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第一部分　导言

第一章　死与生

1.1　困惑

1.2　田野

1.3　文献

1.4　自杀理论

1.5　自杀状态

第二章　命与义

2.1　过日子

2.2　人格

2.3　委屈

2.4　做人

2.5　家国

第二部分　家之礼

第三章　人伦

3.1　爱

3.2　慈

3.3　孝

3.4　综论

第四章　礼义

4.1　“从良”

4.2　夫妇

4.3　齐家

4.4　综论

第五章　命运

5.1　寿夭

5.2　人鬼

5.3　祸福

5.4　综论

第三部分　人之宜

第六章　边缘人

6.1　疾病

6.2　魔怔

6.3　癫狂

6.4　综论

第七章　赌气

7.1　任性

7.2　压力

7.3　综论

第八章　脸面

8.1　烈性

8.2　丢人

8.3　综论

第九章　想不开

9.1　牛角尖

9.2　没心没肺

9.3　综论

第四部分　国之法

第十章　法义

10.1　纠纷

10.2　青天

10.3　冤枉

10.4　综论

第十一章　造福

11.1　治病

11.2　救人

11.3　革命

11.4　祝福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　好日子的一种可能

关于本书

“舍生取义”，常常被用来赞美自杀的忠臣义士，但这决不意味着，只有“舍生”才能“取义”。毕竟，需要舍生的场合很少，但“义”却是每个人在生活日用、揖让进退之间都该看重的。本书通过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田野研究，在现实语境中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中“生命”和“正义”的问题，从家之礼、人之义、国之法几个层次理解现代中国人的幸福与尊严。书中的基本主张可概括为“缘情制礼，因礼成义，以理成人，以法立国”。

关于作者

吴飞，河北肃宁人。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士、哲学硕士，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著作有《自杀作为中国问题》、《麦芒上的圣言》、《自杀与美好生活》等。

浮生取义

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吴飞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吴飞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

ISBN 978-7-300-11338-8

Ⅰ．浮…

Ⅱ．吴…

Ⅲ．自杀-社会问题-研究-中国

Ⅳ．D669.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85142号

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浮生取义

——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吴　飞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398（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mm×230mm　16开本

版　　次　2009年11月第1版

印　　张　20.75插页2

印　　次　2010年11月第2次印刷

字　　数　297000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言与鸣谢

在我们家乡的方言中，“过日子”被称为“过晌”。我大概5岁的时候，跟着我姥姥到她的娘家村去服侍她的母亲。当时我姥姥刚过70岁，我的太姥姥96岁。我总是听姥姥说“过晌”、“过晌”的，就禁不住问，到底什么是“过晌”呢？面对这样幼稚的问题，大人们自然会哄堂大笑，却也难以给出一个让我满意的答案。我的困惑自然不会打消，不过时间久了，这个词听得多了，好像就忘了我的疑问。直到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我忽然又想起了当年的那个问题，这个时候，我姥姥的年纪也和当年的太姥姥一样大了。

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有一些司空见惯的词汇和说法，我们从来不去思考它背后的意义，因而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探讨的价值。但我们一旦认真对待这些词，就会发现，恰恰是这些看上去最平常的词，才有着巨大的力量。“过日子”和“做人”都是这样的词。我在2002年要下田野的时候，姥姥身体还非常好，没有什么病，知道我要到农村去做研究，就和我讲起老家很多很多的事，使我恍惚间回到了20多年前。到了农村，我母亲不断帮我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帮我理解一个又一个自杀背后的理由，我也不断品味着姥姥讲给我的那些事情和道理，“过日子”这个词就在我脑子里逐渐清晰了起来。我最终决定把它当做理解自杀问题最重要的概念工具，因为它能使我最好地理解这些普通人的生与死。

因此，面对那么多自杀者的悲惨故事，我一直以我姥姥的人生当做参照系；甚至在理解西方思想中的人生理论时，姥姥的一生都成为我最根本的思想源泉。但没想到，在我回国半年后，姥姥病倒在了床上；就在我的书写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她未能等到看一眼，就在自己99岁生日前几天，驾鹤西去了；而且，最为遗憾的是，我女儿的出生竟然与此凑到了一起，使我无法抽身赶回。

在研究和写作当中，我以前一直觉得很平凡的姥姥，却显得伟大起来。姥姥1908年出生在一个读书人家，历尽了人世沧桑，以及日本侵华、大饥荒、“文化大革命”。20世纪60年代，丈夫和公公相继辞世时，她50多岁，带着5个未成年的女儿，我母亲是老四。我的太姥爷，也就是她的公公，走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定要让几个女孩子读书。当时正是60年代初，生活状况很不好，但她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变卖家产，甚至卖掉了祖上传下的珍宝，宁愿让邻里讥嘲她不过日子，也要使自己的5个女儿都读书成才。

姥姥一生虽遭际坎坷，而言谈举止未尝逾礼，乐观豁达，宠辱不惊，侍奉翁姑尽心尽力，教育后辈有张有弛，在远近乡里更是扶危济困，善名远播。最终求仁得仁，福寿百年。一个世纪的沧桑变幻，在她和她的家庭面前都变得苍白无力，烟消云散。中国人过日子的方式究竟有怎样的力量，在这位普通农妇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姥姥生病的这一年多，我母亲就慢慢写下了姥姥的一生。我之所以要把她写的一些内容附在本书的最后，不仅是为了纪念她老人家，更重要的是，希望能从正面，而不仅仅是从自杀者这样的反面，来窥见现代中国人过日子的智慧和境界。我的美国朋友在读了我的这本书之后，常常慨叹：“怎么每个人都活得这么艰难！”或许是研究的角度，使得书中充满了悲伤和眼泪。但这绝不是我写作此书的目的。

正是因为姥姥对我的思考的重要意义，我违反了一般鸣谢的惯例，把自己家的人放在了最前面而不是最后，希望读者能够谅解。人到中年，在经历了一些事情，读了一些书之后，才会慢慢体会到中国思想的深厚，才知道日常生活是一部最值得读的书。希望此书在终结我的自杀研究的同时，开启对“过日子”的更多思考。

当然，如果没有这些年读书的经验，特别是西学的思考，那些日常生活的力量还是很难显露出来的。在我的过日子和做人的过程中，诸多师友的提携与警醒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本书一再表明的，除了亲人之外，我们还需要师友和国家，才能为自己建构一个立体的人生格局，才能为过日子添加更多的味道。因此，我必须把崇高的敬意献给我的老师：慷慨豪爽的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和她的夫人凯博艺（Joan Kleinman），温文尔雅的曼斯费尔德（Harvey Mansfield）教授，随和宽厚的屈佑天（James Watson）教授和他的夫人，体贴的华屈若碧（Rubie Watson）教授，博学的卡顿（Steve Caton）教授，和蔼的古德（Byron Good）教授，他们使我在康桥的日子充满了各种色彩；而杜维明教授不仅直接为我提供了经济支持，也让我深深理解了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困难。国内的王守常教授、刘小枫教授、甘阳教授、王铭铭教授、杨念群教授、萧国亮教授、景军教授则使我的一切思考都无法和中国问题割断。

若是一一列举给过我帮助的朋友，势必成为一个极为冗长的名单。但我还是要提到，李猛一如既往地和我一同深入对每个问题的思考，如果没有他，这本书的完成是不可能的，应星、王利平、徐晓宏则曾经和我同下田野，与我一起体会了实地研究的艰难与收获。吴增定、渠敬东、赵晓力、周飞舟、毛亮、强世功、汪庆华、郭金华、张跃宏、李诚等与我做了多次讨论，帮我修正了很多问题。此外，不得不提到的是，与我一同赴美的同学胡宗泽和我共同度过了初到美国最艰难的阶段，那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而林国华和郑文龙二兄使我没有陷入美国专业教育的泥沼中，也令我感激不尽。我特别还要感谢我的师妹何江穗。她曾经费尽辛苦，帮我将我姥姥口述的十几盘磁带录成文字。

回国之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赵敦华、陈来、张志刚、孙尚扬、尚新建、冀建中、徐凤林、王博、李四龙、杨立华等教授为我新的研究和教学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初为人师的我逐渐开始进入一种新的伦理关系。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已经成为我生活中极大的快乐。能够让学生们有所收获，已经成为我现在继续研究的主要动力。感谢我所有学生的理解和支持。

此外，还要感谢哈佛—燕京学社、弗里德曼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中国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对我的研究的经济支持。

本书中的一些章节曾陆续在一些刊物上发表过，在此感谢这些刊物允许此处重刊：1.1以《自杀中的“正义”问题》刊于《社会学家茶座》第18辑，2.1和2.3以《论“过日子”》刊于《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4.2以《夫妇之礼与家庭之义：一个个案分析》刊于《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北京，三联书店，2007）。

吴飞

2008年7月于北京回龙观

主要人名表

说明：

1．本书出现的人名较多，而且很多人名反复提及，所以在此制作一张简表，以便读者查阅。但此中收录的，只包括孟陬的自杀者和自杀未遂者。

2．为保护被访者，这里的人名、地名都经过了技术处理。

3．为便于查找，人名按照首人笔画顺序排列。

续前表

续前表

续前表

第一部分　导言

隐隐约约出现了平常人诞生的故乡

北方的七座山上

有我们的墓画和自尊心

农业只有胜利

战争只有失败

为了认识

为了和陌生人跳舞

隐隐约约出现了平常人诞生的故乡

——海子

第一章　死与生

1.1　困惑

1998年的5月，在刚刚腾起的燥热中，娘娘庙〔1〕中学的孩子们都被眼前的景象吓坏了。

在他们学校的两座教学楼中间，赫然摆着一口棺材。5月的天气已经很热，因此棺材不仅散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臭气，而且淌出黏糊糊的黑汤。一个中年妇女坐在棺材旁边整日哑着嗓子哀号：“我的儿呀，你死得好惨呀，你叫娘可怎么过呀？”在她身边，几个精壮结实的小伙子虎视眈眈地看着早已乱作一团的校园，不时地吼上几声，以壮声威。校园中的一间办公室里，一个30多岁的干瘦的女老师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她对面的校长愁眉苦脸地抽着烟。那女老师偶尔嗫嚅着：“我确实没有打他，也没有罚他钱，我怎么知道他会上吊呢？”校长没有回答她，过了好一会才说：“现在重要的是尽快叫他们把棺材弄走。学校已经停课好几天了，这样下去怎么可以？”

这是我在孟陬县公安局信访科的档案里读到的一个故事。一个叫好朋的男生在这一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吊死在学校的一个小屋里。

虽然好朋确实不是一个很听话的学生，老师也常常因为各种原因而惩罚他，但在他死前的1个多月中，好朋并没有挨过老师的批评。五一长假前一天的上午，有6名学生因为上课捣乱而被罚站，其中还包括班长，但公安局的调查显示，这当中没有好朋。

那天上的最后一堂课是体育课，上课的时候就不见了好朋，但由于临近放假了，老师和学生都没有太在意。第二天上午，负责学校后勤工作的一位大爷偶然发现学校里一个久已弃置不用的小屋里好像有人，进去一看，才发现好朋已经吊死在里面了。公安局的档案里有当时现场的详细照片。这些照片让我有些吃惊。好朋的姿势和一般上吊的姿势很不一样。他的头套在由绿色窗纱拧成的一个绳套里，看上去拴得并不怎么牢。而最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好朋的双脚根本就没有离地。也许正是由于现场的这种状况，在好朋案发生几年之后，还常常有人说：“那个孩子根本不是上吊死的，一定是什么人把他打死以后挂上去的。他松松垮垮地挂在那里就能吊死？这个案子一定是冤枉的。”

不过，这种说法被法医明确否定了。档案中的法医鉴定清楚地表明，好朋确实死于窒息，而且现场没有别人的脚印。那个小屋好久不用了，积了厚厚的尘土，因此只要有人来过，是一定会留下脚印的。

好朋父母不依不饶并不是因为他们怀疑好朋没有上吊。据说，在好朋的上衣口袋里有一张纸条，这张纸条好朋的父母并没有见到。他们声称纸条上明明白白地写着好朋所受的委屈和他自杀的缘由，学校的人在发现尸体之后很快就把纸条销毁了。公安局的档案里有相当一部分口供和这个纸条有关。那位最先发现尸体的大爷说根本不知道有这张纸条。学校里的几位老师和最先派往现场的干警说确实有这么一张纸条，而且后来把它找到了，上面是好朋随便涂写的一些东西，似做数学题的草稿之类，基本上和他的死无关。但是好朋家里的人争辩说，这根本不是当时的那张纸条，那张纸条早就被销毁了，上面有很多不利于学校的话。

面对好朋莫名其妙的死，学校和好朋父母一下子都被弄得不知所措。公安局做了很细致的工作，首先，证明好朋确系自杀；其次，学校确实和好朋的死没有直接的关系。好朋父母勉强接受了好朋死于自杀的法医鉴定，但对于好朋的死和学校毫无关系这种说法却很难接受。即便如此，他们最初也没有怎么样，而是尽快准备给好朋办丧事。不过很快有亲戚给他们出主意，说事情不该这么不明不白地了结。于是他们听从建议，把丧事停了，把棺材抬到娘娘庙中学的校园里，整天大吵大闹，搅得学校不得不停课，便出现了我们开头看到的那一幕。

谈到这件事情，学校的老师和公安局的人都说：“好朋他娘脑子有些问题，在村子里也是一个不要命的主。她就跟你这么干耗，谁也没有办法。”但一些同情好朋的村民却说：“这个世道，哪有什么公平可言？好朋的死背后一定有问题。可是任他父母怎么折腾，也没人来给讲理。毕竟人死不能复生了。”

好朋的案子使我感到无可索解的神秘感和自杀背后所牵连的很多问题。在这个扑朔迷离的自杀案中，问题的焦点当然是好朋为什么自杀。在无论学校、好朋的家人还是公安局都不能给出满意答案的前提下，一般人似乎认定好朋受了某种程度的冤枉。尽管大部分人接受了好朋死于自杀的说法，但在他们看来，这种自杀和被杀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学校害死好朋”、“学校逼迫好朋自杀”和“好朋自杀在学校里”这三种似乎不同的情况有着相同的意义：学校都应该为好朋的死负责。这一点就是娘娘庙中学的校长也没有办法否认的，不论他对好朋母亲的死缠滥打有多么反感。

在这个谁都说不清楚的案子里，好朋的父母曾经有两种对待好朋之死的态度。第一种是认倒霉。在好朋刚刚死去的时候，由于没有人能解释清他的死因，他的家人一度都快把丧事办完了。这在学校和公安局看来是一种比较理性的做法。但是在精明的人看来，这样太窝囊，不是最好的处理办法。于是有的亲戚建议好朋的父母把棺材抬到学校去，让学校把事情解释清楚。这是他们的第二种态度，被村里人称为“讨说法”，但却被学校和公安局称为“耍无赖”和“敲竹杠”。人们说：“他们不过就是想要点钱拉倒，还真能找出这是谁的责任吗？”

那些感到认倒霉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的人当然认为好朋的父母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敲学校一笔钱。但如果仅仅把他们这场折腾理解为为钱财而争却未免失之偏颇了。他们毕竟把这叫做“讨说法”。如果“认倒霉”的解决方式仅仅错在失去了一个很好的赚钱机会，那也就没有很大的倒霉可认，后来也就没有什么说法可讨了。“就这么认倒霉倒不在于拿不到钱，但孩子就这么死了不是死得太窝囊、太委屈了吗？”抬棺静坐的真正意义在于为好朋出一口气，尽管人们并不知道他到底是为什么自杀的。虽然这场折腾不能找出究竟是谁害了好朋，也无法使好朋的委屈真正得到伸张，但他们毕竟替好朋喊了一声冤枉。在他们看来，无论好朋的自杀还是好朋父母的“讨说法”，都是对好朋所受的“冤枉”的一种反抗，是寻求“公正”的一种出气的行为。即使在那些不喜欢好朋母亲的人看来，她这种“讨说法”出气的行为，还是完全有理的。而自始至终都没有一个人提到，好朋是否因为他自己的什么原因，乃至某种精神障碍而上吊的。在公安局有关此案的30多页档案中，没有一个字提到这种可能。

就在被好朋的案子弄得恍恍惚惚之后，我又被带入了另外一个扑朔迷离的场景。

好朋上吊那年的冬天，在守真村的一个农家院落里，一个70多岁的老人正在默默地准备大年三十的烧纸。这年的除夕，他不仅要给他死去多年的儿子和别的亲人烧纸，而且还要为自己的孙女坠露准备一刀纸钱。儿子20年前就死了，儿媳出了门，孙女是自己一手带大的。他亲眼看着她长大成人，出落成一个俊俏的姑娘，还为她找了婆家，原指望她从此就能过上红红火火的日子，自己这一辈子的心愿也就完成了，谁知道才20多岁的坠露竟然会这么突然地离他而去呢？他真恨自己为什么会瞎了眼没打听清楚就把坠露嫁给了那小子，恨不得亲手杀死那个逼他孙女寻了短见的畜生。

就在他这么想着的时候，老伴却急慌慌地跑了进来：“你知道吗？化验结果出来了。”老头却没有她那么急切：“那又能怎么样？反正坠露是活不过来了。”“可是，”老太太说道，“那化验结果说，坠露吃的药片里边没毒。”老头一下子抬起头来：“没毒？那么坠露不是因为吃了药片死的？”“那谁知道呢？”老头来了精神：“不管坠露是怎么死的，我可不能放过那小子。这事咱们没完。”

在公安局的信访科，我读到了这位老人六七封内容差不多的告状信，都是控告坠露的丈夫害死了她又伪造了自杀现场，请求一定要严查凶手。

老人信中的描述和公安干警的介绍使我知道了事情的大概经过：坠露几年前嫁到了孟陬县东部的戴庄，婚后才发现丈夫是个不过日子的小混混。他整天游手好闲，在城里泡“小姐”（当地民间对妓女的通称），还动不动对坠露拳打脚踢，甚至威胁说要杀了她。半年前他因为偷油田里的石油还被抓起来关了几个月。在坠露死前不久，她回到了爷爷家里，哭诉说她越来越无法忍受丈夫了。爷爷后悔把她嫁到了戴庄，就劝她和丈夫离婚。当时坠露都下决心不再回丈夫家了。但是，几天之后丈夫找了来，说如果坠露不回去就打死她。坠露没有办法，和爷爷商议说慢慢地准备和他离婚，于是跟着丈夫回到了戴庄。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丈夫聚集了一帮哥们儿在外屋打麻将，坠露一个人待在里屋。她当时觉得很难受，就去找住得不远的大姑子聊天。在那里说了一会话，她又回到家里，看到丈夫那群人还在外屋打麻将，就很不高兴地进了里屋。丈夫觉得她的表情不太对劲，就也跟着她进了屋。他见坠露手里攥着一个药瓶，就问她出什么事了，坠露一声不出。于是他慌了，就大声问她：“你是不是吃药了？”这一声外面的人都听到了，就都走到屋里来。坠露点了点头，人们都吓坏了，就忙着帮她丈夫把她抬到一个“三码子”上，送到附近的一个镇医院。医生护士赶快给她洗胃，洗出来几个大药片。医生说：“这药片我们没有见过，不是一般的安眠药。我们可能没办法，你们赶快把她送到大点的医院去吧。”于是人们又连忙把她往大医院拉。路上她就越来越不行了，等拉到医院，坠露已经断了气。不过那个大医院的大夫也不认得那些大药片是什么，于是就把它们送到上一级医院去化验。当时谁也没有把这化验太当真。那么多人在场，坠露死于自杀几乎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了，于是很快就把她埋葬了。

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在坠露死后1个多月，化验结果竟然证明，那些大药片没有毒性，不能致人死命。凭着这个化验结果，坠露的爷爷不断上告，一口咬定是坠露的丈夫害死了她。公安局的干警和我谈到此事时说：“这里有很多可能。也许坠露除去这些药片以外还吃了别的什么药，也有可能她当时发了别的什么病。如果俺们能化验她的胃部组织就好了。可是人已经埋了这么长时间了，俺们根本不可能取样化验。现在看起来，当时那么多人在场，她丈夫杀她的可能性是不大的，可俺们根本没有证据说服那老人。他就一遍又一遍地写信，要求伸张正义。这可真是一个麻烦的案子呀。”

依照法律程序，干警无权处置坠露的丈夫；但是谈到这个案子的时候，他们却无一例外地对坠露和她的爷爷抱以同情的态度。虽然坠露具体的死因已经成为一道无解的难题，但不论她是自杀，是被杀，或者是因为某种疾病突发而死亡，她的丈夫都对她的不幸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许坠露的爷爷自己很清楚，坠露被谋杀的可能性其实是微乎其微的。但他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报复他，就是要使他受到惩罚。细读他写给信访科的那些信，我发现，他用来证明坠露是被谋杀的理由都不能成为法律的证据，而是对坠露丈夫的道德控诉，包括他如何在别人面前辱骂坠露，他如何游手好闲、胡作非为，他如何打骂坠露甚至威胁说要杀死她，以及坠露在戴庄如何受罪，如何向他哭诉。这当中很多事情更能证明坠露早有自杀的想法，却无法证明她丈夫真的有要杀死她的动机。

和好朋的父母一样，坠露的爷爷也是从无可奈何地认倒霉变成了竭尽全力地讨说法。而比起好朋父母对学校的讹诈，坠露爷爷的控诉显得更加缺乏法律依据，但却获得了更多的同情。这里的原因其实很容易理解。好朋的父母并没有什么理由证明学校确实对好朋的死负责；坠露的爷爷却很清楚地知道孙女在她丈夫那里受过多少委屈。坠露所受的委屈是不言而喻的，但好朋却从来不是个好孩子，学校也不必然与他的死有关。

但是，不怎么有理的好朋父母和备受同情的坠露爷爷却得到了完全相反的结果。娘娘庙中学赔了好朋家4000元钱，他们也终于把棺材抬走了；坠露一案却最终不了了之。这是因为好朋父母的手段更加无赖吗？恐怕并没有这么简单。

我走访了公安局的一个法医。他把他掌握的本县从1995年到2000年之间的所有非正常死亡记录都给我看了。其中有40多起自杀。而从我的经验判断，这几年中的自杀远不止这么多。法医说：“确实不准确。我们不可能记录所有的自杀案件。只有有人报案的时候，我们才会记录。比如，要是有人发现了一具无名尸体，要是对死亡的真实原因发生争执，或者是有别的和法律相关的事情，我们才记录下来，去做调查。我们没有责任记录和调查每一个自杀，因为这不是法律问题。说白了，我们只负责区分自杀和他杀。只有发现不是自杀，而是他杀，或是有别的纠纷的时候，我们才会继续调查。要是明确就是自杀，而且没有什么争执，我们就不管了。”“那你们有自杀的统计数字吗？”“没有。我们有每个村的户数和人口数。我们也掌握每年的死亡数字和出生人口数字，但是基本上不会管死亡原因。那我们怎么会知道每年有多少人自杀了呢？”

法医在他杀和自杀之间做了一个明确区分。可是我们在好朋的案子里看到，自杀有时候和他杀的区别并不是那么大。尽管人们都承认好朋是自杀的，但学校的责任并未因此而减轻。如果好朋真的是因为在学校遭受了不公而自杀的，这和他杀只有程度上的区别。相反，虽然人们都知道坠露在家里遭受了不公，可是这些不公越明显，越能证明她是自杀而死的，她就越不可能是被他杀致死的，她爷爷的指控也就越无力。由此可见，好朋和坠露遭受的不公，有着非常不同的逻辑。好朋所遭受的不公，和他杀中牵涉到的不公非常相似；但坠露所遭受的不公，一般被认为很容易导致自杀，却不大可能导致他杀。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分别用“冤枉”和“委屈”描述这两种不公。在实际的日常语言中，这两个词并没有这种严格的区别。但我们为了讨论的方便，把“冤枉”界定为，在家庭之外的公共生活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将“委屈”界定为，遭到诸如家庭成员等有亲密关系的人的不公正待遇。那么，他杀和好朋这样的自杀所牵涉到的，就是冤枉；而坠露的自杀所牵涉到的，就是委屈。当然，这种委屈也会被人们，特别是娘家人，转化成冤枉，像坠露的爷爷就是在这么做。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在本书的第十章会回过头来细看。

我还没有实地研究自杀问题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的自杀故事大多是农民工因为被拖欠工资而自杀，农民因为公粮纠纷而自杀，还有好朋这类的学生自杀，等等。这些都可以归入冤枉的范畴。但我在深入实地后，却发现，这样的自杀实在是太少了，大多数自杀是坠露这样由于受委屈导致的自杀，这样的自杀不仅不在法医和警察的管辖范围之内，而且也是新闻记者不会感兴趣的，因为这种自杀确实没有什么新闻价值，它不是什么公事，不属于新闻或法律应该管辖的范围。

公安局既然名为“公安”局，所负责的，就是平息公共领域内的不公，即冤枉，而不是解决家庭领域中的委屈。公安局之所以会处理好朋的案件，就是因为好朋的事情涉及的是他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威胁到了公共秩序，虽然无法确定好朋受到了什么冤枉，甚至不能明确说，那是不是能算冤枉；而坠露所遭受的不公远远大于好朋所遭受的，也明确得多，但就是因为这仅仅是委屈，仅仅威胁到了家庭秩序，没有威胁到公共安全，所以公安局无法去管。

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自杀中的公正问题就不如刑事案件中的正义问题重要。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说，杀人放火毕竟是不经常遇到的非常事件，但是尊严和公正却是日常生活中随时都会碰到的问题。日常琐事中的公正和委屈是人们都会关心在意的东西，甚至常常会夺人性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是仅仅靠保全性命、消灭剧烈的公共纠纷就可以过日子的，也许家庭中的生活秩序更加重要。而自杀给我们提出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当代中国家庭秩序中的委屈和公正？

为了获得更多有关自杀的资料，我从公安局出来，就去走访了孟陬的县医院。在县医院的急诊室里，因为喝农药而被送来的病人三天两头常有。总体上，医院关于自杀的记录比公安局的更系统。比如2000年一年，急诊室中共有499位病人住院治疗，其中有114位是自杀未遂者，没有自杀死亡者。再如2001年的前6个月，共有357位病人住院治疗，其中有65位自杀未遂者，4位自杀成功者。我问医生，为什么自杀成功者的比例这么少。医生说，并不是所有自杀者都会被送到医院。无论是伤势过轻不必施治的，还是伤势过重没有生还机会的，都不会送到医院来。而如果有那根本没有治好机会的来了，医生无法可施，也就不会做住院记录了。只有在医院住过一段时间、用过药的患者，医院才会记录。而自杀未遂者只要住进医院，死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医生说：“我们的技术又不是摆设。大部分人只要抢救治疗，就不会死了。”

我再细看他们的住院记录，发现其中没有自杀原因的记录。而所谓自杀案例，也都是我们推测出来的。实际写的病情都是“一六○五中毒”、“氧化乐果中毒”，或“农药中毒”等。一般情况下，这些就是喝农药自杀的案例。但在夏季的时候，有些案例很难说是主动喝了农药，还是在田间喷洒农药时不慎沾到了身上。既然如此，自杀原因就更不会记录了。医生说：“这不是我们的职责。我们的职责是救死扶伤。至于为什么喝药，那是不必问的。”虽然有些医生和护士也会和病人聊天或者做某种程度的解劝，但就他们的职责而言，这些都不是分内之事。他们主要负责为病人洗胃，把病人救活，至于病人是因为什么而喝农药的，以及他们以后是否还会喝农药，这些都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

急诊室的医生同意让我采访一些病人，并让我穿上白大褂，以医生的名义走进病房。我遇到的那个病人是个30多岁的少妇，当时已经基本恢复正常。她的母亲和丈夫陪在旁边。得知我想了解她喝农药的过程之后，她还是很爽快地讲了起来：“我喝药的时候是因为听到一个声音，叫我喝药，我就喝了几口乐果。”我问：“那叫你喝药的声音是谁的？”她回答说：“好像就是家里去世的老人的声音。”于是她讲起了她经常到一个庙里上香，这声音就和她进这个香门相关。我问她什么时候加入的这个香门，她想了一会说：“大概是三年前吧。”她的丈夫在一边纠正说是两年前，她的母亲却在旁边坚持说是三年前。就在这时，又有一些人来看她，有娘家人也有婆家人，还有村里别的人。在一番寒暄之后，他们听到了我们的对话。不知为什么，他们关于她加入香门时间的争论逐渐上升为十分认真的争吵。她的母亲疾颜厉色地责问她丈夫的姑姑：“我们闺女在你们家有什么好？你们这么欺负她！”病人自己并没有加入这场争吵，但是我的采访已经无法进行了。在这争吵的混乱中，我实在无法理出头绪，不知道加入香门的时间之争怎么就升级为病人在婆家的地位之争。旁边有人开始怀疑我的身份：“你真的是大夫吗？我们怎么没有见过你！”“大夫哪有这么问问题的？怎么像记者一样！”那边双方仍然争吵不休，我就被当做了挑起争端的罪魁祸首：“你在这里瞎挑什么？你看这样子怎么收拾？”一个老人很严肃地指责我：“家务事你管得了吗？你问这些问题干什么？”显然我的任务无法完成了，我只好落荒而逃。

和医生谈起来，我说希望能在没有家属探视的时间来访谈，但他们说，在这个没有严格探视规定的县医院，这是不可能的。看起来，在医院里采访自杀者是很难完成的。

不过，这个未成功的访谈还是引发了我的很多思考。如果仅仅根据病人的说法，她的喝农药就是因为参加香门之后的宗教体验，或者用精神医学的术语说就是作为精神分裂的症状的一种幻听。但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这有可能不是真正的或主要的原因。更加重要的也许是某种家事之争，而这种家事也许和加入香门有关系，也许这就是人们争论的原因；但同样有可能的是，病人自己也许就是因为幻听而喝的农药，但她的娘家人却不肯接受这个原因，而一定要让她的婆家人为她的委屈负责。

不论是哪种情况，医院都把她当做一般的农药中毒患者来对待，而她的家人和乡亲却想当然地把她的喝农药当做家庭纠纷。不仅医生，就是她的家人也认为理解她的自杀是在医生职责之外的事情，因此当我认真地问起那些问题的时候，他们立即就发现我不可能是真正的医生。其实大家都清楚，她的喝农药很可能有某种程度的委屈在内，和家庭内部的公正有关。这种家庭中的公正是医生这样的外人所无法插手的，却是她的娘家人随时都要为她争取的。

也许有人会怀疑，这家医院之所以不关心自杀问题本身，是不是因为它没有精神科呢？起初我也这么认为。但后来我知道，从2000年开始，孟陬县已经成立了一个精神病诊所。这个诊所和我在县城住的地方离得很近，所以我经常到那里去。诊所是两兄弟开的，他们受过相当专业的精神医学训练。看起来，他们确实比县医院里的医生远为关心自杀问题；但进一步的观察使我发现，他们和那些医生并无本质的不同。他们会关心自杀病人的精神状态，但也同样不大关心自杀背后的那些家庭纠纷，即使谈到，也只是为了进一步了解其精神状态。因此，无论哪家医院，其中的医生对自杀的关心，都和老百姓自己的关心非常不同。这倒不是因为医生玩忽职守，而是因为，委屈不是一个医学问题。

公安局的职责是社会公正，而医院负责的是人们的健康。他们之所以会和自杀问题发生关系，是因为自杀经常和社会公正与健康问题发生关系，而不是因为他们关心自杀本身。当然，社会公正和健康是一般人幸福生活的两个重要方面，但这二者都落在了自杀问题的外面。换句话说，尽管社会安全和身体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但这两点绝不等于幸福生活。人们不仅需要不突遭横祸，而且要安顿自己的日常生活；不仅要没有疾病，而且要活得有条有理、堂堂正正。而这些涉及日常生活中的秩序和条理，却是公共机构的职责所无法达到的，这当然也使那些以预防和减少自杀为己任的社会工作者大伤脑筋。私人琐碎的委屈似乎既不足以让公安人员插手，也不会大到让医生来诊断的程度，甚至自杀者的亲人也不愿意这些外人来管自己的家事，但这外人管不着的烦恼却在吞噬着很多人的性命。

自杀问题之所以不是公安局和医院应该处理的事情，是因为自杀所涉及的委屈和公正不是这些公共机构的权限所在；但这些问题所牵连的却是每个人最关心的幸福问题。这样说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既不是一个公共安全问题，也不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更不是其他任何的社会公共问题。

但是很多自杀问题的研究者却说，自杀在中国不是一个医学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我们为什么似乎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呢？那些研究者之所以说中国的自杀是社会问题，是因为自杀者大多不是因为疾病而自杀，而是因为不公、纠纷和争吵等带有社会和政治色彩的原因而自杀。但是，这些具有社会和政治色彩的问题却常常不发生在任何公共的社会空间中，不涉及任何社会公正问题，不需要一个公共的权威来插手解决。那么，自杀就是社会空间之外的一个社会问题，是公共政治领域以外的政治问题，所涉及的是私人的公正与冤屈，与私人的幸福生活有关。这样，理解自杀问题的关键就变成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在意的公正是什么？

1.2　田野

上面描述的几个场景，都是我在对孟陬县的自杀研究中发现的。我于2000年6月到8月、2001年6月到8月、2002年9月到2003年8月，在孟陬县共做了18个月的田野调查。

孟陬位于华北，是一个不大的县，2002年的人口是32万。该县共分成9个乡镇，娘娘庙镇是其中之一。该县建于战国，汉代的城墙尚依稀可见。在抗日战争中，孟陬是八路军在华北最早攻占的县城之一，而且该县的红色政权从此就没有失去过，因此应该算很早的解放区。孟陬距离京津都很近，虽不算很富裕，但人均收入高于全国农村的平均水平。近年来又有两条新修的铁路线在县内交叉，其经济发展非常迅速。

2000年夏天，我最早来到了孟陬的公安局和县医院。虽然我在这两个单位读到了一些有价值的档案，但我也逐渐意识到，只有深入考察家庭秩序和“委屈”，才能理解自杀问题。而要如此深入别人的家庭，研究家庭生活中的难言之隐，倘若没有一些私人关系和渠道，实在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任务。幸好，我的母亲曾经在娘娘庙镇待过很长时间，在娘娘庙镇和孟陬别的乡镇都有很好的人际关系。于是，在公安局和县医院遇到困难之后，我只好求助于我的母亲帮助我在村子里打开局面。2000年夏季在娘娘庙镇的研究进行得很好，使我对孟陬的自杀问题得到了一个初步的印象。

2001年夏天，我在孟陬县城的一些朋友的帮助下，进行了第二个阶段的研究，这个阶段的调查也比较顺利。但我还是很担心，不知道以后如何继续发掘。让人们讲述他们的亲戚的自杀故事实在是一件难事，我不止一次激怒村民，遭到严词拒绝。每次我终于让人们愿意对我讲的时候，他们总是说：“就是因为这关系，我才跟你说这事。要是别人，我才不说呢。”显然，如果中间没有一个面子大的介绍人，是根本不可能完成这项研究的。而我在娘娘庙镇的研究之所以那么顺利，就是因为我母亲在那里的人缘极好。但我的研究毕竟不能仅限于娘娘庙镇。所以，我们只好在其他的乡镇寻找熟人，然后再让他们寻找他们的熟人，再通过这些人寻找自杀故事。

当我在2002年回到孟陬之后，我们就按照这样的策略展开研究。当时我母亲刚刚退休，有时间而且有兴趣帮我完成这项研究。从2002年到2003年的一年之中，她多数时间陪我在孟陬。有时候，我们住在县城的一个朋友家里，有时候待在娘娘庙镇一个朋友的房子里（当时正好有一个朋友搬到了县城里，房子空了出来，我们就住在他家的空房子里）。以这两个地方为根据地，我们不断地到别的乡镇去研究，基本上涵盖了孟陬的所有村子。因为我们在孟陬有一个较大的院子和一套房子，有时候，我的父亲和我妻子也会到孟陬来参与。我的这项研究，名副其实地成了我们的“家庭政治”。

我们在娘娘庙镇的主要村子中的每一个，和孟陬的另外8个乡镇中的每一个，都找到了一个人缘好又诚实可靠的向导。这些人在各自的村子都是德高望重、很受尊重的人物，往往出自自己村子里影响最大的家族，并且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其中很多是当地的中小学教师）。这样，他们就有足够的面子让别人讲那些自杀的故事。我们要求每位向导至少要提供两个自杀或自杀未遂案例。多亏他们的帮助，我得以调查了很多自杀个案。在这三次田野调查中，我于2000年夏天调查了33个个案，于2001年夏天调查了21个，于2002年到2003年之间调查了150个，一共是204个。

除去在县公安局和县医院的档案研究和这些田野调查之外，我也粗略算出了孟陬县近年的自杀率。在娘娘庙镇，我得以亲自到每个村子，以最原始的办法挨个问，因而能够得到2001年和2002年比较准确的自杀死亡的数字。〔2〕在另外8个乡镇，我难以做到去村村调查，只能让向导帮助我统计了各乡镇2002年的数字。〔3〕根据这些统计，2002年整个孟陬县共有61个个案，其中有33女，28男。妇女的平均年龄是37.7岁（11个20—29岁，15个30—39岁，2个50—59岁，1个60多岁，3个70—79岁，1个80多岁），男子的平均年龄是40.1岁（2个10多岁，10个20—29岁，3个30多岁，1个40岁，4个50—59岁，6个60—69岁，2个70—79岁）。孟陬2002年的人口是32万，那么，这一年的自杀率就是19/100000。另外，我相信在另外8个乡镇的数字很可能不够准确，可能会漏掉几个，那么，实际的自杀率可能比这个数字稍高，约为20/100000，比回龙观医院估算的全国平均数字（23/100000）〔4〕稍低。至于男女比例，确实是女比男高。但差距并不是那么大。费力鹏的统计数字是，女比男高25％，而我的计算数字是17％。当然，和西方国家男人自杀数比女人的多二到三倍的情况相比，这个数字已经非常不同了。〔5〕但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妇女”自杀的特殊性。因此，在本研究中，我还是把自杀当做男女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来看待。

至于这些自杀的具体原因，当然非常复杂，包括家庭冲突、情感纠纷、社会不公、教育问题、严重的疾病，等等。但在2002年的这61个当中，只有一个（即渐离的高岩）可以算死于公共领域的冤枉（当然，在我掌握的全部204个个案中，还有更多）。其他人的死直接间接总和家庭冲突有关。而这些家庭纠纷中，包括公婆媳妇之间、夫妻之间、兄弟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冲突。

这样的一个自杀研究，必然会涉及相互关联的两种可能。第一，是研究关于自杀的社会和文化话语；第二，是寻找导致自杀的真实原因。而在实践上，要精确地找到已死者自杀的原因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我还是通过对比尽量多的描述，来尽可能还原自杀的真实原因。人们自己的选择，往往受到社会文化和社会观念的影响。社会对自杀的看法，也会影响人们自杀的动机。在此，我对自杀的理解遵循了道格拉斯（Jack Douglas）的方法，即：尽量揭示社会和不同的人对自杀的文化意义的理解。〔6〕当然，很可能某人自杀的真实原因与人们讲述的都不同。比如，好朋的父母就不知道好朋自杀的真实原因，他们的反应完全来自周围的亲戚的推测和对自杀问题的一般理解。而很可能，好朋是因为与学校毫无关系的原因死的，这个原因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所以，我不会说我得到了这些自杀个案的绝对真实的原因；但我却可以比较自信地说，对于孟陬社会理解自杀的逻辑和背后的观念，我有了基本的把握。对于解释自杀在这个社会中的意义，这样一种把握已经够了。

1.3　文献

在掌握了这些个案之后，我开始寻找中国自杀研究的范式和理论解释的可能性。

答旦曾经梳理过1949年到1999年之间中国大陆自杀研究的发展，并分为三个阶段：一，从1949年到1976年，基本上没有自杀研究；二，从1977年到1989年，随着自杀现象的增加，自杀研究也间接发展起来；三，从1990年到1999年，自杀研究发展迅速。〔7〕1997年，何兆雄出版了百科全书式的《自杀病学》；同年，翟书涛出版了《危机干预与自杀预防》。何兆雄和翟书涛的研究对后来的中国自杀学影响很大。自1999年以后，中国的自杀研究又发生了新的变化。1999年，谢丽华主编的《中国农村妇女自杀报告》出版，引起了很大反响。以前的自杀研究，大多是理论上的思考，对中国现实的自杀状况没有系统调查和思考。但谢丽华主编的这本书代表了《农家女》杂志几年来的实地研究成果，第一次揭示了中国农村妇女自杀问题的严重性。同年，费力鹏等人在《文化、医学，与精神医学》上发表了《自杀与中国的社会变迁》的英文版（该文的中文版是《中国农村妇女自杀报告》的前言）。2002年，费力鹏等人在《柳叶刀》杂志全面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向世界公布了中国的自杀率是23/100000到30/100000之间〔8〕，同年年底，“北京生命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在回龙观医院成立。从此以后，中国的自杀研究在基于“农家女”和回龙观医院两家的系统工作之上，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国内外关心中国自杀问题的学者集中在了这样几个核心问题上：一，中国年轻妇女中的自杀率为什么比男子高？〔9〕二，中国农村的自杀率为什么比城市高？〔10〕三，中国的主要自杀方式——喝农药，到底意味着什么？〔11〕四，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自杀与精神疾病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都是中国的自杀现象独特的方面。〔12〕

学者们发现，中国的自杀者很多与抑郁症和其他精神疾病没有直接关系。〔13〕费力鹏等人算出，中国的自杀者中最多63％患有精神疾病，而多数西方国家90％以上的自杀者有精神疾病。〔14〕对于受过西方医学训练的精神科医生而言，这个数字之所以重要，或许在于中国为什么那么多自杀者没有精神疾病；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个数字中的另一层含义：毕竟，有半数以上的自杀者是有精神障碍的。显然，中国的自杀并不是和精神疾病毫无关系；但这种关系一定和西方的不同。因此，需要问的不仅是为什么中国的自杀者不都有精神疾病，而且是，对于有精神疾病的中国自杀者而言，这些疾病意味着什么。

费力鹏和他的同事们的一项研究发现，不能依据单一因素来看待中国的自杀者。他们发现了8个有统计学意义自杀预测变量，按其重要性排列，为：抑郁程度重，有自杀未遂史，死亡时急性应激强度大，生命质量低，慢性心理压力大，死前两天有严重的人际关系冲突，有血缘关系的人有过自杀行为，朋友或熟人有自杀行为。

“自杀的危险性随着暴露于危险因素的数目增多而显著增加：暴露于上述1个危险因素或不暴露于危险因素的265例中没有一个死于自杀，而暴露于上述2至3个危险因素者中30％（90/299）、暴露于4至5个危险因素者中85％（320/377）、暴露于上述6个或更多危险因素者中96％（109/114）死于自杀。”〔15〕

这个结果告诉我们，抑郁症确实和自杀有关，但它往往不会单独出现在自杀者身上，而是伴随着其他因素一起出现。那么，这些自杀者身上的抑郁症与同时出现的其他问题之间是什么关系呢？那些有抑郁症的自杀者和那些没有抑郁症的自杀者之间，到底有何不同呢？中国的自杀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这已经是学者们普遍认可的事实。〔16〕但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所谓的“社会问题”，而其中的抑郁症因素又起到了什么作用？

从社会角度进行的自杀研究也已经出现了一些。〔17〕比如，李诚和凯博文把它当成一种反抗行为。〔18〕皮尔森等通过对一位农村妇女的田野研究，得出结论说，她的自杀是家庭中一系列复杂的权力斗争导致的结果。〔19〕我对家庭政治的研究大大得力于前人的这些初步结论，立足于这样的基本观念：中国的自杀问题首先和正义有关，这种正义体现在复杂的家庭政治当中。这两点是理解自杀问题的核心。当然，精神疾病因素并非不重要，但必须与家庭政治结合起来，才能看出它的意义，这就是费力鹏等人所谓“多重因素”对我的启发。

1.4　自杀理论

但如何在理论上解释中国的自杀现象呢？我们首先要对经典的自杀理论做一梳理，看是否可以用到中国现象上来。

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自杀论》无疑是最著名的自杀学著作。众所周知，涂尔干在此书中把自杀当做一个社会事实来理解。他把自杀分成利己型、利他型、失范型三类，并在结论中指出，社会整合的缺乏导致了利己型自杀，过度的社会整合导致了利他型自杀，而社会危机则导致了现代社会中经常出现的失范型自杀。〔20〕有趣的是，虽然涂尔干把自杀当成一个社会现象，但在他看来，自杀恰恰发生在不那么“社会”的时候，也就是社会性表现得不那么恰到好处的时候，无论是缺乏、过度，还是社会危机。涂尔干在此假定有一个最恰当的社会状态，自杀就是在偏离这种中庸状态时发生的。可以说，此后对自杀的社会学研究，大多遵循了这一基本思路。

涂尔干的学生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进一步发展了涂尔干的方法和解释，形成了现代社会学自杀研究的主流。虽然不乏社会学家试图超越涂尔干的解释模式，但他们“基本上没能在涂尔干的理论上添加什么重要的东西”〔21〕。学者们批评涂尔干忽视了个体体验和当下的社会语境〔22〕，关于社会道德的概念和分类模式过于抽象〔23〕，对文化意义过于简化〔24〕，等等。但是，这些批评都不足以颠覆涂尔干的整体框架。很多据说比涂尔干更具体的研究，只不过是对涂尔干模式的简化、改造和具体应用而已。〔25〕Gibbs和Martin所做的研究把自杀归于社会整合的缺乏，Henry和Short的研究把自杀和他杀都归结于外部限制。〔26〕这是涂尔干之后最重要的两个自杀社会学研究，而且试图走出涂尔干的模式。虽然他们的努力值得钦佩，但他们的最后结论只不过重新强调了涂尔干的主要观点。〔27〕

道格拉斯著名的《自杀的社会意义》一书批评涂尔干以来的自杀研究忽视了自杀的文化意义。这一批评确实更有力一些。后来的一些人类学研究试图在应用涂尔干的理论的同时，注意文化意义的分析。比如，在对非西方文明中的自杀的研究中，人们广泛运用“利他型自杀”的概念。Leighton和Hughes对爱斯基摩人的研究〔28〕、Jeffreys对非洲自杀的研究〔29〕等都是这样做的。但这些研究只不过是对涂尔干概念的另外一种应用而已。此外的一些人类学研究虽然没有过分倚重涂尔干的范式，但其意义只限于对特殊文化模式的描述，无法给出一个更具普遍性的理论解释。〔30〕

另外一个研究传统，即精神医学的自杀研究，可以说是当前统治性的研究模式。其基本观念是，自杀是精神疾病导致的。其实在涂尔干的著作发表之前很久，西方人就从精神疾病的角度理解自杀。19世纪法国著名医生埃斯奎罗（Esquirol）确定了自杀与精神疾病的关系。〔31〕涂尔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基于埃斯奎罗的资料，并试图改变精神医学在自杀研究中的一言堂局面。但涂尔干并未扭转精神医学的统治地位。他的社会学研究只不过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有很大影响，但在面对自杀的社会政策和基本话语中，精神医学的地位比以前更加牢固。而今，多数精神科医生仍然相信，自杀是由抑郁症、双向障碍、精神分裂症、酒精中毒等精神障碍导致的。自杀行为经常与这些疾病相伴，这一观察是没错的；但是，这些精神因素究竟如何影响了自杀，仍然是一个广泛争论的问题。〔32〕

精神分析在20世纪前期的精神医学中曾占统治地位。而今，它的影响虽已式微，但它对自杀的研究角度仍然值得重视。〔33〕弗洛伊德自己并没有写关于自杀的研究，但按照Litman的说法，他后期发展的“死的本能”的观念，与对自杀问题的思考非常相关。〔34〕从精神分析角度研究自杀的最好著作，当然要算莫宁格（Karl Menninger）的《反对自己的人》。〔35〕莫宁格认为，自杀就是死的本能战胜了生的本能。

自杀研究者都不可能忽略精神科医生施奈得曼（Edwin Shneidman）的名字。他从事了几十年的自杀学研究，并创立了美国自杀学会，是当之无愧的美国自杀学之父。20世纪50年代，他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指出，自杀来自一种“后我”（post-self，或postego），是人们对自己的死后状态的看法。〔36〕施奈得曼虽然是从心理学角度谈这个问题的，但其中有着深刻的哲学思考，与当时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工作相呼应。他认为，虽然人们无法体验自己的已死状态，但人们对于自己死后的状态往往有一个错误的想法。让人真的相信有一个自己根本不存在的状态，其实很难。他和法博罗（Norman Far berow）共同指出，自杀者常常会犯一种逻辑错误。人们若是这么想：“谁若自杀了，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我（主）去自杀，那么，我（宾）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我（主）要自杀。”在这个三段论中，大前提和小前提都没有错，错的在于，此人忘记了，那个要自杀的“我”是主我，而被注意的“我”是宾我。这个人假定自己在死后，还能作为主我存在，可以受到别人的注意，而忘记了，他自杀以后，主我已经不存在了。后来，施奈得曼又提出了“情痛”（psyache）这个概念来解释自杀。他把这理解为情感上的疼痛。〔37〕“后我”和“情痛”两个概念对现代自杀学的影响很大。

20世纪后半期，随着克莱蒲林（Kreaplin）的生物学导向的精神医学取代精神分析，对自杀的精神药理学研究开始发展。20世纪50年代，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叫色洛托宁（serotonin）的精神传递素，认为它与自杀行为相关。〔38〕20世纪70年代，斯德哥尔摩的Marie Asberg和尼德兰的Hermanvon Pragg同时但分别发现，色洛托宁过少与临床中的抑郁症紧密相关，因而证明色洛托宁可以导致自杀。〔39〕这些学者想当然地认为，自杀与抑郁症是必然相关的。他们一发现色洛托宁与抑郁症的关系，就认为发现了它与自杀的关系。但事实上，在自杀与色洛托宁之间，仍然找不到生物学上的相关性。

美国专家编辑的《减少自杀》一书中列出了与自杀相关的十多种精神障碍。作者宣称：“几乎所有精神障碍，包括酒精或其他毒品的使用，都和自杀相关。”〔40〕在最权威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IV）中，自杀意念已经被当成了抑郁症的判断标准之一。〔41〕

虽然社会学和精神医学看上去非常不同，涂尔干表面上还在批评精神医学的自杀研究，但两者来自相同的文化假定。他们都认为，自杀是某种紊乱导致的。社会学家认为，自杀来自社会秩序的紊乱；而精神医学家认为，它来自精神紊乱。所谓的紊乱，就是偏离了某种正常状态。他们对自杀的态度，都基于对这种正常状态的看法。

1.5　自杀状态

涂尔干的学生哈布瓦赫就曾谈到，社会学的自杀研究和精神医学的研究不是相互冲突的，而是相互补充的。〔42〕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则把不同的自杀类型与不同的心理状态联系起来，认为罪感往往导致利己型自杀，通常是自杀未遂；羞感会导致失范型自杀，往往是自杀成功。〔43〕涂尔干自己也从未否定自杀者会有精神障碍，他只是不赞同把精神疾病当做自杀的决定性因素。

上述关于自杀的精神医学诸家都认为，自杀是某种精神紊乱导致的，无论把这种紊乱归结于死的本能、抑郁症、色洛托宁过少、逻辑错误，还是情痛。而涂尔干认为，当社会性运行过弱或过强，使生活失去了秩序、变得紊乱时，就容易发生自杀。因此，自杀要么是个体发生紊乱，要么是社会发生紊乱时的事情。社会学家和精神医学家都把自杀当成了一种非正常状态，这背后又隐含着一种基本假定：求生是人的本能，凡是主动求死的人，一定是陷入了混乱，要么是个人的混乱，要么是社会的混乱。但是，这个看似不言自明的假定，即使在西方也不是自古如此的。

对自杀的精神医学理解是在启蒙时代以后才确立起来的。在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自杀被当做一种不虔诚和非法的行为处罚。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谈到，自杀不仅是对上帝的背叛，而且是对国王和主权的伤害。〔44〕在英国都铎王朝时期，自杀者的尸体遭到非常羞辱的惩罚和埋葬，但是有精神疾病的自杀者被排除在外。由于精神失常者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的自杀不是故意的犯罪，所以可以免于处罚。〔45〕因此，虽然自杀在宗教上是渎神的，在法律上是违法的，但在医学上并不被当做病态的，那些因病导致的自杀不被当做典型的自杀看待。

不过，随着精神医学的逐渐发展，也随着法律制度的逐渐完善，自杀这种特殊的罪也逐渐变成了一种疾病。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一位哲学家与英格兰普通法学者的对话》中借哲学家之口谈到：“我不明白人们怎么会对自己如此abimum felleum（拉丁文‘恶意’）或恶意，以至于自愿伤害自己，更不用说杀死自己了；因为从本性上讲，每个人必定要追求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并旨在保存自己。因此我认为，如果有人杀死自己，那就是假定他并非compos mentis（拉丁文‘心智健全’），而是由于某些比死亡更甚的内心痛苦或忐忑不安而神经错乱了。”〔46〕霍布斯并不反对对自杀的法律处罚，但他坚持求生是基本人性，不想活的人一定是精神出了毛病。这为自杀的精神医学解释提供了哲学基础。几乎同时，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在他广受赞誉的《忧郁的解剖》（The Anat omy of Melancholy）中更明确地把自杀与精神疾病联系起来。以后，越来越多的人用精神失常来解释自杀。在16世纪的英国，因为精神疾病而被免于处罚的自杀者只是极少数的例外。到了17世纪，对它的医学解释逐渐出现。而到了1735年，所有的自杀者就被认为是疯子了。到了启蒙时代后期，对自杀的法律惩罚已经彻底让位给了社会和医学的自杀解释。〔47〕

这一转变过程，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科学取代了迷信，文明取代了野蛮，我们更应该把它看做西方文明中自杀观念的一个自我发展过程。精神医学的解释并没有更多的科学依据，但它以更科学的语言表达了诞生于基督教文明的自杀观念。霍布斯和伯顿虽然并不赞同以法律形式处罚自杀，但他们对待自杀的态度和那些法学家并没有根本的不同。霍布斯仍然认为，如果谁真的主动杀害自己，那还是一项大罪，只是按照他的理论，人们是不会这么做的。同样，伯顿也并不认为自杀是合法的，而只是认为法律惩罚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犯了这种大罪的人，死后自然会遭到地狱之火的处罚。〔48〕当时的人们对自杀的种种态度，都没有超出托马斯·阿奎那的简洁概括：自杀是反自然、反社会、反上帝的。这三点构成了现代自杀学的基本推动力，而其中的核心一点是，自杀是反自然的，即：自杀是违背人的本性的。〔49〕

托马斯把“自我保存”当成第一条自然法，认为自杀者违背了这条基本本性。而正是因为违背了这一点，自杀者也违背了神法（因为他违背了上帝为人确立的自然）和人法（因为他擅自杀了人）。基督教谴责自杀者，是因为他违背了神法；世俗国家之所以处罚自杀者，就是因为他违背了托马斯所说的人法；而同样把“自我保存”当做第一条自然法的霍布斯则认为，违背了这一点的人是病态的。

约翰·洛克（John Locke）更加系统地表达了现代国家禁止自杀的理由：由于人的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若被允许侵犯这一神圣物，那么别人和国家就也有可能侵犯它，那就违背了生命神圣不可侵犯这最基本的自然权利。因此，禁止人有自杀的自由，正是为了保护人的基本自由。这个自由是如此神圣，以至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都绝对不能侵犯。〔50〕在现代文明体系中，对人的神圣性的保护不再以宗教禁忌的形式出现，而是先表现为法律的形式，后又表现为心理健康的形式。人性的神圣不可侵犯，表现为身心健康的神圣不可侵犯。对这一神圣性的侵犯，就是涂尔干所说的“失范”，精神医学家所说的心智不健全、抑郁症、色洛托宁过少、逻辑谬误、情痛。简言之，自杀，就是对神圣的求生法则的侵犯，因而是有罪的或病态的。

不过，仅仅看到自杀是对神圣生命的侵犯，还只是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虽然人在本性上都是神圣的，但是，西方的思想家们同样承认，人是有固有的欠缺和弱点的，因而并不是总能维护和提升这一神圣生命。基督教中的“原罪”就是对这一观念的极好概括：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因而生来就是神圣的；但由于人们都继承了亚当的罪，所以无力自己达到至善。很多现代思想家表面上否定了原罪的说法，却以另外一种方式表达了类似的观念。比如霍布斯就认为，自然状态中的人虽然都有求生的欲望，但是因为陷入人与人的战争，其实无法求生；洛克虽然在理论上认为人可以凭理性认识自然法，但人的固有缺陷使人不可能真正靠自己认识自然法，而必须靠基督教的启示。康德认为，虽然按照纯粹理性无法推出宗教的合理性，但人的固有缺陷使人们必须依靠宗教的指引。〔51〕在此意义上，人们必须依靠某种外在的力量（社会契约、启示，或宗教）来克服自然中的固有缺陷，以实现自然中的神圣性。那么，自杀又可以理解为，冲破了外在的限制，使人的自然缺陷重新抬头。

莫宁格从精神分析角度做的研究相当集中地体现了对自杀的这种理解。精神分析的基本观念是，人有爱（或生）与死两个本能，社会规范限制住这两个本能，使它们达到一定的平衡。而在莫宁格看来，自杀就是死的本能超过和战胜了爱的本能所导致的，即：是人性中的固有缺陷过于强大导致的。

涂尔干对自杀的研究同样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涂尔干对人性有过非常系统的思考。他在《孟德斯鸠与卢梭》中谈到：“因此，我们必须从个体的本性出发，并必须返回到个体的本性。”〔52〕他说自己对自然状态的看法是卢梭与霍布斯的一个结合。他认为，人的自然状态既有卢梭所说的“高贵的野蛮人”的特征，也有霍布斯所讲的“战争状态”的特点。而社会性则帮助人们抛弃战争状态，维护高贵的状态。在《人性的两重性及其社会条件》这篇文章中，涂尔干更清楚地讲出了他的人性观。他认为，各个文化都把身心当做人性的两个组成部分，这来自普遍的圣俗二分的文化倾向。他最后得出结论说：“这种两重性对应于同时引向的双向存在：一个是扎根于我们有机体内的纯粹个体存在，另一个是社会存在。”〔53〕在他看来，人性不仅包括生物性的个体本能，而且，社会因素的内在化形成了第二重本能。正是这种社会性，构成了人性中神圣的部分。涂尔干虽然说这一部分来自社会，但他又谈到，社会性是人性中固有的，即：虽然各个文化中社会性的表现形式都不同，但人们都有社会性这一点，却是所有人都共同的。于是，每个文化中的每个个体的人性中都既有一个神圣的社会性，也有一个世俗的个体性。而自杀就发生在这二者之间的平衡被打破的时候。

在《自杀论》的结论部分，涂尔干运用这一人性观来解释三种自杀的起源：“当然，只要我们成为群体的一分子，和群体生活在一起，我们就会受到群体的影响；相反，由于我们有截然不同于群体的个性，所以我们不服从群体的制约，并且设法避开群体。但是由于没有人不同时过着这种双重生活，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同时受一种双重运动的推动……两种力量相互对峙。一种力量来自集体，力求征服个人；另一种力量来自个人，并且排斥前一种力量。”〔54〕

他继续谈到：“因为社会生活既意味着个人有一定的个性，又意味着个人准备放弃这种个性，如果社会有此要求的话，还意味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对某种进步敏感。因此，没有一个民族不同时存在着这三种思潮，这些思潮把人引向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方向。当这三种思潮相互克制时，道德因素处于一种使人不受自杀念头侵袭的均衡状态。但当其中之一的强度超过其余二种一定程度时，由于已经说过的那些原因，它便在个体化时成为自杀的诱因。”〔55〕

自杀不仅是对神圣生命的一种侵害，而且这侵害就来自人性自身。它是人性中固有的缺陷对帮助人获得安全的外在约束的侵害，同时也由此构成了对人性中神圣部分的破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涂尔干笔下的自杀状态就是回到自然状态，是另外一种战争状态（人对自己的战争状态）。

不过，涂尔干的复杂说法还提醒我们，这仍然不是自杀问题的全部。自杀不仅包括社会性过弱或失常导致的利己型自杀与失范型自杀，而且包括社会性过强导致的利他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并不是因为缺陷过强导致的，反而是因为神圣部分过强而导致的。这又该如何来理解呢？

涂尔干在后文更清楚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对于自杀这种悲剧，涂尔干并没有简单地予以谴责和否定，而是认为它有积极意义。他是从两个方面来谈自杀的积极意义的。首先，自杀可以是一个社会的安全阀：“这是一个安全阀，有必要把它打开。归根结底，自杀有这样一个极大的好处：使我们可以在不用社会干预的情况下以最简单、最经济的办法摆脱一定数量无用或有害的人。”〔56〕

其次，自杀也可以是高贵的和值得赞美的：“人如果完全不受忧郁的影响，就不可能活下去。……正像我们已经在另一部著作中说过的，最文明的民族的伟大宗教比古代社会最简单的信仰更充满了忧伤，这至少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不过，悲观的倾向要能存在和保持下去，必须在社会上有一种特殊的机制作为其基础，必须有一些个人群体特别代表这种集体情绪。但是扮演这种角色的那部分人口必然是容易产生自杀念头的。”〔57〕

涂尔干在此所指的，当然首先是那些利他型自杀。这些倾向于利他型自杀的人情感丰富、生性忧郁，体现了社会中所崇尚的悲剧性的价值。他们把这些价值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在这些价值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宁愿选择自杀。如果哪个社会中完全没有自杀，从而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人，人们不会认为有什么价值比生命还重要，那么，这个社会比高自杀率的社会还要危险。

涂尔干并不是一个头脑机械的医生或社会学家，而是和施奈得曼一样，有着相当深的哲学反思。他对自杀的这一保留态度同样是一个久远的哲学传统的延续。对自杀的赞美和肯定，是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非常流行的态度，特别是在斯多亚哲学当中。基督教虽然彻底否定了自杀，但仍然没有完全抹杀自杀可能有的积极意义。自杀之所以是罪，是因为自杀者在彻底自我否定和忏悔的同时，并没有保留对救赎的希望；但自杀所代表的忏悔，仍然是值得肯定的。

到了现代，伴随着对自杀的严厉否定，对自杀的肯定和张扬也成为一股强劲的思潮。早在约翰·西姆（John Sym）发表第一部彻底批判自杀的著作《保存生命反自戕书》（Life's Preservative against Self-killing）之前，约翰·多恩（John Donne）已经完成了为自杀辩护的《论暴死》（Biathana tos）。罗密欧与朱丽叶、少年维特、安娜·卡列尼娜更不断成为著名的自杀英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中的基里洛夫不仅认为自杀是值得肯定的，而且认认真真地实行自杀，以此证成自己精神的高贵和自由。

对自杀的这种肯定并不难理解。既然人性中有神圣的因素，也有固有的缺陷，二者的张扬都有可能突破社会规则的约束。这种被赞美的自杀，就是神圣的因素突破了社会的约束，为了获得绝对的自由和生命意义而舍弃血肉的躯壳。对自然状态的理解从来就有两个传统，一个像霍布斯那样把它描述成可怕的战争状态，一个像卢梭那样把它描述成美好的黄金时代。综合了卢梭与霍布斯的涂尔干同时考虑到了这两个方面，所以会把自杀分成不同的类型。由此，我们更可以明确，自杀就是回到自然状态中的行为，既有可能是回到自然状态中最低的部分，也有可能回到最神圣的部分。

自然状态，是对人性的一种形象描述。我们追踪对自杀的哲学表述，就是为了追溯自杀学背后的人性论假定。由上面的层层推演可见，这些自杀学话语都建立在对人性的一种理解之上：人作为一种存在，其本性中既有神圣的因素，也有固有的缺欠。求生的一般规则是保护和张扬其神圣因素，限制其固有欠缺的必要制约，而自杀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的过分张扬，突破了这种制约。

在此，生命的自然状态可以用阿伽本（Giorgio Agamben）的bare life来描述。Bare life，就是没有任何社会束缚的本源生命状态。〔58〕这个生命状态虽然还没有任何外在限制，但是既有天生的神圣性，也有固有的欠缺；这个状态中的人，作为一种最根本意义上的人，也是神性与罪性的结合。而自杀这个问题之所以显得重要，就在于它结合了人性中的这两个基本特点。自杀可能是以一种不恰当的方式表达了一种美好的价值，也可能是以一种勇敢的方式表达了一种错误的观念。〔59〕

西方诸贤对自杀问题的思考，无疑会对我们理解中国的同样问题有巨大裨益；特别是现代以来的自杀讨论，对我们理解中国的自杀问题尤为切身，因为中国的自杀问题同样结合了好与坏之间的这对基本悖谬。不过，中国人对人性的观念与西方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必须在充分考虑这一区别之后，才能够将西方的这些文化遗产，有效运用在对中国自杀的独特性的解释上。

第二章　命与义

我们在第一章开头好朋和坠露的故事里已经看到，中国的自杀问题涉及的往往是正义问题，而不是精神疾病或社会失范。中国文化中找不到神法来约束人间的是非，也没有自然法来管理自然状态中的人，那么，正义的根据来自哪里呢？首要的一步，我们就要理解当地人关于生命和人格的观念，从而看到，他们所理解的正义和不公究竟是什么意思。

2.1　过日子

若在中文中找到一个与bare life大体相当的词，我想莫过于“过日子”。简单说来，过日子就是在出生、成长、成家、立业、生子、教子、年老、寿终这样一辈子中生活的状态。和bare life一样，“过日子”这个概念中同样不包含任何附加的好坏善恶，是每一个活人都必须经历的过程，是一个无法再化约的生活状态。不过，它也和bare life所指示的自然状态有着巨大的差异。“过日子”的状态，并不是西方那个意义上的自然状态，或者说，不是通过把人褫夺了任何社会属性之后，假定的一种赤裸裸的生命状态，因而其基本特点就不是神性和罪性的那种结合。在中国人看来，“过日子”这个过程才是生活的常态，过不好日子的人，就是这个过程中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

这样一个过程都是以家庭为背景展开的，因此，家庭在“过日子”这个概念中有着核心的地位。当然，在漫长的一生中，一个人所在的家庭会发生变化（因为家长发生了变化），先是在父母家，然后是在自己家，最后是在儿女家。正如希腊人一定要在城邦中理解生活和人性，基督徒一定要在上帝之下理解生活和人性一样，中国人也一定要在家庭中理解生活和人性。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家庭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因为它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基本社会单位，而更在于它是过日子这一生命过程发生的场所。这样说，并不是指单身的人就不在过日子。一个没有成家立业的人，也可以说“一个人过日子”，但这其实假定了他生活在由一个人组成的家庭里面。而由于他的家庭没有儿女，难以享受子孙满堂的天伦之乐，一般说来，他很难过得幸福。〔60〕

明白了在家庭中过日子的基本含义，我们还要进一步看这种生活方式究竟意味着什么。滋贺秀三教授的《中国家族法原理》中有一个有趣的片段： 日本“满铁”的调查员想了解中国农民怎样称呼继承制度，因而问道：“比如我是家长，任先生作为我的长男，我死后任先生代替成为下一任家长的事情叫做什么？”农民似乎觉得这个问题莫名其妙，于是回答：“叫做料理家务。”调查员对这个回答不死心，于是又进一步问：“料理家务一般叫做什么呢？”农民回答：“不叫做什么，叫过日子。”〔61〕

无论调查员还是滋贺秀三教授，对“过日子”这个词都没有兴趣，而是把它当成一个打岔的错误忽略了过去。但在我们看来，“过日子”与滋贺秀三教授所关心的家族制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且那个被访问的农民的回答也极为到位，“过日子”就是料理家务，而且，家族中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这个过程就表明，过日子仍然在延续。当我们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思考生命的基本概念的时候，不能忘了，一个人生下来就在家庭之中，而不是在“自然状态”之中。剥夺了人的各种社会关系，把人赤裸裸地抛到一个什么也没有的“自然状态”，是一种相当人为的假定。

滋贺秀三教授虽然没有进一步阐述过日子的含义，但他的讨论对我们理解中国人的生命观念仍有极大助益。他谈到，旧中国家族制度的一个核心观念是，“作为故人的人格的连续延长”。因而，人、祭祀、财产这三个方面的不断延续，使得一个家族得以传承下去，死去的人的生命也就通过后代的繁衍和祭祀活动而延续下去。〔62〕父子（母子）一体、夫妻一体、兄弟一体构成了理解中国家族制度的基本原则。〔63〕

当代的中国家庭和滋贺秀三教授研究的古代家族已经有了巨大不同，因此，滋贺秀三教授的一些具体结论已经不再适用。不过，其中的基本理念仍然是一贯的，即，人们仍然要在全家一起过日子的背景下来理解自己的人生。虽然人们不再认为需要用祭祀和传宗接代来延续自己的生命，但父子（母子）一体、夫妻一体仍然是最基本的观念。虽然在当代的家庭成员之间不再有明确规定的权力关系，但家庭成员之间的相扶相依仍然是每个人生活中最核心的方面，而且各地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已各自发展出家庭之中一套新的交往规则和礼仪，成为过日子的规范。

在以核心家庭为主的现代中国，任何一个家庭成员的存在对整个家庭都有重要意义，每个成员的喜怒哀乐都会影响到整个家庭的气氛，而整个家庭的兴衰荣辱也会影响到其中每个成员的生活。因此，家庭对每个人的生命有着根本的存在论意义，即：生命是作为家庭的一部分存在的。过日子，就是管理家庭，并在管理家庭的过程中安顿自己的生活。只有自己所在的家庭整体过得好了，一个人才谈得上安顿了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过上好日子了。

为人子女者，在没有成家立业的时候，其生命是以父母为首的家庭的一部分。在这个家庭中，父母把子女当做自己生命的延续，对子女的抚养教育成为家庭生活中非常核心的一部分，以致家长常常说：“日子就是为孩子过的。”孩子们有没有出息，决定了这个家庭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就会独自成家立业。在他（她）自己的核心家庭中，他（她）的日子是否过得好，就是指由他（她）与配偶和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生活过得好不好。我们说他（她）可以过自己的日子了，是说他（她）可以顶门立户，作为一家之长，把自己的生命延伸到配偶和孩子之上了。如果他（她）没有成家，但独立去生活了，也并不是说他（她）不能过日子，而是说，他（她）仍然作为一家之长，掌管只有自己一个成员的家庭。而每个人在年老之后，都要依靠子女的赡养，享受天伦之乐，直到最后在风光体面的葬礼中辞别人世。

这个过程看似简单，但要平平安安走下来，却并不容易，需要满足一些基本要素。滋贺秀三教授说，人、财产、祭祀是维持中国一个旧家族的三个因素。当代中国家庭虽然与此已有很大不同，但其基本精神仍然是连续的。一个家庭要过日子，仍然离不开人、财产、礼三个基本因素。家庭首先是由有亲缘关系的人组成的，而这个生活单位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单位。生活在同一家庭中的人，需要以适当的规则维系家庭的存在，这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基本礼仪。出生、婚姻、丧葬的仪式，同样是维护其存在和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人看重的主要节日，包括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同样以家庭生活为核心。一个人组成的家庭虽然要简单得多，但仍然不能缺乏独立的财产和基本的礼仪（即使没有人和人之间的礼仪，春节总是要过的）。

严格说来，只有具备了这三个基本特点，我们才说是一个家庭，也就是过日子的一个单位。不过，在每个同居共财的家庭单位的周围，也会衍生出一系列次单位。比如，子女的核心家庭是一个过日子的单位；这个小家庭与父母的大家庭之间，并不是同一个过日子的单位；但是，两个核心家庭之间仍然存在人、财产、礼方面的一些关系，比如，彼此往往存在一些经济关系，在春节等重要节日的时候，可能还要一起过；两个家庭之间的喜怒哀乐也会互相影响，那么，这两个家庭的日子之间也会相互作用。这样，一个人所过的日子，也就以核心家庭为中心，逐渐延伸到单过的父母、兄弟、亲戚，以及亲密的朋友。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64〕对于差序格局核心的人来说，这层层的差序的意义，就在于与他的过日子的关系。

财产是过日子的三个基本特点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没有财产基础，是谈不上过日子的；而礼仪是较有弹性的东西，外人很难做出评价。于是，过日子好坏的最客观评价标准，就成了财产。财产的多少当然会决定日子是否红火；但是，面对同样的收入，如何处理和安排家庭用度，会造成很大的差别。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日常语言会把能否勤俭持家当成“过日子”的基本内涵。一般而言，一个“会过日子”的人就是会精打细算的人。因此，这个词甚至会衍生出负面的意义，即“会过日子”成为吝啬的代名词。

因为过日子是家庭生活的过程，是一个人的生命在家常日用中的展开，只要生命还在延续，谁也无法确定地说，某个人的日子就过得好了。过日子的过程，有可能受到任何偶然事件的干扰：家中若有谁突遭横祸，全家的日子就可能完全改观。因此过日子又可以理解为，依靠全家人与命运不断博弈的过程。生命／生活的过程，就是一个人命运的展开。只有寿终正寝之后，别人才能评价说，某人一生的日子过得究竟如何。

既然过日子总是一个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人们总是在过日子的过程中创造着自己的命运。“过日子”与“混日子”有时候很难完全区别开来。当人们评价某人“混日子”时，往往是指此人游手好闲，不认真过日子。这是“混日子”的本来意义。但笔者在田野中也经常听到人们说自己“凑合着过”、“混日子呗”这样的说法，说这话的人未必就是不认真过日子的人。

比如，我在采访一位叫宿莽的老人时，他说：“怎么着不是几十年呀？”这位老人本来有一个独子江离，但那个儿子不正经过日子，整天拈花惹草，和自己的妻子自然不会过得好。老两口和儿子媳妇关系都很糟糕。后来这个儿子因为和妻子的冲突，喝农药自杀了。宿莽老人当然非常悲伤。但此后，他和老伴开了个小卖部，日子过得还算体面，而且还省去了和儿子生的那么多闲气。我问起他当时的日子如何，他对我说了上面的话，眼里似乎有些湿了。这话说得我颇为迷惑。他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是满足，还是悲伤，或者是仅仅在自我安慰呢？

再比如，我采访过一个81岁的老太太望舒。她60多岁时曾经喝过一次农药。望舒有三个儿子，在一般人看来，应该是很享福的老人了，于是我恭维她说：“你有三个孩子，活这么大年纪，可是享福了。”望舒却淡淡地一笑，说：“你觉得我挺享福吗？我这命啊，不忒强呀。”她随后和我讲起来，她的三儿子飞廉那么大了，却找不着个媳妇，还喝过一次农药。她又说起大儿子和二儿子过得都不好，尤其是二儿媳妇和她总是不对付。她最后总结说：“凑合着瞎过呗。”

另外一个例子是66岁的妇女椒兰。比起前面两个老人来，她的日子应该是过得更好的。她有文化，很能干，家里一个儿子，也挺富裕。但是，她也喝过一次农药，和儿子关系也很不好。她说，别人都觉着她过得挺好的，所以她一般不愿意跟人说这些，因为“爱面儿”。她和别人在一起，就挺高兴的，可是一回到家，就心里难受，即使是现在，还想着死呢。最后，她谈到了一些高兴的事，然后笑着说：“就凑合着过呗。我还能再活个66年吗？”（参见7.1—7.2）

这三位老人说“凑合着过”，可不是因为他们不重视过日子，不重视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宿莽有很多难言之隐，一辈子实在不幸。望舒是个很婆婆妈妈的人，在我看来，她与儿媳妇的矛盾未必就没有她自己的责任。按照一般的标准，椒兰的日子过得非常好了；她之所以也说凑合着过，正是因为她的标准很高，认为当时的日子还不够满意。他们说“凑合着过”的时候，好像一种自嘲和解脱：“虽然日子过得不满意，我不还是活了这么大岁数吗？”

而在一些别的场合下，当我恭维某个很富裕的人的时候，他会咧开嘴笑着说：“瞎混日子呗。”意思是在表达一种谦虚：“虽然过得很红火，不过就是在瞎过而已。”

“混日子”一词之所以可以用在几乎所有人的身上，就是因为“过日子”是一个弹性太大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各自所过的日子之间就真的没有区别。这区别不仅来自经济状况、家庭和谐、人们的寿命和机遇，而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过日子的态度和干劲。当然，由于各种偶然因素，往往不是某个人因为认真过日子了，就真能过上好日子。在我遇到的众多自杀者中，完全混日子的人为数很少；绝大多数是认认真真过日子，但是又无法过上好日子的人。像宿莽、望舒、椒兰这样的人，并不是闲散浪荡、不过日子，但因为日子总也不能称心如意，最后只好并不心甘地满足于混日子的浑浑噩噩之中。

作为一种存在状态，“过日子”之所以常常是艰难的，并不仅仅在于人与外在命运的斗争。意外的事故、疾病、遭遇固然可能根本改变一家人的生活；但对于自杀来说，命运的不可测度不止此。我们上面提到的三个老人，其根本问题都在于“修下了不孝儿孙”。儿女的脾气、配偶的秉性、公婆的好恶，都有着很大的随机性，但这些人一旦成为自己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其生命就会与自己绑在一起，影响到自己过日子的质量。

家庭固然是自己生命的一种延伸，但这并不是一种机械的延伸，而毕竟会牵涉到秉性各异的独立的人。因此，哪怕是再有权威的家长，也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像控制自己的身体器官或运用机器一样管理家庭和生活。“过日子”一词与bare life最根本的不同在于，它既是一种存在状态，又是一种政治状态。人从一生到家庭里面，就处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而只要是政治，就会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就要处理微妙的人际关系。过日子，永远是人们的个体努力与外在命运的博弈过程；而且，这种博弈的结果又会不断变成新的命运，影响到以后的生活。我们上面提及的三位老人好像都颇为委屈，好像不孝儿孙是命运的不公待遇；但我们焉知他们自己的言传身教不是这种命运的原因呢？当然，我们也不会因此就把不幸的原因完全归结到他们身上。像坠露（参见1.1）那样的不幸，就主要是因为遇到了一个不过日子的丈夫，而并不是她自己造成的。

对大多数家庭而言，过日子就是在幸与不幸之间摇摆的“混日子”，充满了各种喜悦和欢乐，也总有一本难念的经。真正能把日子过得很好，没有一点不顺心的家庭，我还没有遇见过一个。说所有人都是在混日子，并不仅仅因为过日子是艰难的，而且在于，过日子永远是一个“过”的过程。这就意味着，人们一般不会因为日子中有困难就不再过了；即使困难能够解决，也不可能立竿见影地换来好日子。命运是在一天一天的转换中慢慢展开，生命的意义也在这逐渐地展开中渐渐显露出来。无论一生混得多么艰难，最终若能顺利完成了一生中的每个任务，父母送了终，儿子成家立业有出息，一家人虽然难免琐碎纠纷，还能和睦地过下去，日子就算过得不错了。

2.2　人格

过日子决定了一个人的幸福与不幸。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的价值就完全取决于日常的家庭生活。过日子只是体现了中国人生活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人格”。一般说来，一个人格健全的人，就是有资格、有能力过日子的人；而且也只有能过正常日子的人，才能成就人格。不过，日子过得好不好与人格高不高，却并不完全相同。日子过得好，未必就是好人；日子过得不幸，也未必就是坏人或失败的人。

正如日子必须以家庭为单位过起来，“人格”也要在不断的生活和交往中成就。因此，一个初生的婴儿往往不被当做完全意义上的“人”。在日常的玩笑之中，人们常常说小孩“不算个人”，而孩子的成长过程，就是学做人的过程，只有长大之后才能“成人”。一个懂事的孩子能做得“像个人似的”，而成家立业却仍然不懂得过日子的成人则“不成人”。

那么，怎样才算完整意义上的“人”呢？一个最直观的标准是年龄。只有长大之后，才可成“人”。不过，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是每个成人都被当成“人”的。比如，我在兰皋的一位向导谈到他的一个表弟时说，“他是个傻子，没人把他当个人，都拿他打哈哈”。（参见6.1，6.3 ）人们往往不把傻子当成“人”看待，可以拿他随便取笑。如果他因为人们的取笑生气了，人们也不会道歉或愧悔，反而乐于看他生气的样子，就像对待不懂事的小孩子一样。他的表兄谈到他的自杀时，甚至都不当成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在孟陬的农村，“傻子”、“疯子”、“光棍”往往会受到这样的待遇。甚至这几个词也会混用，比如对上面这个“傻子”，也有人把他称为“疯子”或“光棍”。在县城，人们也会把“小姐”当成这种不算人的人。在过去，倒插门的女婿因为地位非常低，也常常不被当正常人看。

本项研究的目的不是评价这种歧视，而是考察其背后的观念。这些人和小孩一样，都是没有正常生活、没有社会地位的人。所不同的是，小孩还在逐渐长成人的过程中，但这些人已经注定难以变成“人”了。这些人一个最直观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没有自己的家庭，也就是，不能过正常的日子。有些时候，一个人精神上并没有什么毛病，但就是总不成家，老大了还靠父母养着，周围的人往往就窃窃私语起来，认为此人定然有什么毛病。乡下的一些所谓“疯子”、“傻子”，在我看来其实挺正常的，并没有医学意义上的疾病，但就是因为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而被当做边缘人看待。〔65〕于是，我们大体可以看到，一个合格的、成熟的“人”，就是能够有自己的独立家庭，能够过正常日子的人。在当地的婚礼中，有些仪式必须“全乎人”才能参加，所谓“全乎人”，就是身体健康，没病没灾，父母、公婆、丈夫、孩子都健在的妇女。简单说来，就是有健全美满的家庭生活的人。如果谁的父母中有一个去世了，就不算“全乎人”。“全乎人”这个称呼非常形象地体现了对“人”的基本理解。“成人”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建立一个美满健全的家庭。连父母不全的人都不能算是“全乎人”，一生没有自己的家庭的人，自然就不被当做“人”来看待了。

不过，是否有健全的家庭毕竟只是“人”的一个最外在的评价标准。一个有父母、配偶、孩子的人虽然有了健全的家庭，但也未必就一定被当成“人”来看待。比如，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些每天被游街批斗的“黑五类”，哪怕家庭完整，也常常不被当成“人”。我所采访的卜居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非常痛苦。他说，就在被开除党籍的那天晚上，他在院子里拴了一个绳套，犹豫着是不是上吊。后来他决定：“我明天要去看看，别人是不是还拿我当个人；要是都不拿我当人了，我再上吊。”他后来发现，他的亲戚朋友都挺尊重他，没有因为他被批斗就看不起他，于是就决定活下去。“丢脸”与“丢人”同义。脸面是人之为人的重要方面。只有得到别人尊重，才算是完满意义上的“人”。

是否得到别人的尊重，就既不是年龄大小的问题，也不只是家庭是否健全的问题了，而要取决于是否会“做人”或“为人”。我采访过的石兰抱怨她的婆婆说：“你看，她自己不把自己当人，儿女们怎么把她当人？”（参见9.1—9.2）石兰的婆婆经常办一些没有道理的事，挑拨儿子和媳妇的关系，随便就骂自己的孩子，结果孩子们对她也不尊重。这就是因为她做人没有做好。在这个层面上，做人，就是能够处理好家庭内外的复杂人际关系，成为一个有尊严、有地位、受人敬重的人。

在卜居和石兰婆婆两个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格的两方面含义。一方面，它是需要聪明地处理人际关系来维护；另一方面，它也会受到变幻不定的命运的左右。像在卜居的事情中，他觉得自己丢了人，并不是因为他做人没有做好，而是莫须有的罪名和对手的有意迫害侮辱了他，让他觉得自己在人们面前抬不起头来。因此，和“过日子”一样，做人也是个人的努力与命运之间的博弈。而人的尊严和价值，往往取决于这场博弈的胜负。

在日常用语中，“做人”也并不总是正面的意思。比如，人们会把善于阿谀奉承、见风使舵、王熙凤式的八面玲珑的人物称为“会做人”。这样的概念与我们上面所说的对“人”的理解并不冲突。这里的问题在于，“人”并不只是一个外在地位的概念，即：一个人的人格是否伟大高尚，并不仅仅取决于是否得到了别人的看重。

综合上述的几个层面，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就是成年、有自己的家庭、受到尊重、在人群中享有相当地位的个体。其中年龄、家庭健全、外在地位等是相当外在的标准，往往不受人的主观支配；但在这些条件之上，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受人尊重的人，就要取决于个人的努力了。

我前面说，过日子是人的一种存在状态，家庭生活是个体生命的展开；同样，人格也并不只是一个外在地位的观念，而是对人的一种价值肯定。正如人们需要通过经营家庭生活来证成生命的意义，他们也要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实现人的价值。但这种肯定并不是只取决于他人的外在肯定。围绕人格修养的这个问题，中国哲学中有丰富的讨论，可能肯定人的内心自省，也可能肯定外在的格物致知。我们的经验研究不会过多进入这些纯理论的探讨。不过，需要清楚的是，这些哲学思考都建立在日常生活中对人格价值的理解之上，或肯定其中的某个方面，或批判日常生活中的一般理解；但若是脱离了这样一个基本语境，我们就很难理解那些哲学思考了。

虽然“做人”与“过日子”有很多相通的逻辑，但二者所代表的观念并不一样。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在于，做人虽然和过日子一样，也和家庭有很多关系，但它更多强调的是个体的价值和尊严。一个人很难自己把日子过好，但人格必须立足于个体。比如在夫妻二人之间，如果一个能力很差，依赖另外一个，还是有可能把日子过得很红火的。但是，要使自己获得尊严，被别人“当个人似的”来看待，却只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做人”虽然也是政治性很强的概念，需要在与别人的交往中实现，但做人的目的，却是成就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这是别人无法代替的。

2.3　委屈

在理解了“过日子”和“做人”这对基本概念之后，我们可以回到具体的自杀问题了。我们在1.1中已经看到，自杀往往是“委屈”这种不公导致的。而为了研究方便，我已经把“委屈”界定为家庭中的不公，区别于公共领域中的“冤枉”。

明白了家庭的生存论意义，我们就会看到，对于一个现代中国人来说，委屈和冤枉的区别绝不仅仅在于其发生地点不同。人的生命要在家庭生活中展开，人格要通过建立家庭来实现。但另一方面，家庭并不是一个机械的地点，而是包含着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可以说，每个头脑健康的人都愿过上好日子，也都愿受人尊敬，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过上好日子，都能不丢人，哪怕在自己的家里，也可能出现复杂的问题。结果，人们以各种心态说：“凑合着过吧。”因此，家庭同时又是一个政治性的存在；或者说，人生在世，无论他的基本生活还是人格，都具有政治性。委屈就是家庭政治中的不公和挫败，同时也往往意味着一个人的生活和人格的失败。从这个角度讲，家庭中的不公和挫败是至关重要的。

不过，真要谈到家庭政治，人们又往往觉得那不会是大事：“两口子过日子，能有多大的事呀？”“磕磕绊绊、吵吵闹闹是家常便饭，过去就过去了。”说家里的冲突不是什么大事，一方面是因为，谁的家里都很难避免大大小小的争吵，因此没什么大不了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家里的争吵不是真正来自敌意，似乎总可以被相亲相爱的家庭生活抵消掉，甚至可能正是争吵，使家庭生活显得丰富多彩。比如夫妻之间的吵架，就常常很难和撒娇区分开来。因此，家庭中争吵的存在往往不被当成什么了不起的不幸，并不被认为是应该刻意避免的。

结合这看似矛盾的两方面，家庭生活应该是至关重要，又非常微妙的。要理解导致自杀的委屈，我们需要进一步理解家庭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前面在强调家庭的重要性的时候，我几乎要以“神圣”这个词来形容它。一个正常的中国人即使不以国家为念，即使亵渎神明，也很难让他否定自己的祖宗和家庭。哪怕人们会对自己家中的生活方式或某个家庭成员不满，也很难从总体上否定属于自己的家。如果谁真的弃父母妻儿于不顾，变成彻底的浪荡子，那就和疯子、傻子差不多，在最普通人的眼里，也不会把他当正常人看待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庭是一个神圣的概念。不过，家庭这种“神圣”的地方，和中西宗教中一般所谓的神圣概念都不同，因为它恰恰又是最可以包容坏事的地方。虽然很难有人不重视家庭，但人们大多不会以对待神明那样的戒慎恐惧来对待它，反而会把很多隐私藏在其中。很多不能登大雅之堂、无法公之于众的事情，都可以发生在家里，隐藏在家里。家庭这个最神圣的地方，又是最世俗的地方；而且，家庭的神圣性，往往就体现在它的世俗性上——正如孔子所说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不仅不会破坏家庭的神圣性，而且是家庭生活所要求的。〔66〕因此，以“神圣”和“世俗”来形容家庭，都不很确切。我们还是按照日常生活中的理解，把家庭生活当做“过日子”和“做人”的核心场所，即：家庭是不能用外在的价值标准（如神圣、世俗、道德、法律）来衡量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最初的标准。一个有了美满家庭的人，既有了生活的主心骨，也有了基本的人格价值。他可以从家庭生活出发，来与外人交往，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反过来，事业上的成功，又应该通过进一步促进家庭生活而润泽生命与滋养人格。

由于家庭的这个核心地位，“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态度虽看似姑息养奸，但其真实含义在于，它从基本的人情出发，而不在于家庭就要和法律对抗——如上所述，法律与国家，是不能作为家庭生活的衡量标准的。人情是使家庭得以证成生活与人格价值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而正是“情”这个核心含义，使家庭同时成为最“神圣”的和最“世俗”的：家庭之所以神圣，就在于要在家中培养温厚的情感；家庭之所以世俗，是因为这种情感应该是无所不包的。同样，仍然是这个核心含义，使家庭政治既至关重要，又不那么严格冷酷。即：正是因为家中有情，人们才会把最根本的生命与人格托付给家庭；也正是因为家中有情，再大的吵闹都应该被化解和抵消。

但家庭政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情”并不是家庭中的唯一维度。仅仅依靠情感，并不能真正化解人和人之间必然存在的分歧和冲突。家庭生活虽然来自情，归于情，却不能依赖于情。家庭成员之间，必须依靠另外一套规则来过日子和做人。“过日子”既要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又要管理经济收支；在家庭中做人不仅要与亲人相互敬爱，而且要相互尊重、维护一定的权力平衡。这些方面，都是政治。既然是政治，当然会有公正与否的问题，于是就会有“委屈”问题的存在。

另一方面，恰恰因为是在家庭之中，政治不可避免地会和情感纠缠在一起，人们无法彻底按照一般的政治逻辑来处理亲人之间的各种交往和纠葛。这不仅是因为处理家事时很难避免情感的考虑，而且因为亲人之间的预期本来就和公共政治中的预期不同。我们前面在好朋和坠露两个故事的对比中，已经看到公共领域中的“冤枉”和家庭生活中的“委屈”非常不同（参见1.1）；不过，那里还是仅就公安机关的态度看待这种区别的。我们可以通过另外的两个例子来看“委屈”这种不公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

萝生是一个21岁的小伙子。有一次，他的姥爷家没有人，他一个人进到了屋子里，还吃了里面放着的几根香蕉。谁知道，等老人回家后，竟然发现有800元钱不见了。他姥爷就觉得是萝生拿了那800元钱。萝生的父亲本来非常溺爱萝生，突然听说儿子偷了姥爷的钱，觉得很没面子，就狠狠训了萝生一顿。萝生觉得受了委屈，一气之下，跑到火车道那里，卧轨自杀了。

再如琼枝，是个刚结婚没两年的少妇，和丈夫非常恩爱，几乎从不吵嘴。在她的陪嫁中，有一台录音机。有一天家里失盗，录音机被小偷偷走了。琼枝当时就在家里，却没有看到小偷进来。琼枝的丈夫知道后，狠狠数落了琼枝一顿，责怪她看管不严。琼枝觉得非常委屈，因为丈夫从未这样对待过自己，于是一气之下，喝下一瓶农药死了。

在我调查过的自杀故事中，有相当多的是这类因为非常小的纠纷和吵嘴导致的悲剧。自杀发生之后，人们首先有两个反应。第一，死者一定是受了委屈。比如萝生，他的自杀这个结局就表明他一定没有偷钱。琼枝的情况会有所不同，因为这里没有什么错怪或误解，但丈夫的批评一定和她的预期有很大的距离。第二，人们又会觉得非常惋惜。这不仅仅是因为引发自杀的原因太小，而且因为，在这种“委屈”发生之前，这些家庭是过得很好的。本来萝生和他爸爸关系那么好，怎么就受不了一点批评呢？虽然萝生是被错怪了，但难道这就犯得着去死吗？而在琼枝的故事里，还不涉及这样的误解和错怪。琼枝明明在家里，录音机还失盗，她本来是难辞其咎的；如果说她受了什么委屈的话，就是因为丈夫说话太重了。仅仅因为一句重话，这对恩爱的夫妻就会闹到这样的下场吗？

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家庭之外，比如同事或朋友之间发生这样的错怪或是有点严厉的批评，当然也会算得上冤枉。不过，一般情况下，人们不会因此自杀。不仅不会因此自杀，而且如果谁真的因此而自杀了，人们不会认为死者是被冤枉了，反而可能怀疑他确实有错，甚至可能有比这更大的错，要不然怎么会畏罪自杀呢？冤枉和委屈的重要区别在于，像萝生这样的受委屈者一旦自杀，人们马上就知道，他一定没有偷钱；但反过来，如果一个有类似罪名的人在公共生活中自杀了，那人们往往会认为他不是清白的。比如，1996年九河乡的乡党委书记匡建雄因为迫于工作压力和权力斗争，上吊死了，人们就觉得非常奇怪。很多人猜测，他一定是犯下了什么难以启齿的错误，所以才畏罪自杀的。人们不大相信，他真的仅仅因为工作压力，就会去上吊。

由此可见，人们是以非常不同的逻辑来理解家庭生活与公共生活中的正义的。公安机关对待好朋和坠露的不同态度，只是一个例子而已。那么，这种不同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如上所述，家庭生活首先是情感与政治的一种混合。一方面，家庭成员之间有相当密切的情感依赖；另一方面，家庭生活又是一种政治生活。而且这两方面不能相互分开。谁也不希望家庭成员之间以陌生人之间那样的模式相互交往，也不希望家庭像一个工作单位那样公事公办。于是，家庭中的正义总是以亲密关系为出发点。我们说的这种“亲密关系”，并不一定只在关系好的家庭中才会存在，而是存在于所有家庭之中，是过日子所必需的，是使个体生命与家庭成员联结起来的相互依赖的关系。

我们可以把家庭中的正义分成两个层面来理解。

首先，是一种形式上的正义，即过日子的制度框架。家庭中要有一定的权力结构和各自的义务。父母应该爱护子女，子女应该孝敬父母；夫妻之间男主外，女主内。在这种权力结构之上，会有基本的相互尊重和平等关系，比如，夫妻之间要有一定的权力平衡，包括各自的相互尊重，也包括婆家和娘家各自的地位和力量；再比如，兄弟姊妹之间要平等相待，有大体相当的权利义务等。每个人在一个家庭中得到自己该得的一份，根据自己的角色生活，就可以把日子过下去。如果谁得不到这样公平的待遇，那就会遭受委屈。

其次，是在形式正义的基础上的公平交往，即把形式正义中相互尊重、彼此平等的原则贯彻到日常交往之中。在形式正义基本确立的家庭里，家庭成员之间应该按照既定的名分和原则，亲密、尊重、平等地相互交往。父当严，母当慈，子女当孝，兄弟之间当悌，夫妻之间当爱。不过，这一点要比形式正义复杂很多。因为每个家庭情况不同，人们对于如何把握公平交往的度有各自的理解。比如，一些父亲经常批评儿子，那么，批评就会被当做父子之间正常的关系；再如，夫妻之间如果本来就经常有小的冲突和摩擦，那么，彼此拌拌嘴也就不算什么大的问题了。但在萝生父子之间，父亲很少训斥儿子，一旦训斥，就会被当成难以承受的委屈；在琼枝夫妻之间，因为本来极为恩爱，丈夫指责两句，就是意料之外的。

那些因为琐碎小事引起的自杀，大多是因为这种公平交往受到了威胁。可见，家庭政治中的委屈，常常并不在于一般的正义或公平原则受到了挑战，而是指所依赖和预期的某种相互关系没有达到。在此，所谓的公平，就是一种亲密和尊重的关系。归根结底，如果不从亲密关系出发，并以亲密关系为目的，家庭中的政治是没有意义的。

不过，情感和政治毕竟是两回事，会遵循不同的规律。二者虽然在起点和终点上合一了，我们还是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家庭中最重要的亲密关系，为家庭政治提供了基本前提和最终目的，但并不能代替政治本身。我们可以说，萝生父子的关系本来是一种溺爱式的亲密，在萝生看来，仍然要维持这种亲密；但因为没能达到这种亲密关系，所以他自杀了。琼枝夫妇之间是一种如胶似漆的亲密，琼枝也希望达到这种亲密，但因为这种关系被破坏了，所以自杀而死。“委屈”，其实就来自情感与家庭政治之间的张力，在于家庭政治以情感为出发点和目的，却不可能完全按照情感的逻辑发展。

情感与政治之间的这对基本张力，成为家庭政治区别于公共政治的关键。以现代官僚体制为基本特征的公共政治既不从亲密关系出发，也不以亲密关系为目的，而是自始至终都按照政治的逻辑运行。公共领域中的冤枉，就是纯粹政治意义上的不公，是一般的分配正义或交往正义〔67〕受到的挑战。如果在公共领域中爆发政治斗争，其最终目的是击败敌人，保存自己。

因为其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亲密关系，严格说来，家庭政治中并不存在真正的敌人，或者说，这种特殊的政治应该永远不以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为原则。哪怕在某个具体场景下战胜对方，也是为了维护一种形态的亲密关系，是为了一家子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过日子。如果真的像公共政治中那样彻底消灭了对方的有生力量，结果也不可能给自己带来好处。

由此，我们为了讨论的方便，可以把家庭政治理解为一系列的权力游戏。〔68〕这样的权力游戏起于亲密关系，终于亲密关系，所以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不过，其中毕竟还是有政治斗争的一些基本特点，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围绕家庭生活中的某个事件，人们都希望自己有更大的发言权，或至少得到更多的尊重。权力游戏是就此展开的角逐。共同过好日子仍然是最终的目的，但在过日子中发挥更大的权力，也可以成为一个次要的目的。

二、虽说权力游戏的最终目的是维护一种亲密关系，但权力关系同样会渗到对这种亲密关系的理解当中。比如，一方如果得不到所预期的尊重和对待，也会认为自己应有的权力受到了侵害。委屈，既可以理解为没有达到预期的亲密关系，也可以理解为没有达到预期的尊严和权力。

三、虽然是权力游戏，但这游戏并不是玩过就完了，而是一场游戏有可能带来道德资本的重新分配，从而影响到以后的游戏。因此，家庭政治常常是环环相扣的一系列权力游戏。

四、基于这样的权力游戏，我们可以把家庭政治中的形式正义理解为常态的权力平衡。而交往中的正义，就是一场又一场的权力游戏。通过家庭政治达到家庭中的公平和正义的过程，就是不断维护这种权力平衡的过程。家庭政治是一种动态的权力平衡。

五、由于全家的利益是公认的目的，在这样的权力游戏中，决定胜负的不仅是力量高低，而且是道德资本。“道德资本”指的是一个家庭中被公认为对全家有益的言行或地位。这种资本会使人在权力游戏中取得上风；而一场权力游戏的结果，又会为下一场权力游戏准备道德资本。

在这一系列权力游戏中，我们就可以把委屈理解为权力游戏中的挫败；而自杀，就可以看做对这种委屈的一种报复或矫正手段。萝生受了委屈，但又无法辩明自己的清白，就是在与父亲的权力游戏中失败了。他为了纠正这一失败，就去卧轨自杀。虽然他已经死了，但父母都会马上明白，他一定没有偷钱，先前是委屈了他，于是他在新的一轮权力游戏中又扳了回来。琼枝的故事和萝生有些不同，因为她没有什么可以辩白的。但是，在她自杀之后，她的丈夫会后悔不该对她那么粗暴，也算是琼枝的一种报复。自杀的人常常会说：“看我死了你们怎么办，”“我死了你就后悔了。”在他们期待的结果无法得到的时候，萝生和琼枝会采取极端的方式，以期在家庭中得到更多的尊重和权力。他们虽然明明知道家庭政治的目的是亲密关系，而不是敌对关系，却忘记了，如果自己死了，这种胜利是没有价值的。

如果仅仅把家庭生活理解为权力之争，我们不能说萝生和琼枝的自杀是完全无意义的；而人们之所以为他们惋惜，根本是在于，他们把家庭中的权力游戏当成了真正的权力斗争，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来赢得胜利，把权力游戏中的胜利看得比过日子本身还重要。

谈到这里，我们就涉及自杀研究中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如何看待自杀未遂与自杀成功之间的关系？萝生和琼枝都没有精心计划自己的死，而是在吵架吵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突然想到要自杀。如果他们被及时救过来了，他们的目的还是能够达到，就真的赢了那场权力游戏。于是，有些人会认为，他们的自杀，其实只是做做样子，不是真的为了死；只是因为一些偶然因素，他们没能被救过来。因此，他们的死就被说成“失败的自杀未遂”。这样的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但传统自杀学对自杀与自杀未遂的区分，是基于对人性与生命相当不同的理解之上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中国这些自杀当成失败了的自杀未遂。我问起有些没有死成的人，他们是否真的想死，很多人的说法颇有些矛盾：“那么多人在呢，反正死不了，所以我就喝了药。”可是，要是真死成了呢？“死了也就死了，豁出去了。”“豁出去”是这些人以死相拼的主要动机。他们既不是死志已定，也不是根本不想死，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救过来当然更好，但死了也无所谓。“豁出去”，就是把性命当筹码拼一把，如果赢了，就在家庭政治中占了一次上风；如果输了，毕竟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对此，我在第七章还会有更详细的讨论。

2.4　做人

如果把自杀主要归因为家庭政治中所受的委屈，我们必须以此来解释中国的自杀者的心理状态。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看到，中国的自杀现象并没有普遍地与精神疾病，尤其是抑郁症，相关起来；但是毕竟还有半数以上的自杀者有精神疾病的症状。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是要解决困扰自杀学家们所谓的独特中国现象，而且要帮助我们窥见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状况。

既然还是颇有一些自杀者患有精神疾病，我们就不能把问题集中在自杀者是否“有”精神疾病上，而要更深一步追问，精神疾病对中国的自杀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针对这个问题，我的基本观点是，除去一些器质性的或先天性的精神病患者外，大部分患有精神疾病的自杀者的病，同样是家庭政治中的委屈的一个结果。即使从心态上理解，自杀涉及的核心问题仍然是正义，而不是疾病。长期的委屈感会使一个人陷入抑郁之中，也可能导致他的自杀。这样，自杀和抑郁症是同一个原因（委屈）的两个结果，而不能认为，抑郁症是自杀的最终原因。

在西方观念中，自杀常常是绝望和自我否定导致的，而绝望又是抑郁症的一个主要特征。我并不否认，在中国同样存在以绝望和自我否定为主要特征的抑郁症患者，而且这些患者有可能选择自杀。特别是在学生当中，这样的自杀者越来越多。但从总体上来看，这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而且即使在这些人当中，也有相当多的自杀的最终原因不是疾病。农村中的大部分自杀现象，更是以争取正义为主要目的。而对于他们自杀的心理过程，我们最好不要用精神医学的概念来生搬硬套。

我在田野中遇到的精神病人的自杀也颇有几例，但使我吃惊的是，人们在谈到他们时往往会说：“那不算自杀，他是精神病。”“那是个傻子，你研究他有什么意思呀？”人们对自杀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观念，并不认为所有自己杀死自己的行为都算自杀。这与西方精神医学的文化观念刚好相反。他们不把自杀当成精神失常导致的不正常行为，反而认为自杀是正常人享有的一种特权。疯子、傻子，乃至“小姐”、乞丐的自杀，他们都认为不能算自杀，不值得我研究。

对于他们认为属于自杀者的人们，当地农民有一些日常概念来描述他们的心理状态。其中最重要的有三个：赌气、丢人、想不开。本书的第三部分，将集中分析这三个概念。

在当地人的词汇中，“赌气”也可以称为“憋气”、“闹气”、“怄气”、“赌气子”。《现代汉语词典》 上对“赌气”的解释是：“因为不满意或受指责而任性（行动）。”〔69〕《现代汉语大词典》上的解释是：“用任性行动来表示心中有气。”〔70〕我不知道这个词是何时进入中国人的词汇的。至少在《红楼梦》中，其用法已经和现在差不多了。〔71〕在权力游戏中，经受一时的挫败，因而一赌气，采取自杀之类的过激手段来回应，是极为常见的现象。

比如，一个叫方林的年轻人〔72〕，因为家里穷，一直没有结婚。他的妹妹嫁出去了，和丈夫经常有点小口角。方林和他父亲都很忌讳自己的家境，生怕妹妹的婆家因为他们家穷而欺负她。有一次，夫妻俩又吵架了，方林父子怕她势单力孤，就都跑去助阵。最后双方闹僵了，方林就说：“咱们跟他离婚。”于是他们把妹妹带回了娘家，把她的东西也都拉了回来。方林对他妹妹说：“要是两个星期里边他还不来求你回去，就真的跟他离婚。你要是轻易跟他回去了，你在家里的地位就更低了。咱们不能让人这么看不起咱们家。有什么事，哥在后边给你撑着呢。”她丈夫真的两个星期都没露面，又过了好些天才来，但是一点也没有求她的意思，反而居高临下地叫她跟着回去。妹妹竟然全忘了哥哥的嘱咐，二话没说，就跟着丈夫回去了。方林特别难受，说：“俺们家再穷，也不该这么低三下四地让人欺负呀。”当天晚上就赌气喝农药死了。

赌气确实是一种任性、轻率的做法，但又会被当做勇敢、有骨气的表现。有人评价说：“只有刚强的人才会赌气自杀呢，‘软骨头’说什么也不会这么赌气，就是受了再多的窝囊，他也愿意活着。”要理解因为赌气导致的自杀，我们必须回到人格的概念。

我们前面谈到，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是成年、有自己的家庭、受到尊重、在人群中享有相当地位的个体。而这里所说的刚强的人，就是指尤其看重自己的人格、希望得到别人尊重的人。“软骨头”就是不看重自己的人格，随便别人怎么欺负和作践的人。疯子和傻子这些不被当正常人看的社会弃民，是因为外在的缺陷，使别人可以随便欺负和嘲弄；“软骨头”则是因为自己不尊重自己，而导致别人也不把他当正常人看待。方林的故事非常集中地体现了人格概念的这几层含义。方林家里穷，没钱娶媳妇，作为光棍，本来就有些低人一等。他唯恐妹妹因为出自这样的家庭而受欺负，于是极力以其他的方式弥补。在妹妹与丈夫吵架的时候，方林和父亲一起去助阵，以显示娘家这边不容她受欺负。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他叫妹妹要体现出自己的尊严，不可轻易屈服。在这些努力都失败了的时候，方林觉得自己和自己的整个家庭都受到了侮辱，于是赌气自杀。

赌气的概念帮助我们看到，所谓的委屈感的背后，往往是人格价值的受挫。在这个故事中，严格说来，方林并没有遭受什么委屈。无论他的妹夫还是妹妹，都没有故意伤害他，但他之所以要以死相争，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乃至全家的人格受到了莫大的羞辱。之所以很多人因为小小一点争执就赌气自杀，乃是在于，委屈背后的人格价值感比造成委屈的原因更重要。一件一般认为不会造成很大不公的事，在一些人看来就是天大的不公，是因为这些事情触动了他们对人格价值的敏感。而在家庭政治中，之所以很多琐事会导致自杀，就是因为人们更看重家庭生活中的人格。

因此，自杀所体现出的正义问题，根本上是个人格问题。人们孜孜以求的“义”，指的就是，每个人的人格得到充分实现，有尊严、有乐趣、有劲头地过日子。

“丢人”和“丢面子”同样涉及的是人格价值。面子的概念，在中外学者之中都有很丰富的讨论。但笔者很少见到对“丢人”的相关分析。〔73〕“丢人”是“丢面子”、“丢脸”的另外一种说法，而且在笔者看来，它更深地揭示了面子观念背后对“人”的理解。面子仍然是人格的一种反映。丢面子的实质，就是丧失人格，使自己失去本应享有的尊重。丢人可以是因为自己的不当行为导致的人格丧失，也可以是别人的言行导致的侮辱。我们在2.2里面谈到的卜居，就是因为红卫兵给了他很多侮辱人格的惩罚，所以觉得别人可能不把他当正常人看了，因而才有了上吊的想法。后来他发现自己的人格还在，即别人还把他当成一个人物，热情地招呼他，他就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同样，方林也觉得妹妹的行为丢了方家本来就不怎么强的尊严，所以才喝农药自杀。而2.2中谈到的石兰婆婆，则因为做人做得不好，得不到儿女的尊重，总是办一些丢人的事。人们说：“好面的人容易赌气自杀。”“要强的人最爱自杀。”其中的含义，与说“刚强的人爱赌气”，含义非常接近。刚强的人，同时也是珍视自己的人格的人，也往往就是好面子的人。完全没脸的人，就是行尸走肉，算不上一个值得尊重的人。

我要考察的最后一个概念，是“想不开”。“想不开”是人们对自杀的心理原因最常见的说法。如果说，“赌气”和“丢人”都从正面解释了自杀与人格观念之间的联系，“想不开”则从反面批评了自杀者究竟在什么方面不符合做人与过日子的智慧。自杀者在面对危害其人格的负面事件的时候，可能出于维护自己的尊严和骨气，以死相拼；但在微妙的家庭生活和人格完善的过程中，这被当成了想不开的不智之举。从过日子的角度来说，与家里人赌气任性，害了自己也害了全家，哪怕赢得了空洞的尊重，其实谁也过不上幸福的日子；从做人的角度看，自杀者逞一时意气，在死后并不能成就更完美的人格。“想得开”，就是彻底了悟了过日子的道理，懂得只有理性地处理家庭冲突，按照礼仪整合家庭关系，使全家人不仅公正，而且和睦、喜乐、充满干劲地维护和发展共同的家庭，才能最终成就自己的人格价值。

过日子与做人，代表了中国人基本生存状态的两个方面。二者都涉及一个“义”的问题。在家庭生活中，使谁也不受委屈，每个人各得其所，就是正义的；对每个人而言，张扬人格，做一个有尊严的人，就是“义”。自杀是对家庭生活中的委屈的反抗，也是对人格价值的张扬，因此其核心是“义”。不过，自杀这种极端行为是不是真的能赢回正义与尊严呢？将赌气、丢人、想不开三个方面联系起来，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看到，自杀行为的问题主要不在于它是病态的，而在于，它并不是赢得正义的应有之道。虽然这三者在一定程度上都可能导致抑郁症的症状，我们却不能仅仅在病床上埋葬那些自杀者的灵魂，而要在通向正义与幸福的道路上去祭奠他们，才能帮助人们同时看清楚这条道路上的陷阱与希望。

2.5　家国

从对过日子和人格的理解，我们逐渐看到了正义对于家庭政治和人格价值的意义。那么，这个层面上的正义又与公共政治中的正义和冤枉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虽然强调冤枉与委屈的逻辑非常不同，但二者毕竟出于同样的正义观。公共政治中的正义的目的，仍然是使每个个体的人格价值得到保障，从而使人们都能和睦、喜乐地过日子。人们之所以对待委屈和冤枉有不同的态度，是因为在公共政治中，人与人毕竟不存在家庭中的那种亲密关系。但对于极为看重公共政治、看重公共领域的人际关系的人来说，一个小小的冤枉同样可能导致自杀。因而，公共政治的目的，不能仅仅满足于平息纠纷，更重要的是，要让多数人的人格价值得到实现。对这个问题，第十章会有较详细的讨论。

在这样的框架下，当代中国的自杀问题在更宏观的层面上揭示了什么问题呢？显然，这么高的自杀率说明很多人觉得自己的人格价值无法得到实现。而这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公共政治没能有效地维护或教会人们维护人格价值；第二，人们对人格价值变得过于敏感了。

在田野研究中，一个场面给我的触动非常大。我为了采访一个少妇曾华几年前的自杀，找到了她的娘家，和她的父母聊了一上午。他们告诉我，他们的女儿是因为和丈夫吵架而喝农药的。讲完这些以后，他们又提供了村子里几个别的自杀的案例。然后，老太太评论说：“你说现在这小闺女，多大的事，就犯得着去死吗？”老头在旁边说：“现在呀，妇女的地位忒高了，所以才有那么多女的自杀。”

两位老人的评价不仅不是绝无仅有，而且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在我考察的个案中，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因为妇女地位低下导致的自杀，但绝大部分与此无关。正如皮尔森所说的，妇女自杀多是因为家庭中一系列的博弈过程导致的。妇女在权力游戏中采取自杀的方式，未必表明她是弱者。人们常常评价说：“人们气性太大了，所以那么爱喝药。”“现在动不动就喝药，都是脾气太大了呀。”

在这样一项努力做到客观的研究中，我并不准备接受人们那些政治不正确的说法。而且，妇女地位过高毕竟不是一个充分的解释。不过，我们确实应该认真看待老百姓自己提出的这些解释，才能把中国的自杀者放回他们的生存状态中，理解他们的生死祸福。

在对中国社会、农村、妇女的传统研究中，也不乏对自杀的讨论。其中一个经常出现的解释是，父权社会中的性别差异，是导致妇女容易自杀的根本原因。〔74〕但田野研究中的情况却告诉我们，现实远比这复杂得多。在费力鹏等人的研究之前，我们一直没有确切的自杀率，连20世纪80年代都无法妄测，更不用说新中国成立以前的社会了。因此我们不能确切地讲，中国的自杀率究竟是一直这样高，还是现在变高了，甚至是否可能以前比现在还要高。不过，在数据不足的情况下，孟陬的老人们还是可以大体回忆出身边的情况来：“过去的时候，没怎么听见说多少人寻死觅活的。就是80年代以后，这样的事多起来了。特别是1985、1986年以后，大概到1995年，老是听见谁家喝药了，这几年还挺多，不过比前些年少点了。”按照人们的回忆，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应该是自杀发生最频繁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自杀相对较少，但并没有很大的下降。这样一种简单的回忆确实没有多少精确性，但在比较了很多人的不同说法后，我认为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大体看来，自杀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增多，应该是给人们留下了很深印象的一个现象。而这个现象告诉我们，当代中国自杀率的增加，不可能主要是因为父权制，除非能够证明，20世纪80年代的父权社会比以前还要严重。

对这样的现象，人们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以前的人老实，想不到自杀。像当媳妇的，到了婆家就挨打受骂，谁都忍着，一般不会去寻死。人们都觉得这是应当的；而且等生了孩子，自个在家里地位高了，也就不受气了。现在可不是了。一个个都了不得了。当媳妇的受婆婆的气？婆婆不受人家的气就是好事。一不顺心，就寻死觅活的。”

在我的调查样本中，媳妇自杀和婆婆自杀的个案都很多，而婆媳吵架导致的丈夫（儿子）的自杀，也不在少数。以父权社会来解释，是说不通的。接着上一节的讨论，也许更可能的解释是，家庭政治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敏感，使得人们越来越容易感到遭受了委屈，因而以自杀的方式来反抗。

因此，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中国进入现代以来的家庭变迁。不可否认的是，现代中国的家庭革命，是现代革命中最成功、最彻底的一个方面。旧式的家族制度被打破了，男女平等基本上实现了，家庭中的父权统治也不复存在了，自由、平等、独立，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观念。〔75〕比照中国历史上一直没有根本变化的家庭制度，这确实是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滋贺秀三教授针对传统家族制度做出的一些非常精辟的概括，在民国之前的历朝历代基本都是适用的，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阶段，却已经不再适用了。比如，今天的多数中国人已经不再把家族的延续和祭祀当做至关重要的事情，不再把香火的接续当成自己生命的延伸。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对生命、人格、家庭的理解就已经彻底西方化了。在本研究中，我之所以仍然如此强调家庭的地位，就在于，中国人仍然把家庭生活当做过日子和做人的核心内容，仍然看重家庭中的政治游戏和亲密关系。这样一种基本的文化观念并没有遭到根本的转变；改变了的，是家庭中的权力结构和稳定机制，或者说，家庭政治的基本模式被改变了。正如阎云翔先生所说的，随着家庭制度的变迁，家庭关系的主轴已经由父子的纵向关系变成了夫妻之间的横向关系。〔76〕颇有一些研究者指出，中国其实从很早就是以核心家庭为主的，聚族而居的大家族只是少数贵族乡绅才有。这点确实没错。不过，传统中国即使在核心家庭中，人们所看重的仍然是垂直的父系传承。现代中国也许没有使核心家庭在统计学意义上变成主导的家庭模式，但在价值观念上使核心家庭中的过日子，特别是夫妻之间的横向关系，变成了家庭生活中最核心的关系，并且与之相应的爱情观念也变得重要起来。在家庭政治中，爱情和亲密关系的被强调，并不意味着家庭中政治关系的削弱。二者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人们并不会因为更强调感情了，就不再在乎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了。伴随着自由爱情的强调，人们也更加强调人格的独立性。对独立性的强调，就可能使很多本来并不激烈的冲突变得非常敏感。

因此，这些改变所导致的，并不是家庭地位的削弱，也没有使今天的中国人可以在家庭之外实现自己的美好生活。恰恰相反，因为家庭中没有了过去的父权制度来维护其基本的稳定结构，反而使家庭政治变得更加复杂、微妙和不可预期。妇女们有了更大的平等权和自由空间，对不公就极为敏感，更容易反抗一点点委屈。我想，这就是那位老人所说的那句话背后更深层的社会问题。

由于现代中国的家庭革命，家庭关系变得更加微妙，人们对自己的人格价值也看得更重。从人格价值的角度理解个体自由，不仅构成了现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气质，而且是中国现代思想的奠基者对自由的基本理解。这种新的观念导致了中国家庭关系的现代转型。

面对这样的精神气质，从理论上讲，国家不仅要维护国家和平、创造物质财富、提高医疗水平和惩罚违法犯罪而且要为人们提供过日子必要的外在条件，并积极地维护人们的人格价值。要解决自杀背后更重要的文化与社会问题，就不能只有司法和医疗来面对自杀者的灵魂，而必须更积极地帮助人们过上有尊严的好日子。

注　释

〔1〕娘娘庙村是娘娘庙镇政府所在地，该镇是孟陬县较大的一个镇，曾有一座纪念汉钩弋夫人的大庙，新中国成立后被拆毁。据说钩弋夫人出生在该镇的渐离村。渐离村因战国高渐离得名，据传现在该村的高家是高渐离之后。

〔2〕在娘娘庙镇，2001年共有6个自杀个案［高阳府一35岁女，魏庄一37岁女，李村一30岁女（即兰枝，参见3.2），水州一70岁女，徐村一75岁男，李村一20岁男］，2002年有8个个案［水州一70岁女（二姚，参见7.2），仙家楼村一20岁女（三秀，参见5.1），余村一30岁女，宋庄一22岁女，七坡村一70岁男（所厚，参见1.3），柴村一60岁男，王村一60岁男，渐离村一38岁男（高岩，参见10.3）］。

〔3〕2002年，守真乡有5个自杀个案［一20岁男，一39岁女，一21岁男（萝生，参见2.3），一22岁女，一38岁女］，城关镇有7个个案［一51岁男，一65岁男，一25岁女，一21岁男，一15岁男，一64岁男（周流，参见8.2—8.3），一35岁男］，戴庄乡有6个［一51岁男，一23岁男，一65岁男，一50岁女，一72岁男，一39岁女］，钟庄乡有8个［一32岁女，一83岁女，一57岁女，一29岁男，一26岁男，一12岁男，一27岁女，一67岁女］，前楼镇有7个［一36岁女，一22岁男，一26岁女，一32岁女，一33岁女，一24岁女，一26岁女］，杜佐乡有8个［一40岁男，一20岁男，一30岁女，一26岁男，一20岁女，一35岁男，一38岁女，一50岁男］，九河乡有6个［一22岁男，一37岁女，一23岁女，一35岁女，一30岁女，一32岁女］，夏村镇有6个［一60岁男，一50岁男，一72岁女，一32岁女，一76岁女，一20岁女］。

〔4〕参见Michael Phillips，Xianyun Li，Yanping Zhang，“Suicide Rate in China，1995-1999”，in The Lancet，March，2002，vol．359，issue 3909，pp．835-840。

〔5〕参见Michael Phillips，Xianyun Li，Yanping Zhang，“Suicide Rate in China，1995-1999”；拙文“Gambling for Qi”，in The China Journal，July，2005，no．54，pp．7-27。

〔6〕参见Jack Douglas，The Social Meanings of Suicid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7。

〔7〕参见答旦：《中国自杀研究五十年》，载《医学与社会》，2001（4），15～17页。

〔8〕参见Michael Phillips，Xianyun Li，Yanping Zhang，“Suicide Rate in China，1995-1999”；He Zhaoxiong and David Lester，“What is the Chinese Suicide Rate”，in Perceptual and Motor Skills，1999，vol．89，issue 3，p．898；Michael Phillips，“Overview of Suicide in China”，in Psychiatric Times，2003，vol．20，issue 11；赵梅、季建林：《中国自杀率研究》，载《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02（3）。

〔9〕参见He Zhaoxiong and David Lester，“Sex Ratio in Chinese Suicide”，in Perceptual and Motor Skills，2002，vol．95，issue 2，p．620；George Dominio，Marisa Dominio and Annie Su，“Psychosocial Aspects of Suicide in Young Chinese Rural Women”，in Omega：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2001-2002，vol．44，issue 3，pp．223-240；Veronica Pearson and Meng Liu，“Ling's Death：An Ethnography of a Chinese Woman's Suicide”，in Suicide and Life-Threatening Behavior，2002，vol．32，issue 4，pp．347-358。

〔10〕参见李献云、许永臣、王玉萍、杨荣山、张迟、及惠郁、卞清涛、马振武、何凤生、费力鹏：《农村地区综合医院诊治的自杀未遂病人的特征》，载《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2（10），681—684页；张艳平、李献云、费力鹏、卞清涛、许永臣、及惠郁、杨荣山、张迟、何凤生：《农村地区有、无精神障碍自杀未遂者及其自杀特征的比较》，载《中华精神科杂志》，2003（4）；黄行土：《农村精神病患者自杀相关因素分析》，载《现代使用医学》，2001（4），198页；张敬悬、翁正、秦启亮、马登岱、柴新生：《城乡社区自杀死亡率前瞻性观察》，载《中国行为医学杂志》，2001（4），330～332页。

〔11〕参见Michael Eddleston and Michael Phillips，“Self Poisoning with Pesticides”，in British Medical Journal，2004，pp．42-44，328；江永华、朱红、吴成银、张怀寅、夏碧磊、贺敬义：《强化农药管理对农村自杀的影响》，载《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3（12）。

〔12〕参见Institute of Medicine，Reducing Suicide，Washington DC，National Academies Press，2002；Qin Ming，and Preben Bo Mortensen，“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Suicide in Chi na”，in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2001，vol．103，issue 2，pp．117-121。

〔13〕参见Michael Phillips，Huaqing Liu and Yanping Zhang，“Suicide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in Culture，Medicine and Psychiatry，1999，vol．23，no．1。

〔14〕参见Michael Phillips，Xianyun Li，Yanping Zhang，“Suicide Rate in China：1995-1999”；Institute of Medicine，Reducing Suicide。

〔15〕Michael Phillips，Gonghuan Yang，Yanping Zhang，Lijun Wang，Huiyu Ji，Maigeng Zhou，“Risk Factors for Suicide in China：A National Case-control Psychological Autopsy Study”，in The Lancet，2002，vol．360，issue 9347，pp．1728-1736。

〔16〕参见Jianlin Ji，Arthur Kleinman，Anne Becker，“Suicide in Contemporary China：A Review of China's Distinctive Suicide Demographics in Their Sociocultural Context”，in Harvard Review of Psychiatry，2001，vol．9，issue 1，pp．1-12。

〔17〕参见杨镇涛：《正常人自杀问题与危机干预初探》，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0（6），675—676页；翟书涛：《社会因素与自杀》，载《医学与社会》，2001（6），4～5、21页；翟书涛：《自杀的发生机制》，载《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02（2），97～100页。

〔18〕参见Sing Lee and Arthur Kleinman，“Suicide as Resistance in Chinese Society”，in Elis abeth Perry ed．， Chinese Society，London，Routledge，2003。

〔19〕参见Veronica Pearson and Meng Liu，“Ling's Death：An Ethnography of A Chinese Woman's Suicide”。

〔20〕参见［法］迪尔凯姆（涂尔干）：《自杀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Anthony Gid dens，“A Typology of Suicide”，in The Sociology of Suicide，London，Cass．，1971。

〔21〕Anthony Giddens，“Theories of Suicide”，in The Sociology of Suicide．

〔22〕　参见Jack Douglas，The Social Meanings of Suicide.

〔23〕参见Jack Gibbs and Walter Martin，Status Integration and Suicide，Eugene，University of Oregon Press，1964。

〔24〕参见Jack Douglas，The Social Meanings of Suicide；John Atkinson，Discovering Sui cide，London，Macmillan，1978。

〔25〕参见Steve Taylor，Durkheim and the Study of Suicide，London，Macmillan，1982；Steve Taylor，“Suicide，Durkheim，and Sociology”，in Current Concepts of Suicide，Philadel phiae，Charles Press，1990；W．Pickering and Geoffrey Walford eds．，Durkheim's Suicide：A Century of Research and Debate，London，Routledge，2000。

〔26〕参见Gibbs and Martin，Status Integration and Suicide；Andrew Henry and James Short，Suicide and Homicide；Some Economic，Soc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Ag gression，New York，Free Press of Glencoe，1964。

〔27〕参见Jack Douglas，The Social Meanings of Suicide，p．91；Giddens，“Theories of Sui cide”，p．55。

〔28〕参见Alexander Leighton and Charles Hughes，“Notes on the Eskimo Patterns of Sui cide”，in The Sociology of Suicide。

〔29〕参见Mervyn Jeffreys，“Samsonic Suicides：or Suicides of Revenge among Africans”，in The Sociology of Suicide。

〔30〕参见Raymond Firth，“Suicide and Risk-Taking in Tikopia Society”，in The Sociology of Suicide；Mamoru Iga and Kenshiro Ohara，“Suicide Attempts of Japanese Youth and Durkheim's Concept of Anomie”，in The Sociology of Suicide；Paul Bohannan，African Homicide and Suicide，New York，Atheneum，1967。

〔31〕参见Georges Minois，The History of Suicide，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8，p．320；Ernest Sprott，The English Debate on Suicide，La Salle，Ⅲ．，Open Court，1961，p．158。

〔32〕参见Institute of Medicine，Reducing Suicide，pp．70-100。

〔33〕参见Karl Menninger，Man against Himself，New York，Harcourt，1938；Robert Lit man，“Sigmund Freud on Suicide”，in Essential Papers on Suicide，New York University，1996；James Hillman，Suicide and the Soul，Zurich，Spring Publications，1976。

〔34〕参见Litman，“Sigmund Freud on Suicide”。

〔35〕参见Karl Menninger，Man against Himself。

〔36〕参见Edwin Shneidman and Norman Farberow，“The Logic of Suicide”，in Edwin Shneidman and Norman Farberow eds．，The Clues to Suicide，New York，McGraw-Hill，1957；Edwin Shnei dman，“Suicide，Sleep，and Death：Some Possible Interrelations among Cessation，Interruption，and Continuation Phenomena”，in Journal of Consulting psychology，1964，vol．28，no．2；The Deaths of Man，Baltimore，Penguin Books，1974；Definition of Suicide，Northvale，J．Aronson，1994。

〔37〕参见Edwin Shneidman，Suicide as Psychache，Northvale，J．Aronson，1993；Edwin Shneidman，The Suicidal Min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38〕参见Sermon Perlin，A Handbook for the Study of Suicide，New York，Oxford Univer sity Press，1975，pp．113-129；Howard Kushner，Self-destruction in the Promised Land，New Brunswick 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9，pp．82-83。

〔39〕参见Institute of Medicine，Reducing Suicide，pp．123-127；Howard Kushner，Self-destruction in the Promised Land，pp．83-84。

〔40〕Institute of Medicine，Reducing Suicide，pp．70-100．

〔41〕参见DSM-IV（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Fourth Edi tion），Washington DC，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1994，p．327。

〔42〕参见Maurice Halbwachs，The Causes of Suicide，London，Routlege and K．Paul，1978，p．263。

〔43〕参见Anthony Giddens，“A Typology of Suicide”。

〔44〕参见William Blackstone，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in four volumes），Chicago，Callaghan，1899，vol．4，chapterl4。

〔45〕参见Minois，The History of Suicide；Michel MacDonald and Terrence Murray，Sleep less Souls：Suicid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Louis Dublin，Suicide：A Sociological and Statistical Study，New York，Ronald，1963；Henry Fed den，Suicide：A Social and Historical Study，London，P．Davies Limited，1938。

〔46〕［英］托马斯·霍布斯：《一位哲学家与英格兰普通法学者的对话》，8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7〕参见Minois，The History of Suicide，pp．85，139，297，301；拙著《自杀与美好生活》，247～249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48〕参见Robert Burton，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New York，Tudor Publishing Com pany，1921，pp．373-374。

〔49〕参见拙著《自杀与美好生活》，第四章。

〔50〕参见David Glenn，“Inalienable Rights and Locke's Argument for Limited Government：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a Right to Suicide”，i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46，issue 1，Feb．，1984，pp．80-105。

〔51〕参见［德］康德：《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2〕［法］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5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3〕［法］涂尔干：《人性的两重性及其社会条件》，见《乱伦禁忌及其起源》，18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4〕［法］迪尔凯姆（涂尔干）：《自杀论》，343～344页。

〔55〕同上书，346页。译文有改动。

〔56〕［法］迪尔凯姆（涂尔干）：《自杀论》， 371页。

〔57〕同上书，400～401页。

〔58〕笔者对人性的思考受阿伽本教授的《神圣的人》　（Homo Sacer：Sovereign Power and the Bare Life）影响很大。但是在思考过程中，笔者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理解与阿伽本教授的理解越来越不同。所以此处对阿伽本的概念只是有保留的引用。

〔59〕参见拙著《自杀与美好生活》。

〔60〕许烺光先生的《祖荫下》（台北，南天书局，2001）同样非常重视家庭对中国人人格的塑造，对笔者这一概念影响颇深。不过，与许先生最大的不同是，笔者认为这不但是中国人性格的一个特点，而且是从中国文化出发对人性的一种普遍性的理解，因而在很多具体问题的诠释上就和许先生不大相同。

〔61〕转自［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122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62〕参见［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96～97页。

〔63〕参见上书，104～110页。

〔64〕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24～3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5〕许烺光先生在《祖荫下》（216页以下）中谈到过“庇荫边缘的人”，与我们这里所说的边缘人很类似。他当时把这些人归为不受祖荫庇护的人，当然非常恰当。但在半个多世纪之后，这类人仍然存在，但已经不能用许先生的概念来解释。我把他们解释成家庭秩序边缘的人，与许先生的研究既有连续性，也体现了现代革命带来的变化。当然，地域的不同也可能造成了这些细节的差异。

〔66〕近年来，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很多，参见郭齐勇主编：《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67〕参见［希］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1130b30～1131a3。

〔68〕“权力游戏”的概念，受到了黄光国先生的影响，但又与他不尽相同。参见Hwang Kwang-Kuo，“Face and Favor：The Chinese Power Game”，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 gy，1987，vol．92，no．4。中文译文为黄光国：《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见黄光国等：《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69〕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33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70〕王同亿主编：《现代汉语大词典》，318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2。

〔71〕《红楼梦》中用到“赌气”的地方很多，如第二十九回“便赌气向颈上抓下通灵宝玉”，第三十三回“便知金钏儿含羞赌气自尽”。

〔72〕方林一家的遭遇略述于此。方林的父亲是朝鲜战场上的残废军人，虽然长得丑，因有残废军人津贴，一度算得上比较富裕。20世纪60年代，他还在城里的时候，一个漂亮的姑娘白露嫁给了他，生了两个儿子、三个女儿。方林是其中的大儿子。复员回到农村后，白露和村里很多男人有来往，据说他们的女儿中有的就不是方林父亲的亲骨肉。但她在世的时候，家里还算比较富裕。但因为她的外遇，夫妻两个经常吵架。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一次吵架之后，白露赌气喝了农药。在送往医院的路上，她就后悔，说：“我这一死，几个孩子怎么办呢？”白露死后，一个老头带着几个孩子，渐渐穷了下来。方林的弟弟方仲有慢性病，长期得不到医治，又找不到媳妇，后来在庄稼地里喝农药死了。方林是方家的第三个自杀者。

〔73〕除了胡先缙简略提到了“丢人”的概念外，多数学者没有分析它。参见Hu，Hsienchin，“The Chinese Concepts of ‘Face’”，in American Anthropology，1944，vol．46，no．1，中文译文见黄光国等：《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

〔74〕参见Margery Wolf，“Women and Suicide in China”，in Margery Wolf and Roxane Witke eds．，Women in Chinese Socie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75〕参见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王跃生：《社会变革与婚姻家庭变动：20世纪30—90年代的冀南农村》，北京，三联书店，2006。

〔76〕参见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特别是第四章。

第二部分　家之礼

旧社会，有个当媳妇的，特别受气，就想要上吊。她把绳子在房梁上拴好了，在地下摞了几块砖头，上去试试，砖头不够高，这时候却听见有个声音说：“我给你码砖。”她看看旁边没人，那砖头竟然自动往上码。她明白了，鬼也想让她死啊，就一赌气：“谁都想让我死，我偏不死了。”她就没有死。

——孟陬一传说

第三章　人　伦

过日子是人的基本生存状态，而过日子又必须在各种家庭关系中展开。家庭中的这些关系，就构成了主要的人伦：夫妇之间的爱，是人伦之始，在现代家庭中尤其处在核心位置；父母对子女的慈和子女对父母的孝，则成为另外两个基本的人伦。此外，兄弟之间的悌，婆媳之间、祖孙之间以及所有其他的亲戚关系，都是由这三种基本人伦衍生出来的。

但这三种最基本的人伦，不仅是三种亲密关系，而且是三种政治关系。其中不仅涉及亲情，而且关系到正义问题。即使在夫妻父母子女之间，关系处理不好，也会导致自杀这样的悲剧。我们对过日子与自杀关系的研究，就首先从这三种最基本的人伦谈起。

3.1　爱

与古代相比，现代中国家庭中强调最多的，可以说是夫妻之爱。阎云翔先生指出，年轻人的独立性和夫妻之间的情感表达，是当代农村中的重要特征。〔1〕充满浪漫色彩的爱同样与权力游戏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甚至“过日子”这个词常常就特指夫妻之间的日常生活。我们随后就通过一个个案，来考察爱与家庭政治的关系。

何芳是娘娘庙村康回的媳妇，2001年夏天我采访时她27岁，年轻漂亮。她向我讲述了几个月前一次自杀未遂的经历：

“我那次吃药是因为他打我了。我特别后悔跟他结婚。跟他认识的时候我在一个杂技团里边当演员。他在那个杂技团里当电工。有一次我病了，团里边别的人都出去玩，谁也不管我。只有他留在团里，他就照顾我，甚至还帮我洗被子，我特别感动。有人看见俺们老在一块，就风言风语地说俺们俩在搞对象。他比我大十多岁，那些人都好奇，想知道俺们俩到底要怎么着。我一赌气，说：‘我怎么就不能嫁给他？’我是这么赌气跟他好的，要不我才不会找他这么个男人呢。

“后来俺们那个杂技团解散了，俺们都回家了。我家里边特别反对这门亲事。俺娘脾气不好，她说：‘你要是跟了他就别再回这个家。’不回就不回。不管他们怎么反对，我到底还是和他结婚了。好几年我都没回娘家去，后来我跟父母的关系才慢慢有点恢复。要是俺娘当时不这么反对，也许我不会那么早就结婚。怎么也得等几年呀。我当时就是赌气，想让俺娘看看我自个找的对象肯定对我好。

“我跟娘吵了那次之后十天就办了事了，娘家谁也没来。刚开始他确实对我挺好的，把我当个小姑娘看待。他脾气特别好，我生气他就千方百计地哄我。有时候他说：‘你要是生气了就打我。’刚开始我也就轻轻拍他几下，像闹着玩一样。等我生了孩子以后，有时候就真想打他了。结婚时间长了，谁也不像以前那么照顾对方了，矛盾就越来越多。

“他太老实，不是一个行了的人，不像人家一样想办法去挣钱。我老是为这个生气。他过日子也没有什么计划。你看这几天，他刚买了一辆摩托。其实俺们欠着别人很多钱呢，他一点也不考虑怎么还，还买摩托。我因为这个打他，难道我没有理吗？他从来都不打算打算怎么过日子，老是花钱买那些个没用的东西。他又爱抽烟，还老是买好烟。他一在我身边抽烟我就不舒服，我觉着恶心，老是因为这个吵。我第一次真想打他就是因为抽烟。

“他有这么多毛病，又不会过日子，俺们的关系就越来越不好了。他现在在北京打点工，一天挣个二十多块。我的一个小子一个闺女都上学了，这点钱哪够他们用的？要是我有两个闺女，没个儿子，我早就跟他离婚了。

“他有点怕我，老是不知道怎么着哄我。有时候别人问他身上的伤是哪来的，他就说实话说是我打他了。他跟别人说我老是打他，你说这叫人多丢人呀。他也丢人我也丢人。要是个聪明点的，就说是栽个跤摔的，不就完了吗？

“有一回他跟他姐夫喝酒。他听说他姐姐也是有时候打他姐夫，就叹口气说：‘你跟我差不多，也老是受俺姐姐的气。’你看，他老是跟别人说我欺负他。精明的男的都瞒着这种事，哪有他这样的呀？

“他生气了就老出去喝酒，根本就不管我。有一次他酒喝得多了，回来就睡。我玩了一会麻将回到家，看见屋里有好多鸡屎，气就不打一处来。他回来什么也不管，门大开着，鸡都跑到屋里去了。我照着他就是一巴掌。他醒了，也特别生气。他抓住我的头发，没命地打。我当时抓起旁边的一个安眠药瓶就吃。他吓坏了，酒全醒了，忙把我送到医院。他保证说，以后我打他的时候他再也不还手了。

“那回以后俺们还是老吵架，我生气了就想到死。可是我要买安眠药的时候，人家都不卖给我，因为知道我吃过药。他们最多卖给我几片。我就这么攒着，几片几片地买，时间长了不就多了吗？我现在已经有120片了。我有时候吓唬他，说他要是再对我不好我就把这120片药全吃了。我不喝农药，喝农药太难受，死相也难看。”

我问她是不是认真地想到过离婚，她说：“没有。虽然有时候我也这么说，我其实不是真的想离婚。一混就是一辈子，就这么过吧。”

和本书中别的自杀故事比起来，何芳的更像一个喜剧，甚至闹剧。和娘娘庙村别的人谈起来，人们的评价都是：“何芳的脾气忒不好了，老是打她男的。她男的脾气好，不还手，可是谁都有急的时候。她老这么打，他男的可不就急了吗？结果她还受不了，寻死觅活的。”

虽然人人都觉得何芳夫妻之间没什么大不了的矛盾，只不过就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怄气闹事，但这些小事导致的冲突却是实实在在的。2003年，我再次来到娘娘庙村。人们说，何芳变得越来越不讲理了。再发生冲突的时候，康回也不敢还手了，但他也不那么甘心窝囊下去。据人们私下议论，一向老实的康回竟然也在县城里找“小姐”了，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每次碰到康回，都看到他忙忙碌碌地干活。真不敢想象，这样一个老实巴交的人，竟然会去找“小姐”。康回和何芳是娘娘庙村不多的几对自由恋爱结婚的，如今却落了个这样的结局。村里的一些老人常常用这个例子来告诫年轻人：“搞对象有什么好？看，这就是自己搞的，最后是个什么结果？”

有些人常常这样对比自由恋爱和媒人介绍的婚姻：“搞对象的时候，人们都看不清楚对方的缺点，可是一块过日子就不一样了。过日子得整天面对柴米油盐这些小事，还有不好处理的人际关系。这时候，缺点就都暴露出来了。所以，搞对象的夫妻，只能是缺点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大。别人说的媒就不一样了。那时候，人们都考虑得周全，出身呀、家庭呀、文化程度呀、脾气秉性呀，都好好想想，就容易找着合适的，不容易发现以前没考虑过的缺点。什么叫‘爱’呀？爱是靠不住的，变化无常。生活变得不那么浪漫了，就什么都不是了，剩下的就只有打架了。康回跟何芳刚搞对象的时候，是个人就知道他们差距太大，过不到一块去。可是何芳什么也看不出来，一门心思就是那一个人了。她一点也不能静下心来想一想呀。”

好多人同意，何芳和康回的自由恋爱对他们的日子只有坏处，没有什么好处。何芳就是因为恋爱瞎了眼，才不顾人们的议论，甚至不顾父母的反对，嫁给了康回，结果变成这个样子。从何芳对康回的态度越来越不好这个事实看来，上面的分析非常有道理。而要更深地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细致分析他们家的权力游戏。

在康回和何芳的这个小家庭中，夫妻二人都有相当程度的道德资本，谁都觉得对方欠了自己什么似的。在何芳父母的眼里，仅仅凭何芳比康回小那么多岁这一点，康回就不可能成为何芳的好丈夫。何芳和她的父母赌气，宁可与娘家断绝关系，也要嫁给康回。在何芳看来，她什么也不在乎，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下嫁康回，就是因为坚信康回一定能成为一个好丈夫。康回对何芳确实很好，而且勤勤恳恳地干活，在一般人看来，实在是没什么可以挑剔的。这个老实人虽然吃苦耐劳，却并不擅长挣钱（不过，这也是在何芳看来如此。和一般人家比，康回家的情况还算比较富裕的），而且有些何芳非常讨厌的嗜好。结果，婚后的实际情况证实了人们原来的反对意见。何芳越发觉得康回欠了自己，觉得自己做出的牺牲不仅太大，而且没有什么价值。康回让她完全失望了，因为他并不是她理想中的丈夫。康回的憨厚木讷给了何芳指责他的权利。在这个家庭的权力结构中，何芳说话算数，有足够的地位和尊严，但她对此还是不满足。她还希望自己家能更加富裕，受到人们更多的尊重，特别是原来那些反对这桩婚事的人。

虽然康回一开始也认为何芳是做出了牺牲而下嫁他的，但他并不总觉得自己欠她的，而是同样积累起了自己的道德资本。他把何芳当成个小女孩看待，对她极为温柔，甚至允许她在生气的时候打自己几下。这种打本来不过是充满柔情蜜意的撒娇，但渐渐力道越来越重。康回一般会忍受这些，不还手。康回之所以有这种大度的姿态，当然是因为他爱何芳，但同时也意味着，他希望何芳能同样对他更好些。他宁可牺牲自己的尊严，也要维护家庭的和谐完满。而康回这种顾全大局的想法，也在渐渐为自己积累着反抗的道德资本。何芳打他越厉害，他越是有还手的理由；他现在越是不还手，也就在为以后的还手积累越多的理由。

何芳把她为了爱情付出的牺牲当成了最大的道德资本，而康回则把出于爱的容忍与原谅当成了道德资本。两个爱着对方的夫妻都变得一肚子气，都觉得对方对不起自己。尤其是在何芳打康回的时候，双方都在积累抱怨，都觉得在受委屈，因而也都在积累道德资本。于是，家庭中维持着非常危险的权力平衡。

在发生冲突的那一天，康回终于爆发了，他已经不能继续维持这种权力平衡了。通过不断容忍何芳，他已经积累了足够的道德资本，因而觉得自己已经有权利还手了。而何芳却没有想到丈夫居然会还手，因为她觉得自己指责丈夫完全是有道理的。在这场激烈的权力游戏中，何芳的自杀未遂使她还是取得了胜利。

直接引发冲突的导火索是琐事，但琐事背后有着更深的原因。康回与何芳的爱情不仅没有化解他们之间的抱怨和冲突，反而使矛盾大大强化了。本来很不起眼的小问题，正是因为爱和双方积累的道德资本，被夸张成了尖锐的冲突，以致几乎酿成自杀的惨祸。

由此看来，那些批评自由恋爱的人不仅有道理，好像说得还不够。爱情不仅无法化解冲突，看来还会强化冲突，使家庭中的和谐陷入更大的危机。夫妻之间过日子，所面临的不仅是极为琐碎的柴米油盐，而且还要在不断的冲突和权力游戏中来处理这些小事。通过媒人介绍的男女，直接针对的，就是过日子。他们会考虑双方的能力、品性、出身，也会注意一下相貌。其最核心的标准是，男女双方要基本上般配，也就是，俩人的大体特点要差不多。一个男人不应该娶与自己相差太悬殊的女子，不论是太好还是太差，都不合适。过大的差异往往会导致家庭权力结构的失衡。如果一个比较富裕的女子嫁给一个穷小子，丈夫就很可能长期低声下气。当然，任何计划和考察都很难保障以后必然会形成权力平衡，因为人的性格和命运的变迁总是难以测度的，但谨慎的人们会尽量在外在的条件上形成平衡，避免可能造成的权力不平衡。那些重视这些外在条件的人并不是不知道亲密关系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们也清楚，夫妻之间不仅应该达成较好的权力平衡，而且最好能够彼此处得好，相互关心。但他们的逻辑是，这些客观条件既然会形成权力平衡的外在基础，也就有可能促成长期的亲密关系。但是如果夫妻之间不能形成权力平衡，那就根本过不到一起，也就根本谈不上爱了。他们会充满不屑地教训那些主张自由恋爱的人：“什么是爱呀？你们在一起过，也就有爱了。居家过日子比什么都重要。”一句话，过日子不能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

面对这样的批评，主张自由恋爱的人会有更多的考虑。他们会说，爱情确实不是过日子的基础，但家庭应该由爱出发，以维护和滋养爱情为目的。爱情不是因为能成为家庭的基础而重要的，而是本身就很重要。他们继续了现代中国的家庭革命以来的一贯逻辑，把自由恋爱当成了人格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而父母包办的婚姻所导致的自杀被当成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有力攻击。在田野工作中，我也确实遇到过两个女孩因为争取婚姻自由而自杀的事情。何芳则完全不顾父母的反对，自己做主嫁给了康回。

但何芳的父母对我谈到此事时说，他们所反对的，并不是“自由恋爱”本身。如果女儿能过好日子，通过什么方式找对象有什么重要的？他们真正关心的，是更加实际的问题。他们知道康回同何芳相差太大了，彼此都不清楚对方的脾气秉性，不太可能长期过日子。而何芳在结婚之后，也不可能仅仅从“自由恋爱本身重要”这样的角度想问题。她仍然要过日子。并且，只有过上好日子，她才能向人们证明，她的选择是对的。何芳虽然比她父母有更多关于自由恋爱的理想，但她还是陷入了同样的逻辑，还是要把最终的宝压在能否过上好日子上。

结果，过日子变得和她原来想得非常不同。在家庭中处好关系，还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权力游戏来达到权力的平衡。而彼此相爱的人未必就能达到这种权力平衡。以爱情为基础的过日子不仅不能维护和滋养爱情，反而彻底葬送了爱情，也使最基本的幸福变得不可能。

3.2　慈

李村是娘娘庙村附近的一个小村，兰枝是李村一个30岁的少妇。这一天是星期天，也是娘娘庙镇的集，兰枝起得非常早。虽然这一天注定将是她在人世的最后一天，但她此时并不知道，显然也没有准备好辞别人世。她的丈夫是个开“三码子”的，早早地就出去拉活了，可能要两天后才能回来。兰枝起床后，准备上集上转转，可是想到了自家的韭菜还没割呢。正好看见一个关系不错的婶子过来，兰枝就去问她：“婶子，明儿有事没有？要没事帮我割了那点韭菜啊？”那婶子很爽快地答应了。兰枝很高兴，提起篮子就到娘娘庙镇去了。那时候，她13岁的儿子沐虎还睡觉呢。今天是周末，他不用去上学。

兰枝在集上转了一圈，只给自己买了一身衣服（后来人们说，这意味着她在给自己买寿衣），转累了，就回家了。

她回到家里时，天还挺早的，但她已经不见了儿子沐虎：“这小子上哪儿去了？”她在家里找了一个遍，都不见沐虎的踪影。正好看见沐虎大伯家的儿子过来，于是就问他：“你见俺们家沐虎了吗？这么早，他上哪儿去了？”那孩子说：“我见着他了。他上娘娘庙去打游戏机了。我刚从那儿回来。”

娘娘庙镇上有一家游戏厅，好多孩子常上那儿去玩电子游戏。兰枝教训过沐虎不知道多少回了，还总威胁他说，他再去打游戏就要挨打，但沐虎就是抵挡不住诱惑。上一个星期，沐虎赌咒发誓，说他再也不打游戏机了。谁知道刚过一个星期，他就又跑去了。兰枝在柜里看了一下，发现放在那儿的十块钱没了。沐虎每次去打游戏，都要拿点钱走，这让兰枝特别生气。“我要是在游戏厅找到他，非得好好教训教训这小子不可。”

当时，沐虎玩得正起劲呢，一个同伴对他耳朵边说：“你妈来了，小心点。”沐虎偷眼一看门口，他妈正往里走呢。沐虎连忙往后门跑，半路上就让他妈揪住了领子。

沐虎耷拉着脑袋，跟着兰枝回到了李村。一路上，兰枝已经骂得沐虎不出声了，可她觉得还是不够。她又叫沐虎保证再也不去打游戏了，沐虎就嘟嘟囔囔地说他再也不去了，可是这样的话他已经不知说了多少次，兰枝根本就不相信了。她知道沐虎说这话根本就没谱，还得想点别的办法，让沐虎记住这个教训。于是她顺手抄起一个笤帚疙瘩，照着沐虎的身上打了几下。没想到，这笤帚疙瘩绑得太松了，没几下就打坏了。兰枝就又找到一个短鞭子打沐虎。她越是打沐虎，心里的气就越大，于是一边打一边叫嚷着：“我看你还敢不敢去了。我看你还听不听话。你老是往那里跑，以后上什么中学，还上什么大学？你真是让我失望，没出息。我这回非打死你不可。”

沐虎被打得一声也不敢出。可是兰枝觉得自己一点也不解气，而且好像越来越伤心，越来越生气，最后扔下鞭子，自己呜呜地哭了起来。沐虎站在那里，呆呆地不知所措。兰枝就跑到厕所里去，过了一会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农药瓶子。她对沐虎大嚷：“你把我气死了！”

沐虎的大伯家就在隔壁。当时，他大伯正在家里锄鸡屎，起初听见这边吵吵闹闹的，也没有介意。但后来，他听着这声音越来越不对劲了，就走了进来。他看见兰枝手里拿着一瓶农药，就觉得坏事了，问她：“你干什么了？你是不是喝了药了？”兰枝抽搭着说：“这孩子又去打游戏了，他可把我气死了。”大伯走近前来，见兰枝口吐白沫，她的衣服上隐隐还有农药味，知道不好了。他赶快出去叫了几个人来，把兰枝抬上一辆“三码子”，往娘娘庙镇医院拉去。上了“三码子”，兰枝就说不出话来了。而又因为那天正好是娘娘庙镇的集，街上挤不动，“三码子”根本就没有办法往前走。他们好不容易来到了医院，可是兰枝在路上就断了气。

这个个案，可以算我所遇到的最令人吃惊、最令人惋惜的一个。由于兰枝的自杀实在不可思议，她的故事很快传遍了周围的十里八村。人们都一脸惊愕地说：“李村那个女的，为了教训儿子不打游戏机，喝了药死了。你说这值得吗？”

一开始，我怀疑兰枝的喝农药是不是有别的原因。李村的人告诉我，兰枝的婆婆早就死了，他们一家就三口人，关系不错。沐虎的大伯说，夫妻之间平时总会有点口角，但是没有出过大的问题。至少在兰枝喝农药之前的一段，夫妻俩没有闹过别扭。除采访了兰枝的婆家人和别的李村人之外，我还特意到了她的娘家。兰枝娘家的姐姐告诉我，兰枝和她的丈夫关系没什么问题。她的喝农药不太可能是因为和丈夫有什么矛盾。而且她说，兰枝从小就脾气好，不是那么容易着急上火的人，谁知这一回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也许都是该着的吧，”她说，“在这前几天，我妹妹家里的厕所里出了一条长虫，特别长。你说多奇怪？也许就应着这回事呢。”

兰枝的一位初中同学，当时是娘娘庙村小学（也就是沐虎所在的小学）的老师，对我说：“兰枝是个脾气挺好的人，不是那么容易动肝火的。可是，她最大的遗憾是自己初中毕业就不上学了。所以她就一心希望孩子将来能考上学，对他的学习特别在意。谁知道这个孩子就是不争气，叫她一点办法也没有。”

可见，我们已经没有什么疑问，兰枝的死没有别的隐情。她就是在教训孩子的时候，一气喝农药而死的。那么，兰枝的一切行为都是出于对沐虎的爱。但是，爱子之情为什么会导致如此让人吃惊的悲剧结局呢？

人们虽然对此表示惊讶，但他们并非不能理解兰枝生气和喝农药的理由与逻辑。真正让人们难以接受的是，这样一个好的目的，母子之间这样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争执，怎么会变得如此可怕，以至要了兰枝的性命。

如前所述，亲密关系是家庭政治的起点和终点，而父母对子女的慈爱，可以说是所有亲密关系中最无保留、最没有私心的。但亲密关系并不是一切，甚至慈爱也不能取代一切。沐虎是兰枝唯一的儿子，兰枝非常疼他，也把自己最大的希望寄托在了他身上。因为自己上学不多，兰枝希望儿子能争气，弥补她一生的遗憾。但问题在于，教育儿子成了一个政治过程。即：小小年纪的沐虎并不明白兰枝的良苦用心，即使明白了，也未必就能管束住自己，即使能管束住自己，也未必知道怎么去学习。兰枝很少让儿子在家干活。沐虎在家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写作业，只在地里活特别忙的时候才去干一点。谁知道，沐虎的学习还是搞不好。

我和沐虎也有过一段长谈。当时距离他母亲去世已经有两年了，沐虎有了一个后妈，后妈还带来了一个小妹妹。据说，自从兰枝死了以后，沐虎就再也不去打游戏了，而且只要听见别人谈打游戏的事就不说话。谈到他母亲的事，沐虎说，妈妈是总因为他打游戏的事生气，督促他好好学习，但他并不知道母亲希望他将来考大学（虽然他爸爸、大伯、兰枝的同学，以及沐虎的老师都很清楚兰枝的这个愿望），自己也从未想过这类事情。而且他说，他只去过两三次游戏厅，每次都不是自己打，而是看着别的孩子打。只有那一回，他是第一次真正打游戏，就被母亲看到了。他还说，他只是拿了两块钱。但经常和沐虎一起打游戏的同学告诉我，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沐虎早就迷上了游戏，而且每次差不多都花十块钱。从和他的交谈里，我明显能够感到，沐虎闪烁其词，虽然明知是自己气死了妈妈，却总想把自己的责任推卸掉。在他看来，他和妈妈之间就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他只是想去玩游戏，妈妈只是不肯让他去玩，至于这都是为什么，他并没有深想过。虽然他为母亲的死而难过，但这并没有改变他对母子关系的看法。

因此，虽然兰枝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关心儿子的学习，虽然她每次教育沐虎的时候都在考虑这一点，但由于沐虎并不清楚这一点，母子二人在处理每个具体事情的时候，这好像变得非常不重要，甚至可以被遗忘。他们似乎只是在进行一场纯粹的权力之争。沐虎只是要玩游戏，兰枝只是不想让他玩，看看究竟谁能战胜谁。

沐虎有着要玩游戏的强烈愿望，他当然希望兰枝能放任他去玩，可是他知道是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的，于是就以赌咒发誓的方法来稳住母亲，等母亲不大管了或大意的时候，偷偷地去玩。那天上午，他趁兰枝去集上买东西的时间，又溜到了游戏厅去。本来还高高兴兴的兰枝发现上周的战果完全化为乌有，沐虎根本没有放弃玩游戏，变得非常生气，就亲自去游戏厅把沐虎揪了回来。鉴于以前的办法都不管用，她不能满足于沐虎的保证发誓，于是以体罚的方式，希望沐虎能记住这次教训。但即使体罚也不能保证沐虎以后就再也不去了。兰枝还是无法彻底实现自己的愿望，一气之下喝了农药。

关于兰枝为什么喝农药，我也问过沐虎的看法。他认为，妈妈喝药的意思就是为了吓唬他，让他以后不要再打游戏了。当时他还以为妈妈进厕所是去解手了，谁知道她出来就口吐白沫。他家的农药一般都放在厕所里，不知道妈妈进厕所的时候就是要喝农药呢，还是看见农药才要喝的。

不管兰枝进厕所时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确实可以把喝农药看成兰枝进一步教训沐虎的一招。但她究竟只是想吓唬一下沐虎，还是要以死来教训他，我们不可能有更多的证据了。从常理推断，兰枝因此就要死的可能性是不大的；但若说她完全只是吓唬一下沐虎，那她并没有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一个更合理的推断是，气头上的兰枝处在两种可能性之间。一方面，她是想好好教训一下沐虎；另一方面，她来不及细想这样做的后果会是什么。

那么，在这场权力游戏之中，究竟是谁胜了呢？兰枝的死不仅使沐虎再也不去玩游戏了，而且还彻底毁了那家游戏厅的生意。自从兰枝出事以后，附近几个村的家长都不准孩子们再去打游戏了，过了一段时间，那家游戏厅就关了门。如果完全从权力之争的角度看，沐虎似乎彻底失败了。无论让他赌咒发誓还是打他，都起不到以死相逼所起的这种警示作用。

不过，这样的胜利又有多大意义呢？我们先不谈兰枝的死这个不可弥补的损失，且看此事对沐虎的作用。如果兰枝的死促使沐虎好学上进，那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牺牲。我们前面看到了，虽然沐虎为气死母亲而后悔，虽然他因为这个教训而再也不打游戏了，但是，兰枝的真正目的，即督促沐虎学习上进，却根本没有达到。自从沐虎有了后妈，再也没人死气白赖地督促他学习。沐虎虽然不再打游戏机了，学习一点也没有变好，反而因为失去了督促而更加糟糕。他根本没有理解母亲禁止他玩游戏的用意，完全没有把学习上进当做自己的目标。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兰枝都是白死了。她宁愿以死相激的儿子，反而被她抛入了既无温暖、又无管教的泥潭中。

3.3　孝

像兰枝这样因为管教孩子而自杀的事情并不很多见，但反过来，因为孝顺问题导致的悲剧却非常多。我们来看七坡村所厚的故事。

我最初知道所厚的事，就是在采访兰枝故事的时候，沐虎的一个老师和我讲的，后来，我又在七坡村得到了别人的印证。我们首先来看沐虎老师的讲法：

“所厚上吊的时候，有70岁了。他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这个老头脾气不好，爱生气。他常为点小事就会和儿子们闹一顿，所以跟他们关系一直都不怎么好。他家庭条件也不好，还跟老伴分开住，分开吃饭。他的死，就是因为得了一场病，孩子不管，老伴不照顾。

“这老头还有个古怪的地方。他从50多岁就不上地里干活了。近20年，老头总是这么着。他从每年正月初几开始，就卖冰棍。一天卖上几箱冰棍，一直到天冷了，不卖了，挣了些个钱，然后就开始赌博玩钱，不到过年，就把挣的那点钱输光了。几个孩子也都不给他钱，老伴也不给他做饭，他就自个给自个做饭。那老伴不管三个儿子的孩子，但是帮着两个女儿看孩子。

“后来所厚年纪越来越大了，到底是一天不如一天，就长期住在了二儿子家里。老二家院子里有个小南屋，窄窄憋憋的，就让老头住在那里边。可是他们关系还是特别不好。老头跟他的几个儿子都不怎么说话。有一次，他们有个亲戚去广州，回来了，老头的老二和老三都来坐着。这时候老头进来了。他们家老三看见他爹进来了，一句话也不说，过了一会就走了，把老头气坏了。他说：‘什么东西呀，见了我不言声就走了。’

“有一次，我赶集回来，那时候是中午12点多了，我正好路过所厚的老二的家门口。老头看见我了，就跟我说：‘我跟你说点事。’我正骑在车子上呢，就用脚一支车子，说：‘说吧。’老头说：‘你下来我跟你说。’我说：‘有什么事呀，这么着说怎么就不行呢？’我就下了车子。谁知道，老头还不愿意说。他说：‘你把车子支上，跟我进来。’我就支上车子，跟着老头进了他住的那个小破房。进了屋子之后，我一看就明白了。他那屋里中间的两根檩条都折了。老头说，这也有好长时间了。他本来想找大队（村委会），可是大队都散了，没干部了，也不会有人来管这事。他去找公社（镇政府），公社的干部也没时间管这事。老头跟我说的意思是，他想让我跟他们家老二说说，让他来帮着把这两根檩条修好了。我明白了。过了两天，我在街上碰见他二儿子了，就叫住他，跟他说：‘你父亲那屋子都快倒了。’他说：‘知道。’我就又说：‘你们哥儿们帮着他弄弄，比如叫你哥出木头，你跟你弟弟哥儿俩出力气给他搭上。’他说：‘不管，倒了活该。’我说：‘这么着就不对了。他到底是你爹呀。’老二说：‘粮食我还不给呢，还管这个？俺们该他管的时候他不管。’这几个儿子年轻的时候，该老头帮着，他从来没管过，没有帮他们带过孩子，这是让他们记恨上了。

“打这件事以后一两年，所厚就得了肺结核。几个儿子也不愿拿钱给他治。后来是所厚的一个侄子看着这样不好，就给他们说和，让他们勉强都出了点钱，用来给老头治病。至于后来花了没花这钱，我就不知道了。他没过多长时间就吊死了。其实肺结核不怎么花钱。防疫站上有药，可以免费去拿。他就不知不觉地在自己那个小破屋子里吊死了。”

在七坡村的人们看来，所厚和他的老伴首先不是很好的父母。他们不仅脾气不好，动不动就和孩子们吵闹，而且还不照顾自己的孙辈。父母对儿女的爱不仅体现在幼年时的抚养和关怀，在儿女成家立业之后，又体现在对儿女家庭的支持，特别是对孙辈的照顾。孩子刚刚出生之后，往往是一个家庭最忙乱的时候，因而老人的照顾就成了促进两代人的两个家庭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所厚夫妇在这个重要关口没有支持孩子们，落下了终生的埋怨。

同我所遇到的很多与孝顺相关的个案不同，所厚之死的主要原因不能直接归给他的儿子们。儿子们固然是非常不孝，但是他们认为自己的不孝是有理由的。所厚当初既然待儿子们不好，儿子们是否就可以对他也同样不好呢？当然，我们不能仅仅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待此中的是非对错，而要理解人们行事的理由和逻辑。

那位小学老师的描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所厚和他二儿子之间的关系。所厚住在二儿子家的院子里。他的小屋坏了，他找村里和乡里，可都没有人帮他处理这件事。而最可能帮他，最方便帮他，同时也最应该帮他的，还是近在咫尺的二儿子。所厚显然急切地希望二儿子来帮他搭一下房子，但是他自己却不肯开口，而是请别人去帮他说。在此，所厚和他的二儿子进入了一场权力游戏中。因为父子之间一直维持着冷淡僵持的关系，所厚不愿意主动去求二儿子，二儿子也不愿意主动来帮父亲。谁要是先开了口，谁就在气势上输了一招，就好像向对方投降了。所以，虽然所厚的二儿子明明知道父亲的房子坏了，他也不肯示弱去主动帮助父亲；同样，所厚本来说一句话就可以办到的事情，却一定得求外人去说。

所厚不肯单刀直入把问题挑明，而一再遮遮掩掩地不肯向小学老师说实话，直到后者亲自进到屋里，看到了檩条折断的场景。可见，所厚应当是颇花了一些精力来思考如何讲出这个事情的。所厚这样让小学老师看实景，让他对儿子的不孝有了一个直观的印象，使他更愿意为自己去当说客。同时，这样形成的二儿子不孝的舆论压力，使他在这场权力游戏中得到了更多的道德资本，使二儿子遭受的压力就更大。

不过，既然这“不孝”的名义只有道德资本的作用，只是权力游戏中的砝码和武器，那它的作用也就非常有限了。所厚的二儿子看出了父亲的这个用意，根本就不管他这一套，而是拿出了自己的武器，告诉小学老师说，他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他多么不孝，而是因为老头咎由自取。既然他当初对自己家里没有尽到父亲的义务，他也要如法炮制。不管他的这个说法能否说服小学老师，他并没有屈服于父亲搬救兵的策略。他还是不去修理所厚的小屋，虽然可能仍承担着不孝的骂名，却在这场权力游戏中取得了胜利。

那位小学老师评价这件事说：“要是所厚直接跟他儿子好好说说，他儿子倒真不见得就不给他修。他这么通过中间人去说，反而把事弄得不好了。”如果所厚真的服了软，好好和二儿子说，那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权力游戏，二儿子得到了面子，也许倒真有可能去帮助父亲修屋子，而一旦这样发生了，以后的父子之间的权力游戏也就会换个样子，双方的关系就可能慢慢好起来了。

七坡村的村民还跟我谈到所厚死后的情况。在所厚死后，他的老伴成了一个孤老太太，三个儿子还是谁也不愿意管她。但她大儿子觉得这样说出去总归不好听，就把母亲接到了自己家里。谁知，这位老太太到了儿子家里，一点也不帮着儿媳妇干活，就连饭也不做一顿。邻居有人劝她说：“你看他们都挺忙的，等他们都不在家的时候，你就帮他们做做饭。”这位老太太却说：“我可不给他们打下这个例。”

在此，大儿子做出了一个让步，好像在权力游戏中屈服了一下；但这样一个姿态其实是新的一招。按照邻居们的说法，如果老太太接了这一招，并以更好的态度来帮助儿子媳妇，那么儿子媳妇也就会以更好的态度来对待她，这样，以后的权力游戏的主题就成了看谁给的帮助更多，那就会是良性的。但老太太并不这么理解。她认为，如果她做了一次饭，以后就会不断地去做饭，那她就被套住了。于是，她这种死不屈服的态度，终使家里的关系越来越僵。老太太与儿子之间的权力游戏，同所厚与儿子之间的权力游戏很像。两个老人在每件小事上都不肯轻易让步，结果使家里的权力游戏越来越复杂，亲情关系也越来越淡薄。这样，即使他们在这种小事上赢了权力游戏，他们以后的生活也很难过好。

我们再来看与孝顺相关的另外一个个案，这是兰枝的姐姐最先讲给我的。兰枝姐姐的婆家是仙家楼村。她除了向我介绍兰枝的情况，还顺便给我讲了本村的一件事。

来福是仙家楼村的一个青年，2000年死的时候刚20岁，还没有结婚，有一个弟弟。他母亲长期有病，是个没什么本事的人。而来福的父亲却是个铁嘴。据说，任何人都赊不出账来的店铺，他两句话就能赊出来；他凡是遇上一个陌生人，很快就能把人家说得晕头转向。他自己没读过什么书，但是哪怕遇见有文化的人也能说上一阵子。他没有别的挣钱的本事，但就凭这嘴皮子，就总是能从亲戚朋友那里蒙来万儿八千的；不过，他很快就会把这些钱挥霍光。据说，他也是凭了这两张嘴皮子，说得村里几个娘儿们灵魂出窍，和他靠着（靠着，方言，即有男女关系的意思）。

但来福可不像他爹这么不过日子。按照仙家楼村人们的说法，来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小伙子。他人长得精神，干活也利索实在，懂得过日子，跟街坊邻居关系都处理得非常好。家里就仗着有他，日子才能过下去。

虽然来福支撑着整个家，但他挣的钱却经不起父亲那样折腾。结果家里欠了人家很多钱，有街坊邻居的，有亲戚朋友的，还有来福的盟兄弟〔2〕的。他总是希望父亲能有所改变，但又没有办法。

有一段时间，父亲靠上了一个寡妇，老往她那里跑，来福就特别生气。有一次，他看着父亲去找那个寡妇了，就在后边跟着。父亲进了寡妇的屋，他在后边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他突然看到院子外边有些枯藤，就想了一个办法。他把那墙头的枯藤点着，然后就跑了。他爹和那个寡妇从里边看见这火光，出来救火，这也就坏了他们的好事。他爹明白，这一定是来福用来警告他的。

过了两天的一个早晨，来福的父亲把那个寡妇带到家里来玩。当时来福的娘也在家里，来福觉得他爹这么做非常不对，就极为生气，对那女的爱答不理的。他爹却责备他没有礼貌，教训他以后不能这样对待她。这使来福更生气了。他嚷着说：“好啊，你把家里的钱都给了她，还嫌我不理她。哼，我看要是没了我，你们怎么过！”来福气得浑身发抖，抄起一瓶子农药就跑了出来，在院子外边把农药喝了。人们发现之后，赶快送来福去医院，没等送到医院，来福就死了。当时还是上午，从来福父亲把女人带到家里到来福死，总共不过两三个小时。

在来福的葬礼上，他的很多盟兄弟都来了。他们哭得非常伤心。来福欠了他们中好几个人的钱，但他们觉得来福死得冤，一直都没有跟他们家要账。

来福的死，是父子之间的权力游戏造成的又一个悲剧。来福关心整个家庭的日子，关心他母亲，同时也关心父亲。他之所以不愿意父亲出去靠人，是希望父亲能和大家一起好好过日子，这样他母亲会高兴，全家也都快乐。而因为他父亲所做的那些事，家里的钱省不住，还要不断借债，母亲因为父亲的靠人而伤心，全家人的日子都没法过。因此，他想出种种手段来阻止父亲出去靠人，而在父亲死不悔改的时候，只能失望生气。面对父亲领进家来的寡妇，他当然会表示出不满的态度。

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表面上看到的，仍然是一系列的权力游戏。来福的爹未必不理解来福的真正用意，但为了维护自己当下的利益和面子，他和来福必须争一个高低。

放火示警是来福在这场权力游戏中取得的一次胜利。而且，他的这一招也是经过了精心考虑的。来福并不想直接闯进去捉奸在床，那样当然会彻底占了父亲的上风，但对父亲的羞辱未免过大。为了给父亲留点面子，同时也使他能知难而退，来福采取了放火示警这个非常隐讳的办法。

但父亲还是认为这是自己的一次挫败。他并没有因此而悔改，反而希望能在新的权力游戏中把面子赢回来——至少是在寡妇面前挣回面子。于是，他不顾全家的感受，把那个寡妇带回了家里。这样的举动无异于向全家示威，对来福和他的母亲都是一个巨大的侮辱。来福见自己的良苦用心完全泡了汤，父亲不仅不改，反而还变本加厉，于是以消极的抗拒来回应父亲的这一招，即冷淡地对待那个寡妇。而父亲竟然想把这微弱的反抗也镇压下去，公然要求来福礼貌地对待他的情妇。来福终于无法忍受，将他的撒手锏拿了出来，告诉父亲，他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自己，更不是为了侮辱父亲，而是为了全家过日子，当然也是为了父亲过得更好。

“看要是没了我，你们怎么过”，这是赌气自杀者很爱说的一句话，意在以自己的牺牲，来使对方认识到自己的重要性。来福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过日子的考虑，目的也是为了全家过得更好，父亲却完全从权力之争的角度理解这一切，甚至以很不光明的手段来谋求这种权力之争的胜利。那么，来福的自杀，就成为他最终在权力游戏中取得胜利的一张王牌。吊诡的是，来福出于全家过日子考虑这一点，恰恰同样成为权力之争中的筹码，他既然把它抛出来，就永远也不可能再过上好日子了。来福感到了无比大的委屈，觉得自己为全家人的考虑都被忽略了，他却违背了自己一贯的为人之道。这个关键的举动恰恰没有为全家考虑，没有以过日子为最终的目的，也没有理智地思考自己的幸福与生活，而是把他这最宝贵的孝顺拿来做了孤注一掷，抛进了权力游戏之中。

无论在所厚的还是来福的故事中，我们都不能简单地说，人们忘记了“孝”这种亲密关系。所厚的儿子并不是不懂得做儿子的义务，但是对父母不慈的记恨使他们与父亲陷入了僵持状态。所厚逼儿子孝顺，儿子则为自己的不孝找出种种借口，在此，一切都成了权力游戏中的砝码。同样，来福父亲一直在和儿子玩权力游戏。来福本来是顾全大局，而且关心父母的，但被父亲一逼再逼，最后也无法承受一再的委屈，彻底把自己葬送在了权力游戏当中，甚至他的孝顺本身也不再有意义，而成了这个游戏中最大的筹码。

3.4　综论

在这一章，我们通过四个个案，讨论了家庭生活中的三种主要关系：爱、慈、孝。四个故事都没有太复杂的情节，几个家庭的结构都相对简单，但每一个谈起来都足以令人震惊。这几个悲剧发生的具体原因有很大差别，但又有着许多相通的地方。

如我们在第二章所说的，对每个中国人来说，家庭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社会制度，而是有着至关重要的存在论意义，即：人们的命运必须在家庭的过日子中展开。因而传统中国有父子一体、兄弟一体、夫妻一体的说法。虽然现代中国家庭和人们的观念都有了巨大的不同，但这种基本理念并没有根本变化。何芳和康回之间虽然有那么大的差距，但他们的生活还是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兰枝把儿子看成了自己生命的延伸，想让儿子实现自己没能达到的愿望；所厚虽然对儿子不好，但如果没有儿子的孝顺和尊敬，他的生活只能陷入凄惨悲凉中；来福再有本事，如果父亲整天鬼混，他也不可能真正快乐。

但是，由于这些结为一体的毕竟是各自不同的个体，毕竟有着不同的想法和关心，他们很难真的像一个人那样去做事。爱、慈、孝不仅是对亲密关系的一种表达，而且是维持这种亲密关系的一种政治方式。在传统中国，一个家庭要过日子，就必须通过明确的等级秩序来维护家庭成员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家庭生活中的基本正义，就是使每个家庭成员在家庭政治中既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看待，也因而感受到应该享受的亲密关系。而家庭中的不义，就是对这种伦常关系的违背。

现代家庭已经没有了这种严格的等级秩序，却不可能取消这些亲密关系。而且，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必然差异，这些亲密关系仍然需要政治过程来维护。这样的政治过程，不再是森严的等级秩序下强制性的礼教，而成了人际关系中微妙的权力游戏；亲密关系不仅是出发点和要达到的目的，而且成为权力游戏中的道德资本。何芳不会谨守纲常而嫁鸡随鸡，兰枝无法仅仅通过母亲的威严来强令沐虎学习，所厚也不能以孝顺的义务来迫使儿子照顾自己，来福更不会慑于父亲的权威而唯唯诺诺。于是，人们对家庭中的不义的理解也变得有了极大的弹性。每个人若是觉得自己的愿望没有实现，自尊心受到打击，预期的亲密关系遭到破坏，即：感到在权力游戏中失败了，都有可能觉得受了委屈，甚至会采取自杀这样的极端方式来赢得权力游戏，挣回愿望、尊严、亲密关系。家庭革命对礼教的破坏本来是为了让人们更自由地追求情感和人格的完善，但现代在那没有礼教的家庭中情感和自由并不那么轻松。

农村中的多数家庭有着比这更复杂的结构和关系。很多自杀成功和自杀未遂的故事有着更多样的原因，往往会有一系列更多的权力游戏。但其基本机制大体如此。在下一章，我们将会更详细地看待这种更复杂的家庭政治。

第四章　礼　义

基于上面所谈人情伦常的冲突，我们在这一章就三个不同的个案更详细地讨论家庭政治中的正义问题。其中第一个，我们围绕一个“小姐”的自杀，考察使人进入正常家庭生活的标准；第二个，我们会考察一对夫妻之间的权力游戏，来分析夫妻关系这一现代家庭的轴心关系中的一系列问题；第三个，我们会进入一个族大人多，而且还算比较富裕的大家庭，来看待其中的家庭政治。

4.1　“从良”

2001年5月的第一周，孟陬县城的大街小巷都在议论一件新鲜事：一个叫葛曼的“小姐”喝农药自杀了。大家谈到这事的语气都很含糊，似乎既充满了不屑又捎带着一丝同情。

在孟陬县，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出现了一些色情行业，90年代初开始公开，以后越来越猖獗。1998年，当地公安部门加大力度打击卖淫嫖娼。

葛曼的尸体是在我到达孟陬的前一天埋的，距离她的死已经快一个月了。所以，我对她的第一印象来自关于她的尸体的争执。葛曼死后，尸体一直冷冻在县医院的太平间里。冷冻尸体是当地的一种特殊职业，有专人管理冰柜，是要收费的。一般的价格是，冷冻一天300元。大约在这个“小姐”死了五六天后，她的父母从东北老家来到了孟陬。他们此行的目的，本来是想把葛曼的死因再查清楚一些，但是那个管冷冻的人却想借机讹他们外地人，就要一天500元。此外，医院太平间也要收一天150元的保管费。这样他们就得出至少3000多块钱。他们被这个数字吓坏了，没有再问什么就离开了孟陬，女儿的尸体也不管了。尸体又在医院里放了二十多天，管冰柜的人特别后悔。他又去找当地政府和公安局，可是政府和公安局怎么可能交这笔费用呢？他白开了一个月的冰柜，这下可亏了。看起来葛曼的父母也不可能再回孟陬，当地派出所就打算把她给埋了。他们盘算了一下该把葛曼埋在哪儿。谁也不愿意给这个“小姐”花钱，所以他们就没有给她买棺材。甚至什么容器也没有，就那么光着身子埋了。“刚从太平间出来，”派出所所长对我说，“冻得梆梆硬，像石头一样。”不过他们还是担心万一以后需要再挖出来怎么办，总得做个记号，到时候也好辨认。“我们准备把她埋在过去枪毙人的那块荒地里。那里正好有个干了的水沟，也好认，就把她埋在那里了。说也奇怪，昨天不声不响地埋了，谁也不知道。今天土地局就有人来找我：“你们是不是在那里埋人了？’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的，还得有一番交涉。”葛曼的故事就这么结束了。虽然很多人都传说那个干了的水沟里埋了一个“小姐”，但是人们还是很快就忘记了这个“小姐”的故事。

当我在医院里碰到那个管冰柜的人的时候，他正抱怨亏了一大笔钱呢。我问他：“你知道这个‘小姐’为什么喝药吗？”他说：“人们差不多都知道一点。她靠着一个人，那人早起打了她了。晌和隔壁住的另外一个‘小姐’听见她的手机老是响，可是没人接，怀疑出什么事了。她把门撞开，看见葛曼早就死了。那时候身体都冰凉了。”“她和什么人靠着？”“小磊。”“这个小磊在她死后也没说什么？”“他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谁也没见到他。”

在听派出所所长和管冰柜的介绍了这些情况后，我对葛曼的故事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几天之后，我在孟陬县商贸城附近找了个小旅馆住下。葛曼的住所就在商贸城里。我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访谈那里的民警、商贩和别的“小姐”，了解葛曼的故事。

商贸城建于2000年，有几排商业店铺，是各种商贩聚集的地方。它的南边是长途汽车站，西边是派出所。这里和火车站附近是孟陬的“小姐”们最集中的两个区域。最开始我是通过派出所一个副所长的介绍，认识了商贸城里的一些商贩的。看起来很多警察对于商贸城中的各种人物都很熟悉，那个副所长从穿着上一眼就能判断一个女人是不是“小姐”。

他先向我介绍了葛曼的一些情况：“那个‘小姐’的名字叫葛曼，不过谁知道这是不是她的真名？她是东北人，俺们县里大部分‘小姐’是从东北来的。她四五年前到孟陬来，最开始在一个美容院里做。葛曼化妆化得特别重，咱们这个小地方的人看不惯这么重的妆，所以她就特别打眼。从在美容院的时候开始，她就和那个小磊有来往了。这情况俺们也都知道。小磊是个出租车司机，结了婚了。因为他跟这个‘小姐’的关系，他父母和媳妇特别生气，老是跟他吵。家里边的关系就不好了。小磊姓石，一天石磊的弟弟带了一帮人上美容院来，砸了个稀巴烂，把一个特别大的镜子也砸碎了。美容院的人报了警，所以那次我就跟他们打交道了。俺们罚了他们一些钱，叫他们重新买一块大镜子。美容院重新开张了，但是葛曼在里边待不下去，就到商贸城来。这也就是她死前三四个月的事，是冬天。葛曼在商贸城里租了一间房子卖鞋。她妈妈还来和她一起卖鞋。她原来就吃过一次安眠药，大概是她死前一个多月。她就是在这个诊所里洗胃救过来的。”这时候我们走到一个小诊所旁边，副所长指着它向我介绍。“那你知道她那次是为什么吃安眠药吗？”“她和石磊吵架了。他们老是吵。葛曼想和他结婚，可是小磊不愿离婚。葛曼觉着没有希望，就想死了。她第一次吃安眠药的时候，她妈妈也正好在这里，就帮着把她救过来了。后来她妈妈回去了，她再跟石磊吵架，一赌气就要了自个的命。”

副所长带着我来到一个卖衣服的摊点。他告诉我葛曼的住所就在楼上。我们就问那个摊点的主人是否了解葛曼。她说她和那个死了的“小姐”是同一个房东，但是和她接触得特别少：“她很少跟俺们说话。她跟这儿住的人都不太熟，俺们只知道她屋里成天吵呀打呀。她搬进商贸城来没有多长时间就死了。谁也不知道她到底是为什么死的。”

我们又找到了另外一个卖西服的摊位。一个光着上身、干干瘦瘦的矮个男人来招呼。副所长好像和他很熟，就问他：“你认识那个刚刚喝药死了的‘小姐’吗？”“认识。”“你知道她是为什么喝药的吗？”那个小贩叹口气，说：“不为别的，就是太痴情了，想不开。”显然这个小贩很了解葛曼。我们找了个凉快的地方，就开始聊起来。后来，我又单独找了他好几次，他还介绍我认识了商贸城中别的一些人。在后来的几次聊天中，因为身边没有那个警察了，大家谈起来就更加随便。他说：“我有几个哥们儿，常常跟他们去捉奸。一次我跟一个哥们儿在街上，看见前边有一男一女。他知道那个男的是个大款，那个女的是个‘小姐’，就想趁机敲他们一笔，跟着他们到了一个房子。估计他们该上了床了，俺们一下把门撞开，逮个正着，把他们吓死了。罚了他们一大笔钱，又把他们给放了。哈哈。要是下次还有这事，我把你也叫去。真过瘾。”他还和我讲了很多他和人打架的事，看起来他在这县城里打架挺出名的，也很热心帮助朋友。县里各个阶层的人，他都认识不少，总是很慷慨地帮助各种各样的朋友。

他说他在五年前就认识了葛曼，他们俩都是很久以后才搬到商贸城来做生意的。

按照这个小贩的说法，葛曼1994年就到孟陬来了，根本不是在美容院的时候才到的这里。“刚开始的时候，她跟她的一个姐姐在火车站那里开饭馆。”“她在餐馆里的时候就是‘小姐’了吗？”“那我不太清楚。当时我还不认识她呢。不过我认识的‘小姐’大部分不是自愿当‘小姐’卖身的。她们也都是受害者。住在葛曼隔壁的那个‘小姐’我也很熟。她就是为了给她爸爸还债当的‘小姐’。她爸爸打了一场官司，花了一大笔钱，还不起，这个女孩就来这儿当‘小姐’了，那时候她还特别小呢。从东北来的这些‘小姐’家里都不富裕。她们大多是来打工的，可是后来有人骗她们，拉她们下水，不得不当了‘小姐’。有的女孩学历很高，看不起干这个的，可是时间长了也就控制不了自己。我不知道葛曼是不是一来这里就是‘小姐’。我猜是她那个姐逼她或是骗她的。谁知道那是不是她的亲姐呀？”

葛曼在1996年认识了石磊。从那时候起，她就在美容院里干了。石磊是县城旁边一个村里的，开出租车，有点钱，常去泡“小姐”。刚开始他老找葛曼，在她身上花了不少钱。我问那个小贩石磊是怎样一个人。他想了想，轻蔑地说：“他是第三流的混混。”“什么意思呢？”“我佩服第一流的混混。孟陬就有这样的人：他喝了酒，顺着大街走，见人打人，一路打过去，不管你是谁都不放过。他谁也不怕，对朋友两肋插刀。二流的混混光打跟他有仇的人，不怕当官的。三流的混混就是那种软的欺负硬的怕的了。石磊也许连第三流的混混都算不上。我和他不太熟，但我知道他窝窝囊囊的，没什么本事。”

虽然他这么说，葛曼毕竟被石磊迷住了。据说她在死之前为石磊花了不少钱。小贩说：“我觉着应该是这么个过程。最开始是石磊为葛曼花钱，后来他们在一起了，就有一段时间俩人都花钱。再后来，就是葛曼为石磊花钱了。”“那葛曼也很富了？”“当‘小姐’的一般都攒了一点钱。葛曼漂亮，而且在孟陬也待了好几年了，有一点钱。”小贩没有说一般嫖娼的价格是多少。

葛曼当“小姐”挣了不少钱，她和石磊在一起也花得很多。他们常常到外地去玩，多数情况下是葛曼出钱。两个人的关系发展得很快，已经不是一般的泡“小姐”的关系了。小贩说：“一般的‘小姐’们钱挣多了就到大城市去。她们大部分是穷人家出身的，羡慕大城市的生活。不过其中也有一些挣了钱就结婚，当一个贤妻良母。葛曼对石磊确实动了真情，想跟他结婚。这给石磊家里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石磊对她是什么态度呢？”“石磊也对她有感情，不过我觉着他不是真想娶葛曼。他老是许诺说要娶她，可是根本实现不了。”

在很多人看来，葛曼到商贸城去卖鞋就是想为结婚做准备。“她那段时间不当‘小姐’了。”不过，商贸城的人都说，他们经常听到葛曼的屋里又吵又打，叽里咣当，差不多每天都不安静。住在葛曼旁边的一个人说：“有一次他们还摔坏了一个尿盆。不知道是谁用尿盆砸谁的脑袋，摔破了。”

在搬到商贸城以后，葛曼差不多花光了她的全部积蓄。据说，她从隔壁的“小姐”那里借了150元钱，好长时间还不了。一次那个“小姐”从她的摊位上拿了一双鞋走，大约值50元。几天后她又借了葛曼一块钱。小贩说：“她死了以后，我帮助整理她的东西，发现了她的记录：150—50—1。”

在葛曼死前一个月，她曾经吃过一次安眠药，但是被救活了。小贩说：“她后来跟我讲过这次自杀的原因。那次她和石磊吵起来了，石磊说他不能离婚。她那次死的决心并不是很坚决，吃的药量也不多。她还是抱有一些希望。”

4月底，葛曼和石磊一起去北京玩了一次。名义上她是去北京进货，但是一周以后她回来的时候一双鞋也没有带回来。他们在北京光玩了，葛曼花了很多钱。

“从北京回来的当天晚上，葛曼就接客了，”小贩说，“价钱还特别低。她拿着一张50的票找我来换零钱，看来她也就要了二三十。那以后她疯了一样接客。一方面，她想这样着报复石磊；另外，她那时候也确实没钱了。”

人们都说葛曼是因为石磊老是不离婚才自杀的，但是小贩说：“其实最后石磊已经离婚了。”“是吗？”我感到很惊讶，“那她怎么还要死？”“他确实离婚了，因为他媳妇实在忍受不了他和这个‘小姐’的关系了。当时葛曼就把这事告诉我了，我就劝她赶快抓紧机会和石磊结婚。石磊的媳妇给他生了两个闺女。葛曼要是能生个小子，她就有希望了。要不然，她就是嫁给了石磊，在家里也不会有什么地位。从我的印象看，葛曼能当个好媳妇。她能干，性格也好，不过她不会玩心眼子。结婚以后石磊一定会欺负她。”“这么说来，葛曼自杀不是因为石磊不愿意离婚，而是因为他就是离了婚也不能娶她？”“是。她死的那天上午，他们又大吵了一顿。我估计那时候葛曼知道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嫁给石磊了。”

小贩说：“葛曼肯定是早就有死的想法了。她从北京回来以后，说话做事就和以前不大一样了。大概是她死前两三天，我有个哥们儿坐车去邻县，她也坐那辆车，就在他的座位后边。他听见后边的手机响，然后听见葛曼在电话里说：‘我要让你后悔一辈子，你再也看不见我了。’然后她就把电话挂了。”

葛曼在租房子的时候预付了半年的房租。她死前几天，她跟房东说准备退房。葛曼死的意志很坚决。她不光吃了整整一瓶安眠药，而且还喝了很多蚊子药，最后又喝了一杯凉水，据说，这样毒药就行得快了。

小贩参与了整理葛曼的遗物。他说她屋里总共才有207元钱。她死后房东把她的东西全拿了，包括她的那些鞋，她的手机，还有好多值钱的东西，价值大概在1万多以上。“因为葛曼提出要退房，房东在她死之前就开始找房客了。我本来也想租他一间房，但是他要求我一定要租葛曼的那间，所以我知道她早提出退房了。不过我还没交押金葛曼就死了。房东急忙把它租给了外县的一个人。因为里边刚死了人，那房子特别难租，房东就把什么都瞒着。后来那个房客知道了，可是他已经交了押金，也没办法了。你要是能在报纸上写篇文章，题目就可以叫：《‘小姐’殉情自杀，真惨；房东没收遗物，真黑》。”

葛曼的特殊身份使她和我考察过的多数个案都非常不同。严格说来，导致她自杀的原因并不是家庭政治中的委屈。不过，她和石磊之间的冲突却是始终围绕家庭问题展开的。小贩把葛曼的死概括为“殉情自杀”，但对于身为“小姐”的葛曼来说，所殉的不仅是浪漫的爱情，而且是她成家的希望。她更关心的，也许不是与石磊的爱情，而是借此进入正常的家庭生活；但是，石磊与她的关系却导致了他的家庭中的一系列问题。而石磊家中发生的事使他越来越不可能真正娶葛曼。因此，通过葛曼这个在家庭生活的门槛上挣扎的“小姐”，我们可以从外部理解家庭政治。

首先，葛曼的一切悲剧都来自于她作为“小姐”的低下地位。由于她的这个地位，葛曼属于那种为一般人所不齿，甚至不被当做人来对待的人。那些日子，我每天都到商贸城去找小贩聊天，让很多朋友颇为不解。虽然当时很多人对这个“小姐”的自杀很好奇，但是当我提出想调查她的故事的时候，人们还是觉得很奇怪：“这种人也值得调查吗？”“据说她跟一个人靠着，后来那个人不理她了，她就喝药死了。这种人死了正好，还值得研究吗？”当我问人们是否知道更详细的情况时，他们说：“俺们怎么会知道这种人的事呢？俺们从来没管过这种乌七八糟的事。”在葛曼刚死的时候，很多人还知道她的一些故事。可是过了一年，当我再次来到商贸城的时候，问起里面的一些人，他们这么回答我：“都说那个干了的水沟里埋着一个‘小姐’，但不知道她是什么人，她是商贸城的吗？俺们不知道啊。”从葛曼的死开始，她就变成了好奇的人们的谈资。但是除了商贸城中那几个同样被人当做混混的小贩外，没有谁愿意去理解和讲述她的故事。当我试图告诉人们葛曼的死其实有很复杂的原因的时候，他们便如同照顾我的情绪似的笑着说：“哦，原来这种人也有好的呢。”

葛曼的自杀就像很多疯子、傻子的自杀一样，被人们认为“不算”自杀，“不值得研究”，因为她本来就不被当做人来看待。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指责那些不以葛曼为然的人们，就像我们不能仅仅以简单的义愤来对待嘲笑祥林嫂的人们一样。在谈到“人格”的概念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到，并不是每一个血肉之躯都被自然地当成人。葛曼之所以不被当做人来尊重，是因为她是以卖淫为业的“小姐”。“小姐”们无法以自己的人格价值来面对社会，当然就很难要求别人把自己当做一个人来尊敬。我们在第二章谈到过，一个正常人的外在标志，就是有一个自己的家庭，能够独立过日子。而“小姐”们之所以不被当成人看待，除了其职业不能维护其尊严之外，还在于，她们没有一个正常的家庭。因此，通过“从良”（“从良”一词的字面意思本来就是，跟随一个正常人，摆脱为人们不齿的低下地位）建立家庭，就成为很多“小姐”摆脱这种低下地位的最重要途径。

而葛曼也并没有逆来顺受地把自己当成非人来看待。因而，她努力地想把自己变成一个能够享受家庭生活的女人。比如她不再继续当“小姐”，而是改为以卖鞋为生，就是一个改变自己的措施；不过，由于人们已经很了解她的过去，这样做并没有什么效果。

对于葛曼与石磊那么如胶似漆的动机，人们也有各种说法。那位派出所的副所长就认为，她对石磊未必有什么真情，但希望利用他达到自己摆脱低下地位的目的。对于葛曼的真实动机，我们没有什么根据来随便猜测。不过，从社会地位的角度看，这不会造成根本的区别。像葛曼这样的“小姐”，既没有过家庭生活的权利，也没有享受爱的资格。而进入一个正常家庭和坚持一个有尊严的人才能有的爱，对于她来说，有着相近的意义。因此，与石磊结婚，对葛曼来说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但反过来，对于石磊的家庭来说，石磊与葛曼的关系已经大大影响了家中的和谐，而要娶进一个“小姐”，那更是不可想象的事。在别的个案中，我遇到过不少来自相反一方的哭诉。很多妻子因为丈夫泡“小姐”而陷入绝境，甚至自杀。而葛曼的故事是一个很难得的，让我从“小姐”的角度理解这种冲突的机会。但我们不能因为将视角集中在葛曼这一方，就忘了这对石磊家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在石磊的家中，他的妻子同样处在很委屈的位置；而流连于“小姐”当中的石磊当然就被当做了不过日子的混混。在一般人看来，这样不正干的人自己几乎就已经处在家庭秩序的边缘了。正是因为石磊和葛曼的事给家里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他的弟弟才会带人去砸美容院。如果石磊真的和一个“小姐”一起建立家庭，他在家中乃至全村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特别是在石磊的弟弟砸了美容院之后，葛曼应该明白，自己在石家人的眼中究竟是个什么形象。因此，石磊迟迟不能与葛曼结婚不是因为他多么绝情，而是因为他自己同样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处境当中。即使在石磊和他的妻子离婚以后，她也仍然没有机会嫁进这个家庭。

我们无法知道石磊家冲突的细节，但是从偶尔露出的一些片段可以看出，他的妻子和他离婚根本不是承认失败，自动为葛曼让出位子。虽然石磊的行为对她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在她与石磊的冲突中，她反而占有了足够的道德资本，离婚是她对不过日子的丈夫的进一步反抗。而且，石磊的父亲和弟弟都站在她的一边谴责石磊。离婚这件事，只能表明，石磊在自己家里和村里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会遭到更多的指责和不齿。他如果在这个时候和葛曼结婚，就只能更加加剧自己这个浪荡子的形象，更加遭到父亲和弟弟的排斥。因此，在石磊离婚后，葛曼反而更没有可能嫁给石磊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除非石磊有着蔑视一切社会规范的勇气，否则葛曼就没有摆脱“小姐”身份的任何希望。

小贩假定石磊在离婚之后，能够不顾一切地娶葛曼。即便是这样，葛曼以后在石家也不会有好日子过。她逼得石磊离了婚，使石家丢了人，石磊的父亲和弟弟早已恨她入骨，怎么可能接受她呢？可以想见，葛曼即使能做个好媳妇，也一定会处在被人看不起的地位。而她提高自己地位的唯一希望，就是为石磊生一个儿子，这样母以子贵，她也许会慢慢建立自己的地位。但这种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

由此可见，葛曼通过“从良”变成一个受人尊重的女人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她的失败已经是她的地位注定了的命运，不论石磊在向她许诺的时候是否真诚，“从良”一直就是个虚幻的泡影。但她还在不断地向石磊争取这个不可能的结果，她的自杀，就是这一系列的斗争中最后的努力。

正是由于葛曼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她和石磊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家庭政治，甚至和一般情侣之间的冲突都不同。但我们还是可以把这看成一种“准家庭政治”，因为她的次次斗争的目的，也是为了建立一种有尊严的亲密关系，从而能够和石磊在一起过日子。在这种关系中出现的不公，和家庭中的委屈有类似的地方。

但葛曼和石磊之间的权力游戏，和一般情侣之间的权力游戏还是很不同。情侣虽然不生活在一个家庭里，但彼此之间有婚约，在心理上、道德上和社会舆论上都有约束力，从而使双方有一定的道德资本。于是彼此之间可以撒娇，可以期待一种亲密关系，这是真正的“准家庭政治”。葛曼或许把她和石磊之间的关系等同于这种情侣关系，但他们之间并不是这样的关系，葛曼几乎没有任何道德资本。她能够用来当武器的，只有她和石磊的爱以及石磊对她的许诺，但这些并没有什么政治力量。无论是从彼此所处的情势来说，还是从周围人的舆论来看，都没有什么足以使石磊向她屈服。石磊不仅对她没有任何社会义务和责任，而且多数人认为石磊应该尽快离开她，更没有必要信守对她的承诺。至于爱，虽然会给石磊的良心带来一点负担，但既无道德约束力，也没有社会舆论的力量。而道德与社会舆论都要求石磊对他的妻子更好些。同情葛曼的，只有那些小贩和混混。

按照商贸城中人们的说法，葛曼和石磊每天都在打。他们之间应该有过非常激烈的争吵。我们可以推测，他们争吵的核心，就是葛曼逼石磊娶她。其间应该有过很多较量，但我们已不得而知了。在葛曼发现自己与石磊结婚的希望很渺茫以后，她曾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刺激石磊，但每一次都使她更进一步失去希望。我们可以来看他们的权力游戏中的几个回合。

第一个就是葛曼的头一次自杀企图。按照人们的说法，她那次要死的决心并不是很坚决，因而吃的安眠药药量很少，很快就被救了过来。或许她希望通过这次威胁，让石磊能认真考虑娶她的承诺。如果是在家庭政治或真正的情侣之间，比如何芳与康回（参见3.1）之间，这样的策略可以使对方改变不少，因为彼此都很在乎对方。但很显然，葛曼的这次自杀威胁并没有给石磊造成多大触动，没有带来他实质上的改变。他们仍然成天吵架，没有结婚的可能。

第二个是他们从北京回来之后，葛曼用很低的价格卖淫。按照小贩的说法，这是对石磊的一种报复，是用自甘堕落的方式来激起石磊的嫉妒，促使他尽快拿主意。但是这样做的实际效果却只能使自己变得离正常生活更远，使自己更像一个下贱的女人。“从良”本来是为了使自己变得更高贵；但无计可出的葛曼却以贱卖自己的方式来追求高贵。这种本来就很悖谬的做法注定不会有什么效果。

在最后失望的边缘，葛曼又用“我要让你后悔一辈子，你再也看不见我了”的话来威胁石磊。这可以看做又一个回合。这明显暗示自杀的话应该又是在刺激石磊突然回心转意。石磊并没有一辈子再也见不到葛曼。他很快又出现在葛曼的房里，甚至在她自杀之前的几个小时，他们还在大吵。也许石磊确实曾经试图阻止葛曼自杀，但他应该不会给她什么实质的许诺。同前一次的自杀威胁一样，葛曼的这次威胁还是没有奏效。

在所有这几个回合都失败以后，葛曼应该彻底放弃了嫁给石磊的希望。她终于下定了死的决心。比起第一次的吃安眠药来，她这次确实已经存了必死之志。但是她有这个必要吗？如果仅仅是对石磊失望，她难道不能回到从前的生活，仍然当一个卖淫的“小姐”？她前些日子不是还用二三十元的低价贱卖自己了吗？为什么现在就不行了？

葛曼的自杀也并不只是对自己的失败的认可，而是对石磊的又一次报复，是对自己的尊严的又一次展示。和以前的自杀企图与“从良”努力一样，这次自杀仍然是葛曼与石磊的权力游戏中的一个回合。就像她在电话里说的那样，她以为自己对自己的折磨可以唤起石磊的良心和同情。虽然已死的自己不能看到石磊的悔恨，但毕竟可以在他的悔恨中获得一丝或有或无的尊严。正是因为葛曼相信，石磊到底还是对自己有感情的，因而她的这一举动将会让石磊后悔一辈子。

我们不知道石磊到底是怎么想的，因而也就无法猜测他是不是真的有一丝后悔。但从人们看到的情况来判断，石磊似乎并不在乎葛曼的死，甚至可能感到了一些轻松。人们没有看到石磊有什么悲伤的样子；他也不会去处理葛曼的遗物和尸体。这件事情，似乎与他毫无关系。葛曼从此只能赤裸裸地躺在那个干涸的水沟里，成为被人们遗忘了的一则笑话。她的财产全部被房东占有，甚至连她的亲生父母都不肯调查她的死因。葛曼就连死后的尊严都没有得到。她的每一次努力都注定要失败，都会使她在本来的命运中陷得更深，甚至包括这次拼出性命的努力。在孟陬的人们看来，不要说自由地去爱，就连她的自杀，都不值得我这个自杀研究者去调查。

比起我们前面考察过的几个自杀个案来，这一个的最大不同在于，葛曼与石磊之间的权力游戏没有发生在家庭政治中。石磊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父母、妻子、女儿。决定他的生活的根本因素，在于他所属的家庭日子过得怎么样。不论他和葛曼有多少感情，他们之间的关系只会使他的生活越来越混乱，使他背上不过日子的恶名。只有彻底斩断与这个“小姐”的关系，石磊才能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来。但葛曼和石磊处在一个非常不同的地位。她是一个下贱的“小姐”，只能通过“从良”来摆脱这个地位，于是，石磊成为她的全部希望，也成为她所依赖的一切。因此，从一开始，石磊和葛曼之间就不存在什么权力平衡。没有这样的权力平衡，葛曼就没有资格要求石磊尊重她和信守对她许下的诺言，她也就没有道德资本来玩权力游戏。因此，她与石磊的每次较量都对石磊构不成真正的威胁，最多不过让石磊愧疚一下而已。葛曼总是误以为自己可以用石磊的爱来威胁他，却忘记了，她的这个地位使她根本无法与石磊进行那样的权力游戏。

葛曼这种毫无希望的地位，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权力平衡和道德资本都是家庭政治中的权力游戏得以进行的重要前提。人们把葛曼的自杀当成非典型的自杀并不是毫无理由的。更典型的自杀者，往往像石磊的妻子那样，处在家庭政治当中，在遭受委屈的同时又享有明确的道德资本的人，也就是，在过日子的人。

4.2　夫妇

康娱是康回的本家，都属于娘娘庙村北头的康家。但我听说康娱和素荣的故事，却不是在康家，而是娘娘庙村南头的木兰在谈到她的自杀未遂时带出来的（木兰的故事，参见5.3）。木兰在谈了她自己喝农药的经历后，又引出了一连串的自杀故事。她告诉我，她的亲哥哥木根是上吊而死的。在进入康娱和素荣的故事之前，我们需要先简单谈一谈木根的事。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木根在一个宣传队里当演员，非常红。在同一个宣传队里，有一个总演阿庆嫂的漂亮姑娘落蕊吸引了她。他们两个自由恋爱结了婚。落蕊有个表弟叫江中。20世纪80年代初，江中、昌披、大招子三个年轻人开始一起做生意。他们在江中的家里造酒卖酒。后来，有一个东北的女人幽昧来到了孟陬，据说她擅长造酒，他们就同幽昧合作。三个人都和幽昧鬼混。这下激怒了江中的媳妇。她和江中打架，不准他们在家里造酒了，最终还和江中离了婚。在他们还没有离婚之前，几个人已经不能在江中家造酒了，就必须另外找一个地方。因为江中和落蕊是亲戚，他们就挪到了木根和落蕊家造酒。那个时候，康娱也正好想做酒生意，就和他们合作，也到落蕊家来造酒。康娱和落蕊熟了之后，就和她靠着。当时木根得了病，下肢瘫痪。由于落蕊整天和康娱鬼混，一点也不管他，他在一个冬天，在自己家里上吊而死。后来，这群混混酒也做不成了，就散了。江中娶了幽昧。他们开了个饭店，目前是娘娘庙村最挣钱的饭店之一。但大招子和康娱依然很穷，昌披运气比较好，现在到城关镇当干部去了。

木兰在讲了这些事之后，告诉我，就在康娱和落蕊靠着的时候，康娱家里也闹翻了天，他媳妇素荣也喝过一次农药。后来我到了北头，和素荣谈起来。她很爽快地承认，她确实自杀过，而且还不止一次，但不是喝的农药。我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听她讲她的故事：

“我跟康娱结婚，全是因为我家庭条件不好。要不，我才不会到娘娘庙村来呢。我14岁就死了娘了，从小没娘，俺爹还不是俺爷的亲儿，是过继来的。家里边忒乱了。俺们跟大伯大娘一起住，大娘特别坏，挑拨得俺奶奶要离婚。在娘家过得不好，俺哥老早就想叫我嫁出去。我不愿上远处去，愿意在近处里找个婆家。开头有人给说了一个，听说出身不好，小时候让娘领着要饭吃，后来娘死了，让人收养了。那介绍人不安好心，我打听出来是这么回事，说什么也不同意。

“后来有人来说娘娘庙，我说：‘家里边兄弟还小呢，不想这时候结婚，过几年再说。’我知道她说的是康娱。我打听说，康娱的娘和他爹离婚了，又跟当院的结了婚，就不愿意。〔3〕她说，康娱他娘嫁的不是当院。俺哥也非得让我答应，不愿我老在家里待着，我就同意了，到年下了，就登记结婚。

“那时候，俺公公还在山西上班呢。俺们办了事，就上山西去看他。俺公公给了一床被子，还有五块钱。俺们是腊月二十四走的，正月初二回来。康娱领着我，先不进家，说是先上他娘院里去。按说是该去，可就这么空着手去见婆婆呀？那老人倒是挺好的，说话挺和气。我说：‘娘，你看这空着手就来了。我就给你拜个年吧。’磕了个头，婆婆给了十块钱，还有一身衣服。俺们在那里吃了几个饺子，就回去了。这就结了婚了。我随后就回了娘家，婆家这些事都没跟爹说，怕他惦记着。

“第二年，俺们有了个闺女。快过年的时候了，有人来找他，说有事，他正好没在家。我猜那准是要钱的，等他回来就问他是不是要钱的。他说不是，就出去玩钱去了。我心里挺别扭，刚生了孩子，又快过年了，还没买年货呢。家里这事他什么也不管，只知道玩钱。我一赌气，就回了娘家了。正碰见康回。他问我为什么家走，我说不为什么，就是家里去看看。也许康回跟孩子他奶奶说了，她叫人来叫我。我说，过几天再回去。又过了几天，康回也来叫了。那是腊月二十六了，我看不回去不好，就回来了，跟俺爹也没说这些个事。谁家过年这样呀？他还是天天去玩钱，除了初二那天去拜年。你说我这活着有什么劲呀？他比我大12岁，本来就没愿意跟他，结果来了什么也没有。穷倒也算不上什么，他还一点也不正干。

“后来有了俩孩子了，大概是1981年，他觉着这样混不下去了，也说：‘不能再玩钱了，混不下去了。’他就不玩钱了，种了点西瓜。刚过得好点了，他就又去玩钱了。这一天，俺们娘儿仨晌和也没吃饭，他玩了一天钱，晚上才回来，弄了点炒饼。那天又是风又是雨的。他见俺们没吃，自个也不好意思吃，就叫俺们吃了炒饼，又跑出去玩钱了，一直到天明。等明了他回来，我气坏了，跟他说：‘我不跟你一块混了。你别回家来了，光玩钱去吧。’你猜他说什么呀？他说：‘钱是贱种，越花越勇。’他还说，要是没钱了，就把房卖了。我坚决不干。我说，哪怕是离婚，也该分给我两间房吧。要是卖了房，我跟他去住牲口棚啊？我不干，不能卖房。

“他也觉着实在不行了，就打算去北京干点活。第一次他去了50多天，挣了600多块钱。第二年又去，挣了点钱，后来就不去了。我一个人在家，俩孩子弄不了，得叫他跟我弄孩子。

“到了老二5岁多的时候，俺们说要离婚了。那一段正演一个电视剧，叫《蛙女》，挺好看。俺们没电视，他就老带着孩子上别人家看电视去。孩子在人家扑腾，他们也有孩子，孩子们光打架。他后来不去了，不去了可也不在家待着，就又上昌披家去，整宿整宿的。回到家，倒头就睡，也不铺炕。我就说他：‘谁这么一宿一宿不在家呀，丢了东西怎么办？’俺们为这个吵了一晚上，把他说烦了。他说：‘你要愿意在这就在这，不愿意，就去蛋去。’说良心话，我还真不愿意跟他过呢，还这么横。离婚就离婚。那时候，俺们家里有了2万多块钱了。我也不要孩子，也不要钱，给我一千块钱、一床被子就行。我说：‘你要是能接受这个条件，咱们明天就去办。散了你好我也好。’第二天早晨，俺们支走了婆婆（此处指康娱的继母——作者），就去公社要离婚。公社的人还说和，说：‘不离不行吗？’不离不行，没条件，都商量好了。办完了，我就家走了。

“娘家问：‘怎么舍得回来呀？’我说：‘这回家来不走了，这回回来可得在自个家待长些。’我跟他们说，要是娘娘庙来人，一概不见。要问，就说我上舅家去了。我就去睡觉了，钻了被窝了。

“娘娘庙来了好多人，来叫我回去，我都不见。还有个人来，说我欠他100斤柴油。我想起来了，我还没还人家的油呢。这不能不见啊，我就见了他了，说我这时候没法还油，第二天一定还上，到时候找人给他送去。那时候下午5点多了。我跟这个要油的说着话，别人也就都进屋去了。我的俩孩子都来了，连孩子他奶奶也都来了。她说：‘你要不回去，我就给你跪着。’我说：‘娘，快别价。这几年你待我不错，俺们虽然离婚了，我还认你是娘。我从小就没娘了，就认你当干娘吧。可是我不能回去。’后来，两个孩子都回去了，可是他们的奶奶还是不走，非得叫我回去不行。我觉着老这样下去，这面上也不好看。算了，我也不要什么条件了，看在孩子分上，就给老太太个面子吧，别让当街的笑话。我就跟着她回到娘娘庙来了。

“回来以后，俺们又盖了两间房，可是没复婚。我跟他说：‘你要对我再不好，我还走。’他也认错，说我愿意走就走。后来把房子盖上了，可他还老是玩钱，改不了了，不打我不骂我了倒是。

“俺们是过了六七年，才又复的婚。那是他跟那个小蕊跑了时候的事。他们跑了，过了两个月又回来了。他们跑的这段时间，我一点也没闲着，在家看着牛，把牛卖了230块钱，还给他照顾爹娘。我跟孩子他奶奶说，牛卖了230块钱，给你30，打打麻将什么的，200给俺们用。我还在家里养着鸡，种着地。那时候手边有七八千块钱。大伯子都不帮我，什么都是我自个干的。头四月十八〔4〕，他们回来了。他们回来，还住在俺们家里。那时候木根还没死呢。家里边是三间房子。孩子他爷在东屋住，我在中间那间屋，他们在西屋。实在不像话了，书记就来干涉了，说了说，小蕊就走了，康娱跟着她出去了。孩子他爷还问呢：‘走了？谁跟着她走的？’我说：‘你们那畜类。’他急了：‘这是怎么说话？’我说：‘不是你们的畜类，是当街的畜类。不是畜类吗？你们这是祖传。’他气得要跟我撞头。这时候，谁怕谁呀？后来，康娱又回来了。他问我：‘怎么着？’我说：‘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你要觉得孩子跟她叫娘不抱屈，就跟她登记去。我就还走。’他说：‘你要看孩子抱屈，就跟我登记去。我要跟她登记，你就告我重婚罪。’我就跟他去办了复婚手续。可是他也没变多好。你说，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呀？

“我第一次喝药是两年以后的事。是这么个原因。俺兄弟给人家卖了个孩子。那一家穷得实在过不了了，要把孩子卖了，俺兄弟就帮他介绍，做中间人把孩子卖了。要是犯了事呢，就说孩子死了，还堆了个小坟头，找人做证，说见着埋了。可是结果还是被查出来了，公安局查出来，把他抓了。俺们那媒人也抓起来了。她也一块卖的，他们得了5000多块钱，媒人拿了2000，俺兄弟有3000。这就要坐法院。俺们连忙找人托关系，得给他拿钱出来呀。俺们给人送了礼了，又退赃，还得罚钱，总共得拿出5000来。我跟俺姐商量好了，说是一人拿一半。我没跟康娱说要拿钱，光跟他说得找人跑，不用他管。那时候俺们正没钱呢。我好不容易凑了点钱，就去找俺姐，叫俺们村的可喜开着车。谁知道，俺姐说没钱，说钱都使着买了东西了。我怎么说好话，也是没钱。我往家走的这一路上就哭啊。可喜就问我怎么了，我把这个经过跟他一说，他说他有点钱，借给点。他拿了2000，我又找人借了点，这算凑够了，俺兄弟这才出来。我说：‘兄弟，往后这种事可别干，可没钱弄你出来了。’最后这借钱的事还是叫康娱知道了。他这回可找着理了：‘你说我不过日子，你这叫过日子呀？’他就老是这么说我。你说，得这么揭我一辈子呀？不光他，连孩子们也说。孩子们上学跟我要钱，我没钱给，他们就说：‘你有钱给俺舅，就没钱给俺们？’那时候，俺们村里边的信美，刚刚因为男的不正干喝药死了，俺们当院里也有人喝药死了。俺们看信美出殡，有人可惜她，说：‘怎么这么着死呀？我可不这么死法。’我心里说：‘我早晚也得走这条道。’

“那时候，他还是天天晚上去玩钱。俺们分屋睡，他也不去干活。我就盘算着要死，找机会就都跟康娱交代了，都借了谁多少钱，叫他别忘了还，可喜借给的也说了。那天吃药谁也不知道。早晨起来，吃了饭了，我就上街买了安眠药来，又买了新鞋新袜子。我准备穿上那好衣裳，可一想，这样就让人猜出来了，也就没有穿。我把被子、裤衩、里边的衣裳都洗了，搭在绳上，我怎么也得穿着干净衣服死呀。那时候正好有人来要借洗衣盆，我说：‘你没看我洗衣服呢吗？快找别人借去。’这话是笑着说的，谁也看不出来我正打算死呢。我就一件一件地想这些事，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生气，也不等衣裳干了，舀了一瓢凉水，把一瓶子安眠药吃了，就迈上炕去。俺们是这么住着。一共三间屋，我在中间这间，炕在南边，西屋有一张床，在北边。本来我想脱了鞋上去，可是要是有人坐在西屋的床上，就能看见我的鞋。我就没脱鞋，穿着衣服上去躺着，十分钟都没有，就糊糊迷迷的了。谁知道这时候康娱进来了，说：‘你不干活去呀？大白天还睡觉？’我说：‘不干。’他说：‘别一天价吵吵着要走。愿走就走，这回可不怨我，是你们家自个的事。’他说着，就要送我回娘家，抱起我来要把我放上车子，以为我闹脾气呢。我一使劲，就从车子上掉下来了。我说：‘我哪里也不去。’我回到屋里上炕，这时候就不会说话了，糊糊迷迷的。药已经行开了。他一看这样，也有点明白了，就慌了，问我：‘你不得劲？’我含含糊糊地说：‘不不得劲。’他就又把我抱到车子上，送我上医院去，出门的时候我脑袋撞到门框上，撞了个大包，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一会就到了医院，很快没事了。第二天早晨，我醒过来了。他稍微好了点。

“后来又过了一年多，他一点也不好，还是老玩钱，说也不听，玩起来不吃饭、不干活。我又想死了，实在是不想活了。那是六月里，挂着蚊帐呢。那天他又去打了一晚上麻将，快早晨的时候，我吃了药。他不知道，还睡着呢。正在这个时候，可喜来了。他是个小孩，也没什么忌讳。要是个辈大一点的，我这回就死成了。他进来说：‘婶子，借我小推车使使。’我说：‘推车没在家。’他出去了，可能觉着不对劲，又回来了：‘这么晚了，怎么还睡觉呀？’小孩也不管别的，就伸手一摸，我早不知道事了。他连忙叫康娱，一块送我上医院，救过来了，等回来天就黑了。

“这就是我两次吃药的过程。你说我这么着活着有什么劲呀？到这时候，我还常想着死呢。人家都说我没囊没气，跟这么个人过，有什么意思呀？”

在听了素荣的故事之后，我觉得最不可理解的是，在康娱和落蕊靠着的时候，她不仅没有自杀，反而和康娱复了婚。本来，康娱与落蕊的事应当是对她最大的伤害，但她的自杀好像与康娱的这件事没有什么关系，反而是她娘家的弟弟的事引起的。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对夫妻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素荣所遭受的一系列委屈呢？

从结婚一开始，素荣对康娱就不怎么满意。康娱不好好过日子，整天在外边赌博和靠人，对素荣还态度蛮横。他既不能为家里的生活日用打算，也不能对妻子以礼相待。不过，恰恰是因为他不过日子这一点，素荣在家里有充分的道德资本，足以理直气壮地批评康娱的种种毛病。而且，康娱还不像康回那样，不是因为妻子过于挑剔而起的矛盾。不仅街坊邻居人人知道康娱的这些毛病，他自己也很清楚。因此，在一般的家庭冲突中，康娱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

素荣之所以不愿意把家里的这些事情告诉自己的父亲，是因为害怕老人家担心。虽然家中的种种不幸说起来也没有什么荣耀的，但她毕竟还是常常和村里人抱怨，也愿意向我倾诉，因为她自己没有理亏的地方，她的委屈都不能由她自己负责。她深知，我们都会比较同情她。在家里的那些斗争中，她随时可以反抗，从来都不仅仅是个被动的受害者。

康娱和素荣之间很早就开始了这样的权力游戏。他们结婚一年之后，素荣因为对康娱不满，在年底赌气回到了娘家。虽然康娱不太在乎此事，但他的母亲和本家的康回都知道，年是不能这么过的。他们也深知，错一定是在康娱那里。素荣回娘家是对不过日子的康娱的一个惩罚，而且是有道理的。如果康娱顾及整个家庭的生活，就应该向素荣赔礼道歉，请她回来。但他并不想这么做，于是这场权力游戏就无法终结。康娱母亲和康回从大局考虑，代替康娱向素荣道歉，不断叫人去请素荣回来。素荣虽然对康娱依然不满，却不能不领他们的情；如果她仍然坚持不回来，那就是不给他们面子，把自己变成没道理的一方了。所以，她在腊月二十六回到了娘娘庙村。这场权力游戏虽然以素荣回到娘娘庙村结束，但素荣与康娱的关系并未缓和；相反，素荣反而积累了更多的道德资本。

无论是从娘娘庙村乡亲们的口碑中，还是通过她自己的叙述，我们都可以看出来，素荣是个比较能干的媳妇。像她第一次见婆婆的时候，虽然康娱把她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她还是能够巧妙地回避了自己空手而去的无礼，博得了老太太的欢喜。虽然康娱整天在外面胡混，她还是省吃俭用，攒出了2万多块钱，这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是相当大的一笔钱了。在每个回合的权力游戏中，素荣也能看准时机，聪明地抓住丈夫的把柄，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积累道德资本，什么时候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本，什么时候可以愤怒地指责，什么时候可以用回娘家相威胁，什么时候又应该适可而止，不落下把柄。康娱是个混混，无法放弃他的那些坏毛病，但在家庭政治中，他一直没有占过上风。他在只有一点炒饼的时候，只能不情愿地让给素荣母子吃；素荣坚持说不能卖房子，康娱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素荣需要他在家帮助照顾孩子的时候，他也必须从北京回到娘娘庙村。在整个家里，素荣说了算，康娱自知理亏，根本说不上话。

不过，素荣在权力游戏中的这些胜利并不能给她带来多大的幸福。康娱虽然在权力游戏中无法取胜，但他不会有什么改进；而他越是胡混，素荣的道德资本越多，但她并不会为此而希望康娱继续混下去。正如我在第二章所说的，家庭政治的根本目的是进一步的亲密关系和好好过日子。如果无法达到这个目的，再多的胜利也没有意义。

素荣反抗康娱的高潮无疑是离婚。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件事的时候，很难说素荣的目的是否真的是要离婚。谈到此事时，木兰甚至怀疑他们是不是假离婚，因为村里有过为了多生一个孩子而假离婚的事。虽然素荣与康娱的离婚肯定和计划生育无关，我们还是很难相信，如果她真的坚决不想和康娱过了，怎么会要求那么少的财产，而且一天之内就被劝了回来？

虽然素荣从一开始就对康娱不满，而且总是和康娱打架，但导致他们离婚的那件事确实非常微不足道，以致像木兰这样的人都不相信这是他们离婚的真实原因。

我至少可以肯定的是，素荣那天晚上在指责康娱的时候，一定没有想到要离婚。在一夜的争吵之后，两个人才话赶话说到了离婚这件事。“话赶话”是家庭政治中一种常见的权力游戏。特别是气头上的两个人，越吵越激烈，双方都互不相让，至少在口头上不能服输，于是说话就像拍卖一样，最后出现一个谁也没有预料的结果。比如，娘娘庙村的慕之就是因为一件小事和妻子吵架，结果互不相让，妻子指着地上的农药说：“你横什么横！药就在这儿，你有能耐就喝，你敢吗？”完全没有想过死的慕之毫不示弱，抄起瓶子来就喝。

不能说素荣与康娱的离婚真的是有意的策略，但至少可以看做话赶话赶出来的结果。素荣本来觉得自己批评丈夫很有道理，于是在权力游戏中就有充分的道德资本。康娱老是一晚上一晚上地在人家，给人家带来很大麻烦，自己家也不安生，素荣批评康娱完全是理直气壮的，因为她这里的焦点是究竟谁更有理。康娱知道他没有道理，但是面对素荣的严厉指责，他一点也不想屈服容让。他没有更好的道理来还击，但他更关心的不是谁有理，而是谁在权力游戏中占上风。于是，没理但又不肯服输的他非常蛮横地扔出了让素荣走这句话。康娱和素荣都清楚，虽然两个人有很多矛盾，虽然两个人吵得很厉害，但现在的这个争执根本不至于导致离婚。康娱以为，提出这个完全不恰当的解决方案，可能会吓退素荣的气焰，让她有所收敛，因而就能结束这场权力游戏。但是明知自己有理的素荣，却不愿意屈服于康娱的这句话。她被康娱这句话激怒了，而且她这时候想起来原来的各种矛盾。为了不在权力游戏中失败，她也意外地答应了离婚的提议。她的这一决定，和慕之喝农药的决定非常像，都是话赶话导致的意外结果。而素荣既然这么说了，康娱也不肯向她屈服，不会说软话来劝解素荣，反而要坚持这个决定。于是，他们决定去办离婚手续。

但权力游戏并没有就此结束。在这场“话赶话”的权力游戏中，两个人都为取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素荣未必真想要和康娱永远分开。如果她和康娱永远分开，那就结束了俩人之间的权力游戏，她的胜利也没有什么意思了。而只有康娱向她屈服和道歉，她的这种胜利才有意义。那天晚上两个人都在气头上，康娱没有屈服，但他事后想想，一定觉得后悔。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康娱确实并不愿意离婚，只是他和素荣一样，在权力游戏中都不肯服输。但素荣却赢得了更大的胜利——她婆婆和孩子都来道歉并劝她回去。这些都是那天晚上的权力游戏的继续。

康娱的母亲知道他们是因为小的争吵离婚的，不可能坐视不管。正如上次过年的事一样，她深知自己的儿子没有道理，而素荣如果这样离开了康家，他们的脸就丢大了。她也清楚，离婚不过是话赶话的结果，素荣最后很可能被她说服，回到家里。而看起来，素荣也知道这一点。她在回到娘家的时候说：“这回家来不走了，这回回来可得在自个家待长些。”但这话里说的意思是不一致的。她先是说回来就不去娘娘庙村了，后来又说最终还得回娘娘庙村，只是要待长些。如果她真的下决心不回去了，后半句话还有必要吗？而且，就在娘娘庙村还没有人来的时候，她就嘱咐家里人，娘娘庙村来了人不让进屋。她知道，权力游戏并未就此结束，她很可能还是会回到娘娘庙村，但如果没人来道歉，她是不可能回去的；而她从情势判断，知道很可能会有人来的。

康娱母亲的来访是夫妻二人的权力游戏的继续。她低声下气地来为儿子求情，试图以此调和二人的关系。面对二人的权力游戏，康娱的母亲处在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她关心的是儿子的日子和家庭；但另一方面，她明明知道儿子错了，又不可能袒护他，而必须代他向素荣道歉。她只有通过指责儿子，才能帮他赢回素荣。她虽然是在乞求素荣，但她这个举动却在逐渐赢回权力游戏。

老太太的来访把权力游戏从关于胜负的意气之争重新变成了关于谁有理的游戏。康娱虽然没有向素荣屈服，但他的蛮横态度对整个家庭和他自己都没有好处。他的母亲知道，如果没有和谐的家庭，他是不可能过好的。她的来访给了素荣一个大面子；她甚至要向素荣下跪，其诚意可想而知。这样的谦卑之礼补偿了康娱对素荣的伤害，反而使素荣有了巨大的道德压力，不能再任性赌气。随后，焦点就转回到了家庭生活中的理上面，而这正是那天晚上素荣批评康娱时最关心的问题。素荣此时如果还不回去，就是得理不让人，不给老太太面子，那她就会输掉此前积累的道德资本。当然，如果她真的下了决心不再和康娱过，此时还是可以坚持不回去的，那样就彻底结束了这场权力游戏。但她没有这样做，可见她仍然关心自己与康娱的家庭以及他们在一起的日子。

于是，素荣回到了娘娘庙村，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但她仍然要继续与康娱过那并不舒心的日子；康娱在这场权力游戏中彻底输掉了，但保全了家庭。康娱全面认错和投降。这次权力游戏的一个战果就是，二人达成协议，暂不复婚。于是，素荣在以后的权力游戏中会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可以随时回娘家。康娱再也不能打她骂她了，因为他必须顾忌这一点。但是，为什么在康娱靠着落蕊的时候，他明明给素荣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他们反而复婚了呢？

在康娱和落蕊私奔的时候，素荣并没有回娘家。相反，她不仅待在了婆家，而且还任劳任怨地完成了所有家务。这并不意味着素荣不在乎康娱的外遇，而恰恰表明，她精明地利用一切机会为自己积累道德资本。我们可以从她对康娱的爹说的那番话知道，她已经被康娱的举动气坏了。那么，如何来理解她的任劳任怨和对老头说的这话呢？

作为一个精明的女人，素荣运用理性思考，是不会轻言离婚的。虽然这个家庭并不和睦，但孩子是她的，财产她占有一半，这毕竟是她的家。她尤其不会在一个不合适的时候离婚，因为那样她会失去一切，但除了一肚子气之外，什么也得不到。比如，江中的妻子就是因为江中和幽昧鬼混而闹翻了天，最终和他离婚。她固然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但什么也没有得到。她后来又嫁了一个人，关系并不好；而江中和幽昧却靠开饭店发了财。因此，素荣有鉴于江中妻子的结果，不会轻易认输。她向我强调在康娱私奔期间自己那么努力工作，甚至容忍落蕊和康娱住在自己家里，目的就是要告诉我，她是多么讲理，同时又多么委屈。这样，她会积累更多的道德资本，因而才能那么理直气壮地指责她的公公。

康娱和落蕊的事闹得沸沸扬扬，就连书记都来干涉。于是素荣以退为进，让康娱去和落蕊登记。她很清楚，丈夫虽然可以靠着落蕊，但绝不会冒险和落蕊结婚。素荣的那番话，不仅揭露了丈夫的短处，而且充分展示了自己的道德资本。康娱果然不敢不顾整个家庭，去和落蕊结婚。

一个家庭，并不只是夫妻之间的结合而已。夫妇与孩子共同组合成一个过日子的整体，各人的生命和命运相互依赖。当康娱和素荣谈到孩子的时候，他们就是在谈整个家庭和其中每个成员的命运。康娱虽然和落蕊有苟且之合，但对于已经有家有室的康娱而言，落蕊无论如何难以给他的孩子当好后妈，更不可能在真正的意义上和他过日子。两个人之间只可能是玩玩而已，不可能组成共同过日子的家庭。

木兰和我讲了此事的另外一个侧面。当时木根已死，木兰听说素荣非常生气，还扬言，如果落蕊再到她家去，非杀了她不可。木兰虽然憎恨导致哥哥上吊的落蕊，但此时更心疼自己的外甥们。她让外甥给落蕊传了张纸条，上面写着：“你要再敢到北头去，俺们先宰了你。”她之所以这样做，是担心气头上的素荣若真是动粗，落蕊有个三长两短没关系，但她的外甥若是父母双亡，岂不是更抱屈了？落蕊虽然不好，但她是木根的孩子们的妈，只有她能疼孩子们。同样，康娱的孩子们也不能轻易离开素荣。素荣和康娱都懂得此理，所以，素荣绝不会输给落蕊。

对于素荣来说，复婚并不意味着她和康娱言归于好，而是她在展示对落蕊的绝对优势，表明她在这个家里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在康娱的外遇之后的权力游戏中，素荣又获得了更多道德资本，取得了重大胜利。虽然康娱在靠人，虽然她对公公说了那些不敬的话，但她无可争议地成为家里真正说了算的人。

素荣的地位是靠她的道德资本巩固的。但这绝不意味着，这样得来的胜利就等于幸福生活。虽然素荣可以理直气壮地指责丈夫，丈夫根本不敢说个不字，但他们的家庭并不和睦，她根本就不快乐。她的那些策略并不足以带来舒心的生活。而且，她一旦自己做错了什么，道德资本没有了，她的这个地位也就保不住了。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素荣吃了安眠药。

由于她兄弟的事情，素荣不得不到处借债，给本来并不富裕的家庭带来了负担。虽然这些都自有原因，但毕竟是个把柄。本来在家庭政治中永远处在下风的康娱，这下终于找到了反攻的借口，她原来的那些道德资本也不再起作用了。既然她自己都不考虑全家过日子，那她凭什么责备康娱呢？康娱得理不让人，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不断地数落和讽刺素荣。更糟糕的是，就连孩子们都站在父亲一边，也觉得妈妈为舅舅花的钱太多了。

有的村民评价此事说：“要是素荣一开始就别瞒着康娱，也许不会这样。”可是，在那样的紧急情况下，她必须尽早借钱，告诉康娱或许会带来更大的麻烦。焉知素荣姐姐的出尔反尔不是和丈夫商量的结果？

不管怎样，素荣在这场权力游戏中是输了，家里的权力平衡被打破了。康娱再也不必害怕她的指责了。她在观看信美的葬礼时，也萌生了自杀的想法。

就在康娱走进素荣屋里的时候，他仍然在使用刚刚得到的道德资本。他不仅在言辞上讽刺她，还通过行动要把她送回娘家。素荣坚持不回娘家，她宁愿死在那里。这又是一个小的权力游戏。素荣在看到康娱的时候，已经知道自己死不成了；但是她既不会回娘家，也不会亲口承认自己吃安眠药了，因为那都是示弱的表现。她就要躺在那里等死。素荣虽然这次是输了，但她不会因为这个小小的错误就承认失败，更不会认为自己真的危害了全家的日子。她认为自己一片苦心、操持家务，完全都是为了家里好，而今仅仅因为这一点小的错误，就遭到丈夫的奚落。她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但在当时的情境下又无理可说。她的坚持去死，是在这种情况下的消极反抗。当家庭政治完全变成了权力之争的时候，即使像素荣这样精明的人也有失败的时候，因为谁都难免失误。如果人们整天都在寻找可资利用的道德资本，以战胜对方为目的，那日子是无论如何过不好的。素荣的委屈和两次自杀未遂，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

素荣和康娱过得那么不好，为什么不真离婚呢？这样的问题，是很多人可能会想到的。特别是在我和美国朋友谈到这类的自杀个案时，这往往是他们难以理解的一点。我们在上面的分析中，已经基本上谈到了这个问题。而在我们前面讲过的个案中，不仅素荣，何芳也面临类似的问题。而石磊和江中的妻子都和他们离了婚。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她们对自己丈夫不满意时，都不会想到离婚。但素荣在康娱和落蕊私奔时的表现，很好地告诉了我们，在那个时候，不离婚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对于他们来说，离婚意味着权力游戏的彻底终结，虽然可以结束一段痛苦的生活，但不会给她们带来什么好处，也无法惩罚那些曾经伤害她们的人，反而会增加新的困难。相反，她们如果坚持不离婚，而是继续把这场权力游戏玩下去，反而可以增加道德资本，可以惩罚伤害了她们的丈夫。包括那些喝农药的妇女，喝农药可以是有效地赢得权力游戏、惩罚丈夫的一种方式，但以离婚的方式结束权力游戏，却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我们说过，一家子过日子是一种生存状态，其中有快乐也有冲突，人们宁愿在这反反复复的权力游戏中混日子，也不愿意破坏一个家庭，再费劲去重建一个家庭，开始一系列新的权力游戏。因此，如果没有无法忍受的大问题，人们一般不会离婚，当然，如何理解这个忍受的限度，是因人而异的。

4.3　齐家

2001年6月初的一个傍晚，我第一次采访了滋兰，西堂村一个32岁的少妇。那次我觉得滋兰是个开朗聪明的女子。她住的院子很大，有一大片种着菜。看得出，她一定是能干而且爱交往的。她的丈夫在外面打工，不常回来。她和我讲起半年前的一次喝农药经历：

“我喝药那次其实是因为挺小的一件事，也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俺们家那个人在浮阳的一个建筑队上开车。他给经理开车，不怎么回家。那一天他回来就不高兴。别笑我啊，那就是一次吵架。是腊月二十七，快过年了，他回来了。那天晚上我做好了饭了，正盛饭呢，听见好像有人敲门。我占着手呢，就跟他说：‘你去看看是不是有人敲门呀？’他说不去，叫我去。我有点急了：‘你没看我干着活吗？’俩人都有点着急，就吵起来了。他坐在饭桌旁边，手里边拿着筷子。这么一敲，那筷子弹起来跳得老高，差一点没打上我的脸。‘你怎么着，想扎瞎我的眼呀？’我可急了，‘你以后干脆别回来。你一回来就打我骂我。’他也急了，于是就真的开始打我，打得特别狠。人家那时候就揪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脑袋呀，我的鼻子都出血了。我说：‘你们家都这么不讲理呀？你一点也不比你爹强。’我这么一说，他就更急了。平时急了他也打我，不过闹闹也就算了，可没有这一回这么狠，没完了一样。他把我推到地上就打，我又哭又喊，半天他才停下来，出去了。一整晚上他都没回来，后来我知道他是上他们经理那里去了，打了一晚上麻将。第二天早晨，我还生着气呢，又看见孩子们哭，心里特别烦，我一赌气，就失去理性，喝了药了。后来左邻右舍把我送到医院，算好了。这事就这么简单。”

我问她丈夫是不是老打她，她说：“也不是老打。有时候急了就打。我的脾气也不好，他的脾气也不行。他老是不回家来，一回来就吵。”第一次访谈就这样结束了，我对此很不满意，总希望能够有机会更多地了解滋兰的故事。我注意到她说的这句话：“你们家都这么不讲理呀？你一点也不比你爹强。”我相信这句话背后一定有别的含义。

第二天早晨，一个对他们家更了解的向导带着我再次找到了滋兰家。我们走进她家的大院子，她的两个儿子正准备吃早饭。她说这个大院子不算她的，而是她小叔子的。她的丈夫刚刚在不远的地方盖了一座新房。

说到她的小叔子，我单刀直入地问：“你跟你公公婆婆的关系怎么样？”她笑了笑说：“俺们这个家庭特别复杂，说出来你也不懂。”和我同去的那个人解释说：“他们家人口多。他不光有公公婆婆，还有公公爷和婆婆奶奶呢。”滋兰接着他的话说：“是呀。俺们那个人不在家。什么事都得我自己干。这几天天这么热，我只好自个浇水。就前几天，一大早我公公爷就来敲门，说叫我去浇地。一开始我婆婆奶奶跟我一块浇，后来我就叫她回来了。我一直干到下午四点。都进了六月了，我整天都在大太阳底下干活。头晒得特别疼，累得走不动道了。我都不知道自个是怎么回来的。我一气吃了四片止痛片。天那么热，俺们家的鸡都受不了，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连续几天我都没再出门。”

我的向导说：“是呀，有的时候你们家这几个老人是太固执，不好处。你姨说你喝了药以后她上你公公爷家里去了。他们提到你还吵起来了呢。”“他们说么了？”滋兰一下子严肃了起来。“没说什么，”我的同伴的表情有些尴尬，连忙否认，“那个老头就是不会说话。你姨是去帮你说理去的，你婆婆奶奶还说你好呢。”

“嗯，”滋兰叹了口气说，“那个老头呀，老是干些个没用的事。俺们家里边这些个老人们真是又糊涂又固执。你没看见俺小叔子那事吗？他刚放了，可是俺公公又起诉了。你说这不是太糊涂了吗？他要求警察赔偿损失。他不认识人，他能打赢这官司？他们觉着自己忒能耐呀，觉着什么事都能办成。别人谁都看得出来这是糊涂事，谁知道他那是怎么想的呀？”

听到这里，我有些不明白起来。我的向导解释说：“她的小叔子刚刚从监狱里边放出来。他关进去3年了。她公公呢，觉着在这个案子上花的钱太多了，想把钱要回来，就起诉了。这是他们家里边的一件大事，他们老是为了这个吵。她那次喝药也和这个有点关系。”

滋兰又笑了笑说：“在这个案子上，俺公公别提犯了多少错了。本来好多冲突都不会有的，就是因为他老处理不好，才出来些个矛盾。不过这还是太复杂了，也不好跟你解释。就是因为这个家庭太大太复杂，在这里边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实在是太难了。”

这时候她的两个儿子吃完饭了，她站起来去收拾桌子刷碗。我的同伴就问她：“你这个小的罚钱了吗？”“罚了。罚了5000块钱呢。”“你不是不用罚了吗？”“嗨，结果还是罚了。人家发现了，非得叫交钱不可。”我的同伴见我又有些不明白，就解释说：“那个大的9岁了，这个小的6岁。那时候他们想要第二个孩子，得不到批准，因为第一胎就是小子了。他们就想了个办法：迁户口。当时她男的在浮阳上班，他们就说要把户口挪到浮阳去。可是他们在销了这边的户口以后呢，也没有在浮阳上户口。这样他们就把户口悬起来了，哪边都管不着，谁也不负责他们的计划生育。这样他们就生下这个小的了。”“真是一个聪明的办法。”我说。“可是俺们还得给他上户口呀，”滋兰一边收拾桌子一边说，“要不他就老是黑人呀。一上户口，人家就罚款了。”她把桌子收拾好了，重新坐了回来：“不过，我在浮阳待的那一年真是好。那时候他在浮阳煤矿上班，他有个姑在那里，我也跟他在那边住了一年。煤矿上的工人都特别好，工人之间的关系也特别简单。俺们在浮阳的时候从来不吵架，可是跟农村里不一样。在那儿我根本就不用担心什么，一点压力也没有。在家里边我就得随时小心翼翼，压力太多太大了。一回到家俺们就吵，甚至是打。真是太不一样了。在这儿又得照顾家里边的各种关系，又得考虑到家庭外边的关系。谁都得依靠别人，你根本不可能不考虑别人。有个什么事呀什么的，不是需要街坊邻居的帮忙吗？你看，那西院里（她指公公婆婆家——笔者）从来都不管这些事，根本不考虑跟别人处好关系。不过俺们到底是一家，我还得照顾他们，为了他们也得跟里里外外的别人处好关系。他们就这么大撒手，把什么事都交给我了。我是又累又烦。我从浮阳一回来，脾气立马就变坏了，吵架马上就多起来了。这是家里边这种情况叫我这样的。

“不过现在好一点了。从那次喝药以后，我学会了好多东西。就是不该想得太多。爱怎么着怎么着去。怎么着不是过那么几十年呀？为什么这么委屈自己呢？没这个必要。头年秋天正忙的时候他没回来。我挺生气。可是现在我不怎么管这个了。前几天他回来，我叫他第二天跟我一块儿上地里去。有好些个活等着干呢。他答应得好好的，可是后来就去喝了一整天的酒。那是五一放假的时候。后来他经理的儿子结婚，他又是两天没回来。那正是地里边最忙的时候呀，我只好自个去干那些活。不过现在我不为这些事生气了。爱怎么着吧。我对地里边的那些活也不是那么想不开了。反正他能挣钱回来，我又不是完全靠地里的收成生活。我就是做我能做的。我要是累了，就什么也不管了，这根本就没什么关系。”

我的向导说：“是呀，别太想不开。两口子吵架有什么呀？我和你婶子还老是吵呢。吵过就过了。我看你好多事处理得很好的，村里边人们也都跟你挺好的，你跟人们也走得不错。在家里也想开点，学乖一点。”她笑着说：“我要是不高兴，怎么乖得起来？我跟他们家里这老人呀，就不是一种人，脾气不一样，性格差得太远了。俺公公和俺公公爷都不会交朋友。他们不是坏人，确实是好人。也没人说他们不好，可是他们就是没有几个知己的朋友。他们从来不知道跟人一起吃吃喝喝，跟谁也不拉近乎。我是不喜欢这样的情况。这就是俺们之间的区别。我是特别爱交朋友的个人。要是有人来借什么东西呀，我只要有，从来都不犹豫一下。只有这样，等我也想跟别人借点东西的时候，人家才会借给。这样才能跟人走得开。前几天，我公公爷打牌的时候输了6000多。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他一个朋友都没有，谁也不想帮他。他那么老了，别人欺负他，偷着看他的牌他一点也不知道。人家别人都联合起来糊弄他，所以他就老是输，赢不了。”

这次访谈终于使我弄清楚了滋兰家里的一些基本情况和冲突，但我还是不知道这些究竟和她的喝农药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也不知道她和她丈夫之间的争吵是否仅仅是因为没有开门。走出她家的院子以后，我请我的同伴再解释一下。

我意识到滋兰小叔子的案子应该是挺重要的一个环节，不过她好像总不愿意细讲这件事。我的同伴告诉我，说这件事在村子里谁都知道。她小叔子被抓起来是因为一起强奸案。说起来，他强奸的那个女孩还是他们一家子。他的爷爷和那个女孩的爷爷是亲兄弟。这样他们就是不很远的叔伯兄妹。不过实际上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因为那个女孩的妈妈是带着她改嫁到这个村里的。女孩不是在村里生的。不过，人们还是觉得这是一起乱伦案，滋兰的小叔子实在不是什么好人。

我的同伴说：“他们一共是三个人。滋兰的小叔子也是司机，开长途汽车。其中一个人就把那女孩骗到车里去，然后他们帮着他强奸了她。她的衣服都给撕烂了。现在她家里还保存着那烂衣服呢，这就是最好的证据呀。滋兰的公公爷还说呢：‘我前几天做了一个梦，梦见他们俩睡在一块。我还觉着奇怪，他们怎么会在一块睡呢？没有几天就出了这件事。’”

因为是本家，那女孩家里也不愿把事情闹大，说出去谁都不好看。于是他们就建议私了。他们要求男方赔偿1万元，他们也就不去告了。可是那个固执的老头就是不同意。他说1万太多了，坚持说他只能出3000。那个女孩家也想妥协，就把价码降到了5000。可是那个老头还是不同意，就是只能出3000。最后女孩的父母起诉了滋兰的小叔子，他被关进去了。他的父母也急了，求爷爷告奶奶，花了一大笔钱，才算使他的刑期减到了3年。他们为这个花的钱可是远远不止1万。滋兰的小叔子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自从他进了监狱，她妻子的日子也就过得特别难了。就是因为他在监狱里，滋兰的公公婆婆觉得他的孩子可怜，就对他们特别好。也是为了减轻他们的母亲的负担，老两口就让两个孩子到爷爷奶奶这边来住。对此，滋兰很不高兴。因为她也有两个孩子，而且她的丈夫也不在家。怎么公公婆婆就从来没有特别照顾她的孩子？她老是为了她的孩子们和公公婆婆吵。

我的同伴说：“有一次我从他们门口经过，就听见门里大声嚷嚷。我知道里面一定是在吵了，就推开门，看到滋兰的公公正在打她呢。他揪着滋兰的头发，打得也真狠。滋兰在那里大声地哭叫。我连忙过去劝架。即使滋兰真的不对了，她也不是公公该打的人呀。‘这不是你打的个人。’我对她公公说。那个老头还生着气呢，说：‘我知道。可是她快把你嫂子气死了。我不打她怎么着？’这就发生在她喝药前的几天。我猜她男的听说了这回事肯定挺生气，正要找机会打她呢。”

我想起来他说滋兰的姨的话头，当时他因为说错话显得挺尴尬，我想这里面也应该有别的原因，就问：“滋兰的公公爷对她姨说什么了？”他说：“我刚才差点说漏了。她嫁到这村里就是她姨做的媒。因为她姨的婆家在这村，就把她介绍来了。她老是觉得应该对这个外甥女负责。她那次喝药以后，她姨就去滋兰的公公爷那里，想把事说开，帮着调解一下。你知道那个老头说什么吗？他说：‘你还说这事呢。要是我呀，我早打死她了。’她姨气坏了。‘你打死她？你怎么能打她呢？你这么大年纪了，怎么会说出这种不合适的话来？’从那以后，她再也不跟这个老头说话了。就是滋兰的婆婆也好长时间没和滋兰说话。最近她们的关系才有点缓和，又走动起来了。”

表面看上去，滋兰喝农药的原因和何芳很像，都是因为夫妻之间的一次小争吵，也都是因为丈夫打了妻子。但滋兰喝农药的更深原因，却与何芳的非常不同。她虽然也偶尔抱怨一下丈夫，但夫妻之间的矛盾并不是最根本的。关于开门的那个小小争吵，也只不过是一个非常不重要的导火索。而更重要的，是在小叔子坐牢之后滋兰与公婆之间的争执；再进一步，则是滋兰与公婆乃至公公爷、婆婆奶奶之间长期的不和。在那散漫的谈话中，滋兰对婆家有各种各样的抱怨。其中最根本的是哪一个呢？

滋兰所谈到浮阳的生活与乡下的生活的对比，颇能帮助我们理解她真正关心、真正气愤的到底是什么。滋兰说她很怀念在浮阳的那段日子，因为煤矿工人之间关系简单。可是，她转过头来又在吹嘘自己如何会处理人际关系，在村里人缘如何好。其实，滋兰之所以喜欢在浮阳的生活，并不只是在于那里的人际关系简单，而且是因为一个非常具体的原因，即：她婆家的这些人不在那里，她和当地人没有什么利害冲突。反过来，我们这些长期住在城里的人反而可能觉得农村里的生活更简单、更舒适，那是因为，农村不是我们真正的生活圈子，我们和当地人没有利害冲突，不必在那里过日子。在浮阳，滋兰只需要关心她的丈夫和儿子。而在滋兰夫妇之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冲突，所以她就会过得很舒心。对于滋兰而言，浮阳之行就像一次超然世外的旅游一样；只是因为那里不是自己的家，需要关心的事情也就少了。倘若他们真的在浮阳安下家过起日子来，恐怕又不同了。

滋兰夫妇一旦回到孟陬，争吵就多了起来，那并不仅仅是因为孟陬的人际关系更复杂，而更在于，孟陬的生活是滋兰真正关心的。虽然滋兰抱怨说，村里的人际关系和她婆家的关系都太复杂了，但真正的焦点仍然不在这里。她说：“谁都得依靠别人，你根本不可能不考虑别人。有个什么事呀什么的，不是需要街坊邻居的帮忙吗？你看，那西院里从来都不管这些事，根本不考虑跟别人处好关系。不过俺们到底是一家，我还得照顾他们，为了他们也得跟里里外外的别人处好关系。他们就这么大撒手，把什么事都交给我了。”

这几句话包含着几层意思。第一，滋兰抱怨农村里关系复杂，不像城里那么简单；第二，她虽然如此抱怨，却并没有彻底否定这种人际关系，而是相当认同这种处世方式；第三，她不仅认同这种处世方式，而且话里话外颇以精于此道为荣；第四，她对婆家的抱怨，在于他们根本就不懂这些道理；第五，她在吹嘘自己的处世之道的同时，又抱怨婆家把处理人际关系的任务全都交给了自己。

从滋兰的整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对婆家最大的抱怨，就是他们不会处理事情；而这当中最让她气愤的，不是他们不会处理与别人的关系，而是他们不会处理与她的关系。

如果细究滋兰的抱怨和村里人的评价，我们会发现，谁都不认为滋兰婆家的这些人是什么坏人。按照我的向导的说法，他们的根本问题在于“不会处理事”、“不会说话”，就是不懂得如何赢得权力游戏。可以说，滋兰家的一系列矛盾，大多是这一点引起的。在有些情况下，滋兰并不很占理，或者说，她并没有多少道德资本。但是婆家人一旦采取粗暴蛮横的处理方式，就会把本来自己很占理的事处理得更糟，反而给了滋兰进一步争执的道德资本。我们可以通过两件事来看这个问题。

首先，滋兰的公公打滋兰，就是一件非常失身份的无礼之举。不论滋兰多么不讲理，不论她做得多么过分，就像我的向导所说的，“这不是你打的个人”。公公不能打骂儿媳妇，已经成为现代中国家庭中一个基本的规矩。第一，在现代家庭中，虽然公婆与儿媳妇之间常常有冲突，但这些冲突往往是在权力游戏中，以委婉的方式进行的。谁若打破了这个规矩，公然以打骂相对，谁就打破了家庭政治的游戏规则，就被认为是输掉了这一局权力游戏；第二，与婆婆相比，公公尤其不能与儿媳妇发生这种暴力冲突。婆婆可以和儿媳妇有更亲密的关系，也可能发生更直接的冲突；而公公既不应该与儿媳妇关系过于密切，也不应该与儿媳妇有直接冲突。

滋兰抱怨公公对小叔子的孩子更好一些，在很多人看来，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在兄弟姊妹之间，父母往往会多照顾家庭状况不太好的一个，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她的小叔子因为坐了监狱，母子过日子就有一些困难，因此父母多照顾他们一些。这完全在情理之中。一个度量稍微大一点的儿媳妇是应该能够理解老人心疼身陷囹圄的儿子的心。滋兰抱怨说，她的丈夫也常年不在家，自己也是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一点也不容易。但她毕竟有丈夫在外打工的一笔收入。兄弟俩人虽然都不在家，状况毕竟还有不小的区别。滋兰的抱怨，被很多人看做斤斤计较。她向公婆抱怨这一点，公婆完全有道理可讲；即使他们不像滋兰那么能说会道，无法在口头上取胜，还是能赢得周围人们的同情。但公公没有和她讲道理，反而采取打的方式，破坏了权力游戏的基本规则，失去了本来可能拥有的任何道德资本，在这场权力游戏中自然就落在了下风。而滋兰反而成了受人同情的弱者，赢得了更多的道德资本，可以更理直气壮地指责她的公公。她虽然挨了打，受了委屈，但并没有输掉这场权力游戏。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滋兰的公公爷对滋兰的姨说的那句话：“要是我呀，我早打死她了。”比起滋兰的公公来，这位老人更长一辈，更有身份，因而也应该更知道尊重自己。谁知，他却说出了如此粗鲁的话来，更何况是对滋兰的姨说的。滋兰的姨来找他，就是因为他是这个家族中的长者，有资格和权力处理这件事。同样，滋兰的姨是滋兰娘家的长者，也比较有身份。她又是滋兰的媒人，和两家都有一定的关系，对滋兰在婆家的生活负有责任。也许她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确实偏袒滋兰些，但她拜访滋兰的公公爷的这个举动表明，她愿意协商处理此事，这是相当友好的一个姿态。如果滋兰的婆家认为滋兰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她公公爷应该借这个机会讲出来，也就是把自己享有的道德资本充分使用出来，就可以在权力游戏中取得更大的优势，使滋兰迫于她姨和周围人的压力，有所收敛，这样就可能真正有助于解决家中的矛盾。可是，在她姨认真谈这件事以前，老头的一句充满敌意的话就把她的一切善意都打消了，使她姨不可能再平心静气地和他说话。本来，滋兰的姨是最适合说和双方的人，而老头却把她得罪了，使滋兰与婆家和解的可能性更小。老头这样一做，就是滥用了自己拥有的道德资本，反而为滋兰增加了更多的道德资本，使她受害者的形象更加鲜明，而引起争论的那个问题本身中的道理，却成为次要的了。

于是，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滋兰的婆家会坚持本来的道理，认为滋兰是无理取闹；但他们的做法所制造出来的更多委屈反而使滋兰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同情，使她越来越有资本和他们抗争。这样，问题不仅不可能解决，而且双方都越来越觉得自己有道理，反而使矛盾更加剧了。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慢慢淡忘此事，关系也可能逐渐有所缓和，但这并不是因为解决了问题，而只是大家把问题暂且搁下了。由于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以后一旦再出现矛盾，这些道德资本就有可能被用到新的权力游戏当中，会形成更加激烈的冲突。

在滋兰与婆家矛盾的背景下，我们再来分析她与自己丈夫的争执和喝农药这件事本身。按照我的向导的说法，这同样是因为滋兰丈夫不会处理事情，使本来未必那么难以解决的家庭矛盾变得更加复杂。

滋兰第一次跟我讲的关于开门的那个小争执实在算不得什么争吵，只不过是一个直接的导火索而已。滋兰在家里与公公的冲突才是真正的关键。当时，她丈夫已经了解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就想着要惩罚滋兰一顿，只不过还没有找到借口教训她。丈夫此时已经陷入了一个很尴尬的境地。在父母与妻子的冲突中，他一方面不能明确站在妻子一边，必须帮助被气坏的父母教训妻子；另一方面，他也知道，滋兰之所以和公婆发生冲突，是为了他们的孩子，乃至他们的整个家庭考虑。虽然他没有明说，谁都知道他当时的心境非常矛盾。这个开门事件所体现出来的，并不是夫妻之间的什么矛盾，而是滋兰与老人之间的权力游戏在丈夫身上的继续。父母逼着儿子教训滋兰，妻子也认为他应该代表一家四口向父母讲理。丈夫一方面要对父母尽孝，不忍看到他们被气成那样；另一方面也并不希望妻子因为自己的孩子挨打。他想帮助父母教训滋兰，但是又不能直接讲出这个原因，所以只能找另外的借口。

于是，开门事件引起的纠纷成为一个新的权力游戏。而这个根本不能算借口的借口，使滋兰丈夫在冲突中表现得非常蛮横，一开始就没有任何道德资本。滋兰当然觉得受了委屈。同时，滋兰并不是不知道丈夫打她的真实原因。她很清楚，丈夫根本不是因为开门这件小事而打她，所以她才会故意说：“你们家都这么不讲理呀？你一点也不比你爹强。”这句话一方面是对丈夫当时的态度的点评，另外，也有意揭露丈夫打她的真实原因，故意以此来显示丈夫的无理和她自己所拥有的道德资本。虽然她挨了打，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她都没有落在下风，都没有输掉这场权力游戏。丈夫越是用这种蛮横的方式处理，越在为滋兰积累道德资本，这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在激化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暴力也是一种不会处理事情的表现。

我的向导和别的村民谈起这件事都说，在这样的事情中，一个聪明的丈夫确实应该责备妻子，但是不能以这种蛮横的态度打她，而应该好好和她讲道理，或者哪怕是拿出权威来给她下命令，都不该做出无理的事来。这样，他就可以有效地利用手中的道德资本，一方面平息了纷争，一方面没有输掉权力游戏。有些精明的丈夫，会在父母面前责备妻子，在妻子面前哄她，当然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办法。

滋兰的丈夫采取暴力的方式，不仅不会使妻子服输，连自己的气也不能消。结果，他气得跑出去，一晚上没有回来。而大感委屈的滋兰则越想越难受，第二天早晨一气之下喝了农药。她之所以喝农药，正是因为她感到自己拥有道德资本，但是却时时处处遭受委屈。不仅公公婆婆对她不好，连丈夫都这样对待她。她的自杀尝试，是对家庭政治中这种不公的反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同样是她在权力游戏中使出的一招。在无法可想的时候，她没有采取公公和丈夫那种暴力相向的办法，而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受害者，采取了自我惩罚的策略。无疑，这样一个方式又赢得了人们的同情。而滋兰的公公爷之所以对她姨说出那样的话，正是因为他对滋兰这种取胜的方式感到非常不忿。

在一场场的权力游戏中，滋兰的婆家人一再失利，而滋兰却一再取胜，哪怕自杀这件事，因为她没有死成，也使她以后有了更多可以利用的道德资本。不过，就像素荣的故事中一样，这并不意味着，她的这些胜利就可以为她带来更多幸福和快乐。

我们在第二章里已经谈到过，家庭政治与公共政治的重要区别在于，家庭政治并不是以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为最终目的的，哪怕在滋兰与婆家如此激烈的斗争中，真正对她最有好处的，仍然是和和睦睦过日子，而不是在权力游戏中取得胜利。滋兰在权力游戏中的胜利，往往是以她身体上的痛苦为代价的。她因为挨了公公的打，而获得了更多的道德资本；因为挨了丈夫的打也获得了更多的道德资本；后来喝农药自杀，几乎以死亡为代价，换回了新的道德资本；在她公公爷那句不合适的话之后，虽然她以后也会得到更多的道德资本，却几乎以注定与婆家永远无法和解为代价。虽然这些都会为她赢得人们更多的同情，也会使她在未来的冲突中更加理直气壮，但就家庭政治的总体而言，这只能使她和婆家的关系更僵，使本来就已经激化的矛盾更加无法解决。因此，滋兰不会因为婆家人不会处理事从而总是白送自己道德资本而高兴，反而同样要抱怨这一点。权力游戏的胜利，并不是决定家庭幸福的最根本因素。

同时，滋兰的丈夫、公公、公公爷所采取的基本策略，则是不买滋兰的账，即不管她有多少道德资本，就是不肯向她服软，不愿意俯就她来讲讲道理。他们总是希望以强硬的态度逼迫滋兰认输，在暴力威逼之下，使滋兰不敢反抗。但他们越是这样做，滋兰就越觉得委屈。他们的蛮横为滋兰提供了道德资本，而他们的压制态度，则使滋兰遭受着越来越大的不公。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让滋兰更可能以极端的方式反抗。

也许，这个家庭之中的关系本来就不是很好，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即便如此，家庭成员之间仍然不能以战胜对方为最终目的。他们真正想要的，还是大家一起过日子。依靠暴力和对抗，是永远无法达到这个目的的，无论对于施加暴力的人而言，还是对被施加暴力的人而言。

而这就是这个家庭的各种矛盾的根源，也就是人们所谓的“不会处理事”的真实含义。从亲密关系出发，以亲密关系为目的的家庭政治，是由一系列权力游戏组成的，不是以权力斗争为其本质的。决定了这些权力游戏的胜负的，往往不是暴力的强弱，而是道德资本的多寡；但决定日子过得好坏的，又不仅仅是权力游戏的胜负，而是权力游戏是否有助于实现家庭的和睦。这个家庭的人之所以“不会处理事”，就在于，他们既不懂得如何取得权力游戏的胜利，又不知道如何过上真正的好日子，而在遇到矛盾的时候总是意气用事、暴力相向，结果谁都觉得不公，使家庭政治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甚至可能造成自杀的结果。

4.4　综论

通过以上三个个案，我们可以看到家庭正义中的三个基本特点。第一，家庭虽然以亲密关系为出发点和目的，但情感不能取代家庭中的权力结构和道德资本，因此，家庭中一定存在“正义”问题；第二，这种权力关系不能化约为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其根本原则是全家过日子；第三，处理家庭中的正义问题，不能通过冷冰冰的法律，必须通过礼，因为其根本目的不是惩恶扬善，而是形成更理性的亲密关系。

如我们在葛曼的故事中看到的，仅有葛曼与石磊的爱，而没有家庭生活的保障，葛曼根本无法得到公平的对待。她没有任何道德资本可以利用，一场权力游戏都赢不了。即使在家庭之中，像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几个个案，特别是何芳与康回的例子，充分说明，仅仅依靠情感，是远远不够的。在家庭政治中，道德资本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双方都得到一定的道德资本，才有可能有彼此的顾忌和尊重，维持家庭政治中的权力平衡。

但是，如果道德全部变成了资本，人们的目的仅仅是如何在权力游戏中获胜，那道德就被彻底工具化了，失去了本身的意义。像本章中素荣和康娱的家庭就沦为了这种状况。而上一章中的几个个案，也或多或少发生了这种转变。由此可见，在权力游戏中失败虽然往往意味着不公，但权力游戏的胜利也未必就会使人得到正义。一切道德若是都被用作资本，那就谈不上什么正义的问题，连亲人之间都变成了弱肉强食的敌对关系，只有强弱胜负的区别，而没有了好坏善恶的不同。但道德之所以会被用为资本，还是因为人们有基本的道德感，即知道过日子中的基本是非。委屈来自于这种是非观遭受挫折。这样，家庭中的基本正义观念，就是这种基本是非观。而这种正义观的最终原则，是一家人好好过日子。符合整个家庭的利益，是正义的，反之是不义的。例如，虽然康娱能够在一次权力游戏中取胜，但他仍然没有获得家庭生活中的正义。

而另一方面，家庭生活中的这一目标，又不可能简单地通过惩罚不义来达到。滋兰一家的状况就很清楚。滋兰的婆家认为滋兰斤斤计较，非常不讲道理；但是，当他们以蛮横的方式惩罚滋兰时，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滋兰有了很多道德资本，让她觉得更委屈。双方的关系越弄越僵。这样下去不仅不可能惩罚不义，而且使过日子越来越难。因此，家庭中的这种正义虽然至关重要，却必须通过礼来成就，不能用法律那样的暴力手段。

无论就其理论上是为了全家过日子，还是就其实践上不可能通过暴力达到而言，家庭政治中的正义都与公共政治中的正义不同。基于上面这三个特点，我们可以把这种靠礼来实现的正义称为“礼义”，以区别于通过惩恶扬善的法律实现的“法义”。礼义，就是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并且以和睦过日子为基本目的，依靠道德资本，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力游戏，使人们各得其所，达到权力平衡和相互尊重。家庭中的委屈和自杀，往往是因为礼义遭到了破坏。要么像何芳那样，因为对情感的过分要求，而丧失了良性的权力平衡；要么像康娱那样，因为把家庭生活变成了更纯粹的权力之争，而失去了情感的依托和是非的判断；要么像滋兰的婆家那样，依仗道德资本，而不能通过以情感和睦为目的的权力游戏来逐渐达到齐家的目的。

从亲情出发，通过礼来维护家庭正义，从而形成更和谐的亲密关系，礼义的这个过程可以概括为：缘情制礼，因礼成义。

第五章　命　运

我们在第二章谈到，家庭中的过日子就是命运的展开。在理解了家庭中的伦常和礼义之后，我们来看自杀牵涉到的命运问题，从而进一步思考，这样的生活方式及其中的问题对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命运意味着什么。

从命运的角度理解自杀，大体会有三种可能：第一，将本来人为造成的灾难当做鬼神的外在插手，就像车祸和自然灾害一样，是人不能控制的；第二，如果进一步追问鬼神如何干涉人间的事，这种灾难并不是不可更改的“命定”，而是人鬼之间的权力游戏导致的；第三，将不断出现的厄运理解为过日子的悖谬结果，即人们明明总想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却总是陷入更糟糕的命运当中，最终导致自杀。

归根结底，自杀是反抗委屈、求取更多正义和幸福的行为，但给人带来最大的不幸。自杀最集中地反映了人们为追求更好命运所做的苦苦挣扎。对自杀者命运的解释，都是理解过日子中的这种悖谬的不同努力。

5.1　寿夭

如果每个人按照常规过日子，出生、成长、结婚、成家、生子、教子，再为孩子盖房、嫁娶，赡养父母，为他们送终，到最后自己也养老、寿终，平平常常，这就是一般人过日子的整个过程。一个一般的中国人所面对的，不是自然状态中的混乱和无常，而是从生到死这样一个自然的过程。能够完满地走完这一生，不见得多么享福，但算是尝到了过日子当中应该尝到的一切，完成了一个负责任的人应该完成的任务。若是谁真能平平安安过完一生，享受了应有的富贵尊荣，父母、兄弟、配偶、子女以及更多后辈对自己都很好，自己也心情舒畅，得享天伦，就算是幸福的人了；即使一生中过得很窝囊，家庭关系也未必融洽，倘能庸庸碌碌混完一生，该尽的义务都尽了，也不算可怜。但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家里有人遭受了无妄之灾，犯法入狱，英年早逝；或是父不父、子不子、夫妻反目、兄弟成仇，就算是不幸了。我们在第二章谈到的宿莽就是这样一个不幸的人（参见2.1）。谁若是因为什么问题而轻生自杀，那当然是更大的不幸。

孟陬人对待自杀者葬礼的态度，需要从对命运的这个基本观念来理解。确实，很多自杀者也无法被埋入祖坟的主体，但这和欧洲人对待自杀者的处罚含义非常不同。如果是有儿孙的老人自杀，人们自然会责备儿孙不孝，但老人还是会按照一般规矩，埋入祖坟的主体；即使年轻人去世，如果他或她已经结婚，那也会埋入祖坟的主体；但是，如果谁未婚夭折，则不能入祖坟的主体，一般埋在祖坟的边缘，与其他坟头隔开；但如果父母为夭折的孩子找了冥婚，则又可以入祖坟的主体了。因此，人们并未把自杀作为专门的一项来对待，而是要根据自杀者是否已成家生子，来决定如何埋葬。自杀者，特别是年轻夭折的自杀者，之所以会得到不同的对待，是因为他们没能按照一般人的方式，完满地过完一生，而是短寿暴死。从这个角度看，自杀这种死法，与车祸、恶疾、凶杀等导致的横死并无不同。

李村的一个30岁的男人若木无缘无故地自杀了。人们实在找不出他自杀的原因，只知道，他在死前不久经过了他原来的对象拂日的坟。那女孩已经死了9年了。那时候，他们谈了对象，关系很好，但还没有定亲。拂日因为和父亲有一些口角而上吊自杀，和若木没有任何关系。他当时听说了此事，非常痛苦，不过过了一段还是逐渐缓了过来，几年之后就和别人结了婚。而在自杀前，他和自己的妻子没有闹什么矛盾。人们一般就认为，若木是在经过拂日的坟时，叫她的魂跟上了。虽然别人也在猜测他们夫妻之间可能存在矛盾，但家里人都愿意接受这个说法，而不愿再追究其他。于是，拂日的鬼魂对若木的袭击，就如同疾病与灾难的袭击一样，造成了他的意外死亡。

显然，这样的解释有一个明显的用意，即减轻活人的罪责，掩盖家中可能存在的矛盾。不论谁对谁错，活人还要继续过日子，不能没完没了地追究责任。

再比如仙家楼村的小姑娘三秀，本来在县城里的重华大酒店上班，在2002年八月十五前吃安眠药自杀。从她的表现来看，三秀应该是有抑郁症的。她在重华大酒店当了服务员之后，一直无法集中注意力，心情压抑。附近某村的一个小伙子几年前去世了。她的母亲在一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儿子前来托梦，高兴地对她说：“娘，我要娶媳妇了。俺那个新娘子老穿个黄裙，忒俊啊。”据说，这个女人的姐姐也做了同样的梦。三秀就是喜欢穿黄裙的。她死后，这个女人就请人来提亲，于是两家结了冥亲。她的丧事完全按照聘闺女来举行。她直接和那个男孩埋在了一起。

全村的人都知道三秀是自杀而死的，但三秀的父母却不肯承认。可他们又找不到别的理由，于是就说，三秀死得非常蹊跷。我问他们，是否相信人们传说的那个故事，他们说根本没有托梦那回事。他们只是依照习俗，给三秀找了个鬼亲而已。不过，既然这个说法能帮他们找到一种解释，他们一般也就不坚持说那是假的。三秀的叔叔解释了这种模糊态度：“他们要是承认三秀自杀了，人们就会猜他们对自己的女儿不好。他们不愿意让人觉得自己家里有什么问题，就不愿承认她自杀了。他们确实不相信托梦那个说法，可是这个故事可以用来解释，他们就不坚持说那是假的。”

无论是因为心理障碍，还是因为家庭纠纷自杀，都会使家人觉得丢人。当我问到一些不太熟悉的人，附近有无自杀的事，他们常常回答：“这里没什么打架闹事的，没那事。”自杀往往意味着有冲突，意味着日子过得不和睦，是丢人的事。

不过，我并不认为，这些神秘的解释方式，仅仅是人们为了挽回脸面而编造的。在这种维护家庭和睦的努力中，仍然体现了人们对命运和过日子的一种理解：本来应该是维护亲密关系的家庭，为什么会导致亲人的惨死？本来人人都愿意过日子，怎么会突然对自己下毒手？人们往往说，自杀都是“小事”导致的：“一家子过日子，能有什么大事呀？”说这些事是小事，并不只是说规模小。导致兰枝（参见3.2）和何芳（参见3.1）自杀的事确实非常小；但素荣（参见4.2）和滋兰（参见4.3）家里那长期的矛盾和冲突，不能说是很小的事。人们之所以把这些矛盾说成小事，就在于，家庭本来是以亲密关系为基本特征的，即使旷日持久的冲突，也往往和对亲密关系的渴望与诉求纠缠在一起。而自杀者往往并没有丧失生活的希望，反而是更加看重自己的尊严的人。自杀，就是通过不恰当的暴力方式，寻求亲密关系和别人的尊重导致的。这种为了追求更大的福分导致的灾祸，是自杀反映的一对基本悖谬。

2003年春天，我来到了我在七坡村的一个向导家里，向她询问了所厚（参见3.3）和别的几个个案的情况。我们正聊着天，门外进来了一个少妇和一个老太太。那个少妇是我的向导的儿媳妇陆曼，那老太太是她的母亲。陆曼的母亲病了，但是她自己的儿媳妇根本不管。于是，陆曼带她去了医院。我们也问到陆曼，她是否知道一些自杀个案。她起先说不知道，后来说，她的鬼嫂子沐芳就是自杀死的。〔5〕她讲了沐芳的故事以后，我问她，为什么把沐芳叫“鬼嫂子”。她解释说，她哥哥陆离在沐芳死前两年喝农药而死，沐芳死后就和他结了冥亲。她好像无意中透露了陆离喝农药这件事，而我再继续问她时，她已经不能再瞒了。她看了母亲一眼，就简单告诉了我陆离自杀的经过：“俺哥哥那时候给家里干活特别卖力。那天晚上他回家来太累了。俺爹还叫他去挑水去，他不愿意去。俺爹急了，俺哥就上俺奶奶他们院里去了。第二天早起他才回来，那时候俺爹还生着气呢。他说：‘别当我儿了，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俺哥就跑出去了，在外边喝了药。”

讲到这里，陆曼的母亲把话头接了过来：“那天早起就开始下雨。陆离从他奶奶院里回来，又出去了，正下着小雨。我觉着他准是挺冷，就叫他妹妹拿件褂子给他。她跑着去追她哥，又跑回来，就喊：‘俺哥喝了药了！’好多人来了，忙着送他去娘娘庙镇医院，雨就下大了。他叔扶着他，一边走一边问他：‘你为什么喝药呀？’他说：‘俺爹不要我了，我还活着干什么？’雨越下越大，路上特别难走。到了医院，陆离就支持不住了，说：‘我是活不了了。’他都走不动道了，他叔就背着他进了医院。他过了一会就咽了气。他这一死，雨立马就停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把晚上的事跟他奶奶说了。不管怎么着，老的叫你去挑桶水，算是忒不对吗？他怎么就受不了他爹的这几句话呢？”

陆曼又接着讲：“其实他死前几天，俺哥就有点预见。他的几个朋友说，他头几天就有点烦，跟别的时候不一样。我觉着，他就是预见到要出事。俺哥不是特别外向的人，可是也不算忒不爱说的。所以他一旦不一样了，别人看得出来。他又壮又能干，15岁上就出去挖河去了。”

陆曼的这个解释让我颇为不解。她所谓的“预见”是什么意思呢？如果陆离几天前就已经不高兴了，这是不是证明，他也许已经在想自杀了呢？他妹妹为什么把这说成“预见”呢？虽然陆曼明明知道陆离是因为和父亲的口角自杀的，她却用了“预见”这样的词，好像自杀不是他自己能控制的事，而就像天灾事故一样，完全是意外的，他不能计划或想到，反而要“预见”。这样，自杀就不是不高兴、痛苦等导致的个人的决定，而是一种不可预期的事故，可以用某种神秘的力量来预见。

她母亲的话或许能解释陆曼这种说法的逻辑：“不管怎么着，老的叫你去挑桶水，算是忒不对吗？他怎么就受不了他爹的这几句话呢？”老太太真正疑惑的，不是陆离为什么会因为他父亲的话而不高兴，而是，为什么这样一个小小的口角就会那么严重，以至要了儿子的命。她说“忒不对”，也就是，她知道老伴在陆离那么累了的时候叫他去挑水，确实是“不对”，陆离有理由生气，只不过还没有“忒”不对，不至于去自杀。她当然理解，陆离的自杀是对父亲的态度的反抗，但她不能理解的是，他怎么会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反抗这么小的一个错误。陆离生气的逻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自杀这样的严重后果，却是不可理解的。

对因小事而自杀的困惑，常常反映了人们的深切哀痛和遗憾。他们完全清楚事件的前因后果，也知道自杀者的心理动机，而且未必像三秀的父母那样有所隐瞒或有所顾忌，但仍然无法把亲人之间的日常口角与生离死别联系起来。正如我们在兰枝的故事中看到的，人们都清楚兰枝被儿子气死这件事的逻辑，但就是无法接受管教孩子会死人这样一个事实（参见3.2）。同样，虽然陆离的父母对儿子确实过于严厉，但他们毕竟没有把儿子当成敌人。他们还是疼陆离的，从来不可能要让他死，但家庭中的权力游戏竟然无意中导致了陆离的死。他们怎么会逼爱子去自杀呢？正是家庭政治中的亲密关系与矛盾冲突之间的悖谬，使人们要用神秘力量来解释自杀。

因此，这种对自杀的命运解释，就是对过日子中的悖谬的另一种理解。我们已经不断谈到，一方面，家庭之中免不了吵吵闹闹，无论多么幸福的家庭，日子都是这样过的；但另一方面，“一家子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矛盾呀？”

原则上，因为亲密关系是家庭政治的基本特征，家中实在不该出现死人的悲剧；但事实上，家庭政治确实经常使人自杀，而且，有时候并不是因为家庭成员之间关系不好。虽然素荣和滋兰都是直接因为家庭矛盾而试图自杀的，但兰枝与何芳都与此相反。兰枝过于关心儿子，何芳长期享受丈夫的极度溺爱。在她们这里，亲密关系没有缓解矛盾，反而激化了矛盾。正是因为亲密关系是家庭政治的出发点和目的，本来也许很微小的矛盾，在家庭政治中就成了莫大的委屈，人们会誓死抵抗。被一个亲爱的人骂一句，远比被一个陌生人追杀更令人难以接受。陆离之所以不能忍受父亲的话，正是因为他期望父母对他更好些。他对他叔叔说的话再明白不过了，就是因为他父亲说不让他当儿子了，他才喝农药自尽。

一方面，亲密关系本应该化解家庭矛盾；另一方面，亲密关系反而可能激化家庭矛盾。这是过日子中最大的悖谬，也是亲密关系必须靠礼义来实现的根本原因。当人们说家事总是小事的时候，他们的意思是，家里永远没有真正的敌意。因此，即使人们充分理解导致自杀的具体原因，他们还是很困惑，自杀为什么会发生。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困惑，陆离的母亲一直在强调那天的雨。一开始，我还以为她只是在讲那天的天气，但当她强调，陆离一死雨就停了，我终于明白了她的意思。我的向导，也就是陆曼的婆婆，解释说：“陆离一定是龙王的个童子。他该回去了，龙王来叫他回去了。”这使我想起了七坡村的算命先生宁正言的话：“龙王的童男童女都跑下界来了，早晚得回去。”三秀死后，一个村民谈到她的故事说：“她一定是观音菩萨的一个童女，这时候叫回去了。要不，她怎么那么俊呢？”人们常常用这种方式来解释年轻人的意外夭亡。一个跳大神的说：“我可以看出一个孩子是不是童子。是童子的孩子，可以捐出一个木头的童子。要是仙家接受了那个童子，孩子就不用回去了，可以活得长一点。”

如果这样理解，那就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杀了陆离。这样一来，陆离的死就被转化成了另外的含义。所以陆曼说陆离“预见”了他的自杀，自杀就如同车祸和暴病一样，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完全外在的灾祸。于是，陆离的求死意志变得不重要了，他父亲的罪责也显得不重要了。

虽然陆离的母亲和妹妹把他的自杀归为龙王的召唤，但这毕竟不是意外的死亡事故。其实，早在我在七坡村遇到陆曼之前，我已经从他们村的一些人那里知道了这个故事。那天在七坡村的邂逅，只不过使我亲眼见到了陆家的人。了解他们家的人都说，陆离的父亲过于严厉，他的母亲太爱唠叨。人们说陆离的母亲是“破锅子煮屎”。陆离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他下面又有六个妹妹和一个小弟弟。这个小弟弟比他小20岁。陆离已经24岁该娶媳妇的时候，他娘又生了一个小姑娘，这让陆离特别不高兴。有的朋友嘲笑他说：“你现在又有个小妹妹了，你是不是一辈子得打光棍啊？你爹娘什么时候给你攒钱娶媳妇呀？”这是陆离那些天不高兴的真正原因。他婶子说：“没有当爹娘的对自个的孩子那么狠的。”据说，在给陆离办事的时候，他母亲找了一条带补丁的裤子和一件特别小的褂子给他穿上。出殡的时候，他们连一滴眼泪都没有掉。因为陆离不顾父母自杀而死，他们还在和这不争气的孩子赌气。

虽然他们在陆离死后不肯原谅他，可是后来却受不了了。每次提到他的时候，他们总是眼泪吧嗒的。因为后悔对大儿子不好，他们对小儿子就完全变了一个态度，特别娇惯。但是，这个孩子在长大成家之后，却非常不孝。他父亲在他结婚后不久就去世了，他母亲身体不好。陆曼告诉我，她的小弟弟在北京打工，留下媳妇在家。可是这个媳妇不想着照顾有病的婆婆，不久前竟然也到北京去了。因此，她才把母亲接到婆家来照顾。提起这些来，老太太非常伤心。陆离的自杀不仅是他自己的不幸，更是他父母的不幸，甚至一直影响到了几十年后。难道龙王把陆离召回，就是要给陆家这样一个结局吗？

5.2　人鬼

人们虽然可以用各种神秘的故事来解释自杀，但各种神秘故事涉及的神仙鬼怪，并不是一个超验的绝对力量，而是和人一样，身上会发生各种偶然事件。于是，那种决定人生祸福的外在力量，本身也是不确定的。或者说，神秘力量的影响根本就不是一种无可改变的“决定”，而只是人力之外的外在干预而已。因此，这些外在力量不仅不是必然发生的，而且未必都是邪恶的。他们和人的关系，也不是不可改变的命运与必朽的生命之间的决定关系，而是同样处在不断的权力游戏当中。如果改变人的命运的不是龙王神仙，而是鬼怪，甚至死去的亲人，就更是这样了。我在访谈了陆曼等人之后，又得知了七坡村的另外一件事，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命运问题。

陈竽瑟是个30岁的年轻人，在1999年喝农药自杀。七坡村著名的算命先生宁正言给我讲了他的故事：

“竽瑟的自杀没原因，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喝药。可那些天不是光他一个死了呀。他家里出了一连串的怪事。竽瑟是他爷爷叫走的。

“他爷爷有个兄弟。老哥俩都是好多年前死的，两个坟离得特别近。他们俩在阴间都有挺大的家业，没有分家。后来，他们老闹矛盾，在一块过不下去了，准备分家。可是家大业大，不好分呀。他们就准备找个聪明人，来帮他们分家。竽瑟是个聪明人，就给叫去当中间人了。

“竽瑟死前不多几天，竽瑟的大嫂子得了撞病。她说话办事都变得特别奇怪，老是在半夜突然醒了，跳起来就耍。她拿着把菜刀，嘟嘟囔囔，乱跳乱跑。那声音都不是她自己的了，就是她公公爷的声音。她结婚的时候，公公爷就早死了，她没见过他，怎么会学他呢？那是她公公爷附在她身上，说那些话。有一天晚上，她又变成这样了，说：‘我为什么得死呢？’她男的早就烦死了，这回什么也不顾了，就冲她大喊一声：‘谁说你得死呀？你要是再这么闹我扇你。’她一下子吓坏了，木在那儿，说不出话来了。等她再一说话，就变好了。她一点也不知道刚才自个干什么，说什么了。她完全变好了，再也没闹过这种事。要不说鬼怕恶人呢？可是没过几天，竽瑟就死了。

“这还没完呢。竽瑟死了几天以后，他二爷的孙子媳妇也死了。那就是老哥俩里边那个老二家的人，算是竽瑟的个叔伯嫂子。这个女的有俩小子，一个8岁，一个6岁。他们一家子过得一直挺好。那一天，村里有一家盖房，男的就去帮忙盖房；正好也有一家结婚，女的就去人家的喜事上了。她晌和回了家，觉着男的还没吃晌和饭呢，就做了点饭，去叫他回来吃。她到了盖房的那儿，正好那儿有一堆木头。她正走过去呢，那堆木头突然倒了，推着她就往后倒。你说巧不巧，在她背后正好停着一辆‘三码子’。那堆木头没有砸着她，可是把她推倒了，她的脑袋正好磕在三轮后边的一个角上，那角是铁的，一下就把脑袋磕破了，当时就死了。你说这怪不怪？我还没听说过别人这么死的呢。整个‘三码子’上就那么一点硬铁，她的脑袋怎么就正好磕在那儿？她跟竽瑟一样，也是叫去帮着分家了，一家一个。”

按照宁正言的说法，事情的根本原因是老哥俩的分家纠纷。陈家发生的一系列怪事都源于这场纠纷，陈竽瑟的自杀只是其中之一。本来有3个人有可能被召去。陈竽瑟的嫂子逃过了这一劫，但他和他的叔伯嫂子都没逃过，就是因为他们没能像他哥那样，斗过他爷爷的魂。于是，阴间的家庭纠纷导致了人鬼之间的权力游戏，只有在这场权力游戏中取胜，才能保住性命。

在民间的各种传说中，有可能造成灾害的超自然力量不一定是坏的。就像我们在陆离的例子里看到的，把童子叫走的，是龙王或别的神仙。父母常常会有意给孩子起难听的名字，在孟陬有“臭粪”、“二丑”、“狗蛋”等等，这样阎王爷就不会喜欢他们，孩子就可能好养活。比如在陈竽瑟的例子里，杀死他的，是他十分尊重的爷爷。鬼神之所以有可能给人间带来灾难，不是因为他们是坏的，而是因为他们在人间社会之外。在葬礼当中，很多仪式的目的，是防止死者的鬼魂回家。人们相信，阴阳两界的分离能够保障两界中的和平。要防止鬼神给人们带来厄运，人们也往往要和他们玩权力游戏。那些难听的名字、陈竽瑟哥哥的大喊，还有向庙里捐的木头童子，都是这种权力游戏中的技术。

而且，不仅在人和鬼神之间会有权力游戏，就是鬼神相互之间也会有。陈竽瑟的爷爷在阴间不仅有很大的家庭，而且这个家庭里还会出现家庭矛盾，还要分家。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阴间往往是对阳世生活的一种复制。〔6〕

一方面，阴阳两界要基本分开；另一方面，两界的结构是类似的。人们并不认为，彼岸世界比现实世界更好、更重要。和基督教文化不同，神鬼若是爱某个凡人，那有可能是非常不祥的事。在必要的时候，人们可以服从鬼神，也可以愚弄鬼神，甚至与鬼神抗争。虽然鬼神可能带来不幸，但他们并不是人类命运的决定性因素。鬼神之间的权力游戏，以及人鬼之间的权力游戏，都可能改变命运。〔7〕

不过，究竟是把这种不幸当成家中的权力游戏的结果，还是人鬼之间的权力游戏的结果，还是非常不同的。我在听了宁正言的讲述之后，当然不会满意于此，于是进一步追问：“你确信竽瑟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自杀的吗？”他说：“人们说，竽瑟和他娘吵了。也许是他娘因为一点小事说他了，他就跑到菜窖里头去，在那儿喝了药了。我就知道这么点。他娘说了他两句，怎么就会让他去喝药呢？谁都知道，是他爷爷把他叫走了。要不，你没法解释。”可见，在这个个案里，神秘故事仍然是用来解释家庭冲突为什么会导致自杀这个问题的。人们把陈竽瑟的自杀归结为人鬼之间的事，这样一来他和母亲的冲突就非常不重要了。但我在进一步调查陈竽瑟家的情况之后，发现陈竽瑟当时的艰难处境还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虽然宁正言说，陈竽瑟是他爷爷叫走的，毕竟有很多七坡村人还是不相信这种解释。陈竽瑟自己家的亲人就有人不信。有人说：“那是胡说。你怎么能信这样的瞎说呢？”有人说：“那也是一种说法，也不能说就是错了。”陈竽瑟的二嫂子给我讲了他自杀那天的故事。

陈竽瑟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个。他和他媳妇与父母住在一个院里。他媳妇芙蓉和婆婆的关系非常不好。芙蓉管家还可以，但她太爱花钱，存不下。她还老抱怨，嫌婆婆待她家不如待两个哥哥家好。因为她老是和陈竽瑟唠叨，夫妻两个也常常因为这些小事吵。就是过年的时候他们还吵呢。

三个兄弟每月给母亲一些钱，但连续几个月里，芙蓉都没让陈竽瑟给钱。那时候陈竽瑟的父亲病了，他母亲一天上午就问芙蓉，能不能拿出点钱来给公公治病。芙蓉说她没钱。她说：“你要是那么急着要钱，我可以出去借点。我怎么也可以借10块钱呀。竽瑟回来我就叫他借钱去。”

陈竽瑟回到家，还没见到芙蓉，但已经知道这事了。他就上母亲的屋里去，把一沓子钱放在桌子上，叫他娘拿着。他娘不拿那钱，反而问他：“你从哪里来的这钱呀？你媳妇说你们没钱。你怎么一下子有了这么多钱呀？”陈竽瑟想趁着芙蓉不在屋里，赶快把事情解决了；万一芙蓉看见他在给钱，又不知道会惹出多少麻烦来。他就急急地让母亲赶快把钱拿起来。可是他母亲也变得严肃了，说：“我跟你爹是需要钱，可是也没有愣逼着你们给。你们要是有呢，俺们也愿意拿；你们要是没有，俺们也理解。”陈竽瑟不愿意承认他媳妇说谎了，就说：“我就是为了给你跟我爹，才借的这些钱。”他娘更生气了，说：“那我更不能要了。把钱拿走。”陈竽瑟不想和母亲吵，就求她说：“拿着吧，娘。”他知道，芙蓉很快就会进来，就怕变得更麻烦。他娘说：“这钱是你借的，你赶快还了。我可不想让你们因为我背上债。”陈竽瑟让他娘弄烦了，就说：“你要不想要，那就算了。”他娘听了这话，反而更生气，就说：“你跟你媳妇在这院里住着吧，我搬出去。我就知道指不上你。”陈竽瑟受不了她说的这话。他当时脾气也上来了，随手就把桌上的钟扔了，砸碎了一面大镜子，喊着说：“俺们不在这院里待，你也别在这里待，谁也别在这院里待。”局面一下子变得不可控制，他娘也慌了，连忙让人去叫老大和老二。

陈竽瑟很怕他的两个哥哥。他以前跟他娘吵架的时候，他们总是说他。他知道，哥哥们来了，一定又得骂他。要是芙蓉也回来了，事情就更复杂了。陈竽瑟左手拿着一瓶油，右手拿着一瓶农药，从屋子里走出来。他喊着说，他要先烧了房子，再喝农药。这个时候，芙蓉回来了，看见陈竽瑟拿着两个瓶子。她哭着说：“你要是喝了药，叫我可怎么过呀？”陈竽瑟说：“我没喝药。我光这么说，为的是吓唬咱娘。我先走开了，要不俺哥他们来了，非打死我不可。”

过了一会，他的两个哥哥来了。他们知道出了什么事以后，先说母亲，责备她逼陈竽瑟逼得太厉害了。然后他们才发现，找不到陈竽瑟了。他娘害怕陈竽瑟真的喝了农药，可是芙蓉说他不可能喝农药。他们找了半天，才发现陈竽瑟在菜窖里。他们问陈竽瑟：“你喝药了没有？俺们把你弄上来。”陈竽瑟说：“我没喝。我自个可以上来。”他上来以后，人们闻着他嘴里不光有农药味，还有酒味。他哥哥问：“你喝了药，又喝酒了？”陈竽瑟不能不承认了。

他哥哥连忙叫人，要把陈竽瑟抬上一辆“三码子”送医院。陈竽瑟不要人抬，自己爬上了“三码子”，在“三码子”上还给人们递烟呢。他们到了医院，他又给大夫递了根烟，还给点着了。虽然他看上去没事似的，但大夫说情况已经很严重了：“洗胃也不见得有用。”他两个哥哥打来一桶水，说试试。开始洗胃的时候，陈竽瑟还很清醒。他见大哥的儿子在床头，就问他：“你婶子呢？”孩子回答说：“在家呢。”“你弟弟呢？”“也在家。”然后，陈竽瑟就咽了气。他的哥哥恨弟弟糊涂，啪啪打他的嘴巴，但他已经活不过来了。

陈竽瑟的嫂子讲完这个故事以后，我问她信不信陈竽瑟是被他爷爷叫走的。她说：“人们都那么说。谁知道是真是假呀？我知道是陈竽瑟和他娘那次争吵让他喝的药。你看，他喝了药还那么清醒，是挺奇怪的。陈竽瑟怕他哥哥说他，其实他们到了根本没说他。他们知道，这回不是陈竽瑟的错。也许说俺公公爷的那话有点影，可我是不全信。俺公公爷跟他弟弟活着的时候特别好。直到现在，过去这么几辈了，这两支还来往特别多，说是叔伯的，俺们走得就跟亲兄弟一样。”我问她，她大嫂子是不是真的得过撞疴，她说确实是有那回事。

在陈竽瑟的嫂子看来，他的死不是那么难以理解。她说，她婆婆和芙蓉都不是好脾气。陈竽瑟在家里和芙蓉吵得也很多。家里边的这些矛盾，足以使他自杀。

在婆媳关系中，丈夫的角色常常非常关键。我们在滋兰的故事中看到（参见4.3），滋兰的丈夫就不太善于调节自己的父母和媳妇之间的关系，结果反而激化了家中的矛盾。相比起来，陈竽瑟家的关系同样复杂，但陈竽瑟就比滋兰的丈夫更讲方法，更努力地平衡婆媳之间的关系。他既不想伤害母亲，也不想让妻子不高兴，于是瞒着妻子给母亲钱。在多数情况下，这是丈夫处理婆媳关系的一个非常巧妙的办法。可惜，他母亲在气头上，不想接受这个办法，而是逼着陈竽瑟一定要承认芙蓉说了谎。她希望陈竽瑟能和自己站在一起责备芙蓉，从而使自己能在与芙蓉的权力游戏中获胜。

在早晨的那场权力游戏中，芙蓉巧妙地占了上风。她根本不想给婆婆钱，但不会明说。相反，她假装很想帮公婆，还说要是有必要，她愿意去为他们借点钱。双方都知道她是在说谎，但谁也不愿意捅破这层窗户纸。芙蓉的婆婆只能同样在言辞上取胜才行。正如芙蓉不会明说不给钱，她也不能直接暴露她在说谎。这是家庭政治中的常规：双方首先要假装相信对方的话，在这个前提之下再开始权力游戏。像滋兰公公那样大打出手的，非常少见（参见4.3）。

陈竽瑟回家以后，也依照同样的规则和母亲玩权力游戏。谁都知道，芙蓉不是没钱，而是在说谎，但又都要假装她说的是真的，因而，尽管双方都知道陈竽瑟有钱，却都要假装他没有钱。陈竽瑟知道母亲知道实情，但又不愿明说芙蓉在撒谎，希望母亲接过钱去就完了。如果她接受了这钱，那就是暗中原谅了芙蓉，结束了这场权力游戏。如果他承认芙蓉在撒谎，那就会使母亲得到更多道德资本，以后就可以指责芙蓉了。这样就会打破家中的权力平衡，带来更多的麻烦。

但是，他母亲却因为芙蓉不肯拿钱而非常生气，一定要在这场权力游戏中取胜，因此不肯失去获得道德资本的这个机会。她假装不知道芙蓉在说谎，而且坚持以芙蓉所说的为前提，即他们没有钱。既然承认芙蓉说的是事实，陈竽瑟不可能有钱，只能向别人去借。而陈竽瑟若是为了给他们钱而背了债，老太太当然不肯接受那钱。她不肯接受这钱，就暴露了芙蓉说的话是多么荒谬。于是，陈竽瑟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把钱撤回去，那就是对母亲的伤害；要么承认芙蓉说了谎，那就伤害了妻子。在这种情况下，母子都知道是怎么回事，陈竽瑟很难当面再把钱拿回去，那么，他母亲就是在逼他承认芙蓉说了谎。但陈竽瑟并没有让步，反而要把钱撤回去。这当然把母亲激怒了。

在陈竽瑟和他母亲之间的权力游戏中，他的母亲更有道德资本，因为芙蓉首先做错了，而且母子都默认她做得不对。陈竽瑟既想弥补芙蓉的错误，又不肯亲口说出她的错误。只有母亲肯和他配合，他的这一招才会成功。但母亲不肯配合，反而坚持充分利用自己手中的道德资本。陈竽瑟就被逼到了个死胡同里。

见他要把钱撤回，陈竽瑟的母亲更生气了，抛出了更狠的话。这使陈竽瑟的反应更加激烈。她见当时的形势已无法控制，就派人去叫陈竽瑟的哥哥们。按照陈竽瑟嫂子的说法，每当芙蓉和婆婆吵得不可开交，他的哥哥们都会责备他。因此，陈竽瑟很怕他哥哥们。这一回，他以为，哥哥们要是来了，他会更倒霉。而芙蓉要是知道了他试图偷偷给母亲钱，也会不依不饶。于是，他面临着母亲、两个哥哥、妻子的共同指责，会被母亲逼得里外不是人。这是他喝农药的原因。

但陈竽瑟喝农药这件事，却改变了家中的权力游戏。陈竽瑟的嫂子说，他哥哥们没有说陈竽瑟，而是批评了他们的母亲，好像和平时的情况不大一样。但我认为，如果陈竽瑟没有喝农药，他们未必就不会责备他。陈竽瑟的过激行为，使他们意识到，他们的母亲这次太过分了。

毕竟，在整场权力游戏中，陈竽瑟并不是毫无道德资本。他想同时照顾母亲和妻子的面子，不愿让任何一个受伤，尽量维护整个家庭的和睦。这种很有公心的考虑，就是他最大的道德资本。但在母亲逼他的时候，他却无法使用这种道德资本。陈竽瑟之所以感到委屈，是因为他明明一片好心，最后却变得里外不是人。他那激烈的反应，就是对得理不让人的母亲的反抗。他以这种方式，向他的哥哥们展示了自己的道德资本，使他们不能再指责他。在去医院的路上，虽然离死不远了，陈竽瑟还表现得那么清醒平静，甚至给人递烟。这也许就是因为，他到底没有受到责备，最终还是赢了这场权力游戏，虽然以生命的代价。他哥哥打他耳光的时候，已经不是在责备他气坏了母亲，而是怪他为何如此轻生。

这样看来，陈竽瑟的情况和我们看到的多数自杀者没什么两样。他有一定的道德资本，但是在权力游戏中，又无法运用这资本来取胜，委屈感导致了他的自杀。

那个关于陈竽瑟爷爷的故事，把活人家中的权力游戏转化成了与先祖之间的冲突和权力游戏。这一转化虽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活人的罪责，但并未改变命运变迁的性质。发生在陈竽瑟爷爷和他弟弟之间的权力游戏，与人间家庭中的权力游戏完全相同。陈竽瑟爷爷毫无伤害陈竽瑟和他两个嫂子的意思，只不过因为自己那边的兄弟之争相持不下，必须从人间找个明白人来做仲裁。是因为阴阳之间的悬隔，人鬼之间这种很一般的权力游戏才在人间造成了惨祸。而陈竽瑟的大嫂子却因为他哥哥的奋力抗争，赢了这场权力游戏。这些是中国民间司空见惯的故事。但我们需要进一步问的是，对于活人来说，这种故事和解释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从这故事里看到，即使在鬼神插手的情况下，人间的祸福都不是前定的，而会在各种权力游戏中被塑造和改变，因而永远充满了不确定性。创造命运的过程，永远就是进行各种各样的权力游戏的过程。求仙拜佛、谄神佞鬼，并不是俯伏于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而是侥天之幸，希望通过外力改变目前的权力游戏。所以，那种呵斥鬼神的恶人做法，也可能带来好的效果。说命运是鬼神决定的，只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说，命运是永远不确定的。真正有可能改变命运的，还是认真过日子，是人力。最精通命理吉凶的人，不仅要洞察鬼神之情状，而且必须精通人间的礼义。宁正言虽然口口声声说竽瑟的死是因为鬼，但他自己在临到事情时，却不会一味求神拜佛。

陈竽瑟死后两年，宁正言的女儿幽兰因为父母干涉她的婚姻，也喝了一次农药。她说，她每次路过陈竽瑟家的时候，都看到陈竽瑟从窗户里向她笑，所以她会喝农药。宁正言虽然没有否认这一说法，却很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他终于允许了女儿的婚事，女儿再也不想死了。

5.3　祸福

从鬼神的插手来理解命运，不仅没有为命运变迁找到一个坚实的外在根据，反而更加突出了命运的随意性和主观性。虽然总是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会影响人的命运，但要过得好一些，人首先应该把自己能做的做好，尽量避免人为因素导致的厄运，自求多福。很多人不断在厄运中转圈，并不是因为外在的灾难，而是因为自己永远也调整不好过日子的方法，无法面对不断变幻的权力游戏，每次改变命运的企图都使自己进一步陷入厄运之中。与其说自杀是一种外来的横祸，不如说是自己造成的这种轮回的最集中的反映。我们在葛曼的故事中（参见4.1）能够最清楚地看到这种宿命的作用。每个自杀者都希望与不断纠缠自己的厄运告别，但他们的自杀往往是这种厄运的最深反映。

木兰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过日子作为命运的展开，究竟是什么含义。

木兰就是木根的妹妹（参见4.2），我见到时已经50多岁了。她喝农药发生在1976年，已经很多年了。她很坦诚地讲出了全部经过：

“我喝药是怀着俺们二闺女的时候。她今年24了，就应该是24年前，1976年，对不对？我是娘娘庙第一个喝药的人，以后喝药的就多了，这之前没有听说有谁喝过药。

“你要想了解整个过程，我就得从头说起。我这一辈子，命不好呀。你知道吗，我结过两次婚呢！我第一个男的，是高阳府的，那个村离娘娘庙特别近。他是我一个小学老师的外甥，我跟他生了个孩子。俺们离婚的时候，俺家大闺女才3岁。我不愿离高阳府太远，为的是能常见着闺女，就找的当村的婆家。这样，闺女就能常来看我。

“我第一次结婚受了骗了。我就是命不好呀，老碰不见好人。我从初中毕业以后，村干部说要推荐我上浮阳卫校。那是个好机会，可是俺爹他们不愿给我交学费。他们也知道，我不想失去这个机会。他们什么也没说，叫我自己决定。我把通知书拿在手里，一步一步地就往屋外走。我要决定去了呢，就上大队去跟干部们说。我知道，俺爹俺娘正看着我的脚步呢，他们就盼着我突然改变了注意。我是真想去啊，可是也不愿意给父母带来麻烦。我都走出屋，到了院里头了，突然说：‘爹，我不去了。’我就回了屋了。我知道他们等的就是这句话，这下满意了。那时候，俺爷在一个医院里上班。他退了休了，有个指标，可以让我顶替，可就是因为我年纪小，他也没叫我去，又一个机会没了。

“我就是不愿意留在村里种地，可是好机会都没了。我有个老师知道我的想法，就说能帮我。他说，我要是能跟他外甥结婚，我就能在城里找份工作。这就是工作和婚姻的个交易，我觉着这不好。可是好多人帮他劝我，俺爹娘糊涂，还觉得挺好，就叫我答应。我就跟我那个老师说：‘我是不想嫁他。你得先告诉我，你能给我找什么工作。’那个老师忒精啊。他说找什么样的工作还没准，但是，‘咱们要成了亲戚，那还不容易吗？’村干部们也劝我，我到底还是跟他结婚了。可是我很快就知道，那是个圈套。

“我嫁的那个家伙差不多是个文盲，是个混混。他虽然有钱有权，可是不好找媳妇，所以他那个舅好说歹说把我蒙住了。我后来发现，他跟他一个姑的闺女还不清不楚的。有一回在他们家里，我一进门，正看见他抓着那闺女的一只手。这小子没脸没皮，可是那闺女脸红了。我当时就急了，摔了几个盘子，就回娘家了。有个人说：‘你得想办法让他们别再来往了。’我去找他那个舅，问他找着工作没有，他支支吾吾的，说我脾气不好，没人敢给我活干。我真是上了当了。我回家又去吵，他过了一段就没再跟那个表妹来往。

“后来，他上武垣县的火车站上工作去了，离家挺远。这时候俺们有了个闺女了。他每次给我写信来，我都觉得不够热情，好像有什么事似的。我就带着闺女去武垣去看他。我到了那儿，他不在。他一个同事说，他一会就回来了。他说，俺这个男的跟人们关系都很好，特别是跟女的。他还给俺闺女好多吃的。我找了个电话，把他叫回来了。他来了就把闺女吃的东西抓过来，扔在当地了。我跟他急了：‘你这是干什么呢？’他什么也没说，领着俺们就进宿舍了。他们单位的领导知道俺们娘儿俩来了，就准他歇个假。可是他说，他不能歇，有好多事等着他干呢。他屋里有好多箱子柜子，都锁着，他拿着钥匙。有一天，他把钥匙落在屋里了。我就把一个箱子打开，看见里边有好几个娘们儿的相片。我一下就想到离婚了。我找着他爹，那时候他也在武垣上班。他爹狠狠说了他一顿。我已经决定了，就得打离婚，没别的可说的了。他们家很快就帮我找了份工作，我说不去了，就得离婚。他们说，为了闺女也得留下，我说那也不行。就算能在城里工作，我也跟他过不下去了。

“我离婚以后，俺爹俺娘托亲戚再给我找个婆家。因为我离过婚，出身好的人家不愿要。我又想我闺女，不愿嫁得忒远。我就想在当村找个主，离高阳府不远，能常见着俺闺女。媒人是挺熟的个人，她给我找了个婆家。我第二个丈夫个儿忒矬（外号叫‘大个子’），又比我大10岁。他都这么大了，也找不着媳妇。他家里一开始也不愿意他找我；就是因为他忒矬忒大了，才同意了这门亲事。因为这些情况，他们一开始就对我没好气。俺们跟俺婆婆一块住，他们家有兄弟姊妹六个。这个家庭又大又复杂。他大哥把他当成家里的主要劳动力，结了婚就不能老干那么多活了。他大嫂子是个残疾。他哥是在山西认识的她。她虽然是个残疾，可是长得漂亮，有文化，又精明，老多人去提亲。他大哥好不容易让她挑上了。那时候他大哥在家里还有个媳妇，就跟那个媳妇离了婚，娶了这个山西女的回来。这女的比他大哥小好多岁。她来了就在娘娘庙中学里当老师。她也能把家管得特别好。这个家庭真是复杂，里边好多人脾气都忒怪，真不好伺候。

“他们开始不愿要我，对我一直就不怎么满意。他娘、他哥、他嫂子，还有他妹妹，都看不起我。他大哥的闺女才比我小几岁，就连她都指责我。结了婚没多长时间，一次他大姐回娘家来。我在外边做晌和饭，就听见她在里边跟俺婆婆咬着耳朵说：‘行了，这事也就这样了。就这一堆这一块了，她只要不偷东西不养汉就行了。’我知道他们是说我呢。好啊，这么不把我当人呀！我站起来就跑回娘家了。我一边跑一边呜呀呜地哭，差点背过气去。

“我在娘家的时候，跟家里人和朋友们提到了他姐的话，他们都特别生气，这让我更觉着委屈了。一个朋友说：‘不养汉，不养汉，不养汉怎么生孩子呀？问问她！’他们都觉得，这个家庭太大太复杂了。俺娘找到他们去说理去，让他们把我叫回去。可是一直没人来。好几天以后，‘大个子’才来了。别人是没有管我的呀。这件事是我喝药的直接原因。我回到婆家，就想着死了。

“这之前我也想过喝药。他们对我不好了，我就压抑得慌，想着死。我在炕底下放了一瓶敌敌畏。不过，这一回，我没回到婆家的时候，还一直没想到死呢。我回去的时候，他姐还在娘家。那天晚上，一群人都到一块聊天，谁也没提我这回事，就像什么事也没出一样。好几个钟头，他们都说别的事，又说又笑。我就慢慢想着死了。可是我表面上还装着挺高兴。后来俺们都上床睡觉了。‘大个子’一会就睡着了，可是俺婆婆上这屋里来，坐在炕头上。她说她觉着有点不得劲。谁知道真的假的？你说有这样当婆婆的吗？两口子睡觉呢，你过来坐着。她老是这样，常是俺们睡觉呢，她过来坐着。她儿从来都不说她，无论什么事都不说。我觉得特别委屈特别孤单。在这个家里，谁也不站在我这边，我是不想活了。

“等俺婆婆走了，我就找着敌敌畏喝了。许是‘大个子’听见我拿瓶放瓶的声音了，也许他闻见药味了，他立马就醒了，跑到街上去找人。幸好，他找着何喜了。他们把我送到医院的时候，我早没有知觉了。他们说我那时候都快死了。我喝了快一瓶子敌敌畏。

“我算没落下病根。我喝药那时候，已经怀了孕了，不过孩子也没事，生下来挺好的。我喝药以后，还是那样，什么也没变。今儿个我还跟孩子们说到这件事了呢，偏偏你就又问。我常常跟‘大个子’说：‘咱们要是没孩子呀，我早不跟你过了。’那时候，俺们忙死忙活地给整个家挣工分。过日子不容易呀。”

我问木兰，她丈夫是不是打她，她说：“打。有一回，地里活忒多，我晌和回去做饭晚了，俺婆婆就急了，说：‘我饿死啦。她不想做饭了。’他就上地里来找我，在路上碰见我了。他抓起我的头发来，就没命地打。

“别看我喝了一回药，什么也没变化，他们还是那么对我。‘大个子’人倒挺好，就是忒听他娘的话了。他娘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一点自个的主意也没有。他也不知道怎么着让媳妇欢喜。俺们跟他娘一块住了7年，直到她没了。我对她一直特别好。后来，就慢慢好起来了。

“我想俺大闺女想得厉害。她在11岁上，来娘娘庙跟俺们住了。”

我问她：“那她现在结婚了吧？”谁知道，木兰叹了口气说：“我说我命不好呢。这又是一件倒霉事。我提起这事就难受。她16上那年，她、俺大哥的闺女，还有俺大姐的闺女，三个闺女看人家出殡。不知道是因为好奇呀，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她们仨跑了，还牵着一条狗。三个闺女跑到天津去了，把钱都花光了。她们正准备回来的时候，让人家骗了，结果叫人贩子给卖了！俺们都不知道这个呀，谁也不知道她们上哪里去了。直到3年以后，一天我收到一封信，是从石门那儿的一个村寄来的。里边说，俺闺女在那边结婚了，生了个孩子。他们是怕她跑回来，不生了孩子不叫她跟家里联系呀。等生了孩子，他们知道这闺女是不会跑回来了。那怎么着呀，既然这样了，也得承认这门亲事，也得当亲戚走呀。我就去了一趟，看他们真把她当买来的，对她不怎么样呀。俺哥俺姐也有了那俩闺女的消息了。

“我今天50多了，这一辈子命不好啊。就这几年，慢慢变得好点了。‘大个子’有时候也后悔，说他年轻的时候忒粗暴。他说：‘我要是更懂家庭生活一点，也就没那么多架吵了。’我现在的所有希望，都在两个孩子身上。我二闺女在北京打工呢，儿子在北京上大学。他们今天刚回北京。我看着他们走就心里难受。我是命不好，可是这个家过得还算好了。几年前，我躲过一场车祸。我坐的车差点就翻到河沟子里去了。幸亏有一棵树挡着，没有滚下去。沿着河这一溜，只有那一棵树。别的树都砍光了，就剩下这一棵没砍。也不知道为什么没砍这棵树，你说悬不悬？人们说，我是忒幸运了，赶快回去烧香吧。”

整整一晚上，木兰讲了好多不幸的事，可是到了最后，突然变成了她特别幸运，应该去烧香。命运究竟是怎样转化的，她的喝农药在这一生的故事中到底是何含义？

按照木兰的说法，有这么几件事使她显得特别命苦：她没能离开农村，她的两桩不如意的婚姻，她与大女儿的分离。不过，她并没有在自己最艰苦的时候喝农药。

第一桩婚姻远比第二桩糟糕得多。就是因为她急于离开农村，她的老师才能骗得她嫁给自己的外甥。木兰在发现自己受了骗，她的丈夫是个混混之后，坚决要求离婚，虽然他们两个有个女儿，她也没有犹豫。我们在上一章略微谈到了离婚问题。一般情况下，人们不会轻易离婚。如果谁在家庭政治中受了委屈，但对家庭生活还是认真的，他或她有可能以自杀来抗争，但往往不会选择离婚。离婚总是意味着，人们不仅受了很多委屈，而且对于继续过下去没有兴趣了。我们在后面的9.1—9.2会看到，石兰因为发现丈夫有一种怪病而离婚。这种怪病使石兰不可能与他过有尊严的正常日子，所以她会坚决离婚。如果人们认为配偶的重大缺陷使自己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往往会考虑离婚；同样，这样的毛病在择偶中也有重大影响。石磊不可能娶葛曼（参见4.1），素荣不会嫁给要过饭的男孩（参见4.2），如果康娱的母亲嫁给了亲戚，素荣也不会嫁给康娱；而康娱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毛病，但和他的日子还是能过下去的，只不过充满矛盾，因而素荣并不认真要和他离婚。

虽然木兰的第一个丈夫没有这样的严重缺陷，但在好强的木兰看来，他与表妹和其他女人的关系，已经使她没法和他过下去了。而她受骗这一节，也使她觉得，他们两个之间已经不是家庭内部过日子的矛盾。她根本不能继续和他过下去了。既然这桩婚姻毫无希望可言，她自然不会以死抗争，而要坚决终结这桩婚姻。

第二桩婚姻虽然也不那么如意，但在一个关键的地方和第一桩不同：她的第二个丈夫虽然矮一点，但还是认真过日子的。木兰自己的话总结了自己在这个家庭中的生活状况：“‘大个子’人倒挺好，就是忒听他娘的话了。他娘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一点自个的主意也没有。他也不知道怎么着让媳妇欢喜。”第二桩婚姻的问题在于如何达到权力平衡。木兰之所以感到委屈，是因为她丈夫不懂得如何使母亲和妻子都高兴，这一点和滋兰的丈夫有些像（参见4.3）。两个女人如果出现了冲突，“大个子”总是粗暴地惩罚妻子。这种委屈虽然也很难忍受，但她仍然认同这个家庭，仍然希望继续过日子，而不会认为过不下去。

可见，人们如果以亲密关系为出发点，并以亲密关系为目的，就可能以自杀来反抗，以求改变家中的权力结构。即使像康娱和素荣这样的夫妻，也仍然以一起过日子为最高原则。相反，如果人们不以亲密关系为出发点和目的，而不能继续过日子，就有可能选择离婚。这种情况下的权力冲突，已经不再是家庭政治中的权力游戏。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木兰为什么在第一桩不幸的婚姻中不会自杀，但是在第二桩婚姻中，却因为小得多的事情喝了敌敌畏。她虽然对那个复杂的大家庭并不满意，但仍然希望在里面过下去。所以，她一旦听到婆婆和大姑子那样谈论自己，就觉得受了莫大的委屈，跑回了娘家。她的回娘家，当然是一种反抗的策略。她希望婆家人能因此而向她道歉。

“大个子”虽然还是来了她娘家，但在她回去之后，婆家人却丝毫没有歉意的表示，反而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对她完全漠不关心。这让木兰尤其感到不忿，好像她回娘家这一招丝毫没有奏效。于是，她决定以更剧烈的方式来反抗，喝农药就成了她反抗的又一招。虽然木兰口口声声说她不想活了，但在丈夫找到何喜时，她却说“幸好”。她虽然觉得自己受了极大的委屈，但她对家庭生活并没有完全绝望。正是因此，她才会选择自杀，而不是离婚；也正是因此，她还是希望自己可以活下去。死并不是她的目的，而是她追求尊严和家庭幸福的手段，因此她庆幸自己活了下来。在整个叙述中，这是木兰第一次积极地谈自己的命运。

对木兰而言，她并不想结束的这桩婚姻，既包含着她对命运的种种希望，也可能带来对命运的种种威胁。她要在这个家庭中生儿育女，完成一生之中的很多大事；而恰恰是在她非常在乎的这个家庭中，夫妻与婆媳之间的争执威胁着她的幸福。她的自杀企图，既表明了这个家庭给她带来的伤害极深，也说明她非常在乎这个家庭中的生活。这是她为争取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的一次努力。

但正如木兰所说，这次自杀未遂并没有改变她的命运，没有使她过上更好的生活。只是到了木兰的婆婆去世后，家里的日子才过得越来越好了。家庭关系简单了，“大个子”不必再调节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大个子”非常老实，是个脾气很好的人，所以夫妻之间的权力平衡更容易达到。我见过“大个子”几次，他很少为鸡毛蒜皮的事情计较。有几回，木兰因为小事当着我的面非常严厉地训斥“大个子”，“大个子”一声不出，最后一笑了之。尤其使木兰感到宽慰的，是她的二女儿和小儿子的前途。虽然大女儿被拐卖了，但她的这两个孩子非常懂事，有出息。而今，木兰和“大个子”老两口住在娘娘庙村，经常在集上卖鞋和别的杂货。虽说不是很富裕，但他们的日子毕竟过得越来越不错了。

木兰一家命运的转换，不是因为她的自杀威胁或别的特定事件，也不能简单归结到她婆婆的去世，而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或者可以说，就是一家人“过”出来的。经过几十年的共同生活，夫妻二人的脾气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二人共同经历了很多酸甜苦辣，共同完成了成家、立业、生子、教子、养亲、送终的过程。虽然一直充满了坎坷，但在顺利完成了这些重大的人生责任之后，他们已经没有了什么负担，虽然彼此之间仍然不乏琐碎的争吵，但日子算是过得很圆满了。

严格说来，这一家的命运甚至没有什么转变，即：我们看不到从命不好到命好的过渡标志。在漫长的时日中，一家人一直在创造着幸福生活。虽然在这过程中有一些不和谐，甚至发生过以死相争的事情，但因为一家人都认真过日子，所以不会出现木兰第一桩婚姻中那样的冲突，而且挺过了所有的矛盾，等到老年再平静地回头看的时候，一切就都变得幸福起来了。只要理解了孟陬人的命运观念，我们就很容易看出，木兰的祸福转换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在木兰家里谈起来，“大个子”似乎很满足于当前的生活。他从未像木兰那样抱怨过命不济。但他给出的原因，却是木兰从未谈到过的：“为什么过得越来越好？就是因为这个房子是风水宝地。这地方，原来是娘娘庙的地方，那娘娘庙里供奉的，是个皇后奶奶。俺们哥们儿多，就是因为俺娘常来娘娘庙里烧香。老辈子，俺们家的院在这庙东边，就隔着一道墙。后来政府拆庙，我才几岁，还爬着玩呢。大概这庙拆前四五天的时候，我正在当屋的一条长凳上玩。我坐在那儿，正好面对着当院，院里什么都看得见。大人们都背对着当院。俺们的茅子在墙角，就是隔开娘娘庙的那道墙。我就看见，从大约茅子那个方向，走过来一个穿黑衣裳的妇女。那张脸呀，跟庙里娘娘的塑像一模一样，显得又慈悲又富贵，不是一般人。看着那样，她是真不愿意离开，就这么犹犹豫豫地走了。当时我也说不清楚，也不知道她是谁；可是长大了猜，那应该就是娘娘走了。走了以后，庙就拆了，娘娘也就不保佑这个村了。后来俺们在庙的这块地上盖了房。这块地方是有灵气的，所以还是跟别处不一样。”

“大个子”所说的娘娘，就是汉武帝的钩弋夫人。虽然正史无考，但当地人说，她是渐离村的人，后遇汉武帝巡幸，张开从未张开过的拳头，手里攥着一个玉钩，故名钩弋夫人。渐离村和娘娘庙村都有钩弋娘娘的大庙，尤以娘娘庙村的规模大。虽然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这个庙就被毁掉了，但四月十八的庙会至今仍是当地人的重要节日。“大个子”说自家得到钩弋夫人的保佑，殊不知，钩弋夫人自己却卷入了中国古代最复杂的家庭纠纷之中，无辜就戮。汉武帝在与卫太子母子反目之后，欲立钩弋夫人之子为储，却要先杀钩弋夫人，以免外戚坐大。〔8〕此于钩弋夫人实为不幸，而于汉家天下，却是英明之举。钩弋夫人故事中的这种无奈与悖谬，似乎暗示着，她所保佑的人们的命运同样充满了无奈与悖谬。他们的厄运的降临可能毫无征兆；但他们的好运，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到来。

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故事中，命运的转换同样像钩弋夫人的那样不可把捉。陆离一家和陈竽瑟一家虽然都有些矛盾，但日子过得并不很糟糕。他们如果不自杀，或是自杀没有成功，等到再过上几十年，很可能也会像木兰一家一样，不知不觉中日子就变得很幸福了。但他们的死却给全家人带来了永远的不幸。幸福生活没有别的诀窍，只能靠认真过日子。

5.4　综论

我们以本章对命运的讨论，结束本书的第二部分，从而进一步思考过日子中的矛盾对每个个体的生存论意义。我们前面已经一再强调，不能仅仅把家庭当做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来理解，而要把家庭生活中的过日子当做更根本性的生存状态。中国人的命运观，就取决于这一生存状态。

人一出生就在家庭里面，以后还要建立和管理自己的家庭。命运的展开，首先是家庭生活的展开。最基本的命运模式，是一家人平平安安过完一生。幸福，就是这一生过得很圆满；不幸，就是这一过程中发生什么问题。夭丧暴死之为不幸，根本上在于它使人不得善终，打断了过日子的正常过程；年轻人的自杀之为不幸，则首先在于它是一种夭丧。

自杀这种夭丧，本来和车祸、暴疾、自然灾害等导致的夭丧非常不同，因为它是人们主动选择的死亡。但它看上去又和这些不幸很像，因为那些主动选择死的人没有一个真的愿意死，因而自杀也显得像飞来横祸一样。自杀和所有这些不幸一样，是一种不能确定的厄运。

但自杀的不确定性的真正原因在于，过日子是一个家庭政治过程，幸福与否不是单个人的事，而要取决于整个家庭生活的好坏。虽然人人都愿意活得有尊严，但人们并不是想有尊严就能有尊严的；人人都愿意过上好日子，但并不是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一个人的命运，根本上取决于其能否在权力游戏中把生活逐渐过好。一个想过好日子的人却选择自杀，并不是因为他的头脑有毛病，而是因为权力游戏的结果总是违背他的期望：他越是想得到更大的尊严，却越是遭受更多的委屈。自杀，是过日子中的这个悖谬的集中体现。

家庭生活的基本特点是亲密关系，似乎本来不应该存在不公的问题。但恰恰是以亲密关系为起点和目的的日常生活，时刻充斥着争吵和口角，时刻都存在一个正义问题。于是，家庭生活成为极其微妙复杂的政治生活。自杀者的种种努力，甚至包括自杀行为本身，都是对正义和幸福的追求。但这些努力不仅没有使人们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反而让人们越来越深地陷入既有的命运模式当中，直到最后死去。

关于自杀者命运的种种说法，都是在解释，为什么人们追求有尊严生活的努力却总是使自己陷入更深的委屈。孟陬人会用神鬼的插手和人鬼之间的权力游戏来理解这对矛盾，但这些解释都没有提供一个真正超出过日子之上的哲学理由。木兰的丈夫“大个子”用钩弋夫人的保佑来解释人间的命运，最终把我们引回了家庭政治本身。钩弋夫人既然根本无法保障自己的幸福，那她以什么方式来保佑孟陬的人们的幸福呢？

还是木兰与“大个子”的家，虽然日子过得平平常常，但在我们迄今所看到的所有家庭中，是唯一一个自认为过得比较好的。而这一家人之所以最终能走出厄运的笼罩，似乎没有任何诀窍，而完全取决于一天一天的苦熬，等到终于熬过一个个艰难环节，一生该做的事也就做得差不多了，生活自然而然就显得幸福起来。

木兰一家虽然也经历了各种矛盾，但他们确实代表了多数中国家庭的命运。不过，这绝不意味着，只要消极等待，就能等到好的命运。毕竟，命运中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无法向任何人保证幸福；一个人自身的努力，也未必能改变与自己一起生活的家人。生命的价值，虽然需要在过日子中得到实现，但人的价值并不完全等同于过日子的好坏。要进一步思考自杀和相应的文化问题，我们需要进入另外一个层面的考察：人格。

注　释

〔1〕参见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2〕拜盟兄弟在此地早已经蔚然成风。一个人有没有本事，人缘好不好，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他有多少盟兄弟。

〔3〕康娱的父亲年轻时在山西当干部，和女人鬼混，康娱的娘就和他离了婚，又在娘娘庙村嫁了一个人家；康娱的父亲又娶了一个女人，所以素荣后面说：“你们这是祖传。”后文除注明的以外，素荣谈到的“我婆婆”、“孩子的奶奶”都是指康娱的亲生母亲。据说，康娱夫妇对待继母非常不好。有人说她是吃老鼠药死的，但素荣否认了这一点。

〔4〕四月十八，是钩弋夫人庙的庙会。钩弋庙是娘娘庙村和整个娘娘庙镇的大庙，因此四月十八就成了当地的重要节日。

〔5〕陆离的鬼妻沐芳，1980年死时18岁，应该考高中了。她是个学习很好的学生，也很好强。她爸爸向她许诺说，如果她考过了，上了高中，就给她买一辆自行车和一台录音机。沐芳学习非常刻苦，但可惜还是没能考过，她爸爸就没有给她买任何东西。那年除夕，全家包饺子的时候，她就喝了农药。她喝过之后非常害怕，就对她奶奶说：“奶奶，我喝了药了。”她奶奶以为她在瞎说，就说：“大过年的，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过了一会，沐芳瘫倒了，她奶奶才知道那是真的。还没送到医院，沐芳就死了。

〔6〕参见Arthur Wolf,"Gods,Ghosts,and Ancestors",in Arthur Wolf ed.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James Watson,"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Funerary Rites:Elementary Forms,Ritual Sequence,and the Primary of Performance",in James Watson and Evelyn Rawski eds.,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Stephan Feuchtwang, The Imperial Metaphor:Popular Religion in China,London,Routledge,1992；许烺光：《祖荫下》。

〔7〕许烺光先生对鬼神世界以及人与祖先的关系谈了很多。他指出，祖先的鬼魂对后代没有危害，人们一点也不害怕他们（参见许烺光：《祖荫下》，143页）。在理论上，祖先确实对子孙不会有恶意，但说祖先的鬼魂绝对不会危害后代，却并不恰当。

〔8〕参见《史记·外戚世家》褚少孙续；《汉书·外戚传》。

第三部分　人之宜

他们把那死人抬来，忙忙乱乱的，路上就丢了一只鞋。找不着那只鞋了，他们就这么着把死人烧了。从那天开始，俺们每天晚上就听见门外边有人喊：“我那只鞋呢？我那只鞋呢？”让人吓得打激灵，谁也不敢出屋。这么着过了好几天，俺们大着胆，就想去看个究竟。几个人就着伴，走出屋去，才看明白，那是这一带的一个疯子。他在路上拾了那只鞋了，上火葬场来找另外一只。

——孟陬火葬场某职工

第六章　边缘人

我们在考察了家庭政治中的礼义和委屈之后，还要进一步来看，这种正义观念对每个人意味着什么。义者，宜也。家庭生活若能做到因礼成义，就要让每个人各得其所。

那么，人人各得其所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来，就是让每个人实现其人格的价值，按照一个人应有的方式过日子，使他在更完全的意义上成为一个人。如何成为一个人，我们在第二章已经简略谈到了。首先，在家庭生活中过日子，是人格的最基本要求，可概括为“以家成人”；因为赌气自杀，是通过赌气来实现自己的人格价值，可以概括为“以气成人”；为了面子而自杀，则是通过挣面子这种外在方式，实现人格价值，可以概括为“以面成人”；而通过想清楚过日子的道理，按照礼义，在日常的过日子中实现人格，则是“以理成人”。我们在第三部分会分别讨论对人格的这四种理解。在本章，我们就首先来看，当地人如何理解一些边缘人的自杀。

6.1　疾病

研究边缘人的自杀，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中国的自杀者当中，精神疾病究竟意味着什么。研究者发现，中国的自杀人群中有大约63％的人患有精神疾病。这个数字虽然不如西方国家的90％以上那么高，但毕竟超过了半数，也不能算很低了。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中国的自杀者有无精神疾病，而要深入到精神疾病的文化意义。

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看到，在西方精神医学中，自杀一般被认为是精神疾病导致的；在《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IV）中，有无自杀意念，甚至被当做判断有无抑郁症的指证之一。而在孟陬，我却看到，精神疾病患者的自杀，往往被当成自杀的例外。在一般人的眼中，多数自杀不是精神疾病导致的；即使这些自杀者患有精神疾病，他们的自杀也往往不被当做精神疾病的一个结果。要理解当地文化对自杀与精神疾病关系的看法，我们首先要考察几个典型的精神疾病患者的自杀。

我在田野研究中遇到过好几个有明显精神疾病的自杀个案，但总难以了解他们的详细情况。我的受访者往往对这样的个案不感兴趣，甚至也推测我不会对他们感兴趣。当我问起这样的自杀来，他们会说：“那不算，是个疯子。”比如，兰皋的一位向导向我讲了一个叫求美的女孩的自杀，告诉我，她是因为被一个男人勾引，后来又遭到父母的责备而喝农药死的，随后我又问他，村里还有没有别的自杀个案。他想了想说：“也有，可是不像求美这一个这么有教育意义。比如，我的表弟就喝药死了。可他是个傻子，不算。”（参见6.3）同样，武都的一个人跟我讲了好几个个案后，儿乎忘了他亲弟弟就是自杀死的。我问起他来，他说：“那不算自杀，他疯。”（参见6.3）娘娘庙村的一个年轻人所明有明显的抑郁症，而人们也找不到别的什么原因导致了他的自杀。他的一个朋友就对我说：“他自杀是因为抑郁症。”他的言下之意是，他没什么可说的，因为是抑郁症，而不是什么更重要的原因导致了他的自杀，因而我就可以不必研究他了。

人们并不是毫无医学常识。农民们知道精神疾病有时候会导致自杀。但他们认为，这些自杀不是典型的自杀。当我说我要研究自杀的时候，他们就认为，我只研究那些有点社会原因、有教育意义的自杀。那才是典型的自杀。

当然，人们在谈到典型的自杀时，也可能说：“她忒受罪了，差不多都疯了，所以自杀。”“他自杀前变疯了。”这些自杀者在自杀前往往表现出精神疾病的症状，但人们不认为这些病是他们自杀的最终原因，而是认为，那些导致他们得病的因素，才是自杀的真正原因。疾病和自杀，都是这个原因的结果。

我们在考察葛曼的自杀时谈到了，像“小姐”这样的边缘人的自杀，也被认为不算自杀。她们的自杀，也不值得研究。研究者们不断指出，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区别就在于，自杀往往被赋予积极意义。〔1〕自杀是勇敢的反抗，自杀者往往是好强的烈性人。疯子、傻子、“小姐”等边缘人没有完整的人格，所以，人们不认为他们的自杀是因为勇敢和人格价值。在很多情况下，某些人虽然患有精神疾病，但他们的自杀并不是这种精神疾病导致的，他们自杀的实际原因和动机与别人没什么不同，但他们的自杀还是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不被当成典型的自杀。所以，当我采访的村民说他们的自杀不算的时候，他们的意思是，虽然这些人自杀了，但他们的自杀并没有社会意义和积极因素。

孟陬民间关于精神疾病的词汇有“魔怔”、“傻”、“疯”等。其中，“魔怔”的含义最轻。其含义本来是邪魔附体导致的行为不正常。现在，人们若是说谁魔怔，那一般就是指，此人行为奇怪，但还没有完全变成疯子或傻子。医学上诊断的抑郁症，就常常被称为“魔怔”。

“傻子”和“疯子”是对有精神障碍者的一般说法，而两者并不相同。傻子是智力迟钝的人，疯子是精神错乱、胡言乱语、行为躁狂的人。在一些村子，我偶尔会看到一些精神不正常的人在街上游逛，一时并不容易区分，他们究竟是傻子，还是疯子。当地人有时候也并不区分这两个称呼，甚至把光棍和乞丐也称为疯子或傻子。

6.2　魔怔

一家媳妇若是自杀了，我一般比较难从她婆家的人那里得到准确信息，因为他们总会回避自家的责任。但武都村的玉英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我在问起玉英的小叔子，他嫂子为什么自杀时，他很爽快地讲了起来。因为玉英明显有些魔怔，她的丈夫似乎可以不负责任。他说：

“一开始，俺嫂子老是不高兴，说她不想活了。我跟她聊起天来，她总说活着没意思。她老是说：‘我就是想跑到地里去好好哭一顿。’那时候我有个错误的看法，我觉着她因为跟俺哥关系不好，才会这么想。俺哥的脾气是不好，他们老是吵架。后来，她找医生看了看，医生说，她得的是更年期综合症。我这才明白，她这个状态不是因为跟俺哥的关系，是因为她的病。

“她在得这病以前，老跟俺哥吵。她出身好，家里边富，她爹还是个挺有名的书法家，字写得好。俺这个嫂子也聪明，爱交往人，特别能干，知书达理。她也非常好强，别人比她强了就不行，她就得想办法超过别人。可是俺们这个家庭不一样，是一般人家。俺哥上过学，可是念的书也有限，又不怎么能干。俺嫂子跟俺哥不投脾气，就觉得俺哥没什么能耐。俺哥干活也一般，挣不了多少钱来，俺嫂子就老嫌他不好好干活。他们也常为这个吵架。俺哥那个脾气，一急起来就摔东西。为这个，至少摔坏过两口锅，好几张桌子。我好几次亲眼见他为这个掀桌子。

“自打那个医生说她有病以后，俺哥就不怎么跟她吵了。医生跟俺哥说，老吵架对她身体不好。俺哥知道了她有病，就想方设法不刺激她。可她还是好不了，总是特别烦。虽然俺哥因为她这病容忍她，她的状况还是越来越不好，睡不着吃不香。我有时候就问她：‘你为什么不欢喜呀？’她说：‘活着不如死了好。你不觉着死了比活着好得多吗？’你听，这是正常人说的话吗？

“从医生说她有病后，过了半年，她就吃安眠药了。那天晚上，俺哥不在家，在地里干活呢，我也在地里干活。那是麦熟的时候了，地里活多。因为那一段俺嫂子老是说死呀死的，俺哥不敢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可是地里有那么多活，他也不能不收麦子呀。俺嫂子睡着得特别晚，得有十二点了。俺哥看着她睡着了，觉着不会有危险了，就去地里干活了。快早晨了，他才回来，俺嫂子就已经吃了安眠药半天了。那天我也是早晨才回的家，有人就跑来跟我说：‘忙去你哥院里。’我知道出事了，忙到他这院里，俺嫂子早死了。她那年46岁。”

他讲完之后，我问：“你嫂子是个怎么样的人？平常事她都能想得开吗？”他说：“俺嫂子上过学，是个聪明人，也不死心眼子。一般的事她都想得开。”我又问：“那她这回怎么想不开了呢？”他笑着说：“她有病啊。再聪明的人也会得病啊。她是挺能干的，那也架不住生病呀。一开始我觉得她这状态是因为老跟俺哥吵架，后来我发现我不对了。”

玉英的小叔子几次强调，他当初认为嫂子的状况是因为和他哥的吵架是错了。我想让他解释一下为什么认为自己当初错了：“你怎么就认为自己原来的想法不对呢？”他说：“俺们知道她生那个病以后，我就意识到，她的这种状态不是因为吵架，是因为生病。”

我又问：“那你认为她的病和吵架没关系吗？”他说：“有时候我也觉得生病和心理状态有关系。像前几天，我生病了，一跟朋友们聊天，就不觉着难受了。说上几个钟头的话，我也不觉着累。要不然，我站上几分钟就受不了。她这病当然跟吵架有点关系，要不俺哥知道她这病以后就不跟她嚷嚷了呢。”

虽然他承认，夫妻之间的吵闹还是和玉英的病有关系，但他从未认为，那所谓的“更年期综合症”会是吵闹的一个结果。他用自己的感受来描述这一关系，好像她的病只是有点心理症状的肌体疾病，只要她处在一个较好的环境里，病情就会缓解一些。

但从我的被访者所描述的情况来看，很可能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导致了玉英的抑郁状态。别的村民们也认为，玉英后来的状态应该就是夫妻的频繁吵架造成的。即使我的被访者，一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在医生做出那个诊断之后，他却完全改变了先前的看法。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聪明的人还会有想不开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即使聪明人也会生病。他谈起这种心理障碍来，就好像在讲一种无法通过“想开”克服的生理疾病似的。

凯博文教授曾经谈到，中医喜欢用生理概念来描述心理疾病。〔2〕而这正是玉英的小叔子所做的。由于医生的诊断，他认为导致玉英变得魔怔和不满的，不是家庭争吵，而是某种生理性的变异。

玉英的丈夫后来不再和玉英吵了，因为她有病。这并不是因为他认为争吵导致了疾病，而是因为他觉得争吵会恶化她的病情。换言之，他已经把玉英看做了一个与正常人不同的病人，将她排除在了正常的家庭生活之外。

我不敢断言，玉英小叔子究竟是真的认为争吵没有导致玉英的疾病，还是仅仅想减轻他哥哥的责任。但玉英的病确实成了她丈夫的一个借口。疾病彻底改变了人们看待她的状况和自杀的角度。这病使人们把她当成了一个不正常的人，把她排除出了正常的家庭生活，于是，她的自杀就不再是对丈夫的反抗，而是疾病导致的自然结果。疾病与我们在第五章看到的神秘解释起到了非常类似的作用。

凯博文认为，精神疾病的躯体化可以帮助中国人获得政治上的安全。在20世纪70年代那样的政治环境中，把精神疾病理解为躯体性的，而不是当做政治性的反抗，就可以避免政治上的麻烦。而在家庭政治中，躯体化同样帮助全家避免了家庭纠纷。虽然玉英的抑郁和自杀好像都是家庭矛盾导致的，但医生的诊断却使她的自杀减弱了这层意义，好像和典型的自杀不同，不是出于反抗的目的。

这使我想到了田野研究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社会原因导致的精神疾病和完全病理性的精神疾病的意义有何区别？颇有几个人是因为家庭原因导致的精神失常。比如，渐离的一个媳妇青云因为和婆婆有激烈的冲突，而变得魔怔了，总说自己能看到鬼，还喝过农药。娘娘庙村的一个媳妇愁予的丈夫是个混混，整天打她，后来丈夫还坐了监狱，她也变得疯疯癫癫的，结果喝农药自杀。虽然这样的自杀明显和精神疾病有关，但人们在谈到这些案例时，还是会说，家庭矛盾是导致自杀的原因，而精神疾病不过是间接的原因而已。他们会把精神疾病当做家庭矛盾的一个结果，自杀是同一原因的另一结果，而不是精神疾病的结果。于是，这些自杀都被当做典型的自杀，反映了自杀者出于委屈的反抗。玉英的小叔子虽然一再强调她的自杀是疾病引起的，但其他村民，特别是玉英的娘家人，却完全不这么看。他们虽然也并不否认玉英确实有病，但并不认为这病就可以掩盖玉英丈夫的责任，如果她丈夫好一点，玉英就根本不会得这样的病。

人们往往觉得，有病理性的或遗传性的精神障碍的人的自杀，更多是疾病造成的。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自杀也并不只是一个医学问题。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茹蕙的例子。

茹蕙是七坡村一个40多岁的妇女，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在1999年上吊身亡。娘娘庙镇的医生告诉我，她有明显的精神障碍。

茹蕙的一个亲戚说，她的母亲和两个哥哥都有精神病。她娘家村的人都知道茹蕙的母亲精神病很严重，她总是跑到街上去胡言乱语。她大哥也病得很厉害，在18岁自缢而死。她的二哥起初没有发病。但他在中学毕业后找到了一份工作，因为过分高兴而一下子变疯了。不过他后来治好了，没有再犯病。

刚结婚的时候，茹蕙也没有什么异常。她不言不语的，老实文静，和街坊邻居相处得很好。但是，她在生了一个孩子之后就变了。她不会像自己的母亲和哥哥那样到处乱跑，而是胡思乱想。发生什么小事，她都会琢磨上半天。比如，有一次她的耕牛掉到水坑里淹死了。这在农村里不是什么稀奇事，谁也不会太当一回事。但是茹蕙没完没了地想这事，好像无法承受这个损失。连续一个多月她都难以释怀。她的公公婆婆觉得她不对劲了，就相互告诫说：“不管她要什么，咱们都尽量满足她。”过了几个月，她情绪稳定了一些。

他们后来分了家。茹蕙和她丈夫到另外一个院里住去了。据人们说，这倒不是因为茹蕙和公婆处不好，而是因为她对一些小事太较真了，所以就容易和人们发生冲突。但这些冲突一般都不大。

茹蕙并不是随时都这样，但隔一段就会严重一些，那时候就会和丈夫因为很多小事吵架。比如他们在地里干活的时候，经常就会因为怎么干活争起来。茹蕙要是想用什么法子，就一定要丈夫听她的。她丈夫的脾气也不大好，经常受不了她这态度。但他还是努力满足茹蕙的要求。

大约在茹蕙死之前两个月，她得了胆囊炎。她到娘娘庙镇医院里去，医生说那不是什么严重的病，就给她开了一个方子。但茹蕙总是认为自己得了特别重的病，不相信娘娘庙镇的医生。她坚持要去更好的医院，于是走了县里甚至市里的好几家大医院，得到的诊断都是一样的。茹蕙总以为她丈夫和儿子在骗她。她的小姑子跟我说：“有一次是我跟她去的医院。回来的路上，我叫她到我家去吃晌和饭。她在我家央求我说：‘俺儿子现在15岁了，我也没有什么怕的了。你们怎么就不能跟我说实话呢？要是这病治不好了，咱们也不用到处去找好医生了。你跟我说，医生到底是跟你怎么说的？什么我都能承受。’”

凡是茹蕙想要的东西，她丈夫和儿子都尽量满足，但这一次，人们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告诉她的了。

关于她的死，七坡村人有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在她自杀前两天，茹蕙突然说，他们看的那个黑白电视不好。她丈夫和儿子立刻就上县城去买了一台彩电回来。那天晚上他们一起看这台彩电，茹蕙又说：“这台电视忒小。”第二天，她丈夫和儿子又去了一趟县城，给她换了一台大彩电。一个村民对我说：“他们把电视抬回来，茹蕙好像满意了，什么也没说。两天以后的晚上，老两口坐着看电视，他们的小闺女在另外一个屋里，他们儿子出去了。茹蕙的男的靠着被摞打了个盹。他一睁眼，看不见茹蕙了。他到处找，最后发现，他媳妇在门洞子里上了吊了，那时候已经死了。”

我最早从七坡村的一个村民那里听说茹蕙的故事，后来采访了她的小姑子和她娘家的亲戚。她娘家的亲戚告诉了我她家的情况，说：“茹蕙不像她娘和她哥那么严重，可是也偶尔魔魔怔怔的。”这是我一个重要的向导，曾经给我提供了很多自杀的线索，但在我没有特意问起茹蕙的时候，她从未提到过这件事。她说：“她这个你问不出来什么，那不算自杀。她一家人都魔怔。”

我在孟陬遇到的疑病症患者不止这一例。比如在龙堂村，一个女人秋兰得了肾炎，却认为自己得了不治之症，疑心了半年多，上吊死了。她和丈夫关系很好，丈夫据说颇有些怕老婆。而因为她家里从来没人精神有过问题，她以前也没有魔怔过，所以谁都不认为她那是有病。人们还是说，她的自杀仅仅是因为想不开。但由于她和丈夫实在没有什么过节，更多的人就说她是遇见鬼了。她是在野地里一个小破屋里上吊的，所以一开始谁也找不到她。据说，她向儿子托梦，告诉他自己在哪里，大家就找到了她的尸体。在兰皋，一个总是头疼的人目成总是怀疑自己得了脑瘤。在他的一个叔叔出殡之后，目成用孝袍把自己吊死了。人们都认为他不可能魔怔了。他的口袋里有一封遗书，上面写的都是人们如何继承他的财产。于是人们说，一个有病的人不会写这么清楚的遗书。大家怀疑他还是因为家事自杀的。他此前和妻子没有什么矛盾，但人们还是觉得，应该是他妻子的坏脾气导致了他的死。

与秋兰和目成相比，茹蕙的病未必更重。虽然娘娘庙镇的医生说她确实有病，但人们大多不是根据医生的诊断做出判断的。他们的主要根据是，茹蕙娘家好多人有病。

七坡村的人都说，她家里没有多少严重冲突，他们的争吵是家家都有的那种小的误会和口角。因此，她的自杀不该有别的原因。但在和她小姑子进一步谈了一次以后，我认为事情恐怕要更复杂些。

虽然茹蕙确实和公婆没有严重冲突，但他们的关系并不好。她小姑子说：“俺嫂子忒敏感了，俺娘受不了她。他们知道她有病，千方百计满足她的要求，可还是过不到一块去。忒不方便了，这才分的家。分家之后，俺哥住得离俺爹他们特别远，两家都不怎么来往了。”茹蕙的公婆虽然尽量容忍茹蕙，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关系好。因为茹蕙的病，人们自然会尽量不招惹她，以免她过于敏感；但长期这样下去，老人们都受不了。在别人家看来很普通的小事，在茹蕙看来可能就会变得特别敏感。老两口之所以对茹蕙如此宽容，并不是因为他们关系特别好，而是因为他们无法把她当成一个正常的儿媳妇来看待。换言之，她不被当成家庭的正常成员，而是一个应该特别注意的病人。这才是他们分家的真正原因。

茹蕙和她丈夫之间的关系也与此类似。她丈夫的脾气也并不好，但他还是尽量满足她的要求，听她的话。他会尽可能容忍她那些地方，但这并不说明他们的关系好。像关于电视机的那个事，丈夫和儿子确实满足了茹蕙的过分要求，但那是因为担心她犯病，而不是因为他们对她特别好。而茹蕙的小姑子也告诉我，其实这件事并不像人们传说得那么离奇：

“他们家里是有一台黑白电视，他们早就准备买一台彩电了。那一天，俺哥跟俺侄子买了台彩电。他们买回家，那台电视画面不好，俺嫂子就唠叨了几句。他们又去换了一台大点的，效果好多了。他们看了一晚上电视，就睡觉了。第二天早上，俺哥发现俺嫂子找不着了，就琢磨，她怎么起得这么早呢？他就往外走，在门洞里发现俺嫂子吊在那儿，死了。”

她还谈到，茹蕙死前还有一件事让她不高兴：“她上吊前几天，她闺女上段庄的天主教堂去了。俺嫂子知道以后，跟她闹了一顿。她上吊的时候，她们这事还没有完呢。这也许是她上吊的一个原因。”我在《麦芒上的圣言》里谈到，当地农村一些人对天主教徒有成见，所以家长大多不愿让孩子去天主教堂。〔3〕茹蕙因为此事和女儿生气，是可以理解的。

茹蕙家里有很多麻烦事，有很多原因可能会促使她自杀。我当然不是说，她没有精神疾病，或她的自杀不是疾病引起的。上面说的这些事，看来都不足以导致她的自杀。最可能的原因，还是她的疾病。但我关心的是，为什么人们把她的自杀归结为精神疾病，但在秋兰和目成的例子里就不这么做。茹蕙与另外两个人的区别在于，人们已经把她明确认做了精神病患者，她娘家人的病尤其使人们这样认为。而秋兰和目成一直被当成正常人，过正常的日子。虽然他们怀疑自己有病也有很长时间了，但人们还是不认为是精神疾病导致了他们的自杀。

在当地人的观念中，魔怔的人处在正常人和疯子之间。一方面，他们还有相对正常的家庭生活；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常常不被当成正常的家庭成员。他们的自杀有可能是家庭矛盾导致的，也有可能是精神障碍导致的。如果人们把他们当成正常人，他们就不会认为这些自杀是精神障碍导致的；如果人们把他们当成魔怔的人，精神疾病就成了他们自杀的主要原因。而由于魔怔的人的地位较有弹性，人们也可能从不同角度看待他们的自杀。因为大家把玉英和茹蕙当成了魔怔的人，她们的家庭矛盾就显得不重要了。她们的自杀也被当成非典型的自杀，是由精神疾病引起的，而不是由委屈导致的反抗行为。

6.3　癫狂

我在6.1谈到，兰皋的向导对我讲了求美的故事后，不大愿意谈他自己的表弟的自杀，因为那是个傻子。我求他还是讲一下，他就简单地讲了这个过程：

“我那个表弟超远是个傻子。你要是第一次见他跟他说话，会觉着他挺知事、挺精神的。他跟你打招呼说话，都挺好的，可是你要再往下说，就不行了。他都20多岁了，还是不会干活，整天什么也不做，就知道吃。他白天到处跑，疯玩。附近几个村里都知道俺们村有这么个傻子。谁也不把他当人。他有时候在公路上骑着一辆车子，看见一个俊点的闺女就追人家，跟人家喊。有一天，他又跟我说些个没用的话。当时有好多人呢，他又那么冒傻气，我看不下去了，就扇了他一巴掌。他回到家就喝了药死了。他娘跟他姨也都是傻子。”

虽然超远表哥的叙述非常简略，我们也足以看出，超远的自杀并不是他的病导致的。他虽然很傻，总是做些糊涂事，但他自杀也是因为委屈，和别人没什么不同。当我的向导微笑着讲到他自己如何打了超远耳光，然后他又如何喝农药自尽时，我感到非常惊讶。而他最后指出超远的母亲和姨也是傻子，是为了强调超远确实是个傻子，这个个案实在没什么可研究的。他这么简单地讲完此事，并不是在描述一个个案，而只是向我指出，此事是多么没有研究价值。

但这个村里的另外一个人告诉了我更多关于超远的事：“虽然他有点傻，但超远还是种地干活的。每到麦收的时候，他不像别人那样，把粮食都存起来。他把收来的麦子到处乱放，满院子都是。过不了多少日子，老鼠就给他吃没了。他没吃的了，就得去打点零工挣钱，比如帮大队里干干活什么的。他有了钱也不过日子，都用来喝了玩了。”

超远不藏粮食和乱花钱确实是不过日子，但这并不能证明他在智力上是个傻子。兰皋另外一个人说：“超远的爹可和他不一样，是个聪明人，比一般人都聪明。可惜，他娶了个傻媳妇，从此也就不好好过日子了。爹娘都不管超远，他得不到什么管教，也就变成傻子了。超远的爹死得早，他娘出门了。超远必须得挣钱自个过。”超远的姥姥家是西堂村的，滋兰和我说过她家的情况。她说：“我忒知道她了。超远的姥姥就是个傻子，找的西堂的婆家。超远的姥爷就因为娶了个傻媳妇失望了，不好好过，到处靠人。超远的姥姥知道了，一气之下就回了娘家。超远的娘是老大，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仨孩子都在西堂长大的，爹娘都不管他们。两个闺女都傻，可是男孩不傻。”

根据这些人的说法，超远的姥姥是这个家族中的第一个傻子。她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外孙也都是傻子。那么，超远之所以傻，首先是因为遗传。但无论他还是他的母亲和姨，先天失教是导致他们傻的重要原因。因为没有得到教育，超远从小不懂得怎么过日子，这一点更使人们觉得他是傻子了。

超远的娘虽然也智力迟钝，但她还是结了婚，生了几个孩子。超远却没有结婚，也就不能过正常日子。他虽然也干活，但人们都“不把他当个人”。于是，他的表哥可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打他耳光，好像他不知道丢脸似的。即使在超远因为这一耳光自杀之后，人们也不认为他的表哥负有多大责任。他自己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甚至在轻松地微笑。

这倒未必是因为超远的表哥多么残酷，而是因为他认为超远就不该享受正常人的尊严。对于像超远这样的边缘人，谁也不该为他的死负责，也没有谁替他追究。人们可以逗他们，取笑他们，向他们咆哮，羞辱他们，而都不必负什么责任。如果这样的人生气了，人们不过一笑了之。有人说：“人们就把他们当小孩一样逗。”这些边缘人确实和小孩很像。他们和小孩一样，不结婚，没有成为一家之长，从而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在社会意义上，他们被排除出了正常人的范围。有些宽厚的村民说，超远要是受到正常的教育，就未必是个傻子了。因为无法通过教育长大成人，超远仿佛永远是个孩子，被人们也永远当成孩子来看待。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假设，他的傻究竟只是因为没有教育而不会过日子，还是真的有生理性的原因。

有个村民更详细地讲了他自杀那天的经过：“有一回，超远和另外几个年轻人给村委会干了点活。村委会的一个干部是超远的表哥，给他们发钱。他这个表哥知道，超远一旦拿了钱，很快就会花完，根本不会用来过日子。他就说：‘我给你拿着这钱。等到浇地或是买化肥的时候，我再把钱给你，你用在正地方。要不，我怕你一下就花光了。’他这个表哥是好意，怕他浪费钱。可是超远不懂这个。他看别人都拿了钱了，自个拿不着，就不干了，跟他表哥嚷起来了。他这个表哥急了，嫌他不识好人心，就扇了他一巴掌。超远气哼哼地回家去，就喝了药死了。”

在这个讲法里，超远的表哥反而不像他自己说得那么残忍。一方面，他知道超远的毛病，怕他乱花钱；但另一方面，他也挺关心超远的生活，希望帮他过得好一点。超远不理解他的一番好意，反而和他嚷嚷，他才打了超远一巴掌。

我们在葛曼的故事（参见4.1）里已经看到，边缘人虽然社会地位很低，遭受歧视，但他们并不是没有常人的情感。葛曼虽然是个“小姐”，人们不把她当正常人看，但她因为遭到人们的歧视，无法与石磊结婚，还是会受到伤害。而超远的表哥在谈到求美为什么自杀时评论说：“坏人也有尊严呀。”不仅坏人有尊严，傻子和疯子也有尊严。他们自杀，就是因为他们希望被当做正常人看待。换言之，导致他们自杀的，是关于人格的一个悖谬。要求被当正常人看待，是一个最基本的心理要求；不被当正常人看待，当然会让人感到委屈；但从当地社会的角度来看，人格却是有条件的，只有结了婚，有正常家庭，过正常日子的人，才算得上完整意义的人。

我们可以通过四荒的故事来进一步看这个悖谬。我在6.1已经谈到，武都有个人在介绍了几个自杀个案之后，几乎忘了他的亲弟弟就是自杀而死的。他的弟弟就是四荒，患有精神分裂症，于1990年自杀。

我所采访的，是四荒的三哥。他的大哥也有很严重的精神病，在四荒死之前几年失踪了。他三哥，也就是我采访的那个哥哥，有个儿子患有很严重的抑郁症，被他父亲锁在家里。因此，他的家庭也是有精神病史的。

四荒年轻的时候并没有任何患病的迹象，因而也结了婚。在18岁他参了军。他是在部队里的时候犯的病，犯病后被送回了武都。他哥哥这样讲他的状况：“一般情况下，人们看不出来他疯。他能在地里干活，就是干得不忒好。他隔一段会犯一回病，就在街上来回走，念念叨叨的，总是叉着两只胳膊，低着个头子。一般是在春天，他容易犯病。”

因为四荒的这个病，他媳妇经常抱怨。一个村民说：“他要是早就犯病，也就不可能结婚了。他老早就结了婚，生了俩闺女，这才去参军。他从部队上回来以后，又生了个儿子，现在有18岁了。四荒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干得不好，他媳妇老唠叨。有一天，他们又在地里一块干活，他媳妇又嫌他干活笨，说得挺厉害。四荒受不了了，回家就喝药死了。”

表面上看，四荒自杀的原因是和他妻子的争吵，而这也和我们看到的很多典型自杀没多大区别。他的自杀，应该就是对他妻子的责备的反抗。当然，他妻子也总是抱怨不公。人们说：“她没想到自个的男的会变成这样。跟这么个疯子怎么过日子呢？”我们在超远的故事里已经看到，超远的姥爷就是因为娶了个傻媳妇而开始靠人的，他父亲也因为媳妇傻，不好好过日子了。四荒的妻子也应该和他们一样，感到了挫败和命运的耍弄。当然，有精神病的人没有主动做什么对不起自己的亲人的事，他们似乎对这种不公无法负责。但那些与精神病人结了婚的人，又该向谁抱怨自己的委屈呢？

一个村民告诉我：“在四荒死后，他二哥就老是帮着四荒的媳妇干活。他60多岁了，是个老光棍。按照风俗，哥哥的媳妇要是守了寡，可以嫁给她小叔子，但一般不能嫁给大伯子。所以，这个女的就没嫁给四荒的二哥，可是老跟他一块干活，就跟两口子似的。四荒的儿子特别不高兴，觉着他娘不该这么做。”

但另一个村民告诉我，四荒的媳妇不是在四荒死后才和他二哥那么好的。早在四荒活着的时候，他就怀疑他二哥和他媳妇靠着：“四荒还没死的时候，就老说他媳妇和他二哥靠着，常为这个嚷嚷。有一回，他跑到他二哥院里去，砍了他二哥一菜刀。他二哥伤得可不轻，流了一地的血。”有人把四荒这次行凶当做他的疾病的一个表现。四荒的一个女邻居对我说：“他忒多疑了。有一回他跟我说：‘你知道她嫁给谁了吗？’我知道他是说他媳妇呢，就说：‘她嫁的是你。’‘不对，’他特别认真地跟我说，‘她嫁给你了。’也许得这病的人都这么着吧？俺一个亲戚也常这么说话。”

村民们不能确证，四荒的媳妇在他活着的时候是不是就和他二哥靠着了，但他们都知道四荒经常这么怀疑，而且在四荒死后，两个人的关系差不多公开了。他们解释说：“四荒是个疯子，也不能干活，他媳妇干不完地里那活。当然这个哥就帮帮她了。”不管这个怀疑是不是对的，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四荒的疑心也是他与妻子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

四荒和超远不同，是在结婚生子之后才变得不正常的。于是，他和他妻子都觉得自己很委屈。人们谈起这个案子来，有时候对四荒同情多些，有时候对他妻子同情多些。一方面，他妻子无辜地与一个疯子过日子，当然是不公；但另一方面，要把四荒完全不当正常人看，不仅让他妻子可以随意指责他，而且还自由地去和别人好，也是不公平的。两个人似乎都有一些道德资本。人们可以理解，四荒的自杀，是对他妻子的一种反抗；而另一方面，因为他是个疯子，他们又认为这样一个疯子不会过日子的基本技能，是没资格反抗的。虽然很多人还是对他颇为同情，但即使他三哥也不把他的死当成典型的自杀。

6.4　综论

本章是我们讨论人格问题的第一章。我们首先从边缘人谈起，通过他们尝试理解自杀与精神疾病之间的关系，并由此进入对人格的思考。

在中国自杀状况的相关统计数字出来之后，颇有人认为，中国自杀者当中之所以没有那么多精神病患者，是因为中国人不愿意看心理医生或是缺乏医学知识，其实有很多精神病患者并没有统计进来。但我们在这一章看到，农民们并不像学者们想象得那样无知。根本原因，还在于背后的文化观念。

一个受现代精神医学影响太深的人或许很难接受我们所说的，精神病人的自杀不被当成自杀这种讲法。但这并不是只有当代中国才有的现象。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谈到过，在英国现代早期，虽然法律规定要惩罚自杀者的尸体，但因精神病自杀的人是例外。可见，即使在欧洲，有精神疾病的自杀也曾被当成非典型的自杀。当然，精神病患者的自杀被排除在外的原因是不一样的。在现代早期的英国，精神病患者的自杀被认为是无意识的，因而不算犯罪；而在当代中国，精神病患者的自杀之所以不被当做典型的，是因为他们不被当成正常的人。只有身心正常，能过正常日子的人，才有资格自杀。根本问题，还在于如何理解人性。在16世纪的英国，自我保存被当做基本人性，有意违背这一人性的，就是违背了自然法；但无意杀死自己的，并没有违背自然法的目的，所以是无罪的。而中国人并不从这个角度理解人性。在他们看来，只有有能力并认真过日子的人，才是正常人。这种正常人的一个特点就在于，他们会处在复杂的家庭政治中，有可能用自杀来面对家中的权力游戏。而精神病患者没有这个可能。

疯子、傻子、“小姐”、乞丐、光棍等都被认为没有完整的人格，因而被排除出了正常人的社会群体之外。人们认为，他们的自杀不算自杀。不仅那些确实因为精神疾病引起的自杀不算自杀，而且这些边缘人因为家庭原因的自杀，也被认为不算典型的自杀。这一现象呼应了我们在本书第二章所谈到的，对人格的社会性理解，即：一个正常人，首先是能正常过日子的人，也就是能建立和管理自己的家庭的人。像康娱这样的人虽然还是不认真过日子（参见4.2），但他毕竟是个正常人，有一个自己的家庭。人们只能从道德上批评他不过日子，却不能像对待疯子、傻子那样欺负他。

边缘人被排除于正常人之外，不能过正常日子，因而就没有资格自杀。由此可以反观自杀的意义。虽然我并不同意把中国文化中的自杀简单说成积极的讲法（这是典型的以基督教文明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化），但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自杀毕竟是悲剧，却不是人人都有资格去演的悲剧，而是只有过正常日子的人才配演的悲剧。我们在第二部分所描述的几个自杀个案，除了葛曼的之外，都是典型的自杀。那些自杀者的生活虽然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他们过的日子都是正常人的日子。他们能够自杀，能够因为自己的委屈和反抗得到人们的批评或同情，已经使他们同不配自杀的疯子区别了开来。在孟陬人的理解中，自杀是正常人的一种特权，因为自杀往往包含着对人格价值的正面追求。

第七章　赌　气

“赌气”，是孟陬人理解自杀者心理动机的最常用概念，一个因与儿媳妇闹别扭而自杀未遂的老人说：“心里有气才喝药呢，没有生气的人不会喝药。”“以气成人”是实现人格价值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先通过下面这段讲述来理解“气”的含义。

弥章是韩村的一个老人，年轻时是个颇有名气的武术家，但老了以后瘫痪了。他的三个儿子都对他不好，于是他自焚而死。一个韩村村民给我讲了弥章死的经过：“他在自个屋里堆了一屋子柴火，坐在柴火中间的一把椅子上，手里边拿着他所有的存折和钱，然后点着了。俺们在外头老远就看见这边着火了，忙去救火，好不容易才把火扑灭了。等最后的火苗灭了，俺们就听见他身体里头‘哗啦’这么一声，他就倒在地上了。这是他那口气呀。他其实早死了，可就是憋着这么一口气，烧得那么疼也一声不吭，一动不动。你看这是多大的一口气呀。”

这个简短的描述中浓缩了对“气”的几层理解。首先，弥章因为儿子们不孝顺，对他们生了真气；其次，“气”就是他用来支撑自己的毅力，使他能够忍受烈火的烧灼；最后，“气”又被理解为物质的气，即弥章的呼吸，这口气出来，他才彻底死去。这三个方面的含义，是紧密相连的。赌气自杀的人，往往是因为生气，以自杀这种剧烈的方式反抗；而在生理上，赌气的人也会有憋气的感觉。

在家庭政治中，我们不能把赌气理解为委屈的一个结果，而要把它当做通过对委屈轻率但积极的反抗，是维护自己的人格价值的行为。委屈未必一定引起赌气的反抗，人们完全可以逆来顺受，也可能一笑了之。因此，赌气反映了对人格的重视和强调，人们并不把赌气这种心理现象当做病态或失常的。只有正常人才有资格赌气，像超远和四荒那样的傻子和疯子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格。“赌气”者的反抗往往有两个基本特点：激烈，但不经思考。我们所看到过的何芳（参见3.1）、兰枝（参见3.2）、来福（参见3.3）、滋兰（参见4.3）、陆离（参见5.1）、陈竽瑟（参见5.2）等都是明显的因赌气自杀的个案。在本章，我们会通过椒兰的故事来理解“赌气”的概念中所包含的对人格的理解。

7.1　任性

西堂村的椒兰是个66岁的妇女。我在另外一个村民家里和她聊了一上午。她一见面就说：“我听见说你们要跟我聊，我就说：‘他要是能帮我解决了我这问题，帮我消除了烦恼，我就得把从来不跟人说的话跟他说了。’”听她说了这话，我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因为我根本不敢答应能解决她的问题。我知道，我很可能是做不到的，但是难道我让她失望，丢掉一个好个案吗？椒兰却继续说：“我这都是说笑话呢。不管怎么着，我还是愿意跟你们年轻人念叨念叨我这点事。我是压力忒大才不想活着呀。我现在还是压力特别大。我这一辈子，不容易呀。也许这是我的命吧。

“我那次喝药，是在1982年。俺公公的大哥两口子有两个闺女，没儿子。俺婆婆大娘病了几年了，都是俺们两口子黑价白日守着她。她自个的闺女都不管，一天也没跟她待过。我是擦屎擦尿，就像对自个的亲娘那样对她呀。这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到最后，她不会动了，屎尿全不会自理，都是我在她身边。医院里边那医生护士的还问我呢，那是俺娘不？我说不是；他们又问：‘那是你婆婆？’我说，也不是俺婆婆。‘那到底是你什么人呀？’我说，是俺婆婆大娘。他们就都笑，哪有人对婆婆大娘这么尽心的呀？她自个的闺女也就偶尔来看一下，待几分钟就走。我为什么对她这么好呢？我还不是为了落个好吗？

“在医院住了六天，俺婆婆大娘死了。按说，应该是大儿子打幡。要是闺女打幡，全家就得招人笑话。又是俺们服侍的她，就更应该是俺们老头打这个幡。虽然他不是亲儿子，可在他们这一辈大排行，他是老大，叫他打幡说得过去。大队里的干部也同意了。俺婆婆大娘有个闺女，嫁的当村，俺们觉得应该跟她商量一下这件事。可是不管俺们怎么说，他们两口子就是不答应。也许他们觉得，俺们是图她娘的什么东西。

“俺们老头就好好跟她说：‘小枝，我要打这个幡，不是为的图什么。俺们做的，不都是为了俺大娘的这个面儿吗？让女的打幡不好看，我怕街上人们笑话咱们家。’他还发誓说没别的想头，都愿意立下字据。可是就是不行。那闺女她男的，就这么站在大街中央，骂得那个难听：‘我就站在这儿了，谁敢上院里去！’我正从街上过，给人们发孝衣裳呢。我远远看见他，不知道他干什么呢，有人就把他的这话跟我说了。我可受不了这话。他什么意思呀？我费了那么大力伺候老太太，这就是结果？我一生气，把孝衣裳往旁边一撂，就去找总理〔4〕，说：‘桑哥，我发不了孝袍子了，我得走，有什么事你照应着吧。’我说了就跑了。他们可能觉得我说得不对劲，就跟着我。

“这喝药呀，就是这么回事，脑子一片空白，就觉得难受。我是个外向人，爱说爱笑，总是欢欢喜喜的。可是这一回，我是气坏了，控制不了自个的脑子了，就什么也不考虑了。我到了家，从我那屋里柜底下拉出一瓶敌敌畏来就喝。我什么也没想，就喝了整整一瓶。

“这时候桑哥带人进来了，看见我喝药了。他们都吓坏了，他就说：‘先别出殡了，咱们先管活的吧。’他们就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到了医院，得洗胃，他们还找不着水。他忙上旁边一个小饭店里要了一桶水。那时候我就一点也不知事了，牙咬得挺紧，他们打不开，灌不进水去。有人说用铁条把我的牙撬开，又怕撬坏我的牙。他们后来是从鼻子灌进去的水，这次给我洗了胃，我算活过来了。后来桑哥常跟我说：‘是我给了你第二次生命。’我说：‘我知道啊。我可得好好珍惜了，再也不干这种傻事了。’

“我不是个固执人，很容易就想开了。人们老是说，我想得开，又是个热心肠。可是有句老话：‘出门喜，进门愁。’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我也不会整天哭丧着脸。只要我不在家，很快就高兴起来了。比如说，我昨天还丢了1000块钱呢。我是刚从银行里取出来2000，花了1000买东西。后来我就忘了把那1000放在哪儿了。我刚刚还跟几个老太太说这事呢。我也没为这个不高兴。我常想，这钱要是我的，那就丢不了；要是不该着是我的，我也要不了它。这钱就该着丢呀，我也不为这个发愁。我那次喝药，就是因为太生气了，一赌气。那个时候过了，也就没事了。”

椒兰非常形象地描述了自己喝农药时的心理状态：“这喝药呀，就是这么回事，脑子一片空白，就觉得难受。我是个外向人，爱说爱笑，总是欢欢喜喜的。可是这一回，我是气坏了，控制不了自个的脑子了，就什么也不考虑了。……我什么也没想，就喝了整整一瓶。”其中，“空白”、“难受”、“气坏了”、“控制不了自个的脑子”、“什么也没想”是几个关键字眼。我们记得滋兰有过类似的描述：“心里特别烦，我一赌气，就失去理性，喝了药了。”（参见4.3）这类应激性的自杀和素荣（参见4.2）那种想了一段时间或是刻意计划的自杀不同。在我研究的个案中，至少有半数以上是应激性的赌气自杀。

“控制不了脑子”和“失去理性”是对赌气的描述，指的是一种不同于一般情况的心理状态。但这一状态并不意味着自杀者正在遭受抑郁症或别的精神疾病的折磨。比如，椒兰说自己是外向人，爱说爱笑，欢欢喜喜的。至少在1982年的时候，她应该没有抑郁症。她之所以脑子失去控制，是因为无法承受如此大的委屈。她照顾婆婆大娘尽心尽力，还积极准备她的葬礼，却得了这么一个结果。是期望与结局的巨大反差，导致了她失去控制。

“气坏了”点明了赌气喝农药的原因，即因为遭受不公而生气。椒兰之所以控制不了脑子，不是因为她没有理性，而是因为气生得太大，使她无法理性地思考和权衡利弊。死者的女婿在当街大骂，说话极为难听，这使椒兰觉得自己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不仅没有挣来好名声，而且还被当成了谋夺家财。本来，因为她服侍婆婆大娘那么长时间，她应该积累了更多的道德资本，在葬礼上就应该有更大的发言权。但是，死者的女儿女婿却并不买她的账，根本没有尊重她由此得到的道德资本。椒兰受到了死者女婿的话的伤害，因而感到很“难受”。这里的关键仍然是家庭中的礼义和委屈，而不是疾病。

而“空白”和“什么也没想”所描述的是失去理性之后的心理状态。椒兰并不是真的没有理性了，而只是所受的委屈给了她重重的一击。她急于反抗这一委屈，于是来不及细想，头脑一片空白。因而，整个自杀行为可以看成椒兰对委屈的反抗。

所谓“赌气”，就是以任性的方式表示心中有气。〔5〕正如我们在弥章的故事中看到的，这里的“气”，既是愤怒、生气的意思，又是对人格的肯定，而这两层意思本来就连在一起。生气，就是否定性地表达人格价值，即对委屈和羞辱的拒绝。以任性的方式表达这种人格价值，就是一心只考虑当下的尊严得失，而忘记了更长远的利弊。赌气自杀的正面意义，在于它肯定了人格；其负面意义在于，这是以任性的方式非理性地表达人格价值。

当然，赌气的人真正的目的不是死亡，而是维护人格和反抗委屈，但这种赌气又常常导致自杀。在此，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这种赌气自杀是否本来是自杀未遂，仅仅因为抢救不及时或农药过于烈性而导致死亡？

吉登斯早已意识到，自杀未遂并不仅仅是失败的自杀，而是与自杀成功非常不同的一种行为。不过，他并不认为自杀成功与自杀未遂是完全不相干的两种行为。吉登斯指出，自杀未遂更多是罪感引起的，而自杀成功往往是羞感引起的。罪感之所以容易导致自杀未遂，是因为有负罪感的人希望通过彻底的忏悔来获得宽恕，因而其自杀姿态是忏悔的方式。于是，因罪感而自杀者往往倾向于把自杀场景戏剧化，希望别人的介入，给他们提供机会来做出反应。而羞感则有更强的自我否定感，目的并不是求得别人的原谅，因此往往志在必死。〔6〕维斯（James Weiss）把自杀未遂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失败了的自杀，即自杀者确实想死，但没有死成；第二种是最典型的，即自杀者知道他可能死，但并不确定是否一定要死；第三种是自杀姿态，即根本不想死，只是用自杀的姿态来吓唬人。其中第二种是最多的，是一种求助行为，如果求助成功，则会改善自己的境况；如果求助不成，则干脆就死了。〔7〕

在维斯的分类体系中，我认为多数赌气自杀者可以归入第二类。他们确实并不真的想死，但往往也不仅仅是为了吓唬人。不过，我们还是不能机械地使用这种分类模式。赌气自杀者的心理动机与吉登斯和维斯描述的都有较大区别。吉登斯所谓的因罪感导致的自杀未遂，关键是别人的原谅；维斯所谓的求助性的自杀未遂，关键是别人的帮助。但中国这些赌气自杀的人最看重的不是自己的罪或绝望处境，而是“气”，即人格价值。这个故事中的椒兰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罪或羞耻，也不认为自己处在多么绝望的地步。她真正的目的其实不是桑哥等人的帮助，而是在气势上压倒骂人者，让人们承认是她对了。吉登斯和维斯的模式中的自杀未遂者的目的，都是要展现出自己有多么无助和弱小，外人的原谅和解救可以帮助他走出这一处境。但椒兰恰恰要向人们证明，她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弱小和好欺负，而是有更强的人格和更大的脾气。桑哥这些人的在场和解救固然可以帮她赢得这场权力游戏，但他们的救助对她要表达的意义来说，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即：哪怕没人来救她，即使她真的死了，她仍然能证明，自己不是好欺负的。像在弥章的例子中，虽然弥章死了，但他对儿子的不孝的不满并没有被遮蔽，反而更明确地表达了出来。死了的弥章没有输掉这场权力游戏。可是在吉登斯和维斯所讨论的模式中，如果没有别人的原谅和帮助，自杀未遂的意义就完全无法实现。这种与死亡的赌博是一场危险的赌博，很可能失败。赌气虽然也是危险的，也有可能任性地把性命葬送掉，但基本上是不会输的。哪怕采取的方法再任性、再夸张，人格仍然充分体现了出来。

赌气的意义甚至并不取决于赌气者是否占理。在完全不占理的情况下，一个人还是可能拼死挣得利益。俗话说不讲理的媳妇撒泼的方法是“一哭二闹三上吊”。自杀，完全可以被用做逼迫人服从自己的无理要求的方法。于是，人们会告诫自己的孩子说：“可别惹那种蛮横不讲理的人。你永远也说不过他们。他们要是说不过你了，撒起泼来，一头撞死，你能怎么办呢？”在争论当中，本来应该以谁有理来决定输赢，但若是其中一方无法以理服人，而以赌气自杀相威胁，那他就使自己的无理要求占了上风。

椒兰的理由当然不是全无道理，不过，西堂村的乡亲们谈起此事来，还是觉得她做得不那么合适。她伺候婆婆大娘固然尽心尽力，死者的亲生女儿固然没有尽到孝道，但他们夫妻以功劳自居，刻意把所做的一点好事当做道德资本，剥夺死者的亲生女儿本来也可以有的打幡的权利。死者女婿的话虽然粗鲁，但女儿女婿生气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可见，赌气自杀虽然和西方自杀学中的自杀未遂有相似之处，但两者的文化意义有很大的不同。并且，由于这些应激性的赌气自杀与葛曼和素荣那种经过思考的自杀，其根本目的都是反抗不公，维护人格价值，以及在权力游戏中取胜，其间的不同并不像吉登斯所说的自杀未遂与自杀成功那样差别巨大。而对于我们来说，追踪赌气这种心理状态的真正意义，在于由此深入理解中国文化中关于人格的概念。

7.2　压力

我之所以要采访椒兰，是因为我从其他村民那里已经大体知道了1982年这次喝农药事件。但在椒兰说完了关于他婆婆大娘的这件事之后，我还是不大明白，她所谓的自己“压力大”究竟是什么意思。在我的追问之下，椒兰告诉我，除此之外，她还有一次想过自杀：

“头年，我又觉得特别难受，不想活了。我买了几瓶安眠药要吃。俺婆家这些人哪，太不好相处了，连俺们小子都这样。

“我今年66了。我上了几年学，13上就不上了。俺娘身体不好，我想多照顾照顾她，就不愿嫁到远处去。我就找的当村的婆家。谁知道找错人家了，这回可倒霉了。我当初是不知道他们家是这样啊。他们家的人没一个脾气好的，动不动就骂人打人。地里的活我全都干，所以身体就挺壮。直到现在，地里的活还是我一个人全干呢，别人根本就不关心，一点也不管。我有个小子有个闺女。他们真是他们家的人啊，脾气一模一样。

“我受的罪大多多了。我这俩孩子小的时候，我还在县城有工作呢。我不去上班的时候，也回来种地。孩子他爹有点钱，我是一分也没用他的。他挣的倒是不少，可是都花了喝酒了。他有时候给我点钱，可是我花起来不随便。他给了我钱，还老是问我用来干什么了，就像不相信我似的，问得我这个不痛快！我永远也不花他的钱了。我是个好面的人。我只花自个挣的钱。我现在有时候还去县城里边挣点钱。俺这俩孩子也不给我钱。我有个妹妹在北京。她有四个儿子。他们对我都挺好，常帮帮我。我跟这俩孩子的关系不好，因为他们不把我当娘啊。这个我轻易不跟别人说。

“开头，俺小子跟着他大伯在北京修理汽车。那是个不错的工作，他挣得挺多。可是俺小子的脾气不好，老是跟人吵架。后来待不住了，他就回来了，还干修车。他随我，也是个好面的人。虽然他的生意不错，可是他忒大方，挣不了钱。要是稍微认识点的人来修车，他可能就不跟人家要钱了。就是完全不认识的人，哪怕外地的，跟他聊上几句，他一高兴，兴许就少要人家的钱。他因为这样，得损失了2万多。他老这么着，就不可能挣着钱。他后来也不干这个了，在一个厂子里，给人家开卡车。现在他一个月挣1000多，攒下了俩钱，我知道他有钱。

“俺儿跟他爹不一样，不那么爱喝酒。他在好多地方像我，可是脾气跟他爹一模一样，死随着。我也把他惯坏了，他根本就不替我着想，从来不给我钱。我跟别的当爹娘的不一样，从来不开口要钱。我就想看他们能不能主动给钱。你可知道啊，这要来的钱跟主动给的钱不一样，那花着的感觉也差多了呀。我老想着，我这么为他们卖命，为他们着想，总应该有点回报，应该感动他们吧。可是我这些努力都白费了，一点用也没有。现在，俺小子有30多了，我还总是给他们两口子花钱呢。他们的事，我现在都不管，问也不问。前几天，俺小子买了辆小货车，我从来没跟他提起过这个。我不问他花了多少钱，也不问他缺不缺钱。

“我对俺这俩孩子，一直都挺好。他们要是对我不好了，我就老是责备自个，问自个有什么事做得不对了。我老是一天一天地想啊，可就是想不明白。有人跟我说：‘你小子是不愿你干活干得忒多了。’也许说得对，可是我要不干，谁管地里那些个庄稼呢？我想着不去地里，可是不行啊。俺小子从来就没有下过地。有一回他开着车从地头过，问别人：‘哪是俺们那地呀？’那个人指给他看：‘那片花生是你家的。你连哪是你家的地都不知道啊？你看，你娘把这花生种得多好呀！’他看了看也说：‘这就是俺们的地呀？这花生长得可真好看。’

“俺小子结婚有几年了。因为他对我不好，俺们儿媳妇也就好不到哪里去。我也不怪她。你知道，这媳妇对你好不好，全看当儿的呢。儿子要好，媳妇自然也就好了；这儿要不行，媳妇也不会好。俺闺女有俩孩子，全是我带大的。我给她家可是出了不少力，可是她也不怎么惦记我。

“俺们刚结婚的时候，他们的爹老是打我。他就是现在也没改这个脾气。有一回俺们又吵起来了，他照着我胸口就是一巴掌，打得我生疼。后来我上村里边的诊所去，医生一看，折了三根肋条，就说：‘俺姐夫又打你了？’他一看就能看出来，我还不愿意承认，就说：‘是我自个摔的，折了骨头了。’他根本就不信。

“我也睡不好觉。每天晚上，我都想自个这些事，一遍一遍地过，想找个解决的办法。我想过去那些年的事，还有现在这些事，还有我想着感动他们的这些办法。每天晚上我想过了，就变得更难受，更睡不着。这些个都是我的命呀，活着真是没什么意思。

“我有时候想，我真是不能再这么过下去了，这一辈子没什么盼头。我都死过一回了，不觉着活着有什么好的。我黑价白日卖命干活，为的不都是俺儿跟俺闺女吗？可是我就是哄不了他们欢喜。怎么着也不行。他们不能理解，我到底怎么想的，我图的是什么。

“头年有一回，我在地里干了一整天的活，等回到家，他们早吃了饭了，饭桌都收拾了。可是我一天没吃东西呀。我在家里找不着剩下的吃的了，就想自个再做点。我就点上火。那时候俺小子在当院，正喂狐狸呢。俺们养着几只狐狸。他看见我要做饭，就特别生硬地说：‘你还没吃够呀？’听了这话，我眼泪立马就下来了。我干了一天活，没吃饭，你们不等我吃饭就算了，我回家来也没怪你们不给我留饭。按理说，该你们给我做。我没怪你们，你们倒嫌我自个做点饭了？我实在受不了他说的这话了，又哭了一晚上。‘看我死了，你们是不是能过得更好？’那时候要有药，我立时刻就吃了。可是我没找着，我就想第二天去买来安眠药。

“第二天早晨，我上了一趟县城，买了三瓶安眠药。自杀就是这么回事：你要是决定了呢，毫不犹豫就吃了药，也就完事了。可是只要一耽误，那个劲过去了，也许就死不成了，药也就扔在一边了。我买药的时候还是真生着气呢，一定得死。可是我回来进村的时候，碰见几个熟人，就说上话了，说得挺高兴，我把这难受劲就忘了。这一回就把三瓶药放在一边了。

“这都是我的命呀。我年轻的时候觉着命运不公平，总是想着，等孩子们长大了就好了。这不，孩子们都长大了，我这命还是没变。他们说你要跟我聊，我就问：‘他能改变我这命运吗？要能，我当然得跟他说。我还得感谢他呢。说笑话呗。’

“我过得这么苦，可是我不愿跟人说这些事，怕丢人。我老是自个流眼泪，不敢跟别人说。我不好受的时候，就老是自个安慰自个。我跟别人哭，告诉别人，那能有什么用呢？自个哄着自个乐吧，瞎过日子呗。我年轻的时候，在县城上班。我虽然上学不多，也算有点文化，总是能找点活干，就盼着孩子们大了。我可不知道，孩子们长大以后，我还是这样。现在我还是常出去，在县城找点活，打点工。我谁也指不上。可是现在我也不敢公开去干活。要是人们知道我还得去挣钱，俺小子就丢人了。所以我谁也不告诉。我过得可不容易啊。谁也理解不了我。

“俺公公爹现在还活着呢，有80多了。刚结婚的时候，他对我不好，现在可好多了呢，忒后悔以前对我不好。他说，他都愿给我跪下，求我别记着那时候的事。公公婆婆对我都不好，可是我都没往心里去。他们老了，我对他们都挺好。俺婆婆头年没的，她没死的时候，都是我伺候她。有一回俺小姑子跟她说：‘这时候俺嫂子对你这么好。你还记得她刚来的时候，你怎么对她吗？’我到底是感动他们了。可是我自个这爷俩，怎么就感动不了呢？他们都是没感情的人呀，我跟他们算没办法了。

“我老是希望，我这么干活，有一天能让他们变变想法。我尽量干好地里的活，尽量把他们伺候好了。地里的活我都干，常是一待就一整天。头年这村种棉花。一开始我不知道怎么种，试了好几回。后来我到底知道怎么弄了，种得特别好。村里的书记就在大喇叭里广播：‘你们那些个棉花种不好的，都上椒兰的地里看看去，看她是怎么种的。’我这棉花，比别人的强得不是一点半点。他们都上我这地里来参观。村里边这别人都跟我挺好，可是我这自个家的，自个生自个养的，怎么就不行呢？我不是要叫他们伺候我。只要他们理解了我怎么想的，我就忒满足了。这不算忒过分吧，可他们就是做不到。

“我在家里总是不好受，就上街上来。听见这些个孩子们叫‘奶奶，奶奶’，我就欢喜了。孩子们都跟我特别好。有一回我跟人们说笑话：‘等我要是死了呀，我给你们一人一身大孝。’他们都笑了。他们觉着我这是说笑话呀，其实我是真这么想的。这些天我老是想着死。就凑合着瞎过呗。我还能再活个66年吗？

“这村里的村医有一回跟我说：‘你有个魔怔的病根呀。你可得好好注意。’我笑了，说：‘我疯不了。我知道怎么控制自个。’”

我们谈了一上午，到中午了。主人就留我们一起吃饭，下午又一起聊了很久。椒兰吃了很多，也说了很多。吃午饭的时候，他儿子来找她。她出去了一会，几分钟后又回来了。他说：“俺小子说是跟我商量卖苹果，可是没等我说话呢，他就不让我说了，叫我回来。”虽然是笑着，但言辞间显然透着不满。

比起导致椒兰第一次喝农药的原因来，她自己家中的矛盾要严重得多，虽然她第二次并没有真正吃安眠药。在第一次，椒兰因为突然感到羞辱而赌气喝了农药，事情过去也就没什么了。但这一次，她家中的矛盾是一直持续的，这长期的烦恼导致她呈现抑郁症的一些症状。相对第一次，这次的赌气不是那么典型，但其原因和动机仍然是类似的。

按照医生的判断，椒兰已经“有个魔怔的病根”，虽然这些症状并不很严重。不过，导致她想到自杀的，并不是抑郁症，而仍然是家中的那些矛盾。

椒兰是个很懂如何为人处世的人。她的家庭生活中最艰难的时间，是她刚刚结婚之后的那一段。她的公婆待她都很不好，丈夫还常常打骂她。椒兰努力干活，为的是感动他们。而且，她很成功地感动了公婆，他们最后转变了对她的态度。椒兰非常能干，种棉花得到了村干部的夸奖。她还从县城打工挣钱，种果树，养狐狸。比起同村的很多人家来，椒兰家的经济状况算相当不错的。

虽然椒兰得到了村民和公婆的认可，但她觉得自己的命运还是没有改变。她还是在抱怨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们。这些抱怨成为她的抑郁状态的主要原因。

关于夫妻之间生活的细节，椒兰没有告诉我太多。但我还是可以看到，究竟是哪些方面尤其让她烦心。首先，丈夫有时候打她骂她；其次，他太爱喝酒，不好好过日子；最后，他也不是很会处理与椒兰的关系。

椒兰的丈夫在年轻的时候经常打骂她，老了还脾气不好。在他们吵架的时候，他甚至打断了椒兰的肋骨。他又喜欢喝酒，为此浪费了不少钱。这些都让椒兰很不高兴。不过，总体来看，他并不是康娱或石磊那样不过日子的混混。这些矛盾只是偶尔的，并未对家庭生活造成根本的伤害。

椒兰真正最在乎的，还是夫妻之间的交流方式。那天下午，很多人在一起，椒兰又和大家说起来，她丈夫给她钱但问她怎么花的事。显然，这是让她非常不高兴的。但我们还是不要忘了她说话的口气：“他给了我钱，还老是问我用来干什么了，就像不相信我似的，问得我这个不痛快！”椒兰的意思是，她知道丈夫并不是真的不相信她，而且他给她钱花这件事本来也是出于好心。她之所以不高兴，决定只花自己的钱，就是因为丈夫说话做事不够漂亮，就好像不相信她一样。那么，她之所以不花丈夫的钱，也是一种赌气。

关于花钱的这件小事形成了一个小的权力游戏。椒兰的丈夫在给椒兰钱的时候，确实出于好意，这好意也为他赢得了一些道德资本。而他后来又问椒兰怎么花的那钱，其实并不是因为怀疑椒兰乱花了钱，不是不相信她，而是在展示自己因为给钱而得到的道德资本，提醒椒兰：“你的钱是我给的，我有权过问你怎么花的。”椒兰明明知道他并不怀疑自己乱花，但她之所以还是不舒服，就在于她感到自己受到了丈夫的控制。她希望更独立些，所以决定不花丈夫的钱，而是自己挣钱，这样就不必遭到丈夫的控制，不必向他报告自己怎么花钱了。

椒兰很在乎自己在家中的地位。在家庭事务中，她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她在地里努力干活，为公婆好好做饭，与街坊邻居的关系处得都很好。她本来认为，这些努力都应该为她赢得更多的权力资本。如果丈夫仅仅因为给了她一点钱就有了更高的地位，可以控制她如何花钱，她会觉得委屈。

椒兰自己的话可以告诉我们她为什么如此抑郁：“可是我自个这爷俩，怎么就感动不了呢？他们都是没感情的人呀，我跟他们算没办法了。”她之所以这么辛苦地干活，目的就是要赢得丈夫和孩子们的尊重，从而使自己获得更多的道德资本。但这些努力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所以她非常失望。

在家庭政治中，权力游戏中的道德资本比实际的利益重要得多。椒兰关心的，不是她丈夫给了她多少钱，而是她丈夫是否会用这种办法占上风。她和儿子的关系，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椒兰说她和别的当父母的不同，不会主动从孩子们那里要钱，而只希望孩子们能主动给她钱。她真正关心的，也不是孩子们给了多少钱，而是孩子们是否通过给她钱这件事，表达了对她的尊重。她如果主动向孩子们要钱，那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更低的位置，好像在求孩子们给钱。但如果孩子们主动给她钱，那地位就完全不同了。那样的话，孩子们就表现出了对她的孝顺和尊重，她也享受到了很大面子。虽然实际的钱数可能是一样的，但其含义却非常不同。村民们经常教育年轻人说，他们的父母都不缺钱，并不需要他们给，但他们还是应该主动给父母钱，为的不是物质利益，而是其中表达出来的孝敬。孩子们给父母钱，其象征意义比实际用途要大得多。

椒兰几次说，她希望感动丈夫和孩子们，但是不能够。她抱怨说，孩子们不把她当娘看待。我们所在的那家的女主人曾评价椒兰的儿子说：“这小子有时候二虎。”就是说他糊涂莽撞。他当然不是真的不把椒兰当娘，也没有要虐待她的意思，但他就是不懂得如何表达自己的孝顺，如何使母亲高兴。椒兰的意思是，她儿子不像一个儿子应该的那样对待她，也就是，没有让她享受母亲应当享受的道德资本。这是让她最不高兴的。

正如我们在第二部分看到的，虽然孝顺本来只是一种情感，但还是要通过一定的规矩，依照礼义来实现。中国古人有副著名的对联：“万恶淫为首，论事不论心，论心天下少完人；百行孝为先，论心不论事，论事寒门无孝子。”讲的是恕道。其中下联说，孝顺完全是心里的情感，只要心里孝顺，有些细节没有做好，也不能算不孝。这副对联颇能讲出中国人对孝顺的理解，但我们并不能过于简单地看待它。所谓心里有孝，是达到了孝顺应有的情感；但在家庭政治当中，孝顺不仅要求心里尊重父母，而且要在日常的权力游戏中给父母充分的尊重和道德资本。比如，椒兰的儿子若是主动给了母亲钱，就展示了她作为母亲的道德资本，能让椒兰感到满足和高兴；而这样一个举动，也会为儿子赢得一定的道德资本，使椒兰以后会更舒畅地对待他。双方达到了一种权力平衡，各得其所，家中的权力游戏也就会在互敬互谅中良性地进行下去。

但在椒兰家里，儿子不主动给母亲钱，母亲如果主动要钱，母子双方都丢了面子。椒兰为了自己的尊严，坚持不去提醒儿子这一点，这也是一种赌气。于是，儿子不会主动给钱，母亲心里憋着气，也不会主动要钱，甚至不愿意去管儿子的事情。母亲维持着自己的尊严和道德资本，儿子却并不认为自己做得不对，因而不知道母亲的道德资本的意义。于是，家中的权力游戏就会这样恶性进行下去。

像椒兰的儿子这样，应当说心里未必不孝，只是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无法做到让母亲满意，或者说，无法在权力游戏中顺畅地与母亲交往互动。椒兰从未说她的儿子不孝，但家中确实没有相应的礼义；椒兰因为无法得到尊重，就总在与儿子赌气。

就在中午卖苹果这个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到母子之间的微妙关系。那时候我们在一起吃午饭，她儿子把椒兰叫了出去，但她很快就回来了。他本来是为了商量怎样卖苹果来找椒兰的，但没等她说出自己的意见，就让她回来了。他想和母亲商量，这就表明他还是尊重母亲的意见的，但他并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这种尊重，不知道如何尊重椒兰应有的道德资本。这里最关键的并不是他是否孝顺，而是他能否恰当地表达孝顺和尊重。

她在抱怨自己的儿子的时候，一方面嫌他对自己太冷漠，另一方面又强调，他和他父亲并不一样。她即使在说儿子不善于挣钱的时候，还是不无夸耀地暗示，他是个非常大方的人，而且还说儿子和她自己相似。从中可以看到她对儿子的态度并不是那么简单。

在椒兰母子的关系中，赌气占了很大的成分。一家人虽然住在一起，彼此之间却很少交流；椒兰不愿过问儿子的事，从某种意义上，也应该是希望儿子从她这不大正常的态度中窥见母亲的不满，从而思考自己究竟哪里做得不对。椒兰既希望儿子能明白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又不愿意低三下四地去求他。这应当也是她所谓的一直希望感动孩子的努力中的一部分。一方面，她通过努力的劳动，希望得到儿子的正面认可；另一方面，她又通过赌气，希望从反面让儿子反躬自省。虽然椒兰可以让公婆感到后悔，却无法以这样的方式感动儿子。

家庭中的伦理涉及的毕竟是人与人之间的具体关系，以及一个又一个实实在在的权力游戏，而不仅仅是头脑里的抽象概念。于是，在伦理规则的实行中，必然同时会涉及人格的相互尊重。对父母的尊重与孝顺的表达是不可分的，对儿女的尊重和慈爱也是不可分的，对兄弟的尊重同样与悌紧密相关联，夫妻之间的爱也要通过彼此尊重来表达。而这些，就是礼义对于人格价值的意义。那副对联所表达的是，他人不能仅从外在行为上判断孝与不孝；但作为家庭政治中的局内人，却往往会考虑到具体交往中相互的尊重。作为母亲的椒兰，若是体谅儿子心中有孝，大度地原谅了他，那就算是做到了对联中表达的恕道；但儿子却不能这样要求自己，以“论心不论事”来为自己找借口。

无论在与丈夫的关系上，还是在与儿子的关系上，真正让椒兰最难过的，都是她无法享有充分的人格尊重和道德资本。她在家事中的努力并没有为她赢得家庭政治中的上风。她总是说自己出门喜，进门愁。比起她在西堂村乡亲们当中的地位来，她在家中确实有很大压力。虽然出门以后的快乐可以暂时缓解她的抑郁，但出门与进门的对比却也使她在家中的抑郁显得更加尖锐。

她的第二次自杀未遂就是对这种委屈状况的反抗，与她同丈夫、儿子的赌气有着相同的意义。那天晚上，椒兰从地里回到家，本来就已经因为儿子和媳妇没有给她留饭而生着气呢。她忙活了一天，又累又饿，有足够的道德资本来要求儿子和媳妇为她做饭。儿子不仅不帮她做饭，甚至还很蛮横地指责她。对于他为什么说那句话，我确实觉得有些奇怪。也许，这当中有些误解。不管原因是什么，他这样吼都不是对母亲说话的应有方式。椒兰在劳累了一天之后，竟然还遭到儿子这样的指责，尤其感到委屈。

一顿饭不是什么大事，但这样的小事常常带来悲剧。椒兰并不是唯一一个因为一顿饭想死的父母。渐离的一个老头国富因为发现儿媳妇不让他吃馒头，却给他吃剩菜而上吊；娘娘庙村的一个老头玄渊吃饭时见别人的汤碗里都有一个荷包蛋，只有自己的没有而上吊；水周村的一个老太太二姚因为发现儿媳妇没有给她留饭而喝农药自杀。在这些老人自杀后，他们的儿子媳妇自然都背上了不孝的恶名。

我曾经和二姚的儿媳妇谈过。她抹着泪对我说：“我从俺婆婆死的时候，就知道我这不孝的名是落下了。可我不是那么傻的婆子呀。我也不想不孝，我跟俺婆婆的关系一直都挺好的，还老跟她闹着玩。我常跟俺婆婆闹着玩，有时候一不高兴了，就不做饭了，她也知道。谁知道这一回是怎么回事呀，她怎么就这么受不了了？我那几天是不太高兴，跟俺婆婆也没有多少好话，她就那么想不开了。”了解她家详情的人一般也不说她不孝，而是说她“二虎”，和对椒兰儿子的评价差不多。她也不是从心里不想孝顺，但就是不懂得怎么表达孝顺。虽然她未必出于恶意，但如此没大没小地开玩笑，难道就是对的吗？

对照二姚与椒兰的故事，我们更容易理解，在她们自杀的背后，更重要的是家庭政治中的道德资本和人格价值。椒兰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吃安眠药的动机：“看我死了，你们是不是能过得更好？”我们前面看到，来福在喝农药自杀前也说了类似的话（参见3.3）。这是自杀者，特别是赌气自杀者非常典型的语言。椒兰知道，她的丈夫和儿子过日子都要依赖她，但是他们并不尊重她，也就是没有给她的努力以足够的承认和回报。由于他们没能充分尊重这样重要的一个人物，椒兰就要惩罚他们，让他们知道，如果没了她，他们的生活会变得多么糟糕。通过这种方式惩罚对方对自己的不尊重，这是赌气自杀者最基本的心理动机。

气虽然表达的是人内在的人格价值，但它毕竟指的是人与人交往中的一种感受，即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委屈，谁也不会生气。通过赌气来实现人格价值，所强调的就是权力游戏的胜负，认为自己只有在赢得了一系列权力游戏、充分获得了别人的尊重之后，才获得了人格的尊严，而面对各种可能非常琐碎的冲突和委屈，总是难以释怀，于是以自杀这种方式反抗委屈，成就人格价值。

7.3　综论

在本章，我们主要通过椒兰的两次赌气自杀的经历，考察了“赌气”概念牵涉到的人格价值问题。

赌气的目的，首先是实现人格价值；而这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第二部分中谈的伦常和礼义。在家庭政治中，人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相互的亲密关系，而且要彼此尊重，这样各自的道德资本都能得到对方的认可。在经过了很大努力却得不到认可的时候，人们就会因感到委屈而生气，从而希望改变委屈的处境，得到更多的尊重。这就是导致赌气的基本原因。

但赌气却不是维护人格价值的理性方式，而是一种任性的举动。椒兰的两次自杀经历虽然看上去有很多不同之处，但其基本模式是一样的。在第一次，她尽心尽力伺候婆婆大娘，为的是人们能尊重她，说她好，但结果却换来了一顿骂，所以赌气喝农药；在第二次，她为整个家庭努力干活，想方设法感动丈夫和儿子，但又是没有换来好报，所以要赌气吃安眠药。虽然过了二十多年了，但椒兰的人生模式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在7.2中已经谈到，西堂村的乡亲们批评椒兰伺候婆婆大娘动机不纯；同样，在和儿子的关系上，椒兰对面子的过于看重，也使她陷入了同一个境地。人们说：“为什么憋着气不说呢？要是跟儿子谈开了，好好说说他，怎么就不会变化呢？”这样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椒兰就是不愿意和儿子好好谈谈彼此的误会，一定要用自己的努力和赌气来触动他；在儿子无法理解她的意思的时候，她就更加赌气，结果却更难解决问题。可见，赌气毕竟是非理性的任性行为，很难真正解决问题。

在两次冲突中，椒兰都因为赌气而寻死，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她把人格看得过重，而是在于，她还是没能仔细权衡，没有理性地思考，家庭生活毕竟是以更好的亲密关系为目的，而不是以挣得道德资本、使别人承认自己的价值为根本目的的。在第一次冲突中，椒兰虽然伺候婆婆大娘伺候得很好，但她忘记了，她依仗自己的这些功劳，已经使婆婆大娘自己的女儿女婿很丢面子了；而要进一步剥夺他们打幡的权利，无异于让他们承认自己不孝。在第二次冲突中，她或多或少把自己对家庭的付出当做了获得道德资本的途径，一旦不能获得就怨天尤人，和儿子长期赌气，而不是理性地为整个家庭的关系考虑，教育儿子以更恰当的方式对待自己，更没有像前引的对联中说的那样，从“论心不论事”的角度体谅儿子。

在对人格的理解中，“气”这个词有着非常微妙的含义。人们确实用“气节”、“气性”、“浩然之气”这样的词来正面地肯定人格的价值。不过，在日常生活中，而不是真的大敌当前的时候，“气”却必然意味着冲突和不平。哪怕很有尊严的人，如果不是遇到了不公，也不会生气。就像人们生病时的很多症状，如发烧、化脓，其实是免疫系统对抗疾病的反应，但我们却用这些来判断疾病的存在。同样，“气”虽然是对抗不公、保护人格价值的反应，但我们却用“气”的存在来判断冲突和不公的存在。在公共政治中，只有出现了不平，才会有“气节”的问题。而在本来是一起过日子的家庭中，“气”的存在，就意味着本来应有的亲密关系陷入了混乱。如果“气”持久地存在下去，家中的关系陷入僵局，也就是发生了赌气或怄气的事，那就说明日子过不好了。如果人们在家中也像在嫉恶如仇的公共政治中那样，通过杀身成仁来成就自己的气节，那就导致了自杀的悲剧，使日子真的永远也过不下去了。

虽然“气”体现了人格价值，但若是把人格价值就等同于“气”，以并不理性的方式来处理家庭政治中的不公，虽然确实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抗了委屈，但进一步破坏了家庭中的亲密关系，并不能充分实现人格价值。

第八章　脸　面

我们要讨论的又一个观念是“以面成人”。在这一章，我们将继承社会科学中对“面子”的研究传统，指出，面子的意义在于它是构成人格价值的外在标准，因丢面子而自杀，也是为了保护人格价值。

“面子”这个概念大概可以算中国文化对世界社会科学的最大贡献了。胡先缙在她的经典文章《中国的“面子”概念》中区分了“脸”和“面子”的概念，指出“脸”是一种道德的认可，而“面子”则是社会中的威信和声望。〔8〕著名社会理论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将“面子”的概念融进他的理论体系中，提出了一个具有更普遍理论意义的解释框架，认为面子是“神圣自我”（sacred self）的像（image）〔9〕黄光国则用“面子”概念来解释中国社会中的权力游戏。〔10〕近年来，更有翟学伟用“面子”概念来理解中国人的行为模式。〔11〕

在对面子的诸多研究中，最具有理论深度的，当然还是戈夫曼的说法。其中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面子是在人际交往中建构起来的；第二，面子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神圣自我的像；第三，因为自我在任何文化中都是神圣的，面子是普遍人性的一部分。于是，戈夫曼把面子看做一件“神圣事物”。

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理解，我同意面子是自我观念的一种社会建构，但用“神圣自我的像”来概括它，却并不准确。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关于人性的观念下，“神圣自我”才有意义。若换个角度理解人性，我们并不能照搬这一理解。戈夫曼的说法，仍然没有突破涂尔干的人性两重性的框架。通过对“丢人”这个词的考察，我们可以理解，面子究竟怎样反映了中国的人性观。

在笔者所见的关于面子的研究中，只有胡先缙的文章提到了“丢人”的概念。她说：“‘丢脸’的另一种说法是‘丢人’。此处‘人’主要是指‘人格’，‘丢人’这种新的说法将来也很可能取代‘丢脸’。”〔12〕在随后关于面子的大量文献中，我一直没有见到对“丢人”的进一步讨论。虽然“丢人”并没有像胡先缙预言的那样取代“丢脸”的概念，但至少在中国北方的很多地区，它的使用频率极高；在孟陬人的语言中，“丢人”用得比“丢脸”和“丢面子”多得多。因此，我们在这一章会更集中于“丢人”的概念。

胡先缙在脸和面子之间所做的区分，成为后来面子研究的基本框架。她说，面子“代表在中国广受重视的一种声誉，这是在人生历程中步步高升，借由成功和夸耀而获得的名声，也是借着个人努力或刻意经营而积累起来的声誉”。而“脸”则是“团体对道德良好者所持有的尊敬”〔13〕。但后来的研究发现，这二者不能截然分开。比如David Ho就指出，脸和面子之间有很多交叉。〔14〕金耀基等也指出，在中国北方的语言中，根本不存在这种区分，但胡先缙说的两个含义还是存在的。于是他们用“道德面子”和“社会面子”来指代这两个方面。〔15〕

高戈（Ge Gao）在对中国电视剧的一项研究中指出，“有脸，是成为一个人的本质”，“在中国文化中，面子象征了人格的像”〔16〕。按照高戈的观察，脸和面都是中国人“成人”的重要方面。其中，脸是作为人的最低标准，人可以丢脸，但不会得到脸。而面子则更多象征着人的社会地位，是可以获得、丢失、给予的。高戈研究的意义，在于他指出了面子概念与更重要的“人”的观念的关联。但他做出的这种语言学的区分并不完全成立。至少在孟陬，“给脸”是一个完全允许的说法。

综合所有这些研究的成果，并参照孟陬的实际情况，我认为，首先，无论脸还是面子，都是对人格的一种反映。脸和面子的语言学区分确实在很多地方是没有的。但由于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理解人格，所以对面子的理解也会包含多重含义。人格至少包含下面这几层含义：心理的、社会的、道德的、政治的。在心理意义上，多数人有起码的自尊，即认为自己是个人，需要得到人的尊重，哪怕“小姐”、乞丐、疯子、傻子也有这种心理；但在社会意义上，这些边缘人物没有人格，不被当正常人看待；而在道德上，只有按照基本的伦常和道德观念做事的人，才有人格；在政治上，人们只有通过处理人际关系，得到别人的尊重，才能体现出自己的人格。所有这些方面，都可以转化成面子，而且有可能相互转化。金耀基等所谓的“社会面子”和“道德面子”，只不过是容易以面子表现出来的两个方面而已。

虽然可以从这么多角度来理解人格，但人格并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简单说来，能够顺利平安地过日子，就是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过上正常人的日子，这就是其人格的心理维度；但只有具备一定社会条件的人，才能过正常人的日子，所以一些不可能这样过日子的人就被排除了出去；要能真正顺利地过日子，就必须有一定的道德要求，这就是道德维度的人格；而仅有道德还不够，还要知道如何处理人际关系，能在权力游戏中赢得人的尊重，这就是人格的政治含义。

所谓“道德面子”，就是一个人因为其道德品质而获得的人格价值；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中，都可以用做“道德资本”。“社会面子”，是因为人的地位高低而具有的人格价值，年岁、辈分、职位、资历、威望、财富等都可以构成社会面子，从而也会加重其道德资本的力量。那些疯子、傻子是最没有社会面子的，因而他们的道德资本也就被不屑一顾了；而社会地位高的人，其道德资本也会相应地升值，得到人们更大的重视。这样，失去脸面就是失去了道德资本或使道德资本贬值，即在权力游戏中失去了道德资本，也就是失去了人格的外在标志，即“丢人”。

说面子是人格的外在标志，而不是戈夫曼所谓的“神圣自我”的像，其区别很细微，但还是根本的。“神圣自我”把“自我”理解为一个静态的神圣存在；但中国文化中的“人格”本身，就是在不断的权力游戏中，通过“做人”或“为人”的过程形成和维持的。面子之为外在标志，并不是说，它是“人格”的摹本，与人格有一个对应关系，而是说，人们就要在维护、获得、给予面子的过程中，来形成人格，即“以面成人”。

也正是因为面子和人格之间是个动态的关系，所以并不是所有人的人格和面子都是一致的。人们常说：“好面的人容易喝药。”没皮没脸的人是不容易自杀的，并不是因为这些人没有人格，而只是说，他们对人格的理解不同。在本章，我们会通过一个饱受争议，但在孟陬又大名鼎鼎的人物的自杀，来理解“丢人”的含义。

8.1　烈性

在周流自杀之前，我已经多次听说过他的故事了。一次我去调查嘉树的一个自杀个案，发现嘉树人的生活状况令我极为吃惊。在那里，很多人家都有很大的院子，盖了崭新的房子，至少是四明八暗〔17〕，很多是八明十六暗。我在嘉树的一个向导长勤兄弟三人都有大房子，他自家的房子足有二十多间，他的大院子中间有一个颇具规模的池塘，上面修了一个石桥，还准备在上面盖一个亭子。嘉树有很多人都在搞电料，做生意，家资巨富，甚至颇有些人远在新疆办工厂。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周流。我所调查的自杀者是长勤家邻居的一个老太太树蕙，年轻时聪明能干，吃苦耐劳，极为好强，不愿被人落下，但就因为自己的孩子不争气，没有跟着周流干，到现在还不富裕，树蕙面子上过不去而喝农药自杀。

就是这个鼎鼎有名、间接使爱面子的树蕙自杀的周流，竟然也在2002年8月喝农药自尽。我在周流死后一个星期开始访问与周流相关的人们。他的好友于成言说：“周流是个烈性人。他的小媳妇跑了，他觉得丢不起这人，所以喝了药了。”不过，在我访得了有关周流的更多故事之后，我实在无法把他和椒兰、树蕙这样爱面子的人等同起来。很了解周流的长勤就对我说：“要算起周流做过的缺德犯法的事，早该枪毙八个过了。”无论就其做生意的经历而言，还是就其处理家庭事务的方式来看，周流都是个大恶之人，他好像也从来不顾常人所谓的脸面。那么，这样一个坏蛋，又怎么会因为丢人而自尽呢？

根据人们的讲述，我大体了解到，周流并不是孟陬人，而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移居到了孟陬，开始在几个村做电料生意。他后来又在离县城不远，而且在公路边上的石峦卖瓷砖，发了大财。20世纪80年代中期，周流成了孟陬最富的人，被当地干部誉为“改革开放的先锋”。周流在发财之后，找过好多情人。于成言所谓的“小媳妇”，是一个比他小得多的女人。人们都认为，这个小媳妇的出走，是周流自杀的主要原因。

在他最后的5年里，周流一直住在县城的“娱乐宫”里。娱乐宫坐落在火车站旁边。这一带本来是个村庄，因为1993年修铁路而成为县城的一部分。那里建起了很多新的小饭店，还有一个超豪华的重华大酒店（即三秀工作的地方，参见5.1）。新开的精神病诊所，也坐落在这些饭店之间。火车站与商贸城（参见4.1），是孟陬治安比较混乱的地方。娱乐宫是个大院子，其主建筑包括一个剧院和一个舞厅，周围是几排平房，房东是个40多岁的东北人，房子大多出租给了铁路工人。周流也租着其中的一间。他的房间离舞厅很近。他的尸体，就是在舞厅里发现的。

虽然一度非常富有，死前的周流已经颇为落魄，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他的房东说，周流哪怕在穷的时候也不小气：“我经常看见他一个人在饭店里大块大块吃肉，他一顿吃的肉够一般人几个吃的。”周流对朋友非常慷慨，所以存不下钱。在最后几年，他欠了一屁股债。房东说：“他还欠我1100块钱呢，好几个月的房租也没给。我知道这钱要不回来了。”他死之前，几乎天天有人来要账。

但即使在这么艰难的时候，周流还是时不时能挣到一笔钱。房东说：“我可知道他怎么干。周流是个聪明人，什么都干过。我不知道他来这儿以前干什么。就在他住这儿的5年里头，他试过好多技术，像太阳能、热水器、蚊子药。这些技术都不是他发明的，可是他都跟人家说是他的，卖专利。他一般都是买一些杂志和报纸，在里边找新技术。他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就马上把人家的新产品买下来，然后研究它。他也找懂行的人帮他研究，很快就能弄明白那是怎么回事。然后，他再把这技术卖给别人，说那是他的发明。他其实没文化，什么也不懂，从来没有发明过一件东西，可他靠着这个就能发财。去年我亲眼见到他这么骗一个河南人，骗得人家一愣一愣的，我心里就笑。去年年底，他又挣了5000多。可是今年他挺倒霉。人们都学聪明了，他骗不了人家了。他挣不了钱，又花得多，就借了好多钱。我这房租和电费他都没给呢。可是要说起来，周流要有钱的时候，真是不抠。”

为了了解这个传奇人物的一生，我采访了很多人。

还是长勤和我讲了周流刚来孟陬时的情况：“大约1976年，周流来了嘉树的大队办的工厂，人们都说他是厂里的地下‘黑师傅’。他家是祁州的，在那儿有不少关系。到了孟陬以后，他还常依靠这些关系。祁州有的单位的领导跟他保证：‘你生产的东西，俺们一定要。’所以，他在这个村的时候，厂里头生产的东西都能卖出去。要是别人呀，一件也卖不出去；可是周流一个电话就能全解决了。他一个月挣120块钱，在那时候可算太多了。后来他都想在这村落户，要把全家的户口都迁过来。我帮他办这事了。他媳妇比他小15岁。他那时候35，他媳妇才20。

“我跟周流的关系不错，我常跟他到外地去跑业务，我也算他带出来的。俺们在旅馆里边就常聊天。他跟我私下说：‘要按我做的事说，我早就该枪毙好几遍了。’这家伙什么都敢干，什么也不怕。我跟他一块，常叫他做的事吓坏了。

“他媳妇有个姐，也跟他一块干活，他们俩靠着。这个大姨子的闺女也跟他干活，让他弄得大肚子了。周流这个人能力确实不同一般，可是坏事也做得不同一般。他又大手大脚。他挣的那些钱，要是能存下百分之二十来就特别多了，也不会像后来那样。

“1980年，俺们那厂子不太好，周流跟我都不在里头干了。我开始做自个的生意。周流在嘉树这几年又有了好多新关系，挣了不少钱。他就上石峦去了。那个年代，行贿送礼还不时兴呢，可是他就懂这个，给点小东西就能办大事。他学会这个比别人早得多。这样，他就和好多干部熟起来了，也发了财。周流还买了好几把枪，后来被公安局没收了。

“从他到石峦以后，我就没怎么联系过他。周流胆子忒大，我怕卷到他的那些个坏事里头去。后来听说他上广州去了，又跟好几个女的靠着。人们都说，他在南方靠诈骗挣了钱了。过了几年，他带着一个小媳妇和一个小孩回来了，跟他老媳妇离婚了。再后来，因为他没什么钱了，他小媳妇跑了。他就想把自个的两个孩子让别人收养了。过了一段他小媳妇又回来，把两个孩子带走了。有人说他跟他老媳妇复婚了。我还说呢：‘这可是好事。他以后该收心了。’谁知道后来人们又说，他喝药死了。我听了特别吃惊，想不到他会自杀。周流这一辈子，什么没经过，什么难事没见过？能屈能伸，怎么会自杀呢？”

长勤和房东所言给我的初步印象是，周流虽然非常聪明能干，但几乎无视任何社会规则，无恶不作。他盗窃专利，欺骗商人，贿赂官员，私藏枪支，玩弄女性，甚至连外甥女都不放过。他不仅不断做出违法的事，而且还偏离了一些非常基本的做人原则。孟陬的人不清楚他在来孟陬之前的事，但人们知道，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闹得很欢。他之所以来孟陬，就是因为怕祁州有人报复。有人说：“据说，他在祁州犯过命案。”

周流没有因为这些坏事而感到丢人，人们也没有因此就歧视他。相反，他成了孟陬的名人。他简直是通过公开挑战道德原则来为自己挣得更大的面子。按照胡先缙和金耀基等的分类，周流通过丧失道德面子来挣得社会面子。按照高戈的概念，他已经丧失了人的本质，却因此成了一个更尊贵的人。这种明显悖谬的事实，要求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面子与人格之间的关系。

周流的密友于成言现退休在家。他对周流了解得最多，详细向我讲了周流的故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周流怎么通过做坏事来挣到面子，又怎么因为烈性而自杀。

“周流是个烈性人，在我看来，这就是他自杀的主要原因。没囊没气的人，说什么也不会自杀。

“周流年轻的时候，在他老家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头唱京剧，老演坏蛋。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就开始生产和卖电料，可是在祁州做得不忒好。他觉得孟陬是个穷县，也许有更多机会，就想在这儿发展。孟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特别左。他刚来的时候，没人敢办私人企业，都把他当成‘地下非法商贩’、‘黑师傅’。他一开始不是去的嘉树，在钟庄乡待着了，在那儿秘密地干。多亏了周流，钟庄的电料搞得不错。现在那儿有一个工业区，就是靠周流最先打下的底。可是钟庄的领导忒保守，怕周流给他们惹事，不愿意让他在那儿待着。所以周流就上了嘉树了。嘉树的电料产业就是周流开始的，现在可有名了。电料可是一个有油水的事啊。只要掌握了技术，就特别容易来钱。你看钟庄那边，挣不少钱呢。人们说：‘劫道绑票，不如搞电料。’不过这都是我还没认识他的时候的事，细节我也就不知道了。

“我跟周流是怎么认识的呢？我家里边挺穷的，还是几辈单传。从俺爷开始，这几辈都是就一个小子。这不，俺爹死了，什么事就都是我的了。有一回，俺奶奶病了，我没钱给她买药。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挣不了多少钱呀。买这药就缺20块。我问一个挺熟的人，能不能借给我20块钱。我对他有恩哪。他爹是地主，‘文化大革命’期间，多亏我保护他们家了。我这一问，他哭了。他说，他理应帮我，可是拿不出钱来，觉着丢人，这才哭。就在这个时候，有个人路过，认识他，就问他怎么了，他就说了这情况。那个人二话没说，拿出20块钱就给我了。过了一个星期，我领了工资，着人捎给他。他后来见着我说：‘我给你这钱，就没想着要回来。这么点钱算什么呀？’这就是周流，俺们就从这20块钱订交。那大概是1984、1985年吧。当时，人们基本上还没有摩托呢，周流就骑着个摩托。他过了一段还买了辆小卧车，更不一般了。

“周流的媳妇脑子里有点毛病，她傻。她给周流生了两个小子一个闺女，都有点傻。周流为人仗义，对他们都不错。他发了财以后，他这些孩子也上孟陬来了。他给他们在祁州盖了三座楼。

“那还是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呢，中央三令五申，叫人们解放思想。可是这县里的人思想保守落后，受‘左’的影响太大，也都不会做生意。我那时候当一个乡的乡长，就说：‘这就像一个人，给绑着好长时间，等这一松了绑，他的两条腿还是麻的，不会动。’好多人都引用我这个比喻，还上了报纸。县领导也引我这话，说服人们办企业。周流是孟陬县最早的私人企业家之一，是改革开放的先锋。所以领导们都接见他，宣传他的事迹。他也会打扮自己，知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人模狗样的。有一回县长上地区开会去，回来跟我说：‘周流跟俺们一块去的。地区领导见了他，眉开眼笑，亲切握手，那个尊敬呀。可是见了俺们，就爱答不理的，什么也没说。周流的地位比俺们还高呢。’有一段时间，他的女秘书是他媳妇的姐的闺女，这闺女后来偷了他一大笔钱跑了。

“周流1988年在石峦建了个厂子，教人们制作瓷砖的技术。他靠这技术挣了得有100多万。他到处做广告，广泛宣传。他还跟那些个开‘三码’的说好了，叫他们从汽车站接学员来。每接一个学员，他就给300块钱。他教人们在瓷砖上印画。那画都是当地没什么名气的画家画的，可他都说是著名画家的作品。〔18〕学员们在他这儿学一个星期，交给他3000块钱学费，然后他给开5000块钱发票。这学费也不少了，可是学员们大多不是个人来学的，都能回去报销，所以不光不赔，还能赚钱。老多人来学呀。

“他教的这技术也不是他发明的，全是从报纸上偷来的。我知道他的这些花招，有一回就警告他，这可都是犯法的。他说，他的发票都没有存根。没有底，谁也发现不了。那时候我怕他出事，就派了个律师跟着他，帮他出主意，教他法律知识，尽量别做违法的事。周流跟我保证，说再也不这么做了。周流学咱们国家的法律学得特别认真，他跟人们签合同的时候，老是设置好多圈套，要打官司肯定输不了。周流是个聪明人，学什么都一学就会。他什么地方的话都会说。咱们县里这些‘小姐’，哪儿来的都有。他跟谁说话就用她家里的话，她们都听不出来是假的。他还有各种各样的证件，还有好些个记者证，谁要查他证件，他能拿出一沓子来：‘你们说我是什么人吧，随你们定。’

“周流的脾气是不好，可是他对穷人有同情心。只要见了要饭的，他从来不会不给钱。他不是个冷酷人。在石峦的时候，他资助过一所小学，还出资建过一座桥。1987年，县里在石峦办武术比赛，他出了一大笔钱。他跟周围的饭店说：‘只要是参加武术比赛的人来你们这儿吃饭，都算在我的账上。’他给这些人交了3万多的饭钱。在那个时候，这可是一大笔啊。

“1990年，周流上桂林去了，可是他走的时候我不知道。有一回，一个桂林卖电料的上孟陬来，他说他有个朋友叫周流。我还奇怪呢，周流怎么会有桂林的朋友。他说，周流就在桂林呢。是他告诉的我，周流怎么去的桂林。有一回，周流的司机撞死了个人。他不想打官司，就把那辆车留给死人的家属，跑了。周流很仗义，不会一个人跑，给那个司机也买了张火车票。死者的家属得了那辆车，价值12万。他们就是打了官司也拿不着这么多钱，也就不再追究了。周流就这么到了桂林。

“周流在桂林待了几年，后来又去了上海。1997年，他回到孟陬来了。这事齐信芳知道得清楚，是她从上海把他叫回来的。周流回来的时候，还带着个挺年轻的女的，我就问他：‘你又换了女秘书了？’周流老换漂亮女秘书，我以为这又是一个呢。可是他说：‘不是，这不是新秘书，是你的新嫂子。俺们结了婚了，有合法的结婚证。’我不明白，他没跟他老媳妇离婚，怎么会再结婚呢？周流说：‘我也有合法的离婚证。’他给我看离婚证，我知道那一定是假的。也许他的结婚证也是假的。他说：‘我不光有了个小媳妇，还有个小小子呢。他现在在上海。’听他这么说，看来是真的了。我就跟他认认真真地谈了一次话：‘流哥，咱们从20块钱订交，到现在，也有十几年了。咱们这回得好好说道说道这事。以前你虽然是泡‘小姐’，养女秘书，可是你从来没说不要了那个傻媳妇，人们都觉得你是个有良心的人。可这回你就不对了，忙叫她走吧。她比你小整33岁，以后一定会成了你的负担。这事你得好好考虑一下。’他在祁州的儿子也给我打过电话，想把那个小媳妇赶走。

“周流是不听我的。他说：‘爱怎么着怎么着吧，老弟。这个我能处理好。我准备请领导们吃顿饭，你联系他们，把他们都请来吧。’我跟县长、书记、管科技的、管工业的、管商业的，还有别的所有跟他有关的头头脑脑都找到了。提起周流来，他们都知道呀，二话没说，都答应来。什么事都在饭桌上敲定了，他在这县里不会有麻烦。凡是跟政府有关系的一切，他都让我给他打点，说：‘只要有你在，我就放心。’他还叫我跟着他干，他每个月给我开300块钱的工资，我不干。虽然我跟他这么好，我也不愿卷进他干的那些事里去。他要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助他，可是不能跟他一块干去。

“听跟着他干的人说，他跟他小媳妇老是打架。有一回，周流在南方的一个债主来了。那时候周流已经穷了，没钱。‘没钱是没钱，可我也得招待你一顿好饭。’他请这个债主到家里吃饭。他们正吃着呢，他小媳妇进来了，问那个人是谁。等她知道了这是债主，就急了，一下把桌子掀翻了。周流也急了，跟她说：‘算了，我给你1万块钱，你走吧。’他小媳妇听见这话就软了，一下子给他跪下了，就哭。周流其实不想赶她走。

“他们从上海回来后，就一直不忒好。他们一开始在铁路旁边租了一间房，后来又搬到娱乐宫来，因为欠房东的钱。他们在娱乐宫那儿的窗户上写着‘宁流新技术中心’。‘宁’是他小媳妇的名儿。这几个字现在还有呢。

“（20世纪）90年代以后，通信技术发达了，信息也快了。人们很容易就能学到新技术，周流骗不了人，没法那么卖技术了。他从上海回来，就借了好多钱，齐信芳那儿1万，我这儿7000，还有别人的好多。他总共还欠至少5万多块钱。他老是跟我说，日子不好过。可周流到底还是能耐人，一年怎么也能赚个1万来的，可是这都让他小媳妇花了。他身体也不好，脸色越来越不好看。

“他们没钱雇保姆，就用这么个法：他们每雇一个保姆，就跟人家提前说好了：‘试用期里头没工资。’他小媳妇老是在试用期快到的时候找个借口把人家辞了，这样就不用花钱了。他们就是靠这么老换保姆，小孩长大了。

“周流总是开车或骑摩托。因为他一只脚有残疾，拐，所以他不愿走道。他这穷了以后，也总骑着个摩托。他有时说叫我给他派辆车。我是不敢叫他开我的车呀。必要的时候，我就跟他一块坐我的车外出。俺们一块去过石峦和嘉树。他在这两个村都熟。那里的人们见周流穷了，对他也冷淡了。

“大约在他死前两三个月，人们说周流离婚了，他小媳妇跟一个给他打工的人跑了。我说：‘她终于跑了，这是好事。她早就该走了。’我安慰周流，他说，我以前跟他说的话都是对的，她到底还是离开他了。我说：‘没准她哪天就回来了。’周流说：‘不会，我知道她的脾气，她永远也不会回来。她还拿走了我的好多古董。’我说，这也许都是该着的，也许上辈子他欠下她什么了，她这是来要账来了。周流听了这话笑了。他这一回是真难受。

“有一回，我从市场上回家，正好经过娱乐宫的大门口。周流在那儿站着呢，说：‘我每到想你的时候，就能碰见你。’他说，他前几天上石门了，娱乐宫看门的偷了他好多古董。我叫他给公安局打电话，他不干。我一下就明白了，他准是欠了人家的钱，要不，他早就自个叫警察了。过了几天，我在市场上碰见那个看门的了，问他怎么偷周流的古董呀。他说，是周流自个让他拿的：‘我借给了他7000块钱，他还不了，就让我拿那些东西。我拿的根本抵不上7000。’

“过了一个星期，我又在娱乐宫门口碰见周流了，他又说想我就见到我。我知道，他其实专门在等我呢。他知道我每天早晨上早市，大概什么时候回来。可是为了面子，他故意好像偶然碰见我一样。他说：‘我的朋友老梁是个南方人，说他想给我点钱。他有个自个的工厂，造一种酒。他想让电视台给他的产品做广告。我知道你儿子有个朋友在电视台。’他还说，老梁想在石门给他买个楼，还愿意替他还债。我也认识这个老梁。周流想让我跟老梁说，能不能现在就给他点钱，可是他不好意思亲口要：‘我想要5万或6万还债。等我还了债，我也就可以走了。’当时我不明白他说的‘走’是什么意思。我还以为他是说要去石门呢。可是现在这么一想，他的意思是死。他还说，他想跟老梁合作，在石门重操旧业。我觉着，要是老梁真的给了他钱，他也不会用来还债，一定是花了。不过，我还是答应帮他问问。周流还跟我说起他跟小媳妇生的两个孩子。他的儿子叫吉祥，女儿叫如意。他说：‘我想让人收养他们俩。’那个时候，两个孩子待在他们的干爹家里。

“可是第二天，老梁自个就到我家来了。他说，周流吃了药了。他的司机正带着周流去医院呢。俺们给他的司机打电话，司机说周流活过来了。俺们又打电话给他的老媳妇和孩子，他们都上孟陬来了。周流的老媳妇说：‘这个娘们是个狐狸精，把俺们的家都毁了。’周流跟着他们回老家去了，过了一段又回来了，可是这以后我就没再见过他。我上外地去了，回来才知道他又喝了一次药，这回死成了。

“周流生性是个无拘无束的人。他个性太强，丢不起人。等他穷了，小媳妇也跟人跑了，他就受不了了，活不下去了。我觉着，这是他自杀的主要原因。周流这一死，人们都挺同情他的。他的债主大多不愿追回这钱了：‘他是还不起债死的，为什么非得逼他还呢？’”

于成言在讲完周流的故事之后，还做了一番评价：“在我看来，自杀的人大多忒骄傲，忒虚荣。他们是烈性人，突然发生什么事，就有可能气得受不了，活不下去。周流自杀不是赌气，他以前是那么富，受人尊敬，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现在变穷了，要账的人一天一天来找，媳妇还跟着人跑了，丢不起这人。我还知道有个跟周流差不多的，是南庙的童糅玉，也是孟陬改革开放的先锋，以前也是特别有名，有姐妹俩争着跟着他。他后来也像周流似的，生意不行了。他也自杀了两次，最后上吊死了。我这种事也见得不少。九河有一个从部队上复员回来的小伙子长友，不懂地里的活。他爹就骂他：‘看你这点出息。’旁边的人也都跟着笑。他回家就喝了药了，还写了个纸条，说对不起爹娘和媳妇。这也是个好面的人呀。”

比较一下长勤和于成言的叙述，我们就可以看到，虽然周流几乎无恶不作，但这种道德上的无拘无束和他的人格价值并不矛盾。我们甚至不能说周流是个没有道德感的人。他对朋友慷慨仗义，对乞丐富有同情心，投资建小学，在石峦修桥，都是做好事。

周流确实不受一般的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但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则，他还是看得很重，不愿意破坏。他可以不在乎自己招人恨，不怕人们说他是坏人，但他无法承受嘉树与石峦人的世态炎凉和小媳妇的背叛。他虽然并不看重别人看重的那些规则，但他不是没脸没皮的混混，而是有尊严、有地位、有骨气，当然也有面子的一个人物。他也是一个好面者，甚至对面子的珍爱程度不下于树蕙等人，只是对面子的具体理解并不一样。

长勤说周流什么苦都能吃，什么大风大浪都经历过。他可以用自己的人格力量来承受这些，但他不能承受人格的丧失和被作践。他虽然并不怎么看重道德规范，但他一定要表现出慷慨、大方、高傲来。他并不怕贫穷、艰苦、死亡，但他不能承受羞辱和限制。用于成言的话说，他是一个“无拘无束的人”。

于成言所讲的一些细节可以帮助我们看周流是如何看待他的面子的。周流是个瘸子，他认为这是自己的一个大毛病。据别人说，周流的一只脚是畸形，脚趾上翻，非常难看。他想了很多办法来掩饰这一身体缺陷。首先，他无论天气多热都穿一双大皮鞋，让人们看不出他的脚和别人不一样，所以有个外号叫“大皮鞋”。另外，他那么早就买摩托和汽车，除了夸耀之外，一个重要目的也是掩饰他的走路姿势。哪怕是在变穷之后，周流还是尽量骑摩托，而不走路。

另外一个细节，是他和于成言的两次“不期而遇”。于成言告诉我，这两次都是周流安排好的。他特意在等于成言，想让他帮点忙，但就是不肯表现出急切要求于成言的样子，所以有意把见面安排得像偶然撞上，这样也就维护了自己的一点面子。周流告诉于成言丢古董的事，是想让于成言帮他要回一些来。但他既不说是自己欠了门卫钱，也不愿意直接对于成言说他想要什么。而于成言立刻就猜到发生了什么事。第二次，周流告诉于成言老梁的计划时，也吞吞吐吐地不肯说自己真实的意图是要钱。虽然在于成言明白了真相和他的真实想法后，周流还是暴露了他的狼狈境况，但他毕竟保留了自己的一点体面。

周流这个烈性人不仅想方设法掩饰自己的缺点，而且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挣得更多面子，建立威信和尊严。作为他的好友，于成言深知周流有了钱就会乱花，而不可能用来还债。周流哪怕在最困难的时候，对朋友还是非常大方。像他对待那个来讨债的债主，虽然还不起钱，但一定要请人家吃一顿好饭，不能丢了面子。而他这次之所以对小媳妇那么生气，甚至要赶她走，就是因为她给自己大大丢了人。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周流做的一些坏事是没脸没皮的。但按照周流自己的逻辑，他深知如何为自己挣得面子和尊严。那些不道德的事并不会羞辱他，只会使他更无拘无束，甚至可能为他赢得道德资本。这些坏事，恰恰是周流培养和维护自己的人格的方法。

按照很多人的说法，周流对人格的理解和培养方式，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改革开放初期，孟陬很多暴发户是“文化大革命”时的红卫兵头目。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起来的蔑视一切、批判一切的人格，大大有助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发财致富。我们在第四章看到的江中、昌披、大招子、落蕊等人，就都是“文化大革命”中非常活跃的造反青年（参见4.2）。娘娘庙村另外一个40多岁的企业家跟我说：“影响我最大的就是张铁生。我初中毕业后，他是我的偶像。我那时候在社会上闯，靠的就是白卷英雄那股劲。”在周流这些20世纪80年代暴发户的身上，我们看到，“文化大革命”与改革开放两个阶段虽然迥然不同，在精神气质上却有着隐秘的连续性。这些人崇尚反叛精神，不把法律和道德放在眼里，也不在乎社会舆论的评价，成为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受益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视面子。他们只不过试图以一种完全独立的方式闯出一片天地来，使人们刮目相看。周流和江中是成功者，成了企业家；昌披当了干部，也算个成功者；大招子、康娱、落蕊等人是失败者，被当成混混和社会渣子。

周流刚来孟陬的时候，是一个“黑师傅”。但这个身份从来没有让他不快。相反，他可能还非常喜欢这个黑色的头衔。他之所以能成为“黑师傅”，主要也不是因为他有知识或懂技术，而是因为他有关系，有胆子。嘉树的齐信芳曾经谈到周流在嘉树的一个细节：“周流没怎么上过学，好多技术根本就不懂，所以也出过好多错。可是他就靠胆大呀，什么也敢干。有一回俺们生产了一种新产品，需要堵上一个洞，谁也不知道怎么堵。周流想也没想，就把一个棒核子堵上了。还真行，那机器能用。俺们就都用棒核子堵眼，所有的产品都这么卖出去了。没过几天，所有的产品又都退回来了。”

周流正是通过对既有法律和道德原则的蔑视，不仅做成了很多生意，而且培养了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关于瓷砖的那个手段又是一个例子。周流想用较少的成本挣大钱，学员们想缴尽量少的学费但获得尽可能大的收益。周流充分考虑到学员们的心态，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他号称那是自己的专利，上面的画还都是名画家的作品，于是产品的价值就被抬上去了。3000块钱的学费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为了让学员们心甘情愿地出这笔钱，就给他们开大额发票，让学员们也占了不小的便宜。这样，由公家出钱来学习的学员们也就不在乎那笔学费了。在与学员们的这场权力游戏中，周流虽然做了非法的事，却获得了道德资本，使学员们感到他的仗义，愿意出钱学习。同样，由于他对那些拉“三码子”的非常慷慨，他们也愿意帮他拉学员。

这就是周流的做人之道。面子和尊严并不是抽象的原则和理念，而是在权力游戏中培养起来的。并不是只有法律和道德允许的手段，才能赢得他人的尊敬。任何给人面子、替人考虑、施加恩惠的做法，都能为自己赢得道德资本；甚至冒着违法的危险做一些好事，更能获得尊敬。周流慷慨大度，不拘礼法，反而为自己挣得了巨大的面子。

和很多不拘礼法、崇尚反叛的人一样，周流虽然不重视伦理规范，却非常看重自己的人格。他虽然可以和法律玩各种花招，但对朋友甚至对陌生人非常仗义。他与自己的大姨子和外甥女靠着，违背了基本的伦常观念，但他从来没有真正抛弃过他的老媳妇。他按照自己的原则笼络人心和做生意，成为孟陬数一数二的企业家，连地区干部都非常尊重他，对他甚至比对县长都好。周流成了孟陬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面子不只是人格的象征，而且是人格的组成部分。人格虽然可以理解为一个心理概念，但往往在人际交往中，才能证成和实现它的价值。由于人格本身就是富有社会性和政治性的概念，在人际交往中挣到面子，或者说挣到道德资本，就成为做人过程中非常本质的内容。可以说，只要人处在与别人的交往之中，就存在面子的问题；而面子也只有在与别人交往的时候才有意义。因此，根本就不存在完全没有面子的人。

于成言说，没囊没气的人不会自杀。没囊没气的人就是不看重自己的人格，任人作践，毫无面子可言的人。我们在6.3看到的超远和四荒不被当正常人看待。人们可以任意欺负和取笑他们，但他们还是因为受到侮辱而自杀。我在田野调查中遇到的最可称得上没囊没气的，是韩村的韩安居。他和朋友韩少留喝酒的时候开玩笑说要互换媳妇。后来，他的媳妇秋菊真的和韩少留跑出去玩了一个月，他就也去找韩少留的媳妇，却被拒绝了。等韩少留和秋菊回来的时候，两对夫妻竟然邀了两家的父母，到县城里大吃了一顿，好像丝毫不在乎此事。但即使这样的人，最终还是不能彻底不在乎人格价值。韩安居的父亲骂他：“你真是怂。你媳妇跟人跑了，你还不生气。”韩安居虽然外面不表现出来，但到了晚上，却残酷地折磨秋菊，致使秋菊喝农药自杀。过了几天，他自己也喝农药死了。

任何地位低下、受人轻贱，乃至自己都不把自己当正常人的人，也不可能一点人格价值都没有。他们也会赌气或觉得丢人。只要处在社会当中，和别人有一定交往的人，就一定需要通过道德资本形成一定的人格，也就是要维护一定程度的面子，否则就不可能继续交往下去，也就不可能生活下去。只不过，那些边缘人无法忍受的底线会比别人低一些；爱面子的人不能忍受的底线更高一些；而像周流这样不拘礼法的烈性人，其底线会和别人不大一样。无论是谁，只要他能承受的底线被打破了，就会觉得丢人。

因此，面子根本不是爱面子之人的特权，更不是仅仅有道德有地位的人才会有的，而是在权力游戏，也就是基本的人际交往中形成的，是一种最基本的人格感。面子不是一种东西，人们虽然可以给予、丢失、剥夺、占有面子，但如果不在相互交往的时候，面子就是一个无意义的概念。即：只有在人与人的相互交往中，也就是权力游戏中，面子才能变成道德资本，起到该起的作用。

这样，因为丢人引起的自杀，就可以看做在人格受损的时候，一种挽回面子的行为。对周流而言，自杀和他的骑摩托、坐汽车、有意安排偶遇于成言的意义是一样的。虽然他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众叛亲离的地步，但他不愿承认失败。即使他的失败已经是个人所共知的事实，他也不能屈服，而要维护最后一点尊严。

像周流和江中这样的一些20世纪80年代企业家，身上有些共同特质，反映了现代中国，特别是1949年以后相当一贯的精神气质。他们蔑视权威和礼法，崇尚反叛精神，富有开拓力。我们在此无意对他们做出道德评价，但若仔细审视他们的经历和生死爱欲，我们会看到，他们并不能根本否定道德规范的巨大力量。只不过，这些道德规范在他们这里都以面子的方式表现了出来，成为权力游戏中的道德资本，却并没有起到道德约束的作用。他们更加看重人格的实现和自己的尊严，更要有尊严地过日子，虽然并不想循规蹈矩。因而，当他们失去面子的时候，就往往难以承受这巨大的打击。他们虽然蔑视家庭中的道德规范，却不会蔑视家庭本身，因此，家庭中的问题可能会成为对他们的致命一击。

8.2　丢人

周流虽然是孟陬的一个公众人物，但他的自杀和我们考察过的别的自杀者一样，也是家庭政治的结果。我在于成言等人那里已经大体了解了周流与两个媳妇之间的关系。为了进一步厘清他最后的家庭纠纷，我又采访了另外一些人。

于成言告诉我，是齐信芳把周流从上海叫回孟陬来的，于是我找到了齐信芳。齐信芳的娘家是娘娘庙村的，婆家在嘉树。周流在嘉树的时候，齐信芳也和他在一个厂子里搞电料。后来，她逐渐发展起自己的生意，做大之后，离开了嘉树，在县城边上买了一大块地，在上面建了一个工厂，还有几排房子，共30多间。她出租其中的一些，还有一些给她的工人住。周流和他小媳妇刚从上海回来的时候，就在她的房子里住了一段。谈起周流之死，齐信芳说：

“周流的死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他经历了那么多，认识到世态炎凉是怎么回事，什么都看透了；第二，他本来以为小媳妇说什么也不会离开他，结果她跟着别人跑了，这是个重大打击；第三，他还不起那么多债。

“他刚来孟陬的时候，在钟庄待着。他后来到嘉树来搞电料。我跟他一块干过活。后来他又离开嘉树，我还想给大队干，可是他们不愿叫女的干了。我就想上别的省去拉拉关系。周流帮我认识了一个武汉人，我把货全卖出去了。以后我就越来越成功。周流对我的恩，主要就是这一回。

“周流后来到了石峦，他媳妇也跟他住在那儿，在一个小房子里。周流挣了钱，一点也不给他媳妇，觉着她傻。其实，他要是给她点呢，她就帮他存下来了，他后来也就不会这么穷。周流跑到南方的那一段，他老媳妇把石峦的那个小房子卖了，回祁州去了。她在老家开了个小卖部，挣了点钱，给她闺女当嫁妆。她闺女去年结的婚。她结婚前来找过周流，周流的小媳妇是不愿意给她钱，可周流还是给了她一点。周流的老媳妇有俩姐姐，她们爹娘早死了，都不容易呀。周流有了钱，先是跟她姐搞，后来跟她外甥女搞。他没脸见他老媳妇呀。

“后来周流去南方的时候，带着他老家的一个闺女，就是他的小媳妇。人们都说她是东北的，其实她就是祁州的，她父母在大庆油田上，她跟父母赌气，回祁州和她爷爷住，后来不知怎么认识了周流。他在南方待了几年，后来到了上海。他小媳妇最开始给他生了个闺女，他就打电话把他老媳妇叫到上海去了，去照顾那个孩子。她到了上海才知道，周流叫她是当保姆去了，特别生气，就指着那个小孩说：‘这就是你们叫我来上海的原因？我跟你们说：这个，你们稀罕，我可不稀罕。我不伺候她。’她离开上海就回来了。谁说他老媳妇傻呀？那净瞎说。她是有一种头疼病，疼起来特别厉害，她就糊涂。一般的时候她好着呢。她跟周流结婚的时候才17岁，也比周流小好些个。

“1997年，他给我打了几次电话，叫我跟他合作弄点东西。后来我就去上海跟他谈这事。那时候他和他小媳妇跟刚生的小女孩在一块，雇着个老太太当保姆。周流说他在开发一种新型的坐便器，想在孟陬生产。我不看好这个。他就说想跟我一块回孟陬来。我说我第二天就想回来，他说那就第二天走。我就这么跟他一块回来了，那个小女孩还在怀里抱着呢。

“他们刚回到孟陬的时候，我叫他们住在我这些房子里。他从我这儿借了1万块钱。可他那种坐便器没做起来，他没钱还我，就搬到火车站那儿租房子了。后来不知道怎么着，他又搬到娱乐宫那儿，租了间小房子。

“他在我这儿的时候，我跟周流说，他不该要那个孩子，那孩子比他孙子还小呢：‘你这个媳妇比你儿媳妇都年轻。’我的意思是，这个女的靠不住。他说，这个小媳妇是个好人，跟着他不是为了钱：‘不管我是穷是富，她都愿跟着我。’我就不信这个。那时候他们状况已经不好了，那女的还花一大些个钱雇保姆。他要再穷点，她能跟着他？我知道，她跟周流刚好的时候，他一定是跟人家吹，说他有钱，在石峦有房子。等他们回来，她才知道那房叫他老媳妇卖了。更何况，那只是特别小的个房子。后来，他们又生了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我觉得他们连第一个都不该要，更别说第二个了。他媳妇说：‘我要是什么时候不想要这孩子了，还可以卖了他挣钱呢。’你听这话！

“周流回来，又试了几种技术，都弄不成。他老是跟我说：‘我很快就又有钱了。我这一年就能还你那1万。’他每年都这么说，每年都还不了。就在他死前没多久，他还说很快就还我钱呢。

“后来，他那小媳妇跟一个给他打工的人跑了。那个小子是个东北来的逃犯。我是不敢收留这种人，可周流老是要这样的人。他觉着，这样的人对他特别忠心，还认那人当干儿。结果他干儿把他媳妇拐跑了。后来他小媳妇又回来了，可是没多久又跟另一个人跑了，那个人又老又丑。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就听说他又老又丑。”

周流的家庭政治比别人的都要复杂，因为他和两个女人同时保持着夫妻关系。一方面，他不仅从来没有和老媳妇彻底断绝夫妻关系，而且那边有一大群儿女；另一方面，他和小媳妇又以夫妻的名义过在了一起，还生了一对儿女。有时候，他同时要和两个女人进行权力游戏。比如，他把老媳妇叫到上海来看孩子，就取悦了他的小媳妇，却极大地羞辱了他的老媳妇。到后来，周流基本上不管他老媳妇和她的儿女了，他老媳妇就成了那个家庭的实际家长，所有事都由她来拿主意。她含辛茹苦，好不容易给女儿凑了些嫁妆。在这个家庭里，她比周流的道德资本丰厚得多。在她女儿向周流要嫁妆的时候，周流又同时在两方面玩权力游戏。一方面，他有责任给女儿一些嫁妆钱，要不然在他老媳妇面前就很丢人；另一方面，他小媳妇不愿给这些钱，因为那些钱毕竟算是他们两个的共同财产，他们还要在一起过日子。周流在与小媳妇的权力游戏中赢了，却输了与老媳妇的权力游戏。

由于周流一直对不起他的老媳妇，他在她和她的儿女面前根本就没有什么道德资本可言。而他老媳妇为儿女们受了那么大累，付出了那么多，因而在与周流的权力游戏中，就有更多的道德资本。用齐信芳的话说，周流“没脸见他老媳妇”。周流之所以自杀，不仅是因为他小媳妇跟人跑了，而且也和他在老媳妇面前的地位有关。

关于周流最后一段时间的生活细节，他在娱乐宫的房东给我讲了一些：

“我开始不知道那个女的是他的小媳妇。周流的过去我一点也不知道。那女的是东北人，今年28岁。他们刚住进来的时候，关系挺好的。周流对他小媳妇特别好，她给他生了一个姑娘一个儿子。那女孩今年5岁，男孩3岁。今年夏天早些时候，他小媳妇跟他的一个工人跑了。出了这事，周流就寻过一次死。那是半夜，我正睡觉呢。突然有人把我叫起来，说周流吃了安眠药了。我赶快跑他屋里去，发现他已经不知道事了。他吃了有200片。我叫了几个人，一块送他到附近的一个诊所。他要在我这房子里死了，我得担责任啊，所以我得想方设法救他。我们到了诊所，医生说他们没办法，我们赶快又去县医院。他在县医院里救过来了。这回我给他花了200块钱。等他醒过来，我求他说：‘流哥，你可别这么干了。你要在我这儿死了，我可说不清。’周流笑了，说：‘我不这么干了。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死了。’他看上去是想通了，应该不会再寻死了，所以我就放心了。谁知道，他过了一个月就又寻死。我可是让他给骗了。

“他死的时候，我是第一个发现的。我不知道他这回吃的什么，但一定不是安眠药。我估计是蚊子药，是他的一种新产品。本来，周流的小媳妇刚跟人跑了，周流吃安眠药被救过来，他老媳妇来了孟陬，他们就一块回祁州去了。我们以为他们不会再回来了呢。我还觉得，他回祁州就是为了不交房钱。我知道他们没钱，也就没怎么计较。我也听见周流跟他老媳妇保证，再也不跟小媳妇见面了。可是过了一个月，他小媳妇回来了。她问我周流上哪儿去了，我就用我的手机给他祁州的家打电话，然后让他小媳妇跟他说话。天，她在我手机上说了足有10分钟，可不是自己的手机了。我不知道他们到底说了什么，只听见他小媳妇说，她身上只有5块钱了，还说她把金耳环都卖了。她叫周流赶快回来。后来我又听见周流好像跟他老媳妇商量是不是回来。他老媳妇最后答应，他可以回来，可是不能超过5天。他跟小媳妇还是有感情啊，不能看着她这样。

“周流很快就回这县里来了。我不知道他跟他小媳妇都吵什么，反正他们吵了好几次，然后就一块出去了。过了一个多星期，周流一个人回来了，那是下午3点。他什么也没跟我说，我也不知道出什么事了。那天我正感冒，也没力气问他。那天晚上，我很早就上床睡觉了，第二天起得也比较早。我看见舞厅的大门开着，就挺奇怪，谁这么早开舞厅的大门呢？我走进舞厅去看，发现周流躺在地上，早死了半天了。他嘴角那儿有一长溜白乎乎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我离远了看着，像塑料，就纳闷，周流怎么吃塑料呢？走近一点就看出来了，那是他吐的白沫子。我赶快给他儿子打电话。他几个亲戚都来了。〔19〕他们看见周流死的这样，就知道他是喝农药死的，也就没找我的茬。他们进了舞厅就开始哭。我可急了。他们这么一哭，我这舞厅还做不做生意？我说：‘你们哭我管不着，可别在这儿。你们能不能上外边哭去？’周流屋里有两块玉，一个手机，还有70块钱。那两块玉看上去挺值钱的，可是他们这些人谁都想不起来替他还债，我也就没问他们要。我跟周流也算这么多年的朋友了，也有感情啊。他这一死，我也挺难受的。

“他们把周流抬走了。我听说，在周流死以前，他和他小媳妇为两个孩子吵了。很多人说周流把两个孩子卖了1万块钱。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可我觉得，他喝药的一个原因，应该就是那俩孩子。我也没问这些事。谁知道到底怎么了？”

我又采访了幼儿园的一个老师。她是周流孩子的老师，两个孩子都在她那儿住过。我跟她谈起来时，她还不知道周流已经死了。但对于夫妻俩的关系，她提供了房东不知道的一些细节：

“周流的闺女周如意，今年5岁了。她生日是二月十五的，在我那儿过过两次生日了。他儿子吉祥也在我那儿待过，不长，就几个月。一开始，如意在我班上，是个聪明可爱的女孩子，我挺喜欢她的。周流看我喜欢，就问我能不能照顾如意。他说，他们两口子都忙，不能花太多时间在孩子身上。他们让我把如意带回家去，一个月给我400块钱，我答应了。如意身体不好，刚来的时候瘦得皮包着骨头，跟只小鸡儿似的，走的时候又壮又鼓溜了。他们一个月来看如意一两回。每年过年的时候，我把她送回家去两天，他们再把她送回来。他们是挺忙，我也不知道他们干什么。

“第一年他们每个月都按时给钱。到今年他们的经济状况好像就不好了，有时候就给不上。2月份他们就没有给。到3月底，周流的媳妇给了我400。我就问她：‘这是2月的还是3月的？’我也不是小气人。他们要真没钱呢，也没关系。不过我就想弄清楚，是怎么算的这账。她说回去算算。过了一会，周流打过电话来了，跟我道歉，说他弄错了。他以为他2月已经给了呢。他们倒不错，很快就给了。可是最后一个月的一直没给。

“一开始我不知道周流还有个媳妇。有一回，在周流面前，如意说，她有一个妈，一个娘，我这才知道。‘妈’就是周流的小媳妇，‘娘’就是他老媳妇。如意嘴甜，说：‘娘比妈还好呢。’私下里边我问起来，她说，这是爸爸教她说的，其实妈比娘好多了。周流的老媳妇我就见过一次，印象不好。今年刚入夏的时候，我送我闺女去火车站，离娱乐宫挺近的，我就想把摩托放周流那儿，让他帮我看一下。我在他门口，看见有个老婆儿，正坐在一张躺椅上呢。我就跟她说，我是周如意的老师，她对我就点点头，爱答不理的。我可不高兴了，那时候也不知道她是谁。我后来才知道，那就是周流的老媳妇。我以前不知道，那年轻的跟他不是合法夫妻。

“他们两口子一开始关系挺好的。就是从今年过了年，他们好像就老是吵啊打的。他小媳妇还跑过几回，每回都弄得周流特别紧张。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周流的一个电话，他说他在河南呢。听他那声音特别急，他说如意的妈妈跑了：‘要是她到你那儿来，别让她把孩子带走啊。’我听了就糊涂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如意的妈妈怎么会跑了呢？他又说，不能让如意跟她妈走。我说：‘那好吧。我就让如意待在我家里。既然你说这话了，除非你们一块来，要不我不会让如意走。’周流就放心了。这是第一回他小媳妇跑。过了一个月，她回来了。后来他们又老是吵，他小媳妇又跑了几次。周流好几次都跟我说，别让如意跟她跑了。有一回，如意在他们家里呢，周流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如意的妈妈又跑了，让我把如意接我家去。我就到娱乐宫去了。我跟如意刚从屋里出来，就看见如意她妈在院子里站着呢。她没有跑，可能他们又吵得挺厉害。

“5月的时候，周流的小媳妇又跑了。她回来的时候是个星期五。周流给我打电话说，他小媳妇回来了，想看看闺女。我就让如意回家了。到星期一，他们三口儿一块上我家来了。如意的妈妈穿得特别漂亮。他们把如意放在我家，他小媳妇就自己走了。周流说，他们离婚了。我说：‘不可能，她星期五回来，星期一又走，哪儿能给你们办离婚？法院开门吗？你们是合法夫妻吗？’周流什么也没说。我这时候才知道，那女的是东北来的，周流的老媳妇在祁州。周流还告诉我，有个给他打工的，比他小媳妇还小8岁，他们打算一块走。我说：‘她比他大8岁，怎么在一块儿呢？’周流说，他们发誓永远在一起。不过他说：‘我知道她早晚还会回来。他不可能跟她待长了。’周流说对了。过了几个星期，我就听说他们俩在一个旅馆里给抓住了，人家说他们通奸。周流对他小媳妇还是有感情，就到处找人，把她救出来了。

“可是他小媳妇刚回来一个星期又跑了。周流给我打电话，说有人愿意花3万块钱买他的两个孩子。我说：‘你怎么能卖你自己的孩子呢？’第二天他上我家来，问我愿不愿意要如意。他说：‘昨天我摔了个跤，摔得挺重。我知道我身体不好，怕是活不了多长了，早晚如意不会跟我。我要不卖了她，也得把她给了人。我看你挺喜欢她的。你要愿意，她就是你自己的孩子了。’我就劝他，他刚60，怎么就想到死了呢？摔个跤能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意在旁边也哭，我心里特别难受。过了几天，周流又来了。如意就跟着他走了，以后就没回来。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如意和周流。我不知道他最后到底卖了如意没有。

“大约6月15号，我们家那口子在街上看见他们了。周流跟两个孩子正吃羊肉串呢，看见他了，就叫他一块吃。他见这么一个老头带着两个小孩坐在那儿吃羊肉串，心里就挺难受的。最后他没让周流给钱，是他给的，一共20多。至少那时候周流还没卖他的孩子呢。”

这几个人的叙述虽然在一些细节上不同，但我们毕竟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周流与他小媳妇的生活，以及他自杀的原因。周流虽然有过好几个情人，但他和这个小媳妇是相当认真的。两个人虽然没有正式登记结婚，却俨然以夫妻的关系生活了好几年，还生下一对儿女。因此，他们两个的关系，与葛曼和石磊的关系非常不同（参见4.1）。按于成言的说法，周流为了使这关系显得更正式，还伪造了离婚证和结婚证。因此，他们两个在一起要过日子，也就会出现家庭生活中总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周流不可能像石磊对待葛曼那样，根本不把小媳妇当回事，而必须认真地和她玩权力游戏。

几个人的叙述差别最大的，就是小媳妇究竟和几个人跑了几次。我们已经很难查到此事的真相了，但可以确定的是，她一定跑过不止一次，也不止和一个人跑过。也许她最开始是偷偷跑的，但按照如意的老师的说法，跑后来已经成了他们家庭政治中经常发生的一件事。他们只要吵架了，小媳妇就有可能威胁说她要跑。有时候她真的会跑，但有时候只是说说而已。像5月那一次，她甚至当着周流的面出走。因此，我们需要把她的出走放在他们的家庭政治中来理解。

齐信芳说，周流曾经向小媳妇许诺，他有钱，在孟陬还有大房子。她之所以大手大脚花钱，一个原因就是相信周流对她的许诺。可是他们回到孟陬后，小媳妇发现根本就没有大房子，而周流也越来越穷。这使我们想起何芳来。何芳就是因为丈夫不能挣钱，使她最初的希望破灭而越来越不满（参见3.1）。周流的小媳妇也因为周流无法让她过更舒服的日子而对他不满。周流的许诺无法兑现，他就失去了道德资本，在家里也就没有多大面子。小媳妇反而可以用他原来的许诺来挤对他。因此，在他们之间的权力游戏中，周流常常并不占上风。因为周流对不起她，小媳妇可以充分利用她的道德资本。哪怕是在她因为失望而准备和别人跑的时候，周流都不能理直气壮地阻止她。

不过，周流并不会自认倒霉。他毕竟是一个烈性人，而且也并不是一点理都不占。他对小媳妇一直很好，几年来一直在养着她。于是，我们又看到了好多家庭中都曾出现的矛盾。一方面，由于他没能实现诺言，周流无法阻止小媳妇离开他；另一方面，在她真的那么不尊重他的时候，周流还是会觉得不平。第一次吃安眠药，应当就是对这种处境的一次反抗。

而周流第一次吃安眠药被救之后，他的老媳妇来到了孟陬，于是，他又开始了与老媳妇的一场权力游戏。如意的老师抱怨周流的老媳妇对她爱答不理。我们比较几个人的叙述，大体可以看到，她遇见周流的老媳妇，应该就发生在周流第一次吃安眠药之后。那个时候，小媳妇跑了，老媳妇被叫到了孟陬。她的孟陬之行意味着在家庭政治中的全面胜利。当初，周流挣了那么多钱却不给她，在上海极大地侮辱过她，后来又几乎抛弃了她。她靠一个小卖部养活孩子们，最后为女儿积攒了嫁妆钱。而今，周流的小媳妇终于跑了，周流在孟陬的小家庭彻底瓦解。他将来怎么过，完全要听老媳妇的。她并没有像周流当初对她那样抛弃他，而是表现出相当大的善意，到孟陬来看他。她这么做，也是在展示自己的道德资本。在这个家庭里，现在是她面子最大，是她说了算。在他老媳妇面前，周流一点尊严也谈不上了。她可以随便骂周流的小媳妇，而他一点也不敢还嘴。她也可以轻视任何同小媳妇和她的孩子们相关的人。如意的老师之所以和周家有关，就是因为她是小媳妇的孩子的老师。也就难怪，老媳妇对她一点也不友好。

周流回到祁州，就几乎是向老媳妇彻底投降了，也与小媳妇断绝了一切关系。所以他向老媳妇保证，再也不见她了。可以想见，在祁州的家中，周流虽然会过起更舒服的家庭生活，但无论是在老夫妻之间，还是儿女们对他们的尊重上，周流都会远远比不上他的老媳妇。

如果他的小媳妇一个月后不回到孟陬，周流也许就不会自杀了。我们不知道，在最后几天里，周流和他小媳妇到底商量了些什么。但根据人们的推测，他们应该是在说卖孩子的事。我们虽无确凿的证据，但通过间接的消息得知，如意和吉祥到底被卖了。据说，两个孩子很精，马上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刚被卖就向买他们的人叫“爸爸”。

当时周流的小媳妇在外面混得几乎身无分文，又来向周流求救。周流对她还有感情，无法遵守与老媳妇订的再也不见她的誓言。他求老媳妇准许他回孟陬，无疑又是大丢面子的事。他老媳妇最后虽然答应了，但只准他待5天。

周流在孟陬的那最后一周一定是非常痛苦的经历。第一，他要卖掉自己的孩子。第二，他小媳妇虽然在需要他帮忙的时候又来找他，但她显然不愿跟他复合了。周流还是愿意帮助她，甚至不惜触怒他的老媳妇。但他小媳妇却一点也不感激，而是得到帮助后再次离开。第三，他在孟陬已经待了一个星期，超过了老媳妇准给他的5天假。他若回到祁州，一定要低声下气地向老媳妇解释自己究竟做了什么，也必须承受老媳妇的詈骂和怒气，那就会更加丢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流最终自杀而死。一方面，和第一次自杀一样，这是周流对无情无义的小媳妇的反抗；另一方面，他也是为了避免在老媳妇面前再丢面子，所以不愿意再回到祁州。

8.3　综论

吉登斯谈到，耻感和罪感是引起自杀的主要心理原因。〔20〕在周流的故事中，“面子”既涉及耻感，也涉及罪感。他从一个知名企业家到穷光蛋，连媳妇都跑了，觉得很丢人，这就是一种耻感；而他因为对不起老媳妇，最后在她面前抬不起头来，可以算作一种罪感。不过，真正导致周流自杀的，既不是耻感，也不是羞感，而是面子感或人格价值。按照于成言的理解，周流之所以自杀，还是因为他是个烈性人。在人们看来，耻感和羞感固然难受，但自杀并不是对它们的接受和默认，而是看重人格的人在没有别的出路时一种激烈的反抗，是对耻感和罪感的坚决拒绝。对耻感的拒绝，大体相当于金耀基等所说的“社会面子”；对羞感的拒绝，大体相当于“道德面子”。而二者都可以理解为人格价值。因为丢人自杀，并不是在失去尊严之后的无奈之举，而是在无法保全人格时一种消极的抗拒。

可见，因丢人而自杀并不是丢人导致的一个消极后果，而更是对人格的积极维护。因此，人们才会认为，虽然丢面子是常有的事，但自杀并不是谁都能做出来的，而是一些尤其看重自己人格价值的人才会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丢面子有可能导致一些抑郁症的症状，但在文化上，我们不能把自杀仅仅当做抑郁症的后果，而要理解为对导致抑郁症的原因的反抗。

和赌气一样，爱面子也是成就人格的一种方式。喜欢赌气的人也常常是爱面子的人。于成言说周流是烈性人，这话不仅可以用于爱面子的人，也可以用于喜欢赌气的人。椒兰就说，她是一个爱面子的人。但爱面子的人未必都会因赌气而自杀。像周流的两次自杀，都不能算赌气。

赌气涉及的更多是内在的尊严，往往是针对某个人的反抗，赌气的人往往不过多考虑赌气的后果，采取任性的行为；面子涉及更多的是外在的地位和权力游戏中具体的道德资本，常常基于对总体状况的不满，甚至包含着后悔。所以因面子问题自杀的人往往会经过长时间的考虑，而且往往不是针对某个人，所以因面子自杀的人，大多报了必死之心。从于成言和如意老师的叙述中，我们知道，周流应该早就想到要死了，而且在不同的场合透露过他的想法。对于他而言，最后的自杀和以前的开大额发票、修桥补路、资助小学等的意义是一样的，即都是为了成就他的人格价值，只是因为这时已经太丢人了，整个的情况已经到了非常绝望的程度，他已经不可能积极地成就人格，而只能消极地完善人格，即：消极地否定已经一塌糊涂的人格状况，使自己不至于过于丢人。

因丢人导致的自杀，往往涉及绝望的问题。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烈性的人之所以自杀，并不是因为被绝望所压，而恰恰是对绝望的反抗。丢人者可能比赌气者表现出更多的抑郁症的症状，但其自杀的心理动因仍然是对人格完善的追求，虽然这样的人往往很难有完善的人格了。

归根结底，面子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不仅是人格价值的外在象征，而且是它的重要组成因素。人格价值是在与他人的权力游戏中得到认可的，而权力游戏的胜负，往往取决于道德资本的有无和多少。无论道德面子，还是社会面子，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们要么本身就构成道德资本，要么会影响道德资本的作用，从而影响到权力游戏的结果。

由于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人群而存在，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权力游戏，所以，任何人那里都存在人格问题，因而也就存在面子问题。哪怕是再低贱的人，只要和他人交往，面子在他身上就会起作用。可以不夸张地说，人只要活着，就是在实现自己的人格的过程中，因而就在塑造自己的面子。孟陬人会把乞丐、疯子、傻子、“小姐”这些边缘人看得非常低贱，因为他们没有家庭这个最基本的生存环境，没有过日子这种最基本的生活方式。但他们毕竟仍然是在人群中生活，仍然在与人的交往中型塑自己的人格，因而也存在面子问题。

面子与社会道德规则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因为面子总是涉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所以它总是和道德规则联系起来。但周流在破坏一些道德原则时，却仍然可能获得道德资本，来为自己赢得更大的面子。规则总是由人制定的，总有可能出现反例。但在家庭问题上，周流对规则的破坏却不可能没有代价。到了最后，他对家人的伤害都遭到了惩罚。之所以如此，根本上还是在于，家庭是所有人际关系的根源，也就是人格价值的根源。而要塑造面子，家庭政治仍然有决定性的作用。

第九章　想不开

赌气和挣面子，这两种心理因素之所以常常导致自杀，是因为它们是成就人格的两种方式。因此，人们无论怎样批评自杀者，一般不会从人格上否定他们，更不会轻易把他们看成精神病。无论因为多么不值得的原因而自杀，其中表现出的人格价值都是值得肯定和同情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中有肯定自杀的因素，不是没有道理。

不过，在我们看到的自杀者当中，很少有谁得到了人们毫无保留的肯定。在我们前面提到的自杀者中，人们肯定较多的，也许只有来福一个（参见3.3）。但即便是来福，很多人还是认为他的死太不值，特别是，他没有充分考虑到，他死之后他的母亲怎么办。自杀而死的人，在人格境界上毕竟还是缺点什么。对于他们的这种缺憾，人们一般不会从道德或精神健康的角度来评价，而往往称之为“想不开”。想不开的人，可以是精神健全的正常人，也可以是为人很好的善良人，但却是不够聪明、不够明理、不负责任的人。想得开的人，生活未必都很幸福，但往往是更有智慧，同时也真正实现了人格价值的人。通过想得开来成就人格价值，是“以理成人”。

但究竟怎样算是想得开呢？2000年夏天，我在武都村采访自杀现象的时候，一个叫秉德的老人曾经说：“人怎么能自个不想活了呢？喝药自杀什么作用也起不了，解决不了问题。你一死了，就什么都完了，你什么也看不见了。反正不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这么做。我要是喝药死了，就看不见这个世界了，我那些孩子还得让人说不孝顺，这是何苦呢？只要想开点，什么事都能解决。”谈起这个老头来，人们都说他特别想得开。他有四个孩子，除了一个在娘娘庙中学教书，别的都在北京、天津，是高级知识分子和干部。老人死了老伴，一个人过得很自在。他从不死气白赖地攒钱，总是给自己做好吃的。

可是没有想到，我一年后再回到这个村的时候，却听说这个老人上吊了。他得了一场病，就上北京的大儿子那里去治病，住在儿子的四合院里。他在那儿住着的时候，还像在农村一样，见到掉下的树枝就捡起来。他儿子笑话他说：“别这么丢人了。树枝值几个钱？”本来，秉德得的病不重，可是老人在儿子处住着就觉得不大自在，听了儿子的话，他又想了很多，然后就上吊了，让儿子非常后悔。人们说：“那么想得开的个人，怎么就为这么点小事上吊呢？”

秉德确实是个通达明智的人，但儿子开个玩笑就不能承受了。“想得开”并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人们未必仅仅靠抽象地想就能生活得更好，前两章讨论的气和面子的问题，也不是靠想想就能化解掉的。“想得开”，是成就人格价值的另外一种态度，是在过日子当中克服种种矛盾和困难的一种方式。我们通过杜衡和石兰夫妻的故事，来理解“想得开”在过日子和做人中的含义。

9.1　牛角尖

石兰是云南人，不识字，嫁到了娘娘庙镇于村的杜衡家，曾于2002年夏天喝过农药。我是在2002年冬天到的于村。我在这个村的一个向导家里，向导去石兰家里找她。当时石兰不在家，杜衡就先过来，和我谈了2个多小时。他回家时，我说如果石兰回家了，请她也过来。石兰过了一会就来了，我和她也谈了2个小时。到了中午，她女儿来把她叫回家吃饭去了。本来，我只是想了解石兰喝农药的情况，杜衡所说的，也都是石兰的事。但在采访石兰的时候，她却告诉我，杜衡自己在8年前也曾上过一次吊。在这一节，我们先来看杜衡的说法，下面一节再来看石兰的说法。

“在我看来，人们要是死拿定一个主意，就容易喝药。他们老是钻牛角尖，就不会从别的角度想想他们那问题。俺媳妇就是个爱钻牛角尖的人。她是云南来的，不认字，老是把自个陷到一个想法里头出不来，忒想不开。她喝药就是为的这个原因。那天，我正在地里浇地呢，她给我送晌和饭去。那是夏天，特别热。我忙活了半天了，吃了晌和饭，就想打个盹。可是她还老催我：‘忙去浇地，去浇地。’我挺不高兴，说话就不好听了：‘你不能去浇吗？你就没劲浇浇地呀？他妈的！’我一上火，就说了个‘他妈的’。我是态度不好，可是两口子，这不是常有的事吗？算什么大不了的？她就值得因为这句‘他妈的’生那么大气吗？她不干啊，就跟我嚷起来了。我也急了，就叫她回家去：‘我自个干。你滚！’她就回家来了。我又干了一个下午，傍黑子回的家。那时候别人都吃了晚上饭了。石兰还给我留着饭呢。我就在饭桌旁边坐下，她给我盛饭。我觉着过去半天了，她不应该还生气，就说：‘你真是个傻子，一点儿脑子也没有。’我的意思是，我不就是让她浇浇地吗，又没说她，她犯不着那么生气。我说话是有点粗，可我的意思不坏呀。我叫她去浇浇地，那有什么错呀？可是她不光没理解我晌和那些话，就连晚上这几句话也没明白。她就开始抽搭：‘行，我没脑子。你要不想让我活了，我就不活了。’当时我坐在低处，她站在高处，我看不见她的脸。可是我听着她这声音，觉得不对，就一抬头。她那个时候就把一个农药瓶子扔到桌上了，我知道她喝了药了，一下跳起来，叫人上院里来。俺们忙把她送到瀛州医院，她算是救过来了。

“她不是一个爱说爱笑的人，又有口音，说话别人听不懂，就跟村里别人交往不多。她跟俺娘的关系也特别不好。这也是俺们家里那些个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俺娘忒爱说，乱说话，有的说说，没的道道。她上了年纪了，不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她有些个话特别伤人，一下就让石兰火起来。这种时候我老是劝劝石兰：‘别跟她一样。她毕竟上年纪了，你能跟她一样想事吗？’她就是再不讲理，她也是俺娘呀，是她把我养大的。怎么也不能对她忒不好了，还是得容忍她的一些话。有时候我又劝俺娘，别忒计较了：‘她毕竟是远道来的，她比咱们都难。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咱们就都让让她。咱们别老为这些个鸡毛蒜皮的事打了。让大伙都高兴不好吗？’可是我这些个都是白费力，她们还是那样。俺媳妇就是听不明白我的意思。有时候她也能同意我说的，可是一气上来，就控制不住自个了，什么事都不细想。她老是说：‘我说的怎么就都是错的呢？凭什么就得听你的？你的就对吗？’她脾气忒犟。我觉着这就是因为她没上过学。她一个字也不认识，完全是个文盲。

“她是有好多压力。有她家里的压力，俺们家的压力，还有政府的压力。俺们家是挺穷，俺们都得努力干活。她从云南来，离娘家是忒远，这儿一个亲人也没有。一个女的嫁这么远不容易，她老是想娘家的人们。俺们从政府那边的压力也挺大。主要是因为这计划生育的事。俺们只有一个闺女，今年11了。”

我听了觉得很奇怪，问他为什么只生了一个孩子还挨罚。他笑了笑，说：“是忒没理吧？这年头什么有理呀？俺们生了这个闺女，就不想再要别的孩子了。可是镇政府非得让我交300块钱，办二胎证。怎么这么奇怪呀？国家不是提倡只要一个孩子吗？俺不想要二胎了，凭什么还非得让我办二胎证呢？没地方讲理呀。他们来了好几回，就让我拿这个钱。我就是不出，后来石兰烦了。一次他们又来要钱，她就在旁边说：‘又不是太多的钱，你给他们不完了吗？’她这么一说，我没法坚持了，只好拿钱。她老是这样，说这么不合适的话。等交了钱，我也不要别的，只希望他们开一个收据。要是没有收据呢，他们就一遍一遍罚，罚起来没完。他们当时没有收据，我就一遍一遍地去找他们，就是不给。俺们已经叫他们罚了好几回了，总共有2000多了。有的人，一个接一个地生孩子，也一笔一笔地拿罚款。那是应该的，谁叫他们生那么多呀？可是俺们就一个孩子，也不想再要了，凭什么也得罚钱？我镇里县里都找了好几回，就想要个罚款的收据。没有收据，他们就一遍一遍罚。这是一个挺大的压力。〔21〕

“你看，她就是这样说不合适的话，你说我能不急吗？他们本来没什么理由罚钱，还想着找理由呢。她就看不明白这个。俺们好几回吵架都是因为这种事。

“什么事都让人不痛快，石兰不知道怎么对付这些压力。因为她不识字，这就让她更难受。我念的书也不多，可是我毕竟上过几天学，认识俩字。我的好多意见，都是为全家考虑的，可她就是不明白。我有什么别的目的呢？我不就是想让全家过上好日子吗？我千方百计想让她明白我，尽量缓解矛盾，别激化矛盾。她还是不明白我的用意，也不跟我配合。我的想法跟她一不一样，她就跟我吵，从来不仔细思考一下。所以我说，她的毛病就是头脑忒简单。

“要说她跟俺娘的冲突，忒复杂了，我也说不清楚。她们老是因为一点小事就吵，就打。我举个例子。头年冬天，我一个表姐要给俺们点棒核子，就用小推车拉到院里来了。她叫俺媳妇去卸下那棒核子来。谁知道这时候，俺娘从屋里说：‘你们要那棒核子不嫌丢人呀？你们就不能自个种点儿棒子吗？’她们俩都听见了，你说这多不合适？她们就常因为这种事闹。石兰要是大度点，装没听见这话，什么也好办，家里就没有这么多事了。

“我看着俺媳妇在家里老不高兴，就让她上外边街上散散心去，学学打麻将，跟那些女的们玩玩。打打麻将，也能让她痛快点。她也试着学过，可是就是学不会。

“其实，我的压力比她大，可我就是不想让人看出来，就叫这些委屈烂在肚子里就完了。你看现在这社会，男的跟女的地位调了个个。以前是女的生活压力大，现在男的压力比女的大多多了，必须得学会怎么想开点。我明白，要是老这么闹，这么吵，对全家都不好，特别是对孩子不好。我就得学会让着她，尽量减少冲突。要是孩子因为这个受到影响，将来俺们没法原谅自己呀。有一回，我看这么闹下去不好，就想着是不是离婚。我就试着问孩子：‘你要是跟姥姥过好不好？’她立马就说不行。别看她才11岁，已经知道事了。她明白家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也知道谁对谁错。她不明说出来，可是话里话外也批评她妈妈。有一回，在做晚上饭的时候，俺们又嚷嚷起来了，她就说：‘爸爸，你不想吃饭啦？’她看上去是说我呢，其实是说她妈妈呢。她的意思是，要是再这么吵下去，她妈妈就不给做饭了。她能替所有人着想，知道怎么着说她妈妈，又不让她妈妈难受。大人们过这日子，不就是为孩子过的吗？就为了孩子考虑，俺们也不应该老这么吵了呀。”

杜衡把石兰想不开喝农药的原因归结为她没有受过教育。这是当地人经常用到的一个解释：“这农村人没有文化，遇事就钻死牛犄角，想不开，就容易喝药。”

夫妻两个在为浇地的事情吵的时候，杜衡因为生气骂了石兰。那么，按照杜衡的逻辑，石兰看不出这是一个一般的争吵，而是把它看得很严重，生了很大的气。杜衡之所以说“他妈的”，并不是因为对石兰有什么敌意，而只是因为他当时很累很不耐烦。杜衡在傍晚回家以后，本意是想跟石兰好好解释一下自己的意思，引导她理解自己的意图，使她学会想开点。但他这次的语气仍然很粗鲁，致使石兰不仅又一次气坏了，而且还想起了中午的那顿气。杜衡后来进一步解释他的意思说：“我有什么别的目的呢？我不就是想让全家过上好日子吗？我千方百计想让她明白我，尽量缓解矛盾，别激化矛盾。她还是不明白我的用意，也不跟我配合。”他一个劲说石兰傻，因为她不明白，他并没有伤害或侮辱她的意思，而只是一心想把日子过好。石兰想不开，就是因为她认死理，而不能理解他的真正用意，不能和他配合。

杜衡是从他自己的角度解释了导致石兰喝农药的一场权力游戏。他把一切责任归结在石兰身上，未免心存偏见。而在我看来，二人都是在赌气。在那场关于浇地的争执中，石兰在催他去干活时，说话也很不好听。她没有考虑到，在那么热的天气里，丈夫已经很累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杜衡自然会生气。两个人都在气头上，谁也不比对方更有理，那场争吵不过是相互的赌气而已。因此，二人真正关心的，是自己能否在权力游戏中取胜，而不是谁更有理。这场权力游戏到了晚上又在继续。杜衡强调他并无恶意；但在石兰看来，这只不过是他用以取胜的策略而已，而杜衡其实并没有更多道德资本。因此，石兰关心的不是杜衡的“真正意思”，而是怎样不向他屈服。在此，她未必真的不理解杜衡的意思，但如果她承认杜衡是对的，那就是屈服了。在整场权力游戏中，她的道德资本并不比丈夫少，那她为什么就要屈服？喝农药，就是她不肯屈服的证明；她以此表明，自己并不处于劣势，没有必要向丈夫屈服。这是一个典型的赌气喝农药案例。

杜衡说石兰仅仅在赌气，是不公平的；但杜衡解释这件事的逻辑却值得思考。可以由赌气来解释的自杀过程，被杜衡说成是想不开，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人的价值。只不过，更公平的说法是，杜衡和石兰都没有想开。他们的想不开，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第一，他们没能从家庭全局来考虑，即没有充分考虑到，权力游戏的最终目的不是谁的胜利，而是更好的亲密关系；第二，即使从个人角度考虑，他们想不开是因为没能彻底理解，真正能使自己的人格价值得到实现的，并不是权力游戏中的那口气，而是和乐的家庭生活。

从人格角度来理解这场争吵，我们不可避免会面临一个问题：对人的价值而言，个人的尊严与过日子到底是什么关系？在权力游戏中，杜衡与石兰的尊严似乎难以共存，只有在权力游戏中取胜才能维护尊严。那么，要照顾全局，是不是就要放弃这口气，放弃尊严呢？那天傍晚，权力游戏运行的逻辑就是这样的。石兰之所以不肯屈服，就在于，如果她为全家考虑了，那就是输了这场权力游戏，因而也就无法保护自己的尊严。所谓的想得开，是不是就是为了全家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尊严呢？

在杜衡看来，只要石兰能够为大局考虑，自己理解和容让一下，就是想得开，从而就解决了家庭中的问题。这种想法确实简单些。在石兰看来，重要的不仅仅是全家过得好，而且要让自己的人格获得尊重。那么，这里的根本问题不仅是全家的日子如何过，而且是石兰怎样能让她的人格得到尊重。

相对而言，石兰和杜衡的矛盾还是次要的。这个家庭中最大的问题，是婆媳关系。杜衡虽然不愿意在我们面前直接指责他的母亲，但我们从他的叙述中还是能看出对老太太的不满。面对这个问题，杜衡的做法是，劝解两个女人分别为对方着想。他让石兰考虑，母亲不管怎么不对，毕竟是应该尊重的；他让母亲想想，石兰远道而来，已经很不容易了。为了共同的生活，她们都应该原谅对方的错误，相互体谅一些。

杜衡没有让两个女人牺牲自己的尊严，而是向双方都许下了道德资本。石兰如果容让了婆婆一些，那她就是因为宽容大度，不和婆婆计较；如果婆婆对石兰礼貌些，那是因为她在体谅石兰的苦衷。在很多情况下，这样的策略是可以起作用的，而且是这个时候唯一可行的办法。不过，这种办法也会埋下隐患。两个女人容让一次，就都为自己积累了一些道德资本。而道德资本越积越多，就越有理由与对方发生争执。如果矛盾的根源仍然存在，那么，这种方法只不过是在延缓矛盾的爆发。而在积累了一段时间之后，新的冲突很可能会更加激烈。因此，杜衡的劝解根本就没有起到作用，两个女人没有以这种方式想开，冲突仍然在发生。

这种方式其实是在回避矛盾。按照杜衡的逻辑，如果没办法真正解决问题，那就通过无视矛盾和自我安慰来假装那些矛盾不存在。不过，个人的尊严毕竟是无法回避的。假装看不见矛盾不会没有代价，自我安慰往往就是在积累道德资本。而家庭政治永远不是一次性的权力游戏，而是一系列权力游戏。前面的权力游戏的结果总会影响后面的权力游戏，被搁置的矛盾不可能消失。用杜衡这种假装看不见的方式来想开，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在谈到关于棒核子的那场争执时，杜衡说，如果石兰假装没听到她婆婆的话，也就不会发生争吵。但他的这个逻辑和解释浇地之争时的问题是一样的。难道石兰真的能无视自己的尊严，只为全家考虑吗？即使她这一次能忍过去，难道永远都能忍过去吗？特别是在那个时候，石兰如果不和婆婆理论，在一边的杜衡表姐就会非常尴尬。她此时有义务站在表姐一边，维护她的面子。

杜衡谈到了他们家的三个大问题：贫困、计划生育罚款、婆媳母子矛盾（老太太不仅和儿媳有矛盾，对儿子也并不很好，我们后面会看到）。他虽然说这是石兰的压力，但他也承认，自己的压力比石兰大得多。我们在下一节会看到，杜衡自己也因此上过一次吊。虽然过得并不好，杜衡还是很爱面子的。他不愿意向我和别人承认，自己也曾自杀过。而这三个方面的压力，可以看做使他想寻死的原因。口口声声说石兰想不开的他，自己想开了吗？

他不仅希望石兰能无视这些矛盾，而且他自己就想通过假装看不见来想开些。他说得很清楚：“我的压力比她大，可我就是不想让人看出来，就叫这些委屈烂在肚子里就完了。”他努力无视和忘记这些问题，至少不想让外人知道家里的事情。后来石兰说他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杜衡不会像石兰那样为了一口气而大吵大嚷、寻死觅活，好像活得很窝囊，但他也不会丧失人格价值感。他至少希望维护这可怜的一点面子，不至于太丢人。但是，这些努力一点也没有使他过得舒服，反而使他更加难受。由于他不会像石兰那样向村里人自曝家丑，他也无法得到人们的同情与支持。他虽然有一些道德资本，却轻易不会使出来。直到最后难以忍受了，他也差点死去。

杜衡和我谈了很多关于计划生育的争执。而在后来石兰的叙述中，她只提了一两句。显然，是杜衡更在乎这件事。这应该不仅是因为他更直接地与那些干部们发生了冲突，而且还在于，这是他唯一敢于反抗的场合。他反抗那些干部们，没有什么可丢人的，反而表现出了家庭政治中表现不出的尊严。

家庭政治要复杂得多，因为这里牵涉到道德责任、亲密关系、相互依赖。杜衡不可能像反抗那些干部们一样反抗他的母亲和妻子。他同滋兰的丈夫（参见4.3）、陈竽瑟（参见5.2）一样，既是丈夫又是儿子，夹在两个女人之间，很难做人。而他和石兰一样，不仅要负责全家的和谐，而且不能回避自己的人格价值。他虽然努力做到自己所说的，为全家考虑，该忍让的时候就忍让，但他还是无法真的无视家庭政治中那些问题，真的彻底牺牲自己的尊严。可见，这样一种回避矛盾的方式，并不能使人真的想开，因为，想得开并不是为家庭牺牲自己，而是在过日子中实现人的价值。连尊严都不要的人，怎么可能实现人的价值呢？

不过，杜衡的生活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他最后指出，他唯一的希望，完全在女儿身上。女儿为家庭带来了真正的欢乐，是女儿使他不愿意再吵，打消了离婚的想法，使他愿意继续承受艰难的生活。而后面我们会看到，对于石兰来说，生活的希望同样在女儿身上。那么，为了女儿而过下去，这是不是又是为了家庭牺牲自己的人格呢？这是不是能使他们真的想开呢？

9.2　没心没肺

石兰是这样讲的：

“我是13年前来的这个村。我娘家穷，我不愿在云南待下去了，想嫁到北方来。我和另外一个女孩一块来的北方，上这个县来，我们先是在九河找的人家结婚。我嫁的那个人是个干部，为娶我花了3000块钱。我生了一个男孩，可是后来我才发现，我受骗了。他有一种怪病。我不能受这个骗，我就要求离婚。他同意了，我们挺和平地就离了婚。后来我就上这村来了，遇上了杜衡，他问我愿不愿意嫁到这村里。杜衡他哥哥和嫂子也来跟我谈，我想了想就答应了。杜衡的嫂子说，我提出什么要求来都可以。我也没别的要求，就希望房子里有家具。他们就在里边放了些个旧家具。结婚那天，他嫂子借给了我一身新衣服，让我3天以后还她。我觉得又被骗了，不过比第一回还是好点。至少我找的这个男人是健康的，我还是决定先在这个村安顿下来。我们结婚前还找了个媒人，他们要我给媒人500块钱。我不给。我觉得他们家对我也不是那么好，就拿把刀站在当街，说：‘你们要是欺负我，我立马死给你们看。’他们看我挺认真的，也就不敢怎么样。

“我离那次婚的时候，法院允许我把孩子带走。等我在这个村安顿下来，我叫村干部帮我去要孩子去，可是他们说我得给他们800块钱。我知道他们骗我，就不拿钱。我大伯子他们不愿意我把孩子带过来，这事就这么算了。

“等这些事都办得差不多了，我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他知道我这边安顿了，就觉得放心多了，他可不知道我在这个家里受的这些罪。

“我婆婆对我不好，可是我没有和她一样过。我尽我的能力挣钱养着她。这些天我还在一个砖厂里干活呢，一天挣10块钱。我还种棉花和麦子。

“杜衡脾气特别不好，所以我们经常吵。我喝药那天，他怪我不去浇地，我特别难受。我活着是为的什么呀？我为他们干这么多活，花这么多力气，他们就用打骂回报我啊？我觉得还不如死了呢。我这么每天烦心，为的什么呢？我尽力伺候好杜衡和婆婆，可是他们老是骂我。再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他们说我的话都那么难听，我根本受不了。再穷我也不怕，还是伺候他们。而且有孩子，我也愿意承受这么多困难，可我就是受不了那些难听的话。我就是想不开。也许这都是该着的。那天晚上我给他们做的面条。我婆婆和大伯子先吃完了，我等着杜衡回来吃。他一回来就又说我，我婆婆在旁边也添油加醋，说：‘你在这儿这么多年了，光吃饭不干活。’我实在受不了他们说的这些话，抓过一瓶子农药来就喝。我一共喝了七大口，心里想，等我死了，一切就都好了。第一口喝着有点甜，第二口就不甜了。等我喝完了第七口，咽下去都挺费劲了。我把瓶子往桌上一扔，就失去知觉了。这就是我喝药的经历。

“后来我们大嫂子听说我喝药这事了，就说：‘她最好死了，她死了我就放心了。’这个家的人就这么说话。我婆婆说：‘俺们这么穷，就是她吃穷的。’我刚来的时候他们就很穷了，要不她儿子怎么找不着媳妇，得娶一个云南来的呢？我从来没有嫌过他们穷，她还容不得我，老是打我。这种日子真不如死了好。

“我给我婆婆花过不少钱。去年我在砖厂挣了2000块钱，全都给她买了药和衣服了。她得了脑血栓，挺严重的。我要是不伺候她，她就死了。她好了以后对我说：‘你对我真是太好了。你这是救了我的命啊，比我的那几个闺女强多了。我真是太感谢你了。’她那时候挺好的，可是过了不久，她就变得还不如以前了，根本就忘了她自个说过的话。

“我婆婆今年65了，身上有好几种病。我好好伺候她，不把她说的那些话太当回事。她要是骂我骂得太厉害了，我就尽量假装不知道。她看上去跟正常人不一样，总是不理解别人在做什么。她好像爱看我生气。她说那些伤人的话的时候，自己一点也不生气。要是家里打架了，别人谁也吃不好饭，可是她说了那些话后，吃得还特别香。她根本不把自己说的话当回事，可是别人怎么做得到呢？

“杜衡长期胃疼，我有乳腺炎，我们为买药花了不少钱，还借了2000块钱。我婆婆病着的时候，我也借了5000多块钱。好容易还了这些债呀。我每天都上地里去干活，有了时间还去别人的果树地里或砖厂里帮忙。有的时候我只吃点咸菜。我就是这么省吃俭用来还债。可是每天回到家，我听见婆婆那些骂人的话就发抖。她那些话让我一阵阵发凉。有时候我婆婆睡不好觉，坐起来就嘟嘟囔囔的，让别人也都得起来。我尽量不管她，就好像没听见她说什么。

“每个月，我婆婆在我们家和大伯子家轮流住半个月。我们那个大嫂子是个不好惹的女人，一点也不怕她。她嫁给大伯子，是因为换亲。〔22〕我婆婆要是骂她，她从来不怕。她知道怎么对付我婆婆，婆婆也拿她没有办法。

“大嫂子对我也不好。我喝药以后两天，她对我说：‘俺们谁也不喜欢你。你这个王八操的。你滚！’她经常这么跟我说话。我就是不滚。不管她说什么，我不认输。是你把我叫来的，又是你要赶我走啊？赶我走就那么容易啊？我偏不走。我是没上过学，所以受你们欺负。可是只要我有口气，我就是不走。把你气死！我家在5800里以外呢，我怎么走呀？我不是不讲理的人，可是你也不能把我逼得太狠了，我知道怎么对付你。我不是跟你过日子，我不依赖你。我没花过你一分钱，也没有吃过你一口。你凭什么赶我走呀？你凭什么这么骂我？我把这些跟乡亲们说了，他们都挺同情我的。我大伯子上过高中，念书更多点，所以他们两口子就老是骂我，欺负我不认字。我紧紧抱着我女儿说：‘你们要把我赶走，没门。我有理，走到哪儿都有理。有理的人不怕你。’村里好多人都知道这次吵架。他们都知道谁对谁错。我靠自己的力气挣钱吃饭，根本就不怕她。

“去年八月十五，我女儿嫌我做的饭不好吃。大伯子听见她说的话了，跟我急，拿着把刀要捅我。我让女儿吃点馒头或米饭，不理他。我能自己照顾好我的孩子，用不着他来管。有的时候我跟杜衡吵架，他也横插一杠子。那是我们自己的事，跟别人没关系，他凭什么管，凭什么骂我？

“其实我跟杜衡的关系不错。我们俩脾气都不太好，可是我们互相理解，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冲突。就是他娘和他哥老是挑事，才这么老打架。我闺女3岁的时候，杜衡和他哥吵了好几次。杜衡是个爱面子的人，死要面子活受罪。他也不愿意跟他哥和他娘生气，就什么事都自己扛着，最后还是扛不住。他一直胃疼，这些矛盾对他的身体也不好。他老是睡不好，总想着这些事。

“就是那年，杜衡上过一次吊。有一回我婆婆对他说：‘你怎么吃这么多，让别人都饿死，你就高兴啦？’当时他正胃疼得挺厉害，可他娘一点也不关心他。我们每次叫她吃饭，她都特别烦，说：‘我不用你们叫我吃饭。老叫我干什么呀？’她现在还老这样呢。我女儿这么大了，她有时候连她孙女都这么骂。我闺女也挺生气，我就劝她别理奶奶的这些话。我们对我婆婆再好，她也学不会尊重别人。那一次，杜衡实在是受不了这些事了，所以就不想活了。他在我们那屋里的房梁上拴了一条绳子，准备上吊。幸好，我闺女看见了。她还小，不怎么懂，可是也觉得不对劲了，就叫他：‘爹，爹。’叫了几声，声音挺大，我在外边听见了，觉得不对，赶快进屋来，见他的头正往里套呢。我抄起把剪子，上去把绳子剪断了。杜衡下来了，就开始哭。我婆婆知道这事，一点也不劝劝我们，还是老骂人。你说她值得我们尊敬吗？

“我叫她吃饭的时候，她老是那么骂：‘我不用你这王八操的叫我吃饭。你们都是先吃饱了才叫我呢。’可等她出门上当街去，就告诉别人说，我们不给她吃。开始人们都相信她，还问我们，怎么不给她吃饭呢？人们总这么问，也是杜衡想死的一个原因。可是后来，大家也就慢慢地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把她的话都当成胡说。现在谁也不拿她的这抱怨当真了。

“我公公活着的时候，我婆婆不会这样。她比我公公小10岁，他能控制住她。可是在我公公死了以后，就没有人能控制她了，谁都得听她的。人们要是不听她的话，她就特别生气，常摔盘子摔碗的，还会砸锅。就我记得的，她至少砸过六口锅了。有一回，我在地里打完农药回了家，她就没完没了地说我。后来我跟她吵了几句，她受不了了，就走了，去她闺女家了。她在那儿待了3天，就哭着回来了。她闺女根本就受不了她，把她赶回来了。她有三个闺女，她们和女婿们都不喜欢她。有一回在大姐家里，大姐刚买了肉来，可是我婆婆不让吃。大姐夫就气坏了，他们吵了一大顿，最后我婆婆让人家赶回来了。

“有件事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是她丢人的事。有一回，她上她大闺女家去，跟她女婿吵得特别厉害。别的几个闺女也都去了。她们要商量商量这件事。我婆婆想着不光轮流在兄弟俩这边住，还要在闺女那里也住，可是闺女们谁也不愿管她。她说，可以给每个人300块钱，可是她们还是不愿意，所以又吵了一大顿。杜衡是最后知道这件事的。他对他娘比别人都好，说：‘娘，你什么也不给我，我也管你。’

“你看，她自己不把自己当人，这儿女们怎么把她当人？她跟我大伯子住的时候，我大嫂子一点好吃的也不给她做；可是等她娘家爹来了，她就做特别丰盛的菜，还特意给他包饺子。她这是故意气她。她见我大嫂子这么做，心里生气，可是一声也不敢出。我嫂子不怕她，别人都不怕她，她就有跟杜衡和我发歪的本事。谁对她好，她就欺负谁。每想到这些事，我这脑袋就麻木。”

听到这里，坐在旁边的一个村民就说：“人家他们都比你们聪明，都知道怎么对付她。你也应该学会怎么处理这些麻烦。你就是没心没肺呀。你该多几个心眼，不能太在乎她的话，别老因为这个生真气。生气对你身体还不好呢。”

石兰听了，笑着说：“我确实是没心没肺，这话说得没错。我也努力想装听不见她那话，不在乎。可是要有自个的心肺真难呀。有时候她骂起来，要骂我自个也就算了，可是她连父母跟十八代祖宗都骂上了。你说这时候我能站在旁边装听不见？她这么骂我的时候，我总是浑身发抖呀。我跟她差不多每天都吵。有的时候我闺女看我不高兴，就劝我说：‘娘，你不能把这些事告诉俺舅吗？’我上孟陬来以后几年，我弟弟也过来打工了。我弟弟特别壮，有劲。他要是知道了家里这些事，一定会帮我打架来。可是我不愿意让娘家人知道我这儿的情况，免得他们担心。前几年，有一回我把这里的事告诉我弟弟了，他就来找他们评理。在那以后，我再也不跟他说了。所以我娘家人谁也不知道我的处境到底怎么样。他们要问起来，我就说：‘什么都挺好的。’

“有一回，我们早上下地以后，我婆婆把尿盆里的尿倒到水缸里了，那是喝的水啊。还有一次，她把刷牙水泼到锅里去了。你说这让我们怎么力？这种事多着呢，都让人特别生气，她要把我气死了。有一回，我连着三天没吃好，就觉着堵心。我就离开这个村，在大姑子家待了六七天。她对我说：‘你就当她不是正常人，别把她那些话当真。’”

旁边的一个村民又插嘴说：“有的时候，你就得装傻。别忒聪明了，别把什么事都弄得那么明白。你要忒聪明了，就受罪去吧。她要是这么做，你最好装不知道，就像什么事也没有一样。那样，你就高兴多了。”

石兰接着说：“杜衡的脾气也没准，变来变去。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不高兴。因为吵架，他也摔过两口锅。有一次，我们俩打得特别厉害，他骑在我身上，抓着我的头发打我。我觉着这下我该让他打死了。我就脱了衣服，说：‘好啊！你打吧，打死我吧，我不活着了。’这个时候，我真是不在乎是死是活了。我说了这几句话，他就停下来了，开始哭。从那次以后，我们俩整整两年没有打过一次架。虽然我们也是常吵架，可要是我婆婆不挑拨，我们的关系挺好的，没有什么矛盾。她对她儿子也不好啊，有一回急了，她让杜衡给她交‘养育费’，因为是她把他养大的。”

她说完这话，旁边的人都笑起来了。一个村民说：“话糙理不糙，她这话也对。不是她把杜衡养大的吗？别管她怎么样，你们还是得管她。”

“我经常觉得，活着真是没意思。有时候我就会想到死。我其实是个挺爱交往的人，可是这儿很多人听不懂我的口音。所以我跟人们聊得不多。这村里还有两三个从云南来的媳妇，我就是跟她们说得多点。不过我跟别人说到家里这事，他们也挺同情的。

“两年前，我回了一趟云南看我父亲，在家待了两个月。这儿的事我一点也没有跟他说。那一回，我上北京去坐火车，杜衡陪我上的北京。他回来的路上，遇见人拦路抢劫，抢走了他3000块钱。等他回到县里，他骑着摩托又撞了个人。伤得不重，可还是被要了500块钱。杜衡忒老实了，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讲理。”

一个村民在旁边插话说：“你们要是好好过日子，你们早富起来了。你那么卖力地干活，老是因为吵呀闹的糟蹋钱。我猜，你们花的这种没用的钱，起码得有2万了吧？”

“是啊。那回回云南，也是因为我想把户口迁过来。我早该迁过来了，可是这些年就是办不成。我老家的干部给杜衡写了封信，可他没收到。就因为这些个阴差阳错的事，也打过好多回架。因为计划生育的事，也罚过好多钱。有这么多事，我们就富不起来呀。

“有时候我婆婆骂我，说：‘你就是生不了个男孩。’我说：‘你要是想要男孩，就找个能生男孩的当你儿媳妇。你那么能耐，怎么就让你大儿子娶了换亲，叫二儿子到了26还打光棍，还得娶我呢？’杜衡今年39，我36。我们结婚13年了。

“我就是该着嫁到这么个家庭来，该着有这么个婆婆呀。我能怎么办？幸好，我还有个懂事的闺女，她总能劝劝我。她今年11了。我和杜衡要吵起来，她总是能看出谁对谁错来，批评错的那一个。我们调整关系就全靠她了。有的时候，我和杜衡都生气，不愿干家务，她就把那些活都干了。她现在做饭做得很好，长大了，也懂事。地里的活忙的时候，我们早晨3点就得起来。等6点回来的时候，她早做好早饭了。她比我聪明多了。我就是老觉得对不起闺女。有一回，我们包饺子，是白菜馅的，她说：‘我想吃肉饺子。’听她这么说，我眼泪马上就下来了。”

从石兰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哪怕是在她喝农药那件事上，直接的导火索其实也不是杜衡，而是她婆婆。杜衡有意无意地略去了这一节。石兰认为，虽然她的丈夫脾气也不好，他们不是没有吵架，但他们两个的关系还是很好的，矛盾的根源，还在婆婆那里。而婆婆导致的种种麻烦，使她不时失去生活的信心，觉得活着没有意思。

石兰不像杜衡那么遮遮掩掩，不会假装没有问题。她承认，自己根本就想不开。但她也曾经尝试着无视婆婆的那些话；但这不会根本改变家庭关系，也没有真正消除矛盾。她也曾试图对婆婆好些，使她改变自己的办事方式。石兰在婆婆生病期间悉心地照顾她，这虽然换回了婆婆一点感激的话，却还是没能使她变好一点。即使石兰可以容忍婆婆的一些恶言恶语，在婆婆骂起她的父母和祖宗，把尿倒到水缸里的时候，她也不可能不生气。可见，通过装看不见来想开，只能暂时回避矛盾，却不能解决问题。

石兰的大姑子和嫂子给出了另外一种想开的方式，就是在权力游戏中彻底击败老太太。她们不会假装那些矛盾不存在，而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对于这样一个不讲理的婆婆，杜衡的大嫂子故意不给她做好吃的，以此来激怒她。她和女儿女婿们吵起来，结果被赶了出去。她的那些女儿都不愿管她，哪怕她愿意给钱也不行。她们完全无视家中的亲情，不考虑老人的感受，因而总是能在权力游戏中取胜。在场的其他村民也都认为，她们和老太太这样玩权力游戏，是聪明的。而石兰却没心没肺，不能像她们那样想得开，因而就总是陷入麻烦之中。

不过，人们对她们的评价却颇为含糊。大家自然知道，她们之所以这样对待老太太，首先是因为老太太做得不对；不过，谁也不会无保留地认同她们的这些做法。因此，在石兰在场的时候，大家虽然劝她向她们学习，变得聪明点，但在她离开后，大家都认为，杜衡和石兰做得更好些，而另外那几家都不能算孝顺。

这使我们想起所厚的故事（参见3.3）。所厚对他的儿子们不好，他的儿子们因而也不孝顺他，使老人最终上吊而死。杜衡家的情况和所厚家的很像。如果只从权力游戏的角度看，儿女们如此报复父母似乎也有理由；但是，家庭生活中毕竟不是只有权力游戏。她们彻底无视这层亲密关系，还是不符合家庭生活的基本原则，不能按礼义做事。她们虽然成功地报复了自己的母亲，避免了人格价值受母亲的侮辱，也不能算实现了正义。

在此，我们看到了两种想开的方式。杜衡的方式，是试图通过假装冲突不存在，来维护家庭中的亲密关系，结果变得很窝囊，在压力太大的时候也想过死；但他姐姐和嫂子的办法，则是完全无视家中的亲密关系，在权力游戏中对老太太不留情面，来维护自己的人格价值，结果变得很冷酷。他们面临的矛盾都是，家庭的和谐与个体尊严似乎难以兼得。石兰和他们的不同在于，她二者都难以放弃，结果两种策略都采取过，但都无法做到彻底。一方面，她也试图无视婆婆的那些话，但不可能全部无视；另一方面，她在和婆婆发生矛盾的时候，气急了也会反抗，但还是不可能像大姑子和嫂子那样绝情。石兰之所以会用喝农药这种危险的方式反抗，正是因为她处在二者的矛盾之中。像她大姑子和嫂子，是不可能用喝农药来反抗老太太的。既然要同时认可亲密关系与人格价值，那似乎就注定无法以上述的两种方式想开。要做一个既有尊严、又有情义的人，是不是永远不可能想得开呢？

和“赌气”与“爱面子”一样，想得开也是成就人格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又不可避免地与过日子中的各种矛盾纠缠在一起。杜衡的做法，完全牺牲了自己的内在尊严，拼命维护全家的稳定与颜面。他想做个孝子，但无法承受各种压力。他的姐姐和嫂子保护了自己的尊严，却落下了不孝的名声，不能算是好女儿与好媳妇。

由此可见，做人的内在矛盾，和过日子中的内在矛盾没有根本的区别。我们在第二部分看到，过日子的矛盾，往往是因为权力游戏与亲密关系相互依赖但又难以得兼；同样，做人的矛盾，也是因为，人格价值与厚道善良难以得兼。在这二者的挤压下，人们可能因为赌气或维护面子而自杀。赌气和维护面子都难以成就完美的人格，于是，就会有人试图通过放弃矛盾中的一方来想开点，但既然放弃了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维度，人格还会得到真正的实现吗？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别的村民们为石兰出的主意。

石兰虽然不能以这样的方式想开，人们还是认为，她做人比她大姑子和嫂子更厚道，比杜衡更直率。至于她现在的痛苦，人们给出的建议是，让她不要那么没心没肺。他们这样说的意思是，她要学聪明一点，遇事多考虑一下，有点自己的主意。不过，在谈到面对她婆婆的辱骂时，他们又建议她不要那么明白，要学得傻一点。她怎么可能同时变得既聪明又傻呢？

人们说让石兰聪明点，意思是，她在过日子上要明白些，多花点心思。他们觉得，杜衡和石兰因为毫无意义的争吵毁坏了很多东西，浪费了很多钱财，结果使这些年的辛勤劳动都付之东流，这是最不值得的。他们说：“整天赌气打架，什么用也没有，而且气大伤身。”他们认为，杜衡和石兰最愚蠢的地方在于，他们没有想清楚，过日子最重要的是什么，也不知道，究竟怎样才对自己最有益。所谓有自己的心肺，就是要把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想清楚，而不要整天陷入琐碎的意气之争。

他们说石兰应该变傻一点，其实和这种聪明并不矛盾。他们的意思是，石兰还是应该尽量无视婆婆的那些话，对权力游戏不要太当真。石兰对婆婆的反抗是有理由的，但就像他们所暗示的，反抗不是过日子的目的，也不是成就人格的根本问题。对一场权力游戏的胜负，她不必在意。这种权力游戏中的得失，都没有太大的意义。

那么，“聪明”和“傻”其实是一个意思，都是让石兰转移注意力。一方面，她应该更理解过日子的道理；另一方面，她应该傻一些，对权力游戏不要太认真。有心有肺的人知道生活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可以通过认真过日子实现自己的人格。

表面看来，村民们所建议的，一方面无视婆婆的辱骂，一方面认真过日子，既维护和平，也重视尊严，和石兰正在做的似乎没有什么区别。而这个方法已经证明是没用的了。那么，他们的这一建议到底有何新奇之处呢？

虽然这两个方法看上去很像，但其重点并不一样。他们并不是简单要石兰同时兼顾亲情与尊严，而是让她集中在更重要的事情上。石兰以前的做法，只是消极地对待过日子中的矛盾；但在人们看来，她应该更积极地去思考和创造，成就自己的人格。争吵和逆来顺受都无法使人想开，想开是要更透彻地理解过日子的道理和目的，从而理性地把次要的事情放在一边。这并不是另外那两种想得开的方式的简单相加，而是生活重心的彻底转移，是一种更积极的生活态度。这样一种乐观、理性、积极、向上的自强不息的态度，可以在更完美的意义上成就自己的人格，而不是片面地强调尊严或和平。

这种新的态度，简单说来，就是要“过日子”，不是简单地掩盖矛盾，也不是消极地维护尊严，就是要把家庭生活当成一个事业，勤劳、乐观地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不仅要努力促进家庭和睦，维护尊严，而且要使全家富裕和快乐起来，树立未来的希望。说到底，真正想开了，就是好好过起来。而今，杜衡和石兰家里不仅关系不好，而且相当贫困，但他们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他们仅存的一点希望，就是女儿。

说到最后，石兰和杜衡一样，都提到了他们的闺女。他们都认为，自己的一切希望和支柱，就在闺女身上。正是这个闺女，是使他们可能想开的最重要因素。在有人想寻死的时候，孟陬人劝人想开点的最常用办法是提到对方的亲人：“想想你的孩子，你怎么能就这么死了呢？”“你要死了，你娘怎么办呀？”对此的最一般理解是，这是通过提醒人们的家庭义务，来阻止人自杀。如果这么理解，就好像人们的生命不仅属于自己，而且还属于父母和孩子。而我们在这项研究里已经一再强调，对于中国人来说，一家人过日子有着更根本的生存论意义。对父母和孩子的义务，并不只是一种被动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家中亲人的存在，意味着日子还有过头，生活还有希望；只有把这些人生义务尽到了，一辈子才算圆满，才算成就了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人。人们在想到这些亲人的时候，就会更理解自己生命的意义，因而不能把它轻易葬送。杜衡和石兰对闺女的态度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他们并不是在被动地讲一种责任与义务。在提到孩子时，他们都表现出了发自内心的感动和对生活更积极的爱。而这种爱，正是过日子和做人的根本动力和道理，也是使他们想得开的最终源泉。

9.3　综论

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我们从家庭政治和人格两个方面考察了自杀中的正义问题。由于中国的多数自杀是家庭中的委屈导致的，我们发现，家庭中的正义问题不能用判然二分的是非正误来衡量，而要从亲密关系与政治过程的相互表里来理解。人们之所以陷入循环往复的委屈中，往往是因为他们既想获得正义和温暖，又分不清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于是，理解这一问题的根本，就在于如何理解家庭中亲人之间的正义，即礼义。

从个体命运与家庭政治两个相互交叉的角度思考正义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厘清，对每个个体而言，正义究竟意味着什么。由于“正义”不是一个抽象的理念，并不来自先验的是非善恶观念，而是使家庭成员各得其所的一种安排，所以我们考察了使每个人各得其所的“宜”究竟是什么。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只有能够过上正常日子的人，才拥有起码的人格。“以家成人”是人之宜的最基本含义。疯子、傻子等边缘人之所以遭到歧视，是因为他们没有成家过日子的资格。而这些边缘人的自杀不被当做自杀，是因为自杀被当成了正常人的一种特权。自杀首先不是一种病态行为，而是以不太好的方式对人格价值的追求。

因为赌气和挣面子而自杀就是实现人格价值的两种努力。我们认为，就反抗不义这个目的而言，两种努力还是能达到自杀的目的的。不论自杀者是否死成，这种方式都是对不义的一种有力打击，也是对自己的尊严的有效维护。不过，若是从对人格的总体理解来看，它却不是人格价值的完美实现。这是因为，虽然要过上有尊严的日子，一个人必须有一定的气节和面子，但仅仅靠出一口气或维护面子，并不能成就完美的人格。

我们一再强调，一个正常的人就是从出生开始，在各个阶段完成各种应该完成的责任，最后寿终正寝的人。评价命运的基本依据，也在于这一辈子是否能顺利过完。自杀者虽然追求了非常重要的气节和面子，却人为地打断了过日子的进程，使很多必须完成的责任无法完成，从而也使许多应该享受的快乐无法享受。因此，自杀者即使报复了一时的不义，维护了一时的尊严，也不能成就一个完美的人格。

真正想得开的人，并不是麻木地放弃了人格价值的人，也不是为了尊严而潇洒地逃开了一切责任的人，而是能深切洞察人生的真正价值和过日子的道理，能够认真、和乐地与全家人一起过日子，按照礼义做事，理性地控制情绪，追求幸福，力求完美而积极地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责任的人。因为人永远生活在家庭之中，只有在家庭的和谐中，人才能真正实现完满的人格价值；只有不对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斤斤计较，能够从大局考虑的人，才能获得家庭政治中真正的正义。由于命运总会带来不可把握的因素，因此并不是每个按照礼义做事的人都能获得幸福；但是，这样做的人至少能够在最大可能的程度上完成人格价值，实现家庭生活中的正义。“以理成人”不仅指向“以家成人”的内在原则，而且会统摄“以气成人”、“以面成人”这些方面。

真正明白道理的人，有了和睦、富裕、喜乐的家庭生活，也就更可能成就内在的气节和外在的地位。和睦、富裕、喜乐三个方面，能够全方位实现家庭生活的幸福，从而也可以最大程度地滋养家庭成员的人格。仅仅为了一时意气而拼命，并不能成就完美人格。当然，如果仅仅实现了和睦，即家庭成员之间不闹矛盾，但生活贫困，整日愁云惨淡，还是不能过好日子，最终也会破坏和睦气氛；毕竟，贫困与抑郁都容易导致家庭矛盾和自杀。

基于上面的讨论，我们如何来理解中国当前的自杀问题呢？显然，我们不能把它当做一个简单的精神医学问题。从家庭生活的角度来看，是礼义出了问题；从精神气质的角度来看，是人们对人格的理解出了问题；而从社会总体来看，是一个正义的问题。

现代中国的家庭革命，本来是针对传统家庭中的等级制所造成的结构性的不公发起的。那么，已经基本铲除了旧式家庭制度和家庭理念的现代中国家庭，本来应该进入了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充满天伦之乐的小康之世了，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不公，从而导致那么多自杀呢？若从“礼义”的角度理解，这种家庭革命虽然清除了等级制，使家庭中不再存在剥削压迫这种制度性的不公，却并没有找到在亲密关系中实现正义的好办法。如果家庭中只剩了亲密关系，仅仅依赖亲密关系来解决不同人之间必然存在的差异和冲突，那最终不仅不能实现正义，而且会把亲密关系本身也破坏掉。而这正是很多自杀者的家庭正在发生的事。因此，经历了现代革命的中国家庭，虽然失去了等级制，家庭规模也变小了，但家庭关系反而变得更加复杂，更难以处理了。

从个体人格的角度看，独立精神和人格价值得到了空前的强调，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反抗权威”和“蔑视成规”也成为一些中国人精神气质的主旋律。但对这种人格独立的片面理解使人们过于在乎自己在家庭政治中的利益，很难深入思考日常生活的意义，更把过日子的古老智慧当成庸庸碌碌的陈腐观念抛弃掉。人们要么以任性赌气的方式一味反抗，把在权力游戏中取胜看得比幸福家庭更重要；要么以并不道德的方式积累道德资本，把面子看得比伦理规范更重要；要么把蔑视家庭伦理当做自由，将不负责任当做洒脱，却很难认真地在普通的家庭伦理中成就有尊严的生活模式，更不会认真思考家庭生活背后仍然存在非常微妙的道理。这种思维方式，把很多生命葬送在了空洞的反抗之中。

至于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理解自杀背后的正义问题，我们会在第十章详细讨论。

注　释

〔1〕参见Lin,Yuan-Yuei,The Weight of Mount T'ai,Ph. D dissertation, 1990, Wiscon sin University at Madison。

〔2〕参见Arthur Kleinman,Social Origin of Distress and Disease,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中译本见［美］凯博文：《疾病与苦痛的社会根源》，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3〕参见吴飞：《麦芒上的圣言》，香港，道风书社，2001。

〔4〕“总理”，就是“红白理事会会长”，每村一个，大村会超过一个。

〔5〕参见王同亿主编：《现代汉语大词典》，318页。

〔6〕参见Anthony Giddens, "A Typology of Suicide"。

〔7〕参见James Weiss, "The Gamble with Death in Attempted Suicide", in The Sociology of Suicide。

〔8〕参见Hu Hsienchin, "The Chinese Concepts of 'Face'",in American Anthropology, 1944, vol. 46, no.1。中文译文为胡先缙：《中国人的面子观》，见黄光国等：《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

〔9〕参见Erving Goffman,"On Face-Work:An Analysis of Ritual Elements in Social Interac tion", in Psychiatry,1955,18（August）,pp.213-231。

〔10〕黄光国的一系列相关文章收入黄光国等：《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

〔11〕参见翟学伟：《中国人的脸面观》，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2〕胡先缙：《中国人的面子观》，见黄光国等：《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46页。

〔13〕同上书，40～41页。

〔14〕参见David Ho, "On The Concept of Face",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6, vol. 81, no.4。

〔15〕参见Ambrose King and John Myers, "Shame and an Incomplete Concep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 Study of Face",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ocial Research Center, 1977。

〔16〕Ge Gao, "An Initi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Face and Concern for 'Other' in Chines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998, 22（4）, pp.473, 475.

〔17〕即：外面看上去是四间房，但里面还有屋子，其实是八间，是孟陬乡下比较讲究的一种房屋结构。

〔18〕曾经有个业余画家和我说起，周流一次给他看一个大画家画的画。结果他发现，那就是自己的一幅作品。

〔19〕按齐信芳的说法，周流的儿子们很长时间都没告诉他老媳妇，周流死了（在我采访齐信芳的时候，她还不知道）。其实他的几个儿子也没来孟陬，因为他们恨他。负责他的丧事的，是他的大姨子，就是那个和他靠着的大姨子。

〔20〕参见Anthony Giddens，“A Typology of Suicide”。

〔21〕关于计划生育问题，杜衡讲了很多，此处略去。

〔22〕当地的“换亲”一般是指：如果两家的儿子都因有残障或家里穷而找不到媳妇，又都有姐妹，便互相嫁娶，如甲家儿娶乙家女，乙家儿娶甲家女。换亲是相当不光彩的事。

第四部分　国之法

纷总总兮九州，何寿夭兮在予。

——屈原

第十章　法　义

在探讨了自杀与过日子和做人的关系之后，我们回到公共领域。如果没有对公共领域的思考，自杀研究的意义将是非常有限的。表面看上去，自杀是一人或一家的私事；但家庭生活是中国文化中对“人”的最基本规定性，而国家的根本目的在于充分实现人的美好生活。国家的基本职能，必须建立在对人性与生活的理解之上。正如对人的自然状态的理解会衍生出现代西方的契约国家，对过日子和做人的理解，也是进一步理解中国的国家功能的文化基础。也只有充分理解了国家和公共政治的哲学基础，我们才能理解礼与法的异同，委屈和冤枉的异同，以及现代国家究竟该怎样治理自杀和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在本章，我们将通过家庭中的自杀的公共意义，以及公共领域的自杀，来思考国家政治中的正义问题；在最后一章，我们将以现代公共政治和思想中对自杀问题的思考与干预结束本书。

10.1　纠纷

经过了几年的研究，我对好朋和坠露的命运（参见1.1）还是难以释怀。在考察了这么多自杀故事之后，我希望能够回到本书的开头，重新理解好朋和坠露之死的意义。

在娘娘庙中学莫名其妙上吊而死的好朋，与陆离（参见5.1）来自同一个村：冯村。我在那个村子做了一些研究之后了解到，好朋年纪虽小，却早已沾染上了打麻将的嗜好，而他的父母则丝毫不关心他的学习，对他也并不好。他的母亲是个很是非的女人，总是和街坊邻居吵架，村里人都不大喜欢她。虽然我仍然无法确定好朋自杀的原因，但根据同村人后来提供的情况，特别是和好朋经常一起打麻将的人的讲法，我认为好朋自杀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他拿了父母的钱出去打麻将，结果输了不少。他害怕父母因此骂他，就上吊而死。有个年轻人在好朋死前一天和他一起打过麻将，他说好朋输了很多，而且后来心情非常压抑。无论如何，学校都不是导致他上吊的原因，甚至他父母更应该为他的死负责。

我也在坠露的娘家村和婆家村进一步调查了坠露家的情况。她的丈夫在上学的时候就是个非常差的学生，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因为孟陬附近有油田，他十几岁时就和另外一些人一起偷石油。偷油、偷电、地下印刷是孟陬很多人从事的虽然非法但极为有利可图的行业。他因为偷油，在娶了坠露两年之后，就坐了三年牢。由于他根本不过日子，又经常打骂坠露，到城里去找“小姐”，夫妻关系非常不好。他们在打架的时候，坠露的公婆知道自己儿子不好，一般总是帮助坠露。坠露提出过离婚，但她丈夫不同意。坠露和素荣（参见4.2）一样，虽然在家里有道德资本，但日子过得并不舒服。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她是因为委屈自杀而死的。

从自杀原因看来，两个个案都和家庭政治更有关系。好朋的案子变成了一个法律问题，坠露的爷爷也想把坠露的案子变成一个法律问题，却没有做到。家庭政治在某种情况下会转化成公共政治，但在某种情况下不会。

坠露爷爷的努力之所以徒劳无功，当然是因为他没有充分理解现代国家和法律的职能。不过，他将坠露家中的委屈问题诉诸公共政治的想法，却自有其内在逻辑，而且符合人们处理这种自杀问题的一般想法。

我在告诉别人我在研究自杀的时候，他们经常误以为我有某种司法目的。比如，曾华（参见2.5）的母亲听说我要了解她女儿在婆家的自杀，就说：“不用查了，俺们现在也不想争什么了。她男的还挺说理，过年过节就来看看。主要是，他对俺们那个外孙一直挺好，那个外孙也常来姥姥家。要不是这样啊，俺们跟他没完。”我在第一次见到周流的房东时（参见8.1—8.2），他也怀疑我是司法人员：“说实话吧，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什么都会告诉你的。”

一方面，按照现代的政治和法律体系，由家庭矛盾引起的自杀不是法律干预的对象；另一方面，人们又想当然地认为，很多自杀应该通过法律手段追究责任。如果某个人自杀了，他的亲戚朋友要是不替他追究的话，就会丢面子。比如在好朋的事情里，本来好朋的父母都不想追究了，甚至已经要把他埋了，但他们的亲戚认为，这样做就太窝囊了，只有和学校争一争，才算出了一口气。这样看来，死者亲友几乎有责任为自杀者追究，否则就是对不起死者，使他死得不明不白。上一段提到的曾华母亲本来也要追究女儿的死，只是因为女婿做得很好才作罢。

如果一个女人在婆家自杀了，娘家通常是要和婆家闹上一闹的，否则就是没面子。因此，在自杀的媳妇的葬礼上，婆家与娘家的冲突，经常是难以避免的；要和平地完成葬礼，主持其事者通常要有相当高的才能。

1993年，高阳府一个媳妇云容自杀，原因是她和婆婆发生了争执，她丈夫没有帮她，而是责备她。在出殡的时候，云容的娘家人要求她丈夫打幡摔瓦。一路上，他打着幡低着头，十分狼狈。

1998年冬天，娘家在娘娘庙村、婆家是渐离村的一个媳妇芳馨因为和丈夫口角而自杀。芳馨的娘家人倒是没有要求丈夫打幡摔瓦，但他们要求给死者穿上一件大红的毛衣，并且抬着她的尸体在她婆家的各间屋里走了一遍，连犄角旮旯都去了。据说，这样她的鬼魂以后就会搅得婆家鸡犬不宁。在出殡的时候，死者的姐姐把她丈夫狠狠骂了一顿，争执期间把他的一只袄袖子都扯了下来。

2000年，李村的一个30多岁的媳妇灵雨喝农药自杀了。本来夫妻二人关系不错，公婆对媳妇也很好。有一次，因为丈夫要花钱买烟她不愿意给，丈夫和她吵了一顿，她一赌气就喝农药死了。人们都认为，此事中的是非实在难以说清，但灵雨的娘家不肯轻易原谅她丈夫，要求一定要让公安局验尸之后才能下葬。公安局确认，她是死于自杀，但他们仍然不依不饶，出殡的时候让丈夫打幡摔瓦，以此来羞辱他。

2001年，仙家楼30多岁的男子慕予用菜刀砍死妻子女萝后喝农药自杀。慕予长得很丑，又有点傻，一直找不到媳妇。女萝在当闺女时就怀过孕，也找不到婆家。俩人结婚之后，女萝非常能干，家里收拾得利利索索，但生活仍然不检点，到处靠人。她平日靠人时，丈夫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能继续过日子就行。但女萝终于发展到要和他离婚，嫁给别人的程度。慕予见无法挽回，就采取了这样的暴力手段。这又是一个是非难以说清的事情，女萝的娘家人谈起来，也觉得她太不正经，给家里丢人，这样被杀死，并不能全怪丈夫。但是，是非判断是一回事，全家的面子是另外一回事。在出殡那天，娘家有二十多个大小伙子到坟地上来，拦住不让下葬。最后村干部出面，费了九牛二虎的劝说之力，才算把两个死者下葬。

女萝的情况和上面说的几个媳妇不同，自杀的不是她，而是丈夫慕予。但这几个女人娘家的考虑是一样的。他们不管夫妻之间究竟谁对谁错，既然自己家的闺女死在婆家了，那就一定要羞辱婆家，好像只有这样才对得起死去的闺女，她才死得不那么窝囊。媳妇在婆家死这个事实，即使不意味着媳妇在婆家受气，至少说明媳妇与娘家陷入了冲突。既然这种冲突导致了死，娘家就有必要为自己家的闺女撑腰，通过闹事挣回一点尊严。这个时候，家庭内权力游戏的一些细节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冲突，是各个家庭的尊严与脸面。

家庭之间的这种冲突，与家庭之内的冲突已经非常不同。它不再以亲密关系为起点和终点。两个家庭有可能继续来往，也完全可以从此断绝交往，因此，人们考虑的就会与家庭之内不同。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政治，是家庭政治向公共政治过渡的第一步。

家庭之间虽然不必像亲人之间那样，以亲密关系为最基本特色，但也不是必然敌对的。它是差序格局比较靠外的一个圈。在差序格局中，姻亲关系本来还是相当亲的，在父母兄弟和本家亲戚之外，就是姻亲。当然，与姻亲的关系，是靠夫妻关系以及他们的儿女来联结的。一旦婚姻关系瓦解，甚至都没有孩子，这层亲戚关系就算终止了。而如果还有孩子，问题就会复杂些。孩子和姥爷、姥姥、舅舅等毕竟还是亲戚，即使两家闹翻了，这层关系也仍然存在。但即使没有孩子，两家都不必闹到水火不相容的程度。人们在此坚持的原则是，要首先为更亲密的人，即差序格局中更近的人考虑。如果差序格局外圈的人冒犯了差序格局内圈的人，不论谁对谁错，都应该和差序格局内圈的人站在一起。因此，娘家人之所以要折腾，既不是因为谁对谁错，也不是因为不同家庭之间必然敌对，而是出于“亲亲”的基本原则，要为自家人挣回面子。因此，女萝的娘家人哪怕明明知道自己闺女做得不对，也要为她争一口气。

谁对谁错不是最重要的原则，仅仅靠武力的意气之争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则。最重要的原则，是能否维护家庭的颜面。人们不一定要判出个对错来，也不一定通过争执让一方受到羞辱。如果能不通过暴力，同时保持两个家庭的颜面，当然是最好的解决方式。段庄的一个个案，就是处理得比较好的。〔1〕

1997年7月的一个星期天，段庄天主教家庭的小伙子梁津发现自己的妻子扶桑有外遇，截获了一封情书后，气哼哼地到直洋的丈母娘家去算账。扶桑非常羞愧，穿得整整齐齐地到天主教堂做完礼拜后，喝农药自杀了。村里人发现尸体后，连忙派人去直洋。当时梁津已经离开丈母娘家，去报信的人把扶桑的母亲和舅舅叫了来。母亲见了女儿的尸体后很难过，没有和段家人商量好如何办理后事就回去了。段庄的村干部和天主教会的会长们一同商议后，派出会长段干良前往直洋。段干良与扶桑的父亲见了面，老人提了两个要求，一是要给扶桑穿身体面衣服，二是第二天要请公安局看一下再埋人。段干良答应了，但他回村后发现，村支书正在带人埋尸体呢。段干良知道这样做必然引起纠纷，就立即阻止了村支书。虽然人们都知道，扶桑的死没有别的原因，但如此处理势必让人产生疑问。虽然无论教会内外的人都觉得挖死人不吉利，大家还是把扶桑挖了出来。第二天，公安局来了人，当着婆家和娘家人的面验了尸，然后正式埋葬。这件事算是比较和平地处理好了。〔2〕

在这个案子中，虽然扶桑的娘家知道自杀的女儿理亏，也没有去折腾，但扶桑的父亲坚持公安局验尸。这样做的目的，和给女儿穿好衣服一样，是为了维护面子。正是因为段干良等人协助处理，维护了两家的面子，扶桑的死没有带来上述的那种恶性冲突。

娘家与婆家围绕自杀问题的争论，已经算是公共政治中的矛盾，所以人们还是会把它当成法律问题。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纠纷，司法部门也有可能介入。像在扶桑一案中，公安局就会通过验尸来帮助调解纠纷。因此，坠露的爷爷把他的案子当成法律问题，也有他的道理。他已经把坠露和她丈夫的矛盾看成了两个家庭的矛盾，作为爷爷，他替坠露受的委屈感到不公，因此要为坠露伸张正义。如果他带着自己家的人去找坠露婆家折腾的话，他是有可能挣回一些面子的；但要让坠露的丈夫受到法律的惩罚，却不可能。法律并不负责家庭政治，只负责公共政治；如果坠露爷爷亲自带人教训了坠露的丈夫，公安机关倒有可能出面，但目的是调解，而不是帮他报复。作为维护正义的国家法律，其对正义的理解虽然奠基于家庭中的礼义，但又与它不同。

再进一步，在没有亲戚关系的邻里之间，也会发生冲突。我们通过桂枝的自杀来看这个层次上的公共政治。

桂枝是李村一个不到30岁的媳妇，于1999年7月21日喝农药而死。桂枝的丈夫二狗是李村最穷的人之一，只有一间小破屋。他本来根本找不到媳妇，直到桂枝从云南来到了李村。人们不清楚桂枝的过去，但很多人说，她在云南怀了一个有妇之夫的孩子，就跑了出来。人们都说，桂枝不是个好女人：“她要是缺钱花了，就往县城去一趟，过十来天再回来，就有了钱了。俺们常在县城的饭馆里头看见她，她能在那儿挣钱。谁知道她干什么呀？她要是去城里，也不跟她男的说一下，写个条就行了。”

桂枝在和邻居无波夫妇争吵后自杀。在她死后，二狗把桂枝的尸体抬到了无波的房子里，放在正屋，要求他们赔8000元钱。无波向法院起诉，说：“自被告将尸体抬入我家后，把我们全家赶得四下投宿。因此，我强烈要求法院判令被告死尸占房费每天300元，按占房天数赔偿给原告。”最后，法院判处无波赔偿二狗1000元，桂枝的尸体抬出无波家，出殡下葬。根据法院档案，此案发生的经过大体如下：

1999年夏，一些筑路工人在修建一条穿过李村的公路时，把很多麦桔放在路边。李村村民无波想用那些麦秸烧火，用小推车运了一些回家。另外一个村民灵宝看见了，就阻止他说：“这是我给工人们买了两盒烟，他们给我拉来的。”无波说他不知道是这样的，于是就不再拉了。两个人说得挺高兴，灵宝就请无波到他的西瓜地里去吃瓜。他们刚吃完瓜，灵宝的媳妇来了，问无波拉了几车。无波说拉了两车，夫妻两个就很和气地跟他说，他拉过的就算了，只是不要再拉就行了。当天傍晚，灵宝的妻子来到无波家，说：“波叔，你再给俺们拉回一车吧。”无波说：“行，就是都拉回去也行。”过了一会，无波和他妻子到街上去，又遇见灵宝的妻子，她说：“人家说你们不是拉了两车，是拉了四五车呢。”无波问是谁说的，灵宝妻说：“是桂枝说的，不然叫她来问问。”无波的妻子就把桂枝叫了出来，桂枝很不客气地说：“我看见你王八操的拉了四车。”于是，无波夫妇就和她对骂了起来。〔3〕过了一会，桂枝躺在地上，口里继续骂；但再过一会，她就不说话，也不动了。她的丈夫二狗来了，掐了掐桂枝的人中，她就醒了，然后又开始骂。二狗带着几个人，把桂枝抬回家里去了。一路上她仍然骂个不停。

第二天早晨7点左右，灵宝的妻子来到无波家，对无波的媳妇说：“婶子，你上桂枝家看看去，别为了这点事隔下咱们这街坊邻居的。”无波的媳妇说：“你就是不来，我也正想着看看去呢。这点事不大，不值得。”随后，无波的媳妇就到了桂枝和二狗家。当时桂枝正在吃饭，她就说：“桂枝，这事不值得，咱们住得这么近，怎么也是好邻居。”这时二狗说：“坐下吧，婶子。”无波的媳妇就坐在了他们家的炕头上。桂枝说：“婶子，没事。”过了一会，无波的媳妇认为没事了，就回家，然后和无波一起去地里干活了。

等中午无波夫妇回到家，却听说桂枝喝农药死了。他们自家的大门开着，锁被撬开了。二狗把桂枝的尸体抬到了他们家正屋里，要求他们赔偿8000元。

在二狗夫妇早晨对待无波媳妇的态度和随后的自杀之间，显然发生了什么。如果桂枝真的是因为头一天的争吵而自杀，我们无法解释，她早晨为什么对无波媳妇那么友好。我在采访无波夫妇的时候，他们不仅没有解释这个变化，而且根本不关心它，虽然他们自己在诉讼中提到了这一点。二狗的一个嫂子告诉我，在无波媳妇离开二狗家之后，两口子又吵了一架。桂枝责备二狗太软弱，在自己跟人吵架的时候不帮她。二狗却怪她挑拨离间，招惹是非。两个人吵得很厉害，二狗急起来，还打了桂枝一顿，然后一赌气出门去了。二狗一出去，桂枝就喝了农药。随后她有些害怕了，就跑到二狗的嫂子家，哭着说：“嫂子，你给我帮个忙，把我孩子带大吧。”嫂子一看就知道她喝了农药，忙到大街上找到二狗。二狗借了一辆电动“三码子”，想送桂枝去医院，车胎却爆了。他只好又去借了一辆。刚走出去，他又发现自己没带钱，就回家去取钱。因为这些耽误，等他到了医院，桂枝早就死了。二狗想把桂枝的尸体抬到无波家去，但又怕这么做违法，于是咨询了一个他认识的人。那个人说，那不犯法。于是，二狗就撬开锁，把尸体停在了无波家。

按照二狗嫂子的这一说法，桂枝自杀的原因根本不是两个家庭之间的冲突，而是她与二狗之间的内部矛盾，邻里冲突只不过是夫妻口角的一个导火索而已。桂枝和我们考察过的很多女人一样，是因为与丈夫赌气喝的农药。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桂枝的娘家不是远在云南，而就是附近的人家，那么，在她死后，就可能是她的娘家人来找二狗算账，而轮不到二狗找无波家算账了。如果是那样，这里发生的家庭之间的冲突，就和我们曾经看到的娘家与婆家的冲突没什么不同了。

但因为桂枝的娘家人不可能来算账，夫妻之间的这点矛盾好像被人遗忘了。他们之间似乎没有发生过什么不和谐，二狗还要为妻子申冤出气。二狗找无波家算账，其动机和那些娘家人找婆家人算账，好朋的父母找学校算账是一样的。桂枝不管具体是因什么自杀的，毕竟是因与无波夫妇的口角引起的，就如同不论具体原因是什么，婆家必须为媳妇的自杀负责，学校必须为学生的自杀负责一样。虽然二狗在桂枝活着的时候怪她多管闲事；但桂枝既然死了，他就坚决地站在了桂枝一方。

有些村民说：“二狗这么干，就是为了讹点钱。”这样说当然不无道理，正如说好朋父母的目的就是为了讹学校点钱一样。但二狗这样做之所以能讹到钱，还是因为，他这样做能吓住人。所谓“人命关天”，只要出了人命，别的是非对错都不重要了。由于他把尸体抬了来，无波就变得心里发虚，非常紧张，他们有无具体责任已经变成了次要的问题。二狗以死人的名义要钱，这已经成为他最大的道德资本。二狗把尸体抬到无波家以后，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成为二狗与无波家的冲突。问题的焦点是如何处理这具尸体能让双方都满意，而不是桂枝究竟如何死的。

无波在咨询了很多人之后，知道自己并不负有很大的刑事责任，于是反客为主，提出了诉状，声称二狗私入民宅，反而要求他赔偿自己的经济损失。他对二狗提出的这个赔偿要求，当然是虚晃一枪。无波并没有认真地想要这笔钱，法院更不会认真地按照他的要求处理。无波的目的，是让二狗尽快把尸体抬走。对于桂枝的人命，他知道自己有些理亏，而今只求不要损失太大就行了。他提出的赔偿要求，只是抛出的一个价码。

法院的目的，更不是确认究竟由谁来为桂枝的死负责，而是该怎样平息两家的纷争。于是，他们经过了一番调查和调解之后，在二狗和无波提出的要求之间做了一个折中，要求无波赔偿二狗1000元钱，二狗把尸体搬出去。双方都能接受这样一个结果，此案也就顺利地审理结束了。

桂枝一案虽然没有发生在亲戚之间，法律处理此事的原则，仍然不是依照桂枝的死因，简单地惩恶赏善，而是以维护安定团结为最终目的。在每个当事人看来，最重要的也不是判断谁是谁非，而是平息人命之争带来的混乱和不平。

娘家与婆家的冲突是亲戚之间的公共政治，二狗与无波这样的冲突是没有特殊关系的两个家庭之间的冲突；而好朋父母与娘娘庙中学之间的冲突，则已经超出了家庭之间的冲突，是家庭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冲突。但两个个案背后的逻辑仍然是一样的。好朋的父母和亲友虽然不知道好朋到底是怎么死的，但他死在校园里这个事实，就让他们觉得，如果不和学校闹一下，就出不了这口气，好朋就死得太窝囊了。于是，他们就每天去学校折腾，出现了本书开头的那一幕。面对这样的情况，无论学校还是公安局，都认为应该平息此事。他们平息的原则，都不是完全按照是非判断，而是以尽快恢复学校秩序为最终目的。好朋的父母之所以比坠露的爷爷更幸运，就在于，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有公共责任的国家机关。娘娘庙中学有教育和照管好学生的义务。虽然没有任何老师逼迫好朋自杀，但好朋死在校园里这个事实，已经足以让好朋父母指责他们没有尽到学校对学生应尽的责任。

通过上面几起围绕自杀的纠纷和对它们的处理，我们就可以理解公共领域的正义原则了。公共政治中的法义虽然与家庭政治中的礼义有非常大的不同，但其基本原则是相通的，即并不依照抽象的是非原则，而是在安定团结的大目的之下，使每个人尽量各得其所，获得人格价值的实现。如果一定要惩罚乃至诛杀一些人，也是因为这些人已经危害了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如果这个原则贯彻得不好，就成为无原则的摆平和抹稀泥；这个原则若贯彻得好，则成为帮助每个人获得尊严的清明政治。因此，礼义与法义并不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正义。法义只是礼义的一种。如果完全丧失了对礼义的关照，法义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要充分理解这层意思，我们就要理解，国家与人民之间同样有一种伦理关系，但这种伦理关系必须依靠法律来实现和维持。

10.2　青天

通过上面一节的论述，我们可以认为，对于过日子的每个个体和家庭来说，国家法律之所以必要，首先在于它可以调解纠纷，维护安定团结。于是，整个国家又成了一个大家庭。每个小家庭之间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但国家必须尽量使它们和谐共存，维护全社会的稳定，促进自己的繁荣发展。不过，国家并不只是一个调解人的角色。国家之下生活着的每个个体和家庭，又与国家形成了一层新的伦理关系。在人们的差序格局中，亲戚、陌生人乃至一些机关，都可以构成一个越来越远的圈，但是，国家并不是这个差序格局中的一个圈，当然更不是与个体关系最远的一个圈。她是每个个体的差序格局之上的又一种结构，与个体构成了另外一种伦理关系。在这一节，我们通过胡素枝的故事，来考察这种伦理关系。

2002年，蒋村42岁的妇女胡素枝，因为自己丈夫的案子无法解决，跑到北京天安门前喝农药自杀未遂。下面是她的叙述：

“俺们孩子他爹在北京打工。1997年，有一天他上祁州去出差。到了祁州，离孟陬就不远了，所以，他跟几个一块干活的老乡就想在回北京以前先回趟家看看。他们还没回到家呢，他就让车撞死了。

“他们先到了孟陬县城，在一个饭馆里头吃饭，就把他们开的一辆面包车停在了马路边上。他们吃了饭，准备上车回家，这个时候正有一辆大卡车开过来，一下就撞上他们了。一共四个人给撞上了，别的都没死，就俺们那口子给撞死了。警察来调查，发现那辆大卡车的司机没有驾驶执照。他刚从方九则那儿买的这辆车，方九则又是从水泥厂买的。他们买的时候都交了钱了，可是都没有正式过户，所以，那辆卡车名义上还是水泥厂的。过了几天，警察们上那个司机的家里去，可是找不着他。第二天，司机自个上法院去自首了。

“我就在法院同时告了那个司机、方九则、水泥厂，要求法院干涉这件事。法院做出一个裁决，要求司机赔我4万块钱。法院还让把卡车卖了，卖的钱归我。我找了个人想要那车，可是司机偷偷地把车卖了，也没把钱给我。法官们什么也没说。我就又上地区法院里边告他们，地区法院的法官给孟陬法院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重新处理我这个案子。俺们孩子他爹在北京一个工厂上班，应该按照工人的标准赔偿，不能按照农民的标准赔偿。我觉得4万块钱忒少了，所以又上诉。可是地区法院把我的材料都退回来了，说不全。孟陬法院没把该要的材料都寄去。最后材料好不容易全了，法官们又做了个判决。结果他们不光没有涨钱，还把赔偿费降到了26929块钱。至于解剖的钱，我的旅费，还有别的好些个花销，他们连提都没提。

“我觉得这特别不公。我请了个律师，在宣布那个判决之前，律师跟我说，他们准备赔我钱，所以我就上法庭去了。法庭提前把消息都透露给律师了。可是等我去了法院，一问，有个女法官说，根本没这回事。她还说，他们在宣布判决以前不能泄漏判决，要不就是违法。判决是有了，可是院长还没签字呢，就不算最后决定。我不明白，这个院长为什么不愿意签字。在以前，这个院长挺替我说话的，现在是怎么了？后来判决出来，我发现钱少了。那个女法官也觉得这有点不公，就说：‘你要是不能接受，就接着上诉吧。’本来挺帮我的那个院长，怎么突然就开始帮司机了呢？一定是拿了好处了。

“我对这结果不满意，就又上省里边去，找更大的官。1999年，我给省里边的一份报纸写信，那张报纸还把我的要求登出来了，也把我的材料交到省里去了。我就上政府去找人。那天正下大雨，特别冷。一共就有三个人在那儿。一个老头是从瀛州去的，还有个新疆的女的，然后就是我了。这都是实在解决不了问题的，才在大雨天等着呢。他们看了我这材料，给孟陬法院和地区法院都写了封信。地方的这些法官收到信了，可是什么措施也没有采取。我就又去了一趟省里，去了省人大和政法委。他们又给地区法院写了封信。结果还是判决赔我26929块钱。

“到那个时候，我已经不想要再多的赔偿了。他们只要能执行判决，把这26929块钱给我，就行了。这之前，我一共拿着了15000块钱，剩下的一分也没拿着，可是已经过去两年了。我去找过法院，找过县人大，找过县政法委。我还去找过县长，可是他不在。政法委书记给法院写了封信，可是判决还是没有执行。我说，要是他们还不给我钱，我就一分也没了。有的法官说：‘你要是没钱，你的俩儿子怎么上的学呀？’我又去地区法院，他们还是不给我解决问题。甚至有的人说：‘你就是告到联合国，也没人能帮你解决问题呀。’我听了特别难受。

“实在没办法了，我才去的北京。头一年，缴公粮的时候，我没有缴。我没钱，怎么缴公粮呀？我不是不愿意缴，可是政府要是不把该给我的钱给我，我拿什么缴公粮？皇粮国税，天经地义。缴公粮这是每个公民的义务，我不是不缴。要是没有问题，我一点也不犹豫，就会把公粮缴上去。从他爹死了以后，我一直就没缴过公粮。我第一回不缴的时候，乡里边的人推走了我两辆车子，我抓着车子的后座不放手，他们就这么推着车子，拉着我，走出去了老远，直到我抓不住了。可是后来，我再不缴，他们就什么也没说。到了2002年，国家要税费改革，让每个人必须缴。这一年以前，俺们村有好多人不缴公粮。他们都不是不愿意缴，就是因为自己的问题解决不了。有一个工人，老是不发工资，他就不缴公粮；还有一个是在修路的时候，他的一大片庄稼地毁了，政府老说赔他，可就是没兑现。2002年，干部们说，以前的账都得算清，谁不缴也不行。村支书在大喇叭里头喊：‘你们别把不同的问题搅在一块。谁都应该缴公粮。你们自己的问题，找相关的部门解决去，别因为这个不缴公粮。’

“我就是不缴，所以他们就上我家来了。他们说要拿走我的家具和粮食，我不干，跟他们嚷起来了。我拿起三瓶农药，说要喝，他们拦住了。我说：‘你们给我解决不了问题，我就上北京去喝药。’他们说：‘你爱上哪儿，爱喝药不喝，俺们不管。’我说：‘反正要是我死了，村里和乡里得给我照看孩子。’他们不说话。有个人夺过我的药瓶来，说：‘你上北京去，不用三瓶，一瓶就够了。’就这么着，我拿了一瓶农药就上北京了。

“我身上就带了20块钱，光够去的路费。我这次要是解决不了问题，就死在北京了，所以不用带回来的路费了。如果成了呢，我也缺不了钱回家。我男的早死了，我自个是死是活，都不重要了。孟陬只要有一个好官儿，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我到了北京正是晚上，我没钱住店，就在火车站过了一夜。也没有被子，我就铺上几张报纸，在上边睡觉。第二天早起，我就去了。到了地方，我跪下来，手里举着诉状，还有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孟陬无日月，进京找青天。’马上就有几个警察过来了。他们把我带到他们的办公室去。我把我这情况跟他们说了，他们说，我应该去一个专门接待上访的机构。我就去了，把我的情况说了，他们叫我先等着。我没地方去，也没钱住旅馆，就又回到警察们那个办公室。他们这回不让我进去了，我一急，拿出准备好的农药瓶子就喝。一个警察忙夺过来，把我送到医院去。等我醒过来，他们把我拉回了办公室。他们安排我住在一个小房里，说：‘别再喝药了，我们给你解决问题。’过了两个多钟头，孟陬来人了。北京的警察给他们打过电话。来的人里头有公安局副局长，还有几个警察。他们答应，我只要回到孟陬，他们马上给我解决问题。

“我跟着警察们回了孟陬。县委副书记跟政法委书记都来看我。他们还找了几个医生专门照顾我，直到我全好了。过了几天，当地法院又来了几个人，问我为什么上北京。我说，我上那儿是为了公粮的事，也是为了我那官司。过了两天，他们又来了，把剩下的钱全给我了。他们一个劲跟我道歉，对我特别好。法院院长也来找了我一次，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就提了两个要求：第一，他们得把司机抓起来；第二，我在这些年里头为打官司花的所有钱，他们都得补偿我，一共是20000元。院长说，他会把这个报告给地区法院。再过了几天，法院又来人了，给了我800块钱。他们说，那钱是捐给我孩子们的。他们还让县电视台报道了我的情况，还报道说他们是怎么支持我孩子们上学的。可是他们还是没有满足我提的两个要求啊。我就又去找他们。他们说：‘你都上电视了，还想要什么呀？’至于惩罚肇事司机的事，他们连提都没提。

“在整个过程里边，还是有好多陌生人对我特别好，帮了我大忙。常有人听了我的情况就给我钱，免我的车费、住店费什么的。我的大儿子头年当兵去了，小儿子现在上中学呢。他上的是私立中学，学校免了他的学费。老师们还给他捐了800块钱，相当于半年的学费。有的时候，他的老师也给他点衣裳，还让他带给我衣裳。毕竟是有好人哪，要不我这几年怎么过得来？你根本想象不出来我有多难。人们听了我的这事，老是劝我想开点：‘别折磨自个。饿了就吃，渴了就喝。谁知道你能不能活下来呀？你这都是替你男的跑呢，别亏待自个。’要是没有这些人的帮忙，我什么也办不成啊。”

素枝和我谈了几个小时，中间哭了好几次。同村一个女的和我说：“俺们都特别佩服她。那一天，几个干部上她家来征税来，我就听说她想喝药。第二天，俺们跑到她家去，看她要走，就问她：‘你又上哪儿去呀？’她说：‘上北京，过不下去了。’俺们常跟她聊天，问她在北京干什么了，她就跟俺们讲，难着呢。昨天，还有个工厂的厂长让我找个人给他干活，我就说让素枝去。他问我那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说：‘光棍一个，在俺们村东头住。’他一听就知道了：‘我知道是谁了，来吧。’她忒有名啊，附近几个村都知道她，也都愿帮她。”

胡素枝在北京喝农药，是她不断上访的一个最终结果，使多年来无法解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很多人评价说，这是一个很有勇气的好办法。在素枝去北京之前，那些收税的干部也不乏对她的同情，甚至和她讨论应该带几瓶农药。由此可见，胡素枝和绝大部分人把这个举动看做一个政治策略，而不是真的要杀死自己的行为。用胡素枝的话说，她的目的是“找青天”；而找青天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正义。

在关于她丈夫的案子中，素枝认为共有四点是不公的。第一，司机把卡车卖了，但没有把钱给她；第二，赔偿费从40000元降到了26929元；第三，即使这26929元，也没能全部赔给她；第四，肇事司机没有受到惩罚。但这四点并不是都能站得住脚的。

胡素枝认为，她之所以遭受这些不公，是因为孟陬没有一个好官。她怀疑司机贿赂了这些干部。为了检验她的说法是否有根据，我在采访了素枝两天之后，和被告之一方九则好好谈了一次。早在知道胡素枝的案子之前，我已经和方九则很熟了。他曾经帮我找过好几个自杀个案的线索，是我比较信赖的向导之一。但直到素枝提到了他的名字之前，我并不知道他卷进了这件事。1990年以前，方九则是县水泥厂的一个职工。他后来离开了水泥厂，自己建了一个砖瓦厂。等他自己的生意有了点起色，他就从水泥厂买了那辆卡车。他没有办正式的过户手续，但交了全款。

方九则说：“撞死胡素枝男的的那个司机，本来在我的厂子里开卡车。他家里特别穷，在我这厂子里干了一段之后，攒了点钱，准备以后用来娶媳妇。他后来从厂子里买了这辆车。他除了给我干活，还给别人拉货，挣点钱。他那是刚买了这车，还没有办驾照呢，就撞死人了。

“这个司机的姐夫有驾驶执照，他说，他愿意把事担下来，替小舅子去看守所待几天。这个主意不错。他要是为这个事故负责，他就可以让保险公司赔钱了，这个案子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结了。他就在看守所里边待了三天，可是这时候他娘不干了。她怕儿子在里边忒受罪，非得让他把自个澄清了不可。就这样，司机的姐夫出来了，司机自个又进了看守所，在里边待了100天。他没有驾照，也就没有保险公司替他出钱。他家里边又穷，没钱，怎么办呀？法院让他卖了卡车，他就卖了。他确实没有把钱给胡素枝，这是不对。胡素枝告了以后，我把我该给的13000马上就给了。可是司机一直没有赔他那一份。”

方九则承认，司机除了被关起来100天之外，没有受到别的惩罚。我问他，司机有没有可能贿赂过法官或别的官员，方九则断然否定：“这种事绝对没有。他家里边比胡素枝还穷呢，县里边的干部也一个不认识。他要是有钱送礼，早就把赔偿费交上了。”凭我和方九则的关系，我相信他不会故意隐瞒。而且他说得很有道理：贿赂需要一大笔钱，这么穷的司机怎么会花一大笔钱来避免交赔偿费呢？按照方九则的说法，法院并没有特别倾向于司机的可能。在此，法院最大的问题在于工作效率太低，没有使判决得到顺利执行，而不在于腐败。

关于赔偿费为什么下降，我也读了很多相关材料。1998年1月15日，在孟陬县人民法院的一份调解书中，胡素枝和车祸中其他受伤者与司机达成协议，同意司机在1998年5月15日之前赔偿胡素枝40000元，赔偿另外几个人共6500元。司机很快就交上了6500元的赔偿金，但胡素枝这边的大头却难以付清。于是，胡素枝在1998年6月27日再次上诉，说40000元不够，要求赔偿80000元。1998年9月7日，法院决定再审，终止1月15日的调解书的执行。1999年1月20日，法院做出判决，仍然要求司机赔偿40000元，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胡素枝不服判决，于1月29日向地区法院上诉。4月27日，地区中级法院撤销了1月20日的判决，要求孟陬法院重审。1999年12月13日，孟陬县法院公布了又一个判决书，其中包括对赔偿费非常详细的计算，算出司机应付26929元。〔4〕

就赔偿费问题，我咨询了一些法官和警察。他们说，如果双方能够就赔偿额度达成协议，法院可以发布调解书。而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那就要详细计算。因此，原来的40000元是在未加详细计算的时候，双方达成的协议；而胡素枝不满意这个数目，要求重算；如果按照1996年适用的有关规定计算，胡素枝能得到的就是26929元。这种规定是否合理，是另外一个问题；但这样一个结果，确实是严格按照规定计算出来的，并不像素枝以为的那样不公。在开始达成40000元赔偿金的协议时，双方对相关的法律规定都不清楚。胡素枝不知道自己已经占了便宜，司机也不知道自己本来可以少赔一些。

胡素枝最大的不满是，司机没有按时交纳赔偿金。她已经接受了26929元这个数目，但她连这笔钱都无法得到。我在法院的一个朋友说：“司机家里那么穷，难道法院能逼他出钱吗？就算逼，也逼不出来呀。”按照方九则的说法，司机家境远远不如胡素枝，而且他已经向胡素枝和别的受伤者支付了一部分钱。要让他再交出剩下的钱，确实是非常难了。

在这个案子中，胡素枝因为丈夫死了，觉得自己有道德资本来要求更多赔偿；而方九则告诉我，司机也非常愧疚，对赔钱并无怨言。他之所以没有按时付清，仅仅是因为没钱，而不是因为他不想付。他好不容易攒点钱，本来是打算娶媳妇的，结果这个官司已经毁了他的希望。已经付出的钱耗尽了他的全部积蓄，他根本不可能再拿钱了。胡素枝在天安门前喝农药之后，法院给她的钱不是司机出的，而是国家出的。

我这样讲，当然不是说胡素枝不冤。但她所受的不公需要从更复杂的角度理解。她所陷身的案子，并不是她与司机之间的是非善恶之争，也不是她与个别官员之间的斗争。事实是，地方法院无法调解处境都很艰难的两个普通百姓之间的纠纷，胡素枝为此去天安门找青天。方九则虽然遭到了胡素枝的控告，提到这个案子时却也评论说：“她受到了这么多不公的待遇，是忒悲惨了。没人同情这么一个女的，她受了不少罪呀。”如果司机根本没有贿赂法官，赔偿数目也没有太大的法律问题，他所谓的“不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本来，事情开始于胡素枝与司机之间的争执，法院是调解的第三方；在这个时候，调解者扮演的角色，与在好朋、坠露、桂枝的案子中是一样的。但后来，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胡素枝已经不再针对司机，而是进入了与调解者的游戏，那起交通事故引起的纠纷，已经成了背景。胡素枝的拒不缴公粮和在天安门前喝农药，都是向调解者抗议的招数。不管因为什么，调解者没有成功地调解这桩纠纷，胡素枝仍然满腹怨气，她希望有人能够为她出这口气。

胡素枝在讲完她的故事后对我说：“我这么做不光是为的钱，就是想出这口气。我要是光为的钱，早就不追究了。”在她丈夫活着的时候，胡素枝家本来不穷。但丈夫一死，家里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胡素枝去告状又不断花钱，结果越来越穷。胡素枝在这几年的奔波中花去的钱，已经超过了她得到的赔偿。如果只算经济账，她根本没有得到什么。在从天安门回来之后，她的花销虽然仍然没有得到补偿，但她的气还是消了不少。可见，胡素枝遭受的冤枉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哪个干部受了贿，而是因为调解者没有成功地维护她的尊严。从这个角度来讲，司机太穷付不起钱根本不能当做借口。调解者既然没有完成应该完成的责任，就被满腹怨气的村妇逼着，进入了与她的权力游戏。

胡素枝的第一招是拒不缴公粮。她告诉我，很多像她一样的人，因为在与公粮毫无关系的事情上有怨气而不缴公粮。我们在下一节会看到，整个渐离村都是因为某些腐败的干部得不到惩罚而拒缴公粮（参见10.3）。在农业税取消之前，农民拒不缴公粮常常不是因为公粮负担重，而是以此作为与国家讨价还价的手段。在收税之前，干部特别强调，人们不要把不同的问题搅在一起，因为那些收税的干部和人们的具体问题无关。但问题在于，对于一般农民来说，拒不缴税是一个主动抗议的机会。他们可以用不缴税的方式，逼迫国家进入与他们的权力游戏，认真考虑他们的要求。

拒不缴税的农民把国家当成了一个整体，好像不同的官员和部门之间是一致的，每个人或部门都应该为别人或别的部门犯下的错误承担责任。但在实践中，收税的干部只能为税务负责，不可能处理别的事。把他们拉进这场权力游戏中，当然是消极的办法，不可能起到作用。胡素枝知道，这样抗税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于是决定去北京找青天，与作为整体的国家玩权力游戏。

我在第七章曾经谈到，中国文化中的自杀威胁虽然和西方自杀学中描述的现象看上去很像，但其心理动机非常不同。虽然双方都有可能是为了求助，但吉登斯笔下出于耻感的自杀者是承认失败，出于罪感的自杀者是忏悔罪过，二者都有很强的示弱和自我否定的成分。但中国的自杀威胁不同，往往是为了告诉对方，自己不是那么没理，不是那么软弱，才要以死相拼。胡素枝的喝农药虽然没有发生在家中，但明显也是出于这样的动机。按照她自己的描述，她并不是在跪下后直接喝的农药，而是在对方已经答应解决问题之后，她看到警察们还有些犹豫，为了敦促他们尽快采取行动而拿出了农药瓶。她以这个行为逼迫警察立即解决问题，否则也许要拖到不知什么时候。这与其说是西方自杀学意义上的“哭求帮助（cry for help）”，不如说是强行“夺取帮助”。两者的区别虽然仅在几希，却是不容忽视的。

胡素枝在北京喝农药之后，北京的警察和孟陬的官员都迅速给她解决了问题，胡素枝算是出了一口气。她虽然仍在抱怨司机逍遥法外，但由于政府官员如此尊重她，她已经非常满意了。

我们从胡素枝的故事里可以进一步看到，国家并不只是一个调解人的角色。一个负责任的好政府不仅要避免老百姓之间的纠纷、维护人民的生命安全，还要更积极地维护每一个公民的尊严，使人们能体面地过日子。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国家无法干涉家务事，无法具体地防止自杀的发生，就认为政府的职能完全是外在的。老百姓把国家当做青天，是因为国家是个讲理的地方，是每个人的尊严与幸福的最终依靠。因此，国家立法制礼，人民遵守法律，为国家尽忠，构成了另外一个层面的伦理关系。如果双方都能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整个国家公义流行，人民各得其所，就是治世；反之，如果国家仅仅消极地使用手段来治理摆平、回避纠纷，而不关心公民的尊严，并不能真的维护安定团结，即使带来经济上的富足，结果却腐败泛滥，人欲横流，社会仍然会充满不公。

10.3　冤枉

人们不仅在家庭中过日子和做人，而且这一切都发生在国法的呵护之下。家与国有着紧密的关联，我们甚至可以在比喻的意义上说，全国的人都在一起过日子，国就是一个放大的家。不过，这毕竟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差序格局并不因为国家的存在而消失，人们并不能真的一视同仁地把全国人民当成同胞来看待。这样一种差别，就鲜明地体现在家庭领域与公共领域发生的自杀之间的差异中。我们可以通过高岩的案子来看这种区别。

2002年10月25日，孟陬县发生了一起极为轰动的自杀案。这个案子之所以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主要原因是它发生在当地公安局的看守所里。

事情发生后一个星期，渐离村一位村民告诉了我大概经过：死者名叫高岩，死前是渐离村的电工。渐离村的村民已经五年多没有交过公粮了。2002年，国家进行了新的税费改革，决定费改税，农民的负担减轻了。借着这个机会，上级决定把各地长期不能解决的税费问题全部解决。当地政府为此付出了很大努力。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渐离的支部书记发现有人在他家的饭菜里投放氰化物。因为村支书怀疑这是电工高岩干的，公安局就一再审问他。见他总是不承认，公安局又没有足够的证据，高岩很快就放了。但是他们还不死心，几天以后又传讯他，他骑着一辆摩托就去了。这以后他就没回来，被抓到了看守所里去。几天之后，家人得到消息，说他在看守所里上吊死了。人们对此都感到可疑。在验尸的时候，大家发现他有六根肋骨骨折。村民说此外还有很多别的伤口。人们都说他是被打死的，而不是自杀。但是公安局的人说那肋骨是在抢救做人工呼吸的时候被压断的。高岩的四个兄弟决定申诉和上访。

我读了县政法委和检察院写的两份报告和尸体解剖的报告，获得了政府对这个案子的一个大概说法：在收公粮期间，渐离的村支书在吃午饭的时候发现炒的茄子味道不对。他们就把一点茄子给鸡吃，鸡很快就死了。于是他们把茄子拿到派出所。派出所化验说里面有氰化物，并开始调查这个案子。村支书怀疑高岩，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他们害怕高岩会逃跑，就以无证驾驶摩托车为由拘留了他。在审讯当中，高岩起初否认他犯了罪，但是几天之后他终于承认是他下的毒。不过，他交代的毒量和事实不符。交代之后两天，他在看守所的暖气管上上吊死了。和他关在一起的还有两个罪犯。那天吃晚饭的时候另外两个人出去打饭了，他就趁这个机会上了吊。根据尸检报告，高岩确实死于窒息。但法医报告显示，他的耳朵还有鼓膜穿孔。

两份报告都证明高岩不可能是被打死的。县政法委的报告中说，高岩在交代了投毒的事实之后，后悔自己这样做对不起老乡亲，觉得很丢人，几次提到不想活了，高岩自杀是因为他的后悔和丢面子。检察院对看守所的3个干警提出公诉，当时法院还没有开庭。

几天以后，我又采访了高岩的大舅子，他是申诉与上访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我和他谈了整整一天，他给我看了很多相关文件，还有高岩尸体的照片。

他告诉我，高岩是五个兄弟中的老三，死时38岁。他死前是村里的电工，人缘并不好。电工这个差使很难于，因为必须同时满足老百姓和政府的要求。老百姓要用电浇水，而政府每个月要收电费。老百姓挺忙的，常常不能按时交电费；电工要是发现谁家没交电费，可能就会给他停电，让他浇不成水。因为这得罪人的差使，很多人不喜欢高岩。2000年，政府给村里返还了一部分电费。高岩就从里面拿了2000元，搁进自己的腰包。当时村支书在场，觉得高岩这么做很不好。村民听说了这事就更生气了，因为他们一直怀疑高岩有贪污行为。于是他们强烈要求查账。很多人跑去一起查高岩的账。但是他们发现，高岩不仅没有贪污过电费，而且由于村民不按时交费，他还倒贴进去了很多钱。这样算起来，公家还欠高岩10000元。因此他才拿走那2000元。

这事弄明白之后，高岩就拒缴公粮了，理由是公家还欠他的钱呢。渐离的大部分村民早就不缴公粮了，高岩是从2000年才开始不交的。2002年，税费改革，政府要求人们把以前欠的公粮一次缴清。高岩对村支书说：“村里还欠我8000块钱呢。就从那8000块钱里扣我的公粮吧。”高岩说，他为了补电费的窟窿借了好多钱，没有钱缴公粮。一天晚上他特意到村支书家里去说这事。据他的大舅子说，高岩根本就没有进院，只是隔着大门和村支书说了几句话就走了。那天他没进过村支书的家。

村支书家发现菜里有毒就是那天。他的媳妇中午炒了一个茄子，吃着有点苦。她又炒了另外一个菜，还是苦。村支书就到派出所去，说他的菜有问题。警察把菜喂给两只鸡，鸡都死了。他们发现是盐里有氰化物。派出所一调查，发现高岩那天到过村支书家，而且他是电工，平时常接触氰化物。他们把高岩叫去，叫他写毛笔字，还检查他的指甲。有些警察到他家里搜查，据说拿了一些药品走。高岩第二天早晨回到家里。四天后高岩再次被传唤，当天就回来了。同时还有警察到学校里调查高岩的儿子和闺女。

一周以后，警察传唤了高岩的妻子和孩子，高岩也去了。后来高岩对他的家人这么描述当时的场景：“那天一个警察在一间小屋里问我。他特别凶，说：‘是你下的毒你得给我承认，不是你下的你也得承认。’他还说：‘你要是你爹做的，你就别说。’我回他说：‘你要是你爹做的，你把俺们村的事摆平了。’他一巴掌打到我脸上。我说：‘打人犯法。’他说：‘那今天我就犯一回法。’他又一巴掌打过来，我立时就什么也听不见了。他见把我打伤了，就缓和了一点，不敢那么横了。他们又把俺给放了。”大舅子叫高岩赶快去医院。医生查了他的耳朵，做出诊断说是耳膜穿孔，说：“过两星期就好了。”他要了诊断证明，作为证据。

那时候，就是家里人也保不准高岩是否下毒了。他媳妇问他：“你是不是真给人家下毒了？你给我说实话。”高岩叹口气说：“要是连我媳妇都不相信我，我还说什么呀？”他大舅子对我说：“那时候俺们都不敢完全相信他。就是他的亲兄弟都怀疑他是不是真下毒了。一天他上我这儿来，我说：‘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投毒了。要是你投了，咱们想投了的法；要是没有，咱们想没投的法。’高岩坚持说他没有。我仔细想了想，也觉着他不可能干了。高岩是晚上去的支书家，可是他们中午就发现有毒了呀。我说：‘你要真是没有罪，那你什么也不用怕。理直气壮地，哪儿也不用去。你要真跑了，倒让他们抓住把柄了。’俺们找了律师，准备打官司。”他甚至怀疑是否真的发生了投毒这回事。因为据说村支书吃了炒茄子才发现有毒的。可是如果有剧毒的氰化物，怎么可能吃了还没事呢？

一星期之后，警察来叫高岩，说是去“把事结了”。高岩听这么说，特别高兴，以为这不白之冤终于要洗刷了。他兴冲冲地骑着摩托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第二天，警察给高岩的媳妇打电话，说他因为无证驾驶被拘留了。

六天以后，有人打电话，叫高岩的两个哥哥到检察院去一下。两个检察官告诉他们，高岩在头一天晚上6点上吊死了。他把一个褥单撕了，拧成一条绳，在暖气管上上吊死了。他们开饭时间是下午5:45。跟他关在一起的两个罪犯去吃饭了，高岩没有去。打饭的大师傅没见到他，就跑去看，在6点整发现了他。据说当时高岩还有气。他们把他送到医院，他就在路上断了气。他的哥哥说想看他的尸体，但是检察官说尸检以前不能看。

两天之后地区的法医来了。高岩的大舅子说：“按照规定，尸检的时候不能有太多人在场。不过他们还不错，同意让俺们都去。高岩有四个兄弟，还有好多本家，大家都要求去。那天俺娘病了，我就到得晚了一点。我到了医院，发现竟然有七十多人。好多是渐离的老百姓。虽然这些人因为电费的事不喜欢高岩，可是都对他的死挺同情的。”他就站在了尸体右侧，看到了整个解剖过程。他这么描述尸体的情况：“高岩闭着眼，咬着牙。舌头没吐出来，脚尖朝上。这跟一般上吊死的很不一样。他的脖子上有一道明显的深红色伤痕。不过这是可以伪造的。尸体表面没有外伤。法医切开以后，可以看到他的左肩有铜钱大小的那么块烂肉。在右边第六和第七根肋骨之间，有一个伤口。他的第一到第六根肋骨明显折了。后来他们说第一根短肋骨本来就短，没有折，就只写了五根。”说到这里，我想起来法医鉴定中的记载。里面确实提到了肋骨。不过，报告里解释说，肋骨上面没有血。如果是死前折的，是一定会有血迹的。我把这个对他说了，他回答说：“那肋骨上确实没有血。这是真的。就算他的肋骨是死后断的，也不能证明他是自杀的。另外，他的一个睾丸碎了。法医说他本来就有病。我不信这个。”这个大舅子也承认高岩是死于窒息。但他坚持认为，窒息不一定就是上吊。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和我提起了好朋：“那年说上吊的那个学生，不也是一样吗？松松垮垮地套上，就能吊死？他和高岩一样，舌头都没吐出来。我觉着那也可能是打死放上去的。”

这桩案子的焦点是，高岩究竟是否是自杀的。从现有的资料看，有两点几乎是很难否认的：一，高岩没有投毒；二，高岩死于自杀。

在我看到的材料里，没有任何一个能明确证明高岩投了毒。当地检察院的材料中说，高岩承认自己投了毒，但是高岩并没有留下书面的供词，而且他交代的投毒量和法院掌握的不符。若说高岩是因为不知道服毒的村支书死了没有，无颜见父老乡亲所以自杀，更是没有根据。从案发到高岩被抓起来过了好多天，高岩不可能不知道村支书死了没有。

而从尸检报告来看，高岩只可能死于窒息，而且虽然肋骨在抢救中折断的可能性很小，但是肋骨是死后断的这个事实，连高岩的大舅子都无法否认。警察对待高岩的态度之蛮横是不容置疑的，但这些都不能构成高岩是被打死的理由。渐离村人无法接受他死于自杀，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高岩没有任何自杀动机。但是，在我调查过的自杀案中，看上去毫无缘由自杀的不是一例两例。仅仅因为看不到明显的自杀动机就否认自杀，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做解剖的法医是地区派来的，和当地人毫无关系，他受贿赂的可能性不大。

问题就在于，这两个难以推翻的事实看上去是相互矛盾的。检察院和政法委认定高岩是自杀而死的。高氏兄弟认定说高岩下毒是冤枉他了，于是咬定说高岩是被打死的。在我所见过的渐离村民中，不论与高家关系亲疏，一概否认他是自杀死的；而且当我说要研究高岩的自杀时，都像受到侮辱似的一定和我辨明高岩不是自杀。双方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如何协调这两个看似不可调和的事实。那么，问题的症结何在呢？

渐离村村民认为高岩没有投毒，因此抓他是冤枉他。如果被冤枉了，他就不该自杀，于是，高岩只可能是被打死的。而在检察院看来，高岩肯定是自杀而死，那么他就没有受到什么冤枉，因此他必然投了毒，这样才能解释他为什么自杀。在此，双方都遵循了同一个逻辑：高岩要是冤枉的，就不可能自杀。而这与我们在家庭政治中看到的情况正好相反。

冤枉和委屈一样，都表达了无辜受苦的不公状态。在家庭政治当中，如果有谁莫名其妙地自杀了，而人们谁也不知道他或她死的原因，最自然的反应是：“他（她）一定是受了什么委屈，才自杀的。”但是在公共政治中，人们认为，如果高岩受到了冤枉，他就不会自杀。为什么在委屈的情况下人们就应该自杀，而在冤枉的处境中就不可能有自杀的动机呢？显然，这种区别是因为，家庭政治中的公正和公共政治中的正义是不同的。

在家庭政治中，我们说过，委屈就意味着无法获得应得的尊重和亲密关系；但对于高岩来说，“冤枉”就像自然灾难、车祸、拦路抢劫一样，是一种外在的无妄之灾，除非这种冤枉把人逼得走投无路，一般来说，人们不会因为这样的事情去自杀，而要努力为自己洗刷，等待昭雪的一天。因此，如果高岩没有投毒，而且他在那天去公安局时还兴冲冲地，即使他遭受了残酷的刑讯逼供，这些都不足以把他逼到走投无路的境地。在人们看来，他是没有理由自杀的。在渐离村村民那里，所谓六根打折的肋骨，破碎的睾丸，身上的大小伤口，脚尖朝上而不是下垂，双目紧闭而不是张开，牙齿紧咬而不是吐舌头，等等，都不足以成为高岩没有自杀的有力证据，更何况并不是每个人都观察到了这些细节。他们之所以坚信高岩是被打死的，主要是因为，他们相信高岩在投毒案中受到了冤枉。而检察院确信高岩是自杀的，就推论出他不可能受到了冤枉。

我们由这两种不同的逻辑，可以看到，家庭政治与公共政治虽然都以过日子和做人为目标，对于生命的意义而言，二者毕竟还是有区别的。家庭政治是亲人之间的政治，其间的冲突是怨；但公共政治是陌生人之间的政治，其间的冲突是恨。一般情况下，满腹怨气的人会以死相拼，这样对方就会悔恨或屈服，从而使自己在权力游戏中取胜：但是，充满仇恨的人如果自杀了，不会使对方悔恨，而只能表明自己是弱者，没有胆量再对抗下去，在权力游戏中已经完全失败了——这其实已经不再是游戏，而成了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因此，若是高岩真的自杀了，那就表明，他心里发虚了，没有足够的道德资本继续对抗下去；而若是高岩没有投毒，他就足以理直气壮地坚持下去，不该自杀。

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人们总是把国比做大家，因为全国人民也在共同过日子，就想当然地认为其中的行事逻辑也和家中的一样。正是因为两种政治之间的逻辑不同，所以，家庭中的礼义与家庭之外的法义是不可相互替代的。在公共领域，惩罚与刑杀永远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陌生人之间的相互尊重，使善良的人们共同过上好日子。

回到高岩的情况，他到底为什么会自杀呢？

高岩自杀共有这么几种可能。第一，他认为自己无罪，但是遭受了刑讯，以至无法忍受；第二，他无罪，但是被逼承认了有罪，在已经无法翻供的情况下，他以死表明自己的清白：第三，他有罪被查出，畏罪自杀；第四，他可能因为与案情无关的其他原因而自杀。

检察院的解释是其中的第三种，但我在公安局里的朋友提示的却是第一种。其实，检察院拘捕看管的警察的做法也是按照第一种进行的。从高岩被捕前的种种情形看，第三种的可能性最小，要不然，按照他大舅子的说法，高岩早就应该畏罪潜逃了。第一种和第二种的可能性相当。但按照我的经验，第四种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不过我们无法讨论这种完全不能确定的情况。那么，如果是第一种或第二种，其实不论高岩有罪无罪，刑讯逼供都是不可否认的。高岩遭受的冤枉就主要不是下毒这种罪名，而是无端遭到刑讯；高岩的自杀就是对此的反抗。

农村的日子忙碌而艰辛，此事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出了当地人的视线。

10.4　综论

在本章，我们从几个角度探讨了公共政治与自杀问题的关系，以此来理解在中国文化中，国家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

国家的存在理由，首先奠基于中国式的生命观与人性观，即过日子和做人的道理之上。对每个想好好过一辈子的人而言，人格价值要在家庭生活中实现，于是家庭政治中需要遵守的伦常礼义，也构成了人们实现人生价值的道理。但每个人不可能只生活在家庭之中，于是，又会出现家与家的关系和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四海之内的各个家庭共同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就是国家。这个大家庭有义务使其中的每个个体和小家庭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其中的每个个体和家庭也有义务维护国家的繁荣与强大，正如每个家庭成员都有义务维护家庭的和谐与富足一样。国与人之间，构成了家庭之外的又一层伦理关系。这层伦理关系来自于家庭中最基本的伦理关系，同时又要约束和维护家庭伦理。

国家的根本目的，是尽可能保障人们正常地过日子和做人，充分实现幸福生活和人格的价值。国家无权干涉家中的私事，不能直接插手家庭矛盾，只能从外部维护。而要做到这一点，国家首先必须尽可能地消除战争、纠纷、犯罪、疾病对人们的伤害，在整体上提高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发展医药卫生事业，消除腐败。这一职能与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契约国家是类似的。但是，由于中国文化中的这一国家思想并不以自然状态为前提，也不认为国家是一种必要的恶，国家本身有着极为浓重的伦理色彩。人们过日子和做人的道理，最终要归结于国家。因此，国家也不能仅仅满足于这些外部的消极保护。

所以，国家除了调解、征伐、刑杀、经济、医疗、反腐这些措施之外，还必须积极地帮助人们实现美好生活。法义并不仅仅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无故伤害。哪怕没有任何人的恶意伤害，哪怕没有一个腐败的官员，如果人们过得很艰苦，人格价值无法得到保障，国家仍然没有尽到其应尽的责任，法义仍然没有实现。于是，国家有必要通过各种措施，平息人们的怨气，维护每个人的尊严，让人们安稳舒畅地过日子，各得其所。

虽然说国家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家庭，但国家中的法义和家庭中的礼义仍然有着很大的区别，不可混淆。陌生人虽然生活在同一国家，但毕竟没有家庭中那种亲密关系。因此，我们不能以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来盲目比附不同家庭之间或陌生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在家庭之中，主要是通过讲理才能实现礼义；但在国家之中，除了靠教育、讲理来帮助人们实现更好的生活之外，还必须辅之以征伐与刑杀，清除危害社会的个体，保障大多数人更好地过日子和实现人格价值。

礼义与法义相辅相成，是有尊严的生活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法义奠基于礼义的实现，礼义要靠法义来维护和张扬。没有礼义，法义就会变得冷酷无情，失去意义；没有法义，礼义也会丧失屏障，最终不能实现。人生的幸福与尊严必须通过人类的共同努力来完成，而人类克服命运的最大创造就是建立国家，国家的基本架构又要靠法律来维护。以法义来调解和支撑礼义，最终成就的，乃是国之大礼大义。因此，要根本解决自杀问题，特别是自杀背后更深刻的文化问题，最终还要依靠国家和法律的力量。

第十一章　造　福

现在，我们就可以理解，虽然像公安局和医院这样的国家机构无法干涉家庭中的自杀问题，但解决中国的自杀问题，国家仍然责无旁贷。否则，即使国家并没有主动伤害谁，但那些因为家庭矛盾而自杀的冤魂仍然会感到委屈和冤枉，因为国家没有以她的方式维护和提升他们的人格价值。那么，国家有可能在不干涉任何家庭的私事的前提下，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吗？按照我们在上一章的讨论，这在理论上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应该的。而现代中国思想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国家如何在保障个体自由的前提下，积极地帮助人们过上幸福和有尊严的生活？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自杀研究和自杀干预的机构与项目，其中最突出的，当属费力鹏教授主持的北京回龙观医院的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和谢丽华老师主持、许容老师执行的“农家女”的生命危机干预项目。虽然我并不认为，这两家机构为时不长的工作已经显著地促进了中国自杀率的下降，但它们毕竟在推动中国社会认识自杀问题的严峻态势，并尝试干预自杀的可行之路。从2003年以来，我一直在关注这两个机构的工作，尤其是与“农家女”的项目有很多合作。除这两个最重要的机构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机构和个人开始主动干预自杀。在本章的前半部分，我会考察回龙观与“农家女”两家自杀干预项目的两条思路及其得失；在后半部分，我会考察现代中国思想史上两个最重要的人物毛泽东和鲁迅对自杀问题的讨论，将我们的思考接到思想史的脉络中。

11.1　治病

虽然我认为，中国的自杀首先不是一个精神医学问题，但我还是不会否认，有相当多的自杀者与精神疾病有关。精神抑郁的人更容易自杀，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因此，在自杀干预的问题上，精神医学不会毫无意义。不过，我们不能毫无保留地接受精神医学的一切观念，而必须在中国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来理解自杀干预以及精神医学在其中的作用。对中国潜在的自杀者而言，自杀干预的任务不应该仅仅是防止他们患上精神疾病，而且还应该帮助他们过上更幸福和有尊严的生活，否则就是舍本逐末，事倍功半。我在孟陬精神病诊所里看到的情况表明，对于精神医学的自杀干预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2000年，九河乡的兄弟二人在县城建了一所精神病诊所。因为它是孟陬第一家精神病诊所，所以生意不错。其中多数病人患有精神分裂症，得抑郁症的较少。兄弟两个对我说：“有的时候，有中学生也会因为心理问题给俺们打电话，俺们就让他们来这儿谈谈，可是不会为这个收他们的钱。在咱们县里这么个小地方，聊聊天就收钱，人们还是不大能接受。”他们和我讲了几个因为抑郁症来咨询的案例，其中有些还比较严重，甚至明确讲有轻生的念头，但他们都没有收钱。“俺们只有开了药或是他们住院的时候才收钱。”显然，现代心理咨询已经在孟陬出现了，但这并不是精神科医生们的正事。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咨询同村民之间一般的聊天和安慰没有什么不同。但我觉得，他们之所以不为咨询收钱，还不仅仅是因为当地人不熟悉心理咨询这种事，更重要的是，在人们的观念里，治病与聊天有着不同的含意。正如我在第六章指出的，在人们眼中，严重的精神疾病会给人们贴上标签，使他被排除于正常的社会生活之外。如果一些家庭和个人问题仅仅被当做生活中的不适，人们通过聊天的方式调整其生活态度，那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但如果把这种聊天当成治疗的一部分，那就已经把有问题的人当成不正常的，从而给他带来更严重的心理压力。于是，无论是来寻求帮助的人，还是精神科医生自己，都把他们之间的交谈当成一般的日常闲聊，来访者就不会被贴上魔怔或疯子的标签。

两位医生又说：“很少有孟陬本地的人来看病。一般总是别的县的人来俺们诊所，孟陬的病人上别的县里看病。”在那些病人看来，不被贴上精神病人的标签似乎比治疗疾病更重要。因此，他们会尽量避免熟人知道自己看过病。如果让别人知道他们去看过精神科医生，他们很快就会被当成不正常的人。这个结果只会使他们压力更大。

起初，兄弟两个想把他们的诊所命名为“孟陬心理健康诊所”，但后来发现，人们不会理解“心理健康”这个概念，于是，他们干脆把它叫做“孟陬精神病院”。这个名字使人们一眼就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因为谁都知道精神病院是什么。虽然这个名字确实比“心理健康”包含了更多的偏见和歧视，但人们反而更容易接受它。这些精神科医生是在利用和强化对精神疾病的偏见，而不是在消除它。

在发现中国的自杀问题很严重之后，颇有些精神科医生呼吁普及精神医学知识，让人们认识到自杀与精神疾病的关联。鉴于精神病人特殊的社会地位，我很担心这样的做法会适得其反。

幸好，北京回龙观医院的医生们对此非常谨慎。他们没有武断地把自杀与精神疾病联系起来，而是有力地表明，中国的自杀与西方极为不同，未必是精神疾病导致的。〔5〕

自杀在今天的中国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当然首先要归功于加拿大医生费力鹏教授和他主持的回龙观医院的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费教授在中国长期踏实的工作为他赢得了第二个白求恩的美誉。出于对中国的深切感情和对自杀问题的高度关心，费教授已经不再限于收集资料和数据分析，而是努力推动中国政府更积极地关心自杀干预的事业。他在很多场合强调，一定要从多种因素理解自杀，而不能片面地用一种因素来解释所有自杀。〔6〕

不过，在干预实践中，如何来照顾多重因素呢？回龙观医院尝试了很多措施来干预自杀。2003年春，医院里开设了自杀热线，对于进一步收集自杀资料有很大作用，但匿名电话都是一次性的，并不能起到实质的干预作用。同时，费教授大力呼吁对农药实施统一管理，但迄今尚未起到显著的效果。

在回龙观的诸多干预项目中，真正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的，是张晓丽大夫主持的“亲友会”。由于认识到自杀会对亲属造成巨大的影响，自杀者亲友自杀的几率比他人大得多，中心吸收国际自杀干预的经验，于2002年10月在报纸上发出“呼唤自杀者亲友”的消息，开始为自杀者亲友提供免费的群体性心理支持服务，组建“亲友会”。6年以来，通过媒体宣传、广场活动、医院门诊、热线电话、网上咨询等渠道，先后有近200余名自杀者的亲属和自杀未遂者参与中心组织的80余次各种类型的联谊活动。张晓丽指出，“亲友会”的活动有这样几个目的：第一，为自杀者亲友提供一个宣泄情绪的机会；第二，给他们一个讲述亲人自杀故事的机会；第三，提供一个教育的机会；第四，消除自杀者亲属的罪感、羞耻感、自责心态，避免他们的自杀；第五，打破僵局，让自杀者亲友学会对亲人，特别是孩子讲出亲人自杀的实情；第六，打破心理阴影，进行心理陪伴；第七，对于可能有的心理问题，即时转入相应的医疗机构。

从2002年10月开始，“亲友会”在每月末的周六活动。最初，组织者借鉴国外“亲友会”的模式，让参加活动的自杀者家属直接讲述自己亲人自杀的故事，希望为他们提供一个宣泄的机会，这被称为“开放式团体活动”。开放式活动进行了一年以后，张晓丽认为，必须改变活动方式。在每次活动的时候，自杀者亲友讲述自己的故事；而每次活动都会有新人加入，当新人向大家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之后，老的成员也要向他们再讲一遍自己的事。结果每次活动都拖到五六个小时，而且每次人们都陷入悲痛甚至哭泣之中，起不到舒缓情绪的作用。从此以后，张晓丽不再只是让亲友们讲述他们的故事，而是适当地组织各种娱乐活动，比如组织大家去春游、放风筝、联欢等等，让“亲友会”的成员真正得到放松，调节他们的心情。

一段时间之后，参加“亲友会”活动的已经不只是自杀者亲友，而且包括很多自杀未遂者。让自杀者亲友和自杀未遂者在一起谈会出现很多问题，两个群体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不一样，有时会发生争论。而且由于自杀者亲友和自杀未遂者的心理需要不同，于是张晓丽决定另建封闭组，即组织自杀未遂者单独活动。加入封闭组的成员先要进行心理检测，看是否有精神障碍，有的要先去治病，治好了再来参加活动。活动每一周或两周一次，8～10人一组，一期10次活动，活动前要签署协议，对彼此的个人信息保密。第一次彼此沟通认识；第二次到第五次是“走过认知自杀的路”，让大家讲述自己的故事，讨论对自杀的认识；第六次到第七次是“了解抑郁”，采用幻灯和音乐的多媒体方式，在抑郁发生和发展的画面里找到自己情绪的影子；第八次到第九次是“自我认知”，整合小组成员的个性特征，重建自杀未遂者的自信心，改变其人际交往方式，促进自我成长；第十次是“生命体验”，根据具体情况，组织户外活动，体验生活。她在这个时候常常会进行这样的一个游戏：叫成员们把一根黄瓜放到一个很小的容器中，但不能把黄瓜弄断。结果大家都办不到，于是她以巧妙的手法把黄瓜削成“蓑衣黄瓜”，很容易就能折弯，放进容器里。她用这个来教育那些自杀未遂者，不能顽固地“宁折不弯”，而要在复杂的社会中保存和实现自己的价值。

张晓丽强调，针对自杀者亲友的开放组的核心是“情感支持”，针对自杀未遂者的封闭组的核心是“建立自信”。无论哪个组，活动的指导原则都是：对于有心理障碍的人，不能当成病人来看待，而是把他们当成朋友，帮助他们，虽然在活动中会使用心理治疗的手段。6年下来，“亲友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参与者都有很大收获，其中有些人主动投入到了干预自杀的活动之中。

“亲友会”的工作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张晓丽充分体会到了中国人的心态和自杀模式，既不照搬国外的自杀干预模式，也没有顽固地坚持精神医学的套路，而是创造性地将心理治疗融入了帮助自杀未遂者自我成长、完善人格，帮助自杀者亲友重建家庭温暖的目的当中。应当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尝试。〔7〕

11.2　救人

“农家女”是由《农家女百事通》（现已改名为《农家女》）杂志开办的，如今已经发展成一个非常活跃的非政府组织（NGO）。与回龙观医院不同，“农家女”是在农村工作的实践中意识到自杀问题的严重性的。1996年，《农家女》的主编谢丽华从读者的来信中逐渐发现，自杀是农村妇女中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于是在杂志上开设“他们为什么走上轻生之路”的专栏，还在1999年出版了《中国农村妇女自杀报告》。经过了6年的筹划，“农家女”于2002年开始了对农村妇女的正式干预项目。它首先于2002年8月24日在正定县成立了两个“妇女健康支持小组”。随后，“农家女”又在海兴县和青龙县分别成立了同样的小组。2006年，项目加入了“男性参与”的部分，于是称为“男女共同参与生命危机干预项目”，并增加了新乐和青龙两个县的项目点。这个项目主要由许容负责。

在正定，许容早在2001年冬天就开始培训工作骨干。该县妇联向许容推荐了两个村子，而两个村的妇联主任也就自然成为两个小组的组长。36岁的何琼是甲村的妇联主任（本节中出现的县名都是真名，但村名和当地的人名是化名），她又选出另外4个年轻妇女作为小组骨干。她们都来自村里的富裕家庭，每人至少有100000元存款。乙村的妇联主任文缘波有50多岁了，乙村小组的其他几个成员也都是妇联的妇女干部，在小组成立之前主要负责执行计划生育政策。2001年冬天，两个小组共10个成员，以及正定县城别的一些妇女干部都到了北京，在“农家女”学校接受培训，为成立小组做好充分的准备。

许容告诉我这种培训的目的：“我在正定的时候，我会努力帮她们解决问题，帮她们组织活动；但是我离开正定以后，我怕她们自己什么都不干，把以前的努力都白费了。我希望妇女们能自己发动起来。我们给她们的钱也不多，重要的是培养一种理念，建立农村妇女自己的组织。现在两个小组都有了比较常规的活动。甲村比较富一些，小组成员都是富裕的年轻妇女；乙村穷一点，小组成员都是中年妇女干部。”

我第一次跟着许容到正定是在2003年3月6日。甲村的组长何琼向我们俩讲了华英的故事：

华英是尚贤士的媳妇，2003年时36岁。尚贤士经营一家家具厂已经有10年了，因而颇为富裕，还花了10万元买了一辆车。尚贤士和华英有2个女儿，还领养了1个儿子。3个孩子都在上学。

尚贤士发财之后就到县城不断去找一个东北来的“小姐”。他后来在县城为她租了一间房子。在我到正定之前几个月，这个“小姐”还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在这之后，“小姐”就更加趾高气扬，甚至公然给华英打电话，在电话里羞辱她。华英把这事告诉她婆婆，婆婆还不信。有一次，那“小姐”又打来电话，尚贤士的母亲正和华英在一起。华英就叫她去听电话。婆婆这才相信，在电话里也回骂那“小姐”，但她也一点办法都没有。

华英和她婆婆之间的关系并不好，在接这个电话之后也没有变好。她们有时候吵得非常激烈。有一次，她们吵过一顿之后，老太太爬到一个楼房的阳台上，嚷嚷说：“我要让我儿媳妇气死了。”何琼和别人一起劝住了她，但人们都知道，她不会真的跳下来的。何琼说：“华英是个好媳妇，可是她婆婆不怎么讲理。在这样的家庭里，有那么多麻烦事，她怎么会高兴呢？”

2002年8月25日，就在妇女健康支持小组成立以后的第二天，华英主动找到了何琼，向她详细讲了自己家里的情况。她说她不想活了，当着何琼的面就哭了起来。何琼对我说：“我以前只是听说过他们家的情况，可是一直没有跟她好好谈过。她说，贤士现在一点也不管家里的事，所以她不想活了。华英说她的想法是，先杀了贤士再自杀，我说这可不行，‘你哪怕跟他离婚也比这个强。想开点，别把你的情况弄得更糟。’她说她就是想死，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她。”

华英后来又找了何琼好几次，总是说她想死。就在过年前几天，华英又来找她，说：“我现在想跟他离婚，不过他年根下太忙，我现在不能离。”何琼又努力劝她不要离婚。

那时候尚贤士的工厂已经不好了，他欠人家30多万。他大多数时间跟那个“小姐”待在县城里，很少回家。到了年关，他就尤其紧张。何琼说：“在那一段，我看见好多债主上他家来，他根本不敢在家里待。华英得找各种理由来劝这些债主。”不过，尚贤士过年的时候还是不敢不回家。即使在这几天，他还是以各种借口去县城里见那个“小姐”，给她买东西。甲村离县城很近，一个小时就能打个来回，但他每次上县城办事都要花一整天。有一次尚贤士又到县城里去，华英就在背后跟着他。但在汽车站，华英找不到他了，只好自己回家。村里谁也不知道尚贤士在县城里租的房子在哪里。

华英是个老实能干的人。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家具厂里干活。生意好的时候，很多事都是她干。现在厂里活不多了，她就到别处去打工挣钱。帮人摘摘果子，收收蘑菇，都能挣点钱。

华英的娘家也是甲村的，她把这些事都和她父母说了。她的父母也不愿让她离婚，劝她尽量和尚贤士一起过日子。何琼说：“她不久前又来找我，说她想离婚。我劝她不要离，可我觉得，他们早晚还是得离。他们过不到一起了，那‘小姐’给贤士生了孩子，他们不太容易分开了。华英没有别的办法。他们还是自己搞的对象呢，谁知道会过成这样？”

华英主动向何琼寻求帮助，这就表明小组还是在起作用的；但从何琼所说的情况看，小组又很难直接干涉华英家的私事。华英所遇到的问题，和我们所看到的坠露（参见1.1）、石磊的媳妇（参见4.1）、素荣（参见4.2）等人都很像；尚贤士和石磊、周流（参见8.1—8.2）等人也很像；而尚贤士包的“小姐”，则和葛曼（参见4.1）很像，但比葛曼要幸运一些。

在华英家的权力游戏中，华英有更多道德资本，本来处在更有利的地位。因此她想过用自杀、离婚，乃至杀死尚贤士的办法来反抗。这使何琼这个小组长很难下手。一方面，她应该帮助华英来反抗；但另一方面，她又不能因为帮助华英反抗而伤害到整个家庭的和谐。毕竟，她的目的是让华英过得更好些。如果她劝华英把整个家庭毁了，华英也许会变得更难。因此，虽然何琼在我们面前可以责备尚贤士，但在华英面前，何琼反而必须劝她不要离婚，即使她认为离婚将是不可避免的。她毕竟是外人，不能把自己卷进家庭政治中去。她能做的，只是被动地劝华英不要自杀、杀人，或离婚。但这种被动的劝说真的能预防自杀，使华英过上好日子吗？

不仅华英这样的普通妇女，在乙村，小组成员从北京培训回来之后，正在积极地准备小组成立的过程中，小组骨干朱明竟然也因为与丈夫怄气而割腕，好不容易救过来。可见，小组就连自己的骨干的家庭矛盾都难以防止；要有效地干预自杀，谈何容易！

我们前面谈到，法义与礼义毕竟是不同的。公共政治的手段根本不可能直接改变家庭政治中的现状。哪怕是妇女健康支持小组这样直接以自杀干预为目的、深谙农民家庭生活状况的组织，也很难直接插手家庭生活。那么，自杀干预项目如何可能呢？

许容很早就意识到，要真正预防自杀，不可能也不应该仅从自杀入手。只有更全面地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改变人们的精神状态和认识水平，使人们更理性和乐观地过日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自杀问题。

“农家女”在北京和小组所属县的县城举办了好几期培训班。一方面，这个培训班可以把有自杀未遂经历的农民集中起来，经过各方面专家的培训和农民之间的相互帮助，起到强化作用。另一方面，培训班可以培养干预自杀的种子，在成立小组的村子提高工作质量，在没有成立小组的村子推广经验。事实证明，几期培训班都收到了非常明显的效果。有些人在村庄的小组活动中很难转变，但是经过几天的培训就发生了巨大变化，甚至成为支持小组的骨干。

经过6年的努力，“农家女”的活动大体集中在三个方面：调解家庭关系，带领村民致富，活跃文艺生活。

在各个项目村，“农家女”项目工作的重点都是调节家庭关系，培育和睦家庭。具有很强女性主义色彩的“农家女”在实践中不仅十分突出妇女儿童的权益，同时也越来越注重每个家庭的秩序和稳定，2006年以来的男性参与就尤其体现了这一点。在他们这里，自由独立不再是一个破坏性的口号，而是在逐渐形成一套建设性的观念和伦理。因此，对于严重歧视和虐待妇女儿童的现象，他们会严厉地予以矫正，但矫正的目的和结果，并不是破坏家庭秩序，而是通过劝说和引导，使家庭成员之间可以相互尊重，彼此体谅，遇事多思考、多商量，寻求最妥善的解决方式。夫妻之间、妯娌之间、婆媳之间、父母子女之间、兄弟姊妹之间，都在逐渐磨合，寻找彼此都能接受的做事方式，体会到，只有通过尊重与自己朝夕相处、命运相连的家人，才能做到尊重自己，也使自己受别人尊重，才能够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独立，才有可能全家人一起过上有滋有味的好日子，共享天伦之乐。

在项目实践中，许容等意识到，很多人的自杀还是和经济负担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工作的一个方面就是帮助贫困家庭勤劳致富。不过，这并不只是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贫困会使一个家庭失去生活的信心，家庭成员变得忧心忡忡，心情抑郁，懒散无聊，从而可能导致悲剧的发生。“过日子”常常就是指家庭的治产理财。通过创业致富，使每个家庭获得一个共同的经济目标，在辛勤劳动中促成进一步的发展与快乐，是幸福家庭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也是“农家女”项目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经济基础比较好的地方，项目活动开展得就比较容易，可以将经济发展与小组活动相结合；在比较贫困的村庄，比如青龙的丙村，带动农民致富就成为小组活动非常必要的一个方面。

在各个项目村，虽然具体情况不同，但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非常注重文体活动。各个小组都成立了文艺队，用秧歌、歌曲、戏曲、小品、快板等艺术形式活跃小组的气氛，陶冶村民的心性，并以艺术来劝善讽恶。很多村子都花了较大心思编排讽刺不孝、外遇、铺张浪费等现象的戏曲和小品，有的在表演时也特别安排，要让做得不好的村民特别受刺激，以触动其羞恶之心，使人们在娱乐之中反思自己。比如正定县甲村的文艺活动是妇女健康支持小组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方面。在妇女健康支持小组成立以前，村里根本就没有文艺队。小组成立后，文艺队很快发展到50多人，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不仅经常以秧歌锣鼓等方式自娱自乐，甚至还到县里和别的村去表演。村里还自编自演很多小品节目，充满了教育意义。比如他们的小品《孝子》，演的是一个老太太和她的两个儿子与儿媳妇之间的故事。本来母亲要每个月轮流在兄弟二人家住，但在一个月末的时候，哥哥急于把母亲送走，弟弟和弟媳却又不肯接受，害得老人在寒风中徘徊，最后倒在地上，死在医院。还有一个小品叫《东哥与巧巧》，是一对自由恋爱的青年结婚后勤劳致富，但是东哥发财后却去泡“小姐”。这个故事明显是在讽刺和教育尚贤士这样的人。

礼与乐是中国传统教化之道的两翼，目的是使人们有序和谐地达到一个快乐幸福的境界。“农家女”小组中的文艺活动不只是手段，而且是目的。人们不仅需要通过文艺活动来学习礼仪和秩序，而且要在有序的家庭生活中共同喜乐。因此，组织文艺活动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实现和睦家庭的工作中非常核心的内容。

“农家女”成功地改善了项目村的家庭关系和农民心态。比如上述甲村的华英也积极地参与到小组的活动中来，还到北京参加了培训。随着她的信心日益增长，她也逐渐说服丈夫，让他和那个“小姐”不再来往。两个人把家具厂包了出去，考虑重新做别的生意。他们在许容的介绍下，到海兴县的妇女健康支持小组，互通有无，合伙做生意，几年的时间，精神状态和生活状况都改变很大。

2005年和2008年，谢丽华分别委托我为“农家女”自杀干预项目的活动做评估。在这6年中，3个县6个村的具体情况虽然有很大差别，但大多全面提高了农村妇女的生活质量，而且总共只有3例自杀未遂发生，没有自杀死亡。虽然这可能有很多偶然因素，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到“农家女”工作的一些成效。总体上看，这个项目是很成功的。以和睦、富足、喜乐为关键词的“农家女”自杀干预项目在实践中摸索出的一套工作模式，恰好符合传统中国礼宜乐和的教化之道，在逐渐促进现代家庭新的伦理秩序形成的同时，也在努力帮助村民达致喜乐幸福的日常生活，让男女村民们懂得了相互关怀、相互体谅，由家庭之礼体悟人生之理，在辛勤的劳动中塑造生活的意义，用健康的生活方式关怀自己、珍视生命，实现更饱满的自由和更坚实的独立，从而有可能在根本上触及自杀问题的深层原因。〔8〕

目前，针对自杀的问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干预方式。比如，有些专家呼吁农业部加强农药管理，以为农民只要不能轻易得到农药，就有可能减少自杀率；再比如，有些精神医学专家主张加强精神医学知识的普及，也能在客观上减少自杀率。这些都是消极的预防方式，应当说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作用，但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毕竟，自杀问题只是更根本的文化问题的一个表现；如果只把目光集中在表面的自杀率上，以为只要自杀率降低，就已经大功告成，那是对中国文化和社会极不负责任的做法。自杀虽然残酷，自杀者却往往有值得我们同情的理由；若是为了防止自杀就把人们对人格价值的追求也当成病态的表现，那势必会使我们变成一个没有出息的民族。正像涂尔干所讲的那样，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行为；一个完全没有自杀的民族，比自杀率太高的民族，恐怕还要危险得多。相对而言，回龙观医院的“亲友会”和“农家女”的项目强调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文化背景，虽然投入多，收效慢，却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希望。

11.3　革命

当代中国的自杀状况，是现代中国文化处境的一个反映。本研究虽然主要在处理当代的问题，但我们一方面要把它放在古今中西的大背景下来思考，另一方面也要自觉地把我们自己的思考放在思想史的脉络中，这样才会使它有更大的价值。在本书的最后，我会借助对毛泽东与鲁迅关于自杀问题的思考，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虽然中国的自杀率高是最近才发现的一个问题，但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对自杀的讨论在中国思想史上就没有中断过。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期间，中国文化界围绕几个自杀事件做了讨论，很多重要思想人物参与到了讨论中。比如，1918年，梁漱溟之父、著名的文化人物梁巨川在北京投湖自杀，胡适、陈独秀、陶孟和、徐志摩以及梁漱溟自己，都发表了文章讨论这一事件；五四前后，很多对妇女自杀的讨论与当时的家庭革命紧密联系起来；到20世纪20年代，讨论自杀的文章、小说和国外理论介绍已有数百篇；涂尔干发表不久的《自杀论》和西方精神医学中对自杀的讨论也都被介绍到了中国。〔9〕1919年长沙赵五贞自杀事件引起了一次规模很大的讨论；其中，青年毛泽东连续发表了9篇文章讨论此事。

赵五贞是长沙的一个女子，因佘四娘说媒，与本城吴凤林订婚。最初赵五贞没有表现出什么不愿意来，倒是她的哥哥因听说吴家婆婆有恶名而有疑虑，佘四娘说吴凤林不与母亲同住，这也就不是问题了。婚期订下后，吴凤林前往汉口做生意，后因故于喜期前一日才得返湘。有人向赵五贞谣传说吴凤林因事被捕，赵五贞信以为真，顿改以前的欢愉之色，整日长吁短叹。赵五贞欲改婚期，被吴家兄嫂拒绝，于是心萌死志。11月14日婚期这天，赵五贞在花轿中以剃刀自刎而死。赵五贞自杀的确切原因一直没有调查得很清楚，有各种传言，有的说她是惧怕婆婆而死的；有的说她是嫌吴凤林年老貌丑而死的；有的说她是反抗父母的强迫婚姻而死的；有的说她先已许配他人，是为殉情而死的。

一些研究者指出〔10〕，这件事并不是一个很特别的自杀事件。赵五贞并不是一开始就不愿意与吴凤林结婚；严格说来，导致她自杀的不是什么婚姻不自由，而只是一些谣言而已。不过，在五四运动解放妇女改革婚姻的紧要关头，这个平平常常的事件却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按照《大公报》的报道和调查，赵五贞的事件很一般，而且很难说她是在反抗旧的礼教和婚姻制度，这是今天任何一个读者都一望可知的。为什么当时那么多同是通过这些报道了解了这个事件的人们会如此义愤填膺呢？难道他们都是有意小题大做、借题发挥，来讲婚姻改革的问题吗？难道他们就不会认为这很可能只是一个没有什么重大意义的事故，甚至可能归咎于精神疾病吗？要理解近一个世纪前的这场讨论，我们不能首先把这个最明显的问题仅仅当做偶然。

毛泽东讨论赵五贞自杀的第一篇文章《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是这样开头的：

“社会上发生一件事，不要把他小看了。一件事的背后，都有重叠相生的原因。即如‘人死’一件事，有种种解说。一是生理的及物理的，‘年老寿终’属于这一类。一是反生理的及反物理的，‘夭伤’、‘横死’属于这一类。赵女士的死，是自杀，是横死，是属于后一类。

“一个人的自杀完全是由环境决定的。赵女士的本意，是求死的么，不是，是求生的。赵女士而竟求死了，是环境逼着他求死的。赵女士的环境是（一）中国社会，（二）长沙南阳街赵宅一家人，（三）他所不愿意的夫家长沙柑子园吴宅一家人。这三件是三面铁网，可设想作三角的装置。赵女士在这三角形铁网当中，无论如何求生，没有生法。生的对面是死，于是乎赵女士死！”〔11〕

随后，毛泽东分析了这三面铁网为什么会驱使赵五贞因对生命失望而自杀，指出只要其中有一面铁网是松动的，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在随后的几篇文章中，他继续从几个方面攻击传统的婚姻制度。毛泽东提出的这一问题成为以后几天讨论的主题，很多文章是为回应毛文而写的。

维特克（Roxane Witke）认为，毛泽东在赵五贞之死与社会制度之间建立的关联并不恰当，因为赵五贞并没有什么新思想，也很难说她的自杀的目的是反对旧制度。她与吴凤林之间的争执并没有那么深的政治意义。〔12〕在我看来，毛泽东一定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文章的第一段就已经指出，不要把小事看小了，背后可能有复杂的原因。他应当知道赵五贞的自杀并没有直接的社会原因，但他要从这背后挖掘出更深的社会意义来。赵五贞虽然未必有意反抗社会制度，但社会制度却逼她自杀。她的死是偶然的，但社会不公却仍然要为这种偶然事件负责。因此，他在文章后面指出，这件事背后有很深的背景，是婚姻制度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使得人们没有独立的观点，没有自由的声音。在这个意义上，赵五贞是自由与爱的一个殉道士，因此，他要为赵五贞喊一声“冤枉”。

毛泽东的逻辑并不是那么牵强。他将两家之间的这件小事放到更大的公共政治之中看待。虽然我们今天未必完全同意他的具体说法，他的思路却仍然是有道理的。在毛泽东看来，要使赵五贞这样的普通民众得到更多的自由和爱，就必须发动一场社会革命。显然，毛泽东此处所说的“三面铁网”，已经是后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四条绳索”说的雏形了。〔13〕

11月18日，毛泽东又发表了《赵女士的人格问题》。他说，赵女士既是没人格的，也是有人格的。说赵女士没有人格，是因为赵女士没有意志自由：说赵女士有人格，是因为她在最后时刻敢于争取自由：“呜呼呜呼，不自由，无宁死……赵女士的人格也随之涌现出来，顿然光焰万丈。”在我看来，这种对自由意志与人格的强调，是将当代自西方传来的自由观念与传统中国的人格问题杂糅在了一起。毛泽东此处所理解的自由，并不是自然权利之类的西方内容，而恰恰是人格价值和追求幸福生活的可能。虽然赵五贞没有民权的观念，但人格价值的观念她还是有的，而且体现得非常鲜明。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毛泽东在11月23日发表的《非自杀》一文中表达的主要思想。这篇文章的前半部从伦理学、心理学、生理学、生物学几个角度证明，人们是以生为目的的，自杀是违反“求生法则”的。而自杀者同样是以生为目的的，只是因为环境使他不能求生，希望落空，才转而求死。毛泽东进而论述了人们之所以会尊重一些自杀者，其原因有二，一是自杀体现了常人不敢做的事的勇敢精神，二是因为自杀体现了一种反抗精神。

因此，人们并不尊重一般的自杀，而只尊重正义的自杀；而之所以尊重正义的自杀，也不是因为自杀本身，而是因为自杀背后的精神。自杀本身这种反抗方式，仍然是应该反对的。在面对恶劣的环境时，人们有几个应对的方式，其价值最高的是有人格的得生，其次是奋斗被杀，再其次是自杀，最后是屈服。因此，赵女士的自杀，“只在‘人格保全’上有‘相对’的价值”。

毛泽东一方面清楚地看到了赵五贞自杀对人格价值的张扬，另一方面也看出了其中的问题。而他把自杀当做以追求人格为目的的不恰当的方式，与民间把因赌气或丢人而自杀当做想不开的观点完全一致。自杀者值得肯定的东西是他们的勇气和精神，但要真正克服自杀，并不是否定这些勇气和精神，而是更充分和理性地发扬和实现它们。

可见，毛泽东和其他的讨论者们并没有天真地认为赵五贞的举动就是针对旧制度的明确反抗。而当自杀本身就被理解为人格与自由意志的张扬和反抗的时候，人们就很自然地认为它是有所针对的了。

在毛泽东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后的第二天，兼公发表《我对赵女士自杀的杂感》来回应他对社会环境的批判。他依据几种说法分析赵女士自杀与社会环境的关系：

“一说，赵女士是听说姑有恶名怕受凌辱死的。他的姑到底恶不恶，传说到底真不真，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姑恶何至就自杀呢？……中国社会，是姑对媳有无上权力的，是可以凌辱的，是不许反抗的，是生死予夺爱憎可以自由的。一说，赵女士是因未婚夫死不愿再嫁受父母逼迫而死的。此说信否，尚待调查。（还有一说谓其未婚夫并未死亡其母嫌贫将其改嫁亦待调查。）……赵女士假如真个有不愿再嫁的决心，那么，强迫他再嫁的便是侵犯他的意志自由，他死了就算是强迫的人杀死的。一说，赵女士是嫌丈夫年老貌丑不愿嫁他死的。如果属实，也是不自由婚姻的大罪过。”

在11月19日的《大公报》上，殷柏发表《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的批评》，反对毛泽东等人把责任过于推给社会的说法。他认为，要判断赵女士的自杀是否完全该归咎于环境，应该考察两方面：“（一）到底他是不是个积极主张‘自由恋爱’的人；（二）到底他有不有可以免得自杀的机会。”殷柏认为，从报道看来，赵女士并不主张自由恋爱；而且，她也完全可以采取逃亡之类的方式而不必自杀。因此，赵女士自己的教育不良要为她的自杀负责，而不能完全归咎于环境。

殷柏的这种批评，与维特克有类似的地方。不过，正像我们在兼公的文章里看到的，说社会环境要为赵女士的死负责，并不是因为赵女士主张婚姻自由，从而被不自由的社会逼死，而是说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是扼杀人格与自由意志的，就是没有接受新思想的赵女士也会被它所害。

针对殷柏的批评，毛泽东在11月21日发表了《“社会万恶”与赵女士》，进一步强调他讲的三面铁网的说法。他论证说，当外界传言婆婆不好时，媒人佘四婆婆极力否认。赵家为什么要靠佘四婆婆来了解吴家呢？可见，媒人制度应该为赵女士的死负责。再比如，据说赵五贞不愿上轿，父亲打了她一巴掌，强迫她上轿。这也是婚姻不自由的一个表现。还有，在赵女士要求婚姻改期的时候，吴家兄嫂竟然可以“固拒不许”，而赵家也必须接受。不难看出，他和兼公所谓的社会环境已经足以使不主张婚姻自由的人都无法有尊严地生活了。至于逃亡，毛泽东引了他家乡的一个例子说明，在当时的社会中，妇女逃亡很难，而且无法被舆论接受，抓回来还要受到处罚。

在同一天的报纸上，迈君在《我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感想》中指出，赵女士没有自由婚姻的思想这一点，也是社会的责任。

在后面几天的《大公报》上，争论的焦点逐渐由赵五贞自杀事件本身变成了具体的婚制改革。其中，毛泽东写了《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打破媒人制度》和《婚姻上的迷信问题》等文章来具体讨论他所讲的社会万恶。

虽然殷柏和毛泽东等人表面上观点不同，但对赵五贞自杀的理解是非常相似的。在他们看来，赵五贞与社会的冲突并不是争取自由的个体与不允许自由的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而是旧的婚姻制度对基本人格与自由意志的扼杀。无论个体是否有自由思想，这种扼杀都具有很大的杀伤力。毛泽东和兼公认为，媒人制度、婆婆的权力和父母的权力都在扼杀人格的独立与自由，是与人之为人的基本尊严相冲突的；殷柏同样认为这种旧制度有着巨大的危险，没有自由观念的赵五贞甚至会更大地受到这种制度的戕害。因此，如果赵五贞的自杀是一种反抗的话，这种反抗未必表明她已经有什么自由的思想，而只是尊严与人格的一种本能反应，其所揭示的与其说是赵五贞的觉醒，不如说是社会的罪恶。在他们看来，严肃认真地生活就是认识到自己的自由与尊严；而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下，一旦认识到这一点就必然会与社会环境发生对抗。

兼公的这段话颇能表达这层意思：“我们生在今世，就不要说古话，要对自杀想一个绝源的办法。绝源的办法，便是改造环境，替赵女士一类自杀的人想个绝源方法，便是改良婚制，实行结婚自由。”

毛泽东也讲到，只有建造一个新社会，才能使人们“有人格地得生”，既不违反自然法则又能够人格保全。

在讨论打破父母主婚的文章《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中，尚未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诉诸一种朴素的社会理想：使人们既满足生理与心理的需求，又能得到生活的幸福。这样的社会理想不是个人在与社会的对抗中自我获得的，而是在对社会的不断改造中，在美好的社会制度下达到的。

虽然中国社会至今都没有完全消除自杀，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抛弃毛泽东当年的思考，而要将他的思想放到现代中国更大的背景之下来理解。

11.4　祝福

鲁迅笔下的小人物很多，但他没有像毛泽东那样，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自身的反抗上面。因此，在《祝福》中，他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祥林嫂的自杀。旧的解释会把《祝福》当做一种对礼教的批判。但在我看来，鲁迅更关心的并不是具体的社会制度，而是普通人的人格价值与命运。

祥林嫂一直在认真地追求一种本分的（既符合礼义又有尊严的）生活。这一点在她第一次到鲁镇当女工的时候就很明显了。勤快、能干、老实、守礼的美德为新寡的她赢得的是：“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但是，这种渐渐好起来的日子却被婆婆打断了。在被婆家拐回去被逼再嫁的时候，祥林嫂像赵五贞一样以自杀来反抗。“祥林嫂可是异乎寻常，他们说她一路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坳，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轿来，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捺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阿呀，阿弥陀佛，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用了两把香灰，包上两块红布还止不住血呢。”

在这次自杀未遂之后，祥林嫂终于屈服于第二个丈夫。辛勤的劳动再次使祥林嫂“交了好运”，三口之家逐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给她带来幸福的命运很快又带来了灾难。丈夫和儿子相继死去，大伯又来收屋，祥林嫂只好回到了鲁镇。

“不测风云”使祥林嫂失去了原来的精神与能干。鄙薄与怜悯成为鲁镇人对这个再嫁了的可怜女人的两个基本态度。在这样的环境里，祥林嫂仍然在寻找新的机会来改变自己的生活。为了打消别人的鄙视，赢得人们的同情，祥林嫂采取了两个办法：第一个是不断地重复讲述自己的不幸故事，第二个是捐门槛。

对儿子阿毛故事的重复固然出自祥林嫂的痛苦记忆，但这种叙述所带来的怜悯却可以收到掩盖人们的鄙视的效果。在祥林嫂回到鲁镇的第一天，她就靠这一招暂时战胜了鄙薄，获得了四婶的收留。但是，正如鲁四老爷对四婶所说的，可怜并不能掩盖“伤风败俗”的劣迹，不能为人赢得丝毫的尊严。众人在听多了阿毛的故事后对祥林嫂的厌烦与挖苦，与其说表现了人们的冷漠，不如说表现了祥林嫂自身的无力。悲惨的命运是与德性无关的一件事。通过别人的怜悯来赢得尊严，只能是自欺欺人。同情只能暂时遮盖鄙视，却不可能转化为尊重。在怜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去以后，鄙视又重新显露了出来，甚至比先前还要强烈。

柳妈帮祥林嫂想出来了捐门槛的主意：“我想，你不如及早抵当。你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当做你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祥林嫂似乎从一开始就误解了柳妈的意思。柳妈虽然说捐门槛可能为祥林嫂在阴间洗刷罪名，但从来没有说这可以为她在人间赢得尊严。祥林嫂却误把阴间的无罪与人间的尊严当做了一回事。这个误解已经注定祥林嫂的这个努力也必然落空。

祥林嫂哀求庙祝答应了她捐门槛的请求，然后忍受着人们的嘲笑与鄙视，默默地攒够了钱，终于完成了这个心愿，“回家之后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高兴似的对四婶说，自己已经在土地庙捐了门槛了”。她向四婶的汇报并不是随意的聊天，而是很认真地在告诉她，自己已经洗刷了再嫁的罪过，从此以后可以参加安排祭祀了。正是因此，祭祖时她才会做得那么出力，并且“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也正是因此，当四婶再次阻止她的时候，她才会“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

捐门槛是祥林嫂为了争取有尊严的生活的又一个认真的努力。她花了那么大的力气完成的这件事却终于没能给她带来所期望的收效。参考我在本书的第五章谈到的，捐门槛只能算是祥林嫂与鬼神之间的一场权力游戏。即使她因此改变了死后的命运，人间的权力结构却不可能因此改变。

不仅柳妈和四婶不会真的那么看重阴间的事，就连祥林嫂自己也没有真把希望寄托在死后。在柳妈谈到死后被两个男人争夺之前，祥林嫂似乎完全没有想到这种事情，“这是在山村里所未曾知道的”。她听了柳妈的话之后，经过了很痛苦的思考：“她当时并不回答什么话，但大约非常苦闷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两眼上便都围着大黑圈。”一夜之后，祥林嫂就去找庙祝。这一夜的苦想，绝不会使一个没有念过佛的女子突然开始关心起自己的死后来；她用人们的鄙薄诠释了柳妈的话。死后被锯为两段，这事之所以恐怖，是因为死前人们的眼睛正在把她锯为两段。柳妈的话对她的意义，不过是对现实的卑微给了一个神秘的解释，并且对于这种宗教结果给出一个解救的办法。而祥林嫂却误把这种死后的救赎也理解为现实的解脱。正是因为认为这种解脱有可能使她重新获得生活的尊严，她才下定决心，一定要彻底把自己的命运改变过来。她希望在阎王原谅了自己的时候，周围的人们也自然开始尊重自己。但她似乎又模糊地意识到，这个门槛其实不会发生那么神奇的效果，使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她的污点忘掉，于是便又亲口向四婶暗示自己的努力，好像阎王的恩典可以通过自己的口传达到鲁四老爷一家，进而到达所有的人。她向四婶说的这句话已经暗示我们，她的这种希望是多么可笑，她的这个努力也只能是又一次的自欺欺人。

如果祥林嫂真正在乎的是死后的命运，那在四婶阻止她分酒杯和筷子之后，她完全不必那么介意，因为凡人的尊重与否并不能影响神的决定。显然，四婶的态度证明她的努力再次失败了，因为人们并没有因为她的善功而真的尊重她，而这，才是祥林嫂真正关心的东西。尽管地下的鬼神可能已经原谅了她，她却仍然会在人们的目光下变得“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

祥林嫂的又一次自杀，仍然是在继续这种对自己的欺骗。她自杀的直接原因，是她和“我”的一次关于灵魂有无的对话。在祥林嫂问“我”灵魂是否存在的时候，“我”支支吾吾地回答有；祥林嫂接下来推论出，倘若有灵魂，就应该有地狱，从而死去的一家人也会见面。面对祥林嫂的这一串推论，“我”隐约感到自己无意中犯了个大错，落荒而逃。很快就传来了祥林嫂的死讯。

为什么在得知灵魂存在之后，祥林嫂就自杀了呢？本来把尊严看得比死后更重要的她，为什么会为了到地下一家团聚而寻死呢？

可以肯定地说，祥林嫂并没有认为有一个比生命更重要的理念使她可以为之而死；她也并没有认为冥府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寻死甚至不是简单地想从这不幸的生命中撤出。“我”的话能够证明给她的，只是另外一个世界中的阿毛和两个有可能争夺她的身体的丈夫。这当中她真正在意的，其实只有儿子阿毛。祥林嫂的要求很朴素。她不再奢求人们的尊重了，但希望能够有一种使自己不再寂寞的天伦之乐。自杀依然是她追求美好生活的最后一次努力，是在自己无法得到人们的谅解，甚至连怜悯都找不到的时候，找回家庭生活的努力。她所希望的一家人在一起似乎是最低的要求了。然而，这样的天伦之乐真是那么简单的吗？

在祥林嫂的故事中，人格的尊严是和亲人一同失去的。在贺家坳的时候，不仅因为山村里的人们并不在乎礼教，而且家庭成为她获得尊重与人格的来源，使生活至少有最基本的价值。一旦阿毛死去，这一切都失去了，命运立即把她抛弃在鄙夷与冷漠之中。对家庭的渴望并不只是祥林嫂对过去的家庭温暖的回忆，而且是对有人格的生活的向往，是比得到周围人们的尊重更难以做到的一件事。

因此，在讲阿毛的故事与捐门槛都失败之后，祥林嫂再次找到了一个使她获得有人格价值的生活的办法，就是到地下去和亲人团聚。祥林嫂真正希望的并不是死，而是通过死来得到有尊严的生活。这个希望，比靠怜悯换取尊重和靠捐门槛获得谅解更加渺茫和荒唐；而这次的赌注却是生命。祥林嫂以如此荒唐的方式来追求有尊严的生活，在又一次自欺欺人中死去了。

祥林嫂的几次努力都无法为她赢得真正的尊严。阴差阳错之中，她彻底失去了家庭，变得唠唠叨叨，恍恍惚惚，渐渐成了人们可以随意取笑和耍弄的边缘人，与我们在第六章看到的疯子、傻子的地位相当。不断与命运搏斗的祥林嫂却不知道应该如何获得尊严，结果一次又一次的努力使她显得更可笑。祥林嫂每努力一次，就会在自己的困境中陷得更深些；追求尊重而不得，成了她永远走不出的命运。鲁迅这里表达的，与其说是对旧制度的不满，不如说是对愚拙者命运的无奈。虽说命运常常不可把捉，就像突然而至的狼一样防不胜防，但人们毕竟不是在完全被动地接受命运，而是在与命运的权力游戏中追求着属于自己的正义、幸福和尊严。

毛泽东与鲁迅的讨论都指向自杀的核心问题：人格价值。在毛泽东那里，人格价值更多地体现为社会正义。他清楚地知道，由于国家是生活秩序的最终安排者，没有一个正义的国家，人们是不可能获得真正的人格价值的。鲁迅却更多从个体的命运来思考这个问题。无论如何，每个人的幸福和尊严都是自己创造的。一个不懂得如何与人有尊严、有理性地交往的人，是不可能有好的命运，是不可能在生活中获得尊严与正义的；而因为命运不好就怨天尤人，只能像祥林嫂那样，被动地进入更糟糕的权力游戏中。

这两位思想巨人的思考相辅相成。没有国家的法义，人格价值当然无法保全，而且可能会使人不断陷入无妄之灾；但若是没有个体自身的思考与努力，即使是再完美的社会制度，也难以保障有尊严的生活。20世纪的社会革命可能使我们已经不容易找到赵五贞、祥林嫂、孔乙己、闰土、阿Q这样命运凄惨的愚拙者了，但是，涂脂抹粉的葛曼、寻欢作乐的康娱、西装革履的周流，和他们的命运却是何其相似。葛曼为摆脱命运的一次次努力和她越来越深地陷入的困境，与祥林嫂一次次失败的努力简直如出一辙。

不过，鲁迅在写下《祝福》这个题目的时候，心中所有的未必只是失望和无奈。我们面对那一个个轻率逝去的灵魂，除了对现代中国命运的反思之外，应该不要忘记为活着的人们祝福。

注　释

〔1〕段庄天主教的情况，参见拙著《麦芒上的圣言》。

〔2〕关于这一案例的详细描述，参见吴飞：《中国农村社会的宗教精英：华北某县农村天主教活动考察》，载《战略与管理》，1997（4）；吴飞：《教会权力与大陆乡村社会：对华北某县天主教会的考察》，载《建道学刊》，1998（9）。

〔3〕另外一个村民告诉了我另外一个版本。他说，那麦秸本来是无波家地里的，但是工人们给了灵宝。桂枝告诉无波夫妇，灵宝把他们的麦秸运走了，他们就去问灵宝。灵宝听说是桂枝说的后，就去找桂枝，桂枝又去责怪无波不该告诉灵宝是她说的，于是双方骂了起来。

〔4〕这笔费用的算法是：胡素枝的丈夫虽然在北京打工，但他不是正式工人，死时又在本县境内，不应按工人标准计算赔偿费用，按照1996年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标准，其死亡补偿费为18000元，此外还有129元抢救医疗费。死者母亲生于1930年，补助10年，每年960元，死者兄弟四人，每人各承担2400元；死者长子1984年11月2日生，抚养至16周岁尚需3年2个月，每月抚养费80元，共3040元，胡素枝承担一半，被告需承担1520元；次子1988年3月10日生，抚养至16周岁需8年6个月，每月80元，共8160元，原告承担一半，被告需承担4080元。死者丧葬费800元由被告承担。以上所有费用共计26929元。

〔5〕参见Michael Phillips,Huaqing Liu and Yanping Zhang,"Suicide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in Culture,Medicine and Psychiatry,vol.23, no.1;Michael Phillips,Xianyun Li,Yanping Zhang,"Suicide Rate in China: 1995-1999";Michael Phillips,Gonghuan Yang,Yan ping Zhang, Lijun Wang,Huiyu Ji,Maigeng Zhou,"Risk Factors for Suicide in China:a Na tional Case-control Psychological Autopsy Study"。

〔6〕参见Michael Phillips,Gonghuan Yang, Yanping Zhang,Lijun Wang, Huiyu Ji,Maigeng Zhou,"Risk Factors for Suicide in China:a National Case-control Psychological Autopsy Study"。

〔7〕张晓丽大夫不幸于2009年3月18日去世。“亲友会”的工作如何进行下去，似乎现在还没有一个头绪。

〔8〕其2002－2005年的活动情况详见吴飞：《改造人心的政治：“农家女”农村妇女健康支持小组评估》，见《自杀作为中国问题》；2006－2008年的活动情况见吴飞：《和睦家庭，喜乐人生》，见《男女共同参与生命危机干预项目文集》，2008年7月。

〔9〕参见刘长林、钱锦晶：《论五四思想家对自杀现象的研究》，载《史学月刊》，2003（6）。

〔10〕如Roxane Witke，“Mao Tse-tung，Women and Suicide in the May Fourth Era”，in The China Quarterly，1967，no.31。

〔11〕所引毛泽东等人关于赵五贞的讨论，均见1919年12月长沙《大公报》各期。

〔12〕参见Roxane Witke，“Mao Tse-tung，Women and Suicide in the May Fourth Era”。

〔13〕参见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主要参考文献

英文部分

DSM-IV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ourth Edition).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94

Agamben, Giorgio. Homo Sac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Atkinson, John. Discovering Suicide. London: Macmillan, 1978

Blackstone, William.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in four volumes). Chicago: Callaghan, 1899

Bohannan, Paul. African Homicide and Suicide. New York: Athe neum, 1967

Burton, Robert. 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 New York: Tudor Publishing Company, 1921

Dominio, George, Marisa Dominio, and Annie Su. Psychosocial Aspects of Suicide in Young Chinese Rural Women. Omega: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2001-2002, vol. 44, issue 3: 223-240

Douglas, Jack. The Social Meanings of Suicide. Princeton: Prince 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Dublin, Louis. Suicide: A Sociological and Statistical Study. New York: Ronald, 1963

Eddleston, Michael, and Michael Phillips. Self Poisoning with Pes ticides.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004: 42-44, 328

Fedden, Henry. Suicide: A Social and Historical Study. London: P. Davies Limited, 1938

Feuchtwang, Stephan. The Imperial Metaphor: Popular Religion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1992

Firth, Raymond. Suicide and Risk-Taking in Tikopia Society. In: The Sociology of Suicide. London: Cass. , 1971

Gao, Ge. An Initi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Face and Concern for "Other" in Chines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998, 22 (4) : 473, 475

Gibbs, Jack, and Walter Martin. Status Integration and Suicide. Eugene: University of Oregon Press, 1964

Giddens, Anthony ed. The Sociology of Suicide. London: Cass. , 1971

Giddens, Anthony, Theories of Suicide. In: The Sociology of Sui cide. London: Cass. , 1971

Giddens, Anthony. A Typology of Suicide. In: The Sociology of Suicide. London: Cass. , 1971

Glenn, David. Inalienable Rights and Locke's Argument for Limited Government: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A Right to Suicide.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46, issue 1 (Feb. , 1984): 80-105

Goffman, Erving. On Face-Work: An Analysis of Ritual Elements in Social Interaction. Psychiatry, 1955, 18 (August): 213-231

Halbwachs, Maurice. The Causes of Suicide. London: Routlege and K. Paul, 1978

He, Zhaoxiong and David Lester. What is the Chinese Suicide Rate. Perceptual and Motor Skills, 1999, vol. 89, issue 3: 898

He, Zhaoxiong and David Lester. Sex Ratio in Chinese Suicide. Perceptual and Motor Skills, 2002, vol. 95, issue 2: 620

Henry, Andrew and James Short. Suicide and Homicide; Some Eco nomic, Soc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Aggression.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4

Hillman, James. Suicide and the Soul. Zurich: Spring Publica tions, 1976

Ho, David. On The Concept of Fac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 gy, 1976, vol.81, no.4

Hu Hsienchin. The Chinese Concepts of "Face". American Anthro pology, 1944, vol. 46, no.1

Hwang Kwang-Kuo. Face and Favor: The Chinese Power Gam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7, vol. 92, no. 4

Iga, Mamoru and Kenshiro Ohara. Suicide Attempts of Japanese Youth and Durkheim's Concept of Anomie. In: The Sociology of Sui cide. London: Cass. , 1971

Institute of Medicine. Reducing Suicid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02

Jeffreys, Mervyn. Samsonic Suicides: or Suicides of Revenge a mong Africans. In: The Sociology of Suicide. London: Cass. , 1971

Ji, Jianlin, Arthur Kleinman, Anne Becker. Suicide in Contempo rary China: A Review of China's Distinctive Suicide Demographics in Their Sociocultural Context. Harvard Review of Psychiatry, 2001,vol. 9, issue 1: 1-12

King, Ambrose and John Myers. Shame and an Incomplete Concep 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 Study of Face.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 sity of Hong Kong, Social Research Center, 1977

Kleinman, Arthur. Social Origin of Distress and Disease. New Ha 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Kushner, Howard. Self-destruction in the Promised Land. New Brunswick N. J. :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9

Lee, Sing and Arthur Kleinman. Suicide as Resistance in Chinese Society. In: Elisabeth Perry ed. Chinese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2003

Leighton, Alexander and Charles Hughes. Notes on the Eskimo Patterns of Suicide. In: The Sociology of Suicide. London: Cass. 1971

Lin, Yuan-Yuei. The Weight of Mount T'ai (Ph. D dissertation). Wisconsin University at Madison, 1990

Litman, Robert. Sigmund Freud on Suicide. In: Essential Papers on Suicide. New York University, 1996

MacDonald, Michel and Terrence Murray. Sleepless Souls: Suicid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Menninger, Karl. Man against Himself. New York: Harcourt, 1938

Minois, Georges. The History of Suicide. Baltimore: John Hop 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Pearson, Veronica and Meng Liu. Ling's Death: An Ethnography of A Chinese Woman's Suicide. Suicide and Life-Threatening Behavior, 2002, vol. 32, issue 4: 347-358

Perlin, Sermon. A Handbook for the Study of Suicid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hillips, Michael. Overview of Suicide in China. Psychiatric Times, 2003, vol. 20, issue 11

Phillips, Michael, Gonghuan Yang, Yanping Zhang, Lijun Wang, Huiyu Ji, Maigeng Zhou. Risk Factors for Suicide in China: A National Case-control Psychological Autopsy Study. The Lancet, 2002, vol. 360, issue 9347: 1728-1736

Phillips, Michael. Huaqing Liu and Yanping Zhang. Suicide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1999, vol. 23, no. 1

Phillips, Michael, Xianyun Li, Yanping Zhang. Suicide Rate in China: 1995-1999. The Lancet, 2002, vol. 359, issue 9309: 835-840

Pickering, W. , and Geoffrey Walford eds. Durkheim's Suicide: A Century of Research and Debate. London: Routledge, 2000

Qin Ming, and Preben Bo Mortensen.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Suicide in China.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2001, vol. 103, issue 2: 117-121

Shneidman, Edwin and Norman Farberow. The Logic of Suicide. In: Edwin Shneidman and Norman Farberow eds. The Clues to Suicide. New York: McGraw-Hill, 1957

Shneidman, Edwin. Suicide, Sleep, and Death: Some Possible In terrelations among Cessation, Interruption, and Continuation Phenome na. Journal of Consulting Psychology, 1964, vol. 28, no. 2

Shneidman, Edwin. The Deaths of Man.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74

Shneidman, Edwin. Suicide as Psychache. Northvale: J. Aronson, 1993

Shneidman, Edwin. Definition of Suicide. Northvale: J. Aronson, 1994

Shneidman, Edwin. The Suicidal Mind. New York: Oxford Uni versity Press, 1996

Sprott, Ernest. The English Debate on Suicide, La Salle, Ill. Open Court, 1961

Taylor, Steve. Durkheim and the Study of Suicide. London: Mac millan, 1982

Taylor, Steve. Suicide, Durkheim, and Sociology. In: Current Concepts of Suicide. Philadelphia: Charles Press, 1990

Watson, James.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Funerary Rites: Elemen tary Forms, Ritual Sequence, and the Primary of Performance. In: James Watson and Evelyn Rawski eds. 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Weiss, James. The Gamble with Death in Attempted Suicide. In: The Sociology of Suicide. London: Cass. , 1971

Witke, Roxane. Mao Tse-tung, Women and Suicide in the May Fourth Era. The China Quarterly, 1967, no. 31

Wolf, Arthur. 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 In: Arthur Wolf ed.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Wolf, Margery. Women and Suicide in China. In: Margery Wolf and Roxane Witke eds. 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Wu Fei. Elegy for Luck. Ph. D 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2005

Wu Fei. Gambling for Qi. The China Journal, 2005, no. 54: 7-27

中文部分

答旦．中国自杀研究五十年．医学与社会，2001（4）：15－17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郭齐勇主编．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何兆雄．自杀病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

黄光国等．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黄行土．农村精神病患者自杀相关因素分析．现代使用医学，2001（4）：198

［英］霍布斯．一位哲学家与英格兰普通法学者的对话．毛晓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江永华，朱红，吴成银，张怀寅，夏碧磊，贺敬义．强化农药管理对农村自杀的影响．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3（12）

［美］凯博文．疾病与苦痛的社会根源．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德］康德．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李献云，许永臣，王玉萍，杨荣山，张迟，及惠郁，卞清涛，马振武，何凤生，费力鹏．农村地区综合医院诊治的自杀未遂病人的特征．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2（10）：681－684

刘长林，钱锦晶．论五四思想家对自杀现象的研究．史学月刊，2003（6）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法］涂尔干．人性的两重性及其社会条件．见：乱伦禁忌及其起源．汲喆，付德根，渠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法］涂尔干．孟德斯鸿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付德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法］迪尔凯姆（涂尔干）．自杀论．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王同亿主编．现代汉语大词典．海口：海南出版社，1992

王跃生．社会变革与婚姻家庭变动：20世纪30－90年代的冀南农村．北京：三联书店，2006

吴飞．中国农村社会的宗教精英：华北某县农村天主教活动考察．战略与管理，1997（4）

吴飞．教会权力与大陆乡村社会：对华北某县天主教会的考察．建道学刊，1998（9）

吴飞．麦芒上的圣言．香港：道风书社，2001

吴飞．生的悲剧，死的喜剧．见：思想与社会·宪法与公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吴飞．自杀与美好生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吴飞．自杀作为中国问题．北京：三联书店，2007

吴飞．和睦家庭，喜乐人生．见：男女共同参与生命危机干预项目文集．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编印（内部发行），2008

谢丽华主编．中国农村妇女自杀报告．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许烺光．祖荫下．王芃，徐隆德译．台北：南天书局，2001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杨镇涛．正常人自杀问题与危机干预初探．健康心理学杂志，2000（6）：675－676

翟学伟．中国人的脸面观．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

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翟书涛．危机干预与自杀预防．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

翟书涛．社会因素与自杀．医学与社会，2001（6）：4－5，21

翟书涛．自杀的发生机制．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02（2）：97－100

张敬悬，翁正，秦启亮，马登岱，柴新生．城乡社区自杀死亡率前瞻性观察．中国行为医学杂志，2001（4）：330－332

张艳平，李献云，费力鹏，卞清涛，许永臣，及惠郁，杨荣山，张迟，何凤生．农村地区有、无精神障碍自杀未遂者及其自杀特征的比较．中华精神科杂志，2003（4）

赵梅，季建林．中国自杀率研究，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0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张建国，李力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附录　好日子的一种可能[*]

——回忆我的母亲

王菩钦

2002年秋，我陪儿子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找机会回到了我的出生地——河北肃宁县窝北镇。我离开这里已有24年，一切都变了模样。原来的院子现在已被四家人分住了。我试图推开门进去看看院子里现在的光景，但大门总是紧锁。

当初，这是多大的一片宅子啊，前院是三间有垛口七檩九蹬台阶的高大北房，两间西配房，两间东配房，房子全是砖木结构。正院东侧还有一个小院，院内三间北房是牲口棚，还有两间东房和两间南房；后院分里外两个院，里院是三间砖木结构的西房，两间东房和前院通着，是仓房；外院三间北房是磨房，两间北房是草房。前院向东的朱漆大门，后院向北的大梢门……这本是一个书香之家，从我的曾祖父王鹤玖在清朝做官开始发达起来。这个家最多时32口人在一起吃饭。可现在这里什么都没有了，随着1978年我最后一个离开这里，房子和宅地也都卖给了别人。

好不容易主人回了家，我走进了他们的院子——我们的故宅地，贪婪地看着这里的一切，这棵枣树是原来的！我摸摸它的树皮，好像它在感谢我以前年年给它开枷。这几棵槐树是原来的长大了！树叶噼里啪啦落下来好像在向我打招呼。这个地方是原来我们厨房的门口，这是原来东棚子没拆完剩下的几块老坯，已经碱得没了棱角……最后我的目光落在了院子里南墙上的一片拆房后留下的印迹上，那是我们南邻的北房的后墙面，当初和我们住的西房紧邻，留下的这印迹就是我们西房和人家紧贴着的那一部分。望着这印迹，我好像又坐在了自己的西房里，想起了我们的家，想起了我在这里生活的整整30年，想起了在这里操劳了近50年的母亲，母亲随着这个家兴而乐，家衰而愁……最后随着这家人全部进城而进了城。

晚上，我一夜未眠，我思念我的家。我想，如果现在这里没有人居住，我花多少钱也要把宅地买回来，让它恢复原样，我和母亲还来这里住……家，什么是家？其实母亲就是家，没有母亲就没有这个家的一切。母亲的一生占据了我的脑海，我的母亲在这个镇上是出了名的，她是远近闻名的孝顺媳妇，她是教女成才的典范，她是乐善好施的大贤人……她太不寻常了，她的好多优秀品质和故事我要告诉后人，所以我有了为母亲写点东西的冲动。

从绣女到贤妇

肃宁县城东十华里的玉皇庙村有个李家大院，大院的主人李广明没有多深的文化，但崇尚读书。他有三个儿子，老大、老二都是秀才出身的教书先生，因家里需要人手干活，老三就没读多少书。他主要照管家里的土地。当时他们家拥有一顷多地、三头骡子、一匹马和一头驴，家里雇着长工和短工。

1908年农历十月初三，李三少爷家的大女儿出生了，她就是我的母亲李书申。母亲后来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差二十二岁的弟弟。母亲身材瘦小且体弱无力。外祖父的脾气特别暴，对孩子们很严厉。外祖母的脾气也不好，她勤劳但过于吝啬，而且嘴很厉害，所以人缘不好。

曾外祖父看母亲弱小但聪明，又有很强的求知欲，于是就在家教她读书，但外祖父、外祖母认为女子读书无用，坚决不让母亲读，就这样母亲只读了《百家姓》和《三字经》，就非常不情愿地辍学了。读书成了她终生的愿望和遗憾。

母亲主要的工作就是帮助外祖母操持家务和照顾弟弟妹妹，夏收、秋收农活忙时便到场里帮着掐谷、掰棒子什么的，但母亲体弱，干得不如别人快，经常受到外祖母的训斥和挖苦：“看你这个样儿，什么都干不了，就像一个‘活死人’。”但母亲从来不说什么。

母亲十六七岁的时候，看到她的一个姑姑经常刺绣，很喜欢，就偷偷地弄点布自己画上花，学着绣。有一天她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让别人看，人们都吃了一惊，没想到她竟自己学会了刺绣，而且绣得很好。于是她的刺绣就远近有了名，求她做活的人络绎不绝，主要是给出嫁的姑娘绣嫁妆，如鞋面、枕头、裙子以及小孩的兜肚、帽子等。刺绣使母亲初步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并有了一些收入，但她从不花那些钱，到出嫁前她积攒了500多块大洋，后来全为我们这个家花掉了。由于母亲刺绣着迷，经常绣到深夜，眼睛慢慢近视了。

外祖母家日子过得不错，但外祖母太吝啬，从不舍得给母亲买多少衣服。母亲本村的舅舅很喜欢母亲，他富裕又大方，经常到县城给母亲买布，所以母亲的衣服不少，但她穿得很朴素。她是个不爱张扬的人，大部分衣服都在包袱里放着，母亲说：“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打开包袱一件一件地欣赏自己的衣服。”直到去世前还是如此。她哪怕是瘫痪在床、言语不清时，还经常断断续续地说：“拿衣裳包给我看。”我们就拿出她的一个个大包、小包，一件一件拿给她看。

到了十八九岁，给母亲说媒的人很多，但总是这不行那不行，一直拖到24岁才遇到了我的父亲。我父亲20岁就在县城给我村大地主“南头殿”的隆圆布店当掌柜。外祖父多次到县城办事，看到过父亲，并和他聊天，发现父亲是个有作为的青年，回到家经常和家里人称赞他：城里隆圆布店的掌柜是个20来岁的小伙子，这么小就给东家戳起了店，当掌柜，真了不起。后来有人给母亲提亲，正巧是他。当时我们家从外表上看，不如外祖父家富裕。我家是爷爷老哥仨还在一起过。父亲小哥俩，堂兄弟8个，我奶奶半身不遂，全家20多口人只有30亩地，还有好几个伯父不正干，有的还抽大烟，真正是个破落的大家。所以，好多人都反对这门亲事，有外人说，大申（我母亲）嫁给这个主儿，将来非提着篮子要饭不可。但是因为爷爷和大外祖父、二外祖父都是同学，两家很投缘，再加上外祖父早已看上了父亲，他认为，“宁嫁一只虎，不嫁十亩土”。于是两家老人毫不犹豫地就拍板定了这门亲事。

1932年，母亲24岁，嫁给了我父亲王松龄，走进了一个又大又穷又讲排场的家。

我爷爷排行第三，按照这三房排，当时家里有：大爷爷和他的孩子二伯父、二大娘、四伯父；二奶奶、大伯父、大大娘，和他们的三个孩子，还有三伯父、五伯父、五大娘、八叔；我爷爷、奶奶有两个儿子，就是我父亲和七叔，加上我母亲；全家19口人。其中四伯父和二伯父早过了结婚年龄，却没成家，七叔、八叔还不到结婚年龄。家里常年雇着一个种地的、一个放羊的和一个做饭的。我父亲堂兄弟八个除七叔没到外边去，其他人都在外面学做买卖或管着自己家的买卖。当时我家在北京开着当铺，在口外有皮货庄。我母亲嫁来时只有二伯父、四伯父、五伯父和父亲不在家，其他人因不同的原因回了家，这些人在家只有农忙时帮着长工送送水送送饭什么的，他们都是公子哥，不能干农活，而且除了五伯父和我父亲、七叔外，都抽大烟。

母亲结婚后的主要工作是伺候卧床的奶奶，再和大娘们一起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当时家里主要的女人是二奶奶、奶奶、大大娘、二大娘和母亲。家里的内务原来由我奶奶管着，奶奶得了病以后，二奶奶也有病，家里的内务就由大大娘负责，主要是派人买柴米油盐之类的东西。母亲三月结的婚，到秋天，大大娘由于孩子多，不愿再管家里的事，向老人们推荐母亲。我奶奶认为母亲新来乍到，不适合管家，没同意；但过了两个月，大大娘坚决不干了，从此母亲就开始管家了。

母亲耐心照顾二位老人，博得她们的喜欢，奶奶对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感激不尽。脾气不太好的二奶奶和她自己的儿媳妇大大娘关系不好。因二奶奶有病，母亲只要有空，就到二奶奶房里去给她按摩，陪她聊天。母亲只要到了她屋，她就满脸带笑，拉着母亲的手说：“闺女你快来给我捏手指头。”母亲回忆说：“有一年你五大伯（二奶奶的二儿子）从天津买回一块浅拷色毛料，交给你二奶奶，你二奶奶和他商量送给谁（当时四五块大洋一尺），她琢磨了半天，最后送给了我。那块布料太好了，以前谁都没见过那么好的料，那料子让裁缝给做了一件上衣，我一辈子都喜欢不够。”

大大娘已有三个孩子，母亲就抢着家里的事做，给大大娘腾出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大大娘从娘家带来一个奶妈）。当时父亲不在家，大大娘的两个孩子，我的大哥、二哥和母亲在一个房里睡觉。有时大大娘回娘家，母亲就替她照管孩子。母亲说孩子们都很听话。有一年冬天，大大娘不在家，母亲早晨起来做饭，正猫腰贴饼子，一回头看到一个小黑影，吓了一跳，仔细一看，原来是大哥。“你来干什么？”他说：“婶子，我一摸身边没你了，知道你起来做饭了，我帮你烧火吧。”当时母亲激动得都流出了眼泪，才7岁的孩子怎么这么懂事啊？母亲说，睡觉去吧孩子，这用不着你，费了好大劲才把大哥哄走。大哥、二哥上学后，晚上常守在做针线的母亲旁学习。有一次二哥坐下直喊：“真冷，手真冷。”母亲说：“你的袖子那么长怎么会冷，我看看。”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二哥穿的外面的单衣袖子很长，而里面的棉衣袖子很短。母亲心疼二哥，于是放下手里的活，赶紧给二哥做了一对暖袖缝在棉袄上。二哥高兴极了，大大娘也高兴地说：“你婶子真疼你，这比给你个棉袄还强。”

二大娘脾气不太好。因为她娘家比较穷，场面上摆不上去，可能她有些自卑，对别人也有些嫉妒。叔叔们也瞧不起她家，常把她娘家瞧闺女时带来的饽饽扔到狗食槽里。所以二大娘家务也干得不多。她人穷且不争气，有时还偷拿家里的东西，常被多事的小叔子们发现，所以更被人瞧不起。她有时也和大大娘吵架。但母亲这些都看在眼里存在心里，还是千方百计和她处好一切关系。

我还有一个姑姑，是我大爷爷的女儿。爷爷哥三个就这一个宝贝闺女，所以惯得她在家骄横跋扈。她是八个弟兄的姐姐，已嫁给了县城大地主孔家，但受不了做媳妇的那份规矩，所以带着姑爷常年住在娘家。这可给家里添了不少麻烦，她经常没事找事，闹得家里鸡犬不宁。她身边还拉了几个当院的不知好歹的姐妹跟着她，她不高兴时就带着她们满院子转（我家院子很大，从向南的大门到向北的大门足有几百米），从前门到后门，再从后门到前门，边走边骂骂叨叨，目的是向人们示威。她家姑爷纯属游手好闲的公子哥，除了赌钱什么也不会做，人们敢怒不敢言，还得好好伺候着。

母亲和伯伯、叔叔的关系处得也很好。如夏天全家人吃西瓜，20多口人在屋里放一张大桌子，西瓜切成很多块，每个人自己拿着吃，因为母亲牙不好，有两个镶的假门牙，于是叔叔就主动给母亲一个勺子叫她挖着吃，这是母亲想不到的。如果不是叔叔给她勺子，她宁愿不吃也不会想起拿勺子。

我的亲叔叔排行老七，我们称他七叔。七叔正准备外出学做买卖时，奶奶突然半身不遂了，所以，七叔只得在家照顾得病的母亲。可是，过了几年后，七叔也得病了，由于当时医疗水平差，不少医生也瞧不准是什么病。母亲看着日渐消瘦的七叔很是可怜，所以，一有时间就陪他聊天，认真给他熬药，到后来七叔病重后，母亲还经常戗着七叔坐着。为了给七叔冲喜，家里春天给七叔订了婚，准备过完秋结婚。可是，没等到过完秋七叔就过世了，才20岁出头。七叔死了，当时祖父不在家，家里人商量着当天就把丧事办了，母亲思来想去觉得不合适。她觉得，不管怎么说七叔也是20多岁的人了，而且也订了婚，再者，因为奶奶得病耽误了他的前程，就够对不住他了，死后再这么草草了事，实在不该。于是，母亲向长辈们请示：“我说句话行吗？我认为七弟应该放三天再出殡……”长辈们顾虑的是，他这么年轻，放三天放在什么地方（因当地的风俗，年轻人不能放在正房屋），这三天谁守着他，等等问题。这些问题母亲早也想到了。母亲说：“把他放到后院的小北屋里，我守着他。”于是母亲的意见被采纳了，七叔被放了三天，每天白天伯伯们轮流守护他，母亲不停地去转转，上香，烧纸钱，晚上母亲也去给他上香好几次，直到深夜。母亲对兄弟的这种情谊博得了人们的称赞。

后来大爷爷去世了，这个大家就要由爷爷自己来管理。爷爷自保定高等师范毕业后，曾到兰州的一所中学当校长。后来离我们不远的一家人因自家人乱伦，杀了人，想栽赃给我们家，但有好心人告诉了我们家，家里人就把爷爷叫回来，结果那家人就没敢照计划行事，避免了一场是非。从那以后，爷爷就没再去兰州，被献县聘去当中学校长，后来任献县教育局局长，在献县被选为省议员，到北平就职。后来奶奶病了，爷爷就回了家，偶尔才到北平帮帮忙，已经基本上没有了收入。在外面挣钱的伯父们的收入都不交公，我父亲开始在肃宁隆圆布店当掌柜，后来东家调他到大同药店当掌柜，父亲的收入就全交给爷爷来维持这个家。母亲从来不参与这些事，有时家里钱紧时，她还从自己的私房钱里拿出点来家用。

几个无所事事的伯父抽大烟抽得没了钱，就偷家里的粮食出去卖，年底更为厉害，因为要账的都上门催债了。这时候在外面工作的伯伯们也回家过年了。爱管闲事的五伯父和父亲常常抓贼。他们晚上在仓房的粮囤里画上印，在门锁上做上记号，第二天一看准动了，粮食又少了很多，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爷爷一个当叔的，只能教育和维持，再有就是奉献。

这个大家一直维持到1937年，即母亲结婚5年后。那年腊月，正是我大姐一周岁的时候，分家了。我爷爷叫我二奶奶先挑，然后让我大爷爷家的二伯父挑，二伯父不好意思挑，说抓阉，结果抓了他又嫌不好，又和我爷爷换过来了。于是我们就住到了最不好的后院。

分家一年后，我大爷爷的二儿子即四伯父也和他哥哥二伯父分了家，分家后他把房子和家具卖了，都抽了大烟，背着我爷爷又要下关东。后来邻居一个爷爷对我爷爷说：“老三，你不管小余（四伯父叫寿余），他可就喂了关东狗了。”爷爷这才知道四伯父又要往关东跑。前些年大爷爷还在时，四大伯就去了关东当铁路警察，后来混不下去了，连回家的盘缠都没有，是爷爷花80块大洋才把四伯父从东北找回来，能让他再下关东吗？只是爷爷有爷爷的难处。他问母亲：“咱们把你四哥接过来，叫他跟着咱们一起过行吗？”四伯父是个大烟鬼，已经家产卖净，而且又吃又喝，在伙里时，他就吃遍街上的肉挑子，年底给他还不清的账。从心里说，母亲是不愿意接纳他，但只是笑笑不说话，爷爷看得出来，没法子但又不能强迫，就又继续问母亲，问到第三次时，母亲说：“爹看着怎么好就怎么办吧。”爷爷知道母亲的为人，她多不愿意也不会让老人为难的。于是四伯父就成了我们家的成员。这也给我们以后的生活带来了无穷的麻烦。他来我家时只穿着一条破短裤，趿拉着破鞋，来后母亲给他做了新鞋、新裤和大褂。然后就是每年年底给他还账，镇上的肉挑子、糖挑子、烧饼挑子他随吃随记账，年底人家就登门来要债。有一年家里实在没钱给他还债，就叫他到我姥姥家躲了一个月，躲了这年躲不了下年，债总是要还的。

日本军队侵占了肃宁城后，在我们那一带扫荡得很凶。老百姓三天两头要逃跑。有一次，有人喊：日本鬼子来了，往西跑！母亲抱着1周岁的二姐，领着4周岁的大姐跑，她本来就体弱，又是小脚，再带着两个孩子，根本就跑不动，远远落在别人后头。头上的子弹嗡嗡响，母亲三步两栽跤，刚向西跑出村子不远，鬼子就从北向南过来了。多亏眼前有一个土坡，母亲和姐姐们伏身趴在土坡旁，总算躲了过去。日本兵走了，她还好半天上不来气。事后，母亲执意要叫父亲回来，母亲和爷爷说：“咱们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又这么闹炸，咱们不能不要命了，快叫他回来吧，咱们不挣钱了。”于是父亲从大同回来了。大同药店没了掌柜怎么行，三番两次捎信或来人叫，母亲主意已定，没再让父亲回去。

后来，我奶奶病得很厉害，已在弥留之际，日本兵又来了。人们叫我母亲带着孩子跑，家里剩下爷爷和一些老人。母亲跑了出去又觉得不对劲，怎么能扔下老人走呢？于是母亲带着孩子往回跑，被村长拦住：“你不要命了？”“我家里有病人，我不能扔下老人不管。”“家里有别人管呢，我做主，你不许回去！快跑！”就是那一回，我奶奶去世了。没有人埋怨母亲，她是对的。等日本鬼子走了，平静下来才给奶奶料理了丧事。

1940年8月，日军在窝北东北侧建了伪据点，第二年4月撤了。1942年7月又在窝北西南侧建了更大的据点和岗楼，内有鬼子12名，伪军50名。村上好多人当汉奸为鬼子服务，刺探情报，抢掠老百姓的钱财，吃喝玩乐无所不做。村上有些好吃懒做的女人也和岗楼上的大汉奸娘们儿勾勾搭搭，跟在人家屁股后头狐假虎威到处张扬。岗楼上派人来请爷爷去给他们办事，爷爷推说岁数大了不能工作，他们三番五次派人来，爷爷最终也没答应。当时我那不争气的姑姑偷着对母亲说：“人家叫我叔去就去呗，看人家在那干的多享福啊，别人想去人家还不要呢。”爷爷后来知道了这事，狠狠训斥了姑姑一顿，叫她不准和与岗楼有关的人来往。

岗楼上又在父亲身上打主意，派人来说：“老先生年纪大了，让少的去吧。”我父亲以家里事多干不了推辞，结果他们后来想抓父亲去为他们效力。有一天父亲正在北洼耕地，岗楼上的人想来抓父亲，派人在我家门口等着。这时我们北邻的四爷看出了其中的奥妙，于是偷偷对我母亲说：“岗楼上来抓人了，我去北洼把松龄的牲口和车弄回来，叫他去刘家疃（父亲的舅舅家）躲一躲。”父亲就跑到他舅舅家躲了起来。不知是什么人给岗楼上报了信，他们知道了父亲藏在刘家疃，半夜就去敲他舅舅家的门：“你外甥在什么地方？快交出来！”老人家说：“我根本没有外甥，我只有一个女儿。那是坏人造谣。”那确实不是父亲的亲舅舅，加上舅爷很会说，终于把来人骗走了。在刘家疃不能待了，父亲又挪到我姥姥家，一躲就是好几个月，才逃过了这一劫。

孝敬公婆　乐在其中

母亲回忆她少妇时期时说：“我在娘家人们都因我没力气看不起我，说我是‘活死人’，可我到了这个大家后和人们处得都很好，夫妻恩爱，公婆喜欢，妯娌兄弟和睦，孩子尊敬，大家都很器重我，也没人说我没能耐，还管了好几年家，我很知足！”

在母亲没过门时，我爷爷这屋里除了奶奶再没有别的女人。奶奶半身不遂，卧床不能动，所以家里很乱。母亲过门后看到奶奶的被子、褥子都很脏又很旧，就全换了新里新面，添加了新棉花。奶奶说不清话，只是咧着嘴笑。从过门的那一天起，就是母亲给奶奶端屎端尿，梳头洗脸。由于奶奶不能动，大便非常困难，隔几天要掏一次大便，都是母亲亲自下手。母亲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从来没有怨言。

爷爷、奶奶不和大家一起吃饭，他们养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一天吃两顿饭，而其他人一天吃三顿饭。那么母亲一天要做五顿饭。有时候爷爷和奶奶吃的还不一样，比如吃面条，爷爷喜欢吃又薄又宽的面条，而奶奶愿吃又窄又厚的面条，于是母亲就要擀好两样面条，然后，先给爷爷煮一碗，再给奶奶煮一碗，吃完了第一碗，再每人给煮一碗。一顿捞面就要煮四锅，其他饭菜也是这样。爷爷和奶奶经常喜好不同，母亲就一一满足他们的要求。每当和母亲谈论起她侍奉爷爷、奶奶的饮食时，我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不将就点，让你这么辛辛苦苦地伺候？”母亲总是满脸带笑并有些骄傲地说：“不是他们让我那样做，是我从和他们的谈话中知道他们爱吃什么，就想法给他们做，我只要看到他们吃得高兴，听到他们对我的称赞，我就比什么都快乐。”母亲对老人的孝敬是发自内心的。

1940年奶奶去世时，爷爷59岁。母亲考虑到让爷爷有个精神上的寄托，有个说话做伴的人，曾多次提出来给爷爷找个老伴，但爷爷一直不答应。爷爷考虑到和母亲不好说这事，就找来了一个长辈来说服母亲。爷爷的理由是：你们两口子对我已经伺候得很好了，我拿儿媳妇也不当媳妇看，我这是一儿一女，什么都有了。再找个老伴也不会比你们对我好，我给你们找那个麻烦干什么？这事就按着爷爷的心愿没再找。没了奶奶，父亲就搬到了爷爷屋里去住。我们姐妹几个都是在爷爷屋里长大的。所以我们和爷爷的感情特别深。

母亲特别注意不让爷爷寂寞，一闲下来就到爷爷屋里和爷爷聊天。这也被当时的姑姑嫉妒，姑姑和大大娘说：“你看人家公公和儿媳妇总也有说不完的话，也不知说些什么？”大大娘很了解母亲的为人，就问母亲：“你和我叔净聊什么啊？她大姑都看着眼馋了。”“聊什么天？主要是说我娘家大爹、二大爹和这里老人们念书时的些个事，再有就是办事的一些个理儿什么的呗。”我琢磨着，母亲确实在和爷爷的交谈中获取了不少知识和为人处世的道理，只是母亲不会总结而已。

爷爷的屋就成了我们家的中心，我们五个孩子不上学时就待在那里。爷爷教我们认字，据说学得最好的是我三姐，她上学前就学会了几千个字。我们上学后，一放学就奔那里，在那里做作业，只有睡觉和吃饭不在那里，尤其吃饭我们都躲得远远的，因为母亲给爷爷做的是小灶，爷爷总想给我们吃，母亲让我们躲远，爷爷想给也找不着我们。这是我们家的规矩，一看到爷爷快吃饭了就跑到外面去玩。爷爷也有疼爱我们的方法，他有意把给我们的剩下，等我们回来，你一口他一口地喂。

母亲不管什么时候买来或是从什么地方拿来什么东西，总是先到爷爷屋里一样一样地拿给爷爷看。后来我也学会了这样做，买了东西拿给母亲看。因为老人不能到外面去，把买来的东西给她看的同时还可介绍外面的世界，这样既给老人解闷，又能使她了解她不能接触的东西，最主要的是使老人体验到我们对她的尊重。这算是母亲传给我们的一条好家规吧。

爷爷每天的生活习惯是，早上9点多起床，洗漱完活动活动后吃早饭，然后看书，教孩子学习或是和朋友聊天论事。中午休息片刻，下午3点多吃饭，饭后还是和上午一样工作。有一次，爷爷在和朋友谈论饮食时，朋友说，黄瓜馅的饺子很好吃。爷爷无意中告诉了母亲，母亲就试着做，想着如何配作料，如何使黄瓜鲜嫩又不出水，做成后给爷爷端上：“爹，尝尝这黄瓜馅饺子怎么样？”爷爷乐得合不上嘴：“我只是说说，怎么真的做起来了？”然后“好吃，好吃”赞不绝口。还有一次，爷爷提到槐树花馅饺子，母亲也是和做黄瓜馅饺子一样给爷爷做了，爷爷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

母亲每次做饭前都问爷爷想吃什么，时间长了，爷爷说：“人老了，自己也说不上想吃什么，你就自己看着做吧，只是别太费事。”母亲就给爷爷制定了菜谱，尽量几天不重复。爷爷爱吃炒鸡蛋，又喜欢大口大口地吃，可鸡蛋炒得太淡了不好吃，太咸了就不能吃大口，怎么办？母亲想啊想，终于想出了办法，把一个鸡蛋直接打在热油锅里，把蛋黄打开，撒上一点点盐，再把鸡蛋合上，翻个过后出锅。母亲叫它鸡蛋饺，外焦里嫩，又不淡又可大口吃。爷爷说：“谁教给你这么做的？”“我琢磨了好长时间，自己琢磨出来的，好吃吗？”“太好吃了！”爷爷常常和老朋友这样感叹：“人老了，全仗着孩子们疼。他们要是不想做，你要求他们去做是做不到的。”朋友们也不无嫉妒：“你怎么就修下了这么好的儿媳妇？”

爷爷在当省议员的时候，有一年得了病，什么药都治不好，眼见就不行了，这时，曾祖母在想尽了所有办法后，出了个自己最不愿意的主意，叫爷爷喝了点儿大烟灰试试，结果病有点好转。既然这样，那么就接着喝点烟土吧，喝了烟土病渐渐好了，于是，爷爷就坚持少量喝点烟土或烟膏。后来爷爷曾多次试图戒掉，但由于年纪越来越大而且身体很弱，屡戒不成。北平的同事也说：“你身体这么弱，是没法子戒的。”为了爷爷的身体，全家一致坚决不同意爷爷戒烟。

爷爷从北平回来后基本上没有了收入，父亲从大同回来后，一时也没有工作。当时我父母就办起了磨房，就是买来粮食磨成面供饭铺用，后来又加上碾米，这样辛苦挣来点钱维持家用。这时爷爷提出要戒烟，父母坚决不同意，有时遇到钱紧的时候，母亲就从她刺绣的钱里拿出点来应急。母亲自己攒的那点钱就这样左一次应急右一次应急地花了出去。

由于家里事情很多，我大姐要帮父母干活，10多岁了还没上学，只是爷爷在家抽空教她学习。爷爷说：“孩子这么大了，不上学怎么行啊？”大概是1950年，村上高小招生，父亲说：“叫她考考去。”结果没进过学校大门的大姐凭自己自学的知识考上了高小。于是大姐开始了上学读书。读了一年多，村上信用社招人，父亲问大姐愿不愿去，大姐说愿去，只是不会珠算，父亲说：“你只要愿意去，我教你珠算。”这时候父亲已经在信用社工作了几年，父亲利用晚上时间教大姐，发现她学得特别快，只用了三个晚上就掌握了珠算的基本知识。结果大姐一下子就考取了信用社职员，一年以后大姐被调到县人民银行工作。我大姐参加了工作，就经常替父亲给爷爷筹买烟土的钱。但是，烟土或烟膏都是国家禁卖的，越来越不好找，而且越来越贵，爷爷又一次提出不吃了。母亲认为，爷爷快80岁的人了，再难也不能断了爷爷的药。父亲去世后有一个人来问爷爷，这次弄了好烟你要多少？爷爷觉得很贵，要100多块钱一两，当时大姐的工资每月只有25块钱，所以不想要了。母亲坚持要，爷爷说：“那就要半两吧。”母亲坚持要了一两。这一两烟一直吃到爷爷去世还剩下了不少，母亲很欣慰，因为一生没断爷爷的药。

从1959年秋开始，父亲的胃不舒服。因为他平时不爱生病，所以一点半点的不舒服不在意。后来总也不好，这才看医生，县里的中医西医都看遍了，这个说是伤寒，那个说是脾湿，吃了几十服药不见好。人都要变形了，这才到天津去看（当时大姐在天津工作），结果去了7天，农历腊月初六（1960年1月4日）父亲就在天津去世了。噩耗传来，我们一家子都傻了……上有老下有小，爷爷79岁，妹妹才8岁，我12岁，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母亲一次次地号啕大哭，就我这么个不懂事的孩子还夜游了一次，被一个奶奶领了回来。奶奶说：“这孩子准是难受的，怎么半夜自己跑到前街去了？”我自己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开始那几天，我们没敢告诉爷爷，失魂落魄地准备丧事。等父亲的灵柩从天津运回才告诉爷爷，爷爷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这是79岁的老人失去他仅剩的一个儿子啊，爷爷在挚友的陪同下理智地、泪眼模糊地、浑身颤抖着抚摸过父亲的灵柩，刚强地挺了过来。他不能垮下去，他还要撑着这个家。

父亲去世的真不是时候，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不出什么事日子都没法过，更何况一个弱妇人带着有病的公公和几个上学的闺女呀！

没有了父亲，大姐、二姐不在家，家里只有病中的爷爷、母亲和我们三个上学的小丫头。为了照顾爷爷，母亲就搬到了爷爷屋里住，端屎端尿，服侍起床叠被，样样比亲生女儿伺候得都周到，这是众所周知的。

1960年，母亲永远不会忘记，父亲一句话都没留下就走了。这时候家里几乎是四壁皆空，1958年吃食堂时，生产队就把各家的粮食搜光了，后来虽然不吃食堂了，又赶上自然灾害，谁家都没了家底。多亏爷爷是县人大委员，县领导照顾得很周到，允许爷爷在公社粮站买些白面。这样爷爷的生活没有受到多大影响。

屋漏偏逢连夜雨，父亲去世时间不长，一天夜里，爷爷从里屋唤醒母亲说：“你听，有人喊松龄的名字。”母亲听了听说：“没有啊！快睡觉吧。”等了一会儿，爷爷又说确实外面有人喊，说：“可能是老朋友不知道他死了，夜里赶到这里找个住处，你去看看吧。”母亲觉得没人喊，但又不能拗着爷爷，于是就壮着胆子，一手提着灯笼一手拿了根棍子，边往外走边大声喊：“什么东西呀黑更半夜来找事儿！”母亲喊着走到大门洞，看了看大门没有动，于是又到外院的小北屋，一摸小北屋的门，“坏了，招贼了！”因为小北屋里放着生产队的牲口饲料，母亲就意识到招了贼。小北屋的一扇门已经摘下来了，母亲什么也没动，赶紧到生产队的牲口棚里喊来了饲养员，饲养员打开门查看后说：“多亏你出来得早，东西没丢。”真是万幸，要真是丢了生产队的饲料能说清吗？这小偷真是欺负到这老的小的头上来了。从那以后，为了避免麻烦，母亲就让生产队把饲料弄走了。

1960年7月，我父亲去世半年多后，爷爷病倒了。母亲日夜守护精心照料了七八天，爷爷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母亲为什么能真心实意地孝敬爷爷？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先有明智贤德的老人，后有孝敬达理的子孙。我的爷爷是我一生中最敬佩的人之一。爷爷去世时我仅12岁，至今已有48年，但他的音容笑貌还时时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他的高尚品德和超人的能力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

首先爷爷知识渊博，品行高尚，乐于助人，在附近一带有极高的威望。新中国成立前村上有些贫民常因缺吃没烧来找爷爷，因为他们知道爷爷的能力和威望，只要爷爷和大地主“东大院”打个招呼，他们就把粮柴送到贫民家。曾有好几家因穷困要下关东，都被我爷爷拦下了。大地主“南头殿”因一名学徒无故死在了水井里招来了官司，是爷爷上府下县帮他们打赢了官司，他们弃乡进城执意要给我家70亩地和两头牛，爷爷不要，他们又说：“要不给你们盖三间北房和三间东房。”爷爷照样不同意，最后，他们决定给爷爷留下2万块钱，爷爷当然绝不会收。爷爷的这些做法被人们传为佳话……这些都给自己的孩子树立起了一个学习的榜样，孩子们自然会敬佩老人。

其次是爷爷在处理家务事中表现了极高的思想境界、责任感和爱心，使人无法不心服口服。爷爷在当着30口人的大家时，尽职尽责，呵护着各屋的大人和孩子，直到让各屋挑拣一份的分家过程，和收养混不下去的四侄子等等，已经足以说明了这些。

我母亲是1932年结的婚。过年时，爷爷从不让媳妇们给他磕头拜年，认为那是折磨人的俗套，我们家不要这一套。类似这样的开明之举在我家到处可见，晚辈们以有这样的家长而骄傲。

我父亲是我爷爷的独子。但我母亲没有生一个男孩，只生了五个女孩，可爷爷没有表现出一点不高兴。我是老四，出生后过了几天，邻居的婶婶家生了一个男孩，恰好也是第四个男孩，于是接生的大娘就想了个主意，去和爷爷说：“三叔，你们家他婶子生了第四个丫头，你们缺小子；南边他婶子生了第四个小子，他们缺女孩，我给你们两家换一下吧，谁也不让知道，这就两全其美了。行不？”爷爷说：“你这是做什么，生多少丫头我不是没嫌过吗？再多的丫头我也喜欢不够，你真是多此一举。”说得接生大娘很尴尬。

我自出生身体就很弱，经常生病，有一次病了好几天，药吃得再也吃不下去了，母亲白天和夜里一直抱着我，眼见就没气了，母亲说：“这孩子不行了，把她放到桌子上吧。”因为当地有个说法，孩子不能死在大人怀里。爷爷听了说：“不行，我来抱着她。”母亲能让70来岁的爷爷抱吗，于是没有放下我。奇迹出现了，我又活过来了。爷爷的这份爱心是常人没有的。

我们有个不远的爷爷叫臣，他有三个儿子，其中有一个是个土匪头子，常去劫道绑票，弄了钱物来孝敬他老子。我们分了大家以后的那几年生活上比较困难。有一次，臣爷爷匆匆来到我家，进了外屋，没直接进爷爷的屋，而是到母亲的屋掀起门帘看了看，没看见母亲，就以为母亲不在屋，然后匆匆跑到爷爷屋说：“老三，如果你没钱了，就打小六（我父亲排行老六），一打钱就来了，准多了。”〔1〕爷爷当时说：“我这孩子没能耐，怎么打也出不来钱。”等臣走了，母亲问爷爷：“臣叔来做什么？”爷爷说：“他叫我没钱了就打小六，这不是挑唆人干坏事吗？多亏我是明白人，要碰上糊涂人得出来多少绑票的。”其实母亲已经听见了，母亲由衷地佩服爷爷。

执意教女　举步维艰

爷爷在去世前对母亲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定要供孩子们上学，她们都有点小材料。”母亲牢牢记住了爷爷的遗言，再加上她自幼对知识的渴求，所以，立志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们上学。

爷爷去世时是县人大委员，所以当时的李县长代表县领导来主持召开了爷爷的追悼会。会后他提议给我们家的孩子在县里安排工作。当时我大姐已经参加工作，我二姐已去黄骅参加开荒团并在黄骅上了卫校；我三姐正初中毕业，我和妹妹还小。如果母亲同意二姐和三姐不再上学，当时完全可以给他们安排工作，这样也能大大减轻母亲的负担。但是，母亲认为，能上学就不让安排工作。结果二姐继续上卫校。三姐初中毕业后，老师们考虑到我们家的情况，没让她上高中而建议她报考了沧州卫校。三姐很聪明，她的学习成绩很好，上高中考大学是她的理想，但命运使她不情愿地走进了卫校。

三姐第一次离开家门来到了陌生的学校，发现和她共同走进教室的有不少是年龄很大的成年人，而且上课时又经常接触人体、死尸什么的，三姐产生了退学重考高中的念头。她给学校的老师写信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母亲知道后很是犯难，退学重读要绕很大弯子，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于是母亲就找到学校的老师，求他们给三姐写信劝她不要退学。她另外还想找大队干部写信说服三姐，因为大队干部是父亲的同事，母亲信得过，三姐也会听他们的话。有一次，母亲接到三姐的来信后晚上就去找干部。由于天黑，母亲的眼又不好，心里又乱，母亲觉得怎么总也走不到，走着走着天发白了，前面有一人问她：“你这么早干什么去呀？”母亲说：“我去大队部，怎么老也走不到？”“哪村的大队部？”“窝北。”“咳！你走到戴刘庄了。”母亲真是急得迷失了方向，深一脚浅一脚竟走了一夜，走到了离我村六华里的戴刘庄。母亲欲哭无泪，又跌跌撞撞地回来。三姐知道了这一切，没再说退学，认真读了下来。后来她专攻眼科并很有成就。

当时村上的人们很看不惯我们姐妹上学，他们说：“一个寡妇带着几个闺女还让她们上学，真是糊涂。闺女大了找个婆家聘了就完了，现在叫她们下来挣点工分，拾点柴火打点草也卖钱呐，这样累死累活为什么？”人们像躲瘟疫一样躲着母亲，唯恐母亲向他们借钱。就连母亲唯一的弟弟也指责母亲不该让我们上学。

母亲这时候表现出非凡的坚强和固执。没钱了，她先是翻箱倒柜，寻找祖上留下来的可以变卖的东西。只要是能换钱的当时用不着的东西，母亲就拿到集市上去卖。母亲出身大家闺秀，是有身份人家的媳妇，哪里上街卖过东西？但母亲心里只想着孩子上学、上学、上学。二大娘看不惯了，说：“这个娘儿们真糟家，把什么都卖了。”和我们同村的母亲的表妹回娘家对母亲的舅母说：“俺表姐也不顾脸面了，为了让孩子们上学总上街上去卖东西，也不知她哪来的那么多古里古怪的东西。”其实母亲上街卖的也就是老人们留下来的母亲认为不错的衣服和布料，自己没舍得用的；再有就是一些老的瓷器如碗、碟、瓶、罐和一些小木家具如食盒、帽盒什么的。这些东西，如不是万不得已是不会卖的。

我家真的有一件传家之宝——玉猴骑马，是一只猴子扬着手骑在马上，手里拿着一绺摔子。猴子和马的身子是晶莹剔透略带蓝色的宝玉，猴子的眼睛到了夜间12点就转动并发出亮光。整个宝贝有不到两寸高。这件宝物是曾祖父在清朝为官时留下来的，曾祖父最喜欢他的三儿子我的爷爷，所以把宝物传给了他。爷爷一直保存着，父亲去世后，爷爷才说明了宝物的来历，把它交给了母亲。可是，在母亲要遵照爷爷的遗言，供孩子们上学走投无路的时候，母亲想到了那宝物。母亲一次又一次地拿出它，又一次一次地放下。她耳边反复响着爷爷的话“让孩子们上学”。她夜里看着闪闪发光的猴子的眼睛，终于下了狠心，卖掉它。在当地卖，没人识货，肯定卖不出大价钱。于是母亲找来了在外面工作的八叔，叫八叔拿到北京卖给了玉器行，八叔拿回了票据，当时卖了300多元钱。这个数字虽然不大，但那时一个普通职员一年的工资也不过如此。是这点钱让我们姐妹坚持了读书，是这点钱使我们一家人有了现在的生活。每当母亲给孙辈们讲这个故事时，总有人不无遗憾地说：“要是不卖，现在该多值钱啊。”母亲总意味深长地说：“不卖，怎么会有今天，怎么会有你们？现在你们哪一家的钱不比那宝物多呀？”确实，这是母亲最英明的决断，从这里可以看出母亲的远大目光和宽阔胸怀。

家里的东西是有限的，而我们一家人吃饭和我们上学花钱是无限的。没有了可变卖的东西，就只能去借钱。有些人怕我们借钱，总躲着母亲，母亲知道这都是些嫌贫爱富的人。其实借钱并不难，父亲生前交了不少朋友，他们经常主动来关照我们。西头的王顺义爷爷和东头的王玉琢爷爷就是其中叫我们无法忘记的人，母亲经常从他们两处交替着拿钱，有时候他们还主动把钱送到家里来。是他们帮我们度过了那难熬的岁月。

我的那位四伯父，从爷爷把他领到我们家，虽然让爷爷和父亲为给他还吃喝债、赌债着了不少急，但他算是我们家的一个主要劳动力。尤其是父亲去世后，更显出了他的重要。但也正是这时，在他的耳边吹风的人多起来。他们这样说：“你就是个牛，为这群孩子拉磨。将来闺女们都娶了，谁还管你？”“你这是狼叼来喂狗，何苦呢？”于是四大伯提出了和我们分家。母亲是个从来不想依赖别人的人，更听不得人们那些小看我们的话。既然他提出来了，就和他分家吧。分什么呢？他本来不是这个家的人，来时带的几亩地也都成集体的了。母亲就把东房分给他（只许住不许卖），把粮食按人头分开，就开始各自做饭。母亲是更加困难了。

1963年是自然灾害过后的大涝之年，刚刚好转一点的生活又罩上了新的阴影。这年我考上了县高中。我记得我们8月5日开学，几个同学打着雨伞淋了一路到学校报道，到学校后看到教室、宿舍到处漏水，雨还不停地下。8月8日洪水终于来了，县城平均水深4尺，肃宁成了重灾区。

我到县城上学，最重要的是吃饭问题。当时我的户口都在自己村上，户口到不了学校，就得自己带粮食到学校换饭票，或者自己带干粮到学校。我家离学校20多里地，带干粮是不可能的，只有带粮食，或用粮食在粮站换粮票带到学校，这样坚持了一年。偏偏1964年我妹妹又考上了肃宁中学初中，一个人还凑合，两个人可就不好凑合了。家里根本拿不出那么多粮食换粮票。母亲回忆那时说：“真是愁得我眼发蓝呵，我一个人晚上坐着想法子，想啊，想，想着想着，听见‘咕咕哏——’人家的鸡叫了，天明了。常这样一夜一夜地睡不着。”母亲终于想出了法子：卖房子！

我们家是一个大院，分里院、外院。里院有东屋和西屋，西屋是正房。外院西边是三间北房、碾磨棚和一个大猪圈，西南角是女厕所；东边是两间小北房（已拆），东南角是男厕所；东西两部分中间夹着大梢门。母亲决定卖掉外院的西部分。想法一公开，就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首先二大娘散布：“这个娘们真不想过了，糟得就剩下这点破房子了，还想卖。”然后就是在卖房的过程中百般刁难，在写卖房文书时，无中生有地说和邻居之间有伙项，企图阻止卖房。他们的目的很清楚：因为我们家没有男孩，将来女孩都出了嫁，他们还想拣点便宜。但母亲懂得党的政策，知道女人也有和男人一样的权利。就因为这男女平等的政策给母亲撑着腰，母亲一生热爱党。房子卖了270元钱，当时只买了90多斤高粱。可是这90多斤高粱换了粮票就够我们俩吃两个多月了。很快就有了政策，我们的户口迁到了学校，吃饭问题彻底解决了。三姐1963年卫校毕业有了收入，大姐、三姐从钱上给我们一些资助，使我们更得以安心学习。

母亲不仅千方百计从经济上给我们创造条件使我们能够读书，而且在其他各方面都一切为了我们的学习出发。在我们上学期间，母亲从不让我们做家务，都是我们主动要求干活时，才给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干。因为我们全是女孩，难免有些人劝母亲：“闺女家要学针线，学做饭，要不将来过不了日子。”母亲不信这一套，坚决不让我们在这些婆婆妈妈的事上费心思，让我们一心用在学习上。所以我们姐妹个个在班上学习名列前茅。其实，学习能搞好的人，那点家务完全可以无师自通，后来我们姐妹都称得上管家能手。

我们家离学校很近，和完小斜对门，完小的西侧是初中。母亲喜欢我们读书，也特别喜欢学生。那时学校的条件不好，学校供的水不够学生喝，所以学生下课后好多人都跑到我们家喝水。母亲从来不烦，还特意给学生们准备好喝水的碗。学校有什么活动，如搞卫生什么的，用什么工具，可以随时到我家来拿。只要我们有，母亲都愿意帮忙。几乎在完小上过学的人都认得我家和我母亲。

在我三姐上初中的时候，有部分离学校远的学生需要住校，但学校没有那么多宿舍，好多学生要到校外的老百姓家找房住。母亲主动把小北屋和东屋拿出来让学生住。这些人多少年后还记着当时热心帮助他们经常问寒问暖的老妈妈。

母亲不仅热爱学校和学生，而且对学校的一切都感兴趣。闲暇时，我们就给母亲讲学校的事情，她特别愿意听。我上高中时，几星期回家一次，在家里住一夜，几乎整夜跟母亲讲学校的事。我讲学校的老师们对我怎样，同学和我的关系如何，讲我们的学习，讲我们的劳动，我们的文娱生活，我们的宿舍，我们的操场，等等，她都细心听着，还不时给我当参谋。母亲的这些做法是对我们学习的一种精神支持。说话的主角是我们，她只是个被动的听者，她的听就是一种暗示，暗示在我们家只讲学习。假若我们回家后说话的主角是母亲，而且她只讲村上东家长西家短，谁家的闺女出嫁了，谁家娶了个好媳妇，谁家的闺女学会了做什么活之类的话，那我们还会安心学习吗？这种无声的精神支持力量是无穷的。到现在，母亲叫上名字来的我们的同学也不下几百个。

母亲费尽了心机让我们读书，也盼望着将来有个出头之日，盼着我们将来有点作为。谁知我和妹妹正读得上劲，而且成绩都很出色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来了。1966年我高中毕业。我们5月份就进行了毕业考试，填报完了高考志愿。由于我学习成绩突出，学校保送我上中国科技大学。“文化大革命”使这一切成了泡影。妹妹当时读初二，她是班上的学习委员，要继续读下去她会比我强。我们无法读书了。在学校我们造反、串联、斗批改、夺权，折腾够了，1968年9月，我们回家成了回乡知识青年。

妹妹才读完了初二，她需要继续读书，否则这点文化在农村也不够用啊。1970年，各乡中学开始招生，我们村的窝北中学也开始招高中。招生办法是大队贫下中农推荐，每个大队有具体指标，再分配给生产队指标。好几年没招生了，好几届的初中生合在一起，光我们生产队就有20几个，可只有2个上高中的指标，人家首先考虑贫下中农，我家是中农，当然轮不上。妹妹彻底失去了上高中的希望。

不能上学得寻找别的出路，正好这年华北油田招工，凭着我三姐的工作关系，妹妹成了华北油田的职工。走时母亲嘱咐她：“你的书没念完，得想法接着念啊！”妹妹确实聪明，去油田后先是当电工，后来她为了能有机会学习，要求调到了中学当初中语文教师。一个刚读完初二的人当初中教师，她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心血。后来她遵照母亲的嘱咐，拿了两个大专和一个大本文凭。母亲的愿望实现了！

我回乡时已经21岁，从1966年大学就停止招生，但我心里总盼着哪天恢复招生。1970年底终于有了大学开始招生的消息，但也是推荐上学。我一个普通百姓虽然算回乡知青中干得不错的，但自知无靠山又没有贿赂拉拢人的本事，对被推荐上学是无望的。由于种种原因我1971年春结了婚，然后是生孩子，过日子；没有了上学的念头。

1977年10月要恢复高考制度，而且允许我们这些30岁已经结婚的老三届参加高考。这一消息宛如晴天惊雷，使我高兴得夜不能寐，一下子回到了11年前。那颗早已泯灭的上大学的心又重新燃烧了起来。比我更高兴的是母亲，她的愿望又可以实现了，她又可以供我上学了。

我的孩子当时4岁，我们娘儿俩和我母亲一起生活，孩子的父亲在北京。母亲说：“在家你只管复习功课，其他的事我全包了。”我每天5点钟起床到大大娘的闲院子里去复习功课，母亲看着孩子做饭并收拾家务，星期天也是如此。一连两个多月，70岁的母亲为这已出嫁生子的30岁的女儿考学费尽了心，受够了累，人都瘦了一圈。

我们没白辛苦，12月高考，我以平均84分的好成绩名列全地区前十名。由于填报志愿的问题、我的年龄问题、第一年恢复高考录取不规范等问题，我被一个专科学校录取。学校虽然不理想，但毕竟圆了我的大学梦，更圆了母亲的“大学”梦。

我30岁去上大学，孩子还是离不开母亲。这时虽然在经济上可完全不依赖母亲，但比经济更重的负担是，一个70岁的老人要独自带一个4岁的顽童生活三年，简直无法想象会有多难。母亲带着孩子在老家待了半年，实在没法维持了，而且姐妹们也不放心，母亲就带着我儿子离开了老家，先后在我舅舅家、华北油田的妹妹家、沧州的姐姐家居住，给他们每家带来了说不尽的麻烦。

我的儿子从生下来就没离开过我母亲，直到我大学毕业孩子上学。儿子从小就接受姥姥的教育观念，所以很小就立志求学，从他上初中起，母亲又来到我家和他在一起，直到送他去北京大学和哈佛大学读书。

“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母亲以她崇高的信念承受了常人无法承受的困难和压力，付出了她全部的心血和力量，终于没有辜负我爷爷的嘱托，实现了她自己的愿望。她的五个女儿大小都成了才，都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女儿中有两个高级技术职称，两个中级技术职称，现在都健康退休。

扶贫济困　胸纳百川

母亲天性善良，看不得那些受苦受罪的人。只要她有一点能力帮助他们，她是决不吝啬的。

母亲刚嫁到我们家时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所以外面的事情也不了解，后来自己过日子了，才了解到原来外面有那么多穷人。每当她看到乞讨的妇人或孩子，她没有一次让他们空手而归，如果看到他们的衣衫破烂，还经常找些旧衣服鞋子给他们。母亲回忆说：“你大姐从小就会过日子，每次她看到我给人东西都去向你爷爷告状：‘我娘又给人东西了。’你爷爷就说：‘她有就给吧，你别管。’”

窝北镇不欺生，这是人所共知的，所以窝北外来人很多。新中国成立前有一家姓李的老人带着三个儿子从献县杜梨花来到窝北，因没有住处就住到了王家祠堂里。这家的老大外号“和尚”，是个盲人，没有结婚。老二叫李民，有老婆孩子；老三叫长青，也没结婚。他们来到窝北靠给人打工过活，“和尚”就给附近的人家挑水糊口。因祠堂（后来改为完小）和我家斜对门，母亲对他家的情况很清楚，常常给他们吃的和穿的，尤其是棉衣棉被和孩子的衣物及用品。“和尚”常给我们家挑水，因他是盲人，所以由他的侄女领着他挑水。他有一次给我家挑水来，母亲问他吃饱饭了没有，他说：“吃不饱啊，没那么多粮食。”从那以后，每次挑水来母亲都给他和他的侄女干粮夹咸菜，叫他们吃饱。他非常感激。

我们的邻居钟大伯，夫妻死得早，留下了四个孩子，最大的七八岁，最小的才几个月。开始他们由自己的亲戚收养，后来就自己过了。母亲也经常照顾他们，特别是秋收的时候，他们愿意帮母亲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如摘花生、掰棒子什么的，母亲就给他们做点好吃的，他们有时不愿走就在母亲那儿睡。他们的衣服鞋子母亲也给做，生活上的其他事也照顾着。后来这家的哥哥结婚，生孩子，直至母亲离开窝北一直照顾着他们。现在哥哥45岁的儿子来看望母亲时说：“我父亲临死前说：‘可不能忘了你六奶奶，她可没少帮咱们。’”母亲在做这些事时可没想什么回报，她只是愿意这样做。

还有个同族的二爷爷，老两口无儿无女。他们主要靠生产队照顾，到1976年左右他们不能自己做饭了，当时母亲已经70岁了，还带着我和我三姐的两个孩子，母亲每天把孩子们锁在家里，去给二爷做饭。生产队长看到这种情况后对母亲说：“你给老人做饭，队里给你记工分。”母亲说：“伺候老人我愿意，如果给记工分就找别人吧。”母亲就这样自觉地天天去照顾两个老人，达一年之久。有一次，有人说这家的奶奶死了，把母亲喊了去。结果仔细一看，老太太是把绳子系在了脖子上要自杀。人们把绳子解下来，发现老太太拉了一裤子屎，别人全躲得远远的，母亲给她脱下来，叫别人挑来水一遍一遍把屎裤子洗干净，晒干。

前面提到我那四大伯，在我父亲去世后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和我们分了家。其实我们也就困难了那几年，到1968年我和妹妹回乡后情况马上就好转了。因为我们和四大伯在一个院里住，就是我们困难时，我们做了好吃的也总给他吃，衣服总是母亲给他做。生活好转后我们就不分彼此地照顾他，和一家人没什么区别。直到1978年5月母亲也离开家后，每到麦收和秋收的时候母亲都回家帮他收拾管理家，直到母亲不能干活为止。后来我们姐妹都在城里安了家，每到冬天我们就接他到城里直到过完春节再回家，后来他年纪大了来城里不方便，母亲又让我们出钱送他去乡敬老院，直到他去世。在处理四大伯这个问题上，母亲显出了极高的风格和宽阔的胸怀，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接纳这么一个本不该自己接纳的人，操碎了心，着够了急。

我村的大地主之一，“二西院”的小姐王继温因和丈夫离婚，自己带着一个孩子在我们村过着流浪生活，母亲经常给他们吃和穿。有一次，母亲在地里干活看到有人在庄稼地里躲躲闪闪的。母亲问：“谁呀？”“是我，大妗子。”这时母亲才知道是王继温的儿子在地里找东西吃，原来他没穿着衣服。母亲说：“你快跟我回家，我给你找条裤子穿。”“大妗子，我这么大了，没穿衣服不好意思进村，来我给你干活，你去给我拿衣服吧。”母亲一看，他都十四五了，长得和大人差不多，确实不能光着屁股进村。于是母亲放下手里的活，回家找了条旧裤子给他拿来穿上，他很高兴，他可以进村，可以见人了。

我们村有一个老红军王汝户是个老光棍，他后来进了县光荣院。在他没进光荣院之前，他的生活也相当困难。不知他怎么和我母亲攀上了亲戚，他喊我母亲大姐，他是三天两头到我家来：“大姐，给我弄点吃的。”“大姐，给我缝缝衣服。”母亲对我们说：“不许烦王汝户，他是有功的人，又沾点亲戚，与咱毫不相干的人咱还管呢，管他更应该。”于是他生活上的困难母亲全包了。

母亲就是这样，看到别人有困难只要自己有能力就一定要帮。比如生产队里买煤或其他什么东西，总有人拿不出钱来，或差块儿八毛的，母亲总是乐意替他们交上。这些人肯定都是些老弱病残或孤儿寡母的。所以母亲离家几年后又回家时，有好几个人去还钱，这个块儿八毛那个三块两块，母亲执意不收或送给他们的孩子。

在母亲眼里，世界总是美好的，人们都是善良的。不管别人怎样对她，她都会拿出自己的全部热情全部真诚来对待别人。所以她得到了人们由衷的尊敬。

享尽天伦　安度晚年

我们姐妹五个相继离家进了城；随着我最后一个离开家，母亲也在1978年5月离开了自己生活了70多年的故土，开始了近30年的城市生活。

在我安好家之后，母亲首先来到我家，因为她离不开她带了八年的外孙。在我家，母亲执意和外孙住一间卧室，目的就是能时刻不离开外孙，孩子做作业她在旁边看着，等孩子一闲下来祖孙俩便滔滔不绝地拉家常，从母亲的家族讲到我们的家族，从母亲小时候开始讲到现在她所经过的事情，讲的爱讲，听的爱听。有时候儿子读书叫姥姥听，她老人家虽然听不太懂，但这能满足她的求知欲和她对自己出身于书香门第的自豪感。这祖孙俩真是心有灵犀，虽然两个人的文化程度差距很大，但是，对知识和学问的崇拜把两个人联在了一起，多年来他们俩总有说不完的话。儿子长大后，每当他把自己的著作拿回家放到姥姥手里时，姥姥比得到个金元宝还高兴，她虽然不会读，但她爱不释手，摸了又摸，翻了又翻，有时候半夜睡不着了起来抱着书摸来摸去，心里充满幸福。

母亲的五个女儿和外孙人人都孝顺有加。母亲是很有规矩的，她规定：你们五家，我愿在哪一家就在哪一家，我不说走谁也别来接，我要想到谁家去，谁就来接我，只许接不许送。所以，大家都要看母亲的意思行事，大家对她言听计从，毫无怨言。母亲最喜欢和孩子们拉家常，就是到了接近百岁的时候仍然思路敏捷，她谈话的内容多和孩子们的学习工作生活有关，总是鼓励人们好好学习和工作，要成就事业，活出尊严。母亲的话从来没有腐朽味道，更不是婆婆妈妈的唠唠叨叨。每当这时候，母亲说上多少话也不会感觉累，得知孩子们个个如意，她会感到无限满足和幸福。

母亲不管在谁家都住在最舒适的房间。在这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母亲吃的应有尽有，有时候我们转遍商场也不知道买什么合适，山珍海味、中西糕点、南北水果，她老人家随时享用。但是，母亲是个非常节俭和疼爱孩子的人，每次孩子们给她买了东西来，她都劝说不要为她多花钱，尽管孩子们非常愿意这样做。我前面已经说过，母亲是个非常喜欢添置新衣服的人，所以，每到换季时我们都会给母亲买时兴的服装，母亲的衣服面料从清朝末期的夏布、宫绸、毛哔叽到现在的南韩丝、真丝皱、羊绒应有尽有。一包袱一包袱的装了好几箱子，闲暇时她就拿出来一遍一遍地欣赏，这也是她的一大乐趣。

母亲总是忘不掉自己生活了多半生的老家，所以，过两年我们就带母亲回老家看看，虽然老家已经没有了自己的房子和亲人，但是，母亲帮助过的人和老朋友很多，他们会热情接待母亲一行人。在回家的过程中，母亲还会继续帮助一些人。这使母亲得到无限的安慰，她和一些同龄人比较，觉得非常知足。她说：“和我一般大的人，多数都死了，活着的谁都不如我过得舒心。”母亲在75岁时游了一次北京，迈着那三寸金莲参观了故宫、天安门和颐和园，当时由于她的年龄和小脚，招来好多回头客，还有不少外国人和她打招呼。母亲后来逢人就讲这段经历。由于母亲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后来没有再到外面旅游，这是我们的最大遗憾，后来各家的生活条件都非常好了，如果母亲的身体允许，我们会带着母亲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所以，我要告诉世人，孝顺是不能等的，在老人健康时积极行孝吧，否则，后悔莫及。

母亲活得非常明白，对于金钱看得很轻，所以，当初变卖了家产后，她就把钱给我们姐妹分了，自己没留下什么。到城里来后，每年我们姐妹都主动给母亲一些钱，孩子们也给姥姥一些钱，但老人家从不自己买东西，于是她给人们规定了数，谁都不许多给。每年她收到几千块钱，到年底就都处理掉。这些钱她主要用来奖赏孩子们，曾外孙们每次考试后她都会根据成绩的好坏给予不同的奖励，算着把钱奖励完为止。

母亲的性格开朗，说话风趣，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候离不开笑声。母亲是幸福的，她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比我的同龄姐妹们谁都生活得痛快，我没有儿子，比有儿子的享福多了。”

2005年6月23日母亲突然左侧肢体不能动弹，且说话不灵有口水，经医生诊断为脑血栓。她在病榻上顽强地坚持了485天，于2006年10月21日离开了我们。

母亲养育我们付出了无人可比的艰辛，我们姐妹和我们的孩子个个孝顺，轮流守在她的身边。在母亲病重说胡话时我们照样依顺，我们没有一人烦过，我们做到了女儿该做的一切。唯一的遗憾是母亲最疼爱的外孙，因妻子生产在姥姥辞世时没守在身边。

母亲，一个伟大的母亲，她给后辈们留下了永远享用不完的精神财富。

2003年4月动笔，2007年2月完稿

注　释

*在陪我做田野研究期间，母亲顺便回了老家，开始写这篇回忆文章。后来断断续续，一直写了几年。当本书的中文稿与母亲的回忆录同时完稿时，姥姥已辞世3个月了。将此文附于书后，既为纪念我的姥姥，更希望为本书思考的“过日子”问题提供一个更积极的参照。——吴飞按

〔1〕意思是：你打了孩子，孩子没办法，就去当土匪，抢钱来孝敬你。——吴飞按

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

丛书主编　杨念群

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

杨念群　著

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

王　笛　著　李德英　谢继华　邓　丽　译

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吴 飞　著

“自杀时代”的来临？——20世纪初中国知识群体的激烈行为和价值选择

海　青　著

民族自觉的思想史——以“中华民族”观念为中心的研究

黄兴涛　著

以革命的名义——近世中国社会变迁的生态系统分析

夏明方　著

近代知识的回归线——20世纪初教科书里的中国表述

孙　江　黄东兰　著

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

梁其姿　著

策划编辑　谭徐锋

责任编辑　崔晓丽

吕鹏军

封面设计　蔡立国

版式设计　赵星华

据我所知，这是全球范围内迄今为止关于自杀问题最认真的田野研究，也是涂尔干以来最优秀的自杀研究。其结论挑战了，但也补充了精神医学的观点。同时，它也对中国农村文化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吴飞并没有否认自杀可能，而且有很多确实和精神疾病相关，但他说服读者，中国农村的年轻妇女和老人们的自杀，经常是家庭中的委屈导致的，自杀成了他们追求正义的方式。他的发现将会引发争论，而且我相信，这会带来世界社会科学对自杀研究兴趣的复苏，以及对中国文化新的、更深刻的理解。这是一本很重要的著作！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凯博文（Arthur Klein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