是承认的。”

巴鲁奇：“当然，可是完全没有必要令船舶沉没、乘员溺死。”

希伯特：“这应属于另外的问题。战端既然已经开始，浪速舰长两次派出小艇登船向高升号传达跟随命令，与清国军人交涉长达四个小时。然而交涉不但毫无效果，反而该船被清军控制，船长也成了清兵的俘虏，这是国际公法所不允许的。”

巴鲁奇：“虽然是这样，但没有必要让其沉没。”

希伯特：“这仍属于另外的问题。浪速舰长发出高升号跟随命令时，船长遵从了命令，但是清国人拒绝降伏，阻止了船长的行为。根据汉纳根和船长的证言，高升号船长已经失去该船的指挥权。清国人威胁船长的生命，妨碍降下小艇离去，从法律的概念上说，高升号已经被劫持。即使当时桅杆上仍然悬挂英国旗，事实上已经不属于英国所有，因为代表该船的船长已经失去自由。目前，俘虏船长的行为，还不清楚是搭乘该船的清国士兵自发所为，还是清军将校之命令所为。如果是清兵自发的行为，法律上意味着该船落入海盗之手；如果是清军将校的命令，意味着清国皇帝陛下的士兵，代表清国政府开始与日本政府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浪速舰长采取军事上的处置是完全正当的，有必要打击被敌兵夺取的借以抵抗的船舶。”

巴鲁奇：“可是没有必要让其沉没。”

希伯特：“这一点在个人情感和公法上是不能混淆的。如果浪速舰长不采取粗暴的处置措施，法律上对舰长本人不会有丝毫责备。然而，当时海战中的其他同伴军舰正在追击逃跑的清舰，极有可能遭到清国舰队的埋伏，浪速舰有随时投入作战的义务。在这种状况下，浪速若心存仁义留下清兵占领的高升号，自己却有可能陷入被清国舰队击沉的命运。”

巴鲁奇：“虽然这样的推理合乎逻辑，可是对于落水的清兵为什么还要开枪射击呢？”

希伯特：“后来的情报让我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正如汉纳根证言的那样，日本小艇上穿着军服的士兵向沉没中的高升号开枪，的确存在所述的事实。贵官应该阅读过高升号船长陈述事件的报告，当时高升号沉没时船上的清兵，正在向跳海逃生的船长和其他欧洲人射击，甚至也向己方落水的清兵开枪。一些跌入海中的清兵，继续向周围射击阻止日兵营救行动。为了救助欧洲人，保护他们的生命，愤怒的日本兵向船上或水中的清兵开枪，阻止他们疯狂的行为。英国公众因从上海、天津传来的不公平电报所产生的误解和迷惑，实在令人遗憾。汉纳根是清国的盟友，他的证言不是公平中立的证言。有害的报道经常是在压迫下陈述的谎言，因此不能不等待高升号船长和大副的进一步陈述。英国船的船员被日本国官吏作为囚人扣留之说，纯属无稽之谈。事件后诸位遭难者被送往佐世保海港疗养，数日后送往长崎，而且给予相当额度的抚恤金。正如媒体报道的那样，英国海军司令官没有向日本政府要求引渡的事情。”

巴鲁奇：“拙者也没有听说有过引渡之说。”

希伯特：“应该是这样的，然而此事件在日本人中引起强烈震动。拙者希望日本的政治家对于此种突发情况，不能失去虚心平气的判断力。”

巴鲁奇：“拙者最初不相信事情的此等经过，一直等待详细的消息，拙者坚持主张浪速号没有让英国船停船的权力。阁下还记得美国南北战争，因英国船多伦特号引发战端的历史吧？”

希伯特：“‘多伦特事件’与本事件有所不同，当时美国军舰命令英国邮船停船，南方的外交使节数名被捕，美国指责南方外交官派遣委员运输战时违禁品，美国人因此就不能再给英国人面子了。”

巴鲁奇：“拙者私下告诉阁下，今回英国的沉船事件，不仅是非常不当的事情，而且属于极端愚昧的事情。”

希伯特：“拙者和阁下抱有同样遗憾的心情，然而拙者至此的辨明，希望把最适当的议论看作事实是重要的。如果仅仅为了一个军官，英国和日本国的友谊关系发生变化，这将会是更严重的遗憾。英国和日本两国修正条约中创设的大事业就会因此破弃，贵国给予日本的一切将会化为泡影。到目前为止，日本国对英国感谢之意是毫不踌躇的，用稍微夸张的言语来说，英国是将日本从束缚压制下解放出来的救世主，现在正是日本国民对英国充满感激的时期。拙者虽然使用了夸张的言语，相信阁下也赞同这一点吧。像李鸿章‘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主义说，清国人多年来谋划、诱惑，企图联合日本排斥西洋诸国，日本人坚定地拒绝了清国的邀请。李鸿章也许只希望欧洲亲近他，当看到欧洲同样亲近日本时，内心增加了嫌忌的排他心理吧。”

巴鲁奇：“可是，日本国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方针？”

希伯特：“理由是，不相信清国人的信念和主义，日本对于执著反对西洋诸国文明的退步主义，不仅仅采取非协同的政策，而且不相信清国的外交政略，现今的朝鲜事件就可见其本色。故高升号事件，如果审判过于苛求日本的过失，对英国来说是不可取的下策。因为来自英国的压力，容易失去已经建立的日本国对英国的好意。日本为了维持与英国的亲密交往，凡正当的不论何种事情，行动起来都毫不踌躇，绝不做贬低两国信用的蠢事。”

巴鲁奇：“那么支付赔偿金应该是上策吧。”

希伯特：“关于赔偿金的问题，首先需要确定权力。根据拙者的意见，现在在这里议论这件事是不合适的。作为难以处理的事情，需要经过艰苦的谈判，采取诚意的方法，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此乃上策。”

巴鲁奇：“既然贵下不愿意讨论这个议题，是否可以得到希望获得的东西？”

希伯特：“相信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假如英国海军军官处理本事，会采取怎样的处置方法？拙者期待能有一个深思熟虑的建议，相信拙者会依照同样的方法处置。”

巴鲁奇：“是吗？如果袒护英国海军将官，英国人也会不深究事件中的曲直。如阁下所述，即便浪速舰长有不当之处，日本政府也会偏向他的一样。”

希伯特：“拙者想，英国政府也许认为，日本政府对本国官吏有不当行为时，会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其实日本政府不喜欢这样做。相信许多捕风捉影找出来的证据，一定会与真实的版本相异。”

巴鲁奇：“英国政府对于本事，眼下不会采取任何处置方法。本官在拿出最终处理意见之前，不能不等待更充足、更详细的报告。”

日本驻英国公使馆的法律顾问巴伦?希伯特与英国外务次官巴鲁奇的会谈结束。从谈话状况可见，巴鲁奇对当时的国际法并不甚精通，而且双方得到的关于事件过程的情报存在较大差异和失真的情况。日本雇用的谈判高手，成功诱导了英国政府的观点倾向，使强硬的英国在国际法面前退却。

日本公使馆法律顾问希伯特的父亲老巴伦博士，因涉及间谍案被迫离开祖国，来到日本担任幕府对外事务顾问。儿子巴伦?希伯特从小活跃在翻译界，明治时代开始被日本外务省录用，在外交交涉中颇具手腕，得到很高评价。尤其在修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的外交活动中，堪称竭智尽力的有功之人。高升号事件，希伯特又一次成功地让日本政府走出困境。

旅顺要塞陷落后，日军从缴获的大量机密文书中发现，英国海军曾经多次向清国透露日本联合舰队的军事情报，对此日本政府指责英国违反了战争局外中立的原则。机密文书例，一、8月16日刘含芳发、龚照玙收电报，英国领事透露，11日午后2时英国司令官斐利曼特的军舰，在旅顺和芝罘海面监视到日本军舰的航迹。二、8月16日李鸿章给卫汝贵、左宝贵、马玉昆的训令，英国司令官斐利曼特告知，倭军军舰准备沿大同江进入，参加登陆作战，我军需敷设地雷加强防御，截断敌军。三、8月18日盛宣怀从英国司令官斐利曼特处获知，日本舰队袭击威海卫后，其半队返回大同江。四、9月25日刘含芳发、龚照玙收，英国舰队7艘集结仁川港，1艘舰在大同江侦查探知，日本商船10艘，其内满载士兵，1商船故障修理中。五、10月9日李鸿章给丁汝昌、赵怀业、龚照玙电，英法两国舰队电报报告，日军计划在大连湾登陆夹击旅顺，旅顺守军务须加强防备不得懈怠。六、10月28日赵怀业给龚照玙电，英国司令官斐利曼特告知，日联合舰队军舰11艘、水雷艇2艘在大东沟附近活动。

3.3 旅顺虐杀事件

旅顺事件目击者

日本陆军

进攻旅顺的大山严第二军是虐杀事件的罪魁祸首，但不是整个第二军所为。花园口登陆作战的第二军下辖两个师团、一个混成旅团及其他附属作战编制。第一师团是进攻旅顺的主力，候补梯队第二师团因旅顺清军防线一日之内便告崩溃，未投入作战。第一师团师团长中将山地元治下属两个旅团，第一步兵旅团旅团长是少将乃木希典、第二步兵旅团旅团长是少将西宽二郎。旅顺作战的日军第一师团作为事件的制造者，在事后三缄其口，保持沉默，严格执行司令部严禁扩散的命令。战争结束后日军陆续返回本国，国内对旅顺事件的议论已经转向欢迎远征军的凯旋。归国的从军士兵在闲暇中，开始执笔整理战时写下的随笔手记，部分真实的纪事后来作为印刷物遗存了下来。《征清奇谈从军见闻录》、《西征行军记》、《日清战役从军手记》、《从军实记》、《远征日志》、《从军日记》、《日清战争凯旋みやけ》等私藏本，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日本海军

陆军辽东半岛登陆作战展开，海军联合舰队在沿海呼应陆军作战。由于陆海军通信联络不畅，海军对清军阵地的炮火攻击没有获得明显效果。23日，海军接到旅顺口陷落的战报，25日和27日联合舰队各舰许可数十名海军将兵上岸，在第二军士官的引导下，进入旅顺诸炮台和市区。海军水兵巡视了旅顺市街，亲眼目睹了虐杀现场留下的悲惨疮痍。乘坐“千代田”、“浪速”舰从军的《国民新闻》、《中央新闻》记者也被允许登岸，记录下了令人战栗的现场笔记。

外国武官

日清战争之初凡宣布中立的国家，该国武官可用“观战”名义申请从军观察清日两军的战斗。1894年9月5日，大本营制定《外国武官从军心得》规则，要求希望观战的各国武官，必须提交随军申请书，经由本国驻日公使馆、领事馆向外务省申请。外务省大臣陆奥宗光与远征军司令长官协调后，请示大本营批准，最后由司令长官根据各部队随军的可能状况发出从军许可。日清战争中，大本营批准的从军外籍武官合计7人，获准进入第二军从军观战的外籍武官有：法国武官子爵拉布雷、英国武官炮兵大尉丢布勒、旅团医官特依拉、美国武官陆军步兵中尉奥布拉恩、俄国武官陆军大佐瓦伽库奥库，在旅顺战斗中目睹到了事件的经过。当外国记者的报道在欧美各国掀起轩然大波时，在旅顺的从军武官几乎都保持了沉默。陆奥接到驻外公使馆的报告：“目前各外国公使馆的从军武官，还没有向本国政府报告此事件的迹象，如果有报告的举动定会产生侮辱我军的后果，我政府必须作出必要的处置，让大山大将加以防范，以避免今后在外交上的被动局面。”

事件发生的当时，旅顺港湾内外有各国海军舰队停泊和游弋，密切注视清日两国间的战斗。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官斐利曼特率领圣丘利奥、马求利、艾道卡、库利森特、阿卡、堡帕斯等舰在旅顺湾集结。美国军舰、俄国军舰、法国军舰也在旅顺湾附近游弋瞭望战况。各国海军都想知道，誉冠全球的三大要塞之一旅顺要塞，是怎样与东洋小国战斗的。战斗结束后，湾内各国军舰的水兵士官纷纷上岸实地观察。11月25日，英国舰队斐利曼特司令官也进入市街，旅顺口尚未清理的累累惨状被各国水兵目击。

外国民间人士

日清战争中，日本政府和大本营，批准随军外国记者17名，英国人8名、美国人5名、法国人4名，审查批准程序参照武官从军申请方法实施，其中也有未获批准的申请者。9月14日，大本营制定《外国新闻记者从军心得》条例，对取材活动作出各种限制。国内外记者的战地取材手记，必须接受监督将校的检阅后才能向外发出。当司令部认定某从军记者属于有害人物时，会立即吊销从军资格，通报在日公使馆、领事馆给予处罚。从军条例要求申请者必须遵守条例规定，决不容忍违背军部意向的事情发生。

旅顺事件发生时，跟随第二军从军的外国新闻记者进入了虐杀现场。美国《纽约世界》记者克里曼、美国《纽约先驱》报记者伽卫卢、兼英国《旗帜》《黑与白》两报记者威利阿斯、法国《喉舌》报记者拉哥利、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克温等5名外籍记者参加了战地取材，亲眼目睹了旅顺虐杀的悲惨场面。5人中的3人，克温、克里曼、威利阿斯分别发出了震惊世界的报道，伽卫卢、拉哥利两人则按照日本政府的意向保持沉默，伽卫卢甚至公开否定克里曼的报道。21日，日军扫荡旅顺市街时，第二联队偶然捕获两名在清国采访的西洋人，一人是在芝罘的《路透社电信》记者英国人哈特，一人是他的翻译，丹麦人奥贝鲁库。两人专程从芝罘赶来旅顺采访，11月18日入住旅顺“美丽饭店”。哈特是英国士官出身，清日战争前来到清国，在芝罘做通信记者，曾是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克温的旧友。奥贝鲁库在清法战争中因向清国走私武器，被法国宣判死刑逃往清国居住，因精通汉语成了哈特的翻译。两人见证了旅顺虐杀事件的震撼场面，也做了日军的俘虏，在等待身份证明的保释期间，两人一度协助英国记者威利阿斯的取材活动。

一个未被日军捕获曾经目击事件的意外人物在战后出现，据称是一位屡遭厄运、自称“詹姆斯?艾伦”的冒险家。艾伦出身英格兰棉商之家，纨绔子弟的他在败尽家产后，开始了穷困潦倒的生活。他当过船员，合伙向清国走私过武器，两次做过日本海军的俘虏，在军舰内被监禁一个月后，又鬼使神差地被带往旅顺。日舰在接近旅顺港时，他跳海躲过向他射击的枪弹成功上岸，却又被清国兵当作密探抓获。审讯后的艾伦被释放了出来，又染上疟疾住进旅顺的旅馆疗养。艾伦的命运就这样莫名其妙地与日军侵攻旅顺的时间吻合，成了虐杀事件的知情者。1898年，英国伦敦威廉海涅曼公司出版了艾伦所著 Under the Dragon Flag一书，后译成日文版和中文版，中文版题为《在龙旗下》，副题“甲午战争亲历记”。这部书详细描写了旅顺虐杀事件的过程，作为旅顺事件为背景的文学首屈之作，博得了广泛的喝彩。但作品近似小说文体，作为史料应用缺乏严谨的考证，作者本人的真实性在学术界也存在异议。

日本民间人士

日清战争中，日本随军记者114人、画师11人、照相师4人、神官6人、僧侣55人，合计190人。跟随第二军参加金州、旅顺作战的日本民间人士，目睹了战斗的全过程。日本民间人士尽管不赞成本国军人在旅顺滥杀无辜的举动，但仍然严格遵守了军部三缄其口的规定。战争结束后，新闻记者、画家、照相师、僧侣、军夫，关于旅顺事件的相关纪事、绘画、照片才得以部分公开。

乘坐“千代田”舰的《国民新闻》记者国木田，12月8日发表了旅顺的记事，文中婉转回避了虐杀事件，用书信手法暗示对战争的憎恶。“爱弟，兄在战场亲眼目睹了众多的死者，那是用刀剑、枪弹杀死的清兵。兄在海岸附近看到一个倒在荒野的清国人，鼻下蓄有胡须，年龄三十四五，鼻高浓眉，躯体高大，一眼看去就是强健之人。他仰天横卧两足直伸，一臂直角弯曲，一臂置于体侧，腹部露出，半眼张开。兄顿足正视之，熟视之，悯然中环顾四周。冻云漠漠，荒野茫茫，天地陆海，俯仰凝望其中。‘战’之文字，怪之字、恐之字、臭之字、咀嚼人间的魔物之字，千岁万国的历史如大蛇横断之字，此乃不思议之字也。今兄仅闻到、言到、读到“死”一字耳。见此死躯忽然生出意味深长之字，却感出口难言。兄熟读军事、历史、小说、诗歌，其美好境界今随横卧荒野之躯逐流。望着战死者的躯体，似乎给兄一个想象、传递一个信息、解开一个千年之谜。读诗咏绘，浮想源氏平氏的战争，也无感这种人间之残酷，吾仰天长叹，百思费解也。”

日本政客及学者

日清战争日本军队的随军人士中，有数名谓之“从军代议士”的帝国众议院议员。长谷场纯孝、蒲生仙、柏田盛文、折田兼至、肥塚龙五议员，跟随第二军转战各战场，经历了旅顺口陷落的过程，目睹到血淋淋的地狱场面。从军代议士亢奋狂语：“旅顺一亿五千万圆大金打造出的万丈舞台，在弹指一挥之间被我军溃破，实乃壮大之快举。”从军代议士在司令部将校的监视保护下行动，以游山玩水的心态观摩战场的豪壮场面。《读卖新闻》采访蒲生议员，标题“蒲生代议士战地实况谈”一文，记载了他当时的行动，“21日夜日军攻入旅顺口市街，我四名议员身先士卒，手持松明火炬，也参与了清国兵搜索的行动。在一民家院前忽然发现户内有人异动的身影，随即前后搜索包抄围堵。户内之男欲夺路逃出，被柏田、折田的日本刀斩杀。”堂堂议员不判别对方是否清兵或百姓，挥刀便杀，置人于死地，国家的政治形象被践踏。《读卖新闻》辩解道，“当时暴风寒雨、黑夜昏暗之中，自然会有误杀情况发生。”

有贺长雄是第二军司令部参谋部的法律顾问，有德国、奥地利留学经历，在元老院做过书记官，1891年担任陆军大学国际法讲师。1894年日清战争开战，所著《万国战时公法》成为日本国际法权威之作，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经常向他咨询国际法方面的问题。有贺接受从军命令后，就任第二军司令部法律顾问，亲身经历了旅顺虐杀事件。在日本与欧美舆论战中，主张清日战争和旅顺虐杀事件的正当性，为日本违反万国红十字会宪章的战争责任雄辩。战后，有贺赴欧洲从事研究活动，1896年3月用法语完成《日清战役国际法论》的著作。归国后该书译成日本语出版，由于书中涉及旅顺虐杀事件中凄惨的场面，一般人不能自由阅览。1913年，有贺长雄受聘袁世凯的法律顾问，1915年因反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受到日本国内“非国民”的责难。

明治时代的贵族龟井兹明伯爵，是见证旅顺虐杀事件的重要人物之一。龟井早年留学英国和德国，习得西洋美术学，对英德两国最新摄影技术兴趣浓厚。1894年日清战争爆发后，34岁的龟井自费组成二十余人的从军摄影班，随第二军转战辽南各地，拍摄了日清两军的战斗场面，其中包括旅顺虐杀事件的场面，摄影件数多达600余幅。精选出的300余幅，做成精装影集《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写真贴》献给皇室惠存。珍贵的历史镜头真实记录了战争的一幕，成为百年来研究日清战争最有说服力的历史文献。1896年，36岁的龟井兹明去世，留下生前的从军日记原稿。1899年，龟井的《从军日乘》出版，1992年《日清战争从军写真帖》副题“伯爵龟井兹明日记”公开发表。

清国军人

参与旅顺战斗的清国兵作为受害者、目击者、见证者，都是最有发言权的证人，可是那些经历虐杀现场的清兵，在逃亡中几乎全部被日军杀戮。能目击事件过程，又从日军手中成功脱逃保全性命，还可以报告日军暴行的清兵几乎不存在。11月21日，日军攻入旅顺市街的当夜，天气骤变，也有趁夜从海上或陆上逃出旅顺市街躲过杀戮的清兵，但对三日间旅顺市街的状况均不知情。旅顺金州附近的战斗，日军俘虏了355名清兵，这些俘虏也没有留下对事件的证言。

报刊媒体

12月日本报纸报道了旅顺市街的新闻。《邮便报知新闻》报道：“21日，旅顺市街的战斗仍在进行，炮声枪响如雷贯耳，尸身遍地，惨如地狱一般。可是从新街的集仙茶楼剧场，却悠然传出戏剧演出的腔唱和锣鼓声音，剧场内没有一名观客。‘此乃何等无神经之人竟如此大胆’，荷枪实弹的士兵被惊得目瞪口呆，他们面对的似乎是无生命的木偶。”《国民新闻》报道：“剧场内10岁至15岁的少年演员约有百十余人，包括这里的大人在内，剧团总计200人，都是旅顺道台从北京、天津请来的戏班子，也有说是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带来的。市街战中剧团的17名大人被枪弹毙命，其余剧团人员在接受第二军司令部审查后，被命令从25日开始，每日昼夜各开场演出一回，为日军官兵庆祝大捷，迎送新年助兴。”“旅顺剧场180人的演员生存了下来，他们不知道剧场外发生的大事件，只有那些大胆走出剧场，想窥探事件的人遭到杀害。”

《读卖新闻》记载，“22日血雨腥风的深夜，占领军宪兵在街头抓到一名二十四五岁的清人美妇和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两人惊魂落魄、战战兢兢地在街上徘徊。妇人被捕后述说自己的遭遇：‘妾身乃天津妓女，被一清军高官赎身，一个月前来到此地。忽昨日发生战事，妾等心惊肉跳、恐怖战栗，潜入一民家待死他乡。岂知一清兵遁入民宅，脱去兵衣换上民服，见妾等在此避难孤单无助便非礼辱之，饮泣哀怨之中流落街头。’宪兵见妇人容姿服饰非平庸人家，慰喻二女此处系危险境地，带二人至清国人夫处照料。”

11月 9 日金州失陷，清军旅顺外围作战失利。消息传到旅顺，市街陷入一片混乱。17日，道台龚照玙慌乱中携家眷乘汽船逃往芝罘，留守旅顺的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将见大事不妙，也相继逃离旅顺，大批百姓纷纷从陆上、海上出逃避难。造船厂的一些官吏趁乱争夺和盗走贵重机材，装上民船从海上逃走。更有胆大妄为之清兵，公然打开银库掠夺官银。滞留市内不知内情的穷困百姓，在日军攻入旅顺口时才开始向四面八方避难，混乱中遭到日军的杀戮。

11月 24日，第二军司令部下令清点残留清国人数，决定采取发给良民“免杀护身符”的紧急措施。凡被认定安全的良民，均发给一张白布或纸片，上书墨字，盖有检印。各队根据实际情况发给清国人，字样内容各异，“顺民证明　第二军司令部”、“商人者无害　军司令部”、“顺民者　勿杀”、“某大队本部役夫”、“此者不可杀”、“良民”、“此者不可杀　某联队”、“顺民不可杀　某队”，也有门柱上贴纸标记“此家人不可杀”“此家男子六人不可杀”等。得到字符的清国人将字符贴在胸前、挂在颈部、绑在臂上提示免杀证明。

11月 26日，旅顺占领后第六日，军司令部发出命令处理被杀戮的清人尸体。外国记者报道，旅顺口仅存36名清国人被日军指定为民夫，与日本军夫组成“扫除队”。《万朝报》报道存活者有六七十名贫民。清国人称“扫除队”为“抬尸队”，指定从事清理市街的尸体，运往野外掩埋的工作。抬尸队成员在最近距离目睹了旅顺虐杀事件，成为证明事件的重要目击者。然而,清国朝廷没有从这些侥幸存活者那里获取证言，为国家的耻辱留下历史记录。日本人龟井兹明在埋尸现场，拍摄到一帧清国民夫在日军监督下掩埋死难者尸体的照片，证实了抬尸队的存在和旅顺虐杀事件的真实。

野蛮对决的证言

1894年 11月 21日傍晚，日本兵侵入旅顺口市内，震惊世界的旅顺虐杀事件在这里发生。事态从两军作战中的相互复仇，发展成对无辜民众的肆意滥杀，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惨案。第二军司令官大山严，在旅顺虐杀事件发生时没有及时制止山地师团的杀戮行为，以致虐杀持续到24日才传出有限制止的命令。事实上，屠杀行为延续到26日，此时旅顺口已经无人可杀，暴行自然终止。

清军的暴行

11月18日旅顺口外围土城子附近的战斗，日军遭到自花园口登陆以来，清军第一次顽强抵抗，战斗中有日本兵成为清军的俘虏。日军《陆海军战报》记载：“旅顺附近土城子战斗，我侦察小队11名士兵与敌遭遇，为不做俘虏自决身亡，清兵对我兵施以无人道之屠尸。搜索中发现中万中尉的认识牌，头颅和身体分离，两腕被切断。其余士卒戎装物品也被尽数掠去，尸体多处被屠刃毁坏，割首裸足的尸体被弃于路边，其惨状令人悚然……”“11月21日前锋第二联队攻入旅顺市街，在街口看到四颗日本兵头颅被悬挂在枭首台上，掉落在台下的头颅正被两条饿犬撕咬。士兵见状挥剑斩杀了饿犬，含泪将头颅带回……”“我军攻入旅顺口后，袭击了毅军左营，舍内一片狼藉，一隅柴禾堆内发现数具日本兵尸体，背囊和枪剑丢弃于侧，血流凝固，腹背多处留下被刀剑反复刃刻的痕迹。”

《二六新报》记载：“攻入旅顺的联队，看到我军士兵三人的头颅悬挂在路旁柳树上，示众之首被割去鼻子、耳朵。接着又在民家门梁上发现两颗用铁丝吊着的日本兵头颅，死者尸体丢弃在路旁。身首分离，被切开的腹部内填入石块，右臂切断，睾丸割除。”龟井兹明《从军日乘》记载：“我十数名战死者的首级，悉数被敌兵夺走，大多数砍断左臂，阴茎被割去，其中有削掉鼻子、剜出眼球者，剖开的腹内充有碎石。一骑兵喇叭卒，四肢和头颅被砍断，腹内填入石块，阴茎割断，睾丸亦被剜除。徐家窑一民家院内的玉米秸下，一名身着我兵服的兵士，被斩断右臂，腹部横断，睾丸剜除，阴茎割掉……其残忍酷薄之状，令人眦裂扼腕，悲愤填膺。”

《支那通信》记载：“驱使清兵野蛮行为的原因之一是清国发出悬赏金，鼓励清兵取日本兵首级换取白银奖励。首级一颗50两，抓捕日本间谍100两，报告间谍居所40两，缴获军舰1万两，破坏军舰8,000两。各地奖赏额略有差异，金州附近布告取日兵首级者60两。”

日军的暴行

日军旅顺口虐杀事件缘于两个起因。其一，自日清战争开战以来，日本国内报道日清战事一直是连战连胜、各战大捷、清军不堪一击，夸耀日军所向披靡的战果。可是11月18日旅顺口外围土城子战斗，日军遭遇到了预想不到的挫折，重创了第一师团长山地将军的自尊心，山地将军因此恼羞成怒。其二，19日双台沟附近，山地师团张接到报告：“我骑兵侦察兵约20名在土城子被清兵俘虏，侦查队长中万德次中尉和随同士兵，首级被清军砍下并断肢割除睾丸。”还亲眼看到卫生兵担架上，被虐杀后肢体残缺不全的士兵尸体。清军的野蛮之举再次激起山地复仇的怒火，在日军攻入旅顺口时，下达了“除妇女老幼之外，一律格杀勿论”的命令。在强烈复仇心的驱使下，日军开始疯狂的报复行动。在街市内搜索发现，逃亡的清兵换装改扮成当地住民混杂在百姓中间难以辨认，躲藏在民家的清兵继续开枪负隅顽抗。司令部接到报告后随即下达第二道命令：“凡穿着平民服装，疑为清兵的青壮年者一律诛杀。”之后旅顺的大街小巷到处是杀人的现场，不论清兵与否皆视为清兵，百姓中老幼妇女也成为虐杀的对象。

日兵的证言

第二联队某二等兵日记，“余等进入旅顺町，看到道旁木台上的日本兵头颅，即刻怒发冲冠，见人就杀。溃散的敌兵扔下武器四处逃散，我兵追逐那些毫无目标奔跑的人群，用枪弹和刀剑杀死他们。道路上死尸累累，阻碍了正常行进。清兵躲入民家，余等不问是兵是民皆屠戮，各民家内大抵都有两三名或五六名死者，血腥气味甚恶，复仇的感觉愉快之极。”

第二联队某上等兵日记：“19日步兵第三联队在土城子与清军苦战死伤者甚多，进入旅顺时山地将军下达了诛杀命令，增加了我兵破竹之势的鏖杀勇气。市街内凡遇到青壮年悉数诛杀，各路兵士杀气腾腾、勇气勃勃。”

第二联队上等兵伊东连之助给友人的信在报纸上转载：“余等22日薄暮进入旅顺市街，街市内外死尸累累、腥风袭鼻，碧血染靴滑步难行，只能踏上清兵的尸体向前迈进。”“我十余名兵士在双台沟追击五六十清兵，将其中过半斩杀。余有生以来初次尝到杀人的感觉，最初虽感恶心难当，经过两三次就自然不畏不惧。第二回砍杀清兵之首令余永生难忘，那一刀砍去似如秋水，身首分离，头颅朝前方三尺余处抛出，一柱鲜血向天迸腾穿出……如此动魄体验余不再胆怯，其实斩首只需胆力，有了胆力斩杀功夫自在其中。”

第二联队士兵加部东常七《日清战役从军手记》：“本联队占领黄金山炮台之后，闯入市街在各家各户搜索，昏暗中遇见清人就毫不留情砍杀。小队在街区搜索前进，忽然在民家暗处发现一敌兵，我大喝一声，此人一瞬惊呆，刺刀就深深捅进对方的胸膛，他痛苦地紧紧握住枪剑，我用力拔出刺刀，那紧握枪剑的四指被刀刃割断，身体向一侧倾斜，再补一刺便魂飞魄散。”

12月 28日午后，第二联队二大队六中队的“忘年会”上，中队长大尉庄司平三郎面戴天狗面罩起舞，为在旅顺及黄金山炮台杀敌立功者庆功。第一名一等卒杀敌28名；第二名上等卒杀敌21名；第三名一等卒杀敌17名，全中队11名兵士杀死敌兵包括清国平民166名。第二联队的第八中队233名士兵中，杀死清国人15人以上者18名，杀死30人以上者２名。第三联队在宿地附近杀死清国人700余名。

第二军司令部法律顾问有贺长雄《日清战役国际法论》记载：“11月 22日午前10时，第二军司令部开进旅顺口市街，目击到尸身遍地的悲惨光景惊愕不已。市街北入口不远处有一座‘天后宫’寺庙（出海祈求海神保佑的祭拜处），道路两侧民屋相连，户内户外到处是尸体横积在路中央，通行无法落足必须踩在尸体上面才可以通过。船坞广场向东西方向辐射的东街、中街、西街，每条街道皆尸体满地，死体总数少说有两千具之多。沿海湾向西逃亡者遭到路上的射击，海中漂浮许多被射杀者的尸体。22日至24日三日间，市街内经常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用绳索连环捆绑着的清国兵，被赶往市外处决。旅顺战斗开始前，市民大部分已经逃离，市街遭到清兵的掠夺，我军进入旅顺时，市内已呈空虚状态。一些来不及逃离的小商贩和贫民混杂在溃逃的清兵队伍中，被当作战斗人员消灭，尸体至少两千余具，其中五百余人是非军人。”

旅顺口战斗时，清将宋庆军对占领金州的日军展开攻势，第一师团第一旅团长乃木希典少将奉命回师增援金州。21日，率部队经土城子、三十里堡，途中围歼从旅顺退往金州方向的数股残敌，560名已无战意的清军均被杀戮。22日上午11时，乃木军包围大毛家茔附近旅顺口败退的八九百清军，射杀360余名，其余五百余名清兵被乃木士兵赶下海岸绝壁，逼溺海中。

日本记者的证言

《大阪每日新闻》随军记者相岛勘次郎报道：“22日早起寒风凛冽，街市内被杀死的敌兵不计其数，大街小巷到处是堆积的死尸。有死在大街正中者、家屋内枪剑刺死者、双手紧握枪剑姿态倒在石阶上者、两眼直视不瞑目者……腥风惨淡的画面袭人，心冰骨寒。”

《国民新闻》随军记者笔名枕戈生：“旅顺市内已成尸山血河，野地里、山丘中、海面上，到处是死尸累累的惨相，旅顺口被杀死的人数远超过报纸上报道的数字。入城两日来，被杀死的敌兵尸体阻碍了街区道路，我士兵只能踏尸而行。”

《时事新报》随军记者堀井卯之助：“旅顺各街遍布死尸，身首分离者、脑门劈开者、脑浆溢出者、肠子流出者、眼球冒出者、手足切断者，尸身上布满浑浊的血液让人毛发竖立，倘若此景让翠帐红闺中的贵妇人和女子所见，必会当即惊死于地。”

《东京日日新闻》随军记者甲秀辅：“街巷死尸遍地狼藉，五六人或十数人倒在一起，发出袭人的血腥恶臭。此时此景泛起对爱新觉罗末世怜悯的念头，面对如此惨烈的修罗道场，余无法想象此乃我文明军队之所为。”

《中央新闻》社随军记者水田荣雄，乘坐联合舰队军舰“浪速”号停泊在旅顺湾，是最后一位上陆的新闻记者。25日，水田被允许登岸巡视采访，毫无心理准备的水田，突然面对旅顺市街凄惨的光景，惊恐得哑口无言、张口结舌，他感叹：“即便是才笔纵横之士，也难以在纸上再现旅顺的惨状。”水田数日观察每日操笔，写下亲历人间地狱恐怖的手稿，记事寄出时被军方检查官删去许多内容。记事写道：“旅顺市街大约有四五百住家，矮小的家屋并列在狭窄道路的两侧，清人自誉旅顺是富甲繁盛之市街。如今此繁华街道，家家门窗洞开，户户散乱清人的鞋帽和陶瓦碎片，房屋外的栅栏被全部捣毁。市街上除了往来的日本兵和扫除的民夫，几乎看不到清国人的踪迹。街道和家屋周围游动着几十条濒于发疯的恶狗，是主人逃跑时留在家的爱犬，数日不食已经瘦弱不堪，踉跄若跌变成了野犬。几条恶狗在争抢着一个清国人的头颅，被撕咬得面目皆非。”“前面是一个水雷艇修缮的小型船坞，船坞前面的池中漂浮着清国人的尸体、带肉骨的大腿、长长的内脏、沉入水中的头颅，抬尸队民夫正在受命打捞处置这些遗体。”“市街中心向南延伸三条街道，东新街、中新街、西新街，走进中新街两侧民家窥视，屋内器物和炕席上沾有斑斑血迹，阴冷的屋内似有冤魂恶鬼啾啾之声，久久执著地抓住悸动不安的心肉。”“环顾道路左右，五个我军兵卒在院中燃烧篝火取暖闲谈，临时马厩的五六匹军马一列排开，门口一兵卒正用斧头劈砍屋门取木作薪，旁边放着一个被砍下的驴头。道旁小土台边几个蠢蠢蠕动灰头土脸的支那人，战战兢兢像地狱的幽灵，他们胸前挂有日本兵发给的纸片，上记‘第二军司令部顺民证明’附有军官检印。这些人是被充作‘扫除队’的民夫，正在搬运战场上清国人尸体，他们有幸留下一条免杀的性命。”

外国记者的证言

日军步兵第二联队侵入旅顺市街时，外国随军记者聚集在白玉山上观望，日本兵疯狂的虐杀行为映入各国记者的眼帘。美国《纽约世界》记者克里曼在12月20日发表的记事中写道：“日本军冲入旅顺市街，看到了用绳子吊挂在正街门上、被削去鼻子耳朵，沾满凝固血液令人战栗的日本兵头颅，激起士兵杀戮的怒吼。战前大山严司令长官训令‘我军要以仁义文明之仪作战’，此时此刻面对悬挂的战友头颅，士兵们完全丧失了仁义的理智，只有疯狂复仇的发泄。我似乎感觉到野蛮对野蛮的复仇即将到来，可怜的旅顺人将如何承受疯狂杀戮的灾难……”“我看到一个清兵跪在地上祈求饶命，可是日兵的枪剑仍然刺穿了他的胸膛，军刀砍下了头颅。”“角落里一个跪着的老人几乎被拦腰斩断。”“屋顶上男人被击中跌落了下来。”“一个倒在路边的男人，被枪剑从后背突刺数十回。”“不远处从悬挂赤十字旗医院大门跑出的非武装平民被枪弹杀死。”“头戴毛皮帽子的商人，跪在地上作揖乞求留下性命，士兵依然枪杀了他。翌日我再次看到这个商人的尸体时，已经分不清他的模样。”“驱赶仔马、驴骡、骆驼的惊慌人群，携带小孩的女人冒着刺骨寒风向旅顺西面逃亡，当奋力穿过海边的浅滩时，被赶来的步兵中队挡在前方，列队排开的枪弹射向了人群。”“两个男人拼命渡过冰冷海水的浅滩，其中一人带着两个小孩。疾驰而来的骑兵中队砍杀了一男，带小孩的男者被逼向海中，像落水狗一样遭到枪弹的射杀。”“海面上许多满载男女老少拥挤的小船缓缓向海中逃离，岸边的日军向远离的小船射击，海上日军的水雷艇也向小船开炮，十几艘小船和乘员被击沉，落水的人发出声嘶力竭的呼叫。”“整个旅顺笼罩在血雨腥风的恐怖之中，无气力的人们遭到冷血动物的无情惨杀。”“日军上演了史上最黑暗的一幕，我曾赞赏过东洋崛起的文明，今日这些所谓的东洋文明却在异邦的土地上自掘坟墓。”

英国《旗帜》记者威利阿斯1月7日报道：“21日下午1时半，炮兵三中队和步兵向能俯视市街港湾的山丘上移动，4时15分第二联队向市街进军。清国黄金炮台向日军发射两三发炮弹企图阻止日军，弹着点偏离，没有任何效果。接着炮台突然停止炮击，清军放弃阵地，丢弃炮台开始溃退。日军通过一座市街的小铁桥，一幅悲惨画面映入目中，18日战斗落入敌手的战友头颅挂在两根立木之上。再往前又看见房屋檐下挂着用绳子串通的两个日兵头颅。在被虐杀的战友面前日本兵爆发出怒吼，狂喊着冲入市街，开始发泄燃烧的仇恨。日本兵完全丧失了理智，见人便杀，甚至连街上游走的骡马、猫狗也不放过。我等四个英国人在市街看到商人、店主、住民恐惧地向敌人下跪磕头，悲哀的白发老人、青年、壮年被斩杀在家屋的门口……”“杀人者为他们的行径诡辩，声称面对血肉模糊、毛骨悚然被惨杀战友的头颅，即便是最有人情味的欧洲军队，也会作出复仇的野蛮行为。”

英国《时报》记者克温1月8日报道：“21日下午2时日本军进入旅顺时，清军正在向市外退却，凭借房屋的遮掩拼死抵抗，大批的人群由东向西溃逃。惊恐万状的清兵似乎意识到，眼前最好的办法也许就是脱掉军服，变装躲藏起来。冲入市街的日军从各个家屋进进出出，寻找一切可以杀戮的对象，许多人跪在地上身躯弯向地面哀愿乞求，征服军毫无怜悯地将他们杀害。”“以往我对温和的日本军颇有好感，此时此刻却发现被他们的假面欺骗。英国和美国随行的陆军武官在日兵的疯狂面前惊愕战栗，谴责这简直是野蛮行为，伪善面具后露出的狰狞。”“我小心地向北面海边走去，到处是混乱逃命的人群，一条条逃难人的小船搭载超过乘员两倍的难民向西面移动。赶来的日军骑兵部队从海岸开枪射击，射程内的人被尽数杀死。一个年老者带着十岁十二岁男孩跳入海内，被骑兵的刀剑砍杀。”“一个被枪弹追逐的农夫一度被击中倒下，看到他艰难爬起来拼命继续逃向远处，伤势也许会让他永远倒下。”“搜索中一个男子从家屋跑出，立即遭到多方向交汇的枪弹，倒下的男子努力抬起垂下的头，15分钟的痉挛中不断发出痛苦的哀鸣，相距十几步狂笑的日本兵又射出致命的枪弹杀死了他。”“眼看如此凄惨的死，我无法制止这些杀人魔手，每当脑海中浮现那时的场景，心中的悲哀让我哑然无语。”

11月 22日清晨，枪声密集扫荡再开，惊醒了倦眠中的克温和克里曼，两人寻着枪声方向环视旅顺市街的光景。“一夜之间市街面目皆非，大街小巷遍布清国人的尸体，许多尸体就像被野兽利齿咬过一样。死者眼中的泪水冻成了冰，伤口流出的血液结成冰柱。一个被砍头的死者，头颅滚向两三米远处，一只恶狗正在疯狂地啃食，旁边的日本哨兵在无情地狞笑。商店主的尸体压在人堆中，一个已经没有牙齿的白发老人惨死在商店入口，腹部被切开，肠流满地。克温大胆挪开几个男子的尸体，看到下面压着一个面部苦痛的女子和小孩的尸体。在街角的一个大约二十五人堆积的尸堆旁，日本兵在燃烧篝火取暖，火苗烧着了死者的衣服。尸堆不远处，一个两鬓斑白、满脸皱纹的老人被切断喉咙，眼睛和舌头向外凸出，旁边还有一个被拦腰砍断的尸身……”

威利阿斯和哈特在市街巡视，昨日看到悬挂日本兵头颅的桥头附近，躺着数名刚被杀死的清国人，伤口仍然流着鲜血。不远的枪响处，日本兵拽着三个清国人的发辫，拖出家屋就地枪毙，气息尚存的伤者艰难向前跑了一段终于倒下，地上留下一行夺命的血迹。两人来到哈特吃过饭的餐馆，曾谈笑风生的厨师死在炕上，跑堂的三个年轻人也刚刚被杀害，三人相拥在一起，鲜血慢慢从炕沿垂下。轻微的血滴音就像砸在心上一样难过，哈特痛苦的喃喃自语：“如果我们早些时间从旅馆来到这里，也许他们不会这样死去。”

虐杀事件的隐匿

旅顺虐杀事件发生后，伊藤首相和陆奥外相紧急展开“沉静化”外交工作，避免事件在欧美诸国进一步扩大。面对国内外媒体的报道，虐杀事实已经无法再掩盖下去。政府严厉要求国内的新闻媒体，在报道中回避血淋淋的虐杀情节。第二军大山司令官及部下担心杀戮行为引起国际舆论谴责，玷污“文明义军”的名誉，特别制定了对事件的统一辩答要领。一、当被问及“日军进入旅顺，为什么不区分兵士和百姓皆混同杀戮”时，答：“造成军民混同杀戮的原因，（1）旅顺口是敌人的军港，市街内民间人士大多是服务军队的职工，同属敌类。（2）我军受到敌兵从民屋内的射击抵抗，事实证明大多民家都有遗弃兵器弹药的现场。（3）旅顺战斗展开前，大多数住民早已离开旅顺，扫荡时市内薄暮黄昏能见度不良，无法判断是敌是民。”二、问及“21日以降战斗已经结束，为什么仍然对没有战斗力的敌兵继续杀戮。”答：“俘虏中的被杀戮者皆是顽固不化之人，或抵抗逃跑之徒，为防止意外故对敌施以惩戒。”

11月 26日，第二军司令部下达“尽快打扫战场，迅速处理清国人尸体”的命令，同时各处张贴告谕文，告诫扫荡中的将兵“要安抚市民各行其业，对放下武器自首的清兵不得杀戮”。军副官部有贺长雄参考法国和意大利等国《战场埋葬规则》条例，立案《尸体扫除手续》条例规范。尸体处理应先确定死者身份、登记携带品，葬坑深度两米。可是面对如此大量的尸体，按照规范处理，在人力物力上根本不可能实现。旅顺正值寒冬季节，冻土坚硬无法挖掘深坑，即使火葬也没有设施和燃料，而且没有清兵兵籍簿和旅顺住民户籍簿，死者的对照登记无法进行。为了尽快执行打扫战场的命令，宪兵队雇用日本军夫和召集幸免遇难的清国人，组成战场“扫除队”清理市街道路上的尸体。尸体从市街运到郊外的洼地用沙土掩埋，由于人手严重不足，冻僵硬直的尸体像枯木一样横竖堆积在一起，尸体处理陷入困境。

11月 28日，一艘悬挂清国龙旗、红十字旗、白旗的清国船进入旅顺湾请求入港，乘船者是天津私立红十字会的人员，同船成员还有英国陆军军医。商船负责人随身携带各种规格的官方证明文件与日军交涉，入港的目的是救护旅顺战中负伤的清国伤兵返回天津治疗。第二军司令官大山知道旅顺虐杀现场死尸遍野远没有清理完毕，况且也没有存活的清兵伤员。此种血淋淋现场若被来人所见，必会成为欧美新闻的佐证，遂断然拒绝了红十字会的请求。日军拒绝红十字会船入港实施人道义务的行为，在欧美媒体曝光受到舆论的强烈指责。

1895年的1月14日，第二军下达《尸体扫除手续》条例，由混成第十二旅团指挥处置旅顺一带敌军的尸体。按照清国人不兴火葬的习俗，《手续》条例备注，“敌尸以埋葬为主，但无法埋葬时可以火葬处置”。其中第四条埋葬场所和方法，要求战斗当局的军医部和卫生员，依照下列条项谨慎实施：（1）应用埋葬法处置时须避免日后因风雨造成尸体露出。（2）埋葬地点须选择与村落道路隔离的掩人耳目之场所。（3）防止因尸体腐败对水源、大气污染引发传染疾病。（4）尸体集体会葬时，由随军僧侣实施祈祷亡灵的仪式。

3月，大本营派遣特派员视察旅顺行政厅，详细听取了战后民政恢复报告，行政长官郑永昌详尽介绍了尸体处置作业的情况。由于1月正值寒冬季节，尸体采用埋葬法处置遇到了极大困难。根据《尸体扫除手续》条例，只能改用火葬法才能迅速处理尸体。在实际作业过程中，仅1,500余具尸体的火葬就颇费苦心。“烧却队”在旅顺市郊外找到一个砖瓦厂，利用砖瓦厂釜炉替代尸体烧却炉，燃料使用清军遗留在港内的大量煤炭。政厅请海军搜取破船上的引火木材和煤炭，每炉一次可以烧却五六十具尸体。金州方面处理清兵尸体，在西面郊外设立了临时火葬场。火葬场用土石围成，高十一尺（约3.3米），正面五间（约9米），横面四间（约7.2米），屋顶铺设锌皮板材，烟囱用白铁皮做成，全面积约66平方米。烧却尸体总数1,200具，所需人工费、石油燃料费、搬运费，合计1,302日圆。1月下旬，气温逐渐转暖，阳光普照，冻土温度上升，各处传来有半枯骨骸露出的报告。尸体腐败与雪水交融会污染地下饮水源，带来公共卫生的问题。21日，政厅决定实施尸体挖掘作业，对所有尸体采取火葬法处理。

火葬处理的骨灰装进大口清式棺材，埋入白玉山东北麓山脚下。1月18日，行政厅从金州唤来6名清国僧侣及随军日本僧侣8名，在掩埋清国死难者处建立了一座“清国兵战殁者”墓碑。两国僧侣按照各自的佛家礼仪，共同为亡灵诵经祈祷。日本僧侣出资建造一座石碑，周围用木栅栏圈围，石碑的表面、背面、左面、右面铭有梵文碑字。

表面一行竖字（梵文）：“寶塔者為清人亡魂離苦得樂也”

右面两行并排竖字（梵文）：偈曰“劍樹刀山飛鳥蹤炮彈兩打空鐘 個中何別親兼冤旭日長輝鐵峯（左行）”下接“露”字

左面一行竖字（梵文）：“經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背面落款（梵文）：“大日本帝國真言、臨濟、天台、真宗特派僧建焉　維時明治二十八年一月十八日”

从军僧侣目睹了旅顺战场的悲凄场面，以佛家礼仪为军人虐杀行为向死者表以哀悼。从军各派僧侣战场集资为死难者建立石碑超度亡灵，展现佛家以慈悲为怀的善举。日本媒体报道：“呜呼！我国人一视同仁博爱义侠，此乃心诚善慈之举也。”

日军占领旅顺口后，随即开设了旅顺占领地行政署，12月 13日发布《旅顺口行政署行政管理规则》，宣布从12月 16日开始行政作业。国内任命的行政署文武官员250名，从佐世保港启程直航旅顺。16日实施《旅顺口施米细则》，在市街开设施米站，面向当地住民施米30日，每人每日给米四合（1合米约150克），呼唤当地住民返回住地开始生计。12月中下旬，旅顺口本地的残存住民接到日军命令，重新开始赖以生计的澡堂、猪肉铺、制粉所等行业店铺的营业。

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旅顺口仍处在血雨腥风的阴影压抑之中，逃出的市民很少返回家园。旅顺市中心的集仙茶楼大戏院每日挤满了日兵观客，观看日本艺人前来慰问的表演。1月26日，旅顺行政厅在各处张贴安民告示，要求市民各归其业，对放下武器自首投降的清兵不纠其命。27日，政厅下属宪兵开始调查旅顺口住民的人口状况，继续向没有粮食的百姓施米救济。2月，旅顺回归人口逐渐上升，街头贩卖馒头、包子、菜类的商贩增加。日本本土前来做买卖的民间商人，获得进入旅顺经商的许可。3月，在外避难的旅顺住民，举家回归，人口上升至三百余户。

野蛮文化的悲剧

旅顺虐杀事件中丧生人数，在欧美报刊和日本报刊中均有报道，由于现场被有组织地隐秘处理和缺少权威性统计，真实数字不得而知。《东京朝日新闻》（12.1）报道：“据山本记者所见，第三联队宿营地附近埋葬有700余名清兵遗体。乃木少将追击逃亡金州的清军途中杀死362名清兵，埋葬在老铁山附近，军参谋官报告埋葬者3,000余名。22日早晨，清点旅顺市街的死者，其数300人许，又增斩杀抵抗者数十名。”《万朝报》（12.4）报道：“此役敌的死伤者远超过平壤和九连城之战，旅顺市街死尸累累，无插足之地，26日清点死者3,000余人。”《读卖新闻》（12.10）报道：“此战毙敌总数5,000人以上，市内死者1,200余人。21日至22日之战，敌死者约1,000名，俘虏63名，8名被送往野战医院治疗。”“21日，金州战即死将校7名，下士官32名，兵卒464名。22日至24日，旅顺败兵在金州附近死者280名，金州周围死者1,056名，海中溺死和枪杀者不在其内，俘虏约300名，41名伤者被送往金州野战医院救治。今回旅顺之战杀敌数合计6,000余。”12月9日，第二军参谋长向大本营报告旅顺战斗结果：“旅顺口清军守敌死者约2,500人；金州方面及金州和旅顺之间敌军死者约2,000人，概算合计约4,500人。现在我军医院接受治疗的敌伤员40余人，355名清兵俘虏准备解送本国。”

旅顺虐杀事件以日本三缄其口、迅速处理虐杀现场、安抚救济住民、公开否定国际社会舆论，以及清国朝廷的沉默而告终。事件没有留下多少人证和物证，致使百年以来旅顺虐杀事件犹如云山雾罩，成为难以彻底清辩的历史事件。

旅顺屠城事件不能不痛感清国自身的表现，当无辜的清国百姓遭到外来侵略者屠杀时，他们赖以依靠的皇帝、太后、朝廷大臣无动于衷，大清国没有人站出来为国家的民众喊屈叫冤，声张屈辱。却是那些被视为红毛绿鬼的西洋人，在遥远彼岸向无助的东方民众，发出正义怜悯的呼救声。皇家军队贪生怕死，大量军人假扮百姓私换民服自顾逃命，将危险转嫁到无辜民众身上。这种自家人转嫁生死危机的恶劣行为和杀人者的野蛮行为，同样受到历史公论的鄙视。

旅顺虐杀事件，如果说日本军队对清军大开杀戒是事出有因，出于对清兵残虐行为的复仇，那么大量杀害无辜的清国百姓，就无法自圆其说自身的文明和道德，是彻头彻尾的野蛮本性的大暴露。在血淋淋事实面前，日本军人第一想到和做到的就是隐灭罪行，混淆是非，让这个负有历史罪责的事件销声匿迹。在清国政府软弱外交的背景下，日本一系列善后工作取得了成效，西方世界的谴责战没有持续下去，国际社会似乎很快淡忘了这个血淋淋的历史事件。1895年2月6日，美国国务卿致函日本驻美国公使栗野，日美条约最终修订案获得参议院表决通过。2月17日，天皇御批了美国批准的日美改正条约案，3月21日两国在华盛顿交换批准文书，3月24日日美新条约公布。旅顺事件背景下，日美两国的改正条约仍得以通过，标志着代表西方文明的美国人，继英国人之后也承认了日本是文明国家的一员。旅顺事件问题上，尽管国际舆论抨击日本人的野蛮行为，批评日本的文明大倒退，但是国际社会仍然接受了日本。

旅顺虐杀事件是东方人复仇文化的产物，杀人伦理和杀人手段，直接引导了复仇升级的恶循环。这场国家性质的屠杀，灾难性地又一次降落在具有儒教性格的华夏后裔头上。日本侵略清国的战争是外来异族对华夏文明的浩劫。在大清国文化的历史观里，日军屠城旅顺符合清朝有史以来的战争文化，战胜者斩尽杀绝战败者，是战争认定的逻辑。正是这个屠夫逻辑，满洲蛮夷曾经狂屠天下，将数千万中原人变成刀下之鬼。爱新觉罗的战争伦理默认了旅顺事件的合理性，从而对事件自肃沉默，放任自流。事实上，紫禁城内的大清朝廷，骨子里透着战争复仇的渴望。一旦他们胜利了同样会按照自己的野蛮逻辑，作出与日军相同的事情。清国人和日本人虐杀行为的本质，赤裸裸表现出了各自同类蛮夷文化的野蛮属性。

英国牛津大学著名国际法学教授艾伦特，发表论文《日清战争中的国际法》，谴责日本是“披着文明外衣有着野蛮筋骨的怪兽，旅顺虐杀行径暴露了日本人野蛮本性的真面目。如此自誉‘文明国’的日本人，仍需要一个世纪以上的文明进化”。历史终究是历史，事件的经过无法遮掩清兵对日本兵虐杀的事实，也不能隐灭日本兵肆意屠杀清国人的罪行。作为近代史的一部分，旅顺虐杀事件是清日两国各自固有的野蛮文化所酿成的历史悲剧。

3.4 北洋水师降服始末

1894年 1月，陆军第二军司令官大山严在出兵威海卫前，与联合舰队伊东司令官商议，联名给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写一封劝降信。大山认为伊东司令官和丁汝昌有多年友情，对丁汝昌的性情比较了解，期待劝降能动摇丁提督抵抗的决心。劝降信由第二军司令部随军法学科顾问文学士有贺长雄，按照大山司令官提出的要点用英文起草，劝降信写好后却不知如何送交给丁汝昌。22日，恰巧英国远东海军舰队旗舰和三艘战舰出现在荣城湾。英舰司令官斐利曼特中将请求在湾内停泊三日，观察日军登陆作战，请求得到伊东司令官的许可。23日，大山司令官抵达荣城湾，伊东和大山商议，劝降信可以委托英国斐利曼特司令官，转交给丁汝昌提督。

劝降信《致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信函原文用英文书写，后译成日文上报大本营备案，现馆藏国立公文书馆，全文如下：

仅呈一书致丁汝昌提督阁下。

时局变迁，吾等不幸成为敌国，然今日之战乃国与国之战，非吾等个人间之反目，吾与阁下之情谊依然如昔日之良友。今此一书非催促阁下归降，吾深知阁下之苦衷及败局之深刻。从国家与个人利益衡量，取中庸之道从长计议乃为上策，故诚以言表。

凡天下大事，当事者迷，旁观者清也，吾等焉能沉默不与友言乎？熟虑之下渎告阁下深思。开战以来，贵国陆海军连战连败，其原因乃平心静气、审时度势为难事，凭阁下之英明，定知其中之奥理。贵国败至今日，非君臣一两人之罪过，实为从来墨守成规之制度所累。有史以来，贵国奉行学而优则仕之吏治，千年历史证明此制度并非完美。贵国如此一来孤立独往于世界，自然会永远失去完美之物。今日变化中之大千世界，夜郎自大、孤陋寡闻之国，焉能不败乎？

如同阁下所知那样，三十年前日本帝国亦曾历经辛酸的过去，国家几乎到了洋夷入侵的危难边缘。此后帝国废弃旧制推行维新治国之方略，辟得国家图强之路。今贵国若也能图维新、思改革，乃将国家之幸，否则早晚不能逃脱灭亡之命运。此理数必致气数，这一奥理在本次战争中得以窥见，否定其理必至其厄运也。臣子虚伪之卑谦，乃为博得主子欢心所致，久而久之壮志便会颓而废之，当国家委以重任之时，即不堪大任亦无所作为。贵国拥有广大之疆域和最古的文化，如果旧帝国能改革一新，其基础则会永远稳固于不败之地。论理不易，其事在理，时间可明鉴矣。

阁下若全军降服，舰船献与，这与主子荒废国家社稷比较而言，实乃区区之小节。请阁下倾听真诚友人肺腑之言，吾以屹立世界的日本武士之名誉向阁下发誓，阁下或暂时云游吾国，待它日贵国振兴之时，必有大展宏图之机会。有史以来，弃小节而忍辱负重，成大事者比比皆是。如法国元帅麦克马洪，曾是阿尔及利亚总督，后降于法国，法国人无羞辱与他，他的政绩和名望使他成为法国第二任总统。又如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帕夏，在普雷乌纳战役中一败涂地，降服后成了敌军俘虏。忍辱负重的他归国后并无影响仕途，后荣耀陆军大臣，立下改革军政建立伟业的功劳。阁下如若归顺吾国，天皇陛下定会大度赋予阁下与吾等相同之待遇。天皇陛下曾经对举反叛旗帜归顺的藩阀，如榎本海军中将、大鸟枢密顾问官等，不但予以容赦而且赋予显赫要职，发挥他们之才干为国效劳。如今摆在阁下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乃固守旧规，冒大厄为己任玉碎使然；一条积蓄余力，从长计议，请阁下务必深思熟虑谨慎择之。

贵国武将之书翰，大多以豪言壮语运酬，表面忠勇无敌，实则弱不可击。吾等相信阁下之贤明，必然有别于他人之上。今日致书阁下，实发自内心之真诚友情，绝非轻率之举，阁下若能理解书中之意，愿意采纳鄙见，实行方法容吾等再向阁下具陈。

明治二十八年一月二十日　伯爵 大山严顿首　伊东祐亨顿首

1月25日，丁汝昌收到劝降信，未给日方任何答复，把劝降信传寄给李鸿章，表示绝不降敌，率领舰队誓死抗战到底。然而，回味劝降信内容寓意深博，字里行间对敌国并无贬毁谩骂之词，却一针见血道出清国制度之弊端和振兴之路，细细品来令丁汝昌感慨有加。

威海卫防卫战，丁汝昌按照李鸿章避敌保船之命，躲在港湾内拒不出港，各舰的舰炮奋力支援陆军与敌作战。2月5日，定远舰命中敌鱼雷严重进水，丁汝昌命定远驶入刘公岛南端搁浅，旗舰帅旗移至镇远舰。7日，敌军猛烈攻击沿岸各炮台，日岛炮台被摧毁军心大乱，北洋鱼雷艇队独自从东口突围逃走，港湾防御对敌舰完全失去威胁。清军内部从上官到士兵相继出现降敌骚动，以致公开向丁汝昌提出降敌请呈。清军雇用的外国军官也向提督进言，劝其降服日军，安抚人心。丁汝昌坚持向诸将官表示，援军即将到来，吾等决不降敌。9日，靖远号被弹沉没，舰队和刘公岛面临纵深打击，陆军鼓噪哗变要求降敌求生。面对数千军兵的性命，此时的丁汝昌为手握他们的生死大权而悲感交集，他终于被逼至降伏的选择之中。

2月12日上午10时 20分，清国水师广丙号舰长程璧光，以军使身份乘镇北号炮舰，悬挂白旗前往停泊在威海卫?

面阴山口海面的日军旗舰松岛号，向伊东司令官递交了丁汝昌书写的请降书。请降书原文如下（括号内系本书注释）：

革职留任北洋海军提督军门统领丁为咨会事：

照得本军门前接佐世保提督（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访问日本时，伊东司令长官时任佐世保镇守府司令长官，信中使用伊东旧职）来函（劝降信），只因两国交争未便具复。本军门始意决战至船没人尽而后已，今因欲保全众生灵，愿停战，将在岛内现有之船舰及刘公岛并炮台、军械献与贵国。只求勿伤害水陆之中西官员、兵勇、民人等命，并许其出岛归乡，是所切望。如彼此允许可行，则请英国水师提督作证，为此具文。 咨会　贵军门请烦　查照即日见复，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伊东海军提督军门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

伊东司令长官与丁汝昌早年有过交往，颇知丁之性情，判断此请降书不会是诈降，决定同意清国降服将校及其他官员、雇用外国人、兵卒在履行不再与日军作战的誓约后予以解放。伊东立即派通信兵将请降书和本人意见转送山东作战军大山司令官。大山司令官接到书信，对丁汝昌要求解放陆海军人及希望请英国水师提督做保证人的提议表示拒绝，遂派军副参谋长、炮兵中佐伊地知幸介和法学科顾问文学士有贺长雄前往松岛旗舰协商。下午1时，一行从虎山出发，因道路受阻，直到下午4时才到达陆海军联络点皂阜村附近的松岛舰上。可是转达陆军大山司令官意见的时机已经太迟，海军伊东司令官已经根据当时情况作出了自己的决定。

伊东司令官在接到请降书之后，向威海卫黑濑炮兵部长下达停止对清舰炮击的命令，伊东认为继续炮击清舰会动摇丁汝昌降服的信心，导致清军加速破坏现有兵器和军舰，对我军取得港口不利。伊东考虑请降书中，除了丁汝昌请求英国舰队司令官做保证人的条件外，其余条件都可以允诺。下午2时27分，伊东司令长官用英文给丁汝昌写了回函，让程璧光转交丁提督。临行前伊东闻说丁汝昌病卧寝榻，托赠柿饼、香槟酒、葡萄酒等慰问物品。

伊东司令长官回函：“贵书拜读仰越，降服条件委细谅承仕候，小官拟于明日此时接收贵下所有舰船炮台及其他一切军用物品。移交完毕后，小官派一舰船将阁下所定人员护送至双方指定的地方。然小官仍有所见存念，如前函（伊东与大山司令官联名的劝降信）之陈述，为了阁下一身的安全，在战争结束前贵下可来我国，日本保证给予充分的厚遇，待战争终结阁下再大展宏图。如果贵下希望回归乡里，小官亦满足贵下的愿望。至于英国舰队司令官做保证人的条件，小官认为没有必要，小官以军人名誉和信用承诺受降的保证。搁笔之际，望贵下于明朝10时确答我方。　明治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海军中将 伊东祐亨”

2月12日，镇远舰上的丁汝昌，盼李鸿章之援军不至终于绝望，命令炸毁镇远号，欲与战舰同归于尽，舰上官兵和外籍军官均反对做无谓牺牲。丁汝昌感到窒息般压抑，却又无法挽救败局。堂堂大清帝国北洋水师毁于自己手中，一个被革职留用的败将还有何颜面留存于世。悲凄之中丁汝昌退回仓内，唤来威海卫水陆营务处提调牛昶昞，命其将提督印毁坏，自己草草给李鸿章留下一纸电文：“吾虽决意与舰同归于尽，然人心溃乱，大势已去矣。”随即饮毒身亡。丁汝昌死后，牛昶昞持提督印和丁提督给伊东留下的回函，代表清军与伊东联合舰队司令官谈判降服事宜。

13日上午9时，北洋水师程璧光乘炮舰镇中号，带来丁汝昌的回函，面交伊东司令长官。函曰：“伊东军门大人阁下，倾接复函，深为承诺生灵免遭涂炭感激，承赐礼物，际兹两国有争不敢私受，谨以璧还并道谢忱。来函约于明日交军械、炮台、船舰，为时过促，因兵勇卸缴军装，收拾行李，稍需时候，恐有不及，请展限于华历正月二十二日起，由阁下进港分日交收刘公岛炮台军械，并现在所余船舰，决不食言。耑此具复。肃请台安。诸希乘察。不宣　丁汝昌顿首　正月十八日　外，缴呈惠礼三件。”

伊东司令官见程璧光身着丧服询之，程悲痛叹道：“昨日丁提督书完此函，又给李中堂留下一封电文后，将遗留后事托与雇用英国人马库鲁副提督 （ Mclure John，苏格兰人，原在英国商船奉职，受聘出任清国北洋水师副提督）。丁提督感泣阁下之好意，已经没有余恨遗念，面向北京方向叩拜，昂首饮毒自尽了。其部下定远舰长刘步蟾、刘公岛陆兵指挥官张文宣亦随后自杀。”伊东闻之感叹惜至，让程璧光回去转达日方要求，在清国人中选任谈判代表，继续谈判降服事宜，并且书下一封英文回函交予程璧光带回。

伊东司令长官回函：“余兹清历正月十八日接丁提督书函，从军使程璧光口中知悉昨夜丁提督去世，余深感悲叹之至。来函承知军舰炮台及其他军械受领之事，附加延期至清历正月二十二日之条件，本官在清方保证以下条件前提下给予承诺。条件是能代表清国陆海官兵的责任者，在公历2月13日下午6时来我松岛舰，就军舰、炮台及其他军械交付事宜，并实施护送清国士官及外国人员离开威海卫事宜的详细步骤进行谈判。丁提督给本官最后的信函中约定，交付时刻及其他细目当于明日与本官协议。然，丁提督现已去世，立即委任可以代表丁提督遂行协议的官员甚要。为此目的，来我旗舰的官员必须是清国官员，外国官员固辞，本官用名誉保证接待此官员。 公历千八百九十五年二月十三日　明治二十八年二月十三日 于松岛 伊东祐亨”。

程璧光返回锚地后，伊东司令官为丁汝昌提督独自承担降服之责，保护舰队兵勇生命而死感慨备至。上午11时伊东集合全舰官兵，通告了清舰最高司令长官丁汝昌的死讯，命令全舰停止奏乐表示吊意。

13日下午 6 时，刘公岛道台牛昶昞作为威海卫清国陆海军代表来到松岛舰，伊东司令官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降服手续书，根据其中的要旨开始谈判。同席官有联合舰队参谋长出羽大佐、参谋岛村少佐、军副参谋长伊地知幸介、法律顾问士有贺长雄、炮兵大尉石井忠利，会谈至10时结束。谈判中，牛昶昞要求允许归乡的清国陆海军人，可以自由通过日军占领区，该请求立即遭到军副参谋长伊地的拒绝。降服兵被要求14日下午5时在竹岛村上陆，翌日由日军护送出日军占领地后解散。由于伊东司令官曾书函承诺丁提督，缴械交付可以延至16日上午9 时，故16日最后离开刘公岛的降服兵上陆地点定于养马岛附近。对此议案牛昶昞坚持上陆地点为芝罘，双方没有达成协议，决定此件移至翌日下午2时再议。翌日午后谈判再开，牛昶昞提出原定陆路护送解散的清国兵勇非常恐慌发生骚乱，希望增加海路护送，此议被伊东司令官拒绝。对于昨日未达成协议的上陆地点一案，出自伊东司令长官的厚意，决定免于缴获军舰康济号，用以搭载丁汝昌等人的灵柩前往芝罘。但是康济号免缴的条件是必须解除武装（其实该舰并非正规军舰，兵器装备只有步枪10支，古水雷3枚）。降服清国官兵，搭乘康济号的一切权利，交付牛昶昞全权处理。

15日暴风雨，联合舰队诸舰多数开进荣城湾避难，阴山口只留下松岛旗舰、浪速、高千穗、水雷艇两艘，继续监视刘公岛出口，临检从刘公岛西口出港，前往芝罘逃难的当地百姓船只。16日上午，清国军使再度来到松岛舰，递交了清国海陆军士官宣誓书、兵员表。雇用外国人的宣誓书中记载，为清国作战之署名者，宣誓释放后绝不再战。降服清国陆军将校40名、下士以下2,000名（护军正营、副营、前营、后营），海军将校183名、学生30名、下士卒2,871名，海军雇用外国人10名。道台牛昶昞诉说，前日暴风雨的原因，刘公岛上陆兵员甚为混杂，为了保证秩序不出枝节，希望我舰队17日入港。伊东司令官决定，筑紫、赤城二舰和数艘水雷艇先行进入刘公岛港内担任警备，其余诸舰17日入港。下午3时二舰从刘公岛东口进入，水雷艇前往西口拆除航道内防材，确保翌日大船无事通过。

17日，伊东司令长官和清国威海卫道台牛昶昞在《降服规约书》上最终签字调印，此后联合舰队浩浩荡荡进入刘公岛港湾。日清双方签署的《降服规约书》共计十一条。

第一条　依照本规约，清方须提出希望获得安全护送的清国及外国士官的名簿。名簿需注明人数、官职、位阶、姓名，雇用外国人须注明其国籍。

第二条　中西水陆文武官员，保证不再参与现在日本和清国间的战争，以书面形式宣誓。

第三条　在刘公岛上的陆兵武器弹药存放于一定的地点，其地点通知日军。刘公岛兵员于2月14日下午5时始，至同月15日正午止，在竹岛上陆。同日正午开始，日本护卫兵护送登岸缴械的清兵，通过威海卫日军占领区后解散。

第四条　威海卫清方责任者，代表清国舰队士官，提出数名交付各军舰及炮台的委员，此等委员于2月15日正午以前移交其所担任的舰船、炮台内炮械、枪支弹药以及兵器目录。

第五条　允许清国海陆军士官、兵员及外国人，依照第十条规定，搭乘康济号舰退出威海卫海域。

第六条　退出威海卫的清国海陆军士官及外国人，允许携带只限私有动产的物品（武器除外），且日军认为必要时可以实行临检。

第七条　劝告刘公岛本地居民不必畏惧，继续居住安分营生。

第八条　2月16日上午9时，日军开始登陆刘公岛，着手接收炮台、军用品及收容各军舰。但是在本谈判终了后，伊东司令长官认为有必要时，有权派遣数艘军舰先行进入刘公岛港内。清国海军士官支那人及外国人，2月16日上午9时仍可留居船内。2月15日正午，当清军陆兵摆渡上陆完毕后，经陆路归乡的清兵，按照日军规定的路线，在日方卫兵护送下离开日军占领区。

第九条　欲离开威海卫的老幼妇女及其他非战斗人员，2月15日早晨开始在东西口，可以乘支那民船离开。届时日本海军派遣水雷艇或小汽船实施临检，检查范围仅限人员及行李。

第十条　伊东司令长官为尽本国之义务，慰藉丁提督亡灵，免缴汽船“康济号”，搭载丁提督等官之灵柩返乡。康济号的使用权由威海卫清国海陆军代表牛道台自由处分。丁提督等官之灵柩，须于2月16日正午至2月23日为止的期间，搭载康济号送出港外。康济号兵船上的武器装备保证全部卸装，2月15日午前日本海军士官登船验查。

第十一条　本规约既定，战争即属已毕。在威海卫的清国海陆军若向日本海陆军抵抗，此规约将全部无效，日本陆海军立即重新开始战斗。

2月14日正午，军参谋副长伊地知返回大山司令部复命，有贺学士16日返回，石井大尉17日返回，报告清军降服始末。大山司令官依照日清双方签订的《降服规约书》下达命令。第二师团步兵两个中队前往北竹岛村警备。第二、第六师团各派遣两个步兵中队，负责15日上陆的降服兵受降。两师团各派遣一个步兵大队，担任护送降服兵通过占领区的任务。

2月15日，上述各部队到达指定位置。16日，刘公岛清兵上陆开始，可是从刘公岛开来的渡船突然改变航向，朝北岸水雷营栈桥方向驶去，并未按照原定位置在北竹岛村停靠。原来军参谋步兵中佐神尾光臣，上午10时乘坐搭载降服兵的炮舰，引导清军登岸受降。途中知道在北竹岛村登陆多有不便，故临时改变预定航线驶向北山嘴水雷营栈桥上陆。降服兵陆续经栈桥上陆，至日落时分，约有3,800名清国的陆兵、水兵及非战斗人员登陆。神尾中佐是最后的上陆者，圆满完成了刘公岛陆兵的登陆任务。登陆期间，北竹岛村警备诸队，陆续赶到北山嘴水雷营栈桥上陆地点执行警备任务。上陆的清兵立即由各路护送队按照预定路线护送，一直持续到17日凌晨3时结束。清军护卫前营、后营、水兵2,025名，在初村前哨线外释放。972名护军正营、副营，在道头村、小北山村、草庙集释放。

按照清日双方签订的《降服规约书》，17日联合舰队开进威海卫港。日方接收了刘公岛诸炮台、水雷营、官衙、诸仓库、舰船等清军资产，并且派工兵炸毁威海卫诸炮台军事设施，称雄亚洲的清国北洋水师覆灭。威海卫作战结果，清国舰队沉没舰船，定远、来远、威远、靖远、宝筏、附属2号鱼雷艇、二樯帆船7艘。降服主战舰，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北、镇中、镇南、镇东、镇西、镇边等10艘；从港湾西口突出逃走的9艘鱼雷艇，除左队1号成功逃走外，其余包括福龙号在内的8艘鱼雷艇均触礁被俘。教练船康济号被日军解除武装后交还清军，用于遣散降服清兵返回芝罘。

2月17日，清日双方战舰和港口交接完毕。傍晚，刘公岛所剩一千余名海军将校士卒等，在道台牛昶昞带领下登上康济号。蒙蒙细雨中，一声凄厉长鸣的汽笛，划破刘公岛尚存硝烟的长空。刘公岛港内日本联合舰队各舰降半旗，鸣放吊炮致礼，丁汝昌等人的灵柩在丁汝昌之子的守护下登船。康济号拉起沉重的锚链，缓缓离开曾经留下无数记忆的刘公岛驶向芝罘。

日本联合舰队伊东司令长官，背负其他长官批评他“对敌过于仁慈”的指责，采取了对敌国降军施以大义之怀的做法，受到日本国内和海外舆论的感佩，西方列强称赞日本人的文明之举，在近代战争史上留下美谈佳话。

威海卫之战，日本舰队三艘鱼雷艇损伤沉没、主战舰无沉没记录。战舰乘员战死23人、负伤26人，舰队陆战队员死2人、事故死2人、病死1人。1名自杀死者崎辰次郎，2月4日在威海卫港湾内偷袭清舰实施鱼雷攻击时，因鱼雷发射管冻结不能及时发射，错失良机而自责，于后日剖腹自杀。

大本营利用辽东半岛封冻季节发动山东作战方略，歼灭清国北洋水师夺取威海卫要塞，折断了清国旅顺、威海卫两只守卫渤海湾门户的锐利犄角，达到了保障直隶决战使用渤海湾通路的战略目的。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向大本营请求，第二军作战目的达成后，期望早期返回辽东半岛，大本营须及时调拨运兵船只回送部队。大本营考虑，输送大部队回归辽东半岛，可能会影响直隶平原大决战的时期。目前山东作战已经吸引了清国大批军力，威海卫作战结束后，如果状况可能的话，第二军从山东内地在陆上向直隶平原合围。1月31日，大本营根据威海卫实际作战进度状况，考虑实施合围作战，后勤支援上会出现很大困难，同意大山司令官的早期见解。2月4日，大本营发出威海卫作战目的达成后，迅速从海上撤回辽东半岛的训令。2月12日，北洋水师的降服大势已定，前进中的清军增援部队也放慢了进军速度。2月17日，清日两军完成全部受降交接，大山司令官命令部队，以不与清国援军接战为度从威海卫撤军。2月22日至3月1日，诸部队返回旅顺口，按预定计划完成撤军。

清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丁汝昌在战争中的表现引起诸多非议，许多细节成为历史悬案。战后日本史学家分析，丁汝昌是农民出身的陆战将领，本无海上作战经验，却被任命为北洋水师最高长官，指挥亚洲最大舰队作战，在世界海战史上实属罕见。李鸿章与丁汝昌乃同乡，丁靠裙带关系被重用在朝廷早有异议。李鸿章对性情温和的丁汝昌斥责不加顾忌，作战指挥亦横加干涉，导致丁汝昌在决策上缩手缩脚，难以实现其外海作战之主见。作为清国舰队的最高长官，实质上已经丧失了独立指挥作战的权力。丁汝昌上下关系人缘极好，当黄海败战受朝廷责难时，便有上下级官员挺身为之辩护喊冤。12月 26日，英国《泰晤士报》报道：“丁汝昌提督因作战不利被清廷革职处罚，清国舰队任职的外国军官联合公开声明，对丁汝昌的定罪和处罚不当，如若实施处罚，我等立即辞职。清廷闻知此况，立即发布敕令继续留用丁汝昌指挥北洋舰队。”

丁汝昌最终选择了死，或许那是最明智的选择。他一人的死，换来了数千人生存的希望。百年来历史对丁汝昌的评价各有褒贬，论作战能力丁汝昌非称职的舰队最高长官。但工作兢兢业业、品性温良，对上忠于朝廷，对部下及受雇外国军官以礼相待，受到将士的拥戴和尊敬，符合一个忠良军人的形象。丁汝昌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代表人物，充其量只是一个爱大清国的爱国者，这是历史无法选择的政治立场。历史沉重的一页翻了过去，无论降将或爱国者之说多么是非矛盾，丁汝昌毕竟用死的代价换来了数千人的生命，这些生命又衍生了今日新生命的价值。人性的逻辑，让历史再现丁汝昌受人仰慕的一面。

3.6 李鸿章马关行

清日和谈

1894年11月，朝廷开始试探和谈的可能性，请求英、法、徳、俄国公使出面调停。11月 5日，美国表示愿意调解两国间战争纠纷。11月 21日，旅顺口要塞陷落，在美国公使田贝（Charles Harvey Denby）的斡旋下，日本政府同意双方在日本举行会谈。事实上这仅是日本在欧美列强面前作出的表面姿态，日本需要更多的谈判筹码。政府、军队、民众在连战连胜的狂热情绪驱使下，一致主张扩大当前的战果。

1895年 1月 31日，清国皇帝光绪派遣的议和大臣抵达下关。日本政府代表借口授权委任状不符规格，拒绝了清国谈判代表的谈判资格。要求清国派遣恭亲王或李鸿章那样有名望、有签署重大决议权的人作全权代表。日本蓄意拖延和谈时期，就是为了抓紧时间扩大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军事战果。山县大将向大本营提议，待沿岸解冰期到来，即发动对北京的军事攻略。海军参谋长山本权兵卫主张，大本营不能坐等列强的干涉。伊藤首相反对山县过于急进的意见，倾向山本的思虑，最后采取了两种意见的折中方案。先取山东威海卫歼灭清国北洋舰队，之后以旅顺要塞为基地实施直隶作战计划。但是伊藤首相同意直隶作战的先决条件是，必须先实施日清两国间和平谈判程序后再做决定。

2月12日北洋舰队覆没，清国派遣日本的媾和使无功而返。光绪帝召集军机大臣紧急议事：“战事至此危机，伤及宗庙社稷，如今战和彷徨，诸爱卿有何见地……”话未毕便长息悲叹、声泪哽咽。主战派翁同龢不知所措，李鸿藻则劝皇上罢免李鸿章纠其责任。幕后的西太后慈禧亦哀状涕零，此时无论众臣怎样挤兑李鸿章，她相信也只有他才能帮助大清国渡过危机。2月16日，日本政府通过美国驻日本公使，向清国开示了和谈条件：（1）赔偿战争军费；（2）承认朝鲜独立；（3）割让土地；（4）重新缔结两国未来交际的相关条约。如果不具备以上和谈诚意，或派遣不具备谈判全权身份的使节都将毫无意义。

军机大臣堂议的结果，决定派遣李鸿章交涉和平。2月22日，李鸿章被召入京参加朝会，议论的中心是日本要求割让领土的问题。李鸿章坚决反对割地说，翁同龢主张倘若清国可以回避割地，即便巨额战费赔偿，清国也可以忍辱负重。大臣孙毓文、徐用仪认为当前形势急迫，若回避日本割地条件，和平交涉将无法继续。朝堂上亦有主张效仿早年俄国皇帝迁都，最后打败拿破仑的古典。迁都案遭到激烈反对，被斥责为放弃国家宗庙社稷的逃跑主义。最终只剩下割让领土一案，李鸿章坚持不可割地，若议割地，立即归国。同时奏请皇上此行和谈让翁同龢一同前往，翁同龢坚称本人非洋务派，固辞赴日参与和谈。下朝后李鸿章连日奔走英、法、德、俄国公使馆，请求各国列强进行外交幹旋，但游说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德国公使忠告：“如果清国不打算迁都的话，势必面临割地的灾难。”英国公使遗憾地表示“清国不付出巨大牺牲，就无法抵御日本对北京的占领”。国家危难中的李鸿章，注意到欧美列强渔翁得利的新动向。3月2日，李鸿章上奏皇帝：“倭人窥我领土由来已久，如今乘连胜之势迫大清割地，看来若不应和日本之要求，恐怕局面将更加严峻。今日之屈辱乃为将来之伸张，若奋发图强，中兴大清非难事也。”翌日军机处给李鸿章下达了赴日和谈全权的承认谕旨。

2月19日，陆奥外相收到美国驻清国公使的电报，清国政府拟任命内阁大学士李鸿章为和谈全权使，要求通告和谈地点。日本外务省立即回电，忠告为防止前次不符规格的全权委任状重蹈覆辙，最好先将全权委任状内容电告日本。清国依照日本要求先发去汉文本委任状。日方提出部分内容不明确，要求附加英文本。由于英文本与汉文本的文意有诸多不合之处，日方要求以英文本作为会谈基准，双方对汉文和英文本的内容又做了若干修改。3月4日，日本政府正式接受清国政府的和谈请求，会谈地点定为日本马关。清国政府通过美国公使向日本转达，按照国际公法惯例，全权委员有权使用密码电报与本国通讯，希望日本政府许可。密码通讯的要求很快得到日本政府的批准。

李鸿章出发前向朝廷提议，为减轻和回避败战国在媾和中的不利地位，以及日本漫天要价，清国需要联合美、英、法、德、俄、意等列强干涉和谈，对日本施加压力。此举虽然系引狼入室之举，但面对清国当前的最大利益，已经没有其他可以选择的良策。

3月14日，李鸿章这位身系国家命运的73岁老人，带着皇帝“承认朝鲜独立、割让领土、赔偿军费”的授权，踏上赴日和谈的苦涩旅途。李鸿章的随行官员33人、仆从90人，乘中立国德国的商船“公义号”、“礼裕号”从天津大沽港出发，19日到达日本福冈县北部的小城门司港。两国代表在山口县赤间关市（1902年改称下关市）的旅馆“春帆楼”举行会谈，从3月20日开始至4月17日结束，前后经过七轮会谈，最终签订了日清媾和条约，清称《马关条约》，日称《下关条约》。

清日两国第一轮和谈于3月20日下午4时15分在春帆楼举行。李鸿章一行下午3时入会场楼下小憩，在超过约定时间5分钟后进会议室。李鸿章精神抖擞，伊藤博文全权大臣和李鸿章全权使握手致礼，请各位来宾入座。两国参与和谈交涉的官爵氏名如下：

日本：全权弁理大臣伯爵伊藤博文、全权弁理大臣子爵陆奥宗光、内阁书记官长伊藤巳代治、外务书记官井上胜之助、外务大臣秘书官中田敬义、外务省翻译官陆奥广吉、外务省翻译官楢原陈政。

清国：头等全权大臣一等肃毅伯李鸿章、参议官李经芳（李鸿章养子）、参赞官罗丰禄、参赞官伍廷芳、参赞官马建忠、参赞官卢永铭、参赞官罗庚龄为翻译官。

伊藤博文和李鸿章之间做了寒暄性的谈话，语言使用英语，日本方面翻译为外务书记官井上胜之助，清国方面翻译官为参赞官罗丰禄。

伊藤：“阁下数日海上颠簸，饮食起居可好否？”

李鸿章：“幸运自己仍老健，回想和阁下天津会晤以来已经十年有余。在这期间阁下不辞劳苦为国建功立业，而我等尚未为国尽力徒然老矣，想来余深感惭愧。”

伊藤：“阁下之赞语，实在过誉了。”

李：“几日的航海好在天气舒适，仅一日遭遇风暴，使我船停泊荣城湾24小时，不然会提前一日到达日本。”

伊藤：“阁下从哪里乘船的？是天津港吗？”

李：“是的，在天津埠头乘船，刚刚到达就听说阁下为我等做了细致周到的安排，对此深表谢意。”

伊藤：“当初也选择了其他地点，但是考虑双方会合之便利，故确定了这个偏僻所在，如有不便的地方请多多包涵。”

李：“阁下选择如此山清水秀的好地方，溢于言表。”

伊藤：“他事请稍许再慢慢叙谈，我希望双方先查照彼此的全权委任状。”

李鸿章解开一个黄绢包裹的小包，从画有龙腾图案的圆筒中取出英文版大清国委任状递给伊藤首相。伊藤也恭敬地从一锦袋内取出英文版大日本国委任状递给李鸿章。伊藤把清国委任状递给陆奥子爵传阅，李鸿章将日本委任状递给李经芳传阅。

清国委任状：“大清国大皇帝敕谕，现欲与大日本国重敦睦谊，特授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一等肃毅伯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所派全权大臣会同商议便宜行事，定立合约条款，予与署名画押之全权，该大臣公忠体国夙著勋劳，定能详慎将事，缔结邦交，不负朕之委任。所定之条款朕亲加查阅，果为妥善便行批准。特敕。”

日本国委任状：“保全天祐践万世一系之帝祚大日本帝国皇帝，此书昭示万民。朕为恢复与大清国之和平，维护永久之友谊，兹授与内阁总理大臣从二位勋一等伯爵伊藤博文、外务大臣从二位勋一等子爵陆奥宗光特命全权弁理大臣，授以记名签字之全权。该大臣奉公诚信、敏捷、谨慎，定能与清国特派全权大臣，共议缔结两国媾和条约，所议定之各条项，朕亲阅认定其妥善后批准生效。”

委任状交换后，李鸿章请求宣读一文书，伊藤首肯。清国代表罗丰禄朗读英文书状：“清国皇帝陛下特命全权大臣提议，本和平谈判伊始，两国应首先承诺休战日，在规定的时间内立即停止水陆交战。此番本大臣授与商议签署回复永久和平之全权，有达成此目标之诚意。在有效之和谈前，首先立约休战是极其必要的。”

伊藤：“阁下的备忘录容明日答复，阁下查阅过余等的委任状认为可以吗？”

李：“格式非常正规，没有遗憾之处。”

伊藤：“如无疑议，请阁下接受余等的委任状，余等也接受阁下的委任状。”

李：“可以，阁下对余的委任状满意吗？”

伊藤：“当然（微笑），只是余的委任状有我天皇御亲署名，而阁下的委任状只有国玺印，没有贵国皇帝陛下的亲署。”

李：“按押国玺印乃我大清国之惯例，与他国亲署有相同效力。我国向他国派遣使臣，委任状一律用国玺而非亲署，此乃恒例。如若他日像贵国一样进步了，说不定皇上也会亲自署名。然，余想这种变更还需几多岁月。”

伊藤：“余并无以此为难阁下之意，说来清国何故不认同他国的例规呢？”

李：“在我国的礼仪中，臣下对君主是不能有违礼仪的。”

伊藤：“清国皇帝陛下乃聪明之君，此种礼仪一定会改变的。贵国前回的使节空手而归，着实令余等深感遗憾。然而当时贵国所交付的委任状不但不完整，反让余等认为贵国没有真实求和之诚意。因此今回阁下履行使命前，余等为贵政府实现求和之愿望尽到了最大努力。阁下是贵国政府德高望重的人物，定会洞察到这些事实。余等首先希望确认，贵国是真诚为求和而来的吗？”

李：“我国政府对于求和充满诚意，如果没有诚意，余也不会被任命全权使臣远道而来，请阁下谅察。余是阁下的旧知，于公于私都应该开诚谈话，切望阁下有相同感怀。”

伊藤：“余深感责任之重大，虽明了阁下谈判之诚意，只是还期望阁下凭借素来的经验和肚量，做出妥局的气度。”

李：“在欧洲人眼里，清国和日本是亚洲中两个卓越的大国。我等系相同人种（黄色人种），有类似的文学，社会的相似之处也很多。作为敌人我等更应该是兄弟，从对立关系转向相互重视的立场。两国之间为一些不同认识争斗不休，对友好关系是不益的。阁下比任何人都深知我等东洋人在西洋人眼里的位置，西洋人坐山观虎，现在正是黄色人种应该提防白色人种的时期，余庆幸今回的战争消除了我等间结成联盟的障碍。”

伊藤：“余在天津时，曾为贵国提出许多改革的进言，可是多年来完全没有任何变化，余感到非常遗憾。”

李：“的确，日本正在发生着惊异的变化，阁下的指导对我国的进步和发展有深刻的意义，余与阁下一样未能诱导我的国家，令老朽深感惭愧之至。余相信我朝今后也会改革，然，我国地广人多，有二十一省大行政区，改革比日本要花费更长的年月。余意中的改革愿望并未破灭，余曾经在阁下面前预言过未来的改革，阁下还记得吗？余认为今回的战争得到两个好的结果，第一是欧洲的陆海军作战方式，被黄色人种成功应用得到了验证。第二是永眠的中华开始觉醒，日本给予清国的刺激，相信对我国将来的进步会发生最有益的影响。我国人民对贵国抱怨之声甚多，然，与抱怨之感怀相比，余个人也许应该感谢贵国唤醒了中华国人。如前所述，清日两国乃东洋之大国，科学的知识日本与欧洲均势，清国又有莫大的天然资源，所以两国联合起来对抗欧洲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伊藤：“余相信天为全人种而公平，如果清国从内心希望改良政治，阁下的愿望最终实现是不容置疑的。

李：“余念愿踏遍贵国，寻找我国进步之源，然，余已高龄古稀，纵然学习阁下伟业之经验，欲憾余年不多矣。

伊藤：“我国的进步乃我皇陛下威德的结果，绝非余等之力所及。

李：“贵国皇帝陛下聪明睿智，御身心全倾于国事令人敬仰，然，若没有辅佐陛下的贤相，没有陛下对阁下的信任，总理一国亦难当大任。余毫不怀疑明君贤相国运昌隆之理。

伊藤：“（话题转移）阁下希望继续留在船上吗？

李：“否，余闻听贵方已经郑重准备了下榻之所，希望尽快上陆入宿，不辜友人之厚谊。

第69节：北洋水师降服始末(9)

伊藤：“阁下准备何日上陆？

李：“余明日上午10时上陆。”

伊藤：“下一次会谈何日进行？”

李：“全凭贵方便利，余何日皆无异议。”

伊藤：“明日下午2时会合如何？”

李：“上午10时上陆，下午2时30分可以参会。余有幸与阁下旧知再会，希望阁下没有隔阂，充分开示其所备。今回余老体肩负重任，望阁下不弃多年之旧谊，体察余之苦衷完成使命。”

伊藤：“完全理解阁下之贵意（微笑）。中堂老健却有上等丰肉，余相信阁下有充足的精力重责大任。”

李（回笑）：“阁下之体较余虽小却精气满身，其力量胜余数倍，运营国家政治，建功立业足矣。余虽念愿为国尽微薄之力但余龄无多，想来也是遗憾之事。敢问阁下贵庚几何？”

伊藤：“余的年龄55岁，比阁下幼18年。”

李：“即便精力尚在，但余知天寿，今后无从所知。”

伊藤：“相信阁下健康长久，继续为国堪当重任。”

李：“感谢厚意，阁下与陆奥子爵同宿一处吗？”

伊藤：“不，宿处分别。”

李：“贵国皇帝陛下现在广岛吗？”

伊藤：“去年9月13日来到广岛，亲裁陆海军和内外一切政务。”

李：“经常听到贵国皇帝陛下亲操国事的逸闻，阁下近来也非常繁忙吧？”

伊藤：“是的，非常繁忙，余经常往复于东京、广岛之间，不得不主理内外一切政务。”

李：“余已到达贵国，今日会谈之要旨希望和本国政府通电，可以否？”

伊藤：“当然，阁下之要求特别许诺，只是前回张邵二氏来日时没有允许。”

李：“多谢厚意，张邵二氏招致不完美之态，余亦感羞愧，乃因彼二人疏于外国事务之故。”

伊藤：“长久以来，张氏担任美国公使，怎能疏于外国事务。”

李经芳（插话）：“张氏只是一般的公使，没有担任今回和谈的经验。”

伊藤（转眼望见伍廷芳）：“张邵二氏的失败，恐是此人的过失吧？”

听罢，伍廷芳顿生怒颜，李鸿章大声笑起，李经芳立即解围。

李经芳：“伍氏仅仅是授命陪同张邵二氏，委任事项并不知情。”

伊藤：“无论是否知情，既然陪同，那伍氏也就免不了责任。”

李：“当时阁下并未主张专门人选，所以余之老体就未前来。”

伊藤（微笑）：“在外交上专门之事相互重叠并非仅仅清国才有，常因当时情况复杂才出现此种倾向。外交上不遵循各国的规例，就会出现尴尬的窘境。”

李：“贵国贤臣辅弼皇帝陛下国运隆隆，而在我国欲不适用，旧弊难破成为改革的最大障碍。”

伊藤：“然而在我国，要做成一件事获得国会通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李：“在我国有比国会更难办的御史（监察官），阁下知道吗？”

伊藤：“余在天津和阁下会谈时说过，御史是自汉朝以来的古代旧制，可以说有害无利，应该断然废除，阁下还记得吗？”

李：“当然，可是在我国谁要提出废除御史必会招致杀身之祸，虽然有文明思想之人士进言，有时偶生效果，但在暗愚时期却会授人以柄。”

伊藤：“贵国应该通晓西洋事情，余认为对贵国是有益无害的良事。我国外交有人称是‘陆奥外交’，像这样精通外务的人才一人足矣。”

陆奥（面向李鸿章）：“现在贵国的总理衙门是哪位亲王主事？”

李：“是恭亲王。大鸟氏现今为何官职？”

陆奥：“大鸟氏现任枢密院顾问官。袁世凯近况如何？”

李经芳：“他现今在河南。”

陆奥：“什么职务？”

李：“有官名非现职。”

李：“刚才宣读之备忘录，想请阁下明日给予口头答复。”

伊藤：“承知，熟读后口头或书面答复。”

下午4时15分，日清两国第一轮会谈结束。

3月21日第二轮和谈会议。伊藤答复李鸿章休战请求的四项条件：（1）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2）解除占领地清军的武装；（3）日本控制天津至山海关间的铁路；（4）清国承担休战期间的日军军费。

李鸿章没有想到日方会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即时抗议日方的无理要求。双方僵持己见没有结果，李鸿章要求三日犹豫时间，当日会谈结束。

3月24日第三轮和谈会议。李鸿章决定暂时回避休战议题，要求直接进入媾和交涉，请日方开示和平条约案。伊藤表示倘若中止休战条件案，以后将不再协议。双方决定翌日转入媾和谈判议程。

可是就在当日发生了一件震惊各国的大事件，李鸿章在返回驿馆的途中，遭到自由党系的青年小山丰太郎的暗杀袭击，手枪子弹击中李鸿章左眼下面颊。会谈期间，由于日本警察正在镇压国内的反政府运动，放松了对使节团的安全保障，使得小山刺杀行动得手。小山作案动机代表了部分日本激进分子的立场，主张日本在战争战果尚不足够的状况下，过早与清国讲和对日本极为不利。如果现在就将和平拱手让予清国，就会养虎为患，大清帝国早晚会再度反目，故用暗杀李鸿章的手段阻止两国的和谈。小山的动机虽然属于个人行为，却符合相当多日本人的“恐清心态”。高龄的李鸿章作为大国特使，身赴敌地媾和谈判，不但没有受到相当的保护礼遇，反而遭到胜利国一方的杀害行为，严重违反了万国公法条例。深受震惊的日本天皇和政府内阁，唯恐被国际社会指责为卑怯狭隘、丧失文明的野蛮国家。

暗杀事件的无礼待遇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协调和谈的美国公使表示：“欧美各国对事件的感觉坏到了极点，向日本政府提出忠告，应该立即同意李鸿章提出的休战请求。”俄国公使扬言：“本事件的发生，清国完全有理由请求列强干涉和帮助。”连日来日本全国民众对日本人的国权主义恐怖行为表示愤慨和忧虑，媾和使团收到大量来自日本国各地的慰问信、电报、慰问品，引接寺门前集聚众多的慰问群众。3月27日，天皇要求伊藤立即允诺休战，并签署了无条件休战敕令。28日李经芳代表在春帆楼与双方签署了日清休战条约。但是日本坚持把台湾和澎湖列岛排除于停战地域之外，确保媾和谈判进程的筹码。

4月1日第四轮和谈会议。陆奥外相向清国代表开示媾和条约案，翌日病榻上的李鸿章对日方的和平条约中割地赔款案提出详细反论文书，采用拖延战术给北京政府更多的商讨时间。朝廷上光绪帝和各大臣间意见不能统一，三国公使的调停也无法进行。伊藤约见李经芳，强调若出现谈判破裂的情况，征清大总督将率大军出兵清国，要求尽快答复日方提出的要求。

4月10日第五轮和谈会议。会谈在伊藤和李鸿章两人之间进行（陆奥患流感缺席），病榻上的李鸿章强硬反对日本关于割让台湾、辽东半岛、2亿5千万两战费赔偿金的要求。伊藤提示在广岛的60艘送兵船正在整装待发，昨夜至今晨已经有20艘通过下关海峡，胁迫李鸿章13日前给予答复，李回答14日午后4时答复。此间，李鸿章每日给总理衙门发回大量电文报告会谈进展情况，往来的电报均被日方截获破译。伊藤完全掌握了清国决意回避谈判破裂局面的底线，进而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

4月15日第六轮和谈会议。11日、12日、13日间，李鸿章和伊藤在会议外频繁传递文书继续交涉。15日的第六轮会议持续进行了5个小时，李鸿章坚持要求缓和赔偿条件，请求伊藤给老朋友留面子，伊藤仍然没有做出让步。李鸿章连发密电奏请朝廷，光绪皇帝同意签约，下达“即遵前旨与之定约”的命令。无可奈何的李鸿章只能屈负清国天下之骂名，答应伊藤翌日签署条约。退出会谈室时，李鸿章面对伊藤扔下一句“没有想到阁下是这样严酷执拗之人”，愤然离去。

4月16日,内阁书记官长伊东、外务大臣秘书官中田敬义和清国参赞官罗丰禄、伍廷芳，共同起草核对媾和条约的日文、中文、英文文案。4月17日上午10时召开第七轮和谈会议，双方在讲和条约书、条约误解防止议定书、威海卫担保占领及日军驻在数量、占领费用负担别约、休战延期至5月8日两国皇帝条约批准期限等文书上签字，日清媾和条约即日成立。预定两国皇帝批准书的交换时间为5月8日，李鸿章请求休战期限从17日延至21日，休战同时适用于台湾和澎湖列岛。上午11时40分签字调印式结束，国际法上清日战争终结。条约签订的当日午后，李鸿章的清国使节团速速离开了马关归国。

5月7日，内阁书记官长伊东授命全权，为日清双方交换两国皇帝批准的《马关条约》书抵达芝罘，在德国人经营的酒店“广仁堂”与清国全权伍廷芳、联芳会合。会合前数日，因三国干涉的好契机，清国朝廷出现了要求延期交换批准书改订条约的动向。当日，伍廷芳、联芳向伊东转达了总理衙门延期交换批准书的训令，会议交涉直至深夜没有结果。8日，伊东全权通知清国代表，同意延期3日交换批准书，表示3日后下午1时出港离开清国，态度坚决强硬，没有商量余地。芝罘大酒店焦躁不安的伍廷芳、联芳等待朝廷的训令，下午4时仍然没有北京的电报。这一日朝廷内骚动非常，战和议论两立，光绪帝左右彷徨，举棋不定。三国干涉的德国、俄国公使先后造访总理衙门，警告应该按最初的约定交换批准书，拖延术只会给敌方再开战火制造借口，清国外交上的失误必会失去国际上的信任，把国际舆论对清国的同情推向对日本的支持。总理衙门综合判断利弊，奏请光绪帝得到了最终允可。5月8日晚9时30分，芝罘大酒店广仁堂两国会议再开，正式交换批准书的手续，交换手续作业进行到同日深夜11时30分全部结束。此时此刻，清日媾和条约《马关条约》成立生效，两国战争结束。

日本媒体报道

马关和谈是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情，亚洲两强经过武力较量后，在谈判桌上依靠外交努力解决了争端。清日两国的和平会谈在日本掀起浪潮，大清帝国终于屈尊漂洋过海来到谓之弹丸的小国乞求和平。内外交困的大清朝廷，昨日还在庙堂上众议，要对李鸿章施斩罪配流刑，今日又不得不请他出山拯救大清国。一直以来以主导清国洋务闻名的李鸿章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人物，在敌国日本也是格外受到尊敬的开明人物。和谈期间李鸿章作为大清国重臣、政治家、军事统帅，自然成为日本各类新闻媒体追踪报道的焦点，给史上这一大事件的过程留下许多珍贵的记录。本书摘录若干媒体报道，以期洞窥百年前彼岸一隅曾经发生的逸闻逸事。

《清国媾和使顾问科士达其人》（报知1.22）　昨21日上午7时，清国媾和使顾问美国人科士达前期抵达横滨。世上对科士达其人有种种传闻，其在任华府国务卿时与陆奥氏的公私交情颇深，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乃北军一功勋勇将，曾担任墨西哥、俄罗斯、西班牙公使，后任美国国务卿，是著名的大外交家。据闻该氏与李鸿章交情甚密，今回清国战败所处危难情急之中，李鸿章泣求该氏出任媾和顾问，该氏无法薄情推辞，故同意前往云云。

《清国乞和公使美国顾问判明》（东京日日1.23）　清国聘请前任美国国务卿科士达担任清国乞和公使顾问，然美国诸新闻报道云，美国国务卿格礼山公开表示，正在前往日本的清国乞和使顾问科士达氏履行的使命，完全系该本人之私人行为，与合众国政府没有丝毫关系。

《李鸿章督师转任》（时事2.14）　昨日北京来电，支那官报登载上谕，李鸿章被罢免直隶总督一职，由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接替后任。此乃张之洞向朝廷密奏之结果，李鸿章转任湖广总督，统领湖广军务并负责对日军事事务。另闻近日清国朝廷授与丁汝昌之勋章因败降之罪被剥夺。

《敌舰降伏始末和外人处分》（东京日日2.20）　日军15日占领刘公岛，允许该岛守备清军及外国人等整理行李离开。然而对豪威氏（曾在法国邮船“悉内”号被逮捕并宣誓不为清国效力后释放）施以再逮捕令，根据海军军法会议进行审判。其他外国人均换乘英国军舰“塞邦”号前往上海。镇远及六艘炮舰领受完毕，期待定远舰可以打捞浮上。

《李中堂闻败报饮泣》（报知2.21）　2月9日上海《申报》转天津电报，威海卫军舰与倭奴鏖战，定远舰被击沉，丁帅以死尽忠。一鱼雷艇逃入芝罘其余艇舰皆灭，李鸿章闻此恶报顿刻痛哭流涕。如果李氏知道了丁汝昌降服始末，又会作何感想乎。

《清国舰队降伏往复文书》（东京日日2.22）　联合舰队伊东中将向大本营递交清国舰队降服始末往复书信三件。

丁提督降书一。“伊东司令官阁下，本督所意决心与贵国一战到底不惜舰毁人亡，然今为保全千百将士生灵免遭涂炭请求休战。刘公岛湾内之舰船以及炮台兵器全部献与贵国，但是必须保证威海卫内海陆军及外国人、官员、兵勇、民众之生命安全不受伤害，请让他们离岛回归家乡。若可以承诺上述事项，请英国舰队司令长官作仲裁证人。本函特向贵司令长官照会，查照后请于即日答复为盼。此旨照会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 革职留任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

伊东司令官回复书。“贵函面授，所陈要项之旨趣均保证承诺。小官明日受取贵军所有军舰、炮台及一切其他军器，时刻及其他细件，小官明日书面向贵官确答与协议。前类军器一切引渡完毕后，小官派军舰一艘，将贵官书面记载之诸将士配以警卫，送往双方认为方便之场所。小官真诚为了贵官之安全及贵国将来之利益，请贵官来我国等待战争终结为宜。贵官若来我国，保证上宾礼待。至于请英国舰队司令长官作仲裁证人，小官认为全无必要，小官之信用以日本武士之名誉担保。对此书函，请于明日午前十时前回复，特待贵答。 明治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 于日本帝国军舰松岛内”

丁提督降书二。“谨启，此间接启贵答书，为阁下承诺生灵免遭涂炭感激之至，所赠惠礼深表谢意，但在两国交战之中恕不能私受，谨此奉还。依照阁下明日交付和受取军器之要望，恐时间短促不及，兵勇武装解除、旅装整理等诸事甚多，交接手续望延至清历正月二十二日（2月16日），届时请贵军进入刘公岛接受军舰、炮台、军器等，吾绝不食言。草草敬具　丁汝昌　追申：伊东司令长官阁下，赠送惠礼物品三种谨此奉还，致候。”

《李鸿章铜像》（读卖2.25）　清国豫省向德国定做李鸿章铜像一座，近日趋于完工。该铜像高一丈有余，原计划安放在威海卫或旅顺口清国北洋水师大本营内。可日前两军港均被我军占领，铜像安置地失去着落。有追随者欲置北京，然李鸿章在京城官场根基不固，何时被毁难以预料。又议应安置天津，然清国昨今国家沉浮，岂能容与区区李鸿章一隅。现今李氏自身安危难保，比选址安置铜像更重要之事，乃先保住自身安危和地位，目前铜像尚存德国。

《丁汝昌生命保险三万英镑》（每日3.1）　丁汝昌提督十年前在香港英国生命保险公司加入三万英镑的生命保险，由于丁在威海卫战中死去，保险公司立即派遣职员前去调查。生命保险契约中规定，自杀的情况下不支付保险金。如果丁提督的死因确系自杀，此保险金受领将会遇到困难。

《〈降服劝告书〉有贺长雄起草》（东京日日3.9）　据知情者云，1月13日前后大山大将请来随军法律顾问有贺长雄言道：“此度威海卫总攻击，敌军如拼死一战、破釜沉舟，无法捕获敌舰时，我军将不得不彻底粉碎敌军战斗力，轰沉敌舰，以至于生灵涂炭，此乃无益无谋非明智之举。若将此利害关系说与丁提督知晓，劝其降服岂不事半功倍。伊东海军中将是丁提督的旧友，以伊东的名义劝降或许会取得良效。丁是受过欧洲军事教育、具有识时务能力之人物，应该尝试劝降之可能。然而，用汉文贯彻降服之意颇有难度，采用英文乃为善策。书写思路先论述当前清国类我幕末，缺乏忧国忧民之士，如众心团结必能解救四分五裂之丑状。现清国形势既然如此，虽拥有坚船兵甲又有何用。今丁提督暂时降服，他日机会成熟必能大展宏图。引述史上法国大将麦克马洪、我国榎本海军中将等降将为例开导于他。”大山司令官请有贺长雄以伊东海军司令长官名义，沿此思路起草一封给清国北洋水师丁汝昌提督的劝降书。此稿审时度势，议论古今，循序渐进，以理服人，经过数稿修改切磋于1月16日完成。

《媾和使节李鸿章抵达马关》（东京日日3.20）　清国媾和使李鸿章乘两艘汽船悬挂黄龙国旗，在水警太湖丸的引导下，于上午8时半进入当地港内。

《春帆楼清使节满意》（东京日日3.21）　李鸿章静于船中身着绯色锦服，坐于虎皮太师椅上悠闲读书之模样。随同前来的厨师侍从四十余人，今有侍者登岸购买鱼类蔬菜等物，为李全权一行做餐饮准备。同行官员伍廷芳到达会谈场所视察，两层建物春帆楼主人藤野已经离开，室内陈设金色屏风，摆置各种盆景显得幽静高雅，春帆楼周围配备警官宪兵严密警卫。伍廷芳对日方之安排表示满意，提出使团为购买日常用度方便，希望贷用一艘小汽船得到我方即刻应允。

《媾和使节李鸿章马关登岸》（时事3.22）　李鸿章略感风寒仍决定下午3时与我全权会见。2时半许，在县警察官护卫下李鸿章一行乘小野田丸蒸汽船到达阿弥陀寺町镇守神社前。从船到栈桥之间需经过一段石阶，两名侍从谨慎搀扶李全权越之，实乃清国大员之风采。据闻李鸿章小病后面色健润，佩戴一副金缘白玉眼镜，上身着黑色官衣，下身茶缎裤子，足蹬薄靴，身高五尺六寸，高大过人。一行官员9名、护卫6名登上东栈桥。李经芳先上陆和前来迎接的日本官吏寒暄，山侧聚集甚多遥望清国大人物的本地百姓。李鸿章乘坐专门预备的坐轿，李经芳以下官员乘人力车，通过夹道整列的宪兵警卫直接前去谈判所春帆楼。

《清日两国全权第一回会见》（时事3.22）　两国全权会见一个小时余，李鸿章4时25分从会谈所门口出来，乘轿前面带笑容，乘轿后抚摸胡须若有所思之模样。其后的李经芳、罗丰禄、伍廷芳等随行乘人力车，途中通过警戒宪兵队和观看的群众，经镇守前栈桥换乘汽艇归船。

《李鸿章上陆入住引接寺》（时事3.22）　李鸿章媾和使节团一行，14日乘两艘德国船从天津出发直航日本。抵达日本的李氏父子一行使节团官吏，预定本日上午10时从“公义”号改乘小汽船上陆。上午9时同船携带之物品先由浮舟移岸，转运下榻宾馆“引接寺”。同行上岸者有厨夫七八名、侍从十五名。李鸿章坐前日之轿，其余官等乘人力车在海陆宪兵严密警戒下前往引接寺，沿路观看清国新奇之群众杂沓纷乱。

《李鸿章奇闻》（报知4.2）　李鸿章有一莫名之癖，每当会见陌生人物时都会询问对方有无子女、财产多寡等私家事，本人却不感唐突。一日新任上海领事艾美卢丹初访李鸿章，李氏问过官职后就开始询问领事的子女和私家财产。当领事介绍过自己清贫情况后，李氏回道如此重要官职却不富裕甚感奇怪。

《李鸿章二夫人》（报知4.2）　按照清国人风俗，娶数名妻室不以为怪。妻室又称大夫人、二夫人、妾等，据闻李鸿章之第二夫人乃丁汝昌之妹。

《李鸿章的电报费》（报知4.9）　 李鸿章一行在日期间所用电报费高达15,000日圆，曾两次向马关邮电局预先支付电信费用，第一次9,000圆、第二次6,000圆。

《李鸿章旅馆一面向海》（报知4.10）　李鸿章下榻旅馆一侧面向大海，前五日马关市西部渔业组合赠送李氏大鱼槽一座，其内放入活鱼七十余类，李氏愉快至极。李氏负伤后经常下床瞭望大海欣赏槽内游鱼面带喜色，有时与李经芳等高官商讨要事时爱用一柄细杆挑逗章鱼、海鼠。一日，水槽一片玻璃破碎，槽水骤然涌出，室内一片汪洋，七十余类活鱼跃出槽外，其中一只章鱼飞入庭院，以奇怪八脚附着在敷石上行走，众鱼仰天跳跃，在场人皆拍手欢笑称奇不止。是夜，狼藉七十鱼类再度装入新槽之中。

《暴汉袭击李鸿章》（东京日日3.25）　3月24日下午4时半，李鸿章会谈后归途中在引接寺拐角，遭遇暴汉小山六之助袭击，小山阻挡李鸿章轿夫，于两米距离向李氏开枪，立即被宪兵阿部、新条警部当场押捕。弹丸击碎李氏眼镜片，穿入左眼窝缘中央下方一厘米，到达额骨前壁处，鲜血涌出。闻知李鸿章负伤消息，伊藤首相、陆奥外相、伊东书记官长即刻赶往现场探望。此时李氏卧于长椅之上，医师正为其抢救包扎，市街场面分外混杂。其实我警卫对来使保护颇为尽力，清方亦表示满足样子，今遇不测实乃令人百感遗憾之至。

虹桥读吧|虹桥书吧 第74节：北洋水师降服始末(14)

《凶徒小山的本性》（东京日日3.26）　狙击犯人小山六之助当日穿着缟棉股引、绀色袜子、草履，上衣污秽，头顶未冠乃异形书生容貌。父务农业颇有家财，曾当选县议会议员，六之助系长男，数年前上京在庆应私塾修学。由于品行颇为放荡，父母亲戚禁其归宅，甚至废弃长嫡改次男义八郎为嫡子。小山入壮士讲谈师伊藤太郎门下做弟子，多与浪人狂汉交往，艺名谓之“痴狂”。

《御慰问李鸿章》（东京日日3.26）　刺杀事件发生后，天皇陛下甚忧，为国家发生不名誉行为深感遗憾愧疚，两陛下遣特使中村侍从武官赴马关慰问。24日，伊藤、陆奥、伊东再次前往李氏下榻探望，李氏向伊藤语道，此等事情吾早有心理准备，又言已与属下交代，虽然负伤但不能影响两国谈判的进行，治疗日程由医者安排。事件发生后警方下令除谈判关系者及专门服务者外，无关之人等一律禁止接近使团。

《遭难后的李鸿章》（国民3.26）　山口县知事、后藤县警部长因警卫不力发生刺杀凶案已经提出辞职。李氏负伤后李经芳立即急电国内，泊在湾内“公义”、“礼裕”两船内滞留的数十名侍从于下午6时陆续上岸服侍主人。随行官员义愤填膺，主张李氏搬回湾内“公义”号船上休养，美国和谈顾问特使科士达及洋医反对回船，应当留在旅馆静养。

《李鸿章自杀未遂》（艺备日日新闻）　此题目报道刚刚印出，政府立即命令县警阻止发行。此别有用心之人企图歪曲李鸿章遭到日本人暗杀事实，实乃缺乏待客道义的狭隘民族败类。

《李鸿章遭难事件和欧美新闻论评》 （日本4.2）　李伯遇刺之报道传至欧美诸国，各国舆论为此不平，又将俄国皇太子遇刺事件搬出，再驳日本文明之假面，又云日本虽取得武力战争的胜利，却败在道德战争之下。德国、英国的舆论虽平稳，但日本因此事件形象大损，此风气若不杜绝，将来日本人也会遭遇同类伤害。

《小山痴汉的妄动使帝国处于不利谈判立场》（官报3.30）　政府无可奈何同意与清国缔结休战条约。大日本国皇帝陛下深虑，今回暗杀事件有碍和平谈判正常进行，兹命承诺一时休战，责伊藤内阁总理大臣全权办理条约签署。条约的休战期为三个星期，有效期至4月20日正午满期，倘若期间谈判破裂，休战即刻无效。小山痴汉之妄动，实乃无谋之举。

《重要休战附加条件成了水泡》（东京日日4.2）　媾和会谈开始，李鸿章提出，和谈条约议定之前先签订休战条约。对此日本方面提出了签订休战条约的四项苛刻条件，伊藤答复李鸿章的休战请求，受到李鸿章的拒绝。由于发生了暗杀事件，天皇陛下命令我全权代表无条件签订为期三周的休战条约，结果日方先前提出的重要休战附加条件成了水泡。

《无条件休战获美国好评》（东京日日4.3）　无条件签订休战条约的决定得到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好评，美国总统和国务卿发来电报赞扬日本的宽仁。而日本人却感到对清国过分恩惠，内心矛盾苦涩难言。

《李鸿章负伤后最初的会议》（东京日日4.12）　本日下午4时，伊藤首相、伊东书记官长（陆奥外相患流感缺席），清国李鸿章及代表，召开伤后第一次会谈。当日李氏身穿白色服装，胸前悬挂眼镜，伤处贴一小药膏，乘轿沿山路进入春帆楼。谈判为时两小时余至六时结束，会谈似乎进入重大难关之阶段。双方知道此休战期间若不能达成和平条约，战争就会推进到北京城下盟约的险恶穷地，延长休战期间不再有望。

《日清媾和条约调印》（国民4.17）　本日上午10时，日清两国正式签署和平条约。下午3时30分，李鸿章一行在严密安全警备下，换乘“公义”、“礼裕”两船，拔锚起航离开马关。

《伊藤首相发表演说》（东京日日4.18）　昨17日午后伊藤首相在春帆楼招集大浦知事、有田警部长、市会议员，对清国使节停留期间给予的诸般协力表示谢意，同时为和平条约的成功签订表示祝贺。伊藤首相发表了短暂演说：“今天具有历史意义的《下关条约》，在诸多外国势力的关注下，我陆海军仰赖天皇陛下的威严，取得了古今未曾有过的殊荣。它在世界上壮大了日本的名誉和国威，此乃国家之喜、民众之幸，请诸君永远记住今日在马关诞生的历史荣誉。”

Table of Contents

内容简介 ……

作者简介 ……

出版前言

第一章 清日战争

1.1 战争背景

朝鲜之乱

清日出兵

外交纷争

列强仲裁

和平破裂

战争的民意

清日两国宣战

第二章 清日战争观

2.1 近代军备

近代清国军队

近代日本军队

兵役制

陆军

海军

军夫体制

军人的野心

2.2 兵站体系

清军后勤体系

后勤体制

运输机能

战时后勤

日军兵站体系

兵站概念成立

铁路运输

海上运输

运输通信支部

战时炊事供给

民间对战争的支援

2.3 情报战争

清国的情报事情

日本的情报战争

附 《情报战例文献摘录》

2.4 野战通信

清国电报通信

日本电报通信

2.5 战场医疗

清军战场医疗

日军战场医疗

2.6 战争俘虏

清国俘虏观

日本俘虏观

日军俘虏收容状况

第三章 清日战争大事记

3.1 长崎事件

3.2 高升号事件

击沉高升号

事件的葛藤

3.3 旅顺虐杀事件

旅顺事件目击者

野蛮文化的悲剧

3.4 北洋水师降服始末

3.6 李鸿章马关行

清日和谈

日本媒体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