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汶川地震168小时 / 张良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 2013. 2

ISBN 978-7-5506-1682-0

Ⅰ. ①汶… Ⅱ. ①张…  Ⅲ.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Ⅳ.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739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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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汶川地震168小时

著       者   张 良

责任编辑   韩丽娜

特约编辑   龚 珏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www.bookfh.cn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厂

开       本   680mm  x  99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88千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1682-0

定       价   36.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21-33608311（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章  2008.5.12. 生与死，取决于你所站的位置

地震了！

映秀，为什么是映秀？

地震前，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映秀

一个巨大的隐患被埋下，很快发芽、生长

地震乱象

教学楼：映秀最悲惨的一页

灾难预埋在那些不合格的建筑里

听天由命？什么是天？什么是命？

第二章  震后24小时，灾难面前的人性本能

活着就好！

此起彼伏的呼救让一些人的勇气被唤醒

可怕的抢夺

震后第一夜

平凡的勇士——灾民自救

第三章  到底哪里才是震中？

映秀，不再是孤城

震中真相

温家宝说：“把我空投进去！”

奔向四川，交通成了大问题

第四章  震后48小时，水陆空三路“抢滩”映秀

各系统小分队探路震中

震后二十三小时，水路打通

陆路受阻，空中运输杯水车薪

冲锋舟“争夺战”

第五章  医疗救护队突进震中，担起废墟上的生命接力

千名救援人员徒步穿越五公里“死亡之路”

首支医疗救护队进入映秀

伤员转运——废墟上的生命接力

第六章  震后72小时：救援的每一步推进都是以生命为代价

“活的！活的！”

亲眼目睹的死亡让人内心疲惫

深度挖掘

最后的冲刺

第七章  震后168小时  一些人可能还活着，但再也听不到亲人的呼唤了

救援大隐患爆发——救援者陷入生存困境

生活，还要继续

帐篷ICU里的守护

母亲的呼唤

时间已和死神结盟，这是最后的一注

地震168小时，废墟下的最后一个幸存者

后 记

灾难与命运

采访清单

参考资料

第一章  2008.5.12. 生与死，取决于你所站的位置

地震了！

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卧龙自然保护区，一场仪式正在进行。专程从北京请来的演员，从各地赶来的记者以及蜂拥而来的群众满满当当挤满会场，好不喜庆、热闹。县长廖敏心情非常不错。这两天，在他的辖区内，“喜事”接二连三。

这是2008年5月12日的上午，廖敏出席的是一场大熊猫认养仪式。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认养了两只大熊猫，它们和另外6只大熊猫一起，即将被送往北京，奥运会期间在全球来宾面前亮相。

午饭后，汶川县长廖敏和新安化工董事长王伟的车队从卧龙出发驶向40公里外的映秀镇。车队不急不慢地行驶在大桥上，车窗外就是川西的秀美景色。坐在后排的王伟远远看到窗外山体的巨大塌方，“泥石流！”另一名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员工也惊叫起来：“地震了，快下车！”他们迅速打开车门，顿时，一股强烈混合着尘土与沙石的气流充满了整个车厢。

下车后，他们发现一块数十吨的巨石已经把车队后的桥面砸出一个直径两米左右的大洞。这支车队实在幸运，他们前后很近的地方都是巨大的塌方。廖敏不知道，他管辖的汶川，马上要和大地震三个字紧紧连在一起，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而他得在这个荒郊野地里呆上好几天，无法与外界取得任何联系。

此时，比他们提早20分钟出发的，七名出席活动的记者乘坐的商务车刚刚驶过映秀镇口外的百花大桥，浙江日报记者陈悟宪感觉到异常，前方飞速砸下大片落石，纷纷砸在公路上。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车子右侧已被撞得砰砰响，左右剧烈摇摆，前后门车窗玻璃被砸个粉碎。有人猛喊“快倒车！”陈悟宪立即感觉到车子屁股在转向左侧的路外，而那边就是几百米的陡山峭壁和汹涌翻滚的岷江。他才喊了声“小心，往右倒车”，便感到一记强力的重击，失去了知觉。

在他们身后的百花大桥桥墩因承受不住剧烈摆动的力量折断，数十米的桥面跌落，桥断了。而这只是地震在山区路间留下的一点点痕迹，但道路中断将让此后的数万人尝尽苦果。而此时，在震源附近的人们却看到了另一番更加“奇幻”的景象。

这天中午，汶川县漩口镇蔡家杠村二组村民何国伦一个人在饭桌边坐着喝啤酒。几杯下肚，他正要抓起酒瓶再满上，突然三声闷响，将他吓了一跳，桌上的酒杯也凭空晃了几下，紧接着整个跳了起来，啤酒洒了一地；紧接着桌子也剧烈抖动起来，随之从天花板上抖落下一些白灰。何国伦愣了一下，以为自己喝多了眼花，他想站起来，但又是一阵震动从边上的牛眠沟传来，地面整个儿开始大幅晃动，将他连人带桌掀翻在地。

地震了！

如同火山爆发一样，地震使大量碎石从莲花心沟白流槽的山坡上喷发出来，喷口在坡面上形成了一个直径约40米的大洞。旁边，还有两个小一点的喷口。这次喷发带来了三声巨响，这就是地震吹响的冲锋号。

这些石头势不可挡，摧毁沿途遇到的一切东西。恐怖的石流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最靠近爆发点的人还没有看清周围情况就已被冲击波击倒，并被随后奔涌而下的数百万立方碎石掩埋。汶川县漩口镇蔡家杠村二组76岁的张素华和86岁的王汉章老夫妇居住的木屋就在白流槽正下方约一公里处，他们很可能是汶川大地震最早遇难的人。后来，老夫妇的儿子王学宾在离木屋几百米远的山坡上发现了父母曾经用过的被褥。飞速而汹涌的石流还带来了更多的异象：一座坟飞过山沟，飞到了对面的山坡上；厚重的水泥蓄水池从沟底被石流推送到了半山腰。

但也有人幸运地躲过了致命的攻击。这天，75岁的村民姚功名正在山上砍竹子，无意中也来到了白流槽。他就站在爆发点的后方，一声“放火炮”似的巨响把他吓了一大跳，接着就看到一堆堆的石头从地下飞了出来，空气中也弥漫着硫黄一样的味道，周围雾气腾腾，很快，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即使他幸运地站在喷口的后面，但那些飞溅的沙石还是擦伤了他的手。但他已无暇顾及，因为紧接着周围山上的石头就开始大量滚落，他不得不专心地躲来躲去。

在山下的二组村民则跑到了院子里，趴在地上，互相抓着。震动稍停，有胆大的村民跑到牛眠沟边张望，只看到“沟里白花花的，光看到有一点房角”，然后又跑回去对其他村民大喊：“完了完了，山上到处都在垮，沟里头的房子全都埋住了，怕是埋了好多人呢！”

这是2008年5月12日的下午，地震在莲花心沟爆发，并带来了大量的固体塌方。固体塌方犹如洪水般，铺天盖地，3秒钟就从莲花心沟冲进牛眠沟，前进了1.5公里左右，固体流击飞的石头如同炸弹一般，四处飞溅。固体流在倾泻过程中，曾受到山体阻拦，产生了3次折向，折向处有明显的上扬迹象，最高处达60米。经专业测算，有300多万方的固体流在地震瞬间倾泻，以每秒高达400米左右的速度，在6秒钟时间，沿牛眠沟向前推进了2.5公里左右。

地震时蔡家杠村有280多人在山上，最终16人遇难。地震虽然在这里爆发，但村子的主要区域在爆发点后方，这让他们没有产生更多的伤亡。地震并不满足，它将要到人口密集的地方去向人们展示它的威力。而第一个将要被地震撕裂的城镇，就是爆发点东北方向7公里的汶川县映秀镇。

在岷江西岸，是映秀所属最南边的村子——张家坪村，一部分村民住在牛眠沟的下半部，而上半部则住着漩口镇蔡家杠村二组村民。这是一条与岷江交叉的深沟，沟的中段大致就是两村的分界线。地震与映秀的第一次接触就在牛眠沟，石流从沟口的张家坪村村民高平的住宅旁风一般刮过，抵达百花大桥，倾泻到岷江，他的房子幸运地没有遭到直接打击。两年多前，在这座房子的位置上还是一个地震监测点，它在1970年由西南地质地震大队设立，1980年后，村民们“就没有见过有人来看那个桩桩儿了”。监测点在一块岩石上孤独地呆了二十多年，直到2006年高平为修建住宅炸掉岩石。而现在，这个曾经的监测点与它一直希望捕捉的地震以这种意想不到的方式相遇了。

映秀，为什么是映秀？

如果一个训练有素的地质学家仔细观察映秀地貌，会发现一些不同寻常之处。

镇区所在的U字形秀坪街环绕着几座山。它没有一般山峰那样连贯的坡面，而是像台阶那样，一级一级抬升、后退。当地人对它们的命名更加形象：第一级叫二台山，往上是三台山。这是亿万年地质运动的痕迹，一级台阶意味着一次剧烈的地壳运动，反映了不同地质板块充满能量的对抗。

映秀人对此并非一无所知，上个世纪60年代末修建映秀湾电站时，人们就已经知道，镇北和镇南的岩石不一样，但仅此而已，因为和日常生活没什么关系，也就没有人继续关注。只有少数人知道，有一条从西南向东北延伸的主断裂带正好从映秀镇区穿过，而在映秀东北方向一百多公里处，在同一条主断裂带上，坐落着北川县城（县城曲山镇是汶川大地震中唯一损失超过映秀的城镇）。这就是著名的龙门山主断裂带，和它前后平行的方向上还有两条次一级的断裂带：东南方，是前山断裂带，坐落着都江堰市；西北方，是后山断裂带，坐落着汶川县城。平时，断裂带代表对抗双方交界处的“非军事区”，但在“战事”爆发时，那条线又会成为血腥屠杀的前线。

在龙门山断裂带两边对抗的是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它们之间持续不断的对抗在地势上尤为明显。一个初到都江堰的人，天气晴好时，在市内走着走着就会发现，城市西边平地立起一堵墙似的山峰。在不到六十公里的范围内，这一带的海拔从600米左右迅速上升到4000米以上，这是中国地势最陡峭的地方。

这是“新秀”和“老将”的对抗，又老又硬的东部地块岿然不动，从西边挤压过来的青藏高原庞大而充满活力。处于这两大板块交界线的龙门山断裂带，本来可以通过自身的形变和持续的小震来释放能量。但是，这条断裂带同东部地块一样硬气十足，它成了一个牢固的扳机锁扣，将西部地块的挤压力量一点点积蓄。

这并非对等的顶牛，更为高大的西部地块在挤压中爬升，搭在了东部地块之上，当断裂带无法承受而被撕裂，“锁扣”被打开时，这根压抑已久的“弹簧”冲天而起，面朝东南向上跃升，同时向左边滑动。这番复杂的抖动使地面变成了一个蹦床加筛子的古怪玩意儿，无人站得住。

这番准备工作需要耗时3000～5000年，这超过了文字可以记录的年限，只有山上那些一层层的台阶在无声地展示着历史。一切准备就绪，2008年5月12日14时27分58秒左右，北纬30.57度，东经103.24度的地下10～20公里处，断裂带撕开了。短短一分多钟，Ms[1]8.0级地震在地下岩层中形成了一条长约300公里、深达30公里的大断裂，露出地面的部分约240公里长。

不过，这个经纬度是指地下的破裂起点，如果有人按照这个数据在地面寻找，会来到漩口镇古溪沟八角村的达加山上。这是因为地震能量不会垂直到达地面，它按照自己的路径，急切寻找着一个脆弱的地面突破口，而那个地方，将成为汶川大地震真正的震中！

按照某种神秘的规则，它落在了映秀。

这是一个平常的周一，这天上午阳光很好，但中午开始就是钓鱼人喜欢的阴天。大约有三十多人在水库边垂钓，身后高一点的地方停着他们的车。他们坐在一个伸向水面的土石平台上，无人打扰，悠闲自在。

按理说他们无权到这里钓鱼，这个土石平台由紫坪铺开发公司拥有，就在公司最宝贵的资产——156米高的水库大坝不远处。事实上，建这个平台就是为了保护大坝，术语叫做“压重体”，一般用土石堆砌，用来平衡水库边陡峭的飞来峰，稳定山脚。

从这个平台往上走一点，就是一条被称为9号公路的小路，它与都江堰市通往龙池镇的公路相连。在龙池公路靠近大坝的地方也有条小路可以下到水边，那里也常有人钓鱼。只是，这条小路太窄了，它就是钓鱼人踩出来的羊肠小道，连名字都没有，只能吸引一些喜欢幽静的人。

汶川县映秀镇就坐落在紫坪铺水库尾水渠道的最尾端。如果从紫坪铺大坝算起，这弯弯曲曲的水面一直绵延二十多公里。而在不久之后，这二十多公里的水面将变成通往映秀的“生命线”。

6月将进入汛期，现在水库水位按惯例降到832米，为即将到来的洪水腾出库容，这是每年的最低水位。12日，紫坪铺公司的副总经理由丽华正在进水塔的机房里检查所有机电设备。她只要抬头就能看见那些人，“压重体”的高程[2]只有840米，汛期到来时那里也会被淹没，她不必调动保安赶走他们，反正也钓不了几天——事实上，过了今天，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再也不能钓鱼了。

岷江沿线有大量电站，它们主要集中在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尤其是汶川县的地盘上，汶川官员们决心要好好利用这个优势。电冶、硅铁、铬铁、磁材、水泥等等，这些高耗电企业在别的地方也许让人头疼，但这里有的是电，于是它们纷纷在此落户。在映秀南边5公里的漩口镇圣音寺村，一座庞大的电解铝厂在水库边矗立着，崭新的厂房老远就能看到。重庆博赛集团为这座工厂的新项目投资12亿，建成后它将成为阿坝最大的工业企业，而第一条生产线预计将在5月13日，也就是地震第二天正式投产。

工业的兴旺不完全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这一带为高山河谷，平地很少，居民大多在岷江与山体之间的狭窄地带生活。企业用地往往得依靠开挖山坡——那些自然形成的平缓山坡被削成了直壁，这让它们的危险性大大增加。不过，一心要致富的人们现在还顾不上这些。

阿坝另一项支柱产业——旅游业，比电力和工业提供的GDP更多。一个地区拥有三项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黄龙、大熊猫栖息地卧龙，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不仅如此，山谷深处越来越多被挖掘出来的羌寨和藏寨也吸引了大量游客，这都需要发达的公路输送作为保障。而公路建设和工业企业一样，都对土地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很多年来，交通部门几乎是被繁荣的经济用鞭子抽着走。早先，在岷江右岸的山脚上修建了213国道。但当紫坪铺水库开始修建时，新的213国道也不得不在山腰开始动工——老国道将被淹没很长一段。被淹没的部分全长34.55公里，由紫坪铺开发公司负责建设，从交通部门对这段路的称呼就能看出：赔建路。这一番折腾下来，本来就地形陡峭，岩体破碎的山谷，也变得更加脆弱了。从映秀往北通向汶川县城的那一段，更加山高谷深，公路往往只能顺着河道，在水中架空修建。这些无所顾忌的发展举动不会带来地震，但当地震发生时，它们都会成为灾难的帮凶。

213线虽然是国道，但只是三级公路的标准，路宽仅6.5米。一个外地司机在这段路上开车，不免胆战心惊，他需要穿过三个隧道、五座大桥，在水库边弯弯曲曲的路上不停转弯才能到达映秀。12日中午，这条公路上又发生了交通事故，大量车辆被堵在马鞍石隧道两头，很多不耐烦的司机选择下车走动一下。几十分钟后，他们将比留在车里的人更有机会躲开山上落下的滚石。

映秀湾发电总厂修配分厂经理吴晓东也被堵在这里。他更幸运一些，当公路疏通后，先放行了上行线。担心赶不上会议，他加速开向映秀，一会儿工夫就穿过了三个隧道。和他的方向相反，映秀镇中滩堡村刚卸任的村支书张仕明和妻子要去都江堰，他的车也开过了马鞍石隧道。

在映秀，岷江一如既往地由北向南咆哮着快速下泄。这个小镇实际上在两条河的交汇处：岷江和渔子溪（又叫二河）。虽然全镇土地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但绝大部分是海拔3000米左右的高山，镇区也就3平方公里左右。交叉的两条河，三面环绕的高山，南端面向水库的开阔出口，这构成了映秀地形的基本格局。

岷江东岸从北到南依次排列着老街村、枫香树村、黄家村和黄家院村。这一边也是龙门山脉的一部分，山体一直延伸到江边，留给人们的平缓土地并不多。四个村庄都紧贴着岷江，老成阿公路就从它们中间穿过。事实上，这些村庄就是随着公路运输的发展而一点点发展起来的。但是，随着成阿公路的废弃，这边也逐渐萧条。

在岷江西岸，来自卧龙、横切过来的二河把镇子分成了南北两部分。南边有牛眠沟口的张家坪村和半山腰的渔子溪村，北边是中滩堡村——映秀镇七个村中人口最多、最富裕的村子，因为这里有映秀最核心的镇区——秀坪街。

秀坪街是映秀唯一的一条商业街，长一公里左右，呈U字形，每一边差不多就是中滩堡村的一个村民组——左边是小河边组，下边是庙子坪组，右边是桤木林组。其中，最繁华的就是U字底部的那一段，几百米长，几乎集中了映秀所有的商业设施和公共服务机构：派出所、宾馆、饭店、小吃店、粮站、超市、卫生院、诊所、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邮局、保险公司、税务所、工商所、供电所、镇政府、法院、幼儿园、多栋宿舍楼、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电力公司、广播电视站、茶楼、网吧、麻将馆、游戏机室、KTV、服装店、铁器店、五金店、美容店、药店、书店……

以前，这个U字形街道就是通向汶川的213国道的一部分，后来在U字的顶端修了条小隧道，213国道就从那里直接穿过。再后来，成都到汶川的新高速公路只需穿过龙门山隧道，从镇边擦过就顺着岷江东岸北上。但映秀镇丝毫不必担心被抛弃，因为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交通要道：顺岷江往北通往汶川、九寨沟，顺二河向西通向大熊猫栖息地卧龙、四姑娘山。除了呼啸而过的旅游大巴，越来越多的自驾车、摩托车甚至越野单车队，都会在这里停留。

12日这天，阿坝州政府副秘书长、旅游执法局局长杜骁等13人组成的旅游市场检查组巡视到了映秀，陪同的有汶川县副县长张云安、汶川县旅游执法局局长蒲弘、映秀镇镇长蒋青林。他们很忙，直到13点56分才进家人饭店吃饭，蒲弘到现在都记得这个极为准确的时间，因为张云安进饭店时没有看到他，就给他打了个电话，这个时间永远存在了手机里。他们仅用半小时就吃完饭，然后站在饭店门口闲聊。

镇委书记王长洪和派出所长高金耀另有公务，他们将汶川县委书记王斌送至映秀北边的银杏乡后，正在疾速返回。

长久以来，映秀镇的影响一直能辐射到周边不少乡镇。它的中学和卫生院都是这一地区的中心，连卧龙公路征稽所和漩口镇地税所都借居此地办公。而映秀镇里的漩口中学会把外来者弄糊涂：漩口镇不是在映秀镇的南边吗？这也是拜紫坪铺水库所赐。老镇子被淹没之后，漩口向北边的百花乡迁移合并，但新的地盘太小了，容不下一所规模大的学校，漩口中学不得不继续北移到映秀。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它在合并映秀中学后保留了自己的名字。

新中学2006年建成，坐落在镇口宽阔的坝子上，和秀坪街隔二河相望，这是1527名学生、133名老师的领地。12日下午，男生公寓管理员蒋阿姨按习惯逐层叫午休的学生去上课，高一学生席健告诉她，自己和哥哥开了一晚上车刚回来，他让蒋阿姨第三节课再叫醒他——他不再有机会醒来，这个辛劳的绵池小伙子成了男生公寓唯一的遇难者。在14点28分地震来临的时候，公寓里本来会有更多磨磨蹭蹭的学生，不过，学校此前决定下午的上课时间从14点30分调整为14点20分，12日正是新规定执行的第一天。

和中学不同，建在中滩堡村小河边组的映秀小学却是很有些年头。它的主教学楼在十七年前建成，比它更早的是五层教师宿舍楼，晚一点建成的综合楼则和教学楼拼接，呈L形。综合楼是个结构古怪的建筑，在同一高度上，它一半是五层，而另一半突然变成了六层。这个结构清楚地说明了当年学校的窘境：缺钱，只能逐段逐段地建。那个年代，政府财政无力投入农村教育，倡导“人民教育人民办”，许许多多的乡村学校都是农民们集资或义务劳动建成的，质量差强人意。

四层的教学楼只在中间设置了一个楼梯，在楼梯的一楼出口有一个门厅，上课时那里的卷帘门常常是关着的，只有一个小门可以出入。每层的楼梯两边各有两个教室，这座楼容纳了十二个班，另有在综合楼里的学前班，整个小学共有473名学生、47名老师。

12日是星期一，这天上午，家在小学大门旁边的小河边组村民杨云青像往常一样听到操场上的国歌声，一面国旗升到杆顶。这些活泼的小家伙和杨云青都很熟，总是礼貌地叫“杨爷爷”，“杨爷爷”开车在路上时也就经常捎他们一把。不过，他们和杨云青的妻子袁秀芳应该更熟一些，她在大门旁摆了个小摊，卖些小孩儿们爱吃爱玩的东西。下午上课之前，这些小家伙总喜欢把书包往小摊前的竹椅子上一扔就去玩耍。这一天，杨云青看到有二十多个书包在那，然后校门打开，他们拿起书包跑进教室。这里是他们的乐园，小学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939年，鼎盛期有学生1400多人，艺术和运动小组众多，以师生才艺突出而闻名。

教学楼建成的时候，2001版《建筑抗震设计规范》还未出台。即使有了这个规范，在偏远的乡村，抗震审查也是件稀罕事，这使得它和大多数乡村建筑一样，采用了非常简单的结构。就像搭积木，在两边立着的柱子上，横着架设大梁，看上去像个门框（俗称单跨）。这些“门框”大约三米就有一个，它们平行排列着，一层楼排了15个。在“门框”之间，预制板搁置其上作为楼板，一层房屋差不多就成型了，剩下的只是用砖砌出外墙，并隔出一间间教室。

预制板是些长三米多、宽半米、厚十几厘米、重达几百斤的东西。柱和梁是现场浇注的钢筋混凝土，但灰砂和杂质不少，并且和抗震要求的“强柱弱梁”相反，那些粗壮的大梁结实得倒下后也毫无损伤，并让绝大多数救援队束手无策。即使是新建成的漩口中学教学楼，框架梁震害也明显比框架柱严重，不符合一般框架结构抗震的“强柱弱梁”原则，这一现象在汶川地震灾区中普遍存在[3]。

此外，这栋房子缺少抗震的圈梁。圈梁就是环绕房子紧密连接的钢筋水泥条，像木制水桶一层层的箍条一样，让房子的支柱不至散架。

教师宿舍楼的造价每平方米120元，教学楼和综合楼则是每平方米400元左右，它们都只是按照抗地震7度烈度的标准设计（地震中映秀的实际烈度为11度）。不过，家长们不解的是，后来管理部门有了钱，为什么没有维修学校，而是在秀坪街上投资了商业项目文教楼？这三栋占据了长长街面的6层楼房成了秀坪街最大的连体建筑，底楼的各式商铺生意兴隆。

家长们有理由担心，因为建筑的问题连小学生都能看出来。六年级2班的马冯艳4月1日在作文本上写了一份“建议书”：

尊敬的谭校长：

您好！我是一名六年级的学生，也是即将离开映小到漩中去读书的一名学生。要离开母校了，我对母校有些建议要提，就是希望您能把学校顶楼漏水的情况治理一下。谭校长您知道么？当一些学生上课的时候总要担心着右边漏水的墙顶。那些学生害怕那小水珠会滴在自己的身上，会让自己的身上湿漉漉的，会得感冒，而还有一些同学在担心常被雨水泡过的墙顶会一不小心塌下来。

水珠滴到自己身上，而自己只顾着躲雨，所以注意力没用在学习上，致自己学习下降，所以在这我恳求谭校长您能把这墙漏水的问题解决。我自己没有像校长您那样的权力，所以只好让您出马，才能马到成功。

我早就想好了，校长您可以向教育局说明这些事情，我相信教育局长一定会出资金的，还可以向映秀富强的公司反映，叫他们捐出一些资金。

希望谭校长身为这所学校的校长可以解决这件事情。

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建议人：马冯艳

2008年4月1日

这不大像是愚人节的恶作剧，但没有人知道这份建议书是否递交了上去，因为马冯艳和她读四年级的妹妹马茂莉还是死在了这个让她们不放心的建筑里。

地震前，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映秀

和中国大多数地方一样，房地产也成了映秀最热门的产业。为了防止水库尾水淹没，镇区沿江修建了高高的堤坝，过去那些自然延伸到江边的田地被堤坝围绕着，像被抽干了水的池塘。这显然不便居住，因此，大规模的改造计划已经启动。这些地块被政府逐一收回，填充到只比堤坝矮一点。像变戏法似的，在岷江西岸出现了大片的平整土地：漩口中学前的大坝子，以及二河北面的福堂坝，这两块大平地通过新建的滨河桥连接起来，成了镇政府手中最宝贵的资产，堤坝则成为一条长长的滨河路。毫无疑问，这两块大平地将要被各种各样的房子所填满——现在那里也的确如此。但在此之前，那里将先被尸体、伤员、直升机和救援队填满。

和映秀这个“阿坝第一镇”雄心勃勃的规划一样，过上好日子没几年的居民们也都开始了新的奋斗计划。

特别是中滩堡村村民，占据着如此有利的地形，自然最雄心勃勃。

小河边组的黄军有自己的载重卡车，他定期去龙溪隧道，把挖出来的废渣倒进岷江。虽然这条隧道快要挖通了，但他并不担心以后没有生意。仅仅靠着这条公路，他就要忙上好多年。成都到汶川的这条公路在岷江两岸、山脚、山腰甚至河道中折腾着修建，几乎没有停止过。

庙子坪组的李云兵四月份新添置了8万元的牙科设备和材料。本来，他的家族九代单传从事中医，但是，那些闪闪发亮的牙科器械显然比那些黑乎乎的中药罐子更能带来财富。不过，新业务的成长没有那么快，所以他还干了份兼职，晚上到镇卫生院工地看守那些值钱的建筑材料。

小河边组的杨云青养在二河的上万斤珍贵白鱼已接近收获期，他那17个房间的鱼庄将在竞争中显现优势。至于他的吊装生意还是一如既往的好，两台私人拥有的吊车，这笔资产可不小。除了他，就只有实力雄厚的电厂还能拥有两台吊车，但起吊重量还没有他的吊车大。20年前他就在木材储运站开吊车，那时候，上游深山里的大木头被砍伐后，被扔进岷江顺流而下，在映秀附近被拦截后再用车运出。这门生意在1998年因为政府禁止砍伐而结束，之后杨云青先在交警队开吊车，然后单干。

他的二哥，当过多年中滩堡小河边组组长的杨云春——担任组长期间，承包修建了映秀小学——他的目光已经超越了映秀。虽然他在通往卧龙的道路边拥有数百平方米的度假山庄，但他的生意已做到了外地，这让他很忙碌，刚从云南回来，11日又赶去都江堰谈新的生意。

庙子坪的李云松联合几个股东开设了石场，并在福堂坝打好了一大堆的碎石，就等着镇里大兴土木。那一阵，镇里的人天天可以看到，大卡车将大块石料拉到石场，李云松19岁的儿子李强用装载机把石块倒进碎石机的大斗里，碎石机则一整天都哐哐作响地吐出建筑用的小碎石。李强眼睛近视，但没戴眼镜。他刚学会开这大家伙没多久，现在刹车又不灵，他得用换挡来控制速度。没有人知道，很多人的生命将要寄托在这个看不清东西的小伙子和那台有毛病的车上。

在映秀镇第一个经营私人出租车的张仕力心态有些不同，他起步早，靠拉游客到卧龙、汶川、九寨沟赚了不少钱。现在，儿子在九寨沟做导游，女儿张茜在成都学设计，即将毕业，地震前不久她送给老爸的礼物是一件烫印的T恤衫，上面印着“一无所有”四个字，这成了一个黑色预言。张仕力要进入享受期了，事实上，他的钱大多投在了固定资产上——一栋六层的私人住宅，自住加出租，外加在秀坪街最繁华地带的几间商铺。这让他有余闲来承担公共事务，他很乐意成为中滩堡村的会计兼映秀民兵连连长。

枫香树村村主任董成建在耐心等待机会，因为占据了枫香树一组土地的都汶高速龙溪隧道出口服务区还未建成。他的计划更为宏伟，一旦都汶高速通车，他将好好利用这条公路带来的人流，在出口旁边的红椿沟建设度假山庄之类。他早就看好这块地方了，沟深林密、绿树成荫、泉水潺潺，对那些有钱又爱耍的成都人吸引力一定不小。

映秀的机会对来经商的外地人也一样有诱惑力。映秀最大超市“富贵荣华”的老板张秀云趁着五一节之前给予经销商的优惠，在仓库里塞满了两千多件青岛啤酒，准备在这个夏季将老对手雪花啤酒彻底击败。

1989年跟着母亲从都江堰来映秀闯荡的肖建已拥有不少的产业：镇里最大的餐厅“肖四饭店”、最大的KTV“美好时光”歌城。春节后，他将歌城好好装修了一番。

小镇里也不乏竞争，福建人林长茂跟随他的年轻妻子、家在映秀的马洪莉来到映秀后，马上投资50万在文教楼开设了“好街坊”练歌房，还有相隔不远的“好街坊”水吧。不过，水吧暂时只有桤木林组的伍三妹这一个服务员。11日，她上班还不到一个月，因为有事要去汶川，她向林长茂请了假。所以，12日的中午，水吧里就只有老板林长茂和另外两名顾客。

紧靠着电信营业厅的新华书店虽然拥有三层楼，但它的现状只能证明买书人的日渐稀少：卖书的地方已经缩小到两间铺面里，其他都已出租。宋明易的四川康贝大药房租了其中一间，他还面临着其他两个药店和三个私人诊所的竞争。不过，他不担心。5月初，他新进了差不多9万元的药品——这些在地震后全是宝贝。即使是润喉片，一个骨折病人含着它时也会感觉自己在“接受治疗”。

虽然高速公路还未建成，但映秀到汶川县城的二级公路刚刚修好，都汶高速公司在起点设置了收费站，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校招收的40名新员工已经上岗。公司在映秀湾电厂宾馆租下4楼和5楼作为宿舍，20岁的蒋雨航五一节在宾馆前照了张相，发给在贵州的母亲龙金玉。照片上蒋雨航看起来很瘦，但这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让母亲知道自己已安定下来。他的同学袁艺是个十分漂亮的女生，在公司舞会上广受欢迎。收费站因为聚集了一帮年轻人而显得生机勃勃。

这个景象以前在映秀湾电厂也出现过，从电厂散布在镇里的宿舍楼就可以看出它的繁荣——它们一直编到了16号。不夸张地说，映秀镇是因为映秀湾电站的兴建而产生的。起初，电厂的一切自给自足，除了电站、厂房、办公楼和宿舍之外，还拥有学校、医院、宾馆、餐厅、电影院、篮球场，甚至自来水系统。后来，总厂的行政和生活基地迁到了都江堰，那些闲置的宿舍楼慢慢租给了别的单位，在映秀的生产区只剩下三百多人，但仍不乏有追求的年轻人。发电部的王倩正在攻读工程硕士，11日是星期天，刚领结婚证的王倩和代剑军在成都拍摄了婚纱照，但没有拍完。代剑军希望12日请假继续拍摄，王倩拒绝了，她可不想耽误工作，下个周末继续拍，应该没什么影响吧。

5月12日，这个川西小镇和其他无数奋斗着的城镇一样，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只是，这里常住的12000名居民，超过一半的人不会再见到第二天的太阳。

一个巨大的隐患被埋下，很快发芽、生长

12日下午2点28分04秒，当来自地球深处的能量在莲花心沟爆发后，它立即凶猛地扑向了其他地方。

地震波传播地并不快，纵波速度一般为6公里/秒左右，破坏力更大的横波速度更慢，一般为3公里/秒，但它们能传播很长的距离，这使得几分钟之内，除吉林、黑龙江和新疆之外，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感受到了震动，越南和泰国也有震感。

在漩口镇以南的白云顶隧道，正抓紧赶回电厂的修配分厂经理吴晓东刚驾车驶过这里。地面震动让他以为是爆胎，但他一下车就看到了滚石，前面20米左右一个很窄的弯道顿时被埋住。从弯道那边冲出来几辆车，一辆大巴的司机下车后激动地嚷嚷：“你看，那些人还叫我停，我说这个怎么敢停，我开了几十年车，肯定冲了！”一车人感激地围着他，拿东西给他吃，让他抽烟，他像英雄一样坦然接受。

在下一个隧道，也就是最长的友谊隧道附近，阿坝州工商局长斯卫平的车刚刚驶出隧道就地震了。在她身后的友谊隧道里，映秀吊车手杨云青的儿子杨和建遇到了奇怪的事：车的底盘被拱起的地面顶住了。他以为是隧道垮塌，跑出隧道后看到边上紫坪铺水库的水荡来荡去，在岸边冲起十多米高的浪花。他知道地震了。

在最靠近都江堰的马鞍石隧道，张仕明和妻子陈玉仙在堵车长龙中排位靠前，率先放行后已开出了一段距离。他们感觉到了震动，这并不稀奇，这地方经常有小震。但陈玉仙觉得不对劲：“往年只是震一会儿，今天咋个不停呢？”她看了看外面，发现前面货车的门都已被抖开，她想“遭了”，大喊“下车”，结果一下车石头就打了下来。她和丈夫牵着手，在极度惊恐中喊着：“天老爷保佑我们啊！”她一直喊着，摔倒了又爬起来。在他们后面30米处，大堆垮塌的山石将很多车辆埋住。这个叫“灰窑沟”的地方，垮下了213国道至映秀的第一个，也是最大一个塌方体。足足一万多立方米的泥石掩埋了一百多米长的路面，这将让后面两天的道路抢通队伍吃尽苦头。

马鞍石隧道差不多和紫坪铺大坝平行，中间只隔一座小山包。紫坪铺公司副总经理由丽华在机房二楼水塔检修时感到了剧烈晃动，她利用晃动的间隙冲到大坝开阔一点的三角地带，然后走到大坝面向下游的一边，观察是否断流。她发现这边的一排水泥栏杆大部分已被震碎，就在她靠近的时候还倒了几个。在大坝另一面，她看到水库边的山头“就像爆了一样”，大片山体像被“劈开一样地往下掉”。

不算这些山体掉进水中激起的波浪，仅是那些震动带来的波浪已经给大坝不远处的钓鱼人造成了致命攻击。像海啸一样，波浪在水库中还不是很高，当它们传到岸边，浪头就突然拔起，凶猛地扑向那些猝不及防的人。在震动中的“压重体”上难以站稳，三十多名垂钓者几乎全部落水，几辆车也被卷了下去，有十多人最终没能爬上来。

在成都的卧龙管理局局长张和民发现有些女人赤脚从屋里跑出来时，还以为她们追小偷呢，等到车开始晃动起来才知道是地震。“所有房子里的人全都出来了，看到的所有地方全是人，街边和路中全是”，这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终于知道成都真有这么多的人。

张和民以为只是成都地震，他有些担心在成都理工大学读书的孩子，于是决定先去理工大学看看，司机就按着喇叭慢慢从人群中移了出来。在去学校的路上，收音机报出了地震的经纬度，这个曾经长期在野外追踪熊猫的“中国大熊猫之父”听到了熟悉的数字，就在卧龙附近！他让司机直接调转车头开往都江堰。

来自各地的地震消息迅速向北京汇集，一个庞大的国家体系开始被触动。

14时30分，公安部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接到广西公安厅指挥中心主任刘方的电话：有强烈震感。这是第一个来自地方的正式报告。随后的十分钟，四川、山西、陕西等地公安指挥中心均报告有震感。

14时40分，军队处置突发事件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田义祥大校收到了中国地震局发来的短信。

14时45分，公安部接到中国地震局关于四川汶川地震的通报。

中南海，总理温家宝刚从河南农村考察回来。他后来对新华社记者姚大伟说：“下午2点多，我坐在办公室里，突然感觉晃动。我起初以为是我血压高了，但我很快看到了报告。我马上给刘奇葆（时任四川省委书记）打电话，他说他正赶往灾区。等我再给他打电话时，就打不通了。”[4]

公安部和温家宝所看到的报告，是由中国地震局发出的震情快报。田义祥大校所收到的，则是短信速报，按照预案这个短信会在第一时间发给400多名相关人员。这是国家力量开始调动的第一个信息依据，它的内容非常简单：时间、震中、震级。震级此后作了修正，不过对指挥者来说，这无关紧要。是7.8级还是8级地震，都意味着有极为严重的事情发生。但是，关于震中的地点，以及地震的名称，一个重大隐患从一开始就被埋下，而且很快发芽、生长。

错误在不经意中一点点扩大，在乱哄哄的氛围中，这个细节无人注意：地震一开始被表述为发生在汶川，然后被直接称为“汶川大地震”。最后让许许多多的人，包括负责调动救援力量的指挥者都误认为：汶川县城就是此次大地震的震中。但是，汶川县城根本就不在主断裂带上，如果以直线距离计算，离破裂点最近的县级机构是成都下属的都江堰。

震中映秀被遗忘了，即使是在它所处的阿坝州。阿坝州数字地震台网发出的第一份快报称：“5月12日14时27分57.9秒，在我州汶川县漩口和卧龙之间发生了7.6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31度，东经103.24度。据各县防震减灾局反映，此次地震我州各县震感强烈，并有房屋垮塌现象。”

州地震局关于震中地点的表述意味深长：汶川县漩口镇和卧龙镇之间。这是什么意思？这两个地方之间，只有一个比它们人口更多、地位更重要的映秀镇。无论如何，震中映秀暂时不在人们的视线内。这里的地震幸存者，必须独自撑过之后的两天。而最关键的，是地震波到达后的一分多钟。死亡还是生存，取决于你站在何处。

[1] Ms，即面波震级（surface wave magnitude）是指根据面波计算出来的震级，以符号Ms表示，是通用的震级。

[2] 高程：指的是某点沿铅垂线方向到绝对基面的距离，称绝对高程。

[3]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马玉虎等，《漩口中学典型框架结构震害模拟与分析》，工程力学，28卷第5期。

[4] 新华社总编室，《新华社记者抗震救灾亲历记》，新华出版社，2008年8月。

地震乱象

从莲花心沟喷涌出来的几百万立方碎石已经布满牛眠沟，小部分从百花大桥下冲进了沟口外的岷江。

对岸是映秀的黄家村，黄军和几个同伴开着六台载重车、一台装载机正在河边运沙。地震发生前，黄军两次听到了响声，他特意停下来听个究竟，这个老司机听到了“中油门状态下重车经过的声音”。映秀以前常有小震，他并不在意。几分钟后，伴随着牛眠沟的山崩地裂，他所站立的松软河岸开始剧烈抖动，他吃惊地看到9吨重的大卡车原地挪动了半米。在村里的人则看到水泥路面被折断拱起，裂开了一米多宽的口子，村民乱作一团。但他们再幸运不过了，村里仅有一人遇难。

同样在岷江东岸，黄家村往北是枫香树村，这一带还有九寨药业、都汶高速龙溪隧道工地。但他们没有黄家村人那么幸运，地震的残酷立刻在这里显现。

被九寨药业和都汶高速征用大片土地以后，枫香树村的土地已经不多了。除了在山顶春天坪的三组，二组很多二三层高的房子几乎是贴着山脚而建。和它们平行的，是靠着岷江的一排老平房，这种地形让村民在地震时几乎无处可逃。

山坡最先开始震动，大片泥石和树木一起快速下滑，它们包围和摧毁遇到的所有东西。当时村民杨国娣和杨玉芳正在山坡上割猪草，此后没人再见过她们。地貌变化把原来的参照物都抹去了，除了一座铁塔。这座塔承接岷江对岸二台山开关站过来的高压线，它站立在一片坚固的巨石群上，那里只有一块大石头滚了下去。

这个近两百吨的庞然大物比两层楼还高，它从山上滚下，一路砸倒房子和树，留下一条霸气十足的通道。最后从董毅海家的房子扫过，一头扎进村中公路，停在董家房前。被大石头扫荡的是董家的三间厨房和一间正房，开过餐馆的董家在厨房里储存着大堆的桌子板凳以及冰箱、电饭煲、消毒柜等。董毅海后来去查看，厨房里的东西被砸得“渣渣都没有了”。

小一些的石头没有这么威猛，但一样致命。它们“轰轰”地砸向后墙，或者从窗户飞进来，穿堂入室，从屋子里面把大门堵得严严实实。住在沿江平房里的人也不安全，那里太靠近江了，一些人被房屋倒塌的气浪直接推进了岷江。

悲剧即将在村里发生的时候，枫香树村的干部们正在横跨岷江的团结桥桥头告示栏前忙乎着，他们的遭遇有些黑色幽默。

共有六个人在告示栏张贴和书写村务公开材料：村支书董毅双、村主任董成建、挂职的州委办公室干部汪文、帮忙写美术字的幼儿园园长徐家林、一个村民组长、一个退休教师。在离他们十来米远的土坎上，78岁的吴志远正在自家屋子后面锄玉米。

董毅双听到了放闷炮的声音，吴志远也感觉到了地的颤抖，他觉得“隧道那些重车今天怎么装这么多”。董毅双记得“先是左右轻微晃动，然后上下用力抖”，而第三下的摇摆最为凶猛，他看到坎上的平房一下子倒向江边，就像引爆了烟幕弹，一米开外就看不清了。在告示栏后面的变压器因为晃动而“呼呼冒火花”，这让气氛更加恐怖。

在这片乱象中保持镇定可不容易，村民组长晕头晕脑地跑向江边，董毅双马上叫回了他。处境最危险的是汪文，她本来就不熟悉这里，现在又什么都看不见。董成建对地形比较清楚，他带着汪文跑向吴志远所在的土坎，村民组长也跟了过去。董毅双抓起退休教师和幼儿园园长，喊：“往上跑！”可地晃动得太厉害了，他们绊倒了又站起，站起了又被绊倒，不知不觉站到了污泥沟的边上。又是一阵猛烈的晃动，他们一起摔进了沟里。董毅双先砸到了污泥里，另外两个人接着砸在他身上，顿时把他整个人压了进去。等他爬出来时，全身都是湿答答、臭烘烘的黑色稀泥，只能看见两只转动的眼睛。

在这六个人手忙脚乱的时候，吴志远感到“刮过一阵旋风”，几乎将他吹倒。他扔下锄头，抱住身边一棵银杏树。但这棵树不够高大，它的根一会儿就被拔了出来，他赶紧挪向旁边的皂角树。这时，董成建带着汪文跑了过来，他们三个人就一起紧紧抱着树。

震动稍停，吴志远刚放开树，就被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撞到了坎下，他一摸：是头猪！邻居的猪圈垮了，这些惊慌的胖家伙正到处乱窜。

这几个人所站的地方，在九寨药业新车间的正对面。药厂和枫香树村二组相邻，共用一条公路。现在，他们要跑回二组可不容易。药厂七层的老制剂大楼向前倾倒，扑在公路上，将路完全隔断。这栋楼已经弃用，不过，它旁边的膏药车间里聚集了不少女工。晓梅和工友地震时正在更衣室，十多个女工在这狭窄的地方围成一团。楼房垮塌了一层，但小房间保护了她们。晓梅担心妈妈，想出去，她被工友死死抓住，外面的世界看起来比这个小房间更可怕。

晓梅和妈妈素琼是藏族，12日这天是藏历四月初八，按习俗要放生。素琼买了一盆鱼，中午念经后和女儿到河边放掉了。此时，这位母亲在不远处的宿舍楼里奇迹般地躲过一劫，她觉得老天爷看到了她们放生那盆鱼的善举——那栋六层楼只有她一个人活下来。素琼从二楼往下跑，刚跑出了门楼，旁边一栋五层宿舍楼的垮塌“呜一声吹来一阵风”，把她甩出老远，重重地坐在地上，骨盆受伤。楼上的预制板碎块砸下来，她的鼻子被砸出一条长长的口子，血大量冒了出来。药厂退休职工袁全华夫妇带着外孙住在“吹走”素琼的那栋五层宿舍楼里，他早就知道这两栋一下雨就漏水且有二十多年老工龄的房子不大可靠。中午，他把外孙送到小学后就在路边看人下棋，他再也没见到在宿舍休息的妻子。这些不合格的楼房并非不宣而战，但它们的警告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这一天在枫香树村以北的二级公路收费站里，有13名员工正在忙碌着。镇委书记王长洪和派出所长高金耀驾车过去不久，从映秀方向涌来了12辆摩托车，收费站一时显得有些拥挤。

汶川来的车上坐着四川省地矿局化探队副队长李林和两名同事，他们从汶川阿尔铁矿下来，和县委书记王斌碰面后回成都。那12辆摩托车则是成都温江老年体育协会下属的骑游队。他们的出现正是阿坝经济的写照：资源工业和旅游业。骑游队准备通过映秀前往汶川，在收费站南边的铁索桥停住了：是继续走岷江西岸的213国道，还是东岸的二级公路？带队的张天一向一位女士问路，她建议走收费的二级公路，路况更好，骑游队听从了她的建议，他们幸运地选择了“生路”。

在收费站，一辆小汽车交费后栏杆升起，最前面的两位骑游队员急不可耐地乘隙冲了过去，剩下的队员不得不放慢速度依次通过。骑在车上的张天一感觉车左右摇晃，他以为车胎没气了，正要下车检查，剧烈的震动开始了。

右边山上“崩塌的岩石像瀑布一样倾泻下来”，张天一像在“鞍马上比赛的体操运动员一样”跳下摩托车，然后以“刘翔冲刺的速度”跑向江边。岩石滚落的声音震耳欲聋，能见度很低，他站在河边弯着腰，目不转睛地盯着山头，像“网球运动员一样左右来回奔跑”，躲避滚石。他那些体育协会的老伙伴们和他一样身手敏捷，竟然全部毫发无损——除了那两位抢闸冲关的队员。收费站前面就是著名的老虎嘴路段，他们没有任何机会，那里规模巨大的山体带着老街村的一部分，自由落体一样地坠入岷江，将那段公路完全掩埋，并马上形成了堰塞湖[1]。那里的一座拉丝厂本来高出江面三十多米，现在到了水下。

化探队副队长李林的反应速度不亚于那些业余运动员，他依靠的是专业。当汽车摇晃时，李林立刻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地震，快跑！”三个人迅速从车里逃出，那时滚石还未下来。

收费站的年轻人依靠的更多是运气。在收费亭的苟思被吓傻了，呆站着一动不动，管护队员徐小宇冲进来拉着她向办公室狂奔，进去后用肩膀顶着柜子躲藏。办公室是临时性的两层简易板房，它并不安全，一块几十吨重的石头飞过来，板房二楼的一部分就消失了，但它好歹能挡住小的石头。在另一个收费亭的蒲骏林逃出时还带上了抽屉里的2610元钱，他一直揣着这笔钱直到回成都后移交。不过，要说冷静，谁也比不过副站长王桂东。当其他人还在躲避飞石时，他拿出手机，调到视频模式，对准他们拍摄起来。一名女收费员不停地哭喊着，指着山说：“那边又下来了！”他边拍边安慰她：“小妹不怕，小妹不怕。”

冷静，是逃生最重要的素质。在收费站对岸的江边，老街村一组62岁的王学文正处于更危险的境地。他所处的位置就是骑游队原本想通过的岷江西岸，这一边的山体垮塌更加严重。当时他正站在河边整修沙场，石头飞下时，河滩开始下陷，沙场也沉到了江里，但他一点不慌张，而是利用河堤形成的一小段安全空间，低头让石块从头上飞过，同时还要躲避着垂下来的高压电线，那线离他只有“尺把远”。一个惊慌的人可做不出这套组合动作。

未来24小时，老街村的两百多人，以及在收费站的几十人，还将继续受益于王学文的镇定。

在收费站南边的铁索桥附近，王长洪和高金耀的车被飞石砸中。高金耀在驾驶位上当即遇难，王长洪跳出车，但双腿被砸断。他爬到铁索桥上等待救援，映秀镇的头号人物在此后几天将缺席所有事务。

地震在岷江东岸肆虐时，也没忘记向西岸的三个村庄展示一下它的能量。

在牛眠沟冲击了张家坪村后，地震波像漫坝的洪水一样，从渔子溪村背面的山上翻过，直冲而下。七百多名渔子溪人生活在半山腰上一个有些起伏的坝子里，靠山的坡被开垦成梯田，往下是居住区，而坝子边上最好的地则种着各种经济作物：白菜、土豆、厚叶子的牛皮菜、用细竹竿撑着的豆角、莴笋、油菜以及杉树、松树，在这里能俯瞰全镇。地震让山顶出现了一条两米多宽的裂缝，不过，在围绕映秀其他几面的高山大面积垮塌时，渔子溪背后的这座山保持了稳定，只滚下一些零散的石头。

一个正在山坡地里担粪的老汉首先遭遇了这些不速之客。他赶紧把粪桶放在地上，盯着滚下来的石头，看清来路后就往旁边挪一步。他躲开了石头，但摆在地上的塑料粪桶被打出了大大小小的洞。这片地里干活的只有几个人，渔子溪前任村支书马永洪正在拔玉米秧，他注意到的是旁边一根杆子上的光缆架线工，那个人“哧溜”一下滑下来跑掉了。老马可跑不了这么快，等他回到村里，看到的是一片倒伏的房子。

村子的伤亡没有马永洪第一眼看到时想象的那么大，不算学生，村里有16个人死亡，有些还是在街上遇难的。渔子溪民居大都是木质轻瓦房，虽然大部分倾倒，但对人员的杀伤力较小。

教学楼：映秀最悲惨的一页

在渔子溪脚下的漩口中学，全新的现代建筑群迎来了一次毫不留情的考验，有的证明合格，有的要靠运气来勉强过关。那些钢筋水泥楼房的垮塌方式如此丰富，简直可以成为一座地震建筑博物馆。[2]

在学校里，门卫张志福最早感受到了地震——像他那样站在地上的人不多。那时，中学的一千多名师生正在教室里，只有两个班在篮球场上体育课。

他下午两点交接下班，出门时看了下墙上的挂钟：14点27分。走到围墙时，他一下子摔倒了，他以为是中午的酒喝多了，双手在地上撑一下没撑起来，又摔倒并滚到了马路中间。这时，学校两米多高的围墙开始向外倾倒，铁围栏和砖立柱砸在离他的脚后跟只有几步的地方。他感觉地面开始不停地“又摇又筛”，自己则像“花灯一样转”。

趴在地上时，他看见几十米外的教学楼歪歪斜斜地向前倾倒，但他很快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因为教学楼那边一大股灰尘“像烟，‘呼’一声就上去了”。天色马上变得很暗，烟尘弥漫，一片模糊，只听到周围山上“哗哗”滚石的声音。在他的边上，上体育课的学生也都看到了那股可怕的烟尘，他们争先恐后地跨过倒塌的围墙，穿过马路，往学校前的大坝子里跳。

那股突然蹿向天空的烟尘不仅来自教学楼，还来自它对面的五层实验楼。除了烟尘，教学楼里的人还看到了那里冒出的火光，也许是做实验的酒精灯点燃了什么东西。

教学楼和实验楼平行相对，它们之间通过另外两栋楼从两端相连。而那两栋连接建筑只能勉强算作楼，一栋作为楼梯和活动平台，另一栋主要是厕所和清洁房。这四栋建筑呈口字形连接，在中间围出一个天井。除了活动平台，另外三栋面向天井方向都设置了一排走廊。和寻常悬空设计不同，这一圈走廊很宽，底下全都有支撑柱。这多出的一排柱子加大了楼房在天井一侧的强度，所以，这三栋建筑在地震中都开花似的全部向后倾倒。地震波喜欢寻找建筑软弱的地方下手，不均衡的结构强度可能让建筑更加脆弱。

教室跨度最大的实验楼第一个倾倒，五层楼面像一叠面包片一样斜着倒得整整齐齐。五层的教学楼没有让地震波完全得逞，这些一字排开的教室让这栋楼显得瘦长，而一个太长的单一建筑，就像一条长鞭子一样，抖动时会在末梢把摆动幅度放大。所以，按照标准的设计要求，在教学楼左侧21.6米处设置了抗震缝[3]，它把教学楼分成了两部分，以消除“鞭梢效应[4]”。现在，抗震缝开始发挥作用，教学楼从这里左右断开，摇摆的能量被削弱。左侧较窄的部分像个正方形，它站住了（头上还顶着“漩口”两个字），右侧较宽的部分虽然向校门方向倾倒，但威力已经减小，它不会像实验楼那样力道十足地拍下去。同时，在它倾倒的方向，出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保护。

教学楼左前方的阶梯教室，以及和它相连的正中大台阶底下足足设置了二十多根立柱，它们及时用“肩膀”顶住了倾倒的教学楼。这个重任让它们有点吃力，和五层教学楼相比，它们太矮了。但在倾倒之前，教学楼已经垮塌了一层，二楼现在直接“坐”在地上。高度降低的教学楼被阶梯教室和大台阶顶着，它扭转着缓慢倒地，像是单腿下跪。最右边的教室几乎触到地面，像一个拉开的抽屉那样，将许许多多幸运的师生安全倾泻在草地上。

要打破这些相对平稳的局面还需要一些时间，很多学生趁机从各个通道跑了出来。一楼的能直接跑出来，二楼的可以从正面大台阶疏散，也可以和三、四、五楼的人一样，从两端的楼梯下来。

初二的马瑶正在上物理课，她的教室在二楼，就在大台阶的左边。第一次小的摇晃让老师感觉不安，他把门打开，但还没有让学生行动。震动变得强烈时，一些人从老师提前打开的前门跑了出去，而后门怎么也无法弄开，学生纷纷从窗户跳到走廊上，接下来就轻松很多，只需要拐个弯就能从大台阶直接下到地面。他们大概是最快跑出来的一群，马瑶看到校门口的大铁门都还关着，她的同学跑去拉开，最后大家都跳到了学校前的坝子上，全班学生无一遗漏。

在马瑶教室的上面一层，初三（4）班的董晓洁也在上物理课，她的教室也在抗震缝的左边。她记得教室“先摇了三下，很慢”。很多同学站起来想要跑出去，老师李盛哲说：“大家先别动。”走廊里已经有其他班的学生，他们在奔向顶端的楼梯。剧烈的晃动很快到来，董晓洁感觉变成了“横着摇，然后上下摇”。她坐着，只能看到走廊，站在讲台上的李盛哲却看到了对面实验楼“轰”地倒了下去。他赶紧扶着门，防止它在摇晃中关上，开始让大家快跑。

董晓洁觉得自己坐得比较靠后，心想：“我就不跑了吧。”她试着往桌子底下钻，还没有钻下去，第二次大摇晃就来了，她直接摔到了地上。她倒地的时候，看到地上全是书，还有很多和她一样钻桌子的同学。看见她摔倒，一个好朋友跑过来把她抱住，说：“你没事吧？”

董晓洁感激地说：“没事，地震了，快钻进来！”

她们刚刚钻到桌子底下，就有下降的感觉。在猛然一震后灰尘大量冒出，桌子往前滑动，她和好朋友被堆积过来的桌子挤得动弹不得。她所在的左边教学楼已经顺着抗震缝和右边分开，垮塌一层，并向右倾斜，但它立住了。

李盛哲的谨慎救了他的学生，那些第一波就跑出去的人，在教学楼垮塌的时候正在楼梯间。在一楼的直接被压住，其他的也大多被掉下来的墙体砸倒，这个楼梯间成了实验楼之外的第二个集中遇难点。

现在，初三（4）班面临困境，楼房虽然暂时立住了，但几乎成了孤岛。走廊一端的楼梯间已经塌陷；和前面“厕所楼”的连接断开了；右边的教学楼已经顺着抗震缝撕开，走廊中断。

他们从三楼变成了二楼，这倒是让他们离地面近了一点。男生们在走廊里商量脱困的办法，有人马上采取了行动：翻过走廊跳下去！下面满地废渣，这可不是人人都敢尝试的。董晓洁听到了他们说话的声音，于是大喊：“我们班的男生快进来，这里还有人！”他们进来了，挪开桌子，好些来不及跑的女生被这些突然长大的“英雄”解救了。有个细心的“英雄”发现，教学楼和厕所楼的连接虽然断开，但在中间形成了一个大缝隙，里面露出的钢筋交错着，可以勉强踩着下去。一个一个下，男生保护女生，董晓洁被一个男生拉着手下到了地面，这些十几岁的少男少女依靠勇气和爱活了下来。

四楼主要是高一的地盘，那里从右到左五个班依次排开。在最右边高一（1）班的刘静很快跑到了走廊，那里本来有通向活动平台处的楼梯。但是，右边的教学楼在向前倾斜时，和活动平台分道扬镳。当时，走廊上大概有一半的同学一起向后倒，刘静被压在了最下面。她记得上面有“好多人”，有一个男生一直叫：“我的脚！我的脚！”而自己被压得“气都喘不过来”。幸亏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她边上还有两个男生和一个老师，他们拼命用手撑着没倒的墙壁，这一堆人才没有滑下去。虽然教学楼最终会像倒抽屉一样，将他们安全卸到地面，但现在抽屉还不到拉开的时候，最底下这几个人暂时变成了抽屉的门，要负责挡住里面的一切。

从教师宿舍逃出来的康贝药店老板宋明易看到，在新整修的草坪上，“掉下来的学生爬起来就跑向大坝子”。最后，草坪上只剩下滑出来的大堆课桌和书本。

宋明易的妻子是初三（3）班的班主任，中午，夫妇俩都在家里午睡。宋明易在洗脸时听到了“轰”的一声，他听出是张家坪方向，这声音很不寻常，“往上蹿”，他知道地震了。70年代他读中学时，阿坝州曾是防震重点地区。那一阵，学校成立了地震小组，他是学校地震小组的活跃分子。30年前的知识派上用场了，他朝妻子喊：“起来！地震了！”他和披着毯子、只穿着内裤的妻子跑到宿舍前面的运动场后，地面才开始剧烈摆动，上下左右，幅度又快又大，两个人最终倒在了地上。他担心上课的女儿，爬起来，跑过去，看到摇晃的教学楼上有人被甩了出来，这是中学师生46名遇难者中的一个。

中学食堂地面能看到多处起伏，如同凝固的波浪，地震波满不在乎地在这里留了个影，然后离开。

离开中学，地震波越过二河，开始攻击映秀最核心的镇区——中滩堡村和秀坪街。那里人口和建筑稠密，地震像闻到血腥的鲨鱼，准备在此大开杀戒。

中滩堡村小河边组的村民聚集区首先遭到了攻击。在此之前，它轻描淡写地扫过杨云青在河边的鱼庄，那些圈养在岷江沿岸的白鱼惊慌失措地跳跃起来——它们其实应该欢庆，围坎倒了，自由即将到来。

不过，一路肆虐的地震在这里终于遇到了坚决抵抗的对手。

张光治是电厂退休职工，家建在小河边组。1976年，在工程兵部队担任副排长的他正在唐山修建潘家口水库电站，半夜被地震惊醒，幸亏营房只掉了几片瓦。从此，他对那些简单的房屋有了心理阴影，不断和战友唠叨：“以后我要是建房，一定要建能够抗震的。”第二年复员到映秀湾电厂后，他一直记得对自己的许诺。

2001年，这座映秀最结实的房子终于开始动工。张光治亲自设计，两层跃式，长14米、宽15米，框架方方正正。地基打得很深，全部钢筋混凝土现浇。楼板铺设格子钢网，一层层的圈梁，交叉点焊接加固。高标号水泥，连搅拌沙都是到上游的沙场购买——因为那里的沙子更细腻，泥的含量少。买回来还要水洗一遍，以彻底去掉容易在混凝土中形成空洞的泥。七年后，这座震中堡垒迎来了8级地震11度烈度的最严酷考验。

张光治正在午睡，女婿单位的人打电话来通知开会。他到楼上叫醒女儿女婿之后回卧室躺下，一阵轻微的摇动随之而来，他立刻反应过来：是地震！他翻起身，穿上拖鞋就往外走。灯一下熄了，屋子黑了下来。摇晃越来越剧烈，他走一步就摔倒，爬起来再走一步。楼上摇晃得更加厉害，吊灯和大镜子噼里啪啦地掉落，女儿女婿跑了几步，不敢下楼梯。他们跑到卫生间，在晃动中一起跌进了浴缸。

张光治边走边爬终于离开了屋子，他急切地喊叫楼上的人。其实不用着急，这座房子完全抵挡住了地震。地基没有松动，框架保持原样，仅仅在墙壁上留下了几条小裂纹。而隔壁一座去年修建的两层楼却倒下来，并紧紧挤住这座房子，但它丝毫不为所动。这是值得张光治骄傲的建筑，这个经历了唐山大地震的人用投资四十多万的堡垒保住了自己和家人的性命。

小河边组的韦康仁也有一栋两层楼房，和小学教学楼只隔一堵围墙。这座房子要新一些，2004年建成。

建造时韦康仁告诫工程队：“这不是商品房，是自住的，整牢靠点。”他开玩笑地说：“要能防12级地震哦。”它同样接近正方形，虽然没有张光治的堡垒结实，但能救更多的人。

四个人正在这座房子的小院子里打麻将，有“两三秒的时间”，地面“左一下右一下”地摇晃。他们向外跑，韦康仁感觉地面“开始拱”，人根本站立不稳。四个人抱成一团被甩在地上，他感觉摇摆变成了“转圈”，同时地面一弹一弹的，人被抛了起来。

周围房子倒塌形成的烟尘使天色一团黑，他有些担心自己身后的房子，不断提醒同伴：“我们注意到啊，要小心这栋房子倒。”这是给他争气的建筑，它站住了，虽然有点移位、屋顶被砸出一个大洞，但它顶住了隔壁小学教学楼的重压。

晕头转向的韦康仁没有看到教学楼的倒塌，第一个看到这可怕景象的小河边村民是住在小学围墙外的杨云兰，她的屋子和韦家是小学院子的两个对角。她住的平房盖着小青瓦，那些瓦在抖动的屋顶上跳来跳去，越抛越高，最后纷纷掉在地上，啪啪作响。她还没有从这个景象中回过神来，房子一下子就倾倒了，顿时被灰尘包围。小学的围墙也倒了，杨云兰眼前豁然开朗，她记得：“我把眼睛揩一下，就清清楚楚看到学校，啊呀，一眼就看到学校往底下坐下来，那声音是‘轰隆’一下，灰尘就更大了，就光听到那些娃娃的声音，尽都在叫，有些娃娃在哭。”

映秀最悲惨一页被掀开了。

小学建筑设计和制造的致命伤在地震中开始一个个显现。

在上下抖动中，部分预制板开始脱落。而外墙本来就没有什么结实的东西，只有宽大的门窗。这都使得长条形的教学楼侧向抵抗力减弱。同时，上下抖动给支柱的柱顶带来了巨大压力，一些脆弱的水泥被崩开，只剩下钢筋支撑。而那些失去保护的平行“门框”就像一排立着的骨牌，一点就倒。除了开阔一点的楼梯间和靠在韦康仁房子的一边，向左倾倒的教学楼并没有给幸存者留出多少空间。这一切在10秒内发生，求生变得无比艰难。[5]

有两个班不需要和死神争夺时间，他们就站在操场上——上体育课的六（1）班和三（1）班。不过，三（1）班的吴鑫有些不舒服，班主任在教室里陪着他。他和自己的班再也未能会合。本来，全班同学应该都和他一样在教室里，但三（1）班和三（2）班临时调换了课程，他们无意中从三（2）班手里接过了进入“生门”的门票。

在一楼的一年级两个班也全部安全疏散。第一个垮塌目击者杨云兰的外孙女在一年级，她记得“刚刚掉了一片灰在桌子上的时候”，她就向老师报告。老师反应很快，连“地震都没说，就说‘赶快跑’”，他们全部跑了出来。老师在门口还不忘叮嘱他们：“你们跑到旗杆台那儿就趴下！”药厂退休职工袁全华的外孙看到门口同学很多，便机敏地从窗户翻了出去。这一天是他7岁生日，他给自己送上了最好的生日礼物。

在二楼，给二年级上课的是两个班的班主任，二（1）班在最边上，二（2）班则靠近中间的楼梯，他们凭感觉发出的指令正好相反。

二（1）班的玉朗多杰坐在倒数第三排，他记得班主任宫儒让大家赶快“靠着墙”撤离。坐在第一排的王旭跑得飞快，他超过了其他同学，率先触地。女生连薇只差半步就能逃生，她已经到了一楼，但在门厅附近被倒下来的废墟压住了下半身。玉朗多杰和其他同学则被压在了坍塌的楼梯间。

就像三（1）班要感谢三（2）班一样，二（1）班的逃生者也应该感谢二（2）班。在他们向楼梯飞奔时，前面二（2）班那一段的走廊为他们让出了“跑道”。

二（2）班的余明高记得，班主任张米亚“喊趴下”，桌椅已经乱作一团，他躲不进去，于是跑向老师的讲台。那下面十分宽敞，里面躲了四个人。女生周玉烨和他紧紧挤着，两个人的腿都缠在了一起。另外两个人是被张米亚塞进来的，女生杨茜睿看到“几个同学想往外跑，张老师一手抱一个，拼命压在讲台下面”。这时，班长林浩和几个同学跑了出去，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他被压在了楼梯口。

8岁的柴正东不仅听到了“趴下”，还听到了张米亚“用手抱着头”的指令，他和附近的同学老老实实完成了这个动作。第二排的董诗杰记得“有四个同学挨着她在桌子下面”，副班长杨锐和李博瀚则在远一点的地方躲避。韦康仁房子的支撑所形成的缝隙，以及铁质桌椅的保护，让他们后来都活着离开了废墟。二（2）班成了全校废墟存活率最高的班级。

在剧烈的晃动和倾斜中，余明高发现身边两个同学不见了，他们原来的位置上出现了一个大洞，很可能是一块预制板砸了下去。在他和周玉烨上面，老师张米亚伏在讲台上，双手伸开，像一只张开翅膀的鹰，他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了保护学生的盾牌。

不远处，张米亚的妻子，和他同一所师范学校毕业又一起到小学任教的邓霞几乎同时遇难。多媒体教室里，周玉烨的父亲周伦举老师也未能幸免于难。

二年级有七十多名学生，第一波能从楼梯跑出来的幸运儿只有十多人，在更高层想要逃生的学生，不少是从走廊跳下或被甩下的。

六（2）班在四楼右边，一个最难逃生的地方。美术老师连蓉正在上课，这个即将满28岁的美丽女教师待人谦和，做事认真，大家都很喜欢她。刚开始，连蓉也叫学生们趴下，但摇晃太厉害，一些学生冲了出去。一个姓段的男生看到，连蓉把呆站在教室的学生两个两个地拉出来。在她又一次进去的时候，一块很大的教室天花板掉了下来，直接砸在她的身上。她倒下时，手里还各拉着一个学生。

教学楼已经开始倾斜，走廊上的学生纷纷往下跳。有些跳下的人还在空中，教学楼就已经倒了。一个女生从走廊被甩了下来，头部和双眼受伤，但保住了性命。六（2）班有十多名学生用这种方式活了下来。

几名在操场上的老师看到了教学楼走廊上最后的场景。

体育老师刘忠能看到“老师站在教室门口，从里面往外面拉学生。有的老师在走廊上把孩子护住，这个时候楼房就垮塌了”。从综合楼一楼跑出来的四（1）班班主任苏成刚看到“走廊上都是学生，老师们走在最后，不停地把孩子们往楼梯方向推”。

同样在综合楼里的校长谭国强和五（1）班班主任董雪峰一起从二楼办公室跑出来，他们还未下楼就冲着教学楼大喊：“地震了，快跑！”刚刚冲下楼，身后的综合楼便开始垮塌，掀起一股强大的气浪，将他们推倒。

谭国强“看着很多的孩子都在楼道上往楼梯间跑，眼睁睁看到他们马上就要冲下来了，结果楼倒了下去”。校长亲眼看到了自己学校的毁灭，他跪了下来，用手大力拍着地面，一遍遍喊着：“我的孩子们啊！我的孩子们啊！”

杨云青正在上体育课的侄孙看到六个小孩从综合楼里面跑出来，他们是从学前班逃出来的。但有三个又跑了回去，他觉得他们是去拿书包[6]，这三个小孩被掉下来的废墟砸在了门前几米处。学前班一共有57名孩子正在午休。一个星期后，小学开始清理遗体。杨云青把学前班大门用吊车吊开，门下就有九具整齐排列的尸体，一名在场的志愿者谈了他的感受：“我不该这么说，但那些小手小脚，真的让我想起了一窝刚出生的小动物。”54个最需要帮助的幼童在此长眠。

学校里还立着的除了旗杆，就是综合楼在L形拐角的部分。它和两边楼房都断开，墙壁掉落，成了一个四面开口、方方正正的筒子间。两天后有记者看到：“一幅由学生画的画还挂在走廊上，随风摇摆。”那也许是连蓉指导下的作品。但这个残骸一点都不想展示它的柔软，它有点倾斜，摇摇欲坠，似乎在威胁任何试图靠近的救援者。

灾难预埋在那些不合格的建筑里

地震已经彻底露出它狰狞的一面，没有丝毫要放手的意思。

杨云青三兄弟的亲人死亡人数在不断上升，小学就有四个，最后累积到十人。

在离小学一百多米远的交警队大楼里，美术老师连蓉的父母和女儿正在宿舍午睡。交警队边上是三台山，上面的石头不停翻滚而下。连蓉父亲连富林感觉到了异常，他来到客厅，准备叫醒在另一间卧室带着外孙女都文欣睡觉的杨云芳。但楼房迅速垮了下去，前面一半胡乱垮成一堆，后半部分则从五层变成了三层，整个交警队的17名交警只有9个人跑了出来。

交警队隔壁的阿坝烟草公司物流中心要幸运得多，这是映秀唯一一幢正式按照地震烈度[7]8度设防的建筑。虽然楼房有些倾斜，但在仓库和办公楼的人毫发无损。

有一个特殊身份的外来者没有被地震吓倒。13集团军陆航2团团长余志荣大校在这里吃过午饭，准备去汶川。他的随从被倒下来的围墙压住了脚，哭了起来。他不喜欢哭泣的军人，有些不悦地说：“哭什么哭！”

小河边组一半的土地很早就被映秀湾电厂征用了，现在，他们相邻而居。

和以平房为主的小河边民居不同，电厂的房子花样繁多，有钢筋水泥的框架楼、老式的砖混房、捆绑加固的旧楼，还有车间厂房；有大跨度的食堂，也有窄小的附属餐厅；房子有长方形、三角形、凹字形。这让每个人的遭遇和逃生方法也各不相同。

有一批人长住在这里，但并非电厂员工。映电宾馆前楼被阿坝经济开发区租用，后面的四楼和五楼则被都汶高速公路收费站租用。在收费站值班的13人都已逃生，而这些午休的人——很多人值了夜班，上午9点才回来——吃饭、玩游戏之后刚睡下不久。

在四楼的蒋雨航睡得很沉，房间里还有两名同事也在午休。被摇醒的时候，这栋六层高的楼已接近垮塌，他“躺在床上愣了一下，整个房子就开始垮”。他看到“墙壁开裂，垮下来的大梁砸了过来”，他下意识地躲闪了一下，周围一下变得很黑，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垮塌中，整个床架颠倒过来。他被扣在下面，铺在床上的棕垫现在盖在身上，铁床架形成的小空间保护了他，另一个小习惯也将救他一命——他爱在枕头边放一瓶水。

不远处的袁艺同样和两个女孩居住一室，垮塌中，她的双腿被一堆东西紧紧压住：铁床床脚、旅行箱、被子、鞋、包、砖石，以及同屋两名女生的脸——她们将在两天后开始腐烂。

收费站司机任启平在楼房垮塌前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逃生装置。他镇定地站在门边，把门拉过来挡住自己，这个简易装置很管用，他一点都没受伤，这让他在此后几天的废墟生活中比其他人舒服得多。

在宾馆的后面，有一栋用作餐厅的五层楼房，餐厅唯一的出口是宾馆的走廊和楼梯，宾馆垮塌后它便成了一座孤岛，屹立在这片区域的中心。在这座“瞭望塔”上困着两个女人（差不多两天后才下来），如果她们向四周观望，首先会被北边最大的一堆废墟所吸引，那是此前全镇的最高建筑——电厂主办公楼，主体有七层，现在它支离破碎，毫无光彩，像被重拳击中一般，向后仰面躺下，把后面进入小学的唯一道路堵得严严实实。更糟糕的是，在这条路的边上，是烟草物流中心在建大楼又长又深的基坑，这下子，任何有轮子的东西都别想进入小学了。

地震前，电厂办公楼的四楼有一个会议刚刚结束。会议主持人、发电部副主任马元江正在收拾笔记本电脑，他最先感觉到地震，刚喊出：“地震了！”男人们便风一般地跑了出去。会议室里唯一的女性虞锦华没有动，她觉得映秀是会“偶尔动一下的”，并且“怀疑是不是摇两下就算了”，这个迟疑让她落在了最后面。

如果在垮塌的一刻将时间定格，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发电部主任程儒松在靠近大门的地方；底楼大厅内站着工程师龙建立；牟玉雷和李科都在一二楼之间的楼梯上；马元江在二楼楼梯口，他是在那里主动停下的，因为看见前面有水泥块下落，他不得不停住脚步；李平华在三楼拐角；虞锦华在三四楼之间，她已经被摇倒，现在坐在楼梯上。

办公楼躺倒了，七层大楼的垮塌威力十足。它的冲击气浪把门口的程儒松抛到了空中，他重重落回地面，左臂摔伤。龙建立没能跑出大门，他被困在大厅倒下的一堆墙体中间。李科和牟玉雷的身后是楼梯，头顶上二三十厘米就是上一层楼的楼板，他们被困在了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同时一根横梁垮下，压住了李科的脚掌，李平华在他们上方不远处。马元江也感受到了气浪的强劲，他赶紧用双手护着头部，顺势倒了下去，他摔到了废墟里最靠后且最低的位置，身边只有塞得满满的水泥板、砖块、混凝土块，但没有致命的梁和柱。他暂时安全，但有些难受，他向右侧卧，左手压在头上，右手压在头下，后面的七天七夜他将一直保持这个姿势。坐在楼梯上的虞锦华看到一根大梁向自己砸了过来，她下意识地双手抱头，但很快就因剧痛而放开——大梁砸在了她两条小腿上。

这栋办公大楼当时有48人被埋，很多人当场遇难，有些则要很多天后才会被救。

发电厂还有很多人在不远处的新单身楼里，现在他们大部分在这栋楼里休息、聊天。代剑军没能说服王倩请假拍摄婚纱照，所以此时王倩也正在宿舍里和周榕聊天，周榕是代剑军的婶婶。新单身楼和代建军所在的水工建筑厂办公室只隔一条小路，他能随时看见妻子所待的地方。

新单身楼迅速垮塌，王倩和周榕躲到房间的铁桌子下，她们被废墟紧紧挤在了一起。水工建筑厂办公室的垮塌速度也差不多，不过，多年的土建经验救了他们。墙壁刚有震动，值班负责人夏有贵就知道不妙，他喊：“地震了！”代剑军赶紧跟着他冲出去。他们在二层半的位置，很快就下了楼。建筑物的灰尘马上笼罩周围，这让代剑军一时看不到他牵挂的新单身楼。

震后不久在都江堰的电厂机关总部就已经开始拼命搜寻映秀的信息，一支小分队也很快出发，但最快也得14日才能到达。

地震爆发前的秀坪街，热闹一如往常。但这是中午，街上行走的人不多，人们大多数在房子——他们熟悉、信赖的空间里待着。

最热闹的那几百米秀坪街大致是东西走向，南侧紧邻二河，北侧就是二台山。这一段聚集的人口也最为密集，从东到西分布着二十五栋独立建筑，电厂11号楼是最高建筑，共有七层。看得仔细些，可以把这条街均分成三段：西段包含沿街的八栋房子，中段八栋，东段有九栋。

人们常说，地震不会杀人，建筑才会。如果人欺骗了建筑，建筑就会背叛人，这个时候，建造者就是摧毁者。灾难已经在那些不合格的建筑里预埋，地震只是摧毁者无意捡拾到的工具而已。

14点28分，这些建筑突然变得陌生而可怕。

西段的八栋建筑有六栋彻底解体坍塌，完全看不出原来的结构。四层的派出所甚至连废墟都看不到，屋顶的蓝色塑料棚都已触及地面，楼的很大一部分沉到了地里。二河边的松软土层是对建筑基础的考验，这栋建筑没能过关。

在派出所对面，粮站的前部坍塌，将最珍贵的十几吨大米压住。害怕和犹豫是逃生的大忌，在粮站隔壁的邮局，局长魏少君几乎因此陷入绝境。

邮局是栋两层的旧楼，地震时魏少君和营业员一起待在营业厅。她听到了声响，以为有人在炸山，随后感觉到的震动让她以为那些履带式推土机正要急急忙忙赶去现场。她对营业员说：“中午都不让人休息，这些人真是好烦。”但接下来的晃动让她们醒悟，“地震了！”魏少君说，“快跑！”她们挽着手往外跑，只要几步就可以冲到街上。但是，房子的剧烈摇晃将营业员吓呆了，她死死抓住营业室玻璃门的把手，全身发抖，一步也挪不动，而另一只手仍然抓着魏少君。无可奈何的魏少君用另一只手挽住她的脖子，用力下压，说：“趴下！”她们一起倒在地上。魏少君惊骇地看到，地面起伏，好像沙地下面有蛇在拱。她很快听到玻璃门尖利的迸裂声，玻璃碎片纷纷落下。

她回忆说：“我们是顺着柜台趴下的，因为当时装修营业室的时候我一直守着，我知道那个柜台比较结实，除非地下裂开了，柜台掉下去。”

她很幸运，如果在她待在二楼自己办公室的话，还会面临来自隔壁农业银行的威胁。农行的五层楼彻底垮塌，废墟里一块完整的预制板都找不到。这栋楼在设计时，二楼和四楼分别向外突出一些，这降低了楼的稳定性。不过，楼顶用来蓄水的大水泥池子倒是完好无损地砸向旁边的邮局，并压住了几个农行人员。

邮局对面是一栋五层的综合市场楼，一楼有“久运”超市、“999”餐厅等，二楼是茶室。它和派出所一样是地基出了问题。市场楼第一层的大部分消失在地下，而第二层也折断垮塌，这使得它变成了三层楼。但有一个人抢在“999”餐厅消失之前逃了出来。

信用社出纳李福军是个单身汉，过了两点他才去吃午饭，他只点了一碗酸辣粉，一会儿就吃完了。地面稍微动了一下，老板娘说：“地震了，你知道吗？”李福军感觉到了，他开玩笑地说：“很厉害，起码两三级嘛。”他并不懂什么震级，但宽慰老板娘说：“地震谁没见过。”又继续拿地震取笑，说：“你有本事就把房子震下来吧！”地震听到了他挑衅的话语，马上向这个不尊重自己的人显示“本事”。

李福军就坐在门口的位置，他迅速起身跑到街道中间扎了一个马步，半蹲着，试图保持稳定，但没多久就趴下了。地面上下颠簸得十分厉害，他“腾空，然后又落下去”。他看到“那些房子的距离在发生变化”，“很大幅度地晃和跳”。然后他听到了倒塌的声音，那些房屋在他眼前倒了下去，街道一下子模糊不清，他想：“我要死了！”

李福军看到的是中段的房子，秀坪街最小的独立建筑也在这一段，那是在11号楼和信用社大楼的夹缝里搭建的两层铁器店，陈旧阴暗，但它很快要成为这街上最有价值的房子之一。镇里其他的重要建筑也都在这一段：供销社、信用社、中国电信、新华书店、映秀宾馆、卫生院。

当李福军向中段观望时，在供销社大楼前的街道上，一个人和他相对，那是小学生们喜欢的“杨爷爷”。

杨云青的车前一段出了事故，这天正在保险公司办理理赔手续。保险公司营业厅设在供销社大楼的底层，这个时候只有杨云青、公司经理和两个村民。地震前一分钟，杨云青看到妻子从玻璃门外走了过去，她提着不少东西，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妻子。

营业厅的四个人都跑了出来。刚到街道中间，杨云青就被摇翻在地，他“四肢伸开像蛤蟆一样趴着”，但仍然被上下抖动的地面不断抛起，摔下。他看到“邮局的两层楼像纸糊的，三摇两摇就塌了”。不过，他身边的五层供销社大楼只是二楼这一层折断，并且垮得很“沉稳”，没有溅出什么有杀伤力的东西。

供销社大楼很长，它呈L形，短的那一段拐进了边上的小巷，小巷里面有镇民兵连长、中滩堡村会计张仕力的家。

这里还有一家“圆缘园”茶坊，漩口镇计划生育干部杨冰和漩口响黄村书记师公明、村长何强正在喝茶，震动让全屋的人一窝蜂跑了出去。他们要经过的那段巷子十分狭窄，一边是五层的供销社大楼，另一边是五层的信用社大楼。这是极为危险的一段路，两边大楼虽没有彻底拦住去路，但垮塌和飞溅下来的“炮弹”在狭窄的巷子里落下，不断拦截逃跑的人群。

杨冰看到“电线在摇晃，很多砖石在飞”，天色变来变去，“像舞台上的灯光一样在闪烁”。她已经听到被“炮弹”打到的人嘶声在叫。没有人敢停下，她专心致志、一个劲地向街道跑。

从张仕力房子一楼麻将馆跑出来的是电厂保安龙建民，以及租了张仕力家二楼办网站的黄军培，这对十几年的老牌友正在打麻将。一心奔跑的黄军培没注意到，张仕力房子的二楼已经折断，上面的四层压了下来，他的妻子和儿子、儿媳躲在铁桌子下，祈求那薄薄的铁板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正在巷口的张仕力看到了这群惊慌奔跑的人，最前面的那个小伙子吸引了他的注意。他的速度惊人，一眨眼工夫就跑完整个巷子，但在巷口被一块倒下的墙体一下子砸倒。

在建筑密集的狭窄地方，最大威胁来自于建筑掉落的碎块以及倒伏的电线杆。它们第一时间就会出现，并将跑得最快的人击倒。暂时留在屋子里的人能避开第一波的密集攻击，但他们得指望房子不要那么快坍塌。一个人如何行动取决于他对建筑的信心，而当人与建筑的关系变得模糊不清时，就只能掷骰子了。

听天由命？什么是天？什么是命？

在巷口对面的映秀宾馆，汶川县物价局局长陈季康对他所处的建筑采取了谨慎信任的态度。

他和两名同伴14点20分到达宾馆，正在房间里谈事，他感觉房子“左右摇晃了一下”，抖得很明显。他第一直觉是地震，但觉得无所谓，大约10秒过后，房子带着刺耳的声音更大地震动起来，他记得那声音“像以前穿的布衣服，把它撕裂的声音”。他没有下楼，而是和同伴跑到卫生间里躲避，他把门打开，随时准备跑出去。这时，“像坐电梯一样，‘轰’一声往下沉，但比电梯慢一些”，下坠停止，他喊了一声“跑”，第一个跑了下去。

他和同伴赢了这一局。如果第一时间冲向楼梯，可能会在楼梯口被压住。那个让他们感觉坐电梯似的下沉，正是二楼在垮塌。这个垮塌还让宾馆里的其他住客产生了错觉，他们从三楼下了一层就到了一楼，这把他们弄糊涂了，以为跑错了地方，有人竟跑了回去。

令人惊奇的是，陈季康此前已和命运掷了三次骰子，他全部获胜。

他离开汶川时已经接近13点40分，按照平常的速度，地震时他应该在映秀北边的银杏乡——那一段在地震时连路基都毁坏干净，但他的司机把车开得“像飞机一样”，14点10分过后就到了映秀。他来映秀是找镇委副书记，副书记邀请他先去办公室，而他希望先住下再说，他再也没看到这位副书记——镇政府大楼的人几乎全军覆没。在映秀宾馆，前台服务生没有理会他住二楼的要求，而安排到了三楼。

陈季康对自己的总结其实适合大多数身处映秀的人：“纯粹是靠运气，生与死在你的位置，不在于你跑得快、跑得慢，就在于你处的位置！”

至少在宾馆一楼“家人”饭店吃饭的阿坝州旅游执法巡视组的十几个人会赞同这一点。

刚在饭店吃完饭的汶川县副县长张云安正和巡视组话别。地震把他们的对话打断了，汶川旅游执法局局长蒲弘趴在了地上，跑动中的州旅游执法局局长杜骁遭遇了电线杆——它从他额前擦过，镇长蒋青林感受到的则是“波浪式的横推”。几个巡视队员互相拉着手，在一片昏暗中，这让他们彼此知道还有其他人在。灰尘渐渐散开，这十六个人终于看清了各自“兵马俑”的模样。对面的信用社大楼倒塌，宾馆第二层也消失了，但三四层下落时向后方移动了约一米，这让宾馆前面的这群人十分安全。

“家人”饭店隔壁是“鲜美轩”面馆和“富贵荣华”超市，店铺里的人与巡视组的遭遇大致相同。超市老板张秀云正在给买烟的王三哥找零钱。王三哥感觉到了异常，他说：“搞快点，地震了。”这话让张秀云一激灵，她一下子就从柜台上翻了出去。对个子不高、体重七十多公斤的她来说，这是平时从未想象的高难度动作。她跑到门前，隔壁鲜美轩面馆的四个小姑娘也跑了出来，有人哭喊着说：“张阿姨，怎么办啊！”张秀云陡然增长的力量还没有消失，她一边拉住两个，将四个人按在地上，说：“不准到处跑！”她搂着她们，预备迎接掉下来的东西，但毫无动静。宾馆向后移动的墙面连一块砖都没有掉到前面。街道暗了下来，灰尘在她们身上铺了厚厚一层。

厚厚的灰尘来自宾馆对面的信用社大楼。现在，只剩下临街的信用社大门门框还立着，牌子还挂在上面，门框后的上层建筑物全部垮塌，废墟堆积在门后。而在信用社门口，一个聊天的女人和一个补鞋摊摊主，在如此险恶的地方，听天由命地活了下来。

补鞋摊摊主刘福强在信用社窗户前安营已经五年，他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强烈的摇摆加抖动就让他滚到了街道中间。有人从他头上踩过，他大叫：“你踩到我的头了！”没人停下来道歉，身后的大楼垮塌没给他留下什么印象，他只记得“那里只剩个招牌”。

刘福强的叫声张海燕听得十分清楚，之前，她还听到了地震“嗡嗡”的声音。她来到路中间朝天上看——是不是直升机？地震的第一次小晃动就让她摔倒，一只鞋也甩了出去。她爬起来，地面“跳一下，马上就大摇”，这次她被甩得更远，膝盖重重碰到地面，瞬间变得乌青。

灰尘起来了，她紧紧闭着眼睛，用衣服遮住鼻子。她听到了信用社垮塌的声音，那时，她的丈夫、电厂保安龙建民正在巷子里边跑边躲避垮下来的废墟。她很想睁开眼睛，但灰太呛人，“连续睁了两下都不行”。她知道自己必须站起来，因为所有人都在奔跑逃生，“踩都要把我踩死”。张海燕终于鼓足劲站了起来，旁边有辆小车，她想往车子下钻，但又觉得“如果上面落下来，车子垮了，就压成板鸭了”。这时灰尘已经开始慢慢消散，不必再费神思考，她已经活了下来。

六层楼的镇卫生院新宿舍楼和映秀宾馆相邻，它是街道上最新的建筑之一，也是整条街道上表现最出色的建筑。除了墙上有些裂纹、掉下几块装饰墙面之外，它完好无损。在它后面，卫生院还有一栋门诊兼住院楼、一栋老宿舍楼。这三栋建筑成凹字形，开口向着后面的二河。卫生院后面本来也全是松软的淤泥，不过，几个月前那里开工修建新住院部大楼，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地基已经打好，这让卫生院幸运地得到了加固保护。

14点30分上班，卫生院46名员工中有的已经到了。

院长崔彬刚走到门诊楼二楼办公室门口，就听到了非常大的“轰轰”的地鸣声，房子也开始在摇动。他怀疑是住院部大楼工地的塔吊[8]出了事故，砸在了房子上，但摇动没有停止，他终于醒悟过来：“地震了！”但坚硬的房子此时变成了“蹦床”，“上下起伏非常厉害”，他扶着楼梯和墙壁艰难地走了下去。

崔彬被甩在地上，身体就像躺在“海里的波涛一样，上下起伏”。医生刘啸虎也被甩在了地上，他听到“汽车防盗警报器开始叫”，这个不合时宜的声音让大家更加心惊肉跳。三层的门诊大楼框架完好，只是部分楼板脱落。而现在人们最担心的是旁边五层的老宿舍楼，它如果倒向院子，会盖满大半个地面。

医生董成云住在老宿舍楼的五楼，他没有在震动中急着出门，而是首先躲避屋里那些因为乱晃而砸下来的东西。如果他立刻选择逃跑，那么在摇晃最厉害的顶楼，他多半会被甩下去。

和映秀宾馆的住客一样，董成云很快感觉到“往下沉，像坐电梯那种失重”。摇动暂停了一下，董成云迅速下到地面与其他医生会合，大家看到了最糟糕的事：老宿舍楼一楼垮塌了。卫生院的药品仓库就在那里，现在唯一能指望的是门诊大楼里的少量药品了。三十八名四川达州的民工都在工地，陈雄昌负责管理他们。他曾在辽宁部队担任过营职，70年代经历过地震，所以，他在听到“地响”时就知道地震了。他命令民工们向他靠拢，民工们扶着摆动的钢筋条说：“莫法走！莫法走！”陈雄昌的脾气上来了，说：“爬也要爬到我面前来！”他们果真都爬了过来，一个都没受伤。这些人将大有用处。

在映秀，如果一个人了解一些关于地震的知识——无论是直接经验还是间接了解，存活率都会大大提升。

除了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张光治，牙科医生兼卫生院工地看守员的李云兵在映秀也算稀罕之人，他经历了1976年松潘7.2级地震。“5·12”地震来临时，他正带着三个年轻人在卫生院附近吃饭，刚听到“强烈的‘轰轰轰’，压路机那种声音”，他就已经意识到：地震了。“快跑！”他扔掉手中的碗筷，四个人跑出来后，地面才开始剧烈上下颠簸。阴暗的天色中，他看到远处二台山开关站的高压线冒出大量火花，这是他在松潘没有见过的恐怖景象。

在卫生院新宿舍楼对面的电厂11号楼，铁器店的何寿章也靠着掌握的地震知识活了下来。

中午没什么客人，他去隔壁11号楼的“新起点”理发店修面。和康贝药店的宋明易不同，何寿章没上几年学，所以，他的地震知识来自于在都江堰认识的一名采购员。采购员1976年8月27日到了唐山，几个小时后遭遇了唐山大地震。他声情并茂地讲述了当时的遭遇，这让何寿章牢记了三十多年。

躺在椅子上的何寿章被晃动弄得差点翻下来，他说：“地震了！”刮脸的邓师傅将信将疑地走向门口。何寿章觉得他“慢慢腾腾”，一掌把邓师傅推了出去，自己也跳到街道上，但也立刻被摇倒了。他试图抓住身旁面包车的反光镜稳住身体，但拉扯了两下反光镜就掉了。七层高的11号楼开始“哗哗”地垮，砖头乱飞。一块砖打在油毡顶棚上，弹下来砸到何寿章的头，流了一些血。11号楼底层十几间店铺，只有几个人跑出来[9]。

阿坝电力公司副总经理常晓青从11号楼的背面楼道逃了出来，他身边加他自己，“只有五个人”。他们紧贴着一辆汽车，和何寿章一样，不知不觉把后视镜扳掉了。“四周的建筑大部分都已倒塌，还有农房起了火，黑烟滚滚的，空气中有焦臭的味道。”这个战场一样的画面正是映秀悲惨一刻的真实写照。消防救援队后来形容11号楼：呈现爆破才有的景象。

即使不了解地震，只要了解建筑也一样能救命，秀坪街东段的几栋楼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包工头董劲松从东边街口的五金店买了灯泡，地震发生时，他正走到文教楼和11号楼之间。他的第一反应是掉头跑向街口，出去就是平坦安全的福堂坝，但他停住了。上个月他给文教楼的余老师家装修过房子，知道这栋楼房的质量很差，他完全不信任这座建筑，不想冒险从它前面穿过，于是跑向了街道里面。

余老师的家在四楼，此时，他被摇晃得完全无法移动，只得抱住一根柱子。震动渐渐停止，惊魂未定的余老师看着头顶敞开的天空大吃一惊，他头顶上的五楼和六楼部分房间在剧烈的摇摆中被甩了出去！

地震在三栋文教楼身上留下了最深的印记。

临街的两栋文教楼，西侧为两梯十二间，东侧为一梯六间。斜坡上有一栋和西侧楼格局一样，但是南北走向的楼。余老师家就在西侧楼，它的第一层完全垮塌，第二层还剩一半，整栋楼向后倾斜30多度。更引人注目的是宽大墙面呈现的波浪形，和中学食堂的地面一样，这墙面也给地震波“照了张相”。

借助“鞭梢效应”，地震波让这栋楼大幅度南北摆动。西侧楼最后没有掉下去，但在斜坡上的“孪生兄弟”坠入深渊，仰面躺下，摔得支离破碎，福建人林长茂和水吧的两名顾客被深埋其中。

衡量地震烈度，地面加速度是一个重要指标。常规地震中，水平加速度会明显超过上下，即摇晃比颠簸厉害，但“5·12”地震是一个断裂带西边板块向上跃升，同时向左移动的古怪动作（学名叫“逆冲走滑型”），它带来的地面加速度也打破了常规。

离映秀最近的强震仪台站汶川卧龙站的记录显示[10]：“5·12”地震竖向地面加速度峰值接近甚至超过水平峰值。在水平加速度中，东西向峰值957.7Gal[11]，南北向峰值652.9Gal。地面震动时间160秒。震动有两个峰值时间段：10～20秒，35～45秒，其中接近20秒时达到最高值。

这些数字清楚表明，斜坡上南北向的文教楼瞬间承受的最大打击比西侧楼高出近50%。即使它们按照同一张建筑设计图建造，但和人一样，建筑的命运也取决于它所站的位置。

在东侧文教楼的二楼，林长茂的妻子马洪莉在练歌房午睡。这栋楼只有西侧楼的一半宽，地震的摆动没有带来建筑共振，在一楼开服装店的胡子军和马洪莉一样，不会在这里遇到致命威胁。不过，当胡子军和妻子跑到街上时，对面的电厂12号楼突然倾倒，“砖瓦像下雨一样掉”。大量灰尘扑打过来，他被呛住了。他的东风小康面包车就在前面，但已经走不过去，他和妻子就抱头躲在一棵大树下。

震动稍停，灰尘还没消散，夫妇俩又慌慌张张地向不远处的街口跑，胡子军碰到了一个坚硬的东西，他摔倒了。这一天，除了他，还有很多人被12号楼这根“绊马索”放倒。

私人医生龙治的诊所就在12号楼，这天他和表弟杨加友在诊所研究一款新的导航仪，了解他们出游时将要经过的城市。在映秀人中，他们属于见多识广的了。龙治曾在武警部队担任卫生员，之后加入了红十字会，又自学成为高级心理咨询师。杨加友则辗转云南、西藏服役，以中校军衔退役。

和其他人对地震五花八门的第一感觉一样，龙治也从自己熟悉的事情中找答案。地面震动和声响让他以为又要搞军事演习，但这次有些不同，他记得“不是纯粹的抖，脚底下像什么东西在戳一样”，当房子开始抖动的时候，他说了声“不对”，立即冲了出去。这里已是秀坪街最东端，他很快跑出街口，来到了安全的福堂坝。摇晃没有停止，他找个地方坐了下来。但摆动的地面让他不断滑来滑去。河边的灰尘散得很快，龙治看到岷江东岸、枫香树村背后的山上，巨大的石头不断滚下，像保龄球一样冷酷无情地撞击山脚的房子，他感觉“这一天像世界末日”。龙治还不知道，那条撕裂的主断裂带就在他坐的位置往北一百多米。地质测量显示，映秀镇原本在一个水平面的断裂带南北两侧，震后垂直错位达到了2.72米。

几十秒的时间，映秀已经毁灭，所有身处映秀的人都被抛进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境地。家，不复存在，亲友不知所踪，身边全是陌生人；手机失灵，社会关系被彻底切断；熟悉的建筑消失了，连方向一时都难以辨别；钱包里还有一些现钞，但毫无用处，谁也不知道下一顿饭和晚上睡觉的床在哪里。更要命的是，他们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地震，但是多大的地震？别的地方也发生了吗？后面还会有这样的震动吗？救援的人何时出现？谁来带领和照顾我们？还有多少人活着？没人能告诉他们。

[1] 堰塞湖：河流被外来物质堵塞而形成的湖泊。常由山崩、地震、滑坡、泥石流、火山喷发的熔岩流和流动沙丘等造成。

[2] 漩口中学成为映秀唯一完整保留的废墟，不过，部分楼房后来被爆破，以便清理遗体。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为这片独特的废墟设计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创意：废墟每年被覆上一层土，被一片植物包裹的它将是一个不断生长的活废墟，并在最后获得新生。

[3] 抗震缝：为避免建筑物破坏，按抗震要求设置的垂直构造缝。

[4] 鞭梢效应，指当建筑物受地震作用时，建筑顶部突出的部分由于质量和刚度比较小，在每一个来回的转折瞬间，形成较大的速度，产生较大的位移，就和鞭子的尖一样。

[5] “5·12”地震中最成功的学校疏散发生在安县桑枣中学，2200多名学生和上百名老师从教学楼到操场，以班级为单位站好，仅用时1分36秒，这得益于校长叶志平从2005年推行的紧急疏散演习。但即使以这个速度，300多人要在十多秒内从只有一个楼梯的映秀小学教学楼疏散，仍然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6] 书包对小学生来说是神圣的，二（2）班的董诗杰当天晚上被掏出来的时候，看到爸爸的第一句话就是：“哎，我当时应该把书包一起拉到桌子下面的。”

[7] 地震烈度，表示地震对地表及工程建筑物影响的强弱程度。是在没有仪器记录的情况下，凭地震时人们的感觉或地震发生后器物反应的程度，工程建筑物的损坏或破坏程度、地表的变化状况而定的一种宏观尺度。

[8] 塔吊，是建筑工地上最常用的一种起重设备，亦称塔式起重机。用来起吊施工用的钢筋、木楞、脚手管等施工原材料。

[9] 我在渔子溪采访村民马凌清时，他的妻子坐在旁边，她告诉我，她就是从11号楼商铺跑出来的，“刚刚跑到街上楼就垮了”。她被彻底吓坏了，到我采访时都一直没去过街上，那已经是地震后几个月了。

[10] 王亚勇、黄卫，《汶川地震建筑震害启示录》。

[11] Gal，称为“伽”或者“盖”。重力加速度单位，描述地重力场强度的单位。常用于地震工程学中，用来描述地震加速度。

第二章  震后24小时，灾难面前的人性本能

活着就好！

浓厚的灰尘渐渐落到地面，在半山腰上的渔子溪村，老支书马永洪努力想看清全镇，但四周灰蒙蒙一片。烟尘笼罩下的映秀镇区，人们的惊慌并没有随着街上灰尘的消散而消失。建筑不再摇晃，但它们全都变得不可信任，人们迫切需要更安全的庇护所。街道上的人分成了两个方向疏散，东边的奔向岷江边的福堂坝，西边的跑向粮站和派出所。派出所的拐角处比较宽敞，另外，从粮站边的小坡上去就是电厂生活区。它在二台山的半腰处，有电厂的九栋宿舍、一座礼堂、几个篮球场和小花园，篮球场的小坝子是个理想的避难所。

只有熟悉映秀的人才知道这个地方。

蒲弘对映秀相当熟悉，他带着杜骁、张云安跑向篮球场边的小坝子。漩口镇的杨冰、响黄村的书记、村主任也选择了这里。杨冰认出了副县长张云安，说：“给我安排工作吧。”张云安还未从震惊中缓过来，不停说着：“活着就好，活着就好！”一个熟人塞给杨冰一个安全帽，杨冰立刻交给张云安，张云安没接，蒲弘此时已经跑向废墟搜寻，响黄村书记师公明顾不上客气，拿过安全帽跟了过去。

这可能是映秀街道的第一个救援，蒲弘和师公明在派出所旁边的平房废墟下发现了一个受困的女人。他们找到一根粗木棒，将它伸到破碎的楼板下，蒲弘双手抱着一头，全力上抬，师公明将这女人拉了出来。

很快，一辆大客车的司机带着几名乘客来到这里，五六个人一起救出了第二个女人。她的左脚血淋淋的，脚掌没有了，伤口上盖满了灰，血泡就在灰中不停地“扑扑”冒着。杨冰从旁边小店里找来白酒，直接浇在伤口上消毒。这个女人一点都没喊叫，震惊、麻木，或者其他什么感觉已经压倒了疼痛。又一个男人被抬出来，头部血肉模糊，不停吐血。杨冰把一瓶白酒都浇在他身上，一名警察从边上的房子扯下一块窗帘布，用它紧裹住伤口，但那个男人很快就不行了。

边上有人哭泣，人们的情绪还未平复。现在不是救援的最佳时机，疏散是最紧迫的任务。蒲弘和师公明跑向了另外的地方搜寻，张云安和杨冰带领其他人往坡上的球场坝撤离。

镇民兵连长张仕力没有匆忙撤离街道，他想起镇里五一节搞活动时用过的国旗，它还在自己的汽车后备箱里。他被一种不可遏制的情绪驱使着，找出国旗，捡了根竹竿，爬上并不稳定的废墟，插上。地震后15分钟，这面出现在废墟上空的五星红旗，让这个阴暗的世界有了一点亮色。

在球场坝上，镇长蒋青林清点了干部人数：六个人。加上旅游执法巡视组的十几人，一些村支书和村长，几个警察，这个数量的公务人员显然无力应付这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三路人被派出去报信：成都、汶川、卧龙。但他们很快便返回了，因为对外的道路全部中断，映秀已经与外界彻底隔绝。临时指挥部在球场坝上成立了，杜骁为指挥长，张云安和蒋青林为副指挥长，但指挥部可调动的资源不多，杜骁只得暂时用编造的话语安慰镇上认识的人：“省里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情况，很快会救援的。”但镇上认识州县干部的人太少，人们更愿意服从他们平时就信赖的人。

已经聚集到球场坝的数百人大多互不相识，惊慌失措。有人不停哭泣，有人坐立不安地来回跑动，一些人看看坡下狼藉的街道，哭一阵，退回来发呆，过一会儿又忍不住去看。电厂客车班班长向成府上坡后看到了整个映秀的情景，他记得：“当时我的眼睛闭了大概三分钟，我就摇头，说完了，整个映秀一塌糊涂了，全是倒塌的房子。”

混乱中，电厂发电部部长程儒松站到了球场坝中间，厂领导都在都江堰的机关总部，他成了电厂在映秀的最高管理者。小学退休教师王盛乾回忆说：“地震发生后，我随惊魂未定的人群跑向球场坝，四百多人的球场坝内闹哄哄的，混乱不堪。后来，一位手臂吊着绷带、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站在人群中高喊：‘我是这里的总指挥，大家听我的，不要惊慌，我们要一起共渡难关。’人群安静了。”

在集体恐慌的时刻，“镇定”是需要采取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行动。

发电部的黄丽住在靠山的生活区，她们一行十多人互相搀扶着，翻过废墟来到球场坝时，见到“球场上已经汇聚了很多人，躺着、坐着、站着，有的缠着绷带，有的打着吊瓶。发电部主任程儒松右手用布条挂在脖子上，不停地指挥安排着。”虽然没有看到丈夫牟玉雷，但看到这么多熟悉的面孔，黄丽心里踏实了一点。

发电部的幸存者开始逐个被分配工作：登记幸存者名单，组织食物和水，保管物资，帮助伤员处理伤口，搜寻失踪同事。电厂的组织体系在一点点复苏，多个部门汇合后，确定了“将伤员撤离到安全地带，各单位先行自救”的应急思路。

临时指挥部搜集了一些物资堆在球场坝的汽车旁，第一批上去的人领到了少量食品和水，但后面上来的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两个地方的人都逃向了另一个疏散地——福堂坝。地震后岷江东岸唯一能与镇区相连的团结桥是座小铁索桥，它的桥面已经有些倾斜。78岁的吴志远看到药厂女工不敢过去，说：“我先走。”他稳稳地走着，示范给她们看。晓梅的同事已经把她妈妈素琼抬了出来，一个小伙子自告奋勇把素琼背了过去。一会儿工夫，素琼就看到她身边“挨着全部都是伤员”。枫香树村、药厂、龙溪隧道工地的数百人都小心翼翼地过了桥。

服装店的胡子军在福堂坝遇到了一个老友，他一看到熟人“就哭起来，就说，‘哎呀，兄弟’。那种好像死里逃生、活起就好的感觉，看到人就要哭，眼泪就包不住”。街口不断有人出来，“一会儿过来一个兄弟，一出来就惊呼呐喊的。还有光穿个内裤的，就喊他婆娘名字，这头喊一下，那头喊一下”。

龙治也看到了这混乱的场面。“开始逃出来的就是十来个人，后来人就越来越多。光穿个内裤的、光有上衣没穿裙子的、光脚板的”。骨折的伤员被抬出来，龙治想到了妻子和孩子，他想走开，但还是留了下来。他觉得：“我是一个医生，必须要处理伤员。”他包扎、止血，一刻不停。周围哭喊声一片，这边有人喊：“医生，快救救他！”那边又有女人在呼叫：“医生，快救救我的孩子！”很快，伤员越聚越多。龙治想，卫生院肯定完蛋了，这么多伤员，一个人实在扛不住。他回忆说：“任务根本没法对付，那时我想过要逃跑。”他又坚持了一小会儿，看到了卫生院副院长蒲倩和一个护士，他大大松了一口气，卫生院应该没事。

街道中段的人清楚地知道卫生院还在，他们很快把伤员向卫生院输送。第一个送去的病人是街边卖卤菜的女人，她的一只脚被齐整整地砸断了，她丈夫背她过去的时候，手里还拎着那只脚。董成云顺手把她身上的围裙取下，包扎止血。同时还建立了两个静脉通道输液，扩充血容量，防止血压下降太快——药品短缺让这个奢侈场面在之后三天都不会再出现。

在卫生院对面，11号楼和文教楼之间有条小巷，它通向一个两层的幼儿园。幼儿园是70年代修建的砖墙木顶轻瓦房，81名在蓝色小床上午睡的孩子被垮塌的屋顶盖住。小孩很快就被抱了过来，但这些只有几岁的孩子生命力极为脆弱，一小块砖的打击就会致命。崔彬记得“最开始抱过来的四个都伤得很重，有两个已经没有呼吸心跳”。家长抱着身子还暖和的孩子，苦苦哀求。医生做了胸外按压，但无济于事。

蒲倩在福堂坝接到的第一个病人也是幼儿园的小孩。她知道孩子已经断气了，但可怜的母亲不断恳求蒲倩抢救她的儿子。蒲倩就在小尸体上做着人工呼吸和胸部按压，安慰母亲破碎的心。

并不是人人都像秀坪街上的人那样幸运，跑几十米就能获得安全。有时为了获得一块较为平坦之地，人们需要历经千辛万苦。

在岷江西岸的老街村，王学文需要跨江才能回家。老虎嘴的堰塞湖让下游的岷江断流，但江中的泥浆很多。他找了根木棍做拐杖，踩着滑溜溜的石头慢慢走过了河床。

东岸收费站困住的32人倒是很快组织起来，食品统一管理，从办公室搬出了桌椅、被子和毛毯，找材料搭建遮雨棚。前后几百米的公路都被巨大的塌方堵死，他们准备在这个“相对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

王学文的大儿媳陈顺秀也困在这里，她指出，这里地势低洼，如果堰塞湖垮塌，这里将会被洪水淹没。第二天的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地质专家李林查看地形后同意这个看法，他们需要立刻转移。老街村就在他们对面的山上，但他们要完成一组复杂的动作：先横跨岷江，向下游走几百米，再横跨一次，回到塌方后的二级公路上，才能到达老街村。

临时团队开始行动，这个长距离的疏散并不容易。已经到达老街村的王学文看到他们后，走到江边盯着上游警戒，催促他们走快点。很快，“有人将手里的毛毯扔了”，那些外乡人不必担心挨饿受冻，他们会在老街村得到很好的照顾。

此起彼伏的呼救让一些人的勇气被唤醒

但是镇子里超过一半的人口却无法疏散，他们被困在废墟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立刻就失去了生命，还活着的人暂时指望不上那些逃命的人，他们得靠自己。

张仕力的妻子陈玉琼走到三楼后，发现二楼的垮塌阻断了楼梯。她把窗帘布绑在窗口，自己顺着窗帘布滑下，中间脱手使她的脚扭伤了，但一心要逃命的念头占据了头脑，她没感觉到疼痛，而是飞奔而去。她外甥媳妇在后面跟着滑下地时，发现她已不见踪影。

卫生院的张华芬住在建设银行的四楼，她的处境和陈玉琼几乎一模一样。她用的是床单，但打的结不够紧，在她降到一半时松开了。张华芬摔在地上，腰部受伤，成为卫生院两名受伤员工之一。

不过，没有谁的幸运比得上代剑军看到的那个人。灰尘散开，代剑军跑到新单身楼寻找妻子王倩。那栋楼已经摔得“不成形”，找不出完整的碎块——除了六层楼顶一段折断拱起的天花板。他惊讶地看到，从这个拱起像尖屋顶的地方，一个人“特别镇定、安安稳稳地走出来了”，更想象不到的是，那个人还“带着他的手提电脑”！

对埋在废墟深处的人来说，“心理素质”，已经成为考验他们的最重要的一关。

这是他们从未感受，甚至想象过的处境。电厂修配分厂的刘红英被新单身楼的废墟压在休息室里。后来她回忆说：“主震过去后，废墟里漆黑一片，静得可怕。更可怕的是刚开始我还能非常清楚地听到四周传来的呻吟声。这些声音有的像叹息，有的像喘粗气，还有一种像重重的打嗝声。没过多久，所有的声音都渐渐减弱，周围再没动静了。现在想来，那些打嗝声，应该是活人临死前吐出的最后一口气，太可怕了。”

不远处，电厂办公大楼废墟下的幸存者们处境要好一些，他们至少能互相分担黑暗和恐惧。通过喊话，马元江、虞锦华、牟玉雷、李科、李平华、龙建立这六个人互相联络上了。最外面的龙建立能看到一丝光线，他利用一把小刀和手边的水泥块，慢慢敲出了一个小洞，但洞口被钢筋挡住。更深一点的地方是李平华，他也能看见一点点亮光，虽然没有小刀，但下面的李科把自己的小手电给了他，他开始徒手慢慢扒开前面的小碎块。和李科在一起的牟玉雷则靠扭动让身体周围的空间宽松了一点。更深处的虞锦华和马元江关注着自救的进展。两人动弹不得，并和其他四个人离得较远，他们得另想办法。

马元江只有左腿可以活动，连呼吸都有些困难。这种挤压本来会让他血液流通不畅，不过，他现在头低脚高，这可以帮助血液流向大脑，保持清醒。他回忆说：“我扩充空间的努力失败后，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体力消耗，首先强制自己适应废墟下的恶劣环境，甚至还一再告诫自己‘喜欢这里’。嘴里默默地念着，就像虔诚的教徒念经一样，逐渐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让身心合一，忘却肉体的疼痛。我的心情渐渐稳定、平静了，身体也感觉没那么难受了。”

压在映电宾馆下的蒋雨航也不是一个人，和他同屋的两名同事都活了下来。他的头被碎砖块埋住，但倒扣过来的床架和身体之间还有一些缝隙。现在，他的下铺变成了他的上铺，另一个同事则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只听到他急促的呼吸。20岁的蒋雨航性格沉稳，他在母亲工作的贵州凯里民族职业技术学院长大，这所学校由凯里的卫生学校和其他几个学校合并而来，他在耳濡目染下了解了一些医疗知识。现在他必须少说话、控制小便、不流泪，为身体节省每一滴水。上面的同事哭着喊疼，又不停呼救。他慢慢扒开身边的碎块，手伸上去握住了同事的手。急躁的同事安静了下来，但很快又变得烦躁不安，这让他撑不了多久。

有的废墟幸存者和外面的人玩起了心理战。电厂11号楼喊救命的人很多，有人说：“把我救出去给10万！”但废墟下马上有人喊出了20万。

废墟下此起彼伏的呻吟和呼救让一些人镇定下来，他们的勇气开始被唤醒。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是孩子。

“小学全垮了！”这个凄厉的喊叫声惊醒了很多人。报信的人是卫生院药房的张医师，正要去小学寻找女儿的董成云看到他“从小学那边光脚就跑了过来，脚被石子、玻璃划出血，哭着说，小学已经垮完了”。

进小学的道路被电厂办公大楼的庞大废墟完全堵住，董成云向一个背孩子出来的家长问明学校的方位，从废墟上翻了过去。他一口气跑到小学，感觉到达时地震“最多过去5分钟”[1]。

操场上已经有五十多名救援者。烟草物流中心和小学只隔着几块菜地，十多名物流中心的年轻人第一时间赶了过来。出租车司机、小河边组村民杨云兰的女婿王政洪和十多个司机以及拉丝厂工人一起赶了过来，这个当了四年坦克兵的人光着膀子上了废墟。

在映秀，为数不多的退伍军人开始用行动证明，他们经受过严格训练的价值。

福堂坝里的龙治注意到街口现在有了新变化，一些人开始向里冲。街道目前还是十分危险的地方，龙治站在街口，试图阻挡激动的人群，但仍有几个人喊着“救娃娃”冲了过去。看着他们的背影，他突然想到，应该把大家组织起来，成立紧急救援队，把人稳定了，秩序才能稳定，不能再犹豫，必须马上站出来。

这对龙治来说，是一个考验，也是一个光荣的时刻。这个退役的武警卫生员、兼职心理咨询师现在必须用简短的几句话就让乱糟糟的人群冷静下来，并参与他的救援队。

他站到高坎上，身上的白大褂吸引了大家的注意。他的第一个心理战术是让大家接受现实。

“请大家不要惊慌，不要乱跑，这是无情的自然灾害，是地震。”毫不迟缓地，他讲出了主题，“为了避免再次出现人员伤亡，请大家都听我指挥，我要马上成立紧急救援队。”

接着，他交替诉诸感情和理性：“你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亲人，你们每个人都要保存自己。目前来讲，是不会有任何人给我们帮助的，我们必须实行自救。你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巨大财富，你们再受到伤害，就是我们的损失。”

最后，他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为了更成功地救援，我们首先要进行工作分配。全体女同志在原地照顾好我们的伤员、孩子与老人，健康的男子汉全部向我靠拢，我们将紧急救援队进行分工。”

在人员聚集之前，他还点明了优先考虑的对象：“当过兵的都站出来！”

他知道这是关键的一刻，他丝毫不担心到达救援现场后的结果，因为在现场“人的情绪是会互相感染的”。二三十个男人聚了过来，很多都是陌生面孔。看他们的装扮，龙治觉得是过路的游客。救援目标：小学和幼儿园。龙治带领一队去小学，杨加友带领另一队去幼儿园。

庙子坪组村民王小玉前往小学时经历了心理挣扎，她婆婆问：“你到哪里去？”

“去找孩子。”

“你不去找你老公吗？”

这提问让王小玉想起来，她忘了老公。她一时感觉很羞愧，但无论如何，8岁的女儿都让无法她割舍。她跑过去，但找不到原来的路。她绕开废墟，穿过菜地，跑到了二河边，在那里看到了小学的旗杆，她就向着旗杆跑去。

桤木林组81岁的朱群学也到小学去寻找孙子，在找到之前——最终也没找到——她不会无事可做。她以前就是镇里负责裹尸的，而这所学校未来一周最不缺的就是尸体。

救援力量在持续增强，卫生院五名医护人员也被增派过来。

在所有救援力量到达之前，小学救援主要依赖九名没有受伤的男教师，校长谭国强一度以为，这里只能依靠他们自己了。他在跑出学校求援时遇到一名家长，被告知映秀全垮了，大家都在各处忙着救人。他回到学校，开始让老师清点人数，一百二十名左右，这意味着还有三百多名学生在废墟下。

压在楼梯间的学生最多。而这一部分的废墟也最不稳定：楼梯出口处的门厅被教学楼废墟压住形成了一个翘起的斜面，这个斜面勉强支撑着后面的大堆废墟。老师们将周边垮塌农房的木棒抽出，用大约二十根大大小小的木棒支撑着它，然后他们爬到门厅的后面，看到楼梯间的废墟缝隙中，一些学生在求救：露出上半身的在招手；露出下半身的则不停踢脚；有的从缝隙用眼神求救；还有些看不到的则不停大声喊叫；有的人则是哭个不停。这让躲在讲台下的周玉烨有点烦。她说：“大家不要闹了，我们一起唱歌吧。”她唱起了《大中华》，这是不久前二（2）班参加歌咏比赛的歌曲。声嘶力竭的喊叫让龙治担心这些孩子支撑不了多久，他吼着想让他们安静一点，但不起作用。

王小玉终于到了学校，她看到数学老师贾正秋带着几个孩子坐在花台边，就问：“贾老师，我的孩子出来没有？”贾正秋摇摇头。王小玉瘫坐在地上，但“不到一分钟”，她走向废墟。爬上来，又滑下去，翻到废墟后面，在每一个小的缝隙里，把头伸进去，呼唤女儿的名字。但始终没有回应，她只听到那些压在里面的小孩在喊：“阿姨救救我。”

董成云也不停呼喊着女儿的名字，但没有回音，他估计女儿多半遇难了。现场很多小孩都在喊叫：“叔叔阿姨，救救我！救救我！”他心里极其难受，和其他家长约定，只要有声音，不管是什么名字，都会一起去救。

陆续赶到的家长带来了绳索、长柄钳、钢钎、木棒、千斤顶。

在门厅处，蒲弘发现那个斜面和地面之间还有一点缝隙，他在下面慢慢清理着废渣，让缝隙扩大。漩口地税所所长拉出了一个学生，然后又拉出了二（2）班班长林浩。连薇也被压在附近，但她上下都没有可以扩充的地方。王小玉看到她“就像孙悟空被压在山脚下面的感觉，上半身可以活动，见人就喊叫”。要救出她，得把上面的废墟一层层全部吊开，在地震当天，这完全无法做到。

一具具尸体被抬出，但一个活着离开废墟的女孩让人更受刺激。

五（1）班的黄思雨乖巧漂亮，是学校舞蹈队的主力，她被抬到花台边时，左小腿已没有了。龙治用红领巾在她的大腿处扎紧止血，她的妹妹黄思瑶在旁边为姐姐伤心哭泣。黄思雨对妹妹说：“哭什么，就是少了一条腿嘛。”她脸色苍白，但平静而沉默，这让老师们更加难受。

来小学找孙子的吴志远对这一场景印象深刻，他记得“脚杆被砸断的小女孩坐在花台前，一声不吭”。贾正秋老师不敢揭开黄思雨腿上的布，她说：“你一定要坚强。”黄思雨点点头。副校长张春东忍不住流泪了，黄思雨安慰他说：“张校长，我没事。”这一次，老师在学生身上感受到了超越自己的坚强。

浅层的受困者被掏出来的同时，对于深层废墟的挖掘也有了进展。

韦康仁家一侧的废墟有较大的开挖空间，家长们翻过废墟，从后面横向挖洞。董成云和中学老师李纲得到了一些好消息：董诗杰和李博瀚都还活着！透过挖出来的小洞，李纲一个人慢慢爬了进去。他听到一块预制板后面有呼叫声，但三个千斤顶放进去也无法升起楼板。董诗杰被课桌板凳卡住了，但狭小的空间里放不下大锯子，只有用小钢锯一点点对付铁质桌腿，这得忙很久才能奏效。

救援向深处延伸，废墟上的情况变得复杂。余震频繁，最初大家还赶紧跳回地面，后来就只是趴在废墟上暂避。废墟是个危险的地方，坑洼不平，钢筋伸向各个方向，每一个缝隙都是陷阱。除了安全问题，龙治还担心废墟上走动的人会把更多的灰土弄到缝隙中，他开始控制废墟上的人数。

朱群学也爬上废墟四处摸索孙子，但她很快就被人拉了下来。为了让这个碍手碍脚的老人离开，有人哄骗她：“我们过一会儿就把你的娃挖出来，你先出去给他找吃的。”她背着背篓出去了。

临时指挥部的人员也到了小学，他们待的时间不长，但对救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温和的“有秩序救人，不能一拥而上”开始被更严格的要求取代。董成云从废墟下来时，听到了新说法：等待专业救援队。操场上的邮局局长魏少君听到的呼吁更完整：“家长们要冷静，这是一次大地震，需要专业救援队来进行救援，一旦我们自己刨挖不当，很容易伤害废墟中的幸存者。”这个稳妥的方案不被家长们接受，但天渐渐黑了，开始下起雨来，很多人陆陆续续离开。

这一天结束时，幸存学生的数字变成了156人。

可怕的抢夺

拯救在各个废墟展开，但其实只有少数人真正参与。短暂的惊恐过后，大多数幸存者现在要操心的是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吃什么？睡哪里？

抢夺很快出现，最先行动的是最缺乏保障的民工。各个工地的工人数量众多，平时几乎没有任何食品储备。同时，外来者和年轻男性的双重身份，让他们在指挥部的救济顺序上排名最后——在物资最紧张的前两天，等于没有。

无人值守的超市、食品店首先被洗劫一空。“鑫兴”超市十几分钟内就只剩空空的货架，这是占据了两间铺面的中等规模超市。那些更小一点的，只需要用几个床单一裹就能背走所有东西。“新奇佳”超市在二楼设了个小仓库，现在大堆方便面散落在废墟里，几乎每个过路的人都会捡拾一些，这不会带来什么负疚感。当秩序消失，个人良心的容忍范围会不断扩大，直到两者碰撞，建立起新的秩序。

不久，本地村民开始加入进来，然后是街道居民。最后，机构团体也在一浪高过一浪的生存恐慌中放下了面子。

烟草物流中心员工周宾富从妻子经营的一家小超市里找出六箱纯净水和一箱牛奶，还有一些锅巴和饼干。其他员工则陆续带回野山椒、食盐、衣物，甚至红酒。中心主任吴文凯的任务并不轻松，他预计大家要坚持八到十天，并且不指望得到指挥部的帮助。这些食品对四十四个人的员工及家属团队显然不够，他立刻宣布对食品进行集中管理，青壮年的供应量为老人、小孩、孕妇和伤员的一半。没有人表示异议。

药厂保卫科长董成宇找到两袋面粉，又从枫香树的家中废墟里挖出大米和腊肉。看见村民到镇上拿回大包小包的东西，他在企业的体面和生存压力之间采取了折中方案，派了几个保安去废墟里找食物——别的东西一律不许拿。

这事儿显然只适合男人来干。中国电信的缪芙春记得东西都是“单位上两个男的找来的”，而自己根本不敢在危险的街上到处乱走。李福军、张海燕龙建民夫妇、黄军培等老熟人组成了临时团体，同样是男人负责去“扫荡”，除了黄军培——家人生死不明，他失魂落魄地坐在那里。李福军弄来了“一件啤酒，还有方便面和早茶饼干”。他记得“街上所有的老百姓都在抢，都在找吃的”。

有些人的良心范围显然扩张得太大了。杨云青看到有人砸开烟草门市部的玻璃门“拿”烟，看着这些眼神凶恶的人，他只能轻声劝说：“不要发国难财。”钞票是更显眼的目标，建设银行营业厅柜台上的钱很快就无影无踪。几名员工在抢救出钞箱后，用一条毯子包裹起来以防意外，而搬不走的破损的银行柜员机则会在晚上迎来不速之客。

在大规模的“搬运”结束后，“对抗”和“碰撞”也终于开始。外号“冰糕”的杨长根专做批发，被人当面从仓库拿走东西，他最后只能保住一部分。

抢夺范围在逐渐扩大，能否保住要看店主的性格和仓库的隐蔽程度。铁器店的何寿章没有几个人敢惹，这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性格和身体一样硬朗。虽然铁器店的东西现在最让人垂涎——钢钎、大锤、头盔、彩条布、绳子、手套、长柄剪、塑料桶、铁皮桶、木撬棍、塑料膜、口罩等，但“一截铁丝都没人敢拿”。有不明底细的人想爬上废墟翻捡，何寿章头上缠着纱布，盯着他，用低沉的嗓音说：“你爬上去干啥子？”那人乖乖就下来了。

镇里最大的超市“富贵荣华”处于危险之中。张秀云地震后好长一段时间都头脑空白，她接受不了这个现实：“辛辛苦苦二十三年的心血，‘当’一声，一眨眼就没得了”。其实，她的店铺和更大的仓库都完好，但她呆站在店门口，一时回不过神来。超市还兼营批发，门口堆着不少矿泉水、豆奶和方便面，她开始分给旁人。做完这一切，她拉下卷帘门，锁上。但这难不倒那些虎视眈眈的人，他们拿着铁棍想撬开。张秀云的狠劲上来了，她站在门口，大声吼着：“你抢了，我和你拼命！”

铁器店的彩条布现在成了最紧缺的物资，每一个准备搭帐篷的人都需要它。指挥部选定在福堂坝和球场坝统一搭建帐篷，作为集中安置点。何寿章遇到了一个新词：“政府征用”。他有点拿不定主意，于是询问老友张仕力。比起那些他不认识的“官老爷”，他更信任这个民兵连长一些。张仕力告诉他：“没事，给他们就是了。”铁器店储备着三十多卷彩条布，每卷48米长。晚上，这个花花绿绿的东西将给大多数幸存者提供庇护。

张秀云有点动心，她丈夫在都江堰，现在只有两个店员陪伴，要守住店铺和仓库是比较吃力的。何寿章现在成了坚定的“征用派”，他劝说张秀云：“征用后，国家不会让我们破产的。”于是，张秀云找到张云安，她说：“你们派点人，如果不把我那里守住的话，大家都会饿死。”

张云安问：“你仓库里的货能解决多久？”

“半个月没问题，你可以去看嘛。”

一座“宝库”在指挥部面前打开。街面上五十多平方米的店铺不算什么，张秀云设在供销社大楼的三间仓库里，琳琅满目全是各种吃喝玩意儿：矿泉水有数吨、盒装牛奶40件、大瓶装豆奶50件、盒装沙棘220件、王老吉800多件、啤酒2900多件，每件8到20瓶不等。还有大堆的方便面、饼干、凤爪，以及17万元的丰谷酒和6万多元的香烟。对指挥部来说，好消息接二连三。外号“豆瓣”的曹河良将“良云副食”也交了出来，他的店铺也有五十多平方米，而设在卫生院新宿舍楼的仓库里堆满了雪花啤酒、饼干、方便面、小食品、萨其玛等。在此之前，指挥部零散搜集来的物资只是这些存货的零头。

民兵连长张仕力立即被赋予重任：组织民兵看守这三家超市和仓库以及街上的三家银行。如果在平时，他能组织起约70名18～35岁的青壮年，但现在他能动员的人员有限——私人出租车主李云良和妻子马兴玉、担任中滩堡村长助理的大学生村官胡浩、一个杂货铺年轻人，何寿章的臂膀也挂上了“民兵应急”的牌子，加上几位超市老板，他们将负责守卫这些珍贵的物资。

这是属于“街上人”的焦虑，对大多数村民来说，生存不是太大的问题。土地是他们的“母亲”，现在，她仍然慷慨地敞开胸怀。地里长着很多能吃的东西，平时挂在屋檐下的大块烟熏腊肉、厨房里的大米和大坛猪油在废墟下仍然完好。猪和鸡虽然乱跑一气，但捉回它们轻而易举。在大量救援人员到达之前，这些东西还只消耗了一小部分。届时，它们将帮助准备不足的救援队度过最艰难的三天。

有一类物资只适合特殊人群，那就是药品。这群人数量庞大，地震产生了约一千两百名轻重伤员，这使得药品变得比食品还要紧缺。虽然药厂就在对岸，但都是些板蓝根冲剂、川贝罗汉止咳颗粒、麝香壮骨膏、小儿止咳糖浆、精制狗皮膏之类，对急救帮助不大。

在卫生院药品仓库被埋之后，门诊大楼的药品首先被抢救出来。六七名卫生院的青壮男医生加上工地民工，轮番进入搬运。抢救出来的小批药品只能支撑很短的时间，二十多套免疫球蛋白马上被用光。而重伤员有五百多人，诊断甄别也无太大意义，按照伤员躺的位置，顺着一排打过去，这是最公平的方式。既然幸存是由命运安排的位置决定，救治也可以遵循同样的原则。

医生们每人带一瓶止痛药，一片片发。不过，这对强悍的何寿章不管用，他拦住崔彬，说：“你何大爷是只发一颗药的人吗？”他得到了三颗。枫香树村的董劲松另有办法，他认识的医生多，每人讨一点，搜集起来后带给了龙溪隧道施工队。这些药品能为村民换来同样重要的帐篷。

没有缝合包，所有伤口只能包扎处理止血，这让伤口感染变得难以避免。那些吊着一瓶糖盐水的伤者不知道该让人羡慕还是同情：他们能获得珍贵的物资，但也意味着离死亡很近了。这些液体带来能量的同时也补充了血容量，让重要器官不至于迅速衰竭。但这延缓不了多久，他们的性命掌握在时间手中。一个人不吃不喝的话，一天需要5000毫升的液体，这在震后映秀是不可能的。

康贝大药房的店主宋明易在处理完家里的事情后，特意从中学赶回自己的店铺。此时，看店的人已不知所踪。他跑向球场坝，在上坡的人告诉他，看店的人没事。坡道上躺了八九名伤员，很多人知道他是开药店的，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向“宋医生”求救。他包扎了一两个，急着想赶回中学，对他们说：“我的铺子没垮，你们自己去拿药包扎下吧。”

去中学之前，宋明易又赶回铺子。此时铺子里已经聚集了一些人，他很大方，告诉他们酒精、绷带、消炎和镇痛药放在什么地方。然后他把T恤衫的下摆抽出来一些，皮带扎紧，向这个临时腰包里塞了尽可能多的药——中学那边正急需这些东西。他塞满后，没有带任何私人物品，让大门敞着就离开了。这个姿态很潇洒，但他走路的姿势实在好笑——腰腹鼓鼓的一圈让他看起来像一个大肚子的孕妇。

安全的平坦之地有限，加之个人很难弄到搭建的材料，所以，安置帐篷的搭建成了指挥部的主要任务。

最开始，宽阔的福堂坝成为首选之地，中学也准备在学校前的河边坝子上过夜。但指挥部很快得知，岷江的水差不多枯竭，这意味着上游有大的堰塞湖形成。所以，更高一点的球场坝成为了街道居民的主要安置点，中学师生也被要求撤到半山腰的渔子溪上。关于洪水的恐慌迅速蔓延，福堂坝上的数百人手忙脚乱地开始转移。球场坝的棚子开始搭建时，小雨开始飘落。时间紧迫，电厂职工、派出所警察、巡视组年轻人、村民一起动手，在球场的树干之间拉开彩条布，主要区域展开了五卷，横向排开，有三十多米长，面积三百多平方米。在主帐篷周边的树林里，则是用剪开的彩条布搭建的各式小棚子。

蒋青林大概是最忙碌的人，居民都认识他这个镇长，人人都在叫他。魏少君下午碰到蒋青林时，催促他组织人员去小学，蒋青林苦笑着说：“魏姐姐，你先帮我安抚下这些人吧。”他在街上被人缠住了，有人要拉着他去废墟看看，有人躺在他身边大哭。曹河良那天下午则看见蒋青林“像个疯子一样跑过来跑过去”，到处都在喊“蒋镇长”。

卫生院院长崔彬面临的问题更加棘手，家属抬着伤员纷纷向卫生院工地聚集，现在已有约八十名重伤员在那里。但工地面积有限，且靠近二河，碍于洪水的传言，他找到蒋青林，希望指挥部重新确定一个地方作为医疗救治点。但一片狼藉的映秀已经没有空余的安全高地，他得靠自己。崔彬将三十多名医护人员分成几组，派往各个安置点就地医治，避免伤员向工地聚集。幸运的是，他还可以继续依靠陈雄昌和他的工地民工。

在抢运完门诊大楼的药品之后，民工们准备离开，去找饭吃，所以他们对搭建棚子的要求反应并不积极。陈雄昌的牛脾气依旧：“今天非搭不可。”他很自信，因为他握着筹码——民工们的工资。同时他还发现了那个断脚女人丢下的卤菜柜子，就指点他们：“你们今晚可以吃好的了。”随后又开放了一段自由时间，让民工们上街“捡一点吃的”。他再次使用那个王牌筹码，告诫他们：“谁拿别的东西，工资扣完！”不过，有人带回了几包红河烟，这杆老烟枪忍不住松口：“你分给大家，这次就不罚你了。”

民工们一鼓作气，搭出了映秀最好的棚子。工地上所有的材料都是现成的，钢管、夹子、铁丝、篷布、竹夹板、亚木板。地面垫得很高，顶棚盖得很厚，四面围挡，比那些仅有彩条布遮顶、又四周漏风的棚子结实多了[2]。他们还准备了很多衣服，因为“死人的脸要盖住”，而很多抬来的“伤员”其实就是死人。

镇区发生的一切，隔着一条二河的中学并不是十分清楚。唯一能保持两边连接的滨河桥在地震中桥墩有些错位，桥头面板也翘了起来。天黑后指挥部将要发布禁止通行令，中学的师生将面临最艰巨的安置任务，且孤立无援。除了从镇里弄到的两卷彩条布和一些食品，剩下的要靠自己。

17时左右，一千多名师生以班为单位向半山腰的渔子溪转移，但照顾四十多名伤员是全校的责任。坡面很陡，只有羊肠小道，小雨又让地面变得湿滑。年轻男教师和高年级男生在倒塌的铁围栏上铺一层木板做成担架，八人一组抬送一名伤员。门卫张志福5岁半的孙子也被抬了上去——他死在幼儿园。那小小的身体被放进装音响的大木盒子，在山坡第一个被埋葬。李云兵的女儿受了伤，不能平躺，这个牙科医生就一个人将她背上了山。

腰间鼓鼓囊囊装满药品的宋明易来到学校，他马上“接管了老婆的班”。指挥部和学校能提供的帮助不多，各班需要独自解决问题，好几个班的女班主任都与丈夫分享了管理权。宋明易知道，他们将要在上面住一阵子。看到坡上的蔬菜，他告诫学生：“这是我们的口粮，不要糟蹋。”在半路看到一座倒塌的房子，他搜索一番，弄出一口大锅和一包盐，在两个柜子里又找到了21件秋冬的厚衣服，他用毯子将所有衣服包好带了上去。他很快又有新发现：猪圈上的蓝色油布。不管牢骚满腹的学生多么不情愿，他让他们扯下这脏东西，绕着树搭好，这片山坡上的第一个棚子建好了。

初三（4）班没有这样的大块油布，家在渔子溪的同学就找来各种小块的东西，一块块拼接起来。又从地里拔出架豆角的竹竿，解下学生卡上的带子绑住，用来支撑满是缝隙的顶棚。董晓洁看见地上扔着很多学生卡，但也有些同学将它郑重地装进了口袋。（1）班先是独自搭了一个棚，但太简陋了，他们和（2）班合起来找到了更大的油布和木头，又搭了一个大的。两个班的学生，加上其他慕名而来的人，让帐篷里足足有一百多人。

夜幕降临，这片临时营地升起了袅袅炊烟。

震后第一夜

5月12日晚，在大多数映秀人的记忆里，是他们一生中经历过的最难熬的夜晚。那几个小时的压抑和暗淡，超过地震的一刻。这是映秀的最低潮：黑暗、暴雨、呻吟、死亡、余震、滚石、寒冷、饥饿、隔绝、传言、拥挤、恐惧、抢夺、盗窃……但人性在黑暗中也闪耀出了光芒。

当球场坝上的彩条布棚子全部搭好时，小雨已变成了中雨。中央气象台12日20时的天气预报显示，汶川为中雨，温度16～23℃。在水库尾端，水汽更加充沛的映秀，天气则严酷得多。

在球场坝的假山池附近建立了医疗点（指挥部也在那里），但大多数伤员仍然散布在各个棚子里。他们拥有自己的被子和木板，老人和小孩也可以轮流躺一会儿。其他人则密密麻麻挨着，最后连站的地方都没有。死掉的人马上被抬到电厂9号楼前，避免刺激活人，又能腾出位置。坝子上漆黑一片，电焊工马凌清记得，他抬着尸体，脚下又时不时地会踩着地上堆积的尸体，一路跌跌撞撞。雨越下越大，装载机手李强记得，自己的脚最后浸在了水里，大家只得冒雨寻找更多的砖头和木板来垫高地面。

很多人选择了自己搭建小棚子。张海燕一伙人除了有自己的棚子，还搞来了板凳。她觉得，最幸福的事就是这个晚上能够坐着躲雨。搜寻食品的李福军回来后评价说：“你们真安逸，这住的是公寓啊。”烟草物流中心的棚子有四平方米大，四十四人的小团体中只有三位老人、一位孕妇、一个婴儿，还有几名伤员能待在里面。中心主任吴文凯十分不愿离开仓库，里面有价值4275万元的卷烟。在指挥部下达疏散令后，他请求隔壁的交警队将警车开到仓库前，打开警灯。

在警车里，吴文凯听到了收音机播放的新闻，知道了这场灾难的情况。回到棚子，他说：“只有我们这里地震，其他地方没事，救援队很快就会赶到。”这条刻意编造的假新闻让大家兴奋了一会儿。

后半夜，中雨变成了大雨，棚子里的人隔一小会儿就得用手捅一捅棚顶，否则它会被聚集的雨水压垮，他们连坐着眯一会儿的工夫都没有。

潮湿的夜晚异常寒冷，大多数人都只有一件湿淋淋的单衣，冻得瑟瑟发抖。顾不得别扭和羞涩，男人和男人、女人和陌生人都紧紧抱在一起取暖，细心的女老师在路上捡了些床单，现在，它们都披在孩子们身上。水工建筑厂的男人们又进了废墟，不是救人，而是为伤员和女人们搜寻衣服和被子。人们寻找或制造一切可以保暖的东西以挨过这寒冷的几个小时。有人点起篝火取暖，但马上就被指挥部制止了——大家害怕地震后地下冒出可燃气体。

不明就里的传言让气氛变得更加紧张。雨声和山体垮塌的声音很大，中国电信的缪芙春很担心这些声音遮住了洪水的声音，她觉得如果有洪水“淹来了我们都不晓得”。三台山上的刘翠萍也听到了周边垮山的声音，不过，她还有些特别的感觉。她所处的位置太高了，球场坝上的人听到的部分滚石声就来自她脚下的山体。刘翠萍感觉头和脚两边的地面“换着垮”。她还担心头上的高压线，虽然能躺着，但一分钟都不敢睡。

声音是很多人对那晚记忆最深刻的东西。雨水敲打棚子、呻吟和喊叫、山石滚落，形成一刻不停的大合唱。杨云青坐在医疗点边上，他听到一个女人不停地哭诉：“妈妈啊，我没有拿别人的东西啊，怎么就把我的手弄断了？”胡子军则听到一个男人痛得大叫：“你把我杀了吧，你把我杀了吧！”这让他想起了电影里的战场。但和电影不同，没有战场救护员跑来安慰这个痛苦的男人，他等来的是旁人不耐烦的叱骂：“就你在痛，人家没痛吗？”他不服气地回应：“不要这么说，当真是没痛在你身上哦。”龙治一点不反感伤员的哭闹，他反而担心他们一声不吭，那就意味着有大麻烦。

晚上21时，董成云还在小学，女儿没有获救，他不想离开。但越来越大的雨让他看不清废墟里的情况，谭国强向家长们建议天亮后再来。至于专业救援队，有消息说他们“两个小时后就可以到达”。这个明显哄骗人的消息没有多少人相信，但家长们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在董成云回到球场坝不久，这一天最让他惊喜的消息传来：董诗杰被掏出来了。不过，她的一条腿因挤压引起肿胀，送到医疗点后就开始发烧。

这个小病人得到了父亲的亲自照顾，但也只是空有一个怀抱。虽然很担心挤压部位的毒素引起肾衰竭，但董成云不愿动用医生特权为董诗杰输液，因为看着其他病人“心里不忍”。他抱着发烫的女儿，把她不能弯曲的腿搁在自己腿上。过了一阵，董诗杰说：“爸爸，我饿了。”董成云到棚子里，看到有一家人边上放了很多牛肉干，他说：“大姐，把你的牛肉干给我几块吧，我女儿刚从废墟里面掏出来，说她饿了。”

那个人拒绝了他：“我们这么大一堆人还没吃呢。”

没能为女儿讨来食物，董成云既伤心又羞愧，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返回卫生院，有人给他一包方便面和半瓶矿泉水。董诗杰吃了半包，说：“爸爸，你也吃。”董成云说：“爸爸吃过了，你放在边上，饿了再吃。”埋在废墟时，董诗杰因为紧张，禁不住大便，董成云又一次跑回卫生院，穿过危险重重的漆黑楼道和走廊，回家找来了几条裤子。爱，是董成云这晚唯一能使用的“药品”。

在医疗点，一个不到两岁的女孩整夜地哭，虽有护士照顾，却没有亲人在身边。她由一名受伤交警送来，大家都不知道她的名字。牵挂她的人其实就在几十米外，但那样混乱的夜晚，让寻找亲人变得不可能。杨云芬和三姐杨云兰一家在球场坝会合了，杨云芬感觉在小学教书的外甥女连蓉可能已经没了，但是四姐杨云芳、姐夫连富林、快要过两岁生日的都文欣在哪里呢？只有等到天亮了，她记得那晚的心情：“特别盼天亮，天就是不亮。”

但也有一些组织出色的营地让这个特殊的夜晚更接近“正常”。枫香树一组在村主任董成建的带领下搞得有声有色，他们没有过江，而在原地安营。龙溪隧道民工帮他们搭建的帐篷十分了得，两百多村民分成十多个小组，各自拥有一个帐篷。没有一个人淋雨，地面铺着木板，人人拥有铺盖——这是当晚大多数人梦寐以求的生活。在老街村的营地里，他们的帐篷没有那么优良，铺盖也打湿了一些，但同样没有让人淋到雨，且每人能喝上一碗稀饭。书记和村主任都被困在秀坪街，当过二十多年村干部的王学文主动接管了一切，他要照顾各路汇聚过来的约三百人。收费站的自救小组在这里被重组，有巡逻小队负责观察岷江水位和后面山体的变化，设定了逃生路线，并告知每一个人，一切井井有条。王学文告诉那些外地人：“粮食吃完了，地里还有土豆，土豆吃完了，还有猪、鸡和狗。大家都是落难人，我们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这让惴惴不安的人大感宽慰。

蒋青林依然像下午那样“跑过来跑过去”，他和陈季康一起，对镇区幸存者作了清点，大致有四千多人。副镇长徐红军则带着几个村支书，每隔半小时去查看岷江，防备上游堰塞湖可能带来的洪水。枫香树村支书董毅双不仅是“哨兵”，还是“信使”，他用手电筒的光回应着山上三组春天坪的村民。

在山上晃动电筒的是三组的余会清。他心急如焚，担忧在小学的儿子余明高，而身边又有老母亲和大肚子女儿要照顾。大雨让原来的小路全毁，无法下山。他用这种方式和下面联系上了，总算知道还有人活着。

夜晚的街道上行人寥寥无几，这让幸存者的呼救显得更加清晰。废墟下的人感觉不到黑夜降临——地震后他们一直就处在黑暗之中，这些看不到外面世界变幻的人反而心存期待，他们坚持不懈地向外求救。值守超市和仓库的张仕力听到周围的废墟里有声音。那人不说话，但一直大声喘息，张仕力对他说：“保存体力，不要叫，等待救援。”可到凌晨3点多钟那里就没声了。张秀云还听到11号楼有三个女人在叫，而映秀宾馆传出的求救声则是普通话。

黯然无光的黑夜中也有人不甘寂寞，这让守卫仓库和银行的民兵不敢松懈。李云良记得，半夜时有人喊洪水来了，这吓跑了街上另外几个守店的人，小偷们就开始下手。民兵拿电筒照过去，吼几声，他们就暂避一下。过不了多久，钢钎撬卷帘门的声音又会响起。让李云良妻子马兴玉难以理解的是，连毛线店都被撬了。她觉得，这既不能吃也不能穿的东西，他们拿来做什么，难道自己织毛衣吗？

小学的男教师们还在校园里煎熬。挖掘暂停，他们在操场点起一堆火，守着，掩埋较浅的学生能够感受到一点光亮。没人说话，这九个男人有四个的妻子还在面前这堆废墟下。地震发生后的一整个下午，大家的注意力都在教学楼上，来不及对边上的教师宿舍楼采取任何救援行动——谭国强的妻子和岳母也在其中。董雪峰的儿子下午被挖出来的时候，胸口都已经凹了进去。现在，那具小尸体就摆在他身后，他用波纹瓦盖着，防止雨淋。雨大了，浇熄了火堆，谭国强建议两人一组互拥取暖。他的衣服已经沾满了不同学生的血，脱下一拧，血水混杂着雨水流了一地。体育老师刘忠能这一晚开始喝酒，他和董雪峰一样，失去了妻子和儿子。

王小玉在小学耗尽了力气，但女儿仍无消息。她很晚才回到在河边庙子坪的家里，回家路上都是和她反方向的人——他们要去球场坝。有人对她说：“有洪水，不要回去了。”她说：“家里人都在等我呢。”这一晚，在庙子坪只有几户人家没有离开。

王小玉家的房子倒了，一块小空地上放着一把茶壶，这就代表她的家。她坐在茶壶边，回想今天的一切，心里觉得不甘。她的邻居、一对开豆花饭馆的夫妇对她说：“你兄弟媳妇好像被砸死在11号楼旁边。”她已经十分疲惫，但还是和丈夫从废墟里费力拖出一扇门，去那里收尸，她想，尸体抬回家，灵魂就回到家了吧。好不容易来到11号楼旁，夫妇俩把砖刨开，王小玉摸着尸体的手，还没有凉。她把尸体翻过来一看，不是自己的兄弟媳妇，而恰恰是那对豆花饭馆夫妇的女儿。王小玉放下尸体，绷着的一口气松掉了，她已经无力把这具尸体抬回去。

命运的残酷已超越极限，人们甚至无力诅咒。

在卫生院工地上，医生遇到了一些焦虑的病人家属。这些病人的伤情不算十分严重，所以只能享受口服药的待遇。但是，大家对吊瓶已经到了迷信的程度，那些家属围着医生恳求，希望给自己的亲人挂上这么一个“护身符”。卫生院拥有的物资不多，院长崔彬向指挥部申请一些矿泉水，但这些水在路上就被抢走了。失血的病人对寒冷非常敏感，卫生院点起了火，但马上就被巡视到此的蒋青林和蒲弘制止了。对不明“地气”的恐慌被日渐放大，初三（1）班的宋洁记得有人喊：“把手机都关了。”有人点起蜡烛也挨了骂。

在渔子溪的中学营地里，不少伤员都没有熬过这个残酷而又漫长的夜晚。营地里只有一名校医，几乎做不了任何有效的处理。女生们参与到照顾伤员中来，但能做的更加有限。马瑶记得她“脱下外套盖在伤员身上”，姐姐马馨则“陪着伤员说话”。不过，这里还有两名非正式医生：牙科诊所的李云兵和药房的宋明易。

李云兵看到学生的伤口都是些“洞”，血流不止。他没有任何药品和器械，但祖上的中医传统在他身上还留有一点印记，他想起了一个止血镇痛的中药方子：用大黄、细辛、冰片、头发灰等搅拌涂抹伤口。别的他不指望，但头发可以找到。他记得主动站出来的女生“有三十多人”，她们剪掉长发，将这些头发煅成灰来止血。这一招似乎奏效了，至少他受伤的女儿在几天后送出灾区时伤口都未感染。两名内出血的学生死了，李云兵和几个同学悄悄地将他们抬到外面盖上。惊慌是更严重的“传染病”，他得隔离病源。

宋明易“接管”的初三（3）班这晚没有伤员，但他这一晚过得也并不轻松——他有药，还懂包扎。他在各个棚子间来回走动，雨水让地面变成了泥浆，他的鞋子沾了厚厚的泥，每走一步都颇费力气。他不用像李云兵那样土法制药，而是将伤口“用双氧水一擦，消炎粉一撒，绷带包上”，活就很漂亮地干完了。但他也必须面对药品短缺的问题：绷带用完了，有白色内衣的都脱下来撕成绷带；消炎粉用完了，就撒一点青霉素粉上去；他还有芬必得，痛苦呻吟的人能得到几片。他被带到一个什么伤都没有的女生面前，她吓坏了，不停颤抖，宋明易给她讲解了地震是怎么回事——这是他在这个女生这么大的时候学到的知识。有些紧张的学生无法小便，他把他们来回侧身一下就好了，最后他连“掐人中的招都使了出来”。

福堂坝的棚子里也有七八个重伤员。女工小毕被压成内伤，大家用木板将她垫起来，防止浸水，为她盖好棉被，围着轻声说话。小毕吃不下东西，想呕吐又吐不出。想小便，但觉得周围都是男人，最后是女同事帮她脱下裤子解决。她体内出血显然在逐步加重，总是说腰疼，同事起初抱着她，后来让她躺下节省体力，她慢慢睡着了。过了一会儿棚子里的人去摸了她一下，说：“还是温的”。再过一会儿去试鼻息，就没有了呼吸。雨很大，没人忍心再让她淋雨，就把她和另外一具尸体一同搁在棚子里。

尸体的旁边躺着素琼，她全身多处伤口，但没昏迷。她回忆说：“我知道身边有两个死人，但一点不害怕了。”晓梅跪在身边，为了防止妈妈的伤口沾到水，一直不停地用手在沙砾地上刨挖排水沟，手指冒出的血和雨水混在一起流了出去。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而她还没法专心致志。棚子里有她父亲的一名老同事，他失去了子女，自己也受了伤，他对这个世界已没什么留恋的了。他喃喃自语，想走出棚子，有人拦住了他，但他不时要冲向河边。晓梅压着他，流着泪不断乞求：“周叔叔不要走！”这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有气无力地说：“不要拦着我。”

大雨中余震不断，地面不停抖动，周边山体不断垮塌，密集地发出“像倒一袋核桃一样”哗哗的响声。漫长的黑夜从来没有如此让人憎恶。

雨渐渐小了。

到5月13日凌晨5点的时候，三台山上的刘翠萍听到了一声鸟叫。不是平时那种“嘎嘎”或“叽叽喳喳”，是一声长鸣，仅仅一声。声音较小，尖声尖气的，这个不自然的声音有些凄惨，但让她感觉到了生机。她禁不住落泪，对母亲说：“妈，你听，还有鸟叫，没事了！”

这个小小的活物为这个死气沉沉的黑暗世界带来了一丝曙光。

天空一点点亮起来，灰尘也逐渐散开，马永洪站在渔子溪上可以看清下面的镇子了。刘翠萍也注意到对面渔子溪的中学营地，彩条布都还在。虽然仍没有两个女儿的消息，但此时此刻，她感到身心平静了不少。

平凡的勇士——灾民自救

在下面的球场坝，杨冰和另一个人正在统计幸存者人数。电厂等单位已经先行内部统计过，她抄下数字，其他零散的就一个个清点。有的大棉被下昨天还活着的人今天已经毫无声息了。雨还没有停止，本子上的字迹被雨水溅得渐渐模糊，但第一个关于映秀幸存者的统计数字得到确定：存活2380人，其中重伤84人。

不过，这只是球场坝这一个安置点的数字。球场坝在映秀只能勉强算最大的安置点。收留了一千多名中学师生、数百名渔子溪村民以及汽车修理厂、施工队民工等人的渔子溪安置点也具有大致的规模。在福堂坝、医院工地、枫香树村，以及更远一些的张家坪村、老街村、黄家村、黄家院村、中滩堡村的头道桥组以及几个电站，也有相当数量的幸存者[3]。

清早，家长们重新回到小学。操场上的人比昨天更多，一些困在远处的人也赶了过来。枫香树三组的余会清在雨停后就开始下山。没有路，春天坪下的山坡上布满了泥石流带来的烂泥、树干和石头，他顺着山脊走了一大段，找到红椿沟一个稍微平缓一点的山坡滑下来，两腿全都刮得伤痕累累。这条路上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春天坪背后的云华山零零散散出现了回映秀寻亲的人，云华山的背面就是都江堰的龙池镇。快到镇里时又开始下雨，鞋子只剩下一只，余会清干脆把另一只也扔了。街上的碎玻璃划破了他的脚，他就这样赤脚来到了小学废墟前，时间大约为早上9点。

最早一批家长已经来了好一阵。张仕力和几个民兵带着钢钎准备到小学增援，路过派出所时，听到球场坝上有人大声吼叫：“洪水来了！”他们吓得扔下钢钎，赶紧往坝上跑。这时二河上游涌来一小股水，虽然不到洪水级别，但足以让指挥部十分紧张。昨晚的监视重点是岷江，它在凌晨已经过了一次洪峰，现在指挥部主要关注二河。指挥部派出一名警察到二河边的小学宣布：所有人必须撤离。

老师们拒绝接受这一命令，一些家长在离开后又返回。但路口已被一名警察挡住，而垮塌后，这里到处都是小路，他们踏上小路陆陆续续又回到了操场。现在，他们要抢救的是那些掩埋得较深的学生，这比昨天的浅层救援难得多。一些束手无策的人禁不住号哭，魏少君变得急躁起来，骂道：“有什么好哭的，大家排成两队，一个一个传！”在中学的丈夫已经与她会合，还带来了几个人，他们这支小分队现在有七人了。

废墟被划成了一片一片的区域，每个临时组成的小队负责一片。在小碎块被掏走后，他们要对付沉重的预制板。很多预制板已经断裂，但里面的钢筋还连着，这些东西很难抬起来。更多的人聚在一起，用钢丝绳绑着预制板往外拖，一根绳子往往被几十双手抓着。钢丝勒进了手掌，就用废墟上随处可见的书本裹着绳子继续拖。但这太难了，现在对工具的渴望压倒一切，谭国强跑进跑出，四处寻找可用的钢钎、断线钳、千斤顶。

这种手工作业实际上宣告了最底层幸存者的无望。王小玉又看到了她女儿的同学连薇，她的处境一点没变，还是被压在门厅附近的最底部。她趴着，歪着头，看着每一个走过的人。她看见一个就喊一次，是女的就喊阿姨，男的喊叔叔，年纪大的就喊爷爷，喊“你救我嘛、你救我嘛”。有人为了让她保存体力，递给她一根电线，她就把喊叫改为抖动电线。她看见了王小玉，又抖动电线以引起注意。王小玉说：“我晓得你是连薇，你不要喊。你在最下面，上面压了很多东西，要一层一层救。”不断有人过来看一眼，然后走开。那种充满同情但却又无能为力的眼神，也许连8岁的小女孩都能体会吧。终于，她在坚持了两天之后，静静死去。

一些家长去指挥部求助，但他们一会儿就很生气地回来了。他们得到了和昨天一样的说法：“等待专业救援队。”同时还听到了指责：“你们这是野蛮施救，会造成更大的伤亡。”这把废墟上心急如焚的父母们气得够呛，有人提议：“我们自己去找机械。”

一场潜在的冲突在酝酿之中。

在展开小学救援的同时，机械也开始参与到镇上的救援当中。

秀坪街所在的镇区被两条河流环绕，它与外界的交通只能依靠两条公路和四座桥梁。顺二河前往卧龙、顺岷江前往汶川的公路都已彻底被掩埋，213国道横跨二河的渔子溪桥严重受损，无法通行。在枫香树的红椿沟附近，连接岷江东西两岸的岷江桥也被滑坡掩盖。团结桥只能通过行人，镇区对外的唯一通路就只剩下滨河桥了。但地震让它受损，12日晚，连行人都禁止通行。到了13日，指挥部交给马凌清新任务：在桥头焊一根栏杆，防止大车通行。他完成了任务，但有点失望，因为这一天早上渔子溪村刚联系好几台挖掘机和装载机准备开往小学。不过，他能理解，这座桥现在是映秀的生命线，虽然司机愿意冒险过桥，但没人敢下这份赌注。

岷江对岸的龙溪隧道工地上也有大量机械——挖掘机三台，装载机五台。在卡车司机黄军看来，虽然岷江桥无法通过，但岷江断流后河床露了出来，那些马力强劲的机器能很快铺设出一条便道穿过。但在12日的紧张氛围中，没有人考虑到这个问题，而到了13日这一计划再也无法实行——江水已经涨起来了。

镇区只能依靠自己。电厂汽车队有不少车辆，包括两台吊车，但停车场的出入道路被电厂的废墟堵住了。本来，村民杨云青的吊车可以立即开到小学，因为它平时就停在小学旁边的烟草物流中心。但5月11日的晚上，他在处理一起交通事故的现场后，遇到了烦恼事：回来时大门锁上了。他不得不把吊车停在汽车修理厂的车间里，而12日，汽车修理厂车间的顶棚掉下来砸到了他的吊车上。于是这两台最得力的工具就这样缺席了救援。

现在，全部希望都在福堂坝碎石场那台装载机和19岁的司机李强身上。这台ZL50E轮式装载机是目前镇区最大也是唯一能马上行动的大型机械，举力五吨，推力八九吨。前一天的地震把李强吓得跳下车，把这个蓝色的庞然大物丢弃在身后。这其实是他的“大玩具”，他这年三月份开始学习驾驶，两个月时间就能把这个大家伙开得得心应手。他能完美地控制车辆，但他也受人控制，现在这台车的调动权实际上已归属指挥部。

无论是焦虑的家长还是电厂，都迫切地想弄出这些车辆，终于在电厂出面后，指挥部发出命令，李强带着他的“大玩具”开始出动了。

他首先要穿过整个街道。路上有很多小车，他已经事先请示过，不必顾忌，统统推到一边。他要面对的第一个障碍在电厂大食堂和水工建筑厂之间。大食堂垮塌了一小半，上一层的二十多块预制板垂吊着，那些连着预制板的细钢筋可能随时会断。李强坐在高高的驾驶台里，小心翼翼地推开路上的障碍，生怕带来震动。再往前，老单身楼的大量废墟已盖住路面，装载机爬了上去，推掉最上面一层，将下面的压实，清出一条较为平缓的道路。他的运气很好，那些乱七八糟的钢筋没有戳爆轮胎。一个小时左右，通道打开，吊车、客车、货车、皮卡都开了出来。但吊车还到不了学校。

李强没有接到命令。

完成了清理电厂汽车队通道的任务后，他需要有新的命令才能行动。他记得有人去找蒋镇长，那人先去了球场坝，然后到电厂，又去中学，转了一圈回来，还是没找到。在所有通讯工具失灵，连地标都消失的时候，要找一个不断走动的人是件很困难的事。李强记得，后来不知怎么找到了镇长，他给自己的消息是：最好不要在小学动用重型机械，以免废墟再次坍塌。他是个听话的乖孩子，于是停止作业。而装载机不推通小学道路，吊车就无法进入。

在小学操场上，面对无法撼动的废墟，家长们愤怒的情绪再也无法控制。

有人大声说：“那些人都死光了吗？这会儿一个都看不见。”魏少君告诉他们，蒋镇长在。一些气晕了的家长不肯相信，一个女人和蒲弘在操场上吵了起来，她说政府一个人都不来，蒲弘说：“我就是县里的干部。”但家长们只承认他们认识的人。接着，她又向蒲弘提出新指控：“你们都听到地震消息了，为什么不通知我们？”蒲弘无可奈何，拿自己来反驳：“我地震时就在这里，如果有通知，我还会来吗？”他知道家长们需要发泄，他更多地选择倾听，除此之外也做不了太多。蒋青林也来到了这里，他试图劝说：“我们要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句话引发了更大的情绪反弹，龙治骂了一句粗口后向蒋青林挥动拳头，被副镇长徐红军挡开了。

官员们承受着巨大压力，面对无法把控的局面，宁愿采取最稳妥的方案。蒋青林后来回顾：“地震是天灾，但如果出现人为伤亡就是我们的责任。”

在混乱的场面中，赤着脚的余会清不受干扰，全神贯注地拯救他的儿子余明高。

他最初按照自己知道的教室位置在废墟正面挖，挖了两个小时进展不大，于是转到废墟后面喊名字。他的喊叫很快得到了余明高的回应，老师们也过来告诉他，昨晚就知道里面还有活的，但弄不出来。余会清爬进去，看到了一双凉鞋，那是一个已死去的小孩。他将这具尸体掏出来，但在里面还有一个遇难者，他不得不再次清理。知道父亲来了，余明高用一只手慢慢搬开身边的碎砖，掏出了一个小洞。和他的腿缠在一起的周玉烨说：“你出去了，我会怕。”又说：“我脚痛。”她不唱歌了，拉住余明高开始哭泣，害怕他离开。

借助多个千斤顶，余会清终于打开了通道。余明高看到了父亲，高兴地说：“爸爸来救我了！”周玉烨说：“叔叔，我也要出去。”余会清安慰她：“你们两个我都救出去。”他也看到了张米亚，这个英雄教师仍然呈双手张开的保护姿势，而头部已惨不忍睹，这个景象让余会清十分难受。他想把张米亚弄出来，但被砸烂的身体实在无法搬运。张米亚僵硬的身体挡住了孩子的出口，有人提议锯掉手臂，这招来了余会清的坚决反对。他边哭边慢慢松动张米亚的手臂，将两名孩子挪了出来。

六（2）班的马冯艳也终于离开了她不喜欢的、现已成为废墟的教学楼。她静静躺在操场上，母亲冯明玉认出了她给女儿买的运动鞋，走过去揭开了盖在尸体上的布。她将丈夫马道奎从废墟叫下来，他还以为女儿已经被救出来，高兴地走了过去。

马冯艳的美术老师连蓉和她护着的两名学生仍然被一块楼板压着，那个时候，她很可能还活着。而在不远处的交警队大楼废墟里，她的母亲杨云芳也被发现了。

天亮后，杨云兰和杨云芬都催促自己的丈夫抓紧寻找杨云芳一家。杨云兰7岁的外孙女从小学一楼逃生后一直精神紧张，她被要求待在球场坝。张学伦和连襟到交警队大楼呼喊，从房子角落的一个大洞里传出了杨云芳的声音。大楼已从五层塌为三层，杨云芳被压在靠近地面的地方。她躺着，头朝外，上半身可以自由活动，下半身被埋在废墟深处，一根大梁砸在她右大腿上。外面的人站在离地面约一米高的洞口就能看到她。她告诉张学伦，外孙女都文欣没事，地震后就递给交警队的看门人了。她接着问：“你看到连富林了吗？”

“没有看见。”

“连蓉呢？”

“也没有看见。”

张学伦顾不得杨云芳情绪的变化，他绕着楼房喊连富林，没有任何回应。

按照看门人提供的信息，他们从护士那里接回了都文欣。她是杨云芳的心肝宝贝，平时吃得十分讲究，每天午饭杨云芳都要单独为她做鱼丸和肉丸。见不到熟悉的外婆（她把杨云芳叫奶奶）和食物，她吃了一点饼干就不肯再吃，想要喝惯的牛奶。杨云芬背着她，说：“我们到街上去看有没有牛奶，买了给奶奶也拿过去。”

三姐妹聚在了一起，虽然中间隔着一道墙，但能互相看见，能说说话。她们的母亲生育了十几个孩子，最后存活八个，而在映秀的就是这三姐妹。杨云芳已经不问连富林了，但她又一次问起连蓉，杨云兰告诉她：“她在学校里救学生，那边很忙，老师都不敢走开。”杨云芳听后没有说话。

张学伦开始四处找人营救杨云芳。他遇到了四个石匠，他拦住他们，希望他们能施加援手，说：“你们要多少钱都行。”石匠们说，什么钱啊，我们尽量救。这个好消息让杨云芳变得乐观，她交代张学伦：“你们不要给钱，出来的时候我给。”

石匠们只有随身的小工具，张学伦找来钢钎、锤子和铁锹。他们从侧面凿开墙壁，从底下打穿一层楼板，看到了挡住杨云芳的床。张学伦又找来长长的铁管，石匠们一起用力撬，这张床渐渐破碎，他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杨云芳的处境：一根厚重的大梁压着她，在她身下也有一根大梁，她的右腿被这两根大梁像钳子一样夹住了。对这个巨大的东西石匠们无能为力，这需要吊车。张学伦向他们表示感谢，给了一些食物，他们就离开了。这是此后两天，张学伦找来的八批救援人员中的第一批。

杨云芳离开废墟的愿望十分强烈，她对杨云芬说：“叫张学伦找条绳子来，把我腋窝拴好，让他用车拖一下。”这个孤注一掷的请求让杨云芬一下哭了。张学伦不敢尝试。

绝望就像绳索，人们越挣扎，捆得也就越紧。

在不远处的电厂新单身楼，代剑军天一亮就得到了王倩的消息。

埋压较浅的一名女员工从废墟里自己慢慢爬了出来，她告诉代剑军：“你老婆昨晚还在里面说话。”她带着代剑军找到了大致地点，那是大楼废墟的中部。代剑军一遍遍喊叫王倩的名字，和昨天不同，他叫了之后就将耳朵贴着废墟听，终于听到了王倩微弱的声音。周榕和她在一起，她们并排躺着，王倩双腿被碎渣埋住，靠里的周榕则被铁桌子紧紧卡住。

代剑军和同事只有钢钎、塑料脸盆、锯子和木头，这些工具有些简陋。但新单身楼楼体破碎得很彻底，大块废墟之间塞满了小碎块，这为手工挖掘提供了无数可以尝试的路径。代剑军站在清理出来的小洞里，将碎砖装入脸盆递给外面的同事。他们冒雨轮流挖掘，一盆一盆地清理，这个过程枯燥而艰辛。持续的搬运让他的手渐渐磨破，运动鞋里也进了沙子。走动或蹲着掏砖都需要脚底用力，慢慢地，他感觉到脚有点痛，但他根本没有时间多想，只有当他脱下鞋时才发现，两个脚板都已磨烂，他才终于感到了钻心的疼痛。

不久，代剑军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援，在电厂的吊车开来了！吊车一直开到了废墟边，但这片废墟太庞大了，十一米长的吊臂伸到尽头仍无法触及王倩她们所在的位置，只能用钢丝绳绑住预制板斜着拉。这样的斜拉大大降低了起吊能力，吊车的车尾都翘了起来，预制板还纹丝不动。他们还得靠双手。

他们渐渐接近目标。在五米长的通道最里面，代剑军掏出了一个小洞——它实际上是两块预制板之间的缝隙，王倩和周榕在小洞下方约两米处。代剑军让王倩试着掏挖压住她双腿的渣土，她试了下，如同一个躺在沙地上的人，扒开沙子后涌来了更多的沙子。王倩感觉身体往下掉，赶紧停住了。实际上，她们现在“悬”在废墟约一半高的位置，下面没有大块楼板支撑，她们再不敢轻举妄动。

代剑军找来一根麻绳，让王倩绑在身上，他召集更多的同事，开始冒险硬拉。洞口勉强能通过一个人，但麻绳勒住了王倩，让她因无法呼吸而昏厥。几次尝试下来，代剑军再也不敢采取这个鲁莽的行动。

黑暗再次笼罩，雨也越下越大，大家准备撤离，但代剑军走不了——王倩不准他离开。浑身湿透的代剑军孤单地坐在洞口，周围看不到一个人。王倩想起了昨天不肯请假拍婚纱照的事，有些后悔，说：“哎，我们的婚纱照还没拍完呢。”

代剑军说：“那你快点出来啊，出来了就去拍。”

王倩不服输：“那你快点整嘛。”

这一晚王倩再没有地震当晚和周榕继续摆龙门阵的劲头了，只是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代剑军害怕她睡着，不时喊她一声。代剑军只穿着一件单衣，冻得发抖。同事给他送了块塑料薄膜过来，像蓑衣一样围在身上，总算不用淋雨了。同事又提醒他说，晚上可能有洪水。代剑军心想：“水来了我再跑吧。”

偶尔，他能听到旁边映电宾馆餐厅楼里传来的呼叫声，“瞭望塔”上的两个女人还没能下来。她们在最顶层，目前的救援难以触及。余震带来的震动在晚上更加吓人，这两个无计可施的女人，只能向空旷的四周漫无目的地喊叫几声。

13日凌晨4点多钟，极度疲劳的代剑军出现了幻觉。他坐在废墟上，突然看到四周遍地都是人，而且都在施救，他揉了一下眼睛后这些人都消失了。这时的他不会想到，王倩在废墟下一共要呆四个晚上才能离开。

这个夜晚，回到球场坝的杨家姐妹没有睡，她们住在上坡的地方，抬过来的伤员都会从面前经过。都文欣瞪着眼睛看每一个经过的人，然后对杨云兰喊：“三姑婆，你看一下，是不是奶奶。”杨云兰说：“你自己看嘛，我认不到。”她看一下，说不是的。过了一会儿，有个长头发的被抬上来，她又喊：“三姑婆，你看一下，是不是妈妈。”她就这样不停叫着，这个一岁多的小家伙把棚子周围的人都弄哭了。没有人敢阻止她，也没有人愿意阻止她。美术老师连蓉救了13名学生的事情在映秀广为传播，但他们帮不了这个执著寻找妈妈的小家伙。

最后，都文欣累了。她有一个习惯的睡姿：趴在杨云芳肚子上睡。杨云兰这样抱着她，她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但手电光的一点晃动都会让她惊醒。她睡一会儿就醒来，看不到奶奶和妈妈，就烦躁地咬她的小表姐，把表姐咬哭了之后又说：“姐姐，对不起。”天蒙蒙亮，她就不肯再睡，喊着：“天亮了天亮了，幺姑婆走嘛，我们去救奶奶嘛。”她用手掌把自己的胸口拍得嘭嘭响，说：“都文欣要救奶奶，我奶奶还在洞洞头。”杨云芬背着她走向交警队，她立刻安静了。

但不是每个人都拥有这样的勇气。

从供销社大楼逃出来的黄军培一直失魂落魄到13日。13日他回去查看，发现他的妻子、儿子、怀着孕的儿媳以及帮工都被压在张仕力房子垮塌的第二层。铁桌子保护了他们，一台电冰箱顶穿了预制板，留下了更多空间，他们都活着。他找来一根软管，把水送了进去，但他无法撼动这些坚硬的楼板，他向所有人悬赏，能救出家人就给10万。真有人在雨中开始作业，但一次余震就吓跑了他们。他儿子黄涛对他说：“爸爸，我是你的亲生儿子，你就这么一个儿子，你去叫人来救我嘛。”这个局面让他的精神近乎崩溃。当又一批人来看过，并摇头离开后，他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两天后救援队救出他儿媳，她说：“黄涛死在我的身上。”

何寿章在铁器店门口掏出了退休老师刘大爷，刘大爷的女婿帮忙掏了几下，便很快不见踪影。这个老人睁着眼睛躺在路边，一个没有家人照顾的重病人是撑不了多久的。在他死去之前，李强的装载机已经推倒了他的房子，开始铺设进入小学的道路。

大部分幸存者还要继续为生活操心。大大小小的营地开始重建、重组，物资的抢夺和瓜分也更加激烈，每个人都要为生存全力以赴，这让镇里的气氛更加紧张。卫生院院长崔彬觉得，如果这种隔绝再持续两天，映秀可能会出现流血事件。事实上，他的员工很快就遭遇了暴力。

13日一早，考虑到二河可能会发生洪水，卫生院工地上的营地被迫进行了一次大转移。七八十名伤员全部被抬上球场坝，这是让人望而生畏的体力活。伤员，加上厚重的门板，地面废墟还未清理，道路崎岖不平，家属人数有限，雨还下个不停。医护和工地民工全部出动，一趟一趟，一个一个地搬。食物和睡眠不足，以及一天的高度紧张与忙碌，将伤员全部转移后，他们已浑身无力。

有人将一大卷塑料薄膜弄到了球场坝，这种东西披在身上，既能挡雨又能保暖。弄到一大块的人会在中间挖个洞，套在脖子上，腰间系一根绳子，做成一件不错的雨衣。想要的人太多了，当卫生院的医护人员也试图分享时，有人掏出刀子在他们脖子上比画，他们只好放弃。医生们实在是无心也无力干架。他们扩充了喷水池边上的医疗点，又从被埋的药品仓库里费力掏出少量药品，重建了映秀的医疗救治中心。病人加上家属，这小块地方挤进了三百多人。

球场坝的环境迅速恶化。密密麻麻的人群，遍地垃圾，随地大小便。指挥部组织了一次强力清理，不久，营地又再次一片狼藉。很多人搭起了属于自己的小棚子，有了私人领地，一些人向公共区域乱扔垃圾更加肆无忌惮。

刘啸虎医生对球场坝的卫生状态越来越担忧，他尤其害怕菌痢的爆发。大小便和血水在水泥地面上无法渗透下去，满地乱流。苍蝇日渐增多，“轰炸机一样嗡嗡响，你拿一本书就能扑下来”，这些繁殖能力很强的东西在污染源和食物之间来回叮，很容易导致大规模肠道传染病的爆发。目前极为脆弱的医疗系统已经承受不了更多的压力，如果这里成为疫区，则可能会被封锁。他告诫病人家属们要讲卫生：“如果爆发了菌痢，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出去。”有人不理解：“我们照顾病人都来不及，还搞卫生？”蒲倩比谁都清楚这个危险，她在医院就是负责防疫的，她和刘啸虎十分小心地上到受损的门诊大楼楼顶，找到了一瓶消毒液和两袋消毒粉，将它们喷洒在球场坝上，并在上坡的地方设置消毒脚垫。做完这一切，他们才松了口气。

潮湿、闷热、恶臭、拥挤、吵闹，一些人终于无法忍受，他们离开了这个“大垃圾场”。虽然指挥部在这个营地每天发放一点食物，但这已经留不住他们。

电厂的几台大客车开出来后就停在办公区门口，伤员和家属住到了车上。他们从食堂弄出食物，搭起柴火灶，熬棒子骨粥。小河边的很多村民也搬了下来，几户亲属、邻居或熟人各自组成小团体，绕着自家房屋搭建棚子。废墟里遍布建筑材料，他们一点点掏出来，用家的残骸建起了新的家。指挥部也离开了球场坝，在滨河桥头附近搭建了一个指挥帐篷。镇长蒋青林常常在桥头待着，这是进入镇区的必经之地，如果有外援到达，他可以第一时间看到。

烟草物流中心没有重建营地，但建立了更加严格的点名和请假制度：上午9点和下午4点点名，离开营地需要两个人同行，并一起返回。他们的食物分配也极其精确：早晨，老人、孕妇、孩子和伤员每人一袋锅巴，青壮年每人半袋；中午，这些需要特殊照顾的人每人20片饼干，青壮年每人10片；晚上，需要特殊照顾的人每人10片饼干，青壮年每人5片。吴文凯不想出任何差错。在波涛汹涌的水中，纪律就是救生圈。

求生最艰难的是那些孤身的外来者。深圳晚报记者李晶川和徐再杰15日在映秀遇到一个求助的难民——浙江新安化工员工宋新锋。乘坐的大巴被砸到河里后，他侥幸逃出，来到了映秀。李晶川看到他“穿着一件捡来的工作服，里面套着一件捡来的女式高领绿毛衣，脚上的鞋子也是一样一只”。宋新锋说：“除了裤子和左脚上的鞋，全是从废墟里捡来的。”地震后他就开始了乞讨的生活，几天来，他的食物主要是当地人吃剩的方便面残汤。他对记者只有一个请求：“求求你，如果有可能，请告诉我老婆，我还活着。”

那些“打洞子”的民工和其他村民可不会这么文雅，生存的压力让他们准备直接挑战秩序。张秀云的富贵荣华超市仍然是最让人垂涎的目标，她对每一个想打超市主意的人说：“对不起，政府已经全部征用，想吃东西你们去找蒋镇长。”董劲松找过蒋青林，他问：“怎么生活？”蒋青林告诉他：“看守的超市除外，其他的可以去拿。”但其他的超市在12日就已经空空荡荡。

钢钎还是伸进了富贵荣华超市的卷帘门下，张秀云在怒骂中诅咒他们：“有本事你再撬，看今天不一钢钎把你龟儿子插死！”几句诅咒和几个民兵可挡不住他们，村镇干部和警察赶了过来，张仕力记得：“我们共同努力把局面控制住了。”那些人骂骂咧咧地走开，同时把诅咒还给他们：“我们也要活，地震怎么不把你们砸死哦！”

这个火爆的场面让何寿章的自信也受到影响，他把铁器店的东西抓紧捐了出去。他很谨慎，捐献时让张仕力负责拍摄，让蒋青林在清单上签字。

指挥部开始抓紧转移仓库的物资，他们借用电厂的卡车，各个单位分头拉走。张云安后来回顾：“13日那几个小时，过得简直比几十年都慢。”没有外来力量的介入，局面将很难维持下去。

13日中午，枫香树村村支书董毅双在重整了福堂坝的营地后，来到团结桥桥头。他看着对岸已成废墟的村子，想起昨天那里还有一群活生生的人，那些住着很舒适的房子，葱葱郁郁的山坡……他禁不住号啕大哭。他哭了很久，觉得过去24小时发生的一切不可思议。

[1] 对极度牵挂某事的人来说，时间总是不知不觉过得飞快。和董成云的记忆误差一样，中学老师李纲在安顿好学生后赶到小学，寻找儿子李博瀚。他感觉“地震后最多半小时”自己就到了，但他的妻子、卫生院护士高永花清楚地记得，他到达时已经是下午6点。

[2] 陈雄昌承认，搭建这个大棚子的另外一个目的，是尽量保住那些值钱的材料。不过，等他再回映秀时，连工地上的钢筋都被人偷走卖掉了。他找到了买主，买主出示的收据上有某个救援人员的签名。

[3] 蒋青林和陈季康之前在镇区大致统计出4500人的幸存者数字，不知何故未能被指挥部更多人知晓。指挥长杜骁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了第三个未明来源的数字：死亡调查组统计的幸存者大概有3000人。

第三章  到底哪里才是震中？

映秀，不再是孤城

无论映秀的状况如何，局面还没有崩溃，它仍然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对象，周边更多的人加快向这里聚集。

老街村里的“过路人”终于要离开了。一早，收费站员工便出发回映秀镇，地震后24小时，收费站的十三个人终于站在了已成一堆废墟的映电宾馆前，他们在废墟上再次呼喊和敲击，寻找失踪的八名员工。蒋雨航和任启平都听到了呼喊声，他们大声回应，但这个废墟是个古怪的结构，它将声音和希望一起截留。

地震当天听到呼叫时，蒋雨航还用砖块敲击床架，这让那个呼吸急促但不吭声的同屋说话了：“别敲了，我很疼。”这是他死前唯一的一句话。13日，一直和他说话的上铺也没有了声音，蒋雨航彻底陷入了黑暗而寂静的世界。不过，任启平有了交谈者，他躺在房门搭建的棺材一样的小空间里，听到了“你跟我说说话”的意外请求。那人自我介绍姓梁，地震前住在二楼，这让他们彼此13日的日子好过了许多。

在老街村更北一点的华能电力公司太平驿电站困住了九十多人。13日公司组织了十二人的突击队前往映秀，这一天的213国道上仍然飞石不断，他们无功而返。队员叶盛有些担心在映秀工商所的妻子陈晏，此刻，陈晏正躺在电厂16号楼的废墟中。在叶盛还未出发时，她听到了别人手机的闹钟声：“6点啦，该起床了，该起床了！”如果手机一直有电的话，这个声音她应该可以听到四次。

更远的外来者也陆陆续续到达。

13日中午，卧龙管理局局长张和民从都江堰走到了映秀，这里不是他的目标，他孤身一人想继续前往更远的卧龙。困在映秀的卧龙电信员工蔡老五告诉张和民：“绝对不可能走过去。”不过，十几个卧龙的农家少年愿意组成敢死队与张和民同行。他们先尝试走山谷，但那些滑坡从山顶一直伸进二河，途中又不断遇到滚落的石头，他们不得不退了回去。张和民对蔡老五说：“我们两人轮流到卧龙的路口等，如果有人出来就问问情况。”但是没有见到一个活人，他们等到的只有二河冲下来的尸体。

下午，电厂保卫干事魏广奇也从都江堰走到了映秀。他见到电厂的同事不禁哭了起来，不仅因为电厂的惨状，也为另一件伤心事：他把厂长丢了。地震后他和厂长等人一起从都江堰徒步而来，在中途分开。现在厂长不见踪影，他试图组织人员返回原路寻找。

在他之前，电厂修配分厂经理吴晓东与二十二名军人同时到达。他还没有过二河就看到了分厂的钢架车间，它已经破烂不堪。他站在滨河桥头，脚发抖，不敢过去，一名士兵说：“兄弟，进去吧，没事的，好人一生平安！”

地震后不到24小时，映秀迎来了第一支救援先遣队。

二十二名军人在13日中午陆续到达，他们隶属13集团军37师炮兵团，由副参谋长杨卫东少校带队。这是成都军区都江堰前线指挥部派出的第一支侦察队，他们的到达，让映秀与国家救援机器第一次挂钩。

军人们疲惫不堪，满身污泥，只能从军帽军徽上分辨出身份，但在这个死气沉沉的孤城，当这一队穿着军用雨衣的人走到中学前的坝子上时，立即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渔子溪的人最先看到，他们跑过来，喊着：“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这喊声带动了更多的人跑向侦察队。他们围着这些军人，眼神里夹杂着欣喜、盼望、羡慕和崇敬，有人流下了眼泪，军人走动时他们就跟着一起走。杨卫东感到惊奇，他以前在电影和电视中多次见过这种镜头，觉得那是遥远年代的艺术画面，但没想到今天它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侦察队走过滨河桥，在桥头附近见到了指挥部的人。杜骁、张云安和蒋青林暂时忘了官员的身份，他们与杨卫东拥抱、哭泣。过去的24小时他们饱受煎熬，被从未想象过的局面和责任压得喘不过气来，现在，终于有人来分担了。

侦察队带着两名通信兵，当指挥部向杨卫东介绍情况时，卫星电话找到了信号。在从都江堰前往映秀的途中，他们一直尝试与后方联系，除了短暂接通过一次之外，震后地磁场的异常让他们再也无法报告自己的动态。在都江堰指挥部看来，他们成了“失踪的小分队”。

信号的成功连接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麻烦。由于出发匆忙，侦察队搜集信息后应该向谁报告，联系方式是什么，这些都未明确。杨卫东首先选择了给自己下达出发命令的37师政委余永红，手机未能接通。打师长王凯，手机也未能接通。再打团长和团政委的电话，同样未能接通。地震让移动通信网络大面积中断，能否接通全凭运气。情急之下，杨卫东拨打重庆江津基地值班室的军用有线电话，从那里转到在四川邛崃驻训地的值班室，他让值班参谋转告留守的团政治部主任，让留守处尽一切可能将情况尽快报出去。

作为侦察队，杨卫东按照命令完成了搜集和传递信息的任务，他回到映秀临时指挥部的棚子里。但是，他对情况能否报出去并不放心（事实上，留守处也无法找到自己在灾区流动着的部队），这担忧越来越强烈，他觉得自己必须采取行动。他大胆选择了越级上报的方式，直接向成都军区作战部报告。

杨卫东对作战部值班参谋说：“我是37师炮兵团副参谋长，带领小分队到了汶川的映秀镇，现在把情况向你们报告一下。”虽然映秀的名字还不为人知，但汶川已经是所有人关注的焦点，这两个字让参谋知道这通电话的分量，他说：“你等一下，我找首长来听电话。”他赶紧找来军区一名副参谋长。通过作战部，映秀情况迅速传递到都江堰的联合指挥部，这是整个救援体系获得的第一份来自汶川地区的灾情报告。

“失踪的小分队”终于有了消息，指挥部沸腾了，苦苦等候的高级将领都忍不住激动高呼。地震后接近24小时，映秀终于进入指挥部的视野。不过，并没有几个人知道它是真正的震中，它只是凭借“汶川下属地区”的地位才得以受到关注。隔了几个小时，在13日17时56分新华社才发出关于映秀的第一条快讯：

徒步入汶川映秀镇救援队发回震中首条消息

进入汶川映秀镇的成都军区小分队报告，进入映秀镇的路上塌方十余处，70%以上道路损坏，桥梁全部倒塌，车辆无法通行，大量人员被埋。伤员急需救助，食品、饮用水极度短缺。

成都军区救灾队将所带食品、饮用水统一分发给儿童、伤员。这支部队是徒步进入映秀镇的。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世明命令陆军航空兵做好准备，一旦气候条件允许，立即空投物品。

据介绍，映秀镇城镇、村庄常住人口12000人。目前包括沿途群众、旅游者共生存3000余人，其余人员伤亡情况尚不明确。

映秀临时指挥部内部关于幸存者数量的三个不同数字：2300人、3000多人、4500人左右，现在已经传递出了其中一个，另外五花八门的数字稍后也将被各个系统分别报告出去。无论是哪一个数字，对比映秀常住人口总数，死亡人数都是惊人的。但是，震后24小时正是各地灾情陆续报告出来的时候，各地大幅攀升的伤亡数字让人们震惊而又麻木，谁也不知道那些尚未传出信息的地方会不会带来一个更可怕的数字，指挥部需要了解更多详情才会大规模地向一个地区调动力量。也就是说，映秀还要再等待24小时才能得到救援安排，并在第三个24小时之后才能真正迎来大批的专业救援队。

就在杨卫东侦察队传回信息前不久，13集团军军长许勇少将亲自带领几十名士兵从都江堰出发了，他们是成都军区派出的第二支侦察队。和第一支侦察队一样，许勇的目标也是汶川县城。在联合指挥部的地图上，汶川、茂县、理县这三个地方仍然是信息空白区。

从国务院最高指挥部到每一个普通网民，对汶川县城的担心、焦虑超过该地区其他地方。既然这场地震被命名为“汶川大地震”，那么，每一个人都会觉得，汶川县城显然是损失最为惨重的地方。事实上，汶川县城并非完全与世隔绝，在地震后24小时内它传出了零星的信息，虽然这些零星信息包含了极有价值的内容，却似乎被指挥系统忽略了。当汶川已经成为一个救援符号的时候，一门心思要奔向那里的冲动代替了冷静的分析判断。

地震后汶川派出的徒步报信队很快就因道路损毁而被阻隔。县委书记王斌试图通过林业局和森林警察的护林防火电台与外部联系，但始终无法接通。至于另外两个保持畅通的通讯工具——县水文局的电台和中国电信汶川分公司的海事卫星电话，都被遗忘了。中国电信的卫星电话被员工刘道彬放在家里，地震后12分钟他就拨通了阿坝州电信公司监控中心，监控中心询问了机房受损情况，大约只有10秒钟的时间电话就断了。这是地震后汶川县城对外第一次成功的联系，不过，汶川的信息在这个短暂的通话中根本无法完整地传递出去。刘道彬并不知道这是县城唯一能打通的卫星电话，他继续把它放在家里。

12日下午15时左右，汶川一名无线电爱好者发出呼叫：“BY8AA呼救，BY8AA呼救，食物暂时够用，我们需要水、帐篷、雨衣和雨具。”这个微弱的声音被1200公里外的广州海珠区少年宫BY7KH业余电台的刘建荣抄收到[1]。和之前的10秒通话一样，这种古老方式所传递的信息显然不能满足指挥部的信息需求。

18时左右，刘道彬接到阿坝电信公司的指令，让他把卫星电话交给县委书记王斌。几经周折后，王斌在13日凌晨1点半向州政府应急办主任何飙通报了灾情。早晨7点，他们再次通话。同时，通过护林防火电台，何飙与茂县、理县也断断续续取得了联系，但都是简短的通话。应急办13日早上9点在阿坝州政府网站上公布的最新消息中指出，汶川县的“映秀、漩口、卧龙、三江等地至今没有传出一条信息、一个电话”。对于广受关注的汶川、理县、茂县，公告指出：“境内交通、通信全面中断，较长时间难以恢复。群众房屋倒塌十分严重，急需空降救援队伍、卫星通信设备、大量帐篷、食品、饮用水、药品。”

新华社记者海明威迅速采访了何飙，随后发布的快讯与这则公告内容基本相同，但最后加上了一句有意思的评语：“他没有透露更多细节。”应急办的公告最后有一句感性的话：“为抢救受伤群众，恳请国家和省指挥部安排空降救援。急！急！急！”这是可以理解的心情，但指挥部需要更多信息。

这仍然是杨卫东侦察队的任务，他们出发时接到的命令就是突进汶川。从12日晚22时在黑夜中冒雨强行军开始，他们已经连续走了十几个小时。杜骁注意到在他和杨卫东交流情况时，侦察队员们倒在地上睡着了，但他们得继续前进。

杜骁、张云安和蒋青林强烈要求他们留下，但军令在身，杨卫东无法从命，这三个沮丧的人只好退一步，希望杨卫东带着侦察队员在镇里“走一圈给大家看看”，以安抚那些恐慌和绝望的民众。即使只是一支二十二人的小队，至少能说明映秀并不是被遗忘的角落。

这个要求并不过分，这群侦察兵暂时开始角色扮演，执行心理疏导的新任务。刚走到秀坪街口，一直在文教楼水吧废墟守着的马洪莉冲过来跪下，抱着杨卫东的腿，乞求侦察队解救自己的亲人。他们随同马洪莉到了废墟，向废墟喊话，还能听到回应，但碎块太重，没有工具而无法搬动。站在这堆钢筋水泥的怪物面前，杨卫东深深感到人的渺小。他默默盯着废墟，“恨不得用眼神融化那些钢筋”。他能做的，只是安慰马洪莉：“大部队很快就要来了。”

几百米长的秀坪街很快走完，他们来到西端的派出所。杨卫东觉得表演任务已经完成，稍事休息，准备继续前进。蒋青林默默地递给他一盒牛奶，杨卫东还没有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婆从小学方向走来，在几十米外就对着这群军人跪下，泪流满面，以膝盖跪行，喊叫着：“救救我的孙子啊！”

显然，侦察队已经不可能继续前进了。他们被带到了这个生与死的中心舞台，没有人能逃避命运安排给自己的新角色。杨卫东被触动了，他暂时搁置军令，将士兵们带到了小学。

他注意到，小学的操场上聚集着很多家长，摆放着十几具学生尸体，很多甚至没有遮盖，只是用瓦片盖着脸，或用砖块挡着破碎的头。门厅处露出一具女孩的尸体，一条腿在内，一条在外——她只差一步就能逃离死亡。杨卫东让士兵们在操场上待命，自己登上楼梯间的废墟。那里已经被挖开，不用观察搜索，他立刻在脚下看到了两个女孩：扎着马尾辫，脸对着脸，安静地躺着，都已经死去。这猝不及防的画面让杨卫东说不出话来，那两条柔软的马尾辫像锥子一样扎着他的心。他猛一挥手，士兵们冲上了废墟。

没有什么工具，有人送来几根充作钢钎使用的粗钢条和一把大锤。大部分的士兵只能用手刨，这让他们的手指很快鲜血淋淋。挖出三具尸体后，在一根大梁和楼板之间，他们听到了一个小女孩在说话。刨挖出一个两米多深的坑后，他们看到她了，同时也看到了一位老师的尸体。他的大腿正好挡在了女孩和洞口之间，而身体则被楼板紧紧压着，无法撬动。杨卫东与谭国强商量，谭国强说：“不行的话，把老师的腿锯掉，先把小孩救出来吧。”

玩命行军、手指流血和面对尸体都不算什么。但是，如果让这些还不到二十岁的士兵去锯掉尸体上的一条腿，那可能会使他们心理崩溃。杨卫东对谭国强说，最好由“你们的人”来干，并且要征得老师家人的同意。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干这个活。

雨不停地下，天也黑了，作业无法继续。杨卫东对小女孩说：“小妹妹，不要哭，叔叔到时再来救你。”他不敢说“明天”，那遥远又不可知。在生死一线的环境下，生命只能按一小时一小时来过。

不久，有人过来对杨卫东说：“有个少将找你。”他还不想离开，说：“这里正救人呢。”过了一会儿，传话又来了：“少将说你必须过去！”杨卫东只好再次穿过街道，来到临时指挥部的棚子。在一群满身泥泞的人中，他吃惊地发现了自己的军长许勇。杨卫东想：“军长是怎么过来的？”没有人比他更清楚那条“死亡之路”的分量了。

就在杨卫东带领侦察队在小学挖掘时，其他的救援先遣队，以及过路或寻亲的官员也陆续抵达映秀。

阿坝州工商局长斯卫平大约下午3点就已到达映秀。她从被堵的友谊隧道出发，只需要行走都江堰到映秀一半的路程。

下午6点左右，阿坝州常务副州长吴泽刚和阿坝州军分区政委张勇到达，他们在早晨5点从都江堰开始徒步。

7点左右，汶川县信访局副局长任勇和妻子周红令，以及县政法委的孔红勇也徒步到达。

稍晚一点，四川消防总队警务处处长李大军、成都消防支队特勤大队大队长牟良权、中队长齐春生、阿坝州副州长白理成、副州长李川、汶川县武装部长吴志强组成的六人小组也陆续到达。

晚上9点，阿坝州州委书记侍俊、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福耀、政协主席杨海青、13集团军军长许勇、武警四川森林总队副政委暴玉怀等党政军警人员组成的小队到达。随行的中国卫通员工杨雷清楚记得，在映秀，第一个打出去的卫星电话时间为这天晚上的9点06分。

这些身份各异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汶川。但是，他们现在汇聚到了映秀，和杨卫东一样，逃脱不了命运的安排。此外，有些人与映秀还有特殊的关系。比如副州长吴泽刚的侄儿就在映秀交警队，孔红勇的妹妹（体育老师刘忠能的妻子）在小学，任勇在这里有不少朋友，而暴玉怀一年内曾来过映秀八次。不过这已不再是他们熟悉的映秀了。

任勇和孔红勇到达指挥部棚子时，浑身湿透，脸上都是稀泥。张云安的心情已经好些了，他对这两个“增援人员”开玩笑：“我们盼星星、盼月亮，你们一群难民来了。”不过，听说任勇要继续前往汶川，张云安又动起了心思，他对任勇说：“我得到消息了，汶川没事。”县城的确损失不大，但张云安并不知情，他只是希望到达映秀的每一个人都不要离开，为此他愿意使用请求、哄骗、威胁和怀柔种种手段。当警务处长李大军和副州长白理成走到滨河路上时，三四个中年男人正围着一堆火取暖。李大军向他们介绍：这是白州长，这是李州长。那几个男人毫无表情，一脸麻木。白理成问：“你们镇长呢？书记呢？”没人搭理。这个死气沉沉的氛围让李大军心里没了底，他和白理成分开进入镇区察看。有人问：“你是干吗的？”他转过身，把后背的“四川消防”四个字展示给那人看，马上就有家长来报信了：“快，小学、幼儿园在那边！”

在小学，李大军看到了杨卫东侦察队，也听到了废墟下那个小女孩的声音，她在唱着中国少先队队歌。天已经黑了，李大军看不清废墟里的情况。只听到小女孩的声音，颤抖但很清晰，这个歌声深深扎进李大军心里。这里只有三名担任侦察任务的消防人员，没有装备，无法施救。李大军捡了一块砖，画了一个记号之后放在小女孩上方的位置，对她说：“你等着，别泄气，叔叔明天带人来救你。”

李大军回到滨河桥头的指挥部棚子，副州长吴泽刚、白理成、李川已聚在一起，但大家都沉默着，无人说话。李大军也加入了这个沉默的阵营。在夜晚，他们没有任何办法，也没有任何事可做。他们只是形形色色的侦察队，人数稀少，手无寸铁，对于废墟深处的救援，和当地居民一样无能为力。

不久，州委书记侍俊与军长许勇一行到达。侍俊的帽子沾满了泥，裤子前后各有一个破洞，虽然形象不佳，但雷厉风行的作风不变，他马上宣布开会。

侍俊问李大军：“你们四川消防的任务是什么？”

李大军老老实实回答：“我们是路过，我的任务是带队到汶川进行侦察。”

“好，我也不知道汶川的情况。”

侍俊安排李大军等三人和汶川武装部长吴志强第二天继续前进。李大军心想：“那个小女孩还活着呢。”但是，他得执行命令；杨卫东侦察队也得到了同样的命令。二十分钟的会很快结束，这个简短会议的核心仍然是安排对汶川县城的侦察。对于从下午开始加入这个棚子里的人来说，虽然身处映秀，但这里并不是他们要停留的地方。

与此同时，映秀的状况第一次从中央电视台正式播报了出去，这产生了更显著的影响。

电视直播主持人康辉后来回顾：在13日晚上的直播节目里，我们第一次联络到了震中汶川所在的阿坝州政府应急办主任何飙，第一次得到了关于汶川的宝贵信息。那样一个时候，“高兴”两个字或许太刺耳，可我还是忍不住在与何主任连线的一开始就说出了“真的很高兴能联系到您！”我只觉得那是多么宝贵的信息啊。何主任难掩焦灼，即使隔着电波我也能感同身受。

康辉与何飙的直播对话如下：

主持人康辉：现在能连线到你非常高兴，现在和汶川县有没有取得联系？

何飙：刚刚取得联系。现在是这样，这次汶川地震最严重就是震中，有两个乡镇取得联系，一个是映秀镇，今天晚上8点的时候常务副省长（实为常务副州长）他们带领的一个小分队大概一百多人，千辛万苦赶到映秀镇，赶到之后，通过卫星电话挂了一个电话告诉我们。从都江堰到映秀镇所有的公路彻底崩溃、摧毁，公路没有了。

主持人康辉：赶到映秀镇，是完全徒步走过去吗？

何飙：徒步。

主持人康辉：通过卫星电话，有没有向您通报一下整个映秀镇，包括您说到另外一个镇现在灾情怎么样？

何飙：常住人口是6000多人，加上流动人口大概就是9000多人，现在宣传大概有2300人（生还）。这里还有1000多重病人，现在没有一支救援队赶到，医疗药品非常欠缺，还有一所小学彻底垮了，孩子们有呼救声，没有救援队伍。他们（指小分队）到了之后就开始组织自救。

幸存者数字的第二个版本被传播出去。但这只是球场坝安置点幸存者的统计数字，而此后几天这都被错误地当成整个映秀的幸存者数量，在救援者和寻亲者心中引起了强烈震撼。

武警四川森林总队副政委暴玉怀也用海事卫星电话请求武警森林指挥部向武警总部转告灾情，内容是：“据镇干部报告，汶川大地震核心区映秀镇，有常住人口5000人，已统计有100多人死亡，300多人受伤，2700余人失踪。”这几个数字更像是那个“幸存2300人”说法的推理演化版[2]。

明天又是艰辛、危险的一天。大家离开指挥部棚子，各自找地方休息。李大军看到远处有一堆人睡在一棵树下，那里平坦而且可以遮雨，还可以靠一下。他走过去，很快挨着他们入睡。

炮兵团侦察队另外搭了一个简易棚子，许勇开完会后过来一起烤火。没有什么客套避讳，许勇和士兵们一样脱下衣服袜子烤火，湿木头熏出来的浓烟让大家不停抹眼泪，但好歹能在这寒冷雨夜中得到一点温暖。许勇向杨卫东交代任务：“明天一早带一名干部和四个兵，六个人继续前往汶川。”他手里有三部卫星电话，两部交给杨卫东，并留下各自的号码，说：“到汶川后交一部给当地政府。”

在这群人准备休息时，一支从阿坝州首府马尔康出发的两百人武警机动部队，历经二十一个小时、九十多公里强行军，在13日晚11点之后到达汶川县城。这个消息传到映秀还需要时间，杨卫东和李大军第二天的任务没有改变。

虽然各路指挥部的重心还不是映秀，但这一小批先遣队的到达，很快会使映秀的救援格局发生改变。

震中真相

事实上，这种改变在13日下午就开始了。

13日下午3点，曾经担任过二十四年中滩堡村副村长、小河边组组长的杨云春从都江堰徒步回到映秀。他心急火燎地找到球场坝上的小河边村民，问：“你们怎么不去救援啊？”村民组的人委屈地告诉他，指挥部认为村民是野蛮施救，予以禁止。这说法让杨云春火冒三丈，但他对指挥部也毫无办法，在重新接管小河边组后，杨云春重整人手，打算从第二天开始全面救援。同样在下午赶回来的杨家老大杨云林则负责组织妇女们煮饭，为男人们保障后勤供应。

不久，副州长吴泽刚到达，临时指挥部此前暂停救援、等待专业队伍的决定立即被推翻。吴泽刚说：“赶快救人，不要等！”全程徒步的艰辛让他十分清楚，救援队不可能很快到达。

李强的装载机又“轰轰”地开动起来。电厂办公大楼废墟盖住的那一段路不用考虑，装载机对那些巨大的残骸也毫无办法。李强绕到烟草物流中心在建大楼基坑的后面，从旁边铲来沙子、石头和碎砖，在基坑中慢慢填出一条通道。通道尽头是退休老师刘大爷的房子，此时，他正孤零零地躺在铁器店门口，第二个黑夜即将降临，他熬不过这个夜晚，房子对他来说也毫无用处了。救援组长蒲弘受命督阵，刘大爷的房子在装载机下一点点破碎、倾倒、推平。

天黑了，李强近视，看不清楚路，他向蒲弘请辞。街上修车铺的夏洪春紧急赶来支援，蒲弘与他一起继续清理。后面的小路上全是倒塌的农房废墟，等到全部清理干净时，时间已过午夜。

指挥部救援态度的转变，也让电厂感到了压力。

修配分厂经理吴晓东、保卫干事魏广奇的到达增强了电厂干部的力量。13日晚，电厂中层干部们召开紧急会议，他们要作出艰难的选择。首先是去留问题。救援队不知何时到达，包括伤员和家属在内的两百多名幸存者能坚持多久？此时，废墟下至少还有十多名活着的员工，最后这些顽强坚持的生命让干部们统一了意见。他们一致同意留下，并将电厂分支机构的力量集合起来，统一救援。吴晓东被任命为救援组长，配备了80名救援队员。

他们马上面临第二个选择：先救谁，自己人还是学生？最终，优先履行社会责任的提议获得通过，这虽然让一些幸存者亲属不满，但更多人支持这一决定。

现在，吊车、运送氧气瓶和乙炔瓶的工具车、重新整合起来的小河边村民、电厂救援队都准备就绪。14日凌晨3点，蒲弘向张云安汇报进展，但雨夜无法救援，大家得等到天亮。

小学也将度过震后的第二个黑夜。

侄儿还没有找到，魏少君不想离开，她丈夫和一些家长也留了下来。在废墟上掏挖了一天，疲劳让他们很快躺在雨水里睡着了。魏少君为他们点起火堆驱寒，一条大狗也依偎着躺下。面对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生命在此时需要互相倚靠。

大部分老师撤到了球场坝的上坡处。周红令在离开指挥部棚子后，不知今晚在何处落脚，不过，孔红勇很快带来了消息：“走，去小学找我妹夫去。”周红令问他：“你妹妹呢？”“妹妹没有了，孩子没有了，妹夫还在。”他们来到小学男教师聚集的棚子，男教师们把最靠近火堆的位置和唯一的棉被给了周红令，徒步一整天的她很快睡着了。但她只睡了一个多小时就醒来，听着老师们谈论小学的事情，他们全都在谈孩子——我班上的这个学生怎么样，那个救出来之后又如何。那些孩子的举动似乎让他们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学生，他们不可抑制地交流着这些信息，语调平静，但不时擦眼泪。

午夜，谭国强回来了，棚子里所有人都站起来，向校长表示发自肺腑的尊敬。谭国强用沙哑的嗓音安排第二天的工作，分配有限的食物和水，棚子里的人都安静地服从。周红令不禁感到，谭国强是这群人的灵魂。她有了一种冲动，迫切地想找到一些纸笔来记录所看到的一切。

清晨5点多钟，魏少君爬上了废墟，一个小女孩听到了她的声音，说：“阿姨，我想解大便。”

“你解吧。”

“我压着的，怎么脱裤子啊？”

“没关系，就解在裤子里面吧。”

“不行，我妈妈要骂我的。”

“你妈妈要是来了，阿姨给你妈妈说，她不会骂你的。”

这一天晚些时候，魏少君见到一个被挖出来的女孩，裤子上带着新鲜的大便，但已经死了。她不敢确定这是不是那个担心被妈妈责骂的小女孩。

天亮了，映秀所能组织的最大规模营救也随之开始，几乎所有能够动员的力量都汇聚到了小学。只是，这个场面本该在一天前出现。龙治回顾说：“这就是我12日想要的效果，可现在来得太晚。很多孩子已经因为过度消耗而支撑不住了。”

现在，村民们可以对付沉重的大梁和立柱。几人一组轮流用大锤和钢钎敲打，将外面包裹的厚厚水泥砸出一道缝，直到露出里面的钢筋为止。26号钢筋十分粗壮，马凌清操着大号焊枪，乙炔与氧气混合的燃气喷出3000℃的高温，那细长的火苗大概30秒能吹断一根钢筋。14日是晴天，太阳出来后天气炎热，马凌清没有手套、墨镜和面罩，但他手上的工作一刻都不能停。割开的大梁和预制板失去支撑和平衡，需要赶快起吊。他割好一块就打手势给吊车起吊，然后拖着30米长的塑胶气管在废墟上走动，寻找另一根可切割的大梁。

吊车先是电厂司机樊绪国开，杨云青在边上看着，这个开了二十多年吊车的老司机最后忍不住了，他说：“小樊，我来替你一下。”他接管了这辆吊车，在此后九天，这就是他的阵地。

不是义务，而是情感让这个58岁的老人进入忘我状态。他穿着背心、光着臂膀守在吊车上。晚上，晒得通红掉皮的后背都无法靠着任何东西，他只能坐着，让边上的人扶着睡会。九天里，他每天基本只睡三四个小时，连饭都在吊车上吃，眼睛发红、声音嘶哑地坚持着。

温度升高，尸臭味越来越浓，苍蝇也开始四处乱飞。大家用白布条遮住鼻孔，将白酒撒在布条和废墟上，但这只能稍微减轻一点臭味。

不过，村民们只需要再坚持几个小时，来自上海和安徽的消防突击队就可乘坐直升机到达。在此之前，武警学员们取得了第一个成果：14日14时50分，二（2）班的李博翰被救出。看到儿子身体无大碍，李纲和高永花松了一口气。他们不会想到，悲剧还没有结束。

在小学救援进行的同时，发生了另一件影响整个映秀救援格局的事情，它将彻底结束映秀持续两天的孤城状态。

回到14日清晨，徒步前往汶川的杨卫东和李大军等人准备继续前进。雨停了，睡在树下的李大军看看旁边的人，发现他们都盖着脸，这不影响呼吸吗？他把他们脸上的东西揭开，看到的是一具具尸体，这些就是他昨晚在河滩看到的那群“熟睡者”。

这支前往汶川的队伍里有杨卫东一行六人，李大军一行四人，映秀派出所女民警牟秋月随行。在他们后面，是任勇和周红令等一批前往汶川寻亲的人——张云安的哄骗战术没有奏效。在他们前面还有一批寻亲者，他们昨天和侦察队一起到达映秀，稍事停留就继续前进了。

昨天，他们已经充分领教了沿途道路滑坡、泥石流和滚石的厉害。但与今天映秀到汶川的河谷相比，那条“死亡之路”简直算不了什么。河谷西边残存的213国道有一段被“房间那么大”的巨石封死，需要搭建人梯。一个人踩着别人的肩膀爬上去后，放下绳索拉其他人上去，然后再翻第二块巨石。没有巨石的地方，滑坡往往从山顶一直延伸到岷江，这群人就在松动的坡面上慢慢穿过。骑游队的张天一还没有离开老街村，他来到江边拍照，看到对岸这些人“像蚂蚁一样”在巨大的山坡上挪动，那些滚石好像随时能碾死他们。

走了一公里多，周红令听说前面的一个亲戚被滚石打倒，她不敢继续前进了。任勇说：“汶川肯定更厉害，妈妈和女娃儿可能全都没了，与其过去收尸，不如留在这里救人。”他们返回了映秀。

其他人继续前进。两名军人在前面探路，通过一个滑坡体后观察动静，当余震暂停，山坡平静一点时就喊：“跑！”其他人一口气跑过去，然后在安全的地方集中，继续探路、观察、指挥，就这样一段一段试探着过。映秀到汶川距离五十多公里，他们跋涉两个小时后仅仅前进了两公里。前路难测，到达遥遥无期，李大军也决定返回。

现在，这段路上只有六名军人。滑坡体越来越松散，已经不能横穿，他们开始向山顶爬，准备从山脊走过去。山坡很陡，又布满碎石子，一踩就滑。大家都盯着眼前的一小块地，不敢抬头，更不敢向后看。如果失手，会直接滑入岷江。每个人踩着前人的脚印，爬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山顶。

他们在山顶歇息的时候，传来了直升机的声音。它飞过去，又飞回来，在山顶附近盘旋了两圈。杨卫东心想，这是找我们的吗？他让一名士兵脱下衣服向直升机摇晃，直升机看到了他们，但没有多作停留，继续飞向汶川。

直升机的出现，让映秀的局面彻底改变。

成都军区部队唯一拥有直升机的是13集团军所属陆军航空兵2团，被地震困在映秀的团长余志荣一直在尝试各种办法与外界联系。余志荣对自己的飞行员很有信心，直升机很快就会到达，目前最重要的是开辟降落场。他并不熟悉映秀的地形，看到球场坝聚集着数百名伤员，便决定在电厂食堂前的空地上建立降落场，以便就近搬运伤员，但那块空地只能勉强供直升机降落，还得先砍掉边上的三棵大树。副镇长徐红军带着民兵连长张仕力、龙治等人开始砍树。他们从五金店找来几把大弯刀，这刀还没有开刃，他们砍得筋疲力尽，手臂酸麻，却进展不大。[3]龙治对余志荣说：“那边的福堂坝可以停十几架飞机。”余志荣连忙过去查看，最后决定在福堂坝设立降落点。

龙治丢下卷了刃的刀跑到福堂坝时，看到那里已经铺好了降落指示标志。药厂保卫科长董成宇将厂里的红色标语横幅找出来，余志荣在地上铺成红十字形状，卫生院的医护们则“吭哧吭哧”地将十二名重伤员抬向那里。

早在13日的早晨，在把医院工地上的大批伤员抬上球场坝安置点后，就有人告诉崔彬，下午会有直升机降落，卫生院负责挑选十二名伤情较重的病人先送走。挑选还未完成，几个听到消息的家属已经将自己的家人抬到了福堂坝，这个景象正是未来两天降落场混乱场景的预演。

卫生院挑选的一个重病号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体重八十多公斤，加上木板的重量，八个人才能抬着他坡上坡下地走。但是，这天糟糕的天气让直升机无法降落，这十二个病人还得抬回去，医护人员和工地民工们又一次累得半死。几番折腾累积的肌酸不久就会发作，第二天他们便会手脚无力，而那时，所有的伤员都要抬到更远的直升机降落场去。

事实上，映秀在这一天还不是陆航团的目标。很多人在这一天听到的直升机声音，看到的飞行灯，是陆航团在尝试进入汶川。不过，13日晚上许勇向映秀的突进，以及随后的报告，让陆航团14日的第一架直升机就直奔映秀。

陆航团参谋长杨磊驾驶第一架直升机，第二架紧随其后。在凤凰山机场还有三架直升机待命。如果两架先遣直升机降落成功，后三架将直飞汶川。

杨磊在14日早上8点多钟到达映秀上空，他看到福堂坝上铺着红十字，下面还有士兵挥着红旗指示下降，于是飞过去准备降落。但是，从二台山到春天坪的高压线挡住了下降路线。那些电线十分隐蔽，杨磊将直升机悬停在近百米的高度，左右转圈寻找，最后决定在中学前的坝子降落。他向下面的人打手势，让他们穿过滨河桥。直升机在河边找到一块空地降下。

杨磊感觉自己来到了一个被原子弹袭击过的地方。到处残垣断壁，地上躺着伤员，担架用塑料布盖着，尸体也四处摆着，气氛凝重，像人间地狱。

杨磊问：“军长，我们下一步怎么办？”许勇说：“去看一下汶川和茂县。”直升机上的物资被快速卸下，侍俊迫切想知道汶川的情况，他站在舱门旁帮助搬运，然后和许勇、余志荣等人一起涌上飞机。

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空中视察，处于信息迷雾中的几个孤岛首次出现在外人面前。汶川县城的几块平地上挤满了人，无法降落，但能够清楚地看到房屋倒塌并不严重。杨磊继续飞行，最后在茂县降落，侍俊一行进入县政府，了解到了详细灾情。随行人员拍摄了大量照片和视频，它们将很快被传播出去，所有人的担心终于暂时缓解了。指挥部现在可以断定，以映秀为中心的方圆十二公里地区灾情最为严重。

杨磊问许勇：“回不回成都？”许勇说：“我就在映秀组织救援，你们加大来映秀的力度，多运物资和伤员。”杨磊将团长余志荣带回了凤凰山机场。

关于汶川的最新消息在映秀迅速传开。这一天，周红令在中学前的降落场协助转运伤员，在指挥部的任勇看到了汶川的照片，兴冲冲地跑去告诉周红令。他的脚已经受伤，拄着拐杖，老远就冲着妻子大喊：“红令，红令，汶川有消息了！”他是如此激动，以致被一块石头绊倒，拐杖都甩了出去。他趴在地上时还不忘说：“我们这儿才是震中的震中！”周红令不太相信：“汶川没事吗？”“没事，我看了照片，她们肯定没事！”

不过，在映秀之外的地方，信息的传递和认同没有这么容易。

14日的中午，在后方指挥部，汶川仍然是最优先的目标，所有媒体上反复出现的“汶川大地震”在不断强化这个符号。“不惜一切代价前往汶川”、“占领制高点”的命令是一种强大的压力，随着消息的扩散，它没有被消除，反而还在加大。看到许勇在映秀停下，他的部下不禁有些担心：既然汶川才是全国关注的焦点，是不是应该继续挺进？这个功利的想法让许勇发火了：“我是来救命的，哪里最严重，哪里就是战场。”

李大军遇到了和许勇同样的问题。在返回映秀不久，他向后方请求将消防救援队派往映秀。他得到的是训斥：“你的任务是到汶川，为什么要把队伍带到映秀？”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判断失误，后方指挥部面对的受灾地区太多，映秀太微不足道，随便一个县城都比这个小镇要优先考虑。只有站在灾难现场的人才知道映秀的情况有多严重。李大军强烈感觉到，这里将是整个地震救援的中心舞台，四川消防绝不能缺席。

卫星电话糟糕的通话质量让交流无法深入，李大军决定乘坐直升机返回都江堰的消防指挥部。他让牟良权和齐春生休息，自己到降落场寻找机会。

在杨磊之后直飞汶川的直升机搭载了成都军区十三人通信小分队，还有新华社记者徐壮志。按照许勇的命令，所有返回的直升机都必须运载伤员，这架直升机在映秀降落，装进了八位中学伤员。徐壮志注意到，一位消防部队中校跑过来，请求搭机：“这里特别缺药，缺专业的救援队伍，我要去把我的队员带进来。”他获准了，抱着一个小男孩默默蹲在角落。李大军记得，自己一开始申请的是三个乘客指标，这被飞行员一口回绝，少上两个人可以多放一副担架。李大军只好独自登上直升机，他没有时间通知其他两名同伴。过了一会儿，牟良权问别人李大军去哪了，有人说：“坐直升机跑了！”这两名掌握着四川消防最精锐力量的特勤大队长和中队长，既无手下，也无领导，不得不徒步撤离。

阿坝州抗震救灾指挥部正式在映秀成立。中午，数百名炮兵团士兵沿着他们军长走过的路抵达。而总数超过三千人的济南军区铁军师和数支四川武警队伍已经走过了都江堰到映秀的一半路程。14日下午，总理温家宝将要抵达这里。第一支医疗队和消防突击队也将稍后到达。

震后48小时，映秀终于不再是孤城。

温家宝说：“把我空投进去！”

12日下午2点28分，当四川省地震局台网中心速报员陈银发现一部分仪器被震坏时，他知道这场地震非同寻常。5分钟内，地震三要素——时间、经纬度和震级被快速测量出来，并报给国家地震局中国台网中心。电话不通，地震局局长吴耀强和副局长王立分别带着简报赶往四川省委和省政府。

官员们已聚在一起开会，简报让他们知道了需要救援的大致方向，但这个信息太简陋。省长蒋巨峰前往地震局了解详情，同时联系成都军区，让陆航团的直升机作好准备。

震后一小时，省委书记刘奇葆出发，准备取道都江堰前往汶川。他在路上接到温家宝总理的电话，但没讲多久信号就断了。在他的车队前面一点，四川省军区副参谋长向怀树在越野车里不停发送短信。震后四十多分钟，他接到了军队处置突发事件领导小组办公室十分清晰的指令：不要坐等，立即出发，边走边报。在路上，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上将直接负责和他联系。

四川交警总队第一时间也派出了三人工作小组前往汶川。他们走得太匆忙了，没有带上对讲机，这让他们离开成都后就与后方失去联系。交警系统的步话机[4]是当时唯一有效的无线通话工具，他们的350兆无线通讯指挥调度系统，只需要一个总机房和几十个基站，这比依赖数千个基站的移动通信网络更能应付灾难。不过，架设在漩口镇白云顶的一个350兆警用通信基站坍塌毁坏，这个关键节点的丢失让阿坝警方脱离了网络。

但在这个系统还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有人充分利用了它的优势。

正在一个乡镇准备开会的都江堰市委书记刘俊林被地震赶出了会议室，他拨打的电话一个都接不通。他看到街上一个交警的对讲机里各种声音在喊，便抢过对讲机，说：“我是市委书记，现在有紧急情况，大家停止通话，请尽可能通知都江堰的领导班子，尽快到指挥中心集中。”半个多小时后，他到达公安局，其他官员也已经到位，一个小小的救灾指挥部马上成立了。下午5点刚过，天开始飘雨，有人找来绳子、彩条布、桌椅，在公安局门前的马路上为指挥部搭了个遮雨棚。此时，温家宝总理带着“半个国务院”已从北京起飞。三个多小时后，这个系在几棵树之间、四面透风的大棚将成为抗震救灾最高指挥机构所在地。

陆航团在震后二十分钟内已作好了全部的起飞准备。团长余志荣被困在映秀，政委张晓峰、参谋长杨磊等聚到团部门口商议。虽然不知道地震详情，但地震强烈这一事实已足以让他们进入紧急状态。所有人都在向指挥大楼和机库奔跑，机务大队的士兵们进入晃动的机库，五六个人一组将直升机推到空旷的地方。一些战备值班直升机已经加满油，其他直升机则紧急准备油料，机组搭配和航线划分也很快完成。一切准备就绪，飞行技术检查主任多么秀看了看手表：14时43分。现在，就等省长的到来。

蒋巨峰的车队被堵住了，16时40分，成都军区作战部命令陆航团先行起飞，沿着成都、都江堰往山区进行灾情侦查。杨磊带着照相机驾驶第一架直升机，副团长姜广伟带着摄像机驾驶第二架。天色阴沉，他们降低了飞行高度，沿着成都到都江堰的高速公路飞行。他们在都江堰盘旋一圈进行拍摄，然后顺岷江向山区飞，到达紫坪铺大坝时已开始下起小雨，能见度只有五百多米，杨磊在坝顶上方三百米左右高度飞行，模模糊糊看到远处横穿水库的都汶高速公路庙子坪大桥断了一截，也看到了大坝一侧的绕坝公路上，灰窑沟那个巨大的塌方体。在它前后的公路上，一些车辆已经被泥沙掩埋。按照飞行规则，能见度少于三公里就不允许进入山区。两架直升机拉开距离试图进山，但山峰被云雾遮挡，始终无法看清，他们不得不返航。塔台也开始催促抓紧返回，温家宝的专机已从北京起飞，成都很快要禁空。他们回到凤凰山机场，蒋巨峰带着拍摄的照片和视频回到指挥部，成都军区作战部参谋也将资料带回。

这些资料里记录了关于庙子坪大桥和灰窑沟塌方体后方公路的信息，正是四川交通厅梦寐以求的东西。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些信息的存在，而拥有这些信息的人也不知道有人需要它。每个系统都在高速运转，只是，在缺乏横向沟通平台的情况下，整个救援体系的效率被大大降低了。

几乎在陆航团侦察直升机出发的同时，四川交通厅副厅长张晓燕也乘车前往都江堰查看公路状况。她很细心，离开成都时派人购买了据说在当时能够接通的联通手机，这部手机果然发挥了作用，让她在都江堰接到了省政府通知开会的电话。省委书记刘奇葆的车队无法通过灰窑沟大塌方，他返回都江堰，先行占据了公安局门前的大棚，开始召集会议。张晓燕的车同样在大塌方前停下，但她无法获知这个巨大的乱石堆后面的情况。

其实，交通系统内部有一个人知道那边的情况，并且传回了简短的信息。

都汶高速公司隧道办主任何成检查完映秀的龙溪隧道后准备返回都江堰，地震时正在友谊隧道不远的地方。他马不停蹄地向都江堰步行，一个多小时就走到了庙子坪大桥附近。看到大桥的一截已经垮塌，他用手机短信向公司副总经理张广洋报告：“都汶公路沿线受损严重，庙子坪大桥掉了一跨……”张广洋立即向上级机构四川高速公司汇报。作为交通厅的直属机构，四川高速将获得的各地信息一并报了上去。但是，在这层层传递中，关于庙子坪大桥落梁的细节丢失了，这个重大遗漏将带来一系列复杂的后果。

作为救援主力，四川省内的军队、武警、消防和医疗按照各自的应急预案纷纷出动。其中有很多是在情况不明、没有命令的情况下自行出发的。

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很快收到来自成都军区的第一份简短报告：“报告，军队已经行动。”此时，在四川驻训的13集团军37师成了主要调动的力量，来自四面八方的告急请求让这个师的兵力几乎立刻被抽光。他们分布在从北到南的广泛区域中，形成进入灾区的第一波军事力量。政委余永红首先带领炮兵团去了都江堰，稍后，师长王凯带领装甲团去了北川。

命令下达之前，在四川邛崃驻训的炮兵团已经开始准备。副参谋长杨卫东负责车辆调配，他半个小时就完成了任务。当其他人忙碌地准备个人物品时，他只能在一旁看着——他和政治部主任被安排留守驻地。各营的准备速度不一，团长陈升德决定让准备好的一营和三营先出发。他在第一梯队两个营的前面开路，还需要一个押后的人。杨卫东被抓上了车，说：“你的东西后面会派人给你送过来。”在毫无准备的状态下，杨卫东投入了这场救灾之战。

在这场煎熬的战斗中，很多人和杨卫东一样，来不及作任何准备，就被命运之手拉了进来。

成都双流县武警指挥学院四年级的学员这天没有午睡。下午要进行毕业论文答辩，他们都在紧张准备。学员一大队二队队长谢明舜和教导员刘格平刚刚起床，正在叠被子。震动让他们全都跑到了操场上，那里已满是学员，大家都在打听消息，谢明舜对刘格平说：“可能我们要去救灾哦。”在他们议论的时候，院领导也正在空地上开会，有人用手机上网，得知了地震的基本消息。他们无法与武警四川总队联系上，院长余成决定：往汶川方向，先出发，再等命令。

四年级有五百多名学员，这是武警一支重要的机动力量。学员们分梯次返回宿舍，准备迷彩服、背囊、大衣、雨衣、干粮和水。12日下午3点多钟，余成带着四年级学员先行出发，他们的毕业论文要用血和泪来书写。

紧随其后的是四川省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和全国二十多个省的紧急救援队一样，这支队伍也是以消防特勤为主力组建的。八十名成员包括成都消防支队特勤大队二中队的五十人，地震、结构、危化、通讯、医疗等专家二十七人，成都市公安局警犬大队三人。这是四川地震救援的精锐力量。

当地震局向省政府应急办申请出动时，急不可耐的特勤大队长牟良权已赶到了地震局请战，长久的艰苦训练就是为了这一刻。随后，他和地震局应急救援处处长陈达分别率领救援队和专家组，下午6点在都江堰会合。四川消防总队的一辆指挥车也赶了上来，车上有总队参谋长孟应新、警务处长李大军，以及战训处长和通讯处长。

最初，谁也没有想到灾情如此严重。总队长在出差，政委仲健地震时也在外面，留在机关的干部们在向汶川派出几个人去了解情况后，接着讨论了要不要上班，怎样保护总队机关安全之类的话题。

不过，仲健在赶回来的路上就感觉不妙。他一路拨打电话，不少地方的火警电话119都无法拨通。对五千多人的四川消防队伍来说，这意味着需要救灾的区域大得惊人。三千多人在下午6点前就出动了，前往他们并不熟悉的区域。得知四川省救灾指挥部已到达都江堰后，仲健派出了一辆指挥车，随后自己也赶了过去。

指挥车与紧急救援队会合后，穿过都江堰前往汶川。这支显眼的队伍不断遇到下跪拦车的居民：“你们还往哪里去？都江堰都这样了！”李大军下去劝说：“后面马上有大部队来。”过了都江堰的青城大桥，在玉堂镇的213国道入口，李大军看到了一长串武警运兵车，除了武警指挥学院，四川武警总队总队长王佐民也带领大批人马赶到。

现在，大家都被堵在了灰窑沟的大塌方前。院长余成向王佐民请示：我们是否在都江堰就地救灾？他得到了“迅速展开”的答复，武警指挥学院车队掉头进城。

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却陷入了僵局。与武警总队现场决策不同，紧急救援队无法与后方联系，而它出发时接到的命令清晰而坚定：前往汶川救援。他们显然不能自行更改命令。李大军坚持要进入汶川，他提议：“要么绕道北线，走绵阳、北川到汶川[5]，要么肩扛手抬走到汶川。车开不进去，人可以扛着设备走。”不过，北线道路状况不明，徒步行军也被认为不可行——没人想到，在48小时之后，徒步仍是进入映秀的唯一有效方法。看到武警车队返回了，参谋长孟应新也决定救援队先回都江堰和总队联系，然后再想办法。

和救援队穿行市区时一样，返回的武警学院车队也马上遇到无数拦车喊救命的人。每个队长都接到了指令，哪里求援就向哪里派出一车学员，学员一大队二队的三台车很快开到了三个不同地方。在都江堰公安局门口的指挥部，严重垮塌地点的登记数量已经上升到一百五十多个。

回到都江堰的紧急救援队仍然在待命，这个四川消防的“宝贝”谁也不敢擅自动用，它必须用在灾情最严重、最有挑战性的地方——那个时候，这地方只能是汶川。不过，源源不断的求救者让等待渐渐被打破。中医院的一名护士跑来跪下，说有一百八十多名伤员和家属被埋。李大军请求带二十人去支援，他被批准了。损失惨重的都江堰中医院已经聚集了不少军人和武警，杨卫东带领炮兵团士兵已在这里干了一阵。

随着各路救援队在都江堰停下，让全国震惊的灾难细节也最先从这里传出。地震后半小时，新华社四川分社安排了四名记者前往汶川，他们在213国道被阻后返回都江堰，第一条稿子很快写好，但无法发送。他们撤往成都方向寻找网吧，半路上进入聚源镇，有人在撕心裂肺地喊叫：“聚源中学垮了，压了几百个娃娃！”18时34分，他们终于在这里发出了第一条通讯稿——这是媒体向全球发出的第一条来自重灾区的文字稿。11分钟后，他们发出了关于聚源中学的第二条稿。这条稿件将引来大批记者，地震的伤口将被血淋淋地展示出来。

成都消防支队支队长孙国利在处理完成都市区的应急安排后也赶到了都江堰，发现总理温家宝竟然已经在此指挥，这让她十分吃惊。她自己只需要移动五十多公里，而温家宝则是在两千公里外的北京。

危机处理的诀窍——先作反应，再作决定——这一次体现得十分到位。和灾难现场恐慌的人肩并肩站在一起，这能让他们尽快镇定下来。

空军接到总理专机飞行任务的时间是12日15时12分，起飞之前，他们只有一个多小时的准备时间。十多名部长和副部长从北京的四面八方赶往机场，16时40分飞机起飞。

救援指挥在飞机上就已开始。这是一项难度极大的工作，与幅员同样辽阔的美国和俄罗斯相比，中国没有常设的全国巨灾救援体系，只能成立临时指挥机构来协调原有的行政力量应对灾难。经过1998年的长江抗洪和2003年的非典事件，各个行政机构的应急处置能力已经大幅提高，分别建立了处理预案。但是，面对这次前所未有的巨灾，在综合各方面力量时，除了决策的意志，人力、物力和资源的分配运用还需要极高的专业技巧，这对每个指挥者都是一次不小的考验。

新华社摄影记者姚大伟看到，机舱内气氛紧张，温家宝坐在桌前，眉头紧锁，表情严肃又透着焦虑，摊开一张四川地图和随行的部长们研究部署。

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在空中成立，温家宝为总指挥，下设八个功能组，这几乎就是飞机上的部长们所辖部门的翻版。功能组直接对应政府各行政部门，这能保证部门内资源调动的高效。不过，各自为政的行政管理条块所带来的隔阂，使得一些跨部门的关键功能出现指挥空白。临时救援体系将要为此付出代价。

会议很快结束，姚大伟和中央电视台摄像王威留了下来，温家宝对他们说：“我要发表一个电视讲话，让大家不要恐慌。下了飞机就要播出去。”随行的新华社文字记者李斌第一时间看到了画面，听到温家宝说：“同胞们……”他的心猛地一震。这个不会轻易使用的词显得异常沉重，它提醒全国人民，现在是手挽手站在一起的时候。

温家宝专机于19时15分降落成都太平寺机场，空中讲话在10分钟内传送完毕，这成了当天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最后一条新闻。总理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抵达灾区，这让很多人既欣慰又担忧：这场灾难会有多严重呢？

载有温家宝的车队在晚上9点到达都江堰公安局门前的指挥大棚。此时全城断电，整个都江堰漆黑一片，温家宝走进幸福大街人行道上的这座大棚坐下，他的椅子后面是一条小水沟。雨越下越大，沟里的水也越流越急。水沟后面是公安局大楼，顶端的铁塔天线已经半截折弯倒下。参加会议的有十多人，大部分都站着，刘奇葆打开电脑开始汇报。灯光亮度明显不够，温家宝翻阅地图和文件时，工作人员为他打着手电筒。风很大，地图不时被掀起，有人拿了几瓶矿泉水压在上面。刘奇葆讲着，军队和武警的高级军官们不时补充情况。

汇报的过程中又地震了，地面在摆动，桌子也在晃。大棚里的人不受影响，继续汇报。虽然大棚在一条繁华的街道边，但匆匆而过的市民都不知道这里正召开最高级别的救灾会议。

汇报的重点是伤亡和交通。当晚8点左右，各地的伤亡数字已经渐渐报了上来。北川达到了惊人的两千人——这只是最终数字的一小部分，其次是绵竹，至于汶川，没有任何消息。这是可怕的沉默，这个让人揪心的地方成了会议的重点。刘奇葆提供了几种方案：南线抢通213国道，同时尝试走紫坪铺水库的水道；北线已在北川阻断，可能性最小；最后是绕道七百多公里的遥远西线。

信息不多，汇报很快结束。温家宝简短提了五点要求：首先，要求部队立即从南北两个方向向震中前进，克服一切困难，步行进入；其次是争分夺秒抢修出一条临时道路；最后要求地震部门抓紧会商，对地震趋势作出判断。说完，他离开大棚，前往都江堰中医院和聚源中学。

当李大军、牟良权带领二十多名消防队员到达中医院时，这里已经有杨卫东率领的炮兵团士兵和武警指挥学院的学员。看到消防救援队到达，他们把现场交给李大军指挥。在这里，李大军经受了第一次震撼。灾难的严重程度超出了他的想象，在如此庞大的废墟面前，这个服役十几年的消防老兵首次感到了自己的无能。

五层的住院部大楼垮塌一半，残存的半边悬吊着很多预制板和墙体。士兵们正排成两行搬砖时，温家宝来到了现场。他问：“还有活的吗？”李大军说：“有。”“能喊话吗？”“能喊。”温家宝慢慢爬上废墟，这是十分危险的举动，边上悬吊的残骸很容易在余震中掉下。随行警卫试图劝阻，但无法阻挡这个执意的老人。李大军赶紧脱下自己的黄色头盔，扣在温家宝头上，并让在上面作业的战士暂停操作。温家宝越过一根水泥柱，拿着扩音器向缝隙喊话：“我是温家宝，请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你们救出来的！”

他下来后站在中医院门口，向两名护士了解情况，杨卫东站在他身边倾听着。他还不知道，温家宝关于军队步行进入震中的决定马上要改变他的命运。温家宝在这里停留二十多分钟后前往聚源中学，很快，杨卫东接到了师政委余永红的命令：立即前往汶川侦察。他又一次在毫无准备中被命运带入不可知的境地。

聚源中学的惨烈景象让人震惊，周边楼房无一倒塌，而中学教学楼则是粉碎性坍塌。家长们激动地聚在学生尸体旁，有人喊：“总理，来看一看我们的孩子吧！”这喊声让随行人员十分紧张。温家宝走到几十具尸体面前，眼含泪水，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动作：后退一步，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一名救援指挥者在灾难现场的情感体验，无疑将影响他此后的决策意志。

总指挥部会议所作的决定，除了影响到杨卫东之外，还让交通系统全面启动。当温家宝前往灾难现场时，国家交通部、四川交通厅、成都交通局及下属都江堰交通局的头头脑脑们倾巢出动，前往213国道查看。灰窑沟的大塌方盖住了约一百米长的路面，一边是不断有滚石落下的山坡，一边是悬崖，能够展开作业的机械有限。大塌方后面的情况不明，大部分人感觉这么庞大的塌方是个特例（这一点对了，这个塌方也是沿线最大的塌方），后面的道路应该容易清理得多。问题是，怎么打开眼前这个死结呢？

熟悉本地道路的都江堰交通局长高成军想出了一个“妙招”：绕过去！213国道在岷江的南岸，他建议彻底转向北岸，那边有从都江堰市区通向龙池镇的龙池公路。它和已经部分建成的都汶高速公路十分接近，修建紫坪铺大坝留下的一条施工便道可以将它们相连，再通过穿越水库的庙子坪大桥回到213国道。这不仅绕过了大塌方，还绕过了马鞍石隧道，沿213国道前进了一大步。这个方案让大家兴奋不已，它当即被采纳，由高成军负责实施。

从市区前往紫坪铺大坝及龙池公路的道路也被滚石堵住了，但和大塌方相比，这只是小儿科。高成军迅速调集三台装载机，从岷江南岸穿过坝下的彩虹桥到达北岸，一路清理，顺利到达坝顶。

他现在面对的是开阔的水面，不远处就是宏伟的庙子坪大桥。漆黑的雨夜让他看不了多远，所以他不知道这桥已经断了一截。都汶高速公司隧道办主任何成的宝贵短信已经被海量信息淹没，高成军对陆航团下午的侦查拍摄更是毫不知情。他一门心思冒雨在这条危险的道路上拼命苦干，快速抢通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

过了坝顶，龙池公路上有两处塌方，一大一小，相距五百米左右。高成军借助手机屏幕的微弱光线爬过去，绕到两处塌方的后面，将几公里的路面都查看清楚。查看让他更有信心了，冒着大雨，他指挥装载机全力进攻第一个小塌方体。

温家宝的现场视察很快结束。晚上11点40分左右，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的第一次正式会议开始。更多的信息从受灾一线传递出来，死亡人数已接近万人。这是悲伤的夜晚，凄风苦雨不止，新华社四川分社副总编辑黎大东站在温家宝对面不到三米的地方，却无法听清他的讲话。李大军跟着消防总队领导也站在边上，他记得温家宝一再询问汶川情况，最后说：“人民养育了你们，你们看着办！”他语调温柔，但大棚气氛像凝固了一般。工作人员将饼干和火腿肠递给温家宝，他摆摆手推开了。

13日凌晨1点多会议结束。此时，阿坝州委书记侍俊也终于赶到了指挥部。

这是一个奇怪的巧合，在星期一的上午，阿坝州几乎所有主要领导都在成都：州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政协主席、多名副州长（留在马尔康的州长当时已确定调职）、军分区政委、纪委书记等，他们都与自己的辖区失去了联系。地震让他们不约而同聚到了213国道的入口处，做了简单的工作分工后，侍俊开始绕行北线。他尝试了多条道路，但无法通过。当他返回都江堰指挥部时，时间为凌晨2点多。

侍俊对汶川的情况也知之不多，但他的到来带来了一个重要改变：开辟水路的方案第一次被正式提上讨论。水路并不能直接到达汶川，它的目的仍然是绕过灰窑沟的大塌方。不过，与借道都汶高速公路的绕行方案相比，水路能往前大大推进一步。很快，武警和消防都接到了准备冲锋舟的命令。杨卫东的徒步侦察队已经出发，新的侦察队将会从水路跟上。

信息沟通障碍已经成为救援指挥的最大困扰。形势的紧迫让很多指挥者必须立即作出决定。但在很多时候，他们无法多作思考，只能在猜测中匆忙选定一个方案。

克劳塞维茨[6]在著名的《战争论》曾用“战争迷雾”来比喻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的总和构成战争阻力：

所有的军事行动发生在某种黄昏，像迷雾一样。战争是不确定性的王国。战争所依据的3／4的因素或多或少被不确定性的迷雾包围着。指挥官必须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他的眼睛无法“看见”，他的最佳推断力并不总是很彻底，并且由于环境的变化，他几乎无法洞察周围的环境。

“信息迷雾”毫无疑问会带来决策迟疑和失误。人力侦察作为最低效的手段，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灾区的阴雨天气，使得国家测绘局获得的前几批卫星数据因图像质量差而无法使用。测绘局开始联系国际主要卫星遥感公司，协调了四颗高分辨率遥感卫星，调整姿态，对准中国灾区。但这番调整又要耗费不少时间。

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受命协调空军、总参谋部、国家测绘局、商业机构的七架飞机进行航空拍摄。但是，它们大部分要在第二天才能到达灾区，并因下雨而延迟至第三天才能拍摄。

在人力和高技术手段都不能奏效时，其实还有知识可以依靠。

此刻，那个唯一可以拨开信息迷雾的人正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实验室里，和他的学生紧张推演判断着各地灾情。史培军，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国家减灾委员会副主任，拥有一间环境演变与自然灾害重点实验室。它的核心是一个完备的数据库，储存了中国所有县级地区近百年的自然灾害数据，史培军花了二十年时间才完成这些研究。将这些数据与地震技术资料相对照，便可在缺乏一线信息的情况下，大致判断出目前的灾情。

不过，史培军还是缺乏地震资料。国家地震局公布了地点和震级，但更重要的地震烈度分布图没有下文[7]。晚上8点，他得到了意外的帮助，美国国家地质调查局在网站上公布了模拟的汶川地震烈度图。这张图清晰无误地显示出断裂带地震的特征：损失不是以震中为圆心，一圈圈扩散，而是呈椭圆形，在两百多公里长的地带全面展开。史培军知道，灾难将超过想象。当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次正式会议结束不久，也就是凌晨2点左右，他和学生分析出了这次地震灾害的基本数据：不同等级的灾害分布区域，会有多少人死亡，又有多少灾民需要安置。这正是各级指挥部迫切需要的信息，没有它们，救援资源的投放方向正渐渐偏移。

地震后一个月，史培军所在的专家小组写出了供国务院作为决策参考的《汶川大地震灾后损失评估报告》，这个报告直接关系到中央对每个地区财政支持和援助的力度。撰写报告时所用的实地调查数据证明，他事先绘制的灾害损失图表的准确率达90%。

交通局长高成军这几个小时的进展也不错。第一个小塌方在凌晨2点多被清除，二王庙前的道路在一个小时后被打通，紫坪铺大坝与都江堰市区之间的道路上已经没有障碍。他的“妙招”正在一步步实现。

天亮了，在幸福大道上，抬头往西即可看见城市边缘像墙一样拔地而起的龙门山。它将震中发生的一切隐藏在自己身后，继续考验指挥部的智慧和意志。

13日早上7点钟，部长们又围坐在几张桌子旁。没有刷牙洗脸，大家满脸倦容。听取了最新情况汇报后，温家宝为交通部门划出了冲刺线——务必要在13日晚上12点之前打通前往震中的道路。这条消息被迅速发布，将许许多多救援队、寻亲者、志愿者和记者吸引到213国道入口处等待通车。

在会议召开的同一时刻，高成军在天色微明中看到了让他心凉的场景：绕行所必经的庙子坪大桥断了！他不甘心，穿过紫坪铺大坝坝顶，想从大坝另一端陡峭绝壁下的水边寻找与213国道直接相连的通道。交通部副部长翁孟勇亲自指挥，但水边都是烂泥，装载机一开过去就往下陷。绕行方案彻底破灭，13日午夜打通道路已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不过，高成军这一夜工作的价值将在几个小时后显现，他阴差阳错地为水路打开了关键通道。

总指挥部的会议在继续，温家宝进入汶川的愿望十分强烈，他向将军们要求：“把我空投进去！”这太危险了，大家一致劝阻，温家宝说：“我在西藏也坐过直升机。”他坚持要去，将军们不敢做主。情况迅速报给了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上将，郭伯雄表示：“第一，我们有的直升机性能不是很可靠；第二，这个天气不适宜飞行；第三，请总理放心，我们已经派部队，向汶川开拔，一定会尽最大可能、最早时间到达汶川展开救援工作。”成都军区副司令员范晓光与温家宝的随行秘书商量，共同寻找理由来说服这个动了感情的最高指挥者[8]。

北京，13日早晨8点，史培军带着熬夜得出的分析结果去找民政部救灾司司长王振耀。一个多部门综合会议在此召开，史培军向与会者讲解了他惊人的判断：死亡人数可能达到5万～10万人，需要准备一百万顶帐篷。整个民政系统库存的帐篷只有十五万顶，12日晚王振耀向上海厂家预订的裹尸袋也不过几千条。但他相信史培军的专业，会后随即向厂家追加到了几万条。当然这个数字没有对外公布。不过，第二天就有人在网上发帖，说在虹桥机场看到上海航空运送了三吨共五万条裹尸袋去四川，这条信息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

这些珍贵的专业判断在民政系统发挥了作用。本来，它可以帮助更高层级的指挥部决策，但指挥系统的先天缺陷让这种可能成为不可能。在各个独立的功能组之间，没有一个跨部门的信息组来对各部门所拥有的信息进行整理和共享，信息便往往只会停留在各个部门内部。没有建立与救援作业流程相对应的组织结构，这一点所造成的弊端，在随后交通工具的控制和使用上也将很快显现。

不过，强大的国家动员力量开始显示威力。全国成千上万的人怀着急切的心情纷纷赶往四川。

奔向四川，交通成了大问题

此时，奔向四川演变成了一场关于交通工具的竞赛。

记者们最早出动。地震后半小时，南方都市报的记者从报社出发赶往广州白云机场。深度新闻部的贺信离开报社时就知道成都及周边机场大都关闭了，可以使用的最近机场在离成都三百五十公里的宜宾。他订了两张票，和同事到达白云机场时，发现广州新闻部的四名记者也已到达。随即被通知飞往宜宾的航班取消了，他们赶紧搜索所有能飞往成都附近的航班，只有飞往南充的航班上还有一个座位，大家一致同意让摄影记者孙涛先走。飞机无望，五名记者撤回报社。但任务没有取消，配备了八名司机的四辆采访车连夜出发，长途跋涉，将他们一刻不停地送往四川。

孙涛乘坐的只有三排座位的飞机降落南充时已是12日晚上9点半，他说服一辆的士将他带到成都。路上，收音机播出了新华社发自都江堰聚源中学的报道，他恳求司机直接开到那里去。13日凌晨2点，在挤压变形的尸体和家长的愤怒喊声中，孙涛拍下第一张照片。

以重庆市梁平县志愿者余承彦的标准来衡量，记者们的飞机和包车都显得太奢侈了。他选择了火车、自行车和客运班车。这个成吉思汗铁木真的后代身手不凡[9]。他是梁平自行车运动协会主席，获得了重庆市探险协会颁发的第一批专业领队证书，还是户外用品店的老板、武馆教练、军用枪支二级射手，以及持证会计！

地震时，店铺卷帘门“哗哗”地响，看到树没有动，不是风，余承彦知道地震了。跑了几步，觉得这么惊慌太失态，他镇定地走到马路中间。不久，有人告诉他，震中在那个什么“温川”。他明白了，是汶川。为购买松树苗，他去过汶川八次，汶川农民的淳朴让他印象深刻，还有一群玩户外运动的朋友也在那。他让父母和女儿带着野营装备在空旷地方安置休息，自己在地震后不到两小时就启程前往汶川。

余承彦最初想骑摩托车，但担心有塌方，改成了骑山地自行车。在长途车站，客运公司告诉他，无法预计发车时间。他返回姐姐家里，委托姐姐照顾父母。这时，电视上已经在播放来自灾区的画面，记者正采访在213国道入口被堵住的武警。余承彦知道灾情的严重了，救灾不是户外运动，得认真对付。睡袋、绳索、砍刀、工兵铲、急救包、自行车工具、食物和水装了满满一包。

12日晚上9点去成都的火车延迟了两个多小时才到。早晨在南充火车站又停了下来，列车长告诉余承彦，前方大桥开裂。他搬下山地车，直奔十几公里外的南充汽车站。那里和梁平一样，没有接到发车通知。这难不倒余承彦，他骑车闯过收费站，在高速公路上边骑边向后观看。一辆大巴开来，他横过自行车，挥手，示意搭车。这个可能是最早出动的外地志愿者，在13日中午就到达成都。

他辗转到达都江堰汽车站时，已是13日下午5点半。站台里聚集了两百多名躲雨的人，余承彦征集连夜进山的同伴，但没人愿意和他一起“疯狂”。许多人纷纷在纸条上写下在汶川的亲人联系方式，委托余承彦寻找，他一会儿就收到了一百多张纸条。他带着纸条继续骑行，在213国道入口处见到了从阿坝铝厂逃出来的一批重庆籍民工，余承彦问：“我走一个通宵能到映秀吗？”民工们告诉他：“你要是今晚进去，明天连尸体都找不到，我们都是重庆人，绝不骗你！”老乡的告诫让余承彦不得不重新掂量，他向路口的杂货店主老董打听情况。此时，“今晚打通震中道路”的新闻已广为人知，但老董说，半年都通不了（都江堰到汶川路段全线打通最后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余承彦决定，先睡一觉，天亮再说。

在离他不远的岷江北岸，大批铁军士兵也正在宿营。他们从一千多公里外赶来，目前在大坝下的紫坪铺公司白沙生活基地暂歇，准备第二天一早前往汶川。济南军区“铁军”师的上万名士兵是进入四川的第一波军事力量的主力。13日上午9点多，师长杨剑刚带领部队登上火车就被叫下来，指挥部决定加快救援速度，有五千名官兵改为空运。

对很多迫切想进入四川的救援队来说，搞到飞机成了头等大事。

中国卫星通信集团总经理芮晓武握有秘密武器，卫星电话是他的通行证。地震当天集团就紧急调集卫星电话，最终于13日凌晨1点备齐三百五十部电话。他们连夜为电话充电，在凌晨5点时终于将46箱电话封箱运往机场。人人都知道这些电话的重要，芮晓武只拿到两张机票，但获准免费携带大量超重的行李。

8点的航班是13日北京飞往灾区的第一架民航飞机。它本来要降落重庆，但机长紧急联系成都双流机场，飞机改飞成都，事实上它成了运输这些卫星电话的专机。这争取来的几个小时异常宝贵，进入映秀的水路侦察队正需要它。有一百八十部电话很快运到了都江堰，交给四川抗震救灾指挥部。卫通员工杨雷和张振华携带其中十部，与侍俊和许勇一起在下午登上了冲锋舟。

公安部在13日陆陆续续调遣了两千多名消防和特警到达四川。晚上10点，关于灾难的信息越来越多，其可怕程度也越来越清晰，公安部长孟建柱要求全力增派专业救援人员。治安管理局、边防管理局、消防局的首脑们聚在一起，对全国三十六个主要城市一个一个测算，最终决定调动5088名消防特勤、2330名特警和300名医疗人员赶赴灾区，这几乎是所能抽调的最大限度了。

七千多人的空运已超出公安系统的能力，必须携手其他部门合作完成。14日凌晨1点半，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与民航总局局长李家祥通话，刘金国念出一个个城市名字，李家祥用笔记录。经过彻夜未眠的准备，五十三架包机在中午12点前将七千多人全部送达，将有一千七百多名废墟埋压者因他们而得救[10]。

医疗系统显然没有这样的资源调动力量，他们需要自己想办法。

跨省救援调动本来就是件繁琐的事情，随温家宝前往四川的卫生部副部长陈啸宏还在空中，卫生部的全国统一调遣尚未开始，但重庆卫生局轻易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于十几年前才从四川分出来的重庆来说，四川的事显然还是“家里的事”。他们在地震当天下午6点直接与四川卫生厅应急办联系，知道了大致灾情和需求，便马上开始行动。超过一百名医护人员带着十五台车和大量药品、血浆、设备连夜赶到四川，很快抵达重灾区德阳。他们功能齐全，第一时间就带来了疾控中心的防疫人员和三吨以上的消毒用品，映秀也将很快从中受益。

在重庆的第三军医大学隶属解放军总后勤部，有一小批医护随重庆市应急卫生队地震当晚就出发了，但学校一直没有接到派遣令。大学附属西南医院拥有一支战地卫生勤务分队，这支三十五人的队伍2006年为战备任务组建，附属新桥医院也拥有类似功能的“卫生列车”医疗队。这些精干的野战医疗队平时就储存着大量医疗物资，医疗队员日常也接受训练，正适合严峻程度不亚于战场的地震灾区，而且他们就在灾区的边上。

他们很幸运地拥有一张“王牌”——总后勤部政委孙大发上将地震时正在学校视察，上将用了一句常用的动员口号为他们解决了调令问题：灾情就是命令，边开进边等待命令。这个原则性的指令足以让军医们出动了，他们在13日中午前往都江堰，寻找设在那里的救援指挥部。这支不请自来的队伍将成为进入映秀的第一支医疗队。

从13日午夜开始，各地消防队的值班电话陆续响了起来，紧急集结令的下达带来了更为紧张的气氛。数千名被选中的消防队员正在熟睡，被叫醒后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准备。也有少量消防队在此之前已接到出发或待命指令，他们只是稍显从容一些，可以仔细挑选人员和装备。

江西消防总队总队长廖世槐接到的第一个请战电话来自九江支队副参谋长石凯。这就是石凯的性格，这个1990年就加入消防部队的九江人是江西消防著名的“拼命三郎”，在灾害现场经常亲自操起家伙就上。他的手下知道，跟着他就意味着危险，但是，也只有跟着他才会感到踏实。他发自内心地喜欢这个行当，刚刚带着弟兄们夺得全省消防岗位练兵第一名。而且，他还有另一张“王牌”。

2005年九江发生过一次5.8级地震，几个人遇难，虽然是小震，但在全省乃至全国，与地震打过交道的消防员寥寥可数。九江特勤中队教导员柯兴才正是其中一个，他当天就召集队员们补地震课，而自己的亲身经历则是分享的重要内容。

不过，江西消防第一支三十人救援队的头儿已另有其人，他的专业背景毫不逊色。

南昌支队高新区大队大队长朱飞勇地震当晚接到了命令：与南昌支队副支队长蔡卫国一起，在13日早晨7点之前完成组队。特勤大队长出差，朱飞勇是最合适的接替者。他是全国最年轻的灭火救援高级工程师，2005年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参加了联合国在新加坡举办的地震救援培训。虽然没有亲历地震，但在课堂上学习了不少台湾地震和印尼海啸救援的经验。

留给他只有不到八小时的准备时间。要带的东西很多，特勤一中队抢险班的张勇记得，他们带上了发电机、全套组合破拆工具、一套液压顶撑和剪切设备，以及沉重的德国凿岩机——打碎预制板可少不了它。生命探测仪也是必备之物，当年配发后不久，公安部消防局的专家们就来检查过，他们让一个人躲在特勤队地下室的一个房间，敲打墙壁，然后让消防员寻找。消防员用探测仪精确定位，很快找到了他，这让期望值不高的专家大感惊奇，也让特勤队员们收获了自信。不过，映秀的残酷现场显然和这个模拟的简单场景不同，地震将发起更严峻的挑战。

如果说南昌特勤训练时的运气不错，那上海特勤支队龙阳中队的抢险班班长王永强简直是捡到了“天上掉的馅饼”。

12日上午，中队交给他一个任务：接受一种新设备的培训。实力雄厚的上海消防拥有来自全球的各种新式设备，这让他们的眼光很高。美国史丹利公司推荐的液压工具组想要获得青睐可不容易。这一天，他们终于有机会来展示产品。两套设备摆在中队，工具组的动力站看起来像发电机，通过液压管可以连接到不同的终端，最显眼的是大型破碎镐。王永强试了试，的确比原有设备更强劲也更稳定。一个多小时的培训很快结束，对王永强这样的救援熟手来说，掌握新设备的性能和要领不是难事。这两套似乎专为地震准备的机器一刻也没有停留地投入了救援，在映秀的所有救援队都将见识液压破碎镐的威力。没有这个从天而降的宝贝来加快破拆速度，他们将无法帮助幸存者跑赢死神。

上海的奥运安保任务让抢险班只能抽出三个人，王永强并不是中队乐意派遣的人。他的妻子即将生产，探亲假都已获批。

“你还是别去了吧。”

“只有我接受了培训。”

这是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他被列入名单[11]。特勤支队抽调了四十九人，他们已经充分感受到了新设备的威力，一名史丹利技术人员成为第五十人。

特勤支队彭浦中队抢险班班长周庆阳地震后就盯住了电视，在他担任龙阳中队抢险班长时，王永强是他的搭档。周庆阳在新闻画面中仔细捕捉现场信息，他希望根据废墟的特征来准备器材。这个专业主义者信奉“人与设备的最佳结合”理念，而在他细腻的专业主义背后，玩命的一面也将在映秀彻底展现。

石凯的机会很快就来了。13日上午，江西消防总队决定九江支队增派16人的救援队。石凯有一支现成的队伍，但他知道这次不同寻常，对那些曾一起出生入死的老兵说：“独子和结婚了的退出。”这显然是徒劳的，老兵们可不吃这一套，这其实是石凯喜欢的感觉。现在，他的精力主要放在挑选设备上。

他是个设备迷，平时就爱琢磨一些小玩意儿，简单而实用。特勤中队操场上铺开一长条毯子，各式各样的器材全部摊在上面，大家一件件挑选。常规的东西已引不起石凯的兴趣，他打电话给消防设备公司，问：“你们有什么新鲜的东西？”

“有一个电动剪切器，很小。”

“马上给我拿过来。”

“刚刚进的货，只有这一台样品。”

“先拿过来再说嘛。”

这个全江西消防唯一的宝贝落入了他的手中。自带电池的小东西剪切电线和细钢筋十分方便，比那些笨重的液压设备和内燃式切割机适用。石凯不怕拼命，也并不鲁莽，知道这次将孤立无援地作战，他要搜罗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在参加过数千次大大小小救援的石凯看来，短小就意味着价值。在坍塌的房屋废墟中，任何长柄的东西使起来都别扭。他带上了三件“独门兵器”：两把军用工兵锹，一把工兵镐，都是短把的。还调集了一些单人户外帐篷和防潮垫，这些非制式的工具将使他大受其益。

13日中午12点，石凯和柯兴才带着十几名队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液压剪扩器、机动链锯、液压起重气垫、安全绳、便携式照明灯具等大批装备奔向一百公里外的南昌，与朱飞勇组织的第一支救援队会合。

九江支队开发区中队队长叶生辉请战未果，他并不气馁。承担市内重大救援任务的特勤中队空虚了，他决定填补这个空白。在中队作了动员，准备好全部设备，等待好运降临。凌晨1点20分接到紧急集结电话，他和队员拿起设备就走。

机场，朱飞勇、石凯等人凌晨4点已在此忙碌，大量设备需要一件件打包装箱。江西消防救援队从最初的三十人，扩大到后来的五十人，现在已经达到两百人。从各个城市赶来的消防队员纷纷到达，江西地震局也派出了五名专家。随着新闻影响的不断扩大，人们投入的情感和资源也越来越多。

青岛消防支队特勤大队副大队长马刚前往机场时最后看了一眼新闻，屏幕里温家宝正在安慰两名孤儿：“政府会管你们，以后会有家的。”这个从不畏惧冲进火场，胸前挂满奖章的硬汉也忍不住哭了。自从一年多前有了女儿后，他的心就变得柔软了，不忍看到任何孩子受难的画面[12]。他出发时不敢和家里人告别，但临上飞机前终于忍不住打了一个电话，他想听听家人的声音。妻子有些生气：“怎么不说一声呢，面都没见一次。”马刚说：“没时间说话了，走了。”

视马刚为偶像的青岛消防特勤二中队二班班长贾建军没有这么多牵挂，他连女朋友都没有呢，也不想在此费心。这个有些愣劲的泰山小伙子将消防工作视为惊险刺激的游戏，这让他没少挨批，也在队友中获得了一个不太雅致的外号：头号傻B。他对这个外号并不反感，能让他干自己喜欢的事就行。

训练总是让贾建军提不起劲，只要参加练兵比武或汇报表演，“那就完了，不能说最差，至少会落在后面。”但是，只要一到灾难现场，那就是他当仁不让的舞台。2007年3月17日青岛一个冷库大火，楼梯和大门已被大火封闭，他独自一人进入浓烟滚滚的室内，为工人们绑好安全带，从狭小的窗口一个一个送出去。他坚持了很久，直到二十三名工人全部安全。他没有在危险前惧怕过，反而觉得兴奋。

地震引起了他的好奇：那会是什么样的场景？他参加了最先出发的山东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这支五十多人的队伍主要由济南特勤组成，少量青岛特勤携四条搜救犬参与。救援队所乘坐的飞机在13日早上9点多起飞了，不过，贾建军没能登上飞机——有人忘了给搜救犬申报座位，而这些“明星”不可能不去。贾建军郁闷得要发疯，“居然被狗给挤下来了！”

他被拉回山东总队，有人指示他说：“那是食堂，吃完午饭各回各队。”他没去食堂，而是走进边上的办公大楼，随意敲开了一间办公室，里面一位大校纳闷地看着这名贸然闯入的士兵。贾建军快速说明了原委，说：“首长，如果不让我去，我就不当兵了。”他又挨批了：“你是个不听话的孩子，不听指挥，不服从命令，这样的兵不要！”他垂头丧气地离开。来的时候坐的是运送搜救犬的依维柯，回去就只有一辆破烂的五十铃货车，“哐当哐当”将他拉回青岛。他觉得这一天是自己人生的低谷。

回到特勤中队时刚过晚饭时间，队长派人买好饭，试图安抚他。他把自己锁在图书室抽烟。午夜的集结电话来了，这次他绝不会再让机会溜走。第一次请求被拒：“你这素质去了丢人，不用去了，等第三批吧。”只有半个小时就要集合，他来了狠劲：“队长，我去不了你也别去，我就拉着你。”队长拗不过，终于松口：“你也叨咕够了，去吧。”贾建军记得，这是他“最兴奋，最开心”的时候，他恨不得立刻站在废墟前。

上海黄浦消防支队车站中队特勤班班长赵凤良比贾建军更难以赶上自己的队伍，地震时他正在山东临沂老家休假，这是一年中难得的放松时刻。两年一度的上海消防春运会刚刚结束，不用每天再跑两万米了——这比平时训练量增加了一倍。平时每天一万米的训练量在全国的普通消防中队也绝无仅有，不过，车站中队恰恰是最不普通的一个。2000年他们获得军委和国务院授予的“模范消防中队”称号，全国独此一家。在上海的大型灾难现场，常常是黄浦支队与特勤支队的人员联合作战。这一次，上海首批六十人就是特勤支队五十人，黄浦支队十人。

赵凤良在新闻中得知“温家宝和孟建柱都在都江堰公安局边上搭帐篷”，他知道消防队要出动了。13日打电话回中队，得知自己已被列入十人名单，但“什么时候去不知道”。他离中队约六百公里，不是每天都有航班。他不想冒险等候命令，决定连夜返回。长途汽车走了八个多小时将他送到上海郊区，他再乘坐的士赶回中队。当他凌晨2点多到达时，特勤班已经准备出发。

江西消防救援队的两架包机在14日清晨6点07分起飞。在此之前，超过四百人的山东救援队已经出动。5点40分，青岛消防救援队起飞；5点45分，济南消防救援队起飞。稍晚一点，同样超过四百人的上海消防救援队也将起飞。在太阳刚刚升起的清晨，数十架飞机满载着消防队员从四面八方朝着四川飞去，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第一次离开本省或乘坐飞机。

这些长年接受严格训练的专业人士承载着太多的希望，他们必须抓紧时间，废墟下的人已经度过了两个无助的夜晚。

13日，未来在映秀人数最多的两支医疗队也正在全天召集队员。

这是从未发生过的大事件。医生们远离灾区，电视新闻虽然开始不间断直播，但第一天来自重灾区的画面少之又少。至于震中的惨烈，那需要他们亲自去发现。大部分人都跃跃欲试，但要入选并不容易。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是属于他们的节日。北大深圳医院的护士卢琳琳在晚餐时知道了地震的消息。地震的画面她并不陌生，小时候她在家里的相册中就看到很多，作为军人的父亲曾参加过唐山大地震的救援。13日白天她开始四处打电话，得知名单已经确定后仍然没有放弃，她的坚持最终奏效了。广东省中医院的骨科医生孔畅入选后起初想瞒着父亲孔繁元，他不愿年迈的老人为自己担心。三十二年前，孔繁元背着喷雾器在唐山废墟上消毒时，也是同样的心情，他对儿子说：“去吧。”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副院长徐如祥是广东医疗队年龄最大的成员，他作为全国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入选，也是作为唐山大地震的救援亲历者入选。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的肝胆科教授杨占宇三十二年前也在唐山，快满十岁的他被压在自家房子的废墟下，右腿骨折。好在砖瓦平房的坍塌物不多，邻居们搬了好几个小时，在天亮时将他挖了出来，但母亲和弟弟都遇难了。

当别人搜索新闻来了解灾区的情况时，杨占宇心里明白：“我很清楚那里面会是什么情况。”这是用无数生命换来的经验。虽然肝胆科并不被优先考虑，但他的申请立即被副院长吴军批准。另一个同样没有被优先考虑的是乳腺科医生张帆，吴军问他：“你乳腺科大夫有什么理由去？”

“我特别富有激情，我当了那么多年医生没有遇到过一次重大事件，现在正是国家需要医生的时候，你不让我去？”

这没能把吴军说服，这个大个子开始号啕大哭。眼泪让吴军有些心软，他松口了：“你要是能把政委说服就可以去。”张帆开始新的努力，他写了封申请书，列出了一些慷慨激昂的话，“宁愿死在战场也不愿躺在床上死去”之类。大灾难总是能让很多人进入“人格自我升华”，人类命运的共同感会异常强烈，遥远陌生人的遭遇也会让人有感同身受的深切体会。政委终于被他打动了。

在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有三个不是“卫生列车”成员的医生也被纳入。但这三名老军医有独特的价值。骨科教授王卫东不需要自己争取，在越南前线战场的救治经历已经足够。

每个医疗队都希望队里有几个这样可以依靠的人。王卫东以前的同事和朋友，曾在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大坪医院担任骨科医生的杨欣建就是一个。在大坪医院时，他是医院所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创伤救治中心副主任，现在，他已是深圳第二人民医院创伤骨科主任。杨欣建被直接点名，虽然女儿生病，妻子不在深圳，但他知道这是义不容辞的时刻。

14日凌晨2点，当广东医疗队的111人抵达成都时，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行李迟迟不到，他们不能再等待，在天亮前他们只有极短的休息时间。地震当晚就抵达四川的重庆医疗队也住在同一间酒店，他们是被一个误会带离了最初作业的德阳。

13日下午，重庆医疗队收到重庆市委指令，说重庆博赛集团在漩口镇的阿坝铝厂遭受重大损失，约一千人被埋，要求重庆各类救援队迅速前往铝厂救援。医疗队大部分队员黄昏后从德阳撤出，到成都中转。当他们入睡时，重庆警备区派出的突击队在都江堰遇到了逃出来的铝厂副厂长余江，得知十七人遇难、二十多人重伤的消息。但这个消息，熟睡的医疗队并不知情，也不会有人告诉他们。

这是庞大的救援现场司空见惯的一幕。既然信息的汇总和更新是在各个系统分别进行，那一项救援启动之后就进入自发运行状态，并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让它停止或转向都不是容易的事。朝着汶川县城的集结就是一例。不过从这些歪打正着的突进中，被遗忘的映秀意外获益。

重庆警备区突击队和地方医疗队并不知道彼此的力量和目标，虽然两支队伍交集很多，一些医生本身就是预备役卫生营的预任军官。当晚，卫生营营长金路还给医疗队带去了补充的后勤物资，但他并不知道先行出发的预备役6连所掌握的铝厂最新信息。医疗队将按计划前往铝厂，铁军和武警也正在集结大批人马，准备前往这个“重点目标”。

13日深夜，已经前进到都江堰的第三军医大学医疗队终于知道了目标：映秀。

在各类救援队中，他们是第一支明确以映秀为目标的救援队伍。

晚上9点多钟，校长王登高带着西南医院政治部副主任仲纪美等找到成都军区前线指挥部。王登高请求前往最艰苦的地方，一名中将告诉他，那就是映秀。仲纪美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他想：震中不是汶川吗？此刻，13集团军军长许勇刚刚进入映秀，中央电视台的直播节目正在首次报道映秀真相。

王登高一再询问如何进入，指挥部勉强松口了，说可以乘坐冲锋舟到达铝厂，然后上岸穿过几公里的泥石流。指挥部无法提供更多细节，这条水路开通不过几个小时，进入人员不到一百人。同时，医疗队被告知，指挥部将通知掌握冲锋舟的部队，但不会有人带路和随行，医疗队要靠自己。

王登高决定，第二天一早由仲纪美带着两个人先行前往紫坪铺大坝探路。

医疗队员们已经在大巴上入睡。晚上11点，各医疗组负责人被推醒，他们站在雨中召开紧急会议。手术组护士长吴英记得，传达的信息是“目前没有任何部队进入映秀，交通断绝、通讯中断，谁也不知道那里情况如何”。气氛凝重，“大家对望着，明白未来几天，任务能否完成，甚至能不能生存，都面临巨大考验”。

所有队员都醒了，他们得知了会议内容。护士中只有几个是军人，其他都是聘任人员，这些女生被告知现在可以选择去留。车内安静了一会儿，她们用无声的方式作出了决定。

之前，在夜色中进入都江堰时，医疗队员的心情已和出发时大不相同了。这是他们熟悉的城市，很多人来过多次，而现在只有垮塌的房屋，路边的简易帐篷，漆黑一片的街道和行色匆匆的灾民。吴英注意到，“满城静悄悄的，没有车辆和行人的喧闹，像一座空城。”护士长鲜继淑则开始思考：“我们会去哪里？前面情况怎样？救援会是什么情况？”出发时的激动、兴奋、热血沸腾和士气高昂，现在被震撼和沉重取代。

天亮了，广东医疗队的医护们在早餐桌上也知道了目标：汶川。大家互相鼓励多吃点，这可能是最后的热食。第三军医大学医疗队昨晚途经成都时也吃到了热乎乎的饭菜，大家似乎知道这是“最后的晚餐”，所有菜一上桌就被一抢而光，骨科医生吴雪晖一口气吃了7碗饭。

在广东医疗队前往都江堰时，他们的行李刚刚在机场收齐，装在两辆大卡车上在后面追赶他们。早晨的寒冷让一些医生抵受不住，一些人早餐前上街购买了衣物，有些还买了带轱辘的行李袋——他们以为就在成都的医院做手术。而消防救援队乘车离开机场时获得了意外的补给，路边大量的志愿者把车窗拉开，往里面扔水、面包和罐头，大喊着：“到里面就没吃的了！”

广东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早晨从四川卫生厅副厅长赵万华那里得知，他们的目标是汶川。这个有些模糊的指令没有消除他的焦虑，他向卫生部副部长陈啸宏发了一条短信，请求下一步指示。上午11点，收到了陈啸宏的回复：“廖厅长，你们进入汶川了吗？能否在15时之前赶到映秀镇建一个医疗点？请主动和当地政府及部队联系，请回复。”廖新波已无法回复，手机彻底没有了信号。但是，这个关键短信让他知道了真正的目标。下午3点是个有意思的时间节点，总理温家宝的直升机将在下午4点多降落映秀。不过，广东医疗队显然无法按时赶到。

在都江堰待命的消防救援队也很快知道了目标：映秀。一支小型突击队将被紧急空运，带领他们的李大军将第二次进入映秀。

各路侦查先遣队千辛万苦的努力终于带来成效，数千名军人、武警、消防和医护人员在14日开始向映秀全面挺进。

[1] 尚进，《我要打个电话》，《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18期。

[2] 《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则提到，镇干部向侍俊报告的数字是：2500人死亡，2700人失踪，抬出来几十具遗体。这为多样化的基本灾情提供了另一版本。而报道提到的“镇干部”，则可能是映秀临时指挥部的任何一个人。数字的混乱让外界无法准确了解映秀。

[3] 几个月之后，笔者查看了那几棵树，上面坑坑洼洼地留着一些刀痕。和张光治的堡垒住宅一样，这几棵树在重建中令人惋惜地被推倒了。现在，镇区只保留了电厂修配车间的几根水泥柱，以及小学的操场。几乎没有哪个参观者了解这些零散东西背后的故事。

[4] 步话机：一种便于携带的小功率无线电话收发机,可在行进中进行联络。现在已经基本上不会再使用这个称呼，取而代之的是无线电台、对讲机等叫法。

[5] 四川应急医疗队也有同样的想法，并付诸了实施。卫生厅副厅长王正荣带着16辆救护车被堵在这里时，马上掉头绕行绵阳。一路上有其他医院加入，最后达到20辆救护车、80多名医护人员。他们在北川附近被堵住，这个“5·12”地震损失最严重的地方，在无意中第一时间得到了强有力的医疗救援。

[6] 卡尔·菲利普·戈特弗里德·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年），德国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普鲁士军队少将。1792年，参加了普鲁士军队。1795年晋升为军官，并自修了战略学、战术学和军事历史学。著有《战争论》一书。

[7] 地震后一个月地震局都未公布地震烈度分布图，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洁依据5月1日刚刚施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向地震局提出信息公开申请。但直到9月2日烈度图才被公布。

[8] 范晓光自述，《一位共和国将军的地震记忆》，上海新闻晨报。

[9] 元朝末年，铁木真的一支后裔被堵在西南地区，未能撤回北方，为了避祸而统一改姓余。现在，铁改余是蒙古族的一个分支。

[10] 公安部宣传局编，《危难时刻：全国公安机关抗震救灾纪实》。

[11] 王永强妻子5月23日生下儿子，那时他还在回上海的路上。他为儿子取名王康震，谐音抗震，小名汶川。

[12] 从映秀回青岛后，有一周的时间马刚都无法入睡，夜里会忍不住起来看看女儿。

第四章  震后48小时，水陆空三路“抢滩”映秀

各系统小分队探路震中

在救援大军14日出发之前，先行进入的小批先遣队人数不到一百人。有的是职责所在，有的是亲情驱使，他们按照各自的方式、运气和良心指引，在13日午夜前陆陆续续到达了映秀。他们需要穿行没有人走过的道路，面对黑夜、大雨、频繁的强余震，以及由此带来的滚石和烂泥滩。

在白云顶隧道出口，几十名过路人堵在了这里。大家都很熟悉213国道的脆弱，它时不时会垮塌些石头下来，不过，这次看起来更厉害些。电厂修配分厂经理吴晓东和成都鱼摄影公司的摄影师聊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也许只是运气不佳，正好遇到了最厉害的滑坡。

吴晓东决定步行前往映秀，摄影师们则担心明天的拍摄任务怎么办，成都太远了，他们走不回去。吴晓东安慰他们：“把电话号码告诉我，到了映秀后我帮你们打电话请假。这里手机不通，映秀的座机肯定没问题嘛。”

有两名摄影师愿意和吴晓东一起去映秀。他们从小路下山，看到路边一个饭店抬出一具小孩的尸体，吴晓东觉得奇怪：“咦，这个地震还会死人吗？”那里已经能看见远处的铝厂，但路上开始有警察和村干部拦截，他们说前面的路和桥都断了。这时，一个人正好从铝厂方向过来，他告诉大家，自己往映秀方向走了一段，远远看到漩口中学的房子都还立着，“没什么问题，我明天去接小儿子。”吴晓东稍微放心了，他又返回白云顶隧道。那里一直在听收音机的人向他通告了坏消息：8级地震！总理都来了。

在都江堰玉堂镇的213国道入口，灰窑沟大塌方堵住了去路，只有当机立断采取行动的人能顺利通过那些滑坡带。天黑之后，黑暗和雨水会让危险大大增加。

在213国道入口，阿坝州应急办副主任梁贤龙遇到了先行赶到的阿坝州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福耀和副州长吴泽刚，他请求徒步进入，他的工作就是应对各种紧急状况。

两位官员商量后同意，并指示：将人群集中到空旷地带，水、食物和药物统一管理，稳定大家情绪，想尽一切办法传回信息。这是梁贤龙熟悉的处置手段，他与领导告别，独自一人走向大塌方。他成为第一个进入的官员。

卧龙管理局局长张和民下午4点多也赶到了玉堂镇。他把车放在路边的汽车修理厂，让司机巫刚陪同自己进入。他们在杂货店补充了水和饼干，追踪大熊猫的野外经验也开始派上用场。张和民从车里找出妻子的一件呢子外衣，后背还带着蝴蝶结，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野外保暖比形象更重要。他将衣服系在腰间，插上四瓶矿泉水，像挂着一圈手雷似的，还换上了解放鞋。在走向大塌方时，他给主管单位四川林业厅的人发了一条短信，告知自己现在徒步进入卧龙[1]。和其他步行者一样，他没觉得前面有多危险，甚至考虑到映秀后弄一辆自行车骑着走。

几乎与张和民同时，映秀湾电厂总部派出的六人小组也在下午4点多钟出发。厂长胡瑞林和书记吴耕从成都赶回都江堰的总厂后，迅速作了分工：吴耕在总厂组织救援，胡瑞林带着小分队前往映秀。他带上了生产副厂长张仁福、生产计划部副主任王昌林、水工建筑厂厂长黄松林、保卫干事魏广奇和宣传干事王志奇前往映秀，这是一个精干的阵容。平常开车只需要三四十分钟，他们估计徒步最多几个小时。这群人仍然穿着皮鞋，只带了一点水和饼干，两把手电筒，胡瑞林连每天都要使用的糖尿病药都没有带。没人想到他们最终要在路上挣扎42个小时。

梁贤龙开始翻越大塌方。他身手敏捷，但也不敢多作停留，在快要翻过时才留意到石堆下掩埋的车辆。一个压在货车下的女人向他呼救，梁贤龙清除了她上半身的石块，但怎么也无法将她拖出来，他只得在留下水和干粮后离开。人群在向都江堰方向撤离，这是灾难片的第一幕，后面接二连三的灾难场景让梁贤龙不禁想起了电影《蓝光闪过之后》。与这部讲述唐山大地震的影片相比，现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张和民、巫刚则避开了大塌方，他们下到岷江边，走一段后顺着上山的小路又回到213国道。当走到庙子坪大桥附近时，来了一次余震，发生在19点10分的这次余震是地震后最强的一次。

声音贴着地面滚滚而来，从很远的地方隆隆逼近，好像千万辆坦克同时开来。这一带山谷水面空旷，群山环抱，它像一个大音箱一样，让那来自地下的恐惧吼声产生巨大回响。张和民感觉心跳都要停止了，他在电影《地球反击战》中听到过类似的声音，尖利的鸣叫，持续不断。他也和电影里那些目瞪口呆的洛杉矶市民一样，感到无助和崩溃。在他边上，很多路人都站着不敢动弹，这声音完全超出了平常的体验和想象，他们现在面对的是无法抗拒的神秘力量。

在接近寿江大桥的地方，张和民、巫刚与电厂六人小组相遇。天已经黑了，大家坐下休息，简单交流了各自知道的信息，然后六人小组便先行出发。当他们经过了白云顶隧道时，吴晓东正坐在车里，大家擦肩而过。在午夜时分，六人小组抵达铝厂，而张和民在白云顶隧道碰到了吴晓东。

吴晓东认出了这位“大熊猫之父”，他向张和民打听情况。这几个小时以来，收音机里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吓人，他和摄影师们反复推算，收音机说的离成都八十公里的震中在哪里，是按照公路里程还是直线距离呢？他觉得就在汶川，心情越来越糟糕。张和民记得那时吴晓东“情绪有些低落”，他告诉吴晓东，电厂领导就在路上，都江堰问题不大。这消息让吴晓东心里踏实了些，他决定天亮后和张和民一起前往映秀。

六人小组本来想连夜赶到映秀，但铝厂的人告诉他们，前面的路桥全断了，还没有遇到从映秀过来的人。他们又冷又饿，不得不在铝厂暂歇，计划第二天一早再继续前进。

最早出发的梁贤龙渐渐慢下来了。他没有明确的目的地，搜集沿途信息、安抚灾民和指导救援是他的任务。他没有救援队、物资和地震的最新信息，但是，他的出现就是一种价值。沿途村民和村干部们惊奇地看着这个突然冒出来的人，不明白“州上的干部”怎么会这么快到达。

梁贤龙到达友谊隧道时已是晚上8点多，惊慌失措的路人成群结队往都江堰方向走，他知道对没有山路和夜路徒步经验的人来说，这是在赌命。他在隧道口苦苦劝说，但无济于事。他找到交警和几名过路的武警，让他们封闭隧道。

这里被暂时管制住了。而在紫坪铺大坝边上的马鞍石隧道，陷入恐慌的路人大大拖慢了第一支军方侦察队的行进速度。

带领这支队伍的是少校杨卫东，他接到命令时已是12日晚上10点多，师政委余永红还特别告知了他：这是从最高指挥部一路下达的命令。命令清晰简洁：“不惜一切代价，用最快速度到达汶川！”

如果从都江堰市内的出发点开始算起，到达汶川县城要徒步约一百公里，到映秀则是四十多公里，且大部分时间是黑夜。恶劣天气以及缺乏高技术工具，让侦察手段恢复到了最基本的人力徒步。

留给杨卫东的准备时间极少。他在先期到达的炮兵团一营和三营中各找一个连，连长带队，各挑八名士兵。师部的一名科长、成都军区通讯团的两名通讯官兵也加入。这支二十二人的小分队带着一箱方便面、八包饼干、两支小手电筒和背负式卫星电话就出发了。

接近午夜时他们站在了灰窑沟大塌方前。

和梁贤龙下午通过时不同，现在这里一片漆黑，空无一人。在大雨冲刷下，松散的滑坡体变得更加不稳定。杨卫东将小分队分成三组，连长王小鲁带着两名士兵探路，另一名连长带两名士兵收尾，杨卫东带着其他人居中，这是标准的野外行军队列。

小分队试图穿越大塌方，但坡面一踩就松，没有一块稳定的石头可以踏脚。而山坡上仍在不断落下滚石，泥石堆中遍布树枝和电线，士兵们在夜雨中无法看清它们，这让穿越变得极其危险。杨卫东将小分队撤回，决定绕行。他们从山坡滑下，到达岷江边，顺公路向前行进了一小段，这与张和民的绕行路线一致。不过，小分队并不知道那条可以回到213国道的山间小路。

他们看到了近在咫尺的紫坪铺大坝，于是从彩虹桥过江，想从大坝上绕回213国道。现在，小分队面对着156米高的大坝，需要攀登六百多级台阶才能到达坝顶，这没有穿越大塌方那么危险，但一样艰难。光溜溜的巨大坝面上，二十二名军人像一小队蚂蚁那样移动。狂风暴雨吹打着他们，如果不拉着扶手，那风就能把人吹跑。

杨卫东向坝顶的人问路，一个人将他们带到坝顶左侧，那里的尽头有一堵石砌墙。他告诉杨卫东，在墙的后面有一座小山，翻过山就能回到213国道。

围墙很高，上面还插满了碎玻璃。围墙的尽头就是大坝的边缘，它像一个悬崖，下面五十米处才是水面，手电筒都照不到。军人们观察了一会儿，决定从墙的尽头，双手抠着墙缝，双脚寻找可以踩踏的突出物，身体贴着墙慢慢转动，一点点平移过去。如果失手，就会坠入五十米下的水塘，没有谁能把他从水里捞起来。这是白天不敢尝试的举动，而黑夜遮盖了危险。当他们翻过围墙后的小山回到213国道时，正好来到了马鞍石隧道的后面。

时间已是凌晨3点，高成军已经打通了龙池公路上的小塌方，冲锋舟有了下水道路，水路侦察队很快就会接到出发命令。但是，杨卫东的小分队在隧道口遇到了几十名在此躲避的路人，连里面的两名外国人都知道“救星”来了，他们和其他十几名游客一起，恳求与军人同行。杨卫东说：“我们要去汶川，你们是去哪里？”

“我们本来要回成都。”

“你们跟着我们，不是越走越远了？”

“没办法，我们现在很害怕，让我们跟你们去汶川吧。”

这些极度恐慌的游客态度坚决，让杨卫东无法拒绝，只好带着他们一起走，这让小分队的行军速度慢了下来。到达友谊隧道后，杨卫东看到这里地势开阔，已有一些人聚集休息，便将游客们留下。

形势严峻，杨卫东将所有食物搜集起来，交给一名士兵保管，没有命令不能动用。他要为最困难的局面作准备。

小分队开始加速前进，从这里到寿江大桥，几公里的国道上遍布塌方。黑夜中，流淌泉水的地方更值得信任，那里的草和树根较深，可以抓着借力。雨越下越大，几米之外就一片模糊。手电筒也照不了多远，而雨声遮蔽了一些石头的滚落声，他们只能依赖运气。小分队带了几个小号子，清脆的号声不时在夜空响起，让前后的队伍能知晓彼此的位置。一路上他们没有一刻可以放松，神经始终高度紧张，这大大超过了训练时武装越野的强度。

长时间的攀爬让杨卫东的膝盖钻心地痛。他不敢表露出痛苦，反而要给那些年轻士兵鼓劲。这些士兵只有几个士官，大部分是上等兵，年龄只有二十岁左右，这是磨炼他们意志的时刻。

军人们的心理和生理渐渐达到了极限，杨卫东将大家召集在一起。无需动员了，人人都知道第一支侦察队所肩负的使命。在幽暗的光线中，杨卫东看着身边一张张满是雨水的脸，说：“今天晚上，我们要以生命为赌注，跟时间赛跑！”军官和士兵聚在一起，彼此凝视，然后用低吼来互相鼓劲：“跑死才能停！”只有意志，才能支撑他们继续前进。在地震的第一个夜晚，向着震中方向行走的人屈指可数。

在平坦的地方，他们几乎是小跑着前进，终于在天亮时到达了寿江大桥。这里差不多是紫坪铺大坝到映秀的中间点，但他们绝不会再耗费前半程那么多的时间了。在这个开阔一点的地方，卫星电话找到了微弱的信号，但转瞬即逝，小分队没能传出有效信息。

天亮了，电厂六人小组和新组合的吴晓东、张和民、巫刚三人小组都开始启程。电厂六人组从铝厂车间找到塑料薄膜，每人披了一大块在身上，又保暖又防雨。有人指点他们一条“捷径”，可以绕开前方垮塌的路桥：从铝厂边上的山坡往上爬，山上是漩口镇响黄村，穿过村庄可以到达牛眠沟，连断裂的百花大桥都可以绕过去。他们采纳了这个建议。这个好心人的馊主意将会让电厂小分队走上一条无法通行的道路，他们将要在山上白白转悠二十四小时。没有熟悉地形的人带路，这是必然的结果。

很快，从白云顶隧道出发的三人小组也到达了铝厂，他们同样听从了指点，开始爬向响黄村。张和民甚至觉得，从山脊走到牛眠沟之后都不必出沟，继续翻过渔子溪背后的山，直接抵达映秀——这几乎就是主断裂带的走向。

这条“捷径”的安全性也好不了多少，爬了一点，司机巫刚走不动了，他返回了铝厂。张和民看到山坡不是很陡，但梯田一样的地里散落着桌子那么大的石头，还有石头从上面不断滚落。吴晓东注意到的是地上的一条条大裂缝，他感到有些恐惧，伸手去抓一切可以依靠的东西，但那些有刺的枝条很快就刮伤了他的手。又开始下起大雨，他们眼睛都睁不开。

电厂六人组先到达山顶响黄村一组，一百多个村民和一些同样受人指点走“捷径”的人正坐在彩条布棚子下避雨。村民们让他们喝了稀饭，指点了前往二组的道路，他们又继续前进了。不过，保卫干事魏广奇体力不支，他和司机巫刚一样，下山回到了铝厂。电厂小分队剩下五人，在加入了几名同样去映秀的人后，队伍扩大到了十人。

张和民与吴晓东的爬山路线与六人组稍有不同，所以，他们既没有遇到下山的魏广奇，也没有直接到达响黄村一组，这是一个幸运的差错。他们从一组的边上穿过，直接开始翻山。上面一片雾茫茫，完全看不清前方的路，张和民认输了，这山无法翻越。吴晓东向他打趣：“张局长，你是熊猫专家，野外经验怎么样？”张和民说：“前些年还可以，当了领导爬山少，现在不行了。我们下去吧。”

在这两支小队上上下下折腾时，杨卫东率侦察队也到达了铝厂。

现在是白天，一队军人的出现比单枪匹马的梁贤龙更受瞩目。梁贤龙昨晚到达寿江大桥后，拐向了另一边的水磨镇。这天清晨，水磨镇程林祥和刘志珍夫妇几乎是小跑着赶往映秀，去寻找在那里读高一的儿子程磊。他们赶上了侦察队，然后一路跟着。侦察队后面的“粉丝团”很快达到了八九十人，沿途的小店老板追着向他们塞食物。军人们没有停留，但他们所到之处，都让灾民的心稍微安定了一些。

在铝厂，又有人向他们推荐那条翻山的“捷径”。但杨卫东觉得侦察队没有体力，也没有时间翻山了，他到道路中断的蒙子沟桥观察。这座桥已经严重错位，桥面完全被掩埋，而桥下的山坡能够通到江边，虽然江边是成片淤泥，但杨卫东决定“赌一把”。

这面山坡又长又陡，士兵们用两根背包带相连成一根绳子，一端拴在桥头固定，但这绳子还不能到底，士兵们在最后一段只能抓着坡上的草下滑。吴晓东在铝厂和他们碰面时，知道了他们的目的地，他决定跟着军人走。侦察队“粉丝团”抓着背包带也一个个下到了江边。

现在，他们将要见识真正的“死亡之路”，这最后的五公里会让他们的心跳一直加速。杨卫东刚刚滑下来，就吃了一个“下马威”：他的鞋子陷在淤泥里，一块石头滚下，他来不及跳开，幸好它砸在了边上。江边的大片淤泥并非完全由雨水造成，这块地实际一直位于水下，只有在汛期到来之前，紫坪铺水库降到最低水位时才会露出。这五公里中的很长一段是老213国道，这让它还能呈现出一点道路的模样。新国道就在上面的半山腰，从江边淤泥走过的人，抬头就能看见那里堵塞的车辆和到处垂挂着的尸体。

淤泥让大家的速度都慢了下来，士兵们除了要行军，还要照顾跟随他们的人。在每一个危险地点，先有两名士兵过去观察，然后指挥后面的人一一通过。张和民一边看着上面以防滚石，一边尽量避开脚下的淤泥。雨小了一些，但他的汗一直流个不停。以前，他遇到的最危险的事情不过是追踪熊猫时和一头黑熊面对面，现在，好像每一块巨石后都伏着一头随时会扑出来的黑熊。吴晓东一路和士兵攀谈，他还试图劝说他们：“就去映秀吧，映秀死了这么多人。”士兵说：“兄弟，我们的任务是到汶川。”

他们在路上已经陆续遇到从映秀出来的人。吴晓东不愿相信他们描述的惨状，他安慰自己：“修配车间全是钢架的，非常结实，不会有问题。”张和民则遇到了更多悲观主义者：“映秀人都死光了，起码上万人，你还去？”他悲伤地想：“映秀都这样，卧龙也差不多吧。”妻子，还有员工，乃至熊猫可能都死了，这个难以想象的场景彻底改变了张和民的心态。生死已经无所谓，他也不再观察上面的滚石——来吧，你要弄死我就算了！他冲到了最前面，就像一名杀红眼的战士，无惧子弹。

当侦察队中午到达映秀时，在山上转悠的电厂一行人却几乎陷入绝境。他们离开响黄村一组后很快到达二组，但在这里错过了最后的机会：没有一个村民愿意当向导。他们只得独自继续前进，渐渐走进了何家山原始森林。一名年轻人拿砍刀在前面开路，他们花费了几个小时，居然穿了过去，但方向有一点偏差，这使得他们没能到达牛眠沟，而是站在了百花大桥上面的悬崖上。他们在雨中朦胧地看到下面有人，于是大声喊话，他们得到了千万不要下来的郑重告诫。

这支小队筋疲力尽，情绪低落，连回去的路都找不到了。更危险的是，无人知道他们的处境。只有保卫干事魏广奇，他到达映秀之后吃惊地发现走“捷径”的厂长一行没有到达。

13日早晨，阿坝州的官员们分成了三拨，分别从水陆空三路尝试进入映秀辖区。

副州长吴泽刚、州委常委谷运龙、州武装部政委张勇从都江堰徒步进入；副州长白理成、副州长李川、汶川县武装部长吴志强到紫坪铺水库寻找船只；州委书记侍俊带着人大常委会主任和政协主席在凤凰山机场碰运气。现实证明，这个时候，两条腿最为可靠。

数小时前，也就是凌晨2点多，侍俊到达指挥部，商量确定了水路方案后，各项准备工作立即启动。指挥部只是在地图上看出利用水库的可能，而交通局长高成军向他们送上了第一份“礼物”：他已经疏通了车辆到达船只下水处的全线道路。这是无心之作，交通部门的本意是打通绕行公路。不过，高成军将在一天后送上另一份精心制作的“大礼”：让所有船只获得一个更大的码头。

道路不需要操心了，但船在哪里？谁来驾驶？如何下水？搭载谁？这些问题都急需解决。最终的命令在接近凌晨4点时正式下达，消防、武警、军队、民兵和水利部门迅速分头行动。

凌晨4点多，成都消防支队特勤四中队的副中队长何建从废墟上被叫了下来，受命将一艘救援艇送到都江堰。这东西可不一般，它有一个威猛的名字——“星际飞船”，长四米多，宽两米多，由高强度玻璃纤维建造，甲板开阔平坦，外面包裹着一圈防护气囊。带着警灯，像开车一样用方向盘操作，时速最高可达一百公里。2007年它从美国进口，单价十八万美元，全国仅此两艘——全都在四中队。救援艇自带拖车，挂上就能走，何建和操作手董小伟在早晨6点多钟就到达了都江堰。

武警成都支队负责运送的冲锋舟遇到了一点麻烦。虽然只有一层船壳的冲锋舟比“星际飞船”简单得多，但搬运和安装却更复杂，他们要晚一些才能到达。

成都武警指挥学院的谢明舜和刘格平在凌晨4点也接到了命令：集合学员。这不是容易的事，学员们已经分散到市内各个废墟。不过，他们倒是很快将学员一大队二队的一百人找齐了，这成了指挥学院唯一的集结力量。两人坐在车里，通过对讲机听到四川武警总队长王佐明对院长余成说：“紫坪铺水库那里要去一百人，坐冲锋舟到铝厂。”两名少将的对话让他们知道了目标，谢明舜用胳膊推了推刘格平：“走，我们去抢这个任务。”

两人带着人马赶到武警指挥部，余成说：“有个任务比较重，要往汶川方向派出一百人，坐船进去。”“报告首长，我们就是一百人！”他们按捺住喜悦，不想让这种“巧合”露出马脚。有几个人留守，他们实际是九十七人。不过，任务顺利到手。一队也增援了十五个人，这一百多名武警学员在天亮时前往大坝。

清晨，李大军被召回到消防指挥部。大批消防救援队将要从全国各地到达，如何接待、分配任务、提供保障，这让四川消防总队几乎焦头烂额。公安部消防局的增援人员还未到达，他们要独立应付。现在，他们要处理另一个棘手的任务。

大家站成一圈，政委仲健说：“我们接到一个任务，要徒步一百公里到汶川了解情况，谁去？”现场有些安静，李大军说：“我去。”仲健让李大军随意挑人，李大军想了想，只要两个人随行：牟良权和齐春生。他觉得，把成都特勤大队大队长和中队长抓住，这支强有力的机动力量就能始终抓在手里。他找来一张旅游交通图查看线路，地图清楚显示，水路最多能帮助他们少走三十公里。

三个人每人拿了一盒牛奶，这是他们在地震后唯一的能量补给。他们坐上救援艇拖车，开向紫坪铺大坝。雨又开始下了。

13日清晨，大坝上已经聚集了不少官员。副州长白理成等一早就在此等候，从重庆转机、凌晨赶到的水利部副部长矫勇一行正在检查大坝安全。四川水利厅防汛办调研员吴壬生和物资处副处长代辉也来到大坝，为水利指挥部搭建帐篷。这活很快干完，吴壬生问厅长冷刚：“还有别的事吗？”冷刚说：“还有事，你到都江堰仓库里调十艘冲锋舟来。”

储备冲锋舟是防汛办的职责，他们在四川设置了好几个应急仓库，都江堰就有一个。吴壬生和代辉赶往仓库，但仓库里没有吊车，吴壬生找到指挥部，调集了二十个民兵来帮助抬运，冷刚稍后也赶了过来。

大坝上，那二十个民兵立即被李大军征用了。他遇到了麻烦：救援艇无法下水。

救援艇到达大坝后，首先想尝试从炮兵团侦察队昨晚经过的那一端下去，但那边太陡峭了。他们来回寻找，终于发现了那条钓鱼人踩出的羊肠小道，底下的小小平台可以作为简易渡口。这条小路的入口在龙池公路的大小塌方之间，高成军凌晨2点推通小塌方，这让下水有了可能。但路还是太窄了，两个人并排行走都不容易，更不用说抬着庞大的救援艇下去。带着铁锹出现的民兵们让李大军喜出望外，马上调集他们拓宽道路。

当羊肠小道被修整成一条几米宽的便道时，时间又过去了一个多小时。由于时间紧迫，路面只是用一些碎石块临时填充。坡面很陡，便道呈之字形蜿蜒而下。雨水让便道非常湿滑，而救援艇总重达到1.2吨，没有任何机械可以帮忙，需要花费整整两个小时靠人力一点一点搬运，才能把这个大家伙弄下去。

二十名民兵已有些体力不支，副州长白理成的秘书周志彬和司机马永生也加入抬船。他们在最前面，用高原人特有的哼鸣作为号子协调大家的步伐，慢慢挪动下去。民兵们很快无法坚持，指挥学院的学员接手了。学员谭运磊记得，那坡度可能接近50度，脚下的烂泥常常淹没到膝盖。救援艇根本不是抬下去的，而是在两边搭出两条人梯，救援艇就从他们的肩膀上滑下去。一天下来，从他们的肩膀滑下去十艘冲锋舟，这让他们的肩膀全都变得肿胀发乌。

在倾斜的便道上，需要三十多人同时用力才能扛起救援艇。一百多名学员轮番接力充当“人肉滑梯”，这些年轻人在雨中大声吼着，彼此鼓劲，同时分散对疼痛的注意。有人在后面拉紧绳子，防止救援艇下滑太快。滑溜溜的石头让他们站不稳，但只要救援艇到了肩膀上，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放下或倒下，否则会打破这脆弱的平衡。李大军鼓励他们，说船下水了大家都能走。

下午1点20分左右，救援艇成为第一艘下水的船只。李大军的消防三人组以及白理成三人，加上操作手董小伟，已经超过限定的六人载客数。李大军心想，只好对不起学员们了，他命令开船。

从大坝到铝厂有十六公里水路，这是第一次有船只在紫坪铺水库航行，中间还有分岔的水道，救援艇需要摸索前进，这让第一趟旅程要耗费约两个小时。

最初的几公里水面开阔，救援艇很快从断开的庙子坪大桥下通过。前面不远处是全程第一个峡谷，它的最窄处仅五十米左右。北岸的山坡紧靠水边，十分陡峭，不停有石头滚落，在湍急的水流中砸出一股股水柱。雨很大，雾气茫茫，看不清峡谷里面的情形，谁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多长，里面是否有更多的飞石。这艘孤零零的救援艇慢了下来，有人小声提议返回，李大军也感觉到了恐惧。但是，他不想回去，不服输的个性占了上风，他把手按在董小伟肩膀上，说：“冲过去！我手不松，你的油门也不要松！”

这是最危险的一段水路。过了峡谷之后，水面越来越宽，但另一个威胁也悄然降临。铝厂附近的河滩陡然变浅，螺旋桨触碰到了水下的石头，这触发了救援艇的自动保护程序，发动机熄火了。失去动力的救援艇在水流的作用下漂向对岸，那边的山上也不断滚落石头。消防员们脱下头盔当桨，李大军声嘶力竭地叫喊：“划啊！快划啊！”白理成等人也把手脚伸进水里拼命划动。他们在逆流中全力以赴，终于将救援艇划到了铝厂岸边。

这六个人终于上了岸，高强度作业及精神紧张，让他们近乎虚脱。这群人在河滩上躺着，让雨水打在脸上，张大嘴呼气。他们歇息一阵后爬上铝厂边的公路，查看道路能否通过。这时，早晨从都江堰开始徒步的一群人也抵达了这里，最早出发的副州长吴泽刚甚至已经走过了铝厂。

震后二十三小时，水路打通

13日早晨5点多钟，副州长吴泽刚、常委谷运龙和阿坝州武装部政委张勇就冒雨出发了。他们要走过的那一段213国道，标示的公路里程约三十五公里。与昨天梁贤龙的任务相比，这三名官员今天的任务基本没有变化。沿途村镇的灾情经过一夜的初步统计，现在更加清楚，他们开始使用传统的“鸡毛信”来传递信息。

吴泽刚和谷运龙在废纸上写下的第一封“鸡毛信”很简单：“省指挥部：情况严重，需要救援的太多太多，请紧急救援，请紧急救援!”在寿江大桥，他们分开了，吴泽刚和谷运龙划定，他负责映秀以北，而谷运龙负责从水磨直到映秀的区域。他要一直前进，直到无法推进为止。

在漩口镇，吴泽刚和张勇发出了写在布条上的第二封“鸡毛信”，它的内容和第一封基本一致，只是请求变得更为明确：“急需食品！急需药品！”一位警察被派出送信。不过，笼统的求援很难带来切实的作用。

很多牵挂映秀的人，并不满足于新闻里传递出来的粗略信息，他们要自己去查看真相。

六十七岁的映秀中滩堡村卸任村长董毅力就是其中一个。地震当晚他本想回家，但被亲家强行拦住了，没人会让老人在雨夜中孤身行走。但亲家知道，天一亮就再没有什么能阻拦董毅力了——他的直系亲属有十三人在映秀。

刚出发时还有两名寻亲者和董毅力一起走，几十分钟后董毅力就被甩开了。但他并不急着追赶，而是打着伞按照自己的节奏走。他想，可能走不回去了，但也绝不回头。董毅力也爬上了那条绕过灰窑沟大塌方的山间小路，但这段陡峭的山路老人走得非常吃力，中间歇息了十多次才爬了上去，他又无数次被人超过。汶川移民办的几个小伙子认识他，他们轻快地从董毅力身边走过，还不忘刺激他几句：“老革命，你慢慢爬哦，我们先走了，你走不赢我们的。”

董毅力继续一个人慢慢走。他速度不快，但一刻不停，这其实更适合长距离徒步，他最终到达映秀时超过了很多年轻人。

中滩堡村小河边组的杨云春选择了一条人迹罕至的山路独自穿越，这条路是都江堰到映秀的直线，几乎和都汶高速公路的走向一致。和大多数人选择岷江南岸的213国道不同，这条捷径在北边的龙池镇。杨云春虽然知道有这条小路，他从未走过，但决心冒险一试。

说起来，这并不是一片无人涉足的处女地，知道它的人也很多。在成都的户外爱好者圈子里，这是一条轻松无比的新手穿越路，因为从上山到下山只要四个小时，那些郑重其事背着帐篷和睡袋准备登山的人甚至会遭到嘲笑。这一点，早在清朝就广为人知了，都江堰清朝诗人董湘琴写过一首《松游小唱》，里面提到：“天生一岭界华夷，上十五里，下十五里，佳名自昔称娘子岭……”作为龙门山脉一部分的云华山娘子岭是这一带的最高点，海拔约两千米，西边山脚就是映秀。就像诗里所提到的，这条路上下总长不过十五公里。在山顶，还有一座两百多年历史的银台道观，它的五间殿堂一半在都江堰，一半在汶川，殿堂的中间线就是两地的分界线。

娘子岭还是岷江上游大大小小水电站的输电高压线集中地，几乎每一个电力公司的巡线工都对这片地方了如指掌。13日一早，在杨云春出发之前，岷江水电公司的巡线工张勇就从都江堰出发，前往龙池寻找师傅。

奇怪的是，地震后24小时，这条真正的捷径还不为任何指挥部所知所用。

杨云春用时间验证了这条捷径的价值。他出发较晚，13日早上9点才从都江堰启程，两个多小时后到达龙池镇的山脚，下午3点多就到达了映秀。[2]

张勇在龙池镇扑了空，师傅在地震前已经离开，但他遇到一名向他求援的中铁十三局三公司的经理。映秀龙溪隧道项目部一百多名员工生死不明，这名经理带着一个小队，背着水和药品准备冒险翻越。他要走的路其实就在隧道正上方，但他不熟悉山路。张勇带着他们穿过银台道观，到达枫香树三组的春天坪，指点他们下山的路后就回到了都江堰。电厂在这天上午也向这个方向派出了一支突击队，他们还没有翻山就发现了新东西：冲锋舟。大坝上忙碌的场面吸引了带队的工会主席张洪斌，他决定在此等待机会。

对大部分徒步者来说，213国道仍然是第一选择。结伴而行的任勇和周红令夫妇，以及孔红勇在13日早晨7点出发，计划步行两天到达汶川。

在寿江大桥，他们赶上了早两个小时出发的董毅力。不过，董毅力不会让他们超过自己了，他一直相随到映秀。

这一天213国道上的人群和昨天下午已经有所不同。地震当天，国道上主要是以游客为主的过路人，他们大多在向都江堰方向行走，急于回家。而13日的路上，进入汶川的人流大大增加，寻找家乡亲人、尤其是读书的孩子，是这些进入者的主要目的。

董毅力一路留意有没有从映秀出来的人，但一个都没遇到，他心里更加着急。在通过寿江大桥攀爬白云顶隧道时，他和同伴一样选择从布满稀泥的陡峭山坡上走直线。这能缩短几公里路程，但也是对他体能的挑战。出门时他只带了几块米饼和一瓶红茶，现在又饿又累，但他表现出了和六十七岁的年龄不相称的韧性。他花了一个多小时才爬上这段长几百米的直道，周红令注意到，很多人在这里没有继续前进了。

13日下午，从水陆两路出发的人在铝厂相遇。

走在后面的董毅力在这里遇到了乘坐救援艇而来的六个人，作为县人大代表，他认出了曾在汶川县工作过的副州长白理成和李川。此时，六个人刚刚爬上公路，董毅力和白理成聊着，看着被完全掩埋的公路，白理成说：“算了，走不过去，还是坐船吧。”董毅力听了很高兴，以为可以省点力气。但是，徒步而来的人太多了，白理成向他告辞，说：“你们慢慢走，小心点，我们坐冲锋舟上去。”

从公路退回河滩的六个人需要决定下一步如何行动。李大军坚决弃船，太危险了，还是脚踏实地好一些。他对操作手董小伟说：“我们管不了你，你自己看着办。回去是顺流，但只有你一个人。”董小伟孤身一人回去了，他还会再来一趟。

意见不一，李大军记得他们在铝厂逗留了一个小时，“思想斗争很激烈”。最终，大家决定还是继续前进。

已经走进“死亡之路”的人正在一步步挣扎。河滩的淤泥很多是以前倾倒的废渣，它们比一般的泥浆更有黏性。董毅力穿着一双没有鞋带的鞋子，走几步鞋就陷到了淤泥里，他得用手掏出来，这让他无法观察上面落下的滚石。在接近百花大桥时，他又一次埋头掏鞋，一块飞石从他耳边擦过，旁边的人惊呼：“老人家，差点把你打死了，你走啥子嘛。”之前的道路虽然艰难，但休息和行走的时间由自己掌握。现在，他丝毫不敢停留，渐渐赶上了孔红勇。

孔红勇脚已受伤，鞋也掉了。他不愿意再走，躺在石头上，说：“不用管我了，泥石流来了会把我埋住。”他总是预感到在映秀小学任教的妹妹已经遇难，流着泪委托任勇到映秀后将妹妹好好掩埋。周红令说：“我都没有哭，你大男人不许哭！”她用任勇的衣服包裹住孔红勇的脚，扶着他走。这是最难熬的时刻。

水路侦察队的六个人也加入了这场“死亡通关游戏”。

他们很快遭遇了一次大余震，伴随恐怖的声音，大量山石滚落。大自然轻轻展示的力量让李大军感到敬畏，他想，没人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如果中间有人被砸进岷江，那只能叫失踪吧。这支小队还遇到了山洪，他们走进了最深的淤泥区，一直陷到大腿，得先拔出一条腿，转身再拨出另一条腿才能前进。他知道真正的幸福是什么了，那就是安全、健康地走在成都的人行道上，太阳透过梧桐树叶，斑驳地照下来。这也许是幸福的真正含义——不在于遭遇，而在于感受。哲学家叔本华早就阐述过这一点：“幸福不过是欲望的暂时停止。”

“死亡之路”见不到太阳，但他们的脚步也不能停止。雨仍然很大，山谷里雾气弥漫，牟良权和齐春生开始埋怨李大军，李大军曾在成都消防支队服役十二年，大家彼此熟悉，两人就不客气地一路嘀咕：“你把我们弄来干吗啊。”

半山腰的213国道有一段看起来还算完好，小分队离开淤泥区，向上攀爬。松软湿滑的坡面很难踩稳，李大军走在最前面，用树枝插在走过的地方，以便后面的人可以抓着。两名副州长体力不支，李大军将雨衣一样的消防指挥服卷起来，走上去一段就甩下来拉着副州长前进。他们也进入了最难熬的时刻。李大军仰头喝着雨水，禁不住哭了。

不过，就像人一旦度过了体能极限，又能重新充满活力一样，他们走过百花大桥，远远看到中学前河滩上的火光时，乐观的心态又恢复了。大家议论着，觉得找到映秀镇政府后，可以洗个热水澡，吃顿饱饭，好好睡一觉。白理成答应李大军，一定“派一辆好一点的越野车”送他们去汶川。他们在美好的憧憬中走进了这座“死亡之城”。

此时，被困在百花大桥上面悬崖的电厂小分队回到了响黄村二组。

这得益于王昌林沿途所做的记号，这是当天唯一鼓舞人心的消息。回去的路大部分是向下走，在雨中这比往上走更艰难。他们寻找有树枝的地方穿行，这样可以抓牢扶稳，但手上和身上很快都刮出了伤口。

他们跌跌撞撞回到二组时已经是下午6点多，用猪食槽里的水洗了鞋和衣服上的泥。村民有一点夹生的锅巴饭，不过，大家饿坏了，每个人都吃了几碗。不一会儿，响黄村书记师公明来到这里，他下午3点多离开映秀，6点多就回到了村里。电厂小分队马上向他打听情况，师公明说：“你们厂完了，整个办公大楼都成废墟了，我还参加了救援。”厂长胡瑞林急切地想知道员工下落，师公明叹口气：“有点惨，死伤一百多人。”

这是小分队第一次获得电厂的信息，人人都流下了眼泪。王志奇看到，胡瑞林转过头，不让别人看到自己的脸。之后的一两个小时，没有人说话。师公明向他们讲述了沿途的道路状况，并让村民们把好鞋子都找出来，让他们穿上。第二天，小分队将回到铝厂，从那里进入映秀——这本来是他们24小时前就能完成的事。

13日下午，最后一批出发的先遣队正在紫坪铺大坝忙碌着。

成都武警的冲锋舟终于到达大坝。谢明舜有些恼火，他在出发时被告知可以乘坐武警自己的冲锋舟，而这些冲锋舟居然磨磨蹭蹭这么久才到。在帮助李大军搬运救援艇时，二队的学员们还以为可以沾沾光，结果，这个不守信用的家伙一溜烟就跑了。好在武警的冲锋舟轻得多，二十多名学员前后接力四十五分钟左右就可以抬到水边。其实水利厅防汛办的冲锋舟中午运来后就一直静静地停在龙池公路上，这也证明了冲锋舟的使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船壳、发动机、汽油和机油、舵手、抬运和装配，缺少任何一个环节，船都无法开动。防汛办贡献了冲锋舟，但没人通知他们全面参与水运。刚刚发出的那艘探路救援艇，它是否能到达铝厂还是未知数。一切还在试探中，指挥部暂时不会发出全面动员令，防汛办掌握的舵手迟至午夜才会接到出发通知。

成都武警的冲锋舟、运送车辆、舵手和支援人员需要从四面八方调集，这自然延缓了他们的速度。

成都警备区也开始在周边调集民兵的冲锋舟。准备工具本来不是军队的职责，不过，和武警一样，在关键时刻军人也更信任“自己的冲锋舟”。上午10点，在接到许勇的命令后，驻乐山的149师工兵营桥梁连开始出动，师装备部副部长智留锁带着三十四人和五艘冲锋舟赶了过来。在凤凰山机场等候直升机的侍俊听说水路有望开通，也径直奔向这里。

这天下午，大坝聚集了四种冲锋舟：舷号为“四川防汛”的蓝色冲锋舟；舷号为“成都民兵”的白色红条纹冲锋舟；工兵营的冲锋舟也是白色红条纹，但在船首画上了八一红五星；武警带来的冲锋舟则是白色蓝条纹。这个航运处女地变得热闹起来。

董小伟驾驶救援艇也回到这里，他需要加油，但这个娇贵的美国货要用93号汽油，武警冲锋舟用的是90号。这艘唯一能立马就走的船不得不停在那里，等待汽油到来。

下午3点多，武警的第一艘冲锋舟装好了。侍俊、许勇等军政官员已经到达，随行的士兵不多，只有37师炮兵团的三十多人。谢明舜愤怒地发现，军人试图占据这艘冲锋舟，这一次，他绝不会再让劳动果实从手里溜走。他带领五名学员登上冲锋舟，立即开船走人。这是当天出发的第二艘船。谢明舜不必为失去的时间烦恼，他会在铝厂赶上在那里犹豫不决的救援艇乘客。

消息灵通的记者们开始赶来这里，南方日报记者赵佳月和摄影记者杨曦下午来到了大坝。这里人不多，她注意到了许勇，和他聊了几句。许勇告诉她，还不能确定能否进入。赵佳月说：“我们在这等，你们进去的话，就跟你们去。”

杨曦专注着拍照，镜头中的水库在阴雨中显得阴沉，他感觉周围笼罩着恐怖的气氛，“好像来到了地狱”。渡口边上，以及水库对岸的山上不断垮石，噼里啪啦的声音像放爆竹一样。远处灰窑沟大塌方前，几台机械在作业。大坝上停了十三辆军车，表情严肃的军警穿着黑色雨衣匆匆而过，有些人还穿上了棉外套。在那条泥泞的冲锋舟运送便道上，有一串串橘红色的身影，在阴暗的天色中十分显眼，那是穿着救生衣准备登船的人。

下午4点多钟，水边已经有多艘冲锋舟。电厂书记吴耕这时接到了工会主席张洪斌从大坝传来的消息：他已经在船上待命。他成功说服了军警：电厂的员工可以做向导，带领这些不熟悉道路的人前往映秀。赵佳月和杨曦试图上船，没有成功。有人告诉赵佳月，今天可能去不了。赵佳月不能等待了，她得赶回成都发稿，于是给许勇留了自己的电话，说：“如果明天能进去的话，就给我一个电话吧。”

这是一个善意的欺骗，这些心急火燎的人早已铁了心要进去。只是，座位太紧张了，很多人都没能上船。

工兵营的三艘冲锋舟准备完毕，第一艘由桥梁连二班班长颜建刚驾驶。他的十名乘员都经过了精心挑选，分量十足：州委书记侍俊、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福耀、政协主席杨海青、州委副秘书长徐弟波；军长许勇和军政治部干事谭新建；武警四川森林总队副政委暴玉怀和一名通信兵；四川卫通卫星应用部经理杨雷和员工张振华。

在场等候的电厂员工马磊看到，侍俊的卫星电话响了，这个电话让他号啕大哭，“哭得很伤心，旁边的人都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冲锋舟还没发动，一块上百吨的巨石砸向旁边的水面，大浪让冲锋舟摇晃不已。随从想劝阻许勇，但这注定没有效果。危险不算什么，压力也显而易见。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上将这天中午已经赶到都江堰军区指挥部，按照惯例，许勇作为一线指挥员需要自动前移，出发的波折预示了这是一次沉重的旅程。

这并不是许勇第一次前往杀机四伏的陌生地带。1979年，作为特务连侦察班班长，二十岁的许勇参加了对越战争中最为惨烈的四号桥反伏击战。那时军师团三级主官都压在一线靠前指挥，就像现在的许勇一样。

军队和武警的冲锋舟快速交替出发，杨曦看到，当三艘冲锋舟出发后，水边还有五艘白色冲锋舟和一艘蓝色冲锋舟。他离开途中遇到了三名新华社记者，看到对方装备齐全，他不禁感到自己太寒碜了。不过，他的相机已经记录了历史。

当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侯大伟赶到渡口时，水面上只有两艘白色冲锋舟了。在短暂的时间内，已有七艘冲锋舟密集出发，加上抢先离开的谢明舜，八艘冲锋舟已经运送了八十多人。

这是一个庞大救援系统一天内协同努力的结果，它谈不上多么了不起，但每一个参与者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如果系统的设计更加精细，救援还能获得更高的效率。

在冲锋舟出发时，成都双流民兵工兵渡河连来到了大坝。他们实力雄厚，携带了五艘大型冲锋舟，每艘乘员数是普通冲锋舟的两倍。更有价值的是十几名经验丰富的舵手，有些人在二十年前就开始驾驶冲锋舟了。给他们的指令有些模糊，只是要求快速向水库集结。但在大坝上，他们似乎被遗忘了，舵手们坐在车里，无所事事。

谢明舜在大坝上接到的新命令倒是清晰无误。他得知在去汶川之前，要先搞清沿途几个重点区域的情况，第一个就是铝厂。重庆博赛集团向重庆市政府的求援调动了重庆医疗队和警备区，现在，这个“大雪球”将武警指挥学院也卷了进来。和医疗队一样，他也被告知铝厂已经“一塌糊涂”。

谢明舜到达铝厂时李大军正要离开。谢明舜按照命令，找到铝厂的人，将员工集结收拢，控制秩序。不过，他没有卫星电话，这让铝厂伤亡不大的真相无法传递出去。当晚，他留在了铝厂。刘格平则带着十五名学员搭上了最后两艘船，天黑后才到达铝厂。他无法联系上谢明舜，以为他们去了映秀，于是摸黑赶路。他们有四把手电筒，这只能照亮前面很小的一片区域，这十六个人就这样莽撞地闯进了“死亡之路”。没有大雨的冲刷，余震也没那么频繁，但在黑夜中，他们只能像蜗牛一样爬行。当他们在接近百花大桥的空旷河滩上停下时，已是午夜。

13日午夜是很多人期盼的时刻。那条“今天午夜打通震中道路”的新闻既没有被撤销，也没有更改，很多人都赶往213国道，准备见证这一场面。

14日凌晨两点多，中央电视台第七频道记者温冶顺从北京一路赶到灰窑沟大塌方前，准备记录这个历史时刻。中国青年报记者林天宏住在成都武警招待所，他在晚上11点催促认识的武警：“赶快走，那边要打通了”。武警说：“怎么可能，能到紫坪铺就不错了。”这消息让林天宏有些吃惊。

武警的消息比新闻更准确。交通部门二十四小时的努力，现在可以看到结果了：大塌方已经被挖掉近一半。不过，这意味着道路仅仅前进了五十米。温冶顺注意到，现场督阵的四川交通厅副厅长张晓燕正向边上的武警请求支援。那些武警在此维持交通秩序已经一天了。

这些被临时拉来当作交警的人一直郁闷地待在边上，看着别人清理大塌方。既然指挥部认为交通问题应该由交通部门负责，这些武警也无可奈何。

他们本应该第一时间接管这个塌方，这些人有足够的资格这么做，因为他们堪称中国最精锐的道路抢通队伍。这些人隶属武警交通一总队，负责修建和维护以险峻闻名的川藏公路。在这支专业队伍看来，大塌方的清理工程量虽然巨大，但并无技术难度，考验的是操作手的胆量。而在倾斜40度以上的坡面迎着飞石操作机械，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

总队连夜从西藏和四川调集操作手，准备新的大马力机械，这需要一天时间，也就意味着他们要到15日才能正式接手。不同系统间的隔阂所带来的后果，在天亮时就会清晰显现。数千名准备进入映秀的救援人员，将会迎来水陆两路的艰苦行军。

救援队还有几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先遣队的任务已经完成，下面要看他们的了。

陆路受阻，空中运输杯水车薪

雨停了，14日是晴朗的一天。

清晨5点，陆航二团参谋长杨磊就被电话吵醒，打电话的人兴奋地告诉他，今天要出太阳了。他立即起身，开车在足球场转——飞行员现在都住在这个临时搭建的帐篷里，用车上的喊话器大声催促大家起床。振奋人心的消息让飞行员顿时有了精神。他们13日已经憋了一天，几乎每隔一两个小时就有两架直升机起飞，向汶川方向试探，但能见度越来越低，四次试探全都无功而返。

7点多钟，杨磊驾驶第一架直升机起飞。从6点开始徒步进入的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记录了与直升机相遇的一刻：8点05分，看到第一架直升机从头顶飞过。

杨磊载着侍俊、许勇在汶川、茂县视察之后，带着团长余志荣返回时已是中午。温家宝要进入的消息已经传递到陆航团，余志荣洗了把脸，换上飞行服，午饭都没吃就开始准备。这个在映秀被困一天多的汶川羌族人将要载着总理再次返回那里。

当直飞汶川的直升机折返映秀接运伤员时，李大军挤上了其中一架实属幸运，因为空域即将进行管制。在专机到达之前，只有少量直升机降落映秀，共运走五十多名伤员。

仍然是杨磊开路，在映秀试降后再拉起，在空中盘旋观察。余志荣驾驶的总理专机紧接着降落，两架随行直升机也依次落地。温家宝抵达时间为14日下午3点50分。

此时，映秀现场只有少量37师炮兵团士兵，以及清晨到达的二十二名武警教官和学员。谢明舜带着一半学员正在小学挖掘废墟，总理的突然出现让中学坝子上的数百名伤员感到惊讶，降落点离伤员聚集区不到一百米，温家宝向那里走去。这是毫无准备的警卫任务，刘格平担心激动的人群蜂拥而上，便让学员们拉着手在温家宝四周围成一个圈。一个挂着特殊标志的人问：“这里谁负责？”学员们说：“我们教导员。”这名随行警卫告诉刘格平：“让他们把手松开，让总理自然地往前走。”

温家宝走到了几个小孩面前。他们躺在木板上，阳光有些刺眼，一个小男孩用手挡着眼睛，他旁边的董诗杰还穿着粉红衣服——就是董成云地震当晚冒险回家找来的那套。此时，董成云正在另一边为伤员检伤分类，他抬头看了看，总理的出现让他觉得意外，但他太忙了，继续埋头干自己的活。

安慰了小女孩，温家宝站在中学前的高地上，紧皱眉头，挥舞着手臂，对着人群和摄像机发表讲话。话语已经不再重要，他站在这里，代表着国家对一群受难者的关怀。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灾难随时会降临到每一个人头上，当个人无力应对时，国家的关怀能让绝望的人重新获得力量。协助维持伤员区秩序的周红令远远地看着温家宝讲话，她听不清在说什么，但禁不住泪流满面。她知道，自己的亲人有了更多获救的希望。

在中学门口，藏族妇人素琼一早就被抬到这里，女儿晓梅对她说：“妈妈，总理来了。”素琼说：“我已经动弹不得了。”又瘦又小的晓梅胆子突然大了起来。她跑过去，弯腰钻过一排排的腿到了最前面，等温家宝讲完就伸出双手抓住了他的手。光着脚，还穿着短裤短袖的晓梅开始哭诉：“爸爸病死了，妈妈也砸伤了。”温家宝问：“你母亲在什么地方？”素琼在一排伤员的尽头，晓梅拉着温家宝的手走过去。

鼻子被砸开、头缠绷带的素琼面目吓人，伤口已经有些发臭。她记得温家宝用双手紧握住自己，说：“老人家，我来看你了，我是温家宝。你要勇敢，你的孩子这么操心你，我们一定会救你出去的。”素琼说：“谢谢总理，总理辛苦了。”温家宝最后鼓励她：“你要坚强。”

这是温家宝一直想进入的震中，他更希望到镇里去看看。滨河桥仍然是一座不安全的桥梁，但随从们都知道这不是能劝阻他的理由。

温家宝顺着滨河路行走，没走多远就来了一次较强的余震，岷江对面的山石纷纷滚落，在江中砸起大片水花。警卫们吓了一跳，他们立即将温家宝从河边拉开。随从告诉总理天气有变，飞行员要求马上返航。离开之前，又一批炮兵团士兵赶到，他们用军人特有的吼声回答温家宝的叮嘱。专机捎带了两名重伤员离开了映秀。

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记下了当天关于直升机的第二个时间：下午4点25分走到映秀镇时，温家宝正准备乘直升机离开。

虽然只停留了短暂的三十五分钟，但总理的到达是一个标志，就像是对所有救援队伍吹响的集结号。而对废墟深层的幸存者来说，希望主要在专业救援人员身上。温家宝离开映秀半个多小时后，第一支成建制的医疗救援队徒步赶到；一个多小时后，另一支医疗队乘坐直升机到达；两个小时后，消防突击队携带装备降落；在天黑之前的几个小时，运送伤员的直升机也开始大量增加；正在路上行军的铁军和武警听到总理到达的消息后加速收拢队伍，跑步奔向映秀。

在14日上午幸运搭上返程直升机的李大军开始了他的新任务。他相信只有面对面的沟通能让他达到目的：将他煞费苦心保留的四川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带到映秀。他还不知道，虽然四川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的大队长和中队长被他扣为“人质”，但这支队伍已经被派到了地震灾区最北边的平武县。

飞机降落在凤凰山机场，李大军到接伤员的救护车上蹭车。车被伤员塞满了，他只好坐在一个男护士的大腿上，一路拉到华西医院。在打车回到四川消防总队后，女同事们吓了一跳，仅仅一天多时间，他竟成了浑身泥泞的鬼样子。她们哭着买来了炒饭，李大军没时间吃饭，他洗了脸就急忙赶往都江堰。在他前面，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消防救援队都正在向都江堰集结。

公安部消防局局长郭铁男已在消防指挥部坐镇指挥，李大军详细汇报了映秀的情况，郭铁男知道事态严重，他立即带着李大军到最高指挥机构求援。在温家宝离开后，都江堰成立了军地联合指挥部，由总参谋长助理孙建国中将和四川省委副书记李崇禧主持。中央电视台第七频道记者刘启武正在指挥部，他注意到了郭铁男和李大军的到来，听到郭铁男说：“在离都江堰二十多公里处发现一个小镇，小镇基本夷为平地，在小镇的开阔地上发现少量人群，报告完毕！”李大军复述了一遍情况，孙建国直截了当地问：“你需要我做什么？”“能不能给几架直升机？”

此时，距离杨卫东侦察队第一次较为完整地报告映秀灾情已有24小时，但信息在不同系统间的流动十分缓慢，这导致各系统的行动速度不能保持一致。13日晚，得到杨卫东和许勇两次报告的军方已经充分了解了映秀的状况，所以，14日清早铁军和第三军医大学就开始移动。而消防部队的大规模移动比军方晚了近十个小时，且大量人员的目标仍是进军“损失惨重”的汶川县城。而交通部门在这天上午才刚刚派出自己的道路勘探队尝试获取沿途详情。

李大军得到了三架直升机，也得到了让他沮丧的消息：在映秀的救援中，四川消防将会缺席。他受命快速组织一支空降突击队。

上海与安徽消防队同时开始准备，他们都派出了自己最精锐的特勤，所有设备任意挑选。上海消防特勤支队抢险班班长周庆阳和王永强是必不可少的主力人物。再宏大的部署，当最终转化为废墟上的短兵相接时，希望就在这些有十年以上军龄的资深士官身上。上海挑出了三十名特勤，安徽从合肥特勤中选出了十名。

实力雄厚的上海消防拥有数量众多的各国装备，他们去机场时用十辆大卡车运去了六万多件大大小小的设备，从电池到发电机一应俱全，连生命探测仪都有四种：雷达、音频、枪式和蛇眼。但民航客机不堪重负，有一部分设备留在了机场。现在，他们必须进一步精简。

李大军和上海特勤支队参谋长陆敏强开始商议，陆敏强介绍说：“液压钳一共六组。”

“就三架直升机。救生气垫一定要带，压缩空气瓶也要带，还有那个碎水泥的。”

“风镐？那个太重。”

“有手动的吗？”

“没有，只有电动的，我们带了两套。”

“那就带一套电动的。”

“那个太重了，一套有一百五十公斤。”

“必须带！必须带！少去一个人也要带。”

李大军侦察的价值开始体现。对小学废墟结构的仔细观察让他知道，没有重型装备，根本无法对付那些粗壮的大梁。在无意中，他的坚持让上海特勤刚刚获得的史丹利液压破碎镐进入了映秀。安徽消防将最好的手持设备也都给了突击队。

几十名被寄予厚望的消防特勤集合起来，大家站在路边，郭铁男开始作简短动员。他在第一句话里就想说明突击目的地，但他一下没想起小镇的名字。李大军赶紧提示：映秀。对大部分人来说，这仍然是一个从未听闻的地方。但周庆阳看看身边的人，这个被挑选出来的精英阵容让他明白，里面的情况一定十分艰难。

在等待的间隙，李大军开始向他们讲解映秀的受灾状况。周庆阳对其中一句话印象最为深刻：“你们进去，不死人是不可能的。”这句话被郑重说出，不像吓唬人的玩笑话。不过，特勤可不会被轻易吓住。

此时，七百多名上海、山东、江西和海南的消防队员正式接到命令，立即携带装备徒步前往映秀，这意味着他们将要在黑夜中的山路上行走——还要扛着那些铁疙瘩一样死沉的装备。

空域仍然管制，空降突击队还得等上两个小时。

下午5点，温家宝专机降落凤凰山机场。十几分钟后，直升机开始一架接一架密集起飞。很早就开始等候的成都军区联勤医疗队登上了首批三架直升机，他们包括两家医院的三十三名医护。几分钟后，另外三架消防突击队的直升机也开始起飞。这三架直升机装上了大批食品，向途经的一个乡镇运送。当它们在特勤等候的那块草地上降落时，时间已近下午6点。

每架直升机的载重量只有三吨左右。人员被不断精简，最后，上海特勤上去了二十名，合肥特勤八名，四名消防摄影和摄像师也上了直升机。给养被全部扔下，特勤们只保留了手中的一瓶水，但他们带上了所有准备好的设备，包括那台史丹利液压动力站。

在三十多个小时里，李大军经历了水路探险、两段“死亡之路”的徒步、两次空中飞行，现在，他终于可以带着三十二人前往一直牵挂的小学。那个小女孩的歌声不可遏制地在李大军心中回响，声音颤抖而清晰。他想：“她还在唱吗？”

他记得自己对她的承诺：“叔叔明天带人来救你。”他在24小时内实现了这个承诺。

14日一天，陆航二团出动了二十二架直升机，飞行了六十二架次，其中一半飞往映秀，这是成都军区所能组织的最大力量了。面对着上万平方公里的灾区，以及来自各地一天近四百次的飞行请求，陆航团的飞行员已拼尽全力[3]。

这是玩命的飞行。一过紫坪铺大坝，直升机就进入峡谷，两边是海拔2000～3000米的高山。察看灾情和随时降落的要求让他们基本都在峡谷下部三分之一处飞行。峡谷的走向限定了他们的航道，它弯弯曲曲，岔口众多，飞几百米就需要转向。川西高原的峡谷一到下午就会形成强劲的穿堂风。风顺着各个山口吹向峡谷，每一个转弯处都潜伏着危机，瞬间转向的风会让低速的直升机失去上升动力。

早晨，水库上方往往雾气腾腾。午后，强对流又容易形成“爬山云”，这些棉花一样的低云移动很快，能在几分钟内就封住一段航道，或罩住一个山头。这种环境下，高压电线成为最危险的杀手。岷江沿岸的大量水电站带来了密密麻麻的输电线，如果在平时，那些高高的金属塔架很容易辨别，但是现在，倾倒的塔架隐藏在树林里，电线松松垮垮斜拉在江面上。

持续的蛇形机动，全程高度集中注意力的搜索、辨认和躲避障碍物，这在考验新飞行员技术的同时，也考验着老飞行员的体能。他们中的一些每天飞行十个小时以上，大大超过飞行条令的允许范围。几个特殊身份的飞行员飞进峡谷时，还会有不一样的心情：峡谷尽头就是他们的家乡。

陆航二团的艰难不会持续太久，14日晚上，温家宝在开往另一个灾区的列车上作出决定，从全国紧急征调九十架直升机，其中各军区陆航团六十架，民航三十架。不过，它们大多需要一天的时间才能到达四川。在15日这一天，陆航二团仍然要独立支撑起整个空中运输。这一天出动的飞机达到二十八架，当年才加入的新飞行员也全体出动，共飞行八十架次。

相对庞大的需求，这样的空中运输是杯水车薪，这让15日的机位争夺变得极为激烈。

直升机属于陆军，机场属于空军，救援物资主要由军区联勤部组织安排，而乘客由大大小小的指挥部派出，还有很多不请自到的官员和记者。没有一个机构来进行统筹协调，很多人都能调动它，而来自一线的需求信息又传递缓慢。当各个系统都争相进入时，混乱变得不可避免。

15日飞往映秀的架次与14日大致相当，而与救人直接相关的消防和医疗运输反而更少。

在紫坪铺大坝，冲锋舟上同样上演了这混乱的一幕。

15日一早，卧龙管理局局长张和民也来到了凤凰山机场。他于14日离开映秀返回成都，在四川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得到重新进入卧龙的指令，现在他来到这里等待机会。他被告知，暂时没有前往卧龙的航班。10点多，机场响起了欢呼声，从几架直升机里走出了三十多名外国人。被困几天后脱险，这些游客兴高采烈，向飞行员竖起大拇指表示敬意，他们是在观赏大熊猫时被困在卧龙的。

这个很少生气的科学家爆发了：“游客都出来了，为什么我们还不能进去？”张和民气得眼泪都流下来，在机场大吵了一架，最后说：“不坐了，翻山去！”他真的离开了机场，驱车上了刚抢通好的西线公路，准备绕行数百公里回家。林业厅打来了电话，向他保证，第二天一定能上机。他们可不想再让他冒险。

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是中国断肢再植的摇篮，也是世界最大的断植中心，他们的医疗队14日下午到达成都，很快就接到医疗指挥部的命令前往凤凰山机场。这一天，他们没能排上。15日一早，一批记者跟着他们再次来到机场。

新民周刊记者汪伟前往机场时比较乐观，医疗队告诉了他“内部消息”：医疗指挥部已经安排好了。但在机场，汪伟发现了真相：安排完全无法对接。找不到可以对接的人，没有人告诉他们什么时候可以进去。他们在现场重新排队，好像他们是自己跑来的一支救援队。记者们和医疗队分头打探消息，最终谁也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任务的形成和分派要经过复杂的程序。卫生部和四川卫生厅组成的医疗指挥部负责接待外来医疗队，评估医疗力量、搜集医疗需求，在确定任务和执行人员之后，向军地联合指挥部请求直升机或冲锋舟。联合指挥部卫生组组长正好是四川卫生厅副厅长王正荣，理论上，他能调动地方和军队的一切医疗力量，并对各个下一级指挥部下达命令。但是，这并不是一个运行有序的系统。此时，王正荣正在紫坪铺大坝。他忙得不可开交，那里的场面比机场激烈得多，已经有救援队为冲锋舟而动拳头了。

冲锋舟“争夺战”

每天三十多架次的空中运力远远不能满足映秀的需求。13日一天，经过近百名先遣队员的探索，水路被证明是另一条可靠的运输通道。从白天开始，围绕水路的大规模调动迅速展开。

水路的核心是船，其次是舵手。

中午，防汛办的调遣命令通过成都警备区传给了双流县武装部，武装部拥有一支少见的专业队伍——双流民兵工兵渡河连。这些人属于风景旅游区双流黄龙溪的华龙旅游公司，他们的工作就是开着冲锋舟载着游客耍乐子。游客们的兴趣不仅在两岸的风光，他们兴奋又紧张地坐在这个很少接触的东西里，舵手们将冲锋舟开得飞快，不时蛇形机动，船尾激出大片水花，游客们就在这种大幅摇摆中不停兴奋地尖叫。这些舵手是开冲锋舟的行家，资格最老的几个都开了二十多年。

13日开始公司停业，十二名舵手紧急集合，武装部参谋谢维刚带着他们和五艘冲锋舟到达大坝。这不再是找刺激的游戏，这十二人承担着重任，他们带去的大型冲锋舟标准配置为十四人，过道也坐人的话，可以装载二十人，这是比装载十人左右的常规冲锋舟更得力的水上工具。

午夜，防汛办已经在大坝集合了三十五艘冲锋舟。与此同时，舵手的大规模调动也展开了，水利厅防汛办值班室记录了收到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命令的时间：13日晚上11点30分。每年汛期从5月1日开始，他们在地震前12天就已进入值班状态。在前两天通信混乱时，值班室的电话一直畅通，防汛办副主任岳雷开始在午夜向各地打电话：眉山、南充、自贡、达州、资阳……

这是个不眠之夜，很多舵手在凌晨两三点接到电话，当他们匆匆离家时，家人还在熟睡。他们大多数是全省七支防汛机动抢险队的成员——这只是他们的第二身份，平时，他们在旅游公司、海事局、河道管理处、渔政执法队之类的地方工作。当成都市防汛机动抢险队队长刘承祥接到通知时，他已经运送了一天的物资。这是舵手中的教练级人物，天色微明时他带着四个舵手到达大坝。南充高坪区渔政执法大队大队长李果和两名同伴从两百公里外赶来，此时已在大坝等候。

深夜，双流舵手周小东坐在驾驶室，他感觉大卡车不时被抛起一点，地震在夜晚也没有安歇。凌晨赶到的李果没有一点睡意，他急不可耐地就着车灯的光线开始组装零部件。他们的身边，军车一辆接一辆排着，37师炮兵团和武警指挥学院的人在持续增加。千里之外赶来的铁军，第一支出发的先头部队也即将来到大坝。坝顶已是人声鼎沸，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天亮。

期盼已久的白天终于到来，14日一早，狭小的渡口已经排满了人。37师炮兵团来了三百名士兵，下午还将有三百名到达，将他们全部运送过去需要六十多次航行，这是当天航行总数的近一半。成都武警新增的人员不多，因为数百名武警已经走上了213国道。不过，来到大坝的这一小批队伍带来了大量物资，它们需要被运到铝厂，为徒步的大部队提供补给。这些军警们的后勤供给占据了当天水上运输量的一大半。

电厂也向这里派出了十二人突击队。13日，工会主席张洪斌和检修分厂厂长曾刚以向导名义上了最后一艘冲锋舟，电厂这支突击队今天准备如法炮制。书记吴耕准备了近百人的后备队，他已经算好了，一艘船两名“向导”，水路就能过去三四十人。

按照13日晚的安排，第三军医大学向码头派出了探路队。西南医院政治部副主任仲纪美带着两个人凌晨5点多就从市内出发，天亮时到达大坝。这个在野战军当过兵的人按照标准的军事程序，准备摸清前方情况后，再派一个人返回，将医疗队带上来。在渡口，他看到冲锋舟正一艘一艘往下抬。

抢险队队长刘承祥来到水边时，一些冲锋舟已经在水中。汽油也运到了，但发动机还放在岸上，连包装箱都没有拆开。士兵们背好包站在边上，束手无策——他们不会安装。刘承祥赶紧招呼他们帮忙，他这样的熟手十几分钟能装好一艘，这些船立即被37师控制。一位师副政委亲自坐镇，他宣布自己接到了军令，必须马上将士兵送到映秀。看着他们几百人的队伍，其他人开始感觉不妙。

仲纪美看出形势不对，上去询问：“上午能不能让我们出发？”他得到的答复是，下午两点有可能。这大大出乎他的预料，他觉得不能坐等，得将医疗队全部带来，有船就冲。三个人赶紧返回。

几艘昨天就开始运行的军用冲锋舟属于更有实力的人。

149师工兵营早晨发出的第一艘冲锋舟坐满了高级官员，国务院副秘书长项兆仑带队，交通部副部长、四川省副省长、交通厅长等随行。他们和仲纪美的职责一样，负责“打前站”，为总理温家宝的进入作准备。13日晚得知水路打通后，温家宝的关注点就转向了这里。早晨乘坐直升机的念头被秘书和将军们联手打消，但派人探路的决定让大家都知道了他不可阻挡的决心。交通局长高成军早晨6点接到的通知更加明确：总理下午4点走水路进入。

这艘探路船出发时，杨磊驾驶的第一架直升机正在他们头上飞过。冲锋舟是比直升机更危险的交通工具，即使是成都消防的救援艇，在水面也只是一片随波逐流的树叶。能否躲过峡谷飞石很大程度要看运气，更何况，这是舵手十分陌生的航道。探路队的冲锋舟在寿江大桥的分岔口开向了与映秀反方向的水磨镇，上岸后艰难跋涉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中午，探路队将消息传回指挥部：水路不通——这是按总理通过的标准而论。不过，直升机已经可以降落映秀，这个迟来的消息也无关紧要了。

新华社记者侯大伟又来到了这里。昨天他和两名同事就有望搭上冲锋舟，但一场不期而至的大雨浇灭了希望。他找到昨天采访过的军务处长傅江，但也得到了坏消息：在大坝等。这是没有希望的等待，他和同事直接下到渡口寻找机会。

冲锋舟需要一艘一艘慢慢搬下来，但搬运和组装的速度显然不能满足那些心急的人。侯大伟注意到，每当一艘冲锋舟运到，军队、武警、电厂和地方政府等各个单位的救援人员都争先恐后上船。

电厂的“向导”计划很快失败，首批十二人只送走了四个人。四川省电力公司总经理朱长林早晨7点就带着他们来到大坝，这个结果让他难以接受。他曾向突击队承诺：不惜一切代价，就是“修碉堡”也要挺进映秀。公司基建部部长蓝海上船时的玩笑刺痛了他：“朱总，我们就等着你的碉堡进来了。”他召集手下，问：“有什么办法能弄到冲锋舟？”

电力系统被触动了，管区内有湖的供电局都接到了找船的命令，当这一天的水路运输结束时，他们弄到的十四艘旅游小快艇已在前往大坝的路上。

电厂书记吴耕的焦虑越来越强烈。12日当天徒步进入的六个人毫无消息，昨天作为冲锋舟向导进入的两个人也无音讯，他再次想到了娘子岭的翻山小道。他找到军方，希望一同进入，一名团长同意了，但计划马上被上级否决。指挥部认为，根据飞机的观察，那座山无法翻越。

这是近乎绝望的时刻，电厂组织了几十人的新突击队，准备再次徒步213国道进入。这是一个大家庭似的企业，很多员工之间都有血缘和亲缘关系。新的突击队组建时，一些女职工强烈要求加入，这个请求让吴耕忍不住落泪，他断然拒绝：“除非电厂的男职工都没有了，你们再上！”

在渡口，围绕船的争夺开始白热化，现在的焦点转到了油料上。

成都武警支队的冲锋舟这一天开始运送自己的人和物资，不过，指挥学院找到了新朋友：双流民兵。民兵渡河连和设在双流华阳镇的指挥学院为同处一地的正宗老乡，教官们很快与双流武装部参谋谢维刚套上了关系，五艘大型冲锋舟成为他们的专用工具。

双方各坐各的船，但小意外还是发生了。每艘冲锋舟来回一趟要消耗一桶半燃料，而需要两个人才能从坝上抬下一桶油，这是另一项耗费人力的活。一艘军方冲锋舟准备加油，他们看到了放在岸边的三桶油，于是提了过来。而这三桶油正是武警学员们的劳动果实。炮兵团士兵的“小偷小摸”被学员们当场逮住，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开始激烈争执。最后，不耐烦的乘客批评了他们：“都这时候了还这样。”这让他们冷静了一些。

在缺乏权威的时候，秩序不会自动建立。四川卫生厅副厅长、军地联合指挥部医疗组组长王正荣来到大坝协调医疗队进入，负责民兵与预备役的成都军区动员部副部长黄承伟稍后赶来，省政府也派出了现场指挥长。但没有明确指定的主导机构，个人的作用只能是耐心劝说。

正在紧张准备的第三军医大学医疗队从探路小组带回来的信息中了解到形势的严峻，医疗队的组织结构和所携物资都要大幅重组，以应对在码头发生的“前哨战”。

西南医院三十人的卫勤分队被分成六个小组，大部分是三男两女的搭配。一个小组医护齐全，便于分散行动，又能随时合并。X手术车和大帐篷不用考虑，每个人除了自己的大背囊之外，一个小组还要负责三个装满药品和器械的包裹：军医背囊、携行袋和前运袋。军医背囊本应该背着，但后背已被大背囊占据，军医们只好将它挂在胸前。前运袋由两个人拎着，一些担架也从袋子里抽出，塞满药品后抬向码头。娇小的女护士能得到照顾，但那个大背囊塞进了雨衣、被子、食品、水和药品后，已经高过了她们的脑袋，从背后看，只能看到两只急切切走动的脚。

这是野战医疗所的装备标准，新桥医院的“卫生列车”没有这套东西，他们只得将物资装入十个纸箱。标配14.5公斤的军用背囊鼓鼓囊囊，变成了约三十公斤。

第三军医大学的六十多人带着大堆的包裹，大约在上午11点到达大坝。他们在大坝遇到了正在集合动员的第二批济南军区铁军——首批三百人已经在8点多出发。他们举着红旗，上面写着“铁军来了”四个大字，一队一队整齐地走上来。得知他们要全程徒步进入，骨科医生吴雪晖不禁肃然起敬。他和这些陌生的军人约定：“兄弟们，一路走好，我们映秀见！”

手术组护士长吴英和铁军士兵攀谈起来，看各自带了些什么东西。这是出发前的轻松时刻，但交流很快被打断了。余震让渡口边的山上落下了大量垮石，几块巨大的石头“轰隆隆”地一直滚到渡口，坝顶站立的一千多人都是第一次看到这种阵势，这让他们惊讶不已。吴英记得，大家“一个都不说话了，嘴巴都张得好大”。

渡口的一名武警告诉她，这个地方不停地垮。如果遇到滚石，不能向上跑，上坡太慢了，会被活埋，唯一生路就是跳进水里。这一番告诫让吴英很难受，絮絮叨叨的武警没有停止，他还在追问：“你们会游泳吗？”

其他武警学员则带给吴英另外的感受。他们讲述了地震当晚在都江堰聚源中学救援的情景：粉碎的楼房、家长的叫喊声、废墟下孩子的哭声、大雨、尸体……乘船出来的灾民印证了这些话，吴英看见他们“衣衫褴褛、头发凌乱、面色苍白、脚步虚浮、目光恍惚”。还有人下跪，告诉医生他们的家人埋在什么地方。还没有进入震中，但现在听到的一切，已经让医疗队员们震惊。

仲纪美收到了后方传来的信息：总理下午将要进入映秀视察。显然，军方也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

一场预料之中的协商——或者更准确说，争吵——发生了。校长王登高与副政委辩论：“你们把战士派进去，把人挖出来，没有医生在场，那不是白挖吗？”副政委的回应也理由充分：“我是执行命令的，上级给我什么命令我就执行什么命令。至于前方需要什么，这由指挥部决定。”执行命令是军事行动的基本准则，这是王登高熟悉的东西，他顺着这个逻辑追问：“既然你是执行命令的，你有没有接到军区前线指挥部的命令，让我们也进入？”这打中了副政委的软肋。指挥部在把进入映秀的任务授予医疗队后，已经通知37师负责运送这批医疗队伍。

不过，指挥部并没有指定优先顺序时，现场指挥官有自行裁决权。副政委不说话了，但也不松口，以沉默来行使裁决权。现在，需要更高一级的权威。在联合指挥部成都军区后勤部副部长赶到现场后，僵局终于被打破，双方达成协议：每运走两船士兵，就要运走一船医疗队员。

按计划前往铝厂的重庆医疗队也来到了渡口。在都江堰，他们用出发时四川卫生厅开出的“路条”换取了进入渡口的新“路条”。前往大坝的道路已经开始管制，所有进入的车辆，在到达大坝前要经过两道关卡，他们凭着“路条”一路过关。不过，这张“路条”内容古怪，它指示医疗队找铁军协助乘船进入。作为外来者，铁军自己根本就不指望能用上冲锋舟，这一天，铁军陆续派出的近两千人全都是徒步进入的，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帮助医疗队坐上冲锋舟呢。

在渡口等候的西南医院医教部主任姬军生吃惊地看到重庆卫生局的一位女处长走下来，她穿着高跟鞋！姬军生问：“你穿这个怎么走下来的？”不过，女处长看到他们时同样吃惊。在大坝看到一群穿着迷彩服的人在等船，重庆医疗队以为这就是他们要找的铁军。没有找到要找的人，又得知第三军医大学医疗队已经等候了几个小时，女处长向姬军生求援，姬军生实在是爱莫能助。

随同医疗队的重庆预备役卫生营营长金路得到了水利厅调研员吴壬生的帮助。防汛办的冲锋舟还有不少在大坝上，舵手仍然不够，最勤劳的搬运工——武警学员——大多数也已经陆续乘船离开。重庆医疗队得到了三艘冲锋舟，但需要自己搬下去。

这太难为医生们了，他们勉强试了试，二十多个人抬着冲锋舟从大坝慢慢走下，走了一小段已是气喘吁吁。正在这时，交通局长高成军的手下将他们紧急叫停了。

在“迎接总理、保障道路”的命令解除后，高成军开始全力推动另一项计划：彻底打通龙池公路。狭窄的渡口完全无力应付救援需求，水边的一小块地只有二十多米长、十几米宽，容纳不了多少人和物资。而在渡口前方不远处就是平时被钓鱼人占据的“压重体”，那里宽大平坦，车辆可以直接开到水边，是个再理想不过的码头。高成军的任务就是疏通最后那个大塌方体。

市内到处都在施救，全都江堰的救援机械都派到了废墟。不过，高成军很快得到三支队伍的支援。

在通往码头的坝区9号公路上，正好停着紫坪铺公司的一台大马力装载机。启动它，可以从大塌方体的另一方向将石块推到山坡下。武警水电部队的操作手从交通局的手中接过机械。他们长年在山区施工，玩命的作风和过硬的技术都不缺。他们中的一部分还被派到下船的小路入口，设置了进入渡口的第三道关卡，那个渡口已经不能站更多的人了。资阳预备役工兵团也在这时派出了九个人，他们带来了宝贵的炸药和雷管。

装载机的两面夹攻让大塌方体很快缩小，最后只剩下几块一百多吨的巨石，这需要爆破。这里正好是渡口的上方，高成军下去与军人交涉，他注意到那里有“三四个大校”。军人们正在疯狂抢运队伍，他们一刻都不想停歇。“暂停半小时？我们要抓紧一分一秒！”他们反而给高成军出主意：晚上你可以随便挖，随便炸。高成军“气得差点走不上来”。上去后，他决定来硬的。

他让把守关卡的水电武警封闭整个入口，划定安全圈，任何人都不许下去。叫停正在抬冲锋舟的重庆医疗队，对返航的冲锋舟打手势让他们暂时不要靠岸。高成军将几位大校孤立起来，最后，他站在公路上，对下面的渡口大喊：“下面的人听着，马上开始爆破了！请大家赶快转移。现在倒计时10分钟。”炸药并没有真的装进去，他想把大校们吓走。

八分钟、六分钟、三分钟，最后两分钟！大校们不受恐吓，丝毫不肯移动。面对这些不怕死的人，高成军也没招了。此时，前去探路的交通部副部长一行正好返航，他们的适时出现给高成军解了围，军人们接受了劝说，慢慢走了上来。下午两点半左右，巨石被炸开，二十多分钟后路面就被清理干净。

7点多钟，实施了最后一次爆破，通向码头的道路终于全部打通。在此之前，巨石两边已经有一百多人等候。道路被打通的一刻，两边的人迎面跑过去，他们互不认识，但全都热烈拥抱。高成军看着这温馨的一幕，脸上挂满了泪水。在地震后的五十多个小时里，他的不放弃将救援道路一步步向前推进。

这天下午，四川交通厅海事局将远在长江巡逻的两艘海巡艇从江中吊起，装车运往大坝。这两艘是长七米、一次能运载二十多人的交通利器。海巡艇来自泸州，和他们同处一地的13集团军工兵团也携带数十具大型运载工具赶来。大码头将是他们的用武之地。

靠着那个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协议，第三军医大学医疗队已在陆续进入。别的救援队无望再现这种合作。而且，局面还将更加糟糕。现在，轮到重庆医疗队来展示说服能力。卫生营营长金路的第一次交涉没有结果，重庆疾控中心副主任冯连贵开始出马，他曾在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任职。

冯连贵主打“感情牌”，他说：“你看，我们是邻居，门对门。”这话千真万确，站在冯连贵的办公室里，可以将马路对面的13集团军军部一览无余。接着，他恰当地提到一些军部领导。副政委态度有些松动，冯连贵及时请出重庆卫生局副局长刘克佳，这是关键的最后一步。刘克佳拿出一份传真，这是医疗队出发前的请示文件，上面有重庆市政府的批复签字。这些签字可以证明，他们不是自己跑来的草台班子，副政委终于表态：“不说这么多了，我给你们两条船，其余的人明天再安排。”

十六名重庆医疗队员等候了一个多小时后，在下午4点半出发。这期间，广东医疗队的“演出”也已经开始了。

当广东医疗队的一百多人分乘几辆大巴前往大坝时，全都两手空空，装满行李的两辆大卡车还在后面拼命追赶。他们也有指挥部发的“路条”，不过，这不足以让大巴像军车那样直接开到坝顶，他们在离大坝一公里多的地方停下等待。现在已是午餐时间，陪同的四川卫生厅人员给队员们送来了牛奶、面包和饼干，一切看起来还算正常。深圳队的卢琳琳有些担心晚餐，她留下了一点食物，但行李车已经赶到，这点小担心可以打消了。九百多件行李中有不少从广东带来的美味，有的人连水净化器都带来了。

广州华侨医院骨科医生林永新的妻子很细心，在行李箱里放了不少他爱喝的咖啡。不过，连同里面的牙刷牙膏，林永新将要在十六天后才会见到它们。没人想到会被送到野外，所以，他还穿着皮鞋。这个队伍里没有几个人有背囊，他们大多拿着拉杆箱或小轮车。

各分队接到了通知：每支分队留下四人看守物资，其他人轻装进入映秀。六支分队，九百多件行李，他们需要花费约一个小时清理分装。消息仍然很乐观，队员们得知“进去两三天就出来”，而且，“里面有人管”。他们只需要带两天的食物，尽量多带药品。

各分队装备不一。深圳卫生局局长是名驴友，在出发时为队员们统一准备了全套户外装备，连防蚊药都有。省直分队带了四个大整理箱，他们将这些透明塑胶箱子塞得满满的，里面塞满了夹板、石膏、绷带，这些都是骨科医生的宝贝。一些医生将绿色手术服直接穿在身上，拿绷带当腰带系好。每个人得到一件蓝色马甲，后背印着“广东卫生应急”。深圳分队的卢琳琳手里被塞进一支笔，要求在蓝马甲的前面写上个人和医院的名字，她突然觉得，这不是在签“生死状”吗？“已经给每个人买了保险”，这并不是让人开心的消息。

在这个特殊的地方，南方医科大学分队的迷彩服成了最有价值的装备，这所学校前几年还是第一军医大学，医生们都是军人。当其他分队还在整理物资时，十四名穿着迷彩服的医护首先准备好了，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带着他们先行出发。

在小路入口处，他们被把守的水电武警挡住。此时，涌来的记者、寻亲者、各机构救援队越来越多，武警们收紧了尺度，迷彩服也不再是有效的通行证。广东医疗队前哨出师不利，不过，这也是新的机会。关于挖人和救人的辩证关系，武警不像37师的大校们那样已经听过两遍，廖新波开始向武警讲解这个道理。

现实总是比理论有力。几艘冲锋舟靠岸，运来了一批重伤员，看到伤情严重，渡口的人向上大喊：“快派两名医生下来！”廖新波听到了喊声，让四名队员下去。关卡的武警连忙拦住两名超额队员，这招来了医生们的“炮轰”：必须要四名医护才能抢救！到底需要几名？这个专业问题难倒了年轻的武警士兵，他们只能退让。

珠江医院副院长徐如祥带着几名医生下去。一名脊椎骨折、无法排尿的重伤员不断呻吟，尿胀已让他的小腹高高鼓起，边上还有六名伤员。余震恰在此时来临，正在插排尿管的医生被尿液喷了一脸。泥石开始下泻，他们抬着担架生拉硬拽回到公路。这个救人的现场演示赢得了武警的信任，十四名前哨队员全都可以下到渡口，连七名跟随他们到来的广东记者也下去了。

当他们准备上船时，一对双腿被砸断的姐妹也运到了渡口，五名医护将她们抬上去。廖新波带着剩下的九名队员，以及几名记者出发了。时间已是下午5点，此时，第三军医大学医疗队的首批队员刚刚抵达映秀。那里，在缺乏强有力的医疗权威来建立检伤分类和运送秩序时，已经有脱离废墟的幸存者死在这“最后的一米”。特殊情况下，每个环节的延误都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集结地等了很久的其他医疗分队，各自找车前往大坝，有的干脆徒步。大部分到达渡口时天色已暗，吴壬生对舵手定了多条规章，明确包括了“天黑不能出船，单船不能出船”等。双流舵手唐章均决定挑战一次，广州市直分队医护们的苦求让他心软，他开出了14日的最后一艘船。下午6点多，十四名幸运的队员挤了上去，他们不仅遇到了好心人，也正好坐上了最大型号的冲锋舟。

就在最后一艘冲锋舟出发时，七百多名消防队员在坝底完成集结刚刚启程，队伍像一条绵延的长龙。他们看不见那个渡口，也不奢望能坐上冲锋舟。沉重的装备拖延了步伐，他们需要花费约二十个小时才能到达。这是震后第三个夜晚，很多废墟下的幸存者已经撑不过去了。

寒冷和余震一直陪伴着在坝顶过夜的医疗队员。泄洪洞一直在咆哮着放出洪水，伴随余震带来的抖动，在黑夜中让人胆战心惊。不过，排水的速度很快就要减慢了。因为在这个深夜，13集团军工兵团马上就要到达，他们将要用搭建浮桥的载具组成大型漕渡门桥[4]。为保证门桥在铝厂靠岸，水位将要抬升，排水量也会随之减少。

两支医疗队的余下队员得到了第二天早晨6点开船的承诺，但谁也不敢大意。重庆疾控中心的周爽凌晨4点就听到“全体起床，准备出发”的命令。她们到达渡口时还是夜色朦胧。广东医疗队6点也站在了渡口，7点多钟，医疗队员们纷纷上船，一个小时后抵达铝厂。延误一天所换取的经验帮助了他们，虽然这代价有点大。

抢先出发的医疗队员很幸运，因为不久之后冲锋舟暂停了。前方有人落水，而新码头也开通在即。这个小小的渡口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此时，接踵而来的庞大医疗队伍被挡在了这里。

这是个惊人的数字：15日上午10点，大坝上居然有四十多支军队和地方医疗队，包括拥有两百七十多名队员的解放军总医院医疗队，其中一些仍然以进入汶川县城为目标。一些队伍看到无法乘坐冲锋舟，很快就撤回到都江堰。西南医院新增援的一支队伍决定徒步进入，这是那天唯一选择徒步的医疗队。

三名负责在码头值守的医生也按照内心指引作出了选择。这一天，成都市卫生局向码头派出了五辆救护车和二十名值守人员，416医院的罗晓琪是其中一位。他昨天在凤凰山机场值守时，接到了来自映秀的第一批伤员，伤员告诉他，那里缺少医生和药品。在码头，下船的人告诉了他同样的信息。他和两名同伴商量：与其在这里坐等，不如运送药品进去。

这个决定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小队长反对，大部分人支持，还有两名护士想一同进入。这个念头让这三个人热血沸腾，小队长的反对也无济于事。他们留下护士，带上了近一百公斤的药品，自告奋勇地进入了映秀，他们将受到意想不到的欢迎。实际上，15日下午，映秀的药品供应已经要用极其紧缺来形容。没有人知道，直升机和冲锋舟在过去的一天多到底运了些什么进去。

15日上午，工兵团的漕渡门桥也已搭好，这是威力巨大的运输工具。它们一节一节地拼接，可以组合出载重四十吨、六十吨、八十吨的大型“筏子”。这些“筏子”用两艘汽艇一前一后地牵引和顶推，虽然速度缓慢，但一次就能运送数百人。

这一天，这个刚通航两天的水域布满了各式各样的船只：深蓝、浅蓝、白色、红色、绿色、蓝白相间；有的自带挡风玻璃，有的船帮安着扶手；既有可以乘坐6人的小巧快艇和橡皮艇，也有双流民兵的大型冲锋舟；威风凛凛的海巡艇和救援艇有贵族气质，而漕渡门桥则是一副大哥风范。15日晚上，成都市民刘慧蓉捐赠的私人快艇也运到了大坝。此时，水面上已经有一百多艘船。

这段十六公里长的水路，冲锋舟正常速度航行大概需要四十分钟能走完。可是，这条危机四伏的河道有太多不可预知的东西。

水面上漂浮着大量的树枝、杂草和房屋残骸；水下的石头、木桩、电线杆和树干都是螺旋桨的杀手。电厂的十四艘小快艇一天就打坏了四个螺旋桨。发动机经销商进驻码头后，防汛办先是购买了二十个螺旋桨，后来又追加了十五个。运气更糟的是一些武警驾驶的冲锋舟，他们的好几台发动机都掉到了水里。

更大的考验来自同样危机四伏的山坡上，幸而老手们都知道进入新的航道时该如何应对那些未知的危险。

双流民兵渡河连的每艘冲锋舟都配置了两名人员，舵手之外，船头还有一名观察员。第一次航行时，观察员会拿着标尺杆，一路探测水深。而在进入最危险的峡谷时，他们更是小心翼翼。第一个峡谷大约三四公里长，最窄处只有几十米。双流舵手徐开华第一次进入时就遇到塌方，山坡上激起一片白烟，他将船控制在航道中间快速通过。也有一些冲锋舟在峡谷口徘徊很久，不敢进入。

资阳工兵团道桥营营长夏松驾船准备进入时，先是听到了放爆竹一样的声音，随后看到峡谷中布满烟尘，很久才慢慢散开。前往铝厂的重庆救援突击队在进入前也看到了这样的巨大烟尘，一艘冲锋舟从烟尘中冲出峡谷，在入口处紧张观望的人不禁都站了起来，为这船幸运儿欢呼。

新华社记者侯大伟通过峡谷时感觉塌方并不严重，但是，地震让整面山坡的植被全部消失，一小股滚石就能让光溜溜的山坡冒出大片烟尘，让人感到莫名的恐慌。石头“哗啦哗啦”掉到水里，即使只是形成很小的波纹，也会让船只摇摆，让人更加感觉恐惧。

而在宽阔一点的水面，冲锋舟和乘客要面对另外的挑战。

护士吴英看到了一具童尸，她进入震区后第一次流泪了。骨科医生吴雪晖则注意到两边山上不断垮塌下来的石头，他觉得那些大片的水花和烟尘“颇为壮观”。新桥医院的麻醉科医生黄河没有心思观察周围的景色，他在全神贯注地倾听队长讲话，队长不停地嘱咐进入映秀后该做些什么。不过，两船交汇时的情景还是吸引了他的注意，他感觉船快要翻了。

这也正是很多人担心的，在宽阔的水面上，冲锋舟都在飞速前进，这样就会形成很大的波浪，当两艘冲锋舟相遇时，迎面激起的波浪会让对面的船大幅摇摆，双方都不由自主地大声喊叫：“慢点！慢点！”

但还是有人落水了。水面上冲锋舟快速行驶带来的波浪持续不断，一次余震带来的滚石让这些涌浪[5]变得更高了。一艘冲锋舟操作失误，没有控制好船头的高度，直着冲进了涌浪中。船舱里瞬间灌进了大量的水，沉重的船身没能冲过第二道涌浪，它钻进了水里。乘客在闪避时落入水中。变轻了的冲锋舟穿过这个涌浪，跑了一段又浮了起来，将一堆包裹和一群穿着救生衣的人留在了身后。

解放军报摄影记者李靖水性不错，他一手划水，一手高高举着相机。他的救生衣没有系好，他并不慌张。但一名炮兵团士兵从后面抓住了他的双肩，这让李靖抬不起头来，不禁喝了好几口水。中央电视台军事记者冀惠彦与曾和平看到了这一幕，不过，他们已经自顾不暇。曾和平抓着摄像机不肯松手，冀惠彦踩着水，心想：“如果光荣了，晚上播新闻时，名字会打上黑框吧。”双流舵手周小东正好经过，他和另一艘过路的冲锋舟分别打捞，将他们带离险境。

更多与冲锋舟无缘的人从14日开始将踏上都江堰到映秀的三十多公里山路，他们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

[1] 林业厅收到了张和民的短信，而之前林业厅发给他的短信却没有送达。那条短信说卧龙地震了，指示张和民回去组织救灾。最初，谁也不知道地震的威力有多大，当它残酷的一面展现出来时，林业厅的人以为张和民会死在路上。他们十分懊悔，觉得那个不该发出的指示会让一个科学家送命。实际上，张和民是自行进入。同样，梁贤龙后来在映秀见到王福耀和吴泽刚时，他们含泪拥抱他，向他道歉：“对不起，我们没有细想就同意了你的请求，没有考虑你的安全问题。”亲身经历让他们知道了路途的危险。

[2] 我遇到的另一位黄家村村民说，他13日只用了5个小时就从都江堰到家了。翻越者会经过枫香树三组所在的春天坪，村民余会清在13日一早就见到了一些翻山过来的人。

[3] 2008年，全国拥有的军用及民用直升机总量仅为400多架。作为对比，美军仅101空降师就拥有487架直升机。在新奥尔良飓风救灾中，美军直升机24小时内就出动了1000多架次。此外，美国的民用直升机还有30000多架。

[4] 漕渡门桥主要用于渡送技术兵器和车辆过河，通常与码头配合使用。有的漕渡门桥自带跳板，在河岸坡度合适时，门桥靠岸后将跳板搭在河岸上，车辆即可上下。使用这类门桥渡河，受水位变化的影响小，门桥靠岸点有较多的选择余地，并可迅速转移渡口位置。

[5] 涌浪：风浪离开风吹的区域后所形成的波浪。

第五章  医疗救护队突进震中，担起废墟上的生命接力

千名救援人员徒步穿越五公里“死亡之路”

14日，在数千人的救援大军踏上213国道之前，交通部门派出的三支道路勘探队已在清晨悄然出发。13日一天对灰窑沟大塌方的抢通不顺，大塌方后面的情况也不明朗，他们不想再等待其他部门提供影像资料。交通厅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承担了勘探任务。

调研员徐德玺带领四个人负责213国道，在第二天提交的报告中，对都江堰到映秀约三十五公里路段进行了这样的描述[1]：

都江堰至阿坝铝厂路段共计滑坡、崩塌、落石50余处，其中规模100～1000立方米的有5处，1000立方米以上的3处，必须清方和爆破处理。全线路基路面沉陷、开裂普遍，其中5处路基损坏严重，只能半幅通行。一处路基约100米全部垮塌，需填方恢复处理，路基清方总量约1.2万立方米。

全线桥梁普遍受损，损坏严重的有两座：寿江大桥1号30米T梁纵向移动严重，面临落梁危险，可考虑用战备钢梁紧急加固。古溪沟桥两端桥台搭板下地基沉陷，需进行桥台回填处理。其余桥梁虽受损，但状况可满足救灾通行需要。

友谊隧道只能半幅通行，其余隧道情况较好。友谊隧道进口515米至805米，总长290米内，二次衬砌开裂非常严重，左侧拱墙鼓裂，拱部钢筋裸露。拱顶混凝土块悬吊，路面上鼓，检修道两侧下沉。进口仰坡局部开裂，有危石，截水沟局部开裂。

阿坝铝厂至映秀段：因蒙子沟桥3跨纵向移动严重，桥墩纵向变形，临近落梁极限，极危险且不易应急加固。百花大桥全桥分为六联，地震时38个墩柱中倒塌、压溃的达24个，其中4跨整体倾覆，其余跨桥墩受损严重，不能抢通，且路基破坏较严重，短期内难以抢通。建议应急方案从阿坝铝厂至映秀走近4公里长的原213国道，该方案有5处较大的塌方需清方处理。

这份精确的报告显示了救援队将要面对的处境：全线十三处较大的塌方，如果加上其他小一点的崩塌和落石路段，在三十五公里路段上总共需要通过近六十处大大小小的障碍，平均约六百米一个。他们的速度将取决于行军方式、负重状况、通行时段，以及体力和意志。

14日清晨，重庆梁平志愿者余承彦被一阵警笛声吵醒。十多辆大巴从身边呼啸而过，穿过玉堂镇的213国道入口，向里开进。他看到车里满载武警，这让他忘掉了昨晚未能找到同伴的不快，又开始热血沸腾。他在老董杂货店补充了食物，还未启程，一个女人光着脚从国道口里跑了出来，边跑边喊：“大坝爆了！大坝爆了！”这个骇人的消息像捅了马蜂窝一般，让街道上的人慌乱地四处奔逃。

老董冲进了自己的面包车，并朝余承彦大喊：“快上车！”余承彦有些犹豫，问：“这水会淹到哪里？”“一直淹到成都！”这个噩耗让余承彦死了心。一路上的不顺已经让他十分窝火，这最后的一击彻底激发了他的怒气，他对老董说：“都淹到成都还跑个屁啊，老子不跑了！”老董还想劝说，余承彦挥挥手：“你们快跑吧。”

不一会儿，慌乱的叫喊、汽车急速转弯冲刺的吱吱声都消失了，余承彦孤独地站在街上，心情复杂地等待洪水到来。没有动静，这是一个误传。水库泄洪洞加大了放水力度，那巨大的轰鸣声和喷涌而出的大水柱吓坏了惊弓之鸟一样的灾民。余承彦不想坐等，他骑上自行车，顺着213国道向里走。这是上坡路段，越往里走他越觉得安全，不一会儿就遇到一辆警车，扬声器里辟谣的喊话让他彻底放心了。

数百名武警下了大巴，正在灰窑沟大塌方下方的江边集合。巍峨的大坝就在他们眼前。有一名本地警察带路，他们直接来到了众多寻亲者走过的那条绕行小路上。余承彦赶上了他们，并立即看出这个地方存在危险。他对一名军官说：“这是高危路段，不要在这里逗留。”余承彦掏出重庆探险协会领队资格证来证明他的专业，这赢得了军官的信任：“你说得对，谢谢你。”攀谈中，他得知这些人属于武警成都支队，便忍不住批评：“我从重庆都赶过来了，你们就在成都，太慢了。”军官委屈地回应：“地震后我们一直在救人，没有停过，连一口饭都没吃。”

余承彦遇到的是庞大队伍的一小部分。14日，多个武警支队及武警指挥学院陆续出动了一千五百人前往映秀，铁军这一天出动的人员要略多于这个数。当成都武警在江边集合时，铁军已经站在坝顶。他们的出发路线与武警不同，选择的是杨卫东侦察队走过的翻墙小路。此时，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叶爱群中将正在向三百名突击队员作最后的动员，铁军师长杨剑将带领他们前往映秀。而三名被纳入突击队的记者已经提前半小时出发了。

这一天，大批记者开始进入。与军队同行，是大部分记者的首要选择：不担心迷路、在危险地带可以获得帮助、更快的消息来源和更稳定的通信联络。不过，只有少数记者能够得偿所愿。记者们受职责驱使，编辑部又远在千里之外，缺乏经验让很多人难以发现危险。

南方都市报的三名记者上午启程前往映秀，他们和司机在大坝下告别，约好下午5点在这里再会合，这是一个超级乐观的计划。他们只有一个指北针，没有地图，有一名记者还患上了重感冒。他们的同城竞争对手广州日报的记者们也好不到哪去，四名记者不慌不忙地在成都采购了物品后，下午3点才到达都江堰。他们中没有人有行走山路的经验，他们特意采购的大头军警鞋，厚重坚硬，对脚的伤害不亚于保护。他们也不知道要走多久，带了水，但没带食物，每个人都背上了电脑——在没有网络信号的地方，这是一块无法发稿的废铁。

而羊城晚报记者王普，已经被幸运地纳入铁军突击队。地震后他向一个同学发短信，告知自己准备前往灾区，同学马上打来电话：“我哥已经上去了，你去找他吧。”这个人的哥哥就是叶爱群中将。王普在13日午夜找到叶爱群，得知铁军的目标是铝厂、映秀和汶川县城。他请求同行，看着这名四十五岁的老记者，叶爱群婉拒了。王普只好再次向同学求援，终于在早晨8点多钟挤上了叶爱群的车队。坝顶，两名新华社军分社记者在等着王普。

军分社的李宣良曾经以为自己不会再为灾难哭泣，2005年他在印尼海啸遇难现场呆过。但是，在都江堰新建小学的彻夜采访已经让他难以平静，废墟里一个绘着米老鼠的文具盒让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眼泪——几天前，他刚给女儿买过一个同样图案的。在灾区，随时都有某个不起眼的东西触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这三名记者没有听完叶爱群的动员就提前出发了，他们很清楚铁军突击队的速度。

在翻越第一个山坡前，余承彦被两名电视记者挡住，他们要采访这个看起来与众不同的志愿者。记者不合时宜地提问：“你现在心情如何？”余承彦回答：“我现在心急如焚，只想千方百计赶路。”

得知余承彦去过八次汶川，武警成都支队政委李丕金希望他做向导——那个本地胖警察已经不见踪影。

不过，第一个山坡就让他和武警都慢了下来。一般人绕行这个山间小路，需要一个小时左右。十四公斤的自行车成了累赘，加上硕大的包，对探险领队余承彦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

当他们回到213国道时，已经是在大塌方的后面，面对着马鞍石隧道。这条隧道严重堵车，他费尽周折才将自行车推过去。行军似乎不顺，余承彦有些急躁，武警们成了他发泄情绪的对象。他对李丕金说：“你们全队只有十来把铁锹，起什么作用呢？”李丕金解释说：“我们接到命令就出发，要求下午两点钟赶到。连干粮都来不及准备，只拿了些方便面和饼干。”这个回答让余承彦对那些在指挥部拿尺子在地图上测量距离，然后下命令的人十分不屑。他估计最快到达时间是下午5点。

在没有障碍的平地，余承彦骑着自行车能轻松地走在前面。武警们不时集合点名，这延缓了他们的行进速度，余承彦决定刺激一下这些年轻人，他说：“我四十五岁了，在银行干过十年的经济警察。我们今天来个比赛，如果你们先到，我请你们喝茅台。”这个挑战让武警们一片哄笑，他们顿时情绪高涨，大喊：“要得，大家雄起！跑赢老警察吃茅台！”

余承彦加速骑行，在有落石的地方，就慢慢将车扛过去，然后休息一阵，武警们乘机赶上。他们远远看到余承彦时，就大喊：“喝得到茅台了！”枯燥艰辛的行军成了追逐游戏，让这十几个小时的行程变得稍稍好过些。

但“死亡之路”不会让他们一直这样轻松，危险很快到来。通过友谊隧道后，一个大型塌方挡住了去路，这片巨大的乱石群让余承彦也没了底，他鬼使神差地让路人给自己和乱石群照了张相，然后开始翻越。他一手扒着岩壁，一手提着自行车，慢慢转动。手臂无力时，就将自行车背包顶在头上。有时要穿过石缝，便将自行车扛着。金属支架和石头的刮擦声异常刺耳，如果这个时候石头垮下，将完全无法躲避。他呼吸急促，又好像无力呼吸。他已经闻到石堆下的尸臭味，不禁在心里一遍遍默念：“妈妈保佑我！妈妈保佑我！”

和这一百五十多米的地带相比，曾经的神农架穿越都算不了什么。他单枪匹马地进来，不过是想凭借野外生存的知识，将一些幸存者带出来，但现在他自己得先生存下来。他几乎是在窒息中通过了这片乱石群。武警很快赶了上来，余承彦看着他们在乱石上攀爬，心想：“妈妈，再保佑他们吧！”这个从不轻易伤感的人，眼泪不知不觉流了下来。

那些年轻的武警士兵似乎把死亡当成嘲弄的对象。在下一个塌方处，他们遭遇了滚石，侥幸躲过后，他们对着余承彦大笑：“命大啊，命大啊！”

除了先行进入的高炮团，铁军的另外两个步兵团在下午也开始陆续进入。他们各自的目的地不同，最远的要到汶川县城。指挥部已经承诺另行提供后勤保障，士兵们只在挎包里放了极少的干粮和雨衣，背着水壶，拿着铁锹或锄头就出发了——这和三十二年前奔向唐山的士兵一模一样。

山东济宁市交警宫治华跟上了他们。地震时他正好休假，准备回老家修缮房屋，地震让这个退役少校不假思索地来到了四川。他在14日下午来到大坝，在将一名受伤的灾民背到医疗点后，发现自己留在大坝上的包已被掏空。这阻挡不了宫治华，他和铁军一起出发了。他在路上试图加入这支队伍，一名高级军官看了看他的老式迷彩服，虽然衣服上佩着少校肩章，但听说他是自发行动，就立即回绝了他。

但在行军的路上，这身军装还是发挥了一点作用。另一名自发行动的军人和他组成了小团队，这个叫徐兴明的军人也在休假，他和宫治华一样不愿意落单。这一天，来自双流的志愿者尹春龙也在路上行走，这个种香菇的二十岁农民不知道志愿者的含义，但有大事可做，这已经让他感到兴奋。他速度很快，将铁军和武警都甩在后面。这三名志愿者将会在映秀找到共同的目标。

农业银行漩口分理处的邹健和他们的方向相反，而速度可能最快。这位长跑专业的毕业生是汶川县足球队的教练兼领队，他只用几个小时就跑完了全程。不过，路遇的铁军士兵更让他“佩服得不得了”。一个满头大汗、背着大锅的士兵问他：“兄弟，到汶川县城还有多远？”

“还有七八十公里呢。”

“没问题，我们今晚一定赶到。”

“怎么这么急？”

“有命令，晚上8点前必须赶到。”这个时间只够赶到映秀的。

在过隧道时，看着这些军人排着队整齐地行走，那种齐刷刷的步伐让邹健忍不住敬礼。昨天，听到收音机里播报铁军已赶赴机场准备登机时，他还觉得那是一群非常遥远的人。

在穿过寿江大桥，准备攀爬白云顶隧道时，铁军毫不客气地超过这三名提前出发的记者。记者们一路都在加快步伐，但始终感觉铁军的脚步就在身后。当看到路边的村级公交路线图，发现还有大半路程时，王普感觉要崩溃了。在路上，他已经看到了水库里的冲锋舟，但只能眼巴巴看着。李宣良开始怀疑身边这个低血糖的老记者能否走下去。

从寿江大桥到白云顶隧道是一段盘山公路，公路里程四公里多，垂直高度差约两百米。想走捷径的人可以从山坡上的梯步小路直线攀登，这是六十七岁的董毅力昨天选择的道路，也是一些寻亲者就此止步的地点。不过，虚弱的人今天将得到帮助。

王普和一个女人挤上了一辆摩托车，从盘山公路开到了白云顶。在穿过古溪沟重新走上公路时，他幸运地又遇上了一辆越野车，将他一直带到铝厂，这使他还能跟上铁军。在障碍之间的平坦路段，沿途的灾民已经行动起来，用摩托车、拖拉机、面包车、卡车，甚至自行车和独轮车，帮助那些筋疲力尽的人。

南方都市报和广州日报的记者们在白云顶坡脚下相遇，他们不再是对手，而是伙伴。他们一起挤进了卡车车厢，另外几名电视记者也挤了进去，漩口镇甲烷加气站老板高建将他们送上白云顶。这一天，高建运送了数百人上山。下山时，他们和王普一样幸运，一辆拖拉机颠簸着把他们送到沟底。

不仅仅是本地人，志愿者也加入了运输行列。他们向村民借用车辆，或者是利用遗弃在道路上的车辆组织了短途接力运输。一名叫刘相宇的志愿者注意到士兵们的重装备拖慢了行进速度，他弄来一辆小卡车，开始一趟趟运送。有记者无意中知道了他的身份，这使得他的行为更受瞩目——他父亲是连续好几年被评为中国首富的刘永行。在这条盘山公路忙碌的司机还有不少是困在此地的过路人，他们在这里承受了村民的恩惠——寿江大桥桥头的回澜塔饭店地震后一直向这些人提供免费的饭食，义务服务是对村民最好的报答。

回澜塔饭店属于赵家坪村村支书郭金全的女儿郭待群。女儿在汶川生死不明，郭金全在地震后拿出全部存货，向所有过路人免费开放，他希望以此祈求女儿平安。过路人能吃上炒蘑菇或回锅肉，还有面条和米饭。在13日晚大米被人抢走一部分后，供应改成了肉末稀饭，这在当时仍是相当不错的伙食。运气好的人还能得到啤酒，鞋已走烂的云南都市时报记者李伟峰甚至得到了郭金全赠送的皮鞋。

一路上都有各式各样的免费服务点。有人得到了啤酒，有人得到了鸡蛋，有人得到了樱桃，有人甚至得到了冰棍！白云顶隧道出口有好几个茶水供应点，一群孩子端着水碗，一边喊着谢谢，一边劝说“叔叔阿姨”喝水。

余承彦在这里喝了一碗稀饭，看到村民们情绪很差，他劝导他们：“地震就是地震，但是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该吃饭就吃饭，该睡觉就睡觉，该做爱就做爱！”这句大胆直白的话让村民们全都笑了起来，他们对余承彦说：“三天了，今天你才让我们笑起来，我们这几天感觉就在地狱里。”这句辛酸的话让余承彦不知道该伤心还是欣慰。

对心灵的洗礼不仅仅只有温柔的一面，沿途奇形怪状的车辆，以及里面的人，不时展示着地震的残酷。

一些轿车的车顶被砸得整块凹进去，人们只能看到石块下隐现的人体残骸。那些惨不忍睹的头部会被人盖上毛巾。有的驾驶室内伸出一只手，路人都小心地绕过去，防止碰撞。邹健看到一个司机的半边身子都出来了，他已经打开了车门，但一块石头砸中了他的后脑。邹健想把这个倒霉的人抬出来，但司机的脸让他停住了：那并非一张毫无生气的死人的脸，而是充满惊奇的神态。也许，他在临死一刻还不太相信所发生的一切。邹健走开了，他不想破坏这个凝固了的表情。

广州日报记者周磊在路上靠一些奇思怪想来消磨时间，他想到了李白和诸葛亮：他们走过这条路吗？在他们那个时代，发生了地震会如何呢？

黑夜降临，这条公路渐渐安静。在沿线安全平坦的地方，大部分人都就地休息，等待天亮再前进。此时，七百多名消防队员才刚刚出发，黑夜既是他们的敌人，也是他们的朋友。

七百多名消防队员来自四个省市：上海约280人，山东约260人，江西约150人，以及海南的数十人。他们依照这个顺序陆续出发，开始攀登紫坪铺大坝时已是下午6点多钟，正好是李大军带领的三十三人消防突击队在映秀降落的时候。

出发前，消防员们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整理装备，各支救援队很快作出了选择。但和医生们一样，他们将要挑战平时很少尝试的重量。他们大部分人都进行每天五千米的体能训练，有时还会穿着全套战斗服、挂上腰斧、背着二三十斤重的压缩空气瓶来个五公里负重跑，或者一口气登上10层楼。不过，在城市里，所有装备都由车辆运送，消防员只需要拎着装备走很短的距离。这样长距离的运送对他们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挑战。

江西消防带了最多的东西，除了常规的生命探测仪、液压剪扩器、液压撑杆、无齿锯、机动链锯、救生绳、油壶，还有沉重的发电机、凿岩机和大帐篷。南昌特勤的发电机在上飞机时已经用木条捆好，在平地需要四个人扛着，在不平整的地方还要加上两个人。这些钢铁太沉了，六十多人的南昌消防带来了三百多件装备，现在只能带着一半上路。

上海消防车站中队不愿意放弃他们的每一件设备，这意味着要带上液压机——比空降突击队携带的史丹利液压动力站小，但也有四十公斤左右。还有0.75米和1.7米的两根液压撑杆，它们加起来超过五十公斤，插在一个包里，由两个人抬。上海消防还有一个特殊人物：总队长陈飞。这名五十多岁的少将是唯一全程参与徒步的总队队长。别人劝阻他：“那些山路是要爬着走的。”他说：“我有那么多兄弟进去，我爬也要爬进去。”这不是比赛时的豪言壮语，所有的承诺都要靠自己的脚步来实践。

大部分消防员只是模糊地知道映秀这个目标，有多远？要走多久？没有人知道。信息杂乱无章，每个人听说的徒步距离五花八门。运气好的队伍能找到同路的寻亲者做向导，不过，黑夜里行走的寻亲者比白天大幅减少。

当渡口的最后一艘冲锋舟载着医疗队开出时，最先出发的消防员已经开始攀爬156米高的大坝。台阶很窄，两个人抬着包就占满了，六百多级台阶上布满了人，战斗服上的反光带在暮光中不时闪耀。无人喝彩，他们在挪动中渐渐融入了夜色。这是一个大量耗费体力的地方，青岛特勤队员贾建军记得在攀登台阶时“兄弟们出汗出得跟下雨似的”。

坝顶尽头，杨卫东侦察队首次翻越的那堵墙还在。经过一天多的翻越，上面的玻璃已经清理干净，有了一个小缺口，墙角也垫了一些石头，消防员不再需要像侦察队那样冒险了。一个人骑在墙头，接过包，再递给另一边的人。如果是重型设备，就几个人举起来，两边用棍子顶着慢慢翻过去。这不用耗费太大的体力，但大大延缓了速度。用人力长距离运送重型设备，这是映秀救援最让人叹息的一幕。

消防员们没有时间考虑这些问题，在墙的后面，他们得到了一次短暂休息，不到十分钟又重新出发。指挥体系的失误只能依靠这些一心赶路的夜行人来弥补。

上半夜的月光还不错，但后来就变得阴沉沉。九江消防的石凯带上了手提灯，但他舍不得用，稍微能够看清的地方就关灯。他要把宝贵的电力留到废墟救援中使用。

在黑夜里，滚石的声音变得更加清晰。余震没有前两天那么频繁了，但只要到来，就必定带着“哗啦哗啦”或“噼里啪啦”的伴奏。第一次听到的消防员都会互相打听：“听，这是什么？”“放鞭炮吗？晚上还送葬？”等明白是怎么回事后，他们甚至喜欢上了这个打破黑夜沉寂的声音。泰安消防的张伟记得，倾听滑坡的声音成了消防员们最大的乐趣，每当声音响起的时候，叽叽喳喳的队伍马上安静下来，大家兴奋地交流着各自的发现——“听这边”，“这边！”

南昌消防的朱飞勇对自己的队伍有信心，江西消防就算团级干部都要天天跑步，有充沛的体能。不过，他们从昨晚开始就没吃饭，只补充了一点饼干和牛奶。队员们携带了太多的东西，队伍渐渐散开了。这是危险的时刻，不断的滚石声会让人难以注意到是否有同伴摔下路基，消防员们经常前后呼唤队友的名字，走一段就要集合清点人数。

一路上，让青岛消防的马刚恼火的却是另外的东西——对讲机里的通报。它总是在队伍通过石缝时提醒“小心余震，注意躲避”，他想：“躲个屁啊，没地方躲！”他的队员身上背着、挂着、扛着各种东西，根本无法敏捷地移动，能保护他们的似乎只有运气。

单调的行军也会有活跃气氛的偶遇，济南消防的郑珂遇到了三个十六七岁的小孩——两名男孩和一名女孩，他们都要赶回映秀的家。他留住他们给队伍带路，并把自己的火腿肠、牛肉干和午餐肉与他们分享。和其他消防队员一样，他以为到达映秀就能重新得到补给。分手时，他大方地送给他们一些食物，当他走进映秀时，身上已经没多少吃的了。

总队长陈飞的痛苦只能自己承担，他捡了根木棍做手杖，但脚板仍然很快磨出了血泡。他把身体的重量更多地转移到手杖上，这让木棍用不了多久。在走进映秀前，少将要耗费三根木棍。

出发几个小时后，上海消防在接近10点时通过了友谊隧道，山东消防通过的时间约为11点半，江西消防通过时已是凌晨1点多钟。这是一个让消防员们感到恐惧的地方。

在白天，这个阴森森的地方已显得恐怖。虽然远处的洞口能看到一点亮光，但在这样一个封闭幽暗的空间里，感觉就像被迫把自己交给了某个神秘的力量，无助而孤单[2]。漆黑的隧道里，行人经常会撞到前面的人，或者被地面的石头绊倒。大部分人都拿出手机，用屏幕的微弱光线照明。有光亮的人身后总是紧紧跟着一群人，而恐惧感让他们的步伐不自觉地加快。

在这个与光线完全隔绝的空间里，消防员们一刻都不想停留。上海消防刚刚走出隧道就经历了危险——周围山体开始垮塌，他们赶紧奔向前面的开阔地。在友谊隧道的另一边，已经是汶川县地界，他们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这个让他们终生难忘的地方。

前方大约五公里的乱石群，让消防员们第一次强烈感觉到死亡的威胁。它位于千金沟大桥附近，十几个小时前，志愿者余承彦和武警士兵已经在此经受了考验。

两百六十人的山东消防在这片一百多米长的地方花费了一个多小时才全部通过。这是一个倾斜的石阵，已经完全遮盖了路面，大的石块有如房间，上面还堆积着大量摇摇欲坠的石头。每一个支队都仔细选择观察点，集中全部手电筒，对准最危险的那些石块。徒手的人可以在石块上跳跃前进，或从石缝中钻过去。但大量的装备拖累了消防员，他们得在石堆中一件件接力传递。这是他们最脆弱的时候，对随时可能降临的灾难，毫无抵抗能力。

凌晨3点多钟，江西消防来到这里。走在前面的南昌消防已经无法看清石块，手电筒只能用八个小时，现在电池刚好用完。他们摸索着前进，大部分人慢慢走了过去。

轮到九江消防通过时，副参谋长石凯和特勤中队指导员柯兴才站在石堆中部，一上一下观察、照明——他们的手提灯还有电。一次强余震此时袭击了他们，站在上方的石凯在灯光中看到一块大石头滚下来，赶紧把身体贴向边上的石头，他侥幸躲了过去。下面的柯兴才感觉脚下的石块在晃，也听到了石头滚落的声音，他大喊：“撤！余震！余震！”两边的人迅速撤离。他站在一个高点上，移动不便，只得大步跨下，躲在刚才站立的石头下面。不远处，消防员崔义飞也躲在一块大石下，滚落的石头从他们身边和头顶飞过。

跑到平地上的人大口喘气，看不清别人紧张的表情，但飞快的心跳声似乎都能听见。震动稍停，被乱石堆隔开的两边都紧急清点人数，朱飞勇悲观地认为，可能会伤亡十几人。清点结束，少了几个人，真的有人被砸了吗？黑暗让搜索无法进行，又开始飘起小雨，全队分成两边就地休息，等待天明。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有队员失踪这个噩耗，九江消防的刘德生在躺下时还心想：谢天谢地来了强余震，终于可以休息了。

在寿江大桥桥头的开阔地，上海消防、山东消防和海南消防都已在此暂歇。威胁江西消防的那次强余震将他们也都震醒，很多人飞速冲向公路中间，远离危险的山脚。大部分人没有携带野营用品，这让他们再次躺下后又被冻醒。夜间的山区寒气极重，一些人不得不彻底放弃睡觉的念头，起来烤火。

江西消防在焦急中迎来了天明。重新集合点名，还是少了两个人，但让他们惊喜的消息很快传来，最前面开路的人找到了这两名失踪者。原来，他们和随队的江西地震局五人专家组走到了前面。

九江的崔义飞和南昌的张勇都被他们天亮后看到的场景吓住了，他们有些不敢相信这是自己走过的路。那个乱石堆的阵势让人后怕，他们觉得，如果白天还不一定敢扛着设备通过呢。

黑夜带来了危险，也掩盖了危险，它让死亡边上的行军充满了不确定，让人颤抖，又让人坦然接受。

15日凌晨，第三军医大学副政委张朝宁找到了都江堰的联合指挥部。学校这一天组织了附属三家医院的增援医疗队，在凌晨3点多到达都江堰，不过，指挥部里没有接待的人。直到7点多，他们才见到总参谋长助理孙建国中将。

“你们想去哪里？”

“最艰苦、最需要医疗队的地方。”

“汶川还没有医疗队进入，你们就去那里吧。”

“行！”

孙建国叫来一名高级军官，问：“你的部队在哪里？能不能把第三军医大学医疗队带进去？”一些在山间行军的部队和后方暂时失去了联系，这名军官也难以确定他的部队所在的具体位置，最后，医疗队被托付给了铁军。在昨天派出一千多人后，铁军今天还要派出更多的人。张朝宁和铁军约好出发时间，然后回去准备。

汶川县城很遥远，医疗队将由三十名身强力壮的男医生组成，每家附属医院十名，由最年轻的副院长、西南医院的吴军带队。他将这个消息带回去，立即遭到了女护士们的“声讨”。护士长游建平第一个跳出来：“出发时你明明说三十多个人生在一起，死在一起，团队一个都不能少，现在只抽十个男人，这算什么啊？”也有护士指出：“都是医生，没有护士，你这个医疗队不完备。”这个冷静的分析更切中要害。

这让吴军动了心，他向学校请求，将西南医院作为一个整体派进去，这个合理建议被采纳了。护士们开始兴高采烈地准备东西，她们没有一个人有过长途行军的经历，觉得九十多公里的山路不算什么，一天走四十多公里，两天就走到了。她们是山城重庆的姑娘，爬坡是与生俱来的本事。

吴军却开始为这个冲动的决定担忧。与上一批出发的卫勤分队不同，他知道自己带的是一批“老爷兵”，平时他可没见过这些教授和博士锻炼身体。

离开重庆前有充足的时间准备，这支医疗队带上了足够一个月自给自足的物资：六顶大帐篷、两台发电机、四百升柴油，以及近三百件食品，但徒步让这一切都泡了汤。准备时间不多，吴军将决定权交给杨占宇，让他开列要携带的药品清单，没有谁比这个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更有资格。杨占宇让大家扔掉被子，只保留一件雨衣。三天的基本食品之外，尽量多带静脉补液——包括映秀伤员视作“护身符”的糖盐水。这是正确的决定，但沉甸甸的液体也将让大家累得够呛。

这支徒步医疗队并不清楚前方的情况，他们凭借专业和本能，向背囊里塞进了尽可能多的药品。泌尿外科医生李新一股脑儿塞了八十根硅胶尿管、一百根一次性尿管、一百个引流袋、五十个二十毫升注射器、两瓶五百毫升碘酒，还有一些敷料和药品——这都是映秀最紧缺的东西。在救援现场，弹尽粮绝的首批医疗队护士已经在剪输液管作为导尿管了。诊疗包、缝合包、气管切开包，各式各样的手术刀和骨锤之类的金属疙瘩，连同轻一点的纱布和绷带，这都是映秀望眼欲穿的东西，面对里面一千多名轻重伤员，所有医疗物资都在飞快消耗。

医护们弄好了一切，静静等待铁军电话。他们把背囊塞得满满当当，也是因为有铁军这个依靠，关键时候，士兵是能分担重担的切实靠山。但医疗队接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有紧急任务，铁军已经提前走了。

吴军心情灰暗地前往紫坪铺大坝，那里，冲锋舟也无望，医疗队抵达时正好是暂停航行的时候。背囊卸在地上，前去送行的大坪医院院长黄旭东提了提，说：“吴军，你要是路上不扔下这个东西，或者只扔下一半就走到汶川，我黄旭东不是人！”这不禁让吴军心里发毛。他知道，自己带着的“老爷兵”都是从高中直接考进军校，没有真正的从军经历，而这个在野战军待过的黄旭东到底是吓唬自己，还是真诚地劝慰？无论是什么，吴军都不想示弱：“好，我们就打个赌！”

这支三十四人的队伍有十一名女护士和一名女军医，吴军挑出十二名看起来结实的男军医，结成一对一的互助小组。在坝顶，作最后动员的副政委张朝宁无法掩饰自己的情绪，那些背着近一米高背囊的护士看起来是那么弱小，他哽咽了，说：“历史将会评判你们今天的行动！”说完他就跑到围墙的缺口处，向每一个通过的队员敬礼、握手、道别。

护士们没有这么伤感，这种很少遇到的场景反而让她们觉得新奇，甚至热血沸腾。护士长游建平记得，在走第一个五公里时，大家都特别带劲，激动、兴奋的感觉占了上风。杨占宇看着这个一直雄赳赳走在前面的“对子”，不禁和其他医生开起了玩笑：“你们看，她壮得跟头牛似的，还要我帮她？”

对体力和意志的考验很快就会到来。不过，与14日相比，15日的道路状况已经大为改善。路面零散的落石被逐步清理，沿途村民的接力运输覆盖了更长的距离。而213国道上仅有的这支徒步医疗队甚是引人注目：军装、护士、红十字袖章及红布条，大家都开始向医疗队伸出援手。

一个志愿者在医疗队出发时就跟上了他们，他的本意是寻求帮助，独自行走的人总觉得没有依靠。

山东农业大学的大学生燕增奎14日去了龙池镇，15日一早就撤回到紫坪铺大坝。看到医疗队进入，燕增奎跟了过去。他试着与吴军攀谈：“我是志愿者，我能帮助你们。”看着这个身体瘦削的年轻人，吴军不愿理会：“你能帮什么？别到时候给我们增加负担。”燕增奎不愿放弃：“我有干粮和水，绝对不会拖累你们，我求求你了。”这并不能赢得吴军的信任，他直截了当地拒绝：“我不会同意你跟我们一起走。”但是，他也给了这个年轻人一点希望：“你要真跟我们一起走，也与我们没关系。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会帮你，明白吗？”这只能勉强算是“编外人员”的待遇，但好过被当成陌生人，燕增奎连忙答应：“好好好！”

他一路观察这支队伍，看到护士们渐渐行走吃力，便主动接过了背囊。这个约是护士体重一半的大包让他“震撼了一下”，他想：“小姑娘真厉害。”燕增奎与这些护士大致同龄，他就这样渐渐融入了这支队伍。[3]

15日天空晴朗、空气炎热，火辣辣的太阳成了最大的敌人，但每个行走的人都聚精会神。在这条满目疮痍的道路上，行走本身已经带上了庄严神圣的色彩。负责拍摄的倪利看到，公路上两支队伍相向而行：从映秀出来的灾民队伍，以及向映秀前进的大批军人、志愿者、记者和寻亲者。他觉得，这真像二战经典电影里盟军进军巴黎的镜头。

从水路和陆路而来的人最终在铝厂汇聚，所有步行进入映秀的人都将经受“最后五公里”的考验。有些人已经听闻这段路的大名，更多人对它一无所知，但他们都被看到的景象震撼了。

西南医院的护士长鲜继淑一下冲锋舟就傻眼了，悬崖上的路看起来又窄又滑，而这只是这段路的一角，她不禁在心里感叹：“天哪，我能走到吗？”还没有开步走，她已经感觉双腿无力。跟着她的小护士怯生生地问：“护士长，我们还能不能走，回不回得来啊？”这个担忧的眼神提醒了鲜继淑，她想：“我可不能表露自己的担心。”她拍拍小护士的肩膀：“没事，我们走得到！”这条路让新桥医院的麻醉科医生黄河也目瞪口呆，他是个登山爱好者，地震前爱去川西一带登山，213国道走过不下十次，有时还带着小儿子。但这五公里一眼望去，道路布满滑坡，下面的岷江浑浊湍急，已经成了完全陌生的样子。

广东医疗队的医护们在铝厂河滩上岸时就经受了心理冲击。那里大群的候船人满是悲伤、焦虑或麻木的表情，仿佛是在告诉大家，里面是怎样一个世界。远处山坡上的道路看起来像一条细细的带子，有的地方近乎垂直。深圳护士卢琳琳注意到了逃生者的鞋，她敏锐地从鞋的状态判断出：路不好走。

医生们都愿意和走出来的人交流一下，借此了解道路和映秀的情况。没有好消息，如果有，那也是个误会。

西南医院的姬军生乘坐冲锋舟过江后，询问岸上的灾民：“映秀在哪里？”他们指了方向：“往前走，不远。”姬军生顿时信心十足，觉得这个“不远”可能拐个弯就到了。消防员们在这里已经不再打探距离，他们从大坝出发后一路都在这么做，但最终发现这是自寻烦恼：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最恼火的则是走过一大段后，打探来的数字还是一样，这让路看起来没有尽头。

广东医疗队打探的是时间，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从灾民那里得知：快的话四十五分钟，慢的话一个半小时。他取了一个中间值，对采访的电视记者说：“我们带着行李，估计至少一个小时吧。”珠江医院护士麦雪霞打听到的则是三个小时。不过，他们到达铝厂时已是黄昏，所有的估计都忘了黑夜这个因素——医疗队首批徒步过去的这十几个人要到15日早晨才能到达。

背着大包的人，尤其是护士，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灾民的怀疑、劝说或打击。

“你们这么多东西，能走进去吗？”这是典型的疑问。“太危险了，不要进去了。”这是真诚的劝告。“天快黑了，先住下，明天再走吧。”“那个大箱子不要带，背着包就行了。”这些是合乎情理的建议。广东医疗队员第一次听到那个恐怖的词：死亡谷。他们得知，已经有人葬身于这条道路。有的灾民说是两个人，有的说四个人，无论是哪个数，都说明他们将要经过的山谷不是等闲之地。

在“死亡之路”的入口处，一些志愿者也加入了劝阻的行列，他们主要针对寻亲者和其他志愿者，希望他们留下水和食物，以免增加灾区的负担。这是富有远见的举动。对灾区大规模的人员置换，后勤如何保障是一个潜伏在深处的问题。在早期只是表现为对交通运输系统的压力，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进入人员的补给、防疫、安全、生活，乃至心理。在这个问题上缺乏洞察，已经让各地指挥部转移了太多不必转移的人，也派遣了太多不需要进入的人。在映秀，这种情况尤其明显。

除了这些远见者，也有志愿者在提供更加微小、具体的帮助。羊城晚报记者鲁钇山看到，一名志愿者削好了一堆木棍，站在路边的石头上，递给看起来需要帮助的人，说：“拿着这个吧，前面很危险、很难走。”

鲜继淑安慰了小护士，但心里仍然七上八下。她在路边捡了根棍子来帮助行军，但一个灾民打击了她：“解放军，没用没用！走到里面要两只手扶着石头，没有多余的手来杵棍子的。”这真让人丧气，她把棍子一下扔得老远。

灾民们的劝告和打击都不能阻止救援人员，但那些吓人的信息让每个人都不敢怠慢。大家开始竭尽所能，为最后五公里的“死亡行军”作准备。

第三军医大学医疗队遇到几个赶马出来的人，他们赶紧凑钱想买下一匹马。赶马人没有接受，他告诉这些热切期盼的军人：“这条路马走不进去。”

广东医疗队的一些医护在扔掉被子和帐篷后，将水也扔掉了，但谁也舍不得扔掉药品。华侨医院的林永新不仅保留了四瓶水，还带上了四瓶红牛。他的任务可不轻松，大整理箱里塞满了药品，即使他体格健壮，曾经打破广东大学生运动会记录，也必须集中全部能量才能对付这箱药。

自告奋勇的三名416医院医生终于将一百多公斤药品弄到了铝厂。这大堆东西让他们发愁，武警帮他们抬了几百米，本来还要继续往前走，但医生们“开不了这个口”，他们决定自己背进去。罗晓琪穿着雪地靴、戴着安全帽，白大褂还在身上，这身行头不错，但药箱拖了后腿。他们只有普通的纸箱，留下一部分药品后，分装捆扎。只有麻绳可用，与纸箱接触的地方用布片仔细垫好，防止磨破。不过，这根粗糙的东西不可能绑得重心均匀，这让他一路吃尽苦头。

在进入五公里道路前，走在最后的江西消防终于痛下决心：扔掉大部分非战斗装备，以及部分重型装备，加速前进。发电机、大帐篷、食品、药品，以及衣服纷纷被弃，各支队都组织了轻装突击队。

不管有没有作好准备，他们三三两两地走了进去。

包裹首先带来了麻烦。

广东省医疗队分队的四个大药箱起初由两个人抬。但道路很快就使两人无法同行，药箱被分到医生的背上。空气闷热，林永新的矿泉水和红牛都变成了汗珠，很快让衣服湿透。他弯着腰，药箱有时扛在背上，有时顶在头上。在滑坡地带，要用一只脚踩结实了，再迈另一只脚。遇到巨石时，药箱要推上去，扶着慢慢挪过去。

如果不考虑重量，拥有塑胶整理箱的人是值得羡慕的。新桥医院只有大纸箱，好几个在半路散架，这让协助搬运的士兵有点丧气。不过，医生们连一包药都不想放弃，他们一次次捆好再背上。416医院的罗晓琪也被背后的纸箱弄得难受，麻绳无法捆扎均匀，它总是不由自主地偏向一边。麻绳将肩膀勒得肿胀，布条保护的纸箱棱角经受了磨砺，但纸箱的一面被后背汗水浸湿，慢慢磨穿了，好在它坚持到了映秀。

制式装备让西南医院的医护们好受一些，但又大又重的背囊让队员们陷入危险。医生李永华的矿泉水不慎掉落地上，他忽视了背囊的重量，弯腰去捡，背囊不知不觉向岷江一侧滑落，带动他的身体向下倾斜。他的手边没有可以把持的东西，看到这一幕的人不禁大叫起来。后面的医生李付亮冲上去抓住背包带，另一只手死死抓住边上的石头，在倒下的一刻将李永华拉住了。这惊险的一幕也发生在医生龙庆林身上，这次抓住他的是护士吴英，而吴英自己也很快遭受了“包裹危机”。

她在半路已经感觉虚脱，不过，看到两名帮医疗队背包的寻亲者走远了，她担心药品丢失又急急忙忙赶了上去。还没有追上，后面的队友也未跟上来，她突然发现自己孤身一人走到了百花大桥下面。这座断裂的大桥摇摇欲坠，桥边不时有滚石落下，她强烈感觉到：“完了，回不去了。”那些让人又爱又恨的包裹将她引到了死地。

小个子护士背着硕大的军用背囊在石堆中行走时，已经看不见身影，好像那些背囊自己在移动。背着沉重大包的人都尽量靠着山脚，他们要与不断倾斜的重心搏斗，不能过于靠近江边，以防滑倒摔入江心。有些险峻的滑坡连这样的缓冲地带都不会提供，垮塌的石块紧贴岸边，下面几十米处就是奔腾的岷江。南昌消防的张勇带着照明设备，这些笨重的东西与石头磕碰了一下，他控制不了重心，倒向江的一边。他感觉要掉下去了，惊惧甚至让他无法喊叫，后面的教导员周德水奋力抓住了他，两个人完全依靠运气才没有一起掉下去。石凯不得不向九江消防队员下了一道残酷的命令：一旦滑倒，先丢装备。前面如果有人掉下去，不要拉——你拉不住！

淤泥和滚石是两个密切配合的杀手，一个负责延缓脚步，一个负责火力攻击。新华社记者侯大伟对此有自己的打算：如果实在无法躲避，就跳进岷江，留下全尸比砸死多少体面些。

14日一大早的淤泥虽然没有13日那么可怕，但仍然又深又宽。一名炮兵团士兵在巨石之间的缝隙遇到危险，他陷了进去，淤泥漫到腰部，两名士兵用力才将他拔了出来。在经过一天的踩踏后，傍晚到达的铁军只需要面对淹住小腿的淤泥。但它吸住士兵的鞋，让他们只能穿着袜子走路。随行的新华社军分社记者黄书波看到，淤泥中散布着不少鞋子，很多人不敢停下捡鞋。

护士长鲜继淑在一片淤泥前停下了，她打量着这黑乎乎的东西，心想：“它有多深呢？”她没有带多余的鞋袜，也暂时不想弄脏它们。她想踩着石头过去，又担心难以掌握平衡。在犹豫不决中，后面一名寻亲者吼道：“解放军，赶快走，再不走就要掉石头了！”这吼声让她回过神来，一下子踩到了淤泥里，她现在知道它有多深了。她不仅背着背囊，还帮其他医生提了一个药箱。淤泥让她行动缓慢，她将浑身的力气都使出来，想快点通过这片地方。她刚刚过去，滚石就真的砸了下来。鲜继淑第一次感觉到死亡是那么近，生与死只是瞬间之隔，不禁全身都冒出了冷汗。

余承彦在这里放弃了与武警的比赛，心想，请他们喝茅台算了。他在危险的地方站着瞭望，指挥武警们一个个通过。武警过后又来了一队铁军，他继续指挥，这个探险领队终于找回了感觉。

铁军在这里拉开队形，形成一两公里长的纵队，但先行的几百人突击队仍有七人在路上被砸伤。摄影师赵嘉与士兵同行，他们遭遇了大片滚石。一个士兵在各种喊声中有些犹豫，是向前还是向后跑呢？他最终跑向赵嘉。一块直径超过三米的石头砸在他身边一两米的地方，泥浆溅了他一脸。那个士兵脸色煞白，站都有点站不住。赵嘉和他开玩笑：“那么大的石头，要是砸在身上就不用埋了，直接把石头刻成纪念碑就成。”这个士兵一点也笑不出来。

新桥医院的王卫东对这样的感觉并不陌生。他没有走过这条路，但觉得和他走过的中越边境老山前线相似，那种“不知道前面有什么”的感觉像极了。也许一直没事，但事情一旦出现就会没命，人们害怕的就是这种未知的东西。二十年后，他在这最后的五公里第二次体会到了这种感觉。

和他一样，虽然人们忙于躲避死神，但高度专注让他们的观察和思考都进入了新层次。301医院的杨滔注意到一路上虽然行人众多，但没有哭声、没有哀号，甚至说话的都很少，他“在白天感受到了深夜的寂静”。华侨医院的刘宁则注意到出来的孩子很少——超过三百名的映秀学生还在废墟下。而一名高中学生和他的父母，引起了进入者的关注。

水磨镇的程林祥和刘志珍夫妇13日赶上了杨卫东侦察队，但这一天他们没能在漩口中学找到儿子程磊。觉得儿子可能回家了，于是他们14日返回水磨的家中，同样毫无结果。15日一早这对夫妇再次前往映秀，他们和广州市直医院分队相遇了。护士许庆敏记得，那个很少说话的男人一直帮医疗队背着物资，在危险的地方帮助维持秩序。在中学前分手时，有人给他一瓶水，他喝了一口就还回去了。大家祝愿他找到儿子，互道珍重后分手。

这天下午，这对夫妇带着找到的儿子回家了。程林祥背着比他还高的程磊，吃力而平静地行走。这个奇怪的样子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有医生上去询问，中国青年报记者林天宏听到程林祥说：“他是我儿子，死了。”这个情景让林天宏感觉“像被雷劈了一样”，他知道，这就是他几天来一直寻找的故事。这是个残酷的结局，但这对夫妇并没有被残酷的事实所摧毁。他们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走过二十多公里山路，带儿子回家。他们克制着，以平静的方式表达感情，这更有一种打动人的力量。

每一个行走者都有自己的故事，死亡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它既不是终结，也无法遮盖生命一样的光辉。

映秀的第一眼让很多外来者印象深刻，没有预想中的痛苦哀号，只有一片死寂。即使是在直升机不断起降的中学坝子上，轰鸣声也驱赶不了笼罩在那的凄凉，数百名伤员摆满了坝子，沉默地等待拯救或死亡。这悲惨的景象让最先到达的西南医院医疗队震惊，每个人的心都收紧了。没有队形，乘坐第一艘冲锋舟的八名医护从河堤纷纷冲向坝子，他们立即就淹没在伤员中。

这是映秀首次有医疗队到达，他们快要接近映秀时看到几架直升机飞过，那是温家宝的专机编队在返航。部分记者已经到达，有电视记者跑过来，希望医护们重新集合起来，重复一遍刚才跑下坝子的动作，以便补上镜头，这个混账的要求当即被拒绝。坝子上的生命每分每秒都在流逝，医护们千辛万苦走过“死亡之路”，没有中场休息，他们要立刻和死神进行下半场较量。

首支医疗救护队进入映秀

汶川是个自然灾害多发地带，县卫生局不时会举行应对突发事故的演练。就在地震前几天，一次演练刚刚完成，那次假设的事故地点恰好就在映秀附近，但地震所带来的重担远远超过了镇卫生院所能想象和承担的极限。

地震让映秀出现了约一千两百名伤员，其中重伤四百多名。在第三军医大学医疗队到达之前，卫生院的三十多名医护已竭尽所能。他们没有多少药品，好几个人的子女压在小学废墟下，约一半人的家庭在都江堰等地，家人毫无音讯，但在孤立无援的五十个小时里，没有一个人离开。

地震当天，医生们还能做一些急救处理。13日开始，无论是医生还是护士，大家能做的都只是简单的包扎。伤口无法消毒，连清创的水都不够，更不用说抗感染处理了。包扎材料五花八门，毛巾、衣服、红领巾甚至卫生纸、树枝都被用来处理伤口。连续两天的降雨让棉絮变得潮湿，大部分伤员的伤口开始溃烂、感染，并带来更严重的并发症。

院长崔彬的担忧在14日达到顶点，他知道，医护们已经很难再撑下去。地震中只有两名医护受伤，其他人在应急的亢奋中度过了两天，累极了的时候只能坐着打个盹。他们采取一切能用的手段，尽量让死神也“打个盹”。虽然能做的事情不多，但这些白大褂站在那里，对病人就是极大的安慰。在没有药品的时候，镇定也能延缓病情。

下午5点，这副重担交托到第三军医大学医疗队手中。

副院长蒲倩听说来了医疗队，赶紧跑了过来。她碰到了新桥医院的黄河，看到医疗队除了随身的背囊之外，只有数量不多的几箱药品，不禁大失所望：“你们什么都没带啊？病人怎么办？”这是个难以解释的问题，黄河只能用背囊里的物品来证明自己和镇卫生院医护一样，已经竭尽所能。他打开背囊，将药品和器械一件件取出。这个本来应该容纳医疗队员个人生活用品的背囊，只在包底显出了它的本来面目：那里有黄河的口粮——两块巧克力。这两块揭示真相的东西让蒲倩转身大哭起来。

此时，医疗队员已经被人群包围。陆续被抬到这里的重伤员已占伤员总数的一半左右，加上轻伤员和陪伴的家属，中学坝子上一时聚集了好几百人。伤员们盖着花花绿绿的被子、床单或塑料布，东一堆西一堆地躺在门板上。早上还有点小雨，中午太阳开始变得火辣辣的，一天下来，坝子上的人全都憔悴不堪。自然，没有一个人会放过走到自己身边的医疗队员。

从河堤上冲下来的第一批八名医护起初简直无法工作。西南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刘明华被一群家属拉扯着，争相往自己亲人的方向拽，刘明华不得不一再重复：“不要急，一个个来。”护士长鲜继淑得到了相同待遇。她和另外一名护士本来要跟着医生，按照医生的嘱咐协助处理，但拉扯中大家很快被分开了。家属们分不清医生和护士，看到带着红十字袖章的人就不放过。鲜继淑往往刚在一名伤员前蹲下，还没有开始处理就被拉走。与伤员的对话也总是被七嘴八舌的插话打断，这让她焦急起来。

作为管理病区的护士长，维持秩序是职责之一。鲜继淑站到一个碎石堆上，开始喊话：“请大家不要慌、不要乱，我们保证把你们每一个伤员都送出去。现在一定要保持秩序，不然我们没法做事。”这是平凡的话语，但表明了医疗队的态度。这番话首先打动了几个年轻人，他们站出来呼吁：“不要乱走，都听医生的！”这让秩序好转了一些。

八个人太少了，后面赶来的医护也经历了一样的遭遇。新桥医院的王卫东被伸过来的几十双手吓了一跳，人人都在喊：“先看我！先看我！”西南医院的宫海燕则被趴在地上的伤员抱住了双腿。医教部主任姬军生在密密麻麻的伤员中注意到了几个安静躺着的人，他过去查看，发现他们已经死了。他们被抬过来的时候多半还活着，但对这些已经挣扎了五十多个小时的人来说，每一个小时的坚持都异常艰难。

标准的作业程序已被打乱，严格的分区救治也难以执行，医生们在满地的伤员中间行走，快速检查后，对重伤员就地实施紧急治疗。护士则接管医生留下的轻伤员，她们现在要单独应对这一切。

护士重点对付的是开放式伤口。映秀伤员中，脊椎损伤和骨折的伤患占一半以上，几天下来，这些伤口创面已经变得非常肮脏，化脓引起的败血症很容易危及生命。清理、消毒、包扎和固定是护士们要做的事，但盐水和消毒液都不多了。

吴英被一个老大爷带到了一个老太婆面前，老太婆的伤口已经结痂，看起来不太严重。她轻轻揭开痂皮，顿时停住了：那是一条从头顶到耳后的撕裂伤，又长又深，满是脓包。对疼痛的渐渐适应容易让病人以为病情已经稳定，而病魔其实从不休战。没有冲洗设备，吴英用大纱布裹住伤口，慢慢将脓吸掉。没有盐水了，她拿出自己的矿泉水，剪掉输液器的头，接上空针筒，用推注产生的压力来反复冲洗伤口。

这天下午，护士们还临时制作了许多简易医疗器械。

骨盆和脊椎损伤的病人无法自己排尿，其他的骨折病人也因紧张遇到同样的麻烦，尿潴留[4]让他们的小腹鼓胀，毒素累积。这些人出乎意料地多，医疗队携带的导尿管很快就用完。徒步增援的泌尿外科医生李新在背囊里塞了一百多根导尿管，但他在24小时后才能到达。输液管被派上了第二个用场，护士们剪下一截，将管头仔细修剪得圆润充作临时导尿管。无菌的输液器用完后，用过的也开始接受改造。

废墟里有的是木板，就用它们来代替医用夹板来固定患处。为颈椎受伤的人制作颈托要复杂些。硬的瓦楞纸壳不多，这些聪明的女生就用棉布夹住一叠报纸，卷成筒状，再用胶布粘紧，一个能够支撑的颈托就做好了。

医生面对的局面则要严峻得多。西南医院医疗队近三十名队员已经到齐，他们马上要进行更复杂的操作——野外手术。由七名医护组成手术小组，两名小腿骨折的伤员被抬到平整的中学篮球场，输液瓶挂在篮球架上，医生和护士跪在伤员周围，映秀地震后的首次手术开始了。

仅仅只是骨折不会让医疗队大动干戈，骨折或挤压带来的骨筋膜室综合征是更危险的杀手。在小腿和手腕关节处，骨、筋、膜包裹成了一个密闭的容器，骨折带来的血肿和水肿会让这个容器内部的压力持续升高，最终导致小动脉自动关闭。在关节下方的肢体内，肌肉和神经会因缺血、缺氧而渐渐坏死，这不仅导致截肢，坏死产生的毒素还容易造成急性肾衰竭。将小腿直接切开，降低内部压力，恢复小动脉供血是最直接的处置办法。

麻醉医生易斌和崔剑出发前预感到现场环境将会十分恶劣，他们带了各种各样的麻醉药，包括淘汰多年的“老古董”——吗啡、氯胺酮之类。在这个篮球场的“露天手术室”里，“老古董”被护士长王莉注射后，骨科医生吴雪晖操刀切了下去。

第一例手术顺利完成，但第二例手术的病人出现了严重休克。这是比速度的生死时刻，王莉面临巨大压力，她的颈部静脉穿刺最好一次成功。而面对持续几天缺乏食物和水的虚弱病人，准确地寻找到静脉不是容易的事，但王莉做到了。这天下午二十多次建立静脉通道，护士们也全都一针见血。一些人会在穿刺前平静一下心情，心里默念：“我是军护，我一定行！”

在医疗队到达后的几个小时，坝子上到处都是这样的场面。在病人的呻吟和家属的叫喊中，医护们一片区域一片区域地紧张清理，忙碌得顾不上说话。当所有病人基本处理完毕，鲜继淑伸了个懒腰放松一下。她干过十三年骨科，八年脑外科，不怵任何场面，但那些小姑娘让她刮目相看。她为那些能干的护士们深感自豪，迫不及待想给医院护理部主任打电话：“主任，我们没有丢脸！”但是，在那个环境下没有任何电话可以拨出。

另一半来不及搬运的重伤员还躺在球场坝。

周红令13日晚上到达时没有看见几个伤员，直到第二天早晨她站在滨河桥桥头，看到穿着白大褂的卫生院医生和躺在门板上的重伤员默默地从街口一个一个出来。这个景象震撼了她，她倚着栏杆，流泪感叹：“人类为什么这么悲哀？这么脆弱？”每一个跨过滨河桥进入秀坪街的人都会经受一次这样的心理转换。校长王登高、西南医院医教部主任姬军生、新桥医院医教部主任徐剑铖、医生黄河等跟着蒲倩过去查看。他们穿过秀坪街，这条街上的废墟让他们见识了真正的地震。比较之下，中学这个“地震建筑博物馆”就像是精心搭建的模拟场景。

在球场坝医疗点看到的景象也让黄河震惊了：几根木头支撑着一些彩条布，一些烂棉絮搭在上面，坝子上又脏又乱。他在那里发现了两百多个伤员，病情比中学坝子上的那些更严重：有很多脑外伤患者及肢体出现坏疽的病患。他也发现了刘啸虎等三名坚守在此的卫生院医生。他感觉这三名医生“已经不行了”，看得出几天都没合过眼，好像随时会倒下。一名医生告诉他：“你们再晚来一天，我们就完了。”

徐剑铖立刻通知更多的医护过来接管这里，让这些坚守了三天三夜的医生休息就是对他们最好的致敬。事实上，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些医生的名字，病人急于离开那个地方，甚至无人感谢他们。赶来增援的新桥医院脑外科主任周政在球场坝上展开了一场手术，那是一名颅骨骨折、头皮撕裂的小女孩，手术在手电筒的照明下完成。一些伤情极为严重的重伤员则向中学输送，乘坐直升机空降的联勤医疗队在那里已经建立了大型野战医疗帐篷。

这一晚，在中学前的医疗区里，几乎没有停止过手术。伤员排着队做了切开减压手术，至少现在，他们不用担心肢体会进一步坏死了。

午夜前，医护们对留在坝子上的伤员进行了两次巡查。鲜继淑带着应急灯，坝子上还有家属点起的篝火，她不担心照明，而最担心下雨。一旦下雨，在无遮无挡的坝子上，大群人根本无处转移。“查房”完毕，她在午夜时分回到营地。一个小时后，她将在小学巡查一间最特殊的“病房”。

吴英在返回营地前接到了一名刚挖出来的伤员，他神志清醒，但浑身冰凉、脉搏微弱，有休克的迹象。她找了两名医生，但他们正在处理伤情更重的病人。旁边的人以期盼的眼光看着她，这让她心里更加难受。她想告诉他们：“我是护士，我的能力有限！”但她最终决定施行拯救。没有代血浆了，她从背囊里找出最后两瓶平衡液，让旁边的人用打火机照明，摸索着将针头插进血管。她守着输完了两瓶，然后祈求这个人能撑到天亮。她看到这个男人笑了，用微弱的声音安慰她：“我已经在下面坚持了两天，再多一个晚上也能熬过去。”这笑容比哀伤和痛苦更让她难受，她无法控制情绪，伤心地离开了坝子。

二十岁的护士李娅萍那一晚的感受更能代表大多数护士的心声。她留在坝子上，用蜡烛和手电筒照明来测量伤员的生命体征。她还承担了心理师的工作，跪在潮湿的沙地上，握着那些情绪不稳定的病人的手，安慰他们。她忽然体会到了一百多年前南丁格尔[5]提着小小的油灯，在战场巡视伤病员的感觉。“此时，我们就是为他们提灯的女神。”

姬军生在午夜清点了剩下的物资，西南医院携带的四十个背囊里的物资几乎耗光。消毒的碘酒只有两三瓶了，常用的棉签和绷带也所剩无几，好在伤员已经被紧急处理了一遍。明天的重点将是直升机转运，医疗队为此重组了队伍。他们在乘船时分成了多个五人小组，下午急救时每个人已经各自为战，明天则要严格按照检伤分类、轻伤和重伤来分区作业。

在这段时间里，人们已充分感受到了降落场的混乱。在救治时，病人和家属还能尊重医生的权威，但在登机时，没有什么能阻挡那些求生的步伐。医疗队向指挥部借来一百名士兵，准备在明天承担维持秩序和抬运伤员的任务。

伤员转运——废墟上的生命接力

其实，在医疗队到达之前，伤员转运已经成了一场激烈的竞赛。对很多人来说，通向直升机降落场的最后几十米是一个遥远的距离，他们需要使出浑身解数。

药厂的十余名重伤员本来可以成为第一批乘客，他们一直躺在福堂坝，14日杨磊驾驶的第一架直升机最初也是准备降落在这里。但当直升机最终降落在中学坝子时，这些重伤员只能眼巴巴看着。不过，首批的两架直升机并没有装载伤员，在搭载侍俊和许勇等人后快速飞往汶川。好些人感觉直升机根本没有降落，只是低飞扔下一些食品就走了，这个错觉让他们原地观望。毕竟，徒劳无功的等候在13日已经上演过一次，卫生院的医务人员为来回搬运十二名重伤员而累得够呛，他们可不想重蹈覆辙。

11点多，从汶川返航的四架直升机几乎同时到达映秀。中学坝子上的伤员不多，已经从渔子溪转移下来的一批中学生成为最早离开映秀的人。第一架上去了八名学生，几个小孩也上了飞机，他们不需要担架，父母能抱着飞快地奔跑。按照规定，所有家属都不能陪同，以腾出空间装载更多的伤员。四岁的罗诚要单独乘机，父母将电话匆匆写在他的衣服上。

李大军搭乘的那架直升机本身有四名记者，上去八名伤员后已是满满当当。在舱门关闭前一刻，初二的王天怡挤了进来。她很幸运，因为其他安置点的伤员将很快蜂拥而至，任何人都不可能轻松登机了。

直升机降落和大量伤员向中学坝子聚集，让指挥部预感到降落场将有另一场“战斗”。救援组组长蒲弘安排孔红勇和映秀地税所所长董敬宇驻守小学后，和任勇一起来到了降落场。不久，随李大军一起进军汶川未果而撤回映秀的汶川武装部部长吴志强也加入他们。

蒲弘和卫生院院长崔彬一起对伤员分类编号，这相当于在发放“机票”；任勇、周红令、杨冰及一名警察负责“登机区”，核对“机票”后放行；吴志强则带着二十个民兵维持秩序和搬运伤员。医疗队到达之前，在映秀的士兵不多，一些在镇内救援，只有少数在降落场协助维持秩序。这些人就是14日降落场里的秩序维护者，而他们面对的是数百名潜在的秩序破坏者——那些迫切想要逃离这里的伤员和家属。14日，冲锋舟也在增多，没有受伤，也没有家人要照顾的居民开始逐步自行撤离。他们从降落场背后的滨河路川流不息地走出去，这景象让留在降落场的人更加心急，脆弱的秩序时刻面临着挑战。

崔彬一共发出了三十张“机票”。这是残酷而艰难的选择过程，重伤员很多，很难说谁更严重。蒲弘注意到，一些伤员身边没有任何亲属，且神志不清。他只好将写着编号的纸条贴在他们额头，或直接写在额头上。这些人已经不会为自己争辩，命运给他什么就是什么，但其他伤员的家属不会这么顺从，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亲人才是病情最重、最需要优待的对象。崔彬身边围上了一圈人，都是熟悉的面孔，他们此起彼伏的叫喊让他又难受又绝望。有一刻，他真的很想给他们跪下：“求你们不要再吵了！”编号已经无法继续，而这一天成功登机的也只有十几人。

董成云被灰心丧气的崔彬叫来，一起承担这个重任。在这之前，董成云一直忙着将伤员从球场坝抬到降落场。他快要筋疲力尽了，但新的工作需要他打起十二分精神。现在，多个安置点的伤员都在向降落场集中，而每个安置点的驻守医生都在编号，这导致降落场出现了多个重复的号码，董成云不得不将二三十个重号的伤员重新编号。他一个个详细检查，编写号码，同时应对更多病人家属的“骚扰”。温家宝的到达和对女儿董诗杰的慰问都不能让他分心，这一天结束时，他编写的号码已经超过了一百个。

在温家宝返航后，飞往映秀的直升机骤然增多。任勇记得，那些密集的直升机“像蝗虫一样”，地上三架，空中还有三架。他有理由劝说那些家属了：“抢个啥子嘛，都能上！”

看到机会的人更不想失去机会。董成云身边围着的人越来越多，对土生土长的他来说，那些熟悉的面孔中很多都是要叫“伯伯”“叔叔”“婶婶”的。映秀是个大家族集中的地方，张、李、董、杨四家占了很大比例，大部分人都沾亲带故。这些长辈拉着他的衣服，指着某个叔伯或侄儿的伤口，直截了当地要求他优先编号。这让董成云为难，不过，他有充足的理由拒绝那些想开后门的人。他指给那些人看：“我女儿还在这里躺着呢。”

虽然董诗杰的挤压伤十分严重，但和地震当晚一样，董成云羞于滥用医生特权。他无需用这种冷冰冰的方式来证明自己伟大，也无需再证明自己对女儿的爱，这个乡镇医生只是用自己的行为为公正树立了一个良心能够接受的标准。

随后赶到的一名第三军医大学医生检查了董诗杰的腿，腿已明显肿胀，需要剪开裤子减轻压迫。他当即开了一张单子，要求尽快送走。在“登机区”，董成云拿着单子犹豫了好一会儿。他清楚女儿的病情，也看到了那里疯狂抢位的情景。他最终也没有开口，无人知道他拥有一张宝贵的通行证。

天黑了，董成云的工作已由医疗队接手。女儿还在身边，空旷的中学坝子不适合病人过夜，他想把董诗杰带回卫生院工地棚子。没有人帮忙，忙碌一天的他十分疲乏，但还是一个人把女儿背了回去。在放下时手重了些，碰到了挤压部位，痛楚让董诗杰痛哭起来，董成云拥着女儿道歉：“爸爸实在是没有力气了。”

这一天，接手的医疗队忙于紧急救护，编号后送还不是重点。15日，医生们开始尝试建立标准流程。

第一步是检伤分类。一个没有严格训练的人会重点关注疼痛程度和伤口大小，但是，那些一声不吭的人可能病情更加严重，这是最考验专业和经验的一环。分类的伤员需要标示，通常以蓝、红、黑代表轻伤、重伤和死亡。医疗队没有携带伤标，就用临时找到的材料自制。红色的东西最多——袖章上的红丝带、红领巾、红床单、红T恤，他们最终也就只使用了这一种伤标。轻伤和重伤员在分别设置的区域内救护处置，在中学坝子上，这一划分也被从简。重伤员集中到一起，其他的区域自然成为轻伤区。

编号后送是另一个考验的环节。后送顺序并不能根据伤情轻重来排列，将一个尚未处置稳定的重伤员匆忙后送，这会带来极大的风险。在整个灾区，已有相当多的人死于后送途中。在这个流程中，病人家属与医生的争执随时会爆发。新桥医院派出了有战场处置经验的王卫东等四名医生，医生们觉得，只要按照规则来，处置几百名伤员不是问题。不过，那些冲动的家属往往因病人排不上号而愤怒，他们会一直追问：“为什么要让那个人先走？”一开始医生会耐心解释，但王卫东被这种反复质疑弄烦了，他最后用一句话就让那些人都闭了嘴：“这个，我懂，你不懂！”

带着单子的伤员会被分类后送组最后检查并编号，这个号码就是每个病人梦寐以求的东西。14日，号码是写在手背上。在15日，开始启用更正式的纸板。一个抬向直升机的重伤员，手腕要有红色带，旁边的人举着有医生签名和号码的纸板。这是一个最理想的模式，但它并没能坚持下去。在不断的冲击下，秩序正被步步打破。就像这块纸板，它就是因哄骗出现而被迫设置——已经有人系着假冒的红色带登机。最后几十米的逃生竞赛已经白热化。

哄骗在14日上午就已开始。在“登机区”值守的周红令发现了两名伪装伤员的年轻人。他们拿东西裹着手和脚，装作骨折，在快要上直升机时被拉了回来。一通劝说和批评后，两个人彻底改变了态度，开始参与转运伤员[6]。

少数人的醒悟无法改变降落场的混乱，比较之下，围绕崔彬和董成云争取“机票”的人不算秩序破坏者，他们至少还接受排队登机这个游戏规则。另外一些人直接越过了这一环，看到直升机降落，就从各个方向冒出来，向直升机猛冲。这是关于人数、力气、速度和狠劲的竞赛，不过，和那两个伪装的年轻人不同，冲击最凶猛的人也遵守了底线。他们不是为自己逃命，而是为亲人担忧。

在一次降落后，杨磊看到士兵将一个手拿斧头冲向直升机的男人拉住。杨磊下去询问，这个男人告诉他：“我要砍你们的飞机！”原来，他妻子重伤，几次未能登机，他把怒火发泄到直升机上。杨磊告诉他：“你要是砍了，大家都走不了。”他跟着这个男人去看那个刚被挖出来的妻子，医生证明的确严重，杨磊挥手放行。在起飞时，他透过窗口发现，这个留下来的男人跪在地上，朝着直升机磕头感谢。

西南医院的冯毅遇到一个男人，他背着妻子、抱着婴儿跌跌撞撞冲到了直升机前。这名婴儿才出生二十多天，受伤的妻子已经无法照顾婴儿，冯毅申请让这一家人都登机。不过，这个男人谢绝了冯毅的好意，母子平安已经让他满足，他愿意把机位留给其他人。这是心酸的分别，冯毅送给他一块巧克力，祝愿这个徒步出去的人能全家团圆。

更多的人没有这么幸运，他们要么无法靠近直升机，要么靠近了也无法登机，有人甚至连这最后的几十米也无法坚持。

药厂的十余名重伤员被抬到了中学坝子，但14日一天都没能挤上去一个。中学的好运气也已终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杨龙看到，一名历史老师躺在门板上，脸上写着17号，她的学生跪在地上，满脸泪水，对着记者的镜头哭喊：“我给你们磕头！救救我们老师！”学生们试着送了三次，每次都被拥挤的人群挤了出来。随消防突击队空降的上海摄影师吴学华看到，一位父亲背着女儿跑到了直升机前，但舱门已经被好几副举起来的担架堵住。他背着女儿绕到直升机另一边，向副驾驶求情。这显然是徒劳的，那个小窗口无法塞进去一个人。

志愿者尹春龙就在那些抬担架的人群中。15日，他抬了约二十人登机，很多都是来映秀打工或旅游的人，身边没有家属陪伴。地面不平，加上奔跑带来的颠簸，感到疼痛的伤员有时会向他喊：“轻一点！”他们可能还说了些什么，但直升机声音太大，尹春龙无法听清。但他知道，有两个人喊出的“轻一点”是他们在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在靠近直升机时，他看到担架上的人“身体一下挺直”，然后“头有力地一倒”，手也随之耷拉下来。他想：这和电视剧里演员的动作真是一样啊，但这不是演戏。他还来不及感叹，就听到有人对他急切地下达了新命令：“这个死了，赶快抬下去，换一个活的来！”

这两个可怜人有一位是本地人，这个凄惨的结局让家属痛哭起来。另一位看起来是旅游者，尸体放在一边，周围的人都尽量远离。没人知道他是谁，也无人关心这个。边上渔子溪的山坡上已经在挖掘长长的掩埋坑，这具无人看管的尸体会扔下去，他在世上的一切痕迹很快就会彻底消失。

这块坑洼不平的坝子已是真正的人生舞台。

家属、医生、士兵、民兵和志愿者都在参与抬运，这方面的人手一点不缺。武警们在小学救出的第一个幸存者——二（2）班的李博翰14日下午被送上了直升机，中学教师李纲和卫生院护士高永花不必为儿子担心了。虽然李博翰左手臂骨折、右下肢受伤，但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他们放心地将儿子交给别人，自己留在小学继续参与救援。

但他们不知道，要将伤员塞进机舱就像搏斗，一窝蜂挤来的担架有时让机组人员都不敢将舱门全开，伤员要一个个从半开的舱门搬进去。在又挤又踩中，李博翰的头部受到撞击，颅内出血让他变得难受和烦躁，而这被当成伤员的正常反应。到达凤凰山机场后，他还和接机的医生说了几句话，但很快就不行了。在登记册上，他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几天后，到成都医院寻找儿子未果的李纲发出了寻人启事，他最终等来了让他伤心欲绝的消息。

这并不是唯一的悲剧。在地震后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医院共接纳了九万多名伤员，其中重伤员一万六千多人，包括从废墟挖掘出来的六千多人。而在后送途中及入院后死亡的人数达到2490人[7]。和那最后五公里的“死亡通关游戏”一样，面对重重障碍，一次失败，生命就会清零。

看到降落场的乱象，枫香树村村主任董成建开始组织担架队，决心不让任何一个重伤的村民受苦。他召集了十二个人，开始是六人一组搬运，但要抬的人太多，就改成了四人一组以加快速度。他让一个人脱下红T恤，撕成布条后绑在伤员手腕上。小学生先被抬上去，成年人放后，二（2）班的余明高和周玉烨在一起获救后，现在又一起安全地上了直升机。董成建喜欢孩子，他不允许任何人挡住孩子们登机的路。弟媳将他母亲送了过来，老人右手骨折。双腿砸断的镇委书记王长洪也被送到他面前，平时他们关系很不错。但今天，他要对母亲和书记说抱歉了。

15日开始，病人家属都看出来了，军医已经接管了降落场。他们冲击的目标也变得十分明确，这让气氛更加紧张。

这一天，姬军生指挥来支援的一百名士兵在降落场建立轻伤区、重伤区和登机区。有五十名士兵负责抬送伤员，所以只有五十人可以维持秩序。这三个区域很快就被混乱的人群冲得稀里哗啦，他记得有序的状态大概只维持了半个小时。他和带队的营长商量，决定集中力量守住最后的“防线”，也就是“登机区”。士兵们手拉手围成圈，直升机降落时，人墙则变成了登机通道。

藏族妇人素琼躺在地上，而围着她和其他伤员的士兵一直站着。这些不到二十岁的炮兵团士兵站了一天，脸上布满灰尘，嘴唇干裂。他们自己的水已经喝完，而直升机运来的矿泉水属于伤员和灾民。一名士兵拿出压缩饼干看看，又放了回去，他实在无法干咽下去。直升机带起的小石子乱飞，这些人墙一动不动。有累极了的蹲一下，马上被军官呵斥。她只能在心里一遍遍地感谢这些孩子。

包工头董劲松记得降落场15日开始有士兵设岗，但完全挡不住村民。他们很多是新兵，他遇到年纪最小的一个还不到十七岁，他们不仅难以阻挡村民，还成了被攻击的对象。吴英看到一个士兵被暴怒的村民追打，“追了有十几米”。这是非常时期，士兵们没人敢还手。

而外科医生李军则被一个女人指着咒骂：“你会下地狱的！”医护们和士兵一样，谁也不敢说话。校长王登高遇到的威胁更加严重。一个男人在送女儿登机的要求被拒绝后，马上抽出长刀对着王登高比画，他最终得逞了。

“登机区”边上就是物资堆积区，那里划出了警戒线。一些人试图从这里抢劫食物，这可不是面对伤员及家属，士兵们不再客气。新华社记者孙闻随中国国家救援队降落时，立即遭遇了这些抢劫者。他看到许勇手持扩音器，对士兵下令：“搬出警戒线的都算抢，有敢抢的，用工兵锹给我狠狠地揍！”那些士兵“抄起工兵锹，怒目圆瞪，像门神一样，盯着抱东西的人把物资码放整齐”。

这些凶猛而有效的招数，“登机区”无法效仿。不过，一个突破底线的秩序破坏者，终于让人忍不住动手了。

那是一名电视台编导，在15日机位最紧张的时刻，她想搭乘直升机出去，理由是“发头条新闻，让更多人关注映秀”。其实，这多少是一个正当的理由，但在不合适的时机提出，就成了错误。映秀已经聚集了不少记者，一些有背景的人已经向指挥部提出了类似的要求，不过，州委书记侍俊一概拒绝。各个安置点，甚至远处的村庄也源源不断向降落场运送伤员，机位只能属于他们。何况，每一个乘坐直升机进来的记者在登机前都被告知，他们只能另找途径返回。

这位编导不愿意放弃，在一架直升机降落后，她看到了机会。这架直升机的尾门迟迟没有关上，她走了过去。陆航团映秀地面指挥小组组长勒干波也走了过去，他关心的是尾门，那里有点小故障。机舱已经装满伤员，勒干波劝她：“不要急，到时候我会安排你走的。”故障已经让人烦心，但编导的举动好像决心继续添乱，她执意要上。

指挥部的人几乎都守在降落场边的沙堆上，这一幕被州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福耀和工商局长斯卫平看到。王福耀赶紧过来，喊着：“不要走！不要走！”他看起来像个普通的村民，编导不一定认识他。劝阻没起作用，王福耀叫来武警，将编导抓了回来。斯卫平郁积了几天的情绪爆发了。这个藏族女局长是地震后最早到达映秀的阿坝州官员，她充分感受了映秀的苦难。

太平驿电站员工叶盛看到，穿着黑便装和胶鞋、一脸焦虑之色的斯卫平向编导用力挥起了手，将矿泉水瓶有力地砸了出去。李大军正好护送一名刚从小学挖出来的学生到降落场，这一幕让他印象深刻，而旁边的侍俊则是一副生气的模样。还有人听到斯卫平喊叫了一声：“都是你们占了救命的机位！”勒干波看到侍俊拦住了斯卫平的进一步动作，他也上去劝说：“小斯，不要生气，没多大的事。”两个人很熟，是黑水县的藏族同乡，而王福耀则是勒干波弟弟的同学。看着灰溜溜的编导，勒干波心想：“你也太不会看眼色了，他们现在连我都不认。”他抄起无线电，将已飞到天上的飞行员狠狠训了一顿。

与董成建对待母亲和书记的态度一样，指挥部的官员这一天也变得六亲不认。那些躺在死亡边上的伤员让人无法冷静，这样的情况在第二天的指挥部晨会上再现了，很多记者目睹了另一名同行自取其辱。许勇在晨会上建议，等伤员后送完毕后，可以分批安排记者乘坐直升机离开。一名日报记者立即要求本报优先，并报上了自己的名号和获得过的荣誉，这招来了许勇的怒骂：“滚，你更应该最后走！”

这一天，在中学前的篮球场及降落场上，医疗区也正在逐步建立。这里最终将容纳十三支医疗队。在15日晚，医疗区已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救治分成了重伤的A区和轻伤的B区，由第三军医大学和广东医疗队分别负责。联勤医疗队14日就建立了正规的帐篷手术室，新桥医院在第二天上午也建了一个。他们简直是“无中生有”——手术室的所有东西都是从废墟里“捞出来”，或是在半道上“劫过来”的。

在进入映秀时，黄河打出了新桥医院的队旗，许勇远远看到旗子后派出卫生科长与其联系。科长意外遇到了老熟人——医教部主任徐剑铖，马上将他们带到许勇那里。许勇朝边上一指：“这就是你们的地盘，马上搞个野战医院。”

新桥医院接到了命令，但暂时无法执行。他们只有背进来的一些药品，这些物资还没法建立功能完备的手术室。不过，机会很快就来了。

去球场坝医疗点巡查之前，蒲倩带着他们看了看卫生院，说：“这里的东西都可以用，不过，已经没什么物资了。”在一堆废墟中，黄河看到了一个氧气筒。麻醉科医生的敏感被触动了，他对徐剑铖说：“这里可能还有一些能用的东西。”

的确如此。

14日的紧张救治让大家顾不上这里，15日一早，药品已基本消耗干净的医疗队想起了卫生院。徐剑铖派出黄河和张纲，又借来4名士兵，一起去门诊楼“淘宝”。余震没有那么频繁了，但这栋危楼还是让人看了害怕。楼板大片脱落，在一楼能一眼看到三楼天花板。两个人犹豫了半天才下定决心：“死就死吧，冲了。”

他们实际上来到了“聚宝盆”：一台心电图仪、一台呼吸机，虽然是老式的简易机器，但“在瞎子的王国里，独眼龙就是国王”。氧气筒找到了好几瓶，连手术床和诊断床都各找到一张。更宝贵的是四百多袋糖盐水，还有手术器械和消毒器，甚至有各种各样的疫苗，包括最需要的狂犬疫苗——饿极了的野狗现在很容易攻击人。

这足以让人狂喜，但还不能过于兴奋。医生和士兵必须小心翼翼走过残存的楼板，将这些东西一点点搬下来，再迅速运回中学运动场，这可以让他们的野战医院有点样子了。两名医生带着士兵进入中学废墟搜寻木板，准备为大堆物资搭建保管平台。他们正拆卸门板时，一声巨响，墙壁也开始震动，黄河被士兵一脚踹了出去。这一脚让他既生气又感激，没有余震，这只是一个意外——一名士兵摆弄拖拉机时撞到了墙上。

他们找来各种能用的东西：木棍、塑料布、帆布、遮阳网，终于搭出了一间手术室。它虽然简陋，围着的破网四面漏风，但功能基本齐全，这里当天就完成了十多台小手术。

新桥医院的好运在这之前就已显露。在最后五公里，一路上都有士兵和寻亲者帮他们抬运药箱。不过，大家渐渐分开了，医疗队在映秀无法找到那些人，也不知道药箱放在哪里。这个意外的损失让他们沮丧了一阵，但补偿也马上到来。又是“福将”黄河，他在路上遇到两个推着板车的人，他们穿得破破烂烂，又高又黑，板车上全是药品，还是珍贵的抗生素和白蛋白！他喝住这两个“民工”：“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

两个人告诉他，他们在搬运来自广东的空运物资。

“运到哪里？”

“我们也不知道。”

两位“民工”其实一个是副州长，一个是卫生局长，这些天上掉的馅饼全部被黄河弄了回去。他没有停手，继续疯狂地搜刮。不久，又从联勤医疗队的大帐篷里搞来了口罩、帽子、输液器和空针，他终于拥有了一间像模像样的手术室。

广东医疗队负责的B区和门诊让他们和灾民有了更多的交流，这使得他们有不一样的感受。广州胸科医院护士许庆敏的工作重心渐渐变得不是医治伤病，而是心理抚慰。对那些无法自控而不断诉说悲伤的人，她选择静静倾听，让他们充分释放情绪；对受惊的孩子，她抚摸和安慰，并告诉母亲：“多和孩子说话，多拥抱和亲吻。”她不会想到，要去寻找儿子的那对水磨镇夫妇，就在这个地方最后一次拥抱了儿子。

13日，夫妇俩没有找到程磊。15日，再次返回的程林祥绕到教学楼废墟背面，在楼板缝隙中看到了儿子和另外两名同学的尸体。他找来一根铁镐，一下一下砸向挡住儿子的那块水泥板。刘志珍起初没有进去，她瘫坐在教学楼前面，凤凰卫视记者何润峰看到，她一直撕心裂肺地哭喊着：“我的儿啊！我的儿啊！”但已经没有泪水。过了一会儿，她突然放下背包，从右边角落里钻进教学楼。何润峰听到了里面发出来的声音，他顺着声音跑过去，听到里面正搬弄砖头和木板。

程林祥吃力地跨过废墟，背着程磊出来了。无法看到程磊的脸，刘志珍在里面已经脱下花布外衣包住了他的头。他的头上有一个拳头大的伤口，身上没有血迹。在教学楼前的草坪上，刘志珍抱着儿子坐下，把脸颊贴在儿子身上。程磊的身体已经僵硬，夫妇俩不断抚摸着他的身体，让他慢慢变软。

刚刚到达的广东省直医院分队队长昌耘冰看到了这一幕，他询问刘志珍，但得到的是沉默，他只好安慰几句就走开。两名队员肖建斌和李想决定做点什么，他们抬来担架，劝刘志珍说：“让逝者入土为安吧。”沉默了一会儿，刘志珍慢慢松开了手，要求给儿子换身衣服。肖建斌和李想将程磊搬上担架，但这个看起来刚刚入睡的孩子，似乎不太愿意让人摆布，两名队员调整了几次才安放妥当。一直旁观的何润峰发现，刘志珍的眼神有一丝愤怒，她不愿儿子再受任何一点苦难。

她终于愿意和人说话，何润峰听到她几乎是从牙缝挤着，一字一顿地说：“我的儿子，愿望是考大学。”

“以前是（4）班的，后来考了第一名，就转到（1）班了。”程林祥补充说。

“全年级前十名。”刘志珍再次补充。

“三个孩子压在一起，他们还在里面，我没力气了。”刘志珍不再表情木然，开始哽咽。

担架放在中学前的人行道上，刘志珍从背包里拿出一套白色运动服。看到这些精心准备的东西，何润峰泪流满面，他放弃了采访，转身走开。

15日中午的阳光十分猛烈，肖建斌和李想找来一床薄毯，和另外两名志愿者一起，一人拉住一角，遮在这一家人的头上。两人脱下安全帽肃立，在烈日下拉着毯子，像护卫一面神圣的旗帜。他们站立了半个小时，耐心等着刘志珍脱下程磊的一身深蓝色校服、擦拭身体、换上干净服装。在他们不远处，降落场也正在上演生与死的人生戏剧。

这对夫妇不会允许程磊像那个可怜的孤身旅游者一样，在尸体掩埋坑里无声无息地消失。几天后，中国青年报记者林天宏在水磨镇的家里问程林祥：“你想过吗？回去的路上会有多危险？”

“我不能把他丢在废墟里，我只想，我每走一步，他就离家近一步。”1米63的程林祥，背起高出他两厘米的儿子回家了。二十多公里外的那个山上，才有让人心安的故土。

深夜，中学坝子的气温急剧下降，广东医疗队点起了篝火。在营地边上的渔子溪山坡，士兵们正在抓紧将尸体掩埋坑扩大，他们也点起了篝火。看着半山腰的点点火光，医疗队员伤感无语，火堆旁，有人轻声念道：“熊熊火焰，焚我残躯。可怜世人，忧患实多。”[8]

[1] 唐永建主编，《“5·12”汶川大地震四川灾区公路应急调查与抢通》

[2] 我试着走了一次只有友谊隧道一半长度的马鞍石隧道。刚走进去还感觉比较新奇，能听到清晰的脚步声，有一阵，甚至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前面一段能看见一点地面，慢慢地，只能靠脚的感觉来摸索地面了。前后的洞口都能看见清晰亮光，但伸直手，连手指都看不清。隧道好像怎么都走不出去，这很快就让我恐慌和焦虑，忍不住跑出来——和地震时通过隧道的人感觉一样。

[3] 大学毕业后燕增奎报考了第三军医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他真正成为了这个团队的一员。

[4] 尿潴留，膀胱内积有大量尿液而不能排出。

[5]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因在克里米亚进行护理而闻名，被誉为“提灯女神”。她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女护士，开创了护理事业。

[6] 余承彦15日在铝厂码头遇到了同样的事。他在那里做维护秩序的志愿者，在痛骂一个抢着上船的茂县年轻人之后，他惊奇地看到，那个人沉默了一会儿，转而带动几个同乡开始做维护秩序的志愿者。几天后余承彦再次回到那里时，发现他还在码头勤勤恳恳地服务着。

[7]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正国，《汶川地震医学救援经验教训与发展措施》。

[8] 此为金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中，明教教徒在光明顶赴死前的悲壮诵咏，全文是：焚我残躯，熊熊烈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惟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第六章  震后72小时：救援的每一步推进都是以生命为代价

“活的！活的！”

从14日下午5点开始，医疗救援已全面展开。这让伤者看到了希望，但废墟下的人没有这么幸运，他们还需要独自支撑一段时间。一个多小时后，三十三人的消防突击队降落。而只有在二十四小时后，七百多人的消防救援队才能抵达映秀，全面展开救援。

对幸存者、自救队和少量消防员来说，这二十四小时就是留给他们的最后突击时间。有人成功冲刺，有人没能到达终点。这并非成功与失败的简单区分，有时，选择死亡更需要勇气。

大约就在首支医疗队5点到达映秀时，困在交警大楼两天多的杨云芳决意自杀。

长时间的等待和右腿的痛楚并不是她作出这个决定的根本原因，是对未来生活的绝望击倒了她。这一天，杨云兰在小学向正在救援的村民打听连蓉教室所在的位置，她需要确切知道连蓉的生死——她已找不出多少新鲜理由搪塞杨云芳的不断询问了。“救学生太忙，老师都不敢离开学校”，这个理由已经完全不被杨云芳接受，她说：“三姐，你骗我，你们都在骗我。”

有人对她说出了实话，这和她识破杨云兰的谎话一样，两者都让她对未来失去信心。

在耿达的石匠们离开后，张学伦和王政洪在路口不断拦截其他过路人。有时候，杨云芬背着都文欣也在路口等待，试图抓住一切微弱的机会。他们带过去好几批人，那些人看了看，最后都摇头离开。楼房向着杨云芳所在的一边倒塌过来，上面压着重重废墟，让救援既艰难又危险。14日白天，镇区只有少量的武警指挥学院学员和37师炮兵团士兵，大批铁军和武警在晚上8点左右才能到达。而即使他们来支援，也会同样无能为力，因为和村民一样，他们没有任何有力的工具。

下午，张学伦带去了第八批救援者，那是几名武警。他们看得比其他人认真，把石匠打穿的墙壁、撬烂的床和夹着杨云芳的大梁都仔细看了一遍，然后对焦虑的家属们说：“我们实在没办法，你们已经救到这个程度了，我们空手更加不行。”他们在洞口边讨论着一个人的生死，而那个当事人就在废墟里静静地听着。离开之前，他们坦率地讲出了看法：“就是有工具也不容易救，这个地方太危险了。”

上午在空中盘旋的直升机曾让杨云芬一度兴奋，她跑去对杨云芳说：“四姐，你听，飞机来了，马上就有工具了！”

“好，我晓得。”杨云芳平静地说。

傍晚，杨云兰在准备返回球场坝过夜前，带着外孙女又去废墟看望杨云芳。她听到了让她不敢相信的话，杨云芳告诉她：“三姐，我不想活了。”她继续说着，更像是自言自语：“我们连蓉都不在了，我们连蓉都去了……”杨云兰还没有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她继续念叨着那个关于忙碌的谎言。她又觉得可能是那些武警的实话让妹妹灰心，但她实在编不出任何关于救援的好消息。不到七岁的外孙女也哭着加入劝说：“四姑婆，你咋不坚强点嘛。都文欣妹妹一到晚上就要哭。”小家伙试图用杨云芳最牵挂的人来留住她，杨云芳沉默着，用一句遗嘱式的话语结束了讨论：“都文欣就托付给你们两姊妹了。”

然后她直接说出了可怕的真相：“三姐，我把金戒指和项链吞了。”像是在讨论别人的事情，她平静地加上一句：“咋个还不死呢？”她开始说出更多让杨云兰伤心的事：“我还捡了砖敲脑壳。”但她没有多少力气，这个也无济于事。她最后说：“我把血管都割了。”

“你哪儿来的刀呢？”

“要啥子刀嘛，我把手表在砖上磕烂了，拿手表盖子割的。”杨云芳伸出手，让姐姐看手腕上的伤口。她流了一些血，但这个小碎片割不了太深。废墟下，即使求死也变得艰难。

杨云兰觉得没有希望了，她不再说什么，伤伤心心地大哭一场。家里八个存活下来的兄弟姐妹从小互相照顾，感情深厚。父亲不太过问家事，姐姐往往像是妹妹的半个母亲。没有那么多钱供大家读书，大一点的都选择了退学，杨云兰只读完小学一年级就回家干活，杨云芳则读完了中学。那些小时候的画面在杨云兰脑海里不由自主地出现，她想起杨云芳在漩口中学读书时，自己为她做的布鞋。每天要走很远的路，杨云芳舍不得穿姐姐做的鞋，她在路上就把鞋脱下放在包里，快到学校时再把脚洗干净穿上。回到家里就不停歇地干活，上山割猪草也是光脚，就这样，一双鞋能穿很久。

这个勤奋而节俭的妹妹谈不上是全家的骄傲，但在马尔康保健院的稳定工作对这个家庭来说，颇为难得。杨云兰哭完了，又禁不住责骂杨云芳：“你枉自工作几十年，自己还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你是拿工资的人，只要有一线希望，你尽量要活着出来嘛。”

杨云芳默默听着姐姐的责骂，她不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只是叹气：“我们家连蓉……”女儿是她真正的骄傲，美丽、善良，还继承了她标志性的勤奋和节俭，几乎每个周末都带着孩子们画画，空闲时就做壁挂等各种手工。杨云兰知道，妹妹割舍不下的还有丈夫连富林。两个人一辈子都没吵过架，这家人的亲密一直都让其他人家羡慕，现在，所有的亲密都被地震活生生地撕裂了。

此时，在不远处的电厂，修配分厂的幸存员工也需要面对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

这天早晨，修配分厂经理吴晓东带着重组后的电厂八十人自救队去了小学，但废墟深处的救援仅靠人力是不够的。各种机械已经进入，他们实际帮不上多少忙，自救队很快撤回电厂，吴晓东带着二三十人开始全力搜索分厂员工——还有二十个人被埋在废墟下。

地震时，大部分人都在分厂的两层小楼里休息。自救队推测，在桌子底下应该还有幸存者，那是他们自己焊接的铁桌子，它能顶住预制板的重压。

修配分厂工具很多，员工们技术熟练，清理工作十分迅速。他们挖开二楼的值班室和休息室，掏出一堆桌椅，但里面没有人。需要继续对付楼板，才能进一步到下面的办公室寻找。电厂的第二台吊车从交警队那边弄出来后立刻被开到分厂的废墟前，和第一台吊车救援新单身楼遇到的情况一样，吊车一直开到废墟边上，但废墟太宽了，十几米长的吊臂斜着触不到这些预制板。

废墟下没有任何声音，吴晓东已经不抱太大希望，他想，至少能挖出尸体吧。吊车挂上绳子，准备拖拉预制板，自救队开始准备门板，厂长胡瑞林也来到了现场。在离开都江堰四十多个小时后，电厂第一支出发的小队终于在14日上午10点多到达。吴晓东告诉胡瑞林：“兄弟们要出来了。”看着准备好的门板，胡瑞林对着废墟表示歉意：“兄弟们，对不起，只能将就下了。”这让幸存的分厂员工都忍不住流泪。分厂幸存的只有十二人，除了伤者和妇女，能站在废墟前的只有几个人了。他们拿着彩条布，准备遮盖将要出来的大量尸体。

无人，和上一层废墟一样。他们将两层小楼全部挖了一遍，每一张桌子都翻开，仍然无人。他们扩大挖掘范围：综合班、机加工一班、二班、材料室、学习室、焊工班，甚至厕所。天快黑时，所有屋顶都被掀开，但没有发现任何幸存者，乃至尸体。那二十个人好像凭空消失了，这个出乎意料的事实几乎让所有人崩溃。

地震时，那二十个人其实已经跑到院子里了，他们实际上是被边上倾斜倒下来的六层新单身楼全部掩埋，现在，全都静静躺在那边的废墟下。

下午5点多，电厂办公大楼传来了这天唯一的好消息：大楼的第二名幸存者被救出。在里外双向同时挖掘一天多后，通道连通了，李平华平安地离开了废墟。他紧靠着困住李科和牟玉雷的小洞，他的离开让小洞获得了更多新鲜空气。一群小个子职工轮番爬进去，将水和食物送到小洞里，两个人可以坚持更长的时间了。黄丽趴在洞口，终于听到了丈夫牟玉雷的声音。

降落场的医疗救治正在紧张忙碌地进行着，现在那里是映秀救援的焦点。在一河之隔的镇区，这一天仍然有些沉寂，除了电厂这样的机构能有组织地救援，其他零散的幸存者只能等待。事实上，在救援力量紧张的5月14日，单个家属即使去求援，指挥部也无法满足要求。侍俊在降落场等待着，三十三人的消防突击队一落地就被他派往所有人都牵挂的小学，他拉着李大军的手在前面带路，急不可耐。

随机的合肥消防宣传干事向德志跳下直升机就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味道”，上海消防摄影师吴学华则“被灾难的气息镇住了”。抢险班长周庆阳记得，下机后自己“呆住了”，满地的伤员让他“看了足足一分钟”。他一动不动地站着，看“那些人，那些现场”，“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感受”。他在十一年的消防生涯中参加过数千次救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这当然不是害怕，而第一眼的强烈冲击让这个老兵也一时接受不了。

这支精干的突击队跟着侍俊前往小学，虽然人数不多，但一身显眼的橘红色战斗服，以及各式各样的救援设备，让他们备受瞩目。居民聚在路两边，停下手里的活，注视着这支队伍。

大约七点，突击队终于站在小学的操场上。上海消防的李胜记得，那里的家长没有想象中那么激动，比较安静。气氛不是凄惨，而是肃穆，他觉得这可能是因为“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受害者”。听完情况介绍，周庆阳明白，他要首次面对一个“死人比活人多”的灾难现场。

这就是所有家长期盼已久的专业救援队，两支特勤实际只有二十八人，去掉几名指挥员，真正能够操作的人员不多。特勤是消防中的精英，特勤抢险班更是精英中的精英，这批精心挑选出的人心情沉重但士气高昂，所有的希望都在他们身上。

村民们也做好了准备。专业救援队的到来让他们情绪高涨，听说液压动力站需要汽油，他们立即在周围搜罗汽车，将多个油箱的汽油集中在一起，一会儿就凑出了五十升，这够液压动力站烧两箱的了。杨云春指挥小河边组村民在操场搭出一个大型三角棚，地面铺好木板，供突击队存放设备和人员休息。妇女们开始为突击队煮粥、煮鸡蛋，这是之前的武警学员和炮兵团士兵从未享受过的待遇。村民们抱着莫大期望，有人猜能救出十多个，另有更乐观的人把数字翻了一倍：起码三十个。越来越多的家长向这里聚集，等待奇迹。

突击队员站成两排，表情严肃地听着上海特勤支队副支队长姜奕山的简短动员，参谋长陆敏强最后下令：“先救有生命迹象的，主攻方向上五个人，负责无齿锯的派两组上去。”救援正式开始，除了携带无齿锯的破拆组，像端枪一样在脖子上挂着视频生命探测仪的搜索队员也上去了。

有一些孩子不必费心去找，家长和老师已经陪伴了三天，四（1）班的张春梅就是这样。按照指点，突击队有了第一个发现。经过村民、老师和士兵的持续挖掘，张春梅的上半身已经完全露出，但双腿被压住。她在楼梯间的右边，几乎压在废墟最下面，上面重重叠叠多层楼板，中间还夹杂着一些立柱和承重梁。之前已有人将千斤顶放在她的腿部附近，试图撑起废墟，但这个小型车载千斤顶显然无法承担这个重任。

在微弱的暮光中，突击队开始清理张春梅身边的废渣，暗淡的光线让人看不清里面，大家以为只要将腿部周围稍作破拆即可。但第一个成功不可能那么快到来。清理干净后，队员们发现一根横梁将她的腿死死压住。她的腿压在另一个死去男孩的腿上，这看起来是唯一可以尝试的方向，队员们叫来了医生。

此时，医疗队正在中学坝子全力救治伤员，镇区内除了球场坝医疗点得到新桥医院支援，其他地方仍然是镇卫生院医护在守候。小学是24小时轮换值守的地方，在离开球场坝医疗点后，刘啸虎又来到这里。他被叫上废墟，有人问他：“那个男孩的腿能不能破开？”将腿截掉，并将剩下的躯体一点点钩出，张春梅的腿部就能松动。再借助液压撑顶的帮助，也许能将她拖出来。如果摒除情感因素，仅从救援技术衡量，这是一个快速有效的方式。但情感是人们无法绕开的东西。张春梅的腿已没有知觉，刘啸虎很清楚长久挤压带来的伤害，想要保住双腿，时间是最重要的因素。不过，他不得不考虑另外的问题。他问突击队员：“你们有没有先例，就是先保活人？你叫我说，我不敢说。”除了考虑死人的权益，他还担心家长可能的追究。这不是技术和战术的选择题，也不是对胆量的考验——消防员们早已见惯了血淋淋的场面。最终，他们决定放弃，死人也需要尊重。

夜间的寒气变得浓重，突击队员找来衣服盖在张春梅身上。一个镇卫生院护士准备给她输液，但那个狭窄的地方无法操作。刘啸虎钻进去，给她喝了牛奶，吃了蛋糕，还找来一个枕头垫在她的头下。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他都陪伴着，和张春梅摆龙门阵。突击队员的离开让她情绪烦躁，刘啸虎的手机还有一点电，他就放歌给她听，直到电池耗尽。

现在救出张春梅只有一个办法：挖开上面的全部重物。这个工程巨大、技术复杂的操作无法在夜间进行，突击队员转而挖掘第二个搜索出来的幸存者。

这个叫邹红梅的小女孩在门厅后面的楼梯间，与张春梅相距五六米。她以一个奇特的方式被压住：楼梯、预制板和墙面包裹着她，但上下都有空间，全身都能活动——除了几只手指，它们被两根大梁夹住了。夹住的地方在废墟最深处，突击队员能听到她的声音，但看不到她。

突击队带来了小型发电机，谭国强找来电线和灯泡。挂着灯泡的木棍插在废墟最高处，照亮了这片悲惨之地，这是14日晚映秀唯一有灯光的地方。两名抢险班长周庆阳和王永强一起上去观察，他们大声和邹红梅交流，了解她的详细位置和废墟下的姿势。结合这些信息判断废墟结构，才能确定挖掘方向。

邹红梅说映秀口音的四川话，周庆阳听得不太明白，谭国强和杨云青就在旁边翻译。但有一句话他不需要翻译就听懂了，邹红梅说：“谢谢叔叔来救我。”罕见的灾难已经让周庆阳变得多愁善感，这句平凡的话语让他又一次感动。他记得自己当时的心情：“她连自己的命都不知道能不能保住，还想到要感谢我。”他开足火力，开始进攻废墟。

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新挑战。在上海，他遇到过很多房屋坍塌的现场，但那些废墟结构简单，和小学完全无法相比。这也是对体能的挑战，在上海创造的连续两天一夜的救援记录轻易就被打破。这次，连续八天八夜的高强度救援在等着他。

杨云青将史丹利液压动力站吊上废墟，王永强迅速接好液压管，提起破碎镐，压在楼梯上，这台威力强大的机器开始显示实力。

新机器的使用并非易事。插上镐钎后，破碎镐的长度超过一米，重量超过四十公斤。双手抓着减震手柄，不断提起、放下、冲击，这是极为耗费体力的动作。在支离破碎的废墟上，危险也大大增加。有时只能站立在一堵很高的墙上，墙的厚度只能放下脚掌，如果力度控制失误的话，不仅抖动中的破碎镐会打滑掉落，还可能将操作手带下去。操作了十分钟，王永强的战斗服就已被汗水浸透。

从上海前往都江堰的路上，随行的史丹利技术人员不断讲解机器的性能和操作要领。这个纸上谈兵式的紧急培训只能让特勤们了解一点基本知识。当王永强操作时，周庆阳在边上观察和询问。现场就是课堂，他现炒现卖，接过了破碎镐。他和王永强每二十分钟左右轮换一次，这对曾经的搭档又开始肩并肩战斗。

混凝土一点点破碎，露出钢筋后，其他突击队员就拿着无齿锯上去切割。黑夜中火花飞溅，它和中学坝子上医护的蜡烛、打火机、篝火、手电筒带来的光明一样，共同构成这个夜晚最动人的场景。

突击队员清理出一个几米深的坑，离邹红梅更近了。他们从她的后面挖掘，渐渐看到了她的脚，破碎镐和无齿锯都暂停使用，改用震动更轻的手动冲击钻和断线钳。他们终于打开了缺口，但邹红梅还无法拉动。

王永强大惑不解，从后面看过去，身体完全没有被压，为什么出不来呢？他从缺口爬进去，再详细询问，终于知道邹红梅一直说的“手疼”是因为手指被压。手指压在最深处，看不到也摸不到，截肢也无法进行。仔细观察后，几位指挥员决定，用液压千斤顶试一试。他们携带的液压千斤顶能翘起十吨重的东西，上面的废墟重量看起来不止这个数，但他们只需要强力挤压废墟间的空隙，为手指腾出一点空间即可。

周庆阳负责实施这最后的一步。他钻进去，打开手电筒，想看清里面的情况，第一眼就看到了邹红梅周边的层层尸体。他赶紧关灯，不想让邹红梅看到这地狱般的景象。现在，他只能摸黑操作。他用手摸索着清理深处的废渣，往往摸到那些破碎的躯体。

在这个完全黑暗的狭窄世界，无人可以帮忙。周庆阳清理着，偶尔和邹红梅说说话。他想起了自己四岁的女儿，不禁在心里泛起特别的感觉。手部附近一个小空间被清理出来，他固定好千斤顶，凭感觉操作，慢慢抬升。手指松动了，在一切稳定后，周庆阳轻轻抽出邹红梅的手，将她抱了出来——这是他将要亲手抱出的十二名幸存者中的第一个。此时，是14日晚上11点50分，在地震五十五个小时后，突击队用四个多小时的奋战取得了第一个成果。

这是沸腾的时刻。洞口的武警学员这一天已经抬了太多的尸体，这个睁着眼睛、说着话的小女孩让他们在废墟上惊喜地叫喊起来：“活的！活的！”等候的一百多个家长涌了过去，认识邹红梅的人高声喊着她的名字，好让外面挤不进来的人知道。一些人用力鼓掌，一些人又欢呼又哭泣，他们的期盼成为现实，那些让他们绝望的重压终于被新的救援者击败了。突击队员走下废墟暂歇，家长们围着，以无限崇敬的眼光看着他们。队员的心里也充满自豪，他们都是首次参加地震救援，第一次的成功让他们更有信心了。

一大堆煮好的鸡蛋早已被送到操场上。忙碌的队员没有心情吃饭，王永强对村民说：“什么时候把人救出来，我们就什么时候吃东西。”这一天，除了上午在飞机上吃了一点东西，他补充的只有水。王永强最终也没有吃鸡蛋，他太累了，倒在三角棚子的木板上很快入睡。

深夜12点多，西南医院医疗队的队员们躺下休息没多久，武警学员和镇卫生院医生护送邹红梅来到医疗区。她的手部伤势不会危及生命，不需要惊动医疗队，不过，有跟随的记者告诉医疗队值勤人员，小学还有一名活着的学生，希望医护去看看。

当守夜的姬军生和仲纪美商量派谁去时，躺在附近的鲜继淑正睁着眼睛，无法入睡。她想着这一天所经历的事情。十几个小时内，乘坐冲锋舟穿过峡谷、走过五公里“死亡之路”、连续好几个小时的紧急救治，这一番高强度、快节奏的忙碌让她的身体还处于应激状态，疲劳又兴奋。她听到了他们的对话，腾地起身，说：“我去！”五个人迅速确定下来，这是一支颇有实力的小分队，除了带队的姬军生和仲纪美、护士长鲜继淑，还有急救科副主任刘明华、骨科医生吴雪晖。

鲜继淑第一次走进了秀坪街，虽然是深夜，但两旁“真正的地震”还是冲击了她的心理。在“死亡之路”那片黑色的淤泥之外，她第二次感受到死亡近在咫尺。街道漆黑一片、寂静无声，她走在四个男人的中间，手里提着应急灯，不时照照两边。灯光中，那些垮塌的房子四周会突然显出一条腿，或一个头。她不敢再照，但总感觉那些房子里有人在呼救。每个人都不想停留，大家急急忙忙走着。鲜继淑无法判断这是幻听还是真实的声音，恐惧感一路伴随她，直到他们进入小学。

小学的气氛悄悄发生了变化，挖出邹红梅之后的融洽和乐观已经消失，姬军生注意到一些人在哭闹，仲纪美记得还有人“起哄”。突击队没有搜索到新的幸存者，拯救张红梅的大规模破拆要等到天亮，大约凌晨1点，突击队停止作业。大失所望的家长作出了情绪激烈的反应，他们阻止突击队员休息，有一个人还对李大军说：“你们要是休息，我就把尸体摆到棚子里。”其实，在挖掘邹红梅时，洞口就只需要少数几个人操作，但废墟上的队员无法撤下。他们可以下来短暂休息，如果要派往他处，家长们就开始鼓噪。这是地震的第三个夜晚，人人都清楚，这几乎是孩子最后的获救机会。

实际上，突击队已经接到不少求援。这个夜晚，镇区还随处可以听到幸存者的呼救声。这个局面不会持续太久了，正在黑夜行军的七百多名消防队员将会发现，要在映秀废墟下找到一个活着的人是多么不容易。“黄金72小时”最佳救援期的时间窗口正在逐渐关闭。

鲜继淑不管这些，她只关心孩子，听说在洞口可以直接看到，她和吴雪晖冲了过去。看到张春梅的第一眼她就忍不住掉泪了，那一瞬间，她想到了自己正在读初三的儿子。儿子四岁时的一次严重摔伤就让她感受过什么叫心痛，抢救了几天才挽救回来。这种痛彻心扉的感觉现在又一次抓住了她。

这是医疗队在废墟下见到的第一个幸存者，这个外表秀气、眼神清澈的小女孩让吴雪晖和鲜继淑有了共同的目标：“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她救出去。”这个念头如此强烈，鲜继淑简直就想将她直接拽出来。她仔细打量四周，有些纳闷：“身体都能看到，怎么就出不来呢？”她马上看出了自己的天真：张春梅所处的空隙上面，交叉重叠着各种大梁和楼板。仲纪美也到洞口观察，他看到张春梅周围有五六具尸体，一条腿悬吊在边上，一些身体已经断开，内脏露在外面。他不忍细看，心想：“小姑娘是怎么度过这几天的？”

很快，突击队员将他们叫了出来，这是个危险的地方，队员们不想让医护待太久。余震时不时会震一些东西下来，他们用木板给张春梅做了一个支撑，防止上面的掉落物砸到她。现在，就希望她安静地睡觉。但是，不到十分钟，张春梅就在里面大叫：“我要喝水！我要尿尿！”鲜继淑再次钻进废墟，看着越来越烦躁的张春梅，以及身边摆放的不少食物，她猛地明白了小姑娘的心思：“她不想再忍受孤单了，而希望有人陪伴。”她不再理会突击队员的驱赶，坚持留在这个危险的地方。

鲜继淑整理了遮盖在张春梅身上的衣服，调整好枕头，让她躺得舒服些。再喂她喝了一些牛奶，当张春梅烦躁时，用手轻抚她的额头。张春梅一会儿迷糊，一会儿清醒，清醒的时候鲜继淑就和她说说话，让她知道有人还在身边。她知道了这个小女孩的名字，一个多么春意盎然的名字。在鲜继淑的注视中，渐渐地，张春梅睡着了。[1]

夜已深沉，小学的发电机停了，家长们陆续离开。操场点起了篝火，但王永强仍然被冻醒了。上直升机时个人物品都扔了下去，他只有穿在身上的这套战斗服。长时间的挖掘让衣服早已湿透，山区的夜晚让他感觉寒彻刺骨，他不得不和其他突击队员一样，围坐在火堆边等待天亮。

李大军这一晚恍恍惚惚，眼前总是浮现那些烛光。挖出来的尸体放在操场后面，一些家长在孩子的脚边点上一支蜡烛。一点光就是一条命，李大军在这星星闪闪的烛火中穿行，感觉一切都不太真实。他有时坐下，会不小心坐在一个书包上，打开一看，作业本封面上稚气的笔画所写的名字往往让他想到：“这曾经是一个生命。”他不知道这孩子现在在哪，可能边上躺着的那个就是。

吴学华在废墟上注意到另外一个作业本，上面的一句话让他感慨万千：“爱我，就别伤害我。”

这一晚，在小学边上的电厂办公大楼，黄丽决定用爱来拯救丈夫牟玉雷。

牟玉雷和李科都开始出现幻觉。天亮前的几个小时是最难熬的时刻，黄丽的担忧也到了极点。她十分害怕丈夫一睡不醒，开始拉着他不停地讲话。牟玉雷的声音越来越微弱，黄丽便开始唱歌。《小草》《黄鹂鸟和蜗牛》《莫斯科没有眼泪》……她本不是善于唱歌的人，记得的几首老歌翻来覆去唱过后，又开始唱起儿歌，最后是国歌。歌曲唱完了，又开始念唐诗。她发出各种声音阻挡死神靠近丈夫，就差直接呵斥死神了。

更深处的马元江和虞锦华也都出现了幻觉。

马元江仍然无法与外面直接对话，所有的信息都需要经过虞锦华中转。消防突击队这一晚无法支援这里，但有人安慰虞锦华：“已经请特勤来救你们了，早上7点就到。”马元江知道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他想，这些人很神勇，自己一定能得救。他的思绪继续游荡，感觉特勤已经来到，他被挖出，送到一个山洞治疗。肺部的灰尘全部清理干净，顿时感觉无比清爽。全身的疼痛消失，连腰椎间盘突出的老毛病都没有了。从都江堰赶来的虞骁发现姐姐虞锦华也有些不妙，她开始语无伦次，说自己正和母亲逛街。和黄丽一样，他靠持续不断地说话让姐姐恢复了清醒。

不远处的映电宾馆废墟下，任启平的新朋友、二楼的小梁已经没有声音了。袁艺仍然动弹不得，但挤得紧紧的腿部有些感觉，那是贴在那里的同屋女孩的脸在腐烂，尸水顺着她的腿慢慢流下。蒋雨航已经习惯了黑暗和孤独。一只飞蛾不知怎么飞到了他的小空间里，他抓住了这个小东西，捏得它不能动弹，然后放在身边。他想好了，这就是他的“战略储备”，不到最后时刻，他不会吃这个翅膀有毒的东西。

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迎接最后的突击。

15日清晨5点多，天已微明，鲜继淑感觉张春梅的状态不太好，反应没有几个小时前那么灵光。她和吴雪晖不得不作最坏的打算：截肢。这是最后的选择，废墟下的环境太差了，即使截肢成功，伤口的感染往往会让病人入院后再次截肢。残端休整到很高的位置后，对假肢的安装会有影响。鲜继淑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些事，这个小病人好似她的亲人，现在不仅仅是救出废墟、送上直升机那么简单了，她还牵挂着小家伙的未来。

手术是否实施，取决于突击队员的救援速度。

基本没有睡觉的突击队员不到6点就站在废墟上，他们要对付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将它从头到脚全部挖开。突击队员仔细选择下手的位置，在断开或运走一根粗壮的水泥柱时，不能影响整体平衡。这就是一场“挑竹签”的危险游戏。只有一台破碎镐，这个精细活不需要太多人手，两名抢险班长、两台吊车、几个协助的队员就够了，其他队员开始分散到多个地方。村民的情绪只会短暂发作一下，他们迅速接受了现实。过去数十年，在无数事情上，他们已经习惯这一过程。

“当当当”的撞击声、“嗤嗤”的切割声再次响起，废墟上下需要高度配合，精确计算每一块切割件的重量。小吊车的起吊重量有限，有时两台协作，一起发力。这对默契的要求太高，突击队员宁愿保守一点，将一根横梁或立柱切成三段，确保一次起吊成功。他们承受不起掉落的代价，那意味着救援立即结束——这些东西就在张春梅的头上。

这大大增加了工作量。一次分割操作大约需要半个小时，他们只能挑战体能极限来弥补耗费了的时间。

鲜继淑一边观察张春梅，一边看着突击队员眼花缭乱地操作。她曾以为摔成碎片的教学楼只需要一块块搬开即可，现在她终于知道，它们趴着比站立时更难对付。

亲眼目睹的死亡让人内心疲惫

清早6点多，在都文欣的不断催促中，杨家姐妹又来到交警队大楼废墟前。杨云芳的精神明显差了很多，杨云兰看到她身边的食物没有动，劝她吃一点。也许那些吞下去的金饰开始发挥作用，杨云芳摇头，说自己只想呕吐，吃不下任何东西。离开这个世界的想法一点没变，她平静地交代后事，还将床边找出来的被子递给杨云芬，说：“这是连蓉结婚时买的，质量比较好。”都文欣不明白发生的一切，她继续一声声喊着“奶奶出来”。杨云芳让姐妹把都文欣带走，杨云兰又急又气：“她不干的嘛，她就是要来看你。”

杨云芬心如刀绞，她背着都文欣到进入小学的路口徘徊，寻找一切救援机会。她看到了一个挂着相机的人，就像看见了救命稻草，又跪了下去：“求求你，找人救一下我姐嘛。”这是昨天随同联勤医疗队空降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郎峰蔚和监制周强。

这看起来是个寻常的废墟，周强探身进去，看到了满头白发的杨云芳。杨云芳又念叨起最牵挂的女儿连蓉，这让周强大感意外，在之前的采访中，他从小学师生那里已经知道了连蓉。“美术老师舍身救了十三名学生”几乎是每个去小学的记者都会听到的故事，他完全没想到会在这种情况下遇到连蓉的母亲，顿时“有很强烈的愿望，想把她救出来”。周强迅速返回医疗区，将消息告知联勤医疗队。指挥部也开始行动，派出了一队武警学员。

这是杨云芳首次获得正式救援，但一切已经太迟了，就在记者离开时，她再次割脉。在交谈中得知了女儿死亡的确切消息，这让她离开世界的念头更加坚定，她并不期待有一个英雄的女儿，而只想要一个活着的女儿。对连蓉死亡的确认让她离开世界的念头更加坚定。

42医院护士长汪玉明带着护士赶到，有人告诉她杨云芳意欲自杀，她钻进洞口，将杨云芳的手腕包扎好，开始交流。杨云芳五十二岁的年龄让她有些吃惊：“你比我还小三岁，我应该叫你妹妹啊。”汪玉明想通过拉家常让杨云芳重树信心，和周强一样，她也知道连蓉的事。杨云芳还讲述了刚从周强那里得知的细节：“我女儿救了十三名学生。”这更像一个母亲沉痛的告白，而不是激昂的颂扬，汪玉明鼓励她：“你应该向你女儿学习，坚强地活下去。”杨云芳沉默不语。

汪玉明开始输液，为武警学员的救援争取时间。杨云芬得知“没有问题，马上就能救出来”，顿时高兴得不知该做什么好。她不敢说出杨云芳吞金的事，害怕救援会因此放弃。武警学员排好队，端着塑料盆，将洞里的碎砖和水泥块一点点清理出来。斧头和铲子也送了过来，这就是学员们能找到的“重型装备”，他们想用这个破开杨云芳身下的楼板，这注定无法成功。杨云芳的处境与张春梅类似，只有将上面的废墟全部掀开才能解救。但这里没有特勤、破碎镐、无齿锯和吊车，这一点可怜的资源都集中在小学——那里进展顺利。

这个一直被遗忘的角落现在热闹起来，记者闻讯而来，副州长白理成带着秘书周志彬也来到现场。大家轮番鼓励杨云芳，每一个来到现场的人都注意到了哭泣的都文欣，汪玉明和周强都用她来劝说杨云芳：“一定要坚持，不然，你的孙女就要成为孤儿了。”上午9点10分郎峰蔚与电台第一次连线，开始现场直播，遍布全国的听众第一次听到这个正在同步发生的悲惨故事：“……她浑身冰凉，血管已经瘪了，但是输液以后还可以坚持一段时间……她女儿二十八岁，是一名老师，救了十三个小孩子，最后抱着两个孩子出来的时候被大梁压住牺牲了……她听说女儿因为救了十三个孩子牺牲了，她在里面说，她很骄傲。她自己也很坚强，大夫鼓励她，她说：‘放心，我一定会坚持到最后一刻的……’”

话筒还递给了守在洞口的汪玉明，直播几乎就在杨云芳的耳朵边进行。她听到了那些评价自己和女儿的话：“老人很勇敢，地震四天了还能说话。她女儿更了不起，为了救学生，她牺牲了。”

这是属于他人的热闹，那个被众人赞颂的英雄教师连蓉，此刻正孤独地躺在小学操场上——她刚刚被挖出。

杨云芳现场设置了警戒线，杨云兰无法靠近，她离开那里，到小学看看连蓉的挖掘进展——此时，连蓉的尸体已经摆在操场上。杨云兰找了块毯子盖上，想起屋里有一口棺材还没有砸烂，她想用这个为老父亲准备的东西装殓连蓉，就去找校长谭国强。

全镇尸体已经开始统一处理，即装进尸袋，在掩埋坑里重重叠叠地码好。杨云兰想不出更好的理由，只好利用一下那个传说的事迹：“她救了这么多学生，情况不一样，能不能照顾下？”这是让谭国强为难的要求，他知道防疫的重要，不能直接违背指挥部的命令，就对杨云兰说：“你们要是装殓，学校不过问。但需要你们自己处理。”找人挖墓和搬运棺材，这不是杨云兰能做到的，她放弃了。但是，她也不想让连蓉和其他尸体那样，上面盖一张竹夹板、写上名字就了事。她叫女婿王政洪到家里的废墟挖出一床被子，按照当地习俗，准备将连蓉好好包裹。

毯子掀开，杨云兰仔细打量“妹妹的骄傲”、这个美丽的外甥女，她依然美丽。连蓉看起来像睡着一样，她的身上也没有血迹，似乎完好无损，只是一只脚的鞋没有了，脚趾甲脱落。这可能是楼板将她打趴下时砸的，也可能是挖掘时不小心刮的。杨云兰捏捏她的手，还很柔软，肤色和平常差别不大，不是惨白，也没有充满淤血。

连蓉也是杨云兰的骄傲，她一直觉得连蓉的水墨画“跟外面卖的没有区别”。地震前有一幅画已经画到一半，连蓉答应杨云兰，画完了就裱好装镜框里送给她。

两个人开始为连蓉做最后的清洁。她身上布满尘土，杨云兰含着白酒喷洒，王政洪用毛巾一点点擦拭干净。连蓉的头发很长，杨云兰喷上更多的白酒，慢慢理顺。这是个节俭的姑娘，头发保持顺直，既没有染也没有卷，每年春节的时候才会花几百块钱好好弄一下。擦到脸上时，连蓉的头偏向一边，嘴角流出了血，不是乌黑，而是鲜艳的红色——她很可能在地震后很长时间都活着。教室在顶楼，上面的顶棚不是预制板，而是现浇的其他轻质材料，这为幸存留下了机会。最后在梳理头发时，杨云兰发现连蓉的后脑有点软，这可能是致命的伤口。

清洁完毕，连蓉被色彩艳丽的被子紧紧裹好，杨云兰还想做点什么，但什么也做不了。

此时，杨云芳的生命也即将走到终点。她不想再坚持，对一直在洞口的汪玉明和周强说：“不要为我浪费时间，去救别人吧。”她说出了那个真相：“我已经吞金了。”正在此时余震再次发生，周强看到楼板明显一沉，杨云芳嘴角流出了鲜血，陷入昏迷。他掏出纸巾拼命为她擦拭，担心这些血影响她的呼吸。他叫来两名大个子的武警，想要孤注一掷。他记得当时的心情：“有一种要崩溃的感觉，几乎失去理智，恨不得用手指扒开废墟。”两名武警一人一边，将手伸进杨云芳的腋窝，使劲拉扯，试图强行拔出。没有成功，周强握着杨云芳的手，感觉一瞬间就变得冰凉。汪玉明很快确认，心跳和呼吸都已停止，时间为上午11点多。

一片死寂，然后响起了哭声，人人都无法忍住眼泪。杨云芬记得“那个白头发的男记者哭惨了”，周强则被一片哭声中那个最稚嫩的声音深深刺痛。汪玉明抱住都文欣，将自己的脸贴着她的脸。满脸是泪的周强什么也说不出，他摸索出几张钞票塞到都文欣口袋里，然后走开了。白理成的秘书周志彬也哭得不能自已，他找出一袋饼干塞给都文欣。白理成向杨云芬询问剩下的亲属情况后，决定行使一次特权，让杨云芬带着都文欣立即乘坐直升机离开映秀。

亲眼目睹的死亡让白理成感到内心疲惫，他找了块草地躺下休息。阳光刺眼，他拿块白布遮住眼睛，沉沉睡去。一会儿之后，有人便开始向“这具尸体”左右摆放更多的尸体。

小学那边的救援在杨云芬死亡之前已经有了结果，10点40分，周庆阳和鲜继淑一人一边抬着张春梅走出废墟。张春梅被迅速送到降落场，王登高命令吴雪晖跟机护送，这是医疗队在映秀参与抢救出来的第一个废墟下幸存者，他要确保万无一失。

杨磊带着国家救援队降落，机上还有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的冀惠彦一行。记者们14日乘坐冲锋舟落水后返回了成都，今天改乘直升机。放下国家救援队后，杨磊的任务是带着记者继续前往汶川，但直升机无法起飞。西南医院医疗队护士朱正义一脚站在地上，一脚踩在直升机踏板上，插着腰大喊，要求运送张春梅返回成都。这个小个子年轻护士的“英勇”让其他医护大吃一惊，但她成功了。

杨磊抱歉地通知冀惠彦，航班更改。对采访第二次半途而废，冀惠彦坦然接受，降落场和机舱里的景象已经打动了他。看到吴雪晖高举输液袋，他知道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病人。直升机升空，看到张春梅冲自己张嘴和伸手，他连忙俯身倾听。在巨大的噪音中，他听清了，张春梅在一遍遍说：“我家人都没了，我家人都没了……”这个老记者的眼泪流了下来。

这二十四小时里，相当多的记者抵达映秀。在小学看到的一切让这些见过各种场面的人震惊不已，他们记下了各自的所见所闻。

南方都市报的卢斌闻到了恶臭，看到过一会儿就抬出一具孩子的尸体，随后就听到有人痛哭，那些娇小的躯体已经扭曲变形。有的家长在等候时，手里已拿着香和纸钱，一位老人对他说：“我们的下一代没了。”他没有勇气采访那些悲痛欲绝的家长，一分钟都待不下去。最后，他“背叛了自己的职业，逃离那里”。

有人用简练的总结概括了关于小学的感受。广东电视南方台的张小伶对着摄像机有些“卡壳”，这景象太难以形容。思索了一会儿后，她轻轻说出一个词：悲惨。摄影师吴学华想到的是“忍耐”，映秀人对灾难的承受力出乎他的意料。

有两个人特别注意到了孩子。摄影师赵嘉看到了一个最让他难受的场面，这比见到大量尸体更让他震惊。一个小孩在尸堆中穿行，平静地拉开一个尸袋，告诉一位母亲：“这不是你的孩子。”接着又拉开一袋：“这也不是你的孩子。”赵嘉试着和他说话，他根本不理，只是笔直地、面无表情地走向废墟，那里又有新的尸体运出来。

羊城晚报的鲁钇山无法看下去，他走向操场另一头的废墟。一个小女孩用四川话急切地向他大喊，他听不懂，小女孩跑过来，指了指他脚下的楼板——下面有一具尸体。这是小女孩的弟弟，她请求鲁钇山把尸体拉出来。鲁钇山抓住小男孩的手，感觉“好冷”，但他还是帮助了女孩。

西部时报的王虹剑发现，每当一具尸体抬出来，就有人高声报出这个学生的班级和名字，好让更多的家长知道。然后家长们就一拥而上，留下一片哭声。王虹剑问一位哭得很厉害的女人：“这是你的孩子吗？”“不是。”看到记者大惑不解，她说：“我把他们都当成自己的孩子。”

执著寻找孙子的老妇人朱群学已被所有人熟知，最后，士兵们给予她特权。每当有尸体挖出，士兵们就打开警戒线，让她首先进入辨认。

越来越多的失望让家长们的情绪开始失控，在场的官员成为他们首先发泄的对象。副州长吴泽刚来到了小学，看到一些家长冲过警戒线，想到废墟边辨认尸体。担心影响救援，他让这些人退后，几个急了的小伙子立即就要动手，杨云春赶紧阻止了这些冲动的年轻人。镇长蒋青林这一天不在小学，但几位满腔怒火的母亲在街上遇到他后，冲上去打了几个耳光。

校长谭国强也成了家长们出气的对象，他一句话都不反驳，沉默而专注地干自己的活：和老师一起辨认每一个挖出来的学生，记下名字、班级和特征。这是地震后就开始的活，它似乎没有尽头，名单一个一个地加长。15日上午，羊城晚报记者拍下了登记本上的最新数字：幸存学生211名。这个数字只会再增加一次了。

在救出张春梅后，不同的探测仪显示了同样的结果，没有发现新的幸存者。这天上午，突击队员已在镇内各处展开救援，在大批消防队到达之前，这支小队成果不错，共救出7名幸存者。小学仍是他们的基地，暂时不用的设备都放在三角棚子里，突击队员在这里进进出出，但家长们发现，在小学救援的人越来越少了。中午，小学救援已彻底停止。

没有人来宣布什么消息或通知，大批等候的家长议论纷纷。杨云青安慰他们：“救出一个人就要歇一歇，大家等一下。”下午1点左右，小学救援仍然没有动静，杨云青也坐不住了。他找到上海特勤参谋长陆敏强，说：“参谋长，小学肯定还是要救，不救不得行哦，你看看家长那个消极的样子。再怎么样，你安排几个人帮我捆扎，我来吊。”陆敏强同意这个顾全大局的建议，他派出几名队员协助杨云青。救援刚刚重启，电厂就传来消息说，发现了新的幸存者。所有的器材都被装到从电厂开来的卡车上，刚派来的几名队员也跳上去，一溜烟走了。杨云青的儿子杨和建也奉命驾驶一台吊车过去支援。

这一番变故让家长和老师目瞪口呆。那些对生命探测仪似懂非懂的家长们，对孩子的存活已经不抱希望，但“想见孩子最后一面”的心愿也变得奢侈了。在满镇的废墟前，这少得可怜的消防突击队员和大型机械是指挥部最宝贵的资产，他们只能用在拯救活人而不是挖掘尸体上。

深度挖掘

废墟下还有学生和老师活着。

15日这天天气晴好，四（2）班的尚婷虽然深埋废墟，但也感觉燥热难当。她的四周挤压着十余具尸体，右腿卡在一具男尸的双腿之间，头顶着另一具尸体的头。脸朝下对着一具尸体，弯着腰，整个背部紧贴着上面的一块预制板。她用唯一可以活动的右手在黑暗中摸索，摸到了几只冰凉的手。这让她感觉凉快一点。语文老师孙建军和其他几个学生也都活着，他们和尚婷一样，生命的气息没有被仪器探测到。

很多家长失望而去，另一些不肯走。有的在废墟前不停地大喊孩子的名字，有人心里空落落地坐着发呆。一些人开始焚烧纸钱和孩子的遗物，还有人在废墟前撒米，喊着：“吃饱一点，好好赶路。”朱群学似乎不受影响，这个老妇人按照自己的节奏继续来回走动，时不时掀起尸体上的遮盖查看是否有自己的孙子。终于，她惹火了一个憋着气的母亲，这个呆坐在女儿遗体边上的母亲按住竹席吼叫起来：“滚开！这不是你孙子，都告诉过你了，你还要看几遍啊？”

绝望击倒了谭国强，他四肢伸开躺在操场中间，周边布满他的学生。他们和他一样躺着，只是不会呼吸。谭国强看起来也像个死人，衣服破烂、头发蓬乱，一动不动。只有不停流淌的眼泪表明他还活着，但哀伤已让他心死。小河边的杨川曾是他的学生，他记得地震前“谭校长很整洁、很有绅士风度，一看就像老师”，而现在“胡子很长，很苍老，像个六十多岁老头”。几天时间，四十多岁的谭国强头发就白了。

天色渐暗，家长们三三两两地离开。很少有人想到，十几个小时后，他们将带着狂喜和愤怒的心情再次回到这里。

傍晚时分，中国青年报记者林天宏来到小学，他看到了留在那里的朱群学。老妇人仍然背着装有孙子衣服的背篓，在废墟边上坐一会儿后，就到废墟上喊几声。她以稳定的节奏坐下、走动、喊叫，林天宏感觉“太可怜太可怜”了，但没人能帮上她的忙。

更晚一点，新民周刊的汪伟也到达小学，他一直不知道这个地方，而在镇区四处溜达。他先到了交警队，那里已经沉寂，杨云芳的尸体孤单地留在废墟里，无人关注。他从看门人那里知道了小学的情况，就向着旗杆走去。不久，他就靠越来越强烈的臭味带路了。小学静悄悄的空无一人，校园的景象，以及这种安静都让他震惊。他独自一人在里面转了很久，没法想象还有这样可怕的地方。他去寻找老师，一路问到了小学在球场坝的棚子，在那里碰到了谭国强。

这个可怜的人近乎崩溃，他浑身酒气，拎着一个油桶，看到汪伟后一言不发地把油桶塞过来。那里面装着满满一桶酒，他示意汪伟也来上几口。汪伟觉得，这个校长的情绪在极度震惊后“憋住了”。他刚采访过中学女教师，她们的惊恐或害怕证明情绪已在自我修复，但在谭国强身上完全没有这种迹象。他看起来没有情绪，或者说极度麻木。映秀最重的一副担子压在他身上，眼看就要将他彻底压垮。

在另一个伤亡惨重的地方——电厂，人们的希望没有消失，大型企业的强大动员和组织能力开始发挥威力。靠着自己弄到的十四艘旅游小快艇全力运输，电厂的增援力量全天都在增长。他们试图得到消防突击队的帮助，未能如愿，但他们一点都不灰心。厂长胡瑞林决定再次重组电厂自救队，新的生力军被分成几支突击队，集中对办公大楼、新单身楼和宿舍区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施救。

熟悉的团队协作又开始发挥作用，现场协调会甚至一小时召开一次，总结操作成败得失，计划下一步动作。最终，在废墟下有生命迹象的20多人全部获救。

废墟深处，虞锦华感到被大梁压住的双腿痛得厉害，开始不断呻吟。她不时摸摸腿，大腿还有感觉。不过，大梁以下的小腿慢慢没有了知觉，她知道，小腿已经废了。虞锦华听到了自救队挖掘的声音，知道他们在找寻自己。她想给外面一点指引，就在边上一具男尸的身上摸索，从口袋里找出了一个打火机，然后脱下自己的衣服点燃。她担心仅有烟雾还不够，便将手机包在衣服里，希望电池炸裂的声响能帮助自救队确定方向，但没有发挥作用。空气不够，火势不大，烟也飘不出去。李科转告了自救队的口信：不要烧了，耐心等待。

一刻也不停歇的自救队挖出了一条七米长的狭窄探洞，渐渐接近了虞锦华。这个位置已经能隐约看见她，地震后七十二小时，她所处的狭窄黑暗世界终于有了一丝亮光。副厂长张仁福爬进去，虞锦华睁大眼睛喊了一声：“张厂长！”一句普通的话语让两个人都泪流满面。张仁福安慰了虞锦华，又大声对马元江说：“小马，我们已经知道你的方位，不把你们救出去，我们绝不离开！”同事们也一个一个爬进去安慰他们，但一根横梁挡住了去路，探洞无法继续前进。

这是最后的突击时刻。从12点开始，徒步的消防救援队陆续到达映秀。3点开始，山东消防的大批人员进入电厂。更多的消防队员很快遍布全镇，他们将发起映秀救援最后的攻坚。

七百多名消防队员从15日中午开始陆续到达，最早的12点之前就到达了中学坝子，抬着重装备的人则要晚几个小时。即使是轻装突击队，三十多公里山路的彻夜行军也已让他们疲惫不堪。

他们一路遭到死神的恐吓，主要靠运气才一次次躲过去。最得力的器材留在了都江堰，现在大多只有手持的轻型装备，而且，绝大多数人是第一次参加地震救援，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也从未见过这样奇形怪状的废墟。时间刚好过了“黄金72小时”，留给这支队伍的是最艰难最危险的深层救援，他们面对的挑战大得惊人。但他们无法抱怨，废墟下的生命正在等待他们。

山东消防最早到达，人数最少的海南消防次之，然后是上海消防，最后是江西消防。国家救援队第三支队的四十多人乘坐直升机下午2点到达，差不多与上海消防同时。他们携带了四条搜救犬，这些接受了严格训练的动物将带来惊喜——它们对生命气息的敏感要明显超越各种探测仪。

地震七十二小时后，幸存者的体力明显下降，心跳和呼吸减弱，对外界的应答也变得微弱，探测这些虚弱的人需要极高的技巧。一些被持续救援的幸运儿，如电厂废墟下的幸存者，消防员能立即接手。而其他处于同样掩埋程度的零散幸存者，很多几乎注定无法被发现。

这个“72小时”有如魔咒，它不是生死的截然界限，但所有的数据都在证明它的可怕。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以及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的统计都表明，24小时内救出的幸存者，最终存活率约为80%。而72小时左右救出的幸存者，存活率就只有20%到30%。一个没有任何食物和水分补充的人，在两三天内还能挤出身体储备的水分，来维持血液循环所要求的必要血容量。此后，器官运转就只能榨取自身能量，糖分消耗殆尽就燃烧脂肪，最后动用器官自身的蛋白质，生命就在自我吞噬中慢慢衰竭。内脏受损或失血较多的伤者还会更快走完这个过程。

幸存者一直在废墟下的黑暗世界里顽强抗争。而在外面，妻子守候丈夫，丈夫守候妻子，母亲等待女儿，弟弟呼唤姐姐，祖母搜索孙子，还有同事的支持，志愿者的帮助，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救援者的到来。现在，他们已近在咫尺。

国家救援队在映秀降落后，立即被指挥部派往电厂16号楼，那里有一个特殊的目标：映秀工商所员工陈晏。中午，州工商局长斯卫平就接到报信，这是工商系统唯一发现的幸存者，她找到副州长白理成请求支援。这个时候，一个组织比零散的居民更能调动资源。

此时，陈晏的丈夫叶盛正在满镇子寻找妻子。他本来是困在映秀以北的华能电力太平驿电站，但对妻子的牵挂让他连续两次参加了“敢死队”。14日晚8点，他和另外三名同事终于回到映秀。宿舍所在的电厂16号楼位于二台山脚下，平常进入的道路已经被几栋倒塌或倾斜的楼房堵住，叶盛在焦急中度过了一晚。

15日，同事开始撤离，他独自留下继续寻找。在第三军医大学医疗区查伤员名单，没有。在“登机区”向执勤的士兵求情，进去后仔细查看伤员，也没有。他跑到各个安置点，甚至小学，一个个帐篷查看，仍然没有。最后，在16号楼边上，他遇到两名铁军士兵，问：“有没有在这里发现人？”一个士兵说：“一个女孩还压在柜子里，她给了我们一个电话号码。”叶盛一看，这个号码太熟悉了，他跑到废墟前呼叫，马上听到了陈晏的声音。

两名士兵从中午开始就已在此守候，他们是被这栋楼的另一场救援无意中带过来的。在映秀，有许多这样的巧合，幸存很多时候取决于偶遇。

这栋六层楼房有五个单元，每个单元两户，叶盛和陈晏的家在5楼，一棵生机勃勃的核桃树就在窗前。这是个古怪的地震，它让这栋楼的两边全部垮塌，只剩下陈晏所处的那一户。这个剩下的残骸也不完整，它垮塌了一层，里面的楼板也松脱了。陈晏从五楼掉到三楼，被这户人家的衣柜和一床席梦思卡住。衣柜已压得倾斜，但它顶住了后面倒塌的墙壁和上面的楼板，这个小空间保护了她。不过，一根粗大的木棒从后面插过来，卡住了她的脖子。

妻子还活着，叶盛既高兴又着急。铁军士兵告诉他已经通知了指挥部，并给陈晏喂了饼干和水，但他急不可耐，迫切想要寻求救援队。他在半路与国家救援队相遇，白理成、斯卫平，以及映秀工商所长王明辉正带着救援队走来。

没有发令枪，各个救援队按照自己的准备速度，逐渐进入镇区。假如这是一场战争，那他们的对手是谁？废墟还是死神？这不是平等的战斗，无论是哪一个，他们都很难取胜。事实上，这些以命相搏的人挑战的是自身的极限——体能、技术和情感。而废墟下的幸存者，与其说被拯救，不如说是和拯救者一起，在同一阵线上，携手面对命运。

青岛特勤负责的救援点为电厂办公大楼，贾建军穿过秀坪街时，第一次感到震惊。这个大大咧咧的消防员在都江堰还没有找到感觉，那些三三两两垮塌的房子让他感触还不是很大。但走在秀坪街上，他开始觉得，将要进入的现场一定十分残酷。

中国青年报记者林天宏在街上的第一感觉是“很魔幻”，这里好像在拍电影，他甚至觉得有点可笑，怎么能把一个场景弄得这么逼真。看到死人他才清醒一点，这不是布景。他看到的还只是一只脚，映秀宾馆垮塌的二楼露出了一张床垫，那只脚就在床垫上伸向街道，还“穿着棕色的袜子”。

在农业银行后面，他看到了第一具完整的尸体，那是一个老太太。随后就在农业银行斜对面的综合市场楼，林天宏很快看到了消防员救出来的一个活人。不过，这个幸存者的幸运只持续了几分钟。被挖出来后，他对消防员说：“帮我打电话，通知一下我的家人。”他开始报号码，说了四五个数字就没声了。失望之极的消防员贴近他的脸，大喊：“你快说，快说完！”但那个残缺的号码已经定格。

在15日下午，很多消防队都被第一轮救援的结果打击，这些从未感受过地震的人还需要时间来熟悉它。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记者席鸣目睹了另一场悲剧。上海消防在凿穿一层楼板后发现了一个靠在墙角的人，席鸣看到，这个满头是灰的男人不停感谢消防员，还要水喝。花了两个多小时，压在他身上的废渣被一点点清除，他自己也动手清理身边的砖块，最后只剩下一只脚还压着。消防员决定拔出来，但这个动作带来了灾难，他喊了一声：“痛！”然后垂下了头。

十几名士兵抬着这个男人向医疗区飞奔，有人提前赶到那里报信，西南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朱刚和护士吴英赶紧提着急救箱跑过去。他们在滨河桥头相遇，朱刚马上看出没救了，这个不幸的男人瞳孔已经散开。吴英一摸，颈动脉也没有搏动。朱刚没有放弃，立即做胸外心脏按压，吴英也建立了静脉通道。但是，没有一点复苏迹象。

眼睁睁看着生命在面前逝去，士兵们极为沮丧，围在这具尸体周围不走，低头沉默。吴英拔掉针头，合上他的眼睑，她和士兵一样难受。这不是救援队和医疗队首次遇到意外死亡，朱刚已在医疗区接触到好几个类似的病例，士兵也讲述了他们遇到的另一件事：在救援通道打开后，一个小伙子自己爬了出来。他很开心，笑着爬到担架上，但翻一个身就死了。

这是极其危险的挤压综合征在阴险地伏击。

这个词最早出现于1941年，由英国医师Bylans提出。德国空军对伦敦的大规模轰炸让许多人被掩埋，医生们注意到，一些肢体受到长时间压迫的人，送到医院后虽然看起来不错，但情况很快恶化，即使输血和截肢都无法挽救。这些病人大多遇到了急性肾衰竭或心搏骤停。[2]

挤压综合征也是骨筋膜室综合征的进一步发展。如同“死亡之路”上淤泥和滚石的密切配合，它们也携手对虚弱的幸存者发起联合攻击：一个准备子弹，一个负责瞄准。骨筋膜室综合征造成肢体的肌肉组织坏死，释放出大量的肌红蛋白和钾离子等进入血液。如果幸存者一直被压，被压迫部位就好像扎上了止血带，那些肢体末端饱含“毒素”的血液并不能对身体器官造成损害。但是，一旦压迫解除，就像泄洪一样，那些致命的元素向毫无防备的肾脏和心脏急速灌注。肌红蛋白在酸性尿液中发生变异，将肾小管堵塞。高浓度的血钾则抑制心脏收缩力。在这种联合攻击下，死亡会迅速到来。

那些没有作好救治准备，贸然解除幸存者身体压迫的救援者，等于无意中扣动了扳机。

朱刚和吴英意识到问题严重，他们返回后马上向校长王登高报告。不仅仅是他们，其他医护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一项强制性规定迅速公布：发现幸存者后必须第一时间通知医疗队，等待医护人员现场处理。

每一步前进都在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陈晏现场，国家救援队第三支队长韩丕龙带领魏庆锋、岳林贵等队员勘察环境后，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是一个不具备救援条件的“死地”。将陈晏掩埋的残楼已经倾斜，没有任何稳固支撑，有几块楼板只有细钢筋相连，正好悬吊在作业区的上方。残楼紧靠二台山山脚，地形狭小，如遇不测，救援人员将很难逃生。

他们已经得知，这是一个被其他救援队放弃的地点，但环境的恶劣仍然超出他们的想象，也超过了所有国际救援规则所允许的安全范围，这是他们在印尼、伊朗、巴基斯坦地震现场没有遇到过的场面。不过，前面几天辗转灾区的救援，他们已经打破了一切规则。

魏庆锋钻入废墟的夹缝仔细打量，并不断询问陈晏，弄清了她的处境：木棒从斜后方插过来，顶住陈晏的脖子，将头顶得向左边倾斜上仰。右手卡在脑后，腹部也被压住。近乎倒立，脚朝上，头朝下。幸运的是，身体暂时没有受伤。

救援队需要挖掘坑道来接近陈晏。他们没有像消防队那样，立即破拆掘进，而是开始搭建支撑，这些经验丰富的队员知道该如何正确地做事。

一个完整的救援程序包括发现、勘察和操作。与一般人想象的相反，安安静静的勘察，其重要和复杂程度远超过挥汗如雨的破拆，救援的成败更多取决于方案的制订。废墟结构和幸存者埋压方式千变万化，它们直接决定了操作的差异。判断失误不仅导致事倍功半，更有甚者还会让救援者处于危险之中。

不过，国家救援队缺乏工具。凭借特殊地位，他们是15日唯一获得直升机的救援队，但机位显然不够，很多设备都没能上机。叶盛和王明辉开始四处寻找木头，还从五金店搞来了锯条，救援队员开始打木桩做支撑。锯条及无齿锯切割出了一堆三角支架，它们被逐一塞进废墟。那个狭窄的坑道只能容纳两名队员一前一后进入，几个小时过去了，入口仅仅向前拓展了一小段。

晚上8点，天色已黑，救援队暂停作业。队员们将一支手电筒放在陈晏身边，让叶盛每隔一小时与陈晏联系一次，然后撤离。

在电厂新单身楼，山东泰安消防也陷入几乎一样的困局：他们无法接近王倩和周榕。

三十多名队员下午2点多就到达现场，并很快全面开工。他们先打了一条垂直距离为四米的通道，插进去一个塑料管，可以更方便地为王倩和周榕送水和牛奶了。但这个通道只有二十厘米宽，它只能运送物资而无法救人。他们回到代建军挖出的那条倾斜通道内，强制扩张那个狭小的洞口。没有威力强大的破碎镐，这些消防员只能凭借人力，一大块水泥砖墙就需要二十多人一起用力，花费半个多小时才能慢慢挪开。但是，随着通道的扩大，他们所忽视的安全问题也随之来到。

当这条通道较为狭窄时，代建军还能用木板来稳定两边。现在，拓宽的通道失去了支撑，而有感觉的余震不到半小时就有一次，它随时可能会塌方。性急的队员们不得不回到所有救援的基本动作上：保护自身安全。他们在废墟侧面紧急打洞，以减轻这个主通道的压力。忙完这一切，天也黑了。

这个下午，不是所有的救援结果都让人失望。在垮塌最严重、结构最复杂的电厂办公大楼和文教楼，两支救援队不约而同采用一样的战术，且迎来了同样的结果。

青岛消防的三十多名队员是最早到达映秀的消防员，在12点之前就一个不少地站在滨河路。他们获得了幸存者最多，也是救援最艰难的电厂办公大楼救援点。

电厂自救队告知了几名幸存者的位置，消防员们开始重新确认。自救队此前挖掘的通道已接近虞锦华，但大梁和立柱让他们停下，消防员们也放过了这些无法触碰的东西。它们在废墟深处，难以展开大规模作业，而即使能破开，废墟的脆弱平衡也会被打破。至于牟玉雷和李科，自救队的营救已接近成功。他们从二、三楼之间的狭窄缝隙里爬进去，在二楼地板上凿开一个小孔，向困在下面一楼大厅的两个人扔去面包和水。

这是个庞大而错综复杂的废墟，到底该如何接近他们呢？青岛特勤大队副大队长马刚已经干了十几年消防，但从未见过这么困难的场面，他决定探个究竟。慢慢爬进那层缝隙，对大个子的他来说，这有点难。他侧着头爬，感觉下脸皮贴着二楼地板，上脸皮则贴着天花板。他挪动八九米后到达小孔，里面稍微宽敞一点，但作业空间实在太小。马刚决定从废墟顶部打一个垂直通道，这是消防员们对废墟的第一次进攻。

这些小伙子们好像与废墟卯上了劲，此后几天，他们将要在这个废墟的前后左右，以及顶部的几个位置四处打洞，让废墟留下满身“枪眼”。

从小学撤出来的一台吊车过来增援，消防员和自救队在顶层用无齿锯切割楼板，然后砸开。不过，作业不到两个小时，马刚看出来了：方案失败。上面堆积的楼板重重叠叠，他们又没有液压破碎镐那样的强力装备，这个方案会耗费太多时间。消防员们重新回到那个缝隙前，这仍是一个最现实、有效的路径。废墟不会一直被动，它也会强迫人们按照它的规矩行事。

此时，国家救援队在文教楼发现了当天的第二个目标。下午3点多钟，国家救援队搜救犬队队长贾树志兴奋起来，因为他训导的搜救犬“战神”开始兴奋。在粉碎性坍塌的北侧文教楼，“战神”停在某个位置不停吠叫，这是有幸存者的明确信号。救援队调来“蛇眼”探测仪仔细核查，小小的屏幕上，大家看到了一名女性。这是四十四岁的小学教师董小红，她的处境几乎与牟玉雷一样，上面堆积了多层楼板，身处两层楼板之间的狭窄缝隙。不同的是，这个缝隙更小，只有两拳高。她的双腿交叉着，被楼板和废渣紧紧压住。但这堆废墟比电厂办公大楼要小一些，上面的堆积物也少得多，深入四米多就能接触到她。

这是留给救援队的机会，他们可以直接挑战一下上面的废墟。承重气垫塞了进去，楼板被一点点顶起，队员们迅速塞进垫木巩固成果。作业通道打开，他们和青岛消防一样，开始全手工作业。

两支队伍都回到了原始状态，在那个狭小空间里，能使用的工具主要是锤子和凿子。身材瘦小的队员成为首选，即使如此，他们也只能匍匐前进。电厂办公大楼的通道更长，而且有些倾斜，从洞口爬到作业点就要约一分钟的时间。那个八九米深的地方一片漆黑，队员用绑在身上的绳子将手电筒拉进来，就着一点亮光敲打。那里只能容纳一个人作业，而且，一具女尸正好卡在边上，操作手要头顶着她的长发，趴在地上，挺着腰，一下一下砸向楼板。这个姿势让人十分难受，狭小的缝隙让锤子也挥不了多高，一不小心握凿子的手就会被砸伤，不给劲的状态让队员们又疲劳又气恼。

在文教楼，国家救援队的队员们也在痛苦挣扎。狭小空间的操作十分耗费体力，进展只能以一寸一寸延伸来衡量。时间是他们的敌人，他们要尽量赶在天黑前结束。现场没有照明，黑夜中仅凭头盔上的电筒无法观察环境是否安全。

青岛消防在天黑前意外获得了一台发电机，肖四饭店老板肖建这一天撤离，他将店里一台1.5千瓦的汽油发电机给了电厂。在黑暗中沉寂了四天的电厂终于有了一个明亮的夜晚。年发电量二十多亿度的电厂现在只能依靠这个小小的机器，他们小心翼翼，只敢连接一个灯泡。灯光照进了废墟，牟玉雷看到一丝光明后精神大振，他知道自己很快就能出来了。

为了让丈夫保持清醒，黄丽也彻夜未眠。15日白天她仍然忙个不停，找工具、煮粥。与丈夫见面的强烈愿望支撑着她，在看到牟玉雷出来的一刻，情绪彻底放松的她一下子瘫软在地，她终于感到极度疲惫。获救的牟玉雷极度亢奋，双手握拳，不停地挥舞狂吼：“我还活着！我还活着！”马刚不禁感叹：“这真是患难夫妻啊。”

牟玉雷的获救时间为晚上8点13分，此前十五分钟，董小红也已获救。两支队伍用四个多小时的手工作业，成功地解救了各自的第一个幸存者。

电厂16号楼已安静下来，如同14日晚黄丽守候丈夫一样，在这震后的第四个夜晚，叶盛也要用爱让妻子支撑下去。

十二年前，二十岁的陈晏还在都江堰茶楼打工。一天，叶盛去吃饭时偶尔和陈晏聊天，说起年龄，互相说你肯定比我大，交换信息后才发现两个人居然同年同月同日生，这个巧合成了他们交往的开始。十余年的平淡生活过来了，在这个生死时刻，两个人又找到了相依为命的感觉。

中午，叶盛第一次和陈晏喊话后，陈晏说：“你这么多天不来找我，我都心灰意冷了。我一天天地盼着你，你终于还是来了。”这让叶盛一下子满心酸楚。黑夜中，他等不及像救援队说的那样，一小时联系一次，而是每隔十几二十分钟就闪几下手电筒，陈晏在废墟里也闪一下回应。为避免刺眼，他还特意调暗了陈晏手电筒的灯光。弟弟叶林陪伴着，他们点起篝火，既驱寒，又让废墟中的陈晏看到一点光亮。余震频繁，每隔半个小时就会感受到一次。夜深了，火堆不时发出噼啪声，夫妇俩没有说话，但手电筒的光不时闪耀。

这个夜晚留在镇区的人不多，周红令一个人坐在派出所前面，等待在指挥部开会的任勇。15日晚上的月光很亮，月亮悬在山头，看起来很大很美，为这个已被摧毁的世界涂抹一层银色。寂静很快被打破，周红令看到远处的废墟有火光，然后听到“嘭”的爆裂声——那是有人在焚烧尸体。这恐怖的声音响起时任勇正好回来，他在很远处就焦急地叫着妻子的名字，周红令一下站起来，大喊：“我还在！”但她突然想到派出所的废墟里还有四个人没有挖出来，觉得不应该打扰他们，她立即闭嘴。

在小学，为救援队搭建的休息棚子里空无一人，老妇人朱群学走了进去，点起一堆火，等待天明。人人都知道，小学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不过，这一切和朱群学关系不大。这个七十八岁的老妇人有点耳背，再说，即使告诉她小孙子没有希望获救了，她也不会相信。

16日清晨，小学静悄悄。

黑布包头、一身黑衣的朱群学又摸到了废墟上。没有人干扰，她也不需要工具，寂静是她最得力的生命探测仪，尚婷的虚弱回应被她听到了：“二……二……”尚婷想说的是她所在的班级：四年级二班。“还有两个活的”，高兴的老妇人去找救兵。

杨云青也不肯放弃，一早就去小学检查吊车。他和朱群学在小学门口遇上了，让人激动的信息迅速传递，杨云青跑出去转告一个村民，又回到小学抓紧准备吊车。

16日，映秀迎来了真正的大挖掘。

在15日，几乎全部江西消防、部分上海和山东消防还在中学坝子一带活动，有的在中学搜索，有的在安营扎寨，有的因为到达太迟而来不及进入。在镇区展开的约二十个救援点大多已知有生命迹象，但除此之外的大片区域还是一片空白。

数百名救援队员分成几十个作业小组，他们今天将要搜遍映秀每一寸土地，但机会不大了，那些沉寂的地方已经很难找到幸存者。晨会每天召开，这是指挥部最主要的协调平台，会场就是中学前的沙堆，几张桌椅露天摆着，各路主管齐集，周边围着一圈记者。挤在好几名将军和一群大校中间，军衔最低的中校李大军并不自卑，消防队不可撼动的地位给了他自信。在早晨七点多钟的晨会上，一个营的铁军士兵也被指定配合消防。

他带上营长，与各支消防队碰面，直到连、排、班都一一分好对接。然后，橘红色和绿色的人群混杂在一起纷纷进入镇区。[3]

江西九江消防今天负责的区域是从秀坪街西段的粮站开始，一直向球场坝延伸，包括上面的多栋电厂宿舍楼。昨天到达映秀后，他们获得了漩口中学救援点，但搜索毫无结果，这让石凯有些郁闷。上海消防仍然负责秀坪街，车站中队一早就从街口东端的文教楼开始搜索。马洪莉在水吧边已经守候了好几天，她拦截了多支救援队，但不是无法救援，就是没有声息。车站中队的视频探测仪只能伸进废墟两三米，这无法发现林长茂，他在更深的地方，这位年轻的妻子还得等待新的机会。

山东济南消防的四个中队分成四支小队进入镇区。九中队先去了交警队，然后是烟草物流中心，最后穿过小河边组的农田，来到小学教师宿舍楼面前。此时，小学发现幸存者的消息已经传出，济南消防副支队长王茁飞带领其他小队赶了过来。在此之前，部分家长和老师获得消息后返回小学，已开始自行搜索和挖掘，消防队的重新进入则让更多的家长赶来。

九中队战斗班长郑珂站在了操场上，他觉得现场“有点乱”。操场后半部铺满尸体，有点家长在挖掘，有的抱着尸体哭泣，还有焚烧东西的。他和队友将家长们劝退到作业区域之外，然后开始搜索整片废墟。这支最后进入小学的救援队决心很大，准备将小学的所有废墟全部挖掘一遍，即使没有幸存者也要挖出尸体。

他们先去了学前班，有家长说在那边听到哭声。探测没有发现，初步的挖掘也没有发现新情况，他们转到教学楼楼梯口，这也是朱群学早晨听到尚婷说话的地方。郑珂和特勤班班长李小磊等四五个人翻到废墟后面，那一边的缝隙更大，二（2）班的余明高、董诗杰等都是从那一边救出的。李小磊喊道：“有人吗？我们是救援队。”等了几秒钟，“救救我！”隐隐约约有了回应，这微弱的声音让李小磊顿时“激动得想哭”。和九江消防一样，他们昨天也在中学一无所获。这是上午9点40分，他们终于有了第一个目标。

传出声音的洞口很小，还没有郑珂的肩膀宽，体型瘦小的李小磊受命进入勘察。这名入伍七年的二级士官经验丰富，进进出出十余次，用小锤不断敲打楼板，判断废墟结构。无法看到尚婷，通过对话知道她在楼梯左侧的楼板下，掩埋位置较深。方案很快确定：从顶部和后侧同时挖掘。

不断有家长前来报告幸存者消息，仍然没有找到女儿的王小玉记得自己听到了孙建军老师“脆弱的呼喊”。不过，所有的消息都要经过严格核实。国家救援队的两只搜救犬前来增援，副支队长王茁飞也亲自到废墟中搜寻。10点20分左右，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郑小伶问：“你听到了什么？”王茁飞肯定地说：“有五个学生还活着！”他们成为济南消防的第二个目标。没时间安抚又愤怒又欣喜的家长们，王茁飞让杨云青迅速将吊车开到废墟前。宽广的作业面让济南消防人手有些吃力，聊城消防的三十人加入进来。

大约在同一时间，九江消防也找到了自己的目标。

最初，他们在粮站一带的搜索也没有收获。10点刚过，目标主动找上了他们。电厂员工报告：上面的电厂1号楼有一名被困员工。这消息让石凯兴奋不已，他一边带人赶往现场，一边派人通知江西总队。这是江西独立救援的第一个目标，副总队长杜涛和参谋长宋学泉几分钟后也赶到了这里。

他们高兴得太早了。这里并不是第一次有救援队到达，这个被其他救援队有意“漏过”的地方是一块不折不扣的硬骨头，它在危险和难度上都位居所有救援点的前茅。不过，它就像是特意为石凯带领的团队预留的，他们将在这里展示一次教科书式的救援：分工组织、战术选择、工具和技能运用、团队协作、精神力量，以及时间节奏的把握、与幸存者的互动，还有运气，这些都在标准的专业操作中完美地实现了。

这栋六层宿舍楼的一、二层坍塌压缩，三楼现在成了一楼，正在三楼午睡的电厂焊工董凤强躲在卫生间里被埋。他在地震当晚就被一名去寻找姐姐的员工发现，但没人敢对这个危险的废墟动手，电厂自救队和此后三支来查看的救援队也是如此。工友们始终陪伴着，几天来通过小孔给他喂水和食物。

消防员们用了几十分钟清理周围的杂物，很快彻底看清了董凤强的处境。残楼已经明显倾斜，幸运的是框架还在。董凤强的头部对着门框，但那里已被一堆掉下来的东西堵住，剩下的小孔只能伸进一只胳膊。两块预制板重叠着压在董凤强身上，它们压住了董凤强，但也保护了他，这个“保护伞”不能破拆。董凤强弯腰侧卧，凸起的髋部和肩部顶着预制板，他对面的那一边墙壁后面是垮塌严实的楼梯间，消防员们的轻型工具对付不了这个。现在，只剩下一个选择：董凤强背对的承重墙。

消防员们需要进入隔壁房间，从那里破墙。石凯带上的短把工具开始发挥作用，这个部分垮塌的房间十分狭小，制式装备放置一边，工兵锹迅速将这个小空间里的废墟清除。

清理干净的作业面看起来清爽，但也更加显出了它的可怕。一整块楼板连带上面的重物倾斜着搭在那堵承重墙上，让这个小空间看起来像一个迷你版的阁楼。无法直腰操作，这个不算难事。但是，倾斜的楼板难以用木桩支撑，承重墙如果因开洞不当而丧失支撑力，楼板会径直塌陷，救援者和幸存者都将无法幸免。这个小空间更像是废墟特意设置的陷阱，它在向来人挑战。

破还是不破？

对石凯来说，这不是问题。“找到一个活人太不容易了”，这念头已经占据了他的头脑。这个“拼命三郎”蹲在承重墙前面，倾斜的楼板就在他的后背和头顶上方，像悬着的一把剑，但他却思索着：“该打多大的洞呢？”

在映秀的数百名记者对这个陌生的地方也许有不同的感受，不过，对成都电视台记者王承春来说，感受会尤为特别：这是她的家乡。她的父母都是电厂员工，1991年到1993年，她在电厂子弟学校度过了初中三年。地震让这个编辑变成了记者，她要求前往映秀。

15日到达后时间已晚，她留在中学采访。对多年没有回去的王承春来说，这里的面貌已大不相同。电厂那些无比熟悉的房子已完全失去了原来的模样，她找不到原来在4号楼的家了。

16日一早，她在电厂遇到了初中的体育老师。这是悲伤的相逢，老师告诉她，她的初中同学李科，还有邻居王倩正在救援。一名同学走过来，流泪诉说：“我姐姐没有了。”王承春知道这个从小失去父母的同学一直与姐姐相依为命，她无法说出更多安慰的话，只能拥抱他：“没关系，只要你在就好！”这不是在采访毫不相干的人，她从听到的故事中能想到更多的故事。

这种特别的关系让她获得了青岛消防的特许，可以到缝隙深处的洞口与李科对话。她趴在洞口边，差点掉下去。黑暗中能听到李科的声音，但看不到他，她喊了一声：“李科，我是王承春！”“怎么是你？不要进来，这里危险！”这不是聊家常的时刻，他们只能说说那些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李科说：“不要告诉我妈。”王承春知道他父母从小离异，他跟随母亲长大，不想老人为自己担忧。接着，他说起另外两个最牵挂的人：“我知道老婆死了。我儿子明天满一岁，我必须出来，儿子不能没有爸！”

电厂自救队对李科隐瞒他妻子的死讯已经几天了，这和杨家姐妹对杨云芳隐瞒连蓉死讯一样，效果注定是短暂的。他的妻子死在新单身楼，离王承春的邻居王倩不远。

这个上午，这两名和王承春有着特殊情感纽带的幸存者成了最早的获救者。而且，几乎同时获救，连救援的方式也颇为相近。15日夜晚，镇区里挑灯夜战的两个救援点也正是为了他们。

牟玉雷获救后，和他同处一个小洞的李科也有了逃生通道。但和小学生邹红梅一样，他被一个小小的部位困住了。与邹红梅压住的手掌不同，他的右脚掌五分之二处被横梁压住，周边还挤压着楼板和铝合金框。这是最后的一步，消防员们不想轻易放弃，他们扩大洞口，下去清理李科身边的碎石杂物，试图弄断横梁。清理后，结构更加清晰的废墟显示了真相：承重的横梁不能触碰。锯子和美工刀也尝试了一下，但铝合金难以锯断、鞋袜包裹太紧也无法划开。这是让消防员沮丧的时刻，他们的使命将要由医护接手，第一例废墟下的手术将要在这里展开。

好几支医疗队得知了消息，而广东深圳医疗分队行动最为迅速。领队周汉新马上率领七名医生跑步赶往现场，时间为早上9点30分。

与此同时，在王倩现场，泰安消防也进入了最后的冲刺。经过一整夜的持续清理，洞口外围的大块废墟被逐一搬开，主通道的压力大为减轻，他们可以采取更加激进的方式了。

王倩躺着，离洞口很近，一部分身体还压在周榕身上。虽然两块预制板之间的缝隙仍然只能勉强通过一个人，但和代建军在13日用麻绳硬拉不同，消防员们有新的装备：宽大的皮带，这不会像麻绳那样让王倩窒息。他们还制造了秘密武器：肥皂水，这能增加身体的润滑。主通道确保安全后，他们可以慢慢拉动穿过皮带的绳索。而最关键的是，泰安消防也有一名得力的小个子，他将负责完成最后的动作：清除王倩身边的废墟，将皮带和绳索系好，浇上肥皂水，引导她出洞。

这是一番高难度动作，因为他必须长时间倒立来完成。和其他的小个子，比如上海特勤的周庆阳、国家救援队的岳林贵、济南消防的李小磊、南昌消防的张勇、青岛消防的贾建军等一样，泰安消防特勤副班长李晓改也将证明小个子的灵活、坚韧和细腻。他在双脚上系好安全绳，倒立着进入四米深的通道中。

在李科现场，废墟下的手术已在紧张准备。

足部离断只是一个小型外科手术，但恶劣的环境让它变得不同寻常。和王倩救援的最后冲刺一样，最后的关键动作也要由瘦削的人完成，那个二、三层之间的通道实在太窄了。

医生们最初低估了废墟。深圳市人民医院骨科主任陈蓟第一个想进，这个手术属于他的专业范围，但看到他的腰围，消防员立即挡住了他。深圳第二人民医院创伤骨科主任杨欣建自动打消了念头，他的肚子也不小，两个最合适的人选就这样被废墟淘汰。身材灵巧一点的手显微外科医生杜冬脱掉外套，开始第一次尝试，但爬进五米左右后就无法前进。

麻醉科医生马伟文成了最后“被挑选的人”。身高一米七、体重刚刚超过五十公斤的他不需要脱掉外套，相反，看到穿着短袖进出的杜冬身上擦出不少伤口，消防员给马伟文穿上了一件迷彩服来保护这个瘦人。他扣上一顶头盔，带好头灯，拿着两把手术刀片、止血钳、一管麻药和包扎材料就爬了进去。

这个被赋予重任的人从未做过手术，几名外科医生围在入口，准备用喊话的方式，通过随同的消防员接力传话来远程指导。这个废墟深处的世界黑暗、狭窄且臭得无法呼吸，马伟文有些紧张，慢了下来，和他一起爬行的消防员鼓励他：“不要担心，我进出几十次了，保证没有危险。”在八九米深处的地方，二楼楼板上的洞口已经比牟玉雷出来时更大，它被扩大为边长五十厘米左右的方形，李科就在下面一米多深的地方。和李晓改的动作相似，马伟文也要将上半身倒挂入洞进行操作。

这个俯冲的姿势让他难以保持平衡，他不得不用一只手撑着墙，单手向李科的脚注射麻药。李科问：“医生，需要我做什么吗？”“不需要，空间不大，你也做不了什么。”李科对自己倒有些担心，怕控制不住疼痛而踢向马伟文。虽然只有左脚可以活动，但作为足球爱好者，李科的这一脚也够马伟文受的。

麻药起了作用，这是马伟文的专长，他不必担心那个意外。但在他不熟悉的领域，挑战很快出现。第一刀下去，刀片就断了，他不得不上去拿第二片。再次入洞切割，头灯光线不足，洞内昏暗，空气污浊，每一个动作都极为耗费体力。马伟文凭借感觉操作，不到十分钟，第二把刀片也断了，而脚掌还有部分筋骨相连。对不了解关节的人来说，横着直接切割而不是顺着关节间隙下刀，很容易导致这样的结果。

传话的消防员马上将最新进展向外通报，这让入口处的医生们焦虑不安。脑外科医生陈建良大喊：“打破常规，动用一切锐器，切断就行！”又朝周围的人喊：“快找水果刀或剪刀！”园艺剪、缝纫剪、美工刀、鹰嘴钳，甚至菜刀都被送到洞口边。马伟文又坚持了一阵，体力很快耗尽，不得不退出。

脚掌还没有完全切断。

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马伟文已近乎虚脱。他大口喝水，脱下白色头盔时，手套上的血都抹在了上面，看起来颇为刺眼。血不会让医生害怕，但这个出乎意料的结果让他们担忧。他们原以为这个小手术很快能结束，现在出现了“加时赛”。能被挑选的人更少了，除了瘦削，还必须体能充足。沉默中，有人提议消防员来完成这最后一步，反正已经没有任何技巧可言，切断就行。这个不尽合理的要求自然被拒绝。

四十六岁的陈建良开始不断请求进入。在整个地震救援中，每当遇到困局时，总有一些人站出来，以他们的坚持推动救援继续前进。

陈建良的操作很快，上半身伸进洞中，以两只手肘撑地，一只手抓住李科的右脚，摸到肌腱和筋膜，另一只手用剪刀大力剪切。麻药的作用已经减退，李科忍不住叫了一声，但马上说：“我能坚持，你大胆做。”他咬紧毛巾，准备迎接剧痛。最后的一点筋腱剪切不开，李科吐掉毛巾，说：“我来！”他用手抓住这残存的东西，狠狠用力扯断了它。他把前掌留给这该死的废墟，不再奉陪了。

废墟深处的虞锦华和马元江关注着这场拯救，并用敲击来引起注意。陈建良大声说：“坚持住，你们也会得救的！”但是，他现在得救自己。

他已经无力退出，消防员抓住他的腿往后拖，但洞口的一根钢筋顶住了他的腹部。狭窄的缝隙让身体难以腾挪，他说：“我不行了。”李科和消防员都连忙鼓励他，陈建良再试了试，有些麻木的手肘实在无法撑起上半身。他的脑海一片空白，情不自禁地说：“我出不去了！”李科大声喊道：“千万不要这么说，你一定能出去，我也能出去的！”这个好不容易和废墟彻底断绝关系的人，绝不想前功尽弃，他的希望就寄托在陈建良的身上。这两个人的命运已经连在一起，彼此不断地相互鼓励和安慰。

看到无法直接后退，陈建良突然想到，腿还有力气，为什么不借助这个力量呢？他不再尝试后退，而是干脆前进，将两条腿慢慢收缩到李科所处的洞里。在这个大一点的空间里，他像母亲体内的婴儿那样蜷缩着，一点点调转身体，不再是难受的倒挂姿势，而是先将手臂伸到洞外，然后手脚一起用力。消防员抓住他的手臂给予帮助，他终于爬出了洞。爬爬歇歇，当他分五次爬完这不到十米的通道时，不禁百感交集，“像个孩子似的哭了”。

杨欣建看着这个全身湿透、脸色极为难看的队友，那张脸上好像都写着“死里逃生”四个字。他有些难以理解，心想：“有这么困难吗？”两天后，他将在另一场废墟下的手术中亲自体验废墟带来的窒息和压迫感。

在王倩现场，已经两次倒立进入洞中操作的李晓改被恶浊的空气和难受的姿势弄得呕吐。他出来休息了一小会儿，又将双脚系上绳子，进行最后一次作业。上午11点08分，王倩离开了废墟。

几分钟后，李科在志愿者的绳索牵引下也离开了废墟，王承春上前与他击掌相庆。不顾消防员的反对，这个三十三岁的男人坚持要拿开蒙着眼睛的布，戴上眼镜，看看救他的人，还有无法辨认的家。陈建良和马伟文也上了运送李科的皮卡，李科告诉他们，他的妻子就在那边。随后他挺起身看了新单身楼最后一眼。

刚刚离开那里的王倩和他在降落场相遇，两人乘坐同一架直升机飞向成都。他们在映秀留下了很多东西，也带走了很多。

一个同样从15日就开始挖掘的幸存者没有李科和王倩那么幸运。

早上8点多，国家救援队回到陈晏现场。晚上的余震没有改变废墟结构，她的身体状况还算良好，不过，她告诉叶盛：“今天不能再把我留在这里，我快熬不住了。”

救援队这一天已经分开，现场只有六名队员。多支消防队前来查看，最终，江西南昌消防的五名队员留下协作。通道还只前进了一小段，队员们轮流进入挖掘。里面塞满了各种各样破损的家具，任何大型工具都无法使用，只能依靠锯片、凿子、美工刀、螺丝刀和手指来清理。通道在废墟里拐了个弯，延伸两米后渐渐接近陈晏，她就在一个衣柜的后面。

现在，他们和九江消防一样，需要在废墟里开洞。衣柜比挡住董凤强的承重墙稳固，可是，工具的不得力让操作更加艰难。而且，他们要在衣柜上打两个洞：侧面一个，队员进入柜子后在正面再打一个。

在董凤强现场，石凯的打洞作业已经展开，开多大的洞才安全？他无法准确计算，只能凭感觉一点点凿。现场十几名队员分成三组，石凯带着士官崔义飞、彭和平等作为救援组负责破拆，他大概是映秀唯一亲自在废墟里操作的校级军官，这是他习惯的方式。中队长叶生辉带领器材组负责制作支撑工具、准备救援设备，并随时对救援组提供支持，轮换作业。教导员柯兴才则带着队员进行安全警戒，余震频繁，他们紧紧盯着废墟，一刻也不敢放松。

器材组的链锯开始飞快转动，石凯在里面量好尺寸，他们用废门框和树干切割出合适的木桩。这些木桩贴着承重墙，准备在意外发生时承受上面的重压。长撬棍也被截短作为凿子使用，用榔头在砖缝中一点点敲打。

面对这样的场面，谁都没有经验。可供作业的墙面只有一米多高，一米多宽，要将董凤强救出，开洞大约需要半米宽。他们尽量选择靠里的地方开凿，更安全，但操作空间也更小了。一个操作手坐在地上，连腰都直不起来。他们将要花费几个小时进行“玻璃上的雕花”。

砖只能半块半块地打，顺着砖缝慢慢撬动。有一次石凯手重了点，一锤下去墙面马上出现一条裂缝，他赶紧停手，屏声静气观察。头顶上的倾斜楼板看起来又宽又厚，他等了一会儿，没有动静。但是他暂时不打算再碰这块砖了，他开始选择其他目标。已经松动的砖需要抽出，否则它会掉落到墙后董凤强的身上。三十公分厚的承重墙十分结实，他们一边敲打一边感慨：“真有钱啊。”

崔义飞入伍前恰好做过装修，敲过各种各样的墙壁，知道如何敲打又快又省力，他渐渐成了操作的主力，嘲笑“手艺差劲”的彭和平是他在这个陷阱里仅有的乐趣。他知道跟着石凯就没好事，但和在九江时一样，心里踏实。在洞口扩大后，董凤强也加入了这几个人的废墟聊天中。

石凯知道，不能让董凤强太兴奋，但也不能太安静。他预计的救援时间是一天到一天半，无论是救援者还是幸存者，都要做好心理准备。他边敲边说：“我们也想早一天来救人，终于遇到你了。想不想抽烟，兄弟？”

“不用，我把烟戒了。”

“没事的，兄弟。里面的兄弟生命力旺盛得很，是不是，兄弟？”

“嗯，嗯。”董凤强对夸奖还不太适应。

“想吃什么咱给你送。”

“不要，不要。都江堰没事吧？”董凤强十二岁的女儿在那里读书。

“挺好的，就这里糟糕一点。”

想到家人，董凤强打开了话匣子，女儿、父亲，还有前妻，他一遍遍讲给消防员听。石凯的夸奖恰如其分，这个三十六岁的男人有了强烈的求生欲望。

上午的几个小时里，小学的挖掘并不顺利。

顶部和后侧的挖掘在同时进行，济南和聊城消防要对付的是大块的墙面、立柱和横梁。这不是“雕花”，而需要大刀阔斧地破拆，但他们只有手动冲击钻和气钻。无齿锯和断线钳能切断钢筋，但这是第二步工序，更重要的第一步是破碎厚厚的水泥。没有液压破碎镐，这些山东汉子就靠自己的力气。

八磅大锤抡圆了砸向混凝土块，这些疲惫、饥饿的消防员在向自己的极限挑战。村民煮好稀饭送来，放在操场无人动用。杨云青对队长说：“你下命令他们才敢吃啊。”蒲弘也加入劝说：“这是政府安排的，请你们吃饭。”吃饭的命令终于下达，饿坏的小伙子们用几个碗轮流喝了一点稀饭。

后侧的通道打通了约两米，但它方向偏右了，无法直接到达尚婷所在的位置。顶部则渐渐挖成了一口锅的形状。阳光炙热，郑珂站在“锅”里机械地操作，对伤口、尸体和臭味已经麻木。到处支棱着的钢筋穿透战斗服，在他身上留下一堆磕碰的小伤口，汗水流过后又肿又痛。各种变形的尸体已经让他没有感觉，直到回济南后才突然感觉发虚。口罩只发了一个，很快变得肮脏无比，好在尸臭味闻习惯了，就干脆不戴，只是撒一点白酒杀菌去味。

队员们尽量绕开粗壮的横梁，专心对付能够砸开的东西，分解后杨云青就用吊车吊开。不过，这天上午杨云青短暂离开了小学，他要完成一件最重要的事：送别妻子。

地震后第二天，他和儿子杨和建在派出所附近找到了袁秀芳的尸体。他用毯子仔细包好，杨和建撒上两瓶白酒，将尸体摆放在球场坝坡道的下边。为了小学的救援，父子俩顾不上安葬的事情，但上午亲家跑来告诉他：“尸体被人抬走了。”这一天，全镇的尸体开始大规模集中掩埋。

杨云青向李大军请假，李大军说：“这个时候怎么能请假呢？”他对送别妻子的理由将信将疑，于是陪着杨云青去寻找。他想，我得早点把他弄回来干活。李大军并不知道这是一个志愿服务的村民，他一直以为杨云青父子是指挥部派来的工作人员。

杨云青沿途询问搬运尸体的武警学员，都没有找到。他跟着他们到渔子溪的掩埋坑，看到一百多米长的坑里已经摆了不少裹尸袋。他径直跳到五米深的坑里，将裹尸袋一个个拉开，查看七八具尸体后找到了妻子袁秀芳。想起当年分家时，他只获得一升苞谷面，那就是他全部的财产，妻子跟着辛苦了一辈子，日子好过一点后也从不休息。他边给袁秀芳擦脸边流泪：“老婆，委屈你了。”看到袁秀芳头朝山脚躺着，这姿势会不舒服，他将尸体摆正，然后跪下磕头告别。他记下了尸体的位置：前面有一棵茶树。便和李大军回到小学。

杨和建还在吊车上，杨云青叫下他，说：“给你妈磕个头。”杨和建在操场上平静地跪下，面朝渔子溪方向恭敬地磕了三个头，说：“妈，我不能送你了。”然后回到吊车继续作业。旁观的李大军看着杨和建自然地做着这一切，没有丝毫的做作或夸张，这景象强烈地刺激了他。他也终于知道了这对父子的身份，他再也忍受不住，这个没有在满操场尸体前流过泪的人走到篮球架下，开始痛痛快快地放声大哭，将地震后所有压抑的情感彻底宣泄。

16日上午，在整个镇区，救援都在艰难地推进。各队收获不一，但对地震全都有了新认识。即使如此，也没有几个人想到上午只是“初赛”，下午的“决赛”要紧张激烈得多。

余震在下午加紧捣乱。16日一天，Ms4.0级以上地震有十一次，最大的四次都发生在中午到天黑之前[4]。13点25分的那次余震最为凶猛，在废墟上面和里面的人感受到的冲击千差万别，这取决于他们的位置和姿势，一些等级更小的余震也可能造成极大的恐慌。

11点多的强余震让垮塌得很结实的小学废墟强烈颤动，消防员们被迫撤离。他们在操场上等待了三分钟，然后重新涌上废墟。另外一堆废墟上，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四名医护正在商议如何给埋压者补液，护士马萍感觉脚下一沉，接着开始晃动。他们已经来不及跑下去，医生贲晓松喊着：“大家不要动，不要慌，我们拉住手！”四个人手拉手并排站着，马萍感觉“像飞了起来似的”。

在陈晏现场，小个子张勇在衣柜里对余震的感受更加强烈。四周的废墟好像都在挤压这个让它们无法为所欲为的东西，衣柜“嘎嘎”直响，在这个棺材一样的空间里他“吓傻了”，觉得“整个地球都在晃”。教导员周德水在洞口焦急地大叫：“张勇！张勇！”他一时没有应答，以为他被埋压的队员们开始拼命刨挖缩小的洞口，他回过神来，连忙说：“我没事！”陈晏劝他：“你出去吧，出去吧。”但他已经出不去了。队员们重新打开通道，发现结构严重变形，他们不得不重复一天前做过的事：搭建支撑。

九江消防精确记录了16日下午遭遇的四次强余震：13时18分、14时22分、15时31分、16时41分。不过，虽然有警戒组在严密监视，有一次他们仍然差点中招。本来，消防员们已经熟悉了余震发出的，像直升机一样的嗡嗡声，而这一天一架直升机在头顶飞过时正好和余震重合，没有觉察危险的石凯说：“今天直升机动静怎么这么大？”地面的晃动让他知道上当了，外围的彭和平和叶生辉赶紧跳出，叶生辉跳到了沟里，脚受了伤，这让他退出了打洞的行列。崔义飞在跳出之前将坐在里面敲墙的石凯拉起，最后出来的石凯一个大步就从屋里跳了出来，这让他自己都有些吃惊。

惊魂未定，大家坐在外面抽根烟定神，石凯说：“根据资料记载，强余震过后暂时不会有余震了。”他瞎编一套说辞，这只是安慰同伴。重新回到承重墙前面，崔义飞坐在地上，让屁股尽可能多的接触地面，他觉得这样对余震的感觉会灵敏些。

频繁的余震虽然时刻威胁着消防员，但和“死亡之路”的行军一样，他们都幸运躲过了。而在余震的一次次打击下，青岛消防这个下午几乎绝望了。

救出李科后，他们开始专心致志拯救虞锦华。自救队挖出的能隐约看到虞锦华的探洞就在李科逃生通道的上方，同样是两层楼板之间的狭窄缝隙，青岛消防从这里继续向里掘进。

贾建军申请了三回，终于得以进入操作，而余震吓了他一跳。他正在专心致志地干活，一声怪响，这个缝隙一下子变黑了。废墟连挤带压，他在里面顿时感觉转不过身，一开始有点发懵，但又觉得“挺刺激”。和在青岛时一样，他把这看作一场惊险的游戏。

几个小时的挖掘让贾建军和队友终于接触到虞锦华。她在通道尽头的下方，横梁把他们隔开，但一个向下延伸的小洞已经打开。他们插进去一根手指粗的塑料管，让虞锦华含着，然后从另一头灌进糖盐水和稀饭。地震四天后，虞锦华第一次获得补给。一瓶矿泉水也从小洞送下来，虞锦华高兴地说：“太好了，还有瓶装水喝！”这让更深处的马元江受不了，他说：“虞姐，不要太大声说，我真是太难受了。”虞锦华连忙道歉：“对不起，我会注意的。”她多次尝试将水撒向马元江，但无法到达。

补给线的打通让虞锦华轻松下来，如果她知道下一次补给要在四十多个小时后，心情将大为不同。

消防员们也没有想到这一结果。他们一边围绕横梁想办法，一边安排贾建军和虞锦华聊天，心理安抚也是救援的一环。这让贾建军为难，他勇敢无畏，但不善言辞，不得不搜肠刮肚找话题。他给虞锦华送去几条毛巾，让她小便时垫着，这样会舒服点。没人想到，此后两天虞锦华就要靠这些毛巾喝尿来补充水分。

频繁的余震将这个庞大的废墟不断压实，消防员在缝隙入口用砖在两层楼板间做了支撑，并用木条顶着。不久，那叠本来还有点松动的砖已经完全压紧，木条也压弯了。最后，这条缝隙已经完全无法进入，补给线彻底中断。他们绕到废墟后面，重新打开两个洞口，但很快被余震封闭。左右两侧的尝试也都失败。

马刚遇到了十五年消防生涯中最艰难的救援，他参加过近三千次救援行动，挽救过近两百人的生命，但这一次“太难了”。虞骁一直跟着他，他走到哪虞骁就跟到哪。他说：“你放心，不管怎么样，我一定把你姐姐救出来。不会放弃，说到做到！”这话也是在说给自己听。实在想不出办法的马刚清楚内心的绝望，没人会来安慰他，他只能自我打气。

像是老天给青岛消防的补偿，他们的另一支小队在对面的映电宾馆取得了一次最快速的成功。

多支队伍已在这里搜索过，没有任何发现，但两家拥有最多住客的机构没有放弃。都汶高速公司的五个人从成都赶来，下午2点多就在废墟上拿着失踪人员名单呼喊。这支由副总经理许定明带领的小队是公司派出的第三支救援队，前两队以及更早时候收费站员工的呼喊都没有结果，他们再来碰碰运气。阿坝州经济开发区副主任靳发平也在此搜寻，他们有二十九名员工在里面。

五个人分散开，都汶高速综合处副处长骆玉杰首先听到了袁艺的声音，他不认识袁艺，边上的徐淼马上过来确认，他和这个漂亮女生在公司舞会上还跳过舞。“是袁艺！”喊声把许定明吸引过来，他激动得朝废墟里大喊。徐淼十分纳闷，他从未听过许定明说过四川话之外的语言，而这个异常激动的人此刻居然说起了普通话。

山东潍坊消防迅速接手这个救援点。

两个多小时后，靳发平也听到了声音，骆玉杰过去一听，是司机任启平。他们的运气再好不过了，在地震整整四天后，短短时间内就找到了两名幸存同事。马刚向这里派出了一支小队，而最终只动用了一个人。任启平的身体没有被压，只是困在自己用门框制造的救命空间里。副中队长王大川下去清理水泥块和钢筋，他4点多接手，6点就干净利落地解救了任启平。

蒋雨航也听到了外面的热闹，有一个人甚至还和他说上了话。那个人说：“我救不了你，我给你找人来。”蒋雨航问：“要等多久？”“一两个小时就可以了。”但是，那个人好像忘了这事，蒋雨航没有等来任何救援队。他继续安静地躺着，听外面的狗叫，还有直升机飞过的声音。他得再等24小时。

最后的冲刺

所有救援队都进入了最后冲刺，他们要尽量在天黑前解决问题，否则危险会大大增加。

济南和聊城消防在小学已陷入了苦战。

他们靠大锤和冲击钻硬生生砸开了屋顶和倾倒过来的承重墙，还有一层预制板。他们以为尚婷就在预制板下，但下面还有一层。在第二层砸出一个小洞后，又看到了底下的第三层，这让他们的信心大受打击。消防员们再次和尚婷喊话，她的确就在下面，可越来越狭窄的空间让大锤都难以抡开。

李大军回到消防指挥部向陈飞报告这个僵局，周庆阳、王永强等特勤突击队，以及车站中队的特勤们都来到了现场。气氛微妙，在映秀力量最强的两支消防总队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碰面。陈飞是映秀消防总指挥，但也是上海消防总队长，他对山东的同行们说：“兄弟们辛苦了，我们是来支援你们的，救出来的话记为山东的成绩。”

四个支队的消防员开始为一个小女孩携手而战。

吊车将液压动力站吊上废墟，周庆阳和王永强又操起了破碎镐，攻击他们一天前曾进攻过的废墟。尚婷感觉了抖动，四天低头弯腰、一动不动的姿势已经很难受，现在渣土和碎石又从缝隙落到了衣服里，让她更加不舒服。她还要忍受最后的几小时。

最初，上海消防想从正面打出一条通道接近尚婷。他们特意避开了搭建支撑经验不足的弱点，这条通道最后变成了一条敞开的甬道，长八米多，宽一米多。一根横梁挡在最后，它像一根扁担，挑着两头的重物，断开它会引起大面积垮塌。看起来又要前功尽弃，不过，现在什么都挡不住那些上紧了发条的人。他们翻过横梁，在它后面重新挖坑，尚婷就在这下面。

消防员们一层一层移开楼板，每一层都有一堆尸体。没有时间清理了，他们将挡住下一层的尸体移开，其他的用裹尸袋暂时盖上。下午5点多钟，他们与尚婷之间只剩下最后一层预制板。

尚婷的后背紧紧贴着这块板。特勤已舍弃了破碎镐，用手动冲击钻砸，但冲击力仍然让她忍不住喊痛。他们改用锤子，一点点敲，尚婷的右手露了出来，接着是后背。

西南医院泌尿科医生李新守候在操场上，他听到废墟上传来一阵欢呼：“看到了！看到了！”接着，“军医，我们需要军医！”的喊声响起，他和崔剑、尹昌林冲过去。消防员们在狭窄的甬道里紧贴两边，让出中间的通道给军医们通过。

走到甬道尽头的横梁处，坑中扑来一股夹着恶臭的热浪，李新一看，那个一人多深，一米五见方的坑中已有四名消防员，头发被汗水弄成一绺一绺的，橘红色的战斗服已经湿透，紧贴在身上。他翻过横梁跳下去，消防员赶紧拉了一把，防止踩在尸体上。他检查尚婷后说：“要赶快，这样的温度和空气质量下，孩子有可能脱水，衰竭而死。”有人拿白酒撒下，但酒精和尸臭混杂的气味让人更喘不过气来。

最后一块预制板一段一段被破开，6点多钟，除了头部，大部分身体都可以看到。周庆阳看到尚婷被尸体重重包围，听到这个十岁的小女孩不断说：“叔叔救救我！”在这个地狱般的地方，面对这个顽强的生命，他终于没能忍住，第一次掉泪了。

解救头部仍是难题，它被预制板最后露出的一截遮挡，直接敲击会震荡头部。预制板还有一部分插在废墟中，上面压着大堆东西，无法拔出，只有将预制板抬高一点才能安全破拆。这个重任由三位互相熟悉的班长承担。

王永强和赵凤良将钢丝绳穿过预制板，再用铁棍穿过钢丝绳，两人分站两边，将铁棍放在肩膀上，双手扶稳，预备使出全部的力气。他们要先将预制板从卡得紧紧的废墟中强行上抬，然后迎接后面更大的力量。周庆阳将在预制板脱离尚婷头部时，用手动冲击钻强力撞击，两名业务能手知道那力量会有多大。冲击钻刀头就有几十斤重，加上撞击的力量，这全要靠他们的肩膀来承受。这是周庆阳信任的伙伴，他用力砸下。

王永强估计自己能挺一分钟，他做到了，但撞击时间显然要比这个长。从肩膀开始，他的身体整个开始发抖。赵凤良刚开始两腿分开直立，但越来越大的重压让他吃不住劲了，双腿渐渐弯曲。他不再扶着铁棍，而将双手扶住大腿来拼命支撑身体，他“咬牙切齿地硬撑着”，喘着粗气，脸也涨得通红。

铁棍终于可以放下，王永强站立不住，一下子就趴下了。

尚婷的头部迅速包上了白布，她的大部分身体都已自由，但右腿卡在一具尸体的腿中，上面还压着其他重物。在液压千斤顶撑起一点空间后，周庆阳抱着尚婷，将右腿奋力拔出。然后将她交给车站中队的队友，军医们接过尚婷，聊城消防则在甬道中准备好了担架。从废墟一直延伸到操场，还排列着更多的救援队员，这些拯救者用接力完成了使命。

几乎所有家长都流着泪用力鼓掌，虽然他们自己的孩子已经希望渺茫。刘顺秋看到了担架上那件熟悉的黄色外套，她大喊了一声，尚婷听到了，回应了一声：“妈妈！”这个幸运的母亲向拯救者下跪致谢。

操场上，负责记录的女教师杨顺兰写下“212”，这个幸存者数字不会再变动了。

和15日青岛消防与国家救援队的“竞赛”一样，九江消防和潍坊消防在16日下午的最后时刻也不知不觉地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他们连那场“竞赛”的规则也原样复制：采用一样的战术，只是到达终点的时间有所差异。

下午4点左右，经过漫长细致的敲打，石凯和队友完成了“玻璃上的雕花”，通过承重墙上开出的约七十厘米宽的洞口，他们看到了董凤强的后背和屁股。大约同一时间，潍坊消防挖出两米长的通道，也让袁艺完全显露。

两个人的姿势和状态几乎一致：向右侧卧，胯部被上面的重物挤压，腿部情况不明。压住袁艺的是铁床架，压住董凤强的是两块预制板。两支队伍面临的挑战也一样：先解放胯部，再解放脚部，一段段施救。不过，废墟结构的不同让他们的解救手法就此分化。

董凤强躺在水泥板上，紧贴地面，无法从下面挖掘坑道，九江消防只能想办法对付上面的两块预制板。在这个狭小的卫生间里，预制板显得修长。它们有些倾斜，朝董凤强的头部一侧翘起，被压着的髋部好像一个支点，这就是一个平衡但十分脆弱的跷跷板。

石凯仔细打量这个结构，发现两块预制板之间有五六厘米的空隙，那里只有一些碎渣。这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机会，挤压这个空隙，将预制板强力顶起是解救髋部的唯一办法。可是，到底应该顶多高呢？脆弱的平衡如果被打破，跷跷板会迅速向头部一侧下沉。这就像在天平上轻轻拨动砝码，那一点微小的可扩充空间如何分配是个绝大的难题。

这场“螺蛳壳做道场”的戏法吸引了众多参与者，一群人开始在外面反复讨论。不断有消防员躺在地上，模拟董凤强的姿势，其他人则拿着石块代替千斤顶，探讨最合理的支撑位置。最终在头、腰两侧的四个支撑点被选定，用千斤顶分两次顶升。先在头部一侧，顶升后用木桩支撑，然后千斤顶向腰部移动，再次顶升。几厘米的上升被谨慎地分成两段操作，这看起来是个不错的方案。

他们没有上海消防队那样的液压千斤顶，电厂贡献了两个车用的。崔义飞与彭和平负责操作，石凯则趴着观察指挥。有一个千斤顶给了董凤强，让他从身体的正面塞向脚部，他只需塞进、竖起，防止脚部一侧的预制板下沉就行。

下午5点半，董凤强感到身体一阵轻松，他不再需要扛着沉重的预制板了，解放了的身体也从侧卧改为平躺。半个小时后，袁艺也完成了这一动作。

映电宾馆废墟的空间更大，这可以让潍坊消防充分施展，他们选择开凿袁艺身下的水泥楼板。他们一边开凿，一边用液压撑杆做支撑，加上其他的工具，在这个小空间里一共安上了十一个撑子，这让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敲打。最终，他们挖出了一个小坑，这让袁艺的上半身也得到解放。

董凤强在洞里继续转身，他现在面朝洞口，消防员们将他慢慢从里面挪出来。洞口外围上了一圈照相机和摄像机，等待又一个欣喜的时刻，但是，董凤强卡住了。他的上半身已在洞外，可消防员怎么也拉不出他的下半身，一用力就喊痛。崔义飞爬进去查看，纳闷：脚部有空间啊，但的确有一只脚被看不见的东西压住了。

这个意想不到的打击让石凯进入了这一天最艰难的时刻。出来后，面对镜头，他红着眼睛发狠：“别的不讲，我一定要把这个人完整地救出来，活的救出来！”他公开宣布这个决心，不给自己留退路，和马刚一样，在鼓励别人时鼓励自己。实际上，他可用的工具和手段已经不多。

天快黑了，医生开始建议截肢，石凯毫不犹豫地拒绝。他不仅要活的，还要完整的。而且，真要做手术的话，他觉得这个肮脏的卫生间会要了董凤强的命。这个人过去几天已经经历了从希望到绝望，再到希望的过程；石凯不想让董凤强再冒风险，他自己将危险背了过来。

千斤顶被再次使用，但在脚部的顶升失败。空洞的预制板并不结实，它没有被升起，而是被顶穿，这差一点让全天的努力泡汤。石凯想在千斤顶顶部加一块分散压力的木头，但狭窄的空间让这一切成为泡影，长长的液压撑杆更放不进去。这个红了眼的人将一切抛到脑后，决定用液压扩张钳作最后的尝试。这并不是这个工具的本来用途，而且，它只能承受六吨的重量。

石凯亲自操作这最危险的一步。他看不见最里面，凭感觉将它尽量塞进去，用手控制它的抬升高度。废墟压在这个张开的大钳子上，好像随时能让它合上，进而封杀所有待在废墟里面的人。旁边观察抬升高度的人已经注意到废墟在轻微摇晃，石凯抬升了一点，拔掉管子，让扩张钳定格。董凤强的脚部松动了一些，但还有点紧。

消防员的宽皮带在董凤强的肚子系好，连上了一根绳子，他的头被一个消防员抱在怀里。崔义飞用一块砖做支点，拿一根铁铤插到预制板下，这个临时制作的杠杆将完成最后一击。他抓着铁铤，半蹲着猛压，在一瞬间释放出一点空间，其他人乘机将董凤强拖了出来。

迟到的欢呼声终于响起：“好、好、出来了！”有消防队员忍不住对着董凤强大喊：“兄弟，你太伟大了，太伟大了！”外面所有的队员和领导都拍掌大吼：“好！好！”董凤强也喊着：“我出来了！”他异常激动，死命抓着崔义飞的衣服不肯放手，无意中将石凯的手也咬了一口，语无伦次地说：“你们是我的父亲！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消防员们拒绝武警接手，亲自扛着担架，像是扛着战利品。他们翻过高低不平的长长废墟带，甚至想从医生手中接过输液瓶，这些奉献了经典救援案例的人要充分享受这一刻。他们一直将他抬到西南医院的医疗帐篷里，说：“军医，交给你们了啊。”医护接过董凤强，消防员们说：“好，谢谢！”这些拯救者一路赞美和感谢别人，好像他们自己是被拯救的人[5]。

最应该享受这一时刻的三个人留在了现场。彭和平觉得浑身无力，他瘫坐在地上。石凯仰面躺下，崔义飞将水壶递给他，他喝了几口，然后浇在脸上，望着天空喃喃自语：“救了条命，救了条命。”

在董凤强获救后，潍坊消防的“竞赛”对手变成了另外两支队伍。他们要拯救的三个人处境相同：通道都已打开，能直接接触到她们，但一些坚硬的障碍束缚了身体——陈晏被木棒卡住脖子，周榕的腹部压着铁桌子腿，袁艺的小腿则被一堆东西紧紧挤压。消防员们都只能以别扭的姿势操作，要花费数小时才能清除最后的障碍。

衣柜上的两个洞都已打开，南昌消防的张勇躺在衣柜里，与陈晏头对头。他向左斜眼才能看到那根木棒，但他只能将左手悬空伸直，用菜刀、锯片和瑞士军刀一点点对付它。别人帮不上忙，衣柜上三十多厘米的方形洞只有他能钻进去，他要独自操作三个小时。济南消防的李晓改仍然倒立入洞，坚硬的三角铁很难锯断，他也要用掉三个小时。潍坊消防的作业空间大一些，在袁艺身下挖出的小坑能容纳一名队员，他就在坑里坐下，将袁艺的上半身放在自己腿上，手持一米多长的铁钩伸到通道深处，将袁艺腿部挤压一团的砖块、木柜、皮箱、鞋子，或许还有同屋女孩的躯体，一点点钩烂清除。在黑夜和余震的干扰下，他们要花费更长的时间。

对周榕的拯救在王倩获救后很快开始，两名志愿者中午就悄悄来到了现场。这是在14日的徒步中相逢，并组成救援小队的山东人宫治华和四川人徐兴明，一个退役军人和一个现役军人都在休假中跑到了灾区。这个小队的第三名成员此时还未加入，种香菇的农民尹春龙这一天正在铝厂码头维持登船秩序。

这两个人想上废墟看看，周榕的丈夫罗光荣把他们推开了：“正规的队伍都救不上来，你们来干什么？”他担心两个人乱踩会破坏废墟结构，这位焦虑的丈夫如果知道这两个人二十四小时前取得的成就，也许就不会这么生硬。在中学，两人小队已经完成了一次“完美的救援”。

他们在15日一早到达映秀，最先获得的工作是扫地。他们拿着扫帚在中学认真地清扫，听到老师们议论如何在公寓楼里救人，宫治华凑上前说：“我们可以试试。”消防队还未到达，他们自行调整了任务，从打扫卫生改为拯救生命，有四个人的生命将得益于这种改变。

女生公寓的第一层是教师宿舍，这栋楼房正好只垮塌了这一层。宫治华绕着楼房呼喊，然后将一根水管插进去，贴着耳朵探听。土制“探测仪”效果不错，他马上听到一个女人在叫。这名经验丰富的少校没有莽撞地立即动手，他观察了一会儿废墟，知道它上面的框架完好，结构稳定，余震中也没有倾斜。他放心了，和徐兴明带着一把十字镐和一根钢钎翻过窗户进去。他们站在原来二楼的房间里，在地板上砸出一个小洞，再次喊话来确定方位。“我在105房间！”回话传来，但变成了男人的声音。宫治华明白，有两个幸存者，既然男人的位置先明确，那就先救他。

有无数的拯救都来自这种巧合。前后几分钟的时间差，相差几厘米的距离，声音的高和低，以及安静与嘈杂、明亮与黑暗，这些平时不在意的差别，可能在一瞬间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他们转移到205房间，在厚厚的地板上开洞。只有这两件简陋的工具，不过，第二层完好无损，空间宽敞，他们甩开膀子靠蛮力硬砸，手掌震裂也不停下，用一个多小时砸开了一个大洞。这个名叫胥洋的老师被救出后，他们开始寻找最先呼救的女教师，一连砸开四个洞探听，但再也没有了声息。

在周榕现场，他们退到一边开始观察，很快他们就获得了机会。

周榕身上不仅压着铁桌腿，还有一些水泥块，这个不难清除。不过，她还被两具尸体一前一后紧紧夹着，这也必须弄开。李晓改和其他队员的尝试没有成功，这也许不在于能力，而在于心理。通过攀谈，宫治华已被消防队的山东老乡们接纳，他倒立着下去查看。对这个大个子来说，通道太窄了，他只能勉强挤进去。最后的那个缝隙无法通过，但他已经看清了里面的情况。侦察完毕，他出来告诉徐兴明，如何用“粗暴的方法”来移除尸体，这些“业余选手”没有那么多顾忌。

徐兴明提着一根铁棍下去了，他的操作的确粗暴无比，铁棍拨动尸体并不容易，一颗头颅都被他扯了下来，尸水溅到了他的眼睛，这让周榕也变得一身的腐尸味。徐兴明的眼睛开始发痒红肿，他坚持着清理干净，让周榕的身体完全展现。他被这意外“废掉了”，两人小组只有一个人还能战斗。宫治华继续下去侦察，他拉了拉那个最后的障碍：铁桌子腿，感觉有点松动，它应该没有承重，可以锯断。倒立不是大个子的长项，侦察的这一会儿已经让他脸色发青，这个任务仍然属于消防员李晓改。

这个小个子喝了两瓶藿香正气水后下去，但长时间的倒立作业让他体力透支，缺氧加剧了头痛和恶心，他不得不多次上来透气。消防队携带的无齿锯十几秒就能切断那根三角铁，但在洞内，他只能依靠小小的锯片手工操作。余震也不时捣乱。在掀开侧面的大片废墟后，主通道的压力减轻，它安全了一上午。这短暂的领先优势很快就被频繁的余震消除，通道重新变得危险，留给救援者的时间不多了。

下午5点多，三角铁被锯断。李晓改几乎是挣扎着干完最后的活：将周榕的双腿和腰部用床单包好，再穿过三根绳子，让她像坐在救生吊椅里一样。周榕的长裤脱掉了，李晓改顺着裤腿将肥皂水倒在她身上，以增强润滑。做完这一切，他回到外面就因虚脱而晕倒。

四名担架员在洞口边准备好，二十多名队员从废墟顶部一直排到地面准备传递，八名队员开始拖拉绳索，但周榕的痛苦喊叫让他们不得不停下——弯曲的通道卡住了她。宫治华在手臂抹上肥皂水，第三次倒立入洞，他来完成最后的引导。

通道中现在有四根绳子，宫治华喊“1”，消防员们就拉动他脚上的那根，喊“2”，就拉动连着周榕的。在弯曲的地方，他用手校正周榕绳子的位置，并将手臂向前伸，让周榕从上面滑过。他像一个移动的滑道，引导着周榕一点点向外移动。18点16分，两个人已经在通道中移动了一半，余震的打击突然降临。

宫治华感到四周的废墟挤压过来，不禁吓出一身冷汗。他屏住呼吸，不敢换气，消防员们也都停下观察。这是16日震级位列第三的余震在发作，不过，通道暂时安全，消防员抓紧将两个人拉了出来。当医护们还在地面为周榕做检查时，废墟上的人开始惊呼——那个通道坍塌了！死神只差一步就能抓住他们。

下午1点25分，当天最凶猛的余震发生时，也差点让张勇几个小时的努力前功尽弃。

他躺在那个棺材一样的衣柜里，悬空举着锯片慢慢锯那个方形木棒。这根木棒很长，看起来是床架上的某个部件，大部分插在废墟中。它压住陈晏的右手和脖子，而右手手臂又被紧紧压在脑后，这使得木棒像枷锁似的铐住了她。长久的高举让张勇的手臂又酸又痛，最后麻木。里面很黑，他用嘴咬着手电筒照明，陈晏也用能够活动的左手打亮另一支手电。和其他废墟下的救援者与幸存者的关系一样，这两个人也开始互相依靠。

漫长的操作中，两个人一直聊天。陈晏询问张勇的来历，张勇则问起她的孩子。他知道，孩子绝对是母亲的敏感话题，这能让陈晏始终保持清醒。他还介绍了自己所在的城市南昌，邀请她以后去做客。他们像多年未见的老友，交流着各种话题。

锯片用光了，在外等候的新民周刊记者汪伟拿出了自己的瑞士军刀，张勇就用这个继续一片片削。木棒终于断开，但这没能解救陈晏，余震反而让它变得更加危险。在中午的震动中，断口径直插向陈晏的脖子，如果它细一点，也许就会直接刺穿。余震让通道也严重受损，当队员们重新搭建好支撑后，陈晏已近乎昏迷。军医给她戴上了氧气面罩，尽量延缓她的窒息。张勇继续削着木棒，但人人都知道，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每一次震动都让木棒插得更紧，余震在这场赛跑中已经领先。

3点多钟，叶盛钻进废墟。这本来不被救援队允许，但叶盛已经焦急无比，陈晏也喊着让他进来。呼唤亲人是一个不妙的信号，这多半在幸存者自认的最后时刻发生。果然，陈晏想放弃了，她说：“好好把女儿带好！”这告别式的话语就像晴空霹雳，让叶盛无法自持。他知道陈晏说话困难，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后劝说：“你千万不能放弃，这么多人在外面看着你。你想放弃的话，我们就一起死！”他赶紧出来告诉队员们：“她呼吸很困难，你们快点想办法。”

队员们轮流进入，然后出来讨论方案。时间似乎停顿了，虽然一些高级军官也参与进来，但漫长的讨论迟迟没有结果。陈晏的状况越来越糟糕，军医不得不再次进入输氧。焦虑的叶盛又钻进来了，看到氧气面罩脱落，几近昏迷的陈晏已经无力给自己戴上，他终于情绪失控。

他出来后首先哭喊：“她已经翻白眼了！”愤怒占据了头脑：“你们太慢了，我亲人的生命在里面一点点流逝！”他看到现场有一群记者，但已顾不上后果和影响，继续发泄情绪：“我的亲人在里面，我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是国家军人，她是我的亲人也是你们的亲人……”这位丈夫红着眼睛诉说和指责，他不管不顾，拯救妻子现在是他全部的念头。

在外围协助的一名铁军班长向他保证：“我们铁军一定会坚持到最后，不把姐姐救出来就不走！”这个保证只会让现场紧张、尴尬的气氛更加浓厚。两支救援队现在进退两难，他们一时找不出好办法来对付那根木棒。记者们围观着，好奇会有怎样的结局。

叶盛渐渐冷静下来，他清楚局面的艰难，向救援队提出截肢。但军医一眼就能看出，没有手术操作空间。他又提议用千斤顶，这一开始也被否决，不过，南昌消防最后决定试一试。教导员周德水告诉叶盛：“如果失败，我们可能会搭一名战士进去。”失去稳固框架的废墟稍一顶升就开始摇晃，尝试失败。

一直在此守候的斯卫平也情绪崩溃，她跑向山坡，抓起石头砸向地面，号啕大哭起来：“这是什么救援啊！”

叶盛第三次钻进去，这个清醒过来的检修工程师开始像观察水电站一样打量陈晏周围的环境，他看到头低脚高的陈晏全身支撑点就在被压住的右手上。她的位置奇特，不是在一个平面，而在一个三角形的顶点上，这让右手下方有一些空间，如果强行下掰也许能解脱，进而解放脖子。他想，可能手会报废，但只要命还在就行，“如果没有手，以后我就是她的右手。”

这个任务属于一直在衣柜里战斗的张勇。陈晏的脸和右手都已肿胀，扳动并不容易。与泰安消防的肥皂水战术不同，南昌消防选择了菜籽油来润滑手臂。陈晏的右手已经没有知觉，甚至连它在哪里都不知道。她感觉不到张勇的大力扳动，更不会痛苦，她在废墟里四天多的苦难很快就要结束。

张勇花了最后的一个多小时将陈晏挪进衣柜，像杂耍一样让她在里面掉头。19点45分，国家救援队队员用木板接住了陈晏，叶盛扑过去握住了妻子的手。原本守候在此的深圳电视台记者王浏芳和同事在18点多时极不情愿地离开了现场，她不得不回到中学前做当日直播。听到陈晏可能获救的消息，同事又狂奔回去。王浏芳结束直播后也赶过去，她在路上遇到了抬下来的陈晏，以及喜极而狂的同事，他不停喊着：“哈哈，她活了！哈哈，她活了！她活了！”这是16日天黑前映秀最后一名获救者，迎接生命的等候将会越来越漫长。汪伟跟着国家救援队离开，一名队员把瑞士军刀还给他，说：“谢谢你的刀，你今天的作用和他们是一样的。”

和石凯一样，张勇也没有享受欢呼。电视话筒伸过来，他没有搭理，他觉得自己虚脱得快要死了，难受想吐。这一天，南昌消防的这支小队只分配了一瓶水，加上叶盛在废墟里找到的两罐砸扁的王老吉，以及破碎啤酒瓶里的残存啤酒，这就是他们的水分来源。严重脱水的张勇被队友扶回去，他喝了点水，半个小时后，前往另一处救援点。

在漫长“挖掘日”的午夜时分，镇区里只有三处地方还亮着灯光。

潍坊消防在晚上11点30分解救了袁艺。青岛消防和15日晚一样挑灯夜战，但仍然无法接近虞锦华。现场督战的山东消防副总队长陆长春在12点多下令，回到废墟顶部打垂直通道。这是青岛消防对废墟的第一次直接进攻，他们围着废墟转了一圈后回到原点，这是最后的选择，也是工程最大的方案。

忙碌一天的张勇和崔义飞没有休息，他们在文教楼水吧鏖战。在镇区搜索一天无果的朱飞勇在傍晚返回营地时遇到马洪莉，他终于有了第一个目标。在记不清第几次拦截后，马洪莉也终于找到了第一支停留下来的救援队。在这个被很多队伍放弃的地方，朱飞勇亲自操作音频探测仪，他确认里面还有活人。南昌消防在死亡行军时扔在铝厂的发电机这一天已被抬了进来，运到这个地方。他们拥有的最重型装备——一套德国凿岩机也开始破碎水泥板，没有几个人熟悉这个设备，所以，熟悉它的张勇不得不继续挑战自己的极限。

在大批消防队到达后的大挖掘中，有三十多人得以获救。每一次拯救都是奇迹，由运气、巧合、挑战和坚持共同构成。而在拯救之外的时刻，人们要用另外的东西来应对挑战。

[1] 2009年，鲜继淑获得了全球护理界的最高荣誉南丁格尔奖。这是对她20年护理生涯的褒奖，而地震救援中的卓越表现也是获奖原因之一。

[2] 徐如祥主编，《地震灾害医学：汶川特大地震救援回顾与经验总结》，人民军医出版社。

[3] 在多次大型救援中一直担当主力的军方对配角地位并不服气。在消防休息时，他们派人悄悄抄下消防设备的型号，并向李大军打听名称及用途。两年后的青海玉树地震救援中，上海消防的李胜发现，军方的很多设备甚至比他们的还好。

[4] 据《汶川8.0级地震科学研究报告》（地震出版社）记载，12日当天余震最多，Ms4.0级以上地震有28次。

[5] 地震的惨烈景象给一线的消防员普遍带来了强烈的心理冲击，九江消防参加映秀救援的30多人，超过一半的人后来选择退役。

第七章  震后168小时  一些人可能还活着，但再也听不到亲人的呼唤了

救援大隐患爆发——救援者陷入生存困境

当拯救行动在映秀全面展开时，一个潜伏的问题渐渐浮出水面。

在“死亡之路”上，一些有远见的志愿者已经预见到这个局面，他们试图阻挡进入映秀的人，但个人劝说只能起到微小的作用。当有组织而又无序的大规模人员置换开始时，这个隐患很快爆发。

14日开始映秀居民逐步撤出，15日的撤离达到高潮，这和救援大军进入的节奏正好一致。这种反向运动的结果是，短短一两天的时间内，本地居民与外来者的人数之比从大致接近很快变为1比5。“大挖掘”在16日进入高潮时，留守居民已不到两千人，而各路进入人员却有近万人。

映秀已成为一个救援的中心平台，一些救援者会从这里向山谷更深的地方进发，从里面逃离的人也会在这里暂歇，这一切都给映秀的后勤补给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联合指挥部将赌注压在公路的快速抢通上，但这个一厢情愿的想法在如山的滑坡体和乱糟糟的调动指挥面前碰了壁。武警交通部队对抢通工作的接手能加快救援步伐，13集团军工兵团也开始加入，他们负责最艰难的铝厂到映秀段，并开始冒险大量使用炸药。但是，迟至17日夜晚这段公路才勉强抢通，一场大雨让它在18日再次中断，这让所有外来者前几天的生活变得无比艰难，这些人从都江堰出发时曾一致认为，到达映秀后就能获得补给或者很快轮换撤出，这也是他们获得过的承诺。

一批最早进入的救援者很快在映秀发现了真相，这时，他们已经陷入困境。16日一早，有人听到一位铁军大校忍不住开骂了：“妈拉个X，进来时要我们轻装，说是负责后勤供应，现在我的兵都快饿死了！”他的数千名年轻士兵14日几乎是赤手空拳地进入，以为是要对付废墟，但他们现在要对付饥饿。八百名军人被紧急抽调组成运输队，负责将堆积在铝厂码头的大批物资背进映秀。

在紫坪铺大坝，各地蜂拥而至的物资已堆积如山。几天后，当这座“山”被蚂蚁搬家一般慢慢移动到映秀时，却又大大过剩。那时，不仅居民在日渐减少，一些救援队也开始撤出了。

只有空中运输才能让物资最快到达，但直升机可怜巴巴的运力无法为这么庞大的队伍保障供应。15日傍晚，就在消防大部队到达映秀后不久，空军进行了一次空投。但是，映秀狭窄的地形是个巨大挑战，很多物资落到岷江对岸，无人可以到达那里。低飞直升机抛到地上的矿泉水很多则摔烂了。许多志愿者当起运输员，一次次将食品、药品背进来，可空手而入的人更多。这些人在映秀还未帮助别人，就已成为别人的负担。

对饥饿的恐慌让各路救援队立即开始分头组织自己的运输队，进入映秀的艰难经历让他们明白，指望别人只会让希望落空。和集结一样，这种各自为政的操作显著降低了整体效率。

其实，映秀并非荒芜之地。15日，最大的粮店老板汪艳捐出了库存的十几吨大米。和其他几家粮店的粮食一样，它们被压在废墟下，临时指挥部地震后无力挖出它们，但铁军用半天的时间就拿到了这些珍贵的物资。这些东西被马上运到了指挥部仓库，加上临时指挥部此前控制的几家超市，可用的大米、面粉、挂面、方便面等超过三十吨。但是，对很多救援队来说，它们似乎消失了。

饮水问题在重庆医疗到达后得到解决，这让脆弱的补给线得以稍微喘口气。15日，重庆防疫人员快速在五处水源地采样后将水样空运到成都，当晚传来检测结果：三处可用。

16日，当消防员们正在废墟上全力与死神对抗时，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关于补给的坏消息：从都江堰出发，由一百多人组成负责物资运输的四川消防运输队“失踪”了。这个消息让李大军吃惊，他一再和后方核实，但后方指挥部也纳闷：那些人哪去了呢？消防大部队15日下午陆续到达映秀时，这支队伍也刚好出发，他们由四川消防教导大队及地方支队的人员组成，每人背负着约三十公斤的食品。这是李大军翘首以待的东西，作为主人，他得招待好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名消防客人。

运输队15日下午3点出发，李大军16日不断到镇口等候。他们要给213国道沿途多支队伍提供补给，所以无法乘船，即使如此，他们也不该如此之慢。当苦候无果的李大军从后方指挥部得知最终消息时，不禁气得无话可说——那些物资在半路被拦截，其他救援队将它们一股脑儿地全部留下了！四川消防总队已在极限运转，他们要保障一万三千名消防员的补给，而这些人分布在十万平方公里的区域。

手忙脚乱中，运输事宜被重新安排，17日凌晨，物资重新装车出发。公路已经打通到了铝厂，车队在这里停下，总队政委仲健第一个将包裹背上，带着一百多人第二次向映秀进军。这支运输队包括几十名校官，人人都知道震中救援的艰难，没人忍心让那些以命相搏的消防员饿着肚子干活。这一次没人再拦截他们，但这番延误让震区消防员们前两天的日子分外艰难。

15日下午，当李大军看到大群的消防队到达时，心里曾又喜又忧：他们的吃喝都是我的事了。但是，他能提供的东西有限，这让他很快遭遇尴尬。一名副总队长对他说：“我们吃什么，怎么住？”“现在确实什么都没有。”“我们来四川打长工，你地主也要给长工吃饱饭啊！”

各总队到齐后清点了物资，给养不多，且各队多寡不均。消防指挥部最初决定将各队物资集中使用，这个棘手的活仍然属于李大军。他又碰了一鼻子灰：“你不给我们东西，还要征收我们的？”大家都看到了形势的严峻，没人愿意将手中的东西放手给别人。最终，他只能帮给养最少的上海消防弄到一包大米和一袋食盐。

李大军在地震后就没正经吃过东西，持续高强度的运转让他还处于亢奋状态。15日他得到了一根细细的火腿肠，感觉饿的时候就拿出来用牙齿刮一点。没有其他可吃的东西，但承受了怨气，他赌气也不吃消防队带进来的干粮。在15日深夜，他的体力和精神已趋极限，腿上的伤口开始溃烂，发起了低烧。他在中学前找块木板晕晕沉沉地躺下，不久，有人推他：“当兵的，吃点东西！”他看到了端到面前的一碗粥，很稠，里面还有小粒的腊肉。他一句话没说，也没看是谁，接过来就吃，眼泪掉进了粥里。这个夜晚，渔子溪村民向这些疲惫的拯救者伸出了援手。

和李大军类似，物资短缺让每个外来者都对映秀生活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这些成为救援对象的救援者不仅在废墟里和死神生死相搏，还在清汤一样的稀饭里映照面容，在余震不断的寒夜中辗转无眠。

所有人到达映秀后立即感觉到了物资的紧张，这让他们有些恐慌，甚至开始作出过度反应——将每天消耗量压到最低，以应对不确定的未来。

15日消防大部队进入后，先期空运进去的合肥特勤听到消息还高兴了一阵。不过，副参谋长陈冬海颇为冷静，觉得情况不明，补给不一定能很快到达。他不仅没有放松，反而开始将所有食物集中管理。清点结果不乐观：九个人只有十二瓶水和几袋饼干了。

这是明智的决定，因为这些长途跋涉者还指望在映秀得到补给呢。很多人像济南消防的郑珂一样，在路上就消耗了大部分食物：吃掉或送给灾民，但在映秀得到的补给之少简直让他们难以置信。

15日的物资还充裕些，三十九人的九江消防就能领到一箱水和几袋饼干。不过，16日的日子就糟糕多了，在陈晏现场搏命救援的五名南昌特勤一天只有一瓶水，而山东消防的二百六十多人仅仅得到四瓶水和一小袋馒头。17日，济南消防的七十人仍然是四个人一瓶水。四十多人的泰安消防则是六个人一瓶，他们已算幸运，因为还分得了一箱方便面和一袋大米。

到达当天，上海消防的三百多人也只弄到二十斤大米。他们煮了三大锅粥，不过，叫它米汤更合适些。这些稀淡的东西分下来，每人还不到一碗。这给一些消防员留下了心理阴影，当供应逐渐增大时，一些人在棚子深处搭出一个小空间，将吃喝藏在里面备用，他们再也不想有15日那样的经历了。

由军队工兵团组成的国家救援队装备精良，每人每天能配发一袋单兵食品，但搜救犬是个难题。四位训导员在上直升机前将自己的防潮垫扔下，睡袋里也塞满犬粮，但他们带不了那么多的水。在映秀，他们不多的矿泉水只能优先保证这些不说话的伙伴。

其他的部队要经受更多的煎熬。麻醉医生易斌到达映秀后碰到几个士兵，看到他们饿得两眼发晕的样子，再清点自己的物资，他立即感到恐惧。他的两名同事对士兵的饥饿有更深刻的印象。吴英遇到了一名来看病的士兵，他说胃疼。得知没有胃病史，吴英问他最近吃过什么东西？士兵低头不说话，吴英一再追问，他终于低声说：“快一天都没吃东西了。”这不是胃疼，是饥饿。周娅颖则看到了士兵的午餐：那是三块圆圆的小饼干。看到有人手套都没取下就拿着开吃，她赶紧制止——他们刚接触过尸体。这些逢人就喊首长的新兵说：“首长，不行了，我饿得受不了了。”

在映秀军衔最高的军人、少将许勇15日举办了一场“午宴”，招待一群军事记者。长江日报的范文生也被邀请参加，他记录了“菜谱”：每人一瓶矿泉水、一根火腿肠、一包旺旺雪饼。这是许勇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了，没人提问，大家沉默地吃着。

虽然医疗队在指挥部的供应单上排在第一位，但获得的物资也极为有限。

八十多人的广东医疗队第一天获得的补给是六瓶矿泉水、两包火腿肠、四包饼干。第三军医大学也好不到哪里去，校长王登高将获得的六瓶矿泉水干脆转交给伤员，后来获得的水也作为储备以应对不时之需。他们把希望放在山泉水上，不过，最干净、水量最大的水源在枫香树村的红椿沟，从中学前的驻地过去，要走不少的路程，且提水是一项十分耗费体力的活。

人人都成为悲观主义者，明白要靠自己来支撑尽可能长的时间，在没有看到明确的补给之前，仔细控制每天的进食量。广东医疗队不供应早餐，每天只提供中午和晚上两顿稀饭。每个队员可以保留自己的个人储备，自行决定在不可能填饱肚子的稀饭之外，每天该补充多少食物。每个人都开始计算库存、消耗以及能够支撑的时间。

华侨医院的林永新已经摆脱了这种烦恼，在“死亡之路”上，他全力以赴对付那个沉重的大药箱，个人给养包丢失了。他一点点啃着压缩饼干，小口抿着水——他得靠这最后的半瓶水维持一天，七瓶矿泉水和红牛已经在五公里的路上变成了汗珠。

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医疗队开始发挥上海人特有的精明，对不多的食物进行最大限度的精细管理。劳动报记者李蓓加入了这个六人团队，护士长告诉她，所有食物集中管理、平均分配，原则是不让你吃饱，但也不会让你很饥饿。饼干、水和湿纸巾的发放都精确到一片或一张。为防止水开瓶后变质，这些宝贵的东西不会一股脑儿发下去，而是逐瓶使用。在废墟里找到的残存泉水会集中到一个储备瓶里备用。

有一次，他们要开午饭。几个人的手都污染了，没有水清洗，一名医生便先咬开饼干包装袋，用手臂夹着，其他人上前一块块咬出来——他们成功省下了湿纸巾。即使如此，两天下来他们也弹尽粮绝，连发馊的面包都被吃光，这些精明的人也想不出办法了。人人都出现脱水症状，两名护士在忙碌中晕倒。

竭尽所能寻找一切可吃的东西，不顾一切生存下去，这些拯救者做梦都没想到要面对这样的难题。很多人开始为这个荒唐的新任务放下生活习惯、尊严，乃至纪律，不合理的指挥调度让这些人付出精神和身体的双重代价。

15日傍晚的空投虽然效果差强人意，但运气好的人也能收益颇丰。

江西消防这一天还没有进入镇区，在中学前坝子搭建营地的消防员们看到了飘落的降落伞，有一顶恰好落到他们附近，崔义飞和张勇都抢到了一箱方便面。直升机运送的物资在降落场有士兵看守，无人敢动，但空中飘下的东西人人都能分享。可这两个幸运的人还没来得及高兴就遇到麻烦。一个拿着消防腰斧的人拦住了崔义飞，要求见者有份，看在斧头的份上，他分给他几包。这还只是开始，他不断遭到拦路抢劫，最后回到营地时只剩几包了。张勇的头则直接被敲了一下，这让他蒙了好一阵，最终，一箱方便面被抢走一半。

石凯在中学搜索幸存者未果后，不知不觉走到了中学后面的汽车修理厂，他无意中来到了指挥部的隐蔽仓库。好心的守卫武警转过身，说：“我没看见。”石凯不贪心，他只带走两包大米。经过中学食堂时，他又弄到面条和盐，这一番成就简直可以和救出董凤强相媲美。

西南医院发挥了女生的优势。她们直接来到降落场搬运，士兵可不忍心拿工兵锹来敲打她们，只要不拿太多，他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后勤组长宫海燕看到村民送给上海消防的腊肉后，用优质医疗服务的承诺也换回几块。

新桥医院后勤专干张菁芳不遑多让，这个前财会人员是物物交换的顶尖高手，她建立了一个微型市场，几乎得到了她想要的一切东西。首先弄来一批食物和厨房用品，分门别类后，多余的东西成了交换筹码。她和各个队伍联系，开始一场大交换：菜刀换来碗，灶具换来米、油、盐，一块腊肉从42医院换来四个苹果——这家军区联勤部所属的医院物资丰富。供应充足后，她还提升了紧俏品的“价格”，用一瓶消毒液就从山东消防换来五瓶水和六瓶牛奶。

广东医疗队连交换的本钱都没有，他们的物资只够勉强维持最低生存，这些平日生活讲究的人开始以令人心酸的方式求生。

张菁芳用腊肉换来的苹果只是联勤大帐篷的储备品之一，此后有人还从这里弄到了香蕉。在联勤医疗队搬走后，华侨医院医生刘宁去废弃的营地碰运气，他找到了一桶大米！他顿时像拿了金牌的选手一样被同事抱起欢呼。他们终于好好吃了顿干饭，连锅巴都吃得干干净净。广东省中医院的麻醉医生季刚没有多少事情可做，这里无法开展大型手术，他的技术无用武之地，闲暇时分就四处溜达。一天，他和同事孔融在就餐时间“无意中”来到联勤医疗队营地，看到护士们正劈柴做饭，他们立即上前帮忙。一番卖力地劈砍，他们终于听到护士说：“大哥，一起吃吧。”深圳分队的护士卢琳琳在铁军营地最初只是讨盐，然后将这个小要求稍微放大：“能给两包方便面吗？”这个循序渐进的方式也奏效了，分队十几名队员可以用这两包面做一顿丰盛的晚餐。

在映秀，一个有心人可以从方便面中得到无穷乐趣。

调料包可以用来炒菜，而面块即使泡过，也能像老汤底料一样重复使用。国家救援队犬搜索队的训导员们得到了一包方便面，他们借来脸盆，灌满水后烧开泡面。可口的面汤喝掉后，他们决定留下面块，下一顿可以再泡。新桥医院的消化内科主任李宜辉则将普通的方便面“点石成金”，他找到的一口锅里有一只残存的鸡爪，这成了他的独门配方。注满清水烧开，他将十四包方便面全部放入，这无法想象的人间美味让二十八名队员将鸡汤喝得一滴不剩。如果有人喝不完自己的那份，马上会有人接过去喝掉。

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医生们先是放弃了营养，只求果腹，很快又放弃了对卫生的要求。最初饭碗不够，需要轮流使用，只用一点水稍微涮涮。深圳分队的一名医生看不下去了，他对杨欣建说：“老杨，这个比叫花子碗还脏！”这个不想降低标准的人宁愿啃干粮。杨欣建接过碗：“我吃！”他在深圳喝惯了鱼翅汤，而这碗稀饭让他觉得“真好吃”。短短时间内，他的体重就降了九公斤，身体不受哄骗，它开始迅速消耗之前积攒的油水。

更多医生在生存和尊严面前都作出了现实的选择。有一天，深圳分队在晚餐后将洗碗水倒进锅里，防止煮粥时烧煳的锅底结块。深夜，其他分队的队员开始在灶下生火，无论深圳队员们如何劝说，这些饿坏了的人都不愿改变主意。他们烧开水，将锅里残存的东西搅散，然后喝下这面目模糊的东西。其他人不禁目瞪口呆：这还是医生吗？

省直分队的“糊糊”在外观上和这东西不相上下。煮粥的米不够，他们再倒入面粉，最后就成了一锅乱七八糟的东西。几天下来，林永新的脸部就开始水肿。不过，他很快得到了一件差事，这件事有望改变他营养不良的状况。

廖新波终于决定出手了，这名卫生厅副厅长带着林治川、林永新、卢杰穿过团结桥，来到枫香树村——有人向他报告那里有猪可杀。猪的主人不要他们的钱，村主任董成建说：“给钱的话就不给你们，你们不如多来村里看病。”村里提供了两头猪，而宰杀则需要医生们自己来。

没人杀过猪，这几个人只有廖新波小时候看别人杀过，可这难不倒这些专业人士。廖新波的专业是病理，熟悉人体解剖，他想，猪的结构应该也差不多吧。林永新是骨科医生，他了解各种各样的关节和骨头，知道如何肢解省力。虽然只找到一把钝刀，但不需要林治川发挥他的麻醉专长了，他们就用这个不得力的工具漂亮地完成了解剖。简单的开水煮排骨让林永新觉得香极了。

这两头解燃眉之急的猪是一个缩影，几乎从外来者踏足映秀开始，本地居民便向这些来帮助他们的人提供帮助。没有废墟和田地里残留的各种蔬菜、生活用品，很多救援队根本无法撑过那几天。

黑夜是对外来者的另一个考验，对这些来自东部地区的人来说，这个西部山区河谷的气候实在是古怪。白天，如果天气晴朗，气温能达到30度。高温让人不敢在帐篷久待，而在外面一天烘烤下来，脸上就发红蜕皮。夜晚，气温降到十几度，如果下雨，还可能在10度以下。

这是寻找粮食之外的生活第二战场，其艰难毫不逊色。

合肥特勤最初用木棒和彩条布在中学前的马路上搭建了第一个窝，可第二天这个小窝就被直升机的大风吹倒。九江消防和合肥特勤的遭遇几乎一模一样。15日的空投不仅给他们带来了方便面，还附送了一顶降落伞，这让消防员高兴坏了。他们在铝厂被迫扔下大帐篷以全力对付“死亡之路”，而这个从天而降的东西好像是对他们的补偿。这块柔软的布料又透气又透光，还巨大无比，显然比那些丑陋的彩条布高一个等级。消防员们高高兴兴地用木棒搭出一个大型三角框架，再将这块耀眼的布蒙上，一个帐篷就成了。它看起来很不错，只有一个缺陷：离降落场太近。第二天，直升机刮起的大风轻易就将它吹走，消防员们不得不转移营地，重新搭建。这次，他们只有破塑料布、烂包装纸之类的东西可用。

对各种布料的渴求是那么强烈，指挥部附近一个临时挖出的厕所很快就被人偷走了“墙壁”。校长王登高第一次来使用这个传说中的“五星级厕所”时，发现四围的彩条布已经不翼而飞，只剩几根钢管框架。

即使是重量级的42医院大帐篷，在16日的直升机密集飞行中也没能幸免。中午时分，几名深圳医护正借用这里休息，护士卢琳琳突然感觉“天亮了！”伴随巨大的轰鸣，一架直升机好像贴着帐篷飞过，这个钢架大帐篷整个飞了起来，然后侧翻。等大家七手八脚地将它扳正，卢琳琳发现了自己小小的户外帐篷已被翻倒的大家伙压扁。好几顶“骨折”的帐篷交给了骨科医生陈蓟，卢琳琳准备好木板和绷带协助，这些专业人士又一次凭借专业技能解决了问题。

余震也在不断干扰睡眠。林永新最初感受到滚雷一样的波动从屁股下面穿过时，还会从帐篷里跑出来，后来就见怪不怪了。但是，他的队友李想一直被余震挑逗得无法安静，只要余震来临，他就兴奋地摇一摇身旁的同伴孔畅：“地震了，地震了！”当被摇醒的孔畅再也无法入睡时，那个始作俑者却安然入睡。等到下一次地震，这一幕又会重新上演，不胜其烦的孔畅终于逃离到另外的帐篷去了。

15日晚，志愿者尹春龙还没有加入任何一个组织，因此，他需要独自解决住宿问题。这对他不是难事。他像士兵一样背着一个挎包，里面不是雨衣和塑料布，而是他自制的睡袋——一个精心挑选和加工的裹尸袋。白天在降落场抬运伤员登机时，他就注意到了直升机运来的裹尸袋，有好几种规格。他放过那种薄薄的塑胶款，仔细挑选出一款厚厚的皮衣一样的裹尸袋，量好大致位置，用牙咬出两个洞。他晚上钻进去，拉上拉链，鼻孔正好对着那两个洞，觉得又温暖又舒适。

他睡得很香，也感到了晃动，但和余震不同。他惊醒过来并开始喊叫，感觉身体重重落到地面。他顾不得疼痛，伸出头，冲着那两个吓得魂飞魄散的收尸人喊：“我还没死！”那些没有突破心理障碍的人还无法采用这种激进的睡眠方式，不过，两天后的雨夜会让大批的裹尸袋里睡满了渴望入眠的活人。环境的残酷在推动人们一步步突破极限。

只要开始适应生活的艰难，此后的微小改善都能让人觉得日子在好起来。17日，当天色已暗时，营地的很多人都听到了汽车的轰鸣声，住在镇口的人还看到了军用卡车。有人问司机：“从哪里来的？”“都江堰！”

道路开通的消息迅速传开，各个帐篷里的人都跑出来，站在路边对着军车使劲鼓掌。这些车辆的出现是强有力的心理抚慰，就像天空飞过的直升机一样，能够安定心情。虽然只进来了不到十辆卡车，但那些饥寒交迫好几天的人心里踏实了，不再只是脆弱的空中通道，他们现在和世界重新建立起坚实的联系。由川藏兵站部组织的车队运来五十多吨大米和矿泉水，物资还没有分发，好几支救援队已经迫不及待地动用“战略储备”加餐，一些人在进入映秀后首次吃上了干饭，但他们的乐观来得过早了。第二天，九江消防的刘德生在镇口又见到了数百人的铁军运输队，看见他们肩背手提的，他问：“路不是通了吗？”“又断了！”这让他心里凉了半截。

在“死亡之路”上紧急抢出的只是一条便道。将滑坡挖平一点，炸开巨石，用小石块一层层填充淤泥，这条狭窄坑洼的临时道路经不起一点风雨，而在开通的当天晚上，它就遭遇了地震后最强的暴雨和余震。

大家刚能吃饱一点，床铺整理得更加舒适了一点，很多人住进了正规的帐篷，也看到了更大的希望，但这个受了诅咒的夜晚又沉重地打击了他们。就像地震当晚本地居民的感受一样，这一晚也让外来者感到了世界的暗淡。

白天已经通知会有大雨，但不期而至的强余震带来了巨大的恐慌。除了12日当晚的一次强余震，发生在18日凌晨1点08分的这次余震是震后最强的一次，它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在降落场的勒干波首先听到了大雨浇下的声音，接着听到整个山谷的石头“哗哗哗”地垮塌。他的帐篷离岷江较近，那些砸到河里的巨石好像就砸在他的身边，这恐怖的声音似乎来自四面八方。他曾驾驶直升机去过无数危险的地方执行任务，但从未遇到这样的场面，在这个夜晚，让人感觉找不到一块安全之地。合肥消防的向德志不仅听到了滚石的声音，在如注的暴雨中，他还听到周围山体互相挤压时发出的“嘎吱嘎吱”声。这滚磨盘一样的声音也在折磨人的心，他突然想家了，想妻子、想两天前刚满五岁的儿子、想家里的一切。

躺在塑料垫子上的记者李蓓被强烈的地面颠簸震醒了，连轻便的小帐篷都在摇晃，她的心不禁砰砰乱跳。有些睡在睡袋里的人还来不及完全钻出就开始跑，下半身还被睡袋套着，一跳一跳地惊惶奔逃——其实也无处可逃。

狂风大作，电闪雷鸣，这一切都在加重恐怖气氛。在暴雨肆虐下，地势最低的江西和山东消防营地首先被摧毁。消防队还没有获得正式帐篷，他们仍然住在自己搭建的简易棚子里。南昌消防的棚顶直接被大风吹走，光溜溜的坝子无处可躲，队员们只好蹲在那里淋雨。他们隔壁的九江消防试图抵抗，有人扶着摇晃的支架，其他人用木棍时不时捅一下棚顶，防止积水过多，但越来越大的雨让他们的阵线不断失守。周围的垮塌声不断传来，这让副政委罗启龙十分担忧，他打着手电筒开始寻找高地，以防泥石流的冲刷。凌晨1点半，全队转移到中学大门暂避，石凯和几名队员留下看守装备，他交代同伴：“都机灵点，听到不对劲就赶紧跑。”这让刘德生有点发虚，他把各种东西放在手边，随时准备逃命。他在地震后就没有在同一个地方睡过觉：当晚在九江，第二晚在南昌，第三晚在连夜行军，第四晚在露天坝子，第五晚在帐篷中，第六晚，也就是今晚，在雨中。后面三个晚上他还要经历三个不同的地方。

转移到中学大门的消防员坐在地上，挤在一起取暖。他们看到了裹尸袋，也看到有人在里面睡觉。起初，他们觉得这不吉利，到了凌晨三四点钟，阴冷潮湿加极度困顿让他们顾不上忌讳，纷纷钻进了裹尸袋。山东消防还在坝子上，他们转移到了帐篷边的石堆，将裹尸袋剪开，用木头撑着，挤在下面避雨。有人找到了白酒，大家就传着喝一口驱寒。

雷雨警报在白天传来时，西南医院医疗队已开始精心准备。几名医生用小车运来沙子，将每一顶帐篷的边缘填压结实，在天黑前忙完了这一切。但他们低估了暴雨的威力。

聚集的雨水很快冲走了沙子，涌进帐篷。鲜继淑感到后背发凉，第一个尖叫起来。水流和外面的雷声让她猛然想起一件可怕的事：堰塞湖垮了吗？和其他队友一样，她对指挥部欲说还休的那个危险心知肚明。她喊着：“快起来！快起来！”帐篷里一片忙乱，手电筒不知扔到了哪个角落，放在门口的胶鞋也不见了——已和沙子一起被水流冲走。女生们还算冷静，她们把被子搭在帐篷横梁上，再将背包集中到中间，鲜继淑说：“没鞋也赶快出去！”她们一起冲进雨中。

生活，还要继续

拯救者在忍受煎熬，他们只能靠责任和良心来支撑。与此同时，一些长久在这里生活的人却要离开这个伤心绝望之地了。

大部分人并不想离开，他们在外面很少有亲戚朋友，都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且已经身无分文，不知能否被外面的世界接纳。一些老人、妇女和小孩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而他们恰恰是最早被劝离的群体。关于瘟疫的传言笼罩着映秀，让恐慌一点点弥漫，很多人是被恐慌吓走的。无人来安抚他们，当准确和科学的信息没有得到传播，谣言就会四起，逃离是此时唯一的选择。

他们对着已成废墟的家磕头、离开，很多亲友还没有找到，他们就沿途留下各种各样的纸条。用钢笔、铅笔、水彩笔、口红、木炭、油漆书写，贴在树干上、石头上、自制的纸牌上——“XXX，我已经离开映秀了”，“我是XXX，有知道XXX信息的请联系我”，“XXX，儿已回家”，“XXX，你的家人都在映秀，很安全（请大家互相转告）”……

在映秀最南边的黄家院村，村民们不是因为对瘟疫的恐慌而离开，而是在这个交通完全断绝的死胡同里，没有任何救援人员和物资进入。水路开通后，他们在水库边的呼喊拦截起到了作用，绝大多数伤员和老弱病残得到转移，但剩下的食物撑不了多久了。16日清晨，全体村民以严整的队形沿岷江北岸转移，他们翻过几座山到达龙池公路，随后得到志愿者和军队的帮助，三百多人用八个小时一个不少地抵达都江堰安置点。他们有尊严地离开家乡，走时将家里一切东西归置收好，这些充满信心和勇气的人没有被地震压垮。

更多的映秀村民零零散散地离开，内心伤痕累累。私人医生龙治的处境比大多数村民要好，不过，这个要强的人受到了更大的心灵伤害。他很不愿意出去，但村里和镇里的干部们都在劝说大家离开，瘟疫传闻让他们也心里没底。龙治最后接受了现实，在走向铝厂码头的路上，他想：“我去投靠谁呢？”他独自奋斗了二十年，好不容易置下的一点产业也毁得干干净净。地震前他已考虑转行，准备开办工厂，首批银行贷款预计在5月14日发放，这一番雄心勃勃的计划也完全泡汤。

他在志愿服务点要了一碗粥，还没有喝，内心突然感到难以言状的凄凉：“啊，我是难民了，我是难民了！我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他的眼泪抑制不住地流淌到粥里，这个高级心理咨询师也无法安抚自己的内心了。

很多暂时没有离开映秀的人在等待另一种撕心裂肺的告别。他们还想看看亲人，无论这些熟悉的人已经变成了什么模样。不过，大部分映秀居民只有看亲人最后一眼的机会。16日，指挥部正式开始对尸体进行集体掩埋。

居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举办丧礼了，如同美术老师连蓉，即使有准备好的棺材，现在也无法使用。一些人从废墟中抽出房梁，用家的一部分焚烧自己的亲人。亲人和房子都是家庭不可缺少的一环，现在一起在火光中化为灰烬，这几乎是个人能自行处理尸体的唯一方式。

渔子溪山坡的掩埋坑从14日就开始挖掘，挖掘机最初在山坡上挖出相连的两条坑，像一个横着躺倒的马蹄铁。15日，一百多米长的坑道已经挖好，五米深，两米多宽。蒋青林给中滩堡村村主任杨云兵下达了一道“死命令”：“今天必须弄几吨石灰来，你就是抢、撬、偷，都要把石灰找到。”碎石场老板李云松熟悉这个，他带着儿子李强，开着装载机找到地震前卖石灰的铺子，将被震到河滩的石灰一袋袋掏出来，运回去，这些东西立即铺满了坑道。石灰并不能消除病菌，它主要是掩盖气味。

搬运和掩埋尸体的任务在一场争吵后交给了武警指挥学院，这个最不受欢迎的脏活属于两百名低年级的学员。

这个仓促开展的任务严重准备不足，裹尸袋在16日上午10点才大批运到。重庆医疗的防疫人员负责培训指导学员，疾控中心副主任冯连贵检查了学员的装备，那一点可怜的物资让他十分伤感：没有防护服，大部分都是棉线手套，这会让他们手上很快浸满尸液。一个班只有两三副塑胶手套，他不得不呼吁：“请把手套都给你们的班长！”他希望只由班长直接接触尸体，而其他人搬运裹尸袋。这些不到二十岁的孩子们开始争夺塑胶手套，他们都接受过有关“牺牲精神”的教育，愿意自己承担最艰难的任务。

福堂坝靠近秀坪街口的地方成为尸体转运点，一些准备撤离的人能在这里简单祭奠。更多的人聚集在小学，这一天对尚婷的拯救正在紧张进行着，消防员们打开的每一层预制板下都有一堆尸体。家长们一整天守候在这里，等待最后的告别。

学员将尸体装进裹尸袋，防疫人员喷药消毒，敞开的裹尸袋被抬到操场让家长看上最后一眼。冯连贵看到了抬出来的第一个孩子，头颅只有半边，腿被砸断，身体蜷缩着，保持自我保护的姿势。他将孩子的手脚尽量扳正，使他看起来更自然些，希望以这种方式来减轻一点家长的痛苦。已经倒塌的校门是分界线，当裹尸袋抬过去，那些悲痛欲绝的人将永远看不到那具小小的躯体了。冯连贵注意到，那些看过哭过的家长，精神会一下子委顿，好像已经耗尽了所有的力气，没有谁还有体力和勇气相送到掩埋坑。

校门外，伍先甲坐在拖拉机上静静等候着。

这一天，武警学员们动用了各种工具来协助搬运尸体：手推车、三轮车、拖拉机，在夜晚甚至还用上了婴儿车。桤木林组的伍先甲是老妇人朱群学的外孙，他和自己的拖拉机都被征用了。他将这台已经损坏的车开出来，噼噼啪啪地走着。这一天，他运了五趟，拉了三十多具尸体。在校门外等候时，他就一阵阵心寒，这是他的母校。他在车上的尸体堆中认出了自己的老师，还看到了一个很像自己表弟——朱群学朝思暮想的孙子吴明明——的人。不过，那具尸体的头和手都快要散开了，他不敢确认。老妇人仍然在操场等着。

死者已在山坡长眠，拯救还在废墟进行，一批留在映秀的幸存者已经开始重建生活。不仅仅是吃和住，他们需要将打散的社会结构重建，寻找新的社区权威，将完整社区的元素逐一加入。这个无法割舍的家乡不止是一块立足的土地，还有更丰富的内容。

杨云春15日重建了中滩堡村小河边组的管理体系，这个曾担任多年村干部的旧权威“王者归来”。他召集了十个人成立小河边的自救小组，代替原来的组织来动员引导两百多个村民。这并非彻底的对抗，自救小组吸纳了小河边组组长，他只是以此表达对新村主任的不满。新旧权威的冲突在16日早晨爆发。

自救小组正在开会，村主任杨云兵来到会场。他对这些不肯放弃的人说：“这里没有前途了，大家都到外面去发展吧。”这让杨云春爆发了，杨云春强烈回击：“走什么啊，村民都还在这！谁家没有财产在这里，走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两人不欢而散。杨云春继续吼来吼去，制止那些动了念头的村民，最终，小河边组只有三十多人撤离。这个曾经的社会基层管理者相信，生存来自互助，而互助无法自发形成。他靠强势建立了新秩序。

枫香树二组的十五户村民则用另一种方式证明：有些人能够很好地自我管理，他们用一座标志性的“豪华大棚”显示了自发的组织性、良性的沟通和包容，以及对生活的强烈信心。15日，当居民撤离进入高潮时，在福堂坝的这四十多人聚集起来。他们准备靠自己的力量长期坚守，在拆掉原来的简易彩条布棚子后，建起了一个高大结实的新住所。

地震前，这些人的关系就比较亲近。在震后的无序中，他们迅速形成了自己的“领导团队”：年龄最大的吴志远和最能干的电工王顺清。男人干重活、累活，女人负责做饭，十岁以上的孩子每天在红椿沟玩够后，将那里的山泉水提回来。他们分工明确且团结一致，使这个微型社区的一切都井井有条，最后，他们齐心协力完成了这个大工程。

大棚选在正对团结桥的地方，便于提水及回到原来的家。几乎每个人都参与动手，一开始就准备整出一个大家伙，不仅自住，还考虑到接待那些投亲靠友的人。虽然他们的食物和建筑材料并不充足，但待客能力的恢复能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从内心的感受开始，他们在逐步回归正常生活。

武警指挥学院在他们边上也建立了营地，他们的制式帐篷还没有运到，便效仿这个小团队搭建棚子。可是，面对木棒，年轻的士兵挠头了，不知道该如何让它们站稳。王顺清一边指点他们，一边作出示范。他只挖了几个小坑，固定几个关键木桩，木桩前高后低，上面架起用几根木棒连接起来的长横梁，横梁之间铺设瓦格木片，所有连接部位用铁丝捆紧，这个住所的框架就已形成。在地面垫高一层，铺好木板，然后是竹夹板、棉絮、床单、被子。在映秀，不可能有比这更舒服的床了。他们找到了最出色的顶盖——龙溪隧道的大通风管。次一点的彩条布则做成屋檐，再用竹夹板围挡四周，这个近四米高、占地一百多平方米的“豪华大棚”就此建成。坐北朝南、前后通风、无惧水浸。

他们全力以赴搭建这个精致大篷，是为了摆脱那种让人窒息的“应急”状态，尽快让生活看起来正常。房子从来就不仅仅只是一个居住的空间，它还意味着生活的意义，那里面有熟悉的面容、声音、味道、陈设，能保留自己生活的所有细小痕迹。许多过路人和记者都注意到这个帐篷，有人还误以为是政府的救灾机构，他们也的确在这里得到了食物和水。外来者的感谢让这些居民更像居民了，这正是这些幸存者想要的感觉。

地震后仅仅四五天，更多正常社区的痕迹都慢慢开始出现。现在有了音乐，两名留下的中学生用捡来的音响和电瓶捣鼓出了一套装置，在中学前的马路上大声播放。孩子们还开始运动。重庆日报记者匡丽娜无法忘记一个场景：在废墟边，两个女孩认真地打着乒乓球。17日，滨河桥头出现了第一个商贩，一个女人在卖香烟，她的生意十分兴隆。

虽然废墟还未作任何清理，全新的住宅、办公楼、学校、医院、菜市场、公园、纪念馆等要在三年后才能出现，但映秀人的生活已在死亡气息还未消散时开始重建。

帐篷ICU里的守护

地震已经过去了五天，大部分的废墟变得静悄悄。一天半的大挖掘救出了三十多人，从17日开始，最终只有四个幸运儿能活着离开废墟。

对16日挖掘出来的幸存者来说，活命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尤其是那些在废墟下被压埋超过一百小时的人，他们的身体极度虚弱，或者有严重损伤。更致命是，离开废墟时天色已黑，直升机停止飞行，他们不得不在映秀再待一个晚上。

西南医院的护士们延续了她们的才干，15日晚，她们就已在A区建立了帐篷ICU[1]。这所ICU比新桥医院的手术室像样些，它有一顶正式的帐篷。无法及时空运的危重病人会被送到这里，度过最危险的夜晚。这所帐篷离一个标准ICU所要求的严格医疗环境、先进医疗器械相距甚远，但这个最简陋的重症监护病房从16日下午6点多开始就渐渐被挤得满满当当，责任现在交到了医护们手中。

傍晚的第一个病人只在这里待了两个小时，与他获得的治疗相比，医护们从他身上得到的反而更多——他们得到了鼓舞。在映秀，这比药物更宝贵。这是乐观而充满信心的董凤强，除了髋部的挤压伤，身体其他部位完好。他保持清醒，大声回答医护的每一个问题。虽然戴着眼罩，看不见围着自己忙碌的人，但他将头扭向每一个声音传来的方向回话，朝着发出声音的人微笑。他一直笑着，让这个紧张的地方顿时变得轻松和温暖。他的病情很快稳定，从ICU移至广东医疗队负责的轻伤帐篷。

随后的四个重症病人就没有这么轻松了，她们在这里停留的时间超过20小时，守护这些“脆弱的瓷器”不只需要药物。

周榕和尚婷都在晚上7点多钟到达。武警学员们抬着担架走得飞快，刘顺秋跟不上他们的步伐，在医疗区，她找不到自己的女儿了。像感谢消防员一样，她在一群医生模样的人面前跪下，恳求保住女儿。广东医疗队员赶紧将她带到ICU，那里，西南医院的医护们对着这个小生命都禁不住哭了。

尚婷的脸一直压在一具尸体上，这使得她的左眼球破裂，右眼也严重受伤。卡在另一具尸体里的双腿有严重挤压伤，而周边尸体的包裹让她全身多处皮肤溃烂。她的血压已经检测不到，处于严重的感染性休克状态。急诊科副主任刘明华带着五六名医护一刻不敢放松，终于使得尚婷的病情渐渐稳定下来。

一个小时后陈晏送到，她病情最轻，没有外伤，只是被木棒长时间顶着的脖子歪向了一边，不能动弹。静脉补液后血压迅速恢复正常，护士给她套上颈托，留置观察。

叶盛一路陪同来到这里，看到陈晏情况稳定下来，不禁大大松了口气。医教部主任姬军生也守着帐篷，他惊讶地看到叶盛掏出了一瓶白酒，说：“咱俩喝酒吧！”这个高兴坏了的丈夫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心情，他逮住自己并不熟悉的人，只想分享喜悦。这是姬军生的工作时间，他告诉叶盛：“我理解你的心情，你现在轻松了，可我一点都不轻松。”

ICU的医护们承担着极大的压力，伤员病情严重，可药品十分短缺。除了一台血压计，没有任何其他监护设备。照明只能依赖蜡烛、手电筒，当医生检查时，护士就在旁边打着电筒。最后，这些聪明的女生在帐篷外燃起篝火，医生进行更细致的操作时，护士就从篝火里抽出一根木棒，在病人身边举着照明。这是真正的生命之火。

凌晨时分，袁艺在映电宾馆获救，一直在现场等候的骨科医生何清义立即紧急处置。呼吸平稳，但血压极低，他压了一下胸，袁艺没有喊疼，胸廓还完整。不过，骨盆骨折。何清义剪开裤子，袁艺的几名同事不禁惊呆了：小腿已经变形，感觉已经和身体脱离一样，颜色发紫且腐烂。骨筋膜室综合征十分明显，左小腿连足背的动脉搏动都已消失，这条腿已很难保住，并可能危及生命。

都汶高速公司副总经理许定明从电厂借来皮卡，他们和医护一起带着袁艺上车狂奔，从并不安全的滨河桥上一冲而过。他还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想为这个二十一岁的女孩保下这条腿。在帐篷里，他抓着姬军生的手说：“她还这么年轻，恳请你们一定用最大努力保住她！”许定明说完了所有的话，在准备离开时突然停步，掏出海事卫星电话递给姬军生:“要不要这个？可以给你们用。”这是他和后方联系的唯一工具，而且，电池的电量也所剩无几。这个异常焦虑的人想先为医护们做点事，他用这个姿态也表达了最后的意思：“全都拜托你们了！”

这个汇聚了四名埋压超过一百个小时幸存者的帐篷也引起了指挥部的关注，侍俊带着其他副指挥长来到这里，刘明华毫不客气地提出了亟须解决的问题：十四种抢救药品，以及照明。本来，西南医院能在白天获得大批药品，吴雪晖和冯毅15日护送张春梅乘坐直升机返回成都，第三军医大学紧急运送过来的满满一车医疗物资顺利交到了他们手中，这是补给的大好机会。但是，他们16日在凤凰山机场等候一天也没能上机。两个人气得晚饭也不吃，早早上床发呆。关键交通工具的失控状态仍没有缓解。

这个十万火急的任务交给了军人，和很多关键时刻一样，他们需要用个人的奋不顾身来弥补体系的失误。

成都军区军事交通运输部部长张军通知后方，选派两名经验丰富的司机连夜送药。司机们在刚刚抢通的213国道上冒险驾车，17日凌晨2点之前将八箱药品送到了铝厂。最后的徒步运输属于这几天一直在这最后五公里往返搬运食品、帐篷、消毒液的铁军，一个班的士兵被挑选出来。和白天的运输不同，这支小队看不见山上的滚石，也无人替他们前后观察。他们不能停顿，几乎是要在这条“死亡之路”上一直奔跑，而且，在黑夜中要来回两趟。

张军和他们一起出发，在漆黑的山路上冒死前进，在天亮之前士兵们就带着伤员的希望回来了。姬军生注意到，他们全身湿透，“每一根发梢都在往外冒汗”。

中国联通的应急通信小组让出一台发电机，ICU在后半夜变得明亮。江西宜春消防的二十名消防员也在午夜被叫醒，他们带着水壶、脸盆、水桶从营地走到枫香树村的红椿沟，为ICU运送急救所需的水。这个夜晚，那些顽强坚持的生命牵动着很多人的心。

在十几平方米的帐篷ICU中，虽然有医护们的彻夜守候，四个病人也无法入睡。

尚婷在帐篷的一边，周榕、陈晏、袁艺在另一边。担架放在地上，医生要蹲着检查，护士往往跪着操作。每个值守班次有两名医生、两名护士。午夜之后，护士周娅颖和彭丽娟接管了这里，她们负责最危险的一段时间，要一直守护到早上6点。医生杨占宇也加入了这个班次，他当年被埋压在唐山废墟下的九个小时，大部分就是在这个时段。

病人十分虚弱，休克、感染、肾衰、肢体坏死、多处骨折……这让她们的血压大幅波动，状态很不稳定。伤口及分泌物让帐篷恶臭无比，不过，这不是让护士烦恼的问题。没有ICU常见的各种监测仪器，她们要凭观察和经验来监测病情，用手把握脉搏的强弱快慢，半小时测一下脉搏和血压，判断呼吸和体温，有任何异常都立即报告医生。担架放在两边，她们就在中间走动，监护这些如新生婴儿一样脆弱的病人。

尚婷得到了彭丽娟特别的关注，她为这个小女孩揪着心，手电筒夹在腋下，几乎整夜将手搭在尚婷的手上，感受身体最微小的变化。

陈晏最不需要护士们担心，而且，窗外还有另一个人特别看护着她。在15日的彻夜陪伴后，叶盛在今晚继续履行一个丈夫的职责。从14日一早离开太平驿电站开始，三天来他没怎么吃饭和睡觉，但这个精神亢奋的人一点都不觉得累。他在帐篷的小窗口外站着，目不转睛地看着妻子，留意她任何轻微的动静。后来，他弄到一把躺椅，将它紧靠帐篷摆着，躺在上面和陈晏说话。他宽慰妻子：“没事了，明天直升机一来就出去了！”陈晏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相当稳定，这让叶盛的心里轻松不少，可他仍然隔一会儿就起来到窗口看看。他注意到，袁艺在不断说话，也有人进入帐篷看望她，说着鼓励的话。

这一晚，袁艺几乎没有停止过说话。这种过度兴奋是一种轻微的休克躁动，而除了身体因素外，她在心底隐藏很久的一些东西也抑制不住地想要被倾诉。同事徐淼记得，这个开朗的女孩此后性格大变。

还在废墟上时，消防员和医生就听到了她的述说。她告诉他们，父母以为她死了，已经放弃了她——但她的父母在汶川县城，此时根本无法得知她的消息。在ICU，她向周娅颖又说起这件事，此时她已经明白，那是废墟下做的一个梦。她梦到砖块压着她，而她向父母呼喊没有得到回应。现实和梦境交织在一起无法分辨，事实上，她在地震前刚和母亲通过话，两人在电话里吵了一架。她为自己的叛逆懊悔，甚至觉得是自己的不孝顺带来了地震，开始担心父母的安危。

周娅颖听着袁艺从顽劣的童年讲起，直到讲到父母如何努力为她找到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她没有制止这个长长的倾诉，有时，她会回应一下。她们轻声说话，不想吵着另外三个病人。但周娅颖明显感觉到，这三个人虽然安安静静，却都在仔细听着这一番内心告白。地震摧毁了建筑，也摧毁了横亘在心中的很多障碍，许多人第一次对另外的人——无论是爱人还是陌生人——敞开心扉。灾难总是让人更紧地互相依偎。

袁艺也会短暂入睡，周娅颖握着她的手，默默看着这个正在经历内心挣扎的女孩。但这只是开始，她还不知道地震在自己身上留下了永久性伤害，为了重新适应将来完全不一样的生活，这个女孩将要面临更多的心理挑战。虽然戴着眼罩，周娅颖仍能看出这是个漂亮的姑娘。她在短暂的睡眠中显然也在经历噩梦，会猛然惊醒，惊慌地说：“我是在哪里？还有其他人吗？我真的活着吗？”她紧紧抓住周娅颖的手，哭喊着：“妈妈！妈妈！你是我的妈妈吗？”“我不是你的妈妈，我是你的护士。”周娅颖在她耳边安慰，“不要担心，你在救护帐篷里，你很安全。”

清晨，躁动一夜的袁艺终于安静下来，她倒出了沉淀在内心很久的东西，这让她重获安宁。周娅颖在交班之前最后一次为四个人喂水，矿泉水很少，她只能用瓶盖每人喂一点。袁艺感觉到了这种紧缺，她说：“不要给我喂了，剩下的给她们喝吧。”她的嘴唇其实很干，不断用舌头舔着，“只要用棉签帮我弄湿一下嘴唇就行。”在周娅颖离开前，袁艺提了最后一个要求：“我可不可以看看你？”医生将她的眼罩慢慢打开，周娅颖看到了一双带笑的大眼睛。她们彼此第一次真正看见对方，那张微笑的美丽面容让周娅颖的眼睛不觉充满了泪水。

早上6点多，护士田海英和刘丽前来换班。走出帐篷的周娅颖和彭丽娟互相搀扶着，走得东倒西歪。她们都参与了整个白天的废墟救援，而夜晚的值守耗尽了她们最后的精力，但周娅颖还要做完最后一件事——为ICU里的病人搜寻牛奶。仓库里只找到两盒，尚婷的母亲刘顺秋跑到灾民救助点领到两盒，这四个人终于有了自己的早餐。

最危险的夜晚已经过去，但所有人翘首以待的直升机在天亮后没有到来。

17日一早，天空雾气弥漫。当天气稍有好转，斯卫平开始不断去降落场找同乡勒干波，希望直升机早点到达。勒干波告诉她：“那边还无法起飞。”除了天气，空域这一天也在管制。

这是没有把握的等待，医生们不得不做好最坏的打算。上午10点，医生为袁艺和尚婷做了腿部的切开减压手术，现在要指望这个被迫进行的小手术能赢得更多的时间。和14日医疗队首次到达时不同，现在的每一个病人都无比脆弱，即使再安全稳妥的手术也面临风险，因为除了身体外，他们的心理也陷入了危机。

情绪已经平静的袁艺再次遭受心理冲击，她不断哀求：“不要切我的腿，求求你，医生！”这并不是截肢手术，但她的担心一点都没消除。12点多，护士吴英、陈志美和张娟接过了最后一班岗。吴英很快就从医生那里得知了最后的决定：截肢。为防止袁艺左小腿的毒素扩散，医生已经用止血带扎住了下肢。但时间已是下午4点，直升机仍不见踪影，治疗方案被迫再退一步。

入眠、噩梦、惊醒，这些在袁艺身上再次出现，她开始向陈志美述说心事：“我不能死，我还要向妈妈道歉，以后要孝顺妈妈……”护士们不忍心告诉她那个残酷的决定，心情沉重地开始作手术准备。可准备的东西不多，没人想过要在映秀完成大腿截肢手术，这是一次风险极高的下注。没有血浆、呼吸机、监护仪，麻醉医生只能保证一个小时的麻醉时间，连最基本的截肢线锯都没有。

听到消息的周娅颖跑回ICU，一个夜晚的共同坚守，她觉得和这个女孩已经建立了深厚感情。她哭着跑到消防队里寻找钢锯，但他们只有吓人的无齿锯和链锯，那是用来切割钢筋、水泥和木头的。最后，副院长吴军拿出了他的军刀，只有这个可用了。陈志美将刀在锅里煮着消毒，心理医生开始为袁艺做心理辅导，她明白了一切，斩钉截铁地说：“我死也不截！”不是每个人都觉得生命的价值可以压倒生活的一切，这个美丽的女生完全无法接受缺少一条腿的生活。

有一阵，大家听到了直升机的声音，但它并没有降落映秀。军刀已经消毒完毕，医生把袁艺腿上的敷料打开，进行最后一次伤口探查，这时，大家再次听到了那个期盼的声音。下午5点40分，两架直升机终于降落，在ICU停留了几乎一整天的病人被热泪盈眶的医护抬着冲向降落场。匆忙中，一个病人的病历没有带上，马上有人将ICU里的所有病历都抱了过来，它们被一股脑儿地扔上了直升机，医护们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这些珍贵的资料。

直升机慢慢远去，所有人长长松了一口气，大家留在坝子上，看着直升机一点点消失。没有人说话，护士们都流下了眼泪，内敛一点的男人们则互相握手祝贺。这是他们进入映秀后，最漫长的一天。

这不是当天最后的直升机。一个小时后，另一架被紧急调遣来的直升机降落，它专为一名幸存者而来，这个人是全体救援队在17日唯一的收获。

母亲的呼唤

这个获救男生就是袁艺的同学兼同事，已在废墟下待了5天的蒋雨航。

都汶高速公司第3批救援队成果丰硕，他们已经找到了两名同事，但副总经理许定明没有就此收手。还有六个人下落不明，他开始在指挥部动用各种关系。17日的晨会上，映电宾馆的搜索任务交给了实力强劲的上海消防，和斯卫平为陈晏所作的努力一样，机构的作用再次体现。

上午8点多，上海黄浦消防支队车站中队的二十多人在废墟上散开。这里已被多支救援队来回搜索，但救援者和幸存者的相遇就像飞行器在太空的交会对接，只有在同一轨道上才有机会。废墟下的幸存者没有白天黑夜之分，往往丧失了时间概念，并处于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睡的状态，留给消防员的时间窗口极为狭小。而且，各种探测仪的使用效率很低，这降低了他们主动探测的能力，“呼喊—回应”的搜索方式让他们更多时候只能被动等待。

在四米多深的地方，蒋雨航已经进入了“虚幻世界”。

他还是午睡时的样子，只穿着一条内裤，全身没有受伤，也没感觉饥饿和干渴，只是觉得有一点冷。他睡一阵醒一阵，在17日他出现了幻觉，感觉无比轻松和兴奋。他迷迷糊糊看到一些穿着白衣服的人走来走去，一些不认识的人在叫他。沉睡的蒋雨航听到了废墟上面走动的声音，这才将他拉回到现实，他睁开眼睛，喊叫了几声。这不是他第一次这么做，过去几天在听到动静后他多次喊叫，但都没有回应。

中队特勤班班长赵凤良走在这片废墟上，不时用石块和腰斧敲击，他突然大喊一声：“好像有声音！”所有人原地站立，在一片安静中，赵凤良趴在废墟上喊：“有人吗？”“有人，快救我！”他有点不敢相信，害怕是自己的错觉，让副中队长王军峰上前确认。喊话再次得到回应，这个异常安静的废墟顿时活跃起来。

这是一个向北倾倒的废墟，原有的五层结构已经全部破坏，形成一个长长的斜坡。蒋雨航的位置在中间，消防员们开始在他的头顶挖掘垂直通道。一个多小时后，一面承重墙挡住了去路，这面已经平放的巨大墙体支撑着周围一圈重物，既不能破拆，也无法拐弯绕行。他们换到几米远的地方重新打洞，下挖一段后向着蒋雨航的方向横向延伸，但一根粗大的立柱横在前方。

死神看起来又要得胜了。下午2点，消防员的喊话没有得到蒋雨航的回应。医生试图将一根塑料管插进去送水，也没有成功。救援陷入僵局，一个长时间没有生命迹象的救援点很容易被放弃。不过，打破僵局的人即将到来，她已经走到了映秀镇口。

5月11日，地震前一天，蒋雨航给远在贵州的妈妈龙金玉打电话，祝她母亲节快乐。这对母子关系亲密，两个人在电话里聊了很长时间。上班不到半年，又是儿子从未去过的地方，龙金玉对一切都问得仔仔细细。她知道蒋雨航这一天上夜班，这个宝贵的信息在地震后被回想起来，她推测儿子一定是午睡时被埋。她也清楚睡觉的地点，蒋雨航五一节时发回去的照片上有清晰的“映电宾馆”四个字。

当她和丈夫、妹妹一起赶到成都时，对儿子的幸存已经不抱希望。但在公司设立的“死难者家属接待站”里，她对任何抚恤方案都没有兴趣，只是想见儿子最后一面——无论是死是活。

龙金玉的危险想法让丈夫和妹妹担忧，他们几乎将她软禁起来，因为几天的悲伤、焦虑已经让她变得十分虚弱，“连上厕所的力气都没有了”。

17日凌晨2点，这位母亲终于还是没能忍住对儿子的思念，她悄悄溜了出来，直奔都汶高速公司。她知道，白天那里围着一群家属，人人都在吵吵闹闹，她想在安静的夜晚和公司领导好好商量，让他们将自己送到映秀去。没有人，大门紧闭，龙金玉坐在门口伤心哭泣。丈夫赶来了，想拉她回去，她几乎怒吼：“我不回去，我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儿子！”

“这三更半夜的，太危险了，出了事怎么办？”

“我不要他们负责，我自己对我儿子负责，死也要见儿子一面！”

龙金玉记得，她和丈夫在空无一人的街边“打了一架”。在推推嚷嚷时，一辆的士驶来，龙金玉赶紧拦住汽车，丈夫拉着她不放，司机生气了：“一个要走，一个不让走，到底走不走？”她“砰”地关上车门，对司机喊：“走，去都江堰！”她在黑夜中冲向了那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个虚弱的母亲此时充满了力量和勇气。

司机将她在都江堰市区放下，一辆三轮摩托将她拉到213国道入口。天色未明，但路口已经聚集了一群人，寻亲者和给养运输队都被挡在这里。这一天，不仅航空管制，地面交通也是如此。交通局长高成军又开始忙碌，在凌晨就沿线检查各处安全哨。看到路口的警戒士兵在劝说阻挡别人，龙金玉趁机钻了过去，走进了空空荡荡的213国道。

只有她一个人在行走，几个潜在的塌方点有高成军的手下带着装载机守着，除此之外她看不到任何人。这个古怪的景象没有让她分心。她只知道大致的方向，也不知道有多远，但“像疯子一样，一定要走到尽头，走到儿子的那个地方”。

临近中午，龙金玉走到了铝厂，她又被堵住了。

从这天中午开始，13集团军工兵团负责的铝厂到映秀的公路抢通进入最后阶段，许勇给工兵处长定下了最后时间：下午6点。他不放心，此时已站在这里督阵，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吕登明中将也守在这里。他们作出了最后的决定：“放足炸药，强行炸开通道！”道路暂时封锁，士兵们被吊在空中，在一堆堆的巨石上开钻炮眼。

一群乘坐冲锋舟到达铝厂的记者也被堵在这里，他们渐渐注意到了这个特别的寻亲者。新华社湖北分社经济部主任戴劲松听出了龙金玉的贵州口音，他和这个同乡交谈起来。记者们知道了这个几天没吃东西的母亲寻儿的事，知道了她在母亲节从儿子那里收到的祝贺，也知道了她的心愿：“看不到人，也到儿子死的地方，看看儿子的遗体就满足了。”记者们都忘了采访，他们听着这个故事，看着痛哭的母亲，有人也抽泣起来。

道路将要管制三个多小时，所有人都在耐心等候，但龙金玉突然站起来。第二次进入映秀的羊城晚报记者王普看到她和警戒的士兵嘟囔着什么，然后硬闯了进去。她沿着陡峭的山壁往上爬，从管制路段的上方小路穿行，猛然响起的爆破声把她吓得趴在地上，她连滚带爬地通过了这一段，手臂都擦出一条条伤痕。下午2点，她带着满脚的血泡来到镇口。

龙金玉一路向人询问映电宾馆，当她站在废墟前，宾馆已经完全不是照片里的那个样子了。她向车站中队的消防员确认，这就是宾馆。她告诉他们：“我儿子还埋在这里。”

“他叫什么名字？”

“蒋雨航。”

“咦，我们上午找到的一个就叫蒋雨航！”这个巧合让消防员不敢相信，“你上去再问一问。”龙金玉也不敢相信，她赶紧爬上废墟，朝洞里大喊：“二哥！二哥！”这是蒋雨航的小名。“哎！”她听到了一个简单之极的回应，声音极其微弱，“只有母亲才能听到”。龙金玉记得，那一刻，她觉得这是“天边传来的声音”。什么都没听到的消防员问：“你听到了吗？我们怎么没有听到？”“听到了，听到了，就是我儿子！”

激动的母亲没有听到儿子后面的话：“妈妈，你别在这里，这里很危险，快下去！”蒋雨航的激动和兴奋不亚于龙金玉，他知道她会来，“妈妈的性格就是这样”。这个快要失去意识的人精神顿时一振，他在和死神的拔河中眼看就要输掉，五十一岁的母亲拉住了最后的绳子。

母子相逢的神奇场景让每个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之后和她在铝厂相遇的记者们也来到了现场，戴劲松看到了这起救援，他对同伴说：“如果正在救的就是她儿子，那该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场面啊！”这个奇迹马上被证实，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只能紧紧握住老乡的手，表示恭喜。另一名记者注意到，这个走得腿已肿胀的母亲坐下后，好像一下子没了力气，连消防员给她的矿泉水瓶都拧不开。

龙金玉的到来迅速改变了救援格局。母亲千里迢迢寻儿，最终废墟相逢，来到现场的总队长陈飞不禁感慨：“就算编故事也编不了这么好啊！”被打动的消防员决心让这故事有一个完美的结局，陈飞手中最精锐的力量上海特勤支队前来支援，下午2点30分，新的救援方案确定：彻底掀开上面的废墟，以最费时费力，但最稳妥的方式救出蒋雨航。

上午，杨和建就从小学开出一台吊车在此救援。下午4点，还在小学的杨云青没有等到儿子回来，于是来看看究竟，特勤支队参谋长陆敏强马上抓住了他：“老杨，你来吊，你的技术比你儿子的好。”

斜坡一样的废墟北面十分宽广，吊车臂伸到极限后，起吊重量降到八百公斤，只有最大值的十分之一。这仍然到不了蒋雨航的位置，需要用钢丝绳绑着水泥块，一边回拉起吊，一边慢慢缩臂。杨云青耐心操作，将吊车在宾馆的两个救援点之间来回移动。5点多钟，两边都进入关键阶段，液压破碎镐吊上了蒋雨航的救援点，两名抢险班长周庆阳和王永强再次出动，吊车开始固定在这里起吊。

渐渐西沉的太阳在告诉所有等候的人：时间不多了。吊车是另一位被困者的亲属叫来的，这两姐妹对这样的安排颇为不满。龙金玉也着急了，说：“求求你们，这边快要出来了，再吊一会儿吧。请你们再坚持一下。”选择权交在了特勤支队副支队长姜奕山手中，这是残酷的二选一，只有一台吊车，破拆、起吊的时间漫长，在天黑之前很可能只能保证一个人的救援。姜奕山想了想，说：“蒋雨航的生命迹象要强一些。”

姐妹俩抛出了硬币，但希望也随着它坠落，命运没有站在她们这一边。即使向总队长陈飞下跪哀求，也无法改变决定了，她们的唯一希望只能是蒋雨航的救援尽快结束。龙金玉的丈夫和妹妹已从成都赶来，她和妹妹死死挽着手，紧张地看着废墟上的操作。

楼板被一层层破开起吊，斜面上的操作也充满风险，当它被慢慢挖成一口大锅的形状时，高处的废墟支撑也逐渐减少，很容易就会坍塌滑落。一些志愿者也在上面忙碌着，协助废墟挖掘和清理。挖到最后一层楼板，蒋雨航能够看到照进去的手电光，也能看见消防员们橘红色的裤脚。他向上伸出一只手，赵凤良从缝隙中塞给他一瓶水，他的获救已经没有悬念。

消防员没有触碰那块楼板，而是用剪扩器破开边上的一扇铝合金窗，打开了一个小洞，蒋雨航就在下方约一米处。仍然由小个子的周庆阳完成最后的操作。他倒挂入洞，两个人抓着他的脚，已经上到废墟的杨云青一只手紧紧抓着他的腰带。看到铝合金窗剪切后的锋利尖角，杨云青将另一只手放在上面挡着，防止它戳到周庆阳的后背。在废墟下待了五天之后，蒋雨航第一次看到了一张脸，它看起来有些奇怪，因为是倒立着。这无关紧要，一个活人的出现已经够让他兴奋。他的手脚已经自由，只是身体被棕榈床垫、胶合木床板和被子缠住。周庆阳用菜刀将这些东西一点点破碎，6点10分，蒋雨航脱离了废墟。

龙金玉挤进重重包围着蒋雨航的人群，对儿子大喊了一声。不过，蒋雨航什么都听不清了。现场的叫喊声、鼓掌声一片，谁也听不清另一个人在说什么，一窝蜂站到吊车上抢镜头的记者们也没有听到一个人朝他们的愤怒喊叫。那是副州长郎建扎西，他担心这无比宝贵的吊车被记者踩坏，于是抄起一支酒瓶作势要砸过去。可是，没人注意到这个，或许，他们宁愿挨上一下也不想错过这个完美的大结局。

郎建扎西的担心是有理由的，吊车现在已不是普通的工具，它站在哪一边，命运就站在哪一边。它很快开到哀伤守候的姐妹俩那里，可是，无论如何探测，那里已经没有任何生命迹象，那位丈夫已经难以坚持到救援来临。如果命运的硬币换一个方向，等待者的结果也许一样，可是幸运之神最终选择了蒋雨航。[2]

医生们对蒋雨航现场紧急处置，他身体完好，丝毫没有受伤，不需要送到帐篷ICU。不过，这是17日唯一的获救者，指挥部不敢放松，他们呼叫了一架专业搜救直升机。

志愿者尹春龙跟在担架后面，人手充足，不用他出手。他一路跟着，只是惦记自己的衣服——它正盖在只穿着一条内裤的蒋雨航身上。白天他就一直在废墟现场，帮着传递水泥块。在一群志愿者中，他怪模怪样的装扮尤其引人注目：戴着红色小帽，宽大的米色衣服上还套着一件橘红色的救生衣。这些都不是他的，外套是从废墟上捡来的，救生衣则是他在铝厂码头维持秩序的纪念品。

他看着蒋雨航进了医疗站，赶紧上去要回衣服，他还得靠这个支撑几天呢。对这个种香菇的熟手来说，属于他的舞台已在电厂办公大楼的废墟下摆开，很快就要轮到他施展身手了。

时间已和死神结盟，这是最后的一注

17日，在蒋雨航救援现场的对面，虞锦华的救援一直在艰难进行。

凌晨确定的最后方案让青岛消防回到了这个庞大废墟的顶部，他们要破掉5层楼板，打一个约五米深的垂直探洞，然后横向延伸到虞锦华面前，以绕开压住她双腿的大梁。他们面对一个巨大的工程，办公大楼的浇筑楼板、水磨石地板、楼梯及厚厚的墙壁，想想都让人生畏。电厂运输队昼夜不停地从都江堰送来了十只小型电动冲击钻，这能在打横洞时用来破拆墙壁和其他碎块，但它们可钻不动坚实的楼板。

一早，上海特勤支队带着液压破碎镐前来助阵。他们已经成了一支机动力量，四处游走，对讲机别在周庆阳的口袋上，指挥部随时可以呼叫这支“重炮部队”提供火力支援。两位抢险班长和青岛消防共同作业了大半天，垂直通道已经打开，更危险的横向挖掘要由青岛消防独立完成。在洞底，消防员已经可以重新和虞锦华对话，但他们要再花费二十四小时才能真正接触到她。这最后的十余米显得如此遥远。

这里已是各方关注的焦点，马刚记得，这一天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电厂书记吴耕前来替换已经在此守候了几天的厂长和副厂长，但副厂长张仁福推开劝说的人，说：“只要还有职工没有出来，我坚决不走。”强烈的期待让青岛消防没有任何选择，他们必须不计代价地将虞锦华救出。

在17日，仍在挖掘的地点已经不多。在小学，希望和失望不断交替，有时探测仪和喊话都明白无误地显示还有人活着，但在挖掘中，生命迹象又渐渐消失。不久，又有人在另外的地方听到了废墟下发出的敲击声。济南消防定下了终极方案：将教学楼长长的废墟从上至下全部翻开。

只有一小群家长还在此守候，但人们可以确定最后一个离开的是谁，那一定是等待孙子的老妇人朱群学。17日黄昏，西南医院医生张帆正在小学，他听到一个苍老的声音从背后传来：“解放军，你饿不饿？吃点东西吧。”他回过头，看到黑衣和黑布包头，形容枯槁的朱群学递给他一盒点心，他赶紧说：“老奶奶，我不饿，你吃吧。”两个人交谈起来，张帆得知点心是一位记者送给她的，也知道了她已在此守候了五天，他劝说老人：“找个地方休息下吧，别累垮了。”“我不休息，我要在这里等我的孙子。”她毫不吝惜自己的身体，因为孙子才是她的命根子。

张帆帮不上这个忙，他从口袋里找出几百元，这是很多人面对悲痛者时唯一可做的事。他们实在是想为这些人做点什么，但什么都做不了。朱群学极力推辞，张帆将钱硬塞给她，赶紧扭头走开。他带着满脸的泪水离开，心中充满深深的无力感。

在文教楼水吧，马洪莉对丈夫林长茂的守候同样进入第5天，姑姑马秀华和叔叔马春贵一直陪伴着。她等来的第一支救援队——由朱飞勇率领的江西消防第一分队从16日晚开始已连续作业十几个小时，他的方案是横向挖掘坑道。每隔一两个小时，他就让马洪莉和马秀华呼喊一下，每次都能得到林长茂的回应。与这个鼓舞人心的好消息相反，每次坑道快要接近他时就遇到承重墙或大梁，他们不得不换一个洞口再掘进。二十多名消防员轮番上阵，他们挖出了第一个洞，第二个，然后是第三个，最后，他们在这堆废墟上挖出了四条坑道，每次都在最后一刻前功尽弃。他们挖出了一个死去的男人，他的头顶着上面的楼板，手里紧紧抱着自己的母亲，他用牺牲自己的姿势想为亲人换来生存的希望，但这个粉碎性废墟不提供丝毫机会。17日上午，筋疲力尽的第一分队被撤下，朱飞勇并不甘心，他们在这个迷宫里不断尝试，默默地希望下一条也许就能畅通。

江西消防总队接管了这里，开始调集其他四支分队轮番上阵，救援方案也立即调整，改为从上面挖掘垂直通道。面对谜一样的废墟，人们很难判断哪一种方案更合适，新方案可能立即奏效，但也可能是一次代价更大的试错。可以确定的是，时间已经和死神结盟，这是最后的一注。

由九江消防组成的江西第三分队还未能上场，这让石凯焦虑不安。对董凤强的完美救援已经让他名声大噪，但他今天的最大挑战是发现活人。他带着人马四处搜索，竭力寻找一个可以让他拯救的对象。他来到电厂，这里的局面显然不可能让他插手。他在烟草物流中心没有找到目标，又进入小学，对济南消防说：“兄弟，需不需要我们一起干？”那些消防兄弟告诉他：“我们自己来搞。”

石凯的焦虑感在下午2点多才得到释放，第三分队奉命来到水吧。轮换救援并不是最佳选择，每一个救援者对废墟都有自己的判断，前后不一的操作方式会加大犯错的概率。石凯控制不了这个，能做到的是在轮换的时间内，尽力发挥出全部能量。

17日深夜，青岛消防的横向通道已经挖掘到最后一堵墙。这是连续第三个晚上挑灯夜战，这些人像吃了兴奋剂一样亢奋，轮流钻进黑暗、狭窄、臭气熏天的通道作业。只有动作能显示出他们的疲惫，握住钢钎和锤子的手往往不由自主地发抖，一不小心就会砸在手上。他们已经用坏和耗尽了大部分工具：八部电动冲击钻、二十多根钢钎，以及两部无齿锯的全部锯片。这些亢奋的人其实是在挣扎着向虞锦华一寸寸掘进。

最后一堵墙被敲开一个小洞，消防员们以为虞锦华就在后面，但是，他们看到的是一具挡得严严实实的尸体，已经腐败肿胀的屁股和后背正对着他们。这是一个大个子的男人，他被一根方方正正的厚重大梁压着，虞锦华就在他的后方。墙面清理干净，消防员们想绕开这具尸体，但通道的上下都是厚重的楼板和大梁，他们无路可绕。

晚上12点多，那个骇人的方案还是被人提了出来：将这具尸体拦腰砍断，分块运出。在废墟顶上，消防员们听到了提问：“谁敢去动那个尸体？”这不是谁都能承受的场景，大家表情阴郁地互相看着，愣小子贾建军又站了出来。他被迅速裹上一件长雨衣，扣子一直系到领口，袖口用绳子紧紧扎住，帽子拉紧，戴上手套、护目镜和口罩。黑夜中，这个保护严密的“黑衣侠”下到洞里，准备挑战心理极限。

二十多分钟后，贾建军上来了，方案放弃，神经再坚强的人也不想在一个布满身体器官的通道内长时间作业。他们在垂头丧气中迎来了震后第六天。

18日的映秀镇气氛有些异常。

大部分人都不愿意说话，凌晨的暴雨和强余震打击了很多人，大家一早都在各个营地收拾残局。没有人再来向指挥部报告幸存者信息了。对留下来的居民来说，过去的生活已经彻底被摧毁，新生活还显得无比遥远，他们正在经历过渡期的茫然。

医疗队几乎无事可做，一大批专家教授挤在这里，却往往只能做些给士兵处理铁钉扎脚的小伤。医生们冒险来到，但他们的专业无从发挥，这里没有条件开展任何复杂的治疗，且伤员也很快被转移得一个不剩。而在后方，成都各家医院的医生们已忙得快要崩溃。人手紧缺导致无法对病情作细致处理，简单安全的截肢成了很多手术台上的首选方案，有一名医生创下了纪录：一个人就做了六十多例截肢手术。一些原本不必失去肢体的人将要在他们的未来生活中承受这沉重的代价。医疗人员、医疗物资、救治平台和伤员在大规模人员置换中互相脱节了，这大大降低了救援效率[3]。

消防队也颇为困扰，除了几个有确定信息的救援点还在作业外，他们可做的事情也已不多。这一天，大部分消防队获得了新任务：挖掘尸体。有些则去挖掘武器弹药，或者厕所。消防指挥部提出了撤退的要求，但被指挥长侍俊否决。这并非终局，撤退是必然的，对最后的几个救援点来说，倒计时已经开始。

那些不知情的消防员仍在尽他们最大的努力。一些人在几年之后回想这一切，说：“如果我知道那是最后的几个小时，也许会采用另外的方案。”这是真正的时间窗口，当它被关闭，便永远不会再打开。幸存者以及守候的亲人更加不知情，他们一如既往地耐心等待幸运降临，就像他们过去六天所做的那样。

在文教楼水吧，救援在凌晨时分被暴雨和余震中止。一早，当其他队员还在重新搭建帐篷时，石凯带着崔义飞、彭和平又去了水吧，这个救援董凤强的“三人组”实际上在自我行动。有人活着，这就是最强有力的动员令。临近中午，他们已经看见大厅的冰箱，但轮换的队伍到达，就是最初的救援者，朱飞勇率领的江西消防第一分队。对“拼命三郎”石凯来说，这比自戕还要难受，他不愿放手。可这同样是朱飞勇最牵挂的地方，这是他的“主场”。

失望之极的石凯在电厂16号楼得到了补偿，那里，国家救援队正在拯救交通稽征所的沈培云，人数不足的他们正需要援兵。石凯对董凤强的救援案例已被他们充分了解，这是可以信赖的伙伴。在石凯到来之前，沈培云已经有了可信赖的医生。

西南医院肝胆科医生杨占宇从上午开始就守候在这里，几米深的通道打开后，他要求下去和沈培云谈谈。这是他似曾相识的环境，他完全清楚压在废墟下是什么感觉。沈培云问：“地震已经多久了？”在完全的黑暗中，一个人会丧失白天黑夜的感觉。“已经两天了。”杨占宇说了一个善意的谎言。他很快返回地面，再下去时给沈培云带去了一份“礼物”：一份精心调制的口服液，含有葡萄糖、氯化钠、氯化钾、抗生素和牛奶。它们装在输液袋里，杨占宇将输液管绑在树枝上递过去，沈培云在地震一百四十多个小时后获得了第一次能量补给，也得到了杨占宇带来的更宝贵的信心。

这个强劲的救援组合很快取得成功，下午3点半，沈培云获救。当石凯回到营地，他吃惊地发现搭建了一半的帐篷扔在一边，队友们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撤离。就在沈培云获救前十几分钟，撤退命令正式下达，这个幸运的人搭上了最后一班车。

在各个地方忙碌的消防员接到返回营地的命令时，还没有几个人知道是要撤离映秀。济南消防正在小学执行那个终极方案，他们已经将教学楼废墟清理到最下面一层。突然而至的命令像是紧急集合，消防员们将设备就地一放，赶回营地。他们立即得到了新命令：收拾行李，撤离映秀。有人通报了理由：替换的队伍已经到了，我们出去休整两天。更多的消防员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只知道那个明确的时间：下午4点撤离。

强行撤离让侍俊发火了，但他已无力管辖这支队伍。撤离命令来自都江堰的消防总指挥部，公安部消防局局长郭铁男不能接受他的专业队伍被浪费在低技术含量的事情上。为避免过度刺激群众，撤离分批进行，一百名上海消防、五十名山东消防留下，其他立即撤出。

五十名山东留守人员，包括在电厂办公大楼鏖战的三十名青岛消防，以及协助他们的二十名泰安消防，这是专为虞锦华而留下的。在现场的众多电厂职工和记者是无形而强大的压力，没有人敢放弃。但是，有人要承受另外的命运。

朱飞勇在水吧已经开始最后冲刺，消防员能够进入水吧大堂，开始向外清理破碎的家具，他们离林长茂只有一步之遥。撤退命令在此时到达，消防员们听到了模糊不清的理由，有人说要防疫，有人说岷江上游的堰塞湖要决堤。无论理由多么模糊，命令却清晰无误，朱飞勇不得不将现场移交给留守的泰安消防。上海车站中队随后也前来勘察，但探测仪和人工呼喊都没有结果。马洪莉再一次下跪，但再也无法留住任何人，她再也不能为丈夫拦下希望了。她疯了一样冲下坡道，离开了这个长久守候的地方。

准备离开的消防员在中学前合影留念，石凯却心事重重。他还惦记着水吧，提出“三人组”单独留下继续救援，这个情绪化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那个来自遥远福建的年轻丈夫，此刻在废墟下无论是生是死，他再也听不到马洪莉“茂茂！茂茂！”的呼喊了。

消防营地的帐篷和旗帜仍在，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大规模救援已经停止。

18日中午，虞锦华曾几乎被放弃。关于尸体的僵局迟迟无法打破，一次强余震又差点让救援彻底终止。震动让横向通道被严重压缩，三名消防员正在里面作业，他们完全无法从弯弯曲曲的通道里跑出。平静下来后，所有消防员站在废墟前，他们被清晰告知接下来的危险，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山东消防副总队长陆长春也现场召集各位队长商讨：救援还进行吗？如何进行？

废墟下的两名幸存者也很快得知消息。虞骁下到洞里，哭着告诉虞锦华：“姐，很难救！”马元江仔细听着这对姐弟的对话，听到虞锦华沉默一会儿后说：“出不去没什么，你替我帮着家里照顾好小孩。”

放弃是一个不可能的选项，但这支身心俱疲的队伍显然需要新的力量。两名志愿者一早就在这里，他们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

这是反差极大又十分相似的两个人，年龄相差一倍，一个瘦小一个高大；一个亢奋一个冷静；一个是“讨饭出身”，一个是“在粪堆里长大”——“我吃过的苦，你想都想不到！”

退役少校宫治华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确切生日，从在娘肚子里到十二岁，他都是随母亲乞讨过日。对于幸福他有不同的感受，先当兵，后上军校，别人觉得苦的生活他感到的是幸福。一年花销仅仅十块钱，五毛钱一支的牙膏可以用半年，一支牙刷可以用三年。虽然母亲在他上军校时去世，但老人的教诲给他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你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要知恩图报。”支撑他做出不寻常举动的仅仅是这个朴素的想法，而农村的生活经历和十九年军旅生涯获得的经验，让这个山东大个子拥有不寻常的力量。

二十岁的种香菇农民尹春龙拥有另一种朴素想法：出人头地。这并不容易。他在地震后知道了自己敢牺牲、不怕死的特质，但在震前，他所仰仗的只有两个字：吃苦。这是他从小被认同的特长，他的学习成绩让老师瞧不起，但劳动能力让人刮目相看。事实上，他唯一当过的班干部就是劳动委员，打扫臭水沟从来都是属于他的事。这个瘦小的年轻人十四岁就离开学校打工，十五岁就能挑着二十匹砖上到五楼。一匹干砖四五斤，而带着沙土的旧砖能有七八斤，挑一匹砖五毛多钱。他一点点积攒了资金，又学习了香菇种植技术，直到拥有自己的产业：几个塑料大棚。他在低矮的大棚里每天弯腰采摘，靠抢收来争取好价钱，这让他习惯了长时间以一个姿势作业。在废墟下，他将会用到这个特殊的本事。

他们在蒋雨航救援现场相遇，那里吸引了不少志愿者。身着迷彩服、挂着少校肩章的宫治华获得的待遇好一些，但模样古怪、不修边幅的尹春龙总是被赶来赶去。这不是他第一次遭到白眼。温家宝14日降落映秀时他也刚刚到达，他很想挤进去看看，但那副流浪汉的模样（长长的头发，不修剪的胡须）让人警惕，武警挡住了他。在废墟上，宫治华对他说：“小伙子，不要乱跑乱穿，像贼一样。扎扎实实地干。”尹春龙不服气了：“我是来救人的，不是偷东西的！”他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宫治华的志愿小队接纳了他。

这几乎是周榕救援现场的翻版，宫治华已经熟悉了这套程序：僵局、机会、不顾一切的凶猛操作。

按照惯常的分工，宫治华负责勘察、选择方案，尹春龙和消防员操作。几个小时的连续敲打——这是尹春龙习惯的劳动节奏，尸体下方的一段坚硬楼梯被打开一个小洞，尸体稍有松动。尹春龙斜着身子递给虞锦华一瓶水。洞里太黑，他请求虞锦华拿着手电筒为他照明，然后用钢钎在尸体周边用力撬动。下面的马元江留意着救援进展，不时发出一些声音，尹春龙则大声喊叫：“马师傅，你要坚持住，你一定要等到我啊。”马元江有些着急：“兄弟，可能我等不到你了，你快点嘛。”尹春龙安慰他：“你想一点以前的美好事物，不要再说话，保存体力，等我来救你！”

宫治华和尹春龙轮番用脚猛力踹击，让尸体更加松动。最后，尹春龙在尸体的两腋穿上绳子，在尸体的腰上也系上一根。洞里的气味太难闻了，他憋着气，闭着眼睛做完这些，然后和贾建军分拉腋下的两根绳，其他消防员拉着腰上的一根。他们喊着口号“一二、一二”，拉一拉，再缓一缓。有时，尹春龙还搂抱着这具尸体向外拔，他们终于将尸体慢慢拖了出来。

贾建军不敢张口，他一直含着一口白酒，以此来对付无法形容的恶臭。通道里已经倾倒了好几瓶白酒和消毒液，但难以掩盖臭味。在拖尸体时，队员们几乎要窒息，熏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对于已经习惯洞中气味的虞锦华来说，白酒带来的新鲜感觉倒让她清醒。她打着手电筒为他们照明，在尸体移除后，兴奋地对贾建军说：“把梁搬开，我自己能走出来！”期望和幻觉已经难分彼此，但贾建军知道，压住她的大梁根本无法触碰，她的双腿已经保不住了。

马元江为这个好消息高兴，但也为自己担忧，他请求消防员向通道多撒些白酒。没有虞锦华对他的提醒了，他得靠这个来保持清醒。他也想到了最坏的结果，开始将最想说的话提前告诉虞锦华：“如果我不幸遇难了，请你帮我一个忙。我最不放心的是女儿，请你将来多指导帮助她。”在刚进电厂时，虞锦华是他的师傅，此刻，他愿意将最牵挂的人再次托付。

在继续扩大小洞、锯掉几根阻挡去路的铝合金楼梯扶手后，一个废墟下的微型手术室准备就绪。下面，又要看医生的了。

仍然是深圳医疗队最先赶到，听闻消息的其他医疗队也赶往这里，最后，这个广受关注的地方吸引了七支医疗队。

和救援李科时不同，这次不需要瘦人，但需要小个子。那个废墟下的“手术室”是一个小洞，在通道尽头，面积仅一平方米多，且无法站立。断开腿部的手术也显然比分离脚掌要复杂得多，这一切就像是为创伤骨科主任杨欣建而设，他首先下去勘察。消防员仅仅告知双腿被压，医生则要了解详细的挤压方式。在手电筒的照明中，他看清了被大梁砸住的双腿：两条腿侧着叠加，左腿在上，右腿在下。简单看了一下小洞环境后，他就退了出来。他的心思全部放在双腿和手术方案上，光线不足，连虞锦华的模样都没看清。

在消防员继续扩大小洞时，杨欣建提出了一整套抢救方案：截肢的工具和环境都不能满足要求，只能选择膝关节离断，无需切断骨头，从关节缝隙切开软组织即可；控制出血，常规的双膝离断会出血数百毫升，但虚弱的虞锦华连五十毫升的出血都不能承受，对经验丰富的行家来说，这个问题不大；准备足够的器械，起码二十多个刀片，甚至生活用具也要备好——他不希望像李科手术那样手忙脚乱；包扎材料的准备是标准程序，这套方案还将后续治疗都包括进来：离开废墟后如何紧急处置。

杨欣建提出了最后的要求：带一名助手。他担心自己的体能无法独自完成这个手术。他看中了一名医生，但那个人退缩了。最终，手显微外科医生杜冬加入，他在李科手术中参与未果，现在要接受更大的挑战。当他们准备妥当，新桥医院医疗队也来到了现场。

黄河费尽心思搭建的手术室这两天有些冷清，新桥医院的医疗帐篷里也没有躺过一个埋压超过一百个小时的病人，这让医疗队有些压力。在地震六天后，这个难得的病人让每一支医疗队都眼红。

骨科教授王卫东见到了自己的师兄，说：“哎呀，老杨，你在这里干啥子？”当杨欣建还在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任职时，他们曾在同一个科室短暂同事。“没啥子，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就在外面，准备下一步的抢救吧。”王卫东并不甘心，他问：“你们有几个骨科医生？”杨欣建告诉他就自己一个，这让王卫东更加跃跃欲试：“那不就我们两个嘛，进去还可以互相帮助。”这个热切的教授也许是想为自己和医疗队争取一个机会，但两名技术最好、彼此熟悉的创伤骨科行家联手，也的确是手术的最优选择。不过，这并非纯粹的医学问题。

后来者来得太晚了，准备充分的广东医疗队已经掌握了现场主动权，有人对着杨欣建耳语：“带着杜冬快点下去！”下午6点，映秀最惊心动魄的一场手术正式开始。

杨欣建和杜冬在通道最深处，通道和洞口一路分布着消防员和其他医护，随时准备传递各种物品。杨欣建首先进入小洞，洞里十分狭窄，只能半蹲着。这个位置靠着一个小时前那具尸体卡住的地方，上面还有尸液，他穿着雨衣用以防护。他的脚下其实也有一具尸体，消防员用碎渣暂时遮盖着，他没有注意到脚下的异常，因为另一个场景已经让他大惊失色。

他在第一次勘察时并没有看清洞里的一切，现在，当明亮的头灯打开，他顿时感到了这个洞穴的压抑和恐怖。被横七竖八的建筑残骸卡在中间的虞锦华披头散发、脸色吓人。她在比杨欣建更高的地方，正在这个被尸体包围着的空间里俯视着他。毫无心理准备的杨欣建被这一幕吓蒙了，他要仰面举手向上操作，不禁心想：“她会不会难以忍受疼痛，扑下来抓我呢？”小洞里苍蝇乱飞，空气污浊而稀薄，他感觉无法呼吸。两天前的李科手术现场，他还曾无法理解手术医生的异常表现，为什么爬了几米就像跑了几公里一样，脸色苍白地大口喘气。现在，他知道了，仅仅是那种强烈的压迫感就足以让人极度紧张。

这个手术方案的制订者不敢再看，想退出去。虞锦华无法看清头灯下的杨欣建，她问：“是医生吗？”被唤醒的医生职责让杨欣建留了下来，他开始慢慢稳定情绪。在准备过程中，两个人拉起了家常。在剪开裤子，往膝盖附近注射四管麻药后，杨欣建开始离断压在上面的左腿膝盖。虞锦华听到了“剪刀剪肉的声音，那种‘咔嚓咔嚓’的声音”。她也知道手术何时结束，但“中间有一段失去了知觉”。

虞锦华其实仍然清醒。痛苦让她大声喊叫，杨欣建又注射了止痛的杜冷丁，还给她一块布让她咬住，但这个黑暗的狭小世界仍然充满惨烈的嘶喊。通道里的消防员都焦急万分，他们不断大喊：“虞姐，坚持住！”马元江听到了这些异常清晰的声音，他也喊着：“一定要撑过去！撑过去就得救了！”这是在祝福虞锦华，也是在祝福自己。他们一起呐喊，为一条顽强坚持的生命鼓劲。

真正的作业时间其实不长，这是杨欣建做过无数次的手术，用了不到二十分钟就完成了。他如释重负，反而感觉体力恢复了，当一个人专注于自己擅长的工作时便会彻底放松。他有点想继续做完右腿，但最终还是决定按原定方案走。

杜冬在切开右腿皮肤的一刻发现了异常，他对在小洞外协助的杨欣建说：“有气泡！”这是气性坏疽[4]的典型症状，那些厌氧型细菌能在坏死的肢体中产生气体和恶臭，造成急性感染，并侵入其他的开放性伤口。这是危险的信号，但也让虞锦华的疼痛减小了一些：虞锦华对这个坏死的部位已经没有感觉。刀片断在里面，杜冬小心翼翼地处理了它。两名医生用一个多小时的接力完成了职责。[5]

消防员和志愿者几乎是躺在通道中组成人体运输带，将虞锦华托着转送到洞口。一副担架被拆掉支架，用块帆布包住她，消防员抓着四角，在晚上8点10分将她拉出垂直通道。他们在15日下午就开始进行救援，足足用了三天才获得成功。

在离开前，虞锦华向废墟里最后的幸存者马元江承诺：“我一定会让他们救你出去的！”她已异常虚弱，对通道转运的那一段“没有记忆”。但是，她将这个承诺牢记在心。来到地面，她告诉围上来的医护：“有人还在下面。”

这个被期待的时刻有些安静，没有其他幸存者获救时的欢欣热闹，看着短了一截的虞锦华被抬走，人们很难享受这一“胜利”。

救援仍在继续，一盏电灯拉到通道中，青岛消防员和志愿者准备一鼓作气救出马元江。深圳医疗队的医护们三三两两地离开现场，在路上，对讲机传来急迫的呼叫：“你们不要回来，怀疑有气性坏疽，先去身体消毒、把衣服烧掉！”他们在滨河桥头被挡住，不得不到红椿沟的溪水中作彻底清洗。这是正常的防感染措施，但这番动作以及口口相传的“坏疽”，被一个敏感而殷勤的人注意到了，他立刻向指挥部报告：映秀出现炭疽[6]！这个爆炸性信息马上带来了连锁反应。

对马元江的救援很快停止了，消防员们得知出现了“烈性传染病”，他们需要彻底消毒、烧掉衣服、隔离、撤退。每个人都站在地上，扒掉外衣，“只露出两只眼睛的人”用消毒喷雾器来回转悠着向身上喷洒药液，弄得他们头上、身上“呱嗒呱嗒湿了一片”。人人都要仔细检查伤口，看是否有异常。

副大队长马刚不愿离开，他倔强地抗命：“你们撤吧，已经费了这么大的劲，要感染也早就感染了。”他记得，“那时候就像打仗打红了眼，想当晚就把马元江掏出来”。但命令无法更改，马元江还得在废墟中待上24小时。这把尹春龙气得跺脚：“你们怎么说走就走了？”消防员们也感到遗憾，他们匆匆离开，将所有东西都留在现场，和数小时前匆忙撤离映秀的队伍一样。那个可怕的传染病让人们都成了惊弓之鸟，两名志愿者也被要求撤离，但他们并非纪律部队，没人能强迫他们。

两名负责在夜间值守的电厂员工刘成和游敬国向电厂书记吴耕通报了坏消息：救援队走了。他们对吴耕说：“我们听书记的。”有人劝他：“撤吧，你们已经问心无愧了。”在恐怖的传闻面前，吴耕有权作出任何决定。这是艰难的时刻，其实，已经说不清谁在救援谁。吴耕记得，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十分感激还在废墟下坚持的马元江，是他的不肯放弃，才使得在外面的拼死努力变得有意义。他并不明白那些说不清楚的传染病，但不忍放弃，说：“除非抬出马元江后由医生宣布死亡，否则我们绝不离开。”

现场剩下四个留守者，消毒液不多了，宫治华对防疫人员说：“给他们消毒吧，我就不用了，我觉得不需要消毒。”他抱着一个朴素的想法：马元江声音洪亮，思维清晰，如果有烈性传染病，他应该早就被传染了。他借用电厂员工的对讲机，开始向吴耕反复阐述这个观点，那个废墟下顽强坚持的人就是他的证据。这一晚，宫治华一直讲到将两部对讲机电池耗尽，他十分期待吴耕运用自己的影响去改变指挥部的决定。

他说一会儿，又和尹春龙下到洞中挖掘一会儿。两个人现在独占这个悠长的通道，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在电灯的照耀下，虞锦华留下的两条腿清晰可见，让通道显得阴森恐怖。他们可以和马元江直接对话了，这个埋得最深的人隐隐约约知道救援队走了，他问：“是不是不救我了？”宫治华安慰他：“我们一定救你，一定坚持到最后，我有百分之两百的把握！”

马元江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宫治华开始讲述自己的成功案例。漩口中学的老师胥洋是讲述的重点，他的故事能鼓舞人：“他靠喝自己的尿活下来，生存了这么长时间。”马元江问：“你能给我弄点尿喝吗？”退役少校选错了例子，他眼前这个人的故事才能给人最有力的激励。此刻，马元江双手抱头的姿势已经持续了六天多，在地震当天中午吃的一碗鸡蛋面是他最后的补充，被卡住的双手让他连自己的尿都喝不到。他不断吞唾沫，但最后连这个也没有了。

消防员留下了充足的工具，两个人轮流挖掘和运送废渣，渐渐将通道向前推进了两米多。在这个寂静的废墟里，尹春龙干着干着就睡着了。宫治华不禁担心起来，他拍拍尹春龙的屁股，没有动静，他赶紧把手放在鼻子下，还有气。他揪住耳朵问：“怎么回事？”劳动能手也会有疲劳的时候，尹春龙迷迷糊糊地回答：“没事，就是困死了。”这个漫长的黑夜里，他们和每一个挺身而出的人物一样，成为救援的“关键先生”，让希望延续。

此时，在指挥部，紧张的会议正在进行，映秀面临一个重大选择。到底发生了什么？需要宣布紧急措施吗？疫情需要上报吗？虽然医生们都知道，气性坏疽这种外科特殊感染并非烈性传染病，并有严格的限制条件：发生在深部伤口，并且局部缺氧。它既不通过血液传播，也不通过呼吸道传播，一般人只要没有开放性伤口，被传染的可能性很低。但是，指挥部对传闻不敢等闲视之。大灾之后有大疫，这往往发生在灾难七天之后，而在他们开会的19日凌晨，正好进入震后第七天。在损失更惨重的北川县城，此时也正在讨论疫情问题，恐慌让人们宁愿作出过度反应，北川县城在20日一早就完全封城。映秀也会有相同的命运吗？

医疗总指挥王登高对炭疽传闻大惑不解，他派出手下来调查详情。新桥医院医教部主任徐剑铖、医生王卫东和张国强先到深圳医疗队，他们很快从杜冬和杨欣建那里得知真相。他们在凌晨1点多赶到指挥部，向一批忧心忡忡的人解释这个误传。三名医生花了一个多小时上了一堂知识普及课。最后，徐剑铖愿意为这个最终结论承担一切责任：这是气性坏疽，不是炭疽。

警报解除。

地震168小时，废墟下的最后一个幸存者

在十二个小时后，19日上午10点，这片废墟重新热闹起来。最后留下的上海消防接管了这里。两名孤独的志愿者被挡在警戒线外，宫治华试图向新的救援者介绍通道里的情况，但没人愿意听他说话。消防员听到了告诫：“不要理他，这是个假军人。”宫治华那款最老版的迷彩服看起来像是山寨货，虽然有少校肩章，但手下只有一个看起来更可疑的瘦小青年。他被赶下废墟前发表了一通慷慨豪迈的即兴演讲，这对他可是新鲜事。他还特意收起了一直说着的山东话，用“更正式的普通话”来表达自己的心声：“这样坚强的中国人，有一个是一个。老马能救出来，我感谢你们；救不出来，我和你们没完！”在废墟下，他没有从马元江那里感受过任何负面的情绪，这是让他真心佩服的人。

上海消防不需要了解通道状况，因为他们定下的方案是彻底掀开上面的废墟，这是他们最熟悉的方式。杨云青又开着吊车来到这里，液压破碎镐开始在废墟上轰隆隆动起来。看着这一番大动作，尹春龙忍不住冲上去愤怒喊叫：“你们会要马元江命的！”他终于被允许进入通道，负责和马元江沟通，并了解操作对他的影响。这个直来直去的人告诉消防员：“里面的空间本来很大，现在被你们搞得很窄了。”他提供的另一个信息让消防员不得不更加小心：“马元江说痛得受不了。”废墟的剧烈震动在压迫他。

这两个人又渐渐融入了对马元江的救援。顶部作业很快就要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两名志愿者将重新获得自己的舞台。

映秀的救援已近尾声，到达这里的士兵纷纷向更深处的大山挺进。

这一天，直升机从映秀北边的山区中运出了一批孩子，他们在映秀短暂停留，然后乘坐三辆军用卡车前往成都。护士游建平和郑婷婷奉命给他们送一些食物，这些大大小小的孩子大多是羌族，他们接过饼干，一直说着谢谢。这也许是他们很少吃到的东西，他们兴高采烈，边吃边唱起了儿歌。天真无邪的歌声在这个死神不断得胜的地方响起，有人捂住了嘴，拼命忍住不让自己痛哭，但眼泪不停流下来。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福耀推开所有帮忙的人，他一个一个将这些孩子抱上车，这个羌族人知道，现在，每一个羌族孩子都无比宝贵。三十万羌族人在这场地震中失去了十分之一的同胞。

地震发生整整七天后，那个灾难发生的时刻——5月19日下午2点28分——已被定为全国三天哀悼的开始。下午2点，校长谭国强站在小学的旗杆下，将国旗缓缓降下，又缓缓升起。这是数百名小学生熟悉而又陌生的场景，他们都曾面对这面旗帜举起右手，但电动的旗杆从来不需要用手拉动，也从未见过它只升到一半。他们更加不知道，这旗是为他们而降。

默哀时刻即将到来，谭国强整理了一下衣服，对着半空中的国旗而立。警报声还未响起，他突然对着教学楼废墟大喊了一声：“孩子们，上课了！”这声音在寂静的校园里回响，久久回荡，随后而来的尖利鸣笛声似乎也无法压过它。

大部分村民并不知道这一天有默哀仪式，几个主要救援队营地组织了人员列队，他们和十多亿人一起，在那三分钟里寄托哀思。一些人更加心绪起伏，因为他们见证、经历和书写了震中的故事。

在电厂办公大楼废墟上，拯救者也全体肃立：李大军、姜奕山、陆敏强、周庆阳、王永强、宫治华、尹春龙、杨云青……他们的心情更加不同。那是准备对救援方案作出根本调整的时刻，李大军记得，他没有感到悲伤，而是十分着急，觉得默哀时间怎么这么长。这群人有大致相同的心思，他们全神贯注，思考着如何拯救深深废墟下，那个已经坚持了七天七夜的羌族人。

此时，映秀的废墟下，还掩埋着数千人。他们中的一些可能还活着，但再也无法像幸运的蒋雨航那样，听到妈妈的呼唤了。

十个小时后，马元江被救出，他成为映秀废墟下最后一名幸存者。

[1] ICU（Intensive Care Unit的缩写）即重症加强护理病房。

[2] 上海消防也选择了他。2008年年底，他加入了上海消防，成为特勤支队一员。现在，他和拯救他的人在一起，为拯救其他人并肩作战。

[3] 医疗系统从这种代价中吸取了教训。两年后的青海玉树地震，大批医疗专家被留在青海首府西宁，集中处理大量运送过来的伤员。在大型灾难的一线，投放一些战场卫生员式的年轻医生即可。

[4] 气性坏疽，是由于各种气性坏疽杆菌侵入伤口后引起的广泛性的肌肉坏死，是一种可以迅速发展的严重性感染。

[5] 这段经历给杨欣建造成的影响在三年后仍然存在。他对一切狭小空间感到恐惧，乘坐飞机时只能坐在过道。如果坐在靠窗的位置，压抑感会抓住他，让他烦躁不安。

[6] 炭疽是炭疽杆菌引起的人畜共患急性传染病。

后 记

灾难与命运

起初，这是属于别人的使命，我从未想过它会落到我的头上。

2008年，我已经离开了新闻界，在一家公关公司任职。5月12日发生地震的那一刻，我正在上海和客户商谈，在那个狭小的会议室里，我们都没有感觉到异常。桌上的电话很快响起，客户接听后告诉我：“刚才有地震。”“哦。”这是我仅有的反应，连好奇都算不上。

在回公司的路上，我注意到的只是窗外明媚的阳光。从那个密闭的会议室出来，这些明亮、温暖的光线让人觉得舒畅。我贪婪地享受着它们，并不知道在遥远的西南方，约十万同胞正坠入黑暗——其中大部分人将永远无法挣脱。

几天后，我接到了另一个客户的要求，他们想捐款，希望能发布一条消息。不过，这个新兴企业拿不出很多钱，而在当时的氛围下，几千万元的捐款也只能换来媒体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那时，我已经在关注地震新闻，这是一次异常开放的灾难报道，它几乎被全程直播。但是，有很多我想知道的事情仍然是个谜团，或是空白。我也清楚地知道，当一个事件具有“5・12”地震这样的影响力，它就不再只是新闻。我们正身处历史之中，在任何一个历史大事件之后，都应该有与之相匹配的记录文本。我想起了二战经典著作《最长的一天》，美国《读者文摘》老板华莱士资助了作者瑞恩，这包括在德国两百多家报纸上刊登广告，寻找诺曼底登陆战的亲历者。中国企业的公益行为也可以放在这些有长久价值的事情上，而非简单的济困救急。我向客户提出了建议：用这几十万元去资助一本书吧。

这只是一个框架性建议，并没有详细的内容规划，但我相信记录的目标完全不是一个问题。事实上，可记录的事情太多，挑选反而是个难题。而企业在支持这本书创作、出版、传播的过程中，不仅能获得良心的平衡、责任感的展现，还可以提升知名度。

同时我也很清楚这样一本书需要作者投入的情感和精力。在规划中，我已经想好了几位国内知名的记者。不过，这个建议未能转化为项目，客户和记者都没有兴趣，它暂时被放下。

“既然没有人愿意，那就由我来完成这个任务吧。”现在，当我翻看那时写的博客，可以确定在5月19日，也就是全国默哀日之前，这个念头已经紧紧地抓住了我。那一天，我特意来到上海来福士广场门口，准备参加在人民广场举行的默哀仪式。我提前一小时到达，到附近的书城购买了《唐山大地震亲历记》和四川公路里程图。那时我已经确信，未来2～3年，我将要把足迹留在四川很多地方。

默哀时刻来临，我在博客中记下了当时的情景：

似乎是突然之间，尖利的防空警报声响起来了。在人民广场空旷的上空，这个声音带着一种奇怪的回声，好像从天而降，笼罩大地，从而显得更加巨大而震撼。大街上行走的汽车也一起鸣笛，但警报声压过了一切。很快，街上的汽车全都停了下来，像一下子被定格。喇叭声也消失了，有司机将手放在心口处，静默着。

警报声响起时，路口中央的一名警察正走到两辆汽车中间，他立刻并拢双腿，脱下帽子站得笔直，他身旁公交车里的乘客顿时把视线都转向了他。不远处的一名交通协管员也脱下了帽子，他站在马路边沿，正对着一大群停在对面路口的路人，他们的距离是如此之近，并一直保持着这种眼对眼的姿势。没有人因这种古怪的姿势发笑，揪心的警报声充满了每一个角落和缝隙，让面对面的视线不再尴尬。

虽然警报声响彻天空，但现场有一种肃穆的气氛。这个平常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现在有着一种不真实的沉默，这种沉默传递着无可阻挡的威严，让人不得不肃然起敬。

警报声变了，不再那么尖利。我知道默哀很快就要结束，那一刻，竟对警报声满怀不舍，它能再多停留一会吗？三分钟的感情宣泄怎么能表达我们的心情？

警报声终于停了，没有人立即说话或走动，大家继续静默了一小会儿才开始三三两两走动起来。

这是我从未有过的经历，这种不寻常的体验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不过，对独自完成这个任务，我并没有充足的信心。不久后，在寻求另一个机构的资助时，我试着描述了一下这本书：

“我愿以此来参与心灵的重建，不仅仅是为灾民，也是为此外及此后的许多人。

“这不是对震灾的全记录，而只会选择与心灵相关的部分。所以，这是一本有立场的书，它将记录爱，而不是灾难。它将展现个人面对命运转折时的勇气和坚韧，忍耐和执著。我期盼它具有对心灵的修复和激励的作用，可以长时间鼓舞一切处于困境中的人。

“精确的叙述和丰富的感情将是它的基本要求，所以，这不是一本急功近利的书。它不是对新闻的汇编，也不是转述、摘录或感想的汇聚，它将由无数当事人亲历的故事所组成，能够将读者带回到现场。我们能感觉到，那些身处灾区的人虽然无法阻挡地震，但他们拒绝命运的完全安排。我希望这本书能告诉人们，这些平凡的人是如何做到的。”

如果用三年多后完成的这本书与这番描述相对比，它们大致吻合。所不同的是，这本书记录的对象从整个灾区缩小到震中映秀，从更长的时间缩短到了震后七天。不过，这番描述没有打动人，在寻求资助上我一无所获，这件事需要我独立完成。大家似乎抱着共同的疑问：“关于那次地震已经有这么多的新闻报道了，你还要写什么呢？”这并非少数人的想法，这个疑问事实上一直伴随我三年的采访过程，有一些采访对象甚至因此拒绝了我。

我并不确切地知道我想了解什么故事，但新闻报道的信息显然不能代替它们。我有意与那些“新闻一线”保持距离，在地震后三个多月才第一次踏足灾区。去映秀是一个完全偶然的选择，我原准备将它当作一个起点，从那里扩展到更广泛的区域。在漩口中学的门房里，我遇到了第一个映秀人：门卫张志福的妻子马大姐。她热情地向我打招呼，当我向她打听哪里可以住宿和吃饭时，她立刻把我留在了门房：你就住这里，吃就和我们一起吃吧。我本来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在这一片板房中找不到地方，那就当天赶回都江堰。马大姐的热情感染了我，我留了下来，晚餐和张志福一起喝了点酒，也开始了这本书的第一个采访。

后来，我采访四川消防警务处长李大军时，他讲述了自己在最疲惫的时候，得到渔子溪村民一碗腊肉粥的故事。当听到他说和送粥的胡大姐现在就像亲人一样，虽然坐在一起也聊不了什么话题，但见面心里就暖洋洋的，我突然想到了马大姐。我体会到了李大军的感受，在那个特殊的时刻，人与人能在短时间内从陌生人变成骨肉一样的亲人。

在映秀的经历让我很快确定，这里就是我要记录的地方。

从2008年8月开始，在映秀的采访断断续续地进行着。那时我承担着公司的管理职责，工作繁忙。大部分的采访只能利用周末，常常是在周五下班后直奔机场，在车内换下服装，当晚从上海飞到成都。周末两天在映秀完成采访后，周一搭乘早上的第一班飞机赶回办公室。

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我并没有定下一个时间表，在进行了大半年后，采访暂停。我的工作地点从上海转到了北京，同时，我也需要消化已经采集的故事——八十多位映秀人向我讲述的故事，以及越来越多的背景资料。

这些堆积如山的信息让我沮丧，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过于疯狂，非要背负这样一个过于沉重的任务。我从不觉得自己是这项任务最合适的人选，虽然从事新闻工作超过十年，但一线采访并不多，采访是一件让我感觉痛苦的事，尤其是采访灾后的幸存者。有些人我从未打算采访，因为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们，这包括小学的老师，以及曾长时间埋压在废墟下的人。蒋雨航是唯一的例外。2008年年底，他加入上海消防后，最后一次和母亲龙金玉一起来映秀感恩、告别。我和他在杨云青的板房里相遇，当晚还在同一张床上挤着入睡。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他被困在废墟下的五天五夜，就是这样的姿势吗？

困难和障碍不断出现，有大半年的时间，我几乎停止了这项工作，只是偶尔整理下资料，甚至打算放弃。然后，这念头在某一天又被唤醒。一篇关于卧龙管理局局长张和民的文章提到，当他地震当天从都江堰向卧龙徒步，在雨夜中与随行的司机失散后，他独自一人继续前进，听到“上帝要我向前，我就要向前！”——虽然张和民后来向我证实这些细节只是作者的虚构，但我读到它们时，上帝的声音好像也在耳边响起：“向前！”

时至今日，此书的书稿终于完成。我尝试脱离创作中的情感因素，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去审视它，但冷静的思考每每会被记忆中斑驳的情感所打断；但我仍希望有人能看到它，亦如看到我内心焦灼的真相：

在这份文稿中最终出现了200多人，可是，如果换成另外的200多人，我想也会是一本大致相同的书。书中这些故事不仅仅只是单纯地讲述，也是在记录，记录人性。人类在大灾难中的遭遇，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人们很容易就注意到，在集体困境中，人的行为有些不同寻常。它们展现出了比平常更丰富的人性。

人是万物之灵，这种灵性在灾难中好像得以浇灌，并迅速发芽生长。而在灾难过后，它又迅速干涸、消散。这本书里的一些人已经感到了这种困惑，他们的反应有如隔空辩论。

有人一脸落寂地告诉我，地震中那些“宝贵的东西”后来渐渐淡了。还有人说，那种非常时期的非常举动，本来就不可能持久，因为这打破了正常生活，社会代价太大。

对大多数人来说，人性之灵只是一个火种。灾难过后，它被小心地装进火种灯，保存在内心隐秘的地方——直到下一个大灾难打开它。

在平安的日子就闪耀光芒，还是在灾难发生时再被点燃，这两种方式各自付出的代价，人们无从测量和比较。在这些故事中，我注意到的是，当人类引以为傲的东西被另一种更大的力量击败时，大家会如何反应？当人在大灾难面前真正意识到自身的渺小时，他们会倚靠什么？

这本书并没有提供一个现成的答案。它隐藏在那些人体现出来的担当、勇气、忍耐、牺牲、同情心，以及挣扎和懦弱之中。所以，这本书记录的，不仅仅是灾难，还有无数个人的责任、荣耀和悲哀。无论是受灾者还是救援者，都是在突然之间被抛进了一个自己无法把握的境地，他们面对相同的命运。

他们的行为让我相信，人性一直被某个力量掌管和守望，并非自由如野马。这让人对人类的未来抱有信心。

人性有掌管者，也需要守望者。当灵性消退，守望者会适当提醒：那段我们曾经共有的记忆。当灾难离开，人类其实进入另一种更大的困境，但在灾难中闪耀过的光辉，正是人类前进的动力之一。

这就是一份记录文本的目标所在。

而现在，我不得不落于“俗套”，由衷地表达我的感谢。

2010年7月，我离开公司，开始全职从事这本书的采写工作。此后的采访需要在全国各地搜寻那些曾经到过映秀的救援者和志愿者，这项工作已经无法靠空闲时间来完成。同时，它也无法完全依靠个人力量完成。感谢《中国周刊》总编辑朱学东，他给了我杂志特约记者的身份，让采访得以更顺利地进行。

采访中，我还得到了更多人的帮助，没有这些热心人士，这本书将无法完成。谨向各位致谢：西南医院政治部冯毅、新桥医院政治部曾理、都江堰政协副主席殷波、四川电力公司公共关系部黄兴勇、映秀湾发电总厂党委办黄一胜和王志奇、都汶高速公司办公室何勇、重庆疾控中心行政办公室周爽、山东消防总队宣传处张海波、济南消防宣传站丁林海、青岛消防宣传站丁敏、四川消防总队宣传处龚成、江西消防总队宣传处刘志晖、上海消防总队宣传处李胜、成都军区政治部宣传处银军和陈伟平、成都军区政治部《西南民兵》高仲彬、成都武警指挥学院政治部杨心毅、卧龙特别行政区宣传部何晓安、新华社总社袁炳忠。

此外，还要特别致谢周红令。她不仅作为亲历者接受了我的采访，还主动替我联系到了众多关键人物，她对家乡的关注和热爱让我感动。作为映秀历史和现实的活字典，民兵连长张仕力对我了解和理解映秀起到的作用无可替代。在航拍图上，他几乎帮我辨认出了镇区的每一栋建筑，并向我讲述它们的过去。而杨云青则多次将我“收留”，在那间狭小的板房里，我感觉到了温暖。

在这本书形成的过程中，其他人也提供了支持。海峡之声广播电台的冯岩除了帮我核实很多关键细节外，还在这几年的通话中不断给我鼓励。我的同学黄大赛和《南风窗》时的同事何江涛对此书一直关注，这也是我继续前进的动力之一。作为中国最出色的特稿作者之一，关军和林天宏对本书的修改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还有汪伟、王尔山、陈志刚、章敬平、郭宇宽等，都以他们丰富的媒体从业经验对本书的完善做出了贡献。曾先后担任《南风窗》总编辑的秦朔和朱学东的意见则让我自己对这本书有了更多维的认识。

对数百小时录音资料的整理是一件让人望而生畏的事情，没有映秀人张茜的帮助，很多对话将无法完整转化为文字。而杨可欣用她的专业为录音整理节省了大量时间。

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妻子和女儿，没有他们这几年对我的包容，这本书也将无法完成。

最后，我要对本书所描述的两百多人，尤其是接受我采访的一百七十多人，以及其他提供背景资料的人表达谢意，谢谢你们的讲述和分享。还有那些已经永远不能说话的人，我的心会永远和你们连在一起。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我原以为在记录别人的命运，但这个过程也改变了我自己的命运。你们的故事，让我——也许还有更多的读者——对命运和生命有了更多、更深刻的认识。

关于约翰·唐恩，也许很多人对他的一首诗已经很熟悉，但我愿再度与各位分享：

没有谁能像一座孤岛

在大海里独踞

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

连接成整个陆地

如果有一块泥土被海水冲击

欧洲就会失去一角

这如同一座山岬

也如同你的朋友和你自己

无论谁死了

都是自己的一部分在死去

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

因此我从不问丧钟为谁而鸣

张良

2011年12月28日

采访清单

漩口中学：张志福、邓坤、马瑶、宋杰、董晓洁、董梦琪、马馨、刘静、蒋阿姨

映秀小学：余明高

中滩堡村：李家清、董毅力、张仕明、张仕力、杨云青、杨云春、杨云林、韦康仁、杨云兰、杨云芬、张学伦、袁玉明、黄军、黄长寿、李玉珍、张茜、李云良、马兴玉、李云兵、李云松、李强、王小玉、刘翠萍、马定全、张海燕、孟霞、杨中礼、朱群学、伍先甲、伍三妹

枫香树：董毅双、董成建、董毅海、董劲松、王顺清、吴志远、吴蜀龙、余会清、余蓉

渔子溪：胡建国、马凌清、马永洪

老街村：王学文、雷君

九寨药业：唐爱国、董成宇、袁全华、素琼

卫生院：崔彬、董成云、蒲倩、刘啸虎

康贝大药房：宋明易

个体鞋摊：刘福强

个体诊所：龙治

退役中校：杨加友

云良百货：曹河良

服装店：胡子军

富贵荣华超市：张秀云

信用社：李福军

邮局：魏少君

映秀湾发电总厂：张光治、向成府、吴耕、代剑军、吴晓东、王志奇

工程队：陈雄昌

铁器店：何寿章、梁本贵

中国电信：缪芙春

国税局：吕勇

映秀镇政府：李强

漩口镇政府：杨冰

漩口镇蔡家杠村：姚建国、姚功明、何国伦、马斌

漩口镇响黄村：师公明

漩口镇农行分理处：邹健

汶川县政府：蒲弘、陈季康、任勇

都汶高速公司：蒋雨航、龙金玉、王桂东、徐淼

四川消防：李大军

成都武警指挥学院：谢明舜、刘格平、谭运磊

四川水利厅防汛办：吴壬生、代辉、刘承祥

紫坪铺开发公司：由丽华

卧龙管理局：张和民

华能太平驿电站：叶盛

岷江水电公司：张勇、余福友

都江堰交通局：高成军

416医院：罗晓琪

双流船工：周小东、唐章均

四川送变电建设公司：黄正煌

新华社四川分社：侯大伟

13集团军陆航2团：杨磊、勒干波

37师炮兵团：杨卫东

上海消防：吴学华、李胜、周庆阳、王永强、赵凤良

山东消防：马刚、贾建军、郑珂

江西消防：朱飞勇、张勇、石凯、崔义飞、柯兴才、叶先辉、刘德生、周健、纪强

西南医院：何清义、姬军生、钱峰、吴英、吴军、鲜继淑、杨占宇、易斌、游建平、仲纪美、周娅颖、刘明华、宫海燕、冯毅

新桥医院：黄河、王卫东

重庆疾控中心：冯连贵

广东华侨医院：林永新

广东深圳第二人民医院：杨欣建

志愿者：宫治华、尹春龙、余承彦、燕增奎、周红令、刘靖强、李玉芝

记者：林天宏、汪伟、李蓓、王承春、赵佳月、杨曦、王普、冯岩

参考资料

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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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勇、黄卫，《汶川地震建筑震害启示录》，地震出版社，200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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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医院政治部编，《脉搏：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抗震救灾战地日记》，新星出版社，2008年7月

新桥医院政治部编，《多难砺人：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抗震救灾医疗队》，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

新桥医院政治部编，《多棱折射：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抗震救灾纪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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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民兵杂志主编，《大西南，大救灾》，黄河出版社，200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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