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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活下去，并且要记住

- 作者：〔俄〕瓦·拉斯普京

- 译者：吟馨　慧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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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序

瓦连京·拉斯普京的名字在俄罗斯几乎家喻户晓，中国读者对这个名字也并不陌生，2007年3月，为祝贺拉斯普京70寿辰，俄罗斯总统普京向这位两度荣获苏联国家奖的俄罗斯作家颁发了“对祖国的贡献”三级勋章，以表彰他长期以来的文学创作活动和为俄罗斯文学的发展作出的贡献。拍摄过《日瓦戈医生》的俄罗斯著名导演亚历山大·普罗什金将曾多次在莫斯科各大剧院上演，但从未被搬上过银幕的作家的代表作《活下去，并且要记住》拍摄成电影，这无疑给拉斯普京的70岁生日送上了又一份厚礼。

瓦连京·格里戈里耶维奇·拉斯普京1937年出生于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一个农民家庭，1959年毕业于伊尔库茨克大学历史语文系，后在当地几家报社担任编辑。1961年拉斯普京在西伯利亚的文艺丛刊《安加拉河》上首次发表处女作《我忘了问廖什卡》，1967中篇小说《为玛丽娅借钱》的问世使拉斯普京一举成名，1974年发表的代表作《活下去，并且要记住》为作者赢得了1977年苏联国家奖文化与艺术类大奖。此外，《最后的期限》（1970）、《别了，马焦拉》（1976）等作品也曾引起评论界的普遍关注。1985年出版的小说《火灾》于两年后再次荣获苏联国家奖文化与艺术类大奖，从而确立了他在俄罗斯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并使他在国际上也声誉鹊起。正如俄罗斯著名作家扎雷金所说：“瓦连京·拉斯普京几乎没有起跑，一下子就作为一个真正的语言大师进入了我们的文学”。进入21世纪后拉斯普京又先后获得了索尔仁尼琴奖、陀思妥耶夫斯基奖、文化与艺术领域俄罗斯政府奖、中国授予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阿克萨科夫俄罗斯文学奖、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奖和勋章、国际统一斯拉夫民族基金奖等。

《活下去，并且要记住》描写的是卫国战争结束前后西伯利亚农村的生活，讲述了一个逃兵的故事，但是作者所关注的是人的灵魂和道德倾向问题，是拉斯普京对伦理道德问题的又一次探索。书名本身就告诉我们：书中所讲的一切应该成为人们生活中永恒的教训。这是一部别具一格的战争题材小说，在这部20万字的作品中，看不到战争血腥场面的描写，闻不到硝烟的气味，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主人公是一个令人感到可悲可叹的逃兵的形象。在一般人的眼里，逃兵一定是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的胆小鬼，是应该受到世人唾弃的可耻的叛徒、败类，而拉斯普京笔下的逃兵却并非存心背叛祖国，诸多外界因素是促使他心理扭曲，一步步成为逃兵的催化剂。卫国战争开战没几天安德烈就应征入伍。在前线的三年里，安德烈参加过夜袭，抓过“舌头”，也冲锋陷阵过。他受到大家的器重，被公认为是最可靠的战友。安德烈屡次负伤，又屡次重返前线，应该说他是有献身精神的，这样的年轻战士是不错的，不能被视为懦夫。然而，人皆血肉之躯，爱情、亲情、乡情是人之常情，在战斗中拼杀了四年的安德烈和许许多多普通人一样，厌倦打仗，害怕孤独，思念家乡，惦记亲人，渴望和平，企盼幸福。最后一次负伤后，安德烈因胸部两次开刀取弹片，伤口长期无法愈合，在新西伯利亚的军医院里躺了近三个月。眼看战争就要结束，他以为已经熬出了头，苦尽甘来，出院后会放他几天假回去看看。

“他的整个身心——直到最后一滴血、最后一个念头——都做好了准备去同父母亲、妻子纳斯焦娜等亲人会面。全靠这一点，他才活下来，恢复了健康，他一心想着回家，只想回家。……他只要在家里待上一天，——真的只要一天，让心灵平静一下，然后他又会心甘情愿去干随便什么事情的。”

可是当出院的时刻终于来临的时候，安德烈却接到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命令：回部队去。他想不通，到处去找军医评理，发脾气，结果都无济于事。人家硬给他穿上军装，强迫他上战场，他觉得医院里的首长像冥府的暴君一样冷漠专横，凡人是奈何他不得的。家乡就在附近，他无论如何也得回去一趟；可是他又害怕这会使自己受到军纪、国法的制裁。他在车站上徘徊了很久，放过了一班又一班列车，竟在当地滞留了一个月。这样他已没有回头路可走，只有回自己的家。他躲躲藏藏，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安加拉河的彼岸，在靠近小河边的一间过冬小屋里隐匿起来。为了同亲人团聚，他抛弃了公民的义务、做人的尊严，整天提心吊胆，心里矛盾重重，精神颓丧，过着虽生犹死的生活。作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脸谱化的活生生的普通人形象。

相比之下，纳斯焦娜是作者用心灵去赞美的一个闪光的形象，她是俄罗斯妇女勤劳、善良、温和、忍耐、谦恭和自我牺牲这种植根于传统生活方式的传统人格的一系列形象中最典型的代表。此外，这一形象还兼具独特的时代特征，即苏维埃人所特有的或那个时代所极力弘扬的道德纯洁感以及强烈的公民责任感。作者通过这一丰满、感人的形象，表达了自己的道德理想。女主人公纳斯焦娜脾气随和，干活勤快，安德烈一家对她的唯一不满就是她婚后多年不育，纳斯焦娜也因此而感到自卑，整天忍气吞声。四年守寡一般的生活使她更加渴望与丈夫团聚，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她认为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是妻子的天职。当她发现丈夫逃回来之后，虽然在妻子的本分和公民的义务之间彷徨过，但最终还是宁愿背负着心灵的重压，一次次同丈夫相会，为他送去生活必需品。当她得知自己怀孕后，马上把这个喜讯告诉了丈夫，安德烈听后非常兴奋。然而纳斯焦娜却没有光想着幸福，虽说这是老天爷对她开恩，赐给了她这份幸福，让她也能像其他女人一样成为母亲，挺起腰杆子做人，但是这幸福却来得太不是时候了。她虽然有丈夫，却已经四年光景没有同丈夫生活在一起，这是村里人都看得见的事实。安分守己的纳斯焦娜从来也没有跟任何其他男人有染，她不愿因怀孕而毁了自己的清白，但又舍不得放弃来之不易的幸福。她感到进退两难，来找丈夫商量，安德烈想不出两全的办法，只知道让妻子无论如何一定要生下孩子，纳斯焦娜只好听天由命。她天真地以为，一旦发现她怀了孕，大家决不会见死不救的。可是，没多久就被婆婆看出了破绽，她不知道儿子就在附近，认定媳妇准是找了个野男人才搞大了肚子，一气之下把纳斯焦娜撵出了家门，纳斯焦娜只好住到女友家去。公公却猜到是儿子回来了，他也十分想见儿子，几次盘问媳妇，可是纳斯焦娜不愿违背诺言，说出真相。当普天同庆战争胜利的时候，纳斯焦娜却因被人跟踪，走投无路，怀着羞愧和绝望的复杂情感“小心翼翼地越过船侧……”，“她疲倦了。人们难以想像她是多么疲倦，多么希望休息啊！”

我们不禁要问：安德烈夫妇的悲剧缘何而来？假设安德烈在考虑个人安危时稍稍替别人想想，稍稍承担一些家庭的责任；假设纳斯焦娜在作出自我奉献的时候稍稍留一点私心，稍稍为自己将来的幸福考虑考虑，或许这悲剧就不会发生了。安德烈的不人道也好，纳斯焦娜的一味迁就也好，其实反映的是他们各自人性的悲哀，一个过于自私，一个过于懦弱。如果说，征战多年的安德烈从医院逃回家中会妻子这件事情可以理解，值得同情的话，那么当他知道妻子怀孕、战争已经结束后，依然迟迟不敢站出来，就是他人格的缺陷、灵魂的丑恶了，就这一点来说，他可以被看做逃兵，一个逃避责任心的逃兵。当然，他不会因此而受到法律制裁，但他的良心将会一辈子受到谴责，一辈子得不到安宁。正因为安德烈没有担当起一个男子汉、一个丈夫义不容辞的责任，才把纳斯焦娜推上了绝路，同时也断送了自己的幸福，酿成了人生的悲剧。而安德烈的悲剧归根结底在于他摆错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位置，在于他走上了背离人民的道路，这样的人必将遭到社会的抛弃。当然，酿成悲剧的罪魁祸首是战争，《活下去，并且要记住》是一份对战争的控诉书，控诉战争带来的灾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以及比死亡更可怕的一切，战争剥夺人的情感和愿望，战争毁灭人的道德和意志，战争摧残人性、使人堕落。作者写这本书的本意是要告诉他同时代活下来的人们以及一代又一代后人，要记住战争的教训、战争带来的不幸，不要让悲剧重演。与此同时，作品也告戒我们，无论在什么年代都要时刻牢记公民的义务、家庭的责任，记住前辈留下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的精神财富，记住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关心、互相信赖。

拉斯普京的创作源泉主要来自西伯利亚农村生活，他被称为俄罗斯“农村散文”的重要代表，但是他不仅限于描写农村的日常生活，他首先是进行道德探索的作家，他是一位良心感特别强的作家，对他来说，“真话”、“公正”同生活是不可分离的。他十分关注俄罗斯社会的种种矛盾，认为是不公平的社会现实造成了人的精神堕落和道德沦丧，深刻的主题、朴素的语言和充满激情的时尚的声音使作者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人民的良知和人民意识的代言人。《活下去，并且要记住》充满了人道主义关怀和崇高的道德诉求，它以细腻的心理刻画、清新的笔触以及富于哲理性的抒情插话，使作品道德探索的主题得到了深化，这也是拉斯普京一贯的创作风格，从中可领略作家精深的艺术功力。小说1974年先由《我们同时代人》杂志连载，后出单行本，小说发表后曾在苏联文学界、评论界产生过极大反响，引起了激烈争论，有一种意见认为：这部小说塑造了“一个消极的形象——逃兵形象”，但这种意见很快就遭到围攻和批驳，并且在报刊上绝迹，代之而起的是舆论界对这部小说的赞赏和褒扬，大家一致认为，小说“以高度的戏剧性描绘了生活中的两大力量——生与死——的搏斗”，从而塑造了一个丰满、感人的俄罗斯女性的光辉形象，小说的主题是歌颂崇高的道德和公民的责任，是谴责个人主义，是一部歌颂人道主义的力作，成为70年代苏联最为畅销的书籍之一，已经在许多国家翻译出版，作家本人也因此而成为俄罗斯最优秀也最具知名度的作家之一，1977年荣获苏联文学最高奖苏联国家奖金。1978年苏联刊载文学作品的主要杂志《小说报》重新发表这部小说时，在前言中称它是“几十年来苏联文学中的一部杰作”。而《文学的俄罗斯报》则更进一层，说：“这部作品由于其深刻的人道主义内容贯穿了人民的思想，保证了它必将垂诸久远。”

上海译文出版社曾于1979年作为内部读物出版过本书的中译本，后因故一直未能重版，2003年译文社在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的协助下购得了独家版权，本书得以重新出版。2006年5月拉斯普京作为俄罗斯作家代表团成员访问了上海作协，我应邀参加了作协举办的欢迎会，把译文社2004年出的该书中译本赠送给了作家并和作家本人合了影。去年的俄罗斯旅游我来到了伊尔库茨克，看到了拉斯普京积极参与保护的贝加尔湖和书中描写的安加拉河，感受到如女主人公纳斯焦娜一样的美丽清纯。前不久在湖南卫视热播的反腐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在最后几集中提到了拉斯普京的这部名著，是的，活下去，并且要记住，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的，铭记历史就能够避免悲剧重演，铭记历史就能够面向未来。在构筑和谐社会的今天，这部歌颂人道主义的力作必将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并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成为世界文坛永恒的经典。顺便介绍一下，本书译者吟馨即丰一吟（丰子恺小女儿）、张继馨，慧梅即陈慧珍、严梅珍，四人均为年愈古稀的俄罗斯文学爱好者，长期从事俄罗斯文学翻译、编辑工作，译笔纯熟精到，译文虽出自四人之手，但风格一致，丝毫看不出衔接的痕迹，可谓上乘之作。译者之一严梅珍老师已于2008年去世，本书的再版希望能告慰她的在天之灵。

吴健平

2017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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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的最后一个年头——一九四五年年初的冬天，这一带气候不太冷。不过到了主显节[1]，严寒还是占了上风，温度照例降到零下四十度以下。经过一星期的天寒地冻之后，霜花从树木上掉落，树林完全失去了生气，满地的雪踩上去咔嚓咔嚓直响，松散得好似细沙，空气变得如此的凛冽，仿佛一碰就要碎裂似的，早晨往往连喘气也感到困难。但接着就回暖了一次，后来又回暖了一次，于是在空旷的地方，雪面上很早就结起了一层坚硬的冰凌。

在这严寒的日子里，安加拉河畔古西科夫家下坡的菜园子内靠近河边的澡堂里发生了失窃事件：米赫伊奇·古西科夫的一把精制老货木工斧头不见了。他家历来凡是有东西生怕外人看到，总是藏在炉子边一块没有钉死的地板底下。古西科夫老头清楚地记得，头天他用这把斧头剁过烟草后，仍把它藏回到了那里。可第二天发现斧头不见了。到处都找不到，无影无踪。米赫伊奇在澡堂里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搜索了一遍，结果发现失窃的原来还不仅是一把斧头，有人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家，竟从搁板上顺手牵羊拿走了整整一半自种烟叶，而且还贪得无厌地带走了搁在更衣室里的猎用旧滑雪板。这下古西科夫老头可明白了：小偷是外地来的，他的斧头再也没有指望找到了，因为本村的人何必拿走滑雪板呢。

纳斯焦娜得悉失窃的消息时已是晚上，收工以后。米赫伊奇一整天都无法平静下来，在这种兵荒马乱的年头，叫他上哪里再弄这样一把斧头呢？什么样的斧头也弄不到，何况这样一把，它像小玩意儿一样，又轻，又锋利，正合手。纳斯焦娜听见公公大发雷霆，没精打采地想：为了一件铁器，就值得那么心痛吗，其实家里早就弄得乱七八糟了。只是等到纳斯焦娜躺到床上，舒展的身子在昏昏入睡之前感到微微酸痛的时候，她的心头才猛地一震，忽然想到：如果是外人，怎么会想到看看地板底下有什么东西呢？她差一点被这无意中偶然想到的念头憋得喘不过气来，睡意立即烟消云散，于是她睁大眼睛在黑暗中躺了很久，一动也不敢动，生怕向谁暴露了自己这可怕的猜测。她时而把这猜测从自己头脑中驱赶掉，时而又把它的纤细的、断断续续的头绪重新收回来。

这一夜纳斯焦娜没有睡好，早上，天蒙蒙亮，她就决定亲自去澡堂看看。她不走那条在雪地里踏出来的通过牛犊栏的小路，而是穿过村里的一条冷僻的小巷，往下走到安加拉河边，再向右一拐，就望见了耸立在峭岸上木栅后面的澡堂屋顶。纳斯焦娜在峭岸下站了一会，然后小心翼翼地踏着结冰的台阶，登上峭岸，为了免得栅栏门嘎嘎作响，她从围栅上爬了过去。她不敢马上走进澡堂，在门前踌躇了好一会，这才伸出手去，轻轻地拉那扇矮门。可是门给冻牢了，纳斯焦娜用尽力气才拉了开来。这就是说，里面一个人也没有，其实也不可能有人。澡堂里很暗，一扇开向安加拉河的朝西的小窗子里刚刚开始出现暗淡微弱的晨光。纳斯焦娜在窗旁的墙边凳上坐下来，像野兽一般凭灵敏的嗅觉拼命嗅澡堂的空气，希望能闻到一些新出现的、生疏的、然而却是她当年闻惯了的气味，可是除了冻结的霉烂物所发出的有点刺鼻的辛辣味之外，其他什么也嗅不到。“我这傻瓜，尽胡思乱想，”她责备自己，于是站了起来，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想在这里发现些什么。

这天白天，纳斯焦娜把麦秸从打谷场运往集体农庄的院子里去时，每次走下山坡，就像着了魔似的，必定要向澡堂方向望望。她很恼火，想制止自己这样做，但是眼睛仍然一次又一次地盯住棱角突兀的昏黑的澡堂。麦秸得用铁叉从雪底下挖出来，再抛到雪橇上去。运过三趟以后，干任何活儿都能耐劳的纳斯焦娜就已疲惫不堪，难以支撑了。昨晚失眠显然对这也有影响。所以到了晚上，纳斯焦娜一吃完饭，人就像死了一样瘫倒在床上。也不知是夜里做梦得到了启示，睡了一觉又忘了呢，还是醒后才想出来的主意，总之，她醒来后，已经明确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她在粮仓里挑了一只最大的圆面包，用一块干净的麻布包起来，悄悄地拿到澡堂里，放在劈对澡堂门的墙边凳上。她在澡堂里又坐了一会儿，掂量一下自己神志是否清醒，然后像祝祷似的悄悄叹口气，掩上门，走了。

此后接连两个早晨，纳斯焦娜都去澡堂察看，谁也没有来碰过这只圆面包。于是她又换了一只刚烤出来的，仍旧放在那个显眼的地方。她已经不再抱任何希望了，可是有一种使人不得安宁的、摆脱不掉的紧张心情迫使她继续去探索斧头的下落。外人是不可能猜到地板底下有一个秘密所在的。瞧，那块地板同其他的地板紧紧地排在一起，严严实实，就是在上面跳舞也不会松动。或许这秘密被某个人偷看了去？面包，面包应该揭示出这个人是谁，要抵挡面包的诱惑可不容易。

又过了两天，圆面包失踪了。纳斯焦娜发现圆面包已不在原处，大吃一惊。她呻吟着，瘫坐到墙边凳上，摇头叹息说：不，不可能。这不可能！大概是公公或者婆婆来过，看见这里有一只圆面包，就带回家去了。这就是全部答案。纳斯焦娜扑通一声跪到地板上，瞧，地上有面包屑。不，不是公公，也不是婆婆，而是另一个人。在炉子的冷却了的灰烬里，纳斯焦娜掏到了一个烟蒂。

从这一刻开始，她似乎神不守舍了，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接下去会怎么样？她料理好家务，到集体农庄去干活时，在人前虽能保持常态，但暗地里却不时四面惊顾，害怕身旁的每一个声音。她既然连在等什么都弄不清楚，自然就没耐心再等下去了。于是到了星期六，她就打起洗澡的主意来。谢苗诺芙娜说天气太冷，劝她作罢。可是纳斯焦娜坚持自己的主张，说水由她来拎，炉子由她来生，他们公婆二人只要等着洗澡。

其实洗澡的准备工作她很快就可做完，活儿并不繁重；但她故意拖拖拉拉。她劈松木柴时，掺了一半不易燃烧的桦木柴进去，炉子也比往常生得迟些。这一天很冷——严寒还刚刚开始缓和一些，——不过天气晴朗，没有一丝风。纳斯焦娜每次从安加拉河畔拎了水走上岸来时，都不由得要望望烟囱里的烟。桦木烧出来的黑烟，由于没有风而形成一根笔直的柱子，直往高空冒，老远都望得见。她烧了满满一大桶水，超过了需要量，洗净了地板和蒸浴床，然后略微堵上了烟道，这时已经暮色沉沉，她才去叫两位老人家，没忘记关照他们随身带些煤油去点灯。

她仿佛是在梦中，几乎是在摸索着走动，既不觉得紧张，也不感到一天工作的疲劳，然而一切都按计划做得一步不差。等两位老人家洗毕，她就收拾好内衣准备去洗澡。谢苗诺芙娜问她和谁一起去洗，她撒谎说和纳季卡一起去。往常纳斯焦娜总是约个女邻居共浴，免得望着自己赤裸裸的日益憔悴的身子感到伤心而泪水盈眶。但是今天她可不能带女伴。天还没有黑透，所以没有星光，纳斯焦娜摸黑来到澡堂，用破布从室内把小窗遮起来，然后脱掉衣服，草草地冲洗了一下，因为她所预测的那个时刻很可能过一会儿就要来到。

洗完澡，纳斯焦娜回到家里，在灯下对着镜子梳好头发，然后对两位老人家说，她要到纳季卡那里去坐一会儿，她装作的确和她一起洗过澡的样子。纳斯焦娜真的顺路到纳季卡那里去了一下，但是没有待多久，而且也没有任何事要找她，只是为了露露面。然后赶紧回到澡堂。她偷偷摸摸地走到门边，生怕来迟了一步。她先倾听一下里边有没有人，才小心翼翼地走进去。澡堂还没有冷却，为了不让自己出汗，纳斯焦娜在门坎上坐下来。如果有人来了，她可以及时站起来避开，而现在只剩下一件事，那就是等待。

从村子里传来最后的微弱的人声、狗吠声，然后一切都静息下来。安加拉河上偶尔传来冰面开裂的响声。澡堂呼呼地吐着汽，逐渐冷却下来。纳斯焦娜坐在一片黑暗里，只能勉强辨认出小窗。她呆然不动地坐着，觉得自己好像一只可怜巴巴的小动物。独自一个人深更半夜能在这儿干啥呢？她试图思考些什么，回忆些什么，可是办不到。本来生活在人们中间很容易办到的事，一个人在这里就休想办到了。

夜深了，门缝里吹进来的风越来越大，她只得移坐到墙边凳上去。

看来她还是打了个盹，因为她竟没有听见脚步声。门突然打开，有什么东西从她身边擦过，沙沙响着钻进了澡堂。纳斯焦娜给惊醒了，跳了起来。

“天哪！是谁，谁？”她大叫一声，吓得发呆了。

一个庞大的黑影在门口愣了一下，然后扑向纳斯焦娜。

“别作声，纳斯焦娜。是我，别作声。”

村里的狗喧嚷了一阵子，就安静下来。

[1]基督教节日，在1月19日。

2

阿塔曼村位于安加拉河的右岸，总共只有三十户人家，算不上一个村庄，只是个小小的居民点而已。这村子尽管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1]，却是孤守僻处，而且从战前开始就已逐渐萧条，如今已有五家农舍——都是牢固的木房，而不是破旧的棚屋——窗子钉死，人去屋空了。为什么许多村子在战时都人丁稀少，这是用不着解释的，全都出于同样的原因。可是人们，尤其是未及置备产业的那些年轻人，从阿塔曼村迁走却要推至更早的年代。他们被较兴旺的大村镇吸引过去，那里有发展的前途，而阿塔曼村却没有。这村子当年孤零零地建立在人烟稀少的地方，离开同岸最近的卡尔达村——也就是阿塔曼村所属的村苏维埃所在地——有二十多俄里[2]之遥。的确，安加拉河对岸的雷布纳亚村离阿塔曼村比较近些，可是雷布纳亚村总是与它下游的邻村保持联系，那里有村苏维埃，有商店，有首长，区中心也在那个方向，人们凡是有什么事要办，都到那里去，难得渡河到阿塔曼村来。阿塔曼村旁虽有带着种种消息的轮船噗噗驶过，可是有好多消息却从这个孤零零、灰溜溜地矗立在河岸上的村子旁边绕过去了。就连战争爆发的消息，这里也是到了第二天才得知的。

然而必须指出，这个村子的命运并非一向就是这样默默无闻的。阿塔曼这个村名是从另一个比它更响亮更吓人的名称——土匪村变来的。很久以前，这里的男人喜欢从事一种进账不多、但有利可图的行当：拦路抢劫来自勒拿河的淘金人。这村子的位置对于干这种行当太方便不过了：山岭延伸到这里，几乎与安加拉河紧紧相连，过路人即使想从一旁绕过村子也无路可走。不论愿意不愿意，非走到村道上来不可。于是这伙亡命之徒就在河边最狭窄的地段守候着勒拿河的淘金人——这村子的名声就此永远流传下来。本来口头上流传的“土匪村”这个名称被搬上了公文，但还在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前，乡公所里就有人觉得这名称不成体统，把它改成了“阿塔曼村”——既保留了村名原来的意义，听起来又不那么刺耳。可是这一带的人不知为什么不同意这样改名。过了许多年，直到今天，卡尔达、雷布纳亚和其他村里的老头儿们还不约而同地重复着同样的话：

“全村人都当土匪，却想把责任推到一个头目身上。不行，办不到。”

命运把纳斯焦娜从上安加拉河带到了阿塔曼村。在饥馑的一九三三年，十六岁的纳斯焦娜在伊尔库茨克近郊的家乡埋葬了母亲之后，为了活命，带着八岁的小妹妹卡季卡去安加拉河下游流浪，因为她听说那里的穷人境况要好些。她俩的父亲死得更早，还是在成立集体农庄的动荡的第一年就中冷枪死了，据说是做了替死鬼，原来要打死的是另一个人；至于是谁开的枪，始终没有查出来。就这样，两个女孩成了孤儿。整个夏天，纳斯焦娜和卡季卡辗转于各个村子，这儿挣一口饭，那儿讨一些施舍，——那是人们看在幼小可爱的卡季卡分上才给的。要不是有卡季卡，纳斯焦娜恐怕早就没命了。纳斯焦娜身体单薄得像一个影子：又长又瘦，手、脚和脑袋全都长得怪模怪样，而且脸上堆满了愁云。她代替母亲照顾着卡季卡。只是为了卡季卡，她才勉强支撑着，给人扛活，乞讨一口面包。

将近秋天的时候，姐妹俩好容易来到留季纳村，纳斯焦娜记得这儿住着她的姑妈。姑妈絮絮叨叨地埋怨了一阵，但还是收留了两个女孩。纳斯焦娜将息一番以后，就上集体农庄劳动，卡季卡则被送去上学。这时候日子开始好过一些：菜园能长出蔬菜了，庄稼熟了。饥饿这种病，只要有吃的东西，要治好它并不难。入冬前，纳斯焦娜就已渐渐恢复元气。第二年是个了不起的丰收年，在这种年成还吃不饱的话，那真是说不过去了。纳斯焦娜脸上过早出现的皱纹渐渐消失了，身体丰满了，面颊上泛起红晕，眼睛有神了。不久前的丑丫头出挑成一个标致的大姑娘。两年后，安德烈·古西科夫就在留季纳村遇上了她。安德烈虽说是个外乡人，却是个机灵、神气的小伙子，他是划着木筏到这个村子附近的蓄油池来运取燃料的。他俩很快就谈成功了。纳斯焦娜在姑妈家做帮工，过厌了弯腰曲背、为人作嫁的日子，这也是促使她答应下来的一个原因。安德烈把一桶桶燃料送到机器拖拉机站后，一刻也不耽误，立即坐轮船赶回，把纳斯焦娜带到自己的阿塔曼村去了。

纳斯焦娜急着嫁人，就像跳水一样迅速，不加过多的考虑。反正早晚总要嫁的，很少有人能绕过这一关，那又何必拖延呢？至于在异乡的新家庭里什么命运在等待着她，她没有很好地想过。结果，她从姑妈家的帮工变成了新家的帮工，只是换了一个家，家业大一些，要求更严厉些。古西科夫家饲养着两头母牛，还有绵羊、猪、家禽，一所大房子里只住三个人，纳斯焦娜住进来，才是第四个人。一家的重担立刻全都落到她肩上。谢苗诺芙娜早就盼着媳妇进门，好让自己老来享享清福，等到盼着了这一天，她却生了一场重病，两脚浮肿得厉害，行动困难，走路摇摇晃晃，像一只鸭子。可是这个家谢苗诺芙娜仍旧要当，家庭这个舵她已掌了一辈子，现在由另一双手来掌，她就看着不顺眼，觉得那双手既笨拙又懒惰，而这无非是因为那双手不是她自己的。她的性格实在是算不得温存：有时发起脾气来，不容对方辩解，有时恶狠狠地绷着脸，一句话也不说——只有纳斯焦娜那样忍耐力强的人，才能不同她顶撞，跟她闹翻。纳斯焦娜通常总是默不作声。她这种本领还是在她乞讨度日的那年夏天学会的，那时候，她带着卡季卡走遍了安加拉河畔的村子，任何人都可以无缘无故地骂她。当然，如果她是本地人，是阿塔曼村人，娘家就住在这里，遇事有人出来保护她，不让她受欺侮，那么婆家对她的态度也就不敢这样。但她是一个可怜的孤儿，不知从哪里来，带来的嫁妆只有随身穿的一条旧连衫裙，为了出去见人，穿的戴的还得由婆家给她张罗，这就是谢苗诺芙娜心中对媳妇根深蒂固的成见，每当她心头恼火时这种成见就给她火上加油。

不过，一年年下来，谢苗诺芙娜对纳斯焦娜逐渐习惯起来，埋怨的话越来越少了。她承认媳妇脾气随和，干活勤快。纳斯焦娜不但不耽误集体农庄的活儿，而且几乎把全部家务都包了下来。男人们只消准备木柴和储存干草。如果屋顶塌下来，自然也由他们去撑，至于到安加拉河边去拎水或者洗刷畜栏之类，则被认为是有失男人体面而不光彩的事。谢苗诺芙娜的病腿走不远，纳斯焦娜则忙得团团转，她已经成了家里不可缺少的人，因此婆婆也不得不软下心来。只有一件事，她不肯原谅纳斯焦娜，那就是她没有生孩子。她倒并没有责怪媳妇，因为她知道对任何一个女人来说，这是最痛的伤疤。但这件事她总是耿耿于怀，尤其因为她和米赫伊奇只剩下了安德烈一个孩子，既是老大，也是老二，又是老三，因为在他前面出世的两个女孩都没有活下来。

也正是因为不育，纳斯焦娜才不得不忍气吞声。她从童年时代就听说：肚子里生不出孩子的女人算不得完整的女人，只能算半个女人。纳斯焦娜没有料到自己会得这个毛病，轻率地嫁了人。虽然她婚前就知道做女人的出嫁后过的是什么日子，但仍为自己生活中这一巨大的转折感到高兴，直到过后才有点惋惜自己的处女时期太短暂了，这也是常有的事。安德烈一度和她相亲相爱，称她为心肝。最初他们根本不考虑生孩子的事，两人只是形影不离，享受着亲密无间的乐趣，这样也就心满意足了。孩子甚至会妨碍这幸福。可是到了后来，渐渐地，悄悄地，由于唯恐破坏了自古以来的家规，不知怎的产生了一种惶恐的心情。起初他们要避免的和为之担心的事，现在却开始期待着它了：会不会有呢？几个月过去了，一点动静也没有，于是期待发展成焦虑，进而又变为恐惧。只一年光景，安德烈对纳斯焦娜的态度就完全变了，吹毛求疵，粗声粗气，无缘无故就张口骂人，到后来索性学会了挥舞拳头。纳斯焦娜逆来顺受着，因为按俄罗斯人的风俗，女人一生中只有一次安排自己命运的机会，以后就得忍受临到头上的一切。况且纳斯焦娜认为这事应当归咎于她这方面。只有一次，安德烈在责备她时说了些实在不堪入耳的话，她才忍无可忍地回答说：他们两人当中，还不知原因在谁身上，——是她还是他，因为她还没有同别的男人试过。安德烈气得把她打了个半死。

到了战前最后一年，他们的日子过得倒比较和睦了，似乎两人又重新开始相互习惯起来。现在他们已经摸清楚了彼此的脾性，因此便屈服于一条古老的规律：做了夫妻，就得过下去。纳斯焦娜从安德烈那里得到的温存照例不多，不过他瞎胡闹的次数也显著地减少了。纳斯焦娜对此已很高兴，她想，两人都还年轻，迟早总会有个结果的。要不是发生了战争，大概已经得到了这样的结果。可是战争开始了，多少希望都成了泡影，岂止这一种呢。

开战没几天，安德烈就应征入伍。纳斯焦娜伤心痛哭，哭了一阵，平静下来了。遭此不幸的不是她一人，别的女人还得抚养孩子，比她更惨。出嫁以来的这些年里，她似乎还是第一次因自己未曾生育而感到欣慰。她其实不该抱怨命运，命运为她作出的安排很合理，命运早就预见到现在落到人们头上的灾难，所以预先安排好让她单独一个人熬受这次灾难。以后好日子来临，再生孩子也为时不晚。但愿安德烈能回来就好了。在烽火连天的日子里，她全靠这一指望活着，在前途未卜的可怕年月里，她始终存着这一指望。

安德烈打仗一直很顺利，但到一九四四年夏天，他突然失踪了。过了两个月之后，才收到他从新西伯利亚的军医院里寄来一封信，说是受了伤，伤愈后，会让他回家待几天的。纳斯焦娜起初打算到新西伯利亚去探望丈夫，但看到这句话，就打消了前去的念头。既然会让他回家，那最好在家里团圆——这就是他们两人本来的打算。但是安德烈估计错误了，深秋时节，他写来一封短信抱怨说：不行了，回家没指望了，医院要他出院，但是他得立刻返回前线。

于是又杳无音信了。

在圣诞节前，村苏维埃主席科诺瓦洛夫和麻脸的地段民警布尔达克（人们背后称他为“霸道客”）突然从卡尔达村驾临阿塔曼村。他们在安加拉河边掉转马头，直奔古西科夫家。纳斯焦娜不在家。

“你们的儿子有什么消息吗？”布尔达克像审讯似的厉声问米赫伊奇。

米赫伊奇把安德烈最后两封信给他看。布尔达克看了信，又让科诺瓦洛夫看了，然后藏进自己的衣袋里。

“他没有再来信吗？”

“没有，”惊慌失措的米赫伊奇终于醒悟过来。“他怎么啦？他在哪儿？”

“我们就是要弄清楚这件事：他在哪里？你们的安德烈·古西科夫下落不明。如果他告诉你们在哪里，你们就通知我们。明白吗？”

“明白了。”

米赫伊奇什么也不明白。他不明白，谢苗诺芙娜和纳斯焦娜也不明白。

可是在主显节的严寒日子里，古西科夫家澡堂地板底下秘洞中的一把斧头失踪了。

[1]“阿塔曼”在俄文里是“首领”、“头目”的意思。

[2]1俄里等于1.06公里。

3

“别作声，纳斯焦娜。是我，别作声。”

一双粗糙有力的手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按回到墙边凳上。由于疼痛和恐惧，纳斯焦娜呻吟起来。那人的嗓音嘶哑而难听，但腔调还是依旧，纳斯焦娜听出来是他。

“是你，安德烈？！天哪！你从哪里来？！”

“从那儿。别作声。你跟人讲起过我在这儿吗？”

“没有。我自己也不知道你在这儿。”

她在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脸，从遮掩住的小窗角落里透进的微光中，只看见眼前有一个蓬蓬松松、模模糊糊的庞大的黑影。他胸膛一起一伏，不时地大声透气，仿佛刚刚吃力地奔跑过一阵。纳斯焦娜觉得她自己也喘不过气来，因为尽管她有过预感，但这次会面毕竟来得太突然，而且会面后的最初几分钟、最初几句话就显得鬼鬼祟祟，让人提心吊胆。

他终于放开了手，略微向后退去，但仍然用心慌意乱的、断断续续的声音问：

“有人找过我吗？”

“不久前民警陪着卡尔达村的科诺瓦洛夫来过。他们跟父亲谈了一阵。”

“父亲、母亲猜到我回来了吗？”

“没有。父亲以为斧头是叫陌生人偷走的。”

“那么你却猜着了？”

她没来得及回答。

“面包是你拿来的吗？”

“是我。”

他沉默了一会儿。

“好啦，我们团圆了，纳斯焦娜。我是说，我们团圆了，”他以挑衅的语气重复一遍，似乎急切地想听听她如何作答。“真难相信，我现在是在自己的老婆身边。按理说，我不该来这儿，不该让任何人看见我，可是一个人是过不了冬的。你用面包把我招引来了。”他又用力地按住她的肩膀，按得她都疼了。“你总明白，我到这儿来干什么？你明白不明白？”

“我明白。”

“那该怎么样呢？”

“我不知道，”纳斯焦娜有气无力地摇摇头。“我不知道，安德烈，你别问啦。”

“别问啦……”他的呼吸又紧张急促起来。“我这就告诉你，纳斯焦娜。连一只狗都不应当知道我在这里。你要是说出去，我就打死你。打死你，我才不在乎哩。你给我记住这话。你哪怕跑到天涯海角我也会找到你。我现在干这种事决不会手软，决不会留情。”

“天哪！你在说些什么哪？！”

“我不想吓唬你，可你得记住我说的话。我不会再说第二遍了。我现在走投无路，只好在这一带，在你身边待着。我就是为了找你才来的。不找父亲，不找母亲，就找你。不论母亲、父亲，都不要让他们知道我的事……从今往后，只当没有我这个人。我失踪了。叫人在半路上打死了，火化了，连骨灰都扔掉了。我现在在你手里，就在你一个人手里。但如果你不愿意为这件事弄脏你的手，就马上把话讲讲清楚。”

“你干吗要折磨我？！”她唉声叹气地说。“难道我是外人？不是你的妻子？”

纳斯焦娜几乎已神志不清。她刚才所说的一切，所见所闻的一切，全都是在她处于一种昏昏沉沉、麻木不仁的状态中发生的；那时她的一切感觉都已麻木、僵化，她这个人仿佛已不是靠自己的，而是靠从外界接到她身上的供急救用的生命活着。在那种情况下，恐怖、痛苦、惊奇、醒悟都要过后才会来临，在神志清醒过来以前，她体内仅有一架冷静的、坚固的、几乎是毫无感情的机器在尽着保护她的职责。纳斯焦娜嘴里虽在答话，可她的神志却是恍惚的，她自己也不明白：在度过了随时可能传来噩耗的三年半的别离生活之后，在这种日子终于结束而出现了现在这种局面之后，她怎么会信口说出这些淡漠的、无关痛痒的话来？！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坐着一动也不动，其实应该有所表示，至少该先同丈夫拥抱一下，欢迎他，因为她几乎每一夜都怀着柔情蜜意冥想着和他重逢。应该有所表示……可是她却依旧坐着，像在做梦一样，只能如旁观者一般望着自己而无法控制自己的行动，于是只好眼睁睁等待梦境发展下去。就拿整个这次会面来说吧——深更半夜，偷偷摸摸，躲在澡堂里，根本看不清对方的脸，只能像盲人一样猜测对方的表情，痛苦地、几乎下意识地窃窃私语着，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夫妻重逢搞成这么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哪像是真事，倒像是使人难受的梦魇，只消天一亮，连这梦魇也要消失。像这样的会面不可能明天、后天、永远地延续下去，由此带来同样痛苦而不幸的一次次会面。

他用一只沉甸甸的、微微发抖的手，抚摩着纳斯焦娜的头。这是第一次近似爱抚的接触。纳斯焦娜哆嗦一下，缩紧身子，照旧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说些什么。他缩回了手，问：

“你们日子怎么过的？”

“盼你，”她说。

“盼着了。盼着——了。英雄战罢归来，欢迎吧，妻子，去夸耀吧，请客吧。”

这样的话题已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两人一下子都百感交集，心绪烦乱得好比一团乱麻堆在跟前，不管你从哪里下手去触动它，都太可怕了。他们沉默了很久，后来纳斯焦娜想了起来，就提出：

“你是不是要洗个澡？”

“是需要洗个澡，”他连忙表示同意，而且显得似乎很高兴的样子。“你是为了我才把澡堂烧暖的，我知道。说呀，是为了我吧？”

“是为了你。”

“我已经记不起来什么时候洗过澡了。”

他走到炉子边，伸手到大桶里搅了一下水。

“大概凉了吧？”她不由得问了一声。

“还可以。”

纳斯焦娜听见，他凭记忆在门边摸到了木制的挂衣架，把短皮袄挂了上去，然后在门槛边拉下毡靴，开始脱衣服。此后，隐约可辨的粗壮的身影便向纳斯焦娜走近来。

“怎么样，纳斯焦娜，我一个人对付不了。起来，给我擦擦背。”

他把她按倒在地板上。他的胡须触着纳斯焦娜的脸，不知为什么胡须里散发出熟羊皮的气味，她不由得时时把脸扭向一旁。一切进行得那么迅速，纳斯焦娜还没有来得及清醒过来，就已经披头散发地重新坐在遮没的小窗旁边的墙边凳上发愣了，在另一边墙边凳上，这个重又当了她丈夫的似曾相识的男人小心翼翼地嗤着鼻子，哗啦哗啦地往身上泼水。无论是慰藉或痛苦，她都没有体会到，只感觉到一点点茫茫然的惊奇和隐隐约约、莫名其妙的羞耻。

他洗好澡，开始穿衣服。

“我该给你带一套内衣来的，”纳斯焦娜说。她总是竭力使自己不显得见外，找些话来说说。

“什么内衣，见鬼去吧，”他回答。“听我告诉你，我急着要的是什么。明天你休息一下，睡个够，后天把我那支‘图尔卡’猎枪给我送到这里来，趁我还没给野兽吃掉。它还能使唤吗？”

“能。”

“这是少不了的。再就是火柴、盐、一只煮汤用的锅子。还该带些什么来，你自己看着办吧。到父亲那儿去拿些装弹筒用的弹药来，可别让他发觉。”

“关于猎枪的事，我怎么对他说呢？”

“我不知道。随你便。你想办法对付过去得了……再提醒你一下：不能让任何人疑心我回来了。不能让任何人疑心！我没有来过，这里没我这人。你一个人知道就够了……眼下得由你多少弄点吃的来养活我。等你给我拿了枪来，我自己就可以搞到肉了，可是面包是没法用枪打来的。后天我还要来，时间略微迟一点。你别早来，小心有人盯梢。今后你走路要小心谨慎，多留点神。”

他说话时语调镇静而平稳，他的口气在温暖的环境中显然软下来了，不过还是听得出焦虑不安和故作镇静。

“暖了身子，又洗了澡，还交了桃花运，跟自己的老婆亲热了一阵子。现在该走了。”

“你上哪儿去？”纳斯焦娜问。

他哼了一声：

“上哪儿……随便上哪儿。找亲兄弟去，找大灰狼去。那么，后天的事不会忘吧？”

“不会忘。”

“你先在这里等我，然后我们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好，我上路了。你稍微等一下，别马上出来。”

他窸窸窣窣地穿上了短皮袄，就不再作声了。

他走到门槛边时，突然问：

“我活着回来，你多少该觉得高兴吧？”

“高兴。”

“那么你并没有忘记我是你的什么人？”

“没有。”

“是什么人呢？”

“丈夫。”

“对啦，丈夫，”他强调一下，就出去了。

她不太理会他这句话的深意，因而突然寻思起来：果真是丈夫吗？她会不会是遇到了善于变形的妖精？在黑暗里难道看得清楚？据说妖精变了人，就是在大白天也没法和真人区别开来。她不会按规矩画十字，只得胡乱地画了一下，整篇的祈祷文也早已忘记，只得低声念了几句临时想起来的从小记得的祷文。她起了一个对丈夫不忠的念头：如果这确实是一个妖精，岂不更好？这念头使她愣住了。

4

安德烈·古西科夫心里明白：他的命运已经陷入绝境，没有出路了。前面虽然还有一条路，可是显然走不多远就要碰壁，而要走回头路，已经不可能……毫无希望了。安德烈想到他已经没有退路可走，就干脆不再患得患失地东想西想了。现在只有靠一种办法活下去，那就是听天由命。

在重返故乡的最初几天内，最使他烦恼的是回想起三年半以前他离开这儿到前线去的情景。从最初听到战争的消息，到抵达伊尔库茨克编成师团，总共两个星期光景。这段时期的情景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他面前，一切都历历在目，仿佛不过是昨天的事，这却使他感到不自在。他甚至还记得当初的心情，而这种心情现在似乎在重新感受：此刻他和当时一样感到惘然若失，前途渺茫，和当时一样不相信他所遭遇的一切，和当时一样感到愤恨、孤独、委屈，和当时一样感到恐惧，这是一种无情的、阴郁的、摆脱不了的恐惧——种种心情，直到刹那间的想法，都和当时一模一样，只有一个巨大的差别：现在这一切似乎翻了一个个儿，转了一个向。这从周围环境就能得到证实。瞧，他仍旧在原地方，在当初出征的地方，可是已经不在安加拉河右岸，而是在它的左岸；那时候是盛夏，而现在是隆冬；那时候他去打仗，而现在却回来了；那时候他和许多人浩浩荡荡地一起出发，现在却孑然一身偷偷地溜回故里。命运兜了一个大圈子，把他送回到老地方，可是死神和当时一样照旧直挺挺地站在他近旁，——不过这一回为了准确无误，死神从背后袭来，好让他无法逃走。总之，他现在过着倒退的、逆转的生活，不知道怎样跨出下一步。这一段生活结束之后，大概不可能再留下回忆了。

首批应征入伍的阿塔曼村的七个男人，其中包括安德烈，是乘着五辆轻便马车离开村子的。前往送行的人，人数与上前线的战士差不多相等。但安德烈在家里就同亲人道别了，他认为没有必要延长他们哀哭诉说的时间，而让自己陪着他们白白地伤心。既然不得不诀别，就干脆立即诀别；同样，他也希望什么时候（已经为期不远了）干脆立即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不愿去抱不切实际的空想。他在大门口同母亲、父亲、纳斯焦娜拥抱后，就跳上马车，催马动身；马车走动后，他一直克制着没有回头望，直到驶过了牧场，阿塔曼村消失在视野中了，他才勒住缰绳，等齐了其余的人，排成一列纵队前进。

他们在卡尔达村恰好赶上轮船，便乘船顺流而下，来到区中心，隔了一天，就是这艘轮船又往回走，把从全区征集来的一队人运往伊尔库茨克。清晨船过阿塔曼村。他们都不睡觉，等候着，离村很远就各自开始哇啦哇啦地叫唤，自己也不知道叫唤些什么，而且主要是不明白为什么要叫唤。安德烈却默不作声、气呼呼地望着村子，不知为什么，他已经不再抱怨战争，却怨恨起阿塔曼村来，认为阿塔曼村是迫使他背井离乡的祸根。他们终究还是达到了目的：村里有些人奔到岸边来，也用叫喊声回答他们，还挥动手帕和帽子，但轮船离岸很远，看不出是谁，也听不见叫喊些什么。安德烈似乎觉得，他在这些人中间看到了纳斯焦娜。但他不能断定是她。他恼火起来：何苦呢，何苦安排这么一次毫无必要的消遣？既然已道了别，该说的话也互相说了，这就行了，战争是无法挽回的。但如果他知道他当作纳斯焦娜的那个人确实是纳斯焦娜的话，恐怕心情会轻松些，现在之所以恼火，是由于无法确定是不是她。他由于阿塔曼村上留下来的一切，也就是他被迫与之分离并为之而去打仗的一切，心中生起了无名火，长时期来一直无法平息下去；正是这股无名火使他在当初暗自立下誓言，而且这些年来时刻把它记在心头，现在则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而使誓言得以实现了。当然他不是为了实现这一誓言才回来的，不是；但是此刻，从刚开始实现这誓言的时候起，就使人感到它不是一句空话，它似乎有一股诱人的、确凿可靠的力量，在冥冥之中帮助着安德烈。

轮船噗噗地逆流而上，行驶了三个昼夜，船上的人像一群乌合之众，嬉笑吵闹，拼命地苦中作乐，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这是最后几天自由而安全的日子了。但安德烈却一直孤守独处，他没有喝伏特加酒的习惯。他总是像木偶一样良久地站在甲板上，望着前方。此时正值盛夏，连日来烈日当空，安加拉河滚滚而下，汩汩的水声萦回不绝，熟悉的河岸、村子、岛屿不断地从两旁漂浮过去，消失在身后。安德烈一想到他可能是最后一次看见这一切，心里就难过。还不如走到下面的船舱里，去跟自己的同伴们待在一起的好，因为心里难过的不仅是他一个人。或者躺下去睡一觉，把头枕着背包，懵懵懂懂，忘怀一切，直到命令他们起来。可是他没有下舱去，而是继续望着前方，思索着，苦恼着，以烦闷和痛楚折磨着自己的心灵，为自己感到伤心，感到可怜。他越是望得长久，就越是清楚地、无法挽回地看到：安加拉河的河水向他迎面流来时，竟是那么平静而冷淡，对他根本漠不关心；河岸无动于衷地从他身旁不停地掠过，对他视若无睹，他一直在这一带地方生活，可是现在这一带地方却抛弃了他，而去迎接行将取代他的另一些人和另一种生活了。他感到恼火：何以如此迅速就变心了？他还没有走，还没有离开，可是关于他的过去和未来的一切却已被遗忘掉，埋葬掉了。这等于是在说：走吧，去死吧，对我们说来，你这个人已经完蛋了。难道真的完蛋了吗？他不同意，他激动地、以一种恶狠狠的固执的心情，出声地立下誓言：

“胡说！我会活下去的。你们把我埋葬得太早了。等着瞧吧：我会活下去。反正你们是跑不到哪儿去的，会看到我回来的。”

可是到了前线，他不再抱这样的希望。在最初几次交战中他就受了伤，幸而是轻伤，子弹打穿了他左腿的皮肉，一个月后，他就微微瘸着一条腿回部队了。那时候，逃生的念头显得毫无意义，不止他一人把这念头深深地隐藏起来，隐藏得有时连自己对自己也不愿承认究竟有没有这念头：务必要把这念头珍藏好，千万别亮出来，暴露到枪林弹雨下去。他在自己周围看到的死亡太多了，总觉得自己也难逃此劫：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后天，总会轮到。在这儿，在战场上，人们总是诧异那些过和平生活的人何以能无休无止地活下去。每当想起人会像树木或石头那样年复一年地过上好几十年和平生活，简直会觉得不可思议。时间在这里有另一种尺度。

安德烈·古西科夫长时期来一直是走运的，只有一回，他都快下火线了，却不小心遭到了轰炸，震伤得很厉害，爆炸的气浪完全震聋了他的耳朵，几乎有一个星期，他什么也听不见，后来才逐渐恢复听觉。这次震伤留下了可笑而苦恼的回忆：在医院里，他这聋子胃口大开，像野兽一样贪吃。他经常肚子饿，每时每刻都想吃东西；为了寻找食物，他时常遇到种种不愉快的事。他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以为别人也听不见他的声音，当他悄悄地溜进厨房去偷东西吃时，就被当场逮住了；而当他试图要求增加伙食定量的时候，那些正在康复的病人就故意逗他，拿他取乐，他却只好干瞪眼。

在三年之内，安德烈换了好几个部队：滑雪营，侦察连，榴弹炮连。这就使他有了种种经历：跟着坦克冲锋，猛扑德国机枪，滑雪夜袭，以及疲惫不堪地、长时间地、顽强地抓“舌头”。安德烈羡慕那些投身战场时就像上工一样镇静而随便的人，他可不习惯于战争，而且也无法习惯。然而他除了尽力适应战争外，也没有别的办法。他不冲到别人前头去，但也不躲在别人背后，——躲在别人背后，战友们立刻就会发现而给他厉害看。在“侦察搜索”中，当由五六个人组成的搜索小组扑向德国人的堑壕去时，一般是无法投机取巧的。在这种情况下，不胜即死，如果停顿一下，躲闪一下，就会既毁了自己，又毁了大家。在侦察兵当中，安德烈被认为是可靠的战友。就连最最勇敢的人也常常找他做搭档，以便互相掩护。打起仗来他倒是和大家一样，不比别人好，也不比别人差。士兵们所以器重他，是因为他力气大：他身材矮壮，筋骨强健，常常把被击昏了的或者顽抗的“舌头”驮到自己背上，轻快利索地背进己方的战壕里。

安德烈·古西科夫在滑雪营服役时，战场在莫斯科附近；春天他调任侦察兵，转战在斯摩棱斯克一带；他震伤以后，调到了炮兵连，驻地已经是在斯大林格勒了。而在这里，在远程炮兵部队里，我军已开始进攻，情况就轻松些了。

到1943年年初的冬天，眼看战争就要结束了。越是接近结束，越是希望活下去——这种希望已经不是怯生生的、暗地里的，而是公开的、提心吊胆的。他们这些从战争初期就开始打仗的人，经受了那么多风险，总算熬了过来，人人都愿意相信：命运必定会对他们另眼看待，网开一面。既然他们至今一直能避开死神，死神必定会放过他们。在这儿战场上，似乎有一种活命的考验期：活过来了，就可以活下去。有时，当战事平静，使人可以放下心来的时刻，安德烈就会满怀信心，认为以后不会再有厄运降临到他头上，他可以像现在一样不慌不忙、太太平平、一步步熬到苦尽甘来的、他为此已预先偿付了十倍代价的最后一天，到那天，就可宣布战争胜利结束，把大家送回家去了。可是这种幸福愉快的时刻消逝后，恐惧又不知不觉袭上心头：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怀着同样希望的人在他眼前死去，而且他明白，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刻，也还是有人会死的。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呢？还不是从活人中来，还不是从他，从别的人中间来的？这样，还有什么可指望的呢？安德烈被恐惧的心情所笼罩，认为自己前途凶多吉少，就小心翼翼地琢磨着要让自己受伤，当然不是击中要害的重伤，而是能把时间熬过去的轻伤。

可是在一九四四年夏天，他却受了重伤。有一次，炮兵连已经给大炮套上炮衣，准备转移，眼前忽然冲出几辆德国坦克，把安德烈给打伤了，伤得很厉害，他几乎一昼夜没有恢复知觉。等到清醒过来，确信自己还可以活下去，倒反而放心了：好了，打仗总算打到头了。以后就让别人去打吧。他偿付的代价够多了，他自己的一份已经如数付清。他不可能在短期内养好伤，等到以后痊愈了，一定会放他回家的。好了，不管是好是坏，反正命保住了。

安德烈·古西科夫在新西伯利亚的军医院里躺了将近三个月。胸部因两次开刀取弹片，伤口长时期没有愈合。家里为了接济他，寄来了一个包裹，后来又寄来一个。纳斯焦娜要求让她去医院探望，但他考虑后，认为没有必要花这笔旅费。反正不久后他自己就可以回家了。同病房的伤员都同意他的推测，因为伤员往往猜得到：出院后，哪些人就此复员回家，哪些人短期休假，哪些人重返前线。“会放你十来天假的，”他们很有把握地对安德烈说，“不会再少。”你们等着吧。等着吧，纳斯焦娜！他现在简直不能相信，他过去竟会为了些鸡毛蒜皮的事欺侮她。现在对他来说，全世界没有比纳斯焦娜更好的女人了。等他回家后，他们准会好好地过日子，——而且好得出乎人们的意料！战争结束后，大家都可以迎接另一种生活，另一个世界，——大家，而尤其是他们俩。战前，他们俩什么也不懂，虽然在一起过日子，却不好好珍惜，也不相互爱恋，——难道能这样生活吗？！

可是到了十一月，当出院的时刻——这个他所焦急地盼望着的、差点儿为此舔自己伤口的时刻，终于来到的时候，他接到了一个如同晴天霹雳般的命令：回部队去。不是回家去，而是回部队去。他原先很有把握，以为肯定可以回家了，因此听到这样的命令，怎么也想不通，他断定准是弄错了，就到处找军医评理，发脾气，大喊大叫。他们连听都不听他的。你还能打仗——就是这么回事，再也没有别的话了。人们强迫他出院，硬给他穿上军装，把服役证和伙食供给证塞到他手里。去吧，安德烈·古西科夫，赶上自己的炮兵连去，战争还没有结束呢。

战火依旧在燃烧。

他害怕上前线，但比这种害怕心情更强烈的是抱怨和愤恨，他怨恨不让他回家一趟就把他送回战场的一切。他的整个身心——直到最后一滴血、最后一个念头——都做好了准备去同父母亲、纳斯焦娜等亲人会面。全靠这一点，他才活下来，恢复了健康，他一心想着回家，只想回家。一个人在纵马疾驰时是不能掉转马头的，否则就会跌得粉身碎骨。一个人是不可能超越自我的。既然已经来到自己家乡附近，来到西伯利亚，怎么可以再叫他重新回到枪林弹雨中去送死呢？！难道这是正确的、公道的吗？他只要在家里待上一天，——真的只要一天，让心灵平静一下，然后他又会心甘情愿去干随便什么事情的。

他居然不让纳斯焦娜来看他——这不成了傻瓜吗？早知道这样，应该叫她赶在出院前来一趟。见上她一面，心里就会轻松些。她还可以给他送别。凡有人送别，性命就会保险得多，因为在人的命运里，似乎有一双眼睛在冥冥之中观察着他，在出征的时候，这双眼睛就会记住：这个战士有亲人可以回来团聚，还是没有。可是现在一切就像故意刁难似的，处处同他作对。今后如果再这样下去，他就不可能活在这世界上了，一上战场就会被打死。

他把医院里的首长比作冥府的暴君，凡人是奈何他不得的，就像不可能——比方说——制止暴风雨或者冰雹一样。只要主宰万物的上帝随随便便作出一个决定，别人就非照办不可。但他毕竟是个活人，为什么不把他放在眼里？固然，谁也没有向他许下任何诺言，是他自己骗了自己。可是，有人放回家去过，有的，他亲眼见过，知道有人放回去过，所以他怎么会不上当呢？！

难道真的就回部队去？家乡就在附近，近得很嘛。不管三七二十一，回家去。自己去把被剥夺的权利夺回来。他听说有人擅自行动过，也没有什么，对付过去了。可是万一对付不过去呢？要是对付不过去，那就自认倒霉吧。他又不是铁打的，已经打了三年多仗，还能打多久呢！

到了车站上，他放过了一班列车，后来又放过了第二班……心慌意乱，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拿不定主意，徒然浪费着时间，这使他更加恼火了。他凭伙食供给证去领口粮，在排队等候时，同一个快活的小个子坦克手攀谈起来，这人戴着头盔，拄着拐杖，右腿弯曲，裹着很厚的绑带。这坦克手要往东到赤塔去。

“你到哪儿去？”他问安德烈。

安德烈自己也没料到竟会回答：

“到伊尔库茨克去。”

“我们一块儿走，”坦克手很高兴。

就这样，在最后一刹那间，安德烈帮自己的新朋友上车后，自己也跟着跳上了东去的火车。听天由命吧。如果给抓住，他就说，他只是打算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去。然后溜往伊尔库茨克，他决定在两三天内打一个来回，——这没啥了不起，总有办法对付过去的。有时，安德烈对自己这样胆大妄为也感到犹豫不决起来，他甚至希望自己被抓住，给押送回去。可是偏偏在这种情况下倒又走运了，没有任何人拦阻他。火车跟往常一样挤得水泄不通，而且绝大部分乘客是强横的军人，要查问他们可不那么容易。

可是火车行驶了三昼夜以上才到达伊尔库茨克，安德烈这一吓非同小可。如果继续往前走，一天不够，两天也到不了，因为是冬天。要是中途折回呢，那当初又何必动这念头，何必伤脑筋，冒风险，不顾一切去蛮干，——这是想要向谁逞能呢？况且回部队去是不是太迟了呢？安德烈想起一九四二年春天他刚刚进侦察连时所目击的一次公开执行的枪决。全团在一片像田野一样宽阔的林中旷地上站好了队，然后押出两个人来：一个是故意枪伤自己以逃避战斗的人，吊着一条胳臂，是一个四十岁光景的阅历颇深的汉子；另一个则完全是个毛孩子，也是想溜回家去一趟，据说这人的村子离开驻地仅五十多俄里。一共只有五十多俄里。可是现在他安德烈却从那么远的地方跑到了这里。不行，不会得到宽恕的，不是进惩戒营就可以了结的。他不是毛孩子，应该明白自己在干什么。

他还记得士兵们带着何等憎恨嫌恶的表情望着故意枪伤自己的那个人。对男孩表示惋惜，对那人却不。“孬种！”他们说，“瞧这个孬种！想耍滑头欺骗大家。”

而他，安德烈，有哪一点比别人强？凭什么他们必须打仗，而他却可以逍遥自在地跑来跑去，——他们就会这样来评判他，就会凭这点给他定一个罪名。在战时，一个人无权支配自己的行动，可是他却自作主张地支配了，人们显然不会因此而姑息他的。

他在伊尔库茨克的车站上不知所措地来回徘徊，结果碰到了一个诡计多端、眼光锐利的女人，她同意留他宿夜，把他带到了远郊她自己的家里。安德烈虽然没有给她任何暗示，她却猜到了这个当兵的是个无处可以栖身的人，于是第二天早晨，就把他塞给了一个年纪已经不轻，然而外表整洁、身体肥胖、名叫塔尼亚的哑妇人。他呆若木鸡、提心吊胆地在塔尼亚那里坐了一整天，时刻准备跳起身来逃到什么地方去。第二天又这样坐了一天，后来就索性待下来不走了，他决定还是在这儿避一阵子风头再说，好让家里和前线完全不知道他的下落。

哑妇人塔尼亚在城郊尽头自己有一所木屋。她的职业是在医院里当清洁工。她一天跑两趟医院——清晨和晚上，下班总是带回来几块用破布裹着的面包片，以及一罐子稀饭或汤。此外，还有一点好处，就是用不着对她作任何解释，根本用不着同她讲话；真是太巧了，他碰到了这个被上帝剥夺了说话能力的女人，简直天从人愿，太合适不过了。要知道他甚至对自己也没有什么话可说。有时他会陷入一种昏昏沉沉的状态，弄不懂自己怎么会来到这里，来干什么，是什么把他引到这里来的；接着，他会忽然看到自己当初走向火车去的每一步路，看到当初自己在火车里度过的每一个小时，而且是那么真切，那么活灵活现，这使他心慌意乱，痛苦不堪。他至今还不能摆脱掉所发生的事，使自己恢复常态。有时，他长时间一动不动地坐着，脸上毫无表情，眼睛凝视着一点；有时则霍地一下站起来，大踏步走来走去，力图抑制压在心头的痛苦；小小的木屋被他沉重的脚步震得颤抖，可是他从这个角落跑到那个角落，跑来跑去，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他不知怎的一下子既厌恶自己，又怨恨自己，他心里很清楚，处在他目前这种状况下，还有无穷的麻烦事在等待着他。

而这种心情，更确切些说，这种自我感觉，这种对自己的态度，长时间一直困扰着他。

塔尼亚是一个罕见的温存体贴的女人。她丝毫没有因自己的聋哑病而苦恼，她不怨天尤人，也不落落寡合。安德烈在她家住了这么久，一次也没有看见她愁眉苦脸或者埋怨什么。她的脸上并无开心的神情，但是显得宁静而慈祥，随时准备微笑。聋哑病降临到她头上，似乎不是为了惩罚她，而是为了让她轻松。安德烈一开始就不能摆脱一种感觉，以为她是知道他的底细的。知道，而且怜惜他。同样，他还觉得，他出现在塔尼亚家里不是按他自己的意愿，而是有一只手在指点他，把他引导到这里来的。但引导他到这里来做什么昵？为了帮助他，还是为了不动声色、一步一步地毁灭他？

塔尼亚下班回来，拿出她那一罐罐、一包包东西，坐在安德烈对面，目不转睛地、好奇地高高兴兴看着他吃。他吃饱后，像对一个男人似的，轻轻地拍拍她的肩膀，表示感谢。她受到这种有点粗鲁的爱抚，感到幸福而慌张，便抓住他的一双手贴到自己面颊上，然后开始向他做手势，但他不理解。她着急了，十个指头忙个不停地比划着，他惶惑地摇摇头，转过脸去。于是，为了不使他难堪，她就放弃表白心迹的意图，歉疚地向他伸过一双手去。

渐渐地，塔尼亚总算教会了安德烈辨认她的许多手势。她为他示范这些手势时，就像教孩子讲话那样慈祥而耐心。但他却讨厌这种聋哑人的符号，尽可能回避。他不打算长住在这里。到了夜里，当塔尼亚紧紧偎依着他时，安德烈确确实实地感觉到自己听见她在有气无力地向他柔声絮语，频频地催促着——讲的就是所有的女人在这种场合下倾吐的话。他好奇地屏息静听，知道是自己的错觉，但仍然不能摆脱一种恶感，即认为塔尼亚不是聋哑人，那是她装出来的。

然而拿他自己来说，现在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何等样人。他身上的一切都挪动了，颠倒了，吊在半空中。本来只是想溜回家去几天的，结果却滞留于半途，进退维谷；想念的是纳斯焦娜，却来到了塔尼亚身旁。至于其余的事，那就压根儿不敢去想它了。想要收拾烂摊子——收拾不了；想要后悔——后悔莫及。

过了一个月，他已忍无可忍。哪怕去送死，也要往前走。深夜，趁塔尼亚在医院里做清洁工作时，他离开她逃跑了。现在他已没有回头路可走，只剩下一条路——回家。

离开伊尔库茨克后，就得用全副精神瞻前顾后地提防着。他白天不敢在沿途的村子里露面，——随时都可能遇见任何人。大白天，他就躲在远离村落的开垦地上、过冬的小屋里或者干草垛里，东张西望，看到每一个影子都害怕，一边闷声闷气地骂娘，他冻得直打寒战，咒骂自己，一边还低声骂娘。到了夜里，万籁俱寂的时候，他就飞快地赶路。幸好白昼很短，倏忽即逝。

终于在主显节前后的一个严寒之夜，他来到了阿塔曼村，在村头的高坡停下来，用困倦的、被积雪的光芒刺得疲惫不堪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各家各户白皑皑的屋顶。重返故乡他却没有产生任何感情，——没有心情来体会了。他略微站了一会儿，就下到河边，——从这里峭岸下望不见村子，他踏着安加拉河上结的冰，一直走到了自己家的澡堂门口。进了澡堂，他刚随手掩上门，就仰面朝天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地躺了很久，像死人一样。

将近黎明时，他勉强拖着两条腿，慢腾腾地朝安加拉河的彼岸走去。他肩上背着滑雪板，腰里插着一把斧头。

安德烈·古西科夫在安德烈耶夫田庄——靠近小河边一间过冬用的旧屋子里隐匿起来。他生起久未有人动用过的炉子，在军用水壶里煮开了一点茶，经过许多天野狼般的生活后，初次得到了温暖。半小时以后，他突然剧烈地颤抖起来，他的手脚乃至全身都在剧烈地颤抖，——所以会这样抖；或许是由于身子长久得不到温暖，现在一下子暖得太过分了；或许是由于神经紧张、日夜期待有朝一日可以松弛下来，不必每分钟都瞪着眼睛、竖起耳朵，可以休息一下，而现在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

还在伊尔库茨克时，他寻思着在阿塔曼村附近什么地方安身，就选中了这间过冬小屋。这间屋子的地势好极了，隐蔽在拐入山后的一个深邃的峡谷里，即使昼夜不停地生炉子，也不会冒出烟去。除此以外，在旁边几步路远的地方就有一条小河，人可以在冰封的河面上往返，不会留下脚印。

有什么办法呢，他现在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些条件。隔开一条安加拉河，不消说是很合适的，这里，即使过去也很少有人光顾，如今就更不用说了，根本不会有人来。就连浮标看守人也没有事情要到岛子这边来，因为轮船都在右边那条宽阔的航道里行驶。

阿塔曼村的田地和牧场，一向都是开辟在河那边的，光是那边的土地就绰绰有余了。打猎、捕鱼等各类副业也全都在河那边，村子的附近。村里人认为通向勒拿河的地区，无论是兽类、坚果、浆果，都比对岸丰富得多，因此很少渡河到这边来。村对面河当中的岛上倒确实有人去割草，顺便采摘浆果，这个岛子因此就被称为割草岛。

但是还在日俄战争以前，有个叫做安德烈·西维的移民带着两个儿子从俄罗斯来到了阿塔曼村。他四面八方察看了一番，使当地农民大为吃惊的是，他竟选中了安加拉河这边的土地来经营家业。他像阿塔曼村所有的人一样把住房盖在村子里，可是却过河到这边来开荒种地。他用不着花多大的气力去掘树刨根，因为适宜于耕作的林间旷地在这里有的是。

他还用原木搭了两间过冬用的小屋，一间搭在小河边，离割草场较近，另一间搭在小山冈上，离开前一间大约两公里，然后就经营起家业来，——而且经营得多么得法啊！

从那时候起，人们就按照安德烈·西维的名字管这块地方叫安德烈耶夫田庄。

安德烈·西维本人倒是在成立集体农庄时期以前就死了，他的一个儿子在对德战争[1]中一去不复返，另一个儿子在一九三〇年被定为富农，财产没收，全家被流放到别处去了。移民安德烈·西维到底还是没有在新垦地上扎下根来。

他的田地，正如预料到的那样，被集体农庄废弃了。为了这几公顷地，要在春天、夏天、秋天都派人路远迢迢地去耕作，有必要吗？还要把播种机、收割机都运过安加拉河去，并且还要特地为此搞一条渡船，值得吗？

现在，安德烈·古西科夫应当感激移民安德烈·西维，多亏这人给他留下了一个从各方面来说都合适的、安全可靠的栖身之处。

如果他的生命能够在这里延续下去，那么，山下这间过冬小屋只能用到夏天以前。以后就必须迁移到山上那间小屋里去，或者另觅住处，以防渔民或者某个喜欢东奔西跑的人忽发奇想拐到这里来张望一下。

于是他决定：明天就到山上那间过冬小屋去一趟，看看它现在是个什么样子了。他有滑雪板。可以先顺着小河滑到上游，然后再踏着滑雪板，拐一个弯，从另一头绕到小屋。既然想活下去，总得安排一下，看看那儿有些什么，怎样开始过新生活。最好有一支猎枪。必须去找纳斯焦娜，旁人可不能找。单靠他一个人是活不下去的。

他颓丧地把这一切考虑停当之后，侵袭他的寒战也略微平静了些，他便在炉子里再添上些木柴，一头倒在铺板上，足足沉睡了一昼夜，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

[1]系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5

傍晚，村里动员认购公债，哪年都没像今年动员得这么早。纳斯焦娜气派很大地一下认购了两千卢布。全村只有因诺肯季·伊万诺维奇一个人认购的公债达到这个数目。但是谁都知道，因诺肯季·伊万诺维奇钱多得数不清，因此大家管他叫钱袋因诺肯季。可纳斯焦娜上哪儿去弄那么多钱偿付公债呢，连她自己都无法想象。由于米赫伊奇患病，也许是推托有病，会议是纳斯焦娜去参加的。可是，开什么会，谈什么问题，事先都没有通知。她仓促间脱口而出：行啊，就认这么些。特派员表扬了她，乡亲们对她认这么多感到惊讶，纳斯焦娜本人也被自己的胆量吓坏了。但是俗话说得好，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要想缩回去，已经晚了。然而，纳斯焦娜心里有个体谅她的声音在安慰她，说她做得对。既然她说了这么个数目，可见是有什么力量促使她这么说的，并非信口胡诌。也许她是想用公债券来替丈夫赎罪吧。……其实，她当时并没有考虑到他，不过，也可能有人在冥冥之中代她考虑了吧。

她回到家里，刚一提起公债的事，米赫伊奇立刻就问：

“喂，认购了多少？”

“两千。”

他正坐在墙边凳上修东西，听她这么说，立刻放下活儿，仰起头，不相信地问：

“你怎么啦，媳妇，是跟我闹着玩吗？”

“哪儿的话……”

“你疯啦？也许你有钱？你藏着私房钱？”

“没有。”

“那你打的是什么主意呢？你打算上哪儿去弄钱？也许你是想把我，或者，”他用头点点躺在炉炕上的谢苗诺芙娜，“把她卖掉？可是把我们白给人家也没人要。”

“他们说这是最后一次了。是为了赢得胜利。”

“为了赢得胜利……”

谢苗诺芙娜在炉炕上窸窸窣窣地动了一阵，探出头来问：

“啥，她说啥？”

“她说咱们发财啦。积攒了好多钱。多得都没处搁啦。”

纳斯焦娜走到布幔后边自己那半间屋去，那是从前她和安德烈睡的地方，现在她的床仍旧放在那儿。纳斯焦娜知道，米赫伊奇发脾气，发着，发着，就会平静下来；婆婆要是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数落起来可就没完没了，可以足足骂上个把月，也许更久一些。管它呢！——这笔钱她反正会付清，往后总能想出个什么办法来的。再说，这种会以后还要开……可是正因为她认购了这么多，才使她有权明天上卡尔达村去，这两千卢布倒成了她手里的王牌，要不是这两千卢布，就什么都吹了。

她盘算得果然一点不错。会后，她看到集体农庄主席涅斯托尔对认购公债的情况很满意——一度下降的数字又升上去了，大伙儿没让他丢脸，——就笑眯眯地跑到他跟前，以这次会议上的红人的口吻问他说：

“涅斯托尔·伊利奇，”为了讨好他，她甚至用父名来尊称他，“明天由谁驾雪橇送特派员同志回去呀？”

涅斯托尔狡猾地朝她眯起眼睛，然后大声喊道：

“特派员同志，喂，特派员同志！瞧，我们今天这位认购模范明天自愿陪你上卡尔达兜风去。怎么样——你不反对吧？”

特派员走了过来，这是个形容委顿、憔悴、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男人，头上长着几绺乱发，他打量着纳斯焦娜，细声细气地说：

“哪个男人会反对呢？这样的向导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啊。”

涅斯托尔亲昵地拍拍他的肩膀，说：

“不过，随后你得放她回来呀，”他说着又朝纳斯焦娜挤挤眼睛。“可别把她留得太久了，要知道，我们这儿本来就人手不够。”

明天她要上卡尔达村去了。她还得把这个消息告诉米赫伊奇。不过，还是等到明天早晨再说吧，今天这两千卢布已经够他受了。天哪，她今后的日子怎么过？！他们今后会怎样？会怎样？！

……在他俩第一次会面时约定的那天夜里，纳斯焦娜把猎枪给安德烈带去了。她还找到了几个弹药筒，可是米赫伊奇的弹药已所剩无几，她好容易才凑满了两三筒。这当然太少，安德烈就是这么说的，但是她不敢到村里去借，因为人家立刻会告诉公公，公公就会疑神疑鬼起来。村子那么小，昨天谁到谁家去要了点盐，谁家面包没烤好，到谁家去借了点，全村的人都知道。况且，纳斯焦娜已经瞒着米赫伊奇，从谷仓的墙上摘走了那支用衣服包住的猎枪；要是他发现枪不见了，追究起来，不知会怎样呢。关于这事现在她连想都不愿意想。

这次在澡堂里，安德烈变得判若两人。他没有吓唬她，也没有听到一点声音就哆嗦起来，只是一声不吭地坐着，愁眉苦脸，心事重重。他坐在那里，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她是那么可怜他，差一点失声痛哭。他临走时对她吐露了真情：

“你要是脱得了身，就到安德烈耶夫田庄来，到山下的过冬小屋来找我。我在那儿。”接着，他用颤抖的声音恳求说：“你可要来啊，纳斯焦娜。我等着你。可是，哪怕连一条狗都别让它看到你。”

为了送特派员回去，村里给了纳斯焦娜一匹好马，就是给农庄主席涅斯托尔本人套车用的那匹卡里卡。还把供主席专用的那架后座高大的雪橇也拨给了她。她套好马，在雪橇里铺上一点干草，把卡里卡牵到了特派员宿夜的涅斯托尔家的大门口。可那里的人还刚刚坐下来吃早点，于是纳斯焦娜便驾着雪橇回家去取行李，免得待会儿再去拿。

这天清晨，起床的时候，米赫伊奇听到纳斯焦娜说要出差去，居然挺高兴。家里的煤油用完了，米赫伊奇已经两次偷偷摸摸到他所管的马棚去，把煤油装在小瓶子里带回来。还有一次，纳斯焦娜不得不拿着油灯跑到纳季卡家去借煤油。火柴也该买了，还有盐。另外，还希望能买到几块肥皂，不过这个希望是很渺茫的，肥皂久已买不着了，大家只好用浓碱水洗衣服。自从一九二〇年游击队员加弗里拉·阿法纳西耶维奇把开小铺的女商贩西玛扔进冰窟窿里淹死以后，在阿塔曼村连一枚钉子也没处买，哪怕是买一件再小的东西，也得上卡尔达村去。

然而，特别叫她喜出望外的是，米赫伊奇竟会关照她：

“媳妇，你到了那儿，看看猎具店里有没有火药和霰弹。我不知道打什么时候起，就没打枪了，可还是得储存点弹药。开春以后，说不定会有狍子闯进菜园子里来。”

他从小储藏室里拿出一只装煤油的铁罐，然后把自己那件里外两面都是毛皮的狗皮袄扔在纳斯焦娜脚边。

“今儿能赶回来吗？”

“难说。要看店铺是不是关门了。要看我是不是来得及。”

“得啦，得啦。今儿回不来，就明儿吧。”他忍不住，还是提起了那件事：“要是你昨天一清早就出门去该有多好。你也就没法把那两千卢布的债拴在我脖子上了。这是闹着玩的吗？啊？媳妇，你怎么不吭气？要是你昨天不吭气，或者话说了一半就缩回去那今天倒还有商量的余地。算了，算了，走吧，老天保佑你，走吧。到了那儿，顺路去村苏维埃打听一下安德烈有什么消息没有。顺便再上邮局去看看。也许有封信存在那儿，或者公文什么的。”

谢苗诺芙娜在炉炕上已经嘟囔了好一阵子，她说：

“要是我啊，说啥也不会单身一个人肯（跟）人家的男人一起出门。才（再）说又是现在这种世道。老田（天）爷啊！有的人简直是见不得男的，”谢苗诺芙娜口齿不清地唠叨着。“哼，那家伙才不会已（一）路上都规规矩矩跟在雪橇后面跑。哼，他准会肯（跟）她挨到一块儿去。”

“好了，好了，老太婆，别胡思乱想了，”米赫伊奇拦住她说。“你就只管躺着吧，别瞎说一气。你可真找到了要担心的人——竟担心起纳斯焦娜来了！”

米赫伊奇是个好心人。要是没有他，纳斯焦娜这几年的日子简直没法过。谢苗诺芙娜存心要把她拴起来，除了干活和做家务，一步也不让她离开。其实，村里还有谁能叫女人动心呢？全村只剩下了一个壮年的男人，就是患癫痫病的涅斯托尔，为了这种病，连打仗都不要他去，再加上他老婆到处盯着他，到处管着他。米赫伊奇常常亲自把纳斯焦娜推出门去，说：“去吧，去吧，媳妇，到娘儿们那里去坐坐，扯一扯，乐一乐吧。你年纪轻，犯不着和我们老头子、老太婆待在一起，怪无聊的。”

米赫伊奇是个好心人，但是，看来很快连他也要同她翻脸了。他要是发现那支“图尔卡”猎枪不知去向，还有这样那样的东西也都不见了，追究起来，她简直没话可以回答。推到小偷身上可不行，事情反而会闹大，人们就要盘根问底，东找西寻，说不定有人会看出破绽来：为什么专偷古西科夫一家的东西？会不会是出了家贼，否则怎么会对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知道得一清二楚呢？而安德烈又不许她哪怕向父亲暗示一下他已经回来。像这样的困境叫她怎么去摆脱。前两天，谢苗诺芙娜已经发现少了一只大圆面包，那是纳斯焦娜在第二次同安德烈会面时把它带给他了，——她只好说这是纳季卡借去的。可是往后又怎么搪塞呢？

因此，纳斯焦娜急于要上卡尔达村去。她随身带去了一件毛衣，把它单独打在一个小包里，为了防备万一人家不喜欢毛衣，还带去一条贵重、漂亮的奥伦堡出品的灰色披肩，那还是安德烈在他俩新婚那年买给她的。她把这两件东西带去调换面粉。土豆，她已经给安德烈偷了将近一桶去，可是面粉她没敢倒，木柜里的面粉只剩下两桶了。丈夫要是有了面粉，就好办了：可以烙点面饼，匀着吃。她调换面粉的时候，就推说是替疏散来的玛鲁霞换的。卡尔达是个大村子，在那儿可以做得不留任何痕迹。再说，也凑巧得很，这件毛衣，去年冬天纳斯焦娜就是从玛鲁霞那里换来的，所以完全可以做得真假难分。卡尔达村的人都知道，整个战争期间，玛鲁霞和她的一群孩子全靠那些破旧衣服才活下来。

他们上路时，时间已经不早，旭日已冉冉地升到半空。主显节期间的严寒早已减弱，早晨虽然仍有寒意，但是天气晴朗，有回暖的趋势，使人觉得白天大概还要暖和些。一出村子卡里卡就轻快地奔跑起来，它始终保持着小跑，雪橇在压得结结实实的道路上滑行，就像在冰上一样，滑木快活地吱吱响着。白雪皑皑的田野上升起了蓝色雾霭，在视野所及的空间，忽隐忽现地闪烁着一道道灰白色的光柱。光秃秃的白桦树上停着几只寒鸦，它们像母鸡那样张开翅膀，默默地理着羽毛。在和煦的阳光下，周围的一切都在舒畅而贪婪地呼吸着。春天虽还离得很远很远，可是已经捎来了信息，说它迟早是要来的。

纳斯焦娜把翻毛皮袄扔到特派员脚边，自己脸朝着前方跪着赶马。马蹄踢起的雪溅到她脸上，她眯起了眼睛，但是没有把头扭开。这样风驰电掣般地驾车飞奔，这个仿佛特地为她纳斯焦娜才不按时序的交替提前来到的微含春意的日子，使她既兴奋，又焦灼，她急于想去做一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甚至也是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够了，抱窝的母鸡在鸡窝里已经蹲够了。前进吧，纳斯焦娜！不要害怕，纳斯焦娜，前进吧！现在你的欢乐应该是与众不同的欢乐，你的悲伤应该同人们毫无关系。你放大胆子：快马加鞭，向前奔驰吧，不要瞻前顾后。

特派员一个劲地要和她搭讪，她爱理不理地敷衍他几句。往往有这样的男人：看起来似乎像个人样，然而却不是个男子汉，只有一脑子男人的歪脑筋。这个男人就是这路货色——他只配给娘儿们登记公债。他讲话时不像讲话，倒像是在抽泣；那张脸活像因为久经洗涤而给洗烂了似的。然而，不管他一辈子洗过多少次脸，他的脸却像一块破布片，油渍污垢照旧东一摊西一摊地留在原处，有的地方眼看就要磨出小窟窿来了。

田野已经到了尽头，雪橇驶过一条小河以后，路的两旁出现了古老的云杉林。这儿一片寂寥，死气沉沉——没有一丝风，除了卡里卡嘚嘚的蹄声外，没有一点声音。偶尔，枝头的积雪飘落下来，扬起一缕缕雪雾，尖尖的树梢交织在道路上空，微微地颤动着——这就是全部生活了。

但是到了这里，特派员却出乎意料地放肆起来。他坐着，坐着，忽然从背后一把抱住了纳斯焦娜的双腿，把她往自己身边拽，一边哼哼地喘着粗气。纳斯焦娜一转身，挣脱了出来——连她自己也没有料到她竟有这样一手——随即将他从雪橇里翻到了雪地上；卡里卡受了惊，跑得更快了，纳斯焦娜也不去拦阻它：让特派员同志活动活动筋骨吧，让他那两条细腿跑一跑，使血脉流通一下吧。她虽像干柴似的守了三年半的活寡，但是对这号男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动心的，永远不会。何况现在她丈夫回来了，他好歹会安慰她的，这号人怎么能跟她丈夫比。

特派员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过来，他丝毫没有理会，还以为纳斯焦娜的反抗无非是打情骂俏，便又来跟她纠缠不清。纳斯焦娜不得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这才眨巴着眼睛老实了。过了半个钟头，他仿佛清醒过来，开始夸他的老婆，谈他的孩子。纳斯焦娜放心了——早就该这样嘛，——于是开始催促卡里卡快跑。

他们在天黑前就赶到了卡尔达村，谢天谢地，商店还没关门。而且运气好极了：店里有煤油，也有弹药——这是最要紧的，靠了这两样东西就可以在米赫伊奇面前搪塞过去。她马上就想出个对付公公的借口，跟他说：头一天没有买到煤油，只好等人家去运来。这样的理由是无可非议的。肥皂，纳斯焦娜当然没有买到，可是她买到了火柴和盐。她在店堂里留神察看了一下，又发现了蜡烛，就买了五支——这些蜡烛不知是打哪儿的教堂里拿来的。纳斯焦娜从来就不记得农村供销社里卖过蜡烛，可是在这儿却好像是给谁准备的定货似的陈列着，蜡烛已经陈旧发黑，形状也已变歪，正愁没人买。她准备把三支带回家去，两支留给安德烈——让丈夫在需要的时候能有个东西照照亮，有时候，有了亮光心里会好受些。

俗话说得好：一步走运，就步步走运。傍晚时，纳斯焦娜顺利地用毛衣换到了半普特[1]面粉，那条披肩甚至都用不着拿出来。这使她高兴得一看到天黑了，就打算往回走，幸而她还是冷静了下来，改变了主意。夜里，她似醒非醒地隔墙听到，卡里卡在咯吱咯吱地嚼着草料，被严寒冻得不停地抖动身子，直跺脚。她挣扎了好一阵子才悄悄地爬了起来，把卡里卡套上雪橇，也不向她借宿人家的主妇——她认识的一个士兵的妻子道别，在雪橇里放了足够马吃一天的草料，就上路了。在沉睡中凝固了的村子没有发出一点声息，连一条狗也没有在她身后吠叫。

走过最后一排农舍之后，纳斯焦娜就把马头转向右边，朝着安加拉河那个方向拐去。卡里卡莫名其妙地站停了：回家的路应该一直往前走呀。纳斯焦娜恼火起来，用缰绳狠狠地抽了它一下。她又像昨天那样急不可耐起来。这种心情使她好像得了热病似的，浑身打战，恨不得跳出雪橇，赶到卡里卡前面，朝那个地方奔去。快点，快点！她知道不能驱赶着马飞奔过安加拉河，马会跌进河面的冰缝里折断了腿，然而她还是催马飞快地奔过河去。她急着要趁天还黑的时候溜过雷布纳亚村，免得被人看到。心怦怦乱跳，纳斯焦娜的身体，顺着心的跳动，也在盖没草料的狗皮袄上频频地跳动着。她不停地转动身子，一边挥舞着缰绳，不断喊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惊心动魄的字眼。快点，快点！……尽可能快点，竭尽一切力量，越快越好！

一直等到雷布纳亚村落在后面，她才把卡里卡轻轻一勒，放下了缰绳。现在没有多远了。她刚才那股狂热不知怎的忽然烟消云散，心里只剩下一片空虚。她胸中有个地方火烧火燎般难受，好像给烟呛了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她不知道。

从逐渐变淡的夜色看来，她明白黎明很快就要到来了。

她一边往前行去，一边想：纳斯焦娜，你学会了撒谎，也学会了偷东西。可是这还仅仅是开始啊——纳斯焦娜，往后你会怎样呢？她仍然不感到自己有罪，也不承认自己有罪，她只想用眼梢向前瞥一眼，看看这一切将怎样收场。

当她勒住卡里卡，牵了它踩着冰封的河面，从岸边走向峡谷的时候，天色已经破晓。

[1]俄国重量单位，1普特等于16.38公斤。

6

“喂，你好啊，”纳斯焦娜打着招呼，小心翼翼地笑笑。

她这时来，是他没有料想到的。他没有听见她的雪橇驶近来，没有听见她匆忙地把马缰往辕杆上一绕，让马留在小河边，然后悄悄地朝过冬小屋走来。他那时正蒙着短皮袄在睡觉。直到纳斯焦娜打开门，他才仿佛被一阵爆炸的气浪从铺板上掀了下来，好容易站住了脚。因此在纳斯焦娜同他打招呼那一刻，他蓬头垢面、呆若木鸡地站在她面前，仍然不敢相信这就是她，同时，为了自己在她面前这么惊慌失措，感到懊恼和不快。

直到这次会面，纳斯焦娜才真正看清他：依旧是当年那样粗壮的、略向右倾斜的体形，依旧是当年那张亚洲人式的扁鼻子、翻鼻孔的宽脸，脸上长满拳曲的黑色络腮胡子。一双眼窝深陷的眼睛像在挑衅似的执拗地瞅着她。脖子上尖削的喉结像只小划子，忽上忽下地浮动着。他瘦了，憔悴了，显得有点佝偻，可是并没有萎靡不振——看得出，还保持着精力和体力，使人觉得，谁要是惹他，他就会作出反击，以牙还牙。他就是纳斯焦娜熟识的、与之相依为命的那个亲人，然而却又显得那么陌生，那么难以捉摸，已不再是她一向知道的该对他说什么、问什么的那个人，不是三年半以前她送走的那个人了。

“瞧，”她抱歉地笑笑，又是她先开口，“我来看看你在这儿过得怎么样。你别担心，谁也没有看见我。我都已经打卡尔达村赶来了，可你还在这儿睡大觉呢。我给你带来了一点东西，留着给你困难的时候用。”

“现在我没有一天不困难，”他总算接她的话头了。

他穿着棉裤和毛袜子。直到这时，纳斯焦娜才发现他一边的面颊冻伤了，有一块发黑的冻疮。他渐渐镇静下来，套上了毡靴，开始生炉子。纳斯焦娜刚想朝门口走去，他就拦住她，问：

“你上哪儿？”

“嗳，总得把我那些东西搬进来呀，干吗放在露天冻着。”

“等一下，咱们一块儿去。”

他俩只把一罐煤油留在雪橇内，其余的东西全搬进了屋里。随后，他们把卡里卡牵到小河上游河湾后面，给它卸下套，又抱了几捆干草给它吃。他俩谁都不跟谁交谈，如同陌生人一样，只是偶尔讲一两句不得不说的话，像“拿着”或“给我”之类。纳斯焦娜还是不知道怎样去同他亲近，说些什么才好；他呢，不知是因为依旧不能摆脱那种张皇失措的心情而感到恼火呢，还是一时下不了决心立刻去收紧当初把他俩系在一起的那条纽带，——这些年来这条纽带是否完整无损，还不得而知呢。

在他俩摆弄马匹的那会儿，屋子里已经烤得暖烘烘的，纳斯焦娜只得把外衣脱掉。她刚坐到铺着冷杉枝条的铺板上，立刻又站了起来——不，该做点什么事情，想个什么办法使自己和他都定下心来，随便借一件什么小事使他俩亲近起来。于是她走到门角那堆搬进屋来的东西跟前，从翻毛皮袄里掏出一袋用枕套装着的面粉，对他夸耀说：

“瞧，我在卡尔达村给你弄到了面粉。你可以烙饼吃了。”

他没有搭腔，只是稍稍点了点头。

“这算什么呀？”纳斯焦娜生气了。“你怎么这样对待我？连气也不吭一声。可我，深更半夜，马不停蹄往你这儿跑，还以为你会高兴呢。兴许我还是回去的好？”

“我不让你走！”

看到他说这话时那副斩钉截铁、咬牙切齿的样子，那种不加掩饰的自信口吻，纳斯焦娜明白：他不会放她走的，无论如何也不会。她走到他身边，伸出一只手去，无力地抚摩了一下他的头，那样子就像盲人在摸索什么东西似的。

他朝她转过脸来，脸色发白，说：

“你真以为我不高兴你来吗？我可高兴哩，纳斯焦娜，高兴极啦！可是现在我得先看看，人家需要不需要我高兴，可不可以把我心头的高兴流露出来。”

纳斯焦娜把头埋在他胸前说：

“天哪！你在说些什么？我跟你又不是外人。就拿咱俩厮守在一起的日子来说吧，也有四个年头了——难道还少吗？”

他没有回答，轻轻地握了一下她的双手，就放开了。但她已经看出，他马上要对她让步，要退却了——瞧，他连脑袋也支撑不住，歪到一旁耸起的肩膀上去了——只有她一个人才知道这是个可靠的迹象，说明他已经软下心来。从前，她就是根据这个迹象来判断他的心情的。如果他把脑袋歪到一旁，你想说什么尽管说，尽管调笑戏谑，他不但什么都会宽恕，什么都会赞成，甚至会比你闹得更凶，而且要闹上好一阵子才不情不愿地罢休。是的，他身上还保留着昔日安德烈的影子。她朝他莞尔一笑，这是一种乞求得到他的呼应和爱情的蕴藉的微笑。接着她说：

“今天我才头一次看清楚了你。你留着这么一大把胡子，挺古怪的。”

“为什么古怪？”

“嗯，样子有点像……”她吃吃地笑起来，但立刻又咬住嘴唇，忍住了笑，“像妖精。在澡堂里那会儿，我简直弄不明白是谁跟我在一起——是你呢，还是妖精。我想，我为丈夫守着身子，守啊，守啊，结果却在妖精手里失了身。”

“那妖精怎么样？”

“还可以。不过总不如自己丈夫好。”

“你真滑头。谁都不得罪。下次给我带一把剃刀来，我把这堆乱胡子剃掉。”

“为啥？”

“免得像个妖精。”他说完立刻又改变了主意：“哦，不，还是不要剃掉，我不剃。让它长着，免得像我本人。还是像妖精的好。”

“天哪！我怎么不给丈夫吃东西，”纳斯焦娜忽然想起来，“尽顾着闲扯，”兴奋之中她竟忘了其实他俩还没有好好说上两句话呢。“唉，我这个婆娘啊！可见是好久没有人来揍我了。”

他仔细瞧瞧她，哼了一声，问：

“你说，没有人揍你吗？”

“就是嘛。”

“你觉得寂寞了吗？”

“就是嘛，又没有人来开导开导我。得了，你坐下，我这就拿吃的去。”

“至少该煮点茶吧，”他想起来。

“煮吧——你干吗像木头似的站着。难道你这儿水也没有吗？”

她能够以家庭主妇的身份支使他干这干那，即使这只是暂时的，也挺高兴。从前他难得听她支使，今后也不知道能不能叫他再听她的。她叫他往炉子里添柴，又叫他到小河边去汲水，然后当着他的面打开自己的小包裹，亮出一只黑麦做的大圆面包和一大块牛油。牛油是谢苗诺芙娜秋天就储存好的，正是预备给他安德烈吃的，那时他们正等着他回来休假。休假的事虽然吹了，但是根据一种古老的迷信风俗，并没有动用为这次团聚所准备的东西，据说要是把这些东西吃掉，就别想再团聚了。大约在一个月以前，纳斯焦娜无意中发现了这块牛油，它给包在一块布里，藏在谷仓的一个偏僻角落的搁板上，昨天她跑去切下了半块。给谁留的，就给谁吃。她知道，在什么地方还藏着一瓶家酿白酒，那酒瓶上大概已落满尘土，只要等到安德烈一踏进父亲的家门，为他——为这个日夜悬念的亲人——举杯祝酒的时刻就到来了。

还在战前，有一次，纳斯焦娜在电影里（这种奇妙的玩意儿她有生以来只看过三次）看到一个城里的女人，不知道该怎样来讨好她疯狂地爱着的丈夫，竟像喂孩子一样，亲手喂东西给他吃。现在纳斯焦娜想起了这件事，忽然产生了一种迫切的、从未有过的奇想，竟也动手要把一片片牛油送进安德烈的嘴里，但是他没让她这样做。她既觉得害臊，又觉得高兴，因为这么一来，她原先还有的一丝羞怯的心情仿佛已一扫而空，现在可以迈开步子向前走了。他们喝茶时只好合用一个盛器——一只军用水壶的壶盖，——两个人轮着喝，等安德烈喝过以后，纳斯焦娜把壶盖接过去喝，然后再递还给他。就这么件事，不知为什么也使纳斯焦娜心荡神摇。

这儿的一切无不使纳斯焦娜心荡神摇，又无不使她心惊肉跳。无论是这间废弃了的过冬小屋，屋内胡乱地铺着劈成两半的原木以代替地板，天花板早已翘棱，板壁发黑，刨得高低不平，布满了陈旧的蜘蛛网；无论是窗外如雪崩般从山上滚下来的积雪，那雪从未被任何人践踏过，正在阳光下熠熠闪光；无论是身旁的安德烈，今天总算在大白天里看清楚了他，但是他并不因此而变得易于理解些；无论是她自己，不知道怎样和为何会落到这个久已被人遗忘了的荒山野岭中来的——总之所有这一切，都既使她激动，又使她害怕。每一次她只消略一分神，就会感到诧异，安德烈怎么会在她跟前，必须作出很大的努力，思之再三，才能想起他为什么会在这里。只有经过这么一番苦苦的思索，一切才又恢复常态，然而这种状态并不稳定，时有时无，因此必须时时刻刻努力保持住这种状态，否则它会重新消失，——是呀，这一切看上去都显得那么虚假，犹如幻觉，或者梦境。

纳斯焦娜仿佛在跟自己捉迷藏：有时她深信，眼前的一切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定会否极泰来，只要耐心等待就行，而有时她又觉得眼前的一切忽然坠入了无底深渊，吓得她毛骨悚然。但是她强颜欢笑，没有流露出恐惧。虽然明天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可是今天是属于她的，今天是她多年来唯一可以让自己的整个身心得到自由和休息的日子。

吃饭时她只吃了一点点东西，以便多留些给安德烈。吃好饭，她已被烤得浑身软弱无力，不由得打了一个哈欠。

“家里人以为我在卡尔达村，可我却在你这里，”她没头没脑地说。“他们要是知道了，可不得了。”

安德烈没有回答。

她把翻毛皮袄铺在铺板上，甩掉脚上的毡靴，摊开双臂，躺了下来。安德烈在桌旁朝她瞟了一眼，她想撩拨他一下，就闭上眼睛，一声不响，好像已经蒙眬入睡。但是他刚走到跟前，她就猛一翻身，霍地跪了起来，身子朝前弓着，像姑娘家那样活泼地唧唧喳喳说：

“走开，别蒙人，我不认识你。”

“什么，什么？”

“走开，别蒙人，我不认识你。”

“瞧你！”

在她的逗弄下，他朝她扑了过去，她往旁边一闪，接着就嬉闹起来，就像很久很久以前，在他们共同生活的头一年那样。嘿，那时他们闹得可欢哩，总要弄得满屋子尘土飞扬。纳斯焦娜不是个弱者，她从不轻易屈服，往往累得安德烈汗流浃背才求饶。但是，这一回她不知为什么，不想试探他的力气，一下子就松开了手。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理解她为什么这样做，于是就像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似的，急不可耐地手忙脚乱起来。她为了不致使他感到委屈，便小心翼翼地劝阻他说：

“悠着点，安德烈，不要性急，别这样。我的爱情就像一匹干瘪的母马，不知有多久没有给它喂食了，你可别把它弄伤了，不要硬来。”

他顺从了，这可是从未有过的，自从她嫁给他以来还是破天荒头一遭，对待她又温柔，又体贴，讨好她，揣摩她的每一点细微的愿望。

纳斯焦娜躺在那里休息，感到又羞涩，又好笑，仿佛她不是跟自己的丈夫在一起，而是跟她无权与之接近的别人的男人待在一起。但是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睡意渐渐上来。一刹那间，她仿佛觉得，刚才由于一种奇迹，使她窥见了很久以后的自己：那时她待的地方跟现在这个地方有些不同，而且，也不是单身一个人，但是不知为什么，她并没有看清那个人——她不知道那人是安德烈，还是别的什么人。大概是安德烈吧，除了他，她没有想过别的人。

她竭力想对安德烈说些什么，说些亲热的贴心话，但一时又不知怎样启口才好，就要求说：

“让我看看，你哪儿受了伤……”

他解开衬衣，露出胸前几块淡红色伤疤。纳斯焦娜小心地摸了摸。

“可怜的人……他们这是要把你往死里打……全好了吗，还疼不疼？”

“现在好些了，只不过有点隐痛，特别是在阴雨天。总觉得怪难受的，好像扎着什么东西，还没有习惯。”

刚才，在一小时以前，她还弄不明白，她怎样和为何会到这儿来，现在她却觉得，她生来就是置身在这四壁之间的，而从未在任何其他地方待过。凡是她多少还能记起来的另外那个生活中的事情，都好似颠三倒四的乱梦，若隐若现，似有非有。难道在那边还有人、战争、死亡和灾难吗？这都是什么时候的事？或许压根儿就没有发生过？过冬小屋里苦涩的空气，凝重的、并非尘寰所有的那种沉寂，使她昏昏欲睡，忘却了各种各样的忧患和劳累，沉醉在自由自在的清静之中。她那得到慰藉的身体舒坦地伸开四肢，默默地、蒙蒙眬眬地躺着，没有一丝一毫的欲念。

“我要是睡着了，你不会生气吧？”她用微弱的、充满幸福的声音问。

“睡吧，睡吧。”

他用臂肘撑起身子，端详着她——她已经睡着了。她那被冬日的太阳晒得黑里透红的圆脸变得柔和了，在睡梦中露出无忧无虑的微笑。这几年来，这张脸有点发黄了，粗糙了，脸上已完全失去了（其实早在他离家之前就已开始消失）那种少女的性急和好奇，那种对任何事情都感到“啊，多有意思，后来怎样呢？”的神情。美妙的神话很快就结束了，一切秘密都被揭开，如果偶尔还会对什么东西感到惊奇的话，无非因为早年虽然见过，但当初过于匆忙，未及看清所有的东西，现在它又重新出现在你面前的缘故罢了。

纳斯焦娜的上衣纽扣解开了，双手搁在胸前，随着胸脯的起伏而起伏着，手指微微颤抖。安德烈发现这双手发肿了，变得粗糙了，——这是由于干活的缘故。从她嘴里，随着深沉、平稳的呼吸，散发出一股股温暖的、甜丝丝的热气。

他小心地搂住纳斯焦娜，紧紧贴着她，听见了她的心跳声。心扑通扑通地跳着，又清晰，又亲切，每跳动一下，就使他增添一分模模糊糊的、揪心的惊慌不安。这种惊慌不安越来越强烈，由于他不知道这种惊慌从何而来，预示着什么，因此就越发感到惊慌。他再也躺不下去了，就坐起身来，悄悄地爬下了铺板，然后偷偷地回过头去望望熟睡的纳斯焦娜。“睡吧，睡吧，”他不知为什么这样低声地说，但是他更希望她能够醒来。待在她身旁，却听不到她的声音，错过了她可能说和可能做的一切，这使他越来越受不了。他的心很快就冷却、空虚、收紧了，渴望有所行动，渴望得到温暖。

他走到屋外，不由得立刻眯起了眼睛——光线亮得出乎意料，直刺他的眼睛。他觉得，那轮正悬在山顶上的太阳，仿佛从山顶上滚到了这里。积雪冒着热气，闪烁着金星，而在背阴的地方则发出蓝色的幽光。这是春天般的温暖，它散发出芳香的气息。屋檐角上的冰凌融化了，一簇水越橘已挺起枝干，树下好些地方的积雪也已融化，露出一块块光秃的地面。

安德烈出声地呼吸着，好像被空气压得喘不上气来。他先跑去饮马，然后再下到安加拉河边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意外的情况。但是惊慌不安的感觉还是没有消失，安德烈觉得似乎恰恰是在现在，恰恰是在这一刻，由于他的愚蠢，正在失去某种重要的、不可复得的东西，而那东西是他所必不可少的，失却后就再也找不到了。

他回到屋里，纳斯焦娜仍在沉睡。他觉得坐在哪儿都不是地方，便又挨着她躺下，把头紧贴在她胸前，但是由于贴得太紧，透不过气来，只好又挪开一点。纳斯焦娜在睡梦中用一只手摸到了他的脑袋，抚摩着他的头发，这使他立刻觉得轻松了些。他闭上眼睛，感觉到肩膀上搁着纳斯焦娜那只解救他的手，想象着自己在徐徐旋转，朝着一处柔和的广阔空间飘去，——这种感觉总是能够助他入睡，——不久，果真打起盹儿来了。

他俩同时醒过来。纳斯焦娜睁开眼睛瞧了瞧安德烈，他哆嗦一下，也醒了。她朝他笑笑。

透过窗户投进来的太阳光斑，已远远地移到门口：白天即将结束。

“我睡得好香呀，”纳斯焦娜说。“我简直记不起来，什么时候在大白天这么美美地睡过。都是因为和你在一起。我看着你，简直不相信这就是你。可是在梦里，你瞧，我相信了，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心定啦。”

他们醒来以后，好似又重逢了，彼此惊奇地、期待地望着对方。纳斯焦娜想要起来，但是他拦住了她，这使她高兴得笑起来。

他俩一再推迟，谁也不提起那个话题，尽管知道这场谈话无论如何是避免不了的。

7

“我当时要是回那儿去，也就在那儿留下了。这是实话。我坚持了那么久，打了一仗又一仗，从没有躲在人家后面，从没有投机取巧，现在竟干出这种事来。干出这种要命的事来。干了这种事人家不会白白放过我的。但有什么办法呢？事情已经干了，要想挽回也来不及了。”

他闭上眼睛躺着——这样说起话来可以好过一些——他心里怀着按捺不住的怨恨，却无处可以泄愤。

“可是你怎么，怎么这样胆大包天？”纳斯焦娜忍不住问。“这可不是小事。你打哪儿来的胆量？”

“不知道，”他迟疑了一会才回答，纳斯焦娜觉得他并非瞎说。“我忍受不了啦。太想见到你们了，简直都没法活下去了。要是在前线，我当然不会开小差。可是到了医院里，我觉得家乡似乎就在附近。可是哪在附近呀？我搭车走啊，走啊……回部队还没有这么远呢。我并不是存心要开小差的。过后我意识到，怎么能回部队去呢？回去送死。那还不如死在这儿的好。现在还有什么好说呢！自作自受嘛。”

“等仗打完了，他们也许会饶恕你的，”纳斯焦娜没有把握地说。

“不，这种事他们不会饶恕的。为了这种事，如果一个人给枪毙以后没有送命的话，就要枪毙他三次，好让别人不敢再犯。我的命运已经注定了，现在用不着再为它操心。我一路往回走，一路在想：我回到家乡，见一见纳斯焦娜，请她原谅我毁了她的一生。本来可以活下去，好好过日子，我却无缘无故折磨她，自己也弄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说真的，为什么不能活下去呢？咱俩都年纪轻轻的，身强力壮，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应当快快活活地活下去嘛。可我却不这样，偏偏要使性子，自作主张。真蠢。我自己也明白这样做真蠢，我到底还不是个十足的笨蛋，还有一点脑筋，可就是欲罢不能。我本来以为咱俩是有奔头的，尽可以活下去，尽可以相亲相爱个够——日子长着呢。这下子叫你有奔头去吧。我本来想，我回到家乡，会一会纳斯焦娜，向她认罪，叫她不要把我看成坏人，再打暗处偷偷地望父亲、母亲一眼，然后就一头埋进雪堆里去。让那些野兽来把我收拾掉，不留下一丝痕迹。至于像这样跟你在一起——我可没有指望过，连想都不敢想。我怎么会有这份福气？就凭这一点，要不是现在这样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的话，我真该把你当宝贝似的捧在手里。”

“瞧你说的，”纳斯焦娜插嘴说。但是他打断了她的话：

“等一等。我既然讲了，就应该把话讲完，以后也许没有机会啦。我现在没有必要瞒这瞒那了，用不着。有什么心事，通通说出来。你听着。我本来只想回到家乡过几天，请求原谅以后就告别，现在我却很想多活些日子，活到夏天。最后一次看看夏天是什么样子的。总而言之，很想——哪怕毙了我。今天你给了我温暖——正好让我高高兴兴地把心里话都掏出来。”他呛了一下，咽下堵住喉咙的口水，沉默了片刻。“我不需要你为我做更多的事情，纳斯焦娜。即使这样，你也已经为我做了不知多少事情啦。你再忍耐几个月，替我保守保守秘密，时候一到，我就会消失的。不过，暂时你只好忍耐一下。你已经为我忍受了不少痛苦，就再忍受一下吧。”

纳斯焦娜觉得该抱怨他几句，数落他几句才是，可是不知怎的，一点也不想开口，两人共同承受的痛苦压抑着她，她默不作声。他迟疑了一下，见她不作声，便又继续说下去：

“咱俩以后不能在人前一起过日子了。一天也不行。什么时候你想我，心疼我了，你就来吧。我是巴不得你来的。我不能在人前露面，哪怕要咽气了也不能。别的事我都无所谓，可这件事我一定要坚持到底。我不愿意将来让人家对你，对父亲、母亲指指点点。我不愿意让人家猜测我怎么藏起来的，来搜寻我的踪迹。让人家添枝加叶、说长道短地议论我，我可不愿意。”他欠起身子，在铺板上坐了起来，他的脸变得尖削了，脸色发白。“你听好，纳斯焦娜，任何时候，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永远不要对任何人说出我曾经回来过。对谁也不要说。不然的话，我就是死了，也要来找你算账。”

“你怎么啦，安德烈？！你怎么啦？！”纳斯焦娜吓坏了，也坐起来，现在他俩并排坐着，臂肘挨着臂肘，她听见他沉重的呼吸好像是在胸腔里边嗡嗡响着。

“我不是吓唬你。我怎么会吓唬你呢，纳斯焦娜？！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幸福和安慰。不过，你要记住，永远记住：不管我是死是活，别忘了我这一生的不幸和苦难。将来，等到这一切全都结束了，你就可以重新安排你的生活。一定要重新安排，你的日子还长着呢。说不定，有朝一日，你日子过得非常好，为了报答人家给你带来的幸福，你会忍不住把你的身世通通讲出来。但是我这件事你可别提起。只能让你一个人知道我的真情，其他的人，让他们爱怎么猜就怎么猜吧。你可别告诉他们。”

“安德烈，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气得你要这样跟我讲话？”纳斯焦娜问。她惊慌失措，不知说什么才好。她脱口而出的这句诘问的话，纯属女人家的口头禅，与其说是抱怨，不如说是哀求，而且语气又是那么悲戚。但是安德烈听了却挺高兴，这句问话说明她是顺从他的，这使他完全放心了。

“你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也没有做。别生气，用不着。我知道你会明白我的心思，会正确地理解这一切。我下次大概不会再讲这些话了。可是现在不得不讲清楚。现在我自己也弄不明白我在做什么，干吗这样做。好像活着的不是我，而是一个陌生人。他钻进了我的躯壳，随心所欲地支配着我。我要向右拐，他偏偏不许，硬逼着我向左拐！唉，算了，反正日子已经剩下不多了。”

“你怎么老说些吓人的话……”

“别怕。我不是吓唬你，我是在吓唬自己。不过也没必要吓唬自己，不会再有更可怕的事情了。我这是在你面前泄了气。不过，该说的我全都说了，该提醒你的全都提醒了。人也觉得好过一些。现在你说吧。”

“说什么好呢……”

“母亲怎么样——能下床走动吗？”

“这一年来，几乎一直躺在炉炕上。只有烧饭的时候才起来。她不放心我发面，非要亲自动手不可。也许，我一辈子也学不会烘面包了。”

“父亲还在马棚干活吗？”

“是的，要是没有他，他们早就把所有的马全整死了。只有他一个人照看马。他身体也差劲了，老是气喘。他劳累得够呛。再加上我前天还给了他当头一棒。”

“怎么回事？”

“认购公债呗。我一时糊涂说走了嘴：一下子认购了两千卢布。我这个人脑子简单，心想：钱还不知在哪儿，有啥好心疼的。可是他连做梦也没想到我会认这么多。他可高兴啦，不消说，还夸了我两句，”纳斯焦娜歉疚地笑了笑，瞥了安德烈一眼。

“你暂时别扔下两位老人家不管，”他说着，脸色又阴沉下来，沉思了一会儿。“母亲大概拖不了多久了。得想办法偷偷地去看他们一眼。”

“安德烈，往后怎么办呢？”纳斯焦娜怯生生地问，这个问题把她自己也吓呆了。“他们可在等着你，盼着你，以为你马上就要写信来告诉他们你在哪儿。可是等战争一结束，他们又该怎么想呢？他们的盼头全在你身上啊。”

“盼头，盼头……”他一下子跳起来，在屋里来回踱着。“他们什么盼头也没有。完了。没有了。关于这个，我刚才已经讲清楚了。至于我人在哪儿，你听我给你讲件事。我们医院里住过一个大尉。人家给他治好了伤，就把证件交到他手里——也是要他回部队去。第二天，发现那些证件全撂在邮筒里，大尉失踪了。他上哪儿去了？连老天爷也不知道。也许有人看中了他的军服、钱财和口粮，把他给杀害了；也许是他自己销声匿迹，躲起来了。反正有过这么个人，现在却不知去向了。你问谁去？一个大尉算得了啥，眼下有成千上万的人都没法找到。有人在天上，有人在地下，有人在人世间受煎熬，有人躲了起来，有人连自己都忘了自己是谁——全都搅得一团糟，上哪儿找线索去。我也是这样：好像还在世上，又好像不在了。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我那两位老人家用不着等待我多久，就可以跟我在阴间团聚了，到那时候我再同他们好好地谈吧。也许那儿没有战争。而在这儿，不管是弱者还是强者，都只有一个盼头，那就是盼你自己，再也没有别的人好盼了。”

纳斯焦娜想反驳几句，却拿不定主意。安德烈沉默了一会儿，稍微平静一些，又说下去：

“还不知道是哪种情况好些：是确切知道儿子或者丈夫给打死了好，还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好？做妻子的，大概是巴望让她知道的——她好重新安排自己的命运。这也难怪她：你自己没法活下去，就该让她好好地活下去。不要耽误了她。做母亲的呢？有多少母亲宁可不知道，蒙在鼓里糊里糊涂过日子。做母亲的，即使收到阵亡通知书，也不愿意相信。即使指给她看儿子埋在哪儿，即使掩埋他的同志写信告诉她，她还是不相信。既然我不可能变成另一个人去看望我那两位老人，那还是让他们对我存一线希望吧，哪怕是十分渺茫，但总是一线希望。”他朝纳斯焦娜转过身去，把手一甩，说：“算了，这件事就谈到这里。你下地来，咱们喝茶吧。你很快就该上路了。你走吗？也许还是留下吧？”

“我怎么能留下呢？”

“你还来吗？”

“来的，安德烈，我要来的。要是没有车，我跑也要跑来的。现在我已经认识路了。”

“要是不想来，就别来。这种事不能勉强。我受得了，今儿这一天就够我回味很长一阵子了。”

纳斯焦娜忽然想了起来：

“哎哟，我给你带来了弹药。差一点儿没把它再带回去。”

她轻巧地跳下铺板，在门角那堆东西里翻出两个粗布小口袋，里面装的是火药和霰弹。“你倒一半去，另外一半我要带给父亲，是他叫我买的。”

“我一半就足够了，”安德烈喜出望外，忙着摆弄两个口袋。“这下我可以活下去了。现在哪怕是魔鬼我也不怕了。瞧你给了我多好的东西。你把一切都给我了。嗳，纳斯焦娜，你真是我的好妻子！”他一把抱住她，微微地举了起来，她挣扎着，尖声叫着，他立刻小心翼翼地把她放下来，苦着脸自言自语地说：“有这么个妻子该堂堂皇皇地在人面前过日子，而不该偷偷摸摸地躲在地洞里。”

“瞧你！”纳斯焦娜没有听到他在嘀咕什么，管自激动地说。“把我吓的，简直连灵魂都出窍啦！我已经不习惯被人这么抱了。”

“你常常来，我会叫你习惯的。”

“我倒是愿意每天都来。”

“那干吗不来呢？”

这次长达一整天、但仍然觉得很仓促的会面该结束了。天已经擦黑，屋角里散发出的霉气越来越浓，翘棱的天花板仿佛下垂得更加低，更加摇摇欲坠。周围的一切显得那么诡秘，那么难以捉摸，使人心惊肉跳。谈话渐渐地停了下来。

他俩匆忙地喝了点茶，安德烈一定要纳斯焦娜吃点东西，纳斯焦娜食不甘味地嚼着脂油和面包。当她已经穿好外衣的时候，安德烈默默地递给她一只圆滚滚、亮晶晶的东西，上面有些像小眼睛似的闪闪发光的小点子。纳斯焦娜轻轻地惊叫起来：

“哎哟，这是什么怪物？”

“拿着吧，纳斯焦娜。这是表。是我亲手从一个德国军官手上摘下来的。是从活人，不是从死人手上摘下的。我再也用不着它了，它对你可是有用处的。你要是把它卖掉，可别卖得太便宜：这是只好表，瑞士货。不出到两千卢布你别卖掉。”

“天哪，连拿着它都叫人提心吊胆。”

“拿着吧。别的没有什么好给你了。”

他一直把她送到安加拉河边的路口，在雪橇里拥抱着她，一动不动地过了一会儿，然后朝卡里卡抽了一鞭子，便跳到雪地上去了。他久久地目送着逐渐远去的小黑点，呆呆地站立着，他的脸也是呆呆的，思绪中断了，停滞在一点上：唉，这算什么……

……纳斯焦娜一边赶路，一边哭泣——她的心碎了，可一时又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难受。心头的每一阵痛楚都使她不知如何对付才好，——整个人都被一种隐隐约约而又贯穿全身的惊慌紧紧地缠绕着。这好比是在茶水里放了对半的糖和盐，一股脑儿喝下去，五脏六腑一下子就收紧，憋住了：顿时甜酸苦辣，各种滋味混杂在一起。刚刚尝到一点甜味，立刻就叫咸味驱走了；一阵悲痛传遍全身，一直渗透到骨髓。

多少年来，纳斯焦娜一直被拴在村子里、家庭里和劳动上，她是个守本分的人，从不越雷池一步，因为她知道，有些东西多亏有了她，才牢牢地结成一个整体的，可是现在，绳索忽然松开了——虽没有完全解开，但是已经松动了。只要有时间和精力，就可以干你想干的事，去你要去的地方。可是，到哪儿去呢？去干什么呢？她早已习惯于对她的羁绊，早已适应，再说，即使下决心出去走走也走不到哪儿去，何况又无处可去。所以，怎么能不叫她张皇失措呢？不，看来绳索是不能去掉的，应该把它收紧一些，瞧瞧以后会怎样。她是无法逃脱命运的摆布的。现在她还是只好在原来的圈子里打转，虽然如此，她却又好像成了圈外人，冷眼旁观着别人怎样生活，而自己过的生活却是与众不同的，不可告人的。因此得睁大眼睛多多提防，话到嘴边要掂掂分量。干活要加倍努力，睡觉可要减少一半。而且还必须玩弄花招，支吾搪塞，说谎骗人，尽管她事先就知道这会落得什么下场。

一切都是为了让丈夫得以苟且偷生。

凡是人，都有罪过，不然的话，他就不是人。可是，能犯这样的罪吗？这罪，安德烈是经受不住的，显然，是经受不住的。他这心灵的创伤是愈合不了的，永远愈合不了，这样的罪他是担当不起的。那么现在怎么办呢？和他一刀两断？不管他的死活？他回到家乡来，也许她也有罪责的吧？——没有罪，但是有罪责。他之所以牵肠挂肚地想回家来，不主要是为了她吗？他担心永远见不到的，担心不能与之诀别的人，不就是她吗？他连父母都不让他们知道他的下落，却让她知道。也许，他正是为了要跟她团聚几天，才将死期推迟的吧？既然如此，怎能拒绝他呢？要拒绝他，除非是完全没有心肝的人，把心肝换成了天平秤，才对什么事都要称一称：对自己有利可图还是无利可图。现在这种情况，即便他是个陌生人，而且道德败坏透顶，也不能随随便便就撒手不管，何况安德烈是自己的亲人。把他俩结合在一起的，是老天爷，或者是生活本身，为的是让他俩无论发生什么事，无论遇到什么灾难，都要风雨同舟，相依为命。

人们都生活在那边，而他却在这边。主啊，教教我怎么办吧！

纳斯焦娜心情沉重、不安，同时又空虚、落寞——就像一间给搬空了东西的房子，可以随便怎样处置它。这种空虚既寒气逼人，又具有诱惑力，每一个念头都会在光溜溜的四壁上面引起很响的疑问的回声。

8

安德烈·古西科夫白天尽可能不待在过冬小屋里。虽然未必有人会到这儿来，但他还是决定小心为妙。每次临出门，总是把他那几件零星用品藏到铺板底下，把铺在板上的细枝条扒成一堆，仔仔细细收拾掉自己留下的痕迹，然后背上猎枪，踏着滑雪板，顺着冰封的小河向上游滑去。他通常不去右边那片地方，因为那儿离雷布纳亚村较近，而是往左边去，左边方圆三十俄里之内没有人迹。

树林里雪已开始融化，无法很快滑行，但到了林中旷地上，安德烈在结了一层冰凌的雪面上滑行时，犹如在冰上一样迅速。他沉醉在这种风驰电掣般的、自由自在的、微微腾空的运动之中，这种运动使他产生某种惬意和愉快的幻觉：前进，前进，奔向辽阔的空间，奔向自由，奔向那遥远的地方，那儿无须担惊受怕，无须躲躲藏藏，万物都可按各自的形态无拘无束地生存。

原始森林矗立在冰天雪地之中，沉甸甸的积雪被树枝上落下的雪团玷污，雪面上撒满了针叶。森林还未苏醒，依然恍惚迷离，但是松树已逐渐向上舒展树枝，光秃秃的白桦树看上去也变得柔媚了，剥落的树皮散发出酸涩的树脂味。冬天似乎是白黑两种色调的天下，连云杉和白杨看上去也都是黑糊糊的。一周来天气晴朗，因而黑白格外分明，每一处凹凸不平的地方，轮廓益发显得清晰、鲜明、亲切了。风徒然地吹着，已经不能再从空中或贴着地面卷起雪雾。积雪紧紧地伏在地面上，这儿将是它的葬身之地。当然，雪还会从空中撒下来，而且不止一次、两次，然而这不过是天公想炫耀其存雪之多，雪一落地就牢牢地依附在原先的雪毯上了。在横倒在雪地上的树干两侧已经长出了青苔。

安德烈顺着长满树木的斜坡滑行了很久才到达另一个峡谷，又沿着这条峡谷向安加拉河滑去。安加拉河就在这里折向右去，由于年复一年地冲积，此处的河岸越来越开阔。这一带河岸很富饶：芳草鲜美，遍地都是蘑菇和浆果。据说，当年在这儿附近有一座鞑靼村庄，但不知为什么，鞑靼人很久很久以前就撤离了这片他们在异乡河流上选中的地方，焚毁了他们的房屋，走了。是否确有其事，谁也不知道，但昔日人们劳动的痕迹——伐木地、田地、割草场的残迹——至今依稀可辨。

安德烈顺着河岸走着，——不，不是走，是滑行。他在结了冰凌的雪面上向安加拉河上游滑去。

在这里虽然也必须谨慎小心，但是无须过分提心吊胆，这是个无人管辖的真空地带。它是一个区的尽头，而另一个区还未从这里开始。分属于两个行政区的居民又互不相识。枪声一响，两方面都可听到，都以为是另一方面的人在开枪；上游的居民会以为是下游的人开的，而下游的居民又会以为是上游的人开的。这里，也只有在这里，安德烈才允许自己狩猎。

他从岸上对几只野山羊已观察了两天，两次目睹它们如何取道石岛穿越安加拉河。第三天，他来到这岛上，在野山羊出没的、坡势坦缓的、面向下游的岬角上筑了一个掩体，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两岸：左岸离得较近，右岸较远。就这点来说，这是个便于观察的好地方，海风毫无遮拦地在这里肆意逞凶。安德烈为了避风，朝岛中央巉岩重叠的乱石丛中走去，它好似硕大无朋的古坟场。他在裂罅后面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向一侧伸展开去的类似岩洞的深穴，洞穴中还残留有篝火的痕迹。安德烈向四周打量了一番，又惊又喜，竟笑出声来，他万万没有料到会有这样一个求之不得的发现。他还未考虑怎样利用这个洞穴和用来做什么，就已断定，这个洞穴对他一定有用。

安德烈燃起篝火，暖暖身体。烤热以后他就决定，如果今天不得手，不返回过冬小屋去了，就在这里过夜。两头相距这么远，何必让两条腿受苦呢！如今在石岛上也可栖身了，而且还是个多么好的栖身之地啊！当然，夜里天气寒冷，不过燃堆篝火就不怕了。从前曾经有人也在这里藏身过，不知是为了避风雨，还是为了避人。十之八九是避人，否则他有什么必要藏身到这么个地方来？瞧，已经发黑、变硬了的灰烬有多少啊，可见这人在这里不止过一夜。不过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显然，他遇到了长时期的恶劣天气——他个人遭遇到的淫雨期。

他，安德烈，早先怎么从未到石岛上来看看？近在眼前，却一再错过了。他曾多少次打这儿的河上经过，瞪大眼睛望着岛上的悬崖峭壁，竟没有想到上这儿来瞧瞧。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一个引不起游兴的荒岛而已，除了陡峭的河岸、嶙峋的怪石之外，就只有落叶松。凭它这副模样，也未必会引起别人的好感。

安德烈留在石岛上过夜，感到了一种类乎幸灾乐祸的高兴，因为他躺在石洞里，就好像置身在岩石里面，钻进了岩石的核心似的，无论从哪一边都逮不到他。天黑时，他就点燃了干树枝，烤热了自己的铺位，睡得很暖和，很踏实，不像平时那样提心吊胆，也没有那种始终笼罩着他的、就连在睡梦中也未能松弛下来的极端紧张的心情。

第二天早晨他到达岬角时已不早了。他所以耽搁了时间，是因为得用军用水壶把茶煮开，喝茶时水壶又烫嘴，再说，要使自己站起身来走到寒冷的洞外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海风停息了，但仍有阵阵微风悄悄地、不疾不徐地从北方袭来。一大早天色就有点阴沉晦暗，这使得野兽和人都小心起来。遇到这种变幻莫测的天气，野山羊未必敢远途跋涉。看来，该悄悄地沿着山脊返回去，或许在什么地方倒会碰上一只松鼠哩。

当他正在寻思着该怎么办，且已转过身子，准备向左岸走去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三只野山羊收起前腿正从陡岸上滑下来。是它们，是它们，可爱的野山羊。他退到一棵落叶松后面，取下了猎枪。野山羊的腿不时地陷入发硬的积雪中，它们跌跌撞撞、艰难地跳跃着越过河汊，径直向他跑来。奇怪，是什么在吸引它们往这儿来？也许它们是想在重新进入四面八方都无藏身之处的危险的旷野之前，哪怕暂时先到树林里来躲一躲，以克制一下恐惧心理吧？

野山羊一只跟着一只渐渐地靠近了。安德烈已经能够听到它们酷似风笛吹奏出来的咕咕的透气声。当它们离岬角将近一百公尺，是的，至多一百公尺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山羊警觉起来了，那只带路的野山羊突然转换方向，从岛上往河里跑去。安德烈赶紧迫上去，双管齐发，一枪打中了跑在最后边的那只野山羊，它拼命地向空中一跃，虽然跳得很高，但已不是向前，而是落向一旁，倒在地上了。

当安德烈跑到这头野山羊跟前时，它还没有死。它嘶哑地吐着气，乱蹬着腿，把雪扒到自己身体底下，双眼充血，头不时地昂起又垂下。按理说应当赶紧结束它的性命，可安德烈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站在一旁，看着这只动物临死前怎样痛苦地挣扎；它一阵阵地抽搐，一会儿静息下去，一会儿又重新发作；它的头在雪地上乱扭乱撞。他竭力不错过野山羊的任何一个动作。在野山羊断气的最后一刻，他把它略微托起一点，朝它的眼睛望了一下：这双眼睛睁大了，也向他望着，他看见在它那双游移不定的瞳人深处有两个小小的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脸，头发蓬松，面目可憎，酷似他自己。

他等待着野山羊断气的最后一个动作，以便记住它的眼睛是如何反映这一动作的，可是终于未能看到。他似乎觉得野山羊的眼睛临终那一瞬间在回眸自己。

有时安德烈也到山上的过冬小屋去。它比下游的那间牢固、宽敞。山上的过冬小屋是用原木搭成的，建造在陡峭的山冈上，像是一所永久性的建筑。周围的田地早已荒芜，长满杂草，但就在小屋旁边，在一排疏疏落落的白杨树后面，有一片圆形的、令人心旷神怡的林中旷地。有一次，安德烈在陷入沉思的时候，突然产生一个念头，希望自己能安葬在这里，葬在白杨树林和林中旷地的交界处。这里土地干燥，景物宜人，树上会飘下落叶，鸟儿将向花丛飞来，婉转啼唱，而过冬小屋则可防止野兽走近。

小屋里没有炉子（不知什么时候给人拆下来，不辞辛劳地搬到河边那间过冬小屋里去了），也许这样反而好，否则安德烈忍耐不住寒冷，生起炉子来，那么阿塔曼村就会发现山上在冒烟。等天暖后，当他必须迁到这里来时，炉子已不需要了，而目前他到这儿来只逗留一天，刚有冻僵的感觉，就活动活动，不生火也会暖和起来。况且连日来天气逐渐转暖，太阳晒得挺热，已经感到皮袄是多余的了。

安加拉河即将解冻，即将发出汩汩的流水声，可是他却没有皮靴，也没有棉袄。

安德烈发现，他一到这里，不知为什么人就变得愚蠢了，同在山下的过冬小屋里相比，判若两人，在那里心情比较安宁，处处都比较习惯，过着得过且过的日子，考虑的无非是：该做什么呢？明天到哪儿去？怎样去弄到某一样东西，以及其后的第二样东西？拿什么来充饥？他从不去想将来的事，竭力忘掉过去的事，只去记住回到此地之后所发生的事，对于目前这种得过且过的、只求生存的生活心安理得。可是一到这里，这种心情就荡然无存了，常常痛苦万状，一些不必要的想法不时涌上心头，无论怎样也摆脱不了，而那个不能说的、深藏在心底的、后悔莫及的愚蠢念头，更不时地搅得他心神不定。

其实有什么可左思右想的，何苦徒然地折磨自己呢？胳膊肘很近，可是咬不着。

不知怎的他想起了这句俗话，就用手抓住另一只手的胳膊肘，竭尽全力伸过头去咬，——没准能咬住呢？——但脖子扭痛了还是咬不着，他不由得笑了起来，心里挺得意：俗话说得对。可见在他之前也有人咬过，但是咬不着。

在这里，他憎恨和害怕自己，为自己而苦恼，不知道该怎样更狠地折磨自己，也不知道该怎样才能一了百了。他自我谴责地威吓自己：嘿，等着吧，时候快到了，末日要临头了！随即恐惧地想起：时候确实快到了，末日确实要临头了！更别提是怎么样的末日啦！到那时你休想再站起来，再也不会苏醒了。

是什么原因会使他产生这种愚蠢的念头的，他自己也不得而知。会不会是这所作为百年大计建造起来的过冬小屋，会不会是它周围那块欣欣向荣、令人心旷神怡的好地方——从这里透过树林望得见安加拉河上的茫茫冰原，也能遥望对岸阿塔曼村一带的景色，或者还有什么别的原因，——他不知道。但总有个什么原因在影响他，困扰他，使他怎么也摆脱不了。

而且正是这个原因促使他到这里来，犹如引诱他为了获得甜蜜的享乐而去犯罪一样。

在猎获第一只野山羊之后一星期，安德烈又在那个石岛上打到了第二只。他用滑雪板把它拖回到山下的过冬小屋前，摸着黑剥了皮，把羊肉一块块切了开来，在天亮前，把肉都扔到上面去，塞在屋檐下。

第二天一大早，他刚一打开门，就愣住了：一条灰毛大狗猛地从门口跳了开去，龇牙咧嘴地盯着他。安德烈并没有立刻想到这是狼。它又长又瘦，身上的毛像通常换毛时那样竖立、蓬乱。狼凶狠地望着安德烈，他急忙抓起猎枪，但又冷静下来，没有开枪。这是只老狼，经验丰富，它避开瞄准着它的枪口，往山里跑去，可没听到枪声，它又站住，嗥叫起来。

从此，狼每天晚上都出现在小屋近旁。它教会了安德烈嗥叫。

这只狼往往待在小屋后边，扯开嗓门，拖长调子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凄厉的吼声。世界上的一切在这个声音面前都会惊恐失色，它好比一把锋利的刀，在黑暗中闪着寒光向喉咙刺来。安德烈没有办法可以把这头野兽吓跑，心里十分苦恼，于是，有一次，在盛怒之下他把门稍微打开点儿，模仿着狼，嗥叫了一声。这一声使他自己也大为震惊，因为他的声音同狼嗥声竟然如此相似。不过，那也没有什么，无非又从原意上证实了一条真理：与狼为伍，学狼嗥叫。“可以用来吓唬吓唬人，”——安德烈怀着幸灾乐祸、寻衅复仇的得意心情这样想。

他谛听着狼的嗥声，并以一种急不可待的、愉快、狂热的心情，主动参加了重唱。后来狼还纠正他发音不正确的地方。安德烈夜复一夜地逐渐领悟到，要按压住喉咙，把头向后仰，这样就可驱除掉自己嗓音里过多的嘶哑声。他终于学会了尖利、纯正的狼嗥，学会了如何使其盘旋起伏，回荡于空中。

最后狼经受不住，离弃了这所过冬小屋。而现在安德烈没有它也行了。有时，当他感到十分烦恼时，就打开屋门，朝着原始森林发出凄厉哀求似的狼嗥声，仿佛这样能为他解除烦闷，带来乐趣。他谛听着：在他周遭，直至很远的地方，万物如何由于他的嗥声而静寂下来，凝滞不动了。

9

三月中旬，马克西姆·沃洛格任回到了阿塔曼村，他是从前线回来的第一个战士。其实如果把彼得·卢科夫尼科夫也算在内，马克西姆还不能算第一个。彼得早在战争第二年就被放回家了，不过，是放他回家等死的。他患了热病，在床上折腾了两个月，几乎没有出过门。圣母节[1]刚过，大田和菜园里的活儿才收场，彼得就无声无息地死掉了。能埋葬在家乡，而未成为异乡的枯骨，已经算是上上大吉。

而马克西姆则不然，虽说也负了伤，但他回来却是能够活下去的，而且从此可以待在家里，无须再走了。阿塔曼村沸腾了起来。既然现在能放伤员回家，那就是说，战争结束确实为期不远了，看来其他人也将很快接踵而来。重要的是要有带头的，随后人家就可步他的后尘。不过话又要说回来，能回来的已所剩无几。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对任何事情都喜欢精确计算，他用数字说明，阿塔曼村男人的遭遇是多么不幸：有两人还在苏芬战争中就一去不复返了，这次又有十八个人上了前线。到今天为止，有一个人（马克西姆·沃洛格任）是肯定活着的，有一个人（彼得·卢科夫尼科夫）已确确实实长眠在坟墓里，有十张阵亡通知书握在寡妇手中，其余的还在打仗。算术很简单，村子又小，扳扳手指就算过来了。

那天，纳斯焦娜、纳季卡和莉扎·沃洛格任娜在仓库里用扬谷机扬大麦种。午饭后，涅斯托尔骑着他的卡里卡飞驰而来，他勒住马，使它竖起前蹄，大声叫嚷说：

“喂！莉扎，赶快跳上我的马，赶快！听见了吗？马克西姆回来啦！”

莉扎从他身旁倒退了几步，面色发白，惊叫了一声，随即哭号着，朝村里奔驰而去。这时，阿塔曼村已经轰动。从仓库所在的山头上可以望见孩子们和狗都向山坡高处靠近村头的沃洛格任家跑去，连老头儿们也激动地交谈着，接二连三向那儿走去。涅斯托尔跨着马又飞也似的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一路上还鸣着枪，更增添了村子里纷扰不安的气氛。人们都慌忙闪开，卡里卡听到枪声，不停地腾跃和嘶鸣，但现在没有人能阻止涅斯托尔，他不时地鸣枪，一会儿疾驰到阿塔曼村的这一头，一会儿又疾驰到另一头。

“他这也算是在打仗啦，”纳季卡愤恨地说。“好一个将军。”

她往粮袋上一坐，以同样的愤恨——后来渐渐转变为忧郁的绝望——的语气说：

“我那条懒虫没有能耐活下来……。你盯着我干什么？难道不是这样吗？”她气冲冲地责问吃惊地望着她的纳斯焦娜。“给我扔下一堆儿女就……英勇牺牲了。他倒死得英勇，可叫我今后怎么办？要我去养活他们？”纳季卡用头朝她家那边点了点，那儿有她的三个孩子，接着就放声痛哭起来，沾满尘土的面颊上满是泪水。“现在谁还会要我，拖着这一大群？可我才只有二十七岁。二十七岁——就完了，就已经活到头了。全都见鬼去吧！”

那天她俩不再干活，收拾好扬净的大麦，就各自回家，顺道通知了仓库管理员，让她把仓库门锁上。

纳斯焦娜回到家里，看到连谢苗诺芙娜也从俄罗斯式的炉炕上下来了。她正一步一瘸，不时地哼哼着，拖着她那浮肿的双腿来回走着。米赫伊奇心神不宁、惘然若失地和她并排走着。见到了纳斯焦娜，米赫伊奇十分高兴地说：

“听说了吗，马克西姆·沃洛格任回来了？”

“听说了。”

“你没有去过他家吗？”

“没有。”

“该去一下……可能他知道一点安德烈的情况。”

“还是你去吧，老头子，”谢苗诺芙娜哼唧着说，“你己（自）个儿去还能问出个名堂来。要她去闻（问）正经事，她可闻（问）不出来。”

“到了那儿还用你问吗？要说什么人家自会说的。”

“哼，那就随你们便吧。”

纳斯焦娜觉察到，近来，自从安德烈失踪以后，米赫伊奇怕和人交往。在马棚里当然是没法避人的，但一回家就躲在家里，越来越不愿意去找老头儿们抽烟聊天了。有时即使有人来串门，他多半也是沉默寡言。他已经养成一种习惯，在交谈中不时地点头，仿佛对别人的话表示赞同，其实是为了让自己少开口。有时他独自一人想心事，也会频频点头，一双毫无生气的眼睛呆呆地朝前望着。他头脑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作出了什么结论，他自己怕也未必知道，不过，他已模模糊糊断定，快要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了，他深信不疑地在等待着。

今年米赫伊奇正好六十五岁。他那战前还神气地向上卷起的小胡子如今已经耷拉下来，退成赤褐色了。而且米赫伊奇的整个模样显得那样憔悴，那样疲惫不堪，不论是睡眠或是休息都不可能使他振作起来。早先他身板总是挺得直直的，走路时仰着头，可这一年来，他那条早在第一次对德战争中受伤的腿，走起路来越发艰难了，他往往刚一坐下，就立刻垂下头，合上眼，用他整个被烟熏坏了的五脏六腑从丹田中大声地咳嗽着，常常咳得喘不上气来。谢苗诺芙娜实在受不了他的咳嗽，就在炉炕上大喊大叫要他别咳，但他并不答理，还是咳个不停，一面咳，一面走到院子里去，在那儿常常因做某件事，咳嗽会不知不觉地慢慢停息下去，然而好一会儿呼吸仍然紧张地发出咝咝声。但他更多的是仍用吸烟来止咳——这好比以酒醒酒，以毒攻毒——越是这样下去，就越发咳得厉害，越发难以忍受。他的嗓子变得喑哑起来，眼睛仿佛有什么重物压着似的眯成了一条缝，他那瘦骨嶙峋的脸越发尖削了。一年来米赫伊奇明显衰弱了，纳斯焦娜一想到他的将来就忧心忡忡。

“去一趟吧，媳妇，去一趟吧，”他催促着纳斯焦娜。“我还要到马棚去。”

纳斯焦娜不愿意独自到沃洛格任家去，就跑去找纳季卡。纳季卡跟往常一样，同孩子们在发火怄气。最小的女孩，遗腹子莉德卡，坐在地板上，放开喉咙号啕大哭，看来刚挨了揍；佩季卡在床边啜泣着；大孩子罗季卡扭过脸去，望着窗外。纳季卡在狭小的灶间里乒乒乓乓地扔着碗碟，有时大声叱骂着孩子，要他们安静下来。

“一只大面包我本想分两天吃，可回来一看，已经给他们吃光了，”纳季卡向纳斯焦娜诉起苦来。“嘿，这不是无底洞吗，无底洞吗！你说是不是。这帮懒虫竟会找到面包，找到了就狼吞虎咽地吃个精光，怎么没给噎死。现在我叫你们吃去吧：今后三天别想从我这儿弄到一粒面包渣。不许哭，你听见没有？”她又大声怒斥莉德卡，“你这是要惹我发火啊，瞧我怎么收拾你！已经填饱了肚子，还要大哭大嚷，好像我亏待了她似的。哎哟哟！为什么你们不早点死？叫我今后拿什么来养活你们，拿什么？我只剩下一盆面粉，再没有了，往后就只好把我们一家捆在一个口袋里，扔进安加拉河。我两次哭哭啼啼才申请到了面粉，往后再也不会给我了。他们哪怕稍微懂事一点也好。再说，他这个浑小子，”纳季卡用手指着罗季卡，“岁数已经不小了，该多少懂些事啦——可他只知道贪吃，只知道骗他娘。难道我藏面包是为了自己吗，省点儿面包是为了自己吗？是为你们，是为你们这些喂不饱的懒虫，是为了让你们明天有东西吃，是为了不让你们饿死。可你们却这样对待我，那就给我一个个死掉算了，我才不心疼哩。”

“安加拉河很快要解冻了，我会去捕鱼的，”罗季卡在窗边嘟哝着说。

“给我住嘴！哼，瞧他要去捕鱼呢。你捕的鱼去年全家吃了一年也没吃光，今年还得往肚里撑。我都在犯愁呢，这么些鱼骨头往哪儿搁。你得了吧，住嘴吧，我不要听。真他妈的，打哪儿钻出了这么个捕鱼的。你呀，在储藏室里钓起鱼来倒不赖，可不是在安加拉河里。”

纳斯焦娜好不容易打断了她的话头，说：

“走吧，纳季卡，去看看马克西姆。去瞧瞧，回来的男人都成了什么样子，然后就回家。”

“去看他干什么？只会叫人伤感。别人的幸福看多久也不会是你的！”

“怎么，你不去？”

“好吧，等一下，我去。让我稍微拾掇一下，好放心地把他们留在家里。”她对罗季卡怒冲冲地吆喝说：“你别站在那里像个木头人似的，去拿木柴，把炉子生起来。你休想溜出去。瞧，已经在动脑筋往哪儿溜了。你今儿整个晚上都得待在家里。就这样，没二话可说，谁也不准离开屋子一步，连头也不许往外探。”

莉德卡猜到母亲准备外出，就苦苦央求说：

“我要跟你在一块儿，带我去吧，带我去。”

母亲从灶间里伸出煎锅柄威吓着莉德卡，她懂事地不作声了。

“看见了吗？再烦就拿这个揍你。给我老老实实坐在那里不准动。她还想跟我一起去。我才不愿带你们到外人面前去丢人现眼。人家的孩子全都像个孩子样儿，可这些个，不知怎的一个个都是蠢驴，真是活受罪。唉！他们往后不知会怎样，会怎样？谁能告诉我就好了。”

纳斯焦娜从地板上抱起莉德卡，把她放到床上，小女孩瘦得几乎没有分量。她一躺到床上就立刻蜷缩成一团，不停地呜咽着，小身子由于抽泣而颤抖着。她闭上双眼，心里十分明白，今天她已不可能得到任何快乐，最好还是睡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纳斯焦娜抚摩了一下小女孩的头，莉德卡由于这种爱抚而抽噎得更加厉害，于是纳斯焦娜从女孩身旁走开了。

纳季卡这样怒声斥骂孩子，当然没有什么可夸的，可是也很难怪她。战前她就是个爱斗嘴骂架的女人，难怪她和婆婆不能相处，婆婆讨厌她那种一跳八丈高的性子，不久纳季卡和维佳只得自立门户，分开过日子。纳季卡的娘家住在勒拿河一带，她在这里算是外乡人。她能碰上维佳是她的幸运，因为维佳是个勤劳、沉静而善良的人，他那浅色的额发经常垂在脑门上，不论纳季卡在他面前怎样叫骂，他总是笑嘻嘻的。有时他腻烦了，就笨拙地一把抱起纳季卡，用他那只像铲子似的大手，轻轻地打她一下屁股，这样纳季卡就会转怒为喜。纳季卡其实并不是一个好惹是生非的人，她只是喜欢斗嘴、骂架罢了，哪儿有纳季卡，那儿就一定会有吵闹声、笑声和戏谑声，而在大部分场合下最后吃亏的总是她，但要是没有她在场，也就闹不起来。倘若不发生战争，她的脾气很可能就此变好了，待在孩子们和维佳身边她会变得温柔、文静起来，战争前夕已经可以看出她身上的这种变化。可是战争，以及维佳在第一年冬天就阵亡一事，对纳季卡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使她变得暴躁起来。她怀念维佳，悲恸欲绝，听到她的号哭声，人人都手脚冰凉，连血液都会凝固。那时她刚生孩子，总得赶她回家给孩子喂奶。纳季卡时而跑进森林，时而又跑到河岸上，阿塔曼村的乡亲都非常担心，生怕她会自寻短见。但一切总算过去了，纳季卡终于平静下来，又开始干活，开始打谷脱粒，挣钱抚养孩子。纳季卡无人可指望，婆婆讨厌她，也不喜欢她生的孙儿孙女。无论纳季卡怎样想方设法，还是入不敷出。按规定应发给烈属的补贴粮，纳季卡早在冬天就已经全部领回来了。她虽精打细算，一天天节俭地过日子，但还是不够，不论吃穿都难以维持。孩子们全都像维佳，灰白色的头发，不爱说话。而战争和纳季卡的火暴性子更使他们变得胆小，听话。看来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居然能活下去。三个孩子时常到大门口去，站在那里，望着街上，等候着母亲。好心的人都可怜这几个受苦的孤儿，看见他们就心里难受。常常有人把罗季卡喊出来，把他领去，往他手里塞些东西，而罗季卡还不肯接受。纳斯焦娜也尽可能地疼爱纳季卡的孩子，尤其是小女孩，但最近几周以来，由于自己的糟心事，几乎把他们忘却了，因此现在，纳斯焦娜在把啜泣着的莉德卡抱到床上去的时候，不由得内疚起来。

她在等待纳季卡的时候，天色已经入暮，白天因气温较暖而有点融化了的积雪，此刻又冻结了起来，脚一踩就发出欢快的咯吱声。村子靠下坡那一片万籁俱寂，仿佛阒无一人，只有几间农舍里还闪烁着一星半点微弱的灯光。就连狗都纷纷朝着沃洛格任家跑去了，从那儿不时传来此起彼伏的欢快的犬吠声。同时还听得见孩子们在那儿嬉戏，喧闹。纳斯焦娜和纳季卡被大伙儿兴高采烈的激动心情所感染，怀着喜悦，默默地、不由自主地迈着步子直奔那里。这是第一次有人从前线、从地狱般的战场上归来，和他们一起生活下去。这人好似一个信使，是替所有的男人传递消息来的，这消息就是：快了，娘儿们，快了。不久一切就将水落石出：有些人失去了最后的希望，将号啕大哭，另一些人将兴高采烈，而所有的人将共同开始新的生活。

沃洛格任家宾朋满座，人声鼎沸，吊在天花板上的两盏十根灯芯的油灯把设在宽敞的正房内的筵席照得通亮。在餐桌的首席上坐着马克西姆。他瘦多了，黑多了，头发像囚犯似的剪成平头，一双大眼睛显得慵倦而又幸福。他右手裹着绷带，用纱布挂在脖子上，左膝上坐着六岁的女儿维尔卡，她正叮叮当当地拨弄着父亲军服上的奖章。沃洛格任有两个女孩，维尔卡是幼女。纳季卡先走到马克西姆跟前，和他握了握手，说：

“祝贺你归来！”

纳斯焦娜跟在纳季卡后面，也说了一句：

“祝贺你归来。”

在两张拼在一起的桌子周围，长凳上坐满了老人和女人；坐在马克西姆右首的是已经喝得醉醺醺的涅斯托尔，他喧宾夺主地坐到了这个位子上，反把马克西姆的父亲叶菲姆老爹给挤到了一旁，左首的座位是留给莉扎的，可她奔忙于灶间和正房之间，没工夫坐下来。莉扎喜气洋洋——平时苍白、愁苦的脸上喜气洋洋，眼睛喜气洋洋，道出了她心头已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连裹在浅蓝色短外衣里面的已经松垂的胸脯也显得喜气洋洋——总之，浑身上下无一处不是喜气洋洋。莉扎在请纳斯焦娜和纳季卡入席时，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把她俩搂到自己身边，悄没声儿地说：

“今儿早晨还什么都不知道。我们还一块儿在扬麦。扬麦……”莉扎哽咽了起来，但随即破涕为笑，跑开去了。

马克西姆笑眯眯地望着她们——纳斯焦娜和纳季卡。她俩恰好坐在马克西姆的正对面，与他遥遥相对。纳斯焦娜垂下眼睛，听见马克西姆在问她：

“喂，纳斯焦娜，你什么时候迎接你家那口子？”

纳斯焦娜打了个寒战，面红耳赤；她尽可能镇定下来，没有立刻抬头，回答说：

“我已经不指望团圆啦。我家那口子失踪了……”

“谁——安德烈失踪了？”

“他前一阵住在医院里……也负了伤。后来让他回去了，就是说，回前线去了，”纳斯焦娜说着，感到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正以一种寻根究底的眼光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打那时起就没有音讯了。我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

“别急，会找到的。”

“可不……确实失踪了，”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插进来解释说，两只眼睛不时地望着纳斯焦娜。“都已派人来调查过，查问过了。可见不论哪里的花名册里都没有他这个人。”

“准是半路上给拉到其他部队去了。这种情况多得很。而眼下还不是所有的信件都能邮到目的地的，”马克西姆很有把握地说。听他讲得这么有把握，纳斯焦娜不知怎的立刻放心了些，仿佛她当真不知道安德烈的下落。

莉扎事先并没料到丈夫会回来，却一下子变出了那么多菜，摆得满桌子都是。鸡当然是今天现杀的，但咸鱼是夏天腌的，一直珍藏着，十之八九是特地留着给丈夫接风用的，三公升家酿白酒也是派的这个用场，酒味这么醇厚，可见酿了不止一年，也不是两年了。凡是还有亲人可盼的别的女人也都是这样做的：她们宁肯自己挨饿，孩子们也不喂饱，而决不动用准备给亲人接风的食品。可是结果，她们中间不知多少人却是痛哭流涕地取出了这些珍藏的食品！去年秋天，阿加菲亚·索莫娃接到了儿子阵亡的通知书，恸哭哀号了好几天，后来她把女人们召集到她家，拿出酒来款待大家，而自从战争开始以来，人们早已经忘了世上还有酒这种东西，她还做了油煎薄饼和果子羹，以及各式各样的下酒菜，就这样办了一次追悼亡魂的丧宴。现在只要回忆一下，遭此不幸的岂止阿加菲亚一人呢，而且很难逆料，命运今后还会让谁再遭此不幸。到今天为止，也只有莉扎一个人没有白等。

莉扎不断地给大家斟酒，席上更其活跃了。涅斯托尔竭力想带头领唱，但没有人跟他，不知怎的，谁都不把他当一回事。有几个老头已经离开桌子，靠着墙根蹲下，开始抽起烟来，他们接过莉扎递来的酒，没有站起身来就相互碰杯。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坐到马克西姆身边，一本正经地就美国的问题作了一番颇有见解的谈话，他谈了美国的战况以及那里什么时候将发生革命。马克西姆勉强地应答着，显然，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这方面的知识要渊博得多，特别是有关革命的问题。维尔卡在父亲的膝上打起盹来，莉扎要把她抱到床上去，但维尔卡抓住父亲，哇哇直叫，只好不去动她。有人问起马克西姆的伤情，马克西姆就开始讲述，也许已不是第一次讲述了。他说，在他住院期间，院方要给他截除手臂，但他不同意，倘若是左手倒也罢了，可偏偏是右手，是少不了的，截除了它，就成了十足的残废，不过现在得一直好好照料它下去了。纳季卡一口气喝完了一杯白酒，关切地问道：

“那么，这只手……能往一边挪吗？”

“往哪边挪？干吗要挪？”

“哎呀，黑夜里它不会碍事吗？”

马克西姆笑了起来：

“要是碍事，莉扎会把它砍掉的。”

“纳季卡，你说出这种话来，我要把你撵出集体农庄，”涅斯托尔声明说，一边得意地笑着。

“你一边儿待着去吧。哼，撵走！当心你自己别给人家撵走了，”纳季卡气势汹汹地说，但似乎并无恶意，只是想把他唬住，“你等着吧，哪天男人们回来了，准有你好看的。够了，你对我们发号施令、作威作福得够了。别看今天闹得欢，总有一天要完蛋。”

“我对你们作威作福吗？”涅斯托尔委屈地问，“娘儿们，回答呀？我作威作福过吗？”

女人们都不作声。

“听听她说的，”瓦西丽莎·罗戈娃出来帮涅斯托尔讲话了。村里人都管她叫绝顶聪明的瓦西丽莎[2]。她是个粗手笨脚的胖女人，战争期间也没有瘦掉一两肉，她的嗓门也是那样粗壮而低沉。

“听我说什么？！听我说什么？！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

“纳季卡，不是所有到嘴边的话都可以对别人说的，”绝顶聪明的瓦西丽莎神气活现地教训她说，“前线战士刚跨进家门，你就笑话他。”

“怎么是笑话他呢？他今晚准会一宵不睡，神魂颠倒地听咱俩给他讲故事，而把莉扎给丢在脑后。要知道他可只有一条胳臂受了点伤，其他东西都是完整的呀。”

马克西姆又笑了起来，老头儿们一边咳嗽，一边也跟着他咯咯地笑了起来。

“我知道，”纳季卡继续进攻，“瓦西丽莎，你这是怕我。怕得对，对，等你的加弗里拉回来，用不了几天，我准能把他弄得服服帖帖，我比你年轻，你斗不过我。”

“对加弗里拉，我倒可以一百个放心，”瓦西丽莎反唇相讥。

“真有意思，你对他怎么会放得了心的？难道他是个圣徒？”

“圣徒倒不是圣徒，但他决不会看中你。他干吗好好的鸟不要，去换一只喜鹊？你呀，就是一只喜鹊，只会唧唧喳喳，多嘴多舌。”

“哎哟，你们瞧，她居然打这种比方！”纳季卡兴奋得像连珠炮似的说，“好吧，就算我是只喜鹊，可你算什么好鸟呢？不就是那只全身乌黑，只会唱一个调子的鸟吗？”

“不，纳季卡，”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插嘴说，他那棕黄色的胡子里露出了狡猾的微笑，“你要挖瓦西丽莎的墙脚是挖不动的，那儿的墙基可深呢。加弗里拉从前线寄来的邮包，可不是给你的。寄来了多少？今年寄来了五个吧？”他转过身去问瓦西丽莎，“或者，还要多些？”

瓦西丽莎腼腆地搪塞说：

“我没有数。”

“她甚至都没有打开，”纳季卡挖苦说，“放着当凳子用。”

“我怎么处理它们，你就别操心了。”

但纳季卡劲头来了，要止住她可不容易。

“莉扎，你从你那个红军那儿收到过几个邮包？”纳季卡问。

“一个也没有收到过。”

“要是我，他不寄邮包来，就不让他进门。怎么，你也是一只呆鸟，没有头脑的？你还高兴呢。”

“我什么邮包也不需要，”莉扎幸福地笑了起来。“我今儿提出：让咱们把牛宰了吧。爹可以作证，我说过，接风就该像个接风的样儿，把牛宰了吧。他们没让我宰。我说，那就把所有的鸡全都杀掉，我再也不想看到鸡啦。他们连鸡也舍不得。其实上帝保佑的话，通通都可以积攒起来的，只要夫妻能厮守在一起就行。要是扔下我一个人，我非死不可，我活不下去，会愁死的，要不就自杀。”

“这么说，会愁死的喽？”纳季卡生硬地、别有用心地反问了一句。

“会愁死的，会愁死的。”

“要不就自杀？”

“对。”

“莉扎，你干吗要装腔作势？”纳季卡开头讲得还算婉转，可马上就忍不住了，气得连嗓音都打了一个颤，终于把心里话都倒了出来：“怎么，照你说，我、卡捷琳娜，还有维拉、卡皮托莉娜，我们这些人都该去自杀喽？是这意思吗？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最爱自己的丈夫，盼丈夫回来盼得比任何人都急吗？你以为，是我们自己把亲人丢失的吗？莉扎，你没有受我们这份罪，就别说这些漂亮话了。要说自杀，我的手不会软，可孩子们怎么办？丈夫在世上只留下了孩子，怎么能把他们也断送了呢？你不知道，我们心里的一切全都已经烧成了炭，再也不觉得痛，而烧焦的东西正在一点一点往下落……你现在又要过女人的生活、妻子的生活了，两人搂搂抱抱，相亲相爱，而我却没这个福，我只是个劳动力，什么活都得干，只是个养家糊口的人，对我自个儿来说，我这个人已经完了。早知今日，我当初就该及时行乐，那么好歹还能有点东西好回忆回忆，可我总是把什么都留待以后再说，以后再说，一直打算过过快活日子，可到头来却一场空。现在我回忆得起来的只有战争，怎么也摆脱不了这种回忆，别的回忆全都淡忘了或者消失了——没有了。”

莉扎马上赔不是：

“哎哟，别责怪我，姐妹们，我不是这个意思。”

“干吗要责怪你呢？既然你这样走运，那就替我们大家好好地过日子吧。可是你要小心，要是不好好过日子的话，那就对不起了。我们不会怜惜你，这是我对你说的实话。我第一个就要来挖你的墙脚。我们的男人死在那边，可不能怪我们。我们是没有罪责的，对吗，马克西姆？你给我们说说看。”

“是不能怪你们。”

“这就得了。我们抱怨命运是有道理的。从今往后，一直到死，我们都会恨自个儿的命。可你，莉扎，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往后，你们夫妻俩就只要恩恩爱爱过日子好啦，一切全在于你们自己了。不然的话，那你听着，你可别指着我们的鼻子，指着我，指着她，还有指着她，说什么假如命运也像怜惜你一样怜惜我们的话，我们的日子也未必会过得快乐。我们可等不到丈夫回来的那一天了。我们对这种事情也一点儿不感兴趣。你懂吗？”

大门砰的一声打开了，一群孩子嚷嚷着闯进了屋里。莉扎急忙过去赶走他们，可他们却一齐大声喊道：

“还没给过他——瞧，就是他。”

“他才来。”

“马克西姆叔叔，你还没有给过他。”

孩子们把罗季卡推到桌子跟前。纳季卡一看见儿子就怒吼起来：

“你这是打哪儿钻出来的？我怎么嘱咐你来着？我怎么对你说的？快给我滚出去！”

罗季卡站着不动，睁大双眼，以渴求、痛苦的神情，望着马克西姆。马克西姆看到他这种目光，便轻轻地把小女孩放到地上，站了起来。

“你就是罗季卡吗？”马克西姆用喑哑的、发颤的声音问。

罗季卡连忙点点头。

“喂，你好哇！”马克西姆走到男孩跟前，伸出那只没有受伤的手，同他握了握，“瞧，长高了，完全像个大人了。好样儿的。你为什么来得那么迟？”他从搁板上拿过一块分发给孩子们的刻花蜜糖圆饼，递给罗季卡。罗季卡收下了。“瞧，就这么一点儿礼物，其他没有什么了。甜甜嘴巴，小兄弟，吃着玩吧，明儿白天有空你再来，咱们聊聊。今天，你瞧，没有工夫。明天来吗？”

罗季卡又点了点头，退到门口。孩子们成群结队地跟在他后面，吵吵嚷嚷地走出了大门。

“瞧，长得多大了，”马克西姆伤感地惊叹说，回到了座位上。

“他们越长越大，”涅斯托尔兴冲冲地接口说，这是他的习惯，总是忍不住要去接别人的话头。“甚至在战争期间也在一天天长大。”

“战争快结束了吗？”莉扎突然问。“亲爱的，你是打战场上回来的，给我们讲讲，还要等多久啊？”

“对你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了，”纳季卡低声地咕哝了一句，但莉扎听见了，委屈地说：

“为什么对我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了呢？你以为，只要他回来了，就啥事都跟我没有关系了吗？瞧你说的。我可不是那种没心肝的人，不管大家受罪，只图自己过好日子。再说，我又不是住在独家村里，只看见自己眼皮底下的事，我可是和大家生活在一起的。”

“快了，娘儿们，快了，”马克西姆回答，“你们都知道，我们的人已经打到德国本土了。眼看就要把他们彻底打垮啦。”

“不会退回来吗？德国人也打到过莫斯科附近，可不照样给撵回去了。”

“退回来？”马克西姆眯缝着眼睛，挺起身子，向前挪了挪，仿佛在凝视着只有他一个人才看得见的远处。他的脸微微抽搐。“不，不会退回来的，莉扎。我虽然只有一条胳膊也要重返前线，哪怕是一条腿的、残疾的都会重返前线。就是不能退回来。够了。决不能退回来，我们不答应。不会有这种事的。”

“都四年了，还要拖多久？”瓦西丽莎摇了摇头，问。“我们后方的人也都给拖老了。”

纳季卡不放过这个机会：

“你可看不出老。”

“啊呀，纳季卡……谁能行行好，把你的舌头给截短点儿？大伙都在谈正经事，她却尽刺人。”

“我们可受够了罪，”莉扎接过话头，说，“是吗，姐妹们，受够了罪？一想起来心里就难受。给集体农庄干活，没啥好说的，是我们分内的事。可是我们刚刚赶在下雪前收好粮食，就立刻叫我们冒雪去伐木了。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伐木吃的苦。地上没有路，马累得筋疲力尽，拉不动雪橇。可是，不干是不行的，因为我们这儿是劳动战线，得支援前方的男人们。开头一两年，孩子再小，也得丢下孩子去……没孩子的或者孩子大一点儿的就更不用说了，每回都得去。瞧人家纳斯焦娜就是年年冬天都去的。就连我也把孩子扔给爹带，去了两次。那时候你把那些砍下来的树木，那一立方米一立方米的木材装上车，堆好后，还得随身带着根棍棒上雪橇。没有棍棒连一步路也走不了。常常不是滑到雪堆里，就是出别的什么乱子，那时候，姐妹们，就得使劲撬，把雪橇撬过来。有时撬过来了，有时再怎么撬也撬不动。我可不是瞎说，纳斯焦娜可以作证：前年冬天，我那匹母马一个劲儿往山下冲去，在拐弯的地方乱了套，雪橇陷进了雪堆，歪倒了，母马也差点儿摔倒。我使劲想把它撬起来，撬呀，撬呀，就是撬不动。我累得半死不活，就坐在路边哭了起来。这时，纳斯焦娜打后面赶上来了。我呢，哇哇哭着，眼泪像泉水一样涌出来，”莉扎说到这里，泪水盈眶。“她帮了我大忙，帮我把雪橇撬了起来，我们就一起继续赶路，可我怎么也按捺不住心头的难过，一个劲儿地哭呀，哭呀，”莉扎越想越伤心，禁不住抽抽搭搭地哽咽起来。“我哭呀，哭呀，眼泪说什么也忍不住。就是忍不住。”

“莉扎，莉扎！”马克西姆叫住她，不让她再讲。

“我不讲了，亲爱的，不讲了，我真糊涂。你们谈吧，我不讲了。”她走进灶间去，可马上又回来了，仍旧站在桌子边上。“再说还有公债呢！”她一提起公债的事，就激动起来，话说个没完。“开春后，把剩下的土豆通通运到卡尔达村，卖给木材采运企业，但愿卖得的钱能够付清认购的公债就好，只要能帮助前线，再怎么都行。我们想，这对那儿的亲人多少总有点帮助吧。至于我们这里，好歹能对付过去，又没有人朝我们开枪打炮。这帮该死的德国鬼子，叫他们到了冥府也没好日子过。为了一切，为了我们所受的罪，该把他们千刀万剐。”

“真不明白，我们中间今儿是谁——是我还是你——盼到了丈夫？”纳季卡向莉扎转过身去，问。

“是我，纳季卡，是我。我不再啰唆了。”

“我们这儿一切都颠三倒四，”醉眼惺忪的涅斯托尔气呼呼地咕哝着，“这些人像什么样！送男人上前线的时候唱着歌，可是迎接他们回来的时候却像在哭丧似的。纳季卡的话我们听够了，让我们来唱歌吧。”

纳季卡的身子动弹了一下，可她没有来得及答话，莉扎就在纳斯焦娜背后以洪亮的，由于激动和流泪而微微发颤的嗓音唱起了《喀秋莎》。大家跟着她唱了起来，最先附和的人当中有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只有靠墙根蹲着的几个老头还在悄悄地聊天。瓦西丽莎唱着，马克西姆唱着，涅斯托尔挥动着双手打拍子。纳季卡虽然启口迟了些，也参加了合唱，但她突然停下来，头伏在桌上，全身抖动着，号啕大哭起来。莉扎从后面搂住她的双肩，更加响亮地唱起《喀秋莎》来。接着，维拉·奥尔洛娃也跟着纳季卡放声大哭起来，即使这样，歌声仍然没有中断。纳季卡从桌上抬起头来，拿过纳斯焦娜面前的酒杯，一饮而尽，随即眼泪也不擦，又继续唱起歌来。

纳斯焦娜声色不露地沉默着。她既不能说话，又不能哭泣，也不能和大家一起喝酒。可是过去，她从来不是这样的。到了这里之后，纳斯焦娜懂得，这一切她都不能做，因为她没有权利。不论她做什么，都是欺骗和装假，她只能谨慎地倾听和观察其他人的言行，小心翼翼地不露出任何马脚，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她真后悔，不该到这儿来，可现在要走又不好意思了。这里，在场的所有人，无论是满怀幸福、喜气洋洋的莉扎；无论是因乍回家园、重见亲人而感到茫然和眼花缭乱的马克西姆；无论是心神不定的、在一天之内就委顿下来的涅斯托尔；无论是机灵、博学，样样事情都想比他人先知道的农庄会计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无论是充满自信心，坚定、镇静地走自己生活道路的瓦西丽莎；无论是傻呵呵、爱斗嘴的纳季卡——他们的谈吐举止都是光明磊落的，即使他们隐瞒了什么事（一个人不可能没有隐私），那也是迫不得已，而且隐瞒的也不过是个人的一些琐事罢了。而纳斯焦娜所隐瞒的秘密却不知为什么关系到大家，是跟大家过不去，是跟每一个不论是怀着什么目的来参加今晚接风的人都过不去，包括纳季卡、瓦西丽莎，甚至也包括莉扎。它，也就是这个秘密，把他们这些人都联结在一起，而把纳斯焦娜从他们中间分离了出去。人们还习惯于把她当作自己人，可她却已经成为同他们毫不相干的陌生人了，成为一个无权跟他们同甘共苦，无权和大家一起谈话和唱歌的人了。

纳季卡竭力解释，说什么不是她把维佳丢掉的，是维佳自己给敌人子弹打中而身亡的。然而她之所以要这样说，之所以要这样问，恰恰是因为她感到了自己的罪责，尽管她丝毫不明白，它，也就是这一罪责，表现在哪里，尽管她也不理解她能有什么办法帮助维佳，但是她感觉到了自己的罪责，并为此而苦恼。莫非她祈祷得还不够，莫非她思念维佳、为他担忧得还不够？为什么莉扎盼到了，而她却没有盼到？为什么战争尚未结束，而瓦西丽莎却毫不怀疑她的加弗里拉将安然无恙地回来？加弗里拉会回来的，——像瓦西丽莎和加弗里拉那样的人总是能逢凶化吉的，——即使所有的人都给斩尽杀绝了，他们两人也能留下来，心安理得地活下去。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不，这里也有着某种取决于女人的东西。自古以来，女人也许就是被这种神秘莫测的谜所困惑，她们虽然并不指望成功，却力图揭开这个谜底，结果每每徒劳无益，就这样世世代代下来，每个女人都只得乞灵于自己的敏感，乞灵于盲目、狂热而又犹疑的祈求，如果这种祈求未能奏效，那她就会因罪恶感而备受煎熬。

纳斯焦娜也相信，自从安德烈离家之后，他的命运如何，在某种程度上是取决于她的。她相信而且担心：也许她活着是为了自己，她关心的是自己，盼他也只是为了自己。总算盼到了：给你，纳斯焦娜，带走吧，但是不得给任何人看到。她在人们中间是孤独的，完全孤独的，跟谁也不能谈谈心，诉诉苦，什么事都只能闷在自己心里。而往后呢，往后怎么办？怎样才能把他从灾难中救出来，该怎样生活，怎样帮助他，才不致失着、不致陷入困境呢？现在，不论他发生什么情况，她都难辞其咎。

她不声不响地离开桌子，溜到了街上。夜深了，孩子们和狗都已各自回家。整个村子靠山坡低处的一边已一片漆黑，寂静无声。纳斯焦娜在灯光通明、传出阵阵歌声的沃洛格任家的窗户边又站了一会儿，然后拐进通向安加拉河的僻巷。离开了众人她觉得轻松一些，她怀着自咎的心情摇头叹息：瞧，已经弄到什么地步了，从前，为了求得安慰，她总是喜欢到人群中去，而现在，恰恰相反，要避开人们。心头痛楚的感觉已经麻痹，但不知为什么，呼吸时却伴随着呻吟，一种哀怨而悲戚的呻吟。纳斯焦娜用力深深地吸了口气，略微压低了这种自发的呻吟声，然后在冰封的河面上沿着河岸向下游走去，一路上小心地绕过一个个冰窟窿。她一面走着，一面不时望着对岸，望着孤岛后面依稀可辨的那个死寂的角落，那儿隐匿着安德烈，不管信还是不信，他就在此地，近在咫尺，一瞬间，她对自己的思维失却了控制，她仿佛觉得，她刚才，一分钟之前，所见、所闻、所想的一切全都是臆想出来的：什么马克西姆回来了，什么安德烈开小差逃回来了，——都是臆想，她不过是在想象可能发生的情况，就信以为真了。现在她倘若到安德烈耶夫田庄去，那儿准是空无一人。可是这梦幻般的瞬间转眼就过去了，留下的只是懊丧和更其明显、更其无情的事实：根本不是臆想，一切就是这么一回事。

纳斯焦娜走到自己家门口的岸边，便登上了陡岸，最后一次回头朝安德烈耶夫田庄那边望了一眼，然后迈着沉重的步子回家了。她还要告诉米赫伊奇，马克西姆一点儿也不知道安德烈的情况。任何人都什么也不知道，除了她以外。但她即使不省人事了，也不能泄露这一点。

[1]东正教节日，在10月14日。

[2]绝顶聪明的瓦西丽莎，又称美丽的瓦西丽莎，是俄罗斯民间故事中的神话人物。

10

上午纳斯焦娜根本没有打算出门，可是到晌午时天气骤变，刮起了暴风雪。纳斯焦娜忽然想起，水桶已经见底，趁眼下天气还未完全发狂，赶快到安加拉河去提水。安加拉河上疾风劲吹，从上游刮来的风暴呼呼地怒号着，把又湿又黏的雪片刮得好似腾空而起的湍急的浊流，向下游席卷而去。纳斯焦娜习惯地向已隐没在铺天盖地的大雪中的对岸望了一眼，顿时起了个念头：此刻正好是跑到河对岸去一次的时候，谁也不会看见。这个念头虽一闪而过，但已使她心动：要是真的去又怎么样？不管三七二十一，去一次吧？什么时候再能等到这样好的机会呢？她提了水急急忙忙往回走，一面又竭力克制急不可耐的心情，她已决定去了。这个一念之间作出的决定使她产生了一种慌张、喜悦的心情和不顾一切的勇气。看来现在不管什么人出来阻止她，她都会骗过那人，跑到对岸去的。

不过也不会有人来阻止她：米赫伊奇在马棚，婆婆跟往常一样，在炉炕上打瞌睡。纳斯焦娜一眨眼工夫就从地窖里拿出一提桶土豆，往锅里倒了些，免得两个老人晚上要煮土豆还得到地窖里去拿，剩下的全倒进一只帆布袋里。然后到谷仓里把早就藏在那里的一小袋豌豆拿了出来，又切了半个面包。面包黄澄澄的，也掺和进了豌豆粉——整个村子现在成了豌豆的天下，豌豆声此起彼伏，因为不久前集体农庄忽然慷慨起来，把将近900公斤豌豆分发给了庄员。于是家家户户都吃豌豆面包，喝豌豆粥，咀嚼着一粒粒的豌豆。

纳斯焦娜很快就换好了衣服，脱掉了早晨穿上去的皮靴，换了双毡靴，脱掉了棉袄，换了件长毛绒短外衣，顺便还羞赧地照了照镜子。穿着棉袄过安加拉河也许更合适，但她却想打扮得整齐一些去同丈夫会面。其实丈夫未必会注意到她的衣着，他在那边也没法把她去跟谁相比。但是对她自己来说，穿上过节的衣服就会开心些，就会觉得自己整洁些。跟平日的衣服一起卸掉的是一副劳动的重担，一副像挽具那样摆脱不掉的劳动重担。这副重担压得你记不起自己是什么人——是不是一个女人，年老还是年少，心里有些什么想法——总之，压得你什么都记不起来，只知道一个劲儿地干活、干活，使劲、使劲。正因为如此，纳斯焦娜才喜欢在傍晚干完活儿以后，把身上换得干干净净的，即使穿不了多久也无妨，这样就能在不知不觉之中体会到自己的青春和美丽——这两件财富都是过眼烟云，你把它们藏得越深，想念得越少，它们消失得也就越快。每当纳斯焦娜换好衣服后，走起路来总是小心翼翼，仿佛生怕碰坏身上的什么东西，而且连笑容也显得更温柔和蔼，仿佛她正在尽力保护好一件只与她一个人有关的秘密，揭示这个秘密的时候还没有来到呢。每当这种时刻，她就不会因战争、贫困和独守空闺而灰心丧气，努力为未来的幸福生活珍惜自己，准备一切。纳斯焦娜知道，岁月会催人衰老，而心灵可能衰颓得更早——这正是她所最担心的。有多少人，身体固然强壮有力，然而却分不清他们个人所特有的天赋的感情和人所共有的七情六欲。这些人即使躺在床上，追求的也无非是那种毫无遮拦的、人皆向往的快感，就如坐在饭桌前一般，只图餍足而已。他们无论是哭是笑，总要环顾四周——看看人家有没有听到或者看到他们在哭、在笑，不肯虚掷一滴眼泪。这些人的心弦已不能再发出声响，无论你怎样去拨弄它们，这种人对于倾注着深情的战栗既不理解，也不会作出反应，他们已没有一根心弦能够回答这种战栗，因为已经为时太晚——他们的心灵已经衰颓，变得冷酷无情，同时他们本人也不可能再打动旁人的心弦了。所以会落到这般地步，是因为当初他们既不善于、也不愿意洁身自好，结果就把自己忘却了，丢失了——再也记不起来，再也找不回来了。

十分钟不到，纳斯焦娜就把行前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但她却觉得仿佛已经做了足足一个小时——可见她是多么迫不及待地要到对岸去。她终于拿起帆布袋，冲到街上，但立即又站停下来，适应一下猛刮过来的狂风，同时急急忙忙向四周张望。多加小心总是好的，因此她决定走通往牛犊栏的那条路：要是碰巧撞着了什么人，那么她要上澡堂去的借口总能找到——即使是在这种风雪大作的日子。在澡堂附近，旋风卷着大雪在这儿不停地打转，搅得天昏地暗，连近在咫尺的农舍也很难看清。纳斯焦娜放心了，一下子就滑到冰封的河面上，然后向右一拐，往那条横贯河面的冰道走去。直到此刻，她才忽然想起，这条道路可能已被大雪掩没，那就只好瞎闯了。而瞎闯在目前的情况下是危险的：在这种大风雪的时刻，无需多久就会迷路，找不到对岸，不知被风刮到哪儿去，这时候的风总是一个劲儿地要把人刮倒，吹走，让你迷失方向。幸而道路还看得清，只有在一堆堆冰块前的路面才被雪掩没，但绝大部分地方雪是从一旁横扫过去的。

纳斯焦娜赶路时不得不弓着身子，藏着脸，免得被扑面而来的湿漉漉的风雪吹得喘不过气来。风自始至终一直猛烈地、毫不停顿地刮着，好似一股疯狂的洪水奔腾不息地冲将过来；风声既大而又拖得很长，就像从烟囱管里发出来似的，尽管如此，透过呼呼的风声还是可以清晰地听到第二个声部——飞雪的咝咝声。三步之外已什么也看不见，虽然周遭是亮的，但光线却如雾一般混沌，并且好像是在急速地翻腾着，忽而明，忽而暗。光滑嶙峋的冰块琤然作响。飞雪一撞上冰块，就溅落到四面八方，于是风夹起溅落的雪花，又将它驱向前去。

哪来这么大的风雪？据纳斯焦娜记忆所及，往年在这种时令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风雪。这可真想不到，现在都已经交春了——三月都快过去了。

她开始看不清路了，但暂时还能找到它，而且总是在她左边。不管纳斯焦娜怎样顶着风，怎样根据风向来纠正方向，风还是一个劲儿把她往下游方向刮去。不难想象，如果迷了路，她真不知会被刮到哪里去。现在连辨认雪橇的辙迹也已越来越困难。辙迹隆起的部分不断扩大开去，终于同其余部分一样平坦，难分高低了。纳斯焦娜便竭力寻找冻牢在路旁的一撮撮干草，寻找状似蘑菇伞的冰冻了的马粪，这些都是当初从割草岛运干草回来时留在路上的。纳斯焦娜就根据这些标记向前走去。她已疲惫不堪。开始时她傻里傻气地使出浑身力气向前猛冲，很快就把力气耗尽了。沉甸甸的帆布袋把手也拎痛了。风吹得她透不过气来，脚深陷在雪里，毡靴上沾满了雪，披巾和上衣全湿透了。风倒并不凛冽刺骨，是南风，但正因为是南风，所以是湿漉漉、黏糊糊的——真不知是凛冽的寒风好，还是这种潮湿的南风好。

她仔细地注视着左边，想找到那个岛子，到了岛子那边就好办，因为岛子那边是一条狭窄的河汊，笔直走过去就可以到对岸了。纳斯焦娜倒并不担心走不到，走是走得到的，对岸还能藏到哪里去。但是她希望上岸的地方离峡谷越近越好，免得到了岸上还要费神去猜峡谷在什么地方，还要来回去找。至于冒着这么大的风雪跋山涉水，她倒一点也不后悔。她需要到那里去，也许天公正是为了要掩护她，好让她避开别人的耳目，才下这么一场大雪的。只是不知为什么她就是不相信世上会有一个干燥而温暖的地方，可以让她脱掉毡靴，伸一伸酸痛的双脚，乐滋滋地合上眼睛，——这看来简直太遥远了，几乎像是神话一般。

最后她终于迷了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脚下的一切全都搅缠在一起，向前移动着。于是她决定加劲逆风而行，这样，迟早总归能走到彼岸的，只消上了岸，就可确定小河的位置，无非是在右边的什么地方。然而迷了路，毕竟还是使她难受。她抽抽搭搭地啜泣起来，倒不是由于害怕，而是由于委屈和疲劳，不知为什么她大声呼唤了一下安德烈的名字。倘若指望安德烈能听到她的呼唤声，那就太傻了，因为声音立刻就被风揉成一团，刮往下游去了。

她又走了很久，已经记不大清她这是在往哪儿去，但是有一次当她抬起头来时，突然发觉她无须立即把头藏起来了，风势似乎已经减弱。她停住脚步，回头望了望：后面，风仍在肆虐，但在这儿，风被什么东西挡住了，风撞在什么东西上，便折向一边去了。纳斯焦娜又稍稍走了几步，就看见了河岸。这不是小岛，这已经是陆地，她不知不觉中把小岛错过了。谢天谢地，她总算过了安加拉河，现在得寻找安德烈耶夫田庄。河岸在这里形成弓形，根据这点，纳斯焦娜知道，她记忆中那个位于小岛后部、树木丛生、十分陡峭的岬角，现在已落在她左边了。大概正是这个岬角挡住了风。这样看来，纳斯焦娜的估计是对的，她应当沿着河岸向下游走去。现在总算快到了，离目的地不远了。山上的松涛声清晰而又低沉，光秃秃的白桦和白杨在重新拐直了的河岸上的一小片草地中迎风摇摆。纳斯焦娜竭力不向右转身，右边风雪仍然在咆哮，在后面把她向前推去，两只脚来不及跟上，一路上磕磕绊绊的，有一次竟跌倒了。两个土豆从帆布袋里滚到了雪地上，不知为什么，大概是由于不由自主的懊恼吧，她不愿意去捡起来，就让它们冻在雪地里得了。

她忙着赶路，差点儿错过了那条小河，幸而及时觉察到雪向一旁猛吹过去，便赶紧停下步来。不然的话，就会跑到雷布纳亚村去了。纳斯焦娜弄不明白，她今天算不算走运？看来，她顺利地穿过了安加拉河，没有迷失方向，没有倒下去，在这天昏地暗的天气几乎没有走冤枉路。换了另一个人，一切这么顺利，定会喜不自胜。可她却不知为什么，恰恰相反，觉得什么事都颠倒了过来，不像原来应有的样子。她感到惘然若失，心烦意乱，这并不仅仅是由于疲劳的缘故，而是由于一开始就有另外一种什么东西在作祟；她不敢去想，这“另外一种东西”就是那不祥的然而却是正确的预感。

不一会，她已由小河上岸，来到过冬小屋。

安德烈在屋里，因为屋顶上的烟囱正在冒着袅袅轻烟。如果她历尽艰辛之后来到这里，却扑个空，过冬小屋里竟空无一人，那就太使人伤心了。她记起上次她来这里时曾使丈夫多么惊慌，因此没有立刻闯进门去。她先歇一口气，用手掌抹了抹湿漉漉的脸，这才轻轻地敲了敲窗子，说：

“安德烈，是我来了！安德烈！”

他一听见声音就冲了出来，抱住纳斯焦娜的肩膀，喃喃地说着什么，一面轻轻地把她拥至门边，——她没听懂他在讲些什么，一刹那间，她突然感到疲劳不堪，连动一动的力气也没有了。跨过门槛时，她绊了一下，几乎摔倒，这使得满腹委屈的她，终于抑制不住，放声大哭起来。安德烈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旁，不知如何是好，再说，他大概直到此刻还不敢相信，当真是她来了！

“你就不能来接接我吗？”她一边哭着，一边任性地、怒气冲冲地埋怨他说。“我一直担心，我要走不到了，要倒下了，可你却逍遥自在地坐在这儿，根本不管人家的死活。”

“我怎么知道你今天会来？！”

“怎么知道！你应该知道！怎么知道！”

他终于想到了替她脱掉上衣和披巾，她自己则厌恶地甩掉了那双泡得胀鼓鼓、沉甸甸的毡靴。他捡起毡靴，两手掂掂分量，惊奇得直摇头，然后把它们放到炉边去烤干。炉火融融，屋子里既温暖，又安静，燃烧着的木柴发出一阵阵哔剥声，使人感到一种舒适的、充溢着家庭乐趣的气息。只有窗玻璃不时发出的响声，使人想起外面正风雪弥漫。

安德烈挨着纳斯焦娜在铺板上坐下，小心翼翼地问：“你怎么跑来了？没出什么事吧？”

“你怎么跑来了？”纳斯焦娜又气呼呼地学着他讲的话，反问道。“跑来看看你，就是这么回事！亏你还问得出！”接着，她用已经消了气的口吻回答说：“没出什么事。”

“你简直不要命啦。没想到你这么不顾死活。今天这种天气连野兽也不出洞，你却敢出来。”

“你呀，什么也不知道，像只鼹鼠一样躲在黑洞里过活，连自己老婆是什么样的都看不清啦。”

“是像鼹鼠，”他同意地说。但他此刻正沉浸在极度的幸福和愉快之中，因此不愿为这样的话题而败兴，便改口问：“你大概饿了吧？咱们吃午饭好吗？要不该吃晚饭了吧，我现在连早晚都分不清了。”

“嗬，你打算拿什么请我吃呀？”安德烈刚一提起吃饭，纳斯焦娜立刻感到的确已饥肠辘辘。从一大早起她还没有吃过东西，而现在已将近黄昏了。此外，她看出，他很想为她效劳一番，想拿出点使她惊奇的东西来显示一下他是多么会当家，因此她觉得越发不能扫他兴了。

“可以煮鱼汤给你吃。我这几天打了几条鱼。”

“不过我可无论如何再也不想到外边去了。”

“你坐着，全由我来。”

他把门稍微打开一点，并不跨出门槛，只是探出身子去，就从上面什么地方取下一尾冰得硬邦邦的大鱼——这是条出色的江鳕鱼，足有三公斤重。他砰的一声把鱼扔在桌上。

“嘿，你在这里日子过得比我们好嘛，”纳斯焦娜惊讶地说。

“是昨天走运打到的，简直像是特地送上门来给你吃的，看来你是个走运的人！”

“哦，还能不走运吗，”她用一种含蓄的、使人猜不透的语气回答说。

他只字不提是用什么方法打到鱼的。他没脸讲给她听。就在不久前，偷人家东西这类事，他连想都不敢想，可现在他却堕落到干起这种勾当来了。雷布纳亚村有人在该村上游远处一个岛子的岸边，正对河汊的一面，插了几根渔竿，这儿水流缓慢，沉积了很厚的淤泥。有天半夜里，他无意中发现了这些渔竿，就起了邪念。他知道，谁也不会每天把凿冰用的冰镩带回村里去，第二天再拿来。果然，他在树丛里找到了冰镩，而且那里还放着一把短柄小铲。看来打鱼的是个细心的人。人们一般是早上来检查钓鱼竿的。因此安德烈就在傍晚摸黑凿开冰来看看渔钩上有没有鱼，这样夜里又会结冰，把冰窟窿给封住。他用这种办法已经搞到四条江鳕鱼。这工作做得干净利落，不留一点痕迹。渔竿的主人未必会看出破绽，何况主人还有夜间的机会，也许那才是鱼儿上钩最好的时间。

说得倒好听——“工作”，这种工作过去连安德烈自己也称它是害人的勾当。

然而并不是生活无着迫使他去干这种下流勾当的。他还多少藏有一些肉，纳斯焦娜又经常给他弄一点来。虽说储藏的东西多多益善，再多也不会把口袋撑破，然而使安德烈逐渐堕落到这种地步的，主要是隐秘在他心中、无时无刻不支配着他的委屈心理。正是这种心理使他产生了一种他同样竭力加以隐蔽、并且从各方面加以伪装的愿望：去跟那些和他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的人作对。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生活，无须躲躲藏藏，担惊受怕。他哪怕在某件事上能比他们捷足先登，也算出了这口怨气。这样，他就感到，对他们的命运来说，他这人仿佛也起着一定的作用：有他是一回事，没有他又是一回事。即使他们看不到他这个人，听不到他的声音，根本不知道有他这么个人，可他这个人却是有的，并正在以他的存在从某种角度影响着别人，不然他就是死人，是幽灵，是行尸走肉。这样做虽然并不能使他感到愉快，因为凡是可以使人愉快的事，都是可以告人的，但却能使他得到一丝贫乏的、可怜的慰藉，得到一丝满足。他没有去探究这是什么样的慰藉，什么样的满足，何必一定要知道是什么使他心情舒畅些呢，只要能舒畅一些就行了。

鱼汤在炉火熊熊的炉子上很快就沸腾了。他们吃了起来，而且安德烈还拿出一把木头匙来给纳斯焦娜用，这是他特地为现在这样夫妻相聚的快活时刻一刀刀削出来的。他正在逐步置备家用什物，现在已经不是用小小的军用水壶，而是用一只三公升容量的大铁锅来烧菜煮汤了。这只铁锅是纳斯焦娜上星期同棉袄一起带到澡堂去的。

上星期他俩会过几次面，但像往常一样，都是在澡堂里摸黑相会。这几次相会，事后都使纳斯焦娜对于自己这样随随便便，这样不检点，感到不快和嫌恶。她跟过去一样，总是产生一种幻觉，觉得自己上了当，不是丈夫而是别人在代庖，虽然她明明知道绝不是别人在代庖，却仍然不能习惯，不能安下心来。她常常细听安德烈的声音——这是他的声音吗？她老是寻找着可疑之点，不消说，总能在他的举动中找到一些过去未曾觉察到的东西——因而害怕极了，不知所措。特别使她厌恶的是躺到又冷又滑、散发出烂叶子霉味的蒸浴床上去，蒸浴床很高，必须匍匐着爬上去。纳斯焦娜仿佛觉得，一爬上蒸浴床，她浑身上下立刻就长出了可憎的兽毛，而且只要她愿意，就可以像野兽那样嗥叫起来。

在这儿过冬小屋里就另当别论了。这儿他俩可以四目相视。她可以根据他的脸部表情揣摩出他心里在想些什么。在这儿，他俩之间的恩爱是过去家庭生活的延续，是无可非议的。至于恩爱时的环境如此生疏而简陋，固然使纳斯焦娜感到提心吊胆，感到陌生，但也使她产生一种她所求之不得的激动，这种激动超越了夫妇在这种情况下所常有的那种聊以尽责的感情。他俩虽是名正言顺的夫妇，却非但不能朝夕相处，连会面也要偷偷摸摸，夫妻落到这样可悲的境地，纳斯焦娜是深感委屈的。于是她就要借助这一次次的相会求得补偿。她希望每次相会都能容下几年的生活，都能充满不同寻常的意义、不同寻常的力量和不同寻常的温存。至于这个希望如何实现，当然她是想象不出的。她在难过、痛苦、为明天担惊受怕的同时，热切期望着那件已经在望然而却仍然忽隐忽现的非同小可的事情早日来到。她的唯一的希望就是巴望那件事早日来到，但愿不要使她失望才好。

有一天，她似乎觉得那件事已经发生了，但是在什么时候，在哪一次相会时发生的，她不知道。这也使她大为苦恼，怎么能把这样的事忽略过去的呢？难道她是个没有感觉的人，是根木头？诚然，纳斯焦娜还未确信这件事已果真来到，但是很多迹象表明：是的，确实来到了——也正因为这件事，她今天才如此心慌意乱，如此神不守舍。

她从桌边站起来。过度的疲劳使双脚又酸又痛，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她走到铺板跟前，躺了下来。现在可以对他讲明她来这儿的原因了。

“安德烈，你知道吗？”

“知道什么？”

但她又改变了主意：

“算了，待会儿再说吧。”

纳斯焦娜决定等他坐到她身边后再说。可他却在饭桌旁磨磨蹭蹭地吃个没完；纳斯焦娜发觉安德烈吃得很慢——显然近来他已养成了做什么事都不慌不忙的习惯。他终于站起身来，但没有走过来。他吃得满头是汗，到门口图凉快去了。一阵冷风直往纳斯焦娜刮来，她大声喝道：

“快把门关上！”

“关上了，关上了，风好像小了点。”

“噢，小了点。”

他走过来，挨在她身边坐下。

“你还没有暖和过来吗？”

“暖和过来了，可一想到很快就得赶回去，浑身就哆嗦。单是来这儿，我已经累得半死了。”

“那你就多待一会儿，好好休息休息，你一个人是回不去的，我送你。”

“怎么能多待一会儿，安德烈？我谁都没关照，半句话都没关照，就拔腿跑来了。这会儿他们准以为我失踪了。要是半夜三更才回家，公婆会乐意吗？就这样我已经常常深更半夜在外边晃荡，他们会想：瞧这儿媳妇……”纳斯焦娜想象着她将怎样深更半夜回去敲开门，就闭上了眼睛。

“父亲没有问起过你这类事吗？”

“眼下还没有。他老是不吭声。我真不明白他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发现猎枪不见了。不消多久，一件件事全会露出马脚。”

“你有没有想好，他查问的时候怎么回答？”

“想是想好了……”纳斯焦娜显出厌烦的样子，说。

“你想好怎么回答呢？”

“何必把我怎么去撒谎讲给你听呢？我不想讲。好歹由我去对付吧。”

他歉疚地抚摩着她的头，说：

“你的日子不好过吧，纳斯焦娜？”

“不，”她睁开眼睛，莞尔一笑。她被寒风刮过的脸在暖和的屋里泛出了马林果似的通红的颜色。嘴角的微笑是淡淡的。“我是在心疼你，”但是她不愿意也不打算把心头的全部感觉都说出来。“我自己有啥好难过的？我身强力壮，再重的担子也挑得起。你没回来以前，你以为我日子就好过些？每天都提心吊胆，不知道你是死是活，现在我至少知道你活着。”

“要么我们暂时就别会面了，让你好好休息一阵，怎么样？反正我什么都有，我能活下去的。”

“你这个人怎么搞的？叫我休息一阵，可你怎么不问问我是不是愿意休息？安加拉河很快就要解冻，就要流冰，等到冰流光要有很长一阵子——咱俩有的是时间休息。如果我连你也见不到，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呀，什么也不懂。”纳斯焦娜沉默片刻，深深地叹了口气，终于下决心说出来。她慢腾腾地、小心翼翼地，好像不当回事似的说：

“我好像怀孕了，安德烈！”

“什么？！”这一声“什么”在他嘴里不由自主地变成了惊呼。“什么——啊！”他再也坐不住，跳了起来。“这是真的……你说的是真的？”

“还不能确定，反正过去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看来是真的，”她还是像刚才那样慢腾腾地、小心翼翼地回答，仿佛竭力在拖延时间，等待弄清他对这件事的态度。

“你干吗不早说？”他开始口气还有些迟疑，可随着这句不假思索的话刚一出口，就高兴得不知怎样才好，终于明白了所发生的事情的全部意义。一股暖流从头到脚贯穿了他的全身。“纳——斯——焦——娜！”他虔敬地低声唤着她，接着浑身乏力地坐了下来，抓住纳斯焦娜的手说：“太棒了！真不简单！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你明白吗？纳斯焦娜，你明白吗？原来是这样，是这样……我明白了……现在我明白了，纳斯焦娜：我没有白回来，没有白回来。原来是它，是命运……是命运叫我回来的，是命运安排的。我好像早就知道了，好像早就知道了，你明白吗？我好像早就感觉到了。可我还像个傻瓜似的，老为这事提心吊胆。为了这事……”他没有叫喊，而是用一种像冒了烟似的干涩的声音像吐气一般吐出一个个字来，一面又是咳嗽又是笑。他的眼睛闪耀着光芒，仿佛穿过了墙壁，正在眺望远处的什么地方。当他回过头来，对纳斯焦娜说话时，也好像没有看到她，没有去注意她——他是在自言自语，是在说服自己。“这就行啦，不需要任何辩解了，这比任何辩解都有力。现在不管怎样都可以，哪怕明天就去死也行，只要这是真的，只要我死后有他在……这可是我的亲骨肉在为我传宗接代呀！我们这一族没有断根，没有绝种。我本来以为我们这一族到我为止，没有后代了，我是最后一个，我们这一族要毁在我手里了。而现在他会活下去，一脉相传地延续下去。谁料到竟还有这样的结局！多好的结局呀！纳斯焦娜！你是我的圣母！”他扑倒在铺板上，偎依着纳斯焦娜，搂着她，又喃喃地低语着什么，一面摇晃着他那个毛茸茸的大脑袋。

纳斯焦娜起初看见他高兴，她心里也高兴，听着听着，就感到委屈和焦躁了。他怎么只考虑他自己？有没有替她考虑考虑呢？在他心中给她留下的是什么位置？她的位置在哪里？

这种委屈和焦躁本来就已憋在她心里，所以爆发得这么快。一个星期以前，当纳斯焦娜第一次怀疑自己开始孕育着一个新生命时，百感交集，兴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那深藏在心底、早已不抱希望、受尽屈辱的情感终于得到释放，她的冤屈得到了洗刷。天哪！难道这是真的？！难道她也能像一切正常的妇女那样，能够成为母亲？难道老天爷真的怜悯起她来，赐给了她这份幸福？难道经过这么多年的夫妇生活，经过这么多徒劳无益的希望、努力和祈求之后，现在，当一切希望似乎都已幻灭了的时候，她却真的奇迹般地交上好运，怀孕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时她正打算上床睡觉，已经吹熄了灯，但这一连串的“难道真的？”使她惶惶不安。她慌张地先在她那张大木床的床沿上坐下，微微喘了口气，然后把门帘拉得更严实些，把衣服脱光，赤身裸体地站在窗边月光底下——这月亮仿佛特意挂得低低的，又圆又亮。她急切地仔细观察起自己的身子来，企图用肉眼找出身上的某些变化。她的身子结实强壮，并不虚胖，而是同原先一样，显出一种健康的丰满，洁白温暖的肌肤散发出一阵阵暖气。身子正因激动和全神贯注而在微微抖动，可是并没有向她说明任何问题。当她把目光移到胸脯上时，看到了窗格投射到胸脯上的影子，活像个阴森森的大十字架，这使她吓了一跳，赶快离开窗边，躺到床上，但只是仰卧在被子上面，把双手垂在两侧，闭上眼睛，屏住呼吸，不让任何杂念来分心，然后仔细谛听，将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那深深地隐藏在她体内的某一点上，她找到了那一点，找到了，把它从其余一切东西中间分了开来，并触摸了它一下，于是它就用微弱的、隐约可闻的声音回答她说：有了。她就是这样感觉到，想象到的。于是从这一刻起她的身子就一直在盼望：真的有了吗？不会叫她上当吧？如果真的有了，怎么办？下一步该怎么办？

的确，该怎么办呢？幸福固然是幸福——而且又是什么样的幸福啊！——但是如果来得不是时候，又有什么幸福可言？过去她对幸福望眼欲穿，可是幸福却不知躲到哪儿去了，而现在，当她处于这样一种境地时，幸福却偏偏露面了，这是为什么？要知道她不是寡妇，然而也不是有丈夫的女人，她既不知道今天算是什么人，也不知道明天会成为什么人。对纳斯焦娜来说，一切都给搅乱了，发生了错位，颠倒了过来。她自己当然很清楚，除了丈夫，她从来没有跟任何男人在一起过，可是村子里大家知道的却不是这样——别人只知道她已经有四年光景没有见到丈夫了。这么说来，莫非是风给她吹来了这个幸福？要是能把这事推在风的头上当然很好，可是行不通，必须另找一个活人，但既然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何必硬要去找呢？干吗要把罪责推到一个无辜的人身上去呢？而真正存在的那个人却又不能说出来。

一切的一切都乱了套，乱成了一团，然而以后还会更加混乱。

也许什么事也没有，也许她徒然辗转不安，白白自寻烦恼？女人的身子什么样的变化都可能发生，显然不可能一有什么变化就吃准是那么回事。而她却才有一点影儿就张皇失措，也许这是毫无必要的吧？既然过去没有，现在也不会有，将来也不会有。

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好一点，——是现在有，还是根本不要有？如果能让她选择的话，究竟选哪一种好呢？——怀孕好呢？还是永远盼不到这一天好？

她跑来找安德烈，就是希望跟他一起哪怕把所有这些问题稍稍弄弄清楚也好，作出个决定，让她多少可以放下心来。直到最后一分钟，她还在犹豫，是不是要说出来，还是等到充分确定后再说，眼下她偎依在他身边，打算先暖暖身子，定下心来，鼓鼓劲。她所求不多，只想在这个与她休戚相关的人身边多待一会儿，这个人看来正在把她从大家身边引开去，越引越远，以便把她只留给他自己。可是除了他，她又能去指靠谁呢？又能从谁那儿获得慰藉呢？

于是她还是说了出来。可是听着他这种语无伦次、得意忘形的絮语，她就后悔不该说出来。他竟会这样来看待这件事的意义，是她所始料不及的。

“那么我呢？”纳斯焦娜从铺板上撑起身子，问。“我该怎么办？我可是生活在大家中间的呀，难道你忘了？你告诉我，我该怎样去对他们说？我该对你的母亲、对你的父亲说些什么？他们一定会查问，会追究是怎么一回事的。”

这是个明摆着的问题，又非常迫切，可他不知为什么竟没有想到。他站起来，随即又坐下，惊慌不安地盯着她。

“不知道，”他耸耸肩膀说。“管它呢！”

“你可以不管，你反正是一个人在这儿。”

“你说什么呀，纳斯焦娜？你难道不觉得高兴吗？”

“我当然高兴，可是现在叫我怎么办？我能把自己藏到哪里去呢？要知道这种事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人看出破绽，就会露馅的。”

“你可记得，这事我们盼星星盼月亮地盼了多少年月？”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委屈，仍然什么也不愿意去理解。

“记得，……怎么会不记得。你这个人怎么搞的，安德烈？你干吗来说服我呢？难道当初不是我通宵祈祷，希望能给你生个孩子吗？我什么也不求，只求能给你生下一男半女，为你传宗接代。难道不是我最担心自己不能生儿育女吗？要怪也只会怪我，不会怪别人的。不是连你也怨我，认为是我不行吗？我的日子比你难过得多，我在大家眼里成了骗子、窃贼；公公和婆婆生下了你，指望我也能生儿育女；你娶我做妻子，也指望的是这个。可我呢——瞧，是只不会下蛋的母鸡！好像我这人骗取了别人的位子，窃取了别人的幸福。我无数次地诅咒自己——这个你是不知道的。要是有可能的话，我早就悄悄地离家出走，或者投安加拉河，好让你再讨老婆。是你自己不让我这么做的。后来就打仗了。而你却问我：‘你可记得？’我不记得的话，还有谁记得？现在高兴得想唱歌跳舞的不是我，又是谁？我好像是重新降生了。天哪！可是你呢，却只能当作没有你这个人，没有你这个人，安德烈，没有！”纳斯焦娜呻吟了一下，挥挥手，仿佛要从身边赶走这个头发蓬乱的傻乎乎的幽灵。“你不许我对任何人哪怕偷偷地提起你在这里。好吧，没有你这个人就没有你这个人吧，我现在不会讲出去，将来也决不会讲出去。这个道理我明白。不过既然这样，那么连孩子——如果他出世的话——也就不能算你的了。算谁的都行，就是不能算你的。没有你这个人，不知道你是死是活。你不在家，我用衣裙裹着个孩子回去，你的父母会感谢我吗？会可怜我吗？是啊！要是他们知道你已经死了，那倒好办些，说不定有人会谅解我，不至于劈头盖脸地责怪我了。可是事实上，人们认为你是随时都可能回到我身边来的。而我呢，在等待你回来的日子里却干了些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连最不要脸的畜生也可以随便说我的闲话——那也不奇怪，罪有应得嘛：瞧你，干的好事。要我一个人拖着这份累赘去招架人们的指责，可真困难啊！安德烈，我怕招架不住！”

他默不作声，苦恼地一动不动地盯着远处的角落。他沉默了很久。纳斯焦娜起初感到有些不自在，后来则为刚才自己说的话感到恐惧了。她这番话等于是说她不愿意把孩子生下来。如果此刻的确是最最关键的时刻的话，那么小生命正刚刚开始，既可能继续存在下去，也可能窒息而死。只要她不愿意生，就什么也不会有了，一切全可以由她做主。有孩子——不好，没有呢——也不好。但是不把孩子生下来，她可不愿意，不愿意。她觉得要她去承担这么一副重担——放弃她自己期待已久的希望，她办不到，也太可怕了！她但愿这事以后再也由不得她了，但愿已经成为事实，无法再作丝毫变动了。

“安德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抱愧地补充说，指望他能开导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已经慌了手脚。”

“纳斯焦娜，命中注定的事，你再逃也逃不了，”他终于开口回答。“不管你怎么违背它，它还是我行我素，”他忧郁地、深信不疑地苦笑了一下，好像他在这方面比别人更有体会。他又沉默一阵后，一面捋着胡子，一面继续说下去，语气变得坚定、凶狠。“是命运把我从战场上撤下，派我到这里来的。是命运做的主。命运硬派我到这儿来，或许就是为了在我临死以前好让我们俩还能再见上几面。你以为我像荒山老岭里的野兽一样躲在这里，日子好过吗？嗯？好过吗？他们在那边作战，我原来也应该在那边，而不是在这里，你想我这种日子会好过吗？我在这里学会了狼嗥。你要听吗？我学给你听。”没有等她同意，他就站起身来，踏着沉重的步子走到门口，打开门，向前探出身子，但没有立刻号叫，而是先开始呜咽，仿佛在调整音调，等调整好了，他就拉长声音，开始尖利地、哀怨地、凄厉地嗥叫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好似一把尖刀在宰割着人。纳斯焦娜吓得跪了起来，双手抱住胸膛。安德烈猝然停止这种非人的声音，关上门，干咳几声，重又走了回来。“像不像？”他问，接着就自己回答自己：“很像。你听见这种声音的时候，你要知道，这就是我。我在这里早就把狼都吓跑了。大概所有的狼都跑到你们对岸去了。瞧我想出了多么好的消愁解闷的办法！你以为我是无聊才学狼嗥的吗？不，纳斯焦娜，不是因为无聊，而是另有原因。是由于日子过得太快活啦。你干吗要把我最后的一线希望也夺走呢？你就不能让我多少没有白回来一趟吗？就不能让我总算没有完全白受这份耻辱吗？你把这事告诉了我，逗弄了我一场，却又要把他夺走。这样的话，我就更受不了啦。你生下他，我就算没白活一场了，这是我最后一个指望。你听我说，这是我最后一个指望，这对我来说就是一切，我活了一辈子就做成了这么件事。人家不知道让他们去，但是我的亲骨肉知道他是我的骨肉。将来也只有这个亲骨肉才会记住我们。”

“可是要知道，也许还没有他呢，”纳斯焦娜无力地反驳说。“我说过了，还不一定，还要等等再说。”

“要是没有，那也没话好说。如果有，就留下，别毁了他。救救我的灵魂吧！你要答应的话，我心甘情愿明天就去死，再也不来打扰你，别的事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我根本不要你去死！你在说些什么啊？！”

“咱俩厮守在一起的日子有四年，不管是好是歹，反正是守在一起。后来就是四年战争，虽说相隔几千里路，可是始终有一条线把我们牵在一起。难道都是一场空？都是白过的？我们的夫妻生活什么也不能留下？你还要活下去，你还年轻漂亮，但是那八个年头是无法叫它们回来了，已经过去了。不管你今后的生活怎么样，反正在你的生活中曾经有过我这么个人。你难道能把我从心里一笔勾销？多少妇女在战争中拉扯着一大堆孩子，可你连一个也不愿意要。要是他早就出世了，在战前就出世了，你拿他怎么办呢？”

“我难道不想要吗，安德烈？！我难道不想要吗？！想要，你干吗要冤枉我？干吗？”

“当初我打前线回来，你知道我是开小差回来的，你并没有拒绝我，并没有撵走我，并没有告发我，而是救了我一条命，——没有你，我大概早完蛋了。你明明知道你这是在冒多大的风险，可是你甘冒这个风险，一点也不害怕。谁能料到，现在，当咱俩已算不得一个家了……这算什么家呀？……一个家掰成了两半，可就在这个时候，我却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总算做成功了男子汉该做的事。这样我总算没有白活。那还用说吗？！过去，你只消顾到一个方面：安加拉河右岸的人们。可现在却要顾到两个方面：那边的人和我。这两个方面是没法把它们连在一起的，除非等安加拉河的河水干掉。当然，我说说容易，用不着我去腆着个大肚子。我的事只是躲在这里，等死罢了。”

“别说了，安德烈，够了，别说这种话了。”

一阵冲动过去了，安德烈坐到铺板上，仰面躺下，让气喘平息下去。不过他还没有把话说完，怨气还未发泄完，所以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又开始讲了起来，但语气已经比较平静、缓和了，因为主要的东西他刚才已经都讲了。

“你怕人家说长道短……睬那个干啥！人就像一群狗，谁在什么地方乱动一下，他们就会汪汪地叫起来。叫了一阵也就不叫了——又等下一回，看谁有什么把柄落到他们手里。当然人们会指着鼻子骂你——这是免不了的。人嘛，就是喜欢唧唧喳喳嚼舌根，唯恐天下不乱。他们只要能指着你的大肚子讲几句坏话，连饭都会忘了吃。让他们去讲，去过把瘾吧！人就是有这么个毛病，非得找个人说说他的坏话才过瘾。他们不这么做，一天也活不下去。你就别吭声，做你自己的事，别去睬他们，很快他们自己就会觉得没趣的。等过几天，轮到议论别人了，那时候你就会被看做是跟他们一起的人了。这种事难道还新鲜吗？今儿你为了啥挨人家骂，过了一阵子，人家还会为这事倒过头来夸你呢。这些人啊……要是让他们自己也碰上这种事，还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样呢。别去听人家讲的，要听你自己的。你自己心里反正明白。你在任何人面前都问心无愧，他是你同亲夫生下的孩子。就凭这点，你就能忍住气，就能顶住人们的责难，是的，就凭这一点。当然你今后的日子不会轻松，但现在难道就轻松吗？”

“我并没有抱怨。”

“还用你抱怨，这不是明摆着的。”

他们没有注意到窗上的玻璃已经不再颤动，过冬小屋里在入暮前先亮了一会儿，过后就笼罩在一片宁静的暮色之中。大风已过去，只有那些离了群的旋风，偶尔还会莫名其妙地扑到这堵或那堵墙根前，随即也平息了下来。炉火熄了，炉身变得黑幽幽的。

安德烈停止说话，站起身来，堵上烟道，免得热气从烟囱里散发掉。他向窗外瞟了一眼。从山上吹下来好多的雪，几乎积到齐玻璃窗那样高。树干上沾满了湿漉漉的一层雪，风力虽已大减，但在低垂的逐渐昏暗下来的天空中，仍不时有破棉絮般的乌云，互相追逐着奔向前去。

纳斯焦娜转过头来，注视着安德烈。他走了回来，又在她身边躺下。一切都和刚才一模一样，但是他毫无必要地站起身来这个举动，表明对于他们两人来说：刚东讲的那席话，现在没有必要再进一步讲下去了。的确还需要等待。免得像那个唠叨不休的婆娘，尽说空话：哎哟，要是我生了个孩子的话，而这个孩子又生了病的话……。该说的话安德烈都已说了，纳斯焦娜也都听到了——这就行了。得耐着性子等一等，用不了几天就可以见分晓了。

纳斯焦娜轻松地舒了口气，小心翼翼地，免得惊动安德烈，伸了个懒腰，以驱散浑身上下一种疙疙瘩瘩的肿胀难受的感觉。她往往这样：只要稍有惊骇，或者略一受刺激，就会觉得仿佛有一些敏感而难受的疙疙瘩瘩的肿块从身体内部涌到皮肤表面上来，而且过后还不是一下子就能轻易地消失的。这些疙疙瘩瘩的肿块是她精神上痛苦的反应，哪怕只是一点点痛苦。

她一直提防着，怕安德烈会糊里糊涂地把他俩之间那个并未明讲出来，因此也是脆弱的、不牢靠的默契给冒冒失失地破坏掉。

他动了一下，她赶紧屏住气息。

他突然又讲起话来：“已经很久了，是两年前一个夏天的事，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做了个梦，梦见了你，”他停顿了一下，等她适应话题的转变。“梦里的事都跟真的一样，我们部队的驻地，还有和我一起战斗的人全都活灵活现，连我躺下睡觉时四周是什么样的，梦里也是那个样子。我梦见我自己躺在那里，这时打小白桦树边——驻地不远的地方确有一排小白桦树——有个小姑娘向我走来。我好像根本不认识她，她穿着破破烂烂的连衫裙，瘦得连风都吹得倒，打着光脚板，没有一点像你的地方，可不知怎的，我却觉得是你。”

“我过去就是这个样子，”纳斯焦娜惊讶地证实说。“那会儿我还没有嫁给你，你还不认识我哩。头发剪得很短，像个男孩，对吗？”

“对，头发剪得很短。”

“是我。”

“这不就怪了吗？既然你这副样子我连一次也没有看到过，怎么会这样活灵活现地梦见的呢？”

“不知道。也许是我讲给你听过。反正我过去就是这个样。是我。”

“就是嘛，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是你。那姑娘走到我身边说：‘你干吗待在这里不回去？我拉扯着一大帮孩子吃苦受累，可你呢，天塌下来也不管。’我问：‘什么孩子？你哪来的孩子？你干吗要吹牛？还是给我回去看看吧，你到底有没有孩子？’她就走了。”

“她就走了？”

“她好像听了我的话，就走了。可一会儿又站在我旁边了，又像第一回那样，傻里傻气地唠叨说：‘我拉扯着一大帮孩子吃苦受累……’这下我可恼火了，回答她说：‘快回去，别再来纠缠我，你连一个孩子也没有。’她好像明白过来了，想了一下，转身走了。而且我在做这个梦时，好像并没有睡着，明明都在做梦了，却还拼命想睡觉，可是怎么也睡不着。我闭上了眼睛，却照样能看见她又从那排小白桦树那边朝我走来，来了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这一夜她可把我折腾苦了。”

纳斯焦娜听到这里，突然觉得她的记忆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开始蠕动起来，她略微欠起身子，连自己还不明白是什么促使她问的，就脱口而出地问道：

“结果呢？结果你怎么跟她说的？最后一次是怎么说的？”

“记不得了，大概还是那几句老话，我还能说什么呢？”

“你应该可怜她，不该跟她顶嘴，”她的声调顿时变了，变得低沉，凄然。

“为什么？”

“不为什么。要知道她求了你那么多次。”纳斯焦娜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方，一面仿佛在历数她所看到的东西似的，说：“你们那边还放着好多大炮。而在洼地里，我就是打那儿走上来，走到你身边的，还停着好些汽车，全是草绿色的大卡车。你睡在毡鞍垫上，军大衣上面还盖了油布，你睡在尽边上，挨着你睡的有三四个你的同志，我就是打你睡的那边走过来的……”

他撑起身子来，一眼不眨地望着她，问：

“你怎么知道的？”

“我也做了这样一个梦。只是从我这方面做的。真想不到？！”纳斯焦娜吃惊得愣住了，一边侧耳倾听，听听她心里是不是会有什么声音悄悄地提醒她：该不该把这件事说出口。两个人都做同样的梦——她有生以来还从没听说过。这看来不是一般的梦，而是会应验的梦兆。这场梦的意思已经十分清楚，用不着费脑筋去猜。她开始小心翼翼地回忆着说，同时准备随时闭口不谈：“是个老大娘指点我的。什么样的老大娘？哪怕打死我也记不起来了。她指点我说，上他那里去告诉他孩子的事。如果他认了，答应了，那事情就成了，如果他不认，那你就坚持要他认。于是我就去了。你怎么也不肯认。我走了，又转回来，走了又转回来。可你还是不明白我的意思，一个劲地说：没有，没有。我想暗示你一下，却又不能。你对我发火了，一次又一次把我撵走。最后一次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记不起了。只记得我这次走到你身边时已经不是做闺女时的打扮，而是我现在这个样子：想让你开开窍。我是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来找过你的？”

“是的。”

“你都对我说了些什么？”

“不记得，忘了。”

“你总该说过些什么吧？”

“大概说过些的。”

“瞧你！最最要紧的事却叫你给忘了！”纳斯焦娜忍不住责怪起他来。“你就认下来，或者退一万步说，不作声，有啥难的呢？要是你当时认了，今天也就不会这副样子啦。”

“怎么能什么梦都相信呢，”他信心不足地反驳说。

“你自己也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梦。是两个人做的一模一样的梦。而且很可能是在同一天夜里做的。也许那是我的灵魂来托梦给你，所以才那么活灵活现，一模一样。”纳斯焦娜还不死心，抱着一线希望继续追问：“在这以后，你一次也没有再梦见我抱着孩子来吗？一次也没有吗？你好好地回忆回忆。”

“没有，一次也没有。”

“会不会忘记了？这场战争……打得这么厉害，把什么都踩了个稀巴烂，使你忘了也难说。”

“不，真做过这种梦的话，我大概不会忘记的。我不是清清楚楚记得你怎样来探望我的那个梦吗？整整两年一直没有忘记。”

“算了吧，那个梦结果怎样，还不是叫你给忘了？现在怎么才能猜得出呢？”

“那个梦八成是没有结果的，什么结果也没有。命运特意把结果留给了我们。让我们俩不是在梦里而是在生活中看到结果。等到有了结果，那时候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全都无所谓啦。”

“你现在怎么开口闭口总不离命运，过去，我好像没听到你提起过命运嘛。”

“到时候你也会这么说的……”他苦笑一下，下意识地点着头说。“你也会的，还来责怪我呢，一旦命运在你脚边，寸步不离地缠住你，把你收拾得乖乖的，爱怎么摆布你，就怎么摆布你，你也会这么说的。”

“我可不是存心要责怪你，是无意中脱口说了出来。”

说罢，纳斯焦娜不由得向安德烈的脚边瞟了一眼。

“而现在命运又把你撵来，跟我一起套在一辆车上，”安德烈这话又像是吓唬她，又像是怜惜她。“我倒要瞧瞧，看你怎样从它的罗网里挣脱出去。”

“干吗我要挣脱出去？我要跟你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

11

纳斯焦娜毕竟觉得心头轻松了些，也舒畅了些。虽然沉重的思想负担并没有解除，不仅没有，反而越加沉重，休想把它摆脱掉，但是，事态到底还是明朗了——纳斯焦娜好似一个迷路的人，已奔波得精疲力竭，可是突然之间终于辨明了方向，发现她已误入歧途到了非常远的地方，比她料想的要远得多，然而不管怎样，她现在好歹知道了该怎样从歧途中脱身。她是否有足够的精力冲破重重险阻，脱身出来，那是另一回事；但是走哪条路，朝什么方向走，她已经清楚了。

对纳斯焦娜来说，这条路就是：既然已经落到了这个地步，就忍受下来，不要挣扎反抗，不要违拗命运的安排。一切听其自然。她虽然尚未下定决心这样做，但已经明白：最终还是免不了要这样做的。看来，她只好把自己这杯苦酒饮尽。后退已为时过晚。而且她也不愿意后退。对纳斯焦娜来说，后退等于和自己作对；她刚才所以拗着安德烈，讲了那么一番话，只不过是想从他的嘴里找到支持。除他以外，她还能到哪儿去寻找支持？她给他带来了希望，他怎么能不紧紧抓住这一线希望呢，现在对他来说，这一线希望就好像须臾不能离开的空气一般。因此他会说些什么，纳斯焦娜早就料到了。

如此说来，她只能学童话故事里那只滚动着的小圆面包[1]的样。只要没有人拦住，就一直向前滚。问题是一旦被人拦住，纳斯焦娜将怎样对人说呢？那只小圆面包可以唱出它是怎样出世的，从哪里开始滚动，又滚到哪里去，可她怎么交代来龙去脉呢？不过，这一切都留待以后再说吧……先别着急，到时候再说。

事态既然已经明朗，心里的忐忑不安也就消失了，所谓虱多不痒，债多不愁。纳斯焦娜已经走得太远，需要担惊受怕的事也太多，因此索性什么都不怕了，一直朝前走去。纳斯焦娜总觉得不是命运就是老天盯上了她，致使她处处出格，跟人家不一样，否则伤脑筋的事就不会纷至沓来地落到她头上。而这些事又必然使她逃不过人家的眼睛。是的，她现在的处境很不轻松，但是像她过去那样糊里糊涂地混日子，始终徘徊在一条短短的死胡同里，没有任何出路，看不到任何希望，难道就比现在轻松些吗？大概人家总会宽恕她的，必要的时候还会帮她一把，或许，为了她所受的苦，人家还会夸她几句呢——天底下不付出代价是什么东西也得不到的。她决心忍耐，接受命里注定的一切。要她当一个懵懵懂懂的婆娘，过浑浑噩噩的生活，她是不情愿的，要是那样的话，还不如死了的好。

纳斯焦娜从孩提时代起，就像所有的人一样憧憬着幸福，幸福的内容则随着岁月的推移、她智力的增长而变换着。当姑娘的时候，她所憧憬的幸福也曾在她周遭轻盈自在地飘荡过，那幸福似乎任何时候都可能从任何一个地方降临，那时四面八方对她都是敞开的，只等幸福来到。她曾经有过这样的幻觉：她站在中央，幸福则顽皮地一会儿从左边，一会儿从右边飞过来挑逗她，温柔地碰她一下，旋即又飞走了，招引她去追逐它，可是到了一定时候，却撇开许下的诺言飞得无影无踪。幸福好似浩渺无垠的海洋，使人觉得它包含着那么多还没有体验过的美好的欢乐，那么多的爱和喜悦，因此恨不得立刻就投入它的怀抱，以便每天、每小时都能沐浴其中，尽情地去享受它，免得日后寂寞孤单。与此同时，她又怀着某种愉快而甜蜜的期待心情，希望把她同幸福最终结合的那一瞬间向后推移，因为这种结合早晚一定会到来的，何必操之过急。待到纳斯焦娜出嫁时，她并没有考虑到，她从此就只给幸福留下了一条路，就是她自己选择的这条路。不过这条路在当时还很宽阔，还有足够的余地，既可能与幸福失之交臂，也可以躲开不幸。在她的想象中，成家之后虽须操劳家务，但生活安定了，有保障了，他们夫妻之间必定会相亲相爱，这样平日就会感到时光过得更快，节日就会感到更加欢乐。当然，有时也可能遇到些不顺心的事，或者碰到一些小摩擦，因为一帆风顺的美事是没有的，但是过后他们一定会言归于好，恩恩爱爱地过日子。至于说到恩爱与体贴，纳斯焦娜一开始就有思想准备：她所付出去的应当比她所得到的要多，因为她是个女人嘛，女人就有责任使夫妻生活过得轻松和谐；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女人具备一种惊人的力量。这种力量，女人越是经常运用，它就越是显得惊人，越是充满了温情和丰富的内涵。纳斯焦娜相信在她身上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大概也只有在这一点上她没有估计错误。至于幸福……幸福起先露了露面，隐隐约约地出现一下，给了她一点希望，然而没有赐给她一男半女就躲开了，躲到前面什么地方去了——要到那里去才能找到它。但是现在她能够找到幸福的那条路，比起以前来已经狭窄多了，可以说是变成了一条羊肠小道，虽然路还能看得清楚。

纳斯焦娜从来不向后看，做了事情从来不后悔，也从来不懊恼当初为什么朝这儿走，而不朝那儿走。生活可不是衣服，无法十次八次地试穿。凡是已经存在的，就全都是你的，你什么都回避不了，哪怕是最坏的东西。纳斯焦娜嫁给安德烈以后，日子过得很艰苦，但即使这样，她丝毫都没想过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要改，事先就得改好，已经裁制成的，决不再重新裁制，所以她从来没想到过自己会去同别的男人过活。要是那样的话，必须使自己重投娘胎，变成另一个人，——但是这怎么可能呢？别人爱怎样做就怎样做，她可要有始有终，决不朝三暮四。她所期待的是自己分内的，而不是分外的幸福。

据说，幸福有限，不可能人人都有，因此有人走运，有人倒霉。但是她这个人在人世间可只有一个，谁都无法代替她，为什么偏偏她就得不到幸福呢？是谁这样安排的呢？既然她为之而诞生的东西，她却未必能够得到，那么为什么要给她生命？她的全部生命就是她本身，存在于她的心坎里，灵魂中，肉体上，其余的东西即使近在咫尺，唾手可得，仍无非是身外之物；然而这些东西却全都有赖于她才得以存在的，——那么，为什么她分内的幸福，却会同她失之交臂而落到别人身上呢？不行，不能这样对待一个人。要是她以后还能再活第二次，第三次，弥补她所错过的幸福倒也罢了，可就是无法活第二次，第三次，因此也无法得到弥补。她应当及时享受属于自己的全部幸福，不要储存起来，留着是没有用处的。

战争把纳斯焦娜的幸福耽搁了很久，但是即使在战时，纳斯焦娜仍然相信幸福总会来临的。等到和平了，安德烈回来了，这些年来陷于停顿的一切又会重新运转起来。纳斯焦娜想象不出自己的生活会出现另外一种局面。但是安德烈却过早地回来了，在胜利到来以前就回来了，于是一切都乱了套，失去了常态，这一点却是纳斯焦娜始料不及的。现在只好不去考虑幸福，而去考虑别的事了。幸福受到了惊吓，不知逃到哪里去了，它从此销声匿迹，似乎不可能再回来，没有希望再回来了。

而且越往后，事情越难办。

难道就这样永远得不到幸福了吗？纳斯焦娜从来也没有落到这般可怕的地步。前途一片黑暗，没有一线光明。的确，越往后，越难办，今天事情这么糟糕，明天也不见得会好起来。而且使她感到越来“越难办”的，又偏偏是她望眼欲穿的、千方百计想得到的孩子。孩子就是她心目中的幸福。这是不是意味着她离自己的幸福已经很近，只不过她是从另一个方向，从相反的方向走近幸福的，好比说，走到了它的背后？或者是幸福走到了她的背后？这有什么两样呢？只要能够碰到一起，不失之交臂就行了。

但是，现在这个幸福又能给她什么，又能给她什么呢？

不，应当发生一件什么事情来扭转她的生活，不然的话，要不了多久，她就会发疯。而这件事现在终于发生了：她怀孕了。人们一旦发现她怀孕之后，是决不会见死不救，坐视她受苦的。要是有了孩子，她还需要什么呢？！孩子就要来了，要来了，他正在向她走近，一步步走近。

现在她知道该怎么办了。那就是什么事也别做，听其自然。她的幸福由于同她分处两地，也饱尝了离别的痛苦，现在正在某个地方等待她，且不管是远是近，反正是在等待着她。那可是她自己的、分内的幸福啊。

她躺在铺板上，而这时小圆面包正在不停地向前滚去。

他俩躺在铺板上，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着，不再去触动刚才谈起的那件最重要的事情，就像是有意用柔软的东西去保护易碎的器皿一样。这样躺着闲聊是比较自在的：既可以闭上眼睛说出那些在四目相视下不便说的话，也可以不作回答而无须感到窘迫；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随时沉入遐思，然后再交谈。

暮色越来越浓，他们却没有想到点灯，尽管没有月亮，窗户里还是映进了积雪的落寞的寒光，照得安德烈和纳斯焦娜的脸好像失去了血色，外貌也显得没有生气，软绵绵的，他们的动作似乎不是受自己而是受外力的操纵。连说话的声音也仿佛是从别的什么地方传来的。在如此幽静的时刻，安德烈和纳斯焦娜觉得他们似乎已不再是他们本人，而是旁的什么人了。今天这个发生了剧变的紧张的一天，正怀着忏悔的心情悄悄地逝去。它使周围的一切变得十分温馨，并且在临去之前显示出它是极为宽宏大量的。他俩也就沉浸在它带来的这一派温馨的气氛之中，小声地交谈着，几乎是在耳语。谈话是漫无边际的，自然而轻松的，就好像钟摆似的来回摆动，可以在这边滞留得长久些，而在另一边滞留得短暂些，也可以随心所欲地在哪儿停顿下来，然后又来回摆动。可是有一次，在这种停顿过后，安德烈忽然没头没脑地问：

“纳斯焦娜，你要我为你做些什么吗？”

“要你为我做些什么？”她不解地问。

“可我却知道我要你为我做些什么。其实你也是知道的。今天已经谈过的事，我不打算再重复了。不过，除了那件事以外，需要你为我做的事还有的是。你供我吃，供我穿。这儿所有的东西都是你拿来的。我已经不好意思再从你那儿拿东西了，只管从你那儿拿呀，拿呀，可我却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给你，一样也没有。我这人多少总还有一点良心吧。我现在完全靠你养活，而且我又是个无底洞：一个人要顶十个人。哪是十个人——还远远不止呢！为了我，你现在都怕见人了。我怕见人，有怕见人的原因，可是你呢？你为什么要和人世间隔绝？我知道：这都是因为你可怜我。对于我们今天谈到的那件事，到时候你也会因为可怜我而心软的。你就是这样的人。信不信由你，我看你是什么也做不了的。我可不是笑话你，不是的，我深知你的为人。你即使想做，也做不了。你是下不了这个狠心的，纳斯焦娜，你记住我的话吧。我把什么都往你身上推呀，推呀，自己却死活不管，躲在一边，让你一个人去折腾。你刚才说得对。可我又能做些什么呢？又能做些什么呢，纳斯焦娜？你好好想想吧。我很乐意帮助你，可是怎么帮呢？我很乐意出把力，我不习惯吃现成饭，只要能够办成点什么事，要我干什么都行。你说吧，你需要我干什么？”

“需要你干什么？什么也不需要。”

“可不，什么也不需要，”他接茬儿说，似乎早已料到不会有别的回答。“瞧，我需要你为我做事，你呢，却不需要。我这个人竟落到了这步田地：连一点用处也没有了。这个我自己也知道，可我还是巴望能为你做点什么事。我想，嗯，说不定她会要我为她做些什么事吧？可是没有。哪怕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没有要我做。看来我现在只能给人带来害处，跟我在一起只有痛苦——别的啥也没有。这是明摆着的，我成了个毫无用处的人，对谁都没有用处，——既然我走了这么一条路，自然落得这么个下场。不过我想，对你也许还是有用处的吧？我想，也许你会对我行个好，给我一点做人的地位，哪怕是再小不过的地位？”他不顾心头火烧火燎般的痛苦，仍然不慌不忙、平心静气地说下去，仿佛揶揄自己和忍受痛苦倒能给他带来乐趣似的。“原来你只不过是可怜我而已。当然，即使是这样，现在对我来说也是给了我一条生路。但是光靠人家的怜悯毕竟坚持不了多久——怜悯这玩意儿就像一根细绳子，眼看就会绷断的。”

“你怎么啦，安德烈？！你怎么啦？！”纳斯焦娜吃惊地打断他的话。“我原以为你是随便问问的，所以也就随口回答了你，可你却存心把话扯到了这上面去。怎么可以这样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无缘无故地冷不防就把马往自己那边一拐，把我从雪橇上甩了出去。你不该甩掉我，不该。说不定你还用得着我呢。只要你愿意，我立刻可以找出一千桩事情让你做。”

“都是些什么事情？说出来听听。”

“首先，你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用不了多久，我的日子就要不好过了，要是你再不相信我，那我还指望什么呢？”

“要是没有我，事情倒反而好办了，这是明摆着的。”

“可不是吗？——倒的确好办了，”她同意说。“要是连我自己也没有，那就更好办了。那就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什么苦难也不用受了，——哎，那该多好啊，多清静啊！可是请问，我这么大个人，叫我把自己往哪里藏呢？你为什么对我说，要是没有你又怎样怎样？——这种话我根本就不想听。你还是别把我和你分开吧，别分开。”纳斯焦娜感到一阵气急，便喘了口气，然后继续说下去：“让咱俩有难同当吧。既然你在外边犯了罪，那么我就是你的同犯。天大的罪名，咱俩一起来承当。要不是为了我，你也许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你不要把罪过都揽在自己一个人身上。你在外边的时候我一直是和你在一起的，难道你没有看见我吗？你到哪儿，我也到哪儿。你呢，也是一直和我一起待在家乡的。咱俩连做梦都做到一块去了——这难道是平白无故的吗？唉，安德烈，不是平白无故的。你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这些年反正咱俩到哪儿都是在一起的，咱俩就是一个人，一半在家乡这儿，一半在前线那边。你以为，要是你当上英雄回来，就没有我的一份功劳？我连跟你一起高兴的资格也没有吗？不！那时候我会认为自己比你更威风：是我的丈夫嘛，可不是别人的丈夫。我会得意洋洋、大摇大摆地在全村人面前走来走去：你们瞧瞧吧，娘儿们，羡慕我吧，这就是我，瞧我多神气啊！”

“你最好别提什么英雄不英雄，别这么比较……”

“那有什么！为什么不可以提？你落得了另一种遭遇，那都怪我事先对你提醒得不够。或者你信不过我，放不下心，就沉不住气了，或者我对你关心得不够，也许我还有别的什么不周到的地方。你别替我开脱罪过，反正我自己心里有数。再打个比方吧：假如说，我等不及你回来，一使性改嫁了，把什么都撂下，跟那个人不知跑到哪儿去了，你准会认定这都是我一个人的过错吧？”

“还会是谁的过错呢？”

“不，要是那样的话，你在这件事上也脱不了干系。怎么会跟你无关呢？那必定是你把我推上这条路的。也许还在我改嫁以前很久，咱俩就定下来要这么做了，也许连咱俩自己都忘记了是什么时候定下来的吧，反正我改嫁，必然是咱俩一起决定的，我一个人不会有那么大的胆子走这步路。天哪，我在说些什么呀！我是永远也不会走这步路的，我的意思是说，咱俩用不着分什么你我。咱俩做夫妻就是为了要一起生活。顺顺当当的时候在一起生活很轻松，就像做梦一样，整天无忧无虑，没有什么要操心的。倒霉的时候就更应当在一起了——人们做夫妻就是为了要有个伴儿可以共患难嘛。我当初生不出孩子，你并没有把我撵走。我就是这么个模样，你也没嫌我，没有再去找更好的。请问，现在怎么可以容许我和你一刀两断呢？要是我做出这种事来，我日后一定会悔恨交加，宁愿受酷刑而死……”

“倒霉的事有各种各样，纳斯焦娜。我是个罪犯，为国法所不容。你又何苦跟我一起当罪犯呢？”

“现在再提这个问题已经晚了。应该早在你当初做出这种事的时候就考虑到。你既然做了，自然我也就牵连进去了。我不会不跟着你跑的。你自己说过：我们是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这话一点不错。因此，你应当相信我，相信我，要不，对我们两个都没有好处，我们自己会把自己拖垮的。”纳斯焦娜沉默下来，看安德烈怎么说，安德烈却迟迟不吭气，于是她想了想，又说：“也许我也希望自己能有另一种命运，但是另一种命运是别人的，这个命运才是我的。我决不会抱怨这个命运。它是我命中注定的。”纳斯焦娜又沉默下来，接着又补上一句：“一切还是能对付过去的，安德烈。你会看到，不会对付不过去的。”

安德烈仍然没有作声。

“我觉得像现在这样就挺好。你总该记得我跟你讲过的话吧：我要求不多。我只要跟你在一起，就心满意足，其余的一切都可以抛到九霄云外。现在跟你在一起，我既忘记了过去的事，也不去看往后的事。我甚至都不相信往后还会有什么事发生。我似乎觉得咱俩是能够像现在这样过上一辈子的：就你和我两个人，咱俩厮守在一起。我只是想让你把大胡子剃掉，你留着这么一大把胡子，挺古怪的，像个陌生人。不管你怎么着，我就是没法习惯。”

纳斯焦娜稍微抬起身子，朝安德烈转过脸去，安德烈没有看她，仅仅凭她呼吸的改变，得知她在微笑。他俩在这以前一直是一动不动地躺着，两人都仰面望着天花板，仿佛不是在跟对方讲话，只是讲给自己听。安德烈从头到尾始终闭着眼睛说话，这样谈起话来的确可以轻松一些。但这时他为了回报纳斯焦娜的微笑，睁开了眼睛，正好同她那关切的、含情脉脉的目光相遇。他经受不住这目光，便把头扭了开去。

“为什么咱俩从前一次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把心掏出来谈谈呢？”他说，一面怀着一种平静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摇了摇头，为过去的确从未作过倾心的交谈而感到遗憾。“要是那样谈过的话，今天的处境就可能大不相同，一切就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了。不过，也许这只是想得美，而事实上未必见得可能，鬼才知道呢！反正从来没有这样谈过，这是明摆着的，没有谈过。那时只是为一些鸡零狗碎的事交谈几句，天天谈的都是鸡毛蒜皮。四年里有的是谈话的工夫，尽可以互相说说心里话，都在想些什么。原来我并没有真正地了解你。我只不过知道你的相貌、你的外表罢了。那时对我来说，只要有你这个人就行了，至于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娶的是什么样的老婆，却一点也不知道。千不该万不该的是还动手打你。”

“你没有打过我。”

“没有打过？”

“没有。”

“你这是不愿意记仇。好吧，就算没有吧。不过，你要是记住我的坏处，我心里反而会好过些。我怎么配跟你做夫妻？我欠下了你这么多债，可是却没啥好偿还你，这个你自己也看到了。唉，纳斯焦娜，纳斯焦娜！你当初要是不嫁给我，而嫁给了别人该多好。你别以为我口是心非，我讲的可是真心话。你是个多好的人啊！我真不懂，你怎么会倒这么大的霉，竟碰上了我这样一个人？”

“我不稀罕别的人，我嫁给你是称心如意的。这话我已经说过不知多少遍了。用不着你再替我拿主意。”

“哼，还称心如意呢……”

“你呀，安德烈，啥也不明白，”纳斯焦娜似呻吟一般懊丧而委屈地轻声说着，重新把头枕到她那件叠起来当枕头用的外衣上面。“你说说，你那阵子都待在哪儿呀，竟会不知道我嫁给你称心还是不称心？”他没有回答，因为他猜到她并不需要他回答。“当初，你把我带到阿塔曼村来的时候，我在这儿人地生疏，一个人都不认识，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可以说，我是闭着眼睛跟你走的：你带我到哪里，我就在哪里安身。我连你的底细也不知道，那时咱俩总共才见过两三次面，而且只是随随便便地谈谈，结果就这样随随便便地、几乎是儿戏般地定了终身。我直到最后还不相信你会来接我成亲。是啊，那时的情况不是够吓人的吗？整个生活都得从头开始，过去当闺女时的生活什么也没有剩下，只剩下我一个人，而且即使我这个人，我也弄不明白究竟是不是我。你大概还记得：咱俩从轮船上下来的时候，我都不敢抬起头来看看，走在平地上也会磕磕绊绊的。你记得吗？我当时爬上陡岸，两脚一绊，摔了个大跟头。大家哄地笑起来，这时我窘极了，连脚下的路都看不清了。你知道我心里害怕，就牵住我的手，领着我走。咱俩到了家里，你说：这就是我的妻子。父亲问：叫什么名字呀？我回答说，叫纳斯佳。他把我的名字改了一下，管我叫纳斯焦娜。从那时起就这样叫开了：纳斯焦娜，纳斯焦娜。母亲瞧着我，一声不吭。我看得出，她不太中意我，也许她盼望的媳妇是另一个样子的。你也觉察到了，所以就说：她——你指的是我——在这儿举目无亲，没有人可以替她出面讲话，咱们可不能让她受委屈啊。你装得好像是说着玩的，脸上笑嘻嘻的，其实哪是说着玩的呢？打那时起我就相信了：我嫁给你，并没有嫁错人，没有。虽说我并不知道自己拼命想嫁的是什么人，可我相信，跟你在一起日子会过得称心如意。

“当天傍晚，你就领着我去看望乡亲们。记得吗？咱俩去了维佳·别廖兹金、马克西姆·沃洛格任和别的人家里。对啦，我忘了告诉你：前些日子马克西姆回来了。据他说，一条胳膊伤得很厉害，到现在还用绷带吊着。”安德烈闷声不响地听着这个消息，丝毫没有反应，于是纳斯焦娜继续说下去：“你并不是拿我去夸耀的，你是要让我马上跟大伙儿都认识，免得我在他们中间显得陌生。尽管这样，第二天早晨我碰到维佳的妻子纳季卡的时候，瞪着眼睛寻思起来：我想，这儿怎么出了一个熟人？明明是认识的，可是在哪儿认识的，她姓甚名谁，却说什么也想不起来。后来一想：天哪，不是昨天才认识的吗，是你领我去的啊，我却稀里糊涂的，脑袋瓜里像一锅粥。我见了她，那股高兴劲儿，简直像见到了亲姐妹一样。我还记得咱俩成亲那天是在谷仓里过的夜，就是紧靠院子边上那个小谷仓。这是你出的主意，咱俩就在那儿摊了个铺。起先我觉得挺奇怪，怎么到谷仓里成亲，不过谷仓倒也挺干净，整整齐齐，就是没有窗户，漆黑漆黑的。里边那副铺板跟这副一模一样，——后来那副铺板到哪儿去了，是谁把它拆掉的？啊，想起来了，是你拆掉的。对，是你拆掉的！为了要在那儿搭个谷囤。真可惜：多好的铺板啊。谷仓里黑咕隆咚的，像在地底下一样，有一股木头味，刨花味，大概在这以前父亲在那儿做过木匠活儿。你身上也有一股刨花味，我到现在还记得那股味道。你当时问我：怕不怕？我说，不怕，跟你在一起就不怕。这时墙外鸡窝里那只公鸡好像偷听到了咱俩的话，想试一试我的胆量，就拉开嗓门没命地啼了起来！把我吓得直蹦起来！”纳斯焦娜吃吃地笑了，但低声地、温柔而谨慎地笑了几声就不再笑了。然后她轻轻地叹了口气说：“第二天早晨我好容易才摸到了谷仓的门，因为我找不到门在哪一边。你一直睡到快吃午饭时还没起床，把自己的新娘子给忘了。我到安加拉河边去看了看，又去看了菜园子——两个菜园子都去看了。饭桌摆好后，你还没起床，我就没坐下去，等着。母亲没耐心等你，把你叫了起来。我记得，我们大家——父亲，母亲，你跟我——坐在一起喝茶，吃着白面包。你连吃饭的时候还偷偷地缠着我，跟我亲热，就像我昨晚一整夜没在你身边似的。喝完茶以后，你就说：收拾一下，走吧。我问，上哪儿去？你说，上哪儿都一样，上山去吧。你当真把我带到山里去，爬上其中一个高地，指给我看大田、荒地，把周围的一切都指给我看了，讲给我听了，咱俩一直逛到天黑。回来的时候，看见你的朋友挤满了一屋子，他们说：你娶了亲，该请吃喜酒啦。维佳也在里边，还有马克西姆·沃洛格任。维佳牺牲了，你大概知道了吧？你知道的，我写信告诉过你。他死后，纳季卡又生了个女儿，我记不起来有没有写信告诉你。现在她拉扯着三个孩子，够她苦的啦，唉，够她苦的啦。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纳斯焦娜朝躺在她左边的安德烈瞥了一眼，安德烈像僵化了似的，连是否在呼吸都看不出来。她恍然大悟，深感懊悔，不该提起维佳。安德烈跟维佳是好朋友。不过纳斯焦娜不愿意匆匆忙忙改变这个话题，去谈别的事。即使要改变话题，恐怕也由不了她。这段往事栩栩如生地浮现在她面前，令人兴奋而又不安地在她眼前直晃，恳求她不要把它抛弃，继续回忆下去。纳斯焦娜刚才提到的这些往事似乎近在咫尺，正一心要把她拉回到已经逝去的岁月中去，好让她把它们更深刻地铭记在心中，然后再指引她向前走去。这些往事的确太美啦，使人觉得那么幸福，那么欢乐，充满了多少希望啊！但纳斯焦娜还是把对于这段往事的回忆抑制了下去：够了，别再提啦。然而对于另一些往事的追忆却又涌上心头，使她沉浸到了另一种心绪之中。于是她微笑着问：

“你在训练班学习的时候，我上区里去看过你，还记得吗？”

在他俩婚后的第二年冬天，集体农庄送安德烈到会计训练班去学习。他念过六年书，算得上是个有文化的人，因此上边说服他放弃了当拖拉机手的志愿，把他派去学习会计。当会计也是一种受人尊重的挺好的工作，虽说不如开拖拉机，却可以经常待在家里，无须东奔西走，要是进了拖拉机站，那就得长年累月地泡在别人的地里，跟别人待在一起。正是这一点使安德烈作出抉择，打消了原来要当拖拉机手的念头。

新年前夕，安德烈由会计训练班回家来过年，在家里一直住到圣诞节[2]。到了二月里，纳斯焦娜就上区中心去看他。到区中心有七十俄里的路程，要在半路上过一夜。跟纳斯焦娜同乘一辆大雪橇上区中心去的还有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和瓦西丽莎。瓦西丽莎那时不知为什么急着要上医院去。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和纳斯焦娜为了消磨时间，一路上海阔天空地聊着天，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很健谈，而瓦西丽莎却沉默寡言，不肯轻易讲一句话。第二天傍晚，他们到达了目的地，约定花一天时间办完各人要办的事，然后就分手了。纳斯焦娜要办的事就是探望安德烈。这件事不管给多少天也嫌少。

安德烈寄宿在离安加拉河口不远的小河边上一间窗户又窄又小、光线昏暗的小木屋里。房东老太婆不欢迎纳斯焦娜，更不欢迎她的是和安德烈住在一起的那个同学，这人是个已经上了年纪的男子，面孔铁板，满脸麻子，戴着一副眼镜，镜片的颜色各不相同，一片浅，一片深，不像是眼镜，倒像是套在马眼睛上的遮眼罩。他捧着一本书躺在床上，始终没有坐起来，连招呼也没有打一声。安德烈窘得手忙脚乱，领着纳斯焦娜就到集体农庄庄员招待所去，安排她在那儿过夜。

还在这以前，当纳斯焦娜决意来探望安德烈的时候，就怀着一个小小的希望，这个希望，连她自己也只是在心里偷偷地想了想，生怕想得太多，把这个希望给吓跑了，更不用说讲给安德烈听了，她是无论如何也不好意思讲的。她希望的就是：既然在家里总怀不上孩子，那么赶到这儿来，说不定能够如愿以偿。在家里他俩已经住惯了，彼此也熟了，而在这儿却是全新的环境，这一点完全可能产生作用。俗话说，野合最容易得孩子，也最能保住孩子。这不是没有道理的。爹妈不指望生孩子，孩子反倒出世了：爹让我来向你问好！不过纳斯焦娜要这样做却是光明磊落的，出于夫妻的恩爱，只有一点稍稍出了格，那就是远离了自己的家，然而这样也就保险可以怀胎。她并不相信她想出来的这个主意会有什么结果，但越是不相信，就越是牵肠挂肚地想去做，越是想瞧个究竟。

“还记得吗，第二天你没有去上课，一早就跑到招待所来接我，咱俩一起上茶馆去——茶馆很近，就在马路对面。那儿一张桌子上摆着一个大得吓人的茶炊，这么大的茶炊，我从来也没有见到过。茶炊的龙头坏了，直漏水，水漏得挺厉害，所以特地在龙头下面放了一只深盘子接着。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能把龙头焊焊好。这时候，管茶水的大婶把那只盘子里的水朝你杯子里刷地一倒！可是叫你看到了。你说，不行，得斟茶炊里的。她顶嘴说，这就是茶炊里的嘛。你说，不，这是茶炊里漏出来的，你还说，这哪是茶，是刷碗水。她说，根本不是刷碗水。你说，是刷碗水。最后她还是让步了，从茶炊里斟给了你。我记得，你还给我买了几块包着纸的糖果，我把糖果代替砂糖咯吱咯吱地嚼着，一边喝着茶。那糖果大概是蜂蜜做的：味儿很浓，又很耐吃——吃下去好长时间味儿还留在嘴里。”纳斯焦娜讲到这里似乎回味到了那种令人难忘的甜味，便啧啧舌头，舔了舔嘴唇。

“就这样，咱俩吃饱了，喝足了，又到你寄宿的地方去。你那个书呆子，就是戴双色眼镜的那个家伙，已经走掉了，老太婆却在家。她可用不着去学什么会计，因此一动不动地坐着，紧盯住咱俩，看咱俩要干什么。这老太婆坏透啦，她明知咱俩巴不得她出去，却偏偏坐在那儿不动。于是你想出个点子来，把她支使走了：你给了她一点钱，叫她上店里买一小瓶酒。她走了以后，你告诉我，买酒的事，她谁都信不过，总是亲自去。咱们的这个老太婆总算肯出门去了。她临走的时候说，好吧，买一瓶酒嘛，我可以去跑一趟，换了别的事，休想叫我离开一步。你对她说，别跑，还是慢慢走的好，你来得及的。她说，我倒是来得及的，可是你呀，宝贝，还是把门闩上，免得我一头闯进自己的家，看到了都不好意思呀。”

纳斯焦娜笑了起来，笑得温柔，含蓄，连身子都没有抖动。她的笑声好比轮船上的小巧的明轮，轻盈地拨动着河水，渐渐远去。

“后来咱俩逛了一整天，所有的地方都跑遍了，”她又把声音压低，曼声地耳语说。“你一步也不离开我，和我在一起感到挺高兴，我看得出来，你挺高兴。我呢，我那股高兴劲就别提啦！当时正是严冬腊月，天寒地冻，我却高兴得浑身发热。我一路走，一路感到我的脸从里面直往外烧，手也在发抖。要知道，起初我还怕你责怪我：你来干什么？真的，我来干什么？难道用嘴能讲得清吗？我来看你什么事也没有，就是来看看你。我冒冒失失地就跑来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呢！来了就玩啊，逛啊，妨碍丈夫学习。咱俩还看了电影！”她忽然提高了声音，几乎是喊了起来。“记得吗？看了电影！嘿，差点儿把这事给忘了。瞧我这脑子不知怎么搞的，琐琐碎碎的事都记得，可要紧的事却给忘了。第二天，我回去的时候，还在雪橇里讲了电影里的故事，连瓦西丽莎都听得开了金口。看电影的时候，咱俩坐在最后一排，坐在那个窟窿眼下面，放电影的光就是打那个窟窿眼里照出来的。电影快放完的时候，你凑近我小声说：明儿还是不要赶回去吧，再住一天好吗？我摇摇头，可眼泪却簌簌地淌了出来，淌个没完：这是你在叫我留下来，是你。我当时心都快跳出来了……

“后来，后来你还记得吗，安德烈？后来真好笑。你送我回那个集体农庄庄员招待所去以前，咱俩顺路又到你寄宿的地方去。咱俩知道，现在老太婆要好说话些了。到了那儿，她说：宝贝，你再拿点钱出来，我再去买一小瓶酒，你俩就留在这儿吧，住在我睡的那个灶间里，我呢，她说，我到老姐妹家去过一夜，跟她一块儿干掉半瓶酒，暖暖身子。你给了她钱——干吗要辜负老太婆的一片好心呢？她走了，可是过了没多久，咱俩还没来得及躺下来，她又回来了：她说，店里关门了，空着手上人家家里去不好意思。这时你就跑出去，不知在哪儿弄到了一瓶酒，把老太婆给打发走了。后来你那个老是板着脸的书呆子也没有回来，住到别处去了。就剩下咱们两个快快活活地过了整整一夜。啊，那一夜呀，安—德—烈！可你还问我：嫁给你，我称心不称心？亏你问得出！天哪！你自己也该知道嘛。我还需要什么呢？”

可是安德烈这时候却已经听不见，也不理解她所说的话了。起初，他聚精会神地听纳斯焦娜回忆，心里越来越强烈地体验到一种既甜蜜又压抑的痛苦，他所以感到痛苦，是因为这些往事虽然确实有过，虽然他也记得，但是在他记忆中不知为什么却显得那么枯燥、淡薄、模糊，恍如隔世；这些事似乎不是发生在他身上，而是发生在他之前的另一个人身上，是那个人将其记忆移交给他的。他不知道，如今该怎样来对付这种由别人移交给他的记忆。这种移交给他的记忆不肯安分守己，老爱寻根究底，不愿同他自身的记忆和睦共处，因此除了使他痛苦之外，别的什么也不能给他。这两种记忆谁都不肯谅解对方，它们同在他的脑海之中，却居然能泾渭分明地各据一方，互不干涉，谁都不越雷池一步。但是毕竟还是他自身的记忆更厉害些，实力也更强些，所以随时都能压倒对方。

过去如此，这一回也是如此。纳斯焦娜怀着微微激动的心情讲着，他却只是听，不回答，有时他跟随着她的回忆，亦步亦趋，有时却裹足不前，滞留在他自己的一些细节上；尽管他跟随纳斯焦娜走的是一条早已走熟了的平坦路，但还是经常会痛苦地磕磕绊绊，他不时左顾右盼，唯恐她把他带到陌路上去。当他自身的回忆追上他，拦住他去路的时候，他也并不感到惊奇，本来就应该如此嘛，他仿佛正在等待它来到，以便早一点受完他该受的折磨和痛苦，然后再跟上纳斯焦娜，向前走去。

这种他自身的回忆会冷不防地窜出来，恰似一层薄薄的蛛网，一不小心撞着了，就足以使安德烈眼前出现截然不同的另一番情景，然后就一幕一幕地映下去。这些情景离今天的生活不远，都是关于战争的回忆，印入他脑海之中还没有多久，安德烈没有力量摆脱它。这种回忆总是不可抗拒地突然出现，并且久久地缠着他不放，无情地、使人毛骨悚然地把每个细节都清晰地再现出来。安德烈·古西科夫已经不知多少次被迫重温这一幕幕往事了：他起先怎样进了医院，后来又怎样不顾一切地径直回到了这儿。事实上，自从发生这件事以后，他的生活就完全变样了。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的傍晚，他们在一个遮蔽发射阵地内完成了炮火准备以后，正打算转移到新的阵地上去。同观察员的联系早已中断，右方的炮兵连已经撤走，左方的炮兵连还在不慌不忙地进行撤离的准备，因为上边催得并不紧。安德烈所在的那个炮手班已拆卸完榴弹炮上的瞄准器，拆下并收拢好了炮座支架，这时正在套上炮衣。在阵地后方一座长着稀疏的小树林的小山冈背后，牵引车的马达接二连三地怒吼起来，有两辆牵引车已摇晃着车身向火炮开来。

看来，正是牵引车的马达声淹没了坦克的轰鸣。当时人们的注意力全部集中于卸炮和准备转移，根本没有料到敌人会来偷袭，因此即使听到并且辨别出声音异常，也没有去注意。当几辆德国坦克出现在前面山头上，仅仅在一瞬间刹了一下车，以摆脱掉临阵前的慌张，随即朝山下冲来时，大伙都慌了神，目瞪口呆了。它们是打哪儿来的？前面不明明是自己人吗！它们是打哪儿来的呢？两个炮兵连里响起一片喊叫声，各个炮手班慌忙扯下炮衣，撑起炮座支架，放下并展开炮管。安德烈（他是装填手）朝弹药箱扑去，就在这时候他被震昏了，摔倒在地上。他倒下去的时候，虽然双眼紧闭，却好像看见邻近一门榴弹炮的轮子在空中慢慢地浮动着，旋转着，忽而上升，忽而下降。安德烈意识到自己还活着，便奋力跃起，扑上前去，抱住了弹药箱。

敌人的坦克一共是五辆。其中一辆被位于左方的炮兵一连击中起火。而安德烈所在的炮兵二连还一炮未发。连长嘶哑着嗓子拼命地喊着什么，可是此刻该做些什么，即使没有他下命令，也已经一清二楚了。坦克从山上冲下来后，兵分两路：两辆冲向炮兵一连，另外两辆冲向炮兵二连，而且敌人十分狡猾，把冲击的路线选在两个炮兵连之间，这样炮手们开炮就会误伤自己人。但是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谁也不会去考虑这一点了。

炮兵二连的主力，就是由安德烈装填的第一号榴弹炮，只来得及发射了一炮。后来他身旁响起一声极其短促的当啷声，他觉得那声音未落，自己就一个斤斗飞到旁边去了。

纳斯焦娜的声音好似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过来，悠长而又温柔地回荡着，那声调使安德烈不寒而栗。他听不清她在说些什么，因为他耳中仍在回响着这场短暂而又可怖的钢铁与钢铁厮杀时惊天动地的轰隆声，人在这场厮杀中似乎是无能为力的；而在他眼前则犹如稍纵即逝的闪光似的掠过这场战斗中的一个个场面：空中弥漫着血腥味；在一团灼热的硝烟中响起了叫喊声；没有固定住的炮腿驻锄翻起来一长条黑土；牵引车慌慌张张地掉头向掩蔽所驶去；火炮瞄准手科罗季科微微昂起头，端详着自己被弹片削开的肚子；炮管上的炮衣被爆炸的气浪掀到了半空中——所有这一切，又都伴随着越来越响的坦克履带的隆隆声，而且越是感到恐怖，这声音就越响。

纳斯焦娜的声音忽然消失了。安德烈还在回忆他最后一次战斗，还未回到现实中来，他小心翼翼地转过身去，在纳斯焦娜眼睛里看到了完全不同的神情。她正沉浸在她自身的回忆中，目光显得异常温柔。安德烈再也忍不住了，一头扎到她的胸前，呻吟起来。

“安德烈，你怎么啦？！你怎么啦？！怎么回事？！”她吃惊地问。

他差点儿失声痛哭，但是忍住了。

“没什么，没什么，纳斯焦娜。有你在这儿，有你跟我在一起就好了。”

但是他仍然惊魂未定，环顾四周，唯恐刚才浮现在他眼前的厮杀场面并非回忆，而是此时此地正在进行的一场实战。

“你想到哪儿去啦？”纳斯焦娜伸过手去深情地抚摸着他的脑袋，但是却仍按自己的想法谈下去。“你啊，是个十足的小傻瓜。准又在胡思乱想些什么了。这也许是你跟我在一起觉得不称心的缘故。至于我到底称不称心，用不着你讲。我跟你在一起是永远觉得称心如意的，永远，你记住这一点。我连想都不敢想，没有你我怎么过日子。没有你，这怎么行？我盼了你这么些年，我盼的可不是别人，是你呀。这些年来，我哪天不是先跟你谈一会儿，才躺下睡觉的；到了早上，我哪天不是摸到了你，知道你就在我身边才起床的。我真的觉得我是天天见到你的，起先总是什么人也没有，只有嗖嗖的声音，就像是风声，渐渐地那声音轻下来了，越来越轻，这就是说快见到你了，接着果真就见到了你。不知为什么，每次你总是一个人。不是坐着，就是站着，穿着一身军装，愁眉苦脸的，孤零零的一个人。我看上一眼，知道你活着，就赶紧回来，因为在你那儿是不许耽搁，也不许讲话的。以后我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地过着伤心的日子。也许我盼你盼得过头了，使你在那儿不得安生，妨碍了你打仗。我打哪儿知道怎样做是对的，怎样做是错的呢，——我只是尽自己力量去做罢了，谁也没有教过我，谁也没有指点过我。你也是一声不吭，唉，安德烈呀，安德烈……”

安德烈双手抱住头，晃来晃去，好像要晃掉他所力不胜任的重负，一边呻吟着说：

“天哪，我干出了什么事？！纳斯焦娜，我干出了什么事啊？！”他放下双手，转过脸来朝着纳斯焦娜。“你以后别来看我了，别来了，听见没有？我要走了。再不回来了。不能再这样下去。够了。我自己受苦，还要连累你，够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纳斯焦娜吓得呆住了。

“不能走，”她打断他的话，说。“你走了，那我呢？叫我怎么办，你想过没有？我一个人背着这一身的罪过上哪儿去？叫我怎么去见人？咱俩还是在一起的好。咱们等等再说，安德烈，等等再说，别性急。也许一切都能对付过去，准能对付过去的。很久以前，我妈就讲过：天底下没有不可饶恕的罪过。当官的不也是人吗？咱们等打完了仗再说。也许到那时你就可以去自首，认罪悔过，也许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你还是忍着点儿，别走。你一个人是活不下去的。我也会活不下去——首先是我活不下去。现在我好歹知道你在哪儿。再说，要是我真的怀孕了呢？要知道，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这是你的，……不是别人的孩子。你走了，叫我还能去跟谁商量，又有谁来宽我的心呢……现在我跟大家都没法谈心里话了。你说呀，你不走了吧？”

他没有作声，但过了一会儿终于摇了摇头。

“这就对了，对了，用不着走嘛。”她舒了一口气，沉默片刻，然后转过头去看了看窗外。“都漆黑漆黑的了。我竟忘了还要回去。起来，安德烈，咱们走吧，你答应送我的。咱们一块走，这样还可以在一起多待一会儿。别再胡思乱想了。你不是单身一个人。如果你是单身一个人的话，那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屋子里一片漆黑，所以看不见泪水正顺着她的双颊缓缓地流下来。

[1]典出俄罗斯童话《小圆面包》。故事讲一个老太婆用打扫出来的面粉烤了一只小圆面包，小圆面包逃走了，一路唱着歌，逃开了各种要吃它的动物，最后遇到狡猾的狐狸，终于被吃掉了。

[2]俄国的元旦为公历1月1日，东正教圣诞节为俄历12月25日（即公历1月7日）。故圣诞节反倒比元旦迟。

12

在这次会面后三天，当被风吹来的雪刚刚融化殆尽，露出了原先的冰凌的时候，安德烈·古西科夫决定上阿塔曼村去了。他早就想去村子附近看看，可是一直克制着没有去，唯恐遇到不测，或者一时疏忽暴露了自己。但是现在，在他和纳斯焦娜作过一番长谈，从她那里得知那些事情以后，他就再也沉不住气了。说也奇怪，现在他的胆子陡然大了起来，仿佛他突然获得了可以在故乡居留的某种特权，无须过多地提防正在窥伺他的危险了。再说，天气已经转暖，春天势不可挡地日益逼近，必须抓紧时机到对岸去，如果再稍微彷徨一下，耽搁了就要后悔莫及了。

当黑夜行将逝去，月亮和星斗已经隐没，天色暗淡下来的时候，安德烈穿过安加拉河，从坡下绕过村子，登上了山。他自从回来以后，还没有从这个方向眺望过家乡阿塔曼村，他觉得村子比过去要小多了。他俯视着街道两旁低矮的村舍，它们不像竖立在地上，倒像横倒在地上，那一扇扇五花八门的窗子都已下沉得贴着地面了，有的上着护窗板，有的没有上，此刻看上去酷似一块块补丁，家家的屋檐也几乎都触到了地面，歪歪斜斜的篱笆向各方伸展开去，他好容易才认出了哪幢房子是哪家的。其实哪家的房子在哪里，安德烈背都背得出来，可是现在仔细望着它们的时候，几乎没有一幢房子他能确定是谁家的：好像是这家人家，又好像不是，从所在的地点来看当然是这家人家，但从房子的外表来看却认不出了。这也许是因为尚未破晓，天色晦暗朦胧的缘故，要不就是因为战争期间村子缺少男人的照料，以致破败到了这步田地吧？

有好长一段时间，他故意不去望自己家的房子，以便在此之前先对家乡重新习惯一下，哪怕稍微习惯一下也好，从而感觉到它近在咫尺，使自己相信并非在做梦，而是的的确确看到了它。但是这种感觉却姗姗来迟，因为当他不在此地的那些年内，尤其是当他就在此地附近的几个月里，他强迫自己不去想阿塔曼村，他已经同阿塔曼村一刀两断了。这是毫无办法的，因为阿塔曼村只可能留在此岸，而他却不得不在彼岸的什么地方游荡。他已经无法同阿塔曼村生活在一起了，即使死后也不能葬在村里，那他又何必因怀念家乡而白白地折磨自己，伤自己的心呢？何必徒然地因乡思而黯然神伤呢？这几个月来，有时候，当安德烈的目光偶尔越过安加拉河触及阿塔曼村边时，他就会懒洋洋地、漫不经心地，甚至带着几分对自己的嘲弄，开始回想：他过去跟那边好像有过一些什么瓜葛？是的，在某个时候的确有过一些瓜葛，但究竟是什么瓜葛，却回忆不起来了。

那幢他在里面呱呱坠地和长大成人，并且住着三个他在世上最亲的人的房子，位于下坡沿街那一排农舍内，此刻正好劈面对着他。安德烈终于做好准备，集中了全部注意力，把目光移到了那幢房子上：那三扇窗子依旧同过去一样朝着山坡，因此也正好朝着他；房子的左前角依旧同过去一样塌陷倾斜（父亲曾说：房子像它的主人，也是个瘸子）；用圆木搭成的结实而宽敞的穿堂依旧同过去一样像一栋附加建筑物，穿堂的单披屋顶上依旧同过去一样堆着各色杂物。房子本来挺坚固，住多久都行，但由于造的时候疏忽大意，致使一个屋角塌陷了。正好是在战争爆发的那年夏天，他们打算割完草以后请左邻右舍一起来“帮个忙”，大家一鼓作气把墙基垫起来，把屋角修正。所谓“人多好办事”。结果自然落了空。现在父亲根本连想都不会去想修房子的事了。房子就将这样歪歪斜斜的，直到完全倒塌，或者等到有一位好的男主人住进来。这怎么不可能呢？两位老人家有生之年已屈指可数，而纳斯焦娜……纳斯焦娜未必会在这儿长住下去，如果长住下去的话，也不会是单身一个人。

安德烈竭尽全力朝窗子望去，似乎指望透过窗子看到屋里的情况。紧靠右边的那扇窗里是灶间，窗外就是鸡窝，屋里劈对窗的是俄罗斯式的炉炕，近来母亲白天黑夜都躺在那上面了。炉炕还没有生火——没有烟冒出来。不过家里人眼看着就要起床了：母亲马上要把纳斯焦娜叫醒，纳斯焦娜就会去点柴烧炕。纳斯焦娜那半间屋的窗子是紧靠左边的一扇，就在倾斜的屋角旁边。这时她的睡梦只剩下最后一刻了，她正伸直双腿仰天睡着，两手捂住肚子——要是纳斯焦娜真的怀孕了，这个睡姿对她倒是大有好处的。天下竟会有这样的事，一个人在许多年之前，就为他许多年后体内将要产生的变化做好了准备。那还是战前的事，纳斯焦娜无缘无故地，似乎仅仅出于某种“奇想”就养成了用双手捂住肚子睡觉的习惯，——她对自己的肚子如此体贴，如此爱护，总算没有白费心血。今天安德烈就将确切知道他的希望是否破灭，是否落空，因为纳斯焦娜今天将要给他一个信号。如果确实怀孕了，那么傍晚她就在澡堂里生起火来。但是纳斯焦娜并不知道他到这儿来了，就在村子附近，夜里她也不会到澡堂里去等他，因为他只讲过，他将到安加拉河边来看信号。

安德烈想象着纳斯焦娜这时如何舒展开双腿躺在床上沉睡，身子暖烘烘的，把衬衣包紧肚子；一夜睡过，她的脸显得有点浮肿、苍白，微微颤抖着，似乎正在竭力回忆着什么事情，她的头发披散在枕头上。当他脑际浮现出正在做着凌晨最后一个梦的纳斯焦娜这副睡态时，他的心不由得抽紧了。喉咙里似乎有个小气泡裂了开来，于是他发出一声轻微的呻吟。安德烈叹了口气，把目光移到左边那一排谷仓上面，但是纳斯焦娜在回忆他俩新婚之夜时所提到的那个紧靠院子边上的小谷仓，从这儿山上却望不到。其实纳斯焦娜在回忆时并没有把他俩成亲那天夜里的事都讲出来，她没有讲当时那只公鸡把她吓得魂飞魄散，在她看来是不祥之兆，而且直到很久之后还是坚持这个看法。她一再地说：“坏兆头，坏兆头。”而他，安德烈，则设法宽慰她：“好吧，你去听鸡叫吧，去相信鸡叫吧，这里的鸡每一分钟都要大叫大嚷的。”

黎明终于完全摆脱了黑夜的束缚。天亮了。村子仿佛也随着从地面升起了些，离他也近了些。家家户户的烟囱里都冒出了袅袅的炊烟，响起了轻微的、似醒非醒的、含含糊糊的说话声。纳斯焦娜也起床了：正对炉炕的那扇窗上映出了闪闪烁烁的红色亮光。他家大门的一角闪动了一下，有人开门走了出来，但是篱笆遮住了他的视线——那人是谁呢：是纳斯焦娜，还是父亲？这时纳斯焦娜应该去挤奶了，不过也可能是父亲在她挤奶前先去给母牛喂饲料。也许喂饲料这差使现在也落到了纳斯焦娜身上——谁知道他们呢！但也可能是母亲被一种忐忑不安的预感所驱使，使出最后一点力气，颤巍巍地走到门外，翘首企足地想看看是什么把她感召到门外来的，并将怎样对待她，把她推向哪儿去？难道母亲会没有感觉到，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他在这儿，就在她近旁吗？

他站在山上，望着自己的家，缅怀着往昔，但不知怎的，心头却十分轻松，既不激动，也不痛苦，也许这类感情还未在他心坎里苏醒过来，或者他早已把这类感情消泯净尽了。他对于自己竟会这样平静也感到惊讶：四年来，他头一次站在这个生养了他、哺育了他的村子前面，而且也明知从此以后也许再也没有可能站到这座山上来了，却仍然无动于衷。当他还在前线的时候，他是那么牵肠挂肚地思念家乡，常常因此而万箭攒心，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只求此生再能看到自己的阿塔曼村一次，哪怕只让他用眼梢望一望也好。可以说，他正是为此才回到这儿来的，可是现在回来之后，却觉得一片空虚。莫非他真的已经心如枯井，万念俱灰了吗？

为了看看究竟是不是如此，安德烈把目光移到维佳·别廖兹金家的那幢房子上去——维佳是他的好友，和他同年，现在已经长眠在莫斯科城下了。这幢熟悉的农舍也已升起炊烟，现在纳季卡带着孩子们住在里面。当年维佳跟他母亲分家的时候，是安德烈帮他从坡上搬到这儿来的。其实哪有什么东西好搬呢？套上马，把两三个包裹、一张床和一张木榻扔到大车上，就是全部家当了。板凳、桌子是搬到新居后才做的，工具是安德烈从家里拿来的。有一件家具他们做得不称纳季卡的心，她唠叨个没完，这时他和维佳不管纳季卡怎样尖声叫喊，拼命挣扎，把她连托带举地推到了屋顶上，然后一边取笑她，一边听她怎样在屋顶上狂叫，叫声响彻了整个村子。他们非要她拿出一瓶酒才答应放她下来，结果达到了目的：她答应了。纳季卡别无他法，因为她既不敢跳下来，又没有梯子好爬下来。

他回忆起这件事时心头同样是轻松的，而且当时的情景无不历历在目，正因为如此，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件趣事。但有一点却引起了安德烈的深思，为什么维佳竟会如此逼近、如此栩栩如生地浮现在他面前：无论是音容笑貌，还是步态手势，都同真人一样。仿佛刚才维佳的确站在他身旁，现在只是暂时走开一下。安德烈心里想：“真有意思，他已不在人世，我却仍然看得见他，听得到他的声音，好像他还活着。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是维佳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是我的记忆力过人呢？有没有人，比方说，也能这么清楚地看见我呢？我还活着，人们看我应当看得更清楚，活人看活人嘛！不，看来未必如此，”他否定了自己的想法。“维佳尽到了他的责任，善始善终，大家都知道他的结局。可是你的下落却不明不白。现在人们即使在思想上对你也避之唯恐不及，怎么会去回忆你呢，你已经没有可以勾起人们回忆的地方了。对大家来说，你纵然活着，却已经不存在了，就像隔年的积雪，消融得无影无踪了。况且，对某个人的怀念，是要这人自己去留给人家的，而‘怀念’这种东西，大概也是有自知之明的，因此对你的‘怀念’，势必永远没有脸去见人，不得不躲藏起来，就像你现在不得不躲藏起来一样。别指望人们会怀念你了，一点指望也没有，即使在这件事上也不会让你称心的。”

他连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也无动于衷，根本不把他所想的事放在心上。没有指望就没有指望吧。等他死了以后，他才不在乎人们会议论他什么。到那时他剩下的那堆枯骨决不会因人们对他说长道短而感到痛苦的，到那时什么荣辱毁誉还不都是一样。安德烈重又掉过头去，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家的房子。他一眼就看见了父亲。他甚至觉得听到了父亲推开篱笆门时嘎吱响了一声。父亲随手把门带上，在门口停了一下，朝山上安德烈站着的地方仔细地望了望，似乎猜到了他在那儿，随后像往常一样，一瘸一拐地沿街向右走去，一边吐出一团团的热气来，不知是哈气，还是抽烟卷吐出来的烟，安德烈打远处分辨不出。“这就是我的父亲，”安德烈冷漠地、木然地想着。“就是他。”他望着父亲的背影，父亲不愿服老，仍然把腰板挺得直直的。这时一种惘然若失的空虚感越来越不可抗拒地控制了安德烈。父亲走到半路，站停下来，弯下了腰，身子几乎折成了两截，脑袋不住地晃动着，看得出他是在咳嗽。安德烈觉得他听到了咳嗽的声音，觉得那沉重的撕心裂肺的声音一直传到了他的耳际。父亲咳了一阵，又一瘸一拐地向前走去，不一会儿就转过农村文化馆的拐角，不见了。

安德烈在原地又站了一会儿，出神地望着眼前的地面，忽然，他好像一下子神志清醒了过来，拔腿就往山里快步走去。等走到看不见村子的时候，便朝右一拐，仍旧没有放慢脚步，急匆匆地穿过树林，走到一条山路上。他顺着那条山路朝山下走去。在山路绕过一片茂密的小枞树林的地方，他离开山路，径直走进枞树林里。直到树林将尽，看见一排房子时，他才收住脚步。这排房子就是马棚，马棚上坡的栅栏紧挨着枞树林。在这儿安德烈可以更近地看到父亲。

他和父亲的感情并不特别深厚，不算好，也不算坏。他俩可以说一直是各归各地过日子。在他童年时期，父亲固然照料他，但也只是照料而已，几乎从不管他的功课，从不关心他的志趣爱好。只要让儿子有饭吃，有鞋穿，有衣着就行了，总之，凡是该由父母做的事都做好了，父亲也就心安理得了。至于应当怎样生活，让儿子自个儿独立去学习吧，他给了儿子脑袋和双手，就是派这个用处的嘛。他从不训导儿子，也不去教育儿子，再说他也根本不知道教育这玩意儿究竟是什么东西，能派什么用场；父亲认为，任何人，只要是个人，生活就会指引他，培育他，他是什么料，就会成为什么材。该管的时候，就管一下，不该管的时候，就让他去。要是安德烈提出什么问题来问他，他就讲解给儿子听，而且讲解得详尽无遗，有条有理，心里为儿子有兴趣学，而他又能够讲解给儿子听感到高兴。要是看到儿子热心地做一件有益的事，他就放手让儿子去做，一边观察儿子做得怎样，但是从来不勉强儿子去做这做那，他没有这种习惯。让儿子自己去闯吧，什么都让儿子自己去闯，这样他学到的东西就会牢靠得多。安德烈记得只有一次，父亲帮他弄清楚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那次，安德烈做了件坏事，却把过错推到邻居米什卡身上，这时父亲便从挂钩上取下皮缰绳，一声不吭地狠狠教训了他一顿——但总共只有这么一次。

所以跟父亲在一起很轻松。他虽然不会对你亲热，却也不会来呵斥你，不像母亲动辄就发脾气。母亲的情绪变化无常，叫人捉摸不定：今天她是这副样子，明天就完全是另一副样子。安德烈随时都可以走到父亲身边去而无须害怕，可是到母亲身边去却必须先仔细地观察一下，看看她脸上的晴雨表今天怎么样？母亲是安加拉河下游布拉茨克一带的人，那一带的人说话有几个字母发音很怪，比方说吧，“一壶牛奶搁在板上”这么句话，他们讲起来就成了“一副牛来搁在盘上”；再比如“我们那儿到处都是树林，冬天挺冷”，到了他们嘴里就变成了：“我眉那儿到去都是秀林，登天挺楞。”整个安加拉河流域总共只有几个村子的人带这种口音。不过那儿的人口音虽怪，长相却个个都像是百里挑一，既漂亮，又魁梧，而且勤劳，尤其是妇女，更是如此。这一族人当初是从哪儿迁来的，谁也不知道。从这几个村子往上游去，或往下游去，人们的口音都很正常，可这几个村子的人却不知为什么改不了，好像他们的舌头长得与众不同，是一种特殊的舌头。这种口音，在其他地方的人听来自然不好懂，怪里怪气的，需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听惯。一直到老，阿塔曼村的人总拿母亲取笑，逗乐，她每回都是火冒三丈，而又不善于把怒火压下去，所以就避免和人们交往，尽可能地离群索居。除此以外，母亲还有一段伤心事：国内战争夺去了她娘家所有的亲人——父亲、母亲和三个兄弟，一家子没剩下一个人。她的弟弟，当初曾在高尔察克[1]手下当过兵，为了躲避游击队，就逃到阿塔曼村姐姐这儿来，可是在这儿他还是被逮住了。当时安德烈刚满五岁，看来这是他自出娘胎以来最早的回忆，一种模模糊糊、断断续续的回忆。他至今还依稀记得一些满脸大胡子的陌生人怎样把他的舅舅从地窖里拖了出来。后来母亲一直埋怨父亲，怪他没有为她的弟弟辩护。可是他从来不屑回嘴：这能怪他吗，瞧他，自从带着一条残废的腿打德国战场上回来以后，不就千方百计推托，再不给任何人扛枪当炮灰了吗！父亲打从加入集体农庄的头一天起，就到马棚去工作了。

父亲爱马成癖。安德烈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谁像他父亲那样疼爱和尊重这种牲口的。当初，父亲把自己家马厩里的马，如果把马驹也算上的话，一共三匹，牵到集体农庄马棚去后，怎么也放心不下让别人去照料它们，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自告奋勇要求在马棚工作的吧。父亲为人总是心平气和，甚至可以说最怕惹事，可是只要事情同马沾上边，那么他谁都不会轻易放过。有一次，还是在集体农庄草创之初，现在的集体农庄主席涅斯托尔骑着一匹外号叫“雷电”的害气肿病的牡马不知从哪儿回来，由于一路上拼命地催马飞奔，牡马奔得浑身冒汗，嘴唇都裂了开来，鲜血直淌，父亲气得当着乡亲们的面用套马的搭腰毫不留情地抽了他一顿，谁也不敢上去劝阻。那匹牡马在成立集体农庄之前原是涅斯托尔的哥哥乌里扬的，乌里扬后来在苏芬战争中给打死了；也许涅斯托尔认为牡马是自己家的，所以才随心所欲地骑着它疾驰的吧，可是父亲才不管他那一套呢。父亲看到那些嫌马肉脏，不肯吃马肉的人就一肚子气，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讲给他们听，马这种牲口是所有牲口中最干净的。但是他本人也不吃马肉，因为不忍心吃。可他是出于对马的疼爱，出于对马的怜悯才不吃马肉的，即使是一匹死马，他也不忍心吃。他说：“我宁可死也不吃马和人。”安德烈在斯大林格勒附近吃马肉充饥时，就曾一再想起这句话，他断定父亲从未碰到过像他这种处境，不然的话，父亲讲这句话时就不会讲得这么绝，而要前思后想一下了。他们在斯大林格勒的时候，有一次曾把一匹死马的肉割下来烧了吃，即使这是死马的肉，他们也吃得津津有味，这匹死马还是他们冒着枪林弹雨拖回来的哩。

安德烈躲在枞树林里等待父亲从马具房里走出来。在马棚的院子中央，那两个用整根木头凿成的狭长的食槽仍搁在老地方的架子上。食槽旁停着一辆运水马车，车上的水桶像大炮似的翘起来，对着安加拉河。沿着左方的栅栏搁着一排夏天用的长板车和轻便小车，车辕都用绳子扎好，凌空吊着，车上堆满了还没有加工的和已经弯好的桦木料；右方，从马厩后墙开始，就是圈马的围栏，可以看到几匹马的马背在那里晃动。这几年来，这里一点也没变样，也许只是破败了一些。场院里遍地都是干草屑和马粪，因此地面松软，呈肮脏的棕黄色，尽管天气寒冷，可是打一清早起这里已经散发出一股强烈的、经久不息的霉味和臭味；安德烈由于好久没有闻到这种气味，所以一闻到就觉得窒息，然而这是一种给他以快感的窒息，使他醺醺然地陶醉其中，哪怕因此而憋死他也是心甘情愿的。

场院里只有一匹一周岁的马驹。这是一匹骏马，全身乌黑，两肋各有一块相同的白斑，体格强壮，四蹄细巧而又结实，脊背乌黑锃亮，鬃毛和额毛都已修剪过，显然有人在精心饲养它。安德烈欣赏着这匹马驹，断定人们不会役使它，而会将它留作种畜——这匹半大不小的马驹实在太迷人了。而且它还那样好奇：不知怎的竟会发觉安德烈就在近旁，于是走到对面的栅栏旁边，把脑袋从横杆中间伸出来，久久地打量着他。安德烈吓唬它一下，它马上缩进头去，回头看看马厩是否还在那儿，接着又把目光移到这个可疑的陌生人身上。后来它一直没有忘记安德烈：在干草屑里刨一阵，就抬起头来望望他，刨一阵，又抬起头来望望他。

安德烈此时陷入了一种恍惚迷离、昏昏沉沉的状态之中，记忆也不复存在了：他不能理解，他何以要偷偷摸摸地躲在树林子里？他完全应当跨上几步，翻过栅栏走出去见人。走出去见人吧，还犹豫什么？但随即又意识到，无论如何不能走出去，而且他弄不明白，他安德烈早已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人了，早已和当年的生活一刀两断了，那么当年生活中的这个熟悉的角落又怎么会出现在他眼前的呢？这怎么可能呢？是幻象、错觉，还是妖术、魔法？为什么旧日的生活又要重现？谁需要它重现？他和旧日的一切还有什么共同之处？他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方来的？

安德烈由于陷入沉思，没看到父亲走出马具房，等到他忽然看见父亲的时候，父亲正牵着一匹牝马从马厩里走出来。牝马怀着胎，已经快要产驹了，它的两肋胀鼓鼓的，肚子垂了下来，走起路来小心翼翼，显得十分费力。安德烈的注意力首先落到了牝马身上，它比什么都使他惊奇。他自己也弄不懂这是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很久没有看到怀胎的牝马，所以忘记它们是什么样子了，甚至忘记世界上还可能有这样的马存在；也许是因为很高兴有这个好机会，可以无须立刻就全神贯注地去望父亲，而可以先用眼梢瞟着父亲，习惯一下，更充分地为这次见到父亲做好思想准备。父亲把牝马牵出来以后，先站停下来，围着牝马转了一圈，大概是在考虑要不要遛马，然后就牵着马朝前走去。他牵着马沿着下坡的栅栏走到拐角上，便折回来，朝山上安德烈站着的地方走来……安德烈惊慌得手足无措，不知道是留在原处好，还是退到枞树林深处去好。最后他还是留了下来，指望枝丫能将他遮住。不过为了以防万一，还是蹲下了身子。

当初，父亲送他上前线时，在临别的那一刻，打了个冷战，冲口而出地问身旁一个人说：“我们爷儿俩今生还能不能见面，还能不能？”父亲头脑里能想到的无非是两条路：或者有朝一日他们父子俩重又见面，或者再也见不到面了。至于他们中间有个人可以见到另一个人，而另一个人却见不到那个人，却是他万万料想不到的，他那简单的头脑实在无法料想到这一点。可是现在却偏偏发生了这样的事。父亲走过来了：他穿一件棉袄，束着皮带，戴一顶自己缝制的棉帽，两只帽耳朝上翘着，脚上是一双软底的便鞋。他慢腾腾地走着，一副倦容，他双手乏力地耷拉下来，抬脚迈步十分费力，走路踉踉跄跄，瘸了一条腿的身躯伛偻得非常厉害，从这一切都可以看出他已心力交瘁。他那样子就像是一只被猎人打伤的野兽，已被追赶得筋疲力尽，此刻只凭着惯性的力量才勉强得以走动。现在安德烈目不转睛地瞧着父亲。父亲走近了，他越是走近，安德烈就越是忘了该小心谨慎，竞一点点抬起身子，挺直腰背站了起来。他似乎失去了知觉，人麻木了，眼睛花了，意识模糊了。父亲快走到栅栏跟前时，猛地一阵咳嗽，不得不停下了脚步。牝马在他身后用一双懂事的眼睛望着他。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咳了好久，双手捂住胸口，脸扭到了一旁去。后来，咳嗽终于平息了。他抬起头来，径直地朝站在他对面的安德烈瞥了一眼，他们之间相隔只有二十步，安德烈呆住了。要是父亲的目光再多停留片刻，他大概就会克制不住，跑出树林去。但是父亲却垂下了眼皮，扯一下缰绳走了。父亲刚才向安德烈投来的那一瞥，使安德烈目眩神摇，连父亲的脸，以及脸上有了多少变化都没有看清，他只认出了这就是那张脸，他父亲的脸，脸上有两撇花白胡子，仅此而已；直到过后，他目送着父亲渐渐离去的背影时，方始觉得他所固有的那种善于抓住任何细节的注意力又复苏了。但是为时已晚。父亲已牵着牝马穿过边门走进马厩，看不见了。过了五分钟光景，安德烈又看到父亲一次，父亲抱着一大把干草走了出来，可转眼之间有人把父亲叫了进去。安德烈意识到他应该离开此地了。

[1]高尔察克（1873—1920），苏联国内战争中反革命主要头目之一。

13

安德烈钻出枞树林，走到山路上，不再躲躲闪闪，不慌不忙地往山上走去。上哪儿去呢？——他没有去想，他只求离开人们远一点，离开此刻使他心烦意乱的地方远一点。但是他并不后悔此行，他万万没有料到，他跑到马棚来看父亲，父亲竟也会向他迎面走来。然而谁知道呢，也许他正是指望能碰巧遇见父亲（就像刚才实际上所发生的那样），才在今天穿过安加拉河，跑到马棚来的吧？当然，他这样做冒了很大的风险，但是他的心，本来是那么悲痛欲绝，几乎都要碎了，现在经过这番磨炼，倒反而坚强些了——这将是大有好处的。

这些且不去说他！——他总算见到了父亲，生身父亲。总有一天会证实，他不虚此行。他今后心头可以轻松些了，因为他还掉了一笔债。他是无论如何都应当来见父亲的，要知道冥冥之中有一种东西，会在父亲临终之前告诉他，某年某月某日清晨，他的儿子曾经站在他面前，求他宽恕，——冥冥之中的确存在这么一种东西。于是父亲就会宽恕他。父亲怎么会没有发现他呢？父亲不是劈面望过他一眼的吗？也许发现了他，但不愿意认他，所以装出并未看见他的样子。不，父亲没有发现他，如果发现了，一定会拉住他问个究竟的。“一定会问个究竟的，可你怎么回答呢？此后你又将怎么办呢？下一步怎么走呢？你自己身上已压着这么一副重担，就不要再把别人连累进去了，还是自个儿来挑吧！纳斯焦娜不是在帮着你挑吗？结果呢，这副担子反而更重了，重了足足一倍。看来，现在应当悄悄地让纳斯焦娜也解脱出去。由我一个人来挑，仅仅由我一个人来挑。不过，没有纳斯焦娜行吗？尽胡扯，没有纳斯焦娜你连一天都活不下去。全亏了纳斯焦娜你才活了下来，也许今后很久，很久，甚至到你死以后，你也还得依仗她。”

他没有发觉太阳已经升起。他走在林间狭长的上坡道上，阳光直射过来，照得他眼睛都睁不开。周遭的一切顿时生意盎然，进入了运动的状态——虽然暂时动得还很缓慢，小心翼翼的，却充满了力量，预示将要有个阳光灿烂的白天。天空晴朗，万里无云，因为有太阳，空气不再那么凛冽。路面上的冰开始腾起一层水汽。树林里仍旧到处都是积雪，但是雪层正在塌陷下去，化成涓涓细流，隔年的野草从雪底下探出了头，像是这几天里刚长出来的。有些地方已隐约露出了泥地。树木还没有最后苏醒过来，但已经挺起身子，向阳取暖，正在凭借其本身的精力微微地摇曳着。四周一片苦涩的气味。夜刚刚逝去，昨天融雪后的潮气还未及蒸腾到高空。太阳倾斜的光束仿佛沿着大地向前伸延开去，虽还没有贴到地面，但已离地面越来越近了。

按理说，安德烈应当加速步伐，尽快地远离村子。可是他却拖着步子，慢腾腾地走着，他此刻不愿意急匆匆地赶路。他见到了父亲，心头还是有所触动的，所以陷入了一种对什么都无所谓的情绪之中。他这是在往哪儿去？他此刻干吗要走在山路上？他要在这儿寻求什么呢？其实他还是待在彼岸自己的地方来得好，何必多此一举。在那边他已经心安理得，习惯于自己的处境了。而来到这儿却勾起了万千思绪，等于往创口上撒盐。可是，不，他应该来一次，有必要来一次——来了，今后心头就可以轻松些。如果没有见识过家畜，何从知道自己是野兽；如果不把连结旧生活的脐带收拢，就无从过新的生活。可是，不管他怎样把这条脐带遮盖掩饰，它却老是晃来荡去，搅得他不得安生。他非要到这里来一次不可，以便站在村子的近处通过自己的双眼证实，他此生再无可能走进自己的老家，再无可能和父母亲交谈，再无可能耕耘这些田地了——于是他来了，以便使自己死掉这颗心。现在他已大彻大悟，他回家的路已经彻底断了。他终于不得不走那条他已拖延再三、然而又劫数难逃的痛苦的绝路。

这次看望父亲所留下的印象看来已埋在他心底，一俟时机成熟，就会蠢动起来，更厉害地折磨他。他觉得自己为看望父亲而献出的实在太少了。见到父亲时的种种景象，好似梦境一般浮现在他面前，轻而易举地印入了他的脑际，但是并未在那里平静下来，而是横七竖八地撅着，妨碍他走路、思索。他不时地回想着见到父亲时的情景，一会儿为自己能这么近地见到父亲而惊讶得发愣；一会儿又为父亲可能看到了他而后怕得发抖。然而他在回想这一切时，却是战战兢兢的，一晃而过。唯恐过久地触动它们会忍受更多的痛苦。今天他可不能这样，因为他是置身在异乡。是异乡吗？安德烈冷笑一下，肯定了自己的想法：是的，是在异乡。——在这儿必须小心谨慎、处处提防，感情决不能脆弱，不然的话，他很可能会为此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安德烈不知怎的想起了哑妇人塔尼亚。他当初在伊尔库茨克时就躲在她家里。此刻虽然并无任何原因勾起他对她的思念，可是她的面容、她那好像要询问什么似的微微颤动的双唇却蓦地无缘无故地浮现在他眼前。安德烈忽然渴望重新回到塔尼亚身边去。最好能带着她一起跑到天涯海角，离群索居，忘掉怎样说话，并且以侮弄塔尼亚来消愁解闷，侮弄她，再怜悯她一番，然后又侮弄她——她一定会毫无怨言地忍受这一切，只消稍微给她一点点温存，她就会感激涕零了。聋哑人的脸部表情总是滑稽可笑的：他们纵然微笑，眼光却是冷冰冰的、没有感情的，嘴唇纵然翕动，其余部分却是绷紧的、呆滞的。当然，他安德烈连塔尼亚也配不上，但他的心灵是不会为这个罪孽而感到内疚的。塔尼亚本来就是个苦命人，受尽了委屈，因此无妨让她再受些委屈。“要是真有那么一天的话，——那你干吗要使她受委屈呢？”他自己问自己。这是因为罪孽深重的人不怕再去作孽，堕落的灵魂总是要寻找更深的深渊。他大概也不能不如此，他时时刻刻需要找到证据来证明他确确实实已经变成现在这样一个人了。这样他反而会感到心安理得些。

安德烈走到田野上，向右拐了个弯，朝远处那片高地走去，他将在那边度过今天这一天。在现在这个时令，人们没有什么活儿要到那边去干：即使太平年代也不运粪肥到那边去，而现在，路又如此泥泞难走，自然更不会去了。即使那些闲不住的人也不大可能跑到那一带去，因为他们要到树林里去采些什么的话，走出村子就是树林，何必舍近求远。即使真有人来了，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还是让他们见他害怕吧，他今天可不打算怕什么人。他自然不会放人们走近，从而认出他来，至于从远处，那么尽管让他们去看、让他们去猜他是什么人吧，他才不在乎哩。他完全有权作为主人到这里来走走。过去他在这些田地里劳动得不比别人少。每块田占多少地，战前什么地方种什么庄稼，收成多少，他都记得清清楚楚。这些田地所以直到现在还没有荒芜，还继续能有收成，就是因为这里也有他在过去年代所流的一份汗水。他在这里不是外人，不是的。此时连这里的空气都知道他回来了，知道他正打这里走过去。田野认出是他，便屏气息声地向他致敬，他对于土地的记忆力是深信不疑的。人们不善于互相记住，人们如同流水一般，转瞬即逝，然而人们在其间生活过的土地却总是记住人们的，而且土地不会知道他的遭际，在土地看来他是个清白的人。

太阳已升得越来越高，大地给晒得暖烘烘的，路面已经开始渗出水来，汇成最初一批短短的细流，闪闪地发着光。两旁的雪泛出蓝幽幽的颜色，渐渐膨胀起来，变得沉甸甸的，空气由于充满了潮气，也显得沉重了。安德烈脚上穿着一双毡靴（他没有别的鞋子可穿，纳斯焦娜在最近一次会面时答应替他把那双早已不穿的旧软底鞋找出来），而此刻正是这双毡靴最使安德烈伤脑筋。看来，这双毡靴会把他断送掉，使他一望而知就不像本地人的样子。这双过了时令因而显得怪模怪样而又不适用的毡靴，似乎把他和脚下的土地隔离开来了。现在还是早晨，穿着它就已经举步维艰，再过三四小时以后，等到土地被晒得发烫、发软时，拖着这么一双靴子怎么走路呢，他不敢想象。看来得找个什么地方歇歇脚。小河边最末了的那块高地上有一间过冬小屋，不妨上那儿去歇一歇。不，今天他再也不愿意躲进过冬小屋里去了——躲得厌烦了，他可不是为了要躲起来才上这里来的。既然这样，索性脱掉毡靴，光着脚丫走路吧，爱走到哪儿就走到哪儿，往后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他所到之处的一草一木都勾起了他的回忆。田野、阡陌、伫立在耕地中间的一棵弯曲多瘤的多年的落叶松、从小树林间一棵罗汉松下涌出的泉水，甚至高悬在树林后面的天空——和任何地方的天空都不同，只有这里才有这样如画一般的天空，都会引起他无尽的回忆。但是安德烈害怕回忆，他不愿意去多想，竭力摆脱这些恼人的回忆，于是这些回忆常常刚一开始就戛然而止，沉落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他可千万不能沉湎于这些回忆之中，否则就休想摆脱它们了。既然回忆不可能使他的境况有任何改变，那么他此刻何必要这些回忆，又为什么要去受这种折磨呢？可惜记忆本身不能理解这一点。要知道现在的情况是：他看上去是一个人，实际上却是彼此完全不相干的两个人，而这两个人却有着一个共同的记忆，无论如何都无法把这个记忆分割开来。如果能把记忆扼杀掉，从而把他过去的生活忘得一干二净，那么他心头就会轻松得多，但是却办不到，因为那个过去的他，尽管已失去了自由，颓唐不堪，却仍然存在着，而且将要长久地存在下去，怎么也躲不开他。因此，他安德烈是不可能得到安宁的，也不可能得到解脱，他将永远漂泊天涯，直到生命的终点。

但是他发现，他在承认并说服自己相信这一点的同时，却仍然抱着某种希望：这种微弱的、默默的希望秘密地存在于他的心底，秘密到连他自己也常常猜度不到它的存在。但它确乎存在着，呼吸着，偶尔他还听见它在怯生生地、小心翼翼地颤动。不过这种希望是徒然的，因为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根本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什么奇迹也不可能发生。他处境的全部真相如此赤裸裸、如此逼近、如此无情、如此没有挽回余地地呈现在他面前，似乎还是第一次。他仿佛已从肉体上感觉到了这一真相，这真相好似一把利剑从头到脚地刺穿了他，它那咄咄逼人的寒气，使他悚然战栗。是什么导致真相显露的呢，他不得而知。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在此刻，当他踏上朝思暮想的家乡的土地时，真相却毕露了——莫不是家乡的土地给他作了判决吗？安德烈向四周扫了一眼，抑制不住心头的愤懑，狠毒地冷笑起来：等着吧，转瞬之间就会飞来一只小鸟，用人类的语言宣布真相：是它们，是家乡的土地给他作了判决。安德烈想鼓起勇气来，对此嗤之以鼻，但是在他心里却产生了一种莫名的、难受的感觉，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厉害了。尽管他想走得快些，竭力把步子跨大些，但他的脚步还是乱了，呼吸也急促起来。“小鸟……”他突然出现了一个念头，“我自己就曾像一只翱翔天空的小鸟，自由自在地在这里生活过，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还有什么？”

这以后他的心情不由自主地挣脱一切枷锁，冲破一切阻碍，摒弃一切禁忌，如脱缰之马一般向前冲去。此时再制止自己，使自己安静下来，他已无能为力了。

“如果不是这场战争，不是这场该死的战争，”他为自己辩护说，“我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在这儿生活，在这儿种地。我才多大年纪？三十岁。活了还不到半辈子。还不到半辈子就已经一切都完蛋了。世界上有那么多人……为什么偏偏对我一个人这样？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命运，命运要这样对待我？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它昵？”他不禁呻吟起来。两条腿再也走不动了，他想找个坐的地方歇歇脚。前面的路边横着一根又脏又湿的原木，他就在原木上坐了下来。“我要是能在这儿生活，过得不会比别人差。”他顺着这条思路继续想下去：“我会好好地干活，我干活一向不赖，这点大家都知道。如果我真能在这儿生活的话，我此刻很可能因为要办件什么事打这儿走过……就像现在这样走着，就像现在这样坐下来歇一会儿，抽支烟，等办完事情就回村里去……”他觉得这是极其可能的，完全合乎情理，以致有好一会儿，他愣住了，糊涂了，真想弄清楚，情况是否确实起了这样的变化，是否已经到时候了，该把到这里来办的事赶快办好，赶快回村里去。不，世界并未颠倒过来，一切依然如故。他终于清醒了过来，然而不是从甜蜜的梦中清醒过来，而是又一次清醒地肯定他所遭遇到的一切是无可变更的事实，他每天不知要这样肯定多少次。但此刻在肯定这一点时，他感到格外痛苦，格外可怕。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筑起的防线转眼间就全线崩溃了，以致落到了手无寸铁的地步。一种令人厌恶的虚弱控制了他，他甚至已虚弱到没有力气对自己大喝一声。但是，不知怎的，他对这种虚弱感到满意，对于自己无法克制这种虚弱感到满意。“这都是战争造成的，全怪它，”他又开始为自己辩护并诅咒起战争来。“有多少人被打死了，有多少人成了残废，可战争还嫌生灵涂炭得不够，还要来坑害像我这样的人。这场战争是打哪来的？一下子把所有的人都卷了进去！可怕的惩罚，太可怕了。而且还把我，把我也卷了进去，卷进了这个该死的地狱里去。再说又不是一个月，两个月，而是好几年。再这样下去怎么受得了呢？我尽了我最大的力量忍受了这一切，我可并不是当兵头一天就开小差的，我也做了不少好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同那些自始至终作恶多端的混蛋相提并论呢？为什么给予我们的惩罚竟不分轻重呢？他们甚至比我还要轻松些，他们至少心灵上并不受痛苦的折磨，而我的心灵已经给折磨得只差一步就要完全失去知觉了……瞧，我来到这里，我的心就经受不住了——气息奄奄，行将衰竭了……我又不是叛国投敌的弗拉索夫[1]那号人物，我不过是要活命而已，难道这个区别不给考虑进去吗？我不过是要活命而已，”他又重复了一遍，为找到了这么一个确切的字眼而感到高兴，接着深感欣慰地想道：“多残酷的一场战争啊！可我却逃脱了，这得有点本领才行——真见他妈的鬼！”

于是他抬起头来，遥望着刚才走过的那片田野的上空，带着一种挑衅的神情，咯咯大笑起来。

他又坐了好一会，一个劲地向周围嘟嘟囔囔地念叨着刚才那些话，而且跟刚才一样，不时被一阵又一阵的虚弱所征服。他的心像刀割一般痛苦，逼得他真想像条狗一样哀号。等到经过一番折腾，好不容易摆脱了这种痛苦后，他就开始揶揄自己，从而感到了一种绝望的、病态的、带有讥刺意味的欢乐，然而这种欢乐刚刚使他兴奋起来，随即又使他陷入了原先那种颓唐的心绪之中。

后来，他认为他之所以如此苦恼，全都是由于坐着不动，无所事事造成的。于是他站起身来，把他坐过的那根原木滚到大路当中去——让别人去花力气把它移开吧。安德烈向四周扫视一遍，又继续向前走去。此时他心灰意冷，思绪烦乱，再说他的步伐如此急速，也不容他再进行思索，万千的思绪终于落在后面了。

还不到晌午，四周已晒得热烘烘的，山间的小溪开始流淌起来，暂时还流得不很通畅，还听不到潺潺的水声。在山脚那边的田野上空，飘来了一阵阵雾气，阳光把田野后面的树林照得犹如一长条白练，沿着田野迤逦而去。从村子里传来放出了樊笼的公鸡欢腾的啼声；乌鸦聒耳地呱呱叫着，在空中飞旋；微风贴着地面，忽儿从东忽而从西地吹过来。安德烈感到脸上有点儿刺痒，这倒不是风吹的，而是叫太阳晒的。风很微弱，吹一阵，息一阵，有时把空气从这一头送往那一头，有时则从那一头送至这一头。过冬小屋边的打谷场上，有一群羽毛肮脏蓬乱的麻雀和两只野鸽在谷糠堆上唧唧喳喳地乱蹦乱跳着，等安德烈刚一走近，它们就从觅食的地方一哄而起，打一旁嗖地飞走了。

安德烈在打谷场旁边停住脚步，出神地望着麻雀。安德烈耶夫田庄那边，人迹罕至，所以也没有麻雀。他问自己，一只麻雀能活多少年，同时又琢磨着，在这群饥饿、胆小的麻雀中有没有当年他在这里的时候就已生活在此地的。他不知道麻雀的寿命有多长，过去他才不会去关心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哩，这使他后悔不已。他惊走了麻雀之后，便走到过冬小屋门前，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那扇经过一冬之后并得紧紧的门扉拉开。过冬小屋里冷冷清清、空空荡荡。他搜寻了半天，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吃的，但什么也没有找到，于是又走出屋来。他觉得有点难受，不知是想吃东西，还是想睡觉——他自己也闹不清。他随身带了些干粮，但必须留着，过些时候再吃。不知为什么，他指望能在这里觅得一些吃的东西，虽然他明明知道根本不可能觅得：总不能到村子里去讨吧，而除了村里，在这种时令，这儿是什么东西也不长、什么东西也不会有的。

他徘徊了好久，不知道该做什么好。后来，他仿佛经过了反复的思考，才决定给自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他拐到过冬小屋后面，在墙脚边的一段原木上坐了下来，背靠在墙上，晒着太阳，和煦的阳光正好从山头上直射到这里来。许多年以前，还是在饥馑的一九三三年后没多久，他曾经在这块高地上开过荒。现在，在他面前的正是他当年翻耕过的那块两公顷半的坡地。安德烈怯生生地向它投去一眼，生怕勾起不必要的回忆。坡地从下坡那一头起已经开始发黑，地里还留着麦茬儿。这块坡地并不嫌弃他，相反，似乎在殷勤地欢迎他，安慰他，于是被太阳晒得暖洋洋的安德烈便通体软绵绵的，打起瞌睡来了。即使在打瞌睡，他还不时睁开沉甸甸的眼皮。他现在虽然不再惊动身上的任何部分，可是这双眼睛，他却不让它们安生。它们正习惯地提防着，唯恐什么地方会出现个人影。但是四周一片宁静，阒无一人。

安德烈在打瞌睡，颠颠倒倒地做着乱梦。一会儿他梦见侦察连连长列别杰夫大尉，在派他们的排去搜索时，不知为什么，特地警告他安德烈·古西科夫说：如果他逃到德国人那边去，上级就会拿个德国将军把他换回来，但不用枪毙的办法把他处死。不，那可太便宜了他！——而是要给他上三天三夜的酷刑，把他活活地折磨死。嗬，那刑罚可厉害哪！一会儿他又梦见自己还是在斯摩棱斯克，不过是在敌我之间的一个中间地带，突然中间地带上出现了阿塔曼村的磨坊，上边派他在这个磨坊里当磨粉工，双方都集中火力向他射击，仅仅为了他一个人，战争直到现在还在继续下去，谁把他打倒，谁就算在这场战争中获胜。后来他又梦见自己在新西伯利亚的军医院里。一个蓄着两撇小胡子的中校军医，是个外科医生，把他叫到办公室去喝酒精。两人在喝酒精的时候，中校向他提出，要他去顶替一个刚刚死去的担任要职的上校。忽然他又到了前线，这回已经是在榴弹炮连作战了。他丢失了装有瞄准器的小箱子，被送交军事法庭审判。此后他又梦见一片狭长的田野，那田野长得没有尽头，好几台探照灯把这片田野照得通亮。他在这片田野上走着，热得直喘粗气。探照灯的光越来越热，渐渐地喷射出幽蓝的火焰。

他醒了过来，有好长一会儿一动不动地坐着。这些颠三倒四的噩梦，使他郁郁不乐。梦里的情景都和事实不符，从来没有人怀疑他安德烈会做什么坏事。但是他所走的最后一步毁掉了他的一生，因此连梦境也变了样，连他自己做的梦也和他过不去了，其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梦中看见了磨坊，使安德烈很想上那里去走一趟。磨坊离这儿不算近，但反正对安德烈来说这一天才刚刚开始，有的是时间。此刻磨坊里多半什么人也没有。现在不是磨粉的时候。他再一次惊走了谷糠堆上的麻雀，此刻他突然觉得这群麻雀十分可厌。他沿着田边向下坡走去，到田野尽头时，转了个大弯，走到了小河边。云杉林中寒气逼人，雪几乎一点也没有融化。在这儿，阳光即便在空旷的地方也没有高地上来得暖和。长长的树影映在林中空地上，就像印刷出来似的清晰。到了这儿，安德烈的那双毡靴走起路来就不再那么别扭了，于是他的精神振作了一些。他重又体验到了当年那种激动的心情。从前他最爱上磨坊去。磨面粉——这是一种洋溢着节日气氛的、愉快的、有收获的活儿，谁会不喜欢呢？夏季农忙过后，大家就上这儿来排队等候磨粉，人人都兴高采烈地在这儿过夜，但没有一个想睡觉的：老年人抽着烟，嘟嘟囔囔地拉着家常；没有娶媳妇的小伙子们嘻嘻哈哈地打闹着；少女们在灌木丛中唧唧喳喳地叫着，想出种种办法消遣。篝火熊熊，煮开了一壶又一壶茶，磨石盘不断地转动，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暖烘烘的、冒着热气的面粉就源源不断地流进早已候在那里的面粉袋里。

这些回忆驱散了安德烈心灵中的阴影，他不禁微笑起来，心头仿佛涌起了一股暖流，感到通体舒畅。但是并没有能舒畅多久：当他走近磨坊的时候，又不得不紧张起来，他警惕地俯下身子，停住脚步，一面撅起嘴唇，轻轻地吹着气，提醒自己要全神贯注地倾听里边有无动静。里边似乎连人影都没有，否则上下的门扉不会紧闭着，把麦子抬到磨盘上去的那条必经的楼梯上也不会积满了雪。安德烈又等了一下，竭力克制着自己不要慌张，然后从近边的柳树丛旁向大门走去。大门上挂着一把锁，像过去一样，那只是装装样子的。安德烈用力一拉，锁立刻就打开了。他做得对，不然的话，他就只好拔掉门环，或者把窗子连窗框一起拆下来，但不管怎样，他非进去不可。

磨坊里很冷，到处是灰尘，地板上有好些毡靴踏出来的白乎乎的脚印。安德烈先向磨粉工人的小屋里瞟了一眼，看到搁板上搁着一只大搪瓷杯、两个蒜头和半包盐，墙壁上挂着一把弓形锯。他把这几件东西都塞进一只弃置在长凳底下的蒲包里。接着走遍了整个磨坊，两次爬到高处，把所有的角角落落都仔仔细细搜寻了一遍，但是除了一个麻袋和几本封皮破损的书籍外，再没找到有用的东西。他把这些也放进了蒲包：会有用处的。

他走出门外，把锁又挂回到大门上。他环顾着四周，忽然起了一个不可抑制的狠毒的念头：想放把火将这个磨坊烧掉。这费不了多大事——旁边就堆着桦树皮，火柴他也带着，磨坊建造已久，里里外外都干透了，一点就着。但他还没有丧失理智，他知道不能纵火，而且归根结底他也不敢纵火烧掉磨坊。但是这个念头却如恶魔一般无情地考验着他，而他又恨不得横下一条心来为自己留下一个火热的纪念，以致他不再指望自己的意志能主宰自己的行动，他已不再相信自己的意志了，于是他强迫自己拔腿就跑，远远地避开磨坊，避开这个诱使他犯罪的地方。他一直跑到蓄水池边，才站停了一下。池面的冰层泛出玻璃般清澈的绿莹莹的闪光，把他吸引住了。冰层底下的池水正在微微荡漾，令人不能不为之神往。安德烈设想着他纵火以后，燃烧着的木片如何冒着烟，发出咝咝的响声，纷纷落到这儿的冰层上，把一池的冰都玷污了。想到这里，他心头升起一股更加强烈的欲望，想使这个场面真的出现，于是他又赶紧强使自己离开这儿，继续向山上，向坡地走去。

整整一天他都在周围各处的高地上游荡，一会儿堂而皇之地走到空旷的地方，一会儿又胆战心惊地躲进树林，有时他非常想见到人，都到了抑制不住的地步，并且希望人家也能看见他，希望人家一看到他，就会吓得不知所措，弄不清他是什么来路。有时他又会无缘无故地被突如其来的恐惧吓得不敢动弹，久久地站在一个地方，像泥塑木雕一般。小溪流水潺潺，土地被太阳晒得冒出了热气。周遭那种苦涩的、醉人的气味使他头昏脑涨，由于这股气味，或者还由于别的什么原因，安德烈感到昏昏然的，以致午后，足足有两三个小时的长长一段时间白白地过去了，事后如果要回忆一下，他在这两三个小时内，人在什么地方，都干了些什么事，他一定什么也回答不出来。在这种昏昏然的状态中，他所听见的只有村里传来的使他心碎的鸡啼声，还有淙淙的流水声。毡靴湿透了，简直拧得出水来，两只脚丫子泡得发痒，每走一步，靴子里就吧嗒吧嗒地直响。可他仍然漫无目的地走着，走着，既不选择道路，也不看看脚下哪儿的地硬些，干些。

他没有好好地计算时间，所以等他下山来到村边时，已是暮色沉沉了，但还能隐隐约约地看见房屋和其他东西的轮廓。他用眼睛找到了自己家的澡堂。可是澡堂的烟囱里并没有冒烟，这使安德烈的心顿时凉了半截。这一整天来，他不知怎的毫不怀疑他能看到澡堂顶上升起袅袅的青烟，甚至信心十足地想象着：此刻纳斯焦娜在拎水了，此刻纳斯焦娜在生炉子了……难道那件事竟真的吹啦？看来这是安德烈自开始流浪生活以来第一次向上帝求告：“主啊，不要抛弃我。主啊，行行好，让炉子生旺吧，你是万能的，现在把炉子生旺还不算晚，只要你为我办好这件事，你爱拿我怎样都行，我都同意。”突然，一阵剧烈的神经性颤栗，像一长梭子弹似的穿透了他的全身，使他瑟瑟发抖，但是在折腾了他一阵之后，又同样突然地停止了。这阵神经性的颤栗仿佛是特地来给予他什么启示似的。待颤栗过去后，他的身体已感到极度的虚脱。他看到身旁有一个小树墩，就马上坐了下去，等待夜深。

村里的狗不时地吠着。传来了人们操劳忙碌的声音，偶尔还能听到说话声。但这一切就好像是不知何故激起的几朵无力的浪花，溅到安德烈的身上。他又像在清晨时那样，垂头丧气，只有一件事，一件最重要的事揪着他的心：纳斯焦娜会不会出了什么事？然而家里那几扇映出灯光的窗户仍使安德烈激动不已。他想象着：桌上放着把茶炊，壁炉里火光熊熊，墙上晃动着火光的影子，床上叠着好几个拍得又松又软的枕头，脱掉鞋袜的光脚踩在一长条粗地毯上——一切都笼罩在对他如此亲切的家庭气氛之中，这使他感到一阵既甜蜜而又绝望的心酸，他的心自然而然地痛苦地抽紧了。他不再去看那灯光，转过脸去，闭上了眼睛——在越来越浓的夜色中，他活像是一段歪歪扭扭、疙疙瘩瘩的树桩。

后来整个村子都静息下来了。安德烈早已做好准备，等到那预定的一刹那来到的时候，便毅然决然地站起身来，不是用手，而是点点头画了个十字，随即大踏步走下河岸，沿着冰封的安加拉河面，走到了澡堂那边，然后登上峭岸，可是却在澡堂的栅栏前裹足不前了，倒不是出于谨慎小心，而是因为是凶是吉，下一分钟就要见分晓了。接着，他从横杆底下钻进了栅栏，刚走到门口，就感到门里有股热气向他迎面扑了过来。

他走进澡堂，随手关上了门。慢腾腾地脱下又湿又重的毡靴。一天来他对这双毡靴已厌恶至极。只是在这以后，在收拾完毕之后，他才恶狠狠地、神气活现地咯咯大笑起来。他好不容易才克制住了自己，没有大叫大嚷，没有引吭高歌。为了不要吵醒周围的一切，他没有尽情地为自己庆贺。

在这里，他离纳斯焦娜近了，却不知为什么反而不再想念纳斯焦娜。澡堂烧得暖洋洋的，这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

[1]据《赫鲁晓夫回忆录》及朱可夫《回忆与思考》：A.A.弗拉索夫原系苏军99师师长，苏联卫国战争中，赫鲁晓夫将其一手提拔为37军军长，并把保卫基辅的重任交给他，结果基辅陷落。此后他又负责指挥莫斯科反攻战。军衔为上将。1942年春，弗拉索夫在沃尔霍夫的一次进攻战中，复遭败绩，为德寇所俘，遂成为叛徒，并向德寇自荐，组织俄国战俘与苏军作战。苏军攻打柏林时，将其捉拿归案，处以绞刑。

14

事情终于开始暴露了。尽管纳斯焦娜对此已有提防，已有准备，但仍感到出乎意外。

四月里，雪刚化尽，米赫伊奇就同纳斯焦娜一起去伐木砍柴了。他们去伐木的树林离村子不远，这样，只要他们两人都有空，就可随时跑去锯上一两个小时的树，锯多少算多少，然后回去。劈柴这活儿多半由米赫伊奇一个人去干，随后由纳斯焦娜抽空去把劈好的木柴堆成柴垛。但是现在锯木这项活儿干得挺不顺手，米赫伊奇干一会儿就累了，每锯完一小段就要休息一下，以前他可不是这样。过去砍柴也不能不要粗树墩，而今年冬天，根据各方面情况来看，更是只能指靠树墩了。

米赫伊奇去伐木时，没带猎枪。树林很近，离村子才一俄里，用不着带猎枪。不过在树林里干活看来还是触动了米赫伊奇那颗猎人的心，因此他就着手准备弹药，并把他自己的那支猎枪也擦了一遍。有一次，他上树林里去以前，在谷仓里忙活了好一阵，临出发时，一边掩上谷仓的门，一边突然问纳斯焦娜：

“媳妇，你有没有看到安德烈那支‘图尔卡’猎枪？我到处翻遍了，可枪好像钻进了地里，连影子都没有。”

纳斯焦娜正站在院子里，手里拿着锯子，等公公一起走，听到公公问起这事，不由得愣住了。虽然她早就在担心米赫伊奇会问起这事，并且早就想好了怎样来回答他，可是当他真的问起时，她仍然慌了手脚。最好不要现在跟公公谈这件事，哎呀，最好不要现在，改天再谈吧，这个时候谈太不合适了。

“你哪儿也没看见吗？”米赫伊奇虽又问了一句，但已打算不再盘问下去。

“看见过的，”纳斯焦娜承认说，一面尴尬而慌张地微笑了一下，她向米赫伊奇走近几步，以便把声音压低些，“我把猎枪卖掉了，爹，”她只有在不寻常的场合下才和安德烈一样称他为爹。

“卖掉了？什么时候卖掉的？卖给谁了？”

“早就卖掉了。可一直不敢告诉你，生怕你骂我。那还是在我赶雪橇送特派员上卡尔达村去的时候……你那时候为了认购公债的事对我发了脾气，我想，可不是，上哪儿去弄那么多钱？我原是一时糊涂说走了嘴，才认购了那么一大笔公债的，可是上哪儿去弄那么多钱呢？他看了枪，挺中意，便缠着我，硬要我卖给他。就这样我把猎枪卖掉了……叫他给说动了心。”

“媳妇，你在扯些什么呀？谁看了枪？谁说动了你的心？我听不懂。”

“在卡尔达村遇见的一个庄稼汉。我不认识他。我只记得他穿一件军大衣。卡佳·赫雷斯托娃，就是阿法纳西·赫雷斯托夫的新娘子，认识他。卡佳跟他说话时像是跟自己人似的，我不便打听他是谁。谈妥了——就完事了。”

“这么说，你是随身带着猎枪去的喽？”

“是的。我想，等我赶着雪橇回来的时候都天黑了，挺吓人的。”

“就这样卖掉了？”

“是的。”

米赫伊奇站在谷仓门外的平台上，听她讲这个新闻，他那布满皱纹的脸惊得目瞪口呆，脑袋微微向前冲出，对着纳斯焦娜，双眼纳闷地眨巴着。

“纳斯焦娜，你不是和我闹着玩吧？你说的是实话吗？”他还是不愿意相信这件事。

“句句都是实话。本来应该马上……可是却拖了下来，不敢告诉你。”

“你是怎么想的呢，你把猎枪卖掉了，等安德烈回来，他会感谢我们，还是怎么的？”

“等安德烈回来——我们能够挣回来的，能够的。我只是想怎么渡过眼前的困难，我又不是为了自己。”

“能够挣回来的……”米赫伊奇重复着她的话，频频点着头，表示同意，不过不是同意纳斯焦娜的话，而是同意他自己心里一个不愉快的想法。他沉默了一会儿，寻思着怎样才能使这个想法得到一个完整的、最终的答案，后来，他记起了一件该问的事，便问道：“那么……卖了多少钱？”说罢，就把头略微扭向一旁，侧着耳朵，以便更清楚地听到纳斯焦娜的回答。

于是整个这件事中最关键而又最难于应付的时刻来到了。

“我这就来，”纳斯焦娜答了一声就走进屋里去，从搁板上取下那只用布包好的手表，就是上回安德烈给她的那只表，回到了公公身边，那时候米赫伊奇已经走下平台，坐在台阶上了。“喏，拿去吧，”纳斯焦娜把表递给了他。

公公急忙推开递过来的手表，站了起来。

“这……这是什么玩意儿？”他慌了手脚，脸紧张得皱了起来。

“手表。这是手表，”纳斯焦娜急忙解释说，“我把猎枪卖了，没有卖钱，而是换了这件东西。就是说用枪换回来了一块手表。因为表容易脱手，那个人说，这不是普通的表，是外国货，挺值钱。你瞧，表上有三根针。”纳斯焦娜很利索地拧紧了发条，看得出，她已经不是第一次拧了，随后就把表塞到米赫伊奇手里，“你瞧：这根又长又细的针，一眼就可以看出它在那儿走，而且走得多快呀，多快呀。这样的表我出了娘胎以来还没有见过。瞧，做得多精致，多漂亮……而且走得非常准，从没有错过。”米赫伊奇用一只手掌托着另一只手掌，战战兢兢地像捧着个炸弹似的捧着这只表，在手里转动了几下，就立刻还给了纳斯焦娜。“天一黑，这表还会发亮呢，瞧，这些个小圆点会像一盏盏灯似的闪闪发光，每一个小圆点都看得清清楚楚，”纳斯焦娜怀着一种盲目、绝望的兴奋心情又补充了两句，随即就不再作声了。

“用猎枪换了块手表，换了件玩具。”公公醒悟过来，说：“真有你的。”

“表容易脱手，很快就能卖出去……我们这儿谁都有猎枪，可表……而且还是怎样的表呀……只要一拿出去，谁都要抢，抢得连胳膊都会拽断的。”

“说真的，媳妇，你干出这种事来，真该把你的胳膊或是别的什么给拽断。你呀，遇事该动动脑子想想，别老是稀里糊涂的，自己也不知道在干些啥。你把手表去卖给谁，谁要这玩意儿？！要知道时间的话，看看日头就行了嘛。哼，‘天一黑……还会发亮’，”米赫伊奇想起纳斯焦娜方才把这一点当作什么了不起的稀罕事向他夸口，就啐了口唾沫，气呼呼地说：“我要那亮光干啥？照着我逮虱子？”

“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会买的，”纳斯焦娜并没有软下来。“我知道，这只表他一定中意，他可喜欢这种东西哩——只要给他看一看，他准会买下来的。”为了更有说服力起见，她又添了一句：“那个特派员，就是我送他回去的那个人，他要我把表卖给他，肯出两千卢布，而且还死乞白赖地硬要我卖给他……”

“肯出多少钱，多少钱？”

“两千卢布。”

“居然会有这样的傻瓜，那你干吗不卖给他？”

“这块表也许还不止值这些。”

“那你就去找个愿出更多钱的人吧。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去找到这个人。两千卢布……他，你那个特派员，八成是跟你闹着玩的，可你却相信了。”他不想再谈下去，便说：“算啦，走吧。全是你这块表耽搁了这么多时间。多谢你告诉了我一件大喜事，够了。快把表拿开，看在基督的面上，快拿开吧。”

他们去伐木了。但纳斯焦娜预感到这次谈话并没有结束，米赫伊奇一定会忍不住，还会回到这个话题上来的，因为他们俩要待在一起的时间实在太长了，而且这次谈话留下了这么大的疙瘩，再要谈别的事已不那么容易了。尽管就今天而言，最可怕的事已经过去，纳斯焦娜正是这么指望的。但她还是心有余悸，现在最关键的是务必坚持刚才讲的那几句话，决不能改口，决不能前后有出入，同时还要继续装傻下去，不过早先那种提心吊胆等公公来查问的日子总算结束了，关于丢失东西这件事，不管是否言之成理，是否能自圆其说，反正她算是交代清楚了，往后，如果一切仍能做得不落痕迹，日子就会过得轻松些了。当然，这种比较轻松的日子，也只能维持到那个微妙的时刻到来之前，等那个时刻一到，她需要作出交代的已不再是为什么丢失了东西，而是为什么多出了东西，一句话，为什么她肚子里会多了个孩子。虽然这个时刻目前看来还很遥远，但迟早是要到来的，这已毋庸置疑。

他们到了伐木的地方，没有耽搁，立刻就动手锯一棵松树，这棵树是他们早就选中了的。米赫伊奇先在松树长势旺盛的那一面的根部砍了个口子，然后两人就在缺口对面锯了起来。树身并不粗，好锯些，所以才选中了它，但不知为什么锯子却卡得很紧，锯起来很费力；不一会儿米赫伊奇就累得喘不上气来，开始咳嗽。纳斯焦娜便坐到地上，等公公的一阵咳嗽过去，她在隔年的衰草中突然发现了一株浅绿色的嫩草，那嫩草闪现了一下又隐没了，但纳斯焦娜俯下身去重新找到了它，并在它附近又发现了好些嫩草。她摘下一株，放在手里抚摩着，沉入了遐想。她依稀觉得有一个能赋予她希望的十分重要然而又颇为缥缈的念头正在向她移近，但这一念头却故意撩拨她，在眼看就要落入她手里的时候，却从她身旁悄悄地溜走了。米赫伊奇咳够了之后，走了过来。纳斯焦娜伸过手去给他看：

“瞧，新草已经长出来了，今年还是头一次见到呢。”

米赫伊奇没有理她，开始拉起锯子来。纳斯焦娜后悔自己不该开口，好像她要讨好公公，想用草来掩饰自己的过错似的。

这天天气晴朗，但阳光并不灿烂，暗淡地照着，不知怎的，显得有点儿萎靡不振的样子，而此时还正是太阳当空的时分；太阳似乎消瘦了，仿佛已渐渐燃尽，它那微弱的光线悬在半空中，达不到地面。一只花鼠不知在什么地方吱吱地叫着，一条狗在远处山上狺狺地吠着，一棵老树发出叽叽嘎嘎的响声，但这些声音无碍于这儿的宁静，倒能驱走宁静中的沉郁。这天之所以如此平淡，如此安谧，似乎是特地为了让绿草得以放大胆子破土而出，让树上的嫩芽得以无所畏惧地绽出叶子。

那棵松树终于在锯子下嘎地一下发出了折裂的声音，树梢一阵痉挛，在绝望中顽强挣扎了一阵子，不肯倒下去，但毕竟已无能为力——开始倾斜，倒下去了，撕裂了还连着的那一部分树皮。米赫伊奇和纳斯焦娜赶紧向一旁跳开去，树干的底部在树墩上打了一个转，树身在空中翻了个身，轰隆一声巨响，落到了地上——一根断枝飞到了半空之中，灌木丛被震得发抖，河那边也响起了回声。米赫伊奇操起柴垛上的斧子，跑去砍树枝，纳斯焦娜像往常一样，把砍下的树枝拖在一起堆好。

等到他们把要锯开的树干架好之后，就坐下来稍事休息。米赫伊奇问：

“纳斯焦娜，你真不知道安德烈在哪儿吗？”

这个问题完全出乎她的意料，她什么都料到了，唯独这个问题却没有料到；这怎能不使她惊慌失措呢。

“安德烈？”她急忙反问，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成功地掩饰了心头的惊慌。“我打哪儿知道？你为什么问我？”

“这么说，你不知道？”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知道的还不就是你知道的那些。我还能打哪儿知道更多的东西昵？咱们不是住在一幢房子里吗！”

他目不转睛，咄咄逼人地望着她，不，不是望着她，而是审察她，仿佛他不相信她的话，因此想从她的神态和举止中判明她的确是知道的。

“我想，你准还知道些别的事嘛。也许你是不愿意讲出来。要是这样……那你还是讲吧，纳斯焦娜。就跟我一个人讲。别瞒着我了。”

“可叫我讲什么呢？”她终于镇静下来，回答得更加肯定了。“真有意思，我能告诉你什么呢？如果真有什么好告诉你的，我还能不告诉你吗？我知道的还不就是你知道的那些。”

“我只不过是问问……因为你近来有点儿不大对劲。”

“有什么不对劲？”纳斯焦娜吓了一跳，以探询的口吻小心谨慎地问。

“好像丢了魂似的。也可能是我疑神疑鬼……但我怎么也没有料到，你会不先问问我，就用猎枪去换了块什么表。你过去可从来不这样。我看你呀，媳妇，除了猎枪，八成心里还有什么事。你好像老是提心吊胆……老是慌慌张张的……也许，你打算离开我们？”

“不！不！我能去哪儿？只要你们不撵我，我是不会走的，”纳斯焦娜诚恳地、由衷地回答，“战争大概快结束了，到时再看吧。”

“他在哪儿呢？”

“我已经说过，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媳妇，我并不是在问你。”

他们又开始锯木头了；纳斯焦娜一前一后地推拉着锯子，不时偷偷看公公一眼，竭力想探明他是否相信她的话。他已经在怀疑她另外还知道些有关安德烈的情况，这可不是什么好预兆。不消说，从此他会监视她的行动，即使他现在相信了她讲的话，过后也还是要不由自主地监视她的，因为心头的疑团不是那么容易消释的，疑团一旦形成，就能独立自主地生存下去，就要由它来支配人，而不是由人来支配它。从今以后，必须加倍小心，每走一步都要三思而行。但问题是再过两个月，肚子就要大起来了，这可跟猎枪不同，是没法打个马虎眼瞒过去的，不管你怎样三思而行，怎样小心谨慎，这只“表”还是要大声地、滴答滴答响个不停。纳斯焦娜想象不出，她将会遇到什么情况，在这方面她的想象力显得贫乏了，因为她所面临的困境是再尴尬不过的。在大家没有发觉之前，在他们还没有指着鼻子责问她之前，她无法采取任何行动，只得听天由命。而到了那天——就只能指靠她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去找出路，去想办法，没有人会来帮助她，只能指靠她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去保住三条命了。那么，到时她会有足够的力量吗，她不知道，也不愿意预先去想这个问题，她一直认为自己不是个弱者，但同时又担心，在这件事上，不仅需要力量和耐心，而且还需要某种她所不具备的东西。任何羞辱她也许都能够咬紧牙关熬过去，但是她能不能够一手遮天，骗过所有的人，骗过整个世界，永远不让他们去查明真相呢？要做到这一点，光凭一个人的力量，不论这个人多么精明能干，是不是太小了？而这个人所承担的罪责又是不是太大了？大得都超出了他整个人，整个有生之年所能承担得了的，因此他不得不将整个有生之年都用于祈求神灵赦免罪孽。

纳斯焦娜曾经想找个适当的机会，把她已经怀孕的事告诉公公，省得事发之前，一直背着这个极端沉重的思想包袱，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正像俗话说的：丑媳妇总要见公婆嘛。他要是肯谅解她，即使不是轻而易举就谅解她，不是马上就谅解她，但终究肯谅解她的话，那她就可以宽心些了，其余的一切也就可以经受得住了。但纳斯焦娜怜惜米赫伊奇。她可以想象得出，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一定会惊得发呆，会难受而痛苦地低着头，不敢询问她在这种场合下应该问的一些事，——不，今天猎枪这件事已经够他受的了，而刚才那番谈话也已经使她，纳斯焦娜，够难堪的了。再说，这样做还可能弄巧成拙：一旦告诉了公公，反而会加深他的疑心，本来他倒还只是瞎猜的，这一下就会确信是真的了。纳斯焦娜担心米赫伊奇不会相信她那套破绽百出的谎言，因为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她。到那时，他把一桩桩事情通通联系起来，就会归结到安德烈的身上去，——她绝对没有权利这样做，任何暗示，任何疏忽都是不许可的。

他们把松树锯开后，时候已经不早，打算回家去了。残阳已经西沉，但还在俯视着大地；太阳和月亮在苍穹的两侧遥遥相对；狭长的月牙在苍白的夕照中挑衅地闪烁着。每当纳斯焦娜看见太阳和月亮同时出现于天际时，总有点儿害怕，她不明白，为什么它们不能照规矩各走各的路呢。这回也一样，她心头开始觉得不自在了。她没有把眼睛眯细，而是睁得大大地望着太阳，同时，她好像感觉到，那寒气袭人的月光一直射到了她身上。

回家前，米赫伊奇在一段木头上坐了一会儿，纳斯焦娜提防着，生怕他会重新谈起安德烈。但她又不想一个人先走，她不愿意让他觉得她似乎是要避开他。米赫伊奇点了支烟，抽了两分钟，就站了起来；纳斯焦娜这才想起，他是不喜欢边走边吸烟的。他俩由于都憋着一肚子的话，心里很不痛快，闷闷不乐地回到了村里，一路上谁也没跟谁讲一句话。

这天晚上，纳斯焦娜在料理家务的时候，有好几次突然惊慌地想起：有那么一个人，今天企图蒙骗米赫伊奇，但没有蒙骗得了，却反而使米赫伊奇更加警觉起来。一想起这个人，一想起这人将来的下场，她就感到不寒而栗，这人好像是故意在做出一桩又一桩的蠢事来毁掉自己，这人的未来已屈指可数，最近几个月内就要完结，这人的今天已四分五裂成各不相关而又互相排斥的碎片——而这个人却正是她自己。她越来越感到恐惧，这种恐惧是试探性的，它不时袭来，那势头好像是要持续很久似的，而同时却又是调皮而听话的，要它离开，它就离开，仿佛想借此表明它理应出现的时刻还没有到来，然而刚一离开又重新袭来，随即又重新离开，每这么来去一次都要留下痛苦不堪的惊慌和焦虑。于是这种惊慌和焦虑便有增无减，纳斯焦娜已无法对付它们了。她意识到，她的生活今天已朝着必然要发生的事迈进了一大步；只应该她一个人知道的秘密，今天却在别人眼前隐隐约约地露了出来。从此她再也不可能安生了。纳斯焦娜责怪自己没有把话编造得合情合理，没能做到自圆其说，没有把需要特别当心的事隐瞒好，没能使米赫伊奇相信她仍然像过去一样坦诚，温顺……

纳斯焦娜坐立不安地等待着公公收工回来，急于想看看公公将对她采取什么态度，将跟她说些什么，她需要和他待在一起，这样即使出现最坏的情况，由于心里有了底，人反而会觉得轻松些，总比不明不白、稀里糊涂地担惊受怕来得好。她相信，如果米赫伊奇有什么想法的话，一定会忍不住说出来，即使不说，也会有所流露。他可不是那种不露声色、老奸巨猾的人，而是个直性子。

但纳斯焦娜知道，米赫伊奇总是很晚，要等天黑了才从马棚回来，为了不再徒然地折磨自己，不如出去串串门，做点儿什么，所以她忙完家务就到纳季卡家去了。

纳季卡一家正在吃晚饭，更确切地说，正坐下来准备吃晚饭。饭桌上每人面前放着一小堆土豆，数量是根据年龄分配的：在最小的莉德卡面前放了四个，佩季卡五个，罗季卡和母亲各六个。每人还有一片面包。纳季卡邀纳斯焦娜一起吃晚饭，她谢绝了，只是倒了杯茶，挨着莉德卡坐下。莉德卡的样子叫人看了挺难受：她一眨眼吃完了自己那片面包，就开始吃土豆，一面用贪婪的目光迅速瞥着两个哥哥的面包。纳季卡向她吆喝了一声，叫她别噎住了。纳斯焦娜望着莉德卡，又同往常一样，被那个沉重的念头压得疲惫不堪：这种日子到哪天才能到头？什么时候才能重新过上没有暴行、没有炼狱般的煎熬，由人们自己当家做主的正常生活？什么时候才能让孩子们吃饱？孩子们有什么罪昵？

莉德卡仍然像风卷残云一般把土豆一扫而光，她面前已找不到一点可以吃的东西，她惊讶地翕动着嘴唇，凌空举着双手，转动着眼珠子，一副饥饿的、想找东西吃的样子。

可是哥哥和母亲都装作没有看见，母亲把食物给大家分好，就是为了让每个人只能指望自己的那一份。

“喝点茶，睡觉去，”母亲轻轻地推了小女孩一下，小女孩听话地拿起了杯子。

纳斯焦娜忍不住跑进灶间，她在那儿发现了一只面包，面包用毛巾盖着，是准备留着明天吃的，尽管她想到，纳季卡可能会嚷嚷起来，但她还是冒着风险，沿面包边切下一小块，递给了莉德卡。这一小片面包虽然不能填饱小女孩的肚子，但至少可以充充饥，免得孩子饥火中烧。纳季卡居然没有作声。但不一会儿，当纳斯焦娜抱起莉德卡，放到自己膝上，并紧偎着她那微微发颤的瘦小的身体时，纳季卡委屈地、用挑逗的口气说：

“给你，要不要？”

“为什么我要你的孩子？我也许自己很快就能生一个下来——这点你不知道吧。”

她话才出口就后悔了，怎么能这样信口开河昵？往后，纳季卡要是发现她纳斯焦娜有什么不对劲的话，立刻就会想起这句话的，正是这句话会使纳季卡比谁都先看出不对头来。兴许她现在根据纳斯焦娜回答时那种声调，那种挑衅的、肯定的语气就已经觉察出，这不是一般的开开玩笑，而是话出有因的。

“你以前为什么不生呢？”纳季卡问得很有道理。

“不想要。”

“瞧你，不想要。想等仗打完了再生，是这样吗？我看你们啊，一个个全都是精灵鬼。可就没有谁来提醒我一声：战争快要发生了。要是提醒了我，我也不会一个接一个地生了，我也可能忍着点。”

纳斯焦娜不由得笑了起来，她想纳季卡怎么可能在战争爆发之前先等上五年，然后再等四年到战争结束，在这期间，不让任何人碰她——不论是维佳还是其他什么人。纳斯焦娜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她，纳季卡也哈哈大笑起来。

“那我怎么忍得住呢，”她表示同意，“得要多大的耐心啊！如果随我便的话，我每年都能生一个。而且这一年还可以有三个月的多余，再怀下一胎，我这人是上足肥料的沃土，撤下种子就会发芽。我随时都做好准备，可不像有些人那样，”纳季卡忍不住挖苦了一下纳斯焦娜。“要是我不当心的话，我会生下一大堆孩子，连接生和喂养他们都来不及。无论哪个财主的小老婆都比不上我。你听说过小老婆的事吗？是维佳从书上看到了讲给我听的。这都是些什么样的女人啊？怎么一个男人要这么多女人？瞧！他在女人们面前多么神气活现，想要谁，就挑谁，不要谁，谁就到一边待着去。要是他趴到我身上，我准会把他那种公鸡的傲气打掉，我要给这个小老婆一大堆的财主一点儿厉害瞧瞧。不过话又要说回来，这都是些什么样的女人，要养活她们一大群，才生下没几个孩子？我一个人就胜过她们所有的人。”纳季卡不惜糟践自己，嘲笑了自己一通，但她还是感到自豪，因为她履行了做女人的义务，这点是谁也否认不了的。纳季卡这番夸口的话倘若在以前说，那就可能触犯纳斯焦娜，可现在纳斯焦娜听了甚至很高兴。

莉德卡偎在纳斯焦娜的怀里睡着了，而纳斯焦娜搂着熟睡的小女孩感到挺愉快，她觉得她的胎儿对此也有反应，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胎儿嫉妒地蠢动着，这可是以前没有过的。

纳斯焦娜回到家里，看到的是完全出乎意料的景象。米赫伊奇在教谢苗诺芙娜架着拐杖走路。拐杖，他早就做好了。但谢苗诺芙娜坚决拒绝架着拐杖走路，可今天是什么奇迹，竞让米赫伊奇说服了。谢苗诺芙娜可给折腾苦啦：她用拐杖撑住两腋，不知为什么，两只脚好像绊着绳子似的，每次都是一下子同时把两根拐杖向前伸出去，为了不至于因此而跌倒，只得用那双瘫软无力的病脚踩着地，踩着，同时双手乱抓一气，有什么就抓什么，嘴里呻吟着，埋怨着。

“你要把拐杖轮流着伸出去，一先一后伸出去，”米赫伊奇指点着。“怎么这样笨？你别跳，已经跳累了，够了。人家一条腿没有也在走，可你好歹还有两条腿，都还管用，总可以稍微帮点忙吧。你先学会一步一步地走，以后再学快走。”

“田（天）哪！”谢苗诺芙娜呻吟着。“我这么他（大）年纪了，干妈（吗）还要受这份罪？最申（神）圣的圣母，你可怜可怜我吧。你给我开导开导这个劳（老）糊涂，告诉他，不用他的鬼（拐）杖，我也能走进坟墓里去的。你克（可）别把鬼（拐）杖放到我的棺材里去，”她悻悻地对米赫伊奇说，“别让我在那里丢脸。真妹（没）想到，一回来就把我从路（炉）炕上妥（拖）了下来，叫我走，走到哪儿去？走到哪儿去？”

“得啦，坐一会儿，坐一会儿，”他扶着她坐到木床上。“既然累了，就歇一会儿。脚疼吗？”

“怎么会不疼昵？怎么会不疼？就像火烧一样。田（天）哪……他还说不疼呢。”

纳斯焦娜把茶炊放到炉炕旁边，把烟囱的拐脖儿对准烟道，然后就要去点灯，可是米赫伊奇不让点，说是煤油快用完了，要省着点。他生旺了壁炉。纳斯焦娜感到受了委屈，她觉得，倘若不是她要点灯，再过一会儿，公公自己也会去点的，他这样做似乎是故意同她纳斯焦娜作对。已经一个多月没有使用壁炉了，可他现在却想起了壁炉，还跑去拿松明呢，莫非他对于他们之间那场无言的，但又是毫不妥协的争论还耿耿于怀？

茶炊沸腾作响，壁炉里也发出呼呼的声音，炉火投出长长的、奇异的反光，映照在墙上、窗上，屋里暖和了些，显得有生气了。谢苗诺芙娜伛偻着身子坐在那里，脸上露出冷冰冰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两手有气无力地揉着双腿。

“怎么样，老太婆，还接着走吗？”米赫伊奇喊她。

“你寸（存）心要送掉我这条老命吗？”她以挑衅的口吻，带着哭腔问。

“对。”

“那就送吧。别可怜我。”

她以一种破釜沉舟的决心咬咬牙，站起身来：先欠了欠身，离开床沿，双腿还像坐时那样弯曲着，然后两手按住双膝，慢腾腾地挺直身子。米赫伊奇又把拐杖塞到她的腋下。纳斯焦娜从另一边走到婆婆身旁，准备随时扶她一把。但令人惊奇的是，这次她竟然很快就领悟了这种对她来说是全新的走路方法：她先撑住一根拐杖，再将另一根拐杖轻敲着地面向前挪动，随后就把身体的重心移到这根拐杖上去。

“你们走开，走开，别扶我，我计（自）己走，”她关照他们，嗓音里流露出一种任性的急躁和自豪感，如同孩子初次学会走路时那样。

她从屋里的一个角落走到了另一个角落，接着花了不少时间转过身来，掉转方向，走回到木床跟前，十分满意地哼哼着坐了下来。米赫伊奇一边望着她，一边不出声地笑着，双肩抖动着，两撇胡髭上下跳动不已。谢苗诺芙娜没有转过脸看他，仅以疲乏的声调承认说：

“兴（行），两条腿还仍（能）周（走），走一阵活动活动，再才（踩）下去就买（迈）得开步子啦。”

“是啊，”米赫伊奇高兴地说，“要不我们俩只有我一条腿，还能走多远呢？现在可完全不同啦：有三条完整的腿，其中两条腿兴许能治好，还有一条作后备。”

“哎呀，要是我的安德烈看见我拄着鬼（拐）杖，他一定会小（笑）的……哎，真是的，有人好小（笑），有人遭罪。”

“老婆子，我跟你这样的人，成天躺在炕上是不行的，”米赫伊奇说，语气特别亲热，充满信心，但又带着苛求，纳斯焦娜觉得，他用这种语气讲话绝非偶然。“哪怕拄着拐杖也好，应当活动活动。”

纳斯焦娜觉察到，公公这些话里都有言外之意，而且都是同今天他们两人间的那番谈话有关的。是的，对公公来说，他们的谈话并非谈过就完了，他一定从中领悟到了什么，肯定了什么，所以才拿定主意，毫不迟延地要谢苗诺芙娜拄着拐杖站起来。他这样做莫非是要让谢苗诺芙娜做好准备，不久的将来，他们就得离开纳斯焦娜过日子啦？可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夏天快到了，你的脚说不定还会好一些，还能撒开腿跑哩，”他给老伴鼓气。

她接嘴说：

“那就好啦，唉！完圈（全）好了那该多好。”

“你还记得吗，从前你上高地去的时候，比谁都跑得快，总是在最前面？”

“记得……怎么不记得……费多尔，别提这些老话了，别伤我的心啦。”

纳斯焦娜震颤了一下，两位老人家相互间早就不称呼名字了，她都已忘记公公叫费多尔；这名字仿佛是偶尔从两位老人遥远的、生气勃勃的青年时代传来的回响。纳斯焦娜瞥了两位老人一眼，他们正默默无言地沉浸在回忆中。

突然，她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委屈情绪，她觉得自己是那样的孤独，是个为天地所不容的倒霉蛋，是个徒然的牺牲品、受骗者，是个不合群的陌生人。一团东西立刻塞住了喉咙，使她憋不过气来，她想放声痛哭，把苦水全都倒出来。但她忍住了，她不能哭，甚至连流露这种感情对她来说也是不许可的。当米赫伊奇走进灶间的时候，她抓住了这个合适的时机，赶忙跟上去，结结巴巴地小声问他：

“爹，为猎枪的事你还生我气不？还生我气不，啊？”

“猎枪的事？”他此时正想着别的事，所以没有立刻明白她说的是什么。“哦，不，媳妇，没有生气。猎枪的事算得了啥……”

可这句没说完的话更是在她那迷惘的心灵中增添了忧虑和不安。

15

安德烈最后一次越过安加拉河到澡堂去是在四月中旬，那时河面上的冰已接近解冻，显得岌岌可危了。他在澡堂的搁板下摸到一个大麻袋，就把它背到了过冬小屋里。麻袋里装着土豆、几个洋葱头、两只萝卜、一枕套豌豆粉，而且像以往一样，里面还放着约摸十个鸡蛋、一只用粗布包好的大圆面包、一双破旧软底鞋，由另一块用作包脚布的粗布包着，靴子里还塞了一块皮子、一根修鞋用的针和一团麻线；此外，麻袋里还有一件深色的衬衣，一把生了锈的剪羊毛的剪刀、一小段化学铅笔、少量的盐、烟叶和一块黑肥皂头儿，使安德烈感到吃惊的是麻袋里还有半瓶家酿白酒。这些东西要维持多久，安德烈不知道，但无论如何不会少于一个月，因为一直要等到春汛期间纳斯焦娜才会划船前来。把麻袋里的东西全部倒出来那会儿，他似乎觉得东西挺多，挺丰富，但三天一过，连一个土豆，一小撮豌豆粉，都得精打细算了。他把烟叶和青苔对半掺和起来抽，但就是这肮里肮脏的玩意儿，他还得规定一天最多只能卷三支抽，又过了些日子就只能抽两支了——早晚各一支。

安加拉河完全失去了冬季时的优美景色，变得丑陋不堪。冰像患了病似的发青了。岸边，而且不仅仅是岸边，出现了一个个冰窟窿。安加拉河上的冰道，两侧已经融化，变得黑糊糊的，路面拱了起来，几只乌鸦在上面来回跳跃着，不满地哇哇直叫。岛上那些歪七扭八的落叶松，在春天清新的空气中显得阴森森的，看上去是那样丑陋，仿佛是有人不怀好意地故意把它们毁成这副样子的，当然，不难理解，那里的树木长年累月都处于劲风的淫威之下，很难长得没有点缺陷。其实，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树林里，即使是在明净的桦树林里，情况也都一样，因为从融雪到大地返青这段时间的景色，大家都知道是最凄凉、最难看的了，这时候，人们会感到强烈的忧郁、苦闷，乃至饥饿，谁都不甘于忍受这种空虚、阴暗和潮湿的气氛，而秋天就没有这种气氛。

安德烈终于可以脱下讨厌的毡靴，换上轻便、舒适的软底鞋了；他经常出去走很多的路，走路时是他情绪最好的时刻——信步往前走去，走到哪里算哪里。走在路上，他的思绪就不再那么纷乱繁杂，注意力就常常集中在沿途遇到的事物上，从而忘却了心头的烦恼。他虽然每次出去随身都带着猎枪，但一直没使用，况且也没有什么飞禽走兽可以猎取。飞禽走兽到了四五月份比任何时候都要谨慎小心，而附近又没有松鸡在发情期内群集的地方，再说，这儿没有田野，飞鸟即使平常也不大飞来。

夏天越接近，天气越暖和，安德烈就越加迫切地去寻找冬天的遗迹：那还残留在偏僻、阴暗的角落里的积雪。他有时找到了雪，就在那塌陷、污浊、潮湿的残雪前面站停下来，怀着沉重的心情果然地和积雪告别，他确信他再也不可能见到新雪了。他使自己做好思想准备，他现在是在走最后一圈，而且这一圈不久即将到达尽头：他度过了最后一个秋天，最后一个冬天，正在度过最后一个春天，随后，将是最后一个夏天。安德烈望着正在融化的残雪，觉得自己和雪有着难以理解的血亲关系：曾几何时，他还在这儿和雪朝夕相聚，可现在，眼前残留的冰雪已是他命里注定还能送走的最后一批冰雪了。至于其余的一切却将在他身后继续存在下去。他为自己定下了最后的转折时刻，等到这个时刻一到，他尚能生存的时间就所剩无几了。而这个最后转折的时刻就是安加拉河解冻的那一天，也就是他迁移到山上的过冬小屋去住的那一天。他已经为此做了准备，甚至把一些目前可以不用的衣物之类背到那里去了，他还砍了些松树枝摊开在铺板上，好让它们早点干透，别人就看不出这些树枝是什么时候砍的了。然而在那一天没有到来之前，安德烈不准自己去考虑迁移的事，因为正是到了那一天，当安加拉河及其周围的万物无不为大地欣欣向荣而欢腾的时候，他却将迁进此生最后一个栖身地，打那里一眼就可眺望到汹涌奔腾的河水，从而既感到兴奋又感到恐怖，因为看看奔腾的河水，正是他当初开小差回这里时为自己定下的最终目的，等到这一目的实现，这儿也就不会再有他这个人了。在当时看来，实现这一目的是非常遥远的事，可结果，实现起来却多么快呀！而且他不能设想，这一目的实现后，还会有其他什么目的了。他本来以为到夏季还早着呢，还有整整一生的时间。然而他所想象的整整一生的时间，却如电光般稍纵即逝，转瞬间夏季已近在眼前，下一步将怎样呢？下一步他将拿出纳斯焦娜偷偷放在麻袋里的半瓶家酿白酒，对着那自由自在地奔腾不息的安加拉河——安加拉河将目击他如何了却夙愿——一饮而尽，随后便陷入孤独的蒙眬的醉意之中，愤愤地将心灵上的痛楚和耻辱、安宁与希冀、绝望和恐惧掺和在一起，燃起一捧火，把心灵焚毁，到那时他就只有唯一的一个念头，一个像扇小窗那样一目了然的简单的念头：世上有我这么个人，不论明天发生什么事，反正今天还有我这个人。他已预料到结局必将是这样，他对于这一天的将至既感到担心，又感到高兴，他以一种冷静的诧异的心情，等待着这个不可避免的一天的到来。

现在，他睡不踏实，睡梦断断续续。月夜使他烦恼、焦躁，往往会在一种忧郁的、莫名的惊恐中惊醒过来，于是他就走出过冬小屋。每当这样的时刻，他总觉得受伤的胸部比平时疼得更厉害。月光越是明亮，他的心绪就越是不宁，胸口就越是发闷。他想象着自己死后将在阴间看到的月亮必定是一轮团的明月，从无阴晴盈亏、月出月落，始终一动不动地悬挂在像天花板那样又低又平的天空中，而且不知为什么，那月亮上总是升腾起阵阵烟雾。

他通常都是走到安加拉河的岸边，在月夜的阴影里坐下来，久久地望着河面上的冰层，对于冰层所作的那种徒然而顽强的挣扎钦佩不已，并深为冰层的这种精神所感染。如今冰层即使是在夜晚又开始上冻的时候，也仍然不断地在瓦解，因为冰下的河水不停地翻腾，由下面冲刷着它，一堆堆冰块越来越小，化作冰锥，融入浮冰群。冰层豁开的一道道裂缝，发出瞬息即逝的啸声向四面八方伸展开去，冰窟窿中结起的薄冰在水面上漂浮着、喘息着。安德烈屏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野兽那样敏锐地觉察得出每一息声响。他已学会了把所有的感情置于一种感情的控制下，从而达到了人们无法达到的境界，他仿佛觉得他能听见月光如何在冰上咏唱，那缭绕不绝的歌声是如此悠长、轻柔。有时，他凝神专注，竟可借冰上透出的绿莹莹的幽光，隔着冰层看到安加拉河的水流如何奔腾向前。他甚至能在河中认定一个记号，于一刹那后看到它流到了哪里。在此更深夜静的时刻，他所做的事便是凭着这种敏锐的感觉去谛听，去凝视，其他一概不去想，也正是凭着这种敏锐的感觉，他总是能在拂晓之前返回过冬小屋，进入梦乡。

他还学会了在白天睡觉，以弥补夜间睡眠的不足。他时常在森林里找个晒得着太阳的地方安顿下来，先凝望天空几分钟。那耀眼的无边无际的空间很快就使他感到瘫软无力，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随后他一觉醒来，又冷又饿，不满地四面顾盼着，心想：现在上哪里去呢？这个问题经常摆在安德烈面前，但他多半无从回答，因此往往是信步走去，走到哪里算哪里，反正只要走路就行。

他一边走着，一边嗅着，两只眼睛骨碌碌地东张西望，仔细地观察着，有时，他还装着去偷袭什么人似的，这倒并不是出于孩子气，而只是毫无意义地想借此消愁解闷，他想象自己是在跟踪一个什么人，或者相反，他在躲避别人的追捕，每走一步他都提防着，遇到空旷的地带就绕道而过，躲进松树林里，而后他闹够了，自己也觉得好笑，便大声地、爽朗地同时又是愤愤然地憨笑起来。在这样的时刻，他总是像丧失了记忆力似的不再相信自己曾经上过战场，曾经生活在人们中间，而是觉得自己似乎一直这样孑然一身游来荡去，一直无所事事，无须尽任何义务，仿佛他一生下来就是注定过这种日子的。

他老是想吃东西，在他看来，周围的一切也同他一样，是饥饿的，贪婪的；甚至空气也都在榨取他、折磨他，而且空气浓重得呛人，这里一个人摊到的空气实在太多了。安德烈感到窒息，被空气哽住了喉咙，他觉得，过量而强烈的呼吸正在消耗掉他最后的精力。

五月前夕，他准备出发到安加拉河上游去打猎。他做了充分的准备，收拾好了行装：除了猎枪之外，还随身带了斧头和一只麻袋，以备不时之需，在外边过夜，这两样东西都是用得着的。他大约估计了一下，这次出猎，一天时间是不够的，他很想再到居民点附近去走走，再去看看人们，可是从这儿到村庄得走整整三十俄里。是否要到那里去，他心里还没有个准，但他渴望去，一种按捺不住的欲望使他急于想看到人们，借以排遣愁绪，如果得手的话，再让人们受点惊吓。也许不去惊吓他们，只是从旁瞧一瞧，听听人声，了解一下人们在谈论些什么，关心些什么，以此来填补一下他内心那种无法平静和满足的空虚，然后返回自己的住地。他不敢到雷布纳亚村去，因为那里的居民可能认出他来，最好还是到陌生的村庄附近去。还是小心为妙，哪能保险不出什么事呢？！

凌晨，天边刚一出现鱼肚白，他就出发了，晌午前已经走到石岛的对岸，冬天他曾在这岛上猎取过野山羊。石岛耸立在遭到阳光和河水侵蚀的蓝盈盈的冰层中，显得格外光秃秃，格外丑陋，但安德烈却渴望毫不迟延地立刻到那里去，那儿有一个石穴在吸引着他，当初打野山羊时，他曾经在那个洞穴里住宿过，多亏那个洞穴才使安德烈那次打猎大有收获。那次要不是住在那个洞穴里，还不知道会不会有那么好的运气哩。这个洞穴之所以诱人就在于它具有某种特殊的、隐秘的、难以触犯的力量，这对他来说非常合适。此外，还在于它是个秘密的所在，既能够在那里发现秘密，也能够在那里隐藏秘密。安德烈始终深信，他发现这个洞穴并不是偶然的，这个发现一定是命运的安排。近来，凡是在森林里发现了什么僻静的地方，哪怕是极小的、毫无用处的，也都会吸引住他。比方说，他会在老鼠洞前突然站停下来，用棍子在里面捣一捣，仿佛想估量一下它能派什么用场，有时他看到个小小的土坑，也会走下去，蹲一会儿，试一试，看看里面能不能藏人；有时他遇到了名副其实的深坑，坑里的积水上还漂浮着一层雪，他就会在坑前停留很久，欣赏深坑的陡峭，估量它的深度；有时他会仔细察看已倾倒的树木的根底，想找到一个空的熊穴；他喜欢沿着谷地步行，但是往往走得好端端的却突然躲到树后去了，然后环顾着四周，一头钻进密林里去。他似乎要把自己的身体分解成许多部分，然后再把各个部分都藏起来，一会儿躲到这里，一会儿躲到那里，希望自己变成一个隐身人。所以坐落在荒无人烟的岛上的那个洞穴，不可能不被他看中，因为他到处去寻找的藏身之地纵然各有优点，却都是极细微的，而这里却把所有这些优点全部凑集在一起了，简直是天衣无缝。

石岛对面的河岸宽阔空旷，已经逐渐干燥，长出了嫩绿色的新草。安加拉河上空回响着沉闷的隆隆声，这是正在蠢蠢欲动的河面上的冰所发出的轰响。快了，确实快了，最近几天冰块就会崩裂、冲走、排山倒海地顺流而下——周围的一切都已经令人感到这一气势磅礴的时刻即将来临。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在急不可耐地等待着这个时刻，看来，只要安加拉河一解冻，夏天就会毫不迟延地立刻到来，其速度之快，就如一触即发的烈火，转瞬之间就熊熊燃烧起来。这是阻挡不住的，无论你怎样小心谨慎，也是难以遏止的。某种新的、急转直下盼命运即将来临。安德烈也突然从内心感到急不可待了：要想点什么办法，快点到什么地方去，干点什么才好。他从微微颤动着的冰窟窿里舀了点水，匆忙地喝下之后，就继续赶路了。

半路上他打落了一只松鸦。把宝贵的弹药用在打鸟上是很可惜的，但安德烈知道，他这样长途跋涉，到傍晚就会累得够呛，而且明天还要赶路，所以必须好好地吃上一顿。

太阳还没有落山，他就在河湾处看见了一个村庄。他没有走近村去，却相反转身进山了，尽管他此时已累得筋疲力尽，还是强迫自己走得远一些。野兽他早就不怕了，但是他却不希望让人发现自己的足迹。第二天早晨，他在走近村庄之前，先在山上绕了个大弯，这样就从上坡一边绕过了村庄。

他又听到了公鸡的啼声和在每个居民点上空都有的那种含混不清、连绵不断、悠悠荡荡的声响。真有趣，就连这里的公鸡啼起来也同阿塔曼村的公鸡不同，这里的鸡啼才是真正的鸡啼，而不像他自己村里的公鸡那样拼命怪叫。这就是因为此地是异乡的关系。在西部地区通往战场的道路上，他也曾听到过鸡啼，他每次都觉得那儿的公鸡比安加拉河的公鸡要软弱些、谨慎些、老成些，或许更加狡猾些，而今天他却发现，原来安加拉河畔的公鸡，啼叫起来也是各不相同的。

安德烈从山上下来碰上了一个牧场，牧场上坡一边的栅栏蜿蜒于桦树林中，高高低低，歪歪扭扭的，有许多地方都是一个个窟窿。看来这栅栏是村妇们在战争爆发以后围起来的，小树干做的横杆扎得很马虎，有的地方有木桩，有的地方干脆就钉在树上，或者用绳子绑在树上，因此大都已经脱落，掉了下来，而要修复，眼下还没有工夫，大概等播种后该整修一下了。安德烈伸长脖子往左面看去，在离他一俄里远，或者再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可以看到村边的一幢农舍，他寻思着怎样悄悄走到离村子更近的地方去，以便观察村里的情况。他虽然感到害怕，却又心心念念想去冒一次险，闹出点事来吓唬一下自己，也吓唬一下别人；他身上积聚起来的邪恶的血液开始沸腾起来，一种企图借事逞凶的欲望油然而生。他不明白，为什么要辛辛苦苦地走上三十俄里到这里来，总不见得是为了就这样在栅栏边站一会儿，然后就返回去吧。不，应当有所收获，才不枉此行。

离安德烈不远的地方有根树枝咔嚓响了一声，他大吃一惊。直到现在他才发现牧场上有一头母牛站在稠李树后面，这是一头很大的花斑牛，白毛上有大块黑斑，或者恰恰相反，黑毛上有大块白斑，原先他所以没有看到它，那是因为他站在树林后边，花斑牛正好被斑斑点点的树丛遮住了。母牛旁边还有一头小牛犊，长得和母亲一样，也是花斑的，它不满一岁，只有三个月或者四个月。安德烈很高兴，有事可做了，他开始观察它们。母牛低着头，在地里寻找着吃食，可这个时候草还没有抽芽，所以只能吃到点露水。小牛犊在吃这件事上看来比它母亲高明，它一个劲地碰撞母牛的乳房，可母牛不让它吮奶，挪动蹄子躲开去。小牛犊又钻了过来，于是母牛转过身去，用它那无角的宽阔的前额把小牛犊顶开。

安德烈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它们，如同一个月以前去马棚偷偷看望父亲时注视那匹小马驹那样。但现在他更加聚精会神了，看来这并不是毫无缘故的，他似乎觉得，他此生再也不可能同有益于人类的家畜打交道了，他与家畜之间横着一道鸿沟。然而越是要他远离家畜，他就越是急于想去接近它。再无可能同家畜打交道这个损失同他所遭到的其他损失相比不能算是最重大的，但不知为什么却使他感到痛苦和迷惘，他身上似乎有种什么东西使他不甘心于这个损失。

母牛一定是擅自领着小牛犊溜出牛栏的，因为不论哪个女主人都不可能在这种时令把吃奶的牛犊放出来。不管母牛怎样不让小牛犊吮奶，今天回去时反正不可能再有奶水了。安德烈得意地笑了笑，他觉得它们这次溜出牛栏，似乎不是别人，正是他暗中安排的。倘若他不来，小牛犊也就完全有可能留在牛栏里不出来。而现在，你既然溜出来了，就别退让，缠住母牛，缠住它，把它的奶汁全部吸出来，直到最后一滴，今晚上你的女主人就有话题好谈了。

现在到时候了，该悄悄地走近村庄去。那儿有某件他暂时还不清楚的事正在等待着他，安德烈正是为了这件事，才到这儿来的。按理说，也许该等到天黑了，再闯进这个无人邀他前来的地方去，但他不愿再等了，一种焦躁的情绪又像从前那样驱赶着他，使他失去了自制力，而且这种情绪越来越强烈，越来越专横。安德烈知道，他不会去铤而走险，也不会去做那些极端愚蠢的事，并且相信，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他都能及时逃脱。人家赤手空拳是逮不住他的。

他顺着栅栏，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不时停下脚步，向四周张望着。走不多远，他就看见了村子的尽头，听到了手风琴的乐声。安德烈惊慌地想起了，今天不是普通日子，今天是“五一”劳动节。嘿，这么说，都在过节哩。打仗归打仗，节还是照样过，人们照样娱乐，瞧，红旗都挂起来了，珍藏的手风琴也拿出来了，到黄昏时分，大伙儿还会成群结队地从东家串到西家，唱呀，跳呀，纵情欢乐，不，看来，什么也不能使人们灰心丧气。现在阿塔曼村也准在那里庆祝节日，进行娱乐。充塞着安德烈心头的既不是失望，也不是抱怨，——现在还有什么可抱怨的！——而是诧异：人们仍然像战前那样庆祝节日，仿佛战争根本没有发生过似的，这真叫人难以置信。对于他在这儿附近游荡，他们竟满不在乎，他对人们来说是不存在的。

现在就不难理解了，为什么小牛犊能够溜出牛栏，跑到外面来。原来人们在欢庆节日。今天谁都顾不上去关心这些个小事了，因为人们都在过节。安德烈回头看了一下，只见母牛正慢腾腾地向桦树林走去，已离他刚才站过的地方不远了。他又继续往前走，可是没走几步又回过头去谛视着小牛犊，突然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个残酷的念头。小牛犊尥了个蹶子，好像给什么东西蜇了一下或戳了一下似的，跳到了一旁去，但随即就安静下来，懒洋洋地摇晃了几下尾巴。于是安德烈又回过头去朝村子那边望了望，只见通往牧场的路上阒无一人，他便果断地向后一转身，往回走去。

太阳快升至中天了，在清新而又异常暖和的空气中回荡着一种来自太阳的轻柔、欢乐的天籁，显出一派宁静的气氛。村庄刚从视野中消失，手风琴声也就随之消失了，四野纷至沓来的音响汇合成一条宽阔、自由、无止境的长河。安德烈竭力阻止自己，别去做那件事，因而在他打算跳过去的那段栅栏旁犹豫了一会儿，再次竖起耳朵谛听四周的动静，再次朝四周环视了一番，与此同时又生怕自己会突然悬崖勒马，就赶忙跳过了低低的木栅。他一边走着，一边捡起一根长树条从下坡绕到母牛背后。母牛发觉了他，转过头来，用它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凝望着人。它的眼睛是那样的水汪汪，显得那样的无辜，使安德烈都感动得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挥动了一下树条，驱赶着母牛穿过木栅中的窟窿进山去。母牛驯服地起步了。小牛犊是条公牛，头上有两只短而钝的小牛角，它紧紧地跟在母亲身旁。但是走出牧场之后，母牛突然向左一拐，朝着村子方向跑去，幸而在桦树林里它无法快跑，安德烈还来得及迫使母牛折回来。它停住了脚步，狂怒地大声吼叫起来，小牛犊也附和着哞哞地叫了一声，这使安德烈着慌了，越发加紧地撵牛快走。

他驱赶着两头牛向小河走去，今天早晨他就是沿着这条小河下山的，他知道那儿有一个僻静的地方，在今天这种日子是不会遇见任何人的。可是母牛恰恰不愿意上那儿去，它时而往右奔去，时而又往左奔去，竭力想摆脱掉人往回转；小公牛也感到事情不妙，紧跟在母牛身后。母牛吃力地喘着粗气，两胁鼓胀起来，口水不住地往下流。安德烈也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枪挂在背上挺碍事，他索性把枪卸了下来，握在手里。他们就这样在树林里约摸乱跑了半个小时光景，可是离小河还远着呢。母牛和人都使尽诡计相互诱骗着对方，而每次诡计被拆穿后双方都停住脚步，相互以憎恨的目光望着对方；母牛被逼得哞哞直叫，浑身的白斑上明显地出现了一条条汗迹。

安德烈疲惫不堪了，只得另想办法。他从身上解下皮带，不再去惊动母牛，准备偷偷地把小牛套走。当然这件事最好是到离村子更远点的地方去干，然而现在已没有其他办法。可是小公牛也不甘示弱，在最后关头，它不断地踢着后腿，向两旁蹦过来跳过去。安德烈也跟着它跳来跳去，想用皮带圈瞄准小牛犊，把它套住，但总是没法得手。他胸中的恼恨已转为狂怒，恨不得扣动扳机一下子结束这次拖延得过久的愚蠢可笑的狩猎，但他毕竟没有开枪，这只是因为他生怕暴露了自己。

安德烈总算还是走运的，终于把小公牛赶进了密林里，当它在灌木丛中瞎撞时，安德烈的皮带圈扔准了，套进了牛犊的脖子。小牛犊先扑通一声跪倒了，然后又一跃而起，跳呀，蹦呀，竭力想挣脱出来，但人是懂得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制服牲口的：安德烈用另一只手抓住牛犊的尾巴，缠牢在手上，就强拉硬拽地把它拖出了灌木丛。小公牛又气又怕，大声叫了起来。安德烈不让它醒悟过来，拉着它朝小河方向飞奔而去。那头母牛哞哞地叫着，也跟在后面跑着。小公牛一路上凄厉而短促地号叫着，此时它那从勒紧的嗓子里硬挤出来的嘶哑的叫声，几乎像是猫叫。

安德烈已经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到小河跟前时就停住脚步，稍事休息。他把牛犊拴在白杨树上，试图把母牛赶走，但它就是不肯走，几次跑开去后又站停下来，只要安德烈刚一走开，就重新挨到小牛犊跟前，周身上下地嗅着、舔着、用头轻轻地撞着小牛犊，仿佛在劝说后者：赶快挣脱掉，逃走，现在还不迟。小公牛在母亲坚定而又惊慌的抚爱下，摇晃着身子，哼哼着：它已经十分虚弱，受了内伤，它的记性、知觉、嗅觉——它身上的一切——都衰竭了。

安德烈歇了一口气后，又拽着牛犊继续往前走。他决定越过小河，指望河里的冰会阻挡住母牛。谁知阻挡不住，母牛毫不犹豫地紧跟他们奔到冰冻的河上。然而一到冰上它就站不稳了——两只前蹄笨拙地向两边伸了开去，它跌倒了，折腾了很久，想站起身来，都没有成功——结果就四膝着地爬行起来，不，不是爬行，而是向对岸滑行过去。安德烈不让它滑近来，便抡起枪托要揍它，母牛拼命一跃向前扑去，迅即跳上了河岸。

他们现在离村子约三俄里远——只多不少。安德烈为了防备万一，拽着牛犊又往山里走了一段，他选定一个比较干燥，比较隐蔽的所在，又把小公牛拴在树上。母牛站在远一点儿的地方，注视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安德烈勃然大怒，从腰间抽出斧子，向母牛猛扑过去。母牛跛着腿，踉踉跄跄地跑开了，一路上只听见树枝被碰断的声音，但只要安德烈一停下来，它也停住了脚步。要撵跑它是根本不可能的。安德烈又走了回来，他看见小牛犊横倒在地下，它已经衰弱得站也站不住了。牛犊惊恐地朝着一步步向它逼近来的人转过头去，安德烈猛地一挥臂，用斧背迅速而又准确地击中了牛犊向外伸出的脑门，牛犊勉强哼了一声，头就耷拉下来，吊在皮带上了。就在这一瞬间，母牛在后边惨叫了起来。安德烈野性勃发，凶残地朝母牛扑去，准备把母牛也劈死，但他看到，母牛竟一动也不动，就停住了脚步。今天伤害一条命，也已经够他受的了，不然的话自己可能会遭殃！

在安德烈剥小牛犊皮的时候，母牛还是站在老地方，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这下轮到安德烈害怕了，他也同样胆怯地注视着母牛，而母牛则偶尔发出微弱、短促的哞哞的呻吟声。尚有生气的热乎乎的牛肉散发出一股腥味，安德烈一阵恶心，呕吐了。他从小牛身上砍下两条大腿，接着又割下一块肉，把它们塞进了麻袋，而其余的，他像熊那样用枯叶盖上，再撒上些土、石块、树枝之类的东西。安德烈在离开之前，最后一次朝母牛望了望。母牛的头微微下垂，仍然目不转睛地凝望着他，安德烈在它眼睛里看到了一种不是牛应有的很可能化为行动的威胁。安德烈急忙离开了。

在归途中，他在石岛对面的森林里过夜。石岛仍然以一种莫名的极端的热情在招引着他，安德烈为了在天黑前赶到那里，走得筋疲力尽了。半夜里，他被安加拉河发出的断断续续的轰鸣声惊醒了。河上的冰开裂了，但安德烈既不觉得奇怪，也不感到高兴，麻袋里装着的东西似乎在折磨着他，掏空了他的全部感情。他直至此刻还不明白，他只是为了要获得肉才杀害牛犊的昵，还是为了满足从杀害牛犊时起就牢牢地主宰了他整个心灵的某种感情呢。

一星期后，安德烈迁移到了山上的过冬小屋。有一天白天，他听到从阿塔曼村传来频繁而又纷扰的枪声。他猜到了：战争结束了。

16

战争结束了。

一个报信人骑着马从卡尔达村飞驰而来，喊出了这几个字。这几个字犹如企盼已久的一声春雷，震撼了全村。村子里一下子沸腾起来了。涅斯托尔照例头一个抓起枪，大伙立刻响应他，于是，在阿塔曼村响起了一阵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密集的枪声；妇女们相互拥抱，大声地喊着，叫着，哭着，向人们诉说着幸福和苦难，诉说着这几年来如何耐着性子忍受煎熬，而现在刹那间这种耐心又如何影踪全无了。孩子们来回奔窜，这个消息使他们感到震惊，他们小小的心灵容纳不下它，它超过了他们以前所体验到的一切，他们不知道拿它怎么办，把它往哪儿搁。连成年人也手足无措，他们平日的那些感情已无法应付这件事情。一开始，人们流着眼泪，相互拥抱，激动万分，之后，又仿佛无力承受这份幸福似的，都丧魂落魄、如醉如痴地从一个角落奔到另一个角落，忽而四散开去，忽而又重新聚在一起，一边倾听着什么，期待着什么，等候着什么命令。涅斯托尔及时地赶来了，吩咐挂旗。虽然涅斯托尔已经不再掌权，他把集体农庄主席的位子移交给马克西姆·沃洛格任已经有一个月了，可大家还是听从他，纷纷跑去寻找红布。有人找到了，有人没有找到，然而全村已尽可能地装饰得焕然一新，人们把多年来一直珍藏着的最好的衣服找出来穿上，孩子们在大门上、房顶上到处挂起了自制的旗子。阿加菲亚·索莫娃把她儿子的一件红衬衫扎在杆子上，这件衬衫打去年秋天起就失去了主人，但是还很牢固，没有褪色。涅斯托尔跑过来，大声吼着叫她把衬衫取下来，但是阿加菲亚根本不理他，她生怕自己一走开，人家会把衬衫取下来，就干脆站在大门口守着。

打一清早起天就阴沉沉的，可此刻却绽开了笑脸：天空中的云层消散了，太阳炽烈地当空照着，用它的喜气洋洋的光芒照亮了大地上的万物。

当村里传来一连串枪声时，纳斯焦娜和瓦西丽莎正在附近的一处高地上耕作，准备种豌豆，一前一后地从这边地头耕到那边地头。瓦西丽莎首先猜到是怎么回事，立刻跑过去把马卸下来。纳斯焦娜跟着她也把马卸了下来。她俩骑马赶回阿塔曼村时，村子里正热火朝天，闹得不可开交。纳斯焦娜情绪激动，喘着大气，在大门口把马放走，一阵风似的往屋里冲去，这可惊动了老两口：谢苗诺芙娜迎着她吃惊地从炉炕上欠起身子，米赫伊奇在窗前猛地回过头来——他们已经为一个喜讯而激动，正在等待另一个喜讯。纳斯焦娜不由得立刻在门口站住了脚：她这是往哪儿跑，要想对他们说什么？

“我们听到了枪声，”她开始解释，其实不用解释也很明白。接着，她支支吾吾，前言不搭后语地、仿佛被什么东西打断了话头似的突然结束说：“我们猜着了。”

“老田（天）爷啊！”谢苗诺芙娜朝着圣像画了个十字，像求神似的说。“真的盼到了这一天吗？现在他们总该削（说）出咱们的安德烈在哪儿了吧？”

“会说的，老婆子，会说的，”米赫伊奇悄悄地瞧了纳斯焦娜一眼，回答说。

“现在会把消（所）有当兵的都方（放）回家来……方（放）他们回去同母亲，同老婆……”

“一下子全都放回去可不行。”

“为哈（啥）不行？”

“为哈（啥）……啥事都可能发生的。没有军队可不行。”

“上回打仗可没有像这回这样宣布说台（太）平了，”谢苗诺芙娜沉默一会儿，回忆说。“那回谁都不知道仗打外（完）没有……把德国人都（丢）下，子（自）己人大（打）起来了，而且大（打）得更凶。从那以后可依（以）说没有太平过。为了公社打仗，为了集体农庄又打仗。一天也没有台（太）平过。”

纳斯焦娜走到自己那半间屋去，换了件衣服。还在田头那会儿，她的心就已经狂喜不已，现在她那颗心还仍在欢畅，她渴望到人们中间去，但是却有样东西在拦住她，劝阻她，说这不是她的节日，胜利不是属于她的，她跟胜利毫不相干。即使最渺小的人也跟胜利有关，但是她却跟胜利无关。纳斯焦娜不知到哪儿去才好，就索性在床边上躺了下来，按照老习惯用双手捂着肚子，这可不是对肚子抱着任何感情，而是由于心不在焉，惘然若失。她这样做不过是为了让双手有个安置的地方，好让一双手安定下来。街上传来一片喧哗声，有人快马加鞭疾驰而过，还有人颤颤巍巍地唱起歌来，那是个陌生的男人的声音：

我们驾驭着铁马，

奔驰在所有的田野上，

收割，耕耘，把种撒。

纳斯焦娜霍地跳了起来，朝窗外张望：难道今天就已经有人从前线回来了吗？在大路中间，有个陌生人被一群孩子簇拥着，踉踉跄跄地大步走来，纳斯焦娜不认识这人，他是个又高又瘦的汉子，敞着上衣，光着头。纳斯焦娜听见米赫伊奇在正房里讲给谢苗诺芙娜听：

“就是那个从卡尔达村来的……报信人。大伙一时高兴，把他给灌醉了。他怎么也推辞不了，没办法……难得的……”

“乡—亲—们！”那个汉子忽然站停下来，朝两边挥动着双臂，以便使身子站稳，一边大声嚷嚷道：“大家出—来—游—行啊！希特勒完蛋啦！”他随即又狠狠地骂了希特勒一句，晃了晃脑袋，好像要摆脱掉这喊声似的，接着，身子摇摇摆摆的，又继续唱下去：

我们的步伐—坚—定，

敌—人—永远不能

把我们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土地蹂躏。

这喊声，这支无意中唱出来的、对今天说来已经过时了的歌曲，越发刺痛了纳斯焦娜的心，她的心弦绷得紧紧的，感到焦灼、痛苦、难受。一种忐忑不安、无所适从和惘然若失的感觉一阵又一阵地袭上她的心头。纳斯焦娜走到院子里，把头探出栅栏，看到上坡一边的街上人来人往，但是她不想知道是谁在那边，就没有仔细去看，回到了屋里。她在一刹那间想起了安德烈，一股意想不到的恼恨涌上心头：都是因为他，因为他的缘故，她才没有权利像大伙一样为胜利而高兴。但纳斯焦娜随即想到，当他听到战争结束的消息时，一定会更加难受，更加为他自己难受，于是她立刻心软了，怜惜起他来，虽然这仍然是一种掺杂着懊恼心情的怜惜，但她却忽然急于想到他那儿去，跟他待在一起。今天他俩正应当待在一起。就像俗话说的，两只靴子一对宝货，他们应当离开所有的人，避开这个普天同庆的节日，今天只有他俩是不配过这个节日的。“为什么不配，”她深感委屈，不愿接受这个想法，竭力为自己辩解，将自己又归入大伙中间去。“我怎么啦，——整个战争期间我没有干活，没有出力吗？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出的力难道比别人少吗？瞧着吧，我马上就去。说去就去。”她虽然催促自己去，但身子却仍留在原处不动，仿佛在等待着某种决定性的外部的动力来推动她离开此地，走到人群中间去。

她果然等到了这种动力。窗下传来一阵马蹄声和“吁”地勒住马的吆喝声，又是那个一刻也闲不住的大嗓门的涅斯托尔。他从马鞍上俯下身子，把玻璃窗敲得震天价响，拼命地喊着：

“喂，这屋里不管是谁全都听着！大家通通都到文化馆去集合！去集合—大会—庆祝！米赫伊奇！你在哪儿？纳斯焦娜！”

“听到啦，”米赫伊奇答应了一声，不慌不忙地走到窗前。“你嚷嚷个啥呀？”

“去集合—开大会—庆祝。庆祝胜利。这是紧急命令。把家里所有吃的喝的通通都带到文化馆去。去聚餐。米赫伊奇，把塔拉松酒也带去。别舍不得，我说，把塔拉松酒带去，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米赫伊奇嘟囔着说。“把塔拉松酒给你带去。别的啥也不要吗？就知道喝塔拉松酒。”

但是涅斯托尔已经听不到米赫伊奇的话了，他又骑马朝前飞驰而去。

“哎，真处（粗）鲁，”谢苗诺芙娜吃惊地咂着嘴，摇摇头。“他们阿加波夫卡人都爱嚷嚷，这一个跟（更）不是个玩意儿。”

“你去，纳斯焦娜，”透过米赫伊奇耷拉着的胡髭，可以看到他忧郁地、若有所思地微笑着。“塔拉松酒有的，带去吧。”他抬起头来用更坚决的口吻重复一遍：“待会儿我也去。今儿个再坐在家里是不应该的。塔拉松酒在地窖里，搁在靠右边的木板后面，去拿吧。让大伙乐一乐，去吧。”

“你把塔拉送（松）酒剋（给）了别人，等到我的安德烈回来，你拿哈（啥）剋（给）他喝呀？”谢苗诺芙娜插嘴说。

“等到安德烈回来那天——咱们还能弄到的。可这要等到哪一天呀？今天这个日子以后可不会再有了。下地窖去，纳斯焦娜，去拿吧。”

塔拉松酒其实是一种普通的家酿酒，还是用战前好年成里打的粮食酿的，在这一带人们历来就用布利亚特语管这种酒叫做“塔拉松”。纳斯焦娜是知道这酒搁在哪儿的：还是在交春时候，她下地窖去扒土豆，发现土里露出一个像灯芯似的塞子，顺着塞子摸下去是个大酒瓶，这倒并不是为了要瞒着她纳斯焦娜，也不是为了要瞒别的什么人，而是为了暂时别看到它，免得徒然引起烦恼，才把酒藏起来的。后来，纳斯焦娜就从这个瓶子里倒了一点，塞在麻袋里，给安德烈拿去了，心想：这点酒好歹可以让丈夫浇浇愁，解解闷，快活一两个小时。除此以外，还有什么能给他浇愁解闷的呢？他又能到哪儿去消遣消遣，摆脱一下心头的烦恼和痛苦呢？他总是孤零零一个人，多少个星期，多少个月始终只身独处。而她却马上就要到大伙中间去了。难道她不配去吗？不，她怎么可能不配去呢，完全配！

谢苗诺芙娜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关照从四分之一维德罗[1]（其实已经不足此数了）的塔拉松酒中倒一半在瓦罐里，仍旧埋起来，剩下的一半拿去给大伙喝。纳斯焦娜生怕拿着个大酒瓶去，酒却只有一半，显得少了点，便把酒一点点地倒到了小提桶里。她拎着塔拉松酒刚刚走出大门就停了下来，以便再鼓鼓勇气，一面像老太婆那样小心翼翼地朝街道两头望望。街上很久没有这样热闹了。农村文化馆坐落在村子中心，和古西科夫家隔开三个大院，从那儿传来响亮、兴奋的谈话声，一眼望去烟雾腾腾。人们如此热闹，使狗也疯疯癫癫地来回奔跑、狂吠，公鸡拍打着翅膀大声啼叫，母鸡一个劲儿咯咯地唠叨，小猪崽嗷嗷叫着，多少人家的大门碰得砰砰直响，栅栏门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孩子们成群结队地到处乱窜。可是在这一片乱哄哄的喧嚷声外，却还有一阵清脆的声音在半空中婉转回荡，那声音清脆悦耳，充满着甜蜜和喜悦，纳斯焦娜听来既觉得十分熟悉，又觉得非常生疏，这或许是因为久违而淡忘了吧。她抬起眼睛，寻找这声音来自何处，——原来在板棚的屋顶上并排伫立着三只燕子，正是它们在抑扬啼啭着。燕子飞来了。它们来得正是时候：不早也不晚，恰好在今天飞来了。飞来了，小宝贝，回到故乡来消夏了，来营巢、产卵、孵雏了。和平的生活现在又回到了它原先扎根的地方，它曾像一棵小草被人从这里摘走，虽然受了挫伤，遭到了摧残，变得支离破碎，但也许从此将是真正的和平生活了。人们对此却难以相信：因为人们同和平生活已经疏远了，痛苦和恐惧蒙住了人们的心灵。燕子清脆、温柔的呢喃似乎是在作出什么许诺，在表示感谢，在赞美着什么，而关于战争已经结束的消息，它们也许并不知道。但也很可能它们是知道的，所以特地急匆匆地飞来了，好让人们听到它们的歌声后，抬头望去，一下子就猜到：到头了，今天苦难终于到头了。

从这一刻起，纳斯焦娜的心被深深感动了。她感到喜滋滋、昏沉沉，浑身软绵绵，她看到任何事物都像看到这几只燕子一样，感到喜出望外，此时，她最渴望的是显示自己并不矮人一头，她什么也不怕。

要去农村文化馆得先经过紧靠文化馆的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的家，这是一所屋顶陡斜、高大敞亮的农舍，屋内用粗原木主墙把屋子隔成左右两半。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和多姆娜老两口住一半，另外一半是给养子瓦西卡住的，这老两口自己没生孩子。瓦西卡已经长大成人，应征上前线去了。他走了以后，他原来住的那一半房子已经一连两个春天没人住了，可仍旧保持着有人居住的样子，生着炉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窗台上摆着盆花，窗户两旁露出了窗帘。人们弄不清楚老两口现在到底住在哪半边屋里：大伙很少上他们家去，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虽然生活很舒适，有吃，有喝，出门做客有好衣服穿，却一点不好客。他生活过得挺富裕，他生来就是过这种富裕日子的人，另一种日子对他来说，就像给一个又高又大的成年人穿上一件半大孩子的衣服那样不合身。

纳斯焦娜走过他家的时候，大门上的门闩响了一下，大门打开，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走了出来。他显得年轻多了，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上身穿一件藏青色的弗伦奇式军上衣，金属的纽扣金光锃亮，制服领子里露出了竖领衬衫的花纹，下身穿着同样的藏青色新裤子，裤腿塞在牛皮靴里，靴子虽然已经旧了，却是用上等牛皮做的，上面涂了厚厚—层焦油，发出一股好闻的气味。纳斯焦娜看到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好像看到了亲人一样高兴，便紧跨几步迎上前去，笑盈盈地欣赏着他那副神气活现的样子。

“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总算盼到了！”她喊道。

“盼到了，”他矜持地回答说，然后问道：“你男人没有消息吗？”

“没有，”她咯咯一笑，大胆地直瞅着他的眼睛，回答说。”没有，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连一星半点消息都没有。”

她想了想，又补上一句：

“也许你知道他在哪儿？那就告诉我吧。”

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吃惊地往后一退。

“我打哪儿知道，”他惊异地说。“瞧你这个婆娘，真会开玩笑。”

“要是有什么消息，你就告诉我，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不要瞒着我。”她依旧令人莫测高深地咯咯笑着，接下去说：“我要是知道，也告诉你。你放心好了，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我会告诉你的。”

农村文化馆的院子里灯火辉煌，两口大铁锅里热气腾腾地煮着肉汤。原来为了庆祝胜利，新任集体农庄主席马克西姆·沃洛格任允许宰杀一只集体的绵羊。妇女们正坐在原木上削土豆。人多得出奇：全村的人都来了。在文化馆的房子里，人们把桌子排成一行，上面摆着大家带来的各种食品。各人带来的东西虽然都只有一点点，可是积少成多：有盛在大碗里的白菜和黄瓜，盛在瓦罐里的乳渣和塔拉克[2]，还有鲜鱼、萝卜泥、白面包、乳渣饼，鸡蛋和稠李馅的烤饼，人们毫不吝啬，把自己仅有的一点东西都拿来了。一队年龄较小的孩子被派去收集桦树汁，预备万一大家拿来的酒不够喝时，可以用来充当饮料；另一队年龄较大的孩子在安加拉河边钓鱼。每钓到一条鱼、鱼，尤其是茴鱼，便立刻拿去放到桌子上，鱼还活蹦乱跳的，有的跳到了碗里，有的蹦到了地上。文化馆的窗户敞开着，窗台上放着一只留声机，里面播出的歌声震天价响，纳季卡的女儿莉德卡站在留声机旁，把摇手柄搂在胸前。纳季卡也在削土豆。纳斯焦娜走到她面前，按住了她的双手。

“盼到了吧，纳季卡？”她眼泪汪汪、疯疯癫癫地笑着问纳季卡。纳季卡没有回答，把目光移开了。

纳斯焦娜找到了莉扎·沃洛格任娜，一下子抱住了她。

“你干吗，纳斯焦娜，干吗呀，”莉扎正在铁锅旁边忙着，她把被炉火映红的安详的脸朝纳斯焦娜转过来，悄声问道：“高兴吗？”

“高兴。”

“盼你的安德烈吗？”

“盼。”

纳斯焦娜当着大伙的面，用双手搂住马克西姆的脖子，吻了他，马克西姆又难为情，又高兴，嚷着说：

“还有谁要吻我，趁这会儿莉扎脾气好，快点来。”

“我叫你瞧瞧脾气好！”莉扎半开玩笑半生气地说。“我只答应让纳斯焦娜吻吻你，而且也是暂时借给她吻吻的，到哪天安德烈回来就不借了，别的人我可谁也不答应。”

纳斯焦娜在人群里转来转去，心神不定、歉疚地微笑着，要不然就像个精神失常的人那样吃吃地笑着，一面又像是问，又像是提醒别人，用颤抖的殷勤的耳语逢人就说：“盼到了吧？”别的话她一句也讲不出来。然而这一天里她的举止却恰到好处。她拥抱别人，别人也拥抱她；她流泪，别人也陪着她流泪；她笑，别人也跟着她笑。她仿佛神魂颠倒，害了某种罕见的心病似的，她的性情本来只习惯于过平凡的易于理解的生活，结果被急剧的人生变幻挫伤了，摧残了，使得她有时想哭，有时想笑，有时兴高采烈，有时却惊恐万状，而今天她更是惘然若失，手足无措，——感情已不再受她的支配了，于是，一向拘谨，近来更加小心翼翼，只知道唯唯诺诺回答别人问题而从不向别人提问题的她，竟听任自己一反常态。事后她感到很过意不去：她甚至没有想到帮助姐妹们做点事，只顾坐享其成。她回想起：当时不知怎的，她总觉得这一天是她能够跟人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她就要只身独处，孤苦伶仃一个人，置身在一片毫无出路的死气沉沉的空虚之中。

大伙坐到了桌旁。马克西姆·沃洛格任作为从前方归来的战士和集体农庄主席，理所当然地坐上了首席。他的一侧不消说坐的是涅斯托尔，另一侧坐的则是从卡尔达村来的报信人。报信人已满脸醉态，两只眼睛睁开又闭上，闭上又睁开，脑袋耷拉下去又抬起来，抬起来又耷拉下去。马克西姆从座位上站起来，胸前的奖章叮当作响。

“乡亲们！”马克西姆用尖细的、卡在喉咙里的声音开始讲话，席上立刻静了下来。“乡亲们！我不会讲话，现在要是由别人来讲就好了。再说，有什么好讲的！胜利了，还有什么话好讲的！我们还没有工夫去想该讲些什么才好。反正我们坚持下来了，熬过来了，而且还冲上前去打断了该死的吃人野兽希特勒的脊梁骨。我上过战场，我了解那边发生的情况。一想起来，心坎里就像开了锅似的沸腾起来……”马克西姆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又颤抖着把气呼了出来。“你们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所有的同志，所有活着的战士，都渴望重返家园，把我们的生活向前推进。我们遭受的损失太大了。凡是打过仗的地方，到处都是坟墓挨着坟墓，连地面都因此升高了。现在相对来说，土地多，人手少。这还用说吗？！要是没有你们这些留在这儿的人，我们在前方无论如何是坚持不住的。因为丈夫在战场上打仗，妻子养活了他，丈夫怀着对敌人的深仇大恨，奋力苦战，筋疲力尽，妻子在几千里外，用自己和家庭的深情厚谊使他的心灵得到温暖，否则的话，丈夫的心就会变成石头了。要是没有你们，我们就将一事无成，也不会有今天这个日子了。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国家，是疆土辽阔的国家，但是没有咱们阿塔曼村也不行。我们在那边打仗，你们在这儿支援我们。乡亲们，站起来吧，让我们好好地瞧一瞧今天这个日子，永远记住这个日子吧。这样的战争是从来没有过的，因此，这样的胜利也是从来没有过的。让我们来尽情庆祝吧，乡亲们。”

在座的人都站了起来，叮叮当当地碰了杯，不约而同地舒了一口气，然后又默默地坐回到位子上。纳斯焦娜坐在纳季卡身旁，她把酒杯伸过去，要和纳季卡碰杯，但是纳季卡已经抢在大伙前面把酒一饮而尽。今天纳季卡沉默得令人吃惊，大伙都在谈话，她却一声不吭，直瞪瞪地望着自己的周围，似乎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那使人痛苦但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秩序竟一下子被打乱了。纳季卡的生活也像任何人的生活一样，需要和平，然而现在当和平来到的时候，她却惊恐地想到，现在将更加清楚，更加明显，也更加无情地显现出有些人是幸福的，而另一些人却是不幸的。

卡尔达村的报信人干杯以后，又唱了起来：

我们的步伐坚定

敌人永远不能

把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土地蹂躏。

有人好心地责备他说：

“哟，真是好样的！可他怎么回得了家呢？”

“他说什么……战争结束了，会不会是他编造出来的？说真的，醉成这个样子，是什么胡话都想得出来的……”

“是我编造出来的？！”报信人听到人家这么说，挣扎着要站起来，后来费了好大的劲，终于站了起来，眼睛里闪着泪花。“是我编造出来的？”他用绝望、恳求而又愤慨的目光环顾着大家，问道。“你们在说些什么呀？你们在说些什么呀？！”他提高嗓门一连问了两遍，以致憋住了气，连话都讲不出来了。“谁敢胆大包天地编造这种谣言！你们考虑过没有，你们在说些什么？！我骑着马赶到你们这儿来……好让你们知道这个喜讯。为此我离开了自己的乡亲和家人。哼，结果呢，好心没好报……编造出来，谁会安这种坏心眼？你们在说些什么呀？！”

大家急忙安慰他：

“哎哟，哪儿的话，绝不是编造出来的……这还看不出来吗？”

“说真的，谁会干出这种事？”

“再说，他来的时候又没喝醉酒。八成是到了这儿，大伙在兴头上把他给灌醉了。”

“为啥冤枉好人……人家一口气跑了二十俄里，这是闹着玩的吗！”

“快给他斟酒，让他再喝一杯，请他原谅咱们这些没良心的人。一点不错，没良心的人……”

报信人又喝了一杯酒，终于宽恕了失言的人，开始讲起他是怎样听到胜利的喜讯的，又是怎样同意到阿塔曼村来的。

“咱村的人全都知道了这个喜讯吗？”马克西姆大声问，因为喧闹的声音越来越响了。

“全都知道了，哪会有人不知道呢！”

“枪打得震天价响，连死人都知道了。”

“老爹呢？”莉扎忽然想了起来，大声说。“斯捷潘老爹呢？他打昨天起就到磨坊里收拾什么东西去了。老爹一定还不知道！”

“他也许听见枪声了吧？”

“他怎么会听见！他是个聋子。”

“哎呀，真的，老爹还在战斗呢。”

“应该派人去把他接来，要不然可不大好。”

报信人又站了起来，挣扎着要骑马到磨坊去，说是要“去尽自己的职责，向最后一个没听到喜讯的人——老爹去报信”。但是大家按住他，让他坐了下来，说服了他不要去。涅斯托尔跳起身来就走，那匹被他骑了一整天的马，始终还没有卸下鞍子，仍旧拴在院子里。另外还有两个小伙子也跟着他去了。妇女们从窗口探出头去，冲着他们的背影七嘴八舌地喊道：

“你们到那儿一句话也别跟他啰唆。把他带到这儿来就行了。”

“你们把他捆起来，带到这儿来。”

“可千万捆不得啊。会捆死的。”

大家又坐回到桌旁，喝起酒来，这回喝的是甜酒，有人到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家里去拿来的。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并没有像大家一样把酒随身带来，而是看准时机以后才宣布说他有甜酒，好让每个人都知道：甜酒是他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的。这酒的确好，醇厚、浓郁，甜得醉人。妇女们赞不绝口，一面吧嗒着嘴唇，开始回忆往事：战前她们是怎样酿这种酒的，节日的宴席又曾经是多么丰盛，通常都是从哪些人家里开始欢宴的。

“往后还会有机会尽情作乐的，有咱们作乐的。嫂子们，有咱们作乐的。”马克西姆满脸通红，牵动着受伤的手臂兴高采烈地喊着：“要什么有什么！一切都会有的。男人们马上就要回来了……”

“都有谁回来？”维拉·奥尔洛娃，一个拖着个男孩的年轻寡妇轻声地，然而让大家都听得清清楚楚地问道。

“嗯……”马克西姆支支吾吾地说，“总会有人回来的……”

“据我计算，”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站起来讲话了，“应当回来六个人。”他在席上找到了纳斯焦娜。“其中包括失踪的安德烈·古西科夫。”

“还有什么人？”

“还有什么人，咱们谁不知道呢？还用得着问？”

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开始列举那几个人的名字。

“为什么不把我的人算在里面？”等他列举完了，纳季卡忽然严峻而气愤地脱口责问道。“要不然就是你再往下就不会数了，你这个会计是怎么当的？”

“因为你已经收到了通知书，”要搞糊涂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使他认输可没有那么容易，他知道该怎么回答。

“收到了又怎样？你把他算上。他会回来的。我说他会回来的，”纳季卡摆出一副向大家挑战的架势，越来越激动地说。“你们会看到他回来的。别以为他不会回来了。他一回来，你现在算的就不准了。还是一开头就算上的好。不是六个人，是七个，你快这么说啊。”

“那么我的也会回来的，”维拉·奥尔洛娃谁也不看，用喑哑的声音说。

“你的我可不知道，可我的是会回来的。”

几个妇女觉得气氛很尴尬，便说：

“可不是嘛，什么事都有可能……他兴许在卡尔达村的亲家母纳斯塔霞那儿呢……”

“听说在布拉茨克收到了一个人的两份阵亡通知书，对于那个人阵亡的情况各说各的，可是结果那人却忽然在家门口出现了……你去相信通知书吧。”

这时，磨坊工人斯捷潘老爹给带来了。有人不假思索地出了个馊主意，叫涅斯托尔把老爹给捆来，涅斯托尔竟糊里糊涂地照办了。老爹在门槛上绊了一下，浓眉下的一双小眼睛毫无表情地把在座的人扫了一遍，既不惊奇，也不恐惧——似乎在这儿所看到的正是他意料中的事。

涅斯托尔仰起头，与其说是朝着乡亲们，不如说是朝着墙上的几幅肖像，猛吼一声：

“奉你们的命令已将漏网分子逮捕归案。他躲在磨坊里。”

“涅斯托尔，你真是个混蛋，”纳季卡首先清醒过来，“奇怪，我们跟这个混蛋在一起怎么没有完蛋？”

“老爹！”人们七嘴八舌地惊叫起来。

大伙朝老爹围上去，给他松了绑，把他抬起来，放在座位上，然后你推我搡，争先恐后地紧凑在他耳边大声嚷嚷说：

“老爹，战争结束啦！”

“老爹，亲爱的，你到哪儿去了？”

“我们这儿就缺你一个了。把你给忘了。你可别生气啊。大家都乐得快发疯了。”

“我们坐在这里，总觉得少了一个人。少了谁呢？少了老爹。天哪！”

老爹转动着头发蓬乱、胡子拉碴的大脑袋一句话没说，心平气和，不慌不忙，明智地点着头，表示他已经明白并且谅解了。本来已经泪水盈眶的妇女们望着他，一下子哭出声来。直到这时，当阿塔曼村活着的人中间的最后一个人从她们那儿得知发生的事之后，她们自己才终于相信：战争真的结束了。

[1]旧俄液量名，1维德罗约等于12.3升。

[2]此处系音译，疑为一种乳制品。

17

家家户户都已经把船放下水，渐渐地，人们开始划船了，可是米赫伊奇却偏偏磨磨蹭蹭，好像存心刁难似的。他那只小木船甚至还没有修补过，仍然底儿朝天倒扣着，孤零零地搁在岸上。纳斯焦娜焦急万分，但下不了决心去催促公公：决不能让公公看出她急于要用船。可是眼看着已经通航，可以去看望丈夫了，却这样干坐着无所事事，无从知道安德烈在那边情况怎样，她再也受不了啦。她认为，既然战争结束了，大概马上就会对他的命运，因而也就是对她的命运，作出某种决定，所以她必须立刻见到丈夫，了解一下他今后打算怎么办，上哪儿去。他俩虽然只有几个星期没有见面，但对纳斯焦娜来说，仿佛已长达好几年，纳斯焦娜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他那儿去安慰他，也使自己心中得到安慰；现在，当夏天正在展示它的全部美妙景色，青草已钻出地面，树林已披上绿色的新装，安加拉河已从封冻中解脱出来，呈现出一片使人心醉神迷的蔚蓝色，汩汩地向前流去的时候，现在，当人的心灵比任何其他季节都易于产生共鸣，作出反应的时候，纳斯焦娜担心安德烈很可能会忍受不了，做出什么傻事来。她连做梦也尽是做一些使她惊慌不安的颠三倒四的梦：有时候梦见仿佛有人在胳肢她，那是个肉眼看不见的陌生人，于是她吃吃地笑着，一边跑，一边躲闪，扑到床上，藏到被子下面去；有时候梦见自己在跟母牛玛伊卡聊天，母牛机灵地有条有理地回答她的话；有时候又梦见自己还是当年住在伊尔库茨克附近的那个小女孩，正由那个已经长大成人、出嫁了的自己在安加拉河里教她游泳，等等，等等。纳斯焦娜每次从乱梦中惊醒时，心总是怦怦直跳，一动也不敢动，久久地躺在床上，怀着痛苦的爱情，牵肠挂肚地思念着安德烈。她对他又是爱，又是怜惜；又是怜惜，又是爱——这两种感情在她身上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纳斯焦娜简直对自己毫无办法。她常常在心中责怪安德烈，尤其是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更是责怪他，他本来也很可能像所有活下来的人那样，安然无恙、正大光明地活下来的。她对他的责怪有时候变成了愤懑、憎恨和绝望，但是，在绝望之中她又心软了：要知道，她毕竟是他的妻子呀。既然如此，要么就同他一刀两断，像只公鸡那样飞到篱笆上，大声宣布：他的事与我无关；要么就跟他一起走到底，哪怕是上断头台，就像俗话说的：夫唱妇随。再说，相比之下，他的处境要比她困难一千倍，他眼看就要可耻地死去，并且已经打定主意决不让任何人看到他，免得死后还要遭人唾骂。他是有罪的，谁说他没有罪？他失足了，掉进了不该掉进去的地方，但现在上哪儿才能找到一种力量使他回到原来的地方呢？要是能找到这种力量的话，他也许将不惜任何代价。可是这种力量在哪儿呢？

是的，应该尽快地见到安德烈，了解一下他在想些什么。

纳斯焦娜肚子大起来了，当她临睡前把隆起的肚子袒露出来时，身孕已十分明显。纳斯焦娜在满怀温情轻轻地抚摩着它的时候，便进入一种迷惘的状态，接着，在这迷惘之境的第一层台阶上稍事歇息后，就越来越深地陷身其中，这时她神驰天外，进入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可以自我观察的孤寂的境界，在一片宁静和空虚的气氛中忘却了尘世的一切，清晰地看到并且感觉到自己身上的每个细胞；连腹中的胚胎如何渐渐发育成为胎儿也看得一清二楚，当她在想象中抚摩胎儿的时候，她的感觉就活灵活现地给她描绘出胎儿的神态——他怎样蜷伏在那里，怎样懒洋洋地然而一刻不停地吸吮母体内的精华。这个胎儿正如安德烈所盼望的，是个小子，可是这反而使纳斯焦娜有点担心起来：因为如果是个姑娘，她就有可能再生几个孩子，于是孩子也就可以有几个嫡亲的兄弟姐妹，可如果是个小子，那就只可能是独生子，孤零零一个人了。不过这些都是后来当她仿佛是个旁观者仔细地观察了自己一番，洞悉了自己体内的一切，从迷惘的状态之中清醒过来后才想到的。这时，她凭她那略略恢复了的理智，已意识到她身在何处，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害怕有朝一日人们终于将发现她怀孕，然而她又盼望这一天早日到来，——真的到了那天，她也就无须遮遮掩掩地把大腹便便的身子藏起来，也用不着东张西望，唯恐叫谁看出她并非腹中空空，而是怀着一个胎儿。然而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却使纳斯焦娜痛苦不堪。多亏她身体肥胖，人们还未发觉她怀孕，但是至多再有个把月可以隐瞒，随后就要叫人大吃一惊了。纳斯焦娜越来越觉得她仿佛正在被人家硬往一个又窄又小的洞口里拽，直拽到她被挤扁，眼看就要憋死的最后一刹那间，才把她送往某个地方。但她却无法对这新的生活看上一眼，因为对她来说，这新生活也是那么一团漆黑，那么神秘莫测，犹如死寂的坟墓。

一定要想个办法渡过安加拉河去，于是纳斯焦娜就跑去找管浮标的马特维老爹。马特维老爹的小板棚位于村子往上游去约半俄里远的地方，在陡峭的红土河岸上。马特维老爹和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是嫡亲兄弟，但是哥儿俩很少往来。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人家都用父名尊称他，他出入大庭广众，懂政治，知书达理，战前曾经多次离开村子出远门，见多识广；而做哥哥的马特维老爹，却谁也不习惯用父名称呼他。马特维老爹是那么朴实、厚道，那么普普通通，老是待在阿塔曼村，除了上卡尔达村外，再远点的地方哪儿也没有去过。他没有参加集体农庄，单独过活，不过到了农忙时期，他总是来帮集体农庄庄员的忙，他最喜欢采豌豆，而这种活儿庄稼汉往往不喜欢干，他还喜欢垛草，站在草垛上面接人家抛上来的草束。

纳斯焦娜所以到马特维老爹那儿去，是因为她忽然想起：昨天老爹曾要求马克西姆·沃洛格任给他派个人去，帮他干一天活，把几只浮标放到河里去，准备夏季使用。

“眼下我一点力气也没有啦，”老爹解释说。“我一个人对付不了啦。要是不经你同意，我自作主张就把什么人拉去，可不大好。现在你们正忙着播种哩。要是老天爷让我身体好起来，到割草的时候我可以做还你们一工。给我干活不会白搭的。”

当时这些话纳斯焦娜听过就算了，可现在想了起来，觉得倒是个大好机会：应该立刻去找马特维老爹，到了他那儿也许会有办法的。她昨天怎么没有想到呢？尽管纳斯焦娜因为不会游泳，怕干水上活儿，但是总共只干一天，这种恐水心理好歹可以忍受下来的吧？再说，现在她哪儿还顾得上什么害怕呢？

黄昏，当纳斯焦娜走到小板棚跟前时，一轮残阳已经在向安加拉河对岸沉落下去，正巧落到远处地平线上那一抹空旷的凹地上，那里正是安德烈耶夫田庄所在的地方。河面有一半笼罩在阴影里，阴影还是淡淡的，薄薄一层，然而那边的水流却要比夕照下的另外半边显得湍急得多。河水映着夕阳的余晖闪闪发光，亮得耀眼，仿佛一边在流动，一边在嬉戏，旋转，而又不时驻足不前。大大小小的鱼儿怀着它们那种欢乐的心情，快活地穿梭般游来游去：最小的鱼游得飞快，常常一连好几次猛地腾空跃起，在身后溅起一圈圈涟漪，形成精致的像花边似的阶梯；大鱼在远处什么地方的激流中冲破水面，发出庄重的悠然自得的咂嘴声。陡岸下方依旧结着冰凌，冰凌的表面千疮百孔，坎坷不平，看上去一片灰暗。一道道水流从冰缝里钻出来，缓缓地流着，在沙滩上和卵石中间辟出一条条小溪。许多活泼机灵的拖着长长的尖尾巴的小鸟在岸边飞来飞去。在纳斯焦娜家乡那边，人们管这种鸟儿叫做鹡鸰，在这儿却叫它们黑脖儿。那些在河岸边成群结队游来游去的小鱼也是两个地方两种叫法，在纳斯焦娜家乡那边管它们叫做鱼渣儿，在这儿则叫它们小白鲑，所以起这个名字，大概是为了对贝加尔湖的特产著名的白鲑鱼表示敬意吧，因为安加拉河是没有白鲑鱼的。一听见纳斯焦娜的脚步声，那些小白鲑就吱溜一声全都潜入水底，激起了一串串浪花。它们在水底游了半个圈子，等到人走过去以后，便又在稍微靠下游一点的地方朝岸边聚拢来。几只雨燕啾啾尖叫着，在纳斯焦娜的头上飞过，一股强烈的潮气使人窒息；水波由于空气呆滞而凝重，发出懒洋洋的啧啧的响声，远处，从割草岛靠上游一头的尖滩那儿，传来哗啦啦的水声。阴影越来越浓了，一眼就可看出阴影在扩展开去。太阳刚刚落山，一阵微风就缓缓吹来，仿佛是要把白昼覆盖起来似的，接着风就静息了。这时，从此岸到彼岸的整个安加拉河立刻更加迅猛地奔流起来；纳斯焦娜打小时候起就相信：河流在夜间流得要比白天湍急得多。

马特维老爹正在拾掇他那几条船，他作为浮标管理员，一共有四条船，都是他亲手造的。几只正待下水的浮标已准备就绪，放在乱石滩上。才油漆好的浮标色泽鲜艳夺目——其中三只是红色的，两只是白色的。纳斯焦娜沿着在陡岸上开凿出来的踏级下到河滩上，每一级踏级都铺着木板，像楼梯一样。她先向老爹问了好，然后兴致勃勃地打量着那几只浮标。

“老爹，怎么样，”她开门见山地说。“马克西姆派谁来给你帮忙呀？”

“派谁？……”老爹慢腾腾地把两只手放在水里洗了洗，在裤腿上擦干，从船里走出来。“马克西姆这小伙子真滑头，他说，你请得到谁，就叫谁帮忙吧，我可没权利派人来干这个活儿。”老爹哼哧着弯下腰去，在脚边寻找什么东西。“灯捻不知掉到哪儿去了，”他解释说。“你的眼力好，替我找找。这种宽灯捻就这么一根了，而且上哪儿都弄不到。咦，刚才还在手里拿着呢，蹦到哪儿去了？”

灯捻在小船里找到了，就在座位下面。老爹把灯捻揣到口袋里，说：

“只有两只需要有人来帮我放下水，其余的我一个人就能放。这两只白的没有人帮忙，我对付不了。一只要放到岛子附近去，那儿的水势又急又险，连船都停不住。还有一只，要放在村后沙滩对面的秃岬角那儿。你八成还记得这两只浮标去年放的地方吧。那三只红的，我可以一个人慢慢地去放。得赶紧找个人来帮我放了，要不今儿或明儿，就有人乘汽艇来检查了。我可不愿意落在人家后面。”

“那就找我吧，老爹。我好歹可以帮你一把的，”纳斯焦娜说着又回头去打量浮标，这回却是提心吊胆地望着那两只难放的白色浮标了。

“噢，”老爹不置可否地答应一声，接着沉默了一会儿，决定不了是相信纳斯焦娜好，还是不相信好。“要不是开玩笑的话，我真求之不得呢。还能找谁来帮忙呢？你真的会划船吗？”

“真的，老爹。不过等办完事情，傍晚时把船借给我用一下。我想到岛子上去割点柳条。我们家那条船还没下水。”

“我帮你去割柳条，嗨，这算得了什么！”

“不用，不用，老爹，”纳斯焦娜吓了一大跳，“我自己去割。又不是什么急事。”她为了不让老爹察觉她心头发慌，又补上一句：“啊，到那时再说吧……”

“随你吧。不然的话，帮你割一下也没什么了不起。姑娘，老天爷是打哪儿把你送来的？”马特维老爹由于突然交了这样的好运，高兴地抽抽鼻子，眯紧了那双藏在褪了色的白糊糊的眉毛和睫毛下面的同样白糊糊的眼睛。“我正在发愁哩：叫我去求谁好呢？各人都有自己的活儿。现在既然讲定了，咱们就早点出发。少睡一会儿。你来吗，不会骗我吧？”

“来的，来的，老爹。太阳一出，我立刻就赶来，说不定还会早一些。不过你可别告诉马克西姆说是我自己要来的。你就说，是你说服我来的。明儿我不愿意再去耕地，都耕得腻烦了——这样好歹可以歇口气。”

“是啊，是啊，那当然喽。我就按你关照的说好啦。”

这样一来，纳斯焦娜就在河上度过了整整一天。天刚破晓，他们就准备好出发了，空气清新，寒意料峭，在一派朦胧的寂静中，只听到从远处传来的流水拍打浅滩的单调的喧闹声，以及河水依稀可辨的潺潺声。安加拉河看上去又黑又稠，岸边波光粼粼，而在河中央，波涛滚滚，油光闪闪。他们两人要划的是一只像汽艇般的大船，船虽然很稳，但是要划着它前进，并且船尾后面还要拖一只笨重的浮标，需要花很大的力气。起先他们拉着纤绳往上游走了一阵，随后纳斯焦娜坐下划桨，马特维老爹就在船尾上掌着单手操作的大橹。他们离开岸边向前划去，从这时起，纳斯焦娜就尽量不去望水面，两只眼睛紧盯住自己脚下，一想到过一会儿还得在船上站直身子，多少帮马特维老爹做点事，就不由得心惊胆战。

他们为了放好这头一只浮标，着实折腾了一阵子。他们顺流而下时，把船划过了头，偏离了应当停下船来的地方，而在河中心，再想掉过头来逆流而上，哪怕只是移动一星半点，也休想办到。其实根本就不该动出这种荒唐的念头。因为在这儿河中央，河水汇成一股迅猛有力的急流，一泻千里地奔腾前去，浪花一直飞溅到船舱里。马特维老爹责骂自己老糊涂了，终于认了输。他们向岸边划去，不过这回是划向左岸，因为离得近些，而左岸也正是纳斯焦娜满心渴望要去的地方，——但不是带着浮标去，也不是跟老爹一起去。可是等他们到达左岸时，她还是非常渴望找个借口留在那儿，说服马特维老爹傍晚再来接她——那时他们再一起去安放这只该死的浮标。但是她知道：不能这样做。他们休息片刻，又拉着船往上游走去。这回他们计算好了，往上游多拉了一段路，然后再划着船往下游去，并且提前把拴浮标的石柱扔下了水，因此一路上得不断地把石柱往上提，好让它顺流移到安放的地方。在这期间，纳斯焦娜的全部工作就是划着桨，遵照老爹的命令掌住船。马特维老爹把浮标按照要求安放好后，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抽起烟来。

“这一只最难对付，”他承认说。“我每次给浮标点灯熄灯，总是最先对付这一只。嗬，瞧这河水多调皮，多蛮横，横冲直撞的，什么也阻挡不了它。”

确实如此，安放第二只浮标时就容易多了。纳斯焦娜答应再帮他去安放第三只，因为还有时间，但是老爹谢绝了，让她去干自己的事。

“够了，咱们事先讲好只安放两只的，”老爹愉快地说，他对于安放好两只已心满意足了。“那几只浮标我一点也不放在心上。明儿我一个人划着船慢慢地去放好了。趁天还没黑，你要去哪儿，就去吧。要不要我给你帮忙？”

“我自己能行，老爹。”

“好，随你的便吧。”

老爹本想给纳斯焦娜一条小点的轻便快船，但纳斯焦娜却宁愿要现在这条大船：一天来，她对这条船已经习惯，不大害怕了。那种有点小风小浪就会摇晃不已的小船，坐起来可真有点儿吓人，要是忽然由低空刮来一阵风，再不然碰到别的什么灾难，就一切都完了。还是俗话说得好：走得慢些，走得远些。一个人无论是死在床上，还是死在路上，无论是横死，还是老死，反正不管怎么个死法，一定要死在陆地上才好，这样死脚下就可有久已习惯的坚硬的地面，肺里就仍然有空气可以呼吸。纳斯焦娜平生只看到过一次溺死的人，那还是战前很久的事，直到现在，她一想起那种惨景就会不寒而栗。

纳斯焦娜在小板棚旁边把老爹送上岸，老爹要留她喝杯茶，她谢绝了，立刻就开始横渡安加拉河。可是现在，当只剩下她一个人的时候，当这些天来她靠了真话再加上假话（哪有什么真话，全都是假话！）才好容易赢得的和安德烈见面的机会（他们没见面已将近两个月了）终于就要来临的时候，她却犹豫不决，小心谨慎起来，希望把这次会面往后推移，让一切暂时保持现状。她能告诉安德烈些什么呢？无非是战争结束了，又有一个战士从前方回到村子里来了，这人就是昔日的游击队员鲁卡·斯莫林，一个上了年纪的、沉默寡言的庄稼汉。他打从入伍的头一天起就被编入了骑兵部队，整个战争期间都和马打交道——赶马车。再告诉安德烈，三天前，米赫伊奇叫她纳斯焦娜写封信到调查局去，打听安德烈的下落，他亲手把这封信交给了邮递员。还有就是谢苗诺芙娜走路方便多了，已经不再拄着拐杖——也许是气候暖和的缘故吧？——谢苗诺芙娜能够走路当然是件好事，但是纳斯焦娜总觉得这对她来说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不祥之兆。此外，还可以告诉安德烈些什么呢？肚子……这个他自己也看得出。啊，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他：前不久她终于壮着胆子把那只表卖给了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价钱卖得太便宜了，这是明摆着的。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付的钱，全都交了公债：交款的期限到了，有什么法子呢。

那么安德烈会跟她说些什么呢？他能说些什么呢？她只消看他一眼，不用他说话就什么都明白了，明白他在他俩没有见面的这段时间里是怎么度过时光的，他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像目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应当拿个主意，上什么地方去找个安身之处。可是有什么主意可拿，有什么地方可去呢？……宣判的时刻就要到来了，那是人们的判决，是老天爷的判决，还是自我的判决？不管是谁的判决，反正判决的日子就要到来了。在这个世界上，总归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

太阳还很高，不过河上却相当凉爽，从北面吹来一阵阵微风。每逢夏日刮北风时，纳斯焦娜就觉得奇怪：夏天的风怎么会逆水而来呢？河水看上去是那样宽阔，那样汹涌，按理说，它应当裹挟着空气一起向前流去的。

她不慌不忙地划着桨，虽说只划了一天，可是由于不习惯，沉重的船桨还是把她折磨得够呛：手臂又酸又痛，由于老是做着同样的动作，腰背也僵硬麻木了。平静的河面被船桨划破，发出悦耳的簌簌的响声，声音柔和、悠扬，仿佛一串极小的铃铛发出的渐渐沉寂的叮当声。与此同时，萦绕在耳边的还有桨在水中划动时发出的低沉、嘶哑而又显得十分费力的声音。在河中央，也像在空中一样，视野既远且广，房舍、树林、天空、山上的耕地、河岸，仿佛全都在摇曳起伏，全都在随波逐流地漂浮着，一切都显得那么诡谲莫测，在它们底下似乎隐藏着险恶的陷阱和无底的深渊。在安加拉河上空，有一只鹞鹰在盘旋飞翔，它飞得很高，看上去像个小黑点，它正在那里窥察着什么东西，转着邪念。然而不知为什么，纳斯焦娜有生以来头一次对这只害鸟产生了同情：它觅食也不那么容易啊。其实也不止对这只鸟如此，最近以来，纳斯焦娜认为她根本没有权利谴责任何人、任何野兽和飞禽，因为任何生物都是按照它们自身的、然而又并不取决于它们自身的方式生活的，这种不由自主的生活是它们无法改变的。

纳斯焦娜把船划过了岛子的下游一头，拐到了从村子里望不见的岛子背后，再向上游划了不远，就把船停靠到岛边。现在只消渡过一条比刚才划过来的河面小三分之二的河汊子就到了。她把船停下来，倒并非由于劳顿，而是由于另一种软弱无力，心灵上的软弱无力。纳斯焦娜觉得思绪烦乱，说不出心头是什么滋味，既为了马上可以同安德烈会面感到高兴，又为了这次会面而感到害怕，害怕去窥探那仍然湮没在一片黑暗中的前景，这两种感情交织在一起。应当先使心神安定下来，在克服心头的矛盾之后再往前划去。纳斯焦娜坐在船里，失神地望着水面，她故作镇静，强颜欢笑，也许随着这笑容宁静就会像又浓又稠的油脂一样源源而来，使烦乱的心灵逐渐获得安宁。但是她所期待的安宁并没有出现，并没有来临，忐忑不安的心情依旧没有消失。纳斯焦娜坐在那里，笑容消失了，脸上露出一副难看的苦相，因为她想起了把表卖给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时的情景。别的不说，光这件事回忆起来就无法使她得到安慰了。

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把表放在手里掂量了半天，又是把它贴在耳朵上听，又是凑在眼睛上看，一边尖刻、好奇地打量着纳斯焦娜。一望而知，他很喜欢这块表，但是与其说他想占有这块表，还不如说他更想知道这块表的来历，更想弄清楚这块表是怎样和通过谁的手落到这儿来的。他把表凑到眼睛跟前，仔细察看那上面有没有留下什么可以说明一些情况的痕迹——比如刻着什么字或者什么记号。可是没有，任何痕迹也没有留下。他又沉默了好一会儿，借此掩饰自己那种迫不及待地想寻根究底的心情，他这种装腔作势既是对自己也是对纳斯焦娜的折磨。最后，他终于好像随口问道：

“这块表你是打哪儿搞来的？是安德烈给你捎来的吗？”

纳斯焦娜早已准备好了回答，她也同样耍着花招，对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说：

“哪里是安德烈捎来的……这是我去年在卡尔达买的，是给他，给安德烈买的。可现在只好把表卖掉了。没钱交公债。等他回来，让他自己再攒钱买吧。我买了这块表，已经后悔极了。”

“你多少钱买下的？”

“两千卢布。”

纳斯焦娜跟米赫伊奇说过，这块表是她用猎枪换来的，但是在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面前她可不敢这样说，像他这号人，你只要让他抓住一点把柄，他就会把全部底细都掏出来的。

“嗯，我可没有这么多钱，”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摇了摇头说。“瞧，你们还老是装穷呢。结果呢，两千卢布一撒手就花掉啦！像两个卢布似的，不当回事就掏给了人家。是卡尔达村的什么人把表卖给你的呀？”

“我自己也闹不清。像是个当兵的，他穿着军大衣。我当时太喜欢这块表了，说啥也舍不得放掉，就把自己的上衣、披肩通通给卖了，凑足了这个数，”纳斯焦娜信口开河地胡诌着，一面大胆地望着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的脸。“要是这会儿的话，我还能买吗？”

“我没有两千卢布。我可不像你那么有钱，”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装模作样地试探着说，一面仍然注意观察着纳斯焦娜的神色。“一千卢布还马马虎虎，也许我还能凑一凑，再多就没有了。”

纳斯焦娜考虑一下，叹口气说：

“唉，一千就一千吧。在这儿我还能把表卖给谁呢？要是上卡尔达村去，得花一天工夫，说不定还得花上两天呢。现在可没时间去。”

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数给了纳斯焦娜一千卢布，不过他并没有相信纳斯焦娜的话，这个，纳斯焦娜也看出来了。其实不应该来找他的。可是除了他，的确没人可找了，因为阿塔曼村就数他有钱。除此以外，还有一种什么力量，偏偏促使她去找他，尽管她不愿意。他这个人太喜欢东嗅西嗅，揭人隐私了，不管什么事都想比别人知道得多一些，知道得早一些——既然这样，那你就嗅去吧，我自个儿给你送上一件香喷喷的玩意儿让你嗅。你就用你那个长鼻子尽量地嗅去吧，过一阵子我还要给你送一件来呢——我才不怕哩。

然而还是应该怕的：他可不是个天使。啊，你失策了，你现在走一步就失策一步。

18

纳斯焦娜知道安德烈现在一定已搬进了山上的过冬小屋，但是却不知道该拿这条船怎么办：是顺流而下，把船隐藏到小河里去，还是就停泊在岛对面的岸边——因为停在这里，对岸是望不见的，如果这里真来个什么人的话，船再怎么藏也藏不掉。既然如此，还不如不藏起来的好。再说，她干吗渡过安加拉河到这边来，要找个托词还不容易吗！尽可说是来给公公砍些柳条去编东西的，而柳条在这里遍地皆是。米赫伊奇的确讲起过，不妨划只船到岛上去砍些柳条回来。诚然，他说的是到岛上去，而不是到这边岸上来，可这两者并无多大区别，几乎是一码事。她可以对米赫伊奇说，这些柳条是在岛上砍的，他会感到惊奇，然而却没有任何理由责怪她：就是嘛，是他自己提起要去的，于是她就代劳了。其实他怎么会责怪她呢，如果她做得对的话——可她现在就是这样草木皆兵，总觉得处处都有人在怀疑她、监视她，即使在并无人怀疑她、监视她的地方，她也是如此。

但这一回却真的是有人在监视她。当她刚划到岸边，把船头拉到沙滩上，顺便向四周张望一下，开始登上坦缓的河岸时，打右边那簇悬垂在水面上的灌木丛里走出了一个人来，纳斯焦娜当时没有发觉这人，蓦地听到身后乱石滩上刷刷的脚步声，吓得魂飞魄散，连忙回过头去，只见有个人正伛着身子，一下又一下用力地把小船拉到乱石滩上去，她失声惊叫了起来。

“你怎么可以这样停船？会给冲走的，”那人说，随即微微弓着身子，朝她走近去。

这人是安德烈。纳斯焦娜虽然还浑身打着颤，却立刻惊喜交集地一面埋怨他，一面朝他怀里扑了过去，但是他没让她拥抱，却一把将她拽进灌木丛，这样从安加拉河上就看不到他俩了。等到进了灌木丛，他这才用双臂将她紧紧搂住，一面呼哧呼哧地喘着气，端详着她的脸。

“我料到你今天会来，一早就料到了，”他气喘吁吁地喃喃说，两眼由于能贴得这么近地看到她而眯缝了起来。“早上我听到河汊那边有人讲话的声音，就听出了里边有你。我算准你会过河来，在这儿已守了一整天啦。果真看到你划着船来了。”

他更加使劲地把她搂在怀里。

“轻点，蠢家伙，”她将他推开了点，挺起了肚子。“瞧你，把他给压坏了。难道你没看见吗？”

“真有了？”这一喜，喜得他晕头转向，以致只简短地问了这么一句。

“你以为是喝粥把肚子撑得这么大的吗？”

他呵呵笑了起来，他已经不习惯于笑了，一面伸出他那只像丫权般粗大的手掌，笨手笨脚地、小心翼翼地按了按她的肚子，试试它弹性怎样。这使纳斯焦娜打心坎里感到甜丝丝的，不由得满怀柔情，深深地舒了口气。

“眼下还摸不着，”他说。

“胡说，怎么摸不着……”

她抓过他的手，按到肚子上胎儿已在用什么东西顶住母腹在里边躁动的那个地方。

“摸着了吗？”

“没把握，好像是有个什么玩意儿。”

“没把握……你自己才叫人没把握呢。还要怎样才算有呢。告诉你吧，我还知道他准是个小子哩。”

“嘿，知道，”他嗤笑了一下，“你打哪儿知道？”

“准是个小子，不信，咱们就打赌，赌注是咱俩再生个闺女，你看怎么样？”

“你先给我生下个小子来再说。”

“当然要生。干吗不生下来？谁见过把孩子留在肚子里不生下来的，”纳斯焦娜给自己这番话逗乐了，吃吃地笑了起来。

但是当她仔细瞅了一眼安德烈时，她的心里就凉了，由于未曾料到竟能这么快就同他提前相会而产生的喜出望外的心情，顿时烟消云散。他的脸一下子消瘦得变了形，即使满脸都是胡子，仍可看出他两腮的肌肉都已松弛。他双眼发呆，深沉的眼神中饱含着痛苦。他的胡子看上去已不再是乌黑的，而是呈现出一种肮脏的灰色，加之又拳曲蓬乱，更显得邋遢了。他的头老是朝前冲着，仿佛时刻都在留神观察或者倾听着他前面的什么东西，——事实上，他确实是时刻都在提防着的。他的头发不久前才理过，是他自己摸索着剪的，此刻，参差不齐地披垂着。特别是他那双眼睛，更使纳斯焦娜心如刀割：自从上次相会以来，这双眼睛已经大大地变了样，充满了如此深沉的忧伤，除了提心吊胆的神色，已失却了一切表情……。安德烈发觉纳斯焦娜正难过地望着他，便猛地向前移了一步，说：

“怎么，我这副样子叫你看了讨厌？”

“安德烈……”纳斯焦娜把脸贴到他胸前，避而不答这个问题，却伏在他胸脯上，瓮声瓮气地悄悄讲出了她认为最重要的消息：“安德烈，你还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

“我知道，”他淡然地说。

纳斯焦娜吃惊地往后退了一步，问：

“你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

“我听到你们鸣枪庆祝来着。”

“噢——噢，是放过枪的……对的。”

“我现在一双眼睛和一对耳朵已经练得棒极啦……简直成了千里眼、顺风耳，”他既像是要避开战争已经结束这个话题，又像是真的想夸耀一番，“连我自己都嫉妒起自己来了。早上你们还在安加拉河的主航道那边划船的时候，我就听到了。而且是在山头上，在过冬小屋里听到的。等到你们来到河汉口，连你的声音都辨出来了。”

“可是我却几乎什么东西都没能给你带来，”纳斯焦娜慢腾腾地、显得并不怎么热乎地说，心里在想着别的事。“只带来了一点面包和几个鸡蛋。我生怕叫人家看到。”

“用不着带东西来。现在我活得下去啦，大森林会养活我的。只要给我一顶蚊帐，纳斯焦娜。眼看蚊子就要逞凶。没有蚊帐，会把我给咬死的。”

“蚊帐……真的，我怎么会把蚊帐给忘了？”

“下次带来。”

“好的……”

她寻思到哪儿去弄蚊帐。安德烈原先的那顶马鬃编的蚊帐早已坏了，而家里又没有多余的。得上哪儿去搞一顶。要知道蚊子比猛兽还厉害，何况这里又只有他孤零零一个人。所有的蚊子都会争先恐后地向他扑来的。

他俩一直偎依着站在那里，周遭是跟他俩一般高的幼嫩的小白桦树。小白桦都在抽芽长叶。蜷缩的嫩叶已经舒展开来，上边布满一道道纤细的深陷的叶脉，在阳光照耀下，细小的嫩叶泛出苍白的光泽。从树缝中可以望见安加拉河，但阿塔曼村被小岛挡住了，西下的夕阳正把它倾斜的光芒向那边射去。他俩所在的这一带河岸，不但开阔而且景色如画：芊绵的草地上到处都伫立着稠李和白桦，河岸微微倾斜地没入水中，静谧得宛若世外桃源。草丛中，有好些不知名的、娇小玲珑的，但是鸣声喑哑的鸟儿正忙忙碌碌地跳来跳去。它们都是长颈小头，背上像花鼠一样，布满长条花纹。一只杜鹃在此岸很远的地方咕咕地啼着，它已令人生厌地啼了很久，死乞白赖要替人占卜[1]。纳斯焦娜还在船上的时候，就很想要杜鹃替她算个命，却又唯恐算出什么不吉之数而作罢了，如果那时就开始听着杜鹃的啼声数的话，现在不定已数到两百多岁了——我才不想活这么久呢。

“怎么样，上过冬小屋去吧？”安德烈问，一面却不知为什么四下张望了一下。

“太远了吧，”纳斯焦娜迟疑地说。“把船撂在这里……说不定会叫人偷走的。”

“谁会到这儿来……”

纳斯焦娜走到船边，打船头里拿出那个包着吃食的小包裹。但他俩毕竟还是没有去过冬小屋，只是就近物色一处可以坐下来谈谈的地方。他俩找到了一小块幽静的林中草地，一棵断树像骨头一样又白又硬，横在草地正中，恰恰把草地分为两半。他俩就在这棵断树上坐了下来。纳斯焦娜把小包裹递给安德烈；安德烈若有所思地望着远处什么地方，一面慢条斯理地解开包裹。但是当他刚一看到面包，就忍不住大嚼起来。纳斯焦娜竭力不去看他那副狼吞虎咽的样子，便从断树上滑到地下，舒展开她那双在船里坐僵了的腿，然而，她毕竟还是克制不住，不时抬起头来，偷偷地斜睨安德烈一眼，此刻使她感到诧异和震惊的已经不是他安德烈，也不是他饥饿到这般狼狈的地步，而是这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正从胡子里掏出面包渣来往嘴里塞的男人，竟是她每夜为之辗转反侧、不能成寐的人，竟是她千方百计跑来与之相会的人。天哪，人的感情怎么会如此无常，如此纷乱！竟然苛求和多变到这种程度！她划船渡过河来与之会上一面的人难道是他，是这个人？她为之柔肠寸断的人难道是他？有权如此可怕地主宰她，并使她如此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主宰的人难道是他？简直难以相信。但是纳斯焦娜制止自己再这样追问下去，因为她忽然想到，他，安德烈，从前线回来乍一见到她时，也可能诘问过自己：他巴巴地逃回来竟是为了同这样一个女人会面？竟会为了这样一个女人做出如此胆大包天的蠢事？何况对他来讲，要冒的风险并不是渡过一条安加拉河——而要大得多。她想到这里，心极度苦恼地抽紧了：原来人对自己也都一无所知。人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自己都害怕自己。

而那只杜鹃却我行我素，始终咕咕地啼着，啼着，在为树木、河流、巉岩占卜，看看它们能活多少岁数。河水冲击着岛子，发出哗哗的响声；枝头上早早结起的蜘蛛网在斜阳下熠熠闪光。纵目四望，无处不是一片翠绿，这欣欣向荣的绿色世界，使人头晕目眩，眼前腾起了一片绿色的薄雾；阵阵湿润而馥郁的芳香使呼吸倍感凉爽。一只蝴蝶从空中坠到草地上，落进了稠密的小树丛里，久久地在其中瞎撞，无法飞出来。透过树枝，可以望到安加拉河，甚至可以看到露在河岸外的船尾，纳斯焦娜时不时地朝那边张望，倒不是担心船会丢失，而是担心另一件什么事，她正怀着一种在劫难逃的心情等待这件事的到来。

安德烈吃好了。纳斯焦娜生怕他把话题扯到别的地方去，便开门见山地问：

“战争结束了，现在咱俩可怎么办，嗯，安德烈？”

“不知道，”他耸了耸肩膀，说。纳斯焦娜听了感到很不自在，她不但觉得“不知道”三字他未免讲得过于轻飘飘，而且觉得他根本就什么都不想知道。

“总不见得会有人来替咱俩安排吧？得想个什么办法才好，安德烈。”

“你要我怎么办呢？”

“怎么是我要你……不是我要……而是……。怎么，咱俩就什么办法也不想？你说呀。”

他掉过身来对着她，沉吟了片刻，思忖着该怎么说才好，后来，终于不容分说地讲了起来：

“怎么办？你给我生孩子，这就是你该做的事。你哪怕死，也要把孩子生下来，这可是咱俩的命根子。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随你的便，但是要记住：非得把孩子生下来不可。你就去做准备吧。”他开始讲的时候，语气十分坚定，甚至声色俱厉，可是讲到这里嗓子忽然失音了。纳斯焦娜发觉，他近来讲话时嗓音变化无常，往往在不该严峻的时候，突然严峻起来，但随即声音又立刻会变得十分悲戚，差一点像是在哭泣。这或许是由于他整天价没有一个人可以交谈、孤身独处的结果，或许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安德烈清了清嗓子，继续说下去：“至于我呢？我该怎么办？你大概不止一次想过，当初我如果留在前线，也未必见得会给打死。你别否认，我知道你准这么想过。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现在战争结束了，这样想并不奇怪。说真的，我也许根本不会给打死。会活着回家来。”他俯下身去，把脸紧紧地贴着纳斯焦娜，比往常更细地眯缝起眼睛，连眼珠也看不见了，一面喑哑地、结结巴巴地、使人毛骨悚然地耳语着说：“但是如果我死了，这会儿还能跟你坐在一起吗？这事是谁也打不了包票的。而我现在好歹还能坐在你身边。你别来问我该怎么办，别来催我。我能办的就只有一件事，”他挺直身子，把一只手向下一挥，“你等一等，别打断我。我了解你，也信得过你。我当时不是说过了吗：活到夏天。瞧，现在夏天已经来到了。你冒着暴风雪，踩着冰，跑来看我还是没有多久以前的事，可今天已经划着船来了。我完啦，纳斯焦娜，这算不了什么，我反正是没有活路啦。这四个月我待在这儿，就像过了整整四十个年头。再加上我活过的三十个年头，足够了。我要完蛋啦，告诉你，这算不了什么，但是我必须知道，我并没有白白地完蛋。我愿意相信，我对你还有用处，我相信你跑到这儿来，并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你自己，好让你自己心头舒坦些。”

“是的，我到现在还说不上我究竟是为谁来的，”她承认说。

“你什么都别去理睬，把心事通通扔掉，只顾给我生孩子。孩子——是咱俩唯一的救星。你在我这件事上也陷得够深了。而你又是一个做不得一点亏心事的人，因此，你心里老是感到不安。可等你生下孩子来——就会轻松些的。孩子会把你从苦难中救出来。人世间难道会有这样的罪孽，连他，我们的孩子，都不能将它抵消掉吗？不，纳斯焦娜，这样的罪孽是没有的。你记住我讲的这句话。我一直在等你，每个钟头都在等你，为的是要嘱咐你：快做准备吧。把你的心变成石头，再用包裹把它包紧，捂住你的耳朵，不管人家怎么骂你，笑话你，都别去睬他们。我知道你今后的日子很不好过……你要忍着点，纳斯焦娜。但是无论如何别让孩子遭殃。要是你实在受不了啦——就跑来找我。跑来找我。我等着你。我要为了你活下去，我就是为了能护着你才待在这里的，如果他们整得你实在没法活下去，我决不会轻饶他们，我要把所有的人都斩尽杀绝，把所有的房子都烧个精光，哪怕是亲娘，我也不会手软。”

他把两只疯狂的眼睛盯住安加拉河那边，头痉挛地缩进了肩膀里。

“安德烈！安德烈！”纳斯焦娜被他的话吓坏了。

他心不在焉地望着她，有好一阵子一言不发，把憋在心头的那股使他窒息的怒气压下去。纳斯焦娜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她忽然记起她过河来的借口是砍柳条，可既没带砍刀，也没带斧头，拿什么去砍呢。但她在想起这件事时，仿佛这是别人的事，与她无关，而且还怀着一种嘲弄的心理。可不是，他俩各人都长着两只手、两条腿，看上去他俩不论是谁，都是一个人，其实却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好几个人附在一个人身上，所以人们从四面八方来拉他，拽他，要把他撕成好几爿，直到将他推进坟墓才罢休。而他，可怜的人，却说什么别人的心思是摸不透的，言下之意，他自己的心思，他好像多少能摸到点。

纳斯焦娜身下的草地开始透出一股寒气，于是她站起身来，坐到断树上。安德烈挪近她一些，但并没像她所预料的那样搂住她，而是把身子像钟摆似的前后摇晃起来。太阳已经照不着草地，移到河边去了。有只鹡鸰，翘起尾巴，先在船尾上跳来跳去，后来突然冲天而起，消失得无影无踪，但转眼之间又出现了，飞快地点着头向水中窥探。在东方日出的地方，堆起了一条条轻盈的白云。纳斯焦娜担心起来：可别变天呀。

“也许，我该上勒拿河去一趟，”安德烈没头没脑地说。

“上勒拿河？”纳斯焦娜惊讶地问。“去干吗？”

“我那里有个朋友，一起打仗的。叫科利亚·季霍诺夫。”他呛了一下，仿佛喉咙叫什么东西掐住了，接着，他又重复了一遍那人的名字：“叫科利亚·季霍诺夫。虽说我们不是同一个排的，我在一排，他在三排，而且各排又是轮流出去侦察的，不常见面，但碰巧走运，就可聚在一起。他还没娶媳妇……哪个女人嫁给他的话，那才是好福气哩。他心眼好，人又老实。手又巧——什么活都能干。而且还真讲义气，连最后一点吃的、穿的也肯让给别人。他腮帮上有个伤疤，可是伤得恰到好处，就像是个酒窝。这是小时候跟人打架，叫人家用铁叉捅出来的。我们两人约定，谁给打死了，另一个就上他家去，告诉他家里人知道。他是勒拿河人，我是安加拉河人，算得上是小同乡，谁上谁家都用不着走多远的路。他这人稍稍有点怪。我问他，要是我们两个都给打死了怎么办？他说，不会两个都给打死的，除非安加拉河和勒拿河流到了一块去，”安德烈嗤地笑了一下，但随即又喟然长叹了一声。“我让他领教了一下我的学问：我告诉他，这两条河事实上是流到一块去的，百川归海嘛。他回答我说，这两条河一归海，就算死掉了。它们只有在各自的河道里流的时候才是活的，一归海就死了。我们也一样，死了之后，就都归到冥府去了。有一天，天麻麻亮的时候，我们‘搜索’回来，人家告诉我，科利亚叫打死了，尸首给扛了回来。也许，我应当上他家去一趟，告诉他家里人听，”他连气也不歇一口，又讲了下去，“我记得他葬在什么地方，是我亲手埋葬的。跟人家讲好的事，不应当食言……”

“你怎么能去呢？”纳斯焦娜不放心地问。

“我可以装作是打远地去的。他那个村子只有芝麻一般大。我去坐一会儿，把情况讲一讲，马上就回来。我在埋葬他的时候，没有哭，部队里死了人是不兴哭的。可是前不久，我想起了他，眼泪就禁不住簌簌地流了出来。我可不是铁石心肠的人，纳斯焦娜。如果是铁石心肠，日子倒反而好过了。我想啊，想啊，想得头晕眼花，精疲力竭，可是所有的想法都像针尖一样……扎着我，扎着我……我寻思，我还不如去自首——该怎么发落就怎么发落，越厉害越好。自作自受嘛。与其自杀，还不如让那些奉命处理这类事情的人了掉我这件公案的好，让我一死了事吧。这样，他们可以定心啦，我也可以定心啦。”纳斯焦娜屏息静听着，竭力不放过他讲的每一句话，可他讲到这里，却抬起头来，断然地、使劲地摇了摇头，说：“不，我不去自首。倒不是怕送掉自己的命，对我来说，给枪毙掉也许反而好。至少人家会挖个坑把我埋掉，而在这里，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我怕的是会连累你们。要是人家知道，孩子是我的，准会把你整得死去活来。我倒罢了，罪有应得，可你凭什么要遭这份罪呢？再说孩子一出娘胎，就要背上黑锅，一辈子也洗刷不掉，一辈子也没好日子过。不，我才不去自首哩。你问我该怎么办？你以为我自己不在想该怎么办吗？不在为这个伤脑筋吗？咱们还是耐心等吧——到时候自然会清楚该怎么办的。说真的，我也许该上勒拿河去一趟。但也许我放不下心去。纳斯焦娜，如果离开你远了，我就担心害怕，我只有在你身边，才活得下去。早上一睁开眼睛，我就想：这会儿纳斯焦娜在干什么呀——她起床了吗？白天我在外边游荡，心里老是想：这会儿纳斯焦娜在哪儿？她在惦记着我些什么呀？总之，我还是那么句话：忍着点，纳斯焦娜，忍着点。别开口。千万别讲给人家听。对我来说，你已经不是老婆了，是老婆就该一块儿住在家里，对我来说，你是整个人间，天底下的一切都拴在你身上。说什么也解不开。”

“瞧你说的，安德烈，你这是干吗呀？”她紧紧地偎依着他，心里感到一阵掺杂着腼腆和惊慌的喜悦，此刻她宛如一个迷途的人，不知道天边的彩霞究竟是朝霞还是晚霞。

“我做哑巴已经做够了，我可真想讲话啊。你还记得那年伊里亚节[2]，我跟你一块儿渡过小河汊，到河那边的土墩上去割草的事吗？那年我们割草场上的草长得稀稀拉拉的，只得上河那边去割。天又闷又热，牛虻把咱俩咬得半死，而且地又高低不平，连镰刀都没法好好使，可最叫人心里恼火的是，明明过节，却叫咱俩去割草，而咱俩又拿不定主意，去割好还是不去割好。虽说这天并不放假，可大伙都没在干活。再说，伊里亚节照例是要下雷雨的，这天也眼看就要下了。你记得吗？”

“记得，怎么会不记得呢？这是打仗前一年夏天的事。你就是在那年夏天辞职不当会计的，由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接替了你。”

“是啊。咱俩一路走，一路虎着脸，恨不得吵一架。可为了什么事要吵架，咱俩自己也说不好。我瞅了你一眼，心里想：最好讲些什么话，把你给气哭，然后就火上浇油，将心头的气一股脑儿发出来，而你呢，我看你也在斜着眼瞅我，抿紧着嘴唇，一肚子的气。其实应当想到该怎么办：去他的，这活儿咱们别干了，回村里去。可就是没有那么想，却谁都不开口，喘着气，一声不吭，突然间，雷雨倒没下，却不知打哪儿飘来了一阵小雨，这雨淋在身上，又舒服，又温暖，可这阵雨是打哪儿来的呢，天上连一片云也没有。直到后来，天才阴下来，但当时碧空如洗，空气清新。咱俩停下来，我望着你，你望着我。记得吗？咱俩都说不出的高兴，因为飘来了这样一阵及时雨，因为四下里只有咱们两个人，因为总算没吵起架来，而且在这阵雨以前，在这儿干活的那两个人，好像不是咱俩，是别人，咱俩是下雨了才跑来相会的。不光是我一个人，我们两个人的心情一下子都变好了。当时是这样吧？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全是因为下了小雨，难道是因为不用干活了？”

“后来咱俩就上豌豆地里去了……”

“上豌豆地还要迟一些。咱俩先是把镰刀扔了，搂抱了起来。这雨不知怎的，不淋湿衣服，才飘落下来就无影无踪了。好像是一阵烟雾或者甘露。说真的，也许正是这场雨使咱俩着了魔。接着，你就叫我上豌豆地去，当时不管你叫我上哪儿，我都会跟着你去的。瞧，这会儿我记起了这件事……”

“安德烈，现在是咱们两人坐在这儿吗？再不然当年割草的不是咱俩，是别人？”

他歪着脑袋，陷入了苦恼的沉思。

“不知道。既不是咱俩，也不是什么别人，大概是第三者。后来就打仗了……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不，”他突然全身一震，“这是咱俩，是咱俩，纳斯焦娜。现在是咱俩坐在一起。要不我怎么会记起这些事呢。是咱俩。过去的事并不是一丝痕迹也没留下来。咱俩的过去并不全是不开心的事，也有开心的——你说对吗？”

“干吗要记住那些不开心的事？”

“什么都应该记住，纳斯焦娜。什么都应该记住，但是不开心的事，就好像是下体的那个玩意儿，没必要就别露出来。”

“可你还记得吗？……”

她飘飘然沉醉在亲切而又奇妙地扣动她心弦的回忆中，因此什么都不再理会了，不管他穿得多么破破烂烂，不管他多么肮脏，这是她的安德烈，是她的亲人，是她生活中唯一的欢乐。原来她生活中竟有过这么多幸福！太阳落山了，在对岸树林上空闪耀着一抹夕照，空气变得凝重起来，周遭的树木显得黑黝黝、阴森森的，这时候，她才从如痴似醉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在纳斯焦娜面前，不知从哪里戳出来的一根落叶松的枝条在微微地抖动着，松枝上，叶序整齐的针叶正从像赘疣一般难看的疙疙瘩瘩的叶芽中爆出来。在她身旁，安德烈困倦地坐在那里用鼻孔小声喘着气。她清醒过来后就猛然一惊：

“天哪，我没有柳条怎么回得了家！你身边带了小刀吗？”

“带了。”

“那就快走。”

安德烈陪着她去砍柳条，一边走一边向她打听一件事，她当时听过就算了，未加深究，过后她才猜到安德烈为什么要打听这件事：

“告诉我，纳斯焦娜，打我回到这里以后，我们村出去当兵的，有没有人给打死的？没有收到过谁的阵亡通知书吗？”

“打你回来以后？”

“对。”

“好像没有。是的，没有。最后一个牺牲的是沃洛佳·索莫夫。那还是去年秋天的事。”

“噢——噢。”

他这是想减轻自己的罪责。于是纳斯焦娜开始深思起来：他为什么要打听这个，干么要打听？仅仅是为了叫自己能心安理得些，还是他另外在打着什么算盘？

[1]俄人迷信，以为杜鹃可替人卜算寿数。一般自杜鹃开始啼时即数起，待啼声停时，数至多少，即表明可活多少岁。

[2]东正教节日，在8月2日。

19

几天以后，纳斯焦娜又划船来看安德烈，这一回划的是自己家里的小木船，米赫伊奇总算让这条船下了水。从早晨起就连绵不断地下雨，雨点虽然不大，来势却很猛，冷飕飕的，大田里的活儿干不成了。于是纳斯焦娜想去自家的菜园子里干活，那儿才开出一畦地来种黄瓜，得翻翻土，但雨下得连这点事儿也做不成，徒然湿透了衣服，很不是滋味。为了不让这一天毫无作为地白白过去，她决定划船去找丈夫，把自己好容易弄到手的蚊帐送去，还给他送一小瓶松节油去，也是防蚊用的，好让自己了却一桩心事。她庆幸米赫伊奇不在家，用不着向他解释为什么要出去；至于谢苗诺芙娜，纳斯焦娜就骗她说是去捕鱼，去一趟就来。因为谢苗诺芙娜一直唠唠叨叨地抱怨：“瞧，人家全在捕鱼，可我们家今年连安加拉河里的一条鲑鱼尾巴都还没见到过。”纳斯焦娜就这么说了声“去一趟”，让谢苗诺芙娜分辨不出她是步行去还是划船去——反正走也好，乘船也好，都可以说“去一趟”。谢苗诺芙娜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还没有来得及阻止她去或者允许她去，纳斯焦娜已经夺门而出，拔腿就向安加拉河畔奔去。桨就放在澡堂的穿堂里，那里还撂着几张绕在木桩上的旧渔网。纳斯焦娜把它们一把抓在手里，三脚两步走到河边，把小木船推到了水里。她没有先逆水启行，而是一开始就使劲地把小木船划向下游去。五分钟后，当村子已被帘幕般的茫茫雾雨遮没了的时候，她这才把船掉过头来，横渡过河。

雨水落入河中，发出低沉的、滔滔不绝的喧哗声。河面呈现出一片晦暗的铅灰色。河中的小岛看上去就像一块冲刷得模糊了的污斑，在水面上略微隆起，像一堆低垂的乌云。天空也被冲刷得模糊了，或者还不如说，天空根本没有了，它像太阳落山似的落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那儿是一片苍茫。纳斯焦娜想起：在三月里的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里，她也是在这儿，在冰封的河面上奔跑着。时序更迭，而她的境况丝毫没有变化，不论冬天夏天，都必须寻求天气恶劣的日子，一趟一趟地设法去到同一个地方，为了同一个目的。纳斯焦娜的上衣外面披着一件胶布雨衣，但早已磨损，无法防雨，背上不住地有雨水汇聚成一股股暖流淌下来，很不好受。湿淋淋的上衣粘在肩胛骨上，也很难受。纳斯焦娜皱着眉头，为了不使上衣粘在身上，不时地扭动脊背，划船的动作乱了。

她渡过安加拉河，找到了小河，就把船划进去，推向上游，在远离河口的一棵低垂在水面上的枝叶繁茂的白桦树下停了下来，这样既可以避人耳目，又可以遮住雨水。她把一张渔网随身带走，另一张留在船里。走到岸上后，她疲惫不堪地叹一口气：总算逃了出来，总算到达了目的地，而且好像刹那间就到达了。她之所以要把一张渔网带在身边，是因为她想到自己是不得不回去的。现在他们夫妇俩的一切都颠倒了过来：人们向来往回走比往前走轻松，可他们却不是这样。安德烈怎么能再回到他失足将自己的生活引上了歧路的那个地方去？！她，纳斯焦娜又怎么能回复到半年前的处境去？！今天她划船回去的时候，一定会感到多么吃力：同样一条安加拉河，却比来时好像宽了五倍；同样的桨，拿在手里却比来时沉重；同样的河水，却比来时可怕，比来时深。真巴望不用回去，留在这儿，留在她应该待的地方，跟她应该与之共同生活的人厮守在一起，不要再去过那种弄虚作假、狡诈欺骗的日子，而是还她的本来面目，让她自由自在地生活。

她重又走回到安加拉河边的乱石滩，在河水湍急的地方撒下了渔网。这种渔网只能在这个时节使用，再过一两个星期，等到河水恢复正常，重又清澈见底的时候就不适用了。去年河面开冻后，纳斯焦娜在家门前的河里好几次使用过这种渔网，捕到了鱼和茴鱼，拿回了家去。但米赫伊奇却按照老年人的习惯，除了使用渔篓以外，摈弃其他的一切捕鱼方法。而纳斯焦娜今天为了掩人耳目，只要捕到一条最瘦小的鱼就行了。主要是为了有个交代，好把事情掩饰过去，至于人家信不信，那就悉听尊便啦。不管怎样，反正事情快要结束啦。纳斯焦娜在露出树根的黑土岸壁上翻开松软的泥土，挖开泡在水里的树杈，收集了不少蚯蚓，安在挂钩上，然后绑上一块石头，把渔网撒到水里。大鱼不来小鱼来，愿者上钩吧！纳斯焦娜离开岸边时心里想：如果一条鱼也捕不到，那么至少钩上还有残饵，好让人家看到她确实放过鱼饵，确实捕过鱼，而不是在做别的什么事。米赫伊奇的脑袋瓜挺厉害，什么都会猜到的。

雨下个不停，令人心烦。纳斯焦娜产生了幻觉，似乎听见雨落到地上时发出的竟是延续不断的紧张的轧轧声。还很柔嫩的小草无声无息地承受着雨水，树上的叶子被雨淋得直打寒战。安加拉河上像秋季时节一样下着密密麻麻的毛毛雨，形成一片茫茫的雨幕。天空中有什么东西正在极其缓慢地移动着——或许这也是幻觉，是因为人的视线唯恐接触到一片空白，才想出这种幻境的吧？纳斯焦娜没有到过山上的过冬小屋，她瞎碰着朝前走：起初顺着河边一条早先有过而现在荒芜了的小径走去——这条小径只是由于草丛中还留有一块块纵向的秃斑才隐约可辨——后来拐进山里。她似乎觉得她应该可以一下子认出当年人们耕种过的地方，可是山坡上出现了很多林中旷地，她弄不清楚原先一直就是林中旷地还是后来由于田野荒芜而形成的。她从第一块林中旷地走到第二块，从第二块走到第三块，越爬越高，还是没有找到过冬小屋。由于下雨的缘故，望不见远处。她又来来去去地寻找了很久，才碰到了一泓泉水。她猜到了顺着泉水的流向往下走就能找到。果然，在一处稀疏的白杨树林后面，迎面看到了过冬小屋，看到了它那因风雨侵蚀、年代久远而发黑了的板条屋顶。纳斯焦娜又像以前有一回那样敲敲窗子，同时呼唤一声，好让安德烈听出她的嗓音，不至于吓一跳。安德烈又像以前那样冲出来，把她领进屋里，帮她脱下湿淋淋的衣服。可是这一回他俩的谈话和纳斯焦娜上次划船过来，两人在河岸上会面的那一回就不一样了。

造成这场不愉快的谈话的是纳斯焦娜。往常，当她在听安德烈谈话时，总是顺着他，相信一切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他俩现在已没有别的出路，他只能在此岸躲着，而她只能在彼岸保持沉默——咬紧牙关不说话，像幼芽钻石缝似的一天天苦度光阴，走向一条目前还看不清的、不知是否可以摆脱困境的出路。然而，一等到她孤独一人的时候，绝望之感就油然而生，令人苦恼的恐惧刺痛了她的心：他俩究竟在干什么呀？他俩在干什么，在指望什么呀？正如一棵从石缝里钻出来的幼芽，在安加拉河心水流最急最深的地方长成一棵会说话的树，事实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掩盖的。安德烈恐怕还是出来自首的好？人们相信：一个悔过的人，比十个虔诚的人更受天国欢迎。人们还应该懂得：犯了这样深重的罪孽的人往后决不会再犯罪了。当纳斯焦娜这回重又看到安德烈那张双颊弛垂的、长满了青苔似的难看的络腮胡子的脸的时候，看到他那双目光锐利、充满痛苦的、凹陷的眼睛和他那衣衫肮脏的半伛偻的警觉的身影的时候，当她在淋雨之后走进空气窒闷而苦涩的、潮湿黑暗的过冬小屋里的时候，——当她看到并感觉到这一切的时候，一阵辛酸涌上心头，她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

“你在这儿不生炉子吗？”她按捺不住痛苦的心情，这样问他。

“没有炉子，”他体察到她的心情，小心地回答。

纳斯焦娜心头涌起的沉痛和烦恼，使她感到头昏脑涨，精神空虚，性情浮躁，于是就沉吟着说：

“安德烈，还是别这样吧，啊？我们是不是别这样下去了，我们自首去吧？我愿意跟着你随便上哪儿去，不管是去服多么艰苦的苦役，——你去哪儿，我也去哪儿。再这样下去，我受不了啦。你也受不了，你瞧瞧自己，成了什么样儿！你把你自己搞成什么样子啦！谁告诉你说是要枪毙的？战争已经结束了……就这样人已经死得够多的了……”

她急急忙忙说着，看见安德烈却把脸从她面前扭了开去。安德烈惊得目瞪口呆，脸上的肌肉抽搐着，不怀好意地冷笑着说：

“你是想扔掉我了？嗯，好吧，行啊。”

“安德烈！”她大吃一惊。

“你可以扔掉我，纳斯焦娜，可以扔掉我，”他竭力改变语气，用安慰的口吻继续说。“就这样，你也已经精疲力竭了，哪能老是没完没了呢？我也该知足啦。我应该有自知之明。你可以扔掉我，纳斯焦娜，可不是用你想出来的那个办法。你说要跟我一块儿去吗？”他更加难堪地冷笑一声，然后提高嗓门说：“你该知道，他们是不会把你跟我一起枪毙的。会饶恕你，可是要枪毙我。就凭你有了身孕，也会饶恕你。那么你就一个人走吧，亲爱的，你可以得到解脱，问心无愧了。瞧，有多好啊！”

“住嘴，安德烈，马上给我住嘴！你说出这样的话来，不觉得害臊吗？”

“纳斯焦娜，我自己会有办法让你解脱。快了，很快了，用不了等多久。我不打算折磨你一辈子。既然那样的话，那就明天吧，或者现在也行——安加拉河就在近旁。甚至用不着掩埋我，为我操劳。我连绳子也准备好了。还是河面冰封的时候我到磨坊去了一趟，从那儿捞了一根绳子来，挺结实，可以承受五个人的分量。我就从你的船上跳下去，你看守着，别让我浮起来。你反正要渡过安加拉河去，那就顺便在半路上把我丢下水，这一半路程由我来替你划船。”

纳斯焦娜好像自卫似的双手按住胸口，摇晃着脑袋，不要听他的话，也不要了解这些话的含意，她恳求说：

“你干吗要这样对待我，干吗呀？我哪一点得罪了你？我只是想：怎么办才好……我并不是硬要你去，连我自己也还拿不定主意哩。我想到什么就说了出来。可你说了些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

“我不需要人家来给我拿主意，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办。我一回到这里，第一天就对你说了：绝对不许讲出去。你不可能说得我回心转意的。休想！办不到！”他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冲着她直叫，把她都吓呆了。“瞧你，多有良心，说什么是为了想怎么办才好。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想用个什么办法来把我打发掉，准是一夜没睡觉，一直在那里盘算。终于想出来了——再好没有的主意！瞧，连蚊帐也带来了，好让我手脚被人家捆起来后不挨蚊子咬。我对付得了！没有你那顶蚊帐我也对付得了！往后我什么也不需要了，省得你费尽心机给我偷东西来。够了，你够辛苦了，休息吧。以后你不要再到这儿来了，反正你来也看不到我了。说实在的，我靠你一个女人家养活，难为你了！不过，再一次提醒你记住，你要是对谁说了我在这儿待过，我可饶不了你。我的阴魂也会来找你算账。记住，纳斯焦娜。”

她朝他跨近一步，想要制止他，让他平静下来，安德烈立刻装出一副怪相，扭歪了脸，表示厌恶，双肩一耸，把头缩了进去。

“你看着我，安德烈，”她以一种略带坚决的口气请求他。“你看着我。不，你看着我，别把脸扭开去。你看着我说：我像不像你所讲的那号人？你怎么啦？安德烈，你想到哪儿去了？哎，你说呀：我像不像？”

“难道还要我在你面前认错？跪下来求饶，说我冤枉了你？或者你要我怎么样？”

“不要你认错。反过来，我倒可以向你下跪，只求你别说这种话。你不要相信自己说的那些中伤人的话，别欺骗自己。你怎么突然想起我会干出违背你意愿的事来？你怎么啦，安德烈，你怎么啦！别这样，哎，别这样……你仔细地看看我，看我是不是这样的人？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她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咬紧嘴唇，不让自己哭出来。然而悲恸难禁，由于勉强抑制着，不由得直打哆嗦。

“要我不相信自己，却相信她……好极了，”他嘟哝了一句，不知所措地扭开脸，对周围的一切充满盲目而绝望的恼恨。

他俩沉默良久，纳斯焦娜站起来走了，他却纹丝不动，照旧站在那里，没有送她。

可她没能忍耐多久，过了三天，就耐不住了。她找了个机会，对谁也没有讲一声，就推船下水，渡河到对岸去，——她不能再让自己对于他的生死存亡一无所知。深夜，一片漆黑，纳斯焦娜敲一下窗，安德烈走了出来，她喜不自胜，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一切怨恨顿时烟消云散，她终于看到他还在这儿，活着。他抚摩着她，为这次重逢也高兴得差点儿哭起来。他忏悔，管自己叫傻瓜，恳求她别生气，别把他上回说的那一大堆胡言乱语当真。他说，要是她不渡河过来看他，那他就会偷偷地搞一条船去守候着她，请求她宽恕。纳斯焦娜听了这番话，更加呆住了。她神不守舍地向他许愿：

“要是你走绝路的话，我也决不再活下去——你可要记住啊。”

20

接下去，事态发展犹如从陡峭的山峰上急泻直下，一落千丈。

星期六，纳斯焦娜烧暖了澡堂，把门关了起来。她知道谢苗诺芙娜不喜欢在刚烧暖的澡堂里洗澡，所以她就头一个洗。可是她刚刚在头上擦了肥皂（莉扎·沃洛格任娜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块黑肥皂，给了她半块），就听见有人进来了，在穿堂里脱起衣服来。纳斯焦娜愣住了，从熟悉的哼哧声中辨别出这是婆婆。纳斯焦娜在仓促中急忙把头发冲洗一下，想等谢苗诺芙娜跨进澡堂，就立即跑出去，说自己已经洗过了。但后来她改变了主意，决定不跑开，因为既然婆婆是一个人来，那就总归不会放她跑的。不行，命该如此，跑也跑不掉。这老婆子来干什么？她俩从来没有一块儿洗过澡！婆婆好像是特地趁她不备来到这里的。也许真的是特地来的，也许她真的已经知道了——已经觉察出来了，守候着这个机会，决定来证实一下。要是那样的话，马上就有热闹看了。纳斯焦娜躲进角落里，用木盆挡住身子，尽可能把肚子往里缩——可是既然鼓了出来，哪里还缩得进去？既然有了身孕，哪里还藏得住？不管你怎样躲躲藏藏，别人总是看得出的，看得出的呀。

可是这一回真奇怪，竟平安地瞒过去了。谢苗诺芙娜或许什么也没有注意到，或许是注意到了而不相信，认为这个女人发胖是由于别的原因。尽管如此，在洗澡的过程中，纳斯焦娜有两三次注意到婆婆用执拗而锐利的目光盯着她看，那时候她就把全身蜷缩起来，由于用力过猛，连颧骨都抽搐了。等到她穿好衣服走出来的时候，又懊悔不迭：刚才何必躲躲闪闪的？这恰恰是一个再好不过的良机，可以充分显示一下自己的优美身姿，如果婆婆问起来，就回答说：有了。让婆婆从纳斯焦娜本人那里，而不是从别人那里听到这个消息，反而要好些。她总不见得把开水泼过来吧；至于她会大叫大嚷，大发雷霆，那就听便。这样一来，纳斯焦娜倒可以摆脱这种漫无止境的等待和恐惧了；否则，越是等待下去，恐惧的心情就越是厉害，越是受不了。

然而这次同浴毕竟使纳斯焦娜不得安生了。从此谢苗诺芙娜就眯起一只眼睛，用一种特殊的目光紧盯着她看。纳斯焦娜知道这种目光对她决不会是什么好事。这么说，这老婆子准是猜到了什么。一场真正的狩猎开始了：婆婆一天之内不下几十次摆开架势，不再掩饰地盯住媳妇身上的那个地方看，而纳斯焦娜则在人前躲躲闪闪，或是侧着身子溜过去，或是用双手遮住肚子，用安德烈的肥大的上装裹着身子走过去，或是弓着身子，故意把胸膛挺得高高的。可是那只肚子近来却像发面一样鼓了起来，不管怎样使尽巧计，要把它隐藏起来已经不可能了。

有一天傍晚，只有纳斯焦娜和谢苗诺芙娜两人在忙着家务——各忙各的：纳斯焦娜主要忙院子里的事，谢苗诺芙娜忙屋子里的事，——婆婆装得像刚刚发觉纳斯焦娜的大肚子似的，开门见山地问：

“媳妇，你是不是有身子了？肚子彻（怎）么这么大！”

纳斯焦娜的心顿时沉了下去：瞧，终于出事了。眼前就是她将要背负十字架走上受难道路的起点。跨上这条路吧，纳斯焦娜！再也没法否认，没法隐瞒了。于是纳斯焦娜就用婆婆讲的那句话回答她，只是语气不同，换了一种坚定的语气：

“有身子了。”

“啊——啊！”谢苗诺芙娜吃惊地拉长声音说，同时由于她的怀疑终于得到证实，甚至显得很高兴。后来，她突然拖着那双病脚跑过来，嘶哑地大叫一声，人气得呆若木鸡，有好长一会儿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光知道摇晃着脑袋。

“目（母）狗！”她终于喊了出来，由于她发音含糊不清，纳斯焦娜没有立刻听懂她骂的是什么。婆婆以前是从来不骂人的。“目（母）狗！哎哟哟哟！”她捧住头大声哭叫。“扑（不）要脸，死扑（不）要脸！向（上）帝啊！最行（神）圣的圣母啊！你惩罚她吧，立刻惩罚她吧。她守不处（住）了，去找了个野男人！还一声不吭，装模作样的，这条目（母）狗！等我的安德烈回来，她，这匹雌马，已经要下崽了……你还要扑（不）要脸？你哪儿还有脸见人？你把脸往哪儿搁？教（叫）你肚子里长满居（蛆）！教（叫）你一辈子都那（拉）不出，那（拉）不出！那才好呢，那才好呢！”谢苗诺芙娜本人也被自己这番骂街话吓住了，她停下来，顿了顿，怀着最后一线希望问：“或许你是说谎吧？或许根碰（本）就没有？”

“有的，”纳斯焦娜只知道现在已不能改口了，便冷冰冰地、有气无力地这样说，同时不由地把肚子往前鼓了一下。

“又（有）的，”谢苗诺芙娜哼哼着说。“她竟说又（有）的。倒好像这是正大光明的事。做出这种丢人的事来一点也不海（害）臊——一点也不！你是一只野猫吧？是一只到处洒（撒）尿拉屎、偷食成性的野猫吧？”她想出了野猫这种新的骂人的字眼，便像对待一只野猫似的，指着门口喝道：“困（滚）出去！你这偷食的野猫，给我困（滚）出大门去！扑（不）许你这贱货留在这儿！马上给我困（滚）！哪儿来的，就困（滚）回哪儿去！等我的安德烈回来，叫我们彻（怎）么向他敲（交）代？家里养了一个什么人？收留了一个什么人？真是丢尽了脸！全村的人都会知道，全村的人都会知道的呀——田（天）哪！媳妇，我打头一天就看透了你，我一也（眼）就堪（看）出你不西（是）个好货色。找了个野男人，搞大了图（肚）子！给我困（滚），别等我拿炉叉来撵你。扑（不）许你再在这儿露面。”

纳斯焦娜就穿着随身的衣服走了出去。她把撂在台阶上的一只桶拎了起来，那是她给牛犊喂料后仓促中遗忘在这儿的。她把桶放到墙边凳上。屋里继续传来哇啦哇啦的嘶哑的詈骂声。纳斯焦娜又站了一会儿，似乎不理解也不相信这些话是在骂她，而且她果真已被逐出了家门。后来她犹豫不决地、拖拖拉拉地、仍然若有所待地打开了栅栏门。附近的林中旷地上，有群孩子在玩打拐子游戏，罗季卡也在内。纳斯焦娜问他母亲在家吗，他回答说大概在家。纳斯焦娜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就去找纳季卡。

她并不抱怨谢苗诺芙娜——说实在的，在这件事上有什么好抱怨的呢？这完全是意料中的事。但是直到最后一刻，纳斯焦娜还指望着：既然她并无过错，真理就应该以某种方式显示出来，使她免于受到这种迫害。她并不去寻求公道——此刻不可能理解什么是公道的，什么是不公道的，连她自己也早已在这二者之间彷徨歧途了，——但她希望从婆婆那里得到哪怕一丁点儿的同情，希望婆婆能默默地猜到：她视同仇敌的这个胎儿与她并不是无亲无故的呀。难道这个亲骨肉什么也没有暗示她，没有在她心中激起寻根究底的欲望？要是那样的话，对人们还能有什么指望呢？瞧，这个脓疱化了很久脓，耗尽了她的耐心和精力，现在总算破了，可是却没有什么可用来敷治伤口。单靠自己的默默的祈祷，可怜巴巴地安慰自己，说什么为了将来，现在就必须饱尝辛酸，——这对她能有多大帮助呢？况且将来又有什么好事可指望呢？没有，一点指望也没有，一点也没有。

纳斯焦娜的心沉下去后，就此没有再提上来，在下面某个地方微弱地跳动着。或许她已经是依靠她腹内的孩子的那颗心生存着。她早已把自身置之度外了，她一心要拯救的是孩子，不让他接触到她所遭受的苦难，而要把他安然无恙地怀到他应该出世的那一天。也许人们见到了孩子的面，会产生怜悯之情，不会驱逐他，不会像现在把她逐出家门那样也把他撵走。在这幢房子里，她含辛茹苦熬过了八个年头，毕竟已是自己的家了。现在弄到这步田地，纳斯焦娜并不抱怨，——不，她并不抱怨，而是感到羞愧；也不是为自己羞愧，她知道自己走的是什么路，而且是心甘情愿走这条路的；她之所以感到羞愧，是因为发生了这样的事，使她非得去恳求人家留她寄宿不可。要离开这个村子是不可能的，她的手脚受到双重束缚，而且也没有地方可去。她举目无亲，孤苦伶仃。

她来到纳季卡家门口，吃力地倚靠在门框上，在没有谈妥前不敢朝屋里走。谁知道呢，也许纳季卡会拒绝她。现在对每一个人都必须重新认识：一旦你离开了你往常所处的而且为人们所习惯了的位置，那么一切都会对你变得迥然不同，人们就会对你另眼看待。纳季卡一边在生旺了的炉子边张罗着，一边问：

“怎么，累坏了？”

“你肯让我在你家住几天吗？”纳斯焦娜直截了当地开了腔，她已经没有精神再拐弯抹角了。

“让谁——让你？”

“让我。”

纳季卡本打算对她的请求一笑置之，但忽然仔细地打量起她来，说：

“出了什么事？”

“给撵出来了。”

“把你给撵出来了？”

纳斯焦娜指一下肚子说：

“你瞧见了吗？”

“啊哟哟哟！”纳季卡像唱歌似的叫了起来，连声音都变了，她惊叹着问：“是真的吗？你在哪儿搞大了肚子？别忙，别忙，”纳季卡冲到纳斯焦娜身边，把她拉到木床上坐下，自己则站在她对面，弯着身子。“世界上竟有这样的事？看来还是真的喽。这可是谁都料不到的……你在哪儿搞大了肚子？嗨，看你干的好事！瞧一个哇哇叫的小家伙就要出世，来叫给你听啦！快啦，就要叫啦！真不赖！这是谁把你肚子搞大的？”

“是圣灵，”纳斯焦娜情愿付出一切代价，但求人家什么也不要盘问她，不要打搅她，折磨她，让她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待着。她感到厌烦透了。

“就算是圣灵，”纳季卡走到她紧跟前。“我也想知道知道。当然，如果是保密的，那就算了。不过这里好像压根儿没有过这么一个男人嘛。不，你还是直截了当说出来吧，别兜圈子了。我说不定自己也想试一试这个圣灵呢！”

“你找不到他了，纳季卡，”纳斯焦娜知道，只要说给纳季卡一个人听，就再也不需要对其他人作任何解释了，因此她决定讲给她听。这可真讨厌，但是没有办法，总得说点什么嘛。她干违背良心的事已不是第一回，而且这次恐怕也不是最后一回。“你可记得那个特派员来过？”她问。“就是登记公债的那个？”

“怎么样？”

“就是这么样！”纳斯焦娜生气了。“我们套上了车一起赶路，就……搞大了肚子。要干这种事还用得了多久？”

“用不了多久，用不了多久，我知道，”纳季卡连忙表示同意。“可是以后的事情对付起来就长久了。唉，纳斯焦娜！你总是装作安分守己的样子，那个腼腆劲儿，一动就脸红。这一下你可露馅儿啦！那么往后你打算怎么办？要是安德烈回来了可怎么办？他会打死你的。”

“管它呢。你干吗老是盯着我问：怎么办？怎么办？我怎么知道？！你还是告诉我吧：我可不可以先在你这儿熬过一段时期？行吗？”

“行，行。你还能上哪儿去呢？如果有什么事，咱俩一起来对付。老太婆当然不会可怜你，她现在恨得咬牙切齿呢。你要送给她一个小孙孙了，”纳季卡忍不住吃吃地笑了。“怪不得她总是盯着你。女人哪里管得住？女人耍起花招来，不但能捉弄别人，连自己都能捉弄哩。比如说，有谁能料到你会来这么一招？唉，纳斯焦娜！你好大胆，好大胆，往后日子可不好过呀。没关系，让我们一块儿熬着过。我是早就习惯了的。你就是这样空着一双手来的吗？什么也没拿吗？还是让我去一趟，到那儿去拾掇一下，拿点东西来吧？”

“不必了。过几天我自己去。”

“自己？得了，你什么都是自己、自己，结果就自己出毛病了。可你不要泄气，不要泄气，你不会完蛋的。比这更糟的事也都有过，从前就有过这样的事：连狗和狼都在一起过日子。咱们也可以一块儿过日子的。要不然，怎么两个人都叫一个名称，都叫女人呢！管它呢，你生吧，生下来以后咱们再看着办。那么他叫什么名字呢？”

“谁叫什么名字？”

“谁……还有谁？就是你那个，替你订购公债的人？好狡猾的家伙！至少你问了他名字吧？”

“没有。”

“没有问名字？你真傻，纳斯焦娜。那你以后怎么称呼孩子的父名呢？到底是没生过孩子的人啊。去登记出生证的时候，他们要问的。没关系，我们编造一个。反正有的是时间，我们还来得及替孩子找个父亲，找个最好的父亲。”

纳季卡又叹了一阵气，随后就一转身溜出门去了。既然早晚全村的人都会知道，何必放过第一个报信的机会呢！纳斯焦娜独个儿留下来，躺倒在木床上，合上双眼，一种灼人的剧烈的痛楚压迫着她的呼吸。她真想尽情地大哭一场，借以摆脱那笼罩着她全身、使她不堪负担的极度的痛楚，但是担心眼泪会使胎儿受到损害，她只好忍住，没有哭出来。她在木床上翻来覆去，拉长声音呜呜咽咽地呻吟了好一阵子，一会儿跳起来，一会儿重又倒下，丝毫没有因此而感到轻松，备受折磨的心灵既未得到片刻的宁静，也不觉得疲劳。

夜里，很晚了，米赫伊奇来了，让罗季卡把纳斯焦娜叫到院子里。他在一段有不少枝丫和斧头砍过的痕迹的原木上坐下来，纳斯焦娜始终站着。她几乎都站不住了，可是又压根儿不愿坐下去，因为站着至少还可以倒换一下脚，活动活动。如果叫她坐着，一动也不好动，就益发难受了。米赫伊奇用粗糙的、打哆嗦的手指装满一筒烟，掏出火镰打火，打了半天才点燃，然后开始吸起来。他呛了一口烟，憋住了，咳嗽起来；他把脸扭开去，俯向地面，咳得连五脏六腑都差点吐了出来，过了好一阵子才喘过气来。纳斯焦娜等待着。米赫伊奇喘过气来之后，又吸了几口烟止咳。然后抬起一双泪汪汪的眼睛望着纳斯焦娜，疲惫地强求她说：

“他在这儿，纳斯焦娜。你别否认，我知道的。你对谁也别说，就对我一个人说实话吧。说实话吧，纳斯焦娜，可怜可怜我。我到底是他的父亲啊。”

纳斯焦娜摇摇头。

“让我们见一次面吧，见最后一次。求求你了，纳斯焦娜，答应我吧。如果你瞒住我，那可是天理不容的啊……我想问问他，他这样做指望的是什么？啊？他没有跟你说过吗？我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为什么他还要叫我受这份耻辱？我们这个家族有过各种各样的人，可就是没有人坏到这种地步……真是个混蛋。亏他做得出来……让我们见见面吧，纳斯焦娜，”他几乎用威胁的口吻要求着。“求求你了，让我们见见面吧。得趁他还没有坏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劝他及早回头。你自己也看到的：再也不能胡闹下去了。够了。可怜可怜我吧，纳斯焦娜，帮个忙！你也会好过一些的。”

纳斯焦娜被他哀求得有点犹豫了，但终于还是摇摇头，说：

“你说什么呀，爹？我能告诉你什么呢？——没什么好说的。连个人影都没有，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没有。”

“你别撒谎，纳斯焦娜，”米赫伊奇站起来，把烟斗在脚上敲一下。“你的谎话说给谁听？我原想能跟你好好地谈谈的。你的肚子是他搞大的！除了他还有谁？你以为我不了解你？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你编的故事只能哄骗老婆子，哄骗娘们，可骗不了我。你还给他拿了枪去，拿了许多东西去。瞧，这就是证据，”他那烟斗几乎碰到了纳斯焦娜的肚子，又缩了回去。“你把肚子里的娃娃藏到哪儿去？藏到哪儿去？我问你话呀！”

纳斯焦娜心里明白，她是不应当这么回答公公的，但又想不出其他的回答，不知道还能用什么其他的话搪塞，就力图尽快结束谈话，重新回去躺倒在床上，于是打出了那张极不体面的、卑鄙的、虚假的王牌：

“我和你们家的安德烈在一起生活了四年，没有一男半女。你还说什么证据！”

米赫伊奇愣住了，惊慌地眨着眼睛望望她，接着，转过身，迈着沉重的脚步向大门口走去。这时候，显然是有人从街上经过，米赫伊奇打开了门，赶紧往后退了一步，但随即振作了一下，走了出去。

21

纳斯焦娜久久地躺在床上，假装睡着，一直等到纳季卡和孩子们终于都进入了梦乡，她还耐心地等待了好一阵子，以防万一有人还没有睡熟。等一切都万无一失之后，她这才悄悄地起身，抓过大衣、棉袄和皮靴，光着脚板，踮起脚尖走了出去，到了台阶上，在那堵没开门窗的墙壁跟前穿上衣服和靴子。她把全身穿好，没戴头巾，呆呆地站在台阶上，一步也不跨下去，因为她还在犹豫，还在考验自己：要不要照原来的打算去做，还是哪儿也不去，重新躺回到床上，哪怕暂时忘怀一切，沉浸于那虽已失去却一心向往着的宁静之中。

夜晚使人感到可怖：更深人静，漆黑一团。昨夜下过雨，早晨又洒过好几阵稀疏的大雨点，就像从树上吹落下来一样，这是从云端里飘落下来的最后一点残雨了。以后就没有再下成，阴霾徒然密布了一整天，此刻似乎更加阴沉沉的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几乎分辨不出房屋，必须瞪大眼睛仔细凝视，好不容易才辨别出近处的农舍，——说不定还不是辨别出，而只是凭熟悉的地点猜出来的呢！沉重的天空低垂在头顶上，仿佛感觉得到它那不同于大地的寒冷的潮气和异样的气流。周围是一片凶险的黑暗，在她想象中，安加拉河上一定更加可怖，其实，要不是纳斯焦娜害怕这样的黑夜的话，这天夜里倒是最适合隐蔽的了。

她从台阶上站起来。她要去的地方正是安加拉河。她早知道，只有选天气恶劣的夜晚，才能避人耳目，上那儿去。为了不致绊着什么东西摔倒，她迈着碎步，穿过牛犊栏来到澡堂——三天前这澡堂还是她自家的，——在穿堂里摸到了双桨和篙子。纳斯焦娜不去拿单手操作的橹，因为她没有学会使用这种家伙。现在她已不住在古西科夫家，未经同意而擅自使用他家的船，就有点像偷窃。可是纳斯焦娜除此以外别无他法。总不见得到完全不相干的人家去拿？——人们会放出狗来咬她，或者想出更厉害的办法来整她。她现在的遭遇就已经够她受的了。仿佛是为了要使她更加感到恐怖，村子里某个地方突然有一只狗莫名其妙地吠叫起来，接着另一只狗也跟着叫起来。纳斯焦娜惊慌地站定了，在栅栏旁边蹲下，心里怦怦乱跳，一直等到狗吠声静息下去。今天她害怕所有的一切：害怕黑暗——其实黑暗对她是很相宜的；害怕寂静——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鸦雀无声，而且空气感应也特别灵敏，稍有一丁点儿声音就可听得见；还害怕这狗吠声——其实很可能这狗是无缘无故、从睡梦中糊里糊涂地吠叫起来的，因为很快就静息了，——她似乎觉得所有这一切都是居心叵测，预示着不祥之兆。她小心翼翼地，每走一步都贴着地面倾听一下，几乎匍匐着，走下了陡岸，但是乱石滩上的卵石在她脚底下碰出的沙沙声，在她听来简直是轰鸣，小船推到水里去时发出的响声，在她听来也如轰鸣一般。纳斯焦娜把船撑开之后，跳进船里，俯伏着身子，默不作声，听凭水流把船送往村外。

在这儿安加拉河上比较明亮；从河中升起一片灰色的闪光，河水在闪光中忽隐忽现，仿佛是在那里起伏翻腾。比闪光略高的地方，是一片晦暗的空间，接着又有一道道不知从哪儿射来的比较模糊的微光，在这微光后面，紧接着就是一片漆黑。纳斯焦娜睁大了眼睛寻找那个白色浮标——就是当初她帮助马特维老爹运来安放的第二个浮标——的灯光。浮标仍在原地，灯也没有熄灭，这使她的心情略微轻松了些。浅滩处的流水声在深夜里显得比较喑哑、宁静，而深水处那种雄劲、悠长、伴随着轻微的啸声的汩汩声，现在听起来十分悦耳。黎明前的微风漫无目的地回旋着，紧一阵松一阵。

该划桨了；不管天色多么晦暗，夏天的夜晚毕竟是短促的。纳斯焦娜起初还打算趁天亮前赶回去，但现在她知道办不到了。她躺在床上和坐在台阶上的时间太长久了，偷偷地去拿桨和躲在船里随波逐流的时间也太长久了，——时间是不等人的。不过即使天亮了，只要能赶在人们起身之前，赶在人们来到河边之前回到村里，就无妨了，就不至于在众目睽睽之下靠岸，而为流言飞语提供更多的话柄。也许她这是最后一回划船前去，往后就不必再去了。不能再拿自己的命运去冒风险啦，——够了！纳斯焦娜即使今天不划船去，看来她也已经在某个地方、某个时候做了失策的事，暴露了不该暴露的过多的破绽，——至于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暴露了什么，现在又何必再去追究呢？追究不出任何结果的。但愿今晚来得及去向安德烈通风报信，和他商量妥当就好了，至于以后再发生什么事，就只好听天由命啦。她感到极度疲乏，实在支撑不住，真想把船划得远一些，然后放下桨，躺下来闭上眼睛，任凭船只漂流，把她带到随便什么地方去，反正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了。

谢苗诺芙娜把纳斯焦娜赶出家门，已经三天了，可是纳斯焦娜总还是不愿意相信：她现在是借住在人家家里，从此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走进自己房间里去换衣裳，不能再在入睡以前坐在木床上羞答答地抚摩自己的肚子。现在，已没有必要再把大肚子隐藏起来了，随便什么人只要愿意都可以瞪出眼睛来望它，把探索它的公开秘密当做消遣，这样一来，她对孩子的柔情蜜意，以及对孩子那日益旺盛的生命力的敏锐而又怯生生的感觉，也就开始逐渐淡漠以致消失了。剩下的只有恐惧：孩子的命运将会怎样？人们用锐利的、审讯似的目光，好奇地、猜疑地、恶意地望着她，——要无休无止地忍受这种目光，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纳斯焦娜本人无法理解她所遭遇到的一切竟然都是真情，旁人也是如此，不能相信她就是他们以前所熟悉的那个纳斯焦娜，人们总想探究传闻到底有没有根据：肚子究竟是不是真的大了？或许又瘪下去，消失了？然而没有任何一个人给过她一点鼓励，就连莉扎·沃洛格任娜那样知心的朋友也没有对她说过一句鼓励的话，比如说：你可要沉住气啊，别怕人议论，生下来的孩子是你自己的，不是别的什么人的，应该保护好，至于人们说的闲话，过些日子就会平息下去的。如果莉扎推算日期，只消有一点儿沾得上边，就会怀疑到马克西姆头上而找她来算账的。没准她现在已经起了疑心，正在那儿推算，——又有谁知道呢？那个卡捷琳娜，就是涅斯托尔的老婆，不就疑神疑鬼地在斜着眼睛瞧她吗？纳斯焦娜总不见得走到她跟前去对她解释，说是你放心吧，我大肚子并不是你的涅斯托尔出的力！

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纳斯焦娜所编造的关于特派员的那一番话，——看来这也是必然的。可是纳斯焦娜并不因此而感到轻松些。娘儿们好办，容易对付过去，她知道自己在她们面前问心无愧，即使她们怀疑她有的那种错误，她也没有犯过，因此她望着她们，毫无愧色；最糟糕的倒是有人暗示到了一些接近于真实的情况。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得悉了她的罪孽后第一次见到她时就眯着他那双狡黠的、诡计多端的眼睛，好像了解底细似的摇晃着脑袋，带着试探口吻说：

“小娘儿们，还得搞搞清楚，是谁赏给了你这样一枚奖章。啊？”

于是他像审讯似的目不转睛地用锐利的眼光注视着她，希望她脸上有根青筋会突然跳动，她会无意中泄露真情。

“那你就去搞清楚吧，搞清楚吧，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纳斯焦娜近来总是不甘示弱，要和他顶嘴，这一回也是用同样的语气回答他。“要不我就悄悄地去告诉人家，说是孩子生下来准像你。”

“呸！恶婆娘！”他啐了一口，一边走开去，一边威胁她：“没关系，孩子像谁，我们会搞清楚的。”

这一招可真把纳斯焦娜给吓坏了。该怎么办呢，她心里无数。总的来说，往后该怎么办，她一点数也没有。她已经没有能力思考和拿主意了，因为打从谢苗诺芙娜骂走她那一天起，她就呆掉了，从此再没有恢复常态。周围的一切都变得不顺心，似乎都同她格格不入，都在跟她作对，都在窥伺她的一举一动，窃听她的每一个心思。为了不让自己麻木到完全僵化的地步，她坚持活动，出去干活儿，人家问她话的时候也回答几句，可是回答些什么，干过什么活儿，到过什么地方，她一转眼就忘记了。晚上她总是心如刀割，痛苦不堪，无法解脱，几乎经常彻夜不眠；白天，她分不清早晨还是傍晚，——整天迷离恍惚，晕头转向，踉踉跄跄。纳季卡时常不得不呵斥她，把她拉到桌子边吃饭，推她到床上去睡觉，带她到地里去干活儿。纳斯焦娜顺从地走来走去，要她干啥她就干啥，干过之后又发呆了，漫无目标地注视着前方，显得精疲力竭的样子。她一直在等待着割草期，再过几天就该开始割草了；不知为什么纳斯焦娜相信：到了这个愉快的、以前她所喜爱的农忙期，她那陷入了泥淖的痛苦不堪的全部遭遇必定会发生转折，得到某一种结局。够了——哪能老是这样没完没了呀？！

今天她本来不打算去找安德烈，可是晚上纳季卡参加青年晚会后回来告诉她说：

“你听我说，纳斯焦娜，人家在议论你，说什么把你肚子搞大的不是野男人，而是你自己的丈夫。”

纳斯焦娜顿时感到血往上涌，浑身发热。

“叫我上哪儿去找自己的丈夫？”她强作镇静地哼了一声。“已经分别四年了，难道搞大肚子还用得了那么多时间？”

“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总是疑神疑鬼。我想这恐怕是他传出来的，”纳季卡解释说。“这老家伙尽喜欢没事找碴。别看他对女人来说已经派不了用处，可就会搅乱人心，尽揣摩些新鲜花样。”

“既然说是自己的丈夫，就算是自己的丈夫吧，”纳斯焦娜故意认了账，意思是表示：你们要怎么讲就怎么讲，我不在乎。

可是事后她却慌了：啊呀，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这个坏透了的家伙，不揭穿别人的隐私是决不会罢休的！像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这样的人，全世界再也没有第二个。事情一旦落到他手里，他非要寻根究底，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他会到区里去，找到特派员，对那人使个眼色说：用不了多久，人们在阿塔曼村就可以看到他的小崽子了。不用说，对方准会赌咒发誓，火冒三丈，接着，他们两人就会作一次严肃的谈话。不行，安德烈非离开这儿不可，不管到哪儿，随便到哪儿都行，反正非离开不可。或者出来投降，因为自愿投降的人，更有希望得到宽恕。天哪！不管绳索绕多少圈，总会有个尽头的呀。他闯了好大的祸……好大的祸啊……为什么要这样呢！即使他离开这里，永远不再露面，就像世上根本没有过他这个人一样，——她实在不知道到底希望他走哪一条路！——那么孩子仍然会落得一个他最不希望让孩子蒙受的坏名声：人家会说，当初曾经有过一种传闻，说孩子的父亲是个从战场上开小差回来的人。而且这种坏名声是无法消除的。人就是这样的脾气：你对他说，某某人是魔鬼生的，他相信倒不会相信，可总忘不了魔鬼生的这个说法，甚至会去找出上百个证据来，证明确是魔鬼生的。所以说，孩子一生下来就要蒙受耻辱，而且今后一辈子也摆脱不了。即使在这件事上也不可能得出他俩所盼望的结果，根本不可能。父母犯下的深重罪孽将会给孩子带来苦难，他怎能摆脱这种苦难呢？！他不会原谅他们，他会诅咒他们——真是活该！

周围一片黑暗，看不到一线光明！天空沉甸甸地压在头上，四周只有河水，根本不知河岸在哪里。河水一刻不停地翻腾着，忽而分开，忽而闭合。浮标的灯光若明若暗，往往闪烁一下，随即就消失了，真不知道灯火是仍然亮着还是已经熄灭了。深夜，河面上散发出一股阴森森的、死一般的气息——这是被河水冲毁了的古老墓地的气息。这股腐朽发酸的霉烂气味呛得喉头直发痒，她的心脏战战兢兢地缩在一个角落里，几乎要停止跳动，以躲避那不明不白的召唤，她似乎觉得河水深处马上就会响起一个声音，说出一些必然不吉祥的话来，使得她不愿再向前行驶。

纳斯焦娜把双桨轻轻地插入水里，没有引起泼溅声，然后小心翼翼地划着，让小船向前驶去。她似乎觉得，小船在行驶时是静悄悄的，她竖起耳朵倾听着周围的每一个声音——也不知是河水的声音，还是来自另一个世界——冥府的声音，——她对一切都保持着警惕，做好了各种准备。因此，当岸上响起一个短促的干巴巴的声音，好像有人在把木桨放到木船上去时，她立刻就听见了这声音，惊呆了。紧接着，她清晰地听到把木船从沙砾滩上拖下水时所发出的那种摩擦的声音。那条船被推进水里，引起一阵骚动的泼溅声，然后一切都静息了。可是不久之后，一支橹有节奏地划破水面而发出的轻微的扑哧扑哧的响声就传到了纳斯焦娜耳朵里。

毋庸置疑：有人划了船在跟踪她。这人起初守候着她，等到她把船划出之后，就动身跟踪。这人是谁呢？是米赫伊奇还是外人？在同一个岸壁底下，附近还停着两条船：一条是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的，一条是阿加菲亚·索莫娃的，这两条船都可以使用，因为都没有上锁。纳斯焦娜一动也不动；她的木船打横了，任它随波逐流，叉开在水面上的双桨划出两道波纹。已经没有办法再往对岸划去了，因为既然她听得见别人，别人一定也听得见她。想得倒美，还打算划一个来回，去通风报信呢！现在只得回去了。但愿跟踪她的人是米赫伊奇，那还不算太可怕。如果不是他，可怎么办呢？不管来者是谁，她反正已经给他暴露了这条水路。

追来的那条船听不见纳斯焦娜的划船声，也静息下来，后来又悄悄地摇起船尾的橹。纳斯焦娜使自己的桨声与这橹声配合，瞎摸着朝河岸的方向划去。河岸离开这儿可不近，不过在下游岸边有一个长长的岬角，一直朝安加拉河伸展过来，河水汹涌地扑打着岬角的石岸。但愿划到岬角附近，就不必担心划桨发出的声音，只要不发出碰撞声就行了。均匀的、隐约可闻的船橹拍水的声音赶了上来，先和纳斯焦娜并行了一会儿，后来超过了她，重又隐蔽起来，只等纳斯焦娜暴露自己，等了一会没有等着，这条船就又向前摇去。

纳斯焦娜似乎觉得天色已经微明。空中出现了模糊的铁锈色的大块斑纹。黎明前天气转冷。微风习习，从水面上吹来，在船侧拂起一阵阵涟漪。纳斯焦娜照旧偷偷地向前划去，终于抵达岬角，用篙子把船撑到了岸边。现在就不必再藏头露尾，相反，最好是有意发出一些乒乒乓乓的响声，好让跟踪她的那个人知道，她原来就不打算渡过安加拉河去，只不过是因为睡不着觉，才到自家岸旁兜兜风，排遣愁闷而已。她很疲乏，对什么都厌倦了。她已经心力交瘁。但愿马上有个结局，不管什么样的结局都要比现在这样过日子强些。真想睡一觉，可是她心里明白，由于事情没有办成，未能到安德烈耶夫田庄去，她是睡不着觉的。她此行反而把事情弄糟了：暴露了安加拉河这条线索。

船靠岸后，她不知为什么向陡岸攀登上去。东方确实已经破晓：山那边透出一抹微光，在黑茫茫的空中闪烁着。黑夜已经在逝去，看来天气也有变化，到了白天，这块阴沉沉的铁幕大概总可以从天空卸下了。这是一个阴森、不祥的夜晚。就是灵魂纯洁的人，在这样的夜晚也会觉得苦恼，更何况纳斯焦娜呢。她那受尽折磨的似乱麻般的心灵已经疲惫不堪，在一味地痛苦呻吟，哀哀哭诉，却找不到一线希望。

纳斯焦娜突然一脚踏空，连忙伸出手去，竟抓住了一个歪斜的木头十字架。她惊慌地大叫一声。天哪，她来到了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埋葬浮尸的墓地！这一吓，把她吓得浑身直冒冷汗，一双脚顿时瘫软下来，不听使唤了。纳斯焦娜匍匐着离开坍塌了的坟墓，连滚带爬回到岸壁下面停船的地方。老天爷，行行好吧！这算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她受的惊吓难道还嫌少吗？她不管是否会被人听见，抓起篙子，用尽全力把船朝上游方向撑去，以便尽快离开这个使人毛骨悚然的可怖的地方。

这块墓地是雇农米什卡在一个夏天之内开辟出来的。战争初期时，米什卡还只是个孩子，从孤儿院来到阿塔曼村，现在已经长成一个几近成年的小伙子了。

近来，安加拉河里浮尸的数量空前增加。这是什么缘故呢？按理说战争结束了，人们不是更有盼头了吗？或许是因为生活上的变化太大，不是所有的人都承受得住如此急转直下的变化，于是弱者就投水身亡？这种事谁闹得清呢？……雇农米什卡（由于他起初在农村靠做雇工糊口，人家就给他起了这样一个绰号）不厌恶这些浮尸，把它们捞起来埋葬掉，每堆起一座坟墓，村苏维埃就给他十个卢布。雇农米什卡对于能挣到这种钱，觉得很高兴，于是连日在河面上晃荡，用锐利如鹰的双眼探索着猎物，他已经在下坡的牧场上掩埋了四具浮尸，都是随随便便掘个坑，一埋了事，并没有费多大劲。只要集体农庄证明他埋过，村苏维埃就凭这证明付钱给他。

纳斯焦娜在把船撑回去的时候，一路上晃晃悠悠，浑身发抖。她不是明明记得这里有一个墓地的吗？白天她只要走到离墓地一俄里远的地方就赶紧绕道而行，不敢朝这个方向望一眼，想不到夜里自己爬了进去。而且一直爬到了坟头上——这是怎么搞的？！她叹着气，由于恐惧和厌恶而战栗着，不禁为自己担心起来：她被玷污了。后来她把抓过坟头上黏土的那双手洗了又洗，但总觉得手上散发出一股类似酵母的气味。

不过她并没有忘记察看一下：她发现跟踪她的那个人摇的是阿加菲亚·索莫娃的船。

22

早晨，纳斯焦娜没有出工。纳季卡也没有出工——这并不是出了什么事，而是因为明天要出发去割草，今天如果谁需要收拾收拾行装的话，照例是可以留在家里的。纳斯焦娜终于盼到了割草期，现在她把希望寄托在这一段时期，企图在此期间能获得一些特殊的解救办法，尽管她并不清楚割草期对她会有什么帮助。可是毕竟是割草期啊……往年她到了这个时期，总是心情开朗，兴高采烈，割草期的任何活儿她都乐意去干。她喜欢在日出前就踏着露珠出工，站在一块草地边沿，把手里的大镰刀贴近地面，接着就向草丛挥去，先割个样子来看看，以后就不停地挥呀，挥呀，整个身心都陶醉在青草割下来时发出的响亮的咔嚓咔嚓声中。她也喜欢在午饭后割草，倾听那一片如同呻吟的咯吱咯吱的脆裂的响声，那时候暑热尚未消退，休息过后，懒洋洋地、顽强地伸展双臂，来回挥动着镰刀，越干越来劲，竟忘了是在干活，而以为是在游戏；心灵燃烧着愉悦的、难以克制的激情，——你会出神地向前走去，开玩笑似的挥镰割着青草，走一步挥一下，仿佛逐渐进入到早已忘却了的神秘而亲切的意境之中去了。她甚至还喜欢在闷热的暑天耙干草，那时候，收割下来的干草又燥又脆，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丰收的杂草散发出浓郁刺鼻的醉心花的气味；她还喜欢堆草垛，堆草垛这活儿总是进行得迅速而顺当，还可不时地仰望着天色，眼看着日头渐渐偏西，直到把干草全部堆好；她也喜欢在草垛中间忙忙碌碌地挤来挤去，——总之，她喜欢割草期间从开始到结束、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的全部劳动。

但那是另外一个纳斯焦娜。是的，那是另外一个纳斯焦娜，然而这个纳斯焦娜比那个还要性急，她怀着不可名状的激情和盲目的信心盼望着割草期，似乎在这个时期可以决定她的全部命运。的确，她仿佛觉得，在割草的日子里，一切都可以弄清楚：她应该在哪里，和谁生活在一起，恨谁，爱谁。她是多么渴望再在日出之前独自一人走出去，站在田界上齐腰的杂草丛中，挥舞着大镰刀——顽强地、挑衅似的挥舞着，毫不停顿，直到开出一条路来，一直通到前方田头，才回头望望，轻松地舒一口气。无怪乎人们有这样的说法：干活儿累死人，但也正是干活儿养活人，保佑人平安到老。主要是保佑人平安到老。

可连这点也已经是昨天的事了，而今天，在昨夜不让她同安德烈会面之后，纳斯焦娜已迷惘得不知所措了。疲倦如她所期望的那样变成一种掺杂着复仇心理的绝望。她什么也不要了，对任何事情都不再指望了，内心深处仅有空虚而可憎的沉重之感。昨天还认为是办得到的、有希望的，可今天已落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她一夜没有合眼，感到头痛——其实已不是疼痛，而是一种无休无止的苦恼；腹内怀着胎儿的地方似乎受到了压抑，隐隐作痛，她不知道这种感觉是正常的还是孩子已经被摧残了。“瞧，你想得倒美！”她懊恼地诅咒自己，不知该怎么办。“活该！”

她什么事也不做，什么事也不打算做，空垂着双手，从这个角落晃荡到那个角落，从屋里晃荡到街上，又从街上晃荡到屋里，好像在寻找什么，等待什么——可是没有找到，没有等到。她不时地把莉德卡抓来搂住，亲热地抚摩她，弄得莉德卡厌烦了，以后就总是避开她。

“你怎么啦，精神失常了吗？”纳季卡呵斥她。“昨天夜里你到哪儿去会男人了？”

纳斯焦娜并不感到诧异，也不觉得恐慌。她确实是去会男人，人家为什么不能问呢？

“本来打算去找自己的丈夫，后来打消了念头，”她回答。往往说了真话反而不容易叫人相信。而她呢，又偏偏觉得说真话要容易得多。骗人骗得厌烦了。一切都厌烦了。

“是精神失常了，”纳季卡断定。“好吧，既然你听不懂人说的话，那就算了。你赶快生下孩子来吧，别折磨自己了。你生的是孩子，可不是狗崽子啊！”

真得感谢纳季卡，多亏她收留了纳斯焦娜。除了她以外，纳斯焦娜就没有别的人可以依靠了。不过纳斯焦娜又怎么可以去抱怨别的人呢？是她自己离弃了人们。纳季卡对她一片真心，可她却把纳季卡当作可诅咒的仇人，尽说些谎话愚弄纳季卡。纳季卡头脑简单，相信她，可是总有一天纳季卡也会发觉自己长时期来受了愚弄，那时对她就不会客气了。纳斯焦娜已误入歧途，走投无路了。

午饭前，米赫伊奇穿过冷僻的小巷，又来了，他又把纳斯焦娜叫到院子里去。他很着急，一见面就开腔了，两眼盯住纳斯焦娜，没有丝毫温情和怜惜，说话硬撅撅的：

“听着，媳妇。如果他在这里，趁人家还没逮住他，叫他赶快逃走或者想想别的办法。村里的男人们好像在动什么脑筋。有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在替他们出主意。涅斯托尔今儿个到卡尔达村去了。不会是无缘无故去的……”

纳斯焦娜不吭声。米赫伊奇转过身，已经打算走了，又用那干巴巴、火辣辣的声音补充说：

“我本来是要诅咒你的，媳妇，因为你没有让我见他一面，不过就这样你也少不了要挨人骂。这份罪孽是你自作自受，你怎么也逃不脱的，”心里剧烈的痛楚终于流露了出来，米赫伊奇承认说：“他也不是个东西，竟害怕跟父亲谈谈。唉！得了吧，你们俩……”

他把手一挥，迈开瘸腿，跨过围栅回去了，模样难看而又可笑。

纳斯焦娜呆若木鸡，一动不动地在院子里又站了好一会儿，她打算作出一个重要的、必要的决定，可是办不到，徒然地一次次被糊里糊涂的思想搞得晕头转向。一切都已化为灰烬，无济于事了。现在还能打什么主意呢？太晚了！

她已不再相信任何事情：不相信米赫伊奇来过，不相信昨夜有人在安加拉河上跟踪过她。她似乎觉得这一切都是从她那病态的头脑里臆想出来的，现在她把臆想的事忘掉了。以前她寂寞无聊的时候，喜欢臆想她曾遇到过各种有趣的事，有时想得入了迷，竟很难分清是真是假。现在大概也是这样。纳斯焦娜的头实在是痛得要裂开来，她恨不得给自己揭掉一层皮。她尽力减少思索和走动，反正她也没有什么事情可思索，没有什么地方可走动。够了！

傍晚，纳季卡带来一个新消息：民警布尔达克来了。纳斯焦娜不作声，将信将疑：也许来了，也许根本就没有来。谁也说不准。才不相信他们呢，他们就会造谣。就算来了，又有什么可怕？他要到阿塔曼村来的原因还会少吗？比如说，来捕鱼，或者来行使自己的职权，催逼人们缴税。阿塔曼村是归他管辖的地段，他每天都可以在这里晃荡。来就来吧——有什么了不起的？

晚上，她很早就上了床，尽管纳季卡的孩子吵闹，她却怀着悲哀很快地进入了梦乡。恰好到了预计的时刻，似乎有人推了她一下，她醒了。她感觉到自己休息过后精神爽了，头脑里冷静了。纳斯焦娜不知道此刻几点钟——墙上挂钟的钟摆一动不动地垂着，默不作声，——但她不知为什么相信自己没有耽误时间，别人不会赶在她前头。她穿衣服时并没有偷偷摸摸地穿，而且堂而皇之地走出了屋子，把门紧紧地带上。当一个人不是躲躲闪闪的时候，做起事来易于成功，而这一回她极其需要成功。

纳斯焦娜到这时候方才注意到：一天下来天好歹总算放晴了，现在天上隐约地闪烁着星星。夜深人静，天色晦暗，但在这种均匀的暗淡的光线下周围的一切还是可以看得相当清楚，而在宽敞的长廊似的安加拉河上，四周就更加明亮了。纳斯焦娜从岸上解下小木船，推到水里，立刻就开始划桨。要赶时间，赶去向丈夫通风报信。必须去同他道别。这一别是永诀，还是后会有期，那就不得而知了。

真惭愧啊！……为什么不论面对着安德烈或者众人，或者面对着自己，总是感到惭愧得无地自容呢？她在哪里犯了这么深重的罪孽，竟不得不这般惭愧？

在幸福的日子里，生活过得多么轻松、自在；在不幸的日子里，又是多么凄惨、可悲！为什么不容许人们把某一时期的幸福储存起来，以备后来在另一时期用以减轻沉重的苦难？为什么两种生活之间总是隔着万丈深渊？人啊，当你的命运被注定下来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干什么去了？你为什么要同意接受这命运？正当你为了避开灾祸，需要高飞而不是爬行的时候，正当你最需要翅膀的时候，你为什么毫不犹豫地就让人家把翅膀剪掉呢？

纳斯焦娜划着船，驯服而顺从地默认了所发生的一切：看来应当这样，这是她所应得的……一个头脑糊涂的人，有过一次生命以后，即使再赋予他第二次，他仍然不会懂得怎样生活的。天空是那么宁静、安详。而昨天夜里却是那么可怕。在黑暗中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使人提心吊胆，似乎觉得随时都可能发生什么事。人们说，星星从天空中望下来，可以预见下界很多年以后的事，这话是否当真？星星是否窥测到她纳斯焦娜过了今夜之后将在哪里呢？它们预知些什么呢？今天的星光如此暗淡，怎能预卜未来呢？

她划着船；由于自己头脑里产生了这些不曾有过的、难以实现的空想，她感到局促不安，而且觉得奇怪：她的心灵怎么会竭尽全力地去回答这些空想？她心中不知为什么又高兴又悲伤，就像听了一支悠扬的古老歌曲，听着听着，弄不清这是谁的声音了——是现在活着的人呢，还是生活在一两百年以前的人？合唱的歌声此起彼伏，这个声部尚未静息下去，第二个声部就插了进来……接着又响起第三个声部……

不，活着是甜蜜的；活着是可怕的；活着是可耻的。

正当她沉浸在这样的思路中间时，突然在她耳边响起了一些绝非唱歌的声音。她惊讶地回过头去，看见岸上有几个人影。

“瞧，她在那儿，在那儿！”涅斯托尔叫嚷着。从水面上可以清楚地听到是谁在说话以及说些什么。涅斯托尔说了一句不成体统的尖刻的骂娘话，纳斯焦娜猜测到这话是针对她的。“想溜了，想要赶在我们前头。办不到，亲爱的，办不到。我们会追上来的。”

“再推一条船下水，”这回是因诺肯季·伊凡诺维奇的声音了。“快！快！别磨蹭！”

“她逃不出我们的手掌！”

纳斯焦娜吃了一惊，正打算用尽气力划船，却又立刻放下了桨。划到哪里去呀？何必呢？她本来就已经划得够远了，没有必要再划远去。

她疲倦了。人们难以想象她是多么疲倦，多么希望休息啊！她无所畏惧，既不感到羞愧，也不提心吊胆地等待明天，但求得到永恒的解脱，忘掉自己，忘掉别人，把平生饱尝过的一切全部忘个一干二净。瞧，她所盼望的、以苦难换取的幸福终于来临了——为什么早先她没有相信会有这种幸福呢？她一直在寻找什么？追求什么呀？徒劳！一切都是徒劳！

惭愧啊……要是别人处在你的地位上，一定能生活得好些，你这样活下去该多么惭愧——这个道理人人都懂得吗？今后还怎么有脸见人呢？……然而这种羞愧也将化为乌有，这种耻辱也将被遗忘，她将彻底得到解脱……

她直挺挺地站起来，朝安德烈耶夫田庄的方向望一眼。可是安德烈耶夫田庄被黑暗淹没在远方。

后面两条船渐渐靠拢过来。赶快，赶快，否则就来不及了……

她跨向船尾，朝水里望一眼。水底深处发出熠熠闪光，犹如美妙而怪诞的神话世界——天空在这闪光中荡漾着、战栗着。有多少人横下一条心到那里去了，还有多少人还将要横下这条心啊！

一大片横贯安加拉河的阴影向前推移过去：夜要离去了。耳边响起流水的汩汩声，多么纯洁、亲切而诱惑人心，其中有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小铃铛在丁零丁零地响着……这些小铃铛正在召唤某一个人去过节。纳斯焦娜似乎觉得她昏昏欲睡。她双膝跪到船舷上，使船体倾侧，离水面越来越近。她把本来还足够用许多年的视力全部用了上去，全神贯注地凝望着水底，但见水底最深处点燃了一根火柴。

“纳斯焦娜，你敢！纳斯焦——娜！”她还能听见马克西姆·沃洛格任的声嘶力竭的叫喊，这是她所能听见的最后一个声音，接着她小心翼翼地越过船侧，翻落到了水里。

安加拉河上响起一阵泼溅声，小木船摇晃起来，在黑夜的微弱的光线下，水面上几个圆形的波纹向旁边扩展开去。但安加拉河上一阵激浪，把这些圆圈打乱了，淹没了，——于是河水复又平静如初，那个地方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

安德烈听到河上的喧闹声，猜测到可能与他有关，立刻跳将起来，迅速地收拾一下，熟练地把过冬小屋布置成没有住过人的弃屋，奔向原始森林里去了。他为这样的意外事故准备好了一条退路，那就是石岛。在石岛的洞穴里，任何一条狗都无法找到他。他一边跑，一边已经在盘算：采用哪种方法渡河到岛上去较好——砍一张小木筏呢，还是弄一条船？

到了第四天纳斯焦娜才被冲到离卡尔达村不远的岸边。人们通知了阿塔曼村，可是米赫伊奇已经卧病不起，于是打发雇农米什卡去领尸。他用船把纳斯焦娜的遗体运回到阿塔曼村以后，就自作主张，打算把她埋在专葬浮尸的墓地上。可是村妇们不同意。她们把纳斯焦娜埋葬在同村人的墓地上，只是稍许靠边一些，葬在歪斜了的栅栏旁。

安葬完毕，村妇们聚集在纳季卡家里举行了简陋的追悼会，痛哭了一场，她们都舍不得纳斯焦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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