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战火

——第一个世界帝国及其西征

[英] 汤姆·霍兰 著

于润生 译

中信出版社

赞誉推荐

《观察家报》

The Observer

年度最佳图书

汤姆·霍兰以全景式的视角写出了这部佳作，对古代历史事件进行了生动的还原……他为我们打开了通向古代世界的大门，让人欣喜若狂。

《独立报》

The Independent

年度最佳图书

只能用“精彩绝伦”来形容这部作品……

《星期日泰晤士报》

The Sunday Times

年度最佳图书

《波斯战火》描绘马拉松战场上雅典人冲锋的场面，就像从希腊重装步兵的铠甲向外看到的一样……书中所呈现的戏剧性时刻令读者战栗。

《伦敦旗帜晚报》

London Evening Standard

年度最佳图书

马拉松战役、温泉关战役和萨拉米斯战役都是发生在2000年前的事件，但是汤姆·霍兰让人觉得仿佛亲身经历了这些一样。在他令人惊讶的生动笔触下，即使我们已经知道战争的结局，仍然会为之提心吊胆、兴致盎然。

玛莉·贝尔德

Mary Beard

享誉国际的古典学家

精妙绝伦……汤姆·霍兰是一位头脑冷静的学者，他在这部关于古典希腊的著作中展现出来的权威性和动人之处，毫不逊色于他的上一部叙述古罗马的历史著作《卢比孔河》……霍兰处理希腊和波斯文明所使用的手法，在同类书中也非常难得。

维克托·戴维斯·汉森

Victor Davis Hanson

美国著名军事史学家、

《杀戮与文化》作者

《波斯战火》讲述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关于波斯战争以及弱小的希腊如何击退薛西斯的超级军队。本书既不是对胜利者的称颂，也不是对“立场正确”的标榜，而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写给所有读者的杰作。

《泰晤士报》

Times

当一个世界性的超级大国认定要在全球的各个角落推行它的模式时，霍兰考虑到了每一个要关注这种势力初露端倪之理由。当我们以推进民主为由，兴高采烈地发动战争的时候，他也清晰地提出了民主已产生于战争之中的观点。

《世界报》

Le Monde

将那些牢固占据我们头脑的各种有关东西方关系的学术材料，用一种现代的文体来写作，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每日电讯报》

The Daily Telegraph

以丰富的反讽意味和令人难以抗拒的精彩叙述，讲述一段勇敢而血腥的叙事史诗……本书对温泉关战役的叙述是所有相关作品中最为激动人心的。

目录

序言

1 呼罗珊大道

2 巴比伦

3 斯巴达

4 雅典

5 火烧波斯王的胡子

6 黑云压城

7 走投无路

8 复仇女神

后记

大事年表

注释

致谢

译名表

序言

2001年的夏天，我的一位朋友被任命为一所学校的历史系主任。在9月新学期开始之前，他做出的一系列决定中有一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的记忆中，这所学校的学生在毕业学年到来之前都被要求提交一篇研究希特勒的专题论文。而此时，在我朋友的提议之下，学校开始进行一些改革。他向同事们建议，应当把希特勒换成一个完全不同的研究题目：十字军。这一激进的提议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他的同事们希望他解释，研究这样一个年代久远且与今天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不甚相关的题目究竟有何意义。我的朋友回答道，历史系学生应该从研究一个与20世纪的各个独裁者不怎么相关的题目中获益，因为义愤填膺的情绪只能让人激动。其他的教师认为极权主义是一个鲜活的选题，而十字军则绝对不是。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之间的仇恨，东方与西方的仇恨，这些与当下世界有什么联系呢？

仅仅过了几个星期，问题就有了答案，2001年9月11日，19个劫机者心怀某种源自中世纪的怨气，将自己和数以千计的无辜者化为灰烬。至少在奥萨马·本·拉登的眼中，十字军从来没有结束过。“你们不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早在1996年他就警告伊斯兰世界，“伊斯兰人民一直遭受被侵略的痛苦，这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十字军同盟强加给我们的不公与无道。”[1]本·拉登善于利用现代世界的航空业和大众传媒进行威胁活动，但他一直以中世纪的视角诠释当下的潮流。在他的宣言中，过去和现在的时代仿佛融合在一起：用令人胆寒的罪行来恐吓美国或以色列的做法，混同于重新建立西班牙的伊斯兰教统治或中世纪的哈里发国家的要求。因此不难理解，当小布什总统的顾问们要求他不要再次使用引人憎恨的字眼时，他还是冷不防地在阐述战争政策时轻率地将恐怖主义描述为“十字军”。

当然，美国总统可能比本·拉登等人更不了解中世纪历史的种种细微之处，这并不令人惊讶。但是“9·11”事件之后的几个星期中，很多人都和小布什总统一样绞尽脑汁想要回答一个同样的问题：“他们为什么恨我们？”各个报纸的版面上充满了学者们对伊斯兰世界仇恨西方做出的种种解释，有人追溯美国数十年来朝令夕改的对外政策，有人考察欧洲殖民列强瓜分中东的历史，也有人追寻着本·拉登的分析回到了十字军这个起点。极具讽刺意味的一种观点认为，这样一个发生在21世纪的首例重大危机可能产生于某种让人疑惑不解的古代仇恨。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可能导致历史的终结，反过来，它似乎还将某些令人生厌的幽灵从远古先人的坟墓中唤醒。数十年以来，西方世界一直借助被描绘为对立面的共产主义——东方世界来自我定义；现如今，又回到俄国革命之前的陈旧习惯，将东方描绘成伊斯兰教的天下。伊拉克战争，反移民势力（尤其是反对伊斯兰教势力）蔓延欧洲，以及关于是否允许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讨论，这所有的一切与“9·11”事件结合在一起，酝酿了一种令人不快的意识：在基督教控制的西方和伊斯兰教控制的东方之间存在着一条善恶的鸿沟。

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和哈佛的学者们经常讨论一个话题，这个话题至今仍然充满争论：在新的世纪中，不同文明之间注定发生冲突。然而，至少现在欧洲与伊斯兰世界正在被迫检讨不同文明之间得以有所区别的基础所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认为：“东西有别的武断看法在全球范围中都根深蒂固。”[2]事实也正是如此，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这种看法是历史上最容易长久存在的假设。这种假设远比十字军的历史更早，甚至早于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的历史，其久远的谱系几乎可以向前追溯2 500年。历史的诞生就是伴随着这样一个问题而来的：“你们为何恨我们？”因为早在公元前5世纪东西方发生冲突时，世界上第一位历史学家正是带着这个问题开始了他创作一生的著作主题。

他的名字叫作希罗多德（Herodotus）。身为一名希腊人，他诞生于今天土耳其境内的旅游胜地博德鲁姆（Bodrum），当时那里被称为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发展于亚洲最为边缘的地带。他非常想知道东方和西方的人们为何难以和平相处。表面看来，道理非常简单。据希罗多德记载，亚洲人将欧洲视为不可理解的异族，“因此他们坚信希腊人始终会与自己作对”[3]。但是这种嫌隙最初产生的原因何在，对希罗多德来讲仍然是个谜。也许这可以怪罪到当初绑架索赎一两个公主的希腊海盗头上，或者怪罪到焚毁特洛伊城的战火。“至少这是亚洲许多民族不断争论的话题——但是谁又能肯定地说自己是正确的呢？”[4]正如希罗多德所了解的那样，世界如此之大，对一个人来说是真理的事情，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是谎言。因此，即使东西方冲突的起源似乎已经迷失在神话之中，但它的影响却没有消减。这些观点直到最近还被不幸地加以证明。差异滋生疑虑，疑虑导致战争。

的确，公元前480年波斯国王薛西斯（Xerxes）入侵希腊的战争是史无前例的，这场战争正好发生在希罗多德开始写作之前30年。这种军事冒险是波斯人长久以来的一种特殊习惯。几十年以来的胜利——迅速而壮阔的胜利——成为他们与生俱来的特权，其战无不胜的神话反映了他们前所未有的征服范围和速度。从前，他们只是生活在今伊朗南部边区的平原和山地上的无名部落；而后来，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部落横扫整个中东地区，灭旧国，臣大邑，建立起一个东邻印度、西抵爱琴海岸的庞大帝国。经过这一系列的征服活动，薛西斯成了当时世界上权势最为强大的统治者。对他而言，能够动用的资源似乎无穷无尽，以至于令人感到麻木。直到1944年夏天盟军在欧洲登陆那天为止，欧洲都未曾经历过能够与这次入侵相匹敌的战事。

与这种空前的毁灭相比，希腊则显得小国寡民且众邦林立。希腊这个称谓仅仅是一种地理概念的表述：它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由一系列争论不休且常常盲目自大的城邦拼凑起来的。的确，希腊人认为他们是由语言、宗教和习俗结合起来的一个民族；但是看起来这些不同城邦之间最大的共同习俗就是热衷于彼此攻伐。波斯人在崛起的早期过程中看到，征服那些生活在今土耳其西部地区的希腊人——包括希罗多德的故乡——将这些地区纳入帝国领土易如反掌。甚至连希腊本土的两个主要势力：民主雏形的雅典和严苛的军事国家斯巴达，两者都看似装备低劣，难以有效作战。波斯国王下定决心要一劳永逸地使这些生活在他的庞大帝国西部边陲的蛮夷小族接受安抚，这一切的结局貌似已经注定。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面对这支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远征军，希腊本土却成功地抵挡了进攻。侵略者被赶了回去，希腊捍卫了自由。凭借一己之力抵抗强权并将其击退的传奇对希腊人来说一直是最为不同寻常的故事。他们如何成功做到这点？又为何能够如此？起初，又是什么原因致使这场针对他们的侵略战争被发动起来？解答这一类的问题即使在40年之后也依然紧迫，它们促使希罗多德完整地运用小说体裁对这一段历史进行研究。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位编年史学家全身心地投入于追问这次冲突的起因，而并不将之归结为一个遥远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传说，也不将之解释为某些神祇的心血来潮或智慧，更不认为这是命运的安排，而是将它解释成一些能够亲自检验的道理。通过转述幸存的知情者和见证人的述说，希罗多德得以完成此书，他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位人类学家、第一位研究性的报告人、第一位驻外通讯记者。[5]他称自己所从事的事情为“询问”——这是“历史”一词的最初含义。“我在此记录下这些内容，”他在人类第一部历史著作的开篇写下这样的句子，“目的在于保存有关过去的回忆，我的手段是记述希腊人与外邦人非凡的功绩——首先要说的是他们如何走向战争。”[6]

当然，历史学家常常喜欢讨论材料的重大意义。以希罗多德为例，他的看法经历了2 500年的考验。在这段时间里，这些看法所依靠的假设——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发生的大战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得到了充分的证实。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指出，“马拉松战役即使在英国历史中也仍然具有比黑斯廷斯（Hastings）战役更为重要的意义”[7]。黑格尔则用德国哲学家更为宏大的口吻声称，“整个世界历史的关注点都在平衡中战栗”[8]。事实的确如此。任何有关不屈反抗的传奇故事都令人热血沸腾，但是人们的紧张程度则取决于该传奇所达到的难以估量或无可比拟的程度。与薛西斯眼中的恐怖主义国家大杂烩所拥有的独立性相比，在波斯人试图征服希腊本土的过程中，势如累卵的危急关头显然更引人入胜。作为一个异国君主统治的对象，希腊人绝不可能有机会发展它们独特的民主制度，培育希腊文明独特地位的许多因素也因此不复存在。之后，罗马帝国所继承并流传至现代欧洲的重要遗产也将不可遏制地被削弱。这不仅意味着西方世界第一次失去了为争取独立生存而进行的胜利斗争，而且，不幸的是，一旦希腊人在薛西斯的入侵中屈服，这个世界从此就不会再有“西方”这个实体了。

因此毫无疑问，波希战争的故事成为欧洲文明的神话之基石，是自由战胜奴役和淳朴的市民美德战胜衰弱的专制制度的完美典范。当然，在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世界”这个词汇已经失去了号召力，因此马拉松和萨拉米斯（Salamis）战场上的英雄气概开始打动众多的理想主义者，完全取代十字军成为西方人美德的光辉典范。更为重要的是，战争毕竟是抵抗而非侵略；为自由而战胜过为狂热而战。作为一个篇章，一小队希腊人在守卫温泉关（Thermopylae）小道的可怕战役时——“三百勇士对抗三百万大军”[9]，正如希罗多德笔下所写的那样——表现出惊人的神奇力量。许多亚洲人部落被迫加入战斗，一位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Leonidas）决心非胜即死，他的300名同乡在阵亡时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勇气，[1]这个故事说明了一切。早在16世纪，伟大的法国随笔作家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就曾经说过，虽然希腊人进行的其他战斗都是“世上所有的最光辉的胜利，但是他们从来不敢将这些荣耀与列奥尼达国王和他的战士们在温泉关进行的防御战所赢得的荣耀相提并论”[10]。250年之后，拜伦勋爵惊闻当时希腊将要沦为奥斯曼苏丹治下的一个省份时，他清楚地知道运用何种历史典故可以发出最为振聋发聩的战争号召：

大地！为了报答你的哺育

我们斯巴达人战死疆场！

百人余一，

仅仅为了坚守温泉关！[11]

不仅如此，拜伦随后身体力行，效仿列奥尼达的榜样，为希腊自由之故光荣地战死疆场。拜伦之死所具有的魅力，现代第一例真正意义的名人之死，仅仅增加了列奥尼达的荣耀，更加有力地确立了温泉关战役的地位，使之在后世成为为自由而殉难的典范。小说家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在20世纪60年代初踏访这座关隘，尽管斯巴达这座城市自身是如此的“乏味和残酷”，他又为何觉得如此激动不安？

首先，这不仅因为人类精神会直接对一个关于牺牲和勇气的故事产生反应，就像酒杯会随着小提琴声发生共鸣一样，而且还因为在非常久远的历史长河中，这支队伍站在了历史线索最为恰当的地方。列奥尼达所具有的意义中的一小部分就是使我今天能够到任何我想去的地方，也能写下任何我想说的话。他的贡献在于令我们拥有自由。[12]

换句话说，还有一个事实——如果我们冷静地反思，戈尔丁的赞美之词可能也会很好地为阿道夫·希特勒的煽动所用。对纳粹来说，温泉关战役同样也是希腊历史中最为辉煌的篇章，这一点与蒙田的观点一样。300名守卫关隘的战士被希特勒认为是真正优秀种族的代表，这个种族为战争和崛起而生，根据希特勒更为异想天开的推测，甚至连斯巴达臭名昭著的肉汤也完全起源于日耳曼人居住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地区（Schleswig-Holstein）。1943年，当斯大林格勒战役正酣时，希特勒明确地将德国第六集团军比作300名斯巴达勇士，但是后来，当他的将军投降之后，狂怒的希特勒说他的战士们的英勇行为“被一个平庸的懦夫一笔勾销”[13]。希特勒盛怒之下否定了列奥尼达，纳粹德国的国防军也失去了一个将自身重塑为新的斯巴达人的机会。

纳粹党同蒙田、拜伦和戈尔丁一样，都能意识到与300名勇士相提并论的做法的确让人热血沸腾，这种类比也暗示出仅仅将斯巴达人描绘成自由的捍卫者也许有些以偏概全。通常情况下，事情的真相比传奇更加复杂且令人着迷。假如薛西斯成功征服了希腊，占领斯巴达，这必将宣告这座骄傲城市的自由之终结——因为所有波斯国王的臣属都是他的奴仆。尽管奴役能够使人保全性命，斯巴达人却认为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命运，而对他们的邻人来讲，奴役是一种宽容的庇佑。希特勒也非常明白斯巴达人的伟大之处建立在对其邻邦无情的压迫之基础上，是对待“劣等民族”的范例，纳粹入侵波兰以及苏联后残忍地效仿了这些做法。波斯君王的精明之处在于，压迫其臣属之敌手当然可视为解放和保护这些斯巴达的邻国，这样充分显示出帝国的慷慨与伟大。对于世代苦于斯巴达人统治的那些人来说，薛西斯的统治可能会让他们觉得获得了自由。

重要的是，这里确实有一个塑造历史的悖论。在某种情况下，被一个外来强权吞并也许会受到欢迎。如果按照希腊人所谴责的那样，薛西斯一定是一个暴君；而在古代伊拉克、阿卡德（Akkad）、亚述和巴比伦地区，千百年来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天下诸国，强者居之。薛西斯当然可以顺理成章地继承统治权。伊拉克帝王的风范最为关键的要点始终是薄情寡义、铁腕统治。尽管波斯帝国也是在“攻城略地，铁骑铮铮，灭国无数”[14]的战斗中建立起来的，但是它在扩张的过程中发展出一种更为精明的应对挑战统治权的策略。通过保证忠诚的臣服者以安定并发出一些号令，向他们表现出公正而合理的驾驭与掠夺的技巧，波斯的国王代代相传，为他们及其子民打下了历史上最为辽阔的帝国。这确实是他们建立的丰功伟绩，为后来的岁月展示了建立一个多种族、多元文化的世界帝国的可能性。故此，他们在历史长河中的榜样力量的影响也一定应当比特殊而转瞬即逝的雅典民主社会要长久得多。波斯诸王所建立的政治模型启发了一个又一个帝国，即使进入了伊斯兰黄金时代也是如此，自称为世界主宰的哈里发们做出了很好的回应，虽然在伊斯兰的成语中有“自负如薛西斯”这样的说法。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古代波斯王权所建立的政治模型在中东地区一直保留到1922年最后一位哈里发——土耳其苏丹——的统治被推翻为止。[2]当然这就是奥萨马·本·拉登的最终目的：见证哈里发制度重新获得统治世界的特权。

当然古代波斯的影响在同希腊比较的过程中常常是被间接地、隐约地承认。1891年，年轻的英国议会议员乔治·纳萨尼尔·寇松寻访薛西斯的宫殿遗址，此地于温泉关战役结束150年之后被亚历山大大帝报复性地焚毁，从此便被废弃于焦土之中。寇松勋爵用一种拜伦式的浪漫口吻写道：“对于我们来说，它充满了历史的严肃教训；它矗立在事物停止存在的篇章中；这些沉默的巨石发出了声音，向我们诉说着废墟无法言表的痛苦。”[15]7年之后，当时已经是凯德尔斯顿勋爵的寇松被任命为印度总督。因此，他也像莫卧儿皇室的继承人一样——这些人的高贵头衔并不被称为国王，而是波斯国王的总督——行使统治权力。英国的统治是由那些自觉的斯巴达式寄宿学校所培养出来的人物进行管理的，但这种统治仍然被“东方所具有的环境和对令人神往的财富的夸耀”[16]彻底地浸染，这样的特点最终来自于薛西斯宫殿那些消失了的断壁残垣中。它也许会使大英帝国将自己想象为雅典的继承者而感到满足，但在另一方面它也同样受惠于雅典之死敌。

波斯就是波斯，换言之，希腊就是希腊，但有时候双方总会狭路相逢。它们在文明间的初次冲突中成为对立的双方，但是它们的影响跨越千年，余波至今未平，有时令东西方的对立变得更加复杂而不是更加清晰。假如雅典人在马拉松战役中失败，他们的城邦被毁灭，那么世界上将不会有柏拉图，而如果没有柏拉图，那么此人对后来历史上各种神学流派的影响也将不复存在，因此，很难说还会有今日启发本·拉登的伊斯兰教。相对地，当小布什总统声称“邪恶轴心”时，他这种将世界划分为彼此对立的光明和黑暗两部分的看法，从根源上来自于琐罗亚斯德（Zoroaster）这位古代伊朗预言家的思想。虽然希腊人的确最终战胜了薛西斯，这一胜利也让所有欧洲人认识了自己的特质，但是波斯和希腊对历史的影响难以仅仅局限在东方和西方这样狭隘的概念中。一神教以及普世国家的看法，民主和极权主义的观念，这些都可以追根溯源到波希战争所发生的时代。我们有理由将它描述为整个世界历史的一条主线。

然而，今天人们常常忽视这一段历史。彼得·格林（Peter Green）在数十年前出版的精彩作品《萨拉米斯岁月》（The Year of Salamis）是迄今为止比较新的一部为大众读者写作的鸿篇巨制，作者机智的写作风格令这个缺乏关注的题材产生了惊人的效果，

在习惯看法的影响下，人们常常将希腊人在波希战争中的胜利理解为欧洲历史最重要的转折点（这种看法的鼓吹者虽然没有十分强调，假设事情不是如此的话，今日的欧洲可能就是伊斯兰教的天下，但人们仍然能够在字里行间中体会到这一层意思），这种忽略似乎就更加不能理解了。[17]

或许格林没有到过近年来的鹿特丹或者马尔默；如今即使在雅典也可以见到清真寺和宣礼塔，而仅剩下欧盟首府始终没有穆斯林礼拜场所，这样的事实并不能减少他所表达出来的困惑感。如果有任何外在力量的话，波希战争可能是一段古代历史，但是它也可以是20世纪或者当代历史中未曾发生过的一段。

然而在格林所描述为不可理解的看法中，并不完全如此。虽然影响深远而且富有戏剧性，波希战争并不是一个容易拼凑起来的故事。有一点事实是毫无疑问的，在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我们能够重新完整重现的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希罗多德告诉了我们有关此事的全部信息；可惜的是，事情远不止如此。历史学家们可以试图从其他古典作家的故纸堆中寻章摘句，弥补一些空白之处；但是这种修补工作需要极端的谨慎才可以进行。许多材料形成的时代距离这一事件几乎已经有成百上千年的间隔，虽然他们都声称要记述这个事件，但是其中相当多的并不是在“询问”，而是在写诗歌或者剧本。艾瑞斯·梅铎（Iris Murdoch）在她的小说《美与善》（The Nice and the Good）中将希腊早期历史描绘成“对循规蹈矩之头脑提出的挑战。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游戏，而游戏者的技巧就在于将规则弄得复杂”[18]。那些很少看重小说的古风的希腊历史学者们喜欢引用这一段文字：他们致力于实现的任务就是利用那些少得可怜的证据片断来重现那消失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类似一个游戏。我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在萨拉米斯这样的战役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尤其是所有解释都必须依靠这样的事实，而同时这些事实又处处都是漏洞——这看起来就像是要拼好一个坏了一半的魔方，无论如何研究、转动、重新组装，就是不可能把它拼成，永远不能找到最终的解决方案。尽管萨拉米斯战役以其难以捉摸而闻名，但是表面上仍然充满了丰富的细节，让人觉得可以同斯巴达的早期历史相比较。一位著名的学者曾经直率地承认那个特殊的话题“对最好的思想家也是一道挑战性谜题”[19]，另一位则称其为必需的“智力体操”[20]，还有一位更加干脆地直接将一本书的标题称为《斯巴达迷雾》（The Spartan Mirage）。[21]

但是无论希腊历史的源头多么不完整，但总归是希腊人自己写作的。波斯人则例外，他们没有写下任何我们可以认定为有关真实事件的记录，尽管保存了帝国的官僚铭刻的石板，还有镌刻在宫殿的墙壁上的皇家公告，当然还有这些辉煌的宫室自身的遗迹。然而，如果我们试图对波斯人和他们的帝国做任何思考的话，我们必须大量地依赖他人的记述。由于希腊人经常受到帝国军队的侵略、征服和掠夺，所以他们所记叙的内容并非为了敏锐而公允地描绘波斯人的性格及成就。但是希罗多德这样好学而视野开阔的人则是这条规律的例外。一位愤怒的爱国者用“Philobarbaros”——意思是“喜欢蛮族的人”——的头衔称呼他，[22]这个词在古希腊人的口中相当于今天人们说的“自由派老好人”。但即使如此，在希罗多德写到语言不通的远方特殊民族时，人们也不得不容忍他偶尔表现出来的错误、偏见和时常想把波斯的早期历史看作神话故事的倾向，这些问题都是现代的历史学家不敢贸然犯的错误。

学者们面对挑战表现出来三种明显的反应。第一种就是表面上承认希腊人的偏见，将波斯人描绘为衰老而懦弱的人，不可思议地征服了世界。第二种则谴责希腊人所写的一切关于波斯的内容，将其视为宗教主义、欧洲中心论以及其他所有思想罪行的责任根源。第三种反应是最具有建设性的，考察希腊人对他们伟大的对手产生误解的程度，并通过这一点发现被扭曲了的真相：波斯人如何生活和看待他们的世界。一群令人敬佩的学者正是采取这样的态度，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整个帝国被重新赋予生命，从历史的尘埃中被拯救出来。为了表示对这一可信的结果的敬意，一位历史学家写下了这样的话：“这是可以立足之处。”[23]而如果将其比作一项发掘古墓的工作的话，其价值堪与开启图坦卡蒙的陵墓比肩。

但是，波斯人仍然被包裹在重重迷雾之中，也许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这里并没有黄金尸面罩可以令其再现生辉，仅仅有卷帙浩繁的著作和文献供学者们查阅。波斯学研究甚至比希腊学研究更为依赖于细致地筛选可靠证据，深入分析材料和极其精细地衡量并选择参考文献。在这个领域中，几乎每个细节都可能引起争论，某些话题——例如波斯诸王的宗教信仰——则好比变幻莫测的深渊，即使是目前最为著名、最为卓越的学者在冒险进入这些领域的时候都会感到棘手和心虚。

无知者无畏，但是即使如此，我希望努力沟通学院派和大众读者的这一尝试，看起来不会像薛西斯从亚洲向欧洲架设起那两英里长的浮桥一样充满虚荣心，并最终贻笑于希腊人。请读者们注意，本书叙述所赖以维系的那些细节依然是不确定和充满争议的，而文中草率之处一定如同垃圾堆上盘旋的苍蝇一样多不胜数，我在文中也提出了对这些问题的总体意见。然而在承认我们难以准确复原一个遥远年代这一事实的同时，比这种无知更令我们震惊的或许是我们竟然可以完成这样的尝试。我在这本书中寻求证明某种东西而不仅仅是叙述它，这是我的野心，想要沿着希罗多德的脚步继续走下去，描绘出整个世界——包括东方和西方——陷入战争的全景画面。读者在被带到希腊之前先会被带到亚述、波斯和巴比伦；在谈到斯巴达军国主义和雅典民主制度之前先要看到第一个统治世界的王权的兴起；到了全书的中部才会开始对波希战争的阐述。传统叙事中从一方开始谈起的方式现在可以被忽略了，尽管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也是含混不清，但是我希望有充足的理由尝试将众多散落、晦涩的证据片断拼接起来，对这场战争如何发生、有何人参加等问题形成新的阐释。这毕竟是一部同古代文学中任何其他作品一样有力而杰出的史诗；尽管有许多无法说明的地方，它不是一部神话，而恰恰是历史的一部分。

[1] 据准确统计，列奥尼达在温泉关战役中率领的士兵，死亡人数为298人。

[2] 哈里发制度于两年后，即1924年被废除。

波斯帝国

希腊和爱琴海地区

异乡的过客啊，

请带话给斯巴达人，

说我们忠实地履行了诺言，

长眠在这里。

——西摩尼得斯

1

呼罗珊大道

灾难降临到血腥城池

众神不愿将世界塑造成一马平川的样子，而更想将它一分为二。对于那些居住在扎格罗什山区（Zagros）的人来说正是如此，高大连绵的山脉恰好将新月形沃土同伊朗高原的山地分开。然而这些山区虽然贫瘠荒芜，但是并非不可跨越，而且的确有一条道路蜿蜒其中：这便是世界上最为著名的呼罗珊大道（KhorasanHighway），它横亘东西，连接了太阳升起和落下的地方。它时而随着扎格罗什山脉起伏，时而沿着河床延伸，有时穿越犬牙交错的山岩和峡谷，有时则狭窄如小路，但无论如何，对于那些行走其上的路人来说，这已经是一个伟大的奇迹了。人们一般认为只有仁慈的神才能将这样一个惊人的事物创造出来。但是没有人明确知道是哪一位神在什么时候完成了这项功绩，[1]不过可以肯定，这一定是非常久远的事情了，也许，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像时间本身一样古老。数千年来，呼罗珊大道上留下了无数行人的足迹：游牧部落、商队，还有国王们出征的大军。

两河流域和伊朗

特别是有这样一个帝国，数百年来始终是冷酷和战无不胜的代名词，它不断地向这片地区扩张，并且残忍地宣称自己“像鲜血染红羊毛”一样染红这里的群峰。[1]亚述的居民此时居住在今伊拉克北部地区，生活在平坦的冲积平原地区的城市中。他们的国王——那些征服者们——将战争带来的恐惧和灭亡扩展至远达埃及的地方，扎格罗什山脉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个屏障而构不成任何挑战。亚述诸王将自己看作令人骄傲和充满智慧的文明庇护者，他们拥有许多奢华的宫殿和花园，修建多条运河，他们一直将征服边境以外的蛮荒之地视为己任，这些蛮荒之地激起他们无尽的欲望。虽然拥有无坚不摧的武器，亚述人却无法征服所有的山地部落——这些人居住在扎格罗什山中，他们可以像动物一样攀上高峰，也能隐匿于茂密的丛林深处，他们落后到可以完全依靠橡果为生，其野蛮程度甚至不值得惊动圣听。然而，多次征伐之后，这些人还是怕了亚述人的名字，亚述掠夺的战利品使帝国日渐强盛。年复一年，那些在征战中被俘获的虚弱的战俘，被赤裸裸地捆绑在一起，成队地带回亚述人故乡那些神圣的城池：亚述古城（Ashur）、尼姆罗德（Nimrud）、尼尼微（Ninevh）等。渐渐地，亚述人形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在帝国境内四处迁移人口，把被打败的敌人迁移到另一个被放逐的民族的居住地，令其洒扫整理前者的房舍，清除碎石中的杂草或者耕耘那些荒芜的焦土。

这些策略最终产生了效果。公元前18世纪后期，呼罗珊大道所在的范围正式被纳入王国并处于亚述官员的管理之下。亚述最伟大的国王萨尔贡二世（Sargon Ⅱ）夸耀道：“他们匍匐在我的脚下，祈求我庇护他们的生命。他们知道如果不跪倒并亲吻我的双脚，我就会毁坏他们的城池。”[2]

而俘虏并不是在扎格罗什山区发现的唯一财富资源。虽然山区蛮荒而且丛林密布，气候恶劣，但这里的村庄却以牧草丰茂而闻名。数百年以来，这里越来越经常地被一些自称为雅利安的部落袭击，雅利安人是一些驯养马匹的游牧民族，他们从东部高原上来到这里。[3]这些外来者后来虽然定居下来，但是仍然保留了很多他们祖先的特点，他们在新的定居山谷中饲养了大群的长角牲畜，只要地理环境允许，他们更喜欢生活在马背上。亚述人自己并不饲养马匹，总是会用惊讶的词汇形容扎格罗什山区的那些牧马者拥有“无数的骏马”[4]，而亚述军队当然也会非常容易地顺手牵羊，在掳掠部族人口的同时将这些良马收入囊中。其中人们公认以米底人（Medes）驯养的马匹最为优良，这是一个由一些定居在呼罗珊大道两旁的雅利安部落组成的松散联盟。亚述人重视这一地区并不令人感到惊奇，他们控制了米底地区，[5]就能让他们掌控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通道，也能令他们的军队以更加迅速和猛烈的速度前进。到公元前8世纪为止，骑兵对于亚述维持军事霸权已经至关重要。那些来自山区的骑马部落成为这个国家继续强大的生命源泉。即使与最为富饶的银矿相比，这些扎格罗什山脉上的牧马部落仍然更加珍贵。

然而，亚述的霸权为其自身的衰落埋下了种子。这条山脉是不同民族杂居的地方，既有雅利安人也有其他民族，而米底人本身也是由多个互相争斗的小酋长所统治。异族人的征服最终推动这一地区形成统一的政权，开始激励这些互相攻伐的部落联合起来。到公元前670年左右，由于受到一个正式的米底人联盟首领的威胁，亚述人在扎格罗什山脉上的防线开始告急，他们获得的贡品逐年减少，而索取贡赋变得越来越危险。公开的反抗如星火燎原一般爆发。随后的几十年里，亚述国王雇来记录自己胜利的文书官员们几乎完全不再提到米底了。

这种沉默掩盖了一个令人惊骇的发展。公元前615年，一位国王宣布建立统一各个米底部落、超越酋长权力的王权，他的名字叫基亚克萨雷斯（Cyaxares），此人联合了帝国其他叛乱的臣属，让自己的联盟部队从他们的要塞直接攻入亚述帝国东部侧翼。山民们这样突然暴动的后果是毁灭性的。战争仅仅过了3年，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尼尼微，这座亚述帝国最为强大的堡垒被攻破并被夷为平地。令帝国臣属们感到惊异和高兴的是，这座“血腥城池”在米底骑兵的铁蹄之下变成废墟。“刀光闪闪，长矛猎猎，骑兵冲锋陷阵，主宰生杀，死者如山，尸横遍野！”[6]

4年之后，曾经令整个近东地区长久笼罩在其阴影之下的庞大的亚述帝国终于崩溃了。而对于战胜者来说，肆意劫掠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米底人在一夜之间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他们占据了原来帝国北部的大部分地区。米底人的国王们不再是原来的小酋长，现在他们可以正当地在赢得的地位上肆意挥霍了——扩张势力、炫耀权力。公元前610年，米底人攻入叙利亚北部，一路烧杀抢掠。公元前585年，他们又将战火烧到了吕底亚（Lydia，吕底亚人生活在今土耳其西部地区）境内，但由于战场上空发生了一次日食，所以交战双方各自罢兵。根据一项匆忙达成的协议，米底和吕底亚两个对立的帝国以哈里斯河（Halys）作为他们的边境分界线，在随后的30年里，近东地区的势力均衡所带来的和平局面一直没被打破。[7]

米底新国王阿斯提阿格斯(Astyages)却丝毫没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想法。现在他的心思转移到与别的大国作战的事情上去了，他将注意力转向帝国北部和东部远离新月形沃土的偏远地方。沿着之前亚述诸王的足迹，他开始向亚美尼亚和今阿塞拜疆地区的荒山野岭进军，想让这些国境之外的野蛮人学会敬畏他的圣名。[8]从其他的方面来看，米底人还保持着过去准部落和游牧民族的习俗，虽然他们对于近东地区大国的传统还不算熟悉，却能够激起米底国王的野心。毕竟像阿斯提阿格斯这样的人物，他的权威并不比吕底亚国王或者埃及法老的权威小，很难想象他会甘心在一个帐篷中治理他的帝国。古代的帝王们都将宫殿财富和坚固的首都视为理所当然，阿斯提阿格斯自然也想拥有这一切：用黄金和石头宫殿来证明他的辉煌事迹。

沿着呼罗珊大道登上山顶的旅行者们都能看到，在通向前方伊朗高原的道路旁，在如画的风景中矗立着一座宫殿，七重宫墙闪闪发光，每一重都涂上了不同的色彩，最里面的两层建有镀银和镀金的城垛，这就是埃克巴坦那（Ecbatana），米底国王的要塞，建成仅仅100年就成了世界的中心。[9]这里可以控制东西方的贸易，而且为它的主人敞开了通向扎格罗什山脉及其背后所有地区的大门。对于米底人的部落酋长们来说，这更是一个令人担心的建筑。虽然他们得到绝对的保证，自身的自由不受王家琐事约束，个人领地不受党派斗争干扰，但是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变成了被阿斯提阿格斯宫廷控制的附庸。在宫殿的七彩围墙建立起来之前，埃克巴坦那曾经是各个部落自由聚会的公共场所，在它的名称中保留了这一功能的含义：“聚会点”。但是现在这些时光已经远去，米底人为了争取自身自由同尼尼微的暴君斗争了那么久，如今却成了一个离家园更近的暴君的臣民。

不必惊讶于在后代的记忆中，阿斯提阿格斯成了一个食人魔鬼，也不必惊讶于当试图解释失去自由的原因时，米底人将埃克巴坦那当成奴役的象征和发源地。[10]

世界的主宰

据说，即便在所有证明其伟大的证据中，阿斯提阿格斯仍然被一个预言的重重鬼影所包围：他不断梦见自己受到折磨，不断有迹象警告他国家将被毁灭。米底人将这归结为一类幻觉，而所有在世的祭司们都在试图占卜这到底可能意味着什么。这些宗教方面的专家善于趋吉避凶之术，他们向国民保证人们性命无忧，因为对这个虔诚而规矩的民族来说，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即使在最明亮的光芒之下也会有黑暗的阴影。而对于祭司们来说，好像全世界都已经对这一显而易见的真理熟视无睹。在遥远的地方，人们守护着一束永恒的火焰，它既不在最寒冷的泉水旁边，也不在最高的山峰之上，这束火焰燃烧在一处不被尘世污浊之物污染的纯净地方。造物主同时带来了黑暗和光明。蝎子、蜘蛛、蜥蜴、蛇、蝼蚁……各种爬虫和蠕虫都是从无处不在的阴暗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而祭司的职责就是只要见到这些生物就消灭它们，同样也要保卫人们尤其是国王的梦境免遭黑暗的侵扰。“空气中充满了鬼魅，它们飘浮在人的呼吸中，现形在那些被幻觉惊扰的人的视线里”[11]，伟大的国王也需要像圣火一样得到精心照料。

但是像米底这样强大的帝国，崛起、获得独立并走向强大之后，还不到一个世纪就再次屈服于外来统治，这在很多人看来难以置信。对于米底人来说，却有很充分的理由了解本地区令人痛苦的大国角逐规律：盛衰无常。没有一个帝国，包括亚述，能够击败所有与之抗衡的力量。在近东地区，那些掠食者潜藏在各个角落，捕捉弱者的气息，伺机发动攻击。古老的国家不断消失，新兴的国家取而代之。那些编年史学家们在记录他们曾经赞美过的帝国的毁灭时，可能觉得自己正在描绘一些古怪的年代久远的陌生民族。

这当中有不少人和米底人一样同属于雅利安人，这是一些在历史上很少被记载的游牧部落移民。例如，公元前843年，亚述人曾经在他们帝国北边的山区与一支自称为帕尔苏阿（Parsua）的部落战斗过；200年后一个名字非常相似的民族在南方——古老的安息王国的废墟之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其位置在扎格罗什山麓和波斯湾闷热的海湾之间。没有一位编年史学家能够说清楚他们是否是同一个民族。[12]这些新到来的人只能扎根于此，吸收所取代民族的某些文化，最终才能被那些资格更老的邻居们接受。如同以往一样，人们提到这个地区总会谈到那些数百年来难以改变的积习；但是这些外来者在称呼他们的新故乡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更愿意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命名。因此从前被人们称为安息的地方逐渐变成了另一个不同的名称：帕尔萨或者波斯，意为波斯人的土地。[13]

公元前559年，当阿斯提阿格斯还统治着米底帝国的时候，一个年轻人登上了这个突然崛起的帝国的宝座。他的名字叫居鲁士，此君可以概括为：鹰钩鼻、志大、才高。甚至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被戴上了伟大的光环，如果你相信故事的话，正是他被预言为伟大的米底人的克星。可能阿斯提阿格斯曾经在梦中看到过这一切，他在幻觉中看到，他的女儿芒达妮正在撒尿，可是尿出来的却是止不住的金色液体，整个王国差点都被淹没。第二天早上，国王将这个梦讲述给他的释梦祭司，祭司面色苍白，警告国王，芒达妮所生下的任何儿子都可能威胁到米底帝国的统治。于是阿斯提阿格斯将女儿匆忙地嫁给了一位波斯人臣子，此人是一个落后的无关紧要的小邦的君主，阿斯提阿格斯希望这样可以抵消不幸的预言。但是当芒达妮怀孕之后，阿斯提阿格斯第二次做梦：这次他看见从女儿的两腿之间生出葡萄藤来，葡萄藤不停地生长，直到将整个亚洲都覆盖在它的树荫之下。他在惊恐之中等待着这个外孙的降生，并且立刻命人将这个刚生下的男孩处死。这类故事总会发生一些意外，这个命令并没有被执行。婴儿被抛弃在山边，却被一位牧羊人发现并抚养长大；或者可能如传说中那样，是强盗发现了他；或者甚至是一条母狼用自己的乳汁喂养了他。无论这些细节怎样，成长中的神奇特点都会明示这个弃儿得到神宠的未来——当然，因此也证实了居鲁士活下来并发展壮大。当他长成成年男子的时候，他天性中的高贵为他赢得了波斯的王位，这正是阿斯提阿格斯用尽计谋想要避免的事情，从此米底帝国的命运就注定了。

或许，这就是传说的表达方式。伟大人物总是被夸张的故事加以渲染，也许居鲁士早年的命运并不像波斯人后来声称的那样明确。[14]即便如此，不管是否有这样的预言，居鲁士的能力一定足够引起阿斯提阿格斯的警惕：米底人是扎格罗什山区的霸主，非常警惕那些臣属们的崛起，所以当这位外孙登上波斯王位几年之后，如果继续对居鲁士坐视不管的话，他很可能变得极具威胁。鉴于此，公元前553年，阿斯提阿格斯召集了强大的骑兵南征。尽管人数处于极大的劣势，波斯人仍然顽强地抵抗。在他们就要屈服时，他们的妇女走上战场鼓舞居鲁士和他的战士们继续战斗下去。战争持续了3年，整个扎格罗什山区都动荡不安，但却在公元前550年突然停止了。连众神都对此感到惊讶，他们开始在邻近国家国王们的梦中散布消息，“居鲁士以弱胜强，击退了米底人的大军，并且生擒了米底人的国王阿斯提阿格斯，将他作为俘虏带回了家乡。”[15]自从亚述帝国覆灭以来，还没有什么消息能引起这样大的动荡。

这是如何发生的呢？的确，居鲁士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意志坚定、不屈不挠的竞争对手，他的臣民们则习惯于贫困艰苦而变得坚忍不拔，从不抱怨条件困难——甚至以“茹毛饮血”闻名。如果没有遭到背叛，拥有一个强大帝国所有资源的阿斯提阿格斯当然可能继续他的辉煌。而他遭到背叛的事件非常怪异，时光流逝使得这次事件变得愈发离奇和诡异。但事情的关键问题还是非常清楚的，部落酋长中的杰出人物，米底军队的统帅哈尔珀格斯（Harpagus）变节投向居鲁士，并在作战中带领一支叛军俘虏了阿斯提阿格斯。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叛变呢？传说是由于哈尔珀格斯虽然是阿斯提阿格斯的亲属，但是他同时和波斯国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根据米底人的记载，正是哈尔珀格斯被指派杀害婴儿时期的居鲁士，而这项任务并没有完成但他却上报自己已经做到。几年之后，当事情真相大白的时候，阿斯提阿格斯狂怒不已，展开了血腥的报复，他将哈尔珀格斯的儿子杀死并将其尸体剁碎，把它当作羊肉赐给这位不知情的父亲。哈尔珀格斯吃了自己的孩子，也吞下了凌辱的苦果，继续作为一个驯服的臣子服侍他的国王——或者这只是他伪装出来的样子。他的行为显然非常可信，所以在同波斯的战争爆发之后，国王仍然指派他为自己军队的最高指挥。显然这不是明智的用人之道，或许真的如此愚蠢荒谬。

那么这样一个夸张的故事怎么会有人相信呢？也许在这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谣言般的皮影戏中有一丝真相？阿斯提阿格斯和居鲁士之间的家族关系反映出米底人和波斯人之间紧密的文化以及血缘纽带。这两个民族都属于雅利安人，而对于雅利安人来说只有所谓的非雅利安人（anairya），也就是外族人。因此，阿斯提阿格斯那些犯了思乡病的廷臣只有南望故国，才能一瞥“过去的好时光”。而波斯人和他们的米底人表亲一样，内心深处仍然是游牧民族，他们的故土上“到处都是良马，到处都是善良的人民”[16]，这样的国家实际上只是一个由不同部落组成的联盟而已。虽然居鲁士是“安息国国王”，但他声称自己的王冠是凭借人民最伟大的酋长的地位获得的，他是阿黑门尼德（Achaemenids）家族的族长，这个家族是波斯最强部落帕萨加第（Pasargadae）的统治家族；他既通晓近东宫廷中各类死板的仪式，也擅长组织不拘小节的骑手们进行露天聚会；他是古代城市、群山和原野的主宰，他既是波斯人未来的掌控者也是他们过去的记忆与习俗的主人；居鲁士在扮演诸多角色时游刃有余，因此波斯极大地避免了曾经折磨米底的那种冲突：国王无法忍受民族传统的部落结构，而贵族们仍然坚持以前的特点。米底人的部落酋长们注意到阿斯提阿格斯中央集权的野心而为此痛心疾首，随着时间的流逝，前面我们提到的阿斯提阿格斯和居鲁士之间的对比，逐渐引起了他们的重视。几乎一定出于这种原因，促使哈尔珀格斯迈出了上述至关重要的一步，“从此，以前作为米底人奴仆的波斯人翻身成了米底人的主人”[17]。居鲁士进入了埃克巴坦那，收获了他隐忍、敏锐而又令人愉快的性格结出的果实。

即使在这样一次巨大的胜利之后，居鲁士也没有放弃平衡政策。历代的亚述君王为征服荒蛮的山峰、履行自己的传统权力而头疼不已，经过严密的算计，居鲁士采取了更加宽容的政策。将米底贵族中的一部分人吸引到自己阵营中的同时，他经受住了将对手变成奴隶的诱惑。甚至对待阿斯提阿格斯，他也没有采用剥皮酷刑、喂食野兽或者投入监狱这样的方式，而是为他提供了一份相当体面的俸禄供其安度余生。当然，埃克巴坦那城中的财富被洗劫一空，所有物品都被运回安息，但它并没有遭受尼尼微那样的命运。居鲁士不打算摧毁这座扎格罗什山上最为险要的城市。虽然冬天严寒难耐，暴风雪封锁山路，但是到了夏天，当波斯的平原地区受到烈日炙烤的时候，埃克巴坦那则是一派令人愉悦的绿色天堂，它身后的群峰依然覆盖着白雪，而高墙之外的山坡上则层层叠叠布满了果园和花园，空气干净而又清新。这座城市曾经是米底帝国的都城，如今它变成了在炎夏时节最适宜避暑的波斯帝国首都。因此米底人能够感觉到，即使不是同那些征服者们完全平起平坐，至少也是共同联合在新国王统治下的一种大胆投机，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随后一系列振奋人心的事件证明一切才刚刚开始。像阿斯提阿格斯这样伟大的国王被推翻，在整个近东引起巨大的冲击。不仅米底帝国本身，甚至连多年以来建立起的国际关系也被彻底破坏。突然间，这里看似充满了可以争夺的对象，彼此相邻的大国们还难以将波斯人看在眼中，他们开始考虑自己的开价能得到多少战利品。公元前547年，吕底亚国王克里瑟斯（Croesus）带领一支庞大的军队跨过了哈里斯河，想试探对手。居鲁士异军突至，从扎格罗什山迅速赶来同他会战。居鲁士经过一座座曾经设有哨卡的亚述城市废墟，那里如今只剩下尘土飞扬的凌乱土堆，沉默地见证着权力的脆弱。这样的教训对于一位雄心勃勃的人来说，既是一种警示，也是一种激励，对于目前已经在战场上失去先机的居鲁士来说，仍然迫不及待地想要同克里瑟斯一决高下。当年吕底亚人和米底人遭遇的战斗并没有最后的结局；但这次，没有任何日食，战争更不会中途停止。相反，由于冬天到来，克里瑟斯撤回到自己的首都萨迪斯，他没想到居鲁士居然敢于追击自己，因为这座城市距离西边爱琴海只有三天路程——而对于米底的边界来说距离非常遥远。可是波斯人却没有退却，他们冒着严寒，兵临城下，克里瑟斯没料到敌人会出现，根本没有时间召集自己的军队，只能龟缩在城中等待敌兵散去。随后在居鲁士的攻势下，萨迪斯陷落了，克里瑟斯召集仅有的零星部队殊死抵抗。但是这是一场令人绝望的战斗，吕底亚人把全部的希望押在最后一场骑兵冲锋上，但结果只是萨迪斯陷入混乱，克里瑟斯本人被俘。在遥远的两河流域，此事被记录下来，但简练的言语几乎看不出这件事的轰动效果：“（居鲁士）击败了（吕底亚）国王，占据了他的财宝，并将自己的军队驻扎在这里”。[18]克里瑟斯倒台的消息在吕底亚帝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以至于据说一位神庙中的女祭司听到这个惊人消息之后居然长出了胡须。如果只是如此倒也罢了，但仅仅6年之内，波斯就从一个小国寡民、落后且默默无闻的民族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强盛的帝国。

胜利不仅属于他们自己。米底骑兵装备了为冬季作战而准备的羊皮大衣和耐力很好的山地马匹，这已经超出了坚守岗位的需要。米底人的将领也是如此。战场上哈尔珀格斯向居鲁士提出了最好的建议，他提议在吕底亚骑兵发动总攻之前，将辎重骆驼安排在波斯人战线的前锋上。居鲁士依照建议下令，吕底亚人的马匹受到骆驼发散出的陌生臭味的惊吓，纷纷掉头逃窜，这场战斗也因此获胜。居鲁士受到这次胜利的激励，因此也并不奇怪他希望像以前安抚米底人一样安抚吕底亚人，虽然这些新的臣民属于非雅利安人（anairya）。克里瑟斯和阿斯提阿格斯一样免于处死，他被接纳为征服者的扈从，他那些丰富的宝藏则被完好保存在萨迪斯，甚至当地的税收也被放心地交给当地显贵管理。然而吕底亚人显然被这样的宽宏大量惊呆了，将这看作软弱的表现；居鲁士刚刚返回埃克巴坦那，最受到他的信任而被委任看管此处财富的贵族就发动了叛乱。这是一次致命的误判。居鲁士将这样的行径看作最为低劣的背叛和忘恩负义，面对挑衅他立即发动远征作为回应。新令下达，新兵迅速从埃克巴坦那开出，但这次再也没有任何仁慈可言。取而代之的是得到命令的波斯人要用更为传统的手段来证明他们的统治：犁庭扫闾，叛乱的首领被处死，追随者成为奴仆。这些都是按照波斯国王的指示完成的。

尽管居鲁士展示了自己报复的力量，但并没有放弃帝国政策的根本。如果不再有吕底亚人，那么米底人仍被他当作令人赞扬的新政的参与者。出于这样的安排，哈尔珀格斯这位居鲁士外国侍从中最显赫、最有价值的人被派往西部统率帝国的军队。这个机会是即使他继续忠于阿斯提阿格斯也永远不会得到的，因此这位来自扎格罗什山脉的部落酋长抵达吕底亚，公开使用了“海洋大元帅”[19]这种惊人的头衔。他以惊人的效率在自己的官邸开始工作，为了在“苦海”[20]（爱琴海）的亚洲边缘尽快建立起标准，他迅速收拾了吕底亚人。沿着海岸线布满了美丽而繁荣的城镇，波斯人称当地居民为亚乌那人[2]（伊奥尼亚人）。几百年来，这里的居民主要是从希腊来的移民，伊奥尼亚人和他们隔爱琴海相望的母邦同胞们一样，仍然明确坚信自己属于希腊人。他们彼此争吵不休，不能形成统一的阵线，对于哈尔珀格斯来说，这样的人如同俎上之肉一样。他将这些城市一座接一座地收入囊中。的确，他的大名对于很多伊奥尼亚人来说都是一种威胁，如果不想臣服于波斯人的统治，他们只能选择逃到海外，迁往西西里岛或者意大利半岛上。有一座城市佛士亚（Phocaea）甚至迁走了全部人口，“妇女、儿童和可以带走的财产，实际上所有的东西……只给波斯人留下一座空城”[21]。哈尔珀格斯给伊奥尼亚人的心里留下了巨大的阴影，他要到来的回忆长久以来成为一个梦魇，即使在最私密的愉快场合中也是如此：

当冬季降临，你躺在炉火边柔软的沙发上时，

四周都是美食，一边嚼着干果一边饮着美酒，

这时你一定会问：

“你来自何方？告诉我你多大了？

当米底人来到的时候你的年龄多大？”[22]

不，也许应当注明“当波斯人来到的时候，你的年龄多大？”——这就是哈尔珀格斯给伊奥尼亚人留下的困惑印象，即使当他们已经臣服于这些新的统治者之后依然如此。甚至很久之后，当希腊人提到波斯人的时候，仍然称他们为“米底人”。这种混淆一点也不令人惊讶。扎格罗什山区民族的复杂情况对于一个遥远地方的人来说的确难以弄清。这些西部海滨城市意识到自己臣服于一个从未听说过的民族，这样的事实意味着一个崭新而动荡的时代的来临。世界似乎突然急剧地缩小了，以前从未有过任何一个人能将势力扩展到如此遥远的地方。但居鲁士不仅没有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反而产生了不安和焦虑。因为所有这些胜利，以及自己想象中潜伏在身后的危险令他感到恐惧。从萨迪斯返回之后，他将注意力转向东方的地平线。如果忽略了这个方位的事务，即使是最杰出的征服者也会发现自己的功绩只不过是建立在流沙之上。在担心游牧部落的劫掠以及从伊朗高原传来的雷鸣般马蹄声的同时，没有一个帝国能够保证自己完全安全。有谁能比波斯人更了解这一点呢，因为他们自己就来自于游牧部落。

所以居鲁士亲自镇压了吕底亚的叛乱后，就踏上与埃克巴坦那相反的方向，沿着呼罗珊大道朝着东方进发。[23]对波斯人和米底人来说，这同样是一次回到自身历史的征途，朝着他们祖先传说中的故土前进，“水草丰美，宜牧牛羊”[24]，这里的一切看起来都气势宏大，原野辽阔，群山巍峨。居鲁士进军到高原之上，最终将目光瞄准了兴都库什山脉（Hindukush），它能够越过中亚的群峰看到东方太阳升起——“这永不熄灭的、如骏马一样矫健的太阳，正是它最先身披金色盛装，攀上美丽的山顶，并从那里用慈善的目光俯瞰着雅利安人的居所”[25]。自从很久以前波斯人离开了这片“雅利安人的居所”，这里就成了一些骄纵贵族的乐土，和他们那些住在扎格罗什山的表亲相比，这些人虽然落后但或许更加富有，并且十分好战。一旦居鲁士成功地令这些人臣服，他们将给他带来令人敬畏的巨大人力和财富资源。这片荒芜的土地绝不会失去自身混沌的特点，他们的新主人如以往一样善变，小心地将自己扮演为当地传统的继承人，任由当地贵族继续他们喧哗的行事方法，但从此以后效忠于波斯国王。这虽然松散，但是居鲁士巧妙地掌握着方向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不仅仅是军队和黄金，还有一片缓冲地带。他在这片从兴都库什山脉到咸海的巨大弧形地带中建立起许多省份，在东北方向为波斯提供了一道屏障，保护了波斯从前面对中亚草原来的入侵者敞开的最脆弱的地区。健陀罗（Gandhara）、大夏（Bactria）和粟特（Sogdiana），这些地方原来都是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流血之地，如今成了波斯军事力量的堡垒。

堡垒有很多条件。蛮族和开化的各族都认可居鲁士在遥远荒芜的世界边缘为自己指定的领地，否则可能发生的事变仍然会带来一大堆麻烦事。例如米底人的民间传说中就保留了一个故事，他们的帝国在最为强大的时候曾经遭到“斜眼”的斯基泰人（Sakas）的奴役，这些人如同他们居住的草原一样以野蛮、残忍和不可教化而著称，米底人被他们控制长达28年。当居鲁士后来从粟特向今哈萨克斯坦进发的时候，发现自己面对的正是当年米底人遭遇过的同一群魔鬼，人们很容易认出这些人，他们头戴高高的尖顶帽子，善于使用斧头发出警告，这是一个严重的危险信号。居鲁士俘虏了斯基泰人的一个首领，并用高贵的骑士风范对待他，这个首领臣服于入侵者，斯基泰人为波斯国王效力，后来成为帝国军队中最残忍的力量。但是这仅仅是一个部落。在它的家乡以外有辽阔的原野，那里盗匪出没，危机四伏，其幅员之辽阔嘲弄每一个试图征服此地之人——甚至是那些我们已知的最伟大的征服者的野心。有些人说，没人能说清楚那片原野延伸到何处，也没人知道它的边际何在；那里有长着人身羊腿的部落，那里都是冰天雪地的蛮荒之境，那里的居民每年需要冬眠6个月时间，在那个地方以外流淌着环绕世界的兰加大河（Rangha），这条河如同大海一样宽阔。[26]居鲁士在跨越景色单调的草原时，显然没有预料到要推进到这样遥远的地方。最后，当他发现一条大河挡住了他的去路时，便在布满泥沼、蚊虫肆虐的岸边休整，并最终停止了前进。这条河就是药杀水（Jaxartes River，今锡尔河），河水很浅而且岛屿众多，为勇敢的人提供了天然的边界；因此居鲁士下令，依山河之险，补其不足，建造7座边镇，并将其中最大的一座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叫“昔罗波利斯”[27]。从此以后，这片人迹罕至的蛮荒草原就像一名奴仆一样，被打上了波斯国王的印记。

将他的身份烙印打在斯基泰人土地上的做法彰显了帝王的双重意思。药杀水之外那些好战的野蛮群体不再被允许南下侵略，而这条边界之内的居民也不必再为自身的安危而担心。居鲁士的战略总能起到威吓敌人、安抚臣民的双重效果——到公元前540年，当东方的边界稳固之后，居鲁士觉得可以准备回头完成自己最后的任务了。于是他返回扎格罗什山脉，将自己掠食的目光转向每一个征服者雄心壮志的终极目标——今伊拉克南部肥沃的平原，它从亚述延伸到波斯湾，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众多辉煌城邦角逐的舞台。在征服这片古老的中心地带之前没有人会被人承认为世界的霸主——作为新贵的居鲁士非常了解这一点。他还知道这里的居民不是暴君宣传控制下落后的边地愚民，相反，这些人认为波斯人才是蛮族。居鲁士善于扭转人们的先验观念，决定面对这个新的挑战。他侵入敌人的疆域，却宣称要保护这里；他带领庞大的军队，却表现得仿佛和平保护神一样。因此，所到之处无不敞开大门欢迎他的到来。

波斯的武力就是一切，这是抵抗者所能做出的唯一理智抉择。曾经有一支军队试图抵抗侵略，但已经完全被消灭；居鲁士曾经在吕底亚向世人展现过，如果他觉得有助于实现良好愿望的话，并不反对偶尔使用残暴的手段。当然，大体上说他更喜欢按照自己高调的宣传行事。一旦建立起统治，就不再会有杀戮。刑罚也将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之内。他的命令以一种和缓仁慈的口吻颁布。对于那些古迹星罗棋布、烟火缭绕的城市来说，居鲁士将自己表现为“正义和公正”的楷模，他的“普世统治的权力”来自于众神的回馈。[28]但到底来自于哪些神祇呢？居鲁士冷静地装作受到所有人的悦纳。各地祭司寻章摘句适时地将他拥戴为自己人，各族人民也将他看作自己传统与观念的继承者——这都是他成为世界主宰的完美粉饰。他既是阿黑门尼德家族中的新贵部落酋长，也是乌尔或乌鲁克这些古老城市的庇护人——完美无缺。即使上溯到创世之初，人们也无法在历史记载中找到另一个如此迅速地达到这种崇高地位的的人。

但对很多人来说，即使像他这样的天才，也会遇到也非常可怕甚至骇人的事情。当居鲁士最后一次陷入战争时，他已经年届七旬，虽然仍然拥有无法满足的征服欲，却最终死在药杀水以北的地方，远离他曾经为自己的野心划定的界线。[29]杀死他的那个部落的女首领在获胜之后，斩下居鲁士的头颅，将它放进充满鲜血的皮酒囊，好让这个饥渴的老头得到最后的满足。居鲁士最后扮演了一个游荡在近东地区人们幻想中的幽灵，一个在夜晚永远无法满足于人类血肉的魔鬼。他在屈服于他的那些人中保留下了一个不寻常的传统。居鲁士，这个几乎震动了整个世界的人，被人们以一种言过其实的颂扬加以纪念：他性格中非凡的高贵品质以及身为世界和平的缔造者。数个世纪之后，即使在与波斯帝国最势不两立的敌人那里，居鲁士的光辉依然普照着这个帝国。“他令所有其他的君王黯然失色，无论生于他之前还是他之后。”一位雅典人色诺芬在居鲁士死后两百年左右这样记录，“无论他征服了谁，他都会为这些人注入取悦自己的愿望，让这些人在他的良好设计中感到快乐。人们都会觉得自己乐于接受他的治理而非别人的治理。”[30]这可能让人觉得的确是惊人的结论，但是居鲁士确实诱使或者强迫人们相信自己是不同民族的主人，理解和尊重他们，并渴望赢得他们的爱戴。以前从未有帝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也从未有君王曾经表现得如此仁慈，如此克制。

这就是居鲁士的过人之才——他赢得的回报是一个超越所有梦想的主宰权。

哦，兄弟，你在哪里？

居鲁士死于公元前529年夏天，他的尸体被人从杀死他的部落手中赎回并带回波斯，随后安葬在等待着他的巨大石头陵墓之中。传说这个地方正是当年他击败阿斯提阿格斯的地点，他的陵墓是他自己曾经出资修建的建筑物当中的一座。这是一个宫殿、亭台和苑囿的集群，而不是城市，这里有太多的事物见证了波斯人的伟大，同样也暗示着他们在迅速崛起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在这些石头建筑的远处，成群的牲畜仍然出现在景色荒凉的山丘和原野上。阵阵狂风刮过毫无风景的土地，将镀金的门廊和群柱蒙上尘土。即使这座大型建筑用石头建成，但几乎只相当于一张示意图，看不到任何营地和帐篷的痕迹。除了居鲁士所属的部落帕萨加第以外，没人知道这个地点。对于一个游牧民族来说，强大到生根定居几乎就是一件自相矛盾的事。

现在，居鲁士已经死了，波斯各部落之间又将上演一场影响千万人的战斗。能有一位继任者有希望接替居鲁士的位置吗，或者波斯帝国会由于创立者威权的突然丧失，像它迅速崛起一样骤然消失吗？历史上曾经记载过来自于无数已经消亡的帝国的证据，即使最为强大的王权，一旦失去国王也会面临危险的时刻。居鲁士身负王朝传宗接代的众望，曾生下三个女儿和两个儿子；但这并不能保证任何事情。对于一个大帝国而言，和一个游牧部落一样，子嗣过多与没有子嗣一样危险。

居鲁士曾经富有远见地看到这一点并努力避免这样的事情，他认真地为两个儿子的愿望做了安排。在他死去之前，他指定长子冈比西斯（Cambyses）为太子，而任命小儿子巴尔迪亚（Bardiya）担任大夏地区的长官，这是国家中东部省份最辽阔也最为重要的一个。虽然没有一顶象征王室权力的冠冕，巴尔迪亚却可以免于向中央纳税，这一特权足以令他称无冕之王。

这样的荣耀能否平息他对自己兄弟的怨气，抑或仅仅刺激他垂涎皇室最高的地位？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结果。但无论何种方式，谁都会看出居鲁士为这个帝国的未来做了计划，那就是冈比西斯将登上波斯帝国的宝座，而巴尔迪亚则要辅佐他。他人都不可染指大权。为了在家族内部强化这样的看法，冈比西斯和他的两个姐姐阿托撒（Atossa）和罗克珊（Rhoxsane）之间举行了令人吃惊的婚礼。这在波斯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先例——血亲乱伦，这样的怪事也成功地阻止了其他贵族家庭试图竞争皇位的野心。[31]毕竟，最具资格成为居鲁士之女配偶的只有居鲁士的儿子。这样就形成了伟大征服者的血统——就像需要受到祭司悉心呵护的泉水或圣火一样——如此珍贵，必须保护它不受任何污染。

居鲁士的遗体被安放在金子打造的棺材中，停放棺材的陵墓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在祈祷者与助祭们的哀悼声中，冈比西斯前来宣告自己享有长子继承权。现在世界的统治权落入了他的手中。的确，既然他继承了其父的王位，就没有谁会再关注他的兄弟了；巴尔迪亚巩固了自己在东方辽阔封地上的统治权后，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篡权背叛的征兆。居鲁士最后的遗愿被证明是精明的安排，两兄弟的利益互相纠缠。也许人们认为冈比西斯是长子，会试图为他父亲的死复仇，这就要求他带领庞大的军队开入东部省份，从而引起他兄弟公开的怨恨。同样，也有人认为巴尔迪亚拥有这样一个有威胁力的基地，可能会试图冒险公开反抗新王。无形之中，两兄弟形成了一个约定。巴尔迪亚得到保证在行省中不受干预，否则将会给他的兄长制造麻烦；[32]而冈比西斯尽管与他的父亲一样试图征服世界，也不再去对抗那些杀死居鲁士的贫穷部落居民，他调转军队，将矛头指向了相反方向的边界，那里遍地黄金和巨大的神庙，古代世界体系中遗留下来的最后一个帝国仍然存在着，仿佛亘古永存。冈比西斯发动了对埃及的战争。

显然，这样的战事不可掉以轻心。由于越来越依靠无能的雇佣军支持，而且军费常常被权力过大的寺庙僧侣贪污，法老的军队可能已经比古代辉煌时期大大缩减了，但仍然不失为一个可怕的对手。冈比西斯用了4年时间准备这次入侵。帝国的属国都要提供赋税与兵役。人们建造并征集了大量船只，波斯国王第一次成为一支强大海军的统帅，并招来谋士认真分析局势。当波斯人最后在战场上遇到埃及人的时候，据说他们将猫绑在盾牌上，从而令对方的弓箭手不敢射箭，因为对于埃及人来说，这类动物是神圣的，这样做会令他们愤怒、瘫痪。[33]这当然肯定会赢得胜利。埃及的门户佩卢西翁（Pelusium）被摧毁，守卫者尸横遍野；甚至100年之后还能看见他们的尸骨。当然，冈比西斯的军队不停留于先头攻击。随后，战舰沿着海岸航行过来。海军和陆军彼此呼应，两栖行动配合严密，波斯人夺取了最后的胜利。抵抗力量被彻底摧毁，埃及投降了。埃及人用法老称号欢呼这位“外国的伟大首领”。

但是冈比西斯的胜利是虚幻的，一个这样古老而神秘的国度不会轻易被纳入任何外人的帝国之中。当然，有些措施很容易施行：例如，有一座城市的税收就被用来保证波斯“姐妹王后”在鞋子上的花销。[34]但其他方面，很快就令冈比西斯陷入了泥潭。埃及的变革从来不是直线进行的，其中最为困难的一项就是制服祭司阶层并对他们征税。冈比西斯大胆的行事方式是本土法老们从来不敢做的，他成功地强迫寺庙献出聚敛的大量财富，这项为期4年的努力自然引起了祭司们的敌意。他们不遗余力地诋毁他的名誉，在埃及，冈比西斯从此成了一个疯子、弑神者和渎神者的代名词。有时人们甚至指控他试图统一两国娱乐方式，因为人们假想他曾经诋毁一头埃及人敬奉为神的公牛。

流言四起。有的谣言比关于他嘲笑圣牛更加离谱，实际上冈比西斯行事得体，他下令将死去的公牛涂油并虔敬地加以安葬。正如居鲁士曾经做到的一样，他也试图表现自己谨慎尊敬外国神祇，无论它有多么古怪。而且，作为法老，他也成了“拉”神的儿子。对他来说，自己的祖辈还以皮革为衣，而自己面对的伟大的埃及传统，为他提供了相当大的反思空间。但这样的空间可能过大：因为当埃及的祭司阶层开始将冈比西斯看作一个迫害狂的时候，波斯部落酋长们做出了更具影响性的事情。居鲁士虽然征服了世界，但是他从未忘记自己的根基，所以人们爱戴他，并将他称为人民的“父亲”——但是冈比西斯将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被波斯人记住，他被看作一个“残忍而傲慢”的人，并被贴上“暴君”的标签。[35]很多奇谈怪论都会被用来证明他的野蛮：他把斟酒人当箭靶射死，他将12位贵族头朝下活埋。还有更多的污蔑吗？也许有——但这都真切反映了对危机的回忆，冈比西斯身旁的米底人随从非常熟悉一点，国王对任何反抗的迹象都毫不留情，会通过摧毁竞争部落酋长的决心来加以解决。筹划进军埃及的过程中，很多这样的首领被软禁在冈比西斯身边充当人质或者扈从，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被带往埃及。尽管没有宫廷，波斯仍然是皇家权力的发源地。任何能够控制其腹地的人同样也可以控制整个帝国。冈比西斯长期出征埃及，为这种潜在想法的萌发提供了机会。叛乱开始在波斯人部落地区酝酿。

30年前，米底人的酋长们出于绝望推翻了阿斯提阿格斯，而今不再愿意支持外族人作为国王了；但波斯贵族们由于冈比西斯的独断专行而大为恼火，愿意换一位更易接受的人继任。巴尔迪亚不仅仅是居鲁士大帝的儿子，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还拥有作为波斯人欣赏的国王的一切品质。他的身体强壮，人送外号“坦尤克萨尔凯斯”，就是“体格强壮”的意思，他是一位神箭手——弓箭是波斯人的传统兵器。[36]他能够保证在多事的东部军队中统率近十年，足见他极具天赋的战争才能。从其他角度看，巴尔迪亚还拥有很多可以证明他是最像居鲁士的儿子。看起来和居鲁士一样，他也能恩威并用。他敏锐地觉察到波斯贵族们的愤怒，也挂念那些在冈比西斯日益沉重的压迫下受苦的人们。通过拉拢有关人员，巴尔迪亚提出一个惊人的想法：也许可以免除波斯人民向国王缴纳的3年赋税和兵役？当然冈比西斯永远不会同意这个想法，但是一个新国王呢？一个新的国王也许会同意……

这样的煽动性言论不可能长时间保持隐秘，到处都是冈比西斯探子。冈比西斯现在巩固了对非洲的征服，立刻警觉到后方存在的威胁。他将波斯人的统治扩展到利比亚的荒漠中，甚至远达传说中的埃塞俄比亚人居住的地区，“他们是世界上最高而且最好看的人”[37]，尽管取得了这样的功绩，他还是离家太久了。公元前522年初，当他最后决定踏上返回波斯的漫漫长路时，发现自己已经无力追逐逝去的时间了。虽然他仍然有精良部队伴随——大部分贵族也在身边——事态却正脱离他的控制。3月11日，巴尔迪亚公开宣告要得到王位。一个月之后，他在东部省份被拥立为王。[38]居鲁士建立起来的波斯人辉煌的帝国现在被他两个互相竞争的儿子弄得四分五裂。会分裂两半，还是会彻底变成小国林立的局面？但无论如何最终可能都无法逃过手足相残的命运。

但随后一个事故——至少看起来非常像一次事故——发生了。[39]据说，当冈比西斯在行军途中经过叙利亚翻身上马的时候，不小心被自己的宝剑刺伤了大腿，后来居然得了坏疽，数日内就亡故了。如果真是如此，这真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意外——也是最“适时”的一个意外。事件的受益者显然就是巴尔迪亚，他成了居鲁士仅存的男性继承人，因此会理所当然地继承王位。这都被祭司们预见到，他曾经看到罗克珊生出一个无头婴儿，预示着冈比西斯一脉的断绝，尽管埃及的祭司更加恶毒和别有用意地说冈比西斯让自己遭到厄运——因为传言他曾经脚踢自己姐姐，即妻子的腹部，不仅杀死了胎儿，还害死了王后。现在冈比西斯绝后，似乎迎来了一个和平的大好时机——巴尔迪亚迅速抓住了这个机会。7月，他正式得到祭司们的任命，穿戴上他父亲留下的黄袍和王冠。与此同时，他娶了冈比西斯留下的姐妹王后阿托撒。他保证了传承与血脉。毕竟还会有谁能挑战巴尔迪亚对世界的统治权呢？

但是当新国王对自己的至高无上充满自信，前往凉爽的埃克巴坦那避暑之后，阴谋和谣言仍然在炙热的平原低地地区徘徊。[40]不管冈比西斯是不是死于意外，这对巴尔迪亚身边的人来说，仍然成了一个可怕的诱惑。在从叙利亚通往扎格罗什山脉的干道上行进的军队已经群龙无首。但这能有多久呢？出身贵族的高级军官们从非洲返回，经历了战争的历练，深谙权宜之术，常常显得比他们的年龄更为老练。例如冈比西斯的“持矛侍卫”就是国王的远房表兄弟，名叫大流士，年龄刚到28岁。在波斯宫廷中地位高下取决于与王室亲近的程度，所以年轻的大流士的头衔远不止它本身所指的仆从地位，其实是极崇高的尊荣，这让他在宫廷中成为公认的至关重要的人物，而且令他成为皇家隐情的知情者和参与者。所以在冈比西斯死前的几周之内，他最有可能被选中作为政变的密谋者。

通过审视和分析，大流士可能以天生政治家那无情的眼光看到巴尔迪亚的地位也许并不像最初呈现出来的那样稳固。部落各位酋长效忠的态度仍然飘忽不定。税收改革的宣言虽然得到被征服民族的欢迎，但不可能在波斯的统治阶层中大行其道。如果巴尔迪亚的私人金库没有告罄，也许还能补充国家税收的亏空。只要新国王不希望走向政治自杀的道路，他几乎不会压榨自己的支持者；但是有些贵族远在叙利亚，被拘押在冈比西斯军营中，似乎留下几乎唾手可得的财富。命令自然下达，那些被认为是巴尔迪亚的反对者的人的财产，包括他们的“牧场和畜群、奴仆和房产”[41]都被没收充公。虽然急需这批意外之财，但这也带来了可怕的后果：加剧了贵族内部的分裂。在许多波斯人眼中，巴尔迪亚给“他的国家和古老的王位”打上了耻辱的印记。[42]夏天已经抛弃了一位国王，现在又匆忙计划着处置第二个。

谋反者一共有7人，都是上层人士。其中有年轻的“持矛侍卫”大流士——他也是阿黑门尼德家族成员。并不是所有波斯的重要部落都决定确保他在阴谋中的主导地位，因为还有另外一个富有的贵族、名叫欧塔涅斯（Otanes）的谋反者也觊觎王位，与他竞争。而且，根据后来的传说，欧塔涅斯最先组织了这次阴谋，大流士仅仅是随后被作为事后智者邀请加入的。但这种说法并没有太多的意义。即使被假设为后来加入的人，但人们都知道大流士很快被公认为叛乱的核心人物。他的地位从一开始就显得卓尔不凡。他与居鲁士的血缘关系使他在这7个谋反者中处于中心地位。7人中有一人名叫戈布里亚斯（Gobryas）既是他的岳父也是他的姐夫：姻亲让他们彼此关系密切。大流士的兄弟阿尔塔费尼斯（Artaphernes）拥有超人的勇气和智慧，虽然不在主要的7人谋反者中，但却随时准备听他调遣。各种迹象和家族事务都表明，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大流士都可能是叛乱的首领。

那他为何没有从一开始就参与这次事变？他如何能从歪曲时间范围的做法中获益呢？他可能直接掩盖什么样的事情？这本身就暗示着某个明显却致命的答案——弑君之罪。毕竟，没人比“持矛侍卫”更可能有机会策划谋杀国王了。这样的谋逆行为在冈比西斯的敌人看来几乎是无法实现的。大流士很快证明自己既大胆又无情，他从未夸耀自己所犯下的罪行。结果，这件事情的真相就消失在历史中了。[43]如果大流士卷入冈比西斯之死的事件无法得到确证的话，那么他毫无疑问地扮演了推动反对巴尔迪亚的密谋的主角。当欧塔涅斯要求更加审慎的行事，暗示需要争取更多的密谋者，多花些时间时，大流士则主张当机立断。他坚持认为不能依靠军队的数量，而要靠速度和出其不意，浪费时间只能让他们失去机会；越果断，越有可能获得成果。

大流士在得到了他的兄弟阿尔塔费尼斯和6个人当中大多数人的支持之后开始行动。他的计算的确精准，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如今确实来到了。叛乱者和他们的大军沿着呼罗珊大道，紧挨着扎格罗什山脉向前推进，人们觉察到平原夏日的酷热逐渐褪去，秋意渐浓。很快，国王就要从山区返回。如果暗杀小队能够在从埃克巴坦那通向波斯腹地的道路途中的某处开阔地伏击国王的话，也许能相对容易地解决他。这些人都是熟练的骑手——波斯贵族都是自幼在马背上长大的——这7个谋反者和他们的随从风驰电掣只为争取最大的机会。9月他们终于到达了米底边界。面对从埃克巴坦那山区蜿蜒而来的呼罗珊大道，他们仿佛看到巴尔迪亚正从不远的地方慢慢走近。

国王行程的消息很容易得到，这条道路熙熙攘攘，波斯统一各地为商人们带来了收益，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这条大路两旁，来自低地富庶贸易城市的商贾操着各种外国口音，他们的骆驼队满载行囊，蹄声橐橐。[44]那些来自埃克巴坦那的人们可以向这些谋反者证实国王确实已经离开了行宫，告诉他们国王正在向这里行进，离这里不远了。随着巴尔迪亚王驾日近，道路上往来的车马也日益增多，国王的侍从与先锋就是明显的例子，他们身着华服，胡须和头发精心地卷曲着，手持孔雀羽毛夸耀地警示路人，主公——波斯国王——世界之主就要驾临。

然而，在这声色喧扰之中，一些非常古老的制度仍然未曾改变。9月下旬，当这些叛乱者沿着扎格罗什山谷最肥沃的土地尼赛亚（Nisaea）北缘行进的时候，他们看到了其中最惊人的部分。在远离大道上那些朝臣和商队的地方，覆盖着长满苜蓿的牧场，这些景象对几代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这的确是比米底自身更为古老的指路标。成群的白马遍布原野，据说数量多达16万。大约两百年前，他们正是用这种马作为向亚述人进献的贡品，这是世间“最优良、最高大的马”[45]，即使在印度这样神奇的国度中——传说这里的各种动物都可以长到难以置信的大小——也没有可以与之相比的同类。从前米底人是游牧民族，现在臣服于异族的统治；但是他们在尼赛亚原野上纵横驰骋，伴随着优良的畜群，这些人知道自己仍然是最出色的驯马人。有一点令他们在奴役之中感到安慰的是：强壮、敏捷而美丽的白马被扎格罗什山民认为是神圣的生物，它们通过一些神秘关系和神圣仪式与王者联系起来。

作为征服者的波斯人也知道这一点，每个月在帕萨加第都会有一匹来自尼赛亚的马被献于居鲁士的神圣陵墓前。也许这就是巴尔迪亚在从呼罗珊大道向低地前进的途中停留下来并在这里逗留的原因。无论他寻求合法化依据还是上天的神谕，抑或解读那些噩梦，他都应当在尼赛亚找到一些专家在侧听候圣命。那些能够解释各种神秘现象的祭司们同样也是这些神马的守护者。巴尔迪亚是否曾经召集这些宗教专家并向他们询问自己将来的命运如何？或许无论公元前522年9月29日这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的确有一个自称为巴尔迪亚的人在尼赛亚的西基阿沃提什（Sikyavautish）要塞死于大流士的袭击。

所有追溯这7人谋反小组成员世系的人都能够说出后来发生的事情。流逝的岁月一定造成了众多不同的说法。但是所有的版本都支持一点：那就是巴尔迪亚完全没有料到此事。大约谋反者及其随从冷静地登上了要塞的门厅，勇敢地宣称他们来觐见国王。守卫者慑于求见者的崇高地位，匆忙允许他们入内。直到当他们到达内廷的王家禁区时，才有人意识到喝问他们的意图——但为时已晚。这些谋反者遭遇了侍从们的反击，但最终冲进了巴尔迪亚的卧室。据说国王正和情人同处，他拼命试图用凳子腿抵抗对方，但是无能为力，也有人说最终是大流士的兄弟“忠诚的阿尔塔费尼斯”用匕首刺死了他。[46]

这样，巴尔迪亚，居鲁士之子，波斯人之王，死在了地上。

双重幻影

他真的这样死了吗？刺客们制造这次血腥事件之后立刻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说法。被害者的尸体不能呈现在大众面前，但是现在可以泄露出大量的其他消息来引起全国震惊。叛乱者们讲的故事太令人惊愕了。他们声称，那个被他们谋害的人根本不是居鲁士之子巴尔迪亚。真正的巴尔迪亚已经死去很久了，嫉妒而残忍的冈比西斯数年之前曾经下令将他杀害。如果不是聪明的大流士和他的支持者们偶然发现了这个秘密，并且勇于将其公告天下，波斯人永远也不会知晓这个可怕的阴谋。

这些都会遭到明显的质疑。如果在西基阿沃提什遭到刺杀的不是居鲁士的儿子，不是合法的国王，那么又会是谁呢？这种揭露显示出一个更加险恶的倾向。一个冒名顶替者曾经占据皇室血缘里王子的角色长达数年，这本身就足够引人警惕了，但是他甚至能够不受到家人和王室怀疑，这一点只能证明他使用了最为黑暗的巫术。显然，一名受到训练且善于控制超自然力量的祭司是最值得怀疑的对象。难道这仅仅是巧合：冒名者在祭司们著名的大本营——尼赛亚圣马平原上遭到袭击。似乎并非如此，叛乱者匆忙宣称巴尔迪亚的替身实际上是一名祭司，“名叫高墨达”[47]，此人出身低贱，很可能是个身份不明的恶棍，他的巫术如此有效，阴谋异常胆大，几乎用自己设计的圈套攫取了整个帝国。

预感论的复述能够挑明这些流言蜚语的暗示，并对之推波助澜。尽管此人大权在握，但是这名祭司忘记隐藏一个关键细节：他的耳朵，由于犯下了某种不明的罪行，巴尔迪亚很久之前曾被居鲁士下令处以刵刑。欧塔涅斯的女儿帕伊杜美（Phaidime）是巴尔迪亚的妻子，从来未曾怀疑过自己的丈夫被人谋害并被替身替代。某天夜里，她趁丈夫睡着轻轻抚摸他的头，发现了这个可怕的真相。她将此发现告诉了她的父亲，并因此加入了密谋者的行列，做下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大事，最后以杀死替身结束。这就是至少数年以内在整个帝国流传的故事版本。没有人被允许讨论其真假。

如果有人质疑关于刺杀事件当晚叛乱者的正当性，抑或指出更为明显的不真实性，或者有人追问为何这么仓促地处理掉替身的尸首，那他也一定有足够的智力来保持沉默。人们还在忙着擦拭西基阿沃提什家具上的血迹时并不是说这些双关语的正确时机。叛乱者并没有多少心情来容忍各种不同意见。大流士发出的警告已经足够严重了：“今后为王者，当勇于震慑流言；敢于传布流言者，必为王家所不容！”[48]从政治权术家手中变出来的是令人目眩的戏法，这有利于将原告变成被告而不会使那些刺客们遭到指控。所有心生怀疑的人都被视为真相的敌人而遭到抵制。

这对于所有波斯人来说都是一个可怕而恐怖的命运。有一种约定俗成的信念，相信大流士的国民是世界上最为忠诚的臣民。他们从小学会了三件事：“骑马、射箭和说实话”[49]。大流士通过对任何怀疑有关祭司罪行的故事的人加以威胁，不仅是为了支持一种模棱两可的说法，而且是为了同时提出更为高调的主张。只有波斯人会这样做——因为只有波斯人才知道“真理”的真正含义。很多愚昧的民族并不理解，但他们清楚，没有真理的世界将会走向毁灭并落入永恒的黑夜之中。这不仅是一种抽象，也不仅是一种理想，毋宁说它构成了存在的基础。

这就是众神之中最伟大的阿胡拉马兹达神（Ahura Mazda）创造时间与万物之初，创造的真理的化身阿尔塔（Arta），它为宇宙建立秩序。如果没有阿尔塔，世界就缺少形式和美，按照马兹达神的推动而运转起来的存在物的大循环就难以将生命带到世上。即便如此，真理从来没有停止过。波斯人清楚，正仿佛火焰升腾朝向天空的时候总伴随着黑色的烟雾一样，阿尔塔也伴随着谎言的化身德鲁伽（Drauga）。这两种秩序一方面是完美的，一方面则是谬误的，两者互为镜像，从时间初始便相互纠缠，对抗至今。人类应该怎么做呢？显然要站在阿尔塔一方对抗德鲁伽，以真理对抗谎言，否则宇宙自身有可能遭到动摇抑或失败。自古以来有一种看法认为：“那些制造骗局的卑劣之人会让国家遭受死亡之灾害”[50]，而如果有这样一个“卑劣的人”用某种手段窃取国家王位，那将会给人们带来多么严重的灾难！这个形如巴尔迪亚的祭司装扮成合法的国王，将世界的权柄授予德鲁伽。大流士和他的伙伴们火速赶往西基阿沃提什，他们推翻的不仅仅是一个冒名顶替者，而是一个更有威胁性的恶魔。他们并不是犯上作乱，而是从事了一项堪比拯救宇宙的伟大事业。

如今，高墨达被推翻并被处死，他玷污过的王冠空置下来。王权的象征物——一件长袍、一把弓箭和一面盾牌——正在西基阿沃提什等待合法的继承。谁将成为这个人呢？在刺杀发生的那天晚上，他如何被人们认出，如何抵抗都已是秘密,最后只留下极为混乱的记载。据说叛乱者趁夜色逃到开阔平原上，在约定好的地点，他们勒马驻扎并等待黎明的降临。当第一束阳光出现在山峦起伏的东方地平线后，大流士的坐骑首先嘶鸣起来，他的同伴们慌忙滚下马背，跪倒在地，向他行礼致敬。希腊人在重述这个故事的时候认为这些叛乱者在事前曾经约定：“坐骑在黎明时最先鸣叫的人即承大统”[51]，他们还进一步说明大流士在其中作弊。据说他的马夫此前将手指插入母马阴道之中，当太阳升起的时刻，他把手放到大流士坐骑的鼻子底下。但这是典型的希腊人的下流胡说，他们太喜欢糟蹋真理的神圣了！

很显然，即使从这个最不令人满意的说法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大流士的登基充满了影响力和威严的礼仪。这些叛乱者聚集在9月夜晚的寒风中，并不是因为他们希望发现谁可能是下一个国王，而是因为已经知道一切。欧塔涅斯这个大流士唯一值得考虑的对手早已臣服于不可改变的事实，并主动退出了对王位的竞争：这些贵族骑马穿过尼赛亚平原是在庆祝一个既成的事实。大流士得到了白色神马嘶鸣的祝福，也得到了群山晨曦的祝福，他知道自己得到了阿尔塔的双重支持。第一束阳光照亮大地，而德鲁伽统治下危险晦暗的夜晚逐渐在太阳的光芒中退却。“我能感受到您的强大和神圣，马兹达神，当您掌握着不义之人和正义之人双方的命运，当您的火焰散发出真理的温暖，神圣智慧的力量就降临到了我的身上。”[52]如今，在这个9月下旬的黎明时分，神圣智慧的力量真的降临到尼赛亚，因为不义的人已经死掉，而正义的人成了国王。

也许，这样的声明让大流士感到高兴。尽管这种想象充斥了他的宣传，但这不属于他个人。如果它在所有雅利安人之中导致了对阿尔塔的崇敬，那么它也会引起一种更为严格的二元论教条。“不义与正义之人的命运是一对孪生子”——这不是大流士的话语，而是传说中最富有幻想力的琐罗亚斯德说的，他是雅利安人的预言家，他是第一个向人们揭示世界就是神与恶魔之间无情作战之战场的人。这场战争是所有事物之间的殊死搏斗，预言家在他新奇的学说中继续阐述，这种普世的循环并不会像人们通常假设的那样永远继续下去，而是会朝向一个有利的结局，在这个时候，宇宙的启示指出真理会消灭所有谬误，并在其废墟的基础上建立永久和平的王国。掌握着最终决定性胜利的是生命、智慧和光明的主宰阿胡拉马兹达神本人——而不像有些伊朗人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众神灵之一——他是至高的、全能的唯一，而不是受造的上帝。从他开始，如同火焰从一座灯塔传递到另一座灯塔一样，各种善行传播开来：从他永恒的光明中产生了6种主要的发散之物，它们是阿胡拉马兹达神座下6位神使，是神圣的永生者；[53]还有更为广泛存在的一类善灵；充满众多美好之处的世界；植物和动物（特指那些终日忙于捕食各种来自黑暗势力的昆虫及其虫卵的刺猬一类动物）；忠诚而且永远正义的狗；最后才是最为高贵的人类自身。“不要堵塞自己的耳朵，要倾听福音——用聪明的头脑注视明亮的火焰！”这就是预言家的宣言，警示人类面对伟大的裁决。“你们可以选择自己想要追随的信念，每个人都拥有由强大的生命考验所赋予的自由。”[54]选择错误，就会走向谎言、走向混乱；选择正确，才会通向有序、宁静和希望。

大流士是第一个重视这种伟大的和平的人，而正义的宗教可能为他个人的目的服务篡位者吗？我们无法真切地知晓。琐罗亚斯德早期的历史及其学说对于他自己的信徒来说也是一团迷雾。这名预言家刚出生时是唯一不像其他婴儿一样啼哭反而发笑的人；人们认为他30岁那年第一次看到阿胡拉马兹达神的幻象从河水中浮现；他最后在70岁的时候死去，一个刺客用匕首杀害了他：这就是被崇拜者保留下来的一点点生平碎片。但是一旦涉及他所生活的年代、地区，人们就各自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有人将琐罗亚斯德看作与时间一同产生的人物，另一些人则认为他生活在阿斯提阿格斯国王统治的时代；[55]有人认为他从小生活在大夏，其他人则认为他生活在草原地区。但有一点所有人都承认：那就是他既不是米底人也不是波斯人——他的教诲最初只是从东方传到扎格罗什山区。[56]

但是这有什么作用？毕竟居鲁士所建立的帝国显然不是神权政体；而且永远不会在任何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的国家。波斯人仍然继续崇拜他们古老的神祇，向群山和溪流表示敬意，并在他们国王的陵墓之前用马匹献祭。但由于阿黑门尼德宫廷在他们大部分的仪式中保留异教成分，同样也不会从主流情感中完全去除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正像在伊朗东部各个王国中，这位预言家的一神教信仰仍然有力地控制着一切，在西部，阿胡拉马兹达神也一直被作为最高的神崇拜。在波斯民族的异教信仰和琐罗亚斯德的教义之间并不是一种相互竞争的关系，相反，而是一种配合甚至融合的关系。二者来自于相同的宗教冲动表达，这种冲动已经产生了数百年，直到波斯人征服世界时，仍然保持了发展的状态。尤其是在那些掌握着最为神秘和神圣的知识的祭司与琐罗亚斯德教士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人们甚至不清楚哪一个教派最先提出要永远同各种爬虫作战，谁最先穿上白色长袍来标志自己的身份，谁最先将同伴的遗体暴露在高处等待鸟类和狗来吞食（这种做法在波斯人看来非常可怕，是为弑君者准备的命运）。这样，伴随着对善神阿胡拉马兹达神自身的崇拜，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米底人和波斯人的马兹达信仰不仅没有将他们和东方的兄弟部族分离开，反而成为他们联合统一的源泉。居鲁士非常重视这样的结合。他希望，在伊朗各族人民之上建立的这个空前的统治具有更大的戏剧性，曾经采用某些来自本民族腹地的古代风俗。为了使自己在帕萨加第的部族远离粟特人的侵扰，他曾经下令修建三座惊人的建筑物：这是一些用石头建造的巨大火坛，每一个顶部都凿成大而深的碗状，用来盛装永远燃烧的白热灰烬。[57]火对所有伊朗人来说都是神圣的，但是任何人都不会比琐罗亚斯德本人更加崇敬火，他教导人们火焰正是正义和真理的象征。他的信徒们将每日向圣火祈祷看作必修课，居鲁士在征服东部的过程中一定亲自见证了这些崇拜的场景。毫无疑问，波斯人“反对将死人的尸体焚烧或者其他污染火焰的做法”源于琐罗亚斯德，一位吕底亚学者这样评论，这是非雅利安人中有关这位预言者的最早记载。[58]居鲁士建造的火坛上的火焰升向波斯湛蓝的天空，的确照亮并传播了新教条，但是它们同样有助于传播另外一种非常不同的训示。居鲁士无意间找到了自己权力的最好形象。有什么样的方式能比火焰更好地表现皇家的伟大呢？甚至那些不了解伊朗人习俗的外乡人也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这样的概念。很快，类似的圣所开始在帝国境内各地出现，祭司们守卫着这些火焰，只有在位君王驾崩时才会熄灭这些象征阿尔塔神和波斯国王统治的火焰。

现在，双手沾满皇室鲜血的大流士开始着手建立天国和人间两种秩序更明显的一致性。他将一切已获得和拥有的事物，归因于对阿胡拉马兹达神的热爱：“他令我得助，其他众神也是，我不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我也不是走上歧途的人，我也没有什么不当的举动。”[59]大流士当然反对了太多此类说法。但是作为一名弑君者和篡位者，他无可选择。他声言拥有王位的理由太过牵强，几乎无法依靠它来为自己的政变做辩护，必须很快地策划另一种合法化的手段。这就是为什么大流士坚持认为自己的角色是上帝选定的——这一点远远比居鲁士和他的子孙们的要求更为急切。

究竟这位上帝是他祖先神谱中的阿胡拉马兹达神，还是琐罗亚斯德所宣称的至高存在者，这一点即使不甚明了也会让这位新王觉得满意。模棱两可自有它的用处。最重要的本质是大流士对人民的各种传统表示敬意——他在尼赛亚平原上的情况证明这是完美的表演，一切就这样发生了。昏暗的西基阿沃提什高高矗立在平坦的原野上，在此以北大约十五英里的地方，隐约可见整个扎格罗什山脉中最为神圣的山峰——“诸神宫殿”贝希斯敦（Bisitun）双峰耸立。[60]在此，离伏击巴尔迪亚不远的地方，大流士像所有波斯人和米底人一样在圣洁而纯净的开阔地奉献了牺牲。然而这次严峻而具有历史意义的谋杀，以及刺客们的安排，应当能召唤到琐罗亚斯德教徒们的协助，而大流士的宣传潜力也得到了发挥。根据教义，阿胡拉马兹达神的座下神使有6个，而在大流士反对谎言的战斗中的助手也有6人。人们对这种巧合或者雷同现象的思考会有助于新国王统治的巩固。尽管大流士不是居鲁士的儿子，但是他可以表现为给人无限想象的其他人物，例如伟大的主阿胡拉马兹达神的代理人。

这样将自身权力和某个普世上帝紧密联系在一起是种充满了未来感的做法。篡位者们声明其行动从远古时代开始就得到了神意的认可，但是从来没有堪与阿胡拉马兹达神所提供的相提并论。大流士以其标志性的勇敢和富有创造力的个性快速利用这一事实。他从谋杀与篡位的指控中为自己创造了一种少见的合法性；从弱小中为自己铸造了此前所有统治者所未曾拥有过的力量。

这惊人的野心如此令人迷惑，以至于等待它实现所需要的时间太久而令人失去耐性。而选择阿胡拉马兹达神不容许犯任何错误：只要稍有闪失，大流士就会一败涂地。当他和其他叛乱者还在米底积蓄力量时，有关帝国对政变的反应这一令他们担心的消息就传来了。同波斯相邻的另外一个古老王国埃兰爆发了叛乱。在世界上最大最富庶的大都市巴比伦[3]，有报告显示出现了一个冒名者，他声称继承空闲已久的王位。突然之间，波斯帝国看起来并没有为人类带来马兹达神的世界和平，而仿佛即将解体，迷失在漫长的阴影之中。对自称为光明战士的大流士来说，最后的考验迫在眉睫了。他和整个中东地区的命运都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

通向巴比伦的道路等在他的面前。

[1] 希腊人认为巴比伦的建立者，叙利亚女战神塞米拉米司造就此功绩。

[2] 亚乌那人是伊奥尼亚（Ionia）的变体，是分布在近东地区的希腊人的专有名词。希腊人将希俄斯和萨摩斯岛上的各个城邦称为伊奥尼亚，因此共计12座城邦属于伊奥尼亚。

[3] 位于今巴格达南部。

2

巴比伦

登天梯

如果没有尘土，世上永远不会有城市或者帝王，所以巴比伦人认为自己的文明完全是从泥土中塑造出来的。鸿蒙初辟，当整个大地还是一片汪洋的时候，众神之王马杜克（Marduk）用蒲草造了一艘筏子，然后铺垫尘土，和水搅拌成稀泥，用这些材料为自己建造了住所，这是世界上第一座房屋，名叫埃萨吉拉（Esagila）。很久之后人们还能够看到它矗立在巴比伦的腹地——但是无须任何神庙建筑告诉巴比伦人，他们就能认识到土与水的功用了。他们对这一点的认识非常深刻，马杜克神在太初之时就宣称，“我得到血液，我将创造肉体，我将塑造出第一个人。”[1]正如所言，他适时地将尘土和被杀死的敌人的血掺在一起，并用这种混合黏土创造出人类。这样，在创造人类最初的行为中，就已经为一切奠定了基础。沙场上的尸体，城墙中的砖头，这些除了泥土之外还有什么呢？巴比伦人处在阴冷的群山和荒漠的环绕之中，他们看着自己的土地，就知道自己是世上最为幸运的民族了。得到了不仅一条而是两条河流的庇佑，这就是众神青睐的最大证据。他们拥有肥沃的土地、高耸入云的辉煌建筑、商贾兼海运之便，这些都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赠礼。所以，希腊旅行者将这片原野称为“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因为如果没有水，巴比伦的全部财富除了干燥的尘土之外都会变得一无所有。

这座城市被看作波斯国王王冠上的宝石。巴比伦人清楚地知道——失去了它，就意味着失去一切。他们信心满满地习惯于认为自己的城市是一切重大事件的支柱。数百年以来，他们的野心曾震动过整个近东地区。在所有亚述的敌人当中，巴比伦一直是最顽固的一个，它曾带领米底人发起叛乱并摧毁了那个可恶的帝国。在这个废墟之上，巴比伦人随后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强迫邻人们接受他们比较温和的统治手段，这些手段亚述人也曾经运用过，那就是“铁轭”[2]。正如耶利米在遥远的犹大哀歌中所唱的那样：“他们的箭囊，是敞开的坟墓，他们都是勇士。他们必吃尽你的庄稼和你的粮食，是你儿女该吃的，必吃尽你的牛羊，吃尽你的葡萄和无花果，又必用刀毁坏你所倚靠的坚固城。”[3]一切正像这位先知预见的一样发生了。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被攻陷，成为一片废墟，不幸的犹太人遭到流放。就在这片土地上，伴随着巴比伦河水的哀哭，犹太人各部被异族从自己的国土上一起迁移出来，横跨整个近东，来到两河流域，这里虽然繁荣富庶，长久以来早已不能够自给自足。这座城市只有像吸血鬼一样依靠遥远属国的供给才能够维持它自身的享乐，只有不断剥削外族人和他们的产物，才能满足它庞大的胃口。各种移民，不论是努力还是遭到流放的人，不论是雇佣兵抑或是商贩，云集在巴比伦城市的街巷之中——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多元文化的城市。即使在被居鲁士征服之后，它仍然是整个近东地区最大的杂居地，街道上可以听见成百种不同的语言，到处可见各种来自异域的动物，珍禽异兽的羽翼闪闪发光，还有来自遥远国度的数不清的金银珠宝。还有哪里堪与其相比，可以成为波斯的后花园呢？这里可能是帝国的故土——但却难以成为世界的心脏。

所以巴比伦人认为波斯人的统治仅仅是神意暂时性的偏差，这一点也就不那么令人惊讶了。居鲁士以其惯有的堂皇宽宏之气概，不屑于将所征服的统治家族彻底铲除；所以即使巴比伦的末代国王那波尼德（Nabonidus）在他的城邦陷落时已经是一个垂垂老矣的人，此人死后仍然留下不少可靠的后人。其中一人利用了巴尔迪亚遇刺所造成的混乱，在10月上旬宣布自己为尼布甲尼撒三世（Nebuchadnezzar Ⅲ）。这个名字对于那些过去曾经饱受巴比伦人压迫之苦的民族来说，就像一个可怕的预兆：因为尼布甲尼撒二世是巴比伦最伟大的统治者，他不仅征服了耶路撒冷，还拥有许多其他功勋，他是城市的毁灭者，是各个骄傲民族的破坏者，对他的记忆保存在他曾经征服过的人们心中，他的名字就是繁荣、黄金时代和死亡的代称。但是如果新国王的名字能够让整个近东地区再次破碎的话，对巴比伦人来说这种效果正是他们自己梦寐以求的。他们的世界似乎必须恢复到从前的平衡状态下。全世界的统治权力被波斯盗贼从美索不达米亚手中偷走了，现在是时候将这个权力归还到它应该属于的地方了。因此，作为唯一的权力化身，尼布甲尼撒可以再次登上权力的顶峰。

大流士对宣传活动的可能性向来非常警觉，他非常了解这种情感，并没对其掉以轻心。因此，当埃兰发生叛乱，切断了他回到帝国腹地的道路时，他并没有前往波斯，而是直接赶到两河流域。如以往一样，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从山区赶来，所走的道路正是17年前居鲁士曾经走过的那条——也正如居鲁士曾经做过的那样，起初他发现这条道路完全向他敞开。在道路旁边矗立着一个巨大的石头阳具，这就是两河流域的界碑；在他的面前就是平坦完整、一望无垠的冲积平原。偶尔只有弯腰耕种大麦的农民身影闯入这空旷的原野中，此外就是随处可见的棕榈树丛，为天际线增添了几分曲折。这些景物标志着一条条沟渠和运河，但远不及更南方幼发拉底河两岸的地区富饶；因为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比较起来，最令人难忘的就是陡峭的河岸——这对农民来说非常不便——这条河流正如其波斯文名称所说的：像“箭”一样飞快地流淌着。

然而，人们可以将另外一面看作对农耕灌溉不利因素的补偿，它是一条理想的天然防御工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坦无险的地势中，这里显然是最为易守难攻的地点。为了抵御米底人入侵的威胁，阻塞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一马平川的地区，这里修建了一条坚固的边墙加以防守，墙厚8米高达10米，从令人乏味的平原上可以看见城墙辉煌的垛口。在它修建起来70年之后，“米底边墙”仍然可以证明修建它的君主——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强大确实令全世界战栗。诚然，除此地外，人们难以想象还有什么地方更加适合修建这样的工事，展现王权的伟大。米底边墙横穿整个阿卡德地区，这个神秘地区充满了关于致命侵略的回忆。在这里，早于尼布甲尼撒数千年之前，曾经有个令人沉醉的梦想在一个名为萨尔贡的男人手中变为现实，从此长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因此，巴比伦的诸王皆以自己被称为阿卡德国王为荣。这样的一个头衔，同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其他称谓——所谓的“天下四方之主”或者“宇宙的主宰”——相比起来要显得谦逊得多，但它可以将巴比伦的各个国王同这个帝国的源头联系起来。尽管阿卡德的辉煌早已随风而去，很久以来它也只是一个地方省份的名称，但它却曾一度是世界统治者的宝座——因为早在公元前2300多年的时候，正是在阿卡德孕育了最早的世界观念。

萨尔贡这位远古的冒险家，尽管来自于蛮荒之地，但还是培养了这种骄傲的野心，消除邻近城邦的独立并将“普天之下的土地”[4]统一到最高的统治者手中，这一直是两河流域所有强者的典范。在建立阿卡德大约两千年之后，他仍然是伟大国王的典范。确实，在波斯人征服这里之前几十年，人们对他的膜拜达到了真正狂热的地步。在埃兰的首都苏撒，原先由萨尔贡的孙子为他打造的胜利纪念碑被清理出来，长期展示；在阿卡德，当一尊这位伟大人物的雕像出土的时候，那波尼德马上前来视察并指导对它的修复工作；各种“博物馆”到处兴建起来，例如在乌尔，那波尼德国王的女儿恩尼加尔迪南娜公主收藏的大量古物被认真地分门别类并向公众展出，以达到启迪民智的作用；与此同时，在巴比伦这里，许多学者们在各大图书馆的浩瀚藏书中查找古代的文献，引经据典，为他们主人的各种奇思妙想和需求寻找合法依据。在两河流域生活的人们，由于长期生活在数千年来留下的积习之中，向来谨慎遵循古制。他们并没感觉受到古制的压抑，而是不断重新利用、组合它们，并利用它们寻求利益。

面对这种古老带来的威胁，人们期待波斯人用不同的方式回应它：怀疑，最好是恐惧。不仅是他们自己的历史，很多人的历史与之相比，也只不过是一瞬间。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人谨慎记录着王家世系和星象图示，对于依靠这些材料的人来说，它们都是知识——而知识就是力量。巴比伦向来以神巫云集著称。整个美索不达米亚自古以来建立起一个天文观测台的庞大网络，以便于占星士观察上天的各种警示，并以最快的速度将它们的消息传给巴比伦那些智慧过人的首脑们。这种预见未来和绘制为管理国家提供依据之用的星图的能力，通常能够成为巴比伦各个国王的潜在武器。他们的城市同样也因精细而神秘莫测的宗教仪式而闻名，那里有无数的塔庙和神殿，据猜测那些纪念碑修建于远古时代，其设计图可以追溯到鸿蒙初辟的年代，用来修建这些建筑的砖块上印有众神的指印，当这一切联系起来的时候，巴比伦几乎无人能及，不可战胜。

而当公元前539年居鲁士第一次以征服者的姿态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并没有感到任何威胁。的确，他对美索不达米亚这些异域的复杂传统表现出比那波尼德更大的兴趣，他认识到这些因素对帮助自己统治具有重大的潜能。巴比伦的末代国王虽然对古物非常着迷，但最终在研究这些问题上走得太远。他不满足于对萨尔贡的英雄崇拜，甚至吹捧亚述诸王，将他们称为自己的“王室祖先”[5]，并采用了他们的头衔。这种做法在一个某位亚述国王试图从地球表面将其抹去的城市中，应该说至少是不够谨慎的。然而对巴比伦人来说，从情感上更觉得是被冒犯的，那波尼德的行为中最为致命的是，他居然将马杜克神像的鼻子从接合处弄掉了。

对于一位神来说，最为麻烦的就是尊重他的尊严，这一点通常是难以想象的。任何人类，即使是最伟大的统治者，也难以承担冒犯他所造成的后果。这就是每当新年到来的时候，人们都愿意看到国王拜访城市中最大的神庙埃萨吉拉，并在马杜克神像的责备目光之下，接受一个宏大仪式的羞辱，在这里国王被他人掌掴面颊和揪耳朵。如果国王因此泪流满面，那就最好不过了，因为这意味着神对此感到满意；如果国王对此无动于衷，那么这预示着他的王国将要遭受某种灾祸。按照巴比伦人的思考方式来说，那波尼德的行为可以说是特别恶劣。不仅因为他自己经常不在巴比伦，整整10年没有拜谒埃萨吉拉，而且更为火上浇油的是，他在马杜克神的宫殿中提倡崇拜古老的月神辛（Sin）。他的确发掘到了这样做的完美的古代理由，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巴比伦并不像它的市民们所夸耀的那样，是世上最为古老的城市，事实上反而修建得相对较晚，因此，其庇护神马杜克同样也应当是后来才登上众神宝座的。那波尼德希望通过发动对辛神的崇拜，为他历史悠久的帝国提供一种不太明显的爱国尽忠的情怀，从而削弱马杜克神盛气凌人的感觉。然而，这样做的结果，使他亲自为居鲁士致命的宣传攻势彻底地敞开了道路。据说，“马杜克纵览天下万国，寻求一位合适的统治者”[6]，并最终找到了一位波斯国王。居鲁士被他的新臣民迎进了巴比伦城，谴责那波尼德为异端，并高兴地将自己宣布为马杜克神所选择的王者。城市古老的宗教仪式现在被允许继续举行免遭打扰；那些用于礼拜的偶像，原先被那波尼德挪作警卫之用，现在也被重新放回适当的神龛中，据记载，在波斯统治的头几个月中，冈比西斯作为父亲的代理人，也曾经前往埃萨吉拉参加掌掴耳光的新年仪式。

马杜克神因此非常满意，两河流域的土地也秩序井然。诚然，波斯人只不过是些暴发户，对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居民来说，被他们眼中的乡下人统治实在令人心神不宁；但是居鲁士和冈比西斯为巴比伦人带来了和平。作为王者来说，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美德了。马杜克神的祭司们得到了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首要地位和巨额财富两方面的确认之后，和别的本地人一样热心地与异族统治密切合作起来。大规模的商业活动依然繁荣。在那波尼德统治时期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商路不再由于波斯的制裁而中断，现如今重新充满了车队。对于商人和银行家们来说，将美索不达米亚吸纳到一个世界帝国中为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商人们不会将对故国尽忠的感情看作牟利的因素。例如埃吉比斯这个银行世家世代以来为巴比伦本地王公们提供贷款，但是在他们见证了那波尼德垮台之后，立即顺从地接受了新秩序，他们在自己的商业文书中采用了居鲁士继位后的纪年，并希望将事业扩展到伊朗。几年之内，他们就在埃克巴坦那乃至整个波斯开办了自己的办事处，在各个不同的广阔领域中积极投资，其中包括奴隶贸易和买卖婚姻。随后，由于在两河流域突然爆发了叛乱，埃吉比斯家发现自身遭到垮台的威胁。公元前522年深秋，他们在巴比伦的总部和各地分支机构失去了联系。这个家族中两个兄弟滞留在波斯。银行的外债开始增加。所以在埃吉比斯家族看来，这座城市的叛乱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灾难。如果能够尽早镇压叛乱，恢复市场的稳定，那才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对大多数巴比伦人来说，波斯人的统治如果陷落到谋杀和分裂中，就是他们叛变造成的后果。正如那波尼德冒犯马杜克神所造成的后果一样，现在一切不言自明，他本人不得不屈服于他所反对的居鲁士战争机器之下。这种假设虽然威胁到大流士对王位的继承，也同样为他提供了一个炫目的机会。作为被阿胡拉马兹达神选中的人，他为什么不能证明自己也是巴比伦最高神所钟爱的人呢？马杜克神毕竟推翻了异端的那波尼德，难道现在可能反过来支持他的儿子吗？对大流士来说，没有别的机会比粉碎巴比伦这次叛乱能更好地证明自己是全世界的合法统治者了。毫无疑问，他为了抵达米底边墙费尽了千辛万苦。接下来，大流士调转队伍的侧翼，带领军队渡过底格里斯河，他的士兵们或者紧紧抓住马匹和骆驼，或者伏在充气的皮囊上。公元前522年12月13日，他的军队在战场上遭遇了尼布甲尼撒三世的队伍，并且击溃了对方。6天之后，他又取得了第二次胜利，大流士完全击溃了巴比伦的军队。尼布甲尼撒同他的骑兵残部掉头逃回了自己的首都。而那些落在后面投降的人没有一个得到了宽恕。通往巴比伦的大道如今在他们面前敞开了。

大流士毫不犹豫地踏上征途。他的面前是这个星球上最为庞大的城市，遮天蔽日的滚滚烟尘令地平线模糊不清。在巴比伦城狭窄蜿蜒的街道中，居住着大约25万居民，这个数字是前所未有的；城中到处都是砖块、人、动物以及粪便，而且城市还需要修建最长的城墙以便保卫延伸出去的各个部分。巴比伦城中任何事物都无比巨大，它的城墙包围起来的面积几乎达到整整3平方英里，拥有8座装饰豪华的城门，在那些没有幼发拉底河天然保护的地段，人们修建了护城河来保护城墙，“河中的水流掀起如同海浪一样狂暴的波涛”。这座巨大的城市为天下各种梦想提供了合适的演出舞台：“巴比伦，这是一座富足的城市；巴比伦，这是一座处处欢庆、喜乐、歌舞升平的城市。”[7]即使在那些阴暗的小巷中，都可能看见爱情女神伊师塔（Ishtar）降临她所钟爱的酒馆或者街道时，悄悄经过的身影，因此整个城市到处都是发生艳遇的地点，显示出欲望的迹象。无怪乎巴比伦在遭到流放的犹太人眼中，像是一个淫荡的大妓院，而对于那些来自遥远国度的人们来说，这里是神奇而魔幻的地方。它号称拥有固若金汤的城墙，绵延长达56英里，有100扇青铜大门。据说，在大街小巷中，人们将娼妓看作神圣的职业，父亲们兴高采烈地为自己的女儿拉皮条。巴比伦不仅仅是一座城市，而且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事实的确如此，据说“它的规模如此巨大，以至于居鲁士几乎已经控制了它的近郊，而城市中心的人完全没有察觉他的到来，所以巴比伦人仍然继续庆祝他们的节日，继续歌舞升平，放纵自己。这就是这座城市第一次陷落的过程”[8]。

那么第二次会如何呢？传说中居鲁士攻占巴比伦的种种难以理解的地方，仍然暗示出某种战略上的实际情况：任何一支军队攻破城墙之后都会发现自己被它庞大的身躯吞没。当大流士的士兵们看到巴比伦城墙从薄雾中显现出来的时候，一定觉得心跳加快；任何东西，即便是埃及的神庙，都从未让他们见识过如此巨大的体量，但是他们的将领并没有觉得有任何失败的预感。大流士清楚，因为他的谋士们已经向他献策，现在巴比伦就像一枚成熟的果实等待采摘。这座城市表面看来似乎无法攻破，事实上却过于分散而难以防御。如果有人惊讶于它所声称的那样，是世界的镜子，那这面镜子中反映出来的只有社会和种族之间的仇恨。渴望和波斯国王合作的人不只包括教士和商人。巴比伦到处都是亡命之徒，这些人散居在城郊附近。他们中没人愿意为尼布甲尼撒卖命。这座国际性的城市从前曾经是帝国强大的标志和拱卫，如今却成为威胁它安全的无政府主义基地。巴比伦人在这样的前景中畏缩不前，他们甚至愿意以接受异族统治为代价来避免改变。美索不达米亚的混乱状态一直是人们最可怕的噩梦。他们认为世界产生之初就受到魔鬼的摆布，无法控制荒蛮，直到众神出现，垂怜人类，为他们树立王者以确保秩序。如果没有君主，城市生活就会停滞，魔鬼一定会重返。从非常遥远的古代开始，甚至在比萨尔贡和他的帝国年代还要古老得多的时候，人们就认为：“要拥有权威、财富、力量，这些都是最基本的神圣权力……你要屈服于强者；要在拥有权力的人面前显得谦卑”[9]。这或许算不上最有英雄气概的格言，但却是万民遵奉的生活实践习俗。巴比伦人看到波斯国王气势汹汹地策马奔来，立刻望风而逃。就像他们曾经对居鲁士所做的那样，又一次敞开了自己的城门。

就这样，在大流士进入金碧辉煌、铺满琉璃砖的主城门时，轻松地拥有了这座城市。他没有被城市迷宫所困。巴比伦城既有混乱也有对称性。众神创造好无形的人类社会的同时，也为它准备了神圣的统治机构，同样，在这座世界上最大城市的纷乱中，有一片布局方正的皇家大街组成的街区。大流士如今就通过其中最为宽阔的“游行大街”举行入城仪式。

巴比伦人将这条大道称为“愿傲慢者不得昌盛”，用它来纪念过去的许多辉煌；君主骑马经过整个大街，用这样的仪式来宣告这座城市最为骄傲的梦想。在巴比伦，王权的本质就是炫耀。这远不只是一种空洞的浮华，它被看作是对神授秩序的见证，想象一下，这如同一道闪电照亮整座城市，感染了所有人的身体和灵魂，感染了每一粒尘土、每一块石头和砖块。“游行大街”的建筑为这种隐喻提供了激动人心的背景。在大街遥远的尽头，矗立着巴比伦最为惊人的建筑物——一座宏伟的塔庙，与之相比，即使是埃萨吉拉也会显得黯淡无光，这座塔庙由1700万块砖修砌而成，高度几乎达到100米，这就是埃特美南基（Etemenanki，又名“巴别塔”），或者被称为“位于仙凡两界之间的殿堂”。正如它的名字暗示的那样，它位于城市的正中央，这里存在着深奥的秘密，安置着预言性的象征物。但是埃特美南基并不是它的唯一化身。在巴比伦人的观念中，他们的国王不仅是一个凡人；根据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古老传统，国王必须既是整个社会跳动的心脏，也得是绝对引人注目的人。这一点在“游行大街”上随便找人问一下就知道。在所有进入巴比伦的人眼前，除了城市的正门之外，还看得见一座庞大的宫殿在这条大街远处的尽头矗立着。这座宫殿由彩色的砖头砌成，其辉煌灿烂如同镶嵌了黄金、白银、天青石、象牙和雪松木一样，那些看到这种景象的人都不禁低头垂目，只敢看着地面。这样一番秩序井然的场面不仅是皇家权力的表现，而且经过精确算计，正好可以强化它。任何人都会从心底对它表示屈服和顺从。

美索不达米亚具有迷人的优点，常常会对邻近地区的国家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其中安息的国王们一直将巴比伦作为王家统治最好的典范。大流士经过“游行大街”进入了宏伟的皇宫，宣布继承这笔丰富的财产：他是波斯国王，同样可以成为巴比伦国王，也同样是阿卡德国王。尽管他拥有傲人的家世：他是“阿黑门尼德王族的一员，是一名波斯人，是波斯人的子孙”[10]，大流士仍然乐于用劫掠来的战利品——美索不达米亚的“万国之主”这样的头衔来加封自己。比起居鲁士和冈比西斯来说，大流士更有理由来试穿这件黄袍。因为作为一名篡位者，他需要利用任何可以找到的东西来提高自己继位的合法性。

通过征服巴比伦，大流士给所有需要警告的城市上了一课。因为有洞见有智慧的人看得出来，这座城市一定会被当作王权统治的伟大注释，被铭记在宗教仪式、奢华生活和铭文中。他在巴比伦吸取的教训显然非常有价值，而且必须有价值——因为当大流士在这座城市中停留时，开始收到各种不安的消息。他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胜利并没能给他的敌手们施以致命一击。在他努力统治的整个国家内，反叛开始到处出现，并不断增加。有关起义和战争的消息开始不断传来。

对大流士来说，整个世界目前危如累卵。

历史的终结

居鲁士曾经夸耀过：“天下所有的统治者，都要向我缴纳大量的贡赋，都要来到巴比伦我的御座之前亲吻我的双脚。”[11]而大流士在这里逗留期间，得到的只有各处发生叛乱的消息，他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其前任惯用的那种炫耀的仁慈姿态。由于陷入包围之中，他更喜欢在认真算计之后采用野蛮的惩罚手段。所以倒霉的尼布甲尼撒在都城陷落之后被俘，遭到废黜并被禁止继续使用他的鼎鼎大名。大流士再次运用自己的拿手好戏，指责他是个冒名顶替者，并以“尼丁图贝尔”（NdintuBel）的名字对他审问。就像以前把“高墨达”的尸首匆忙处理掉一样，如今没有经过在“游行大街”上示众，尼丁图贝尔就被匆忙但是小心地钉上了木桩。一共有49名被认定冒名顶替者的从犯在他的两旁被同样的手段折磨致死——毫无疑问，这些都是他的心腹,[1]而死人是不会散布谣言的。

但是，那些隐藏在大流士控制范围之外的可疑人物仍在继续他们的挑衅行为，并不会那么容易平静下来。尽管占领了巴比伦城，这个冬天还是让新国王分散在各地的大批军队显得捉襟见肘，甚至波斯本土也发生了叛乱。尽管巴尔迪亚将贵族分裂为互相攻击的几个派别的做法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但这起码保证了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某些理由，能够在他遭到谋杀之后继续存在——因为那些从已故国王政策中获益的贵族肯定不会因刺杀国王的事得到什么好处。很快，这些人勾结起来反对这次政变。他们推举为首的人为国王，此人便是瓦希兹达塔（Vahyzdata），他们效仿大流士宣称自己便是巴尔迪亚本人。为了给觊觎王位者增加筹码，亚洲部分地方同时发生了多处叛乱，都宣称自己与遭到长期颠覆的王室有血缘关系，来自于消失的辉煌帝国。被波斯统治熄灭了的各种古代雄心壮志，逐渐开始回光返照。其中最具有威胁性的是一个名为弗雷奥尔蒂兹（Phraortes）的贵族，他占据了埃克巴坦那。和帝国东部各起叛乱都使用的理由一样，在得到很多叛臣匆匆承认自己为霸主之后，他宣布米底复兴的黄金时代到来了。

对于大流士来说，这种挑衅不仅意味着一场对逝去王朝的相思病。弗雷奥尔蒂兹很快夸口说自己是阿斯提阿格斯的后裔，但是他也同样继承了对毁灭米底国家的末代国王的怨恨。米底贵族和波斯贵族一样，如果他们愿意保持独立的话，除了将篡位者赶下台之外别无选择；因为大流士专断、残忍、有王者之风，显然不会容忍任何人解救自己的要求。在部落酋长们的面前出现了一个令人恼火的选择：要么放弃宗派主义的种种好处，要么仍然做各自领地上的统治者，但是臣属于一个最高的国王。甚至在这种让人心烦透顶的事件之中，仍然可以看出波斯人的伟大之处：这是足以“震动天地、沧海与桑田”[12]的事件，这是一场伟大的纷争，是在波斯人内部爆发的一次内战。

各地爆发了你死我活的战斗，作战的双方在数月之前可能彼此还是战友。瓦希兹达塔的军队从波斯向东开进，占领那些孤悬在外的省份，这些省份的长官消息闭塞，选择追随大流士；在北方，叛军纷纷支持弗雷奥尔蒂兹，忠于大流士的人并没有由波斯人来领导，相反却是由弗雷奥尔蒂兹的同乡，一名米底人率领着；与此同时，在米底低于零度的气温和皑皑积雪之中，各个酋长正在为了控制呼罗珊大道互相攻伐，不亦乐乎。到了1月份，弗雷奥尔蒂兹的军队气势正盛：马上要推进到尼赛亚平原地区，他们可能会像大流士两个月前一样突破防线攻入美索不达米亚。这场危机的重大转折点已经迫在眉睫了：大流士清楚地知道他经受不起在巴比伦遭到失败的下场，因此急需疯狂地在众多前线上组织作战，他还派遣当初一同策划篡位的七人集团中的叙达尔涅斯（Hydarnes），由他带领一支小部队不惜一切代价防守呼罗珊大道。现在叙达尔涅斯的未来不可逆转地同大流士的命运紧紧纠缠在一起，他顺从地折回了通向寒冷的扎格罗什山脉的道路，下定决心带领部队在那里阻挡米底叛军。虽然战斗终于打响，但是结果却是两军对峙：并没有给弗雷奥尔蒂兹的军队造成什么明显的打击，也没有让他再继续前进一步。叙达尔涅斯在贝希斯敦神圣的峭壁前挖了一条壕沟，在此设防并等候自己的主公。

到了4月，终于传来战胜瓦希兹达塔的消息，北方的叛军被击溃了。大流士也做好准备亲自上阵，进攻米底军队。大流士从巴比伦带了自己剩下的全部军队，前往叙达尔涅斯所在地，随后进行了一场血流成河但具有决定性的战斗，击溃了弗雷奥尔蒂兹并俘虏了他，给他戴上了锁链。大流士此前没有将高墨达或者尼丁图贝尔示众羞辱，而如今他更愿意改变这样的做法。确实，弗雷奥尔蒂兹的下场是最可怕的示范。他的鼻子、舌头和耳朵都被割掉了，而且还被弄瞎了一只眼睛。其他叛变的共犯都被剥皮实草，他们的头颅被锁在埃克巴坦那皇宫大门前面，“这样每个人都能看到他”。[13]直到所有的同乡人都有足够机会目瞪口呆地看到了他所受到的羞辱之后，弗雷奥尔蒂兹这位米底人未来的国王，才被钉死在木桩上。

这些做法当然都是为了教训那些部落酋长们。显然，一具钉在埃克巴坦那宫门木桩之上、正在腐烂变形的尸体，在贵族脑海中留下的沉重印象和它留在夏天空气中的恶臭一样持久。两个月之后，波斯贵族们也上了同样的一课。瓦希兹达塔遭到了第二次失败，并在战场上被俘，他也被钉死在木桩上；他最亲密的随从们被处以同样的酷刑，在一大片林立的木桩上受尽了折磨。大流士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他是无可取代的。现在没有人会再站出来宣称自己是巴尔迪亚了。被谋杀的国王最后静静地躺在了坟墓中。大流士顺利地树立了依附于自己的支持者。很多女性的王室成员，那些男人们的姐妹、妻子和女儿们被重新安置，统统被赶上床，其中包括已经做过两次寡妇的阿托撒，不过这次她第一回嫁给了不是自己兄弟的人当上了王后。只有她自己才知道跟一个谋杀巴尔迪亚的凶手睡在一起，心中是怎样的感觉。当然，根据记载，她并不是大流士最宠爱的妻子。这个头衔被她的妹妹阿尔杜斯托涅占有了，这是居鲁士的第二个女儿，居鲁士为新国王建立了一条联系过去的纽带。

大流士费尽千辛万苦，流血无数才攫取了王冠，他绝不是一个仅仅依靠后宫才能巩固自己地位的人。甚至当他将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建立在居鲁士血缘纽带之上的时候，他仍然自豪地宣扬自己所拥有的独尊地位：“我，大流士，是众王之王，波斯之王，是各国的君主，我是徐司塔司佩斯（Hystaspes）之子，阿尔撒美斯的孙子，我是阿黑门尼德家族的成员。”[14]因此，在一长串耀眼的名字之下，完美地表明了他的合法地位。“在我的家族中，有8个人早于我成为国王。我是第9位国王。我族中已有9代人先后成为国王。”[15]当然，这也将事实过分牵强到了混淆是非的地步。这样的话，那冈比西斯当作何论处，居鲁士又当作何论处，合法的皇家世系又当作何论处？大流士的父亲徐司塔司佩斯仍然活得好好的，这无论怎样都有点让人窘迫。大流士如今把全世界握在了手中，能够有把握不去在意这些小的麻烦。毕竟最重要的不是一小撮廷臣和酋长们组成的圈子，而是要让这个帝国和子孙后代们能够明白。

除此之外，这些伪证仅仅掩盖了一个更隐秘的真相。到了公元前521年的夏天，除了在埃兰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还有零星的“丛林山火”，大流士的全面胜利已经不可动摇：他保证了自己的王冠稳固，也为波斯人民保住了对全世界的统治。大流士常常宣称，除了像他这样强大的人，还有谁能够成为阿胡拉马兹达神所钟爱的呢，还有谁能够获得这样惊人的成就呢？他用一系列著名的安排努力地构建了统治的丰碑——这是一些超凡脱俗的引导行为证明过的。它们显然并非巧合，例如神圣的山峰贝希斯敦曾经见证了他处死高墨达以及战胜弗雷奥尔蒂兹两件事——这都是大流士夺取王位的转折性事件。这位新国王希望将他战胜谎言的战斗神圣化，恰当地选择利用这样一些惊人事件作为舞台布景。他甚至在波斯取得最后胜利之前，就已经派人在贝希斯敦修建工程加以纪念，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血染的山岩上像著书一样铭刻（他的功绩）”[16]，用书面形式将波斯语镌刻在石壁上。大流士将世界从邪恶中拯救出来的故事实在非常重要，不能仅仅依靠祭司们以令人相信的方式加以复述。只有坚固的石头才能充当记录这一史诗的圣地。“如此一来，我在世的时候，人们将它镌刻在石头上并到处传诵，后世则可将铭文拓印下来，传递到每一个省份。”[17]帝国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可无视大流士的丰功伟绩。

尽管国王尽力向世界到处宣扬自己的功绩，他也一直设法让自己远离叛乱和战争带来的纷扰。人们应该在贝希斯敦山峰的峭壁上看到他的意图，那里附有插图浮雕来说明，巨大的插图浮雕旁边都刻着说明性的楔形文字。隐约可见一个巨人一样的大流士雕像，脚下踩着惊恐万分似乎就要粉身碎骨的高墨达，而在他的面前是一列形如侏儒身陷枷锁的谎言国王。征服者的脸上没有一丝皱纹，如冷酷的将军一样没有笑容，只有平静、尊严、高贵和冷静；虽然浮雕中表现的是正在为他们的英雄庆祝胜利，但却衍生出一种超越时间的秩序感。这强烈地偏离了王室自我宣传的常例。原先亚述诸王表现自己征服他们的敌人时，最为夸张的手法不过是刻画各种攻城战斗中鲜血四溅的细节，描写败退的敌人逃走的场面，展示成堆的战利品和斩获的首级。但都没有像贝希斯敦山这里如此独特的手法。对大流士重要的并不是战斗本身，而是他赢得了这次战役；并不是战场上的血流成河，而是在血迹干透之后，一个和平时代的到来。的确，战胜谎言国王是一场重大而惨烈的战役，由于它证明了大流士一向主张正义，他是阿胡拉马兹达真正的拥护者，因此新国王要求将这些细节记录下来并宣扬出去。无论如何，他再也不可能准许将自己的形象表现在无关紧要的事件之中。作为一名世俗的统治者，如今他已经超越了这些事务。由于天主阿胡拉马兹达高居于尘世秩序之上，因此，作为他的代理人，波斯的国王一定要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本质上来说，历史被带到了一个辉煌的终点。波斯帝国既是历史的终结也是总结——假如不是真正的宇宙秩序的保卫者，又有什么能够在其自身中包含世间万物的局限性并主宰这一切呢？如今大流士成功地将这样一个统治权从谎言中拯救出来，它将能够经受住所有永恒价值的考验：无限、不可动摇，它是真理的瞭望塔。

当然，除此以外，历史洪流仍然滚滚向前。公元前520年，尽管大流士在贝希斯敦修建的工程仍然在艰苦地进行着，桀骜不驯的埃兰人再次发动了叛变。狂怒的大流士用新的惊人词语对他们发出了诅咒，他咆哮道：“那些埃兰人没有信仰，他们不尊奉阿胡拉马兹达神！”[18]这次，指责一个民族忽视本不属于自己的宗教信仰这种做法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在此之前，大流士一直谨慎追随着居鲁士的政策，向来非常注意尊重异族的神灵。现在他向世界上那些臣属的民族发出了一个严格而全新的警告。如果有人胆敢悍然背叛阿胡拉马兹达神指定的秩序，他们就不仅会被认为是谎言的信徒，而且还被认为是恶灵和魔鬼的崇拜者。相应地，那些对这样的人发动战争的人则会被认为“在活着和死后都得到神佑”[19]。生前得到荣耀，死后进入天堂：这就是大流士给他的手下许下的诺言。这个宣言非常有鼓动性。当大流士的岳父带领一支军队进入埃兰地区时，能够果断地立刻粉碎叛乱，速度之快如入无人之境。埃兰人从此再也不敢挑战波斯国王可怕的强权了。这实际上就是世界上第一次圣战。

在这场遥远而难以记起的战斗中，留下了某种至关重要的线索。大流士通过试探宗教潜能的界限，推出了一项戏剧性的创新。其中蕴含着某些极端思想的种子：异族人应该被看作是异教徒，应该被打击；参战的勇士应该获得进入天堂的允诺；以神的名义进行征服战争应该是凡人的职责。虽然大流士发动了对埃兰的侵略战争，但是他没有打算强行将自己的宗教推行到剑锋所指的地方；这种想法在当时的时代精神看来还是完全陌生的。但无论如何，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大流士只不过是它降生时的助产士而已。他将帝国看作宇宙、凡人和政治秩序的融合体的观点，被证明将产生惊人效果：这不仅成为他自己统治的基石，还是普世秩序观的基础。居鲁士所创立的统治被保存下来免于解体，现在实际上它被重新建立起来——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君主权，重新得到了保证，将要为世界带来和平。

虽然大流士的篡位活动产生巨大的震动，但是他绝不是要闹个天翻地覆，而是恰恰相反。历史上近东地区各个古代王国将最后的时间消耗在叛乱之中，现在都被一个跨国终结者消灭；而大流士虽然是将它们最后送入坟墓的人，现在却还纵容着这些古老的幽灵。虽然波斯人在必要的时候非常残忍，但是他们并不希望出现暴力的革命。新国王虽然开始着手建立自己新的统治秩序，但他还是使用各种过去的事物来装点自身。埃及继续由一名法老统治着；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也要有一名国王；米底则要有一名自称是阿斯提阿格斯家族后人的人充当国王。大流士不仅担当这一切，而且他还是“众王之王”[20]：这是他最为耀眼的头衔，并非因为他将这些异国的土地看作自己的国土——尽管他也这样看——而是因为这是保证他展示王权的精华。所有这些曾经有过的王冠都被认为由于他个人而获得了神圣性。他是“圣王”。

如今所有人的地位都被降低了。那些从前的贵族们，包括那些此前在波斯拥有最高且最为荣耀名号的人，甚至另外6名同谋者，也仅仅被授予“班达卡”头衔——意思为国王的仆从。而其他在内战中遭到屠杀和受到大流士无情的军队威胁的贵族们，都不敢再提出任何要求了。大流士在巴比伦统治没几个月，就快速迁回了故乡。在被打败的埃兰人首府苏撒，国王下令铲平旧城的大部分，并修建宏大的新王城，这是一座用来轻视本地的建筑；因为它并不是按照自然地形修建的，而是建在人工整理过的地面之上，地基由砂岩和砖块奠定。大流士对这座匆忙建立起来的新都并不满意，马上开始在波斯本土寻找合适的未开垦地点，希望另建一座更大的都城。他在帕萨加第以南大约20英里的地方选定了一处地址，大流士虽然对帕萨加第继续保持尊重，但是这座城市同居鲁士的关系太过紧密，就如同其私人领地一般。大流士需要一座仅仅属于自己的舞台，这个地方已经被他的荣耀所照亮。这就是“仁慈山”，此山的名字看起来多少有点讽刺意味，因为瓦希兹达塔等反叛的贵族正是在这座山脚下被钉上了木桩。如今，就在紧邻山坡的地方，大流士下令修建大规模的梯田状台地，这些平台正适合远眺脚下的杀戮之地，“美丽而壮观”[21]——真乃世界帝国最合适的首都基地。

大流士为它命名“帕尔萨”，如同波斯全境都微缩并保存在它的城墙之内一样。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的确如此。国王对中央集权的追求是无法满足的。这座很久以后被希腊人称为“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的城市是被修建起来当作神经中枢、能源中心和陈列馆之用的。不仅波斯，整个王国广阔的统治范围都被纳入到一个巨大的行政单位中，其核心自然在国王本人身上。大流士在他统治的前几年中白手起家支撑起这个帝国，他再也不用看到这个帝国遭受崩溃的威胁。依靠这与生俱来的活力，他又投身于远远超出任何君主曾经面对的管理任务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将世界的立脚点建立在一个健全的财政状况之上。正是这项任务的挑战毁灭了冈比西斯和巴尔迪亚，但是大流士再次证明了他拥有与其野心相配的天赋。在冈比西斯统治时期最后几年中，困扰帝国的财政危机轻松地得到了解决：在居鲁士和他的儿子们统治时期流行的贡赋系统曾经濒于崩溃的状态，现在得到了有效组织和改革；各个省份的赋役得到了认真的管理。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功绩，是一项注定要在未来将近200年的时间中，成为波斯国力基石的政策。大流士不仅以其军事天才和宣传天赋拯救了波斯，更重要的是他在财政政策方面的勤勉统治，将帝国从悬崖边缘拉了回来。如果说波斯波利斯和苏撒等地不断升起的光芒大力地宣扬了他的统治，那么，在建筑物之间悄悄走过，背负着沉重的文件、书籍和图纸的身影——那些在王宫中工作的行政人员——也在做同样的事。波斯贵族们在大流士背后悄悄嘲笑他，讥讽他们的国王是一名“商人”[22]——但是帝国，乃至波斯的伟大成就如果失去了斤斤计较的精神，将一无是处。

这些宫殿自身的修建就很好地说明了一个事实——贡赋收入对于“圣王”来说并不仅仅是尘封的档案，而是荣耀而神圣的场面。在巴比伦度过的那几个月让大流士看到了这座城市的伟大之处，这一点表现在各个方面，从宫室的布局到街道上熙熙攘攘、操着各种语言的人群，他见证了那个已经消失的帝国在各方面的规模。因此，像苏撒和波斯波利斯这样统治着比巴比伦更为广阔领土的首都，一定要慷慨地使用“取自遥远国度的材料”[23]来装点自身才显得得体。所以对首都做出的规划处处显示着将全面超越此前任何国王所达到的富丽堂皇的程度。如果将各种装饰也计算在内来衡量都城的宏伟，那么大流士以其宏大的设想，完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命人从萨迪斯和大夏开采黄金，并交由当地工匠打造，还需要用天青石和红玉髓等珍贵的宝石来装点，命人从粟特开采这些宝石。”因此前往苏撒的使者都被告知：“需从印度带来白银和黑檀木，从伊奥尼亚带来墙壁上的浮雕，将从埃塞俄比亚、印度和阿拉科西亚进贡来的象牙在此处进行雕刻”[24]，如此这般，在以宫殿之奢华为傲的总管口中反复提到的，是那些从帝国的23个辖区中收缴赋役的记录。在此之前，从未有如此详细的纳税信息以这般炫目的形式在人们面前出现过。

而巴比伦人又被安排了怎样的任务呢？他们的城市曾经是世界的中心，他们被命令挖掘地基，烧制泥砖。或许有人认为这项任务不太体面，但是大流士在检阅到苏撒纳贡的不同臣民时，将巴比伦人排在队列的首位，“挖泥土、压碎石、烧制泥砖，这些都是巴比伦人的职责，他们来完成这些任务”[25]。这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大流士就是大流士，他的决定都经过了深思熟虑。他非常清楚，在两河流域地区，人们通常不会将倾倒的建筑物的石块清走，而是将它们填平夯实，将新的建筑修建于废墟之上。例如一座高耸入云的塔庙，很可能建立在过去建筑物碎块的基础上。因此“圣王”的宫殿也需要如此修筑。

以巴比伦人修筑的层层庞大砖石为基础，用世界各地的珍宝加以装饰，苏撒和波斯波利斯虽然不是众神的居所，却仍然拥有神圣辉煌的超凡景象。巴比伦城以其巨大无比的规模而拥有振奋人心的力量，波斯之王的首都则按照建立者的设想为和谐的秩序树立了辉煌的典范。这并不是说它们缺乏大都会的特点，即使在波斯波利斯建立之前，无处不在的银行世家埃吉比斯家族就已经在这一地区开设了分支机构，其他的商人和银行家很快也来到这里；政府官员云集于此；操着各种混杂口音的工匠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来到这座城市的街道上。但是波斯波利斯和苏撒并不像巴比伦那样充满了大都市的狂热感觉；大流士也并不渴望让它们变成这样。“圣王”不想从他的宫殿中一走出来就炫耀地挥舞着权杖进入一群臭烘烘的平民簇拥之中。税收的各项明细都认真地记入卷宗；宫殿大门上闪闪发光的稀有珍贵金属都开采自遥不可及的山脉之中；墙壁浮雕上常常雕刻着附庸国使者纳贡的形象——有时是阿拉伯人，有时是埃塞俄比亚人，有时是健陀罗人——国王的臣属永远被定格在图案呈现的模式中；这一切都明白地说明了波斯强大的永恒特点。对大流士来说，帝国统治的流血实践意义重大，所以它们的影响也同样如此，国王对世界国家的神圣幻想乃是通过征服行为建立起广阔统治。波斯人统治方式最为清楚地体现了某种盟约的内容：谦卑者将获保护；臣服和顺从可换来世界秩序的保证。当然这一条与两河流域的那些大帝国的宣传相比而言，显然大大减轻了对杀戮的热衷——但也的确非常有效地为征服世界的行为做了无限的开脱。

这种逻辑非常明显。如果波斯人命中注定要为流血的世界带来和平，那么反对他们的人显然是混乱和黑暗势力的代理人。他们是谎言的工具，不仅威胁到大流士的帝国，而且还威胁到通过帝国反映出来的宇宙秩序。甚至有时大地和天空都可能对“圣王”的敌人表现出厌弃。公元前519年，也就是埃兰人起义之后一年，在帝国北方边界地区爆发了新的暴动，这些顽固不化的人就是斯基泰人。大流士亲自带领军队进攻他们，却遭到了自己向导的欺骗，在荒凉的原野上迷失了方向，陷入了干渴之中。附近没有水源，天空也没显示出要下雨的迹象，国王别无选择，只能采取破釜沉舟的办法：他脱下黄袍和王冠，爬上了山顶，将自己的权杖用力刺入地面。到了破晓时分，大地上黑暗的阴影得到了净化，这位万王之王放声祈祷。他的祈求似乎得到了回应：天空中开始下起雨来，大地得到雨水的滋润。大流士重新披挂上阵，带领自己的军队战胜了叛军。对于波斯人来说，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次远征更加令人激动了：它说明世上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遥远到无法被波斯人控制和征服。“从海洋的这边到海洋的遥远尽头，从陆地的这一侧到陆地遥远的尽头”[26]，大流士统辖一切。

“圣王”所拥有的疆域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点无可否认，但是他还没有拥有天下的所有土地。在药杀水的另外一侧，亚洲草原在兰加河所环绕的无人占领的遥远地方静静延伸着；在非洲，原先由冈比西斯派出的一支波斯军队完全被沙漠风暴所吞噬[2]；在欧洲，与伊奥尼亚诸城隔海相望的还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大陆，完全没有人曾经在这里探险，这是一块等待探索和征服的处女地，但是开拓这些遥远荒蛮的土地的时机一定会到来。那些地方没有任何可以阻挡“圣王”军队的势力，秩序一定会被推广到谎言的老巢中。大流士在击败斯基泰人班师回朝后立即准备进行新的征服。公元前518年，他瞄准了东方，派遣一支海军舰队溯印度河而上，到那片神秘土地中探险。侵略活动立即随之展开，他征服了旁遮普，并从那里征收金沙、大象和类似的奇珍异宝作为赋税。甚至连这条大河本身也被套上了象征性的枷锁：它的河水被装在一口大瓮中带到大流士御前，并放在他的宝库中，与其他的河水混合在一起，同样，他们也活捉一些俘虏来增加国王的荣耀。[27]

的确，在印度河另外一侧还有更遥远的土地，这些独立于波斯统治之外，但即使这些土地没有正式地被划编为某个省份，也仍然可以得到国王的青睐和庇护。所有请愿者只要向他进献土和水，就可以得到国王仁厚的关心。进献这些礼物的时候要同时举行肃穆威严的仪式。那些请愿者必须将自己的故乡的尘土撒在地上，并在这片“土地”上发誓忠于波斯，这的确让人感到万分沮丧。“圣王”将这样的方式看作是自然物和人类一同接受他的统治的象征——这样对每个人都有好处。而那些请愿者自己，从国王面前可怕的仪式上退下之后，也无法再质疑他们刚才所有举动的意义了。他们走上了不归路，成了这个世界帝国的一部分，一个卑微的部分。

这样，“圣王”无须派遣军队就可以扩张波斯势力的范围。他们在东方和西方不断前进，不断跨越高山大海。就在征服旁遮普的同时，从前那位王位竞争者欧塔涅斯正在爱琴海的东部水域巡航。萨摩斯岛此时已经被帝国正式纳入疆域之中；与之邻近的岛屿只要一见到波斯舰队到来的预兆，就开始准备考虑向国王的大使献出土和水作为礼物。对大流士来说，这只不过需要继续做出大量承诺。在平定了印度河平原之后，他将自己的注意力调转到帝国的另外一侧。如今已经有两个大陆臣服在他的权威之下——为什么不能再来一个呢？

“圣王”的目光开始向西方无情地凝视。

[1] 人们无法确认“尼丁图贝尔”的身份，但是有间接证据表明他可能具有王室血统。

[2] 虽然我们认为希罗多德记录下来有关冈比西斯统治时期的某些细节，不能被看作可信材料，但他的确记载过：人们推断冈比西斯的军队葬身于利比亚沙漠之中，而所有试图搜寻他们遗骸的努力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3

斯巴达

“斯巴达人是谁？”

早在波斯人刚刚开始崛起的时候，那时居鲁士还在征讨吕底亚，他曾偶然地接见了一个来自爱琴海彼岸的代表团。这些使节是希腊人，但与亚洲部分的希腊人有很大的差异，他们的城邦繁荣诱人。当时居鲁士曾经密谋征讨并占领他们。这些陌生人蓄着长发，身披鲜艳的猩红大氅，他们说话的方式不像一般使节们所用的那种精细而得体的口吻，而是显得非常粗俗、坦率且无礼。他们向这位世上最伟大的君主传递的口信非常简单：居鲁士最好不要侵犯那些伊奥尼亚城邦，否则他就要应付那些派这些使节来的人——斯巴达人。显然这些陌生人觉得这个少见的名字足够让人胆寒，所以他们没有补充任何说明。居鲁士转身召唤身边的伊奥尼亚随从，他疑惑不解地问道：“告诉我，斯巴达人是谁？”[1]

这个问题对于每个希腊人来说，都会让他目瞪口呆难以回答。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亚洲人竟然不知道斯巴达人？他连历史上最有名的女人都不知道，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波斯人的孤陋寡闻了。斯巴达的海伦曾经在几百年前毁灭了亚细亚和整个希腊。她从她的丈夫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Menelaus）家族中被诱拐到传说中的特洛伊城，整个世界由此陷入血光之灾。在长达10年的时间中，来自东西方的许多英雄在特洛伊的土地上互相厮杀。希腊人认为只有彻底消灭这座亚细亚最大的城邦，屠杀他们的男子，掳掠他们的妇女，才可能终结这场可怕的战争。胜利者的后裔意识到，在这次彻底的破坏中，有一个令人清醒、惧怕的事实是：仅仅“为了一个斯巴达女人就纠集起一支庞大的远征军，侵略亚细亚并彻底消灭特洛伊的势力”[2]。无疑很多希腊人尤其是那些居住在亚洲边缘地区的人，担心辽阔的东方仍然因为历史上的过节心怀怨恨。由于依附在辽阔大陆的边缘所带来的不安定状态，伊奥尼亚人非常有理由害怕特洛伊死难者的报复。

对于斯巴达人来说，关于这座城邦的著名女人的记忆实在过于珍贵。据说墨涅拉俄斯王在大屠杀之后的特洛伊城中寻找他的妻子，本打算将她杀死以惩罚她所造成的一切杀戮的罪过——但是，当他最终找到自己的妻子时，非但没有杀掉她，反而将宝剑从手中掉落，因为当他看见这个女子裸露着的完美胸部时，顿时哑口无言，张开双臂将她紧紧拥入怀中。他们两人一同返回了斯巴达，他们的坟墓就建在城南的地岬上，人们可见巨大的封石颜色如墨涅拉俄斯王的头发一样火红。海伦本人堪称“女性的光辉”[3]，比她的丈夫更加耀眼：不仅因为她金发碧眼，而且因为她那佩戴金饰的窈窕身姿。居鲁士得知斯巴达人就是一群在这样一个女人的神龛中举行祭祀的人，是一群好色且沉溺于享乐的人之后，他对这群人的傲慢态度更增添了几分轻蔑。他们的使节蓄着长发，身披猩红大氅，显然具有海伦的爱慕者的倾向；居鲁士不难知道在希腊人中，蓄长发通常被看作女子气质的某种证据，而使用昂贵的朱砂染料则标志极度的奢侈。波斯人轻视斯巴达人的威胁并不让人感到惊讶，显然他们不必害怕这样一个喜好奢华的民族。

表面现象有时当然具有欺骗性，但这次却是符合事实的，在他们早年的历史中，斯巴达人确实以享乐主义和贪婪而臭名昭著。他们得到的共同神谕是：“贪婪令其毁灭。”[4]公元前8世纪至前7世纪，斯巴达一度是其他各个希腊城邦所厌恶的一切的典型：他们中的精英分子既残忍又贪婪；他们渴望土地到了令人厌恶的地步；他们的市民阶层普遍贫困，统治者肆意剥夺人民的财产甚至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斯巴达各阶层之间的仇恨到了极端的地步，外邦的分析人士为之震惊，毫不犹豫地将它判断为“希腊最糟糕的政府”[5]。在那个时代里竞争不可避免：公元前7世纪正是希腊世界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的时候，人们渴望出现一个理想的良治政府“欧诺弥亚”（eunomia，意为“法治下的秩序”），这就像一个遥远的梦一样飘忽不定。

社会动荡事件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存在，例如米底和波斯的部落酋长们曾经多次引发这样的事件，而在希腊人中间，对良治政府的渴望更为急迫。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追求良治政府的过程是孤独的。贫瘠而落后的国土无法与拥有上千年君主统治传统的东方相提并论，他们也不像扎格罗什山脉中的那些部落居民，希腊距离文明发祥源地太过遥远。由于没有现成的官僚机构和中央集权的范例可以模仿，希腊世界很早就分裂为众多互相竞争的城邦，每一个城邦都拥有各自的体制危机。尽管他们常年处于紧张而痛苦的社会冲突之中，但是希腊人没有完全忽略地方主义给他们带来的自由：他们可以试验、创新并铸就自己的独特道路。“一座弹丸小城，只要能够得到良好的管理，就能比愚蠢的尼尼微所有的辉煌之处都要出色。”[6]当然，与希腊诸城邦的崎岖地势相比，两河流域冲积平原的开阔地面可能确实显得有些缺乏生机。在希腊，众多山脉将平原分割成小片，也把各个城邦相互分隔开，从而使它们与更为广阔的世界隔离开来，这为它们提供了相对独立隔绝的地理环境。

斯巴达人显然得益于城邦的地理位置，他们能够纵容本邦好战的阶层，他们得到的一切利益都要归结于他们占尽地利。他们的城市所统治的疆域位于希腊南部的偏远地区，名为拉斯第蒙（Lacedaemon，古斯巴达别称），这片土地被一些天然的屏障环绕：东、南两面临海，北方矗立着灰暗可怕的大山，西面横亘荒凉高大的泰格托斯山（Taygetos），它那5座如利爪一样耸立的山峰即使在炎热的夏季也时常覆盖着积雪。在这些险要的地势之内，一座城市可以轻易地从濒临毁灭的关头恢复过来，并继续安稳地存在。

但是在这样的边界中也容易发生进化和变异。斯巴达人和波斯人一样起源于部落君主统治，他们的国家诞生于古老的游牧时代。虽然斯巴达这个名字非常古老，但是它本身只不过是建立在一块新开垦土地上的4个村落的联合体。它与原来的那个斯巴达，也就是海伦和墨涅拉俄斯生活过的那个斯巴达没有任何关系。在拉斯第蒙平原上矗立的这对夫妇的坟墓虽然让人难以忘记，但是他们的神庙并没有见证延续不断的历史，恰恰相反是彻底、粗暴的历史断裂。神庙周围散布着许多墓葬的封土，这些都是荒废已久的宫殿，也许它们就是当年海伦和墨涅拉俄斯居住过的地方；然而，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包括这些在内的所有拉斯第蒙的辉煌建筑都被洗劫一空并被付之一炬。是谁为了什么原因做出这些事来很快就被人忘记了，这里彻底沦为废墟，根本没有留下任何可以回忆的东西。数百年之后，墨涅拉俄斯的王国崩溃后留下的空白，逐渐被某些来自北方的新移民占据了，这是一些后来被称为多利安人（Dorian）的游牧部落，他们以彻底区别于那些被征服的希腊原著居民而骄傲。[7]这些多利安人也属于希腊人，然而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所继承的这块土地的辉煌历史。对他们来说，这里“有关英雄时代、城邦起源以及任何联系着遥远时代的传说”[8]比任何一个国度都更加宏伟动人。这些定居者对拉斯第蒙家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己也开始赞颂他们。大约在公元前700年，几乎在与米底人和波斯人在遥远的扎格罗什山脉定居下来同一时期，人们偶然发现了海伦的墓地。更令人热血沸腾的是，斯巴达的精英人士开始为自己制造一个古老的家系，这个家系可以上溯到早于墨涅拉俄斯王统治的时代，一直追溯到他们中最为伟大的人物，就是那位杀死怪兽的英雄赫拉克勒斯（Heracles），众神之王宙斯的儿子。这样，多利安人远祖的入侵行为如今就表现为一次回乡；他们通过征服得到的东西反而成为一笔遗产。斯巴达人的领袖将自己称为“赫拉克里德”（Heraclids）——这个称号表示他们是赫拉克勒斯的后人，也说明他们不仅是拉斯第蒙的统治者，同样也是大部分希腊的统治者。

这一切当然向他们的邻人们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到公元前700年，斯巴达人就已经取得惊人的成功，跨越了最具威胁性的自然边界——泰格托斯山脉，发动了吞并位于山脉西侧的麦西尼亚（Messenia）的土地的战争。他们在这里发现了“宽敞的舞台”，这里的土地“适宜耕种，物产富饶”[9]，麦西尼亚甚至比拉斯第蒙那里的土地还要肥沃，虽然麦西尼亚人同样可以追溯到古老的多利安祖先的世系，但是斯巴达人以残忍的侵略和无情的决心，野蛮地对任何可能的血缘关系表示出他们的蔑视。像麦西尼亚这样广阔的土地不会轻易屈服，但是斯巴达人不断冷酷地保持对他们的目标的控制，年复一年地血洗那里的田野和树林。麦西尼亚最终彻底屈服了。这场胜利使征服者花去了一百多年的时间。

像这样，一个希腊民族对另一个希腊民族的奴役之彻底是史无前例的。斯巴达人不仅成了希腊最富有的民族，同样成了一种奇观，一个奇怪、独一无二的变异民族。在斯巴达人自己看来，这种神秘的光环是他们独有的。世界上还有哪个民族在黄金时代的英雄逝去那么久之后，还能够将本民族世系追溯到众神之王自身？斯巴达人制造这种迷信完全出于赤裸裸的实用主义，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他们自己也虔诚地相信了这一切。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的看法完全受到这个神圣幻觉的影响。如果冒犯了神灵，则一切都将失去；如果重视神谕，斯巴达人的伟大则完全可以得到保证。因此，斯巴达对麦西尼亚的征服是注定能够实现的。也同样因此，它能够无视漫长的战争，甚至还能从重大的危机中挽救自己的命运，从几乎彻底崩溃的社会中令人惊讶地铸就出一个“良治政府”的典范。

在改革和毁灭中做出这样的选择，是赫拉克里德人经过漫长思考之后才做出的决定。然而，占领麦西尼亚并没有拖延时间，而几乎是仓促行事。胜利虽然给斯巴达人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却丝毫没有改变穷人的悲惨境遇。事实上，由于更多资源集中到贵族手中，反而严重加剧了贫富差距。或许，将斯巴达上层阶级的条件与遥远的米底上层阶级的状况相比的话，他们就完全可以忽视那些服从自己的市民们的贫困境遇了，也不用再搭理重新分配土地的呼吁以及所有“反对国家的煽动言论”[10]。但是斯巴达并非米底——恰在这时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军事革新，这场革新逐渐在整个希腊地区造成了风云激变的局面，也几乎给赫拉克里德人造成了颠覆性的后果。

为斯巴达赢得麦西尼亚的并不是那些趾高气扬、开销庞大、永远处于上层阶级的骑兵，反而是那些出身农户的重甲步兵，这些人虽然无法负担马匹的费用，但仍然有能力置办武器盔甲；尤其是所谓“重盾”，这是一种设计新颖的圆形盾牌，高宽都达一米，在其木质表面上包裹青铜。一排手持“重盾”的人——即所谓“重甲步兵”——以方阵队形前进，形成铜墙铁壁般的防护，或许他们还身着青铜头盔和护胸铁甲，手持长矛，这是一种非常有潜力的破坏性进攻武器。斯巴达人在与麦西尼亚人的战争中有机会对这种极端致命的新型战法进行各个方面的尝试，然而这并非一种容易操作的战法。每一面重盾如果能够发挥其功用的话，就可以为其两侧的人提供与持盾者一样的保护，所以方阵在向敌人进攻的时候，如果存在任何阶级分化，它都要担负侧翼遭受攻击而崩溃的风险。

斯巴达人在一首战歌中唱道：“团结一致，保持方队，绝不放弃，永不言退。”[11]歌中号召每个阶层的重甲步兵一致行进。毕竟，如果不能完全信任自己身边的农民战友，那些最为纯粹的赫拉克里德人在战场上的命运是无法想象的。进一步假设，如果农民们不能继续负担制作盾牌的昂贵费用，斯巴达的命运又将如何呢？一片废墟——尽管残酷但几乎是一定的，因为麦西尼亚对它怀有刻骨仇恨。虽然斯巴达人依靠下层阶级发家致富，但是他们在获得成功的同时，突然发现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时刻面临着灭顶之灾。到公元前7世纪中叶为止，有关公民团结的观念不再仅是那些邋遢农民们的一厢情愿了。甚至对赫拉克里德来说，也成为生死攸关的大事。

恐慌导致了特殊的解决办法。拉斯第蒙开始改革。对未来感到绝望的斯巴达人被迫忘掉那些由来已久的阶级差异，转而服从一项恢宏但难以接受的社会整合试验。但是，准确地说，他们是如何被煽动，以及被哪些人煽动的呢？斯巴达人曾经狂热地沉迷于古代英雄令人难忘的各种传说，他们不是那种受到某种无名的社会力量影响便为自己树立新秩序的人。显然这只可能是某个传说中的圣贤的作为。过了很久，一个名字“吕库古”（Lycurgus）开始浮现出来。在斯巴达建立“良治政府”之后仅仅过了大约一个世纪，这个神秘人物就已经被当作这项功绩的建立者，明确地受到人民的赞颂。一般来说，人们认为他是一名赫拉克里德显贵，斯巴达王的叔父，脾气非常暴躁，“气节高尚而且公正”[12]。这就是所有他的传记作家们公认的全部行状了。甚至那些神谕者都承认难以弄清吕库古究竟“是人还是神”——尽管如此，他们大多倾向于认为他是一名圣贤的超人。[13]斯巴达人接受了这个看法，修建了一座神庙用于纪念这位伟人，而委托于他的改革事业很快也被定格于遥远不明的年代中，如同所谓的“赫拉克里德家系”一样，人们也为他伪造了一部古老神圣的族谱。掌握了过去也就掌握了未来：一个国家刚刚尝试着为自己进行一场外科手术一样的改革，立刻就将它视为自己传统的最关键部分。随后人们提出，吕库古“看到自己所立之法拥有的美与崇高，深受感动，心满意足。如今这项工作已经完成并贯彻实行，他希望使之永世不朽，坚定不移——至少在人类所能预见的时代中能够如此”[14]。斯巴达人为了尊重他，或者很可能也是为了虚构，完全实现了他的梦想。他们是历史上第一个发现巩固革命最好的方式就是将它变成一个神话的民族。

伯罗奔尼撒半岛

长久以来笼罩在斯巴达人身上的陌生感，现在开始激活他们的国家机构。他们在其他城邦人的面前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吕库古提出要成为神圣者，然而他既有神圣的特点，也具有某些如野兽一样不驯的地方。“他是第一个提出狼的作为的人”：这种看似怪异而具有威胁性的话是就他的名字的字面含义而言的。在吕库古建立的体系下，斯巴达人不再被当作一个富人压迫穷人、赫拉克里德剥削农民、同类相残的民族，而是一群统一的可怕掠食者。每一个市民无论出身贵族还是农民，都被包容在他的阶层中。从此以后，“即使富人也开始尽可能地采用普通人的生活方式”[15]。每一个斯巴达人从一出生开始，就在无情的绝对纪律下接受教育，每个人都一样。每个市民坚守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每名重甲步兵也坚守自己在队列中的位置。他需要在这个岗位上坚守终生，“步伐坚定，咬紧牙关，抵抗敌人”[16]，至死方休。据说为了能够教育民众，吕库古的确曾经用最极端的例子说明公民该如何为国尽忠，那就是自杀殉国。“由于他认为政治家的死也要有社会价值，为了在道德和实践两方面都做出表率，因此他将自己活活饿死。”[17]

一种残忍的哲学得到了确立。虽然它可能具有自我献身的特点，但是斯巴达人却严格珍视它带给自己的自由。他们的城邦变成了一座军营，而整个社会则成为一个为战争而准备的巨大方阵，这反映出来的并不是高压政策，而是一种严格制定的阶级一致性。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斗争得到了巧妙的平衡。赫拉克里德虽然放弃了统治人民的权力，而且做到了表面上的公平，但是他们仍然拥有自己的财富、产业和大部分的权力。那些初次加入精英阶层和方阵的贫困的下层人员，也获得了此前从未拥有过的地位与物质保证，他们不再在肮脏悲惨的境遇中挣扎，不再依靠耕种和贸易维持生计，战士不再从事修鞋、锯木或者制盘等活计，这些活计最好留给拉斯第蒙其他阶层的居民——“佩里俄科”（perioikoi），也就是“周边居民”——去做，这些人遭到轻视，他们被认为是二等公民，不能和久经考验的斯巴达人一样拥有全部的权利。

对于真正的战士来说，没有什么财富资源能够同他所属的阶级等值。可喜的是，对于患上了土地饥饿症的民族来说，占领麦西尼亚可以为他们提供充足的空间，让贵族阶层能够肆意破坏。虽然真实细节无法弄清楚，但吕库古改革计划中的一项关键政策很可能就是把麦西尼亚分开，用来分配给穷人。[18]这个主宰民族的成员从来没有亲自在这里耕种过，斯巴达战士不可能在田地中辛苦流汗，这是被征服的麦西尼亚人的工作。斯巴达人早在刚刚跨越泰格托斯山脉之初，就表现出剥削被征服的敌人的特殊天赋。斯巴达的全部历史中充满了这方面的证据。渊博的学者们对一个名称充满了好奇心——“希洛人”（helots），这是斯巴达人称呼那些悲惨的最下层人的名字，这个词来自于希洛市，是拉斯第蒙一座城镇的名称，在斯巴达人扩张的最初岁月中就被征服了。[19]泰格托斯山脉一侧进行的实践被改进并被推广到山脉的另一侧后，所有居民都变成了农奴。麦西尼亚人“像驴子一样在沉重负担下受苦”[20]，他们发现自己需要承受保证斯巴达伟大的全部压力。

很快，这些征服者发现通过希洛人的劳动就能够更加富裕，而不必自己谋生。到了公元前6世纪早期，由于成功地平定了西部，他们的焦点必然开始转向北方。在那里阻碍帝国前进道路的似乎是一个有威胁性的对手。阿戈斯（Argos）这座城邦距离拉斯第蒙边界不到40英里，和斯巴达一样富有活力、傲慢，区别在于，它令人更加印象深刻，提出拥有希腊南部的统治权。当斯巴达人炫耀自己的祖先是墨涅拉俄斯时，阿戈斯人提出了更加伟大的人物，墨涅拉俄斯王的兄长阿伽门农，他是黄金城迈锡尼的主人，是希腊人进攻特洛伊的总指挥。虽然迈锡尼此时已经不再是国王宝座所在地，但仍然可以找到；虽然仅仅残留着过去辉煌的外壳，但依然坐落于阿戈斯平原北部的两个山谷之间。阿戈斯人一直不断努力镇压那些哪怕最为轻微的独立迹象，渴望继承自己古老的资格。在每个希腊城邦竞相发起的无休止的宣传之中，当然无法察觉到这一点。珀罗普斯（Pelops）是一位肩膀用象牙制成的勇士，人们用他的名字为希腊南部整个半岛地区命名，最终，阿伽门农作为其祖父的后人统治这里。那么在希腊，在任何争夺“珀罗普斯的土地”——伯罗奔尼撒——的斗争中，阿戈斯人为什么要满足于第二的位置呢？显然阿戈斯而非斯巴达应当成为伯罗奔尼撒的主人。

早在公元前669年，也就是吕库古改革的初期，阿戈斯人遭遇过斯巴达人新式全民军队对他们的领土发动的侵略，而且曾经打败过他们。半个世纪之后，斯巴达人不断欺骗那些已经跨过边界的国家。在向北越过一条荒芜的山脉之后，这些来自拉斯第蒙的不速之客进入了一片肥沃开阔的田野和橄榄林，这就是泰格亚（Tegea）的领土，不幸的是这座城邦位于阿戈斯和斯巴达两国之间。尤其对于斯巴达人来说，泰格亚富足的农田就是令他们无法容忍的挑衅，在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为了占据这里并将泰格亚人完全变成农奴，他们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兼并战争。入侵者得到了神谕的保证，很快就能够“在泰格亚平原上跳舞”[21]了，在这个神谕的鼓舞下，他们对自己的胜利信心满满，他们甚至还带上了测量土地的工具和为新奴隶们准备的镣铐。然而，这个神谕误导了他们：侵略被击退了，他们跳舞是因为沦为战俘，身披自己从斯巴达带来的枷锁，步履缓慢，不得不在皮鞭下舞蹈。

这对斯巴达人的自信心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以至于他们突然而且果断地改变了对外政策。他们开始发现征服并奴役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目标过于自负，而霸权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毫无疑问，必须奴役泰格亚人；尽管赤裸裸的侵略行为失败了，但是胁迫和威望的力量或许可以成功？斯巴达人运用他们惯有的奸诈和虚伪信仰的综合特点，以签订停战协议为名，适时地派遣一个代表团到泰格亚。他们得到消息称，在一家铁匠的院子中有一个奇怪的发现，似乎是一副骸骨的脊柱。斯巴达人敏感地觉察到大有文章可做，趁机利用这个惊人的发现。在他们的重赏之下，有人将骸骨挖出，偷偷运回斯巴达，展出之后重新安葬。人们发现这具骸骨不是别人——请鸣笛致意！——正是阿伽门农的儿子。显然，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样的鉴定更能引起阿戈斯人的愤怒。斯巴达人对此事大加渲染确实有更为精明的目的。遗骸也许是从泰格亚偷来的，但是斯巴达在自己国土上奉祀遗骸，向伯罗奔尼撒其他诸邦公开表明自己重视而且尊崇古代的传统。它征服了麦西尼亚不久之后，打算将这座城市化为灰烬。原先那些表示纵然战斗至死也不愿屈服于斯巴达人、当他们的奴隶的城邦，如今为了免于遭受彻底毁灭而臣服了。确实，斯巴达人暗示这样会让他们焕然一新。对一个长期饱受对抗敌意煎熬的伯罗奔尼撒城邦来说，不必提及阿戈斯，斯巴达至少可以为他们提供一张保护网。可以设想一种更加糟糕的命运。公元前550年，也就是在“枷锁战役”之后几十年，泰格亚加入了这个可怕邻国建立并控制的联盟。

其他的城邦很快陷落了。和泰格亚一样，他们都在威逼利诱之下最终屈服了。斯巴达的“遗骸猎人”们游历到伯罗奔尼撒半岛最遥远的地方，搜寻其他英雄的遗骸，在某个散布着大量更新世猛犸化石的地方收获颇丰。斯巴达人想要建立一个拥有众多属城的联盟，仅仅依靠古生物学是远远不够的。即使以诸邦神话历史的传承者自居，他们也不会放弃在威吓与战争中保持狼群战术，早年的失败给他们改革的新式军队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但是并没有削弱他们对吕库古式体系的忠诚，反而让他们更加坚定地加以改进。他们用了100年时间将整个社会改造成一个杀戮机器，这赋予了斯巴达人一种少见但残暴的神秘特点。对其他各个城邦的重甲步兵来说，富裕的精英分子每个季节只不过将自己的甲胄从仓库中取出来，掸掸灰尘，他们只不过将战争看作一种仪式性的、致命的体育运动，这种想法非常业余。在战场上遭遇斯巴达人是最为可怕的事情。斯巴达可以在整个城邦进行动员，令人担忧；它的公民的主要目的在于迎击并消灭一切反抗他们的力量，这简直骇人至极。很多其他城邦的重甲步兵遇到了这样的敌手，宁愿逃跑也不想冒险一试。

斯巴达人精通各种战争形式和心理攻势，清楚地知道如何令敌人闻风丧胆。他们用高音鸣笛指引方阵前进的方向，他们步调一致的前进脚步使大地为之震动。当他们在战场上穿过飞扬的尘土前进时，人们就会看到一排排炫目的“铜墙铁壁”和猩红斗篷，[22]因为斯巴达人习惯于把盾牌擦拭得锃光瓦亮，而斗篷很可能是按照吕库古自己的命令，被染成鲜血一样的颜色。[23]向古代英雄致敬的令人战栗的战歌回荡在缓慢前进的队伍上空，这时，军官坐骑的马鬃在每个人的面前飘过，将领高声发出命令，方阵的歌声骤然中止。突然，一声嘹亮的军号划破寂静的天空。重甲步兵们加快脚步，压低矛头，然后向前冲去。但是队列不一定集中在一处，有时两翼分头进击，像牛角一样攻击敌人的两肋。作战的原则是不允许像业余军队那样放任个人单打独斗，这是斯巴达军事训练最为严格的教条。在别的城邦的重甲步兵看来，这种熟练的指挥简直到了诡计多端的地步。这座城市把它的公民训练成毁灭武器，因此认可它的伟大之处，觉得没有什么值得羞耻的地方。所有人都承认：“同斯巴达人作战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24]

早在公元前6世纪40年代，当吕底亚国王克里瑟斯按照神谕的指示，寻找“希腊诸邦中最为强大的城邦”结盟，以抵御波斯迫在眉睫的侵略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找到了斯巴达。他对它的威望的赞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也就是对阿戈斯最直接的冷落。的确，拥有一个如克里瑟斯这般富有而强大的盟友，以及大量与泰格亚一样的伯罗奔尼撒城邦充当附庸，对斯巴达人来说终于到了找老对手清算复仇的时候了。大约在公元前546年，此时吕底亚帝国已经臣服于居鲁士，但斯巴达人并没有按照盟约的规定前去支援克里瑟斯，而是直接向阿戈斯发动了战争。阿戈斯人根据古老的习俗，立刻提议举行一场比赛，从他们城邦和入侵者阵营中各选出300名勇士，通过决斗以定胜负。斯巴达人毕竟对古代英雄主义传说中的榜样充满热情，于是同意了。战斗当天的最后一刻，只有3人幸存下来：有两名阿戈斯人，而斯巴达人仅剩一名。阿戈斯人认为自己是胜利者，于是回到自己的城邦庆祝胜利——而其对手虽经过浴血奋战但仍然斗志昂扬，他们认为阿戈斯人逃离了战场，己方应获胜利。当阿戈斯人出于义愤开始争论的时候，斯巴达战士们却在集结军队：他们在第二天全军出动迎击对手，并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阿戈斯国土也被拉斯第蒙吞并，阿戈斯人将自己的头发剃光，以志其辱，整整一代人都以这种面貌示人。当阿戈斯人纷纷剃光自己的头发时，斯巴达人则订立完全相反的誓言：他们要永远蓄留长发，并给发辫涂上油，像红色的斗篷一样，用来标志他们的身份。

然而，就在他们庆祝胜利的时候，克里瑟斯投降的消息传到斯巴达人耳中。他们没能按照盟约救援吕底亚国王，这成了他们屈辱的证据。接下来的事情更加糟糕。斯巴达人仍然不愿意统率一支军队跨过爱琴海，而仅仅派遣了一小队使者面见居鲁士，结果只能在居鲁士举世闻名的蔑视之下忍气吞声。波斯人当然不会关心这个问题。这个教训让斯巴达人冷静下来。虽然斯巴达人在希腊人中算是强者，但是在亚细亚它仅仅是一个名字，甚至都不能算作一股力量。同居鲁士统治的不可思议的辽阔疆域相比，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只不过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地点而已。

但是，终有那么一天，斯巴达人会一拳将波斯人的嘲讽打回他们的肚子里。“斯巴达人是谁？”这个问题可以用轻蔑的口吻提出，也可以用惧怕的口气提出。群山环绕之中自给自足，性情排外而多疑的斯巴达人从来都在夺取，而未曾赐予过，他们向来都在暗中监视着别人，但从来没有被别人了解过。在希腊诸族之中，他们并不试图区分希腊人和外邦人，而将一切非斯巴达人统统斥为“外国人”，他们定期将发现的外国人驱逐出自己的城邦。对于他们的邻邦来说，拉斯第蒙的狼主们向来都拥有强大的魔力，让他们惧怕。他们给自己的邻邦提出的难题，如同居鲁士的提问一样，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应对。真相总被传说所遮蔽，而现实则隐藏在重重迷雾之中。斯巴达人认识到恐惧的价值，他们非常清楚，惧怕能够削减他人的勇气，令其不敢揭开自己的神秘性，因为他们的神秘中掩盖着的是别人的噩梦。

法律的奴仆

在矗立着海伦坟墓的峭壁脚下，有一条湍急、浑浊的欧罗塔斯河（Eurotas）。沿着河流平缓的河道蜿蜒北上，旅行者很快就能看到一些散乱的村落错落分布在遥远的对岸。看起来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表明这个土气的地方同人们观念中令人敬畏的斯巴达城市有任何联系。在后来的岁月中，雅典人修昔底德写道：“假设有一天这座城市被废弃了，仅仅残留一些庙宇等建筑物的图籍——显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此后的世代人们会难以相信，这里过去居住的民族曾经拥有最强大的势力。”[25]

但是斯巴达人自己并不在意这些。这个拥有克己、坚韧品质的民族轻视各种浮华的建筑物，任由其他国家那些懦夫在他们城市的周围修筑高高的城墙。斯巴达人不需要石头工事，因为他们拥有利矛坚盾。如果一个男人最本色的标志就是在军营中度过一生，那么他为何要浪费大理石去修建那些华而不实的纪念物呢？只有庙宇——在这个与众不同的大军营一般节俭的城市中显得超凡脱俗、与众不同——是一朵路数不同于各类平常建筑的奇葩。斯巴达人在这里非常大方地炫耀他们的战利品。卫城位于城市中心一座低矮的山丘上，它的最主要部分是一座高大的神庙，内部镶满了矩形的青铜板。另外一座庙宇正好位于斯巴达的北部，这里有一座阿波罗的雕像，这是拥有预言能力的射手之神，其雕像由纯金包裹。

拉斯第蒙所有神庙中最令人难忘的，是献给阿波罗的孪生姐妹，狩猎女神和“野兽主人”阿尔忒弥斯（Artemis）的神庙。[26]欧罗塔斯河穿过城市的中心向北流去，来访者可以沿着河流的方向，经过一片开阔的训练场地，然后进入沼泽低地，这里树立了一座黑黝黝的古老女神雕像。早在公元前560年左右，斯巴达人刚刚崛起并控制了伯罗奔尼撒地区的其他地方时，就在这里建立了一座完全用石头修成的辉煌神庙，这座神庙除了砖石工艺散发的崭新光芒之外，还带有某种阴森的气氛。在神庙周围的激流中有许多青蛙不停地鸣叫，有时沼泽中蒸腾的雾气像鬼魂一样从河中升起：神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地方。神庙的各个部分并不都是最新修建的。新建的石头建筑上面装点着从更旧的神殿上保存下来的装饰物，有些描绘的是理想化的没有胡须的青年人或者头发灰白的士兵的肖像，有的则是一些看起来如同白痴一样的怪人和扭曲的怪物，这些形象都像野兽一样张大嘴，野蛮地拼命嘶喊，如同遭受极大的痛苦。[27]这就是斯巴达人的梦魇：公民中几乎没有人不曾受到这些东西的困扰，从童年开始直到老年，他们都要来阿尔忒弥斯神庙纪念自己生命的不同阶段。他们常常看到这些形象一直在面无表情地盯着自己。英雄们的面容激励着他们，愚人、蛇发女妖和没有牙齿的丑陋巫师的鬼脸则提醒他们失败的难堪。失败就意味着遭到抛弃：将被逐出城邦，留下的只有羞耻、扭曲和兽性。所有斯巴达人的生活都要伴随这样的真理的暗示。每个人都要生活在其限定的严苛典章之下。

作为公民，他们在任何地方都受到追踪和监视。每一代人都像典狱人员一样监视着自己的邻人。斯巴达人高度重视并且理解“童声合唱团、舞蹈和节日庆典”[28]意味着什么，尽管如此却仍然不信任青年的勃勃生机。作为一名“狼群理论工作者”，吕库古担心未经检验的“愣头青”的蛮力会超出控制。他教导自己的国民，只有靠皮鞭才能训练好这些年轻的掠食者。斯巴达人熟知自己早年历史中那些严厉的榜样，野蛮的原始本能和冲动非常容易失去控制，会将一个国家彻底毁灭。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革新之后，他们不再愿意容忍他人。谁也不愿意给青年天生的躁动和强烈欲望留下余地。只有依靠纪律，不可抗拒的纪律才能够很好地约束他们。如果一定要在斯巴达改变某件东西，无论是逐渐消失的习惯还是时下通行的法律，一定要由长者们开会讨论审查这项改革的必要性。[29]为什么要接受其他方面的考量呢？因为斯巴达的长老们毕竟是见证了传统发挥作用的活人：传统能够造就一个英雄辈出的主宰民族。

因此，斯巴达正是以其令人惧怕的盛名，被视为民风纯善的地方而广受赞誉。在希腊的各个城邦中，只有在这里一个年轻人才会自觉为年长者让路，因为他认为，通过这样的姿态表示尊敬，同样也是对法律及其人民的习俗的尊重。可以从一个极端的例子来看，斯巴达人认为，如果年轻人在公共厕所中如厕，若这时有长者经过，因为嫌弃气味难闻而皱眉的时候，他就不能起身。尽管“城中年轻的持矛士兵大有人在”，但是毫无疑问，“只有年长者才有权位列行伍”[30]。甚至城邦虚设的首脑——斯巴达人在这一点上和别人都不同，他们拥有两个国王——都必须尊重他们的权威。严格根据法律所规定的职权范围，他们自身也需要接受城邦最高议会的讯问，这个议会是与双王制并列的法律实体，是一个完全由6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统治的机构。斯巴达人恰当地将这个实体称为“贵族元老议事会”——这个名字就像后来罗马人的元老院一样，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老人们的议会。因此，除了充当宪法守护者的角色之外，它还有权阻止任何行动的发生，或者将自己的思考结论当作有效的法律事实，贵族元老议事会能够轻易地控制斯巴达的任何政策。被选举的成员不仅是一个公民所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而且还是终身任职。“无疑，在人类争夺的一切奖赏之中，这是竞争最为激烈的一个。”甚至非斯巴达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的确，体育竞技也是一项很大的荣誉，但是那仅仅是体力方面勇气的竞赛。而进入贵族元老议事会的选举才是对高贵灵魂的终极证明。”[31]

它在斯巴达不是一个小小的角落，不是一个缝隙，而是一只可以到处插手的瘦骨嶙峋的手指。即使是新生婴儿也要被老人们的手指戳上一下。婴儿要通过长老们的判断来鉴别是否过于羸弱或者畸形，由于这样的人将来不能为城邦效力，因此长老们就会立刻下令处死他们。由于城邦为培养一个公民而投入的资源是非常可观的，所以绝大多数公民认为这样做非常合适。诚然如此，每个母亲都会很好地充当起优生学家的角色，用葡萄酒洗浴自己的孩子，人们认为这是检验癫痫症最为可靠的方式。哪有真正的斯巴达父母愿意抚养一个某天可能突然在一阵痉挛之中垮掉的儿子呢？毕竟提早经历一次丧子之痛要比将来冒着可能遭受耻辱的风险要好得多。通向麦西尼亚的大道从山脉上的一条峭壁裂缝旁边经过，此地名叫“阿波特泰”（Apothetae），也就是“垃圾场”，经考证这就是斯巴达人抛弃婴儿的地方。在这个地方，这些羸弱或者畸形的婴儿被抛弃到峡谷的深渊之中，并且受到诅咒，永世不能超生，这样就不再会让养育他们的城市蒙羞了。除了严格正式的行刑仪式之外，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如此冷漠地将生命抛弃。这些被抛弃的斯巴达婴儿没有任何得到赦免的希望——就像传说中居鲁士得到的好运那样。这些人必须死去，而且必须被眼睁睁地看到，以儆效尤。

毫无疑问，被丢弃在阿波特泰深渊之中的幼小骨骸所组成的“花格”（tracery），更有助于人们将精力集中于那些被允许活下来的孩子身上。斯巴达人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必须骄傲地意识到，自己从一出生就被选定为精英；反之，作为他们的监护人，国家对他们提出严格而令人畏惧的要求。据说，吕库古并未下令将改革的法令书写下来，而是将其铭刻在那些以之为生者的灵魂和身体上，这样每个人对别人来说都可以成为行走的法典。这样的社会管理方式如果从摇篮阶段开始实施，当然是完全可行的。那些柔软无力的婴儿必须要被塑造成坚强的斯巴达人。他们没有经过襁褓期，也从未在蹒跚学步时得到溺爱，更没有人纵容他们的奇思怪想。“给他们食物，他们就要吃下去，不能挑三拣四；怕黑或者过于依赖大人的习惯必须被完全纠正，任性和爱哭的毛病也要改正。”[32]毋庸置疑，斯巴达人的保姆以严厉尖锐著称，从来不轻浮多言。然而，这些严厉的人与城邦的教师组织相比，仍然要大大逊色。后者所承担的角色之重要在全希腊是绝无仅有的，甚至可以说超出一切其他机构。对于斯巴达人来说，为了塑造一个模范公民，在他们的观念中有一个怪异而极端的主张：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全社会性的、由国家管理的教育体系。

这出于什么原因呢——这个体系甚至也向女童提供服务！表面上看来，男婴要比他们的姐妹们更容易遭受被抛弃到阿波特泰的命运，但并非如此，斯巴达人对女性人口的生命力也有同样多的关注。健康的母亲可以生出健康的战士。如同男孩们都被培养成为战斗者一样，女孩们则被培养成为未来的育种者。在外人看来，这样产生的结果与人们普遍接受的准则相比，在某种程度上有些怪异。在斯巴达，抚养女孩所花费的资源与男孩的一样多。令其他希腊人不理解的地方还有，她们也学习读写，而且她们并不像人们希望女人表现的那样谦逊，而是在言谈中表现出一种盛气凌人和好说教的风格，这样她们就能够很好地指导自己的孩子——这一点对斯巴达人来说意义重大。她们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参与赛跑，投掷标枪，甚至参加摔跤比赛。她们在跳舞过程中表现出极度的狂热，她们可以用力向后踢腿，用脚后跟踢打自己的屁股。而且，还有一点，通常会让那些多疑的外邦人觉得无法忍受——经过训练，斯巴达女孩们习惯于在体育活动中仅仅身穿最短小的内衣，在她们踢腿的时候下体的缝隙完全可见。最为可怕的是，有时候她们甚至喜欢裸体嬉戏。

许多关注斯巴达的人都幻想过：在阳光的照耀下，斯巴达的女性赤身裸体，身上涂满橄榄油，皮肤晒得黝黑。外邦人给斯巴达人的姐妹们打上“大腿暴露狂”[33]的标签，这让斯巴达人非常生气，他们会严厉地反驳道：“女性的裸体并没有什么让人感到羞愧的，也没有任何一点不道德的地方。”事实上，“人们鼓励头脑清醒和节制”，这一点与“热爱肉体的健美”[34]正好相互矛盾。虽然毫无疑问，斯巴达的优生工程被认为具有极高的地位，但是在训练场上向来闪耀着色情的光芒。未来母亲的最佳标准就是容易生育，斯巴达人会通过皮肤的光泽和乳房的形状来判断这一点。斯巴达姑娘们以其身体的美丽而著称，她们拥有长长的金发和优雅的小腿——这些都为判断道德是否高尚提供了现成的标准。一个丑陋的女儿一定会让她的父母受到惊吓，感到沮丧。人们在绝望中只能采取最后的措施。有一个婴儿带来了巨大且惊人的痛苦，她的保姆只能抓住最后的救命稻草，将她带到海伦的坟墓前。在这座圣所的外面，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女人，抓住这个婴儿的头发。这个幽灵预言，此婴儿“将会成为拉斯第蒙最可爱的女人”[35]。时间流逝，这个女孩果然成为出了名的美人，最后成为一位斯巴达国王的妻子。这说明，海伦的灵魂仍然时常游荡在她的故土上。

这个故事揭示了斯巴达人思想中的一个重要事实。虽然吕库古思想中带有平均主义的色彩，但是却没有培养任何平等意识。疯狂的竞赛意识让这座城邦中的女性愿意用自身摄人心魄的美丽使她们的同类相形见绌。从前有一位斯巴达国王问道：“什么样的政府是最好的？”回到他的问题上，人们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最好的政府能够让其治下绝大多数市民在美德方面互相竞争，而不会造成混乱的危险。”[36]因此这个教育体系看起来有些自相矛盾，一方面如同用一个模子给每个人打上相同的烙印，另一方面又能鉴别并立刻发现精英分子。养育女孩的过程就是明证，这在训练她们的兄弟的过程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最顺从于这个体系的斯巴达人也就是这个体系中最为出类拔萃的人。

教师的目的不仅是要粉碎男孩的个性，而且要将他推向坚忍、遵守纪律、冷漠无情的极端地步，这样他就能够证明自己最终被塑造成一个拥有钢铁意志的人。斯巴达男孩在7岁的时候就要离开家庭，与别的男孩们共同生活在一起，他的家庭观念被彻底打破并被重新塑造，从这个时刻开始，他所拥有的唯一自我观念就是作为方阵队伍中的一员。斯巴达人用“阿戈革”（agoge）这个词来代表对男孩子的训练，而在习惯中这个词常常用来表示饲养家畜幼崽。他们的指导教师被称为“派多诺摩斯”（Paidonomos），这个词字面上的意思是“放牧男孩的人”。这些年轻的斯巴达人得不到充足的定量供给，人们鼓励他们到邻近的拉斯第蒙人的农田里寻找食物，像狐狸一样做些偷鸡摸狗的勾当，极尽盗窃之能事。[1]无论在夏日的酷暑还是冬天的严寒之中，男孩都和他的伙伴们一样身着相同的服装：一件束腰短衣，其余任何衣物都不穿，甚至包括鞋子。他们的交谈也受到严厉的限制，为的是培养一种简洁的说话风格，这种风格在整个希腊都很出名，被称为“拉斯第蒙式”。故而，一个年轻的斯巴达人服从于这些严格而统一的纪律，人们一直在对他们进行研究、比较和归类：“在男孩们接受训练的过程中，人们不断鼓励他们参加角力，互相竞争，这样长者们就能够更好地判断他们的性格及其勇气，了解当他们最终走上战场，位列行伍的时候，他们可能如何表现。”[37]甚至连女孩也会加入行动之中：人们命令男孩们脱光衣服来到她们面前，任由她们赞扬或者冷嘲热讽。真正的斯巴达人不应该有任何隐私。

当一个男孩到了12岁的时候，他必须警觉地认识到一件事情，他已经可以合法地参与交友活动。在希腊各地，同性恋靡然成风，但只有斯巴达才将之制度化，据说甚至那些拒绝选择“情人”的男孩要被处罚金。对待女孩也是如此，如果女孩还未结婚，在其青春期阶段可能会不断被迫屈服。[38]这两种情况的理由显然是相同的：没有什么地方是完全个人和私密而不容国家权力染指的。的确，大部分斯巴达青年会由于屈服而受到身体上的伤害，但是男孩们可以获得相当数量的补偿金。这不仅是由于接受了“情人”并视之为自己的庇护人，而且因为这是通过积极争取得来的。一名市民越是尊贵，越是交友广泛，他越能够令自己的“爱人”获得更好的前途。

当然，到了结束“阿戈革”的时候，青年男子就能够肯定地知晓他是否注定要在未来成为伟大人物。大部分获准毕业的人将获得殊荣参加最后的考验，这是一次血腥的挑战。他们被选编到一个名叫“克里普提”（Crypteia）的“敢死队”中，并被派遣到深山老林之中，每个人的随身武器仅有一把匕首，他们得到的指令是要到故乡之外维持生存。然而这一段流放到城邦之外的考验，不仅仅是一次耐力测验。克里普提小组的每一个成员都要独自游荡，他们不可避免地要穿越泰格托斯山脉并悄悄潜入麦西尼亚地界。每一个阿戈革毕业班成员都受过训练，他们要趁黑夜前进，他们需要证明自己是合格的杀手。据说所有的人中，只有斯巴达人否认杀人必然是一项罪行；在他们的观念中，屠杀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由于担心众神被他们激怒，斯巴达人每年都要对希洛人发动一次战争，这是一次典型的有计划的杀戮演习，其目的是为了减少克里普提在血腥行动中可能担负的风险。[39]毕竟，除了认真铲除那些最有能力的麦西尼亚人之外，斯巴达人不可能指望通过别的方式来培养天生的奴隶。正像他们将自己城邦中的“渣滓”丢弃到阿波特泰山谷之中去一样，他们也计划消灭一切奴隶叛乱的星星之火。只有那些真正奴性十足的人才被允许繁殖后代。如果个别的奴隶不能控制自己作为希洛人的成长和智慧，将会被处以罚金。这样的事件也会引起长老们的注意。克里普提在得到告诫之后，悄悄潜伏，然后开始行动。

尽管他们是杀手，但年轻的斯巴达人将匕首刺向倒霉的麦西尼亚人喉咙的时候，并不仅仅是在执行死刑：这几乎是一种仪式的开始，是有魔力的行动。在他感受到手中利刃深深刺进对方喉咙的时候，他就获得了一种自我认识：他成为了解自己城邦深奥秘密的一名传人。对冷血杀戮感到畏惧的人不能够领导他的人民。给克里普提下达指令的长老们同时也给所有成员提出了一项考验。只有当他亲自嗅到那个被猎杀的麦西尼亚人的仇恨，并亲自在他的双眼中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斯巴达人才能真正明白自己的城邦所面临危险的全部程度；只有当他完成谋杀之后，才能够真正明白将其逼到绝路上的必要条件。

对于克里普提的行动者来说，这就是他增添自己力量的特殊知识。当然，无论男女，任何斯巴达人都不能忽视这一点。据说，当海伦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有一天在阿尔忒弥斯神庙之前跳舞，被人劫持。这是发生在麦西尼亚被奴役之前的事情，这名麦西尼亚袭击者同样侵犯了整支舞蹈者的队伍。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再次来犯。每一个斯巴达女孩都清楚，一旦她们的国家失去手中的皮鞭，自己将要遭受何种命运。然而，她们将考验自身所能忍受的这种命运极限的事情交由她们的兄弟们来处理。每一个市民在童年时代的训练中，都要学习忍受鞭打。他们的粗布束腰短衣被打成一缕一缕的布条，他们的肩膀伤痕累累、鲜血淋漓，经过这些必不可少的鞭打仪式之后，拉斯第蒙主宰者的孩子们有时候看起来甚至和出身最为低贱的奴隶的情形一样。但是他们证明自己完全没有任何奴性。让希洛人堕落的皮鞭可以令斯巴达的男孩们变得高贵，“短暂的痛苦将换来长久荣誉所带来的快乐”[40]，吕库古这样教导他的子民。毫无疑问，只有那些以最为坚韧的勇气忍受鞭打的人才能被选入克里普提；只有能经受奴隶一样的辛苦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主宰者。

支配着所有斯巴达人成人生活的是一种观察力。尽管阿戈革的毕业生不必再次经受鞭打的羞辱，但他仍然继续受到许多令其他希腊城邦市民无法忍受的纪律的约束。斯巴达人在未满30岁之前不能担任公职，甚至不能掌管自己的财物。他们不能与自己的妻子生活在一起，只能匆匆溜出军营，像动物一样与配偶交媾。他可以在战场上负伤，但是如果年轻人互相斗殴，很可能被长者当作顽皮的小孩子甚至奴隶一样教训。这种模糊的地位有一个象征性的标志，那就是二十来岁的斯巴达战士只能蓄短发，就像希洛人一样。令人震惊的是，甚至连斯巴达的新娘也是如此。[41]

在希腊，通常只有那些头发被剪掉制作假发的女奴才会剃掉头发，但是就像斯巴达很多特殊习俗一样，他们将这种别处视为羞辱的标记当作主妇的高傲象征。愈是多产，其威望愈高。如果生下了三个儿子，她的丈夫即可免除军务；如果她在分娩中死去，她的名字将被刻在墓碑上以示安慰。这个国家通过这种方式，将妇道也变成了一种非常紧张的竞争事项。

当然，任何事情也不能与年轻人对地位的幻想相比。在斯巴达二十来岁的青年心中，他们被教育成冷酷无情的人，有时这样的特点完全是嗜血的。每次只能有三个毕业生获得最高荣誉，长老们将这个奖励称为“希帕格瑞忒斯”（hippagretes）——意思是“骏马指挥官”。这个头衔赋予他提名的权力，每人能够提名100位同伴加入“希皮斯”（Hippeis），这是一支由300名精英分子组成的队伍，这支队伍的指挥方式与其他军事单位的管理模式完全不同，他们将处于战线中间，充当指挥官国王的贴身护卫。被希帕格瑞忒斯轻视所带来的嫉妒常常令人害怕。人们提倡处处以嫉妒的目光对希皮斯成员进行监视，上报任何违规行为，人人都伺机取代他们，而被开除的成员会彻底颜面扫地。因此毋庸置疑，斯巴达青年之间常常发生争执。同样毋庸置疑的还有，他们在刚刚步入成年的时候，就不得不接受这种严格的行动规则的约束。

因此，斯巴达人的社会被各种混乱的悖论控制着：羞辱等于高傲；约束等于机遇；纪律等于自由；顺从等于主宰。甚至到了30岁，这时斯巴达人最终成为完全的市民，一个“同类”，或者说成为其他人的“同伴”，他仍然要生活在一种在其他城邦的精英分子看来类似于奴隶阶层的环境之中。每个晚上，他必须与别人吃一样的粗茶淡饭：这是厨子用一种黑乎乎的带血丝的肉汤搅拌混合而成的伙食。异邦人如果获得资格品尝一下这份用特殊方式炮制的食物，一定会开玩笑地说自己终于明白为什么斯巴达人不害怕死亡。尽管斯巴达人并非缺少欣赏俏皮话的幽默感，他们确实在自己的城市中为“笑神”建了一座神庙，但他们清楚有些事情非常严肃，不能拿来开玩笑。

对于一个同类来说，“过度”是自己的敌人。在其他城邦中，穷人通常瘦得皮包骨头，而富人则常常被冠以“酒囊饭袋”之类的外号称呼，但是在斯巴达的情况完全不同。在其他的城邦中，精英人士常常纵酒狂歌，手舞足蹈，但在斯巴达从不这样。在斯巴达，只有奴隶们才会这样做。有时候，在同类们享用他们的伙食的时候，也会拉来一个希洛人，让他弯腰弓背，身披破烂的兽皮，头戴一顶丑陋的红点狗皮帽子，模仿野兽。为了令观看节目的主人们得到娱乐和受到启迪，这个不幸的人通常被灌下大量烈性酒，他必须拼命喝酒，直到实在喝不下，酒浆从口中溢出流到兽皮上为止。斯巴达人这时就会笑着命令这个奴隶跳舞。希洛人的双颊酡红，下巴上满是唾沫，身体摇摇晃晃，步履蹒跚，东倒西歪，直到最后昏倒在地。他的主人们这时会开心地向他身上扔骨头取乐。

平心而论，可以说在拉斯第蒙“能够找到自由和奴役的精髓”[42]。毕竟，这两方面互为表里。在阿尔忒弥斯神庙的墙壁上，那些青年战士和智慧老人的形象看起来要比他们周围其他老太婆、低能儿、野蛮人和怪胎的丑陋形象更加高贵。同样，对于集体餐桌旁边清醒的同类来说，他们接受任何严酷残忍的训练的目的，就是为了看到醉醺醺的希洛人倒在他们脚下的场面。斯巴达人既主宰着自己的身体和欲望，也主宰着大量奴隶的身体和欲望，他们是最标准的彻底自由的人，因为他们所控制的对象是最顽固而且最不愿降服的人。“他们拥有自由，是的——但是他们的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即使斯巴达人也有自己的主人。而这个主人——这个主宰一切的主人——则是他们的法律。”[43]

祖先的声音

这种看上去完美的体制，（姑且不说它必然带来的仇外主义，）使绝大多数斯巴达人在面对外部世界时，眼神中充满了怀疑和鄙视。一系列外交事故所带来的后果仅仅加深了他们的岛国心态。居鲁士的嘲弄所带来的羞辱并没有结束，反而愈演愈烈，公元前525年，斯巴达人发动了针对萨摩斯的海上侵略，这是一个强大的岛国，与波斯占据的伊奥尼亚隔海相望，这次侵略遭到了全面抵抗。从此以后，斯巴达人就不再冒险继续纠缠在爱琴海地区，大多数人都打算向东扩张。这样做要比仅仅在家门口附近巩固自己的霸权更为重要。但是如果将他们那些无人能比的战士大量派往海外，那还有谁来阻止希洛人突然发动的暴动呢？不能指望他们设想的那些盟友们。只有用一种严格的约束准则将他们联合起来，拉斯第蒙的安定才能有保证。这样，才能让伯罗奔尼撒的边界充当斯巴达国家的边墙。

伯罗奔尼撒虽然名为岛屿，但并不完全是“四面环海”[44]的地方。从斯巴达出发向北走四天的路就会遇到强大的商业城市科林斯，经过这里，穿越一条不到6英里宽的狭窄地峡，就会到达希腊本土各个城邦和山脉。斯巴达人虽然来自于伯罗奔尼撒，但也不能完全忽视这条地峡的存在。地峡以北的城邦中有一些像雅典和底比斯这样强大的城邦，这些强国是希腊权力角逐场上的主要玩家。斯巴达人虽然试图将自己定位为墨涅拉俄斯的后裔，但毕竟属于多利安人，而地峡以北多山的地方正是他们祖先的故土。雅典人和底比斯人曾经先后跨过关隘，来到群山环绕、散布在海岸线各处的低地，其中最为狭窄的通道仅容两辆四轮马车并排通过。此处被叫作“温泉关”，这个地名在斯巴达人中间能够引起强烈的共鸣，因为从这里抬头向西望去，隐约可见一座高峰，这就是欧伊铁（Mount of Oeta），正是在这座山上，赫拉克勒斯将自己献祭在一座火葬堆上，并在火焰中升天，加入了奥林匹斯山众神大家庭。欧伊铁山以南是一片以富饶著称的土地，这就是多利斯平原，多利安人的名字就是从这个地方得来的。在多利斯以南的地方还有另外一座高山，名叫帕尔纳索斯（Parnassus），这是一座溪流急促、沟壑纵横的山峰；在此山的西边有一个最为神圣的地点，这里的神庙受到斯巴达人更高的崇拜，程度超过他们对自己城市中任何一座其他神庙的崇拜，甚至在全希腊也是如此，这就是德尔斐（Delphi）。在德尔斐，空气纯净，可以从中得到神谕。人们相信，每年中有九个月的时间，阿波罗神会在这里居住。在整个世界中，人们只有在这里才能获得关于未来的启示和预言。在神谕深处，时间自身的面纱被揭开了。

斯巴达人对阿波罗特别推崇，这并不让人感觉惊讶。正像他们的祖先移民到拉斯第蒙一样，这位射手之神也是从北方来到德尔斐。阿波罗将奥林匹亚的殿堂抛在了脑后，来到世间旅行，他“随身带着远射弓，寻找一个可以向普通人宣示神谕的圣所”。[45]他发现有一个地方盘踞着一条巨大的蟒蛇，这条蛇由于吞吃人而变得庞大，它在寒冷的春季中酣然入睡，盘踞在帕尔纳索斯陡峭的山崖上，而鹰群只能在它下方孤寂阴暗的峡谷中盘旋。阿波罗用他那致命的弓箭射中了这只巨大的怪物，从此成为统治德尔斐的主人。阿波罗种下月桂的枝条来净化这片神圣的土地。后来人们砍伐月桂树的树枝并在这里修建了一座神庙，据说，阿波罗就是通过这些树叶的沙沙声发出神谕的。从太阳神的青年时代开始，人们不断兴修土木。神庙也在不断变化，第二座神庙是用蕨类植物的茎秆修建的，第三座用的是蜡和羽毛，第四座用的是青铜——这在阿波罗神谕的历史中是最为著名的一座。当月桂树的叶子悄悄凋落的时候，阿波罗就会通过一名陷入迷狂状态的青年祭司的口发出神谕，这个人被称为“皮提亚”（Pythia），这个头衔听起来与早已化为灰土的阿波罗的对手的名字（蟒蛇）有些相似。大约在公元前750年的时候，德尔斐第一次从神话走入现实，人们修建了一座石头神庙。但在神庙建成不久之后，人们决定只有老年妇女才能被任命为皮提亚，她还被看作纯洁的象征，需要穿上年轻姑娘的服装。[46]公元前548年，这座神庙被大火烧成平地。在一片混乱之中，阿波罗仍然在说话。

没有什么其他地方的神谕可以与之相比。德尔斐在希腊人所修建的众多神庙中的确有这样的声望，只有在这里才有大量常年值守的祭司。但是有关这一团体的看法，却难以令东方世界那些宏伟神庙中的神职人员感到稀奇，对于希腊人来说，这确实是一项重大的创新。旅行者们带来关于埃及和巴比伦祭司们古怪行为的传闻，从来没有让希腊人停止惊讶。当人们听说在波斯只有琐罗亚斯德教的祭司才能献祭时觉得不可思议。在希腊，任何人，无论男女，甚至奴隶都可以献祭。生活在偏远山村的德尔斐人，由于完全没有任何其他形式的收入，只能依靠延续神庙的香火来谋生。阿波罗指示他们：“守护我的神庙，接待来访的人群。”[47]德尔斐人遵从神谕，从而获得了大量的收入。其他城邦不仅不会因为这些祭司们从事的职业而感到嫉妒，反而高兴地推动它。这样的安排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没有别的保证比祭司们公正地向每个人收取同样费用更能让人感到信服了。当各个互相斗争的小派系前来寻求神谕的判决时，他们必须完全信任神的话。一旦德尔斐的中立性受到威胁，其后果无人能够承担。公元前595年，当邻近的城邦克赖瑟（Crisa）试图吞并这座神谕所的时候，整个希腊都被震动，并发动了无情的反击。[48]许多城邦组成联军来保卫这座神的城市。按照人类文明行为的准则，在战争中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否则被看作一种渎神的行为，这个信条被暂时搁置起来：联军向克赖瑟的河流中投毒，“这是为了让守军遭受强烈的打击，不得不从阵地上逃跑”[49]。城市的城墙被攻破，不虔诚的城市被夷为平地。几百年之后，克赖瑟当年所在的原野仍然一片荒芜，没有树木，这是“由于受到诅咒而产生的后果”[50]。

接受了这次最为惨烈的教训，德尔斐对全体希腊人来说彻底成为一个神谕之所。在公共的祭坛上燃烧着永恒的神圣火焰，恰好用于诠释这个真理：女祭司们悉心照料着它，燃烧松柏和月桂的木枝，避免它熄灭，仿佛它是整个希腊的炉火一样。甚至有些非希腊人也来到阿波罗面前寻求问题的答案。德尔斐拥有的神圣性完全是世界级的。据说在宙斯刚刚登上统治世界的宝座时，想要丈量自己继承的这片国土，于是就分别从东方和西方放出两只鹰相向而飞，观察两只鹰的飞翔情况以确定世界的中心。两只鹰在德尔斐汇合，此处至今仍有一个巨大的石蛋——“脐石”或者叫“翁法勒”——作为这个地点的标志。因此，祭司们欢迎外邦人来这里祈求，也自然是出于神庙的职责考虑。例如，当年克里瑟斯（Groesus）面对日益增强的波斯的威胁，曾经寻求过神意的指点，他向全世界各个著名的神谕所派出使节，让他们询问在指定的某天，自己在吕底亚正在做什么。只有德尔斐的神谕给出了正确的答案：克里瑟斯正在大锅中烹饪羊羔和乌龟。从那一天开始，吕底亚的国王就成为德尔斐神谕所最慷慨的赞助人。他赠送了大量无人能比的金器、混酒钵、铜锭和狮子雕像作为礼物，存放到神庙那早已堆积如山的宝库之中。作为回报，阿波罗则为克里瑟斯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很多建议。例如，正是在神意的指点之下，吕底亚的国王和斯巴达人缔结了联盟。

但最后神谕当然没能挽救他。如果阿波罗的建议经常明白易懂的话，就不至于产生这样的结果。“德尔斐的神谕从不直接说明，也不会不着边际，它仅仅提出某些线索。”[51]如果人们误解了神意，就无法弄清楚话中潜在的隐讳含义，因此就会因为相信神意而造成行动的失败，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克里瑟斯就是因为越来越依赖阿波罗的指示，最后由于自己的虚荣和愚钝而陷入了灾难。在盘算是否要进攻居鲁士的时候，他向德尔斐寻求建议，得到的答复是，他如果这样做，将会有个强大的帝国陷落。克里瑟斯立即发动了战争，最终看到了自己帝国的灭亡。

当有人指责阿波罗对自己的恩主薄情寡义的时候，德尔斐的祭司们反驳道，即使是阿波罗也不能挽回命定的事情，何况他也曾在克里瑟斯遭到灭顶之灾以前保证了他3年的繁荣。这种解释很容易被人接受：国王向来易于得到众神的恩宠。这一点在古代的传说中就已经非常清楚了，每位英雄人物都不可避免地拥有王室的血脉。但是在神话中被人们接受的事情，对于希腊各个城邦的贵族乃至所有阶层的人们来说，变得越来越令人不快。一个普通人可以拥有超乎其同伴的特权这种观点，并不像在东方那样能够得到君主制观念的证明，反而会因此失去色彩，因为希腊人不愿设想自己天生就是他人的奴仆。据说，“沉雷远播的宙斯将取走他一半的美德，一旦此人沦为他者的奴工。”[52]也许，对于每个受到奴役的东方民族来说，他们像女人一样，在暴君的脚下也生活得很好——但是对于生而自由的希腊人来说则不然。国王除了在某些遥远颓废的国土上继续保留下来之外，可能只有在古代的诗歌中才存在。在一些希腊城邦中，这个阶层仅仅被一些神职人员当作某种头衔暗中继续保留——因为此前王族拥有的接近众神的特权不会轻易被取消，许多古老的典礼还需要依靠它们而实行。甚至对于祭司来说，“国王”头衔仍然是一个危险的因素，他必须小心地限制这个头衔天然拥有的领袖特点，人们不允许他拥有超越宗教领域的权力。在类似雅典这样的城邦中，甚至连任职的期限也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年之内。

因此可以想象，在斯巴达这个不同于其他信奉民主的城邦内，王制不仅得到了人们的认可，而且还被神圣化，不断发挥作用，这样的情形的确过于特殊了。其他的斯巴达人都是同类，或者同伴，但是王族并非如此。被加冕的王子在孩童时期就可以免于阿戈革训练。国王作为主要指挥官，带领着自己的国人冲锋陷阵。作为国家的首脑，他在城邦中的地位无人能够取代，任何人都不能公开触碰他或者拂逆他。最为怪诞的，也是让他与国人有所区别的一点，是他同众神关系亲近。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凡人能够获得与享有神谕特权的斯巴达国王一样的众神亲密关系。与别的国家不同，每个斯巴达国王身边都安排两名使者，他们叫作“皮提亚人”，时刻侍立在国王身边，随时准备遵从国王的命令奔赴北方，向阿波罗询问。这就是这个家族所拥有的特权，毕竟斯巴达的国王是宙斯的远亲。

国人们自然希望从这条血脉中获得好处，尽管王族非常值得尊敬，斯巴达人也不会因此而表现出懦弱的奴性。恰好相反，当其他希腊人面对王制的神秘性而显得畏首畏尾的时候，斯巴达人一如他们所习惯的在制定政策时混淆常识和迷信的做法，试图利用这一特点实现自己的目标。既然国王拥有阿波罗的敏锐能力，那么国家就保留国王的统治。如同华美的食肉兽被困住一样，按照斯巴达式的严厉风俗，国王们处处受到严密而且不间断的监视。两名国王彼此监视，他们要受到贵族元老议事会的监视，还要受到人民大众的监视。这种情形不断发展，即使到了公元前6世纪，国王们已经不能参与城邦中任何政治活动的时候，这种监视也没有丝毫放松过。

实际上，如果有任何异动的话，限制就变得愈加严格。随着斯巴达的势力不断增强，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的向外扩张的机会越来越多，一个从前不太重要的行政职位——执法长老会议逐渐充当了大法官和国王侍卫的双重角色。每年人们从全体市民大会上选举五人担任执法长老之职，这样就可以合法地宣称他们代表了人民。作为国王可以无视他们提出的前两次动议，但是必须对第三次做出答复。执法长老会议吁请王权关注的这类提议，作为一种仪式每个月最少会出现一次，以表现他们职责范围中令人兴奋的复议权力。据说起初执法长老仅仅作为国王的仆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潜移默化得精巧运作，他们进而成了自己主人的影子。同王制相比，他们通常以知名不具的方式工作，但是他们同样拥有神秘的力量。他们在黑暗处集会，能够观察天象预测未来。一旦他们发现国王是“冒犯众神之人”[53]，执法长老们就有权力废黜他。随后他们可以代行国王的职权，派遣使者前往德尔斐，以期获得神谕对此判决符合天意的确认。

但事情会如此发展吗？在国王与执法长老会议之间发生殊死争斗时，阿波罗和他的祭司们将站在哪一边？这在斯巴达人看来并不算真正的问题，因为他们心中充满了对制度剧变的恐惧。他们也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从根本上说，斯巴达不是一个由国王或者执法长老们统治的城邦，统治它的是习俗，是独一无二的人民性格。斯巴达人得到世人普遍的赞誉，他们的品质被称为“索弗洛叙涅”（Sophrosyne）：正直、公平、坚忍、自律。虽然国王或者执法长老都可能拥有极稳固的权力，但是斯巴达的公民们并没有将这种权力推到极限。后世有一位科林斯人曾这样抱怨道：“人的天性就是在做事的时候竭尽全力，在行动之前一定要踌躇再三”[54]。但是斯巴达人却将这样的批评看作一种赞扬。索弗洛叙涅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表现出来：拉斯第蒙的改革精神完全被驯服了。作为一名战士，要完全服从方阵中的纪律，不可冒进，也不能突然从队列中逃脱。

公元前520年，[55]有一位新国王登上了王位。他无情地运用手中的权力，这一点遭到了诽谤与攻讦。在出生之前，克勒奥墨涅斯（Cleomenes）就已经卷入了沸沸扬扬的谣言中。他的父王当年无法让心爱的第一位妻子怀孕，因此执法长老们要求他与自己的妻子离婚另娶他人，国王难以公开违背执法长老会议的意见，选择了重婚。可是令人惊讶的是，就在他的新伴侣先后生下三个儿子之后不久，国王的第一位妻子为他生下了克勒奥墨涅斯。由于新伴侣不仅是国王的侄女，而且是他的至爱，因此这样的情况无疑让克勒奥墨涅斯得不到父王的青睐。国王为了炫耀自己所喜爱的人，为克勒奥墨涅斯的同父异母长兄起名为多利厄斯（Dorieus），意思就是“多利安人”，并将他送入阿戈革，通常王子可以免受这项训练，与此同时多利厄斯被指定为合法继承人和人民的正式成员，他那多余的兄弟克勒奥墨涅斯完全被幽禁起来。“人人都认为多利厄斯是同辈青年人中最为杰出的一个，他自己也毫不怀疑，自己各个方面的才能将会帮助自己赢得父亲的宝座。”[56]

但是斯巴达人是个彻底墨守法律的民族，人们仍然认为克勒奥墨涅斯有权优先继承王位。他在父王去世后不久就登上了王位。多利厄斯获得了昙花一现的名望之后，很快就出局了。大权在握之后，克勒奥墨涅斯立刻寻求机会将他的兄弟们一起放逐到斯巴达之外。后来多利厄斯遭受的放逐虽然被掩饰成一项奇怪的外交任务，但是仍然不能减轻他失败的程度。斯巴达对于两个兄弟来说太狭小，一山不容二虎。没人有办法挽救多利厄斯，他一步步走向最后的失败。他在非洲建立殖民地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后来到西西里充当雇佣军，并在某次不明所以的混战中死去。从此克勒奥墨涅斯在斯巴达终于能够放心地统治下去。

之后，继位的事实产生了很多影响。克勒奥墨涅斯很清楚，很多国人认为他继位充其量只有一半法律依据，面对这种情况，他选择用极大的勇气和挑衅来回应。他既不具备人们期待的斯巴达王该有的冷静的传统品质，也没有丝毫适度、谨慎的品德。不管出于渴望向诽谤者们证明自己的考虑，还是出于对他们短浅目光的轻蔑，抑或出于精明和敏捷的思维，他认为自己向来为城邦的最大利益考虑，从登基之日起就飞扬跋扈。他轻而易举地驱逐多利厄斯的事实就表明了他拥有强大的力量。从吕库古改革之日至此，这是斯巴达的国王头一次坚决而完全地行使了自己的特权。

一切都证明了在斯巴达人的面前将有一段纷扰不安的历史。这威胁到拉斯第蒙边界之外许多遥远的城邦。一个强人掌控着整个希腊最为致命的战争机器，这对整个伯罗奔尼撒及其不远的地方来说都是值得警惕的信号。公元前519年，仅仅在克勒奥墨涅斯继位之后一年，他就率领一支大军跨过了地峡。这个意图明显带有威胁性——时间证明这是一种潜在的意图。新国王并不愿意被边界局限在自己的后院中，在他统治的最初年代里就坚定地向希腊中部发展，他的目标是德尔斐，不久这里的祭司就陷入了收受贿赂的丑闻之中；他还瞄准了玻俄提亚（Boeotia），这是一片辽阔的牧场，统治这里的城邦是底比斯，其间还有很多星罗棋布的小城，这些小城对底比斯欺凌弱小的做法幽怨已久，随时愿意为闯入者提供充足的破坏空间；还有阿提卡地区，这是一片小山和农田间布的战略要地，穿过地峡的要道就是经过这里北上的道路。在这里，雅典城比别的城邦都更为重要。它是一个日益崛起的势力——也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必须要对它进行及时的打击。克勒奥墨涅斯虽然有时比较冲动，喜欢先声夺人，发起军事行动，但不能据此而认为他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

此事引发的战栗超出了他和任何人的想象。克勒奥墨涅斯对雅典政局的干预引发了一场政治地震。这可能是自吕库古时代以来在希腊诸城邦中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变革。它引起的余波不仅令全希腊都感到震动，而且跨过了爱琴海，向东影响到波斯帝国，甚至越过千山万水，一直传到大流士御前。

雅典迎来了改革——而整个世界则迎来了战争。

[1] 一个有名的故事讲到，一名男孩捉到一只狐狸当作食物，但是他不肯承认自己把它藏在了斗篷下面，宁可忍受狐狸将他的肚子咬开。这个故事显然来自于一个真正的传统，即斯巴达人提倡年轻人培养狡诈的性格。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为了让他们像那只受困的狐狸一样做困兽之斗。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这个故事完全是天方夜谭，因为显然无论男孩如何饥饿，也不会想捕捉一只狐狸当大餐。

4

雅典

天生烝民

在希腊，几乎每个城邦都有一个关于城市建立的古怪传说。并不是只有斯巴达人对自己的起源感到困惑。所有的希腊人一直忧心忡忡地提防着自己的竞争对手，乐于玩弄权术以损害他人，从而表现自己的卓尔不群。他们在各个城邦中到处宣讲关于自己历史的天方夜谭，有些故事显得比别的更加神奇。例如阿戈斯人，虽然他们和斯巴达人一样都属于多利安人，因而同样能够宣称自己拥有赫拉克勒斯的血脉，但是他们却不是一个愿意和敌对邻邦拥有相同血统并就此善罢甘休的民族。他们在战场上一次次地被斯巴达人打败，与此同时，他们对家系的幻想也变得越发不着边际起来。他们吹嘘一名阿戈斯妇女是埃及人和阿拉伯人的祖先，同时也是其他民族的祖先。但事实上，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民族不曾与阿戈斯有些许血缘联系——或者这仅仅是阿戈斯人的一厢情愿而已。

斯巴达人不仅仅依靠这些夸张的吹嘘获得自己的地位。例如泰格亚的市民们，他们几乎没有可以用来炫耀的历史名人，但仍然可以嘲笑周围那些令他们惧怕的暴发户邻国——因为他们不属于多利安人，而是早已居住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居民。在希腊人中间，深远的根系肯定是产生威望的源泉。阿戈斯人不满足于吹嘘自己耀眼的海外关系，他们声明自己同样是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而且有史以来即是如此。他们来自多利安人的家系这一说法，此时可能同上述声明形成某些矛盾，因此被愉快地忽视了。希腊人有关创建城市的神话几乎没有什么逻辑性。尤其在伯罗奔尼撒地区，这里有许多互相竞争的传统，各种言论彼此争斗、互相对立，过去的历史常常被任意改编。

显然，终极的目标是占据一个从未被人占领过的完整地区，这个地方一定要完好地保存着自身的习惯，保持自由独立，未遭受侵略。“在我故土上，同一个人种，世代相传，同一个民族，世居此处——正是他们泽被后世，将这片土地保存下来，赐予我们这片永远自由的国土。”[1]在雅典人的全部历史中，充满了对这种传说不厌其烦的讲述。他们没有关于古代移民或者民族融合的民间传说。相反，他们以一种令其他希腊人极度厌烦的矜持态度，为自己的国土赋予了一种神圣的品质，他们认为赫拉克里德或者多利安人从来没能成功地影响过自己，他们就像生长在阿提卡地区田野中的“小麦和大麦”一样，像“葡萄、橄榄和无花果一样”[2]，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居民——原住民。

这并不是象征，也不是煞费苦心的谎言。对雅典人来说，这都是简单朴实的真理。当他们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走在阿提卡山丘、平原和峡谷中尘土飞扬的蜿蜒小路上时，他们清楚，就像这里的土地、牛至以及气味浓烈的百里香，像众神钟爱、幽灵游荡的常春花乐园，或者像山坡上灌木丛中偶尔可见的大理石一样，他们已经成为这片土地的一部分。这里的传说比其他希腊人所宣称的那些故事显得更加久远，雅典人追溯自己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家系的时候，夸口说自己是神的后人。诚然，如果雅典人在这样的事情上作伪，那简直是渎神的行径。但是他们所崇拜的女神，他们的庇护者，也是他们得以获得自己名称的那位女神，正是雅典娜：这位灰色眼睛的战士是艺术领域的女主人，是象征智慧以及贞洁的女神。她出生的不光彩事件不能与其崇高神秘的地位相提并论。没有任何人可以占有她。她的兄长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差一点做到这一步。这位跛足的锻造之神腿脚不便，却拥有无人能比的锻造技术，他被渴望得到自己姐妹的念头迷住，满身汗渍和煤灰的他一瘸一拐地跟随在女神的身后，试图紧紧抱住女神。雅典娜冰冷而轻蔑地将他推到一旁，但是赫菲斯托斯还是激动地战栗着，将精液射到了她的大腿上。女神用一团羊毛擦干净这些东西，将仍然黏糊糊的毛团丢下去，落到了阿提卡地区——这些精液就像湿润的露水，浸润了地母的子宫。从这片肥沃的“盛产谷物的土地”上，诞生了一个像蛇一样卷曲着尾巴的孩子。雅典娜收养了他，并为他起名为厄瑞克透斯（Erechtheus）。[3]她将这个孩子安置在卫城，这是女神自己拥有的“富庶的神庙”，在这里，从这一天开始，“每年的这一天，雅典娜的子孙们都向她奉献公牛和公羊”[4]。

赫拉克里德几乎编不出这种故事。雅典人将他们城邦的起源归结于一块被丢弃的破抹布的传说上，并对这个神话故事给他们带来的意味深长的重要意义感到满足。几百年过去，这个故事变得愈加完善，但是它的根源非常古老，也反映了一个同样古老的真理。雅典人确实如他们宣称的那样，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民族。无论他们的国土是否真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神圣不可侵犯，阿提卡在整个希腊地区确实是气候最好的地方，能够躲避风暴，而墨涅拉俄斯的宫殿和其他许多令人骄傲的都城都在暴风中化成了废墟。在后来的几百年的混乱不明中，阿提卡的各个村社保持着一种对自己国家的认同感，这种感觉在相同的风俗、方言和种族基础上形成。经过黑暗时代之后，他们仍然能够回忆起，无论如何自己从未沦落到无家可归被迫移民的地步，他们始终是“希腊最为古老的居民”[5]。诚然，直到公元前7世纪为止，雅典和斯巴达一样，只不过是一个破烂的小村庄，默默无闻地蜷缩在卫城山脚下，这里的人们也并没有认为自己就是雅典人，更没有意识到自己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6]而地势险峻、高大的卫城为阿提卡地区提供了天然的崇拜中心，每个山谷都能够通向这里；阿提卡其他地方的圣所都不具备与这里相比的神圣光辉。长方形的石头建筑如此沉重，显然只有巨人才能够修建起这样的建筑并环绕山顶修建高大的城墙。数不清的遗迹证明这里曾经被许多古代的英雄人物和国王使用过。[1]这里是雅典娜的居所，由于女神的降临而被神圣化，这座山也是本地出生的厄瑞克透斯的坟墓。因此不仅仅是雅典人，阿提卡所有的居民都尊重卫城并认为自己就是从这里的泥土中出生的，这是他们拥有的共同遗产，他们对自己的家乡心怀忠诚。

这种情形得到了希腊其他地方的一致认同。雅典作为整个阿提卡地区唯一的城市而处于主导地位，这一点在别的希腊人看来令人惊讶也显得异常。玻俄提亚是阿提卡附近的一处大小相似的地区，被分割成十多个互相竞争的小国。阿戈斯是伯罗奔尼撒最为富庶的城邦，但仅仅统治了相当于阿提卡地方一半大小的区域。在希腊各派力量中，只有斯巴达控制了一片比雅典所控制的更为广大的土地——但是斯巴达是依靠武力占领并进行控制的。雅典人从来没有试图以强力争取过任何远方的领土。公元前7世纪的时候，当斯巴达人正在镇压麦西尼亚，而希腊其他地方的城邦陷入暴力征战的混乱中时，如果阿戈斯或者科林斯的使者到访阿提卡的话，他就会发现这里完全是一潭平静的死水。雅典人不愿卷入当代世界的洪流之中。这影响了希腊其他地区，尤其使得斯巴达危险而创新的军事和政治变革没有在这里发生。雅典人没有进行同样的试验，他们更愿意安享乡土情怀，沉浸于思乡愁绪。即使与最小的爱琴海岛国相比，他们的庙宇也显得狭小而毫无新意，他们的葬礼自觉地保存了古代的习惯，甚至连从前一度引领希腊潮流的陶器样式——全城有1/4的居民从事制陶工作——后来也逐渐恢复了过去的风格。正当其他的希腊人全神贯注于新时代的曙光时，雅典人似乎转身回到了特洛伊时代。[7]

确实，雅典人似乎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社会结构。阿提卡地方的田野和果园距离雅典大约只有一天的路程，一个人可以以市民身份轻松谋生，而不必沦为农奴，他可以充当佃农，只需向地主缴纳1/6收入。地主们仍然按照英雄时代的传统方式生活，游离于公共事务之外，与同等身份的家族互相联姻，互相举荐担任地方行政长官，对每个人加以自以为是的轻蔑嘲笑。这就是某些贵族部落排外主义的要求，他们甚至也对普通雅典人最引以为豪的事物嗤之以鼻，他们可以将自己的异国外族血脉追溯到特洛伊战争中某位赫赫有名的英雄。有一个家族叫作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声称自己是麦西尼亚国王的后人；另一个菲莱德斯家族声称自己是埃阿斯（Ajax）的子孙，这人是特洛伊战争中最高大的一名战士，是阿提卡海岸以外不远的岛国萨拉米斯的国王。雅典的贵族喜欢给自己加上“世袭贵族”的头衔，意思是“出身高贵”。没有人比希腊贵族更乐于依附于过去。

但是在雅典之外的世界中，造成变革的力量并未轻易被局限住，到公元前600年连世袭贵族们都开始欢迎这种力量了。对那些紧跟潮流的人来说，大同思想保证了随时跟进快速变动的国际局势。带有这种思想的人并不认为自己与最底层的社会成员有任何真切的认同感，而感觉与整个希腊世界中众多思想复杂的人士息息相关。“我只崇拜生活中的美好事物”[8]，一个严厉而不修边幅的人物说出了这番令人难以想象的言论，但无论如何这并不能让那些信奉“奢侈品就是神祇的明镜”的人为之动容。即使是妇女，如果她拥有足够优雅的品位、黄金首饰、柔软且染色丰富的长袍，就会渴望看到神并与之交谈：“来吧，头戴彩虹王冠的永恒爱情女神啊，如果你过去曾经听到我遥远的呼唤并留心于我，请离开你父的殿堂，乘上你的黄金马车，让你可爱的鸟雀们轻轻地用它们的翅膀举起你，带你从天堂跨过天空降临黑暗的大地。”[9]祈祷者关于花销靡费的宣言在凡人的眼中确实赏心悦目，还可能令人乐此不疲，而盛大的宴会则会比任何国家更能体现这是一个良好秩序的国度。上层社会的诸多诱惑显得如此精致、处处香气四溢，对那些能够负担此排场的人来说简直是来自仙界的引诱。品位和出身同样成为精英人士的标志。

然而，定义精英的条件也对精英造成了威胁。奢侈品大多数从海外的神秘地方舶来，对奢侈品的热衷不可避免地为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人提供了极好的机遇。此前资金完全被投入到贵族的不动产中，现在其流动性则大大增强了。到公元前600年，一项重大革新被引进到伊奥尼亚地区，这就是铸币术。在后来的几十年中，这项技术跨过爱琴海开始在希腊本土流行。无疑，贵族阶层的反应是厌恶和惊恐。他们对商人们能够拥有和世袭贵族一样的消费能力感到无比愤怒，他们用更加疯狂的羞辱来回应对方。他们用“卡科”这个词来称呼这些新贵，这个词包含了“出身低贱”、“令人厌恶的人”、“骗子”等含义。而卡科们对此只是耸耸肩膀，继续积累财富。毕竟曾有一位斯巴达人在自己的城邦发生社会变革的日子里指出过：“人只不过代表了自己所赢得的一切的总和。”在这个新的令人困惑的时代里，产生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口号：“如今金币成为造就出身的唯一事物。”因此，丧失了社会地位的贵族们只能撅起嘴巴抱怨：“没什么别的东西值得尊重了。”[10]

当然，斯巴达人自己曾经经受过这样的阵痛，早已找到补救措施。但对于公元前590年左右的阿提卡地区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段历史看来必须要重新经历一次。就在拉斯第蒙经历痛苦之后约一百年，希腊全境再次遭受了农业危机。财富市场从未有过如此强的流动性。贫困的贵族们面临失去祖产的威胁，加紧压榨他们的佃户，贵族的痛苦被转移到位于食物链最底层的穷人身上，从大家族的深宅大院转移到赤贫的人群中。债权人丈量抵押来的橄榄园和田地的边界，将预示不幸的石头边界竖立在农村外围。他们也许同样还会标出破产农民墓地的边界。

随着情况的不断恶化，其后果就会导致饥荒。与阿提卡南部隔海相望的是一座名叫萨拉米斯的小岛，小岛距离大陆非常近，仿佛触手可及。雅典学者们经过复杂的论证，从古代的史诗中找到证据表明，（也许这只是他们自己认为的，）埃阿斯的古老国家属于雅典所有。这对于梅加拉的公民来说确实是个新闻，因为这座位于雅典和科林斯中间的小城同样声称拥有萨拉米斯的主权，并且早已在岛上殖民。两座城市终于爆发了战争，雅典战败，不得不主动请和。令战败者感到无比难堪的是，他们竟然被梅加拉这个充其量只能算作三等实力的小国打败。雅典人陷入了深深的反省之中。面临着国内的危机和国外的羞辱，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庞大的负担重压下悲惨地倒下了。雅典内部某些东西已经腐朽。

城市的街道上出现了鬼魂的身影，似乎是这里将要毁灭的先兆。情况对雅典人来说已经绝望到了极点，由于传说中的吕库古已经做出个人智慧的榜样，怀着对此类智囊人物希腊式的热情，人们开始寻找智者。他们非常幸运地找到一名候选人。公元前594年，[11]一名世人公认的贤哲梭伦，（他也被认为是有史以来希腊人中最有智慧的7人之一，）被任命为城市的最高行政长官执政官，并被赋予拯救国家的任务。对他的任命，在一个像雅典这样社会分化严重的城市中，竟然意外地得到一致欢迎。梭伦是一位古代阿提卡国王的血统纯正的后人，同时也涉足商业领域，他还对那些觉察到陷入困境的穷人网开一面。他正是全体选民所要求的最合适人选。

虽然梭伦善于将自己的整顿措施灌输到大众心中，但他不仅仅是徒有虚名的迎合民意之人。他的智慧属于那种特别有力的类型。早在担任执政官一年之前，他就曾经统一希腊人的民意，号召保卫德尔斐，对抗不敬神的城邦克赖瑟吞并神谕所的行径。本土的城市被梅加拉打败激起了他更大的愤怒。他用热情洋溢的诗篇恳请道：“让我们向萨拉米斯进发吧！为争取这座美丽的岛屿而战，洗刷我们的耻辱！”[12]现在，作为政府的首脑，他可以比原来身为鼓动者的时候做更多的事情。对梭伦来说，雅典人所面临的农业和军事领域两方面的重大危机显然来自同一个根源：农村的贫困削弱了阿提卡地区的人力储备，农民日益沦为农奴。如果穷人陷入绝望境地，债务将会使他们终生束缚在田间，他们可能铤而走险反抗债务争取自由。梭伦可以像吕库古一样采用精明无情的手段，轻易地将城市中的贫民永久地转化为农奴，以此来应对当下的潮流。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救赎那些人，甚至是那些已经被卖到国外的人，连同“那些几乎已经忘记如何用阿提卡方言讲话的人”，至于被抵押的财产，梭伦下令要求全面减免。人们被派往田间工作，去“挖掘那些埋入地下的界石”[13]。

显然这些做法会让大多数地主感到愤怒，但是梭伦这时就像一个无私的圣贤一样，坚定地向他们解释，自己的改革同样是为了他们的利益着想。毕竟，如果没有自由农民作为基石，怎会有占领萨拉米斯的希望，怎能令雅典免于社会性的崩溃，又怎样为这座城市赢得与之领土相当的等级？梭伦的确努力将穷人从悲惨境地中解救出来，但是他也在努力保证富人继续掌握权力。趾高气扬的“世袭贵族”们被说服与“卡科”结成了联盟，穷人们虽然被吸收到公民大会中，但却没有发言的权力。这并不是一次革命性的胜利，相反仅仅是一次通过艰苦努力得到的中间路线。梭伦指出：“虽然他们嫉妒富人们的财产，我只有尽力避免充满仇恨的受压迫者获得权力。站在我的立场上，我用坚固的盾牌来保护阶层分化、互相对立的双方，不让任何一方遭受不公而使对方获利。”[14]

简而言之，这就是一个本能的中间派人士值得夸耀的事。梭伦的口号就是传统的“良治政府”：这是一个关于公正和自然秩序的老生常谈的希腊式梦想，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各安其位，“所有棱角都被打磨光滑，所有欲望都被驯服，所有放肆的行为都得到约束”[15]。这种理想对于当地的雅典人来说如果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又更当何如呢？梭伦将自己的工作看作是一种重组和修复的活动，而非发起全新的政治试验。他以天才的手段将那段为斯巴达人带来荣誉的历史重新加以利用，并说服自己的城邦，告诉他们他为之草拟的法律其实是他们很久以前曾经施行过的。他的立法被公开镌刻在旋转的木头板上，用以向每个阶层的市民宣讲。对于穷人来说，他们得到了自由与反抗滥用强权的法律庇护；对于富人来说，他们得到了管理和控制整个城邦的专属权力。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安排更加公正、自然、符合传统呢？

梭伦在卸任离开雅典开始为期10年的巡行之前，[2]下令要求强行保留自己的立法至少100年的时间。然而，就在梭伦出海之后不久，相似的问题重新冒出了恶劣的苗头。良治政府并不像梭伦离开时衷心希望的那样容易在雅典得以保持。贵族的权力失去了约束，他们重新开始作威作福，如从前一样开始内部争斗。在雅典之外，阿提卡仍然是一盘由众多互相竞争的党徒和部落拼凑起来的大杂烩。虽然争夺萨拉米斯的战争时有胜局，但是战事仍然拖延。尽管梭伦尽过极大的努力，但雅典仍然是希腊的一个弱者。

即便如此，梭伦改革仍然开启了某些重大的事件。由于受到城邦传说的鼓舞，在古风和众神的青睐中，梭伦想当然地认为有权继承一切雅典人声称拥有的事物。看到自己的国人被束缚在祖先出生的土地上，依靠辛苦劳作谋生，他感到非常羞愧，他下令解除他们的枷锁。从这一刻起，雅典人和非雅典人之间就泾渭分明了。显然，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像他人的奴役那样激发一个人的自尊心：由于梭伦的努力，如今最为贫穷的农民也可以轻视奴隶，而认为自己同那些最为高贵的“世袭贵族”一样自由。诚然，他不能算一名完全的市民，因为他无权担任公职，也不能在辩论中发言。但是，即便富人们现在仍然独揽全部政治权力，也不能完全不顾穷人们的立场。穷人虽然在市民大会上保持沉默，但是并非没有投票权。“他们手中掌握着选举官员的权力，同样也有权力批评他们的表现——甚至即便忽视了他们拥有的这些特权，他们仍然是比奴隶更高的一个阶层”[16]。

显然，在贵族无休止的斗争漩涡之中加入了一股令人惊喜的新势力。从今以后，任何一个雄心勃勃的贵族都要面对一个新挑战：如何与这股势力合理地协商。这显然不是要求他向穷人们叩头求情——这种想法本身就非常可笑。但是即便对“世袭贵族”来说，事情的成败如今也需要举手表决。制革匠人、木匠、农夫、陶工、铁匠……任何一人或者全体都可以来到市民大会上投票，甚至连精英分子们在他们的大厦密室中制定政策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忘记如今统治权力在谁的手中。对于这座起源于本地的城邦来说，权力不仅属于“世袭贵族”，也不仅属于富有的人们，而属于全体雅典人市民大会，属于人民——属于“平民”——这样再合适不过了。

“我占领了卫城”

雅典娜选择卫城作为自己的居所，这并不让人感到惊讶。从一开始，这里就呈现这样的景色。站在雅典城500英尺高的地方，就是普通人也可以看到周围几英里远的范围。向南步行一小时，就可以到达法勒隆湾，这里水域宽阔，为雅典人提供了良好的港湾条件；向西望去，埃加利奥斯山峰（Aigaleos）挡住了萨拉米斯岛的风景；在东北方向则矗立着另外一座山峰潘泰利孔山（Pentelikon），这里是雅典工人们开采大理石的采石场，这里的山坡被深深地切开。对于光耀净空的女神来说，这里没有任何障碍；但是对于依靠道路通行的凡人来说，这里的地形就不仅仅是一项挑战了。有两条小道盘绕这座山峰，一条蜿蜒向北，另一条蜿蜒向南。尤其是那些离开雅典的贵族们，经常会选择潘泰利孔山周边的道路游览——因为在这里看到的海平面和海岸线所在的位置都恰到好处，适宜举行贵族们所钟爱的体育运动。养马和驯马师在马拉松地区广受欢迎。

但是卫城险峻的高度不仅仅是一道风景。在峭壁之下，狭小但迅速发展的城市中的街道并不适宜为女神安家。雅典城市的街道路面崎岖，总是布满了污秽泥泞，弯弯曲曲没有规划。街道上满是鸡羊猪牛等家禽，散发出恶劣的臭气，到处都是跳蚤。大车吱吱呀呀沿着反复轧出的车辙前进着，不断发出刺耳的噪声。公元前560年左右的雅典已经在落后的状态中停滞沉闷了很久。城中常常有大型四轮货车经过，车上高高地满载着货物，大部分都是陶器，因为这个时候雅典的制陶工艺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城中有一片区域甚至以陶器命名——然而实际上，克拉墨科斯（ceramicus）以墓地和娼妓价格便宜而闻名。

但是在任何意义上，卫城拥有的地位之高都足以让人感到精神振奋，光秃秃的岩石无疑表示其圣洁。在石头之间生长着一棵细小的橄榄树，这是和雅典城一样古老的雅典娜的赠礼；但是雅典人自然不愿意冒险看到这棵树的叶子掉光，便投票禁止山羊上山；只有一天除外，这是每年一次将山羊带到山顶向众神献祭的日子。实际上，只有一种动物被允许生活在神圣的山岩中：这是一条大蛇。这个动物生活在长着蛇尾的第一个原住雅典市民厄瑞克透斯坟墓前的围栏之中，在这里，祭司们用蜂蜜蛋糕喂养并爱护着这个动物。人们私下里议论着，如果这条蛇消失了，这座城市就注定要灭亡。

然而，这条蛇能够满足于生活在卫城山顶之事足以被认为是一个奇迹。虽然这里是神圣的地方，但是几乎不能算作一个清静之所。年复一年，这里一直是大兴土木的工地。大约在公元前575年，人们修建了一条长达250英尺的石头梯道，一直通向古老城堡的门前，为通向顶峰提供了永久的阶梯。建筑工程进展飞速，在随后的几年中，锤打的声音从来没有停止。此前曾经一片混乱的废墟，现在被改造成为一座和希腊其他地方一样壮观的神庙。这里不仅大兴土木，而且任何大小、任何形象的雕像都被运送到山顶：其中有头发蜷曲如蜗牛壳，脸上带着嘲弄般笑容的青年男子像；有长发垂肩，面带笑容，身穿百褶长裙，衣衫贴体的少女像；有面色惨白的蛇发女妖，奔跑的骏马和咆哮的雄狮像。这些形象的特征可能不够鲜明，但是都明白无误地表现出受到神奇、典雅、富有、无敌、强大的东方王国的影响。简言之，在粗鄙的地方观念中，这些东西都非常美好甚至过分美好了。如今在雅典人的圣所中再也看不到丝毫粗鄙浅陋的偏见了。

阿提卡地区

除了一点，这些作品几乎没有一件是以雅典人的名义制作的。卫城上空的烟尘非但不是城市和谐的信号，反而传达了相反的消息。这里每一座建筑物都是不同部落奉献的礼物。毕竟，用建筑物装点城邦的天际线是“世袭贵族们”炫耀实力的最好方式。对于贵族来说，若要鹤立鸡群不仅得在政治方面出尽风头，还要效仿英雄们的时代模仿永生的神祇。特洛伊战争中的战士们得到的警示是：“成为最勇敢的人”。数百年之后，“成为最出色的人”[17]这样的信条仍然被贵胄们铭记在心。对于整个希腊世界的上层阶级来说，这句话是一个发自内心的宣言。这就是为什么宴会已经成为精英人士们普遍嗜好的标志性特点，但是到公元前7世纪的时候又形成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特点——对体育运动的爱好：对毅力和技巧进行大规模的竞技，在竞技中，“黄金般的年轻人”矫健的身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们与其他贵胄伙伴为荣誉而比赛，公开竞争。确实，据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第一位获胜者是位厨师，偶尔也会有某位牧羊人悄悄获得一次神话般的胜利，但大多数情况是，只有那些拥有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按照规则接受长达10个月的正式训练的人才能够取胜。到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在奥林匹亚举行的比赛补充了其他各个节庆活动中的巡游环节，这样竞赛者们可以年复一年在路上锻炼身体，让皮肤变得黝黑，与希腊世界“精英中的精英”闲谈交流。公元前566年，就连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对奥林匹克运动会嗤之以鼻的雅典人也参与到这项比赛中来。在雅典城中，人们开始举办一项用来纪念雅典娜的大型节庆活动——泛雅典娜节，在这个节日中包含着一个奖励，同样也是一项荣誉，这就是一大瓮橄榄油。人们在卫城上制定了庞大的计划：修建两座运动员的纪念物，用来表彰“这个可爱的人”所赢得的“胜利和奇迹般的荣誉”[18]。

然而这些运动员并非到处都受到追捧，虽然到奥林匹亚比赛的人们可以自吹自擂，充满魅力，但是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重甲步兵并不对他们感兴趣。最明显的就是性格从小被塑造成服从集体的斯巴达人，他们是希腊人中唯一开展集体项目的人，对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选手明显带有排斥情绪。其他地方如果有人第一次获得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胜利，可能会获得表彰荣誉的纪念雕像，或者一笔奖金，甚至据说人们会拆掉一段本市的城墙“以体现拥有这样公民的城邦不需要堡垒”[19]。但是斯巴达人不会这样胡来，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城墙可以推倒。自然，由于他们的威望并不稳固，他们期待自己的选手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并赢得胜利，斯巴达庆祝比赛胜利的重大纪念活动会在运动员未曾回到家乡时举行。当运动员返回之后，他不会再获得更多的奖励，而是被安置在战场上最危险的位置——国王的正前方。

与众不同、与神相似的人物向来都会造成危险。在世间万物之中，有像奥林匹斯山一样高耸的佳境，其顶峰居住着众多神，山脚下生活着永远渴望登上更高地位的凡人。但是对人类来说，走得太远就非常危险。这危险不仅会让英雄们陷入困境，还会令他周围的人们——甚至他所在的城邦——走向毁灭。例如曾经抱有偏狭的地方观念的雅典人，他们对这项国际化体育赛事的怀疑态度，在奥林匹克运动会明星之一、“世袭贵族”库隆的命运中完全地表现出来。这位冠军头戴胜利者的橄榄枝桂冠回到家乡之后，渐渐变得狂妄自大起来，甚至产生了铤而走险的念头，公元前632年居然占据了卫城，宣称自己是雅典的统治者。这座受到羞辱的城市陷入了巷战。库隆和他的追随者们发现自己被围困在山顶，他们躲进神庙寻求庇护，在得到执政官自由通行的许诺之后从神谕所逃出，但是却在途中遭到人们的袭击，被石块打死。[20]这是一次自恃过高者终吞苦果的有力教训。

除了在那些风格比雅典更为现代的城邦之外，像库隆这样的人已经被证明是来自未来的先锋人物。公元前7世纪到前6世纪期间，希腊世界许多强大的城邦多多少少都落入了野心勃勃的强者控制之中，就连斯巴达这样向来与众不同的城邦也是如此。希腊人称这样的政体为“僭主统治”。对他们来说，这个词并不像英语中的“暴君”一样让我们产生对血腥的联想。事实上，从定义上来说，一名希腊的“僭主”必须拥有多数人的支持，而且他不能指望长期占有权力。他们总是热心于炫耀某些东西，例如出行仪仗、口号和公共工程。至少他需要向长期饱受派系斗争之苦的人们证明自己代表着稳定的政府。大多数人都能做到更好：例如佩里安德就是科林斯城一位广受赞誉的僭主，他与梭伦一样被人们纪念，作为完美政治家的典范，成为希腊七贤之一。[3]作为对国人们享有秩序和繁荣的回报，僭主自然可以为自己的利益做出一点破坏性的行为。他可以提出一定的非法要求，可以采用某些防备手段，可以进行监视：例如拥有护卫、限制自由言论、偶尔的深夜抓捕。

当然，只有和僭主同样身为贵族的人才会在这样的屈辱面前痛苦地退缩。我们可以想象，对于贵族来说，没什么比忍受僭主统治更大的痛苦了：这相当于年复一年地看着同一位冠军赢得所有的比赛。无怪乎墨伽克勒斯这位当年将库隆及其跟随他从神庙中被骗出受死的执政官甘愿承担渎神的罪过——因为他是阿克迈翁家族的族长，这个家族是雅典众部落中最大的家族之一，是古代国王的后裔，这个自豪而抱负深远的家族显然不能容忍成为他人的奴仆。显然，他和他的家族为此遭受的惩罚是非常可怕的。即便是为了捍卫自由，像墨伽克勒斯这样犯下渎神之罪的人也不容易得到饶恕。阿克迈翁家族疯狂地将此事拖延了长达30年之久，最终被送上了法庭；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墨伽克勒斯的部族全部被判永久流放，[21]其祖先早已腐朽的遗骨也被从坟墓中挖出，抛弃到城市界限之外。阿克迈翁家族成了一个受到诅咒的家族。

但是即便不在雅典，他们仍然能够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有什么改变的话，这一诅咒仅仅为他们造就了可怕的吸引力。阿克迈翁家族以其典型的冷静无耻的品格，在遭到放逐的时候，同德尔斐的祭司们结成了一个巨大的有利可图的攻守同盟——这就意味着他们同所有人结盟。墨伽克勒斯的儿子阿克迈昂表现得特别无耻、狡猾和伪善，他率领军队同渎神城市克赖瑟作战，然后成功地骗取了克里瑟斯王的信任，让他担任向神谕所感恩的中间人，并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因为克里瑟斯对代理人的交际手段感到非常满意，于是邀请他访问自己设立在萨迪斯的王家宝库，并让他带走他所能够搬动的所有黄金。[22]阿克迈昂抓住了这次机会，据说他穿上了女式的松垮垮的束腰外衣，找到一双最肥大的靴子，在其中装满了金沙；以至于“当他困难地走出来时，几乎没法迈开脚步，他的衣服完全被撑开，显得无比猥亵，甚至连他的嘴里也塞满了黄金，几乎要裂开”[23]。

但是阿克迈翁家族仍然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他们的故国，只是这样的目光在公元前560年左右变得越来越沮丧。在这个年代中，雅典似乎完全被一名高傲无比的世袭贵族所控制，这人名叫吕库古，是布塔德家族的首领，这个家族有无可指摘的出身，他们声称自己是厄瑞克透斯的兄弟的后裔。这样的血统几乎为吕库古私人占有卫城提供了证据——他凭借自己天生的经营眼光彻底地利用了这一条件。吕库古几乎全权负责了修建通向山顶梯道的浩大工程，还负责了城邦首届新节日泛雅典娜节的开幕式。他以无可争辩的地位司祭整个卫城中最为神圣的庙宇，神庙里供奉着女神雅典娜·波利阿斯，“城邦保护者”[24]。这座神庙虽然简朴而且陈旧，但在其黑暗的内部却有一件无比神圣的器物：这是一件很久以前从天上落到人间、用橄榄木制作的雅典娜雕像。[25]梯道、节日、偶像，到处都被吕库古掌控。从这一年开始，每隔三年就会举办一次大型的泛雅典娜节，这时会有一支队伍登上雅典娜神庙前的梯道，来到神像前，神像的颈上已经佩戴了一条黄金制成的蛇发女妖项链，身披一件由城中贵族老妪们织成的美丽绣花长袍。重甲步兵、骑兵、尊贵的长老们、少女们，甚至城中居住的外国人都会来到城中，加入这支壮观的队伍之中。简而言之，这是一次值得布塔德家族为之牺牲的宣传作秀活动。

吕库古并非公元前6世纪60年代唯一的重要人物。在雅典举行的所有激动人心的节庆中，一位名叫庇西特拉图（Pisistratids）的将军终结了萨拉米斯战争中长期持续的困境。据说他曾经是梭伦钟爱的爱人——虽然这看起来并不缺乏联系——但是庇西特拉图面对诱惑丝毫没有挑战布塔德家族的想法。到60年代末期，随着梅加拉被击败，萨拉米斯最终落入雅典控制之中，庇西特拉图已经树立了令人畏惧的威望。他不仅是一名战场英雄，还是一位足智多谋之士，得到广泛的支持，对梭伦改革所创造的机会拥有独到的眼光。他首先将自己表现为替最贫穷的市民说话的代言人，随后伪造了一起针对自己的戏剧性袭击事件，借此机会向市民大会申请拥有贴身护卫。至此，除了据传为庇西特拉图的前任情人的立法者梭伦之外，谁愿意挺身而出冒险警告人们将有一位僭主出现呢？庇西特拉图获得了他所要求的一切条件，迅速占领了卫城。

此时，仍然被放逐在外的阿克迈翁家族觉察到一丝气息，立马发现了自己的机会。有人试探性地提出要放逐布塔德家族，吕库古被突如其来的政变惊呆，戏剧性地改变了反对阿克迈翁家族回国的意见，匆忙地相信了对方，两个大家族之间达成了友好协议。面对这样重量级的对手，庇西特拉图觉得自己无计可施。他的地位从此开始变得衰弱，他没有像库隆那样殊死抵抗，而选择减少损失，接受流放逃亡的结果。

或许，当庇西特拉图看到所有希望都将破灭的时候，还确信自己的机会会再来。他一定曾经仔细考虑过，阿克迈翁这样一个曾经犯下错误、狂妄自大而且富裕到令人厌恶的地步的家族，对任何人来说都难以成为合作伙伴，无论他们和吕库古彼此间的协议条款如何明确，这个家族绝不会安心长期充当别人的第二小提琴手。而且毫无疑问，一旦他们回到了雅典，这个家族精于算计的目光就会立刻盯上卫城这座自我宣传的天然舞台，动用他们的吕底亚黄金储备开始活动。至少有一点是很可能的，大约就在这一时期，卫城上修建了一座庞大的石头建筑物，其规模是空前的，这就是阿克迈翁家族出资修建的。[26]还有哪个人有如此的财力——或动机——来赞助这样一个工程呢？庙宇的装饰奢华，绘满了色泽鲜艳的蛇、公牛、雄狮、鱼尾人身的海神、长着三个身体并且蓄着整齐胡须的人，这座华美的神庙所表现的意图已经再明显不过了。显然，它已经将那座简陋陈旧的雅典娜·波利阿斯神庙以及布塔德家族都彻底地比下去了。

但是在雅典人的观念中，新的并不一定是最好的。阿克迈翁修建的神庙虽然庄严华丽，但是缺少老神庙自带的神圣性的特点：这正是雅典娜自身的特殊性所在。到公元前6世纪50年代中期，阿克迈翁和布塔德家族间的关系不断恶化，前者开始寻找新的办法战胜吕库古，并宣称自己得到了雅典娜女神的钟爱。他们发现，恰好5年之前，正是此人主张将自己放逐到国外——而和此人牵强附会的结盟完全是为了惊人阴谋而进行投机。庇西特拉图为了获得大族的结盟，被迫同自己的发妻、血统纯正的阿戈斯人提莫纳撒（Timonassa）离婚，而和阿克迈翁家族联姻。然后，他回到阿提卡地区，居住在潘泰利孔山南侧的一座小村庄中。这里有一名卖花姑娘，身材高挑，非常美丽，她的名字也恰如其人，叫作佩阿，意思是“好身材”。庇西特拉图用雅典娜的头盔和铠甲装饰这位村姑，并将她载在车上，前往雅典，同时还派一名报信人先行出发，宣称女神将要以她最钟爱的人身来到卫城。这是一次令人发指的闹剧，但是庇西特拉图却成功了。没有人敢嘲笑这队人马，相反，所有人都拥上前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对大多数雅典人来说，看到女神驾车经过他们城市街道的场景足以令人肃然起敬，这完全是一次神奇的神灵显形；其他人看着这驾马车开进卫城，把这当作一出惊人的闹剧。毕竟，甚至连最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吕库古都渴望雅典娜以人身降临并荣耀他的神庙。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阿克迈翁家族都成功地完成了这次政变。

庇西特拉图现在第二次占领了卫城，他对阿克迈翁家族来说已经毫无用处，但他成功地坚持下来。阿克迈翁家族感到自己遭到法律上的背叛，于是开始散播耸人听闻的谣言。[27]人们私下议论，庇西特拉图不仅无法带给他的新娘应得的快感，而且还不言自明地像怪物一样在这个血统纯正的身体上以一种恶心而且不自然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家族的荣誉一旦私下被人们与丑闻联系起来，阿克迈翁家族就被迫重新和以前的合伙人联手，即便这意味着要和他们从前的敌人吕库古建立关系。庇西特拉图再次面对这个城市中最为强大的两个家族的联盟，可能重蹈覆辙，再次遭到可耻的流放。雅典将像从前一样，再次落入阿克迈翁和布塔德两家族的掌控之中。然而这一次，毫无疑问将会产生一个优秀的家族。

但是对遭到背叛的庇西特拉图来说，阿克迈翁家族过于轻视他的人马了。这些人利用了他随后就背信弃义将他抛弃一旁，这表明他们是一个毫无政治技巧、没有价值观念的统治阶层。时隔10年，庇西特拉图从上一次实践中吸取了良好的教训，设法劝服遭到遗弃的提莫纳撒回到自己身旁，并重新修复了在阿戈斯城的朋友和亲戚关系。同样，来自底比斯的富有支持者也一样受到吸引为他提供赞助。机会来临，他招募了一支侵略军队。公元前546年，庇西特拉图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他带领人马在马拉松的浅海岸边登陆。他在这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因为他的家族同这个平原上各个村落的居民有密切的亲属关系。阿克迈翁并非没有备战。他们占领了南方潘泰利孔山周围的道路，派遣一支军队陆陆续续布防在远达帕勒涅村（Pallene）的地带中。他们大声地嘲笑自己从前的合作伙伴，即便庇西特拉图的队伍已经迫近，他们还停下来吃中饭表示轻蔑。当战斗最后打响的时候，庇西特拉图彻底击溃了对手：雅典人在底比斯骑兵和数以千计的阿戈斯重甲步兵组成的军队面前只不过是一盘散沙，立刻掉头作鸟兽散，逃回了雅典。有一名阿克迈翁家族的成员被抛弃在战场的尘土之中，“被杀死在战场的前线上”[28]。这个家族的其他成员并没有来得及和败逃的军队逃回雅典等候庇西特拉图的报复，而是逃出了阿提卡边界，再次流亡。

与此同时，庇西特拉图本人享受着自己的胜利，继续向雅典进军。现在他不再需要一位女神来宣告他才是神所钟爱的人了。他再一次踏上卫城的高大梯道，登临山顶。庇西特拉图以居高临下的亲切态度告知自己的同胞，“他们现在不必再惊恐或者沮丧了，只要将国务的重担留给他一人全力承担即可”[29]。雅典人承认了自己的臣服，回转心意按照他们新主人的要求行事，他们认为——并且感到轻松——也许现在这位僭主可以安稳地统治一阵子了。

危机中产生的戏剧

事实表明正是如此。庇西特拉图不必再到国外流亡。他以一种温柔的铁腕手法统治着，这表明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需要向流亡在外的阿克迈翁家族学习的了，他对世袭贵族同胞们交替施以威胁和安抚的手法，让他们变得前所未有地顺从。优秀竞争对手的孩子们被送往爱琴海岛国纳克索斯（Naxos）充当人质。大街小巷中突然出现了来自希腊以北遥远的西徐亚（Scythia）草原的奴隶巡逻队，这些人用警惕的目光盯着人们，像警察小队一样佩带弓箭，头戴古怪的外国尖顶帽子。现如今只有卫城山顶的建筑工程是这座慢慢陷入停滞的城中唯一展开的竞争性活动。庇西特拉图虽然继续将城中最有利润的收入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也时不时地小心挑选出一些有利可图的机会抛给他的对手们：一个官职或是一次海外任务。

即使是最为重要的人物也愿意接受他的庇护。例如菲莱德斯家族的首领米太亚德（Miltiades）就接受了一项任务，带领一支队伍跨过爱琴海到赫勒斯滂（Hellespont）探险，这是一条将亚洲和欧洲分开的狭窄海峡，今天这里的名字叫作达达尼尔海峡。米太亚德积极地抓住这次机会，充分施展自己的能力。到达赫勒斯滂之后，他在克索涅索斯（Chersonese）登陆，这是位于海峡欧洲一侧海岸上的一座半岛，伸入到黑海中，此处的金角滩很容易控制。在这个地方米太亚德发起了机敏的平定战斗，作战对象并不是当地原住居民，而是那些已经到达这里可能成为其竞争对手的希腊殖民者。在整个半岛建立了牢固的优势之后，他得到了庇西特拉图的肯定，在这里建立自己的僭主统治。这个结局真是皆大欢喜——当然除了那些战斗中牺牲的不幸者。显然，没有别的消息能令雅典人心情更加振奋了。土壤贫瘠的阿提卡地区人口不断增长，早已不能自给自足，一直受到饥荒的影响，即使在雅典最繁荣的时候，也没有完全摆脱困扰。对庇西特拉图来说现在可以夸耀自己派遣米太亚德前往克索涅索斯的决定了，此举可以让雅典人民安心并且立刻将会得到大笔的回报。而僭主本人成功地保证了国人能够获得充足的食物，为雅典人确保了一条富有生机的商路，并将一位潜在的危险竞争对手打发到海外去，可谓是一举多得——表现出他令人满意的工作能力。

这个一箭双雕的政策是庇西特拉图的典型手法。他为何在需要拉拢商人、陶工、农民等阶层的时候，唯独满足于让世袭贵族保持中立呢？很多年之前，梭伦曾经勇敢地提出同样的问题，但是他陷入了答案带来的恐惧之中。梭伦曾经自负地警醒众人：“一旦将我获得的大棒交予另外一个肆无忌惮而且野心勃勃的人，你们将看到他放纵乌合之众肆意妄为。”[30]梭伦谈到的就是面对僭主统治的诱惑仍然能够弃之不顾的人所拥有的道德权威；但是公平地讲，庇西特拉图除了早已屈从于这种诱惑之外，还延续着他那位老情人的中间路线。如果他操纵贵族对手的方法实际受到阿克迈翁家族的影响，那么他对“平民”的关心明显效法梭伦本人。因此虽然庇西特拉图无疑是一位独裁者，但是他还是小心谨慎地对市民大会表现出充分的尊重——“如同一名公民而非僭主”[31]，观察家如是说——这并非是在编故事。那些世袭贵族们屈尊讨好臭烘烘的劳动人民和商人并非是为他们着想。庇西特拉图积极地赢得大众对他统治的热情支持。他不知疲倦地到乡下巡行，和低贱的农场工人拥抱，为最偏远的地方带去公正，“以便于要伸冤的人不必放下手头工作长途跋涉来到雅典”[32]。与此同时，他派遣工人们在卫城山脚下修建一座宏伟的新广场，不久，广场建成后人们可以看见从九座喷泉中涌出洁净的、叮咚作响的水流，喷泉用新凿出的大理石修建，熠熠生辉。在一派无与伦比的景观之间，目瞪口呆的雅典人怎会对这位僭主的伟大和仁慈产生任何怀疑？看起来雅典真的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33]。

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

几乎没有人热衷于谈论自由了。公元前527年的春天，当庇西特拉图在他的床上安然辞世的时候，两个儿子希庇亚斯（Hippias）和希帕科斯（Hipparchus，也写作Hipparch）毫无争议地顺利继承了他长达19年的统治。波斯国王也派出自己的大使来到这个遥远无名的城邦参与这个重大事件，这位大使毫不费力地看出这一管理模式在雅典的重要性——他肯定两兄弟联合统治这一特点只不过是一段短暂的君主制度。从其父亲的标准来看，他们这种尝试是极不正常的，甚至有些走极端。如果有哪个市民对这一点表示怀疑，就请他向雅典城东南方向望去，现在那里正呈现一派繁忙的凿锤景象，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兄弟不满足于他们父亲修建华丽广场对城市的美化作用，开始兴建更为雄伟的景观：一座献给宙斯的神庙。这座庙宇拥有惊人的规模，几个世纪之后当哲人们瞠目结舌地看到这座建筑物的时候，甚至将它同金字塔相媲美。

但是希庇亚斯和希帕科斯并不是法老。虽然他们的工程非常显眼，但是他们完全没有真正掌握城市中的官方阶层。当他们的神庙要把殿柱竖立在一个更古老的祭祀宙斯的地点上时，自然遭到了保守力量的反对，两人认识到最好将自己的权威植根在传统的土壤之中。沉湎于建筑的热情虽然一向可以令世袭贵族们感到振奋，但是这却并不等同于炫耀自己权力的基础和真正特性。如果对手们确实冥顽不化，最好的办法就是暗中将他们刺杀。在黑暗的密室中，在紧闭的大门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很难拿来公开炫耀的。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兄弟在僭主统治中必须公开一些事情同时掩盖另一些事情。

因此，他们用梭伦的立法优雅地掩盖了自己赤裸裸的权力欲望。来自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家族之外的人士继续获准担任执政官。当然，他们大多数是僭主的代理人——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如此。任何人浏览历任执政官名单的时候，都会有两个人的名字跃然纸上。令人惊讶的是，其中一人竟然名叫米太亚德，但他不是那个和庇西特拉图同时代的冒险家，而是那个人的侄子，新近作为菲莱德斯家族的首领出现，自认为将要成为克索涅索斯的僭主。在此人名字的上方，有另外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名字：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来自阿克迈翁家族，他不仅回到了雅典，而且还成为僭主认可的雅典最高行政长官。那些曾经在执政官的流放名单中看到这个家族先人的人们，有谁会怀疑现在的统治者将他们列入官员名单的合法性？当那些曾经发誓与僭主政治不共戴天的人们如今都安心为之粉饰的时候，又有谁会怀疑两兄弟的立场呢？

诚然，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种不同的眼光来解释克里斯提尼的回归。难道阿克迈翁家人这些根深蒂固的落井下石者们真的同对手言归于好了吗？信赖他们的忠诚完全是一场赌博游戏。事实完全如此，就在克里斯提尼任职之后不久，就由于过分托大而被迫流亡。[34]我们可以将这一事件看作是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家族的一次胜利，但是这个胜利也特别危险。他们合法性的根源毕竟在于能够确保和平与公共秩序。一旦陷入党派纷争，他们对权力的控制就会开始松动。令人感到为难的是，一方面他们不愿意让民众出现不安，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冒险陷入以镇压的方式来阻止这种局面的境况。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宙斯神庙也不像是一个自信心的证明，而更多带有虚张声势的含义。

这些障眼法是这种政体的真正标志。从一个角度来看，雅典完全是一个君主国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则完全不是这样。审视这张执政官名单的市民会发现，如果转身向东看，在开阔空地的边缘隐隐闪耀着正在转手的金币，耳畔还会响起买卖的嘈杂声——这是佩西斯特拉提达伊自我推销的辉煌证明——那座广场已经被商业活动占据。商人们在僭主政治下逐渐发达起来。城中各个称重台上堆满了沉重的银子。似乎是由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将钱币加以标准化，人们在钱币的一面铸上雅典娜的形象，另一面铸上女神的神圣猫头鹰——这种钱币的纯度非常好，已经表明雅典位列最强盛的城邦之中。但如果钱币帮助富人成为一支前所未有的支付大军，它同时也让另外一些人依靠自己获取巨额的利润，其中包括克拉墨科斯的陶匠和帮别人压榨橄榄的农夫们。希庇亚斯和希帕科斯像他们的父亲一样设法获得这些人的支持。雅典各个阶层的人士都被各种手段拉拢并感到满足。只要执政官们表现出法律并非是一个美丽的幌子的态度，人们就仍然可以感觉自己是至高无上、土生土长的自由公民。陶匠和农场主们经常表达类似的观点，甚至愿意誓死相信这一点，这样的错觉对僭主们实现个人目的自然会有巨大的帮助。当演员们对所扮演的角色产生充分的体验时，很难说角色和演员本人之间何者更加真实。

在僭主统治下兴建起来的众多纪念物中，与之最为相称的也许不能算宙斯神庙，也不是其他很多别的“大计划”，而是雅典人开始流行佩戴面具、讨论剧本并扮演各种角色的风俗。后世的几代人回顾戏剧表演诞生的神奇过程，毫不犹豫地将这一功绩归于僭主们对一种影响深远的新节日——城邦酒神节——的最初赞助，这个节日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剧作家们互相竞争的比赛——不必想象赞助这一活动的初衷是什么。毕竟梭伦曾经警示过后人：“当我们允许自己赞颂、称誉那些表演的人的时候，随后就会发现这种表演已经悄悄进入了政治生活之中。”[35]显然这一点恰好通过佩西斯特拉提达伊的实践体现出来。

僭主们有时也会迷失在自己修建起来的“镜厅”之中，渴望得到他人的指引。在城邦中更好地寻求幻想和现实、宣传手段和真相之间日益模糊的界限成为一项最大的挑战。两兄弟害怕过分依靠任何代理人，于是选择将自己的信仰投射到超自然力量中去。据说希庇亚斯是一个“比任何世人都能够更好地理解神谕的人”[36]，他和自己的兄弟共同出资编纂了卷帙浩繁的神谕档案，并将这些文件仔细地储存在卫城之中。但是当希帕科斯发现自己的亲信、档案管理员奥诺玛克利托斯曾经修改过这些文件的时候，这位僭主勃然大怒，当场将这位朋友流放。毕竟智慧是唯一能够等同于其根本的东西。怀着这样的想法，两兄弟对自己的梦想保持着特别的依赖——其效果便是他们在毫无挑战的情况下统治这个城邦长达13年。

后来，在公元前514年夏天一个炎热的夜晚，这天恰好是泛雅典娜节的前夜，希帕科斯没能够参透自己的一个幻觉。侍立在他床边的一位美貌的青年男子警告他，说梦中紧急而隐秘的情形表明某些罪行到了需要偿还的时候。听到这番话，希帕科斯如受重击，他毅然认定自己可能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并决心进行补偿，但是第二天就是泛雅典娜节的日子，来不及做任何事情。他急忙离开家，匆匆穿过父亲修建的广场，直奔克拉墨科斯街区，他的兄弟正在这里组织马上就要出发前往卫城的大型游行队伍。就在经过广场旁边一座神庙的时候，希帕科斯看到他认识的两个男人挡住了自己的去路。这个时候也许太晚了，他突然领悟了梦的含义——这两个人是来刺杀自己的。一个人名叫哈尔莫迪厄斯（Harmodius），此人号称雅典城中最英俊的人，“拥有青春的全部美好之处”[37]；另外一人名叫阿里斯托格同（Aristogiton），是前者的情人。希帕科斯用他善于发现美的眼光，试图离间这一对人物，因此致命地冒犯了这两个人。慑于僭主的权势，这一对恋人知道自己没有别的办法，一直在等待时机，直到像泛雅典娜节这样的日子，人们才有机会佩带刀剑，这时他们就有机会了。现在，希帕科斯就在他们的面前，他的随身侍卫们被人群冲散，两人立刻动手刺倒了他。

这就是他们密谋刺杀的最后步骤，哈尔莫迪厄斯当场被杀，阿里斯托格同虽然被拷打了数日，但并没有招认更多的阴谋。难道希庇亚斯能够相信这两个刺客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行动的吗？希帕科斯由于滥用自己的权力而遭到了谋杀，但是街巷之中的传言却认为他并不是由于个人的情欲而受害，而是在一次争取自由的无畏的突袭中被杀的。希庇亚斯渐渐变成了一个妄想狂。随着其信心的减退，他和他的家族长期以来合作演出的“皮影戏”也渐渐成为一个谎言。他们一向为之努力奋斗的微妙平衡——在其统治的事实和用来装点这一事实的布景之间，在威权和宽宏大量之间——终于彻底崩溃了。在绝望和亲人的死亡带来的孤独中，惊慌失措的希庇亚斯越来越依靠赤裸裸的恐怖统治。原来仅在暗室中执行的死刑，现在让整座城市血流成河。压迫产生阴谋，阴谋又导致新的压迫。认为雅典不是一个极权国家的伪装此时看起来显得无比地可笑。希庇亚斯从前是“一个易于接近的人”[38]，现在将自己隐藏在西徐亚奴隶和其他外国雇佣兵的保护之中，如果此时他和暴君还有些不同，仅仅是因为现在他还是一名雅典人。

然而谁能挺身而出除掉他？在贵族沙龙和克拉墨科斯酒馆中时常有人谈论起革命的话题——但是需要有人来领导。人们的目光转向了克里斯提尼，就在希帕科斯死去刚刚一年的时候，这个豺狼般的人此时已经来到阿提卡北部边界，他一定可以实现人们的愿望。面对推翻希庇亚斯的机会，雅典人显然没能抓住它。虽然他们对僭主已经恨之入骨，但是他们更不愿意重新让阿克迈翁家族的人登上权力的顶峰。克里斯提尼的入侵队伍又一次被希庇亚斯的雇佣军打败了，他无机可乘，只能重新逃回边界以外的地方。在他身后的战场上，留下的是那些胆敢支持他的雅典人的尸首。“这些人都是优秀的战士，出身高贵，他们将自己血管中的鲜血抛洒到战场上。”[39]

对雅典人来说，必须要面对这个严酷的现实：摆脱奴役的唯一选择不是流亡，就是死亡。

还政于民

克里斯提尼本人不会轻易放弃。阿克迈翁家的成员不会陷入对自己的怀疑之中，甚至当他舔舐着自己的伤口时，这个僭主最危险的敌人仍然观察情形寻找新的同盟。克里斯提尼知道自己不是唯一希望看到希庇亚斯灭亡的人。而第二个阴谋家，他在阿克迈翁眼中对于实现主要目标是很有用的，而且比阿克迈翁掌握着更加丰富的资源，但他也对动荡的雅典很感兴趣。确实，早在公元前519年，斯巴达的国王克勒奥墨涅斯第一次向北方地峡拓展的时候，就已经做过这样的尝试了。当时普拉塔亚人——位于底比斯以南10英里远的一个小国的公民，为了对抗自己强大的邻邦，来到克勒奥墨涅斯面前寻求帮助，国王心怀不轨建议他转向雅典寻求帮助。由于无法抵抗阿谀奉承的引诱，僭主兄弟们最终派兵帮助普拉塔亚人抵抗底比斯，并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虽然雅典人赢得了小国普拉塔亚（Plataea）绝对的忠心，但结果却让他们和强大的底比斯人之间的友好关系遭到彻底的破坏。由于至少从两兄弟的父亲第二次遭到放逐的时候开始，底比斯就一直是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家族外交关系中的中流砥柱，因此整个事件可以看作一次重大的失误，克勒奥墨涅斯暗中开始高兴地摩拳擦掌。

但时隔6年，克里斯提尼能够试探性地说服斯巴达国王公开干预并反对希庇亚斯吗？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家族不仅同阿戈斯联姻结盟，而且也小心地两面下注，同斯巴达保持良好的关系——因此希庇亚斯被公认为“斯巴达人民之友”。克里斯提尼在求见这位国王之前，必定需要对这个人做充分的了解。他一定知道，这个国王热衷于干涉伯罗奔尼撒地区以外的各国事务，并不是一个标准的作风死板的斯巴达国王。克里斯提尼是个巧舌如簧的政客，他确信能让克勒奥墨涅斯相信自己的话：希庇亚斯野心勃勃、自高自大，他同阿戈斯联盟对斯巴达来说是非常不利的。然而无论克勒奥墨涅斯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多么离经叛道，他也不会针对一位“斯巴达人民之友”发动无缘无故的袭击——至少在缺乏“必需的”依据之前是不会这样做的。然而此刻，左右逢源的克里斯提尼完全能够承担这一使命。不仅因为阿克迈翁是德尔斐当局最喜欢的人物，而且因为公元前548年大火之后，这个家族慷慨的赠予使德尔斐能够体面地重新修复神谕所。经过几代人的赞助之后，现在到了回报的时候。斯巴达人将神谕当成政策咨询的暗示和永恒不变的回答。无论他们向阿波罗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永远会得到同样的答案：“他们的职责就是解放雅典”[40]。当这个惊人的消息被带回斯巴达的时候，人们错愕万分。或许只有克勒奥墨涅斯不会像大众这样惊慌担心，因为他得到了克里斯提尼提前泄露的消息。

像斯巴达这样虔诚的民族不会有任何别的疑问，尽管对这个命令感到无比困惑，他们也不会忽视阿波罗的命令。“虽然佩西斯特拉提达伊是斯巴达人的好朋友，但是当人类的关系与神灵的意志相违背的时候，又算得了什么呢？”[41]如果说对雅典发动的第一次远征也许还反映出斯巴达人对自己的无理举动感到心理上的持续不安，那么这次行动则非常低调，人员配备有些不足，希庇亚斯轻易地击退了它。这一次完全置他们的声望于千钧一发的地步，其军力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在克勒奥墨涅斯亲自带领之下，公元前510年的夏天，斯巴达军队跨越地峡进军到阿提卡地区。这一次，几乎轻而易举地将希庇亚斯的势力彻底推翻。这位僭主逃回雅典之后，立即被克勒奥墨涅斯包围起来，他便与自己的家人一起躲藏在卫城中。与此同时，斯巴达军队封锁了所有可能的通道，他们这样小心是为了严防希庇亚斯将自己的孩子偷偷从城中送往安全的地方，在这样的严防死守中，这些孩子全部落入了斯巴达人的手中。孩子们的父亲绝望地祈求饶命，他被下达了严厉的最后通牒：马上离开阿提卡地区。希庇亚斯被突如其来的覆灭吓得目瞪口呆，除了接受这些痛苦的条款之外别无选择。在离开这座统治了如此长时间的城市时，唯一可以安慰的是，对于每位僭主来说，流放只不过是一次职业冒险而已——这一点已经被他的父亲充分证明过，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他卷土重来。一句话，僭主政治结束了。雅典在未曾意料的情况下，奇迹般地获得了自由。

但是这种自由意味着什么呢？为雅典重新获得自由而战的两个人在这一点上产生了意见分歧。无论克里斯提尼在流亡中曾经对克勒奥墨涅斯做出过何种保证，如今他丝毫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成为斯巴达的附庸。与此同时，克勒奥墨涅斯曾经为了一场非法的战争而让斯巴达人冒生命危险，现在渴望得到对自己投资的回报。即便不能得到一个积极屈从于自己的政权，他也希望至少雅典在党派纷争之中衰弱下去，不再成为斯巴达的威胁。很快，两个同谋之间的密切关系瓦解了。在随后的明争暗斗之中，似乎一切都朝着有利于克勒奥墨涅斯的方向发展。当然，世袭贵族对克里斯提尼的怀疑一如既往地存在着，虽然僭主统治的影响已经被铲除，但是还有很多贵族渴望回到过去联手反对阿克迈翁家族的美好时光之中。反对克里斯提尼的力量开始聚集在一个名叫艾萨戈拉斯（Isagoras）的贵族身边，此人是“僭主们的故交”[42]——在这个身份的影响下，他于公元前508年的时候被选举为执政官。如今，克勒奥墨涅斯彻底地与从前的合作伙伴决裂，并在斯巴达公开表示完全赞同这一选举结果。艾萨戈拉斯把斯巴达国王的支持看得至关重要，迫切希望得到这样的支持，人们甚至谣传他用自己的妻子贿赂克勒奥墨涅斯。

虽然克里斯提尼在当时以手段卑劣著称，但还未曾下作到如此地步。他善于各种欺诈诡计，但只不过是抓住对手宣传中的破绽加以利用而已。他决心不让雅典沦为斯巴达的附庸国；但却不得不承认在这场战争中艾萨戈拉斯已经占得先机。很少有雅典人承认自己的城邦性质已经永远改变。以前被僭主控制的权威已经在精英分子重新将权力紧紧占据的情况下化为乌有。僭主本身也已经永远地消失了，很难准确地说权力会落入何人之手。各大家族，包括阿克迈翁和菲莱德斯在内，还会拥有私人的基础吗？或许如此，但是，自从回到雅典以来，克里斯提尼的个人经历已经表明，这个遭到流放以及通敌恶名削弱之后最大的世袭贵族，他们的威望已经严重透支。面对艾萨戈拉斯的步步紧逼，他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在富有而高贵的精英家族中寻找一派力量作为自己的后盾，而是转向权力的根本源泉。克里斯提尼在市民大会上发表了一次演讲，提出了一项革命性的建议。[43]正像从前希庇亚斯、庇西特拉图甚至梭伦常常说的那样，如果人民真正实行统治权的话，那就让他们对相应的城邦拥有权威，应该让他们对政策进行讨论、投票表决、贯彻实施，不必考虑阶层和财富的区别。将权力（Kratos）投放到人民（Demos）之中。简言之，就是要让雅典成为一个民主政体（demokratia）[44]。

这个计划实在惊人且极其大胆，这完全是前所未有的。他的对手们不知所措，报之以强烈的反对和不信任。而克里斯提尼的提议毫无疑问“赢得了人们全心全意的支持”[45]，在艾萨戈拉斯及其追随者看来，这即使同阿克迈翁从前的那些花招相比，也完全是不负责任、不计后果、玩世不恭的做法。然而，真相让贵族们更加不安。克里斯提尼的措施得以实施，目标迅速推进、构思清晰明确，丝毫不像一个人在困境中孤注一掷的权宜之计。相反，种种迹象都表明他们进行了精心构思。在遭到流放的痛苦时期，克里斯提尼并不缺少机会反思贵族们的各种野心，自己和其他世袭贵族们的种种借口带来的只有内部纷争和僭主的羞辱。雅典衰弱了，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那么还有希望治理这一切吗？克里斯提尼和他的盟友们认识到只有一条道路可循。那就是打破目前的模式，不仅要限制精英分子的野心，同样也要限制所有雅典人的野心，用他们的力量为雅典创造一个至少能够充分发挥其全部潜力的未来。这是伟大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奋力一搏，克里斯提尼为之押上了自己的全部筹码。

只可惜，这个决心突然造成了他的失败。公元前507年初夏，斯巴达派来传令官，根据一条古老的诅咒下令驱逐阿克迈翁家族。显然，在这两个过去的合伙人之间的猫鼠游戏中，克勒奥墨涅斯还有很多可以使用的招数。克里斯提尼由于惧怕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立刻掉头逃跑。克勒奥墨涅斯随后带领一小队贴身侍卫轻松地进入城市。他冒险命令进一步清除反斯巴达分子，总计多达700个家族。随后他招摇过市登上卫城，并坐下向艾萨戈拉斯口授一部新的法律。在这部新法中自然不会有任何有关民主的胡言乱语。而艾萨戈拉斯自然也像将自己的妻子献给克勒奥墨涅斯一样，将雅典献给了斯巴达。

就在国王和卖国贼两人暗中密谋的时候，他们脚下的街道中隐隐传出不祥的剧烈声响：这是骚乱的声音。克勒奥墨涅斯从城墙上面向下望去，看到的是愤怒的人群聚集在卫城的山门之前，将他及其士兵围困在山头。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变，必须要缓和人群的情绪。谁是这次骚乱的主导者？克里斯提尼已经被放逐在外，他的党羽同样遭到了驱逐。随着时间慢慢推移，令人不快的事实逐渐显露出真相。这完全是雅典人民自发的事件，他们被克勒奥墨涅斯的放肆和艾萨戈拉斯的叛国事件所激怒，同时举义捍卫自己应得的自由——他们没有表现出任何可以安抚的情绪。围困持续了两天两夜，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克勒奥墨涅斯“已经饥饿、肮脏、邋遢至极”[46]。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斯巴达人不得不被屈辱地护送到境外，而艾萨戈拉斯也通过某种方式逃出了城邦，流亡到了国外。在革命的烽火和流血之中，民主终于赢得了未来，成功经受了第一次扑杀的考验。

克里斯提尼在获得这个消息之后，立刻以胜利者的姿态赶回。人人都清楚，这次胜利并不属于他一个人。即使当初反对他的最顽固分子如今也承认，已经不能从他向雅典人民承诺的改革计划中再做任何的后退了，因为自从包围卫城打败了克勒奥墨涅斯之后，这已经成为他们每个人的责任了。诚然，私刑处死艾萨戈拉斯党羽对每个人来说仍然是记忆犹新的事情，即使上层阶级也会觉察到克里斯提尼对这个场面有些许轻松的感觉。接受他及其计划周密的改革建议，总比再次发生街巷中的流血事件或者世袭贵族的尸体悬挂在卫城山上并在酷暑中慢慢腐烂要强得多。

因此在意义重大的公元前507年，克里斯提尼一名来自阿克迈翁家族的亲戚平稳地从艾萨戈拉斯那里接替了执政官的职位，重新将雅典改造成一个史无前例的国家。与此同时，“良治政府”这个包括吕库古和梭伦在内的无数希腊古代改革者奉为圭臬的口号，已经被克里斯提尼及其同事们巧妙且激进地和一个完全不同的口号——平等（isonomia）联系起来了。人们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在参与国家管理中完全平等，从此以后这成为雅典的理想，但是实际上有些公民比别人拥有更多的平等机会，例如，只有上层阶级的成员能够担任高级行政职务。虽然某些旧秩序的残余在民主大潮中保留下来，但更多的则被永远淹没了，梭伦也几乎无法识别这样的场面。雅典成为一个新的城市，在这里，无论贫穷的市民还是未受到教育的市民都有公开发表演说的权利；[47]人们不仅在贵族封闭的阔绰沙龙里讨论政策，而且在公开的市民大会上讨论，在“木匠、铁匠、皮匠、商人、船主、富人和穷人、贵族和平民面前共同”讨论；[48]在所有雅典市民共同投票之前，没有任何措施能够实施，没有任何法规可以通过。这是历史上的一次高贵试验，公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参与并控制国家事务。在雅典乃至整个希腊，不会再有一次与此相同的事件发生了。

这对于克里斯提尼和所有的支持者来说都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这次雅典革命的支持者并不会被眼前与穷人的亲密关系的假象所迷惑，他们会坚定地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个目标非常简单，就是要让雅典贵族在城邦的强盛过程中获利。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及其以后的庞大计划，他们使出了浑身解数。他们清楚地知道，时机对自己不利。此时不仅克勒奥墨涅斯“认为雅典人对自己的言语和行为甚为无礼”[49]，时刻伺机报复，而且克里斯提尼还害怕希庇亚斯以及艾萨戈拉斯等人阴谋复辟，这会让这座城邦陷入党派纷争的内耗之中。大家族之间的内讧曾经将雅典推向毁灭的边缘，这种做法后果十分严重，不能再次发生——现在连大家族们也勉强接受了这样的分析。

但是怎样中和这一局面呢？克里斯提尼的解决方案既清晰明了又充满挑战：严禁以对家族、邻里或地方氏族首领的认同压制市民。因为这些特点几乎是阿提卡地区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所以若要实施这一计划，必须有特别的才能和精细的考虑。克里斯提尼依照古代的城镇、庄园和农庄的布局，将整个乡村划分为150个彼此独立的地区。根据这些“迪姆（镇区）”的划分，新的民主政治中的市民们从此不再从属于各个家族，拥有自己的第二个名字（姓氏），这也表示了他们的公民身份。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当他达到法定年龄，就成为克里斯提尼改革中一个从属于某个镇区的雅典公民。这同样适用于高贵的世袭贵族和低贱的农夫：作为同一镇区中的成员，他们拥有相同的姓氏。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世袭贵族都对这项发明感到欢欣鼓舞。尤其是那些拥有庄园或者农庄的人从此要在姓名之后加上镇区的名称，这显然令他们非常不满。例如布塔德家族已经难以忍受和那些乱七八糟的平民分享相同的姓氏，于是明确地给自己起了个新姓名：真正的布塔德。[50]

但是他们必须谨慎行事。如果对自己同一镇区的人表示太过明显的轻视，即便真正的布塔德家族也会发现自己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克里斯提尼以其惯有的先发制人的手段颁布命令，镇区成员可以选举自己的代表前往雅典并向市民大会提出议程。称职的贵族人士难道不会对这份美差趋之若鹜吗？一方面克里斯提尼鼓励世袭贵族不要在小圈子中生闷气，另一方面，他还要警惕相反的危险：提防有些野心勃勃的贵族利用镇区代表身份作为僭主统治的跳板。面对这样的危险，民主政治的建立者利用其惯有的深思远虑以及将各种接触到的事情变复杂的坏习惯，做了大量督察和平衡的安排。虽然已经将阿提卡地区分割为许多小的镇区，他还做了进一步的安排和修饰。这些镇区被组成“1/3部落”，正如其名所示，每一个1/3部落同其他两个1/3部落合成一个部落。组成一个部落的各个“1/3部落”来自于阿提卡的各个角落——例如其中之一来自于山区，另一个则来自于海岸，第三个则来自于雅典附近——共有10个这样的部落，都不可避免地与古代的根源纠结在一起。不同于远古氏族的简朴特点，雅典人如今能够更加细致而主动地改变自己的情感倾向。由部落、1/3部落、镇区组成了一个令交游最广的贵族也难以把握的复杂体系。

毕竟以前从未有人试图建立民主政体，无人知道实际中它是否能够合理运转。雅典的邻国将这一改革的过程看作不断增加的警告，他们不能承受这样的失败，尤其是克勒奥墨涅斯特别害怕情况的恶化。克里斯提尼及其助手一方面努力推进改革进程，一方面警惕地关注斯巴达人，而斯巴达国王也在密谋反对改革的同时担心着自己在与时间赛跑的比赛中失败。民主改革虽然复杂得惊人，但也向克勒奥墨涅斯显示出其潜力。民主的雅典公民不再陷于内部分裂，反而最后能够在邻国的面前表现出空前的团结。阿提卡的辽阔疆域给他们提供了惊人的潜力。几百年来在军事上一直弱小的雅典，几乎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巨变，成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

最让克勒奥墨涅斯感到受伤的是，自己因为放逐了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家族而有效地充当了雅典人群氓统治的助产妇。他清楚地知道有很多国人怨恨自己在外交政策中先发制人的做法，已经在街巷之中暗中议论反对他，抱怨他在雅典多管闲事带来灾难。只是这个时候还没有人强大到能够公开挑战他的地步。执法长老们暂时不愿触怒他，与他共同担任国王的德马拉托斯就是当年那个被海伦的幽灵赐予美貌的普通姑娘的儿子，现在完全被他控制着，然而任由雅典人肆意羞辱，时间越长对他的威信造成的损害就越严重，因此也必须做更加严密的防守。在准备反对克里斯提尼、进行最后一击的同时，他不能冒任何风险带领几名亲兵突入阿提卡。公元前506年夏天，他和德马拉托斯一同率领军队跨过了地峡，随军出发的还有艾萨戈拉斯，两名国王不仅带领了由本国士兵组成的军队，而且还从整个伯罗奔尼撒地方招募临时队伍。他们还有别的同盟者。底比斯人仍然记恨雅典和普拉塔亚结盟，欣然加入了侵略的队伍，从西方开进。与此同时，卡尔基斯（Chalcis）城邦派出一支军队，从阿提卡北侧狭长的岛屿优卑亚（Euboea）跨过海峡成为第三支侵略军，这显然是一次密谋已久的联合袭击。克勒奥墨涅斯干得非常漂亮。如今雅典被层层包围，民主政治的婴儿似乎一定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雅典人决定首先面对他们最可怕的敌人，于是向东南方向迎战两名斯巴达国王，他们似乎在眼前的道路上发现了一个似是而非的预兆。通常每年9月雅典人的队伍都会通过一条大道，头戴桃金娘花冠、身穿白袍、边走边高呼“伊阿科斯”来表达喜悦和胜利。但是目前这条道路并非普通的大道，而被称为“圣路”——因为从雅典沿着这条道路向南17英里就可到达位于伊卢西斯（Eleusis）的圣所，这个地方是人们获得最重大的神秘知识的地方：生命从死亡中产生，希望之光来自于最深的绝望。没法设想可以有别的地方更加适合于保卫城邦的自由——事实确实如此，当雅典人到达伊卢西斯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个奇迹出现了。斯巴达人以及所有跟随他们出征的大批军队消失了。据说德马拉托斯嫉妒和自己同为国王的人，怀疑他发动远征的动机，成功地煽动人们反对作战。大部分伯罗奔尼撒地方的盟军在科林斯人的带领下开小差逃走了；而克勒奥墨涅斯发现自己突然失去了全部军队后，虽然怒不可遏，却不得不放弃侵略计划。雅典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如释重负惊愕不已，只能将这一切看作是众神前来解救了他们——尽管有的人还记得克里斯提尼以前善于运用各种回扣，疑心是否要感谢阿克迈翁家族的金币。

当然，对雅典心怀憎恨的底比斯人不会接受贿赂。这支民主制度下产生的新型军队迅速掉头北上，面对第一次真正的考验。克里斯提尼以及每个和他一起致力于改革的人都精神振奋。有一个问题特别需要回答。通常雅典人习惯于在某个大贵族的军队中作战，如今他是否会对全新的、彻底人工的事物产生足够的忠诚；为了他的部落，他是否能够坚守在战场的队列中，掩护来自同一街区的伙伴；他不再为氏族首领作战，而是为了一个理想，为了自由，为雅典自身而战，他能做到这一点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彻底的、成功的肯定。底比斯侵略军被彻底消灭。就在同一天，雅典军队跨过海峡登陆优卑亚岛，强迫卡尔基斯签订屈辱的和平协议，并保证在其原有领土上为4000名雅典人提供一块巨大的殖民地。

雅典人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一支强大的力量。不仅在一个领域中，而是在每一个他们试图进入的领域中占有优势，他们生动地证明了平等和自由演说可能产生的作用。从前屈服于僭主之下，他们实现了什么？准确地讲，什么特别的都没有。然而，推翻了僭主统治后，他们突然成为世界上最强的战士。从前像奴隶一样处处受限，他们懒惰而松散；一旦赢得了自己的自由，他们立刻切身体会到正在为自己工作。[51]

这表明民主制度确实可以有效运作。

雅典人现在可以向全世界高兴地夸耀自己了。回到城邦之后，他们沉浸于胜利的喜悦中，下令建造巨大的胜利纪念物——一座由青铜铸造的驷马战车——并将其安放在卫城大门的正上方。自大的贵族曾经在这里树立了用来炫耀的闪光的个人雕像，现在每个进入城堡的人第一眼看到的不再是任何个人的纪念物，而是这座“全体雅典人民的儿子”[52]的纪念碑——这是献给全体人民的。雅典的各个地方都见证了民主制的热情，人们大兴土木，到处都是翻新工地上传来的斧凿之声。此前在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庞大庙宇上施工的泥瓦匠现在都来到卫城西侧的山坡上，在这个名叫普尼克斯山（Pnyx）的地方为市民大会开凿岩石，修建一座宏伟会议厅，其规模能够容纳500人同时就座：这是为人们治国修建的第一座合适的建筑物。与此同时，在普尼克斯山和卫城北侧的地方，就在庇西特拉图为自己修建的那座巨大广场上，其他的工人正在系统地清除僭主统治的各种痕迹。进行到中途的宙斯神庙工程就此停止，被用作对荒唐的僭主政治的警示，但是庇西特拉图在城市中心清理出来的大范围公共空间不能轻易废弃——至少新的民主政体中的公民需要一座这样的会场。人们开始用“阿戈拉”称呼这个地方，这个词指每个希腊城邦都拥有的一片供人们自由集会的场地。以前雅典的阿戈拉位于卫城的东北方向，其古老的公共建筑早已湮没无闻，现在这座新建的阿戈拉拥有宽敞的空间和美丽的形态，更能充分体现出人民的尊严，自然成为民主政治最神圣的核心象征。[53]

人们在城市的中心见缝插针，为两位刺杀僭主的人修建了青铜雕像。哈尔莫迪厄斯和阿里斯托格同将宝剑拔出，表情严肃，身躯像英雄一样赤裸着，他们被描绘成雅典城的拯救者和自由的奠基人。鉴于在整个雅典城中并没有别的公共雕像，而且这两座雕像又位于阿戈拉最重要的位置上，实在足够惊人。当然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哈尔莫迪厄斯与阿里斯托格同完全不是为了争取自由而牺牲自我，他们杀死希帕库斯的事实是为了情欲而争风吃醋。诚然，如果有某个人值得被作为城邦的解放者而受万人敬仰的话，最合适的人选应当是斯巴达国王——但是雅典人不愿意这么想。因此这一价值转移到刺杀僭主的人物身上。就像历史中每一个革命后的国家一样，克里斯提尼统治时期亟须英雄人物。哈尔莫迪厄斯与阿里斯托格同两人由于流血乃至牺牲让人们心满意足，自然被设想为民主制度的最初殉难者。

这样的宣传攻势有着更加复杂的目的。克里斯提尼非常了解国人：他知道雅典人虽然惊讶地发现自己成了革命者，但是骨子里仍然是坚守传统的人。他们并没有因为民主的新特点而感到光荣，反而一再保证这个特点植根于历史。因此克里斯提尼谨慎地确认用最为大胆的实验文饰传统。例如所谓的“部落”完全以古代英雄的名字命名，这样一来，他们就不是克里斯提尼聪明才智的产物，而像雅典人一样直接产生于大地。甚至连民主制度本身也如建立者所暗示的那样，根本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实际上是阿提卡人民与生俱来的原始特点，最初是在传说时代中从杀死米诺陶的大英雄提修斯那里继承下来的。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待这两名刺杀僭主的人物，发现他们原来就是杀死怪兽的英雄，是为了重建雅典民主制度而无私牺牲的爱国者。当然，这一切都是障眼法——但是没什么能够与克里斯提尼及其同伴们做出的贡献相比。然而或许可以盖棺定论，说克里斯提尼虽然是一个从不以谦逊著称的家庭子孙，但就其将自己的成就完全掩盖在重重迷雾之中来看，他的功绩的重要意义必须得到正视。他建立了民主制度，为自己的城邦开拓了未来；同样重要的是，他还虚构了历史。

然而，后来在阿戈拉并没有克里斯提尼的雕像。在国人的情感中，也没有因为他是民主制度建立之父而为其保留特别的地位。实际上，他死后不久，雅典人就开始患上超级健忘症，彻底忘了自己曾经经历过一场革命。[4]对人们来说，新型的政府似乎已经是习以为常、植根于阿提卡土壤中的一样，正如克里斯提尼所考虑过的那样，人们对其根源的真实理解逐渐消失。这种悖论真让人百感交集：克里斯提尼彻底遗忘的“错误记忆综合征”最有力地证明了他的完美成功，不仅将自己的国家从内战中拯救出来，而且还为之建立了牢固的基础——在克里斯提尼的同时代人中只有大流士能与之比肩。诚然，在君临天下的波斯统治者和雅典人的人民之友之间似乎不存在相似性，但实际上从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以及预示未来的程度来讲，这两个人不分伯仲。他们都经历流血才获得权力并为自己的国家带来和平；他们都驯服了狂暴不安的贵族；他们都通过上述方式为他们的人民创造了全新的未来并决定将其根源隐藏在沉重的过去之中。他们两人最具有预示性的功绩在于，都创造了某种永不停歇、危险但是崭新的事物。

雅典因为处在世界偏远的边缘地带而依旧默默无闻，大流士一如既往地对这座城市视而不见。有关这里发生改革的报道传到了波斯波利斯。公元前507年，就在雅典人紧张地等待着斯巴达人的袭击时，没有任何警报表明希庇亚斯跨过赫勒斯滂向南方的邻邦寻求避难，这是波斯的领土，由萨迪斯大使镇守。管辖这片土地的是万王之王的兄弟，冷酷而精明的阿尔塔费尼斯。当雅典人来到他的宫廷请求和他结盟对抗斯巴达人的时候，阿尔塔费尼斯慷慨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然而，他自然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得到土和水作为例行的礼物。雅典的使者无可奈何，便接受了他的条件。他们返回雅典之后，报告自己屈服于阿尔塔费尼斯的消息，“遭到了严苛地责难”[54]——这无疑是民主制度产生的自我优越感使然。然而雅典人并没有拒绝与波斯的联盟，也没有表示臣服。安全总比痛苦更好。即便取得了公元前506年的大胜之后，谁能预见克勒奥墨涅斯不会卷土重来呢？拥有针对斯巴达的保障措施总不算是坏事——即便这是以象征性的屈辱为代价换来的。而什么叫作土和水的礼物呢？只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算不了什么。

大约无论情况如何，这种假设都会令雅典人感到高兴吧。

[1] 公元前7世纪人们还可以在卫城山顶看到许多青铜时代王宫的断壁残垣。

[2] 根据柏拉图的记载，梭伦在旅行到埃及的途中得知了有关亚特兰蒂斯的故事。

[3] 公平地讲，其他的传说远没有将佩里安德描述为一个如此受欢迎的人物。据说他非常疯狂，杀死自己的妻子，然后和她的尸体做爱；他曾经阉割敌城的300名男童；他还曾经向另外一位僭主同伴做出沉默的建议，他的方式是走过一片玉米地并用权杖砍倒最高的玉米。历史记载中这些矛盾之处完美地反映出希腊人对于僭主统治这种制度所持有的矛盾心态。

[4] 或许具有代表性的标志就是人们突然失去了有关克里斯提尼的记忆，以至于我们无法确定他去世的确切日期，大约是公元前500年左右。

5

火烧波斯王的胡子

大棋局

阿尔塔费尼斯杀死了巴尔迪亚之后，获得王兄大大的嘉奖。萨迪斯便被当作最合适的赏赐。这座城市在波斯人的眼中乃是西方的首都，统治着帝国的一部分领土，此城繁荣富裕，甚至河中都满是金沙。当克里瑟斯未曾向德尔斐的圣所行贿，亦未遭到阿克迈翁家族欺骗的时候，就曾经成功地利用这一资源铸造出世界上最早的金币，这项发明让他比从前愈发富有，以至于过了40年，克里瑟斯已经去世很久以后，波斯征服者仍然可以享受他奢华铺张的成果。

甚至那些熟悉巴比伦的人也觉得难以轻视萨迪斯。城中有一处胜景，就是奉献给古老母神库柏勒（Cybele）的宏伟神庙，此神年代久远，能够激起崇拜者在祈祷过程中做出各种极端的行径，包括在山上舞蹈至死，在秘密仪式中胡作非为，甚至有些仪式上会有特殊的性乱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会阉割男性睾丸。在神庙背后隐约可见高高矗立着的环绕萨迪斯的城墙。最内的一层城墙围绕着卫城，这座城墙非常高大，让克里瑟斯犯下致命的错误，认为这座城墙是不可攻破的。卫城是一组坐落在山上的红色建筑，山势峥嵘，兀立在滨河平原上，让人望而却步，一座山峰的山顶上曾经坐落着过去的王宫，现在成为波斯权力把持者的老巢。从这里可以俯视脚下的城镇，抑或向西眺望辽阔的小麦和大麦田野，还可见那经过三天行程便可到达“苦海”的道路，阿尔塔费尼斯一定会感觉自己完全等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位国王。

当然有一人例外。虽然他是西方世界的主人，是“功勋卓著的阿尔塔费尼斯”，但是一刻也未曾忘记自己只不过是兄长的臣下，是仆人，是他的“班达卡”。尽管如此，他还是仿照大流士的宫廷在这个地方灌输一种波斯权威感，他并不像国王那样统治，而是作为“国王权力的护卫者”——总督。[1]大流士从叛乱的水深火热之中赢得了王位，决不会再允许臣下过分强大以致威胁到他自己或者波斯的尊严。他的秘书们所下达的最平常的命令都会让总督们坐立不安。对于各个省份首府来说，收到王室的信函属于非常重大的事项，通常都带有警戒意味。接到至高无上的国王来信，总督们甚至要弯腰屈膝跪迎圣旨，并且谦卑地亲吻地面。

这是过分的阿谀呢，还是惯常的礼节呢？不会有人在暗处观察并记录这一切。有人说，国王会专门派出间谍在帝国内巡视，充当国王的眼睛监视各个官员。有的人甚至怀疑有更令人不安的真相：

毕竟国王的臣子们会特别防备任何他们所知的国王的耳目。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国王会听从任何报告图谋不轨事项的人。因此人们说他的耳目遍布各处。[1]

这几乎就是一个妄想狂，其妄想程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论帝国统治的疆域如何辽阔，人们都认为大流士可以一直监视、监听任何臣下的言论。

国王的仆人仅仅忠于职守是完全不够的，即便像阿尔塔费尼斯这样受到国王宠爱的人也不例外。精于算计的大流士虽然对贡赋贪得无厌，但是他要从总督们那里得到的远不只是税收。他常常提醒那些为自己服务的人员：“我，作为阿胡拉马兹达所钟爱的人，乃是正义之友，反对任何错误的做法，不愿看到强者欺凌弱小。”[2]大流士如是说，正如他拥有的特权一样，可以作为全世界法律的根据，同样也紧密地反映了波斯人看待自己的方式。没有哪个人对自己的品德能有更大的信心了。波斯人愿意相信这些关于公正的命令会得到严格执行，他们甚至可以睥睨阶级和血统。国王明察秋毫，他发现一位农民拥有正直的天性，就将他提拔为法官；这个法官坐上这位子之后，立刻发现自己所坐的椅子皮面还在慢慢变干，这皮子正是他的前任因为贪渎之罪，被依法活剥下来的人皮。这样的逸闻既有教益又令人恐惧，向来能令波斯人感到欣慰。自然如此，因为这有助于他们坚定自己最珍贵的信念。没有哪个别的民族满足于这样的正义感，认为统治者会闻及自身。这样那些弱小的民族自然会非常幸运，因为他们都能够作为波斯国王的奴仆而死。

当然，波斯国王早已经为自己准备好征服世界的理由。大流士派驻在帝国各个角落的总督们虽然远离王驾，但是负有特殊的使命。他们必须在巧取豪夺的同时表现出对所管辖省份的公正，这项任务不太简单。如果有人造访萨迪斯的皇家造币厂就会发现任务的结果，在这里，一如克里瑟斯的时代，继续铸造钱币，只不过现在钱币上印着神箭手大流士弯弓射箭的形象，他是为真理、正义和阿尔塔神而战的勇士。随后，大量叮当作响、闪闪发光的金币就从这里一箱箱、一车车地运往苏撒。

或许残忍的伪善是任何成功的总督必备的基本素质。但是这意味着鼓吹“波斯和平”的言论完全是幌子。尽管阿尔塔费尼斯能够保证将贡赋源源不断地从萨迪斯运出去，但他也并不希望把自己管辖的省份完全榨干。那就意味着让为大王下金蛋的鹅去冒险。就像当年在克里瑟斯统治下一样，如今在阿尔塔费尼斯治下的吕底亚仍然是一个以巨富著称的民族。其中有一人名为披提欧斯（Pythius），他是一个矿主，此人节俭至极，人们甚至传言说他在整个帝国的财富排行榜上仅仅位列大流士之后。像披提欧斯这样的吕底亚人面对波斯统治下的全球视野，对煽动独立这样遥远的事情没有多大的兴趣。阿尔塔费尼斯和他的兄长一样精明，尽可能地鼓动人们同自己合作，当然仅仅在富人范围内。吕底亚的官员们仍然尽职尽责地为自己的主人管理这个省份，一如在克里瑟斯时期一样。他们的语言、习俗、神祇都被小心地保留下来。只有那些特别同克里瑟斯及其王朝联系在一起的庙宇，因为象征了旧的统治而被推倒，或者改建为火坛。即便如此，统治者也没有强迫不愿改宗的吕底亚人崇拜阿胡拉马兹达。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征服者采用了本土民族的习俗。对这一点最有力的证明便是位于萨迪斯城北8英里的一处奇迹，它甚至从阿尔塔费尼斯的宫殿就可以望见：在一片玉米地中显现出一些奇怪的石头或草地覆盖的土堆，它们就像波浪一样从一座金色的土堆延伸开来。其中有三座土堆正是著名的吕底亚国王的陵墓；在这周围的墓地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坟墓，这些就是富有的本地人和他们的波斯统治者的安息之所。[3]即便在墓地的尘土和静穆中，阿尔塔费尼斯统治的萨迪斯也是一处泰然自若的多元文化融合的场所。

波斯人对外国人及其特殊习惯的宽容并不意味着尊重。正如居鲁士占领巴比伦之后，随意地宣称自己是各种神灵所钟爱的人，完全是因为他根本不相信其中任何一种宗教，阿尔塔费尼斯也是这样做的，他将吕底亚的传统加以改变并使之适用于自己的目的，这表明他认识到一个可怕且不可告人的真理：传统能够定义一个民族，让人们紧紧依附于其中，令他们欢喜，同样可以巧妙地被征服者利用，对人们进行奴役。这条格言在波斯帝国广阔的疆域中为各位总督所谨记，这就是他们用以巩固整个帝国的哲学。无论来自何处的精英分子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令其屈服。

如果没有这样的精英分子存在，统治者还可以从别处将其引进。尽管居鲁士表示对马杜克神非常重视，以讨好巴比伦人，但他并没有忘记这座城市中像犹太人这样几十年前被带来的流放者的要求——波斯人认识到在这些倒霉的俘虏中、在他们的思乡病中潜在着巨大的能量。犹大是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之间的一处要地，其战略上的重要意义非常值得进行某些投资。居鲁士不仅允许犹太人回到他们已经荒芜的家园，甚至还出资重建耶路撒冷和业已废弃的圣殿。据说犹太人的神耶和华为了感谢波斯国王，认定他是神圣的“受膏者”、“救世主”，[4]而且宣称大地即将证明选民的复国救主降临的期限就要到来，“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闩。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5]

认为居鲁士或许因犹太人沾沾自喜的神而获得崇高地位的滑稽看法令波斯人感到非常满意，因而任由它四处传播；因为他们理解奴隶渴望相信自己为主人所钟爱。没有别的资源能够让臣服的民族获得更多的自我满足，毕竟想象自己因为同国王有某种特殊联系而感到光荣，比别的证据更加有力地证明了始终不变的奴役状态。向来如此：波斯人早在默默无闻的游牧时代就对美索不达米亚的辉煌雄伟难以忘怀。现在他们作为世界的主人，仍然记得那时的情形，希望体验财富、权势和魅力的吸引力。

在波斯人到来之前，希腊的上层阶级也是如此，对东方各个王国的繁荣富饶垂涎三尺。他们最时髦的流行趋势不仅包括体育竞赛和宴会，卫城中豪华的装饰物以及一切带有东方色彩的事物都说明了这一点。如果在像雅典这样一潭死水般落后的地方都有这般表现，可想而知在爱琴海的彼岸——亚洲海岸的一侧情形该当如何，伊奥尼亚人数百年以来早已形成了对异域风貌的热爱。“你可以看到人们在阿戈拉上炫耀自己的紫袍，他们身上散发出强烈的香水味道，披着长长的美丽头发。”[6]伊奥尼亚人对他们的主人来说仍然是个谜——仍然充满挑战。在波斯人的眼中他们实在太喜欢争吵。彼此间世代不断的争斗让征服者有机可乘，同样也令统治这样一群人变得无比乏味。如果说希腊人有什么可以同吕底亚的官僚和犹太的祭司并称的话，也许只能是背信弃义、动荡不安的党争了。

尽管他们拥有这种心理结构的倾向，波斯人想要控制他们的伊奥尼亚臣民还是费了一番功夫。萨迪斯的一些谋士们寄希望于阿波罗的祭司们，他们知道这个团体对希腊人来说就像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祭司一样，他们提议对其神庙进行慷慨的捐赠以赢得伊奥尼亚人的民心。波斯人十分热心地实施这一政策，乃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大流士甚至亲自责难了违背阿波罗旨意的官员。然而国王希望用希腊神祇的光芒来充实“阿尔塔”神圣理想的意图却彻底落空了，因为阿波罗的性格注定了他不会对自己的崇拜者直接说出事实真相。无论是在德尔斐还是在爱琴海南岸的圣所迪迪马，阿波罗通常都以一种让人心烦意乱的谜语来发表看法——这相对于其他奥林匹亚神祇来说已经是不小的进步，雅典娜拥有对自己的赞助人说各种谎话的天赋。

波斯人能从这样的神灵中获得什么好处吗？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这让他们的感情受到不小的震动——除非在热衷冒险的伊奥尼亚精英分子中间流行新的趋势，根本否认神灵对万物的总体安排。世间第一位哲学家就是在波斯帝国的疆域上成长起来的，但是这对国王的主张或理想没有任何帮助。大流士从自己民族崛起的过程中看到了阿胡拉马兹达神灵庇佑最鲜活的证明，而那个胆大妄为的伊奥尼亚人仅仅看到了自然规律在发生作用。有关这些规律特点的话题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一位贤哲认为世界完全从空气中产生，这样就相当于将波斯帝国及其全部功绩都简化为浓缩和稀释两者间的互动。另一位贤哲发表与琐罗亚斯德教圣火观点完全相反的言论，他认为火焰中并没有体现真理的无所不在，也没体现正义或者公正，而仅仅是永不停息的流动。对这样的哲学家来说，任何神秘的秩序背后都可能仅仅只有最简单的借口。“一切事物都产生于火，最后也都复归于火。”[7]这样的观点对总督宫廷中的宣传员来说没有什么值得利用的。

然而，阿尔塔费尼斯依靠各个僭主管理伊奥尼亚，由于缺乏其他明显的选择而不得不利用这些资源，却同样难以为波斯的势力找到可以立足的牢固基础。实际上，可以按某个哲学家所钟爱的理论设计一套方案，但这理论对人们来说仅仅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事实：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冲突和矛盾之中。伊奥尼亚的贵族们并不见得比爱琴海对岸的同胞们更热衷于屈从僭主统治。波斯人通过对一个又一个党派的支持，不可避免地陷入伊奥尼亚贵族政治的无休止争斗里。一方面他们可以在萨迪斯找到自己统治赖以依靠的有效且可敬的官僚机构，另一方面他们可以在伊奥尼亚依靠诡计、党争、离间等手段实行统治。这里的波斯代理人和任何希腊人一样擅长落井下石。对阿尔塔费尼斯来说他所要工作的内容就是挑选斗争的胜利者，保证他们的统治权力，直到他们已经毫无用处，然后寻找任何细小的借口将他们废黜。

无疑，这些受保护者非常清楚自己在总督的全局安排中所担当的角色，而且感觉自己与希腊的同类相比要幸运得多。尽管他们的地位是不可缺少的，但波斯靠山的代价非常巨大甚至危险——因为伊奥尼亚的僭主不仅需要转移同类人的嫉妒，还要面对狂乱排外的下层民众对他的怀疑。一旦追求东方潮流的贵族让自身变成勾结东方民族的里通外国者，他们的国人就对任何异族人都表示出轻蔑态度。例如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他被伊奥尼亚人看作最明智的圣贤，人们认为他的智慧体现在他对命运安排的三件事的致谢词中：“首先，我不是一只野兽而是一个人；第二，我不是女性而是男性；第三，我不是异邦人而是希腊人。”[8]伊奥尼亚人喜欢将自己的邻人称为“蛮族”（barbarians），这些人的语言混乱难听，发音总像“呸、呸、呸”（bah-bah-bah）。不言自明，不会说希腊语乃是卑贱的表现，人们公认这样的缺陷掩盖了更多不祥的弱点。伊奥尼亚人对异乡人的怀疑习惯产生的年代比被波斯国王征服遭受羞辱的年代早得多。例如早在克里瑟斯统治的年代，蒸蒸日上的贵族曾经羡慕吕底亚人的习俗，这就遭到了绝大多数买不起紫袍、香水和金饰品的伊奥尼亚人的唾弃。人们开始风传各种丑闻，尤其是关于克里瑟斯先人的流言。据说他的一位先人专门从事女性割礼以减少对宦官的需求；另外一位则喜欢将自己王后的裸体展示给窥淫狂看；还有一位则被传说有食人的嗜好，某天早上当这位国王从前夜狂饮中醒来的时候发现口中叼着自己妻子的手臂。

怎会有希腊人选择模仿这样的魔鬼行径？显然这只不过是要表示对那些贵族违背伦常自甘堕落的批评。吕底亚就像它那些臭名昭著的老练妓女一样，被视为洪水猛兽；任何投入她怀抱的人都应受到谴责。剥掉了大受贵族赞扬的野蛮的精致外衣——这些奢华荒淫、优雅夸富的表面——之后，事实只有一个异常肮脏的真相：萨迪斯的宫廷完全可以被形象地描绘成一个“会说吕底亚语言”的妓女，跪在地上，一面任由嫖客折腾，另一方面也捏住对方的睾丸。“道路上臭气熏天,成群结队的屎壳郎逐臭蜂拥而来。”[9]这种场面实在恶心惊人，隐藏着一个同样恶心惊人的真相：贵族政治早已陷于恶行的泥潭，最坏的罪人僭主们同样深陷其中。

僭主们发现自己陷入了万劫不复的两难境地：或者继续充当卖国贼维护统治，或者被愤怒的暴民私下处死。如果他们有机会给自己的主子一次毁灭性打击，情况又当如何？——或许甚至有可能终结“万王之王”。这简直就是异想天开。但是到了公元前513年，这个问题突然变得异常现实。[10]大流士新近在印度赢得了胜利，立刻率领大军开到萨迪斯，跨过亚洲进入欧洲，随后挥师北上进入今天乌克兰的境内，对西徐亚人发动了突然袭击。各个希腊僭主都要为波斯人的战争效力，派出自己的军队到黑海修建跨越多瑙河的浮桥，并在此守候王的归来。这其中就有刚刚被波斯征服、心怀不满的雅典贵族克索涅索斯僭主，菲莱德斯家的米太亚德。眼看着时间一周周过去，天气逐渐变冷，布满了铅灰色的云层，他的心中产生了一个鲁莽的想法。假如希腊人切断浮桥，将大流士和他的军队抛在多瑙河寒冷潮湿的北岸会怎样？西徐亚显然不是一个过冬之地。这里的暴风雪令人恐惧，而原住民则爱饮人血。实在难以想象，伟大的国王整个远征的成败居然掌握在伊奥尼亚军队的手中。等到了深秋，波斯先头部队离此处仅有几天距离的时候，这个危险而令人心烦意乱的念头也越发地紧迫起来。僭主们举行了一次会议，米太亚德提出了自己的议案。在这个令人沉醉的紧要关头，其他希腊人渐渐动摇；直到最后，人们提出了一个不太光彩但很实际的理由。毕竟每个伊奥尼亚僭主都清楚：“除了他之外，每个人都因大流士的支持才得以掌管各自的国家。”[11]因此他们投票表决的结果是留下来忠诚地保卫浮桥。他们小心谨慎地保守着秘密，不透露任何曾经密谋背叛的消息，全体僭主——包括米太亚德在内——都迎接自己的主人回归。自由的前景可能令人高兴，但适当考虑到权衡实际的权力之后，又显得不那么令人满意。

特别是对一位希腊人来说，他和任何其他吕底亚人或米底人一样感觉到波斯统治为自己提供了机会，但这权力实在危险。这就是希斯提埃伊欧斯（Histiaeus），他是在多瑙河岸边反对米太亚德狂妄计划的主要人员，作为爱琴海唯一的世界性都市、有“伊奥尼亚之光荣”[12]之称的城邦米利都的僭主发表意见，这座城市是泰勒斯的出生地，也是哲学的家乡，这里是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港口有四座宏伟的港务区，停靠船只的桅杆像森林一样云集在一起——其中有来自克里米亚运送谷物的船只，来自叙利亚、埃及和意大利的商船，还有来自波斯国王麾下舰队中的威武战船——这般富饶繁忙的景象在希腊世界其他地方都未曾有过。米利都受到波斯人的特别重视，这里是他们的贸易中心和海军基地，而与其他伊奥尼亚城市相比，米利都也因独一无二的附庸地位而感到自豪，甚至让它觉得与波斯乃是同盟者的关系，但是希斯提埃伊欧斯从未让这样的念头冲昏头脑，他也非常乐意利用超越其他僭主的优势和机会建立同世界上最强势的人的私人关系。

伟大的国王从西徐亚返回之后自然要奖赏希斯提埃伊欧斯对波斯远征的坚定支持，在把他召到萨迪斯之后，国王慷慨地询问这位米利都属臣，有什么被他看上希望作为赠礼的东西。由于这个时候，大流士留在欧洲的军队已经从克索涅索斯向西开进了色雷斯（Thrace），正在努力征服爱琴海北岸及其内陆地区，希斯提埃伊欧斯便大胆地问道，自己是否可以得到这块新的总督领地中的一部分作为赏赐？伟大的国王点了点头，这个请求得到了肯定，希斯提埃伊欧斯成为色雷斯一片名为米尔启诺斯（Myrcinus）的地区的主人。这可不是普通的赏赐，这片土地紧邻一条宽阔的大河，位于帝国和马其顿王国新边界之间，这里有银矿以及为制造舰队提供木材的森林。希斯提埃伊欧斯欣喜异常。他的势力不再局限在伊奥尼亚，他开始向往更大的梦想了。

但就在他急匆匆赶往色雷斯，去自己的新领土上建造新城市的时候，波斯军队中间开始有人对此侧目。经过一番谨慎的铺垫之后，某些人开始向国王进谏，建议大流士不要过于信任希腊人，尤其不应当给像希斯提埃伊欧斯这样精明、野心勃勃的人过多的势力。对于伟大的国王来说，当然不可能将赐予希斯提埃伊欧斯的礼物再要回来，也不可能让国王承认自己犯了错误。相反，大流士将这个米利都人召回萨迪斯，授予他更高的荣誉“陪伴国王进餐的人”这一头衔，任命他为希腊事务的参事。因为大流士很快就会离开萨迪斯，希斯提埃伊欧斯自然也要承担这项至高无上的荣誉，伴随自己的主人开始远行。公元前511年，希斯提埃伊欧斯脸上带着凝固不变的笑容，被迫卷起铺盖背井离乡，前往苏撒。

即使被囚禁在王宫的镀金牢笼中，他也没有放弃利用波斯统治为自己的王朝建立爱琴海势力基础的希望。他的侄子阿里斯塔戈拉斯（Aristagoras）在遥远的米利都充当代理人，果然有其叔必有其侄，很快阿里斯塔戈拉斯就表现出依照其叔父行事方式的特点。公元前500年，他来到阿尔塔费尼斯的面前，献上了一份计划并确信这对双方都有益处。为什么不呢？阿里斯塔戈拉斯巧妙地说服了总督派遣远征队进攻岛国纳克索斯。这对任何试图跨过爱琴海入侵希腊的人来说简直是一份珍贵的礼物，就像成熟的果实等待采摘一样。这个岛国陷入了党派纷争之中，各阶层之间互相争斗，贵族们则迫不及待地祈求波斯势力介入干预。萨迪斯方面提供舰只，阿里斯塔戈拉斯则负责与纳克索斯国内不满的贵族联系，这样每个人都会成为赢家。

阿尔塔费尼斯与王兄接洽之后自然肯定了这项计划，这让阿尔塔费尼斯暗中大大松了一口气。尽管不能对总督透露任何口风，他正在波斯统治者与其民众日益增长的斗争情绪中寻找微妙的平衡。在其他伊奥尼亚城邦看来，米利都因阶级之间严重的仇恨情绪而臭名昭著，尤其是最近爆发了特别严重的内部流血冲突。雅典爆发了革命，这座城邦宣称在传说中的古代曾经向伊奥尼亚派出了最早的殖民者，革命立刻蔓延到米利都和爱琴海许多岛国之上。在各个城邦街道之中，革命者以暴力手段要求建立类似的民主政体，推翻僭主制度，终结蛮族统治。阿里斯塔戈拉斯带领着波斯军队开向纳克索斯，他知道自己面临着极大的风险；一旦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波斯在西方的总督辖地

然而，他最终还是得面对这些。一切可能发生的不幸都发生了。占领纳克索斯的企图彻底失败，导致这一切的阿里斯塔戈拉斯与波斯远征军的长官发生了可怕的争吵——而这名长官恰好是阿尔塔费尼斯的堂兄弟。当消息传到萨迪斯之后，总督以其对伊奥尼亚事务惯有的果断解除阿里斯塔戈拉斯的职务，并立即签署命令使之生效。现在阿里斯塔戈拉斯已经穷途末路，他得到远在苏撒的叔叔支持之后，对这项解职令发起了惊人的报复。他在被剥夺僭主职位之前主动放弃了它，并突然宣布自己是民主政治的热情信众——他高声宣布自己对民主政体非常热爱，希望看到它在各个伊奥尼亚城邦中都建立起来。这就仿佛把火星投入了火药堆：整个伊奥尼亚都爆发了革命，各地的僭主制度被推翻，取而代之以民主政体。而僭主们则由于害怕被石头砸死，纷纷逃到了阿尔塔费尼斯。

暴乱的结果往往令人害怕。伊奥尼亚人高举民主的旗帜，采取了致命的危险举动。他们公然反抗大流士指定的总督的统治，推翻了强加给这里的政体，勇敢地向万王之王宣战。甫获自由的国家难以顾及大多数人，阿里斯塔戈拉斯对这一点非常清楚。在某种程度上他对国人现在面临的挑战不抱任何幻想。像波斯这种超级大国的势力不是可以轻易挑战的；他对复仇的渴望显然带来了动荡和毁灭。如果这些叛乱的城邦以及他们的梦想不会被立刻粉碎，他们不仅得组成联合阵线，而且至少需要建立强大的舰队和联军。

但是怎样保证这一切呢？阿里斯塔戈拉斯足智多谋，早已经考虑到一切可以运用的诡计。第一步就非常冒险。他的一个代理人伪装成效忠于阿尔塔费尼斯的军官，悄悄驶入米利都北方数英里远的一座港口，波斯海军正在此处停泊，他聚集所有在此服役的伊奥尼亚海军将领，策反他们率领舰队脱离战线，前往米利都。[13]这是一次勇敢而辉煌的胜利——鼓舞阿里斯塔戈拉斯为了自己的一项秘密计划出海。公元前499年冬天，他登上了一艘战舰，悄悄驶出了城邦港口。他看到与米利都隔海相望的北岸有一座高耸的山岩，这就是耸立在海面上的米卡勒山（Mycale）的山脊。这在过去的好年中曾经是亚洲的希腊人聚会庆祝他们全体联盟的地方，这座圣所叫“帕尼欧尼翁”（Panionium）——意思是全体伊奥尼亚人的圣殿。或许这里非常适合举行战争委员会会议或者将领大会，并且可以在这里制定战略性的计谋——但不是现在。阿里斯塔戈拉斯身负另一项更为重大的使命。他继续航行。随后只能看见米卡勒山西段的一点点影子，萨摩斯岛也渐渐消失在海平面下了。前方是辽阔的大海，海流将他们送往希腊本土。

十年谎言

公元前499年冬，拉斯第蒙。在斯巴达海军基地港口伊西翁（Gythion）外侧的海面上，有一座名叫克拉纳伊（Cranae）的荒芜小岛，常年海风吹拂，任何人看到它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炎热的夏天和闪耀的星星。在辽阔的天空下，这里是海伦和帕里斯第一次共度良宵的地方，这短暂的情欲纠缠产生的迷狂点燃了席卷东方和西方的战火，让斯巴达的战船开进了特洛伊的海域。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预兆吗？当战舰在伊西翁靠岸的时候，阿里斯塔戈拉斯盯着这座闻名遐迩的小岛，心中一定是这样想的。他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再次将斯巴达人卷入亚洲的战火之中。

通往城邦的路有30英里远，在路上阿里斯塔戈拉斯一直在演练将要向东道主阐述的那些激励话语。波斯人之富有超出任何贪婪的梦想，他们涂脂抹粉、女性化十足，而且“他们作战时只穿裤子”[14]，这样的敌人实在太容易征服了。尤其有一点是，斯巴达人的一位国王喜欢先声夺人，发动突然袭击。克勒奥墨涅斯在遭受伊卢西斯溃败之后，仍然是斯巴达毫无争议的第一强人。他那位煽风点火造成雅典战役失败的同伴德马拉托斯已经被彻底排挤到一边。从阿提卡返回之后，克勒奥墨涅斯公开谴责了另外一位国王在战争中消极逃跑的做法，迫使斯巴达市民大会做出一项决议，禁止两位国王同时参与同一战役。这样他的对手就被有效地限定在大本营之中。不幸的德马拉托斯从此便默默无闻，为了摆脱这样的窘境，他不顾一切地参加了奥林匹亚运动会的战车比赛；更糟糕的是，他获得了胜利并开始自吹自擂。这或许是任何斯巴达人都可以做出的粗俗行径，但绝不适合国王的身份。

克勒奥墨涅斯仍然因为在雅典遭受的失败而心神不宁。当他会见阿里斯塔戈拉斯并讨论伊奥尼亚危机的时候，这位斯巴达的军队总指挥却出人意料地直接拒绝了客人的救援请求。有人猜想，由于阿里斯塔戈拉斯跟随克勒奥墨涅斯到了家中，提出了更重的筹码，但却因为贿赂的企图而让他难堪。国王的8岁女儿戈尔哥当场阻止了他——一个幼小的斯巴达女孩都可以察觉到他的自负，这是一个重大的疏漏。聪明的戈尔哥突然开始说：“爸爸，你躲开他走吧，不然这个生人会把你毁了的！”[15]如此早慧的正直心灵震动了父亲的内心，但即便女儿未曾当面告诉他正确的道路，克勒奥墨涅斯依然会让阿里斯塔戈拉斯打道回府。雅典战役失败的痛苦仍然萦绕在他的心头。更为糟糕的是，不断有来自北方的报道表明老对手阿戈斯人正在重新崛起，谋划着另一次决战。斯巴达人需要保存所有人力应对即将到来的危机。克勒奥墨涅斯丝毫不愿向海外派出任何一名重甲步兵。

这并不意味着他丝毫未把波斯的威胁放在心上。但是现在作为一名老练的战略家，克勒奥墨涅斯完全认识到波斯国王不断增长的实力已经对斯巴达构成了威胁。但这个威胁并非仅仅针对斯巴达自身，甚至也并非首先针对斯巴达。他看着闷闷不乐的阿里斯塔戈拉斯离开拉斯第蒙，心中对未来的打算产生了一个精明的主意。这年冬天，不仅有伊奥尼亚人反叛波斯国王，希腊本土也有城邦这样做。公元前507年曾经向波斯寻求帮助对抗克勒奥墨涅斯的雅典人非常后悔自己献出了土和水的礼物。对这件事克勒奥墨涅斯也许只会用诗意的方式加以欣赏，但是阿尔塔费尼斯这位天生的僭主赞助人却命令雅典人重新接受遭到放逐的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家族的希庇亚斯。雅典人自然拒绝了这个要求。结果，他们实际上已经从这一刻起与波斯宣战。但是在所有人中，克勒奥墨涅斯为何偏偏选中雅典人？因为他们已经乱作一团，问题多多。他也非常肯定，雅典人将会答应阿里斯塔戈拉斯的请求，派兵出征伊奥尼亚，这将承担极大风险，会损兵折将，还可以代替斯巴达人试探波斯军力的强弱。

实际上雅典人已经清楚地进行了更精细的算计。贵族中的聪明首领注意到波斯实力的强大，进行了实力政治的比较，听取了阿里斯塔戈拉斯以及他骇人听闻的战争消息，但是现在管理雅典的并不是贵族阶层。雅典人民强烈希望对阿尔塔费尼斯曾经造成的屈辱进行报复，他们被跨海拯救同胞的念头所激励，沉醉于轻易虏获战利品的前景中，热烈地投票赞成派出20艘舰船加入反抗波斯的战斗。阿里斯塔戈拉斯曾经愉快地指出，民主政体特别容易沉迷在战争的狂热之中。无论如何，“他只不过在克勒奥墨涅斯一个人那里失败，而如今在代表雅典3万人的市民大会上获得了成功”[16]。

但是对他以及伊奥尼亚人来说不幸的是，没有别的民主国家伸出援手。实际上，位于优卑亚岛上的埃雷特里亚早已感觉到波斯对自身利益的威胁，除此之外，雅典是唯一接受阿里斯塔戈拉斯请求的城邦。但是这种令人沮丧的场面并没有让它的公民停下来认真考虑，反而激起了他们早已难以抑制的例外感和使命感。公元前498年春天，有史以来第一支民主国家特遣部队开出了法勒隆港口。这支舰队沿着阿提卡海岸向东航行，很快与从北方埃雷特里亚派出的五艘船只集合在一起，然后勇敢地朝伊奥尼亚驶去，离开了雅典人的视野。但是人们完全没有忘记它。这一年初夏，在雅典人聚集的各个地方，无论是克拉墨科斯的小酒馆还是法勒隆中的阿戈拉，到处都在热切地盼望着好消息的传来。几个星期之后，终于有消息传来。民主国家的士兵取得辉煌的胜利。他们耻于退缩隐藏在伊奥尼亚海岸线上，而是直接勇敢地进攻阿尔塔费尼斯政权的中心。他们和伊奥尼亚人及埃雷特里亚联军一同翻越了拱卫萨迪斯的高山，沿着蜿蜒的秘密小路，将波斯人杀了一个措手不及，突入平原地区。阿尔塔费尼斯躲进了深宫之中，外城被烧毁。派往米利都的远征军也立刻被召回。雅典人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由于他们的英勇奋斗，伊奥尼亚人如今获得了自由。

任务真的完成了吗？也许看起来是这样的。但是没过多久，好消息就变成了坏消息。虽然阿尔塔费尼斯逃进了深宫高墙之中，但是希腊人人数太少，缺少工程装备，完全不能攻破这坚不可摧的宫墙。而且由于外城的大火愈演愈烈，他们没能保护库柏勒神庙免遭火灾。希腊人先是由于没能俘虏阿尔塔费尼斯而感到沮丧，如今又因为亵渎神灵而感到害怕。当他们疲惫不堪地回到海边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身陷波斯骑兵的重重包围之中，距离自己的船只不到一英里的距离，现在他们必须调转回来准备战斗。阿里斯塔戈拉斯在穿梭于各国进行外交斡旋的时候，不断用“容易战胜”[17]这样的词汇描述波斯人。但如今雅典人终于发现了真相的可怕，身心疲惫地处于箭镞所指之地，波斯铁骑扬起的尘土令人窒息。虽然他们身披青铜铠甲，但战线仍然开始溃败。埃雷特里亚指挥官努力保持队伍的统一，却在乱军中阵亡。雅典的幸存者从希腊大部队中逃脱，挣扎回到自己的船上，立刻升帆逃离。

看到回归的残兵败将，雅典市民们心中恐惧而又困惑，最后只好承认阿里斯塔戈拉斯欺骗了自己。伊奥尼亚人说波斯人娘娘腔、软弱可欺都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雅典市民大会上的论调立刻随风转舵，从高唱武力外交变得懦弱胆小，否决了继续参战的提议，这狂乱的变化饱受诟议。实际上，当初给雅典提供假情报的阿里斯塔戈拉斯可以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烧毁了萨迪斯，虽然这也让雅典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进一步被波斯人羞辱。从塞浦路斯到克索涅索斯叛乱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阿尔塔费尼斯的权威受到了极大打击，终于承认扑灭叛乱只不过是徒劳无功的做法。

然而雅典人中重新出现了顽固的孤立主义者。现在对他们来说，阿里斯塔戈拉斯所描绘的可以远征抗衡波斯势力的图景，只不过是一座空中楼阁。而且他们亲眼见证了更为可怕的结果，伊奥尼亚的重甲步兵在速度方面根本不能同波斯骑兵相抗衡，到公元前497年夏天为止，叛乱刚刚爆发了两年，所有叛军都被赶下了海。只有米利都这座叛变最先爆发的城市还在坚持；虽然伊奥尼亚的舰队还在抵抗，但是已经没法从海上获得任何补给。形势对阿里斯塔戈拉斯来说变得非常严峻，他已经对雅典人感到绝望，决定效仿他叔父的做法，前往希斯提埃伊欧斯在色雷斯的私人领地米尔启诺斯，征用一些新鲜木材、募集资金来征召雇佣兵。然而，当地人似乎比雅典人更加不支持战争：他们非但没有欢迎自己的领主，反而开始争取自己的自由，将他刺死。这样，阿里斯塔戈拉斯这个煽动反对万王之王叛乱的人终于卑鄙地死去——但在这一过程中显示出了他天才的领导能力。

伊奥尼亚人胜利的希望逐渐渺茫，几乎到了破灭的地步。波斯人差不多要花上3年的时间来重新修建船只，才能夺回叛乱初期由于舰队被策反而失去的制海权。在这一段时间里，由于阿里斯塔戈拉斯死后，没人能够取代其地位，伊奥尼亚人的战事几乎陷入停顿状态，人们感觉到恐惧和灾难正在逼近。各派领袖开始互相争斗，各个阶层、各个城邦也陷入内讧之中。波斯的金币这个时候发挥了比骑兵更致命的作用。抵抗力量开始分崩离析。伊奥尼亚的舰队此时仍然在米利都沿海岛屿附近严阵以待，超过350艘战舰的舰队虽然令人惧怕，但是年复一年的冬季风暴和夏天的炎热都在不断耗损这些力量；另一方面，绝望的情绪也造成人心浮动，这种气氛逐渐扩散，甚至遥远的雅典人也嗅到了其中的味道。

雅典人一方面认识到伊奥尼亚人任何提供防卫的许诺都无济于事，另一方面也预见到万王之王坚定不移的无情目光很快就会盯上自己的城邦，于是也开始人心惶惶。第一次胜利让民主社会沉醉于自信的热情早已经褪去。伊奥尼亚战败也不算新近遭受的教训了，到现在他们发现自己与埃伊纳（Aegina）这座令人心烦但是强盛的小岛之间无休止的战争中已有10年之久。在雅典人看来，这座小岛只不过是弹丸小国，完全是海盗与乞丐出没的地方，但是它恰好位于萨拉米斯以南15英里萨罗尼湾（Saronic gulf）的中心，扼雅典航道之要冲。雅典在政策上一向以占有土地为要，因为他们生于陆地，不习航海，因此从未考虑过兴办海军。即便目前面临着埃伊纳海盗无休止的骚扰，他们也没做这方面的打算。毕竟，谁会出钱支持这事业呢？显然穷人无能为力，而富人也不这样想，因为他们向来认为自己应该手持长矛和盾牌在陆地上作战，而且总有人在身后支援，为自己提供精良的甲胄。因此海上力量就被忽视了，显然这种结果让重甲步兵阶层免受执桨操舵之劳苦与羞辱，同样也令他们在与埃伊纳的战斗中束手无策。实际上，雅典人这方面的无能令他们不得不无助地看着敌人时不时地将自己的港口付之一炬。法勒隆湾的确过于宽阔而难以防守，但是埃伊纳也从不能在陆地上挑战雅典。对这个民主国家来说，战争变成了对国力的不断损害而不是走投无路的最后威胁，对投票者们来说，有一个问题令他们感到无比困扰。如果不能解决这个海岸旁边弹丸岛国造成的如此细微的麻烦，又何谈对抗超级大国完全有可能发动的狂暴进攻？

随着无敌波斯的战云在伊奥尼亚上空日益浓重，雅典城中也萦绕着来自过去的怪异气氛。公元前496年夏天，人们选举出来的国家领导的名字看起来是在暗示自由体制即将崩溃。希帕科斯（Hipparchus）[2]不仅是著名的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大臣的儿子，而且将他的妹妹嫁给了被放逐的僭主希庇亚斯。或许这位理想的候选人，能够通过他的妹夫用对方希望的条款与阿尔塔费尼斯议和，并从中获得伟大的波斯国王对纵火焚毁萨迪斯之罪行的赦免。在这件事情上民主制度立场非常坚定：尽管从伊奥尼亚前线不断传来坏消息，但是希帕科斯在执政期间不得从事任何里通外国的行动。然而屈服的诱惑（议和派更喜欢用现实性这样的词来描述）仍然在暗中破坏人们的意志。关于背叛投敌的谣言在城中四处散布；而且正像100年前一样，各种阴暗的怀疑都同机会主义专家阿克迈翁家族联系起来。虽然克里斯提尼是民主政体的缔造者，但是他的家族毫无疑问有充分的动机出卖它。由于没有证据反对这些质疑，就更加重了民主政体的妄想。伟大的国王肯定已经用金钱收买了雅典中的某些人。如果不是一名阿克迈翁，也一定是别的人。政客们彼此怀疑，对伊奥尼亚传来的各种消息大加演绎，甚至从中牟利。

对于世袭贵族来说，这只不过是个老把戏。他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绥靖政策。无论是在伊奥尼亚还是在雅典，贵族一直深受东方趣味的影响。人们认为他们更希望同全能的万王之王达成妥协，而不愿冒险被自己的城邦废黜。新政坛的狂热分子带着这样的看法，见到伊奥尼亚上空笼罩着的战争阴云，愈发地不信任这些旧时代的精英分子并怀疑他们的忠心。人们承认，不能将所有的世袭贵族都看作潜在的通敌者，例如米太亚德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他们从伊奥尼亚人叛乱爆发的初期就成为克索涅索斯最积极的自由斗士。但是他也以僭主的身份统治自己的封地，这对雅典那些神经过敏的民主主义者来说并非什么好事。

那么他们到哪里寻找自己的领袖？也许只有新生代的政治家可以考虑。此人应当作为大家族的子孙，但是不可以对民众的议论无动于衷，相反要对之鼓舞振奋。这是一次令世袭贵族警觉的革命，它给予每个有才华的市民可以利用的难得机会。民主政治刚刚诞生10年，一个名叫地米斯托克利（Themis tocles）的年轻人就被任命担任雅典最高的行政长官执政官，尽管他的祖上没有人担任过显要的职务，然而也是出身贵族。他的父亲对担任公职没有丝毫兴趣，而最令人吃惊的是他的母亲甚至都不算雅典人的后代。在早先极端民族主义盛行的时代，这些因素足以让地米斯托克利失去公民权利，只有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以及保证十个部落劳动人口大体平衡的需求推动了法律的改善。因此，地米斯托克利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天性而对新秩序产生忠诚的，这令他如同病人渴望救治一般渴求承担公职。虽然出于玩世不恭的本能而喜欢大肆宣扬自己的风流韵事，但是地米斯托克利认为在民治国家中只有一个标准可以衡量人的名誉。他问自己的朋友们：“当我还未曾令人嫉妒的时候，你们如何评价我？”[18]新秩序开启的这个时代正在他的面前初显光芒，令他感到无比激动。

公元前494年，这个年轻人刚刚过完自己30岁的生日。经过多年的等待，他已经成年，可以参加执政官选举了。他决心在后来的几年中建立自己的基础，不仅如此，他还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或许在公共事务方面毫无经验，而且没有任何后台，但是他拥有这方面的全部素质。他的脖子像公牛一样强壮，头发剪得很短、身体健康、面容刚毅，从外表上看简直会被人当作“真正英雄”[19]的子孙：整个人看起来不可战胜、无法毁灭、充满力量。而在智慧方面，与他那硬汉外表不同的是：头脑灵活甚至狡猾，对国人来说，这个家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同样也是一个危险人物。在雅典新的管理模式下，政客们不再需要玩弄阴暗的手段，但是地米斯托克利显然是这方面的高手：他可以短线出击、结交同道，还可以暗中侦查。但除此之外至关重要的是，他知道如何让自己显得光明正大。例如，他没有居住在家族的庄园之中，而是选择了下风处的克拉墨科斯街区，靠近“绞刑手门”的住所，这里向来都是那些被处死的罪犯和自杀者的厝所，此处显然不宜居住，但是却因距离阿戈拉只有几步之遥而吸引他。许多上层人士不愿涉足这个不吉利的地方，而他却大肆延请乐师来到家中排演；为了结交朋友，成为重要人物，他还充当代理律师，成为历史上民主政体中为公共生活提供法律服务的第一人。不过他性情平易近人，乐于交际，关心穷人，而很少得到关注的下层民众也对他非常热爱。地米斯托克利将自己的目光集中在全新的选民身上，经常光顾各个小酒馆、市场、码头，到政客们从来不曾访问的地方进行调查，努力记住每一个选民的名字。

他并非仅仅因为野心才这样做。这一切都和他自己的利益有关，穷人不仅是掌握选票的选民，而且还是这座城邦未来的拯救力量。让同僚们感到惊讶的是，“地米斯托克利有一种预见未来的天赋，他能够分析出每一种可能性，无论是坏的还是好的。”[20]这名政坛新星比任何一位前辈都更加清晰地看到，城邦未来生存的机会不在干燥的陆地上，而在海上——但任何战舰都要依靠大量桨手有力的肌肉才能开动。或许有人想，这对雅典来说太不现实，因为当时几乎没有像样的港口，更何况战舰。然而，地米斯托克利关注的是大无畏的长期规划图景。他一边草拟宣言，一边开始讨论在皮赖乌斯兴建新的港口取代落后的现有码头之紧迫性，新港选址位于法勒隆海滩上突出的岩质岬角上。这里的海岸线提供了三处天然良港，足以容纳任何舰队，而且坚固、易守。尽管这里比法勒隆距离城市远两英里，但是地米斯托克利热情地表示这只不过是为巨大收益做出的微小投资，完全可以通过皮赖乌斯新港获得回报，这是雅典商船队继续扩张的安全港口，将成为堪与科林斯和埃伊纳竞争的贸易枢纽，而且能够免遭埃伊纳海盗侵袭。或许，如果有很好的收益，而且条件需要的话，这里还可以成为一座海军基地……

地米斯托克利不愿用制海权之类的空话来说服拥有地产的乡绅们，决定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然而公元前494年的春天，雅典到处都弥漫着来自海上的阴云。有消息表明东方的威胁日益加重。波斯舰队正在逼近。据报道，伊奥尼亚的领袖们偷偷沿着海岸进入米卡勒山区，然后像流亡者一样隐匿在自己国土上，他们在久已废弃的公共圣所帕尼欧尼翁举行集会。清除了这里的杂草之后，人们决定坚持反抗波斯人，并将自己的未来寄希望于最后一搏。领袖们苦恼地认识到，这次反叛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一面是自由，另一面则是奴役，而且还是逃亡的奴役”[21]。他们别无选择，只好将每艘船尽可能地装满人员，抛弃一切最后的储备，绕过米卡勒岬角，向南驶往米利都和拉德小岛。他们在这座城市海港以外两英里处建立自己的基地。在他们周围，有600艘敌人的战船——一场决战即将来临。然而几天之内，虽然由于即将爆发的战斗规模巨大，气势骇人，双方都不敢轻举妄动，但是整个伊奥尼亚、雅典乃至整个希腊世界的神经都绷紧了。僵局仍然在持续；各处港口的人员也都在继续焦急地等待着消息。

夏天临近的时候，时机终于成熟，战云密布，风雷惊人。伊奥尼亚人由于海岛基地狭小已经困厄不堪，轻易地成了敌人的俘获物。而他们的舰队在迎战波斯人袭击的时候，一驶入米利都海湾，战线立刻被攻破。有些船长来自萨摩斯，这个岛屿正好面对着米卡勒岬角，他们私下同波斯人议和，虽然保全了自身的性命，但是却将这座长期给他们提供补给的城市当成了交易的筹码。渐渐地，整个舰队都开始效仿投敌者的做法，掉转船头，与其他伊奥尼亚舰队作战，米利都逐渐招架不住。港湾中飘满了死者的尸体，城市的街道中开始传播疫病，一切取胜的希望都像拉德岛四周的海水一样随波远去，米利都人很快就在波斯人攻城武器面前屈服了；阿尔塔费尼斯占领这座城市之后，发起了疯狂如亚述人一般的报复。这颗爱琴海上的明珠，波斯国王曾经最喜爱的盟友，如今彻底被付之一炬。男人们遭到屠杀，女人们遭到强暴，男孩们被阉割，女孩们被卖为奴隶。可怜的幸存者们被绳索捆绑着装在一驾驾马车中，同所有圣殿中珍贵的财宝一起踏上前往波斯的漫漫征途，男人都被送往劳工营地，女人都被送到后宫深宅之中；他们将迎面遇到新的定居者，这些人效忠于阿尔塔费尼斯并得到他们的国土作为赏赐。这就是伟大的国王发誓要降罪于所有背叛自己权力者的命运；同样，这一切也肯定会过去。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谁？他愤怒的阴云是否有边界？米利都城被消灭的消息带给雅典和埃雷特里亚赤裸裸的惊恐，他们的邻邦也有同感，人人都明显感到恐惧而战栗不安。他们又开始争论了，甚至那些最自以为是的希腊城邦也不得不睁开眼认识波斯势力，并将其算作一股新兴的重要力量。但是有什么效果呢？许多观点公开争论但没有一个能够令人愉快。例如阿戈斯人，热烈地希望摆脱讨厌的斯巴达人获得自由，甚至在米利都陷落之前就立刻接受了波斯的到来。[22]他们故伎重演，炫耀一份伪造的证据当作外交政策，派遣使节前往萨迪斯告知波斯人，他们实际上是古代阿戈斯国王的后人，令波斯人目瞪口呆。尽管有些牵强附会——阿戈斯人发掘出来的假想祖先是那位杀死蛇发女妖、拯救公主、名叫佩尔修斯（Perseus）的英雄，但是从发音上来看，此人的确很可能是波斯人的祖先。他们自然暗中达成了某项协议，对波斯人和阿戈斯人来说都有很好的理由纵容彼此是亲戚的想象：前者希望在伯罗奔尼撒地区建立友好的基础；而后者则因为可以利用他们的远房亲戚万王之王的力量而兴高采烈地梦想将斯巴达化为灰烬。

斯巴达人除了由于早年栽在居鲁士手中而对波斯心怀敌意之外，早已心满意足地认为阿戈斯人与蛮族人攀亲对自己毫无威胁，而且非常可鄙。但这一切在伊奥尼亚消息传来之后，迅速发生变化。胜利的波斯，寻仇的阿戈斯，斯巴达人面前的前景变得越来越昏暗。克勒奥墨涅斯曾经回绝了在伊奥尼亚与蛮族人作战的机会，现在却寻找机会求战，这并不是出于更精明的算计，而是为了鼓舞国人的士气：他们突袭了阿戈斯。公元前494年夏天，正当波斯人在伊奥尼亚剿灭反叛力量的时候，克勒奥墨涅斯带领自己的队伍北上，开展了一场歼灭战，他们势如破竹。预言家警告说如果他们渡过河流，阿戈斯的河神将对他们进行诅咒，但克勒奥墨涅斯嗤之以鼻：“尊神真是爱国”[23]，并轻蔑地另谋他路。后来，斯巴达人在西皮厄村旁的战场上击溃了阿戈斯的军队，并将幸存者赶进了一座圣林，克勒奥墨涅斯大声念出阿戈斯人的名字，谎称他的赎金已经缴付。当这些人从圣所中走出来的时候，一个接一个地被杀死。后来活着的避难者终于看穿了他的杀人伎俩并大声叫嚷出来的时候，克勒奥墨涅斯冷酷地下令焚毁整座圣林。

这是一件举世震惊的罪行，而且这个罪行是希腊人犯下的，因此更为惊人，堪比米利都带来的不幸。尽管克勒奥墨涅斯为了减轻自己亵渎神灵的罪行，命令希洛人点火焚烧圣林，但是大屠杀后滚滚的浓烟充斥着人的血肉污物所散发的气味，向其他城邦证明了斯巴达人的可恶与残忍。任何对拉斯第蒙的威胁都不能被容忍。阿戈斯整整一代人都被屠杀，疆域被分割，变成了一个弱小的国家，甚至连迈锡尼这样的小国都能够任意摆布它，这就是任何敢于挑战斯巴达权势者将面临的结局。波斯人同样应当引以为戒。任何入侵都会遭到坚定不移的抵抗。斯巴达发誓无论如何都将为保卫国土而战。

似乎雅典在对抗愤怒的万王之王的阵线上并不是孤身一人。但是到了公元前494年冬天，他们面对着曾经让伊奥尼亚同胞们痛苦、犹豫不决的境况，却感到无助。或许从爱琴海对岸不断传来的噩耗令人麻木。伊奥尼亚这片曾经欣欣向荣、繁华美丽的土地，据说已经变得一片荒芜。波斯人报仇的军队所到之处已经杂草丛生；逃入山中幸存下来的人，在猎狗和拉网人的搜捕中疲于奔命；少数没有遭到驱逐的米利都人在化为焦土的哲学故乡上颤抖不已。对雅典人来说，自己可能也将遭受几乎同样的命运。公元前493年的春天，城邦酒神节上演悲剧的时候，并没有如观众期待的那样从传说中拉开序幕，而是直接从米利都陷落开始的，“剧场中的每个人都感动到落泪”。[24]这出悲剧立刻被禁演，而剧作家由于煽动群众以及扰乱民心等原因遭到惩罚，被处以巨额罚款。雅典人以似乎自欺欺人的态度来应对波斯的威胁。

然而，正像他们心中清楚地知道国王的军队正在逼近一样，他们同样知道自己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议和、卖国、投降，要么战斗。一切都表明最后的抉择不能继续拖延下去。人们从剧场走出，刚刚拭去眼角的泪水，东方风云突变的强烈信号就已经到达法勒隆港口。米太亚德带着光荣出现：他比任何一位雅典人都更加勇敢地同蛮族人作战，只身逃出了波斯舰队的报复追击，而且还躲过了一支专门阻击他并截断所有通向雅典道路的队伍。但是附近仍然有很多敌人：同伴们记恨他，群众惧怕他，他的名望似乎同这个严阵以待的民主国家格格不入。他刚刚登岸就被冠以“克索涅索斯的僭主”的罪名并被起诉。[25]这个案件在当年较晚的时候进行了审理。

除了米太亚德本人之外，还有很多事情取决于陪审团的裁定。面对首屈一指的反对米底的斗士，雅典人是否有勇气释放这位让他们长久以来害怕的潜在僭主；抑或直接屈从于党派斗争的传统乐趣？每个市民都有义务发表意见，但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意见来自于当年城邦的首脑——执政官。公元前493年的选举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当坚决反对绥靖政策的候选人赢得了胜利之后，米太亚德终于长吁一口气。诚然，地米斯托克利太令人羡慕了，他为建立已经在竞争中毁灭的个人威望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且仍然坚持不懈。米太亚德虽然被起诉，但是终于得到了赦免。不久之后他就被选为自己所在部落的军事长官，位列有权向雅典最高司令官战争长官，提出建议和援助的10位将领之中。这件事在波斯间谍的眼中，一定同在西皮厄焚烧圣林的事件一样，都带有挑衅的意味。米太亚德对城邦防御方针产生了关键的影响。民主国家这才最终下定了决心。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一样做出了作战的决定。

通向马拉松之路

没有一个雅典人怀疑大王彻底毁灭民主制的决心。据说当大流士得到萨迪斯被焚毁的消息时，命人将象征可怕的王室权威的弓箭拿来，朝向天空射出一支火箭，并向阿胡拉马兹达祈祷一定要让雅典人得到应受的惩罚。这件事情让他十分震惊，从此他的胃口就一直没有完全从盛怒之中恢复。有传言说此后每一年、每一天、每一次大流士坐到餐桌旁开始用餐的时候，都会有一名侍从在他的耳边提醒，“我主勿忘雅典人”[26]。

当然，这样一个从前默默无闻的偏远小族现在被波斯波利斯城中内廷的人天天挂在嘴边并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尽管雅典人每次想到自己成为大王复仇的唯一对象时都会觉得毛骨悚然，但也会因为这个念头而在绝望中感到一丝令人兴奋的骄傲。大流士没能够实际完成横扫亚洲的现实，也让他们多少产生些自夸的想法。伟大国王的帝国疆域辽阔，若要引起他的注意，大大超乎多数希腊人的能力范围。当年克勒奥墨涅斯会见阿里斯塔戈拉斯的时候，得知苏撒距离大海有3个月的路程时，吃惊地跳起来；而苏撒以东属于国王统治的地区距离远远超过三个月。这可以让雅典人在等待自己最后命运的时候，多少获得一些安慰，但同时也让他们知道自己并不算得上大流士关心的唯一事项。

但也不能说完全不关心。国王的思想包容天下，力量无所不及。遥远边界上发生的任何危机都不会逃出他的眼睛。纵然要经过千山万水，但是臣下们仍然可以努力工作使通讯便利。波斯的通讯速度令所有人惊奇。在视线所及范围内烽火台接连点燃，可以让国王对任何微小的事变洞若观火。在帝国多山的地区，尤其在波斯本土有许多山谷便于传声，人们通过声音接力传递更为详细的消息。波斯人传习“控制呼吸以及有效利用肺部的技术”[27]，他们拥有世界上众所周知的洪亮声音；很多消息如果徒步传达，需要花一个月的时间跋山涉水，通过崖壁和深谷的回音传递同样的信息则用不了一天。波斯人比其他人更清楚信息的重要性，掌握了信息就能掌握世界。

成就波斯伟大的最重要基础，并不是他的行政机构，也非其强大的军队，而是它的道路系统。这些尘土构成精细的网络为帝国庞大的躯体提供了神经系统，在这系统中各种消息从一个节点向另一个节点川流不息地传向大脑或者对外传出。吓住克勒奥墨涅斯的距离早已经被过往的仆人们化为无形，送信人每天辛苦跋涉之后，都能找到一处可供休息的驿站，这里有床铺、补给和可供第二天早上使用的马匹。最为紧急的消息可以风雨兼程、日夜不停，在两周之内从爱琴海岸传到波斯波利斯。这种速度在当时简直不可想象，近乎奇迹。这是史无前例的壮举。国王控制着这样的服务系统——原始的信息高速公路——无疑令臣民们感到敬畏，并可以运用最为合适的规模镇压他们，表现波斯的权势。

对道路的管理非常严格。如果没有通关令（viyataka），任何人都不可以涉足其中。允许使用道路旅行的文件或者直接来自于波斯波利斯，或者来自于总督的官府，这是他们特权的标志。的确，在“通关文书”中体现了波斯帝国中人员调动形式和严格社会分层两种特点的综合。官员只有在晚上到达驿站，将手中的通关文书交给管理员，并计算可获得口粮分量的时候，才能发现自己在帝国等级顺序中的准确地位。假如他是王国中最重要的人物——比如大流士的6位同谋者之一——那么他和自己的随从人员可以得到100夸脱的葡萄酒。如果他只是整个官阶体系中最低的人员，那么所能得到的葡萄酒分量还不如一匹好马。波斯人对于将通关文书作为管理世界的基础感到非常满意，不仅官员和士兵，甚至妇女、儿童乃至小鸟，都能在帝国体系中通过物品份例清单，准确地知道自己的地位。例如一只鸭子，如果被用来奉献到王室餐桌上，那么每天可以得到一夸脱葡萄酒。与此相比，一个小女孩只有每周才可以得到一次这样的分配。

男女老幼，马匹水禽，一切都处在大流士的官僚体系的谨慎管理之中。国王的耳目不仅只在总督的宫廷之中监视、审查、跟踪，在驿站中进行的所有交割，都需要管理人员和接收人员双方盖章并寄往波斯波利斯存入中央档案。王家道路上有巡查人员监视旅行者，如若有人耽搁行程不能在指定日期到达目的地，将遭到没收晚间份例补给的惩罚；而那些无证旅行者不仅要冒饥饿的风险，而且很快就会被捕并被立刻处死；甚至没有王家或者总督证明的信件都会被销毁。只有最精明的人才有可能逃脱公路巡查人员的法眼。例如希斯提埃伊欧斯在公元前499年的时候，由于无法将叛乱的计划通告自己的侄子，于是剃光了最信任的一名奴隶的头发，在他的头皮上刺字刻下消息，耐心等待头发重新长出来，“然后，当奴隶的头发重新长满，希斯提埃伊欧斯就把他派回米利都，传达些不相干的消息，但是暗中告诉阿里斯塔戈拉斯剃光此人的头发，观察显示出来的内容”[28]。这就是没有通关文书的人必备的创造力。

这样看来，同大流士强大的智力资源相比，国王的敌人们怎样同他竞争？答案是，没有很好的办法。比如位于亚洲边缘地带的叛乱的伊奥尼亚人，他们只能了解波斯军队行动以及意图的大概信息，这样的败局对大流士来说简直如同儿戏，虽然他远在战场之外1500英里的地方，但对事件的发展了如指掌。例如公元前494年年初，他就已经草拟了最后进攻的作战计划，并在数月之后令波斯军队取得了拉德大捷，攻陷米利都。大流士对这次战役的指令下达得非常准确，细节明晰，因为他的希腊事务方面的军事指挥专家是一位叫作达提斯（Datis）的将军，此人来到伊奥尼亚前线，专门保证为国王提供最新的有关消息。对于国王来说，至关重要的事情，就是一位如达提斯这样的人能够长途跋涉亲自来到波斯波利斯，为他带来重要的情报。达提斯和哈尔珀格斯一样，是伊奥尼亚过去的主人——米底人；但他还和其他波斯贵族一样重要，有权享有保证通行的最高等级补给份例。他每日的葡萄酒津贴达到70夸脱，这样的级别甚至连国王的姐妹们也不敢想象。这是为拥有特殊军事才能或功绩者提供的相应奖励。

实际上，波斯智囊并非经常拥有这样的特权；大流士对他们的青睐和需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在达提斯赶往波斯波利斯之前两年，他曾犯下重大失误，将希斯提埃伊欧斯派回萨迪斯担当自己的个人代理，这表明他的判断出现了严重的错误。阿尔塔费尼斯虽然非常不喜欢这个狡猾的米利都人来到自己的司令部，但又不愿触怒兄长，只好公开向希斯提埃伊欧斯表达自己彻底不信任的情绪，希望通过这样的做法让这位不速之客尽快投向敌人。总督威胁说：“不用旁敲侧击，阿里斯塔戈拉斯虽然直接作案，但你才是背后的指使”[29]。听到这番话，希斯提埃伊欧斯面色苍白，当晚就逃出了萨迪斯，可是并没有停止作乱。他巧妙地利用间谍网络浑水摸鱼，在斗争中首鼠两端，充当双料代理人，甚至试图将阿尔塔费尼斯暗中对付作乱者的手段加以利用，大胆地在总督宫廷内部煽动叛乱。看来世上并非只有希腊人会发生内斗：这次危机对阿尔塔费尼斯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他疯狂地努力保护自己的权威，不得不对国人进行大规模的清洗。这般无情的手段足以让总督侥幸地防止波斯对边区控制的瓦解——当然从此以后希斯提埃伊欧斯就成为随时受到监视的人。拉德大捷一年之后，阿尔塔费尼斯活捉了背叛其兄长的旧红人，这件事让他异常高兴，远胜于彻底荡平伊奥尼亚叛乱所带来的快乐。虽然在萨迪斯沦为阶下囚，但倔强不屈的希斯提埃伊欧斯仍然冷静地要求将自己押解到国王那里，这个请求遭到拒绝，阿尔塔费尼斯将他钉死在木桩上然后枭首示众，首级被腌渍在盐中打包，用特快专递送回了苏撒。

希斯提埃伊欧斯被处死，而米太亚德逃回雅典，这两件事对伊奥尼亚抵抗力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却没动摇阿尔塔费尼斯的努力。在赢得战争之后，现在他要完成一项同样艰巨的任务，那就是争取和平。伊奥尼亚已经在战火蹂躏中挣扎了6年。田园荒芜，船只在海港的死水中渐渐腐烂，道路上荒草丛生，村庄城镇遭到废弃变成了废墟。伊奥尼亚人由于饥饿，不可避免地开始为少数尚未布满荆棘的田园发生争斗；为了这一点，他们几乎用尽了最后的力量，重新开始武装。阿尔塔费尼斯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再次插手干预。他召集了伊奥尼亚各个城邦的代表来到萨迪斯，严厉命令他们发誓永远互相亲善。从此以后，一切边境争端不再通过希腊人传统的武力斗争方式解决，而是依赖于波斯势力直接予以仲裁。即便伊奥尼亚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次进步，“对自己也有好处”[30]。保护臣民不被错误本能引导，保持稳定，维持正常赋税的缴纳，这些一直都是总督基本的政策，为了实现目标有时采用恐怖政策。现在阿尔塔费尼斯可以轻松地喘息一会儿，因为他已经赢得了臣民的忠心。一切都已经表明伊奥尼亚人对僭主统治的厌恶情绪，他甚至也准备在一定条件下允许他们选择民主政体。毕竟只要尽可能保证国家的和平稳定，希腊人选择如何管理自己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当然，这一许可并没有扩展到那些仍然保持武装的希腊人中。就在阿尔塔费尼斯尝试用公平公正的典范，将伊奥尼亚改造成为一个可以永远剥削的殖民地的同时，雅典人对他来说愈加成为一种持续的挑衅，同样也是严重的威胁。如果不能尽快给雅典以惩罚，这个国家在希腊的各处偏远山区散布恐怖主义造成的危险也就会越来越大：对于任何波斯战略家来说，这都是可怕的前景。国王身后不仅有地缘政治优势作为推动力，阿胡拉马兹达也不会白白将世界交到他的手中。无论谎言在何处藏身，国王最神圣的职责就是彻底捣毁它的根据地。雅典肯定是叛乱者的老巢，但更为险恶的是，这座城市还是魔鬼的家园，那恶神达埃瓦（daiva）诱惑人们“沿着邪恶的原因、玷污了人的生命”[31]，踏上了反对马兹达神的叛乱道路。只有净化伊奥尼亚诸圣地的火焰，才能够将雅典及其神庙从谎言中拯救出来。为了宇宙间神圣的善，为了伊奥尼亚将来的稳定，也为了将整个爱琴海变成波斯的内湖，事不宜迟。帝国扩展以及圣战进入了一个令人战栗的新阶段：必须荡平雅典。

但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波斯出台了两条政策：继续完成对爱琴海北岸地区的占领，同时用威胁的手段迫使希腊城邦屈服。为了保证第一目标的实现，公元前492年春天，他们派出舰队和新的军队到色雷斯，继续向西扩张波斯疆域，征服马其顿或者更远的地方。这支队伍的指挥官是一位名叫马尔多尼奥斯（Mardonius）的贵族青年，此人是初生牛犊，刚到西方前线周身就已沐浴在天生领袖魅力的金色光芒之中。他是大流士6位同谋者中最亲近者戈布里亚斯（Gobryas）的儿子，由于迎娶了国王的女儿而巩固了与王室的密切关系。但是马尔多尼奥斯不仅拥有惊人的背景，还是一位拥有可信勇气和才华的将领。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很快就屈服了：马其顿牢牢地落入了波斯国王的控制之中，现在他的赦令可以一直传达到奥林匹斯山脚之下。但是由于马尔多尼奥斯在阿索斯山脚下的风暴海难中丧失了整个舰队，这次胜利变得有些黯淡无光，而他本人又在对山地部落发动徒劳无功的贸然袭击中受了重伤，但是这些小挫折不足以掩盖波斯的强大。马其顿仍然是国王的坚实盟友，亚历山大是一个可信的风向标，可以准确地预见风的方向。

但是波斯战略家的关键问题在于南方的希腊城邦是否能够敏感地意识到政治天气的变化。就在征服马其顿之后一年，公元前491年，波斯派出使节到希腊进行试探性访问，索取土和水作为礼物。大多数城邦令他们感到满意，匆忙表示了服从。然而，仍有一些城邦拒绝，尤其有两个国家最为明显地继续执迷不悟，依附于谎言和达埃瓦的黑暗势力，充当“邪恶目的的产物”[32]。雅典不仅拒绝了波斯国王的要求，而且公然表示出对国际法的蔑视，在公民大会上对使节进行审判，宣布其有罪并下令处死。雅典早已被证实为恐怖主义国家，而提出处死外交官议案的人是逃脱国王惩罚的臭名远扬的米太亚德，考虑到这两点，这一暴行也就不出人意料了。但是更令人震惊和愤怒的是，斯巴达人用比亵渎神灵还要恶劣的做法增加自己的罪恶。他们根本没有对国王的使节进行审判，而直接将他们推进井里，在将他们淹死之前说：“如果想要得到土和水，就自己到那里去找吧”[33]。

这简直是赤裸裸的挑衅，这种野蛮的心灵和对宗教习俗的蔑视，显示出克勒奥墨涅斯干预这一事件的特点。看起来，雅典的民主政体似乎已经同两次试图摧毁它的斯巴达国王达成了谅解。当雅典人发现埃伊纳向波斯人献出了土和水的时候，他们向斯巴达报告了这个消息，克勒奥墨涅斯亲自前来谴责了这种变节的行为。虽然斯巴达国王发表了这样的论点，埃伊纳的商业巨头们也感到左右为难，但还是不愿触怒东方的超级大国。他们伺机智取克勒奥墨涅斯，于是向另外一位斯巴达国王德马拉托斯求救。德马拉托斯很高兴有机会给自己的竞争对手制造麻烦，于是热心地保证将提供支援。这样埃伊纳人更加坚定地回绝了克勒奥墨涅斯。

虽然德马拉托斯暗中进行这样的交易，却不能完全蒙蔽自己的对手。克勒奥墨涅斯一回到斯巴达就立刻发动了反击，残忍而狡猾地锁定了目标。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让人无法忍受的合作者，他向德马拉托斯的表兄弟，一个名叫勒奥提基达斯（Leotychides）的无名小卒许诺，如果能帮助自己推翻这个对手，便保证他登上王位。毫无疑问，勒奥提基达斯当然抓住了这次机会。对手们非常清楚，德马拉托斯也有见不得人的家世。虽然克勒奥墨涅斯出生时的情形非常混乱，但是德马拉托斯在这个问题上也一样麻烦。他的母亲就是那个生来平平但得到海伦灵魂喜爱和祝福的姑娘，后来成了超级美人，她的魅力让斯巴达国王神魂颠倒，于是被他用王室权力从其丈夫手中抢走。仅仅过了7个月，新王后就生下了一个儿子。孩子的父亲究竟是国王还是那个平民呢？也许可以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王后的儿子德马拉托斯本人到公元前491年的时候已经登基长达24年。这对克勒奥墨涅斯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小问题，但是当勒奥提基达斯对德马拉托斯继位的合法性重新提出质疑，并提议到德尔斐寻求仲裁的时候，已经有人贿赂了祭司并保证阿波罗会帮助他们。

神谕自然不利于德马拉托斯。消息传回斯巴达，长老们正式废黜了德马拉托斯，狡猾的勒奥提基达斯贿赂并取代了前者的位子。克勒奥墨涅斯在新的合作者陪伴之下立刻回到埃伊纳人的面前，这回对方不敢再次反抗两位斯巴达国王，立刻投降了。当克勒奥墨涅斯下令时，他们甚至愿意向最势不两立的敌人雅典人那里派出人质，以确保自己的行为良好。确保波斯军队进抵阿提卡的时候不能够利用埃伊纳作为基地。克勒奥墨涅斯发现一向责骂自己的邻国们突然转而大唱赞歌，颂扬自己“为了希腊共同的利益”无私奉献。[34]波斯的代理人们也断定，斯巴达国王是他们最危险、最强大的敌人，是国王实现西方计划的主要障碍。

然而这并不算失败。波斯人有充分的理由判断希腊人组成的统一战线并非坚不可摧。正当克勒奥墨涅斯表现出坚持正义的形象时，他对德尔斐行贿的消息突然泄露出来。这则丑闻令斯巴达爆发了抗议。所有人愤怒异常。克勒奥墨涅斯再一次被认为有罪，不得不耻辱地逃离城邦。当然，他不愿就此黯然接受失败的流放命运。他不屑于乞求同胞们允许自己回国，而试图威胁他们接受自己。他向来善于在人群中制造混乱，但是这次却让他陷入公开叛国的地步，而且一反在位时为实现目标而惯用的分而治之政策，决定在伯罗奔尼撒北部重整旗鼓来实现个人目标——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他的同胞们惊恐万分、不知所措，只好匆忙将他请回来。但是人们却没有谅解的心情，而克勒奥墨涅斯一回到斯巴达，就有效地解除了对自己的判决。说他发疯了的谣传开始出现。斯巴达人谴责他酗酒，阿戈斯人则高兴地看着克勒奥墨涅斯不断堕落，并将之视为众神愤怒的证据。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实际上每个人都认为这位一年前还被赞颂为希腊砥柱的国王，现在已经完全是一个疯子。公元前491年末的时候，当他两个活着的同父异母兄弟列奥尼达和克里奥姆布罗特斯（Cleombrotus）宣布他精神失常并将他锁起来的时候，没有什么人表示不满。而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他死了，大腿、臀部和腹部的肉被一片片切下来，一把血迹斑斑的刀子落在身旁的地面上，但这件事也没引起太大的轰动。对此事做出的结论虽然在道理上差强人意，但是却得到了公众的普遍认可：自杀。

波斯国王在希腊最强大的敌人就这样死去了。跟他一同结束的还有一种领导方式，这种方式必定无所顾忌，但却果决、先声夺人，而天性谨慎的斯巴达人从未放松对这种方式的警惕。克勒奥墨涅斯死去的肮脏情形让他们愈发坚定地保持对强势领袖的怀疑。毫无疑问，列奥尼达比别的人更有资格继承王位，成为新国王，因为他迎娶了克勒奥墨涅斯全心疼爱的唯一的孩子戈尔哥，这个女孩既富有又聪慧。但是刚刚继位的列奥尼达仍然可能沾染了弑兄的污点，他还是一个未知数，不得不花上一些时间来获得独立自主，否则还有谁能够在波斯重拳出击威胁之下承担领导职责呢？勒奥提基达斯？他正忙着整治倒霉的德马拉托斯。贵族元老议事会？还是执法长老会议？这两者都是保守派的机构，他们都不太可能批准克勒奥墨涅斯式的积极防御政策。这一年冬天，波斯的间谍为萨迪斯方面带去了情报，其中有许多关于斯巴达的好消息。城市中发生了骚乱，党派纷争，这些消息打动了大流士的战略家们，他们认为这些对于希腊人来说积习难改的问题向他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在雅典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攻击并一举拿下它。

机不可失。公元前490年刚刚过了数周，等待已久的入侵命令终于下达。“实力强大，装备精良”的一支大军，总数多达2.5万人，从苏撒出发。[35]由于马尔多尼奥斯仍然在养伤，所以这次远征的指挥权交给了另外两位将领，他们都对西方前线了如指掌：一位叫作阿尔塔费尼斯，就是萨迪斯总督同名的儿子；另一位则是大名鼎鼎的领袖，每日享有70夸脱葡萄酒津贴的伊奥尼亚平叛战争老兵，米底人达提斯，此人身为皇家精英成员，却对敌人特别了解，甚至能够结结巴巴地说上几句希腊语。这两名将领直接得到国王亲自制定的作战计划：带领庞大舰队跨越爱琴海，将波斯统治与和平的福祉带到每一座岛屿，完成这一目标之后，“彻底奴役雅典和埃雷特里亚，并将奴隶献至国王的面前”[36]。对包括斯巴达和伯罗奔尼撒地区在内的希腊其他部分的征服则另寻机会，然而即便完成大流士所指定的目标，这次扩张计划也显得野心勃勃。从水陆协同作战的角度来看，这次战争的规模是自从35年前侵略埃及之后从未有过的。尤为重要的是，这个计划并非沿着海岸线前进，而是以岛屿为跳板直接进攻希腊本土，这对大流士来说也是一次大胆新颖的战略尝试。

然而达提斯和阿尔塔费尼斯对取得最后胜利毫无疑问。他们西进旅程中的每一天，都能得到新的证据表明伟大的国王拥有难以想象的资源：成群结队的劳工充斥道路，有时看到整个民族都从遥远的地方迁移至此；每一座桥梁、每一艘架浮桥的小艇、每一个山口上都有士兵守卫；在他们身后的部队中不仅有波斯人和米底人，还有从遥远的东方征集来的兵员，大夏人、粟特人、挥舞斧头的斯基泰人。与这些人相比，雅典算得了什么？不名一文！他们进军的过程直接受到遥远、无所不知的国王的意志所指引：每天晚上，无论他们在何处驻扎，来自草原、山区或者伊朗村庄的人们都能从巨大的储备中得到补给，供应的品种包括一壶壶葡萄酒、一块块面包、喂马的大麦。最后当他们穿过叙利亚城门进入西里西亚平原（今天土耳其东南部沿海地区）的时候，已经有一支庞大的舰队在此等候了，有些船只是战舰，有些则是运送马匹的运输船。当人马纷纷登上踏板之后，达提斯下令舰队起锚出海。

谣言很快传遍了希腊，但是没有什么人过分担心。这支庞大的舰队虽然在爱琴海地区出现，但是甚至连神经质的雅典人都看不到直接的威胁。此前曾经有过很多波斯舰队从伊奥尼亚出发——但它们一般往北方航行，朝向赫勒斯滂，会有什么原因导致这只舰队行驶不同的航线吗？舰队继续航行，经过米利都港口的废墟，朝向米卡勒山和萨摩斯岛之间的海峡前进——或者看起来好像是这样。但是刚刚经过萨摩斯，完全出人意料：舰队突然改变了航向。所有在海岸看到这一切的人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惊恐地战栗着。波斯人并没有继续北上，而是掉头西进！只有一种可能的解释：达提斯和他的舰队要开往远海，他们的目标是希腊，是阿提卡！

就在波斯舰队漂洋横跨爱琴海的时候，它的指挥官表现出缔造帝国的高超技术。首先是制造震惊和恐慌。当舰队驶进震惊不已的纳克索斯港口的时候，达提斯第一步要做的是为10年前远征的失败对这座城市进行了迟来的报复：点燃城市，将房屋和庙宇付之一炬，把人民包围起来当作奴隶拖到船上用锁链锁起来；第二步：赢得民心。当他到达第二个目的港，希腊世界中的圣地、阿尔忒弥斯和阿波罗的出生地、提洛岛（Delos）的时候，提洛人在他来到之前由于害怕受到伤害逃离了这里，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他劝诫人们：“你们这些得到神灵启发的人啊，一定对我怀有奇怪的看法，否则怎会这样狼狈地逃走呢？”[37]人们可以认为这个抱怨非常狡猾——因为在米利都陷落之后，波斯人将洗劫迪迪马圣地的事情看得稀松平常，并将阿波罗的青铜雕像用车运到埃克巴坦那。但是提洛人将此事严重地误解了，他们认为如此严厉地对待叛乱者的圣所的做法，是对伟大的阿波罗神的大不敬，但是正是叛乱者自己向光明之神表现出粗俗不敬的做法，他们投向了谎言并用达埃瓦黑暗势力污染了圣域。达提斯为了让精致的神学理论在翻译成希腊语的时候不被曲解，决心亲自表演一出向阿波罗神献祭的壮观戏剧，他站在神的祭坛之前，亲自献祭了整整一车的乳香。完成了这次昂贵的表演之后，他回到舰队中，继续向下一座岛屿航行，接受他们的投降，收押人质，征兵入伍。没有任何人试图抵抗他。两团浓云般的烟雾都发挥了作用——一团是焚烧纳克索斯的火焰冒出的黑烟，另一团则雪白芬芳，升入天空，请阿波罗亲自歆享。甚至就在舰队将要抵达埃雷特里亚和雅典的时候，仍然航行在这烟云的遮蔽之下，同样的阴云也在慢慢向西飘移，冷酷地将整个希腊笼罩在黑暗之中。

到了7月底，达提斯抵达了优卑亚岛的最东端。[38]现在他可以看到阿提卡，但离雅典较远，但是他并没打算直接登陆，而决定先将矛头对准大流士打击名单上两个目标中实力较弱的一个。波斯舰队在分开阿提卡和优卑亚岛的狭窄海峡中航行了45英里之后，终于看见在群峰衬托之下，陆地上坐落着背叛之城埃雷特里亚，它的卫城位于狭长的田野和橄榄树平原中的小山丘上。紧张地观察了海岸之后，达提斯很快松了一口气；因为埃雷特里亚人不愿在登陆滩头和他的军队遭遇，因为这里太容易受到攻击，而选择撤退到城墙后面防守。波斯人发动了进攻。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五天，到第六天的时候，叛军终于向包围者交出了城市。两名“第五纵队队员”打开了大门。达提斯肯定知道他们会这样做，两人都出身贵族，确实是“埃雷特里亚所有人中最值得尊敬的人”[39]。威胁大众，勾结权贵，波斯人最喜欢的政策再次成功地证明了自己的有效性。从伊奥尼亚到优卑亚，无数断壁残垣见证了希腊人背叛和阶级仇恨的天性。

有一个人从埃雷特里亚火光冲天、成群的奴隶等待着流放的场面中走出来，自然把这样的场景看作自己的城邦和人民命运的前兆，唯一可避免的办法只有说服他们恢复理智，打开城门欢迎自己回去。希庇亚斯这位雅典驱逐的僭主此时年过八十，离开自己的故土也已经二十多年。他全心全意地相信自己是雅典人民最后、也是最好的希望，只有自己能够平息伟大国王的怒火；只有他能够拯救这座可怜的城市，让它重新成为大流士所钟爱的光明国土。

随后，这位年老的佩西斯特拉提达伊非但毫无罪恶感，反而充满了爱国主义和对自己使命的信心，登上了波斯战舰，并引导达提斯的舰队往回航行。跨过海峡，在优卑亚湾的远端就可以看见阿提卡的崎岖海岸延伸在水中。东北方向的海岸无法登陆，而绕过岬角之后，可以看到一处完美的登陆点：这是一片新月形海湾，水域开阔而且可以躲避风浪，这里的海滩可以容纳整支舰队停泊，岸上的平原适合达提斯的骑兵驰骋，有两条路可供选择，绕过潘泰利孔山通向雅典。希庇亚斯有足够的理由记住这个地方。五十多年前，他和自己的父兄庇西特拉图家族第三次争取成为僭主，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并为了雅典的利益成功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今天，在波斯舰队伴随下，在同样的地点登陆，希庇亚斯了解那一段历史，此刻肯定正处在是否重复过去的关键时刻。就像当年他的兄弟曾经有过幻觉一样，这时他也感到对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即将实现的渴望。前一天晚上他梦见自己同母亲在一起睡觉，当他乘坐的船首触及潮湿的沙滩时，这位老人整装待发，准备登岸拥抱自己的故土，以便证明这个预言的真实。他终于回家了。

与此同时，在他的周围，各种船只充满了海湾，人们在海水中费劲地前进，手脚并用地登上长满海藻的海滩，这里有不可胜数的士兵，这是一支希腊前所未有的武装部队；波斯骑兵先头部队已经展开队伍，浩浩荡荡跨过平原向马拉松进发。

希腊可以继续保持自由

重甲步兵在战场上将要面对的死敌是恐慌。这种情况发生的条件是某个人对胜利失去信心，逃离自己在队列中的岗位，丢弃手中的盾牌，将自己的同伴挤到一旁打乱阵脚，让他们暴露在长矛攻击之下，恐惧的战栗很快能传染整个方阵，一个士兵逃跑，几秒钟内就会造成整个队伍的溃退。这种令人不安的现象，希腊人更喜欢用某些异想天开的超自然事件来解释，而不愿责备人类道德上的不可靠，他们或许认为是某位神祇的呼吸让队伍感到寒冷，或者一位愤怒的英雄灵魂从坟墓中升起并经过战场。虽然这些理论可以为溃败军队受伤的自尊心提供一丝安慰，但仍然有让人感到不安的意味：在方阵中战斗容易受到少数懦弱分子的攻击。“人们穿戴甲胄是为了保护自己，但是手持盾牌则是为了保护组成战线的每一个人。”[40]如果一名重甲步兵出征作战时不能对自己一起作战的同伴持有完全的信心，那么他非常可能会认为自己即将走向灭亡。

因此当雅典的人们看到潘泰利孔山上边墙的烽火点燃，警告波斯人已经登陆的时候，他们清楚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担心的那个可怕时刻终于到来了，怎样才能用最好的方式迎战强敌，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意见空前一致。城中已经传遍了消息，亚细亚部落派来的人数多得难以相信，即便最冷静的雅典战略家，也清楚地知道无论这个民主国家向战场投入多少兵力，都不足以与对方相比。除了侵略者的惊人数量之外，更令人感到担心的是对方拥有骑兵，而且近50年来，没有任何一支希腊队伍曾经在战场上成功打败过波斯，按兵不动、派人把守城墙、坐等围城的意见似乎是不可反驳的。

然而雅典人早已经决定派兵出击迎战侵略者。波斯刚刚在马拉松登陆，民主国家的重甲步兵以及所有能够武装自己的市民，总数大约有1万人，已经准备“带上口粮出发”。[41]指挥官是战争长官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但是作战计划却采用米太亚德的建议，这些部署在市民大会上激烈地讨论了数天，最后成了雅典人民的正式决定。城邦中最著名的反对米底人的斗士的意见，不会被轻易搁置；而米太亚德反驳每一个主张防守政策的时候，都用自己的例子作为有力的证据。入侵者登陆的军队数量的确惊人，他们拥有可怕的骑兵，但这恰好是要出击迎战的理由。从马拉松有两条绕过潘泰利孔到达雅典的道路：一旦让波斯人走上任何一条道路，他们的骑兵就会横扫整个阿提卡地区。如果雅典人能够迅速出击，在平原之外守住这两个入口，尚有希望在滩头歼灭波斯人。他们几乎肯定地将自己的军队派到战场上，而且还采用了可能引起灾难的方阵形式。毕竟，只要两个叛国贼就可以打开埃雷特里亚的大门。而像雅典这样一座几十年来充满了有关背叛、内奸和被波斯国王的黄金收买的谣言的城市，谁能指望在围城战中坚守阵地呢？宁愿相信这一点：如果坏事终究无法避免，那么战死疆场总比在黑暗中不光彩地死去强得多。

雅典人虽然投票赞成米太亚德的前进政策，但是仍然不敢相信自己能够独立面对可怕的入侵者。正当民主国家的军队开向马拉松方向，渐渐消失在人们视野中的时候，一位市民朝着相反的方向出发，向南前往伯罗奔尼撒。此人叫菲利皮德斯（Philippides），是城中最有名的长跑运动员，拥有不可思议的毅力和速度。他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跑过了140英里崎岖的山路，并在第二天傍晚的时候跑完了拉斯第蒙北部的山区，进入欧罗塔斯河谷地。当太阳落到泰格托斯山峰的背后时，菲利皮德斯到达了斯巴达没有城墙包围的军营和神庙之中。

他发现这里的情形和自己刚刚离开的雅典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整个拉斯第蒙正在欢庆节日。菲利皮德斯到达的时候，恰逢斯巴达最为盛大的节日卡尔涅亚（Cerneia）的高潮，全城的青年人结束全天的野蛮比赛之后正在休息，而年长者则在田野里明显仿照战场扎营方式布置的帐篷中饮宴。这种模仿传统的扎营方式并非说明斯巴达人时刻准备一跃而起出发战斗，而恰好相反：卡尔涅亚是和平的时间。毫无疑问，斯巴达人非常遗憾地告诉菲利皮德斯，不能打破神圣的和平休战期，只有等到8月，满月的银辉再次照亮天空的时候他们才能开往马拉松。这个日子距离菲利皮德斯到达斯巴达的时间还有一个星期。除掉行军的时间，雅典人至少还要再等10天才可能看到斯巴达军队到来。显然，如果克勒奥墨涅斯这位愤世嫉俗者，这位波斯人的死敌还活着的话，他一定会坚持立即起兵，但是他已经死去了，虽然斯巴达从他那种狂暴的结局中清醒过来，但仍然对形势表示震惊。尤其是勒奥提基达斯和德马拉托斯之间你死我活的党派斗争，仍然在公共生活中起破坏作用，新国王常常讥讽前任是一位平民。斯巴达人已经卷入这样混乱的斗争之中，不愿继续惹众神发怒，即便如此，菲利皮德斯还是劝说他们：“雅典人请求你们的帮助，他们请求你们不要在整个希腊最古老的城市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袖手旁观，他们请求你们不要让雅典遭受口齿不清的侵略者的奴役。”[42]

虽然必须坚持10天对于雅典人来说实在太长，这样的现实让这位长跑者郁郁寡欢，但他注定不会完全空手返回。[43]在回到雅典的路上经过泰格亚山顶的时候，他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看到一个长着两只羊腿、头顶双角、阳物巨大的生物。或许这只不过是人在绝望、疲惫、心碎的情况下产生的幻觉，但是菲利皮德斯肯定地认为自己是在同一位神对话。这位神法力巨大然而又非常淘气——潘神有些怪癖的幽默感，如果他嫉妒某座城邦，就能够让城墙里的每个公民都患上严重的强阳症。但是现在，这位神灵对菲利皮德斯只说了一些鼓励和安慰的话，告诉这位长跑者他对雅典人非常有感情，一定很快就会帮助他们。潘神没有说任何细节，但是因为他的名字暗示这乃是惶恐之神，他降临战场会令一支军队不寒而栗而让另一支军队勇气倍增，这番话让菲利皮德斯充满了希望和期冀。

当他最终到达家乡的时候，并没有看到正在滚滚浓烟中燃烧的可怕的废墟，而是一座严阵以待的城市，心中的希望变得更强烈了。实际上前线传来的消息令人期待：雅典的重甲步兵进军神速，到达马拉松之后能够确保两条通往雅典的道路安全，随后在侵略者进入平原之前迅速地挖掘战壕坚守阵地。除此之外，他们还得到了普拉塔亚派来的100名重甲步兵的支援：这是这座小城能够派出的全部人员。这些援军显然不太充足，但此番勇敢、感恩和动人的友好表现，令雅典人感动，心中充满了力量。当他们听说菲利皮德斯带来的消息之后，渐渐充满了希望，认为在马拉松的对峙或许能够坚持到斯巴达援军的到来，也许他们的城邦完全可以免受波斯战火的侵扰。

当然，失去战士保护的人们不会有这样乐观的情绪。可怕的猜想和疑问充斥紧张的大街小巷。如果雅典重甲步兵布防在马拉松的时候，波斯舰队绕过阿提卡海岸，突然在法勒隆登陆该怎么办？如果有内奸同希庇亚斯勾结怎么办？如果他们策划打开大门怎么办？种种不利传言都不可避免地将矛头指向了阿克迈翁家族。但是除了谣言之外，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其他人有明显的背叛行为或者散布失败主义言论。城市的大门紧闭。菲利皮德斯正前往马拉松，他不仅向将军通报了斯巴达方面的消息，而且带去了潘神的鼓励，还有雅典后方民众士气的坚定。

然而当跑步者到达雅典人营地，第一眼看到自己的同胞的时候，立刻感到决心动摇。马拉松平原上的场面令人胆寒，他就像当年特洛伊城墙上的守军一样惊恐万分地看着这个场面，从那个遥远的古代开始至今，未曾有过可以与达提斯的侵略军相比的队伍。在海湾远处的尽头，有一处被当地人称为“狗尾巴”的海岬，波斯人的舰船就停泊在那里，遍布海滩绵延数英里远。这些亚洲来的人数量众多，身着颜色鲜艳的奇装异服，云集在原野上，在这些异族的脚下践踏着依靠雅典农夫辛勤培育，从阿提卡神圣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农作物。他们的骑手轮番向雅典人阵地冲来，用飞扬的尘土嘲弄对方缺少弓箭手。

然而他们并不敢贸然冲入对方的阵线——因为雅典人扎营在一座高地上，他们背后靠着陡峭的山崖，前面还有一片献给赫拉克勒斯的神圣小树林掩护他们免受波斯骑兵的冲击，已经占据了有利的防守地形。现在，当菲利皮德斯到达营地之后，他们清楚地计算出在斯巴达援军到达之前自己需要坚守的时间：整整一周。大多数雅典将领认为这非常可行。当其他人听说菲利皮德斯带来的消息之后，都清楚危险的时刻将会更早到来。米太亚德尤其了解波斯人，知道他们善于运用间谍：毫无疑问，达提斯已经将斯巴达人变幻莫测的时间表计算在内，他也一定知道自己的时间所剩不多。由于到目前为止，达提斯所希望的让雅典抵抗力量在背叛和纷争之中瓦解的愿望没有实现，波斯将领们立刻认识到，自己不得不采用新的策略，而这一点早已为米太亚德所预见。由于雅典人已经封锁了南下的两条道路，达提斯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在斯巴达人到来之前进攻雅典：从海上进军。如果到那时，侵略者开始登船，雅典军队不得不面临千钧一发的抉择：留守原地任由敌军骑兵从海路进攻，并让“第五纵队”打开大门将他们迎入雅典，或者冒险进入平原同波斯人决一死战。米太亚德认为这两种前景都令人害怕，但是只有后者才有微小的希望获胜。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现在距离斯巴达人应该来到的日子仅剩四天，僵局仍然没有打破。波斯船只还在原地，虽然虎视眈眈却毫无动静地停泊在沙滩上。太阳渐渐从环绕马拉松原野的群山背后落下。圆圆的月亮终于升起在8月的夜空中。在遥远的拉斯第蒙，斯巴达士兵应该整装待发了。波斯人的营地呢？原野上洒满了幽灵般银色的月光，但是难以看清几英里之外笼罩在“狗尾巴”阴影之下的侵略军正在干什么。突然，一阵阵喧闹清晰地传来，这是数以万计的脚步行动的声音，一开始非常微弱，随后变得越来越巨大，逐渐靠近雅典人的阵线。很明显，侵略者终于开始行动了。但是这是一次全面进攻还是转移？答案很快揭晓了。达提斯并不是唯一认识到情报重要意义的指挥官。有人——只能假设此人就是米太亚德，他对波斯人的战争技术了如指掌——也在侵略者中间安插了耳目。就在这个月圆之夜，有些伊奥尼亚来的敌军，悄悄溜过了原野，潜入雅典营地之前的圣林。他们带来最为紧急的消息。消息很快报告给了卡利马科斯和十部落将军共同组成的雅典人最高指挥部。“骑兵撤退了！”[44]

这个时机正是米太亚德苦苦等待的机会。如果间谍的情报准确的话，波斯军队显然正在分兵，一部分守军向前推进转移雅典人的注意力，而后方的骑兵部队则悄悄地上船。[45]雅典人立刻举行了紧急军事会议，米太亚德请求自己的同事们投票立刻发动进攻。他催促道，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好机会来争取胜利了；侵略军力量分散，而且对方骑兵的主干力量几乎全部撤离。米太亚德的四名同伴同意这个意见，另外五名则因惧怕在开阔地面与虽然没有弓箭兵和骑兵但数量仍然占绝对优势的波斯人交火，反对他的意见。如今决定权完全掌握在军事长官卡利马科斯手中，他一向不认为对雅典超级专家、最著名的反对米底人的斗士低头有损尊严。这次依然如此，他站在米太亚德一边。于是下令，在破晓的时候发动进攻。

整个雅典军营中的人都被叫醒，并得到通知数小时之后将要出发，同这支从未在正式战斗中被重甲步兵击败过的队伍交手，“只要说出他们的名字，就足以让任何希腊人感到毛骨悚然”。[46]然而，如果可以将最后的力量和勇气集中起来，激发人们的斗志奋力发动真正的全力冲锋，就有机会摆脱被消灭的命运，保全自己的家人和城市，因此雅典的重甲步兵必须振奋精神抓住这次机会。负责维护珍贵武器的奴隶纷纷将闪亮的甲胄取出。赤裸的雅典人立刻变成可怕的青铜机器人。他们穿戴好胸甲和护胫甲，手持盾牌和长矛，头戴头盔，面甲打开，这些重甲步兵组成战斗队形，站在来自同一个镇区、同一个1/3部落、同一个部落的伙伴身旁。雅典人习惯于将方阵排成八列横队；但是米太亚德担心遭到波斯人机动性更强的步兵以及剩余骑兵的包抄，下令方阵中心散开队形，以便让雅典的队伍同侵略军的队伍大小完全相等。破晓时光线逐渐显露出来，人们渐渐可以看清一英里远的距离。当第一缕阳光照射到远处优卑亚灰色山坡的时候，人们向众神奉献了牺牲；占卜结果是吉兆，将军们直接站到队伍最前列的位置上。卡利马科斯按照军事长官的习惯率领右翼部队；普拉塔亚人布置在左翼；地米斯托克利以及另外一位民主政治的后起之秀阿里斯提德，率领自己的部落组成方阵的中队，这个薄弱的中间位置非常危险。[47]米太亚德本人当天负责全权指挥，站在全军都可听见的地方，他高举手臂，指向波斯人，奋力高呼：“前进！”[48]

重甲步兵放下个人的面甲，战线上铁甲闪闪发光，他们举起盾牌，手持长矛。这一刻，每个人都已经不能回头。他们的脑袋完全被包裹在头盔之中，方阵中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接收不到战场上的信息，仅仅能够看见正前方的敌人，仅仅能够听到指挥雅典人发起冲锋的号角声。只有身旁的同伴偶尔的晃动或者身后的战友向前涌动的力量让人觉得真实。方阵开始走出开阔的原野，发出阵阵轰鸣，保持队形，没有人冒险打乱队伍。每个人都等待着那个可怕而又令人迷狂的时刻到来——这时候，盾墙之后懦弱的人将会给大多数人带来不幸，反之同样，在前进过程中即使有一个人因为害怕而颤抖，甚至被吓得屁滚尿流，都会因为意识到与同伴和亲人们在一起，有强壮而且全副武装的自由人陪伴在身旁而感到自己变得坚强起来。实际上，如果没有这样的自我认识，在这个8月的黎明，雅典人怎会敢于组成方阵做出这一切：向着广为人知不可战胜的敌人前进，跨过这片被很多人认定为死亡原野的地带。

关于这次进军的不寻常的故事，稍后再讲。有人说雅典人跑步前进一英里，这好像意味着第一次敢于进攻波斯人的这些勇士都超出常人。实际上，没有人能够穿戴着全副甲胄跑上一英里远，然后还有力气继续作战，因为这套武装用青铜、木材和皮革制成，总重量达到70磅。即便在凉爽的清晨，汗水也会很快混合着被千万只脚踏起的尘土，让前进中的重甲步兵由于眨眼而感觉刺痛，渐渐失去视力，他们面前的敌人的各种形象——身穿奇装异服、正在弯弓射箭的弓箭手、正在瞄准的投石手、波斯队伍中开心而疑惑的表情——都会在眼前变得越来越模糊。不久，当雅典人进入无人纵深的地带时，第一批箭镞呼啸着向他们飞来，他们立即举起沉重的盾牌保护自己的胸膛，重甲步兵终于开始冲锋了。与此同时，方阵就像一头“被逼到角落中的野兽，面向对手鬃毛倒竖”[49]，前三排战士俯下身体将长矛瞄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攻击。还有150码的距离，这时一阵箭镞和飞石突然袭来，倾泻如雨，击中他们的盾牌，乒乓作响，打中他们的头盔后高高弹起，击中落后的重甲步兵的大腿或者咽喉；希腊人顶住狂暴的袭击加快冲锋的脚步。这时在他们面前的敌军已经开始乱作一团，纷纷竖起屏障，因为他们意识到，这面由盾牌和铁尖长矛组成的墙壁，对他们的箭手来说是难以对付的，就在他们想到这些的时候，冲锋完全没有停下来。100码、50码、20码、10码……突然，雅典人发出了可怕的吼叫声，声音甚至压过扬起地面尘土的雷霆般的脚步声，一阵刺耳的金属撞击声之后，被击中的敌人发出痛苦的呻吟，方阵冲破了波斯人的阵线。

马拉松

这次冲锋极具破坏性。雅典人曾经在对抗其他方阵的战斗中反复训练过自己的战争风格，在那种情况下，盾与盾撞得粉碎，长矛的尖锐矛头在青铜胸甲上发出铮铮响声。现在，虽然对撞的前几秒也令人害怕，但是却只是一阵金属刺入骨肉的撕裂声，然后雅典人的洪流冲过身穿棉布短袖上衣、手持弓箭或者投石器的人群。重甲步兵的白蜡木长矛并没有像每次方阵对撞那样断成几截，而是可以反复刺杀，而敌人为了躲避可怕的冲刺，极容易被冲锋的青铜装甲的巨大重量撞死。很快，波斯军队两翼的士兵吓破了胆，开始向后撤退逃跑，而这时雅典人一边冲刺一边砍杀，继续着杀戮。只有在中军——方阵力量相对薄弱的地方，侵略军顶住了重甲步兵的第一次冲锋，艰难地推进，使他们向后退去。这里部署着侵略部队的中坚力量：波斯人装甲要比大多数雇佣兵更好；还有斯基泰人，这些来自遥远东方草原上的野蛮武士善于使用斧头，可以劈开重甲步兵的头盔或者他们的胸膛。然而雅典人的两翼部队开始合围，袭击敌人的侧翼，支援承受巨大压力的阿里斯提德和地米斯托克利的部落，很快，波斯的中军也开始崩溃，屠杀变得越发血腥。后来只有少数波斯人和斯基泰人逃离大部队，越过几英里远的战场，逃回停泊在沙滩的船上。获得胜利的雅典人狂喜万分，继续追击敌人，却仍不敢相信整个事件惊奇地见证了潘神信守诺言的过程。

虽然战斗获胜了，但这次胜利远不具有决定性。雅典军队两翼合围中军并最后结束战斗，给了对手足够的时间让他们的水手和船员逃回舰队准备好出海，并逐步将所有逃散在海岸上的残兵败将运走。实际上，他们中大多数人完全被击退，彻底溃败，一部分人陷入了波斯舰队停泊处以北的大沼泽，这里淹死的人非常多，后来人们认为这里“完全像是一次大屠杀的发生地”，[50]然而由于达提斯和阿尔塔费尼斯仍然控制着舰队，还具有一定的威胁；米太亚德及其战友对这些已经离岸的舰船束手无策，只好占领并焚毁仍然停留在沙滩的剩下的船只。岸边的战斗和战场上的阶段一样残忍，而雅典人也有伤亡：一名重甲步兵抓住了船尾，被斧头砍掉了一只手臂，失血过多而死，军事长官卡利马科斯战死沙场，此外还有一位部落将军牺牲了。他们俘虏了七艘船，但是其他船只却成功逃走了。这样，波斯人通向雅典的陆路被封锁了，但水路却没有。

为何这些船只载着骑兵在战斗之前离开战场？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雅典的最高司令部。当他们转身返回时，经过漂满了尸体的浅海，这些疲惫的重甲步兵朝着他们城市的方向看见潘泰利孔山上闪闪发光，这是从一片光滑的表面反射出来的光芒，这个人工设定的角度完全为了捕捉清晨的阳光。[51]显然这是事先安排好的信号，用来给波斯舰队提供指引，以便让他们航行到海上。具体的意思没法弄清楚，但是每个雅典人当时都猜到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通敌。

他们惊慌失措地翻山越岭。因为在26英里之外的地方，自己的家人还处在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虽然他们此刻已经筋疲力尽，汗水血水浸透了衣袍，但是毫无选择，必须立刻赶回雅典，“双腿能跑多快就跑多快”。[52]他们离开战场的时候，还不到早上十点钟，到下午很晚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惊人的耐力和韧劲回到了城市。[3]就在这个紧要关头，波斯舰队的第一艘船出现并向法勒隆驶来。他们在港口外停泊了几个小时，后来这漫长而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天随着太阳落山而结束，他们也升起锚，巡游一番然后在夜里向东驶去。入侵的威胁终于解除了。

这样，雅典就逃脱了米利都和埃雷特里亚的悲惨命运，用米太亚德响亮的词语来说，证明自己“有资格成为全希腊最伟大的城市”[53]。他的市民敢于在马拉松直面最可怕的厄运，这个厄运不仅可能让雅典人背井离乡，被迫离开这片自古以来生活过的养育了他们的家族、田园和社区的土地，更糟糕的是，可能导致他们的血脉在可怕的毁灭中彻底断绝。这一天作战的每一个重甲步兵肯定知道，波斯国王被雅典人的誓言激怒，下令对他们进行“一切法律之中最可怕的报复”[54]：阉割他们的所有男孩。或许雅典人在可怕的想象中也曾害怕众神赞成这样悲惨的判决。他们的确背叛了自己忠于大流士的承诺；但是按照希腊人的习惯，在发誓的时候需要将脚踩在从奉献用的牺牲身上割下来的睾丸上，同时祷告：如果食言，则自己的后代当如此物。当他们在马拉松战场上冲锋的时候，实际上对自己全部恐惧的事情进行了一次考验使自身变得坚强——并彻底解决了一切。

还有很多事情同时发生。无论是谁在潘泰利孔山上给波斯人发出信号，现在都默不作声了。后来有消息传来，希庇亚斯失去了全部希望，在流放的途中死去，这只不过坚定了每个人心中已有的信念：马拉松战役之后没有人希望雅典再次建立僭主政治，如今人人都喜欢接受人民的管理，或者说喜欢接受那些赢得辉煌胜利的人们的管理：农场主、土地主贵族、拥有武器的家族。经过统计，一共有192人在战场上阵亡，这些英雄都因争取雅典的自由而获得了特别的荣誉。他们的坟墓没有被安置在克拉墨科斯，“为了赞颂他们的勇气”[55]，阵亡将士被埋葬在自己倒下的战场上，这在城邦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他们的遗体被埋葬在高达50英尺的封土之下，一旁的大理石墓碑上铭刻着所有阵亡者的姓名。即便最高傲的贵族世家也没有可以与此相比的陵墓。死者被埋葬在一起，没有任何阶级或者家族的区别，他们同勇敢战斗并捍卫过的土地融为一体。这些人都是公民——人人平等。雅典人就是一个最令人骄傲的称号。雅典自身足矣。

当斯巴达人经过三天急行军到达这里的时候，再次对独立战胜米底人的这些勇士表达了慷慨的敬意。他们继续前进查看了战场，在马拉松，他们看到无数在原野的尘土中慢慢腐烂或一半身子陷入沼泽的敌人，完全证明了雅典人英勇地击退了一次可怕的威胁。有6400名侵略者在这里被杀死，然而这仅仅是大流士派来的军队中的一部分。在亚洲神秘莫测的内陆，波斯国王可能控制着多少军队，雅典人和斯巴达人都不敢猜测。看着这些战死的波斯人，欢庆胜利的每个希腊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忧虑害怕。斯巴达人有组织地检查了整个战场，他们翻看大量死尸，做记录，同样也发现许多可以让自己安心的细节。这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认真研究传说中东方主宰者的武器装备，只是见到的东西没有太多让他们感到震惊的。达提斯可能带领一只庞大的军队来到马拉松，但是斯巴达人认为他们不是自己的对手。

与此同时，他们一边继续巡视战场，一边在沼泽南边的空地上挖掘壕沟。侵略者的尸体像垃圾一样被随意推进这里。这些遭到屠杀的波斯游牧者没有留下任何记载。[4]他们的坟墓默默无闻、毫无光彩，幸存下来的人也不知道任何关于他们的消息，哪些人有同城的袍泽之谊，他们出于自愿还是王室命令来到这里，他们在队列中的纪律如何一无所知，这些人就像无关紧要的牲畜一样被埋在这里，他们像动物一样拼命号叫，声音混乱。难道没有丝毫意义？伊奥尼亚人曾经称波斯人为“蛮族”，现在他们获得了重大胜利之后，雅典人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口齿不清的人”这个词恰当地说明，当天早上他们看到马拉松平原上无数的外国军队时，心中充满恐惧。然而当经历了这场著名战役的老兵从口中说出“蛮族”这个词的时候，表达出更丰富的含义：嘲讽、优越感乃至轻蔑——但是在8月的这个黎明之前，肯定没有一个希腊人敢于这样表示。

马拉松不仅为雅典人，而且为所有希腊人上了不平凡的一课：被超级大国羞辱的命运并非不可避免。雅典人从此会不厌其烦地提醒他人，自己曾经击败过波斯国王的游牧军队。这是一个泥足巨人。

毕竟自由可以捍卫。

[1] 希腊语中的“satrapes”（总督）是源于波斯语“xsachapava”一词的音译。

[2] 希帕科斯，前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的一位亲戚，与庇西特拉图之子希帕科斯同名，曾于公元前496年至前495年担任雅典执政官。

[3] 这段行军过程启发了法国教育家米歇尔·布雷亚尔（Michel Bréal）,他在1896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提出“马拉松赛跑”，比赛模仿雅典战士从战场返回雅典城的路线。而关于菲利皮德斯将胜利的消息带回、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出“我们赢了”然后死去的传说，虽然令人难过，但是如此富有诗意、巧合，非常可能出于伪造。

[4] 直到19世纪，德国测量员才在这里发现了大型埋骨坑，确定了波斯人墓地的位置。

6

黑云压城

天堂里的杂草

被雅典人看作历史上最重大胜利的马拉松战役，在万王之王看来则有另外一番不同的理解。实际上波斯宣传机构不太习惯关注主人的失败——对他们来说，将这场战役轻描淡写地描绘成一次细小的边界冲突完全不算破例或让步。当然，可恨的雅典人成功地从他们的惩罚中溜走的确有些遗憾，但这次小小的失败无损于整个远征取得的重大胜利。怀疑这一点的人只要看看匍匐在苏撒街道中的埃雷特里亚人就清楚了。大流士看到这些可怜的俘虏屈服在面前，非常宽宏地命令给他们松绑，并将他们安置在今天巴士拉以北的土地上。这一片土地早已广为人知，因为有神秘的黑色液体从沙漠的地下冒出泡来，空气中布满了波斯人称为“拉迪那凯”的浓重气味——远烈于爱琴海地区腌货铺子的味道。就像当年犹太人曾经在巴比伦河边流泪一样，埃雷特里亚人也在油井林立的伊拉克南部哀哭自己的家园。“永别了，著名的埃雷特里亚，你已不再是我们的家园。永别了，雅典，我们从前隔海相望的邻居。永别了，我亲爱的海洋。”[1]大流士认为，这种流放的惩罚已经足够了。

当然，这样宽宏大量只不过是伟大国王盛怒风暴之后短暂的阳光。而雅典这个恶灵和魔鬼的信徒、谎言的顽固据点同以前一样仍然面临着死刑的判决。但不仅只有雅典。共同犯下谋杀大王使节罪行的还有斯巴达，这一点不会被忘记，也不会得到原谅。在马拉松战役之后，大流士重新规划了自己的西方战略，决心将斯巴达和雅典一同毁灭。幸运的是，一向在大王军事计划前沿的智囊团最近赢得了一次特别重要的政变：一位新来的奸细，这不是别人，恰好是那座神秘莫测的城市从前的一位国王。德马拉托斯由于在全体斯巴达人民面前遭到勒奥提基达斯公开羞辱，终于进行反击：起初他还是暗中行事，后来干脆公开逃亡到苏撒的宫廷，并在这里受到极其热情的欢迎——因为他提供了大量有关情报。[2]这位叛徒早已对故乡思念不已，因此在询问人员提问的时候，自然毫无保留地痛苦发泄了一番。

尽管德马拉托斯已经门户大开，鼓动自己的主公考虑入侵伯罗奔尼撒，大流士的征服计划却并不轻举妄动。鉴于达提斯的远征只不过是一次华丽的劫掠，而完全平定像希腊这样遥远多山的地区则是一项方法难度完全不同的挑战。波斯的行政系统像车轮一样可以慢慢碾碎任何问题。公元前486年6月，大流士发动动员令之后的第三年，苦于无休止的征粮征兵，埃及人突然发动了起义。大王的注意力突然从雅典被吸引到南方。埃及这片土地富饶、肥沃，如同黄金一般珍贵，不能因为荒蛮的希腊而冒险失去这样珍贵的宝物。原本打算出征雅典的特别部队如今自然被派往进攻尼罗河国度。当炎夏的酷热逐渐褪去，美好的秋季秋意渐浓之时，这一片土地已经准备好脱离波斯独立。万王之王立刻准备亲自出征。

宫廷中每个人都意识到这一刻潜在的危险。大流士此前虽然多次出征，但是现在他不再年轻，已经65岁，谣言四起，说他身体虚弱。侍臣们痛苦地记得前一位波斯国王出征埃及时所发生的事情，考虑到这次的结局时——自己都感到害怕。冈比西斯在尼罗河畔战斗，只不过将波斯留给自己的唯一兄弟；大流士娶了众多妻子，而且子女众多，很多儿子都野心勃勃。外省爆发战争，继位问题就会迫在眉睫：如果历史能指引方向的话，那结果将是一次灾难。手足相残严重的后果威胁到了波斯统治的根基，它已经造成一支王室血脉的终结——谁敢断言这样的事情不会再次发生？

大流士已经上了年纪，然而他毕生统治都致力于为世界建立真理和秩序而取得成果，绝对不会无动于衷地看着这一切在他死后化为乌有。他认为有这么多才能出众的儿子不仅不会威胁到帝国，反而会巩固它。波斯人民不应对他子嗣众多而感到担忧，而应该感到欣慰。他们一直拥有基本的准则：“男子气概的最好标准，除了在战场上作战勇敢之外，还要成为一名子女众多的父亲。”[3]大流士事事谨慎，不可能忽视对儿子们的教育。波斯人不习惯于娇生惯养。甚至连一向认为穿裤子的民族是可笑娘娘腔的希腊人，也不得不认可波斯人这样的做法。虽然波斯王子可能身穿花花绿绿的裤子，但他们的确非常坚强。

当然，也许王子的幼年时代是在后宫女子的温柔乡中度过的，也唯独如此，才能让宦官们更好地塑造他，“赋予他婴儿的美丽，在蹒跚学步时塑造他的双腿，让他挺起腰杆”[4]。从6岁开始，孩子们就必须像斯巴达人一样接受严格的课程训练：每天黎明之前，都有嘹亮的喇叭声叫王子们起床，在开始进行严格的课程训练之前第一件事就是5英里长跑，随后的课程包括声音训练、使用武器以及在冰冷的激流中沐浴。为了学习领导的方法，他们将要带领50名其他男孩。为了学习像帝王般运用长矛和弓箭的技巧，他们要跟随自己的父王打猎。为了学习公正的原理，了解波斯辉煌的历史，敬奉阿胡拉马兹达，他们要接受祭司们的指导。或许他们生而处在奢华之中，但是这奢华完全是为了让下人在看到他们的时候眼花缭乱，而不是为了让这些精英中的骨干变得软弱。甚至那些公主们从生下来就有整座城市为她们制作精美的拖鞋，也不被允许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而要在家庭女教师的指导下练习骑马，甚至要和自己的兄弟们一样学习“精熟弓矛”[5]。万王之王的孩子们需要学习的内容实在太多。只有在比较中，卓尔不群、令人敬畏者才能拥有继承大统的权利，随之而来的责任还包括公正和威严。大流士后人继承的遗产是对全世界的统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孩子能像他们一样含着金勺子出生。在大流士狡猾的精心计划中，帝国是家族的利益——不允许任何一个孩子为了自己的利益破坏它。孩子们渴望赢得父亲的青睐，渴望统治各个古老的王国，渴望强大的总督领地以及军队。他们得到的赏赐越多，就越有希望得到更多——大流士的超级大奖——统治整个世界的权力——只会授予所有人中间最合适、最值得嘉奖的王子。

大流士几年之前就已经决定了这个人选。[6]有一个儿子在众人中特别引人注目：薛西斯。虽然他不是众王子中最年长者，但却显然早已成为大王的继承人。很多条件帮助他赢得了这项头衔。但也许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薛西斯与其他的同父异母兄弟不同，他的身上流淌着最正统的血液——他的母亲是帝国中背景最重要的女人阿托撒，是冈比西斯和巴尔迪亚留下的寡妇，是伟大的居鲁士的女儿。这样的血统肯定是重要优势，但如果薛西斯不同时具备许多别的品质，也不足以赢得父亲的祝福。作为接受世界上最严格教育的毕业生，他不仅表现出在骑术、武器使用方面的特长，而且具有祭司般的智慧——“如果不能在这个领域得到正确的指导，就不能成为波斯的国王”[7]。同样，在打猎和作战过程中，他都冲锋在前，充分地证明了个人的勇气。或许还有一项重要的因素，薛西斯身材高大，相貌堂堂，有王者之风。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波斯民族非常重视身体外观，每个贵族都会在车上带着自己的化妆师；必备的装饰物包括一双可以踩在脚下的高跟鞋；而假胡须和假唇须价格昂贵，以至于财政部门将它们列为需要缴税的项目。薛西斯的相貌甚至比父亲更为英俊：大流士已经是人们公认的美男子，“猿臂及膝”[8]。薛西斯虽然没有这些奇特相貌：“无论是他的身材还是高贵的仪表，都比任何人更适于指挥强大的权力。”[9]

因此公元前486年秋天，身体欠佳的万王之王在出征埃及之前，终于“离开了宝座”[10]，这其实是波斯人的委婉说法，薛西斯能够毫无争议地继承统治世界的权力。或许无人像大流士这样放弃统治权：同他自己通过暴力非法获得这一权力相比，他的儿子平稳顺利地宣誓并接过了最高统治者的权力。然后死去国王的遗体被涂满蜡，安置在一辆装饰豪华的马车上，驾车的骏马的鬃毛被精心修剪，然后在惊天动地的哀悼声中驶出波斯波利斯。全体百姓在薛西斯的带领下涌出城来，跟随在灵柩之后号啕大哭、捶胸顿足，向着远处一道高低起伏的石灰石峭壁表示自己的哀悼，国王的陵墓就开凿在那里的峭壁上，伟大的国王安息在那里。整个波斯波利斯，波斯全国以及每一处总督领地，凡是得到阿尔塔神庇护的土地上，大流士在位期间不停燃烧了36年的圣火被严肃地熄灭，红热的灰烬渐渐冷却化为尘土。

直到薛西斯向北前往帕萨加第，举行某些只允许最智慧的祭司和国王本人知道的神秘仪式之后，火坛的圣火才重新燃起，新国王的统治正式开始了。这个仪式的一部分内容包括，命令薛西斯“脱下自己的衣服，穿上一件居鲁士成为国王之前曾经穿过的袍子”[11]，然后吃下由祭司事先准备好的一些恶心的东西，这是用变质的牛奶和神圣草药酿制加持而成的。然后祭司将王笏交到他的右手中；将基达里斯，也就是象征王权的冠冕，戴到他的头上。随后薛西斯被引导至波斯白昼的耀眼光芒之中。总督、高官和所有聚集在帕萨加第等候这一刻的人们，立刻匍匐在地上，这样做是他们的责任和荣耀——无论何时见到国王都要谢恩。薛西斯作为居鲁士的继承人，同时也是阿胡拉马兹达所选定的人，以光辉灿烂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

薛西斯没有在人们的欢呼中沉迷逗留太久，紧急的国事还在等待着他。他抓住大流士曾经握过的马缰，很快离开了充满节日气氛的首都赶往埃及。刚到叛乱地区，正所谓虎父无犬子，他一如大流士所希望的那样显示出了才能，不仅立刻基本平息了叛乱，而且表现出和他的父亲一样具有善于利用个人关系的眼光，从自己为数众多的兄弟中任命了一位，担任这里的总督。这位大王甚至比大流士更加好战，他认为这次胜利不仅是对人间叛乱的惩罚，而且震慑了宇宙间魔鬼的邪恶力量。所有崇拜达埃瓦的国家都要遭到征讨；淫祠邪庙必须被铲除；各处被谎言控制的地区应该重新奉献给真理之神：这将成为薛西斯统治期间指导全体波斯人民的宣言。为了避免有任何疑问，他派人将这些话镌刻在波斯波利斯并昭告天下，提醒所有侍臣，除了国王所宣布的内容之外，没有别的道路堪称正确：“尊重阿胡拉马兹达赐予的法律，崇拜阿胡拉马兹达和阿尔塔神之人将得到幸福生活，并在死后获得祝福。”[12]尽管身为“万王之王”、“波斯和大地之王”，薛西斯从来未曾忘记，自己被赋予无可比拟的权力是为了一个神圣而重要的目的。这个责任落在他宽阔的肩膀上，不可轻易丢掉。不能够让那些选择他承担这项任务的人感到失望。薛西斯慷慨地承认：“大流士有很多儿子，但是我的父亲大流士却选择我成为他身后最伟大的人物。”反之这也表达了更为高远的目标：“这一切都是按照阿胡拉马兹达的意愿安排的。”[13]

自然，一旦埃及被平定之后，就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妨碍他继续完成大流士生前留下的未竟事业。薛西斯回到波斯之后，立刻有不同的利益集团开始鼓动大王，劝说他向欧洲内部进行更为深入的远征，以便惩罚雅典，征服希腊。其中最为积极的便是薛西斯的兄弟马尔多尼奥斯，他早已从色雷斯负伤中康复，现在一心一意想要回到爱琴海，认为那里是可以施展个人才能的地方。他不是唯一的求取功名者：既然有一名兄弟可以拥有法老的宫殿，大王还有更多的亲戚渴望出风头，以证明自己的勇气，享受高级指挥官的荣耀。毕竟身为波斯人的使命就是要征服那些遥远的“非雅利安人”。

在向情报官员们咨询了关于西方前线的各种消息之后，薛西斯满意地觉得对一切都了如指掌。的确，据这些情报人员报告，雅典和斯巴达仍然是对抗他雄心的主要力量，但是希腊其他地区的贵族对波斯入侵持欢迎态度——至少包括玻俄提亚与底比斯以北的色萨利地区。一旦色萨利陷落，底比斯以及其他大多数南方城邦都会前来投诚。实际上，即便在斯巴达和雅典，这项计划也不一定会彻底失败——因为在苏撒舒服地生活的德马拉托斯和波斯供养的佩西斯特拉提达伊第三代人，也还能够保证充当少数附庸。希庇亚斯的好儿子们自告奋勇地向薛西斯进言，并表现出愿意为天国事业献身的勇气，“他们对大王描述了波斯人注定要在赫勒斯滂建起桥梁，详细地说明了随后即可取得的胜利的各种细节”[14]。这些主张和看法来自于奥诺玛克利托斯，这是一个江湖骗子，一度是雅典僭主们的朋友，后来因为遭到指控伪造预言而与他们闹翻。显然他的话不可当作可靠的信息，但是佩西斯特拉提达伊由于被驱逐，迫切希望再次见到自己的故乡，只好可怜巴巴地相信他的每一句话。

波斯最高指挥部如果对奥诺玛克利托斯的信任程度也一样的话，那实在可疑，但是这并不重要。就在薛西斯从埃及返回后过了几个月，筹备战争的工作就马不停蹄地展开了。反对侵略的鸽派人物对此无能为力。只要发表反对意见，就会被标上懦夫的标签。他们的警告除了引起主战派的不满之外并没有轻易搁置。雅典人在马拉松战场上的表现已经说明他们不是等闲之辈；为特遣部队准备物资会令波斯最有经验的官僚也感到难以负担；希腊群山起伏的地势以荒凉著称：这些顾虑并没有被当作失败主义者扰乱民心的言论遭到驳斥。出征的种种危险偶尔也会令薛西斯感到犹豫，但这一切最后都坚定了他的决心。在危险之前畏缩，承认波斯力量有时候也会因为过度扩张而削弱，放弃雅典并将它背后的那个大陆永远留给谎言统治，这都是对大流士的下流背叛，甚至也是对马兹达神不可原谅的背叛。的确这次远征充满了风险——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也就不值得万王之王关注它了。

但怎样迎接挑战？王宫的大门口雕刻有人首牛身鹰翼兽，宫殿中的庭院雕梁画栋，配备着宦官，国王的大门由上千名保卫国王安全的侍卫把守，这些侍卫身穿镶嵌宝石的长袍，手持长矛，长矛柄上装饰着金苹果，矛尖对外，这里面是波斯波利斯最隐秘的内廷——薛西斯和他最信任的谋士们就在这里举行御前会议，商讨对策。他是波斯权力最为幽密的神经中枢，讨论的内容外人当然无从知晓，但是由于各种谣言以及事件发展的进程，[15]我们还是可以略知一二。当然讨论的内容一旦解决，战争就会立刻发动，但仅有一个问题：为了侵略并征服希腊，应该配备何种军队？

马尔多尼奥斯坚持认为，只有最精英的战士——波斯人、米底人、斯基泰人和东伊朗人——才能征召。他认为，只有这样的部队行动如闪电，可以战胜任何敌人，击溃敌人笨重的步兵团，他们可怕的速度已经在对抗伊奥尼亚的希腊人战斗中多次奏效。[16]虽然这一战略有过辉煌的先例，但是仍然有无法克服的弱点。时代已经改变：仅从这几个总督领地征召的军队怎能同它的指挥官的尊严相配？当年随居鲁士出征的山野村夫怎能配得上今天他统治全世界的外孙？当征服了西方之后，薛西斯就不仅是波斯的国王，而且还是世界上所有领土的国王了。即使最为偏远的民族也要为自己的子孙向他缴纳贡赋。他们的屈服反映了主人的无比荣耀，是真正的万王之王。

最后就这样决定了。或许御前会议讨论的内容，有些许传到了正在薛西斯会议室之外凿石像、装点附近梯道墙壁的工人耳中。[17]正像这些台阶本身一样，虽然不断升高，但是每一层台阶的高度都非常矮，身着长袍的贵族们可以不失体面地走上这些台阶，做工精致至极——工人们得到指令，需要一排排地认真描绘出各种臣服的民族向国王奉献宝物的情形。这就是薛西斯所知道的各族臣民中的绝大多数，他们都来自远离波斯的地方，基本处于蛮荒不化的状态；而送信人正准备飞奔前往帝国的各个角落，告诉各地总督并号召他们起来作战，国王希望看到不同的臣民聚集在他的面前，手持武器走向战场。印度人身穿棉织腰布，手拿藤弓；埃塞俄比亚人身披豹皮，使用石尖箭镞；莫司科伊人（Moschians）头戴木盔；色雷斯人头裹狐皮；奇西亚人（Cissians）裹着头巾；亚述人身穿亚麻盔甲，挥舞着狼牙棒。这些人都在波斯波利斯的石雕中浮现出来，变成了活生生的民族，聚集在主人的面前，跟随着他向西方进军。

不得不承认，这个由各民族手无寸铁的征兵组成的军队不断膨胀，令大王的后勤人员头疼不已。薛西斯想象出的这个军队需要被运送过爱琴海的问题逐渐凸现出来：只可能通过陆路到达雅典。这个新情况反过来要求完成许多奇迹：无论如何必须在赫勒斯滂修桥；需要在色雷斯和马其顿的森林中修路；大量种植粮食并做好储备。负责承担此任务的后勤部门当然不堪重负——而对国王来说，这就像无数次战场的胜利一样，是对权力的辉煌展示。驯服野人，祈求大地立刻呈现出秩序，遍布成熟的谷物：他想象的全球计划比任何幻想都更完美。波斯人生长在全山环抱的环境中，一向认为领袖肯定拥有令荒漠变田园的能力。只要有总督为了令国王满意而表示“自己令所属省份繁荣，广植树木和庄稼”[18]，就会被记录下来当作有野心的人。甚至连卑微的园丁向国王进献蔬菜作为礼物，都立刻会处在危险之中。据传薛西斯的一位后裔在得到一枚巨大的石榴之后，曾经说过：“人们肯定能将水果培育到这么大，对我来说，则负责将小城市变大。”[19]

甚至连国王自己都炫耀园艺方面的才能。有理由相信，薛西斯很小的时候，在尚未开始学习弓马和冷水浴之前，曾经在花园中度过许多美好的下午，“植树，采集草药的根茎”[20]。实际上，在宫廷人们所喜好的活动中，也许只有打猎可以与园艺相比。对于波斯人来说，只有兼擅两方面才能才可称得上完满。很少有哪个总督驻地不设立私人花园，这些地方设立各种游戏，同时在湖边或者潺潺的溪畔修建一些亭台，草地经过精心修剪，种植着各种植物，草药园圃、花床、梨树、苹果树、松柏扎根在肥沃的土壤中，奇花异草的香味充满在空气中。帝国一直对植物园林充满了热爱。大流士即便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国事之中，也不忘了解最新的园艺动态，鼓励各地总督探索新式修剪，搜罗稀有秧苗。据说马尔多尼奥斯为了鼓舞他兄弟的战争热情，向薛西斯保证欧洲是最大的园艺中心，“保存了每一种树木”[21]。当波斯波利斯城中遍布出征希腊在即的消息时，王室园丁们也开始摩拳擦掌，和每个做梦发财的人一样兴奋不已。

波斯人用“帕拉代达”这个词表示精致美丽的花园，希腊人将其翻译成“帕拉得索斯”——“乐园”。[22]进入这里，徜徉在清冽的小溪旁边，帝国各地的自然奇观都被移植到这里——珍禽异兽，奇花异草——看到这一切，国王的确会想象自己身在天堂。乐园不仅仅是神圣的场所，也不仅仅是回避尘世生活中各种烦心琐事的地方。每一件事物都令他感到高兴，“树木的美丽体现在人们种植它的正确方式，树干笔直，角度适宜，能够散发出各种木香，香气混合在空气中”[23]，这都能根据他的喜好进行安排。同样，如果身为万王之王掌握着全世界，他也可以下令让自然产生秩序。

打个比方，国王在花园中挥动手臂，指示种植松柏的直线，同样他可以在地图上指点江山，就能够移山填海。就在赫勒斯滂波涛汹涌的地方，正有人将树枝和紧紧打包的土壤铺满一座巨大的浮桥，这座浮桥连接了亚洲和欧洲；与此同时，在爱琴海更西边的海岸上，人们正在挖掘一条运河，穿过阿索斯山脚下的地峡，以利于波斯舰队不必绕行山峰高耸的险恶半岛。马拉松战役的两年之前，马尔多尼奥斯就在这里失去了自己的舰队，这场灾难令所有人心有余悸，传说这是由于奇怪的自然物造成的：据说在巨浪之中有海怪出没，以吞噬落水者为生，而白鸽则出生在浪花之中，在这场灾难的上空盘旋飞舞，“这种鸟类第一次在希腊出现，从前没人在这里见过它们”[24]。这样的怪事不会再次发生了：仿佛一只黑豹被锁在花园的笼中，不能透过笼子的金色栏杆伤害那些观赏它的人们，同样，无论多少波斯舰队通过这里前往雅典，阿索斯山脚下的海怪也只能白白地咽口水。

希腊全境都被震动了，修建一条运河，宽度可以并排通过两艘战舰，深度保证船体不会碰到河床，长度达到1.5英里，这项任务超出任何普通人的能力——除了一个人。随着劳工队伍日夜不停劳作，敲击石块的声音从阿索斯山远远传来，不断送来一个可怕的消息。整个亚洲都在沸腾。万王之王渐渐逼近。

开始行动

开凿运河、修建桥梁、动员整座大陆的军事力量，这些行动令很多人都为之欢欣鼓舞，但雅典人却并不这样想，他们保持了高度的戒备。自从佩西斯特拉提达伊遭到放逐之后，宏伟的宙斯神庙的圆柱尘封已久，像一座严肃的纪念碑一样诉说着这座城市对任何领袖人物的厌恶。无论何时，只要雅典贵族见到地位超出自己的人物，第一反应就是定要将他除去。“人们不喜欢歌颂别人，这会让他们觉得自己被剥夺了某些东西。”[25]无论何时，这种看法在希腊人的心中都相当普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民主制度并没有改变任何东西。据说地米斯托克利的父亲试图劝阻儿子从事政治活动，就曾经指着被拖倒的法勒隆沙滩上正在腐朽的战舰残骸警告说，任何野心勃勃的政客最终都要落得这般下场。“因为在雅典，一旦领袖人物已经失去利用价值，通常都会受到这样的对待。”[26]

自然，民主制度最先建立起来的就是精英之间野蛮无情的竞争。即使像米太亚德这样杰出的人物都很快被拖入毁灭深渊。公元前489年，距离他将这座城邦从毁灭的边缘拯救出来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当他带领远征军出征爱琴海上各个投向波斯的城邦，由于大腿受伤而不得不回到雅典的时候，突然名声扫地。阿克迈翁一如既往地嗅到了血腥味。一名名叫克桑提普斯（Xanthippus）的野心勃勃的青年政客迎娶了克里斯提尼的侄女，受到鼓动起诉米太亚德，控告他狂妄自大，“欺骗雅典人民”。米太亚德被抬到市民大会面前，并被宣布有罪，陪审团并没有判决将他从担架上拉起来，处死后从“绞刑手门”下拖出去丢弃到乱葬坑中，因为他们不愿意像从前对待波斯国王使节一样对待马拉松战役的胜利者，于是投票决定对他处以苛刻的罚金。然而，尚未等到支付罚金的日子，坏疽就已经让这位英雄的整条腿烂掉了，并在判决几周之后夺取了他的性命。他的儿子客蒙（Cimon）费尽千辛万苦凑齐了罚金，然后继承了对菲莱德斯部落的领导权。这令他散尽了家财，不用说，也让他同阿克迈翁党人结下了世仇。

因为雅典人害怕任何“令某人能够掌控支配同胞们绝对权利”的情况，[27]所以他们看到伟大的米太亚德悲惨的下场都感到心满意足，但这并不意味着会对他的竞争对手有多大的热情。在克桑提普斯提起的这次诉讼中，究竟谁充当了帮凶：是市民大会上的投票者还是阿克迈翁党人？这个答案不久就会揭晓。米太亚德死后两年，市民们聚集到阿戈拉中，当天在这里特别树立起巨大的投票围栏，官员们仔细地检查过往的人们，以确保没有人来投两次票。为每一个部落准备的十个入口都放了一堆破陶片。每一个雅典人弯腰拾起一片的时候都清楚自己的手中掌握着可怕的权利。在民主制建立之前，流放曾经是某个党派领袖通过武力威胁的方式强加给某人的残忍的毁灭性打击；而今，这种命运第一次作为权衡性的判决摆在了特权阶层人们的面前。每一个公民必须在破陶片的背面写下某个著名政治家的名字。当天结束的时候，所有这些碎片——希腊人称之为“奥斯特拉卡”——就被分类整理计算，其中得到提名最多的公民必须离开阿提卡10天。但并非像从前的流放那样被剥夺财产和公民权，也不像从前那样只能在10年之后才可以回到家乡，但是他一定要按照雅典人民做出的决定接受“陶片放逐”。

这是一件针对任何过分强大的有野心家族的致命武器，但是自从克里斯提尼首创这项发明之后，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一直被作为民主制度的保留手段没有实行。[28]而在米太亚德死后雅典人民投票决定使用这一手段，表明了他们不愿充当部族仇恨炮灰的决心。这个民族送走了波斯国王后，自然不愿继续被迫生活在任何贵族暴政的阴影之下。行动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希帕科斯，这个臭名昭著的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党人在10年前担任执政官的时候，就被怀疑与希庇亚斯和阿尔塔费尼斯勾结。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486年，这自然轮到了阿克迈翁党人中的一员。又过了两年，克桑提普斯自己也由于逐渐引人关注而遭到了驱逐的下场。在马拉松战役之后的几年内，菲莱德斯、佩西斯特拉提达伊、阿克迈翁这些家族首领都被清除掉了。如果说民主制的建立是一次和平的革命，那么陶片放逐法则被看作是一座可以砍头而不会流血的断头台。

自然，与任何革命一样，清除已有的政治掮客主力，为更多的机会主义竞争者打开了方便之门，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取代前人的位置。阿克迈翁不是唯一觉得自己被马拉松战役胜利者光辉所掩盖的人；也不是唯一渴望在取悦市民大会的人中取得一席之地的。有一个人对米太亚德赢得的荣誉感到特别苦恼，甚至因此而整夜失眠，一旦放下酒杯就无法入睡，已经准备好利用机会排除对手。地米斯托克利已经树敌不少，清楚地知道如果继续推行自己的政策将可能冒险毁掉自己。从第一次陶片放逐开始，他就成为遭到流放的热门人选，每年都有大堆的陶片投票反对他，但仍然有关键的优势。因为一切针对其他流放人选的愤怒指责——“叛徒”或者“达提斯的红人”，甚至在某片陶片背后潦草地涂抹着一个带着米底人帽子的弓箭手，都不会被看作是针对地米斯托克利的指控。和其他遭到陶片流放的人不同，他始终坚持反对波斯国王的政策。在他担任执政官期间开始在皮赖乌斯（Piraeus）兴建的庞大港口工程，至今已经历十多年，这座全希腊最大、防守最为严密的港口作为这一点最有力的证明竖立在一旁。地米斯托克利现在已经开始公开宣传，将雅典改造成为拥有一流舰队海上强国的必要性。

这项提议对于贫穷的阶层来说或许充满吸引力——但是对刚刚在马拉松取胜的土地主的农场主来说却并非如此。地米斯托克利提出修建200艘船的建议，为这样巨大的海军配备人员将会让手持矛盾的传统陆军无人可用。重甲步兵阶层难道真的会投票削弱自己吗？无论倡议多么动人，又有谁愿意资助他这么夸张的海军计划呢？修建舰队耗资巨大，对任何一座城市来说，这都是最奢侈的象征。富人们听到地米斯托克利的建议之后，那些最可能被迫出资的人都感到不满，开始各自做精明的打算。由于传统的保守主义者失去了大家族的首脑充当各自的代言人，上层阶级必须赶紧寻找能够捍卫自身利益的人。他们很快就找到了阿里斯提德，这就是当年在马拉松和地米斯托克利一同率领薄弱中军的将领，到了公元前5世纪80年代中期他却变成了地米斯托克利最严厉的对手。这两个人甚至连性格都形成鲜明的对比。地米斯托克利被认为是典型的投机者、彻头彻尾的表里不一、狡猾的人；而阿里斯提德则被他的同党们描述成为正直、朴实的完美榜样。地米斯托克利会利用任何机会收受贿赂，这早已为人所共知，而他的对手则以贫穷律己和诚实著称，甚至在马拉松战役之后，当雅典步兵在绝望之中疲惫地向法勒隆进发的时候，人们信任地将打扫战场的任务交给了阿里斯提德。他的拥护者们喜欢称呼他为“公正者”，这个绰号表明他的伟大、问心无愧。[29]

这一表面的道德楷模成为有潜力而且重大的发现，在民主制度中可以选择这样的偶像成为真正的政治家。但是如果不考虑这个绰号，阿里斯提德实际上和地米斯托克利一样善用政治诡计。不过他一方面表现出“不介入党派斗争，坚持自己路线的做法”[30]，另一方面则是拢络人心的高手。例如，当年地米斯托克利尚未在政治界崭露头角的时候，阿里斯提德早已将目光锁定在最高层，成为克里斯提尼的密友；甚至连他表现出来的贫穷，也不过是一种姿态——虽然不像地米斯托克利那样贪恋小惠，作为法勒隆一处大庄园的主人，他也不必过分结交雅典最富有的人们。

那么如何解释阿里斯提德获得人心的特别之处？对手曾经指出，他来自雅典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阿洛佩克，这个地名在希腊语中与“狐狸”的发音非常相似，而他做事的方式也同样狡猾。也许对阿里斯提德的这项指控有点过分，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主制度活力的根源就在于伪善。这座城邦中日益增强的平等观念并没有让势利心态消失。阿里斯提德富有且节俭，热衷于公共事务，出身名门，堪当重任，足可成为雅典人最信赖的人：他们过去的理想能够和未来的体制相一致。他曾经许诺，让那些像从卫城生长出来的神圣橄榄树一样在阿提卡土地上出生的人们，继续保卫雅典人民度过所有将要面对的艰难困苦。同这位“公正者”强调重甲步兵重要地位的论调相比，毫无疑问，地米斯托克利呼吁建立海军的做法就像汹涌的大海一样显得特别的“非雅典人”。

也许，这座城市的命运被扭曲了。就在卫城山顶，雅典娜当年亲手种植的橄榄树旁边，还有一座盛满海水的水池。每个公民跪在旁边都能听见，水池深处传来“刮起南风的时候海浪的叹息”；而在岩石上面还可以看到刻有“三叉戟形状的徽记”，[31]标示着这里在遥远的古代曾经是海神波塞东的领地。据说当年雅典娜和波塞冬为了赢得这座城市而竞争；虽然波塞冬被女神击败，仍然在雅典最神圣地方的岩石上留下了继续庇佑这里的标志。[32]卫城并不是雅典人寻求神佑的唯一地点。在雅典，“神圣的岬角苏尼奥姆”[33]是每一艘船只离开阿提卡前往公海的必经之地，最近人们在这里陡峭的岩壁边缘修建了一座献给波塞冬的神庙。达提斯率领运送骑兵的舰队对法勒隆发动最后进攻的时候，一定在他沉重的舰队经过岬角的过程中看到了高高耸立的圆柱。也许就在这个可怕的日子里，波塞冬用他的三叉戟搅动海流，减慢了波斯战船向雅典进发的速度？显然，只有海神最可能支持地米斯托克利的建议，保护自己的城邦免受第二次蛮族进攻。由于苏尼奥姆（Sunium）距离地米斯托克利所在的市区仅仅8英里远，便于经常前往岬角旅行。这里对于祈祷奇迹发生是最合适的地点了，背对着海神庙宇的阴影，他心底的愿望渐渐从口中念出来。

地米斯托克利知道，几步之外的波塞冬神庙是最有希望实现这个愿望的地点。岬角顶端的峭壁并没有延伸很远。苏尼奥姆以北的地方是一片名叫劳里乌姆（Laurium）的荒地，这里荒凉无物，任何带来新鲜空气的清风都吹不到这里。在这一片海岸上的空气炙热污浊，充满了有毒的臭气，生前上万的男女老幼生活在这里，贫民窟就围绕着各个作坊修建。这里生活的人不是公民而是奴隶，他们的命运悲惨，不得不在尘土污物之中劳作，以保证民主制度的繁荣。在一片倾斜向海边满是矿坑的斜坡上，到处都布满了喧嚣的劳动人群在挖掘采集，劳里乌姆富含银矿，虽然从古代特洛伊战争开始就已经有人在此采矿，但还是不断能在岩石中发现新的矿层。几十年之前，采石工艺获得了重大的进步：大石块被从断面上挖掘出来，通过清洗的办法提取矿石，以便在熔炼之前去除各种含量很高的无关的元素。这项简单的创新使得白银能够被提炼到前所未有的纯度，也展现出更为诱人的前景：如果有人能够找到更富饶的矿石，将会让劳里乌姆获得前所未有的开发。这必须的一次幸运敲击终于在公元前483年实现了。

“白银的源泉，埋藏在大地中的宝库。”[34]这个矿层让雅典人眼花缭乱。怎样利用这笔飞来横财？不久之后，地米斯托克利刚刚来到市民大会中，就听说他修造舰队的建议遭到强烈抗议的消息。阿里斯提德兼具无可比拟的保守主义特点和煽动技巧，立刻提出反对。他平静地指出，根据习惯，矿山中的这条矿带应该在全体雅典人中间平均分配：这个提议关系到每个投票者的切身利益，而且公然利用传统作为反对的理由。面对这种情况，地米斯托克利决定不再煽动人民，甚至也没有提到波斯的威胁，而不断强调有一个敌人比波斯国王更加紧迫，紧邻雅典人的家门口，这时他开始“煽动投票者对埃伊纳的仇恨和嫉妒”。[35]市民大会在贪婪和狂热爱国主义两种相反的诱惑之下，最终决定采取折中办法。利用劳里乌姆所得的财富修造舰队，但是只能建造100艘船。地米斯托克利坚持要求双倍于此的数目，拒绝放弃自己的主张，阿里斯提德也同样不满。但双方都没能更进一步。秋尽冬来，民主政府已经被辩论折磨得麻木不堪。次年1月，大会即将投票决定是否在当年举行陶片放逐，结果显而易见。僵局就要被打破：地米斯托克利或者阿里斯提德两者中必有其一需要离开。而当冬去春来的时候，将由陶片来决定最后的结果。

虽然没有经过刻意的安排，但公元前482年的陶片放逐实际上成为历史中第一次全民公决。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这次投票的结果不仅会决定雅典未来的命运，甚至还将决定整个希腊世界的独立与否等等。随着陶片放逐日期的临近，雅典人自己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有流言传来说在阿索斯半岛进行的巨大工事逐渐形成了威胁；而波斯国王正在做战争动员的消息，也不断让人觉得毛骨悚然，传遍了各个大街小巷。地米斯托克利的敌人们虽然反对修造舰队，继续宣扬阿里斯提德是“公正者”，但也开始对人民的紧张情绪恼怒——这一点很快就被阿里斯提德发现。到了进行投票的那天，他站在投票栏之前，这个时候，一位不识字的农民没有认出这位大人物，递过来一片陶片并请他写上“阿里斯提德”。阿里斯提德感到为难，便问他为何这样做。农夫回答：“因为我从小就听说他一直被人们称为‘公正者’。”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阿里斯提德一言不发，静静地接过陶片，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交了回去。[36]这个故事令人感到内心振奋——当然也只可能出自公正者自己的口中。这很像是一位被判出局的人为了减少损失而做的辩解。虽然眼看着针对自己的陶片被投出，他还是希望从彻底毁灭之中做些挽救的动作，甚至他还可能看到有的陶片上面写着“达提斯的兄弟”。当然，直到结果确认并宣布遭到放逐的时候，阿里斯提德还是清楚无论自己需要留下什么东西，都必须保持诚实的名誉。总有一天他还会需要这个名声。虽然遭到了放逐，但是在他离开之前就已经做好返回的准备了。

然而与此同时，地米斯托克利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获得了胜利。雅典将修建200艘船只。实际数量超过了200——雅典人虽然起先百般推诿，却突然变得雷厉风行起来，最终迎难而上，因为他们害怕自己做得太少，行动太慢。各处代理商满载着劳里乌姆的白银急匆匆地散布到爱琴海各地，尽可能地收购木材。在皮赖乌斯的船坞中，斧凿的喧嚣声昼夜不停，自从去年夏天的投票开始，就不断修建战船，已经加快到每两周完成一艘的惊人速度。人们竭尽全力，修造最为新型的战舰——三段桡船，这种船船体细长、头装撞角、杀伤力巨大、每侧装配有三层桨，对工艺精度要求极高。地米斯托克利像往常一样提出要求尝试最新的设计，增强“速度和灵活性”[37]：生产率固然重要，同样也要重视质量。“能够让敌人惧怕，让朋友开心”[38]：这就是民主国家生产的每一艘三段桡船的质量标准。

然而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修建战船的难度远远不如熟练掌握和驾驶他们的难度。三段桡船上的桨以难以掌控著称。“航海术和其他任何工作一样都是一门艺术。完全不可能在业余时间里随便补习一下就行，实际上根本不能用业余时间来学习。”[39]尤其在时间越来越紧迫的情况下。应该将阿提卡的全部人口都紧急动员到学习航海术的活动中——即便如此，地米斯托克利也仍然为人口不能继续壮大舰队而感到痛苦。日子一天天过去，公元前482年的夏天逐渐过去，冬天来临，来自各地橄榄林的农民以及此前从未离开过克拉墨科斯的陶工们——“这些曾经是重甲步兵的中坚力量”[40]将自己的甲胄放进了牛棚的蛛丝之中，都来接受训练，忍受着磨起的水泡还有从前未曾感到过疲劳的某些肌肉酸痛，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把划桨坐垫排在他们的长凳上继续训练。这个课程艰苦而野蛮——但是必须如此。公元前481年的春天到了，这时候已经没人相信自己艰苦训练将要面对的敌人是埃伊纳。现在有关波斯国王打这座城市主意的谣言从四面八方传来。据说薛西斯和他的军队正准备这个春天从苏撒出发。这种预期紧紧地控制了雅典人——在各种不确定因素和迷惑之中，他们知道情况不妙。后来从最意想不到的地方传来了确切消息。

斯巴达人得到了某些东西：一对空白的写字板。这让人们深感迷惑，不清楚其中秘密传达了什么消息，后来列奥尼达国王的妻子，聪明的戈尔哥猜到了其中的秘密，她让人刮掉表面的封蜡——终于看到刻在下层木板上的消息。这是由德马拉托斯写的信：提醒人们小心万王之王的计划。斯巴达人不得不承认自己并不知道这个公开的秘密究竟表明什么，“是对同族人善意的提醒，还是开了一个恶意的玩笑”[41]；这件事情如此离奇，它所警告的究竟是什么，而这个叛国者的动机究竟何在都不清楚。这样的信息居然可以奇迹般地通过王室大道上的全部检查点，这般精细的心计就足以让收信人感到胆寒，更认为有一个傀儡国王在暗中操作：处处都显示出波斯人的阴谋诡计部门干预的痕迹。斯巴达人虽然不像雅典人那样热衷于四处宣传他们公开的不同意见，但是内部也有很多分歧。鹰派人物自信可以击败包括万王之王在内任何敢于挑战的敌人，而其他悲观论者则非常害怕受到众神的审判而毁灭，担心末日渐渐接近，德马拉托斯的信息显然是为了扩大这种分歧。

德马拉托斯和波斯情报部门的控制者都知道，后者并不是斯巴达国内的那个小机构。10年之前被克勒奥墨涅斯杀死的大流士传令官，仍然在拉斯第蒙上空阴魂不散，引人恐慌，害怕招来天国的报复——当然这是他们的权利。实际上某些斯巴达人的良心的确不断受到煎熬，甚至有两名赫拉克里德幻想救赎自己城邦的渎神之罪，绝望地逃到了苏撒，将自己献给万王之王当作牺牲。精明的薛西斯非但没有将他们杀死，反而宽宏地赦免了他们——他何必屈尊为斯巴达人解除不断削弱他们意志的罪恶感呢？德马拉托斯的消息自然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进行的精心设计，使他们的恐惧更加深重。邪恶的叛徒的确称得上亚洲人的走狗：他重新挖出陈年丑闻，指出斯巴达人曾经中伤国王为希洛人的野种，诋毁他的母亲与肮脏的下等人私通。有些人意识到，德马拉托斯是防止他们走向彻底毁灭的唯一人选，承认每次克勒奥墨涅斯肆无忌惮有违虔敬的时候，都是他坚持反对意见。他们开始重提关于德马拉托斯的血统问题；但这次不再称他是奴隶的儿子，反而说是传说中的英雄的幻影、半神人的后人。[42]

自然，如果波斯国王入侵伯罗奔尼撒，斯巴达人理所应当站出来阻止他。但是如果像他们这样被称为世界上最勇敢的战士都在自我怀疑中遭受折磨，怎么指望那些弱小国家的人们坚定意志？由春入夏，希腊各国都面临着不可避免的抉择：坚持或是投降？像地米斯托克利这样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一直大惊小怪地幻想，波斯入侵的念头无法被打消。各种证据令那些最为顽固的怀疑论者不得不相信薛西斯已经从苏撒出发的传言是真的：他的确在向西进发。到了这一年秋天，有人报道说他已经到达萨迪斯——而且还在继续招兵买马，整个帝国都在他的命令之下倾巢出动。波斯国王和所有游牧民族都来了。第二年的春天，战争终于开始了：这时历史上最为庞大的军队已经渡过了赫勒斯滂进入欧洲，随后像狼入羊群一样进入了希腊。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一旦确定自己成为国王的目标，都只能战栗地相信现在就是他们自由度过的最后一个冬天。

波斯最高指挥部一如既往地运用心理战，不失时机地增强压力。和10年前马拉松战役前一样，许多外交使节穿梭往来于整个希腊，索取土地和水。他们到访了所有城市，唯独留下两个例外：雅典和斯巴达。这个恐吓的信息传达得再明确不过了。为了避免被打上同样的毁灭记号，许多城邦急匆匆地向各位帝国使节表示好意。甚至那些曾经公开拒绝交出土地和水的国家也产生了亲波斯的党派，或者开始首鼠两端。似乎没有别的可能性，经过这个寒冷阴郁的秋天之后，整个希腊就会像熟透了的果实一样落入薛西斯的手中。

对斯巴达人和雅典人来说，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作战，这简直是最可怕的梦魇。他们希望能够变得强壮、鼓起勇气，于是匆忙地派出使者前往各地号召希腊同胞拿起武器，参加在斯巴达举行的战争大会。或许这个地点非常合理，因为只有伯罗奔尼撒联盟能够用他们的力量为任何联军提供支持；而斯巴达人对不属于联盟的异族城邦感到紧张，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谨慎地将会议的中心词表明为“海列尼昂”——“组成希腊的各国联盟”。[43]这并非只是虚假的繁荣景象，许多向斯巴达派来代表的国家还在彼此作战；但当有人提议应该停止这样的内耗时，每个代表都表示赞同。例如埃伊纳决定改变立场，重新开始对抗侵略者，并同雅典言归于好；不仅如此，面对即将发生的情况，还决定和从前势不两立的对手联合组成同一舰队。

这样和谐的新面貌也并非没有限度。当地米斯托克利提出自己的城邦将为联合舰队做出超过比例的贡献，要求得到这支舰队的指挥权时，埃伊纳和许多其他传统的海军强国，例如科林斯和优卑亚岛上的其他国家与会代表发出哄笑反对这个暴发户。雅典海军的将领从实际出发，超乎寻常地克制了内心的情绪。也许他的虚荣心很大，但成为雅典救星的决心更大。地米斯托克利绝不会由于个人的情感而遮蔽自己的智慧和捉摸他人心思的特殊本领。作为一名天生善于短线出击的斗士，他清楚地知道希腊生存的唯一希望在于：“停止内耗，调停不同城邦间的斗争，劝说他们加入抵抗波斯的共同事业中。”[44]考虑到各国舰队都无法容忍接受来自其他舰队将领的指挥，于是他提议，将联合舰队的指挥权交给完全没有海洋背景的人来指挥。因此已经赢得陆军指挥权的斯巴达人，同时也获得了海军的指挥权。这对雅典来说是一次苦肉计——但是地米斯托克利清楚地知道，感情方面的伤害比起别的打击还算轻得多。

虽然指挥系统仍然不太清晰，但终于建立起来，联军可以开始制定作战计划。对于所有参加海列尼昂的代表来说不言自明，他们面对的两个主要挑战之一，就是必须增加联盟的数量。希腊大陆有大大小小七百多座城市，只有不到三十座城市派代表来斯巴达参加会议。比较著名的缺席者有阿戈斯，必须要用某种方式劝说他们加入共同的事业；还有一些城邦中存在亲联盟党派，例如底比斯，则需要对这些派别进行鼓励。最后达成的决议是一项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一方面决定准备派使者去阿戈斯以及所有仍然游离在联盟之外的城邦；另一方面还公告警示所有可能投降的城邦，将会遭到征收全部收入1/10的罚款以对背叛行为的惩罚。由于联盟为了得到神意的支持，即必须得到某些人的支持，所有一切征收的罚金，都将被虔诚地献给“德尔斐的神祇”。[45]

绝望地认为阿波罗会接受贿赂做出有利的神谕的想法并不算幼稚，而且这透露出联盟最担心的一些想法。他们都是一些精明而实际的人，很清楚波斯间谍遍布各处，秘密地收买某些人，或者向另外一些人许诺得到国王的青睐，正在试图从希腊人的内部瓦解他们的决心。无论如何，在这场间谍战中，联盟必须找到反击的办法。因此他们面临的第二个挑战就是：渗透到万王之王的阵营内部。

对于希腊人来说，除了各种异想天开的言论之外，完全不清楚自己面临的真实情况。只有通过艰难的情报工作才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策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需要一些潜伏的间谍。最终选定了三个间谍并安排了他们的任务：前往萨迪斯并记录一切见闻。在不被抓到的情况下完成这项任务，能够保证联盟更好地了解目前面临的情况，并针对这些情况制订计划，他们还同意在来年春天再次集会。

这次会议做出了最后决定，代表们互相告别，各自回到家乡。三名间谍则前往最近的港口乘船去往伊奥尼亚。距离预示着战争季节到来的春天还有几个月时间，但是希腊联盟现在觉得对万王之王及其侵略军的第一次打击已经开始。

欧罗巴之劫

在波斯人到来之前，爱琴海又一次成为希腊的内湖。公元前481年的冬天，被削弱的伊奥尼亚还在计算叛乱造成的损失，米利都过去的辉煌仅剩下一座烧焦的空壳，纳克索斯和其他的岛屿10年前曾经臣服于达提斯的舰队。三名间谍从伯罗奔尼撒出发，他们的行程实际上进入了敌人的领海。随着一步步地靠近亚洲，人们越发感觉不安。各种迹象都表明薛西斯准备发动的战争规模空前巨大。隆冬已经到来，但爱琴海岸各处仍然不分季节地忙碌着。在伊奥尼亚沿岸的港口中，地中海东部各处的船只纷纷云集而来，甚至在希腊人的后方也聚集着大量船只。30年前，自由伊奥尼亚最后的舰队被从海上消灭。现在距离入侵希腊的日子只剩下最后几个月，将要为万王之王赢得决定性胜利贡献最大力量的武装，正在伊奥尼亚海域中准备着。任何希腊人看到这些东西都会感到心中一沉。薛西斯舰队中组成打击力量的部分是众多狭长的、挂满盾牌、机动性极强的三段桡船，这些武器有极强的杀伤力，而操纵这些战船的水手则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有经验的人。正像犹太先知以西结所说的那样：“你的国土在海水的中央。”[46]这位先知居住在推罗城，但是他说的很可能是另外一座相邻的富有城市西顿，或者比布罗斯（Byblos），这座强大的商业港口城市还可能位于海岛上或者今天黎巴嫩海岸上。这些骄傲的城市可能彼此独立，但是对于局外人来说难以把握这样的差别。希腊人将所有这些市民混称为一个相同的、背信弃义的民族：培尼克西（Phoinikes）——腓尼基人。

西部地区

这个名称显然来自于希腊语的“培尼克斯”（Phoinix）这个词，意思是“紫色”，这个词语反映出内心的感情中，混杂着赞扬和蔑视的态度，他们对任何有威胁的民族都表示出一定的蔑视。赞扬——因为腓尼基人从贝类中提取制作的这种紫色染料的色泽优雅而特别，是国际上抢手的奢侈品，从中获得的利润令推罗和西顿繁荣昌盛。蔑视——则是因为从商品贸易的角度来看这些人太粗俗，斤斤计较、无可救药地粗俗。“人们认为腓尼基人的特点就是爱财如命。”[47]对此雅典的贵族们嗤之以鼻。虽然将腓尼基人看作守财奴的定义完全是整个希腊世界的偏见，但是已经足以激起希腊人的怨恨和轻视了。推罗和西顿的商人并非世界上唯一爱赚钱的民族。很多希腊人也是如此，因此对腓尼基人带来的竞争怨恨不已。无论他们走多远，无论他们找到哪里的新市场、新原料或者可供贸易的新土地，“这些著名的海上流浪者，这些狡猾的掮客，就已经驾着黑色的船满载着各种艳俗的小玩意云集在那里”，[48]似乎总是会抢先一步。

回溯到几个世纪之前，这种竞争就已经扩展到已知世界的尽头。腓尼基人和希腊人一样，自己的城邦处在群山的环抱之中，所以一直将他们的目光投向开阔的海平面。据说早在公元前814年，推罗的公主伊莉萨就曾经离开故乡，率领大批的殖民者沿着非洲北部海岸航行直达西西里对岸，并在这里建立了一座新城市——“新城”或者叫迦太基——这里注定要成为西方世界最大的都市。而几十年之后，当优卑亚岛殖民者开始侦查开辟西方的航线时，腓尼基人已经将贸易触角延伸到西班牙。不久之后，他们就已经扩张得更远，进入大西洋到达赤道一带，并在雨林的边缘登陆，迦太基人在这里用便宜的小玩意和当地原住民交换黄金。

希腊人听到这些旅行者的传说，眼中充满了嫉妒的火花，意识到自己已经行动太迟，不能进入非洲贸易的大门；虽然已经被对手精心设计的商业网络阻止在非洲和西班牙之外，但是他们仍然发现了一片充满机会的西方世界。虽然开发那不勒斯湾伊斯基尔岛（Ischia）最初的投资者还是腓尼基人，但是希腊人的殖民活动并没有引来老对手。但很快，双方在整个意大利和西西里展开了公开竞争。由于更多的希腊定居者来到这里寻找新的起点，因此很快就在人数上占据了优势。他们从优卑亚岛、科林斯、梅加拉、伊奥尼亚不断涌来，这次海上殖民的规模直到2000年之后，才被开发美洲的人数超过。到公元前8世纪末，几乎每年都有在意大利或者西西里新建起来的城市，连原住民也开始谈论“大希腊”。

公元前6世纪中叶，大规模移民的潮流终于停止了，西方世界也基本被征服。为了彻底震慑那些难以奴役的原住居民，殖民者故意虚张声势。他们做的各种事情都规模巨大：这里的城墙比希腊旧世界的更为高大；庙宇更为宏伟；色彩更加炫目丰富。甚至连人们在西部的享乐生活都带有威胁的意味。锡巴里斯（Sybaris）是一座位于意大利南部海岸的城镇，这里的风俗甚至令邻邦也感到目瞪口呆，纨绔子弟们可以懒洋洋地躺在用玫瑰花板铺成的床上，病恹恹地抱怨自己长了一个水泡。在作战时，他们的战马一旦听到笛手吹奏提示敌人的方阵已经进入战场，铠甲就会齐刷刷地发出闪光，用舞蹈的步伐开始前进。甚至连锡巴里斯最后遭到毁灭的时候也令人惊奇。公元前510年，这座城邦被敌人的联军占领，并彻底夷为平地，不留丝毫痕迹。西方世界中的胜与败，都充满了骇人听闻的夸张色彩。

海列尼昂的联盟会议在决定向东方派出三名间谍的同时，也派人到相反的方向上完成一项使命。虽然西方希腊世界的人们热衷于玫瑰花瓣和彻夜狂欢，但是他们一旦生气，还是可以派出可怕的军队。4年前，一位名叫吉朗的人控制了西西里岛上港口城市叙拉古，成为那里的僭主，这个人冷酷无情，是名才华非凡的冒险家，人们认为他最适合担当希腊世界拯救者的角色。资历表明这个人充满野心。和亚述人一样，他已经消灭了三个邻近的城邦，将这些人民带到叙拉古，但并未将他们贩卖为奴隶，而是组建了一只规模堪与东方相比的舰队和陆军。简言之，仅从其穷兵黩武的特点来看，就可以与万王之王相抗衡。

然而，恰在公元前481年的冬天，叙拉古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机。当吉朗大张旗鼓继续向西方扩张，试图彻底在整个西西里岛上建立绝对权威的时候，发现遭到了这个岛屿另外一侧由许多腓尼基人殖民地组成的集团的对抗。这些对手自然急切地寻求盟友的帮助，于是投向了腓尼基世界中最强大的殖民地：迦太基城。而这里负责一切事务的精明狡猾的商人大公，也看到了吉朗的行动对自己造成的威胁越来越大。西西里岛上的同族人张开双臂欢迎迦太基人：现在正好可以推翻叙拉古惹是生非的僭主，同时还能扩张自己的势力，机不可失。公元前481年的秋天，正当推罗和西顿的三段桡船纷纷北上爱琴海的时候，迦太基人也开始武装自己的舰队，招募大量雇佣军，计划在来年春天教训吉朗。看起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腓尼基人都在聚集力量，而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希腊人都要经受他们的冲击，准备作战。

难道这是巧合吗？希腊没人能够肯定。假设迦太基人和波斯国王之间有往来的话，可是前往萨迪斯的间谍在途经的几个港口尽力寻找机会，却没截获任何情报。尽管如此，大多数希腊人还是自然而然地怀疑狡猾的腓尼基人有外援。如果迦太基最高指挥部确实和薛西斯保持联系，试图同时从两个方向上发动进攻的话，那么最有可能的中间环节就是他们的母城推罗。尽管如此，某些阴谋理论家依旧愤愤不平，觉得这远远不是腓尼基人最恶毒的行为。如果万王之王率领着亚洲各个游牧民族，威胁根除希腊自由的整个远征活动，只不过是东西方之间自古以来根深蒂固的无尽冲突的高潮又当如何？战争之后就会有人大胆宣称，“熟悉内情的波斯人就会将引起争端的罪责牢牢扣到腓尼基人的头上”。[49]东方和西方、亚洲和欧洲、蛮族人和希腊人之间的相互仇恨：一切都将根据这个理论从这一个背信弃义的事例中被发掘出来。

如果将薛西斯仅仅看作推罗方面策划的世界阴谋中被利用的傻子，这当然是极端偏执狂的典型例子。万王之王完全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发动战争的。腓尼基人和其他臣服的民族一样是他的奴仆。他们必须向国王缴纳贡赋，需要听命于总督，甚至在出海作战的过程中都要接受毫无经验的波斯大臣的指挥。但这并不是说腓尼基人对帝国最高司令部没有影响力。除了米底人，在整个波斯统治集团中，大概没有别的民族能够对国王的想法产生这样大的影响。推罗和西顿的国王非常清楚，波斯国王出征，如果没有他们舰队的参与，将无法在海上逞威风。向来如此，冈比西斯建立帝国海军的时候，就发觉自己不能很好地掌握这种新式武器。当他下令准备出征迦太基之后，突然惊讶地发现腓尼基人否决了自己的计划，“对他们来说这如同和自己的孩子兵戎相见，太不正常了”。[50]从这次犯颜直谏的惊人实践中，波斯战略家们很快就吸取了教训。虽然各个臣服的民族都可以被拖到战争中，但是对腓尼基人却要用更加圆滑的手段进行控制。如果强行牵着他们的鼻子，迫使他们接受某些事物，往往会适得其反，最好让他们以支持者的身份而非被征召的士兵身份，加入到万王之王的事业中来。简言之，就是要让他们相信自己的利益也与此相关。

当然，他们在希腊的事业肯定与自己的利益攸关。腓尼基人曾经在拉德为波斯人提供了大量舰队，已经从米利都的毁灭中获益匪浅——西顿和推罗消灭了一个与自己规模相当的贸易中心。假如能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雅典，并且确定能压制科林斯和埃伊纳，这样的话，腓尼基的商业前景就会无比光明。结果，大王在推罗和西顿设立的公署中的情绪高涨。腓尼基人带来了300艘船前往爱琴海：超过雅典舰队的总数。当然这些船只并没有匆忙地同时派出：西顿是一座与科林斯争夺三段桡船诞生地桂冠的城市，同时在当时世纪的海军技术创新中走在前列。雅典的桨手们仅仅训练了几个月，也许一上战场就将迎头遭遇到最强的对手。

海军方面的人数也多得惊人。腓尼基人并非唯一响应国王号召派出舰队的民族。其他人，尤其是埃及人和伊奥尼亚人派出的船只数量堪与西顿人相比。这两处总督领地都有叛乱的前科；或许三名希腊间谍在港口前线刺探情报的时候，发现了这个事实。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们可算是抓到了救命稻草。当初由于波斯的海军司令忽视了伊奥尼亚叛乱的先兆，现在认识到重视他们的必要性。埃及和伊奥尼亚舰队的指挥权直接由薛西斯的两名兄弟掌握着，舰队中每艘船上配备的水兵都被证明绝对忠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注定发生的话，国王舰队中怎会有人为了雅典的缘故敢于冒生命危险发动兵变呢？对于这一点，伊奥尼亚各个港口聚集的所有人都毫无疑问。这支巨大的舰队很快就要沿着爱琴海岸开始扫荡，所有敢于阻拦的人们都要被摧毁。经过希腊间谍们的统计，一共有1207艘三段桡船：这个数字相当精确。[51]这么多舰船是否都要出海驶向希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们能否躲过夏季的风暴免受伤害，这只有到了战场上才能见分晓。但即使发生意外，国王失去了1/4的舰船，甚至失去了半数舰队，在数量上仍然远远占优势。这个简单而残酷的事实对希腊间谍来说实在太可怕了。当夏天到来的时候，希腊联军将要在海上面对的敌人是他们从未曾见过的。

那么陆地上的情况如何？只要到萨迪斯看看就知道了。希腊间谍们迅速赶去。他们离开海岸后经过三天，终于在东方看到一些银色的高山隐约显露在面前，这是一团烟雾的巨大帷幕。当他们逐渐靠近目的地，很快就看清楚原来这是些巨大的土堆，是古代吕底亚国王们的坟墓；渐渐地，在薄雾之中，萨迪斯堡位于雉堞交错城墙中的卫城的红色墙壁，以及山顶克里瑟斯的巨大宫殿也清晰起来。城垛上旌旗猎猎，一面旗帜装饰着“镶嵌水晶的太阳”，另一面绣着王家的军旗金色的老鹰[52]，这个君主远远超出克里瑟斯最强大的时候；几名间谍看到城市在平原上绵延数英里，都对这样大的规模感到目瞪口呆。他们在远处看到的烟雾原来是篝火产生的，数以千计的篝火将一切都映得通红。人们挤在各个帐篷之中，或者操练稀奇古怪的外国武器，或者七嘴八舌地说着难懂的外国话，国王这支多民族部队看起来像是一个怪人的世界，远远超出希腊人的想象范围。间谍们各种不好的预感一一得到了证实。整个亚洲和非洲都倾巢出动。用不了几个月，数百万人就将涌入希腊。

看起来确实如此。实际上计算或者建立这样庞大的部队，绝非易事；这几个间谍在他们开始计算之前可能就被拆穿并被逮捕。逮捕他们的只是士兵而非情报官员，因此他们毫不犹豫地折磨这些俘虏，然后打算处死。正当最后的死刑即将执行的时候，国王贴身侍卫中的一名队长来阻止了他们，奇迹般地下令释放这些人。间谍们磕磕绊绊地被带上了卫城，领进王宫深处，他们惊讶地发现，审问自己的居然是波斯国王本人，然后在护卫下参观了全部军队。直到他们被遣返回希腊的时候，才来得及留下大量的记录。

他们提出的报告，完全如波斯国王希望的那样，对各个方面都做了极大的夸张。间谍们看到的一切实际上是跨越全世界的统治全貌，只存在于波斯国王的心中和他的精英贴身卫队中：其中1000人只为了保证国王的人身安全，手持长矛，矛柄上装饰着金苹果；在这些人之外还有9000人，也是百里挑一的勇士，手中长矛柄的装饰物是银苹果，这支勇士部队被统称为“不死战士”——“因为如果有人战死或者生病，立刻就有顶替者取代他在行列中的空位”。[53]精选骑兵分队来自波斯和其他不同的民族：米底、大夏、印度、草原斯基泰人。最后，由于波斯国王没有能和斯巴达或雅典铜头铁臂的重甲步兵相抗衡的重武装步兵——于是组编了持矛兵的队伍：虽然这个装束奇怪的兵种在正常情况下，并不会作为敌人出现在希腊观察者的面前，但这支队伍人数众多、气势汹汹，似乎要扫清前进道路上一切阻挡的障碍。就这样，三名间谍向希腊方面做了报告，他们丝毫未考虑这个消息对波斯方面可能产生的帮助，依靠自己对波斯国王军队人数做出的惊人估计，数量将以百万计。准确地说，达到了170万——这还不包括国王计划在色雷斯和希腊继续征召的部分。

这个数字实在夸张到极点，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大多数历史学家通过计算，认为薛西斯率领的军队人数接近25万。[54]即便如此，这支侵略军的数量，也大大超过此前任何一支军队；无疑，波斯宣传机构为了让希腊人闻风丧胆甚至彻底投降，故意向他们提供了假情报。或许这是一份统计招募人数的诡计，这是天才的官僚机构糊弄人的把戏；但是在国王的想法中，这并不完全算是欺骗。至少，他们放出的消息表明，全世界都统一地站在自己的旗帜后面，只有那些最顽固的恐怖主义国家才会拒绝——这就是他们想要表达的真相。

真理毕竟需要薛西斯坐在宝座上才能保护。虽然他历来非常重视地缘政治因素的分量，而且矢志不忘他的父亲未竟的事业，加上他个人的雄心，但是必须毁掉雅典并且征服希腊的理由比这些更为复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赢得阿胡拉马兹达的欢心。”薛西斯和大流士从前一样喜欢标榜这一点。“只要有阿胡拉马兹达的帮助，无论什么任务摆在面前，我都能够完成。”[55]所以当帝国军队出海迎战主人最大的挑战时，他们的头顶都悬着神圣的光环。光明之神永远会在战场上出现。当然，不能用其他民族描绘神灵的方式来表现阿胡拉马兹达，比如低俗的偶像或者绘画的形象；因此他们选择神秘的回避态度，用敬畏的空白来代替。因此在队伍中有一架装饰精美的战车，在一名徒步跟随的驾车人的指引之下，随着军队来到希腊，车上空无一人——“能够坐在车上宝座中的人还不存在”。[56]驾车用的马共有八匹，颜色纯白，体形俊美，也被特地运到萨迪斯。还有一些骏马在军队向希腊进发的时候用来开路；其他的则为薛西斯本人驾车。这些动物完全由神职人员喂养长大，只有这些人能够接触它们——因为马匹来自尼赛亚。大流士统治至关重要的第一天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那时候，他刺杀了篡位的祭司，手中高举滴血的匕首走出西基阿沃提什，宣布波斯被从谎言的统治之下解救出来。今天，在远离尼赛亚的地方，拥有同样血统的骏马拉着大流士儿子的战车，也将要见证在魔鬼折磨下虚弱不已的雅典以及整个希腊重新回到真理的怀抱中。

薛西斯从小就相信，自己将要征服整个世界，而且还要改造全世界。他热心于园艺，认为在乐园最后完成之前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清除其中的杂草，保持整洁美观。即使在准备出海前往残酷的战场进行破坏的时候，薛西斯对自然界的热爱以及发现其中美丽的眼光也从来没有减少。例如，就在萨迪斯附近，他经过了一棵悬铃木，这棵树的美感令他心醉，为了好好欣赏它甚至下令全军在此驻扎。他甚至派遣一名“不死战士”来护卫这棵树，还打算从远征队中的移动金库里取出黄金珠宝装点这棵树繁茂的枝干，不过后来还是放弃了这种想法。

不仅对树如此，薛西斯将整个庞大的帝国都看作一个花园，仆人们忠心地为他服务，令他感到愉快，他则报之以丰厚的赏赐，就像赏赐这棵悬铃木一样。“世上没有比国王亲手递给朋友们的长袍更美丽的衣裳。他的礼物——无论是手镯、项链还是配有黄金鞍鞯的骏马——都是独一无二的珍宝。”[57]薛西斯拓展欧洲边界的远征显然是为了向那些不珍重国王关爱的傻瓜展示力量，同样也是为了安抚民心。很多总督领地至今仍然未曾真正接受过王驾的恩典，现在可以高兴地看到万王之王本人并向他表示崇高的敬意。臣民们可以在国王经过城镇的时候站在道路两旁，用鲜花为尼赛亚圣马的蹄声铺满路面，然后匍匐致敬；随从们在主上醒来的时候应当立刻献上各种礼物和请愿书；卫兵们则应当用鞭子驱赶哭天抢地的人群，以确保他们即使在激动的时候也能够处在得体的地方。实际上，无论穷人或是财主，只要身为国王的臣民，就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可以奉献给主人；但是薛西斯用王家的光辉关照所有表示谦卑的人们，宽宏、大度而且“慷慨”，他夸耀道：“我将回报任何热爱我的人们。”[58]甚至只要希腊人也臣服于国王的威严之下，也可以期望获得高贵的荣誉和大量的礼品，就像德马拉托斯已经得到的那样。这一切的本质就是世界君王的共生现象。薛西斯需要掌握予夺的权术。

为了花园的美丽，不应当禁止开花，但也需要经常修剪。仆人和植物不同，有时会过于放肆。薛西斯刚刚经过那个悬铃木并为之惊叹不已，随后立刻受到了号称世界上最富有的平民、吕底亚人披提欧斯的款待。大约三十年前，这位财主敏锐地捉摸到波斯主人的品位，向大流士进献了一株用黄金打造的悬铃木。现在见到了薛西斯，他不仅为全军提供了食品，而且还发誓要资助军饷。薛西斯愉快地谢绝了他的赠礼后，感到从未有过的喜悦。整个冬天，披提欧斯和他的五个儿子都享受了慷慨的回报；每个儿子都获得永远在军队中服役的职位。当春天来到萨迪斯，薛西斯终于要离开这位大财主的时候却突然发生了可怕的变故。天空中出现了日食，大地陷入阴暗。虽然祭司们很快就让焦虑的主公安下心来，解释说这预示着背叛的希腊人即将遭到灭顶之灾而不是远征军，但是整个萨迪斯还是被不祥的预感所折磨。老年的披提欧斯也和所有人一样“受到天象的警示”，[59]来到国王面前祈求允许他的大儿子不必出征希腊。这是一个可怕的致命的错误。此时薛西斯本人已经准备好，将要和自己的“儿子、兄弟、亲人与朋友”[60]迎战任何危险，这个请求绝对让人无法容忍。国王心中仁慈和公正严厉的心情混在一起，决定饶恕这个自己从前最宠爱的人的性命，但是却不能完全原谅他的冒犯。披提欧斯最心疼的长子被捕，处死后被腰斩。随后大军继续北上前往赫勒斯滂，而两截尸体就被放在萨迪斯大道两旁示众。“因此，这支军队中的每一个人都从青年人的两截尸体中间穿过，继续前进。”[61]

这样的告别实在不能令人高兴。实际上，这个血祭非常令人厌恶，越来越多的苍蝇在上面产卵，但让所有战战兢兢经过这里的军队都得到放心的消息。仪式和司法所必需的牺牲已经落到披提欧斯的儿子头上。用人做牺牲的行为具有可怕的重大魔力，薛西斯希望用这个魔法来净化自己的军队，然后才敢继续驾驭它。国王本人虽然愿意相信祭司们的判断，认为这次日食是个吉兆，但还是不免私下怀疑是否有恶魔需要战胜；但是他也知道，既然萨迪斯已经处在阴影之中，最好的办法还是谨慎行事。当军队准备开进荒蛮的新大陆时，人们依然坚信没有任何可以阻止国王获得胜利的力量。

国王逼近欧洲的时候，心中完全没有对敌人产生任何盲目的恐慌。也许他在对阿胡拉马兹达进行崇拜的仪式中非常虔敬——但是薛西斯也有传统波斯人的天赋，能够利用外国人的宗教情感实现自己的目的，因此在靠近赫勒斯滂的一个地方伺机停下来。这里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一片绿草茵茵的小土丘，而在希腊人看来则大有深意：这里就是特洛伊。薛西斯下令祭司们在此祭酒，然后特意宣布希腊人迫使他代表复仇之神清算阿伽门农犯下的屠杀罪行，这让希腊人感到无比恐惧。万王之王将要亲自为特洛伊战争中遭到屠杀的亚洲人复仇，雅典和特洛伊则很快就要被毁灭。

这时，佩西斯特拉提达伊一定会在旁边悄悄提出建议，因此国王派人驱赶1000头牛来到小山上，焚烧后当作献给雅典娜的祭品。这位女神一直以厌恶特洛伊人著称，也许会觉得这个举动非常愚蠢——但是薛西斯却觉得，向雅典的保护神表示出这番崇高敬意也足以向雅典表示看法。在那个城市中被崇拜的雅典娜并不是真正的奥林匹亚神祇，而是以她的形象出现的某个魔鬼，是信奉恶灵和魔鬼的人之一，是谎言的奴仆。万王之王虽然发誓要焚毁卫城，但并不是真正女神的敌人，在佩西斯特拉提达伊的陪伴下，对女神的崇拜很快就会重建起来。只有波斯统治雅典才能让女神回到自己古老的家乡——而这一刻，就在公元前480年的春天逐渐临近了。

伟大的国王站在特洛伊的山顶，越过当年无数希腊人和特洛伊人曾经死斗过的平原，可以看见远处赫勒斯滂闪烁着微光。沿着海峡向前，在更远的地方，亚洲和欧洲之间仅仅相隔数英里的海面，两派浮桥已经完工，等待着大军到来，浮桥用铁链紧紧地将两个大陆连接起来，迎击着海流和风浪的冲击。这个冬天已经有两座浮桥被狂风吹断，但是波斯最高指挥部砍掉了几个工程师的脑袋，以儆效尤，动用大量剩余的船只和人力，很快就修复了浮桥。甚至连赫勒斯滂自身也变得驯服了：人们象征性地鞭打了水面，并将一副镣铐投进水中，海面从此变得风平浪静。现在薛西斯已经从青草如茵的特洛伊山上下来，万事俱备：军队已经云集在桥头附近的城市阿比多斯的海岸和平原上；舰队则驶入海峡，船桨搅动，鱼虾不宁。当地人以合适的规模献上欢迎礼物，表达对世界统治者的臣服，他们在岬角上建立了一座白色大理石的宝座，可以俯瞰这里令人敬畏的景色。伟大的国王到达这里之后，自然可以坐在这个位子上欣赏景色。

“从他坐的地方远眺海湾，可以将整个军队和舰队一览无余……后来他看到整个赫勒斯滂布满了各种船只，阿比多斯的海岸和原野上到处都是人。薛西斯感到自己的确是受到上天眷顾的人。”[62]整个世界就在他的面前：这是彻底统治世界的景象，没有任何国王曾经看到过。当然这也意味着威胁。征召世界各地的人参军也许是一个浮夸、矫揉造作的狂想曲，但是这次阅兵却在表象之下露出可怕的牙齿。虽然国王已经为这次阅兵感到心醉神迷，但他仍然关心着军队的数量和素质，他派出使节们到各个海军先遣队中，通知他们举行操桨竞赛展示各自的水平。这样的划船比赛只举行了一次——胜利者毫无疑问是西顿人——国王就下令准备渡海了。

准备工作从下午开始，一直进行到第二天凌晨。当他们右侧的地平面开始变白，“不死战士”头戴桂冠，手持长矛，枪尖向下，列队站在东侧桥旁；而在远处，从另一座桥传来阵阵驮畜的声音，马嘶驼叫；熊熊燃烧的火盆中因焚香冒出的烟气，滚滚升上天空，迎接破晓。万王之王亲自穿过“不死战士”的队伍，踏上铺在桥头的桃金娘树枝。这个时候，海峡对岸欧洲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突然，东方的第一束曙光照射到赫勒斯滂，薛西斯亲手将黄金酒杯中的葡萄酒倒入大海，向上天祈求自己伟大的事业获得成功。完成这一切之后，他把金杯投入了黑色的海流之中，然后又投入了一只金碗，最后投入一柄金剑。仪式结束，军队开始过海。当“不死战士”踏上吱嘎作响的浮桥时，太阳的光线正好照射到这支队伍，阳光被长矛上的金、银苹果反射，因此当他们前进的时候，看起来仿佛是一队移动着的光点。[1]整个部队从亚洲跨过海峡进入欧洲花了7天时间。军队从东面的浮桥经过；辎重车队则从西面的浮桥经过。没有人准确地知道薛西斯本人何时经过这座浮桥，有人说在第二天，也有人认为他是最后一个经过的人。无论怎样，可以肯定的是，全体远征军在过桥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纰漏——见证这个过程的人都得承认其成功，整个工程不是凡人所能为的，有如神助。难怪一名希腊人看到万王之王经过的时候，惊呼道：“噢，宙斯，你为何费尽心机地变化成一名来自波斯的凡人模样，还给自己取名叫薛西斯，为何号召整个世界跟随你的脚步，为何非要把希腊彻底消灭才能罢休？你显然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用更简单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啊！”[63]

制定方针

大约在薛西斯离开萨迪斯的同时，斯巴达也派出代表团北上到地峡参加联盟大会。这里的情绪显然比波斯国王方面要低落得多。斯巴达人在好年景中通常不喜欢到处旅行，而公元前480年的春天显然不算好年景。因为有消息传来，将近200万的蛮族人要夺取他们的城市，这太令人紧张了。尽管侵略最后带来的恐惧并没让一直有妄想狂习惯的斯巴达人过分惊恐，但是这些乖戾、褊狭的人所焦虑的东西完全是别的，他们最担心的事情，一如既往地是害怕自己的后院起火，希洛人发生叛变。这些希洛人，除了对自己所处的牲口一般遭受奴役的现实之外一无所知，对这个春天所发生的一切，尤其是波斯国王步步逼近的事情毫不知情；很少有人像他们一样麻木。那些常年臣服于斯巴达的城市对斯巴达充满了怨恨，敏锐地发现现在可以利用一个世界性的超级大国来赶走一个地方大国。甚至在赶往科林斯地峡参加会议的途中，斯巴达代表团经过的不少城市都流传着通敌的谣言。其中就有紧邻泰格亚边界的一座城镇，名叫卡律埃（Caryae），它和拉斯第蒙其他的地方联系密切，斯巴达的女孩经常到这里参加舞会。而泰格亚城最近几年也表现出令人担忧的独立倾向——甚至有时会和“斯巴达发生公开的争执”。[64]然而这只不过是些小麻烦，与此相比，他还要面对仇恨更深、势不两立的敌人，也许西皮厄自从那次屠杀之后被大大削弱了，但是仍然渴望报仇，渴望重新获得自己古老的特权：伯罗奔尼撒的霸主地位。斯巴达代表们在北上科林斯的路程中也许都会朝着阿戈斯方向不安地看一眼。

阿戈斯人虽然没有公开承认已经加入波斯国王的事业，但是人人都清楚他们是在故作姿态。然而让斯巴达人同样感到痛心疾首的是，他们还发誓将要加入联盟。去年冬天当斯巴达代表到达阿戈斯要求他们加入的时候，对方居然提出了几乎不可能的要求：长达30年的停战协议并且分享联军指挥权。最终双方没有达成妥协。斯巴达的大使们被迫举手投降，被遣送出境，并被警告如果胆敢再次前来，就被认为怀有敌意。“对阿戈斯人来说，宁愿接受蛮族的统治，也不愿做出丝毫让步。”[65]

对斯巴达来说，这样的中立状态和威胁一样险恶。甚至在海列尼昂第一次联盟大会之前，他们就已经有充分理由怀疑阿戈斯心怀不轨。当时阿戈斯人就已经打出德尔斐神谕的幌子为自己可耻的骑墙政策辩解，他们得到警告，建议自己“照顾好自己，将刀枪入库”，[66]斯巴达人“在刚开始为战争忙碌的时候”，同样也希望从阿波罗那里得到长期预言。皮提亚人从神谕所返回，为自己的国王列奥尼达和勒奥提基达斯带来了最可怕的消息。

你们的命运，斯巴达辽阔土地上的居民们啊，

就是要眼睁睁地看着一座伟大而著名的城邦毁在佩尔修斯子孙的手中。

或者，拉斯第蒙境内的每一个人，

都必须哀悼赫拉克勒斯家族后人中的一位国王死去。[67]

这的确是耐人深思的话。看起来不仅等于宣判了列奥尼达或者勒奥提基达斯的死刑，而且似乎还预示了斯巴达的覆灭，这番话带有典型的德尔斐式语焉不详、骇人听闻的口吻。究竟谁是“佩尔修斯的子孙”？是波斯人还是阿戈斯人，抑或两者都是？到了春天在地峡举行联盟大会的时候，只能采用折中办法来帮助解决当前最危急紧迫的问题。在使节们的面前，波斯人虽然还在遥远的亚洲前线，但是日益逼近；而他们还要警惕身后紧紧盯着自己的阿戈斯人：两者都是佩尔修斯的子孙。毫无疑问，斯巴达的代表个个提心吊胆。

我们不清楚列奥尼达和勒奥提基达斯是否也在代表之中。习惯上斯巴达的国王不会充当自己的大使参加各类活动，但是列奥尼达代表了王室成员中较年长的成员以及联军的最高指挥官，因此一定愿意亲自了解各种情报。假如他确实听取了地峡大会的简报，肯定觉得这是一次令人气馁的活动。完全不同于去年秋天充满希望的那次会议，这次集会没能吸收任何新的成员。很多国家都像阿戈斯一样借口说阿波罗指示他们不要轻举妄动。而最令人感到失望的莫过于曾经让他们寄托过深切希望的叙拉古僭主。吉朗由于已经对即将到来的迦太基挑战自顾不暇，因此不愿意派出一兵一船，但是又不愿颜面扫地地承认这一点，于是就仿照着阿戈斯人的方法让自己脱身。首先他要求拥有整个希腊军队的绝对领导权；随后又折中提出只要得到陆军或者舰队两方面领导权之一即可。当联军使者如他们所料的那样，愤怒地拒绝这些要求之后，吉朗轻蔑地嘲笑：“我的朋友们，看起来你们并不缺少领袖，现在只不过需要找到足够的人来让他们领导。”[68]

这个打击似乎摧毁了希腊人所有梦想组织海陆两栖防御的希望。如果重甲步兵部队能够找到合适的山区小路把守，还有希望将蛮族的游牧部落困住，但是如果没有吉朗的200艘三段桡船，根本不可能与波斯在海上抗衡。当然地米斯托克利不同意这个看法，但是这个春天，他难以说服自己的同胞们到海上作战。不光只有斯巴达人在冬天中战战兢兢。雅典人在自己的新舰队上花销靡费，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现在也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全部战略了。很多人痛心疾首，愈发坚定地怀念起马拉松战役的辉煌。波斯国王步步紧逼，越来越多经历过那次胜利的老兵——都是一些勇敢、坚毅、保守的重甲步兵阶层——迫切渴望将手中的桨在地米斯托克利的头上砸个粉碎，然后在陆地上再次给蛮族人重创。提出这个异想天开念头的地米斯托克利，遭到了阿里斯提德陶片放逐的打击，几乎被从指挥官的职位上撤下来。完全依靠贿赂对手退选的方式，他才得以勉强通过年度选举进入将军司令部。他的威信已经衰弱——在雅典的敌人们知道，在地峡开会的代表们也知道。地米斯托克利再也没办法仗势欺人了。

这时候，在一片军心动摇、沮丧无望的情绪中，一群来自色萨利的牧场贵族、头戴遮阳帽、体壮如牛的家伙占据了主动权。这些不速之客强烈要求士气低下的联军关注北方。虽然色萨利地势平坦开阔，特别适于波斯骑兵驰骋，令人担忧，但是这片土地的四周都被群山环抱，让人们在尘土飞扬的原野上逐渐看到了位置绝佳的天然要塞。其中气势最令人难忘的位于遥远的北方，与波斯控制的马其顿相邻。色萨利贵族建议联军在这里驻守。代表们兴趣大增，他们和希腊人一样大多数生活在偏狭的小地方，对他们来说，色萨利还是一片未知的土地，不仅遥远而且险恶，那里遍地牛羊、谷物丰盛，同样也到处都是女巫——人人都听说过奥林匹斯山以及近邻的欧萨山（Ossa），两座山峰标示了这片土地的北界。很多代表也听说过滕佩山谷（Tempe），这是一条位于奥林匹斯山和欧萨山之间只有5英里长的狭窄小路，小路两旁壁立千仞，人们猜想只有波塞冬的三叉戟才能把峭壁劈成这般模样。色萨利人向代表们肯定，任何南下的军队必须经过这条峡谷：希腊人只需要派兵前往色萨利驻守滕佩山谷，就可以阻止波斯国王。这看起来简直是完美的论述，甚至连斯巴达人都被说服了；但实现这个计划，必须要把他们的军队派往远离舒适的伯罗奔尼撒的危险地方。各个城邦召集了一万名重甲步兵准备远征：这和马拉松战场上抗击蛮族的士兵数量相当。一名斯巴达人埃乌艾涅托斯（Euainetus）被任命为全权指挥官。雅典人的分队则由地米斯托克利指挥。

几周之后，整个远征计划却不光彩地流产了。色萨利人花言巧语地劝说联军出发，但后来被发现省略了很多困难的细节。首先，色萨利的一个党派已经和波斯人联合。其次，滕佩山谷并不是穿越北部山区的唯一通道。第三，整个地区自从色萨利的统治集团分裂之后，几年以来早已布满敌人的耳目，某个党派正在寻找机会消灭自己的对手，主动找到薛西斯的间谍头目，并劝说他们的主子发动侵略。联军难以找到牢不可破的阵地保护自己，反而一步步落入陷阱。埃乌艾涅托斯和地米斯托克利的后方内战的苗头逐渐显露，而又没有机会防守色萨利山区的各处通道，于是决定减少损失，立刻返回，不再继续前进到滕佩山谷修筑工事。毫无疑问，这才是最正确的决定，虽然拯救了一万人的性命，但是撤军的耻辱还是让希腊其他部分都感到惊恐。色萨利各个内讧的党派现在被彻底放弃在蛮族手中，开始疯狂地投向敌人；南方各个城市中的卖国贼更加确信自己的观点，自诩为现实主义者；而主张继续战斗的人则陷入了无助的绝望之中。面对着不断增强的威胁日益临近，联军似乎只剩下最后一条策略：撤退。有关波斯人不可战胜的议论甚嚣尘上，甚至在主张抵抗的城市中，这样的论调也非常流行。5月底，波斯国王率领大军安全渡过赫勒斯滂的消息如晴天霹雳震彻了整个希腊。[69]

雅典对这个惊雷体会得尤为真切——战略上的僵局显得愈发可怕和不幸。他们面对的前景不同于其他城邦居民的战败，他们的命运将会是被彻底消灭，雅典人在穷途末路之中向阿波罗寻求指引。[70]雅典的使者离开阿提卡，谨慎地绕过底比斯，爬过帕尔纳索斯山脚，很快就到达屈曲盘绕的孤独道路，这条路从犬牙交错的山峰和山岩通向德尔斐。他们来到这里，要先经过喧闹华丽的克拉斯塔利安泉水旁的圣所，在冰冷的圣水中沐浴之后才能向神庙背后永恒的圣火奉献牺牲。进入圣所内部，朝向远端，在大堆古老的珍宝中，隐约可见皮提亚正在深沉的阴影中等着自己。无论是和那块被网罩起来的“脐石”、神圣的月桂树、神灵的七弦琴还是任何装满旁边密室的珍宝相比，这位穿着女孩服装的老妇人皮提亚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怪物，和阿波罗的黄金混酒钵毫不相称。她站在高高的大锅炉上面，蒸汽已经滚滚冒出来，熏蒸着分开的两腿，在少女的衣服下面缭绕，皮提亚在预言的迷狂之中战栗着，已经入定。在祭司的指引之下，雅典人坐在门口旁边的座位上，而皮提亚还没等听见他们提问就由于神灵附体马上开始抽搐。她开始大叫，变了声音仿佛被人殴打一样：“可怜的人啊，你们为何还坐着不动？赶紧离开这里，逃吧，逃吧，逃到天涯海角去！”这番话在号叫中倾泻而出，韵律野蛮，仿佛呈现出一片尸横遍野、战火纷飞、毁灭一切的图景。战神的车驾来了，西徐亚人战车的轮声滚滚，只留下大厦倾颓之后的断壁残垣。雅典人的神庙将被焚毁，城邦将陷入血光之灾。“走吧，赶紧离开圣所，悲伤哭泣去吧！”[71]

雅典使者跌跌撞撞地走回到阳光之下，不知所措，只有按照皮提亚指出的办法，沉浸在绝望悲伤的情绪中。这么说来，一切都已经决定：他们城邦的荣誉注定要被毁灭。真是这样的吗？一名祭司似乎和雅典一样被皮提亚的幻觉吓倒，匆匆赶上使者们，劝告他们第二次请求神谕。对一个怀疑论者来说，这就像是两面下注一样。但是或许真是这样；祭司们毕竟要考虑自己的未来。完全可以理解他们为了不冒犯波斯国王的焦虑，不能将全部筹码都押在被波斯利用的地方。每一个可能性——甚至像希腊人取得胜利这样几乎不可能的事情——都要弄清楚。也许祭司们完全是出于策略性的考虑，允许为雅典的客人们保留一丝希望。

克勒奥墨涅斯不幸的命运已经告诉我们，玩世不恭的态度可能会过头，必须认真对待神谕中任何细微的含混之处。轻视德尔斐就意味着轻视神灵。祭司们给雅典人的建议背后存在一种假设——阿波罗给予他们任何悲观的预言，都可以用另外一个较为乐观的预言来加以调和——这完全不是牵强附会。显然，神的智慧一定是神秘而无限的。在阿波罗这里，事情本质很少和他们表面看起来一样。如果德尔斐真的和大多数希腊人认为的那样，确实是通向超自然力量的大门，那么通过它看到的未来也一定会像火焰一样忽明忽暗，摇曳不定。

然后，雅典人听从了祭司们的建议，而皮提亚看到他们第二次前来，也有些窘迫，重新陷入了迷狂之中，吟咏出一首新的预言。她警告说：“雅典娜用尽一切雄辩和机敏的方式祈求，都不能平息奥林匹亚宙斯的怒气。”这些话让人觉得更加沮丧，但是突然，一丝希望产生了，皮提亚吟唱道：“然而……”

然而——我给你们一个坚定的诺言：

阿提卡境内的所有事物都将倒下；

的确，这包括神圣的山谷和附近的群峰，

但唯有木头围墙保留下来，只有木头的围墙能幸存，

这就是宙斯给雅典娜的保证，也是给你们和你们孩子们的援助。

骑在马上的人以及走路的人，所有从亚洲浩荡而来的人：

一旦和你们面对面相见，就会立刻撤退。

神圣的萨拉米斯——你将被很多母亲的儿子当作坟墓，

这一刻不是在播种时节，就是在收获时分。[72]

说完了这段神秘的话，皮提亚突然从入定中醒过来；阿波罗神庙中的一切又重新陷入沉寂之中。

她到底在说些什么？雅典使者还是没法完全弄清，但是也意识到她第二次说出的韵文要比先前动听得多，于是高兴地记下来带回雅典。人们费尽心机将这段神谕反复捉摸，争论不休却茫然如故。尤其是从整个段落来看，“木头围墙”的意思自相矛盾。地米斯托克利的对手显示出横向思维的高超智慧，认为它指的就是在厄瑞克透斯时代围绕卫城山顶编制的篱笆墙。地米斯托克利则更为善辩，认为这说的是船只。他说，为何皮提亚要特别提到萨拉米斯？而反对者则反驳道，她完全没提到什么人的母亲——是希腊人还是蛮族人——将要为儿子哭泣。地米斯托克利立刻反驳，的确如此，但是她为何要将萨拉米斯称作“神圣的”？争论仍然在持续。

只有市民大会投票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这就是阿波罗的智慧：给雅典人送出的神谕不仅反映了雅典人内心的疑惑，而且还迫使他们自己解决。这就是民主政治中的公民，雅典人面对自己最重大的考验；也只有民主政治中的公民才能够完美地决定该如何面对它。正式讨论神谕的日期被定在6月初的某一天，当然对所有人来说这同样决定他们在即将来临的战争中该如何作战。波斯国王的军队距离这座城市仅有数周路程，雅典人民不能再继续支吾搪塞。最后他们必须决定支持地米斯托克利及其策略，或者完全反对。

辩论地点就设在民主国家为自己兴建的第一座也是最重要的纪念物中：25年前，人们在普尼克斯山上挖出了巨大的集会地。人们在尘土和百里香的气息中就座，每一位投票者都可以看见整个城市的全景敞开在自己的面前，可以看到这片雅典人最初诞生的神圣风景。远处的色彩、潘泰利孔山和通向马拉松的大道都在阿提卡灿烂的阳光中变得明晃晃。近处，坐落着阿戈拉、两座刺杀僭主的英雄人像以及其他新生民权的纪念物。右手边就是神圣的、高耸入云的卫城。山顶上还凌乱地树立着贵族政治的遗物——家庙、雕像以及奉献用的盾牌和青铜器——即便在这处最为神圣的所在，也有新秩序的重要标记。例如那座古老但是简陋的雅典娜·波利阿斯神庙，曾经被当作布塔德家族独家占有的陈列馆，现在已经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民主制度建立10年之内重新修建起来的辉煌建筑，更能体现女神以及雅典人们的尊严。之前阿克迈翁在城中修建的浮华神殿也被拆除，恰如陶片放逐法消灭了这个家族的政治基础。在原址上，正在兴修一座新的宏伟庙宇，为了纪念马拉松战役的辉煌胜利，也为表达对雅典娜保护人们的感谢。从普尼克斯望过去，投票者已经可以透过脚手架看到接近完工的外形。如此充满爱意的工程，这样意义重大的地点，这样一座城市：难道可以放弃这里的一切吗？不能交给蛮族人和那不虔诚的战火。

然而这关键的一天将要最后讨论是否放弃城市，决定着希腊——或许整个欧洲——的历史，地米斯托克利的确是这样想的。不仅如此，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决定，就意味着自己全部的海军政策都付之东流。即便每一个能劳动的公民都坐在划桨的位子上，雅典舰队配备的人员仍然严重不足。没法余下任何一个可以战斗的男子去守卫什么卫城山上的“木头围墙”，或者雅典其他的某个地方。男女老幼都必须撤离，这座城市只能“交给雅典娜自己，雅典城的女主人以及其他众神”。[73]当然，地米斯托克利还认为，蛮族人或许会在阿提卡北部地区停留。这样的话，只要有雅典人掌握着的舰队，就可以要求斯巴达人和其他联军坚守陆地上的防线。伯罗奔尼撒人是否还会再次冒险远离自己的家园，突出地峡，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答案。如果雅典人还希望说服斯巴达人不要放弃阿提卡，除了自己身先士卒之外别无选择。地米斯托克利肯定已经为同胞们献出无数鲜血、力量、泪水和汗水。现在他不能让他们在海岸上与侵略者作战。为了自己不投降，人们只能交出雅典：这个策略的确大胆，而且自相矛盾，以上就是地米斯托克利对雅典人民做出的请求。

我们无从知晓他是否善于运用雄辩术达到目的，也不知道他说出了多少令人难忘发人深省的句子：他的讲演内容完全没能流传下来。只有市民大会的投票结果告诉我们这次讲演振奋、生动的程度——地米斯托克利大胆的提议居然通过了投票表决。雅典人民以最大的勇气面对自己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决定面对海洋当中任何陌生的因素，并将自己的信任交付于一个其野心令很多人非常害怕的人手中。看起来再也没有哪个雅典人怀疑地米斯托克利拥有“在正确的时机用正确的办法解决危机的绝对天才”；[74]或许只有在灾难的边缘，人们才会认识到他异于常人的远见。在正常条件下，民主政体无法容忍天才。然而，这个夏天的条件完全不正常；因此雅典人非但没有惩罚地米斯托克利继续谈论波斯的威胁，反而选举他担当自己的领袖。在雅典所面临的危机情况之中，再也不能容忍对天才的怀疑。因此，按照地米斯托克利本人所坚持的意见，很多遭到陶片放逐的人被紧急召回雅典，“以便全体雅典人能够万众一心地对抗蛮族”。[75]而米太亚德的儿子客蒙不同于其他人，完全继承了马拉松的传统，他带领一队雅典的精英青年穿过克拉墨科斯登上卫城，并在这里大张旗鼓地将自己战马的鞍鞯奉献给雅典娜，随后拿起盾牌率领同伴冲向了皮赖乌斯。“他用这样的方式向整个城邦宣告：现在不再需要骑马作战，而要在浪涛中搏击。”[76]

雅典终于统一了意见，接下来需要劝说同盟们加入自己的队伍。地米斯托克利掉头前往地峡，行动非常有力；尽管曾经在出征滕佩山谷过程中失败，但伯罗奔尼撒方面也不反对第二次突出地峡。毕竟有雅典舰队保证他们的海岸线和阿提卡的海岸一样安全；而且对地米斯托克利来说，远征色萨利并不完全是浪费时间，已经让他们确定了围困波斯舰队的最佳地点。在优卑亚岛北端和大陆之间有一处海峡宽度仅有6英里，这里就是阻击的最佳地段；从这里向西40英里的陆地上还有一处更为狭窄的关隘名叫温泉关。如果舰队和陆军可以前后呼应行动，即使面对数量巨大的敌人也完全有希望把守住海峡和关口。在地米斯托克利的鼓舞下，雅典人已经投票同意派遣100艘战船前往优卑亚岛；现在联军的代表正在地峡处，在地米斯托克利的劝说下联军肯定也投票支持这项战略。科林斯、埃伊纳、梅加拉以及其他较小的海军都同意派遣分舰队支持雅典舰队；斯巴达则率领一支军队前往温泉关。无论如何，最后看来达成了一致。现在，在风暴来临之前的宁静中，只有耐心等待蛮族人的到来。

但是等待的还有更多的东西。6月过去，7月来临，波斯国王还没有到来。关于他进军的各种谣言蜂起：有的说他的军队将河水喝干；有的描绘人们纷纷前来向他献上土和水；还有的描绘他举行的赛舟会、节庆和娱乐阵势豪华。如此这般不一而足，看起来好像他带领队伍穿越欧洲并非为了入侵，而是一次休闲狂欢——当时间从7月进入8月的时候，最佳的作战条件已经错过。不久之后，爱琴海地区已经酷暑难耐，而北方的冷空气则开始频繁活动，夏季的狂风季节——北半球东风带，或者按照希腊人的方式称之为“赫勒斯滂风”——即将来临。德尔斐的祭司们曾经在给联盟的最后消息中告诉他们，“向风祈祷吧，它们会成为希腊的好朋友”。[77]每个将要随着希腊舰队出海的人都将这个消息铭记在心。

走投无路：公元前480年的希腊

然而有一座城邦之中的人民已经由于波斯国王行动的迟缓而开始失去热情。对斯巴达人来说，想到他们将要在8月的酷暑中保卫温泉关，就觉得难以忍受。距离上一次奥林匹亚运动会已经过去四年了；这几天月亮一点点变圆，等到满月时分，就应该是重新举行运动会的日子。同样令人感到苦恼的还有卡尔涅亚节。这样两个节日的重合预示着一个非同寻常的神圣停战时期的到来。斯巴达人怎么能够破坏它呢？他们一直忍受着被害波斯大使不散阴魂的骚扰，现在根本不敢想象可能再次更加不敬地冒犯神灵的结果。整个伯罗奔尼撒上空飘散着投降的气味，阿戈斯人也意识到，波斯国王不是唯一准备送来神圣报酬的人。斯巴达人绝不可能在8月北上。这样做就是疯狂的犯罪。奥林匹亚休战期神圣不可侵犯。

但蛮族才不是尊重这点顾忌的人。让整个希腊既害怕又期待的8月终于如期而至来到了地峡：波斯人开始沿着奥林匹斯山脚开辟道路。会谈彻底失败。在雅典码头上，人们已经为准备撤离乱作一团，休战的想法完全被人们抛在脑后。或者，从字面上来说，都被带到甲板上（准备妥当）。城中一切可以作战的人员被胡乱编组在一起。有些无关紧要的船只甚至被交给了忠诚的普拉塔亚人，“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勇气和精神来弥补对海洋的无知”。[78]这样，在保存了足够备用船只保卫自己的领海之后，雅典人成功地出海驶向了优卑亚岛，舰队总数超过他们先前许诺的100艘，达到了127艘。其他城邦——尤以科林斯和埃伊纳最著——同样尽可能地派出了自己的舰队。任何人只要在联军舰队驶过苏尼奥姆岬角向北进军的时候，看到三段桡船一艘艘地经过，船桨搅动着海水，浪花飞溅，都会为这样的场面感到振奋。前往优卑亚岛的先头船只一共有271艘：毫无疑问，和波斯国王所统率的水师相比，这不过是小菜一碟，但是这支舰队非常勇敢、士气高涨。

按照一年之前在海列尼昂会议上达成的协议，舰队的指挥官由名叫欧律比亚德斯（Eurybiades）的斯巴达人担任。对他的国人来说，这简直是个讽刺。虽然他们仍然担心打破奥林匹亚休战期，但是其他城邦为战争做出的努力激起了他们心中的荣誉感。与那些保卫海洋的人相比，地面上的任务完全是斯巴达人责无旁贷的事情。但无论如何需要找到一种折中的办法，既可以减轻众神对他们的怒气，同时又能信守自己的承诺。既然在奥林匹亚休战期不能排除全部军队的问题已经被搁置一旁，又为何不能派遣先头部队守卫那个关卡？如果其他城邦看到距离温泉关有200英里之遥的拉斯第蒙都能够派兵出动，而同意派出分队参加，那么斯巴达人即使派出很少的队伍也有望守住阵地。这支队伍必须从所有人中严格挑选出最出色的精英分子。斯巴达向全世界明白无误地宣布他们将派出国王领导这支队伍。

列奥尼达承担了这项艰巨的任务。作为王室中非常受人尊敬的长房世系，他认为这毫无疑问是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但是其中也有个人的动机。或许被杀害的波斯使节鬼魂并不是在拉斯第蒙的夏天四处游荡的唯一幽灵。十多年前，人们发现克勒奥墨涅斯的大腿和腹部被锋利的匕首切开，痛苦地死在干草堆上。他死于何人之手至今仍然是个谜团——这是对他渎神不敬的惩罚，还是野蛮阴谋的受害者，这一切只有斯巴达的最高司令才能解释清楚。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列奥尼达一定会觉得自己与前任的可怕结局有千丝万缕的干系。克勒奥墨涅斯毕竟是他的亲人。虽然血迹已经被清洗干净，但是诅咒的感觉还在斯巴达8月的酷热中令人感到压抑、不安。列奥尼达在准备接受这项艰难任务的时候，一定不会忘记神谕中的险恶话语：要么城邦遭到毁灭，要么“拉斯第蒙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哀悼赫拉克勒斯家族后人中的一位国王死去”。这句话肯定还在他的脑海中回响，显然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当年赫拉克勒斯死在温泉关的山上，用火将凡人的血肉烧尽，以便自己能够升进天国，加入众神的行列的故事。列奥尼达解散了专门在战场上保卫国王的300年轻勇士希皮斯小分队，挑选了一些久经沙场的老兵代替他们——“这些人都已经有了儿子”。[79]这个意图非常明显。无论关口上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是辉煌的胜利还是彻底失败——列奥尼达都将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命运安排。无论怎样，他都保证要拯救自己的城邦，决不从温泉关后退一步。

[1] 关于薛西斯跨过赫勒斯滂的细节，希罗多德的记载最为详尽可信：不死战士前进时，他们手中的长矛尖头向下。亚述的壁画也描绘了几乎同样的情景，希腊人不可能看到这些画面。这既证明了波斯的传统和更早的帝国之间的延续性，还说明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非常谨慎。

7

走投无路

重大的准备

僭主希帕科斯这个花花公子在公元前514年由于卷入绯闻而被刺杀，这件事被雅典人民当作争取自由的战斗加以纪念，但在此人当政期间，有不少重要的创新。和许多王公一样，他不仅热心赞助建筑，而且对文学也有极高的热情。后来的旅行者们仍然可以在阿提卡看到很多令人吃惊的路标，这是一些勃起的阳具形象，在它们底下镌刻着这位被刺杀的佩西斯特拉提达伊本人创作的简短有力的诗句。另一方面，雅典人也在这位以好学著称的僭主治下获益匪浅。比如，得益于他的热心支持，此前曾经讥讽雅典落后的希腊文学天才们才渐渐承认这座城邦是文化的中心，并纷纷来此定居。这位僭主坚决地将诗人名家招至宫廷之中，甚至为他们提供有50只桨的私人游船作为出行工具。

实际上，现代文学不是希帕科斯最感兴趣的对象——和整个希腊世界一样，他最大的热情在于两部出类拔萃的史诗：完成于数百年前，讲述特洛伊战争时代故事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无人知晓这两部史诗的真正作者、这位名叫荷马的诗人的详细情况——对于希腊人来说，他的一切都难以琢磨，但绝对是各种复杂假设和理念的根源，只有环绕、滋润世界的海洋才能完全代表他的地位。因此希帕科斯为了让自己的城邦在文学世界中立足，毫无疑问渴望打上荷马的标记，无论如何也要使之成为一名雅典人——但让他感到沮丧的是，人们公认这位诗人生活在爱琴海东部地区。据说当年希帕科斯的父亲庇西特拉图在整理诗人作品的时候曾经试着偷偷加入自己的诗歌，来歌颂雅典和古代的英雄们；希帕科斯没有这般粗俗，只不过命人在泛雅典娜节上朗诵其中的诗篇。但是这并不是一种纯文学精神的表演，而是作为节庆活动中的一项竞赛内容，需要激烈的竞争才合适。“追求最勇敢的，争做最优秀的。”这句箴言毫无疑问出自《伊利亚特》。

虽然希帕科斯煞费周章，各地的希腊人都将《史诗》看作自己与生俱来的。例如海伦和墨涅拉俄斯的国人斯巴达人根本不需要举办颂诗会来炫耀自己和荷马史诗价值的密切联系。如果说他们军事命令的文件出自吕库古之手，那么其中宁死不屈，追求“永不磨灭之荣誉”[1]的英勇决心，则生动地体现了这位诗人所吟诵的那些英雄的精神。在这些英雄人物中有一位尤为突出：最伟大、最勇敢的战士阿基里斯（Achilles），他来到特洛伊并发出了耀眼的光芒，获得了超越那个时代令人嫉妒的名望。实际上，他完全是为了追逐荣誉而冲昏了头脑，为了一个女奴与阿伽门农王发生了争执，当自己的战友遭到屠戮的时候躲在帐篷里生闷气，而返回战场也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兄弟被杀，斯巴达士兵绝不可能这样任性。战死疆场固然壮烈，虽然灵魂在地下难得安息，却能够让战士得到永远的纪念，甚至被赋予金色的光环，这会让他赢得“克勒俄斯（荣耀）”这类超凡的名望：这种观念永远和阿基里斯联系在一起，在希腊人看来也一直绝对是斯巴达式的。其他地方的人虽然也会受到这些观念的激励，但是唯有斯巴达人从小便在其中成长。

8月初，当列奥尼达率领着小分队到达温泉关隘口的时候，几百年之前在欧洲和亚洲第一次重大的冲突中作战的英雄们的事迹一定在心中不断浮现。他从荷马那里得知，众神“就像喜欢腐肉的鸟类，像秃鹰一样”很快就会将看不见的阴影投在士兵们的头顶——因为无论何时，只要人类鼓起勇气，在紧张气氛中扎下营地，无论何时只要他们准备战斗，“人们如浪涛般涌来，队列密集，长矛、盾牌和铠甲紧紧挨在一起，寒光闪闪”，就应当知道自己正准备走进神圣的殿堂。[2]的确如此，难以想象会有别的怪异地方比温泉关更像一座通向天国的大门——“热门”。此地因众多温泉中喷出热水冒着蒸汽而得名，嘶嘶沸腾着的热水乱石穿空，好像融化的蜡；8月炙热潮湿的空气中飘浮着浓重的硫黄气味。这里的一切都滚烫、尘土飞扬、令人窒息。这条小路非常狭窄，其东西两端被称为“东门”和“西门”，宽度仅容一辆四轮马车通过。道路的一旁是玛里司海湾（Gulf of Malis）浅浅的滩涂；另一侧则是卡利德罗谟山（Callidromus）“高不可攀”[3]的绝壁，峭壁下半部分树木丛生，高处灰白的山峰直指苍穹。这里是一处奇怪、非凡的地点——似乎专门为防御而造。

当地人早已认识到这一点。福基斯（Phocis）是温泉关和德尔斐之间一处山谷中的小国，这里的人们早就修建了一道截断小道的防御墙，此墙并未修建在两个瓶颈点，而是位于一处被称为“中门”的60英尺宽的地方。这里的峭壁最为陡峭、难以包抄。列奥尼达就在这里扎营，下令修葺福基斯人的城墙：这不算什么难事，因为除了自己的贴身侍卫之外，还有300名希洛人和大约500名士兵。[4]其中大多数人是被威逼利诱的手段从伯罗奔尼撒召集来的。有700人则是来自玻俄提亚城邦铁司佩亚（Thespiae）的志愿军，这座城市和普拉塔亚一样对底比斯仗势欺人的做法充满怨气，因此愿意为联军提供人力支持——还有另外400名士兵来自底比斯。列奥尼达心中非常清楚希腊中部已经被投降派所腐蚀，他对此非常不满，于是在进军温泉关的途中直截了当地要求那些主要的阴谋家出兵支援。底比斯的统治阶层不敢断然拒绝斯巴达国王的命令，于是用狡猾的借口回答。他们相信列奥尼达执行的任务无异于自杀，于是高兴地许诺派出“反对派的人手”[5]，也就是那些反对投降的人前去支持他；而列奥尼达早已不对援军抱任何希望，慨然接受了这些忠诚的战士。即便如此，当他观察着温泉关前空旷、辽阔的平原，盯着尘封的地平面，等待着波斯国王庞大部队的第一个身影到来之时，毫无疑问知道后方有很多人都愿意看到自己一败涂地。

让他焦虑的事情远不止这些。当他的手下忙着挖掘战壕的时候，附近的城市特拉基斯（Trachis）派来一个代表团，温泉关恰好位于这个城邦境内，他们带来的消息让列奥尼达更加郁闷。据说，这条通道并非地峡会议上各个战略家所说的那样固若金汤。还有一条小路绕过温泉关高处的山峰。根据特拉基斯人的描述，那里显然无法通行骑兵或者重武装兵，但是轻装前进的部队完全可以通过。如果蛮族人发现了这条道路，一定会利用它。驻守在“热门”的守军别无选择，只能派人把守。除了列奥尼达以外，人们都觉得鉴于波斯国王的军队即将全力攻打这里，根本无法省出任何一个重甲步兵去把守那里。在这种情况下，他毫无选择，只有采取折中办法。福基斯由于色萨利人投敌而感到不满，积极地站在了联军一边，他们自告奋勇派遣1000人守卫小道。列奥尼达根据本地人的情报判断只可能有轻装部队进攻那里，于是接受了这些人的请求，连一个斯巴达军官都没有配备给这群毫无经验的人。为了能够面对即将到来的风暴，他需要将所有中坚力量留在身边才能迎接挑战，即便如此，这也是一次豪赌。

除了斯巴达国王之外，还有另外一位指挥官也在进行着困难的抉择。40英里以东，在将优卑亚岛和大陆分开的海峡和玛里司海湾上，联军舰队正受到自己国家的暗中算计。表面上看来，他们把守着和温泉关一样险要的地点。岸上的山坡灌木丛长满了像橄榄树一样的植物，牢牢地扎根在赤裸裸的岩石中，优卑亚岛的最北端布满了鹅卵石和沙子，正好和这里隔海相望。由于希腊舰队多达数百艘船只，难以沿着海岸延伸的方向将所有船都拖到鹅卵石滩同样的高度上；而且由于岸边没有浅海，水深突然增加也造成了另外一个难题，一旦波斯舰队出现在视野中，根本来不及重新启动整支舰队。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令希腊人的信心大受打击——波斯舰队会从哪个方向来？如果他们径直向西，开往温泉关方向，那么联军舰队就可以像关闭大门一样阻击他们的进程；但是如果他们向东航行，沿着优卑亚海岸的外侧航行，不管直接进攻阿提卡和地峡，还是迂回绕道希腊舰队后方进行攻击，他们的境地都会非常危险。波斯国王指挥着无数的三段桡船，完全可以兵分两路，任何一支都足以单独战胜对手。联军舰队这时发现自己非但难以将敌军封锁在优卑亚和大陆之间的海峡内，反而冒着可能被敌人反包围的风险。无论在陆地上还是海上，抵抗力量都面临着被消灭的风险。

8月的前两个星期慢慢溜走了。北方仍然风平浪静。希腊人在海上越来越焦躁不安，他们的对面有一座名叫马格涅西亚（Magnesia）的多山半岛，这里林木茂密、野兽出没；大家都知道侵略者不可能从这片荒凉的海岸前来，从而避开优卑亚，悄悄溜过大陆南界之外的斯基亚托斯岛（Sciathos），然后才突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海面上依然没有一艘船——只有海滩上鹅卵石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水手们把蜇眼的汗水从额头上擦去，焦急地望着斯基亚托斯方向的海面，等待着战争到来。直到到了黄昏时分，太阳从卡利德罗谟山背后落下，他们才能够稍稍放松一下：因为在爱琴海地区，人们都以海岛作为跳板，没人愿意在黑夜之中航行在大海上。这个时候，希腊人也许觉得自己回到了另外一个年代，他们的先祖们同样也在孤独的海滩上扎营在自己的船边：在身后的矮山上，矗立着一座献给阿尔忒弥斯的神庙——这座岬角也因此得名为阿特弥西乌姆——海岸显得孤寂空旷。

当他们站在通向战场的道路上时，

他们的灵魂翱翔在天空中，

整个晚上，火光照亮着他们。

数百名勇士，就像夜空中闪耀的星星一样

月亮的光辉洒满他们的四周

突然空气陷入寂静，没有一丝风……[6]

8月中旬的一天早晨，刚刚破晓，在这个最出人意料的时刻，斯基亚托斯岛上突然燃起一道火光。发现敌军。原来希腊巡逻船只遭到了羞辱性的溃败。当星星还在天空中闪烁的时候，不知道从何处突然袭来一支十艘三段桡船的西顿舰队，直扑斯基亚托斯岛——腓尼基人和希腊人不一样，他们掌握了夜间航海的技术。[7]希腊巡逻船只遭到全面伏击，随后便被战胜。有一艘船几乎立即就投降了，其中最英俊的俘虏在船首上被当作奉献给神灵的牺牲割断了喉咙，这是西顿人的第一次杀戮。相对而言，第二艘船经过激烈战斗后才被占领。敌人被其中一位希腊水兵的勇气所征服，虽然最后将他制服，但是还用没药为他疗伤，给伤口缠上绷带，并像战争英雄一样款待他。第三艘是雅典的三段桡船，成功地摆脱了追击，但搁浅在一处泥泞的河口中。希腊自由保卫战的开始阶段并不太光彩。

这个时候，阿特弥西乌姆已经陷入一片惶恐和混乱。水手们并不清楚斯基亚托斯岛上的烽火是否表示蛮族人的整支舰队都已经到来，磕磕绊绊地在鹅卵石中挣扎，涉水穿过浅海拼命把自己的船只拖下水。几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任何敌军继续前来的迹象，于是人们确认那几艘西顿船只并非先头舰队，只不过执行侦察任务。但仍然获得了一次计划之外的胜利：希腊巡逻船只在斯基亚托斯和大陆之间的海域绕行，发现三艘敌军三段桡船触礁沉没。无论怎样，阿特弥西乌姆的希腊人还在继续把舰队拖下水，船只一进入海中就立刻惊慌失措地驶向海峡。他们让人觉得胆小懦弱，完全没有试图前去解救被西顿人俘虏的船只；而且在暗礁处修建了航标的时候还故意表现出自己的惊慌失措。希腊人好像在炫耀自己道德败坏的一面，希望这些消息能够传到波斯最高指挥部那里。

也许真是这样。当然，一想到即将面临的强大压力，任何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抽搐。联军舰队最高指挥官欧律比亚德斯算不上最有士气的将领。作为一名斯巴达人，身处船上，远离伯罗奔尼撒两方面因素都让他感到非常不安。他一直对联军抱怨，说“波斯人在海上不可战胜”。[8]而且，虽然身为司令，他却几乎无法履行指挥职责。希腊舰队的实际领导权掌握在其中最大的分舰队长官手中——地米斯托克利一直主张坚守前方阵线。这样他又为何批准从阿特弥西乌姆撤退呢？无论怎样，我们都不能怀疑他的决心：他曾经参加过马拉松战役；也知道该如何面对蛮族人不轻易掉头逃跑，甚至还会记得当年庆祝胜利时候的情形。他和自己的战友们曾经坚守在中军，被敌人步步紧逼，顶住蛮族人最猛烈的进攻，直到两翼军队重新合围，彻底打败波斯军队。如果有敌人敢于自诩为不可战胜，那么甚至可以用狡猾的手段将压倒性的人数优势转化为不利条件：这就是地米斯托克利在从前与敌人交手的过程中学习到的经验。因此可能是他下令从阿特弥西乌姆撤军。在波斯战舰的面前撤军，将他们引诱到优卑亚狭窄的海峡中，在狭小的空间中袭击对方——或许还能消灭对手。这样有很大的风险——但是在对付米底人的时候冒险是有用的。

然而一切并非偶然。圈套一触即发——但始终没有人上钩。一整天过去了，优卑亚高处的瞭望员一直报告马格涅西亚方面的海域没有敌舰。希腊战舰非但没有返回阿特弥西乌姆，反而进一步撤退到更南方的地点，直到卡尔基斯为止，才让筋疲力尽的桨手松一口气。他们在这里靠近优卑亚海岸西侧停泊，等待着瞭望人员传来波斯舰队动向的消息，希腊人现在所处的位置非常理想，既可以朝相对安全的阿提卡海岸发起冲锋，也可以撤回原路掩护列奥尼达的侧翼。而桨手们躲在如盾牌一样把他们遮蔽起来的优卑亚山脊后面，可以不必在阿特弥西乌姆海滩上曝晒，暂时免受暑热的折磨——这就是每年夏末都会随着赫勒斯滂风一起到来的闷热。爱琴海一带的水手都知道不能相信8月12号之后的天气——这个日子已经过去了。时间还在一天天地流走。仍然没有任何关于波斯舰队的消息传来。盘踞在卡尔基斯的希腊人丝毫不敢懈怠，紧紧盯着优卑亚岛山顶的烽火，脚趾头浸在清凉的海水中，按照阿波罗的指示：向风祈祷。

坚守并等待的人们都在祈祷。如果列奥尼达在孤军把守温泉关的时候已经准备随时赴死，而地米斯托克利则下定了求生的决心。在希腊的传统中，虽然能够保护自我者堪称英雄，但是背井离乡，长途远征，将自己的生命交付给一次勇气和毅力的考验，纵使战死疆场也同样光荣。阿基里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另类母亲的祝福，宁肯英年早逝而获得不灭荣誉，放弃幸福生活到老的命运；但是荷马在他第二部伟大的史诗中，则歌颂了一个做出完全不同选择的人的探险生涯。奥德修斯和地米斯托克利一样胸怀广大，而且还是一个“灵活多变的人”，在洗劫特洛伊之后别无所求，只希望回到家乡与妻子团聚。这就是雅典娜称赞并最钟爱他的原因：因为“在一切人类之中”，她对奥德修斯说，“你是最善于运用计谋、编造故事的，而我在众神之中以智慧著称，也非常狡猾机敏。”[9]因此她喜爱雅典人，他们是希腊人中最聪明的民族；无论何时，有些看似无可奈何的事情突现转机，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突然得到解决，人们就知道雅典娜给予了帮助。地米斯托克利权衡战场中的利弊，脑海中浮现出全新的战略，不再只局限于向北风祈祷了。

“和雅典娜站在一起会让你自己的手变得灵巧”，这句谚语完全正确。[10]几乎在一瞬之间，地米斯托克利就已经从手中失去主动权。他下一步行动完全取决于他人：波斯人——以及风神。一切仍然没有进展——温度还在持续升高。大约在希腊人放弃阿特弥西乌姆阵地之后过了十多天，终于听到了行动的号声。一艘三十桨小船在一位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的密友阿布罗尼科斯（Abronichus）的率领下急速赶往卡尔基斯。起先大家约定在战争打响之后由他来担任列奥尼达和希腊舰队之间的联络官。阿布罗尼科斯为朋友带来了不安的消息。似乎那场虚张声势的战斗已经结束。波斯国王的军队开往了温泉关。米底人兵临“热门”城下。

暴风来袭

根本不需要瞭望手提醒波斯国王的到来。在玛里司海湾旁的原野上刚刚出现波斯的先头部队，列奥尼达就感觉到不可胜数的军队正在向自己这边开来。8月的天空一般都澄碧无云，但是北方的地平面被腾起的尘土笼罩。这团烟尘变得越来越污浊、厚重、喧嚣，大地也在成千上万的脚步中慢慢地开始颤抖。毫不夸张地说，这就是伟大国王的力量：可以令世界震动。多少年来，他的间谍们在希腊各处活动，恐惧也在四处蔓延；如今这份恐惧终于来到人们的面前。

温泉关的守卫者们看着海湾对面的可怕景象，终于知道国王的游牧部落比他们最担心的想象还要骇人。蛮族部队渐渐逼近，喧嚣的声音越来越高，一阵阵地传来，激荡起令人窒息的尘土。希腊人不停地将眼睛中的沙土擦掉，感觉大地不停地颤动了几个小时，三名间谍从萨迪斯带回来的报告中说整个亚洲倾巢出动全部被征召来征服他们，看来这丝毫没有夸张。惧怕的情绪逐渐控制了这只小小的部队。只有斯巴达人还保持着一贯的镇静；列奥尼达为了稳定军心，命令自己的亲兵把守城墙外的岗位。很快西门外传来马蹄声，一只波斯先头骑兵部队已经来到这里。300名士兵对他们视而不见。有些人在梳理自己的长发，这是斯巴达人准备面对死战时的习俗。另一些人则赤裸身体涂满油脂，在互相赛跑或者格斗；气氛一点都不紧张，“在战场上斯巴达人进行的练习一般比平时轻松得多，他们就用这种非同寻常的方式表现军事训练的轻松”。[11]波斯侦察员惊讶地看到这些情形后，掉头离去了。斯巴达人也没表现出任何追击的动作。

当天晚些时候，薛西斯的正式使节来到了“热门”前传达波斯国王的口信。列奥尼达站在城墙上面接见了他们，为的是不让他们看到自己率领的可怜人数。使者们说如果抵抗者放下武器，可以自由地返回自己的故乡，并获得“波斯人民之友”的称号；“薛西斯国王会给予每一个接收这番好意的人超出现在他们所有的土地和更高的地位。”[12]对大多数伯罗奔尼撒人来说这些许诺让他们喜出望外，恨不得立刻撤退回到地峡之后，更加坚定了从关隘撤军的决心。而对福基斯人来说，地峡如同在埃及一样遥远，根本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他们对放弃温泉关的提议暴跳如雷。列奥尼达也同样如此，作为联军的总司令、斯巴达国王，他的决心足以令动摇者改变。于是联军决定继续坚守关隘。当波斯国王的使节再次来到热门前，要求希腊交出武器的时候，列奥尼达用斯巴达式的简明回答发出了挑战：“Molon labe（自己来拿吧）。”[13]

他的国人一向对这样冷峻的风格感到骄傲。苍凉的环境让斯巴达人变得越发冷静：列奥尼达非常清楚，唯有泰然自若才能更好地让动摇的盟军士气高涨，自然地看着如钢铁般冷漠的亲兵们回到身边保卫自己。他们丝毫没有失望。突然，一名当地人惊恐地报告，蛮族人开始射箭，接着人们就发现无数箭镞挡住了阳光穿空射来。斯巴达人一向习惯地将射箭看作缺乏男子气概和懦弱的行为，对此毫不在意。其中一人还装腔作势地说：“真是好消息啊，如果米底人挡住了太阳，我们正好可以在暗处战斗了。”[14]

虽然这样的俏皮话的确令人感到振奋，但也让列奥尼达觉得这种幽默的背后就是即将到来的灾难。他知道自己马上要面对的实际情况远比大多数人能够意识到的更加严重。地米斯托克利和舰队中的希腊人还待在卡尔基斯，仍然在向风暴祈祷。阿特弥西乌姆方面无人把守，随时可能遭到波斯舰队的袭击，只要他们从优卑亚出发，就能够直接攻向温泉关附近的浅滩。这一刻会在波斯国王来到热门之后不久到来。列奥尼达向东看去，努力在视野中搜寻可以看见的桅杆，他希望看到遥远的玛里司海湾远处闪耀着营火的微光，这会让他心中多少有些许安慰。夜晚降临，波斯舰队尚未到来。联军还控制着温泉关。但是能坚持多久？战士们紧张地看着头顶的天空。月亮在头顶晴朗的夜空中闪耀着，马上就到满月的时候了。这样的月光也将照耀在遥远的奥林匹亚和拉斯第蒙上空。尽管列奥尼达早在下午就派人前往地峡请求增援，但是他也知道几乎不可能得到答复——奥林匹亚运动会和卡尔涅亚至少还要一周才能结束。那时就来不及了。

破晓时分，仍然没有任何突然袭击关口的迹象。波斯国王军队的各个部分沿着海岸的道路分布，辎重车队排列在各自营地附近。在玛里司海湾对面的海峡上仍然不见波斯舰队的影子。帝国的舰队肯定就在距此不远的地方，正从北方开向和国王约定的集结地——但是到底在哪里？或许再过一天就会知道。在清晨阳光照射之下的海面平静清澈，勾勒出优卑亚的蓝色轮廓。在更远的东北方向上，还可以看见马格涅西亚的山峰。一切都那么宁静、古怪、明亮但杀机四伏。熟知爱琴海特点的水手可以预感到有某些事情正在酝酿；但是在温泉关内没有什么水手。突然，天气剧变，一阵狂风刮过，让人们感觉仿佛发生了什么奇怪、非凡的事变，如同众神深深叹了一口气。不知从何处而来的一阵大风突然从海湾上刮过，掀起了滔天巨浪，浪花直扑到把守热门的战士身上。黎明的光线立刻消失，一切笼罩在阴暗之中，滚滚雷声从遥远的爱琴海深处传来。[15]人们一直渴望、祈祷着的赫勒斯滂风，终于来到了——“整个大海开始像锅里的水一样沸腾起来”。[16]

暴风肆虐了整整两天。这两天里，联军紧紧把守在中门附近，斯巴达人将身上的猩红大氅紧紧裹住，直到风暴从海面上消失。蛮族人也忍受了两天的风暴，无法对关口发动进攻。双方都紧密关注着天气变化，搜寻着东方的海平面，焦急地等待着自己失散舰队的消息。第三天早上，风暴终于减弱，优卑亚方面逐渐有许多船只的碎片飘过海峡，布满了玛里司海湾的水面，随着波浪而起伏。随后，在灰暗的海面上一队船只逐渐驶入视线，迎着风费力地向北航行而来。希腊舰队挺过了风暴；温泉关的这支部队看到自己的舰队回到了阿特弥西乌姆，心中感到巨大的宽慰。链条上的各个环节重新连接起来，无论如何现在可以继续坚守前线了。而敌人的舰队至今不见踪影。

当天傍晚驻守在阿特弥西乌姆的联络官带来了报告说明原因。蛮族人的舰队开往斯基亚托斯海面过程中在洋面上遭遇了风暴。据说马格涅西亚的海岸经过狂风暴雨之后布满了尸体、船杆和金器。风暴中损失的船只具体数目仍然无法猜测，希腊舰队中有些人已经大胆地声称“只剩下很少对手”。[17]但是列奥尼达本人则难以对这一预测表示肯定，因为在西门之外的原野上，蛮族人的营火仍然数不胜数。马格涅西亚海面上传来大量关于伤亡的报道。从海路侧面包围温泉关的计划虽然失败，但情况不算太严重。国王很快就做出了新的进攻计划，因为队伍人数众多不能拖延太久。列奥尼达和他的小部队得到的各种暗示越来越明显地表明危险正在临近。他们在等待波斯国王发动进攻的过程中度过了四天，直到第五天的早上，亚洲各个民族的士兵才向他们涌来。防守方面的少数人将要对自己的勇气和决心进行空前的考验；即使在史诗中的年代也从未有过；特洛伊的战场也不能与此相比。他们梳理了自己的头发，擦亮了自己的武器，把自己的盾牌磨得铮亮，斯巴达人从黎明时分就开始做准备，等待着他们这一生中的最后目标：展示杀戮的技巧。

不久之后，太阳升起，蛮族人也攻来。米底人走在最前面负责开路。这些人善于适应任何山区作战，装备精良，甲胄就像钢铁的鱼鳞一样闪闪发光，他们的名字早就让希腊人闻风丧胆。列奥尼达认真地选择了自己的位置，这些米底人虽然能够任意穿越扎格罗什山脉的小道，却难以攀登中门这里的峭壁，无法包抄守军的防线。由于距离关口太近，也没有足够的空间让他们施展另外一项致命的策略：这是一种让斯巴达人紧张的火箭阵，将大量燃烧的箭镞遮天蔽日地射向对手。米底人急于发动进攻，为了攻破关隘，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直接冲向盾墙试图突破。但是这种作战方式恰好是重甲步兵所擅长的；而米底人手中的盾牌完全是柳条编成的，长矛也比希腊人的短很多。

虽然他们在数量上大大占优势，但却没能取胜。斯巴达人此前从未对阵过蛮族，但是他们在冲锋开始的几秒钟之内就知道对付敌人的办法。毫无疑问，米底人非常勇敢，甚至敢于直接冲向矛盾林立的战线，但纵然身披鱼鳞铠甲，在铜头铁臂的专业杀手面前仍然显得不堪一击。几分钟之内，锋线就成了一座停尸房。斯巴达人将矛尖和匕首突出阵外，这些人所擅长的“近身肉搏战”[18]对其他希腊人来说也非常可怕。在距离热门如此近的距离内，米底人也领教了它的可怕之处。很多人浑身重创而死；很多人虽然生还却血流不止，摔倒在遍地的内脏中或者死人堆上。

希腊人为了顶住像洪水一样扑来的敌人，虽然已经筋疲力尽，却仍然要继续死战。用沉重的盾牌将攻来的敌人挡住，尽力横劈猛刺，太阳无情地炙烤着他们浸透血汗的铜甲，锋线最前沿的战士几乎无法坚持一整天。列奥尼达虽然冷静高效，却难以继续向前线派出新的队伍进行补充。战士们直到筋疲力尽才可能脱下铠甲喝些水、包扎伤口。即使斯巴达人也需要休息。

由于不知道万王之王下一步将采取什么战术，列奥尼达更需要保证自己的精锐部队能够随时应对任何突发事件。战斗持续了一天，直到太阳慢慢落山的时候米底人才刚刚退却，却立刻得到了苏撒方面赶来的增援，希腊人这才感到自己已经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正朝关口赶来的敌人武器上装饰着各种闪闪发光的珠宝，衣着鲜艳华贵，这就是波斯军团中最精锐的部队“不死战士”，他们在波斯人中的地位就好像斯巴达人在希腊人中一样。为了迎战这些人，列奥尼达命令自己的全部精兵都回到前线——“拉斯第蒙人开始一场永世难忘的战斗”。[19]他们鼓起全部勇气，用尽一切气力，下定必死的决心；不仅如此，还需要运用战术中最具有杀伤力的方式。一声令下，斯巴达人突然溃散开来，好像惊恐地败逃；当敌军以为获得胜利开始追击，立刻将秩序丢到了脑后的时候，斯巴达人立刻调过身来用盾牌组成可怕的阵势进攻追击者。这项战术立刻击溃了敌人：除了造成大量伤亡之外，还让敌人见识了斯巴达人经过一整天苦战，饱受酷热、血腥和蚊蝇的折磨后持续作战的能力。波斯国王不想再继续白白耗费自己最精锐的部队，最后只好下令不死战士从西门撤退，整个关口中只剩下死尸、希腊人和黑夜。

这天晚上，从遥远的马格涅西亚传来滚滚雷声，不久，战场上暴雨倾泻如注，渐渐地变成了一片血肉模糊的泥潭。在成堆的尸体中，薛西斯损失的亲兵脖子上的珠宝在守夜者摇曳的火炬光中闪烁着，看起来像是对这次肮脏屠杀的嘲弄，甚至是对万王之王计划的嘲弄。国王清楚地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尽管他的地位丝毫不会受到前线战斗的影响，依然坚不可摧。这时候报信人从福基斯人军营中跑来，一路上磕磕绊绊终于从卡利德罗谟山坡来到温泉关，向列奥尼达报告山上的小路仍然没有敌人；但由于天气突变，夜间和阿特弥西乌姆的舰队联系非常困难。上一场风暴中，列奥尼达只能听见风声怒号，紧紧把自己裹在红色斗篷中，祈祷一切如愿。

或许为了能让他内心感到宁静——这样的一天在温泉关的守卫者眼中被看作一次顽强的胜利，但在阿特弥西乌姆的海军看来则是另一番景况。[20]一个又一个令人悲观的新情况不断出现。波斯舰队远远不像希腊人乐观的愿望那样被彻底摧毁，甚至没有遭到太大的损害。下午这次风暴中波斯的各部分舰队在穿越斯基亚托斯岛和马格涅西亚岬角的时候的确遭遇了极大困难，但是当希腊人看到他们聚集在阿特弥西乌姆对面的海岸边时，心中产生的绝望变得越来越强烈。海面上黑压压地布满了史无前例的船队。虽然遭到风暴的严重损害，但是波斯舰队仍然聚集了大约800艘三段桡船，足以超过希腊联军的3倍。即使有50艘敌船偶然闯入了希腊人的基地，水手全部被俘也没能让希腊人感到太多的兴奋。现在他们完全可以看见波斯舰队停在自己面前不到十英里远的海对面，很多人提议在蛮族完全准备好之前立刻再次撤退。这样的呼声越来越高——本地人都感到惊恐万分，害怕自己被抛弃到米底人手中。他们立刻成立了代表团，首先向欧律比亚德斯提出请求，遭到否决之后他们就转向地米斯托克利，要求联军坚持。地米斯托克利和优卑亚人一样害怕从阿特弥西乌姆撤退的计划，愉快地提出如果得到回扣的话就答应他们。他将这笔贿赂的大部分据为己有之后，将剩下的部分贿赂了欧律比亚德斯。这虽然不为强硬的列奥尼达所欣赏，但往往会奏效。欧律比亚德斯和其他将领自然同意将联军舰队继续驻扎在阿特弥西乌姆坚守阵线。

然而最高指挥部做出这样的决定之后不久，又遇到更新的困难。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大约和岸上不死战士向热门发起进攻在同一时刻，波斯舰队全军向对岸进行了一次恐吓式的进逼，联军将一个从敌人舰队中叛逃的希腊人拉出了水面，这是一个司苦里亚斯人（Scyllias）。他说自己是专业潜水员，夸口说自己从十英里之外潜水游到阿特弥西乌姆，相比而言他带来的消息较为可信，但是也让听者感到心惊胆战。司苦里亚斯人报道，敌人舰队中的主要部分都在接受整修，但是派出了两百艘熟悉海域的船只悄悄沿着优卑亚东侧进发，准备绕过岛屿南端然后西进。说到这里，他抬起头来，说出了希腊人最担心的部分：希腊将陷入蛮族的夹击之中，无法脱身。此时已经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刻——地米斯托克利立刻指出，司苦里亚斯人的情报虽然是危机但也是很好的机遇，应该从阿特弥西乌姆派出一支巨大的舰队沿着优卑亚岛和大陆之间的海峡前进，向众神祈祷，让这支巡逻队在阿提卡以外海域发现波斯舰队并追击他们，这样可以让蛮族人自己也陷入困境。

当然这一切都是豪赌——但是如果希腊人希望阻止波斯人前进的话，别无选择，只能相信这些偶然的冒险和运气。这个决定最后通过了：“立刻出海迎击绕行优卑亚岛的敌舰。”[21]由于不能惊动对面海岸的敌舰而削弱阿特弥西乌姆主舰队，所以只有在夜幕降临之后才能派出舰队，如果有可能的话，希腊人不愿让敌人认为自己已经弃锚逃跑。他们冒着随时遭到波斯人袭击的极大风险从自己的阵地向外海驶去——波斯人数量占优，船员的技术更为娴熟。虽然这时太阳已经从海峡西岸的群山背后落下，波斯人还是立刻起锚穿过海峡扑来，立刻淹没了希腊人数量较小的阵线，试图将他们包围、一网打尽从而在这里结束战争。然而希腊人预料到这一变化，早已专门准备好应对的策略：他们将船队围成圆形，撞角朝外，就像一只紧紧团成一球的刺猬，突然发动了袭击。在后来的近身战中，波斯人发现自己船只的速度和灵活性完全失去了作用。有30艘船被俘虏，黎明渐渐降临爱琴海，战斗最后结束。令希腊人感到惊讶和高兴的是居然在战斗中获得了胜利。似乎蛮族的水师遭到了失败。这对于整夜航行在危险之中的水手来说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

后来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希腊舰队随着呼啸的东南风回到了阿特弥西乌姆荒凉的海岸，放弃了半夜出海的打算。然而联军幸运地避免了风暴的破坏：晚间战斗中被毁的船只很快就沿着海峡向敌人方向漂去，肮脏的潮水带来残桨、破船、桅杆以及尸体挤满了港口的海面。第二次遭受风暴袭击之后，波斯人还在收拾意外被希腊人迎头痛击之后的残局，现在轮到波斯人陷入痛苦之中——“他们觉得自己的末日似乎就要来到”。[22]实际情况证明他们的想象是错误的：舰队在港湾中躲避了前一天狂风带来的巨大破坏。但是对于向南绕行优卑亚岛的200艘船来说，却根本不可能找到这样的避难所，这座岛屿的东部海岸都是陡峭嶙峋的岩壁，如果在这样的地方被风暴袭击后果不堪设想。据说这只舰队“未曾预见到风雨的袭击”，一处以险恶著称，名为“无底洞”的地方被摧毁；不管全部舰队是否都被摧毁，希腊人还是可以肯定地说，这次狂风之后自己的任务就已经结束了。[23]

第二天下午，沉船的报道传到了阿特弥西乌姆的希腊海军中，确定敌人阵线已经撤退不再构成威胁，才感到大大地放松。现在他们再也不必考虑放弃前进的态势。一天之前在他们眼中无比暗淡的防守前线的前景似乎一下子变得乐观起来。好消息从四面八方传来：雅典方面又提供了53艘新船作为支援；一次夜间突袭的战斗中消灭了一支西里西亚船队；联络官阿布罗尼科斯带来令人欣慰的消息，列奥尼达和他的战士经过第二天艰苦卓绝、令人敬佩的战斗把守住了热门。如果波斯国王不能尽快攻破此地，那么他的军队远离故乡，即将面临饥饿的威胁。只要他们能够避免失败，继续把米底人困在原地，对希腊人来说就已经堪称胜利了。

但是对联军舰队来说，对他们抵抗能力的真正考验才刚刚开始。波斯人全力以赴将剩下的船只重新组成海上战斗力，不仅试图粉碎希腊阵线中的薄弱环节，如果需要的话，还准备打通海峡前往温泉关。战斗的第三天来到了，希腊人在阿特弥西乌姆看到，大战在这一刻终于来到了。无数支蛮族的舰队浩浩荡荡地开来——腓尼基人、埃及人、伊奥尼亚人占满了整个海面。这次完全不是小规模的冲突，也不再是预演，而是波斯国王全面袭击希腊阵地的第一次进攻。走投无路之中，学习划桨只不过数月的希腊人——或者像普拉塔亚人这样刚刚数星期的人——必须全力以赴准备战斗。

希腊舰队比敌人的船只灵活性更差，他们横锁海峡，等待着波斯舰队发起攻击。划手们紧紧握住船桨，关节发白，鼻子紧紧地皱着，因为空气中布满了汗臭和屁滚尿流的恶臭，他们坐在木头凳子上，紧张地听着船骨发出吱嘎的响声、海水的波浪声和指挥官们紧张讨论即将开始的战斗的话语。不久之后，甲板上的水手就叫喊起来，蛮族人靠近了：“数量惊人，船上画着华丽的人物头像；肆无忌惮地大声喧哗，唱着野蛮的战歌。”[24]这就是波斯人散开队形渡过海峡时候的情景和响动。双方交兵的时刻终于到来，战斗非常激烈。希腊人绝望地试图阻止敌人，“他们大声呼喊着，为了防止蛮族人突破，甚至在波斯人试图冲击的时候尽力消灭对手”。[25]战斗非常残酷，希腊人仅仅能够守住海峡。大量的船只被俘或者被击沉，这样的损失令数量不多的联军舰队难以承受；还有不少的船已经失去战斗力。雅典人在战斗中经受敌人最重的打击，有一半舰队失去了战斗力。第二天继续防守海峡的前景变得暗淡起来。希腊人难过地收拾战场，将沉船和死去的水手从海中打捞到岸边，为他们举行火葬。他们的指挥官焦虑地面对着葬礼上的火光，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到现在为止，当地人看到了希腊舰队受到重创的情况，已经对未来做出了决定，他们将自己的家畜赶到海边，希望能够一同撤退转移。地米斯托克利认识到现在必须放弃阿特弥西乌姆，但不愿看到这些作战之后疲惫不堪的人们饿着肚子出海，于是下令举行一次牛肉烧烤会。

这个晚上，在篝火点点的海岸上，虽然人人疲惫不堪、失望至极，但还没有完全绝望。希腊人能够迎战波斯国王的舰队并幸存下来已经算是一个奇迹了。在阿特弥西乌姆人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光是因为得到了风助。联军舰队仍然是一个具有战斗力的整体；这次撤退虽然必须执行，但是出于战略考虑，完全秩序井然。最后的命令一直没有下达，因为他们在等待热门传来消息，与此同时列奥尼达和他的军队已经成为整场战役的关键。海军中没有人知道温泉关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在海滩边上走来走去，闻着空气中烤牛肉和焚烧尸体混合在一起的味道，眺望着海峡对岸波斯阵地中遥远的光亮，等待着阿布罗尼科斯从斯巴达国王那里带来每天都有的令人安心的消息。

当晚，小船及时地到达了阿特弥西乌姆海岸。水手们还围坐在篝火旁继续吃晚饭。靠岸之前，营地上还没有丝毫的紧张气氛。当阿布罗尼科斯跌跌撞撞地从黑暗中走出来，人们已看到他脸上的表情，一切都立刻变了。每一个看到他的人在他说话之前就已经猜到了，在温泉关发生了灾难。

国王的盛宴和斯巴达人的早餐

虽然除了苦海海岸之外，平原上的所有道路都不能通行，在这片偏远荒蛮的土地上，整个世界帝国仍然围绕着伟大国王的言语运转着。薛西斯没办法从波斯波利斯直接指挥入侵希腊的行动，只好把整个波斯波利斯带在身边。夜复一夜，无论国王在何处驻跸，仆人们会立刻急急忙忙地将无数行李从骆驼和驴子身上卸下来，在地面清理一片空场，然后搭起一座豪华堪比任何宫殿的帐篷。由于波斯国王习惯于一刻不停根据季节变化四处迁都，所以他的工程师们也善于为国王在旅行途中准备奢侈的行宫。这样即便在温泉关这样荒凉的环境中，帝国的奢华也未曾减少丝毫，各种地毯、靠垫、皮革帷幕和彩色的挂饰一样不少：为国王准备了一间又一间的房，每一处的门外都有不死战士把守，防备着克里普提（特务行动）老手的刺杀企图。[1]这和热门内的条件形成鲜明对比：列奥尼达必须在尸体腐烂的恶臭中扎营，而指挥战斗的国王则端坐在会议厅的香气缭绕中；到了晚上，国王为了保持体力从银腿宝座上起身回到“专门人员——一位善于将被褥整治得美观柔软的奴隶——铺好的床上休息，波斯人是世界上第一个将这项本领当作一种艺术的民族”。[26]

希腊人只能抓起稻草盖在自己的身上，他们将战场上这般奢侈的做法看作缺乏男子气概的表现：真是可怜的狡辩。薛西斯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过人的勇气，现在还不打算亲自上阵冒险，因为自己要承担起领导这样一支庞大军队和舰队的职责，而且还要指挥空前复杂的作战。国王大帐看起来非常巨大，但是这里要完全承担起一个世界性超级大国的神经中枢的作用。就像在波斯波利斯一样，波斯国王虽然身处温泉关的小路旁边，他知道身为统治者最聪明的做法就是能够很好地利用自己的奴隶，因而更加需要得到各种建议。薛西斯的臣子们无不顺从而且勇敢，纷纷向国王进计献策，恰如他名字的含义一样，他是个“统治着英雄的人”。

波斯国王的战士们和斯巴达人一样也非常坚决地服从严格的纪律。虽然在战场上，对各位英雄来说，各种礼仪还是神圣而严格的。不管帐外的狂风多么猛烈，也不论前线传来的消息多么令人担忧，国王都会威严地稳坐在黄金宝座上和在波斯波利斯一样认真指挥着作战中心。只有在入侵温泉关这样空前特殊的情况下，国王才会亲自接见不熟悉的人。虽然最高军事指挥部中云集着王亲贵戚，但也并非只有波斯人才能够蒙召觐见国王。例如达提斯的两个儿子就在这里指挥骑兵；还有一个希腊事务方面的关键人物，德马拉托斯。薛西斯不断派兵刺探热门中的动向，观察守卫者是否有被削弱的情况，还向这位遭到流放的国王询问斯巴达人的心理状况。他掌握着数量惊人的军队和大量的数据：这两方面因素一直是波斯人作战的关键。对各种信息进行综合之后，才能够解决类似目前温泉关守卫者造成的问题。只有这样的问题对于被召进万王之王帐内分析判断情报的王族、情报人员、后勤主管、希腊叛徒才算得上真正的挑战。

薛西斯虽然被热门中的守军激怒，但还不至于轻易放弃，而是更加认真地分析各种情报，冷静地布置任务。对于一位山民的国王来说，绝不愿相信有什么艰险的关隘是无法攻取的。例如当年达提斯率领军队迂回经过叙利亚门前往马拉松，比目前的温泉关拥有更多的要塞：那座关隘可以应对王家大道上发生的紧急事件。此关“是天然形成的防御要地，完全具备任何人工设计的精妙之处”，[27]即便如此，波斯军队仍然清楚它有致命的缺陷——在难以攀登的高度有几处艰险的入口。叙利亚门、西里西亚门、波斯门：这些关卡都有致命的迂回路线可以利用。为何唯独热门这里没有？

希腊守军一次又一次地顶住了正面的攻击，这个问题也渐渐变得越来越严重。波斯间谍很可能在军队到达之前就已经遍布欧伊铁和卡利德罗谟山脚的各个地方，寻找当地的叛徒，向看似可以担当本地向导的农民们行贿。到目前为止还未出现这种情况：特拉基斯居住在附近的地势高峻、遍布砾石的阿索波斯（Asopus）峡谷中，他们对波斯国王早就公开表示了敌意，大多数本地人不是逃进了山区就是投向了列奥尼达。有些人留下来，但是只要有一个希腊人被利用，只要有一个人在波斯国王的威逼利诱下叛变了，那么波斯的威风就真的会胜过一切，成为天下无敌的力量。

在这一片辽阔的军营中，装饰着展翅雄鹰的帝国旗帜飘扬的中军大帐特别显眼，这里就是薛西斯的御帐。此处不仅是军营中的指挥部，而且细心地复制了波斯波利斯的所有细节，成为这个动态王权中的移动统治阶层。希腊人身处世界的边缘，对这一切都毫无概念，看到这样的场面只有目瞪口呆的份儿，会因为自己可怜的无知而惊恐万分。德马拉托斯试图向薛西斯解释吕库古命令的重要性，甚至大胆地向他说斯巴达“对命令的敬畏超过了您的臣民对您的敬畏”[28]——万王之王并没有对这些话“表示不快”，只是大笑着“然后用宽宏的口气让他退下”。[29]也许是这位思乡的流放者因乡土气息发窘而生气，可怜地用这样的笑话来试图激怒超级大国的主人。这些斯巴达人斗胆杀死自己父亲派出的大使，现在只派出300人和国王一起迎战波斯军队——简直傲慢无比。“这是希腊人的典型做法：每个人都嫉妒别人的好运气，怨恨那些比自己强大的国家。”[30]这就是波斯最高指挥部对敌军心理状态进行评价之后做出的最终但不够准确的判断。这样的断语也曾经用来形容过米底人、巴比伦人和埃及人——这些古老的民族都严格地表明了自己的行为方式中的错误。

伟大国王认为自己有义务令欧洲人看到自己从赫勒斯滂进军过程中的从容不迫所表现出的新世界秩序的未来。正因为这个原因，他才在战斗季节快要过去的时候姗姗来迟；但薛西斯认为要让自己的新臣民认识到，这是他们必须要臣服于自己的最重要因素。仪仗行列、赛舟会、赛马会都展示了国王所掌握的庞大资源，同样可以理解参与其中的各个民族既享受了其中的荣耀，也同时向自己的主人衷心地表示出谦卑。冬天，每一个远征路上经过的城市，都得到指令准备为迎接国王而举行大宴会。持续几个月，所有当地人都为了这次大餐头疼不已，无暇他顾。因为按照波斯波利斯的标准，准备一次盛大的宴会足以令任何主人感到棘手，但这只不过是他们最小的一项责任。不仅如此，还要为国王的士兵、战马、骡子和骆驼提供给养，要为御厨烹饪准备大量木材。国王的餐桌上需要配备金银餐具，桌布需要用最细的亚麻布，还要用尽各种奢侈材料制作各种地毯和靠垫，这都让可怜的市民难以承受。而这些花费完全不能指望通过变卖得到补偿，因为波斯人是一类非常糟糕的客人，他们离开时会将一切能够带走的东西封装打包，“离开之后，不留任何东西”。[31]难怪这些“有幸”因为接待帝国军队而大出血的人，只能半开玩笑地召集自己的市民们向众神表示感谢，“薛西斯国王没有要求准备早餐的习惯”。[32]

无怪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国王得知希腊军队将要在滕佩山谷布置防守的时候，匆忙发出消息提醒这些将领们此地不妥。当然这非常正确——希腊人自己已经得出了结论——但是从亚历山大的角度来看，这次行军得以安全结束完全是偶然。然而他更关心的问题则是确保波斯军队在马其顿境内停留的时间尽量缩短。作为万王之王的附庸，亚历山大痛苦地知道，自己的主公将整个帝国都看作自己的粮仓——因此“他自然而然地从统治之下的各个王国中摘取其中最好的果实”，[33]各地进贡来的精品都被奉献到国王的餐桌上。这项耗费奢靡的宴会令薛西斯所到之处人人苦恼，虽然被当作一项重要的赏赐，然而这项赏赐并非给予那些准备这一切的人，而是给予那些国王本人仁慈地挑选出来陪伴自己进餐的人，这就是“御宴”。但是据说国王拒绝任何希腊特产，只要有人进献就会下令撤掉——只有来自国王自己国土上的好东西才允许送到他的口中。一旦占领雅典，他有的是时间把阿提卡的无花果吃个够。

但是军队面临饥馑，甚至连国王本人的餐桌都快要可怜地出现问题，这就不仅是后勤供应的危机了，甚至会影响到帝国的威信。大王没有布丁吃，军队士气就要开始低落。官僚们面对这样棘手的问题都不愿处理，宁可像逃债一样躲避。为了避免在温泉关发生这样的危机，人们不得不花大力气作准备。帝国辎重车队中又增加了各种捕捉到的水禽，以及大量其他国王喜欢的佳肴：卡尔曼尼亚的茛苕油、巴比伦的椰枣、埃塞俄比亚的莳萝。甚至连国王喝的水都从苏撒附近的河流中用大罐子装满带来。

然而百密一疏——不论波斯无比尽心的后勤人员准备得多么周到，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新情况出现。到了温泉关受阻的第六天，集结在御帐周围禁区附近的各族、各阶层士兵情形变得越来越紧张，尤其是伊朗人出现了断炊的现象。希腊人只习惯吃奉献给神灵的动物，纷纷传说敌军中各种离奇古怪的吃肉习惯。据说波斯人会毫不犹豫地将整头驴子烤熟用于生日庆典；如果在条件更好的情况下甚至会烤骆驼。营地中的士兵每天都得到“阉牛、驴子、鹿、各种小动物、鸵鸟、鹅和鸡”[34]作为给养。由于在进攻温泉关的过程中，即使最好的时候也没有充足的鸵鸟供应，就会让国王的军队士气低下。波斯厨师们善于烹饪，但也难为无米之炊。

薛西斯虽然担心军心动摇，但知道有人比自己更加困难。波斯军队的到来让当地土地主面临破产的危险。由于这样可悲的事态显然是由列奥尼达和一小撮害人的军队造成的，所以当地人拯救自己免于破产的结局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帮助波斯国王冲过热门，扫清障碍。薛西斯也坚信，迄今为止不可战胜的大军一定能够找到某个和自己的胜利利益相关的人来做向导。

事情终于有了结果，第二天经过一场令人失望的战斗之后，希腊人落井下石的能力给波斯最高指挥部带来了希望。帝国军队在温泉关前扎营几乎过了一个星期，才找到告密者，现在这个弯腰驼背的人被带进了御帐之中。他的名字叫厄菲阿尔特（Ephialtes），是波斯军队驻扎之地的本地人，他告诉审问者卡利德罗谟山的确有秘密。“为了获得丰厚的奖赏，他向波斯国王透露了绕过山峰进入温泉关的小道”[35]——而且还自告奋勇地承担起叛徒的职责，充当入侵者的向导。

帝国军队可怕的机构立即采取秘密的行动。虽然这次行动已经太迟了，但是当天晚些时候，还是立即下令翻越卡利德罗谟山。然而，并非像列奥尼达所假设的那样，只有轻装步兵才能够完成这次任务。出身伊朗山地的不死战士承担了这次冒险活动。由于当天在关隘前面的战斗损失惨重，所以每个战士都跃跃欲试地想要复仇。而这次出征对他们的将领来说尤为痛快。叙达尔涅斯是当年大流士同谋者同名的儿子，41年前，此人的父亲曾经率军在呼罗珊大道上抗击一支庞大的米底人军队。现在他效力于大流士的儿子，有机会为自己的家族增添一项新的战功，这次并非坚守要道，而是打通要道。

温泉关

随后这一万人绝尘而去。他们的路线从热门以西几英里处开始，此地也在特拉基斯和阿索波斯山谷以西。[36]登山之前还可以看到平原上开始点燃营火，但不久营地就消失了。在厄菲阿尔特的带领下，人们很快找到了小路，此时天空中万里无云，卡尔涅亚节日时的满月令8月天空中明亮的星星都显得黯淡。在月色中，不死战士经过了几个小时的行军，绕过了特拉基斯峭壁上的辽阔高原，进入一条峡谷，然后跨越了阿索波斯河，沿着河对岸的路走向更深的山谷。到目前为止，这些人并没有被随身的武器和装甲累倒，反而还能够继续前进。大约又走了几个小时，穿过橡树和松树林带后，他们到达了另外一片辽阔原野的边缘，对面是更多的树木，间或有开阔的草地，小路继续向前延伸，虽然地势还在上升，但是已经非常平缓。这些不死战士加快脚步，开始绕过挡在他们和温泉关之间的高山，此山挡在他们的视野和东边的地平面之间。星光逐渐褪去，行军中的波斯人察觉到清晨降临，代表阿胡拉马兹达永恒光辉的太阳，很快就会升起在热门上空，道路也渐渐平坦起来。不死战士进入一片橡树林，在树下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前方的道路。不仅因为天空逐渐变亮，而且最近几场大风将头顶上的树枝吹掉了不少，干燥的枝叶在脚下吱嘎作响。突然，一声清脆的铃声穿透了一万双前进脚步发出的沙沙声：这是金属的声响。

不死战士的指挥官往树林边缘走去，让他惊慌失措的是一队重甲步兵堵住了去路。显然这是一次不期而遇，因为希腊人还在忙于穿戴甲胄；但是叙达尔涅斯曾在热门见识过斯巴达人的厉害，试图将这些人同他们联系在一起。厄菲阿尔特向主子指出，敌人中间没有穿戴那些猩红色的束腰短上衣和斗篷的，肯定不是列奥尼达的人，而是其他城邦的士兵，很可能来自福基斯，叙达尔涅斯才立刻下令进攻。不死战士向这些列队一半的人万箭齐发，给予他们致命的打击。由于没有斯巴达指挥官领导，这些福基斯人缺乏战术意识，想当然地认为蛮族人夜间发动了进攻，目的就是为了消灭自己，立刻作鸟兽散，逃往附近的山顶上。然后才重新坚定信心勇敢战斗——但是不死战士已经轻而易举地击败了他们，继续沿着大路前进。

叙达尔涅斯开始向热门进军，但是也担心某个福基斯人逃兵从小路提前赶到列奥尼达面前报信。这个念头未必会让他太担心；波斯的战略向来就是提前警告希腊人即将遭受灭顶之灾。在日出之前，不死战士尚未粉碎福基斯人的时候，波斯营地中就有叛逃者溜进了热门。这是一个伊奥尼亚人堤耳塔斯提阿德斯（Tyrrhastiades）——似乎完全出于关心希腊同胞的心情而做出这样的事来。但是看起来更像是波斯人采用的一条阴谋诡计。因为没有人愿意在大难临头的时候还敢主动献身，尤其是此人来到希腊阵营中的时机仿佛经过了精心计算一样。这时，已经来不及支援福基斯人，他却劝告列奥尼达抓紧时间撤军。这显然完全是波斯国王希望他做的事情：因为如果希腊人继续坚守热门，两线作战的话，也许还可以坚持上几天。而如果让波斯骑兵在撤退的开阔大路追上的话，则可以轻而易举歼灭之。如此，则关隘打通，5000希腊重甲步兵从作战名单上被消除，波斯国王将很快迎来胜利。

列奥尼达会上钩吗？身为联军总司令，只能孤注一掷地避免全军覆没，而作为斯巴达国王也曾经发誓不放弃温泉关，他有第三个选择。从前人们相信可以根据牺牲的公羊肠子判断即将发生的灾难，他召集起各个分队泪眼朦胧的领队举行一次会议。除了少数人反对立刻撤军之外，与会的大部分人员在混乱和惊恐的心情中自然赞同马上采取行动。列奥尼达平息了喧哗之后宣布将和自己的亲兵坚守抗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随后积极地命令主力部队尽快撤离，以保存实力伺机再战。固执的铁司佩亚人也拒绝离开岗位；还有底比斯人因为他们的城邦注定要投降，自己除了被消灭别无出路，所以也做出了同样表示。[37]列奥尼达还命令希洛人留在热门，帮助斯巴达人筹备战斗，或者充当轻装步兵。为他们主子的自由事业而死。总数大约有1500人的守军，用汗津津的手抓着自己的武器，看着清晨第一束阳光照射在自己的脸上，努力不让表情流露出心中的情绪——无论是轻蔑、顺从抑或羡慕——看着自己的战友收拾行囊，开拔向南方撤退。[38]等撤军的脚步声渐渐消失，飞扬的尘土在清晨的凉意中慢慢落下，这支小小的守军独自留在了这座关隘狭小恶臭的空间中。卡利德罗谟西向的山坡上一片宁静，虽然此刻叙达尔涅斯率领不死战士正在沿着这里下山，但也没有惊动守军，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蛮族正在靠近。同样在西门外也没有任何动静。列奥尼达让自己的士兵“饱餐早饭，因为今夜我们就将在冥界晚餐了”。[39]

与此同时，在国王的帐篷内，早餐也在进行之中，毫无疑问气氛要更为轻松。其中薛西斯的心情尤为放松：虽然他早上起床之后就在黎明时分向太阳祭酒，希望叙达尔涅斯有机会在他正面发起冲锋之前能够到达关隘。大约到了9点左右的时候，他对将领们点点头，庞大的军队终于开始发动冲锋。他们一步步逼近关口，尸臭、蚊蝇飞舞的嗡嗡声变得越来越重，烈日当头、尘土飞扬；进入热门之后，他们就看到面前堆积如山的死去的战友，有的腹部肿胀、有的被劈成两半、有的被当胸贯穿，各种脏器遍地横流。而敌人们并没有像前两天战斗的时候那样躲在中门的城墙后面，而是列队在开阔地面，这次他们没有分批交替作战，而仅仅列出一支怒气勃发的队伍。有一瞬间，波斯国王的军队被这样一群铜头铁臂的人吓住，甚至开始退缩，军官们挥舞皮鞭驱赶着人们前进。虽然希腊的宣传常常对敌人极尽轻蔑描写之能事，但实际上也没有太多值得怀疑的地方。波斯指挥官在衡量了对手的数量之后，认为人数可以产生更大的作用，决定发起最后的进攻；至少在战场上，大批未经训练的新兵的作用，只不过是为了用来消耗希腊士兵的长矛。这些倒霉的新兵，陷入己方军事策略和希腊方面可怕的铜墙铁壁之间，毫无选择只能迎着头皮向前冲。他们不是死在盾墙上，就是溺毙在浅滩里，成百上千的人不断战死，慢慢地，希腊人的长矛也逐渐变成了碎片。

大约在所有的长矛都被折断之后，波斯的精英部队终于出场开始杀戮。完全像《伊利亚特》描写的那样，这场战争后来变成了勇者之间的战斗，“喊杀声和胜利的欢呼声混在一起”。[40]大流士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兄弟战死了，列奥尼达本人也战死了。一切完全像荷马史诗中描写的一样，这场殊死战斗在国王的尸体上继续着，斯巴达人用尽一切办法才将国王的尸体拖到一处暂时安全的地方。但是很快，他们身后热门东侧出口外山坡上树丛中闪现出刀光剑影：不死战士赶到了。现在希腊人陷入四面包围之中，幸存者退守到中门浅滩中的一处小丘上。虽然底比斯人已经逃离部队试图爬上山崖，但斯巴达人和铁司佩亚人仍然坚守阵地。这些人一个个被扎成了马蜂窝，血肉模糊地死在了最后。他们手中的宝剑折断，就用剑柄当武器，甚至用牙齿、拳头和指甲攻击敌人。直到最后一个斯巴达人和铁司佩亚人死去，大地浸满了鲜血，尸体堆积如山，战斗才最后结束，国王终于通过了这里。

薛西斯本人中午的时候进入热门，一方面为波斯的旗帜终于飘扬在战场上空而高兴，另一方面则为战斗的惨烈而难过。国王责任之一，就是安顿这些为他的事业而牺牲的人，他下令挖掘壕沟，将自己的士兵尸体掩埋在其中，并虔诚地覆盖上树叶和尘土。而希腊人的尸体则弃置一旁任由腐烂，少数底比斯人不愿被杀而放下武器投降，他们被锁起来，打上奴隶的烙印。此时他没有心情显示宽宏大量，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虽然经过两天半的战斗，获得了歼灭性的辉煌成绩，并攻破了希腊人固若金汤的防御，但是绝不应该让这么多的守军逃脱毁灭的命运。而第二天下午的报告，又增添了他的小烦恼，据悉，希腊舰队突然在夜间潜逃到安全水域，成功撤离。早上波斯舰队渡海来到阿特弥西乌姆，除了一堆堆仍在冒烟的营火灰烬和啃得干干净净的牛骨头之外，没有发现任何敌人的踪迹。希腊人从陆地和海上都耻辱地逃走了——但看起来他们决心继续坚持战斗。

但是，他们很快就会像被扭住脖子的小鸡一样束手就擒。伟大的国王详细分析了温泉关战后的情报，不禁满意地看到敌人正在和他的心理战做垂死挣扎。例如，据报告，希腊海军在沿着优卑亚海岸逃跑的途中还在一处海滩上刻下信号，劝说伊奥尼亚人起义——至少消极怠战。多可笑的把戏！恰逢波斯大军取得了两处重大胜利，玻俄提亚各城匆忙开门投降迎接征服者的时候，怎会有属下胆敢发动起义？尽管军队因为风暴毁坏舰队或由于希腊人从手心溜走而感到闷闷不乐——但是鼓舞斗志的便利条件就在眼前。于是舰队得到一份正式邀请：“来看看我王薛西斯如何对付那些自认为可以击败我们的疯子吧。”[41]据说很多人都赶来看个究竟，甚至没有足够的船只把所有人带到热门这里来。

人们不光看到希腊人的尸体；不光看到无数带着马鬃一样装饰物的头盔堆积如山，每一个都布满刀痕，也不光看到曾经令斯巴达人骄傲的标志性猩红大氅和束腰短上衣，现在都已破烂不堪，其中最惊人可怕的，足以令每一个伊奥尼亚水手认识到主人的强大：路边竖立着一支木棍，木棍上插着一颗人头。虽然波斯人一直习惯于“比别的民族更加尊重那些战斗中特别出色的人”，[42]但是现在对列奥尼达没有丝毫的敬意。他是一座被诅咒的城邦之王，怎能指望得到什么好下场？征服者万王之王要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一切谎言的奴仆。

联军总司令这双无法看见任何东西的眼睛已经缩小，并爬满了苍蝇，直勾勾地盯着通向雅典的大道——前方已经洞开，完全没有抵抗。

鬼城

每年当冬去春来，冰雪融化的时候，雅典人都会对自己的城邦感到新奇。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他们的所有神庙都被包裹起来，严禁入内。大门上涂抹厚厚的松脂。人们禁止自己的亲戚、孩子甚至奴隶上街。在每家每户的房子里，人们坐在各个桌子面前，像比赛一样喝干各个罐中的酒，但是不能说话，直到每个人都喝醉了，雅典人就开始庆祝安特斯节（Anthesteria）：新酒节。这是给一个狂欢的家庭提供放纵的大好时机。3岁的孩童都可以头戴花冠，手拿小酒壶，加入到纵酒比赛中，然后摇摇晃晃发呆地看着整个庆典活动。“躺椅、餐桌、枕头、餐具、花环、香水、妓女、开胃菜这些全都有，还有纵酒者、煎饼、芝麻小面包、油酥点心、舞女以及其他种种好东西，人人都在唱着各种喜欢的歌。”[43]除了有妓女之外，雅典历法的各个节日中大概只有它和今天的圣诞节神似。

随着黑漆漆的大门背后闪烁微光，传出模糊的嬉戏声响，街道上不再空无一人。魔鬼开始四处游荡：邪恶的精灵预示着灾难的降临。人们称从城墙之外进入的妖魔鬼怪为“刻瑞斯”（Keres）。直到太阳落山之后，雅典人才能够轻松地大喊出来：“走开啊刻瑞斯——安特斯节已经过去了！”[44]涂满松脂的庙宇大门猛然打开，人们冲上街道，撤下庙宇周围的幕布。日常生活的节奏才重新回到雅典。

但如果这样的节奏一旦消失永不返回会如何？这一年的初夏，地米斯托克利劝告雅典市民撤离故土，从此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这座城市。或许这些异邦人比恶魔更加可怕。一种令人不安的模糊性影响了安特斯节。由于阿提卡方言的发音特点，“刻瑞斯”容易被念成“卡瑞斯”，这就和“卡里亚人”发音相同。这些人和伊奥尼亚人比邻而居，生活在今天土耳其西南部地区，他们是第一批被希腊人看作蛮族的民族，数百年来一直被看作异邦人和亚洲人的代表。据说当年在东西方之间爆发第一次大战的时候，他们曾站在特洛伊一方作战；但是完全不像那些生活在伊奥尼亚的亲族，他们从未屈服于希腊殖民者的统治。甚至当卡里亚本地的大都市哈利卡纳苏斯也将伯罗奔尼撒的殖民者看作是自己城邦建立者的时候，希腊人也只不过被看作是这个复杂的人口熔炉中的一种成分。在一定程度上，这座城市在雅典人的眼里是一个不断变换的混血儿。这里的风俗特殊，城邦华丽、繁荣而充满异国情调。其统治者是一位女王阿尔泰米西娅（Artemisia）。这个令人害怕的女人“像男人一样”充满“冒险精神”，[45]组织了一支强大的帝国舰队。虽然她佩戴着金银珠宝、穿着紫色长袍、浑身喷洒昂贵的香水，但指挥作战的能力让任何海军将领都不敢小视。她指挥三段桡船的能力仅次于西顿舰队，被认为世间第二。如果蛮族人在到达阿提卡之前不遭受任何阻挡，阿尔泰米西娅和他的舰队很快就会进入皮赖乌斯港。到那个时候，“刻瑞斯”和“卡瑞斯”这两个词的用法就没有太多的差别了：异邦人将在雅典的大街小巷游荡——而且不会在太阳落山时消失。

这样看来，大量雅典人应该在阿特弥西乌姆苦战并拖住敌人，为阿提卡撤离居民赢得时间。但是从他们为撤离而准备的物资情况来看完全表现不出这一点。隔着萨罗尼克湾距皮赖乌斯30英里远的对岸，在安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特罗曾城（Troezen）从战事初开时就敞开了大门迎接雅典难民——对于土生土长的雅典人来说，无家可归实在可怜，但是特罗曾人民已经表现出极为慷慨的东道主热情：每一个紧张的母亲都得到公众的救济，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得到免费的教育，甚至可以任意摘取小树林和果园中的新鲜水果。然而雅典撤离的过程还是令人感到非常难过。看着越来越多的家庭离开家园，带着行李艰难地跋涉在大街小巷上，推着沉重的手推车来到岸边登船，这番忙碌混乱的场面让人们心中越来越充满了苦闷和怒火。

所有的妻子和母亲——雅典人可敬的主妇们都站在街道上，这番景象是多么不幸啊！自从特洛伊战争的时代开始，折磨希腊男人们心思的并不是女人可能造成国际危机，而是有机会做出不体面的事情来。现在的雅典，这样的焦虑心情在每个男人心中产生共鸣。与希腊其他地方相比，雅典妇女从小就生活在更加严密的隔绝之中，“各种规矩异常严格，从童年时代开始就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尽可能不提出质疑”。[46]民主制度的特殊性也没有带来多大的改变。公元前507年革命之前，许多有思想的改革家们都非常警惕女人给公众生活带来不幸、引起混乱的能力。为了培养社会精英们自律的品德，梭伦曾表示女性的浮华特别难以容忍，需要进行专门的约束。为了防止贵族们的女孩公开炫耀财富和趣味，他曾经下达了简单而严厉的指令，只要看见有女人“在大街小巷闲逛”，[47]就被认为是妓女。雅典男人们——至少是那些拥有足够的房间可以把自己的妻室单独监禁的人——当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品尝法律给予的美味。渐渐地，随着时光流转，法律让人们认为只有那些从未被外人看见过的妇女才被认为是可敬的。当然，这也让性交易成为奇观。

梭伦的作为在此后一百多年里一直让雅典公民们感激，认为他用国家的资金建立了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妓院平等条款，使得人人都能够享受妓女的服务。这个传统——因为伟大的改革者对妇女的态度几乎到了极为冷漠的地步——显然是一种扭曲；但是也表现出猎艳寻欢的权利被大多数市民看作民主制度的基石。就像阿戈拉的刺杀僭主勇士纪念碑、普尼克斯山坡上的大会场一样，雅典的红灯区处处欢歌笑语、充满享乐放纵的气氛，完全被当作新秩序至上的纪念物。克拉墨科斯街道上到处都是妓女，有人光着膀子在妓院门口晒太阳，有人在僻街陋巷中相互争吵，还有的游荡在城边的坟地中。在这番情景的威胁之下，她们可敬的姐妹们越来越少地出现在公共场合，很快就在民主制度中形成了一种习惯，不能公开提到已婚妇女的名讳。诚然，雅典政策中弱肉强食的特性一直如是，即便最为贞节的妇女对丈夫职业的影响也是不利因素。对政治家来说，最好只有自己的家庭不被提到。很多公民看到自己的主妇们和妓女一起跌跌撞撞地赶往海滩，感到无比惊骇，而自己又无法阻止自己的妻子加入逃难的队伍。

结果，当地米斯托克利终于率领着舰队安全从阿特弥西乌姆返航，艰难地回到皮赖乌斯，却惊恐地发现雅典还没有完全撤离。当然，他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曾经向伊奥尼亚舰队发出起义的信号；但现在完全不能指望帝国舰队发生内讧。也不能指望伯罗奔尼撒人来管这件事情。很多雅典社会的上流人士相信斯巴达人的保证，绝望地等待联军前来解救自己。但是地米斯托克利决不这样想。在远离伯罗奔尼撒的一座关口中，斯巴达的国王和自己的亲兵护卫们全都已经战死，现在没有任何办法来劝说斯巴达人派出更多自己的军队来保护外国的土地。在科林斯的联军代表对温泉关的消息的反映已经非常明白。全体伯罗奔尼撒人一致同意看好自己的家门。尽管波斯国王正在逼近阿提卡，列奥尼达的弟弟克里奥姆布罗特斯正指挥着一队工程兵，匆忙地在五英里长的地峡上修筑一道防御墙，“运来大量石块、砖头、木材和沙袋，一刻不停，昼夜赶工”。[48]另外一批人已经在忙着破坏通向梅加拉的道路，这是一条沿着海岸峭壁修造的陡峭狭窄滨海小道，是军队进出地峡的必经之地。随着道路被一点点破坏，伯罗奔尼撒人放弃阿提卡命运的意图也越发明显。

现在看来甚至连众神都已经厌弃了雅典。就在地米斯托克利回到市民大会上再次急切地下令撤离之后不久，卫城上也传来奇怪的消息。看守人报告，那条生活在厄瑞克透斯坟墓旁边多年并被雅典看作保佑城市永不陷落的大蛇，突然丢下蜂蜜饼不吃，逃走了。这个消息很快就让痛苦的人们意识到“雅典娜自己也放弃了这座城市，让他们向海洋逃命去”。[49]当然，这在地米斯托克利看来简直是个天大的巧合；但是又出现了一个新情况，令疑虑重重的人们更加匆忙地赶往海边。据说不光只有圣蛇离开了卫城，同样消失的还有最神圣的雅典娜·波利阿斯神像脖子上的蛇发女妖金项链。地米斯托克利出离愤怒地谴责这一渎神行为，下令搜查特别富有的公民的行李。一旦发现了大量准备带走的金银，就立刻将此人监禁。通过在此前担任过行政领袖的人进行募捐和没收，很快就筹集了大量财富：这是雅典人的财政储备，现在他们即将离开家乡，除了依靠救济之外已经别无选择。

在这个过程中，哭泣的孩子们一直紧紧躲在父亲的身后，而母亲们则号啕大哭，面色苍白，紧紧抓住自己的头巾，脚步蹒跚，各种各样的船满载着难民密密麻麻地挤在法勒隆和皮赖乌斯港口的水面上。热门失陷过去了六天。雅典逐渐变成一座鬼城，在海滩上的人群难过地回头看着尘土飞扬的城市，城中只剩下士兵和火光，渐渐沉寂。到了晚上，整个雅典都撤离一空，只有偶尔出来活动的狗被突如其来的寂静迷惑。很多对自己主人忠诚的家犬，跟着人们跑到海边，在沙滩上来回奔跑，朝着渐渐远去的船只不停吠叫。据说克桑提普斯（Adeimantus）和其他遭到陶片放逐的人们回到雅典，现在要再次背井离乡，当他渐渐驶离大陆的时候，看见自己的狗绝望地跳入海中跟随着船只。当这只小动物最后终于筋疲力尽地爬上陆地的岩石之后，哀号一声便断气了。[50]

克桑提普斯和自己的很多同乡的目的地就是萨拉米斯。从埃加利奥斯山渡过海峡，虽然他们刚刚离开那座空无一人、一贫如洗的城市，但现在雅典人表面上恢复了一丝气力。一些妇女和小孩——他们的拖累让赶往特罗曾的道路变得愈发危险——现在开始就地扎营。然后民主社会中的各个文员官吏也继续担当起捍卫法律的职责。年长的人们拥有应对危机的智慧，这个时候是无价的资源，他们在撤离一开始的时候就被安置在此处，同时还有城邦的财富和粮食储备。现在虽然人们经受着恶劣气候、战火纷扰的打击，但是最令人激动的就是当年让他们在船坞中费尽体力的这些木材，如今已经成为萨拉米斯海湾中牢不可破的雅典三段桡船，共有180多艘——铸成了一道真正的木头城墙。地米斯托克利骄傲地向自己的同胞们指着这些舰队，坚定地说，即便背井离乡，他仍然为市民们“提供了一座全希腊最伟大的城市”。[51]

这个宣言是他到达萨拉米斯之后必须坚持的，在这几个小时中就像是生命之舟一样重要。岛上不仅可以看到雅典的船只。地米斯托克利和阿提卡的难民们渡海到来之后，其他联军的舰队也来到了海峡。伯罗奔尼撒的海军按照在阿特弥西乌姆达成的协议，同意在这里等到雅典人撤离结束。无论从收到的命令还是个人意愿上来看，他们都更希望立刻赶往地峡。从萨拉米斯越过蓝色的海湾，遥望陆地，很容易就能看见天空衬托之下一块孤零零的岩石矗立在远处：这个明显的标志性地点就是科林斯的卫城，也是整个伯罗奔尼撒的瞭望塔，距离地峡防御墙只有5英里之遥。可以预见，在地米斯托克利回到雅典之后，科林斯的将领，火爆脾气的阿德曼托斯将立刻控制联军舰队的军事会议。他会建议欧律比亚德斯（Adeimantus）和其他将领立刻下令开往地峡方向。聚集海军力量，和已经在那里布防的陆军相呼应。科林斯附近有足够的海湾可以掩护战线的侧翼。如果这只舰队遭到了覆灭——伯罗奔尼撒人最后“将面临自己同胞的逃亡”。[52]

当然，这样的议论不一定会让来自雅典、埃伊纳和梅加拉的将领感到害怕，因为他们控制着的船只数量在联军舰队总数310艘船只中几乎占3/4，如果他们屈服的话，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53]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地米斯托克利和他的两位同事面临着从战事初开就始终存在的危险：联军可能分裂瓦解。现在希腊舰队仍然处在以一敌二的数量劣势之下，雅典人不可能单独对抗敌人。任何从联军中分裂出去的做法都可能导致最后胜利希望的破灭。

而地米斯托克利全力争取的就是胜利——这不光是阿德曼托斯设想的防守战略，而是一次彻底消灭波斯国王整个海军力量的最后决战。为了向自己的同事们证明这一目标完全不是自己为了免遭流亡生活而产生的幻想，他向大家描述了一幅可以联合人心唤起荣耀的画面：他们对阿特弥西乌姆战役的共同回忆。地米斯托克利知道在开阔海面上的战斗——如果希腊人退守到地峡之后就可能面临这种情况——乃是敌人所希望的。“但是在狭小空间中展开战斗”，他指出，“正是我们擅长的。”[54]这就是他在联合舰队通过苦战抵抗了蛮族人舰队的全部力量，成功地把守住优卑亚和大陆之间的通道那天得到的经验。当天的战场大约有两到三英里宽；而如果能将蛮族人引诱到萨拉米斯这里，此地海峡宽度最大不过半英里。“如果一切顺利——不发生任何不合情理的事情——我们将会取胜。”[55]

因此，每个人——包括伯罗奔尼撒的海军将领们在内——根据在阿特弥西乌姆战役中得到的经验进行判断之后，一如雅典人的智慧所精心策划的那样，人人信心倍增，下定了决心。地米斯托克利本人非常清楚，自己的说服力在竞争对手中无人能及。民主制度在最初的几年就像一所学校一样。成功的雅典政客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在这里进行了比世界上其他人更好的实习。地米斯托克利信心的坚定程度可以从一个事实得到印证，当他正在作战会议上发表演说的中途，送信人来告诉他一个可怕的消息，有人看见蛮族人已经进入阿提卡了，“将整个国家变成了火海”，[56]但是会议并没有因为痛苦而中断。伯罗奔尼撒人也没有因为考虑到血债累累的波斯舰队随时可能进入雅典水域，切断自己的退路而要求立刻撤退。联军最高指挥部反而决定继续驻扎在原地：萨拉米斯附近海域。在这一刻，地米斯托克利成功地劝服了动摇者。

虽然现在，他在别的海军将领的眼里，已经成为世间最为可怜的东西——“一个没有国家的人”。[57]当然这个标签并不准确——萨拉米斯还在雅典人的控制之中。虽然波斯骑兵已经冲向了城市，雅典城已经彻底投降：但是阿提卡神圣而强大的的心脏，最后的要塞还在坚守。尽管地米斯托克利还提出应该放弃卫城，但是市民大会仍然投票决定“宝库和祭司们应当留在那里保护众神的财产”。[58]部分顽固的雅典人不愿意离开城市，也到卫城中寻求庇护。抵抗者为自己准备了几周的给养，在营地四周树立起路障——当作“木头城墙”，现在他们肯定觉得自己非常勇敢值得尊重，但是要面临长期围困。

但是他们的内心在看到敌人的第一眼之后就会感到害怕。圣山上是观看伟大国王进入雅典的最好角度。阿提卡附近肥沃的田园和树林都被点燃，预示着薛西斯即将到来。眼睁睁地看着敌人从西边的要塞进入城中，这些抵抗者对城中耀武扬威地飘扬着的敌人旗帜无能为力。国王军队中的各个游牧民族已经到处散布开来，他们洗劫各处街道，损毁房屋。在阿戈拉和普尼克斯山与卫城之间的战神山坡上，工程兵正在凿洞；显然这些蛮族人不信任雅典人，甚至连这里的水也不敢喝。其他的部队也在忙着将整座城市劫掠一空。对于卫城山顶的守卫者来说，最可怕的事情就是要看着象征民主制度的刺杀僭主英雄纪念碑被从底座上拆下来，包裹起来准备运走。不用问，佩西斯特拉提达伊最后终于回到自己的家乡，一定对自己的主人说明了这尊雕像的珍贵。完全值得当作战利品运回苏撒装点那里的宫殿。

与此同时，国王在战神山坡上建立了自己的司令部。弓箭手得到命令登上山，向着围绕卫城山顶的路障发射火箭。这些木头城墙——“背叛了抵抗者们”[59]——很快就化为了灰烬，但是山顶的人们还在坚持。波斯国王为了早日将好消息带回波斯，向人们宣布“信奉恶灵和魔鬼的人”的老巢终于被付之一炬，变得有些急不可耐起来。招来了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并派他登上山顶与无动于衷的同胞们媾和。这个建议遭到了拒绝。新一轮的攻势再次发动。箭镞飞射，而抵抗者们搬到要塞附近的大石块也不断从山上滚落。战场上一片狼藉。

正当雅典人全力抗击的时候，国王的军官们开始在卫城的背面行动。这里的悬崖非常高，所以几乎无人把守，敌人的精英部队终于爬上了这里的峭壁。就像在温泉关一样，经历过扎格罗什山脉历练的天才们成功地从背后袭击了希腊军营。整个卫城遭到了破坏。很多抵抗者不愿坐以待毙，纵身从山顶跳下。其他人躲进了雅典娜神庙寻求庇护。波斯人自然进行了大屠杀。按照主人的命令，他们放火烧毁了卫城山顶的一切。那些无法烧毁的东西也被他们砸碎、破坏殆尽。几个小时之内，关于雅典的一切记忆，这座城市历时数百年的积累都化为乌有。

滚滚浓烟从火堆中升起，染黑了阿提卡的天空。在船上和萨拉米斯海滩上的雅典人，一动不动地看着这个可怕的信号。联军也见证了这一切，从白天到晚上，整座埃加利奥斯山都被熊熊怒火映红，这番景象说明一切都被毁掉了。对其他人来说，虽然同样身在夜幕中的海上，此刻心情却完全不同。波斯的海军将领们直到确定城市港口安全之后才敢靠岸，随后匆忙前往与陆军集合的地点。现在，从苏尼奥姆到卫城的整条阿提卡海岸都被烧毁庙宇的火光照亮，波斯胜利的消息也开始传播到海外。如果这时候还有波斯舰队要在夜间靠岸进港，完全不需要依靠星星指引方向：船桨搅动海水，掀起波浪就可以映照火光。

黎明到来，卫城只剩下一片焦土。原来曾经是魔鬼盘踞的老巢，现在终于被火焰净化，谎言最后的据点终于被清除。这是阿尔塔法则的重大胜利，这也是薛西斯、马兹达神的仆人、伟大的国王对真理尽职尽责的最后表现。看到这一切之后，国王再次招来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命令他登上卫城，“按照他们的民族习惯举行一次奉献牺牲的仪式”[60]——仅仅为了他们，为了那些被谎言欺骗所牢牢控制的人们。这个回到故土的流亡者怀着感激的心情，爬上了这片被烧焦的废墟。他小心地走在破损的神像、断裂的柱子、被烧成焦炭的殉难者尸体之上，来到这荒凉的山顶最神圣的地点，就是原来雅典娜赠送给这座城市的礼物——第一棵橄榄树曾经生长的地方。原先建在周围的圣殿已经被夷为平地，但他很快就在废墟之下挖出一截树桩。这树根还活着，仍然像往常一样牢牢地附着在岩石上。

奇迹发生了——从树桩上生出一条长长的绿色新芽，迎向太阳。

[1] 这种企图很可能有过。很多材料都表明列奥尼达在斯巴达人坚守的最后一个晚上曾经发动过一次进攻国王御帐的企图，但遭到了挫败。我们无法知晓这个故事的细节——列奥尼达本人也在战斗中死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少许有关这次失败的刺杀薛西斯行动的片断记忆。

8

复仇女神

出其不意

奇迹同样也在萨拉米斯发生了。

“你将被很多母亲的儿子当作坟墓。”现在形势变得更加危急，联军舰队停泊在岛旁，波斯舰队停泊在法勒隆，人们不断在心中衡量神谕中这句话的模糊含义。不仅是希腊最高指挥一直在对阿波罗这些令人心烦的话反复讨论。波斯人也一样，由于一向重视情报工作，肯定也已经听说了这些预言。“他向我的祖先揭示了真理”，[1]大流士本人就曾经这样说这位神射手。虽然波斯人常常表现的对阿波罗非常虔敬，但是他们口中对德尔斐的信仰肯定不会像希腊人那样出自于本心。伟大国王的很多官员一定也对“神圣的萨拉米斯”这句话感到迷惑，在认真讨论其思想根源。难道是站在神身旁的什么人悄悄地把这个词送进了皮提亚的耳朵？难道是一个祭司？德尔斐毕竟是国际关系网的巨大中心，阿波罗的仆人们不仅对时事非常了解，而且和每个人一样喜欢预言战争发展的可能方向。

他们显然不会忘记上次希腊人打败帝国舰队的企图。14年前，大约有350艘三段桡船，和波斯舰队数量的比例大约是1：2，在米利都附近海域的拉德岛和波斯人作战，结果被全部消灭。当时米利都也是反抗波斯的中心，就像今天的雅典一样。而在阿提卡附近海域的岛屿能够和拉德岛对应的也只有萨拉米斯。不管波斯的战略家们认为德尔斐的预言出自于天国抑或仅仅是普通人的思考，肯定都会更加相信有一个比阿波罗还要伟大的神灵在指引着他们的行动。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引导着许多依赖它的人们，阿胡拉马兹达准确而无情地将他们碾碎。曾经有一支希腊联军舰队在更强大的波斯水军威胁之下，由于背叛和内讧分崩离析——如今，面临神秘但无疑完全相似的情况，历史似乎注定要重复。

薛西斯有些侍从肯定也提醒主子不要太信赖这些。例如德马拉托斯非常了解自己的同胞们最害怕国王做出何种行动，于是积极鼓动他对拉斯第蒙直接发起两栖进攻——“你几乎不必担心斯巴达人，如果战火已经烧到了他们的家门，他们哪里还有心思拯救其他地方的希腊人呢？”[2]这个判断非常正确；在遭到了暴风雨和敌军的双重打击之后，帝国海军已经大为衰弱，如果再继续分散自己的力量，哪怕只是一支小分队，希腊联军也可以对付这两者之中的任何一部分。这个建议遭到了否决。经过一再深刻反思之后，强大的哈利卡纳苏斯女王阿尔泰米西娅的建议也没有得以实现。当伟大的国王庄严地来到法勒隆召集海军将领举行作战会议的时候，唯独阿尔泰米西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不可以再次计划发动第二次拉德战役。她坚持认为这次计划将要冒非常大的风险。雅典已经被占领，而秋天也即将到来。从现在开始最好能够尽量避免战斗，就让希腊舰队遭受饥馑之灾或者“四散回到自己的故乡”。[3]薛西斯本人也非常清楚这是精明的分析；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没有采用这样的建议。显然国王不可能在这样偏远西部边陲度过冬天：雅典已经化为废墟，不适合作为管理地点。亲自对欧洲发动的远征已经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现在必须下令在作战季节结束之前终止这场战争。在天气还说得过去的时候必须马上宣布重大的胜利。

这时，帝国的情报官员向国王报告说，敌营已经处在争论不休的气氛中，这个消息非常令人满意。和当年拉德海上的伊奥尼亚舰队中充满仇恨、猜忌和恐惧一样，现在位于海峡对岸萨拉米斯的希腊舰队也处在相似的崩溃边缘。失败论调肯定已经大行其道。就在焚毁卫城的那一天，一些充满痛苦情绪的水手立刻冲上船去试图马上开始战斗。据报道，就在同一个晚上，最高指挥部自身也在此分裂为互相争斗的不同派别，伯罗奔尼撒人反对雅典人和其支持者们。整个希腊军营中充满了互相凌辱的话语。据说，阿德曼托斯嘲笑地米斯托克利是一个流亡者，还警告他如果敢草率发表议论，那就会变成“一名在因为抢跑而被罚出场的运动员”。地米斯托克利则恶狠狠地回敬道，“是的，但是那些落在后面的人，永远也不会赢得胜利。”[4]他最后只好威胁有可能将全部雅典舰队都立刻从前线撤退到意大利，接受流亡的命运，但是不可能说有多久。如果伯罗奔尼撒人更害怕看到被包围在海峡中的结果，让他不得不采取最后的行动该怎么办？到那个时候雅典人和他们的舰队还有什么办法？

波斯的情报官员拥有超过60年利用希腊人暴躁脾气的经验，非常清楚怎样才能发现这个问题。每个臣下的头脑中都清楚，伟大国王希望重现拉德战役的辉煌，提法勒隆的会议立刻下令派遣一部分军队向地峡进发。由于梅加拉之后的滨海小路已经被毁掉，地峡也被严密地防守起来，这次出征没有机会袭击伯罗奔尼撒的大门——但这不是它的任务。士兵们从雅典出发，绕过埃加利奥斯山，朝着通向伊卢西斯的圣路，沿着阿提卡海岸南段前进。他们手中的武器闪闪发光，数英里之外就可以听见他们嘹亮的战歌，三万双脚踏着整齐的步伐走在路上。他们起尘土，形成巨大的烟尘随着微风飘过海峡直到萨拉米斯岛上。

萨拉米斯

按照波斯战略家们的预想，这次行动会造成敌人的恐慌。伯罗奔尼撒人的一部分部队重新流传着背叛的传言。傍晚来临的时候，焦虑的水手围住了他们的船长，要求立刻前往地峡，波斯国王的命令让这种气氛变得越发紧张。波斯帝国舰队“兵临萨拉米斯，把守好各自的位置，以逸待劳”，直接在岛外巡逻——以威胁逃跑的路线。[5]随着落日的光芒逐渐照射在从萨拉米斯到地峡间的海面上，很多伯罗奔尼撒人也变得越来越不服从指挥。

因为他们驻守在萨拉米斯这里，不得不为了防守雅典的疆土而战，如果战败，必然要落到困守海岛的地步。而到那个时候，他们的家乡就会变得空虚，一旦蛮族人连夜进军，很可能直接攻入伯罗奔尼撒。[6]

这就是波斯人和希腊人这两个民族从第一次接触就开始玩的猫鼠游戏。萨拉米斯岛上发生争执的消息被间谍送到国王那里后，更加坚定了他对敌人性格判断的自信心。现在整个希腊都变得剑拔弩张，也应该到了对手上钩落入他精心设计的圈套之时。太阳几乎就要完全落下去。在萨拉米斯海外巡逻的舰队得令回港。[7]这次撤离行动完全被联军舰队看在眼里，现在显然是他们逃往地峡的最佳时机，而且时间紧迫。波斯海军已经在阿特弥西乌姆发现，如果突发的危机事件迫不得已，希腊水手也会在夜间匆忙撤离。伯罗奔尼撒人不知道何时才会再次有逃回老家的机会，觉得自己就像那一天夜里一样面对这种大的危机。既然如此，也顾不得雅典人是否愿意同他们一起行动，他们打算利用这个机会逃离海峡。完全像拉德战场上发生的情况一样，希腊舰队即将分裂。

但是薛西斯权衡当夜的情况之后，仍然希望确认。伏击只能尝试一次。不光要造成敌军的分裂；而且还要有人主动投诚。最佳人选肯定就在希腊方面的最高指挥部中。由于波斯情报官员拥有长期有效的策反高层双料间谍的经验。无须指出间谍机构的最高指挥，当年正是由于贿赂了萨摩斯的船长才造成了拉德战场上伊奥尼亚舰队战线的失败。由于拥有这样令人愉快的先例，很难想象国王的间谍在黄金和王家庇护诺言两方面武器的保障下，会在萨拉米斯无用武之地。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的目标又会是谁呢？波斯人熟练地在心理战中对付各种希腊派别，这时肯定会双管齐下。一方面威胁伯罗奔尼撒人，促使他们逃跑，另一方面也一定会造成那些担心被落在后方遭受失败的人发动攻势，其中肯定包括埃伊纳人、梅加拉人和雅典人。

“与我合作的人将会得到丰厚的赠予。”[8]这句话一向是波斯统治者最大胆的宣言。这个有能力背叛整个希腊舰队，让波斯人赢得战争甚至整个西方的人究竟能从波斯国王那里得到何种奖赏？毫无疑问，其光荣显赫的地位一定无人能及。虽然很多年以来地米斯托克利所属的民族一直在魔鬼控制之下充当谎言的堡垒——并非现在已经被焚烧过的卫城和净化过的雅典。如果现在他们能够主动臣服于驾前做出合适的表示的话，雅典人还有希望获得原谅——甚至还会得到更大的好处，成为国王所钟爱的对象。毕竟世界上没人有权表现得比他更慷慨、大度、仁慈。“我给予的赠礼视帮助我的程度而定。”[9]

我们不知道地米斯托克利和波斯间谍之间究竟达成了什么协议。暗中背叛和间谍活动的黑幕往往难以揭开——而这一切又远在两千五百多年前。我们只知道在波斯舰队巡逻返航回到法勒隆之后不久，就有报告说希腊指挥官们得到这个令人担心的消息后陷入了互相争斗的状态，有一艘小船悄悄从雅典舰队中离开，驶向海峡对岸。船上是地米斯托克利最信任的奴隶，他儿子的监护人西金诺斯。从这个人的名字具有的弗里吉亚（Phrygia）特点来看，他很可能会说一些波斯语，因为他的家乡是位于吕底亚以东的一个波斯总督领地。[10]而那些在大陆上迎接他到来的人们也并不感到惊讶，他一上岸就立刻被带到波斯最高指挥部。显然他带来的消息非常急迫：西金诺斯报告说希腊人正打算在当天夜里逃走。地米斯托克利向波斯人提出建议：“只有阻止这些人，你们才能够获得胜利。”与此同时按照这名奴隶的描述，雅典海军出于对联军背信弃义的激愤，“全心全意地支持国王，急切地渴望波斯人获胜”。[11]如果帝国间谍官员的确完成了和地米斯托克利接洽的任务，现在一定得到了自己最渴望的消息。

这的确是令人迷惑的阴谋。伟大的国王毫无疑问等待着当天晚上情报方面的突破性消息，对此深信不疑。为这个机会制定的特殊计划现在开始悄悄实行了。舰队得到命令准备战斗。桨手们匆匆吃完晚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水手们也在甲板上待命。“在赶往前线的路上，船员们互相开着玩笑”，[12]战舰一列列地开出了法勒隆港，驶向等待着他们的黑漆漆大海。现在每个人都不敢高声喧哗，因为任意细小的声音都可能惊动敌人。只有统一的划桨声显示出他们不断前进，各个舰队进入了指挥官指定的待命位置。包括两百艘埃及战船在内的一部分舰队包围了整个萨拉米斯南海岸，瞄准海峡最西端的瓶颈，一旦希腊舰队试图从这里逃脱就立刻上前阻击。其他部分则紧紧排成三列，聚集在海峡东面的位置，舰队的指挥官们认为惊恐的伯罗奔尼撒人随时可能从这里逃出。在出口朝向外海一侧有座小岛，被希腊人叫作普叙塔勒亚（Psyttaleia），是奉献给潘神的圣地；国王在这里也做了无情的有效准备，一只400人的步兵驻扎在这里。午夜到来，这支部队“的任务就是直接占据着这里的要道对付那些被冲上岛的落单船只或者落水人员”。[13]万事俱备，任何一个希腊人都不可能逃脱波斯国王的死亡陷阱。

与此同时，送来消息的西金诺斯也回到了地米斯托克利那里。他的勇气令人惊讶。本来料想到可能会受到更多的审问；的确难以想象为何将他放了回来，除非波斯方面的间谍头目让他给自己的主人稍回什么口信。[14]但我们已经不能了解这个消息的内容了：这可能是国王的最后条款；或许是特赦他可以在雅典人遭到放逐之前带走自己的家人；或者是许诺他未来在阿提卡可以成为万王之王最青睐的臣下。无论其细节究竟为何，地米斯托克利在听到这消息之后一定感到非常放松，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避免了女儿被贩卖为奴隶的命运，将儿子从阉割刀具之下解救出来，保护了自己的同胞免受屠戮。即使整个希腊舰队第二天清晨都已经被消灭，雅典人最后可以确保得到国王的原谅。

但这只不过是第二种前景，西金诺斯带回来的还有另外更为光辉诱人的可能。即使就在帝国舰队开始秘密行动的时候，希腊海军依然在召开紧急会议，据说“争执依然非常激烈”。[15]在午夜到来前的某个时刻，地米斯托克利这个时候一定忙得不可开交，但他仍不断地在会议室进进出出——不断找借口离席。他在门外看到一位老对手，“公正者”阿里斯提德站在阴影中，此人和克桑提普斯等受到陶片放逐的人们一起被召回，并渐渐在民主政治活动的核心机要中取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同一天晚上他前往埃伊纳执行一项任务，在悄悄溜回萨拉米斯的途中，看到波斯舰队不祥的影子已经散开队形布满了海峡出口外的海湾。地米斯托克利对他带来的消息一点也不感到惊讶，然后坦白地向阿里斯提德承认，这都是他干的——“因为我们的盟友如果不下定最后的决心，那么很可能畏惧动摇，必须让他们自己决定。”然后他拥抱了自己的老对手，恳求阿里斯提德将这个消息带给其他海军将领们，“如果我说出这一切的话，他们一定会认为我编造的”。[16]

当然这一切都让伯罗奔尼撒人变成了可怜的小丑。无怪乎此后的很多年里，雅典人说起这一段往事都兴高采烈。更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虽然阿里斯提德通知了希腊将领们舰队已经被波斯人包围的消息，却没有提这看起来是一个自己人玩的把戏。或许有人认为这很容易理解。但令人感到好奇的是，斯巴达人和其他伯罗奔尼撒人即使早就知道地米斯托克利的计谋的全部内容，也没有对这位智力上远胜过他们的人表示出任何一丝的怨恨，反而一致称赞他的聪明和远见。而且，除了我已经提到阿里斯提德向他们通报了遭到包围的情况，希腊海军将领们也没有因此陷入恐慌。完全相反——从早上的情况看来，他们的部署非常严密。对他们来说甚至连波斯封锁也不算意外。好像他们一开始就和地米斯托克利串通一气。

也许真的是这样。萨拉米斯军营中的种种细节在我们看起来就像是缭绕在烟雾之中一样不清晰，或者已经湮灭无闻，或者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解释。当然这令人感到沮丧——但是就在这般昏暗中，似乎有某些引人入胜的细节可以勾勒出另外一场隐藏着的战争，这是一次和所有喧嚣冲撞完全不一样的战争。波斯人一向被认为是各种阴谋诡计的正宗专家，毫无疑问，他们的情报官员来到阿提卡的同时肯定也带着身为世界统治者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而国王的海军将领自得的心情在阿特弥西乌姆一定遭到了希腊人行动的打击，因此情报机构也应该警惕类似的情况。联军已经展现出善于运用假象来扰乱敌人视听的能力。而在萨拉米斯，地米斯托克利肯定还会习惯地展示自己善于掌握心理的特点，不仅向波斯间谍呈现了其主人希望看到的东西，而且还表现出自己迫不得已必须这样做的样子。尽管希望看到雅典人叛变，但是如果伯罗奔尼撒将领们未曾大张旗鼓地陷入混乱之中，波斯国王还是会对此深表怀疑。他们是否真发生了争执，已经变成海峡中毫无战斗力无心恋战的乌合之众，抑或仅仅是共同谋划了一次可怕的阴谋，我们都已经无从知晓。唯一确定的事情是如果伯罗奔尼撒将领们在绝望于连夜出逃的计划之后，能够针对被包围在海峡之内的消息做出调整，那么其镇定自若足堪称叹。就像每一次人类历史上重大事件将要发生的时刻一样，破晓时分，希腊各个舰队已经整装待发。

人们猜想，海峡上空突然出现了某种离奇的景象，在清晨阳光中不断加重的紧张气氛几乎触手可及。雅典水手在甲板上就列之前，地米斯托克利对他们发表了一番令人永世难忘的演讲，提请他们“思考人类的天性中什么是最为美好的事情和最坏的事情——并请选择前者”。[17]可能在这番话尚未来得及发挥让人们怒发冲冠的效果之前，一个突发事件震动了整支舰队：那个自古以来就守卫着希腊各个神庙、山岩和树林的众神之子突然现身在人们面前，后来有的人说自己看到了一个幽灵，也有人说看到了一条大蛇悄悄地从海面上游过，有的人听到了身旁的海峡中回荡起战场可怕的厮杀声。希腊最高指挥部鼓舞人们，认为仿佛那些已经死去很久的古代英雄们都从坟墓中站起来抵抗入侵的蛮族人。很可能在阿里斯提德通过波斯交叉封锁，带回来一些宙斯后人、古代埃伊纳英雄的遗物。这项任务无疑非常紧急——其成功程度可以从伯罗奔尼撒人在此前一个晚上紧要关头的表现看出，他们和别人一样充满信心地准备战斗。

这一天的空气中肯定有某种怪异的东西。甚至在国王阵营中的希腊人可能也感觉到上天已经开始反对自己的主人了。在战争开始之前，德马拉托斯走在伊卢西斯海湾旁边的荒地上，看到滨海道路上腾起了滚滚烟尘。这支可能是赶往地峡的波斯军队搅动的尘土，但是和德马拉托斯一起散步的一位投降的雅典人却立刻从“圣路”方向上听出了微弱的歌声唱着“伊阿科斯”：这是他们每年9月前往伊卢西斯朝圣途中快乐高唱的圣歌。当然这完全不可能，虽然现在正好是每年朝圣的时候——除非这“伊阿科斯”是某些超自然力量的队伍在庆祝伊卢西斯伟大密仪，很可能是某些已经永远死去的东西恢复了生命。这个雅典人踩在被烧焦的故土上说出了令人不安的想法。他凝视着那烟尘，慢慢地说：“恐怕，这预示着国王的军队将要遭受某种灾难。”而德马拉托斯对这样的看法非常担心，但是并没有反驳他。他提醒自己的伙伴：“沉默是金，如果你的话被国王听到了，你会掉脑袋。”[18]

这是非常明智的建议，因为薛西斯已经决心要取得胜利，肯定容不下任何失败论调。在阿特弥西乌姆消灭希腊舰队的企图的失败被他归结为某些臣子没有骨气，失去自信心。为了校正这个问题，他已经向各位船长发出了无法妥协的警告，“如果希腊人成功地避免了他们必须接受的可怕命运，从包围中逃跑，那么所有有关人员都要掉脑袋。”[19]相反，那些作战勇敢的人则可以得到国王的特别垂青赐予至高荣誉——这在阿特弥西乌姆可未曾有过。因此甚至连希腊桨手们都匆忙地冲向自己的位置，而国王本人，在大群将领、官员和侍从的簇拥之下乘坐战车登上了埃加利奥斯山的南峰，来到“俯瞰海中萨拉米斯的峭壁之上”。他命令就在一座赫拉克勒斯神庙上方将尼赛亚神马勒住。国王从车上下来，首先站在黄金脚凳上——因为国王的脚不能直接踩在光秃秃的地面上——随后仆人们立即铺好一条地毯，准备好宝座。伟大的国王选了一个观看战斗的好地方。他脚下渐渐呈现出一幅清晰且无可比拟的全景：萨拉米斯、海峡、外侧的海湾、远处的地峡，都尽收眼底。但是，太阳从薛西斯背后的方向升起，在这个性命攸关的早上，盼望已久的决战此刻即将开始，他究竟能在海上看到什么？

至少可以肯定一点，他最想看到的是希腊舰队在伏击中崩溃，船杆随波飘浮，尸体堆满普叙塔勒亚岛上的岩石。但是他在来到萨拉米斯之前就得到通知，预计伯罗奔尼撒人逃离战场的事情并没有发生，而且更令他感到失望的是希腊舰队在脚下狭窄海峡中列队的场面。而黎明时分他自己的舰队究竟在何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联军舰队的战略依据是在狭窄海峡中开战，而国王的海军得到命令却是在开阔海域迎击希腊人。这个僵局已经持续了三星期。而认为对手完全是乌合之众的念头再也没有鼓动帝国海军的司令官们冒险攻入海峡。这个决定之重大超乎历史上很多次战争；因为它决定的不仅是一次战役的胜败，也不仅是这次战争的胜败，而是关系到欧洲和西方文明本身的存亡。令人生气的是——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个决定在何时、为何下达——只知道当战斗最后打响的时候，的确发生在波斯人最不希望的地点：恰好是萨拉米斯海峡之中。

萨拉米斯之战

历史学家们通常假设波斯人趁夜色掩护悄悄潜入这里。这看起来不太合理。[20]国王对船长们下达的命令非常明确“严防通向安全海域的出口”。[21]这些人不太可能冒着掉脑袋的危险，鲁莽地在晚上突发奇想轻敌前进。希腊人不敢冒险进入为他们精心设计的埋伏圈更明显地说明帝国将领们决心坚守各自的岗位；他们的桨手全力划桨，就是为了确保自己的船只不会随水漂走从而破坏战线，不可能来得及为夜间作战做准备。可能由于国王在凌晨驾临海峡，鼓舞了部分船长急于获得国王的重视，下令自己的船只冲进海峡，随后整条战线也都随之而进。但是国王的目光更大的作用则应该是让各艘战船坚守军纪。船长们如果仅依靠自己的肉眼，即使站在三段桡船的船首，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看清前方海峡中的动静，但是却可以看到国王正在替他们观察局势。何人能比薛西斯更清楚地判断局势？又有何人有权下令开始这样一场牺牲巨大的赌局？

各种情况表明，进入海峡攻击敌人的命令最可能是在日出之后下达的，肯定直接出自于万王之王自己。我们不知道这个信号如何传达出去，也不清楚薛西斯是否可能和他的将领们在这样迅速短暂的时间中进行沟通，他在观景点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希腊阵线瓦解的情形。大约有50艘三段桡船向伊卢西斯方向逃走，其司令官肯定不知道在他们轻率逃脱的方向上——岛屿西北侧海峡狭窄处埋伏着二百艘埃及战舰。看起来拉德战役所发生的一切都在此刻重现了，完全像那个叛国的雅典海军将领所说的那样。现在到了关闭陷阱大门的时刻，应该一劳永逸地解决希腊抵抗力量。到了进军海峡的时刻。

可怕的号声在两侧海岸山丘之间回荡、放大，大批波斯战舰加快划桨速度，绕过萨拉米斯南侧海域勇敢地冲向普叙塔勒亚岛。腓尼基人在右翼，伊奥尼亚人在左翼，西里西亚人、卡里亚人和其他参战人员在中心。在发起冲锋的开始阶段，他们还无法看清敌人，因为海峡的角度遮挡了他们的视线，而且初秋的雾气弥漫在海面上。但是很快，最前排的战船就看到了近在眼前的希腊阵地，他们听见对方高唱圣歌的嘹亮歌声，“甚至连岛屿峭壁都发出隆隆的回响”。[22]这歌声听起来完全没有撤退的痛苦——反倒是波斯国王舰队已经没有回头余地，至少处在队列前排的将领们会突然觉得自己心中一阵抽搐，一阵预感让他们的额头渗出冷汗，似乎自己闯进了埋伏。在他们身后已经有大批的军舰进入海峡，随着船桨搅动海水的节奏漂浮着，各个舰队试图展开阵形，在狭小的海峡中费尽周章避免妨碍其他舰队。此刻在大陆上，波斯统帅们在岸边部队的保护之下看着萨拉米斯方向，无法怀疑伟大国王的精心研究。希腊人的三段桡船面对自己的攻势，非但没有逃走，反而立刻沿着岛屿的海湾和岬角排成了阵势，雅典人部署在最北侧，埃伊纳人在南侧；每一艘船的撞角都正对着波斯舰队。

直到交战前的最后一刻，帝国海军将领们还希望敌人只不过是乌合之众：因为希腊战舰似乎一直在战战兢兢地向海岸退却。但是突然，正当他们看起来似乎马上就要搁浅的时候，退却的三段桡船中的一艘船突然猛冲出队列。此船上的人们后来说自己看到了一个女人的幽灵用言语来激励他们，这个鬼魂突然现身在希腊阵前，并且高声质问他们：“你们这些疯子，还想往后退多远？”[23]水手们立刻用行动回答了她，人人奋力划动船桨，开动船只直冲进两军阵前的水域，闪闪发亮的青铜撞角劈开波浪，直冲向一艘落单的波斯战舰船尾。一支箭呼啸着扎到了甲板上，随后立刻听到木头断裂破碎的声音：战役的第一次交战正式开始。这次冲击没有立刻消灭对手，然而两艘三段桡船的桨手很快就互相纠缠在一起，两船也难解难分。看到这一切，其他船只的舰长立刻下令赶上前去支援自己的战友。很快全体希腊人“纪律严明、队列整齐地”[24]反扑过来，他们兴高采烈地唱着歌迎接即将面对的杀戮。

没过多久，整个海峡中的双方都陷入了战斗。战斗场面非常混乱，甚至后来人们都弄不清楚究竟是哪艘船第一个冲向了敌人：埃伊纳和雅典人都将这项荣誉归到自己的头上，不可能做出公正的判断。这两只部署在战线最远端的队伍相距一英里——海峡中的人谁也不可能看清全局。毫无疑问，对于这一天严酷而光荣的记忆，不会是一次战略，或者各个分舰队互相竞争的表演，也不会是战斗的潮流起落，而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惊人事迹，其光辉令这片喧闹、血腥、混乱的布景中的一切变得更加明亮。

一切伟大的事迹都被赋予某些出色的三段桡船上的战士。其中最有名的是一个雅典人阿墨尼亚斯（Ameinias），来自帕勒涅村。当战斗刚刚打响的时候，他勇敢地冲向腓尼基舰队的旗舰，此船巨大，由国王的亲兄弟指挥。这位王室军官被他鲁莽的袭击所激怒，在他率领冲锋队作战的时候命人射来如雨飞矢——但是竟然在他跳上甲板的时候被抛出船外。还不清楚是否同一个雅典人袭击了国王的第二大指挥官：哈利卡纳苏斯的阿尔泰米西娅女王本人。有人看见阿墨尼亚斯向她发起进攻，女王发现逃生的路被自己的一艘三段桡船阻挡——别无选择只好亲自撞沉它。阿墨尼亚斯看到女王的举动使一位对手放弃了波斯立场，于是停止对她的追击。因此阿尔泰米西娅得以逃脱。

居高临下的波斯国王看到这一切，深受震动。他和阿墨尼亚斯一样也误解了阿尔泰米西娅的举动，认为她击沉的是希腊船只；战斗如此激烈以至于连国王的副官也分不清敌友。显然这对王室文书们是难得的巨大挑战，他们手忙脚乱地记录下特别勇敢的作战典型，详尽描写一切细节，以便说明这场战役过程的庞大。据说薛西斯在看到阿尔泰米西娅撞沉了另一艘船只后叹道：“我手下的男子变成了妇女，而妇女变成了男子。”[25]他的辛酸可以理解——身为国王，他比那些纠缠在真正战斗中的船长更清楚，这场在海峡中展开的灾难完全可以避免。他能够看到腓尼基舰队的覆灭，由于指挥官战死而群龙无首，有些被雅典人包围在岸边，有些则公开逃跑。他能够看出某些混乱是由于自己的舰队试图撤退而造成的，一排排逐渐散乱了队形，在狭窄的水域中发生冲撞，“其中部分青铜撞角冲进了友军的船身，将整排的桨手推下海中。”[26]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看着希腊舰队排成致命的楔形集体进军，将自己的舰队切成两半，只留下右翼的腓尼基舰队如网中的金枪鱼一样被分头击破，坐以待毙。他或许还能回想起来下令进攻希腊人的命令就是自己下达的。

他错误地接受了战斗开始之前向自己发出的信号。他身旁的希腊副官们认出来，那些在他的眼皮底下朝着海峡北侧逃向伊卢西斯的三段桡船，肯定属于科林斯，这些船在到达萨拉米斯岛东北角的时候并没有继续逃走，而是在巡视了萨拉米斯和伊卢西斯之间的海峡之后，调转船头降低他们的船帆和桅杆，回到战场。显然这并不是因为害怕而逃跑，而是在执行一次巡逻任务，确保夜间绕过海岛的埃及舰队不会从希腊舰队的侧翼包抄过来。他们当然不在此地。薛西斯清楚地知道，埃及舰队尚在8英里之外静静地等候，期待以自己绝对的数量优势，在海峡西端伏击永远不会出现的逃跑希腊舰队。

无疑，国王此时恼羞成怒，对这场战争的幸存者愤怒至极。当一小队湿淋淋的腓尼基船长试图为自己失去战船开脱，将失败的罪责归结到其他人员的背叛时，立刻被原地斩首。国王自己不愿对这次灾难负责，而腓尼基人正好撞到他的枪口上，充当了替罪羊。由于这次作战指挥的彻底失败，薛西斯对自己的战略越来越感觉难过，经过如此精心设计让人充满必胜信心的计谋，居然一败涂地。从中午到下午，波斯人逐渐被从海峡中赶出去。进入这条致命海峡的三段桡船大约有一半逃离。就在他们困难地挣扎回到法勒隆的途中，身后的希腊舰队还在不断骚扰追击，公然穿越前一天国王计划发动伏击以确保自己主宰希腊的开阔海域。

随着太阳落山，这一切终于残忍地结束了。迄今为止，除了“回荡在海面的哀哭和叫喊”以及在追击的胜利者桨下丧生的波斯人尸体随波逐流之外，整个海峡中没有其他国王的人出现。在“漆黑的夜晚”[27]降临之前，希腊人还有另外一次屠杀需要完成。伟大的国王在前一天晚上曾经安置400人的部队在普叙塔勒亚岛上，现在他们被抛在身后，因为帝国海军在仓皇逃窜的过程中根本无暇顾及撤离这些人员。他们原本要在此处死所有来到岛上的希腊人，现在发现自己反而成为希腊人的猎杀对象。投石兵、弓箭手和重装海军从联军战船上涌出来，报复了温泉关战死的斯巴达人血债。在阿里斯提德的带领下，希腊人“的声音汇成一片怒号，像涨潮的浪涛一样冲向敌人，这些倒霉的人四肢被砍断，直到最后所有人都被杀死”。[28]由于屠杀流血，岛上的岩石变得光滑难行，阿里斯提德的士兵们跌跌撞撞地走在尸体上，用匕首从死人身上把各种耳环和手镯切下来，有的人则在浅滩血红色的海水中搜查，打扫被海浪冲上岸的战利品。数英里远的海域完全被无数战船挤满，随着黑色的海湾慢慢涨潮，它们都被海浪冲散带走。

伟大的国王试图进军萨拉米斯海峡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

如此近，如此远

公元前484年，当薛西斯镇压了埃及的叛乱返回之后，开始设计他征服西方的第一个计划，但是美索不达米亚又出人意料地发生了起义。这个时候距离大流士将那个被指控为“尼丁图贝尔”的人钉死在木桩上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此人僭越自称为“巴比伦的国王、天下之主”。这个头衔包含着位于两河之间的古城之魅力，和其他许多更辉煌光荣的称号一起被篡夺者遗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当然，大流士自己非常清楚，这个头衔本身不能令人成为巴比伦的国王。自他在位时起，波斯对两河流域的控制逐渐让这里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庄园。此处地域辽阔，很多弱小民族遭到查抄，结果变成了万王之王的个人财产。另外一些地方则被成片地封赠给宠臣，只要他们能够带领一批后备军人前往帝国遥远的边疆开垦殖民即可。这样就让美索不达米亚的海滨滩涂逐渐和大都市一样住满了移民者。假如人们沿着运河两旁的棕榈树荫漫步，就能看到整村整村的异乡人：埃及的弓箭手、吕底亚的骑兵、挥舞着斧头的斯基泰人。在万王之王统治下的这片土地预示着整个世界的未来——全球性民族融合。

当幼发拉底河沿岸地区爆发起义的时候，薛西斯迅速赶来镇压。远征西方不能以冒险让巴比伦这个帝国最富庶的大都市发生动乱为代价。这座巨大的都市仍然是波斯统治最为关键的环节，不仅掌管帝国金库的官员们能看到这一点。就像居鲁士和大流士一样，薛西斯立刻认识到了这座古老的城市反映出的一切最令自己骄傲的抱负，他大举入侵欧洲，展示统治世界的景象，这一切在巴比伦早就有过梦想——这里是国际都市的起源。国王的军营中充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战士，他们被带到阿提卡，将遥远的美索不达米亚留在身后。包括雅典人和伯罗奔尼撒人在内的所有希腊人，从此乃至极西边的岛屿，在国王的梦想中一旦被征服，很快都要被纳入这个大一统之内。他们必须被征服。

但是现在，经过萨拉米斯战役之后，该如何完成这项任务突然成为一个意想不到的严重问题。在战后的作战会议上，马尔多尼奥斯轻松地将战争溃败的一切看作无关宏旨的小事。他轻率地嘲弄着：“不就是几块木板的问题吗？这样的话，即使可耻的腓尼基人、埃及人、塞浦路斯人和西里西亚人把事情弄糟又能怎样？波斯人并没有插手其中。不，我的主上，对我们来说完全没有任何失败。”[29]这番响亮的言语充分表达了每个波斯贵族自然产生的民族偏见情感。但是对国王来说，薛西斯无法否认自己同胞们的勇气和力量。但是与此同时，他并非仅仅以波斯国王的身份进军希腊，从字面上来讲他是“天下之主”。在他旗帜下被召集而来的各族舰队的溃败对其自尊心是极大的伤害。而马尔多尼奥斯对帝国海军大杂烩的特点之讽刺同样也刺激了他——但在伟大国王的心目中，这一特点就是对自己世界权力最充分的体现。

虽然遭到了严重的抨击，但是薛西斯并未认同自己的扩张已经遭到失败的结果。当他的舰队被从海峡中击退的时候，就想到了一个新的办法来展示自己的气派和权威：铺设一条横贯萨拉米斯海峡的堤道。为此他派人向浅海填塞土石，驱赶商船到海峡深处充当桥墩。但是希腊弓箭手比海峡本身更难克服，最终阻止了这个企图。帝国的工程师们在骚扰舰队的进攻下疲于应对，时常遭到敌人纵火的破坏，直到最后，国王才极不情愿地面对这个事实，放弃了自己的计划。现实让这个曾经在赫勒斯滂上架桥，在阿索斯山半岛上开凿运河的人感到非常沮丧。国王以前梦想着不日即可占领整个大陆，现在却在一英里宽的小小海峡之前无能为力。

随后更为严酷的音信不断传来。有消息从西西里方面传来，根本性地影响了国王继续向西方扩张、争取第二次希腊胜利[1]的想法。据说吉朗这位不同寻常的叙拉古僭主给迦太基人以致命的打击。其军队遭到无法想象的血洗。在西西里岛北部的希墨腊城下，有15万迦太基士兵被屠杀；幸存者都变成了奴隶；他们的将军在奉献牺牲的时候居然在火中自焚而死。国王在秋意渐浓的雅典思考下一步行动时，这个消息带来的暗示的确令人担心。当初那好高骛远的野心似乎突然被打消了，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施展，将波斯国土扩展到太阳照射的每一片土地上的梦想，在地峡这里遭到无法征服伯罗奔尼撒的现实阻击。以前曾经想象为征服世界的战斗，只能缩小成一场不顺利的边界冲突。

当然这样的事情不值得国王本人来关心。马尔多尼奥斯了解到了这个心意，立刻抓住机会。他向自己的兄弟提议：“陛下将大军带回到萨迪斯的总部去吧，请允许我挑选部分战士来完成奴役希腊的任务。”[30]马尔多尼奥斯曾经为了这个差事苦苦追求了很多年；而国王也不想在希腊的军营中再过一个夏天，也没有理由继续反驳自己兄弟的建议。一旦不再担任这次征讨的领导，如此大张旗鼓、飞扬跋扈的阵势也不应当继续下去。马尔多尼奥斯接任了远征军总指挥的职务，他关心的结果只有一个：是否能够顺利地将这块新的总督领地纳入囊中。根据在温泉关受挫的经验，对付斯巴达人及其联军的关键在于质量而非数量。国王将一片狼藉的阿提卡留在身后，开始率领大军北上，穿越玻俄提亚、色萨利，而马尔多尼奥斯得到兄弟的全权授予，开始精选自己的军队。

他的首选当然是像斯基泰人一样机动灵活、武装精良的骑兵，而且可以在疾驰过程中对任何笨重的步兵战线射箭。此前很多年以来让希腊重甲步兵束手无策的这些特点，毫无疑问将要重新发挥作用。马尔多尼奥斯和许多人都这样认为。他的计划让在希腊遭受失败的国王感到些许安慰，轻松、安然无恙地撤走了大军。[31]显然，联军编造了很多牵强附会的逸闻趣事——有的说波斯军队已经落到吃草为生的地步；有的说大军在渡过冰封河面的时候被河水冲走；有的还说薛西斯本人挤在渔船上渡过赫勒斯滂——但这一切都是谎言。任何部落或者城邦胆敢背叛自己臣服的誓言都会立刻遭到毁灭性的报复。大多数选择谨慎行事。色雷斯、马其顿和色萨利都继续向万王之王表示效忠。同样还有底比斯和希腊中部地区。帝国海军虽然被削弱，但完全没有被消灭。尽管在萨拉米斯战役中遭到重大打击，但仍然比联军海军数量多。从任何角度来看，来年的夏天，马尔多尼奥斯都能够“完成任务”。

或许他可以减少些需求。虽然在萨拉米斯战役中情报部门的失败令人遗憾，毁灭了其重要地位，但是波斯最高指挥部仍然希望分而治之。他们还明显和地米斯托克利保持联系。国王决定在海峡中作战毕竟不能责怪雅典人——这件小事让地米斯托克利获益匪浅。就在萨拉米斯海战之后的第二天，他第二次派遣西金诺斯回到海峡对岸向波斯人送信：再次保证自己仍然“渴望为王家事业效力”，将要对剩下的联军舰队产生约束性的影响。[32]虽然这看起来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情报官员们并没有立刻将令他们恨得心里痒痒的西金诺斯捉住然后慢慢折磨死，反而是把这个奴隶送回了他的主人那里。我们不知道他们让他带去了什么消息，但毫无疑问，肯定包含着谈论伟大国王的议和条款。雅典人仍然沉浸在萨拉米斯的胜利喜悦之中，不可能接受议和——但是这并不重要。地米斯托克利明显在进行暗箱操作，波斯的最好指挥部也同样。双方都表现出对某种密谋的认可：到一定的时机之后，让雅典接受投降的恩典符合双方的利益。

但是地米斯托克利为何要在自己的胜利如日中天的时候发出这种背叛的信号呢？那些擅长解释希腊外交手段中的阴谋诡计之人很快就找到了答案。西金诺斯第二次执行任务之后数周，斯巴达人也向波斯军营派遣了自己的使节。当波斯国王正准备前往赫勒斯滂的时候，这些使节来到了色萨利，鲁莽地要求波斯人对列奥尼达之死做出赔偿。听到这些要求，国王突然爆出一阵大笑，接着就沉默不语，如同在认真算计着什么。最后他指着自己的兄弟说：“你们可以从马尔多尼奥斯这里得到一切应得的赔偿。”[33]薛西斯非常幽默，但是他想出来的这句名言更像是一种威胁。他从斯巴达人貌似粗率的要求背后读到了一种引人好奇的暗示：如果能够拿出足够多的金钱来贿赂的话，他们也准备容忍现状。这当然是一项好笑的提议：伟大的国王不会同任何人妥协。不仅如此，这番暗示中充满了趣味。如果斯巴达人从此能够放弃干涉包括阿提卡在内的希腊中部地区事务，国王或许会对这番提议稍显关心。

在使节遭到拒绝之后，斯巴达人只好坚持说首先受到阿波罗的指示后才做出这番举动。而雅典人和其他所有人一样都很高兴抓住这个话柄。所有赢得了萨拉米斯战役胜利的希腊人只要有办法都不愿破坏联盟。即使在深秋的风暴之中作战季节逐渐结束，此次著名的胜利的余光仍然足以照亮慢慢变长的黑夜。为了庆祝自己的成功，各个希腊舰队纷纷花上数周时间前往爱琴海打秋风，从当地岛民手中榨取钱财，返回之后聚集在地峡附近。这里有一座波塞冬的神庙，从夏天开始就成为联军司令部，此时举行了大型狂欢联谊活动。人们向众神奉献牺牲，论功行赏，充满了轻松气氛。正如地米斯托克利所言，“海上的阴云被一扫而空”。[34]

但不幸的是陆地上完全不同——对联军来说前景非常灰暗，狡猾的雅典人和斯巴达人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即使在地峡庆祝他们共同的节日时，地峡仍然是一道脆弱的防线。如果某位代表厌倦了庆典活动，只要到附近走走就可以明显感受到和娱乐完全不同的气氛。在科林斯高达2000英尺的卫城陡峭的山顶，矗立着一座奉献给爱情女神阿佛洛狄忒的神庙。在这里除了大理石雕像之外，还有另外一些不那么冰冷的奉献：妓女。那些心存感恩的奥林匹亚冠军以及其他同样出名的人们在这里可以获得最高的荣誉，用希腊语来说就是“korinthiazein”——“干一名科林斯人”——意思就是可以与这些妓女性交。阿佛洛狄忒神庙中的妓女们在萨拉米斯海战之前的几周里，充满爱国热情而且非常专业地向这位女神祈祷，急切地恳请她用战争中的爱鼓励联军。任何战斗英雄只要从地峡的庆典活动中抽出时间来拜访她们，就有望得到特别热情地接待。这位旅行者或许会被攀登高山和随后而来的活动搞得筋疲力尽，然后一边欣赏着无与伦比的美景，一边亲自看着赢得萨拉米斯大捷的联盟正处在分裂的极度危险之中。

地峡提供了一处最令人感到进退两难的地点。从这里向南就是伯罗奔尼撒地区——现在主要由于雅典的舰队，这片土地免遭侵略。从这里向北则绵延着阿提卡地区弯曲的海岸线——依然向马尔多尼奥斯门户洞开。毫无疑问，虽然雅典人跨过海峡回到自己已成焦土的故国，但还得紧张地看着通往色萨利的道路，面对着如此不公平的地理条件，心中的怨气难以遏制，肯定会对伯罗奔尼撒人发出谴责，果然，他们强烈要求联军在来年春天派兵北上向马尔多尼奥斯发动进攻。伯罗奔尼撒人则拒绝做出正面的回答；雅典人越是喋喋不休地谈论萨拉米斯的胜利，用激将法逼迫他们采取行动，他们越是在自己的城墙之后舒舒服服、自鸣得意地挖掘战壕。

结果，在地峡表面亲善的幻想之下，酝酿着恶毒的敌意和怨恨。伯罗奔尼撒人记恨雅典人趾高气扬的心态，便让埃伊纳人得到了对战功的奖励。另外，由于不愿忍受地米斯托克利带着象征个人成就的桂冠到处炫耀，他们还从自己的城市中提名了候选人来分散票数，最后没有一个人得到这项奖赏。雅典人则报复地大肆散布各种谣言——其中最重要的指责就是认为科林斯人在萨拉米斯战役中向北进发并不是为了迎击埃及人，而是出于懦弱试图逃跑。代表们就是这样在地峡上欢庆自己免遭蛮族人的威胁。卑鄙、嫉妒、中伤诽谤：一切就像当年一样。

虽然自己也深陷其中以此为乐，但斯巴达人最后认识到自己的城市无法经受这样的任性行为。他们的安危远远比折磨地米斯托克利更为重要。斯巴达的最高指挥部不情愿地承认，雅典的舰队仍然是确保伯罗奔尼撒安全的关键。一旦马尔多尼奥斯通过某种手段换来雅典人为国王效力，他就有可能突破地峡的防守。因此斯巴达人表现出对人性粗鄙的实用主义观点，不再羞辱雅典的将领，而开始打动并纵容他的个人野心。

地米斯托克利的自尊心尚未从在地峡遭到心胸狭窄者的羞辱创伤中恢复过来，就得到邀请来到了拉斯第蒙。他刚刚踏上这片原本乖戾难懂、生性多疑的国土，就立刻受到了热烈欢迎和大肆吹捧。原来在地峡未能授予的桂冠却在斯巴达得到补偿——“以表彰他的能力和智慧”。[35]他还得到了一辆精美的战车。离开这里的时候，300名希皮斯护送他直到泰格亚。从未有任何异邦人曾经得到如此之高的荣誉；但或许护送地米斯托克利的贴身侍卫还肩负着其他职责。他回乡的途中要经过卡律埃，人们怀疑这座城邦被蛮族人完全收买：卡律埃人仍然表现出强烈的投降情绪。卡律埃后面还埋伏着更危险的野兽：阿戈斯，这条走狗已经叫不出声了，但仍然蠢蠢欲动。据报道，阿戈斯人直接和马尔多尼奥斯接洽，还向对方保证“会竭尽全力阻止斯巴达人参战”。[36]这样看来，斯巴达人派遣300侍卫保护地米斯托克利不仅为了提醒他温泉关牺牲的勇士，还为了显示后方的危险仍然存在。当希皮斯到达泰格亚之后就同客人分手道别，这样的意图表达得非常明确：斯巴达人不会轻易派出部队到地峡以北的地方去。

从地米斯托克利的观点来看，这对自己的工作没有任何帮助。无论如何报道将领所得到的荣誉也不能令雅典人民感到欣慰，因为他们此刻正在城市废墟中瑟瑟发抖，饥肠辘辘。这同样不能让他们的舰队打消疑心，因为舰队驻守在寸步不离家园的伯罗奔尼撒人门口，无法保护开船划桨之人的田园、家乡。愤怒和怨气逐渐在城市各处临时营地里蔓延开来。重甲步兵阶层原本就对地米斯托克利不满，如今更对他在萨拉米斯战役之后的欢笑感到怒火中烧。整个冬天，有人提出一种论调，试图说明这场战役的转折点在对波斯人驻守普叙塔勒亚岛上士兵的屠杀，而这项行动中的主角则是阿里斯提德。冬去春来，公元前479年的作战季节渐渐临近，针对萨拉米斯英雄的各种行动也变得愈发恶毒。在民主制度简短的历史中，一再表明投票者的记忆力都差得要命。2月份的选举结果表明，对地米斯托克利拯救城邦的奖励就是剥夺了他宝贵的舰队指挥权。[37]司令职位由阿克迈翁家的养子克桑提普斯接替。而陆军司令除了阿里斯提德之外还能是谁？

雅典政局中的这些改变立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原先致力于发展舰队的热情，现在被转移到筹备第二次马拉松战役的活动中。春天当联军舰队集结在埃伊纳时，雅典人的缺席引人注目。斯巴达人也对海战表示出极大的热情，但是只派来了国王勒奥提基达斯本人，这无法令人感到振奋，雅典人执拗地坚持：如果斯巴达人不派部队从地峡北上，就不会为联盟派出任何舰队。斯巴达人则认为雅典人在讹诈，坚决不肯买账。结果双方僵持不下。由于勒奥提基达斯手下只有100艘三段桡船，因为害怕波斯人而不敢向东航行，只能隐藏在提洛附近海域。与此同时波斯舰队也对希腊人心有余悸，仅仅在萨摩斯岛附近逡巡。伯罗奔尼撒人仍然继续在自己的防御墙后隐藏着。马尔多尼奥斯知道如果不把斯巴达人引到地峡以北，或者不把雅典人的舰队引到色萨利，就根本无法为自己赢得这片总督领地。而雅典人夹在双方之中无能为力，也只好躲藏起来。僵局一直持续到5月。

最后还是马尔多尼奥斯开始打破局面。他已经对秘密外交感到厌倦，又不想损害到可能取得的成果，于是决定在从色萨利向南进军之前，将国王的条件公开摆到桌面上。为了尽量向雅典人显示自己的好意，他故意表现自己参考了大量的希腊神谕，派遣假做殷勤的骑墙派、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国王担任使者。亚历山大是一名波斯将军的姻亲，而且还是“雅典人民官方的朋友和恩主”，这个巧舌如簧的君主打动了马尔多尼奥斯，成为理想的中间人；他的辩才的确无人能及。在看到身后遍地断壁残垣的卫城和阿戈拉之后，他表示出真诚的同情，并提醒雅典人民注意，他们的城市中如果有很多与伟大国王对立的人士，“将会直接面临火线”。他们面临着两个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看着自己的国土变成一片无人区，被敌人的军队蹂躏。第二种选择是不仅可以成为伟大国王的朋友，而且得到的国王恩宠在波斯统治的全部疆域之中将无人能及。国王将彻底赦免他们，保证他们的自治，出资重新修建他们的庙宇，还为他们扩展疆土。亚历山大激动地呼吁：“你们究竟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和国王兵戎相见呢？”[38]

马尔多尼奥斯的提议狡猾地利用了雅典人心中对斯巴达人根深蒂固的怀疑，他们一定认为自己完全可以很好地做出判断，并接受如此慷慨的条款。他们比希腊任何其他城邦人民的战斗时间更长，花销更大——亚历山大还文雅地指出，他们被抛弃在悲惨的命运中似乎让伯罗奔尼撒人心满意足。雅典人民自己在允许亚历山大带来波斯议和的建议前，当然也让来自斯巴达的高级代表团在场听见这一切；但是轮到斯巴达人向市民大会陈述的时候，依然支吾搪塞。雅典人民不希望听到宣布自己将在不久的未来继续流亡的提议；也不想听到高标的道德说教，抨击蛮族人背信弃义的特点。“你们知道他们说的话中没有一样是真正高尚的。”[39]这就是雅典人民用格言回敬给斯巴达人的一记耳光。

或许他们从前这样做过。或许他们曾经带着光荣放弃自己一切独立的梦想接受现实，低下头臣服于万王之王。但是一切都已经改变。经过民主制度30年的实践，以及为了保卫它而和最可怕的敌人战斗的经验，雅典人民已经对自由充满了珍贵的情感，不愿用它来交换和平。他们对亚历山大说：“我们无法接受在米底人威胁阴影之下生活的身份，我们非常清楚这是你必须带给我们的消息。即便如此，我们对自由充满热爱，永远不会屈服。”[40]这的确是勇敢的话语：因为雅典人在说出这番话的同时，即将面对自己的城市再次被毁灭的命运。

而斯巴达的使者们呢？无法相信他们不会为这番大义凛然的话语感动。当他们离开雅典的时候，正好看到人们逐渐撤离各处临时营地，推着手推车来到海边——这已经是10个月中的第二次撤退了。但赞赏雅典精神并不会对这批斯巴达人有任何约束力——然而使节们回到国内之后，肯定会向执法长老发出警告，阿提卡日益严重的危机将会危害斯巴达。尽管这句话听起来令人激动，但是雅典人对自由的热爱的确推动了局势的转变。他们幻想着斯巴达人会承诺越过地峡帮助他们守卫家园，这样才让绝境中的谈话变得比较缓和。阿里斯提德和斯巴达使节们告别的时候说：“尽快拿起你们的武器奔赴战场。务必在马尔多尼奥斯进入我国之前和我们一起前往玻俄提亚迎战他们。”[41]

因此，在蛮族人南下攻入阿提卡，重新占领荒芜的雅典之后，伯罗奔尼撒各地都突然被恐慌震动。勒奥提基达斯国王此刻仍然率领着联军舰队在提洛海域巡逻，在西方海平面上突然看到遥远的地方点燃了细小的火光，接着又点燃第二处、第三处……这是连接阿提卡和帝国通信网络的烽火台，正在向遥远的萨迪斯报告攻陷雅典的消息。与此同时，在拉斯第蒙，执法长老得到了更令人不安的消息：据报道，马尔多尼奥斯派遣特使再次渡海来到萨拉米斯，向雅典流亡者们提出议和条款。这次一位重要的贵族人物吕奇达斯（Lycidas），公然表示愿意接受这些条件。当然这是自不量力的举动——同胞们此时虽然身处绝地，还是勇敢地用石头砸死了卖国者。吕奇达斯的妻儿也被扎营在萨拉米斯岛上的妇女们用相同的方式砸成了肉泥。这表明雅典人的反抗已经变得病态。其形式越野蛮，就越可疑，遭受变革的危险也就越大。

时间已经到了6月。斯巴达人一如既往地开始庆祝另外一次节日雅辛托斯节，这时人们举行大型的演唱会和宴会来纪念阿波罗死去的情人。就像马拉松战役前经历的那几天可怕的日子一样，雅典的特使再次来到拉斯第蒙要求得到军事援助，却绝望地看到人人都忙着参加聚会。[42]然而在这番景象背后，各项事情已经在筹备之中。雅典使者们在斯巴达停留了10天，这10天里一直在空等。到了第11天的时候，他们的耐心终于崩溃了。雅典人发出了明确的最后通牒：如果斯巴达人不能立刻停止节庆奔赴战场，那么雅典就要接受马尔多尼奥斯的条款。但是执法长老非但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对此表示适当的义愤，反而开始发笑，但很快就真相大白了。斯巴达军队已经上路了。

这真是戏剧性的打击——不光对雅典人来说这听起来像晴天霹雳。信誓旦旦地要在斯巴达远征军到达地峡之前阻挠他们的阿戈斯人也如梦初醒，发现自己已经被甩在身后。他们只好急忙向马尔多尼奥斯报告：“拉斯第蒙全部军队都出动了，我们无力阻拦他们。”[43]驻扎在阿提卡之外的马尔多尼奥斯立刻放弃了对雅典人的一切诱惑，将整座城市剩下的部分，“所有的城墙、房屋和庙宇”都付之一炬。[44]随后，为了将斯巴达人引诱到尽量远离地峡的地方，他从阿提卡撤离到玻俄提亚。在热情的底比斯通敌军官的指引之下，一直沿着最安全的道路进军，最后才停下来。他现在身处一片绝佳的骑兵战场，是扎营的最佳选择，也是作战的最佳选择。

马尔多尼奥斯下令在位于底比斯以南4英里处，在玻俄提亚最宽阔的河流阿索波斯的岸边修建营寨。他选择了一处很好的位置。河对岸有一片起伏平缓的土地，这里是底比斯人的老对手普拉塔亚的领土。在普拉塔亚人的身后是丘陵，背后是高耸入云的山峰，基泰隆（Cithaeron）。联军如果想要和马尔多尼奥斯交战，必须先越过当地的屏障——越过这里就意味着一旦战败肯定会被彻底消灭。从普拉塔亚没法轻易地撤回到地峡之后。而对马尔多尼奥斯来说，如果失败也没法返回色萨利。只有等到联军的到来，那时结果才会真相大白。

多利安之矛

虽然一再拖延，但是伯罗奔尼撒人终于别无选择地从自己藏身的角落里走出来。前一年夏天被毁掉的通向梅加拉的陆路已经被工程人员重新修通，他们还重新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地峡上的大道在成千上万双脚下微微颤动，因为从未有如此庞大的军队从这里开出。自从特洛伊战争那个遥远年代开始，这支希腊远征军是最大的一支。在斯巴达人的号召之下，科林斯、迈锡尼、泰格亚、特罗曾等城邦纷纷响应，组成了一支庞大联军。其中斯巴达人有5千，几乎出动了城邦全部人力的3/4，组成了联军的中坚力量。拉斯第蒙的各个偏远小城派出的重甲步兵也够5000人，另外还有无数希洛人在他们的身边充当勤务员和轻装步兵。这几乎是斯巴达所能派出的最大一支部队。[45]

即使那些胆小的人也被动员起来——其实这与我们的理解有所不同——或者说包括那些被斯巴达人看作胆小的人。其中有一个不幸的老兵，名叫阿里斯托得摩斯（Aristodemus），为有机会挽救自己的名誉感到特别高兴，因为这不是他头一次上阵攻打蛮族人。就在不到一年之前，作为300勇士中的一人，他陪伴着列奥尼达前往温泉关。到达关隘之后，他和另外一位斯巴达同伴都患上眼疾，因此两个人被从前线撤下来，等待康复。但是就在他们国王战斗的最后一天，阿里斯托得摩斯的同伴从病床上爬起来，虽然仍然看不见任何东西，还是指挥希洛人带领自己回到拥挤的战场上。而阿里斯托得摩斯则听从了列奥尼达的直接命令，回到家中养病。但是回到故乡之后，人们却对他抱以冷漠和蔑视。同胞们称他为“战栗者”：这个词在斯巴达人的字典中最具有羞辱性。

非常不公平——但是在这座将勇气视为最高品德的城市中，市民身上任何微小的怯懦迹象都必然造成耻辱。“战栗者”在斯巴达的生活非常不幸。这个缀在斗篷上的补丁向整个城市显示他的污点。无论坐在集体餐桌旁还是参与球赛，他都遭到老朋友们的冷漠忽视。在节庆当中，只要有人命令他起身让路，就必须服从——连最年轻的人也不例外。他被剥夺了一切，甚至连他的女儿（假如有女儿的话）都找不到丈夫：这是斯巴达人优生学避免懦夫的性格传染到下一代的典型方式。由于不能忍受这样的羞辱，温泉关战役的另外一位幸存者，列奥尼达派往色萨利执行任务的联络官，上吊自杀。“毕竟，胆怯导致了这样耻辱的下场，只能说明死亡远胜于活在羞耻和毁谤之中。”[46]

而对于阿里斯托得摩斯这个曾经有资格战斗在国王身边的人来说，从温泉关回到家乡之后的漫长岁月非常痛苦。列奥尼达战死的阴影挥之不去。据说在拉斯第蒙哀悼的方式和在雅典完全不一样。在雅典这只是妇女们的责任，而在斯巴达，当国王过世的时候，无论是执法长老还是希洛人，每一个男人都必须痛哭流涕拍打自己的额头。对于其他希腊人来说，斯巴达人的哀悼方式显得过分，接近蛮族人的做法。正式的葬礼和王室殡仪前后持续10天，但是列奥尼达的灵魂不能轻易安息。他的尸身不全，被抛弃在遥远的关口，成为鹰犬的食物，再也无法复原。[2]他继位的儿子依然年幼，令他的命运之悲痛变得更沉重，不断让斯巴达人民想起自己遭受的损失。列奥尼达的弟弟克里奥姆布罗特斯本来有能力担任摄政，却也在冬天死掉了。当斯巴达人最后决定出兵北上地峡的时候，统率这支军队的将领是一个刚刚20岁的年轻人：克里奥姆布罗特斯的儿子，保萨尼亚斯（Pausanias）。由于身为斯巴达的摄政王，同样也要担任联军的最高司令，对于这样年轻的人来说，职责重大令人吃惊——但是保萨尼亚斯本人志大才高，完全可以轻易胜任。虽然如此，将领年轻的事实一定会让斯巴达人心中对温泉关列奥尼达之死的记忆更加深刻。在解放希腊的进军过程中，他们也渴望着复仇。其中尤以阿里斯托得摩斯为最——因为完全由于蛮族人的缘故才让自己披上了战栗者的补丁披风。

当然肯定有别人希望报仇——这些人的损失比斯巴达人的损失大得多。保萨尼亚斯在地峡外海岸道路35英里处的伊卢西斯等待着阿里斯提德带领着8000名战士从萨拉米斯渡过海峡来此汇合。还有另外600名流亡者从波斯人占领并焚毁的另外一座城市普拉塔亚赶来。在他们逃离家园之后过了一年，最后返回故乡的宝贵时刻终于到来了。现在普拉塔亚所有将要迎击蛮族人的战士一起踏上了前往玻俄提亚的道路。

联军在离开伊卢西斯之后径直北上。没过多久，尘土飞扬的石灰石山脊和长满灌木丛的斜坡就挡住了背后大海的景色。士兵们不断前进，前面的道路也变得越来越陡峭，峡谷寂静，冷杉树点缀着基泰隆山坡显得更加孤独。四处不见人影，出没的只有各种野兽：鹿、熊，有时还有狮子，这片潘神的领土是它们钟爱的乐园。在过去的好年景中，玻俄提亚人习惯于庆祝一个奇怪的节日，他们将巨大的木头人偶从阿索波斯河岸用车子沿着山坡一直拖到山顶，然后就在顶峰上将它点燃，火光冲天远达数英里。这是为众神点燃的烽火。从基泰隆山陡峭山峰底下穿过，普拉塔亚人心中感到一阵阵急迫的渴望，这里距离他们的故乡只有数小时的路程；一路蜿蜒曲折经过高山峡谷之后，地势突然开阔，面前终于显现出他们久别的可爱故乡景色。

但这景色已经和他们离开时大不一样。田园中长满了杂草，城市化为瓦砾。几英里以内的树林都被砍光，这些树被剥掉皮后充当蛮族人修筑城寨的木材。而那些敌人的数量不可胜数，布满了原野，在每一个角落中都有他们的马匹，有的用缰绳拴住，有的被关在马棚中，还有的在玻俄提亚炙热的大地上穿梭奔驰，速度和灵活性都令人惊叹。看到这片景象的希腊人中没有哪个不感到心惊肉跳；保萨尼亚斯本人虽然自视甚高但并非有勇无谋之人，不打算轻率地直接冲下来在骑兵最擅长的场地上与对方决战。他严格地命令士兵们驻扎在山脚下，随后在大致正对马尔多尼奥斯军队的地方演习了阵势——但不在普拉塔亚城外，而是在7英里以东的地方。这样此城的600名重甲步兵回家的愿望只能暂时搁置。

虽然保萨尼亚斯非常谨慎，然而波斯军队的第一印象并未促使他做出任何举动，反倒是马尔多尼奥斯从阿索波斯河岸眺望看到对面山脚下大批敌军在行动便立刻警觉起来。肯定有些探子已经带来消息说联军正在演习。但是几天之内波斯指挥部中的情绪都极度紧张。例如当底比斯通敌者中的一位显贵举行宴会款待他们的时候，有位波斯军官转身对旁边的希腊人悄悄地说：“瞧着吧，过不了多久，我们当中就没有几个人能够活下去了。”[47]马尔多尼奥斯本人一定不容许这种动摇军心的论调；但是无论他多么沮丧，也未曾想象到这支脾气暴躁的联军有能力调配像眼前来到基泰隆山脚下和自己对阵的这样一支军队。在整整一天的时间里，希腊人不断从山坡上下来，进入自己的阵地中，直到最后列开阵势时，马尔多尼才奥斯惊讶地看到了此地聚集了有史以来的最大一支重甲步兵军队：总数大约有4万人。[48]

面对这样骇人的数量，虽然自己统率的军队数量大约两倍于此，但是他并不幻想自己的轻装步兵有机会跑过希腊人的阵地。[49]相反，只有两种选择可以给他带来取胜的真正希望。第一种办法就是用某种手段将联军引诱到平原上，然后将这些还不习惯并肩战斗的各队分开，然后分头击破，使之成为骑兵的囊中之物。第二种办法则是以贿赂的手段在敌人的各个阶层中制造分歧，等待希腊人陷入地方性竞争的时候抓住时机。骑兵和间谍：一如既往地充当了波斯军队最致命的武器。

马尔多尼奥斯希望调整自己的部署，决定采取第一步行动发起心理战，就像整个夏天对雅典人所做的那样。斯巴达人很快就对萨拉米斯流亡者营地中的投敌倾向产生了合理的猜疑。吕奇达斯虽然被杀死，但是绝非唯一的亲波斯派。其他的名门望族在战火中遭到了毁灭，对民主制度也充满了怨恨，急于恢复自己失去的财富，一定会参与密谋之中；不仅有密谋，还发生公开的背叛。马尔多尼奥斯在从阿提卡撤退的过程中和通敌者失去了联系，现在非常希望能够和他们重新建立通信；与此同时，为了知晓叛徒们的想法，他不但派出间谍潜入营地，而且还派出骑兵不断骚扰联军的阵线。

这种狡猾的两翼夹攻并没有取得预计的效果。首先，骑兵骚扰战术非但没有瓦解希腊人，反而让希腊人士气高涨：有一位花花公子一样的笨拙波斯将领骑马冲上战场，身穿耀眼的紫色上衣和鱼鳞金胸甲，这样的夸耀行为让他的尼赛亚战马中箭而死，随后他却让一辆战车装载着死马到阵前展示，看得联军士兵们目瞪口呆。不久之后，阿里斯提德从雅典军营中揪出了叛徒，他无心在这件丑事上大做文章，于是只逮捕了八名最重要的策划者。[50]其中两人逃走，剩下的六人则被要求在即将发生的战斗中赎罪，并未遭到进一步的起诉就被释放了。阿里斯提德曾经在陶片放逐中被指控为“亲米底派”，他非常了解获得第二次机会的重要性。从这一刻起，雅典阵营中再也没有出现任何背叛的谣言。

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影响马尔多尼奥斯继续其策略，反而让他发起第二轮攻势。保萨尼亚斯精神大振，认为有足够的勇气可以到更靠近阿索波斯河和敌人的地方重新驻扎。马尔多尼奥斯希望在开阔地点遭遇希腊人，急忙在河对岸列队，伺机进攻。但是最后却没有动静。保萨尼亚斯虽然慢慢靠近平原，但是也要确定能够沿着通往普拉塔亚境内的道路行动，这条路没有任何岔道，也没有高地，只有普拉塔亚人可以指引联军沿着它前进。等转移完成后斯巴达人在战线的右侧沿着一道断崖挖掘战壕，雅典人则驻扎在左侧的小山丘上。其他参加战斗的部队人力不能和保萨尼亚斯或者阿里斯提德的部队相比，只好在更为暴露的中间低地安营扎寨。马尔多尼奥斯紧盯着阿索波斯对岸寻找机会下手，一阵激动令他兴奋不已。他尚未准备好发动正面攻击——因为普拉塔亚地势最平坦的地方仍然有危险的起伏——如果能够引诱保萨尼亚斯继续前进渡过河流，波斯骑兵就可以轻易战胜对手。马尔多尼奥斯与希腊人作战的经验非常丰富；他知道重甲步兵军队的特点在于近身搏斗。所以当天意明确地警告波斯司令部不可向前邀战时，马尔多尼奥斯立刻就听从了这预言。现在看来应该采取的策略就是坐观时机：底比斯距此地只有5英里远，“粮草充足”[51]，而且马尔多尼奥斯的资金足够收买整个希腊部队。这样，他按照神的指示驻扎在河的北岸，不轻易渡河。

但是保萨尼亚斯的情况则完全不是这样，继续牢牢坚守自己的阵地，完全不按马尔多尼奥斯对希腊将领进行的预料行事。斯巴达人紧紧依附在断崖旁边，雅典人则在山丘上活动，其他人在中间的平地上。虽然这些部队之间时不时有争执发生——尤其在雅典人仗势欺人的时候——但这些争执都未曾达到影响联军团结的地步。实际上，希腊阵线非但没有崩溃，反而变得更加牢固：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一周之后，部队已经磨合得非常巩固了。到了对峙的第八天，马尔多尼奥斯失去了耐心。他下令骑兵出动袭击基泰隆关隘，成功地虏获了从伯罗奔尼撒运送给养的一大队物资车辆。车夫和骡子都被杀死。波斯人“满意地完成了屠杀之后”，高兴地将辎重赶回自己的营地，而把受害者的尸体随意抛撒在希腊人可以清晰看到的山脚下的平原上。[52]

现在轮到马尔多尼奥斯鼓起更大的勇气了。他的骑兵为了炫耀胜利，开始越过阿索波斯河直接向敌人阵地冲锋。无论何时希腊人冒险向河岸靠近，就会被一队波斯骑兵包围然后迅速离开，留下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尸体，这让联军阵地慢慢陷入干渴之中。没过多久，阿索波斯河就完全被放弃给波斯骑兵了。现在希腊人只剩下一眼泉水作为水源了。太阳在玻俄提亚的天空中无情地炙烤着万物，拥挤在前线干渴的人们只能提着盆盆罐罐和酒囊涌向井边。对雅典人来说保证供水的任务尤为繁重：泉眼正好位于斯巴达人的背后，距离他们却有三英里半。虽然波斯人运用骚扰战术直接冲击全部希腊阵地，但是希腊人至少还可以确保继续坚守在小山上，他们不愿轻易放弃自己的位置。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敌人的袭击持续不断，逼迫着稳定的雅典步兵不得不重新想办法。实际上波斯人本身越显得大胆，对方稳定不动的状态就越让他们恼怒：“因为希腊人根本就不把对方的弓箭手放在心上。”[53]骑兵的车轮骚扰战术一直继续，直到第三天，他们也因为不断运动对联军阵地感到疲惫，于是派出一队波斯人成功地包抄整个敌人阵地。当他们迂回到斯巴达人借以驻军的断崖背后时，骑兵终于发现了阵地的软肋。那口宝贵的泉眼径直位于他们面前的道路上，居然无人防守。在希腊人尚未来得及赶到阻止他们的时候，骑兵将井口粉碎，堵塞了泉眼然后扬长而去。这对保萨尼亚斯坚守阵地的希望是一次非常致命的打击。

普拉塔亚

希腊人紧急召开了作战会议，权衡了当下面临的恼人境遇。但是如果在白天放弃阵地无异于自杀：波斯骑兵可以将他们击溃。而推迟撤军的后果同样可怕：希腊人已经失去了水源，可能很快还要面临饥饿的威胁，因为蛮族人仍在继续袭击基泰隆关隘，劫掠联军的供给。虽然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当前最好的办法就是连夜撤离。因此保萨尼亚斯下令联军各个部队在天黑之后撤退两英里，到位于普拉塔亚以东的地方重新扎营。所有人都当场同意了这个建议，这样他们的阵地会更牢固。山脚下的地点对付骑兵更有力，同时还可以有力地保障穿越基泰隆的关隘，他们就能够拥有充足的水源和给养。虽如此，但有一个缺陷是，希腊人必须先到达自己的新阵地。

这不是一个小问题。中军的士兵们来自不同的城邦，夜间行军非常困难，他们必须穿过毫不熟悉的地形，结束撤军很快就变成一团乱麻。人人饥渴难耐，心情紧张，不出意料地错过了集结地点，到了偏西一英里的地方，几乎正好位于普拉塔亚废墟之上，他们在此“四散开随意地搭起了帐篷”。[54]与此同时，两翼的军队出现了更大的混乱。直到天亮的时候，雅典人和另外一侧的拉斯第蒙人与泰格亚人都尚未开始撤退。这三队人马的任务是殿后，最后却发现自己造成了联军部队撤军的混乱和拖沓，整晚仍然滞留在自己的哨位上。现在河边的鸟儿已经开始歌唱，对岸敌人营地中已经人马喧嚣。

雅典人感到恐惧。他们派出一名骑手赶往斯巴达人的营地询问下一步行动的计划。但是骑手到达之后却发现保萨尼亚斯和同事们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某些材料表明保萨尼亚斯面对着公然的反抗：据说一名叫阿蒙法瑞托斯（Amonpharetus）的军官拒绝服从将领的命令。另外的传说则将这位军官描述为在普拉塔亚作战最勇敢的三名斯巴达人之一：这项荣誉不太可能授给有发动兵变污点的人。因此阿蒙法瑞托斯非但没有违背保萨尼亚斯的命令，反而很可能要求自己的部下光荣地承担最危险的任务：由于太阳已经升起，而拉斯第蒙和泰格亚人还要继续撤退，所以必须要留下部分队伍坚守阵地直到最后。因此，当保萨尼亚斯下令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开始撤退的时候，阿蒙法瑞托斯和他的士兵们继续留在原地，全副武装，坚定地准备把守阵地。这个时候已经可以看到有骑兵从对岸渡河过来慢慢向阵地靠近。

波斯侦察兵仔细察看了联军放弃的各个阵地。敌人撤退的消息传回波斯军营，马尔多尼奥斯很快得到了证实，太阳升起来之后，他和步兵亲眼看到了难以想象的情景。希腊阵线已经凌乱不堪，从战役开始的时候他列出对敌作战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最令人感到高兴的是被认为不可战胜、意志如钢铁般坚定的斯巴达人仍然在继续撤退中，并且和大部队分开了，处于最容易受到攻击的状态下。当然在战场和方阵正面冲突非常危险——尤其面对斯巴达的方阵——但是马尔多尼奥斯知道现在是消灭联军部队中坚力量的最佳时机。然而机会转瞬即逝，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斯巴达人就可以撤离到新的集结地点。因此，马尔多尼奥斯登上了一匹高大的白色尼赛亚牡马，向身边的精锐步兵军团下达了全力进军的命令。他们开始涉水渡过阿索波斯河。当他们前进时候，波斯军队的整个阵线都兴高采烈出动了，不顾将领们是否下令，军队中各个单位的士兵急不可耐地疯狂冲向河岸。

现在，黎明的薄雾在慢慢升起的太阳照耀下渐渐散去，拉斯第蒙人队列中感到一阵战栗，警觉的勇士们聚集在一起，“密密麻麻的盾牌、长矛和盔甲闪闪发光”，他们知道杀戮的时刻到来了，众神也降临战场。保萨尼亚斯命令士兵在神庙旁边的小树林处停止行军，准备作战，他看得见虽然大量波斯骑兵尾随阿蒙法瑞托斯的小分队轮番追击，但是他们仍然在继续登山撤退，阵势不乱。保萨尼亚斯听见蛮族人从河里发出野蛮的叫喊声，随后就看到大批敌军渡过河，旌旗挥舞势如潮涌。他清楚过不了多久，不光有蛮族的骑兵袭来，包括马尔多尼奥斯的精锐步兵在内的全部力量都会撞到自己的盾墙上。他急忙命人给雅典人送去消息，请求他们前来支援自己——但是送信人到得太迟了。在阿里斯提德准备调转方向率领自己的军队成钳形攻势赶往拉斯第蒙人阵地的时候，就感觉到大地在震动，他回头发现底比斯人的军队已经向自己直扑过来。两只方阵的对冲震动了战场；告诉东边一英里之外的保萨尼亚斯：他所担心的一切糟糕事情都发生了。

虽然阿蒙法瑞托斯和他的部队及时赶上让保萨尼亚斯的心中多少有一丝宽慰；但是再也不会有更多的援军到来增加方阵的人数了。斯巴达人和泰格亚人一共只有1.15万人，他们需要对抗马尔多尼奥斯的全部精锐部队。说时迟那时快，轮流攻来的斯基泰人已经向他们投掷出无数箭镞，像雨点一样倾泻在他们的盾牌上。他们只能透过密密麻麻的飞弹，才可以看见骑兵，骇人的蛮族精锐步兵部队在隆隆的巨响中逼近。马尔多尼奥斯的骑兵撤退到后边；而步兵则在密集的方阵一定距离之外扎下一道藤条盾墙；箭雨飞石更加密集地射来。

被围困的希腊人仍然坚持着军纪。他们手举盾牌，在铠甲之中听着不停歇的飞弹在头顶上发出奇怪的嘶鸣和敲击的声响。士兵们开始中箭倒下，他们的大腿和肩头插满了像羽毛一样的箭杆，血流不止；这个时候，每一个拉斯第蒙人和泰格亚人都觉得方阵应该冲过无人地带，冲过脆弱的藤条盾牌将敌人打翻在脚下。但是保萨尼亚斯仍然要求士兵们坚守阵地。因为必须在血祭中从阿尔忒弥斯那里得到明确的指示之后，他们才能放手发起眼前的这场大战；但是无论多少只山羊被奉献给女神，都没法得到她庇护希腊人的保证。最后，保萨尼亚斯绝望地直接向上天祈祷，“很快，杀死牺牲之后不久，他们终于得到了胜利的许诺”。[55]就在保萨尼亚斯下令方阵前进的时候，泰格亚人也已经开始向波斯阵地冲锋了——他们中间有一位斯巴达人。因为缺少完备的吕库古式法规的泰格亚人可能非常随意，或许可以接受这样的情况；但是从阿戈革毕业的阿里斯托得摩斯不会这样想。而作为“战栗者”，他从斯巴达人的盾墙中的岗位上冲出来，单枪匹马冲向蛮族人，仅仅作为一名希腊人发疯一般地杀人并被人杀死——不过他的战友们后来同意为他的名誉平反。实际上，他的勇气很久以来在很多其他城邦的人民心中都被看作出类拔萃的表现。人们最终承认阿里斯托得摩斯像一个斯巴达人那样战死了。

然而，每个斯巴人作为一部有机整体中的一个环节很少会由于个人荣誉而发动光荣的战斗；这个可怕的清晨，方阵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赢得极大的荣誉。只有“多立安的长矛，残暴地屠杀血祭，用鲜血浸透普拉塔亚土地”，[56]才能够赢得这场战斗；因为这些紧握着长矛的人是为战斗和杀戮而生、永不屈服的人。斯巴达人顶着密集的箭雨穿过无人地点，冲击敌人的前线，这是他们一生都在为之准备的最后考验。大量涌向对手的其他人，即使如波斯人一样以勇敢著称，这个时候都发现自己的精神失去了作用，因为他们的装甲太薄弱，他们的身体非常痛苦；而斯巴达人则没有问题。虽然战局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处在势均力敌的状态下，但是他们没有停止向前。即便越来越绝望的波斯人为了阻止敌人继续前进，紧紧抓住对方的长矛，将它们折断；但是对方手中的短剑则不容易握住，青铜铠甲的重量也难以抵挡。马尔多尼奥斯“和所有战场上的波斯人一样勇敢”[57]，试图重整旗鼓；但是斯巴达人步步逼近他的精锐亲兵部队，而骑在白色高头大马上的马尔多尼奥斯本人很容易成为攻击目标。一名斯巴达人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向他扔过去，打破了他的脑壳；这个试图成为希腊总督的人、伟大国王的兄弟从坐骑上跌落下来。

看到将领落马，波斯人知道自己的战斗已经失败。马尔多尼奥斯的亲兵们仍然英勇地坚守着自己的阵地，直到被完全消灭，但是部队中的其他部分看到伟大的领袖死去，就开始逃跑，很快战场上的大多数人都开始溃败。4万士兵在头脑灵活的军官带领之下，试图沿着大道向北逃往色萨利，但是大多数人则惊慌失措地逃回到要塞中，拉斯第蒙人和泰格亚人也尾随到此。没过多久雅典人也在来到要塞大门之前加入了保萨尼亚斯的队伍。他们刚刚和势不两立的对手底比斯人较量过，最后通敌者们被打败逃回城去。接下来他们几乎屠杀了马尔多尼奥斯部队中剩下的所有士兵，仅仅留下3000人。伟大国王的西征行动也就此结束。

希腊人看到马尔多尼奥斯营帐中的富贵奢华陈设之后目瞪口呆，他们不解地思索，敌人显然已经拥有了超乎寻常的财富，为何如此迫切地渴望占领自己的国土。带回来的战利品中有一件特别能够表现他们胜利之辉煌，这就是万王之王的帐篷。据说薛西斯在前一年秋季离开希腊的时候，将它赐予了马尔多尼奥斯当指挥部；保萨尼亚斯掀开悬饰的花边，走在香喷喷的地毯上，占领了这个去年全世界的神经中枢。这位摄政王惊讶地盯着这些陈设，思考着那些人可能在何处策划了伯父之死；他命令马尔多尼奥斯的厨师为自己准备一场王家宴会。当一切已经准备好的时候，他将斯巴达黑乎乎的肉汤也摆在一旁，然后邀请自己的同事们来看这样的对比。保萨尼亚斯笑着说：“希腊人啊，我请你们来的目的就是让你们亲自看看米底人不可理喻的性格，他们已经拥有了你们面前这般的生活方式，却还要来我国抢夺我们可怜的财产。”[58]当然这仅仅是一个笑话，而事实并不完全如此。自由不是可以拿来说笑的东西。每一个汗涔涔的希腊将领，看着过往餐桌上奢侈的场面，再比较那简单的一碗汤，都不再怀疑为何蛮族人战败，而自己为各个城邦赢得了胜利。

与此同时，在大帐缀满流苏的门外，希洛人们正在营地中辛勤地劳作。按照保萨尼亚斯的命令，他们四处搜寻战利品，把家具从帐篷里拖出来，把金盘子装进麻袋，把死人手指上的戒指摘下来。他们自然不会上报一切寻获物；只要有机会就藏起来一些。希洛人们希望从这些残羹剩饭中赢得自己的自由；但是愚昧落后的他们很容易在骗子那里吃亏。一些埃伊纳人从这里发现了可乘之机，成功欺骗希洛人，用黄铜的价钱收购他们的黄金。这些希洛人们并未赢得自己的自由，反而失去一切；据说那些埃伊纳人则大发横财。

盛气凌人

关于用美貌引发欧洲和亚洲之间第一次大战的海伦，有两个故事曾经提到她的出身。其中最著名的一个说她本是斯巴达人，宙斯化身为一只巨大的天鹅强暴她身为王后的母亲后，她生下了一个蛋，孵出了这个孩子。但是根据另外一个传说，这位斯巴达王后只不过是一只孵蛋器，而原来产下这枚蛋的人则是宙斯看上的另外一个受害者：一位女神，她严肃而且强大，冷静而且致命。她的一只手举着盛放命运的碗，另一只手则拿着测量杆，用来衡量人类暴行的程度。她将会让那些犯有“过分炫耀”之罪行的人遭受屈辱。[59]无论多么强大的人都无法反抗他。她习惯于在走路的时候将尸体踩在脚下。她的名字叫涅墨西斯（复仇女神）。

一旦热闹了，她就会从此让天下不宁。希腊人常常用克里瑟斯的命运当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他曾经一直繁荣顺利、洋洋得意，“认为自己是人类中最幸福的”，[60]直到有一天复仇女神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对神灵的冒犯虽然严重但仍然无法和伟大的国王、万王之王、天下之主为了成为全人类的主宰的企图相比。希腊语中只有一个词可以用来形容这样疯狂的行为：“盛气凌人”。“无论何人只要由于践踏他人而感到快乐，并因此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就会犯下这样的罪孽。”[61]然而或许一切人类都容易犯这样的错误；无论是天性放纵的蛮族人，还是地位崇高的君王。希腊人一向怀疑这个情况，现在从薛西斯身上得到了彻底的证明。伟大国王惊人的野心、空前的势力、他的军队和舰队、他的伟大最后带来了什么结果呢？这一切就是对复仇女神最大的冒犯。

她的报复来得迅速而严厉。“这次辉煌的胜利并不属于我们”，在萨拉米斯胜利之后，像地米斯托克利这样一向对各种事情都厚颜无耻的人也表现出难得的谦逊、虔敬。

国王不虔诚的想法激怒了众神和保佑城邦的英雄们：他不满足于拥有亚洲的王位，还想统治欧洲；他就当神庙是一堆由砖头和白灰堆砌起来的东西一样，甚至将神像也焚烧毁坏；他竟敢鞭打海洋并用锁链将它绑住。[62]

征服了马尔多尼奥斯的人们走在浸透鲜血的土地上，察看国王最精锐部队成堆的尸体，把他辉煌的帐篷拆光，他们同样可以说出这番话来。所有人都知道这场战争为何可以取胜，其中显然有女神的干预。

但是一切尚未结束：还剩下最后一次打击。复仇女神一向喜欢让冒犯自己的罪人们反受冒犯。远在萨迪斯的伟大国王即将亲自学到这个教训。去年夏天他下令放火烧毁卫城的神圣庙宇，而且还点燃烽火将消息传送过海，炫耀这不可告人的罪行；马尔多尼奥斯第二次占领雅典之后也做了同样的事情。烽火台仍在原地，但是已经落入希腊人的手中。保萨尼亚斯下令点燃烽火将胜利的消息在几小时之内传送到伊奥尼亚海岸的各地。这看起来完全是他的做法。[63]

否则没有别的办法来解释这次奇怪的偶合。就在距离普拉塔亚数百英里远的爱琴海另外一侧，在大胜的同一天，“整个希腊舰队中间突然传遍了谣言说自己的同胞在玻俄提亚打败了马尔多尼奥斯”。[64]这个消息让水手们信心倍增，立刻抓住时机在当天下午迎战蛮族人。因为勒奥提基达斯在按兵不动数月之后，几天之前冒险从大本营向东航行，现在正好停泊在萨摩斯港之外正对米卡勒山峭壁的地方。山坡上恰好就是帕尼欧尼翁这处伊奥尼亚人聚会的古老圣所；沿着海岸向南，坐落着遭到破坏的米利都；而拉德岛静静地位于米利都港口之外的海湾中。这片景象令人害怕，一切都清楚地证明了复仇女神的作为：战争将要在开始的地方结束。

显然，在女神的干预之下，波斯人15年前得到女神眷顾，因而获胜的概率非常大，但如今情形完全相反。曾经威震大海的帝国舰队如今可怜地失去了往日盛况。它的船只在战争中遭到损失，水手士气低落，各编队到了崩溃的边缘。以前作为中坚力量的腓尼基人完全失去了原来的地位。反观勒奥提基达斯，最近得到了一支庞大雅典舰队的支援：克桑提普斯在萨拉米斯等了半个夏天之后，也在确认保萨尼亚斯率领军队冲出地峡之后高兴地从提洛起航了。现在联军取得了去年夏天的大逆转之后在数量上已经占优势。波斯舰队司令紧张地看着海平面，一旦看到压倒性优势的希腊舰队踪影就只能弃船逃跑。他们直接在米卡勒山的掩护下将三段桡船拖上岸，疯狂地用大石块和苹果树搭建临时城寨，躲在里面。

就在普拉塔亚战役发生的同一天，勒奥提基达斯下令进攻这处城寨。正午时分，在西方的海平面上升起一缕烟雾，很快萨摩斯岛高处的烽火台上就燃起了火光。与此同时，雅典人、科林斯人和特罗曾海军在波斯工事附近的海滩登陆。抵抗者看到联军袭击部队人数如此少，就高兴地从栅栏背后走出来；希腊人立刻发动了袭击。紧接着就发生了激烈战斗，波斯人依靠临时工事进行了英勇抵抗，但是结果和马拉松战役、普拉塔亚战役一样，被重甲步兵战胜。这个时候勒奥提基达斯带领伯罗奔尼撒人登陆从侧面包抄城寨，突然冲出米卡勒山脚，击溃了敌人为温泉关之战报仇。只有一小队波斯人逃到了萨迪斯城。所有船只和要塞都被放弃了。勒奥提基达斯确认将一切可以掠夺的东西都带走之后，便在当晚将波斯舰队付之一炬。希腊人已经不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防御战了，而成功地转入了进攻。伊奥尼亚暮色沉沉，亚洲边缘点燃的这团火照亮了夜空。

“有很多迹象表明，这位女神干预了人间的事物。”[65]对希腊人来说，能够在同一天战胜世界上最强的国家获得两场大捷，简直是一个奇迹。勒奥提基达斯也几乎不能相信。甚至当波斯舰队还在岸边燃烧，他们穿过海峡撤回萨摩斯岛的时候还在担心万王之王的愤怒。他们的确设想报复会随时到来，但始终没有下文。几周之后，当米卡勒的消息传到薛西斯耳中，国王“慌忙”逃离了萨迪斯，赶往遥远的苏撒。[66]他带走了大多数部队。波斯人只从萨迪斯派出了一支快速部队，迅速劫掠了迪迪马的圣域，再次虏走了阿波罗的神像；但是蛮族人没有采取其他行动。一年复一年，伟大的国王再也没有返回。

这无动于衷的行为让希腊人产生了很多推测和想象。人们可以用懦弱、缺乏男子气概、软弱等性格来进行合理的解释。认为蛮族人颓废的看法在马拉松战役前会被所有人斥为荒谬，但是现在大部分希腊人都把这个观念看作简单的事实。波斯人没能发动第三次侵略的现实更增加了人们对这个偏见的确信。薛西斯的侵略从前让所有希腊人都为之惊恐万状——国王的游牧部落数量庞大，他可以动用数不清的资源，他炫耀的财富、各种排场和队伍的奢华——一切在事后看来都只能表现他的衰弱。波斯人或许是亚洲的征服者；但是在生来自由、身穿铜甲的希腊人面前就像女人一样软弱。

甚至有人开始怀疑希腊人血腥的抵抗是否也一并造成了伟大国王统治的终结。持这样乐观态度的一名雅典人叫埃斯库罗斯（Aeschylus）——此人有很多理由产生这样的希望。他是参加过马拉松和萨拉米斯两场战役的老兵，本人也在蛮族人手中遭受了痛苦的损失：他兄弟就是在马拉松战役中抓住敌人船尾却被对方用斧头砍断手腕的那个人。他非常希望波斯发生内乱。公元前472年，也就是萨拉米斯战役8年之后，他在城邦酒神节的雅典人年度戏剧比赛中真实地呈现了自己的乐观想法。聚集在卫城山脚下的观众涌进剧场中，他们目之所及都是城邦在这次考验之中留下的伤痕和遗迹。他们深厚的神圣山岩仍然处在一片废墟之中：因为包括雅典人在内的联盟曾经发誓，如果不能大败马尔多尼奥斯，任何蛮族人烧毁的神庙都只能任其荒废，“作为证据警示后人”。[67]观众们就座的露天看台几乎完全用他们从损坏的蛮族舰队上拆卸下来的木材搭建；很容易猜到，舞台本身就是从前那个最壮观的战利品：虏获的王家帐篷。[68]从前为万王之王当作凉棚的皮革现在被用做酒神节舞台上的遮雨棚——这一切都成为埃斯库罗斯悲剧的绝佳布景，而这出戏名叫《波斯人》。

雅典人民高兴地看到，剧中虚拟了薛西斯从萨拉米斯回到苏撒的场面。波斯国王出征时威严盛大的形象在返回时却可怜兮兮；原本要迎接征战英雄的朝臣们现在却悲伤地哀哭。当然这一切在观众看来都非常开心。埃斯库罗斯让观众们相信，伟大的国王惊恐不已；而打败他的雅典现在成为各个民族争取自由的灯塔。“亚洲的人民不愿再继续忍受波斯的奴役，不愿再继续向他们的主人进献贡赋，不再匍匐在他的面前。王制及其威权都死了。”[69]换言之，整个世界都被雅典拯救了——也被民主制度拯救了。无疑，埃斯库罗斯赢得了第一名。

尽管他炫耀胜利，但是同胞们仍然心有余悸。埃斯库罗斯宣称萨拉米斯战役已经让伟大的国王“丧失了所有可以保护自己的人”，[70]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会有波斯军队驻扎在色雷斯和赫勒斯滂附近？他们在萨迪斯做什么？他们又怎能继续在各地首府担任总督，控制着远达日出之地的辽阔疆域？实际上，国王的帝国并没有动摇，其牢固和稳定的程度丝毫未减。帝国的大厦虽然明显地从西立面上剥落些许碎片，但是如此辽阔的帝国几乎毫不在意。国王显然不会过分渲染自己的失败。如果他的臣民们听说了雅典这座城市，也只是知道主人曾经把那个地方付之一炬。如果他们知道斯巴达人，也只是听说这个民族的国王被自己的主人杀死在战场上。“愿阿胡拉马兹达和一切神灵保佑我，保佑我的王国，保佑我竭尽全力建立起来的一切。”[71]薛西斯习惯于这样祈祷。谁敢说阿胡拉马兹达对此充耳不闻？

埃斯库罗斯想象着“亚洲人民”在波斯的重轭之下奔波劳苦，这不完全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伟大的国王匆忙离开萨迪斯之后，为何从此没有再次回到这里？答案在于国王去了远离希腊的地方，他前往近东、巴比伦。公元前479年作战季节的晚期，薛西斯刚刚得到普拉塔亚和米卡勒的惨痛消息之后，就发生了新的叛乱。[72]伟大的国王惊恐地发现自己处于两线作战的状态。薛西斯连忙放弃了在帝国外围的战斗，回到帝国的腹地，这里的起义很容易镇压。巴比伦得到了教训，从此不再兴风作浪。但是薛西斯本人在取得了平叛胜利之后，似乎也吸取了痛苦的经验。居鲁士、冈比西斯、大流士都想当然地认为波斯疆域的边界可以无限地推向远方。尤其是大流士，是一名愤世嫉俗的独裁者，他宣称自己不仅有权利而且还肩负着神圣的使命，慑服全世界任何被他发现的谎言。薛西斯和他的父亲一样虔诚地崇拜阿胡拉马兹达，在继承王冠的时候也继承了统一世界的想法。这就是他率军西征的初衷。但是这次征服行动以失败告终；用令人敬畏的仪式开过赫勒斯滂浮桥的马兹达神战车，最后被一伙色雷斯强盗偷走，并抛弃在荒郊野外。对希腊人来说，连接亚洲和欧洲统治两个大陆的愿望表现出国王最荒唐的一面；或许薛西斯在心中必须承认这一点。自从离开萨迪斯之后，他再也没有尝试过征服欧洲的做法。波斯国王中唯有薛西斯不得不接受这个不幸的事实，这就是他唯一一次有悖于自己国家秩序的事实：即便最强大的国家也会遇到过度扩张的问题。

帝国军队并没有放弃在爱琴海地区的战斗——但是他们不再为了实现征服全球的计划。波斯国王在西方遭受的失败彻底粉碎了这个自大的梦想。现在波斯人的野心变得谦逊许多：仅仅为了巩固对伊奥尼亚的控制。即使获得米卡勒战役胜利之后，勒奥提基达斯也认识到这就是波斯国王的策略，绝望地承认自己无力阻止对方。但当他试图建议伊奥尼亚人从自己的城邦和殖民地中移民到大陆来的时候，遭到克桑提普斯愤怒地反对。克桑提普斯断言斯巴达人无权解散那些原本由雅典人建立起来的殖民地；并且愿意让自己的城邦永远保护伊奥尼亚人的自由。“当他和他的伙伴们明确表示了这样的雄心壮志后，伯罗奔尼撒人只好放弃。”[73]

这样，试图从亚洲将希腊人种清除出去的企图就被整整推迟了2400年，直到土耳其之父时代为止；很明显从此以后雅典人就要担任对抗波斯的指挥官。一年以后得到正式确认。这个联盟有法律的依据，将金库设立在阿波罗的圣地提洛岛，而且用船只和钱财的数量明确计算各国应缴纳的费用。伊奥尼亚人、岛民们、赫勒斯滂的希腊人：都签署了协议。在提洛同盟提供的新势力支持下，雅典人可以直接进攻蛮族。公元前470年，波斯人部署在赫勒斯滂的部队被彻底消灭。在米太亚德踊跃的儿子客蒙指挥之下，雅典人将敌人赶出了爱琴海，并在伊奥尼亚和卡里亚各地引发了叛乱。其中最重要的一次胜利在公元前466年，当时客蒙面对萨拉米斯战役之后集结起来的最大一只波斯军队，依然获得两次大胜。首先，他潜入今天土耳其南部的一条名叫欧律墨敦河（Eurymedon）的河口，并在这里消灭了整只腓尼基舰队。随后，疲惫的水手在海岸上登陆，给帝国军队造成了同样重大的打击。就是这次战斗彻底摧毁了波斯发动第三次侵略的所有希望。希腊终于赢得了安全，这场大战就此结束。

但是获得欧律墨敦大胜之后的雅典，似乎开始沉浸在对功劳的满足中：仿佛不甘心放弃这场已经持续了30年的战斗。因此在市民大会上发言的人依然将波斯称为国民之敌。因此在将波斯人赶出爱琴海之后仍然坚持对他们作战，投票决定到外国远征。公元前460年，他们派出大军入侵塞浦路斯和埃及。在后来的6年战斗中，这支军队被彻底消灭。雅典人害怕蛮族人会卷土重来回到爱琴海，匆忙将提洛岛上的金库转移到自己的城邦中。虽然后来波斯人并未出现在希腊海域，这个金库依然继续留在卫城。雅典人还依旧要求同盟者按照盟约继续缴纳费用。他们说，自由得来不易，代价昂贵。但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同盟者感到不满，抱怨说雅典人保障的自由远比万王之王的奴役花销更大。

在这场侵略战争之后的几十年中，希腊人曾经发誓，推翻波斯专制统治后，自己永远不再模仿波斯人的风俗，但是情况发展却自相矛盾。例如保萨尼亚斯变得愈发狂妄自大，变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蛮族潮流追逐者。他的同胞们惊骇地看着斯巴达人的将领在营地周围炫耀像波斯总督一样的裤子，人们渐渐开始怀疑这是否还是当年的那位英雄。普拉塔亚胜利之后仅仅过了10年，执法长老就控告他密谋颠覆国家。保萨尼亚斯逃到斯巴达卫城中青铜墙壁的神庙里避难，却被困在其中饿死；直到最后人们将他羸弱的尸体拖出来，以免污染圣所。那个曾经在国王餐桌前放声大笑的人变成了一个酷嗜波斯大餐的饕餮之徒，最终竟遭饿死。

复仇女神一如既往地无情而且智慧；她向人们指出盛气凌人并非只是蛮族国王的弱点，对希腊人来说也是一样。就在保萨尼亚斯悲惨死去之后的几星期，比这位摄政王更伟大的另一位英雄也走上了不归之路。地米斯托克利在萨拉米斯战役之后由于长期掌握着最高权力而遭人嫉恨，在公元前470年的时候被怨气冲天的同胞们用陶片放逐。现在他看到保萨尼亚斯的下场便逃离了希腊。当他像奥德修斯一样四处漂泊历险之后竟然到了苏撒。薛西斯的儿子，新的伟大国王欣喜若狂地逮捕了其父亲最顽固的敌人。现在“希腊最狡猾的蛇”[74]被拔去了尖牙，在新主人的面前讨好卖乖；从前让波斯人一切野心化为乌有的聪明才智如今都为波斯国王所用。地米斯托克利被派往西部前线，坐镇在米利都的内地，和所有总督一样掌管财物并指挥一支部队。在生命的最后时间中，他为萨迪斯当局提出各种建议，阻止自己的同胞蚕食帝国领土。公元前459年，地米斯托克利作为一名侍从和叛徒喘完了最后一口气。

这是令人不安的例子：希腊的拯救者本应该消灭自由的敌人。即使在流放途中，地米斯托克利在很多人看来仍然是自己城邦的典范。在公元前5世纪50年代，从蛮族人手中被解放出来的各个城市对雅典的感激之情逐渐变成了嫉妒、猜疑和惧怕。他们觉得现在被迫向卫城缴纳的费用和以前向苏撒缴纳的贡赋没什么两样。在60年代的时候，那些试图脱离联盟的城邦就遭到过雅典舰队的威胁。而在后来的10年中，即使那些不属于联盟的城市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例如在公元前457年的时候，雅典人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来收买自己的老对手埃伊纳，拆除了它的城墙，吞并了它的舰队，然后邀请他加入联盟。倒霉的埃伊纳人无法拒绝这个邀请——这件事即使在最为飞扬跋扈的东方暴君那儿也非常值得骄傲。人们试图和雅典及其帝国竞争的想法将带来不幸的命运。据说克桑提普斯从米卡勒返回途中停泊在赫勒斯滂，将薛西斯浮桥的缆绳当作战利品，然后将一名波斯俘虏活生生钉在木板上。这种酷刑，在人们心中产生越来越大的阴影，足以将整个希腊笼罩在黑暗之中。

而希腊人自己也很清楚地知道。虽然他们的城邦已经变得伟大、强盛而且富有，但他们从来没有忘记从前自己用何样的勇气才赢得了今天的地位。“希腊的堡垒、闻名遐迩的雅典、神一般人的城邦”：整个世界都笼罩在它的势力范围内，也被它的荣耀所照亮。至少字面上如此：水手们在航行过苏尼奥姆岬角的时候眺望着岸上，“闪光的城市头戴紫罗兰冠冕，在歌声中声名远播”[75]，人们看得见30英里之外有一点闪光绚烂夺目。这是阳光照射在雅典娜巨像手中磨得锃亮的长矛上的反光，这尊雕像高达35英尺，威风凛凛、美轮美奂地站在卫城山顶，守卫在山门入口处，她的目光安详地看着萨拉米斯的方向。雕像用从蛮族人那里掠夺来的战利品装饰，由联盟共同出资，菲迪亚斯主持建造，这乃是当时世界上最高大的雅典娜雕像，其青铜的材质表现出全部民主历史辉煌的过程，的确堪称自由的写照。

雅典人开始质疑，为何不建立希腊人的统一团体？公元前449年，他们终于和蛮族人达成了直接的和解，战争在开始半个世纪之后终于画上了句号，波斯国王和他最大的敌人之间的敌意也就此勾销。[76]同一年，雅典人向希腊和伊奥尼亚各城邦发出邀请，请他们派代表来到卫城举行会谈。[77]表面上的议题是讨论被蛮族人烧毁的神庙现在是否可以重新修建起来。但实际上还有更加高标的目的，邀请中提出“让每个人都来讨论该如何保证希腊的和平与繁荣。”[78]这看来似乎非常理想化，但在与波斯达成和解之后的第一个月里，这种精神已经激发雅典人进入最繁荣的时期。早在公元前479年，斯巴达的使节谴责雅典支持马尔多尼奥斯一边的时候，阿里斯提德曾经骄傲地指出：“我们都是希腊人。我们拥有相同的血缘、一样的语言、同样的神庙和同样的宗教仪式。我们过着同样方式的生活。一旦雅典背叛了自己的传统，后果不堪设想。”[79]雅典人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在阿里斯提德话语的激励之下，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城市被烧毁。他们做出牺牲的证据仍然可以从卫城山顶遍地的瓦砾焦土上看到。雅典人为何现在要向蛮族人强调自己都是希腊人呢？他们自己为何不能致力于促进世界亲善和平的时代呢？

在斯巴达的带领下，伯罗奔尼撒人对这个想法表示轻蔑。他们嘲笑说，究竟是哪个城邦带领希腊各国进入了这个黄金时代？按照雅典人在邀请信中暗示的内容，他们设想应该可以得出答案：各个城邦都派代表来到卫城，自然会将首选让给雅典。但是斯巴达人不可避免地反对直接这样做。而他们在伯罗奔尼撒的各个同盟自然也这样表示。这次会议只好无果而终。面对这次挫折，雅典不屑一顾，反而加紧强迫那些可能屈从于其意愿的国家。对波斯的战争或许已经结束，但是雅典却不愿看到由于爱琴海恢复和平，联盟就此解散。无论是有任何成员国表现出些许反抗，还是发生了公开的叛变，随之而来的惩罚都非常无情。原来作为会员费而缴纳到卫城的资金现在变成了赤裸裸的贡赋，仍然年复一年的继续收取。而“联盟”这个词也已经彻底变质，被“臣服于雅典人们的各个城邦”所代替——这样的说法至少比较准确。希腊非但没能统一起来，反而分裂成为许多个互相敌对的利益集团。每个集团都有一座城邦当作首领，其他附属城市都处在非常卑下的地位中，只有大肆宣扬镇压自由抵抗运动的胜绩才足以证明这座城市的霸权。

不光只有雅典宣布自己是希腊的救星。相应地，还有过去在普拉塔亚和温泉关结成的盟友斯巴达，但现在双方关系已经日益恶化。对于希腊其他地方来说，斯巴达仍然是英雄主义和美德的典范；即使他们最辉煌的胜利也不能掩盖300勇士虽败犹荣的记忆所带来的声名。“路人啊，请告诉在斯巴达的人们/我们为了遵守他们的命令，在这里长眠。”[80]这几行诗句，被镌刻在简朴的墓碑上。人们可以在他们最后战斗的著名地点看到这番话：这就像出自列奥尼达本人之口一样简短而有力。在所有抗击波斯国王的战斗中，温泉关成为最辉煌的一次，甚至成为神话般的传说。对比斯巴达人之冷峻，雅典人则以聪明、善辩和灵活著称，他们也对胜利大肆纪念。公元前449年底，在市民大会上提出了有象征意义的动议。这恰好在斯巴达人拒绝向雅典派出代表以同意他们重建庙宇之后几个月；雅典人不再参考其他希腊人的意见便投票决定此事。重新修建卫城山顶的决议像雷声一样传遍各地。彻底翻新整个圣地的计划立刻付诸行动。

这个计划已经筹备了很久。幕后推动者是世袭贵族的显贵，一位名叫伯里克利（Pericles）的人，此人是经验丰富的政治操纵者，他第一次崭露头角的时候便是赞助引人注目的文化项目，那就是在公元前472年的时候由埃斯库罗斯创作的有关波斯人的悲剧。伯里克利的确继承了自己无与伦比的家族对“大计划”的嗜好：他是克桑提普斯的儿子，而母系则来自阿克迈翁。这当然意味着他继承了他们家族资助兴建卫城上的各种建筑物的传统；但是从未有任何一个阿克迈翁有此时伯里克利抓住的机会这样好。蛮族人的浩劫毁掉了卫城山顶的一切；伯里克利不是要修复某个建筑，而是计划重建整座卫城。他雇用了雅典各行各业的精英，其中包括伟大的雕塑家菲迪亚斯，按照他的想法，将在这里建起“标志性建筑物和纪念碑，能够完美地表现我们城邦帝国的一切”，“未来时代中的人们会像今天的人们一样为之而感到惊讶”。[81]公元前447年，雅典开始动工修建有史以来最为奢华美丽的神庙。后世之人称之为帕特农神庙。[3]然而，虽然卫城上一切新的建筑物都出于大胆创新的设计，但是它们的基础仍然深深植根于过去的历史。例如帕特农神庙这座大胆的建筑表现了雅典人的伟大，但是它建立在一座更古老的神庙被烧毁的基础上。这座神庙原本始建于公元前5世纪80年代，目的在于纪念马拉松战役的胜利，但是未能完工。现在伯里克利希望用卫城的规划令马拉松战役得到永恒的神圣纪念。卫城山顶布满了战役的各种纪念物。无论是帕特农神庙本身的平面图还是几年胜利的战利品，抑或是描绘着雅典历史最伟大时刻战斗场面的壁缘浮雕，这一切都完美地表现了雅典人不仅是希腊的救星，而且还是希腊的学校和主妇。

在马拉松战场上倒下的人们并未就此死去。如果某个雅典人在清晨的时候离开喧嚣的卫城山顶，就能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到达战场。在星光的映照之下，他可以看见一座巨大的陵墓轮廓矗立在夜色中，存放战争死难者的骨灰，一旁竖立着10年之前刚刚修建的纪念碑，用洁白的大理石精心雕刻而成。然而人们可以知道——只能依靠听觉——这是最有效也最奇怪的纪念。据说每个晚上，在幽暗的原野上，都有奇怪的战斗声打破夜空的宁静：其中有金属撞击的铮铮声、箭镞飞动的嘶嘶声、喊杀声、脚步声和尖叫声。其他任何一处曾受到蛮族侵略的战场都无法与之相比；雅典人虽然害怕这里出没的幽灵，但或许可以在这里看到民族自豪的根源。毕竟，他们在历史长河的舞台上，担任了重要角色——雅典人曾经坚守在这里保卫希腊的自由。“他们不仅是孩子们的生身父亲，而且还是孩子们的自由之父，是每一个生活在西方大陆上的人的自由之父。”[82]一切都来自于马拉松；一切也都被马拉松所拯救。

在巨大的陵墓和鬼魂旁边，一条道路绵延在原野北方，这条路穿过空旷的山丘通向一座滨海小山坡上孤零零的神庙。这是拉姆努斯（Rhamnus），就是宙斯追逐涅墨西斯穿越整个世界最后将她带到人间的地点。正是这次强暴产生了海伦，同时产生了特洛伊战争和东西方之间仇恨的暴力诗篇。仅在此5英里以南，米底人达提斯和他所率领的大军曾经来到马拉松，“他确信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挠自己占领雅典，于是随军带来一块大理石，计划用它雕刻成战利品来纪念自己的胜利”。[83]在远征失败之后，这块大理石被遗弃在战场上；当地人将它拖到了拉姆努斯神庙。这个地点对它简直太合适了——因为神庙所建立的小山坡脚下的海洋就是奉献给涅墨西斯本人的。显然是女神的愤怒毁灭了蛮族人的侵略；因此人们计划在这里为她修建第二座神庙，同样也用来纪念马拉松战役。这块大理石可以用来雕刻女神的雕像。伟大的菲迪亚斯得到雕刻这件作品的任务。就像在卫城山顶一样，某个雅典人也希望能够在拉姆努斯看到自己的未来。那么他只要来到这块等待雕刻的大理石面前，就能容易地想象自己从这洁白、色彩古怪的纯净中看到即将产生的雕像；他可以亲自看到复仇女神的脸庞。

[1] 希墨腊战役（the Battle of Himera）的具体日期不详。吉朗的宣传着重于将这次战役描写为保卫希腊自由的战斗，而不仅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很多说法倾向于认为这次战役发起的时间和斯巴达人坚守温泉关的最后一天或者萨拉米斯海战的那一天相同。

[2] 公元前440年，他的遗骸终于被运回斯巴达重新安葬。

[3] 我们不知道在菲迪亚斯的时代这座神庙的名称。

后记

公元前431年，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发展成为公开的对抗。随后爆发了被雅典人称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冲突，这场战争持续了27年。直到公元前404年以雅典人的全面失败告终，其帝国被肢解、舰队被摧毁、民主政体被剥夺。虽然在此后的一个世纪中雅典获得了极大的恢复，但再也无法成为希腊世界中的超级大国了。

公元前371年之后，斯巴达也不再独大。就在保萨尼亚斯取得了战胜马尔多尼奥斯的辉煌之后108年，斯巴达人在普拉塔亚以南仅仅5英里地方的琉克特拉村（Leuctra）被底比斯人彻底打败。底比斯人抓住机会大举入侵拉斯第蒙，伯罗奔尼撒同盟被彻底废除，麦西尼亚获得了解放。斯巴达失去了一切希洛人，一夜之间从希腊的霸主变成了二流势力。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希腊各个城邦继续互相攻击、分崩离析。而此时在北方一个新的势力已经崛起准备成为希腊的主人。公元前338年，马其顿的国王腓力二世沿着薛西斯的脚步南下攻入了玻俄提亚。雅典和底比斯人的联军试图阻挡他的步伐，却被撕成了碎片。战死者们的坟墓上刻着如下的铭文：“我们为了给希腊以自由而在此安息，如今我们享有了永远不老的荣耀。”[1]然而墓志铭中这番豪言壮语再也不能掩饰这样的一个现实：希腊的独立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四年之后，腓力的儿子亚历山大越过赫勒斯滂进攻波斯帝国。现在轮到波斯国王威风扫地的时候了。在随后的三次大战中，波斯人都输给了侵略者。巴比伦陷落了，波斯波利斯被付之一炬。末代的万王之王竟然被活活渴死。亚历山大宣布自己继承了居鲁士的王冠，拥有了一个疆土从亚得里亚海延伸到印度河的辽阔帝国。

这是有史以来，希腊和波斯第一次处于同一帝王的统治之下。

甚至连复仇女神自己也会对此露出微笑。

大事年表

*全部纪年都为公元前*

约1250年：特洛伊战争。

约1200年：迈锡尼和斯巴达的王宫被毁。

约1200—1000年：多利安人迁入伯罗奔尼撒半岛。

约1000—800年：米底人和波斯人迁入伊朗西部。

814年：迦太基建城。

750—700年：亚述国王确立对米底人和扎格罗什山区的控制。

约750—650年：斯巴达人入侵并占领麦西尼亚。

约670年：亚述人失去了对米底人的控制。

632年：库隆成为雅典僭主的图谋失败。

612年：米底人和巴比伦人洗劫尼尼微。

608年：亚述帝国最后崩溃。

600年：阿克迈翁家族被从雅典放逐。

594年：梭伦成为雅典执政官。

586年：尼布甲尼撒洗劫耶路撒冷。

585年：阿斯提阿格斯成为米底国王。入侵吕底亚未果，双方缔结了和平协议。

566年：第一次泛雅典娜节举行。

560年：庇西特拉图成为雅典第一位僭主。阿克迈翁家族返回雅典。

559年：居鲁士成为波斯国王。

556年：那波尼德成为巴比伦国王。

555年：庇西特拉图第二次成为僭主并遭到流放。

550年：居鲁士征服米底。

546年：居鲁士征服吕底亚。斯巴达和阿戈斯之间爆发战争。帕勒涅战争：庇西特拉图第三次成为僭主，阿克迈翁家族再次遭到流放。

545—540年：居鲁士向中亚推进。

539年：居鲁士征服巴比伦城。

529年：居鲁士去世。冈比西斯成为波斯国王。

527年：庇西特拉图去世。希庇亚斯和希帕科斯共同成为雅典僭主。

525年：冈比西斯入侵并征服埃及。

522年：巴尔迪亚起兵反对冈比西斯。冈比西斯去世。大流士和6名同谋者进攻巴尔迪亚。大流士成为波斯国王并镇压巴比伦的起义。

521年：大流士镇压了帝国境内各地的起义。

520年：克勒奥墨涅斯成为斯巴达的国王。

519年：雅典为了帮助普拉塔亚而同底比斯发生战争。

514年：希帕科斯遭到谋杀。

513年：大流士入侵西徐亚。

512—511年：波斯占领色雷斯。

510年：希庇亚斯被逐出雅典。

508年：艾萨戈拉斯成为雅典执政官。克里斯提尼提议进行民主改革。

507年：克里斯提尼被从雅典放逐。克勒奥墨涅斯与艾萨戈拉斯被围困在卫城。克里斯提尼返回雅典继续推行改革。雅典使节向阿尔塔费尼斯进献土和水作为礼物。

506年：克勒奥墨涅斯入侵阿提卡失败。雅典获得了对底比斯和卡尔基斯的战争胜利。

499年：波斯侵袭纳克索斯的战争失败。阿里斯塔戈拉斯带领伊奥尼亚人起义并访问希腊寻求帮助。

498年：伊奥尼亚人在雅典人和埃雷特里亚人的帮助下焚毁了萨迪斯。

497年：阿里斯塔戈拉斯去世。

494年：伊奥尼亚人在拉德战役中失败。阿戈斯在西皮厄战役中被克勒奥墨涅斯打败。米利都遭到洗劫。

493年：地米斯托克利成为雅典执政官。米太亚德从克索涅索斯逃回雅典。

492年：米太亚德遭到审判并被判无罪。马尔多尼奥斯征服马其顿。

491年：大流士派使节到希腊各地索取土和水作为礼物；其中前往雅典和斯巴达的使节被处死。

490年：达提斯和阿尔塔费尼斯率军跨越爱琴海。埃雷特里亚被攻陷。马拉松战役。

487年：雅典举行第一次陶片放逐。

486年：埃及爆发起义。大流士去世。薛西斯成为波斯国王。

485年：吉朗成为叙拉古第一位僭主。

484年：克桑提普斯遭到陶片放逐。巴比伦爆发起义。

483年：劳里乌姆矿场发现富银矿。

482年：阿里斯提德遭到陶片放逐。雅典人投票决定建造200艘战船的舰队。

481年：薛西斯到达萨迪斯。希腊城邦在斯巴达举行会议决定抵抗波斯入侵。希腊人派使节拜访吉朗，派间谍到萨迪斯。

480年：使节从吉朗处空手返回。薛西斯跨过赫勒斯滂。雅典人投票决定撤离城邦。温泉关战役和阿特弥西乌姆战役。希墨腊战役。雅典被占领并被烧毁。萨拉米斯战役。薛西斯撤回萨迪斯。马尔多尼奥斯继续留在色萨利。

479年：雅典第二次被占领。普拉塔亚战役和米卡勒战役。巴比伦发生叛乱。薛西斯离开萨迪斯。

472年：埃斯库罗斯上演戏剧《波斯人》。

470年：地米斯托克利遭到陶片放逐。

469年：保萨尼亚斯去世。地米斯托克利逃往苏撒。

466年：欧律墨敦战役。

460年：雅典派出远征军入侵塞浦路斯和埃及。

459年：地米斯托克利去世。

457年：埃伊纳被迫加入提洛同盟。

454年：雅典入侵埃及的远征军被消灭。提洛同盟的金库被从提洛岛转移到卫城。

449年：雅典和波斯之间签订了和平协议。伯罗奔尼撒人拒绝雅典人举办泛希腊大会的提议。雅典人投票重建卫城山顶被烧毁的神庙。

447年：修建帕特农神庙的工程开始。

注释

如果没有特别注明，作者的引文来自于以下文献：艾利安的《杂录》（Miscellany）、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The Persians）、阿里斯提德的《阿里斯提德讲演录》（Aelius Aristides Orationes）,（W·丁多夫编辑，莱比锡，1829年）、阿特纳奥斯的《智者饮宴》(The Learned Banquet)、西塞罗的《论神性》(On Divination)、克忒西阿斯的“残篇”、狄奥多鲁斯·西库鲁斯的《历史集成》(The Library of History)、狄奥格涅斯·拉提乌斯的《哲学名家生平和学说集》(The Lives and Doctrin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希罗多德的《历史》(Histories)、保萨尼亚斯的《希腊志》(Description of Greece)、波利亚努斯的《战略学》(Stratagems)、昆图斯·库尔提乌斯的《亚历山大史》(The History of Alexander)、斯特拉波的《地理学》(The Geography)、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序言

1.出自本·拉登《反对美军占领两处圣地的宣言》，引自伯克，163页。

2.吉本，卷3，1095页。

3.希罗多德，1.4。

4.希罗多德，1.5，原文为“波斯人和腓尼基人”。

5.很久以来人们一直嘲笑希罗多德是一位幻想家：他不是历史之父，而是谎言之父。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学界对他记述的准确性进行了根本的重新评价：考古发现一次次地证实了他所说的话的可靠性。斯蒂法妮·达利在《希罗多德为何不提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一文中以及德罗和帕克（编者）在《希罗多德和他的世界》一书中都曾有简要而精确的评价。但是相反的观点并未被完全驳倒，希罗多德的确虚构了很多故事，参见费林。

6.希罗多德，1.1。

7. J·S·穆勒，283页。

8.黑格尔，《历史哲学》，2.2.3。

9.希罗多德，7.228。

10.蒙田，《论食人者》，《随笔集》，238页。

11.拜伦，《希腊的岛屿》，1.7。

12.戈尔丁，《热门》，见书《热门》，20页。我在敏感的12岁时读到了这篇文章，这让我第一次对波斯战火的故事产生了热情。

13.引自大卫，208页。

14.埃斯库罗斯，104—105页。

15.寇松，卷二，195—196页。

16.《君上访问印度历史纪实，1911年》（伦敦，1914年），176—177页。

17.格林，23页。

18.默多克，171页。

19.斯塔尔（1977年），258页。

20.埃伦伯格，389页。

21.由于作者是法国人弗朗索瓦·奥利耶，为了更精确起见附其原标题Le Mirage Spartiate。

22.普鲁塔克，见其早期不太典型的批评文章《论希罗多德的恶意》。

23.戴维森（2003年）。

1 呼罗珊大道

1.亚述纳西拔文献，卷1.53，巴奇和金英译，272页。这一段文字提到了亚述纳西拔在亚述北部山区的各个战役。

2.引自库特（1995），518页。

3.尽管难以取得充分的证据，但现在人们已经公认雅利安人从东方来到扎格罗什山区。有少数人认为米底人和波斯人从北方越过高加索山脉进入扎格罗什山区。

4.选自沙尔默尼泽尔三世作战纪录（公元前843年）；见赫茨菲尔德，24页。

5.米底国家在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之间的准确地理范围现在还不清楚。根据莱文（《伊朗》12，118页）的观点，它几乎是“一条紧紧限制在呼罗珊大道两旁的狭长地带”。

6.《那鸿书》，3.3。

7.关于米底帝国这部分说明不可避免地主要依据于希罗多德的陈述，他在这些事件发生后一百多年的时候将其记载下来。他记述的主要部分与同时代巴比伦人的记载可以互相印证，在后者的记录中提到了基亚克萨雷斯（克亚克萨里，Umakishtar）与阿斯提阿格斯（Ishtuwigu），但是没有更为清晰的记载。对主要米底人居住地进行的考古发掘表明，在推翻亚述帝国之后他们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突然的下降——以前认为这个时期米底人正处在繁荣之中。在书面记载和物证之间存在的明显背离令某些学者（最著名的就是桑奇斯-维尔登堡在《阿黑门尼德历史》\[下略作《阿史》\]第三卷，197—212页，以及《阿史》第八卷，39—55页）怀疑是否曾经存在过米底人的帝国。当然，在大帝国废墟上建立的较小帝国相对而言都比较贫穷——欧洲黑暗时代的历史明显就与此非常相似。同样，如果我们接受大多数学者的看法——希罗多德的基本事实陈述是真实的话，米底的历史细节仍然是非常模糊的。

8.对这两次扩张的说明主要分别依据色诺芬和克忒西阿斯的著作。虽然两位历史学家并不以其记载精确著称，但也没有理由怀疑他们对这些事件的记述。实际上，亚里士多德著作（《政治学》，1311b40）中记载了有关的传说：阿斯提阿格斯个性软弱而任性，但这完全同其他资料的说法相违背，没有任何证据说明他统治的时间长短：在近东地区，软弱的国王很少能长期在位。

9.埃克巴坦那建立的准确时间不很清楚，但是在亚述材料中没有相关的记载。这证明希罗多德所说的这座城市是为了表现米底王权而新建的说法。

10.参见希罗多德，1.98。

11.狄奥格涅斯·拉提乌斯，1.6。

12.最近的学者基本对这一点持否定看法。

13.波斯对安息的统治在公元前650年之后迅速建立起来。安息本族的最后君主也就在这一时期，第一位声称拥有这个头衔的波斯人恰在一代人之后。安息本身也是建立在另一个更为古老的埃兰王国废墟基础之上的。

14.有关居鲁士成长的传说主要依据希罗多德的记载，他说自己从波斯人那里获得这些消息（1.95）；大马士革的尼柯拉欧斯和查士丁根据克忒西阿斯的说法记载了不同的版本。很可能这个民间传说故事中的主要情节来自于近东：这跟阿卡德的国王萨尔贡成长的过程非常相似，这位国王是生活在公元前三千纪时候历史上第一位“万王之王”（参见原书42—43页）。只有关于居鲁士是阿斯提阿格斯的外孙这一传说可以找到历史依据：色诺芬和昆图斯·库尔提乌斯以及希罗多德都坚信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巴比伦的有关材料中找到记载，阿斯提阿格斯确实按照习惯将自己的女儿们分别嫁给了邻国的各个王子。与此相反的观点可以参见桑奇斯—维尔登堡，《阿史》第八卷，52—53页。

15.选自所谓的“那波尼德之梦”（博利厄，108页）。根据另外一则同时代的材料《那波尼德编年史》可知，是阿斯提阿格斯——而并非如希罗多德所记载的那样是居鲁士——最先发动了战争。

16.大流士，波斯波利斯铭文（DPd2）。

17.希罗多德，1.129。

18.《那波尼德编年史》，Ⅱ.17。这一篇文章几乎完全适用于吕底亚；但是由于铭文遭到破坏没办法明晰地辨认出来。

19.昆图斯·库尔提乌斯，9.35。

20.大流士，波斯波利斯铭文（DPg）。

21.希罗多德，1.164。

22.色诺芬尼，残篇22。

23.我们几乎完全忽视了居鲁士在东方的征战活动详情。但是毫无疑问，这些伊朗东北部土地辽阔的省份确实处在波斯人的控制之下，但是对这些领土被征服的确切时间仍然有待研究。我们已知居鲁士公元前539年的时候在巴比伦，但在这个日期以前8年中和此后的9年中的记录现在已不存在了。这表明——虽然历史学家也曾经探讨过——居鲁士更可能在较早的时间里而不是较晚的时间里征服这片土地。这显然表现出更好的战略感觉——而居鲁士本人恰好是战略大家。此外，居鲁士去世之时东部省份表面上已经被成功同化于波斯帝国，这更说明他在追求的是长期而非短暂的安定。最后，虽然希罗多德对于东方的很多了解都模棱两可，但是他的证据直接表明“正当哈尔珀格斯为亚洲下方（西方）的问题焦头烂额的时候，居鲁士正在帝国的北方和东方无一例外地将每个民族征服”（1.117）。伯罗瑟斯是一位生活在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之后不久的巴比伦学者，他更可能接触对希腊人来说不熟悉的人物，也支持这一断言。

24.《密特拉赞美诗》，14—15。

25.《密特拉赞美诗》，13。

26.部分学者暂时认为这就是伏尔加河。

27.波斯语写作“Kurushkath”。药杀水就是今天流经哈萨克斯坦的锡尔河。

28.居鲁士圆柱，11。

29.关于居鲁士之死的这段记载来自于希罗多德的记载（1.204—214），这似乎是今存各种不同版本中最合理的一种。例如根据色诺芬的记载，居鲁士甚至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回到波斯后死在自己的床上：这种说法对波斯历史来说显然是非常矛盾的。西塞罗记载居鲁士去世的时候年届70（《论神性》，1.23），此则记载的准确性无法肯定。这三个版本在年龄问题上存在大约十年的疑点。

30.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1.4—5。

31. Khvaetvadatha，即同族婚姻制的施行，被琐罗亚斯德赞同认为是一项积极的宗教责任，冈比西斯乱伦的血亲婚姻很可能反映出这位预言家教导的影响。琐罗亚斯德教徒一定会思考大多数事项。苏格拉底的同事，哲学家安提斯泰尼宣称波斯男人习惯于“同自己的母亲、女儿和姐妹们通奸”——可能这也是对此真实传统的讹传。

32.某些材料表明与这种解读相矛盾。根据克忒西阿斯的记载，巴尔迪亚曾两度被其兄长召集入宫，而他只在第三次才很不情愿地进宫。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他曾经一度同冈比西斯前往埃及，但很快被贬回波斯。这两则传闻都不太可信。考虑到后来发生的事件，当冈比西斯远征埃及的时候，巴尔迪亚一定留在帝国的东部，即便不是一直如此，但他的地位一定是作为其兄长的代理人；从政治角度来说很难有别的安排。显然冈比西斯认为自己有充分的理由信任巴尔迪亚，而至少在四年的时间里没有因此感到失望。

33.这个故事出自波利亚努斯的第七本书《战略学》，此书成于公元2世纪——或有人疑为更晚的时间。

34.这是安提拉城。参见希罗多德，2.98。

35.希罗多德，3.89。

36.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正是因为他能够拉动无人能开的强弓，致使自己被从埃及贬回。

37.希罗多德，3.20。埃及人和波斯人将埃塞俄比亚称为努比亚。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冈比西斯入侵埃塞俄比亚遭到彻底的失败，但是这再次反映出他对埃及资源的依赖。波斯的记载清楚表明至少努比亚北部地区被纳入帝国疆域。

38.特别是在巴比伦。

39.准确的时间并不清楚。但是这显然是重大的失误，因为冈比西斯很可能在巴尔迪亚称王之前就已经死去，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存在所谓的篡位之说。后世的材料虽然暗示这个问题，但是它们同样可能大打折扣。将冈比西斯看作某个政变图谋的牺牲者的传说十分有力，持有兄终弟继观点之人难以有力说明冈比西斯死后为何出现了席卷整个波斯大地的混乱局面。支持本观点的证据还包括最后一份属于冈比西斯在位期间的文件签署于4月18日，而最早提到“国王巴尔迪亚”的文件日期则为这个月的14日。虽然这不能彻底证明发生过政变，但至少可以表明有很大的可能。

40.没有其他材料明白表示巴尔迪亚在夏天的几个月中停留在埃克巴坦那，但是由于这里是波斯国王最喜爱的避暑地点，而我们又知道这位国王9月的时候的确在米底，因此这样假设非常合理。

41.大流士，贝希斯敦铭文（DB14）。

42.埃斯库罗斯，1.774。

43.另外还有一则次要的佐证，虽然不太明显，但是对大流士不利。在谈到公元前522年夏天发生的这些事件时，大流士用很奇怪的委婉口吻说“从今以后，冈比西斯由于自己的死亡而死去了。”（DB11）。正如巴尔塞曾指出：“很可能冈比西斯并非简单地死去了，但是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其死亡让贝希斯敦铭文的制作者强调他‘由于自己的死亡而死’，但或许并不是这样。因此，铭文的制作者为我们留下了一些线索，也许发生了特殊的事件导致冈比西斯的死亡。”（《希罗多德和贝希斯敦》，98页。）

44.有关外国商人和银行家在伊朗的积极活动，参见扎多克。

45.斯特拉波，11.13.7。

46.关于巴尔迪亚被刺杀的这段陈述是由大流士自己以及其他不同希腊作者陈述的异文合并。尽管希罗多德弄错了刺杀行动的地点，但是他对这个事件的记载仍然非常准确。历史学家们长期以来都在怀疑材料的准确性，其中包括7名密谋者之一梅加拜扎斯的曾孙小佐皮罗斯。公元前440年，佐皮罗斯被流放到雅典，并在这里遇见了希罗多德，向他陈述了这次政变的整个过程。而有关巴尔迪亚同情妇在一起，并用椅子自卫的情节来自于克忒西阿斯（14—15）——这明显带有小道消息的特点。有关大流士的兄弟杀死巴尔迪亚的说法则来自于埃斯库罗斯（776），这似乎更为可信，因为阿尔塔费尼斯随后成为雅典事件的主导者，他的个人生平一定是广为人知的。当然大多数历史学家假设阿尔塔费尼斯是“Intaphernes”的错误拼写——这是希罗多德列出的7名密谋者之一，这一说法似乎不足信，因为希罗多德的同时代人伊奥尼亚的人种学家勒斯玻斯的赫拉尼科斯同样也指出阿尔塔费尼斯就是刺杀巴尔迪亚的人。刺杀发生的地点西基阿沃提什一直无法准确确定，但是似乎在今天哈尔辛附近呼罗珊大道的南方。

47. DB11。

48. DB55。

49.希罗多德，1.136。

50.《密特拉赞美诗》，2。

51.希罗多德，3.84。

52.《亚斯那》，43.4。

53. Amesha通常被译作“不死”，但是Spenta是更难以翻译的一个词：其含义包括“强大”、“神圣”、“大能”、“仁慈”、“慷慨”。参见博伊斯（1975）,1.196—197。

54.《亚斯那》，30.2。

55.对波斯人的观点我们需要依靠希腊人的证据：

琐罗亚斯德的生活年代被吕底亚的赞瑟斯（公元前五世纪）考据在薛西斯之前6 000年的时候，这个数字恰好反映了琐罗亚斯德教观念中关于世界轮回的周期。第一个将他考据在阿斯提阿格斯统治年代的希腊人是公元前4世纪的阿里斯托克塞努斯，他还认为这位预言家是毕达哥拉斯的老师。这两种说法都不足信，但实际上他们能够共同表明琐罗亚斯德生平在很大程度上既是秘密又是神话。这疑惑至今仍然困扰着当代学者们。当下观点认为最古老的琐罗亚斯德教文献将琐罗亚斯德生活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000年左右，但是在此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有些人（以博伊斯为代表）将他的年代定在公元前1700—1500年间；另外一些人（以格诺利为代表）将他的年代定在公元前七世纪末；尽管格诺利自己后悔地承认（5页），讨论琐罗亚斯德的生活年代是伊朗学专家“学者打发时间的最爱”。

56.虽然位于今天德黑兰附近的米底城市鞬是这位先知的出生地。

57.这段关于“火坛”的描述来自博伊斯（《琐罗亚斯德教》，卷2，52页），这用来考证位于帕萨加第的三座建筑物。

58.克莱门，30—31页。

59. DB63。

60.古波斯语写作Bagastaana。

2 巴比伦

1.《埃努玛—埃利什》史诗，6.5—6。

2.《耶利米书》，28.14。

3.《耶利米书》，5.16—17。

4.引自莱克，96页。

5.那波尼德铭文15。

6.居鲁士圆柱。

7.乔治，41页。

8.希罗多德，1.191。

9.《舒鲁帕克教令集》，204—206。

10.大流士，纳卡什—伊—鲁斯塔姆铭文（Dna2）。

11.居鲁士圆柱。

12.《哈该书》，2.6。

13. DB25（巴比伦）。

14. DB1。

15. DB4。

16.拜伦，43页。

17. DB70。

18. DB72。

19. DB73。

20.这个头衔的起源不很清楚。乌拉尔图包括今天亚美尼亚在内，其国王曾经用这个称号，但它如何能吸引波斯统治者至今还是谜团。亚述的历代国王偶尔会用这个称号，但非常少见；巴比伦的历代国王则根本未曾使用过这个称号。

21.大流士，波斯波利斯铭文（DPf）。

22.希罗多德，3.89。

23.大流士，苏撒铭文（DSf3e）。

24.大流士，3h-i。

25.大流士，3f。

26.大流士，波斯波利斯铭文（Dpg2）。

27.这是合理的假设。我们被告知：“波斯诸王从尼罗河与多瑙河中取水，并将其存放在自己的宝库之中，作为一种象征其伟大和帝国之辽阔的证据”（普鲁塔克，《亚历山大》，36.4）。这个河流名单显然反映出作为历史学家的希腊人看法：因为如果不将印度河包括在内是不合时宜的。

3 斯巴达

1.希罗多德，1.153。

2.希罗多德，1.4。

3.《伊利亚特》，3.171。

4.西塞罗，《论责任》2.22.77。汉斯·范韦斯在其文章《提尔泰奥斯的好政府》中做出结论表明这一谚语产生年代非常早。参见霍金森和鲍威尔，1—41。

5.希罗多德，1.65。

6.甫西里第斯，残篇4。这段话已经提到了尼尼微的陷落，很可能反映了公元前五世纪四十年代对波斯势力增长的恐惧。

7.多利安人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古代历史学家详细检录各种证据片断之后认为他们是生活在“黑暗时代”的一个最难以捉摸的民族。如同米底人和波斯人迁徙的过程一样，多利安人入侵的细节也难以复原。有少数历史学家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传说。

8.柏拉图，《大西庇阿斯篇》285d。

9.提尔泰奥斯，5.2—3。

10.提尔泰奥斯，5.4。

11.提尔泰奥斯，5.10。

12.普鲁塔克，吕库古，2。

13.希罗多德，1.65。

14.普鲁塔克，吕库古，29。

15.修昔底德，1.6。

16.提尔泰奥斯，7.31—32。

17.普鲁塔克，吕库古，29。

18.其中最好的探讨参见霍金森，76页。

19.例如埃佛罗斯，引自斯特拉波（8.5.4）。还有另外一种语源学说法更为可信，这一理论认为“希洛人”等同于“俘虏”这个词。

20.提尔泰奥斯，6.1。

21.希罗多德，1.66。

22.色诺芬，《阿格西劳王》，2.7。

23.有关斯巴达人猩红大氅的最早记载出现在公元前411年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吕西司特拉达》中，无从了解他们从何时开始如此穿戴。然而这最大的可能是作为公元前6世纪中期斯巴达军事标准化过程中的一项措施。更复杂的含混点在于希腊语中用来描述大氅的词同样可以用来指称斯巴达人穿着的无袖短上衣，不一定仅指他们的大氅是猩红的。

24.利西厄斯，《保卫曼提透斯》，16.17。

25.修昔底德，1.10。

26.《伊利亚特》，21.470。她位于欧罗塔斯河的神庙原本是奉献给一位名叫俄尔忒阿的不详女神。斯巴达人在这里将阿尔忒弥斯尊称为阿尔忒弥斯·俄尔忒阿，此习俗大约起源于公元前5世纪，尽管这个名字到了罗马统治时期就不继续使用了。

27.这些面具年代不早于公元前7世纪，主要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

28.品达，转引自普鲁塔克，吕库古，21。

29.根据柏拉图的记载，只有老年人有权指摘国家政策。参见《法律篇》634d-e。

30.品达，转引自普鲁塔克，吕库古，21。

31.色诺芬，《斯巴达政制》，10.3。

32.普鲁塔克，吕库古，16。

33.伊彼科斯，残篇，58。

34.普鲁塔克，吕库古，14。

35.希罗多德，6.61。

36.这个国王是卡里拉奥斯，但是人们认为他生活在吕库古之前800年的时代中，这种说法显然是伪托。这则言论由普鲁塔克记载整理在《斯巴达人言论集》中。

37.普鲁塔克，吕库古，16。

38.必须公平地指出，这两则信息都选自较晚的材料，分别见艾利安和阿特纳奥斯（两人都生活在公元2世纪）。

39.这一习俗准确的根源并不明确——有些学者将其年代限制在公元前五世纪。

40.色诺芬，《斯巴达政制》，2.9。

41.材料中有一点比较含混。据说斯巴达人都秘密结婚。但假如新娘需要剃掉头发，这样她如何保密，这完全不清楚。在斯巴达只有已婚女人在公共场所才需要蒙面。

42.克里提亚斯，88B37D-K。

43.希罗多德，7.105。

44.提尔泰奥斯，残篇2。

45.《荷马赞美诗集》，3.214—215。

46.此事发生的准确年代并不清楚。许多传说认为皮提亚原本是青年女孩，但是古典时代的所有作者都想当然地认为此人是老妇人。我们有关古代希腊历史的认识如此充满分歧，而这个人物很可能也同样。

47.《荷马赞美诗集》，3.538。

48.这就是所谓的“神圣战争”，据传年代在公元前595—591年之间。在有关材料中发现某些奇怪细节让部分历史学家认为整个事件可能都是神话。

49.保萨尼亚斯，10.5。

50.保萨尼亚斯，10.4。

51.赫拉克利特，转引自普鲁塔克，《为何皮提亚不再用韵文做预言了？》，404E。

52.《奥德赛》，17.323—324。

53.普鲁塔克，《阿吉斯》，11。

54.修昔底德，1.70。

55.这个日期是大约的。克勒奥墨涅斯在公元前519年的时候可能已经称王。

56.希罗多德，5.42。

4 雅典

1.选自伯里克利著名的葬礼演说（修昔底德，2.36）。这种情感来自于雅典人公元前5世纪中期黄金时代的自信，雅典人认为自己是原住民的信念似乎来自久远的古代，虽然遥远但至少可以上溯到荷马生活的年代。

2.选自阿卡奈石碑，这是一份雅典青年义务接受城邦为期两年军事训练之前的誓言。这一程序的形式特点产生于公元前4世纪，但是誓言的用词是传统的，至少可以追溯到波斯战争的年代。

3.雅典最早的英雄准确的名字是什么仍然是雅典上古史中让人困扰的问题。5世纪末的雅典人称他为厄里克托尼乌斯，并将厄瑞克透斯看作其孙子。尽管二者非常相似，实际上厄瑞克透斯是更为古老的名字，这强烈的表明爷爷和孙子实际上是同一个人。更进一层的混淆来自于有关一位雅典国王刻克罗普的事实，有时候他被看作厄瑞克透斯的儿子，同样也是生于土地之中，长着蛇形尾巴。厄瑞克透斯本人很久以来一直被看作神在卫城之中受到奉祀。他的传说进一步证明了雅典人有关自己是原住民的信念来自古老的时代。正如夏皮罗（102页）曾经指出：“总体上说，有关阿提卡传说中国王的神话起源都非常早。”

4.《伊利亚特》2.549—551。

5.希罗多德，7.161。

6.阿提卡何时统一，市民村社何时团结组成统一的雅典并成为雅典人，这些问题从未得到准确地回答。正统观点认为这一过程的完成不晚于公元前七世纪，尽管格雷戈·安德森曾在引起巨大争议的著作中认为这过程直到公元前500年左右才作为有利于民主制建立的改革部分完成。

7.公元前7世纪雅典例外的复古特点主要可以从考古学证明。主要参见莫里斯（1987）。

8.萨福，58.25。

9.萨福，1—13。

10.阿尔卡欧斯，360。此诗人来自于爱琴海的勒斯玻斯，他引用了斯巴达的阿里斯托得摩斯。

11.这是最为公认的日期。参见R.华莱士。某些历史学家根据梭伦改革的时间认为他被任命为执政官的时间要较晚。

12.梭伦，3。

13.梭伦，36。撤销界碑不一定直接表示废除债务，而很可能意味着分配农产品体系的改革，从此佃户向地主缴纳收获的六分之一。

14.梭伦，5。

15.梭伦，4。

16.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4a16—17。

17.《伊利亚特》，6.208。

18.品达，《第五首科林斯颂诗》，12—13。本诗写作于公元前478年，这个时候贵族还可以用描写奥林匹亚众神的词汇来描绘，但是只能用严格的告诫内容来写作。品达描绘一位在科林斯运动会上光荣的胜利者的另一首诗提出了直白的告诫：“不要试图成为宙斯。”

19.普鲁塔克，《桌边谈》，2.5.2。

20.尽管如此，根据修昔底德（1.126）未经过证实的证据表明，库隆及其兄弟试图逃跑。

21.关于日期参见罗德（1981），84页。

22.无论如何这只不过是一个传说。这段历史只是一段琐碎的小事。

23.希罗多德，6.125。

24.无论谁开创了泛雅典娜节以及开往卫城顶峰的游行大队，肯定也负责了梯道的修建工程。虽然有人假设他人促成此事（参见夏皮罗，20—21页），但是考虑到吕库古负责对雅典娜雕像的崇拜仪式，即便他在公元前6世纪60年代并不拥有绝对的政治优势，仍然是最为可能的人选。

25.对雅典娜雕像的这一描写来自于保萨尼亚斯（1.26.7），他暗示这座神圣的雕像乃是从天而降的。然而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德摩斯提尼的演讲（《驳安德罗提翁》，13）则描述这座雕像是用橄榄木制作的。真实情况已经不可考。

26.争论的问题在于所谓的“蓝胡子庙”——这个名字来自于在其三角楣碎片中发现的一件雕像——究竟是为了代替公元前七世纪的雅典娜·波利阿斯神庙还是为了与之竞争。如果是前一种原因，那么很可能是由布塔德家族负责修建的；如果是后一种原因，则很可能是由阿克迈翁家族修建的。学术界的观点此前曾经比较倾向于前者，但是最近已经逐渐转变为倾向后者。有关考古证据可参见丁斯莫尔，有关阿克迈翁家族扮演的角色可参见格雷戈·安德森（70—71页）。

27.根据“何人受益”的原则，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对保留下来的混乱轶事最好的解释。

28.基本准确。这段墓志铭来自于“阿纳维索斯青年像”，这是为一位名叫克罗索斯的青年人树立的纪念雕像，这雕像通常被认为是一位在帕勒涅战争中阵亡的阿克迈翁族人。

29.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15.5。

30.梭伦，36。

31.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16.2。

32.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16.5。

33.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16.7。

34.准确的日期不清楚。但是阿克迈翁家族伪称自己从未与僭主妥协，一直被严格流放在外，这让他们后来获益匪浅。直到1938年，发现了一份公元前五世纪晚期之后执政官名单，才揭开了这个秘密。

35.普鲁塔克，《梭伦》，29。据说他曾经评论过古代传说中悲剧创始人忒斯皮斯的作品。由于梭伦在公元前560年左右逝世，而据说忒斯皮斯的第一部悲剧作品在公元前535年才创做出来，这个传说显然非常不可信。

36.希罗多德，5.93。

37.修昔底德，6.54。

38.修昔底德，6.57。

39.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19.3。

40.希罗多德，5.63。

41.希罗多德。

42.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0.1。

43.我们明白地得知克里斯提尼向市民大会做出了建议，但这几乎完全是假设。

44.克里斯提尼是否使用过“demokratia”这个词仍然有很大的争议。一般的看法认为他没有用过，这个词直到三十多年之后，公元前5世纪70年代才被创造出来。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质疑没有太大意义：后代的雅典人肯定地将克里斯提尼建立起来的政府形式看作民主政体，大多数现代历史学家也几乎持同样观点。本书中我对此的看法是克里斯提尼之后的雅典总体上属于民主制。古典学者探讨认为这个日期并无错误，其理由可以参见汉森（1986）。

45.希罗多德，5.66。

46.阿里斯托芬，《吕西司特拉达》，279。

47.无论如何，这就是希罗多德的文章（5.78）所指的内容，他认为突然崛起的民主雅典实际上受益于isegoria（在公民大会上发言权利平等）——这个词的字面意义等于阿戈拉，指希腊城邦中集会的场所，而且包含特殊的补充含义：每个公民都有权利在这里向大众发言。有的学者认为isegoria是由后来的改革者介绍到雅典的。

48.柏拉图，《普罗塔哥拉》，9.82。

49.希罗多德，5.74。

50.希腊语写作Eteoboutadai。

51.希罗多德，5.78。

52.希罗多德，5.77。

53.对早期阿戈拉的最佳评价参见罗伯逊。

54.希罗多德，5.73。

5 火烧波斯王的胡子

1.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8.2.11—12。

2.大流士，纳卡什-伊-鲁斯塔姆铭文，（DNb8a）。

3.在某种意义上说，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点。参见杜辛贝里，142页。

4.《以赛亚书》，45.1。“基督”（christos）是希腊译文。

5.《以赛亚书》，45.2—3。

6.色诺芬尼，3d。

7.赫拉克利特，转引自狄奥格涅斯·拉提乌斯，9.6。

8.狄奥格涅斯·拉提乌斯，1.21。也有人认为这一说法来自苏格拉底。

9.希波那克斯，92。

10.日期不完全准确。

11.希罗多德，4.137。

12.希罗多德，5.28。

13.对这一点的说明，希罗多德，5.36，参见瓦林加（1984）。

14.希罗多德，5.49。

15.希罗多德，5.51。

16.希罗多德，5.97。

17.希罗多德。

18.艾里安，2.12。

19.普鲁塔克，《地米斯托克利》，22。普鲁塔克没有另外描绘地米斯托克利，但是他断言和这位伟人的非常肖似的胸像可以通过在罗马帝国时期仍有流传的复制品看到，这个说法令一件恰好在罗马港口奥斯蒂亚发现的存世作品显得尤为引人。一般来说人们认为这件作品产生于公元2世纪，虽然不是所有学者都持相同意见，但是大多数人认为此物所复制的雕塑原件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80年至450年之间，因此几乎可以认为比较写实。

20.修昔底德，1.138。

21.希罗多德，6.11。

22.准确时间不详。

23.希罗多德，6.76。

24.希罗多德，6.21。

25.希罗多德，6.104。

26.希罗多德，5.105。

27.斯特拉波，15.3.18。

28.希罗多德，5.35。

29.希罗多德，6.1。

30.希罗多德，6.42。

31.《亚斯那》，30.6。

32.《亚斯那》，32.3。

33.希罗多德，7.133。

34.希罗多德，6.61。

35.希罗多德，6.95。这次远征出动了600艘三段桡船，但是希罗多德没有告诉我们派出军队的数量。马拉松战役中被杀死的波斯士兵有6400人，大部分来自中军。由于中军一般占总数的1/3，又因为并非所有远征军都被派上战场，因此推算这支部队可靠的总人数可能在2.5万左右。

36.希罗多德，6.94。

37.希罗多德，6.97。

38.这些时间分别来自于各种零散的线索。关键问题在于马拉松战役究竟是在8月还是9月进行的——没有任何材料特别指明这一点。经过权衡，大量可能性彻底倾向于8月：假如按照某些学者的看法，战争打响在9月，那么达提斯渡过爱琴海的时间实在长得令人难以想象。

39.保萨尼亚斯，7.10.1。

40.普鲁塔克，《斯巴达人言论集》。这则格言出自德马拉托斯。

41.亚里士多德，《修辞学》，3.10。

42.希罗多德，6.106。

43.传说菲利皮德斯从斯巴达急忙赶回雅典的内容记录于公元2世纪的散文作家卢西安《论问候中的错误》（3）。一般来说他是一名理性主义者，他对有关马拉松战役的各种说法中牵强附会的地方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例如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嘲笑了有关潘神参与这次战争的看法。这说明菲利皮德斯返回雅典的说法被古人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虽然拉曾比曾经对此提出质疑（1993，52页），也难以指出其中的原因。斯巴达人的计划对于雅典人来说至关重要（当然对波斯人来说也同样如此），所以菲利皮德斯不太可能有心情在斯巴达享受卡尔涅亚节日的快乐。显然跑回雅典的旅程对于这个已经筋疲力尽的人来说毫无疑问是万分艰难的——因此这可能促使他产生疯狂的幻觉，认为自己在回程中看到了潘神，而非在路上的真实境遇。

44.这句话非常有名，以至于后来成为希腊人的谚语。在拜占庭题为《苏达》的百科全书中反复引用这句话，并注明这句话的出处来自于马拉松战役。虽然《苏达》编辑成书于公元10世纪，距离马拉松战役已有1500年之久，但事实上它所转录的这句谚语明显非常古老而且广为人知，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承认它的准确性（虽然并非所有人都这样认为：例如参见施林普顿）。进一步的证据——除非认为是某种省略——希罗多德对这次著名战役的记载没有提到任何有关骑兵的内容。显然，即便达提斯留下一部分骑手，但也不足以对结局产生何种影响。

45.在另一种理论中，骑兵被派出征收粮草，或者被淹死在水中，都不足信。但为何在这样的战役中全部骑兵都在半夜的时候被转移走呢？

46.希罗多德，6.112。

47.没有直接材料说明地米斯托克利是十将军中的一员，但是在普鲁塔克记载阿里斯提德生平的文章中（5）强烈的暗示了这一点，这一段文字描写两人在马拉松战场上作战的地位相当——而阿里斯提德明确地是本部落的将军。因为地米斯托克利是当时的执政官，他强烈支持反波斯政策，很难想象出他的部落能投票选举别人取代他。

48.阿里斯提德，3.556。

49.普鲁塔克，阿里斯提德，18。这一段引用了后来斯巴达方阵在普拉塔亚战役中的铭文。

50.保萨尼亚斯，1.32.6。

51.希罗多德指出有人用盾牌，但是因为希腊人使用的盾牌是曲面的，而反射阳光需要平面，因此似乎不可信。信号从潘泰利孔山传出的说法也是一种根据当地实际地形的假设。

52.希罗多德，6.116。

53.希罗多德，6.109。

54.希罗多德，8.105。

55.保萨尼亚斯，1.29.4。

6 黑云压城

1.选自柏拉图讽刺短诗《论埃雷特里亚人在波斯的流放》。

2.德马拉托斯从斯巴达逃亡出去的具体时间不详。最可能在公元前490年9月到次年9月之间，当然也可能在稍晚的时间里。

3.希罗多德，1.136。

4.柏拉图，《亚西比德篇》，121d。希罗多德（1.136）和斯特拉波（15.3.18）认为波斯男孩从5岁开始接受全日制教育；柏拉图则在上文所引用的段落后认为这种教育从7岁开始。

5.克忒西阿斯，54。

6.虽然希罗多德（7.2—5）认为薛西斯在大流士准备出征埃及之前没有被立为储君，但是在比他时代更早的一件壁缘浮雕上（至少不晚于公元前490年），薛西斯被描绘为站立在大流士身后头戴王冠的太子。

7.西塞罗，1.41.90。

8.斯特拉波，15.3.21。

9.希罗多德，7.187。

10.薛西斯，波斯波利斯铭文（XPf）。

11.普鲁塔克，《阿尔塔薛西斯》，3。

12.薛西斯，波斯波利斯铭文（XPh）。

13.薛西斯，波斯波利斯铭文（XPf）。

14.希罗多德，7.6。

15.希罗多德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讨论内容细节描述最基本的材料。和薛西斯谈话持相反观点的主要以薛西斯和马尔多尼奥斯的叔父阿尔塔巴努斯为代表，他是最典型的鸽派人士——其观点可以直接从波斯人的记录中看到（7.12）。虽然这段言论和希罗多德所表示的字句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同样反映出双方观点的分歧。如果考虑到后来事情的发展情况，马尔多尼奥斯的描述则显得别有意味。

16.然而，这也暗合了希罗多德在萨拉米斯战役之后对马尔多尼奥斯的评论（7.100）。

17.这些细节来自于对所谓的波斯殿中大厅阶梯南端上的雕像，据考证这部分雕像的时代属于薛西斯统治初期。

18.色诺芬，《经济学》，4.8。

19.艾里安，1.33。

20.斯特拉波，25.3.18。

21.希罗多德，7.5。

22.“Paradaida”明显是希腊语以外来词为基础进行的重构。波斯波利斯发现的书板上有埃兰文“Partetash”，这两个词的意义完全相同。

23.色诺芬，《家务管理》，4.21。

24.阿特纳奥斯，9.51。这个看法最初来自于希罗多德的同时代人兰普萨库斯的《卡戎》。

25.出自公元前5世纪匿名哲学家——或许是德谟克利特。引自卡利奇（1997），12页。

26.普鲁塔克，《地米斯托克利》，2。

2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02b15。

28.亚里士多德（《雅典人的国体》，22.1和4）特别指出是克里斯提尼制定了陶片放逐法。历史学家有时质疑为何这项法律被放置了20年未曾实施，但是怀疑论者忽略了米太亚德受到审判的特殊环境及其后果。

29.这个称号直到公元前478年波斯战争结束之后才渐渐正式形成，但实际显然要远远早于这个时期（比较普鲁塔克，《阿里斯提德》，7）。

30.普鲁塔克，阿里斯提德，2。

31.保萨尼亚斯，1.26.5。

32.有关雅典娜和波塞冬之间的比赛最早记载见于希罗多德（8.55），这令很多学者（以夏皮罗为代表）认为这种看法可能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这显然不是不可能，但是传说各个版本之间的混淆和矛盾之处表明这个神话可能有很古老的起源。

33.荷马，《奥德赛》，3.278。

34.埃斯库罗斯，《波斯人》，238。

35.普鲁塔克，《地米斯托克利》，4。

36.普鲁塔克，《阿里斯提德》，7。

37.普鲁塔克，《客蒙》，12。

38.色诺芬，《家务管理》，4.88。

39.修昔底德，142。

40.柏拉图，《法律篇》，4.706。

41.希罗多德，7.239。

42.有关德马拉托斯出身故事中相互矛盾的解释最早出现在希罗多德笔下，参见布尔克特（1965）。

43.保萨尼亚斯，3.12.6。通常认为这次会面发生在科林斯，后来的许多次会面也是在此地进行的，但是因为有关这一切的最早材料来自于公元前1世纪的历史学家狄奥多鲁斯·西库鲁斯（9.3），而他又以希罗多德作为各种资料的最终来源，因此我认为不必像大多数学者那样否认保萨尼亚斯的证据。实际上，我提出的理由具有重要意义。

44.普鲁塔克，《地米斯托克利》，6。

45.希罗多德，7.132。

46.《以西结书》，27.4。

47.柏拉图，《理想国》，4.436a。

48.《奥德修斯》15.416—417.

49.希罗多德，1.1。

50.希罗多德，3.19。

51.这个数字出自希罗多德（7.89），虽然有些模糊，但是仍然和埃斯库罗斯的戏剧《波斯人》的记载（341—343）相吻合。早期证据一再坚持这个说法表明希腊人认为这个数字是精确的；但是本身并未得到证实。所有历史学家都可以认为波斯舰队的确数量庞大而不必明说；而且很可能在远征开始初期其数量大大超过希腊舰队，至少可以达到4∶1。对这个问题最充分的讨论参见拉曾比（1993）。92—94页。

52.昆图斯·库尔提乌斯，3.3.8。见其对被亚历山大大帝击败的波斯末代君主大流士三世旗帜的描写。然而对太阳的崇拜贯穿波斯历史，有理由设想波斯国王将太阳作为自己力量的象征。色诺芬（《远征记》，1.10）曾经记载帝国的军旗上描绘了鹰。还可参见尼兰德。

53.希罗多德，7.83。

54.例见库克（1983，113—115页），他认为薛西斯的陆军人数在30万左右；哈蒙德（《剑桥古代史》，1988，534页）认为此数量为24万五千；格林（58—59页）认为此数量为21万；而拉曾比（1993，90—92页）在最后认为数量为9万之前，估算约在21万到36万之间。简言之，我们无法像这一系列观点那样进行雄辩地证明。但对这个问题最好的讨论出现在拉曾比的著作中，虽然其结果并不令人信服。

55.薛西斯，波斯波利斯铭文（XPh）。

56.希罗多德，7.40。

57.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8.2.8。

58.薛西斯，波斯波利斯铭文（XPl）。

59.希罗多德，7.38。

60.希罗多德，7.39。

61.希罗多德，7.40。

62.希罗多德，7.44—45。

63.希罗多德，7.56。

64.希罗多德，9.37。

65.希罗多德，7.149。

66.希罗多德，7.148。

67.希罗多德，7.220。当然可以想象德尔斐的祭司们和斯巴达人在战争之后共谋编造了这个预言，但这几乎不可能。希罗多德从当事人的回忆中直接引述了这些材料；因此假如斯巴达人编造了这一切，肯定更加夸大了他们在战争中的作用。正如伯恩在参考了包括这一条在内希罗多德记录的许多预言之后所指出的那样：“这番费解的话语以及与此有关的全部传说肯定不可避免地在传播过程中被大大‘改进了’；人们需要对它进行这样的篡改并这样做了，看起来没有理由不相信。”（347—348页）。

68.希罗多德，7.162。

69.6月底说明薛西斯在4月中旬离开萨迪斯：前往赫勒斯滂的路途大约需要一个月。

70.我们从希罗多德的记载中得到了两个给雅典人的神谕，但是没有任何线索表明这次可怕的咨询发生在何时，由于他告诉我们斯巴达人在此前一年得到了自己的神谕（7.220），因此有的学者将雅典神谕的时间也确定在同一时段；但是这似乎不太可信。实际上雅典人几乎肯定在公元前481年拜访了德尔斐；但是后来更为重大的神谕很可能掩盖了所有较早的神谕记录。这些神谕的爆炸性消息产生的后果影响深远，可以用神谕来解释它们和公元前480年夏天雅典政策之间的关系，将其视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和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雅典使节在公元前480年初夏前往德尔斐很可能是受到薛西斯跨过赫勒斯滂的影响——我们从希罗多德的笔下了解到（7.147），雅典人从远征滕佩谷返回之后不久就得到了这个消息。

71.希罗多德，7.140。

72.希罗多德，7.141。

73.摘录自1959年发现的一块名为“特罗曾法令”的石碑第四行和第五行，这块石碑是公元前3世纪时对地米斯托克利提议的摹本。自从发现此物之后，人们对它的权威性进行了讨论。拉曾比一如既往、固执地怀疑这是一件“爱国主义的伪造物”，但是其他波斯战争的专家——格林、弗罗斯特和波德莱斯基以及其他人等——都认为它确实——用格林的话来说——“让我们非常细致地了解了地米斯托克利的真正建议，尽管这可能是由不同时间里通过的多个提议混合而成的。”（98页）。其中最出色细致的分析可以参见波德莱斯基，147—167页。

74.修昔底德，1.138。

75.“特罗曾法令”，44—45。

76.普鲁塔克，《客蒙》，5。

77.希罗多德，7.178。

78.希罗多德，8.1。

79.希罗多德，7.205。

7 走投无路

1.提尔泰奥斯，12。

2.《伊利亚特》，7.59—62。

3.希罗多德，7.176。

4.关于暗示每个斯巴达人随身带领一名希洛人的说法参见希罗多德，7.553—556。

5.狄奥多鲁斯·西库鲁斯，11.4.7。

6.《伊利亚特》，7.553—556。

7.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解释希腊巡逻队遭到全面伏击的唯一合理理由。我们可以从希罗多德的描述中推断出袭击他们的人是西顿人，因为他们拥有薛西斯舰队中“最快的船”（7.179）

8.普鲁塔克，《地米斯托克利》，7。

9.《奥德赛》，13.296—299。

10.因子布尔克特（1985），141页。

11.普鲁塔克，《吕库古》，22。

12.狄奥多鲁斯·西库鲁斯，11.5.4。

13.普鲁塔克，《斯巴达人言论集》，列奥尼达11。

14.希罗多德，7.226。

15.最后这些气象信息无疑与波利亚努斯著作中的材料相矛盾，1.32.2。

16.希罗多德，7.188。

17.希罗多德，7.192。

18.普鲁塔克，《道德论集》，217E。

19.希罗多德，7.221。

20.此处沿用拉曾比考证的纪年，他对希罗多德关于温泉关和阿特弥西乌姆两场战役的描写进行了详细的计算，是迄今为止最有说服力的证明。参见《希腊防御》，119—123页。

21.希罗多德，8.9。

22.希罗多德，8.12。

23.希罗多德，8.13。关于这次海难的详细地点是令很多学者都感到头疼的事情。希罗多德说这事件发生在“一处洞穴”之外的海面上，虽然希罗多德并未亲自考查，但是后来的地理学家将它确定在优卑亚南部。然而这不足信：下午从斯基亚托斯出发的舰队无法在午夜之前到达这么远的地方。拉曾比曾经指出过，当地有一座小岛至今仍然名叫“科勒”，意思就是“洞穴”：此岛距离优卑亚只有一半距离，因此这里应该是这次灾难发生的最可能地点。

24.普鲁塔克，《地米斯托克利》，8。

25.希罗多德，8.15。

26.阿特纳奥斯，2.48d。

27.昆图斯·库尔提乌斯，3.4.2。

28.希罗多德，7.104。

29.希罗多德，7.105。

30.希罗多德，7.236。

31.希罗多德，7.119。

32.希罗多德，7.120。

33.阿特纳奥斯，14.562b。

34.阿特纳奥斯，4.145e。

35.希罗多德，7.213。

36.大多数历史学家现在仍然假设“不死战士”是从今天一座叫作AyiosVardates的小村庄开始绕行的。在众多可选择的道路中，我通过亲身实践认为这的确是最便利的一条，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可以参见保罗·华莱士（1980）。

37.希罗多德（7.222）认为列奥尼达将底比斯人扣押作为人质，但是这显然是作为雅典人的重大偏见。普鲁塔克以一名骄傲的玻俄提亚人身份曾经轻蔑地指出，假如列奥尼达将底比斯人看作人质的话，为何不将他们交付给撤退的伯罗奔尼撒人带走？忠诚的底比斯人在温泉关表现出来的惊人勇气和纪律性比雅典人的中伤毁谤更令人信服。

38.300名斯巴达人进军到温泉关，大约还带领了300名希洛人、700名铁司佩亚人和四百名底比斯人，总数大约有1700人。经过此前两天的战斗减员，其总数大约减少到1500人左右。

39.狄奥多鲁斯·西库鲁斯，11.9.4。

40.《伊利亚特》，4.450。

41.希罗多德，8.24。

42.希罗多德，7.238。

43.阿里斯托芬，《阿卡奈人》，1090—1093

44.参见布尔克特（1983），226页。

45.希罗多德，7.99。

46.色诺芬，《经济学》，7.5。

47.德摩斯提尼，《驳涅埃拉》，67。

48.希罗多德，8.71。

49.普鲁塔克，《地米斯托克利》，10。

50.普鲁塔克，《地米斯托克利》，10。热爱宠物的人们可能会愿意相信艾利安的说法（12.35）：克桑提普斯的狗活着游过了海。

51.普鲁塔克，《地米斯托克利》，11。

52.希罗多德，8.49。

53.埃斯库罗斯（《波斯人》，339—340）和希罗多德（8.48）都认为希腊舰队船只的总数为380。埃斯库罗斯的记载应该更为精确，因为他亲自参加了萨拉米斯战役。

54.希罗多德，8.60。

55.希罗多德。在希罗多德的笔下，这番话是在卫城被烧毁之后的辩论中说出来的。但是显然这并非对地米斯托克利原话的准确记载，而更像是他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在将领会议上的发言。

56.希罗多德，8.50。

57.希罗多德，8.61。

58.《特罗曾法令》，11—12。

59.希罗多德，8.52。

60.希罗多德，8.54。

8 复仇女神

1.选自大流士写给加达塔斯的信，参见梅格斯和刘易斯，20页。

2.希罗多德，7.235。

3.希罗多德，8.68β。

4.希罗多德，8.59。

5.希罗多德，8.70。

6.希罗多德，8.70—71。

7.我们可以从希罗多德的笔下（8.70）了解到波斯舰队下午出海；还可以从埃斯库罗斯的记载中（374—376）了解到舰队中午返港午餐。

8.大流士，纳卡什-伊-鲁斯塔姆铭文（Dnb8c）。

9.大流士，纳卡什-伊-鲁斯塔姆铭文（Dnb8c）。

10.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实际上他曾经是波斯人的战俘。

11.希罗多德，8.75。

12.埃斯库罗斯，380—381。

13.希罗多德，8.76。

14.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解释西金诺斯被释放的唯一合理理由。有些历史学家提出他在船上大声喊话传达消息，而没有真正下船，但这同样不可理解，因为波斯人完全可以派出船只拦截抓捕他——但这和希罗多德所说的情况就完全矛盾（8.75）。

15.希罗多德，8.78。

16.希罗多德，8.80。

17.希罗多德，8.83。

18.希罗多德，8.65。

19.埃斯库罗斯，369—371。

20.萨拉米斯之战是历史上最为重大的战役之一，虽然有大量关于它的文学描写，但它仍是最难以用现存材料再现的战役。实际上，有多少个记载过这次事件的历史学家，就有多少种对于这个事件的不同解释。最正统的看法认为波斯舰队趁夜色进入海峡，参见拉曾比（1993）其中最有力的讨论篇章《神圣的萨拉米斯》一节。持反对意见中最有说服力的观点来自于格林的著作《希腊-波斯战争》中《木头围墙》一节。反驳波斯舰队夜闯海峡的最关键证据是，如果帝国舰队在黎明之前进入战场正对联军的船只列阵，那么他们就会趁势直扑对方阵地，不给希腊桨手各就各位的时间，也不会向希罗多德告诉我们的那样让地米斯托克利有时间发表如此冗长的演说。夜闯的观点也没法解释波斯人试图秘密行军的情况。

21.埃斯库罗斯，367。

22.埃斯库罗斯，388—390。

23.希罗多德，8.84。

24.埃斯库罗斯，399—400。

25.希罗多德，8.88。

26.埃斯库罗斯，415—416。

27.埃斯库罗斯，426—428。

28.埃斯库罗斯，462—464。

29.希罗多德，8.100。

30.希罗多德，8.100。原话是“让我亲自挑选30万人，就能完成任务”，但是这个数字显然大大夸张了。

31.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8.115）这是在45天之后，通常人们认为并不是从雅典撤离，而是直接从色萨利撤离。

32.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8.110。

33.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8.114。

34.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8.109。

35.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8.124。

36.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9.12。

37.难以相信地米斯托克利彻底被从十将军职位上撤下来，但缺少直接的证据。

38.希罗多德，8.141。

39.希罗多德，8.142。

40.希罗多德，8.143。

41.希罗多德，8.144。普鲁塔克则特别记载，这番分别时的劝诫是阿里斯提德说出来的。

42.还是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阿里斯提德带领使团。但是考虑到此时波斯人马上就要占领他们的城市，而阿里斯提德又是城邦的总指挥，这种说法似乎不太可信。甚至连普鲁塔克也承认这一点。

43.希罗多德，9.12。

44.希罗多德，9.13。

45.希罗多德（9.29）认为每个斯巴达人有7名希洛人陪伴——总数达到3.5万人。这看起来有点多。

46.色诺芬，《斯巴达政制》，9.6。

47.希罗多德，9.16。

48.如果相信希罗多德的数据（9.29）的话，联军重甲步兵的总数就有3.81万人。这个数量比他根据随便计算得出的6.95万名轻重步兵来说要更加可信。即便在普拉塔亚战场上有轻装步兵，他们的作用也可以忽略不计。

49.希罗多德（9.32）认为马尔多尼奥斯的军队数量有30万步兵和5万名玻俄提亚人以及色萨利人重装步兵，但没有提到骑兵。这些数量都大大夸张了，要想得出实际的军队人数，只有通过计算城寨中可以容下的人数方可得到，希罗多德说，这个城寨的面积大约是两千平方米。这个面积大约可以容纳7万人到12万人不等。参见拉曾比（1993），228页。

50.普鲁塔克，《阿里斯提德》，13。这段故事通常被认为是虚构的，部分原因是希罗多德并未记载这件事情，还因为普鲁塔克的编年史中叙述得非常混乱。然而作为对波斯间谍战非常难得的珍贵材料，放在这种语境下显得比较有说服力。

51.希罗多德，9.14。这个看法和后面的一些段落（9.45）相矛盾，但是这来自于令人无法信任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消息。有人认为这个国王趁着夜色冒着生命危险只身穿过了无人地带，只为了向阿里斯提德透露波斯人的作战计划，这个说法显然不可信。很可能只是这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自我辩解的谎话而已。

52.希罗多德，9.39。

53.希罗多德，9.49。

54.普鲁塔克，《阿里斯提德》，17。

55.希罗多德，9.62。

56.埃斯库罗斯，816—817。

57.希罗多德，9.71。

58.希罗多德，9.82。

59.欧里庇得斯，《腓尼基女人》，184。

60.希罗多德，1.34。

61.亚里士多德，《修辞学》，2.2.6。

62.希罗多德，8.109。

63.格林（281页）指出，对于古代材料认为普拉塔亚和米卡勒两次战役在同一天发生的含混说法只能作此解释。

64.希罗多德，9.100。

65.希罗多德。原文是“这证明了操纵事物的手是神圣的。”

66.狄奥多鲁斯·西库鲁斯，11.36。

67.吕库古，《驳勒奥克拉特斯》，81。

68.参见布罗涅尔。

69.埃斯库罗斯，584—590。

70.埃斯库罗斯，1024。

71.薛西斯，波斯波利斯铭文（XPc）。

72.这段时期的近东历史晦暗不明，令人沮丧，有观点认为这次叛乱发生在公元前482年。

73.希罗多德，9.106。

74.普鲁塔克，《地米斯托克利》，29。

75.品达，残篇64。

76.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仍无休止，但是这种和平不太可能通过条约缔结：波斯国王没有和外国人缔结条约的习惯。

77.关于这个日期以及整个传说可信性的研究可以参见施塔特尔，201—204页。

78.普鲁塔克，《伯里克利》，17。

79.希罗多德，8.144。

80.希罗多德，7.228。

81.修昔底德，2.41。

82.柏拉图，《美涅克塞努篇》，240e。

83.保萨尼亚斯，1.33.2。

后记

1.《帕拉丁诗集》，7.253。

致谢

当我还很小的时候，就希望能够写一本关于波希战争的书，如今非常感谢那些为我提供机会，使我能够对这个题目进行三年研究的人。感谢我最好的朋友和经纪人帕特里克·沃尔什；感谢我的编辑理查德·贝斯威克和史蒂夫·吉斯；感谢格里·霍华德、丹·伊斯雷尔、理查多·阿托拉、霍安·埃洛伊·罗加·马丁内斯等外国友人的鼓励；感谢国内路易斯·艾伦-琼斯和伊丽莎白·范利尔等人的支持；还要感谢阿梅莉·库特和保罗·卡特利奇不吝与我分享他们无可比拟的学识并为我指出许多错误之处；感谢希腊研究促进协会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为我提供了礼貌而高效的服务；感谢迈克·博恩为我提供了与迈克尔·卡伦出游的机会并介绍我结识对希腊了如指掌的旅游作家；感谢菲利普、弗朗西斯和巴尔巴罗·诺埃尔-贝克伴我度过在优卑亚岛的快乐时光；感谢乔纳森·泰特安排我乘坐快艇环游萨拉米斯岛；感谢朗曼夫妇尼克和莎拉在雅典热情好客的招待；感谢我的父亲陪伴我对温泉关进行了实地考察；感谢伊拉赫·塔巴里为我在波斯波利斯提供的帮助；感谢奥德丽和贝基·戈登为保护大殿内的艺术精品免遭破坏所做的一切努力；感谢卡罗林和杰米·缪尔，如果没有他们的友情、支持与好脾气，我可能至今也不能完成此书，本书也是献给他们的；感谢我的亲爱的家人赛迪、凯蒂和伊莉莎在我闭关于象牙塔的漫长岁月中对我的宽容，感谢他们陪伴我在希腊、伊朗和土耳其每个尘封已久的遗址考察过程中给我的快乐，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希腊古谚云：“夫妻同心持家，是世上最好的事情”。

译名表

Abronichus 阿布罗尼科斯

Abydos 阿比多斯

Achaemenids 阿黑门尼德，波斯家族、王朝

Achilles 阿基里斯

Acropolis 卫城

Adeimantus 阿德曼托斯

Aegean 爱琴海

Aegina 埃伊纳

Aeschylus 埃斯库罗斯

Africa 非洲

Agamemnon 阿伽门农

Agora 阿戈拉（市场）

Ahura Mazda 阿胡拉马兹达神

Ajax 埃阿斯

Akkad 阿卡德

Alcmaeon 阿克迈昂

Alcmaeonids 阿克迈翁家族

AlexanderⅠ亚历山大一世

AlexanderⅢ亚历山大三世（大帝）

Alopeke 阿洛佩克

Ameinias 阿墨尼亚斯

Amesha Spentas 神使（拜火教中阿胡拉马兹达神座下六位神使）

Amonpharetus 阿蒙法瑞托斯

Anshan 安息

Anthesteria 安特斯节（花月节）

Apollo 阿波罗

Apothetae 阿波特泰

Arabs 阿拉伯人

Aral Sea 咸海

Areopagus 战神山

Argos 阿戈斯

Aristagoras 阿里斯塔戈拉斯

Aristeides 阿里斯提德

Aristodemus 阿里斯托得摩斯

Aristogiton 阿里斯托格同

Armenia 亚美尼亚

armour 甲胄

army 军队

Arta 阿尔塔（真理）

Artaphernes 阿尔塔尼兹

Artaphernes（the younger)小阿尔塔费尼斯

Artemis 阿尔忒弥斯

Artemisia 阿尔泰米西娅，哈利卡纳苏斯女王

Artemisium 阿特弥西乌姆

Artystone 阿尔杜斯托涅

Aryans 雅利安人

Ashur 亚述

Asia 亚洲

Asopus 阿索波斯

Assyrians 亚述人

astrology 占星术

Astyages 阿斯提阿格斯

Atatürk 阿塔图尔克（土耳其之父）

Athena 雅典娜

Athens 雅典

Athos peninsula 阿索斯半岛

Atlantic 大西洋

Atossa 阿托撒

Attica 阿提卡

Babylon 巴比伦

Bactria 大夏

bankers 银行家

barbarians 蛮族

Bardiya 巴尔迪亚

Bisitun 贝希斯敦

Black Sea 黑海

Boeotia 玻俄提亚

Boutads 布塔德家族

business 买卖

Byblos 比布罗斯

Callidromus 卡利德罗谟

Callimachus 卡利马科斯

Cambyses 冈比西斯

cannibalism 人相食

Caria 卡里亚

Carmenia 卡尔梅尼亚

Carneia 卡尔涅亚

Carthage 迦太基

Caryae 卡律埃

ceramicus 克拉墨科斯

Chalcis 卡尔基斯

chaos 混沌

Chersonese 克索涅索斯，殖民地、半岛

children 儿童

Cilicia 西里西亚

Cilician Gate 西里西亚门

Cimon 客蒙

Cissians 奇西亚人

City Dionysia 城邦酒神节

Cleisthenes 克里斯提尼

Cleombrotus 克里奥姆布罗特斯

Cleomenes 克勒奥墨涅斯

coinage 铸币

communications 通信

Corinth 科林斯

cosmopolitanism 世界主义

Cranae 克拉纳欧伊

Crimea 克里米亚

Crisa 克赖瑟

Croesus 克里瑟斯

Crypteia 克里普提（特务行动、秘密警察）

Curzon 寇松勋爵

Cyaxares 基亚克萨雷斯

Cylon 库隆

Cyropolis 昔罗波利斯

Cyrus 居鲁士

Danube 多瑙河

Darius 大流士

Datis 达提斯

Delian League 提洛同盟

Delos 提洛岛

Delphi 德尔斐

Demaratus 德马拉托斯

democracy 民主

demons 魔鬼

Didyma 迪迪马

discipline 纪律

Dorian 多利安人

Dorieus 多利厄斯

Drauga 谎言

dreams and visions 梦境和幻觉

East and West 东方和西方

Ecbatana 埃克巴坦那

Egibis 埃吉比斯

Egypt 埃及

Elam 埃兰

Eleusis 伊卢西斯

Elissa 伊莉萨

En-nigaldi-Nanna 恩尼加尔迪南娜

Ephialtes 厄菲阿尔特

epilepsy 癫痫症

equality 平等

Erechtheus 厄瑞克透斯

Eretria 埃雷特里亚

Esagila 埃萨吉拉

espionage 间谍

Etemenanki 埃特美南基（巴别塔）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

Ethiopians 埃塞俄比亚人

Euainetus 埃乌艾涅托斯

Euboea 优卑亚岛

eunomia 优诺米亚（好政府）

Eupatrids 世袭贵族

Euphrates 幼发拉底河

Europe 欧洲

Eurotas 欧罗塔斯河

Eurybiades 欧律比亚德斯

Eurymedon 欧律墨敦

Ezekiel 以西结

Fertile Crescent 新月形沃土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财政管理

fire and royal greatness 火和王室威仪

food 食物

foundation myths 基本传说

freedom 自由

games 比赛

Gandhara 健陀罗

garden 园林

Gaumata 高墨达

Gelon 吉朗

Gobryas 戈布里亚斯

gods 众神

good governance（eunomia)好政府

Gorgo 戈尔哥

Great Panathenaea 泛雅典娜节

Greece Greeks 希腊、希腊人

Green ，Peter 格林，彼得

Gulf of Malis 玛里司湾

Gythion 伊西翁

Halicarnassus 哈利卡纳苏斯

Halys 哈里斯河

Harmodius 哈尔莫迪厄斯

Harpagus 哈尔珀格斯

Helen of Sparta 斯巴达的海伦

Hellenion 海列尼昂

Hellespont 赫勒斯滂

Helos 黑劳市

helots 希洛人

Hephaestus 赫菲斯托斯

Heracles 赫拉克勒斯

Heraclids 赫拉克里德，赫拉克勒斯的后代

Herodotus 希罗多德

Himera 希墨腊

Hindu Kush 兴都库什山脉

Hipparchus 希帕科斯

Hippeis 希皮斯（希腊骑手）

Hippias 希庇亚斯

Histiaeus 希斯提埃伊欧斯

Homer 荷马

homicides 杀人

hopla 圆形铜盾

hoplites 重甲步兵

horses 马匹

hubris 盛气凌人

Hydarnes 叙达尔涅斯

Hydarnes（the younger)小叙达尔涅斯

Hystaspes 徐司塔司佩斯

Immortals 不死战士

India 印度

Indus 印度河

infanticide 杀婴

Ionia 伊奥尼亚

Iraq 伊拉克

Isagoras 艾萨戈拉斯

Ischia 伊斯基尔

Ishtar 伊师塔

Isthmus（科林斯）地峡

Italy 意大利

Jaxartes River 药杀水（锡尔河）

Jeremiah 耶利米

Jerusalem 耶路撒冷

Judaean 犹太人

Khorasan Highway 呼罗珊大道

Lacedaemon 拉斯第蒙

Lade 拉德

Laurium 劳里乌姆

law 法律

Lebanon 黎巴嫩

Leonidas 列奥尼达

Leotychides 勒奥提基达斯

Lycidas 吕奇达斯

Lycurgus 吕库古

Lydia 吕底亚

Macedon 马其顿

Macedonia 马其顿地区

Magi 波斯祭司、玛哥斯僧（玛果伊人）

Mandane 芒达妮

manners 习俗

Marathon 马拉松

Mardonius 马尔多尼奥斯

Marduk 马杜克神

Medes 米底人

Median Wall 米底边墙

Megacles 墨伽克勒斯

Megara 梅加拉

Menelaus 墨涅拉俄斯

Mesopotamia 美索不达米亚

messengers 报信者

Messenia 麦西尼亚

Middle Gate 中门，温泉关城墙所在地

Miletus 米利都

military training 军事训练

Miltiades 米太亚德

monarchy 君主政体

money 金钱

Moschians 莫司科伊人

Mount of Aigaleos 埃加利奥斯山

Mount of Athos 阿索斯山

Mount of Callidromus 卡利德罗谟山

Mount of Cithaeron 基泰隆山

Mount of Mercy 仁慈山

Mount of Mycale 米卡勒

Mount of Oeta 欧伊铁山

Mount of Olympus 奥林匹斯山

Mount of Ossa 欧萨山

mourning 哀悼

museums 博物馆

Mycenae 迈锡尼

Myrcinus 米尔启诺斯

Nabonidus 那波尼德

Naples 那不勒斯

Naxos 纳克索斯（岛）

Nebuchadnezzar 尼布甲尼撒

Nemesis 复仇女神（涅墨西斯）

Nimrud 尼姆罗德

Nineveh 尼尼微

Nisaea 尼赛亚

North Africa 北非

nudity 裸体

oaths 誓言

Odysseus 奥德修斯

Oeta 欧伊铁

Olympia 奥林匹亚

Onomacritus 奥诺玛克利托斯

oracles 参见“德尔斐”、“迪迪马”条

ostracism 陶片放逐法

Otanes 欧塔涅斯

palace 宫殿

Pallene 帕勒涅

Pan 潘神

Panionium 帕尼欧尼翁

paradaida 帕拉代达（乐园）

Paris 帕里斯（特洛伊王子）

Parnassus 帕尔纳索斯

“Parsua ”帕尔苏阿

Parthenon 帕特农神庙

Pasargadae 帕萨加第

Pausanias 保萨尼亚斯

pederasty 男色

Peloponnese 伯罗奔尼撒

Peloponnesian League 伯罗奔尼撒同盟

Pelops 珀罗普斯

Pelusium 佩卢西翁

Pentelikon 潘泰利孔

Periander 佩里安德

Pericles 伯里克利

Persepolis 波斯波利斯

Perseus 佩尔修斯（希神）

Persia 波斯

Persian Gate 波斯门

Persian Gulf 波斯湾

Phaidime 帕伊杜美

phalanx 方阵

Phalerum 法勒隆

Phidias 菲迪亚斯

Philaids 菲莱德斯

Philippides 菲利皮德斯

philosophy 哲学

Phocaea 佛士亚

Phocians 福基斯人

Phoenicians 腓尼基人

Phraortes 弗雷奥尔蒂兹

Phrygia 弗里吉亚

Piraeus 皮赖乌斯，今“比雷埃夫斯”

Pisistratids 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家族

Pisistratus 庇西特拉图

Plataea 普拉塔亚

Plato 柏拉图

Pnyx 普尼克斯山

poor 穷人

Poseidon 波塞冬

prostitutes 妓女

Psyttaleia 普叙塔勒亚

Punjab 旁遮普

purple dye 紫色染料

Pythia 皮提亚（德尔斐）

Pythioi 可以获得神谕的官方人士

Pythius 披提欧斯

python 皮同（蛇巫）

Rangha 兰加

religion 宗教

Rhamnus 拉姆努斯

Rhoxsane 罗克珊

roads 道路

Royal Road 王家大道

“Sacred War ”圣战

sacrifices 牺牲

Sakas 塞人

Salamis 萨拉米斯

Samos 萨摩斯

Sardis 萨迪斯

Sargon 萨尔贡

SargonⅡ萨尔贡二世

Saronic gulf 萨罗尼湾

satraps 总督

savage 野蛮人

Sciathos 斯基亚托斯

sculpture 雕塑

Scyllias 司苦里亚斯

Scythia 西徐亚

sea-monsters 海怪

seamanship 航海术

seapower 海上力量

Semiramis 谢米拉米司

Sepeia 西皮厄

seven sages of Greece 希腊七贤

shields 盾牌

shipbuilding 造船

shipwreck 海难

Sicily 西西里

Sicinnus 西金诺斯

Sidon 西顿

Sikyavautish 西基阿沃提什

silver mining 银矿开采

Sin 辛（月神）

slaves 奴隶

Sogdiana 粟特

Solon 梭伦

sorcerers 男巫

Spain 西班牙

Spart 斯巴达

steppes 草原

Sunium 苏尼奥姆

Susa 苏撒

Sybaris 锡巴里斯

Syracuse 叙拉古

Syria 叙利亚

Syrian Gate 叙利亚门

Taygetos 泰格托斯山

Tegea 泰格亚

Tempe 滕佩山谷

tamples 神庙

Thales 泰勒斯

Thebes 底比斯

Themistocles 地米斯托克利

Thermopylae 温泉关

Thespiae 铁司佩亚

Thessaly 色萨利

Thrace 色雷斯

Thracian 色雷斯人

Thucydides 修昔底德

Tigris 底格里斯河

Timonassa 提莫纳撒

Trachis 特拉基斯

trade 贸易

travel pass（viyataka)通关文书

tributes 贡赋

triremes 三段桡船

Triton 鱼尾人身的海神

Troezen 特罗曾

Troian War 特洛伊战争

Troy 特洛伊

Turkey 土耳其

tyrants 僭主

Tyre 推罗

Tyrrhastiades 堤耳塔斯提阿德斯

Ukraine 乌克兰

universal order 普世秩序

Ur 乌尔

Uruk 乌鲁克

Vahyzdata 瓦希兹达塔

visions and dreams 幻觉和梦境

viyataka 通关文书

West 西方

whipping 鞭笞

Xanthippus 克桑提普斯

Xenophon 色诺芬

Xerxes 薛西斯

Yahweh 耶和华

Zagros 扎格罗什

Zeus 宙斯

ziggurat 塔庙

Zoroaster 琐罗亚斯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波斯战火/（英）霍兰著；于润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3

书名原文：Persian Fire：The First World Empire and the Battle for the West

ISBN 978-7-5086-5292-4

Ⅰ. ①波…Ⅱ.①霍… ②于…Ⅲ.①希波战争－战争史Ⅳ.①K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38739号

Copyright © 2005 Tom Hollan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onville & Walsh Limite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波斯战火：第一个世界帝国及其西征

著者： ［英］汤姆·霍兰

译者： 于润生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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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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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言

1 呼罗珊大道

2 巴比伦

3 斯巴达

4 雅典

5 火烧波斯王的胡子

6 黑云压城

7 走投无路

8 复仇女神

后记

大事年表

注释

致谢

译名表

版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