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活过／南方人物周刊编．—北京：新星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133-1539-5

Ⅰ．①活…　Ⅱ．①南…　Ⅲ．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6898号

活过

南方人物周刊　编

策　　划：陈　卓

责任编辑：周　凯

责任印制：韦　舰

装帧设计：@broussaille私制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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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9

字　　数：212千字

版　　次：2014年7月第一版　2014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1539-5

定　　价：39.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序　有灵魂、有温度的人生

万静波_《南方人物周刊》常务副主编

《南方人物周刊》三个知名专栏“逝者”、“异人”与“梦中情人”要出精选集，借此机会，我想说几句相关的话。

先说“逝者”。

这应该算是《南方人物周刊》最知名的栏目吧，年头最长，投稿者也最多。最早的雏形版叫“怀念”，那时还未创刊，杂志主编、创始人徐列就谈到要办一个纪念亡者的栏目，而且放在最后一页，取其“有始有终”之意，没想到这一办就是整整十年。

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宗教传统，又深受儒家思想“未知生、焉知死”观念浸润的国家里，如何面对死亡、正视死亡，殊非容易。

早些年，我曾有机会背着行囊在美国大地壮游。飞机火车大巴，一路穿州过府，最爱看的地方有三类：教堂、大学和墓地。大学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头脑，教堂决定了国民的精神气质，墓地则直接体现出对生命的态度。中国文字中有所谓“墓门已拱”、“墓草春深”，形容墓地之荒凉寂寥，这样的场景在美国大致是看不见的。美国的墓地，没有高大的墓碑，不讲八宝山式的级别，也没什么规格，就是一片面积大致相当、高高低低或竖或躺的石条，不壮观，有的也许就是比脚踝高几寸，勉强说起来，也可以叫墓碑吧。石头除了写上死者名字、生卒年月外，一般还会有一两句话：“Tom和Mary的爱子”、“我永远爱你”、“这里躺着一个追求自由的灵魂”、“他曾为国效力”等，以寄托生者的哀思与怀念。

这是在基督教熏陶下美国人平等观念的最直白体现：不管你生前是贵是贱，在死亡面前，一律平等。区别和差异，只在墓碑上的那几句评价，那是价值观和私人情感的凝练呈现。这种差异，就叫文化。《纽约时报》著名版面“讣闻”，由受过新闻职业训练的记者，查访资料，采访死者亲友，以克制之笔，简练描述亡者一生。好的讣闻，甚至有传诵万口的动人力量。

《南方人物周刊》设立“逝者”栏目，其用心也在于此。我们希望来稿不要总是“为尊者讳”，也别总是“歌德派”，不管是一生得意的帝王将相，还是平凡至极的贩夫走卒，不管生前有没享受过尊严和自由（在中国，这是多么奢侈的待遇啊），至少在这个小小栏目里，版面的大小、字数的多少，是完全平等的。我们也不想文章总是写“恩情难忘”，更希望看到逝去的这个人过了怎样的一生，开心还是倒霉，怎样得到快乐，又怎样面对厄运。总之，希望看到一个有灵魂、有温度、真实地活过一场的独特人生。

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不管怎样，作为历时最久的栏目，投稿者可谓最为稳定，普通人居多，也有名家，文章质量也保持着一贯的水准，算是初步实现了目的。

再说“异人”。

某种程度上，这个栏目的设置，是受到老外刺激的结果。

“异人”迄今已向读者介绍了数百个精彩纷呈、敢想敢为的异国人物：徒手攀爬世界超高建筑的“蜘蛛侠”，怀揣未遂的从军梦想、把坐骑改造成军用坦克的军事爱好者，用火柴头拼搭泰姬陵的创意手工者——这些活得汪洋恣肆、我行我素、让人羡慕的家伙，其实都是些普通外国人。

这当然不是说大多数普通中国人就不懂生活乐趣，不会挑战庸常人生。不过，对比满大街随着《最炫民族风》起舞的广场大妈、只会“上车睡觉、下车撒尿、停车拍照”的跟团游客、毕业不久便背上沉重房贷省吃俭用咬牙还月供的年轻人，那些有趣有料、有独立人格意志的中国人之少，确实是令人难堪的现实。中国人的游戏精神不强，寻找乐趣的本能很弱，往深里说，在一个长期奉行集体主义、迄今仍在提倡中庸之道的社会环境里，要想培养出独立人格和万水千山我独行的独特气质，难啊！

四十多年前，安东尼奥尼等极少数外国人被允许来到中国旅行访问，他后来评论中国说，“这是一个蓝色蚂蚁的海洋”。意谓中国人亿人一面，全穿蓝色工作服。四十年后，蓝色工作服是脱掉了，在服装色彩和样式上已和国际接轨，但我们心里的蓝色中山装，那五个纽扣还牢牢扣着。

希望以后会有中国异人、越来越多的中国异人，走进这个栏目。

最后是“梦中情人”。

这个栏目是编辑部年轻人的自由创造，随着这个栏目的诞生，我很高兴地见证了年轻一代记者编辑的成长。

在我的成长年代里，哪里会有“梦中情人”一说。美人哪个年代都有，王心刚、陈思思、李秀明、张瑜，算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早期的男女偶像吧（如果那时有偶像这个词的话），但性感和性，却想都不敢想。1979年出品的电影《甜蜜的事业》里，李秀明有一段著名的戏——爱慕她的男主人公和她追跑，春情萌动。这场戏被处理成一组略带夸张的慢镜头，因其中的暧昧情爱色彩，还激起了热烈讨论。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切与身体、欲望有关的情爱想象，都不能公开言说，也许连“梦中”都不能存在吧。

从这个角度说，“梦中情人”能成为一个被正大光明公开叙述的脱敏词语，确实彰显出时代的进步。在80后甚至90后作者笔下，他们的“梦中情人”对我来说有些是那么陌生（几乎未曾听闻的电视剧和演员），有些是那么不可思议（有个女作者的梦中情人居然是一部日本漫画的男配角）。对此，我和我的60后、70后同事，总是报以轻松一笑。我们这一代在石头缝里和盐碱地上踉跄至今的媒体人，乐见其成。

落笔的此刻，《南方人物周刊》正筹备庆祝它的十岁生日。创刊那会儿，我儿子还没出生，现在，他已是足球场上的追风少年。这是天翻地覆大时代下的十年，中国的十年，也是读者和周刊同人的十年。有时忍不住会想，在这样一个春风沉醉和暴风骤雨混杂的时代之夜，还有没有人愿意读书，还有没有人在读到微妙处时，会陷入沉思，或展颜一笑？且不去管它吧。劳动者自会从挥汗耕作中得到乐趣，那些心有灵犀的读者，也自会感觉到一丝温暖与默契。

2014年6月3日深夜

目录

总序　有灵魂、有温度的人生

序一　逝者如斯，向死而生_杨锦麟

序二　他们活过，他们活着_张冠生

序三　夭折的和成熟的_余世存

尘烟

记录我们自己的大江大海

父亲公今度

父亲李文化的宽容与“空”

落选的“林妃”

“觉悟不高”的父亲

春晖难忘

父亲梅汝璘

最后的父爱

我的“贼”二爷

命运的股子

父亲的一生

以德为镜

冷灶热灶都要烧一把

远去的皮影

勤业

回忆陈忠诚先生

纯粹学者朱维铮

阳光灿烂的日子

一世功名任春风

我的丈夫杜如昱

“报人书记”林若

泽成老兄

师者风范千古存

近代史学界塌了一个角

在学术中快乐旅行的任东来

达观

103岁的老小孩李育中

千万里我追寻着夏光

清明时节忆父亲

偶然遇见高凌风

怀念岳父

我的好朋友熊顿

死生

最不值的安娜

痛失俊义

沉默如蚁

死亡之痛

最后一次见面

杨叔的解脱

他停止了挣扎

世上再无外婆家

赡养的难题

生命的巡回演出

我要在梦里跟爸爸谈谈

一切成空

太姥姥

天上的星辰

深情

父爱如山

最后一笔存款

怪人父亲

妈妈是个家庭妇女

姥姥的旧时光

最后一件棉袄

爷爷的鼾声

爷爷，我们天上见

生当无谋

小资奶奶的秘密

姥娘姚锡珍的幸福生活

真正的眷恋

让我们来生相伴长久

无常

她这一辈子

笑吟吟的三娘

九叔的退休金

天师的命

改变命运的选择

天德叔

驼背星哥的沉沦

好婆走了

父亲同志和酒

父亲的信念

他比那个时代走得更早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离去

邓老师的诗意

我们是怎样失去爱的

跋　很多消息经过我们

序一　逝者如斯，向死而生

杨锦麟

自《南方人物周刊》问世至今，“逝者”栏目已持续了整整十年，新星出版社要结集成册，编辑陈卓邀我写序，我在应承之时，脑海里登时浮现出“逝者如斯，向死而生”这八个字。

逝者如斯夫，是孔夫子的原创；向死而生，则是一个严肃的哲学命题，不同阅历的人，对其的体悟和解读，是截然不同的。以“逝者”为栏目名称，或是受到孔夫子灵感的激活，而处于不确定年代的当下，向死而生则是一个一般人未必能达致的大境界。

“逝者”栏目曾经的打理者，是施雨华。我和他素昧平生，但“逝者”这个栏目，我是每期必看的，我缅怀先父的文章，也曾在此栏目上刊载过，毋须讳言，我因此对“逝者”栏目多了一份好感。但更多的好感，却来自于这些文章里普通人对生命中已经消逝的人的追忆，以及对这份追忆的某种理解和尊重。

据施雨华说，“逝者”这个栏目从《南方人物周刊》创刊之初就有，且几乎每期都有。每期从数十份来稿中选出一篇——所以不能不对未发表者感到抱歉。投稿邮箱有一段自动回复：“如果我们没有选择发表您的稿件，并不意味着您的文章不好。某种意义上讲，怀念逝者的文章没有优劣之分。”

提到“逝者”，我不免会想起《纽约时报》的讣闻版。我们知道，讣闻文化在西方盛行已久，许多著名大报都开设有讣闻版，比如《纽约时报》就将讣闻版放在最为重要的A叠。有介绍文章说，《纽约时报》讣闻版常备有3位记者提前撰写社会各界名人的讣告，另外还有3～4位记者负责日常讣闻的报道。他们选择人物的标准是这样的：社会或某一领域的杰出者，或对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产生特殊影响的人物。据说，数量可观的专职讣闻记者以及讣闻作家们会定期坐在一起召开杰出讣闻作者国际大会，共同预测下一年哪些大人物会“挂掉”，就像媒体盘点年度大事件一样。

与《纽约时报》讣闻版相比较，“逝者”更让我们有“接地气”的亲近感。大人物们“挂掉”的新闻，多半与“逝者”无关，“逝者”更着眼于对普通人的追忆、追思、缅怀和其他点点滴滴。与西方的讣闻文化及中国传统意义的讣告习俗相比，“逝者”多了一份人情味。入选的文章，不仅是对不同逝者的追忆，更是我们解读大历史的跌宕起伏、峰回路转、千姿百态的不可多得的鲜活素材，甚至是正史与野史殊为难得的史料补充。我几乎读遍了“逝者”的每一篇文章，深深觉得，它所具有的具象图解效果，不亚于一部部历史纪录片，每位“逝者”都是立体、丰满而令人难忘的。

我为这个国家拥有这样的“逝者”感到庆幸，这样的“逝者”是独一无二的。因为独一无二，新星出版社独具慧眼，深知“逝者”的人性光彩，故精选其中部分佳作结集成册，与广大读者分享，这是善举功德。更为难得的是，选入此书的　“逝者”都是普通人，他们的“逝”和大人物的“挂掉”完全两码事。逝者如斯夫，向死得永生。

逝者有短长，而纪念逝者的文章却无优劣之分。这也是“逝者”结集出版的价值所系。

是为序。

甲午年春夏之交

序二　他们活过，他们活着

张冠生

一

在我们中国，“活过”的含义太丰富了。

从鸦片战争迄今，百多年里几代人，经历着中国历史上最剧烈的变化。从农耕、乡土、传统、封闭、守旧的社会一下子活到了工商、都市、现代、开放、趋新的状态。

祖辈还拿着锄头，面朝黄土背朝天，孙辈生下来已是互联网时代，面朝屏幕背朝人。

社会变动太剧烈，代价就大。方死方生之际，会有“失范”的时候。“失范”了，社会人心就会“失序”。过惯了正常日子的平民百姓，会有“坏人容易，好人不容易”的体验。这种时候，“活过”更是滋味无穷。

“活都不怕，还怕死吗？”是幽默，也是控诉。这本书里的人和事，就是证明。

百般不易，同归而殊途。有时以泪洗面，有时以血作偿，有时以命相争。

二

本书中的一幕，看一眼就忘不了。本来活得好好的，没有任何过失，政治运动说来就来，把人逼到跳楼，结果寻死未得，满脸鲜血、拖着散骨再往家里爬——还能想象比这更悲惨的事情么？

不能想象，事实却摊在眼前——五十住户的小院，一时间非正常死亡者二十三人。

当时，这种事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家庭。

三

从这种年月活过来的人，该有多少伤心事？这类事记录下来，该是怎样一部伤心史？

真到读史的时候，却很难看见这些人和事。胡适曾借为其族叔胡寄凡著《上海小志》一书作序发感慨：“‘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这两句话真是中国史学的大仇敌。”

以往，官方修史，专写朝代兴亡、君主立废、党争内幕……而不睬平民历史。“汗牛充栋的省府县志都不能供给我们一些真正可信的文化史料。”由此，胡适主张“识其小”，从《史记》读见“奴婢与牛马同栏”，他觉得比楚汉战争重要得多。女人的鞋子“关系无数人民的生活状态，关系整个时代的文明性质”，是“刮刮叫的大事”。

《活过》叙说寻死未得的教授夫人爬向家门的情景时，用了“顺着楼道”四字；描述红卫兵批斗教授，是“用铅丝拴了窨井盖”挂于脖子，致铅丝嵌进颈椎……类似细节，关系一个时代的野蛮性质。

一本悼亡文集，一部当代平民社会史。

四

美国作家海伦·凯勒在失明失聪状态中学习词汇，学到“灵魂”。

老师告诉她，灵魂看不见。她说：“我把灵魂所想的东西写下来，写出来的东西就是它的身体。”

耳聪目明之人很难说出这话，却可受到启发。《活过》的文字朴实，家常，记录平民生活，诉说亲友哀思。于是，活过的人在“写出来的东西”中灵魂不灭，与我们同在。

他们活过，他们活着。礼失而求诸野，我们还有地方去找。

2014年5月19日于博雅西园

序三　夭折的和成熟的

余世存

有幸读到这本当代人悼亡的文集。众所周知，中国人是回避谈论死亡问题的。孔子有言，未知生，焉知死。更为严重的是，虽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生在养生送死上给了国人巨大的安慰，但近代以来的中国，遭遇了革命世纪、唯物思潮和历史决定论的影响，死亡一改农耕文明中的至高信仰，成为集体仪式，被当作工具，死者也要为活人服务，死者不能与生者争地……无论是堵枪眼、顶炸药包、以革命人的名义实行枪决，还是自绝于人民；无论是抑郁症死，还是十连跳死；无论是70码死，还是飞机失联死……都与恐怖分子的“人肉炸弹”异曲同工，说明死亡在现代国人心中的异化。

我曾经盛赞野夫先生的文字在汉语散文史上跟鲁迅一样执着地、集中地叙说死亡。本书众多无名作者的伤逝悼亡文字，也是集中地、执着地谈论死亡，每一个亡者都有名字，每一个灵魂都有名字，他们坎坷或顺遂的一生，他们幸福或悲惨的一生，在作者笔下都化入了永恒。这本书让我相信，尽管死亡不为当今时代社会所关切，但在亲友心中，在众多国人心中，它仍是一个有待解答有待印证的问题，仍是情感、精神和灵性的源泉。我也从中印证了对野夫文字的感觉：“在中国生活的边缘，我们中国人民不仅有着羔羊般温驯的气度，而且绝不缺乏纪念碑一样矗立的高贵品性。”

父亲、母亲、姥姥、爷爷、堂伯、二爷、四哥、教授、老师、朋友……这些中国人的亲属在回忆中获得了存在的价值，他们组成了我们中国人的死亡纪念馆，形象化了当代中国的历史，有着个体人生不可代替的经验，更含有精神寻求突围的消息。例如《远去的皮影》一文末尾所言：“弥留之际，回首往事，四哥有气无力地对我说，咱们生自农家，平民百姓，遵从家教谨小慎微，一生逆来顺受。但纵观自己一生，就像儿时的皮影，纵有千姿百态、千变万化，却都在操控之中，从工作到生活，从社会到家庭，总是有只似有形若无形的手牵制操纵，就像孙悟空始终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难道这就是宿命？”

这本书让我想起自己对死亡的一些思考，这才想到自己青春意气时写过不少关于死亡的诗。如《早熟的悲哀》：“我是一个老人/这世界却太年轻/那么多孩子似的/向我问这问那/我有话却无法诉说//我的感受是另外一种/是那古比的西米尔/千年前善作预言的女人/当孩子们问她/西米尔，你要什么/她说，我要死。如《死神》：我不怕你/你不在的时候/我看见那依靠黄昏的墙角/嘲弄你和你兄弟的孤老婆子/傍近生命闲谈她长长的故事/没有人注意到她/她辛苦一生，满面皱纹/在旅途的终点静静地感味/太阳隐退，夜幕降临/她沐浴着自己的光辉//我不怕你/在你那里/她只是结一次账而已/她把肉体还给肉体/她把灵魂还给灵魂……”当然，后来我也写过不少悼亡文字，这是我们人生必修的功课。

比较古今中外的死亡观，我们发现：古代人尤其原始人的死亡观是一种对死亡的反抗和否定，相信灵魂不死；现代人则把死亡看作必然，看作解脱，看作威慑和恐惧。但我们相信：死亡仍会随着文明的演进而将其作为本质的秘密还给越来越多的精神个体，宿命会在越来越多的人那里成为一种规范自由，人们能够从死亡的存在本身获得人生圆满的动力，获得创造的灵感。就像怀念逝者的文字是传统中国极为珍贵的遗产一样，本书作者证实了现代中国人的怀念文字，是被污染的汉语世界中少有的财富。在这样的文字里，我们的精神在社会面前获得了完善，或者说，胜利，一如生者对逝者的祈祷：愿他们穿过荒凉的大地，在上帝的怀里得到安宁。“仁厚的地母啊，愿你永安她的灵魂！”人生的卑微、苦难和紧张，在生与死的观照里获得了解答与回报。

可以说，本书作者自觉不自觉的悼亡，既反映了大时代中的个体命运，安顿了自己和亲友，又无意中透露了死亡本身的消息。人们可以从中了解并印证养生送死的庄严，可以理解人生惊心动魄的瞬间和人生如蚁的典范。正如死者们感叹的：“人如草木，春生秋老，风过无痕。”人们还可以从中了解不同职业、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人生状态，甚至窥见作者的内心世界。如张鸣先生悼高华教授一文所说，近代史学界从此塌了一个角；或黄宁先生叹息的，“没有了姥姥，我的故乡坍塌了”。

中国人对死亡的评断本身是二元的，一为喜丧、善终，一为包括天折、哀事、暴病、大病等在内的不幸，这是顺生哲学的反映。这一评判在当代仍有意义。书中有不少喜丧，但更多的是不幸的灵魂，他们在病痛中死去，他们上吊死去，他们在困顿中死去……向死而生，以中西方相通的这一形而上学思考来回顾人生，我们当知，善终有一种成熟的心智、健康的自由意志，而天折、横死或暴死则是命运对生者身心的某种评价。中国人对身心污染、变异或病态的人有着最大的诅咒和评判——不得好死，不得其死。老子对生和死的思考是：“盖闻善摄生者，路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本书中的一些篇什，也有对老子思考的印证。如公今度教授吹箫，无意中吹起了儿时听过的“大出丧”，箫音未断，就传来父亲去世的噩耗。如杨芸的爷爷预言自己活不过9月。如布衣的大舅对自己命运的把握：他反剪双手，形象地比拟，“在牢里，有一人长年这样手铐脚镣。别人都说莫开锁，不然他马上没命”。

这种对死亡的感应、触及乃是人生自觉的大成就之一，它使人生赋有不可代替的诗意，使死亡真正如归。这种视死如归的成就源于对人生的庄敬和完善，一如歌德所言，所有成熟的事物都想死。这种死亡才是无惧的，才是文明个体领受到的。“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这种死亡才是重大的，才是文明个体顶礼的；“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这种死亡才是自然的，才是文明个体赞美的。“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可以说，活着时直面死亡是一种有益的人生经验，所有“活过”的灵魂都是我们生者的背景，他们在天上、在地狱里看着我们，死亡同样在加持着我们。年轻时曾为“留他如梦，送他如客”敷演出下面的句子：“因为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遭遇/我们常常忘记了生命的存在/像在梦中忘记了是在梦中/我们保留住生命不过保留着一个梦境/不由我们操纵，不用我们指引//放弃那些应该放弃的/虽然我们还恋念着光阴/像春日里送走水一样的客人/我们送走生命不过送走了一位客人/有一点儿惆怅，有一点儿欢欣……”

我读本书，拉杂想到这些问题，写在这里，跟读者分享。是为序。

2014年5月18

尘烟

斜阳满地莫凭栏，往代繁华都已矣，只剩江山

记录我们自己的大江大海

杨锦麟_香港

2012年8月中旬，我正在外地出差，突然接到弟弟电话，告知父亲病危。连忙告假，次日赶早班机返回了厦门。

父亲看到我归来，对我努力说出以下这一段话：

“请你一定要找到王毅林，告诉他，我这辈子无法在党旗下宣誓，是终生的遗憾！”

“终生的遗憾……”病危的父亲不断喃喃自语，我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此时此刻，我才明白，父亲这辈子备受屈辱、备受煎熬、备受政治上的各种打击，却为什么能坚定不移地活下来。

父亲杨逸生，1922年生于辽宁锦西南票偏脸子屯，八岁随我的曾祖母、祖母一起，由我爷爷带着南下，到厦门与早已在此谋生的曾祖父相聚，自此杨家就在南方落地生根。

父亲先于厦门古城西路故宫小学（即今天老市公安局对面庙宇）就学，小学毕业后考入集美中学农科初中。抗战期间集美中学内迁大田，父亲因家里经济拮据，无法提供学费，不得已中途辍学。他的学历不高，但天资聪明，能写会算，在那时也是个小知识分子，人生后来的故事多半与此有关。

父亲与祖父均属两代单丁，抗战期间双丁抽一，父亲因此报考南京宪兵学校。行军途经湖南衡阳时，同伴开小差溜走，长官迁怒于父亲，当众毒打之。父亲因天气酷热加羞恼，遂病倒，被弃兵站破庙而不顾，奄奄一息之际央求路人摘树上青涩橘子解渴，就是这些青涩橘子救了他一条命。等大病初愈返回驻地时，驻地已被日本轰炸机夷为平地，侥幸避过一场劫难！

父亲因病被遣散，顺原路折返福建，行至韶关，盘缠已尽，闻知时任韶关警备司令吴仲禧为闽籍人士，遂投奔其门下任勤务兵。吴仲禧，老同盟会员，中共秘密党员，其子女均在周恩来南方局工作，吴亦是后来在台湾被捕殉身的吴石中将的单线联系人。父亲浑然不知此情，但仍记得当年吴仲禧司令办公室案头多有马列和其他进步书籍，吴也常要求他们几个勤务兵阅读进步书刊。后因祖母病重，加上思乡思亲情切，父亲遂告假返回，从厦门避祸日寇，几经周折，逃难至福建晋江石狮新华街的家中。

与家人团聚后，父亲经祖父关系介绍入当地乡公所任职。其时发生宗族械斗，乡公所某些人失手杀人，犯了命案，当事人编造借口，诓骗父亲与另一同事入狱顶罪，父亲因此备尝牢狱之苦，被判七年徒刑。

法院宣判之前，曾祖父去探监，偷递给父亲一串万能钥匙。次日父亲被押上庭宣判，返回监狱途中要求上厕所，设法打开手铐和难友分头逃遁。他说真是命大，那一串钥匙中的第一把就轻易打开了手铐的锁，他在逃走之前，还痛殴了押送他们的法警一顿。

当时泉州全城戒严，四处城门紧闭，大举搜查。父亲全然不识城里道路，却也是幸运之神眷顾，跑到第二条小巷子时，发现一所小学校，他的初中同学杨世南刚巧在那里任教。父亲找到杨世南，杨慷慨相助，让他藏匿于其宿舍，过几天再摸黑翻墙出城，与在城外接应的祖父会合。祖父将父亲送到石狮新华街附近著名中医李氏家中躲避，待等风声渐小，才将父亲转移到外地。

父亲属国字辈，原名杨国昌，又名杨大德，因泉州逃狱成功，获得第二次生命，为纪念那次难得的经历，遂改名杨逸生。这名字有两层意思：一是因冤案入狱，后脱逃而逸生；二是大难不死，希望能安安逸逸地生活下去。但事实证明逸生的愿望只是一厢情愿，他还会有很多曲折经历。

抗战期间，祖父举家内迁，先是在石狮担任防空哨长（时无雷这，需在沿海山区满布防空观察哨以监视敌机），后因父亲逃狱而设法调往安溪，待事态逐渐平复，托人安排父亲前往连江防空哨谋职，直至光复后复员。据说，父亲曾在连江与当年押送其上庭的狱警迎面遭遇，他故意显示自己腰间佩枪，令对方惊惧不已。

1942年—1943年间，父亲参加了闽中地下党交通站的工作，后来那个交通站被敌人破获，有人叛变，有人脱队，但父亲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动摇。光复之后，防空哨撤除，祖父和父亲被遣散，遂举家返回厦门。父亲失业在家，曾到台湾谋职但无功而返。

1946年间，父亲和黄刚在厦门接上关系，“黄刚”真名王毅林，时任福建城工部厦门市委书记。其后两年，父亲在他的指导下，为党做了很多工作。1948年夏天，他们约在厦门海滨公园临海的石凳上见面，黄告诉父亲，之前嘱他撰写的个人简历，组织上已经审查，通过了他加入党组织的申请，就等适当时机安排一次入党仪式。

但是不久之后，由于福建省地下党组织内部出现了诸多“异常”现象，福建城工部遭到重大挫败，各地城工部被迫暂时停止活动，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福建城工部事件”。在福州市烈士陵园，如今矗立着一座烈士纪念碑，长眠于此的一百多名烈士，并非死于敌人之手，而是死于党内的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政治残杀。

然而并不知情的父亲从与王毅林见面那天起，就一直在等待着入党仪式的到来，王却自此不知所踪。这一等，就是大起大落的一辈子，等成了一段无法释怀的宿命。

王毅林以及他的一些战友是那场屠杀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他们侥幸地与死神擦肩而过。

“福建城工部事件”惊动了刚刚进入北京城的中共高层，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福建城工部的历史问题和大部分冤假错案才陆续得到平反、纠正和落实政策，但也仍有相当部分的城工部成员和外围群众，迄今尚未落实政策。

被要求打入敌人内部的党员群众，由于历史问题的错综复杂，或由于各个历史阶段证人的死亡，落实政策的线索中断，很多人仍被视为政治上的另类——父亲就是其中一员。

1948年，厦门全城开始对地下党和进步群众展开逮捕行动，家里人担心父亲受到殃及，让他去香港待一段时间。等到1949年10月厦门解放，他立即乘船返回，以为可以找到“黄刚”，继续为新中国做一点事，哪知命运再次结结实实地跟他开了个玩笑，这玩笑一开就是60年。

解放前夕，父亲在没有任何告知的情况下，“被加入”一反动组织，职务是“反共救国军石码纵队”下属某组织指导员。冒充父亲名义的人是父亲儿时的玩伴，叫曾天送，当时是古城西路一带的流氓混混，他虚报参加名额倒没有太多政治意识，只是想多领取一点薪饷。

事发之后追究，父亲百口莫辩，因此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将近30年，到1972年才摘帽。历史问题不仅成了他个人政治上的阴影，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几个孩子的成长。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在成长过程中遭遇到的各种屈辱，虽然都已成为往事，烟消云散，但终究在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痛。

父亲生前和我的直接对话不多。2010年11月11日，我回家探望他，父子间有过一场难得的剖心交谈。

谈话中，父亲的关键词有二：一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一是自己问心无愧。我也早已为人夫、为人父，肩上扛着男人养家糊口的责任，此时此刻以同理心去体验和理解父亲过去数十年的心路历程，才深深明白了有苦说不出的委屈、有冤无处诉的憋屈，对那段岁月之荒唐才有切肤之痛。

父亲对他的“历史问题”给我们几个孩子带来的影响，再三表示歉疚，我几度勉力抑制住自己的泪水，微笑着大声对他说，都过去了。

的确，一切灾难困厄都已经过去了。我们承受过的诸多苦难，也都渐次过去了。龙应台的大江大海并没有记录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那年，父亲90岁。

父亲的一生，总和一些我们所以为的“际遇”擦肩而过。如当年他是厦门著名的抗日救亡剧团的主要演员，厦门沦陷之前，曾参与战地救护伤员，是最后一批撤离厦门到鼓浪屿避难的童子军大队长。他当时接获通知，要求随抗日儿童救亡剧团南撤桂林，但祖父母和母亲舍不得让他远离家人，强行将他留了下来。抗日救亡剧团是中共南方分局外围组织，如随团南下，他的命运轨迹可能会有所改变。他也曾提及，当年的伙伴，在解放之后几乎都是厅局级干部。如当年他选择继续留在中共秘密党员、韶关警备司令吴仲禧身边，命运安排又是另外一回事。如当年与“黄刚”的单线联系不因“福建城工部事件”被迫中止，仍持续按黄的要求行事，命运又是另外一回事！

大时代，大浪淘沙，迎面而来却失之交臂的故事很多，父亲数度与可能改变他人生的际遇擦肩而过，也是命运的另一种安排。

读懂一个人，就能读懂一段历史。然而对于父亲，以及他们那整整一代人的挣扎、努力、抗争，个人命运受制于大时代局限的无奈，我们作为子女晚辈，其实未必能了解或理解透彻。

父亲于20世纪50年代先后参与坂头桥、江东桥、龙岩大桥、厦门海堤大桥沉箱及所有钢筋的施工建设。坂头桥、龙岩大桥的题字均出自我祖父之手。东山战役前夕，唯一通往东山前线的大桥就是江东桥，但桥遭到破坏，必须抢修，施工队总工程师鞠总率众日以继夜。父亲当时是施工队负责钢筋施工的技术骨干，他生前曾多次说，当年他捆绑钢筋的技术实在是不错。

抢修江东桥期间，正是东山战役最关键的战备阶段，但此时天公连降暴雨，江水陡然暴涨，从苏联引进的打桩船失控，陷入江中漩涡，不断地冲撞桥墩。桥墩若被撞断，东山军事补给线将陷入瘫痪，后果无法预测。父亲自告奋勇，只身跳到桥墩与打桩船之间，试图阻止灾难性事故发生。

晚年的父亲忆及当时浸泡于冰冷江水的18个小时，觉得自己能活下来真是奇迹。他说，最后几乎无法再坚持下去了，桥上的同事用绳索吊下一瓶高粱酒让他喝酒取暖，却不料在猛灌几口高粱酒之后，忽然一脚踩虚，被旋涡卷入江水，完全失去知觉。醒来时，发现已被冲到五十多米之外，被拖上岸几经抢救后捡回一命，而当时，我还在母亲肚子里尚未出世。

父亲因参与建设坂头桥获“一等功”，因抢修江东桥获福建省政府颁发“特等功臣”荣誉，奖金人民币30万元，按购买力等值换算，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30元。

20世纪50年代为建设新中国的尽心竭力，只是使父亲落下了永久腰伤，并没给他带来更多的个人荣誉、社会地位的升迁，或安逸的晚景。如果他不幸死于江东桥，或可成英雄永垂史册，但他命大免于一死，则依然备尝磨难，历次政治运动均无法幸免。只是和那些早已冤死的英魂相比，父亲能够九旬善终，大幸矣。他曾告诉我，他这一生就是“太老实”，老实人总是吃亏，但一辈子问心无愧！

父亲自嘲在“文革”期间成了“老运动员”，好在命大，终于活到拨乱反正的年代。他生前一直希望自己的“历史问题”能有个结论，有个说法，年事越高，这个心愿越发强烈。我知道很难，而且熟悉和知道他的当事人几乎都已经离世，尚且健在的只有他念念不忘的“黄刚”，但“黄刚”也垂垂老矣。

我在凤凰卫视任职期间，拍摄过一集《走读大中华》，专门采访了厦门城工部的几位老人，当然也访问了“黄刚”，也就是王毅林。

自从厦门海滨公园一别，父亲始终试图寻找他。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有关部门协助下，父亲通过一位关键人物——任职于厦门统战部的林华，辗转找到了王毅林。林华曾是厦门城工部市委核心成员，当年负责宣传工作，也是福州那场屠杀事件的幸存者之一。

那次会面，父亲希望王毅林出面为自己证明政治清白，王却似有隐衷，终究无所作为。

多少年后，我才知道，因受福建城工部事件影响，多数城工部地下党成员受到不公正待遇和影响，王毅林也是其中之一。一个在档案中被注明“控制使用”的人，一个十年动乱期间被造反派打断一条腿的人，自身尚且难保，如何出面证明父亲的清白呢？

访谈中，我特地问王毅林伯伯，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说：“你父亲是一位进步的革命青年，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他完全符合党员的要求，无法如愿落实政策，是极左路线的影响和表现。”

这期节目定名为《血染的忠诚》，播出时，老眼昏花的父亲贴着电视荧屏反复看了几遍，老泪纵横，难以自已。尽管他的“历史问题”最终没能获得官方结论，但表妹说：咱自己给舅舅平反了！

父亲出殡的前一天，为了履行对他的承诺，我专程拜访了王毅林伯伯。我告诉他父亲去世的消息，王静默良久，长叹了一口气。

他说，真的不敢回忆那一段历史，实在是极为残酷，每每想起都会掉泪。“在处理落实你父亲的历史问题上，我的工作是有些缺陷的。”

我别无他求，只是想告诉王毅林伯伯，当年他发现、培养，并且单线联系的杨大德，不是一个坏人，临终前这段话语，足以说明一切。

当然，我不敢告诉他的是，父亲在说完这段话之后的几天中，病情不断加重。每次抢救过来时，或我去探望他时，他的眼睛总在寻找什么，总有一种期待。我告诉父亲，王毅林伯伯大病初愈，不好去打扰他，父亲眼睛里闪烁着一丝失望。我心里明白，时过境迁六十多年，要满足一个老人临终前的愿望，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2012年8月26日中午12点，我们于厦门殡仪馆举行家庭追思会，父亲的亲朋好友、儿孙晚辈、原单位领导同事及各界友好，一起缅怀，为他送行。

在追思会上，我们播放了他临终前道出的遗愿，以及2010年11月11日，我为他录制的那段有关人生经验教训总结、对子女交代的视频。他的领导和同事都是第一次知道他过去的经历，这位受人尊敬的九十多岁的“老杨”，人生故事居然如此跌宕起伏。

父亲的灵柩四周摆放着亲朋好友致祭的花圈。其中一个花圈是王毅林伯伯送来的，上面写道：

杨大德同志永垂不朽！
老战友：王毅林

“杨大德同志”，这个久违的称谓，父亲等了六十多年，却竟是在去世之后才到来。父亲若是听到，会不会含笑九泉呢？

行文至此，我忽然想起了一句古诗：

一将功成万骨枯。

这是另一个版本的大江大海。

父亲公今度

徐競_上海

对父亲的深刻记忆集中在“文革”十年，之前他每天忙至半夜回家，之后才刚“解放”就病了。

1966年6月的一天，中饭后，父亲讪讪地抹桌收筷理碗，然后告诉我们，他被打倒了。那年我十岁，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后来，党委副书记在宿舍里服安眠药死了；谈大教授的夫人上吊自杀了；邻居马教授的夫人跳楼未死，满脸鲜血地顺着楼道爬回来，靠在隔壁的门上……小小的院子里住着50户人家，非正常死亡23人。

学校里，批父亲笔名“公今度”的大字报几十米长，家里一次次被抄，五个书架的书只剩下领袖著作和《鲁迅全集》。镜面上、墙壁上，打倒父亲的标语墨汁淋漓。

一天晚上，父和母嘀嘀咕咕了一夜，第二天就把我们兄妹四人转移去了外婆、祖父家。复旦党委策划了那场“8月斗鬼风”，第一批被斗的就有父亲。某天下班后，母亲在宿舍门口遇到了苏步青副校长，他告诫母亲，父亲肯定逃不掉，　“望早做准备”。那场“斗鬼风”，父亲被浇墨汁、“坐飞机”、挂铁牌，细细的铅丝嵌在颈椎里，为以后的瘫痪埋下了祸根。父亲至死不知道那沉重的牌子为何物，多次与母亲提起。直到二十多年后，他的追悼会上，一个当年的学生才说出真相——是窨井盖，母亲听后痛彻心扉。

躲过“斗鬼风”，我从外婆家回来，顺着3路电车的轨道拐进国福路，远处黑篱围绕、绿树掩映的第九宿舍，一片静寂。进入楼门，大字报铺天盖地。父亲的颈椎坏了，必须以手支颏，方能正面看人，手一松，头便落下去。那一年，父亲37岁。

父亲彻底闲下来了，造反派混战一气，连劳动改造也无人再管。那时候，父亲会在夜雨淅沥或是北风呼号的夜晚给我们读鲁迅。昏黄的灯光下，父亲用带着苏白口音的普通话把《朝花夕拾》娓娓读来：“哥儿，三哼经给你买来了”、“仁厚的地母啊，愿你永安她的灵魂”……然而那种温馨总是立刻就被粗暴打破，很多次，每当我们沉浸在文学的世界，门上就传来凶恶的撞击，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人来抄家寻衅。

1969年春节，父亲说去学校小卖部买些糖，笑嘻嘻地出门去了，不多久回来，糖没买，脸黑了。那年开始“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父亲被隔离，挨打，还吐了血。1947年，18岁的父亲加入共产党，19岁考入大学，因为肺结核回昆山菉葭浜外婆家休养。那年春天，上海学生运动遭破坏，有人被捕牺牲，揭发者说父亲是叛徒，于是他被无休止地逼供审查。

因为父亲吐血，造反派允许他回家。家里厕所间的水管上突然多出了一个铅丝圈。有一天夜里，我醒来，看到父亲披了件旧棉袄，坐在床头：“我熬不下去了，熬不下去了。”那时，母亲去了五七干校，专案组逼着父亲交代，父亲走投无路，频繁吐血，想到了死。

父亲硬是把1948年上半年自己的行踪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回忆出来，提供证人，请求专案组去翻查已被抄去的全部日记，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专案组长再去青海监狱提审揭发者，揭发者是国民党特务，咬了全国一百多人，每天提审他的人排起了长队，终于引起狱方警觉，破了这起污蔑案。苦难过了，父亲笑称自己记忆力超群。苦涩中还不忘扬扬得意，他天生就是这么风趣幽默。

父亲多才多艺，文章、演讲出了名，号称复旦才子。在家闲得无聊，就把钟表拆了装、装了拆，还学篆刻、学烹饪、学拍照，每天变着花样地烧菜煮面。他喜欢音乐，会吹箫，“文革”结束后，集了一抽屉外国古典音乐磁带。

1971年夏，一个傍晚，父亲在阳台上吹箫，不知怎么，吹起了儿时听过的“大出丧”。箫音未断，楼下就叫了“电话”。那是噩耗，祖父在里弄劳改，突发急病去世了。祖父兢兢业业教了一辈子书，我看过他留下的古书，眉批的蝇头小楷真是漂亮。

父亲散文写得极好，清新活泼，宛转有趣，可惜他不大写。我后来读归有光、朱自清，总会没来由地想到父亲、想到祖父，也许他们这些苏南才子气质上有相近之处吧。

父亲才情纵横，然几百篇杂文，凡有歌颂、批评、议论、畅想、宣传，都与时政有关，现在读来，政治色彩太浓，人文关怀单薄，已不太有味。这是当时的环境使然，亦是他个人性格使然。

随着年龄增长、阅历加深，我越来越理解父亲，理解他们那一代人，理解他们生长的时代背景和信仰的形成，理解他们的理想追求，以及内心的冲突、矛盾、挣扎和无奈。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父亲开始病重，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竟再也无缘与他深谈。

父亲李文化的宽容与“空”

李妮_北京

从来没有过的感觉，时间如此漫长。父亲李文化离开30天了，每个日日夜夜就像胶片，一格一格，细节在无限放大，意识快速飞转，真实越来越无法抗拒。

记忆定格在那一年，中国政局在风口浪尖上，父亲这样谨小慎微的老实人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党叫干啥就干啥”的思想指挥着他的人生道路，他接受了导演电影《反击》的任务，由此厄运接踵而来，检查、批判、白眼、冷落、背叛、虚伪……人生百态，无奇不有。

1978年春天，因为导演了“大毒草”《反击》，父亲被说成是“四人帮的爪牙”，几乎每天都要到电影厂接受审查、批斗、检讨。家里气氛十分紧张，母亲每天都提心吊胆，担心父亲会被隔离（我当时理解就是关监狱），也因此，父亲如果能在家休息一天，对我们全家而言，就是最大的幸福。

恰好是那么一天，我放学回家，刚走进《中国画报》的家属区，就看到许多人从四面八方涌向不远处的家属楼。我抬眼看去，楼内浓烟滚滚、火光冲天，人们站在楼下指指点点。

“你们家着火了！还不快点！”

一个声音突然在我身后响起。我的心突然剧烈跳动，冒着浓烟的窗户似乎也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不假思索突然加速，疯了似的奔向浓烟滚滚的家，顾不得旁人的劝阻冲上二楼。熊熊大火已将家里烧得焦黑，父亲站在大火旁，向里边一盆一盆地浇水，可火势却越来越猛。记不起是谁了，将我和姐姐拉下了楼。最终，大火被父亲和邻居们扑灭了，这时，四辆灭火车缓缓驶来……

这场大火烧光了家里的全部东西。那晚，全家蜷缩在烧焦了的硬板床上，窗户上的玻璃已被大火烧化，冷风从四面八方袭来，说不出地凄惨。

“这一把火，把你家的霉运全都烧走了！肯定会时来运转的！”——有时候迷信也是一种慰藉。

粉碎“四人帮”之后那段日子，我和姐姐每天早晨五点钟起来，趁人们还在熟睡，将一张张批判父亲的大小字报撕得粉碎，处理得无影无踪。就这样，撕了贴，贴了撕……

昨天还和父亲以老师相称并给家里送食物的“叔叔”，今天摇身一变，在数百人面前站起来批斗父亲；有些人在公开场合批判父亲，之后又趁人不备到家里向父亲解释；还有好多好多的叔叔阿姨，脸上挂着和过去不一样的笑，他们轻描淡写瞥来的那一眼……那段日子，我们见识了无数这样令人寒心的场面。

“世界为什么会这样？”

“事实可以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

“撒谎！投机！翻脸不认人！这些居然被认可？！”

“长大我们一定要报复这些人！”

我们兄妹抱着这样的心态，度过了不堪回首的日日夜夜……

后来，父亲原谅了这些人。我们一天天长大，慢慢理解了父亲的宽容。要善良地对待这些人，理解时代给他们带来的无奈，忘记仇恨，重新开始。

再后来，胡耀邦总书记的批示，似春风吹绿了荒芜的草原，温暖在我们悲伤已久的家中荡漾，那一天过得好快好快。

父亲心中那座冰山融化了，带着心中那份感激和无以言表的真诚，父亲接受了影片《泪痕》的导演任务，一曲《心中的玫瑰》唱出了他压抑在内心的无限苦闷和孤独。他呼唤着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呼唤着清官好官，期盼着正义的回归。他因这部电影获得了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的殊荣。

此后，他拒绝了许多“政治大片”的邀请，将无限热情投向当时并不让人看得起的质朴的武侠电影。父亲在这一时期的创作，平静如水、自由舒畅、天马行空，进入了中国武术的精神境界——“空”。

他已不需要荣誉，不需要奖赏，不需要成为关注的焦点，不需要为时代和主义“奋斗终生”。他只想平静地生活，娱乐大众、娱乐社会、娱乐生活。看似普通的追求，却有着博大精深的哲学内涵和道德信仰。一名新中国电影艺术家，从辉煌灿烂到选择平静安宁，这也许就是生命的轮回。

落选的“林妃”

吴萌_深圳

几年前买了一本林立果“妃子”张宁写的自传，书中说到，当时选妃到最后，只剩下她和一个西安姓冉的女孩。我这才确信，那个女孩就是我的童年挚友燕燕。

燕燕老家在河南，家里有兄弟姐妹五个，三个女孩，两个男孩。她的父母长相一般，可家里的两个男孩都伟岸英俊，燕燕更是如花似玉。

我们都是西北国棉三厂的子弟，住在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人设计的小区里，每12栋楼围成一个方形的大院子。我和燕燕家都住在和平村一楼。这栋两层的楼里一共13户人家，楼的南面一排是卧室，北面一排是各家的厨房和公用厕所。这种建筑像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家庭，所有家庭的生活都在别人的注视之下。

燕燕家七口人，只有父亲一人工作，母亲在家里操持家务，生活非常困难。我妹妹上幼儿园之前就寄养在她家里，所以和她家的关系很近。

燕燕皮肤非常白皙，白得看上去不太正常，连额头上的血管都依稀可见。一双标准的杏仁眼，眉长入鬓，鼻子挺拔秀气，嘴巴特别小，笑起来嘴角往上翘。高中的时候，她大概有一米六七那么高，身材修长，有点溜肩。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根清爽爽顺溜溜的水葱。那是一种古典的、带着淡淡忧郁的美。

燕燕两个姐姐脾气都很刚烈，她的脾气却随和隐忍，很爱面子，从不大喊大叫。那时候的父母们因为工作忙、经济紧张和家务繁重，打骂孩子是家常便饭。燕燕的母亲要给一家七口人做三顿饭，还要做鞋、衣服和帮别人做点杂事，非常劳累。她的其他兄弟姐妹经常会挨打，她却极少挨打。她总是那么体贴母亲，主动地为妈妈做这做那，也很少跟父母顶嘴。

跟燕燕一样大的女孩有四五个，我整天像个跟屁虫似的跟在她们后面。她们谈论的一切对我都那么有吸引力。也许是出于嫉妒，同龄的几个女孩经常会找碴孤立她。一次，她们神秘地把我叫到一边，压低声音说燕燕是流氓，有人偷看了她的日记，上面记着某年某月某日来了月经。很长时间里一帮女孩见了燕燕就挤眉弄眼，故意大声咳嗽，不跟她玩。

燕燕很孤单地一个人走路上学。我很同情她，晚上悄悄地到她家里陪她说话。她哽咽着跟我解释，晶莹的泪珠在又黑又长的睫毛上一粒粒地落下。每次看到“梨花带雨”这个词，眼前就浮现出她当时的模样，人美真的是连哭都是美的。

那时，女孩子时兴用钩针做各种装饰物，盖在被子和家具上面。寒冷的冬日，我经常和她一起坐在床上，小声地聊天钩花。她小嘴儿紧紧地抿着，憋出两颊的小酒窝，眉头微蹙，大眼睛忽闪忽闪地一边看着手中的活儿，一边不时地瞟我一眼。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忘记自己手中的活儿，失神地、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最令我难忘的是有一次她带我去参加她的朋友聚会。那两个女孩和她一样美丽，高高的个子，梳着长辫子，身材苗条，很有气质。她们在一起聊怎样梳头、怎样拒绝男孩的约会。我跟她们一起到街上逛，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注视着我们，尽管她们都穿着男式军衣，依然遮不住青春的美丽和朝气。

林立果选妃的时候，燕燕失踪了两个星期。回来后我问她，她说是去考文工团，表情很神秘，估计是当时有关部门严格要求她保密。不久，人们就传说她参加了选妃。

她没有被选上，下乡去了关中的农村。20世纪70年代初，她被招工到秦始皇兵马俑附近的一个缝纫机厂。有个上海知青拼命地追她，她嫁给了他，生了个女儿。后来，丈夫带她回了上海，她与公婆相处和睦，大家都非常喜欢她。我一直没有机会见到她丈夫，不知这个男人从哪里修来的福气，娶了我们这个美人儿。

大概是1975年的一天，她家里传出了她母亲号啕大哭的声音，我万分惊恐地得知，她死了。原来她从小就患有贫血病，生孩子以后就更加严重，这次她病情发作，工厂离县医院很远，就在送往医院的路上死去了。她丈夫哭得死去活来。

至此，我相信红颜薄命。

有时想，如果她被选上“妃子”，命运会是怎样？至少不会因为贫血这样的病而失去生命。但以她温柔、恬淡的性格，哪里能经受得住政治的翻云覆雨？还是这样的人生最好，她曾经有过爱她的丈夫、挚爱的孩子和一个正常人应该体验的东西。

我珍藏着她的相片，女儿问她是谁？我说这张照片可以算作文物，记载着一段特殊的历史。照片上，她浅浅地笑着，我没有语言可以形容她的美。

“觉悟不高”的父亲

刘继_深圳

父亲辞世33年了。随着自己步入老年行列，对他的思念之情更甚，总想写些文字纪念他。他去世时，组织部门照例确认了一份悼词，在我看来，虚多实少，意义不大。记忆中倒有几件事情，能反映出他的性情。

父亲是陕西延川县人，地道的山沟人。1934年参加陕北红军，1955年授衔上校，1961年晋升大校。当年参加红军的陕北农民数万人，能干到父亲这个级别的是少数。

他年少时读了几年书，还在陕北最有名的榆林师范读过几个月。凭此学历，足以回乡教书谋生，在当时，教书先生算是有些社会地位，衣食无忧。他为什么投奔红军？我从来没问过，他也从没谈过。抛开安稳的生活去干缺吃少穿的红军，他迈出这一步，可能就是因为不满现状。

1940年前后，父亲是军委总供给部粮秣处下属的科长，军委组织部长找他谈话，让他去中央机关幼儿园当园长。幼儿园是延安当时的“贵族”班，里面都是大首长的孩子，干好了自然会得到上级的赏识，但要求自己的孩子不能进幼儿园。父亲拒绝了：“我给别人看孩子，自己的孩子却没人管（当时我的大姐、二姐已出生）。”看来父亲的觉悟没有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党员那样高，给党做工作时还不忘自己的利益。

“文革”时父亲已经离职休养，唯一的大事是每周以党小组为单位政治学习。在讨论“毛选”中有关农村合作化的文章时，父亲兴之所至，说：“合作化已经过去，这些文章现在的意义不大。”真不知他怎么想的，在那样的形势下，竟敢讲出如此胆大包天的话来。

干休所里“左”老头儿不少，抓住不放，连同他参加红军前的一些“历史问题”一并上报。省军区把父亲送进隔离审查的学习班，打算从严惩处，所幸兰州军区高维嵩副政委主持公道（父亲并不认识他），才了结此事。

1969年，林彪搞“一号命令”时，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局长权卫华（四川女红军）一家从北京疏散到临潼干休所。她得知父亲在西安，专程来看望，对父亲很是尊敬，“政委”不绝于口。我感到奇怪，父亲是从“部长”岗位离休的，“政委”二字从何而来？父亲告诉我，新中国成立之初，权是他所在单位的政治处主任，父亲是政委，部队定职级时几个副职干部有意压权的级别，而父亲作为正职干部主持了公道。

“文革”结束前那几年，家里聊天的话题不外两个：政治、陕北老家。

谈起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运动，合作化、“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父亲直摇头。20世纪50年代初，农村老家没有饿肚子的（当然谈不上吃好），后来越来越差，结论自然不用说了。他还是大批彭德怀同情者中的一个。

1955年改薪金制后，父亲月薪近三百元，那时候当属高薪。可除此以外再没有丝毫进项，我们也绝少见到他的部下提着礼物进门。

家里孩子多，母亲虽是穷人出身却不善理财持家，还要接济亲戚。父亲不碰烟酒，基本没有个人消费，也是“月光族”。家中没有分文存款，有时还要去管理科借钱。

1965年的一天，他把我们召集在一起，用少有的正式语气讲，党决定部队系统干部减工资，他的月薪减了五十多块，以后家里的支出要更加节约。懵懂的我们当然不信，后来才明白，这是真的。直到家里的孩子都工作了，父母手头才略宽裕起来，可又开始为儿子们娶媳妇做准备，生活仍然过得节俭。

他觉得家里厕所手纸的耗量过大，三番五次教我们怎样节约用纸，我们哈哈大笑，不当回事。那场景，如今历历在目，心中五味杂陈。

父亲对老家的感情很深，多次讲起一辈子勤俭持家的奶奶，讲起他的哥哥姐姐。我们提议回去看看，他却摇头，称回一次老家花钱太多，怕是要几千元，负担不起。

我那时还不懂人情世故，奇怪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父亲说，自己是在外做官的人，回去的消息传出，亲友必登门看望，给随行的孩子们一二十块是必须的，如此算下来，数目自然少不了。想到这些，回老家的念头只能压下，直至离世。

春晖难忘

梅长钊_武汉

四岁的男孩，从梦中惊醒，发现母亲不在身旁，大声哭闹起来，众人把他带到一个灯光明亮的大房间门口，他看见里面安静地坐着许多大人，他的母亲站在讲台上。男孩便是60年前的我，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母亲在给成人扫盲。

1954年冬，家里把刚读小学一年级的我和四哥送到南昌交由祖父母抚养。第二年寒假，母亲把我接回武汉，那天天还没亮，天气严寒，祖父雇来一辆板车，我和母亲坐在其上。那时九江开来的火车只到昌北牛行，板车行驶在赣江公路大桥上，凛冽的江风刮得像刀子一样，母亲用衣被把我捂得严严实实，紧紧搂着我，再没有一丝寒风吹到我的身上。在九江只买到到汉口的小火轮船票，船行途中，江上起了大风浪，至今我还记得紧紧抱着我的母亲那惊慌焦虑的面庞。

又是一个冬夜，外面北风怒号，屋里温暖明亮，母亲带我早早上了床，我们双双靠在床背上，母亲笑着教我：“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一句一解释，一读一跟读，小学四年级的我，在那晚把白居易的这首诗记在了心上。

还是冬天，最使我难过的是母亲的手，由于冷水洗菜洗衣，她的双手冻开了许多裂口，又由于取煤生炉，这些裂口变成许多黑线，深的地方可以看到红红的肉，母亲总是用剪成条的橡皮胶布把它们粘上。

1960年开始大饥荒，农村里饿死了人，城里有人在街上抢包子。一天，母亲听隔壁赵妈说五通口可以捡麦子，她俩一起乘船去捡了好几天的麦子。每天傍晚，流着汗水、晒得红黑的母亲归来，再给我们做饭。晚饭后，她把小白布袋里的麦穗倒到灯光下的方桌上，除去麦芒等杂物，我和四哥兴奋地用砚盘碾出一颗颗黄黄的麦米。多年后我每次去天心洲过五通口，总会想当年母亲在什么地方拾麦穗？

1968年底知青下乡。我到生产队打开行李，发现里面有一大包桂圆肉，不知母亲是什么时候放上的，她是在尽最大努力给我储备营养。有段时间没给家里写信，母亲来信责备我，说她很久没有接到我的信感到心慌。这封信我至今珍藏，有了自己的孩子后，我才体会到母亲当年的心情。

1970年年初，我挑着一担糯米和油回家过年，晚上船到汉口时下起大雪，未进家门我就感到温暖舒畅，明亮的灯光下母亲用毛巾帮我拍打身上的雪花，父亲笑着对她说：“真是风雪夜归人啦。”那次我从乡下带回来的麦芽糖粘下了母亲的一颗坏牙，“不用上医院拔牙了”，母亲笑着对我讲。

母亲由于过度辛劳与受寒患上哮喘，年年加重。1971年10月，她病情严重，被四哥送进协和医院，后由我从荆门赶回来照料（父亲当时下放在黄梅五七干校）。我白天照看母亲，晚上回家睡觉。有一天母亲对我说：“你今晚不回去，就在床脚陪我睡一晚好不好？”我当时看她病况不是很严重，又想在这里挤着没家里好，没照做。后来每次想起总是悔痛万分：我没满足母亲离世前唯一的愿望。

1972年1月，母亲再次入院。当时招工风声很紧，母亲躺在病床上喘着气对我说：“你不用管我了，这里有医生、护士，你快去跑招工的事情去吧。”再后几天，她总从被子里伸出双手，在空中比画什么，身为外科医生的大哥告诉我，这在医学上叫“捉空理线”，是意识不清的表现。15日早上8时，母亲平静地睡着，神态安详。大哥俯身仔细观察了一下，转过头轻声对我讲：“母亲去世了。”

母亲享年60岁，那年我25岁。母亲经历过抚养七个子女的艰辛，经历过抗战八年的颠沛流离。母亲毕业于中华大学，一直很想参加工作，但一生未能如愿，心中的苦闷连尚属孩童的我也能看出。1949年以后，各种政治运动愈演愈烈，母亲身边的亲人一个个陷入深渊：被打成“右派”、批斗、抄家，甚至死亡。我可怜、善良、慈爱的母亲死在国家遭受最大灾难、家庭最为困难的时期，没听到一个好消息，没看见一线希望。

母亲死后，家中空无一人。20天后，戴着黑纱的我被武汉一师招回了武汉。家人从外地赶了回来，给母亲送葬。殡仪馆的火化炉前，父亲一人站着，对送进炉膛里的母亲九十度鞠躬。十年以后，父亲也离开了我们，剩下的一小半家庭完全消亡。三个月后，我的儿子呱呱坠地。

三个月前的一个晚上，我忽然想起该给母亲打个电话，可又不知道她的手机号码。我又想，父亲应知道，我先打电话去问他一下吧。

我突然醒来，原来是大梦一场。

父亲梅汝璘

梅长钊_武汉

父亲193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政治经济系。曾任国立二中（四川合川）历史教员，保山农民银行主任。1950年由昆明回到武汉后，在二中、二十八中教语文。他喜爱文学，尤其是古文、唐诗宋词、各种笔记小说，小时候常见他彻夜读书，有时候还用一种悠扬跌宕的腔调吟哦。

父亲健谈幽默，喜交朋友。举凡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家族逸闻趣事，父亲总有说不完的故事。不论老妪或小孩，或是来访的教授、工程师，或是乘火车时的邻座人，父亲都能有许多话题，谈笑风生。他喜欢大自然，每年春天到东湖看桃花，夏秋常约好友杨宁生去蛇山抱冰堂，冬天不好出行，却总有老友丁举贵先生过往，携来几枝腊梅花。“文革”前家中有一台电唱机，他爱听《春江花月夜》、《良宵》、《红娘》、《女起解》等名家唱段。他还爱饮酒，尤其喜欢汾酒和竹叶青。

父亲教育子女严格，我有次与四哥“拿”了书摊几本小人书，父亲知道后，当即牵着我们去归还，要我们认错。他并未花许多时间督促我们做功课，却常讲祖父小时因夏日蚊子多，躲进蚊帐读书；大伯刻苦用功，终成留美博士，最后当上远东国际法庭法官审判日本战犯的故事，以此激励我们自觉努力。

父亲身为知识分子，却很少有知识分子的架子。1958年，母亲在邮局工作，有项任务是卖报纸，有天到了晚上仍有许多《长江日报》未卖出，很焦虑。父亲安慰母亲，拉着我接过报纸到街上叫卖，我还不好意思，父亲却沿街叫卖疾走，大大方方，没有一点不自在。第二天早上他又带我去候船室卖剩余报纸，有两位旅客一下买去所有报纸。那一刻我们轻松愉快回家的情景，恍如昨日。

父亲不是共产党员，却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他给我们讲，“右派分子”中的许多人并没有什么大错，只不过说了一点儿真话。他讲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还是打了日本人的，讲八百壮士，讲台儿庄大捷。他讲了亩产万斤“粮食卫星”的可笑，讲乡下人打破家中铁锅去“大办食堂”“大办钢铁”，尔后讲到农村饿死了人。讲到了中苏交恶，讲到了美国家家有汽车，美国人民并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父亲的这些话，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以当时的标准看，这些道明真相的话却是不折不扣的“右派言论”。对父亲所说的这些话，我当时还不相信，认为父亲思想落后，但因为这些话，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不会将口水吐到在学校中拉板车的瘦小的老“右派”脸上。

许多人都很奇怪，不少拥护共产党、为人谨慎的知识分子都不幸成了“右派”，而言语很多、喜提意见的父亲当年却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父亲被问到此问题总是淡然一笑：“那是因为二中离家太远，那年刚好调到近一点的八中，几个月后又调到离家更近的二十八中。刚到一个新单位，对领导不熟。”

“文革”风暴来临。一天傍晚我回到家中，看见门上贴着封条，原来是父亲学校的红卫兵来抄过。楼下二楼的万太公喊我到他家吃饭，谈到学生带父亲来抄家和斗争父亲的详细情形。天黑时父亲回到家里，他慢慢撕去贴在门上的封条，忍住心中悲愤，若无其事地安慰我：“不要紧，不要怕。”家中一片狼藉，连枕头芯都被撕开。

几个月后，“文革”重点转为走资派，一般群众家中相对平静，父亲拿出两口皮箱，里面整齐放着他保存多年的十几本日记、几本相册和一些较贵重的物品与较好的衣物。我惊奇地问他为何红卫兵抄家时未把它们抄去，他笑着讲了事情的经过。原来抄家狂潮来临时，父亲估计二十八中的学生也会来，便将两口皮箱存放到万太公家里，对他说我母亲到南昌去照料患病的祖母去了，家中无人，恐遭贼偷，请他代为保管，得以幸存。

1970年，父亲下放五七干校。

1972年初，母亲去世，办完丧事，父亲最后一个离开空无一人的家。

1976年，“四人帮”倒台，改革开放开始。

1978年，我考上大学。

1979年，家中发生天大喜事：与父亲阔别30年的姑姑与姑父从美国回大陆探亲，火车进站后大家见面时激动与欢乐的场面笔墨难尽。父亲陪着姑姑、姑父到老家南昌及其他地方探访游览。当时的空气里还残留着“文革”风暴的气息，一天，万太公小声告诉父亲：派出所来过人，要他留心楼上海外来人有无异常情况。

1981年1月7日夜，父亲不幸因心肌梗塞离开了人世。

二十多年后在一次江汉区的教学研究会上，我遇到了一位二十八中的青年教师，我对他说起父亲在那里工作过。他身子一动，欣喜地说：“梅老师，我知道，那是一位好老师，我们学校的老教师常谈起他的事情！”

一介平民，做到这样，足矣。

最后的父爱

时学爱_宿州

父亲如果在世，今年正好110周岁，但他却在大饥荒之年离世，至今已整整52年了。

和大多数家庭的严父慈母不同，我家是慈父严母。因为生计困窘，父亲常年在外奔波，一个四世同堂十多口人的大家庭，主事的是母亲。我从记事起，犯了错多是挨母亲责骂，父亲即使在家，发现我的过错也只是提醒警示，极少训斥，从未动过巴掌。

父亲尽管只读过短暂的私塾，但只要在家，也尽其所知，教我背诵《论语》、《三字经》和《增广贤文》片段，讲些古代名人“囊萤”、“映雪”、“悬梁”、“刺股”等勤学苦读的故事。他还常以游戏方式，用一把算盘教我玩“凤凰展翅”、“九九归一”，我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四则运算。从具象思维到抽象思维，使我不仅对学习产生了浓厚兴趣，而且养成了“好奇”、“思奇”、“探奇”的习惯，如今虽过古稀亦未曾稍减。

为了让我走出贫瘠的山村，有好的读书环境，在我11岁小学毕业时，父亲抓住当时中学自由招生的机会，带着我跋山涉水，一天徒步百余里，到江苏徐州彭城中学参加升学考试。考试结束又领我登上徐州的一个城楼，在落日的余晖里观看城楼上的镇水铁牛，给我讲述当年徐州太守苏轼防范洪水泛滥，率领军民英勇抗击洪水保护彭城的故事，让我对苏轼敬仰不已。后虽考取彭中，终因祖母、母亲反对，父亲只好让我放弃了求学徐州的机会。

我住读宿县四中（初中）后，每逢周末都要回家背口粮，每次母亲都为我备好红芋面饼、芋叶窝头或蒸红芋干，装满一大笆斗（约30斤）。只要父亲在家，周日午饭后，总是由他背着，翻过马台山、子贡山，走过18里荆棘丛生、坎坷崎岖的山路，进入平坦的湖区后，才交给我背去学校。

考入离家一百多里地的县城高中后，除了放假回家，难得见到父母，但他们的心始终牵挂着我。大饥荒之年，我读高三，校方规定，为免影响高考复习，毕业班封闭，平时不经准假不得离校，春节就地放假三天不准回家。同学们在饥肠辘辘中夜以继日地学习。

1960年4月下旬的一天，在县里工作的四哥将我领到他的单身宿舍——父亲来看我了！原来春节过后，母亲让姐姐把父亲领走逃荒，父亲和姐姐带着她的一双幼小儿女，逃到徐州周边的农村讨饭活命。好心的农家给了他们十多斤棉籽，父亲放心不下我，就和姐姐一起来到宿县四哥处。姐姐用居民的石碓捣碎棉籽，将四哥买的芋干面、切碎的青菜搅和在一起，蒸成菜窝头，等我来吃。姐姐递给我一个拳头大小带着白色棉绒、黑色籽壳的窝头，我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大口，那种咸香鲜美的口感胜过今天的翅鲍肚参。我一口气吞下五个仍意犹末尽，四哥怕我吃进棉短绒、棉籽壳太多会便秘，制止了我。形容枯槁、眼窝深陷的父亲，神情专注地凝视着狼吞虎咽的幺儿，双眼里闪动着晶莹的泪光，那难以言表的眼神至今深留在记忆中。

临回学校，父亲让姐姐用纱布袋装了十多个窝头给我带走。父亲虽然思念母亲、祖母等家人，但又怕被抓“外流”不敢回家，第二天由四哥送上火车，继续在江苏徐州一带流浪。岂料这一别，竟成父子永诀。

8月，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回到乡下，父亲尚未归来，只是拜祭了4月间已成饿殍的亲娘。9月底，正在大学读书的我收到家书：父亲去世，已入土为安。

之后才得知，1960年9月初，在外乞讨的父亲回来，知道母亲已逝，立即拖着羸弱的身子上山，匍匐在母亲坟前无声啜泣，泪水在历尽沧桑的脸上流淌，对姐姐哥哥的劝慰默不作声，久久不肯回家。后被邻居多人强扶回去，躺在床上不吃不喝，短短几天，整个人就脱了形。9月18日，父亲追随母亲而去，在另一个世界永远陪伴母亲，长相厮守。

父亲曾说：“人如草木，春生秋老，风过无痕。”冥冥之中，一言成谶。

我的“贼”二爷

吴颖_嘉兴

我家祖坟在村北一块凹地里，走进去首先看到的是二爷的坟茔。二爷生前和其他爷爷辈的人一样，慈眉善目的，唯一不同的是，他曾做过一回贼。

那年，广播里天天说“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大家的肚皮却一天天瘪下去。二爷是家里的主心骨，眼见快断炊了，急得他满嘴起水泡。这时，二爷想到去做一回贼。

队里仓库有粮食，可二爷心里明白，不能偷，抓住要蹲大狱，于是他想到了地里正在生长着的红薯。那晚，二爷趁天黑，怀揣一把小镰刀，出了大门，四下张望，巷道并无人影，就直奔村南那块红薯地而去。

红薯长势喜人，叶子铺满大地。二爷缓缓蹲下去，摸索红薯叶子，摸到比较满意的，取出镰刀，先把叶子割掉，又刨开土层。不大工夫，他已收获了好几个红薯。

二爷做贼手法太不老到，竟还按刨红薯的正常路数走，无端浪费了不少时间。他继续刨，一点也没察觉危险正一步步逼来。当他还在庆幸又刨到几个大红薯时，猛然传来一声断喝：“不许动，再动就开枪了！”

二爷吓得浑身打了个激灵，顿时傻了。他慢慢抬起头，皎洁的月色下，他前面站着三个手持步枪的人。二爷认识他们，都是村里的民兵娃子，平常见了都喊他“二爷爷”。二爷站起来，讪讪地笑了，不好意思地说：“让你们见笑了，看这事情弄的！”三个民兵娃子看清了是二爷，收起了枪，问：“二爷爷，你怎么能做贼呢？”

这句话，二爷听得很清楚，但他不同意，反驳说：“不就是刨了几个烂红薯吗？这也能算是贼？如果你们硬要认为我是贼，那就看着办吧，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

二爷想拿长辈气势压这几个民兵娃子。他说完那句话，拿起刨出来的七八个红薯，自顾自地掉头就走。

几个娃子愣愣地看着二爷即将走出红薯地了，才如梦初醒，几乎同时喊道：　“站住，谁让你走了？”

二爷站住了，对他们说：“不就是刨了几个烂红薯吗？怎么，还要让我游街示众不成？”

这话刺激了几个民兵娃子，他们快步赶到，其中一个厉声道：“算你说对了，像你这样的贼，就得游街示众！”

二爷压根没料到平日唤他“二爷爷”的几个毛头小子，现在不但把他称作“贼”，还要对他动粗。他不服气地说：“来呀，你二爷爷如果叫唤一声，就不算是好汉！”

几个人一拥而上，用绳索将二爷五花大绑，一个在前面牵着绳索头，另两个端着枪跟在后面，径直往大队部走去。

二奶奶急慌慌赶到大队部时，二爷已被吊在房梁上，几个民兵不时用脚踢一下，每踢一脚，二爷就疼得咧嘴，悬空的身体晃悠悠打着转。民兵连长问二爷：“你是不是贼？做贼还这样横，想翻天呀？”

二爷不吭声，二奶奶央求民兵连长：“求你放了他吧，别和他一般见识。他刨的红薯，你们给算算，我们加倍认罚。”

民兵连长说：“你算的是经济账，我们算的可是政治账。抓到贼，得游街示众，让大家受受教育，看谁还敢做贼。”

二爷被吊得时间长了很痛苦，他硬忍住对二奶奶说：“没你的事，回去。”

第二天，二爷被戴上纸糊的高帽子，脖上挂一块30斤重的大铁板，上面写着一个大大的“贼”字，下面吊着红薯，手里拿着一面破锣，前面被一个民兵牵着，后面被一个民兵拿枪押着，开始了长这一个月的游街示众。二爷一边走一边敲着破锣，高声喊：“我是贼，大家都不要向我学习。”游完本村，又游到邻村，游遍了全公社的大小村庄。那几个红薯经风吹日晒都成了干棒棒。二爷名声大震，就像现在的明星一般。

时间长了，二爷也就淡忘了这件事，人却明显衰老了。

二爷的三儿子到了娶媳妇的年龄，因二爷名声太坏，找不到对象，二爷就托人在外公社找。先后介绍了六七个，可对方一打听，听说二爷是个贼，还被游过街，就找理由拒绝了。二爷心力交瘁，后悔地对二奶奶说：“都怪我，去做什么贼，害了自己不说，孩子也跟着受连累，我真该死啊！”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二爷诓开家人，来到村东一口废弃的深井边，跳了下去。第五天，才有人发现他的尸体。一同捞上来的，还有张写满字的纸片，已被井水泡得看不清上面写了些什么，成了一个永久的谜。

二爷就那样走进了祖坟地。二奶奶生前每到栽红薯的季节，就会在二爷坟头上栽几棵红薯苗，收获时，又把成熟的红薯刨出来储藏到窖里，来年再栽种到二爷坟头上。

命运的股子

裴兰华_沈阳

1997年9月11日，爸爸病逝了，他为人忠厚诚实，热爱生活，却在“股子”的阴影笼罩下度过了大半生。爸爸离开以后，每当提到“股份”的话题，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也由此更加怀念和理解他。

爸爸16岁离开家乡，到奉天私人染厂当学徒，后来一直在大北、小北私人染厂干活，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爸爸的技术好，是很有名气的配料技师。1954年公私合营，他被分到了染线厂，后来被纺织局调到沈阳第一印染厂。

从记事起，我就看到爸爸为工作起早贪黑，经常半夜被厂里叫去解决质量难题。有一次，厂里给部队染国防草绿布，要求战士穿一年后最易因洗晒褪色的背后和腋下部位颜色相一致。为这到印染质量要求，爸爸每天早出晚归忙工作，有时甚至几天都不能回家。直到质量稳定了，才高高兴兴回家，给他心爱的花浇水松土，喂喂美丽的大金鱼。还有一次，工厂要染“那芙朵”平绒，是新产品，要求全部这到优等，还要参加全国评比展览并出口。爸爸那阵子没日没夜地查资料、翻样本以改进工艺，双眼都熬红了。其实他文化程度并不高，仅念了四年小学。为搞印染技术，他自学化学，在长期工作实践中刻苦积累，终有所成。我上大学时，还向他请教过化学方程式。

如今，实行股份制、参股、炒股，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而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听到入股、有股子，不论是谁，心里都会感到不安。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是在六岁时，一连几天，爸爸下班后总和妈妈唠叨“股子”。爸爸神情不安，不时发出叹息声，气氛骤然紧张，我很害怕。有一天，我悄悄问妈妈：“爸爸说的股子是不是能磨出小米吃的谷子？”妈妈停下手里的活儿，回过头看着我说：“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要问。”

我长大以后，爸爸才和我谈起那“股子”的来历。解放前，私人染厂老板年底不想给大家开工资，怕开完工资，过了年跳槽去别的染厂，就硬把一年的工钱做了“合资入股”。那时候钱是以万为单位，相当于如今人民币二百元左右。爸爸没拿到工钱，如何回家过年？白干了一年，也不好对我爷爷说，没办法，把妈妈陪嫁的首饰卖了回家过的年。转过年，沈阳要解放了，老板却跑了，扔下已不值钱的破染厂。

就是在这样情况下产生的“股子”，伤害了爸爸一生。在那特殊的年代，爸爸入党的愿望因此化为泡影，还害得他从热爱的技术岗位上退了下来。“股子”损害了爸爸前程的同时，也伤害了爸爸的儿女。后来虽然落实了政策，但他内心始终不能安宁。

姐姐与一名军官谈恋爱，后来部队到爸爸的单位搞政审，听说有“股子”，组织上不同意，两人只好分手了。姐姐受到打击，爸爸心里也受到很大伤害，一连几天都很苦闷。那时候，找个军官是令多少人羡慕的事，就是找个普通军人，也让人刮目相看。可当时的普遍观念是：有“股子”就要分红利，就有剥削，就是“资本家”，就可以上纲上线。

1968年，我下乡到了清原山区，每个月都能收到爸爸的信，他在信中总是鼓励我、牵挂我，告知家中一切平安。就这样过了三年的下乡生活，终于有了回城指标。经过一番大会小会讨论评比，我被选上了，名单报到公社审查。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股子”的阴影又笼罩过来。一天，负责抽调工作的　“五七”干部焦急地找到我，惊奇地问：“你爸爸有‘股子’？”那一瞬间，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心想这下彻底完了，没有回城的希望了。

后来，我把“股子”的缘由说了，那干部也明白了到底怎么回事。最终，我如愿回到了沈阳，爸妈高兴极了，全院老少都为我第一个回城而高兴。我怕爸爸伤心，始终没有说出“股子”的事。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斗转星移，“股子”、“股份”，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叫法。爸爸在世的时候，我也买过股票，但从来没有和他提起过，怕勾起老人家对往事的伤心回忆。

父亲的一生

张庶蓉_成都

父亲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几次突发疾病，坦然面对死亡，最后一次病重住院后，他还期待着能有机会再自驾车去祖国各地观光。

父亲5岁丧母，12岁丧父，兄妹五人随继母生活。兵荒马乱的年代，家境日益艰难。作为长兄，父亲只能终止学业，读完初中就去找工作。在众多求职者中，他以优异的成绩和漂亮的字迹脱颖而出，考入了“重庆美丰银行”当练习生。工作中，父亲结识了川东地下党组织成员，走上了革命道路，18岁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以银行职员为公开身份，暗地里进行地下党工作，传递信件、出墙报、参加抗战剧社演出、组建“亢声歌咏队”……父亲与母亲在亢声歌咏队中相识相爱结为伴侣，开始共同经历革命风雨历程。川东地下党组织屡遭破坏，不时有地下党人被捕，父亲两次因党组织遭破坏接通知撤离，从而失去单线联系被迫“脱党”，转移至内江、黔江、广元等地后，又冒着风险艰难寻找组织，重新被组织考察确认。养家糊口需要保住难得的工作，而与党组织要求的撤离转移时有冲突，父亲不得不经受一个又一个的考验，面对一次又一次的艰难。

新中国成立初期，组织要求父亲继续留守美丰银行，对其进行监控直至其停业。他冒着极大风险，为政府制止美丰银行停业前的投机行为提供了重要情报。但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极左路线下，父亲为此蒙受不白之冤，经历了一年多的隔离审查，工资停发，家里阴云笼罩，母亲独自拖着儿女艰难度日。

不堪回首的三年困难时期，饥饿弥漫、肿病频发，父亲彼时任省银行办公室主任，繁忙的文书工作外，还分管总务科、车队、食堂、幼儿园等后勤工作。为解决银行工作人员及家属吃饭问题，他带领后勤人员，开辟文家场银行农场，自己种菜养猪。我周末随父亲去过农场，他挥锄种地、拉板车运菜的样子成为我的永恒记忆。

“四清”、“社教”接踵而至，他又被派到工作组，去了凉山彝族自治州，连续几年都在高原地区，落下了高血压和冠心病。从书信中得知父亲生病的消息，母亲避着我们悄悄落泪。

“文革”期间，“走资派”、“叛徒”的罪名又莫名扣到了父亲头上。他忍辱负重坚持工作，直到1984年，四川省委组织部下文给他全面平反，确认他的党龄从1939年算起，他的眼里终于涌出了泪水。此时我们才知道，父亲这么多年来，是在以什么样的毅力克制着内心的委屈埋头努力工作，是在以多大的包容度调整着自己的心态却仍然严格地教育着我们。

他凭着对金融工作的热爱，勤奋钻研，先后被任命为省人民银行、省中国银行、省外汇管理局、省人保公司主要领导，并受任省金融研究学会理事，被西南财经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受到银行业界人士的尊重与拥戴。

66岁后，父亲卸任所有公职，仍担任西南财大金融专业客座教授。我回家时看到父亲拟写的讲课提纲，字迹刚劲有力、端庄整齐，文字下面还用红笔勾画圈圈、杠杠等提示符号，他一生都是这么细致认真、一丝不苟。

70岁以后，他彻底回家休息了，但时有银行同事找上门来，他总是尽力满足来访者的要求。一个年轻人写了篇金融论文，几次来家里请父亲指导。台灯下，父亲彻夜伏在书桌上为其拟写修改建议。插行拟写之处，我看见密密麻麻的小字，个个清晰易识。

90岁高龄时，父亲腿脚不便，仍坚持每天杵着拐杖到楼下取报纸，不论刮风下雨。全家人外出远行，我们要随车为他载上轮椅，但他一生自强不息，多次坚持要我们卸下来。

父亲的睿智与激情，儿女们都自愧不如。“红日照亮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我们在太行山上……”，家庭相聚时，父亲总爱唱起他熟悉的抗战歌曲，手势和唱腔极富激情，我们几代人都不由自主被带入那个年代。

看到最新的城建新闻，父亲总要约我们周末驱车去感受：新建环城路、高新开发区、地震灾后重建、城市绿道、地铁通车、新建东客站……这些地方都留下了他杵着拐杖的身影。他关注国内国际时事，乐于接受新生事物，对电脑、网络等现代工具也饶有兴致地了解与询问，不知疲倦地思考，与人探讨，谈笑风生。

除夕凌晨父亲静静地走了，走得安详而平静，看上去仿佛还继续活在他的世界里。多么希望慈爱的父亲永远活在那个世界里，继续实现他未了的心愿。

以德为镜

姚丹玲_广州

1922年六月初十，爷爷出生在广东潮州一个贫困的家庭，彼时正值民国，军阀混战，人民深受其害。为了生计，曾祖父跟很多人一样飘洋过海，到南洋当苦工，挣到钱寄回来。但爷爷的三叔贪玩滥赌，把曾祖父寄来的血汗钱花了个精光。于是，爷爷十来岁就跟他的姐姐一起挑起家庭重担，靠卖水果、蔬菜来维持生计。匪劫和挨饿之苦轮番而至，无奈之下，曾祖母用她那一小包嫁妆（包括金银翡翠）换来几条番薯，一家大小才得以幸存。

1942年，全国爆发大旱灾，次年广东地区灾情更甚。爷爷挑着箩筐叫卖桃子李子，常目睹路边饿殍满地。他说那时只有一个信念：保住性命，照顾好家庭。他的确靠勤劳的双手和坚定的信念养活了全家。

远在南洋的曾祖父，一边做苦工一边从善积德，他经常把见到的无名死尸就地埋葬，让他们有个安息之地。爷爷回忆说：“他为自己积德，也为子孙积德。”这个“德”影响了爷爷一生，也成为我们后代子孙的榜样。

日寇铁蹄践踏大江南北之时，曾祖父从南洋回到老家，但不久双目失明（视网膜脱落太久）。爷爷一心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广东兴起群众自发武装的游击队和民兵组织，他便成为其中一分子。梅州和潮汕地区共有一江，上游在梅州，叫梅江，中下游在潮州，叫韩江（纪念韩愈）。日本投降后，内战期间，爷爷作为韩江流域的凤凰山游击队联络员，白天以卖豆腐作掩护，夜间搞革命。

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爷爷正值青壮，在村组织民兵营中维持治安、发展生产。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村支部书记，一做就是三十几年。后来退休了，书记竞选时村民们仍然高票选他。地处韩江中下游的潮安县横江村，在爷爷的带领下井然有序、远近闻名。爷爷谨记曾祖父“以德服人”的教诲，1955年带头搞生产，兴修水利，搞好民生，工业、农业、教育办得井井有条，村里几千人生活面貌焕然一新，横江村成了当时整个潮汕地区的模范村。

1959年，爷爷参加中央民兵大会，被奖励一支自动步枪。彼时备战工作又开始紧张，全国各地成立武装基干连，白天集中生产，晚上集中待命。爷爷带领的民兵也不例外，经常手不离枪地训练。1963年，广州军区召开第二次省民兵代表大会，爷爷以民兵教导员的身份出席，被评为省劳动模范，获得一张光荣证书。以后，每遇到熟人，或向我们讲述陈年往事时，爷爷总会自豪地夸自己是当时惟一的省劳模和民兵教导员。年幼的我不以为然地问：“证书呢？”爷爷便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很旧的红皮纪念册，上面果然有那几个字，还有一块奖牌，但我那时只关心奖牌是什么金属铸成的。

潮州是陶瓷之都，解放后，爷爷带头建立陶瓷厂，带领全村脱贫致富。陶瓷厂每年上缴十几万税款，在当时是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横江村小学一直是省模范重点单位，省教育厅多次到此开会学习。爷爷做支书那几十年，家里一贫如洗，奶奶虽也劳累奔波，却从未有过半点怨言。省吃俭用的奶奶后来逐渐过上好日子了，却因食道癌吃不下东西而去世，彼时我爸爸才十几岁。

子孙们都忙，没心思听他讲老故事。他84岁时还能写字散步，后来慢慢变得步履蹒跚，最后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但对以前那些苦日子仍记得十分清楚。他对我们这些子孙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团结”。卧床不起时还不停地嘱咐我们做人做事的方法。

2012年12月7日，爷爷走了。那天我在广州，电话那头传来爸爸的哽咽声，我知道爷爷等不到我回去了。看着遗像上爷爷慈祥的笑容，想起最后一次离家前，我提起行李，跟坐在靠椅上的他说：“爷爷我回去了，下次再回来看你。”他说：“好，一路顺风。”我没有对他说保重身体之类，怕他像往常一样听到这话就哭。没料到，这竟是最后一面。

爷爷84岁那年手写了一份回忆录，我把那张信纸过了胶，保存起来。看着他那书写流畅的笔迹，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最后一行字是这样写的：“2005年春写的，因为现年84岁，可能一些字写错，请原谅。”

冷灶热灶都要烧一把

彭南栋_贵州

母亲离开多年了，我时常忆起她的那句话：“儿啊，人生在世，总要热灶烧一把，冷灶烧一把才好哩。”

20世纪初，母亲生在锦衣玉食之家，她的祖父在清廷当过大官，攒下了巨额财富。家族内人口众多，个别长辈仗势欺人、胡作非为、刻薄寡恩，在当地留下种种劣迹。早年间，母亲家的多数亲友都有钱有势，少数势弱的，便受到轻蔑而逐渐边缘化。母亲对此极为反感，她是个厚道人，一辈子都善待世间一切，无论是有钱有势的强者，还是穷愁潦倒的弱者，甚至被人遗弃的宠物。她经常告诫我们：“儿啊，人生在世，总要热灶烧一把，冷灶烧一把才好哩。”

其实，母亲并没有多少文化，那是封建家族坚持“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结果，但这并不妨碍她用自己的语言说出看似平常，实则超然脱俗的处世之道。

母亲是极有个性的人，凡是她认准了的，总会我行我素、坚持到底，谁也拦不住，这在她自己的终身大事上表现得极为突出。进入民国，她的家族风光不再，却仍勉力强撑，处处讲究面子。在儿女婚配上，顽固秉承门当户对，不肯退让一步。她的两个姐姐都按父母意愿嫁给了豪门大户，其他堂姊妹亦然。只有母亲反抗了，选择嫁给了一个平民之子。

当然，父亲年轻时，自有其过人之处。他读过私塾，又入画店当学徒，经过多年奋斗，成为镇上才气纵横的画家和字画装裱师，自立门户当上了老板。只是他出身低微，店也很小，母亲的家族对他不屑一顾，但他善良、正直、精明，在母亲心中，这比什么都重要。婚后，他们相互搀扶，走过漫长艰辛的人生之路，双双活到八十多岁，生养了五个孝顺儿女。

新中国成立之后，母亲的多数亲戚都被划为“剥削阶级”。父亲家成分还好，大哥大姐又都参加了革命，我家因此成了受政府关照的“光荣之家”。其时，“剥削阶级”成过街老鼠，人们都在划清界限。大哥大姐多次来信：断了那些旧关系吧，躲还来不及哩。

母亲回信说：你们都要好好工作，争取立功，为妈争气。但，还是那句老话，只烧热灶不烧冷灶的那种事，妈做不来，也于心不忍。

我已经记不清母亲帮助过多少落难的亲友。印象最深的是我那走投无路的表姐，母亲留她住了很久，直到她找到去处，才依依告别。

实际上，无论在旧社会还是新社会，母亲一直都是这样，尽力帮助落难的人。

当年红军长征路过我家乡，一个名叫吴永生的十几岁小红军掉队后饿倒在我家字画店门口，母亲救活了他，并留他在店里当了学徒。

“文革”中，省地质局的唐姓领导干部（也是我们同乡人的女婿）被造反派通缉，惊慌失措逃到我家，母亲急忙叫他躲进屋后的柴房，才逃过一劫。

20世纪60年代初，母亲曾在贵州军区我大姐家住过一阵。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一位远房亲戚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便一路打听投奔母亲而来。军区大门进不去，他在翻墙时被警卫员当做坏人抓住。大姐十多岁参军在外，从未见过此人，对其政治面貌又心存疑虑，便不大想出面。母亲发火了，逼她去保卫部门把人领出来给予接待和资助。

自小深受母亲教诲，“十年动乱”中，我当然不会跟那些“极左派”新贵同流合污，于是被打入另册，遣往远地劳动改造。所有人都抛弃了我，只有母亲来看我。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有人不信，但我信。那时，我母亲就这样白了头。

母亲离去时，天色已晚。她老人家在昏暗中跌跌绊绊，累倒在小路边。一个好心的农民扶她进屋，让她在火塘边坐到天亮。

写到这里，我的心在颤抖，在滴血，眼前一片汪洋。这悲惨的一页，终于随着“文革”的结束，永远翻了过去。

母亲活到高龄，正赶上这个国家发展最好的时期，儿女都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她是在满堂儿孙的簇拥下安然离去的。送葬的队伍很长，有的是从远处赶来的，有的我并不认识，他们都跟我们一样伤心。

远去的皮影

时学爱_宿州

1938年春，国军在山东台儿庄对日军抵抗作战撤退后，5月中旬，我家周边的徐州、蚌埠、宿州、萧县、灵壁先后沦陷，侵略者进占离我家十多里的黄林、二家张，将手无寸铁的村民84人残忍杀害。为逃避日寇蹂躏，母亲每天天不亮就奶好襁褓中的四哥，为保全村安全，不得不狠下心将刚满百日的四哥放在刚砌起的石屋里的小床上遮挡好，听天由命，然后随村民一起躲进村后龙泉山的山沟里，直到天黑透才回家喂饿了一天的四哥。因此，四哥自小营养不足、发育不良，与同龄孩子相比又瘦又矮，大家喊他“小老头”。

四哥儿时心灵手巧，频出新招吸引童稚，自然成为孩子王。在山高皇帝远的乡村，文化生活贫乏。已上小学的四哥用硬纸板、皮草废料制成皮影，每到夜幕降临，就在路口或村场上扯起白洋布帷幔，点上灯火，边舞边唱耍起皮影，什么“猴子捣洞”、“哪吒闹海”、“刘海砍樵”，像模像样，不仅围满少年儿童，连成年男女也驻足观看。那段时间，是他最快意的时光。

1958年，四哥从省中医学院公共卫生专业毕业，分配到宿县卫生防疫站不久，便被借调到县卫生科，当了二十多年“临时工”。

1959年，四哥被安排随分管副县长到大店公社蹲点，防治地方病。副县长要跑全县，具体工作当然全由他干。因为“旱地改水田，淮北变江南”，导致蚊虫肆虐，头一年重点防治疟疾、血丝虫病，他指导生产大队卫生员给社员发放服用氯化喹啉、伯氨喹啉、海群生。到了1960年，首要防治浮肿病，许多社员因极度饥饿营养不良而浮肿，瘦骨嶙峋的躯干或挺着足月孕妇似的肚子，或拖着水桶般的下肢，皮肤透明，薄如蝉翼。四哥无奈地眼看着他们从早春到晚秋一个个陆续倒毙在道上或家中。第三年，中央发出紧急指示信，饿死人的情况明显减少，但急性黄疸型肝炎暴发，不少社员全身姜黄，连眼白都是黄色的，由于没有速效药物，四哥走村串户，试用爷爷传下的茵陈汤，收到良效。

三年间，四哥坚持在大店公社防病，家居本县农村的母亲、父亲和奶奶先后成为饿殍，他却因音书阻隔不能及时得知噩耗未去送终而深怀愧疚。

下乡三年，四哥同社员一样吃大食堂，一样忍受饥饿折磨。好在他有29.5元月薪，有时饿得实在难受，就从供销社买瓶酱油冲汤充饥；后来从粮站买点大米，学着报上介绍的节约用粮经验，一两米冲入五磅热水瓶浸泡一夜，赖以果腹。三年下乡工作，饮食失常，致胃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之后曾三次突发消化道大出血，险些送了性命。

三年经济调整期间，四哥被派到城关镇搞爱国卫生运动，除四害，讲卫生，走街巷，进家庭，终为县里争得省级卫生城镇称号。

1964年秋以后，四哥先后被抽调往杨山、宿县参加两年“四清”运动（因“文革”中止），有生产队干部因多吃多占贪小便宜的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颇不以为然，但只能按上级要求整理上报材料。

“文革”中，因为是“临时工”，别人造反他旁观，对派性对立发生武斗造成死伤曾发杞人之忧；因为是“临时工”，他没被视为机关干部进五七干校或下放劳动，却自动响应领袖“6·26指示”，为培养赤脚医生，到县办卫生学校，当了不在编的“教书先生”。

改革开放了，四哥正式调进县卫生局，临时工终于转正，遵照不同的局长安排，做乡镇卫生院改制、卫生事业单位改革、建设医疗服务体系等工作，忙忙碌碌到1998年退休，看病难、看病贵状况仍少见改善。又将多年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辑成《实用验方集萃》，发到乡村卫生室，作为一生从事卫生工作的最后奉献。

四哥退休后百无聊赖，被几位老同事拉上牌桌，每天从午后至夜晚，在烟雾缭绕的麻将桌上度过。尽管他不抽烟，但架不住麻友们吞云吐雾的熏染，天长日久，于2007年检查发现已是肺癌晚期。尽管有医疗保障，有家人照料，仍无力回天，挣扎三年，形销骨立，枯瘦如柴。

弥留之际，回首往事，四哥有气无力地对我说，咱们生在农家，平民百姓，遵从家教谨小慎微，一生逆来顺受。但纵观自己一生，就像儿时的皮影，纵有千姿百态、千变万化，却都在操控之中，从工作到生活，从社会到家庭，总有似有形若无形的手牵制操纵，就像孙悟空始终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难道这就是宿命？

2010年4月15日，在母亲仙逝50周年之际，四哥远行。不知在传说中的极乐世界，他能否自由遨游率性而行，不受任何操控？

勤业

义难阿世非忘世，智不谋身岂误身

回忆陈忠诚先生

金海军_北京

2013年12月17日夜，收到朋友短信，得知陈忠诚先生于12月13日凌晨在上海去世，享年91岁。我当时回复短信：“遽闻讣告，心有戚戚。吾生也晚，得与忠诚先生相识相交，是一幸事。忆及最初访先生时长谈一下午，宛若旧识，但经年以来实受教良多，不仅在一词一句之师，更是先生精神的感召。去年春在病院相见，却是与先生的永诀。先生的作品和精神是永存的，当得起法律英语第一人。”静下来回想，脑海里马上浮现出先生顽童般纯真的笑容和带着宁波腔的沪语普通话。

1996年暑假，是我北上读研的第二年，一个偶然机缘参加了英美法律词典的编撰工作，也因此约略知晓东吴法学院。当年提到著名法学院，素有“北朝阳、南东吴”之誉。东吴法学院正式名称是“中国比较法学院”（The Comparative Law School of China），设址于上海，在1952年被裁撤之前，曾独步国内英美法教育，培养了大批精通英文和法律的律师、法官、学者。词典总审订潘汉典先生正是出自东吴，陈先生是潘先生在东吴法学院的同学，一直居住在上海。词典同人久闻其大名，也很想知道先生对此项工作的态度和建议。

到了8月，我主动请缨，表示趁着假期回乡探亲之际，可以在上海耽搁一下，去拜访陈先生。其实当时还有个私愿，上大学时曾自学法律英语，读过先生选编注释的《法律英语五十篇》、《法学英语选读》等书，也想看看先生是何模样，有些问题也可以当面请教，于是拿着地址就直不愣登地找上门去了。现在想来还是非常冒昧的。

先生的家在华东政法学院靠着万航渡路的一幢公寓楼里。此地是圣约翰大学（St．John's University，1879年由美国圣公会创办，1952年被裁撤而星散沪上各校）的旧址，而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初曾就读圣约翰大学经济系。多年之后读到有关圣约翰大学的历史，才知道那里原来叫“海上梵王渡”，后来才被演绎成“万航渡”路。先生大学求学于此，后来从教于此，晚年之大成就也在此。

时逢中午，敲门入屋，终于见到了先生。暑天大热，房间里既没用空调也不开电扇，先生只着一袭圆领汗衫，正在伏案工作。先生的书房并不讲究，桌上、书架上堆满各种图书资料，尤其是词典不少，而印象最深的是许多用普通白纸自制的小卡片。先生听明白我的来意后，没什么热烈反应，只是问我吃了午饭没有。我说请先生一起去外面吃饭，先生可能也是累了大半天想出去走走，竟然答应了。于是两人下楼，到了华政院墙外的一家餐馆，落座之后先生却声明，他是一天只吃两顿饭的。现在想来，倒与丰子恺回忆乃师时说弘一法师“过午不食”有点相仿。我要了一份快餐充饥，边吃边陪着先生聊天。

或许先生了解到我们是浙江同乡，给我些面子；或许因为投缘，饭毕，先生竟说要送我从中山公园横穿过去。暑天下午的公园，蝉声阵阵，寂寂无人，一老一少走着聊着，最后干脆到树荫底下的长木椅上坐着聊。记得先生问起我家乡时，开玩笑说绍兴师爷按照英文的说法，可称之为“Philadelphia lawyer”。就是在这样的轻松快乐中，我感受到先生对我的真心指导和教诲。我的问题似乎都从先生那里得到了答案，而先生最终也参加到词典审订工作中来了。

先生对于国内编撰的英汉与汉英词典是很在意的，特别是与法律相关的词条或辞书。他多次指出，鲁迅曾以“字典不离手，惶汗不离身”描述其从事译事的情景，可见英汉法律词书对法律（学）翻译何等重要，它们是英汉法律（学）翻译的工作母机，“一对百对，一错百错”。（陈忠诚：《法窗译话》，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2年）。

先生付诸实际行动，屡屡为市面上的词典挑错指正，其中包括《英汉大词典》、《牛津法律大辞典》、《英汉法律词典》、《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等。他也因此荣膺过诸多雅号：“辞书监理”、“指谬专家”、“义务校对第一人”、“译界独行侠”、“平民化的批评家”、“堂·吉诃德”。其中一些是被批评者的反讽，然而在我看来，它们全都是先生的光荣。

正是有先生这样真正的批评家，落实在一词一句之中，词典或辞书的编纂者才会更加警惕，力求严谨。先生的批评风格那样强烈，自然有人不喜，谓之“无一句勉励或客套，文笔老辣刻薄至极”，或谓其“指谬而不乖谬，挑刺而带刺”。其实，先生的批评字字落在实处，既直率，又真诚。这也跟先生的性格有关，他坦言比较率真，喜好辩论。我更愿意称他是“金刚怒目，菩萨心肠”。

优秀的词典编纂家恰恰视他为益师良友。在2007年问世的《英汉大词典》第二版中，陈忠诚先生作为该词典第一版（1993年）和《英汉大词典补编》（1999年）的批评者，被列为顾问委员会的委员，这也足见陆谷孙主编的宽广胸怀。事实上，陆谷孙教授早在2001年就为先生的专著《汉英词语对译正误辨析》写过序言，称先生“吃矻终日，蜜蜂一样地在双语词典苑里辛勤地劳作”，时时为自己“相中”的众词典把脉号诊，以期“最大限度地提高诸汉英词典的使用效益，为读者造福”。就算如此，先生在2007年还是撰文《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第二版）补正》，直指其问题。这就是先生的风格，而陆陈之交，堪称国内学术批评良性互动之典范。

《汉英法律词典》1995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先生自然不会放过。即使在我代表词典编撰组探访他老人家后，他还是撰文《〈汉英法律词典〉初评》，于1998年发表。初见先生，邀请他与沪上其他东吴学人加入审校队伍时，先生便半开玩笑地警告：“拉我做审校，我仍然会对它提出批评。”事实上，先生在《元照英美法词典》（后因版权为元照公司购得，故冠其名）于2003年出版后，陆续写了批评文章《〈元照英美法词典〉勘误补遗录》和《溽暑略评〈元照英美法词典〉》。词典主编其实很希望听到先生的建设性批评，他与先生终成知交。

先生和其他老一辈学者的词典审校工作贡献卓著，无法替代，也成为东吴法学院一代学人为世界留下的最后印记。在此过程中，我也见证了先生别样的风采。1998年，访华的密歇根大学法学院莱曼院长一行与沪上东吴学者见面。那时词典工作经费拮据，似乎也有向密大募款之意，而老先生们个个精神抖擞，绅士风度十足，在与美国客人交谈时均操一口流利地道的英语，不卑不亢。先生那时西服领结，举手投足像极了外交家，不再是初见时那个邻家大爷。要不是因为几十年的沧海桑田，他们可都是顶级法律精英啊！

2003年词典出版之后，潘汉典先生专程送至上海，老先生们齐聚上海科学院一间会议室，见证他们晚年心血的结晶。会议结束后，老人们人手一本词典站成一排合影，像极了一群持枪列队的老兵。这张照片后来被陈列在词典工作室中，照片上的老先生有几位已经逝去，陈先生是最近的一位。

在与先生交往过程中，对法律术语的考究，自然是我们共同的话题。那时我尚在人民大学求学，他讲过与人大之间一段不算愉快的往事，正是由于他对“法权”一词的较真。当时先生未述其详，多年之后我再查资料，才发现这居然是新中国法制史上的一桩公案。

法权概念在早期马列译著中殊为常见，典型的如马克思批评的“资产阶级法权”。但陈先生查阅了原著文本，认为这一翻译有误，原因在于德文的Recht和俄文的npabo属于一词多义，既是“法”，也可译作“权利”。当时的译者在一些地方搞不清到底是译为“法”还是译为“权利”更切合原意，便将这两种含义合二为一，生造了一个“法权”概念。

陈先生彼时正在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工作，遂于1951年写了一份意见书呈交单位，后者又转交给当时的法学权威机构人民大学。其时人大法律系正有大批苏联专家讲课，开设的课程即有“国家与法权理论”。可以想见，权威的回复认为“法权”概念是正确的，并将陈先生的观点斥为资产阶级法律思想，这在当时可是一顶吓人的“帽子”。不过，先生还是坚持己见，并在有限的可发表范围内据理力争。

1977年12月12日，马列著作权威翻译部门中央编译局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资产阶级法权”应译为“资产阶级权利”》的通知，至此，官方正式废除“法权”这一译名。而这距陈先生最初提出他的观点，已经过去了26年。

其实，这只是先生对法律术语翻译纠错的一个例子。这方面例子实在太多，英译汉或汉译英两方面都有。比如，“material evidence”误译作“物证”；“associate justice”误译作“陪审法官”；“法人”误译作“legal person”；“劳动改造”误作“labor reform”；等等。几十年来，先生矢志不渝，坚持自己的治学方针。诚如他在1999年接受访问，提起当时新出版的专著《英汉法律用语正误辨析》时所说的：“该书不是对一个，而是对387个常用英汉法律用语使用中的谬误进行了辨正。这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正是当年‘法权’正误之争的继续和升华。”

先生尤其注重国内外权威双语词典辞书、法律法规英译、期刊目录索引英译等的术语辨析与纠正，我查询人民大学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的图书检索系统以及中国学术期刊网，获得一个不完全的统计结果：先生在1949年之后发表的与法律、外语相关的译、著专书39部，论文147篇，其中大部分完成于1992年他从华政教授荣休之后。

在法学界和英语界，单项专业水平高于先生者有之，两项皆精者罕之；法律英语翻译多于先生者有之，法律英语教育者所在多有，但60年来持续用功，专注于我国法律英语教育与着力提升我国法律英语专业水平者，唯先生一人。

他是我国开放之后最早编写法律英语教材的人，也是编写此类教材最多的人，恐怕还是在如此高龄而仍在编写此类教材的人。他是撰写法律英语词典批评最多的人，他是最直接面对法律翻译现实问题的人。

唯此，先生可谓“法律英语第一人”。

纯粹学者朱维铮

李宗陶_上海

3月10日晚，朱维铮先生过世后几个钟头，我自书架上抽出先生的几本书——《壶里春秋》、《中国经学史十讲》、《走出中世纪》、《走出中世纪二集》，在重读里同先生告别。

《走出中世纪二集》是先生送我“雅正”的，画线和圈点表明我以前读过它，但在第317页，忽然发现一个以前没留意的细节，在“均为可以公表”的“为”字上方，有一个淡淡的“谓”字，是朱先生的笔迹。一见之下，心跳略快，仿佛先生同我讲话：“喏，这个字印错了。”

翌日跟李天纲说起，李说，这么多年，朱先生送人书都是这样的：先校正，再题款。那一辈学者，大多是这样的。

复旦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所李天纲教授于1980年在复旦历史系读本科时开始听朱先生讲课，1983年念硕士研究生时，有些课还是朱先生讲的。七八年课听下来，两个人谈过学（收在《音调未定的传统》里），不久前联名编过书（《徐光启全集》），师生之谊一订30年。

自20世纪30年代起，复旦文科的老教授们发明了一种集旧式私塾和英式导师制于一炉的教法，既古老又现代。亲炙弟子，不限于课堂上有限的交流，见了面，来，讲讲这星期你读了哪些书，全面考察学生的记忆、表述、综合能力。这种教法，沿着周谷诚、谭其骧、周予同，一路传到朱维铮。李天纲说，朱先生是自觉继承，60年代他就是这样带学生的。这种教法，现在不大有了。

朱先生是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人，大概都读过朱先生编的书，比如他主持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就是其中一本。他主持过一个会议，会议论文集《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收录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影响深远。他和钱锺书先生合作编辑的近现代名著系列也是很多人的心爱，他的序，写得真好。

朱先生的编书水平，中西书局的张安庆可以做证。朱先生最后一本著作《重读近代史》是中西书局出的，八十多篇文章，编辑先排序，交给朱先生过目。朱先生没说什么，自己重新排了一个，编辑拿到手，眼前一亮，感觉从六七十分一下拔到95分。2010年7月，交出为此书所作的序和跋以后，朱先生被查出患了肺癌。

朱先生年轻时是才子。因为才华，被有才识的主政者看中，作为“白专典型”吸收进“罗思鼎”，曾跟姚文元共用一张办公桌起草文章。朱先生从不讳言这段历史，他向来直面、直言，有些反思相当到位。

在学问上，朱先生对史料系统、细致的开掘，对史德的坚守，加上扎实的功底，令他在史学界有一席之地。《走出中世纪》第51页开始的那些历史人物述评，短短百余字，将一个人的来龙去脉、命运和疑点一一点明，实在是把史书读通读透了。

朱先生眼睛里有是非，因而会就《论语》向某人开炮，尽管圈内同济劝他何必当真，犯不着对不入流者动真气，但他偏要示人以真正学者的态度。

复旦有几位先生的课是要提前占座位的，坐满后，会有人站着听讲；演讲起来更是爆棚——朱先生便是其中一位。听过朱先生课的人都有印象，他喜欢骂人。李天纲说，他的骂，相当于佛家所谓“当头棒喝”，令闻者“醍醐灌顶”乃至“觉悟”，是引导学生摆脱从众、流俗、偏见，建立独立思想的开始。

朱维铮的父母是医生，夫人是医生，堂弟还是中山医院的名医。自查明病况，他自己看书研究，积极配合，自费做昂贵的放疗，直到2011年还照常同师友会面、吃饭，照常给学生上课，照常谈笑风生——真不愧20世纪50年代复旦校园百米冠军的体魄，又很有魏晋风度。

2011年12月，哲学系教授张汝伦在校园碰到朱先生的学生，问，你们老师情况怎样了。学生说，情况不大好，但先生还在给我们上课，是拄着拐杖来的。最后一堂课，他拄着拐杖爬上三楼，在休息室里足足坐了半个钟头，才缓过来。

2012年春节一过，张安庆去看望朱先生，先是看他多了一副拐杖，不久又换成了轮椅，觉得情况不妙。情况不妙的时候，先生不乐意别人去看望他。历史教研室当年的学生今日的同事高希、廖梅跑得最勤，他却不希望留给她们另一种记忆。李天纲说，朱先生是要强的，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从不跟人谈生死，但心里很清楚，他不想离开，他还没有准备好。

去世前一周，朱先生同意做口述资料。李天纲做了第一次，谈的是复旦历届校长。

上海2月，连绵阴雨。张安庆几次去新华医院，都是雨天。先生一点一点萎顿了，有时话讲一半，会闭上眼睛，缓过劲来才能接着说。那是76岁的老人在与疼痛过招。3月7日，张安庆与朱维铮签了一份新书出版合同，书名叫《近代学术导论》。几小时后，他陷入了昏迷。

3月10日下午3点52分，朱维铮先生走了。李天纲望着他，他的容颜没有大的变化，样子也还安详、体面、有尊严。

中国人的尊严往往还体现在盖棺之时，于是复旦大学的讣告里加了这样一行：他是坚持实事求是、不懈追求真理的纯学者。

阳光灿烂的日子

解涵_吉林

《阿莲》的曲调在房间里弥漫开来，想起杨光动情投入演唱的情景，这是他生前最喜欢的歌。时空仿佛颠倒，分不清这究竟是戴军唱的，还是杨光唱的；分不清是戴军唱给杨光的，还是杨光唱给我们的。

杨光已经离开我们三个多月了。作为报人，他在《城市晚报》任执行总编期间，做了大量贴近民生、服务百姓的好新闻。他生前一直想成为救百姓于水火的“大侠”，现在真的成了英雄，全省各界都在开会学习他。

他的名字叫杨光，应该更喜欢白昼吧？可没有一丝征兆，他在白昼就倒下了——因心肌梗塞猝死在办公室，倒在了他最热爱的工作岗位上。他才45岁啊，正是干事业、为长辈尽孝、为妻女尽责的时候，就这么走了。

杨光曾是吉林辉南县的高考文科状元，出身清贫，这使得他特别关注底层人的生活，关注弱势群体，而且身体力行。作为北大毕业的才子，杨光对新闻的把握有独到之处。当年很多报道都出自他的手笔，他还创办了“杨光热线”，专为底层百姓解决各种问题。后来他当了领导，不能再冲在第一线了，但很多大型策划都出自他的头脑，比如轰动全国的小欣月报道。

这年头，真正的新闻人是不吃香的，杨光的家庭只能算是温饱。追求新闻价值真有用吗？很多从业十余年的新闻人不还过着清苦的生活吗？杨光喜欢阳光，他曾经写过一篇小文《只有阳光是不变的》，表这自己的情怀。杨光也是不变的，他是真正的新闻人。

杨光是个球迷、体育迷，曾多次指导《城市晚报》的体育版面。200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刘翔在110米栏比赛中跑道不利，却成功夺冠。杨光为体育版起了一个标题：“第九道第一到”，精彩程度在当年的体育新闻中首屈一指。

很多领导要么不重视体育，要么不懂体育，基本不管体育版，有点差错可能也看不出来。我曾经发过这样的牢骚：在报社，已经五六年没有人告诉我该如何提高业务能力了。不是我业务精湛得没有提高余地，而是领导们不喜欢，自然也就不明白，那就没法布置体育版的工作了。

杨光就不好糊弄了，他值班时我都谨小慎微，生怕在他面前露出破绽。

2007年的时候，在编前会上，杨光突然问了我一句：“马上要开始的斯诺克比赛在哪里举行啊？”我平时不关注台球，不由得一愣，觉得这种比赛都应该在北京吧。杨光接着说：“是在呼和浩特吧，这样的比赛应该派记者去啊。”后来我上网查了一下，比赛确实是在北京，杨光记错了，可我已经很多年没见到领导如此重视体育版了。

现在想来，杨光重视体育不仅是为了工作，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他喜欢体育、热爱生活。

杨光曾是《城市晚报》足球队的一员，身体力行练习球技。当年杨光调离《城市晚报》的时候，我在外地开会，研究2008年北京奥运报道的问题。我在课堂上给杨光发短信，称他是真正的球迷。他回短信表示很高兴。

四年后，听说他出事的消息，我还是在课堂上，在研究2012年伦敦奥运报道计划。可杨光已经接不到短信了。

杨光的身份是领导，所以不能到处抱怨发牢骚，又经常半夜工作通宵达旦。他去世前几天还自我感觉身体不错，我怀疑他就是因为长期郁闷得不到发泄而突发心肌梗塞。

他不可能没有缺点，但毕竟现在人已经不在了，人死为大。当年鲁迅去世时，王芸生在《大公报》上对鲁迅颇有微词，萧乾次日就愤而辞职，大概也是此理吧。

杨光歌唱得不错，唱起来和工作时一样特别投入。他最擅长最喜欢的是戴军的《阿莲》，在《城市晚报》，一提《阿莲》，所有人都会马上想到杨光。我一直不清楚他心中的阿莲究竟是谁。现在，连问的机会都没了。

一世功名任春风

张严平_北京

总记得他最后一个微笑。2013年，我痛失挚爱的人。

30年前相遇，他是全国人大代表，我是记者。职业生涯中唯一一次没有写出稿子的采访，竟在一场关于北岛、舒婷的朦胧诗与贝多芬、肖邦的音乐之间有无关联的讨论中，注定了一生的忘年之恋。那时他前妻已病逝八年。

婚后，1986年，世界宇航科学大会第一次接纳12名中国航天专家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杨南生名列其中，我这才知道嫁了一个不寻常的人，他在家里从不谈自己做过的事。直到他80岁那年，航天部第四研究院为他举办生日庆典，出了一本《伟大的爱国主义学者杨南生》，里面有关于他的生平小传和老同志们的回忆文章，我才窥到他过往生命的辉煌。

他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毕业后赴英留学。新中国成立第二年，携妻回国。这正是中国航天时代揭幕战前夕，杨南生奉命披甲挂帅。

1958年，他从中科院受命赴上海组建探空火箭基地，带领年轻的科研队伍，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枚现代探空火箭T7M，为开辟中国航天时代做出了重大贡献。

再后来，他拿着周恩来总理的任命书，投身内蒙戈壁，率领一支年轻的科研队伍，拉开了中国现代固体导弹事业的大幕。“文革”期间，秩序大乱，正逢东方红一号第三级固体发动机研制的关键时刻，他作为周恩来总理亲自圈定受保护的专家，每天骑着自行车奔波在车间实验台，一些岗位无人上班，他就挨家挨户敲门请人。大戈壁的风寒让他得了严重的坐骨神经痛，下不了床，他就让人用车子拉着他去实验台观察实验结果，一条腿疼痛稍好一些，他就单腿骑车继续跑。每次实验，他总是扑在离发动机只有几米远，仅隔一层防爆玻璃的地方观察，就为了看到发动机喷火的状态，以便更准确地总结成功或失败的原因。

二十多年奋斗的结果，中国现代固体导弹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第一颗东方红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通信卫星、第一颗固体战略导弹等等，杨南生和他的团队都以固体火箭无可替代的价值，写下让中国笑傲世界的篇章。他一直记得，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前夕，他与钱学森等四位专家赴北京向周恩来总理当面汇报的情景，总理要求负责卫星各部分的技术负责人都要签下保证万无一失的报告，他一夜未眠写完报告，郑重签下“杨南生”三个字，心潮澎湃。

他的一生几乎就成了喜剧，但注定不是。

他是纯粹、透明、视真理为第一的知识分子，面对不符合科学精神的长官意志，总是“一士谔谔”，并在中国航天多年的固液之争中，凭借对世界趋势的敏锐把握，怀着对国家利益的忠诚，对加快发展中国固体火箭事业一直不懈呼吁和力争，直言某些反对发展固体火箭者是“液体脑袋”。

历史已经证明他坚持的正确，然而他的人生却遭遇不露痕迹的“回报”。随着航天大门渐向国人打开，这个领域赢得无数鲜花、掌声、聚光灯时，人们越发感受到杨南生的悲剧。作为中国航天固液两大臂膀的固体火箭技术的奠基人、领跑者，他消失在一切聚光灯外，连参评中国两院院士的资格，也被暗地剔除。杨南生对这一切一笑而过：“我绝不后悔！我没做错！”

那一年，电视里播放两弹一星功勋授奖大会的新闻，家里电话被打爆了。电话那边说些什么我不知道，这边他的话让我刻骨铭心。他微笑着说：“没关系，我这一辈子干的这些事又不是为得到这些东西而干的。想想天上飞的有我亲手摸过的，再想想我们干的东西让国力强大，外人不敢欺负，这就够了。其余的，随它去！”

共和国60年大庆，我在天安门观礼台采访，当第二炮兵方阵载着中国最新战略导弹出场时，天安门前沸腾如海。我不禁想起为了共和国这一刻的辉煌奉献了一生，而此时正蜗居在没有电梯、下雨漏水的三层老楼上那个简陋家中已近耄耋之年、体弱多病的老先生，辛酸如绞，泪流满面。

人心永存。2012年夏，中国航天固体动力50年大庆，评选50年十大感动人物，杨南生以高票荣登榜首。老航天人们捎话来说：“杨先生不是两院院士，他是我们心中的院士；杨先生未获功勋，他是我们心中品德高尚功绩卓著的科技大师。”

先生该欣慰了。2013年3月5日，92岁的他静静离去，那一天是惊蛰。敬重爱戴他的老战友们为他挂起挽联：“满腔热血奉人民，天问无悔；一世功名任春风，碑树人心。”

认识并牵手先生，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幸运和幸福。挚爱的人，你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我的丈夫杜如昱

韩玲_北京

觉得自己像是站在天安门广场旁的历史博物馆前，向前走一步即将与历史为伍，但转过身来时，看到的却是亲人的眼睛、孩子的笑脸、大夫疲倦的面容、患者期盼的眼神，和蓝天白云下那熟悉的八个大字——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这是我的丈夫杜如昱经常梦到的一个场景，如今他离开我已经整整两年了。

那天看电视，有乐团在演奏贝多芬的交响曲《英雄》。如昱说过，死后不需要哀乐陪伴，他要踏着进行曲继续前行。我听了他的话，选择用《英雄》送他远行，如今偶然听到，岁月又将我拉回到与如昱相伴的记忆中。

1954年，如昱进入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学习，自此在人民医院度过了不同寻常的半个世纪。1983年至1998年，如昱担任北京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他在这把椅子上坐了15年。15年的光阴不算长，但人民医院在这段时间却与国家一起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深刻变革。如昱的个人经历和这个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每一次跳动都会在心电图的显示屏上划下一次波峰。屈指一算，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路，如昱与他所爱的人民医院正好走完了一半。

历史的机遇把他推到了院长的位置，历史也似乎特别垂青他，给了他一个烂摊子。这个当年名医扎堆、声名赫赫，一度由北洋政府总理兼任院董的医院，前来求医者中不乏高官、名人。而1983年的人民医院，经过“文革”的浩劫，全院职工一度锐减到区区六百余人、床位三百多张。1976年，大地震使医院建筑结构遭受“粉碎性骨折”，1982年，大火又烧去医院大楼的顶层，医院被迫停业长这一年半。可是，别人看是烂摊子，如昱却看作机遇——他天生便乐于接受挑战。

万事开头难，如昱努力用平常心对待。他明白，人才是创造事业的基础。他总说：“要让我们的医务人员摆脱贫困，不要再去排队买‘撮堆儿’卖的烂白菜，他们才会有心思去搞事业。”当普通员工遭遇困难、蒙受冤屈，甚至遭到解雇（那时叫开除，有的还戴着诸如“反革命”、“右派”的帽子），如昱定会施以援手。这不仅要有同情心，更需要勇气，处理这些人人避之惟恐不及的旧账，往往会得罪人，甚至违反政策，如昱对此从没有顾虑，这就是他的天性。

说到发展，有些小事，今天回想起来也让人捧腹。当时，人民医院后楼相当大的一部分被用作职工宿舍，不少人连家带口住在里面。宿舍楼一共有四层，每层有一个公厕，这些公厕居然被如昱下令隔层改成实验室。住在公厕被改建成实验室的那一层的人如果内急，就得麻烦一些，跑上跑下找厕所，难怪一些人调侃说：院长只管吃不管拉。如昱对这些尖刻的批评一笑置之，他看到的是这些“厕所实验室”正培养着人民医院急需的栋梁之材。

在变革的时代，人民医院发展中面临的难题最难的恐怕还是“人”。在发展方向上、人事上、行政上，医、教、研各方面都存在不同意见，甚至尖锐的对立，局外人有时也嗅得出来。如昱始终胸怀坦荡，他信奉一个原则：不求同心，但求同德。待人处事坚持宽容的态度。他不大会用计谋，也许是不耻去用，他的缺点和优点一样鲜明，毫无保留地摆在大家面前。所以，他不是卓尔不群的那种人，相反，他热爱生活，乐于和大家在一起。他经常和职工一起打球，一起自拉自唱排练京剧。早些年，还可以看到他下班后，穿着跨栏背心在医院后院与人下象棋。正是这种亲和力使得大家愿意与他共事。

作为医生，如昱并没有做死板的书呆子，他努力成为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抗震救灾、下乡巡回医疗、基层办学，哪样也少不了他。记得“文革”后期，医院要遣散大批医务人员去大西北下基层，搞得人人自危。那时还是外科主任的如昱倒挺这观，他甚至在会上说：“乡下挺好，风景美丽，空气新鲜，人又淳朴，没有什么可怕。”但是话音一落，会场一片寂静，因为没有人敢接这个茬儿。那时候他的处境并不妙，虽然只是普通的外科医生，头上却戴了一顶“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孝子贤孙”的帽子。如昱就是如此，凡事总会看到光明面。有人说：“杜院长好比一员福将，总能逢凶化吉。”我想也许真有那么一点。

74年往事不会如烟，与如昱度过的每一个日子都是我生活的全部动力。对生命，我们算的是加法，多活一天，增一天寿，我们就多享受一天我们之间的爱。与癌症拼搏的最后四年，我俩仍是巨人，没被它打倒。如昱走后，我算的是减法，走过一天，我便距如昱近一天，我仍可以微笑前行。

“报人书记”林若

范以锦_广州

一位受人敬重的老人的遗体告别仪式于2012年10月13日在广州举行，提早两天，我来到其家里设立的简朴灵堂沉痛悼念。

他89岁仙逝。从年龄来说我是后辈，从职务来看他是我的老领导。他是林若，雅号“报人书记”。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星期天，我正在编辑部值班，他拿着报纸大样走过来说，“文中有些问题要修改”。我是新人，不认识他，他的普通话带潮州口音，朴实得像个老农，我猜可能是新来的党委副书记林若。没错！后来他从省领导岗位退下来后，我作为报社和省记协的负责人，常请他参加一些大型活动，从此和他打交道就多了一些。

如今，对他的怀念，已成永远。一个人在位的时候，可以听到如雷贯耳的颂扬，但未必是真话；而身后留下你听不到的赞美，那才是最真实的。林老逝世后，无论传统媒体的主流舆论，还是来自民间的网声，都众口一词赞誉有加。我也在微博上发了八篇系列博文，以资纪念。

现在我又默默站在林老遗像前，送上我与《南方日报》原总编王春芙共拟的挽联：“铁骨英名垂万代；报人知己存千秋。”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林老1945年5月参加工作，1953年至1966年曾担任广东东莞县县委宣传部长，县委副书记、书记，并于1966年担任湛江地委第一副书记。经历“文革”磨难复出后，担任过《南方日报》党委副书记、广州市委书记，直至当上省委副书记、书记。

用“铁骨英名”来形容林老非常贴切。我们说他是“报人知己”、“报人书记”，不只是说他在报社工作过，其真正的内涵是讲他在对待报纸、报人中体现出来的浩然正气。他升任高官后依然维护报纸、报人的正当权益，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有一回，我送稿到他家里审定，看到厅里贴了一副对联：“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番薯。”他说到做到。某单位占用了别人的房子，经他批示仍不搬，他把记者和当事单位负责人叫来：“再不搬，《南方日报》明天见报。”结果事情很快就解决了。

《南方日报》资深报人陈培在担任副总编、总编期间思想解放，敢于在报上开展批评报道，他支持和组织记者写了很多呼吁冲破思想禁区、落实农村政策的文章，包括一批批评报道，有些还上了头版头条，他也亲自操刀写评论。那时大家对《南方日报》的评价是两大特色：政策宣传、批评报道。林老十分赞赏陈培的正气和才气，陈培积劳成疾得了不治之症，林老要求医院全力抢救，两次到医院去看他，每次都逗留半个小时以上。陈培去世时，林老率领省四套领导班子参加了告别仪式。表面上看是对个人的关怀，其实体现了林老对知识分子的厚爱，对有正气的报人和报纸的信赖和支持。

接触过林老的人都知道他有很严肃的一面，说话一板一眼；他又有刚柔相济的品质，很能体恤媒体人的难处，宽容错误。2005年1月15日，中共广东省委原第一书记任仲夷去世，《新京报》刊登去世消息时错配发了林若的照片，是网上先搞错的，编辑未见过任老和林老的长相，就相信了网上的照片。《新京报》当时的社长戴自更打电话给我，请我与林老沟通一下，诚恳认个错，并征求他对此事的处理意见。我给林老打了电话，一听这事，他首先“哈哈哈”大笑了三声，然后说：“记者、编辑不是有意的，还处理什么啊？更正一下就行了。”在如此轻松的气氛中，我也笑了笑说：“登了您的照片，可以辟邪的。祝您长命百岁！”林老又哈哈大笑起来，但继而严肃认真地说，我们有些年轻同志不太了解历史，又不注重学习，往往容易出错。现在有些采编人员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加上比较浮躁、比较粗心，编校质量问题较多。新闻工作是一项崇高神圣的工作，马虎不得，要教育年轻人必须严肃认真对待采编工作，防止差错出现，“尤其要和年轻人说一说，提醒注意”。宽容错误，体现了老领导对新闻工作者的厚爱；严肃认真地批评，体现长者对后辈的期待。

记者与各种官员打交道，是常有的事，而林老对常与他打交道的一些记者也铭记在心。林老在东莞当领导期间，《南方日报》的刘军在东莞站当记者。东莞当时大兴水利建设，夯实农业这个基础产业，成为远近闻名的粮食和经济作物齐头并进的比较富足的县。刘军在东莞写了不少报道，也与林老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般来说，官员当了高官后，不会再和普通记者保持密切联系。可是作为省委书记，林老对普通记者仍是满腔深情。有一年春节，已当了省委书记的林老还亲自骑着自行车，从省委宿舍大院一直骑到环市东路466号大院《南方日报》宿舍看望刘军。

10月8日，林若离世的第二天，刘军也走了。天堂路上有知音，林老、刘老安息吧！

泽成老兄

朱建珊_泰州

和他共事十几年，低头不见抬头见。他寡言少语，我大而化之；他稳重老成，我急躁冒失；他办他的报纸，我干我的广播。难得打个照面，寒暄几句，仅此而已。

闲暇时，我们却是难得投缘的朋友。每次聚会，给他斟酒，嘴上连声拒绝，但总拗不过大家，只好憨憨地笑笑，任由主人斟满。他醉过几次，醉酒的他一反老成持重的常态，手舞足蹈不能自已，话明显多了，情绪也明显亢奋起来。他会很夸张地搂住我或同事絮絮叨叨，刚开席时的浅尝辄止变成开怀豪饮，席尽人散前本已阑珊的意兴，又被他撩得热火朝天。他敬完这个敬那个，俨然是设宴的主人。直到他生病，才有知情的同事说，刚工作时他滴酒不沾，外出应酬需同事代喝才能解围。

跟他搭档打牌，无论输赢，他都不会像我一样喜怒形于色，出错张牌，顶多轻描淡写嗔怪两句，绝不骂骂咧咧。他的气定神闲，使我很乐意与他打对家。

刚调进单位时，我在总编室，他已在《广电报》工作好几年。有时宣传方面一些材料要汇总上报，重点基本都是广播和电视，很少涉及《广电报》，即便涉及，通常也是对公益广告的刊登有所要求，在我看来是无足轻重一笔带过的例行公事，所以也就例行公事地在电话里向他传达一下。未想到他十分重视，亲自动笔起草方案，亲自审定版面安排，还叫人把报纸小样送来征询我的意见，他的认真既让我有些难堪，又为自己的敷衍而自责。几次下来，领教了他这种作风，我也不敢动辄在电话里“发号施令”了。

他大我三岁，按说该以兄长自居，但早几年，无论对我还是对资历相当年龄相仿的同事，他言必自称小王，谦恭的态度让我觉得有些过分。一次，他请几个广告客户共进晚餐，顺带把我叫去，酒桌上耳闻目睹他在几个年龄小他一大截的老总跟前自称小王，我先前的疑惑从此打消。他办的这份报纸，如不完成每年的发行和创收指标，二十几号人的生计便是大问题，在被视为衣食父母的客户面前，毕恭毕敬、诚惶诚恐都是可以理解的，何况他在这座城市本来就没可以倚靠的大树。

他生病前一年年底，单位组织我们到南方几家广播电视台学习考察，我与他同居一室。刚开始几天，很少交流。晚饭后回到房间，他要么摆弄相机翻看沿途景色，要么倚在床上翻看报纸，冷不丁会冒出一句“你先洗澡吧”，或者，“你想看什么电视节目”，除此以外再无更多言语。返程前一晚，他突然兴致高涨，盘坐在床上跟我谈工作，谈家庭，谈他的如烟往事。也正是这次推心置腹的交谈，才使我完整了解了他。

他老家在苏北农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泰州电视台，干了一阵子电视，随后便一直在《广电报》工作，按既定程序完成一个男人的人生步骤，工作，恋爱，结婚，生子，在异乡落地生根。他老婆是当地人，处于半下岗状态，那段时间正是他事业刚起步之际，每天早出晚归，根本无暇顾及家庭。他说，他的心情在那段日子里经常大起大落。

不能侍奉双亲的无奈、初为人父的兴奋、独自承担生活和工作压力的困顿、被组织提拔重用的喜悦甚至谈成一笔广告业务的满足，我都能理解。我们一直聊到凌晨，很少见他说这么多话。彼时，他已从《广电报》调到集团事业产业部，还兼任集团有限公司副总。以前他在《广电报》当老总，一声令下，麾下尚有二十几号人响应，换了岗位，级别没变，但几乎就他一个光杆司令，提笔办文、跑腿公关、洽谈业务之类的活儿，都需要他亲力亲为。我跟他插科打诨：“大老板要求我们能文能武，你当之无愧。”他嘿嘿一笑：“洋话。”

2012年3月，一向硬朗结实的他，突然癫痫发作倒地不起，送到医院检查，查出他患上了脑瘤，且是恶性程度最高的一种。第一次手术后，我去医院看他，看到他除了头被纱布包裹起来，其他并无异样，脸上也没有流露出绝望和痛苦的表情。我故作轻松，既想尽力掩饰内心的难过，又想努力营造小病小痛不足为惧的轻松氛围，就开玩笑说：“小王，以后可不要用脑过度了。”他仍然嘿嘿一笑：“样话。”

他是个意志坚强的男人，但肿瘤生长的速度并不因他的意志而变慢，经历第二次手术摧残，他的身体被彻底掏空了。2013年夏天，在一个酷热难耐的早晨，他一句话也没留下，离我们而去。晚上，我和他生前要好的几个朋友一起守灵，整个殡仪馆只有他这一家办丧事，周围黑灯瞎火，唯有我们所在的这个灵堂里灯火通明，大家凑成两桌一起打牌。灵堂里低回的哀乐混杂着烧纸钱的烟味，在寂寥的夜空四处飘散，我时不时掉过头看看棺木中熟睡的他，心里念叨着，泽成兄，来世我们还打对家。

师者风范千古存

韩晗_北京

2014年过年，没有收到邓绍基老师寄来的明信片，总觉得心里少了点什么。以前几年里，每年春节，打开信箱取信，都能看到熟悉的字迹，来自于邓绍基先生。

记得去年那张贺年片与先前的都不同，明信片上有了我妻子的名字。我给邓老师寄去的明信片上，妻子的落款写得不甚清楚，结果邓老师回复的明信片上，将妻子的名字“张萱”误作了“张莹”。没有想到，这竟然是邓老师寄给我的最后一张明信片。

我对于古典文学一窍不通，但却有幸与邓老师有了五年的交往，在他生命最后的五年里，我感受到了一位师者的崇高风范。第一次与邓老师见面，是在一场通识教育的讲座上。邓老师知道我们同学大多数专业兴趣不同，于是从校勘、版本学等问题入手，向我们讲述了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些逸闻趣事，大大地吸引了我们的兴趣。讲座最后，邓老师忽然提到了鲁迅曾说过的一句话：“明人刻古书而古书亡”。说到这里，邓老师给我们出了一道题：这句话最早的出处是哪里？而且还补充说明：他翻阅了很多资料也没找到。哪位同学有心可以去考证一下。

我听完讲座，直接去了图书馆，在古籍电子库里输入了“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九个字，结果出来了，这句话最早出现于清代陆心源著《仪顾堂题跋》第一卷《六经雅言图辨跋》。我忍不住在图书馆里就给邓老师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我的考证过程与联系方式，贸然将信寄到了建内大街5号的社科院文学所。坦诚地说，我不太指望邓老师会理会我，毕竟这是用互联网查出来的结果，我认为对于许多治学严谨的老先生来讲，这几乎是无法容忍的“投机取巧”。

过了几天，我竟然接到了邓老师打来的电话。电话的具体内容，我现在已记不清了，但邓老师在电话里肯定了我的考证，并表扬了我对于新技术的应用。其中有句话我一直记着：“搞古典文学也要及时用新技术，像互联网这样的东西，对于古典文学研究来讲，有很大意义。”挂电话之前，邓老师对我说，欢迎到他家里坐坐，关于一些问题，可以再进一步聊聊。不久之后，我听说邓老师在网上开了博客。

正好那段时间，我忙于写硕士论文。写作过程中遇到了一点点困难，一位姓蒋的青年教师公开反对我的观点，这增加了我的写作难度。因为除了写作之外，我还要抽出时间与精力，应付这位蒋先生的纠缠。那时候，我几乎每天都要花一两个小时看闲书，有时候在世茂大厦一楼的餐厅，有时候窝在北海公园的某个角落，打发困顿无聊的时间。

某天，我乘地铁在车公庄站下车，忽然想起来这就是邓老师家附近，于是很唐突地给邓老师打了一个电话。没想到邓老师很高兴地在电话里向我发出邀请：上来坐坐吧。

社科院宿舍都是老楼房，楼梯很宽阔，没有电梯。邓老师的客厅里种满了盆栽，他坐在椅子里，很高兴地聊起我写的那封信，我非常惶恐。然后他又关心地问我：硕士论文做什么选题？我说：做话剧与基督教的关系。

邓老师微微一笑：“这个选题非常好，我以前在家乡念小学，就念的是教会学校，每到节日，老师都会让我们排演一些话剧。演完话剧，同学们互赠礼物，有的同学家庭条件好，就会带一支铅笔来，有些家庭条件差一些，就带一块糖。这个记忆很美好。”

说到这里，午后的阳光倾洒在邓老师脸上，和蔼的笑容仿佛正在消融我心里的冰雪。

邓老师又问：“听说你很能写东西，最近有什么新作？”

“我正打算写一本书，”我如实回答，“关于1978年之后的中国文学史，这段历史写的人不少，我争取写到2008年，当然我觉得自己能力也有限，但是很想尝试一下。”

邓老师微微一笑，“这个想法也很好，30年中国文学史，特别是80年代，有很多值得回味，也很匪夷所思的现象，你要忠实写下来，不容易。”

与邓老师聊了近两个小时，真切地感受到来自于前辈学者的热情关爱，对于当时身处困境中的我，这几乎是不敢想象的奢求。告别时，邓老师起身执意要送我到门口，告诉我，他喜欢和年轻人聊天，让我以后有空一定来他家里坐坐。但在那次之后没多久，我就离开北京，到了武汉。

我更没想到，在车公庄与邓老师这次分别，竟是永别。

邓老师已经逝世一年了，但他的师者风范，却一直激励着我，在学术人生中，继续前行。

近代史学界塌了一个角

张鸣_北京

早晨起来，吃罢饭正在看书，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说是高华的学生，我的头顿时嗡的一声。接下来，他告诉我，高华已于昨晚22点15分走了。

高华的走，我有预感，所有他的朋友，都有预感。早在几个星期前，他的病情就开始恶化。上星期六，我去看他的时候，感觉他的生命在一点点地流逝。强忍心里的难受，跟他聊了好些学术和时局的事儿。他的思路还是那样清晰，对发生过的所有事情，都一清二楚，甚至比我这个健康人还清楚。

高华走了，真的走了。长歌当哭，应该是在痛定之后，此时脑子一片混沌，说点什么呢？高华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老师，真正意义上的良师益友。我出道晚，认识高华是在2003年，我们系组织的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高华是我的论文评议人。记得当时我写的是一篇讨论土改的论文。此前，我已经读过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对于当时的我，他就是一座山。我们认识了，一见如故。会后，系里的几个人意犹未尽，拉他去吃饭，再聊。高华不能喝酒，我们以茶代酒，很尽兴。

我与高华比较长时间相处，是此后不久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访学，高华是那里的常客，两个月下来，几乎天天在一起。他烟瘾很大，不肯在办公室过瘾，怕熏了别人，只能隔一小时下楼抽一支，每次都拉我陪他，我们绕楼一周，边走边聊。

在史学界，我是野狐禅学者，如果说在我这一生中，有点拨过我的治学的人，高华绝对算一个。只是非常惭愧，尽管有这样的良师益友指教，我却时常撒野如故。好在，后来我写的东西，高华十分喜欢。他的夫人告诉我，在他生病的四年里，他们都是我的博客、微博的读者，看我的博客，是他每天的功课（其实是消遣）。我出版的每本书，都会寄给他。我知道，我写得太多、太糙，总是暗下决心，下一次，一定写一本像样的给他看。可是，书还没写出来，他人已经走了。

2005年，我和他曾经一起受聘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上了半年的课。因此，我有机缘听过他的课。高华讲课非常有风格，内容就不用说了，容量之大，思想之刺激，每每令人应接不暇。更妙的是，他还非常幽默风趣，声音极具磁性。这样的声音，只有优秀的话剧演员才有。

认识高华，也逐渐认识了好些他的学生，每个听过他课的学生，都跟我有同感，也都超级热爱他们的老师。高华和他学生关系之好，每每让我们这些做老师的嫉妒。当然，这样的关系，是他用心血浇灌出来的。他重病期间，还在病床上修改学生的博士论文，一本厚厚的“砖头”，四十多万字。

高华是一个在我看来过分严谨的人，做学问，甚至平时说话，都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绝不多说半句。做的是不时髦的学问，令主流生厌，自然在学校和单位里就没有什么好果子吃。他的著作，是国内罕见的具有国际声望的著述，几乎无人可以匹敌，但在他的学校，教授评级，他却仅仅是最低一级的四级。没有课题、没有外快，住的房子很小，连过道里都塞满了书和资料。不消说，他是个穷学者，穷到这么小的房子，都要借钱才能买得起。但是，他肚子里的学问，却富有海内。我知道，他有太多的东西要写，有太多的东西可写，可是，正当壮年的他，就这样走了。

高华其实是一个非常谨慎小心的人。这样一个富有才华的人，如果用他的才华来求富贵，甚至我们开玩笑说去做古代史，也一样会有很大的成就，那种可以为当道认可、褒扬的成就。即使做不了什么长，混个什么江的学者，料无问题。但是，他却选择了一条十分艰难的路。资料难找，成果国内发不了，还时常伴随各种有形无形的风险，想换个学校都做不到。他的病，说到底，也跟他的这种选择有关。毕竟，高华也是血肉之躯，不可能对外界的压力无动于衷。

我知道，如果不是良知，不是那种按捺不住的良知冲动，他不会作这样的选择。既然已经选择了，就无怨无悔，直到最后一刻。

我们这一代学者，只要还待在教授、研究员的位置上，基本上就不缺什么了，有的人甚至有了荣华富贵。我时常问自己，如果我处于高华的位置，贫寒到这个地步，连书都没有地方放，我还能不能坚持我的理想，做高华这样出力不讨好的学问？惭愧的是，虽然我是高华的好朋友，却一直没有确定的答案。最大的可能是，我会先去挣钱，挣够了钱，再回过头来做学问。只是，我也不能确定，到时候我还能不能坐得下冷板凳。

写到这里，高华聊天时的声音一直在我脑际回响，“醉里吴音相媚好”就是这个感觉，亲切、低徊、沁人心脾。这是我这一生最喜欢的声音。高华的为人，他的治学，他的教书育人，都是这个感觉。

在学术中快乐旅行的任东来

于英红_杭州

5月2日，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任东来教授告别他深爱的家庭和学术，去往彼岸，享年52岁。作为中国第一位美国史方向的博士，在近三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在中美关系史、美国对外关系史等多个研究领域里有着他人难以超越的代表性成果。

任老师早年受的严格学术训练为他后来的学术生涯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被他尊称为四大精神导师的丁则民、杨生茂、李慎之和资中筠教授，都是国内美国史研究的元老级人物。任老师一直保留着学界名流、旧日同学、朋友和陌生学人的来信，他的导师杨生茂先生写给他成打的信函，上面隽秀的小楷，让我们感受到了在没有电子邮件的年代里大师对学生的关切之情。

学术上“深入”的训练，为恩师将深奥的学问“浅出”地呈现出来奠定了扎实的基本功。《美国宪政历程》以影响美国历史的25个司法大案为线索，重现在历史进程中司法如何将开国元勋在美国宪法中确立的自由概念充实以新的定义，以适应变化的社会需要。这些最高法院的案例判决大都很长，很多法学院学生都觉得太枯燥了，但是任老师硬是将这些长而艰涩的内容，变成了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再辅以他美国历史方面的长项，写出来的案例有血有肉，一位历史学教授的著作被很多大学的法学院列为指定阅读书目，可谓一种不可思议的成功。

2003年—2006年，我在南京大学求学，有幸成为任老师的学生。恩师性情爽朗，喜欢开门见山，但在某些问题上，他选择让我们自己去思考。刚入学时，恩师指定我们去看两本书：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和陈旭麓的《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尽管这两本书可谓透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经典之作，可我们是世界史专业，细读这两本书意义何在？恩师从未解释，大概也没人问过。当学习深入时，才知道恩师是想让我们明白学习世界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仍然是中国。后来和同门交流，才晓得大家都经历过这一“声东击西”的阅读书单，这是传统曲目。

2011年年底，在贵州举办的“太平洋战争与中美关系”会议上，会务请了一名翻译，翻译对这一领域不熟悉，中场翻译出现困难，恩师马上打开面前的话筒，接着翻译下去，和美国来的陈兼教授接力把翻译完成，为那位翻译救了场。

学生找工作需要帮助时，他非常乐意伸出援手。2006年我应聘江苏一家出版社，初试通过后，对方要求编辑一本书稿样本。我想到任老师女儿在父母赴美访学时跟随前往，写了一系列读书生活见闻，可以编成很好的一本书，于是打电话给任老师。恩师非常高兴，但存储盘坏了，数据导不出来，他随后去找数码公司，花费高价导出数据，电邮给我。

分享是恩师治学的一大乐趣。恩师会不定期地把自己的文章群发到学生电子邮箱，请大家提意见。每有新书出版，都会送给我们人手一本，毕业后还会收到他快递来的新书。

任老师一家是学生们艳羡的榜样：任老师风度翩翩，学问好，有影响力。师母吴耘教授是南京大学的英语老师，修养极好，一口纯正美式口语，法语也非常好。女儿漂亮可爱，非常出色。任老师与师母都毕业于南开大学，先后来到南京大学执教。在恩师言谈中，看得出他们感情深厚。任老师第一次接见我们新生是在办公室，办公桌对面的书架上，放着师母照片；左手边书架上放着女儿的照片。任老师每每提到师母、女儿，发自内心的喜悦溢于言表。有一年任老师带弟子去中山陵水榭踏秋，师母为大家准备了运动器材、扑克、驱蚊水和防水坐垫。打开一个个装满材料的便当盒时，任老师说，吴老师为准备这些花了很长时间。

2005年，任老师告知大家他申请到了下一学年的富布莱特学者计划，本来吴老师也可以前往，但为了家庭，她放弃了。下次课前，任老师非常喜悦地告诉大家，吴老师正好也申请到了大外部的访问学者计划，可以同行。

来自家庭的爱，支撑着恩师在与病魔抗争的十个月里保持着乐观心态。任老师在北京治疗期间，师母把课调到上半周，周三上午上完课乘高铁赶往北京。师母说，任老师每周三在病房焦急等待，每次推门进去，他都会紧紧抱住风尘仆仆的爱妻，温柔地喊“Darling”。她说看到任老师承受的痛苦就心疼。说到此，情不自禁流泪。师母摔伤后，他们的女儿提前结束在美国格林奈尔学院的学业回国侍奉父亲，二十出头的小姑娘勇敢承担起到处奔波为爸爸取药请医生的重担。

这些爱，让恩师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尽管有种种不舍，但不会感到孤独。

达观

搔首烟波上，老去任乾坤

103岁的老小孩李育中

陈诗哥_深圳

“从前有个人，他出现时已很老了，没人知道他经历过什么。有一天，他拿起小孙子看的童话，翻了几页，便入迷了。他觉得自己在慢慢变小，直到有一天，他变成了一个婴儿，就死了。死的时候，脸上露出婴儿般纯洁的笑容。”

2013年年初，我在一篇文章中写下上述这段文字，那个“他”，便是我的老师兼老友李育中先生。当时，李先生已103岁高龄，私底下，我们称他为老头子。

老头子是十分有风度的人。他于辛亥革命前一年出生于香港，自诩是经历了清朝、民国、共和国的“三朝元老”，他接受英式教育，懂六门外语，身上有一股英国绅士气息。经常看到他这样的形象：头戴贝雷帽，手拿长柄雨伞作拐杖，穿着破皮鞋，有时还不穿袜子。这种带着屌丝气息的绅士风度，迷倒不少女生。十多年前，华南师大中文系评选“最受女生欢迎教师”，老头子名列第四，前三个都是三十多岁的年轻教师。

老头子还有魏晋名士风度。这种名士风度比绅士风度更内在，更土生土长。他常跟我说两句话：第一句是“破甑不顾”，说一个人赶车，车上装满瓶瓶罐罐，车颠了一下，瓶瓶罐罐掉地上碎了，赶车人头也不回，赶着车悠然而去。第二句是“众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要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老头子多次批评，现在好多有学问的聪明人都好耍滑头，媚俗或媚雅，丧失学者立场，丧失说真话的勇气。这两句话是老头子名士风度的最好注解。

老头子不仅耿直，而且宽容。20世纪80年代末，一位年轻学者大红大紫，颇受追捧，老头子写了篇文章对其某些论点进行批驳，说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文章将要付印时，这位学者遭批判，老头子坚决要求将自己文章撤下来，理由是：年轻人走红时要提醒，现在大家批判起来，他就不掺和了。

13年前我刚认识老头子时，他正好90岁。所以，他给我一个奇怪的印象：他一开始就很老，白头发白胡须，但又很精神。他喜欢跟人比腕力：如果你是男生，要控制力度，跟他握个不分上下，他就会很得意：“我的力气还是不错的。”如果你是女生，可能要被他“欺负”下，他就更得意了。每当那时候，我就感觉，他老得忘记了死亡。

他在世上逗留了103年，经历何止九磨十难，但他只用两个字概括：“没事。”超脱之气，跃然纸上。在这老头子身上，我看见了洗尽铅华、返璞归真，他不是归于干枯沉寂，而是重新焕发出生机。在他身上，我看到天真、澄清、童心未泯。所以，我们不妨称他为老小孩。

是什么让老头子重新成为小孩呢？我认为是好奇心。这个老小孩有强烈的好奇心，对一切保持敏锐触觉，喜欢新事物新思想。他一生有许多个第一：第一个翻译海明威小说《诀别武器》；主编香港第一本诗刊《诗页》，是香港现代文学拓荒者；作为杜聿明秘书，随军远征缅甸，写出《缅甸远征记》，是国内最早记录远征军战史的报告文学；第一个在南方介绍萨特和毕加索；第一个系统全面介绍芭蕾舞；新时期第一个介绍翻译卡夫卡作品；第一个写长文介绍马雅可夫斯基；“文革”后第一个为尼采翻案；第一个在大陆写文章评介李敖……12年前，91岁的他，给学生讲什么是后现代主义。

老小孩学识渊博，爱书如命，但不是书呆子。他坐拥书城，捐了两万册书给图书馆，他的三室两厅里还是堆满书。

老小孩勤奋，一点儿也不遵循早睡早起的古训，每晚看书到一两点。他笔耕不辍，前几年我还在《随笔》和别的报刊上看到他的文章。老小孩淡泊，他最早参加革命，却远离官场。当年让他做系主任，他婉言拒绝。

老小孩喜欢美食。我曾带他坐公共汽车满街找饭吃：陶园、育人之家、水稻田酒家，小北门、粤海酒店、美术馆咖啡厅、广州酒家……他最爱吃酸甜咕咾肉，每次必点。上个月我去医院看他，他瘦得皮包骨，让人看了直掉眼泪。我突然问他：“老师，想吃酸甜咕咾肉吗？”本来蔫蔫的他眼睛一亮，说：“嗯！”我顿时大喜，想吃的人离死亡远着呢。我看他有点口渴，便问：“老师，想饮什么啊？”他说：“我想饮橙汁啊！”这句话包含着极大的生命力。可惜，医生不懂生命之道，不许他喝橙汁，只能喝酸牛奶，但老小孩这句话的音调和神态，会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

现在，他终于脱去衰老的躯壳，重新变成一个小孩，一个知识渊博、学问深厚的小孩，露出婴儿般的笑容。

千万里我追寻着夏光

刘诚龙_邵阳

现代京剧《沙家浜》风靡全国的时候，夏光到上海出差，战友送他一张戏票，他看得恍惚：郭建光是谁？1982年5月，谭震林在华东七省市党史工作会上对着麦克风说：“《沙家浜》的斗争故事是真实的，‘郭建光’现在就在台下，他的名字叫夏光。”

芳名远播，多荣光啊，夏光却与老首长抬起杠：“不能这样说，戏剧中的郭建光是新四军指挥员的一个缩影，我只是沾了一个‘光’字。”老人家说郭建光不是一个人，是当年奋战在阳澄湖120平方公里中的三位抗日指挥员的缩写，一个是郭曦晨，一个叫李建模，最后一个才是他夏光。

十多岁的夏光，千里万里，追寻着远处的星星之光，从湘西南跑到遥远的武汉，去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课。当时他年纪小，个子矮，人未长成，身材远没有后来魁梧。据说当年夏光特别活泼，每听上课铃响便抢位置，去抢最前面一排的座位，听一位带着浓重湘音的大哥在讲台上铿锵陈词。夏光是在毛泽东的卧室里入的党，那时杨开慧据说也在农讲所，夏光跟在毛泽东后面喊大哥，站在杨开慧面前喊大嫂。二十年弹指一挥间，再喊大嫂，大嫂已不应了，大哥虽还会以湘音应答，夏光却不找了。郭建光红透全中国，而英雄原型夏光却以莫须有的“疑罪”，正在接受批斗。有位老战友在北京看完《沙家浜》，跑到南京叫老人家去“上访”：“戏里的郭建光就是你，这说明上面是肯定你的，快去找组织吧，你的问题就会解决。”夏光却拒绝了好意：“我不能以功臣自居，我等待历史去说吧。”

乡党彭宏钟在上海搞房地产，偶遇夏光儿子夏军，才晓得家乡有过这样的英雄。彭总房地产也不搞了，搞什么“宇宙宏微论”，建什么“科博园”，兴什么湖湘文化，怂恿我去追寻夏光。夏光已于2012年离了人世，享年104岁。斯人已逝，何处话悲壮？乡党周玉柳做我的“思想工作”，便又邀在武冈搞了三十余年党史的肖时升，我们四人于三九寒冬，从湖南出发，乘上火车，哐当哐当，千万里去追寻前贤。

前贤已不在，前贤之后人在。上海徐家汇，在一个老干部中心的大厅沙发一角，我们见到了夏军先生。夏军身材高大，继承了乃父平和之风，不过，他不从戎而从文，退休之前是教授，温文儒雅。夏军先生话不多，只谈了夏光的一些生活小事，舍此并不多说，只是告诉我们，在无锡，还有夏光的一位老下属，至今健在，是阳澄湖“36位伤病员”中唯一的“活化石”了。

在无锡一家康复医院里，九十有二的新四军老战士吴志勤，白发稀疏，精神却矍铄。我们问起往事，吴老拉开保暖裤，拉到大腿，几个弹孔触目惊心。谈起峥嵘岁月，老人很激动：“夏光啊，夏光是个好首长。老首长很会打仗，他指挥打仗，很有智慧，很慎重，不轻易出手，一出手便有很大把握。我没死，活到现在，也是首长爱护士兵，不轻易将我们往枪口里送。”

陪着吴老的是他儿子，在这家医院里做医生。没几刻，女儿也来看他了，她穿着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面容清瘦，看着不像是很富贵的模样。打江山的功臣，“功二代”也如百姓家？这让我们感慨。我问吴老：您的孩子干着平常人的工作，您觉得公平吗？吴老连说：“公平，公平，我孩子都有工作，享福啊。我蛮多战友，牺牲了，命都没了，哪有孩子？”

说起这话题，肖时升还说起夏光一件小事：夏光投笔从戎，老家还有老婆孩子，枪林弹雨一二十年，不得相见。待到解放，夏光得知孩子依然在家乡面朝黄土背朝天。孩子曾来找他，他却一句话打发了：我不能给你安排工作，当农民不是工作吗？夏光要打破人们的思维定势：打江山，不代表后代就可轻易坐享江山。理，夏光树起了新理；情呢，却还是旧情：夏光每年都把工资寄回家乡，周济孩子。

夏光辞世以后，骨灰一分为二，一半归家乡，一半归了沙家浜。在水乡沙家浜，长眠着一位共和国功臣，我们四位来自将军故乡的后辈，来到墓前，连敬两次三鞠躬。其中一次，我说不上为何而鞠，但加上的一次，是为夏光对待“将二代”、“将三代”等“将后代”的态度而鞠躬。

清明时节忆父亲

蔡锡凤　蔡锡镕_成都

2013年4月1日，父亲离开20年了。20年很长，我们兄弟姊妹相继成家，有了儿孙，也相继老去。20年很短，父亲仿佛一直都不曾离去。

父亲于1914年农历八月十四日出生于上海浦东，家境贫寒，只读了三年私塾就辍学当了皮革学徒，过早地进入了社会。儿时经历让他很早就懂得了吃苦和勤奋。

哥哥姐姐小时候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动乱不安，父母带着他们几兄妹一路逃难，先后在重庆、成都辗转。为了生计，父亲开了个皮革小作坊，制卖皮鞋、皮带等皮具。父亲技术好，还时常有些新颖的设计，生意一直不错，他在方圆几十里也拥有了很高的声望。日子算是逐渐安稳了下来。

解放后，作坊充公，父亲到国营成都星火皮件厂当了工人。他是当时厂里唯一的八级工，这是工人技术职称里的最高级别。他一直分管技术工作，一生带出了很多徒弟。

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皮件厂负责为军队生产一些皮革装备。军方提供了一堆手枪、刺刀等实物，要求生产皮套等配件，却没有提供图纸。父亲带领几个技术骨干埋头进行实物测量、手绘图纸、剪裁试用，没日没夜一个月，攻克了难关，生产出了既可与武器匹配，又美观的皮革外套，军方非常满意。父亲很为此骄傲，直到现在我都能想起，他挥着那双满是割痕的有力大手，绘声绘色讲述时的得意神情。

20世纪60年代，经济大环境很困难，开始技术革新运动。当时国内真皮稀缺，急需替代品，父亲身先士卒，又带领几个工人成立攻关小组，研制出了我们到现在还在使用的“人造革”。在一次实验中，他被毒气熏到，虽经抢救，仍留下了终身后遗症——嗅觉失灵。然而，父亲并未为此埋怨国家和工厂，依然埋头于皮革堆里，依然全心全意带徒弟，依然每周才回一次家。

“文革”时期，父亲以“资本家”罪名遭到迫害。我当时在外串联，听说家里来了一大帮红卫兵，翻箱倒柜没抄出什么，倒是找到一堆奖章奖状，他们被吓住了，没想到这个“反革命”的老头竟还这般有贡献。红卫兵们还算有良心，没毁掉这些荣誉，只带了几本书跑了。后来，这些奖状奖章就一直在家里珍藏着，它们凝集了父亲一辈子的心血，也见证了父亲一辈子事业的荣光。

“文革”结束没几年，父亲退休了。可是，与皮革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他哪里停得下来。于是，他经常跑到成都工学院高分子化学系，帮忙解决皮革、机械问题，乐此不疲。学校邀他去讲课，他拒绝了，说自己文化水平低，不要误了人。他是典型的技术型人才，乐于解决问题，不愿意做前台的演讲者。

父亲一生有11个孩子，活下来9个。他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收入虽稳定，但毕竟有九张嘴等吃喝。为了让家人过好一点，父亲在厂里一些边角旮旯处种了很多菜，平时留些给工友，每到周末就带些回来。那也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父亲怕我们抢食，就让我们坐好，给一人盛上一碗，我们稀里哗啦刨个精光，像过节一样。

退休后，为弥补年轻时很少照顾家庭的愧疚，他开始每天为家人准备早餐。天不亮就起床，等送走了上学、上班的孩子们，又忙活着把整个院坝和楼道扫了。每月义务为家家户户抄水电表，有的住户没钱，他还主动垫付。我们劝他不要这么辛苦，别累着了。他总笑呵呵地说，没事，当锻炼。父亲老来很受邻居喜欢和尊重，没人不说好。父亲就这样操劳了一生，心里总装着别人，年轻时为国家，老了为家人和邻里。

直到1993年4月1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

我接到弟媳的电话，她说：爸爸走了。我问：爸爸去哪里了？干吗不回来？弟媳才说：爸爸去世了。那一刻，我眼前全黑，天一下崩塌了，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

后来才知道，离世前几天，父亲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全身浮肿，一触一个坑。家人催他去看医生，他说没事——他老说没事，年轻时就总是把病假条往兜里一揣，照样去上班，老了还这样！直到他三天没有小便，才被家人发现送到了医院，此时肾衰竭已十分严重，住进医院的第二天早上5点，他就离开了。父亲走得太仓促，我没能及时赶到，这成了我终生遗憾的事，多年来都不能释怀。

父亲享年79岁，他走得匆忙但平静，没遭受很大的痛苦，我觉得这就是好人的好报。

父亲走了20年，我也已满头华发，然而时间并未治愈我对他的思念。感谢他教会我们感恩、努力、勤奋、乐善；感谢他为我们遮风挡雨，分担重任。他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人。

偶然遇见高凌风

黎宛欣_台北

记得琼瑶电影《燃烧吧！火鸟》有一句话：“偶然＋偶然＝命运。”我和高大哥的认识应该就是一种命运的偶然吧。

从歌迷到助理再到经纪人，这中间很漫长，有很多回忆。很多人以为我对高大哥的离世很淡定，这其实是尘封一种情感，不愿意去揭开记忆。

我从三岁起就是高凌风的歌迷，长大后与高大哥初识之时，我紧张得说话结巴，身上直冒汗，脸一阵一阵发红，心脏狂跳。他看上去那么迷人，那么像王子，我战战兢兢生怕说错话或做错事。当时台湾有个综艺模仿节目“全民乱讲”，那时我正好在念大学历史系，高大哥上节目前常常打电话给我，问一些历史相关问题，聊着聊着渐渐熟悉起来。后来，我帮高大哥把他的黑胶唱片转成CD，他为了答谢我，让我跟着他们全家去美国玩，顺便给他在赌城的秀帮忙，之后我就当起了他的助理。那次旅程仿佛还在眼前，却已经成为过去。

跟高大哥相处时间长了，开始把他当普通人对待，不像之前战战兢兢的，偶尔也会回回嘴，意见不合时也会争执不下。有一次，高大哥很感慨，说我崇拜他的成分越来越少啦！听闻此言，我不禁发笑，当即表示对他的崇拜还是很深的，他才没那么幽怨。

又有一次，高大哥喉咙痛，还一直猛讲电话。眼见着明天要演唱，他还这么任性地浪费他的喉咙，我一急，对着他狂念半小时，最后还威胁他：“再不停止打电话，就把你的手机从楼上丢下去！”他一脸委屈，慢悠悠地说：“我一个老人家，被小人家训半小时已经很可怜了，还要被威胁……”虽然当时我板着脸，其实心里有点不好意思：是啊，我彻底忽略他已经是老人家了！在我心里，青蛙王子哪里会老呢？总像初见时那样活力四射。

相识十多年，生活中有很多难忘的点点滴滴。我们会因为一个表演很成功而感动一晚上，也曾因为一个理念争执几个小时，也有他不听劝告贪玩嘴馋，我们生闷气，再和好……无数回忆在眼前翻飞，他有时候很啰唆，有时候又很可爱，有时候很想要他去旁边罚站，因为他是个惹祸精……工作久了，有时候真的很难想象，儿时眼中的王子在眼前跟我说话。

日子过得很快，王子的年纪越来越大，我也不再年轻，但他精力过人，很多时候我会自叹不如，我到了他这年纪大概不会有这个活力吧？对我而言，他“永不言败”的精神更是一种强大的信念。他曾经不厌其烦地教导我，苦口婆心劝告失恋的我，现在想起都很心酸。

我曾有幸跟高大哥一起拍电影，常常到了半夜都还没休息，有一天拍了十几个小时，走出片场他都走不动了。我搀着他，奇怪地问：“你刚刚不是好好的吗？”他告诉我，在镜头前面，他永远不会让自己显出疲态。现在他可以好好休息了，不用再那么敬业。媒体新闻都在报道他曾经最美好的画面，大家也对他疯狂回忆……他曾经跟我说过，“死了还要火一把”，他总算如愿了！

书写至此，黯然，火鸟下台一鞠躬，哪天到我离世时，我想高大哥会在某一处等着我，我一定会抱怨他两句：“你都不事先预演好，害得大家都伤碎了心。”

初春，台北不冷，淡淡的三月天。我准备返台送送高大哥，轻轻哼着他的歌《不一样》，对你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怀念岳父

周华_银川

岳父走了，七月初一凌晨1点40分，满天星雨。我很清楚，岳父没走，音容笑貌一直在我心里。

认识他的时候我刚到银川，怀着忐忑的心情去了他家，省委家属院。我还没进门就开始恐慌，担心他不同意我和妻子恋爱，因为我是个从农村来的穷学生，身无长物。没想到，他既没问家世，也没问收入，和蔼地泡了杯茶递给我，说：“在家里别拘谨，简单吃顿饭。”离开时，把我送出门，说：“有时间就来家里。”

结婚后我们住在岳父家里。他很疼爱我们的孩子，吃饭时总让挨着他坐，不停地给夹菜。小孩子很顽皮，老在沙发上蹦蹦跳跳，他从来不生气，也不制止，还笑着欣赏。孙子上学后，他骑车接送，家门口有条小路，路上的尘土飞扬他从来都跟看不到似的，只要带着小孙子就总显得踌躇满志。

岳父喜欢抽烟，我每次出差都带两包当地的香烟送他。明明知道我不抽烟，他却总是抽出两根，对着我说，你来一根。看我摇摇头，相视一笑，然后沏杯茶，让我坐下聊天。岳父知道我爱吃饺子，每次我出差回来，不管做多少个菜也总让岳母包盘饺子端到桌上。我不爱吃辛辣食品，只要我在，岳父都提醒少放辣椒。有时我想帮帮厨，他总是不让。

妻子单位分房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家。一年正月初二，我到姑姑家拜年，回来晚了，妻子不高兴，跟我吵了一架。我很气愤，觉得我从小跟着姑姑长大，多待一会儿有啥不对。第二天，岳父来到家里，对我说：“别往心里放，都是闺女不好，从小娇生惯养，结了婚还任性。过节休息，孩子我看着，你去姑家再住两天。”我顿时忍不住流下了泪水。

岳父老家在河南农村，尽管离开多年，他一直把老家的人放在心上。那些困难的年月，他经常往老家寄东西，钱、粮票、手套、棉衣棉被。哪怕一双胶鞋也要寄到老家，说穿上浇地湿不了裤子。只要有人回去，总给亲戚带钱。岳父把老家好多人带了出来，如今都在宁夏成了家。他说，农村家里穷，也帮不了别的，弄到城里找个工作成个家，也算对得起家乡的人了。

岳父是质朴的。床上一条毯子，20世纪50年代从河南带到陕西又带到宁夏，直到他去世一直铺着。房子是单位的房改房，70平方米，周末子女回去很拥挤，住下就得打地铺。我们提了几次换套大的，他不允，说比比矿工的棚户区该知足了。岳父洗澡从来都用大盆接水，洗完澡再冲厕所。到外边吃饭，剩下一口菜也让打包，我们很难为情，他却说：“这有啥不好意思的，你们是没挨过饿。”

岳父去世那晚，妻子和妻姐专门跑到物美超市给老人买双袜子，选好后竟然落在柜台没结账，发现时超市已经关门，此事成为了终生遗憾。后来我们说老人节俭了一辈子，冥冥之中还让我们省下了一双袜子的钱。

岳父解放前在家乡参加土改，后来到陕西当了干部，但他办的是退休，因为档案记载有出入，写的是建国后参加工作。我搞过人事工作，遇到过类似情况，只要本人提出申请，有证据证明是建国前参加工作，组织是认可的，可以按离休对待。我每次跟他说这事，他总是浅浅一笑：“不就少拿几块钱嘛，这个有啥计较的，比比‘文革’中早走的同事，已经够好的了。”

2011年春节，岳母看到领导慰问劳模的新闻，就说岳父也是劳模，证书丢了，没人管了。我说到单位找找，岳父马上阻止：“别找了，经历的单位多，就是劳模也是那个年代的，这些年再没给企业做点什么。”岳父去世后，我在整理书架时发现一份褪色的文件，上面写着1995年他被宁夏自治区政府授予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他跟几个省级领导同过事，交情也很好，有一次妻兄单位推荐干部，想让老人帮着说句话。岳父说年轻人要靠实干，终究没去找老熟人套交情。

岳父虽然只有初中学历，但很爱学习。他看的书很杂，书架上企业管理、文史哲法、保健养生的书都有，随便翻翻总能看到圈点的痕迹。有一次我和妻子谈房子说到“虚室生白”，中文系毕业的妻子一脸茫然，岳父随口就接出了《庄子》里的话：虚室生白，吉祥止止。有一次谈到看书，岳父说：“干你们这一行，《货殖列传》和《盐铁论》要看看。”我读研时学过经济史，搞经济工作，这两本书确实值得一读。

《财经》杂志刊登了我一篇关于财务检查的文章。老人看完后说：“朱镕基要求诚信为本，不做假账，要是企业不做假账，税务的活儿就好干了，腾下工夫可多做些服务工作。”一个退休老人，随口说出朱镕基给会计学院的题词，这令我感到很惊讶。但最令我震惊的是十多年后的今天，纳税服务已经成为税务部门的核心业务，我打心眼里佩服他的见地。

岳父去世后，我得到的最大遗产是一套早年版的《辞海》，我将终生保留，作为永久纪念。

我的好朋友熊顿

苏宇_杭州

大概是2008年的春节前吧，我来上海出差，你请我到一家比较高档的素菜馆吃饭，说实话，钱花了不少，但压根就没吃饱！这好像是咱俩第一次见面吧？之前都是网上神聊。

2008年春天，你随话剧《我不是李白》剧组，从上海来北京巡演，我纳闷呢，熊顿怎么去演话剧了啊？后来才知道，是你在上海看了人家话剧，特别喜欢，就跟人套近乎，成了朋友，帮人家画海报，画话剧人物的扇子纪念品，然后人家来北京演出你也跟着。那天你请贝贝龙、阿姿猫、巴巴熊、阿哥哥、我，还有谁来着？反正当时在北京的五六个漫画圈的朋友，一起去看这个话剧。现在我完全记不清这个话剧的剧情了，但你画的那把话剧人物的扇子，我一直珍藏着。

2008年夏天吧，我跟乌镇的朋友们闲聊。我说，你们搞一套漫画版乌镇的明信片，说不定能很受游客欢迎。他们说好啊好啊，让我推荐作者，我一下就想到了你，然后人家邀请你去乌镇采风。记得那天正好是奥运会吧，你在刚刚认识不久的乌镇朋友家里看比赛，好像是中国男篮打谁来着？你看得大呼小叫，人家起先一愣，随后也跟着你一起大呼小叫，哈哈！后来你因为这个活儿，还去了好几次乌镇，在那儿结识了好几个好朋友。

2011年5月吧，没想到是最后一次见你，来北京出差，你那时仍健康，在广告公司上班，一起在你家附近的肯德基边吃边聊。我记得我看到你的第一句话是：你怎么胖成这样？你无奈地回答：是啊，我朋友说给我介绍对象，但前提是我必须减肥！——咱俩聊天从不用忌讳什么“对女孩子当面说她胖多不礼貌”之类，是吧？

2012年6月、8月，我曾两次来北京，都想抽时间来看看你，但真不凑巧，第一次，你说你的白细胞减少，医生不允许任何人探视，第二次，你正好做放疗。记得当时你说：哎呀没事啦，我很快会好的，其实我也不希望大家看到生病的我啦，而是到时候看到一个健康的我。

你画《滚蛋吧肿瘤君》之前，我们还在网上聊过这个作品的名字。当时你说，你想画这个漫画，暂定名《滚蛋吧肿瘤君》，问我有没有别的名字建议？我提了四五个供你参考，都起得很文艺，有一个好像叫《病榻》，你说：哎呀，文艺不是我的风格啦！最后，还是用了《滚蛋吧肿瘤君》。事实证明，这个名字确实响亮！霸气！符合你的一贯风格！

2007年你画《熟女养成日志》，你师父涂老鸦把你拉进一个当时我们很多漫画人的QQ群，大家就这样结识。涂老鸦这家伙，是多么不靠谱啊，他曾不止一次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要撮合我们俩，我的反应是：你知道这姑娘酒量有多好吗？我不敢高攀啊，哈哈哈。

你师父涂老鸦真是一个认真的师父，漫画圈没什么严格师承，师父徒弟之类更多是大家开玩笑而已。但我依稀记得，当时在那个QQ群里，你发了刚画好的《减肥侠》封面，我们大家都说好，只有涂老鸦说：画中人物运动服的纹路画反了。这时，他又是多么靠谱啊！

有段时间，我追求一个姑娘，这姑娘正好你也认识，你还头头是道地为我分析。后来又有段时间，你说你换了个男朋友，还发我看照片，很俊俏的小正太哦！

你生病后，有一次涂老鸦跟我们其他一些朋友在“小老爷们”群里聊，那个群里不少人都和你熟，涂老鸦说，发给你看宝贝女儿的照片。你看了后说真好，等病好了，一定要恋爱，结婚，生一个这样的女儿。涂老鸦说他看了你这个回复，瞬间飙泪。

这次来送你，我代表“小老爷们”群前来。你师父的父亲生病，他需要照顾，实在走不开，这些，那天我都和你轻轻地说了。其他朋友托我带来的话，我也都带到了。我想，你一定听到了。以后，我们会相约来看望你，不必讲究什么节令啊风俗啊之类，咱都不信那一套，想到了就约，就来你老家，看看你，陪你说说话。

虽说歌里唱道“光阴的眼中你我只是一段插曲”，我们大家总会在那个世界里重逢。可就现在啊，再去上海或者北京出差，我总会想着，拔通你的手机，电话那头传来你略显慵懒的声音，然后就像以前一样，约在一个街头小饭馆，畅聊那些漫画，畅聊那些我们认识的不认识的漫画人的八卦，畅聊那些各自靠谱的不靠谱的爱情。

死生

人生非木石，别久宁无思。有生岂不苦，逝者长如斯

最不值的安娜

龙丹_怀化

那时费翔的歌正风靡校园。刚报完到，一名同学在寝室引吭高歌，“安娜，每次我都这样呼唤你……”过了一会儿，有人敲门。一女生问：“刚才是谁在叫我，有什么事吗？”大家面面相觑，莫名其妙。“不是有人叫安娜吗？我就是。”

电大英语班37名学生中有32个女生，安娜是我们最早记得的名字。

因为在英语班，老师让大家各取一个英文名，方便外教。取好名字后，安娜拿了个本子，把每个人的中英文名都记在上面，还叫一个男同学改名，因为他的名字翻译成中文是太监。我以为她知识渊博，她却说，她把全班所有人的名字都翻了一遍词典。

她这样认真，理应是全班前几名，但她的成绩确实如她所说，只是中等偏下。“一遇到考试我就很紧张，几天都睡不好。会的不会了，不会的还是不会。怎么考得好？”

上课无疑也是她最紧张的时刻。她的课桌上总是堆满资料，又是抄写又是翻看，忙得不亦乐乎。班主任见她如此认真，便总提问她，有一次连叫她三遍，她都没反应，直到第四遍，同桌戳了她几下，她才站起来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来，茫然不知为何。因为老师连问四次“你在干什么”都得不到答案，此后，安娜就有了个绰号“你在干什么”，一直被叫到电大毕业。

有次郊游，要煮饺子。安娜很积极，说一切包在她身上。第二天，老远就看见她带了好大一包琐碎的东西。大家笑她无知，不过是郊游，却像搬家一样。到了目的地，好多人才后悔没和她一组。那个大包里有需要的一切东西，我们抢一样轮流用。

很快到了实习期，我们都很紧张。那时还双向分配，学校传出的风声一会儿说是当老师，一会儿又说不当老师，一会儿说包分配，一会儿又说不包分配。如果当老师，必须有教育实习的经历。安娜的父亲是一个中学的领导，不知是学校的安排还是安娜爸爸的努力，我们全都去了那所学校实习。

开始我分在初中部，咿咿呀呀教学生ABC。我不喜欢，找到安娜要她和父亲说说，很快调整到了高中部。

后来，大家的工作都安定下来，除了“太监”。他一心想做翻译，跑了几家单位都是一场空。他的家庭很特殊，兄弟几人都是监牢的常客，就他向善，没有偷盗打架的案底。当我被几个社会混混欺负的时候，他是唯一一个挺身而出为我解难的人。那次经历也影响到我对工作的选择，我因此放弃了教师工作选择当警察，因为警察可以匡扶正义，打抱不平。我担心，如果“太监”没有工作，很快会重走几个兄弟的老路。我想起安娜的父亲，他或许可以帮忙。不知为何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安娜也好，她父亲也好，我们说过的话不超过五句。

在我的大力鼓动之下，“太监”半推半就地和我来到安娜家。我们不知该说什么，就一个劲说“太监”成绩如何好如何需要帮助。安娜爸爸沉默了一会儿，叫“太监”过几天到乡下一个距离城市比较近的学校报到，然后叫我们把买给他的、不足百元的礼物带走。

“太监”如愿上班，告诉我学校领导如何器重他，学校的效益如何好，和之前屡屡碰壁时判若两人。我猜测这和安娜爸爸在教育界的威望不无关系，安娜爸爸介绍的人，还能有差！

安娜却去了一家畜牧水产公司做临时翻译。当时，这家公司正在转型，管理混乱，刚毕业的安娜置身其中，苦不堪言。后来才知道，安娜为了成全“太监”，放弃了本可以去的学校。

安娜所在的畜牧水产公司出品的冰糕是当时最昂贵、味道最好的。我们去看望她，总选在天气最热的时候，那样她就会问我们，吃冰糕还是西瓜？答案是毫无悬念的。她会拿一个硕大的纸盒，跑到车间，装满冰糕，每次我都吃得太狠，吃到脑袋痛。纸盒太大，冰糕每次都吃不完，还可以带走。

我一直以为好人会有好报，却没有想到，她在1999年的一个夜晚被人杀死。据说身上中了几十刀，父母看到她的遗体好几次晕死过去。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已经是2000年。自那以后，任何和消暑有关的东西都会让我想到安娜。她死的时候，刚刚25岁，据说还没恋爱。

后来，我调到市里，偶然看见未破案件表，上面赫然写着安娜的名字。我终于相信，安娜之死，是真的，只是我不愿意相信罢了。

2011年8月，同学聚会。大家都是有儿有女的人了。饭桌上议论，谁谁谁有多不值得、多么不幸。我脱口而出，最不值得、最不幸的还是安娜，与世无争却死得冤枉，十多年过去还不知道杀人者是谁，沉冤未雪。还有安娜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大家都不再说话。我知道自己的话大煞风景、不合时宜，便提前告辞了。

痛失俊义

黄宁_广州

俊义离开我们11年了。他如果还活着，该是将近天命之年了。

俊义是我的大表哥，姥姥姥爷的长孙。我被送到姥姥家时，他已经上班了。因为长得高大，14岁的孩子虚报年龄进煤矿做了工人。他很快凭着聪明劲做了矿上的司机，十天半个月就开着卡车回家一次。一回来他就直奔姥姥的小院，瓮声瓮气地喊：“奶奶——”姥姥就颠着小脚奔出来：“我的儿啊——”满眼疼惜，每次见面都像久别重逢。

舅妈是个热情豪爽的女人，被大舅宠爱了一辈子，她对五个儿子更像是朋友或大姐，极端平等又管理得极端粗疏，常常吃完了饭一数才发现少了小四或小五。于是姥姥这里便成为孩子们的大本营。作为长子长孙，俊义一定更能感受到奶奶的呵护之情。每次返回煤矿的头天晚上，俊义一定会和姥姥姥爷坐到深夜，长长短短扯着闲话。姥姥说，儿啊，早点回去歇着吧，明儿一早就得赶路呢。俊义说，奶奶，那我走了，有啥活等我回来干。姥姥送他出门，站在桥头张望着，隔一程就喊一声：“俊儿——路上开车慢点。”“俊儿——在外面别屈着自己，吃好点。”黑夜中看不见他渐远的身影，只有祖孙俩的一问一答，格外清越。

那个少年一放假就奔回奶奶家，他幼小的心灵一定也渴望再次体会早早被剥夺的疼爱吧。有一次，俊义拉了一整车煤回来，给自家卸了一半，剩下的堆在姥姥院子里，然后就撸起袖子和煤、打煤球。姥姥又端水又拿毛巾，满脸的皱纹舒展开来。这成了村里的一件大事。俊义成了村里的孝义楷模，严苛的姥爷逢人就说，我这一个孙子抵得上十个孝顺儿子。

俊义长期住在姥姥家的西小屋，外间堆满粮食农具，里间墙上挂着一只竹笛，几块木板错落钉在墙上隔成了简易书架，排列着很多书。现在想起来，他的书真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珍妮姑娘》、《娜娜》，甚至还有哲学书。他喜欢吹笛子，看了许多深刻的书籍，做书架的思路与如今风靡的宜家异曲同工。这个为了生计过早进入成人世界的孩子，曾经怀过怎样的梦想呢？姥姥一直保留着俊义的屋子，即使他后来搬回了自己家。

俊义长相英俊，眼里常是温和的笑。俊义有严重的皮肤病，常年吃药，药里要加蝉蜕、蜈蚣、蝎子。姥姥常常去搜罗这些可怕的东西，他自己也找。他从不和人提起自己的病，总是快乐而坚强。俊义很晚才结婚，也许是读书多的缘故。大嫂长他两岁，瘦小黑黄，只算五分人才，但是从小跟着姑妈在北京生活，性情温和，说话做事大方得体，远较一般村妇文雅知礼。大哥极爱大嫂，两人是难得的恩爱夫妻。

他经济有些自主权了，过年便给每个孩子发红包，给我的格外多些，一直到我读大学，还给。我推开说不用了，我长大了。俊义笑着说，只有这一个小妹，得给，等你结婚了就不给了。大家都笑，说俊义你忘了，现在又添了三个小妹妹，囡囡、玲玲、妞妞不是妹妹？俊义一怔，旋即大笑，说我感觉里只有这一个小妹，那三个太小，比大蛋还小，像下辈人。

突然有一天，妈对我说，俊义得了白血病，从郑州回来了，医生说没指望了，就在楼下！我惊愕地奔下楼，他坐在车里，戴着一顶棒球帽，捂着口罩，英俊的脸变得浮肿。他一看见妈就掉下泪来：“大姑，本该做晚辈的孝顺您，现在侄子做不到了。”妈说：“傻孩子，人吃五谷杂粮，谁能没个灾病？咱好好治就是了。”我的泪喷涌而出。

哥哥帮他联系了本市的医院，整个家族都自动拿出钱来。妈跟我们商量，说俊义是个孝义孩子，你姥姥姥爷活着时候最怜惜他，咱能出多少出多少。我和哥常跑到医院去，没有别的，就是送钱，因为主治医生说他的病虽然险，完全可以治愈，只要钱跟得上。我对大舅说，化疗一个月2000元，我的工资刚好够，你不要担心，我没结婚没负担。

俊义病情稳定了，我也到广州读研了。每次打电话问，妈妈说：“俊义好一些了。”“俊义出院了。”“俊义现在只要半年复查一下就行……他才39岁，两个儿子小的才一岁，老天爷睁着眼呢。”慢慢我就放下了这件事。过年时我又见到了俊义，他抱着小儿子谈笑风生，一点异样也没有。

来年6月，我正在准备考试，妈妈在电话里吞吞吐吐地说：“俊义没了……”“怎么可能？他不是好了么？”“本来要好了。你三姥爷家宪舅舅肝硬化没了，家里为省钱托人做了棺材。可是白皮棺材不能送入祖坟啊，风琴妗子央遍了全村没人肯接这不吉利的活儿。俊义心里不落忍接了，结果病就犯了，三两天光景人就没了。谁知道他的病怕油漆啊！”

我心口辣辣地疼，一下瘫在桌旁。为什么连这点常识都不懂？血液病最怕油漆怎么会不知道？为了省钱要了俊义的命啊！留下年老的父母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大嫂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没有了姥姥，又没了俊义，我的故乡坍塌了！

沉默如蚁

余可言_河北

我那位堂伯离世已经十余年了。十余年的时间不算短，坟头的草自是枯了又绿，绿了又枯，坟前一棵柳树想来已然碗口粗。堂伯母及其子女在每年几度上坟时，能不能回顾一下堂伯离去时的凄清呢？

堂伯是非正常死亡。他用一根绳子吊死在他家没有安装玻璃的新房窗户框上。当时，已经连着下了几天的小雨，通向村中大街的道路泥泞不堪，或许这正是其当时心境的写照。谁都不知道他是怎样下定决心才终于作出了这样艰难的抉择。那个凄冷的夜里，枯对着没有星星的天空，雨打寒窗，屋檐滴水，屋里应当很黑，没有电灯，也没有油灯。虽说是新房，却只有两扇旧门、一张旧木床、一床旧被褥、一个老式橱柜。屋里墙面还露着红砖，地面上也还是坑坑洼洼的土地，再加上角落里堆放着的一些农具。

他的肚子一定很饿。堂伯母一向不关注他的吃饭问题。他是一个干活非常实在的人，经常干着农活就忘了饭点，早上出门锄地或拔草，一直到下午肚子饿得受不了才回家，下午再下地，就经常到天黑了才回来。而堂伯母却不考虑他能否吃得上饭，赶上了就给副碗筷，赶不上就冷锅凉灶剩馒头，爱吃不吃。老一辈男人会做饭的不多，他不会做饭，也不愿或不敢去触碰做饭的家什。要是万一打了锅摔了碗动了不该动的东西，少不了要惹来堂伯母一顿臭骂。可依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个性，有事也只能自己忍着吧。

他们分居已久，一个住在老宅子，一个住在只有空壳的新房。下雨的时节，不用下地干活了，赶上饭点应该容易。奈何堂伯母做饭却没了钟点，于是吃不上：饭的事还是常有。或许是因为这样，他才独守新房。

他有两女三子，子女纷纷成家立业，但他们分家很早。按村中风俗，老人没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就干农活养活自己，子女分家也是各顾各，没有养老问题。但堂哥堂嫂也时不时给老父亲一点零钱，让他买点吃的。至于对堂伯的一日三餐和其他方面的照顾，他们总觉得这并非义务，有堂伯母在，他们也犯不上惹这个麻烦，落下什么议论。堂伯去世后，换衣服时发现他口袋里有十几元钱。堂嫂说是她给的，但没证据，最终归了堂伯母。但堂伯的生命却是多少钱也换不回来的。他最饿的不是胃，是心。他最缺的不是热饭，而是亲情。

他一直背负了太多的重担，也承受了别人太多的讥笑。打我小时起，村中就流传他戴绿帽子的闲话。乡邻还习惯传播我堂伯母的风流韵事，而我一些儿时的伙伴，也常惟妙惟肖地描述堂伯母和村里一个浓眉大眼皮肤白皙的光棍汉的偷情场景，说是在门缝里偷看过。村里也常有人开玩笑，说我某个堂弟像谁谁谁，根本不是我们这个家族里的人。我们作为同族人，听到这样的话反应也很漠然，没有觉得这样的丑事辱没了家族。

村中宗族意识较为淡漠，每户人家都插起门过日子，自己的事都料理不清，哪有闲工夫管别人家闲事？虽说是不出五服的本家，我们却两家很少有什么交集，村里人议论就议论吧，也没觉得对宗族有什么损失，旁观者总比当事人要轻松得多。后来，那个光棍汉竟然堂而皇之地在堂伯家有婚丧嫁娶时不请自来做帮工，还是我大堂哥：愤然斥责其乱掺和，才有所收敛。而堂伯母与堂伯分居之后，独自在老宅子里居住，那一片全是旧居，人烟稀少。对此，不知道堂伯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意见，有过什么样的应对。反正，他只是听堂伯母的安排做自己的农活，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

堂伯是他们那一支的独根苗，没有兄弟可以依傍，在村里自然会受到外人的挤对。家中大事小事无不由堂伯母一力承担，里里外外一把手。堂伯母的行事风格风风火火，用农家妇女的勤劳和狡黠维持着家庭的正常运转。她个子大、有力气，做农活也是一把好手。为了让子女能吃饱饭，她也有过摘别人棉花、掰邻居玉米等嫌疑，不乏占乡亲便宜的举动。她曾经涎着脸巴结过在外边上班的本家，换来些穿旧的衣裳、吃剩的糕点，子女结婚成家修房造屋也少不了借钱周转，以后再慢慢地想办法还，或者不还。堂伯家基本上全靠泼辣能干的堂伯母维持，把几个子女养大成人。面对堂伯、面对这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家，强势的堂伯母或许也有不可言说的隐痛。

堂伯一辈子没有可圈可点的事迹，恐怕也没有值得自豪的往事。说句残酷的话，结束其六十多年的生命历程是他做过的最漂亮、最惊人的事。然而，即使是这样的事，也只不过是在乡邻的口中短短地流传一阵子，就销声匿迹了。

死亡之痛

大姿_青岛

大舅去世已经快五年了。他人生最后半年里经历的疼痛，吓住了我们所有人。

大舅得的是胃癌，因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单位每年两次体检他都避而不去，感到不适去医院检查时，胃癌已经到了晚期。勉强动手术切片一看，恶性度很高，腹腔周边能看到的淋巴已经肿大了。

他毫不知情，以为是胃溃疡，割了就行。出院那天他朗声跟我们说：“有病还是早治，动了手术没心事！”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响应。出院后他大口吃饭，结果仅剩五分之一的残胃没法承载平日的饭量，根本消化不动，于是接下来的两个礼拜他只敢喝粥。很快，他就开始腰疼。也不知道是怕大舅猜到实际病情，还是大舅妈心里也没了希望，化疗只打了一次，大舅说那个针打了不舒服不想去了，竟然就依从了他，没再继续。带他去查“腰疼”，医生说有可能是僵直性脊椎炎，回来还跟我们打趣，“得了个跟周杰伦一样的病”。

我们全家都是鸵鸟型人格，每个人都在内心嘀咕，是不是转移到骨头上了，却没人提出来让大舅去做个司可以确诊的骨扫描，好像不扫癌细胞就不存在似的。不确诊，我们还能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似的，擎着最后一根火柴，当它能发一点光和热。我们的自私或者说愚蠢、怯懦，害苦了大舅。

今天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刚刚看了日剧《风之花园》。男主角也像我大舅一样，四五十岁，得了发展性胰腺癌，也是非常疼的一种，也是查出时已经完全无药可救。但男主角是个麻醉医师，他得知自己的病情后，电视剧特别拿出了长达1分30秒的时间，来解释怎样减轻癌痛：“传递腹部疼痛的神经，主要集中在几处，有一组叫作‘神经丛’，就是神经组成的草丛，如果能从这里截断，痛感就不会传递到脊髓了。如果疼痛范围扩散，光是阻断神经丛还不能够完全止痛，阻断大范围痛觉神经的方法是硬膜外阻断。”

以上的专业名词都是一打就出来，是词库中已经存在的词组，是不是医学上早已有了上述技术，可以实现这些阻断和给药？

我看到这里非常心痛，立刻回想起大舅最后躺在医院中的时光，想起那触目惊心的折磨。时时刻刻不停歇的剧痛让他脸色铁灰，额头不停地往外渗汗，因为行动不便外加吞咽困难，他拒绝喝水，嘴唇惨白地干裂着。我们去看他，要强的他努力点头响应我们的问话。

大舅瘦得形销骨立，完全脱相，同事来看他，事先没有心理准备，看到他的样子，惊得瞠目结舌，半天才大着声音对他说：“老刘，你快点儿好，好了咱们再一块儿钓鱼去！”大舅笑着点点头。那个时刻，他真的相信自己还能好吗？他在想什么？

大舅和我都不是热情的人，我们平时极少聊闲话。但他字画一流，我小时候用心跟他学写过美术字，他教我辨认字体，让我扔掉庞中华的字帖。在审美方面，他给过我的启蒙与启发超越了我的父母。长大以后我跟他还是不唠家常，但凑在一起笑话什么人与事的时候，笑声起得很一致，笑点也很相似。

最后一次跟他聊天，他只能听，不大能说了。我从外地出差回来，路上碰到大人物视察，九列火车都给那人让路，趴在铁轨上耽误了三个多小时。明知道他已经时日无多，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会跟大舅说起这件事。大舅听我絮絮说完，艰难地张了张嘴，评价道：“扰民，讨厌。”临走的时候，我握着他的手——我很怕跟别人有肢体接触，大舅也是这种人，那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跟他这么亲近。我握着他的手说：“大舅，我走了，你好好的，我再来看你。”

再见的时候，他已经在殡仪馆了。

最终擦洗和换衣服，都是我妈料理的。那天晚上她回到家已经八点多了。我们都默默无言。我妈忽然说：“大夫说了，人到了最后，身体有一种保护性机制，可以释放一种东西，让他没那么疼。大夫说你大舅最后这两天都感觉不到疼了。”

我妈没说死，却说起了疼。大舅的惨状吓得大家噤若寒蝉，头七拜完，回家的路上，一个稍远点的亲戚说，相比之下，能被车一下子撞死都算是幸福了。

《风之花园》里说的那种阻断神经丛的手术，对骨癌有效吗？

疼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刺痛让我们立刻从危险里缩手。但是大舅的那种疼，要缩到哪里去才躲得开呢？《风之花园》的编剧应该想不到，他的创作让说着另外一种语言的我感到安慰又深深后悔：大舅可以不这么疼的啊，他本可以走得舒服一些。

最后一次见面

黎冬_嘉兴

2010年，我仍在杨柳湾附近上班，那里的菜场我常去。前一年最后一个月的某日，我走进菜场，向豆腐摊靠近，忽有一个背向我的人转过身来，几乎与我撞怀，那人唏嘘一声，叫我的名字，定睛一看，是史念先生。那天，我们在这个菜场里兜了一阵，他怅然低语，我如平常般讷讷无言，竟不觉察那是一朵黯云。

三天后，我忽闻史念先生仰天摔下，就在杨柳湾的菜场。一位菜农指给我看，那是一小块平坦的地面，我看到深重的痛，接连这痛的，是一个人最后几脚的路。

史念先生的死特殊。一是死日特殊，12月7日之前一日，即12月6日，是他的生日，大有完满这一遭之意；二是死法特殊，整个过程只在瞬间，毫无痛苦，也算善终。这两点，绝非人意，求不得。

史念先生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这缘于他的忘我工作——哪怕只是曾经的工作，以及他的任性，长期沉溺于毁损健康的作息。他总失眠，说：

“昨夜一夜不困。”

“做啥呢？”

“想事情。”

他探究事情的兴致总是很高，我敢说，是那些大多数不着边际的事情消耗了他的大量心力。草木、牲畜对生活和生命没有疑难，但一个人，他的生活企图用意思去解明，这就难了。

2009年，他常说自己“走不动了”，“丑陋不堪了”，“见不得人了”。因气力衰弱，他下意识地耸起腹部来撑直身体。即便如此，他的眼神从没黯淡过，他的头脑和心思绝不昏聵，常说要散书，但仍闲心不止地买书看书说书。

史念先生在他最后的一两年里，常常说到死。他总吓人兮兮地说：“我们怕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他常感慨那些已离开他的老友（多次说起徐迟先生的死）。那不是厌世，他的理智和预感异常明晰，他对生死之大无奈的认知力是超常的。

史念先生是死于长久的孤独，死于自厌自弃。

人之有死，却非断灭。我相信人是不会真正死的。我不是唯物主义者，但也不是唯心主义。我相信科学，由DNA密码掌管的人，不再仅仅是物质的人，而是信息的人、灵魂的人。我也认同“永垂不朽”的言论，有人以为这样说是为了安慰，我却以为是事实。

史念先生在世时，我们谈论最多的便是此类话题。他的内心充满矛盾，常感痛苦。他并不认同我的说法，但对这个问题兴趣十足。后来，他兼容并包起来。他仍是他，我仍是我。不过，他早已经放弃了说服我。

可是，今天，我相信史念先生有知，他至少要收回部分怀疑。

一年多来，我们谁都没有看见他；一年多来，我们谁也没有听见他的山东腔。他躲着我们，并且安静又安静。筱悦说，要能和亲爱的史老师通个电话该多好。我说，休想。

如果，像史铁生所说，“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那么，今天，事，成了么？

史念先生身量不高但敦厚，并且是一个好动的人。他的好动是因为他具有多方面的爱好和兴趣。看他的照片，每张都表情生动，随时笑着，可别人幽他一默时，他就会将夹在手指里的烟放到嘴里抑制笑意。

史念先生是一个感情丰沛的人。他学贯古今、通晓百事，大有掏话的本领，随便撩起一条线，就可以绕一个绳团。无论是对历史掌故、社会理想还是对人文艺术，他都好恶分明、喜怒真切，加上他才赡思捷、滔滔不绝，就五颜六色地缤纷起来。

这个很有趣。

一年后的祭日，有人牵头，市图书馆鼎助，有了一本《史念先生纪念集》，在市图书馆举办了首发式。

莅会的有市里文化界人士和史先生的亲朋好友，发言和要发言的人很多。我知道很多人手里或心里都有底稿，却没有机会，或有机会发言，却迫于时限，结束得有些仓促。发言中有深情缅怀的，有诚心感激的，也有思肠不返的。生前他对朋友满腔热情，对年轻人爱护体恤，对弱势民众有美德懿行，这像一味宽慰剂，使他的人格有立直的依据和向善的明证。如今，也是收果了。

杨叔的解脱

王霆钧_吉林

自从离开家乡，回去的时候就少了。可不论什么时候回去，都要看看杨叔。上次我回老家，提出要去看望他，妹妹劝我说，别去了，他家失火，他给烧伤了，不让人去看他。她这一说，我更加要去看他了。

进了屋，杨婶说，霆钧看你来了。他惊讶地“啊”了一声，挣扎着坐了起来，拥着被子，脸朝着门口的方向。我看着他，走近他。他的眼睛张开一条缝，已经浑浊的双眸里流出两行老泪来。我站在他身边，按着他的身子让他躺着，他不肯躺下，还是坐着把身子转向我，拉着我的手。我心里一阵阵刺痛。

那曾经是怎样明亮的双眼啊，现在视力极差，只能模糊地看到个影子。他告诉我，冬天，家里的火炉子失火把屋子烧了。他本来已经跑出屋外，忽然想起屋里还收藏着关于清河的文史资料——有的是发表过的，有的是他正打算写的，便不顾一切地冲进屋子去抢救。结果被烧伤了，眼睛失明，双手烧得满目伤疤，伸展不开。

他对我说：“我现在生不如死啊，以后你要是听到我去世的消息，那不是噩耗，那是喜讯。”

我心里一阵刺痛。他得是忍受了多大的痛苦，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这次回家，我说去看看杨叔吧，妹妹告诉我，杨叔去世了。

我心里又是一沉，想起杨叔说过的话，他的离世对他是个解脱，可对我来说那是悲伤的消息。

我和杨叔认识，是因两家做了好几年邻居。三间草房，他家住西屋我家住东屋，中间一间是共用的，家家都有南北炕，都有两个锅台，一家做饭两家都香。两家主妇在一个房间里做饭，做好了端到自家去吃。要是谁家做了好吃的，就盛一碗送给另一家。两家人处得像一家人似的。那时我还小，是小学生，和他大儿子是同学，经常到他家找他儿子玩。

杨叔原名叫杨永茂。东北光复后，解放军从关里进来，他当了兵，后来部队打回关里，他跟着走了，一直走到广西柳州。入伍当了兵，天天唱“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他就觉得以前的名字不够有文化，于是改了名，杨光。

杨叔在家的时候念过几天书，有点文化。到部队一锻炼，文化水平也提高了不少，写过一些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他们部队打到柳州停下来，同地方上的交往也就多了起来。杨光经常去的地方是柳州日报社，杨叔说，《柳州日报》的一个女记者对他印象很好。可能那极好的印象里也暗暗包含另一层不便言明的意思。可就在这时，杨婶找了过去，非要让他解甲归田回老家不可。杨叔经不住杨婶的软磨硬泡，只好要求复员，得到批准就回了通河。刚回来时在县新华书店工作。干部下放那年，他被下放到清河，在乡里担任秘书。

杨叔和我说到他的这段光荣历史，总是埋怨杨婶，说她不该拖他的后腿。我想，要是杨叔不回来，肯定会得到提拔，要是一直干下去，成为将军也未可知。可他回来了，就只能当秘书。从秘书岗位退下来之后，他到乡文化站工作，开始写乡里的文史资料，县里印的文史资料丛刊还发表过他的文章。

我家和杨叔只做了几年邻居，他就搬家了，他的新家离我家也不远。再后来，他又接连搬家，还自己盖过房子。不论他搬到哪儿，我们一直没有断了联系。我从清河林业子弟中学考入通河一中，后来又参军入伍，从部队到吉林大学学习。每次回家来，我总要去看望他，我和杨叔的关系比起我和他儿子的关系还要好得多。

杨叔喜欢和有文化的人交往，我又有过从军经历，于是就和他成了忘年交。有一次我回老家，他送我一件府绸内衣，白色带小格的，这在全是白衬衣的当年就有些非同寻常。我送他一套军装，不是冬天套棉袄的罩衣，是夏天穿的军外衣，草绿色的，四个兜，八成新。杨叔爱如珍宝，高兴地收下了，大冬天就穿了起来，套不进棉衣他就套在绒衣外面。穿四个兜的军装，脚上应该搭配皮鞋，可是杨叔没有，他就穿上雨天才穿的矮腰胶鞋，冻得直跺脚。

每次回老家，我们两家都会互相请客。我和杨叔之外还请几位陪客。吃到高兴时，杨叔就从炕上站起来，唱几支歌。他最爱唱《洪湖水，浪打浪》和《红梅赞》。歌声高亢嘹亮，像军号一样。他的歌很受欢迎，是我们酒席上的保留节目，喝到一定时候，他就会自动地站起来唱。如果他没唱，肯定会有人提醒他。没有他的歌就像吃饭没酒一样，没滋没味的。

杨叔走了，不知道他的心里是不是有什么遗憾，我却因为回老家没有他而感到遗憾。杨叔说他的离开不是噩耗是喜讯，可是我怎么能够当成喜讯呢？我心里沉甸甸地写了上面一些文字，权做给杨叔的祭文吧。

他停止了挣扎

张培_泰州

腊月二十四下午，大哥走了，没等到马年春节团圆饭。

三天前，他和大嫂连同五个孩子，包了一辆卡车，载着一车的旧家电物什，从杭州赶了五百多公里的路，回安徽老家过年。因过于劳累，消化道大出血，被转到合肥医院抢救，最终没能醒来，生命永远定格在45岁。

这个一心想通过奋斗离开偏僻落后的农村，挤入城市，过上风光日子的农家子弟，终于停止了憧憬，停止了挣扎，长眠于地下。虽然他还有太多不甘，还有太多牵挂。

我家兄妹四人。大哥聪明，但学习成绩不好，生性腼腆。他最大的喜好就是摆弄家电，家里的闹钟、收音机、录音机，乃至最贵重的那台14英寸熊猫牌黑白电视机，都曾被他偷偷拆掉反复研究。这个爱好，成了他日后在城里艰难谋生的手段。

当初，大哥升学无望，父亲让他回家务农，但他一心想去闯。他偷偷跑到无锡打工，过年回来时虽没挣到钱，但穿上了皮鞋、打起了领带，俨然城里青年。他还坚决推掉了家里给订的婚事，谈了一个老家县城的姑娘。对方父母要求他必须在县城买套房子，办个户口，找份稳定工作。这对当时一穷二白的我家，显然不可能办到。于是，这段无根的爱情在遗憾中结束。

一晃大哥年近三十，父母多方托人说媒，他终于点头同意在老家找个对象。婚后，他和大嫂双双去杭州打工。他想挣大钱，在城里安家。换了若干工作后，他在杭州开了间家电维修店。店面不大，生意时好时坏，但他每天忙到很晚，头上多了很多白发。

他是长子，父母希望能抱上孙子。但直到2008年生下第五个孩子，大哥才终于有了儿子，取名迎奥。为了生这个男孩，大哥夫妇已多年没敢回老家。一家的生活来源，全靠那间时好时坏的维修店。生活的压力像一座山，越来越沉，压得大哥喘不过气来。

我去杭州几次，每次见到大哥，他都很疲惫的样子，身体也越来越虚胖。不过，每次聊到今后打算，他都很兴奋，诉说着他发现的商机。这总会招来我们的批判，认为他不切实际，当务之急是解决五个孩子的户口，送孩子们回老家生活。每次涉及这些话题，大哥便沉默了。

超生三胎，要罚不少钱，还要做结扎手术。这让大哥大嫂难以接受，他们便采取鸵鸟政策，得过且过。转眼，四个孩子都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没户口，在杭州和安徽老家都难以入学。大哥变得更加沉默。

2013年的蛇年春节，大哥拖家带口，从杭州回老家过年。这是他在外漂泊十多年后首次回家过年，而我们一大家人也已经十多年没有大团圆了。短暂的祥和热闹掩盖不了现实问题，为此，家里又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春节过后，大哥回到杭州，夜里突然胃部大出血。是肝硬化晚期，已经出现肝腹水。虽抢救及时，但这个病意味着他不能再继续操劳，否则有生命危险。

我们在老家托关系找人，花了一笔数额不菲的超生罚款，终于给大哥的五个孩子上了户口。罚款由我们兄妹三个平摊，大哥打了欠条，表示以后会挣钱还。

我们要大哥尽快将维修店转让出去。但夏天正是装空调的旺季，大哥哪里闲得住，一个夏季挣了万把块钱，也因劳累再次病发，住院抢救又花了几万块。我们发出近乎威胁的命令：维修店必须关掉，否则，大家不再过问他的事。

大哥终于决定在年底前关店。他去世后，我们从大嫂口中得知，那段时间，他非常苦闷。他问大嫂，难道我以后就成废人了吗？大嫂回答说，你身体都这样了，还能做什么？大哥沉默许久，叹口气说：我心里不甘啊。他在当地做了十多年电器维修，技术好，人实诚，小有名气。维修店不仅是他养家糊口的生计，也让他感受到个人价值。

大哥自尊心很强。虽然生活困顿，我们兄妹三家生活条件都比他家好，但他从来不开口向我们要钱。他一直没有医保，两次发病已经耗尽所有家当。

他们一家在杭州生活多年，基本没逛过商场，也没下过馆子。他辛苦挣的钱，全用在了几个孩子身上，自己从没舍得添置一件新衣物。下葬那天，大家找来找去，竟找不到像样的衣服。我含着泪，跑到街上给他买了套新衣。

大哥走后，他从杭州带回来的旧家电，堆了满满一屋子。这些在外人眼里值不了几个钱的废品，大哥却当成宝。他说，回老家生活后，这些东西都用得着。可惜，还没来得及使用，他就走了。他走后，这些东西又注定成为废品了。

春节，小孩子们很快忘了父亲的离去，打打闹闹，院里不时响起欢笑声。唯独六岁的迎奥，独自躲在房屋一角，翻出爸爸的工具箱，拿出起子，专心致志倒腾着一件电器。

我瞥见这一幕，眼泪又止不住流了下来。

世上再无外婆家

黄小希_北京

闽西小县城长汀，至今保留着在闹市区摆放讣告的习俗。蛇年农历正月十一，太平桥边，一张崭新讣告静静立着。

逝者是我外婆，81年的生命燃尽在山区寒冷的夜里。她长年卧床，生活不能自理，饱受老年痴呆症困扰。对于她，死亡或许是解脱；对于儿孙，却意味着绵长哀恸、此生永别。

外婆一生，没有一天为自己活。她尚在襁褓中就被送到一户陈姓人家当童养媳。这户人家是一个大家族的一支，丈夫早逝，留下妻儿艰难度日。

生长在这样的家庭，外婆从小饱尝贫穷，以及贫穷带来的冷漠和歧视。长到七八岁，外婆就跟着我太婆帮人洗衣做饭，赚钱养家。十几岁时，一场脑膜炎几乎夺去了她的性命。太婆倾其所有换来几针青霉素，竟奇迹般地捡回外婆一条命。然而，正是这场大病，为她日后罹患老年痴呆症埋下了病根。

九个孩子，二十多年岁月，外婆人生中最黄金的时光全部倾注在子女身上。她是南方女人，身形纤细瘦小，看上去弱不禁风，但她却像任劳任怨的老黄牛，一边生儿育女，一边做纺织女工。我曾听她说，那时纺织厂使用的是木制织布机，用起来非常费劲。因为吃不饱饭，体力的巨大消耗总让她一阵阵心慌，一阵阵冒冷汗。

即便如此，厂里给工人们准备的点心她也舍不得吃，要省下来带给孩子们。每个月的工资，她更是悉数交给当家的太婆。在她的心里，只有家和孩子，没有自己。忆及当年，并不识字的外婆总会用一个非常文气的词来形容曾经的苦楚——凄风苦雨。我无法想象，一个从小吃苦耐劳、沉默寡言的人所言的“凄风苦雨”，是怎样刻骨的痛。

1983年，外公去世。自外婆记事起，外公在她生命里就像空气和水，不可或缺，如影随形。他的离去，掏空了她的心。好在陆续降生的孙辈，为她的晚年生活带来了新的色彩。

逢年过节，这个朴实的女人会把对儿孙辈最美好的祝愿寄托于神灵，虔诚地在庙宇里烧香跪拜，希望我们这些“从她身上来的人”平平安安。她还会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太婆和外公要是还在世，看到我们一家人那么兴旺，一定会很高兴，定会很疼爱我们。“他们一定会保佑我们。”

大约十年前，古稀之年的外婆开始出现健忘症状。起初，大家都以为是年纪大了的缘故，没有在意。谁知，她的健忘和多疑越来越严重，一直发展到几乎没有记忆的能力。她不断重复同样的话题，一遍遍询问已经问过的问题，不厌其烦地和我们聊陈年往事。数年来，大家给外婆尝试过多种能够阻止病情恶化的药物，但收效甚微。

我上大学时，正逢外婆初患病。她记住了我在外地上学这件事，每逢假期将近，她总会问我什么时候回家。随着病情加重，时间在外婆那里仿佛停滞了。一年又一年，我毕业参加了工作，她却总问我学校什么时候放假。

再往后，连这样早已失去时效的问题也很少被她提起。老年痴呆症将她困锁在回忆中，使她对身边正在发生的一切变化漠然置之。然而，母亲的本能，却一直涌动在她身的躯里。妈妈说，她给外婆陪床时，外婆总会在半夜伸手摸摸她的被子是否盖好。偶尔清醒的时候，外婆会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病情，哭诉自己“为什么命这样苦”，或者问我们“我是不是疯疯癫癫了？”眼见一个清秀精致了一辈子的女人被疾病折磨得如此狼狈无助，身为后辈却无能为力，每每这时，我们就非常愧疚。

2012年，一次脑梗让辛劳一生的外婆彻底倒下。卧床一年间，她的生命就像沙漏里细细的沙土，一点一点地流逝。躺在病床上的她日益消瘦，神智越来越模糊。最后的日子里，她已完全不认得我们，无法交流，只能机械吞咽。那形销骨立的样子传递着一个残酷的信息——分别的日子，不远了。

外婆去世第二天，我从北京赶回长汀奔丧。灵堂正中，外婆的遗像那样清丽，我久久凝望，幻想着她依然健在，依然能开口和我说话。此时的外婆，却已走完她的一生，静静地安眠在水晶棺里。

外婆坚信太婆和外公一定“在天有灵”。她去世后，我从未如此强烈地希望灵魂真实存在。即使生死永隔，外婆也能感受到我的思念。只要她知道我想她，就好。

从小，只要想念外婆，我就会习惯性地说“去外婆家”。一个孩子对母亲的依恋和亲近，自然而然地绵延到母系家族。对我来说，这个家族的象征，就是用自己的含辛茹苦换来儿孙枝繁叶茂的外婆。

现在，我的外婆走了。世上再无外婆家。

赡养的难题

杜敖_重庆

2009年冬天很冷，下班路上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天气这么冷，外婆还好吗？”当时年事已高的外婆轮流在两个舅舅和我家住，这是家庭会议讨论的结果。没两天接到电话，得知隐隐有预兆的噩耗：外婆过世。问我是不是回去，我当然要回去。

外婆1924年出生，85岁高龄，终究没熬过那个寒冬。等我带着女友回到老家的大院子，灵棚已搭起来了，到处是青纱和柏芽，外婆的黑白画像挂在最中央。画面中外婆笑容慈祥，注视着来来往往的人们。紧邻院子的乡村公路上停满一大排汽车，多是赶来送老人最后一程的孙辈从各地开回来的。

这个院子安静了太久，年轻人大多外出谋生路，老人们一个个凋零。我小时候可不是这样，住着好几十口人，人丁兴旺，逢年过节更热闹。我在这里不用担心大人的呵斥，只有外婆满满的疼爱。常常玩得正高兴，外婆把我叫进里屋，从箱子底变戏法似的捧出一把糖果来，都是那个物质匮乏年代的稀罕物。有外婆陪伴的童年很幸福，至今回想起来我都记忆犹新。

外婆这一辈子不容易，李家外公病故后留下四个未成年子女，外加腹中尚未出世的妈妈。那年头一个农村寡妇拖着大群子女的辛酸艰难没人可以想象。数年后改嫁，当时还很小的妈妈跟着外婆一起来到张家，后来又有了两个舅舅。张家外公从不过问家事，外婆操持着整个大家庭，大到子女们读书、当兵、学手艺、出嫁、娶亲，小到繁重琐碎的家务。李家几个年纪稍大的子女住得不远，没读过书的外婆井井有条地分配着有限的精力和物资，小心翼翼地把两头都照顾好。谁也没想到，正是这样的经历为后来的纷争埋下了伏笔。

简单的老人赡养问题，因各种人为原因变得复杂。有人说外婆太偏心，对某个舅舅特别好，而这个舅舅偏偏又脾气暴躁，曾因为老人的赡养问题把所有的哥哥姐姐告上法庭；还有人说外婆改嫁，没尽到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外婆一生为子女操碎了心，此时却有口难辩，倔强的她失望地收拾行李，回到居住了大半辈子的老院子。

没有人确切知道外婆那段艰难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

此前一年春节我去看望外婆，她的老年痴呆症已非常严重，竟然没认出她的外孙。问吃饭了没有，说吃过了，灶台上却是冷锅冷灶，只在柜子里找到碗不知放了多少天的剩饭。等老人明白是外孙回来看望自己时，很高兴地翻出一袋东西硬要递给我吃，仔细一看：天哪！竟是洗衣粉！老眼昏花的外婆大概把它当成了某个远房后辈看望自己时送的豆奶粉之类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要和多年前一样留给她的孙辈。那一刻，我热泪盈眶，明白现状再也不能自欺欺人地维持下去了。

我约了从小一起长大的表哥谈这件事，一致认为所有的借口都不是理由，真正的道理只有一个：老人迫切需要儿女照料。我俩拎着礼物一家一家拜访各位舅舅和姨妈，结果让人失望，那些重复很多次的理由再次摆在两个晚辈面前。本以为表哥至少可以做通自己家的工作，谁想大舅把他春节带回的3000块钱直接砸到他脸上：拿起你的臭钱自己滚！表哥一番孝心却触及到这个大家庭最深的伤疤，他让人同情地退缩了。没人看好我发起的这次家庭会议，很多长辈表态自己不会来。

那年春节的正月初八，我一大早来到外婆居住的老院子开始张罗。比我到得还早的妈妈生火准备午饭，一位早已出嫁的表姐和表姐夫帮忙打扫阳尘，另一位原本说不来的大表哥夜不能寐，凌晨驱车几百公里从外地赶了回来。感动之余，也让人更加笃定：我们正在做一件本来早就该做的事情。中午时分，老院子里终于喧闹起来，到处站满人，该来的长辈也都来了，我不知道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内心挣扎而改变了决定。午饭摆满整整三桌，外婆端坐在上席，因为大脑思维功能紊乱，全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觉得人这么多，很是高兴。

老成持重的大表哥主持饭后的家庭会议，说我们无权批评任何一位长辈，也不准备追溯任何一段各执一词的过往，只请愿意解决外婆眼下困难的人一起心平气和地讨论如何办。并率先给出一笔数额不小的钱表明态度。在几位舅舅和父母的响应下，终究有了一个差强人意的解决方案。多年后的今天，我仍觉得那是最有意义的一笔钱，并为自己当时刚大学毕业不久无所积蓄没能做得更多而愧作。

两年后，外婆的葬礼最后一次把所有人召集到那个老院子。

有些之前言行让人无法理解的长辈在葬礼全程中忙前忙后很是出力，我不太明白他们是不是在以这种方式表达迟到的愧疚。外婆终于走完了自己漫长而艰辛的一生，如今静静地躺在一旁，此后这个院子里所有的纷扰、这个世间所有的冷暖不再和她有任何关系。

生命的巡回演出

巩高峰_北京

回家过年之前打电话，我妈说，你奶奶刚入冬就用上尿不湿喽。语气颇不满，因为尿不湿有点贵。十几年来，奶奶的活动只有吃饭、发呆、大小便、睡觉，用了尿不湿，连起床都省了。

只要有机会，我每年都会回几次老家。满心欢喜上火车，可真到家了，却做不了什么。每次千里迢迢地奔波，就为看她一天天苍老？

坐在她面前，我只会微笑。说什么呢？听她说吧。可是我努力听，她也不停地说，我却不知道她要表达什么。奶奶带大我们姐弟四个，到70岁还做得一手我认为最好吃的饭菜，可如今看着她，我说不出一句问候以外的话。她每天在想什么，我不知道。

想想人生真是有趣，从无到有、从小到老，看起来是一条不能回头的直线，仔细想想，又像一个循环——下从90岁那年起，奶奶逐渐从一个寡言少语、小心翼翼的老人，变成一个爱挑剔我妈做的饭菜、爱抱怨父亲的火暴脾气、爱唠叨我假期太短的小孩。如今用了尿不湿，简直像个婴儿，总让我想起《返老还童》里那个令人唏嘘的本杰明·巴顿。

那天下车，我第一眼看到的是家门口一堆花圈，愣了半天，头脑还是一片空白。

我妈总唠叨她跟奶奶吵了二十几年，却伺候了她十几年，可牢骚归牢骚，她的悲伤是真的。奶奶走那天，我妈给她擦洗、换衣服。奶奶习惯蜷着身子睡，新衣服换好不久，腿慢慢又蜷了起来。我妈只好一点点揉膝盖，直到她全身躺平，看起来舒坦自然。说起这个，我妈眼泪吧嗒吧嗒掉。一个九十多岁的婆婆，一个六十多岁的儿媳妇，一个刚刚离世，一个整天自嘲黄土埋半截，我妈的哀戚若不是悲伤，那就是对衰老感同身受的恐惧。

26岁守寡，养大姑姑、父亲，再拉扯我们，等我们出嫁的出嫁、出门的出门，她一张小床一间屋子，熬到93岁去世。这些字眼哪个冒出来，都能惹出我们的眼泪，这个年怎么过？

那几天天一擦黑，奶奶的侄子们就会来守灵，他们喝酒、抽烟、打牌，谈笑风生。平日里他们打工的打工，做生意的做生意，种地的种地，难得凑一回，于是半夜都不睡。我知道这叫喜丧，灵堂三而透风，早睡不是好选择。可着起来就是他们喜，我们丧，我不明白，丧事就是丧事，寿终正寝就应该喜？

总会有人过来提醒：喜丧啊，要体面、讲究，我们家族大，不能让外人看笑话。我们姐弟的意思，父母年龄大，身体又不好，就别太折腾了，再说丧事是给别人看的，花大钱置办的，不是埋在土里，就是烧在火里。等父亲拿主意，他却一直低头烧纸。

大年初二丧事开办，父亲决定：棺材、喇叭班子、酒席，都要好的。执事的是我五大爷，出名的讲究人。父亲低价而快速地把一万斤麦子和长了近十年的一排树卖了，然后大办三天，喇叭白天晚上都在吹，亲朋族友一天三顿流水席……

丧事第二天傍晚，外面喇叭忽然停了，一对男女开始表演二人转和小品混杂的节目，招来一大群人，边看边笑，气氛热烈。我怒气冲冲跑出去，没到舞台边就被拦住了。五大爷看我脸红脖子粗，笑说：“你有文化，我讲个道理，你奶奶辛苦一辈子，活着时连名字都没有，这没病没灾老死的，还不能让她走得热热闹闹的？”

五大爷怕我再闹，让我去看看坟挖好没有。麦地盖着一层霜冻，负责挖坟的是我的堂兄弟。这几天他们吃饭争抢第一批新饼和锅底有肉的汤，拼酒拼恼了还会吵打起来。小时候我们一起光屁股疯玩，如今见面除了打个招呼，不知该说什么。递烟过去，才有人拿“前两年你结婚我给弟媳抬过花轿”来开玩笑。

我客气说，天黑了，明早再挖吧。有人笑说，明早地就上冻了，那就得拿电钻钻了。我为自己脱离地气的无知掩护，听说现在挖坟都用挖掘机了，几分钟就行。好一会儿，才有人不屑地说，挖掘机是乱来的，挖坟可是要按风水，一分一毫不能差的。

下葬那天我突然发现，家族的人如此之多。棺材送来时要用到小型起重机，出殡时16个人，按照五大爷交代的规矩，一步一步，三跪九叩，焚祭落土。

圆坟是丧事的最后一步，哭完最后一声，磕完最后一个头，一个生命在世间的旅行就此结束。可摆供品时，我端着热腾腾的饺子，却找不到插在坟头的哀棍。这很关键，别说没插，就是插了，深了浅了都是忌讳。这可是守灵时我听来的，既然讲究，就不该百密一疏。我从第一天就积攒的怒火有了爆发的理由。

回到家，五大爷带着众人迎在门口，他明显放松了，喝了酒，松松垮垮地接过我递上的烟，但我没给他点火。我压不住声调，大声质问他，哀棍为什么没插？！

五大爷愣了一下说，插了呀，我看着插的，还用土盖上了。这个季节天太冷，哀棍得埋在土里春天才能发芽——人来一世，长棵树也是个念想，是吧？

我要在梦里跟爸爸谈谈

梁中明_广州

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在梦里见到老爸，他在夜里活过来了，在不同的地方出现，跟我说各种各样的话。其实我颇觉奇怪，按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说法，我并没有刻意追怀，为何每每梦到他？唯一的解释或许是，他埋了一些东西在我身上。

老爸当年没想到，自己的病来得那么突然、迅猛。逃出鬼门关之后，心有余悸的他，像站在悬在半空的绳索上，开始小心翼翼地生活。每逢节日，还会虔诚地焚香拜神。求医之余，也问鬼神。

通灵的神人说，自从搬到镇上后，我们再没回乡下的旧屋住过，多年前死去的爷爷很生气，觉得老爸忘祖，于是降这个灾难惩罚他一下。春节时，我们一家人回乡下住了几天。在极度难堪的时候，抓住这根虚妄的稻草，大家都稍微心安了。

在家休养，老爸每天准时吃一大堆药来控制病情。黑糊糊的药丸占满了整个茶几，他大把大把地往嘴里塞药，然后灌水吞咽，缓一下，再重复这样的动作。药终于吞完了，他尴尬地对我笑了一下说，医生开了这么多药，不知道有没有用。

夏天的每个清晨——像他健康时开摩托出去载客拼命赚钱养家时那么早，他骑着我小学时骑过的那辆很小的自行车出去，骑几圈后回来，神清气爽地说，觉得身体慢慢恢复了。每隔几天，他就自己坐公交车到市区，去医院复查，拿回一堆药，再买些补品炖着吃——一丝不苟地遵照任何对活命有益的指示去做。

然而到了冬天，天气变冷，他的病情开始反复，经常要去住院吊针。他因身体虚弱而焦虑不堪，像小孩一样埋怨我妈：倒的汤那么热，怎么喝啊。他对亲戚说，电台里经常说有治肝病的药呢。终于忍不住叫舅舅去打听，电台的主持人却私下里告诉他，那是骗人的。他躺在病床上，小心翼翼地跟同族兄弟说，听说深圳有一种针直接打到肝里，效果很好。兄弟们摇了摇头，说这病得慢慢养，不可能那么快见效……显然，他失望了。

频繁的住院治疗，折磨着所有人。每次他都说，再住这一次，以后就不用住院了。他不愿正在复读的我去医院看他或照顾他，说念书重要。其实他是担心儿子会对自己的病厌烦。他生怕别人对他的病失去信心。其实身边很多人都不再相信他会好起来。

有一次，他在家发了疯似的翻箱倒柜，说自己的药不知放哪里了，他要吃药，病才会好。我妈下班回来，家里到处都是撕碎的书纸。他一定恐惧极了。

事情总是这样悲哀，健康的人往往不爱惜自己的生命，而即将坠入死亡深渊的人，无论如何卑微地努力，也得不到命运的垂青。最后，老梁还是失败了。他静静地躺在床上，袜子在脚趾那儿开了个洞，小脚趾剧烈地往内扭着。进入焚化炉，他的恐惧和灾难终于烟消云散了。

后来，我在清理遗物时发现，他把家里的房产证抵押了，以便一个朋友能在信用社借到钱。但钱一直没还清，信用社都要上门收楼了，他一直东拼西凑，为朋友填窟窿。他瞒着我们，怕我们埋怨。

他的心里装了这么多东西，会不会很孤独？

若干年后想起这些事，很难过。如果是现在的我，应该能帮他舒缓情绪，但当年我什么也不懂。

懦弱、恐慌，他就是我小时候心目中伟岸的父亲么？当年，我甚至残忍地埋怨，一个男人在家庭最需要他的时候离去，不仗义。他的离去直接造成我妈的艰辛劳碌，而他的儿子本该得到眷顾，最后变成了辛苦行走。有几年时间，我一直觉得这是他对我的严重伤害。

当我年岁渐长，慢慢对这些纠结坦然起来。我没得到受他照顾的福气，对他来说，这又何尝不是没有福气。他那短短的人生一直都在操劳养家，连对我的人生道路虚张声势地指指点点的机会都没捞着。他从来没能好好去旅游过一次，看看这个世界……所有所有，都是这个男人福气的缺失。我不能因为他是我老爸，就要求平凡普通的他，英勇地把死亡看得云淡风轻，以符合我所认为的高大形象。在他的恐惧里，也饱含着对自己离去后妻儿艰难生活的担忧。

现在，他已经离开11年了。我也到了30岁的年纪。如果再在梦里见到他，我会跟他好好谈谈。

一切成空

宋维_兰州

姥姥走了，79岁，生活的艰辛和挣扎可以一一放下了。

姥姥走了，那座小山坳里寄托了我所有童年欢欣和苦涩的姥姥的家，已失去所有意义。我永远不会再回去了。

农村妇女的晚景总是无比凄凉。慢慢丧失劳动能力，也就被剥夺了参与家庭事务的权利，慢慢地，活着已无关尊严，只是活着而已。姥姥去世前最后的日子里，依然弓着身子，跌跌撞撞地给牲畜添喂草料。这是垂死挣扎的要强，只为争取一些在别人眼里还苟延残喘着的价值。这价值，是近乎乞求般让自己的一日三餐显得理成章。经济状况就是这么赤裸裸地制约着我们生活的全部，我们不断标榜着的孝道在残酷的生活面前，破碎得七零八落。全然不同于有退休金颐养天年的老人，姥姥晚年的遭遇是中国农村老人生活的缩影。

姥姥缠过小脚，虽中途松绑，未捆扎成三寸金莲，却落得终身步履蹒跚。30年前我出生的那个大雪天，姥姥一个人背着干粮，翻山过河，步行整整一天赶来照顾我。对一个小脚又不识字的农村妇女，这样一次远行，有太多不可言说的悲怆和风险。在人生的很多时刻，我都禁不住回想那个被风雪和暮色笼罩的傍晚，姥姥俯身抱起襁褓中的我，唤我的乳名。姥姥去世前，已多日未进食，疼痛和饥饿迅速让筋骨松垮，血气散尽。我抱她在怀里，安慰她放下所有的牵挂，我一切都还好。她蜷缩在我怀里，瘦弱得像个婴孩。我背她去屋外，姥姥生怕累着我，没几分钟就催着回去，一遍遍唤我的乳名。这生命两端的相遇和告慰，何其相似。在姥姥临终前挣扎和哀求时，我第一次体会到“垂死挣扎”的意义。即便生命如此痛苦，它还是让人如此眷恋。一遍遍的挣扎中，应该混合着疼痛和对死亡深深的恐惧。我们每个人，终究在劫难逃。

姥姥的炕靠墙那一侧，摆放着三个混杂着各种陈旧味道的厢柜，里面的物件是她这一生的全部，无外乎一些舍不得穿的新衣服、纳好了准备送人的鞋垫、糖果之类。斯人已去，谁去翻拣或占有这些遗物，变得不再重要。下葬时间已定，只希望这一切静静过去就好。本能地讨厌农村丧事上那些哭丧婆瞥着斜眼儿的夸张表演和一群来奔丧的不相干的人假装出来的悲伤。人们有多反感参加婚礼，就应该有多讨厌奔丧。陪笑有多可耻，陪哭就有多可憎。

我童年每个暑假都在姥姥家度过。为我的去留，强势又市侩气的母亲、怕老婆怕到死的舅舅、奸猾势利的舅妈，以及隐忍慈爱的姥姥之间应该没少博弈。我欢欣于小孩子的各种游戏和恶作剧之中，虽寄人篱下，但有姥姥庇护，童年暑假时光漫长却快乐。乖张古怪的姥爷好吃懒做，瘦小懦弱的姥姥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之一。耕种甘肃农村山地，是对人力极限的巨大挑战。从犁地播种到打晒磨面，每项工作都无比艰辛繁复。姥姥戴着草帽汗涔涔的样子及混着汗水和草渍的味道是留存在我心里的永恒印象。姥姥经常穿老式大襟盘扣衣服，每次离开时，她总会从衣服襟子里掏出一个已看不出颜色的紧紧包裹着的手绢，塞给我一些钱，现在想来，唏嘘不已。姥姥家在深山，十几户人家住得分散，到处是山林，姥姥捡拾野李子和杏子，再砸李子核和杏核，等货郎串村串户时换些钱。这些钱她小心翼翼地攒下，连同子女和亲戚偶尔给的钱都仔细包在那手绢里。每次离别，姥姥一边抹眼泪，一边攥着钱往我兜里塞。甚至在我有了妻女后，每次离别，姥姥还是会颤抖着掏出那个手绢，坚定地塞些盘缠给我。

姥姥念念不忘两件事情，都是我怎么疼她对她好，尽管这和她对我的疼爱相比不值一提。我上小学时，姥姥有段时间来照顾我，做饭洗衣。碰巧那时有兰化公司社教队在乡政府（母亲在乡政府工作）驻点，时常会从兰州带来些农村孩子没见过的好吃的。我第一次吃奶油蛋糕、卤鸡爪还有些当时不认识的水果，都是从那里得来。我跟他们混熟后，经常自由出入他们驻点的办公室和卧室。人家一旦给我吃的，我便迅速拿回家给姥姥吃。现在想来，还蛮感念那群兰化来的年轻人，当年他们应该是我现在的年纪。他们一次次小小施舍，竟在我和姥姥之间留下这样一段值得玩味的回忆。

另一件事是十年前，我本科毕业参加工作，带姥姥来兰州逛了逛。时值大一新生军训，校园里到处是军训的方阵，姥姥问“哪一堆是你的学生？”不识字也不识数的姥姥，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多和少。返回时我买了火车票，让姥姥坐了火车。这些在后来姥姥的叙述中都带着明显夸耀的口吻，自称见了“大世面”。

姥姥走了，这世间的牵扯，终究成空。

太姥姥

王海同_北京

不知道在机场听到亲人去世消息的概率有多大，而我正是如此“幸运”的人。我悲伤得无以复加，周围却充斥着轻松的谈话、清晰的广播和欢快的音乐。

逝者是我的太姥姥，也就是我妈妈的妈妈的妈妈。儿时的我很迷恋这复杂的多重关系。记忆里她的年龄一直都很大，随着我的成长，老人也悄悄地持续衰老，直到去世这一年，她还差一岁就一百岁了。太姥姥几乎跟中华民国同龄，她在世的这一百年里，这个世界发生了太多事情、太多变迁，而这一切似乎都与她的人生没有太多交集，恰如她的子孙们现在正在忙碌些什么，她茫然不知。

太姥姥最疼我，我跟她的感情也最好。据说我是这一辈的孩子里她唯一带过的，因为我是其中最早出生的，早得还不少，等到他们出生时，老人家已经八十多岁，带不动孩子了。

对我而言，这是一岁以前的事情，已无从追忆，每每听起来都像是别人的故事。但这故事所产生的结果却不容怀疑：我和太姥姥的感情很深，每次相见都很亲近，虽然言语上能交流的东西很少，后来她的听力在下降，交流已几乎没有语言。但这并未影响我们交流，或许也不算交流，只是彼此的亲近和相见的满足。多么简单的满足，两个相差七十多岁的人能够相见，一个还活在世上，另一个能来看望她。彼此对视，聊天。然而这一切都不会再发生了，她走了，永远地离开了。

当我得知她去世时，头脑中出现的是她堆坐在床上的形象。她不能自如行动，头深深陷进身体里，脸上露出微笑，可以看见整齐的假牙，目光中闪烁着孩子般的真诚。看到她时我会上前摸摸她的手，那双曾经照顾过我的手，骨节很大，皱纹很深。她也会抚摸我，眼睛注视着我，视线一秒钟都不愿离开似的。她知道这样相见的机会不多了，眼神中的伤感和不舍隐藏在微笑的面容下。她会很用力地抚摸我，也会很用力地握住我的手，尽全力来体会这彼此触碰的感觉，好像怕自己会忘记一样。这些我都能瞬间感受到，每次见她我都哭，她也会哭。泪水是为相见而喜悦，更是为有一天不能相见而悲伤。

最后的日子里，要对她说些什么，必须趴到她耳边大声地喊，即便这样她也总是听错。可她偏偏爱打听，打听子子孙孙的境况。然而大家都不愿意告诉她，认为与她无关。那么多人，那么多事要怎么说呢？也确实与她没什么关系，她知道与不知道不会有任何改变。但她就是爱问，执拗地一遍一遍问。大家都嫌她烦，她也很无奈。

我去看她，她会偷偷问我一些她想知道的事，可那些琐事多半与我不相干，也无法告诉她。我只能简单讲讲我的近况，她会满意地笑。如果我讲到一些对她来说新鲜的事情，她会惊讶地说：“是啊？！”或许对她来说新鲜的事太多，所以这句“是啊？！”成了她最常说的话。

她对外界事物强烈的求知欲来自这个世界对她的封闭，好像任何事都与她无关，可能这世界在她去世前已经把她排斥在外了。她顽强地挣扎正是出于对这世界的眷恋，只不过衰老使她的身体逐渐丧失了挣扎的资本。

每次听见有人对她说“别问了，你也听不懂”，我都会留意到她失望而略带惭愧的表情。我不忍心看到这表情，因此曾决心给她买一个助听器，却直到今天都没能实现。我妈说她也曾想过给太姥姥买助听器，但家里很多人反对，认为不需要给将死的人花那么多钱。我早就知道总有一天这世界会抛弃太姥姥，但我不知道竟会抛弃得如此残酷。这个未能买给她的助听器，是我终生的遗憾。

我不知道该怎样理解死亡，宗教的各种说法实在不能让我满意。往生也好，轮回也好，都要与此生的所有记忆永别以后，才能以某种方式延续生命。在我看来这并未使死亡消失，反而是对死亡最好的诠释，告诉我们死亡的真义和不可避免。人们惧怕死亡并不是惧怕失去生命，而是惧怕失去了此生的记忆。此生的记忆几乎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也是我们一切价值的所在，我们恋恋不舍的也正是这记忆本身。仍然活着却变成另一个全不相干的人，这难道不正是死亡吗？

太姥姥的死，意味着我再也不能看见她的笑容，再也不能握住她的手，再也不能亲吻她的脸了。想到此处我泪流不止。

天上的星辰

丁力_法国

1946年，曾祖父离开南通城去找昔日部队，途中偶遇曾生龃龉之人，被其拖到古镇五窑杀了。高祖父带着两个稍小的儿子，将他的遗体运了回去。后来，国军南逃，掳了爷爷的二叔去做壮丁，在扬州，他侥幸逃了出来，沿途讨饭回到家里。

此前多年，高祖母已得脑炎去世。盛年丧妻，中年丧子，高祖父精神从此留下问题，乡人唤其“污爹”。“污”的意思是头脑不好。爷爷回忆，他少年随高祖父出远门，高祖父曾突然从桥上跳入河中，也曾无征兆地从小河一侧跃至另一侧。

曾祖母独自将爷爷和姑奶奶抚养成人。爷爷年少时，村中有人家开饭早，他牵着姑奶奶站在门口看，被人戳着鼻子说：“你们长大了，不是偷就是抢。”为了供爷爷念书，姑奶奶很早就辍学，每天只吃两顿饭。饿得浮肿快死时，他们在外闹革命的舅舅捉来个郎中，一颗药丸服下，竟慢慢康复了。

1949年以后，爷爷因为曾祖父的问题没有高考，不能工作；三年饥荒，爷爷的二叔捡别人丢在地上的番薯皮吃，消化不良差点死去。“文革”中，曾祖母无辜被冲击，精神受到刺激。爸爸自小随曾祖母生活。20世纪80年代初的某夜，他一觉醒来，发现曾祖母倒在地上，惊慌中叫来爷爷，为时已晚。曾祖母一生尝尽苦难。爸爸悲恸不已，别人去劝慰他，他躲到桌下哭。思想老派的高祖父不同意将曾祖母的遗体火化，末了众人一起哄过他了事。

幼年时，高祖父很喜欢我。其时他已过米寿，虽然费力却喜欢抱抱我。他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生人，历经沧海桑田，目睹风云变幻。幼时我不知，我是他最疼爱的早夭长子的后人，也是他唯一的玄孙，他因而对我倾注了很多感情。小阿姨比我只长四岁，我小时蛮横，常欺负她。可她若生气，高祖父便拿着拐杖戳着地说叨她：“你比他大，让他欺负两下怎么了。”高祖父留给我一些东西，由我奶奶保存着。奶奶说当年高祖父很神秘地把这些东西交给她，还不放心地叮嘱以后一定要留给我。

听说这些往事时，温暖而心酸。

高祖父享年九十有五。离去时，满堂子孙都在他屋中守着。葬礼很隆重。出殡时，男人们吆喝着抬起棺材，唢呐随之吹起，长长的队伍慢慢地跟在后面。为首的老人隔一阵放一次炮仗。清冷的乡间，满是烟火的味道，生纸打着旋儿在空中飘，低声的呜咽被炮仗声盖过。骨灰还家后，一个老师傅沉静地将其撒在棺中。我在旁边默默注视，心中十分震撼。

我第一次对“死”有了认识。人活过一生最终却化为乌有，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彼时流行的《狮子王》中，木法沙告诉辛巴：“死去的先人会化作天上的星辰，注视保佑着我们。”我宁愿如此。

高祖父去世不满百日，他的次子、爷爷的二叔也因胃癌去世了。他的病早有征兆，过去干活常常说胃痛。妈妈曾担心地说您做不动就歇歇吧，他说没事，我是肚子饿的。

出殡那天，小姑妈哭着说：“爷爷，以后没有人煮饭给我吃了。”

饭还是会有人煮的，只是，再也不会是这个人，也未必能有一样的味道了。

转眼到了2000年。

姑奶奶中风陷入昏迷。她人极好。爸爸要教训我时，她总是冲上来护住。夏天，我和姐姐一路跑着捉蜻蜓，她在后面慈祥地看着，劝我们把蜻蜓放了，说蜻蜓是观音菩萨的坐骑。

幸而几天后她醒了，只是自此半身不遂。

人生无常。一些际遇总叫人怀疑是冥冥中安排好的。

姑奶奶去世前一个月我去看望她，正是夕阳薄暮，不远处行过的船拉响悠扬的汽笛。她对我说自己是废人一个。我安慰她，将来要请最好的医生把你治好，然后许诺一个月后再回来看她。

尔后我失约了，紧接着她便走了。一切都似是故意的，节奏掐得刚刚好，就是要让我抱憾。

我很懊悔。必须做的事情，务必及时去做。人只能活在当下，未来是不可测的。

这次回老家，看望了爷爷的三叔。匆匆一见，老人轻轻亲了我一下。我离开没几天，爷爷说老人癌症晚期，难再撑一个月了。

农村已经难见到小孩。村中行走的唯有老人。年轻人都很忙碌，纷纷往外跑，小城市的觊觎着大城市，国内的又好奇着国外。

我也是顺着人流不停奔跑的平庸一员。我也常常不清楚奔跑的意义。但我知道，最终我们都会停下来。

深情

捣麝成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绝

父爱如山

慈洪君_石家庄

2013年是父亲去世20周年。先父慈文学，生于1932年。我出生时，他38岁，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父亲相貌魁伟，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个头高，二是长得黑。他身高一米八五以上，在我们村里可以说是最高的了。他因为自己个子高，在家里放东西也多在高处，身材矮小的母亲总是嗔怪他放得高，自己够不到。关于他的黑，还有个小故事。父亲年轻时在河北沧州的东光县找王中学当校长。有一次一个学生家长到学校拜访他，谈话中不经意问他：“慈校长您今年五十几了？”父亲忙说：“我今年27岁。”那人十分不好意思，连忙说：“啊，啊，有点阴天。”（大概是想说因为阴天光线暗看不清。）这是母亲后来经常用来笑话他的一段故事。后来翻看父亲遗物时，看到他的简历，他二十多岁就当中学校长，现在想来也算是少年得志。

我是家里的老疙瘩，上面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印象中，我与父亲的交流并不多。一方面他不太爱说话，另一方面可能因为他与我年龄差距大，以为我还少不更事，没有什么可说的。他真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的人。小时候，我们俩在一起，“炕头这边一个，那边一个，都自己玩自己的。”母亲后来这样对我说。实在无聊了，我会说“爸爸背我出去玩玩吧”，他便背着我去村后边的大柳树下玩一会儿。

现在想来，父亲对孩子们威严有余，和善不足。那个年代，在老家冀中南，人们把男人在外工作，女人在家务农的情况，称为“一头沉”。我们家就是“一头沉”。父亲多年在外工作，大约一个月回家一次，我们交流得就更少了。

我上初中时，在30华里以外的镇上住校，一个月回家一次。父亲偶尔会来学校看我，拿些零用钱给我，带些吃的。他总是从教室里叫我出来，塞上东西，问问还需要什么，然后就离开，从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每年农忙时，父亲会在家帮忙干农活。记得有一次割麦子（那时没有机器，都用镰刀），大家累了在地头歇着，他怅然若失地对我说：“咱们家五个孩子都上学，难道一个大学生也没有么？！”大约这句话刺激了我，于是我开始发愤读书。1989年，经历了一年复读后我考上了河北大学。父亲十分高兴。毕竟我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满足了他的愿望，为他争了光。开学时他坐火车送我去保定。记得那是在中秋时节，一个阴天。到宿舍后，他帮我铺好被子就要走，说坐火车回去。我把他送到学校大门口，看他上了公交车。看着他高大而微驼的背影，我不禁掉下眼泪来。

上大学的四年一晃而过，对于我是愉快“挥霍青春”的这四年，现在想来，对于父亲可能并不寻常。当时因为年龄的关系他已经从一线退下来，负责管理镇上的毛纺厂。其实，沉默寡言的他并不是一个适合经商的人。后来，在不同时间、不同渠道听人说，因为他用人不当，企业经营得并不好，而他又不太爱说出来，只憋在心里，“背了黑锅”。或许他后来的病就与此有关。临近毕业时，父亲去大学找我，当时我正巧到石家庄去联系工作单位，他便去见了我的女朋友。事后女友对我说父亲的脸色不好，是不是身体有什么问题。我笑笑说，他就是黑点，身体没事的。后来才知道，那时他已患上了肝病，而粗心大意的我们却谁都没有发现。

1993年7月，我的毕业季，分配工作有点小波折。我奔波于保定和石家庄之间。此时，父亲已经病得很严重，住进了县医院。记得当时他的肚子胀得很大，很痛苦，已经是肝硬化腹水的后期了，但他从来没有叫过一声痛。在一个萧瑟深秋的夜里，医院说病人已经不行了，还是回家准备后事去吧。守在医院的我与几个亲戚好不容易找了辆客货车，好说歹说给了40元钱人家才同意帮拉。到家后，躺在炕上的父亲已经只有出的气了。

我从医院一直哭到天亮，时间是1993年9月9日。

父亲的离开，让我很长时间沉浸在极度悲痛中。我始终认为，父亲供养我上大学，本该颐养天年时，过早地走了，我还没有来得及报答他。现在日子越过越好，我却越来越思念他。

父亲走时什么也没有说，大概他也认为自己不会走这么快，或许觉得没什么好说。这是我们至今感觉遗憾的事情。

前两天收拾旧物，见到父亲1989年10月给我写的信：“今随信寄去粮票100斤，还需什么东西可来信说明。你母亲对你的生活是挂念的，春节前有可能去保定看你，根据家庭条件再定。总之，上了大学名方面要成熟一点，遇事冷静一点，有什么事情可来信。”

父亲伟岸的身影浮现眼前，禁不住眼泪又出来了。

最后一笔存款

周云龙_南京

父亲大年初三发病，初七走了。正月死人不吉利，村里人解释，老奎爹替子女考虑，怕他们奔波，耽误工作。

父亲走了十年，大脑里总会切换到他的音容笑貌，幻觉中有过几次与他的对话。偶尔翻到老人家几张照片，我会尽力回想拍摄背景。当年祖孙仨拍过几张合照，边上有点发黄了，赶紧请同事扫描成电子文档——人活了七十多岁，他曾来过世上的凭证就剩下这点影像资料了。

朋友说，人生有两次真正长大的机会，一次是成为父亲，一次是失去父亲。确实，最亲近的人逝去，迫使我真正开始思索人生终极话题，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最后能留什么给这个世界？想了许多回，理不出头绪，唯有父亲临终前的琐碎镜头，始终在脑中徘徊。

大年初三，父亲突然感冒了，病情来得急，突然昏迷，不能开口说话。我们心里都有预感，父亲这回一定不行了。自记事起，他就病恹恹的，咳起来总是上气不接下气。身为农民，他基本上没干过体力活，农活全靠妈妈一个人扛着。我很小的时候，就隐隐担心他会死去，毕竟外面有些打交道的事还要靠他。父亲早年学会了一套风水先生的理论，乡下人盖房、搬家，哪怕起个猪圈，都会找他算算黄道吉日，因此他常常可以混吃混喝，混点零花钱。

父亲一天一夜没有说话，水一直挂着，心脏还在缓慢跳动。有人建议送镇医院去试试，赌一把。妈妈坚决不同意，怕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死在路上，不吉利。我知道她的真实想法，怕钱花了，人还是没了。父亲的生命，第一次进入一个寂静无声的时段，我们都在等着，不是期待奇迹，只是想听到他最后有什么交代。妈妈可能已经意识到什么，和姐姐妹妹一直在翻箱倒柜。我问她们在找什么？妹妹说，爸爸一直说存了几笔钱，数字上万哪，不知道放在哪里！

她们找遍了每个抽屉、每个罐子、每个角落，一边找一边抱怨：老看到！他外面存完钱回来，偷偷摸摸的，也不知道囥（土话，藏的意思）到哪块去了。我突然嚷了一句：不要找了，少不掉的！人都要死了，你们不去照看，还在找钱！心里想，人活到最后，后人就是这样的吗？太悲催了。转念一想，我也纠结：那是他一笔笔省下来、一点点攒起来的，真找不到了，太可惜，老人家心里也不会踏实。

从大年初三，找到初五，能找的地方都找了，还是没有眉目。初五晚上，父亲终于张口说话，后来知道是回光返照。妈妈急切地问：那几张存单，放在哪儿？父亲微微睁开眼，说出了地方。妹妹很快在存放鸡蛋的陶罐底部的旧报纸下方，发现一份我若干年前带回去的文件材料，那文件是折页式的，十多张存单就隐身在那里，有的500，有的800。妈妈说，平时一凑到整数，父亲就跑到村信用社存起来。大姐点了一下，突然不合时宜地有些兴奋，脱口而出：你存的是18200，意思是“要——发——儿”，“要发我儿”，是吧？！父亲艰难地点了点头，也笑了。

我半跪在父亲身边，他躺在堂屋的地铺上，寿衣都已经穿上了身，他有些不习惯，几次想起来着看，都没能成功。我儿子当时才六岁，正是最调皮的年龄，但看到爷爷病重，立马收敛了许多。父亲吃力地伸出那双枯萎的手，慢慢抚摸着小孙子的头、脸，从上到下，细细摩挲了一遍，仿佛是对另一个自己道别：乖乖，好好学习，听你爸爸的话，将来要考研究生，我们周家要出个研究生！而后缓缓地对我说：你不要打他啊！要以说服教育为主。小时候，父亲三天两头就对我武力打压，邻居们轮番上门劝阻才肯罢手，他最后的这段嘱咐，是不是意味着开始悔悟了？

父亲早年在大上海拉过黄包车，跑过码头，见过世面，所以对教子之道也有研究。读大学时，我一学期花销不过三四百元，偶尔有稿费贴补，可以改善伙食，接待同学。父亲老担心我大手大脚，有次跟他要钱，他推起自行车就走，说到城里上班的大姐那里去借。下午，他果然借回了300元。我返校后，妈妈常以泪洗面，父亲追问原因，妈妈说，人家伢子考不上大学也罢，我们家考上了，没钱读，还要四处借，命苦啊！一回两回，父亲都没有理会，后来他不得不摊牌，所谓“借钱”，不过是他和大姐演的双簧，他怕我知道家里有钱，就开始洋乎了，不晓得珍惜了。

父亲在世时，有句口头禅：儿孙胜于我，要钱做什么？儿孙不如我，要钱做什么？明摆是给自己没钱找理由，可是，最后他却留给我们一大笔钱，他自己一辈子花过多少钱呢？而且，他存的是18200，谐音要发儿。人生注定是这样的悲壮吗？想到九泉之下的父亲，想到他已经无法分享儿孙幸福的今天，想到那个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未来，心里总有一阵窒息感。

怪人父亲

谢伟祥_深圳

父亲是个怪人，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若是现在，人们或者会说他很酷；但在他那个年代，委实没什么好日子过。

父亲曾是村里学校的老师，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他是个孤独的人，没有朋友。当然，那时候没几个人有朋友，连家人都不可信。一群人在村口说毛主席的好，父亲路过，脱口说了句：毛润子也会犯错。就这样他成了现行反革命。他们给他戴上高高的纸糊的帽子，烧红铁条，在我家大砧板的两个角上钻了孔，用牛绳穿过去挂到我父亲的脖子上，兴高采烈地去游街。

现在看来，“毛润之也会犯错”多少有点卖弄。卖弄他知道毛主席并不叫毛主席而叫毛润之；卖弄他当时或许能举出毛润之也会犯错的例子，这点我不敢肯定，我直到现在所接受的教育，毛主席似乎是没犯过错的。大家或许看到了他的卖弄，扣他高帽子却是因为他对伟大领袖的怀疑，而因为这个，大哥大姐高中毕业时成绩都不错，却上不了大学。

父亲被打成“反革命”除了因卖弄自作自受外，还因为运气不好。那个年代有一种东西叫作指标，我们村当时有一个反革命指标还没完成，大家草木皆兵，个个怕自己成了那个倒霉蛋，处处谨小慎微，唯恐被人拿了把柄，不想有父亲这样缺心眼的自投罗网。我古怪的父亲很配合，凭空捏造些罪证，说某年某月在某处写了反革命标语，还说为了反侦察，哪些字是用左手写的，哪些字是用右手写的。我常常怀疑他纯粹是为了好玩。

农民知道节气、会干农活很重要，但知道《中俄尼布楚条约》却没什么用处，知道毛主席叫毛泽东、字润之还可能给自己和家人带来麻烦。父亲却停不下来，看什么《古文观止》，堂而皇之地研究起《易经》，到老了就有点走火入魔，丢三落四，看到每个陌生人都有给人家算命的冲动，而对方又未必领情，到头来弄得不尴不尬。

我很喜欢听父亲讲他去赣州城赶考的故事。那会儿是民国，赣州城战事刚过，城墙上到处可见累累的弹痕。因为没钱，别人都用钢笔考试，他只能用毛笔。放榜后，他考上了赣南简易师范学校，还是因为没钱，放弃了。父亲每次说到这里都要流泪，提醒我们要珍惜学习的机会。

父亲几乎不管我们，只要我们的头发按时剃了，便再无二话。我们也乐得在田间地头到处玩。他只打过我一次，那次我把我小哥哥的脚后跟给砍下来一块。父亲追了我好几条田埂，我准备上坎往山里逃生时，一脚踩空落到了他怀里。他左手揽着我的腰，我四肢像翻了身的蟑螂那样划拉个不停。他右手拿把磨得锃亮的杀猪刀，往小溪边走，上了木板桥，说要一刀剁了我的头，让水冲我的头去喂王八。我吓得魂飞魄散。

到我上大学的时候，父亲已经老了，常给我写信，用毛笔写的蝇头小楷，开头一律是：强崽吾儿。同学都笑我，我不以为然，强崽是我的乳名，显得亲切，吾儿显得有学问，挺好。父亲信中常常提到我小学四年级种的一棵梅树，什么时候开花了，什么时候梅开二度了，等等。

父亲是冬天过世的，我回到家的时候他还很好，可以起来拉尿，也能说话，只是显得没力气。他无论如何不愿意去医院，只好请大夫到家去，给他打针吃药。背着父亲，医生提醒我们准备后事，我听了免不了偷偷流泪。

没两天，他就说不出话了，我搬到老房子去睡，不分昼夜陪着他，唯恐他想要吃喝什么，或者去了。有天我和侄子陪着他，已是深夜两三点了，父亲让我们到他房间，右手画三个圈，然后用食指做“捅”这个圈圈的动作。我们猜不透他的意思，拿来纸笔让他写，他在纸上写个“死”字，再不多写一个字。我们还是猜不出来，于是他满眼噙着失望的泪水，我也不由得痛哭起来，后悔没有早回来，后悔那么多年里应该更多回老家看他。

是的，那个带着我去河里打鱼的父亲去了，那个背着我去寻医的父亲去了，那个晚上睡觉时总要我给他挠痒的父亲去了，那个喜欢自比寒梅的父亲去了，那个如堂·吉诃德一般在乡土中国坚守、甚至有点迂腐的父亲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那天深夜，我一个人守灵，看着父亲躺在他的寿木里，想着他不易的一生，悲从心来。我长跪于棺木前，说：“爸，想跟我聊天，就托梦给我吧。”“我会做一个像你这样清高的人，绝不向现实妥协。”

2009年年末去宁波出差，见到高中的好朋友，告诉他我的老父亲去世了。饭后他开车送我回酒店时，说：“你现在是没爹的孩子了。”我听了一笑，接着就心酸起来。飞机很晚才到深圳，盘旋下落时，我看到珠江口的零丁洋，盛满我对父亲的思念，不由得泪如雨下。

妈妈是个家庭妇女

黄家章_深圳

妈妈姓杨，是北海著名商家杨文芳之女，识字懂文，本名秀珍，因我父亲信佛，她也夫信妇随信了佛，法名“净宝”，是与父亲同属净字辈的法侣，后来户口本、身份证上的姓名，是杨净宝。

妈妈是家庭妇女，而且很纯粹。作为小儿子，我记忆中，活到80岁的她没在单位上过一天班。我们兄妹长大前，家里生计全仗爸爸一人早出晚归经营小生意的所得。

妈妈生育了我们兄妹六人，带大我们。然后，她又帮带过儿子、女儿们的儿子、女儿们。她还帮带过侄女们，20世纪70年代初，我的华叔，父亲的大弟，因此前被打成“右派”，境遇不佳，华婶又要上班，不得已将两个年幼女儿即我的堂妹小慧、小梅，从北海送到南宁由我家抚养。我刚上小学，与这两个学龄前小孩嘻哈哭闹、吃喝拉撒乃至小闹小打的事自是免不了的。当时没有洗衣机，没有电饭锅，没有自来水，妈妈要带着我们，要担水、买菜、买煤、煮饭煮菜、洗碗洗衣服，缝缝补补、柴米油盐、锅碗瓢盆……一切，全靠她的一双手。

印象颇深的是，1983年以前，妈妈每天都要肩挑两只桶出门担水，一家子每日用的水全是她挑回来的，偶尔哥姐们回家，她才能歇一天。担水几十年，她到晚年时，肩膀一边低、一边高已经很明显了。

妈妈偶尔也会做手工来帮补家用，有老邻居搬家了，还走几条街寻上门来，为的是让妈妈帮她们的中式衣服开纽缝、缝纽扣。

爸妈始终注重对我们的言传身教，告诉我们要做个好人，多做好事，要尊重知识，要知书这理，要追求人生智慧，即使在斯文扫地的年月，始终希望以诗书传家。我们兄妹先后三人考上大学，且都是重点大学，大哥在“文革”前的1962年考入华中科技大学，二姐在1972年邓小平复出后经政审与文化笔试考入中山大学，我在恢复高考后的1981年考入中山大学，成为整条街的佳话。这跟我们的自身努力分不开，而这三个年代的跨越，更凝聚着父母的心血，表明父母家教有方。

高考前几个月，我在报纸上看到说每天吃一个鸡蛋能提高记忆力，和妈妈说了，她就每天给我煮一个鸡蛋。我当时就读于南宁五中，属于非重点中学，那年数百名应届生，我是唯一考上重点大学的，这与妈妈每天煮的鸡蛋，不能说没有联系。

妈妈与爸爸携手经历了抗战、内战、大饥荒和“文革”这些20世纪最黑暗的时刻，不离不弃，终迎来了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好时光，得以安度晚年。不管外面世界是巨浪滔天或风平浪静，家庭始终是妈妈的全部世界，家人的安康幸福始终是她最大的心愿与追求。家，有她的操持，对于爸爸，对于年幼的我们，都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而我的父母对饥馑的精神乃至身体记忆，并没有完全被改革开放后二十余年所出现的物质方面的富足所屏蔽。他们到晚年时，即使牙齿已经很不好，每天晚上也一定要吃碗干饭，坚决拒绝喝粥，否则半夜会饿醒。显然，这是多次长时间的饥馑尤其是挥之不去的饥饿感，给他们留下的最深刻记忆。

爸妈信佛，每月初一、十五，全家必吃斋。即使是大年初一，也一定要吃斋，年三十晚上所剩的荤菜，只能留待初二吃。

解放路的老宅拆迁后，爸妈晚年住在大哥家，由大哥大嫂照顾，得以居家养老。更重要的是在家里可以按印光法师的《临终三大要》来落实佛教的临终关怀，避免了净土宗信徒因住在现代医院，临终不能助念而糊糊涂涂死去的状况。2002年农历八月初七，母亲临终，她在袅绕的佛乐、亲人们与念佛机“阿弥陀佛”的助念声中，于黄昏时生西。斯时现场沉静、淡定而又平稳有序，在场的亲人有悲欣交集之感而无呼天哭地之态，有阵阵念佛声而无仅沉湎于悲痛悲切的世俗语，是殊为难得的现代都市佛教一景。这，是爸妈携手共度金婚岁月之后，最令我难忘的一幕。

在家族中，全心持家、全意相夫教子的纯粹的家庭妇女，妈妈是最后一位。她的两个弟媳、三个女儿和三个儿媳，还有她的孙女、外孙女、孙媳、外孙媳们，在时代潮流的席卷下，都成了上班族，下班后带着一个最多时三个孩子，不时会有人仰马翻乃至崩溃的感觉。时至今天，她们心中还不时纠结：我是继续上班？还是回家做个全职太太？

妈妈没这种纠结，她选择了，或以无选择作为选择了，就一路做来了。妈妈不喜欢我们说她为了家庭牺牲了自己，她做了分内事，也有了收获，人生不外如此。人生无甚稀奇，人间本无奇迹，能慎始善终，做到极致就是稀奇，做到纯粹就是奇迹，在这方面，妈妈就是。

姥姥的旧时光

刘子轩_长春

姥姥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是姥爷前妻生的，大女儿送了人，家里太穷了，养不起。

大女儿对姥姥一直有隔阂，对待她不如养母，姥姥心里也一直愧疚着。

虽然年轻时吃了不少苦，姥姥终于还是把儿女们养到了成家立业，身体也算硬朗，耳聪目明，只是胃不好，动过手术。

我打小喜欢姥姥，因为姥姥疼我，脾气好，不像母亲，老是凶我们。

小时候每逢周末，我和妹妹都去她那里。如今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我和妹妹徒步走到姥姥家，姥姥会在村西河边放羊。我们经过那里，姥姥总会说一句“我算着你们会来的”，然后看一下太阳，说等会儿回家包饺子，你妈肯定不经常给你包，咱们包野菜馅的。

于是，我和妹妹便满地找野菜，回家后姥姥一个人忙，我们俩看着她弓着腰，和面、剁馅……我们要帮忙，她总说你们不会，在一旁玩吧。我们就躺在床上，吹着小电扇，和姥姥聊家常。每次她都会问，你妈在家忙什么呢？都不来。实际上母亲每隔几天都会来一次。

饺子出锅时，姥姥会舀出一些，说给你舅、妗子送去。我便端着碗赶紧送去，赶紧回来，因为姥姥总是习惯性地等我回来。她总是在桌子上放一杯水，不冷不热，让我和妹妹多喝水，别光顾着吃，噎得慌。

吃完饭，姥姥坐在门口做针线活，先给我妈兄弟姐妹几个做，然后给我和妹妹做，小时候穿的棉裤棉衣都是她做的。后来小表弟出生，她又给小表弟做。病重下不了床的时候，还挂念着小表弟的棉衣棉裤，直到母亲和小妗子做完了，让小表弟穿上，她才放心。

太阳一点点下山，姥姥会让我们早点回去，临走前会把吃剩的饺子放到我兜里：“拿回去给你妈吃，你妈也懒得包。别让你妗子看见，不好。”又叮嘱我：“和你舅、妗子打个招呼，别一声不吭地就走。”我听她的话，走到舅舅屋门口道别，然后加紧步伐走开。走远后再回头，舅和妗子已经回屋了，但姥姥还在看着我，身影越来越小。

高中的时候，我会在县城的超市里给姥姥买一些村里买不着的东西，她总是舍不得吃，留到我去她家时拿出来和我一起吃。

每次都会说，你上学还花这钱干啥呢。我解释说这是我打工挣的钱。其实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出她心里是欢喜的。

我在学校兼职攒了点钱，在县城给姥姥买了一根拐杖。时间紧没亲自送去，母亲带给了她，说姥姥欢喜得不得了。

再去的时候，姥姥已经用上了，拐杖尾端掉了皮，漆掉了，露出白色的实心。

“以前一根棍子扶着就行了，没想到渐渐老了。”姥姥说。

后来拐杖的龙头也掉了，姥姥舍不得扔，让舅舅敲了一颗钉子，我拿着都不顺手，她却一直用到了生命的最后。

2010年国庆节，姥姥病倒了，去医院一查，已经是肺癌晚期。12月12日，她去世了。

下葬那天，我看到拐杖静静地搁在床边，便和舅妈说，下葬时别忘了姥姥的拐杖。舅妈说，忘不了。

后事处理完，舅舅兄弟三人把姥姥的桌椅橱柜以抓阄的形式分了。

姥姥走后，我又去了她曾经住过的屋子，推开门，土炕还在，墙还是那样的灰黑色，我想着她会坐到哪个位置上，在哪个位置做饭，在哪个地方做针线活。

那一切，只存在于永不复返的旧时光。

最后一件棉袄

王志宏_安阳

姥姥一个小家碧玉，嫁给姥爷的那天一定不会想到，今后的生命竟要经历那么多风风雨雨。

姥姥闺名仙云，民国味道很浓的女子名字。她嫁给姥爷时芳龄十八，做的却是填房。姥爷的元配不幸难产，没闯过鬼门关，留下嗷嗷待哺的大舅。姥姥过门后，马上担起母亲的责任。随后几年，她接连生下我的母亲、二舅、三舅，但她肯定没因此冷落大舅，相反，一定是视如己出的。

我这个判断是有根据的。1949年，16岁的大舅作为南逃学生被国军裹挟赴台，几十年音讯全无，生死两茫茫。20世纪80年代，姥爷姥姥收到长子第一封信。1988年中秋节，大舅历尽千辛万苦辗转回乡探亲。在村口，第一眼看到姥姥，他激动得双膝跪地，抱着姥姥的腿号啕大哭。如果不是牢记母亲养育自己的含辛茹苦，又何来如此深情的母子相认？

姥姥嫁给姥爷时，正值姥爷家业兴旺，有良田，有宅院，有长工，有牲口，因此姥姥娘家觉得这门亲结得好，女儿嫁过去不受罪，并不在意填房身份。但当时这个大户人家很讲究规矩。姥爷在上房吃饭，姥姥只能等他吃完才在厨房吃自己的，白面和肉只有过年时候才会吃到。青年时期的姥爷脾气暴躁，姥姥经常被他骂得默默流泪。她一哭，孩子们吓得抱在一起哭作一团。那日子，真不是什么幸福时光。

新中国成立以后，姥爷的成分定成了地主，这就是说，姥姥也是当过十几年地主太太的人。可她这太太生涯真是太不容易——太平时，要忍受丈夫的大男子主义；战争时，要躲日本鬼子，躲革命队伍，要舍弃乡下的一切，卷些细软上山或进城逃难。没了生活来源，要养家糊口，缝补洗涮，日子过得必很艰苦，哪里有什么太太的风采？

更多的苦在后头。姥爷被捕，判处有期徒刑15年。丈夫入狱，长子逃亡，家产没收，扫地出门，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村女子，独自拉扯三个孩子，过得该多么艰难。

所幸姐弟仨懂事争气，先后考上了学，参加了工作，又各自成家。这15年光阴几乎就这样一笔带过。姥爷出狱，与姥姥团圆，开始他们真正相濡以沫的厮守。

苦日子似乎有了尽头，谁知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

“文革”说来就来。这才是姥姥一生中最痛苦难捱的时光。生产队开大会，地主婆要跪在台上接受贫下中农批斗。他们自觉矮人三分，在村里人面前挺不起腰杆。地主帽子压在他们心头的阴影是那样巨大，即使后来摘了帽，孙子和人争执，被人大骂“地主羔子”，老两口还会吓得直打哆嗦。

岁月在煎熬中一天天过着。老两口下地锄草，播种收割，患难与共，相依为命，就这样朝着未来一步步走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姥爷请缨为生产队饲养牲口。他年轻时喂养家里的高头大马练就了这一本领。1981年夏，一匹大骡子受惊，横冲直撞。姥爷奋不顾身拦截，大车轱辘从大腿上轧过……自此，他的生活里多了副拐杖。

1991年秋，大舅第二次探亲，征得姥爷姥姥同意，为生母移了坟。是不是有时真要相信风水？一家团圆后，三舅回洛阳，被汽车撞了。大舅回台湾，遭遇车祸。两位舅舅先后残疾。更邪门的是，1993年春，二舅的长子在建筑工地被散落滚下的螺纹钢砸碎了小腿骨！

苍天呀，姥姥一个大字不识的旧时代农村女子，瘦小身躯竟要承受如此多沉重打击！

我无法走进姥姥的心，永远不可能知道是什么支撑着她一次次坚强地面对厄运。大概是爱的力量吧，虽然姥姥一辈子不会说这个字。

我不愿去多想姥姥的苦难，更愿意回忆她给我的温馨。

从小到大，我的棉衣棉鞋，都是姥姥一针一线为我缝制的。1989年春节，19岁的我穿着姥姥年前给我做的新花绸棉袄。哪里料到，这竟是姥姥为我做的最后一件衣裳。

姥姥留给我的一个画面最让我刻骨铭心。

八岁那年，在我家小住的姥姥要回乡下了。没人送她去汽车站。那个年代，当教师的父母怎能为此事请假？姥姥收拾好包袱挎在胳膊上，叮嘱我一声，迈着小脚出了门。

当时，我正在家门口和小伙伴打扑克。家就是母亲九平方米的办公室，从家门口一眼能望到几十米开外的学校大门。我边玩牌边时不时瞅一眼姥姥渐行渐远的瘦小背影。姥姥的背影消失了，少不更事的我竟也感到了怅惘。

就在我心不在焉时，蓦地，姥姥的身影又出现在视线中。姥姥用她的三寸金莲慢慢地走了回来。

“我给你剪个棉鞋样带回去。”姥姥回屋找来剪刀和报纸，脱下我的鞋，比画着剪好了纸样，仔细收在包袱里，这才慢慢慢慢地走了。

爷爷的鼾声

刘廷飞_北京

爷爷去世那天，老家的天河好像破了底。那雨一阵缓一阵急，却不见停。我从北京赶回去，赶到村头，忽听见呜呜咽咽的哀乐，眼泪便似开了闸门。我从村头一路狂奔，在泥水中飞越那条爷爷背着我拉着我望着我，不知走过多少遍的胡同。黑漆漆的棺木阴森而又凄凉，出殡的队伍走得郑重而艰难，空气中是此起彼伏的哭喊，但是对于溘然长逝的生命来说，这些都是繁冗且无济于事的。

爷爷的病情毫无征兆。早过八十高龄的他拥有超出常人的体魄，直接表现是他腰背挺拔牙齿完好饭量奇大，骑自行车四五公里去养护道路更是每日常规项目，我因此曾经固执地以为他能企及曾祖的百岁高寿。

病来如山倒。爷爷生病的前几个月里，家人一直没有告诉我。直到春节回家，爸爸问我什么时候去看爷爷，我便隐约觉得一丝异样。等见到爷爷时，我看到他蜷缩在暖炉前摆弄炭火，已经全然没有以往的开朗和伟岸，心里顿时明白了什么。我强忍住眼泪，随便说了几句话便往回走。

后来，亲友们的只言片语印证了我的判断，但是我却始终觉得不是真的，反而丧失了科学常识，偏执地认为爷爷一定能好起来。可惜这只是我的想象和胆怯罢了。“两会”之后，我接到家里电话，爷爷已经卧床不起，后来再回去看望几次，已经是每况愈下油尽灯枯了。

关于爷爷的记忆，便是我三十年来的成长和爷爷三十年里的不断老去。我永远记得小时候无数次趴在爷爷温暖厚实的肚皮上，仿佛就在宫崎骏笔下龙猫的身边。我酣然入睡，爷爷闭目假寐，微微的鼾声成了我睡梦中最好的抚慰。

那鼾声一直陪伴我到上初二。童年的无数个夜晚，我在家写完作跟爷爷回去，爷爷走在前面虎虎生风，完全不顾脚下是否有坑洼或者泥水，我在后面拼命加紧脚步，表情慌张呼吸急促，生怕被遗失在黑暗里。两个人脚步一个厚重一个急促，总会引起村中土狗稀稀拉拉的几声乱吠，那是一段不超过百米的路程，却是我走过的最长而印象最深的路。

如同所有开朗大条的人一样，爷爷的脾气比较直白暴躁。但人是隔代亲，对于我，爷爷有着足够的耐心。他会用粗糙的大手给我做出热腾腾的疙瘩汤，会在烛光里眯着眼睛等我写完作业才一起睡觉，对于我所有的淘气也全部是呵呵一笑。仅有一次，因为爷爷没有给我买玩具，我当众大哭，现在想想都觉得无比内疚。还记得有一段时间我脚部受伤，爷爷每天背着我到村头打谷场前晒太阳。我们祖孙依偎在打谷场一处土坯房前打发时光，看见麦穗舞蹈，听见微风歌唱，却没有留下半点言语。我曾经试着透过满是灰尘的窗棂去看那茅屋里到底有什么东西，因为我一直怀疑那是村里的黄鼠狼大仙们的聚集之所。

爷爷这个人很简单，既没有敏感复杂的想法，也不追求锦衣玉食的生活。他的心干净得如同他给我讲过的那些民间故事，内容跌宕但是形式简约，没有生动的表情和夸张的表演，会让外人觉得兴趣索然，然而我百听不厌。那些黄土地里走出来的故事，一个个都是爱与恨、善与恶的较量，贯穿着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朴素价值观。我去爷爷家见到最多的情景，便是他坐在炕前的凳子上，抿一口酒，吃一颗花生米或者咬一口小干鱼，那种陶醉的表情让我以后见到一口干掉整杯高档红酒的人，总会感到无比厌烦。

我从高中开始住校，最多每月回家一次，后来在外求学，成家立业，一年也就回家一次。每次我放假回家，爷爷总会拿出他珍藏的各种东西，从花生瓜子到鸡狗鹅鸭，不一而足。爷爷不了解外面的世界，也不了解我的生活，他认为他最珍惜的也是我最缺少的。

现在再回家，鸡狗鹅鸭不在了，花花草草也因为没人打理而肆意生长，显出破败之感。总觉得屋子里还有那个身影，坐在那张凳子上才想起爷爷离去已经一年多了。我总是那么想他，想起他身材魁梧步履矫健的身影，在夕阳的金光里穿越田野，和咿咿呀呀的鹅群一起远去。

爷爷，我们天上见

杨芸_成都

看电影《我们天上见》的时候，我在想，终有一天我会写下纪念爷爷的文字。

爷爷是很孝顺的人。大饥荒的几年里，爷爷把家里不多的粮食、钱都拿回去给曾祖母。他自己的生日，从来不会庆祝，因为他觉得那是母难日。曾祖母去世后，每逢生日，他都会买香烛纸钱、小瓶白酒、小块肉、两个馒头，到新南门附近的老城墙根去祭奠他的母亲。后来家搬远了，他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但他还是会在家悄悄祭奠母亲。

他有四个儿子，长子死于“文革”武斗。每到春天，爷爷都会带着我和姐姐到华西医大的一个花园里找一棵树。找到那棵树，他就停下来，告诉我们：“正嘉就埋在下面。”爷爷去世后，我从他的旧物箱里，收拾了很多关于大伯的东西出来，他对长子的思念从未停止过。

爷爷有收藏旧物的习惯，他自制的牛皮纸盒里，至今保存有我们小时候的成绩单、奖状等物件。我几岁的时候，爷爷开始在老年大学学习毛笔字，他希望我也练，每天都会为我磨墨润笔，将我拉到写字台旁。他总说：“妹妹（编者注：川人如此称呼小姑娘），字如其人，练字如练心。”但我是一个很顽皮的孩子，坐在写字台前的时间最难熬，我宁愿被教练罚游几百米，也不想老实地练毛笔字。

我从小练习游泳，爷爷每天都接送。训练的地方离家很近，放学之后，爷爷在家等我，他会把蒸好的蛋端给我吃，然后牵着我的手送我去训练。训练时，爷爷和其他家长一起坐在游泳池外的长凳上，一边看报一边等。到我训练完起水的时候，他就走上来把毛巾和茶水递给我。回家的路上，他会把报纸上的一些趣闻讲给我听。晚饭后，爷爷把小竹凳放在电视机前，带着我看《新闻联播》，所以我很小就知道了阿拉法特、基辛格、海湾战争……

爷爷的几个好友经常邀他喝茶，他都尽量带着我，我跟着他在锦江河边、百花潭公园、南郊公园等很多地方喝过茶。以前喝茶全都用盖碗，爷爷把盖子平放在桌子上，把冲淡了的茶水倒在盖子里让我喝，我就是从那时开始喜欢喝兑水花茶的。

爷爷总是牵着我，教我辨认各种花草树木。他还教我用火把桃树上的胶融化下来做胶水；夏天把金银花摘下来泡水；秋天捡银杏树的落叶，收集落在地上臭烘烘的白果；冬天用小手帕把落梅包起来放在枕边，一晚上都可以闻见梅花的清香。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爷爷身上始终带着阳光，出现在家里的各个地方，带我看书、写字、画画，给我讲唐诗、七侠五义和猪大哥啊、狼来了啊那些故事。至今回想起来，心里总是暖暖的，混合着那些阳光、金银花架，还有爷爷身上的墨香味。

长大后，我第一份工作是在杂志社做编辑，当时正值“非典”肆虐。上班第一天，爷爷突然提出要送我，祖孙俩在清晨阳光的照耀下迈出家门，上了公交车。有人起身让位，爷爷不肯坐，他说自己身子骨尚硬朗，还没到非得坐下的地步。我以为他只是送我到公司那站就转车回家，结果他陪我进了办公室，他在那里充分发挥着老人的慈祥和蔼，和我的同事一一打招呼，还跑去向老总致谢，说麻烦别人照顾我。

我拍过一组艺术照，爷爷悄悄洗了几张放在上衣口袋里，平时下楼闲逛就会到处给人看，“你们看我孙女好漂亮”，弄得楼下菜市场卖鱼卖豆腐的阿姨叔叔都认识我了。

从小，我临睡前都会到爷爷房间跟他道晚安，他会抓抓我的头发，和我握手，说：“妹妹，爷爷给你抓头发就算给你扎辫子了，和你握手是从你这里借点生气，我好多活几年。”这个习惯我一直保持着，哪怕回家再晚，我都会坚持这样做。

2005年起，爷爷开始像其他老人一样，预言自己的死期，他说自己活不过9月。从年初开始，他每晚都等爸爸下班，陪他吃饭喝酒聊天，说自己能陪儿子的时间不多了。

8月的一天，爷爷在家里去世。爸爸清早进屋和他说话，他还在回应；出去打洗脸水，再回来时他已经咽气了。我听到动静，冲进房间，看见爷爷的遗体，开始剧烈地哭泣。我一边哭，一边抱住爷爷的身体，不停抚摩他的心口，还是温热的，应该还没走多远，应该还能叫回来。可是他回不来了，这死亡，生生把人隔断在阴阳两头。

生当无谋

骆平_成都

大舅盛精是个可爱的老头，平静而温和，喜欢背着双手，在阴凉的客厅踱来踱去，笑眯眯地背诵《伤仲永》、《出师表》里的经典段落。爱好舞文弄墨的我，一向被大舅封为才女，其实汗颜得紧，生怕大舅叫我接下一句。

晚年时大舅喜欢谈论古代的谋士与谋略，每每提及诸葛亮、姜子牙、管仲、范蠡这些人，以及他们所布下的诡谲而精怪的局，就会露出会意的笑。也许因为这恰似大舅的人生，如一出纷乱无序的战局，似在掌控之中，又总在意料之外。

外公是四川大英县的农民，既演绎过白手创业的神话，也经历了农夫和蛇的悲剧。他在发达之后大包大揽，承担起兄弟姐妹几家人的衣食温饱婚丧嫁娶，兄弟们却在他英年早逝后，为了争抢良田旺铺大打出手。在那个见利忘义、亲情凉薄的大家族，大舅面对的，是叔叔伯伯的可怕变脸，还有孀母、幼妹、寸田、薄瓦。不到二十岁的他被迫终止学业，开始养家糊口，做买卖，赔本，不甘心，再做，再赔。

他确实没有遗传到外公的经商头脑，他的书生意气导致生活一度困窘至极。

在外公的定夺之下，大舅成亲很早。当然是盲婚。大舅妈几乎是孤儿，母亲已故，父亲前往北京求学，一去经年，杳无音讯。

1949年，时任西南局书记的胡耀邦受大舅妈的父亲贺诚将军嘱托，寻访其亲眷。大舅妈这才知道自己的父亲并没有失踪，他在革命时期出生入死功勋卓著，后来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长。在贺诚将军的关照下，大舅在北京大学完成了兽医专业的学习，回到四川，开始背着医箱走乡串户，诊治家畜。

大舅和大舅妈时时前往北京探望贺诚将军，带去川味的腊肉香肠，带去当时在北京甚为稀罕的蔬菜——豌豆尖。有一年春节，他们为我捎回一双漂亮的红皮鞋，那会儿的成都，哪有如此精致物事，幼小的我，臭美得很，当即甩掉脚上的旧花布鞋，得意扬扬地把皮鞋踏得啪啪作响。

“文革”期间，贺诚将军被打倒，大舅和大舅妈也被划为地主坏分子。关进牛棚的岁月，暗无天日的茫然与屈辱，体面尽失斯文扫地，是旁人难以想象的。混乱终结，大舅妈忧心赋闲在家的父亲，与大舅商议，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为父亲申冤。这封信转到毛主席手中，1975年，主席在信上批示：“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上书国家领导人，是需要大智慧、大谋略、大勇气的，大舅妈虽是普通女性，血液里却有着贺诚将军的睿智与大气。她没有机会建功立业，睿智与大气都铿锵有力地放到了家庭中。她一路扶持，支持大舅成为知名的兽医专家，培育子女长大成材，就像一棵无比坚实无比蓬勃的橡树，丈夫与孩子，反倒绕树而生，喧哗绚烂地绽放开来。

这棵树，在70岁以后衰老和枯萎了——大舅妈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这样的疾病，会把患者搞得低能、笨拙、面目全非、狼狈不堪。此后的十几年，不问家事的大舅下厨房、做羹汤，细致入微地照料大舅妈的吃喝拉撒，服药、喂饭、清理粪便。大舅妈临去的那几年，已经难以辨认家人，却是与大舅一刻不能离，常常喃喃地错唤大舅：“爸爸，爸爸……”

大舅的四个儿女中，小表哥俊朗优秀，曾被评为成都市十大杰出青年，是全家的骄傲。大舅妈尚未糊涂时，惦念大舅暮年孤独，殷殷交代小表哥，将来要与大舅同住，为大舅养老送终。由于一些身不由己的原因，小表哥突然被迫离开了家。这对于大舅而言，无疑是沉重的打击。大舅搀扶着世事不知的大舅妈，等待着心爱的儿子归来。汶川地震后不久，大舅妈撒手人寰。大舅继续静默地等，他能做的，就是戴上老花眼镜，坚持每周给小表哥写一封絮叨家常、励志慰藉的信，颤巍巍走到邮局，投进邮箱。

2011年春天，离家七年的小表哥回来了。此时，大舅的孙子孙女们，尽数成家立业，长孙女有孕在身，第四代小生命即将呱呱坠地。余愿已了，又有退休的大表姐如贴心棉袄般依傍在侧，大舅该无忧无虑颐养天年了。可是，大舅很累了吧，在落叶纷飞的秋天，猝然辞别人世。大舅死于突发的心肌梗塞，而非新近查出的两处恶性肿瘤。周遭念佛的老人家说，如此高龄，未受折磨，痛快而去，亦是圆满解脱。

小资奶奶的秘密

谢红_广州

在我四五岁刚有模糊记忆时，奶奶走进了我的生活，我对她的印象是从口香糖开始的。20世纪70年代初，口香糖还是稀罕物，那时能从小伙伴嘴里要到一颗别人咀嚼过的口香糖，已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了。奶奶竟从海南给我带了整整大盒口香糖，当时的惊喜和莫大的幸福感，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依然清晰记得。当时奶奶的形象是那样高大，我自豪有一个这么爱我又有钱的奶奶。

小时候，我眼里的奶奶很小资，很有品位，也很神秘。她穿旗袍、喝咖啡、抽香烟……就连洗头发也只用纯天然的冬瓜瓢。在中国人吃饭还凭粮票，咖啡还是奢侈品时，我们家每天早上都会飘出浓郁的咖啡香味。那时，我对这位突然出现在我生活中的女人充满了好奇。记得奶奶刚到我们家时很爱抽烟，每天几乎烟不离手。虽然我不喜欢烟的味道，但很爱看奶奶抽烟的样子。我常常暗地里观察她吸烟时的动作：左手抱在胸前，右手托着下巴，翘着的食指和中指夹着烟，缓慢而优雅地吸一口，然后仰着头，轻轻地缓缓地长吐一口烟，这样的动作不断地重复着。她似乎在将满腹的心事，随着烟痛快地吐出来。我时常有一种幻觉，她就是电影里走出来的漂亮女特务。奶奶一张年轻时穿旗袍的照片，也让我浮想联翩：海边的棕榈树下，一位穿旗袍、烫着大波浪短发、美丽又时髦的女子，袅娜地斜倚在树边望着远方的大海，眼神迷离，仿佛在思念着什么，……奶奶在照片上穿的那件酒红色印有白玉兰花、做工考究的旗袍，她一直珍藏在身边。儿时的我，常趁她不在时翻出来套在身上，并幻想她年轻时的模样。

但后来，对奶奶的印象由崇拜变成了小小的憎恨。奶奶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重男轻女的思想特别严重。同样一件事，在她眼里弟弟做得永远比我好，好吃好喝的总是弟弟优先。在12岁那年，我干了一件一生中最暴力的事。当时，妈妈做了一桌的好菜，奶奶把弟弟爱吃的菜全堆在他面前。几个回合的争吵后，怒的我掀翻了一桌的饭菜，从那之后我和奶奶之间的家庭战争就不时爆发。

直到有一天，我偶然发现奶奶胸口有一块比巴掌还大的疤痕。在我小心追问下，奶奶讲述了一段曲折离奇的故事：

解放前，从护士学校毕业的奶奶被分到美国人创办的福音医院（海南省人民医院的前身）当护士，年轻漂亮的她嫁给了我的爷爷——当时海南文昌地区的一个区长。爷爷是地下党，后来被人出卖，给国民党抓走了。当时奶奶也常为地下党做事，在她的帮助下，爷爷和他的几个难友成功越狱。不幸的是，在随后的一次行动中，爷爷被埋伏的国民党兵杀害了，当时我爸爸还不满两岁。之后，奶奶就一直守寡，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她姐姐的儿子也是奶奶带大的）。“文革”期间，已是海南省人民医院外科医生的奶奶，因为解放前爷爷的那段历史和工资过高（听说比当时的县长还高）等原因，被造反派当作牛鬼蛇神殴打、游街、下放……她胸口上的那块大伤疤就是那时留下的。

我震惊了，我不能想象，那个曾经身材高挑体态婀娜、被华美旗袍包裹的女人的身体竟受过如此的创伤，那坚强面具下，竟隐藏着那么多不为人知的伤痛！奶奶爱满怀心事地抽烟和那张穿旗袍的照片的谜底，那一刻似乎也揭开了。我开始同情、怜爱这个有故事的女人。

后来，我离家到外地读大学了。四年后回到家，我突然发现，那个在我眼里曾经无所不能的女人苍老了，但她还是那么好强，总想着去保护别人。记得大学毕业那年，我带着当时的男友回家见父母，奶奶生怕我吃亏，竟24小时当“监工”，不允许男友越雷池半步。那会儿，我不但不觉得烦，反而从心底里感到温暖。

再后来，奶奶离开我们回到她朝思暮想的故乡海南生活了。因为生活的奔波，我与她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2007年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奶奶，当时已近百岁的她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如今依然记忆犹新的是，临别的那一刻，她忽然抓住我的手，再三叮嘱道：“千万别让你老公出国，老公是要留在身边的。”当时我鼻子一酸，心里万分感慨，快一百岁的人了，还在为我操心。

2013年1月20日下午4时，奶奶走了，她用100年的时间走完了她非同寻常的一生。这个颇富传奇色彩的女人，带着她自己一个世纪的故事走了……有人说，地上逝去一个人，天上就会多一颗星星。我知道，从今以后，天上就会有一双眼睛时时关注着我，她在用另一种方式继续护佑我。

姥娘姚锡珍的幸福生活

王年华_北京

“姥娘”是大连方言还是山东平度叫法我不清楚，但这个对外婆的称呼，我从小叫到现在。

84岁的姥娘头发早已雪白，根根晶莹剔透。那双裹过的小脚，因她体形日渐矮小而显得不再像我儿时所见那样袖珍。她靠在床头被褥垛旁和我唠嗑，或许是许久没有和她说这么多话的关系，她的平度口音我已经需要时间来反应了。

她说，你也老大不小，该说个媳妇了。我笑：“那我得做好你们之间的翻译工作，否则人家肯定听不明白你说什么呢。”

姥娘说：“嗯，要不你们说，我听。”

那是2008年，我和姥娘聊了小半天，也是最后一次与她相处那么久。

姥娘对子女管教很严。舅舅小时候喜欢去海里游泳，但又惮于姥娘的严厉，每次都扯谎说去同学家打乒乓球。一天，姥娘堵在家门口，舅舅一进家门，她就上去舔舅舅的头发，咸，抄起笤帚疙瘩照着屁股一顿抡。她担心母亲跳皮筋耽误学习和劳动，总是掀起母亲的裤腿，仔细检查有没有猴皮筋勒出的印。一旦发现，又是一顿笤帚招呼。但姥娘对孙女、外孙格外疼爱。以前每次带我出门，她总要点上几根火柴，吹灭后蘸着唾沫给我描眉，边描边叨叨：“看我家外孙多待人亲（招人喜欢）。”而我总往后躲，嫌她的口水风干后让人觉得眉毛像假的。正月都过快完了，她还时不时变戏法一样，从炕头拽出一盘小鞭炮给我和弟弟，叮嘱我们：拆了一个个放，别一下子秃噜了，不解馋。

姥娘卧床期间，母亲和老姨从各家拿来相册，轮流陪她。相册里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的照片。

那张1962年的，是一家五口的合影。姥爷笔挺地站着，中山装，英气逼人。姥娘坐着，扯襟布衫，梅花扣，扶着前面的三个孩子。听母亲说，那时家里有好多小金元宝，半截拇指大小，都是姥爷的地主父亲从山东老家带过来的。“文革”时怕抄家抄出来定罪，每天夜里，姥娘都要包上一小包，借着上茅房的机会丢进粪坑。

即便如此，姥娘还是陪着丈夫住了一年“猪棚”。全家人积极要求“进步”，却总也得不到机会。母亲上小学时，每到放学，总盼望老师能喊自己的名字，让她留下劳动。但因为姥爷出身不好，她只能含泪跑回家跟姥娘诉苦，埋怨自己为什么会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姥娘只能安慰母亲：咱以后争取做党员，那时就好了。

姥娘不识字，手上活计却样样出彩。毛衣织得飞快，补袜子补出花儿，饺子包得馅儿满皮薄，编竹篓、盖瓦房……只要是上手干的活，没有她不会做、做不漂亮的。

2000年的照片，是姥娘和小她三岁的姥爷穿着鲜艳的唐装庆祝金婚时拍的。其中一张照片里的姿态，被摄影师设计成姥娘半侧着身挎着姥爷的胳膊，抬头望他，两人幸福地笑着。

摸索着照片，姥娘呢喃：“半拉身子走了。”那时，姥爷刚刚过世一年。

在陪姥娘的三天两夜里，我发现，她最喜欢看姥爷二十多岁时拍的那张照片。那时，姥爷早已不是国民党宪兵，但眉宇间依然有股子军人的硬气，周正的脸庞，挺拔的鼻梁，浓黑的一字眉。“那时数你姥爷最俊。”每每看着照片，姥娘的眉眼中就重现一股子少女的感怀。接着，姥娘会就着照片数落：“你个彪子（傻子）啊，洗澡感觉不中就出来嘛，也没个人在里面。这辈子就好个面子，结果走了……”

为了不让姥娘过多地触景生情，白天我们总带她到小区阳台上坐着晒太阳。路过一个人，姥娘就用以前巡街队的口气招呼人家，“买菜去了啊”、“下班了啊”，只不过她胳膊上已经不缠“维护治安”的红袖箍了。

对方笑呵呵地说：“您出来溜达腿儿啊？”

“嗯，大外孙陪我出来转转。”

待人走后，姥娘一抿嘴儿，手捂着嘴嘿嘿笑起来：“就坐坐，溜达啥啊，走不动了。”

姚锡珍，姥娘的名字。她们这辈的女人，生前很少被人叫名字。哪怕是居委会安排工作，姥娘坐在最前排，希望主任能第一个叫到她的名字安排任务，每次听到的却都是“老孙太太”——随姥爷的姓——她也总是欢快地答应：“哎。”

真正的眷恋

杨霄霄_北京

2012年有一阵子，奶奶常和我说起已过世的爷爷，说他们年轻时的事情，说爷爷弥留之际的“胡言乱语”，我本以为那只是一份思念，没想到那竟是她留给我的最后一段回忆。

记忆中，奶奶一直是个超人级别的老太太，每天我还没睁眼，她就已鼓捣出一大桌品种丰富的早餐。每年放假时，我都喜欢在奶奶家赖着，因为她总是能给我一万个不写作业的理由，以及永远吃不完的煮花生、炒瓜子、老玉米、熬倭瓜……她就像个24小时不打烊无限供应的快餐店，你只要饿了，她就能变出各种食物。奶奶家是个大家庭，一日三餐大家都围在一个硕大圆桌上吃，十几二十个菜在她手下做出来，简直轻松得不可救药。

奶奶喜欢看古装剧，无论什么情节，历史悬疑爱情武打，只要是古装的，就迷恋得不行。我们俩经常看《包青天》看到开心得不得了，情节都快能倒背如流了，依然欲罢不能，毫无年龄差异地对包拯崇拜到不行，对展昭心仪到花痴。此外，在奶奶丰富的个人爱好榜单中，排名靠前的还有扭秧歌、打麻将、打扑克、采摘果蔬、听戏等等。

奶奶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总的来说就是各种生不逢时，又不肯向命运低头。年轻时喜欢唱戏，被家庭束缚未能如愿，不惜离家出走也要登上戏台追求艺术理想；嫁给爷爷后，爷爷在外保家卫国，她只身带大五个孩子。生活的艰辛并没让她退缩，目不识丁的她竟一手创办了房山第一家电器厂。

爸爸是她最小的儿子，等我长大成人懂点事后，奶奶早已蜕去传奇的外壳，成了一个活蹦乱跳的老太太。她永远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你要想在家好好看个电视什么的基本不可能，情节多半是这样：

“奶奶，我这儿看到关键时候呢！”

“哦，我这花叶子黄了，揪下来。”

“奶奶挡住了，我这儿正破案呢！”

“哦，我突然想起来浇个花。”

“早上不是刚浇过！”

“哦，我这淘米水不能浪费了。”

“奶奶，你又挡住了！”

“哦，我把花搬出去晒晒太阳。”

“奶奶！”

……

每次只有我说要走的时候，她才会有点不开心，坚持送出门，再送到楼下，再送出大门口，再深情地望向马路尽头。搞得我每次回家都像是造孽一样，心中默念：她没有再看我，她没有再站在那里，她已经跑去和隔壁老太太打麻将了，她已经和了一把赢了很多钱了。

记忆中，奶奶不再那么活泼是爷爷重病之后。爷爷躺在医院里意识模糊，奶奶戒掉一切业余爱好，天天跑医院，怕麻烦儿女，八十多岁了自己坐个三轮过去，给爷爷擦擦身子，换换衣服，喂水喂饭，忙活得不亦乐乎。有时候爷爷说胡话，今天是春节明天是端午什么的，奶奶还会傲娇地晃晃爷爷，争执几句，抱怨“这老头怎么记性这么差”之类的。爷爷就会说自己“病了呀，记不住了呀，你居然还骂我呀”。奶奶又会反驳，“越不记你就越记不住了，你还真当自己再也起不来了呀”。

爷爷真的没再起来。那天临近春节，天气很冷，奶奶在家忙活过节的东西，就没去医院，结果爷爷就走了。这个遗憾，在爷爷去世后几乎成了奶奶的口头禅，见人就念叨：“我只是那天没去看他，只是那天。”

爷爷走后，家人想尽办法陪奶奶，也就在那段时间，我突然有点看懂了这个永远快乐的老太太。她开始沉默，开始喜欢一个人坐在床上望向窗外，开始拉着我说些她以前不会说的话。她说梦到了爷爷，清楚地描述着爷爷在梦里的样子，她还会说起些以前的事情，每个画面里都是彼此……要知道我认识这个老人家二十几年，她从没说过自己的梦境，也从没有回忆过往昔。

我开始明白，她的活蹦乱跳、嬉笑怒骂、能言善辩，都因有另一双目光注视才有意义，没了那个眼神，一切都变得不重要。我不明白的是，在那盲婚哑嫁的年代，到底是什么让他们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默默相守，得是怎样一份刻骨铭心，才能让八十多岁的老人没了魂儿似的日思夜念。

我读不懂他们厚重的爱情，但在她空洞的眼神里，我读懂了一些可怕的东西——她对眼前的一切不再眷恋。

爷爷去世十个月后，当所有人都以为这个家即将回到正常轨道的时候，那双空洞的眼睛却再也没有睁开。我看着她睡梦中般的样子，有些说不出的释怀。我当然不希望她离我而去，但我更希望她拥抱她真正的眷恋。

让我们来生相伴长久

鲁曦_武汉

刚过去的冬天很冷，此前的中秋时节我失去了你——相濡以沫的老伴，那个曾为我遮风挡雨的港湾。你的消失让我独自走进这个寒冬。

相知牵手39年，2012年春天，你开始了与命运的抗争，长这几个月的时间里你都无法正常进食，却始终坚持下床，力图自理，直到因为无力而卧床后你都还想尽力配合我，对我说：“我这几天很折腾，辛苦你了，对不起。”让我心酸流泪。我恨自己无法代你承受痛苦，只能信守自己的承诺：让你活着的每一天都不失尊严。病中你曾说：生命只是一个过程，人不主动寻死，但死亡不可避免时一定坦然面对。话如其人，病中的你，善良乐观坚强，较之以往，更加闪光。

化疗后，你拖着孱弱的身子，为朋友即将上学的孩子选购书包文具并亲自送去，回家后累得不能动弹；病中，你为考大学的后辈、准备结婚的新人、生病的老乡一一送情送礼；身体虚弱的你依然坚持去公园写地书，为的是陪伴那个因你而走出退休失落感的笔友，以及在你住院期间因找不到你而难受，几天不肯出门的老校长。

病中，你学会了上微博，谈时事，讲风俗，吟诗文，引来粉丝逾千，甚至有网友邀约：“老爷子，等您回武汉了，请您吃饭。”天不遂人愿，经历了七个多月的折磨后，你带着对生的渴望和对亲人的不舍，离开了我们。

你是个称职的父亲。在女儿童年时为她设计缝制花裙子，寒暑假用自行车载她坐轮渡过长江，长长的坡岸撒下她的欢声笑语，也留下你的脚印。女儿成人后，她也是你永远的牵挂。退休后，我俩离开武汉来到广州，伴随小外孙的长大和交友圈子的扩大，你克服了最初的不习惯逐渐爱上了广州。

你是个体贴的丈夫。为了这个家，你操劳了三十多年。我自幼失去母爱，未成家又没了父亲，生女儿难产的三天三夜，你一直在旁守候。在我身体不适时，你细心呵护；在我为丢失东西心疼自责时，你百般宽慰。

你有一份钟爱的职业。无论当干警、教师还是司法干部，你都爱学习，爱钻研，曾被列为援藏人选，也参加过献血。

你爱动脑，善于接受新生事物。背诵诗文、勤于动笔、抄写报章、记录生活，差不多和年轻人同步学会使用手机短信和微信，病中又迷上了微博。你教会了七十多岁的老姐姐发短信；你在公园写地书，见围观者有兴趣，之后每天多带一支笔让他们也能书写。一位农民工跟着你抄写诗词，地书干得快，你便每晚在家提前抄好第二天要写的内容交给他，他十分感动，说：“下半年我到广州，带土豆干儿谢你。”谁要学习，你有求必应，送给他们纸笔和字帖。

你热情好客，尊重哥姐，善待弟妹及晚辈。到姊妹家聚会，你亲自下厨；闻知哥哥生病，你揣上钱就往医院赶；侄儿中风，你送上计步器。你说我们年轻时哥姐给了很多帮助，应知恩图报。

你年轻时脾气急躁，随年纪增长逐渐变得宽容，你常替别人着想，唯独马虎了自己，也许之前你已有病在身，只因身在外地，加之耐受力超强，你拖延诊治，最终被病魔击倒。目睹你的离去，我万箭穿心，从今以后，外出我得亲自锁门，夜晚回家无人为我留盏灯，老乡聚会再也听不到你幽默的话语和爽朗的笑声，而和亲友“相聚花城，决不失约”的约定也成了永远无法兑现的愿望。家中成捆的宣纸再无人书写，年幼的外孙常常坐在你的电脑桌前，用你用过的笔学你写字，小时候捡到一片破树叶都要拿回家让你补，视你为“超人”的他，前几天鞋子脱了底还说：“以前都是外公给我补。”女儿再也没法为你买衣服，没法为你更换电脑、手机和Kindle电子书阅读器了。

我们青春聚首，白头时却无法相守，也许我只能说：幸福不在天长地久，只在曾经拥有。女儿曾拥有父爱，我曾拥有关爱，我们曾共同拥有温暖的家，亲友曾拥有你的关心和热情，你曾拥有亲友的尊重和喜爱——他们不远千里结伴到广州探望你，陪你到老家的山上避暑；你回武汉后，亲友每日送来吃的喝的，聚在你病床前陪你聊天；你的身后事，有亲友、同事亲自为你操办，有白发苍苍的老乡、步履蹒跚的街坊为你敬上年初一凌晨的第一炷香，更有无名的诚心者，在清明时节悄悄到你墓前送上大束鲜花……

老伴，有此足矣！这是你一生为人的最好回报。老伴，企盼我们来世再牵手，我会好好照顾你，让你远离疾病和痛苦，把今生满满的爱回报给善良的人们。

无常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她这一辈子

孟强伟_武汉

外婆生于1924年。据说娘家的景况还不错，17岁出嫁时是坐着马车拉着嫁妆浩浩荡荡奔去的。至于是八匹还是四匹，她自己没说，母亲和姨妈舅舅们都不知道。那一年，外公15岁。

婚后头胎是男孩。孩子三个月大的时候，外婆早起下地干活，外公酣睡醒来，迷迷糊糊一脚将床上的小生命踩死了。外婆回来看见儿子没了气息，惊诧之余不免哀痛哭号，外公却只是木然。许久，她婆婆才发话，死了就死了，不就是个孩子么，再生就是了。后来外婆连生了俩丫头，有了大姨二姨，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白天下地干活吃眼色饭不说，晚上还要剥蒜搓烟叶，常常熬到半夜。那时外公自己还只是个孩子，全不顾家也不问外婆，吃饱就睡。

这样的日子不知过了多久。直到大舅出世，外婆的处境依然没有立马好转。她忍不住气了：“嫌我来俩丫头片子，这有了儿子，还想使唤人！”婆婆被她突然爆发的气势镇住，想想也在理，就由她去了。外婆这才睡上了安稳觉。

外公懒惰，却是村里的能人，会把脉抓药，会编筐编草席漏粉条，也粗通文墨。他亲自为大舅取名“中华”，外婆的儿女里只有大舅得到了这样的待遇，足见其偏爱之情。他虽能赚些“外快”，却极少接济家里，日子全靠外婆一人支撑，过得紧巴巴。

三年困难时期，外婆拼命挣工分。大姨二姨那时饿得发晕，大舅饿得抢食，外婆也不愿多匀一点，她说：“大人多少得吃点儿才有力气干活，要是大人饿死了，孩子也长不成人。”

接着又有了二舅和三姨。母亲是外婆最小的孩子，生于1966年，从一出生就拥有和大舅一样的待遇，很受宠爱。

1976年外公因糖尿病离世，52岁的外婆过起了寡居生活。儿子们均已成家，除母亲外，诸女儿也都已嫁人。外婆和母亲一起生活了11年。63岁时，老太太婆婆着泪眼将自己最小的女儿送出门，真正开始一个人过。她把家里拾掇干净，不愿和舅舅们住在一起，怕麻烦。家里待腻了就到几个女儿家住上一段时间。她常说：“我有福呢，儿孙满眼，伸腿也能闭上眼了。自己的孙子没大出息，要是能活到小妮子（母亲）的两个儿子上大学结婚就更好了！”

母亲嫁过来后，外婆常到我家小住，有时十天半月，有时也会住上一月俩月。我从小就喜欢吃她擀的面条，粗硕匀称、弹性十足，嚼起来很劲道。我常央求母亲接外婆过来，为的就是吃上美味的面条。在我家，外婆帮助母亲操持家务，还时常把自己攒的私房钱拿出来给母亲补贴家用。近年母亲回忆起外婆：“以前在家，我和你大舅一样，出门子（出嫁）以后你外婆更疼我！”情到深处潸然落泪。

外婆一生身体健康，她说自己80岁前没有打过针吊过水，连吃药都罕见。就是最后几年老太太身体也还是结实硬朗的，只是眼花了一些，耳朵不太听得见了。2007年正月，56岁的大舅因肝癌病逝，这对老太太打击很大。

生命的最后几年，外婆很少出门，经常一睡一整天，直到吃饭的时候才晃晃悠悠到小舅家或大舅妈家要一碗。寂然饭毕，老太太又一个人趿拉着满是孔洞的布鞋走回去。小舅不当家，小舅妈为人尖酸刻薄。大舅妈说，你儿子都死了，就不该我养活你了！女儿们倒是乐意把老太太接回自己家过，但住不长时间，外婆就要回去：哪里也不比家里啊！那些对她吹胡子瞪眼睛的儿子媳妇，她还是放在心上的。

2009年元宵节刚过，下午没事，我去了趟外婆家，捎了点香蕉、苹果，还预备了100块钱。这一去吃了一惊：外婆家几十年的泥坯老屋四处开着裂缝，大块大块的坯子直往下掉，还有倾倒的趋势，只得用大棍顶住。屋里灶旁的柴火垛延伸到锅沿和床边，屋缝渗雨，床上潮湿，爬满了蚂蚁，锅里也都是烧水烫死的蚂蚁。老太太找出盖满灰尘的瓷碗给我倒了一碗水，她看不清人也不认得我了，说了句“碗里有蚂蚁，澄一会儿再喝”，便只顾大口大口吞咽香蕉，全不顾我的存在。那情景看了让人心疼。

正月二十二下午，外婆上厕所时忽然中风，夜里鼻孔嘴巴出血，后来就进气多出气少，第二天上午溘然长逝。

外婆终究没能看到我们哥俩结婚。这一年她85岁，在农村人看来已是长寿。

笑吟吟的三娘

晓磐_兰州

三娘是2012年6月离世的。三娘其实是我的三姑，家乡人称姑姑为娘娘，叫起来透着一股亲切。可于我而言，三娘不仅是姑姑，确实有娘的味道。我小时父亲早逝，母亲改嫁。我穿着三娘手纳的布鞋长大，针脚细密整齐，鞋底厚实柔韧，鞋头不尖不圆，鞋口不紧不松，黑面白底，清爽利落，舒服轻巧。

三娘是三位姑姑中最拔尖的那个，心灵手巧，耳聪口慧，也最爱笑，笑吟吟对人，笑吟吟说话，一脸暖意。可她命最苦。

三娘出嫁时，只有17岁。婚后十几天，三姑夫就远赴新疆当兵。原来他在婚前就已报名参军，怕爷爷不答应，便隐瞒了。事已至此，三娘只有苦捱。那年春节刚过，三娘得了邪病，晚上睡不着觉，披头散发，在炕上连唱带跳、胡言乱语。她的婆婆找阴阳做了几次法事后，将她送回了娘家。回家后，吃了半年多中药。

三年后，三姑夫复员，三娘回婆家了。其实她早就想回去，出嫁的姑娘老住在娘家，内心的不安和羞愧无法向人诉说。好在三姑夫终于回来了，两人都极能吃苦，三娘的心气一下又回来了。两年后他们盖了五间泥房，搬出那个大家庭，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五年后，三娘在院子的东面又盖了三间房。后来，她多次跟我叙起这段往事，神态颇为骄傲。我的长辈都是最底层的小老百姓，早就穷怕了，好不容易凭借辛苦劳动，筑起自己的小窝，那份满足和幸福，是贴心贴肺又深入骨髓的。

可这世间的幸福总是不能长久。三娘积劳成疾。一天晚上，她肚子痛得厉害，在炕上滚来滚去，昏死过去。家人吓坏了，赶忙送到市里的医院。医生检查后，说是胆管结石，已经耽搁了，要马上做手术。手术做了近九个小时，其间医院下了三次病危通知书。幸好三娘命大，手术成功，她活了下来。医院里都说是奇迹。两个月后，三娘就出院了。其实她的伤口还没好利索，排泄脏物的橡皮管和导流袋还不能拆。可家里早已债台高筑，再也拿不出钱来支付医药费。

回家后，三娘没休息多久就开始干活。由于欠了一屁股债，三姑夫要去省城打工，容不得她休息。她用大号别针将管子和袋子缀在腰间，锄草，浇水，洗衣，做饭，一样都没落下。村里人都说三娘很硬气。只是她的脸色日见焦黑。

几年后，终于还清了欠债，可三姑夫却不能打工了。建筑队的活太重，他当兵时挨过冻的那条老伤腿越来越吃不消，只好回来种田。日子一下子紧巴了许多。好在两个表弟很争气。大表弟读书不好，却能吃苦，初中没毕业就外出打工，自己攒够了钱娶了媳妇。小表弟书读得好，考上了中专，毕业后在城里工作安家，还买了楼房。三娘总算熬出头了，聊起这些总是喜滋滋的。尤其是小表弟，给她挣足了面子，是她这辈子种出的最好的庄稼。

可事情远没有那样简单。大表弟两口子没多少文化，又没啥手艺，在城里只能做苦力，一年回不了几次家，三个孩子只能由三娘抚养。后来，三姑夫又中风了，虽抢救及时，可从此不能干活。她忙里忙外，一天下来，累得几乎要散架，脸色越发焦黑。三姑夫病后脾气大变，稍不顺心便责骂，甚至摔东西。可三娘总是付之一笑，说都已黄土埋到脖颈的人了，不会再计较。三娘是念着当年重病时三姑夫对她的好，她特别记恩。

真正给三娘致命打击的是两个儿子之间关系的恶化。兄弟俩岁数相差不大，一起长大，虽然家里穷，但感情一直很好。谁知成家后，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竟反目成仇。三娘心痛到极点，她离世前住院的那段日子里，曾数次向我哭诉此事，希望我劝劝两个弟弟。三娘可是一个非常硬气的人啊，一生都没有流过多少泪。

三娘是在吐了近一大盆血后被拉到医院的，当时已是凌晨。前一天，她五点去地里割麦，八点回家，做饭、喂猪、给请来装修房子的工匠打下手，一直忙到深夜12点才上炕睡觉。她把日程排得满满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她明年考大学的孙女。她要四方的亲朋好友街坊邻居坐在屋里，在炸响的鞭炮声里给她的孙女系上红红的绣球。

三娘最后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医生说太迟了。18天后，她就去了。二爹和两位姑姑痛哭流涕，同村好多妇女也潸然泪下。丧礼上，二爹和姑姑们非常气愤，指责三姑夫太过自私，两个儿子不够孝顺。言辞激烈，全然不留一点情面。两个儿子也几次对骂，差点动起手来。

我跪倒在三娘灵前，望着相框里笑吟吟的黑白照片，泪流满面。

九叔的退休金

豫子_北京

有一天，家里打来电话说正在平坟，三爷和九叔的坟在大田里，已经被挖掘机推平了。

九叔是三爷的二儿子，在我父亲那一辈堂兄弟中排行第九。我家三四百年间耕读行医，传到九叔这一代已是第八代。他自幼在三爷身边耳濡目染，长大后上了医专，后来分配到乡里卫生院，算是子承父业。堂兄弟11人，年幼时学医的不少，真正坚持下来的就他一个。

在我的记忆中，九叔最爱干的有三件事：一是打猎，二是捕鱼，三是喝酒。这三个爱好陪伴了他一生。

以前国家对猎枪还未严格管制，他们堂兄弟几乎个个有枪，每到农闲，就结伴到田间打兔子。这时候也是我们小孩子的节日，我们这一辈堂兄弟二十几个，每次都远远跟在他们后面，还有几条大狗撒着欢跑前跑后，一路上人喊狗叫，煞是壮观。九叔枪法很好，很少空手而归，他看到远处兔子从田间跃起，枪口紧跟兔子奔跑带起的烟尘慢慢移动，不失时机扣动扳机，枪声响过，兔子一头栽倒在地。几条大狗竞相奔去，抢到兔子的大黄狗叼着猎物一圈一圈地兜着跑，当它讨好地摇着尾巴、睁大水汪汪的眼睛向九叔表功时，九叔从它嘴里取过猎物，摸摸它的脑袋以示赞许，继续狩猎。落日余晖下满载而归，一群小孩子围着大人前呼后拥，七嘴八舌叽叽喳喳，几条狗也兴奋地摇着尾巴、咧开嘴巴，它们知道晚上会有香喷喷的肉吃，脆生生的骨头啃。那场景像极了秦相李斯年轻时“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的快活，又有苏东坡“左牵黄，右擎苍”的潇洒。

小时候村庄东边的小河常年清澈，长满了芦苇和水草，滋养了许多鱼虾。上游的贾鲁河一涨水，小河里的鱼虾这时候最多。九叔就会带上马扎，扛着三爷的渔网，到河边一网一网地打鱼。像跟着打兔子一样，我们一帮孩子蹲在他左右，心情随着渔网的一次次放下与抬起而憧憬、纠结、欢喜、沮丧。等小桶装满鱼，收网回家，晚上开饭，桌上自然少不了一道香气四溢、油焦黄酥的炸小鱼。这时，九叔总爱喝上几两小酒，也让我们几个兄弟陪着他喝几盅。

九叔在乡医院工作，算是公家人，吃商品粮的，十里八乡的乡亲对他都高看一眼，加之他脾气好、热心肠，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都爱叫上他去撑门面。那时候的他还年轻，意气风发，酒量大、酒品好，每次自己喝得兴高采烈，把客人陪得酒足饭饱，主人感到有面子，非常满意。他划拳猜枚很好，什么一锭金、哥俩好、三星照、四季财、五魁首、六六顺、七个巧、八大仙、九连环、满堂红，一套一套的。许多人也能喝一点酒，但醉酒后往往丑态百出，九叔则不然，喝高后就睡觉，从不撒酒疯打人骂人。他究竟能喝多少没有人搞得清，我曾亲眼见他把一瓶未启封的白酒拧开盖子一饮而尽。庄稼人下地干农活都带水解渴，唯独他瓶中装的是白酒。

长期饮酒终究害了他，40岁刚出头就有了脂肪肝，逐渐发展到肝硬化、肝腹水、肝昏迷，直至最后离去。我家还是中医世家，但他离不开酒瓶子，老祖宗的方子再好也未能救回他的性命。酒精不仅伤了肝脏，他两条腿的股骨头也坏死了，先是拄根棍子，走几步歇一歇，再后来拄拐杖也得一步步地挪了。

我反思，先前九叔喝酒纯粹是个人爱好，到后来可能就是借酒浇愁了。进入20世纪90年代，乡里医院效益不好，没人愿意在小医院看病拿药，医生们没了经济来源，月工资常年维持在一二百元，他之所以还坚持上班，主要是想熬到55岁退休拿退休金，那时退休金能拿1000元上下，比上班工资要高出不少。一方面他的工资太低，又是吃商品粮的，老家早已没有了他的耕地，每月的一二百块钱连抽烟都不够，更别说其他；另一方面，三个孩子逐渐长大了，处处是花钱的地方，姑娘上大学尽管节俭但四年下来也不是小数目，两个弟弟先后与定了亲的媳妇退了婚，原先送出去的彩礼钱自然是要不回来了，但总不能眼看着孩子打光棍呀，再找媒人提亲还得再花一疙瘩钱。一来二去就把家里折腾干净了。他没有其他来钱的门路，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生活的重担压得他抬不起头，原先红润的脸庞日渐少了光泽而变得蜡黄蜡黄的。

再后来九叔连走路都成问题了，骑车去十里外的乡医院上班已经不可能，只得提前办了退休。原来期望的退休金不能正常发放，每月还是拿着那一二百块钱苦熬着日子。家里人也找医院反映过，单位不说不管，却推三阻四一直不积极。弟弟性子急，忍不住在网上发了条帖子，上面怕影响形象和政绩，赶紧安排人送了几百块救济钱，风声一过情况依旧。后来，九叔找到我，想让我托人催一催，让他的退休金能如实发放。我和另外一个堂兄四处托熟人说情，最后终于办下来了。为此，他还专门给我打电话告知喜讯，听得出他很兴奋。那年他刚56岁。

然而好景不长，大概半年后一个冬日的下午，老家的弟弟打电话过来，说九叔上午走了，要我赶紧请假回家奔丧。

拿着电话，我泪流满面。窗外，不知什么时候飘起了漫天雪花。

天师的命

李克宏_北京

老朋友天师因狂犬病走了。四个月前，他被村里一只小狗咬伤，没当回事。前几天突发高烧，到乡医院输液，不见好，转到县医院，最终不治。

天师家和我家是邻居，我俩打光屁股时就在一块玩耍。他的领导才能自小就显露出来。我们五福村分南巷和北巷，天师是南巷的孩子头，常带领南巷的伙伴与北巷的干仗。他一马当先，非常英勇，特别是摔跤功夫，无人能敌。

初中一年级，我俩先后因贫困辍学，开始担负生活的重担，并一同树立目标：挣钱，盖房，娶媳妇。农闲，我们会凑在一起把干树叶揉碎了卷烟抽，搭人梯翻墙进生产队的果园偷苹果……还学会了打牌、赌博。某个阴雨天，我们在小伙伴周武家的炕上玩牌，下一分二分的赌注，周武欠天师钱，天师催，周武急了，掏出一元钱往炕上一拍：找钱。天师焉了。那时大家都是服天师的，他脑子好使，会算牌，输少赢多。

17岁时，我应征入伍，每年探家，天师都来找我玩。他的牌还是打得一如既往地好，经常赢钱。我输钱他总会补给我。

我俩21岁时，天师娶了媳妇。22岁，天师成了一个女孩的爸。再一年回去，衣冠不整的他满脸愁容地说，媳妇回娘家不回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天师的落魄样。那个年代，娶个媳妇差不多得倾家荡产，女方闹离婚，男方绝望，走绝路、杀女方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天师脾气火暴，我害怕他铤而走险。

我错了，天师不知什么时候变了一个人，天天坐在媳妇娘家院门外的石墩上，就那么坐着，一日又一日。小舅子推他搡他，也绝不还手。他坚持着，终于感动了媳妇及媳妇家人。媳妇跟他回了家，又给他生了一女一儿。

26岁，天师骑着吱吱响的破自行车，开始走村串巷收古货赚钱。他是看到我们的几个朋友在北京、上海等地开了古董店当上老板，才明白这个买卖是挣钱的。他比别人晚了10年。

入行第6年，天师有了一辆旧摩托车。那时，方圆百十里都已改为“古货村”，人力自行车不能再往远处推进，家家户户都装备了摩托车。每天清晨，数百辆摩托车轰鸣着，浩浩荡荡挺讲数百里之外，场面蔚为壮观。

年复一年，天师起早贪黑地收古货，他又添置了一辆冒黑烟的三轮柴油车。小的老物件已经收不到了，只能收购一些老桌子、凳子、柜子等，又大又沉。

我问过天师，打穿开裆裤起，你就是我们的王，上学时你是尖子生，怎么做不成老板？天师答，没那命。前些年不懂，好多好东西都耽搁了，在哪个村见过好字画，嫌要钱多没买，后来翻了几百倍；在某村见到一对官窑的青花瓷，怕眼头不准没敢出手；收过一个黄花梨的箱子，不识货便宜卖了。

我把天师的答案交给村里有先生之称的小老板李东升。李东升慢悠悠地说，关键是勇。咱村在古货上发了财的大老板，别看上学不多，都是身经百战换来的。天师不勇，越怕越不敢碰，所以干了多年还只是个“下死苦”的。

40岁时，天师的头发全白了。村里好多人购置双排座客货汽车时，天师还骑着摩托车或三轮货车。他对我说，他也买得起汽车，汽车不就是享受一些吗？冬天不冷，夏天一样热。汽车拉多少，他的摩托车一样拉多少。

2011年，天师和我都42岁了。4月份，我82岁的父亲过世，丧事期间，伙伴们都来帮忙。做了大老板的周武调侃，在集市上找天师，只需喊一声“便宜啦，衣服十元两件”，天师准会出现。另一个插话，和天师结伴收古货，巷里的狗经常朝天师狂嗥，狗都嫌他穿得烂。

我们不知道，天师当时已经被村里的狗咬了，他没舍得花钱打疫苗，也没叫狗的主人破费。天师只是憨笑，给周武递烟。周武接过去，转手便扔了。他边甩好烟给天师边数落，你都多大了还舍不得吃舍不得喝，村人现在谁出去还带干粮？李东升也劝，钱一天天贬值，还不如吃了喝了爽快自己的肚子。

大家在门外的树下打牌。大老板和大老板玩，小老板和小老板玩，打工者和打工者玩。都是光屁股长大的伙伴，不是不能一起玩，是老板们的赌注大，打工者天师玩不起。

晚上，天师单独和我坐下来，说等他把家里的房子盖起来，也好吃好喝好穿。我说，你娃子还小，世道变化快着呢，娃长大后谁还守村里？都进城了。

砖、灰、木料备齐，天师要开挖房地基时，潜伏在他身上的狂犬病发作了。他媳妇、哥哥雇县医院的救护车把他送到西安的大医院，却无功而返。他媳妇不甘心，联系上我，要到北京的医院救治。天师从昏迷中醒来，艰难地说，回家吧，死在外头更不值了。弥留之际，他有气无力地问看望他的周武，你讲我光知道埋头干活，死了都冤，临末了你不是也得死，什么冤不冤。周武泣不成声。天师带着点不好意思说，老伙计，求您了，娃子小，帮着照看些。周武连连点头。天师朝妻子微微摇摇头，说没用了，别糟蹋钱了，然后猛地拔掉输液的针管。

我本想回乡送天师一程，李东升告诉我，赶不上了，第二天一早就下葬。我奇怪，村里不是讲究七天才下葬？李东升说，怕他父亲受不了。天师就这么快速地被掩埋了。

改变命运的选择

戴艺_福州

父母去世后，我与上一辈的亲戚就很少联系了。这天一早接到北京八姑电话，堂弟戴牧去世了。

提到小牧，还得从上一辈说起。中国人口泛滥，拿我父母家族来说，父亲兄弟姐妹11个，母亲兄弟姐妹15个，加起来就26个，要知道，两家的兄弟姐妹各自都是一个母亲所生。

小牧是我四叔的儿子，生于1962年，下面还有个弟弟。四叔2007年去世了。早年他在北京外贸部工作，后来由于出身不好，就以支边为名发配到了青海。我四婶也是一个部门的，就随他去了，但不幸染上了高原病，无法在那里生活，就只好带着两个幼年的儿子回到北京郊区高碑店。夫妻常年分居，生活得很艰难。

我从小就没与他们见过面，直到1972年，我随母亲到北京，通过在民航系统工作的八姑联系，才第一次见到了四婶一家，就见面半天，那时小牧还是个10岁的孩子，也没啥印象。

我们再次见面，已经是11年后，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为北京传媒大学），我在那里参加音乐编辑学习班，他已是在校大学生了，学的是电视传输专业。又一次见面，给我惊喜的是，虽然模样没变，但是当他叫我“大姐”时，我这个独生子女倍感亲切。

当时四叔正准备调回四婶生活的地方，而四婶正在联系在福建三明工作的妹妹，想落户到那里。我知道后告诉小牧，如果他父母能来福建，即将毕业的他凭着专业和学校名气，以及我母亲当时在福建广电系统的领导地位和资历，分配到我们系统没问题。由于父母南下福建多年，身边一直没亲戚，所以我很希望他能和我在一起。后来由于四婶顾虑三明的空气不好，还是退却了，最终把家安在了保定。这就注定了小牧后半辈子坎坷的命运。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重庆一家大型的电子工厂，几年后工厂倒闭，他就开始四处漂泊、打工，再后来他又离婚了，没有孩子，最后转战到了成都落脚，直到去世。

在此期间，我们就见过三次面，时间都很短：1988年，我随父亲回老家；2001年，我到成都参加电视节；最后一次是在2004年10月参加全国纪录片研讨会。

记得那天他开车从都江堰赶来请我吃饭，那时他正与后妻做旅游生意，租个柜台卖纪念品，吃饭时他告诉我生活的点点滴滴。印象很深的是，有年春节无意中进了批小灯笼，没想到卖得特火，十几天就挣了十来万，他说当时真的是数钱数得手发软，随后就买了车。看着他开心的样子，我真的替他高兴，我知道这十多年来，他生活得太不容易了。当我们分手时，他让服务员将未吃完的四川火锅打包。这汤汤水水的还能打包？我才第一次知道。看着他提着裹有几层塑料袋的火锅剩料，将它挂在汽车内，我笑了。

2008年，汶川地震，我第一时间想到了他，通过电话，他告诉我没事，他早已离开灾区都江堰了。从此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络了。谁知道这次传来的竟是他去世的消息，而且是在一年半前。

放下八姑的电话，我又一次打通了远在成都的堂妹的电话，详细地询问发生的一切。她告诉我，小牧2012年春节发病时，已经是胆管癌晚期了，6月18日走的，当时在重庆的大部分亲戚赶到成都时，由于停车耽搁了，见到时他已经咽气。堂妹说，小牧离开都江堰后这几年，又开始替别人打工，常常在外地奔波，直到生病前夕的春节期间，还在贵州出差。小牧原先单位在重庆，分的房子又留给了前妻，所以常年租房子住。经过努力，他终于买了靠近青城山附近的一套六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刚刚忙完装修，就要有个自己的家时，他却走了，也没有后代。他走得太早了，才刚刚过完49岁生日啊。

听到这里，我在为他流泪，也一直在埋怨堂妹，为什么小牧生病时没有告诉我，不然我一定会飞过去看他的。

放下电话后，脑海里一直涌现八年前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我为他惋惜，如果当年他能在福建落脚，进入电视台，有份稳定工作，就一定不会走得这么早，一定不会的。为此，在与八姑和堂妹的通话中，我还为他后半生的坎坷遭遇，一直埋怨她母亲当年的选择。可是放下电话后，我又在想，当年他父母的遭遇又该怨谁呢？也许这一切都是命吧。

在我的家族中，与我同辈的堂姐、堂妹、堂弟，表姐、表妹、表哥、表弟，共有三十多人，其中给我印象最好的就是小牧，我不知道为什么此刻会这么难过，是因为他是同辈中走得最早的吗？不是的，我知道那是因为在我眼里的小牧，虽然经历过无数坎坷，但是把这一切看得很淡，在我们短短的几次交谈中，我没有听见过他有任何抱怨，他脸上永远都带着微笑。

天德叔

FIFI_洛阳

天德叔生前有两点让我印象深刻：一、他是修家电出身，中学时随身听、收音机等小玩意儿坏了，没少麻烦他；二、他和父亲的交往很深，父亲续弦时，他是嘉宾，婚礼当夜和父亲在贴满喜字的客厅里，下了一夜象棋。

父亲那一辈，好友不多，天德叔算一个。半辈子过去，两人还在一个村里。天德叔常来我家做客，穿一件青灰色的破烂夹克，趿一双毛了边儿的手工布鞋，走路哗啦哗啦蹭着地。话不多，说完起身，拍拍屁股走人。从不留下吃饭，记忆里一次都没有。

天德叔有两个儿子，都沉默寡言，属于走路不抬头的那种。天德婶子卧床六年，医药不断。2005年前，天德叔靠修家电还能勉强营生。在我们那里最大的集市，总能看到他架起一个老式修表匠用的桌子，玻璃柜上写着“精修家电”四个字。

老家有一台1985年从北京带回的东芝21寸彩电，是当时村里唯一一台彩色电视机，只收得八个台。26年过去，简朴惯了的父母一直舍不得换。电视机只拆开过一次，是在天德叔安装新系统的时候。改造完成的老古董不仅支持遥控器，也从原来的八个台猛增至256个。

父亲一提此事就特别骄傲：一来这电视机岁数比他儿子还大，二来天德叔让我家的电视机和别家相比，毫不逊色。

2002年起，天德婶子身体状况日趋不佳，天德叔也开始兼职。他放下镊子、眼罩、放大镜，转手扛起了大锤和十字镐，开始转战各种工地，当小工贴补家用。此后，那条从来都不干净的裤子就总是沾染涂料和沥青，连我家的猫都没再蹭过他。

2008年冬，洛阳大雪。父亲告诉我，下大雪时他正在某高速路上当小工，一镐一镐敲着路面的旧沥青，天寒地冻，辛苦至极。我听得心酸，不觉红了眼眶。父亲却突然叹气，意味深长地说：“你天德叔也在，现在还没有回来。”

父亲写得一手好字，村里红白喜事大多邀其坐柜，写个帖、记个账什么的，一来二往便积攒了一堆烟。我问父亲，您不抽烟，留作何用？父亲总是笑而不语。父亲仁厚，时常有亲朋好友不期而至，每每聊会儿天就留下一起吃晚饭。天德叔是例外，这么多年，他从没留过一次。晚饭时间一到，他起身便走，父亲在后面追，追不停就折身将抽屉里的烟掏出来，塞在他手里。他不要，父亲一再解释：不抽烟，留下来会发霉，他才颇不好意思地接过手，在父亲的目送中，逐渐消失在夜色里，一消失就是好几个月。

儿时一起长大的伙伴，后来生活境遇大变。父亲虽经丧妻之痛，生活倒也安静平稳，比天德叔看上去至少年轻了十岁。在天德婶子卧床的六年里，他俩很少有机会聚在一起下棋，只能抽会儿烟、说会儿话。他从没倒过苦水，依旧一副大嗓门，声音洪亮铿锵。

天德叔找父亲借过一次钱。父亲问够不够，他说，媳妇儿一星期的药钱带大孩子的书费，差不多够了。父亲也就不再说什么，让他先用着，不急着还。只在这个时候才能在天德叔脸上看到勉强的笑容和尴尬的蹙眉，像一道褶在橘子皮上皱起，看得人揪心。

2009年12月22日，我在郑州看许巍的演唱会。晚上坐车回家，接到父亲的电话，说天德婶子不在了。我安慰了他一会儿，问，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父亲说，他在感慨命运，辗转难眠。23日，父亲被邀请过去坐柜、写挽联，在火葬场和墓地之间陪天德叔来回奔波。忙停又给我电话，说天德婶子死的时候，两个孩子一个在网吧当网管，一个还在上学，天德叔在外干活，婶子走得静悄悄的。

2010年大年三十夜里，天德叔又来了，他和父亲约好，一起去看他们的老师。回来以后，深夜，天开始下雪，他们索性在客厅摆上凉菜，开了一瓶酒。我在旁边静静地坐着，听他们说话。

父亲问，大孩子春节回来不？天德叔说回不来，网吧生意太好，攒俩钱来年还要还账。父亲安慰道，大事已办，节哀顺变，长子已成人，来年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天德叔第一次惆怅起来，借着酒一个劲儿地说生活不容易，六年来没有添过一针一线，全都贴到媳妇儿吃药上了。父亲心生感慨，俩人一块儿念叨起过去的岁月来。

半瓶酒下去，天德叔竟然哭了，说媳妇儿死的时候，连一件新衣服也没有，出殡前在一堆旧衣服里拼出一套素净的，才匆匆忙忙换上。他拿着酒杯的手不停颤抖，呜咽的声音也极为洪亮，许久才擦了擦眼睛，灭了手里的烟蒂，站起来要走。父亲赶忙拦着，问他何必回得这么早，他说一来要过年了，还缺一笼馒头要蒸；二来家里没人，大过年的，太空落。

驼背星哥的沉沦

孙欣_上海

星哥比我大12岁，属虎。2012年3月底，他结束了在这个世界上的旅程。

也许生活对他来说，大部分时间都不是甜蜜美满的，因为他驼背。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热播时，大家一致认为，跟星哥相比，刘罗锅那背驼得简直不值一提。

据说，星哥的驼背是娘胎里带出来的，童年时不明显，少年时期脊椎便开始畸形生长，最后，他的背鼓鼓地凸出来，而前胸，当然也凹进去了。星哥的上身短且畸形，他手长腿长，虽驼背，但个子不矮，手脚利索。

星哥小时候，我大舅曾带着他四处求医，都无果而终。大舅嗜酒成疾，在星哥不到二十岁时就去世了。弥留时交代，家里最好的那两间平房留给星哥。他大概也料到星哥未来的人生不会很顺利，留个房子，至少有栖身之所。

大舅去世后，星哥用那两间房做生意。他家住在学校附近，这所学校囊括了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共八个年级（当时小学是五年制），顶峰时期学生数量超过一千人。星哥借天时地利，开了家小卖部，兼营学生小食堂。

那时，我才小学一年级，每天放学经过他家，小卖部里熙熙攘攘。那些初中的大孩子在小卖部里喝冷饮、吃点心、躲着抽烟。星哥每天天蒙蒙亮就起床做饭，等学生们下了早自习，他已收拾妥当。晚上要等学生们下了晚自习，做完最后一波生意才打烊。学生们上课的时间，星哥就自制饮料、零食，还兼顾农活。

那时候星哥头脑尚算灵活，厨艺也还成，小店的生意相当不错，他挑起了全家人生活的重担。他在家行二，大表哥已婚，分家另过，三表哥还在读初中。星哥靠做学生生意赚了点钱，供三表哥念书。三表哥考上大学，是星哥当年忙于生意的动力之一。

可惜三表哥在高中时选择辍学，去参加一个培训班，说是不考大学走捷径也可以成功。星哥说，老三的事儿要是不成，以后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不成。

至今我不知道这件事对星哥算不算打击。但对他打击最大的，应该还是他的终身大事。

二十岁左右，星哥就开始为婚姻大事发愁。哪个姑娘愿意嫁给手拿残疾证的他呢？娶个正常姑娘是不可能的了，星哥比较关注那些稍有缺陷的姑娘。医院附近的一个跛脚姑娘，是星哥的重点希望苗子。可惜去了几次之后，姑娘的爸妈不同意，他被赶了出来，这事也就完了。

当时，星哥对未来的媳妇有自己的要求，也曾拒绝过别人。邻居家有一个四肢健全的傻姑娘，她妈曾托媒人向星哥提亲，星哥嫌她傻，没同意。

听说也有其他机会，最后都没成。他年纪逐渐大了，说亲变得越来越难。后来，三表哥结婚生子了，学校也拆迁了，生意完全不能做了，星哥开始变得忧郁。终于，像他爸爸一样，沉迷于喝酒，以至于成为当地的“传说人物”。喝到后来，星哥已完全不顾酒的质量，不良商贩用酒精勾兑的假酒，他照喝不误。舅妈曾无数次用板车将烂醉如泥的他从街上拉回家。他长年烂醉，不喝酒时也不太清醒了。亲戚们对他屡次声讨批评，但都无济于事。

三表哥曾给星哥找了个看工地的活儿，可星哥已无心去做。每天喝完酒就睡觉，酒醉尿床成了常事，结果被解雇了。

谁也没想到，星哥居然要成婚了。他在街边捡到个流浪女人，一心一意要和她结婚。这个流浪女人，和当年那个干干净净、会洗衣服做家务的傻姑娘完全不能比，可星哥如获至宝。流浪女人仿佛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根稻草，他拼命去抓紧。

亲戚们震惊了。在所有人的反对声中，星哥妥协了。

这之后，他更消沉了。每天除了喝酒，就是睡觉。偶尔清醒了，抱着自己养的大黑狗哭一场。人变得脏兮兮的，跟当年整洁的形象判若两人。

2011年，星哥“失心疯”了，胡言乱语、表情呆滞。被家人送去医院后，他拔掉点滴针头，在病床上乱折腾。无奈之下，舅妈把他最怕的人，也就是我妈叫过去。我妈一声厉吼，星哥安静了，他慢慢地告诉我妈：“有人要杀我，我看到我爸了。”

众人安抚一番。星哥沉默了半小时，又躁动起来，众人劝阻不成，都很生气，有位快嘴亲戚说：“喝喝喝，迟早有一天喝死你算了！”

不想一语成谶。3月的一天，舅妈发现，星哥趴在地上，双手背在身后，已经没了呼吸。他倒下的姿势，是睡觉时最常用的姿势。因为驼背，他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平躺。

入殓，下葬，星哥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场仪式和正常人无异。我常常在怀念他，但分不清自己怀念的是十几年前勤劳进取的他，还是后来那个潦倒绝望的酒鬼。

好婆走了

于亚彤_泰州

2012年冬至前的一个夜晚，好婆（外婆）走了。在这喧闹的人世间，她平和、安静、坚韧地度过了91年。

我出生50天，母亲不得不回外省的单位上班，好婆就成了我的妈妈，抱着我向方圆几十里内的所有哺乳期妇女讨“口粮”。为了不让我挨饿，她给别人提供她能找到的最好的东西，糖、油、鸡蛋等等，换取别人对我的关照。那些当时比较奢侈的物品，她从来舍不得享用半点。

我慢慢长大，她倾注的心血无以言表。夏夜的农村，蚁虫很多，村民聊天时说，全村只有我一个人不会被蚊虫叮半口。好婆对我照料细心的程度可见一斑。

农闲时，好公好婆会担着我上街，十几里乡间小路，担子一头是要卖的农产品，一头是我，累了就在路旁歇会儿。到街上后，好公负责卖农产品，好婆牵着我一家挨一家地慢慢逛商店，买些油盐酱醋，添些针头线脑，我的衣料、零食、小玩具是不可少的，而好公好婆自己的用品几乎看不到。

我六岁时，母亲从外省调回家，在县城机关工作，安顿好后便将我接到身边上学了。这是我与好婆的第一次生离，她流着泪说：“跟着爹妈去读书，以后有出息啊，跟着好婆没得用的。”于是我知道了离开最爱的人时，心中的悲伤与无奈。好婆背地里流了多少泪，乡下进城办事的亲戚悄悄讲给我听了好多次。

我七岁那年，好公匆匆离世，好婆才五十出头。她伤心的样子我现在想起心都会很痛。

好婆一人在老家，种菜、种地、养鸡、养羊、养猪……我们夏天能吃到丝瓜、毛豆、茄子，秋季会有芋头、番薯，过年时羊肉很美味，一年四季鸡蛋也少不了。好婆种什么成什么，长什么都比旁人收成好。

我们一直要她过来一起住，她总不愿意，想来是劳作惯了，也舍不得和好公一起的记忆。近七十岁时，好婆被我们强迫接来一起住，她依旧每日操劳不停，洗衣、洗碗、打扫……一刻也不闲着。

我恋爱、成家、生儿育女，好婆以她的博大胸怀和睿智思想，帮我解答了一个个难题。在她的世界里，没有贫富等级，没有趋炎附势，没有索取、享受的概念。她对有难的乡亲倾其所有，过后不再提及。给她买的衣物、食品，她都舍不得吃穿，每次都嗔怪我们乱花钱。我的女儿出生后，她又像当初照料我一样照料着下一代，慈爱的心情让我感慨万千。

好婆在八十岁上摔了一跤，不太能走路了。她每天坚持锻炼，想重新走起来。过了半年，又摔了一跤，从此只能坐在轮椅上，生活全靠我们照料。最初的几个月，好婆情绪很糟，想着这样连累儿孙，于心不忍，也极度不安。大家极力劝说，却想不出办法。医生说只能这样了，年纪太大，不适合手术。于是，好婆只能在轮椅上度日如年。

她依旧头脑清晰，思维敏捷，女儿的生日，外公的忌日，亲戚家谁要过大寿……她都会提前几天提醒。我眼睁睁看着她受罪，一点点失去身体的机能，却无能为力。

后来她右手不能动了，吃饭坚持自己用左手，不肯让我们喂她。我在外地工作，全部护理工作落在母亲身上，好婆便越来越不安了。我每次回家，她都很开心，继而落泪——舍不得母亲这么辛苦，甚至不止一次流露出轻生的念头。一生要强的好婆，肯定不想过这样的日子。

2012年冬至前一个夜晚，好婆走了。我不在她身边，她也没话留给我。想来，她是怨我的；即便她不怨我，我也怪自己。

如果重新来过，我不会离开她去外地工作。收入增加，可以买车、换房，又怎样呢？如果最后能陪着好婆，我什么都可以不要。只是人都要经历过了，才知道。

现在，已没有重新来过的机会了。

父亲同志和酒

小欧_南充

父亲同志，生于旧社会，活在新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好时光刚来不久，走了。我没和他见最后一面，也没参加葬礼。我承认，我不孝，故意不孝。那时我刚结婚，工作地远在千里之外。这不是主要原因，根本原因在于，那时父亲在我眼中，只是一个狂暴的酒徒。

酒是他的命，每天中午、晚上两顿酒，雷打不动。计划供应那些年，没酒票，他有办法搞到票，没钱，他有办法赊到酒。问题是，他每喝必醉，家中三天两头就会有暴风骤雨。他的发泄对象首先是妻子，其次是儿女，家具餐具有时也在劫难逃。鸡犬不宁的日子是我发奋读书的动力。1978年，15岁的我考了个远远的中专学校。庆幸离开了家，离开了我那时认为是万恶的父亲同志。

可他走了整整25年，狂暴酒徒的形象在我心中渐渐淡去，一个在那个年代不安分守已的思想开放、行为躁动、追求时尚的父亲同志的形象渐渐清晰。过去不想他，恨他，现在心中十分挂念。仔细想，其实除了酒，他还有非常宝贵的东西。

父亲同志有技术，他是远近闻名的木匠，靠一技之长，让我们这个八口之家在饥饿年代少挨饥饿。十里八乡的乡亲修房造屋、添置家具，少不了他。多数时候，他在家二更睡三更起，买木料做家具打农具，到集市换点钱。我们不仅能勉强填饱肚子，有时还能买些不要肉票的死猪肉、母猪肉打打牙祭。肉香常惹来邻居的攀比和愤怒，以致邻里不和、纠纷不断。现在想来，不好笑。

父亲同志有文化，再苦再难再累，只要没喝醉酒，他就会唱歌。那年月的流行歌曲当然是样板戏、革命歌曲，比如《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大海航行靠舵手》，他几乎都会几句。一台东方红牌收音机，就像iPad之于今天的年轻人，不离左右。听那一句，“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响起，就知道是父亲同志起床了，开始干活了。他的文化水平，还让他赢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生产队会计，也让他有较好的人缘，帮人写书信、对联，不时换来几壶酒、几两叶子烟。这让他活得很有成就感，当然，也让他酒喝得更多、脾气更大。

父亲同志开放的思想观念、追求时尚的劲头、艰难困苦下的生活激情，让我以自己今天的生活状态和他相比，十分惭愧。川南山区农村，20世纪80年代以前几乎全是土坯房、茅草房，乡政府（那时叫人民公社）不过是地主分子留下的木板房。但父亲同志以起早熬夜、不屈不挠的精神，为我家建起了土坯的、瓦盖的、木板隔楼的房子，房前和左右有一米多宽的走廊式阳台，颇具创意。客人来了，总要楼上楼下反复走走。父亲的骄傲、全家的骄傲一次次得到满足。只不过骄傲背后有负债、有赊欠。按今天的消费观念，父亲同志十分前卫，按揭且没利息，那时农村还没有钱生钱的概念呢。有了楼房，父亲同志就有了教育后代的资本。他说，毛主席说，社会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1979年，家乡通电了，父亲同志的梦想是有一台电视机。可那时要买电视机，即便是在城里也要凭指标。不过，三年后，他还是买回了村里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好像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确良来了，他专门去了趟县城，扯了几尺布，找裁缝做了套夏装，走在村里，像过去的地主老爷。遗憾的是，他没能实现电话梦。他走时，乡政府还是摇把子呢。父亲同志就是这样，以辛苦勤劳，不断追赶潮流。

父亲同志或许心中有痛，他自己才知道的痛。我现在知道他的最痛可能是那一次，他和村里一个大家都看不惯的妇人去了趟县城。结果，村里风言风语，家里烽火连天。他连续几天醉酒，但没发酒疯。没有证据，没有结果，不了了之。母亲没文化，缺少与父亲和谐交流的智慧，争吵充满了他们在一起生活的岁月，或许是痛源。在都缺少文化的环境里，有点文化，可能就有了不切实际的追求。在今天很好理解，那时不行。

父亲同志的酒、父亲同志的痛，更多的可能还是生活的艰难、六个子女的重担。

酒，终于害了父亲同志。1987年夏天，他没能战胜肝癌，走得一点儿也不痛快。他病重时，我陪过他几天。他不醉酒时挺豁达，他说：我60岁，走了，满甲子，不算短命。

父亲同志走了整整20年，母亲才去。他们的坟墓只相距几米。冤家，继续吧。

我在父亲同志坟前烧纸时，真心对他说：观念、思想、勤劳、激情，保持、发扬；喝酒，克制、克制。与母亲，重新开始吧。

最遗憾的是，我没有保存一张父亲同志的照片。

父亲的信念

林宇_温州

16年前的情人节，父亲乘风而去。十年生死两茫茫，于死者，魂魄已虚无缥缈；对生者，怅惘却未有尽头。

无论是少年求学，还是青年从政，父亲都可算人中翘楚。他是浙江航务学校第一届优秀毕业生，年刚而立，就当上地区某直属部门负责人。在那个讲究成分的年代，他是根正苗红、业务拔尖的代表。他又是非常热心的人，因为在交通部门工作，一年之中为人代买上海的船票就数以百计。在母亲眼中，他是恋家的好男人；在我们的童年记忆里，他是很有学问的人，几乎无所不知。他身上有那个时代很深的印记，他能背诵所有的毛泽东诗词和许多毛选的经典段落。

然而，父亲的形象并不总是高大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改革渐入佳境，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腰包鼓了，房子大了，家电新了，打扮时尚了，说话的声音也渐渐响了。而我们家还是死水无波，父亲还是言必称毛主席。他好像一个巨人，还来不及调整脚步，就被绊倒了。他的目光渐渐暗淡了，他在现实面前退缩了，他不再谈笑风生，他慢慢成了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活在自己的思想体系里面。刚刚40岁，他就已经头发稀疏了。

改革开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对置身于这浪潮中的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次洗礼和融合。大浪淘沙，为什么很多人都顺利走过了这一关，而父亲这么优秀的人却始终无法完成他的跨越，这是一个难解之谜。原本，母亲在市中心地段开了一家百货店，生意马马虎虎。老街的店面，关门开门都是一件力气活，家里只有父亲能够胜任，父亲也一直在默默地做着，每天起早贪黑，不辞辛劳。尽管赚得不多，可他们都很满意，每天晚上八九点钟关上店门以后，两个人都是说说笑笑着回家，也带给我们一屋子的温暖。有一天，最令父亲尴尬的一幕发生了。那天，母亲左等右等，等不到父亲的踪影，一直到深夜11点才见父亲回来。原来，已到店门口的父亲碰到了一个熟人，那人随意开了几句玩笑，父亲支吾以对，红着脸绕回了家。到了深夜，不放心的父亲又折了回来。母亲数落了他几句，父亲先还能够应付，到了最后顶不过，便仰起头，说：我是国家干部，怎么能做违法的事情。到此地步，母亲也只能摇头叹息了。从此以后，父亲再也没有迈进店门半步，百货店很快关门大吉。

在家庭生活中，父亲很民主，我和大哥经常在饭桌上发表与他不同的见解，甚至为了逗他故意唱反调。他却非常宽容，从未呵斥过我们。我们今天能够拥有平等的心态和别人交流，父亲是有功劳的。然而，民主很快失衡了。在当时中国的思想体系里，改革是争论的主题。温州作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它的发展又成了我们议论的焦点。有一次，我们触犯了父亲的底线。在争论毛公和邓公的历史功绩究竟谁更大时，我们各执一词。我顶撞父亲：“你的观点已经过时了，有本事你到五马街（市中心最热闹的一条街）去叫，看看谁听你的。”父亲的眼睛暗淡了下来，接着大哥大概又说了一句对毛不敬的话。父亲气得全身发抖，腾地站起身来，打了大哥一个嘴巴。我们都傻了。

其实，这种事情是迟早要发生的。父亲的这一巴掌，打出了威风，但他明白，他的最后一个阵地也失守了。

自那次家庭风波以后，父亲更加沉沦了。他学会了用酒精来麻醉自己。到最后，他一天要喝六次酒，甚至在上班的时候，关上办公室，用牛肉干和花生米也能凑合着来一顿。每到星期天，他把大大小小的毛主席纪念章拿出来，一边欣赏，一边赞叹，眼中发出柔和的光芒。他真的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了，那一年他才47岁。因此，后来家庭卷入抬会风波，他身患绝症时，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已经很强了。康有为先生死后，他的弟子顾颉刚先生说自己是“淡然置之”，因为康有为的学术生命，早在36岁就死了。而父亲在我们的眼中，他的生命仿佛也就定格在47岁，以后的挣扎，主要偏向物质，而非精神上的徘徊了。

192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陈寅恪先生认定他的死是“文化殉情”。凡被种文化或价值观所同化的人，在文化或者价值观裂变的时代是非常痛苦的。受这种影响越深，痛苦就越烈。在我看来，父亲亦如是。

中年退缩的父亲曾经有过惊人之举。“文革”中，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在当时温州最高最繁华的建筑温州大酒家上垂下一条十几米长的用草席制成的条幅，向伟大领袖表决心。他还花了六个月的工资，买了一枚毛主席像章，作为礼物送给母亲。一向清醒、沉稳的父亲，为何会有这种宗教式的虔诚，这也是一个谜。

为文化或价值观所影响的人，在时代变革的洪流中，他要做出怎样的选择？是否会因太讲适应而失之圆滑，抑或会因太讲坚持而无法跨越？这是父亲给我们留下的迷惘，也是大变革时代每个人都应面对的一项挑战。

他比那个时代走得更早

李焱鑫_广州

人在南方，接到老家电话，爷爷的厂子破产结算，彻底不存在了。崭新的住宅商品房，其所在地几十年前曾是一座偌大的工厂，生产炙手可热的合成纤维制品。爷爷是这家特大型国有企业的业务副厂长，主管数以万计的工人。

那个时代，一座工厂就是一个微缩社会，有小学、商店、宿舍、澡堂子和理发店。整座城市也不过由几个厂子构成。硕大无比的厂房是爷爷的骄傲，也是我们那座城市的地标。

从十几岁出来做工，到离开人世，爷爷为这座工厂卖了一辈子命。有人说，老厂长干起活儿来是不要命的，在车间当工人的时候如此，当了领导还是如此，甚至更加过分。

爷爷很忙，非常忙，管利润，管技术，也管工人的婚丧嫁娶。那个年代，一个人进入了国营工厂，就找到了自己的第二个家。厂子要包揽每个人的一切，厂长，也是家长。

爷爷愿意这样做，他热爱他身处的时代。因为他的一切，都是那个时代给予的。

20世纪40年代，东北发洪水，爷爷领着他的弟弟挨家挨户讨饭。他对我说起这个，经常泪流满面。他痛恨那穷困的日子，因此无比热爱参加革命后自己的变化。

生产上，他始终冲在前面；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也没落在后边。他抓过生产，也批判过“唯生产力论”；他斗过别人，也被别人斗过。无论怎样，爷爷始终是个听话的人，把绝大多数时光放在家门外的人。

他对工作的投入，对紧跟时代的热情，在我们那座城市有口皆碑。“文革”结束后，他被组织上列入副市长的候选名单，最终却不了了之。事后有人透露，当时上面的意见有较大分歧，有人称赞爷爷是业务能手，廉洁奉公，有人说爷爷在“文革”时成了“三种人”，是非不分。

我无意替他掩饰，但爷爷不是“三种人”，在我看来，他只是一种人，热爱、跟随他经历的时代的人，他无力判断对错，或许被利益之争裹挟，但从没意识到自己的私利。

20世纪80年代，爷爷所在工厂和西德一家企业洽谈设备引进。几个卷发碧眼的西方专家和一个穿中山装的共产党干部，开始了漫长的沟通协作。这些在本国领着高薪、住着别墅的老外，惊奇地看着眼前的这位企业负责人，他没有汽车，抽着劣质香烟，吃着高粱米饭和咸鱼。

外国专家回国前和爷爷喝了一顿烧酒。其中一位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电子表，送给爷爷：“说实在话，我们很不喜欢你的作风，但我们很钦佩你的为人。”

这是我从爷爷工友处听来的，我愿意相信这个故事。在那个年代，确有那么一群人，不会像现在这般，把手中的权力放到市场上当钱花。比如我的奶奶，厂长夫人，就在爷爷的厂子里面，扫了一辈子厕所。

可他的坚持留不住那个时代。爷爷退休前不久，合成纤维厂的利润急转直下，曾经的畅销货变成库存的垃圾品。西方价廉物美的替代品冲击着这个靠计划经济起家的工厂，加之退休工人越来越多，历史包袱沉重，曾经的利润大户变成了扶持对象，曾经的大型厂房变成了大块空地，几年后又变成了住宅小区。

忙碌了一辈子的爷爷开始无所事事，黯然退休。他眼看着自己的厂子变得空空荡荡，成群结队的工人带着买断的安置费，各谋出路。

爷爷变得暴躁、神伤，最爱回忆，在回忆里发泄不满。他越来越看不懂接踵而来的时代，有人开始减肥，有人开始讨饭，他难以接受。

新时代来得太快，老布尔什维克难以理解。20世纪90年代中期，儿女开始接触股市。爷爷总是愤愤地说：“社会主义怎么还能有股票呢？这些都是你骗我我骗你的东西。”

1996年的一天，厂子实在没有钱，连职工宿舍的暖气都停掉了。愤怒的职工找到老厂长，爷爷骑着自行车去找曾经的下属理论，摔倒在水泥地上，再没有站起来。

1997年3月，爷爷从老宅四楼跳下，撒手人寰。

爷爷离世那天，我读初二，正在课堂上听老师沉闷无聊的讲解。我不知如何解释至今仍在我脑中打转的真实的一切：整整一天，耳边一直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异常清晰却不知来处，心口一阵阵疼痛、发闷。人和人之间是否真有某种莫可名状的联系？我无力解释，我愿意相信。

爷爷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最反对搭建灵棚。家人在老宅楼下的两面通风处，还是搭了一个不算大的灵棚。奇怪的是，整个过程中，四周狂风大作，几乎把灵棚卷塌。

有人说，爷爷太想离开了，太想让所有人都赶紧忘记他，太想让一切都不着痕迹。

爷爷如果活到今天，就整整80岁了。他紧紧跟着那个时代，他比那个时代走得更早。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离去

骆平_成都

父亲喜爱甜食，晚年更甚，像蛋糕、糖果这样甜到发腻之物，他是来者不拒，大口饕餮，如稚童一般。据说嗜甜的人性情温和、乐观、缺乏攻击性，父亲便是如此。今年中秋的月饼，父亲却没能品尝到，农历八月十二，他因心肌梗塞遽然离世，享年76岁。

父亲是长子，少时家贫，夜半祖母常拥他落泪。那时父亲就读于一所教会小学，学校有规定，凡考试获得第一名者，免学费。年幼的父亲为祖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到第一。从念书第一天起，直到大学毕业，父亲在历场考试中，始终都是第一名。

最小的叔叔诞生时，父亲已经19岁。祖母哭泣着，欲将这第六个孩子送与别人，父亲拦下了。当时父亲已经考进大学，他不顾素昔的要强，到学校说明情况，申请补助，每个月徒步一个多小时，将钱送到家，养活弟弟妹妹们。

纵然家贫，父亲的仁善却与生俱来。祖母一度以卖饭为生，前来就餐的都是贩夫走卒之流。祖母一早去米店赊米，卖完结算，而利润微不足道，不过是剩下的饭菜勉强够一家人果腹，这利润显然还是隐藏在精细微妙的切与分之间。每遇父亲操刀，面对那些下苦力的顾客，黄瘦的脸与汗水总是让他不忍，下手总有失偏颇，卖到末尾，不仅没有剩余，反致本钱不保。

分数的一流与内心的悲悯，或许注定了父亲并不适合管理者，在其后漫长的行政管理生涯中，父亲为他的优秀以及善良所困，行进得千辛万苦、步履维艰。缘于勤奋，他像一名秘书那样熬更守夜地撰写公文，加班是常态。他的下属无比信任与依赖他，家庭问题找他，经济困难找他，子女读书找他，父亲是有求必应。

说不上来像父亲这样的领导是成功抑或失败，他的工作业绩是显著的，然而他的每一次提拔和晋升都是艰难的，领导层态度暧昧，并不常常赞赏他，因为他不是阿谀之人，他的性格黑白分明，没有那个圆润的灰色地带。

父亲做官做得辛苦，连累了母亲，母亲在家事与工作间忙得焦头烂额。父亲不是细腻体贴的丈夫，但他有一颗柔软博大的为父之心，出差时，会到商场为我买一套新衣裳。上了高中，我备感学习压力巨大，情绪低落，父亲无论多忙，每晚必定抽空陪我散步，路过学生食堂，为我买糖油果子抑或香酥的锅盔。我挽着他的胳膊，吃着零嘴，海阔天空地乱侃一气，心里觉得考分稍差点也不要紧，我依然可以是一个幸福的女孩。

父亲担任了三十几年的高等教育管理者，在退休的时候依然渴望继续工作，但这是规则以外的愿望，是不被允许的，他的继任者限他速速清空办、公室，父亲不得不落寞离开。

20世纪90年代末，花甲之年的父亲决定创业。他进入一家大型民营企业，老板宣称，要组建一所高质量的民办大学，以社会公益为唯一目的，不谈赢利，这与父亲的梦想不谋而合。父亲与几位大学教授在企业中热血沸腾地干了一年多，这几个在体制内形而上地拼搏了几十年的老知识分子见识了体制外形而下的名利场，黯然退出。那所海市蜃楼般的大学宣告解体。

接着，父亲说服了母亲，与另一个朋友一起投资办一所中专，最终因经费不足，草草结束，父亲去办注销手续，发现学校的注册人是那个朋友，可那朋友当初信誓旦旦承诺会注册父亲的名字。用寡言的母亲的话来形容，父亲在退休以后，遭遇了前半生从未遇到过的形形色色的骗子。

创业失意，老当益壮的父亲打算认真规划他的老年生活，锻炼、健身。他选择了骑自行车，骑着车，到公园里溜溜，到书城去逛逛。可是，拥挤的交通、冒失的马路杀手，七旬老者能有一条可以安全骑行的道路吗？全家人捏着一把汗，反复告诫他当心当心再当心。终究，还是出事了。父亲被一个飞车青年撞倒，对方哭诉说自己是在校大学生，身上没钱，父亲心软，放了他，自己忍着剧痛，叫了一辆三轮车，颠簸十余公里，回到家中。我们连夜送他到骨科医院，拍片出来，大腿髌骨骨折。为这一摔，父亲一动不动地足足躺了半年。

卧床折磨，诱发了父亲的老年痴呆症。他在世的最后四年，是在一家收治痴呆病人的医院里度过的。病情发展迅速，他不再认得老伴和女儿，直到弥留，我轻轻唤他：“爸爸，你要坚持，过了今天，就会好起来的。”闻言，他似安心，双目微合。这一次，他被最宠爱的小女儿欺骗了。父亲的明天，不复再来。

父亲这一生，从来没有世故过，从来没有精明过，甚至，他从来没有真真正正地衰老过，他一直都在理想主义的光影中飞翔，也因此在现实的坚壁间伤痕累累。幸而，不论成败，不问是非，在人类的终极命运面前，众生平等，绝无例外。我想，父亲清洁与光明的灵魂，脱离了现世的污浊，在天堂的细草与繁花中，终将安息，终得不朽。

邓老师的诗意

大姿_青岛

2013年10月，邓老师离开这个世间一周年了。

邓老师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好老师。传统意义上的好老师是怎样的呢？我想是衣着朴素，长相温和，讲一会儿会停下，亲切地问问讲台下的学生们：“听懂了么？”

这不是邓老师的风格。邓老师与我们并不亲厚。她的声音婉转但嘹亮，我试过，坐在大教室的后排，一样可以听清楚她讲的每个字。她极少拖堂，也没有空下来十分钟不知道该讲什么，只能跟我们东拉西扯的时刻，从来没有。现在回想起来，她显然有极严格的时间规划习惯，把要讲授的内容分割区块，安排时长，然后严格执行。

这是女学霸的做派。她是货真价实的学霸，即使在才女教授云集的本校中文系，关于她神童才女的传说，也是我们最津津乐道的谈资之一：15岁进大学，20多岁博士毕业，是我校当时为数不多的特别引进的人才，还特许她带家属入职——她的家属当时在读硕士学位，给我们上一门选修课，长相十分儒雅，身形挺拔，喜欢穿白衬衫，是不少女生发花痴的对象。

身为知名才女的邓老师在外形上就输给她丈夫了吗？完全没有。邓老师的美丽，是筛在泡芙外面的糖霜，为她添了很多华彩。她的眼睛细长上挑，下巴尖尖，皮肤很好，操一口江南口音的普通话，标准里带点软糯，但是有力。给我们念“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时候，气势恢宏。

她背诵诗词并非古音，但有种古韵的腔调，抑扬顿挫。日剧《初恋》里，古诗老师渡部笃郎吟诵俳句时，仿佛被什么东西附体，摇头晃脑地唱，下面学生吃吃发笑，这个情节在最初几节邓老师的课上也发生过。但我们很快适应了，那种特殊的韵味，很快就散播到我们中间，学生们再愚顽，也能捕捉到那十分少见的曼妙气息。

她有点丰腴，剪着齐耳娃娃头。我们不知天高地厚地议论她有点胖，后来才知道，她刚生了小孩，休完产假回来。她总共教了我们一年半，没提过她儿子。有些老师很爱谈家事，尤其一位有儿子的女老师，经常把儿子植入到课程中，弄得我们很羞愧。

在邓老师课上，我们也时常有羞愧的感觉，不过是另外一种羞愧。比如讲《楚辞》，那显然是她心头所爱，讲得两眼放光。有个学生大胆地问：邓老师，您能背诵《离骚》吗？她笑起来，邓老师虽然眼睛弯弯，但基本上是个不苟言笑的人，她的这次笑给我印象极深。她说，能呀，我老师当年要求我背诵，我花了一晚上时间背下来，现在有点忘了。她顿了顿，又说，那我就背一下吧！于是，“帝高阳之苗裔兮，联皇考曰伯庸……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很难形容那短暂又漫长的十分钟。我目瞪口呆看着她，她目光漫漫地望着窗外，《离骚》从她唇边汩汩淌出。当时我并不确定她在唱诵什么，但那一刻，中文课最难避免的作者生平、时代背景、创作意图，这一切的一切，都脱落了，只有一首歌，我并不确知内容的歌，一波一波，在我身边围绕飞舞，起起伏伏。那些有诗有歌的下午啊……

邓老师从不讲家事，但她的家事八卦还是在学生中流传。我都毕业了，还能听到些风声。发生了些不开心的事，她得了重度抑郁症。之后，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些事，她离开了我的母校，丈夫又跟随她回了南方。再后来就是2012年，她去世第二天，一位大学同学在QQ群里说：邓老师自杀了。

有个同学问：邓红梅是谁？我有点惊讶，这么精彩的老师，也会被遗忘么？我说，那个能背《离骚》的老师啊。那位现在做高中语文老师的同学，仍没想起来她是谁。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我呢，也只是无数听过邓老师课的学生之一，跟她从来没有课下的互动交流，自然从未当面表达对她的课的喜爱及对她的感激。私下里经常跟几位爱好古典诗歌的同学谈起，我们谈到她时敬爱的语气和激动的措辞，从来，也永远没法再让她知道。她在不在乎我们这些学生的幼稚的评价？若知晓我们私底下这么爱戴她，她会莞尔一笑吗？

她让我第一次意识到，好的老师，会把美好的知识与诗意用她的方式让你体会到，而她并不一定非要是个谆谆的，或亲切的人。

对邓老师来说，我只是个“他人”，并不会给她留下什么印象，只是曾从她那里深深地受益过。在她去世的这一年里，我经历着自己的悲欢喜乐。但我由衷地希望，邓老师的灵魂能永恒不灭，在光明的地方，永远吟唱她所爱的诗与歌。

我们是怎样失去爱的

布衣_北京

我大舅是一个不出名的作家，尽管他一生都在渴求成名。

他走的那天，与某位国学大师逝世同日。来不及收拾悲伤的心情，我便匆匆踏上了采写之路。包里，全是黑衣服。说不清我这样做，是为易于采访，表示对大师的礼节性悼念，还是为了我大舅。他是这个家中，第一个教会我恨的人。恨，贯穿了他的整个生命。

在他生前最后一本书中，如此写道：习这元，笔名野草，湖南益阳桃江县习家湾人。1940年5月15日生。1957年4月29日晨，因报告“反动标语”反被关押，从而导致学校开除、乞讨、流浪、收容、少管、获刑五年。于是，心中生成许多欲言难言的愤懑和痛苦，并立志写出来。于是，又因文字获罪，关押三年，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通过家人对往事的点滴讲述，大致可勾勒当日，革命的洪流将做教书匠的外公外婆打翻在地，使他们沦为众人唾面的臭老九。为了生存，大舅出来后拖过板车，眼见他的二弟靠卖血过活，更小的弟妹不得不挨个辍学，上山下乡。贫穷，没有前途，人活得像狗。活着，迄今都是这个家族的精神桎梏。

然而，这还不是最坏的厄运。直到他被自己的母亲揭发，被人搜出满是愤笔质疑的书稿，之后，等待他的是十年的大狱生涯。他写道：狱中，“曾因不认罪服法，关禁闭两次、记大过处分两次，警告处分一次……”

“那时，轮番折磨逼问她，她也没有办法。”大舅从没怨过外婆，特别是知道她曾自杀过以后。但是，监狱生涯让他对世间亲情感觉冷漠。唯有一次，酒后，他重温旧日的诗句，说起被捕的前夜，他在汉口六渡桥头，约会美丽的女友。

1979年，刑期满后，大舅仍扣着“反革命”帽子，在沙市劳改农场娶了当地女子为妻。摘帽后，他们才分到市内一家帽厂。在工厂，他以在监狱里修炼而成的“生存之道”，很快博得民心，将整他的厂党委书记撂倒在地。在市井，以对人性幽暗处的洞若观火，他曾迅猛出刀，冲向对他叫嚣勒索的泼皮无赖。

多年以后我才理解，为何大舅早年笔下多是骗子大盗、奇侠怪客。如果写作是他的江湖，恨即是一把剑，上面凝聚了戾气，他要快意恩仇。

我还知道，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一篇中篇小说发表后，他迫不及待打电话给前女友，撂下一句：我还活着。

到了20世纪90年代，国营工厂纷纷倒闭。大舅成了社会中人，他卖过猪肉，开过书店。文学又化作一代人的梦，他却奋笔不辍，只是兴趣转移。

我忘不了，他每天下午靠在躺椅上，收听“美国之音”时的聚精会神。忘不了他一心钻研明史，对君臣，乃至后宫妃子的心机细致揣度。眼光闪烁中，他像个自得其乐的盗墓者，一心掘取想象的宝藏，扩充他的能量。

最后，大舅在一家民营企业落脚，做了老板身边的“幕僚军师”。这时，他已年过六旬。他要彻底放纵：与妻子离婚，女人、酒桌、牌桌使他流连忘返。他教人要快乐，而我感到他与其说快乐，不如说是狠狠地泄愤。

他的自传体小说《秋千上的岁月》出版后，他大声对我妈嚷嚷：“我总算出一口恶气。”我却看都没看，直接将它塞进柜里。那时，我正恶补知识结构、逻辑思维，对“跳不出自己局限的人”抱有可笑的骄傲。更自私的是，我不愿被书中的情绪裹挟。我就这样抛弃了我大舅，直到他的死讯传来。

写大师，大师解读儒释道。孔子尝曰：“不迁怒，不贰过。”《金刚经》亦云：“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即是菩萨。”可试问，世间谁能真正做到？

大舅早已离开他的牢笼，却永远锁在他设定的“相”中。即像若干年前，他反剪双手，形象地比拟，“在牢里，有一人长年这样手铐脚镣。别人都说莫开锁，不然他马上没命。”

没有恨，他也没有了命。他犹如笼中困兽，不断向牢笼制造者嘶吼。殊不知他已染其精髓：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一夜，我第一次翻开大舅的书，望着扉页上熟悉的笔迹——“赠给我的外甥女”，突然泪如泉涌，号啕大哭。我开始明白，我们是怎样失去爱的。

跋　很多消息经过我们

施雨华

三年前的元旦，早晨一开手机就收到同事的短信：“史铁生去世了。”又说：“很多人是从读他的《我与地坛》开始思考死亡的。”

这是一个我特别想亲近，列在那年约访名单上的人——虽然知道他极少接受采访——在他60岁生日的前几天，就这么走了。

一直惦念2001年史铁生过完50岁生日后和陈村的那场对谈——后来以《我在哪里活着》为名登在《收获》杂志上。两位作家已到知天命之年，很自然就谈到对生和死的看法。

在对谈时，史铁生很有些惊人之语，比如，“死从我们生下来就在那儿惦记着我们”。他渐渐对生命有了一种镇定感，“这死就一点没什么可说的，没有什么可怕的。只不过当时有一惊而已，就像是你从椅子上摔到地上，你也会吓一跳。我看也就这么回事”。但他也承认，和陈村一样，对死亡的思考，“只是你的很小一段时间里的玄思。你还是要在你的人间里头生活”。陈村说：“我平时的生存状态是回避这样的事的。我想大多数人也是回避的。”

所谓“这样的事”，大概是指生命的无常、个人的有限。时时直面这样的命题，生活是不堪忍受的，多数人回避“这样的事”，因为还要“在人间里头生活”。然而即使你不去想，它依然会不期而至。人这一生要目击、耳闻、亲尝多少死亡的消息？或许经历这些你也会有“一惊”——惊讶于它们对庸碌却安定的日常的打断，惊讶于它们陌生却真切的生命质感。

细想之下，“逝者”的表现是令人吃惊的。这个栏目从《南方人物周刊》创刊延续至今，和我们一起走过了10年的光阴。当初，我们认定逝者也是“人物”之一类，现在，我们仍然这么想。有时我甚至觉得这是杂志最具有民主精神的栏目之一：逝者褪去了世俗的标签而回归平等，对他们的记录也是如此。

三年前第一次将栏目的文字结集时，我担心过是否会因为反复讲述同一个主题而令人生倦。但重读的感受并非如此，反而像是想起一些朋友告诉我的往事，陪伴他们重新走过一段旅程。现在，这个栏目第二次结集，应当归功于翁倩、白伟志两位同事，因为我已经由编者变为读者。这本小书收录了普通人对个人生命史中消逝者的追忆，在两千字的旅行中，他们试图接近一个人的死亡，同时向我们传递一个人曾经活过的消息。

人是愿意袒露心声的，只要你懂得去聆听。有时会想，给一个人拍纪录片，让他讲述自己的一生，讲述他对个人命运以及时代潮流的理解，想起什么就说什么，他能说出多少话来呢？而他能说1个小时还是10个小时，能拍1集还是5集，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显露出这个生命的密度？

就像英国的系列纪录片《人生七年》，导演挑选了14个7岁的孩子，每隔7年跟拍一次，拍到2012年那集他们已经56岁。在那两个小时中，观看14个真实生命经历巨大起伏落差，大喜，大悲，归于平静，或近于疯癫。也许你会觉得，这14个人的命运，也是你可能的命运。

我们所需要做的，不过是准备一种开放的心境，让各种消息经过我们。

就像史铁生说的，人类的基因谱系，“不见得是一个一个单个儿写的，很可能是所有的人搁在一块儿，你只是其中的一个段落，你这段落孤立起来看可能没什么大意义，你可能跟其他人的基因谱系放在一块儿看是一篇文章，是一个乐谱”。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可作如是观；追忆者和被追忆者，也可作如是观。理解他人可能引向更深地理解自我。

再借他一个比喻，人的一生也许就像下围棋，那么，生命终局近似无数的棋子最后围起来的那个“空”。黑子白子，一手好棋一手坏棋，就像人生或好或坏的经历。我们一边下棋，一边看别人下棋。当别人的棋局接近终了时，我们应该有耐心陪他“复盘”，看看他如何经历这局棋，甚至由此而改变个人棋局的下法也未可知。

对生命感恩，就是既然棋局开始了，就要努力下好，围出一个意味充实的空来。

2014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