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皇冠：威廉二世权谋的一生

[英]克里斯托弗·克拉克 著

盖之珉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前言

第1章 青少年时期

家族权力

威廉的权力之路

威廉二世其人

第2章 夺取权力

权力与宪法

皇帝与首相之争

班柯的“幽灵”：“隐退”后的俾斯麦

第3章 独断专行

紧张的19世纪90年代

学校政策

信仰之争

军队法案（1893）

消极同盟的失败

皇帝的朋友

皇帝与大臣：克勒尔危机

1897~1900：威廉掌权？

小结：权力和约束

第4章 从比洛至贝特曼时期的国内政治

“个人统治—良好意义上的”？

信任危机（1905~1906）

比洛的终曲

1914年以前的国内政治

小结

第5章 威廉二世与外交政策（1888~1911）

“德意志政策的唯一主宰者”

应付威廉

威廉二世和海军构想

海军至上主义成为政策

逃生路线（1904~1906）

孤立（1911）

威廉的影响

第6章 权力与舆论

演讲的力量

《每日电讯报》危机

第7章 从危机到战争（1909~1914）

威廉二世、奥匈帝国以及巴尔干半岛

蓄谋已久的战争？

好战的威廉二世？

1914年7月

来自伦敦的消息

小结：威廉二世与战争的爆发

第8章 战争、流亡、逝世（1914~1941）

最高统帅

无限制潜艇战

贝特曼的倒台

舆论

流亡

结语

致谢

版权页

致

我的父亲

彼得·丹尼斯·克拉克

前言

德意志帝国最后一位皇帝的权力究竟有多大，这一直是历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话题。德意志帝国晚期是由皇帝一人把控朝政的吗？当时实行的是否是这样一种“人治”——国家政局的走向全凭君主本人的德行和偏好决定？还是国家由“传统的寡头”或“隐匿的势力”掌控权力，而皇帝只是在政局中被边缘化的傀儡，根本无关紧要？

众多围绕这些话题展开的精彩论述都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即我们用“人治”这个词来描述威廉二世的全部或者部分统治时期是否恰切。对于纳粹政权本质和权力分配的争论引发了对威廉二世统治时期是否实行“人治”的讨论。它自20世纪50年代早期起如火如荼地展开，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方兴未艾，如今更是形成了其错综复杂的元文献体系，关于威廉二世权力与政治影响的各类针锋相对的观点借此得到了分类、比较与评估。

本书无意再次卷入这一论争之中。尽管它促使这一领域的学者探讨关于帝国政体的更广泛的问题，却不免因“人治”这个概念本身意义的不确定性而困难重重。作为对威廉二世执政时期的研究中的热门词汇，“人治”在不同的研究者眼中有不同的意义，学界至今也没有得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或内涵固定的定义，这使得学者们对这个词能否用来描述威廉二世的争论更趋复杂化。尽管大多数使用该词的学者认为它比其他词更加贴切地描述了威廉二世统治的某些方面，但他们对“人治”的起止时间却没有达成共识。约翰·勒尔教授原是“人治”说的首要支持者，近年来却抛弃了这种说法，而代之以“君主机制”和“个人君主制”这种含混的概念。

相反地，本书着重探讨威廉二世统治的特点与权力的影响力，他的政治目标与政治成就，他展示权威与施加影响的方式，以及他在整个统治期间所历经的权威的起伏消长。本书致力于梳理威廉二世在不同领域可能行使的不同权力，以及他在行使权力过程中遭遇的种种阻力。本书还试图说明帝国的官僚体系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各具功能的机构组成的。有些机构分司政治、外交、宗教、军事、文化等事务，还有一些则承担象征性的功能。直到威廉二世登基之时，这些机构间的相互关系仍然变化不定，在很大程度上仍悬而未决。威廉二世无法选择，必须在这样一个权力关系千变万化、异常复杂的政治体系里力图发挥作用。威廉二世作为帝国的首脑，拥有重要的行政特权，然而他能否行使这些权力、怎样行使、是否能成功地行使取决于许多可变因素，而他实际能掌控的只有一部分权力或根本无力控制。威廉二世作为政治舞台上的一员所拥有的权力与他作为公众人物所享受的权威之间的关系不仅错综复杂，而且通常是消极的。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几部讲述威廉二世统治的重要论著已将重心从精英统治层面转移到了威廉二世在当时（帝国晚期）蓬勃发展的印刷业和视觉文化产业中的表现。本书并非巨细靡遗的人物传记，而是专门研究威廉二世的权力的著作。尽管本书引用了一些尚未公开的资料，但作者并不敢断言本书中有多少重大的新发现。本书主要致力于整合和解读一些论点。基于此，笔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在1888~1918年这一动荡时期的统治，究竟对历史进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第1章　青少年时期

家族权力

威廉二世（WilhelmⅡ）于1859年1月出生，此时他的祖父（威廉一世）尚未继承普鲁士王位。其祖父要等到威廉二世两岁生日前不久方能继承大统，即1861年1月。直至约三十载春秋之后的1888年3月，这位祖父才会在90岁高龄驾鹤西去。因此，威廉二世从幼时起就得以目睹其父（普鲁士王储腓特烈·威廉）并非唯一享受尊荣之人，在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之上还有一位德高望重的父亲，如同《圣经》里的族长一样须眉皓然、肃穆庄严。这位祖父不仅是一个王国的统治者和帝国（自1871年起）的缔造者，还是整个王室的主心骨，这对他所有在世子孙的家庭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86年10月，威廉二世（时年27岁）向赫伯特·冯·俾斯麦（Herbert von Bismarck，首相俾斯麦之子，曾一度是他的朋友及心腹）诉说了由此产生的困扰：

王子……说王室家族三代同堂，这一史无前例的情况使得他父亲立场尴尬：在其他任何情况下，无论是在王室还是家族内，父亲总是享有权威的，儿子在经济上须得依附于他。然而，他（威廉王子）并不受制于其父的权威，也未曾接受过他的任何资助。由于一切皆来自一家之主的安排，他其实并不倚赖其父。这一情形对于王储殿下来说，自然是心生不快的。

父辈和祖辈之间尴尬的权力分割对威廉的早年生活产生了绝无仅有的重要影响。王孙们的假日安排、仪表穿着、军事义务和王室职责均由他们的祖父威廉一世全权决定，王室后辈的导师也由他任命和雇用。由于这位祖父的存在，父母的影响力变得微乎其微。在这种意义上，正如王储妃维多利亚在1864年夏天向她母亲吐露的那样，她的孩子成了“公共财产”。在1865年8月，威廉一世拒绝让威廉二世及其兄弟姐妹随父母去英国度假之后，王储妃开始对国王及王后对王孙生活与日俱增的干涉表现出不满。

若父母和祖父母这两代人均认为自己有教养第三代的责任，则由此产生的矛盾也许是无法避免的；而霍亨索伦王朝内部不同政治派系之间剑拔弩张的对立更是大大加深了这一矛盾。自从1848~1849年的革命风潮爆发以来，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Ⅳ）的朝堂之上便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政治派系，一派是亲西欧的自由保守党，另一派是亲俄的极端保守党。这两大势力集团之间尔虞我诈的争斗贯穿了整个19世纪50年代（尤其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双方所主张的外交政策截然不同）。直到威廉的母亲维多利亚王储妃于1858年离开英国，奔赴柏林与自己的新任丈夫组建家庭之时，这两个党派依然十分活跃。王储妃对亲俄派格外反感，认为他们“性情乖戾”“刻薄善妒”“心怀恶意”，尤其“对所有英国人以及一切来自英国的事物都充满了敌意”。她说：“我一点儿也不在意这些亲俄的保守分子、假装虔诚的家伙如何看待我，我打心眼儿里鄙视他们的理念和想法，并衷心希望他们能早日寿终正寝。”

由于亲俄派在宗教信仰上接近东正教或者福音派，在内政方针上较为保守，在外交政策上偏向东方，他们代表了与王储夫妇及其扈从在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对立势力。腓特烈·威廉和维多利亚持有较为开放的宗教观念和较为激进的政治观点，他们所主张的外交政策是亲英排俄的。维多利亚比其夫更为开明，在夫妻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她极其聪慧又能言善辩，但却颇为盛气凌人、喜怒无常，有一种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强烈优越感。这使得他们与亲俄派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多亏了她对权力的强烈兴趣，也可以从局外人的角度进行敏锐的观察，因此，她与母亲（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的来往信件成了我们目前掌握的关于普鲁士宫廷的最佳资料之一。无须多言，她的这些特质为朝廷中的保守派们所不喜，他们认为她过于直言不讳，有损于她的女性身份，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甚至指责她将自己的政治意志强加在丈夫身上。

起初，亲俄派在宫廷和柏林上流社会的主导地位对王储夫妇来说只是略微令人恼火而已，然而情势却在1862年急转直下。当著名的保守派人士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被任命为首相，普鲁士王国议会未经重新选举即遭解散之时，王室和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自由党派之间旷日持久的矛盾达到了顶点。问题不仅仅在于保守派当时控制了政府的枢要机构，并开始推行其亲俄的外交政策，更为重要的是王室本身也开始右倾了。国王不再像腓特烈·威廉四世在19世纪50年代那样行事，在不同党派之间周旋，而是毫不含糊地与保守派势力结成了同盟。“保守派日益壮大，”维多利亚在1862年7月这样写道，“并且成功地让国王站在了他们那一边，完全受他们摆布。”到那年的夏天为止，王储腓特烈·威廉和其父在政治立场上的分歧逐渐加深，以至于双方基本无法进行理性的交流。据维多利亚所言：“只要稍稍提到政事，国王就会陷入狂躁的状态，他天性里所有的反抗因子都会被激发出来，使人无法心平气和地和他讨论或者讲道理。”朝堂之上，政治形势的突变使王储夫妇痛苦地意识到他们正处于一种极其孤立无援和无能为力的境地。“那种屈辱之感是最令人难以忍受的，”维多利亚在1863年1月写道，“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沉默不语，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爱戴的人犯下令人悲叹的错误。”

当然，王储夫妇除了沉默不语之外，还有另外一种选择，而且事实上，他们并非全然被孤立。一场极具社会影响力的自由运动正在席卷整个普鲁士，持续不断地对当时那个绕过议会进行统治且蔑视宪法权威的政府的合法性提出挑战。1863年6月5日，随着限制新闻自由的新敕令的颁布，王储首次公开站在了新政府的对立面上。在但泽的一场以自己个人名义举办的招待会上，腓特烈·威廉宣布断绝与俾斯麦政府的关系，并对政府近来一系列挑衅的举措表示了遗憾。然而，这一事件事实上并不像当时表现出的那样具有重大意义。腓特烈·威廉随后有所退缩，他拒绝永久居于激进运动的领袖位置。他甚至还向他的父亲保证，以后不会再参与类似的抗议活动。

然而，1863年6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却对王储夫妇的私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波及了他们尚在襁褓之中的儿子威廉。首相因此对他们怒火中烧，而在接下来的30年中，他为了稳固自身在普鲁士以及后来的德意志政坛的主导位置，一直无所不用其极地对付他们。当时，腓特烈·威廉公开的反对立场以及维多利亚对丈夫的言论毫不掩饰的支持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在朝廷上孤立无援的困境。“你不能想象这有多么痛苦，”维多利亚在1863年7月如此写道，“当你身边的人对你嗤之以鼻并且认为你是疯子的时候！”

只有了解了这一背景，我们才能明白为何威廉二世的父母和祖父母在教导王孙以及敦促他们履行王室职责方面看似无关紧要的矛盾会招致双方对彼此的怨怼。正如约翰·勒尔所言，在君主专制政体和新君主专制政体下，对王位继承人的教育“这件事本身即是极其重要的政治议题”，因为这涉及未来的君主如何行使君权。在霍亨索伦王朝内部，由于政见上的分歧，王储及其扈从与国王及首相隔阂日深，这使得双方在王孙教养上的矛盾渐趋复杂。双方随之而来的针锋相对在其相反的教育理念上就可见一斑：一种是亲英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教育，以培养公民道德和社会责任感为基础；另一种则是传统的普鲁士贵族教育，以培养军事技能和服从精神为基础。当王储夫妇和国王夫妇要分别为威廉王子聘请一位文化课教师和一位军事教师时，这一情形就不言自明了。父母为王子挑选的第一位文化课教师候选人因为其身后激进的政治权力圈被否决。最终定下的教师是格奥尔格·恩斯特·欣茨佩特，此人与王储一派有着并不直接却十分紧密的关系，他要求在威廉王子的教育上享有专属的权威，并得到了批准。直到威廉18岁为止，他将会一直担任其文化课教师。正是这位欣茨佩特先生为威廉二世的早期教育定下了基调。他为王子制定了严苛的学习日程，要求他从早上6点至晚上6点（在冬季会延长至晚上7点）学习拉丁文、历史、宗教、数学和现代语言等多种课程。每周三和周六下午，王子还要抽出时间去矿场、车间、工厂和贫苦劳工的居住区进行访问，体察社会。

两位教师在各自的权力和职责问题上也产生了矛盾。王子的第一任军事教师就因为王储夫妇对欣茨佩特委以重任而心灰意冷。在这位教师于1867年辞职之后，王储夫妇和国王夫妇因为教师继任者的问题发生争执，甚至连国王的扈从都直接牵涉其中。“我们好歹是说服了他们……”维多利亚在写给母亲的信中抱怨道，“然而，我觉得这种干涉对我们来说太糟糕了。你不晓得当权派花了多大力气在我们的宫廷里安插他们的人，更不晓得他们对我们有多么恨之入骨。”

王子们的王室职责是导致王储夫妇心烦意乱的又一诱因。1872年8月，维多利亚坦言，当她听说威廉要穿俄国军队制服接待俄国沙皇时，她感到“十分震惊”。“这件事自然是没有问过我的意见的。对所有这类事情我都没有发言权，只能任凭他人安排。”维多利亚和腓特烈·威廉坚决地请求国王，希望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和同龄人一起接受教育，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让他们远离极度受迫的宫廷环境。正如约翰·勒尔教授所指出的，将威廉送至卡塞尔的腓特烈学园接受教育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举动”。此前，霍亨索伦王朝还从未有过哪位王子接受过这样“资产阶级”式的教育。这一举动也反映了王室教育观念的变化，这一变化不仅发生在德意志，也蔓延到了世界其他角落——英国的乔治五世被送至皇家海军学院，和同伴一起接受教育，裕仁天皇也曾经在东京的高中就读。当然，威廉本应该在柏林的某所高级中学就读，但是他的母亲反对，理由是首都这所唯一适合的学校在政治上“过于保守”。

不出所料，威廉一世对此强烈反对（他从1871年起就一贯如此），最终只是迫于“多方的威逼利诱”才勉强答应。正如维多利亚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所写的，从今往后，皇帝再也不能“强迫威廉在柏林的各种场合亮相，到处社交应酬——只有这样才能制止皇帝荒谬可笑的固执之举”。王子迁至卡塞尔是王储夫妇教育理念的一大胜利。威廉于1874年进入卡塞尔高级中学，从而得以远离柏林社交界，更重要的是，他在18岁以前可以免于承担军事职责（他从10岁起便是第一近卫步兵团的一员）。让他接受严格的精英教育也是为了打压他在阿谀奉承、自吹自擂风气甚盛的宫廷中养成的傲慢之气和王子威风。

王储妃一直对军方介入王子的成长历程格外戒备，时刻留意他是否被他们的保守情绪同化。早在1871年2月，当王子仅仅12岁的时候，她就声称在他的身上察觉到“一种明显的易于被军方肤浅狭隘的态度所影响的倾向”。多亏了她的影响，威廉（按照霍亨索伦王朝对王子们教育的标准）得以在成长过程中少受军事教育之苦。直到他结束在波恩大学为期三年的学习为止，对他而言，“人文”教育的要求总是优先于履行军事职责。虽然威廉对于军营文化和氛围（尤其是军队制服）都格外向往，但他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完备的普鲁士军事教育应该培养出的自我牺牲和服从精神。他所接受的教育可以解释这一点。他觉得来自上级的指正和建议，难以接受。他的副官阿道夫·冯·比洛夫上尉于1879~1884年在他身边随侍长达5年之后，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没能消除王子所受的教育对他的影响。威廉虽然身着军装，却不曾拥有一个普鲁士军人的价值观和精神气质。与市面上流行的传记中的说法不同，威廉并不是从波茨坦和军营训练场走出来的，而是一个军事上的“半吊子”。尽管他母亲总是放心不下，但是她为了让儿子摆脱军方的操纵所做出的努力却是卓有成效的。不过，欣茨佩特先生、波茨坦、卡塞尔和波恩的奇妙组合所培养出的威廉是否比在传统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能力强，便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可以这么认为，由于威廉在其受教育过程中经历过颇多波折，被两种互相对立的环境拉扯，而又没有受到系统的理念的指导，因此很难形成一以贯之的价值观或者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

威廉的权力之路

关于王子教育问题断断续续的争论，体现出两代人之间的矛盾、个体之间的敌对以及党派之间的对立对王子早年生活的影响。王子只是被动地卷入纷争之中，充当他人尔虞我诈的傀儡。但在某个时刻，他必定开始意识到其父母与当权派长期不和的状态恰好为他提供了周旋的余地。一个明显的例证发生在1883年，威廉24岁的时候，当时他的父亲要求他随同去西班牙进行正式访问。虽然他并不乐意去，但是他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拒绝，而是秘密地要求其祖父以他不愿在那时离开军营为由，叫停此次访问。皇帝原本就对这次花费颇多的访问心存疑虑，自然顺水推舟。这种事情几乎可以肯定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当腓特烈·威廉在1883年11月发现事情的真相之时，与儿子激烈争吵，并怒斥他“一早就背着父母和皇帝私相授受”。

皇帝威廉一世和孙子威廉之间的“默契”反映了王室家族内部所经历的漫长的情感关系的转向过程。从15岁时起，威廉与祖父之间一直是充满温情和信任的，并且关系日益亲厚。到了19世纪80年代初，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已经颇为世人所注目；而大约从1880年起，王子与其父母便渐行渐远。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威廉在1879年4月与来自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松德堡–奥古斯特堡家族的奥古斯特·维多利亚订婚之后，希望获得更多的个人自主权。威廉的父母，尤其是母亲，不顾他人（包括皇帝）对新娘并不显赫的家世的反对，极力促成了这门婚事。尽管她以为这门婚事能够拉近她与儿子之间的距离，结果却是事与愿违。

多娜（朋友们都这么称呼奥古斯特·维多利亚）对英国很反感，并持有保守的政治立场和正统的宗教观点。她所属意的“恰恰是对王储夫妇及其代表的价值观表示强烈反对的势力”。双方由此产生的隔阂随着威廉对其父母的自由主义政治观点越发直言不讳的反对而进一步加深。由于持有这种政见，王储夫妇在柏林的宫廷中已经成了不折不扣的反对派。19世纪80年代初，威廉和父亲有过几次不甚愉快的争吵，在此过程中，他明确表示自己站在当权派一边。霍亨索伦王朝的历代国王似乎传承了这样奇怪的传统：腓特烈·威廉在1862年之后就一直反对其父的政策；威廉一世的父亲过早离世，但他在19世纪40年代也反对过当时在位的父亲腓特烈·威廉四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廉二世的儿子，王储腓特烈·威廉·维克托也公开挑战他的权威，让他吃到了同样的苦头。19世纪80年代的情况就特殊在王室家族三代同堂，老一辈和年青一辈因此结成了同盟，共同对付中间的一辈。

威廉二世和皇帝的交好在1884年结出了第一枚政治果实：威廉二世被任命为赴俄的一支重要使节团队的领队。由于腓特烈·威廉“荒谬的反俄态度”，威廉二世显然是比他更合适的人选。然而一切尘埃落定之后，腓特烈·威廉才知晓此事，他不免觉得自己被刻意忽视了。威廉二世从俄国返回后，发现他的父母对他格外冷淡。“当他从圣彼得堡返回之后，所有人都热情洋溢地欢迎他，唯独他的父母对他不理不睬——他们已经听够了旁人对威廉的奉承了，”瓦德西伯爵（他是王子俄国之行的随从）这样评论道，“任何人想要博得他们的欢心，就必须诋毁他们的儿子……”

威廉为期12天的俄国之行大获成功。他不仅和沙皇亚历山大相谈甚欢，而且也似乎给其在俄国接触到的各方人士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威廉直接写信向其祖父汇报情况，这种不合常理的举动遭到了德国驻俄大使的抗议，他认为这样一来自己就全无用武之地了。甚至在尚未离开俄国的时候，威廉便在俾斯麦的授意下与俄皇“秘密通信”，在信中向俄国皇帝标榜自己是其父反俄立场的坚定反对者。在归国不久之后，他又给俄国皇帝写了以下这封信，颇具代表意义。在信中，他请求沙皇不要将自己父亲的反对言论放在心上：

您了解他，他喜欢和他人作对。他深受我母亲的影响，而我母亲又听命于她的母亲英国女王，这自然使他习惯于从英国的角度来看待一切问题。我向您保证，我和我们的皇帝陛下以及俾斯麦阁下同心同德，誓将巩固和捍卫三皇同盟作为我最高的职责。

而在1884年6月的一封信中，威廉二世则告知沙皇其父对俄国君主及其政府所采取的政策的强烈反对：“他（父亲）指责俄国政府满口谎言、背信弃义，等等，几乎所有恶意的字眼都被他用来诋毁您的名声。”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威廉二世在俾斯麦的怂恿下一直与沙皇保持着这种“热线联系”。他将家族内部的机密肆无忌惮地透露给一个外邦君主，这表明他决意要利用霍亨索伦宫廷的人事倾轧和政治分歧来为自己谋利。1884年的俄国之行也为其日后作为君主的行事作风开了先河。此后，他仍然时常随随便便就充当起外交官的角色，虽然他在这方面既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也没有专人指导。正如这封不管不顾的令人瞠目结舌的信件所透露出的，他在整个统治生涯里都将外交视为君主之间的事务，并对君主之间的私交对维护国际关系所起的作用深信不疑。

当时，宫廷正为威廉的妹妹维多利亚（即“莫蕾塔”）与保加利亚巴滕贝格家族的亚历山大王子的婚配问题争论不休，而各方的冲突有升级之势。威廉二世趁此机会进一步进行自我扩张。这门婚事错综复杂，其中的政治权力纠葛千头万绪，在这里仅做简要说明。从1882年起，王储妃就属意于“桑德罗”（亚历山大的昵称）·巴滕贝格，想把女儿许配给他。双方在次年会面之后，似乎也已经算是订婚的状态了。但是，这门婚事却遭到了首相俾斯麦的强烈反对，他反对的主要理由是这会影响到德意志帝国同俄国的关系。巴滕贝格本是俄国在1878年安插到保加利亚的傀儡君主，但随后他加入了寻求保加利亚统一和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直接违抗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政策。这自然使他得罪了圣彼得堡方面。

俾斯麦认为，霍亨索伦家族的公主嫁入巴滕贝格家族会动摇德意志帝国与俄国的亲密关系，而德俄交好是他外交政策的核心。而对王储妃来说，这门婚事的“反俄”倾向却恰恰是其主要吸引力所在。在其母维多利亚女王的支持下，她期望通过扩大德意志帝国在保加利亚的影响，为将来各种势力联合起来遏制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力打下基础。她在1883年6月写给母亲的信中提到，最好的结果就是“英国、奥地利、意大利和德意志帝国能够联合起来支持保加利亚……这样保加利亚就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屏障，可以阻挡俄国在君士坦丁堡的企图”。“西欧人”和“俄国人”之间长久以来的冲突经常会激起普鲁士内部对外交政策的争论，这一事件又让双方战火重燃。

到了1884年夏天，俾斯麦和皇帝威廉一世已经形成了强有力的同盟，他们以政治考虑和国家关系为由反对这门婚事。巴滕贝格之争贯穿了整个19世纪80年代，不时地被搬上台面，制造新的纷争。即使巴滕贝格王子在1886年8月因俄国人支持的政变而被赶下了台并被驱逐出境，维多利亚和丈夫（后者在某些场合较为谨慎）仍然没有放弃这门婚事，甚至还考虑过为巴滕贝格王子在德意志帝国政府谋一个高级行政职位。来自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的费迪南德亲王是在巴滕贝格之后被选出来的保加利亚君主。由于其一系列的反俄举动，1887年年底各方势力在保加利亚问题上的矛盾空前激化，引发了人们对巴尔干半岛战争的恐慌情绪。在这种背景下，这门婚事又变得敏感了起来。可以想见，威廉二世加入了反巴滕贝格的阵营。他向祖父提供妹妹和王子私会的情报。在与俾斯麦的儿子赫伯特（毫无疑问他是俾斯麦的耳目）的一次谈话中，他甚至煞有介事地考虑解决巴滕贝格的最好方法是否是“怂恿他和我决斗，然后用我的子弹射穿他的脑袋”。

威廉二世对这门婚事的坚决反对和对俾斯麦亲俄外交政策的明显支持，为他赢得了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1886年8月，皇帝决定派威廉二世出使俄国与沙皇会面。不过与第一次不同，他不是去参加庆典，而是同沙皇就涉及俄国在巴尔干半岛利益的政策进行高层会谈。皇帝希望威廉二世在1884年首次访俄时同沙皇达成的友好关系能对达到此行的目的有所帮助。王储不免再次觉得自己受到了忽视。腓特烈·威廉给俾斯麦写了一封颇具控诉意味的信，对这个决定表示了抗议，并表示他并未被告知该决定，而是“从媒体和传言中得知的”。当首相回复说威廉二世的俄国之行已经公布、无法更改之时，王储又试图以健康问题为由来阻止儿子成行（此时，威廉二世旧疾发作，正在恢复中），甚至提出代替儿子出访：“因为我认为能够尽一己之力，来向沙皇表明我们与俄国交好的愿望，是再好不过的了。”然而，朝中最有权势的几位人物都一致反对改变计划。尽管王储访俄是更高规格的“礼遇”，然而俾斯麦在1886年8月17日对威廉一世表示，假如王储访俄，“由于沙皇对巴滕贝格恨之入骨，王储陛下对他却百般袒护，两人很有可能发生争吵”。威廉一世显然对俾斯麦的观点表示赞同，认为其子“不适合与沙皇亚历山大共处一室”。威廉二世本人也以一种夸张的方式接受了这种看法。在8月20日致赫伯特·冯·俾斯麦的信中，他警告说：“（假如他父亲出使俄国）他会喋喋不休地跟沙皇说有关英国的事情，还会赞颂保加利亚人的勇气！他要真去了那儿，我们所有人就都完了！”

假如威廉二世被破格提拔到某个国内的行政职位上担当重任，那么无论他有没有事先同父母商量，王储无疑都不会如此义愤填膺。但在19世纪欧洲的君主专制政体和新君主专制政体下，外交被视为一种具有政治意义的仪式，是君主行使权力的至尊领域，是最高级别的国家行为。“外交本身即是其目的，”俾斯麦在1866年宣称，“我把它看得比其他一切事务都重要。”这种主观的“外交至上论”使得君主和政治家们纷纷将其视为自己崇高的职责，这也就解释了威廉二世在德意志帝国外交界日益增强的影响力何以触痛了王储夫妇的神经。威廉二世正在侵入其父作为未来君主意欲一展雄才的核心领域。

类似的事件在1886年的秋冬之际以一种更犀利的方式再次出现。在俾斯麦的建议下，威廉二世显然即将进入外交部，以熟悉该部的内部运作。王储写信给首相，表达对此举的反对，理由是其子“尚未成熟而且缺乏经验，性情上有专横和夸张的倾向”，并警告首相说“让他过早地接触外交事务是很危险的”。俾斯麦对此不以为然，回应说威廉已经27岁，比腓特烈·威廉一世和腓特烈·威廉三世接受公职时的岁数都要大。他继而提醒王储：“在皇室，君主的权威是凌驾于父亲的权威之上的。”

由于任命一事，威廉父子在1886年12月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激烈争吵。这里有必要详细摘录威廉二世对此事的说法（由赫伯特·冯·俾斯麦转述）：

王子说他父亲对他素来颇为严苛，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一点儿也不客气，但王子此前从未见过父亲如此气急败坏过。王储脸色灰白，挥舞着拳头威胁王子说：“你们完全是在耍弄我，今日之辱我绝对不会忘记！我特意提出的反对意见居然被完全无视，你们这些人根本没把我这个王储放在眼里！我发誓，等我登基之后我会好好教训外交部的那些人，绝对不会原谅他们的所作所为！”

因此，威廉二世在政界迅速擢升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俾斯麦家族成员的提点和帮助。自1884年起，在其父的指示下，赫伯特·冯·俾斯麦对王储大献殷勤，百般讨好，终于与其建立起了友谊。向来与首相不和的王储自然认为威廉二世在政事上和他针锋相对是“无所不能的俾斯麦耍手腕的自然结果”。然而，威廉二世一向对自己的独立地位颇为看重，绝不会永远或者完全与俾斯麦家族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自19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另一位政治人物也与威廉结成了政治同盟，此后将与俾斯麦家族一较短长。

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Alfred von Waldersee）伯爵是普鲁士军队的军需总长和副总参谋长。他经常与威廉王子见面，讨论军事问题，曾在威廉1884年首次出访俄国时担任随从。但从1885年1月开始，他们的交往才变得密切起来。威廉开始向瓦德西倾诉“棘手的家庭问题”，并颇为煽情地表示“以后要仰仗（瓦德西）”。瓦德西随后成为威廉二世最为信任的心腹，游刃有余地帮助他处理了几桩婚前和婚外的桃色纠纷，并在威廉二世对柏林联盟俱乐部的赌博活动进行整改并引发争议之时全力支持他。

这位军需总长持反犹立场，是虔诚的教徒和保守派人士。由于他身上所有的特质都是王储夫妇所深恶痛绝的，威廉自然很高兴以他作为自己与父母划清界限的武器。不过，瓦德西的受宠对俾斯麦家族来说也成了一大威胁。瓦德西极具野心，甚至有传言说他意在图谋首相之位。瓦德西竭力削弱赫伯特·冯·俾斯麦对威廉判断问题和态度立场的影响，并巧妙地调控威廉和首相关系的起伏。瓦德西在外交政策上的观点也与俾斯麦大相径庭。尽管他曾经附和过首相的外交政策，但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他对首相的领导能力已经有所质疑，并且直言不讳地支持对俄的自卫战争。在俾斯麦斥责瓦德西之时，两人发生了争吵。争吵的由头是瓦德西的一时失言，但他猜想俾斯麦真正在意的是其子在威廉跟前与自己争宠时落败，这无疑是正确的。

到了1887年年底，谁是威廉王子第一心腹的问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有了最重要的意义。当年3月，王储被诊断出喉部长了肿瘤。不同的医学团队对预后的看法不一：王储的几位来自德意志的医生认为该肿瘤是恶性的，必须尽快实施彻底的手术切除，但该手术危险性高，不仅会让王位继承人永久失声，还可能会使他丧命。英国医生莫雷尔·麦肯齐爵士（王储的心腹）是另一种较为乐观的看法的主要倡导者。他认为该肿瘤不是恶性的，只要腓特烈·威廉迁居到气候较温和的地方，进行一段时间的休养，就可以自行痊愈。王储支持麦肯齐的看法，拒绝了手术的方案。他被送往意大利北部海滨小镇圣雷莫的一幢别墅里，进行休养和恢复。然而，当1887年5月王储患病的消息广为人知之后，无论是在宫廷内部，还是在政府官员之间，甚或在普通民众之中，人们对王储的病情普遍持较为悲观的看法。而当时威廉一世已经90岁高龄，身体每况愈下。人们一度认为威廉王子继位遥遥无期，轮到他了自然就会发生。而现在这似乎马上就要变为现实了。“上帝总是以这样神秘莫测的方式行事，”德意志帝国外交部部长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在日记中写道，“世界历史的进程就这样出乎预料地被改变了。威廉王子可能在30岁的时候就继承大统。到时，又会发生什么呢？”

即使王储活得比他父亲长，他若继位，那在位的时间似乎也会很短暂，这就使威廉王子成了未来之星，朝堂上下的所有眼睛都注视着他。“我饶有兴致地看到，”瓦德西写道，“一些识时务的朋友对威廉王子的态度是如何产生了180度大转变的；昨天他们还对他怒火中烧，认为他无情无义、没心没肺，鬼知道还会有什么，今天他们就反过来称赞他性情坚毅，认为他必定前途无量。”那些对腓特烈·威廉身体状况的怀疑都随着1887年11月12日的一则官方声明而烟消云散：王储被确诊罹患癌症。这则消息对宫廷风向的影响是极其迅速的。据赫伯特·冯·俾斯麦回忆，“所有墙头草和软骨头”都不再掂量倒向哪一边对自己更加有利，纷纷投靠威廉王子，“恬不知耻地对王子阿谀奉承，使他的虚荣心像风帆一样日益高扬”。

如此一来，人们为了成为威廉王子的心腹而进行的争斗变得更为紧迫。对俾斯麦来说，成败在此一举：他的外交政策在未来能否施行，他能否坐稳首相的位子，都取决于此。为了加强对王子的掌控，首相采用了典型的胡萝卜加大棒策略。他继续充当威廉王子在政界平步青云的急先锋，让威廉一世签署文件，规定在国家元首不能履行职责的情况下，授予威廉摄政的权力，由他代皇帝行使君权。这自然引起了圣雷莫方面的骚动。与此同时，俾斯麦动用手段，试图阻止威廉王子与自己最强势的政敌瓦德西伯爵联合一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瞄准了威廉王子、瓦德西和牧师兼政治家阿道夫·施特克尔（Adolf Stoecker）三人之间的关系。

施特克尔自1874年起任柏林大教堂的皇室牧师，创立了基督教社会工人党（Christian Social Workers Party，后更名为基督教社会党）。他是19世纪末最为激进和富有革新精神的德意志保守派人士之一。与他的同时代人、维也纳的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一样，他用混合了民粹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机会主义的反犹太主义和宗教复兴思想的一套说辞，为他保守主义的政治主张获取了大量的民众支持。他的目标是将被边缘化的工人阶级群体吸收进基督教会，使他们接受君主制下的政治秩序。俾斯麦对施特克尔的态度颇为矛盾：他欣赏这位牧师在政治主张上宣扬保守主义、维护君主制，但对其政党能否从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cy）手中争取到工人阶级选民颇为怀疑，并且对其煽动下层民众的手段不以为然。当年11月，一场募捐会在瓦德西伯爵的府邸举办，为施特克尔建立的“城市布道所”筹措资金。这一机构致力于通过慈善活动在城市的贫民中传播福音。威廉王子出席了该活动，并发表了简短讲话，赞扬了牧师所做的工作，称借助宗教对人民大众重新进行教化是抵制“抱持无政府主义和去宗教化的政党所带来的革命性倾向”（此处指社会民主党）的唯一途径。俾斯麦在这一场合察觉到一个具有危险性的新政治联盟即将形成。施特克尔可以拉近威廉王子和那些保守派的新教“极端”宗教人士的关系，从而威胁到由首相领导的国会多数派自由保守党的内部团结。对于俾斯麦来说，他的最终目的已经很清晰了：他要制造威廉登基之后就将任命瓦德西为首相的假象。

俾斯麦并没有直接敦促威廉达成此事，而是以他一贯的方式对其作为帝国首相所掌握的丰富公关资源加以利用。12月的第二周，数篇针对施特克尔的檄文出现在《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上。这是一份全国性的报纸，并作为半官方的政府喉舌而广为人知。全德范围内凡是与俾斯麦的多数党有关系的自由派和略偏向保守派的报纸很快都加入了战局，指责某个反动的宗教小团体已经操纵了易受影响的王子，为自己谋取利益。威廉王子首次发现自己成了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然而这远远不是最后一次。

突然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之下，接受人们的审视与批评，似乎使威廉惊恐不已——他对舆论的敏感此时初露端倪，而这种状态将贯穿他的整个统治阶段。到了12月底，他已经发表了官方声明，宣布自己与施特克尔的反犹太主义立场毫无关系。在写给俾斯麦的一封私人信件中，他辩称自己此前参加布道所的活动并非想暗示他本人的党派倾向，并向俾斯麦保证自己宁可把自己的四肢“一一砍掉”，也不愿给首相带来任何“麻烦或不快”。在次年2月8日，对勃兰登堡州议会所做的一次演讲中（演讲内容随即被透露给了媒体），威廉王子强调了自己对俾斯麦外交政策的认同。俾斯麦赢了这一局，但他此番和王子的角力还是对两人之间的关系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威廉对俾斯麦为了让他在全国人面前出丑而耍弄的手段怒不可遏。他开始放言俾斯麦的好日子终将到头：“他最好记住谁才是一国之尊……在继位之初，我自然不会对首相弃之不用，但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我希望自己能不再与俾斯麦阁下为伍。”

1888年3月9日，老皇帝威廉一世去世。他在临终遗言里表达了对威廉王子的赞扬：“我对你一向很满意，因为你事事都做得妥当。”威廉一世去世之后，新皇帝（威廉的父亲）和他儿子的首次交流是通过一封措辞冰冷的电报进行的，他警告威廉要服从自己的权威。尽管新皇帝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但是3月23日发布的政务代理敕令却只将极少量的权力和职责让渡给新任的王储（威廉二世）。然而，威廉实际上已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和政治投机的目标。在政府的最高统治层内部，甚至连新皇帝的军队部下也没有打算承认新政权的合法性，它仅仅被视为一个碍事的过渡期。“我想人们都认为我们只是浮光掠影，假以时日就会被威廉所代表的现实所取代。”皇后在3月写给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德皇腓特烈三世（皇帝这样自称）的统治从各种意义上来说都过于短暂（只持续了99天）。因为病痛，皇帝的身体极度虚弱，无力在各机构内撤换人员，也无法对政策做出任何调整。而这原本是保守派们长期以来所揣测和惧怕的。

威廉二世和首相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仍然存在分歧，最为突出的就是在外交政策上。1888年春夏间对俄国发动战争所带来的恐慌情绪长时间弥漫在朝野上下，人们都感觉到惶恐不安，这使得威廉在俾斯麦的亲俄政策和瓦德西伯爵的反俄、战俄路线之间徘徊不定。然而，公主与巴滕贝格结亲一事在4月重新被提起，为威廉和俾斯麦的联手创造了条件。俾斯麦以辞职相威胁，威廉随即警告这位“保加利亚佬”说，假如二人成婚，他会在登基之后立刻将他们驱逐出境。

图1　图为身着胸甲的腓特烈·威廉王储，摄于1887年1月1日。后来腓特烈·威廉登基成为腓特烈三世皇帝，在位仅99天。1888年3月9日登基时他已患喉癌，命不久矣。德意志帝国因此缺失了持有自由主义和进步思想的一代君主，而这曾经是德意志民族国家得以建立的思想基础。倘若腓特烈三世没有英年早逝，德国历史会是怎样的一番面貌，一直是德国历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重要命题。

威廉和其母维多利亚之间剑拔弩张的状态依然如故。在皇后看来，儿子对巴滕贝格一事毫无改变的反对态度进一步证明了（如果他此前的言行还不够证明这一点的话）：“他的怨怼、报复心和自负”以及他试图通过将一桩“家务事”闹得满城风雨来“毁掉”她的险恶用心。身体的虚弱以及随之而来的看淡一切的态度使得腓特烈·威廉对其子的怨怼冰消瓦解。由于他既无心，也无力继续与儿子敌对，他自己便成了各方争论的话题。威廉始终反对其母和莫雷尔·麦肯齐爵士的意见，而赞同大多数随侍医生的悲观看法，认为其父罹患绝症，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由于19世纪80年代接受全喉切除术的病人能活下来的概率极低，维多利亚便认为威廉此举是为了使自己尽快登基，或者使其丈夫被迫宣布自己不适合统治，可谓无情无义。当威廉于1887年11月结束对圣雷莫的访问，回到德意志之后，他说母亲不仅像对待“一条狗”那样对待他，而且还阻止他探望父亲。在腓特烈·威廉最后的日子里，她又故技重施。然而，冥冥之中的安排，再加上父亲患癌症的推波助澜，还是让年轻气盛的威廉占了上风。在腓特烈·威廉于1888年6月15日去世之后，人们纷纷指责那些之前不相信皇帝罹患癌症的人（包括皇后）对他照顾不周，一时间民怨沸腾。威廉不顾亡父遗愿及其寡母的强烈反对，下令对其父进行了病理解剖。解剖结果证实腓特烈·威廉体内确实存在癌细胞。这一结果被公之于众，证明威廉自1887年春天其父患病以来所坚持的看法是正确无误的。

宫廷中人过去总是（或者说现在基本上也是）会过度估计人们能够被他人操纵的程度，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倾向于相信权谋和手段是能够行得通的。在王储夫妇眼中，威廉是一个“傀儡”、一张“牌”，他的判断力和思想早已被尔虞我诈的宫廷所“扭曲”和“毒害”。正如维多利亚在1887年3月所言：“他既不聪明机敏，也不老谋深算，以至于无法看透这个体系和体系中的那些人，只能任凭他们摆布。”瓦德西担心威廉会被赫伯特·冯·俾斯麦的奉承讨好所迷惑，而首相则忧虑威廉已被瓦德西所操纵。事实上，若分析1887~1888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便可以看出，威廉并不受制于任何一方。瓦德西在1887年1月曾经做过相当准确的评论，他说王子“自行其是”，并且会“尽力避免在自己周围培植一众羽翼丰满的党羽，以免受他们的挟制”。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那些消息灵通的评论家（荷尔斯泰因、赫伯特·冯·俾斯麦、瓦德西）开始以赞赏的口吻谈论王子“事不关己的冷静态度”和他令人惊叹的独善其身的行事风格。而这些特点都是威廉在长期身处家庭内部斗争的过程中打磨出来的。他在政治立场上漫不经心的转变（1884~1886年亲俄，1887年12月倒向“主战派”，1888年又和俾斯麦站在了同一战线上）表明他已经倾向于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利用不同的人和派系。

因此，我们从威廉在从政初期所持的立场能够看出更多的他对权力以及他人认可的渴求，而非对特定的人或是他们所倡导的政策的认同。在他的身边，钩心斗角的戏码定期上演，这深刻地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得一些联盟越发稳固，而另一些分崩离析。威廉本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逐渐成长起来的。威廉的父母（尤其是他的母亲）和他们的宿敌俾斯麦首相一样醉心于这种争斗。威廉总是从旁观望，伺机从他们随之而来的无关紧要的争吵中为自己谋利。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他很轻松便可以看出所谓的提议和辩论是怎样一步步沦为了夺取和巩固权力的工具；以及政治本身是怎样通过人与人之间互相攻击和对立的关系而体现出来的。待他继承大统之时，威廉已经表现出对权力本身以及获取更多权力的异乎寻常的强烈兴趣，这从他习惯于分发明信片并在上面写上一句“我待我时”便可以看出。然而，他却没有深刻地思考获取权力之后，想要怎么做。对于在争权夺利氛围浓厚的霍亨索伦家族中接受教育的威廉来说，这也许是唯一一份最具宿命意味的政治遗产。

威廉二世其人

威廉的早年经历是否为他日后异常的心理状态做出了铺垫呢？1918年，威廉二世受革命所迫退位之后，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和通俗作品都聚焦在对这位德意志末代皇帝是否精神状态不稳定甚至疯癫的猜测上。在他退位之后的一年间，一系列的研究著作问世，对他的精神状态是否影响他履行君主的职责进行了探讨。这些著作包括《疯狂的威廉二世》（F·克莱因施罗德著）、《德皇威廉定期疯癫！》（H·卢茨著）、《威廉二世：残缺和疯癫》（H·维尔姆著）等。“他完全就是有病，他的思想和感情也一样有病，”《威廉二世的病症》的作者保罗·泰斯多夫如是说，“有经验的医生和心理学家都能看出，威廉二世从年少时起就患有精神疾病。”在这些早期研究中，有些研究者认为威廉先天不足，这是由于在他之前的好几代王室成员“过度生育”而造成的。无须多言，这些言辞恶毒的作品在医学上的参考价值可以忽略不计。它们主要的目的是将德意志战败归咎于威廉二世，将他塑造成一个导致德意志自1914年以来国运日衰、灾祸连连的疯子。（保罗·泰斯多夫在1919年写道：“他的病情要为德意志的战败负一部分责任。”）“先天不足说”更多地来源于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长期以来对世袭君主制的批评，而不是来源于临床观察结果。

1926年，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的畅销传记一反战后初期的一些街头小册子上对威廉二世的健康状况带有偏见的概论，而是对这位前皇帝的性格成因进行了更为细致和富有同情心的剖析。与前人的研究不同，路德维希关注的是威廉的生理残疾。由于其母难产，威廉二世是由医生用钳子从母亲腹中取出来的，在此过程中，他肩膀上的神经受到了损伤，导致左臂永久瘫痪。和这一“缺陷”的“不懈斗争”，路德维希称，“是他（威廉）性格养成的决定性因素”。其长期后果就是“对君主制的热衷”，以及采取进攻好战的姿态来掩饰不安全感的倾向。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这样的心理学权威也对此书做了评论，但他认为路德维希夸大了威廉的残臂所起的作用。在1932年的《精神分析引论新编》中，弗洛伊德坚持说威廉作为一个成年人的种种不足之处不是由于残臂本身造成的，而是其母拒不承认其缺陷，继而对他缺乏关怀的结果。

人们对于威廉精神状态的争论始终热度不减。基于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的一个分支（“自体心理学”）的观点，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科胡特（Thomas Kohut）近来着重将威廉的缺陷放在他与父母的关系中来考察。科胡特发现，威廉的父母没有给予他“移情关怀”，那种“（来自）自我认同和镜像的自豪感”以及“恰到好处的挫折”，而这些都是发展出一个“统一而完整的自我”所必需的。因此，威廉在整个成年期中都为“不和谐和虚弱的自我”所困扰，这恰恰是自恋型人格疾患的特征。同时代人在成年的威廉身上频繁观察到的过度敏感、渴求认可和缺乏“心理连续性”等特征，便可以从其早期的家庭经历中找到解释。

英籍德裔历史学家约翰·勒尔在对威廉早期心理发展的研究上采取了一条与他人颇为不同的路径。他对大量的原始资料进行了空前的广泛阅读，在此基础上开展对威廉早年生活的研究，结果发现威廉早期的人格成熟并未因为缺乏父母的关爱而受到影响。相反，勒尔发现按照当时王室家庭的标准情况来看，王储夫妇的家庭氛围不同寻常地温暖有爱（威廉的美国传记作者拉马尔·塞西尔也认同这一结论）。勒尔认为，威廉不正常的精神状态的根源要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即他出生的时候。勒尔在一本历史著作中以罕有的大量篇幅深入探究产科领域，详细地再现了王储妃当时生产的情形，并以确凿的证据证明威廉在出生时严重缺氧，导致他有先天的“轻微脑部机能障碍”。根据最近的医学研究成果，这种状况是和成年人所表现出的过度敏感、暴躁易怒、缺乏专注度和客观性等表现联系在一起的。勒尔指出，正是这种“器质性心理综合征”使得威廉易于患上“次级精神病”，而威廉童年时所受的严格教育（包括为了锻炼他瘫痪的左臂而施行的各式新奇疗法，用来矫正他脖子的“头部拉伸器”和欣茨佩特先生所采用的严格教育方法等）正好促发了这种病症。

无论是先天获得的，还是在童年时期后天习得的，威廉身上的这些不正常的性格特征是否使他无法以理性的方式行使权力呢？我们是否需要通过心理分析法和神经病学中的诊断标准和症状类型来理解威廉在掌权时的种种行为？这些问题当然只有在对威廉的政治生涯进行剖析之后才能得到解答，而这正是本书在剩下的篇幅中所要着重探讨的。不过，在展开论述之前，我想预先提醒读者。首先，用心理分析法这种解读人类行为的方法来对已故之人进行研究，可能非常吸引人，但这种方法中推测的成分极高。最重要的一点是，诊断标准的适用性决定了人们难以对其进行评定（如何时父母的移情理解算是“足够的”？），而且关于被研究者的资料常常是模棱两可甚至自相矛盾的，这更是增加了研究的困难。在“脑部损伤”和“次级精神病”之争中，双方得出的结论都建立在各自的诊断性猜想之上，而这些猜想在源头上就是有争议的——我想约翰·勒尔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这种心理分析法局限了我们的研究，使我们仅能依靠旁证，因为威廉的医生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回到他的婴幼儿时期去观察他的任何精神不正常的迹象。

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君主的“疯癫”有时已经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医学范畴，而是进入了政治领域。正如珍妮特·哈特利指出的，英国的外交官和政治家们通常只有在怀疑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意图损害英国利益时，才会倾向于认为他是个疯子。威廉二世的同时代人其实很清楚，从19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流传的关于威廉精神状况的谣言是带有政治目的的，尽管他们不否认威廉某些怪异的举动有时确实会激发这样的猜测。左派自由主义历史学家路德维希·克维德于1894年发表的讽刺文章（号称“威廉二世时期最成功的政治宣传册”）运用了一系列当时神经科学的时髦术语，将对帝国君主制度的批评嵌入了对威廉的“诊断”之中。同时，那些曾经称赞威廉性情坚毅的人在失势之后也经常拿他的精神问题大做文章。人们通常会在对他人的某种特定行为模式不满或者反感的时候，斥其精神不稳定。这种多少有些迫切地运用医学标准来解决问题的做法无非是为了给自己前后不一致的行为找到合理化的说辞。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不同时期人们对威廉的“诊断”似乎都顺应了当时大众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如19世纪90年代的“神经衰弱”说，（魏玛）共和国早期的“王朝衰落”说，20世纪20年代兴起且在此之后周期性出现的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模式，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被压抑的同性恋倾向”说，20世纪80年代和现在依然盛行的神经病学，以及在21世纪的基因研究潮流下出现的“乔治三世基因”说（即血紫质病）。

心理史学和回溯性神经科学所提倡的解释策略有一个更进一步也更严重的问题：它们诱使我们放弃从理性和情境的角度来解释人的行为。比如说，约翰·勒尔在其对威廉心理状态的著名研究中列举了一些事件，似乎能够证明威廉陷入了“帝王式的疯狂”状态（即对自身权力和能力的妄想）。这些事件包括，威廉曾经对一群海军上将宣称：“你们所有人都一无所知，唯独我拥有智慧。决断唯我。”倘若我们认为威廉天生就是疯子，我们便会从字面上解读这番言论，认为其反映了威廉虚妄的世界观。但是，我们也可以将同样一番话放在具体情境中来考虑。由于这些人（包括陆军军人和海军军官）在名义上由威廉掌管的多个领域游刃有余，威廉在面对他们的时候自然会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因此，我们便可以将其理解为威廉是在借这番话（尽管在我们看来可能是有失公允或不合时宜的）来强调行政权力是凌驾于统治之术和机构权威之上的。我们会在接下来的章节里回顾科胡特和勒尔提出的重要问题。但本书将尽可能地着重通过在具体情境中分析威廉行为中的“理性”部分，来解读他当权时的表现。

第2章　夺取权力

权力与宪法

权力在德意志帝国政治体系内是如何分配的呢？皇帝享有多大的权力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首先研究1871年4月16日颁布的宪法。该宪法规定了帝国的政治机构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威廉二世在1888年6月25日对国会发表的登基演说中提到要用宪法来“监督和保护”，而该宪法是历史妥协的产物，其诞生的原因非常复杂。随着普鲁士在1870~1871年对法战争中取得大规模的胜利，新的德意志宪法势必要将权力分配给多方势力。显而易见，俾斯麦本人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巩固和扩张普鲁士的权力。然而，他的主张显然并未受到德意志帝国内其他公国的欢迎，尤其是那些南方的主要公国——巴登、符腾堡和巴伐利亚。因此，宪法必须既考虑到组成德意志帝国的各个主权实体的政治诉求，又要满足维持帝国运转的中央协调机构的需要。

最后出炉的宪法不出所料具有明显的分权性质。实际上，这并不算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宪法，而更像是同意联合起来组成德意志帝国的各个主权实体之间的条约。由于人们认为新的德意志帝国不过是各个公国结成的松散联盟，所以德意志帝国的各个州之间依然互派使臣——保留此举在日后看来实属万幸，正是这些使臣的报告为我们研究德意志帝国建立伊始的政治生活提供了绝佳资料。基于同样的理由，外国政权不仅派遣使臣前往柏林，还去往德累斯顿和慕尼黑等地。

与1848~1849年由法兰克福议会的自由派律师起草的，但未能最终出台的帝国宪法相比，1871年宪法的极端联邦主义的性质体现得更为明显。法兰克福宪法规定了各个州政府都必须遵循的统一的政治原则，而1871年宪法则没有做到这一点。法兰克福宪法构想了一个拥有与各公国政府迥然不同的权威的德意志帝国议会，而1871年宪法规定帝国主权归于联邦议会，该议会由“联邦各成员国派出的代表”组成。它决定哪些法律草案可以交由国会讨论，草案在成为法律之前必须经过其同意，它还负责监督议会通过的法律的实施情况。议会的每位议员都有权提出草案，并将其交由议会讨论。1871年宪法（第8条）甚至宣称联邦议会将挑选部分议员组成一系列的“常务委员会”，负责处理外事、军队边防、海军事务等多个领域的问题。

1871年宪法对联邦主义的强调无疑对皇帝的地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宪法起草者显然是在尽力不去强调中央机构所享有的权利，以免伤害到联邦制拥护者的感情。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再次将1871年宪法与法兰克福宪法进行对比。法兰克福宪法在“帝国上层建筑”这一节专门对中央机构做了说明，而1871年宪法则没有相应的规定，只是在第4节谈到联邦和联邦议会的管辖权时稍稍提及了皇帝的权力。1849年宪法明文规定“皇帝有宣战和媾和的权力”，而1871年宪法则规定除非德意志帝国的领土受损，否则，皇帝必须获得联邦议会同意后方可宣战。法兰克福宪法（第79条）赋予了皇帝解散议会两院的权力，而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第24条）则具体规定了联邦议会有权解散帝国国会，但必须首先征得皇帝的同意。第14条则规定只要1/3的议员投票同意，可以随时召集联邦议会。换言之，皇帝似乎只是众多德意志王子中年纪最长的一位，他的权力来自他在联邦体系中的特殊地位，而非源于他对德意志领土直接的控制权。因此，他的官方头衔不是“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尽管威廉一世本人可能倾向于这一称号），而是“德意志皇帝”。外行在读过1871年宪法后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联邦议会不仅拥有国家主权，还掌握着德意志帝国的政治权力。综上而言，这种看法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宪法通常无法使我们窥知政治现实（1945年之后东欧联盟国家的宪法就是一例），1871年的德意志宪法也不例外。尽管该宪法在字面上对联邦主义做出了许多让步，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德国政局的实际发展却似乎是在瓦解议会享有的联邦权威。尽管首相俾斯麦坚称德意志是一个联邦，但是宪法所构建的联邦议会始终未能成为现实。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原因，便是普鲁士在军事实力和领土上的绝对优势。在联邦之中，普鲁士王国以65%的国土面积和62%的人口享有实际上的领导权。普鲁士军队使南方诸公国的军事武装相形见绌。宪法第63条规定普鲁士国王为德意志帝国皇帝，也是帝国武装部队的最高司令。宪法第61条规定“普鲁士军队的全部法典”都要“刻不容缓地通过帝国国会传达下去”。这就使得联邦主义者的一切想要通过“常务委员会”管理军队事务的说辞都成为无稽之谈。普鲁士的主导地位也在议会内显露无遗。除了汉莎同盟（the Hanseatic League）中的几个自由市（汉堡、吕贝克和不来梅）之外，德国中部和北部的较小亲王国均听命于普鲁士，必要时稍微施加一点儿压力它们便会就范。再加上普鲁士本身就拥有议会全部58张选票中的17票，任何由其他公国组成的联盟想要反对普鲁士的动议都是不可能的。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联邦议会都不可能如联邦主义者们所期望的那样主导德国政局。首相拒绝将任何与普鲁士国王的特殊职责和他本人作为帝国首席公务员的职权有所重叠的公共职能让渡给议会。比如，他不顾宪法第8条的相关规定，想方设法地让联邦外事委员会形同虚设。更重要的是，联邦议会缺少起草法律所需的官僚机器，因此不得不依赖普鲁士的行政机构。结果，议会逐渐变成了一个审议法案的机构，而这些则是由普鲁士国务院经过多番讨论后制定出来的。如果我们把联邦议会在1878年、1887年、1893年和1906年帝国议会遭到解散时的表现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联邦议会一贯缺乏权威。它不但未能在这些事件中先发制人，反而逐渐沦为帝国政策的传声筒。议会的从属地位甚至反映在其位于柏林的官邸上：它没有独立的办公大楼，而是“栖身”于帝国大臣官署之中。

帝国行政机构的相对薄弱进一步确保了普鲁士的主导地位。19世纪70年代，随着新机构陆续建立，以应对逐渐增多的帝国事务，再加上帝国政府在立法上的作用在整个威廉一世统治时期显著增强，一个所谓的帝国政府确实形成了，但它仍然仰仗和依赖于普鲁士权力机构。帝国政府各部门（外交部、内政部、司法部、邮政部、铁道部、财政部）主管不是正式的大臣，而是比大臣低一级的国务秘书，直接对首相负责。普鲁士行政机构比帝国行政机构的规模大，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都是如此。此外，任职于帝国行政机构的官员也多是普鲁士人。

民众寄望于一些上层人士，希望他们能够保证德意志政治体系的顺利运转，而从这些人的角度看来，普鲁士/德意志帝国这种二元对立关系给政治体系的运转带来了很严重的问题。尽管普鲁士作为帝国内最大的公国居于主导地位，普鲁士各级政府即使是在制定国内政策时也不得不考虑到帝国的整体情况。最明显的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自帝国成立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普鲁士首相兼任帝国首相，因此他同时对普鲁士议会和德意志帝国国会这两个立法机构负责。这些机构不仅在组织形式上大相径庭，而且在产生方式上也不尽相同。帝国国会在男性选民普选的基础上产生，因此聚集了各党各派的人士，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德国在地域、宗教、种族及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多样性。普鲁士议会由三级选举制选举产生，该制度在本质上偏袒有产者，从而保证了保守派和“右倾”自由派的主导地位。由于普鲁士的局势会影响到帝国国会内各党派的态度，反之亦然，首相便面临着平衡两种截然不同的立法机构的艰巨任务。

1871~1890年，这一独特的复杂政治体系一直由申豪森的奥托·冯·俾斯麦维系。俾斯麦的主导地位部分来源于他对普鲁士王国及帝国行政机构的全权掌控。作为帝国首相，他可以直接对帝国国务秘书发号施令；作为普鲁士王国首相，他可以操控普鲁士政府部门的内部论争；作为普鲁士的外交大臣，他负责在联邦议会投出普鲁士的17张选票。他在德意志帝国和帝国内实力最强的公国之间的巧妙周旋是其获得政治影响力的关键。“如果你斩断我作为普鲁士人的根，只让我做帝国官员的话，”俾斯麦对国会如是说，“那么我便会同其他任何人一样籍籍无名。”以一己之力支撑起德意志帝国“不完整的联邦体系”的俾斯麦逐渐掌握了对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帝国的几乎所有政府政策的决策权。

然而，俾斯麦对行政机构的掌控本身并不足以解释其1871年之后在德意志帝国体系中享有的独断地位。他作为统一战争的总策动者所发挥的作用，他作为外交大臣无与伦比的手腕和判断力，他进行事后批评和恫吓政敌的卓越本领，他利用舆论的敏锐眼光，以及他与皇帝相处时的长袖善舞，也是同等重要的因素。“你必须要亲身经历，才会明白这个人对他周围的一切人、事、物施加了怎样的影响，”自由主义左派人士路德维希·班贝格尔如此回忆道，“曾经有一度德意志帝国内没有谁敢断言他的势力范围有多大。”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权力如岩石般无可撼动，人人在它面前都会颤抖不止”，还因为他“能够决定法律条文、政府机构甚至政治风向的走势”。所有党派的人士都明确指出俾斯麦的“独断专行”，他的“专制主义思想”以及在“至高无上的”波美拉尼亚的“朱庇特”影响下形成的“专横”气质。甚至连汉斯–乌尔里希·韦勒（一位通常并不倾向于采用“个体”框架来解读历史的历史学家）也援引了韦伯的“超凡权力”说来试图解释首相何以能享受如此崇高的权威，因为韦勒认为俾斯麦的无上权威不能简单归因于他的社会背景、掌管的部门以及他所捍卫的价值观。韦勒的批评者们对这一说法是否适用于俾斯麦颇有微词，但是俾斯麦强大的政治权力和公众影响力却是毋庸置疑的。

图2　奥托·冯·俾斯麦比任何一位政治家都更深刻地影响了威廉的政治观。他在威廉的青少年时期持续地影响着他的家庭生活，甚至在1890年离职后也仍然是不可小觑的势力。这张照片中由雕塑家胡戈·莱德雷尔（照片中右边那个人）制作的俾斯麦的大型塑像有力地展现了俾斯麦身后依然显赫的声名，而其影响贯穿了威廉二世统治时期的始终。

那么，德意志皇帝在整个体系中的地位又如何呢？鉴于普鲁士国王在普鲁士带有浓厚君主专制色彩的宪法中的地位以及普鲁士行政首脑在整个帝国体系中几乎无可撼动的主导地位，普鲁士国王兼德意志皇帝的潜在权力是巨大的。比起终有一日会解甲归田的首相来说，他以一种更绝对也更个人化的方式操纵着帝国政府和帝国实力最强的公国这两条线。根据宪法第18条的规定，皇帝有权任免帝国官员；而普鲁士宪法也规定，普鲁士国王有权任免普鲁士政府官员。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俾斯麦都是海陆军的总司令，独揽人事任免权（第53条、第63条）。只有获得他的同意，普鲁士议会才能通过法案；他还以派遣联邦议会议员的方式影响着帝国法案的通过。他一手掌握着内阁和军事参谋办公室，这等同于拥有了一个不对议会负责、专门为他服务的团队，一个专属于他的权力基地。多米尼克·利芬将这个每日处理大量文书工作的庞大机构与俄国截然不同的情况进行了对比：沙皇既没有专职的书记员，也没有私人秘书，只能自己给信件贴邮票、通过手写便条同侍从和大臣们联系。

作为德意志统一时期的一号军阀，威廉一世享有独特的个人声望。但是，由于帝国的政治体系由首相一手掌控，普鲁士国王兼德意志皇帝的政治潜能注定得不到充分施展。这并不是说威廉一世是无足轻重的人物。民主德国作家卡尔–海因茨·伯尔纳在其关于威廉一世的传记中反对将德意志帝国的第一任皇帝看作“德意志波拿巴主义体系中的傀儡”。威廉一世确实曾经在俾斯麦面前为自己的权力据理力争过，并且向其保证自己对国家政局的方方面面都了如指掌。直到他去世为止，他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最终决策权。1882年，威廉一世在向普鲁士国务院发布的皇家敕令中宣称国王有权“依据自己的判断调整普鲁士政府及其政策”。政府的举措归根到底取决于（普鲁士）国王，“源自国王的决定，是国王的观点和意志在组织机构中的体现”。

然而，俾斯麦在协调不甚牢靠的帝国和普鲁士政治体制上的卓越本领显然使他成了皇帝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研究两人关系的学者们普遍都强调了俾斯麦是如何通过威逼利诱、恩威并施的手段来获得威廉一世在重大事件上的认同的。威廉一世不得不时常接受与自己的直觉相左的政治举措。他不想同奥地利作战，他厌恶1871~1881年德国政坛上的自由主义倾向，他也不赞同俾斯麦针对天主教徒发起的政治运动。当两人发生正面冲突的时候，俾斯麦会释放其个性中的所有能量，时而涕泗横流，时而怒火万丈，时而扬言辞职，直到皇帝接受他的意见才作罢。正是这些威廉一世几乎无法忍受的场景促使他发表了一番著名的评论：“在俾斯麦手下当皇帝实属不易。”他在另一个场合还说过：“他比我更重要。”这也许并不是虚伪的自谦之语。

首相和国王兼皇帝之间的权力平衡问题，不能与其他机构内的政治势力割裂开来考虑；它取决于一系列外部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帝国国会多数派的态度。一位拥有强大议会支持的首相可以站在更强硬的立场上同君主谈判。反之，一个持敌对态度的议会会削弱首相作为政事管理者的作用，使得他更加依赖君主，而这正是俾斯麦在1881~1886年的处境。1890年2月，俾斯麦领导的多数党“卡特尔”在帝国国会选举中败北，他不久之后便被威廉二世赶下了台，这并不是巧合。

帝国国会、联邦议会和普鲁士国王兼德意志皇帝一起，构成了帝国政治机构的铁三角。联邦议会象征了各公国所享有的受限制的自主权，而帝国国会则代表了德意志这一民族国家内的所有男性选民。联邦议会的各位代表都是由各邦国的君主指定的，代表了贵族的价值观；相反地，帝国国会是通过三年一度（1885年以后改为五年一度）的成年男性普选产生的，是当时欧洲大陆上的一个最为民主的立法机构。法案要想得到通过而成为法律，须经过帝国国会的同意，而且与一些教科书上的说法不同，帝国国会有权提案。由于帝国国会有权核准帝国预算，它便握有与行政机构讨价还价的筹码，还能防止后者的野心膨胀。另外，帝国国会左右政局的权力却由于首相的任期不取决于多数派支持这一事实而受到了极大限制。与英国不同，德意志帝国议会无权通过投不信任票来推翻政府。两者的区别从一个重要的流程差异上就能够很清楚地看出来：英国君主一直都是前往下议院参加新一届议会的开会仪式，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代表们则是被召唤至王宫完成同一仪式的。

帝国国会逐渐会聚了各个政党的代表，人员构成颇为复杂，因此如何审核法案成了帝国首相面临的最棘手也最让人头痛的政治任务（平衡普鲁士和帝国议会利益的需要使这个任务难上加难）。尽管帝国国会制定政治章程的权力依然十分有限，但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在威廉一世时期，戴维·布莱克本所说的“议会政治的正当性获得了提升”这一现象确实存在。促成这一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帝国宪法第22条的相关规定：帝国国会在对外开放期间的会议记录都应始终如实地被公开。这就使议会上的一些政党领袖成了公众人物，同时，对政治感兴趣的民众也可以参与（至少可以旁观）开放日当天的激烈辩论。议会的实际权威增强的进一步证据便是帝国国会各个委员会所处理的事务逐渐增加，以及各政党领袖和委员会专家在决策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所发挥的作用越发重要。

在对德意志帝国的政治体系做了这样一番简短的审视之后，我们能得出什么样的总体结论呢？正如这一领域最负盛名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决策权分散的体系”，一个“不完整的”体系或者说是一个“不完整的联邦政体”。形形色色的势力之间松散而又极不协调的关系，以及这个体系不断变换的特征使得历史学家们很难确切地分析该体系内的权力分配情况。比如，某位历史学家认为普鲁士王国–德意志帝国这一宪政体系在威廉一世时期逐渐“议会化”，而另一位历史学家则强调这一统治时期的“带有独裁主义特点的波拿巴主义”或“权威主义”特点。就本书的研究目的来说，我们只需强调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体系，容易受到各方反复谈判的影响，它以内部的不确定性和矛盾性为特征，权力在其核心机构之间来回转移。这不可避免地对普鲁士国王兼德意志皇帝所扮演的角色做出了暗示。首相离职之后，其所领导的机构将会有怎样的变化？俾斯麦曾经成功地（并非毫不费力地）使德意志帝国这一并不完善的国家机器俯首听命，那么宣称自己可以自任首相的年轻皇帝能否同样取得成功呢？

皇帝与首相之争

早在威廉二世登基之前，就有敏锐的同时代人基于对他和首相的了解，意识到这位年轻的皇帝与已经73岁的首相共事不会很容易。瓦德西伯爵在1887年11月与荷尔斯泰因的谈话中指出这是个性差异问题。当时在位的老威廉皇帝对个人形象几乎漠不关心，也不介意在公众面前被俾斯麦抢去风头。“但是，一旦威廉王子继位，他会坚持维持一国之君的派头——因此我并不认为他和首相会长期相安无事。”显而易见，1887年秋两人之间发生的冲突不是个好兆头。继施特克尔事件之后，威廉还因为他准备在登基之后发给各公国君主的声明一事和俾斯麦不欢而散。这次争执虽然不如前者那样广为人知，但却使得两人关系恶化。俾斯麦对该声明发布的时间和内容都颇有微词，最终劝说威廉将其付之一炬。另外，我们可以看到，1887年与1888年之交的那个冬天，两人在外交政策上产生了进一步的分歧。

尽管有这些不和谐的苗头，在1888年6月15日威廉二世登基之后，年迈的首相和年轻的皇帝还是平稳地合作了一段时间。他们在一系列重要的人事决定上达成了一致。他们共同出现在议会晚宴上，接待同政府关系融洽的国会政党代表。皇帝言辞冷静地给宫廷牧师施特克尔下达了最后通牒，命令他在政治活动和宗教职责中做出选择（俾斯麦一直认为施特克尔身兼二职是十分危险和不可接受的）。威廉甚至打破传统，通过政府官方公告宣布自己与极右媒体发布的反俾斯麦的煽动性言论无关，谴责了极端保守派对首相的辱骂，并宣称“皇帝陛下（必然）不会允许任何势力妄称自己是帝国的耳目”。所有这些举动都公开释放了这样的信号，即皇帝对俾斯麦在1887年议会选举中创建的自由保守派政党“卡特尔”仍然抱有信任，从而安抚了俾斯麦一派。威廉在施特克尔事件中显露的对宗教势力和极端保守派势力的兴趣曾使俾斯麦颇为震怒，而这如今也已成为过去。尽管俾斯麦不愿意承认，但他确实是一位能屈能伸的廷臣，眼见老谋深算的瓦德西伯爵深得皇帝宠信，他竟然也能同这位曾经的政敌握手言欢。1888年7月，奥地利公使这样说道：“当今的皇帝和首相是如此亲密无间，关系好到了不能再好的程度。两人互相尊重和欣赏，彼此信任和理解，处在名副其实的蜜月期。”

然而，蜜月期还没持续多久，两人便在内政的关键问题上（外交问题将在第5章讨论）产生了分歧。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便是如何协调德意志帝国内的劳资关系。威廉二世登基还未满10个月，德意志经济就因罢工大潮而遭受重创。罢工潮自1889年5月从德意志矿业和重工业中心、位于北部的鲁尔盆地兴起，随后扩展至整个鲁尔区，并波及亚琛、萨尔盆地、萨克森和西里西亚等地。到5月中旬为止，鲁尔区86%的工人都参与了罢工。罢工者和政府军队之间爆发了血腥的冲突。之后动乱持续了近一年，其间不时有罢工或暴动爆发。

1889~1890年正是首相政治生涯的末期，他在此期间对劳工问题的处置展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城府与手腕。无论是在内阁会议、枢密院会议上，还是在同皇帝的私人会谈中，俾斯麦都坚称国家向工人吁求妥协的做法会鼓励社会民主党，也会使普鲁士工业在国际市场上丧失竞争力。首相有些言不由衷地辩称，规范女工和童工的用工法则、立法规定工人周日有权休假、设立最长工作时限会妨害工人按照自己期望的方式和时间来工作。俾斯麦头脑中似乎有多种方案。他一直都认为严酷镇压是国家应对社会民主运动的唯一方法。如果国家对罢工和动乱放任不管，国会对首相所支持的更具压迫性的反社会主义新法案就会少一些抵触（此前的反社会主义法案将在1889年9月失效）。如果这一策略行不通的话，就只有发动政变这条极端的途径可走，但这样可能会引发内战。在这种棘手且未来不可预测的情况下，俾斯麦很有可能同他在1862年普鲁士宪法危机发生时一样力挽狂澜，带领德意志帝国这艘大船渡过难关。

与俾斯麦不同，威廉并没有将眼前的困境归罪于工人的贪婪和社会民主党，而是认为资方，并非劳方，要负主要的责任，他们因此也要承担重整社会秩序的代价。威廉仅有最基本的经济学知识，然而他还是意识到随着德意志贸易自1887年起持续繁荣，订单激增，矿主们赚得盆满钵满，工人们的要求也水涨船高。在5月11日，即接到关于动乱报告的仅仅4天之后，他便命令威斯特伐利亚总督“强迫”矿业企业的总经理和总裁们增加工人工资；如果他们不从，就以撤出该地区所有的政府军队相威胁。“当这些有钱业主和总裁的别墅被付之一炬的时候，他们马上就会妥协了。”威廉在5月12日的内阁会议上突然现身，发表了这番言论。当年11月，普鲁士农业大臣罗伯特·卢修斯·冯·巴尔豪森听到威廉放言说：“我们需要做很多事，来防止资本家将劳工生吞活剥，因为大多数工业资本家都在无情地剥削工人，毁了他们。”

威廉二世认为这种争端最终还是要由君主负责居中调停，因为德意志的工人都是他的“子民”，有权得到他的庇护。1889年5月中旬，他接见了矿主和矿工的代表，并警告他们不要对对方提出过分的要求。威廉这一令人始料未及的举动令德意志各阶层的民众颇为意外，也对他深感敬佩，从而推动了此次争端以协商的方式得到解决。整个1889年，威廉二世始终坚持要求政府保证工人得到加薪，并通过立法保障他们的权利（周日休假权，限制工作时间，限制使用女工和童工）。“我认为我有责任，”他在11月从君士坦丁堡返回后宣称，“加以干预，确保这些人不被压迫，也不会罢工。”

威廉二世为劳工谋福利的创举却使历史学家们疑窦丛生，他们认为威廉对社会问题的热衷是为了掩盖其他一些不那么崇高的动机，比如说寻求民众支持，或者妄图成为腓特烈大帝那样的“乞丐国王”。在这里有必要完整地摘录以下章节，它选自拉马尔·塞西尔的卓越传记，堪称这类观点的代表：

鉴于威廉二世本人并不是人道主义者，他对贫苦劳工的关切自然并非源于此。早在其少年时期，他性格中的冷酷一面便已显露出来，并时常为与他相熟的人所察觉。他能够毫无留恋地舍弃昔日的朋友和仆从，其冷酷无情的程度令人齿寒。他对自己熟悉的人都尚且如此无情，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他对广大的子民居然会有悲悯之心。腓特烈皇太后对下层人民一向广施恩泽，她对其子是否真正关心过贫苦大众和他们面临的问题颇为怀疑。

这段话有几处值得推敲。鉴于两人交恶，我们自然有理由怀疑皇太后关于其子“真实”动机的说法，她所言未必可信。另外，在这些历史学家看来，君主引导政府对公共领域进行干预一定要出自他个人的“同情心”，否则就是不真诚的。这种观点也是有问题的。威廉的母亲所秉持的情感旨向的慈善观（反映了19世纪中期维多利亚式的自由主义情感）与威廉所信奉的具有保护主义色彩和中央集权性质的家长式的慈善观截然不同，两者之间应该有明确的界限。在俾斯麦执政的最后10年中，他支持建立了当时欧洲最先进的社会保险制度；威廉二世甫一登基，便在对国会发表的登基演讲中保证会继续推进俾斯麦和威廉一世在1881年提出的改良性法案。

当威廉就国家法规在处理劳资关系问题上的局限性同首相发生冲突时，我们若想到他曾经是首相的狂热门徒，定会感到有几分讽刺意味。格奥尔格·欣茨佩特在对威廉的教导过程中一向强调君主的社会责任（1889年他一跃成为威廉在劳工问题上的主要顾问之一）。他还受到了汉斯·赫尔曼·冯·贝勒普什（Hans Hermann von Berlepsch）的影响。贝勒普什于1890~1896年任普鲁士贸易大臣，其在劳工问题上的看法反映了“社会君主制”的改良保守主义理念，该理念强调君主对社会问题的积极干预。因此，威廉在劳工问题上的创举不仅根植于他本人的成长经历，也与19世纪末德意志帝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息息相关。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我们都切不可认为此次争端是由威廉的率性之举而引发的。1889~1890年的罢工规模空前，已经使得普鲁士统治阶层深感震惊，继而迷惑不解。关于如何处理劳工暴乱的争论不仅仅局限于行政机构，而且如奥托·普弗兰策所言，它已经渗入了行政系统内部。在省级行政机构，比如说柏林，官员们难以对这个问题的根源和妥善的处置方法达成一致意见。而这个问题也并不是德意志独有的。俄国在19世纪90年代发生劳工暴乱之后，其行政机构内部也存在类似的意见分歧。当时，一派官员（如内政大臣祖巴托夫）敦促君主和政府通过捍卫工人权利而与无产阶级结成同盟，而另一派官员则竭力捍卫资产阶级的利益，两者之间发生了冲突。

威廉之所以反对俾斯麦在劳工问题上的立场，还由于他已经意识到首相意欲施行的边缘政策可能引发的风险，并对此甚为恐惧。俾斯麦本打算在必要的时候放任罢工，以使其形成燎原之势，直到将德意志推至内战边缘；或者在帝国国会上提出极其严苛的反社会主义法案，并在国会数次遭到解散之后主导立法机构背离宪法（即政变）——正如他在1862年所做的那样。如果事情如首相所愿发展，这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无疑会在同君主的关系中占据绝对主导的地位。不出所料，威廉避免采取这样极端的做法。早在1889年5月19日，威廉便对他的朋友，普鲁士驻不伦瑞克大使菲利普·奥伊伦堡（Philipp Eulenburg）坦言，他在“修订宪法”的问题上同俾斯麦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交涉”。当威廉于1890年1月13日再度与奥伊伦堡会面时，大使报告说俾斯麦在制定反社会主义法案的问题上拒不妥协，很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政治动乱，甚至只能通过政变来解决：

他，皇帝，将会面临一种可怕的处境，而他并不想在他继位伊始就动用武力或者其他高压统治的方式来镇压所谓的“革命”：“我想要……向我的臣民，尤其是工人们表达善意，并帮助他们，而绝对无意将他们射杀！”

威廉二世和首相的矛盾还聚焦在政府的统治策略和帝国行政机构内部权力的分配方面。俾斯麦不仅仅因为威廉的政策而惊慌，还因为这位新君开始介入政府运行时所采取的方式而失措。5月6日和7日，当时在基尔的威廉甫一得知鲁尔暴乱的消息，便立刻要求当地官员撰写报告，并直接呈给他。5月11日，他在俾斯麦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威斯特伐利亚总督（见上文）下达了敕令。威廉的这些举动是威廉一世建立德意志帝国以来前所未有的，而俾斯麦也精神百倍地进行了回击。他给威斯特伐利亚总督哈格迈斯特寄去了一封言辞冷酷的信，警告他地方行政官员若不经过上级官员的同意就贸然行事，造成的后果政府不会负责。1889年6月，俾斯麦采取行动，防止威廉通过内政大臣恩斯特·赫富特（由威廉任命）行使君主的自主权力。俾斯麦建议恩斯特不要把官员的报告直接呈给皇帝，除非“陛下认为自己可以无视忠心的顾问的意见，也不需要任何专业的建议，就能自己做决定”。

威廉二世在鲁尔暴乱事件中介入行政程序，这对俾斯麦作为普鲁士首相的权威构成了直接威胁。腓特烈·威廉四世于1852年颁布的内阁敕令规定：在普鲁士，当政府需要处理罢工和随之而来的暴乱时，首相有运筹帷幄之权。那之后便从未有过例外。这一规定是为了使政府事务更加有条不紊地进行。它规定各部大臣“在决定所有重要的政府举措时务必与首相进行口头交谈或者书面交流”。各部大臣上呈给皇帝的奏章必须由首相先行过目并提出意见，首相亦有权参与大臣与皇帝的所有会谈。威廉二世在1889年与大臣的越级交流是否如俾斯麦事后所说，构成了违反宪法的行为，实在值得怀疑；然而，此举确实是违背了普鲁士以往据宪法行事这一惯例。

皇帝身边聚集的一群没有正式头衔的顾问们对俾斯麦独揽大权构成了进一步的挑战。这些人包括前帝师格奥尔格·欣茨佩特、实业家胡戈·道格拉斯伯爵、宫廷画师兼前矿业官员奥古斯塔·冯·海登，威廉二世的密友菲利普·冯·奥伊伦堡伯爵以及令人敬畏的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荷尔斯泰因掌管外交系统的某个部门而能够掌握俾斯麦一派的内部动向。这些顾问帮助威廉了解国家事务的动向，助他下定决心，及时向他汇报新的政策提案，并给予其推行劳工新政所需要的政治支持。多亏了他们的支持以及其他方面的助力，威廉才得以在内阁会议上同强势的首相据理力争，他不仅在评议时事热点时头头是道，还能相当镇定自若地列举所有可供选择的政策。

俾斯麦在其回忆录中对这些人极尽讽刺之能事，例如他评价冯·海登为艺术家中的矿业官员，矿业官员中的艺术家。在俾斯麦被解职之后，他通过媒体对所谓的神秘的幕后操纵者大肆渲染，称其对最高行政部门过度干预。然而实际上这些君主身边的“编外人士”早已借由秘书处和军机处的运行成了普鲁士权力系统的一部分。在面对各种情况时，由宪法体制之外的人士向君主献计献策一直是普鲁士王国宫廷政治的特色之一。俾斯麦在回忆录中将威廉的新顾问们比作“一群野心勃勃、妄攀高位之人”，他们在威廉二世登上帝位之际乘虚而入，试图“利用（皇帝）高尚的意图和不谙世事之间的不对等状态”。人们确实普遍认为，在当时的宫廷体系下，这种顾问集团比较容易形成，他们能够为君主提供除了“官方做法”之外的其他策略，使君主的自主权得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官衔和职责不是最重要的，得到皇帝的宠信才是关键。正如政治理论家卡尔·施米特所指出的，在此状况下的影响力和恩宠之争涉及了宪法的根本问题，因为“任何为君主通报消息的人都参与了权力之争，无论他是否是有副署之责的大臣”。围绕在威廉二世身边的这一独立于宪法之外的顾问集团之所以引得其同时代人纷纷侧目，部分原因还在于俾斯麦在德意志行政体系中呼风唤雨的影响力。在其效命于前两位君主期间，他已经通过其在文官系统内的实际独裁，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君主身边的顾问们所拥有的影响力。

1890年1月，随着与俾斯麦的矛盾升级，威廉开始进一步在德意志宪法体系内寻找解决问题之道。鉴于俾斯麦在行政机构中的主导地位，想要不经他同意就推进任何动议，即使有可能，也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普鲁士政府无法无视首相和贸易大臣的意见（这两个职位都由俾斯麦把控），而在普鲁士议会上提出保护劳工的法案。同样，联邦议会中的普鲁士代表也无法无视代表他们投票的普鲁士外交大臣（依然是俾斯麦）的意见，从而在会上提出这样的法案。然而，在复杂的普鲁士–德意志宪法体系中，还有一条途径行得通：如果威廉能说服德意志帝国内的某个公国的君主按照他的意思在联邦议会上提出法案，俾斯麦就无法阻止全权代表大会对该法案进行讨论。

威廉即位之初的情形充分地说明了君主之间的类似合作。在威廉对帝国国会做登基演讲的前5天，威廉的叔父巴登腓特烈大公在致其他大公的通告里提议各位君主在威廉宣布国会开会之后团结在他周围，以确保“德意志帝国皇帝在承诺和平和保证增加帝国福祉时能考虑到他们的立场”。多位君主在任何情况下都倾向于支持威廉关于劳工问题的看法，或是因为政府干预主义与他们自己关于社会政策的观点一致，或是因为他们想要借此抵消已经在自己王国内推行的劳工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萨克森公国）。腓特烈大公似乎将君主们在联邦议会的合作视为一种途径，可重新确立德意志帝国内各公国君主在宪政制度中的位置，他认为此举能够保证“各公国在更大程度上”介入“当今的重大政治问题”。他的愿望并没有在此次实现。1月15日之前，一个由各公国君主组成的联盟形成了——如果奥匈帝国大使的记述可信的话，该联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威廉促成的。该联盟以巴登腓特烈大公、萨克森国王阿尔贝特和魏玛大公卡尔·亚历山大为核心。大家一致同意由萨克森代表团首先在联邦议会上提出该动议。俾斯麦通过当面威胁各公国驻柏林大使自己将辞职而暂时抵挡住了首轮攻势。然而，这次尝试使威廉认识到一位决意扩展其政治影响力的君主可以在复杂的德意志帝国宪法体系内寻找到多种可行的方法。

双方的僵持局面从1890年1月持续到了2月。威廉在1月24日召开的枢密院会议上，与首相公开发生了冲突。威廉在会上做了一番感性的演讲，抨击无情的资本家对待工人就像压榨“柠檬”一般，之后就把他们扔到“粪堆”里不管。他还列举了正在计划之中的改革举措，拒绝强化反社会主义的法律，并将自己的创举与霍亨索伦王朝诸位先王在社会建设上的成就联系在一起。俾斯麦寸步不让，诸大臣（除了少数几位之外）或附和首相，或保持中立，人人皆为即将到来的风暴而心惊胆战。据说威廉在会后对巴登腓特烈大公如此说道：“这些大臣都不是我的大臣，显然是俾斯麦阁下的大臣。”

然而，首相的可选项已经所剩无几了。帝国国会于1月25日否决了反社会主义法，这使俾斯麦率领的政党同盟卡特尔措手不及。2月4日，威廉发布了两道敕令。第一道是下达给首相的，命令他在柏林组织召开一个由欧洲各国参加的有关劳工问题的会议。另一条是下达给普鲁士贸易大臣的（依然是俾斯麦），指示他准备关于社会保险、工作条件和劳工代表的新法案。俾斯麦将敕令加以改动，以减少其社会影响，并且没有对其进行副署，但却无力阻止舆论倒向皇帝一边。在此后的数周中，俾斯麦采取了一套颠三倒四的策略来牵制威廉：他鼓励瑞士按原计划在伯尔尼同时举行劳工会议，以便抢去威廉计划在柏林举行的会议的风头；他试图阻止萨克森代表在联邦议会提出法案；他反复强调自己打算辞去多个职位；他在大臣会议上屡屡妨碍议事；他重新开始试图在帝国国会提出严苛的反社会主义法案，甚至导致议会多次被解散也在所不惜。这便是一位杰出的七旬老人在穷途末路之际使出的奇怪招数。俾斯麦本人也承认，他对权力的欲望已经将他意识中的其他东西燃烧殆尽了。

俾斯麦手中还有一枚至关重要的筹码，那便是他率领着虽然上位不久，但仍然占据着多数席位的卡特尔，凭此他依然可以把控议会。由于威廉在提案里提出要大幅增加军费，而他觉得必须借俾斯麦之力，让国会通过这些棘手的提案，因此他一直没有下定决心与首相反目。俾斯麦在议会的地位给了他与皇帝谈判的筹码，使他能够迫使皇帝支持反社会主义法案，这或许能给他带来迟到的救赎。但随着1890年2月20日帝国国会选举结果的揭晓，这唯一的筹码也不复存在了。俾斯麦于1887年授意建立的卡特尔如今分崩离析，国会为社会主义者、左派自由主义者和天主教徒所把控——也就是反对党，或者俾斯麦在此前提到他们时经常说的“帝国的敌人”。

随后发生的两起事件触及了帝国行政机构的特权以及德意志皇帝影响（或是操纵）政策形成的权力，提前结束了这一僵持的局面。1890年3月，俾斯麦出人意料地会见了（天主教）中央党的议会领袖路德维希·温特霍斯特，二人讨论了中央党将会在何种条件下同意依照政府方面的意见在帝国国会进行投票。温特霍斯特要求撤回多个反天主教的法案，包括驱逐耶稣会的法令，该组织曾在19世纪70年代俾斯麦推行“文化斗争”之时逃过一劫。

从帝国国会的选举机制来看，拉拢天主教徒是可以理解的：中央党在国会占据106个席位，是拥有席位最多的政党。俾斯麦原本可能打算以即将提出的军事法案为切入点，试图说服皇帝让自己作为帝国国会的掌舵人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在1890年3月的情势下，他与温特霍斯特的会面很不幸地失算了。皇帝强烈反对对天主教阵营做出让步——早在1889年9月，就有人向他提议恢复被禁止的至圣救主会，但遭到了他的断然拒绝。他在天主教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来自身边人的鼓动。1889年秋冬期间，奥伊伦堡、巴登大公、荷尔斯泰因和其他一些人一直反复告诫威廉要注意提防俾斯麦拉拢天主教徒的举动。特别是菲利普·奥伊伦堡经常警告威廉一旦对德意志天主教内部的特殊主义者和极端势力让步，德意志帝国的完整性必将受到威胁。诸如此类的担忧始终萦绕不散，使德意志人敏锐地认识到即使帝国已经存在了近20年的时间，帝国内的国家意识依然非常薄弱。俾斯麦与温特霍斯特的会面还对帝国国会中大多数信仰新教且反对教权主义的政府官员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国家自由党人士，甚至那些此前坚定地站在俾斯麦一边的温和的“自由保守主义者”都纷纷抗议；俾斯麦此时面临着自1866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孤立处境。

威廉乘胜追击，准备与俾斯麦做最后一搏。1890年3月14日，面对着一群疲惫的观众（正值早上8点30分！），威廉对未进早餐的俾斯麦发难，斥责他不该与温特霍斯特会面，并宣布他无权在未经皇帝同意的情况下与党首们谈判。仅仅两周之前的3月2日，俾斯麦则发表过相反的言论，声称各部大臣及其他官员无权在未经首相同意的情况下与皇帝会面，并引用上文提到的1852年内阁敕令作为其权威的依据。然而，皇帝现在要求收回该敕令，以便将其废除。如果威廉本人对此次会面的描述真实可信的话，俾斯麦当时表现出了沉默的愤怒，这使他下意识地去摸索自己的佩剑。接着，这位老人“不再紧绷着了，流下了眼泪”，而威廉则冷眼旁观，对这种假惺惺的表演无动于衷。4天之后，俾斯麦递交了辞呈。

当威廉二世在1888年即位之时，皇帝之位有名无实。这种情况从1890年3月开始改变，并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不断变化。皇位不再像威廉一世时期时那样只是权力借以依凭的、代表权威的职位，而是具有实权的权力分支。在事关劳工问题的错综复杂而又困难重重的博弈之中，皇帝逐渐开始成为决策过程中的关键点之一。皇帝每采取一项举措，都有愿意效力的同盟助他成事，其中不仅有他一众忠心耿耿的朋友和顾问，还有行政机构中数量更多的一批官员。他们对俾斯麦的独断专行颇为厌倦，对新皇的大胆革新则反应热烈。有了这些人的支持，威廉制定并通过了一项法案，赢得了德意志民众的广泛支持。在他的干预下，新的劳工法在1890~1892年陆续施行。虽然没有彻底消除加诸劳工身上的苦难，但确实改善了行业安全、工作条件、青少年保护和劳务仲裁等方面的问题。同时，这些法律所代表的原则，即“资方必须尊重国家承诺给予每个群体的利益”，成了接下来数十年之中德意志帝国和普鲁士王国制定社会政策的指导思想。更为重要的是，威廉挫败了一位政治巨人，并在此过程中扫除了阻碍皇帝行使权力的主要因素。就个人而言，威廉也凭借其快速捕捉事实和论据的能力，以及辩论中自信满满、进退合宜的态度使众多同时代的观察者们刮目相看。“皇帝陛下主持（讨论劳工问题的国务会议）的表现如此出色，”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评论说，“以至于所有人都在问：‘他是从哪里学会这些的？’”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完美，但有些问题依然存在。与俾斯麦的争斗使年轻的皇帝及其同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纪律性和集中力，可以专注于他们当前的任务。然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皇帝身后聚集的势力缺乏支持他长久走下去的凝聚力、执政专业性或是政治远见。1852年颁布的内阁敕令通过强调首相的监督权以保证政府事务能够统一有序地进行。如果这种监督权如威廉在其与俾斯麦最终对峙时所要求的那样被永久废除，那么又会是哪个人或者机构能够取而代之呢？最后，我们可以这样说，1889~1890年的紧张政局虽然展现出威廉的一些优秀品质，但也暴露出他性格中的一些令人遗憾的方面：他矫枉过正的倾向、恨不得所有事都一蹴而就的急躁，以及冲动的行事作风。这使他在1890年1月以前便被德意志帝国的一些南方公国戏称为“莽夫威廉”。那些时常随侍他左右的人则察觉到了威廉性格中的脆弱一面。菲利普·奥伊伦堡曾在1889年夏天对荷尔斯泰因坦言:“陛下的身体无比健康，但他总是非常躁动不安。恐怕他心神不定的外在表现说明他有一些神经质。”

班柯的“幽灵”：“隐退”后的俾斯麦

俾斯麦自1890年3月被迫辞职之后便甚少出现在柏林，但他仍然留存在德国人的意识之中。起初，许多人认为老首相的卸任预示着积极的变化，能够“结束我们内心的无力彷徨的状态”。然而不久以后，对俾斯麦的支持之声便开始复现，这从他位于弗里德里希斯鲁的乡村宅邸接待的众多“信徒”以及他的仰慕者们发来的数量惊人的信件中可见一斑：1895年4月1日（他80岁生日那天），俾斯麦收到来自德意志帝国内外的仰慕者们发来的至少45万封信件和电报。如此热烈的反应表明许多德意志人对这位前首相和帝国缔造者仍然怀有眷恋之情。然而正如维尔纳·珀尔斯所指出的那样，这也毫无疑问地带来了政治上的影响。

至19世纪90年代中期，俾斯麦已成为新政府最猛烈也最权威的批评者。他在建立其臭名昭著的“神秘媒体组织”的过程中所获取的人脉和知识此时派上了用场。受制于弗里德里希斯鲁或在某些情况下接受俾斯麦部分资助的媒体以一系列尖酸刻薄的报道，对威廉二世及其手下的主要官员进行了大肆抨击。弗里德里希斯鲁成了反政府派们形成松散同盟之后的大本营。这其中不仅包括顽固的俾斯麦主义者们，还有政治目的各异的其他人士，如心怀不满的极端保守派冯·瓦德西伯爵以及左派自由主义记者马克西米利安·哈登，后者之后对威廉集团的核心人物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俾斯麦对鼓动政治反对派争取合法地位这一做法的目的及其产生的效果做了以下说明，而这恰恰是他担任首相时绝不容许的。“我们需要制衡的力量，”他在1892年夏天的一次演讲中装腔作势地声称，“我认为自由批评权是君主立宪政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菲利普·奥伊伦堡在1895年评论的那样，此番表达立场的言论是俾斯麦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将自己塑造成“现代德意志与德皇威廉二世对立的典型……他正在有意识地破坏他一手建立的皇帝之位的权威”。

威廉以及他正式和非正式的顾问都对“来自弗里德里希斯鲁的风暴”深感不安。他们（有些牵强地）担心俾斯麦会作为号召国民投票的政治运动领袖“重返”柏林。鉴于此次冲突越发被人们认为是前首相和年轻皇帝的个人之争，俾斯麦似乎将成功使德意志民众与皇帝对立：尤其在南方诸公国，民众们认为首相自1871年以来在凝聚国民情感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高层官员普遍认为（这种看法也不无道理），俾斯麦是在德意志国内外散布关于威廉精神不稳定的谣言的幕后推手之一。另外，俾斯麦也可能认为泄露某些政府机密文件的内容并无不妥——他于1896年10月在《汉堡新闻》上公开了与俄国签订的《再保险条约》。该条约虽已失效，但其包含了高度敏感的内容。政府通过半官方的机构来驳斥由俾斯麦控制的媒体所做出的控诉；外交部对这种情况甚为担忧，甚至试图买下俾斯麦集团感兴趣的一家报纸。

俾斯麦方面采取的行动对威廉个人产生的影响显而易见。威廉在19世纪90年代初的几次最为严重的当众失态都源于他在面对来自弗里德里希斯鲁的威胁时所产生的无力感和妄想症。“德意志帝国只有一个统治者，那就是我。我绝不能容忍其他任何人。”他对一群来自莱茵的工业家们如此说道。他怀疑这些人倾向俾斯麦一派，对劳工持敌对态度。无须多言，这些激愤之语恰恰使亲俾斯麦的反对派媒体一路高歌猛进。私下里，皇帝则常常会有震怒和惊惧的情绪交替发作。当威廉听说俾斯麦对俄国大使谎称他辞职是为了抗议威廉的反俄政策之后，便时常考虑以叛国罪的名义将俾斯麦绳之以法。德意志帝国司法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展开了前期调查。1892年夏天，当俾斯麦准备前往维也纳参加一次家族婚礼之时，威廉旋即给奥地利皇帝写了一封信，要求他拒绝接见这位“不义之臣”，直到其对威廉表示忏悔为止。据一位消息人士称，德意志民众此后始终未能原谅威廉这一充满恶意的举动。到1893年秋天度假之时，威廉仍然义愤填膺，提到“将来总有一天要（对俾斯麦）进行一次大审判”。1894年1月两人在柏林进行了公开而高度仪式化的会晤。这只是表明双方暂时休战，而非达到了最终的和解。1896年俾斯麦公开《再保险条约》之后，威廉再次扬言要把“这个邪恶的老头”关进斯潘道监狱。

威廉对这位老人的情感是复杂而强烈的。“我是多么爱戴俾斯麦公爵啊！”1896年夏天，他在一年一度的斯堪的纳维亚航行中对菲利普·奥伊伦堡如是说，“我为他牺牲了这么多！我把父母的宅邸都献给了他！因为他的缘故，我多年来备受冷遇，而我却默默地忍受了下来，因为我把他视为我们普鲁士国家鲜活的象征。”这样的肺腑之言表达的不仅仅是自哀自怜和自我辩解，也告诉我们在欧洲政坛巨人身边长大会有何种感受。如果说俾斯麦曾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威廉的父亲，赢得了王子在政治上的忠诚的话，他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新皇的政治构想。令人惊奇的是，威廉曾经多次（尤其是在19世纪90年代）支持由俾斯麦主导的政策，并与俾斯麦保持立场一致。比如，尽管卡特尔已无力形成帝国国会的多数派，威廉却始终相信卡特尔政党同盟是政府最坚实的基础。荷尔斯泰因认为，威廉对德意志外交（见下文）的某些个人性质的干涉实际上表明他试图将新路线下的外交政策与俾斯麦的前期政策统一起来。确实，我们可以这样说，威廉巩固其政治主导地位的设想仅仅是君主立宪制政府的一套虚妄的说辞，而在俾斯麦式的体系中，君主权力本身就是一个谎言。

在帝国国会多次解散之后，威廉常常以戏谑的口吻提到为众人所熟知的所谓“政变论”，甚至连这一论调本身也同俾斯麦不无关系。在多个场合，首相甚至公开谈论提前解散国会或者通过“政变”彻底改变国会拥有特许权的可能性。在随后的10年中，威廉二世以别无二致的口吻提到“让帝国国会见鬼去吧”，意欲将联邦议会重新确立为名副其实的行政机构，从而实践俾斯麦关于德意志宪政的理论。在1890年2月，二人关系短暂回温的一段时间里，俾斯麦嘱咐威廉不要畏惧对立政策，并让他保证在国会无法听命的情况下要“当机立断”。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威廉断然拒绝了这种方式。然而，尽管威廉颇具策略性地拒绝了首相的建议，但他却似乎已经为这种方式的内在逻辑所折服。1890年3月，威廉给一位柏林侍卫官发去了一封愚蠢的电报（未加密），鼓动军队动用步枪来镇压罢工工人。这一举动表明他决定践行一国之君的准则，来证明自己是俾斯麦当之无愧的继承人。

在对俾斯麦身后影响的辩论式分析中，马克斯·韦伯指出，对俾斯麦最为崇敬的人欣赏的通常不是他敏捷无双的头脑或是崇高无上的精神，而是他作为政治家所展现的铁腕和狡黠的面貌，以及他看似粗暴但却非常真实的行事作风。19世纪90年代，威廉的一系列抗议活动以及执政的整体表现表明他也属于这一类的俾斯麦派人士。他不容许身边的人批评他（他的廷臣们因此变得越发卑躬屈膝、十足的拜占庭风格），从而使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将他同俾斯麦划为一类。“我们总是抱怨俾斯麦压迫民众，”瓦德西在1890年12月这样写道，“现在的情况如出一辙，只不过是以我们不熟悉的危险方式进行的。”1892年夏天，威廉怒斥群臣，指责他们没有像在前任首相手下那样迅速地执行他的旨意。“原先俾斯麦对群臣宣布一个计划，他们之中马上就会有一位站出来说：‘交给我吧。’”公众对其独断专行的抗议之声不绝于耳，以至于威廉在随后的某个场合声称他终于体会到了“老俾斯麦深重的背叛”，因为正是俾斯麦鼓励他“以更富决断力的方式自行其是”。换句话说，威廉声明想要成为“自己的首相”时，不仅是指自己会行使这个职位所承载的所有政治职权，还表明他将以俾斯麦这位为一代德意志人定义何为政治权力的政治家的方式来行使这些职权。威廉和俾斯麦乌烟瘴气的争斗不应让我们无视这个事实：德意志末代皇帝的政治思想和执政方式都是以效仿德意志帝国首位首相的成就为出发点而不断形成和发展的。

第3章　独断专行

威廉二世在俾斯麦辞职之后掌权的第一个10年恰逢德意志帝国国内政局极度动荡的时期。19世纪90年代是一个“群情激昂”“政局紧张”的年代，“政府和国会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这10年也是威廉在其整个政治生涯中最活跃的时期。最为重要的是，他正是在这10年间探索了自己的执政潜能。19世纪90年代伊始，威廉便决意同俾斯麦一样完完全全地掌握政治大权。事实上，他对自己操控德意志政治体系的能力非常自信，甚至对列奥·冯·卡普里维（Leo von Caprivi）说让他出任首相只是权宜之计，因为首相这一职位很快就会变得可有可无。皇帝的政治举措、这些举措背后的动机、其引发的反响以及其遭遇的各种各样的冲突和限制是本章将要讨论的主题。在切入正题之前，让我们首先对1890年之后德意志政局的变化进行简单的回顾。

紧张的19世纪90年代

“我们生活在过渡的年代！”威廉在1892年2月勃兰登堡州议会上这样说道，“我们已经渡过了狂飙突进、动荡不安的时期。”在事后看来，我们很容易认同这一判断。社会民主党在1890年2月的议会选举中取得空前胜利，这标志着德意志政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原先的反社会主义法案曾为压迫社会民主党组织、限制其出版物、驱逐其核心“煽动者”提供了法律依据。理论上讲该法案仍然有效力，但实际上它很少被施行，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得以相对自由地获取德意志选民的支持。凭借19.7%的全国支持率（比1887年的数字翻了一番），社会民主党成了当时民众呼声最高的政党（但由于宪法设置的障碍对城市工人阶级选区不利，他们只获得了帝国国会8.8%的席位）。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的胜利使整个政坛泛起了涟漪。这一结果无论是从质还是从量上来看，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正如乔纳森·斯佩贝尔所言，社会民主党首次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手中夺取了相当数量的选票。此后该政党在国会中的影响力一直呈上升势头，并在1912年选举中达到如日中天的地位：超过1/3的德意志人将选票投给了社会民主党。

社会主义政党在国会占据了一席之地，这反过来又极大地凸显出了中央党，即德国天主教政党的地位。该政党在19世纪70年代由俾斯麦发起的“文化斗争”中历经磨难，在德意志帝国西南地区的拥护者甚众。在1890年议会选举后的新形势下，要想不获得中央党的支持就在国会通过法案，比以往更加困难。然而要想取得中央党的支持，通常要以向德国天主教的制度和文化做出让步为代价，而这样做通常会引发高度争议。如何在不孤立新教“国家”政党（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前提下取得中央党的支持，成了威廉统治时期政府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19世纪90年代早期，右派政党在行事风格和方式上都出现了极端化的倾向。由于保守党们一向直言不讳，甚至程式化地宣扬君主主义（该政党习惯在闭会时对皇帝高呼“万岁！”），他们被看作“御用政党”。然而，1892年12月，保守党（当时最大的政府党）领导层内部的温和派同右派发生了分裂。右派激进分子要求该政党提出更加“具有煽动性”的主张，并且“在论调上向大众靠拢”，以赢得广大农村地区选民的支持。经过激烈的政策辩论，右派获得胜利，成功将反犹太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条款加入了党章。这是对反犹太主义煽动者们在萧条的农村地区取得的进展的明显认同。为了争取那些为庄稼歉收、农作物收购价格低以及负债率高所困的农村选区，该政党与成立于1893年的农业联盟联手。该联盟曾成功地将农民的不满转化为政治行动。至1913年，共有超过30万的农民加入该联盟，使其成为保守党的政治机器。联盟主导了该政党的各级组织，为其宣传手册和书籍提供经济支持，帮助协调其竞选活动，并迫使政府实行有利于农民的政策。而两者合作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右派政治——更加尖锐激进，迎合大众，并且比原先更加倾向于反对派。

换句话说，19世纪90年代不仅见证了国会中亲政府派势力的衰颓，更带来了政治生活在性质和方式上的深层变化。在对威廉一世及二世时期政党的经典分析中，托马斯·尼佩代将俾斯麦时期的贵族政治与此后成为常态的大众政治进行了对比。俾斯麦时期的政党大部分都为地方精英所操纵，他们为了赢得特定的选举而组成了松散的政党。政党的中央机构和组织纪律都很薄弱，竞选活动乏善可陈，面向大众的宣传更是几乎没有。然而，1890年2月的选举之后，一种新的政党组织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新型政党建立在由免费成员制带来的广泛群众基础上，或者依附于成员众多的游说组织，并且招募全职的长期工作人员，运用包括集会、游行、煽动等在内的一系列新手段来动员选民。这种观点也曾经遭到质疑，但多数最近的研究都倾向于支持并深化尼佩代的解读，认为19世纪90年代是“流动的关键期”，俾斯麦时期由自由派主导的政治格局在这个时期为各方势力争权夺利的复杂局面所取代。

政治文化上的广泛变化加剧了组织层面上的变化：游说组织的大量出现及其对政党组织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带来了政治话语的分野和重组，以至于激进的平均地权论者和社会民主党人所使用的话语和辩论方式有时很难区分开来。19世纪90年代同样也见证了舆论氛围的尖锐化过程。这当然是很难量化的，但是国会辩论、媒体政论和讽刺文章（总体上的政治话语）都变得杂乱无章，它们对现有秩序的批驳更为彻底，并且对我们的研究而言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它们在对待君主的态度上也比威廉一世去世之前更加漫不经心。总的来看，我们可以说舆论已经渐渐脱离了政府的掌控。部分原因是俾斯麦辞职。前首相通过由汉诺威王国国库资助的独立于法律外的秘密组织，深入帝国各行省，对媒体报道进行把控。但是，俾斯麦对舆论的控制并未在其继任者的统治时期得到重视。

政治力量上的新平衡使政治高层们颇为不安，尤其对那些威廉二世的近臣们来说更是如此。在由约翰·勒尔整理的权威版本的政治信件中，菲利普·奥伊伦堡伯爵（威廉的密友）常常提到他对中央党在新政局下行使权力的担忧。中央党被认为是持教皇权力至上论的天主教放出的特洛伊木马，一切都预示着其即将登堂入室。天主教派一旦得势，便会在文化事务上推行倒行逆施的特殊化运动，并且实行狭隘的“罗马帝国式”的外交政策，这可能会从内部动摇帝国统一的局面，使帝国无法在国际事务上施展拳脚。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新皇顾问团的核心人物之一）便警告说对中央党妥协会加强特殊派的势力，甚至可能会导致帝国由于内部的宗派斗争而土崩瓦解。威廉本人也不时地会了解到这些忧虑。显而易见，皇帝及其大臣最终不得不与实力强大的德意志天主教派达成某种协议。但是，政府同中央党的关系问题始终是皇帝与首相争论的重要内容：皇帝始终拒绝做出让步，而首相则不得不同州议会和帝国国会打交道。

在某些方面，让威廉的近臣长期感到深深忧虑的是保守党内部的骚动。由于保守派逐渐倾向于极端主义，并且坚持保守主义的主张，要想获得他们的支持，政府（更遑论其他党派和选民）有时不得不做出违心的承诺。同时，该政党自身面临的危机以及其内部形形色色的派系势力使其成了一个无法预测其前景的同盟。正如荷尔斯泰因于1897年4月所指出的那样，保守党人不是政府可以信赖的伙伴，因为他们已经“自我分解为土地平权论者、农民联盟成员、基督教社会党人和反犹太主义者”，结果就是“一个统一的保守党选举团已经不复存在”。威廉同保守党的冲突将是其统治时期最激烈的冲突。

威廉如何面对这些情况呢？他的政治规划又是怎样的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威廉总是一次提及很多事，而不习惯于发表系统的纲领性声明。他缺乏审时度势的智慧和提纲挈领的眼光，因而无法化零为整，领会每件事背后共通的内涵，剖析其言外之意，进而得出合乎逻辑的一般性结论。对操纵权力的渴望是他争取政治权力背后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但是，这种驱动力是会为某一项政策服务，还是会在炫示意味十足然而却毫无规划性的自我肯定中消耗殆尽呢？

接下来，我将要论证我们可以在威廉二世的对内政策中发现的一个一以贯之（尽管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和仔细斟酌）的目标，即在德意志的政治和文化领域的中心，整合和扩展政治“中立”地带，并将自己所代表的皇权置于其中。这一中间地带是由威廉提出的几大关键要素定义的，也为持右派观点的大部分德意志民众所认同：对德意志“国家”及其事业的热情，对特殊主义因素的警惕，对技术现代化的宽容以及对社会主义的敌视。正如俾斯麦辞职之后就任财政大臣的约翰内斯·米克尔于1890年3月所言，威廉认为自己“代表了统一和妥协的政策，这将有助于消解不同党派间的矛盾，将所有准备为德意志做贡献的人团结起来”。威廉二世计划分三步实现这一目标：调解利益冲突、联合中立和保守派势力以对抗威胁现有社会秩序的共同敌人，以及以君主的名义推行象征性的国家工程。

在这雄心壮志的意图背后是威廉二世对自己的皇位所具有的超验性深信不疑。威廉对帝国皇帝之位持有令人惊异的神授观点——这反映了腓特烈·威廉四世皇帝的崇高政治神学理念。威廉认为自己是上天派遣到人间的使者，负责在上帝和臣子之间居中调停。这一认识使他坚信唯有皇帝能肩负起凝聚不同区域、阶级、宗教派别的重任，并调和他们大相径庭的利益诉求。像腓特烈·威廉四世一样，威廉二世将他的公众职能同全基督教概念联系在一起，主张包容历史上出现的所有宗教派别。这种皇权超验的理念之中还有一层技术官僚的含义。从孩提时起，威廉便和他的同时代人一样对科学发明和发现充满热情，而当时知识正在以各种形式在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人群中得到普及。待成人之后，威廉仍然对科学技术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我一直很惊奇，”一位高级官员在1904年这样写道，“我目睹了皇帝对现代发展与进步的各个方面都怀有异乎寻常的兴趣。今天他可能对激光感兴趣，转天就专注于推广自由和不受限制的科学研究，最后又开始特别关注机器制造方面的发展。”事实上，对科学技术的关注是威廉终其一生都不曾改变的核心特质，我们甚至可以谈论罗伯特·柯尼希所说的有关皇帝的“技术的一生”。威廉对新的无线电技术很感兴趣，曾亲自参与了将AEG公司的Slaby-Arco牌传输器安装在德意志海军战舰上的特许授权流程。他对洪水防治和堤坝建设工程都十分热衷，对出于科学目的而进行的热气球航行也很感兴趣（尤其是出于气象学目的的）。他为新型的齐柏林飞艇所展现的宏大图景所震撼，曾经一度在公共场合同齐柏林伯爵交往甚密。他是科技教育坚定持久的支持者，慷慨资助了众多研究机构。他经常亲自参与核心技术的研究开发，并写信给企业的董事长们，要求他们大力推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特殊研究成果的产生。威廉热衷于科技的部分原因在于这个领域给了他自由飞翔的双翼，带他超脱于琐碎的党派争斗之外。

学校政策

19世纪90年代初期，在威廉早期的政治主张中，没有什么比他对学校政策的干预更多地反映了他对自身角色定位的不断改变。考虑到这些年中，卡普里维政府通过的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法案（降低谷物关税、结束一系列国际贸易协定以及米克尔的金融改革），威廉对中学的关注似乎不合时宜，但是他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毫无疑问，威廉对卡普里维温和的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是大力支持和赞同的，对来自农村方面的抵制之声是强烈反对的，但是他既没有参与构想这些经济政策，也没有过问其实施的细节。相反，他在即位之初就立志要改革德意志的学校系统。比起他在当时声势浩大的经济政策讨论中做出的边缘性贡献，他对教育领域的干预则更好地揭示了他在统治初期的政治眼界和对权力及统治的态度。

威廉对教育改革的兴趣可能植根于他在卡塞尔中学不甚愉快的回忆。回首那段生活，他将其描述为“无比僵化、使人灵魂麻木”。当然这也反映了当时盛行的对德意志帝国和整个欧洲中学教育的总体性批评所带来的影响。1889年春，在与朋友及顾问商讨之后，威廉（向普鲁士王国国务院）发布了一则内阁敕令，要求历史课程须更加贴近当代的需求。课本涉及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要向后推移，以包含近期发生的事件，如解放战争和统一战争；主题要包括社会史和经济史，重点强调现代化的德意志帝国所取得的社会成就。第二年，一场盛会在威廉的提议下召开，众多教师和教育部门官员齐聚一堂，共同讨论“学校问题”。威廉本人亲自致开幕词（这是他在统治生涯中做过的最长的一场演讲），谈到了学校卫生、体育教育、减轻课业负担和为课程奠定本土化基础的必要性等问题。他认为教育的目标很明确：军队需要强健的年轻士兵（“我在寻找士兵！”），公共领域也急需“能够成为富有见识的领袖和国家公务员的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年轻人应当对劳工政策和政府居中调停的社会职能进行透彻地理解，以便对社会民主党的病毒免疫。但更为重要的是（威廉反复强调这一点），年轻人应当“被教育成德意志人，而不是希腊人和罗马人”；归根结底，德意志教育缺少的是“国家基础”。唯有如此，德意志帝国政治机制内部的离心倾向才能得到遏制和扭转。

威廉的一席话使得在场的众多教育家感到不安，他们开始警惕。这并不奇怪：威廉发言时丝毫没有顾及会议组织者的事先准备，他将他们制定的议程扔到一边，称其太过“死板”。在场的众多戴着眼镜的学究无疑被威廉的提议吓得脸色煞白：他要求教师“必须精通体育运动，并且每天都要进行操练”。尽管威廉的提议使安于教育现状的听众们颇为震惊，其内容却并无多少新意。君主干预教育问题早有先例：在1888年3月12日发布的一项敕令（以一贯的温和口吻写成）中，威廉的父亲腓特烈三世以相似的方式将国家和社会问题同教育问题紧密相连，指出教育者在安抚民众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两极分化而心生恐慌时发挥着关键作用。

不过，像这样由君主主导的细节详尽、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确实是前所未见的。这不仅反映了威廉本人想要独揽大权的渴望，也体现出他对君主在推进公共福祉方面所怀有的特殊能力和责任深具信心。威廉在其学校演讲中说道：“我所处的位置使我能够形成正确的判断……大事小情都在我的注意范围之内。”这番话很能说明问题。威廉的位置确实是独特的：与大臣和官员不同，他不受繁文缛节所累，可以向任何人征求意见。在针对劳工政策与俾斯麦据理力争时，威廉以典型的霍亨索伦家族作风吸取了远离政坛的各方人士的建议。这些人中包括保罗·居塞费尔德，他曾是一位登山家、探险家，出版过著作，呼吁德意志的学校增加技能课程和体育活动；还有康拉德·肖特米勒，他曾是一名历史教师，在位于罗马的德意志历史研究中心任主任，恰好在威廉1888年10月的罗马之行中担任随从。威廉认为身居皇位使他凌驾于众多教育和其他行政领域的权威人士之上，赋予了他超然的眼界。唯有他能够洞察问题的方方面面。唯有他象征着国家层面上的行政权，而不是代表国家本身。他认为君主无所不能，而实际上君主需要具有专门知识的大臣对其进行辅佐，这种认知落差必然会深刻地影响他和大臣的关系。大臣中的许多人以官员为职业，受国家雇用来处理各色事务。公众注意到，威廉对学校政策的干预与长期担任教育大臣的古斯塔夫·冯·戈斯勒的既定方针大相径庭。《普鲁士年鉴》将戈斯勒和威廉针对相同问题发表的截然不同的言论并置，使读者们清楚地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分歧。此次会议结束后仅三个月，古斯塔夫·冯·戈斯勒便黯然辞职。

威廉的干预并未像他所希望的那样为普鲁士和德意志的教育带来大刀阔斧的变革（他后来对这次会议以及相应的改革产生的微薄影响力表达了失望之情）。然而，他的干预确实增加了学校教授德语的时间，相应地压缩了希腊语和拉丁文的授课内容，并延长了体育教学的时间。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威廉的干预举措有助于消除中学体系中人文学科和科学知识的等级差别，推动了大量精英学校的成立，这些学校在诸多科学学科领域提供高质量的教学。也许威廉当时最重要的考虑是如何扩大此次会议在大众中的反响。巴登驻柏林的大使报告说皇帝的提议在教育界遭到了批评和反对，而在普罗大众中间却广受赞誉和欢迎。威廉在此次会议的闭幕演说中提到了民众的积极反应，借此来说明他治下的王朝具有“时刻感知时代脉搏”和“预知未来时事发展”的特殊力量。他说：“我相信，我正确地理解了这种新的精神在这个世纪行将结束之时会将我们带向何方，我也决意以推进学校改革的精神将未来几代德意志人的教育带上现代化的道路。”尽管这些言论有夸大之嫌，却表明威廉相信社会中存在着一种共识，只待一位具有现代意识且又善聆民意的君主来加以发掘。

信仰之争

迄今为止，一切顺利。但很快，新的学校政策便引发了巨大争议，无数陷阱在前方等待着这位敢于在时代重大事务上表明立场的君主。宗教在教育中应发挥何种作用，尤其是教会在学校事务管理中应发挥何种作用，在19世纪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是具有高度争议性的话题。当德国左右翼政党的政治格局（从社会主义者到左右派自由主义者，再到保守主义者）被新教徒与天主教徒间的信仰之争割裂开之后，这一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甚至越发敏感。德国天主教中央党的成员中有工人、农民、手工艺人和小镇居民，就成员的社会成分来说是异质的。因此，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问题经常会威胁到成员的忠诚度，但是纯粹的信仰问题又似乎能增强该政党的凝聚力，并在该政党领袖制定政策时发挥相应的重要作用。该政党最受争议的一项宗教政策便是呼吁教会加强对学校教育的干预与监管。

那么，德意志政坛上究竟是否有可供中央党立足的中间地带呢？在威廉的智囊团和高级幕僚们看来，在文化宗教问题上对中央党妥协就等同于违背“国家”利益。正如菲利普·奥伊伦堡对威廉所说的，“中立”政策需要得到国家民主主义者（多数是新教徒）和保守主义者的支持。他对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表示，和“中间政党”同进退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必须做出妥协，宁可对反对派（起码是新教徒）的左派自由主义者低头，也不向“罗马人”让步。威廉似乎对这种观点颇为认同；尽管他热切地希望通过诸如多次会见教皇等一系列象征性的举动来获取德国天主教派的舆论支持，但他对中央党始终持保留态度，并坚持认为政府要想有效运转，就必须“摆脱”中央党的影响。然而，任何必须仰仗帝国国会决议来通过法案的政府都无法如此教条行事。正如卡普里维对奥伊伦堡所解释的那样：

如果我们审视国会的政党格局，就不得不承认保守党、自由保守党和国家自由党的全部选票加起来也只有132票，远远不能达到成为多数党所需要的199票。因此，如果我们想要让来年的关键政策顺利通过，就必须获得手握超过100张选票的中央党的支持。

卡普里维所指的“关键政策”首先是一项增强和平时期军备力量的法案。与中央党的合作前景似乎很光明。在卡普里维就任首相的头18个月里，中央党投票赞成了几乎所有法案，展现了其意图亲近的态度。然而，在1891年春一项重大的军队法案即将推行之际，中央党领导人知会首相说他们希望政府能够在教育政策上做出妥协，以获取他们在国会的支持。卡普里维委曲求全，以现任教育大臣的学校政策不能满足天主教徒的宗教需求为由，迫使其辞职。新任大臣罗伯特·冯·策德利茨–特吕奇勒（Robert von Zedlitz-Trützschler，由卡普里维提名）制定了对天主教立场做出明显让步的学校政策。

威廉于1892年1月14日签署了策德利茨法案。这从表面上来看是一个不寻常的决定，因为这项法案与威廉及其幕僚们公开的政治倾向是相悖的。这项法案若在当时得到施行，将会削弱国家对学校系统的掌控力，取而代之的将会是这样一种教育隔离制度：教会权威人士负责审查新教师，几乎所有学生都将在各自教派掌控的学校学习。威廉为何要在州议会上发起对该法案的辩论呢？根据他的心腹幕僚卡尔·冯·韦德尔所言，威廉当初之所以同意签署这项法案，只是因为卡普里维以辞职相威胁。威廉也可能认为通过辩论以及和委员会协商能够改进该法案，同时帮助政府向天主教徒展现其妥协的立场。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他也许确实对天主教的宗教内涵有共鸣（和他的妻子一样）。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威廉大大地低估了这项法案颁布之后其在新教徒中间引发的强烈反响。

策德利茨提出的妥协方案几乎遭到了普鲁士统治集团上层人士的一致否定。各种传言甚嚣尘上：天主教徒处心积虑地要推翻霍亨索伦王朝；德意志帝国即将土崩瓦解；以奥地利为首的“天主教家族联盟”将要崛起，它们会联合南部诸公国对抗普鲁士；甚至有人说该法案在俾斯麦的巧妙运作下即将遭到废止。来自自由派和保守派媒体的批评之声也是震耳欲聋。自由派报纸支持政府全面对学校进行监管；久负盛名的国家自由党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警告说，学校的研究及教学自由正在遭受天主教反启蒙主义者的威胁。教育部因此收到了相当数量的弹劾提案。针对学校政策的冲突反映了帝国众多结构性矛盾中的一个方面：卡普里维所说的“所有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团体”，包括天主教派，即使是在天主教徒占据国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在国家立法机构中维持力量的平衡，然而普鲁士推行的选举制度虽然保证了（新教）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利益至上，却造成了各方势力的不均衡，因而无法使普鲁士议会维持同样的平衡局面。这更确切地展现出平衡德意志两大最具影响力的立法机构的诉求是多么困难。

尽管起初威廉对这项法案持支持态度，如今他也开始恐慌了。在奥伊伦堡的建议和反天主教的财政大臣约翰内斯·米克尔的压力之下，威廉于1月23日前往策德利茨的宅邸与之共饮啤酒，并在一群卡特尔联盟的达官显贵的簇拥之下走了出来，宣布他不会接受任何未得到保守党和国家自由党支持的学校法案。然而数周之后，他在勃兰登堡省大会上发表演说，吁请人们结束目前这种“怨声载道”的状态。这番言论被普遍误读为对策德利茨法案的辩护。在1892年3月17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威廉固执地坚持对自由派的反对意见做出妥协，会议气氛剑拔弩张，策德利茨在会后提出辞职。而卡普里维认为自己的政策遭到了公开否定，也随之递上辞呈。威廉在绝望之下向策德利茨保证，他会通过这项学校法案，并试图挽留策德利茨，却徒劳无功。卡普里维的辞职更是沉重的一击。威廉起初拒绝接受卡普里维的辞呈。“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在对首相辞呈的回复中这样写道，“把马车驾驶到泥地里，然后就将马车里的皇帝置之不顾，这可不厚道。”卡普里维最终同意继续担任帝国首相，同时将普鲁士王国首相之职转交给保守派的博托·冯·奥伊伦堡（Botho von Eulenburg）。

威廉在遭受压力时的举棋不定之态颇为其同时代人所注目。在辞呈中，卡普里维解释说他离职的原因是他感觉自己无法“从个人角度倚仗（皇帝）对自己时有时无的推心置腹”。其他人也在此次危机中纷纷评论说揣测圣意是多么困难。在遥远的阿尔托纳，宗教狂热分子、曾一度成为威廉心腹的瓦德西将军在1891年被剥夺总参谋长一职之后一直郁郁寡欢，对威廉的“优柔寡断和自相矛盾”思考良久之后，他做出了这样的评论：“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似乎在用两条舌头同时说话。”威廉似乎觉得自己的位置所带来的责任过于繁重。当时，他深受耳部感染之苦，而在互相冲突的职责中周旋应对给他带来的压力不久便开始损害他的身心健康。在3月10日致菲利普·奥伊伦堡的一封信中，他说道：

我心力交瘁……必须暂停工作。压力和过度操劳使我疲惫不堪。虽然高烧退了，但我整个人还是萎靡不振。等我身体好点儿之后，我可能得离开一阵子去换换空气。目前，国内外的一应政务我都不愿意去想。

卡普里维突然辞职似乎引发了威廉长达两周的精神崩溃。

当然，将威廉反复无常的行为完全归结于他自身的优柔寡断有过分简单化之嫌，因为学校法案危机也暴露了德意志政治文化的矛盾之处。我们也不能责怪威廉在学校政策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上大做文章，毕竟原本就是中央党和首相本人坚持要做出妥协的。如果威廉能够更具策略性地应对策德利茨，或许可以避免首相辞职这件事的发生，并且能保住他想要的折中法案。类似威廉在此次事件中的失误在整个19世纪90年代不断上演——他总是急于表达对某种具体政治立场的认同，而这些立场却会出于各方权宜上的考虑而瞬息万变。正如学校法案危机所展现的那样，威廉想要在德国政体中扮演的一以贯之的角色与他日常所经历的政治考验无法相容。一位屹立在帝国之巅的皇帝必须要凌驾于政治之上，且超脱于政治之外。摩擦的根源正是来源于此：要想不卷入政治威廉就必须放弃他勃发的政治野心，并抑制自己弄权的欲望。

军队法案（1893）

经过学校法案危机之后，威廉和卡普里维开始着手起草新的军队法案，并使其在帝国国会上获得通过。在准备工作进行之时，威廉看起来似乎已经从学校事件的惨痛经验中吸取了教训：在波罗的海进行一年一度的夏日度假期间，威廉向奥伊伦堡提及有必要通过媒体宣传让公众对支持增加军费的法案有所了解。同月，卡普里维命奥古斯塔·凯姆上校协调该法案的宣传事宜。此举是对首相迄今为止保守的公关策略的惊人逆转。凯姆的宣传活动以筹集经费为目标，并组织了多次由公务员与具有国家意识的教授参与的大型会议，（更多地在性质而非规模上）为19世纪90年代末颇有成效的海军改革做了准备。阻碍法案顺利通过的主要因素仍然是中央党。中央党的中间派起初宣布支持该法案，但该党中支持重农主义的一派拒绝改变其反对立场。这次中央党又是考虑到获取宗教政策上的让步而团结一致，支持这项法案。威廉与布雷斯劳红衣主教格奥尔格·冯·科普会面，商讨相关事宜。格奥尔格是一个“开明天主教徒”精英组织的领袖，威廉与其关系甚洽。

然而，正当这些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之时，威廉却仍然在忧心这些努力不足以使这项法案获得通过。早在1892年7月，他就意有所指地提到“将（对此事的）决定权交到人民的手里”，即解散帝国国会。在1893年1月会见普鲁士军队众将军之时，他向他们信誓旦旦地保证：“我会不惜一切代价通过这项法案。这些愚蠢的平民对军队能知道些什么？……要是他们胆敢反对我，我就把帝国国会的这群疯子送去见阎王。”在这个语境下，我们必须注意到军事上的矛盾基本上是德意志政治与生俱来的问题，是由其帝国政体决定的，随之而来的便是由谁控制军费的问题。理论上来说，军队这个组织是皇室与议会所共有的。一方面，宪法（第63条）规定“皇帝有权决定帝国军队的规模、建制以及分遣队的安排”；另一方面，宪法（第60条）又规定：“和平时期的军队规模由帝国国会立法决定。”拜帝国司法体系中这一“无效决定”所赐，军费开支的控制权归属问题成了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冲突不断的根源。在帝国时期，帝国国会共解散4次（分别发生在1878年、1887年、1893年和1907年），其中三次都与争夺军费开支控制权相关。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凯姆的宣传而获得的支持以及威廉与卡普里维的精心筹划也未能阻止帝国国会于1893年5月6日迅速解散。新一届国会确实通过了军队法案，从这点上来说国会解散也不无益处，但此事也暴露出政府的脆弱。1890年以前的卡特尔政党同盟的多数派尚未复原，而新一届国会比以往的国会拥有更多的社会主义代表。该法案只有经过中央党代表格奥尔格·冯·许纳大幅度修改再提交之后才有望通过，而最终能否通过还取决于一众水火不容、立场相对的派别如何投票：这其中有波兰人、阿尔萨斯人和汉诺威的教皇派成员。

军队法案之争是威廉迈向铁血皇权路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他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政治思路基本遵循了两条路线：一是通过组织对抗左派共同敌人（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来联合自由派、天主教徒和保守派；二是当政府在现行帝国宪法规定之下无法正常运行之时与之果断决裂。我们将逐一分析这两种策略。

消极同盟的失败

1894年7月，威廉命令卡普里维准备新法案，为镇压社会民主党提供新武器，包括将社会民主党的煽动者放逐乡间的权力。这一举动被很多人解读为威廉对自己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所支持的亲劳工的社会政策的反叛，表明他对自己此前的提议并没有抱持真心实意。然而事实上，针对社会主义者的极端举措与劳工政策的内在意图是一致的，目的始终是防止无产阶级的“中坚力量”倒向社会主义。1893年的选举结果，连同萨尔和莱茵兰地区新一轮的罢工潮，迫使威廉认识到此前的妥协政策并不可行。在这种情况下，他希望“爱国的”中间派势力能够团结在政府周围，共同对抗社会主义者。于是，政府不得不重新施行俾斯麦在1889~1890年倡导的镇压手段。

威廉采取的强硬政策也体现出他对待政治的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神经质般的态度。他任由个人遭受的挫折和背叛感（这次是由德意志工人带来的）压倒更加“理性的”考虑。不过欧洲各国政府对来自左翼的所谓威胁所采取的政策并不都由纯粹的理性考量主导。对社会主义的过度恐惧、在宗教上的疑虑和对无政府主义的痛恨都发挥了作用。在这种背景下，威廉的举措并不是特别骇人听闻。在1893~1894年欧洲大陆发生一连串由无政府主义者策划的爆炸和刺杀事件之后，除了德意志以外的不少国家，包括瑞士和法国，都实施了新的反社会主义和反无政府主义的法案。

当时人们有理由相信类似的政策会在德意志推行开来。自由保守派的媒体（包括属于俾斯麦派的《汉堡新闻》）鼓吹对左翼采取强硬政策，这使得威廉更加坚信反社会主义法案能够在国会甚至更广范围内带来政府迫切需要的共识。在9月6日于柯尼斯堡对东普鲁士代表所做的演讲中，他严厉批评这些容克地主代表在农业政策上和政府作对，并号召他们同他一道“为抵制革命派政党，为宗教、秩序和道德而战”。正如威廉事后对卡普里维炫耀的那样，此番演讲获得了自由保守派媒体的好评；通过直接诉诸人民的政治直觉，他成功地凝聚了卡普里维的政策所未能成功聚合的各方势力。

在这种情况下，威廉计划制定的反社会主义法案并没有起到团结中间势力的作用，甚至严重破坏了政府的凝聚力。出现该问题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帝国首相列奥·冯·卡普里维和自1892年危机以来担任普鲁士王国首相的保守派分子博托·冯·奥伊伦堡在如何引进该法案上持不同观点。卡普里维想要使该法案的温和版本在由保守主义者和右派自由主义者把控的普鲁士议会获得通过。但奥伊伦堡迫切要求采取与国会对抗的政策：如果国会拒绝通过该法案，皇帝可以将其反复解散，然后彻底推翻原有宪法，转而采取新的、民主色彩较弱的帝国选举制度。卡普里维强烈反对这一策略，认为帝国的其他邦国（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堡）不会支持这一举措，甚至可能会利用其带来的混乱来推行自己的特殊政策。这将会导致帝国的衰颓，甚至最终解体。他坚持政府应当避免内部纷争，并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行事。

两人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证明在1892年学校危机之后将帝国首相和王国首相的职权交到不同的人手里是多么有百害而无一利。二元对立（联邦制/中央集权制）的问题在两个个性鲜明的人物身上得到了拟人化的体现，一个是以容克地主群体为主导的右翼普鲁士选区的代言人博托·冯·奥伊伦堡，另一个是对帝国国会中由各个党派的国家代表组成的更具不稳定性的议员群体负责的保守派改革家卡普里维。威廉被迫做出裁决。他最初支持卡普里维的观点，但随后奥伊伦堡说服他采取一种更强硬的路线。他承认该法案可能无法在国会获得通过，但是他愿意接受推翻宪法的可能性；他还与同为君主的萨克森国王讨论政变计划——这证明他内化了俾斯麦的理论，即宪法是由德意志贵族们制定的，亦可以被他们推翻。9月初，他甚至告诉奥伊伦堡他可以以下一任德意志首相自居。威廉对对抗政策日益增长的热情源自他半成形的观点，即对抗议会可以使他排除党派争斗带来的恼人因素，从而修复同“人民群众”中的政治中坚力量的关系。威廉在1894年10月对卡普里维说，是皇帝而非首相“了解德意志人民的灵魂，并在神的见证下行使责任……”

威廉对卡普里维政策的否定和对他意见的不屑使首相大为受挫，再次递交辞呈。与他的一贯作风一样，威廉在把卡普里维逼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甚至似乎已经安排好博托担任下任首相之后，却又乘坐白马拉着的马车赶到首相府邸，拥抱身心俱疲的首相，一边共饮波特酒，分享雪茄烟，一边苦苦劝说卡普里维留下。这种奇怪的行为清楚地表明威廉几乎是随心所欲的，不受太大的限制。在马克斯·韦伯对德意志议会和政府的经典分析中，他指出如果“保守党在普鲁士的统治地位在帝国国会得到复制，并保留了其在普鲁士境内的那种不可一世的气焰的话”，帝国宪法脆弱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威廉可能想以博托为主导发动政变，但事实上，他也非常清楚，如果卡普里维为奥伊伦堡让路，自己将会处在一个无法忍受的境地之中。“那么，”一个密友警告威廉，“博托会成为德意志公众眼中的独裁者，他抛弃了以法律至上的卡普里维，让一个暴君取而代之。”但由于博托是联系起政府和保守派的关键人物，并与把控普鲁士议会、普遍支持重农主义的选区关系密切，如果博托离职、留下卡普里维，也会造成同样毁灭性的影响。由于他们两人在政局中势不两立，威廉被迫在10月26日接受二人的辞呈。

反革命法案最终由卡普里维（和博托·冯·奥伊伦堡）的继任者克洛德维希·霍恩洛厄–希灵斯菲斯特（Chlodwig zu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亲王于1894年12月在帝国国会上提出。起初制订“特殊的法案”的计划付诸东流；该法案虽仅仅是对现有的法案提出了一些修订意见，但还是在国会和媒体上遭到了大力鞭挞。随后，委员会对这些修订条款做出了修改，增加了宗教色彩，试图使其对中央党更具吸引力：除了反社会主义的规定之外，新增条款将“干扰神圣敬拜”和煽动通奸与渎神定性为犯罪。这些修改暴露出政府无力长久地维持以抑制社会主义风潮为宗旨的政治联盟；太多的德意志人有其他的、更崇高的政治追求。这一新的“宗教化”法案于1895年5月提交国会讨论，却惨遭否决，再无进展。威廉对此非常失望。没有反社会主义法案，他沮丧地对克洛德维希坦承，政府将不得不依靠“消防水龙来应付一般状况，将弹药筒作为最后的手段”。威廉希望通过对左翼的联合绞杀来建立一个国家主义至上的多党派联盟，最终却被证明是痴人说梦；“消极同盟”以失败告终。

19世纪90年代早中期，威廉一厢情愿的专制主义理想因其在现实中备受掣肘的地位而一直无法实现。19世纪90年代早期，皇帝开始在行政领域大展拳脚，特别是在官员任命方面。1890年，他在没有征询卡普里维意见的情况下任命了斯特拉斯堡的新任主教。他还在1891年不时地干预外交官的任命，这得罪了外交部门的不少人。1893年，他无视卡普里维拟定的候选人名单，任命阿瑟·冯·波萨多夫斯基–魏纳（Arthur von Posadowsky-Wehner）伯爵担任帝国财政大臣。1894年秋天，在卡普里维的继任者克洛德维希·霍恩洛厄的任期内，他加强了干预的力度，提名自己属意的候选人担任农业和司法大臣。君主任命（或罢免）政府官员和公务员的权力在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帝国宪法中均受到鼓励，历史学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它是德意志政体内君主权力最为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

然而，威廉利用这种权力的自由是有限的。如果首相足够坚定，各部足够团结，他的命令也可能被驳回。因此，卡普里维在1890年成功地阻止克虏伯公司的执行总裁约翰·弗里德里希·詹克（Johann Friedrich Jencke）被任命为权力巨大的普鲁士财政大臣，因为他被大臣们视为重工业（商人们）安插进政府的傀儡（与他的一贯作风一致，威廉正是出于同样的理由选择了詹克，以拉拢反对皇帝劳工政策的实业家，从而恢复政府的中立形象）。1894年11月，当威廉（再次试图拉拢重农派）提名一位右翼的煽动者担任农业大臣时，他和霍恩洛厄进行了一番争斗，此事以皇帝妥协、任命折中候选人而告终。

威廉企图对市民社会横加干涉，不过也接连受挫。1890年7月，威廉断然拒绝批准在选举中获胜的左翼自由主义者马克斯·福肯贝克（Max Forckenbeck）成为柏林市长，因为他曾经在帝国国会投票反对增加军费。但部长们一致坚持批准对福肯贝克的任命，威廉被迫妥协。这一事件的重点不仅在于部长权力和他们的团结，还有柏林市自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威廉曾试图解雇柏林大学的一位年轻的物理学讲师，只因他是社会民主党成员，当时也遭遇了类似的麻烦。此举引发了自由派和保守派教授的抗议风暴，以捍卫学术自由。虽然他们在各自机构的政治生活中德高望重，坚决反对社会主义，但他们对高等学府自主性的重视却远甚于对来自革命派的渗透的担忧。

诚然，政府部门的派系斗争可以提高君主对决策过程的影响力。约翰·勒尔指出，1892年以后，政府部门中日益增长的违法乱纪行为和党派争斗现象使得官员们将难题诉诸君主，希望君主裁决自己与同僚的纠纷，因而为君主干政提供了良机。但这种干预本质上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其时机和情境并非受控于君主，而是一种取决于部门之间互相倾轧的高阶政治。19世纪90年代早中期，威廉也没有系统地利用自己安插的心腹来推行特殊的政策。他的同盟军鱼龙混杂，大臣们又太过自主，阻止他长期施加影响。威廉当然有权力（和倾向）通过支持一个大臣对抗另一个大臣来对具体事务的决策过程进行干预，例如他支持政府部门中的卡特尔派对抗策德利茨的宗教化学校政策，或是在反社会主义法上支持博托·冯·奥伊伦堡对抗卡普里维。然而，这样的尝试最终只是证明在政府部门之外潜伏着更加坚不可摧（因为是公开的）的障碍，即帝国国会及其中持怀疑态度的多数派。

皇帝的朋友

面对自己“负有责任的”大臣们如此强烈地反对，再加上由于日益频繁的旅行和古怪的工作习惯而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威廉转向私人助手和朋友获取信息、建议和支持。到1890年为止，有一个人凌驾于众人之上，对威廉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就是菲利普·奥伊伦堡伯爵（德意志的一个小邦国奥尔登堡的特使）。威廉如同恒星般处在一个松散的小团体的中心位置，其中包括荷尔斯泰因（19世纪90年代早期）、巴登大公爵（19世纪90年代晚期）和外交官及后来的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经常有人指出，在宫廷之中，有身份和官衔不如陪伴在君王左右来得重要。但奥伊伦堡和威廉的亲密关系是建立在情感而非空间之上的——他拒绝了皇帝打算在身边为自己安排一个职位的想法，基本上隔段时间才同威廉见上一面，一起休闲度假。

两人首次见面是在1886年5月，当时他们在一个双方共同的朋友的庄园里共度狩猎假期；那年奥伊伦堡39岁，威廉27岁。从他们相识之初，奥伊伦堡就是君主独一无二的“朋友”，他们交谈的话题要比政治崇高得多（音乐、文学、神秘学），而且不掺杂任何不可告人的意图。在他们初次见面的几个月后，威廉在给奥伊伦堡的信中这样写道：

当我和别人接触的时候，我的直觉通常会告诉我此人的本性如何，而（我的直觉）很少会让我失望。就你而言，我不消多时就看出你富有同情心，天生就善解人意。你是这世上罕见的妙人，更是君主孜孜以求的良伴。我们这些身处高位之人，不幸只能听到些阿谀奉承之辞和权谋争斗之事……顺便说一句，俾斯麦伯爵和伯爵夫人也很赞同我的看法，这让我更加高兴。

鉴于他们通信的亲密语气（尤其是奥伊伦堡的），加之后来在全国媒体中被公之于众、引起轩然大波的奥伊伦堡的双性恋取向（见下文），历史学家们一直在思考皇帝和他的朋友之间是否存在肉体关系。参考我们在别处获取的有关威廉的信息（他对待性的保守态度，和奥伊伦堡不定期的会面），这似乎是绝无可能的；我们也不需要假设这种关系，借此来剖析两人关系的本质，或挖掘其中包含的政治意义。奥伊伦堡不过是深谙交友之术，且熟知为臣之道罢了。在他的信中，他能将日常琐碎与政治大事、奉承之辞和宠溺却真诚的批评巧妙结合。奥伊伦堡的信常常以刻意为之的熟稔口气暗示他和皇帝的关系是多么亲密无间和毫不设防：“天知道我多讨厌以那套一板一眼的外交辞令来（和陛下）交谈，我情愿我胳膊上挂着一杆短猎枪，或者手里拿着一本歌谣集……”

奥伊伦堡本能地懂得如何通过逐步打破规矩来加深同皇帝的亲密关系。在1894年2月的一封颇具代表性的信中，奥伊伦堡描绘了狂欢节期间巴伐利亚宫廷的众生相——舞会的来宾个个大腹便便、油光满面，上了年纪的女士在法式深吻的热力下迷醉，其丰满的胸部呼之欲出，奥斯腾–萨肯伯爵夫人“下唇几乎要垂到了胸针上，一缕缕长发挂在湿漉漉的眉毛上”。在另一封信中，他详细描述了慕尼黑的一场游行，有人唆使两头公牛在公主贵妇们面前交配，导致游行的队列乱成一团。这些信是精心设计过的逾矩之作。它们调皮逗趣，足以撩拨得人心痒痒的，又不会给人唐突之感，再加上以扭捏作态的厌女症做调剂，恰到好处地将写信人和读信人置于一种独一无二、推心置腹的氛围之中，与宫廷之中惯有的荒唐可笑和矫揉造作之风截然不同。难怪奥伊伦堡宣称他和皇帝用书信来往要比日常接触更能加深彼此间的交情，并以此为由拒绝了宫廷里的差使。

事实上，尽管奥伊伦堡对皇帝忠心一片，他也并非没有动过弄权的心思。早在1886年8月，奥伊伦堡向赫伯特·冯·俾斯麦报告：“（我）同皇帝在慕尼黑共度了5天，在此期间（我）利用他对我的信任……竭力打消他对英国的厌恶之情。”奥伊伦堡为威廉提供建议和支持，帮助他同俾斯麦对抗；在俾斯麦倒台之后，奥伊伦堡先后同荷尔斯泰因和伯恩哈德·冯·比洛一道，成为风头一时无两的幕后顾问，为皇帝提供信息，推荐高级官员候选人，并带领皇帝度过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危机。正是奥伊伦堡举荐其挚友伯恩哈德·冯·比洛先后担任帝国的外事秘书和首相。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当1895年威廉同他的大臣就军事司法改革爆发激烈冲突时，也是奥伊伦堡引导着他全身而退的。正如约翰·勒尔所言，奥伊伦堡可以被视为1897年之后威廉“个人统治”生涯的设计师。

对于君主来说，这样的谏言献策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这无可否认。但我们也应当记住威廉和他的幕僚们的关系之中包含着重要的从属性特征。正如卡尔·施米特指出的，君主及其顾问之间的权力分配时常是相互的：拥有权力之人需要建议，而提供建议之人分享权力。奥伊伦堡同他的同僚对政事的运作便是明证：他们时而劝阻和压制皇帝的主张，时而又对其予以鼓励。1890年9月，正是奥伊伦堡劝说盛怒之中的威廉接受马克斯·福肯贝克成为柏林市市长。奥伊伦堡有时不得不劝阻皇帝，以使其在公共场合举止合宜，在处理这种事情时，他出人意料地有魄力并且直来直往。有时，奥伊伦堡会在皇帝不知情的情况下操纵政局，从而限制了皇帝的行动自由权。比如，1892年秋，荷尔斯泰因为一方，威廉和卡普里维为一方，双方在德意志驻圣彼得堡大使人选问题上各执一词，相持不下。为了打消皇帝的主张，一场复杂的计谋拉开了帷幕：荷尔斯泰因让奥伊伦堡吩咐俄国驻慕尼黑大使致信沙皇，请求他正式地向卡普里维表达对韦尔德地区的兴趣。与此同时，奥伊伦堡在威廉身上下功夫，力图使他相信拒绝沙皇的请求简直就是对对方的侮辱。这一高超的手腕获得了成功。1893年，他们故技重施，成功阻止威廉将自己最喜爱的一位军队副官提拔为驻罗马大使。因此，威廉同他的一小众心腹的关系也具有相互性：在威廉给予他们权力，并享受他们支持的同时，他们也在试图限制皇权，驯服君王。

皇帝与大臣：克勒尔危机

在威廉看来，卡普里维作为首相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脾气太过固执。在4年任期内，卡普里维已经递交了辞呈不下5次，“每当威廉想要决定什么事情的时候”，首相就立刻撂挑子不干了。他的继任者克洛德维希·霍恩洛厄–希灵斯菲斯特亲王承诺有望开创君主和首相关系的新境界。正如约翰·勒尔指出的那样，霍恩洛厄的高龄（75岁）、温和的个性、在财政上对威廉的依赖以及与皇室密切的血缘关系（威廉称他“叔叔”）使他不大可能采取卡普里维在职时所抱持的典型的疏远和对立的态度。在致菲利普·奥伊伦堡的一封信中，威廉表达了对新首相的满意之情：“我对老霍恩洛厄很是满意，一切事情都是那么圆满顺利。我们彼此之间坦诚相见，我觉得自己仿佛身处天堂。”

然而，此次“蜜月”却同前几次一样短暂。在新首相上任的短短几个月内，威廉又一次同政府爆发了严重冲突。此次冲突同首相本人的性格没有多大关系，而是与政府部门成员中间不断滋长的不满情绪有关。大臣们在两个方面颇有微词。首先，他们感到自己被皇帝的心腹牵制。比如，威廉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对他的军事内阁大臣亨克的倚重，而对普鲁士战争大臣布龙萨特的建议不以为然。后者同他那些“不负责任的”同事不同，他必须向国会说明政府的政策，并为其辩护。其次，大臣们认为，威廉公开反对中央党的态度，使他们在国会举步维艰。几位大臣（尤其是帝国外交大臣马沙尔和布龙萨特）认为只有满足天主教会的合法愿望，才能同他们达到“完全和平”的状态，从而使政府和国会之间建立起更具建设性的关系。然而，威廉（受其心腹的影响）坚持认为向天主教妥协会导致德意志帝国精英阶层的动荡。威廉还处心积虑地通过自己在公开场合的言行来动摇中央党的领导地位，从而阻碍了某些大臣同中央党交好，这使得政府同中央党的关系越发地不和谐。“大臣们身处其位真是苦不堪言，”布龙萨特在1895年2月抱怨说，“我们在国会殚精竭虑，想要达成某个目标，结果那些背后的顾问在皇帝面前密谏一番，一切就都毁了。这样的情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1895年春夏，针对普鲁士军事法案改革而爆发的重大冲突将大臣们的负面情绪都集中在君主身上。改革方案中最具争议的部分在于允许公众参与军事法庭审判。在法国、意大利、英国，甚至是俄国，法律规定至少有一部分的军事法庭审判要接受公证。1869年以来巴伐利亚也采取了同样的程序。1889年和1892年，国会两次通过动议，启动这一方面的改革。然而，普鲁士军事司法仍然受制于1845年的旧规定，不允许在任何情况下举办公证会。审判都是秘密进行的，法官一般由官员担任，辩护律师寸步难行，当地长官随意启动审判程序，甚至随心所欲地决定结果。改革显然势在必行，而这也获得了布龙萨特和霍恩洛厄的强烈支持。

威廉对这一改革的坚决反对导致了19世纪90年代最为严重的危机。他不妥协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于军事扈从的影响，这些人在此次危机期间异军突起，成了拥有独立话语权的政治势力。同19世纪霍亨索伦家族的其他君主一样，威廉被一群军人围绕着：翼副官、副官将军、随行将军以及陆军和海军内阁的成员们。这些军事扈从人员组成的是相当松散的、不甚统一的团体。然而，正如伊莎贝尔·赫尔在其对皇家随从的经典研究中指出的，军事司法改革的威胁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动荡。军事内阁大臣，威廉·冯·亨克（Wilhelm von Hahnke），针对布龙萨特的提案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舆论反击战，所有的随行人员，下至最不起眼的联队副官，都团结一致地对抗该部门。他们确实展示出了团结一致的气势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似乎对威廉施加了压力。当然，威廉最初是反对该法案的，主要是因为其中的有些条款削弱了他同意或驳回判决结果的权力，但有很多证据表明，他在1895年曾多次试图摆脱他对秘密审判的承诺，但迫于随行人员集团的压力只得作罢。巴登大公爵说：“皇帝在他的随行人员面前讨论过这些问题后，觉得自己在某些关键问题上被束缚住了手脚。在这种情况下，他更是难以改变自己的决定。”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碰到了授予权力和遭到束缚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是威廉执政生涯中绕不开的一点。

1895年整个春夏，威廉都在同拒绝搁置改革（正在拟议中）的政府部门做斗争。这一僵局为1895年秋爆发的克勒尔危机做了铺垫，一些学者将其视为威廉统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简而言之，有人持续将有关军事司法问题的机密内阁动议细节泄露给皇帝及其军事随从人员，此事被揭发之后，危机随即爆发。“内鬼”的嫌疑立即落在大保守派的内政大臣恩斯特·冯·克勒尔（Ernst von Köller）身上。自从1894年秋被任命为内政大臣以来，克勒尔一直都是威廉在政府部门中的亲信，为威廉提出的一系列异想天开的个人设想摇旗呐喊，其中包括一项将对威廉一世的不敬入罪的提案。克勒尔对诸如此类的提议的热情支持使他颇为其他大臣所不喜。因此，当泄露事件的调查结果显示正是克勒尔为了维护皇权的独立性、阻挠改革而告发同僚时，大臣们都十分震怒。一番犹豫之后，首相霍恩洛厄勉强答应，以所有政府官员的名义向威廉递交正式的申诉状，要求将克勒尔解职。威廉以该请求僭越君权为由，断然拒绝：“对大臣们的生杀予夺须由我一人决断。”

令人惊讶的是，大臣们固执己见，在说服克勒尔自己辞职之后，又迫使皇帝接受辞呈。雪上加霜的是，他们拒绝了威廉心仪的继任人选。这种对皇帝行动自由权的正面攻击（尤其是在人事任免这一关乎皇帝行使权力的关键问题上），使威廉感到震惊和愤怒。他对他的内阁大臣卢坎说：

我两次昭告众人，我并未对克勒尔失去信任，因而没有理由辞退他，但没有人当回事。他们反过来抵制克勒尔，威胁我要么辞退他，要么辞退所有人。这在普鲁士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我们对此听之任之，便会制造出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

从短期来看，克勒尔危机看似是联合政府对抗威廉二世的反复无常的干涉主义原则的胜利，但胜利是短暂的。从长期来看，政府太过于分裂，无法统一行事对抗君权的干预。它的凝聚力不但受对政策的意见分歧的影响，也受诸如米克尔和波萨多夫斯基等大臣的政治野心的冲击，他们在1895年之后依然旧习不改，利用皇帝的偏好为自己加官晋爵铺路。这些大臣们卑躬屈膝的更深层的结构性原因在于他们身处国会和行政机构之间的特殊地位。如果大臣们不依靠君主，又能依靠谁呢？正如霍恩洛厄后来所说：“政府不可能同时逆着舆论和皇帝旨意行事。这样做等于是把自己悬在半空中。”正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图景是如此支离破碎，大臣们又不像当代英国那样通过某个党派和议会多数党直接联系，因此他们更为依赖行政权的掌握者，也就是说（他们行事）更取决于君主的个人喜好。到1896年春天为止，大臣们的这场“投石党运动”宣告结束，危机解除。

在克勒尔危机中受挫之后，威廉和菲利普·奥伊伦堡曾研究秘密策略，试图恢复君主的权威。在1896年8月的一份特别的备忘录中，奥伊伦堡列出了一个清单，包含政变在内的所有可能选择，但是这些选择经过了他事先的反复权衡，以引导皇帝选择宪法路径。奥伊伦堡的目标是避免公开冲突，并与政府建立更为和谐和等级分明的关系，从而加强君主的地位。这一战略的关键是（在适当的时机）辞退刚愎自用的外交大臣马沙尔，由奥伊伦堡的密友、当时的驻罗马大使伯恩哈德·冯·比洛取而代之。在适时的等待之后，霍恩洛厄就有可能告老还乡，到时便可顺理成章地任命比洛为首相。

这项计划很快就被付诸实施了。1896~1897年，威廉发起了对现有大臣的全面清洗。贸易大臣贝勒普什曾经深深介入过威廉推行的劳工改革，但近年来不受恩宠，在1896年被解职，战争大臣布龙萨特也一样。1897年10月，比洛被任命为外交大臣。还有一些人（由威廉本人提议）进入帝国内政秘书处和帝国邮局任职。接下来，海军上将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被任命为帝国海军秘书处处长，这一任命划时代的意义在日后才得以显现。霍恩洛厄到1900年为止一直担任首相，但他已经是强弩之末。比洛逐步介入皇帝和首相之间，架空了霍恩洛厄。

1897~1900：威廉掌权？

当霍恩洛厄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核心或多或少名存实亡之后，大臣们开始拉帮结派，“皇帝的人”掌握了多个核心部门，威廉在行政部门占据主导地位的主要障碍似乎已经被扫除。在君主和政府之间的权力平衡中，一种变化悄然浮现。内阁会议（皇帝出席的普鲁士政府部门会议）开展得越发频繁。大臣们不再提供“咨询”，而是倾听皇帝就他目前感兴趣的事务侃侃而谈，下达指令，抛出提案，然后恭而敬之地逐一记在笔记本上。

威廉对自己在德意志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进一步构想的又一证据，是他越来越愿意致力于政府公开地践行具体的行动策略。1898年9月6日，在威斯特伐利亚演习期间，或许是受到军事随行人员中强硬派势力的影响，威廉公布了一项“保护工作者权益的法案”。该法案旨在为罢工期间继续工作的男性和女性提供法律保护。以他一贯激情洋溢的口吻，威廉宣称任何胆敢阻止他人工作，或煽动他们参加罢工的人，都将面临“刑事拘留”。这个不讨喜的字眼被媒体揪了出来，这一由威廉亲自起草初稿的法案原本叫作“有效雇佣保护法案”，后来则被定名为“刑事拘留法案”（Zuchthausvorlage）。除了这一举措之外，威廉还提出了一项法案，建议建设一条运河，连接普鲁士西部的工业省份和东部的农业省份，并为奥得河与莱茵河之间的货物装运提供便利条件。“运河法案”成了1899年夏天德国政坛热议的话题。该法案由于在多个方面都呼应了威廉对君主使命的认识，威廉对此大力辩护。威廉认为君主在调解各经济、文化和地方利益方面负有首要的责任（这里是指天主教的西部工业地区和新教的东部农业地区），以免不安定的因素威胁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和完整性。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统治”（仅仅是设想，并非确凿的事实）成为“变化中的宪法现实的一部分”。

约翰·勒尔认为1896~1897年的大臣清洗运动开启了威廉统治时期的一个新阶段，该阶段正是以“个人统治”为特征的。“1897年，而非1890年，才是威廉统治初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直到这一年，威廉才终于实现了其主导德意志政策方向的目标，而不像早年只能对权臣的政策稍加干涉。尽管1897年之后威廉开始频频指点江山，政府各部也不再像19世纪90年代早中期那样有实力抗衡君主的干涉，但我们并不能断言1897年是德意志政治系统管理方式彻底革新的一年。大臣们抱怨君主偏听内阁主管和不负责任的幕僚们的意见，对他们置之不理，但他们从19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就已经发出同样的怨言了。

实际上，改变微乎其微。法案仍然需要经过大臣们的反复讨论；皇帝可以不与他们协商就公布某项法案（比如“刑事拘留法案”），但想要新法案在国会上获得通过，大臣们必须要首先对其进行广泛地讨论，最终才能完成在立法机关为其辩护的任务。另外，我们不能断言19世纪90年代末由威廉主导的一系列法案与政府部门的最紧要的考虑是完全冲突的。1899年的运河法案（据比洛所说），首先经过了普鲁士政府部门的讨论，然后才被威廉采纳。具有煽动性的“刑事拘留法案”中最具争议性的部分已经在大臣们旷日持久的讨论中被一一删除。此外，大臣们能够阻止威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和将政府部门置于个人控制之下，比如，他明目张胆地建议由他的一位内阁成员担任大臣会议的秘书长，一旦他的人坐上了这个位子，政府部门中的讨论进展就会尽在皇帝的掌握之中。

不管在哪种情况下（或许这是更重要的一点），威廉赢了与他针锋相对的大臣不一定意味着他个人采取的立场的胜利。一个例子是军事司法问题的解决。清洗运动之后，威廉“又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喋喋不休地宣称他坚定不移地反对提出的改革方案”，然而1898年12月签署通过的这项法案对自由主义者坚持的军事法庭审判公开化的立场做出了重大的让步。事实上，威廉面临着一个多重力量合力约束君权的系统。即使他能够架空并打击一位年老的首相（他已经在1898年年底相当成功地如此对付了霍恩洛厄），他仍然要对付大臣们。即使他能够逼迫大臣们放弃自身更正确的判断，转而支持他的举措（他在1897~1900年曾经有几次——当然不是经常——成功地达到目的），他仍然要面对严阵以待的立法机关，更不用说舆论审查（这一点对他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见下文第6章）。比如，1899年11月，“刑事拘留法案”在国会遭到了严苛的对待。议员们尤其对该法案第8条提出的严厉惩罚不以为然；尽管第8条是由威廉本人兴致勃勃地起草之后且不顾大臣们的强烈反对坚持保留的，它却被国会议员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无异议地驳回。

运河法案即将遭遇同样屈辱且更加长久的悬而未决的命运。保守党的重农主义一派和它的姊妹组织（大获成功的农业联盟）察觉到先前设想的运河系统中现代化的创新举措将会使本已陷入困境的农业进一步遭受国外廉价谷物的冲击，同时会吸引劳动力从易北河以东的种植园区涌入西部省份的工业中心城市。1899年8月16日，经过二读之后，普鲁士议会以绝对多数反对票（275∶134）驳回了这项法案。这次失败不仅仅是由于保守派的卖力造势，也与大臣们未能就争取保守党同意运河法案所需要做出的具有争议性的让步达成一致有关——这说明霍恩洛厄被架空之后，大臣们获得了更多的独立性，却反而阻碍了皇帝提出的举措得以顺利实施。威廉在公开场合反复表示了对该法案的支持，并密切关注媒体每日对议会辩论的报道。这表明他致力于探索一种能够超越政治党派斗争的技术统治形式。他由于自己遭受的失败而一蹶不振，以至于他的妻子觉得有必要寻求比洛的帮助：

我万分焦灼，不得不来见你。昨天晚上，我不得不离开威廉……虽然他很激动，也很沮丧。这不幸的运河法案！要是它在星期六（三读也是最后一读的日子）仍然被驳回的话，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哦，你能不能给陛下写封信，让他平静下来？这很有必要！……这个夏天真是糟糕透顶！愿上帝继续保佑我们。

该法案在三读中被驳回之后，理论上威廉有权解散帝国议会。但即使德国皇帝动用这个终极武器，他也无法占据上风，因为解散议会会导致政局进一步向自由主义方向发展。因此，威廉转而去对付那些保守派的政府官员（即“运河法案叛徒”），这些人都是议会代表，却并没有支持政府通过该法案。他动用普鲁士宪法赋予他的广泛的惩戒权力将一批无力抵抗的政府公职人员“随意处置”（即将他们调离现有的职位，但并不永久地将他们排除在公务员系统之外）。这种惩戒性的对政府公职人员的大规模调动在普鲁士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然而，它并没有消除保守党人对运河法案的抵抗，反而使威廉遭受了广泛的抨击。几乎所有各方都同意这样一个观点——虽然君主有权在不说明理由的情况下解雇公务员（第87条，第2节），但是针对这些公务员的惩罚性解雇却是违宪的，因为此举违反了普鲁士宪法所保障的议会豁免权（第84条，第1节）。1901年5月，运河法案的改良版本也未获通过；最终成为法律的“运河法案”只保留了原有版本的一部分内容，运河只能从莱茵河那里途经多特蒙德到汉诺威。这一关于建设连接帝国地理和文化两极的水路的宏伟构想本来备受君主推崇，但最终却不得不被永久放弃。

小结：权力和约束

威廉与卡普里维及霍恩洛厄的冲突，以及他在19世纪90年代晚期的一系列失败举措表明君主受到某些外在的约束。威廉所设想的那种“面向大众的专制主义”就是无法与德国复杂多变的政治体系相调和。在这一意义上，“个人统治”（尽管使大臣们极其恼怒，也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着作用）仍然是一次“异常实验”。19世纪90年代早中期的一系列大胆之举，也暴露了威廉在有效运用权力方面的无能。威廉十分轻率，这令人扼腕叹息——因为在他所处的政治体制中，立法倡议能否成功往往取决于是否能适时地发布信息，轻率行事无疑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当他感觉到自己的权威遭到了挑战之时，他会表现出对他人极度防备和粗鲁的特质，除了最能察言观色的大臣之外，他无法与其他任何人建立合作关系。他看待事物非常主观。正如伯恩哈德·冯·比洛（他对皇帝几乎从未有过严苛的批评之语）在给奥伊伦堡的一封信中指出的那样：“不幸的是，我们敬爱的、才华横溢的皇帝很容易夸大其词，总会让自己的脾气（偶尔还有主观臆想）占据上风。”

威廉能够很快地掌握报告的内容，尤其是阅读简短而有趣的报告的时候，但他从未成为一个做到“事必躬亲”的君主，以有规则的和体系化的方式处理国家事务。他的日常行程总是被几乎不间断的旅行所打乱——在其统治期间，只有不到1/2的时间威廉是在柏林和波茨坦度过的。早在1889年，瓦德西将军就曾说过，“频繁的旅行、无休止的活动、繁杂的消遣自然而然地导致皇帝无法一以贯之地行事”；皇帝行事毫无章法，也没有制定时间表而将一天中的某些时间留出来完成特定的任务。威廉不愿（或无力）从宏观角度了解政策的发展方向意味着他的干预往往与政府的整体步调相悖；这反过来则使他的提案显得十分古怪，甚至不合时宜，尽管其内容并无离经叛道之处。1893年夏天，弗里德里希·荷尔斯泰因注意到皇帝身上的一个令人不安的苗头——他变得“热衷旅游、懒散轻浮”，并且警告说皇帝需要一个更强硬的首相来抑制他的“情绪和冲动”。

这些缺陷之所以会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威廉缺乏一贯性和自律性，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需要时不时地远离政坛以保持心境平和，尤其在他一遭受压力就会感到惊恐的情况下便显得更为迫切。1895年2月，正值威廉与政府之间爆发了又一次冲突，威廉在写给奥伊伦堡的一封推心置腹的信中表示，在危机最为激化的时候，他却待在位于胡贝图斯托克的狩猎小屋，他为此表示歉意，但补充说：“当事情变得艰难的时候，我必须从一个情境中抽身，进而投入下一个任务中，以保持镇静和冷静的判断。因为我想以绝对公正的态度来判断所有事情。”这种漠不关心之态加上时不时地干预、时常懒散又突然会精力十足的奇妙混合，表明威廉的执政之风越来越趋向他的表弟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Ⅱ）。1901年7月，沙皇的国务委员波洛夫佐夫如此说道：“不管哪个领域的政策都没有一个有原则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且拥有坚定方向的行动方针来指导。一切都是突然之间爆发，具有偶然性，受到特定时刻的影响……”威廉的行事作风也是如此——证明或许他作为一个君主的失败反映了高度发达的权威主义体系提出的高要求和在君权神授之下登上皇位的君王的平庸能力之间的不协调。

1896~1897年，在扫除他在行政机构中大展权威的障碍的过程中，威廉只是在不断地更换一套又一套的约束举措。他越是试图绕过他的大臣，就越容易同普鲁士议会和德意志帝国国会发生直接冲突。他越是对在议会上饱受抨击的法案表示个人支持，就越会遭到公众的口诛笔伐。我们已经看到，他经常会提到用政变的手段来突破一切束缚，一些历史学家也认同这是走投无路的君主可能会做出的真实选择。但我们应该记住，那些对威廉十分了解的人能够非常轻易地以此举会遭到德国民众痛斥为由阻止他行动。虽然从理论上来说，德国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会赞同在宪法之外采取举措来对付社会民主党，但很明显，这种行动是缺乏政治基础的。因此，对政变的设想仅仅是逃避宪法思想的一种表现；正如比洛所回忆的：“皇帝的这些言论，散发着炮弹的味道和血腥气，只是……为了哗众取宠……其背后根本没有坚定的意志来支撑。”在架空首相、把政府变成活靶子之后，威廉无法为决策过程提供一种统一的动力。他迫切地需要一个具有统筹协调能力，又能掌握分寸、进退有节的人才。这正是霍恩洛厄的继任者，伯恩哈德·冯·比洛，所具备的品质。

第4章　从比洛至贝特曼时期的国内政治

“个人统治——良好意义上的”？

伯恩哈德·冯·比洛自1897年起担任外交事务大臣，并于1900~1909年兼任首相。他通过威廉皇帝的密友菲利普·奥伊伦堡的影响力获取自身的政治优势。的确，对他的任命可以被视为威廉统治时期“奸党政治”的巅峰。如果认为比洛仅仅是为了确保政治地位而结交奥伊伦堡是不公平的，这两人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相遇，那时他们谁都不能预见与对方的交情未来会有何种用处。然而，就如同奥伊伦堡从威廉身上获取影响力一样，比洛志在跻身朝堂，为使自己入奥伊伦堡的眼而不断做出努力。

在他与奥伊伦堡的通信里，比洛表现出了对君主制度的强烈热情，更愿意帮助恢复已被与俾斯麦的冲突和19世纪90年代频发的内阁危机所破坏的君主立宪制。“我们不能不为拥有这样一位君主而心存感激，”1890年8月，他这么告诉奥伊伦堡，“（他）经常让我想起中世纪的英雄萨利耶和霍亨斯陶芬家族所出的皇帝们。他是……由主神所爱之木所塑的伟大的统治者。”“他的想法和计划几乎总是正确的，并且大多是英明的，”比洛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写道，“他们自奇异出彩的个性之美中诞生，结合了罕见的活力和审慎的思虑，以及对当代需求的非凡理解。……（他又尖锐地补充道）至于圣上所下达的指令是否被有效率地执行到位了就另当别论了。”

至1894年，比洛取代荷尔斯泰因成了奥伊伦堡的主要政治合作对象。奥伊伦堡为比洛铺就仕途，对着威廉不厌其烦地称赞比洛，先是作为马沙尔之后的一名合适的外交大臣继任者，后又是继任霍恩洛厄位置的恰当之选。就比洛自己而言，他宣讲了自己作为首相的使命：

我将会是一名与前任们不一样的首相。俾斯麦是一个凭借真本事的权力者，像那个将权力拱手让给教会的矮子丕平，还是个黎塞留式的霸权首相。卡普里维和霍恩洛厄被认为或者说他们自认为代表的是“政府”和在一定程度内制衡陛下的国会。我则将自己视作陛下意志的执行者，所以可以说是他的政治大幕僚。有我在，在良好意义上，个人统治将拉开帷幕。

这样一来貌似可以合理地认为对最高责任内阁的任命预示着一幅兼容并蓄的和谐图景，而图象中必然有浓墨重彩的一笔用于义无反顾地巩固扩张皇权在政治事务中的影响力。这是约翰·勒尔所描绘的景象，他认为比洛在内阁的任职会使得皇帝对政府进程（19世纪90年代）的临时干扰变成“制度化的个人统治”，而既然政府内阁的“关键部门”掌握在比洛、提尔皮茨、米克尔、波德别尔斯基等人手中，这些人正是威廉为推行自己的政见而亲自指名提拔的，那么威廉的干预对于政府运行而言则几乎全不必要。

毫无疑问，比洛最终依靠威廉的意愿保住了其内阁席位并且主张兼容和解。但要说比洛的首相任期意味着“制度化的个人统治”尚需验证。甚至在他被任命为外交大臣之前就有迹象显示：一旦比洛大权在握，他不仅能哄骗，还能应付甚至是操纵皇帝。在一篇关于1895年军事司法冲突的评论中，比洛发现只要威廉有“任何理由认为”政府部门想要采取手段约束他时，政府内阁就无法顺畅运行。“内阁不能是个只摆架子的议会内阁；总体而言，内阁与政府必须少谈话多做事，而不是和威廉皇帝对着干。要让陛下感觉霍恩洛厄不过是他在大臣们中间的一个代言人，甚至如果有必要，要让他不惜与绝大多数大臣意见对立。”这些话语的惊人之处在于（可能是无意识地）对印象和表象的强调。它最强调的是让皇帝认为自己仍然控制着政治事务。在给奥伊伦堡的一封信中，比洛着重指出，鉴于威廉的急性子和意志力，必须让他不再直接干预外交政策的相关领域：“我彻底的君主主义信念和我个人对我们最仁慈的统治者满腔的热爱和感激，并没有使我盲目到无视他个性中的本源和强势所造成的危险。”

到他成为外交大臣时，比洛对皇帝的批判态度变得更加严厉坚定。1897年4月，在一份私人笔记中，他评述认为，威廉缺乏自我节制并无法认识到自身知识和能力的局限性，这使得他在政治上很“危险”，这造成的结果就是人们将大臣们视为自己与“圣上的怪癖”之间的唯一防线。在1897年8月22日写给奥伊伦堡的一封信中，比洛指出：虽然威廉作为单独的个体，“非常迷人可爱，魅力十足，具有吸引力”，然而，除非他向理智投降，尤其要仰仗他“那些忠心耿耿的可靠仆人”，否则他那些缺点——“喜怒无常、缺乏敏锐感觉和对时局的判断力”，以及他欠缺将自己的欲望压制于清醒的思考之下的能力，都会使得他将自己暴露于一个极其危险的境地。这是一个典型的比洛式论断，以奴性和顺从的语言浅薄地包裹其中暗藏的野心，将自己与皇帝连接，并将自己置于事务的中心。比洛对志同道合的对话者，比如对外交官安东·冯·蒙茨（Anton von Monts），言辞不会那么暧昧不清，他是这么评价的：“尽力将这位统治者引发的巨大危险降到最低”将会是“对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意志有帮助的唯一方法”。

因此，对于以下事实，没有什么值得惊讶——51岁的比洛一旦当权，就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设定了自己的目标议程。甚至在他被任命为首相之前，他早已开始向中央党领袖传达未经授权的意见，知会他们自己赞成废除耶稣会士法的意见，此举对威廉而言是不利的（虽然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威廉自己就玩弄过这一可能性）。一旦进入首相府，他就强制通过了任命他的前副手和总勤务官奥斯瓦德·冯·里希特霍芬（Oswald von Richthofen）男爵为外交大臣的决议；威廉对此表现冷淡，但默许了。为了保险起见，比洛保留了一些朝臣的特质：他认识到获取威廉个人信心的重要性，便在皇帝身上下苦功夫，明确恳切地寻求皇帝的意见，过分地称赞皇帝的想法，为皇帝的计划当传声筒。一名同代人曾回忆起见过他们两人在皇家宫殿的花园漫步了两个小时，皇帝一路上夸张地指手画脚，首相恭敬地将头偏向一侧，好像正陷入深深的思绪里。

图3　在所有负担了应付威廉皇帝这一任务的政客中，没有任何一人能像伯恩哈德·冯·比洛首相那样狡猾机智。这是1908年他在柏林与奥古斯塔–维多利亚皇后（威廉的配偶）的宫务大臣米尔巴赫男爵同行的场景。

与此同时，比洛巩固了其在普鲁士部门中的权威。在他被任命之后不久，比洛召集了普鲁士地方部门的大臣们，通知他们皇帝坚持要“团结政府”的消息。帝国和王国的首相将拥有对发布大臣会议内容相关信息的专有控制权。比洛还建立了更加综合的新闻管理机制，旨在结束卡普里维和霍恩洛厄治下早已常态化的混乱状态。在奥托·哈曼（Otto Hammann）的高压控制下，政府扶持的媒体报道不仅支持比洛的公开行动，夸大他的政治成就，还有所选择地广为传播其个性、外表和私生活上的细节，适度地打造出针对首相本人的个人崇拜光环。政治新闻宣传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皇帝与“他的”首相之间基本一致的看法和绝对和谐的气氛。

然而事实上，比洛和威廉显然在很多关键问题的看法上有分歧，而比洛常常是成功向对方灌输自己主张的那个。这是很明显的，举个例子，回顾一下1900~1901年关于粮食关税的续约谈判。比洛倾向于将保守党和中央党都招募到一个长久的政治多数派团体中，因此他更希望达成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以满足农民对提高关税的部分要求。然而，威廉仍为农民阶层反对自己的运河计划而恼羞成怒，并且在那时受颇具影响力的实业家阿尔贝特·巴林的意见所左右；因而，他倾向于反对向农民阶层的游说团让步。比洛技高一筹，成功地让威廉赞成联邦政府对关税问题的支持意见（这是一种俾斯麦和威廉早前就对彼此采取过的策略）。这一事件所成就的结果就是1902年12月关税法的诞生，在中央党、土地保守党和民族自由主义人士几乎一致的支持下，最终国会通过了征收更高的进口粮食税的折中办法。这一重要举措，大大地提高了德意志主要粮食的价格。而这是比洛的功劳，不是威廉大帝的。

显然，还有许多其他与威廉广为人知的政治喜好不太相符的主张。1900年秋天，首相要求德意志帝国国会补偿用于支持联军远征中国抵制义和团运动的超额预算资金。威廉明令禁止霍恩洛厄以这样的理由采取行动，这将被视为政府在皇权行使范围内的政策敏感领域向德意志帝国国会的权威低头。但是，为这一特赦例外的起诉为比洛在国会赢得了广泛的支持，而这被公众解读为新首相是一个比其前任们更加真诚的“国会”派人物的信号。比洛和威廉对德意志国会代表是否应该为出席国会会议所付出的时间而领取（饮食）津贴也有相似的分歧。“什么！这群人也该领津贴？”这是威廉对这项提议表达出的难以置信之情。威廉对此项举措的反对是众所周知的；如果比洛没有利用一个不情愿发声的普鲁士部门“据理力争”，这项提议将永远不可能被写进法条。

比洛对天主教利益的让步引发了其与皇帝之间进一步的摩擦。自从1892年的教育政策崩盘后，威廉对一个由新教中产阶级，以及无党派的且有“开明”的民族意识的天主教人士组成的政府多数派的偏好变得尤为明显。威廉不满中央党的政治“支配”早已广为人知，他认为中央党党派领袖是“极端分子”和“比教皇更像天主教教徒的家伙”。然而在1900年冬天，比洛公开对中央党提出的一项帝国法案表示支持，该法案是有关在联邦地区解除部分对天主教宗教仪式的禁令。该法案由参议院提出，但比洛采取了追加自己对官方否决参议院决议的个人解读这一不同寻常步骤——一份自己的公开声明，指出他个人非常看重该法案背后的意义。这一姿态受到了德意志中央党的热烈欢迎。

1903年2月，比洛单方面宣布他将利用自己在联邦委员会中对普鲁士选票的影响力来确保废除耶稣会士法第二条款——文化争端时代残留下的主要的突出产物之一，由此对中央党的利益做出了更具争议性的让步。这一提议耗费一年的时间斡旋才通过了顽固的联邦委员会的审议，还引发了自由主义媒体的抗议，但这至少在短期内，进一步巩固了首相与中央党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举动反映了比洛组建一个政治势力联盟的决心，以此为德国各政治势力间极具破坏力的分歧搭建沟通的桥梁。这些事实也反映了比洛与两名前辈看起来截然不同的国会领导方向，最终也让他与前辈殊途同归达至与帝王不和的境地。消息灵通的观察者注意到首相政治风格上的一点重要的新奇之处。与霍恩洛厄和卡普里维相反，比洛毫不掩饰他对某些皇帝持反对意见的举措有所偏好。“通过讨论（首相）谈及（皇帝）态度的方式也为首相必须时刻处于极其强势的地位提供了最强有力的佐证。这种方式打破了皇帝做出的决议对内凌驾于政府之上、对外须由政府捍卫的原则。”

比洛对普鲁士部门的严密控制意味着威廉在当时几乎不可能像在霍恩洛厄和卡普里维时期那样通过与一名特定的大臣进行密谋来削弱首相的影响力。权势颇盛、几近独断的财政大臣米克尔常常反对比洛向中央党妥协的政策，可以确信他想由自己来发挥这样的作用，但他在比洛1901年5月的行动中，同贸易大臣路德维希·布雷费尔德、农业大臣哈默施泰因–洛克斯顿一同落马。解雇了这些人之后，便可以明显地看出，比洛比之前两任首相已经在更大程度上成功地“按自己的喜好构建内阁”。只有提尔皮茨继续保持与威廉之间相对独立的关系。

固然，就像凯瑟琳·莱尔曼所呈现的一样，在关键部门人员的任免选举中，威廉皇帝经常是最终做决定的人，而比洛有时只能被迫让步。但对皇帝也可以通过施用手段或游说来改变他的想法；甚至当他成功将自己偏好的候选人提拔至国会席位时，几乎没有显露出有计划地安插人员的迹象。威廉偏好的委任对象反映出其个人认知上的妥协倾向，而并不是以明确的政治大局观来表现出对人选的一贯偏好。举几个1901年遴选出的接任米克尔的新任财政大臣人选的例子：威廉心目中这个职位的最优人选是自由实业家格奥尔格·西门子（Georg von Siemens），但被其婉拒；次位人选是保守派吉多·亨克尔·冯·唐纳斯马克（Guido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对方也谢绝了这个职位邀约；最终，这个职位落到了保守派内政部前大臣格奥尔格·冯·莱茵巴本（Georg von Rheinbaben）的头上。威廉大帝无论如何都不能保证一旦将自己的心腹安排进内阁后，此人就一定能按着他的喜好做事。比如1903年在威廉本人的敦促提名下被任命的普鲁士战争大臣卡尔·冯·艾内姆（Karl von Einem），他并不喜欢来自上层的干涉，很快就倒戈成了威廉在莱茵兰设防政策的反对者。

比洛花了大力气瞒着威廉将自霍恩洛厄离职后就开始显现的首相与帝王之间的权力重心转移。一有机会，他就试图让威廉大帝相信政府在国会上以及海外取得的成就都是威廉自己的功劳，而他比洛所有的计划都是为了试图实现威廉对国家政策的美好愿景。当两人分处两地时，威廉给他的“导师”书写的信笺，比如写给奥伊伦堡的那些，言辞八卦轻佻，充斥着有伤风化的挑逗以及对收件人偏见和厌女症的迎合。我们可以了解到，威廉的新首相从一开始就取悦了他；威廉极为赞赏比洛掌权之后所营造出的平稳的政治局面。“我要让伯恩哈德继续这么安静地干下去。”1901年7月，威廉这么告诉奥伊伦堡，“有了他，我总算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然而到了1902年，有迹象显示威廉对自己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感觉到了更深的不安，他在政策方向上更为挑剔，在关键的象征性问题上越发坚定地挑衅首相。举例而言，他成功地迫使比洛在普鲁士议会前立法以镇压波兰民族主义浪潮，在那时这一举措极有可能会得罪中央党代表，而比洛在接下来的关税法案的议程上亟须在国会上拉拢他们。1902年9月，就威廉是否该当众召见三名近期正在巡游德意志帝国的布尔将军这一问题双方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比洛赞成，但威廉则强烈反对，因为他担心这一姿态会有损与英国之间的关系（荷尔斯泰因最终想了个法子从技术上回避了无人围观的窘境）。在圣诞节时，虽然两人间的敌意似乎已经过去了，威廉现在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他被限制的界限所在。从此意义上来说，1902年秋天的事件标志了威廉与比洛之间“蜜月期”的结束。

威廉逐渐意识到了政治现实和他自己所构想的角色定位之间的巨大鸿沟，这一事实伴随着社会主义党派的不断胜利和民众对威廉在德意志媒体上公开声明的尖锐不满（见下文第6章），这些最终导致威廉在1903年夏天时情绪急剧恶化。在每年的夏季巡航期间，在奥伊伦堡在场的情况下，威廉破天荒地首次公开批评了首相，从与奥伊伦堡的对话中威廉得出结论：比洛错估了新选举法给选民个人在选举过程中的隐私所带来的影响，还严重低估了社会主义带来的威胁。威廉变得愈加暴躁和神经质；在结束了一次寻常的皇家游艇一日巡航后，他在晚上谈论白天的事时表现出了困惑和神经紧张的症状。在某一天的晚上，在游艇的聚会上听到有人朗读翁根对于1848年革命的经典记述时，他燃起了熊熊怒火，大声宣布他将“采取行动对1848年的革命进行报复”，还嚷嚷着“每一个人都是猪狗不如的混蛋；只有通过非常具体的命令，才能约束领导他们”。虽然这些评论是由游艇朗读事件报道所引起的，但也难免给公众留下这样一个印象：这些评论投射出了威廉对政局失去控制力的真实感受。

信任危机（1905~1906）

尽管皇帝与首相之间因这些事件而一度关系紧张，但两人之间的关系依旧维持着表面上的平静，直到受到德意志对俄政策分歧的冲击（这几乎差点儿结束了比洛的首相生涯）。1905年7月，威廉在芬兰比约克的村庄会见了他的表弟沙皇尼古拉二世，并同意签署一份双边防御条约。比洛早前阅读并赞同了条约草案上的内容，但在与尼古拉的谈判过程中，威廉对此做出了一点重要修订。比洛拒绝接受更改过的“比约克条约”版本，递交了辞呈，并声称这一变更使得该条约不再符合德意志对外政策目标的利益。我们此处关心的不是细节或这一争端的国际背景（关于这些可见第5章），而是这给皇帝和他最具影响力的权臣之间的关系带来的后果。

威廉为取得与沙皇签署条约的成绩而颇感得意，也为比洛因他在条约上的修订部分而打算辞职的消息而深感震惊。在一份充满痛苦的答复中，他断言“对自己和我们的祖国而言，首相比这世界上任何条约都要重要10万倍”，还补充讲他和比洛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君臣，为我们伟大的德意志帝国耕耘收获”。他恳求比洛收回辞呈，还警告说如果首相继续进行辞职流程，威廉大帝他本人就没法看到第二天的太阳：“想想我那可怜的妻子和孩子们。”比洛满意了，同意留下继续任职；对外政策的不同意见以及该如何执行在此显然起到了作用，但比洛威胁要辞职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醒威廉作为皇帝有多么依仗他的首相的手腕和名望，借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比洛的权术游戏从短期来看是成功的，但也给比洛带来了不良后果。在危机中威廉显现出了对首相的不满并决意要重振自己的政治威严。在1905~1906年的那个冬天的几个月里，威廉按自己的偏好接连任命了三名政府高级官员。克莱门斯·冯·德尔布吕克（前西普鲁士地方长官）取代了贸易大臣莫勒的位置，威廉个人对他尤为欣赏。正当比洛为外交部的殖民分部办公室的可能人选游说拉票时，威廉单方面就把这个位置给了自己的亲戚领主恩斯特·霍恩洛厄–朗根堡——一个毫无殖民地政策制定及管理经验之人。当比洛忠实的外交大臣奥斯瓦德·里希特霍芬在1905年12月因过度劳累而死后，威廉不顾比洛的劝说任命自己的一个私人密友兼假日玩伴海因里希·冯·奇尔施基作为里希特霍芬的继任者，这一举动被同时代的一些人视作皇帝为巩固自己对外交政策的控制权而做出的努力。威廉缺乏重新获得政治主动权所需的耐心，甚至在1906年2月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这是比洛当政期间第三次召开这样的会议，却是第一次借会议处理常规政务（前两次会议的召开均是为了处理某些特定的国家紧急事件）。

威廉向比洛施加越来越多的压力以修正比洛的大政方针。更重要的是，有迹象表明威廉不再乐意为了对中央党所采取的怀柔政策而约束自己。威廉任命新教徒霍恩洛厄–朗根堡为殖民部门长官的强硬决定引发了中央党的强烈不满。其实中央党的党魁还曾抱有希望：包括能看到行政部门有天主教的候选人，殖民地政府能在德意志殖民地更加公平地对待天主教使团等。和政治新气象相契合的是，战争大臣冯·艾内姆于1906年1月公开为军官团中的决斗行为进行辩护，这毫无必要地激怒了中央党代表。在这段比洛尤为难过的日子里，皇帝拒绝在国会进行协商、安抚中央党。自1903年的全国大选后，新一届更年轻的领导人开始引领中央党，他们的民粹主义倾向更为严重。作为国会中占主导地位的非社会主义政党，中央党更果断地利用起了自身的影响力。在1905年比洛开口提出当时急需实行的税制改革时，中央党联合了左翼党派否决了首相的提议。1906年中央党还引导舆论批评政府对殖民地的政策和经费问题，导致国会否决了关于建立更大型独立的殖民管理体系的各种提议。

当被国会漠视、为皇帝不喜的首相陷入两难的政治僵局时，来自帝王的干预更加频繁，比洛在国会的支持率遭到严重打击，这些事实险些重现了霍恩洛厄执政后期的政府瘫痪状态。在这些压力的逼迫下，1906年4月5日，比洛在国会议事时崩溃了，他为了逃避这一切，在诺德奈的小岛上待了整个夏天进行假日疗养；他在那里待到了10月。但威廉持续施加更重的压力，惩戒中央党，呼吁对社会民主党实行强硬措施，坚持把那位不受欢迎的霍恩洛厄–朗根堡留在官位上。到了1906年9月，威廉明显觉得比洛的存在变得可有可无，于是在公开场合谈论起了可能继任首相的一个人选——新任外交大臣海因里希·冯·奇尔施基（Heinrich von Tschirschky）。1906年8月，他甚至询问德意志帝国驻罗马大使格拉夫·蒙茨是否有意接替比洛的首相职位（蒙茨谢绝后，比洛很快就回到了柏林）。这些事实都展现了皇帝仍可以轻易以随意干涉来制造政治麻烦，它们时刻提醒我们威廉以“影子皇帝”的身份手握正式权力却缺乏使用政治力量的手段会给人造成多么大的误解。1905~1906年，就如同在19世纪80年代一样，倘若难以预测且具有间歇性，皇权对高级官员任命的控制力依旧是德国宪法的关键因素。

从另一方面来说，令人吃惊的是，即使在高级执行官员圈子内，皇帝的这些干预似乎也没有带来更大、更广泛的影响。威廉依旧没有贯彻有始有终的国家政治计划，除了期望将政府从中央党的影响下解救出来，还有恢复国家中间地带之间的往来，对此，自威廉统治生涯开始，他就一直苦苦谋求而不得。召开御前会议的决定更多是象征意义的；没有后续行动，因而在政府事务上并没有开创皇帝一贯干预制的时代；这总的来说是对比洛的警告，是一种对抗的策略。威廉对强硬的反社会主义政策的坚持的确促使比洛（至少是在公开场合）表现出强硬的姿态，但并没有做出与言辞一致的行动以镇压社会民主党派。至于充满争议的霍恩洛厄–朗根堡，比洛在卢坎的帮助下，于1906年8月将之从殖民地政府的职位上拉了下来。事实证明，说服皇帝接受与霍恩洛厄截然不同的伯恩哈德·邓恩堡（Bernhard Dernburg）担任继任者是非常容易的。伯恩哈德·邓恩堡是一名有左翼政治背景的犹太裔银行经理，在国会受到众人的尊重。

比洛在与普鲁士农业大臣将军维克多·冯·波德别尔斯基（Viktor von Podbielski）更激烈的一次交锋中取得了胜利。1906年夏天，波德别尔斯基遭到媒体公开弹劾，他被指控间接涉嫌腐败丑闻。为了减少此事对政府公信力的破坏，比洛迫使他辞去职务。但波德别尔斯基拒绝执行，并且得到了威廉的支持，而威廉对波德别尔斯基的看法事实上是无误的，威廉认为他并没有犯什么大错（调查委员会事后澄清了大臣维克多的不当之举）。比洛与皇帝的争执使得后来他要求波德别尔斯基辞职的请求遭到皇帝拒绝，而逐步升级的危机加深了双方的鸿沟——一边是皇帝，另一边是首相和他的大臣们。正如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克勒尔危机中（见前文），威廉将政府部门毫不让步的姿态视作对宪法赋予其任免官员权力的严重挑衅。但即使如此，他还是被迫退让。1906年11月11日，他发布敕令，解除了波德别尔斯基的职务。

如同正在慢慢解决的波德别尔斯基任期争端一样，政府与国会——尤其是与中央党之间关于殖民经费的争端已趋于爆发的边缘。在镇压非洲西南部起义的过程中，政府支出不得不超过从收录上供、关税收入、准予收取的消费税所得的微薄财政收入的经费，而镇压的结果则是当地原住民种族灭绝。政府因此不得不于1906年11月下旬，向国会申请补办对已产生的超额预算的许可。随后，国会对此进行的讨论为中央党的全力出击提供了舞台，最终国会决定在殖民政策上从长计议。此次争端史无前例地（尽管最终并未成功）引发了立法机关对行政特权的撬动。

1906年冬天的争端也触及了皇帝的宪政立场，因为正是威廉本人对比洛施加了影响，令身为参谋总长、战争大臣和殖民地政府上层领导的比洛派遣中将特罗塔到非洲西南部，取代当地司令官洛伊特魏因，以至于当地冲突升级并扩大。然而，中央党要求即刻减少驻非洲西南部的军队，并坚持遵守预算公正原则，皇权派以皇帝本人拥有对帝国领土防务问题的独立决策权为由拒绝了所有类似的主张。威廉很不情愿地默许了比洛向国会申请划拨1900年远征中国特许经费的决定，但他现在坚决拒绝在皇权越过国会的军事指挥职能这一敏感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显然，当时激进反对派占多数的国会无论如何也不会赞成这份由政府提出的预算方案。比洛看准了机会并在法案二读前事先特地向威廉讨来一份国会解散令。在首相否决了中央党以“威廉拥有独立军事处置特权”为由削减国防预算的提案之后，预算问题进入表决议程并被否决。随后，比洛正式宣读了威廉的国会解散令。

比洛政府以“民族主义”路线的立场参与到竞选中，以应对殖民政策陷入僵局后带来的问题。这引发了整个帝国范围内的选民参与度急剧上升，但不足以使选民疏远中央党——这的确使国会增加了对党内成员的委任数量，有5个之多（总委任数已达到105个）。但1907年的大选以将社会主义代表人数从79人削减至43人的方式，实实在在地降低了中央党的影响力。在德国的五方制度之下，这种微小的代表名额再分配足以促生一个主要由民族自由主义者、保守派、自由主义人士和左翼自由主义者组成的新政党。同时还有反社会主义的新教人士组成的各小党派，也就是后来被称为“比洛集团”的联盟，握有国会全部395票中的216票。威廉很欢迎多数派“民族”联盟的重新崛起，还为对社会民主党派造成的破坏感到欣喜，他认为这预示着一个“全新盛世”的到来。他似乎并没有注意到竞选活动未能阻止国会对中央党成员的委任数量增加，这后来还成了一个问题，即首相费尽心思才能通过“集团”来执政。

比洛的终曲

这些发展是如何影响皇帝和其首相之间的权力天平的？历史学家对比洛在1906年12月危机期间和其后的政治目的看法不一。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特伦斯·科尔认为1906年的解散令标志着“比洛开始发起一场运动，将德意志政府置于一个新的立足点”，由此与皇帝的政治权威相对。相反，在凯瑟琳·莱尔曼在关于比洛执政期间颇具影响力的高位政治研究中认为，比洛没有任何长期的政治目标，以他的脾性也难以合乎正义地向皇权宣战。

我们不需要为这场关于比洛目标的争论做出评判，我们的关注点在1905~1907年的危机之后，皇帝和他高深莫测的首相之间真实的政治影响力格局。无论比洛是否考虑过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德意志政体宪制变革（而并没有迹象表明他有过这样的念头），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他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维持巩固自己地位的决心依旧十分坚定。随着新国会班底的入驻，首相开始清理部门中的不可靠分子（斯图特、波萨多夫斯基），就像1901年他做过的一样。比洛还参与了一场与外交大臣奇尔施基之间的权力争斗，据悉，奇尔施基对首相的外交政策常常吹毛求疵。比洛认为皇帝看重奇尔施基，是为了削弱首相对外交政策的控制力。事实上，奇尔施基的确曾是“皇帝的人”，但并不是一个听从皇帝号令的人。这位大臣对行政独立的渴望很快就变得显而易见，没有半点儿兴趣充当一件“顺从的工具”。1907年1月，他因为直到比洛与丹麦将签订新条约的前夕才将这个消息禀告威廉而失宠。6个月后，在没有事先咨询皇帝或首相两人中的任何一个的情况下，他在一件棘手事务上先斩后奏，以外交代表的身份对法国做出了承诺，这彻底让皇帝对他失去了兴趣。正如过去常常发生的那样，历史再度重演，皇帝专门提拔自己看重之人的行为还是没能为他带来真正的权力。比洛不费吹灰之力便把奇尔施基从部门的位置上拉了下来，并于1907年秋天把他发配到了德意志帝国驻越南大使馆任职。

然而，这还不能说比洛成功地重获其执政早年所享有的行政相对独立性。在1905~1906年的破坏性冲突之后，他避免与皇帝发生正面冲突的决定从未如此坚定，而他自由裁度的行为也相应地被限制了。更重要的是，比洛直接操纵威廉的能力减弱了——而这是他早年取得诸多成就的关键因素；皇帝不再那么信任首相了，因而不再那么热切地回应他的提议。显然，双方对1907年9月接任奇尔施基的人选进行过协商，在此谈判期间，比洛没能让威廉放弃自己中意的人选——威廉·冯·舍恩（Wilhelm von Schön），可谓“最糟糕的那种朝臣和社交界人士”。

为了恢复受损的权力地位，比洛采取了两项补救的措施。其一是一场旨在消除皇帝随从中“不可靠”因素的新闻攻势，尤其针对皇帝的老朋友菲利普·奥伊伦堡（现在比洛将其视为一个危险的阴谋家和对手）。比洛长久以来一直试图拉开威廉和他最亲爱的幕僚之间的距离。在比洛执政初期恰逢奥伊伦堡的影响力（即使是暂时的）急剧下降，奥伊伦堡与皇帝之间的会面频率渐渐降低。但随着威廉与比洛之间的关系渐趋紧张，奥伊伦堡再度有了存在感。奥伊伦堡在夏日陪伴皇帝乘船巡游途中，冠冕堂皇地控诉其对首相的不满。回顾往事，奥伊伦堡显然并没有密谋与比洛作对，他依旧对首相抱有私人的忠诚，但那时却有了与此相反的传闻，比洛也很难不注意到奥伊伦堡与皇帝之间的亲密度与自己同皇帝之间的疏远程度成正比。

1906年秋天，正值比洛执政以来遭遇第一次大危机，评论期刊《未来周刊》的编辑马克西米利安·哈登发表文章猛烈抨击从幕后影响和左右皇帝决策的“秘密奸党”。利用早年荷尔斯泰因、俾斯麦，也可能是比洛传递的消息，哈登发起的新闻攻势娴熟地发掘了皇帝圈子里的同性恋者奥伊伦堡和其他成员。接下去，饱含诋毁和审判性的一连串字句使得一个充斥着忸怩作态、贵族、宫廷嬉戏的奇异世界暴露在了因循守旧的公众的目光之下，在其中，高级官员们之间起着女性化的绰号，威廉被唤作“甜心”（das Liebchen）。奥伊伦堡（以克林顿式的圆滑）宣誓坚称他绝不曾“有过帝国宪法175款规定的应受惩处之行为”，然而危害已然形成。

奥伊伦堡丑闻激起了反专制主义和中产阶级同性恋恐惧症的滔天巨浪。哈登本人并不像他的很多读者那样对同性恋带有敌意——实际上，他还为不少其他著名的同性恋者发声辩护过（这些人的生活隐私一直以来饱受公众侵扰），但他利用大多中产阶级周围随处可见的话题所产生的强大情绪力量诱发他们内心的负面联想，以污化“个人统治”的意义。从丑闻中浮现出威廉被用心险恶的佞臣组成的圈子所包围并操控的形象，这些阿谀奉承者为了继续沐浴在皇帝宠信的荣光之下，撇开了责任、荣誉和信念。这有损皇权声望，还永久地剥夺了威廉从他的老朋友身上获取建议和陪伴的可能（奥伊伦堡回到了利本堡庄园，再也未能面见天颜）。

比洛可能真的相信过奥伊伦堡正和他作对的报告，但他肯定还注意到对不可靠因素和与之相关的“个人统治”发起舆论攻势最终将巩固他自身的地位，能增强他对抗威廉的实力而无须正面交锋——比洛本人拒绝向威廉透露丑闻的消息，任其发展，按兵不动，等王储向威廉展露这团被纸包住的火。按特伦斯·科尔的描述：“一个靠对威廉近乎谄媚的奴性态度得以开始首相生涯的人，最终对威廉发起了一波近乎谋反的攻势。”

新闻攻势和因此而来的诋毁式审判的连锁反应造成奥伊伦堡和大量与之有来往的名流不再公开露面，其中包括威廉最为倚重的一名副官。从长期来看，这也不利于比洛自身：威廉对这样的曝光十分愤怒，更感到尴尬，更震惊于首相居然没能及时禀报如此敏感的消息；他很快便开始怀疑，比洛本人从一开始就牵涉其中。此外，随着对丑闻的关注面持续扩大，首相本身成了媒体攻击的目标。比洛参与陷害奥伊伦堡的阴谋从更加矛盾的角度证明了其弄巧成拙，他毁掉了一个常伴威廉身侧、多次为自己美言的有影响力的人物。

除了部署媒体清君侧，鼓励舆论批判皇帝对政务的干涉，比洛为了巩固自身地位还与国会多数党建立了一种新形式的关系，就是在1907年大选后为人所知的“比洛集团”。比洛希望集团就保守派、自由派、农业和工业的利益组合可以演化成一种永久的政治格局。威廉也很喜欢这一想法，因为集团使人想起这与俾斯麦首相在最后一次参选时制造的卡特尔组织有明显的相似之处。然而，就像卡特尔一样，集团被证明是很脆弱的，到1907年秋天，其中的党派已经开始为放松股票交易管制和解除对政治团体的国会限制令而互相争执。更严重的是对于税收政策的重大分歧。保守派依旧对任何可能损害到产权人利益的税收形式持反对意见，比起直接税收，他们更能接受间接税；自由主义者基于间接税把大部分的税收负担都转嫁在大众身上的理由而反对间接税。

1907年12月上旬，集团似乎因为内部矛盾的压力而处于分崩离析的临界点。比洛在此时召开了党魁大会，在会议上他强调他们必须搁置争议，团结向前。如果他们不能做到这点，他就会辞职，他这么提醒众人。这一前所未有的举动公开表明首相任期并不受制于皇帝，而是被国会的政党所牵制。正如凯瑟琳·莱尔曼所观察到的那样，这一举动有很重要的宪政影响，因为它将政治重心从皇帝与首相之间的关系转移到了首相与国会之间：“首相现在坚信，仅凭威廉对其的信任，是不足以保证他留任的。”

尽管这些发展从宪法理论的角度来看是很有趣的，但从长远来看，它们本身却不足以保障比洛的地位。到了1908年年末，威廉对首相残存的一点儿信任被彻底打碎，威廉认为比洛在“《每日电讯报》事件”中背信弃义地拒绝支持他，这是威廉在位期间所造成的轰动媒体的事件中最为重大、破坏性最强的一件。这一事件的细节将会在接下来的第6章进行详细描述，它是由《每日电讯报》发表的一篇对威廉的访谈引起的。在访谈过程中，皇帝陛下做出了不少对外交政策和英德关系判断失当的评论。在随后引发的轩然大波中，比洛非但没能为皇帝做出强有力的辩护，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选择利用主流倾向而站到了威廉的对立面。自1908年11月起，因为丧失了皇帝的信任，比洛的留任在很大程度上倚仗于集团中象征着议会联盟的不稳定势力。尽管他们（在撤销管制规定和政治团体方面）取得了一些令人鼓舞的立法成就，税收问题仍继续使这些党派之间渐行渐远。

比洛在其执政晚期的谋略部署中将威廉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威廉早前对首相的敬意和爱戴已经化作彻底的敌意和不信任。但他还是希望看到金融改革法案的通过，因此在这项任务完成之前，他并不情愿让比洛离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法案将因保守派不肯让步而被搁置，皇帝是不会接受让首相离开的。既然皇帝已经公开承认大臣的任期取决于国会，一个众人心照不宣的认识就是首相制定了一个“不一样的（例如：国会）游戏规则”。

图4　在比洛的阴谋诡计和有意操纵之后，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其人身形消瘦，而其刚正不阿的处事原则就如同他的挺拔身姿一样）展现了一种可喜的变化。然而，他也如他的前任一样成功地屏蔽了威廉对帝国政务进程的干扰。这是他与外交大臣戈特利布·冯·雅戈以及副大臣阿瑟·齐默尔曼在柏林国会大厦的台阶旁的场景。

随后，比洛声称他理解威廉在所处困境中的不安和忧虑：“我十分了解我伟大的君主，不会看不到他内心爆发的冲突。一方面，他渴望摆脱我；另一方面，他又希望他可以是那个决定我退休时机、场合的人。”结果是，各方找到了折中的解决方法。保守党和中央党在6月24日的二读时否决了这一财政改革法案。两天后，比洛在基尔向皇帝请辞。威廉批准了这一请求，但前提是比洛得继续留在其职位上直到改革法案通过国会审议。此事发生于1909年7月10日，是在首相的未来接班人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的监督下实现的。4天后，比洛正式卸任离职。

1914年以前的国内政治

贝特曼并非威廉选择的新接替者。皇帝考虑了不少其他的候选人，他本人更倾向于委任外交官安东·冯·蒙茨——而提名贝特曼的人正是比洛。与早前俾斯麦、卡普里维、霍恩洛厄和比洛执政时期的状态不同，威廉和贝特曼之间并没有“蜜月期”。贝特曼拘谨生硬，公事公办的作风与比洛春风得意之时皇帝和首相之间洋溢的那种轻松惬意的气氛大相径庭。威廉发现贝特曼总坚持遵循正确的程序，这让威廉觉得他既迂腐又令人抓狂，而贝特曼又拒绝为威廉认定的紧急迫切的事项走捷径，这让两人之间摩擦不断。1913年3月，威廉甚至很不客气地送给贝特曼一篇《每日画报》上的文章片断，文中声称：“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在拘泥小节的可怕官僚治下的充满爱国精神之地，这位官僚不愿意做实事，只会阻碍专家做事。”威廉在这段攻击性的文字上以“确实如此”的评论做批注。时值贝特曼处于新军事法案的艰难谈判之中，他感到深受羞辱，气得几乎要提交辞呈。

尽管有这般艰难险阻，两人还是设法建立了一段良好的合作关系，那也许还是威廉在位时期最稳定的伙伴关系。有几个原因使得这一点成为可能。首先，虽然他们的交情并不是特别深，但这两人对彼此都很了解。年轻的威廉曾和贝特曼一同在后者位于霍亨菲诺的家族庄园狩猎；正是在这里，他把步枪的枪口那端放在特奥巴登的父亲（费利克斯）自觉借出来的肩膀上，猎杀了第一头雄鹿。因此，如果说两人之间不是太熟稔的话，那至少还是比较熟悉的。其次，贝特曼还享有“比洛红利”，这是说他获益于比洛任期末期时君臣之间极端恶化的关系。在经历了比洛的诡计和欺瞒之后，威廉对贝特曼严于律己的耿直作风更是欣赏。较之比洛，贝特曼很少奉承，也不自负自大。再次，贝特曼不受日益两极分化的国会欢迎的事实反而有利于促进他和皇帝的关系。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使得贝特曼更加倚仗于皇帝（也更加意识到他自己的依赖性）。阿道夫·韦穆特（Adolf Wermuth）于1909~1912年担任德意志帝国财政国务秘书，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回顾，贝特曼极其重视他与皇帝之间的关系是否牢靠：“这是他力量的源泉。”再换一个角度来看，贝特曼的不得人心（错误地）使威廉将他视作对抗立法机关权力的君主行政制拥护者。贝特曼所面临的舆论批评越猛烈，皇帝对这位深陷困境的首相的支持也会越狂热。最后，贝特曼是一名虔诚的君主主义者（在某些方面较之比洛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他还带有许多和威廉同样的偏见，包括他对波兰民族理想持有的疑虑。

然而，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君主统治的回归。皇帝左右政治议程的能力和他对政务的影响力依旧被严格限制着。他已经不可能再退回纵容个别大臣扰乱政局的境地，那种勾结行为曾严重动摇了霍恩洛厄的首相职位。贝特曼很快就成功地掌握了行政控制权，而其掌控力至少和比洛当时握有的权力相当。就像比洛一样，贝特曼通过推迟任命副首相的方式在普鲁士的国家政治机构范围内强调了首相的超然地位。反对首相关于关键问题的观点的潜在反对者和大臣（比如莱茵巴本、阿尼姆和毛奇）都在1909~1910年被调职。此外，实际上，并非威廉，而是贝特曼决定了新官员（达维兹、肖莱马、伦策）的任命，这也使得部门内的气氛前所未有地和谐起来。令人吃惊的是，从那时起直到1917年为止（在贝特曼进行部门改组后），普鲁士部门的构成几乎没有变化过。

首相因此可以撤销（或者牵制）来自皇帝的最重要的宪法文书。贝特曼还成功控制了大臣面见皇帝的途径，尤其是他们在战前岁月里想商讨财政问题时，而这个问题贝特曼尤为关注。他还（就像比洛曾做过的一样）与政府内阁总长瓦伦蒂尼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瓦伦蒂尼亲自为帝国监督非军事人员和信息的流动。虽然瓦伦蒂尼对皇帝的影响力及其政治独立性远不及奥伊伦堡，有时候首相还是有可能与瓦伦蒂尼在阻断不受欢迎的计划方面进行合作。

另外，贝特曼本人也做好准备在必要时阻止或破坏皇帝的计划，以说服皇帝的方式渐渐掌握局势。例如，1910年4月，当威廉向贝特曼表达他的愤慨时，他的怒火是冲着社会民主党在柏林举行选举游行，还取得了警方的许可而来的，贝特曼答复皇帝这是根据新社团法（协会法）合法批准的：“政府必须依法行事。越严格遵守法律，就越是有正当理由在必要时对违法者采取武力。”1912年3月，当威廉试图绕过首相直接干涉帝国与英国政府之间关于海军军备的谈判时，贝特曼向皇帝递送了一份以以下字句作结的辞呈：“我的陛下，官员之德告诉我，我要为陛下所下达的政策命令在上帝、国家、历史和自己的良心面前承担责任。甚至陛下您本人也无法从我身上拿走这份责任。”就像之前经常做的那样，威廉迅速在回复中投降了。他以误解为借口否认了自己的干涉行为，并且请求首相不要因此责怪他：“作为我的最高官员、私人朋友以及贵族之表率，我请求你保持对你的皇帝、国王和长官的忠诚，请你继续勇敢地面对困难，承担（职务上的）重担。”

无论如何，既然威廉自1908年《每日电讯报》危机后就不再对外交事务指手画脚了，而政府渐渐地陷入了由分化的国会集团造成的僵局，这些情形减少了威廉与首相之间对国内政策问题的潜在重大分歧。从一方面来说，威廉对国内问题的兴趣急剧下降，他现在几乎与掌管国内事务的大臣没有实质上的接触。从另一方面来说，政府即使是对最迫切需要推进的改革也逐渐缺乏达成政治共识的能力，从而缩小了皇帝可提出主张的范围。因此，1909年之后由于皇帝干涉而产生的政治矛盾越来越多地集中于关乎军民关系的领域，这并非巧合。尽管威廉对国内政治及政策的影响已经基本中立化，但他作为唯一手握军民行政管理系统大权的宪法“工具”，享有独一无二的超然地位，因而依然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博弈者。

没有什么比战争爆发前的那10年间在阿尔萨斯–洛林发生的军民关系破裂危机更明显的了。自1870~1871年的战争之后，德意志帝国从法国手中抢占了阿尔萨斯–洛林，而该地区在德意志的宪法地位是非常独特的。这并非一个联邦州，而是由威廉任命（以及罢免）的一名总督（州长）治理。总督在首相的职责范畴之外行事，亦不受其节制——他任免官员需要首相共同签署同意，但他在职时的一举一动完全是在与皇帝协商之后决定的。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驻扎在该地区的军事指挥官。就像他们在国会和公海上的同行一样，他们可以通过军事内阁直接面见皇帝。因此他们没有义务与包括总督或其他政府部门代表在内的任何人探讨他们对该地区的军事政策主权事宜。因而在阿尔萨斯–洛林的军民冲突事件中，首要也是唯一的仲裁者就是皇帝本人。

这一方面的政策有相当大的可能性会导致潜在冲突，主要因为该地区在军政机关与行政者眼中的意义从根本上就截然不同。总督卡尔·冯·韦德尔伯爵（包括柏林政府）所制定的长期民政目标是通过在宪制上让步再辅以健全的政府机构来促进该地区的“内部整合”。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最终目的则是将阿尔萨斯–洛林建成一个典型的自治联邦州，也就是说要通过在地区特殊优惠政策上的让步来消除该地区的亲法倾向。相反，军政机关将该地区视为德意志帝国国防政策中具有高度敏感安全作用的军事边界区域。他们倾向于认为在公国中任何对分裂主义情绪的让步都会有损德意志的安全利益。他们认为，严密的纪律和时刻准备严厉打击当地人的不当行径这两点是成功统治该地区的关键。韦德尔和驻阿尔萨斯–洛林部队指挥官之间的关系则相对比较紧张。

1909~1910年，当地人和德意志驻阿尔萨斯–洛林政府之间日益频繁的摩擦更进一步地加剧了局势的动荡不安。很多冲突都是热血青年奚落嘲讽军队的琐碎事件，但它们引起了以支持泛德意志主义的《莱茵–威斯特伐利亚报》为首的德意志沙文主义媒体不同程度的共鸣。他们以这种方式引起了威廉的注意。威廉是《韦德金德王子通信报》的热心读者，每日都要两次品读德意志全国性报纸上的文章。然后，他就要求该地区军事指挥官进行报告，指挥官像往常一样借机敦促他对民众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并且对政府摇摆不定的行为吹毛求疵。威廉比较愿意带着同情的目光看待该地区的报告，特别是因为他在国内政务上逐渐边缘化的处境更加凸显出了指挥官的重要性（军阀拥有越过国会向其军事下属下达命令的权力），这是他残余权力中最重要且完整的实权。我们应该还记得威廉最重要的非军事顾问（显要的文职人员菲利普·奥伊伦堡）已经被比洛、哈登等一众人等逐出了皇帝随行人员的行列，这一灾难性的发展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将威廉进一步地推向了军事机构的怀抱。

1911年1月，这些糟糕的部署显然使得阿尔萨斯–洛林的军民关系稍一降温就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争端中还涉及米尔豪森镇的一名德意志帝国的行政官员与其军事人员之间的对峙，这件事极其微不足道，但威廉很快（通过新闻报道）听到了风声，立即片面地站在军方一边并要求开展调查。总督韦德尔向威廉提交了一份报告，态度明确地支持那名文职官员；相反地，军团司令冯·许纳为他的属下作保，还一如既往地认为政府和普鲁士军队的声望危在旦夕。

威廉站在军方一边，并发送了一份电报向冯·许纳和事件中所涉官员表达了其个人的支持。韦德尔明确向贝特曼表示他可能得辞职了；他甚至向首相提交了一份他所提到的辞职信副本，在信中他指出政府在该地区乃至整个德意志境内施行的基本原则正在破裂边缘。贝特曼很清楚，韦德尔在如此情境下辞职将被视作军方的胜利，这些结果可能会引发全国性的政治危机。首相面临着一场硬仗：他必须在不明显违背指挥官那些神圣原则或不明显超出宪法规定范围去干涉的前提下，以某种方式使威廉回心转意，采取一种更加包容的态度。1911年夏天发生的事情使他的目标更加难以完成，那时危机一触即发，威廉正在国外进行每年一次的波罗的海巡航，带去的几乎只有军事随行人员。

在贝特曼的艰苦努力之下，威廉同意移送犯事的官员，但条件是得把那名行政官员从岗位上召回后再进行移送。当自由派媒体为即将移送该官员的新闻欢呼时，威廉却以“皇帝的决定绝不能为舆论所左右”的理由出尔反尔。长期以来受尽折磨的韦德尔现在真心请辞。不过，众人尚需努力来说服威廉移送才是明智的，来说服韦德尔留在官场才是明智的。威廉屈服了，但他以授予该官员一个更高品级官职的方式对整件事表达了不满。这极具象征性的举动显然没有逃过自由派媒体的法眼。

对驻阿尔萨斯–洛林的德意志帝国政府的名誉和贝特曼政府的政治立场造成了更大伤害的是著名的“察贝恩事件”。该事件于1913年10月爆发，当时一名德意志官员的侮辱性评论引爆了与察贝恩当地人民之间一连串的小型冲突，继而又最终导致11月28日政府非法逮捕了大约20名市民。冲突再度导致双方对如何处理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产生了巨大分歧。该地区的军队领导认为这些违抗行为对军队威望和效率构成了直接威胁，并且支持下达逮捕令的官员采取相应的行动。相反地，政府却怪罪军队这种挑衅和麻木不仁的行为使得该地区政治局势恶化。威廉再一次站在了军队的一边；他明确表示支持军团司令官冯·戴姆林（von Deimling），还给韦德尔发了一份电报，指出该地区情势恶化的责任在于政府管理不当。在两年前米尔豪森事件发生的时候，非军事人员很难接触到威廉，因为他那时正待在他朋友马克斯·菲尔斯滕贝格（Max Fürstenberg）亲王位于多瑙埃兴根的乡间庄园里。

问题的核心在于威廉坚持以解决内部军事纠纷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而这个指挥问题只涉及作为军阀的他及其军事下属。这是极端形式主义和短视的看法。显而易见，军队处理该地区事件的方式令全德的自由主义者大为震惊，而自由主义者一直以来都将“察贝恩事件”视为检验法律和公民的权力是否至高无上的测试案例。鉴于威廉强硬的态度，贝特曼（尽管其坚持保留个人意见）认为其有义务向国会为自己在阿尔萨斯–洛林采取的行动进行辩护。国会以对首相进行不信任投票的方式进行回应，这次不信任投票结果以多数票通过（293∶54）。背地里，贝特曼说服威廉对最初的事件进行调查，并对主要军事罪犯进行纪律处分，但威廉未能充分利用这些可以使贝特曼留任国会的手段，因为威廉开了皇帝的“金口”，这使得这些手段都必须作为内部军务进行秘密处理。

“察贝恩事件”暴露了对这块前法国领土施行和平一体化的巨大障碍，这大幅削弱了对帝国之力的限制。这损害了贝特曼作为首相的威信（的确，这也许有助于解释在1914年之后他何以迅速耗尽各方的支持）。根据至少一个消息来源，这也激起反对威廉的滔滔民怨，这次“甚至比当初（1908年）11月那段日子的情况还严重”。同时，这也加强了威廉与首相之间的联系。贝特曼处理“察贝恩事件”的方式常被拿来与他早前处理媒体报道的丑闻相比较，而其与比洛处理《每日电讯报》危机的方式之间的区别被威廉看在了眼里。威廉在早年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回以首相坚定的信任。米尔豪森和“察贝恩事件”突显了军队在德意志政治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军队因其皇权指挥机制而超脱于国会，是在原宪政法治范围内的合法专制制度下的政体。这是新帝国中带有最深重霍亨索伦和普鲁士排他主义传统的群体。因此，1871年双方达成了和解。如此一来，阿尔萨斯–洛林这一混乱地区内发生的冲突不该只归咎于其中一方。就像瓦伦蒂尼所说的，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的政法结构失效了”。

事实证明，威廉没能力拧紧德意志帝国宪制的这颗松螺丝。一位更明智自信的皇帝可能会介入两者之间进行调停，以此确保贝特曼所谋求的情况——“军方与行政机关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进行合作”。而威廉却态度鲜明地与军方结盟，同时在背后屈从于政客们的要求。从他的这些行为可以明显看出，自1890年以来他的权力已经被严重削弱到了什么地步。他好像觉得自己不用为政府的政策负责，甚至不必为国防秩序承担责任——这些都可以交给贝特曼！因此，他决心站在“他的”军队一边，这是唯一他在其中还保有绝对权威的机构。然而，这绝不是暗示威廉已经转而开始酝酿一场政变。他的儿子曾遭遇极端保守派的反对，在去年战前时期他理所当然地采取了这种思路。他用信件连环轰炸威廉，催促他“对万恶的乌合之众速战速决”，并且“无论内外，严格控制，哪怕这意味着让某些人尝到苦头”。但是，威廉无动于衷。他在1913年11月这样告诫王储：“政变（他顿了顿），也许就是南美洲和中美洲共和国的统治艺术；谢天谢地，无论从上至下，还是自下而上，它们就从来都不适合德意志帝国，也永远都不会适合。敢谏言的都是些危险人物，他们比最疯狂的社会民主党更可能危及皇帝及其安全。”

小结

在19世纪90年代，皇帝往往是高位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发布野心勃勃（虽然总是胎死腹中）的立法草案，与个别大臣串谋勾结，渐渐地架空首相。四面楚歌、举棋不定的政府面临着频发风暴、争吵不休的国会，还有信口开河要政变以试图扭转1871年以来的特权改革，重树皇帝权威。比洛的出现恰逢政治局面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首相与国会各党派之间的关系随着起草和修订法案的深化合作而变得越来越日常化。威廉不是没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放手让位，把大多涉及国内事务的政治主张都交由比洛判断处理。威廉的确偶尔会对某个具体行政措施背书，比如20世纪初的高等教育改革，以及1905年的普鲁士矿业法，但他只是起到了支持的作用；他没有反复提及反社会主义措施和运河开凿提案（威廉本人曾试图以一己之力施压来迫使国会通过新法，但是失败了）。

这显示了彼时哪怕是威廉也无法独立进行政治干预，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首先，他的偏见本身就建立了非正式的“壁垒”，没有大臣敢于进入；其次，大臣们容易通过预判皇帝的喜好，并努力据此进行巴结讨好。约翰·勒尔用“王权机制”（借鉴诺贝特·埃利亚斯对路易十四宫廷的研究）这个词来形容这些皇权的间接形式。但比洛和贝特曼执政时期的发展显示，这一比喻也许过于夸大了事实。尽管比洛依赖皇帝的信任只是在一定范围内，但他也准备倾尽时间和精力去维持这一点，从这一角度而言，无可否认，比洛是一名“佞臣”。但比洛和他的同僚在1900~1906年施行的国会战略却大多与威廉已知的政治倾向背道而驰。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威廉仍然控制着对关键官员的任命事宜，还有能力偶尔凭借这一权力扰乱首相的部署。但他也面临着不利局面，即无论如何他仍然无法让这一重要的宪法根据适用于亲自行政的情形，更不用说介入当时重大的政治决定了。一般而言，即使是依自身喜好任命的官员，也不会转化为支持皇帝的有效力量。在贝特曼执政时期，威廉对关键人事任免的决定权被进一步削弱了。普鲁士国王拥有召集大臣们举行御前会议的权力，因此有了筹码对决议进行讨价还价——（就像俾斯麦时期发生过的一样）这使得会议进程进展缓慢且毫无成效；在比洛执政的那9年中，只召开了4次御前会议。

最后，只需粗略地回顾1900~1914年这段时间，我们就会发现执行机关的行政主动权在整体上下降的程度。中央党不合作的态度和由1904~1907年的殖民危机引发的宪政问题迫使比洛构建一个新的“全国性”国会势力联盟，威廉对此并不支持，甚至还在一旁伺机狙击。无论是假设比洛意在对政治体系进行全面的“国会化”，还是臆测1909年发生的剧烈政策转变是事先安排的，都未免太过夸张。尽管如此，“集团政治”在首相和国会之间开创了一种新的共谋形式，这种形式倾向于将皇帝在国内政务上的作用边缘化。贝特曼在执政末期那绝望的几个月里没有沿袭比洛挑衅的路线，但当时的主流政治氛围却使得政府愈加无法轻易设定政治议程。皇帝在国内的作用因此逐渐减弱到只能在这些领域进行干预（尤其是作为行政机关和军队之间的媒介），他的最高王庭是唯一让这个系统不分崩离析的纽带。

第5章　威廉二世与外交政策（1888~1911）

“德意志政策的唯一主宰者”

威廉二世在德意志帝国的外交政策规划中，到底占据了何等重要的位置呢？他个人的论断会使得我们相信他具有无可置疑的决定性影响力。“外交部？什么？我就是外交部！”他有一次叫嚷道。就如他在写给威尔士亲王（未来的爱德华七世）的一封信笺上所用的字句：“我是德意志政策的唯一主宰者，我的王国必将紧随我的脚步。”毫无疑问，威廉具有在这一特别能突显声望的高位政治领域里一展宏图的熊熊野心。俾斯麦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启发并培植了威廉的这一雄心壮志，他让威廉在与沙俄的外交事务中起到了突出作用，从而增强了这位年轻人对外交部门的切身感受。正如我们所见，威廉直扑诱饵，抓紧机会大胆而鲁莽地尝试建立与沙皇之间的私人热线。就是在外交事务上，威廉第一次在除了朝廷圈子之外的地方尝到了发挥影响力和被认可的诱人味道。

威廉想要成为其国家外交政策主宰者的雄心壮志在他继位登基之后仍然不减。他兴致勃勃地亲自任命大使，偶尔，他的个人喜好会与首相和外交部的建议背道而驰。他将派往外国朝廷的军事全权代表视为自己的私人特使，很重视他们，将其作为自己亲自处理王朝外交事务时必不可少的工具。威廉还将自己与其他统治者之间的会议和通信视为应该为自己的国家利益所利用的一种独特的外交资源，而这是君王间日常交易的一部分。最后，威廉作为德意志帝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需要对和平时期的常备陆军和帝国海军负责。严格来讲，将关于这些部队规模、性质的政策主张认定为国防安全方面的问题而非外交事务会比较合理，但这些主张往往会对国际局势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它们由此成了威廉限制或者扩张外交部时可用的多种手段之一。

因此，威廉既不缺乏手段，又拥有影响政策制定进程的雄心。那么，我们可以说威廉给予了德意志政策特有的推动力吗？他成功地成为国家之舟的掌舵者了吗？这是他在继承王位之前就立志要做的事情。我们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一定是模棱两可的。威廉在其继位早年一直不知疲倦地到处旅行：例如，1888年他造访了圣彼得堡、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维也纳和罗马，下一年又前往英格兰、蒙扎、雅典和君士坦丁堡。这些任务并非全无意义（尤其是君士坦丁堡之行可能有助于为建立土耳其和德意志帝国之间更深厚的关系奠定基础），但它们并非非同寻常的新行程。它们的主要作用就是让威廉到处炫耀他显赫的新地位，满足他坐火车和乘轮船进行长途旅行的爱好。

没有什么比1890年3月德意志帝国决定不再与俄国续签《再保险条约》更能说明威廉当时距离制定政策的真正中心是多么遥远。《再保险条约》是俾斯麦在1887年与俄国签订的，该条约规定如果俄国遭遇奥匈帝国侵略，或德意志帝国受到法国出兵袭击时，双方均将遣兵援助对方。条约的好处在于孤立法国，法国对德意志帝国的敌意难以磨灭，因而要对可能发生在两个战场上的战争防患于未然——或者使之发生的可能性更低。它的主要缺陷在于使得德意志帝国陷入一种尴尬境地，因为这与它和奥匈帝国结盟的承诺相违背。1890年2月中旬，俄国外交部和俾斯麦初步商定了条约可能以修改后的形式进行续签的事宜。然而，就在俾斯麦即将从办公地点启程出发的那几周里，该条约却被划定失效了。这一政策调整无疑被视作战前时代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这为法国同俄国的结盟和订立军事公约埋下了伏笔，这一联盟也在接下来的10年里对德意志帝国外交施以重压。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就如赖纳·拉姆指出的那样，这预示了“传统五头政治的多极化动态平衡”转变到“（欧洲中央和外围列强力量之间）僵硬呆板的两极化平衡，这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是军事和战略层面的构想”。

在探寻不续签的深远意义时，更耐人寻味的是威廉并没有参与该政策的制定。决定不续签的压力更多的是来源于外交部内的某一派系，这一派系密谋反对俾斯麦的路线已经有些年头了，并在俾斯麦下台后占据了部里的主导地位。该派系由荷尔斯泰因领导，没费多大功夫就把新首相列奥·冯·卡普里维以及新的外交大臣阿道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Adolf Marschall von Bieberstein）拉到了自己的阵营。这两人在外交事务领域都缺乏经验和自信。3月21日，就在威廉向俄国大使保罗·舒瓦洛夫（Paul Shuvalov）伯爵保证自己是本着诚意续签条约的两天后，反俾斯麦人士就秘密集会，策动对该决定的反抗。到了3月27日，他们已经赢得了在圣彼得堡长期任职的德驻俄大使汉斯·洛塔尔·冯·施魏尼茨（Hans Lothar von Schweinitz，其为研究德俄关系的专家）的支持。他指出德意志现有的与奥地利之间的条约义务与续签对俄条约相冲突，所以从长期来看，与俄方续签条约是可耻且难以维系的，借此他说服了卡普里维不续签条约是优选方针。当卡普里维向威廉说明了这一情况之后，威廉这样答复道：“如果施魏尼茨也反对的话，那么就不能续签。我真的非常抱歉，但我把追求正直体面的政策看得比一切都重要。”

应付威廉

以这种方式动摇威廉很容易，因为他对德意志政策的观点是摇摆不定的。威廉很少果断强硬地做出承诺。他会被任何或所有的政策方案激起热情，包括那些早已被外交部排除的选择。例如，在1890年夏天，他亲自参与了起草与大英帝国之间的《黑尔戈兰岛–桑给巴尔条约》（虽然不是最初的构想），其中德方以割让东非桑给巴尔的条件换取了德意志帝国北海海岸附近被大英帝国占有的黑尔戈兰小岛。威廉强烈要求将条约视为与大英帝国之间达成更全面理解的一部分，还要用明显友好的态度和大英帝国的外交官打交道。

然而在同一时间，威廉开始对与大英帝国的竞争对手法国改善关系表现出兴趣。1890年12月，在一次与法国大使埃尔贝特的会面中，他声称他个人没有对“被普遍认作本国宿敌的国家抱有仇恨”，这是后来的“《每日电讯报》采访事件”（详见第6章）的惊人前兆。“这位君王利用一切机会向法国示好。”埃尔贝特在第二年的2月这样报告道。在未事先咨询外交部意见的情况下，威廉就最终授意了一系列表达和解意愿的公开政治姿态，以支持他母亲以非官方身份访问巴黎的愿望。威廉对那次访问寄予了能解冻双方关系的希望，最终却失败了，甚至导致了相反的效果。当法国爱国联盟的沙文主义者发现威廉的母亲被安置在凡尔赛宫，逗留于圣克卢（一个在1870年被德意志人摧毁的小镇）时，骚乱随即爆发，她不得不在军队的护送下转移到加来，再从那里去了英国。这一事件表明，在缺乏更宽松的环境来构建良好关系的情况下，王朝的外交政策收效甚微。这对大臣和官员们来说也是一种警示：他们应该为君王出人意料而且还可能是不受欢迎的外交主张做好心理准备。

1891年秋天，威廉的行动体现出了更多的独立自决的迹象，那时他开始致力于巩固与沙皇之间的私人关系，以试图修复德俄两国之间由于不续签《再保险条约》而被破坏的关系。亚历山大三世表现出明显无视柏林方面意见的态度，计划取道德意志领土，却没有按惯例访问其首府的打算，想从丹麦直接返回克里米亚半岛。威廉设想在但泽临时接待他，沙皇和他的家人应该在那里下船上岸，然后乘坐火车开始他们的陆上行程。荷尔斯泰因成功鼓动了奥伊伦堡去阻止威廉，因为德意志公众和外国政府可能会把这种奢侈的礼节视作威廉对俄国的恐惧。

1893年1月，威廉又一次未与外交部事先协商就决定与俄国皇太子（未来的尼古拉二世）会面，皇太子那时为了与德方磋商一些外交政务事宜而逗留柏林。在会面过程中，威廉再次向尼古拉传达了他对俄国的和平意图，表达了其个人对两国之间贸易条约的强烈兴趣，还向沙皇展示了一份概述他对“三国同盟”目标构想的文件。这些和解的努力只取得了一项尚可的成绩。它们有助于改善俄德之间的贸易关系，但它们并不能阻止两国关系日益疏离的趋势，亦不能阻止俄法之间军事合作日益深化的不祥趋势。1893年10月，媒体广泛报道沙皇亚历山大登上了一艘停泊在哥本哈根的法国军舰，此事显而易见地佐证了这一点。

令人不安的是，威廉这些擅自干预的举动不仅仅没有事先与相关大臣及官员达成一致，而在其中也显然看不到清晰的政策框架。威廉似乎会很容易就突然间改弦易辙。例如，1896年秋，正值英德之间由于德方在南非的利益问题而剑拔弩张、关系急剧降温，威廉却一度赞同与法国、俄国结成欧洲大陆联盟，以共同抵御英国对殖民地的侵占。然而，几乎在同一时间，他又动过念头，想要将德意志的势力撤出除东非以外的所有殖民地，以此从根源上杜绝与英国的潜在冲突。这一异想天开的计划被外交大臣（马沙尔）视作虚张声势，他认为威廉是在拐弯抹角地要求增加海军经费。但威廉对待此事比他严肃多了。威廉甚至还向英国驻柏林大使弗兰克·拉塞尔斯爵士解释他的观点，这位大使把这些观点传达给了首相索尔兹伯里。然而，到了1897年春，威廉又放弃了这个想法，转而建议德意志帝国建立与法国之间的密切关系。

这种显而易见的随心所欲简直使得那些负责规划和实施德意志外交政策的官员惊慌失措。在一封写给奥伊伦堡的信件中，荷尔斯泰因坦惊惶地写道，这已经是“三个月里的第三个政策方案了”。奥伊伦堡很了解威廉，对此并不是很担心。“这样的评论和正经的行动之间有显著的差异。”他回复道。他向荷尔斯泰因保证，威廉的计划并非“方案”，而是异想天开的“边缘之作”，对政策执行的意义有限。荷尔斯泰因也终于冷静了下来：“似乎陛下要推介另一个新方案了，但我不会把这看得太悲观；我已经看过太多的方案了。”

尽管如此，威廉这种变幻莫测的任性行为显然还是使得大臣们有必要对他细心监督和小心应付。我们已经看到，这就是威廉继位后那群围绕在他周围的朋友、顾问的功能之一。事实证明，尤其是荷尔斯泰因—奥伊伦堡这个小团体极为成功地取得了外交人事任命的控制权，以确保他们看中的候选人会作为大使被派驻到君士坦丁堡、圣彼得堡、维也纳和罗马。他们还成功地消解了他们最主要的竞争者，即总参谋长瓦德西将军对威廉的影响力。瓦德西反对卡普里维政府的外交政策，还曾试图控制常驻外国领事馆的军事随员，以组成一个类似的外交网络为他所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1891年，荷尔斯泰因和奥伊伦堡成功地阻止威廉动身前往但泽与沙皇见面；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外交部在奥伊伦堡的帮助下，说服威廉忍受自尊受到打击的痛苦，接受沙皇的邀请，在基尔与其见面。外交部还采取行动以消除君王那些早已施行的主张所带来的影响。因此，当威廉在1890~1891年努力使德法关系升温时，荷尔斯泰因却预先通告了政府不会解除对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烦琐的德意志帝国通行证管理的控制，再度使两国关系陷入冰点。1895年，威廉代表德意志对奥地利的海峡政策表示支持，但这超出了外交部在德意志的联盟义务方面的政策规定，迫使马沙尔立刻行动，以免奥地利人误会德方的立场。

整个19世纪90年代，人们持续以这种方式“应付”着威廉。1897年春天，他想逐步派遣德意志军队增兵德兰士瓦驰援布尔人，却遭到了霍恩洛厄极力劝阻。大臣们有时真的觉得有必要向他隐瞒信息。比如，1897年3月英国外交部秘书助理弗兰西斯·伯蒂爵士与德意志外交官赫尔曼·冯·埃卡德施泰因男爵进行了会面，但威廉对此次会议的详细信息一无所知。在对德意志帝国在南非利益的讨论过程中，伯蒂警告其谈话对象（一个臭名昭著的亲英派）——“英国政府会不惜一切手段，阻止德方的干涉”，并补充，“如果来日与德意志开战，德意志就需要与整个英国一战，封锁汉堡和不来梅，使德意志在公海上无法进行贸易”。威廉从未获知过如此的刻薄言论，大概是因为这可能会引起一场尴尬的发作。

众多大臣和官员之中，在应付威廉对外交事务的干预方面，最得心应手的就是伯恩哈德·冯·比洛了。在彼得·温岑对比洛政府外交政策颇为权威的记述中，他为我们展现了比洛是如何巧妙地“摆布”君王的。比洛确保在德意志帝国的外交关系方面，他是威廉获取重要信息的唯一渠道。在比洛权衡过利弊之后，威廉仅剩的选择实质上是已成定局的结论，只不过他一直让威廉保有一种错觉，认为所有的政策措施都是按“陛下”的方针路线进行的。通过这种典型的宫廷权术，加上荷尔斯泰因的支持，比洛得以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君王主张对决策过程的不稳定影响。在1898~1901年英国“联盟意图”的背景下，这种应付方式的效果使威廉免于匆忙做出更有利于英国而非德意志的承诺。帝国领导层打算以比洛“放开手脚”的政策为指导方针，利用其他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独立性，并使得其间的回旋余地最大化。一系列影响历史走向的重要决定在没有威廉直接参与的情况下相继形成——比如1898年的南非条约，它不但解除了英德之间的紧张关系，还使德意志得以从德兰士瓦共和国的泥潭中脱身；又如1900年4月，德意志决定拒绝俄国在布尔战争中与之进行联合调停的提议；再如，1901年德意志与英国就中国长江流域地区问题达成的协议。

威廉二世和海军构想

然而，威廉在某个领域似乎拥有决定性影响力：推进帝国海军现代化和扩张，决定进行一场海军军备竞赛，与大英帝国一较高下。威廉自孩童时代起就是一名狂热的航海爱好者，他那出身英国的持反军国主义立场的母亲也一直鼓励他的这一爱好。青年威廉还是海军历史和科技刊物的热心读者，因而获取了许多关于现代船只设计领域，以及当时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方面的知识。在其早年绘制的航海草图中，他展现了未来的海上堡垒，堡垒上绘出了他中意的笔直排布的枪炮。甚至在继位之前，威廉就开始计划建造豪华的“霍亨索伦号”游艇，这也是第一艘供皇室成员使用的官方皇家游艇。在他的统治时期（直到1914年战争爆发），他在这艘游艇上度过了每一个夏天，在朋友和亲信的陪同下巡游于波罗的海。

在即位的前6个月里，威廉下令彻底改革海军管理架构，统一指挥系统，在战略和人员方面巩固帝王权威。他毫不掩饰自己对海军的重视；他打破了霍亨索伦的传统，任命了一名海军官员作为他的私人副官，他是首位亲自任命海军上将的德意志君王，比起那些要履行公共职能的将军，他通常似乎更喜欢高级海军官员的陪同。尽管如此，在他早年统治时期，没有多少迹象显示他对海军事务的兴趣与明确的战略计划或政治纲领有关。根据海军部门的一篇报告，政府在推动造船业方面的不作为导致到1895年为止，德意志舰队无论是从绝对还是相对层面来看都在衰落。除了偶尔对实施更具雄心的舰队战略闪现一下激情（特别是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之外，总体来说威廉关于国防的想法依旧以领土战争为主，海军作战至多是起辅助作用。

然而，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威廉在德意志帝国国防及外交事务方面开始重视海军建制及战略，并以其为思考中心。这一根本上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新定位反映了君王对舆论最新潮流的敏感性。尽管确实如保罗·肯尼迪指出的那样，在国会内部依旧缺乏对海军项目极具野心的支持（以及这些所需要的大量经费），在学术及商业领域的中产阶级中间却存在一种日益壮大、越来越广为人知的呼声，这些人期盼能有一个海军政策，支持德意志在帝国外围的殖民地领土上享有合理的份额，确保其在列强之中的地位屹立不倒。威廉时刻关注着媒体发布的海军至上主义文章，并偶尔在文章中进行批注。同很多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一样，他喜欢阅读极有影响力的美国作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的作品，这位作家预言全球权力斗争将取决于庞大的重型战列舰及战斗巡洋舰舰队。在追求扩充海军的过程中，威廉认为自己是在合理的国家观点的指导下行事。海军的发展尤其适于完美实现威廉成功统治的愿景：与陆军军队所承载的普鲁士式的狭隘贵族价值观相比，海军是帝国以及整个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武器，尤其是对工业、商业及学术等领域的中产阶级而言。19世纪90年代早期至中期，德国政坛局势不明，各种政治观点此起彼伏，积极致力于海军扩建的君主有望在由全国中产阶级把守的中间地带占据一席之地。

除了这些国内因素之外，威廉的海军政策还有其国际背景。威廉从一系列关于殖民地周边的冲突中意识到海军所蕴含的大量潜在的政治权力。例如，柏林与伦敦方面在1894年5月的《盎格鲁–刚果条约》上产生了争议。柏林方面义正词严地指出，该条约违背了先前的盎格鲁–德意志协议的内容，损害了德意志在东非的利益。接下来的一年，紧随着日方宣告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德意志政府强行挤入了领土谈判的权力角逐行列。这次介入是（在这一事件中是毫无根据的）由对英国即将夺取中国上海的恐惧所导致的。

到目前为止，这些无关紧要的冲突中最严重的一起是1895~1897年的德兰士瓦危机。长期以来，英国控制的开普殖民地与近邻布尔南非共和国（该地也被称作德兰士瓦）之间的地方局势一直都很紧张。英国已经正式承认该共和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但开普殖民地的显要人物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却由于受大量金矿的引诱而施压兼并了其北面的近邻。鉴于德意志殖民者在德兰士瓦经济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德意志人又坐拥1/5的当地外国投资份额，柏林政府维护了该共和国主权的合法权益。1894年，柏林和伦敦政府之间由于由德资投建连接德兰士瓦内陆和（葡萄牙殖民地）莫桑比克德拉瓜湾的铁路轨道问题而一度关系紧张。适逢英国考虑可以通过吞并德拉瓜湾以获得这条恼人的铁路的控制权，并拒绝任何可能削弱其在该地区政治经济方面主导地位的协议，然而，德方却强调德兰士瓦在政治及经济上具有独立性。1895年秋天，英国大使爱德华·马利特爵士现身柏林，他在谈到德兰士瓦在英德关系的矛盾点时不怀好意地暗示，若德方不肯让步，两国就有可能开战，进而加剧了双方之间的摩擦。尽管英首相索尔兹伯里匆忙地采取行动，把政府同这位特使的言论撇清关系，表示其并不代表政府观点，但马利特爵士的言论着实使威廉深感震惊。威廉驾临其友（暂居柏林的英国军事随员斯温上校）的住处，对其抱怨马利特胆敢因区区“几平方英里[1]的黑人和棕榈树”的利益威胁他这位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

1895年12月英国企图对德兰士瓦进攻未遂，威廉及其政府因此情绪恶劣，进而引发了一场国际危机。虽然英国政府并未正式批准利安德·斯塔尔·詹姆森博士对共和国进行突袭，但站在今天的角度回顾往事，很显然至少有一名英国政府大臣（约瑟夫·张伯伦）事先就对此心里有数。索尔兹伯里不失时机地发表了必要的官方谴责，并予以否认，但就柏林政府而言，他们仍然坚信伦敦是该次袭击的背后主谋，并下决心要让对方知道其对此事的愤怒和不满。1896年1月3日，在柏林方面得知詹姆森已被打败和俘虏之后，威廉会见了马沙尔、霍恩洛厄以及各位海军代表，与他们商讨德意志政府在此事上可以选择的应对方式。在考虑了各种可能性之后，他们萌生了让威廉向德兰士瓦共和国总统保罗·克留格尔（Paul Kruger）发送私人电报的主意。这份后来为人所知的“克留格尔电报”祝愿总统新年快乐，并恭喜他在没有“求助友邦力量的情况下成功地抵御了外部侵略，保卫了国家的独立性”。

历史学家对这些事件的叙述倾向于，将克留格尔电报及威廉在发送这份电报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尽可能糟糕的方式展示出来。比如，有人认为1月3日会议列席的官员赞同发电报，只是为了让威廉放弃与英国在非洲土地问题上开战这一不切实际的空想。电报本身则被指责是“无缘无故”且“多余”的。但是，这种评价并没有原原本本地反映威廉在因电报所发生的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威廉并不是唯一考虑派遣德意志军队到该地区的人：马沙尔也考虑过这一选择。在荷尔斯泰因的影响下，外交大臣早已确立了关于德兰士瓦共和国独立问题的坚定政策；他指示德意志驻里斯本大使打听葡萄牙政府是否会允许德方军队借道葡萄牙控制地洛伦索–马贵斯前往德兰士瓦。因此，威廉在1月3日的会议上并不像一些记述中所说的那么孤立无援；所有与会人员在德兰士瓦问题上所持的“基本立场”都是相同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电报也不是为了试图控制已经脱离了实际又怒气冲冲的君王。

电报的的确确毫无必要地冒犯了维多利亚女王、英国政府，还激怒了英国媒体，但我们没有理由把这种反应当成自己判断力的试金石。在针对这一时期的著作（包括当今普遍的政治意识）之中，存在着这样一种令人费解的倾向：人们似乎总是习惯从英国政府的角度看待问题，甚至不自觉地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英国殖民扩张和英国人对英国权利的看法构成了一种“自然秩序”，鉴于此，德意志帝国的抗拒态度似乎就是一种肆意挑衅了。尽管措辞温和，克留格尔电报却在国际社会面前对英国处理德兰士瓦问题时所表现的傲慢和对待德意志时轻慢无礼的态度进行了反击，因而它绝不是毫无根据的。而且，如果威廉意在团结德意志民众，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份电报极为成功地达到了目的，至少从短期来看，它引领了一场席卷政治谱系中所有党派的风潮。

德意志帝国最终撤出了与大英帝国在南非的对抗。因为人们清楚地看到德意志帝国缺乏贯彻其意志的手段，在这样的冲突中甚至会因为地位相当的对手而难以保卫自身的尊严；威廉的大臣们怂恿他达成和解协议以换取英国毫无价值的让步，这却使得德意志失去了在未来参与南非政治的可能。威廉对布尔人和“非洲的德意志人”那极易触发的同胞情骤减，他甚至在不经意间成了塞西尔·罗兹的狂热崇拜者。“多伟大的人啊，”1899年3月，他在一次与罗兹共进早餐之后这么热切地赞叹道，“为什么他不是我的一名大臣呢？有了他，我将无往而不利。”

[1]1英里≈1.609千米。——译者注

海军至上主义成为政策

德兰士瓦危机和克留格尔电报事件成了一个重要的节点。它们立即激发了威廉对更宏大目标的渴望，也使得他敏感地意识到缺少海军所造成的德意志政策的局限性。1896年1月18日，在发送那份电报仅仅两周后，威廉发表了一场被广泛报道的演说，宣称“德意志帝国将成为一个世界帝国”，并以恳求德意志民众“帮助他将这个更伟大的德意志帝国更快地与祖国绑定在一起”充当结束语。他变得痴迷于船舶需求，到了几乎把每一次国际危机都要当成万事以海军力量为先的地步。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克里特岛发生叛乱，引发了希腊和土耳其帝国之间的争端，威廉嫉妒又愤怒地观察到英国一马当先通过外交会议解决了问题，还再度恢复了其在地中海的支配地位。威廉在一份来自德意志帝国驻雅典大使的报告上批复道：

在这里，又一次可以看出德意志帝国缺乏强大舰队是多么被动。……如果我们从克里特岛派出由装甲巡洋舰组成的强大巡洋舰舰队，而不是一艘船，那么德意志帝国就能仅凭自身的主动及时地封锁雅典，从而吸引其他大国，无论它们愿意与否都得被迫参与。结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那个否定了所有计划的人的所有的行动意志都不再强硬，所以英国才是值得担心的！因为它有最强大的舰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掷弹兵都是没有用的。

然而在一年内，远东的事态发展凸显了伴随着海军强势来袭而来的机遇。两名德意志的天主教神父于中国胶州湾港口附近被当地民众打死，威廉决心以此事件为借口占领控制港口。他于1897年11月14日下令让一队德意志舰队进驻该地。该次占领最终获得了99年的租赁合约，与英国在香港取得的合约性质一样。在中国海域服役的一名海舰中队司令提出了这一胶州湾主张；行动时也没有咨询德意志首相和外交大臣——虽然威廉出于慎重探询了其表弟尼古拉二世的意见，以确保俄国不会反对。这一事件使威廉下定决心，德意志帝国一定要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

威廉更加关注海军扩张，与此同时，海军行政管理上层官员中日益严峻的派系斗争问题也亟待解决。一方面，威廉的海军内阁大臣——海军上将古斯塔夫·冯·森登·比布兰（Gustav von Senden Bibran）男爵和他野心勃勃的门徒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完全按照海军主义历史学家马汉所预见的方向行事，迫切要求建设大规模战列舰队。另一方面，生性谨慎的海军部国务秘书——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霍尔曼（Friedrich Hollmann）负责起草帝国海军法案，依旧致力于建设一支巡洋舰队。森登和提尔皮茨认为应按照未来与大英帝国在近海平起平坐、互相竞争的前提制定德意志海事战略方针，而霍尔曼则设想出了一种更加灵活的武力手段，帝国可借其争取并保护自身的边陲利益。当提尔皮茨要求进行政治宣传以争取公众对增加海军开支的支持时，霍尔曼仍然相信国会不会长期投入以支持大型建军计划，并坚持海军扩张必须脚踏实地稳步推行的意见。1893~1896年，霍尔曼的政敌发动了一场针对他的游击战，公开质疑其工作能力，用概述了其策略建议的便函“轰炸”威廉。异见者规模惊人的提案数量使威廉兴奋不已，但他不愿放弃霍尔曼。一部分原因是颇受当时人们争相进入的法国青年士官学校所青睐的巡洋舰概念仍然使他着迷，另一部分原因是以奥伊伦堡为首的“奸党集团”仍然支持着霍尔曼。他反而以极富个性的方式在双方之间摇摆不定，借双方对彼此的反对意见制衡他们。与此同时，他也默认提尔皮茨是霍尔曼的最终继任者。1897年3月，霍尔曼提出海军预算遭到国会预算委员会攻击，他难以维持自己的地位。霍尔曼被准许“休假”，而海军上将提尔皮茨接受任命取代了他。

这一结果代表着制衡英国舰队的战列舰本位战略获胜，这一战略自19世纪90年代起就一直为森登、提尔皮茨和他们的同盟者们所大力推崇。1898年3月26日，在一场规模和力度都空前绝后的海军政治宣传活动拉开帷幕之后，国会通过了一项新的海军法案。提尔皮茨的帝国海军办公室制定了长期建设规划，以取代19世纪90年代早中期那些无重点的折中主义提案。它的最终目标是使德意志帝国能够有能力正面抗衡英国海军；正如乔纳森·斯坦伯格所言，这一规划被贴切地命名为“提尔皮茨计划”，意在“夺取英国在世界海洋领域的独霸地位”。

任命提尔皮茨和紧随1898年、1900年、1906年、1908年和1912年海事法律之后的海军军备单边重整时代是否代表了威廉和个人统治原则的纯粹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似乎毫无疑问，确实如此。毕竟是威廉任命了那个造船之人，越过另外13名资质更老的官员提拔了他。面对日渐高涨的齐声指责，威廉继续支持海军上将提尔皮茨（很快又擢升为元帅），坚持政府大臣与提尔皮茨共同努力以支持新的海军立法。“阁下应该知道，”1899年11月，威廉知会首相霍恩洛厄，“……我已下定决心，如果国会否决加强海军军备这一对我们的安全和未来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提案，我会下令解散国会。所有其他问题和考量必须以此为前提，这是关乎帝国生死存亡的重要之事。”

尽管如此，仍需走一些流程。令人震惊的是，威廉只能通过霍夫曼与他在海军内阁及司令部的敌人之间的官僚内部斗争来居中调停，才得以实现国防政策的重大转变。在此次事件中，就如许多他被牵涉其中的政治冲突一样，他扮演了被动而非主动的角色。提尔皮茨也没有打算与威廉长久以来关于德国需要何种舰队的想法保持一致。威廉想要高速的现代巡洋舰；提尔皮茨则想要配置能实现火力最大化的重型战列舰。从这一方面来看，建造大型船只的政策转变代表了对威廉旨意的违背。提尔皮茨的最大成就之一在于他后来成功地打消了威廉试图修改建造计划的念头，而该建造计划提尔皮茨早已经开始实施。正如福尔克尔·贝格哈恩所言，新的海军政策不仅避开了议会干预的威胁，也避免了来自上层的干涉。

威廉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新计划旨在反英。他几乎无法不注意到这位海军上将的政策文件里反英倾向的敌意：例如，提尔皮茨在1897年6月向威廉进言改革提议的便笺上，以简洁优雅的言语起头：“对德意志帝国来说，现今最危险的海上敌人是英格兰。”相同的主张以各种形式不断出现在后来几年的提议草案和便笺上。短期而言，这种坚执的说法无疑提及了威廉的伤心处，令他想起19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的那些事。但是，我们必须区分清楚威廉对他的英国亲戚所在的国家善变又矛盾的态度和提尔皮茨不屈不挠的敌意之间的微妙不同。而提尔皮茨的敌意，正如彼得·温岑所发现的那样，与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念有关——德意志帝国人口和经济上的扩张将必然导致其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间发生冲突。即使是在德意志帝国海军高层之中，提尔皮茨这种不依不饶的狭隘言行也使得他成了特立独行的人物。他是一名尤为悲观且行事教条的宿命论军人：对他而言，问题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什么时候发生，双方若即将兵戎相见，德意志海军到底如何迅速做好应战的准备。

相反，威廉则仍然抱有其所处时代的发展是开放不受限制的观念。他相信并希望英国出于尊重而承认德意志日益增长的海军力量，最终能下决定加入三国同盟。“我只是实实在在地知道这样一个事实，”他母亲在1898年夏天写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上写道，“威廉是最渴望与英格兰和睦相处的，并全心全意地希望英格兰以某种方式主动出面与他妥协。”1901年2月，威廉在参加完维多利亚女王的葬礼，即将从英格兰启程之际，在马堡大厦发表了又一场被广泛报道的演说。他直率地宣称英德两国应该建立一个联盟：“有了这样的联盟，便没有宵小敢不经我们允许，随意在欧洲捣乱。”当然，有人可能会认为这种言论不过是一时冲动的产物，但这一观点很快因为威廉回归了贯穿整个战前时代的统一路线而被反驳。可能还有人认为威廉公开对结盟表示兴趣仅仅是为了在英国民众面前掩盖其国家意图，为德意志帝国建造舰队打掩护，动机非常可疑。但这一观点很难解释他在不可能误导公众的情况下频繁发表类似言论的原因——例如，他在外交信函上的批复以及私人谈话。“尽管我在他们那边经历了很多糟心事，”1902年1月他这么告诉大使瑟杰尼，“但我永远不会成为英格兰的敌人。”直到1913年3月，他还非常自信地向符腾堡驻柏林特使表示，英国对德意志帝国海军的忌惮很快会被基于互相尊重的和平关系所取代。

1897年，情况却发生了重大转折，换句话说，似乎君王一直不曾明朗且悬而未决的政策与他权势滔天的大臣所推行的目标过于明确的计划之间产生了不祥的分歧。正如福尔克尔·贝格哈恩所指出的，威廉并不是“一个有清晰概念的人，他努力思考、奋力准备，然后唆使他人实施自己的计划”。也难怪他越来越意识到他对亲自启动的海军政策的控制力受限。“（陛下）尚不能凭借一己之力完成这一壮举，尤其是在相对知情的海军圈的人眼中，他似乎不是那个掌控全局的人，他为此感到心烦意乱。”提尔皮茨在1903年写下了这些威廉的狼狈之态更确凿地佐证了他是个极为肤浅的君主的事实，“注重外表而忽略本质，这对这位天赋英才的君王来说是多么悲伤沮丧”。但事实却是提尔皮茨本人抓着对海军计划关键事项的控制权不肯放手，徒留威廉控制全局的假象。

逃生路线（1904~1906）

1904年夏天，德意志帝国的外交处境相比俾斯麦离职时已大大恶化。俄国与法国10年前结成的联盟开创了德意志帝国东西邻国之间紧密的军事和金融工业合作时代，这现在似乎已经成了欧洲舞台上的永久特色。1899年，双方对盟约的措辞进行了修改，加重了其中的反德倾向，使得这一协定安排对德意志帝国国防所构成的威胁加剧了。随着与英国之间的关系降温，德意志帝国越来越倚仗于三国同盟中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支持。但是，这里也有要担心的理由：在三国同盟的共同防御部署范围内调和意大利与奥地利的利益关系一直困难重重；1902年意大利—法国关于的黎波里和摩洛哥的协议也使得意大利的承诺可靠性遭到了严重质疑。

在回想德意志政治高层观察到这些不利的发展趋势时那漫不经心的态度时，我们似乎有理由觉得震惊。比洛从未觉得德意志帝国应该为了应对俄国—法国联盟而向大英帝国靠拢，因为他认为英国和两个大陆强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为德意志帝国提供了斡旋的余地，这也使得与英国握手言和的大门一直敞开着——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对意大利—法国北非协议的反应也是如此冷静：“在一场幸福的婚姻中，”1902年1月8日，他向国会如是说道，“当妻子与别人额外跳一支舞时，她的丈夫完全没有必要急红了脸。”因此比洛毫不迟疑地拒绝了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伯爵在1902年提出的结盟条件——后来，他颇为后悔当时那样做。然而，1904年订立的《英法协约》更是一记重磅炸弹。1904年4月，威廉在一封写给比洛的信中透露，协约给他提供了很多“引人深思的精神食粮”，因为英格兰和法国再也无须忌惮彼此的事实意味着：“它们越来越不需要把我们的立场考虑在内了。”

德意志帝国该如何摆脱这种令人不快的处境呢？它面前摆着两个选择。第一个是坚持帝国与俄国的盟约，从而削弱或者瓦解俄国和法国之间的联盟。第二个是想办法削弱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新协约。1904~1905年，一场国际危机将欧洲联盟体系置于重压之下，从而为德意志帝国提供了权衡两种选择的机会。

1904年2月，俄国与日本为争夺中国东北的控制权而爆发了战争。威廉一直呼吁各方保持冷静，通过外交途径与俄国沟通——但并没有成功，不过他迅速意识到俄国的困境带来的（谈判）优势。在1904年2月写给沙皇的一封信中，威廉指出法国正在向日本提供工业原料，因此很难将法国视为可靠的同盟。6月，威廉告知尼古拉，他本人相信《英法协约》起到了“阻止法国援助你方”的效果；他的其他信笺也屡屡表示出对俄国陆军所遭厄运的怜悯之情，也表达了对未来胜利的信心。威廉还下令实施了一些更切实的举措，比如俄国战舰在开往东方的途中可以在德意志帝国的港口装煤。终于，在10月30日，威廉向沙皇呈现了由比洛提供的联盟草案。草案中约定无论其中一方是在欧洲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受到攻击，另一方都将不远万里前来驰援。尼古拉对这份草案进行了认真地考量，但在询问其法国盟友前，他并不愿意贸然正式签约。其实不难想象，法国绝不会同意这样一份盟约，这便等于是直接拒绝了这一提议。

然而到了1905年，俄国的处境急剧恶化：1月，中国旅顺港沦陷；3月，俄国远征军队在沈阳败于日军之手；5月，波罗的海舰队在日本海遭到毁灭性打击。俄国的政治和经济因此开始动荡，1月爆发的一场革命断断续续地肆虐了长达一年的时间。威廉改变了对付尼古拉的策略，尼古拉出于绝望，现在打算慎重考虑他的这位表亲的提议。1905年夏天，皇家游艇“霍亨索伦号”驶达地处芬兰海湾的一个叫比约克的小渔村，与沙皇的“北极星号”会合。正如罗德里克·麦克莱恩所言，这段旅途的目的是保密的，甚至随行人员也被蒙在鼓里，虽然威廉的一名同行者后来想起威廉曾屡次谈论“联盟和政治连横”，明确提及了“德意志帝国、法国和俄国之间的联合”。7月23日，两艘巨轮并排停泊，沙皇上船与威廉共进晚餐。在接下来的秘密商讨过程中，借着沙皇因英国设计对付俄国而产生的焦虑，以及他对法国可靠性的疑虑——法国当时已投靠英国，威廉相当成功地大做了一番文章。翌日清晨，两位君王签署了一份条约。条约规定：“在两个帝国中的任何一个受到欧洲大国侵袭的情况下，另一个缔约国都将在欧洲境内以水陆两军全力驰援对方。”在一条结束条款中规定俄国将争取法国作为（正式文件的）联署人。整个过程中，沙皇的情绪似乎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威廉向奥伊伦堡讲述当时的情形——“（在签约后沙皇）扑到我的怀里啜泣，泪如雨下，（说道：）‘你是我唯一忠实的朋友。’”

图5　威廉二世渴望参与制定德意志帝国的外交政策。他在这一领域最戏剧性的介入发生于1905年的夏天，他与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芬兰海岸比约克附近海域见面并就条约草案内容达成一致。这次见面非常愉快（此图中两位君王在德方轮船的甲板上聊天），但正如威廉许多其他外交主张一样，此事最终也不了了之了。

威廉为新协议感到高兴，也为他在精心策划这一协议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欣喜若狂。他认为这是王朝外交的一次重大胜利，也是欧洲政治的新“基石”，它将翻开世界历史新的篇章。在这一点上，他注定是会失望的。说也奇怪，比洛对早前的1904年条约草案表示了强烈支持，现在却拒绝接受并联署威廉于比约克已做出的承诺。首相拒绝威廉在草案内容上做出的修订（无视外交部的建议），将履行条约的适用范围限定在欧洲境内（原始文本以在欧洲或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遭遇侵袭就能启动联盟机制开篇），并在几天的思考后决定奉上他的辞呈。比洛在他的辞职信中指出，既然德意志帝国相对俄国处于更好的位置在欧洲大陆出兵援助对方，而相比之下，俄国则出兵不便，威廉将条约限制在欧洲范围内就使这一优势变得毫无用处了。对于比洛的反对理由是否站得住脚，历史学家的看法不一。拉马尔·塞西尔倾向于根据首相辞职信中所提出论点的表面意思进行判断，比较赞同他对威廉的外交手段的消极评价。凯瑟琳·莱尔曼则恰恰相反，她认为威廉做出的修改背后有切实合理的理由（即想避免德意志帝国陷入俄国与大英帝国之间的帝国主义争端之中），如果这一条约被认可的话，很有可能产生极有价值的效果。然而，两者都认为比洛的反对和辞职在很大程度上是出自巩固自身地位以及在君王权威下维护自身独立性的欲望。

君王与首相针对比约克条约的博弈影响了双方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前文已述（见第4章）。至于修订版条约对德意志帝国外交的价值问题，很快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因为事实表明法国永远不会联署这样一份协议。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伯爵在一张递给沙皇的便笺里指出：“在同一时间，向利益互相冲突的两个政府承诺同样的事项是很难得到承认的。”尼古拉懊悔的回复透露出这一协定的基础是多么脆弱：“我不像你那么了解比约克条约，”他这么告诉拉姆斯多夫，“当我签署时，我从未想过与君王威廉的协议会直接伤害到法国；正相反，我一直打算和法国联合。”尼古拉仍然有意与德方签署某种协议——可能是受法国审核通过的比约克协议改良版？但在政治经济顾问的压力下，他渐渐打消了这个念头。至少在可见的将来，（德意志帝国）有望走出孤立困境的“东方之路”就此被隔断了。

德国在这些年来探索的另一外交选择聚焦于英法之间最近达成的协定。虽然威廉几乎没有参与政策制定，但他在这里再度高调地出面；确实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他对柏林的政策制定者分配给他的任务缺乏热情。“第一次摩洛哥危机”经常被重新演绎，在这里只需要把它勾勒出来。作为1904年通过友好协定来全面解决殖民地主要纷争谈判的一部分，英国同意承认摩洛哥处于法国的势力范围内，以换取法国承认英国在埃及的特权。1905年1月，法国政府决定趁着英国没改变主意之前利用这一协定，向摩洛哥非斯派出了外交使团以期加强法国在摩洛哥的控制力。德意志帝国外交部部长长期以猜疑的态度关注着法国在摩洛哥的行动，单方面决定以可能伤害到德意志帝国在该地区利益的方式阻止法国政府的行为。

德意志帝国的这一观点从国际法角度而言，具有一定的合法性：1881年国际协定正式承认摩洛哥地区事态只能按国际条约处理。然而，德意志帝国这一政策的最终目的仅仅是试探英法盟约的紧密程度。伦敦发来的报告使人们有理由猜想，英国并不认为其有义务介入法国与第三方国家关于摩洛哥的争端。在威廉古怪的构想中，此事将反过来提醒法国海军在陆上难有作为，从而缓和其反对的态度，使其与德意志帝国之间达成某种共识。从这个角度看，摩洛哥的主张可以被视作1904~1905年致力于解决俄国问题的“西行”版方式。

威廉没有对摩洛哥产生过多大的政治兴趣。所以，荷尔斯泰因和比洛便适时萌生出这样一种想法：威廉应借定于1905年3月进行的地中海巡航之机正式访问位于丹吉尔的摩洛哥政府，以传达德意志帝国维护该国主权及德意志帝国在当地的商业利益的决心，威廉对此不甚上心。他的主要疑虑可能仅仅还是因为与法国开战的风险太高。1905年3月22日，在威廉（取道葡萄牙）登陆丹吉尔前不久，他在不来梅发表了一通广为流传的演讲，向法国传递了明确的和解意图（因此也削弱了德意志帝国官方政策的锋芒）：

我曾以我自己的人生经验起誓永远不会谋求毫无意义的全球霸权。……我梦想中的世界性帝国首先应该是一个脱胎换骨的德意志帝国，作为一个和平诚信的邻国而享有别国的全然信任。

即使在离开里斯本，远渡北非的途中，威廉依然不确定他是否真的要在丹吉尔上岸。比洛熟练应对君王的技巧又一次帮助他解决了这一问题。在向威廉所乘之船发送的多封电报中，首相以英雄主义色彩描绘了此次官方访问所能带来的影响。尽管如此，威廉也只是当自己乘坐的船只已经在港口下锚停靠时，才决定下船进入城市。

短期来看，这次登陆似乎是一次巨大的成功。这在英国和法国国内激起了不满，但英国没有兴趣介入，法国政府则试图寻求和平的解决方案。法国外交部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塞（Théophile Delcassé）被解除了职务；欠缺经验的新晋法国总理莫里斯·鲁维埃（Maurice Rouvier）接手了德尔卡塞的职责，他提议对摩洛哥的未来进行双边磋商。但比洛态度坚定，拒绝了鲁维埃的建议，反而坚持按照1881年协约条款规定在国际会议上解决该争端。这一要求最终获得了批准。正如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所言，对德意志帝国外交部来说，“这是重量级的外交胜利”。据我们所知，这也是比洛职业生涯的巅峰。但摩洛哥之胜利被证明是短暂的：1906年1月，在西班牙港口城市阿尔赫西拉斯召开的会议上，摩洛哥的准独立地位得到了确认，但德方的其他进一步的主张（除了奥地利给予了支持）却未能得到更多的支持。1906年4月5日，比洛在国会发表了一个关于阿尔赫西拉斯会议结果的简短讲话之后脸色发白，崩溃倒下。直到当年10月，他仍在疗养。

比洛政府为克服德意志帝国被孤立的困境而探索的东行和西行两种方案都彻头彻尾地失败了。德意志帝国在摩洛哥问题上的处境愈加艰难，更不要说去瓦解英法联盟了。英法联盟在军事层面的关注目标也因此更为明确。据保罗·肯尼迪所述，1905年英国对法国更为坚定的军事支援承诺正是德向法施压后造成的不良后果：英国战略家现在开始设想当德意志帝国发起进攻时该如何将英国军队转送到法国。1905年盎格鲁—法国—比利时参谋会谈进一步表明施行西行方案阻力重重。而东行方案，由于英国和俄国在1907年夏天签署了公约，解决了关于波斯、阿富汗和中国西藏的争端，而从根本上大大削弱了其合理性。德意志帝国在大陆事务上自主行动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因此被收回了。

孤立（1911）

1911年春天，摩洛哥再度成为国际危机的焦点。同年4月，法国以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占领摩洛哥首都非斯，再次努力将摩洛哥纳入法国的保护区。德意志帝国新任外事国务秘书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Alfred von Kiderlen-Wächter）决心绝对不让这样的操纵得逞，并计划进行一场攻势猛烈的德意志示威游行。德意志帝国公开以旨在保护当地德意志人商业利益的名义，将炮艇驶向摩洛哥西部的阿加迪尔港口镇，目的是迫使法国尊重1906年的协议，永久地放弃其在摩洛哥的野心，或者是，德意志帝国更倾向于迫使法国将非洲中心地带的领土割让给自己，以换取法国在伊斯兰势力范围建立法属区域。与此同时，德意志帝国在1911年仍然像在1905年时那样，希望英国慎重考虑直接介入以支持法国，从而削弱联盟的可靠性。基德伦对摩洛哥的政策是否意味着德意志帝国随时都可能与法国开战，以及贝特曼是否支持他冒这样的风险，对此，历史学家尚无定论。然而，比起军事解决方案，基德伦显然更希望能以领土交换解决此事。毫无疑问，他认为（预期）战争风险所带来的威慑效应是德意志帝国胜利的关键。无论如何，这一政策是一大败笔：英国并没有选择退后保持距离，而是明确表示站在它的同盟者一边。一份条约确认了法国在摩洛哥的特殊地位，就此终结了此次危机。与此相对，德意志帝国不得不凑合着占据大片几乎没有经济价值的法属刚果土地。

威廉已经不像1905年时那般深入参与引发危机的决策。事实上，他最初很乐意看到法国介入非斯的事态，因为他相信这有助于稳定伊斯兰势力范围的局势。在占领该地之后的几周里，威廉一直是一名狂热的业余考古学家，参与了科孚岛上的挖掘活动：于他而言，1911年4月最重要的事件是古老石雕美杜莎头像出土。他毫不关心政府该采取何种行动应对摩洛哥事件。然而，贝特曼和基德伦成功地向威廉灌输了应该向法国施加更多压力的观点，从而将他们的计划以符合君王意向的形式包装了起来。6月末，基德伦与法国驻柏林大使的谈判未能获得实质性结果，随后，威廉授权贝特曼派遣一艘德意志炮舰前往阿加迪尔。“黑豹”号是一艘没什么威慑力的舰艇，本要报废，已经拖了两年，它于1911年7月1日在南摩洛哥海岸下锚停泊。

威廉真的不惜在摩洛哥开战吗？所有证据都表明，他并没有打算这么做：5月，在一次出访伦敦期间，他告诉国王乔治五世，德意志帝国无意开战。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言，派遣这艘战船是为了传递一种“（德）在伊斯兰势力范围是冷静却强势的存在”的印象。阿加迪尔示威行动比起侵略行为更多地被认为是政治信号，威廉选择不咨询海军上将提尔皮茨或其他海军高层的事实似乎佐证了这一观点。当提尔皮茨发声表示反对时，威廉告诉他：“最好不要询问陆军和海军在政治问题上的观点。”在“黑豹”号到达目的地后危机开始逐步升级之时，英国发出了威胁和警告，威廉很快就退缩了。基德伦以辞职相威胁，才确保威廉批准继续向法国施压令其让步。威廉同意了，但他警告基德伦，德方提出的要求应该尽量节制、温和，以避免引发冲突。威廉每过一段时间都会就法国不妥协的姿态怒斥不同的谈判人员，但实际上，在拖延到1911年秋天才达成的补偿协议谈判过程中，他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尽管法国给予的领土补偿有限，他却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对达成协议的宽慰。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表明威廉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的能力依旧极其有限。我们已经看到，他必须要等他的高级顾问们向他介绍基本情况之后，才得以清楚领会法国对非斯的占领情况，从而制定政策。正如在之前很多场合一样，威廉发现自己正受行政独立的权臣下属所掣肘：基德伦原先是由贝特曼–霍尔维格举荐担任外交事务国务秘书的，与威廉的意志相悖。结果，他却成了一个脾气固执的专制政客，很少听从首相，并利用国会中脆弱的中央领导机制变成了类似“士瓦本的俾斯麦”一样的存在。1911年夏，基德伦在应对危机时最令人震惊之处也许是他愿意调动舆论来支持自己的计划。这位外事国务秘书利用与之交往的极端民族主义泛德协会人士来鼓动政府采取更强硬的摩洛哥政策，因此推动一场步调一致的沙文主义运动迅速在德意志帝国右翼媒体中间展开。由于威廉不愿与德意志舆论背道而驰，同样也不愿意真的激怒法国，所以基德伦的所作所为也进一步地限制了君王的行动自由。

从长期来看，基德伦与沙文主义媒体的配合同时损害了帝国政府和君王两方的名声。在民众的期望值达到如此高峰的情况下，为德意志政府最后达成有限的领土赔偿做辩护并非易事。结果，威廉受到了右翼民族主义者的个人中伤。8月4日，柏林报纸《邮报》声称德意志政府关于摩洛哥政策的“全部本质”都反映出“恐惧、个性软弱以及怯懦”的特点。

这还是普鲁士吗？我们已经变成了柔弱的国度了吗？……霍亨索伦家族是怎么了，这个曾经出过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腓特烈·威廉一世、腓特烈大帝和威廉一世皇帝的家族居然已经沦落如此了？威廉似乎是英法政策的最强支柱。……胆怯的威廉，勇猛的懦夫！

这篇文章没有得到广泛支持，实际上公众普遍谴责其对君主的不敬之意，但军方高层内也流传着类似的观点，他们因威廉未能捍卫其祖国的尊严而轻蔑地称其为“求和者威廉”。1911年8月，威廉个人最为偏爱的年轻官员、才华横溢的警卫团指挥官埃里希·冯·法金汉（Erich von Falkenhayn）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谈论道，只要威廉继续坚持“避免采取极端行动”，那么德意志帝国的现状将会一成不变。1912年3月，在摩洛哥危机解决后的平静时期里，他注意到君王仍然“相当固执地抱着无论如何都要维持和平的决心”，并遗憾地补充道：“他的身边没有一个人能劝阻他放弃这种无谓的决心。”

威廉的影响

德意志帝国在这一时期渐渐陷入被孤立的境地，威廉在其中到底有多大的责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区分清楚威廉施加于德意志政府决策过程的影响与他在更广泛的国际环境内的影响，而德意志帝国政策正是在这一大环境下实施的。我们必须依次考虑这些因素。

评估威廉对德意志政策的影响的最大困难在于他的意图变幻莫测、难以捉摸。要是威廉在位时期奉行过一个清晰一致的政策构想，我们就可以仅仅以成效论意图了。但威廉的意图总是那么模棱两可。他总是周期性地被某个观点所吸引——建立欧洲大陆联盟，但将英国排除在外，同时还总是急于避免做出可能引发英德纠纷的承诺。所以，威廉不顾外交部的建议，坚持在比约克条约草案中添加“在欧洲”这样的字眼。他愿意在摩洛哥问题上接受比洛的领导，甚至开始享受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但他还是注意控制事态，以减少冲突升级为战争的可能性，即使这意味着对外交部门的战争边缘政策釜底抽薪。这才是他动身前往丹吉尔之前在不来梅所发表的那一通演说的真正含义。德意志帝国军方更强硬的作风没有造成任何损失，他们认为不来梅“和平解决”之说是在企图颠覆外交部门为利用摩洛哥问题胁迫法国所做出的努力。和外交部的众多下属不同，威廉不愿（或者是无法）承认，选择一种策略就意味着要放弃另外一种策略。由于长期低估德意志帝国在决策自由方面受到的限制，他意图对外交事务干预只是天真虚幻的泡影。据奥伊伦堡在1897年所言，在威廉重新对与法国达成和解燃起了浓厚兴趣的时候，他的谈话以及写在纸边空白处的那些评语充满了“投机的韵律”（空中楼阁）。它们所关注的“遥远未来”可能“实际上永远都不会实现”。“归根到底，这种躁动不安的情绪实际上对陛下造成了什么样的危害呢？”

图6　威廉非常痛苦地意识到爱德华七世瞧不起他；他还深深羡慕爱德华在英国外交事务中能够起到积极作用——特别是在为英法协约奠定基础方面。在以后的岁月里，他逐渐将这位故去的英国国王视作德意志帝国遭受的天谴以及所有不幸的始作俑者。

威廉对政策的影响大多是以自我意志传递外交信号的形式进行的，因此与他引导外交部做出决策的能力几乎无关。有时，这些信号支持或放大了来自德意志帝国外交部的信息，有时它们又为官方政策提供了异见的注脚，还有些时候它们彻底与官方政策相悖。从这一方面来看，威廉是个端着铁饭碗的“流氓”大使，他那不可预测的意图需要政府人员时刻保持警惕，并频繁地予以控制，以免威廉发挥的权威给大局造成危害。但是正如我们所见，外交部仍然拥有制定政策并规划实施的主动权。

这就涉及威廉在国际舞台上的更广泛影响了。历史学家经常评论威廉在与外国政治人物打交道时，尤其在面对外国的王公贵族时，都表现得非常迟钝麻木。约翰·勒尔引用保加利亚斐迪南国王和俄国弗拉基米尔大公的案例突出了威廉的粗暴行为。据斐迪南所说，1910年，在威廉当众在他的屁股上拍了一记之后，斐迪南愤然离开柏林，气得“浑身冒烟”；而1904年，威廉又朝俄国大公弗拉基米尔扔了一支元帅指挥棒，正中其背部。不消说，我们是通过宫廷流传的小道消息了解到这些逸事的，而对这些事件背后潜藏的更为广泛的意义却一无所知。更重要的是以下这一结论，即威廉与其他同时期的统治者以及外国列强的政治家之间的私人关系使得整个欧洲弥漫着猜忌的氛围，最终导致欧洲外围各国团结一致对付德意志帝国。例如，罗德里克·麦克莱恩认为，威廉与其舅父、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之间关系的破裂，自1905年起“使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将英德利益捆绑在一起的机制又失去了一个支撑”，将王国统治者之间的血缘关系转变成了一种“政治责任”。拉马尔·塞西尔指出，威廉“不受几乎任何一个国家欢迎的事实显著加重了德意志帝国的外交负担”，所以这也是造成德意志帝国在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的主张被拒绝的一个原因。毫无疑问，政治家和新闻记者对威廉的贬损之语将会汹涌而来，充斥很多版面——大意无非是威廉是个两面派、好战分子，非常不可靠，还是一个阴谋家、一个战争贩子，精神失常，等等。人们探讨研究这个时代的政治和外交史学借鉴了数量众多、形形色色的回忆录、信函、日记和私人文件，而在这些史料中的个人自述和对人物的臧否都渐次浮现出来。

但整体看来，威廉的个人关系和名声与德国外交运势之间的联系似乎并不如乍看之下那么直接。威廉与同时期的统治者之间的交往对德意志政策的进程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君主之间的私人关系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之间的界限常常不如想象中那么清晰：威廉写给尼古拉二世的“私人”信笺确实受到过德外交部的审查修改，正如“尼基（尼古拉二世）的回复也受俄国外交大臣审阅”一样。的确，一些政治家打心眼儿里不待见威廉，但这对德意志帝国对外关系却不是什么重要因素。19世纪90年代早期，英德联盟的希望化为泡影不是因为索尔兹伯里对威廉的反感，而是由于德方所要求的和英方自觉可以提供的不相匹配。由此类推，哪怕把1894年法俄成功联盟部分归结于保守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他的儿子尼古拉二世对法国的共和党领导人的同情，这样的猜测也是很荒谬的，反之亦然。我们不能因为外交史料中的小道消息和个人自述泛滥成灾，就受其误导，从而高估它们对于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为政策奠定基调的不是统治者、政治家之间的私人交往，而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大体上，比起法国、英国和俄国的外交官，荷兰、奥地利和美国的外交官对威廉的评价就远远要正面得多，极少将好战的动机归咎于他。美国和荷兰的外交报道一直用“令人印象深刻、消息灵通、极具能力”这样的词语来描述德意志帝国的君王，而评价他的话语虽然有时略失平和，但在意图上大体是求稳的。他们视其为“军国主义党派”影响力的、调和极端意图的平衡者。

这不是说其他人对威廉本人的态度对国际局势变化毫无影响。毫无疑问，威廉以一种相当独特的方式体现了德意志帝国政策的特征。部分原因在于他零星的干预都往往极具暴露性，如克留格尔电报事件，或者保密性不足，如在1898~1899年的“法绍达危机”时威廉发动的十分幼稚的、一眼就能被看穿的阴谋。还有一个事实是巴黎、伦敦和圣彼得堡的许多旁观者似乎都认为威廉的个性体现了德意志帝国政策最令人不安的特点，即不可预知性和态度暧昧——也就是“反复无常”和缺乏一致的“指导思想”。威廉本人的性格举止和国家政策之间的密切关系加强了尽管虚假却被广泛接受的推论——威廉是德意志帝国政策的第一以及最重要的制定者。这反过来意味着，人们在对德意志权力和政策方向进行更广泛的关注时，会将焦点投注在威廉身上。例如，1899年夏天，法国外交部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塞为威廉设法筹划与沙皇见上一面的消息而感到极端烦恼。他得出结论，威廉打算向尼古拉提议由德俄两国瓜分地处两国之间的奥匈帝国。为了防止这个恶魔的计划开花结果，他甚至亲自造访圣彼得堡。德尔卡塞的恐惧是毫无根据的，但反映出这一时期外交机构的看法受整体偏执氛围所扭曲的程度之高。“帝国主义的外交，”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写道，“往往构建在猜疑和由猜疑产生的道听途说的基础上。政府倾向于把自己帝国的野心归因于别人。”

如果德意志帝国在威廉时代的外交政策如乔治·皮博迪·古奇曾经所言那般“缺乏统一的控制”，那么这是威廉在其中所起的消极作用之一吗？我们已经看到，在国内政治领域，帝国政治体系混乱的特征使得威廉必须承担起协调各方的使命，但他从未培养出胜任这一使命的能力。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德意志帝国外交政策往往代表着不同的势力。毋庸置疑，威廉的介入使得负有责任的政策制定者的工作更加艰难；而这是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诱发了”1906~1907年针对德意志帝国的“围剿”——这一点还不能确定。首先，事实上威廉数次干预的结果都是削弱了官方政策的效果，敞开了那些德意志外交部正要关严的门，因而有了：19世纪90年代早期，他对法国和俄国未经政府授权的行为；1895年，他对奥地利的再三保证；以及在19世纪90年代末期他对大英帝国的姿态。我们也很难把威廉的影响同德意志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更大的混乱和未予决断的问题分离开。如果把这种众人评说的现象都归因于君王的不慎和疏忽，那未免也太过极端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俾斯麦1871年之后在普鲁士–德意志外交部内实行全面压抑大学文化所产生的后遗症。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反映了德意志立场的不确定性。我们不该低估德意志政策制定者在为新兴的大国绘制一条正确路线时所面临的困难。正如我们所见，作为平等的第三方加入法俄联盟是不可能了，但与英国结盟也是风险重重。怎样才能避免德意志帝国在英国与一个或多个对手国家之间发生冲突时自己被推出去当欧洲大陆上的替罪羊呢？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不可解的困境造成了充满不确定性的比洛式政策，在奉行这种被称作“自由之手”的政策过程中，德意志帝国旨在避免做出承诺，并利用每一个到来的机会。但这样的政策难道不是注定会显得不可预知、随兴、混乱或充满挑衅性吗？

也许威廉影响德意志外交政策的真正关键完全在于外交领域之外，是由他对影响深远的海军军备计划的支持所带来的。尽管可能性很小，但毫无疑问，德意志帝国对英国海军霸权的挑战和威胁是英法联盟和英俄协约确立的一大诱因。但确切来说，德意志帝国海军政策产生的影响到底有多深重？提尔皮茨启动的造船计划本身没有排除与英国达成共识的可能性；相反，它开辟了新的沟通渠道。两国分别在1906年、1908年、1909~1910年、1911年以及1912年3月（最广为人知的一次）为了达成“普遍良好共识”而进行了谈判，试图确立一份关于限制海军建设的协议，在这些谈判中威廉大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这些谈判几乎毫无成效？原因不仅仅在于德意志帝国在海军建设的规模和速度方面持强硬态度，因为贝特曼和威廉已经勉强接受在此方面做出妥协了，真正的症结在于帝国政府坚持要求有形回报，即当德意志帝国和另一个大陆强国开战时，英国要坚守中立的承诺。为何英国不愿意做出承诺以满足对方的要求？有人认为这是因为英国受对法国条款义务约束所致，这种观点是有漏洞的，因为贝特曼愿意对中立协议的适用范围予以限制：德意志帝国“不能是所谓的侵略者”，并明确承认所缔结的任何协议都“不适用于与缔约方已经签署的现有协议冲突的情形”。英国不愿表态的真正原因恐怕更多在于其不愿为鸡肋之物白白放弃一些东西，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英国在海军军备竞赛中的胜利唾手可得，还享有毋庸置疑的优势，贝特曼和威廉却希望以永久承认其优势的状态来换取一个中立协定。“为什么，”正如尼尔·弗格森所说，“英国要为早就已经拥有的东西讨价还价呢？”总而言之：不是船只阻挠了协议，而是双方眼中的自身利益互相对立。

如果威廉不是国王，德意志帝国政策会有多大的不同？我们不需要进入“虚拟历史”推测的场景，就能知道在国内关于海军扩张的压力仍然会是巨大的。德意志帝国全体民众对于海军军备的关注可以追溯到法兰克福议会和丹麦海军在保卫石勒苏盖格–荷尔斯泰因州时起的作用。到了19世纪90年代，德意志工商资产阶级对此的关注已经达到了痴迷的地步。对威望和国际认可的渴望变成了帝国政治生活中“最大的政治事实”。提尔皮茨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利用了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潜力以负担影响深远的海军计划所需要的开支。当然，也正如保罗·肯尼迪所指出的那样，提尔皮茨的确也有为人诟病之处，他也确实领受了威廉的提携之恩，但这不足以使我们断言如提尔皮茨这般对舆论那么敏感，又与海军建设计划联系如此紧密且精力充沛之人，会在威廉不是君王的情况下陷入默默无闻的境地。换句话说，即使威廉没有掌权，德意志帝国也极有可能会奉行一种或多或少都野心勃勃的海军建设政策。

图7　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正在从可能是柏林国会大厦的建筑中走出，走下台阶（日期未知）。威廉二世对德意志帝国海军的发展深感兴趣，而正是这位有着标志性分叉胡子的威风人物，实际上控制了海军的规划。

无论如何，非对抗性的海军政策从长期来看是否能避免德意志帝国被英国疏远，这一点一直是值得怀疑的。海军总参谋长阿尔布雷希特·冯·施托施（Albrecht von Stosch）在1896年2月所说的一番话比较可信：“英国对（德）的愤怒”真正地说明了“德意志帝国在世界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提尔皮茨的计划启动，而是德意志帝国早在1897年占领中国胶州湾港口，成了支持德意志帝国在长江流域进行商业活动的基础，它促使英俄这两个严阵以待的世界帝国之间第一次互相试探着做出全面让步的可能性——该和解是建立在双方就德意志帝国在涉及英俄两国共同利益的领域内进行商业扩张的担忧的基础上的。

我们可能会对英国政策制定者的忧虑感同身受，或者甚至会佩服这个时代英国人的坚韧和警惕，正是这样的品性捍卫了英国的全球势力范围，但我们也必须将它们作为政治因素来考虑。在这种互相猜疑的氛围里，满是新闻炒作和周期性偏执倾向的煽动，仅仅通过与德意志帝国势力之间一刀两断就可以换来与海岛势力之间和平的“伙伴关系”。有历史学家指出，俾斯麦正是通过这种弃权（Machtverzicht）的方式使得德意志帝国在欧洲安稳度日；威廉二世及其政府却反受此举之苦。实际情况可能就是这样。但在联盟集团时代，到处都是沙文主义的大众化报纸、海军至上主义思潮和惊人的出口增长，德意志帝国绝不可能再以俾斯麦外交政策狭隘的眼界行事了——德意志帝国的政商阶层不愿意，皇帝当然更不愿意。

第6章　权力与舆论

演讲的力量

在今天我们看来可能并不值得注意的现象，也许在当年代表了一个真正的传奇，威廉是一位“媒体君王”。我们看到威廉甚至在即位之前就发现自己因为与宫廷牧师施特克尔的关系而身陷新闻龙卷风的风眼。早前，威廉就因自己父亲病重去世的消息与媒体有过很多不愉快的摩擦。1887年11月，他前往齐里奥别墅看望卧床不起的弗里德里希，别墅没有足够的客房，他不得不住在对面的维多利亚大酒店里。在此期间，他遭到了新闻记者的尾随窥探，这些人还在病房外架设了望远镜；其中一些记者还从英国医生莫雷尔·麦肯齐口中挖出了不少保密信息。“即使在我父亲去世当天，当他的眼睛已经闭上，”威廉回忆道，“在他过世的那个房间里我还是发现了一名由莫雷尔介绍来的维也纳记者。他跑出去时可比进来的时候快多了。”

因此，威廉很早就认识到新闻无孔不入的威力；的确，他这一生中常常高估新闻的反思和引导舆论的能力。正如我们所见，他对自身代表舆论以及向公众宣传的能力抱有信念，这一信念是威廉关于一名成功君主概念的核心所在，只有通过贪婪地浏览国家新闻，他才能随时与撼动国家根基的重大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是在这里，他拾起了在社会政策、国防、学术研究与技术创新等领域推行一些举措的冲动。他向大臣传达命令或提出建议时，常常是从日常报纸上剪下相关文章并辅以注释——难怪那些试图影响他的人这么关注他桌面上变动的新闻剪报量。在俾斯麦及其之前的普鲁士政府时期，威廉有时会亲自介入“纠正”那些他认为会损害到自己或政府利益的新闻评论。威廉还对描述自己人的新闻措辞极端敏感。正如宫廷典礼官罗伯特·冯·策德利茨–特吕奇勒伯爵在1904年所言，值得注意的是：“威廉对媒体是多么敏感啊。……当别人向他报告或者当他阅读了那些关于他生活上的无害的错误和谎言时，他都会感到烦恼。”威廉不仅对报纸上的批评反应过激，还对自己的外表格外关注——迅速挑选制服来换装以配合特定的场合、那精心“梳理”的著名胡子、在公开仪式上过于做作庄重的表情，种种表现都反映了他的这些顾虑。对外表形象的过分在意甚至发展到了对皇后事无巨细地管理：正如澳大利亚文化历史学家朱丽叶·皮尔斯所言，威廉不但为皇后的服装、独特的珠宝首饰和华丽夸张的帽子提供设计方案，还迫使她通过节食、药物和紧身衣等方式以保持如沙漏般玲珑有致的身材。

这种公认的对时髦形象的关注，不该被当作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症状。鉴于威廉和其他许多同时代人对快速增长的新闻媒体力量的设想，这是完全合理的。这也反映了1890年俾斯麦离职后威廉在德意志帝国公众之中易受攻击的处境，以及媒体评论他这位君主时使用的越来越不敬且具有危害性的语气。正如一名旁观者注意到的，19世纪90年代是“一个对公众信息没有限制的时代，那时的舆论中布满无数的线路，在铃声响起时，人们必然已经形成了对这声调的判断”。由于对媒体不加控制，后俾斯麦时代见证了德意志帝国高度分化且迅速扩张的媒体批评力量的兴起。的确，鉴于这些年来报纸及其读者数量的迅猛增长，认为“媒体革命”一部分是由科技进步所推动，一部分是受由日益激烈的政治出版物市场竞争所产生的不羁动力驱使，这样的观点似乎是很合理的。正如汉斯–乌尔里希·韦勒所指出的，威廉时代的记者使用的“语言比那个时代的其他特征更开放、更尖锐，有些时候更激进”。在这个日益失去管控的环境中，媒体不再受政府驱使，而成为一股日益崛起的独立力量。但威廉本人必须为关于其个人的报刊评论氛围迅速降温承担主要责任；在他统治的前20年间，他不断积极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却往往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霍亨索伦家族中从未有过像威廉二世这样频繁且直接地向其治下的众多臣民做公开发言的君王。他的叔祖父腓特烈·威廉四世是第一个在1840年效忠宣誓仪式期间公开发表即兴演讲的普鲁士国王。在这种场合，随从们震惊于他居然即兴向王宫广场上如此大规模的人群发表了民选致辞。但自此之后，几乎再没有过这样的试验。威廉的祖父很少公开讲话，而他的父亲尽管能说会道，但在俾斯麦当政时无缘公开发挥作用，而等到他即位时，他的嗓子实际上已经哑了。相比之下，威廉对德意志帝国公众连续不断地发表公开演讲。比如，在1897年1月~1902年12月这6年时间里威廉至少出访233次，至少驾临了123个德意志的村镇和城市，在大多数地方都发表了演说，当地和全国性媒体随后发表并讨论了这些演说内容。

至少到1908年为止，威廉并没有专业作家为他准备现成的演说内容。政府内阁成员忙于搜集素材、为特殊场合准备发言文本，有时会把最终印刷出的版本粘贴到一块木质的阅读板上，在需要时递给君王查看，但他们大多是做了无用功——威廉更喜欢自主发言。他的父亲与他相反，在王储时期常常在演讲前准备好讲稿，然后反复修改，威廉却很少提前准备他的演讲内容。威廉将演讲有意识地表现为即兴直接的交流行为，这可能正像同时代一名“受到鼓舞”的记者对此的描述所表明的那样：

威廉从头到尾几乎都没有停顿，只有当他正在思考时，你才可以看到他额头上出现皱纹，随后他会放眼远方，直到找到可以接上早已说完的内容并自然且富有逻辑地延续下去的说辞。然而，一旦他找到了衔接的思路，演讲就会不中断而重新开始，直到结束的那一刻他都在滔滔不绝地说话。

文化历史学家卡尔·兰普雷茨曾见识过威廉的演讲，他以同样的笔触描述了威廉“饱满洪亮的声音”“格外生动的面部表情变化”和“逐步升级到身体极限的手势”。“威廉，”兰普雷茨写道，“从头到尾都变成了一名演说家。”之后，威廉以这样的表演技术水平展现了对公开话语的一定掌控力。相比之下，他公开发表的内容则往往漏洞百出。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是那时的历史学家还是同时代人，他们都认为威廉所说的话比他所做的和所导致的事情对其作为君王的声誉造成的伤害要更大、更实在。

这一问题的根源部分在于威廉以直接的、不假思索的方式吐露出自己当时抱有的成见。例如，1890年11月，在波茨坦警卫新兵队宣誓就职之际，威廉打破惯例发表了一场个人演说，其中他提到“一种作对、叛逆和造反的精神”正在这个国家中散播，他警告军队永远不要“听信骗子和煽动者”，因为“他们现在听命于他，如果他下令让他们向自己的父亲和兄弟开火，他们也必须做好准备这么做”。威廉对于这类主题10年来周而复始的强调，反映出他对皇帝权威的深刻不安——正如1901年驻柏林荷兰大使的报告所言，他认为“人民对政府的尊重自威廉一世去世后就日渐降低……”但1890年颇具争议的评价也反映了这类忧虑在当时颇为普遍。正如我们所见，以那年选举的选票定输赢的话，社会民主党是以最成功的德意志帝国政党身份诞生的。由于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德意志帝国的工人阶级会投票给社会民主党，这一阶层的应征入伍者也不少，因而也有对于军队的政治可靠性的担忧。这不仅对战前时代的军事政策制定者是个问题，对社会民主党领袖阶层来说也是如此，他们认为，通过输送无产阶级的新兵从而逐渐染“红”军政队伍是德意志社会未来变革的关键。

政府内阁成功地将删节版演说分送给媒体，从而避免了这些话语可能引发的民愤。有意思的是，瓦德西伯爵对威廉面向新兵发表的演说甚是不满，不是因为演说太粗鲁无礼，而是因为他认为对任何一名指挥官来说，暗示普鲁士士兵会考虑违背指令，都是极为愚蠢的。这些言辞的政治问题大概并不在于言语本身，而多在于演讲者本人。威廉可能觉得作为最高统帅，以及一名在与波茨坦警卫团的长期关系中一直身着制服的军事官员，他都有权且不得不以这种方式奠定军营训练场的基调。但作为威廉的副官，卡尔·冯·韦德尔发现这种直接参与的行为是有危险的，君王过于“屈尊纡贵”，“亲力亲为了太多管理军官该做的事情”。纵观威廉整个统治时期，他将一直承受着这种身份冲突带来的负担。

观众群体不同及其期望的多样性，也是威廉每一场演说中更为严重的一大问题。比如，1891年年初，他对一大群莱茵实业家说“德国有且只有一个统治者——就是我”；这句话旨在警告和贬损俾斯麦——俾斯麦在莱茵的制造业圈子里有诸多支持者，但也无意中冒犯了那些把这种表现看作轻视联邦王公尊严的人。事实上，威廉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不得不处理与某些特定的选区之间复杂又无可替代的关系。每年在勃兰登堡饮食年度宴会上讲话之时，为了显示他的王朝与其故乡之间独特的历史渊源，他常常自称“侯爵”（Margrave）。这是一种无害的（但有点儿装腔作势的）姿态，在保守派云集且占大部分的勃兰登堡宴会上这一套很吃得开，但南部的德意志人在第二天的每日新闻中读到这样的公开演讲稿，就感到不快了。奥伊伦堡在1892年3月的一封信中向威廉阐述了这个问题：

陛下雄辩的口才和风度气场令听众和观众都深深着迷，在陛下演讲后勃兰登堡的气氛也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但经过德意志教授的冷静评估，演讲内容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在巴伐利亚，当陛下以“侯爵”的身份发言时，人们“极度担忧”，“侯爵的话语”又以所谓的君王之言被印刷在《帝国日报》上。帝国的臣民希望在《帝国日报》上听到帝王之言——他们不关心腓特烈大帝（人们都十分清楚，他将巴伐利亚称作“动物居住的天堂”，诸如此类）；他们也不关心罗斯巴赫和洛伊滕。

记者和普罗大众很容易将威廉的言论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事件挂钩，因而不可避免地以某种方式把威廉拖入了两党辩论时的是非之地。每日政治新闻经常引用君王演讲内容中支持某些特定党派观点的片断。1892年2月，威廉在一次演讲中猛烈抨击了那些“批评挑剔政府所作所为”的“愤青”，他的话语原本只是对党派纷争的普通谴责，却被自由主义和天主教媒体广泛解读为中央党对备受争议的教育法案进行背书（见第3章）。据说就是威廉进行的党派干预引发了公众如此激烈的反响。其所致的不满情绪对党派行为有直接影响，同时卡普里维发现，就在勃兰登堡演讲后的短短几日后，普鲁士议会代表就撤回了之前承诺给予柏林修建一座新大教堂的一千万马克的建设资金。

换言之，我们不该低估君王演讲所处环境的复杂性：由于受众的多样化及其对演讲内容的理解各有不同，威廉发现自己很难找到与其身份及对自身诸多期望所匹配并普遍适用于各种场合的措辞。然而，不得不说威廉尤其不适合其职务所需的交际。他发现自己根本无法用清醒、谨慎的措辞来表达观点，而熟悉政治的公众显然期待听到威廉用这样的方式演讲。他在许多公开演讲中洪亮而主观的语气声调似乎就是为了吸引那些评论者来分析演讲者的人格。（因此，路德维希·克维德所著的《卡利古拉》才得以凭借辛辣讽刺大获成功；这本畅销书重印过34次，没有过多关注君王在政府方面的行为，而是在其所谓的人格变化方面用了大量笔墨。）

图8　1908年，威廉二世在阿尔萨斯视察皇家上柯尼斯堡的维修工程。威廉出行的盛况带有几分哑剧的色彩，一名历史学家（贝恩德·魏斯布罗德）曾将此描述为“电灯照耀下的中世纪图景”。在工业文明快速增长、城市化与技术创新并行的时代，德意志帝国官方所展现的文化依旧坚守着历史主义的意象和母题不肯放手。

威廉那些更为华丽的演说犹如19世纪的历史画卷：它带有沉重的象征意义，在全然的黑暗中，狂风暴雨与救赎的光束交错，还有穿插在每日琐碎冲突之中的崇高形象。这么做的目的在于“美化”君主制，激发人们认同类似君主超然至上的观点，以便统治其民众。其核心主题是霍亨索伦王朝的源远流长以及其统治的普鲁士王国–德意志帝国的双重使命。有一种观点强调君主制是帝国团结统一的最终保证，也许这能够调和“历史、宗教和经济上的对立”。最后，天赋君权的维度作为主题贯穿了他在位时期所有的演讲。1907年9月，他在梅默尔（克莱佩达）市议会厅发表演说时，敦促他的观众记住，是“神圣的上帝之手”推动了德意志人民取得了卓越的历史成就。“如果我们的上帝没有为我们准备些许伟大的命运，那么上帝也不会给我们的人民赋予如此优秀的特质和能力。”

比起那些读到威廉演讲内容的人，威廉的演讲常常留给那些现场听众明显更好的印象。这些可能是通过演讲者的外观和信念以及肃穆的现场场面传达的。观众小酌几杯之后的状态大概亦有助益。但经过冷冰冰的转载，即使是在经过大量编辑工作之后呈现出来，这些演讲依旧成了被嘲讽的对象——它们看上去浮夸过度、狂妄自大、华而不实。正如荷尔斯泰因所言，它们“用力过猛，却搞错了目标”。威廉精心准备出来的演讲形象和措辞常常与报纸上所展现出的大相径庭。例如，当他宣称自己不会容忍“悲观主义者”（“我不想自寻烦恼！”）时，杂志《傻大哥》（专注追踪威廉治下的德意志帝国的媒体）将一整个版面都贡献给了“悲观主义”。1898年在中东之旅途中，威廉于耶路撒冷发表了一场演说后，《傻大哥》刊登了一首嘲讽君主的妄想症的诗歌，讽刺了其演说内容，其中包含了以下诗节：

你使数以百万计的基督徒自豪满溢；

同样各各他山[1]也是如此，

从十字架上曾听到的箴言

成了今天你首创的言辞。

1892年，威廉在勃兰登堡饮食宴会的演讲中庄重承诺，他将带领勃兰登堡人“走向辉煌”；这句话很快被广泛引用，反复出现在大量不同的讽喻出版物上。到了1913年，《傻大哥》刊登了一幅卡通漫画，展现了德意志人“米歇尔”作为稚童信任地握着一个唐吉诃德式人物的手，从背影看得出这是威廉。在他们的面前立着承载着传奇的路标：“走向辉煌。”孩童问道：“还会很远吗，爸爸？”直观的漫画确实在批判德意志君王方面发挥了越来越突出的作用。正如约斯特·雷本蒂施所指出的，1904年第一幅深切嘲讽威廉的漫画发表未遭到政府压制之后，俨然产生了连锁反应，导致越发激进的直观讽刺作品纷纷出现。1906年，威廉二世成了整个帝国受到讥讽最多的人。

无论是威廉一世还是俾斯麦，都不曾受到如此无礼的嘲讽（虽然我们从腓特烈·威廉四世1848年前后的革命时期关于违禁品走私问题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也有过类似遭遇）。威廉统治时期大量施行了诸如取缔期刊发行号、监禁或起诉作者及编辑等合法制裁手段来治其“大不敬”之罪，但由于这些制裁常常会让受迫害的记者成为国家名人并被大肆曝光，因而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解决这一问题有两种办法。第一个是阻止皇帝本人说话。“我真希望，”1892年2月威廉的母亲惊呼道，“在他所有进行公开演讲的场合都能往他的嘴巴上挂一把锁。”让威廉完全闭嘴是完全不可能的，但可以寄希望于“妥善塑造”他的公开形象，防止他在各种庆典活动上发表惊世骇俗的演讲（比如勃兰登堡年度饮食晚宴上那场！），在这类场合他可能表现得不庄重。荷尔斯泰因、奥伊伦堡和霍恩洛厄做出的几次尝试偶有成功。这样至少可以让威廉意识到他对自身及政府造成的伤害。例如，1891年5月，此前一直隐瞒此类事项的首相府眼下直接把与一场有争议的演讲相关的新闻剪报递送给了威廉，上面还有红色笔迹画出的最为关键的段落。

作为威廉信赖的挚友及支持者，菲利普·奥伊伦堡也会提出尖锐的批评和警告。1891年11月，当有人请求威廉在慕尼黑市的官方访客簿上添上一笔时，威廉题写道“君之所望即为王法”。奥伊伦堡在给威廉的信中说：

我无权过问陛下为何写下这些字句，但我如果不在这封信笺上写下此事在南德产生的负面影响，那么我就犯了怯懦的不公之罪，因为陛下就将我派驻南德，时刻关注那里（奥伊伦堡当时是普鲁士驻慕尼黑大使）。首先，这一内容造成了人们极度的不满……因为人们察觉到了（皇帝）将个人王权意志凌驾于巴伐利亚人的意愿之上（的迹象）。陛下的言论无一例外地冒犯了各方人士，这样的言论似乎完全被人以极为令人羞耻的方式用来对付您——我的陛下。

威廉非常难以忍受媒体的直接批评，这使得他的臣下寄希望于通过向他大量提供负面反馈来促使他采用较为缓和的语气。1892年3月末，在威廉于勃兰登堡饮食宴会上发表了那一通不合时宜的演说大约一个月后，赫尔多夫–贝德拉伯爵报告说威廉在读了新闻剪报后夜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看上去神色沮丧憔悴。“我本打算郑重地恳请他谨慎对待毫无意义的演讲之类的事务。——但我觉得他很可怜，我敢肯定他一定已经无比自责了，……我实在不想说什么重话了。”但这种事的影响效果是很短暂的。一旦平复了最初的冲击，君王会渐渐自我膨胀，恢复夸夸其谈的作风。以他一贯混乱不堪的方式，威廉将所有企图减少他公开发言的行为视作对其言论自由的剥夺，而这是他最卑微的臣民也享有的权利。

至少直到1908年，君王似乎都无意或者无力约束自己，政府和法院官员也在试图控制君王的言论以各种形式向公众更广泛地传播。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威廉在1890年11月的新兵宣誓仪式上发表的演讲，其内容在经过严格编辑修改后才被报道传播出来。我们现今看到的很多威廉演讲的印刷版本在发布前的确都是经过修正的。由政府官员当场做出的演讲速记记录在被批准公开出版前会经由政府内阁审查。在预计威廉会发言的情况下，威廉的幕僚随从会指示在场记者为照顾公众接受度而淡化某些内容，或者甚至提供一份删减了更多令人难堪的段落的官方版本。

对于官员们而言，幸运的是，许多记者和编辑都乐于为君王的失言造成的危害止损。编辑们常常将自己的记者对君王演讲的速记记录递交给内阁行政长官，因而长官得以在此基础上做出一些必要的改动；有时，新闻编辑还会自己主动修改其内容。例如在1907年9月，威廉在泰克伦堡的一场歌颂德意志帝国美德和力量的庆典活动中发表了一场演说，以“德意志雄鹰将再度在欧洲上空展翅翱翔”做结。在演讲过后举行的会议上，出席的记者一致同意将“在欧洲上空”几个字从德意志媒体公开发表的文本内容中删除。政府内阁后来发布的版本则使用了“在（德意志）帝国上空”这样的字眼。

当然，按照这种路线实行的媒体政策，本身就漏洞百出，因为这是基于假设记者会恪守与宫廷官员之间的“君子协定”的前提之上的。而事实上，他们常常会违背这样的约定，敏感材料首先被递送给海外的德语报纸，如维也纳的《异闻报》，随后德意志媒体再进行转载。无论如何，威廉如此频繁出游，又在这么多的不同地点场合发表演说，想控制其内容不散播出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有一段插曲尤其戏剧化地展现了其间的困难。1900年7月27日，时值德意志远征军即将在不来梅港口登船前往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威廉发表了讲话，这次讲话自此成了臭名昭著的“匈奴演说”（Hunnenrede）。在发表演讲的那天清晨，威廉已经在港口检查过了三艘军用战舰。下午1点时，三艘战舰上的船员齐聚“哈雷”号的甲板，聆听君王的圣言。君王敦促他们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军纪和勇气的榜样，同时告诫了他们在中国将面临的危险；演讲内容还包括了以下段落：

当你们面对敌人时，狠狠打倒他；不要心慈手软，留下活口。像一千年前的匈奴人……那样名留青史，他们的盛名今日也依旧响亮，所以让德意志帝国之名在中国也如此威风吧，这样一来，中国人再也不敢轻视任何一名德意志人。

威廉的演讲还在进行之时，比洛（当时仍是外事国务秘书）就似乎与首相霍恩洛厄达成一致，要求在场记者在没有得到政府正式公布的官方文本前不得发布关于此演讲的报道。记者们默许了这一安排，当晚公布的官方说法包括了一些语录片段，但只字未提“匈奴”和“不要心慈手软”。然而，管控在场聆听者的记忆是不可能的。除了士兵，当时在海港区聚集了2000~3000名的观众，他们携带着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短句离开。“不讲慈悲、不留情面”这样的字句好像被记在了军用列车上，传遍了整个德意志帝国。当比洛察觉到民间流传的关于威廉言论（真实的）谣言时，试图通过公布第二个包含“不留情面”这种短语的“官方版本”，以此重获主动权，但他仍然对“匈奴”只字未提。然而，与此同时，不来梅地区内的大量报纸上刊载了第三个版本的演讲内容。这来源于演说发表时在场的一名记者所撰写的报道，他要么是不知道，要么是不愿意遵守比洛的指示。这一版本逐字逐句地展现了威廉演讲的原貌，包含了与“仁慈”和“匈奴”相关的段落。

文本间的互相矛盾和逻辑不一致表明威廉可能已经（像他一贯所做的那样）放弃了事先准备好的稳妥的演讲稿，开始就近几周来他密切关注的事件即兴发挥，即欧洲公使馆在中国受到义和团的攻击（这引发了欧洲媒体报道此类事件的浪潮），因此他们有必要杀鸡儆猴。然而，他关于“仁慈”和“俘虏”的言论也反映了一个被更广泛关注的问题——如何处理现代“文明”军队与那些狂热团体的关系，很多当时的人都曾在发生于现今被称为“第三世界”国家的起义运动中见识过这些起义军。1899年围绕海牙公约的制定和批准所展开的争论展现并激发了当时的人对区别军队“文明”行为及“野蛮”行径的高度意识。威廉总是对英帝国的殖民扩张颇为关切，也许他也意识到了1898年英国军队遵照基奇纳的命令在苏丹恩图曼实施的暴行？——当时受伤的马赫迪囚犯惨遭集体屠杀，理由是即使是受伤的俘虏，他们仍然对英国军队构成了致命的危险。在7月中旬的欧洲报纸上，那些掌控着话语权的作家利用西方读者所谓的中国人很野蛮的偏见，对中国义和团“可怕暴行”的规模及程度进行了猜测，由此触发的“谣言恐慌”使人们以更为直接的方式聚焦于所有这些问题。

在比洛于魏玛共和国早期写就的回忆录里，他将不来梅演讲描述成“那时最糟糕的演讲，也许还是威廉二世（迄今为止）做过的演讲中最丢脸的一次”。比洛之所以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英国战时政治宣传拿不来梅演讲关于“匈奴”的主题大做文章，并成功地将这一套应用在德意志军队身上。然而，正如贝恩德·索瑟曼所言，那时各方对于演讲的评价褒贬不一。首相霍恩洛厄在一篇日志中赞扬其为“热情激昂的演讲”，认为皇帝在士兵和其他所有志愿者踏上漫长而危险的旅程之际，激励了他们。法国外交部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塞告诉德意志驻巴黎大使，那场演讲“给法国上下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德意志媒体的评价则各不相同，中央党、社会民主党和左派自由主义组织倾向于谴责其鼓励抛弃慈悲的反人道主义思想，而保守派人士和部分国家自由主义报纸则为君王的话语辩解，认为这是为德意志士兵即将在一个不遵循现代战争法则的国度面临的艰难困苦所做的正当准备。

德意志国会内部也正为远征中国的是非曲直吵得不可开交（尤其是当关于欧洲军队在中国乡村犯下暴行的报道逐渐见于德意志报端之时），威廉的演说本身成了政治辩论的对象。这打破了议会将君主本人排除在政治讨论之外的惯例，因而标志着一个重要起点。正是受人敬仰的德国国会议长弗朗茨·克萨维尔·格拉夫·冯·巴勒施特雷姆（Franz Xaver Graf von Ballestrem）伯爵亲自批准变更了这一政策。1900年1月27日，正值威廉41岁生辰，巴勒施特雷姆发表了一场演说，在国会全体人员面前宣称这全然是君王的意思，要求在座诸位必须“重视、思考”演说内容，“并由所有占据席位的那些人讨论，尤其是德意志帝国人民代表”。国会代表们毫不迟疑地对国会与皇权之间拓展出的新关系加以利用。11月19日，社会民主党人奥古斯塔·倍倍尔当众宣读了政府公布的官方版演讲内容，强调能为议会提供消遣的“匈奴”相关段落由于“某些原因被遗漏了”，还敏锐地批判了演讲中带有帝国主义和基督教必胜主义的情感色彩（威廉特意暗示过反义和团远征可能打开向中国传教的大门）。左翼自由主义领袖欧根·里希特在翌日的演讲中，强调了君王演讲的宪政意义。里希特指出，“在位君王”比他任何一位前任都更广泛地运用了“纲领性公开声明”，并批评首相未能合理控制皇帝的公开露面。对于未来，里希特这样建议，“君王（应该）起用可靠的大臣确认这类程序性发言的内容和形式。”

作为新任首相，比洛回应说，宪法要求他履行的职责仅是为君王下达的法令和圣旨负责，而不为其公开演讲担责；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同意未来会在道义上肩负起对君王演讲的“全部责任”。他还坚称君王“作为一名军人而非外交官”在不来梅为即将启程的军队所做的演说是相当恰到好处的。在比洛讲话两天后，奥伊伦堡在一封便笺上向威廉开火，恳求他：“压抑（自己），不要再广播任何圣言了——不管是民事还是军事性质的，只要这些话语可能以任何形式产生刺激或惹恼他人的效果……”

[1]各各他山（Golgatha），据《圣经》记载，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就曾被钉在十字架上，而这个十字架就在各各他山上。——编者注

《每日电讯报》危机

尽管里希特和倍倍尔使出浑身解数煽风点火，议会对威廉失言而产生的愤怒还是很快就平息了。这一部分要归功于比洛为君王做出了足智多谋的辩护——如果不是因为话说得多少有点儿模棱两可的话；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这些批评未能让议会相信君主的个人干预随时会损害德意志帝国的国际地位。威廉失言造成的外交事故已经超出了德意志政客的控制，这一可能性才是最值得担忧的。1908年这一问题尤为凸显：在一家英国报纸的访谈中，威廉的言论激怒了公众，比洛政府就此陷入了战前最严重的危机时期。后来被称作“《每日电讯报》危机”的这起事件主要源自威廉的一位私人朋友——爱德华·詹姆斯·蒙塔古·斯图尔特–沃特利（Edward James Montagu Stuart-Wortley）上校——对其做的一次访谈。1907年11月，威廉作为斯图尔特–沃特利的私人宾客逗留在海克里夫城堡。在他与这位英国主人的谈话中，威廉声称他个人在布尔战争期间为英国提供了决定性的战略建议，阻止德意志帝国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结盟，利用布尔危机对付大英帝国。他将那些质疑德意志帝国和平愿景以及德意志帝国与英国和平相处的诚意的英国人说成是“疯子”。没错儿，他承认当时德意志帝国民众对英格兰没有“好感”，但威廉是一名不断努力改善两国关系的真正友人。斯图尔特–沃特利就这些言论及其他内容做了笔记，并写成了一篇文章，发表在1908年10月的《每日电讯报》上；他似乎相信，发布的访谈内容会使英国公众相信威廉的善意，当时英德关系正因巴尔干危机而急剧恶化。

当德意志报纸发表该次访谈内容之后，“一种先是困惑，后又愤怒绝望的情绪占据了所有人的心头”。国会内部也充斥着愤怒和沮丧的氛围。国家自由主义人士恩斯特·巴塞曼在议会全体人员面前表达了其“无比震惊及深深悲切”的心情；社会民主党的保罗·辛格也述说了“德意志帝国人民感到被深深羞辱并表达了正当的愤怒”。有“普鲁士无冕之王”之称的保守派领袖恩斯特·冯·海德布兰德·翁德·德拉萨认为：“即使是迄今为止对威廉皇帝绝对忠心耿耿的心腹重臣圈子里也有多年来积攒的担忧和怨念。”

大多辩论参与者的当务之急是减少威廉对德意志帝国与英国及其他列强之间关系的评述所造成的危害，但讨论的重点很快就扩展到接纳君王（最终是国会）在德意志帝国宪法制度下的身份。例如，巴塞曼攻击皇帝的“个人政权的干预”破坏了首相一直贯彻的“客观、灵活又坚定的政策”。中央党的赫特林男爵注意到各党派都已经准备好了直接责难威廉，这是“德意志帝国国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反犹太主义改革党的奥斯瓦尔德·齐默尔曼强烈谴责了政府对威廉一贯的献媚作风，质疑道：“他怎么会以这种方式和英国绅士聊天？”社会民主党的海涅要求议会“同时从心理角度考虑这个问题”，还警告人们威廉将一直这样无法遏制其到处夸耀的势头。当海涅列举威廉刚刚在博登湖的讲话来支持这一观点时，所有人都笑了：威廉在那次讲话中将齐柏林伯爵尊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德意志人”，而那时20世纪才过了8年。“先生们，伯爵大人纵然是勇敢且相当谦逊的，但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儿太夸张了？”简而言之，这场争论反映了各党派对威廉作为君王的行为几乎全面一致的公开谴责。“史无前例，”一名亲历者这么记述道，“从未有人敢在国会上公开说这样的话。”

然而，也许这场辩论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首相辩护时不甚热忱的语气。比洛的第一步行动是发布一份报告，宣称他事先没有看到这次访谈的文本内容，不然他一定会亲自建议不要发表该访谈。11月10日，比洛在国会所做的演讲简直是自相矛盾的经典案例，他表面上代表了君主的立场，同时又含蓄地博得了众议院的同情和支持。比洛告诉代表们，皇帝为英国提供了布尔战争的战役计划，这一说法并不准确（虽然他也没说清这到底是威廉还是仅仅只是访问一方的说法），他仅仅对他们说了些“纯学术的（社会民主党对此大加嘲笑）思考——相信这些都可以被明确定义为关于战争艺术的格言”；比洛表示威廉与其英国亲属的沟通交流有时会过于轻率，但在诸国外交史上这样的失言难道不是经常发生的吗？至于威廉就自己对待英国的态度所做出的言论，比洛声称他太了解威廉了，皇帝只是为了改善英德关系而太过“鞠躬尽瘁”，因此对于沙文主义报刊的消极态度极为恼怒。最后，比洛向国会保证：“（我）已经相当确信，过去几日的骚动会从此以后令陛下即使在私人对话时也遵照事先的准备，这无论是对于统一的政策还是国王权威都是必不可少的。若非如此，我和我的任何一名继任者都无法担负起这样的责任。”

很显然，比洛在对威廉形象的维护上没有做到位——正如荷兰驻柏林大使所言，这只是“无谓的恳求”。正如凯瑟琳·莱尔曼所指出的，比洛没有采用11月写的那份演讲稿来更坚定地为威廉的行为辩护。一如既往，他的主要目标是周旋在帝国国会、普鲁士政府和皇帝三者之间，以巩固其自身的政治地位。不出意料，一些旁观者声称在首相于11月19日再次在国会公开露面时捕捉到了他的一丝志得意满的意味：

国会首相的整个形象、言语、态度都为焕然一新的形势做了注脚。没有以殉道者般背负他人罪孽的悲剧姿态出场……比洛大人现在反而展现了其作为一名对局势控制得当的政治家务实及自信的一面……

至少在威廉看来，这一切都充满了残酷的嘲讽——因为，从此在所有的场合他都必须竭力遵守宪法的每个规定。1908年11月13日，威廉在与内阁长官瓦伦蒂尼对话时，解释说他一回柏林就立马向比洛口述了他在海克里夫城堡谈论过的大致内容，并回忆说“首相对自己如此大力支持他的政策而感激涕零”。当他收到访谈的手稿时，他立刻递送给了比洛，并特地嘱咐首相亲自阅读并核查其中是否存在不得发表的内容。“我认为此事事关重大，”威廉告诉瓦伦蒂尼，“不能委托给外交部的一些下属处理。”几周之后，“经过一些修正并附上首相的一张便笺，上书首相不反对（该内容发表）后”，手稿被送了回来。换而言之，威廉已经尽己所能“从宪法的角度来掩护自己”。

比洛到底是否真的事先审阅了访谈内容，已经无从考证。但显然，他不太可能会由于疏忽而无视威廉的明确要求，不去查看这样的文件内容——尤其是该手稿是同比洛的表亲马丁·冯·吕克尔–耶尼施的一封四五页厚的信件一起送到的，他当时正随侍威廉左右，且极力反对发表该内容。瓦伦蒂尼努力想要弄清楚文件从英国送出到发表之间出了什么状况，他认为比洛在诺德奈岛休假时收到了手稿，并将之附上一份建议转发给了外交部。比洛对手稿微调后，将之与一封信一起送回给了耶尼施，信上说明他“饶有兴味地”审视了手稿，并希望耶尼施转达他对“陛下近来对（比洛）政策怀有信心”的谢意。当然，有可能是比洛对下属过于信任，以至于他准备采纳下属的判断；凯瑟琳·莱尔曼令人信服地指出这完全符合比洛履行其公共职责时漫不经心的一贯作风。

但质疑的根源仍然存在：10月6日，比洛向费利克斯·米勒（一位在诺德奈岛当值的德意志外交官）口授了文本需要改动的地方，而这些改动是由职位相对低的外事官员克里迈特提出的，他被委以审核稿件以供发表的任务。他肯定在那时甚至更早一些的时候，就对文本有了足够的了解，足以产生疑虑。比洛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份君王讲稿的潜在重要性；仅仅在他收到《每日电讯报》访问的文本前的那几周，他就已经从诺德奈岛写信给瓦伦蒂尼，强调务必让威廉同意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旅行期间做演讲时，严格按照事先准备好且完整审查过的稿件大声朗读。简而言之，认定比洛没有审阅访谈内容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自己的坚决否认。然而，鉴于比洛对影响自我声誉的事情文过饰非的深厚功力，这一切都难有定论。因此，我们仍然有理由怀疑（威廉肯定也是如此），比洛是否在该访谈发表之前对其进行过审核。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威廉肯定感到了深深的委屈，不仅仅是为首相对危机逃避性的反应，更为他后来在政治圈子里竭力散播威廉应该为所发生的一切负主要责任这一观点。往轻里说，这种行为相当于擅离职守；往重里说，这种行为则是企图破坏君主的公众权威的可怕阴谋。难怪《每日电讯报》危机如此厉害地破坏了威廉和首相之间仅剩的信任感。

危机还对威廉在民众当中的受欢迎程度造成了沉重打击。随后，新闻危机还在德意志帝国引发了的访谈刊登热潮中，创造了激烈论调和激进主义的新纪录；“各方报纸从未如此激烈地反对某一皇权人物”。不出所料，威廉为这一波负面新闻评论浪潮而心烦意乱。在1909年5月写给沙皇尼古拉的信中，威廉抱怨说他觉得自己因为（1908年10月）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后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而饱受指责：“尤其是很多报纸用极为卑劣的方式抹黑我。”也许他是对的。无须为威廉的失言开脱，就能看出对于政客、公众及历史学家之类的人来说，他们貌似很容易将复杂的问题和集体的错误归咎于“站在至高处之人”。显然，沃特利对威廉的采访是愚蠢和欠缺考虑的；但认为这可能会严重破坏德意志帝国与其他列强之间关系的看法是很荒谬的。自俾斯麦离职之后，尤其是自1905年摩洛哥危机开始，德意志帝国渐渐陷入被国际社会孤立之境地，熟悉政治的公众深感焦虑，为此人们在对《每日电讯报》采访的愤怒浪潮里找到了一个宣泄口。可是，正如我们在第5章中看到的，德意志帝国国际地位这一划时代的转变实在不能怪威廉。

一些更加不切实际的（例如：左派自由主义）国会议员在11月10日至11日进行的《每日电讯报》辩论期间，表达了这次危机可以使得某些对君主难以实现的宪法约束成为可能的希望，然而这种希望并不能实现。除少数特例外，国会党派都在集中火力攻击威廉本人思虑不周这一点，却略过了更根本的宪法问题；召集驻柏林的联邦首领提出正式抗议的计划也被搁置了。比洛不愿与威廉老抓着这点不放——原因不言而喻！正如所有的危机一般，这场危机也在没有永久性改变德意志帝国的政治格局的情况下渐渐平息。

人们常常这样描述《每日电讯报》事件对威廉思想状态的影响：50岁的君王连续两周都因“精神上的紧张抑郁”而动弹不得，依瓦伦蒂尼的记述，随着“旧贵族的活力”枯竭，威廉因此萌生了“厌倦之心”，想要退位。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对于公开讲话能避则避，一直保持着低调的公众形象。由于如今高度敏感的新闻媒体集体激愤的狂风暴雨，这样的沉默最终不可避免地被打破了。1910年夏，威廉在柯尼斯堡的一场晚宴上致辞时，提醒在场嘉宾他的普鲁士王冠只是神的恩典，而不是“议会、群众集会或公众的审议活动”授予的，君王是“天授的天子”。主流报纸的头条文章很遗憾地指出君王打破了自1908年“黑色11月”起所坚持的“自我约束”作风，长篇累牍地分析致辞内容，其中很多都指责了致辞中的侥幸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措辞。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都没有严重的丑闻出现，这表明君主的嘴巴已经被成功地“堵住了”。在一封写给贝特曼的电报中，威廉悲伤地述说道，由于比洛的诡计，现在媒体拥有了仲裁的特权，“可以对所有的人，尤其是那些高层人士盖棺定论”。

“威廉二世的一生实际上是一个不断稳固自身皇权的过程，”1913年左派自由主义杂志《三月》发表评论说，“现今，我们之中有谁知道德意志帝国实际上，即在宪法意义上，是一个共和国，君王不过是任职中央的官员罢了？”尽管这种说法有点儿夸张，但这种语带挑衅的言论触及了威廉二世统治的核心问题之一。德意志帝国宪法没有稳固皇权的合法性。正如我们在第2章看到的，1871年宪法几乎没有提及威廉的身份和权力范围，他行使权力的名头只是不起眼的“联邦议会主持者”。皇权在政治传统中并未占据一席之地。在一次著名的国会演讲中，民族自由主义人士弗里德里希·瑙曼表示，在没有革命背景的情况下，德意志国会必须在没有“民间传说”光环加持的前提下凑合着进行。但是，君主之位也面对一样的情况。中世纪鼎盛时期的帝国作风和近代哈布斯堡王朝传统在根本上就已经相去甚远，无以成为新局势下的1871年可借鉴的先例。难以建立与德意志帝国皇位匹配的行为传统也反映了现今与先前政治和宪法的断裂的现实。最不可思议的是，根本不存在王冠加冕仪式，尽管前代王室有对晚宴和宫廷宴请座次的规定，如今却连皇家公开仪式的规定都没有。在威廉一世统治时期，他甚至还在对自己的新头衔抱有怀疑的情况下，继续作为普鲁士君王立身处世，他也几乎没有改善这一状况。是俾斯麦而非威廉一世，塑造了帝国最重要的完整统一的公众形象。

但威廉二世继位后决心填补他所处位置的帝国维度。他不断地在德意志帝国各邦之间旅行；他赞颂他的祖父是为德意志人民开拓新家园的“圣战士”，还为此订立了新的公共假日，推动举办纪念活动，可以说是在“国家”历史进程中为赤裸裸的王位宪制和文化披上了斗篷。面向德意志公众，他将自己投射为“帝国理念的化身”。在威廉不懈努力试图将君王打造成德意志民众心目中具有政治和象征意义的现实的过程中，演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是“文过饰非、动员调集”的工具，确保威廉在德意志帝国公众生活中具有独特的显著性。对于威廉本人而言，所有的演讲都是对政治束缚和权力限制的补偿，他在演讲中常常能够发现自我。的确，正如瓦尔特·拉特瑙（研究威廉的学者中最具见地的一个）在1919年所指出的，演讲是威廉利用皇权唯一且最有效的工具。

威廉到底以此取得了何种成果则是另一个问题了。从另一方面看，正如我们所见，更离谱的失当言论引发大量报纸刊登负面评论，尤其当它们触及德意志帝国与其他列强之间的关系时。作为皇权独立性最明显的标志（或最响亮的信号），它们成了政治批判“个人统治”的主要焦点。从长远看，它们逐渐侵蚀了君主在其位发表言论的政治合法性。尤其是在1908年之后，政府越来越多地以这些言论都未经规划，只是君王发表的个人意见为理由而同这些不受欢迎的演讲划清界限。政府这样的声明暗示了皇帝的政治观点不会造成广泛的政治影响。在威廉二世统治时期的前20年里，动摇了君主宝座的那些丑闻不只是如在夏日最炎热之时偶尔光临的风暴那般随意来去的存在。它们是循着一定的规律慢慢积聚起来的：俾斯麦将自己在1890年被迫离职成功栽赃成可疑的“支持者”的杰作，借此暗示在1908~1909年的奥伊伦堡丑闻事件中此人得到了恶报。德意志帝国在19世纪90年代对南非的被动政策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再度在《每日电讯报》危机时期开始持续发酵并日益恶化。曾担任王侯导师的军事历史学家汉斯·德尔布吕克以一个不祥的隐喻捕捉到了这一命运的转折：他暗示道，每一轮新的怒潮就如同威廉之前犯下的错误和失职编织成的花圈（Kranz），累积在公众的记忆里，交织在一起。正如1910年《法兰克福日报》的维也纳记者所见，比较威廉二世与奥匈帝国国王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ph）两者，可以看出威廉过度的公开发言起到了多么适得其反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沉默君王”一向把私人生活和公务职责区别对待，从不利用公共平台发表任何个人演说，且“任何人在奥地利企图如同德意志帝国的家家户户都讨论（国王）那样谈论他们国王的话，很快就会惹上大麻烦”。

从另一个角度看，众所周知，由于难以估计舆论的情况，我们应该慎重对待仅仅由报纸评论所支撑的论断——“报刊观点”和“公众观点”并不一样。《每日电讯报》事件期间，一名旅居柏林的外国观察者写道：“（君王也许失却了）皇权不受批判的光环，但由于他所拥有的个人魅力，往往在大部分臣民眼中还保有强势的支配地位。”威廉能如此进退自如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与其民众之间的关系从狭义角度看，并非全然是政治性的。威廉作为君王在执政的方式上还有其他特点，能够唤起相当一部分民众的兴趣和同情心。如我们所见，威廉比他之前的两任君王更加痴迷现代科学，在他身边围绕着工业和技术革新方面的著名专家，从而将自己与先锋研究联系在了一起。当然，这些时髦的兴趣也许具有补偿的性质——威廉在科学技术领域可以自由行事，不再受到他在行政机构所遭受的种种阻挠；而这也是他重新获得工商界中产阶级忠诚的一种手段，不过，这一阶级也是对他努力定下的政治基调最为怀疑的群体。但威廉一心想要达到的真实及其产生的积极的公众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大受欢迎的齐柏林伯爵是飞艇的设计师和推广者，威廉与他之间的密切联系可以从当时大规模发行的明信片上看出，两人的肖像被分别放置于“当时最具魅力的技术发明”的两边。柏林的一家报纸意识到了威廉与伯爵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于是进行评论：“深受民众喜爱的东西也应当为他们的王室代表所欣赏，一名君主若是通过行动证明其接受了这一公理，总是好事。”

威廉借用天意的行为或许成了严肃报纸的笑料，却迎合了很多普通德意志人更粗俗的口味，从而引起了他们的共鸣；还有许多中产阶级新教徒热情地支持他再度神化皇权的努力。他对那种“世纪末”文化浪潮中的最新发展趋向显然是知之甚少的。他不喜欢柏林分离派的作品：对于分离派的瓦尔特·莱斯蒂科充满忧郁格调的画作《格吕内瓦尔德森林湖》，威廉发了一通著名的牢骚——“他毁了我的整个格吕内瓦尔德森林湖地区。”但如果说威廉对前卫艺术直言不讳（且往往是无知）的批评对文化人士、知识分子来说大约是颠倒黑白、荒谬可笑的，它们对更多相信艺术可以逃避现实并给予启迪的文化消费者来说则是颇有意义的。再者，威廉仍然被默认是国家的一部分象征，因为德意志几乎没有其他真正意义上的象征。在巴伐利亚，“帝王崇拜”的一系列仪式（1913年的游行、揭幕式和大赦年庆典活动）吸引了大量中产阶级、农民和商人参与。即使在工业区社会民主主义的氛围之下，社会民主精英与一般的社会民主党支持者的批判性视角之间似乎也有一道鸿沟，后者将君王视为“宗法–天赐原则”的象征。警方线人在汉堡的工人区酒吧记录的一些谈话中，有对“我们的威廉”的诋毁之语，但也不乏许多支持他甚至充满感情的评论，许多人对威廉积极支持造船业的发展充满了感念之情。深究这种正面的反响，我们会发现一个未经仔细探究的方面——即皇后的公众形象，其真诚的态度和慈善筹款活动引发了很多支持性的评论，她本人也被广泛认为是“皇室家族最受敬爱的成员”。

我们不该低估约1900年蓬勃发展的电影行业为君主带来的娱乐价值。王室很快就意识到这一新兴技术的宣传潜力。自1890年以后，宫廷官员和威廉本人主动开始监管刻画君主本人的电影作品。王室管家奥伊伦堡伯爵（奥古斯塔·路德维希·奥伊伦堡，不要把他和其亲戚菲利普以及博托搞混了）派先锋摄影师奥斯卡·迈斯特到中东去拍摄威廉的巴勒斯坦之旅——影片在整个帝国上映，在公众宣传方面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从1905年起，威廉指派自己的私人摄影师特奥多尔·于尔根森（Theodor Jürgensen）拍摄船舰出航和自己主持的其他海军项目，还要（这是历代君王都从未尝试过的新的自我表现形式）记录威廉的日常生活场景，不论他是在皇家游艇“霍亨索伦”号上，还是在位于科孚岛的夏日行宫里，或者在自家的柏林城市宫里。于尔根森制作的系列影片由一家大型电影发行公司发行，在帝国上下数百个电影院里放映。这些影片向公众展示了威廉私下里同家人休闲度假时的形象。这在君主与大众娱乐之间建立了一条纽带，并延续至今。君主政体下的皇室家庭形象，仍然也是引发民众柔情的重要焦点。1913年，威廉的女儿维多利亚·路易丝公主与汉诺威的恩斯特·奥古斯特三世的婚礼轰动一时；这场婚礼被早期的彩色胶片记录下来，为整个帝国数以百万计的人见证，这也许是战争爆发前君王生活中最后一次让民众产生情感认同的事件了。即使是极为评判性的报纸也承认这些宏大场面对在场见证者和电影观众所具有的强大的心理影响力。德意志帝国社会中仍有数量可观的（如果不能精确量化的话）“帝国保皇党”。只有经过世界大战带来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动荡，这些群体才能彻底消失。

图9　1913年3月21日，乔治五世和威廉二世（右）正在一辆马车上，前往汉诺威的公爵恩斯特·奥古斯特三世与威廉之女、普鲁士公主维多利亚·路易丝的成婚典礼，以示祝贺。这一奢华的家族庆典齐聚了整个欧洲的王室成员，也是德意志帝国统治家族成功地联络国家间感情的最后场合之一。

第7章　从危机到战争（1909~1914）

当我们顺着时间线索逐渐靠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点，如何衡量威廉二世在事件中起到的作用，已经变成了一个更加棘手的难题。关于他的这一段统治时期的记述，已经和现代欧洲史学中最复杂、分歧最多的争辩焦点交叉在了一起。如果我们想要评价威廉二世在其中的作用，我们必须要触碰，或者至少是得了解这些争论的核心，比如说关于在巴尔干危机中德意志帝国所采取的外交政策所扮演的角色、1914年之前德意志帝国的战争准备的本质和意义、1914年德国是如何推动奥塞冲突进一步升级的，以及在战争迫在眉睫时为什么没能成功地阻止这起劫难。当时间推向8月，我们逐渐接近这场灾难的边缘时，战争已经显现出它的预兆了：回头来看，每一个透着战争气息的边注、每一次扩大军费开支的需求中都蕴含着不祥的意义。从我们现在的视角来看，那时一切都好像站在了黑洞的入口，那些决策、书面评论甚至只是一些随口之言，都在把所有人、所有事推进这个黑洞。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的一言一行对整个事态进展变化都至关重要。而这一点，正如我们看到的，对于威廉二世尤甚。

威廉二世、奥匈帝国以及巴尔干半岛

在战争爆发前的10年里发生的一系列扰动着整个欧洲外交局势的外交冲突中，有两个地区的摩擦格外激烈：那就是摩洛哥和巴尔干半岛地区。威廉二世对北非地区其实并不是特别热衷。相比之下，最终在1914年点燃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的巴尔干危机，其形势之所以变得如此严峻，这和在威廉二世眼中那高效、高尚的德意志帝国外交政策脱不了干系。沃尔夫冈·卡尼斯以及拉马尔·塞西尔都曾一致强调过，威廉二世曾向奥地利保证过，他会在巴尔干问题上给予他们全力支持。考虑到1914年德意志帝国最终和奥地利并肩开战这一灾难性的收场，卡尼斯认为威廉二世长期以来对他的奥地利盟友恪守承诺是德意志政策中的致命累赘，“威廉二世这项长期持续的政策使德意志暴露于生死攸关的危险之中”。然而，这个观点并没有得到史实的支持，也没有记录显示战前时期威廉二世曾被卷入巴尔干危机。由此可见，他对奥地利在该地区的政策的支持并不是毫无保留的，他是否愿意给予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认为奥地利的需求是否正当，以及他对其中所包含风险的预估。

1908年10月，奥匈帝国突然宣布要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引发了在巴尔干半岛问题上的第一次危机。然而，这个举动并没有把危机引向欧洲大陆；毕竟，这块领土已经受奥地利管辖30年了，至于正式把它们吸收进奥地利帝国的版图里这件事也得到了俄国的支持，这是之前奥地利外交大臣埃伦塔尔和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在一次秘密会晤中达成的协议的一部分。这场危机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埃伦塔尔在俄国做好媒体舆论准备之前就把这项注定会引发争议的吞并计划摆在了欧洲公众的面前。竟然把“塞尔维亚兄弟”割让给哈布斯堡王朝，这引发了俄国国内的一片愤慨之声，在压力之下，尴尬的伊兹沃尔斯基不得不否认和埃伦塔尔达成的这一协议。随后，奥匈和沙俄这两大联盟集团的关系就变得紧张起来。1909年3月，德国在“圣彼得堡通牒”中警告沙俄不许对奥地利施加威胁时，这场危机达到了顶峰。由于法国拒绝履行承诺，俄国只能选择让步，伊兹沃尔斯基也因此辞职了。这项通牒被普遍认为加剧了同盟国的孤立状况，因此也使得德意志帝国更加依靠它的奥地利盟友。

当威廉二世第一次得知奥匈帝国要吞并波黑的计划时，他最先考虑的是这可能会全面分割土耳其在巴尔干地区的领土。他谴责了奥地利的这个尝试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玩笑”，可能会让欧洲的外交面临前所未有的混乱。“埃伦塔尔可怕的愚蠢，”他在10月7日（那时德意志外交政策正陷入两难的境地）提到，“所以，我们既没有办法支持，也没办法保护我们的土耳其朋友。”实际上，有人怀疑如果奥地利在决定吞并波黑以前对威廉预先警告的话，他很有可能会反对这项行动。1909年5月时，威廉二世在斥责埃伦塔尔没有事先询问他的意见的时候，这位外交大臣直言不讳地回答道：“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是因为已经预先想到了威廉二世的决定，鉴于他和（土耳其的）苏丹之间的长期友谊，他一定会反对这个计划。”

然而，事实上威廉二世最终还是支持了奥地利的吞并计划，一部分原因是比洛已经给他准备好充足的理由了，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以那时欧洲的舆论情况以及俄国对此事的软弱表现来看，没有任何国家会支持俄国来对抗奥地利。毕竟，德意志外交部早就知道了埃伦塔尔和伊兹沃尔斯基之间达成了某种交易，所以他们根本没必要理会俄国表面上的抗议。总之，波黑危机在那时都算不上什么大新闻了，而当时威廉二世正被卷入《每日电讯报》事件（详见第6章）。这位皇帝最终采取的中立态度从政治因素上来看，说明德意志帝国与俄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的主动权依然被比洛和外交部牢牢地掌握在手里，而他们的目的和三年前摩洛哥危机时一样，是想通过孤立同盟国成员并对其施压来撬开整个联盟系统。

换句话说，这次1908年的波黑危机并不能证明威廉二世对奥地利的巴尔干政策问题那孤注一掷的承诺会使德意志帝国暴露于“生死攸关的危险”中。在随后的一场巴尔干危机（1912年）中，也是这样。1912年10月8日，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黑山王国和希腊这4个国家在俄国的支持下向土耳其宣战，这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随着土耳其节节败退，这4个国家向土耳其要求更多的领土。这些要求中最敏感的就是塞尔维亚提出的那些，除了它已经占领的那些领土以外，它还想要原本属于土耳其的阿尔巴尼亚，进而得到亚得里亚海岸。这项要求得到了俄国的支持，但是遭到了奥匈帝国的强烈反对，这便形成了一个危险的死结。如果塞尔维亚坚持自己的要求，那么可能会导致奥地利采取军事干涉，俄国也可能会借此干涉这一问题，从而促使德意志帝国履行联盟义务来帮助奥地利。

维利巴尔德·古切在他所著的威廉二世的政治传记中强调，从威廉二世对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反应来看，处于“垄断集团以及军界日益增强的压力”之下，在1912年的夏秋期间他已经转变了他的外交政策手段，而他也知道这种新外交方针可能会挑起一场世界大战。古切引用了两处记载来支持他的观点。第一处是在威廉二世的边注中，他提到东方问题时写道：“这个问题最终一定是通过血与铁来解决的！但是，一定要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那就是现在！”第二处是威廉二世在批注中就俄国是否会迫使弗朗茨·约瑟夫开战的问题写道：“然后出于联盟的责任，我会把这当作采取行动的理由，无论结果可能会怎样。”

然而，尽管威廉二世确实多次在各种情况里表示，他认为巴尔干问题只能通过“血与铁”（他曾多次直接搬用的俾斯麦的话）来解决，但是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认为德意志也会被卷入这场“血与铁”的斗争。在1912年10月2日，威廉二世的一名随从官员在给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报告中写道，威廉二世认为巴尔干地区出现冲突，这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同样他也认为：“我们应当克制，避免对巴尔干地区国家施加任何影响，让事态顺其自然地发展。”两天以后，威廉二世在备忘录中修正了他的看法，在这个备忘录中还包含了他的4个观点。威廉二世提到（第一点）所有为了“维持和平”而进行的干涉只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因为这只能更加激起巴尔干国家人民对大国的仇视，从而动摇现有的统治权威。他还补充（第二点）如果出于德意志帝国利益而需要干涉的话，则必须是在俄国和法国在军事上还没准备好能够以此为借口和德意志发生冲突的时候，而且（第三点）巴尔干国家尝试与土耳其那垂死的欧洲领土主权相对抗，这既正常又正当。他同样还建议（第四点）大国必须放弃对冲突进行干涉，而是要形成一个“圈”，把任何争斗都限制在这个圈子里。威廉二世在结束语中写道：“让这些人自己去干吧。不管他们是受到打击还是获得了什么好处，到时候都必须坐下来好好谈谈。这个问题最终一定是通过‘血与铁’来解决的！但是，一定要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那就是现在！”

很少有文章能够比这更好地证明，了解整个上下文对理解威廉二世的政治言论的重要性。尽管他对巴尔干地区冲突的正当性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倾向，这可能会让我们有一点儿反感，但是和古切所认为的不同，并没有迹象显示他提倡德意志帝国干涉巴尔干问题。恰恰相反：在11月4日，威廉二世明确禁止外交部参与任何可能会“阻碍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以及希腊人对胜利的正当追求”的行为。巴尔干地区的战役，他认为是“世界历史演变”的一部分，它可以让自中世纪以来就进驻到欧洲的伊斯兰势力重新退出欧洲。此外，他认为让这些巴尔干联盟的国家团结起来，尽管牺牲了土耳其的利益，但是从长期来看，这可能会促使它们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巴尔干联合国家，像是“巴尔干合众国”。他在后面的批注中还写道，形成这样一个具有实权的实体不仅仅可以缓和奥地利与俄国在该地区的矛盾冲突，还可以为德意志帝国的出口贸易提供一个很好的地区性市场。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奥地利强烈抗议塞尔维亚通过获得阿尔巴尼亚的部分或者全部领土从而得到亚得里亚海港口时，威廉二世一开始表现得漠不关心。“让塞尔维亚得到亚得里亚海的港口，我看不出这对奥地利的特权或者威望有什么损害，”他11月7日写信给基德伦时写道，“我觉得，这时候反对塞尔维亚的愿望是不明智的。”他也不认为德意志帝国对盟友的承诺会要求他对塞尔维亚采取什么行动：

三国同盟的精神并没有要求我们履行一项影响会如此深远广泛的义务，它……只是让我们保证现有领土的完整性。……的确，战争给巴尔干地区带来的局势变化可能会给维也纳带来一定的麻烦，但是没有什么值得我们一定要诉诸武力，这样我既对不起我的良心，也对不起我的人民。这和1908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那时问题是发生在一直属于奥地利的领土上。

两天之后（11月9日），威廉二世重申他“绝对不会因为阿尔巴尼亚和都拉斯港的问题而向巴黎和莫斯科进军”。他还命令德意志外交部向奥地利建议，把阿尔巴尼亚建成一个准独立的公国，并且让一位塞尔维亚的王子来统治它。随后，在11月11日，他还在备忘里写道，仅仅因为“奥地利不想让塞尔维亚进入阿尔巴尼亚或者都拉斯地区”，而去承受被卷入“与三个大国之间关乎生死存亡的斗争，而且德意志帝国还可能会因此灭亡”这样的风险，实在太荒谬了。他还补充道，三国同盟不应该“在涉及本国以外领土的纷争里”给予奥地利“无条件的帮助”。如果随后俄国对奥地利起兵的话，那么德意志帝国有义务帮助奥地利，但是前提是奥地利没有主动挑衅俄国。这种挑衅很容易在处理塞尔维亚问题时发生，威廉二世提到，“无论如何维也纳都必须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如果奥地利在塞尔维亚的问题上显示出一定程度的让步，然而俄国还是继续挑衅的话，整个欧洲都会怀疑俄国只是把塞尔维亚问题当作反对哈布斯堡王朝政策的借口。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德意志帝国动员力量支持奥地利才是稳妥的。

所以，把10月初的事件解读为“威廉二世的野心大到要统治火星”以及“他现在已经掌握了把自己直接引向战争活动的主动权”，都是存在误解的。但是当然，威廉二世仍然觉得在俄国攻击奥匈帝国的问题上，德意志是有义务去持维也纳的。在11月末的时候，这种情况看上去已经越来越有可能发生了。11月21日，在来自德意志帝国驻维也纳大使奇尔施基的电报中，他强调了目前形势的严峻性：奥地利的战争大臣奥芬贝格将军告诉他说，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制很快就会“解体”，除非维也纳现在“在塞尔维亚问题上放手一搏”。威廉二世还补充道：“这可能会带来一场欧洲范围内的大战，对于我们而言，这更是一场生死攸关的争斗；这取决于我们能否尽快搞清楚伦敦方面以及巴黎方面的立场。”

战争的调子自此已经响起。等到11月月末，威廉二世已经越来越确信奥地利对坚决处理塞尔维亚问题的需求是正当的。但是，他是否同意德方出面干涉，还取决于以下两种情况：首先，奥地利是被挑衅的一方，再就是没有其他非当事国家的介入。因此，这完全取决于西方大国对此事的态度，尤其是英国。在11月21日写给基德伦–韦希特尔的便笺中，威廉二世满意地发现“整个欧洲（尤其是英国）的新闻界都认为奥地利是被挑衅的一方”，他还补充道，如果俄国的“部署”让“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不得不发动战争”，那么他愿意对奥地利提供帮助。但是，这个承诺依然是有条件的；有明确的历史证据表明，在他11月9日的指示中，他仍然不打算“因为阿尔巴尼亚和都拉斯港的问题而向巴黎和莫斯科进军”。因此，德意志帝国的大使们需要搞清楚法国是否在此次冲突中“站在俄国那一边”，以及“英国会站在哪一边”。在11月22日与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以及其他奥地利高级官员的秘密会晤中，威廉二世重，申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已经做好了与俄国开战的准备，尽管他还是坚持以俄国的军事现状应该不太可能让孤立的圣彼得堡冒着陷入这样一场冲突的风险。

因此，威廉二世的立场与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毛奇的立场存在冲突。这个时候毛奇还在那里夸夸其谈，关于他的“双线进攻行动”，这个行动的首要任务就是击败法国。相比毛奇，看上去更想要掀起一场欧洲大战的是威廉二世，他预见到将要发生一场局部战争，而且必须阻止它进一步升级。如果根据威廉二世在11月末对奥地利的保证就说他“乐于”冒战争的风险，这种说法恐怕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果只是为了维护塞尔维亚那些普遍被认为是离谱、过火以及站不住脚的要求，英法两国就会在1912年冬天发动战争，这显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几乎不可能为了支持塞尔维亚而冒险进攻奥匈帝国，更不用说它对塞尔维亚的支持实际上是非常模棱两可的。换句话说，威廉二世并不太可能有机会兑现他的保证……实际上，当有一天他被要求兑现它们的时候，他出于安全考虑而拒绝的可能性还更高一些。

结果是，威廉二世对于此次危机的回应无论如何还是误导了某些人。试探巴黎方面以及伦敦方面的立场的命令被无视，而贝特曼和基德伦发出的官方信号（1912年11月25日的“冷回绝”声明）也让威廉对弗朗茨·斐迪南的承诺作废了，声明中说德意志帝国政府将支持大国联合共同解决巴尔干地区的危机。威廉二世接受了这项政策调整。12月初，塞尔维亚同意遵守在伦敦召开的大使会议上的裁决，而俄国也不再坚持把亚得里亚海附近划进塞尔维亚领土范围。1913年5月，这场由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所引发的冲突通过《伦敦和约》（暂时）得到了解决。

蓄谋已久的战争？

1912年12月2日，在阿尔巴尼亚引发的危机刚刚平息之时，首相贝特曼在国会上的演讲无意中再次掀起了波澜。他警告说如果俄国对奥地利发动了突然袭击，那么德意志帝国将站在奥地利这边，而且这将得到全体德意志人民的支持。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贝特曼会采取如此有对抗性的语气。无论他的动机如何，这场演讲都使得英德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在贝特曼发表演讲的第二天，英国政府也出乎意料地发出了一项警告。英国陆军大臣理查德·霍尔丹告知德驻英大使利赫诺夫斯基伯爵，如果德意志帝国在俄法两国对奥匈帝国的战争中支持奥地利的话，那么英国将出兵支持法国。直到几天后，威廉二世收到了利赫诺夫斯基发来的信息，才从中得知了这项警告，这让他既恐慌又愤怒。威廉立刻下令让那些高级陆军及海军军官，包括总参谋长毛奇以及三位海军大臣（提尔皮茨、黑林根以及米勒）在上午11点到皇宫里开会。至于这场会议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到目前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它仍是威廉统治时期里最莫衷一是的片段之一。

关于12月8日的这场会议并没有留下什么实质性的记录，只有一些简单的记述有幸被留存下来，其中就有参会者海军大臣格奥尔格·亚历山大·冯·米勒（Georg Alexander von Müller）的记录。根据他的这份记录，威廉二世在对利赫诺夫斯基传来的信息进行提炼以后，集中强调了以下4个关键点：如果战争在欧洲大陆上打响了，英国不可能保持中立；因此，在因塞尔维亚而起的战争中，俄国将不再是孤军作战；既然英国也会成为德意志帝国的敌人，那么必须让海军做好准备，以对抗英国海军（提尔皮茨必须加紧建造U型潜艇）；赞同了毛奇“战争是无法避免的，而且来得越早越好”的观点，“我们应当努力通过新闻舆论为对抗俄国的战争造势”。

我们要如何解释威廉二世这种强硬的态度呢？威廉二世一直假设英国会在德意志帝国被卷入与法俄的战争时保持中立。这非常重要，因为这会使德意志在面对有关塞尔维亚的外交问题时有更多回旋的空间。如果英国不支持法国，那么法国在关于塞尔维亚问题的战争里，就不太可能站在俄国那一边。反过来，俄国在塞尔维亚问题上和奥地利的分歧最终引发冲突的可能性也就大大降低了。这一点也反映在德意志帝国战争计划中预想的几种军事行动方案里：除了用来应对东西两个敌国同时进攻情况的“施里芬计划”以外，德军参谋部还设想了其他的可能性。如果法国没有参与俄国攻打奥地利的行动，德意志帝国将如何应付来自东线的俄国的攻打。就算法国介入了，也有可能把英国隔绝在冲突以外。抱着这一预期，威廉二世在1912年12月3日批准了一项海军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在于，在欧洲大陆上发生战争的时候，限制德意志舰队对抗法国的活动，以避免激怒英国。如果说威廉二世长期以来都对来自英国的那些不友好的信号有些过度敏感的话，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在他看来（不只是他这么觉得）英国是整个欧洲陆地权力系统的支点，其外交情势对各国权力的平衡有着独特且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考虑到这些前提，也就理解了威廉二世会如此震惊于理查德·霍尔丹对利赫诺夫斯基的警告。之前预计的只是和俄国交战，或者只用两线作战而把英国排除在外的可能性已经基本没有了。这一新的预警更加让人担忧，因为这和威廉二世刚刚从他的高级顾问那里得到的建议恰恰相反。这种可能性的突然缩小让威廉二世非常惊恐，他觉得英国的这个警告就相当于“委婉的宣战”。“与三个大国之间的生死斗争”，这个一直以来都缠绕着威廉二世的噩梦，如今已经触手可及。就如约翰·勒尔提到的那样，在12月8日的会议之后的几天里，他的言论中都透着一股苦涩沉痛的味道，英国所采取的这种在他看来是背信弃义的政策让他既费解又痛苦。他把霍尔丹的警告告知了奥地利的王位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大公，揭露了英国所谓的“均势外交政策”背后的“险恶用心”，这个政策实际上是为了“挑拨大国之间的关系，使它们相互对抗，以便英国坐收渔翁之利”。

这场“战争会议”的意义究竟如何，历史学家们的看法不尽相同。讽刺的是，这个会议的戏称还是来自贝特曼的，而他并没有被邀请到会议中来。约翰·勒尔，以及弗里茨·菲舍尔、伊曼纽尔·盖斯等史学家认为1912年12月的战争会议不仅仅揭示了威廉二世在国家决策制定过程中仍然处于核心位置，同时此次会议也是为设立一个综合考虑了战争状态下陆军、海军、德意志经济情况以及德意志公众意见的战争计划做好准备，以便应对即将发生的冲突。但是其他人，包括沃尔夫冈·J.莫姆森、迪特尔·格罗以及克劳斯·希尔德布兰德，认为这场会议仅仅是对一次国际危机的应激反应，他们并不同意从此以后德意志帝国的军事政治领导阶层已经进入了欧洲大战的倒计时的观点。然而，勒尔倾向于认为，贝特曼以及基德伦–韦希特尔的缺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证明，在德意志帝国政治制度顶层的决策者中，军方官员的地位要高于文职官员；而反对他的观点的人认为首相的缺席仅仅证明此次会议的级别不够高，强调了在本次会议中达成的“决策”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后果。埃尔温·赫尔茨勒甚至认为12月8日这场戏的主角不是威廉二世，而是贝特曼，因为他随后就“让威廉二世回到他自己应在的位置上”，并且让在这场会议中制定的决策“作废”了。

究竟谁是对的？目前，都有证据来支持这两个观点的一些方面。勒尔强调威廉二世在德意志帝国宪政体制中的中心位置，这一观点是正确的——除了他没有人能够召集12月8日的那场会议。他还正确地点明，那些与会的陆军及海军官员所提出的观点多少都带有一些极端主义色彩。这场会议还表明（尽管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预防性战争的概念在德意志武装部队高层的心里是多么根深蒂固。这同样也显示了德意志军事与文职领导阶层之间的政治鸿沟到底有多深。当贝特曼继续执行他安抚英国、孤立俄国的外交方针时，军方的战争计划已经在关注这场与英国之间“不可避免”的战争了——“东线动员计划”在1913年被抛弃了。

虽然如此，海军大臣米勒在对此次讨论进行总结时认为这次会议的结果“相当于零”，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1913年的军费支出增加和这次会议也没有什么关系；早在1912年11月，增加军费开支的提议就已经被官方通过了，无论如何扩军的提议都是早就应该通过的。同样也没有什么关于保卫国家的宣传活动，亦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表明政府已经开始努力为德意志帝国的战时经济做准备。至于贝特曼和基德伦的缺席，与其说是由于军方官员的地位要高于文职官员，倒不如说更有可能是因为威廉二世认为他们在笃定地认为英国会在冲突里保持中立这一看法上犯了严重的错误。

12月8日的战争会议依然只是一个小插曲：等到第二年1月初，柏林的危机氛围业已消散，威廉二世重新冷静了下来。贝特曼说服他放弃了原定的海军扩充计划。在四五月的时候，另一场巴尔干危机爆发了，起因是塞尔维亚占领了阿尔巴尼亚城市斯库台。很显然，威廉二世此时仍然反对任何可能会招致战争的干涉行动。文职官员的权力地位其实一直稳稳地高于军方官员，毛奇关于预防性战争的一再呼吁并没有被理睬。这种事态并未出乎鹰派上将法金汉的意料，在1913年1月的一封信里他写下，据他观察，政治领导层（包括威廉二世自己在内）仍然对持久的和平抱有自欺欺人的幻想，这使得毛奇不得不在说服威廉二世采用更加激烈的外交政策的“斗争”里“孤军作战”。在12月最初的震惊过后，威廉二世变得矛盾而且愈加悲观起来，但是依然寄希望于与英国的长期和解。1913年他评论说，他依然认为英德之间的战争是“不可想象的”。同样，他还相信德意志帝国的军事力量能够阻止俄国武装干涉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冲突。

好战的威廉二世？

到了1913年的秋天，塞尔维亚问题变得前所未有的激烈起来。1913年6月，战争又一次在巴尔干地区爆发了；此次冲突的结果就是在1913年8月10日签订的《布加勒斯特和约》，其中塞尔维亚分得了一部分新的领土，但是同时也确认了阿尔巴尼亚的独立。然而，局势仍然非常紧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塞尔维亚人并不满足于他们已经被给予的这些，他们决心要争取更多。阿尔巴尼亚发生叛乱的时候，塞尔维亚出兵阿尔巴尼亚镇压了叛乱，至此塞尔维亚对阿尔巴尼亚以及亚得里亚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了。10月18日，奥地利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塞尔维亚撤出阿尔巴尼亚。

威廉二世对这场新的巴尔干危机做何反应呢？他对这份最后通牒非常欢迎，还在边注中写道，现在正是“在那里”建立“秩序与和平”的好时机，还希望塞尔维亚最终没有满足奥地利提出的条件，从而让奥地利有理由去打击阿尔巴尼亚地区的塞尔维亚军队。在1913年10月26日与奥地利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交谈时，威廉许下了一个有点儿夸张的承诺，就是“任何来自维也纳的外交部愿望都是他的指令”。这种说法未免有些过头，而且也太过鲁莽了；考虑到随后的事态发展，克劳斯·希尔德布兰德认为，这个承诺简直就是“致命的目光短浅”。然而，如果非要把1914年7月到8月发生的大战与这一承诺相联系的话，那就是一种误解，因为威廉二世做出这个承诺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即德国对奥地利的行动计划（命令塞尔维亚退出阿尔巴尼亚）的支持是不会破坏德国以及欧洲大陆和平的：1913年秋，各大国一致同意塞尔维亚对阿尔巴尼亚领土的要求是非法的，而且十分支持奥匈帝国拒绝这些要求。就连俄国外交大臣萨宗诺夫都承认“在致使奥地利发出最后通牒的一系列事件中，塞尔维亚要比普遍认为的负更多的责任”，圣彼得堡方面立刻敦促塞尔维亚放弃这些要求。

虽然如此，显而易见的是，威廉二世那浮夸、激进以及鲁莽的言辞，很容易把他的形象塑造成一个固执的好战分子。维利巴尔德·古切认为“在1913年和1914年之交，威廉二世就仅仅是在等待一个开战的好机会”，从威廉二世的语录中很容易找到一些证据来支持这个观点。古切大量地引用了开战前最后12个月里威廉二世的言辞或是评注，而它们看上去似乎都证实了他的观点。

1.1913年12月，德国官员利曼·冯·桑德斯被任命为土耳其第一集团军司令，这使得俄德关系再度紧张起来。在阅读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以后，威廉二世在评论中宣称：“能否对抗来自各方的扰动，这件事关系到我们的名誉！所以快站起来，把手放到你的剑柄上！”

2.读过驻俄大使普塔莱斯发来的一篇报告以后，威廉二世在旁批注道：“在读过所有的报告后，我肯定俄国正在为我们之间的交战做好准备。我也将采取相应的政策。”（古切引用了这段评论作为威廉二世已经接受了德军总参谋长冯·毛奇所提出的预防性战争计划的证据。）

3.1914年6月11日，在威廉来到弗朗茨·斐迪南位于布拉格附近的科诺皮什切城堡短暂停留期间，据说他曾声称“如果奥地利不采取什么（针对塞尔维亚的）行动的话，那么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

4.1914年6月21日，在威廉与汉堡的银行家马克斯·瓦尔堡交谈时，据说威廉二世曾问道：“与其坐着在这等待，主动出击岂不是更好？”

把这样一些片段拼接起来，我们很容易就会顺势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这位皇帝毫无疑问是非常渴望战争的。但是，这其中是存在方法论问题的。在临时表达自己观点时说的话，和最终会直接影响到国家政策的纲领性的文件或者话语之间，是必须要加以区别的。那些急躁或是粗糙的旁注真的会对政策制定造成什么直接影响吗？根据我们对威廉二世的外交政策运作过程的观察，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它们似乎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同样，还有那些在餐桌上的侃侃而谈。那些只是威廉二世随随便便抛出的评论，竟被历史学家们十分认真地捡来作为证据了。

还有一个进一步的而且也更加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必须要考虑语境。因为各种词与话语的具体意义都是由语境赋予的，只有语境才能让我们理解人们说出这些词和话的动机是什么。如果我们重新检验上述这些引述的评论，就会发现这种保留非常重要。先看第一条，了解完上下文之后，就会发现这句话仅仅是一个关于战斗的隐喻，并不是真的倡导要积极备战。它指的是在面对俄国的抗议时必须保持坚定；但是，并没有（明里或者暗里）提到要通过武力来解决问题，这也与文件中讨论的问题不相符。总之，5天以后，在一篇驻土耳其大使发来的报告中，他用比较柔和的语气写下了如下批注：“对于俄国人而言，他们需要更耐心一些，总有一天俄国的种种担忧都将平息，而俄国与土耳其和解的愿望也都有机会实现。”

至于第二条批注，它并不能证明威廉二世已经下决心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了，尽管它确实反映了威廉二世对报告中提到的新一轮俄军装备重整的规模之大以及重整的目标在于对抗德国之事非常警觉，他已经决定做好最坏的打算了。而至于第四条中提到的他对马克斯·瓦尔堡所说的话，这位银行家在总结他和威廉二世在餐桌上的谈话时认为：“我不觉得威廉二世真的在考虑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

如果威廉二世真正下决心策划一场针对俄国或者同时针对俄法两国的预防性战争，我们就应该能够在文件中找到一些表示支持一系列公然挑衅行为的字眼。在引述的第三条评论里，威廉二世表现出的意图正是维利巴尔德·古切强加给他的。这里，我们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没有任何关于威廉二世和弗朗茨·斐迪南在6月于科诺皮什切城堡进行会面的文字记录留存下来。古切在这里引证的其实是一个已经辗转经过了三人转述之后的说法，据说是大公把威廉二世说的话告诉了梅茨格上校，然后进而又传到了奥地利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Conrad von Hötzendorf）的耳朵里，随后赫岑多夫就把它记在了日记中。古切是在这里发现了它，然后再引用的。但是梅茨格的原说法，和大公传达给奥地利皇帝的版本完全不同。根据另外的一个说法，这同样也被记叙在赫岑多夫的回忆录中，但是古切并没有引用，皇帝曾经要大公去“问问德意志皇帝能否保证我们能够在未来继续依靠德意志帝国”。然而，大公报告的结果则很让人失望：“德意志帝国皇帝回避了这个问题，没有给我们一个确切的答案。”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接受这个版本的说法，因为它和威廉二世在战前一年里与奥地利交流塞尔维亚问题时的总体态度是一致的。威廉二世没有催促奥地利对塞尔维亚采取什么激进或者挑衅的行动，恰恰相反，他一直坚持采取一些低风险的外交解决方案。比如在1913年10月，威廉二世在柏林接见奥地利大使的时候，他承认塞尔维亚必须接受奥匈帝国的区域统治，但是他也明确地指示奥地利去采取一些温和的措施。这位大使上报说：“陛下想通过开出下述条件来解决争端，也就是我们要用那些塞尔维亚所需求的东西来拉拢他们，包括金钱（从国王到大臣，都可以得到一笔），军事训练，改善贸易条件。”只有这些措施都失败了，奥地利才有理由使用武力来确使它服从。

1913年12月16日，在驻慕尼黑的奥地利使者发来的报告中也描述了类似的对话，其中写道威廉二世认为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与塞尔维亚之间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奥地利是否愿意让步：“我认为如果贝希托尔德伯爵愿意牺牲一些金钱，同时让特蕾西亚学校（奥匈帝国最好的军事学院）以及各种学院和教育机构（向塞尔维亚人）敞开大门，以及通过其他的一些好处来帮助自身发展的话，那么他一定能够（在贝尔格莱德）站稳脚跟。”在1914年3月12日威廉与瑟杰尼关于巴尔干问题的进一步讨论中，也突然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奥匈帝国可以提供一些优惠的贷款来帮助缓解塞尔维亚的金融危机，从而试着取代法国的位置）。

威廉二世如此坚持于与塞尔维亚和平共处，这让他的奥地利伙伴十分沮丧，因为他们认为这位德意志帝国皇帝显然没有意识到奥匈帝国所面对的来自贝尔格莱德的威胁的严峻程度。从1913年秋天到1914年春天，奥地利在德意志帝国的外交活动的主题就是努力让德意志帝国能够意识到那些阻碍着和平解决与塞尔维亚之间的争端的难题。尽管做出了很多努力，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在1914年5月16日发给贝希托尔德的命令中仍抱怨说，“柏林的那些人依然没有摆脱让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友好相处的想法”。约瑟夫皇帝注意到，威廉二世在这一点上已经变成一个特殊的问题了，从他最近对这个话题的评论里，可以发现那些纠正他对塞尔维亚问题的看法的努力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随后，一个命令被下达下去，大意是把塞尔维亚国内那些沙文主义的新闻报道转发到柏林，递交给威廉二世，好让他能意识到塞尔维亚政界里那顽固的反奥情绪。但是奥地利的这些努力基本都白费了：一直到1914年7月1日，萨拉热窝的暗杀事件发生过后三天，匈牙利首相伊什特万·蒂萨（Istvàn Tisza）建议弗朗茨·约瑟夫好好利用这次威廉二世计划来维也纳进行的访问（但是，后来被取消了），“考虑到最近发生的这一令人震惊的事件，必须要让塞尔维亚为杀害那位高贵的绅士付出代价”。

如果把威廉二世公开表示和平愿望（特别是1913年6月16日对德意志国会代表们的演讲）的行为当作对其本质上求战外交政策的“虚伪的”掩饰的话，显然是误解了其意愿。威廉二世曾在很多不那么公开的场合表示了同样的态度。他曾对海军大臣米勒说，希望他的统治起到的作用是巩固而非扩张。在1914年3月11日，在与巴登使节贝尔克海姆的会面中，他提到“我们的政策中最普遍的原则就是谨慎小心，以及留有余地”，而且他承诺道，“无论情况如何，作为皇帝，永远不会去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在当天晚上，军事内阁大臣林克非常遗憾地确认威廉二世仍然对军方所提出的抓住“现在的有利时机”来解决这场“无法避免的冲突”的提议无动于衷。同月，荷兰使者热韦尔在柏林停留期间观察到，这位皇帝“和金融以及工业界人士联系极其频繁”，只是草草地带过“欧洲冲突的灾难性后果”这一话题，还在和意大利大使的讨论中明确表示了他“完全和平的立场”。所以，在1914年3月16日，当康拉德向德意志帝国驻维也纳大使提到能不能提早发动一场打击俄国的战争时，使者拒绝道：“两位大人物都反对这个提议，一位是你们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另一位是我们的皇帝。”

1914年7月

当1914年6月28日发生的萨拉热窝暗杀事件传到威廉二世的耳朵里时，他还正在他的皇家游艇“霍亨索伦”号上。在和顾问们商讨过后，他同意让游艇立刻返回柏林，好让他能够“把握事情动态以及维持欧洲和平”。7月2日，德意志帝国驻维也纳大使发来了标注时间为6月30日的报告，其中写道，奥地利方面认为这次暗杀是早有预谋的，他还观察到在维也纳，“甚至是那些重要人物”都认为奥地利应当立刻“和塞尔维亚来一场最终的、彻底的清算”。首先，要跟塞尔维亚“提一系列要求，万一他们不接受这些要求，奥地利将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奇尔施基还补充道，他自己利用一切机会来“静静地，同时又坚决严肃地反对对此事操之过急”。在这个文件的批注中，威廉二世支持了必须与塞尔维亚清算的观点，还补充讲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他并不认同奇尔施基劝阻维也纳方面采取积极行动的努力：“让奇尔施基别再说这些废话了！塞尔维亚必须要被肃清，即刻就要！”

在很多经典的描述七月危机的著作中，都把威廉二世对这份文件的评注当作在萨拉热窝事件之后德意志帝国外交激进化的重要里程碑：根据伊曼纽尔·盖斯的说法，“威廉二世所激烈阐述的‘立刻’处理塞尔维亚的愿望以及他所说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成为后来的德意志政策中最关键的口号……这些边注的效力等同于皇帝的命令”。在威廉二世“站在总参谋部这一边”之后，“政治领袖们都会遵循皇帝的指令，这是德意志帝国由来已久的传统”。然而，值得怀疑的是，这些批注究竟是不是真的能等同于“命令”。暂且不论威廉二世的批注是不是拥有和“命令”一样的分量，能让那些相关部门的大臣们改变原有的一致看法，同时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支持威廉二世的批注使得奇尔施基在维也纳采取更加强硬的路线这一观点；7月2日，就是威廉二世阅读并且给报告加了批注的那天，这位大使确定了他需要采取一些“坚决而无情的行动”，但是，这可能是因为受到奥地利放出假消息的影响：他们报告说一支12人的塞尔维亚杀手小队在去往柏林暗杀威廉二世的途中被他们拦截了。至于威廉二世自己对塞尔维亚事件的看法，他坚持认为必须由奥地利自己来决定要如何应对这次暗杀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奥地利打算怎么做，只是它自己的事。”

7月5日，来自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一封信送达柏林，信中谈论到他以及奥地利政府对这场暗杀的看法以及它可能对两国未来产生的影响，威廉二世再次介入这场危机。这封信以及一份备忘录由奥地利大使瑟杰尼来到波茨坦新宫递交给了威廉二世。根据瑟杰尼的报告，威廉二世快速地浏览了这两份文件，然后评论，他已经在“期待能对塞尔维亚采取严肃的行动”了，但是他必须考虑这种举动是否有可能会带来“一场严重的欧洲危机”。因此，他不能“在咨询德意志帝国首相的意见之前，就给出一个最终答案”。然后，他就离开去吃午饭了。瑟杰尼写道：

午餐过后，当我再一次着重强调局势的严重性时，陛下允许我向我们的至高君主（弗朗茨·约瑟夫）传达，在这次事件中，我们仍然拥有德意志帝国的全力支持。就像他之前说的，他必须要听取首相的意见，但是他丝毫都不怀疑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先生一定会完全赞同他的观点。对于此次针对塞尔维亚的行动，尤其如此。然而，根据他（威廉二世）的观点，这件事事不宜迟。在任何事件上，俄国对我们的态度都是敌对的，但是他已经为此准备了很久了，而且如果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发生战争的话，我们应该有信心的一点是，德意志帝国将会一贯忠于我们的联盟关系而站在我们这一方。更不用说俄国，在目前的状况下，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做好开战的准备，而且必定要花很多时间来思考是否要动用军队。……但是，如果我们已经明确地认识到对塞尔维亚采取军事行动的必要性的话，如果我们不能利用好现在的有利时机，他（威廉二世）会后悔。

在瑟杰尼离开以后，威廉二世召集来几乎所有能立刻赶来的政治与军事顾问，宣读了从奥地利传来的信息的内容。然后，他询问法金汉（现在他是战争大臣了），军队是否已“准备好应对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法金汉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这份文件所传达的信息已经被当作德意志帝国向维也纳开出的“空头支票”而被记录在1914年的历史中；这个用来形容威廉二世对其盟友的承诺的比喻虽然可能稍微有些误导之嫌，但它也算是非常公正地描述了威廉二世的意向。威廉二世认为奥地利有理由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而且他们也应当这样做，并且不必担心俄国的威胁。然而，棘手之处在于，威廉二世过度诠释了奥地利所传递的信息，他许下的承诺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奥地利原有的打算，这使得战争向着他们更进一步了。虽然弗朗茨·约瑟夫的信中确实没有明确提到要对塞尔维亚发动“战争”，但是它会让读到的人理所当然地认为维也纳方面正在考虑采取最极端的行动。比如说，奥地利皇帝坚持，“调和这场冲突”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只有塞尔维亚“这个政治力量因素从巴尔干地区消失”，这场冲突才能得到解决。不管怎么样，亚历山大·霍约斯伯爵，这位被委托把皇帝的书信带到柏林来的高级官员，本身也非常支持采用军事手段，而他来到这儿的任务之一就是向德意志人汇报奥地利外交部的亲战观点。他与阿瑟·齐默尔曼在柏林外交部里的谈话（其中霍约斯谈到了塞尔维亚的最终“划分”）毫无疑问地反映了奥地利的凶猛意图。

在7月5日的波茨坦议会上，这些出席会议的人又是怎么评估在俄国攻打奥地利时德意志帝国可能面临的两面，甚至三面受敌的风险呢？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威廉二世和他的军事顾问把萨拉热窝事件引发的危机视为挑起与其他大国的冲突的好机会，从而使德意志帝国从中获利。在过去的几年里，军方一直反复地提到预防性战争，而且鉴于协约国的军事准备正在持续扩大，所以有理由假设武装力量的平衡正向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的另一边倾斜。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也就有理由假定德意志帝国永远都不再有可能填补与协约国联盟之间日益扩大的军备差距。

这些观点很可能在德意志帝国领导层的考量中起到一个背景性的作用，在他们衡量被卷入与两个或者更多大国之间冲突的风险的时候。另一方面，非常明显的是，威廉二世既不相信俄国会介入此次冲突，也不希望引致它的介入。7月2日，萨尔扎·利希特瑙（萨克森驻柏林使者）汇报说，尽管某些高级军方官员提出“即刻开战”会对德意志帝国更有利一些，鉴于俄方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但是他感觉威廉二世不太可能接受这个建议。随后，萨克森军方代表在提交的报告中指出，和那些“赞成”战争迟早会到来的人不同，“据说威廉二世仍然宣称要维持和平”。威廉二世的副手汉斯·冯·普勒森上将在出席了7月5日举行的会议后，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普遍认为……俄国（尽管是塞尔维亚的朋友）并不会参与进来。”因此，当法金汉向威廉二世询问是否需要为可能发生的大国之间的冲突“做好万全的准备”时，威廉二世的回答是否定的。德意志帝国不情愿做军事准备，直至7月末这依然是德意志帝国处理此次危机的一个特点，这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军方对军事准备现状的信心，但就如戴维·史蒂文森所说，它也证实了德意志领导人“倾向于把冲突限制在巴尔干地区的范围内，而他们清楚如果限制失败会让自己陷入危险境地，即便如此，他们也坚持这样做”。

7月初，威廉二世似乎依然对能把冲突控制在局部范围内抱有信心。7月6日早上，他告诉代理海军大臣的海军国务秘书冯·卡佩勒，“他不认为会发生什么进一步的军事纷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沙皇不会选择背上弑君的罪名。此外，俄国和法国也都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他还对其他的高级军官说过类似的话。这不仅仅是为了给自己提振底气：威廉二世长期以来都认为，尽管俄国的军备确实是在日益扩充，但是距离俄国能够冒险发动袭击还需要假以时日。因此，在1913年10月末，阿尔巴尼亚危机的余波尚未平息的时候，他对瑟杰尼说：“目前，俄国还不会使他焦虑；而在将来的6年里也都不用害怕它。”

这种观点同样也反映在了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部的基本看法上以及其他报告中。虽然那些报告都非常清醒地预测了从眼下到1917年甚至更久之后俄军人员数量、火力装备以及组织动员的速度都在增长，但是报告实际上都一致认为俄国在短期之内不会构成威胁。报告曾在1913年3月以及1914年1月被递交给威廉二世以及其他部门的军事人员，其指出在随后的五六年中，沙皇尼古拉都不会让俄国卷入任何军事冲突。直到1914年7月初，威廉二世和那些军事精英依然保持着这个看法。当第一次有人提出是否要采取针对塞尔维亚的行动的时候，德意志帝国驻维也纳大使奇尔施基更关心的是意大利和罗马尼亚是否会介入其中，而不是圣彼得堡方面的反应。鉴于威廉二世并不担心会发生什么“严重的纠纷”，他继续兴致勃勃地准备着自己早已计划好的斯堪的纳维亚巡航之旅，所以贝特曼很容易就劝说他按时离开柏林。威廉在7月6日离开了柏林，由北海舰队护送，舰队还计划在挪威海岸附近举行演习。威廉后来指责贝特曼在危机最关键的时期让他离开了柏林。

在一年一度的基尔帆船赛上度过了愉快的几天之后，威廉二世和皇家海军的军官们建立起了友谊，他们相处甚欢。威廉二世乘的船继续航行到挪威港口城市巴尔霍尔姆，他在那里停留到了7月25日。7月14日的时候，就是在那里，他发出了对7月2日弗朗茨·约瑟夫发来信息的第一封个人回信。这封信有可能是由外交部草拟的，在信中，威廉再次强调了早先许下的会支持奥地利的承诺，还谴责了那些“发疯的狂热分子”，这些人鼓吹的“泛斯拉夫主义”威胁到了奥匈帝国的“国家体制”，但是他并没有提到要发动战争。威廉二世声明，尽管在奥塞关系这一问题上他必须“克制自己不要提出看法”，但是他认为这是“文明国家的道德义务”，要通过“所有可用的力量手段”来“反击”这些反君主制者。但是信中剩下的部分仅仅提到了奥地利要掌握在巴尔干地区的外交主动权以避免在该地区形成一个反对奥地利的“由俄国支持的巴尔干联盟”。这封信以期许皇帝尽快从丧亲之痛中走出作结。

威廉二世写于自己在游艇上收到的那份文件上的评论表明，像很多柏林政界以及军方的领导人物一样，他并没有什么耐心来等待维也纳方面的决定。看上去他最关心的是，如果就这样白白让时机流走，会浪费掉萨拉热窝的谋杀所引起的世界范围的公愤，或者奥地利可能会丧失自己的决心。奥地利确实是在慢吞吞地做出决定，一开始是因为领导层的意见不一致，后来是因为在7月20~23日法国总统与总理计划前往圣彼得堡的访问之前，并不适合发出最后通牒。在此期间，根据萨克森驻柏林使者的说法，德意志政府依然决定不要“阻止”奥地利人，但是也避免公开煽动他们采取什么特定的行动。在7月15日前后，威廉二世很高兴地听说维也纳方面将要制定什么“有力的决策”了。他唯一遗憾的就是还要再等上一阵才能把奥地利的要求传达到贝尔格莱德。

然而，到了7月19日，威廉二世在“霍亨索伦”号上收到了外交国务大臣戈特利布·冯·雅戈发来的电报，这封电报让他进入了“极度焦虑”的状态。电报里基本上没有提到什么新鲜事，但是其中警告说最后通牒将于7月23日发出，以及会采取措施确保“在发生某些没有预见的情况而需要做出重要决策（动员）时”，能够得到威廉二世的帮助，这让威廉二世清楚地意识到这场危机所影响的潜在范围现在扩大了。他立即发出命令让公海舰队取消对斯堪的纳维亚的计划访问，而代之以各方聚集在一起即刻准备动身。他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得知英国海军此时正好在一场试验性的动员当中，因此也在一种非常激昂的战斗准备状态里。但是，贝特曼和雅戈认为，这样做只会引起彼方怀疑，而且若劝阻英军解除动员，只会使危机进一步恶化；7月22日，他们否决了威廉二世和他的海军参谋的命令，下令让舰队按原计划出访挪威。外交政策依然比战略考虑重要。

尽管局势越来越紧张，威廉二世仍然相信一场更大范围内的危机是可以避免的。在他看过奥地利对贝尔格莱德最后通牒的内容副本之后，他评论道：“好吧，这也就是听起来很坚决罢了”——威廉二世明显和他的随从们普遍认为的一样，就是奥地利会在对抗塞尔维亚时退缩。海军大臣米勒提出，这份通牒意味着一场即将到来的战争，威廉二世大力反驳了他。威廉二世坚持认为，塞尔维亚不会冒险与奥地利开战。米勒把这理解为威廉二世完全没有做好面对军事纷争的准备，一旦他意识到战争真的有可能会发生，他就会低头了。

威廉二世在7月27日下午返回了波茨坦。第二天清晨，他第一次阅读了塞尔维亚对两天前发自维也纳的最后通牒的回复。在奥地利提出的10项要求中，塞尔维亚政府只愿意完全接受其中的两项，部分接受其中的三项，用模糊或者带有误导性的回复回避了其中的4项，并完全拒绝了其中的一项。被拒绝的那一项（第六条）是要求由维也纳方面“委托”的机构可以参与塞尔维亚对“6月28日的阴谋”的调查。塞尔维亚拒绝的理由是，这样做“有违宪法以及刑事司法程序的相关法规”。而威廉二世对此的反应，至少可以说是让人意想不到。他在这份塞尔维亚回复的副本上写道：“非常好的方案，而且在48小时之内做出。这比我们期望中的更好！奥地利赢得了道义上的胜利；但既然赢了，就再没有任何开战的理由了。”当听说奥地利已经下令局部动员了，他感到非常惊讶：“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不会下令动员的。”

在当天（7月28日）早晨10点钟，威廉二世匆忙地写完了一封给雅戈的信，其中提及他认为既然塞尔维亚已经愿意“屈辱地投降”，“那么，就没有什么需要开战的理由了”。威廉还进一步建议奥地利考虑暂时占领贝尔格莱德这座空城以作为确保塞尔维亚顺从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威廉二世命令雅戈通知奥地利人，他的愿望是“消除所有引发战争的可能”，威廉二世自己也准备“与奥地利一起为和平努力”。“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努力，同时尽可能地照顾到奥地利的民族情感以及其军队的荣誉。”他还把他的观点写给了毛奇，他认为如果塞尔维亚遵守了它对奥匈帝国的承诺，那么开战的理由就不复存在了。在这一天，据战争大臣埃里希·冯·法金汉所说，威廉二世做了很多“混乱的发言，但是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他并不想开战，而且也下决心（避免它），即使这意味着会使奥匈帝国陷入困境”。

历史学家们通常把这突然表现出的慎重作为威廉二世被吓坏了的证据。路易吉·阿尔贝蒂尼明确地指出：“威廉二世在危险离得远远的时候还能够虚张声势，当发现战争的危险真的临近的时候，就安静了下来。”这个说法是有些道理的：我们看到，威廉二世对遵守维护奥地利利益的承诺的情愿程度，是和他所估计的发生冲突的风险大小成反比的。7月28日，这个风险看上去已经非常大了。利赫诺夫斯基在他从伦敦发来的最近一封电报中汇报说，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子爵认为塞尔维亚的做法已经“令人满意”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同时，他还警告说如果奥地利不能缓和自己的态度，那么一场大战也就近在眼前了。考虑到威廉二世一向对英国方面的观点非常敏感，他一定会严肃地对待这些警告。然而，在某些方面，威廉二世7月28日这封信中的内容，可能和他之前的调停还是比较一致的，而不是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被吓坏了”：他在此次危机期间的评注表明，不像维也纳和柏林的有些高层人物仅仅把这份最后通牒当作一个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他把它视作一份真实有效的外交文书，而且会对解决此次危机起到关键作用，同时他依然执着于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巴尔干问题的观点。

也许威廉7月28日给雅戈的那封信最令人惊奇的地方就是，它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威廉二世享有如此庞大的权势，他的介入可能会改变整个危机的进程，进而可能改变世界的历史。但是，他并没有和维也纳方面好好沟通，奥地利的领导人已经等不及要进攻塞尔维亚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三周的大部分时间里，威廉都漂在海上，他也没能了解柏林的事态进展。他对雅戈的指示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实际上没能把他的看法传达给维也纳方面。贝特曼也没能把威廉二世的观点及时地告知奥地利人，以阻止他们在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而威廉发给奇尔施基的紧急电报，在他写完给雅戈的信仅仅15分钟以后发出，其中包含了他的一些建议，但是却略去了他最关键的一项坚持，就是没有理由必须开战。相反，贝特曼仍然坚持已经被威廉二世放弃的早先的线路，就是德意志帝国必须“谨慎避免让人产生我们希望能阻止奥地利的印象”。为什么贝特曼要这么做，现在人们仍然不得而知。比较有可能的是，他已经决定采取替代策略，致力于和维也纳方面共同劝说俄国不要对奥地利的行动反应过度。7月28日晚，贝特曼建议威廉二世发送电报给尼古拉二世，向他保证德意志帝国政府会不遗余力地帮助维也纳与圣彼得堡方面达成令双方满意的协议；仅仅在24个小时以前，威廉二世拒绝了这个建议，认为这样做为时过早。换句话说，贝特曼的策略进一步地增加了开战的风险：他是想要把冲突限制在局部，而不是阻止它发生，而且不管威廉二世是否干涉，他都下定决心要坚持自己的政策。

当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的消息传到圣彼得堡，同时也就迎来了这场危机关键性的转折点。在三天以前，也就是7月25日的晚上，俄军总参谋部就已经进入“战争准备阶段”了——把军事资源初步集中于前线地区的一项临时措施，而7月28日奥地利宣战的消息则让俄国坚定了该路线。据俄国总参谋部动员部大臣多布罗沃尔斯基上将所说，之前一直力图避免冲突的外交大臣萨宗诺夫，现在认为全面开战已经在所难免了，俄国必须尽快开展动员工作。7月29日军方下令开展局部动员，到了第二天规模就提升至全面动员了，因为那时他们收到了来自柏林的警告——如果继续进行军事准备的话，德意志帝国也将不得不进行动员。

这急剧恶化的事态向德意志帝国的外交形势注入了一丝恐慌和混乱：由于对伦敦发来的信息以及俄国已经开展军事准备这个令人惊恐的消息忧心忡忡，贝特曼改变了他的方针。7月28日，贝特曼破坏了威廉二世做出的试图约束奥地利的努力之后，现在他自己也打算这样做。于是，贝特曼在7月29日给奇尔施基发了一系列措辞急迫的电报。但是，他的努力已经是无用的了，俄国的军事准备的速度之快已经迫使德意志帝国在调停起作用之前就要采取反制措施了。在7月30日传来俄军已经开始全面动员的消息之后，德军自己采取相应的军事措施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两天之前，在与贝特曼激烈的辩论之后，法金汉成功地下令把军队从训练区调回基地。此时，一些早期的准备措施（在西部进攻区购买小麦、专职看守铁路以及让军队驻防要塞）还尚且能够保密，因此理论上也能与采用外交手段控制危机同时进行。但是，这并不适用于“临战状态”，这已经是动员之前的最后准备阶段了。至于德意志帝国是否以及何时要向战争迈出这一步，是柏林领导层在战前最后的时光里争辩的一个中心议题。由于只有威廉二世才有权力裁定德意志帝国政界及军方领导人之间相互矛盾的观点，他再一次成了决策过程中的中心参与者。

7月29日，在俄国开展局部动员的当天举行的会议上，军事首脑之间还是没能达成一致：战争大臣（法金汉）支持宣布进入临战状态，而总参谋长（毛奇）以及首相则仅仅同意加强对重要运输线路的警卫戒备。威廉二世似乎在这两个意见之间摇摆不定。可能是那天早上尼古拉发来的电报让他深受震动，电报中威胁式地提到“（俄国采取的）极端措施可能会引发战争”，他首先是赞成战争大臣的观点。但是，在贝特曼的压力之下，他改变了主意，决定不宣布进入“临战状态”。法金汉对这个决定表示非常遗憾，但是在日记中他提到自己可以理解这么做的动机：“因为每一个认为或者至少是希望能够维持和平的人，都不会支持宣布我们已经面临‘战争的威胁’了。”

7月31日，当人们还在对采取哪种军事措施摇摆不定的时候，身处莫斯科的德意志大使传来消息，俄国从昨晚午夜起，已经下令开始全面动员了。这时，威廉二世通过电话下令宣布进入“临战状态”，这个命令在7月31日下午1点由法金汉下达至武装部队。由于是俄国先行动员的，所以责任也就落在了俄国头上，这对威廉二世和柏林的领导层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考虑到德意志帝国部分城市的反战示威，德意志帝国必须以防卫者的形象进入这场战争。鉴于俄国方面的进展，威廉二世不能一直阻止“临战状态”的声明发出，但是有趣的是，根据巴戈利亚军方代表冯·文宁格的证词，这个决定是法金汉“从他身上硬挤出来”的。然而，在当天下午，威廉二世看上去又重新冷静下来；在法金汉同样出席了的会议中，威廉二世斗志昂扬地叙述了当前的状况，他把这场即将发生的冲突的全部责任都推给了俄国。“他的举止和语言”，法金汉评论道，“一反平常，是一位德意志帝国皇帝应有的，也是一位普鲁士君王应有的。”

来自伦敦的消息

从始至终，威廉二世最关注的还是英国的态度，他始终把这个国家视为欧洲大陆权力系统的支点，认为是否能够避免一场全面战争取决于英国的态度。7月28日，乔治五世保证“我们会尽己所能不参与其中，而且将保持中立”，这让威廉变得更有信心，同时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子爵并不愿意透露英国的意图，这也助长了威廉的乐观情绪。所以，在7月30日早晨，他非常震惊地得知了格雷与德意志帝国大使之间的对话，格雷警告说如果冲突被限制在奥地利、塞尔维亚与俄国之间，那么英国不会参与其中，但是如果德意志帝国和法国也参与进去的话，那么英国将站在协约国这边。大使发来的消息让威廉二世燃起一阵阵怒火，他在愤怒中记下了一些当时自己的随想：他谴责英国人为“恶棍”和“吝啬的店主”，他们想要迫使德意志帝国把奥地利留在“困境当中”，他们拒绝把自己的大陆盟友从战场上拉回，竟还敢用可怕的后果来威胁德意志帝国。当第二天俄国全面动员的消息传来时，他的思绪再一次飘到了英国。结合格雷发出的警告，俄国的动员向威廉二世“证明”了英国现在正在利用日益扩大的冲突所提供的“借口”，“利用欧洲所有国家来对抗我们（德意志帝国），以便自己从中获得好处！”

这种长期以来对英国在欧洲外交格局中的分量估计过高的倾向，可以解释为什么威廉二世仍然认为，如果伦敦方面在最后改变路线是可以阻止德法之间的战争的。当乔治五世在7月31日晚上提议，如果德意志帝国没有攻击法国的话，那么英法将保持中立时，威廉二世在第二天（8月1日）是这样回复的，尽管他暂时不能撤回已经向德意志武装部队下达的总动员的命令，作为让英、法保持中立的条件，他非常愿意停止任何针对法国的行动。利赫诺夫斯基发回的信息指出，柏林需要等待伦敦发来的正式决议。基于这个前景，威廉二世在提尔皮茨以及雅戈的支持下，下令停止目前的部队调动，等待伦敦方面发来的电报。这个命令引发了皇帝和总参谋长之间的激烈争吵。

尽管威廉二世和贝特曼抓住这个决议作为避免西线开战的救命稻草，毛奇却认为，总动员一旦开始了，便不能被中止。“这引发了一次极端激烈且戏剧性的争吵，”一个在场人员回忆说，“毛奇十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非常激动，嘴唇都在颤抖。威廉二世、首相还有其他人都在恳求他，但也是徒劳。”毛奇拒绝是因为若把德意志帝国的后背暴露给正在进行积极军事动员的法国，无异于自寻死路，而且不管怎么样，第一支巡逻队已经进入了卢森堡，来自特里尔的第16师将紧随其后。但是，威廉二世对此无动于衷。他已经把命令传达到特里尔，这样第16师在跨过卢森堡边境之前就会停止进军。当毛奇乞求威廉二世不要阻止他占领卢森堡（因为这样他才能防止卢森堡的铁路被别人占领）时，威廉二世反驳道：“那就用别的路！”争辩陷入僵局。在整个过程中，毛奇几乎被气得发疯。在私下的时候，这位总参谋长眼含热泪地向法金汉吐露，“他现在整个人都要崩溃了，因为威廉二世的这个决定向他证明皇帝依旧对和平抱有希望”。

大约下午5点的时候，格雷发来的信息到达柏林，宣称英国在未来会保持中立，即使是在德法冲突中，也是如此。皇宫里一片欢腾，但是有一些人，包括法金汉和毛奇，对此持怀疑态度。毛奇继续坚持道，动员计划到如今的这个阶段已经不可能再将法国排除在外了，但是威廉二世拒绝听从他的建议：“你那出色的叔叔是不会给我这样的回答的。只要我下令，他就能做到。”威廉二世命人带来香槟庆祝，毛奇便怒气冲冲地离开了，他对妻子说他已经做好和敌人进行战斗的准备了，但是并不是和“这位皇帝”一起战斗。毛奇的妻子认为，就是这次事件所带来的压力，使得这位总参谋长患上了轻度中风。不久以后，利赫诺夫斯基发来电报称，如果德意志帝国想让英国在德意志帝国与俄法之间的战争中保持中立的话，格雷将马上提出一些条件。这让所有人都很迷惑，德意志帝国也就没有做出回复。

另一封来自利赫诺夫斯基的电报在晚上11点刚过的时候到达柏林，证明了法金汉对这个提议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在这封电报里，利赫诺夫斯基强调，格雷之前告诉他的英国将会保持中立的提议是无效的。毛奇可能会感到些许宽慰，他现在正在总参谋部，对皇帝阻止第16师进军的命令流下了“绝望的泪水”。刚过午夜的时候，他就被召回到宫中。等他一到，威廉二世就把刚刚收到的那封指出英国（真正）立场的电报拿给他看，并对他说：“现在，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了。”

小结：威廉二世与战争的爆发

我们能从威廉二世在七月危机里的反应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首先，和那些老一套的见解一样，尽管威廉二世并不想让德意志帝国卷入大战，但是他的一些决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战争的来临。但是必须指出，还有两位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和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是如此。弗朗茨·约瑟夫的副手亚历山大·马尔古蒂说，奥地利皇帝原本是把对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当作一种外交恐吓，当他发现塞尔维亚并不接受的时候，他的内心也十分震惊。而俄国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开始并没有急着准备采取军事措施（和威廉二世一样，他直到最后都试图避免一场大战），实际上在7月29日的晚上，沙皇收到了来自这位德意志帝国表兄的电报，他把它当作和解的口信，于是就撤回了总动员的命令。7月30日，经过与外交大臣萨宗诺夫的漫长讨论以后，沙皇表现出对战争“极端的厌恶”，人们很难能够说服他让他下令立刻开展总动员。另一方面，这两位皇帝在他们各自的政治体制中都是（至少从宪法层面上讲）“决策的最终源头”，在制定那些将导致战争的决策过程中，他们都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也都对那些决策知情。正是弗朗茨·约瑟夫的个人呼吁使得威廉二世承诺会支持针对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也是约瑟夫自己赞同了贝希托尔德提出的最后通牒，虽然他知道这个举动可能会引起冲突范围的扩大——“是的，我知道，俄国不会忍受这些条款。”7月20日，约瑟夫对财政大臣莱奥·冯·比林斯基说道。那时比林斯基正警告他战争可能会爆发。尼古拉二世从1914年年初就完全赞同对涉及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人的问题采取强硬的方针路线；他同样也对7月30日俄国的总动员十分知情（还是大国中第一个总动员的），这使得战争的到来无法避免，“唯一的作用就是以最有可能实现的方式煽动了这场战争”。这两位君主都下定决心拒绝让步，因为这会有损他们的名声，以及他们自己国家的“大国地位”。

在这三个国家里，高级军官们都认为一旦冲突发生，他们都有自信能够获胜，而且都积极要求执行全面对抗的政策。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和其俄国同行苏霍姆利诺夫以及奥地利的康拉德一样，在七月危机中的关键时刻把君主推向战争的方向。但是，在任何时候，德意志帝国的文职领导层和国家首脑都没有把决策的权力交给军方。毛奇在7月30日未经授意就向奥地利发出训告，劝说他们为对抗俄国展开动员，而且承诺德意志帝国也将这么做，这些证明他确实还是拥有一些独立的主动权的；这一超越宪法的干预行为有时被引用为文职高层行政权力被剥夺以及决策权被军方领导层所夺取的证据。但是，这一论调不应当被太过夸大：毛奇的建议并没有被奥地利方面听取，他们仍然继续把军事策略的重点放在缩小巴尔干危机涉及的范围上，唯恐与俄国展开没有必要的对抗。此外，在对危机中的各大国采取的外交政策进行比较之后，很容易让历史学家得出的结论就是，比起德意志帝国，“高压的外交政策和军事预防策略”在俄国、奥匈帝国，甚至英、法两国的危机管理中成为更加突出的特征。

的确，人们可以认为德意志帝国的高层缺乏协调决策结构，使得威廉二世有机会裁定执行文职高层而非军方提出的意见，这和其他皇帝的情况不太一样。威廉二世在7月28日以及31日都利用了这样的机会。和他不同的是，弗朗茨·约瑟夫和尼古拉二世（至少从7月中旬起）或多或少地都在面对来自政界、军方以及外交顾问的联合集团的压力，他们都要求采取果断的军事行动。与确保观点多元化的德意志帝国不同，俄国以及奥地利的政策是由双方共同商议的，这使得将军们更容易向那些文职领导人推销自己的政策观点，因此在看法上它们都要比德意志帝国一致得多。这种现象在俄国尤为明显，苏霍姆利诺夫接连使出诡计使得稳健派的首相科科夫佐夫伯爵被罢免，以确保鹰派在内阁会议里的优势地位。尼古拉二世和弗朗茨·约瑟夫根本没有机会和他们的军事首脑进行正面较量，而威廉二世在7月28日以及31日却那样做了。

威廉二世能这么做，也许是因为他意识到他自己的政策观点和军方领导层的有着非常关键的区别。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记住，尽管他的穿着打扮总是走神气的军旅风格，他本人也酷爱制服，但是他和现役的军队高层其实并不亲近。自从19世纪80年代初，威廉二世和瓦德西在演习讲评会上大吵以后，他和军队的关系就转变得非常疏离了，而且众所周知的是，军方也不信任优柔寡断的“爱好和平的威廉”。威廉二世身边总会有军方人员跟从，这制造出一种表象，就是皇帝始终和将领们非常亲近，而且也乐于听取他们的意见，但事实上这种“围绕”正好起了相反的作用，那些长期留在他身边的军官已经逐渐变成“朝堂上的士兵”，他们身上背负着太多礼仪上的职责，已日渐远离那些战斗的指令了。威廉二世从来没有真正接受法金汉、毛奇以及其他军方人员不断灌输给他的“预防性战争”的观点；他倾向于德意志帝国在应对俄国1913~1914年军备扩大时采取的措施，比如在东部前线建造坚不可摧的堡垒地带，当作一种预防性的措施。在任何时候，他都没有把“预防性战争”的逻辑应用到解决1914年7月出现的问题当中。他知道施里芬计划，也大概知道东线作战计划已经被搁置了，但他并不把作战计划当作什么金科玉律。威廉二世拒绝接受毛奇所说的动员计划是不能被改变的，或者一旦开始就不可逆转的观点。换句话说，威廉二世既不是什么“预防性战争”的倡导者，也不符合很多历史学家所引用的观点，认为七月危机升级的关键因素是不可避免的战争，威廉二世并不认同战争是必然的。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他抨击奥地利在巴尔干采取的外交政策为“悲观主义”，以及他公开表示希望他统治的时期被铭记为欧洲和平的时代。

但是，可能有反对的声音，认为即使威廉二世希望欧洲能够保持和平，但是他也希望在巴尔干地区发生战争，至少在1914年7月初是这样的。这确实是正确的，威廉二世错误地相信巴尔干的战争并不会破坏欧洲的和平。至于奥地利提出的针对塞尔维亚的行动是不是如大多数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缺乏正当性，如何裁定这个问题，则已经超过了本书研究的范围了。可以这样说，从当代的视角来看，维也纳方面提出的要求显然并不严苛（这些要求对贝尔格莱德的主权侵犯的程度要明显小于塞尔维亚代表团1999年在朗布依埃所面对的要求），而塞尔维亚的回复也不像通常被认为的那么随和。总之，很明显的是，威廉二世相信不仅仅是他认为奥地利的理由是正当的，而且（非常正确），这一观点也是欧洲大国各政府普遍认同的。出于这个原因，威廉二世和他的大多数政治顾问一样，假定俄国不会决定介入奥塞冲突，即使最后不得不动用武力。这种“战争会被限制在局部的错觉”也经常被认为是导致德意志帝国决定支持奥匈帝国的影响因素。

如何评价威廉二世以及柏林方面对于形势的错误估计，这取决于我们是否把他们对俄国中立的假定当作一个荒谬的骗局——误读俄国的意图，这件事本身太让人费解了，除非它是发动预防性战争的计划的伪装；或者我们是否认真看待那些列举出的俄国不会干涉的理由。事实是，德意志帝国确实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俄国并不会介入这场冲突。最重要的是，正如我们所见，俄国的军备计划还在一个远未完成的阶段。一个更深层的因素在于俄国、法国以及英国发出的犹豫不决的信号。俄国人最终还是介入了，但是这并不是必然的：从巴尔干地区近期发生冲突的经验中，很难判断俄国到底会多么严肃地对待这个具体的挑战。此外，如果科科夫佐夫继续担任首相，或者如果法国没有如此急于发动7月28日、29日的总动员的话，那么俄国在七月危机中采取的政策可能会非常不同。

另一方面，甚至德意志帝国领导层中最乐观的成员都知道，俄国是有可能会介入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7月5日做出的支持承诺就没有意义了。但是，有证据表明在空头支票被发出的时候，这个可能性已经降到最低了。然而，当公众对萨拉热窝事件的震惊已经平息，而奥地利人一直拖拖拉拉地没能做出回应，因此就会让人觉得柏林和维也纳方面正在一起准备一个精心策划的方法，从而把俄国从巴尔干地区挤出去。对于威廉二世，他第一次受到现实冲击，是在7月27~28日，利赫诺夫斯基发来电报警告说英国的立场变强硬了。威廉二世把英国当作欧洲陆上大国外交的关键，他只能通过一些绝望的努力来阻止冲突的发生，他抓住塞尔维亚的回复当作在贝尔格莱德和维也纳方面之间调解的基础。正如我们所见，为了能达到这个目的，他愿意违反当初许下的全面支持的诺言，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在上面加了一个新的解释：德意志帝国目前支持的是友好的调解，而不是针对第三方的军事行动。所有这些都非常符合威廉二世之前对同盟关系的态度——他对年老的皇帝的个人尊重以及不想破坏奥地利对柏林方面的信任的小心翼翼，而这些态度可以从他不愿德意志帝国卷入巴尔干地区与一个或更多大国的纷争这一点上得到印证。但是，威廉二世的这些想法都是无用的，因为它们被首相压制了，这进一步提醒我们，威廉二世能够影响，但是并不能控制德意志帝国的政策。

第8章　战争、流亡、逝世（1914~1941）

最高统帅

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君主同时也必须（至少理论上）是一个军事指挥官。从威廉二世开始统治德意志帝国的那天起，他就把这方面的责任视为统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他登基的几个星期之后，他就发布政令，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军事机构，也就是我们所知的“皇帝与国王陛下的指挥部”（Headquarters of His Majesty the Kaiser and King）。普鲁士国王的军事副手，从传统上来讲，都是作为各自服役的军队部门的代表来陪伴在皇帝左右的，然而与此不同的是，威廉二世的指挥部里的将军和副官都是他在军事内阁大臣的帮助下亲自挑选出来的。在整个战前时期，威廉二世都对军备问题以及陆军和海军法规的起草有着非常狂热的兴趣，甚至十分渴望能够指挥年度军队演习。那个被广为流传的用来形容德意志帝国皇帝的称呼，“最高统帅”（Oberster Kriegsherr），更是突出了德意志帝国君主对军队构建和部署的这份责任。

这位君主对维持和延伸越过议会的王室指挥权的决心，对德意志的政治与宪法历史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详见第4章）。它同样也影响了陆军与海军指挥的结构演变。简单地讲，它阻滞了一个能够协调各部门活动以及调整它们的优先权的中心机构的形成。在威廉一世统治的时候，人事、训练、军备以及部署的责任逐渐被分散到一系列相互竞争的机构中去：总参谋部、战争部以及军事内阁等。威廉二世并没有试图颠覆这种状况，事实上他进一步分散了指挥机构，方式是增加可直接向皇帝汇报的陆军及空军指挥所的数量。这是一种有意识的策略，目的是为了创造出一个使君主的指挥权力不受限制的环境。“在决定亲自行使对海军以及陆军的最高指挥权以后，”威廉二世在1899年3月14日发布的政令中宣称，“我认为这不实际，就是在我和我的将领之间需要有一个负责指挥的中央机构，而它唯一的作用就是传达我的命令。”

然而，实际上威廉二世行使指挥权的能力是十分受限的。他对军队演习的参与，被证明是极具破坏性的，一部分原因是威廉二世并不擅长战术谋略，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认为，如果皇帝参与进来，那么他必须得在演习中获胜：“因为皇帝不能被他的任何一位将领击败。”1906年，施里芬的继任者赫尔穆特·冯·毛奇把威廉二世不再进一步介入指挥作为自己上任的条件。

威廉二世同样也缺乏对战略规划的概念。在战争即将到来的时候，对于总参谋部制定的应对可能发生战争的策略，他也只被通知了个大概走向——比如，他知道施里芬计划的大致情况。但是，他并不会被告知军事规划中的具体细节，这可能是因为非常注重保密的总参谋部认为他可能会泄露一些机密。此外，无论是陆军和海军内阁，还是帝国指挥部，都没有资源来支持皇帝真正行使指挥权。德意志帝国并没有像法国的战争高级委员会（Conseil Supérieure de la Guerre）或英国的帝国防务委员会之类的统一军事指挥机构，而威廉二世并没有能力在军事指挥中扮演协调者的角色，因此也就无法弥补德意志帝国的这一缺失了。甚至是在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几年里，德意志帝国领导层都没有为海陆两军的联合行动做出什么具体的准备，也没有试图使军事规划者所设想的策略和德意志帝国外交所追求的目标相吻合。从这层意义上说，德意志帝国依然属于“战略上无领导”。

在军事指挥方面，就像其他很多方面一样，皇帝所扮演的角色在理论上与现实上，可谓有着天壤之别。德意志宪法规定（第63条）在战争爆发时，皇帝必须拥有所有地面部队的最高指挥权，据说威廉二世曾宣布他会是“自己的战时总参谋长”。如果他确实是这样声称的，那么在1914年8月爆发的战争应该能成功打消他的错觉；他立即正式把以他的名义下达行动指令的权力让渡给了总参谋长。因此，总参谋长成了“真正拥有军队最高指挥权的人”。8月初，威廉二世承诺，他不会干涉军事行动的过程，令军方领导层惊讶的是，他在整场战争中都恪守了这个承诺。这些将军们，至少在战争初期的时候，都会留心不让他知道一些来自前线的坏消息，可能是因为他们都知道他的斗志是多么易受影响。战争的爆发似乎把他抛入了神经衰弱的状态，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中间只有一些很短的时间他的状态会好一点儿。胜利的传言确实会让威廉二世沉浸于嗜血的狂喜中，但是他也非常容易变得沮丧，还易于陷入会一阵阵发作的失败主义情绪中。他的情绪随着前线传来的瞬息万变的消息而起伏不定。比如，1916年9月6日，据说威廉二世“看上去很糟”，因为他刚刚收到了关于第一近卫军团在索姆河战况的令人担忧的报告。但是，第二天他就又“非常兴奋”了，因为他得知罗马尼亚在图特拉坎的堡垒失守了。

据一名奥匈帝国的大臣后来回想，（因此）威廉二世已经开始变成一个非常次要的人物，成了“他的将军们的囚犯”。在整个战争期间，威廉都待在总指挥部，但是他会抱怨决策者在决策的时候没有通知或者咨询他。所有拜访过帝国总指挥部的人，都会因在那里的遭遇而产生浓浓的非现实感。皇帝坐在那里，操着腓特烈大帝的银质餐具享用饮食，然后同时拿德军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之类的生动的第三手故事来招待他的宾客，“尸体堆了足足6英尺[1]那么高……一名军士用45发子弹杀死了27个法国人”，诸如此类。“如果德意志民众认为是我在指挥军队，”他在1914年11月评论道，“那么，他们可就错了。我在喝茶、伐木，还有散步，然后时不时地听说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被完成，就像所有绅士所希望的那样……”“我试着不去惹恼他们，”1915年夏天威廉对普鲁士战争大臣阿道夫·维尔德·冯·霍恩博恩（Adolf Wild vonHohenborn）说，“但是，法金汉不得不维持是我在下达命令的表象。”那些被指派于战争时期陪伴在威廉二世身边的内阁要员都在（私底下）抱怨，他们不得不聆听皇帝的独白、迁就他最新的爱好（赫梯语的语言重构在1916年夏天非常流行）、参与那些并没有什么实质作用的谈话、在夜晚玩牌来打发时间，这些事是如此沉闷无聊，让他们都快患上幽闭恐惧症了。

历史学家们都正确地强调了这场战争对于把皇帝排除在国家事务的中心以外所起到的作用。正如拉马尔·塞西尔所指出的那样：“这曾经代表着无限荣耀的帝王宝座，位居其上的人拥有过如此强权和统治力，而如今在战争期间这已经变成了一个次要位置了，坐在上面的是一个被忽视的、消息不通的，同时也变得愈加不重要的有名无实的领袖。”但是，过度延伸这个观点，也是有问题的。威廉二世不可避免地被排除在地面部队的作战指挥之外——在这个方面，这位极具扩张野心的皇帝还是不得不屈服于那些具有专业知识的将领。但是，他可以更加直接（即使已经非常限制了）地影响到德意志帝国海军的行动。这位皇帝凭借着他在德意志体制中的中枢位置，依然是这个国家至关重要的人物。特别是，他还有权力任命或者是罢免“他的”军官以及行政人员。

大多数的对于军队人员的人事决策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是对于总参谋长——也就是战时行动指挥的最高领导者——的任命显然非常重要。威廉二世曾把这个职位的任命完全看作他的个人决策，而且也不必考虑候选人资格是否够老，或者有没有军事内阁的推荐。他密切参与了1906年对赫尔穆特·冯·毛奇的任命，这个决定让很多知情人士都非常惊讶，因为尽管毛奇的军阶很高，但他从未担任过军团级别的参谋长。而在七月危机中，他们政见上的冲突（详见第7章）让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等到1914年9月中旬，当第一篇关于德意志帝国军队在前线遭遇重大挫折的报告到达帝国指挥部时，威廉二世对毛奇的信心已经彻底丧失了。这位总参谋长本来就容易情绪不稳，在接连遭遇了前线的坏消息以及君主的不信任之后，已经趋于精神崩溃了。威廉二世开始物色毛奇的继任者，由此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出这位君主所握有的权力依然非常重要。威廉二世并没有理会很多军方重要人物的意见，他选择了埃里希·冯·法金汉上将作为新的总参谋长。对法金汉的任命本身就存在着很多的争议，而在1914年冬天，德意志帝国军队在西线并没能成功切断协约国之间的联系，之后，他便更加不得人心了。

这种情况说明威廉二世在德意志帝国权力结构中仍然处于中心位置。首先，法金汉之所以能够继续留任，完全是仰仗威廉二世的个人支持，这一事实强调了他们关系中存在依赖的成分。从这层意义上讲，正如法金汉的传记作者霍尔格·阿夫勒巴赫指出的那样，这位总参谋长依然是“朝堂上的宠儿”。同样，他也是一个罕见的极具沟通天赋的人（在威廉二世眼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他的口头报告以其言辞的优美清晰脱颖而出。威廉二世之所以要坚决保留这位非议缠身的指挥官的职位，并不是为了重新获得对军队行动的控制权，更多的是因为他不愿意失去这位熟悉的、可信的下属；事实上，威廉二世从未想要改变对法金汉的安排。

在1914年年末，要求撤销法金汉职务的呼声已经越来越高。这股对法金汉的厌恶情绪的根源（除了在职场上的嫉妒和竞争以外），存在对这场战争要如何进行下去的两极分化的观点。法金汉认为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在于西边，在这里德意志帝国将面对英法的联合军队，因此必须把大部分资源投到这一边来。在1915年12月的一份长长的备忘录里，他解释说如果德军选择和集中于打击一个法国被迫防守到最后的目标，那么就有可能凭借一场消耗战让法军“流尽每一滴鲜血”。这个策略的现实结果就是1916年2月德军发动了对凡尔登要塞周围防御工事的猛烈攻击。恰恰相反，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认为德意志帝国胜利的关键在于完全摧毁位于东边的俄国的军事力量。他们认为，德军在俄国前线相对成功的记录可以证明他们的观点是对的。他们还抱怨由于维持向西的政策，使得东线缺乏足够的资源，以至于到目前还没有取得什么决定性的突破。1915年夏天，东线的指挥官们和总参谋长就这些问题展开了公开的辩论。

在这些要求罢免法金汉上将的呼声越来越高之时，威廉二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就和法金汉的一样，已经越发不稳。这股反对法金汉浪潮中的主要人物，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威胁说，如果法金汉不被罢免的话，他自己就会辞职，此时对威廉二世的政治独立性的威胁已经非常明显了。兴登堡以及他亲密的伙伴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是东线上主要的指挥官和战略规划者。鲁登道夫是兴登堡名义上的下属，但是要比兴登堡更擅长规划和组织。1914年8月德军在东普鲁士的坦嫩贝格与俄军作战时取得的巨大胜利被广泛认为归功于他们俩。兴登堡的最后通牒是普鲁士军队历史中的头一例——在这之前，从来没有军官利用继续服役来交换某个具体的政策。威廉二世对这种操纵的举动非常愤怒，他考虑要把兴登堡送到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威廉拒绝顺从，但是也并没有惩戒他那逾矩的陆军元帅，这大概是因为他不敢疏远一位如此有名望的指挥官。

图10　威廉二世会见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皇帝其实从未信任过这位得力的部下，就如同这张战争明信片上印着的这样，而兴登堡在与皇帝之间的政治关系中一直处于优势地位。在这张图片中，呈现出陆军元帅高于他的对话者的影像，并不是巧合。兴登堡在战争期间巧妙地构筑了自己高大的形象，那些没有突出他的重要性的图片很少会被印刷出来。

已经没有什么方法能解开这个僵局了，除了皇帝的裁决。事实上，德军东部战场最高指挥部的这些将领以及他们在指挥部内的结盟都受到另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支持，这使得情势对威廉二世来说更加艰难了。确实，正是贝特曼掀起了早期的反对法金汉的浪潮。他并不认同法金汉的观点，法金汉认为胜利的关键在于要结合两种方式，即把攻击的重点放在西线，以及通过外交手段来对付俄国（这是由首相负责实行的）。贝特曼支持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观点，只有把战略上的重点由西线转移到东线，才是对德意志帝国有利的。反法金汉的队伍里甚至还招募到了皇族成员，其中包括威廉二世最小的儿子约阿希姆（他在兴登堡的指挥部服役），以及皇后（她在兴登堡的提示下写信给丈夫表示她支持罢免法金汉）。在发给奥古斯特·维多利亚的电报中，威廉二世十分愤怒地表示：“这些阴谋家甚至都不放过我的家庭，他们完全不顾及它的宁静，就把你送到了我的对立面上了。”在1915年7月到8月的辩论中，威廉二世扮演了调停者的角色。他命令法金汉从西线上派遣部队前往东线，但是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抗议声中，他依然保留了法金汉的职位，并且要求兴登堡按照法金汉的战略观念行动。俄占领的波兰境内新的平民政权的兴起，使得兴登堡的权力被削弱了，这片地区之前是在这位东部战场最高指挥的控制之下的。不过，这对于四面楚歌的总参谋长来说，只能缓解一时。在第二年2月发动的对凡尔登堡垒地带的猛烈攻击，一直拖到夏天也没有什么关键性的突破，而在这一过程中，德军的人员损失非常惨重。1916年7月30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成功地迫使威廉二世同意将控制权集中到东线，实质上也就是削弱了法金汉对于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当1916年8月28日，罗马尼亚出乎意料地以协约国的身份参战后，法金汉职业生涯的丧钟也就敲响了。一个位于东边的、显然很可怕的新敌人的出现，使得战争资源要更多地投入到东部前线去，同时也使得人们严重质疑法金汉的向西战略的合理性。1916年8月30日，在罗马尼亚参战两天以后，威廉二世终于妥协，并任命兴登堡为总参谋长，鲁登道夫为第一军需总监。

法金汉曾经警告过威廉二世，如果让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获得最高指挥权，那么可能会架空他作为皇帝的权力。当负责人事决策的陆军内阁大臣林克提议，应该把指挥部合并并且交付兴登堡手中时，威廉二世抗议说这意味着“他的退位……兴登堡会作为人民的保护者而取代他”。现实也是如此，两位上将很快就侵蚀了威廉二世作为总指挥所残存的那一点点作用。新一任战争大臣赫尔曼·冯·施泰因（Hermann von Stein）是因其对最高指挥的顺从和政治上的忠诚而被选出的。而拥有广泛的国内行政权力的副指挥官，到那时为止都是直接向皇帝汇报的，如今也归战争大臣管理。虽然如此，如果就此认为威廉二世不再是行政机构里的关键人物，那显然也是错误的。通过把控制权统一起来的方式，东线将领们的晋升使得军事指挥部间的差距缩小，但是在文职领导层与军方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这需要皇帝来决断。而在战争中期，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如何部署潜艇来打击敌国船只。

[1]1英尺≈0.304米。——译者注

无限制潜艇战

对于德意志帝国的政界以及军方的领导层来说，如何利用潜艇是所有关于战争的问题中分歧最大的那一个。海军指挥们认为，潜艇应该在德意志战争策略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可以利用它来打破英军的海上封锁，从而迫使其退出战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部署潜艇来打击敌对交战国的商船，同时还要警告那些中立国的商船远离“交战区”。但是，照这样部署潜艇，风险是极高的。国际法禁止利用潜艇打击商船。法律规定只允许水面军舰对敌方商船进行“登船搜查”。但是，如果中立的船只（包括那些属于中立国的）继续穿过交战区，要不要对它们发动攻击？即使宣布它们将免遭攻击，事故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潜艇舰长经常难以分辨哪些是中立国的船只，而哪些是敌方的船只。同时，也很难规定和区分哪些才是可以合法攻击的目标。是否要豁免那些运载走私武器的客船？可不可以把打击英国船只视为对英国“非法”封锁德意志帝国北部港口的行为的正当报复？该怎么处理那些挂着敌国的旗帜却载着中立国乘客的船只？

1915年年初，关于如何部署U型潜艇这一问题，决策层就存在着极深的分歧。一方面，诸如贝特曼、内阁大臣米勒以及瓦伦蒂尼、帝国指挥部的外交联络官特罗伊特勒等人认为，全面发动U型潜艇作战的风险要高于预期的收益。他们观点的关键在于，如果U型潜艇的无差别攻击最终致使美国作为德意志帝国的敌人参与战争，那德意志帝国取胜甚至取得较为有利的和解的可能性就完全没有了。反对他们的海军及陆军的鹰派领导人包括国务秘书提尔皮茨以及海军参谋长巴赫曼，他们认为，只有在最大程度上利用潜艇，才能报复英国采取的“饥饿封锁”政策。

威廉二世在潜艇部署问题上犹豫不决。他起初支持稳健派的观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很担心得罪了美国之后的后果，他随后还表示，“自己很怕那些无辜的乘客们淹死在海里”。然而，1915年2月，威廉得知美国为协约国提供潜艇以及其他军事装备之后，在提尔皮茨的压力下，他同意可以无警告地用鱼雷攻击在战区航行的商船。这项新政策在2月4日实行，终于在5月初引来灾难性的后果：装载着走私货物的大型客轮“卢西塔尼亚”号被鱼雷击沉。在被淹死的1198名乘客中，有超过100名美国公民。在随后的国际骚动带来的焦虑之下，贝特曼和米勒要求必须重新限定攻击的条件，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希望美国也参与战争。在1915年5月31日的王室委员会会议中，贝特曼力压那些潜艇狂热支持者，第二天，威廉二世对所有潜艇舰长发布命令，自此不再攻击那些中立船只，对于质疑，他认为，“让敌方商船通过也比炸沉一艘中立船只要好”。1915年6月6日，威廉发布进一步的命令，禁止攻击一切国家的客轮。

提尔皮茨和巴赫曼极度愤怒，他们发了一封联合电报来表示他们拒绝执行新政策，但是威廉二世坚持了他的立场，还补充说他希望这个命令能够完全对外界保密——为了预防海军大臣公然煽动对抗政府的限制政策。提尔皮茨和巴赫曼效仿兴登堡在1月时的反抗手段，也提出了辞职。威廉二世拒绝批准，并大声地对一名顾问说：“不！绅士们必须忠诚顺从。这不过又是一场军队的阴谋！提尔皮茨带来的阴谋。”1915年8月19日，U–24号潜艇的施奈德中尉把客轮“阿拉伯”号错看成货船，随后将其击沉，之后，贝特曼劝说威廉二世进一步加强限制，因此也使得潜艇变得“几乎无用”。不出所料，提尔皮茨勃然大怒，再一次提交了他的辞呈。威廉二世并不愿意（如同早先兴登堡的情况一样）将这样一位广受公众支持的军官解职，但是他解除了提尔皮茨那恼人的老朋友巴赫曼的职务。在威廉写给海军大臣的一封信中，他吸收了首相周围的政治顾问的观点，解释说阻止美国作为“有力的敌人”进入战场这件事至关重要，因为“它能给我们的对手提供无限的金钱”。

作为最高将领，我绝对要阻止它发生……首先，我们必须要打赢这场战争，如果想要这样，就必须阻止产生新的敌人；至于如何做到……是我自己的事。我如何命令我的海军也只是我自己的事。

整个1916年，尽管议会和新闻舆论都在越来越广泛地鼓吹无限制潜艇战，但是威廉二世和贝特曼的团队都让这些潜艇战的说客陷入失望之中。3月15日，贝特曼劝说威廉二世剥夺海军部部长的部分职责。提尔皮茨的辞呈（在战争爆发以后已经是第三次提出了）现在已被威廉二世批准。在一小段试验性的放松限制期间，又发生了另一个有争议的沉船事件（3月24日，在英吉利海峡往返的蒸汽船“萨塞克斯”号，被错认为一艘布雷舰），威廉二世下达了一项新命令：在对任何船只（除了敌国的战舰以外）发出警告之前都不许将其击沉。这使得军事指挥官们不得不完全搁置了在大西洋及英吉利海峡的潜艇作战。因此，威廉二世（至少在那时）还是能在决策制定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的，他仍然坚持不发动无限制潜艇战。威廉这么决定一方面是出于地缘战略的考虑（特别是考虑到如果美国参战，那么后果是不可估量的），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出于道德上的考虑。他认为：“用鱼雷击沉那些载着女人和小孩的客轮，是一桩史无前例的残酷暴行，这会为我们招来全世界的仇恨和狂怒。”

因此，处于决策层的政治稳健分子之所以能够力压鹰派的要求，威廉二世对前者的支持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后，是什么使他在1917年1月又开始支持无限制潜艇战了呢？公众意见显然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在1916年下半年，潜艇战得到了越来越响亮和广泛的支持，尤其是在5月末发生了日德兰海战（德军并没能冲破英军的封锁）之后。眼下在支持无限制潜艇战的群体中，不仅有周边那些曾在1915年就积极要求利用潜艇的官员，范围还扩大到德意志国会的党派之中。潜艇战对于对英国抱有越来越深敌意的德意志公众来说实在太有吸引力了。正如罗杰·奇克林所说，潜艇已经变成“一种灵丹妙药，一种可以解决此次战争和能够让英国屈服的神奇武器”。当然，这种观点的盛行本身并不足以改变威廉二世对无限制潜艇战的政策，尽管它毫无疑问地对威廉二世产生了影响。但是，同时它显然也削弱了首相的地位，因此使得天平从此倾向潜艇战支持者一边。在1916年的夏季和秋季，支持无限制潜艇战的观点就像强效溶剂一样渗入了首相所在的议会党派之中。保守党和自由党倒戈了；到了1916年10月，原本忠诚于首相的中央党也开始公开反对首相的潜艇部署政策，并且要求把决策的权力交给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他们对无限制潜艇战的支持态度众所周知）。接连发生的这一系列事情破坏了首相在这场艰难的行政机关内部辩论中的信心和个人立场。

另一个促使威廉二世决定接受无限制潜艇战提议的重要原因是，首相贝特曼在1916年12月对交战国和平意向的试探并没有得到回应。在拟定12月12日的这篇和平宣讲文稿的过程中，首相和最高指挥就其措辞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结果就是，它成了一篇典型的自相矛盾的公报：它以宣告德意志帝国愿意和平谈判为开篇，结尾却是警告说如果不能举行谈判的话，德意志帝国将战斗下去，直至胜利。威廉二世对贝特曼的倡议给予了完全的支持，不仅仅是如拉马尔·塞西尔所说的，这是一种“权宜之计”，同样也因为他已经由衷地厌倦了战争（据说他在与国会代表会面时，当提到“和平”一词时，突然哭了出来）。还有威廉抱有的君主职责神圣化的观念也包含了缔造和平这一项——“调解冲突，”他对贝特曼说，“是一种高尚的行为，这对于心存良知、对上帝负责的君主而言是恰切的行为，因为上帝会关爱他的人民和其敌人的子民。”结果，12月12日的和平倡议失败了。5天之后，海军大臣米勒发现，威廉二世因得知德意志帝国取得与罗马尼亚的战斗胜利的喜悦已经被忧愁取代，“主要是因为外国的政治家都对我们的和平试探嗤之以鼻”。当协约国对这个和平倡议的否定答复发表出来的时候，威廉二世被激怒了，他宣布德意志帝国必须战斗到底，吞并比利时，征服法国，等等。

12月末的时候，带着一股宿命般的又自以为是的情绪，曾经永远对贝特曼的观点半信半疑、有所保留的威廉二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无限制潜艇战可能带来的结果与风险。对那些舰艇战拥护者来说，从1915年开始，他们就在为此做准备了；潜艇的规模扩大，设施业已升级，现在这些拥护者们开始以狂轰滥炸之势列出一大堆表格和统计数据来证明，如果在海峡和大西洋海域（北海地区的潜艇战一直在持续）利用潜艇战打击英国贸易，不出5个月，英国就不得不退出战争，美国是否参战已无关紧要。他们主张，既然德意志帝国在美国军队正式准备好登岸之前就已经摧毁了协约国与美国之间的水上贸易通道，那么阻止美国向欧洲输送兵力也就是轻而易举的事了。威廉二世很快就吸取了这些说法作为自己的观点。1917年1月9日，军事指挥部在普莱斯组织召开了一场会议，目的是讨论关于东部前线指挥部的一些问题。在会议上，威廉二世已经决心支持这些上将的观点了。贝特曼依然对重新展开潜艇战持反对态度，但是他发现自己已经完全是在孤军作战了，最终他还是默许了大多数人的观点。在贝特曼列举他的反对意见时，威廉二世已经有些不耐烦了，随后威廉签署了一项命令，就是无限制潜艇战从2月1日起正式实施。当这项决议被德意志帝国政府正式发布以后，德美之间的外交关系几乎被马上切断了，4月，美国正式对德意志帝国宣战。

普莱斯会议上，威廉二世通过的这项决议，将永远被记录在世界历史的长卷上。正如历史学家们指出的那样，它的通过是基于对其涉及的风险与收益的极度错误的估计。尽管德意志帝国的潜艇确实达到甚至超越了每个月击沉60万吨目标物的计划，但是德意志帝国的优势是短暂的。英国的食物补给和分配制度要比德意志人想象中的更灵活，而美国造船厂填补那些损毁舰艇数量的能力也远超德意志帝国战略家的预期，协约国开创的反潜艇措施也比德国预测的更加有效。德意志帝国潜艇的损失率飙升，远超协约国护航运兵船的耗损。

当然，也有人认为，德意志帝国这样做是因为别无选择，因为从长远来看，陆地上的消耗战对德军来说越发不利。但这是真的吗？这至少是值得怀疑的。在1917年1月，德意志帝国刚刚在与罗马尼亚的对战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而在不久之前，它还战胜了俄国，尽管德意志民众可能不知道。法军的斗志几乎被瓦解，英国也很快就把钱都花光了，事实上，它比德意志人想象的更接近财政崩溃。到1916年秋天，美国对英国封锁德意志帝国的政策越来越恼火，美英之间的关系已经跌到谷底。如果美国没有参战且没有随之而来的对英的全面援助，英国很有可能在1917年的夏天或是秋天求和，大约在那时，意大利的阵线也会在奥德两国的压力下开始崩溃。

换句话说：如果德意志帝国没有发动针对商船运输的无限制潜艇攻击，美国也并没有参与战争，那么德意志帝国败于协约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回过头来看，德意志帝国的最佳时机就是“等待（协约国的）船舶运输与金融系统的瘫痪以及各阵线上的军事溃败”之时。威廉二世曾经短暂地瞥见了这个可能性。在1916年11月末，威廉二世造访维也纳时，他预言了“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革命”“俄国在军需上的匮乏”“英国的饥荒”以及法国军队的人员将渐次倒下“直至最后一人”。威廉二世的对话者只是用怀疑的目光审视着这些预言，但是作为一种“可能实现的未来”，这并不像他们想的那样难以置信。

贝特曼的倒台

1916~1917年的秋冬之季，两股势力正合谋进一步侵蚀威廉在行政机构中的位置。首先，军方权力急剧膨胀，侵入了政府文官掌握的地盘。在与将军们的一系列冲突中，贝特曼被迫在与俄占波兰未来地位有关的重要问题上让步，并接受一系列政府官员和高级军官任性而为的辞职（雅戈、黑尔费里希和哈曼）。到了1917年年初，尽管贝特曼促成了法金汉降职，提拔兴登堡为最高指挥官，并最终在潜艇问题上让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还是决定逼首相下台。

图11　威廉二世密切关注德意志军队的战争准备，但无法在管理日常军队事务中扮演任何角色。然而，他也做出过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如解雇高级指挥官或转向无限制潜艇攻击，若没有他，这些决策是无法做出的。该图显示他于1917年在康布雷附近为军官们颁发奖章。站在他的右边（戴着护目镜的）是莫里茨·冯·林克（其日记和信件使我们得以一窥威廉二世统治期间的战时情况）。

当这些势力在行政机构内部蠢蠢欲动之时，越来越不稳定的国内政治形势也正自下而上地威胁着政府。战争爆发后曾有过一段短暂的“民族团结”时期，国会各党派承诺在分裂国民的问题上进行自我克制。但到了1915年夏天，这种“休战”状态遭受到来自政治体系两端的压力。左派方面，社会民主党内的激进派打破了党纪，谴责战争，并在国会投票反对进一步的战争贷款。1915年，社会民主党人不断呼吁为在战壕中苦苦支撑德意志帝国战争机器的工人阶级提供社会和政治层面上的补偿。左派政治风潮中的关键主题是拒绝“侵略战争”，号召对选举权进行改革。右派方面，一个有影响力的极端民族主义网络逐渐成形，并且获得了陆军、海军和政府的大力支持，要求德意志帝国继续对外吞并的步伐，而作为和平的必要条件，反对国内政治改革。

我们可以看到，1916年右派势力曾成功地在议会中凝聚人心，为潜艇的发展博取支持。但好景不长，到了早春，政治主动权已到了左派手里。严重的粮食短缺和俄国二月革命的消息在德意志帝国的工业城市引发了民众的骚动情绪，中立的左翼人士开始集结在一起，共同呼吁进行国内政治改革，并特别要求废除普鲁士过时的和具有歧视性的三级选举制度。为了稳定局面，贝特曼敦促威廉发布“复活节圣旨”，并承诺在局势稳定之后立刻着手改革选举制度。自1915年年初开始，威廉已经（尽管不情愿地）承认民主化进程的必要性，并愿意顺势而为，但他那措辞含糊的承诺只是让民怨更加沸腾。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自开战以来的首次罢工风潮悍然来袭，国会又在试图对德意志帝国的战事准备施加政治压力。许多代表这时坚持认为选举权改革刻不容缓，差不多在整个初夏的时间里，以中央党首席代表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为首的议员们都在讨论“和平解决方案”，呼吁通过和平谈判而不是强制吞并来实现和平。

威廉和贝特曼与军方代表在这两个问题上发生了公开的冲突，然而是选举权的问题最终导致了首相下台。早在1917年7月初，当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得知贝特曼敦促威廉立即进行选举权改革时，两位指挥官前往柏林，要求皇帝将首相解职。但是，威廉不为所动，贝特曼守住了首相之位。现在，贝特曼不仅面临来自军方的压力，还要承受来自国会代表的责难，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对首相推进选举权改革的步调之缓慢失去了耐心，要求将他解职。狡猾的鲁登道夫甚至暗示一些大党派的国会领袖，他本人无意反对选举权改革，但首相总是从中作梗，以此来抹黑贝特曼。7月10日，贝特曼最终成功地说服皇帝站在他那一边，于两天后宣布下届普鲁士议会将会在新的选举制度下通过民主选举选出。第二天，德意志帝国军方不愿俯首帖耳的叛逆因子又一次发作，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致电柏林，提出辞职，声称他们无法再与首相共事。威廉对这种要挟的行为很是气愤，对海军内阁大臣说：“普鲁士将军们干出的这种事真是闻所未闻，简直是普鲁士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他向贝特曼保证他不会让步，但他感觉自己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这两位指挥官拿着辞职信“把他抵在了墙上”。首相的处境也是岌岌可危——他面临着军方的坚决反对，在国会也没有任何坚实的后盾，只能依靠皇帝的支持，而皇帝在压力之下已经表现出妥协的态度。贝特曼在与敌对势力斗智斗勇的过程中心力交瘁，又不忍威廉经受进一步的折磨，于是提出了辞职。

贝特曼于7月13日辞职，标志着威廉统治期间的一次根本性的停摆。威廉对此有清醒的认识：“现在我最好退位。”他如此告诉贝特曼。没有什么比新首相的身份更好地说明威廉的权威遭受的显著打击。与威廉共事的前5位首相在就职之前都与威廉熟识：霍恩洛厄是他的“叔叔”，比洛是奥伊伦堡圈子里的一员，威廉在贝特曼父亲的陪同下射杀了他狩猎生涯的第一头鹿。相比之下，新任首相格奥尔格·米夏埃利斯（Georg Michaelis）对威廉来说几乎是完全的陌生人，虽然威廉的妻子因教会的关系与他相熟，并乐意因此而替他说话。米夏埃利斯一向被称为效率极高的管理者（他此前一直负责统筹民用和军用食品供应），但他几乎算不上著名的公众人物，也不是威廉中意的首相人选。在米夏埃利斯于1917年10月失宠于国会之后，接替他的赫特林伯爵也是如此。首相之位（德意志帝国宪法制度下的关键职位）不再由皇帝把控。威廉偶尔能奋起与“魔鬼二人组”对抗，比如在1918年1月，他反对鲁登道夫吞并波兰的计划，并且阻止了其随后的辞职威胁。但二人立刻展开报复，迫使威廉心腹智囊团中深受威廉信任的官员辞职，其中包括忠实的内阁大臣瓦伦蒂尼和林克。威廉为瓦伦蒂尼的离开而痛哭流涕；而瓦伦蒂尼的继任者，弗里德里希·威廉·冯·贝格（Friedrich Wilhelm von Berg）很快便获得了皇帝的宠信，但他被知情人士视为军方安插在皇帝身边的间谍。

舆论

如果说在1917年年末普鲁士国王–德意志帝国皇帝的权力在行政机构中正被削弱的话，类似的变化也在舆论领域酝酿着。1914年，当战争即将到来的消息传开之际，柏林和其他德意志城市某些阶层的民众对皇帝本人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据一位观察者回忆，1914年7月31日下午，当威廉和他的妻子乘坐敞篷车经过勃兰登堡门时，“群众激动地呼喊着威廉二世的名字，潮水般的人群涌入巷道，仿佛只有紧紧围绕在皇帝身边才能表现出他们炽热的忠诚”。记者们歌颂皇帝和人民是如何团结一心，这种例子简直是前所未有。次日，在柏林的皇家城堡的阳台上，威廉对德意志帝国的人民发表了讲话，就采用了这一主题。他宣称：“当战争来临时，所有党派都停止争斗，大家都是手足同胞。如果这个或者那个党派在和平时期攻击过我，现在我毫无保留地原谅他们。”三天后，对聚集在皇宫正殿的国会代表们发表讲话时，他以其广为人知的华丽辞藻再度表达了这些思想感情：“我不知党派为何物，唯念德意志帝国人民。”这句话连同威廉的头像一起出现在明信片和官方的宣传资料上，成了战时德意志帝国的“流行语”之一。

历史学家有理由质疑德意志帝国上下一心迎接战争到来的激情，这些质疑毫无疑问也适用于德意志帝国媒体在冲突初期记录的人民对皇帝一致拥戴的情绪。由于战时严苛的审查制度杜绝了任何言论过激的社论发表的可能性，想要评估战时德意志民众对皇帝的普遍看法并不容易。官方的宣传材料及影像宣扬了皇帝励精图治、与民众同甘共苦的形象。威廉明智地不去批驳官方的说辞；他不再频繁地在公开场合发声，并在诸如国内改革和战后兼并等容易产生分歧的问题上保留了自己的立场。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因为他个人的不慎而损害政府权威的情况。据首相府的副国务秘书阿诺尔德·万沙费1915年所记载的情况，舆论中最为皇帝博取好感的一种说法就是他从来没有试图引发战争。“多位社会民主党人告诉我，”万沙费在致内阁大臣瓦伦蒂尼的一封信中如此写道，“没有什么比公众普遍相信皇帝真诚渴求和平，更能有效地消解极端（左翼）势力丧心病狂的煽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到处都能听到这种言论：‘如果皇帝有能力阻止战争的话，他一定会这么做的……’”

1918年9月12日，威廉对埃森的克虏伯工厂的工人发表了讲话，这是其政治生涯中最后的几次公开演讲之一。媒体评论说，即使是在德意志帝国即将覆灭之际，威廉仍然有能力以积极的方式与德意志的部分民众产生共鸣。威廉在讲话中采用了极其个人化、略带悲情的口吻，向听众保证他对德意志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与折磨”感同身受，强调自己为了实现和平所做的努力，博取他们对自己卧病在床的配偶的同情，乞求上天的庇佑，并号召大家共同抵抗敌人。该演讲引发了强烈的反响，远远胜过审查规定之下产生的中规中矩的报道素材。《斯图加特日报》宣称其读者“感谢我们的统治者如此了解民众疾苦，并以其高贵的同情心尊重并理解民众的心声……”；《科隆报》指出，皇帝“总是能在关键时刻证明他将人民的情感和诉求铭记在心”；一位记者在报道中指出“（皇帝的）嗓音中潜藏着悲戚之情”，而另一位记者则报道说“他对我们的所思所感了然于心”。类似的评论可以在许多地区的报纸上读到。

然而，我们不应该被这些帝国末日来临之前的煽情言论所误导，从而低估皇帝远离德意志帝国公共生活中心的程度。自战争伊始，威廉就日益遭到保罗·冯·兴登堡的排挤。一个以兴登堡为中心的小团体开始成形，正是这帮人带领德意志军队在坦嫩贝格战胜了俄国人。兴登堡的形象（标志性的方形发式）被大量复制，并在公共场所展出。兴登堡的雕像、木制巨像纷纷被立起来，遍布德意志帝国的各个城镇广场。人们可以购买铆钉镶嵌在雕像上，所得收益会捐赠给红十字会。这个集团与19世纪90年代以威廉为首的小团体形成了鲜明对比，对陆军元帅的赞歌中常常隐含着对威廉和文官政府的批评之声。这两种现象都是由国家层面上“真实政治表达的缺失”所造成的。然而，兴登堡团体的强势登场迎合了某些人对一位面对朋友或是敌人都能所向披靡的“元首”的渴望，这是俾斯麦时期谄媚成风的氛围所无法满足的。以兴登堡为中心的利益集团在象征意义和民众心理两个层面上都将其塑造成了威廉的对照者。正如沃尔弗拉姆·佩塔所指出的，在战争时期，冷静和沉着凌驾于所有领袖品质之上——“德意志帝国式的镇定自若突然成了引领战争走向胜利的最重要的美德”。充满大将之风的陆军元帅与神经脆弱、精力充沛却三分钟热度的皇帝之间的对比，从未如此突出。威廉二世的灵活机动、情绪多变曾经被认为是捕捉到和反映了德意志帝国那流动不居的现代性；然而在1914年以后，这些特质与威廉本人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他的优势转变成了劣势。用一位支持吞并的杰出实业家的话来说，国难当头之时，德意志帝国需要的是“一位能将我们拉出深渊的强者”。毋庸置疑，威廉并没有达到这一要求。正如马丁·科尔劳施所指出的，威廉二世在位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丑闻使皇室声誉饱受重创，加速了君主本人与皇权制度在概念上的分离；因此，人们可以抛弃某位君主，而将皇权制度中所包含的至高无上的要素投注在一位理想化的“元首”身上。

兴登堡作为“代理皇帝”强势崛起，使皇帝及其亲信越发忧虑不安。然而，威廉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自己的日益没落。从柏林迁居至皇家指挥部可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如此一来，整个首都和国家就将面临领袖的缺位。众所周知，威廉并没有对战争的全盘状况统筹负责（在大众心目中，这份功劳应该归于国家英雄——军阀兴登堡）。威廉在指挥部坐镇，偶尔在前线督军，这很容易使公众怀疑他是一个金贵的、毫无意义的花架子，远离政治或军事决策的真正中心。兴登堡努力塑造自己作为德意志军人领袖的国父形象，定期与记者会面，以浮夸的姿态出现在照片和画作上，并对众多聚集在一起的支持者发表演说，而威廉及其亲信却无法保证自身在媒体上持久稳定的存在感。这位陆军元帅常常设宴招待记者，访问他一般来说非常容易。相比之下，威廉的随行人员极力抗拒记者接近皇帝，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希望借此防止潜在的破坏性行为。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正是威廉助长了民众对兴登堡的崇拜。他公开参与其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自己和贝特曼的公众形象。1917年2月，首相贝特曼震惊地得知威廉通过了一篇由种族主义文化理论家休斯敦·斯图尔特·张伯伦所写的文章，并要求总参谋部将该文在全军传阅。张伯伦的文章强调了意志力对胜利所起的作用，并在结尾发出这样的哀叹：虽然天降大任于兴登堡这样的伟人，但是德意志帝国的领导层总体来说还是由庸才把持着，国家急需一位真正有能力的领袖。威廉一向都有被舆论所左右的倾向，这次也最终将自己视为兴登堡的支持者。“是的，我将追随我们的陆军元帅。”威廉1918年9月在对埃森工厂工人的演说中如此说道。此前他呼吁听众继续战斗，赢得了雷鸣般的喝彩声。然而，当兴登堡的人气水涨船高之时，威廉的声誉却日渐降低。在战争的最后18个月里，反对君主政体的小册子日益泛滥，人们对霍亨索伦王朝的信心正在急剧减退。这一趋势在巴伐利亚尤其明显，那里的反皇情绪受长期的排他主义传统所滋养。1917年夏，鲁普雷希特王储报告说，“负面的情绪随处可见，以至于有识之士纷纷开始怀疑霍亨索伦王朝能否撑到战争结束”。

威廉曾经对他的声望和公众形象有着近乎痴迷的兴趣，而现在，他似乎对在公众面前露面完全无动于衷。他的心腹（林克、米勒和瓦伦蒂尼）都曾反复劝说他去柏林会见国会代表，海军上将米勒认为他应该重新迁回柏林。但是，威廉对此极不情愿——“我们再怎么劝他回柏林都无济于事，”莫里茨·冯·林克在给妻子的信中如此写道，“还有，他不想这么做；他害怕和政党发生不愉快的冲突。这从各个方面讲都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假如报纸能报道他在同首相议事，或是和这位或那位人士会谈，就再好不过了。”林克曾随侍威廉长达数百个小时，比大多数人都要更了解皇帝，他将皇帝的沉默归结于恐惧自然是正确的。皇帝表面上喜欢夸大其词，经常异想天开，这可能会让人忽略他骨子里对公开对峙和真正冲突的深刻排斥。到了1918年，在威廉多年远离皇家指挥部之后，这些特质成了他人格中的主导要素。

当德国败于协约国已成定局之时，无论是兴登堡的威信，还是德意志帝国民众中残存的保皇主义情绪，都无法保住威廉的皇位。1918年德意志帝国发动的反击战全面失败，这一噩耗被威廉的心腹们拦截下来，因此威廉对此一无所知。9月29日，当威廉从鲁登道夫本人那里得知德意志帝国败局已定且近在眼前之时，他感到更为震惊。这一消息促成了德意志政治体系在最后关头的戏剧性转变。如今，军方领袖认清了国内改革的需要，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将使德意志帝国在同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和平会谈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在穷途末路、无计可施之际，威廉接受了军方的建议。由于赫特林伯爵不愿意承担起德意志帝国宪法民主化的责任，遭到了解职。巴登的马克斯亲王接替了他的职位，并迅速组建了主要由国会议员（不是皇帝钦点人选）组成的新政府。

新政府与最高统帅之间的关系仍然紧张。由于协约国提出的议和条件显然要比德意志帝国领导层预期的更为强硬，兴登堡背弃了他早前授权文官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决定，而是给他的将军们下了指示，宣称威尔逊的条款是其无法接受的。马克斯理所当然地将其视为对自己权威的挑战，他表示除非威廉下令终结德意志帝国的文官–军事“双轨制政府”，不然他将会提出辞职。因此，威廉不得不动用宪法赋予他的权力，在两大权力中心之间做出了最终审判。10月26日，他对鲁登道夫加以训斥，并接受了他的辞呈。“手术结束了，”他后来评论道，“我已经将这对连体婴儿分离开来。”

图12　保罗·冯·兴登堡（左）和威廉二世（右）在位于比利时斯帕市的总指挥部交谈。图中另一人是奥地利军事全权大使克莱普施–罗登。威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迁居至总指挥部的决定反映了他（没有得到回应的）对陆军部队的依恋之情，但这却是一大公关灾难，因为此举使他远离了帝国的政治中心柏林，从而使得他的皇位不可避免地随着德意志帝国在前线的溃败而岌岌可危。

威廉作为君主究竟要何去何从，已经被提上日程。他若继续待在王位上是否能与德意志帝国政治中发生的变化兼容？在战争的最后几周中，这个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讨论，特别是在审查法规于10月中旬放宽之后。10月14日，德意志帝国政府收到了来自威尔逊总统的通牒，其中提到要“摧毁在任何地方存在的每一种毫无约束的权力……防止其破坏世界和平”，并意有所指地提到“迄今为止，操纵德意志帝国的权力正是这里所描述的那种。是否要做出改变，要由德意志人来决定”。这一通牒的措辞使得解决这一问题显得越发迫切。许多德意志人从这封通牒以及随后的文书里出现的类似评论中推断，唯有威廉退位才能使美国人满意。随后，越来越多的人要求皇帝退位，而有很多人担心皇帝现身柏林是否安全。然而，如果威廉没有在10月29日离开首都前往位于斯帕的总指挥部的话，他还是有可能保住他的皇位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威廉的心腹认为这是避免退位的唯一途径，甚至声称皇帝现身总指挥部有助于重振德意志帝国前线军人的士气，从而扭转德意志帝国在战场上的颓势。然而，在现实中，同沦为阶下囚的国王路易十六出逃瓦雷纳的事件一样，威廉迁居斯帕对他本人及其政府的声誉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关于威廉在1918年11月9日至10日宣布退位及开始逃亡的戏剧性境况已在本书其他部分有过具体论述，在这里仅做简要说明。在他在位的最后一周里，一种虚幻的气氛弥漫在皇帝的随从人员组成的小集团中。他们煞有介事地筹谋荒诞不经的计划，包括建议威廉御驾亲征，以自杀式袭击的方式牺牲自己，以挽回皇帝的尊严。然而，军方通知他已被剥夺对军队的控制权。之后，他开始考虑各种可能的退位方案——也许他能作为德意志帝国皇帝退位，但继续做普鲁士国王？但随着革命风潮席卷德意志帝国各个城市，这种想要将从帝国建立之初起就密不可分的两大政府分离的尝试无疑是不切实际的，而且没有任何好处。威廉也从未认真考虑过如果他自己宣布退位，让霍亨索伦王朝中更能为各方接受的皇室成员接替他的话，君主制有可能得以保存。无论如何，政局的发展很快就超出了威廉的预期，并先发制人地使斯帕方面所有绞尽脑汁做出的筹划都付诸东流。11月9日下午两点，正当威廉要签署一份声明，宣布放弃德意志帝国皇位但继续担任普鲁士国王之时，总指挥部接到消息，首相马克斯·冯·巴登已经宣布威廉同时放弃德意志帝国皇位和普鲁士王国王位，政府由社会民主党人菲利普·沙伊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控制。威廉花了好几个小时消化这一重大消息产生的影响，随后在没有签署退位声明的情况下登上皇家列车返回德意志帝国（他最终于11月28日签署了放弃两个职位的声明）。皇帝一行人很快意识到他们无法返回德意志帝国，于是皇家列车改变了方向，开往荷兰。在得知边境的部分铁路已经落入“革命党”之手后，皇帝一行人在少数人的护卫下改乘汽车前进。1918年11月10日凌晨，威廉越过荷兰边境，永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国家。

从威廉参与战时决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从我们的记述中来看，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即皇帝于战争期间在大多数重大政策问题的决策过程中都始终居于中心位置。皇帝可能不能及时掌握日常信息，被排挤出军事和民事机构的运作机制之外；他可能如一些同时代人所说的被副官和顾问组成的屏障蒙蔽，但他仍然是政治–宪法体制的支柱。他仅仅是位于天平中心的被动的“喉舌”，以其政治决断来保持着行政系统内部的意见平衡，还是扮演了一个更加积极、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角色？

答案一定是两者皆有。认为威廉在政策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创造性的作用未免有点儿可笑——他太依赖周围人的意见，而且缺乏先见之明，这正是使得政治风云人物脱颖而出的特质。然而，认为威廉可有可无的说法也是不对的。正如霍尔格·阿夫勒巴赫所指出的，如果没有威廉的支持，法金汉是不可能直到1916年夏天都稳居最高统帅之位的。在这种情况下，威廉做好充分准备来对抗（或者抵制）压倒性的反对意见，坚持支持总参谋长。无限制潜艇战也是如此。如果不是威廉支持首相的观点，贝特曼和威廉所主张的限制规定不可能于1916年得到施行。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完全民主化的、代议制的德意志帝国是不可能坚持贯彻限制政策的。在以上两个案例中，威廉同时表现出了惰性和拖延的特征。

有人可能会认为，比起积极干预，威廉还是少插手国事比较好。例如，我们看到，他没能统一德意志帝国军队的指挥系统。但对比德意志帝国军队和协约国军队的表现，我们并不能断言这个过失对德方军队陆上作战的效率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也许威廉更重要的失误在于他未能协调好文官政府和军方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来使后者服从前者的权威。然而，尽管陆军和海军领袖的任意妄为造成了严重后果，这也不是战时的政策错误所造成的。帝国宪法从来没能圆满地协调好军事和政治权威之间的关系。此外，在1871年开始施行的半代议制体系中，德意志帝国武装部队已经能熟练运用所有现代政治的动员手段，鼓动大众及议员支持添置所费不赀的武器及扩军计划。到了1914年，当兴登堡这位英雄元帅作为威廉的克星横空出世之时，他手握极其强大的宣传资源，一切都表明越过负责的政府领导人、直接鼓动公众的做法已经根深蒂固。威廉逐渐认识到自己的权威正在受到来自陆军元帅和鲁登道夫的巨大威胁，但在1915年，他仍有余力阻止军事独裁制度形成，只不过没能惩罚他们的僭越行为。到了1918年10月，当皇帝最终出手终结“恶魔双煞”的统治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

流亡

可以说，威廉在荷兰度过的23年流亡岁月超出了本书以权力为主题的讨论范围，因为威廉在1918年之后就不再拥有任何行政权力了。但是，我们有必要对其流亡生涯进行简短探讨，不仅仅是为了实现叙事上的完整，也是由于理解威廉在1918年之后关注的事情会引出几个颇为重要的问题，这有助于我们准确评价他在德国历史上的地位。其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是他对犹太人的态度，以及他与国家社会主义党和希特勒政权的关系。我们首先对这位德意志前皇帝的流亡状况进行总体评价，随后再来依次讨论这两个问题。

在流亡荷兰的前两年中，威廉一直在担忧协约国会迫使荷兰将他引渡回国，作为战犯进行审判。协约国的战时宣传已经将威廉从头至尾妖魔化，各方对他的敌对情绪都十分强烈。早在1918年12月2日，在伦敦举行的英法意三国会议上，与会代表讨论是否应当要求荷兰将威廉转交给协约国，将其作为“头号战犯”进行审判，但威尔逊总统对此热情不高，于是该议题被搁置，以待和平会议上讨论。经过四巨头在巴黎的一番争论之后，《凡尔赛条约》第227条做出规定，威廉将以“严重违反国际道德和条约精神”为由被拘禁，由荷兰引渡回国，接受由来自协约国的5位法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的审判。

威廉最终未被引渡回国接受审判，这是由四大因素决定的。首先，协约国的要求缺乏一致的法律依据。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便越来越多地使用“国际道德”这样语义模糊的概念来表达他们的诉求。其次，虽然荷兰政府对威廉的到来毫不知情，对可能造成的后果也颇为忧虑，但他们仍然以这样做会危及荷兰主权为由而拒绝了协约国的请求。再次，荷兰的威廉明娜女王和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一世都反对威廉被指控为战犯。特别是在阿尔贝一世那里，君主的偏好对比利时政府产生了重要的制约作用，否则比利时政府可能已经要求引渡威廉（乔治五世也表示反对，但英国国会经过投票，阻止其进行干涉）。欧洲各王室之间的关系网曾经对威廉临朝执政无甚助益，现在却开始运作起来，保护其个人的利益。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协约国内部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首先主要是英国在推动提案，要求对威廉这个“人类公敌”进行审判，或者把他像拿破仑那样驱逐到世界的某个偏远角落里。但美国人对此表示反对，法国人则不感兴趣。这些分歧连同英国决策层内部的矛盾，使得将威廉引渡的计划流产，此事在1920年3月之后就逐渐不了了之了。

与此同时，这位前皇帝和他为数不多的扈从已经从阿默龙恩搬离，在那里他们是本廷克伯爵（一位非常亲切的荷兰贵族）的座上宾。他们来到了更宽敞和富丽的多伦庄园，威廉在那里终老。引渡事件带来的压力，连同一次拙劣的绑架未遂事件和住处即将遭到潜入者袭击的谣言已经对皇后的健康造成了损害。她比威廉更加务实和专注，无法像他一样用自欺欺人的幻想聊以自慰，她对他们所处的不确定的处境更加感到痛彻心扉。她于1921年4月11日去世，遗体遵其遗嘱运回德国，经共和政府同意埋葬于位于波茨坦新宫的皇家陵墓。送葬队伍穿过德国北部之时（德国政府坚持要求其在夜间行进），大量送葬者涌上街头目送其经过，从而形成了贯穿全国的“绵延不断的人流”。在柏林，观察员报告至少有20万民众聚集起来，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整夜露营，只为抢占好的观看位置。这不仅证明在魏玛共和国早期的民众中间还保留着相当多的保皇情绪，也表明“多娜”（维多利亚）在德意志民众之中获得的爱戴之深。

威廉因皇后之死悲痛不已，然而仅仅过了18个月，他便再度缔结婚姻，在多伦庄园过上了有些平淡但舒适的家庭生活。王室头衔和宫廷仪式在此仍有所保留——在庄园之中，威廉依然是“德意志帝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他成日忙于伐木锯木，广泛阅读科普和考古方面的著作，写作自我辩解的回忆录。他同有意正面宣传其统治的政论家合作，接受支持他的记者的采访，或是对措辞友好的传记作品的手稿进行加工润色。他组织创办了一个“研究协会”，该协会从当时流行的“文化形态学”领域汲取灵感，致力于进行宏观层面上的文化–历史研究。他还与人频繁通信，现在这些信件散见于欧洲和美国的各大档案馆里。

在这些书信中，威廉的关注点之一在于将帝国的溃败和屈辱以及他本人的退位归咎于特定的人和团体。正如约翰·勒尔、拉马尔·塞西尔和维利巴尔德·古切所指出的，犹太人在威廉自我辩解的场景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他在1925年的一封信中说魏玛共和国是“由犹太人一手筹划，一手打造，并一手维持的”；他告诉过两位同他通信的人，推动共和国建立的革命是“被一帮犹太人蒙蔽和欺骗的德意志人民的背叛”行为。书信中还有其他更令人不安的话语，甚至与纳粹主义的种族思想不谋而合：“犹太人和蚊子”都“令人生厌，人类必须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使其灭绝”。威廉在给他的美国朋友波尔特尼·比奇洛的信中如是说。他还补充说：“最好用毒气熏死他们！”这些言论自然引起了人们特别的关注。约翰·勒尔特别指出，越来越激进的反犹太主义如同一条红线，贯穿于皇帝成年生活的始终，他认为威廉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先导，是“铁血首相”（Blood and Iron Chancellor）和“德国独裁者”（the Führer）之间失落的那个环节。

当我们见证过1938~1945年纳粹政权给全欧洲的犹太人带来多么惨痛的灾难之后，骤然看到这种言论，我们的厌恶之情简直无以言说。然而在我看来，勒尔的结论在某些方面似乎有问题。首先，考虑到希特勒是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政治和思想环境中成长起来和接受教育的，与德国截然不同，俾斯麦和希特勒之间“失落的环节”这一说法究竟是何意还有待商榷。我们也不能断言威廉在任何意义上为希特勒的崛起开辟了道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对纳粹运动所持的基本态度是怀疑和敌对的。另外，威廉在历史上的地位是否可以用勒尔建议的方式从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角度来考量，也有待进一步考虑。毋庸置疑，正如勒尔和其他人所指出的，威廉在成年之后的岁月里都持有德国国内（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精英中广泛存在的反犹太主义偏见。另一方面，正如拉马尔·塞西尔和维尔纳·莫斯所指出的，威廉同许多有钱有势的犹太人私交甚笃——他们就是所谓的“犹太贵族”，其中包括船舶制造商阿尔贝特·巴林，银行家马克斯·瓦尔堡、卡尔·菲尔斯滕贝格和路德维希·马克斯·戈尔德贝格尔，“棉花之王”詹姆斯·西蒙，煤炭巨头爱德华·阿恩霍尔德等人。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私交在一定程度上是功利的，因为威廉时不时要动用这些关系，为他的私人计划筹措资金。但这也反映了威廉对通过自己努力获得财富的人是乐于结交和充满尊重的。而这些朋友还能在经济问题方面为他提供客观的信息，这是他的大臣们无法做到的。最后，这些犹太大亨们精明世故、活力四射，能够使威廉从其随从人员圈子里那种乏味的氛围中抽身而出，呼吸新鲜的空气。威廉毫无顾忌地当众同他们散步、交谈，在晚宴上同他们坐在一处，在各种演讲中对他们不吝赞美和感谢之词，并在犹太教会堂同他们谈天说地。

在这里，有必要简要介绍威廉和这些人关系的亲疏程度。当政府官员抱怨见皇帝一面非常困难之时，威廉却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瓦尔特·拉特瑙（自1912年起任德国通用电气公司的监事会主席）会面；在战前的几年时间里，威廉至少会见了拉特瑙20次，其中好多次都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威廉是“钦点海洋巨子”犹太人阿尔贝特·巴林位于汉堡的宅邸的常客，一年之中造访次数多达6次。威廉前往柏林的格吕内瓦尔德酒店请教弗朗茨·冯·门德尔松如何为新购置的房产配备合适的室内设施。1871~1888年，前两任德意志帝国皇帝只给两位犹太人赐予了爵位，而威廉二世一个人就给7位犹太人封了爵位。除此之外，工商界人士中有越来越多的犹太人皈依了基督教，他们也在威廉统治期间所授爵的犹太人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这种社会观念开放而又相对现代化的精英阶层构建方式为诸如支持泛德意志运动的民族主义者、反犹主义者海因里希·克拉斯等同时代人所关注。在克拉斯1912年被广泛传阅的小册子——《如果我是皇帝》中，克拉斯（他以笔名写作）问读者威廉何以成了“比他资质平庸的爱德华叔父还要糟糕的犹太人赞助者，他将进入新财富阶层的犹太企业家、银行家和商人纳入麾下，甚至在政事上询问他们的意见”。的确，皇帝对这些在现代经济和工业发展中涌现出的杰出人才的偏爱引发了一些人（尤其是人数较少的普鲁士贵族）对王室的疏离，在他们眼中，“自由派作风”的皇帝打破了旧贵族构成的社会阶层，由他所掌控的王朝已经成了犹太金融巨头们的避难所。

威廉的反犹太主义是应激性的——这种情绪常常在他感觉自己受到攻击时达到顶峰，尤其是面对来自媒体的抨击之时，比如在牧师施特克尔事件期间，或是在发生《每日电讯报》事件和奥伊伦堡危机之后，那时他将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在了言辞犀利的犹太记者马西米利安·哈登身上。但威廉从未试图通过立法来限制德意志帝国的犹太人在1869年的解放法案下获得的自由。更重要的是，没有证据表明他曾计划或真诚地希望这样做。19世纪90年代早期，威廉公开拒绝承认保守党采取的反犹太主义立场，声称保守党的态度与他本人无关。1896年，他不顾大臣们的反对，支持拥有犹太背景的公务员卡尔·尤利乌斯·冯·比特担任普鲁士贸易大臣。相比之下，霍恩洛厄视比特为“野心勃勃的犹太人”，对其嗤之以鼻，并威胁说如果比特“从一扇门”进入政府部门，他（霍恩洛厄）会“从另一扇门”离开。在1904~1907年殖民危机余波未散之际，威廉成了伯恩哈德·邓恩伯格（此人为负责殖民事务的犹太裔国务秘书）的狂热崇拜者。

流亡生涯的开始标志着威廉态度的显著转变。正如维利巴尔德·古切所指出的，威廉越发深切关注“犹太问题”并非“特例”。在战争的最后几年中，反犹种族主义在右翼圈子里迅速扩张，并在魏玛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最初几年中甚嚣尘上，而这是受到了由犹太人主导的革命运动的刺激。就威廉本人来说，他同许多德国人一样，对降临在自己国家头上的不幸深感痛苦，同时也因自己与这些历史事件的独特联系而心怀怨恨。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情感上，威廉都无法进行自我批评。他是一个具有“责他个性”的人：他总是将个人的不幸归咎于别人，由于人们普遍认为他一手策划了战争，并将治下的帝国带入了耻辱的末路，他便更迫切地想要将罪责和责任转嫁到他人身上。从反犹太主义的角度来看，他统治期间的不幸动荡都有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比如：哈登对奥伊伦堡的攻讦是“犹太人”反对君主制的第一波攻势，并在1918年革命中达到高潮，随后便发生了西线溃败、其妻子早逝等一系列事件。他沉浸在多伦庄园皇家住所所营造的虚幻氛围里，终日咀嚼着失败的苦果，最终在反犹种族主义的邪恶谬论中找到了现成的答案，帮助他摆脱缠绕着自己的梦魇。

但值得注意的是，威廉的反犹太主义从来没有为任何实际的行动提供依据，他也没有对活跃在共和国境内的各种反犹团体表示支持。也许这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威廉从未将他的不幸遭遇仅仅归咎于犹太人；事实上，一群互不相同的肇事者们需要争得头破血流来拔得头筹：“美国佬”、“背信弃义的英国人”、法国人、共济会（三个“古普鲁士”分会除外）、容克地主、社会民主党等。除此之外，有许多人在他急需帮助的时刻使他大失所望。比如，当鲁登道夫于1927年8月写信给威廉，保证其领导的人民共同体运动致力于与“耶稣会、犹太人和共济会”做斗争之时，威廉在纸页边缘尖刻地批注说耶稣会在斯帕“失去理智”，因此“推动了革命的爆发”。像威廉的其他言论一样，这一番指责中充斥着机会主义、自私自利、自相矛盾的腔调。他对犹太人反感的言论过于狭隘地为自我辩解的目的服务，从而既不能融入一个一以贯之的世界观之中，又不能为任何行动提供指导。“我头一次为自己身为德国人而羞愧不已。”当1938年11月，威廉在多伦庄园得知犹太人遭遇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悲惨命运之时，他如此说道。他对他的扈从们宣称，“任何体面的德国人”都应该奋起反对纳粹的迫害。

前任皇帝强烈的利己主义倾向有助于解释他为何一直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缺乏热情。至少到1934年为止，威廉还幻想着能够重返皇位，享受他实际上从未拥有过的绝对权威。因此1923年的慕尼黑政变使他心灰意冷，因为他意识到巴伐利亚维特尔斯巴赫王朝试图通过这一行动将自己的王室成员推上皇位，以取代霍亨索伦王朝。20世纪20年代，多伦庄园的扈从同魏玛共和国内的一帮保守派和君主主义者组成的松散团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20年代末，威廉方面同纳粹运动的非正式联系越发紧密起来：威廉的幼子奥古斯特·威廉在询问和获得父亲的许可后，于1928年加入了纳粹冲锋队。威廉的新妻子，赫米内·冯·罗伊斯–格赖茨夫人与党内高级领导人有来往，并参与了1929年的纽伦堡集会。保守阵营的崩溃和纳粹党在1930年德国大选中的惊人成功使得复辟党人决定正式加入希特勒的运动。其成果是威廉和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ering）于1931年1月在多伦举行会谈。此次会面的纪要已经散佚（如果有纪要的话），但戈林似乎对威廉在未来某个时间会返回德国的前景颇具信心。

尽管接收到了这些友好的信号（来自希特勒本人的鼓动性话语和1932年夏与戈林的二次会面），威廉对“独裁者”希特勒是否真的支持君主复辟仍心存疑虑，其理由也相当充分。这一合作的前景不容乐观。和希特勒建立的每一段合作关系一样，双方都在尔虞我诈。希特勒希望通过同旧的统治家族联合，加强他作为普鲁士–德国君主制传统合法继承人的认可度；而威廉则想夺回宝座。然而，在自传《我的奋斗》（威廉从来没有读过这本书）中，希特勒曾宣称他的运动目标不在于“建立君主制”，而在于建立一个日耳曼国家。随着希特勒大权独揽的欲望越发明显，威廉通过纳粹政府复辟君主制的希望日渐渺茫，而希特勒也不再迫切需要霍亨索伦家族的支持。关键时刻在1934年1月27日到来，这一天希特勒下令取消所有为皇帝75岁生日所举办的庆祝活动。几天之后，新的法律出台，宣布所有君主主义组织皆为非法，复辟运动正式宣告失败。

在威廉看来，希特勒此举是在向“霍亨索伦家族宣战”。在随后的几年中，这位退位的皇帝越发敌视希特勒和他的运动，尤其在1937年4月其妻子与纳粹党断绝关系，成为与纳粹政权势不两立的反对者之后。纳粹政府对他们的蔑视展开了猛烈的报复，持续不断地清除德国君主制的痕迹，禁止展示与君主相关的图片和纪念品。直到1939年秋天德国战胜波兰的消息传来之后，威廉才开始对纳粹政权产生更加积极的兴趣。当德国军队于1940年5月13日入侵多伦之时，他感到欢欣鼓舞，并为德国战胜法国大为感慨。他仍然对自己退位和帝国崩溃的悲惨时刻念念不忘，认为攻陷法国是“对1918年所发生之事的报复”。此前，威廉的随行人员提醒他，希特勒因为威廉没有祝贺其成就感到不满，现在威廉立马发了一封电报，为“独裁者”歌颂“天赐的胜利”。不消多说，这种示好并没有改善威廉在希特勒心目中的地位。希特勒在随后的几年里将威廉称作“趾高气扬、毫无个性的傀儡”。这也没有获得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戈培尔的好感，戈培尔在1940年将威廉描述为一个“无可救药的傻瓜”，并说他或许有部分犹太血统。

威廉那时已年过八旬，身体状况每况愈下。1941年6月4日，他在多次心脏病发作后不治身亡。希特勒曾打算将其遗体运往波茨坦举行葬礼，届时他将自封为继任者，接过历代军阀出身的君王的衣钵，继承普鲁士传统，毕恭毕敬地走在这位末代皇帝的棺材后面。但威廉留有遗嘱，希望在德国恢复君主制之前一直留在多伦，于是纳粹政府另外派了少数代表前往多伦参加了葬礼。由于英国军队的空袭，葬礼延迟举行，在1941年6月9日，葬礼悄无声息地结束了。

结语

“我支持对威廉处以绞刑。”英国工党议员乔治·巴恩斯在1918年11月于内瑟顿发表的一次竞选演说中如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威廉二世成了大众仇恨的对象。协约国在战时用于宣传的艺术海报将他描绘成一只残忍血腥的动物，俯视被蹂躏过的比利时妇女的尸体，或是一只趾高气扬的猿猴，站在熊熊燃烧的图书馆前面，欣喜于文明的毁灭。繁复艰深、注脚密布的条约文本被公之于众，向受过教育的公众表明威廉要为1914年以来将整个欧洲裹挟其中的祸事负主要责任。“不管怎么说，”1917年一项类似的研究宣称，“德意志帝国皇帝……应该为全世界所遭受的不幸负责。”另一项研究则认为他应该为1914~1918年的战乱承担“完全和直接的责任”。难怪很多人联合呼吁对这个“人类公敌”处以绞刑。

即使在德国（威廉二世统治了30年之久的国度）国内，一波谴责的浪潮亦在他退位之后席卷而来。这位末代皇帝被称为“疯子”，带领他的臣民走向毁灭。曾在他手下任职的杰出人物所著的自私的回忆录，几乎没有使他的形象有丝毫改善。“每出一本新书，他作为软弱无能的胆小鬼、独断专行的野蛮人和吹牛大王的形象就越发让人憎恶，正是这个装腔作势的蠢材使德国陷入了不幸的深渊，”哈里·格拉夫·凯斯勒伯爵于1928年这样写道，“他身上没有一点是能引起同情或怜悯的，他完全是可鄙的。”

80多年后的新世纪伊始，当时的人们由这类评断而产生的对威廉的情绪和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殆尽了，但我们对威廉二世的印象依然是负面多过正面。近年来的研究将他描述为“（精神病）治疗的典型案例”，一个“想法无常、极度自恋”的“可恶皇帝”，一个“四肢不协调”“攻击性强”和带有“虐待狂”倾向的恶霸，以目睹他人受辱为乐，以脱离于同胞之外而沾沾自喜，一个“乏味的”“疯狂的”“自吹自擂和自视甚高的傻瓜”，“阿道夫·希特勒的先驱”，是德意志帝国优雅的沙文主义和奥斯维辛种族灭绝式的仇恨之间“失落的环节”，这个男人“目睹了世界上最极致的丑恶，却宣称这是上帝的杰作”——简而言之，他是“世界历史的浩劫”。

众多谈及威廉的史学评论都采用了嘲笑、谴责，甚至妖魔化的论调，这是该研究领域最为鲜明和突出的特点。即使我们不带着为威廉正名的想法去探究这个领域，也能发现这种措辞的言过其实和盲目不明之处。似乎威廉的存在代表了某些超越他自身的宏大题旨——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浩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惧、一个民族的灾难和耻辱。本书并没有试图为这位末代皇帝“辩解”。在我看来，他聪明有余，但判断力不足，时常爆发出惊人之举，但往往是三分钟热度，生性怯懦，容易恐慌，常常因感到弱势和威胁而冲动行事。本书试图通过在具体情境中解读他的言行，在众声谴责和同情理解之间重新找回平衡。

通过这种做法，我们得出了什么结论呢？威廉对权力的理解和对如何运用权力的看法并不是一个精神错乱的头脑的古怪产物。这一部分来自威廉饱受权力政治冲突所扰的家庭背景，一部分拜俾斯麦所赐，这位政治伟人对威廉的政治教育可谓影响深远。

德意志帝国宪法特有的不确定性使君主得以在特定的情况下独揽大权，但也能导致权力从君主手中流失；说得更宽泛一点儿，本书突出了俾斯麦之后，权力在德意志帝国宪法体系内不断流转的特性，其在各方之间易手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威廉对阵他的首相和将军们的情境中。

在与俾斯麦决裂的过程中，威廉学会了调动帝国宪法赋予他的众多工具，并初步描绘了政治蓝图，将君主在其中扮演调和作用的社会文化事业同有利于国家团结的宏伟计划结合在一起。在政治领域之外，威廉始终关注技术、科学和工业方面的最新发展，召集这些领域的专家到他身边，从而创造出一个新的精英空间，使得原本互不相关的社会群体能够互相交流。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尼古劳斯·松巴特在对这一统治时期独辟蹊径且见解独特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威廉向往成为一名“精英之王”。（松巴特还指出，人们是否需要通过“爱”这个皇帝来理解他，是值得商榷的。）

尽管皇帝实施了许多积极干预，却无法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实现这一蓝图，甚至连持续地对执行机构施加压力也做不到。安排“心腹”就任关键职位也并不一定能壮大他的权力。这部分是由于帝国的“官吏”一旦被任命，往往会自行其是，但更根本的问题是皇帝完全无法制定或遵循一个属于自己的、连贯的政治纲领。“王权机制”——由勒尔提出的、用来替换“人治”的微妙词语（借用了诺贝特·埃利亚斯对路易十四时期专制政体的分析）——因而是有问题的，因为只有当君主的目标是众所周知的，并且朝臣对此亦有所预期时，它才具备其政治意义。威廉二世的情况绝非如此，他的政治目标总是瞬息万变。他采纳意见，充满热情，而后又感到厌倦或泄气，最后又将其束之高阁。他一时与沙皇势不两立，一时又与其交从甚密。在他自以为受到轻视和挑衅之时，会勃然大怒，但一旦意识到自己即将真枪实弹地和他人对立或是产生冲突时，又会畏缩不前。这并不意味着皇帝无足轻重。然而这确实表明，他的重要性与其说体现在执行专制意志上，不如说体现在长期无法掌握大权上。甚至他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干预（虽然这是重要的领域）也不是长期稳定的，因而也算不上是长远的蓝图。

无论是同比洛，还是同贝特曼–霍尔维格共事，威廉都没有实现其在19世纪90年代孜孜以求的对政治事务的掌控。伯恩哈德·冯·比洛或许没有策划在德国政治生活中永久采用代议制，但他并不像所谓的比洛式“良君治国”理念所暗示的那样任皇帝驱使。至于威廉在外交政策领域的干预，这自然使德国外交部的官员如临大敌，但这些干预并不像他们宣称的那样充满恶意，反而几乎没有在任何情况下对德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什么影响。王朝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在这一方面并没有什么用处。威廉在德国海军迅速扩张方面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但海军计划和英德关系恶化之间的联系也不应被大肆强调。无论是在国际政治中盛行的帝国主义，还是造船业的兴盛，都不是导致1914年战争爆发的原因。在冲突爆发之前一系列危机的背景下，本书强调了威廉处理巴尔干问题时的和平意图。威廉并没有把1912年之后的巴尔干问题当作挑起中东势力和一个或多个大国之间冲突的托辞。自1895年之后，他对奥地利盟友并没有无条件支持，这对德意志帝国的独立和欧洲的和平构成了实际上的威胁。他在1914年7月5日的所作所为（“空白支票”事件）并非对奥地利先发制人，也不是为了推动德意志帝国发动防御性战争来扭转军事准备水平上的颓势。事实上，我们应当认真思考威廉在1888年6月25日帝国国会开幕时做出的承诺：“在外交政策上，我决心尽可能地与每一个人保持一致。既然我们已经通过奋斗赢得了作为一个统一的独立国家而存在的权利，德意志帝国没有必要进一步耀武扬威，或者进行武力征伐。”

威廉的公开言论没有如他所预想的那样树立和巩固他的权威，反而比他的其他任何举动都更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名誉。德皇的演讲有时是冒失和不明智的，但我们不能错误地将演讲引发的骚动完全归咎于皇帝的个人缺点。作为普鲁士国王–德意志皇帝，威廉本人代表了不同头衔及职能的融合，因此对不同的选区来说他象征了不同的形象。威廉未能缓和由此产生的紧张局面，及其在帝国的公共生活中产生的恶劣反响，这不仅同他本人反复无常的个性有关，也同德国政治文化分割离散的特质有关。“也许，”正如托马斯·科胡特所指出的，“德国就是如此四分五裂，以至于无法形成重要的利益共同体，为有效的政治统治提供基础。”

尽管威廉是名义上的军事统帅，却不能在德意志帝国军队的战略制定和管理运作上发挥任何积极的作用。但根据宪法规定，他是连接军事管理机构和民事管理机构的关键人物（这在临近战争爆发的那几年中已经很明显），因此他得以在1914年7月之后由德意志帝国领导层做出的几大重要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他苦苦支撑了好几个月，为法金汉顶住舆论压力，确保其不会被赶下台。威廉比一贯高瞻远瞩的贝特曼–霍尔维格更清楚地看出兴登堡并非善类。皇帝是为数不多的直到最后都反对采取无限制潜艇战的人之一——这也许是德意志帝国的战时指挥层所做出的最致命的决策。然而，这一切都不能使我们忽视皇帝无法真正掌控大权这一根本性失败。威廉占据了德意志帝国宪法的核心地位——他处于该系统的焦点上。他原本可以利用这一优势协调各方，以提供策略方针。威廉在这两方面的失败，有助于解释德意志帝国为何在解决东部和西部战线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花费了这么长时间，为何对海军和陆军的调动如此不协调，为何采用外交手段和战后和平计划与实施军事战略之间无法实现有意义的对话。

威廉二世急剧加速了以君主制作为德国政治制度被废止的过程，从而间接地使民众对一位“平民元首”出现的要求更为迫切，此人必须是成功人士，且深受大众拥戴。对于保守派旧贵族而言，威廉的黯然退位使得民众无法继续对这位末代皇帝产生认同感。君主制因此无法成为能为战后保守主义提供持续且稳定的政治支持的意识形态机制。贵族群体，尤其是年青一代，从他们的祖辈所信奉的个人化的、鲜活的君主制中抽身而出，呼吁选出一位平民领袖，填补威廉执政失败而出逃国外之后留下的真空。我们在安德烈亚斯·格拉夫·冯·伯恩斯托夫（来自对普鲁士王室世代效忠的贵族家庭的一支）字迹潦草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对这种渴望的具体注解：“如今只有一位独裁者能够帮助我们，用他的铁扫帚把世界上的这群寄生虫全部扫荡干净。我们要是和意大利一样，有一位墨索里尼，那该多好！”

威廉二世的权威是由来源不同的各种权力交织而成的。威廉有权提出政治举措（但无权强制议会予以通过和实施），他掌握着许多关键职位的任命权（但一旦他提名的候选人就职之后，他就无法对其进行操纵了），他还在公众生活中享有突出的特权地位（但无法控制公众对他的观感）。这些互不相同的权力之间并不稳定甚至在某些方面互相破坏的关系一直是威廉二世解不开的谜题。政治体系中最严重的问题（未经改革的普鲁士选举制度和军队所处的无法解决的、超然于宪法之外的地位）依然悬而未决。在威廉二世统治时期，其政府原本能够促成建立更强大的立法机构，不断发展的欧洲政治文化进一步成熟，最终却反而成了悬在德意志之上的“哈哈镜”，使德意志帝国于困境之中那些最令人忧虑的特征（改革受阻停滞不前，政治分裂，教派林立，社会经济两极化，权力和文化脱节，军方地位非正常化，国家对其在国际社会中定位的困惑）显得更加骇人。

致谢

在此谨向以下朋友和同事表示感谢，此书的完善有赖于他们的宝贵建议。约翰·汤普森是一位慧眼如炬的批评家，他慷慨地帮助我通读了整部手稿，挑出了其中许多混乱之处。布伦丹·西姆斯、乔纳森·斯坦伯格、马库斯·克劳修斯和埃玛·温特也给予我帮助。沃尔夫冈·莫姆森（已故）来访剑桥时给予我有益的建议。克里斯托弗·艾伦·贝利也提出了激发我灵感的意见。特别致谢约翰·勒尔教授，这一领域的全部研究均肇始于他对德意志帝国最后一个统治者所做的开拓性研究。虽然本书对勒尔教授的巨著（三卷本威廉二世传记）中的某些解读持有异议，但是如果没有他的这部作品，本书也无法问世。西蒙·温德尔为本书寻获了图片。贝拉·库尼拉以她一贯的热情对本书进行了编辑。尼娜·鲁本耐心地倾听我的想法，并指出其中的无趣之处。约瑟夫和亚历山大为我带来了无尽的欢愉和快乐。本书中仍存在的错误及不当之处与以上诸位均无关系。

沉重的皇冠：威廉二世权谋的一生

[英]克里斯托弗·克拉克　著

盖之珉　译

电子书编辑：张畅

版权经理：王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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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品：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公司 www.yuntrust.cn

版 本：电子书

版 次：2017年11月第1版

字 数：216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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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书书号：978-7-5086-7126-0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Publish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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