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300年》作者：秦宝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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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大帮会溯源

天地会是万提喜即洪二和尚郑开于乾隆二十六年在福建云霄高溪观音亭所创立。哥老会由啯噜逐渐演化而成，啯噜最早是雍正末、乾隆初进入四川的外省移民和四川本省游民所结成的武装抢劫集团。青帮由咸同年间漕运水手行帮演变而成，而且与秘密教门罗教有着密切关系。

清代三大帮会天地会、哥老会和青帮的源流，一直是中外历史学界所关注的问题之一，曾被视为历史学的“歌德巴特猜想”。一百多年来，中外历史学家对之投入了大量心血，试图破解这一难题。那么，破解三大帮会的源流为何如此困难呢？我们认为，这既有帮会方面的原因，也有研究者方面的原因。

从帮会方面来看，在清代，帮会作为下层社会的秘密结社，受到清朝当局的严厉打击，帮会中人对其渊源自然讳莫如深。晚清时期，三大帮会都不同程度地参与过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尤其是辛亥革命时期，天地会和哥老会在推翻清朝统治方面起过重要作用，被革命党人誉为反满的“民族老革命党”。民国初年，帮会仍然受到当权者的打压，有些帮会首领企图利用帮会的势力角逐政坛，于是大肆宣扬帮会的光荣历史，借以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为此他们著书立说，大肆宣扬天地会是明朝遗老为了“反清复明”于康熙甲寅年创立的，把明末清初一些著名历史人物说成是天地会的创始人，把郑成功、史可法等抗清名将尊为“武宗”，把著名学者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尊为“文宗”。哥老会中人则把郑成功说成是该会的创始人，编造出《海底》作为历史依据。

从研究者方面来看，因为苦于缺乏史料，只能依据帮会内部的传说故事进行“影射推求”。而研究的指导思想则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提出的“反满民族革命”理论。如此，便在帮会历史上涂抹了诸多“民族革命”的色彩，天地会、哥老会被说成是“反满民族革命”的产物，是“民族革命团体”；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界为了强调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把帮会的造反活动，纳入农民革命的范畴加以颂扬，于是把帮会的造反活动说成是“农民起义”，把天地会、哥老会说成是“农民反清革命”的产物，是“农民革命组织”。所以，三大帮会的起源，并非一个简单的天地会、哥老会、青帮创自何人，始于何时的具体历史事件，而是涉及如何评价历史上三大帮会的性质和历史作用的重要问题：帮会究竟是下层社会的草根组织，还是上层社会的精英组织？帮会究竟是清初满汉民族斗争的产物，还是清中叶社会矛盾的产物？帮会连绵不断的造反活动，究竟是为了“恢复明朝统治”，甚至如某位研究者所论证的，是为了给明朝皇帝“传宗接代，继承皇位”，还是为了争取帮会成员自身的生存权利和反抗清朝的腐朽统治？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联络会党进行武装起义，究竟是正确的策略，还是“陷入误区”？诸如此类问题的答案，均取决于对帮会起源问题的正确认识。

一 缘起传说

1.天地会：扑朔迷离的《西鲁故事》

天地会秘籍《会簿》中有一个关于该会缘起的传说，内容是讲述少林寺众僧帮助清廷打败西鲁、有功反遭残害的传说。该故事最初比较简单，后来经会内粗识文墨者不断增删修改，繁衍成一个完整的传奇小说，现将各种抄本的内容综述如下。

（1）西鲁入侵

清朝康熙年间，西鲁国王派兵攻至潼关。守将刘景、黄忠泉上表告急，满朝武将竟无一人敢率军前往征讨西鲁。朝廷只好发出皇榜，征集天下英雄。榜文传到福建省九连山，少林寺僧128人奏请前往平服西鲁。康熙即令少林寺僧人出征西鲁。众僧来到边关，一举将西鲁军打败。西鲁国王见难以抵御，遂至军前请和，相约仍献贡物，谨遵约束。众僧凯旋之日，康熙帝给予御赐宝印一方。

众僧返回少林寺后，将皇帝所赐宝印供奉殿上。左右丞相陈文耀、福建少林寺邓德胜在少林寺看到御赐宝印，欲攫为己有，遭众僧拒绝，因而怀恨在心。诬陷众僧“投敌叛国”，奏请将少林寺焚毁。康熙准奏，即命御林军前往放火焚烧少林寺。众僧被烧死110人，只剩18人，来到潮州府长沙湾口。后面又有官兵赶来，众僧走到惠州府石城县，又被追兵杀死13人，仅余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五人，来到福建省云霄的高溪，住在灵王庙内。

（2）众僧结盟

蔡德忠等五人来到云霄高溪的灵王庙，在附近的下港尾散步，忽见河边有一只白石香炉，底有“反清复明”，中心有“洪英”二字，遂立誓“反清复明”。在浙江省贩马为生的吴天成、洪太岁、李色开、桃必达、林永招五人，经过灵王庙，同蔡、方、马、胡、李五人结为生死之交。又有一道人前来，自称：“我乃陈近南，当日在清朝为官，因奸臣太多，是以辞官不做，往白鹤洞中修道。今闻诸君举事，特来相助。”众人经过浙江省万云山，在该处岳神庙遇见万云龙。众兄弟见他有仗义之心，遂拜他为大哥，万云龙应允。结盟时，又有一个童子，自称：“我乃崇祯皇帝之孙，西宫娘娘李神妃所生太子朱洪英。今见众英雄结盟起义，前来投军，以图恢复基业，万望诸君助我一臂之力！”众僧遂与万云龙、陈近南、太子等人结盟，是为天地会之创立，时间为康熙十三年。

对于《西鲁故事》，人们以不同的观点和方法进行解读。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用“民族革命”的观点进行解读，认为天地会乃反满的“民族革命团体”。孙中山先生为了向海外华侨，特别是华侨中的洪门成员宣传反清革命，曾亲自加入洪门组织并且被檀香山洪门成员推为“洪棍”。他为了“劝告洪门人士实行‘反清复明’”，宣称洪门天地会“原为民族老革命党”，是“中国提倡革命排满之元祖”。他根据《西鲁故事》提出：洪门天地会乃是清初明朝遗老为了“反清复明”而于康熙十三年所创立的。革命党人陶成章也依据“西鲁故事”，提出郑成功创立天地会说：“明室内乱，满洲乘之，再蹈亡国之惨。志士仁人，不忍中原之涂炭，又结秘密团体，以光复祖国，而洪门之会设也。何谓洪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取以为名。指天为父，指地为母，故又名天地会。始倡者为郑成功，继述而修整之者，则陈近南也。”因为历史上并没有陈近南这个人，温雄飞便在所著《南洋华侨通史》里，把《西鲁故事》中的陈近南，说成是郑成功的谘议参军陈永华。金庸先生在《鹿鼎记》里有关陈近南就是陈永华的说法，即来自温雄飞。

后世学者出于对革命前辈的崇敬，便沿用孙中山和陶成章的说法，并且加以发挥。

1929年温雄飞在《南洋华侨通史》首创“影射推求”的方法，对西鲁故事加以解读，认为少林寺僧征西鲁反遭残害的故事，其人其事“均有寄托影射”。故事中的少林寺，乃是影射郑芝龙一系及其部曲；征西鲁有功于清，是指郑芝龙撤去仙霞关兵备，使清军得以长驱直入福建；清兵火焚少林寺，乃是指郑芝龙全家大小在北京遭清廷残害之历史；传说中的“五祖”，便是影射与郑芝龙歃血结盟的异姓兄弟或同姓兄弟而准备为郑芝龙复仇者。万云龙便是指郑成功，而明太子朱洪英，便是指桂王永历或唐王隆武，香主陈近南便是陈永华之自谓。经过温雄飞的诠释与发挥，郑成功创立天地会说便更加具体化了。温雄飞认为：郑成功占据台湾，民事则委之陈永华。陈永华尤为苦心孤诣，矢志反清。自入台湾后，即知清廷势强，难以力取。又虑日久人心涣散，于是于台湾创立秘密团体天地会，四处传播反清复明思想。他说天地会“起源之时代，自当以康熙甲寅年为可信”。“酝酿于永历帝及郑成功既死之后即康熙元年，而成立于康熙十三年者也。”

1947年，周贻白亦采用“影射推求”法，提出“以万为姓”集团的万五道宗创立天地会说。作者根据清人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杨涵斋述建义侯林兴珠阿克萨之捷》的如下记述，对《西鲁故事》进行解读：康熙二十四年（1685)春夏间，康熙帝命大将彭椿领铁骑三千，为陆路将军；林兴珠领藤牌兵五百，为水路将军，前往收复被罗刹国（俄罗斯）抢占的阿克萨城。五月二十三日清兵临阿克萨，双方交战，互有胜负。二十五日敌方救兵至，林兴珠令众藤牌兵裸而入水，冒藤牌于顶，持刀前进。敌兵的火器无法发挥作用，藤牌兵以藤牌为掩护，枪矢不能入，杀敌大半。林兴珠不失一兵一卒，而将阿克萨城收复。康熙皇帝不仅未给予林兴珠和藤牌兵奖赏，反而将藤牌兵遣散。周贻白将福建藤牌兵帮助康熙皇帝征罗刹一事同“西鲁故事”相对照，如林兴珠奉命率领藤牌兵收复雅克萨，得胜还师，不失一兵一卒，立有殊功而未获奖赏，反被清政府遣散诸情节，同“西鲁故事”中少林寺众僧帮助康熙皇帝征讨西鲁，得胜立功而不受奖赏，反遭诬陷，清廷还将少林寺焚毁，使众僧大多惨死等情节，有诸多相似之处。于是推论：藤牌兵被遣散之后，便返回家乡，“纠集同志，毅然作反清复明之举”。而西鲁故事中的前五房即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色开；后五房即吴天成、洪太岁、李识第、桃必达、林永昭，全部属于藤牌兵中的重要人物。而《西鲁故事》里的万云龙大哥，便是“以万为姓”集团的万

礼即张耍（文献中有时写为“张要”——引者），郑君达便是郑成功之孙郑克塽。所以天地会便是福建藤牌兵被遣散后，返回福建由万五道宗所建立。

1977年，台湾学者翁同文先生在《康熙初叶“以万为姓”集团余党创立天地会》一文中，又提出：所谓少林寺众僧退敌立功，清帝负义遣兵放火焚寺，乃影射蔡禄率部降清，又与其部下在河南(少林寺所在地)被杀。所谓少林寺被焚后，五僧逃出与长林寺僧遇合结盟，当指蔡禄部下有残余分子脱逃回闽，与万五重聚，五僧也属该集团范围。故此可说少林寺五僧与长林寺僧达宗，两方都是“以万为姓”集团的人，天地会即由他们建立。

1994年，大陆学者罗炤利用新发现的“香花僧秘典”对《西鲁故事》进行解读。他认为康熙皇帝处置蔡禄，与天地会会簿所述康熙火烧少林寺，屠杀僧人的性质是一致的：昏君负义，壮士始为朝廷效力，终被谗陷受诛。蔡禄在四月间被清政府杀害于河南，随从他去河南的数千名部众，这时肯定有一些跑回福建故乡。如今蔡禄惨遭康熙皇帝杀害，道宗不可能不有所行动。农历七月十五日是佛教的重要节日盂兰盆会，又称中元，俗称鬼节，届时要做水陆法会祭奠亡灵。道宗是僧人，此时距蔡禄之死已有两个多月，他肯定已经闻知噩耗，必定会主持最大规模的水陆大法会祭奠、超度亡弟。这样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天地会在康熙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起义了。

2.哥老会：子虚乌有的《金台山实录》

哥老会秘籍《海底》中的《金台山实录》，也是个有关该会缘起的传说故事，不过，从来没有人见过其内容，仅能从民国年间四川“汉留巨子”刘师亮所著《汉留全史》中知其大概：

清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皇帝在吴三桂的追赶下逃入缅甸，缅甸王为了讨好清廷，便把永历皇帝送给吴三桂，吴用弓弦将永历帝勒死。当时，郑成功在闽南公开高举反清大旗，同清军对抗。清廷以其父郑芝龙无法招降郑成功，而将其全家杀害。消息传到台湾，郑成功悲痛欲绝，发誓复仇。于是年九月，与所部兵将结拜弟兄，定名“金台山明远堂”，参加者达四千之众，是为洪门（哥老会）创立之始。郑成功派遣其部将蔡德忠、方大成、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等潜入福建少林寺出家。又派遣部将中精明干练者分赴内地，组织汉留，开山立堂。康熙元年六月十八日，郑成功逝世，其子郑经继位。康熙十九年，郑经兵败厦门，次年以忧愤死，次子郑克塽立。康熙二十二年，台湾为清将施琅所攻占，郑克塽遂将天地会之秘籍《金台山实录》用铁匣沉之海底，然后自刎身亡。郑成功之部将陈近南探知吴三桂或能灭清复明，遂前往四川雅州，于康熙九年开荩忠山。旋知吴三桂虽然反清，却是为己，不是为明，大失所望，遂至湖广白鹤洞出家，称白鹤道人。道光十五年，郭永泰赴福建厦门探望其叔，闲暇时出游，偶憩民家。见其盖米瓮上有旧书一本，封面署《金台山实录》，并盖有“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之图章。知系郑成功遗物，问所由来，渔民称其父生时业渔，善泅水，于海底得一铁匣，内藏金珠数件，小玉印一方，旧书一本。永泰以百钱购得《金台山实录》，又以白银十两赎回。道光二十八年，郭永泰从厦门回到四川，在四川永宁开荩忠山，参加会盟者有四千多人，所传各令并汉留组织之秘籍，即名曰《海底》，又名《金不换》。

人们对于哥老会秘籍《海底》有着不同的解读。

胡珠生在《天地会起源初探》中提出：洪门秘书向称“海底”，四川郭永泰开荩忠山时，其海底原本系道光十五年得自福建厦门渔家，相传为郑成功遗物——《金台山实录》，书面盖有“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印”。又说：刘师亮在《汉留史》中提到，郑成功于顺治十八年在台湾开金台山，命陈近南往四川雅州，于康熙九年开荩忠山。可以大致断定它（指天地会——引者）起源于清初郑成功经营的福建、台湾，再由福建、台湾而转入广东、四川。

朱琳在《洪门志》中写道：

顺治十八年，郑成功据守台湾，推进“汉留”组织，开山立堂，定名为“金台山”、“明伦堂”。并遣派部将蔡德忠、方大洪、胡德帝、马超兴、李式开等向中原发展，化装至福建兴化府莆田县九连山的少林寺，投方丈智通。该寺有僧128人，均精娴武艺。嗣有郑君达（郑成功之侄）素怀大志，随父郑丹书在粤经商。父死，闻叔郑成功有部将蔡德忠等隐居少林寺，遂偕妻郭秀英，妹郑玉兰，及子道德、道芳，相投依附，共图义举。康熙十一年，西鲁国王寇边，清兵征讨，屡受重创。清廷惊惧惶急，悬榜招贤。少林寺僧郑君达与众商议，前往投效，以图“反清复明”。

下面便接续少林寺僧帮助清廷打败西鲁，反被残害的故事。

康熙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陈近南等人在“红花亭”聚会，一同结义，建立天地会，并称陈近南“原名陈永华”。戴魏光撰写的《洪门史》，并未完全依据会内秘籍，而是使用了魏源的《圣武记》、《清史列传》等史籍。但史籍中并无天地会的记载，他便用推想的方法对史籍加以附会。如：《圣武记》中提到“成功既有台湾，与所据金厦二岛相犄角，又礼处士陈永华为谋主”等语，遂附会为：“成功励精图治，宵旰勤劳，不惜礼贤下士，罗致豪杰,以备他日作战之需。洪门基本干部之养成，亦必于此时。”又见《清史列传》之《郑芝龙传》提到康熙二十二年清将施琅进兵台湾，郑克塽、刘国轩等迎降，上交“延平王金印”及“招讨大将军金印”等，遂附会：“当（郑克塽）出降之时，将领被斩者七十余人，官员被斩者三百余人，士兵被斩者一千余人。郑成功部属于痛恨之余，遂相率加入秘密会党以图报复。”故得出结论说：故洪门萌芽于成功入台之前，培养于成功入台以后。

笔者则认为，《海底》中的《金台山实录》乃是会内之人所编造，因为郑克塽并非自杀身亡而是投降了清朝，他在降清时，上交了全部文书、档案，清廷并未发现郑氏政权与天地会有关的内容。哥老会并非郑成功所创立，而是由四川的啯噜演化而成。

3.青帮：胡编乱造的《通漕》

青帮的缘起也被帮会中人弄得混乱不堪，他们编造的《通漕》，大肆宣扬青帮源远流长，有着光荣历史，以抬高青帮的身价和扩大其社会影响。为此，他们称青帮系来自佛教禅宗的临济宗，并且把青帮的起源提早到明代，为青帮编造出所谓“前三祖”和“后三祖”的神话故事。前三祖包括：金祖碧峰，是明朝永乐年间的文渊阁大学士金纯，后来出家，修道于山西五台山之紫霞洞；罗祖即罗清，是明万历年间户部尚书，青帮秘籍还为他编造了一个神话故事：

明天启三年，“北国造反”，朝中无人能敌，魏忠贤因遭罗清弹劾，故意举荐罗清前往征讨，欲借北国之力除掉罗清。罗清率领二十万兵马来到北国边界，北国兵将见明朝兵多将广，遂不战而退。罗清得胜回朝，魏忠贤又诬陷罗清私通敌国，天启皇帝遂喝令将罗清打入天牢。万历年间，复有吐蕃使臣来京，献上《石函天书》一部，声言明廷如有人能识天书之文字，并以同样文字作一复书则罢，否则要求明朝向其称臣纳贡。万历皇帝只好从天牢中请出罗清。罗清不仅将天书朗读，并以天书中文字作答。吐蕃使臣回报国主，从此不敢轻视天朝。

陆祖名陆逵，曾任明江右镇总兵，明亡后隐居于茅山，因仰慕罗祖为人，前往五台山求道。但连访三次未遇，最后因应了“红雪齐腰，芦芽穿膝”之前兆，始被罗清收为弟子。

青帮又有所谓“后三祖”，包括：翁祖本姓朱，明朝宗室，即朱三太子化名，因国变逃亡，奔走江湖，阴结义士，图谋光复；钱祖本姓刘名经；潘祖本姓黄名明月。三人同拜陆祖为师。三位祖师为了发展组织，受陆祖秘言，下山引领漕运行帮，广收义士，至乾隆时，帮务大兴，粮船水手、纤夫俱为帮内之人。以上便是青帮秘籍《通漕》里有关青帮缘起的记载。

对于《通漕》中的内容，人们也作出了不同的解读。

史家李文治先生在《清代漕运》一书中，依据乾隆三十三年（1768）闽浙总督崔应阶奏折，对青帮内部传说进行解读。崔应阶奏称：杭州府北新关外拱宸桥地方，向为粮船停泊之所。明季有密云人钱姓、翁姓，松江人潘姓，三人流寓杭州，共兴罗教，即于该地各建一庵，供奉佛像，吃素念经。于是有钱庵、翁庵、潘庵三名。李先生据此提出：“清门的创始人为钱坚、翁岩和潘清，称清门三祖。”据陈国屏《清门考源》记载：钱是江苏武进人，翁是常熟人，潘是杭州人。《考源》所记三人籍贯与崔应阶等奏折不同，又谓三人为异姓手足，同隶天地会，后来以部分天地会会员及部分罗教徒为基础，组织清门教。至清门教之内容，《考源》一书记述极为详尽，可补崔应阶等奏折之不足。

清末民初，三大帮会呈现合流趋势，于是，一些帮会中人又把青帮的起源与天地会联系起来。陈国屏说：清门之翁祖、钱祖，原为天地会会员，潘祖亦因翁、钱之故而加入天地会，其后，三祖即以一部分天地会会员，一部分旧罗祖教徒为基础，另行组织一安清道友会。飞烈在《洪门搜秘志》一书里更提出：清廷对洪门中人不断监视仇杀，株连被害甚众，致使洪门志士活动维艰，遂又推广组织，另立社团，而以翁、钱、潘三人组织安清帮，协助清军运粮。表面上似辅助清廷，实则为洪门之间谍耳。后来，此说不仅被帮会中作者所认同，而且也被一些学者所采用。陶成章在《教会源流考》中也曾提出：“哥老会既出现之后，乃又有潘庆者，窃其余绪，以组织潘门，或曰潘家，又曰庆帮（俗讹作青帮）。其分立之原因，盖由潘庆为贩卖私盐之魁，哥老会之徒，皆湘勇，则又为捕贩卖私盐者也，势成反对，故别立旗帜。然湘勇之捕盐枭也其名，而暗通也其实，故虽有反对之名，而无其实。且其源流本出洪门。”著名清史专家萧一山先生也说：青帮是一个大姓潘氏兄弟窃洪门之绪余而组织的，叫做潘门或潘家，别称安庆帮，因为安庆的道友会是发源地或说庆帮，遂讹为青帮。李文治先生也说：关于潘清等融合罗教、天地会创立清门教之目的，据《清门考源》谓在反清，借教为号召，以避世人耳目，考此说颇近事实。

马西沙和程歗两位学者对青帮的起源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结论，青帮形成于同治年间，由信奉罗教的漕运水手行帮演化而来，否定了青帮始于明代之说。

二 起源真相

1.天地会：乾隆年间洪二和尚倡立

依据档案、官书及田野考察可知，天地会乃乾隆二十六年（1761）福建漳浦高溪（今属云霄县）观音亭的僧人万提喜即洪二和尚所创立。

档案史料记载：乾隆五十三年（1788）十一月，平和、漳浦二县拿获天地会陈彪、僧人行义二犯，解省经闽浙总督福康安，会同福建巡抚徐嗣曾严加审讯。据行义（提喜之子，俗名郑继）、陈彪（提喜嫡传弟子）供称：提喜实系（乾隆）四十四年三月身故，已经烧化，骨殖捡入瓦罐，葬漳浦仙峰岩。罐上有瓦狮子一个，当即暗为存记，即饬汀漳龙道德明额亲赴该处查起瓦罐骨殖解省。经查看，罐面果有半破瓦狮，并令行义滴血验试无异，是提喜之久经病故，似无疑义。但是，对于天地会是否为提喜所创立，则未能得到确供。后来福康安调任两广总督，伍拉纳接任闽浙总督，鉴于当时乾隆皇帝追查天地会根源之事甚急，而福建又是天地会的案发地点，新任总督伍拉纳自然感到压力甚大。幸好当时行义和陈彪仍被押在省监，伍拉纳便再次会同徐嗣曾“检阅全卷，悉心查核”，并对陈彪、行义进行审讯。最后查明：天地会起于提喜，该犯俗名郑开，僧名提喜，又名涂喜，号洪二和尚。又说：提喜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倡立天地会，并且从乾隆二十七年（1762）起便在高溪观音庙传布天地会。至此，清廷对天地会根源的查办基本结案，认定天地会是洪二和尚万提喜于乾隆二十六年所创立。

嘉庆年间大量档案记载为伍拉纳、徐嗣曾的说法提供了佐证。嘉庆年间福建巡抚汪志伊根据当时处理的大量天地会案件，在《敬陈治化漳泉风俗疏》中确认了这个说法：“闽省天地会起于乾隆二十六年。”“漳浦县僧提喜首先倡立，暗中指使，谋为不轨。”嘉庆十一年，三点会首领周达宾在供认改天地会为三点会的原因时说：“天地会查拿严紧，因此会系洪二和尚起立，洪字偏旁三点，即改名三点会。”在众多的天地会案件中，均记载天地会在结盟拜会时多供奉“洪二和尚万提喜”的牌位，无论档案还是天地会《会簿》中，从来没有发现供奉过郑成功或“万五道宗”牌位的记载。这说明天地会的真正创始人乃是万提喜而非郑成功或“万五道宗”。仅在嘉庆年间江西省的天地会案件中，结拜时供奉“洪二和尚万提喜”牌位者就有如下一些：嘉庆二十三年龙泉县黄凤三案，嘉庆二十五年南赣县邱胜恩案，道光二年大庾县张正元案，道光三年赣县余隆发案，道光三年万安县唐兴通案，道光三年赣县范恩仔案，道光三年南康县蓝世兴案，道光八年兴国县王传告案，道光十年上犹县陈沅祥案等。道光二年九月，江西南康县人吴潮文等在传会花帖结尾处写有“洪英年立”字样，破案后吴潮文供称“洪英”系“取洪二和尚英雄之意”。

（1）田野考察和口碑资料

1988年，笔者曾与几位学者前往福建云霄实地考察，见到了提喜当年传会的高溪观音亭及洪门秘籍中提到的高溪庙即灵王庙(在上高溪村，祀开漳圣王陈元光，咸丰四年重修)，并考察了清档中记载的仙峰岩提喜骨殖葬地。其后，该县方道金、方群达两位先生，对有关天地会的遗迹、民间传说及有关文物，进行了深入调查，找到了高塘村郑家后裔的第22代传人郑自成老人。

据郑自成称，高塘郑家有两支，一支是该村原来的郑家，另一支即他本人这一家，系明永乐年间由南安石井迁来。郑自成一支在高塘村有20余户。并称祖上相传：郑家第十一世祖生有三子，长子郑茂夭折，次子便是“和尚仔开”，三子郑答于乾隆三十三年移居台湾。和尚仔开最初在本村寅钱寺为僧，后来才到高溪村观音亭为僧(当地称供佛教神祇者，大者称寺，小者称岩或亭)。相传“和尚仔开”企图当皇帝，结了什么会(族中传说不知是天地会)。后来造反，连累了亲族。和尚仔开当年住过的房子地基尚存，但村中无人敢在此建房，否则会遭到不幸，故此地迄今仍只能养猪。

其后，我们考察了高溪观音亭所藏提喜塑像(根据回忆复制)。当地文史工作者邀请到当年曾在高溪观音亭为僧的广东潮州人李阿星，及船场村(与高溪村相邻)的几位老人，向他们了解有关提喜塑像一事。据几位老人说，该塑像是1978年或1979年根据村中老人回忆所复原。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群众为了破除迷信而将该庙改为幼儿园，庙中神像俱被抛弃。1978年前后，村中老人见本县各地皆在修庙，认为观音亭本是村中古庙，应该恢复。但庙中所供神像早已不存，便邀请当年见过庙中神像的老人及曾在该庙为僧的李阿星共同回忆。据李阿星回忆：当年庙内除“观音佛祖”、十八罗汉塑像外，记得在角落里还有一个神龛，供有一尊特别的神像。该神像右手三指按胸，左手中指与无名指圈起，其余三指伸直。他初来庙中时，曾向蔡姓师傅问及该像为何神。师傅答以：“这是本庙祖公，不可对外人说。”又问手势有何意义，师傅回答，右手是表示“自己人”，左手是拿东西用的，并一再嘱咐他不可对别人说。我问几位老人，该像所塑之人姓什么?叫什么?从哪儿来?老人们称：“听老人们说，是个和尚，他想当皇帝，脚上穿一双铁拖鞋，听说从高塘村来，不知道叫什么名字。”高塘村的郑自成老人所述情况，与船场村老人回忆大体相符，即郑开原住高塘村，在该村寅钱寺为僧，后来才到高溪观音亭为僧。塑像主人，正是万提喜即洪二和尚郑开。可见，官书、档案及洪门秘籍中均有关于天地会由万提喜即郑开创立的记载。

（2）洪门秘籍《会簿》记载

“西鲁故事”的内容本身荒诞不经，但是，其中却隐藏着天地会创立的秘密。由于流传下来的各种《会簿》抄本不仅内容详略不一，而且有关天地会“始祖”万云龙姓名的记载各异，从而为西鲁故事的解读造成了困难。

在较早的抄本，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姚大羔等所立《会簿》中，称天地会首倡者万云龙是“师尊万提起，法号曰云龙”。在广西田林县发现的洪门秘籍杨氏抄本中，则称万云龙“姓万名提喜”，“道号云龙”。在《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中，称万云龙“号慈光，字达宗公”。在萧一山所辑《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的《西鲁序》中，说万云龙“在家他称一号达宗，出家法名和满”。在上述四种洪门秘籍抄本中，哪一种写法更可信呢?按照历史研究的一般原则，当以较早的抄本为可信。在上述四种抄本中，档案中的姚大羔抄本，系清吏于嘉庆十六年所查获，其流传时间当早于嘉庆十六年。洪门秘籍杨氏抄本，系道光八年所抄录。而《近代秘密社会史料》中的洪门秘籍抄本，据萧一山称系出自“晚清粤人手抄”。《天地会文献录》中的《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据罗尔纲先生考证，系咸丰初年陈开率部占领贵县时所流传。

据此，我认为上述四种洪门秘籍抄本中有关万云龙本名的写法，当以姚大羔本与杨氏抄本为可信。在姚大羔本中，万云龙的本名写为“万提起”，我曾推测“万提起”疑系“万提喜”之误。1985年广西田林县杨氏抄本发现后，证实了我的推测，万云龙本名果然是“万提喜”。洪门秘籍中所说居住在福建云霄高溪的“始祖”，便是官书、档案中所说的洪二和尚万提喜。正因为云霄高溪是天地会的发祥地，所以在洪门秘籍中，无论是西鲁传说、图像，还是诗句、对联，均把高溪庙奉为创会圣地。在姚大羔抄本中，提到高溪、高溪庙者，不下十余处。如称万提喜与众僧结盟后，与清兵交战身亡，“尸首葬在高溪庙三层楼脚下粪箕湖子山午向”。在诗句中有：“一盏明灯在佛前，五祖开旗拜祖先。祖灯点来不可食，留转高溪奉祖先。”在洪门秘籍的杨氏抄本中，也说万提喜住在“丁山之上的高溪庙”。在《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中，提到众人拜万云龙为大哥，在高溪起义。在《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图像部分，绘有高溪庙之图，门上对联：“一派溪山千古秀，三河峡水万年流。”在诗句中有：“地镇高岗(溪)，一派江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所描绘的景观，酷似高溪观音亭。在《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的西鲁故事前有个图像，旁书“始祖居住福建云霄高溪”。综上所述，当我们把官书、档案与洪门秘籍结合起来，再参照以实地考察的结果，便可以确定天地会是万提喜即洪二和尚郑开，于乾隆二十六年在福建云霄高溪观音亭所创立。

2.哥老会：咸丰年间啯噜演变而成

哥老会由郑成功创立的说法，仅仅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为了动员帮会分子参加反清革命而进行的政治性宣传，帮会中人则是为了抬高帮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而把郑成功尊为哥老会的创始人，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清军进驻台湾时，郑克塽并非自杀而是投降了清朝，所谓郑克塽把天地会秘籍《金台山实录》投入海底，被渔民从海底捞出云云，纯属虚构。至于说康熙九年郑成功在台湾开“金台山明远堂”；道光二十八年，郭永泰从厦门回到四川在永宁开“荩忠山”等，俱系子虚乌有。史料表明，哥老会“开山立堂”的做法乃是同治年间才有的。帮会中流传的说法，并非事实。哥老会实际上是由四川的武装抢劫集团“啯噜”（音gulu）演化而来。同治时人李榕说：“蜀中尚有啯噜会，军兴以来，其党多亡命归行伍，十余年勾煽成风，流毒遍湘楚，而变其名曰江湖会。每起会烧香，立山名堂名，有莲花山富贵堂、峨眉山顺德堂诸名目。每堂有坐堂老帽、行堂老帽。每堂八牌，以一二三四五为上四排，六七八九十为下四牌，以四、七两字为避忌，不立此牌。其主持谋议者号为圣贤二爷，收管银钱者号为当家三爷。内有红旗五爷专掌传话派人，黑旗五爷掌刀仗打杀，其聚党行劫者谓之放票，又谓之起班子。”李榕所描述的正是哥老会的情况。

（1）四川的啯噜

啯噜最早是雍正末、乾隆初进入四川的外省移民和四川本省游民所结成的武装抢劫集团。乾隆初年啯噜已经见于史料记载：“川省恶棍名为啯噜子，结党成群，暗藏刀斧，白昼抢夺，夜间窃劫。”四川巡抚纪山说：“四川省数年来，有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等省外来无业之人，学习拳棒，并能符水架刑，勾引本省不肖奸棍，三五成群，身佩凶刀，肆行乡镇，号曰‘啯噜子’。四川的‘啯噜子’，少则三五成群，多者数十余众，皆年力精壮的亡命无赖。凡抢夺奸淫、赌博酗酒等事，无一不有。”乾隆九年，御史柴潮生讲得更加详细：“四川一省，人稀地广，近年以来，四方游民多入川觅食，累百盈千，浸成游手。其中的桀黠悍者，土语号为啯噜，其下流民听其指使。这些啯噜各联声势，相互应援。先前不过强买强卖，凌压平民，近年横暴愈甚，有白昼攫物者，有杀伤平民者，有将人抢去奸污者，有因而致死者。”

啯噜是采取结拜异姓弟兄的方式所结成，以割去发辫作为相互识别的记号。啯噜在结拜时，要求众人把发辫割下，烧成灰后和入酒内共饮，以表示互相帮助和同官府对抗到底的决心，因为发辫在清朝是表明顺逆的标志。但是，其首领“棚头”因为要出头露面，所以不割发辫。拜把之后，不许擅自离开队伍。如果遇到追捕紧急，需要公议散去，始敢各自逃生。如未议而一二人先散，则大家一同将其追杀，所以啯噜的组织极为坚固。清人邱仰文在《论蜀啯噜状》中谈到啯噜的活动：啯噜种类最多，大约最初是从事赌博，赌博输钱就进行偷窃或抢劫，也经常进行酗酒、打降（类似收保护费）、勒索酒食、奸拐幼童、甚而杀人放火。为了私利，往往同伙之间互相杀戮，这些皆谓为“红线”，也自称“红线弟兄”。以上各类皆不为盗。那些专门进行掏摸掐包翦绺者，称为“黑线”。至于啯噜产生的根源，邱仰文指出：啯噜有十分之一二来自贵州、广东，而以湖北为多。这些人在原籍皆属良民。清初，四川地广人稀，移民来此即可占耕土地，俗名“插业”。后来移民越聚越多，百余年来，居民日益稠密，荒地全被开垦，而移民却流来如故，因而无荒地可以开垦，无职业可以栖身，于是同乡同类，相聚为匪，成为啯噜。

啯噜中有一部分活跃在川、楚、陕老林地区，从事强买强卖或抢劫活动，另一部分则在川江上充当水手、纤夫，哥老会便是由川江上失业的水手、纤夫演化而来的。据《清高宗实录》记载：四川的重庆、夔州二府的啯噜子，每起或二三十人，或四五十人不等。每起必有头人，名“掌年儿”，带有兵器，沿途抢夺拒捕。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取得在我国的内河航行权，外轮大举进入长江，排挤了原来行驶在长江上的木帆船，从而导致更多的木帆船水手、纤夫失业，被迫加入到啯噜的行列中来。在外国轮船侵入长江以前，从四川重庆到湖北宜昌再到上海的航线上，无论是客运还是货运，主要都是依靠木帆船。仅从重庆到宜昌的航段上，就有船夫、水手和纤夫20万人。重庆地处长江上游，从两湖等省向四川运输货物，系上水逆行，需要雇佣若干劳力临时拉纤，一般纤夫的数量约是船员的四五倍。当船只到达目的地之后，纤夫就各自散离。这些随船上行的大批纤夫多滞留于川东的重庆等地。据清人严如熤估算，在道光年间，到重庆的上水船，每日以十船为率，前来水手、纤夫多达七八百人；离开重庆的下水船，每日亦以十船为率，离去水手、纤夫三四百人。一来一去，每日剩下三四百人，也就是说每天将有三四百人成为无业者。十天就有三四千人，一月超过万人。这些船夫、水手和纤夫们，漂泊在长江之上，随时都有翻船或触礁的危险，而且劳动十分艰辛，迫切需要互相帮助，因此，在劳动中产生了互助的需求。

纤夫们被遣散后，衣食无着，便只好去当啯噜。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写道：四川水陆通衢，陆路由陕西、甘肃，自宁羌州入蜀。水路由湖北宜昌至重庆、夔州入蜀，来往商旅，无论舟船，皆雇觅纤夫，负绳牵挽，盘旋而上。到达后则纤夫无用，俱被遣散，他们既无家可归，又无资回籍。这些纤夫、水手，只好流落异乡，群居为匪。所以每次办一啯匪大案，胁从者多半为游民。这说出了川江上纤夫、水手演化为啯噜的原因。熟悉川楚老林情况的严如熤也说：川东之可虞，时宜防范者，在于大江之水手。川江大船载客货，由汉阳、荆宜而上，水愈急，则“拉把手”（即纤夫）愈多。每大船一只，载货数百石，纤夫必雇至七八十人。夔门不过经过之地，至重庆即卸载。客商改雇小船，分往川北、川西南，其嘉陵、渠、潼、泸、涪等江，各有熟水道板主（即船主——引者）另雇而行。荆宜所来的“拉把手”，在重庆府河岸各棚等待下水重载之雇募。而下水重船需水手较上水为少，每只多则三四十人。到重庆后被遣散者每月多达三四千人，一个月便有万余人滞留在重庆一带。这些人刚刚来到时，尚存有得到的工资；渐次用完，只好变卖所穿的衣服履物；久之，即成“精膊溜”了。其中弱者为乞丐，强者则入啯噜伙党。

从档案记载来看，早在乾隆年间便有许多移民中的水手因无法谋生而加入啯噜。湖北松滋人李维高于乾隆四十三年“推桡”来到四川巴县，与魏老虎等共53人结盟拜会，成为啯噜，在梁山县一带抢劫。重庆人刘玉彩于乾隆四十三年五月加入啯噜，同伙20多人在永川县抢劫，闻拿逃散，靠当水手推桡为生，后来又与啯噜周老幺一同讨饭、抢劫。贵州青溪县人周德，因贫苦靠乞食为生，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来到四川巴县，加入啯噜刘胡子一伙，在该县马场抢劫布客商人银两，后来，又在巫山县一带沿江抢劫。湖南会同县人向群，靠撑木筏来到湖北来凤县，再至四川寻觅工作。乾隆四十六年，在秀山县加入啯噜黄老幺一伙，抢劫过往客人。湖北监利县人彭老三，在川江靠推桡为生。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在梁山、垫江一带被黄大年纠邀加入啯噜，随同抢劫。当时的督抚大员们，也多次奏报川江水手们加入啯噜的事。湖广总督舒常奏称：啯噜始而结伙行抢，继而闻拿四散，近来屡获之犯，或推桡寄食，或沿路行丐。川江上游的啯噜，主要在重庆、夔州一带活动。四川总督文绶奏称：“川省啯噜到处游荡，乘间抢窃，其踪迹本无一定，此处查拿则逃往彼处，非止重庆、夔州为然。每伙少或数人，多或十余人，向俱以年长之人为首，故称为之‘长年儿’，其饭食、分赃等事，皆长年者经营，即俗所称‘老大’之谓。有的以强梁为首者，亦以长年称之，或称为棚头。其中白日偷窃为红线，黑夜偷窃为黑线。”上述记载表明，早在乾隆后期，四川的重庆、夔州一带沿江两岸，已经有许多纤夫、水手因贫困而成为啯噜，从事抢劫等活动。

嘉庆年间，川江上的啯噜更加活跃。据清吏韩晋鼎奏称：近来啯噜潜滋，川北、川东为甚，自五六十人至一二百人不等。或聚或散，忽东忽西，遇行客则肆行劫夺，入场镇则结党成群，而大江船只，劫掠更多。各州县等皆因该管上司以地方平静，不欲办此重案，遂多不禀报。

移民中的抢劫集团在成为啯噜后发生了诸多变化。

首先，在组织方面较以前更严密。啯噜的头目必才技过人，由众人推举。其头目的名称也由“棚头”、“舆夫”改为“帽顶”等。总头目曰“大帽顶”，其最大者曰“坐堂老帽”，其次为“大五”、“小五”，又次为“大老幺”、“小老幺”，以下为“大满”、“小满”。其新入伙者曰“侄娃”。入伙的青少年，不仅白天为首领背负行李，晚上还要遭受首领鸡奸。

其次，其活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抢劫，而开始进行劫富济贫，已具有帮会的特点。曾经充任过啯噜首领，后来担任了清军提督的罗思举回忆说：乾隆四十九年外出访友，途遇同伙弟兄陈际盛、汪蛮、马贵、询知其等偷窃商贾银40两。便对他们说：我等弟兄先前结拜之时，原讲义气，打富济贫，不许窃人财物，致伤义气。陈际盛等即将银两付还，那商贾感谢不已。后来又来至南坝场，看见杨某携家途乏盘费，卖女于周家，得银八两。临别时，母女号啕痛哭。罗思举见状，便用如数银以赎此女，并另送银三两做路费，其父女叩头感谢。

再次，啯噜的基本群众乃是“不能谋衣食”的“无赖恶少”，即破产的劳动者和无业游民。这些人凡抢夺、奸淫、赌博、酗酒等事，无一不为；他们十百为群，以焚抢为事。这种生活，使他们逐渐从破产劳动者堕落成市井无赖、地痞流氓，不愿自食其力，以至东游西荡，三五成群，或劫掠于乡场，或强梁于市肆，美衣甘食，昼赌夜淫。往往昼抢场市，夜劫富民，小则拒捕抗官，大则揭竿谋逆。

（2）从啯噜到哥老会的演化历程

川江上的穷苦水手、纤夫加入啯噜以后，由于受到当局的查拿，便沿川江顺流而下，来到湖北、湖南、贵州、江西等省。据被捕者供称：因四处截捕严拿，窜避山林，沿途遇有同类，即渐相纠结，并诱胁乞丐、童稚，一路随行，希图人众难拿，逃往外省躲避。有的还挺身拒捕，杀伤兵役，逃入湖北，转窜黔省。由于与沿途各地秘密结社组织的接触，逐渐从移民的武装集团演化为哥老会，在四川又称为“袍哥”，在长江中下游则称为“红帮”。所以左宗棠曾说：“哥老会匪本四川啯噜之变称。”

不过，从啯噜到哥老会的演化，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而且是在道咸年间秘密社会大融合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受到天地会、边钱会和青莲教较多影响。

啯噜在演化为哥老会的过程中，受天地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前所述，哥老会秘籍《海底》的内容，就深受天地会秘籍《会簿》中“西鲁故事”的影响。哥老会也受到青莲教的影响，湘军统领刘蓉曾指出，哥老会乃是“青莲教之余孽”。不过，笼统地说啯噜受青莲教影响而演化为哥老会，并不确切。实际上啯噜是受青莲教中周位抡所传青莲教中金丹道一支的影响而逐渐演化为哥老会的。道光末年，青莲教中以周位抡、郭建文为首的金丹道已经与天地会明显地融合，周位抡一支公开提出“奉的添弟会”，并且执有“敕令万云龙”的杏黄旗。周位抡弟子刘振麟在湖南衡阳所传弟子董言台，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二月，与教内的黄寿松同添弟会内的唐帼通、张老二等人，结拜弟兄。同年三月五日，董言台等又在湖南临武县与当地孙唐铸等一同结拜添弟会，刻有“忠义堂”图章，每人发给红布一块，上盖图章，作为入会之凭据。可见，啯噜在湖南实际上受到影响最大的，乃是已经与添弟会（天地会）互相融合的金丹道，而不是正宗的青莲教。正是因为金丹道当时已经淡化了教门的色彩，逐渐向会党靠拢，所以，在由啯噜演化成哥老会后，也就几乎看不到教门色彩。董言台与孙唐铸等在湖南临武县所结添弟会，已经带有明显的哥老会特征，如刻有“忠义堂”图章，每人发给红布一块，上盖图章，作为入会之凭据。

在从啯噜到哥老会的演化中，从其首领的称呼上也可以看出某些痕迹，如啯噜首领就有称“冒顶”、“大五”、“大满”者。从一些史料来看，啯噜在向哥老会的演变中，有些还受到江湖会的影响。熟悉哥老会由来和演变情况的李榕说得很清楚：“蜀中尚有啯噜会，军兴以来，其党多亡归行伍，十余年勾煽成风，流毒湘楚，而变其名曰江湖会。”

那么，哥老会的名称是何时正式出现的呢？迄今尚未发现可靠的历史记载，不过，在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创办湘军以前，尚未出现过有关哥老会的记载。从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草拟的湘军营规中可知，在湘军创立后不久，就出现了哥老会的名称。在湘军营规的《禁洋烟等事之规》七条中，提到禁止结盟拜会：“兵勇结盟拜会，鼓众挟制者严究；结拜哥老会，传习邪教者斩！”说明当时哥老会已经存在，而且在湘军中已经有人在结拜哥老会。左宗棠在招募、训练楚军时也在《行军五禁》中规定：“严禁军营结拜哥老会。”他在一件奏折中也说：“近年江、楚之间，游勇成群，往往歃血会盟，结拜哥老会，又号江湖会。”当然，哥老会作为一个秘密结社，在被发现之前，肯定已经存在。所以其出现的时间，应当比咸丰八年要早。从哥老会内部秘籍《海底》的内容判断，大约在道光末年哥老会已经初步形成。哥老会秘籍中所谓郭永泰于道光二十八年在雅州开设“荩忠山”的传说，反映出哥老会那时已经存在。

哥老会出现后不久，便开始同天地会融合，在清末光绪年间，哥老会与天地会的融合已经十分明显。据光绪二十年刊印的广西《玉林县志》记载：“天地会又名添弟会，即哥老会之变名。不逞之徒，邀聚数百人或百数人，择深避地方，定期拜会结盟，推一人为首，称曰大哥；次一人曰老晚，其余群相称兄弟。凡入会者，必自言明无父母妻子，唯结盟之兄弟是亲，唯大哥之命令是听。奉五祖和尚为师，五祖法名洪，故自称洪相。迨后起作贼匪，放火杀人，则自称洪家。逼胁入会曰转红，交纳租石谓之交红租。其不从者为白家。道光间，州中此会最多，至甲辰己巳尤盛，几无村不有大哥。”这条史料说明，广西玉林一带的天地会与哥老会已经融合，而且，哥老会也接受了天地会自称“洪门”或“洪家”的传统。清末以来，由于天地会与哥老会皆自称洪门，以致人们往往把二者视为同一组织。这虽然说明二者确实有着密切关系，不过，这并不能说明二者有着同一来源。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川江上水手、纤夫中的啯噜逐渐演化为哥老会以后，四川、贵州等省山区、老林里的啯噜仍继续存在，而且一直到清末，仍然与哥老会并存，说明并非四川所有的啯噜都演变为哥老会了。

3.青帮：同治年间漕运水手行帮演变而成

无论青帮秘籍、帮会中人的著作还是官书、档案资料，都表明青帮是由漕运水手行帮组织逐渐演化而来的，而且与秘密教门罗教有着密切关系。

（1）漕运水手行帮的形成

中国历代专制王朝，为了皇室的需求和官员的俸禄，皆把从南方各省以田赋形式征收的粮米运到京城。其中经陆路运送的称为“转”，经水路运送的称为“漕”。明清两代建都北京，朝廷便把从浙江、江西、湖广、南直隶（包括江苏和安徽）以及山东、河南等省的田赋粮米，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到北京附近的通州，称为“漕运”。明代每年的漕粮总数约计420余万石，大批的漕粮由各省运往京城，需要大量的船只和舵工、水手、纤夫。明代漕运最初由民间以劳役形式无偿运送，后来因为百姓不堪其苦，遂改为由运粮军人承担。漕运士兵可以得到“行粮”和“赏钞”，前者是发给的口粮，后者是发给的现银。此外作为报酬的一部分，还有大量的屯田供士兵耕种。

到了清代，仍承明制，最初也是由运粮军人承担漕粮的运输任务，由粮户按照地区的远近，给运粮军人以“耗米”和轻赍银，称为“长运”，运粮军人的组织也沿袭明代的“卫所制”。清代漕粮数额每年基本上保持在400万石左右，运粮船只经常保持在12000艘，水手约有10万户，二三十万人以上。后来改为民运，由直隶、山东一带破产农民、手工业者担任运粮任务。但漕粮运输的管理，仍由有漕各省的卫军负责，不过，卫军改称“旗丁”或“运丁”。粮船按照所属省份，分为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广、河南、山东诸帮，每一帮又按照该省的地区，分成若干个分帮。各帮隶属于某一卫所，如苏松卫、杭州卫、金衢卫等。帮一般与所属的卫所名称相一致，如称江西卫四十帮、江安卫五十二帮。也有直接称帮名的，如淮泗总帮、兴武六帮、嘉白总帮等。每帮有粮船二三十到五六十艘，清代后期全国共有漕船118帮，6283艘粮船，每船以10—12丁配运，需要大量的粮船水手。

清廷为了保证漕运的顺利进行，专门设有各级官员进行管理，其名称亦沿袭明制，即设立漕运总督，驻在江苏，既有行政权，又有带兵权。其下设有漕标副将一员，管辖直隶、山东、江南、江西、湖北、湖南等省的卫所。每个卫所设守备一员，每个帮设千总一员，俗称“运弁”，每只船设有旗丁一名，又称“运丁”。在漕运改为民运以后，每船由运丁一名领运，由他雇觅水手若干名。这样，每年就需要领运六七千人，雇募水手、舵工五六万人。另外，还要有专门拉纤的纤夫，所以合计人数约在10万以上。这些水手、舵工大多来自山东、直隶一带。康熙年间，每只漕船有运丁一名，其余九名以谙熟驾驭的水手充任。雍正二年，清军绿旗各省卫所被裁撤，漕运的卫所虽然仍予以保留，但因运丁可以雇佣水手充任，所以卫所运丁的军籍与被雇佣充任水手的民籍之间，已经不再有实质性差别。

这样，漕运水手行帮，在性质上也从原来属于卫所的军事性组织，演化为具有手工业行会性质的劳动组织。以前漕船上的运丁是由国家佥派，享有各项津贴，包括行粮、月粮及船只修缮费；免税携带的“土宜”及分派的屯田。而受雇于运丁的舵工水手，则依靠工钱为生。他们的收入微薄，清代前期，嘉白等帮水手，在重运时，头工给工价银六两五钱，舵工给银五两二钱，水手给银四两。回空时，舵工给银一两七钱，水手一两三钱。按照雍正年间的物价计算，粮船由南到北往返一次，水手、舵工、头工所得银两，仅能购买米五至七石。

漕运是一项季节性的工作，每年将粮食从南方运往北京称“重运”，返回南方称“回空”。在回空的半年时间，这些粮船水手们无工可做，只得在外靠佣趁（打零工）度日。舵工、水手们的生活十分艰苦，大臣李绂曾奏称说：他在奉旨“催漕”时，看到漕船回空时遭到冻阻，舵工、水手们难以生存，“苦累难言，深可悯恻”。大臣林起龙也说：屯丁领运漕粮，冬出冬归，过湖过江过河，殚劳涉险，备极艰苦。水手亦赤贫穷汉，一年每名止得身银六两，撑驾挽拽，泥水风雨，使尽筋力。尽管如此，各级漕运及地方官吏还对粮船水手门进行层层盘剥。舵工、水手们苦于运弁、旗丁的剥削，“脊髓已尽，控告无门”。处于漕运组织底层的舵工、水手们，还要受到管理漕运大小官员的盘剥。官员对上隐瞒虚报，对下克扣加派。舵工、水手们叫苦连天。官员们不仅盘剥舵工、水手，对运丁也层层剥削，不仅领运官和押运官对运丁勒索，而且沿途催趱稽查官员及闸坝吏胥也要对运丁进行勒索，到达目的地通州后，仓场衙门和坐粮厅还要对运丁进行勒索。

运丁“有水次之苦，有抵通之苦”。所谓“水次之苦”包括：其一为“买帮陋规”。当检运时，需要行贿买帮，往往花费至两三百金。其二是“水次陋规”，有卫官、帮官常例，而且“名目数十，难以枚举”。以致“船未离岸，已费五六十金”。负责粮船的旗丁等于向朝廷承包了全部费用，而漕运的“陋规”更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为了赚取利润，他们便把因缴纳陋规所受的损失，转嫁给舵工、水手。

乾隆年间清吏奏报查获运河沿途官员向粮船索要陋规的账簿时说：江西山头帮旗丁棹上有南漕使用陋规账簿，合计簿中自领运起至抵通州之日，银两土宜，每帮费至四五百两。纳贿之地、受贿之人俱有册可据，有款可稽。由于船户装运粮食，要经过无数道税卡，有时运载的粮食还没运到目的地，运费就已经全部花光。所以，官府也承认：运丁恣行不法者，皆由官弁剥削所致，如开兑之时，粮道发给钱粮，任意克扣，而运丁之都司，监兑之通判，又多诛求；及至启行，沿途武弁借催趱为名百计需索。在这种情况下，漕运水手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建立自己的组织，同各级官员及运丁相对抗，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漕运劳动的集体性，更促成了水手们对互助和建立组织的需求。不仅驾船需要集体的力量，就是通过闸也需要水手、纤夫的通力合作。每一帮船抵闸口，唯有通力合作，才能迅速通过。

道光六年（1826），在山东临清附近运河中，遇到江西帮粮船在拑口坝搁浅。当时，七只粮船因搁浅而难以继续航行，于是各船上的舵工、水手共计70多人，抽出五六十人拉纤，把17只船一艘艘地拉过坝口。后来缆绳断了，粮船仍然无法行驶。水手们便又用驳船将大船上的粮米，装上小船，过闸之后再装上大船。水手们共同的经济利益，更加巩固了这种互助关系。如水手们携带朝廷允许的“土宜”和非法携带私货以及偷盗漕米等活动，皆需要集体进行。此外，各个船帮为了本帮的利益，常常互相格斗以至仇杀，这也需要本帮的成员团结一致，共同对付其他船帮。这些都是促成漕运水手行帮形成的基本原因。

（2）罗教与漕运水手行帮

罗教与漕运水手行帮有着密切关系。漕运是一项非常艰辛繁重和危险的劳动，在漫长的运河航行中，船只常常遇到逆行、搁浅、穿闸、过坝等情况，这时船夫只得用纤绳拖着粮船行进。当时的官员也说：船夫们蹈江涉河，经历寒暑，终年不得休息，而且还面临着翻船等危险。粮船水手因风涛不测，常有漂覆贻累之苦。雍正三年三月十二日，粮船行至江苏和州地方，大江之中忽遇暴风，粮船被漂没者，计有安庆帮五只，安福帮六只，赣州帮一只。乾隆五十一年，兴武帮59只粮船在山东境内陡遇风暴，多只粮船被刮断头扼，船身碰散，登时沉没。同年，各帮上闸时，内有浙江金衢所帮旗丁胡公安船一只，胡南头帮旗丁熊之都船一只，正在拉进金门之际，突然旋流汹涌，以致挣断头缆，摔碰闸墙，栈板齐裂，水涌入舱，两岸人夫奋力抢救，但水大力猛，将带缆之闸耳亦皆扳倒，船身登时倾覆，漕米、土宜、行李等物，均荡然无存。粮船在行进过程中，这类因风暴而翻船的事故经常发生。漕运水手每年重运和回空，要往返6000里的航程，途中屡经险恶之地，风涛起伏，长时间漂泊不定，生活艰辛，加上命运未卜，生死无定的前途，促使水手们渴望从精神上寻求到某种慰藉，这就给罗教在水手中的流传留下了空间。所以，水手们加入罗教，无非为了得到一些精神上的慰藉。罗教所宣扬的劫难将至，如果信奉该教，将可以得到“无生老母”的拯救，过上美好的生活等说教，对于苦难中的粮船水手来说自然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所以，在明代中叶罗教兴起后，漂泊在京杭大运河上的漕运水手们，便纷纷投入罗教的怀抱。

正是因为青帮的形成同罗教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帮内便把罗教创始人罗清即罗梦鸿尊为该教的“祖师”之一。不过，罗清并非青帮秘籍里所说“甘肃兰州府渭源县罗家庄”人，而是山东省即墨县人。他也并未中过举人，更未当过“户部侍郎”。他自幼父母双亡，由叔婶抚养成人。因为他家“隶军籍”，所以成年后便应征入伍，成为一名运粮军人，退役后倡立了罗教。罗梦鸿本人是运粮军人出身，深知运粮军人的艰辛痛苦和精神上的需求，所以，明代罗教就在漕运水手中流传，在清代依然如此。雍正七年，嘉兴帮水手刘把式的师傅罗道（相传是罗祖后代）供称：他家“自罗祖至今有八辈了”。被青帮尊为前三祖的翁、钱、潘三人与罗教的关系，在清代档案里也有明确记载：明季时有密云人钱姓、翁姓、松江人潘姓三人，流寓杭州，共兴罗教，即于该地各建一庵，供奉佛像，吃素念经。于是有钱庵、翁庵、潘庵之名。因该处逼近粮船水次，有水手等借居其中，以致日久相率皈依，该庵遂为水手己业。他们在杭州北新关拱宸桥一带修建的许多罗教的庵堂，成为年老无依、残疾或穷苦水手们的驻足之处。水手们在此不仅可以住宿，而且可以得到庵堂垫给的饭食，等到来年重运得有“雇价”时再行归还。水手年老病故之后，还可以埋葬在庵堂附近的义冢。漕运水手俱来自北方山东、北直各处，回空之时，无处住歇。疾病身死，亦无处掩埋，故创设各庵，俾生者可以托足，死者有地掩埋。这些庵堂各置余地，以资守庵人日用，并为水手身故义冢。在这种情况下，漕运水手年老有病，遂各进庵看守，耕种余地以资湖口。由于庵堂为水手提供了这些帮助，以致日久相率归教，因水手众多，庵堂陆续又增加到70余处。每年粮船回空，那些找不到工作的水手们便寄寓各庵，罗教庵堂也就成了水手们回空后的栖息场所。久而久之，罗教庵堂就了漕运水手们的互助中心，水手们为了得到帮助，于是纷纷加入罗教。由于水手们加入罗教主要是为了互助，从而使水手中罗教组织的教门色彩逐渐淡化，许多水手回空后尽管还偶尔念经，但也仅仅是为了求平安。

清朝官员看到罗教庵堂已经成为水手们的聚集中心，虽然承认庵堂“别无夜聚晓散及煽惑民人之事”，仍担心久而久之会滋生事端，遂于雍正五年对罗教庵堂进行查禁。为了避免罗教庵堂被查禁后水手们无处栖止而滋生事端，关闭了40多所庵堂，没收了庵堂所藏的罗经、罗像，把其余的30多处庵堂改为水手居住的“公所”，不许再信奉罗教。江苏巡抚陈时夏在接到刑部有关查禁罗教的咨文后，也对本省罗教庵堂进行清理。发现这些庵堂房屋不过数间，供三世佛，诵经做会，非僧非道，每与漕运水手同教往来。粮船来南，多以米粮资其食用，或粮船水手有疾病流落者，各庵之人亦资其盘费。陈时夏在苏州共查出大乘教（罗教变名）庵堂12处。经过雍正五年的查禁，漕运水手中信奉罗教者并未减少，而且各庵内仍藏罗经、罗像，居住在公所里的水手不久便又故态复萌，继续信奉罗教。乾隆三十三年清廷再次查禁罗教，乾隆皇帝吸取了雍正年间的教训，当浙江巡抚永德奏请仍然沿用雍正年间成例，把罗教庵堂仍改为公所时指出：从前虽经李卫查毁经像，而房屋尚存，以致故态复萌，各庵内仍藏罗经、罗像，是其恶习难返，非彻底毁禁，不能禁绝根株。如果沿用前法，则数年之后，查禁稍疏，伊等势必又将公所变为庵堂。至于回空水手的栖息一事，则不必官为筹办，由水手们自行解决。遂把罗教和大乘教庵堂彻底摧毁，拆下之木料与地基，也估价后留充地方公用。

（3）漕运水手行帮向青帮的演化

罗教庵堂被毁后，其活动中心已经不复存在，栖息于此的年老无依水手也失去了生存的依靠，于是把活动中心从陆地转移到船上，建立了“老堂船”。每帮有老堂船一只，悬挂罗祖画像，分派一人专管香火及全帮水手用钱的账目，称为“老管（老官）”。老堂船便成了漕运水手行帮的议事场所，由帮中辈分最高、资格最老的“老管”组成一个管理机构。这个管理机构比起以前的庵堂，在组织上更为严密，权力更大，领导也更为有力。以往的庵堂管理人，多为年老无依的水手，他们与在庵堂内栖息的水手之间，并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仅仅靠为水手服务以赚取微利，借以勉强维持生活。而老船堂里的“老管”，则是对水手享有领导权的首领，甚至对入帮的水手握有生杀予夺的特权。而由“老管”所组成的领导集团，则是具有控制全帮的权力机构。经过如此演化，漕运水手行帮也就从以前十分松散的劳动和互助组织，逐步转化为严密的帮会组织。这个转化过程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其完成的标志，便是青帮的形成。

随着罗教庵堂转移到老船堂上，漕运水手行帮的性质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信仰色彩逐渐淡化，而帮会的互助性却更加明显。他们以“帮丧助婚，济困扶危”相号召，对水手所得雇值（工资），按名提出若干，收存生息。遇水手患病医药或身故买棺，老管即于此项内酌量资助。水手们“利其缓急有恃，乐于从事”，纷纷加入其中。水手行帮的组织也变得更加严密，所供奉的“罗祖”，也从教门祖师转变为水手行帮的行业祖师。在行帮内部实行严格的家长制统治，帮中辈分较高的“老管”、师父，对徒弟严加控制，水手滋事，必送“老管”处治，轻则责罚，重则立毙，沉入河中。帮内辈分最高的“老管”不仅控制了全帮的经济大权，而且在帮内制定严厉的帮规、家法以震慑、钳制帮众，维护自己的家长制统治。各帮酷刑甚多，诸如棍打、烧炙、截耳、割筋等，不一而足，对违反者，轻则罚以棍棒，重则沉毙水中，名之曰“替代祖法”，俨然是一个独立的地下王国。

道光年间，罗教继续在漕运水手中流传。不过，其传播情况不仅不似雍正、乾隆年间兴旺，而且，漕运水手中的行帮组织的教门色彩已日益淡化，越来越带有帮会的色彩。除奉罗祖为教主外，还尊奉翁、钱、潘三人为祖师，翁、钱共为老安，潘为新安。凡新入漕运的水手，必拜一人为师，排列辈分，彼此照应，各分党羽以自强。其辈分之排列，共有24个字，即：清静道德，稳［文］诚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元明兴礼，大通文学［悟觉］。水手拜师之后，师傅要授以三规五戒，并诵习泰山、金刚等经。无论老安还是新安，均分为若干分支。道光初年浙江嘉白帮中，钱安分为钱安、陆安、王安、刘安、鲜安、严安六支，翁安一支，总名老安，每安立会首一名，称为七老会。新安也分为四支。钱安以李明秀为首，陆安以任兆林为首，王安以贾胜九为首，刘安以文得为首，八鲜安以黄第五为首，严安以席明为首，翁安以王松年为首，潘安以韩赞逵、杨万和、颜第三、王同承等为首。潘安与老安素不和睦，常常互相打斗。漕运水手帮更重要的功能，是维护水手自身的利益。道光年间的漕运水手，据统计不下四五万人，加上沿途纤夫，其数量更大。水手雇值（工资）向例不过一两二钱，往往挟制旗丁，每名索二三十钱不等，为了索要工钱，常常于途中突然停泊，“老管”传出一纸，名曰“溜子”，索添价值，旗丁不敢不从。由于漕运水手行帮，在性质上日益向帮会方面转化，罗教的影响逐渐淡化，漕运水手的行帮组织，逐渐演化成了青帮。

第二章 生存的武器：拉帮结伙

清代帮会不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建立的，而是由少数人发起，采取我国传统的歃血结盟或师徒传承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天地会是按照异姓结拜的方式结成的帮会，其结盟仪式比较简单。哥老会也是采用异性结拜的方式组成，其结盟仪式比天地会更完备，包括“开山堂”和“开香堂”。青帮是采取师徒传承的方式结成，对于要求入帮的弟子，师傅要对之进行严格的考查，并且经过四步手续，才能正式拜师成为青帮成员，其组织的建立称为开大香堂、小香堂。社会学认为，弱势群体为了同主流社会相抗衡以求得生存，最好的武器就是形成一个社会组织，而帮会就是这样的组织。清代帮会同现代的社会组织相比较，尚较为原始和落后。不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建立的，而是由少数人发起，采用我国传统的歃血结盟或师徒传承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总的来看，清代帮会分为异姓结拜而成的“会”和师徒传承结成的“帮”，其中天地会与哥老会属于前者，青帮属于后者。

一 天地会：歃血结盟

天地会是按照异姓结拜弟兄的方式结成的帮会，因其形成较早，所以其结盟仪式比较简单，而且是逐渐发展、演变而成的，不似青帮、哥老会形成早期就有一套完备的范式。

乾隆年间天地会刚刚兴起时的结盟仪式比较简单，主要是歃血、饮酒、钻刀。乾隆五十二年，福建天地会结会时，要在桌子上供设香炉，地上插两把剑，或者由仪式主持人双手持刀或剑，斜架作叉，令入会者由剑下钻过，然后发誓：若触破事机，死在刀剑之下。有的拜会时，要在神像前宰鸡、歃血、钻刀，对天立誓：一人有难，大家帮助。如若负盟，刀下亡身。誓毕，将誓章在神像前焚化，并吃血酒。会内之人相见，用左手伸三指朝天做暗号。誓章内容多为：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一人有难，大家帮助。若是不救及走漏消息，全家灭亡。嘉庆、道光年间，随着组织在各地的发展，天地会的结盟仪式不断被官府所侦知，作为应对措施，天地会的结盟仪式也不断改变，各省亦略有不同。

嘉庆年间，结盟仪式已较前复杂，如用布搭在两个椅子背上作为“桥”，令入会者从“桥”下钻过。口念：“有忠有义桥下过，无忠无义剑下亡”，并用刀宰鸡取血滴入酒内同饮。或在供桌上供设米斗一个，并将刀、尺、镜、线等插入米斗之内，令众人向米斗行礼。主盟人宰下鸡头，取血滴酒，与入会者同饮，立誓：各人有事若不相帮，既如鸡头一样。道光年间，有的用红纸写“五祖”（即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色开）之位，贴于墙上作为牌位。又用五色纸旗五面，并剪刀、裁尺、戥子各一件，插入米斗之内，供桌上备有香烛鸡酒。供桌旁设一竹圈，圈上缚木柄刀两把。主盟人立于上首，令众人先向牌位跪拜，再从圈内钻过，然后立誓：入会后如有异心，死于刀下。众人拜首倡者为师，主盟人将各人姓名开单焚化，宰鸡取血滴入酒内，又把每人左手食指刺破，滴血入鸡血酒内，每人各饮一口。

在广西，结盟仪式更为复杂。有的用竹篾扎成拱门三层，于每层拱门左右各站立一人，手执顺刀、铁尺，门前放水一盆。为首者燃香三炷，令入会者俯伏跪地，再将香投入水盆之内，领众盟誓：“有忠有义桌下过，无忠无义刀下亡”，并传授“手诀”即“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如有人不下跪、不盟誓，则用铁尺打击其背，用刀架其项上，示以欲杀之状。二层、三层亦如此，名为“过三关”。结会之大堂内，还架桌三张，上安置米斗一个，插五色小旗五面，另用红纸书写：“日月光照，忠心报国”贴于桌面。一人立于桌上，称为“大哥”，一人旁立执笔，头扎红巾，名曰“先生”；另有一人带领入会者跪伏下面。先生问新入会者：“你自来还是父母令你来？”即须回答：“自来。”又问：“心愿不愿？”则要答以：“心愿。”又问：“上坐者可做大哥否？”必须回答：“做得。”又云：“大哥到旨，要汝等攻劫剽掠，一一遵依。”问毕，由新入会者自报姓名，开列于红纸单内，各刺中指出血，滴入酒内分饮。还有一人名为教师，即称“千里马”者，各授以新草鞋一双，扇子一柄。

贵州天地会结会时也用竹扎“关门”三层，每关有两人各执长尖刀，立于两旁，将刀架于中间。又于“关门”内搭一高台，所置器具如木斗、小旗等物与广西等省区相同，唯结拜时首领分别站立三关旁，披发仗剑，令入会者将发辫拆开，用红布包头，然后歃血盟誓。并把入会者姓名开列盟单焚化，令众人均从火坑上跳过去，以表示“同赴水火，俱不畏惧”。有的结会时，又用红纸条写：“红旗飘飘，英雄尽招，海外天子，来付（复）明朝。”并于桌后烧火一盆，在过三关及歃血、盟誓后，再从火上跳过，并饮一口水，名为“三河水”，并念诵：“三河河水出高溪，阳春庙里有诗题，你今吃了三河水，保佑五祖早登基。”然后一同叩头结拜。有的还在各关置放草人一个，众人于过关时，各将草人用刀砍一下，表示日后有事，如有人不肯相帮，即照草人一样受刀砍，然后歃血盟誓，由首领传授会内诗句、歌诀。

清代前期，天地会结拜处所一般选在深山古庙或荒野僻静之处，陈设也很简陋，仅设有供桌，上面安放米斗等物。晚清时期天地会结会场所也选在深山古庙或人迹罕到之处，会场的陈设比清前期复杂。会场一般大约有五丈见方，分为外部、中央、内层三区。举行仪式之密室谓之“红花亭”。密室中祀关羽，额曰忠义堂。堂中央设种种神座，如前五祖、后五祖、郑君达、万云龙、郑玉兰、郭秀英、朱洪英等。除关羽外，诸神之名仅以纸片书写。神座前设高溪塔，又有盛果品之器皿及有细加刻画之九层塔。香炉有“反复汨”等字样。其余物件则有红灯、官伞、七星刀、刻画龙凤之棍棒，以及盛米之木斗。案前列烛无数，其下有七星剑，寓“覆满兴明”之意。有算盘，用以计算灭清后，明帝登基之日。有红灯，以辨真伪。有尺，以衡量会员之行为，且以计天地合一之处。有秤，以表正义公道。有镜，以照破一切善良或邪恶。有剪刀，称可剪破蔽空之暗云。有桃枝，以表示昔日刘关张兄弟结义之意。此外有珠串、木鱼，抱合一剑以成穹隆之形。下置一桥，表示五祖由少林寺逃出时下降之桥，杂取铜铁板制成，外面以沟渠围之。红花亭前有休憩室，各竹门前均有卫兵拔刀挺立，凡入会者必经过此竹门。

晚清时期天地会的结盟仪式也较前复杂。仪式举行之前，须完成一系列寓意为“改头换面”之准备工作。首先是“改头发”，入会者将发辫打开，然后被带到装满清水的面盆前，由会内兄弟用面巾盖于盆上，称为“面巾盖盆”。接着，以面盆内之水洗脸，称为“洗面”。其后便脱去清朝服饰，称为“改衣”。再穿上白色长衣，称为“穿白衣”。之后，用红布头巾将头发包住，称“包头布”。再将所穿之鞋脱去，穿上草鞋。仪式一般在夜晚举行，入会者（称“新丁”）身穿白色长衣，头包红布，足踏草鞋，被带至祭台前，面见“先生”。先生提出各种问题，由入会者一一回答。回答完毕，新丁须对神发誓：“我既归洪，若有三心二意，或勾通马子，或私卖梁山，或不讲义气，日后愿死于刀剑之下，千刀万剐。”誓毕，先生立于神位左侧，手执利刃，将公鸡宰杀，口称“不忠不义，有如此鸡”。然后行洪门之抖腕式礼，再将新丁之姓名填写纸上，曰“宝札”，交给保举人。保举人口喊“大哥命我接宝来”，把“宝札”接过。再递给新丁，新丁口称“多谢大哥来接宝”。受宝之后，新丁须交纳会费，其数目应符合108之数，或36或72。

海外洪门之结盟仪式也大体相同：会场外有人持红棍把门，入会者须双手执其棍而言：“手执红棍到会场，你来问我我不慌。弟兄问我将焉往，你来找我走得慢。”倘不能朗诵者，不仅不许进门，且有被杀之可能。入门即至忠义堂，再经杨柳村以至红花亭。亭上有大椅一把，为会首“先生”之座。再前行经天地坛，有铜铁板两块，铺一桥上，过桥后则为太平广场，最后为福德殿。太平广场之旁另有一室，为休息更衣之用。仪式开始时，入会者改穿白衣，“先生”就座。宣誓时，令一人朗诵誓词，余众则起立静默，滴血为盟，以表同心。誓词有36条，誓毕，各奉红包一个，为入会之贽敬。包内有米一撮，钱108文，亦有加赠他物者。奉毕，先生乃开始演讲，无非重申反清复明之宗旨。再则由新会员上酒、上烛于香案前。案设茶、饭、酒各五份，以供五祖，但不挂像。新会员袒胸右衽，用刀作断辫势，仪式结束，乃给结会证。

由于天地会的分散性，各地结盟时的盟书、誓词也不完全相同。

天地会结拜时往往需要盟誓，因此需要有盟书、誓词和祝文。早期盟誓的内容较为简单，由结盟者中粗通文墨者所写，大多文理不通，错别字甚多。晚期的誓约与帮规、戒约，内容逐渐丰富，文字也较为通畅。

乾隆五十二年清廷在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时搜获了一份盟书誓词，其中立誓“插［歃］血结盟，结为同胞兄弟，永无二心”。强调“异姓缔结仝洪，生不共父，义胜同胞共乳，似管鲍之忠，刘关张为义”。严守秘密，“上不传父母，□□□□□□，如有漏泄跟机，含血喷天，全家灭亡”。要求结盟者“自今既盟之后，前有私仇挟恨，尽泻于江海之中，更加和好。有善相劝，有过相规，缓急相济□，犯□相扶。我等兄弟须当循规守法，不可借势冒为，恃强欺弱，横凶作歹，故违誓约。自作自当，不得累众人。若不忠不义……（下残）”。

嘉庆十三年，清吏在破获广西来宾县颜亚贵结拜添弟会一案时，搜获一纸盟书誓词，名曰《桃园歌》。誓词曰：“结为忠义，永无更改，齐心协力，夺回真主江山。”强调“当天结拜即是同胞骨肉，永无更改，一父所生，一母所养”。要求保守会内秘密，“父不得传子，子不得传父，兄不传弟，弟不传兄，夫妻面前不可说，不可路［露］出根基。如有路［露］出根基者，刀下死，剑下亡，死男绝女永不昌，或雷打火烧，七孔流血”。结盟之后“不得自心肥己，不得吞骗兄弟，不得注赌。兄弟父母即是自己父母，兄弟妻子，如我嫂子相称。结拜之后，须要寄得妻，托得子，且不分你我，手捉［足］相持［待］，前时仇不得记会在心。兄弟有难，须要拔刀相救，不得临阵退缩。不可得罪兄弟父母，若有得罪兄弟父母者，重责四十板。不得以大押（压）小，不得以力为强。神灵鉴察，兄弟须要忠心义气，有福同享，有官同做，子孙世享荣华，福有攸归”。晚清时誓词发展为三十六誓。

二 哥老会：“开山堂”和“开香堂”

哥老会也是采用结拜弟兄的方式所组成，其组织在道光末年已具雏形，而正式形成则在咸丰年间。哥老会在形成的过程中，因为从四川沿长江顺流而下，在两湖、苏皖、江西、浙江、福建等省受到其他秘密结社，特别是受天地会和青莲教的影响，吸取或借鉴了这些组织的内容，其结盟方式比天地会更完备，包括“开山堂”和“开香堂”。

（1）开山堂

开山立堂是哥老会新组织——山堂——成立的标志，也是哥老会内最隆重的仪式，其程序在不同时间、地点也有所差异。在晚清时期，两湖一带的开山堂仪式，据日本人平山周的调查如下：开山式必设于深山古庙中，人迹不到之所，择黄道吉日行之。场中正面坛上，设五祖、关帝等神，别备红纸所书之进山柬、出山柬。进山柬有昭告天地之誓文，多用四六体，内附许多会员之等级及种种条例。出山柬则为通告天下各山主之檄文，与进山柬大同小异。一俟各会员到场齐集后，正龙头即向神坛朗诵进出山柬。朗诵讫，各会员即礼神，行抖海式。

四川哥老会的开山仪式比较典型：仿效梁山泊忠义堂聚义的故事，多选在僻静山区举行，时间多在夜里，以示秘密。事先要密发通知，送平素有联系的码头、公口，后者有的送礼，有的派人来祝贺。交通接送、住宿饮食，都须预先准备。届期先行巡风查山，派人密设卡哨，放风瞭望，以防“空子”闯入窥探。香堂布置得严肃壮观，张灯结彩，大门称为“辕门”，大堂称为“忠义堂”，正中安放“龙头”的座位，两边摆着12把交椅，呈八字形。大哥、客位坐交椅，各级弟兄坐两旁。开山堂的程序是：由红旗管事任司仪，先由龙头大哥升座主盟，音乐齐鸣，迎圣接驾：行拐子礼，并说许多赞词，再由两位二哥捧关羽牌位安放上面。接着就是安位、焚香、上祭、开光、点像等一套繁文缛节。安圣完毕，主盟人发出开山堂结拜令，宣布山名、堂名，挂出金牌，又是一大套赞词。接着宣读山堂正副龙头、盟证、座堂、陪堂、正印、副印、礼堂、香长、监堂、原堂、新福各位大哥名单。又宣读圣贤、桓侯、管事、六、八、九、十、幺满各牌名单，依次入座，互相道喜。然后盟誓，讲十条，讲三把半香，传三刀六眼令，然后歃血、赞酒、宰牲、饮血酒、开宝用印。最后由龙头按名单点名盖章，大家道贺，龙头受贺，传赏、谢赏、送客，至此礼成。

（2）开香堂

吸收新成员加入哥老会称为“开香堂”。开香堂是仅次于开山堂的仪式。香堂分两种，一称大香堂，礼节较繁，必须全堂弟兄到齐；一称小香堂，礼节较简，只需引进（介绍人）和二三位大爷到场即可。香堂举办的时间一般选择在农历五月十三单刀会（纪念武圣人关公过江去东吴赴会的英雄事迹），或七月十五中元节，或腊月下旬的团年会，也有临时举行者。

要求加入哥老会者，必须要有“引、保、承、恩”四大盟兄认可的手续，手续齐备，才可举行开香堂的仪式。“引”是引见，就是入帮的介绍人。“保”是保举，“承”是承担，由三牌当家担任，“恩”是恩准，由执事大爷决定。故引、保、承、恩又称“四大盟兄”。介绍新人加入哥老会，须查明他是否“身家清，己事明”。主要指是否为投降清廷的“汉奸卖客”，而且理发匠、裁缝不得加入，因为清初理发匠曾帮助清廷强迫汉人剃发，裁缝曾帮助清廷迫使汉人改变衣冠。在查明新入会者身家清白后即可举行开香堂仪式，也称作“开堂放票”。

新成员加入哥老会后，由山堂发给“票布”（会员证），作为入会的凭据。票布上要写明山、堂、香、水及内外口号。如光绪年间湖南浏阳人所创立的洪江会（哥老会），其票布上写有：“富有山、树义堂、万国香、天下水。”内口号是：“日新其德”，外口号是：“访尽英雄。”辛亥革命时期两湖一带哥老会票布的内容也与此相仿。平山周在《中国秘密社会史》里载有一件哥老会的票布，其山堂香水：“锦华山，仁义堂，万国乡，四海水。”内口号是：“义重桃园”，外口号是：“英雄克立。”而且有一首诗：“锦华山上一把香，五祖名儿到处扬，天下英雄齐结义，三山五岳定家帮。”清末，加入哥老会往往只需花钱购买一张票布即可。

四川哥老会开香堂的仪式又稍有不同。仪式开始时，先由总舵把子向神像叩头，然后由其他大哥依排行叩头，再由执事大哥坐在当中，由大、二、三、五哥依排行坐，其他兄弟站立两旁。红旗管事宣布仪式开始后，要做五堂法事：第一是“访山”，介绍历代讲义气的英雄事迹。第二是“团江”，用袍哥术语介绍五排以上的袍哥彼此认识。第三是“过江”，宰“长冠”给新入会者滴血。第四是宣誓。第五是“出山”，仪式结束。

晚清到民国年间，天地会与哥老会逐渐融合，天地会往往也采取哥老会的开山堂和开香堂仪式。

（3）组织形式

咸丰末、同治初，哥老会的组织形式尚比较原始，据时人崔暕记载说：其结会或数十人、数百人不等，共饮雄鸡血酒立誓。称会首为“老冒”，会末为“老幺”，并有“冒壳子大爷”、“圣贤二爷”、“当家三爷”、“红旗五爷”之称。其余为八牌，有上四牌、下四牌之分。并各带小儿，曰“小侄儿”，又曰“太保”。会内之人相见时，年纪比自己长者称之为“兄弟”，自称“弟兄”；年纪比自己小者，称之为“弟兄”，自称“兄弟”。递茶递烟，皆以右手中指、食指、无名指伸出，大小指按下。行礼则手拱耳旁，亦伸三指。饭罢，左手执碗，右手伸三指，执箸向碗中一挑，复向碗底横绕，然后放下，皆为出指不离三。邀伙饮食为“达平伙”，剃头为“揪草”，辫发丝线多用至二三斤，斜盘顶上，垂其尾，亦有不用丝线者。

光绪年间哥老会的组织结构已经逐渐完备，会内的领导机构主要设有：正龙头、副龙头、坐堂、陪堂、礼堂、刑堂、智堂、护印、香长、心腹等，这些人皆可称为“老大”，老大可以另外再开山堂。除老大外，还有“圣贤老二”、“王侯老三”、“红旗老五”，以上称为“上四等”；另外还有“下四等”，即“巡风老六”、“顺天老八”、“尖口老九”和“铜掌老幺”。因为哥老会避讳四和七，所以上四等和下四等，中间皆无四和七。有的山堂所设首领的职名有所不同，设有：龙头、坐堂、陪堂、礼堂、刑堂、值堂、监证、香长、心腹、文圣贤、武圣贤、桓侯、当家、披红当家、插花当家、青缸花冠、悬牌江口、铜章铁印等。到了清末辛亥革命时期，日本人平山周在两湖地区调查时看到的情况，哥老会内部的组织情况与光绪年间已经有所差异。平山周说：哥老会每山之首领称正龙头，正龙头下有副龙头，副龙头下有坐堂、陪堂、刑堂、理堂、执堂，谓之五堂。别有称盟证及香长者，系举行仪式之际，临时增添，由五堂中人兼摄之。又有称心腹、圣贤、当家、红旗、巡风者，大抵皆为头目。头目之下，有称大九、小九、大幺、小幺、大满、小满者，是普通会员，各视其功能而升转。于普通会员之外，有八牌，均系身家不清者，大都无人格，不能升转。

革命党人陶成章曾经于辛亥革命前在浙江对哥老会的情况做过调查，其组织情况与两湖地区又有所区别。他在《教会源流考》中写道：哥老会之制，第一为督理，而副以总理，是为元帅。复以五堂之自开山堂者，称曰正副龙头，盖以督理、总理为君主，而以五堂为将帅矣，是为大哥。第二为圣贤，即参军也，开堂之时主香，故又有香主之称，是为老二。第三曰新副，即巡抚都御史也，是为老三。第四本掌钱谷，当布政司之职，相传以犯规约被诛，后遂不设钱谷之事，以新副兼之。第五曰红旗，即按察使及副使，兵备道也，掌军正事，因废第四，故于第五分设副红旗也。第六蓝旗，即按察佥事分巡道也，稽查会员一切内外事宜，是为老六。第七亦以罪诛，因废不设，特于第六添设蓝旗副管事。第八巡风，侦探一切事宜，是为老八。第九即大九、小九也，为普通会员。此外，“于老九之下，复设大麽（满）、小麽（满），大幺、七牌、八牌等名目以处之，有功者升幺麽（满），可以平步入五堂，既进五堂，亦即可以自开山堂”。

到清末，随着哥老会组织的壮大，其内部组织结构也更加完备，各山堂内又设立了内、外八堂，将各级首领的职责进一步明确。内八堂是哥老会山堂的领导核心，可以决定本山堂的一切重大事宜，如开堂放票，确定山堂的宗旨、方向等。内八堂的职级有：总堂、坐堂、陪堂、盟堂、礼堂、管堂、执堂、刑堂。总堂即龙头，坐堂为副龙头，陪堂相当于副龙头。盟堂分管政务、监察，一般由资格老、有威望而且熟悉内部事务者担任；礼堂负责文书缮写，制定规章礼节，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管堂掌管人事，调解内部纠纷；执堂负责执行任务；刑堂负责执法、执规。内八堂的名称，对内称总堂、坐堂、陪堂、盟堂、礼堂、管堂、执堂、刑堂，对外分别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诸堂。

外八堂归内八堂领导，共有十个职位，四、七两个职位或者空缺，或者由女性担任。外八堂分别是：心腹大爷、圣贤二爷、当家三爷、四姐、红旗五爷、巡风六爷、七妹、先锋八爷、江口九爷、幺满十爷，由于四姐、七妹大多空着，所以实际上是八堂。外八堂的位子通常有几个人，故又把一个职位分为排，共有十排。外八堂的职责分别是：心腹负责接待各地往来的同会，因此要有一定的财产；圣贤为军师，要有文化，善于谋略；当家负责管理会内账目；红旗负责组织，下辖蓝旗、黑旗，协助捉人执法；巡风负责巡逻；先锋负责探听消息；江口负责口岸。幺满分为大满、小满，专管接待和通风报信。

当然，由于哥老会本身的分散性，内外八堂的名称和内涵，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也有所差异。如萍浏醴起义时清吏在岳州被捕的哥老会“巡风”蒋国才身上搜出的“富有票”上所载内八堂有：正龙头、副龙头、总堂、坐堂、倚堂、盟堂、礼堂、管堂、值堂、型（刑）堂、盟证和香长；外八堂有：副印、新副、圣贤、当家、管事、巡风、顺八、江口、十牌、大备、小幺。

四川哥老会的情况，与江西和两湖相比较，也是大同小异。据刘师亮在《汉留全史》里记载：

汉留之名次，行一有正、副龙头、香长、盟证、坐堂、总印、正堂、陪堂、护印、礼堂、执堂、新副。行二有圣贤（又名春秋，亦名提调），行三有桓侯、当家（又名钱粮台或粮台），行五有承行、执法、红旗、黑旗、帮办、中点子。行六有巡风、护律、蓝旗、行八纪纲、行九挂牌、行十辕门。行幺有凤尾、有大老幺、小老幺。

四川哥老会也设有内外八堂。

“内八堂”分别为龙堂、盟堂、香堂、坐堂、陪堂、礼堂、执堂，与江西、两湖的哥老会一样，“内八堂”是山堂的领导核心，有权决定本山堂的宗旨和方向，并行使主持开堂放票、发展会员等职能。大的公口一般可设12位“大爷”，分别担任以下职务：

香长，是堂口的最高负责人，即山主；

总坐或总堂，又称舵把子、龙头，负责日常事务；

坐堂又称副舵把子、副龙头，为内八堂首席执事，掌人事的升迁；

陪堂，掌管堂口经济，级别相当于坐堂；

盟堂（盟证），负责监察堂口盟誓，此职一般由资格老、有声望、且熟悉会内事务的人担任；

礼堂，管司仪，负责文书缮写，制定规章礼节，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

执堂，负责执行任务；

刑堂，负责执法。

内八堂之外还设有一个“通城幺满”的职位，协办堂口临时指派的事务，递补以上正职的空缺。普通会员有功者晋升此职后，可以平步入五堂。既入五堂，亦可以自开山堂。因此，他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他在宴会等公共场合中，只要介绍是“通城”，就必须有一个相当寨主一样的席位。

四川哥老会的“外八堂”有十个序列，又称“十牌”、“十派”。因为忌讳四、七，所以实际上是八牌。

行一，称牌把大爷，即分山主或社长；

行二，称圣贤二爷，有时分管提调，有时仅为受人尊敬的闲散位置；

行三，称桓侯三爷，管钱粮、人事，故内部称为“当家”；

行五，即管事，有承行、执行、红旗、黑旗、迎宾等各类管事，分掌承上启下，执法讯问，办理交际，调处纷争等；

行六，称巡风、护律，又叫蓝旗，负责侦察放哨，及资格审查；

行八，称纪纲，负责纪律检查；

行九，称挂牌，登记会内弟兄排名；

行十，称营门，负责传达。

四川哥老会的组织名称另有特色，其“码头”各有专名，多以“仁义礼智信”五字或“威德福智宣”为堂名，堂口之下又分为若干“公口”。各堂口的职业构成有所不同，仁字旗号堂口的成员主要包括士绅、财主、官僚等社会上层人士；参加义、礼两字的袍哥，以商人为主；参加其他字号的，包括士农工商兵各阶层的都有；参加智字旗号的主要是贫苦劳动者、失业工人、破产农民等；参加信字的则是所谓“下九流”的人员。这五个字号之间地位并不平等，仁字号辈分最高，义字低一辈，义字袍哥见到仁字袍哥要叫叔伯。礼字更低一辈，见到仁字袍哥要叫公公，以此类推。而且，在江湖上见面，这种关系不能紊乱。

哥老会各山堂、公口之间均有照应，成员外出跑码头，身边必携有该公口的名片，每至一处，即拿出名片拜给码头管事，该管事即代为招呼栈房，每日用缴取公项之钱为应酬，妥为保护。如成员犯案而且案情重大者，临别时恐被盘诘，更需选派哥弟多人护送潜行，所以逃逸者随处均可栖身。许多穷苦之人为了遇事得有帮助，外出患难相顾而纷纷加入哥老会。光绪末年陕西渭南哥老会头目拜霖的情况就比较典型。拜霖平日靠贸易度日，光绪二十三年因为“贫苦难度”，听说“江湖会有许多好处，外出能患难相顾”，遂约人结拜哥老会，设立“集贸山，聚星堂，忠孝香，会义水”，四处闯荡。

长江中下游哥老会的山堂皆设有所谓“山、堂、香、水”和内外口号，以区别其他的哥老会堂口。如两湖地区的山堂有：“锦华山，忠义堂，万福香，四海水”，内口号是“义重桃园”，外口号是“英雄克立”。辛亥革命前夕，河南彰德人彭云山当营兵被革后，在江西新喻县加入哥老会，后改名洪江会，立有“临潼山，忠义堂，天下黄河水，西岳华山香”。

三 青帮：“开大小香堂”

（1）青帮组织的建立称为“开大小香堂”

青帮是采取师徒传承的方式结成，对于要求入帮的弟子，师傅要对之进行严格的考察，并且经过四步手续，才能正式拜师成为青帮成员。

第一步是“记名”。欲入青帮者需要由“引进师”担保引进，引进师要向他介绍入帮须知，主要是关于保守帮内秘密等内容。然后再把他介绍在某一师父门下，在得到“本命师”的认可后，要亲自到要拜的师父（本命师）那里呈递“门生帖”，磕头记名，然后听候察访。门生帖的内容包括入帮人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现在与永久住址等。这时，对帮内的秘密尚不传授，以防泄密。

第二步是“上小香堂”。这时要学习帮内的规矩、仪注等。若是不懂规矩，不但贻笑大方，而且恐被人视为冒充。主要规矩有：尊敬长上，同参互助，慈爱晚辈，患难扶助，尊重安清，香堂肃静，吐露安清（出门在外为了寻求同道帮助，须以青帮暗号表明自己的青帮身份）。在已经略知大概后，师父还要进一步考察，一般要经过三年或更长时间才能转为正式徒弟。

上小香堂后还不算师傅的正式徒弟，仅仅成为青帮的外围成员，称作“徒访师三年，师访徒三年”，又称为“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直到上过大香堂，传给“三帮九代”、“十大帮规”才算是正式加入青帮。

小香堂又分为临时小香堂与正式小香堂两种。前者不论香堂地址的大小和记名（入帮）人数的多寡，随时随地都可以举行。只需香烛一份，供奉三家祖师牌位一座，行礼如仪，就算“记名”。正式小香堂则比较严格和正规，除本命师外还必须有引进、传道两师在场。青帮规定，加入青帮，必须有本命、引进和传道三个师父，而且三个师父不能同属一个帮，因为青帮传说中翁、钱、潘三祖各领一帮，故在收徒时，一人为本命师，其他两人分别为引进师和传道师。如此一来，一人收徒等于其他两人也收了徒，称为“一师皆师，一徒皆徒”。

第三步是“上大香堂”。上大香堂又称“上大钱粮”，其程序与上小香堂大体相仿，只是规模更大，礼仪更庄重。在师父认可该门生忠义可靠后，便准许该门生“上大香堂”，举行收徒弟的大礼后，才能称为徒弟。大香堂一般设在朝南厅堂，堂内上首正中摆设供桌，牌位上则写着“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距供桌以南一米处，正中又设一供桌，还要设立九祖（达摩、神光、金祖、罗祖、陆祖、翁祖、钱祖、潘祖、王降祖）及左右护法的牌位或遗像。

经过上大香堂后，便正式成为青帮成员。

香堂一般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喜事香堂”，如收徒、传仪注及祖师接续香烟流传后世等；第二类是“评事香堂”，要请“三老四少”来讨论帮内重要事项；第三类是“刑事香堂”，即对违反帮规者给予惩罚，届时也要请三老四少到香堂陈述、商讨受责罚者违反帮规的事实和公议惩处的办法，并进行执法。总之，只有遇到重大事件才开香堂，因而仪式庄重，帮内对之极为重视，青帮还为此制定了香堂规范：

第一，对于收徒者择定的日期、地址须严加保密，不得向外界泄露。

第二，须绝对服从主香者之指导，纵令千拜万拜，亦不得厌烦。

第三，须衣服清洁整齐，不得短衣拖鞋，露胸赤脚。

第四，开香堂时，须依法肃立，不得东张西顾、扶肩搭背、摇头摆脚、故意吐痰咳嗽、交头接耳。

以上是针对入帮者的要求，对参加香堂的帮内外人员也有严格要求，主要是：

第一，香堂门口不准自由出入，严防“空子”偷窥窃听、喧哗吵闹之事。

第二，凡有来宾，均须先签名报告，由“知客师”招待于客室。来宾不得擅闯香堂，如欲参祖时，应呈报主香人，经许可后方得入堂。

第三，不论何人一律脱去马褂背心，除却眼镜帽子，垂手低头恭立观礼，不准插嘴多言。

第四，若遇非常事故，如地方官到临、发生火灾等事，在场者须静立勿动，悉听主香人处理。

第五，如有人发生疾病，得由主香人派人往医院诊治，或送回病人家中，但香堂仍然照开。凡在堂老少弟子，不得借词退出香堂，或发生自惊自扰不幸事端。

开香堂有一套固定的程序，如下：

第一，所有参加开香堂的人，在进入香堂之前，必须“净面”、“涮船”。净面即以清水洗面，涮船指漱口和饮水。第一口水只能漱口不能饮用，第二口水是净口水，须咽下。

第二，由收徒者带领众人鱼贯进入香堂。进入香堂后，要在祖位前行跪拜礼。跪拜亦有固定的程式，而且要背诵诗赞：如：“双膝跪尘埃，焚香朝五台，弟子请祖爷，临坛把道开。”诵毕起身，请收徒者参祖，然后由香堂各执事参祖。

第三，投师者在三祖师香案前，由三师各自交代“三帮九代”和“十大帮规”。所谓“三帮九代”，三帮就是指本门师、引进师和传道师三人所在的帮头，九代是指三位师父三代师父的姓名，三三进九，即九代。新入帮者须一一铭记在心，因为这是青帮最核心的秘密。

第四，由本命师把新入帮的弟子介绍给在场的前辈和同参弟兄，新入帮者则一一叩拜。

第五，“颂祖”。所有参加仪式的三老四少和新入帮弟子一齐跪下，由传道师念诵：“祖师生长在杭州，武林门外把道参。三位祖师头里走，弟子磕头在后头。”

至此，开香堂的仪式结束。

参加开香堂的除三师和投师者外，还有两种人。一种是属于“帮场架势”的，大多和开香堂的老头子有交情来往，或虽无交情，也是经特别邀请而来；也有开香堂的人名气大，参加者虽不相识，特别赶来表示祝贺，借以拉拢的。另一种是对开香堂者不满，或因故有了隔阂，或因开香堂者不知名，怀疑其混充，而试图来抢占山头。但他们并不以暴力发生冲突，而是找机会用帮内的行话进行问答。经过一阵激烈的交锋，会出现不同的结局。来者若看到开香堂的老大确是有“道行”的“家里人”，又有许多有名望的人在场，仪式也很正规，双方自然冰释和好。有的虽然来势汹汹，终敌不过地头蛇，只得夹着尾巴走人。也有互相挑剔，各不相让，以致仪式不能继续进行半途而废者，这样，开香堂的老头子自然就站不住，只好另开码头。

（2）组织结构

青帮是一个由师徒关系构成的纵向型帮会，因此十分讲究论资排辈，主张“班辈分明，可论辈不论岁，是师即须尊敬，是徒即得恩待”。前辈与后辈之间的师徒关系是青帮成员之间最重要的关系，青帮就是靠师徒关系一辈一辈地传衍下来，这是青帮与其他帮会之间在组织结构上的一个重要差别。青帮非常重视论资排辈，每一成员在帮内都有字辈，这是确定他在帮内位置的一个简便易行的方法。青帮的字辈有前二十四字和后二十四字。前二十四字以“清净道德，文诚佛法，仁伦智慧，本来自性，元明兴礼，大通悟觉”二十四字作为字派。至光绪十七年（1891），青帮又制定了后二十四字，即“万象依皈，戒律传宝，化度心回，普门开放，光照乾坤，带发修行”。民国年间，又续订二十四字，即“绪结崐计，山芮克勤，宣华转忱，庆兆报魁，宜执应存，挽香同流”。

青帮不同于天地会与哥老会，成员之间不是以兄弟，而是以师徒相称，非常重视宗法性师徒关系。加入青帮称为“进家”，师父被视为帮内成员的家长，帮内宣扬“拜师如投胎”，“收徒如生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强调“师道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尊师非尊其人也，尊其德也”。由于青帮也有互助的性质，所以也强调同辈之间的横向关系，强调“师徒如父子，兄弟如手足”。要求成员“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第六章 帮会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时期，帮会在革命党人的联络与引导下，积极参加了武装反清起义。

在武昌起义之前的十次起义当中，有九次以天地会成员为基本群众。四川哥老会十分活跃，既对革命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也给革命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在广东最早联络帮会、成果最大的便是孙中山先生。

海外洪门不仅在经济方面给辛亥革命以巨大的支援和帮助，而且许多洪门人士不远万里回到国内参加武装起义，为结束中国数千年君主专制的统治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帮会——主要是天地会、哥老会与海外洪门——同辛亥革命有着密切关系。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在国内主要是依靠洪门（天地会与哥老会）的现成组织。当时，革命党人主要是由青年知识分子和留学生构成，他们缺少同广大工人、农民的联系，而帮会正是由下层群众构成，从而弥补了革命党人这方面的不足，帮会实际上起到了革命党人联系广大下层群众的桥梁作用。而起义所需经费，则主要来自华侨、华人，特别是其中的洪门人士。辛亥前的历次起义中，其成员在两广地区主要是天地会（三和会、三点会），而两湖、云、贵、川、陕、甘、宁、内蒙、新疆、西藏、河南、陕西、福建等省的起义，则主要得益于哥老会的参与。辛亥武昌起义虽然以新军为主力，但新军中也有大量帮会中人。所以，帮会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一 两广天地会：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辛亥革命时期，两广天地会（三合会、三点会）在革命党人的联络与引导下，积极参加了武装反清起义。在武昌起义之前的10次起义当中，有9次以天地会成员为基本群众。

在广东最早联络帮会、成果最大的便是孙中山先生。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00年惠州起义期间，兴中会骨干中有大量天地会中人，除郑士良、邓荫南等16人之外，还有李云彪、杨鸿钧等40人。后来又有黄三德、马福益等48位帮会重要首领加入了兴中会。1895年准备从香港开赴广州参加起义的20名帮会分子，“全数加入兴中会”。当时与洪门接触者除孙中山外，革命党人中还有陈少白、杨鹤龄、陆浩东等。

革命党人联络洪门的目的，在于利用其现成的组织和人力、物力，进行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在孙中山的影响下，许多革命党人亲自参加帮会组织，正如陈少白(1869—1934)所说：“因为要联络会党，非先入党不可。”当时恰好有一位从檀香山回来的陈南，与三合会中的人熟识，陈少白就托他想办法。陈南就邀请了一位资深三合会首领黄福到香港为陈少白“开台”入会。陈少白在加入三合会后，被封为“白扇”，陈少白认为取得三合会内的白扇地位，当了职，“将来办事就可以发命令，调动人马了”。

革命党人联络天地会的另一种办法是把天地会的首领吸收入兴中会。如归善的三点会首领曾捷夫被吸收加入兴中会后，曾帮助郑士良运动帮会；曾捷夫的族侄曾仪卿，手下拥有大量帮会分子，在庚子三洲田起义中，曾带领当地三点会会众策应革命党人；博罗三合会首领林海山，在庚子之役中帮助郑士良甚为得力。此外，加入了兴中会并且参加了惠州七女湖起义和三洲田起义的天地会成员还有蔡牛、陈福、黄杨、刘运荣等多人。

两广天地会积极参加了革命党人领导的起义。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在两广举行的武装起义，基本群众即为天地会的成员。

乙未（光绪二十一年，1895）广州起义，便是兴中会成员兼帮会首领作为起义的领导和骨干，以天地会和绿林成员为基本队伍，由天地会首领朱贵金、丘四等参加策划。在庚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惠州三洲田起义，也是以三合会为基本群众。惠州府归善县的三洲田、稔山等处向为三合会活跃地区，帮会在这里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二十一日（7月17日），孙中山与杨衢云、郑士良、陈少白、谢缵泰、郑士良等商议，决定由郑士良率三合会首领黄福等北上惠州发动起义。

郑士良是归善本地客家人，又是帮会首领，很快在三洲田聚集了600多人。郑士良联络潮州、惠州、嘉应州等地的三合会与绿林首领，把队伍集中在惠州归善县与新安县交界的三洲田。起义军一发动，清军望风而逃。起义军从三洲田向东经淡水来到三多祝地方。不久，清方调集了4000余人，向该处逼近，另有两路清军分驻新安县的沙湾与淡水，以对起义军进行堵截。郑士良见情况紧急，决意先发制人，遂于九月十五日（11月6日）晚，派三合会首领黄福率领敢死队80余人，夜袭沙湾的清军，初战告捷。起义军乘胜向深圳推进，欲先攻新宁，再夺广州。起义军在镇隆地方大败清军，二十一日（11月11日）达到三多祝，四处前来投军者两万余人，其中大多为三合会成员。

壬寅（光绪二十八，1902）洪全福起义，其首领洪全福就是洪门中人，而起义的经费则由海外洪门成员谢缵泰动员香港富商之子李纪堂承担。光绪二十七年（1901）九月二十三日（11月3日）谢缵泰与李纪堂商量，决定把组织革命军队的任务交给洪全福。洪全福遂召集粤港洪门弟兄克期大举，并拟定国号为“大明顺天国”。丁未（光绪三十三年，1907）潮州黄冈起义，是由革命党人许雪秋、余丑（余既成）、陈涌波、余通等，利用当地洪门势力举行的。潮州黄冈一带洪门的势力较大，入会者逾数百。革命党人余丑、陈涌波为了联络洪门，皆加入其中。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十一日（5月22日）晚，起义军攻占黄冈，建立军政府，出示安民，洪门中人纷纷加入起义队伍。

丁未（光绪三十三年，1907）惠州七女湖起义，也是以帮会分子为基本群众。革命党人邓子瑜以洪门为基本群众，派归善、博罗两地洪门首领陈纯等集合洪门分子，在归善、博罗和龙门三处分路起义。陈纯等潜入惠州后，在归善县七女湖集中了百余人，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二十二日（6月2日）起义，一举夺得清军防营的枪械，击毙巡勇及水军巡船哨弁多人。接着乘胜进攻泰尾，该处守军闻风而逃，起义军连克杨村、三达等墟。二十七日攻至柏塘，起义军尽缴敌械，各处帮会纷纷来会，声势大振。

廉州防城起义中，三合会也起了重要作用。光绪三十三年（1907）春，钦、廉两地农民聚众抗捐，两广总督周馥派军前往镇压，抗捐首领被杀。孙中山便派黄兴、胡毅生冒险进入清营，劝说清军统领郭人漳、标统赵声参加起义。又派王和顺深入到钦、廉两州的腹地，联络当地的三合会。王和顺到达后，收集抗捐武装，分派干部由南宁至桂林各县及防城、钦州各地联络洪门成员，编练成队伍。三合会首领梁建葵、梁少庭、刘显明等亦率众来会。王和顺得知清军防城守军刘辉廷等有反正之意，于同年七月二十七、二十八两日，率洪门会众200余人，在防城北部的王岗山起义，兼程攻取防城。因有刘辉廷等人充当内应，起义军一举进城，杀死知县宋渐元等人。

在镇南关起义中，帮会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镇南关是中越边境的要塞，附近山顶建有炮台，山路陡峭，易守难攻。清军在此驻有重兵，革命党人采取劝说清军官兵投向革命的策略，用内应外和的办法夺取。当时镇守南炮台的哨长李福南原来是帮会首领梁兰泉的部属，梁在加入同盟会后，李受其影响已经投向革命方面，镇守北炮台的姚子安已经决定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二十六日起义。黄明堂、李佑卿、关仁甫等如约率领在越南境内的革命党人500余人进入中国境内。二十五日午夜过后，便先后占领了镇南关的北、中、南三座炮台。

镇南关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决定由黄兴统领余众亲入钦州，发动钦廉上思起义。3月27日，黄兴率领黎仲实等帮会首领及越南华侨青年200余人，绕道越南，进攻钦州，在钦廉上思一带苦战40余天。云南河口与越南的老街隔河相望，地势险要，且为滇越交通的枢纽，清朝当局在此设有重兵，边防督办王玉藩在此镇守。孙中山鉴于云南河口一带天地会的势力强大，便将策划河口起义的任务交给原广西天地会武装首领黄明堂主持，由王和顺、关仁甫辅佐。黄明堂便将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撤退到越南的队伍100余人组织起来，潜伏于中越边境地区。又于滇越铁路沿线布置了200余人，伪装成苦力，伺机行动。当时河口督办王玉藩手下的两营兵丁分别由管带黄元贞与岑德桂带领。黄元贞早已与革命党人取得联系，愿意充当内应。不幸黄元贞等人的活动被王玉藩侦悉，情况十分紧急。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1908年4月29日）夜间，黄明堂派关仁甫等率领革命军从越南老街渡过红河向河口左侧的万侯进发，黄元贞带领部下宣布起义，守备熊通将王玉藩击毙，其部下也随之投降，云南河口顺利被革命军攻破。

二 海外洪门：对辛亥革命的支援

孙中山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受到海外洪门的热情帮助。

1894年兴中会的创立，就得到了海外洪门成员邓荫南等人的大力支持。兴中会初期的成员，大多是洪门分子。孙中山为了争取海外华侨的帮助，曾三次赴美。光绪二十二年（1896）孙中山第一次赴美时，因未能得到洪门致公堂的帮助，收效不大。孙中山从实践中认识到，鉴于美洲华侨中十之八九皆列籍洪门，故欲收革命宣传之实效，必借助洪门之帮助。遂于1904年第二次赴美途经檀香山时，接受其母舅、檀香山洪门人士杨文柄与胞兄孙德彰之建议，决定亲自加入洪门。由洪门前辈钟兆养介绍，胡福大佬主盟，在国安会馆“入围”，加入洪门致公堂，并被封为“洪棍”。从此，洪门中人便尊孙中山为“孙大哥”。孙中山在到达美国后，得到了洪门致公堂的大力支持与帮助。1904年3月，孙中山抵达美国旧金山后，保皇会为了阻挠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串通美国移民局官员，诬称孙中山的护照是伪造，而将他囚禁于码头的小木屋。全美致公堂的首领黄三德闻讯后立即组织营救，他与致公堂英文秘书兼《大同日报》总经理唐琼昌等人，以5000美金将孙中山保出，又延请律师同华盛顿有关当局交涉，终于使孙中山得以脱险。孙中山获释后，受到致公堂黄三德等人的热情接待，让孙中山在致公堂堂址下榻。

洪门致公堂组织筹饷局为国内武装起义筹集军饷。辛亥革命期间，历次起义中所需购买枪支、弹药的经费，起义士兵的军饷，革命组织的活动费，创办报刊等的宣传费，以及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奔走各地的车旅费和生活费，绝大部分是海外华侨所捐赠。两次参与广州之役和惠州起义的洪门志士邓荫南，把他在檀香山的商店、农场全部出卖，用来充当起义的军费。据不完全统计，仅1907年至1908年两年之内，华侨所捐助的款项即达约20万元。黄花岗之役，本来计划筹募港币13万元，结果筹得港币万余元。在东南亚，新加坡洪门人士张永福不仅为革命党人在海外的革命宣传投入了大量资金，而且为革命党人在两广发动的历次武装起义提供经费，仅1911年广州起义他就捐资10万余元。

在美洲洪门致公堂为革命筹款的过程中，加拿大洪门致公堂将总堂之楼宇抵押，以支援革命。温哥华、多伦多的致公堂也相继效法，将其公产抵押，各得1万元，大多捐助国内革命。加上美国檀香山、旧金山、纽约、芝加哥、波士顿等地华侨与洪门的捐款，总数达万余元。据温雄飞回忆，致公堂方面热心于变产助饷的工作，当推唐琼昌、黄三德二人。黄花岗一役之后，据香港总机关统筹部出纳科科长李云海的统计，海外各地捐款，共收到万元，其中美洲侨胞捐款有万元之多。

海外洪门成员还回国亲自参加反清武装起义。

1895年广州之役，海外洪门成员邓荫南、谢缵泰等参与了领导。1900年10月的惠州起义，领导人是新加坡洪门人士邓子瑜和婆罗洲三合会领袖黄福。1902年的广州起义，更是以海外洪门首领洪全福的名字载于史册。1907年潮州黄冈起义，从一开始就是由黄乃裳、林受之、许雪秋等洪门会党人士所组织和领导的，许雪秋还在这次起义中被委任为“中华国民军东都督”。同年发动的惠州七女湖起义，参加起义者除本地三合会分子外，还有许多新加坡洪门成员参加。1908年3月钦廉上思起义的主要力量，便是以海外洪门为主力的短枪队200多人。在1907年12月的镇南关起义和1908年4月的云南河口起义中，越南洪门成员也有不少人参加了起义的队伍。1911年4月27日的黄花岗之役，仅从新加坡、槟榔屿回国的华侨就不下500人，越南华侨还组织了以石锦泉为首的敢死队。在起义中牺牲和被捕之后就义的86人中，海外华侨就占了1/3左右，其中有许多是洪门中人。现在已经查明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李雁南即为洪门人士。

总之，辛亥革命时期，海外洪门不仅在经济方面给祖国革命以巨大的支援和帮助，而且许多洪门人士不远万里回到国内亲身参加了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为结束中国数千年君主专制的统治、埋葬清王朝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三 哥老会：参与各省的武装起义

1.浙江

辛亥革命前夕，浙江的帮会大多属于哥老会系统，主要有终南会、伏虎会、双龙会、龙华会等。革命党人为了联络浙江的帮会党，做了大量工作，最为突出的是陶成章和魏兰。1903年冬，陶成章和魏兰经《白话报》主笔孙翼中介绍，会见了被囚于仁和县监狱的白布会首领濮振声。濮振声为他们出具介绍函数通，名片数十纸，以便于二人联络帮会之用。次年正月初四日两人分头前往各地“历探各种秘密会之内状”，结交各地帮会首领。

革命党人敖嘉熊在联络帮会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敖嘉熊字梦姜，浙江平湖人，寄居嘉兴，于1904年6月建立温台处会馆，联络江、浙、皖三省交界处十余府的帮会。继敖嘉熊之后有计划联络帮会的是革命党人徐锡麟。徐锡麟字伯苏，浙江山阴人，1904年冬在上海与蔡元培、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次年2月，徐锡麟与弟子数人前往诸暨、嵊县、义乌、东阳四县，然后由东阳到缙云，与当地帮会中人结交。又在绍兴成立了大通学校，作为联络帮会的重要据点，大通学校“遂为草泽英雄聚会之渊薮矣”。

革命党人秋瑾也在联络会党方面也非常出色。秋瑾（1875—1907）字璿卿，别号竞雄，又号鉴湖女侠，浙江会稽人（祖籍山阴，今绍兴）。她不顾家庭和丈夫的反对，自筹旅费只身赴日本留学，在横滨参加了革命党人冯自由等组织的“洪门天地会”，受封为“纸扇”（军师），并结识了陶成章等浙籍革命党人，后加入同盟会。回国后联系帮会首领敖嘉熊、吕熊祥等，运动长江下游一带帮会，又与蒋乐山、沈鹿珊、张恭、周华昌等组织浙江帮会举行武装起义。1907年3月，秋瑾亲历金华、处州两次联络帮会，并函召各处的帮会分子来绍兴大通学校，学习兵操。又邀请王金发、竺绍康、张恭、吕熊祥等帮会首领来到大通学堂，商讨在各地起义的具体步骤，议定由金华帮会首先起义，处州帮会响应，将清军诱至杭州，再由绍兴帮会直攻杭州，与徐锡麟会合。秋瑾运动帮会先后在金华、嵊县、武义等地举行了起义。

2.两湖

湖南和湖北两省的哥老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的哥老会及其分支江湖会，在革命党人的运动和联络下，逐步在组织上联合为“岳麓山”和共进会。

（1）维新派激进分子对哥老会的联络与自立军起义

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中一部分激进分子如唐才常、林圭、沈荩等人，认识到“变之自上”的道路已经走不通，必须走“变之自下”的道路。维新派的激进分子虽然认识到武装造反的重要性，却又感到自身力量的不足，于是开始联络哥老会。为此，他们按照哥老会结盟拜会的方式“开堂放票”，开设“富有山堂”，印刻“富有票”。在组织形式上完全仿照哥老会，立有“四柱”即山堂香水，称作富有山、树义堂、万国香、天下水，内口号为“日新其德”，外口号为“业精于勤”，并有一首诗：“万象阴霾打不开，红阳劫运日相催。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也仿照哥老会设有内、外八堂。康有为是“正龙头”，梁启超是“副龙头”。在富有山堂的13个正龙头中，有11人是帮会的大头目。然而，自立会的宗旨依然模糊，既认为清统治者“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反对“低首腥膻，自干奴隶”，却又囿于“君臣之义，如何能废”的窠臼。为了发动起义，唐才常以长江流域的哥老会为基础组成了“自立军”，拥有十万之众。但是，由于康、梁从国外的汇款迟迟未到，起义行动被迫一再延期，加之各路自立军未能互通信息，难以统一行动。秦力山在安徽大通发动的起义，很快失败。唐才常与林圭计划在武汉的起义也随之流产，唐才常、林圭等20余名被捕遇害，骨干百余人遇难。

（2）革命派对湖南帮会的联络和湘赣萍浏醴起义

革命党人毕永年早年即从事联络帮会的工作，并且投身哥老会中，被封为“龙头”。他曾在香港召开兴中会、三合会与哥老会三方会议，提出兴中会与三合会、哥老会三大团体公推孙中山为三会的总会长，提议改会名为“兴汉会忠和堂”，并“定纲三则”，以兴中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作为总会的纲领，促成了兴中会与粤港三合会、两湖哥老会的合作。后因哥老会首领杨鸿钧等见利忘义，不足共事，毕永年遂愤然削发，自投普陀山为僧，兴汉会也随之瓦解。

1906年春夏之际，长江中游各省发生严重水灾，造成大批流离失所的饥民，萍浏醴地区的饥民便大量加入哥老会的分支洪江会。是年七月，蔡绍南、魏宗铨与龚春台等在萍乡县的慧历寺开会，商讨武装起义事宜。后来起义计划被官府探知，设在慧历寺的总部也遭查抄，洪江会的激进派廖叔宝遂率领两三千人宣布起义。蔡绍南、魏宗铨、龚春台等只好在尚未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决定投入起义。起义失败后，大量帮会首领被杀，被害群众多达万人。

3.四川

四川是哥老会的发祥地。哥老会在四川被称为“袍哥”，在晚清时期，又有江湖会、孝义会、洪江会、红帮等分支别名。辛亥革命时期，四川的哥老会十分活跃，既对革命作出了贡献，也给革命造成了不小损失。

（1）同盟会对哥老会的联络

辛亥革命时期，四川籍的革命党人熊克武等根据同盟会总会的指示精神，提出四川帮会的力量很大，是必须争取的社会力量。由于四川哥老会的许多著名首领都先后加入了同盟会，因而革命党人在联络帮会方面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其中著名人物如佘英、张树三、李绍伊、张百祥等，后来都成了辛亥革命时期四川革命的领导或骨干。

（2）哥老会参加辛亥前的武装起义

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在四川发动的武装起义，都是由同盟会策划，以袍哥群众为基本力量，由于起义大多采取突袭式的军事冒险行动，往往旋起旋败，但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为辛亥革命在四川的成功开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泸州乃是川南重镇，这里帮会势力强大，驻扎在该处的盐务巡防营和川南道巡防营皆与哥老会相通气，可以作为起义的内应。革命党人佘竞成首先联络了江安巡防营的哨官（相当于连长）杨安帮和川滇黔边区的帮会首领刘天成及所部的刘子成、刘希成等，预定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月先期在江安起事，袭击县城，然后顺流而下，直取泸州。泸州城内有佘竞成召集的3000名袍哥弟兄作为内应，并有同盟会员谢奉琦、席成之、杨兆蓉率领革命党人与之策应。但是，在起义的准备过程中发生了炸药爆炸，引起了官府的注意。加之帮会分子入城后，使城内突然增加了几千人，他们又说话随便，民间一时盛传革命党人即将举事，使当局加强了防范。知州杨兆龙下令紧闭城门，断绝交通，禁止外出。在城外待命的起义军又无法与城内取得联络，起义遂没成功。

泸州起义夭折后，革命党人纷纷潜至成都，欲乘农历十月初九日慈禧皇太后诞辰全省高级官员聚集举行庆祝之机，占领省城成都，再号召各府州县响应。当时，在成都聚集的袍哥有五六千人，并准备了周密的起义计划，约定起义时派人在四门放火为号，将全城主要官员一网打尽。届期因当局临时改变了庆祝的地点，并且于附近临时戒严，起义者所纵的火也被扑灭，各路等待消息的起义者因得不到行动的信号，知道发生变故，只好各自散去，起义遂没成功。

广安、嘉定（乐山）的起义，也是由同盟会领导，而以哥老会、孝义会为基本群众。起义队伍分为两支：一支由佘竞成召集渠河运铁船帮400名帮会分子，先期在县城东门外河街集合，并由廖云从、刘慎终等数十人潜入城内，以便内应外合攻打保安营，夺取枪弹；另一支由熊克武指挥，率秦炳等人在东门外河坝，攻打知州衙门。但是，在出发之前，突然发生变故，起义夭折。

（3）参与保路运动

辛亥（1911）年五月至九月，四川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保路运动”，保卫川汉铁路的路权。四川的川汉铁路主要是通过对全省人民的摊派、收取租股的办法筹集资金而兴办的，同全省人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而四川的保路运动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哥老会作为四川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首当其冲地卷入到斗争中来，出现了“众哥弟振臂一呼，四方响应”的局面。1911年6月17日，四川成立“保路同志会”，公推立宪派的蒲殿俊、罗纶分别担任正副会长，会上发表了《保路同志会宣言》。由于四川袍哥的势力很大，不仅在下层群众中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已经渗透到了当局的衙门、军队和团练之中。于是，在各地建立保路同志会分会时，革命党人便利用当地袍哥的码头，把群众吸引到同志会中来。

当时，同盟会没有武装，难以独立发动武装起义，为了把保路运动从“文明争路”引导到武装斗争方面来，同盟会联络各地的袍哥，建立以袍哥为主的“保路同志军”。

1911年9月，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将保路同志会的头面人物蒲殿俊、罗纶骗到总督衙门逮捕，下令搜查川汉铁路公司，封闭铁路学堂和股东招待所，查封了与保路运动有关的报刊，并下令向抗议群众开枪，酿成“成都血案”，导致各地同志军纷纷起义。

重庆起义成功后，建立了四川军政府，哥老会的势力也乘机膨胀。尹昌衡为了利用哥老会的势力，在就任军政府都督后，在军政府门口挂出了一个“大汉公”的招牌，而且自任“舵把子”。最初几天，他每天都要到成都各个袍哥的公口、码头去拜客，各个公口、码头也都为他挂红进酒。周骏在就任军政部长后，也在军政部挂出一个“大陆公”的招牌，参谋部也有人要求组织“大参公”，因为部长不同意才作罢。这样，哥老会也就更加不可一世。

由于得到四川军政府首脑的倡导和支持，成都及川西一带的哥老会组织迅猛发展，人数呈几十倍的速度增加，仅成都及其附近几个县的袍哥公口便增加了300多个。在广汉一带的袍哥也是“红极一时”，“只要你有点点（即加入袍哥）就算走运”。当时人称之为“袍哥翻身”，以致人人都想当袍哥，袍哥的人数，比过去增加了几十倍。哥老会成员的头脑中大多充满着君主专制意识，不少袍哥分子仅仅把革命看做是“要门槛”即各霸一方做土皇帝。不少袍哥“大爷”、“舵把子”拒绝与革命党人合作，有的袍哥首领甚至与清朝当局相勾结，杀害革命党人，袍哥首领的这些所作所为，也给四川辛亥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4.陕西

（1）革命党人对哥老会的引导与联络

辛亥革命时期，哥老会在陕西已经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建立了许多“山堂”，比较著名的大约有十来个，其中以张云山创立的“通统山”最为突出。“通统山”以新军士兵作为主要发展对象，而且与同盟会有密切关系，在山堂开设时所吸收的1000多名哥弟，绝大部分是新军士兵。新军中重要的哥老会首领除张云山外还有朱福胜、吴世昌、万炳南、马玉贵、刘世杰等。由于哥老会并非统一的组织，所以在新军中哥老会的山堂虽多，首领也不少，但并没有统一的领导，各个山堂虽然在反对清朝统治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在组织上却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经过同盟会对哥老会的积极联络与引导，哥老会才得以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同盟会员与哥老会的联络与合作中，井勿幕等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井勿幕（1888—1918）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秋，他回到陕西进行革命活动。因为在日本时受到孙中山、黄兴等人联络三点会、致公堂等洪门组织的影响，他主张在陕西联络哥老会和刀客等帮会，但受到一些革命党人的反对。经过一番艰苦的工作，革命党内统一了认识，同盟会陕西分会成立后，决定联合新军和哥老会、慕亲会、刀客的力量推动革命。为此，同盟会还拟定了一个类似帮会的名称“同盟堂”，并且模仿哥老会的做法，也编了一个“四柱”即：通统山、同盟堂、梁山水、桃源香，成为一个同盟会与哥老会合流的秘密革命团体。

在革命党人联合哥老会的工作中，同盟会员钱定三也起了重要作用。他负责军界和帮会的联络之责。为此，他亲自加入哥老会并成为首领，与新军中的哥老会首领张云山、吴世昌、刘世杰等建立了密切关系。为了推动同盟会和哥老会的进一步合作，双方于清宣统二年（1910）农历六月初三日（7月8日）在西安南郊大雁塔举行了一次“结盟仪式”，使双方的联合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参加结盟的约有30多人，号称36人。大雁塔结盟进一步巩固了同盟会与哥老会的团结，为日后的武装起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哥老会参与辛亥西安起义

在辛亥西安起义中，哥老会起了重要作用。起义开始后，新军攻占了巡抚衙门，哥老会首领万炳南率领众哥弟占据了军事参议官的衙署，督队官钱定三率领新军中的起义者迅速占据了全城的制高点——鼓楼，并派人占领了藩台衙门，城内其他衙门也几乎都被哥老会的大小首领所占据。同盟会的张凤翙率领哥老会首领陈殿卿来到军装局，建立了起义军的总司令部。在攻打满城的战斗中，哥老会头目刘世杰（俊生）、马玉贵（青山）等率部跟随起义总指挥张凤翙冲了进去。战斗胜利后起义军在着手恢复社会秩序时，便遇到了新的问题。由于哥老会在起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起义中的有组织行动，如攻打满城和东西路抗击清军的战斗以及外县的起义，几乎都是以哥老会为主进行的。因此起义成功后，哥老会的各级“舵把子”和资深头目，便成为实权人物。而同盟会员却一直没有建立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直到起义成功后，同盟会才开始招兵买马，建立自己的军队，所以实力上处于劣势。在建立军政府的过程中，哥老会凭借在军队中的优势，首领万炳南和张云山皆争着要做大官。在军政府里，除了“大统领”张凤翙是同盟会员、副大统领钱定三是同盟会员兼哥老会首领外，其余高层领导人皆为哥老会成员。总之，在军政府成立初期，军事实权基本上掌握在哥老会手中。一些哥老会首领热衷于发展个人势力，各地的哥老会在得知他们的首领在省城当了“大官”，就更加有恃无恐，遍地设码头，派款勒捐，甚至招兵买马，另组军队。哥老会的队伍多不服从调遣，更不愿接受同盟会的指挥，但闻洪会命令，几致不知有其他，对于军政府的公文告示，视若无睹。以致革命党人叹息：“不意两月之久，竟变成会党世界矣！”

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其他各省，如贵州、山西、内蒙、新疆、西藏、福建等，哥老会均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也给革命带来不少损失。

第二章 帮会的命运：被历史抛弃

革命党人中一些有识之士曾试图对帮会的组织加以改造，但均以失败告终。

帮会的横行霸道、无法无天、 祸害地方遭到社会各界的反对和唾弃，纷纷要求军政府予以打击和取缔。

帮会无法改造成合法的社团，在主流社会的打击下转入地下活动，有些帮会头子便纷纷攀附军阀官僚，使帮会逐渐从原来下层群众的组织，蜕变为统治阶级的爪牙和欺压、剥削百姓的工具，成为典型的黑社会。

民国初年，帮会势力一度恶性膨胀，其首领自恃在辛亥革命中有功，便以革命的“功臣”自居，以为清王朝被推翻后，便应该是“洪家天下”了，应该由洪门的大哥出来当皇帝。帮会首领们大多不了解革命的真正意义，他们之所以能够接受革命党人的联络和引导，仅仅在“反满”这一点上同革命党人取得一致。但是，革命党人不仅要求推翻清王朝，而且要求彻底推翻统治中国数千年的专制皇权。如此，在清王朝被推翻后，帮会便必然同革命党人分道扬镳。有的帮会在民国初年甚至打出“扫除新政，灭洋复清”的反动旗号，不少帮会依然从事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活动，引起人们的普遍不满，纷纷要求对帮会加以取缔和打击。一些有识之士虽然在改造帮会方面进行多方努力，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各地军政府为了安定社会秩序，不得不对帮会加以取缔和打击，在此行动中不可避免也伤害了一些在辛亥革命中确实建立过功勋的帮会首领。

一 横行霸道遭唾弃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君主专制王朝，建立了共和制的中华民国。清朝被推翻后，帮会“反清”的目的已经达到，失去了斗争的目标，许多人便走上了歪路。正如曾经担任过帮会首领的陈裕新所说：“由于缺乏正确的思想指导，所以到了辛亥革命胜利以后，他们中就有很多人走上了歪路，逐渐蜕化变质。在长沙起义后的一个短时期内，进出都督府（焦达峰任内）的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吃大锅饭，要求安置。都督忙于接应，几至无暇治事。他们以为起义成功，就百事大吉了，根本没想到如何巩固革命成果和建设问题。衡阳以南各属会党更是风起云涌，得意洋洋，认为‘焦大哥做都督，今日我洪家天下矣’！他们就是这样庸俗地看待革命的。因此，各地流氓、痞棍就乘机假冒会党之名，破坏社会秩序，为人所诟病。”一些帮会甚至企图复辟帝制的旗号，图谋不轨。安徽有个“大把子会”，实系洪帮改组而成，其宗旨乃是反对共和，其头目所刻伪印上镌有“黑龙山大皇帝”字样。安徽芜湖的“海龙会”，还刻有“中华帝国海龙会”之关防，提出：“现在民国是我们建造成功的，到如今我们都无事可做，非推翻民国不可。”在苏、浙、皖地区的“九龙山会”，其成员上联衙厅差警，下至一般无赖匪徒，声势浩大，党羽千人，白日结队横行。总之，帮会本身的落后性，乃是其蜕变的内在根源。帮会认为打天下就是为了坐天下的皇权主义观念，最终导致了它们的蜕变。

部分帮会如天地会和哥老会，因为在辛亥革命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他们认为既然自己在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方面有过功劳，就应当在新政权里分一杯羹。所以在一些省份，新政权建立之初，他们便以革命的“功臣”自居，要求分享革命果实。他们对于革命党人提出的“民主”、“共和”缺乏了解，认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无非是传统的改朝换代。在他们看来，民国的总统与清朝的皇帝，只不过是名称上的差别，或者干脆认为总统就是皇帝，只不过不再是满人当权，改成了汉人当权而已。一些地方的帮会便利用手中的武装，在新政权中争夺权利，不少帮会首领在新政权里占据了重要职位，使得帮会的势力一度大为膨胀，其弱点和劣根性也得到充分的暴露。湖南省在宣布独立后，因与哥老会有密切关系的焦达峰出任军政府都督，湖南各地的哥老会分子便闻风来到长沙，认为“焦大哥做都督，今日我洪家天下矣”！帮会分子可以自由出入都督府，直呼都督焦达峰为“焦大哥”。他们“无器械，无戎装，则高髻绒球，胸前拖长带，以为汉官威仪，若戏之武伶装然。自都督府以至市廛街巷无处无之”。以至有人称湖南都督府是“梁山泊和瓦岗寨”。

在推翻清朝统治的过程中，陕西哥老会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当时，革命党人起义的决定过于仓促，没有来得及制订完整的部署与起义计划，因此，新军中的起义者进城后，各营都单独行动，而且又不是原来陆军的建制，难以指挥。于是，军事指挥权就落到新军中哥老会各级“舵把子”手里。革命党领导人对于起义军各营的位置和那个地区有多少队伍，皆不清楚，使得哥老会在军政府中占据了很大优势，军政府的副统领万炳南、兵马都督张云山等皆是新军中哥老会首领，财政和军权都掌握在哥老会手中。兵马都督张云山发布的告示，不仅要盖兵马大都督的关防，而且要加盖“洪会公议”的哥老会印记才能生效。在商州、临潼、三原等许多地方，哥老会遍设码头，而且“广收弟兄，擅用公款，处理词讼，干涉地方行政事宜，俨然把‘码头’置于地方行政之上。有的甚至于勒索抢劫财物，闹得民怨沸腾，激起地方民众义愤”。这些地区甚至“但闻洪会命令，几至不知其他”。哥老会首领们“恃功骄恣，气焰日嚣，既以为纯系会党之功，且不知民主共和为何事，误以为会党出头之日也”。

四川独立后，在省城成都内外驻有哥老会的同志军十余万人，他们自恃对革命有功，把哥老会公口的牌子公开挂出来。会众刀枪往来如织，每街公口设公座，每户贴公口红片如大汉公、多福公、共和公、熙庆公之类。四川军政府的正副都督尹昌衡、罗纶认为哥老会的同志军难以控制，特别设立了“大汉公”，作为哥老会的总公口。尹昌衡为了使哥老会听命于军政府，稳定政局，只好亲自参加，并自任大汉公的“舵把子”。军政部长周骏甚至在军政部门口挂出了“大陆公”的牌子。城内各街道、各警署也挂出公口的牌子。同长沙一样，成都的哥老会也提倡恢复汉族衣冠，于是头扎英雄髻，身穿戏装，腰佩宝剑，脚蹬花靴，招摇过市者随处可见。这样在许多地区形成了两个政治中心，损害了新政权的权威。

在贵州，由于哥老会在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中出了不少力，起义成功后，各地哥老会大肆鼓吹“非公口不足以立国”，贵州的政府及社会非公口不足以辅助而保全。军政府首领黄泽霖无法维持社会秩序，于是利用哥老会来驾驭哥老会，倡导支持公口。军政府首脑也大开公口，设立斌汉公、黔汉公、大汉公等公口，招兵买马，甚至设大堂、提公案，俨然与政府对埒。而且，“自光复以后，省内外公口开设，凡数百处。汉刘（留）权力，侈然伸张，一泻千里，有不可复遏之势矣”。“上至都督，下至微职以及军队大小职官，无一非公口中人。掳磕邪淫，肆行无忌。”在贵阳，哥老会明目张胆占领民房、衙署以立公口。在城外各地，各公口之间为争夺地盘，械斗时有发生。

帮会作为一种原始形式的落后组织，其政治理想是对旧的专制统治取而代之，在推倒清王朝以后，他们要求建立“洪家天下”，即建立以帮会首领为首的专制王朝，这与革命党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主张格格不入。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便反对共和政体，企图恢复清朝统治。四川大足哥老会首领余栋臣甚至提出“扫除新政，灭洋复清”的反动口号。罗江哥老会首领谢厚鉴也假立前清旗号，聚众数千人于罗江、绵竹、德阳等处，谋为不轨。1913年6月，洪江会成立“振兴哥老会”，宣言说：“民国定难长久，必须仍归清廷。”并向会众们鼓动说：“近日满洲某某数人已统兵南来，没有战争，我等即行率众占据城池，将来清朝还旧，我等受其招安，亦不失为功臣元勋。”他们的政治理念与时代潮流完全背道而驰。

另外，民国初年，那些未曾参加过革命的会党分子，则仍然以打家劫舍、抢劫夺财为宗旨，成为扰乱社会治安的土匪。如广东三合会在增城大肆抢劫，附近居民被惨杀者甚多，商民只好逃避他处。陕西哥老会在各地抄家破寨，强奸勒派。贵州哥老会进城后，“估买估卖，抢劫居民”。而且大开山堂，“敲锣打鼓，成员多穿戏装，头扎包巾，两缕头发分挂两耳，身披鹤衫，腰佩刀剑，招摇过市，弄得人心惶惶，居民不敢出街买物，夜里不敢脱衣而睡，不知几时大祸来临”。哥老会的公口还大肆抢劫，甚至连北伐军的10万元军饷也被他们抢劫一空。陕南安康一带哥老会，在民国初年“以号召洪汉为名，由是哥弟云布，码头星罗，抄家破寨，强奸勒派之事，层见叠出，不可言状”。在贵州遵义，哥老会会众“佩刀披红，招摇过市，杀人越货，视若当然”。

帮会这些无法无天、横行霸道的行为，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不满，纷纷要求取缔帮会。各省军政府纷纷出重拳给予打击。为了寻找出路，帮会首领便卖身投靠军阀官僚，当做自己的靠山，许多帮会组织也从下层社会的组织蜕变成黑社会。

二 改造尝试的失败

由于帮会人数众多，又在辛亥革命中起过积极作用，是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对于帮会问题，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革命党人中一些有识之士在民国初年曾试图对帮会组织加以改造。如陈其美、于右任、李燮和、谭人凤、宋教仁等36人，曾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华和平会”，附设崇正团，试图把帮会改造成新式社团，把帮会成员破坏社会秩序的不法活动，引导到正常的生产方面，以减少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规定：一律取消旧会名，改为本会崇正团团员，由崇正团代谋生计，设法安置。该会章程的第四条明确规定：凡以前三点会、三合会、哥老会、天地会、八卦会、大刀会、小刀会、安清道友帮、红帮、在理教，凡未光复以前种种会党，无非同抱复仇主义。今目的已达，俱须一律取消旧会名目，改为本会崇正团员，以合成一大团体。由本会发给徽章，会齐册结，呈请政府承认，一体优待。凡入本团后，即由本会会员考核，果系知识超远者，即可分任本团职务。如无职业者，即由本会代谋生计，设法安置。或编为民团，以仿市町警察之制；或贷其资本，以归农、工、商贩之途。必使其个畅生机，无虞失业。倘仍各分党派，扰害公安，或并秘密结盟，行为不轨，即系甘堕下流，为民国公敌，本会既负维持和平之责，即有保卫治安之权，得以公共法律制裁之，迫令解散。

谭人凤在辛亥革命前就从事联络和引导帮会的工作，加上他本人也是帮会首领，所以，当他看到帮会的种种不法行为时，客观地指出：致力于改造帮会的谭人凤“吾国社会夙称复杂，而纠结盘踞足以为国家和平障碍者莫如会党。”认为不应把帮会一脚踢开，而应当加以改造。他于1912年9月发起建立“社团改进会”，并且向内务部警政司进呈《社团改进会发起意见书暨章程二十册》（以下简称《章程》），以期达到通过对帮会成员的教育和改造，使之适应民国社会的目的。他既肯定了洪门在辛亥革命中的功绩，指出：在辛亥革命之初，“惟洪门兄弟能守秘密，发动之后，亦惟洪门兄弟能听指挥”，而且“人无论远近，事不计险夷，人人奋勇，各个当先”。所以，武昌起义后，各省响应，不数月而共和告成。“军队之功，实亦洪门兄弟之力也”。同时也指出洪门的弱点：“党徒既众，良莠不齐，目的一差，祸机将烈。禁之则法律难于遍及，听之则不戢必致自焚，载舟覆舟，可不深惧？”因此，他在《章程》中提出，要以“改良旧有会党，维持地方永久治安为宗旨”。《章程》共分九章四十二条，并制定了《社团改进会会员守则》，包括：孝敬父母、忠爱祖国、勤俭治生、和平接物、公私分明、言行一致、力求进步及革除旧习。

谭人凤筹划“社团改进会”的原因，在于他认为帮会既可载舟，亦可覆舟，其宗旨就是要通过对帮会的“改进”，以达到“联络为同化之具，寓解散于归并之中”之目的，也就是把旧式帮会变成新式社团，所以，《章程》要求废除会党的一切旧式组织形式，采用当时流行的政党形式。由于帮会组织庞杂，谭人凤在全国范围内改造帮会的目的难以达到。1912年11月9日，谭人凤又备文呈报湖南总督谭延闿，请批准《社团改进会湘支部章程》，共十一章三十三条，并请谭延闿饬财政司拨款白银两万两作为经费。谭延闿于1913年3月16日发出《准予社团改进会湘支部立案布告》，要求洪门改进后：抱定宗旨，恪守法律，保全治安，各地方官一体保护。至凡在该会人员，尤宜洗心向善，认定改组宗旨，毋得再蹈前愆，方不负本都督提倡之至意。倘有阳奉阴违，罔知自爱，或不法之徒假借名义，违反法律，扰害治安，一经查实，国法俱在，决不姑宽。所谓各地方官一体保护云云，不过是一句空话，实质上是要对会党的活动加以限制，对于危害社会治安者予以严惩。加上湖南立宪派和士绅们的反对，谭人凤只好停止社团改进会湘支部的活动。

帮会首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希望把旧式帮会改造成新式社团。1912年7月，青帮首领应桂庆拟把哥老会、青帮和洪帮等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中华国民共进会”，以期“组织纯粹民党，实行取缔会员，各处支部成立后，不准在外私开香堂，另立码头，剪除其旧染之习惯，免致与民国法律相抵触”。旋因应桂庆涉嫌刺杀宋教仁一案而被捕，共进会随即停止活动。

由于“中华国民共进会”仅仅是想把原来的三大帮会简单地融为一体，并未对其成员进行教育和约束，所以共进会成立后，江浙一带的帮会，纷纷打起该会的旗号进行活动，其中不乏破坏社会治安的违法活动，导致该会不断受到外界的质疑和抨击。而共进会总部又没有能力制止各地帮会的不法行为，从而受到地方当权者的打击。不过，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朱瑞，最初仅仅对肇事地区共进会的组织勒令解散，后来，各地帮会继续用该会的名义进行扰乱社会治安的活动，如浙江海宁的共进会，在解散后仍沿袭该会名目，在外卖票开堂，敛钱惑众。浙江都督朱瑞于是下令在全省禁止共进会的活动：“查该会发起宗旨，原欲改革旧习，勉为良善，用意无可厚非。无如入会者，莠多良少，恃众横行，如已经获办镌造伪印、聚众谋逆之俞昆、管伟；私藏炸弹、招徒放票之包田芳；伪造旗令之黄云，及通令缉拿之刘金兰等，均或搜有共进会证书，或系共进会会员。”“乃官厅之文告频颁，而匪徒只猖獗更甚”，因此决定：“为本省秩序计，所有浙江各属之共进会，决计概令解散，以弭巨患而保治安。”

总之，民初改造会党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

三 无法无天终覆灭

民国初年，帮会破坏社会治安的活动遭到社会各界的反对，纷纷要求军政府予以打击和取缔。当时有人指出了革命党人利用帮会的消极后果：“黔、蜀则公口山堂，两粤则洪门、三点，百货滞运，民不聊生，军队比之前日而行色，兵械较之昔时而更备，盗贼则比之从前而更多者，何也？无他，成功之速故也。当未成功之始，凡所谓运动、造谣、暗杀、其种种破坏进行之方针，不论智愚贤不肖，倘有一稍知流血主义者，皆收罗之，一以排斥满虏为目的。孰知汉阳一役，不数月而共和局成，是前日所收之破坏者，今日反以为建设焉。此流血所为见于共和之后也。”有的革命党人也对会党在革命前后的作用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如贵州的革命党人胡刚认为：“运用哥老会力量，虽也是革命过程中的一种策略，但是，在运用之先，就要熟计利害，于革命成功后，如何安顿这种力量，改造这种力量，使不致动摇革命的基础，影响社会的秩序。”

因此民国政府于1912年11月9日颁布命令，宣布解散包括帮会在内的秘密结社：

近闻各省秘密结会之风仍未稍戢。名目繁多，宗旨毫无，并有骗取重资，设会结党，以图暗杀破坏大局者。现在局势甫定，人心未安，凡我国民，均应联合一致，谋新制之进行，期国基之巩固，方为正办。且查秘密各会，结集之初，多出明代遗老，愤痛神州陆沉，迫而为此。今民国告成，五族联合，皆如一家一人，若再图同室操戈，岂非自相图害，以速灭亡，祸及全国，甘为罪魁，此而不惩，何以立国？

帮会的存在及其活动，不仅挑战了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威，而且为各省欲稳定地方秩序的新统治者所无法容忍。各地军政府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恢复社会秩序，只好采取了对帮会进行打击的政策。

在各省打击帮会的过程中，也出现一些偏颇之处，有些真正对革命有功的帮会及其首领，也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广东的帮会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十分突出，是辛亥革命在广东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但在广东独立后，由于部分帮会分子游民习气未改，甚至胡作非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使帮会的名声遭到损害。然而遭到排斥和镇压的受害者，却多为追随革命较久、觉悟较高的帮会首领及其部下，最为典型的是王和顺的惠军。这支以帮会群众为骨干的队伍，很少被吸收入同盟会，甚至连帮会首领出身的老同盟会员王和顺、黄明堂等人也遭到排斥。在新成立的革命政府里，不仅都督、副都督等高级职位轮不到他们担任，连军政府各部的主要职务也无一委派给他们，甚至把这支队伍分批遣散。1912年3月，军政府还对王和顺的惠军发动大规模镇压，以帮会分子为骨干的仁字、协字两军，也遭到打击。连在广东辛亥革命中有过巨大贡献的帮会首领许雪秋也惨遭枪杀。

多数省份军政当局打击帮会活动的做法还是应该肯定的。许多军政当局既肯定了帮会的历史功劳，也指出禁止帮会活动的道理。1912年，云南都督蔡锷发布了《严禁开公口山堂告示》：

照得开山设堂，结盟拜会，在当初时候，都是为宗国沦亡，异族专制，不敢显然反抗，故苦心志士组织一种秘密的社会，抵抗恶政府，其用意很好的。但是，日子久了，越聚越众，伙党太多，流品太杂。有一种狡黠的，借了此种谬名目，哄骗良家子弟，磕诈钱财；有一种凶悍的，结党成群，奸淫抢掠，毫无一点人理。这两种人，便失了原来的宗旨，你们是不甘心的。于今清朝也亡了，共和政府也成立了，无论贵贱贤愚，只要守得正当的法律，造得相当的学识，各个都是自由的。你们岂不是同胞么？大家趁此时代，要努力为一个良民，不要蹈以前的覆辙。……凡群众聚合立公口、开山堂，歃血订盟，结拜弟兄，图谋不轨者，从左之区别处断：一、首魁处死刑；二、参与谋议，居该党重要之职务者，永远监禁；三、其他从事于诸种职务者，处十年以上十五年以下之监禁；四、附和随行其他干预公口、山堂事务者，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之监禁。……从今以后，父戒其子，兄戒其弟，未入会的，勿再失足（入会）。已入会者，早早回头，只要改得前非，就是一个好人。从前的公口山堂等名目，都要一律解散。那些票布标志，都要自行交出。……你们若不晓得利害，执迷不悟，隐瞒票布，不肯交出。或已经交了，还不肯解散会党的名目。一经别人告发，或被地方官察觉，本都督府只有按律惩治一法，你们也改悔不及了。

贵州政府也指出：“公口之设，究其最初之用意，殆为推倒满清而起，就始有利无害；满清已踣，即为目的已达，亦应立时解散。何况末流之弊，罄竹难书，烧杀淫掠，时有所闻，共和国家岂容有此？”贵州都督唐继尧接连发布取消公口的告示，宣布：“公口一项，无论其危害地方已否，均着即日取消，曾经入公口之人，迅将所得证据烧毁，倘能从此力务正业，苟非积恶匪徒，本都督亦不深究。”实际上仅仅对参加宪政党的哥老会未加追究，有的还委以重任，对于参加自治学社的哥老会则一概不予赦免，于是派出各路清乡司令巡行各县，命各县地方官吏和宪政分会，开出当地公口人员名单，按名捉拿，不加审讯，一概枪决。

在湖南，新任都督谭延闿为了维护新政权，也于1912年发布文告，禁止帮会活动。文告称：“所有洪江会、哥弟会以及三把香所发生之富有会、大摆队、铁摆队、十字会兼未及指明之各种名目之元帅、大元帅、坐堂、陪堂等项名称。无论发源于何时，布散于何地，均应自行取消，不然就立即严拿，尽法惩处。”但洪江会却仍继续活动，同年8月，在长沙散售票据2000余张，并扬言不日有第三次革命之举。为此，湖南军政府先后逮捕了洪江会成员三四十人，并处决了其中的28人。8月下旬，都督谭延闿又发布命令说：“近日忽有愚顽匪徒，假冒军官名姓，散放票据，伪造军旗，暗发口号，造谣惑众，谋为不轨。似此目无法纪，有意扰害安宁，倘非严诛首要，曷足以维持风化而儆凶顽。”表达了对帮会的强硬态度。

在湖北，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的帮会也纷纷起而响应，他们在安陆、襄阳等地还建立了政权，这使新建立的湖北军政府非常不安。1912年1月，军政府招讨使季雨霖杀死安陆的帮会首领全明汉。2月，又派人刺杀了江湖会首领李秀昂，迫使总司令官张国荃接受改编，夺回了由帮会首领控制的安陆、襄阳两地的地方政权。但是，湖北的帮会势力很大，而且在军队里有很大势力，所以不肯罢休。1912年2月，帮会首领向海潜（松坡）带领群英会会众，在武汉发动部分官兵包围了都督府，赶走了军务部长。此后，帮会头子应桂庆、何海鸣等又在武昌“蛊惑军队，联络会匪，约期举事”。计划“先据武昌，以图江宁，进攻北京”，企图夺取湖北军政府的政权。军政府对此已经有所觉察，遂下令禁止军人秘密开会结社，规定各处不得设同胞社之分会，违者定即重究。9月24日，黎元洪派人将帮会的据点摧毁，将拿获散放布票的顾斌等多人“讯明正法”。同时通缉应桂庆等人，并命令同胞社社长公请解散，并呈明此后如有假借该社名义在外招摇滋事者，均以军法治罪。

在江西，省会南昌接连发生帮会分子聚众抢劫案件，各界人士纷纷派代表赴南京临时政府请愿，孙中山遂任命李烈钧为新任督军。李烈钧上任后指出：“各府县之劫抢掠夺，时有所闻，究其祸根，皆洪江会、三点会、自强会、联合会、哥老会诸匪之私集党徒，扰害治安所致。”认为“欲治赣必先清匪”，首先把前任都督派往办案的彭志仁以“勾结匪类”、“售卖布票、饱敛钱文、扰害人民”之罪予以枪毙。并将潜逃在湖北的帮会首领龙正文等拿获归案，解省处决。并发布命令，禁止帮会活动：“近者孙大总统命令，除有政党性质者可自由集会外，其余各会党一律解散。凡有扰害人民生命财产者，即予缉拿禀办，并随时出示开导。以前被逼入会斩香者，或经送贽拜门者，准其改过自新，自具结词，并将布票呈送本都督府，或就近地方官处毁销，前罪盖予豁除，决不再加研诘。如有甘心为匪，不思悔过者，一经察觉或被人告发，定即从严究办，不稍宽容。”

在陕西，军政府成立后，大统领张凤翙手下的四个都督中至少有三个是哥老会的人。军政府都督张凤翙没有实权，财政和兵权都掌握在哥老会手中。哥老会在各地的滋扰，使地方治安和财政都受到严重影响，对当时的军事、政治都很不利。哥老会各码头的非法行为，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不满。在此情况下，同盟会陕西负责人井勿幕只好致函黄兴，军政府都督张凤翙也发了一封正式公文给湖北都督黎元洪，请他们派一支革命军到陕西驱除哥老会势力。后来，张凤翙密令各部队秘密逮捕受哥老会首领万炳南煽动企图暴动的帮会分子，每日杀十余人，先后杀了数百人，万炳南手下驻扎岐山、凤翔各县的部属也大部分被改编或被消灭。

在四川，1912年2月，成、渝两个军政府合并，重庆的军政府都督、革命党人张培爵自愿担任合并后军政府的副都督，由成都方面的都督尹昌衡任都督。他看到都督尹昌衡提倡袍哥，以至成都全城大街小巷，公口林立，奸淫霸占，时有所闻。认为“若不迅速制止，恢复秩序，使人民安居乐业，那么我们革命不知为了何事”。于是与尹昌衡商量，令巡警总监杨雄出示，限日撤销公口，如有不尊者，即严拿办。很快取消了成都200多个公口的牌子，并且扫荡了附近各县的哥老会势力。

帮会无法转化成合法的社团，因而继续遭到主流社会的打击而再次转入地下。为了寻找出路，帮会头子便纷纷攀附军阀官僚，而军阀官僚也正好需要帮会作为自己的工具，两者一拍即合，帮会得到军阀官僚的庇护，逐渐从原来下层群众的组织，蜕变为统治阶级的爪牙和欺压、剥削百姓的工具，成为典型的黑社会。

第三章 上海青帮：帮会向黑社会蜕变的典型

民国初年上海青帮的崛起，乃是青帮从下层群众组织向黑社会蜕变的转折点。要了解当时上海青帮如何蜕变为黑社会组织，必须从青帮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的发迹说起：黄金荣——从“包打听”到督察长，杜月笙——泥鳅修成龙，张啸林——小混混成了“张大帅”。

帮会最初是下层群众的互助性结社组织，其活动主要为了维护自身和小集团的利益，在社会矛盾激化时，往往进行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下层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民国初年，帮会受到打压，需要寻求庇护者，许多帮会首领于是认贼作父，成为军阀混战的工具，使帮会从下层群众的互助团体蜕变为军阀官僚的工具或黑社会组织，最典型的便是民国年间上海的青帮和四川的哥老会。

一 青帮生态

民国年间青帮逐渐从下层群众的互助性组织蜕变为黑社会——成为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鹰犬，或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其基本情况，如开香堂的仪式、帮规、戒约等方面，同清代相比较，有的基本相同，有的则已经有不少变化。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青帮中一些头面人物，有的直接落水当了汉奸，有的迁居西南后方或寓居香港、澳门，也有许多暂时隐迹潜踪，不肯公开活动。于是那些下层青帮分子或冒充的“空子”，也开堂收徒，俨然成了青帮的“老头子”。他们开香堂收徒弟，并不注意帮规仪式，也不一定有通晓帮规仪式的传道师来主持，而是随意安排。

1.开堂收徒

民国年间青帮规定，不论年龄、籍贯、职业、宗教以及贫富贵贱，凡属身家清白，品行端正，持有事业者，皆可以入帮。唯须有本帮弟子一人介绍，按照入帮手续办理，才为合法。

入帮手续：要求入帮者，须请介绍人即“引进师”引进。引进师由本命师延请，另有传道师，以达到三帮九代。待本命师同意，即可选择日期开小香堂。再经过三年考察，开过大香堂，才能成为正式成员。

青帮把吸收新成员的仪式称作“开香堂”，凡“同参兄弟”或老头子的前人来参加开香堂仪式的称为“赶香堂”。民国年间青帮开香堂的仪式比之清代已经大为简化。

开香堂一般选在乡村或城市的深宅大院里，并且在深更半夜进行。正规的香堂一般利用朝南的厅堂，堂内正中摆设供桌和牌位，一处牌位写“天地国亲师”（清代为天地君亲师），另一处供桌的牌位写罗祖画像及三祖（钱祖、翁祖和潘祖）牌位，在供牌位的供桌南一米许处，又设一较小的供桌，供“小爷”牌位。

开香堂行礼称作“孝祖”，不管什么字辈，都要严肃地站立在各自的行列。在所有人按班肃立后，由传道师点烛烧香，发号施令，每个动作，传道师都要高声朗诵几句似诗非诗的词句。点烛烧香后，在传道师指挥下，先由本门师、引进师和传道师先后向牌位和供桌叩拜，接着所有人皆按照字辈依次叩拜，最后由新入帮者叩拜。新入帮者叩拜时，必须先微微弯腰，将左手按在左大腿上，再将右手按在左手背上，然后先跪右腿，继而放开两手，再跪左腿。双膝跪齐后，三次叩首，起立；再这样跪拜，共计三跪九叩首，在三处供桌前都是如此！拜过牌位后，再向三师进行一次跪拜。接着站在三祖师香案前，由三师各自交代“三帮九代”，再由传道师传授十大帮规及帮内简单的行话。在开香堂的正式仪式完成后，由本门师介绍赶香堂的前人和同辈的“家里人”。至此，新入帮者就正式成为青帮中人了。

开正式香堂收徒弟称为“上大钱粮”，这是相对于开非正式香堂“上小钱粮”而言。上大钱粮一般花费较多，要在事先隔晚办一餐酒席，事后清晨供一餐点心、茶水（还有供鸦片烟者），加上香堂陈设、外地客人的车船旅费，数目惊人。所以，不在开香堂期间，若有人希望拜有名望的人为师，也可以向师父投递一个帖子，附上压帖费若干，再加上一两桌酒，邀请师父一些朋友和同门弟兄，就算入帮了。这种较为简单的入帮仪式，称为“上小钱粮”。开香堂较正规的仪式，大体上与清代相同。

据崔锡麟回忆他拜张镜湖为“老头子”加入青帮的经过时说：1933年他在原西北军二十五路总指挥部供职时，由师长戴潘周和军长杜凤举作为介绍人，崔锡麟用红字写了拜门帖子：“门生崔叔仙（军中用名），三十二岁，江苏省高邮县人，承杜凤举军长、戴介平（戴潘周）师长介绍，自愿拜在张老太爷镜公麾下为徒，终生聆训，听候驱策。三代：曾祖崔福、祖崔阳春、父崔瑞亭。门生崔叔仙叩呈。民国二十一年九月。”崔锡麟在杜凤举陪同下来到张镜湖家里，二人就地向张行了一跪三叩见面礼。由张的门徒罗鑫泉在佛堂燃烛焚香，口称：崔老弟向祖师爷行大礼，张即面向如来佛三跪九叩。又称：崔老弟向张师父行拜师大礼，崔遂向张镜湖三跪九叩首。接着又向师兄杜大哥、罗大哥行大礼。入门礼至此完毕。

大约未过三年，崔又参加了张镜湖开的大香堂，其经过崔回忆如下：

上大香堂的仪式是非常隆重的，大约在此前十天，张镜湖门下各省的徒弟都先后赶到上海来参加。所有门生和徒弟都给张镜湖送贺礼，一律送钱。仪式就在张宅举行，参加者有一百多人，以军政人员为多。香堂的布置比较正规，堂正中是罗梦鸿的画像，供桌上设黄纸书写的翁、钱、潘三位祖师之牌位。神桌前供干果四包、荤素菜八样，供桌上置有香炉、烛台。门外桌下又置一香炉，供奉陈四小祖之位。仪式开始时，众门生和徒弟随张镜湖（本门师）和传道师樊锦臣、引进师高士奎进入香堂。张的老徒弟排在前面，新入帮者排在后面。张镜湖属于江淮泗帮，樊锦臣属于嘉海卫帮，高士奎属于新五六帮。张、樊、高三位师父进入堂后，由两位先进弟子担任司仪，燃烛焚香，又焚五束香，插在桌下香炉内，名为五指抱头香。接着又焚一束香，插在陈四小祖牌位前。司仪口称：请本门师张师父孝祖，张镜湖遂在翁、钱、潘三位祖师牌位前行三跪九叩礼。接着引见师樊锦臣、传道师高士奎相继孝祖，都是三跪九叩礼。然后，司仪请三位师父在门外陈四小祖牌位前行一跪三叩礼。三位师父回到香堂后，坐在香堂上首，司仪口称：各兄弟孝祖。这时，堂前一百多位徒众，一同跪在堂前地毯上，面向祖师牌位行三跪九叩礼。接着，众人再原地向门外陈四小祖牌位行三跪九叩礼。之后，司仪请三位师父在香堂正中就座，口称：各位先进老大参师，新进兄弟陪拜。于是全体跪下，面向三位师父行三跪九叩礼。礼后，先进老大立于两旁，新入帮者立于中央，向三位师父行三跪九叩礼。最后，司仪口称：各位新兄弟跪着听训。张镜湖训示：

问：你们是自愿入帮的还是别人指使入帮的？

答：我们是自愿入帮的。

问：十大帮规你们能遵守吗？

答：自愿严格遵守，誓守十大帮规。

张镜湖说：请引进师、传道师训话。

三位师父训话后，大家起立，依次把手上拈的香插入香案上的香炉内。张镜湖将印好的三帮九代的名单发给新入帮者每人一份，随即指示说：“这是我们门里的绝密之宝，不得对外泄露，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这是你们终身的饭碗，切记切记。”司仪等张镜湖讲完话，口称：各位新兄弟向三位师父谢恩，行三跪九叩首礼。

司仪焚纸马后宣布礼毕，继称：各位新老兄弟上楼拜见师母并道喜，新弟兄在前，老弟兄在后，也就地向师母行一跪三叩礼，至此仪式结束。

后来，黄金荣把开山堂收徒弟的办法进一步简化。

首先，他把所收徒众分成“门徒”和“门生”两大类。“门徒”主要是社会下层的流氓无赖，这些人加入青帮，仍然需要具红帖、开香堂，拜过老头子；而“门生”则是比较有地位者，他们入帮不必开香堂，只要由介绍人搭桥，欲入帮者投一份红帖，封一份贽金（数额比门徒高一倍）帖内称“黄老先生贵台”，自称“门生某某百拜”，只向黄金荣磕三个头即可。对于那些高档的门生，则只需通过介绍人备了红包，包一份更高的贽金，向坐在关帝像前的“先生”三鞠躬就算入帮了。更高档次的门生，只要备上红帖，附上贽金，托介绍人把红帖投递给“先生”就可以了。以后，黄金荣又进一步改革收徒弟的办法，建立了“忠信社”（荣社的前身），干脆取消了门徒和门生之间的界限，凡自愿投入黄门者，只要加入该社，缴纳社费，办理入社手续就成为帮内之人。到杜月笙建立“恒社”后，入帮手续更为简便，只需入社者用红帖写上自己的三代祖先，择日备礼，前往杜家行鞠躬礼，礼毕照相，就算加入恒社，成为青帮弟兄了。

2.帮规、戒约

民国年间青帮的帮规，如“十大帮规”、“十禁”、“十戒”、“十要”以及“家法十条”等，均与清代相同，故不赘述。但增加了“传道十条”，内容包括：遵法律，孝双亲，敬神明，习正道，保身体，善改过，立品行，务正业和戒嗜好等。这些内容冠冕堂皇，似乎是要求其成员遵守社会道德，实际上并无人遵守。

二 蜕变原因

民国初年上海青帮的崛起，乃是青帮从下层群众组织向黑社会蜕变的转折点。上海青帮的崛起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得到恶性膨胀，并蜕变为黑社会。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漕运改道导致靠漕运为生的青帮成员大量涌入上海

19世纪后半期，清朝当局把漕运从河运改为海运，上海成了海运的重要转运点，从上海到天津，整个航程仅仅是通过大运河所需时间的1/3，原来的漕运水手、纤夫及其他与漕运有关的人员，便随之移往上海。而这些人当中，许多都是青帮的成员。其中一支是来自浙江杭嘉湖地区的“湖州帮”，另外一支是来自江苏镇江、扬州和苏北运河沿线的“苏北帮”。民国初年，青帮大字辈的首领，大量进入上海，并且在上海扎下了根。自从苏北帮（江淮泗总帮）的首领徐宝山死后，这一支青帮的势力便开始进入上海，在此建立地盘。其中仅“大”字辈的头目就有张仁奎、曹幼珊、高士奎、樊宝瑜、陈兆丰、王德邻、阮慕白、米占元等。他们来到上海后，成了青帮的台柱子。

据统计，当时全国青帮大字辈的“老头子”仅存100余人，上海就有39人，占到大字辈总数的1/4。民国初年移居上海及原籍上海的青帮著名人物有129人，其中由外地移居上海者有75人，占总人数的。各地青帮仅大字辈的人物移居上海者，就有：兴武四帮的马玉祥、陈云忠、米传忠、阮薪川；兴武六帮的王永安、王鸿寿、白玉山、朱秉政、朱绩成、李涛、汪禹丞、吴省三、周荩臣、步章五、马玉山、梁绍棠、柏玉山、张锡臣、翁铁庵、陈永康、陈万兴、陈锡恩、程孝周、樊瑾成、蒋尊盈、穆恩魁；嘉海卫帮的邱现嵘、段燮臣；嘉兴卫帮的王九皋、米占元、赵岑楼、刘登阶、边怀周；嘉白帮的贺文朝；镇前帮的张树声；双凤帮的钟三和等。

（2）移民的大量涌入

20世纪初，上海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而且是海内外交通的枢纽、繁荣的工商业，像磁铁一样，吸引大量四面八方的移民来此谋生。据统计，从1910年到1930年，短短的20年内，上海的人口从100万猛增到300万。移民中除了附近农村的农民、手工业者外，还有大量各地非主流社会的群体，如退伍的士兵、盐枭、土匪、地痞和乡丁等来到上海寻找生活出路。这些人当中，也有不少是青帮的一般成员，他们的到来，又加强了当地青帮的群众基础和实力。

大量移民的进入，既为上海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为上海城市的建设作出了贡献，同时，也带来诸多的消极因素。移民在上海人地生疏，需要互相帮助，帮会的互助性特点，正适应了移民们的需要，便纷纷加入其中，促使帮会迅速发展。经济的繁荣、财富的增加，诱发了人们的贪欲，导致犯罪率的上升。从各地来到上海的淘金者，为了便于谋生和从事各种犯罪活动，便利用师徒传承或歃血结盟的办法，建立有组织犯罪团伙。那些在经营工商业或金融业中的失败者，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也被迫投靠这些恶势力。那些进入上海的弱势群体，形成一个游民阶层，迫于生计而从事娼妓、抢劫、赌博等行业，也成为黑社会孳生的温床。

（3）上海的分治为黑社会造成了生存空间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并不是一个统一完整的城市，而是分别由中国政府控制区、公共租界（实为英租界）和法租界三部分构成。每个控制区都有自己的一套行政、立法和治安机构，彼此间不仅不配合，甚至互相冲突，这就为黑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空间。在租界区域内，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社会治安问题日益突出。公共租界招募了大批印度巡捕，法租界则调来大批安南巡捕，借以维持社会治安。但是，这些外籍巡捕同当地居民语言不通，难以有效地执行治安巡逻任务。租界当局于是又开始招募华人巡捕，尤其是热衷于招募熟悉当地黑社会内幕的地痞流氓、帮会分子，让他们充当“包打听”。这样，黑社会和帮会分子不仅没有成为治安机构的打击对象，反而成了租界当局维持社会治安的依靠力量。

当时上海帮会和黑社会头目，大多是依靠在租界充当巡捕起家的，著名的青帮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皆是如此，帮会和黑社会也就随之发展起来。20世纪最初十年，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华裔探长沈杏山便是著名的“大八股党”的主要头目，他们控制了公共租界的贩毒活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法租界的主要贩毒活动也是由巡捕房的华裔探长黄金荣集团所把持。当时帮会成员的人数约有10万之多，约占总人口的3%以上。在1919年到1949年期间，上海共有48个著名的青帮头目，其中最著名的有公共租界的张仁奎和“大八股党”、闸北、虹口地区的顾竹轩集团，法租界的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集团。当时，租界当局也为黑社会的崛起，提供了经济条件。租界当局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官员们为了中饱私囊，便在“合法”外衣掩盖下，利用帮会和黑社会组织从事包烟（鸦片）、包赌、包娼及贩卖人口等活动。

（4）国民党当局的支持和怂恿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青帮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因为反共卖力而得到犒赏，被委以南京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等头衔，成为国民党当局反共反人民的得力工具。不仅如此，国民党还用经济手段对青帮进行笼络。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设立了禁烟委员会，实施所谓“寓禁于征”的方针，结果导致鸦片的公开销售。在各级禁烟委员会中，国民党当局有意安插青帮分子，杜月笙本人便担任了上海市禁烟委员会的常委，负责处理禁烟的日常事务及执行禁烟委员会的决议。在江苏各地的禁烟委员会，也多为杜月笙的爪牙所控制。1931年，杜月笙等利用赴南京参加会议之机，又同国民党当局达成一笔交易：由青帮首领提出鸦片垄断人选，由国民党政府加以任命，由杜月笙及其门生继续控制江南地区鸦片的分配和销售，而杜月笙等则帮助国民党破坏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后来，国民党政府实施币制改革，又把杜月笙拉进“法币发行管理委员会”，使得杜月笙等得以获得重要经济情报，大发其财。由于国民党的抬举，使得上海青帮三大亨从市井流氓，一跃而成为“党国要人”。

三 青帮三大亨的发迹史

上海的青帮三大亨是指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他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取代上海青帮大字辈成为上海最有势力的黑社会头子。因此，要了解当时上海青帮如何蜕变为黑社会组织，必须从青帮三大亨的发迹说起。

1.黄金荣：包打听当上督察长

黄金荣字锦镛，原籍浙江余姚，1868年12月14日（清同治七年十一月初一日）生于江苏苏州。其父黄炳泉曾在浙江余姚县衙门刑事监狱当捕快，因为成功地侦破了苏州富豪葆青丢失的三件祖传至宝：碧玉如意、彩绿翡翠如来佛和荆轲刺秦王立轴一案，深获知县的青睐。后来又破了几起案件，于是升任班头，全家搬到苏州。最后，却因为办错了一件案子而丢了饭碗，只好全家离开苏州。后因大女儿黄凤仙嫁到上海城内梅家弄的邹家，于是全家来到上海，在漕河泾开了一家“悦来茶馆”，所以黄金荣称自幼生长在上海的漕河泾。黄金荣9岁时被送到私塾去上学，但他并不认真读书，而是喜欢到住所附近听捕快们讲述破案的故事，或到赌场去观看赌博。不幸的是，黄金荣因染上天花而落下一脸麻子，后来就有了“麻皮金荣”的绰号。

光绪七年（1881），黄炳泉病故，黄家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黄金荣一家陷入了贫困之中，只能靠母亲替人家洗衣服勉强维持生活。年仅14岁的黄金荣也只好到外面做杂活混口饭吃，以减轻母亲的负担。17岁那年，黄金荣进入一家裱糊店当学徒，每月只有400文（40个铜板）的“月规钱”，仅能勉强糊口。而且每天除了学手艺，还得干杂活，一天下来，已经是筋疲力尽。后来学徒期满，有了一些工资，他便到茶馆区去同一些流氓鬼混。这时，他结识了上海青帮头目之一陈世昌，绰号“签子福生”。陈世昌也是苏州人，是上海青帮通字辈，在小东门（现在的中华路、东门路）一带靠套签子骗人为生。他吃喝嫖赌样样精通，麻将、牌九、押宝等赌术门门高明，在上海赌博行业颇有名气。他教黄金荣赌博，带他去玩女人，甚至一起抢劫分赃，把黄金荣完全带入了黑色世界。

经过陈世昌的指点，黄金荣很快掌握了全套赌术和嫖妓女的本领。黄金荣因为勾引上绰号“黑皮长贵”的妹妹程杏花而遭毒打。“黑皮长贵”没有固定职业，有时摆地摊，有时卖苦力，时常偷拿扒窃，或寻衅敲诈，甚至拦路抢劫。他整日在外面鬼混，直到夜深人静才回家。一天晚上，黄金荣正同杏花在床上鬼混，未想到“黑皮长贵”突然回家来，黄金荣慌忙穿好衣服，从后窗跳出逃走。杏花在“黑皮长贵”的追问下，不得不承认与黄金荣上床的事。结果黄金荣被“黑皮长贵”的弟弟堵在路上毒打了一顿。黄金荣便到陈世昌那里诉苦，请求帮助报仇。陈世昌立即找到在衙门当捕快的青帮弟兄，把“黑皮长贵”绑到衙门下了监狱。“黑皮长贵”获释后知道自己不是对手，只好卷起铺盖搬走。

黄金荣看到衙门的差使十分了得，特别是他自幼受到当捕快的父亲的影响，回忆起父亲当年当捕快时的威风和对黑白两道各色人物的崇拜，使他对捕快这个差使十分羡慕。尤其是对帮助他对付“黑皮长贵”的李捕快，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后来，他向陈世昌和其他兄弟借了一笔钱，准备了一份厚礼，终于也当上了一名捕快。但是日子久了，他又觉得捕快的工作太辛苦，因为那时上海县属于松江府管辖，他每天要把公文送到松江府去，往返150多里路，经常穿着蒲鞋，背着雨伞，提着灯笼，从凌晨三四点钟出发，要深夜八九点钟才回到衙门。捕快虽然可以仗势欺人，找些外快，但是毕竟太辛苦了，因此他又想找别的出路。

黄金荣22岁那年，遇到了一位“贵人”，就是法国驻上海副领事兼法租界总监的翻译官曹显民。当时，黄金荣正在老北门当差，对每天经过这里的曹显民，毕恭毕敬，给曹显民留下了颇深的印象。1893年，法租界为了推行“以华治华”的策略，需要招募120名华捕，黄金荣前往报名。结果被曹显民看到，将他录取。租界的巡捕分为两类：一类是巡捕，包括巡士、巡长、巡官；另一类是密探，俗称“包打听”，包括探员、探目和探长。中国籍的巡捕简称“华捕”。经过一阶段的训练，黄金荣被分派到油水较大的十六铺地段值勤。正如黄金荣自己所说：“做包打听，成为我罪恶生活的开始。”

黄金荣当上华捕后，时常到城隍庙得意楼去喝茶，趁机结识了那里的地痞流氓和青红帮分子。当时人们通常把地痞流氓称为“郑家木桥小瘪三”，黄金荣逐渐同这些人混熟了，便利用他们来为自己服务。

现在上海的延安东路，原来是一条宽阔的小河，是黄浦江的支流，名叫“洋泾浜”。位于“洋泾浜”的郑家木桥是英租界（即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交界处，这里商贾云集，十分繁华，也是地痞流氓活动的场所。因为法租界的巡捕不能到英租界捕人，反之，英租界的巡捕也不能到法租界办案。这样，流氓、小偷在法租界作案，便跑到英租界躲避，反之亦然。黄金荣为了得到法国主子的青睐，显示自己侦缉才能的高超，便用小恩小惠收买了流氓瘪三和小偷惯窃的头目丁顺华和程子卿，作为眼线。同他们讲明，如果同他合作，有事被捕可以保释。于是让眼线们到租界内去抢劫，黄则密报法国人，将眼线们一网打尽，然后他又设法把他们解救出来。如此连续侦破几次窃案后，法国人果然对他另眼相看。

为了对商店老板进行敲诈勒索，他又唆使一班小流氓到当地商店去捣乱或假装打架骂街，黄金荣便随后赶到，将小流氓赶走，他在店主人面前充当好人，让人感到小流氓们见了黄金荣如同老鼠见猫一样，以为黄金荣果然本领高强。他又让门生对老板们说，遇到任何事，只需托黄老板出面，一定可以平安无事。一些商店老板或富户，为了保平安，只好逢年过节向他送礼，有的还拜他做“先生”。

黄金荣在晚年回忆说：

在租界时候，巡捕房是外国人专制管理的，租界里的百姓，因为我是巡捕房里的包打听，所以认为包打听能有法子可以与外国人接近，讲得上话。所以，卖烟土的、开赌台的人，都来与我商量，托我去运动法国头脑，谋求太平。等事体成功后，他们送些钱给我。还有一辈子做生意的人，因为怕被人欺负，也托人介绍，拜我做先生。希望能够依靠我的情面不被人家欺负。但是，里面难免有行为不好的人，时常借我的名义，在外面讲斤头，做不好的事情。我在旧法大马路聚宝楼做茶会间（这是包打听平时碰头的地方），用了不少伙计，在外面打听盗贼线索与行动，每天在茶会间报告我，好去破案。

他时常唆使一些流氓瘪三在商店门前闹事，寻衅取闹，影响商店营业，使顾客远而避之，不敢进去购买东西。然后他则带着巡捕和便衣包探上街巡逻，每到一处，闹事的流氓瘪三便逃之夭夭，有时黄金荣还故意抓起几个小流氓来惩办，借以显示他的威风。

对于不肯买账的富豪，黄金荣则用绑架的办法进行敲诈勒索。他曾唆使徒弟丁永昌把富商荣德生绑架，向荣家勒索了几十万元的巨款。并威胁荣家说，如不把钱送到就“撕票”。荣家无奈，只好如数支付，荣德生才获释。光绪二十四年法租界发生了一起“四明公所案”，黄金荣又乘机勒索到一笔巨款。四明公所地处法租界内，是上海宁波人同乡会寄放棺木和埋葬死者的地方。1849年法国租界建立后，四明公所被划入法国租界，法国人对租界内的坟墓十分反感，千方百计想把坟墓迁走。光绪二十四年（1898），法国租界当局借口修建医院，要求四明公所搬迁，并且与宁波人发生冲突，法国士兵开枪打死15名中国人。宁波人因为在事件中有15名同乡被打死，而且公所的围墙也遭破坏，于是纷纷举行抗议，法国租界当局也被迫妥协，答应给予赔偿。黄金荣得知这些钱都掌握在公所的甘董事手中，于是指使徒弟将甘董事绑架，然后向甘家勒索到2000块银圆，并强暴了甘董事的小妾。

黄金荣在处理四明公所的事件中，玩弄的“刀切豆腐两面光”的手法，引起了法国人的不满，加上有人向巡捕房总监督报告，说黄金荣有与流氓盗匪串通一气的嫌疑。巡捕房总监督便趁华捕们在新年拜年的机会，当面向黄金荣提出了自己的怀疑。黄金荣当时已经小有名气，无法忍受这种侮辱性的指责，于是同巡捕房总监督顶撞起来，最后干脆辞职不干了。

离开巡捕房后，黄金荣想起苏州尚有父亲的老朋友，于是决定回到苏州去闯荡。黄金荣来到苏州后，先是在一家天后宫戏馆当管事和保镖，后来摸熟了情况，干脆自己开了一家“共和戏馆”。他自己既是老板，又是保镖，生意非常兴隆。这时，他又认识了大胆泼辣的女人林桂生。

林桂生的父亲做当铺生意，母亲曾经是烟花女子，她出生在农历的八月十五日，故父母给她取名“桂生”。后来父亲去世，剩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时常遭人欺侮，所以，希望找个上门女婿作为靠山。母亲看中了苏州衙门里的马捕快，招赘为上门女婿。马捕快是个胸无大志的人，只求过平安的日子，而林桂生却不安于这种平淡生活，对自己丈夫的无能颇为不满。恰好这时黄金荣出现了，黄金荣在上海县衙当捕快时，因公务曾与马捕快有过交往。黄金荣来到苏州，便来拜访这位老朋友。黄金荣拜访马捕快，一来是为了看望老友，二来是请他帮忙，免得流氓到他开的戏馆捣乱。可巧那天马捕快不在家，黄金荣说明来意，林桂生便痛快地替丈夫答应下来，并且唆使丈夫去找那些流氓头头，告诫他们，不许到黄金荣的戏馆去捣乱，倒可以去捧场。果然，此后那些流氓来到戏馆，不仅大把掏钱买茶买烟，而且开唱后还大声叫好捧场。黄金荣明白这是马捕快在起作用，于是备了礼物到马捕快家里去表示感谢，并热情地邀请林桂生到戏馆看戏。正好林桂生是个戏迷，平日总喜欢到戏馆看戏，遂成了黄金荣戏馆里的常客。每逢上演新戏，黄金荣便在台前中央给她预留座位，摆满茶点水果。林桂生一到，黄金荣还亲自出来相陪。林桂生也时常邀请黄金荣到家里来吃饭，作为回报。时间长了，两人便产生了爱慕之情。最初是偷偷摸摸，后来干脆赶走了马捕快。不久，黄金荣又应巡捕房总监督之邀请，与林桂生一同重返上海滩。临行前，二人在苏州正式结为夫妻！

黄金荣重返上海滩之后，在巡捕房官复原职，又召集郑家木桥的流氓瘪三，相互配合，使黄金荣的办案本领，更加凸显出来，不仅很容易追回赃物，而且能顺利抓获盗贼，先后破获了数起大案、要案。

（1）抓捕了太湖大盗“黑风”

“黑风”是19世纪90年代末江苏常州的一个太湖大盗。他武艺高强，又有一群凶残强悍的弟兄，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亡命之徒。他们打听到常州有个巨富，家中藏有一颗价值连城的“夜明珠”。于是带领弟兄们将该巨富的家里抢了个一干二净。受害人觉得当地官府无能，便向上海法租界的巡捕房报案。此案本来不该巡捕房受理，但巡捕房的总监督觉得此案涉及巨富，肯定有利可图，于是派黄金荣侦查此案。黄金荣派手下的丁顺华和程子卿去侦察“黑风”的下落，丁、程二人又找到徐福生等人，派出诸多个小瘪三作为眼线，到各处去打听，很快就找到了线索。他们发现苏州城西的枫桥镇上的一家人，最近来了许多陌生人，而且行动诡秘，原来这里是“黑风”姘妇翠喜的家。黄金荣接到情报后，立即带领丁顺华和程子卿等几名精干的巡捕，携带枪支弹药和刑具，从上海赶往苏州。在同苏州衙门接洽后，衙门表示愿意鼎力相助，共同破案。黄金荣亲自带领巡捕来到“黑风”藏匿的翠喜之家，指挥大家将宅院包围起来。黄金荣本人纵身越过院墙，潜至窗下，发现“黑风”正在与姘妇偷情。“黑风”发觉外面有动静，急忙将灯熄灭，跳出屋外。黄金荣见状，立即冲上擒拿。经过一番打斗，最终将“黑风”制服，逮捕归案。

（2）破获间谍谋杀案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期间，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所住宅，发生了一起英国间谍丈夫杀害法国间谍妻子的谋杀案。在法租界杜美路94号住宅，一位法国籍中年妇女被谋杀，身上共有三处刀伤。经过现场勘测，黄金荣认为最大的嫌疑犯就是这家的男主人。法国探长由于人地生疏，很难将案件侦破。黄金荣觉得这正是显示自己技高一筹的好机会，于是立即召集手下人，带上男主人的照片，四处打探。巡捕房的人手不够，他便派人去找郑家木桥的流氓瘪三，让他们帮助寻找线索。经过几天的侦查，在英租界终于有人从照片上认出了这位男主人。最后查明那位男主人，经常在英租界里的一所住宅出入，住宅里住着母女二人，母亲并未结婚，却有一个18岁的女儿。当黄金荣找到那位女孩后，得知照片上的人正是女孩的父亲，她说父亲在法租界还有一个妻子。最后，黄金荣终于查明事情的真相：原来那位男主人和他在英租界的情妇都是英国间谍，被杀的法国妇女则是法国间谍。

（3）侦破宋教仁被刺案

1913年，国民党的重量级人物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袁世凯为掩盖事情真相，便派人到处造谣，说刺杀宋教仁是革命军沪军都督陈其美所为。国民党人对于宋教仁的被刺，本来已经十分悲痛，又遭到袁世凯的诬陷，更是义愤填膺，决心抓住凶手，报仇雪恨。于是一面请英、法租界当局缉拿凶手，一面联络各地同志侦破此案件。陈其美乃是上海青帮首领，又同黄金荣有些交情，于是请他帮忙，并且悬赏10000元，加上沪宁铁路也悬赏5000元。如此巨大的赏金，促使黄金荣和英、法租界巡捕房的探子们，积极行动起来寻找破案线索。

英租界巡捕房首先发现了线索，一个名叫王阿法的古董商人来到巡捕房，指控一个名叫应桂馨的人，曾经拿给他一张照片，要他去行刺此人，答应事成之后，付给他1000元报酬。宋教仁遇刺后，他从报纸上看到，照片上的人正是宋教仁。英租界巡捕房的探子发现，应桂馨经常到英租界的妓院去嫖娼。黄金荣得到这个消息，立即带领探长金九龄和程子卿，连夜赶到文元坊搜查。他们首先将应桂馨的住处团团包围，然后闯入宅内清点人口。虽然未找到应桂馨，却发现有一个操山西口音的矮个男子，突然扭头逃跑，黄金荣立即追赶。那人穿过客厅，来到一堵后墙下，迅速翻上墙头，跳向墙外。黄金荣也翻墙扑去，正巧砸在那人身上。两人在墙外扭打起来。这时，巡捕们也纷纷赶到，将那人捉住，押回应宅。黄金荣看那人觉得有些面熟，忽然想起那人不久前曾犯案在巡捕房坐过一个月的牢，名叫武士英。那人最初仍想抵赖，黄金荣向他点出他曾在巡捕房坐过牢的事，那人只好坦白了自己作案的经过：他原名叫吴福铭，山西人，曾在清军当兵，清朝覆亡后，到上海谋生，经朋友介绍加入了共进会，认识了应桂馨。一天，应桂馨找他，交给他一项任务，拿出一张宋教仁的照片和一支手枪，要他去刺杀宋教仁，保证事成后给他1000元酬金。当黄金荣再次搜查应桂馨住宅时，找出了那支行凶的手枪，枪中残留的子弹，与从宋教仁身上取出的子弹完全一样。又发现谋杀案幕后的主谋，乃是当时的政府总理赵秉钧和洪述祖，是赵、洪二人命令应桂馨具体执行的。至此，刺杀宋教仁案便真相大白了！这件事使黄金荣的权势和地位更加巩固。但是，真正促使黄金荣发迹的，还是他设法侦破了一起法国天主教神甫被绑架案，也就是山东临城土匪抢劫津浦铁路的大劫案。

（4）侦破临城抢劫案

1923年5月6日在山东峄县、临城、沙沟车站之间，发生了一起有计划、有预谋的抢劫案。被劫的是由浦口开往天津的蓝钢皮列车，该列车由美国制造，设备豪华。车内有乘客200余人，其中有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墨西哥等国的40名外籍旅客，特别是有法国籍神甫姚主教和一位法国公使馆的参赞。此案发生后，立即成了震惊中外的重大新闻。

劫持列车的组织者和指挥者是当时活动在山东峄县抱犊崮一带的土匪头子孙美瑶。孙家原来是当地的富户，家里拥有良田六顷，房舍甚多，骡马成群。孙氏弟兄五人，老大孙美珠是清末秀才，足智多谋。老五孙美瑶性情粗鲁。孙家是当地望族，当地土匪时常向孙家“借粮”，官兵也借口进行敲诈勒索，使孙家不得安宁。孙美珠于是同友人王翼民和孙美瑶商量，决定变卖家产，购买武器，招兵买马，逐渐把峄县及其附近的土匪集中起来，选择峄县城北60里的抱犊崮山区为根据地。抱犊崮四周为悬崖峭壁，顶上有平地数顷，因为路险无法牵牛上山，只好抱个小牛犊上去，养大后再用来耕地，因而得名“抱犊崮”。孙美珠在一次同北洋官军的战斗中被击毙，北洋官军又加紧了围捕，孙美瑶一伙土匪的活动范围日益缩小，觉得同北洋官军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于是决定在津浦铁路上打主意。如果劫持国际列车，车内有洋人，北洋官军投鼠忌器，不敢轻易对他们剿捕，而且可以趁机要挟北洋政府，走招安的路，于是决定劫持这列国际列车。他们把劫车地点确定在临城与沙沟车站之间，时间为1923年5月6日清晨。土匪们先从铁路检修工的住房里抢得工具，把铁轨卸下一根，等火车司机发现，早已刹车不及，导致车头及三等客车车厢出轨，后面的头、二等客车及卧铺尚安然无恙。列车停下后，早已预伏在铁道两旁的匪徒们，便飞快地爬上列车破窗而入，在列车上伪装成旅客的匪徒，在内接应，整个劫持活动进行地非常顺利。

被劫持的姚主教，去天津以传教为掩护，实际上是进行间谍活动，同法国驻上海领事关系密切。由于姚主教负有特殊使命，法国领事不惜用重金赎回人质，上海法租界当局也限令巡捕房火速破案，将姚主教营救出来。巡捕房出动了所有人员，四处打听，却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只得高价悬赏。凡提供姚主教下落者，赏银洋3000元，有能救出姚主教者，赏银洋1万元。黄金荣认为此案虽然难破，却也是升官发财的大好时机，于是接受了破案任务。

恰好，这时有一个从山东来到上海出差的军官韩荣浦，他是临城人，又是军阀吴佩孚的副官。他从山东临城来到上海买东西，在车站附近丢失了100元钱，只好来到法租界，到巡捕房找一个姓隋的同乡，请他帮忙。姓隋的巡捕帮他报了失窃案，并介绍他同黄金荣认识。黄金荣听说他是从山东临城来的，便向他打听临城的劫车案和法国神甫的情况，韩遂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告诉黄金荣。黄听说后大为高兴，便立即付给他150元，让他回到临城去仔细打听被绑架者的下落。一旦打听到确切消息，赶快到上海报信，再给500元赏金。如果破案成功，还另有重赏。韩荣浦回到临城之后，很快就打听到姚主教的下落，立即重返上海，与黄金荣联络。黄金荣便先从巡捕房预支2000元，其中500元给予韩荣浦，1000元让韩去收买看守姚主教的人员，并答应在事成之后再付2000元，让看守人员逃往外地。他让巡捕房的陶翻译用法文写了一个便条，告诉姚主教，请他放心，黄金荣会亲自到临城营救。一切都安排好后，黄金荣便带领十几个便衣巡捕，从上海乘火车来到临城。他们只花费了几千元便买通了看守人员，趁夜晚把姚主教救了出来，安然返回上海。这一事件使黄金荣的名声大振，不仅得到1万元的赏金，而且得到法国巡捕房的破格重用，提升他为原来只有法国人才能担任的督察长，还派了8个安南巡捕作为他的保镖，这一职务一直担任到他60岁退休。

上述情况是黄金荣管家程锡文所述，而且是黄金荣在烟榻上对他讲的，当属可信。不过，程锡文把抢劫者说成是军阀张宗昌的部下所为，显系错误。

黄金荣作为上海青帮三大亨之首，最初却并未正式加入青帮，更没有拜过“老头子”。他为了在上海滩进一步扩展权势，利用帮会这个工具，就需要广招门徒。但是，按照青帮的规矩，凡没有正式加入青帮者被称为“空子”，不得开堂收徒。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在众人的劝说下，黄金荣拜了当时青帮辈分最高的“大”字辈张镜湖（张仁奎）为老头子，于是成了青帮的“通”字辈。上海正宗的青帮分子们，虽然明知黄金荣是“空子”，而且他开香堂的仪式也不规范，他甚至自称“天”字辈，比大字辈还多一横。但是，鉴于他在上海滩拥有的强大势力，也就只好默认，无法同他较真。黄金荣为了扩大势力，招收徒弟多多益善，只要愿意充当他的徒弟，写上一张帖子，上写“拜黄金荣为老师”，下写“门生某某敬拜”即可。只要肯送礼，他就来者不拒。在升任法租界督察长以后，他一次就收了两三百个徒弟，这些徒弟大多是法租界巡捕房的骨干或小头目。有些演艺界的人士，为了自身安全，也被迫拜他为师。黄金荣的弟子当中，军、警、工商、文艺、科技以及星相、医卜，各色人物一应俱全，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英法租界巡捕房和上海市警察局的人员：

如陈三林、丁永昌、鲁锦臣、曾九如（法捕房探目）、金九龄（法捕房督察长）、程子卿（法捕房政治部主任）；陆连奎（英捕房督察长）、尚武、冯志明（英捕房探长）、汤坚（英捕房探目）；韦钟秀、乔松生、卢英（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长）、张荣（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副队长）；流氓、把头：顾竹轩（天蟾舞台老板）、马鸿魁（法租界粪大王）、朱顺林（赌场老板）、刘怡章（烟土贩子）、姚松如、颜伯颍（饭店老板）、唐嘉鹏、“水果荣生”（大世界经理）、孟禄久、娄炳章（星相把头）。

工商界的“生意白相人”：

郑仁业（正泰橡胶厂老板）、张子廉（三星棉铁厂老板）、谢克明（仁丰染织厂老板）、张善琨（新华影片公司经理）、陈菊生（华欧制糖厂老板）、乐宝成、乐汝成（泰康饼干厂老板）、黄振世（渔业公司经理）、邱子嘉（仁丰染织厂厂部经理）等。

文化、新闻及医药界：

吴玉荪（弹词艺人）、王振川（西医内外科）、平襟亚（小说家，开设中央书店）、沈菊隐、任衿苹、杭石君（报社编辑）。

在黄门弟子中，以顾竹轩最为典型。他原为人力车夫，后来在英租界巡捕房当巡捕，以敲诈勒索所得赃款，开设了一家人力车行，把车出租给贫苦的人力车夫，他作为巡捕，自然不怕工人欠租。而且他向站岗的巡捕打招呼，凡是他出租的车辆，偶有不遵守交通规则，也可宽容放过。后来看到车行生意大好，就干脆辞去巡捕职务，扩大车行生意，以后又开设“天蟾舞台”，成为黄门的台柱子之一。

黄金荣第一次开香堂收徒弟是在1901年农历十一月初一，也就是黄金荣33岁生日那天，这次一共收徒99名。按照青帮的规矩，开香堂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凡属收徒者同辈（同参）都要到会祝贺，表示对收徒者的认可。可是，黄金荣本来就不是青帮中人，虽然临时才拜了张仁奎为老头子，可是并没有同参兄弟，只得邀请了杭州、上海等处的一些青帮头子金廷荪、曹显民、陈世昌等人，以及巡捕房的头目，前来凑热闹。黄金荣开香堂的仪式，既不像青帮，也不像洪门，可谓不伦不类。可是，黄金荣自恃势力强大，青帮中人也就只好认可。而且一些真正青帮通字辈的人，如黄振世、顾竹轩、卢英等还拜他为老师。按照青帮的规矩，拜同参兄弟为师，是违反帮规的。另外，还有些正式进过青帮的人，如贞英、董明德、何国梁等30多人，联合拜青帮大字辈的曹幼珊为“老头子”，并开设香堂，接收徒弟。而他们的徒子徒孙们，又拜黄金荣为师，这在青帮中称为“爬香头”，也违反了十大帮规。可是，因为接收徒弟可以得到大量金钱，他也就不顾这些帮规，也无人敢过问！

黄金荣还广交名流，攀附权贵，拉拢政客。黄金荣虽然有了法租界督察长的地位，也成了青帮三大亨之一，但是，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又进一步攀附权贵，拉拢社会名流和官僚政客，以抬高其社会地位。

他首先结交了孙中山先生。

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斗争正处于困难时期。1918年，广东政学界和桂系军阀串通一气，在广州非常国会上通过《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用来排斥孙中山先生。孙中山愤然辞去军政府大元帅的职务，离开广州，来到上海，有一批革命者也跟随他来到上海。黄金荣的徒弟徐福生在跟随黄金荣做鸦片生意时，认识了一些广东人，又通过他们认识了那些革命者。孙中山知道徐福生是黄金荣的弟子，也想利用黄金荣在法租界的势力，掩护革命者的活动。于是题写了一个扇面，请他去约见黄金荣。徐福生拿着扇面去见黄金荣，向他说明孙中山是个极有声望的革命家，希望来拜访他。黄金荣一向喜欢结交名流，于是高兴地答应，并约定了见面的日期。当徐福生陪同孙中山来到黄府时，黄金荣热情地邀请孙中山到楼上的会客室叙谈。孙中山向他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并称赞他在上海很有办法，在法租界有很多关系。向他表示：今后我的朋友和同志到上海，请你多加帮助和保护，黄金荣一口答应。后来，孙中山又写信给他，指出帝国主义支持军阀之间的混战，造成民生凋敝，使民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只有革命才能消除军阀之间的战争，而革命需要有人参加并得到经济上的援助，希望黄金荣能够联系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人才和经济上多加援助。黄金荣接到来信，就拿出1000元，交给徐福生，转交孙中山。并通知虞洽卿也拿出一笔钱。日后，黄金荣曾对徒弟们说：“我一生中讲义气，重朋友，连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我也曾出过一些力。”

黄金荣结交最多的还是军阀和官僚，这就使他有了保护伞。

他先结交了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又进而勾结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与他们一同贩卖鸦片。黄金荣之所以名声大噪，还由于他同蒋介石（时名蒋志清）有着不寻常的关系。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蒋介石从日本留学回来，在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担任第五团中校团长。1913年“二次革命”时，他加入讨袁军，参加了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战斗，失败后受到北洋政府的通缉，只好逃到上海避难。1916年，陈其美被袁世凯刺杀后，蒋介石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蒋在上海交易所当小职员，收入微薄。1921年，上海交易所发生“信交风潮”，蒋本人负债数千元，处境艰难，在被讨债人逼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决定离开上海，到广州去投奔孙中山先生。可是又缺少盘费，于是去找担任上海商会会长的同乡虞洽卿，虞洽卿便介绍他去拜黄金荣为“老头子”。为此，虞洽卿专门来到八仙桥黄金荣的府上，向他详细介绍了蒋介石的情况，说明蒋介石准备到广州去投奔孙中山，前途未可限量，希望黄金荣收蒋介石为门徒。黄金荣则因为虞洽卿当时在上海商界地位高，又想在蒋介石身上赌一把，便立即答应下来。蒋介石拜黄金荣为老头子的方式不同于其他人。黄金荣收徒弟时，投拜者需要送贽敬钱，还要填写门生帖子，并且要举行正式的收徒仪式。而虞洽卿并不熟悉黄金荣收徒弟的这套规矩，当他带领蒋介石拜见黄金荣时，只携带了一张红帖子，内写：“黄老夫子台前，受业门生蒋志清”。因为黄金荣事先已经了解蒋介石的情况，知道他将去广州投奔孙中山，为了讨好虞洽卿，不仅对此不加计较，反而赠送给蒋介石200元大洋，帮助他去广州。事后，还由虞洽卿和黄金荣出面，将蒋介石的债主请到酒店，指着蒋介石说：“如今我已经收志清为徒弟，以后有得罪的地方，请诸位多多包涵！志清如真的欠哪位的债，请来找我要！”虞洽卿接着说：“一点点事体，就不用提了，我看卖个面子就算了”，于是替蒋介石了结了那些债务。

蒋介石到达广州后，做了孙中山的侍从武官，不久，被派往福建任东路讨贼军参谋长。1923年，蒋介石又跟随孙中山回到广州，先后担任陆海空军大元帅、大本营参谋长和行营参谋长。1925年担任东征陈炯明的总指挥，1926年7月，又当上了北伐军总司令。

在北伐军经过上海时，黄金荣才知道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原来就是当年自己的徒弟蒋志清，颇为得意。这时，虞洽卿等人提醒黄金荣说，如今蒋介石已经是中国的第一号大人物，如果说出过去曾经拜过黄金荣为老头子，一定会使他感到没有面子，不如隐没这段师徒关系，并把门生帖子亲自送还给蒋，一定会使蒋感激，将来可以受用不尽。黄金荣觉得有道理，就决定如此处理。

蒋介石到达上海后，由虞洽卿陪同去黄金荣家探望。此举令黄金荣受宠若惊，改变了过去的师徒称呼，对蒋介石说：“总司令亲自到我家来是我的光荣！过去的那段关系已经过时了，那张红帖子我找出来交虞老送还！”蒋介石则谦逊地说：“先生总是先生，过去承黄先生、虞先生帮忙是不会忘记的。”说着从怀中取出一只金怀表，送到黄金荣面前说：“这是我送给黄先生的纪念品，聊表心意！”从此，黄金荣与蒋介石的关系也就更加密切了。

正因为黄金荣在法租界有了如此业绩，加上结识了众多名人，所以，租界的法国人便需要利用他。黄金荣虽然担任法租界的华捕头目，却可以不必上班，不需穿号衣（制服），尽管经常捉小偷、强盗，逮捕各种犯人，却从来不用携带手枪、警棍、手铐。别的探目、警长需要在马路上巡逻、站岗，而他却在家里优哉游哉。早晨起床很晚，吃过午饭，便同几位赌友，一连三四个钟头玩“铜旗”（一种赌具）。其实，他采取的是“有事便管，无事不问”的全天候办公方法，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家里办公。无论吃饭、玩铜旗、洗澡甚至睡觉时，只要巡捕房有人来了，俯身凑近他的耳朵，低声报告出了啥事，他只需在报告者耳边简单吩咐几句，报告者连连点头应诺，旋即离去，黄金荣照旧吃、喝、玩、乐。黄金荣之所以能够如此，原来他在家里供养着十几个人，一旦有事，这些人便帮他侦查、抓人、办交涉，他只要动动嘴皮，吩咐几句，便可以了结！更主要是他在外面有着极为广泛的人际关系，从达官显要到小偷乞丐、三教九流，几乎每个社会阶层都有他的朋友和门生，遇事可以帮忙，甚至出钱出力，替他冒险卖命。而他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则来自于鸦片。

1927年农历十一月初一，黄金荣年满60岁，为了给他祝寿，黄公馆上上下下30余人在寡媳李志清的指挥下，忙碌起来。大堂中放置了巨大的寿字，黄金荣还特地让仆人把他历年来得到的委任状、奖状和勋章、奖章展示出来，大肆炫耀。当天不仅为来宾准备了丰盛的宴席，还安排了四五桌麻将牌，供嗜赌者消遣。弟子们知道他十分爱钱，因此尽量奉献钱钞，少则上百，多则上千，一天下来，黄府收入的钱财多得惊人！黄金荣发现庆祝生日原来可以敛取大量钱财，于是此后每年生日那天，均要举行寿礼，借以敛钱。

按照法租界当局的规定，在租界里服务最高年龄是60岁，任何人只要年龄一到，就必须退休。所以，60大寿过后，黄金荣便向法租界巡捕房总巡乔辨士提出辞职，并推荐弟子金九龄和程子卿作为督察长和政治部主任的人选，以便在自己退休后继续掌控巡捕房。可是，乔辨士仅仅接受了黄金荣的退休要求，并未接受黄推荐的人选，而是委任一向同黄金荣不对付的沈德福来继任督察长，以免黄金荣的势力过大。黄金荣却不甘心，设法把沈德福拉下马。他先让自己在巡捕房的弟子为沈德福破案制造障碍，然后到苏州设法救出关在监狱里的著名飞贼——水上飞。水上飞原名胡老七，太湖边上洞庭东山人，自幼练就一身轻功，擅长飞檐走壁，驾起小舢板在水上行进如飞，江湖上人称“水上飞”。黄金荣利用“水上飞”的盗窃功夫，先后作案多起，特别是偷窃了法国驻上海领事夫人的宠物猫，又盗窃了巡捕房总巡乔辨士珍藏的拿破仑金币及钻戒，而沈德福却面对窃案束手无策。黄金荣又派人从沈德福家中偷出几箱鸦片，破案后，水上飞供出从沈德福家中偷窃鸦片一事，经警方到现场勘查，证实鸦片确实系从沈德福家中所偷，至此，乔辨士只好撤掉沈德福巡捕房督察长的职务，而由黄金荣的心腹弟子金九龄继任，他的另一亲信弟子程子卿也当上了巡捕房的政治部主任。事后，法租界当局感到租界的治安，必须依靠黄金荣，为此，法国驻上海领事杜来和巡捕房总巡乔辨士不得不亲自造访黄府，邀请黄金荣担任法租界治安的特别顾问。这样，黄金荣退休后，仍然控制着租界的巡捕房！

2.杜月笙：泥鳅修成龙

钞票再多只不过是金山银山，人情用起来好比天地；英雄不怕出身低，关键要有一个好脑子；人活在世上要靠两样东西，胆识和智慧。这是杜月笙常说的。

杜月笙出生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农历七月十五日，这天俗称中元节，因此父亲为他取名“月生”，意为月半而生。以后发迹了，用他本人的话说是：“鲤鱼跳过了龙门”，“泥鳅修成了龙”。章太炎根据《周礼·大司乐疏》中“东方之乐谓笙，笙者生也；西方之乐谓镛，镛者功也之义”，而把“月生”改为“月笙”，并为他取字为“镛”。

杜月笙祖籍浙江海宁，出生在上海浦东的高桥镇，幼年家贫，父亲杜文庆曾在茶馆当过“茶博士”，码头上干过“扦子手”（查验货物的丁役），收入微薄，难以养家糊口。杜月笙生母朱氏不得不时常帮人浆洗衣物，赚几枚铜钱，贴补家用。杜月笙出生时，杜文庆正与人合伙在上海杨树浦经营一家小米店，借以维持生计。1889年夏秋之际，上海地区阴雨连绵，加之霍乱流行，稻米、棉花大量烂在田里，贫苦人家无不陷于饥饿之中。朱氏遭此灾祸，无异于雪上加霜，只得抱着刚满周岁的儿子，步行二十余里，到杨树浦投奔杜文庆。

杜文庆与人合伙开的小米店，本小利微，天灾之下，米价暴涨，无力进货，朱氏到了杨树浦，只好带着身孕，抛下尚未断奶的杜月笙，进了纺织厂当女工。据杜月笙之女杜美如回忆，杜月笙六岁的时候，母亲生了个女孩，产后就死了，家里穷得连棺材都买不起，只好用席子把她卷起来，拿烂泥土把她埋了。杜文庆因无力抚养子女，只得忍痛将女儿送给别人。杜文庆丧妻后，不久就与张氏同居，杜月笙也因此有了继母。这位继母待杜月笙不错，在她的关心下，杜月笙总算衣食有着。1892年冬，杜文庆病故，张氏带着杜月笙又返杨树浦，继续靠小米店为生。因不善经营，不久被迫关门，只得再带着杜月笙回到高桥镇，替人浆洗缝补衣物为生。张氏曾将杜月笙送入一家私塾读书，但只读了四个月，到第五个月时，张氏实在无力交付学费，杜月笙只得辍学。1898年，上海地区大地震，接着瘟疫再度流行。杜月笙继母张氏突然于某日神秘地失踪了，此后杜月笙便由姐姐和姐夫照料，由万墨林(杜月笙的姑表弟)的爸爸代为抚养。杜月笙调皮不听话，常生事惹祸，也不好好念书，出去跟些小孩一块玩，他就说这些孩子都是他的喽啰，还说“我做瘪三也要做瘪三头”。

有一天，不知他闯了什么祸，万墨林的爸爸把他绑到树上打，后来他的那些喽啰们把他从树上放下来，他就逃到浦西，开始了流浪生涯。他走的时候跟自己的喽啰们说：我混不好，就不回来。后来他发迹回去了，带了好多东西要给万墨林的爸爸，万墨林的爸爸躲起来，以为杜要去跟他算老账呢。结果他把万墨林的爸爸请出来，说我要给你磕个头，说：“你不打我，我不会有今天！”

杜月笙从小就爱好赌博，经常出没于茶馆赌棚，过着游荡生活。由于常偷姐夫的钱去赌，姐夫发觉后就同他姐姐吵闹，姐姐只好托人把他送到上海去自谋生路。临走时姐姐给他做了一身新衣服，但是，在途中就被他输掉了。

杜月笙来到上海的第一个落脚点是十六铺。十六铺当时是上海的水陆交通要冲，从外滩到大东门，沿黄浦江建有各大轮船公司的码头，往来各地的轮船，均在此停泊。因此这里商店林立，且有众多的赌场、烟馆、妓院，是流氓、地痞出没的地方，他便同那里的一些小流氓混在一起。后来，他来到南市大码头远房伯父杜庆云开的“鸿元盛”水果店当学徒。杜月笙初到水果店，因为年纪小，又识字不多，生意上的事一点也沾不着，只能服侍师兄、跑外，后来服侍老板娘，每天从早忙到深夜，倒夜壶、刷马桶，吃尽了苦头。光绪三十年（1904），上海爆发抵制美国货的游行，杜月笙也跑去参加，结果被水果店老板逐出，只好又回到高桥。但是，在老家仍然无法存活，只得又返回十六铺，恰好遇到当年在“鸿元盛”水果店里当学徒的王国生。王国生这时已经满师，自己另开了一家“潘源盛”水果店，让杜到他店里当店员，可以按月领到一份薪水，生活得以维持。该水果店的账房黄文祥看他可怜，就背着老板把较次的水果，当烂水果批发给他。他又和一些流氓、小偷，在水果船上半偷半抢地得到一些水果，到大街和茶楼、烟馆去卖。他因帮客人削水果皮，由此练就一套削水果的本领，因为贩莱阳梨出名，而得到一个“莱阳梨”的绰号。他在此时也与流氓们一起开赌摊，或为妓院拉皮条，常常设法对商店进行勒索。

为了能在江湖上立足，杜月笙拜青帮“通字辈”陈世昌为“老头子”，被排为“悟”字辈，正式成为青帮的一员。“潘源盛”水果店老板王国生听说杜月笙拜上老头子，入了青帮，以为有了这层关系，非但外出提货、销货可以顺畅通行，而且水果店也可以受庇护，不受地痞流氓的欺侮。可是，杜月笙加入青帮之后，自恃有了靠山，于赌、嫖两事更加肆行无忌。有时在赌棚赌红了眼，自家输光了，便开始挪用店里款项作赌本，结果亏空越来越大，只好离开潘源盛水果店，从南市转移到法租界郑家木桥一带替赌场充当打手。杜月笙也常常指使小流氓夜间去偷商店的招牌，第二天再去勒索。有时又指使一群小流氓到商店门口互相打闹，抛粪便，弄得顾客纷纷躲避，影响商店的生意，店主只好给钱了事。

不久，陈世昌的同辈弟兄、绰号“饭桶阿三”的黄振亿受黄金荣之托，要为黄公馆物色一个打杂的，他便相中了杜月笙。向黄金荣推荐杜月笙的，还有杜月笙的老头子陈世昌以及黄金荣亲信当差“大头阿发”等。所以，黄金荣见过杜月笙之后，便同意留下他在黄公馆当差。见面那天，大约是下午四五点钟，黄振亿同杜月笙来到黄公馆的客厅。黄振亿对黄金荣说：“我介绍个小囝子给你！”黄金荣看杜月笙衣着朴素，蛮有气魄，在黄金荣面前站得笔直，于是说：“蛮好！”当问到姓名时，杜回答：“姓杜，名月生。月亮的月，学生的生。”黄金荣于是大笑道：“真是奇怪，来帮我忙的，各个都叫生，苏州有个徐福生，前面有个顾棠生，厨房有个马祥生！”杜月笙于是被分配到与厨房相连的一个房间，同在黄公馆唯一的熟人马祥生住在一起。

杜月笙在黄公馆里，最初只能作为一般佣人，干些杂务，进出只能走后门。他沉默寡言，事事留心，平时除了奉命应差，很少出门。他形容自己当时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给人的印象是做人诚恳，头脑灵活，很快便得到黄金荣的赏识。杜月笙又费尽心机，揣摩黄金荣及其周围重要角色的性格、脾气以投其所好。因此，不久就博得黄公馆上下好感，黄金荣也开始派他做些贴身差使，这使杜月笙很快成了黄金荣手下的得力帮手。

有一次，黄金荣老婆林桂生得病，提出要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看护，以取其阳气镇妖邪。杜月笙被选中而得以进出黄金荣的内室。林桂生精明强干，敢作敢为，是上海滩有名的所谓“白相嫂”，黄金荣对她言听计从。杜月笙深知林桂生的利用价值，因此照顾林桂生十二分尽力，殷勤备至，把林桂生服侍得非常满意，于是成了她的贴身心腹，连背着黄金荣在外面用“私房钱”放债的事也交给他掌管，于是决定好好提拔他。恰好一次机会使杜月笙从打杂的小伙计，一跃而成为老板娘的得力助手！

一天，一麻袋鸦片在被送回黄府的途中，被运送者盗走。当时恰好黄金荣外出，几个“武脚色”也不在家里，其他人面面相觑。这时，杜月笙觉得是天赐良机，于是鼓起勇气向林桂生毛遂自荐，要求亲自前往办理。当时林桂生无人可派，只好同意他去。杜月笙觉得成败在此一举，于是决定一个人前往。他问清楚运送鸦片所走的路线，向老板娘借了一支手枪，跳上一辆黄包车，叫车夫快跑！他在车上琢磨，偷鸦片者绝不敢到法租界来自投罗网，一定会先找一个藏身之处，不可能跑得太远，一定正在冒险穿过法租界前往英租界。于是命令车夫加快速度前往法租界与英租界的接壤处洋泾浜。不久，果然发现前面有一辆黄包车，那辆车因为载有100多斤的鸦片，加上偷鸦片贼本身的重量，使得车辆走得极慢。杜月笙的车很快赶上那辆黄包车，他亮出手枪，枪口对准车上的人说：“朋友！你失了风（江湖黑话，意为被抓了）！”偷鸦片贼惊得魂飞天外，便声音颤抖地问：“你是谁？”杜月笙这时发现对方手里没有武器，否则一定会向他开枪。于是对车夫说：“没有你的事，请你把车子拉到黄公馆，我赏你两块洋钱。”杜月笙于是人赃俱获，把那个偷鸦片贼带到了黄公馆。杜月笙为黄金荣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后便开始参与黄公馆的机要，更成了林桂生的心腹大将。

杜月笙在黄家一方面替黄金荣办事出主意，另一方面也为自己日后自立门户做准备。在林桂生的支持下，他开始了指挥“小八股党”抢夺鸦片的勾当。鸦片烟土从外洋运来上海，为了避开从吴淞口到英法租界码头一带的军警，必须先将鸦片烟土从轮船上卸下，而卸鸦片的办法是，将装载鸦片的麻袋，抛到海面，等到海水退潮时，再用舢板捞起，或者由在岸边的高手，用竹竿挠钩把麻袋钩上岸。一些人便乘机抢劫鸦片烟土，杜月笙就是靠抢劫鸦片烟土发迹的。当时上海抢劫鸦片烟土最狠的角色就是以英租界巡捕房探目沈杏山为首的“大八股党”（包括沈和季云青、杨再田、鲍海筹、郭海珊、余炳文、谢葆生、戴步祥等）和以杜月笙为首的“小八股党”（由顾嘉棠、高鑫宝、叶焯山、芮庆荣、杨启堂、黄家丰、姚志生、侯泉根等八人组成）。

小八股党中人各个身怀绝技。顾嘉棠，小名泉根，世居上海赵家桥（现在的常德路）一带。早年曾在北新泾当花匠，故绰号“花园泉根”，懂武术，有胆力。发迹以后，在静安寺一带广置房地产，其门徒党羽，也多分布在此，因而号称“沪西半爿天”。叶焯山，广东潮州人，自幼生活在上海，小名阿根，及长，曾在美国领事馆充当汽车司机，故绰号“花旗阿根”。他会使斧，枪法颇准，据说在房间内，别人向天花板抛一铜板，他拔枪而出，便可将其击中。高鑫宝，出生于上海马立斯路（今延安中路与成都南路）一带，曾在网球场上代外国人拾球，会一些英语，曾在美国人开设的飞星车行当司机。他组织了马立斯路远近闻名的“斧头党”，经常聚众斗殴，敲诈勒索。钱增福在马霍路（今黄陂路）设了一个赌台，不让高鑫宝分成，高鑫宝便砍伤钱增福赌台的一个赌客，给钱增福颜色看。高鑫宝发迹以后，在麦特赫司脱路（现泰兴路）开设了丽都花园舞厅（今上海市政协所在地），被人称为“丽都之狼”。芮庆荣，世居上海漕河泾，以打铁为业，残暴异常，曾将自己的老婆用门闩活活打死。孙传芳统治时期，当过军阀李宝章的“大刀队”队长。他到了哪里，便将灾祸带到哪里，人以不祥之物“火老鸦”称之。除这四人之外，杜月笙还先后物色了杨启堂、黄家丰、姚志生、侯泉根四人。以这八人为核心的“小八股党”，便成了杜月笙对付“大八股党”的基本力量。

两者的争斗开始于1918年冬。当时，“大八股党”利用英国租界的巡捕房、缉私营和水警营的力量，把持着走私鸦片从公海到英租界的水陆运输，很快超过了黄金荣，并切断了其他帮会鸦片贸易的财源。为了对付大八股党对鸦片贸易的垄断，黄金荣责成杜月笙去争夺鸦片承运的垄断权。杜月笙立即回到十六铺召集顾嘉棠、高鑫宝等八人，组成“小八股党”，进入英租界，先抢劫那些已经向“大八股党”缴纳过保护费的鸦片商，然后又直接抢劫“大八股党”所经营的鸦片。他们常常利用月黑风高、大雨降临之机，把握时机，把鸦片抢下，运到事先买通的三马路潮州会馆，放入空棺材里，然后再伺机运回法租界。在一个夏天的夜晚，杜月笙根据从黄金荣处得到的情报，带领“小八股党”的兄弟们，划着小船，停泊在吴淞口江面的黑暗处，等候“大八股党”运送的鸦片。当载有鸦片的远洋货轮进入港口抛锚后，船上灯火立即全部熄灭，于午夜时分将装有鸦片的麻袋丢入江中。这时，“大八股党”便派小船前来取货。而“小八股党”的小船则飞快地接近装有鸦片的麻袋，当“大八股党”的船只到达时，“小八股党”已经将麻袋夺获并迅速返回江边。

1920年7月20日，“小八股党”再次夺取鸦片成功。在前一天傍晚，日本籍日清公司的一艘“乐阳丸”号轮船驶入浦东码头，旅客中有人夹带了1万余两烟土，分装在两个大皮箱和一件行李当中，由湖北人雷鸿见负责保驾运送，与大八股党相约登岸取货。杜月笙早已获得情报，次日凌晨2时许，他纠集了十余名弟兄，各执斧头、棍棒，乘船在江中埋伏守候。雷鸿见等人将皮箱和行李从轮船上卸下来装在旁边的小船中，准备划向岸边。这时，杜月笙等迅速将船截住，抢得了全部烟土离去。经过几次较量，小八股党终于夺得了鸦片运输的垄断权。黄金荣看杜月笙精明过人，便把法租界里最大一家鸦片行承包给他。当时，杜月笙不仅亲自运销鸦片，而且派人去查拿别人的“私土”。由于他经营得法，法租界的10家大鸦片商全部由杜月笙控制起来。

鸦片生意虽然财源滚滚，但却是严重违法的勾当，杜月笙之所以敢于大胆经营鸦片，主要因为他有后台。为了使鸦片生意不断扩大而且能够合法化，杜月笙便伙同黄金荣、张啸林于1918年成立了“三鑫公司”，垄断了鸦片的运输和保险、包销等业务。凡是从国外或西南、西北、东北各地军阀贩运到上海的鸦片和其他毒品，均由三鑫公司负责运输、包销，每年从中获得几千万元的暴利。

杜月笙另外一个生财之道，便是开设赌场。黄金荣见杜月笙一天比一天老练，加之林桂生经常在耳边吹风，便将当时法租界三大赌场之一的“公兴记俱乐部”交给杜月笙经营。一天，林桂生对杜月笙说：“月笙，公兴记那个台子，就在巡捕房隔壁，你去寻他们老板，就说我喊你来的，要帮帮他们的忙，照例吃一份俸禄。”杜月笙第一次去却碰了钉子，赌场老板说他“空口无凭”。结果林桂生带他亲自前往，对赌场老板说：“你要凭据，现在凭据自家来了！”赌场老板只好低声下气地赔罪。当场决定给杜月笙吃一份长生俸禄，每月支领30块银洋。她又在一张推牌九的台子旁停下来说“我来推几副”，结果赢了不少钱。于是对杜月笙说：“我还有事，你帮我接下去！”三个钟头下来，杜月笙竟赢了2400多块钱！他便雇了一辆黄包车，急忙回到黄公馆，向老板娘交账。林桂生却对他说：“这笔钱统统归你，我一文也不要！”杜月笙急忙说：“我是代你推庄的，赢钱是你的运气。”杜月笙一再推辞，林桂生随后说：“我拿400块的红钱，那两千块你拿走！”其实，这是林桂生对他的一次考验，看他如何使用这些钱！林桂生对黄金荣说：“假使他拿那两千块钱去狂嫖滥赌，那么他充其量不过是个小白相人的材料！假使他拿那笔钱存银行、买房子，那么他就是个不合我们行当的角色。而他拿这笔钱去清理旧欠，结交朋友，我断定他一定是我们最得力的帮手，我们一定要好好培养他、扶植他！”杜月笙果然拿着这笔钱既没有挥霍，也没有存银行或买房子，而是用来送给昔日的穷哥们和清理欠债。林桂生得知后非常欣赏，于是把杜月笙当做心腹来培养，不仅把法租界的一处赌台拨给他，而且帮他成了家，还帮他在黄公馆附近租了一幢房子，以便于同黄金荣随时联络。

要经管赌台，必须首先保证赌台的安全，赌台老板则定期送他巨额款项作为报酬。这虽是件无本万利的美差，但要干好，却也不易。因为输红了眼的赌徒，可能铤而走险，杀人夺财。因此，负责赌场安全的大流氓，既要有管理一大批打手以维持赌场秩序的手腕，更要能摆平各方面的关系。

杜月笙走马上任时，正面临各赌场时常遇到的两大难题：一是“剥猪猡”，二是“捉大闸蟹”。“剥猪猡”是指抢劫单人赌客。因为赌场打烊一般都要到晚上12点以后，那些赢了钱的赌客，往往成为“剥猪猡”的对象。抢劫者不仅抢走赌客的全部钱财、首饰，往往把衣服也剥光，所以叫做“剥猪猡”。这类事情几经发生，赌客自然视赌场为畏途，止步不前，影响赌场的生意。杜月笙上任后，凭借黄金荣及青帮势力，找到了那些专干“剥猪猡”勾当的头目，答应由赌场每月在盈利之中抽出一成，交给他们分润，使之不再抢劫赌客，甚至还成了赌客的义务保镖。所谓“捉大闸蟹”，是指租界巡捕捉赌。巡捕房虽然按月收取赌场巨额“孝敬”，但为了应付舆论，有时也故意兴师动众地捉赌。捉住赌客后，将他们用绳子连成一串游街，其状类似用绳串起的螃蟹，因而戏称“捉大闸蟹”。凡是到赌台玩的人，大多有点身家、名声，当众游街，当然难以承当，所以，使得赌台的生意一落千丈。对赌场来说，赌客不能少，巡捕房也开罪不起，因此是赌场老板很头痛的难题。

赌场行话日场称“前和”，夜场谓“夜局”，大赌客多数参加“夜局”。杜月笙托黄金荣在巡捕房打通关节，如要捉赌，“只捉前和，不捉夜局”。白天在众目睽睽之下捉赌，既有利于巡捕房作秀，又因网开一面，众赌客可以放心赶“夜局”，一举两得。同时，杜月笙还安排若干流氓弟兄在“前和”场内专充被捕角色，巡捕房只捉他们游街，其他赌客保证无事，“前和”场因此也可以拉到一定数量的赌客。

杜月笙解决了公兴记俱乐部赌场的两大难题，赌客依旧，财源滚滚，黄金荣于是夸奖杜月笙“绝顶聪明”。

3.张啸林：小混混成了“张大帅”

张啸林原名小林，乳名阿虎，后改名张寅，以啸林为号，清光绪三年五月初四日（1877年6月14日）生于浙江慈溪县一个偏僻的山村。父亲张全海是木匠，因为收入微薄，难以养家，在张啸林十岁那年，举家来到杭州拱宸桥，开设了一家“张记箍桶铺”。这时，张家的生活有所改善，张全海把大儿子张大林送到一家织造绸缎的机房当学徒，而把张啸林送进私塾去读书。私塾里有不少纨绔子弟，张啸林同这些人为伍，很快就学会了偷、摸、赌、色以及打架等本领。

张啸林13岁那年，江浙一带遭受天灾，疫病大作，张全海由于积劳成疾而病故。张啸林的母亲和兄长张大林，只好重操父亲的旧业，勉强维持生活。张啸林则离开私塾，进了机房学习织纺绸，但他游手好闲，喜与流氓地痞为伍，不久便弃工考入杭州的浙江武备学校。在此期间，他与同学张载阳等人结为密友。张啸林在武备学堂待了两年，没有毕业就离开了，然后找到杭州衙门的探目李修堂，并且拜他为“先生”。从此，他除了充当李修堂的跑腿外，就在拱宸桥一带从事敲诈、勒索的勾当。后来因为与当地一伙赌棍为仇，寡不敌众，只好离开拱宸桥，跟着吴鸿跑到上海鬼混。吴鸿是原浙江省警务厅厅长夏超的旧部，当过杭州第二警署署长，在上海青帮中有很多熟人。到上海后，吴鸿四处奔走，遍访青帮中的头目，托人把张啸林先后介绍给市区宝裕里的低级烟馆及沪西大赌台“荣生公司”当稽查（俗称“抱台脚”）。

不久，张用得来的不义之财，在重庆路马乐里租到一处房屋，每天聚赌抽头。1912年，他结识了上海英租界的著名流氓头子季云卿，两人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张跟随季云卿在五马路（今广东路）满庭芳一带吃赌台和妓院的“俸禄”，专门干勾引嫖客、串赌、贩卖人口和逼良为娼的勾当。不久，张啸林邂逅其父生前的友人唐观经，经唐介绍，拜青帮大字辈樊瑾承（成）为“老头子”，成为青帮通字辈成员。从此，他利用帮会势力，与人合伙贩卖烟土，同时广收门徒，扩张势力。由于他身材魁梧，臂粗力大，打起架来异常凶狠，且自比奉系军阀张作霖，于是被门徒们称作“张大帅”。张啸林读过一些书，对于青帮的秘籍颇为熟悉，因此受到帮内兄弟的尊敬。

后来他与杜月笙结为莫逆之交，并且拉拢日本浪人土肥原，又经土肥原介绍，认识了日本军人永野修身，经常在一起秘密活动。军阀混战时期，张啸林以“实业救国”为名，联络青帮头目范回春、周邦俊、黄楚九等，共同组织大赛马场“远东公共运动场股份有限公司”（实际上是个大赌场）。又在法租界爱多亚路（今延安路）共舞台对面设立杭州饭庄。并与杜月笙合作组建“霖记木行”，由张啸林任董事长，杜月笙任总经理，独家经销苏联的木材。由于他早就与东北的日军有所勾结，故与汉奸殷汝耕取得默契，把从苏联运来的木材，全部调到沈阳，由木行业务主任派一心腹办理卸货与交接事宜。后来，又在木行内组织“长城唱片公司”，拉拢文艺界、新闻界的人物捧场。

号称“张大帅”的张啸林张啸林早年上过浙江武备学堂，与后来的浙江省长张载阳、军阀周凤岐等人有同学之谊，遂通过张载阳的关系，又结识了浙江督军卢永祥，这对张啸林日后的发迹有很大作用。当时上海滩的帮会各霸一方，互相争雄。张啸林为了夺取码头上贩运水果的权利，和广东帮的流氓大打出手，最后终于夺得在码头上贩运水果的特权。之后他又与南市的流氓范开泰（绰号“乌木开泰”）、范回春（绰号“象牙回春”）、苏嘉寿等，为了抢夺鸦片贩运权，而同法租界的流氓金廷荪等发生斗殴。金廷荪乃是黄金荣的徒弟，而张啸林则与当时浙江省省长张载阳和督军卢永祥有私交，双方都不愿把关系搞僵，于是，请出青帮大字辈出面调停，提出租界各帮会互相合作，合伙贩运鸦片的约定，遂把事情摆平。

四 上海青帮蜕变为黑社会

1.从黑老大到党国要人

上海青帮从旧式帮会向黑社会组织的蜕变，首先表现为政治上投靠国民党当局，成为反共的急先锋。

1927年以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为首的青帮三大亨，尽管在租界里已经与当局相勾结，具备了黑社会的规模和特点，成为上海滩最大的帮会头子。但是，他们当时还仅仅是外国殖民者手下豢养的奴才，在国内政治舞台上还没有形成气候。尽管他们可以在租界以至上海滩为非作歹，为所欲为，大赚黑钱，成为暴发户,但是，社会地位仍然卑下,仅仅是帮会的“老头子”，还没能登上国内的政治舞台。在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中，以三大亨为首的上海青帮投靠了国民党当局，成为反共的打手，为国民党当局反共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基础，从此青帮便成了典型的黑社会组织。青帮三大亨也从一般帮会头子，变成了国民党当局的“党国要人”。所以，“四一二”事变可以说是上海青帮从旧式帮会向黑社会蜕变完成的标志。

1926年6月，蒋介石被广州的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以摧毁北洋军阀的统治，完成对全国的统一。为了把上海从军阀手中夺回来，蒋介石于同年9月派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议钮永建秘密前往上海，负责策应北伐军进攻上海的使命。钮到上海后，找到黄金荣，要求他立即组织一支队伍，听候调遣。这支由黄金荣召集来的乌合之众，在一次进攻北洋军阀驻军的战役中，仅放了几枪，就匆匆逃遁了。同年年底，杜月笙又利用自己的关系，把军阀孙传芳派驻上海的淞沪警察厅厅长严春阳和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等介绍给钮永建，互相谈判投降条件。这样，黄、杜等人便与国民党方面建立起密切关系。

与此同时，他们也千方百计地与中共方面接触，中共当时因为担心国民党可能背叛革命，也希望黑社会势力能够在未来的斗争中保持中立，减轻武装起义的阻力。于是，双方通过杜月笙与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保持联系。杜月笙还悄悄筹集到一笔款子，交给中共领导人、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表示愿意资助上海市总工会。杜月笙还充当中共与法租界当局秘密对话的牵线人，向中共提供北洋军阀的活动情报，保护租界内的中共党员，协助他们建立机关，提供开会的会场和安装电话等。对于黄、杜等人来说，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的趋势尚不明朗时，按照帮会的一贯信奉的“多个朋友多条路”的原则，希望一旦共产党得势，自己仍然可以保有既得利益。所以，杜月笙一再向汪寿华表示，尽管军阀与租界当局都曾要他们参加对抗上海总工会的行动，但均被他们拒绝。并对汪寿华说：“无论你有与没有（即是否存在——引者），始终保护你们，但以后你们要帮助我。”当汪寿华进一步问他将来需要共产党帮什么忙时，杜月笙却狡黠地回答：“现在谈论为时尚早。”

帮会头子们是十分善于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进行投机的，所以，1927年2月，当白崇禧率领的北伐军到达上海附近，奉到蒋介石停止前进的命令，并多次拒绝共产党的要求，延缓进攻上海时，杜月笙等人便逐渐弄清了蒋介石的意图，知道蒋介石不会同共产党合作，于是逐渐改变了对共产党的态度，完全倒向了蒋介石一边。

1927年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召开了几次秘密会议，杜月笙从密友陈群那里了解到蒋介石反共清党的准备。有关国民党准备驱逐共产党和解散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的阴谋，也已经被泄露出来。杜月笙又从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陈群和北伐军总司令部特务处长杨虎那里得到通知，要他立即动员上海帮会参加反共清党活动。杜首先说服了张啸林，然后又去说服黄金荣。黄开始拿不定主意，担心国民党对付不了共产党，要看准以后再说。杜认为机不可失，只有参加反共，将来在政治上才会有地位。于是向黄提出：共产党胜利了，绝不会对我们有好处，我们只会同国民党同归于尽。与其这样，不如全力与国民党合作反共，使国民党取胜，才有前途。黄金荣权衡利弊后，决定投靠国民党。

1927年春，北伐军来到上海后，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总工会，并建立了武装纠察队。总工会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和收回租界的口号，受到上海人民的欢迎。三大亨鉴于当时上海总工会拥有一支3000人的武装——上海工人纠察队，这是一支不小的力量，为了对付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仅仅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于是又联络其他各股的青帮和洪门，以及其他帮会，共同行动。首先，由洪门龙头张伯岐等牵头，组织“上海工商界联合总会”，企图取代上海总工会。其次是以黄、杜为后台，宣称由青帮通字辈的金廷荪和浦锦荣为会长的“中华共进会”，“恢复活动”，上海市警察厅立即“准予备案，并给以保护”，而且拨款50万元作为活动经费。这样，一大批青帮、洪门的头目和骨干分子，便麇集在这两大组织里，成为蒋介石对付工人纠察队的两根棍子。

当蒋介石到达上海后，黄金荣便积极充当蒋介石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牵线人，他设法为蒋介石搞到一张法国总领事签署的在法租界内的特别通行证，允许蒋介石出入法租界时，可以带领武装士兵10名。蒋介石在上海刚刚住下，便亲自接见三大亨，并对他们说：“将来有些重要工作，还希望借重你们！”然后便派亲信杨虎、陈群去找黄金荣等密谋镇压上海工人运动和屠杀共产党人的罪恶勾当。经过密谋之后，蒋介石同帮会方面商定，立即停止对共产党的一切帮助，采取以组织对组织，以武装对武装，以群众对群众的策略来“一举加以解决”。

“以武装对武装”的办法由杜月笙负责秘密进行。因为在上海进行武装行动，必然涉及租界。三大亨便积极与租界当局接触，杜月笙要求法租界提供枪支弹药，公共租界也应允杜的武装通过。然后又加强帮会的流氓队伍，由蒋介石派来的王柏龄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所谓“以群众对群众”，就是杜月笙派出大批青帮分子，事先仿制了许多总工会的标志，混入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中，为他搜集情报，散布谣言以混淆视听，扰乱人心。一切准备就绪后，蒋介石于4月9日留下白崇禧等具体执行“清共”计划，自己则前往南京。4月12日，三大亨开始行动，首先设计杀害了上海工人领袖、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中共党员汪寿华，企图使上海工人群龙无首。并且于当晚举行了共进会的“歃血结盟”仪式，为流氓打手们打气。他们宣称：“因为共进会的弟兄，天不亮就要出动，冲锋陷阵，危险得很，所以大家事先约好歃血为盟，吃血酒，表示从今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当有人提出吃血酒乃洪帮的规矩时。顾嘉棠解释说：“管它哪一家的规矩，只要大家表示诚心就好！”参加结盟仪式的除了黄金荣等六人外，还有共进会的成员，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大厅。大厅正中，高悬“刘关张桃园结义”的绣图，一对巨烛、三支线香，八仙桌上摆有三牲祭品及香花鲜果。当天深夜，由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杨虎、陈群和王柏龄六人及其他共进会分子，一同祭告天地，同饮血酒，立誓共患难、同生死，结为异姓弟兄。

4月12日，凌晨4时许，三大亨分别聚合了帮会流氓武装15000余人，全部工人装束，佩戴工字臂章，携带武器，乘汽车通过租界，分别前往闸北和南市，向工人纠察队驻地及电车工会、三山会馆、湖州会馆、申新纱厂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起进攻。由周凤岐率领的第26军紧随其后，借口工人“内讧”，前往“调停”，用武力和欺骗的手段，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当天上午8时，第26军第2师用欺骗的手法，占领了纠察队的指挥总部。在这场有预谋的大屠杀中，120多名工人遭到杀害。当晚，三大亨得到工人将于次日举行罢工的情报，便通知陈群，让第26军做好大屠杀的准备，并且派遣大批流氓武装前往配合。4月13日下午，数万工人到第26军第2师师部请愿，当游行队伍行进到宝山路三德里时，反动军队突然向群众开火，工人来不及躲避，顿时尸横遍地，当场杀死100多人。

反动当局对于三大亨屠杀工人的行为十分赞赏，对杜月笙提供准确的情报，尤为满意。由于三大亨积极参加“四一二”政变，协助捕杀共产党人，同蒋介石、宋子文、戴笠等结下了特殊关系，并且得到了奖赏。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均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的职务。杜月笙很高兴地接受，特地在军装店定做一套军服，然后到贾尔业路去晋谒政府某显要，领取证明书及证章，回来时在国际饭店附近的光艺照相馆拍了一张相片。这张照片幅度不大，后来就悬挂在他的大厅中。

三大亨的党徒也被委以要职，张伯岐当上了第26军义勇队司令、淞沪警察厅副厅长；黄金荣的徒弟董明德当上了“清党委员会行动大队长”。杜月笙同国民党政府的许多“党国要人”都建立了密切关系。他同孔祥熙的关系尤其深，孔曾亲自到杜月笙在华格臬路的住所看望他。杜月笙同宋子文也有来往，孙科等人因为在上海开银行、做买卖、玩女人，也都需要得到他的保护。杜月笙与国民党政府里的特务头子戴笠、杨虎、陈群等，还是结拜弟兄。为了做鸦片生意，他与各省的军阀也都有勾结。

总之，通过与国民党当局的勾结，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既是上海的青帮三大亨，又成为当时的“党国要人”，逐渐完成了从帮会头子到黑社会首领的转化。

黑社会作为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如果不得到当权者的庇护或与当权者勾结起来，就很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与当权者勾结方面，也是以杜月笙最为突出。杜月笙之所以能够在上海滩以至全国成为黑社会的老大之一，与他同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不寻常关系密切相关。

杜月笙与戴笠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戴笠在上海过流浪生活的时候。那时，戴笠刚刚来到上海，寄居在表姐家中，他表姐很讨厌他，常常闭门不纳，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戴笠经常同杜月笙在一起鬼混。后来，戴笠在上海当上了特务处处长，为了监视上海的进步人士，需要得到杜月笙的帮助。1937年上海淞沪抗战后，戴笠向蒋介石建议，利用杜月笙把上海青红帮的力量组织起来，以便在日军占领上海后，开展敌后工作。蒋介石批准了这个建议，戴笠便到上海和杜月笙商议，决定由杜出面，召集上海青红帮头目杨虎、向松坡、刘志陆等开会，成立一个“苏浙皖行动委员会”，并在委员会下设立一个别动队，后来归军统领导，成为特务武装。1931年以后，戴笠为了扩充军统特务组织，经费感到紧张，杜月笙也常常给予资助。杜月笙在重庆时，还曾为军统局拨给上海秘密单位提供经费。杜月笙正是利用和戴笠的特殊关系，在从事各种非法活动方面，得到国民党当局的默许。

2.从黑色活动到黑色事业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黄金荣既是法租界的督察长，又是青帮的“老头子”，表面上他是代表警方维持社会秩序，实际上却是有组织犯罪团伙的首领，成为典型的黑社会“老大”。他利用黑白两道的地位，不仅大肆从事鸦片走私，经营赌场、妓院，而且也经营合法工商业、金融业，并且把触角伸入演艺界。所以，30年代的上海青帮，已经逐渐完成了从帮会向黑社会的蜕变。上海青帮从帮会到黑社会的蜕变，在经济方面表现为从一般黑色活动发展为大规模的“黑色事业”。

（1）从抢劫烟土到组建“三鑫公司”

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从一般帮会头目到青帮三大亨，从一般帮会非法活动，到从事黑色事业，在经济上的标志，就是从抢劫烟土到组建“三鑫公司”。三鑫公司的组建，实际上是帮会和烟帮争夺上海鸦片的贩运权而被迫达成某种妥协的产物，是青帮三大亨集团形成和上海青帮向黑社会蜕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宣统元年（1909），清朝当局与英、法两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了禁烟条约，上海的英、法租界当局宣布在租界内实施禁烟。这实际上乃是个大骗局，表面上关闭了一些烟馆，但是又成立了“洋药公司”，使得鸦片的经营合法化、垄断化，租界当局从“洋药”即鸦片的税收中获得巨大利益。原来的烟馆名义上关闭，实际上仍在暗中继续出售鸦片。这样，在20世纪初，上海的鸦片走私活动仍异常活跃，为了获得暴利，烟贩们冒险贩运、倒卖烟土，并且发展成许多贩卖外国烟土的大烟商，如郭子彬经营的“郭鸿泰土行”、郑四太爷经营的“郑洽记土行”等。这些大烟土商行，都集中在公共租界（英租界）境内，形成著名的“潮州烟帮”和“大浦烟帮”。

由于贩卖烟土可以获得高达3倍至4倍的暴利，所以，受到帮会分子的觊觎，希望从中分得一杯羹。黄金荣于是和妻子林桂生商量，用抢劫的办法获得烟土。他派手下的徒弟们，在租界的交界处进行抢劫，然后逃入法租界，英国巡捕和华捕都不能进入法租界，被抢者因为是非法经营，也不敢在英租界报案。

抢劫的手法，第一种是所谓“抄把子”，也就是警匪合作，警察、巡捕以查抄烟土为名，搜查烟商的烟土，将部分上缴，其余部分私吞。有一次黄金荣侦察到江苏一位米商购买到10包烟土，准备从徐家汇返回家乡，于是派徐福生和一名华捕到徐家汇路上等候。当该商人到达后，二人立即从行李内搜出10包烟土，便要以走私烟土的罪名将他拘捕。商人十分害怕，慌忙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他们，并连连求饶，徐福生等人私分了钱，把8包烟土送到黄金荣家，其余两包交给巡捕房。第二种是所谓“硬爬”，也就是拦路抢劫。他们事先在烟商经过的地方埋伏若干人，待其到达时，突然前去抢劫烟商携带的烟土。当时，有个名叫蔡乃煌的禁烟员，和广东、江西、江苏等地的烟商勾结在一起，以调查、转运为名，频繁地从各地往上海私运鸦片，以获取暴利。黄金荣查出此线索，便派遣他的弟子，拦路抢劫他们的烟土，或软硬兼施，迫使他们上当，使得蔡乃煌和烟贩们获得的暴利，相当一部分落入了黄金荣的手中。

杜月笙在投入黄门之后，最初就是带领十六铺和南市的流氓们进行抢劫烟客的勾当。杜月笙看到华界里那些有钱的烟客，每天都到法租界来购买烟土，于是就指挥他的弟兄们在两地的交界处等候，当烟客购买烟土后从法租界出来进入华界时，立即上前抢劫，然后又迅速跑回法租界。被抢烟客既不敢向华界警方报案，也不敢向法租界巡捕房报案，只能自认倒霉。第三种是所谓“套箱”。鉴于贩卖烟土在当时表面上属于违法，所以烟土行一般都把烟土装在煤油桶里伪装起来，抢劫者则乘坐马车，事先准备好木头匣子埋伏在预定地点，待运送烟土的人到达时，抢劫者突然快速上前，用木匣子套住煤油桶，搬上车子快速离去。

黄金荣也往往直接抢劫轮船上的走私鸦片，这就是利用其弟子中在上海码头的所谓“水老虫”。因为黄浦江水浅，轮船无法靠近码头，同时也为了逃避关卡的盘查，必须用小划子把鸦片一箱箱运到陆地。“水老虫”便趁机把小划子弄翻，然后把鸦片捞起抢走。

大量烟土被抢劫，严重影响了租界当局的收入，法租界的巡捕房便让黄金荣设法破案。然而无论是陆上的流氓瘪三，还是那些海上的“水老虫”，都是黄金荣的徒子徒孙，黄金荣只好拖延应付。然而，这终非长久之计，于是就和杜月笙、张啸林等商量，成立了“三鑫公司”，像保险公司那样，对外国走私鸦片的轮船收保险费。凡经过三鑫公司保险后，如果被盗，由公司赔偿。保险费是鸦片价值的10%。这些保险费，每月收入可达几十万到上百万元。保险费的收据不仅由公司盖上条戳，而且还有法租界巡捕房的收条。由于黄金荣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不便公开出面，只充当后台老板，由杜月笙任公司经理，张啸林和范回春任副经理。

三鑫公司的运作方式带有典型的黑社会特点。鸦片的押运，是由法租界治安当局以武力进行。黄金荣派出巡捕房几百名安南巡捕押运鸦片，并且出动警车巡逻开道，声势浩大，鸦片从起运到入库房，都有严密的保护措施。公司除了包销法国军队的鸦片外，还包销部分土商的鸦片，然后再由公司把鸦片批发给租界里的烟馆经销。公司利用自己的特权，向各个烟馆收取烟枪执照费，发现有隐瞒者，则进行罚款，甚至吊销执照。

1923年，三鑫公司达到了鼎盛时期。《字林西报》报道说：“近来私运之范围渐大，每月吴淞一处上岸之土，在一千箱以上，每箱平均二千八百盎司，每盎司该机关收费一元，每箱二千八百元，每月收入，有二百二十五万元，或一年三千万元之多。”以黄金荣为首的三鑫公司从鸦片的提运中获得了难以估计的好处，而且与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勾结在一起，建立起极为密切的关系。黄金荣曾三次被法国东亚全权大使、安南总督褒奖头等和二等金银质宝星。同时也被北洋军阀引为知己，被聘为咨议、顾问，黄金荣曾被黎元洪授予陆军上校侍从武官军衔，被淞沪护军使衙门聘为上校督察。如此，黄金荣既是黑社会老大，又是黑社会的保护伞，一身而兼二职！

大亨们还从事其他黑色事业。

除了走私鸦片外，青帮大亨们还经营其他黑色事业，主要有开设赌场、妓院，经营戏院、浴池等。

（2）开办赌场

经营赌场同样可以获得暴利，所以是中外黑社会经营的主要黑色事业之一，黄金荣、杜月笙等自然要涉足其间。

黄、杜最初是为了合伙诈骗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的钱财而参与赌博的。他们陪同袁克文玩麻将，开始时总是让袁克文赢钱，使得袁克文的赌瘾越来越大，最后把从北京带来的几十万银钞输得精光。这也使黄、杜逐渐对赌博发生了兴趣，而且发现赌博是个发财的好办法。他们本人虽然并不精于此道，但他们的门徒当中却不乏个中高手。

1920年前后，有一天黄金荣在同几个徒弟一起玩麻将，正在兴头上，他提出开设几家赌馆赚钱的主意，立即得到几个徒弟的赞成。其中有个名叫王茂廷的，还介绍了国外开设赌台和“轮盘”的内幕。黄的另一门徒马祥生出身赌博世家，精通赌道，对黄金荣讲了一大套赌博的奥秘，还介绍了如何做赌具和在骰子内灌铅等，使师父大为高兴，当即拍板，让马祥生前去筹备，多开几家赌场。马祥生利用黄金荣的招牌和租界巡捕房的权势，很快找到了合适的地点，开始“营业”。他们不仅购置了中国传统的麻将等赌具，而且从国外引进了新颖的“轮盘”，由于赌法新颖别致，很受赌徒门的欢迎。为了欺骗一般赌客，他们还在赌具上做手脚，安装绝密的机关，使庄家赢得更加容易。至于赌场的安全问题，则由帮会弟兄们分头负责，必要时则请巡捕房出面干预。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先后在英、法两个租界交界的地方开设了四五家大型赌场。他们还学习欧洲摩纳哥的经验，融吃喝嫖赌为一体。赌场门口戒备森严，有几名彪形大汉把门。楼内每一层都有两三个流氓，配备有匕首、短棍和手枪，不停地巡逻。每一层还都开有单间客房，供嫖客、妓女和烟客们使用。

后来，黄金荣和杜月笙、张啸林又花每月4000两白银的租金，在福煦路（今延安路）181号开设了一家上海滩最大的赌场——上海高级俱乐部。由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范回春、金廷荪、顾嘉棠、王茂廷、马再度等担任董事。赌场设在一座三层英国式的洋房里，周围是占地60亩的花园，双扇铁门，汽车可以直接出入。进门处是一座有亭台楼阁的大花园，中间是一片碧绿的草坪，四季常青。坪后面建有一座三层楼的大洋房，一楼是赌场，里面中西赌具一应俱全，仅36门的轮盘赌台就有8张，环绕中间大厅的四周，有数不清的大小赌室，设有牌九、麻将等赌具。三楼是赌客休息之所，免费供应上等中西大菜和各种名点以及上等鸦片，还可以免费乘坐小轿车回家。由于赌具中使用的骰子被灌了铅，轮盘下面安放了吸铁石，所以，赌客几乎没有赢钱的可能。偶尔赢了钱，出门后也会被跟踪，用各种办法把钱抢回。甚至派巡捕把赢钱的赌客押往法租界的巡捕房，缴纳罚款才能保释。

在杨威所写的《杜月笙外传》里，对该赌场有一段生动的描述：三层大洋房，这里是洞庭山席姓的产业，他们以4000两银子一月的高价租赁下来。楼下楼上放着8张36门轮盘赌台，其他摇摊押宝、牌九、骰子，色色俱备。三层是属吞云吐雾之所，摆上几张烟榻，供设着晶莹灯火，福寿青膏。来往伺候的全是花貌娇娘，打火装烟，奉巾献茗，百依百顺地随人呼唤。厨房里夜以继日地准备着中西菜式，苏扬美点，以及洋酒咖啡，任由赌客随意取用，不费分文。赌客们自下午三四点钟起陆续上场，入夜以后，男的女的，纷至沓来，更是门庭若市。其中豪赌自是欢迎，小试亦无不可。先将现款换成筹码，再由你喝雉呼卢。赢了红运当头，尽可拍拍屁股走路。输了是自寻烦恼，跳黄浦江也不还钱。赌饿了，只消一声吩咐，自会一盘一盘的食品端到跟前。赌倦了，跑上三楼，横陈下来，自会一个一个地送到嘴里。在腹饱神旺以后，便又像飞蛾扑火般，赶到赌台落注。如此这般，在几个回合里，包管你祖宗三代都不认识。这真是一片快活林，也就是变相的活地狱。

范绍增回忆说：他（指杜月笙——引者）另一大宗收入是包赌，上海许多的大赌场，都是由他负责包下来。我只去过其中一家最大的，是在同孚路181号，那里由顾嘉棠派顾根苗等十几个人，携带手枪，担任保护。这是一座相当大的花园洋房，铁门经常关闭着，只有认识的汽车才能直开进去，对不认识的人，他们还要抄一下身，怕带手榴弹等物进去出事。他们对前去捣乱的小流氓，轻则殴打，重则杀害。那种赌面相当大，一次输赢都是几百到万元。

（3）开设妓院

在旧上海，经营娼妓业也是黑社会的重要财源，黄金荣等人作为上海青帮三大亨，自然不会放过妓院这个赚钱的行当。上海滩的妓院称为“堂子”。法租界效仿法国的法律，允许在租界里开设妓院，然后向妓院老板收税，称为“花捐”。黄金荣不仅承包了法租界的全部花捐，而且让徒弟们也去开设“堂子”，使自己成为这些妓院的总老板。另一方面，他又让巡捕房的徒弟对其他堂子加以管理和控制，进行敲诈勒索，对于不如意的，则让徒弟们去打砸。在租界巡捕房里设立“正俗股”，专门负责对妓院的控制和管理，黄金荣因为承包了花捐，就能代表“正俗股”行使权力，征收花捐。同时，他又能以巡捕房督察长的名义，调动华捕，对各个堂子进行检查和罚款。他的众多徒弟，则在各处配合，打着黄金荣的旗号，对堂子进行敲诈勒索。各堂子因为害怕黄金荣的权势，则不敢对他们有所得罪。不仅要如数上缴花捐，而且时常用金钱去“孝敬”黄金荣和他的徒弟们。黄金荣还利用所开的“大世界”，作为娼妓公开的活动场所。他的门徒丁永昌管理的大世界，还高价雇用舞女和妓女，上演所谓“裸体歌舞”招徕嫖客。

（4）经营娱乐行业，开设戏院和浴池

黄金荣先开了“共舞台”，也就是男女演员共同在舞台上表演，有别于以往只能由男演员或女演员在舞台上分别扮演男女角色的传统。以后又陆续开办了“大舞台”、“黄金大戏院”、“金荣大戏院”以及“大世界”等娱乐场所。由于他在戏剧、娱乐业的势力最大，无人能够与他抗衡，因此，娱乐界的人要想在上海滩立足，只好投在他的门下。他开设的戏院，不仅在规模上最大，而且增设了包厢，并从北京、南京等大城市邀请来众多的名角，来戏院献艺。他们演出的戏目新颖，在上海戏迷中受到欢迎。而且，对于名角和新上演的戏目，新闻界也以醒目的大标题大肆吹捧，结果总是场场爆满，票房收入越来越高。他还派得力的弟子、巡捕和华探，日夜在共舞台巡逻，防止其他流氓捣乱。

开浴池业是个赚钱的行当，黄金荣在上海开设了两三家浴池，既有共享的大浴池，也有单间的小浴池。服务项目有搓背、修脚、按摩等，不仅供应洗浴用品，而且还有茶点水果。黄金荣本人也经常到浴池去洗澡，同时在此与门徒商讨或处理一些重大事情。他最满意的是其得意门生金廷荪开设的“逍遥池”，经常来这里洗浴和处理事情，他与徒弟争夺黄楚九的“大世界”的阴谋，就是在这里策划的。

（5）恶霸行业

三大亨作为黑社会头子，还让其徒子徒孙经营各种罪恶行业。

首先是贩卖人口。他们把贩卖女孩称作“摘桑叶”，贩卖男孩称作“搬石头”，贩卖成年妇女叫做“开石头条子”，贩卖华工出国叫做“贩猪仔”。干这种罪恶勾当，一般都有后台。如法租界贩卖人口的总头目，就是租界巡捕房的刑事科外勤股督察长任文桢，他是杜月笙的徒弟，后台是法租界的刑事科科长、法国人范浪打（Volenti）。英租界贩卖人口的后台是龙阿根，他是老闸巡捕房的刑事股探长，身在青、红两帮。贩卖人口的活动，由青帮头目顾竹轩的徒弟王兴高具体操作。他们一般从苏北农村将妇女诱骗到上海，然后卖与妓院，甚至卖给专门接待外国水兵的下等妓院。贩卖男孩者的后台是虹口巡捕房的刑事股探长尚武，他利用广东和东南亚一带华侨富商历来有购买男孩做“养子”，（实际上是家内奴隶）的传统，与潮州帮相勾结，将拐骗到的男孩卖到广东或华侨中的富商做“养子”。贩卖华工的是名叫陈鹤鸣的浙江温州人。他是杜月笙的徒弟，神通广大，竟然与浙江青田县政府、上海市警察总局的护照股以及葡萄牙、法国的人口贩子相勾结，以旅游、找工作等作为诱饵，诱骗浙江青田的男女青年出国。男青年被迫用青田石雕刻石像，女青年则被迫从事色情行业，以从中牟取暴利。

其次是走私。走私是中外黑社会从事的主要黑色事业之一，上海黑社会也精于此道。他们的走私活动，一般是与洋人勾结起来共同进行的。黄金荣的徒弟吴志龙就是专门干走私勾当的行家。他利用与外国走私贩的关系，进行走私活动。外国轮船常常把一些走私货物，放在船上等待偷运，如果遇到险情，则将走私货物抛入江里，然后由“潜水鬼”趁夜色朦胧时，将其捞走。这些“潜水鬼”的组织庞大，多由帮会控制，吴志龙同他们关系密切。

3.从黑色事业转向白色事业

青帮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并不满足于作为黑社会头子，而是要跻身于工商界，以使自己的名声变得“正派”，地位更加巩固。他们利用从事黑色事业赚到的大量金钱，转而投向正当的金融业和工商业，也就是从黑色事业转向白色事业。

（1）首先是进军金融业

青帮三大亨在进军金融业方面，以杜月笙最为成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国民党和政府中担任要职的青帮人物陈群，劝告杜月笙今后应该以投资金融和工商业为主要活动，以便洗刷以往经营烟、赌、娼的流氓形象，并借此跻身上流社会。1929年2月，杜月笙在上海金融界的巨头之一、青帮门徒钱新之的建议和帮助下，开办了“中汇银行”。杜月笙鉴于自己对金融业并不熟悉，而且缺少足够的资金，担心没有人来存款，最初颇为犹豫。钱新之告诉他：上海的银行界向来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凡有新银行开业，其他各银行都要先去存上一笔钱，称为“堆花”。上海各大银行的老板们，得知你杜月笙要开办银行，自然要前来“堆花”。加上租界里的烟、赌两档都是银行的大客户，凭借你的名气，肯定会把钱统统存入你的银行。杜月笙在钱新之的开导下，开起了“国民银行”（后来改名为中汇银行）。一些富豪为了讨好他，便纷纷前来投资，如大富豪徐懋棠就向该银行投入了一大笔资金。另外，该银行还得到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支持，杜月笙不曾动用自己的资金，就开办了一个资金雄厚的“国民银行”。后来，当国民银行改名为中汇银行时，上海银行业老板陈光甫一次就存入白银50万两，存款时间，从一般堆花的三天，延长到整整一年，而且不取分文利息。“中汇银行”带有明显的黑社会性质，它把经营的重点，主要放在收支烟、赌两项游资和押款等业务方面。那些资金雄厚的烟土商，只要付给中汇银行巨额的费用之后，即可以使烟土保提、保运和保销，从中获得巨额暴利。后来，杜月笙又利用和国民党的特殊关系，成为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长，不久又当上了上海市银行工会理事和浦东、国信两家银行的董事长，成为上海银行界的巨头。

（2）其次是涉足实业界

青帮三大亨利用各种非法手段获得的财富，又投资于工商业，成为上海的大企业家。在这方面，三大亨中也以杜月笙最为突出。

杜月笙首先把手伸向面粉业。他趁20世纪30年代上海华丰面粉厂老板卢少棠负赌债数十万元难以偿还，打算出售面粉厂的机会，以109万元的低价收购了该面粉厂。1936年5月，上海面粉交易所因为业外大户朱如山、钟可澄等大量囤积面粉，导致面粉价格猛涨，交易所的经纪人大多濒临破产，只好向交易所仓库主任黄柄权求救，请他转托杜月笙帮忙。在得到杜的首肯后，他们以杜的名义在市场上抛出面粉50万包，又以自己的名义抛出80万包，致使面粉价格下跌。迫使朱如山让步，经纪人也免于破产。这件事终于使杜月笙当上了上海面粉交易所的理事长。

1931年，在杨管北的帮助下，杜月笙又成功地打进了上海的航运界。杨管北是江苏镇江人，大学肄业，北伐军到达上海后，成为北伐军政治部交际股的政工人员，因为善于辞令，受到杜月笙的赏识，逐渐成为杜门的座上宾。为了使杜月笙的势力打入轮船航运业，他为杜选中了著名的大达轮船公司。该公司是清末著名实业家张謇于1904年所创办，垄断上海至扬州的航线达24年，拥有四条江轮，总吨位在4000吨以上，还有若干条拖船和木驳船。1925年张謇去世，其弟张詧因支持北洋军阀而被国民党指为反动分子，遭到通缉，张氏的势力遂一落千丈。经理鲍心斋把企业的利润存在南通的得记钱庄，1930年得记钱庄倒闭，存在钱庄的银钱化为乌有。次年，公司拥有的两条轮船又在航行途中失事，死亡船员和旅客1000多人，公司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杨管北看准了机会，设法替杜月笙和自己大量收购大达公司的股票，使自己和杜月笙成为该公司最大的股东。然后二人又使尽各种手段，进入公司的领导核心，最后，杜月笙当上了公司的董事长，杨管北出任公司副经理，掌握了公司的实权。

（3）深入报界

杜月笙为了便于政治和社会关系的运作，开始把自己的触角伸向新闻界。为此，他不仅同报界的老板拉关系，结交了上海的两大报纸《申报》的史量才和《新闻报》的汪伯奇，而且笼络编辑和记者。他首先笼络《新闻报》的总编辑唐世昌。唐世昌是上海报界最有势力的人物，既压得下惊天动地的新闻，也可以无中生有掀起大浪。杜月笙在结识了唐世昌以后，便不断有更多的编辑、记者成为杜门的座上客。许多新闻界的著名人物甚至干脆拜杜月笙为师，而杜月笙则对这些弟子给予安全保证。杜月笙在控制了新闻界以后，原来一些达官显要和富商巨贾也来向他暗送秋波，使得杜月笙的身价直线上升。

杜月笙在进入实业界后，很快又成了上海工商业的领袖人物，在抗战前后，他拥有的官商合办、私营工商业网和各行业公会的职务，包括董事长、理事、主席、经理的名义，不下150多个。在报业有《申报》、《新闻报》、《大陆报》（西文），在银行业有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汇银行，书店有大东书局，纱厂有恒大纱厂，交通机构有华商电车公司、大达轮航公司，学校有浦东中学、正始中学。此外在棉织厂、铁工厂、造纸厂、运输公司以及交易所，差不多都由他担任董事长，并有若干官商合办的机构请他担任董事。杜月笙每年在工商界的收入，不要说是股份上的利益，单单车马费就很可观。其他重要团体如全国船联会等，也都是由他担任会长。

张啸林也打着“实业救国”的旗号跻身实业界，他不仅伙同杜月笙创办中汇银行，还当上常务董事。此后，上海金融界、工商界纷纷找到张啸林，请他挂名，成为交通银行、通商银行、江浙银行等六七家银行的董事、监事。又经杜月笙推荐，当上了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的理事。他又联络范回春、周帮俊、黄楚九等，组建大赛马场“远东公共运动股份有限公司”，并在法租界爱多亚路（今延安路）共舞台对面开设杭州饭菜馆。又与杜月笙合组“霖记木行”，独家经营从苏联运来的木材。

杜月笙在发迹以后，常说自己是“鲤鱼跳过了龙门”，是“泥鳅修成了龙”。有关他的平日生活，以往坊间流传的许多趣闻，多属不实传闻。网上曾有一篇上海老中医陈存仁（1908—1990）先生对于杜月笙的回忆。这位老中医写得一手漂亮的汉字，曾为多位杜月笙的门生书写过“门生帖”，因此有机会亲自登门拜访杜月笙，并有所交往，所以他的回忆当属可信。陈存仁第一次同杜月笙见面是在一个端午节，在淞沪警察厅侦缉队长韦钟秀陪同下前往。他当时只拿了一本硬面贴报簿，簿上剪贴了三段有关杜氏的新闻。

他回忆说：杜氏私邸，是在法租界华格臬路，书报上形容是“侯王宅第，大厦连云”，其实地方并不大。私邸中最主要的就是一间厢房，称为“大餐间”，大小不过二十二尺乘三十尺那么大。我去见他那天，是在下午一时许，杜氏刚起身，室内除我和韦钟秀之外，别无他客。他瘦瘦的个子，体重约一百磅，穿了一件熟罗长衫，身材好像一个文弱书生，只有一对鞋子显得有些特别，是纯中国布鞋款式，但不是布质，而是用深紫色的皮革来做的，此外并无特异之处。见面之后，彼此先寒暄了几句，都用浦东话。杜月笙请陈存仁坐在他的烟榻上，他自己就抽起鸦片烟来说:“困下来谈谈。”对陈存仁说:“你写的门生帖我收到不少，写得整齐干净，真是不错。”陈则答以:“我有一件礼物送给你，这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他接过去打开来看，是一本贴报簿，里面贴了三张剪报。杜月笙因为识字不多，所以请陈存仁读给他听。杜月笙最初除了自己的名字之外，大约只识十来个字。后来请了一位教书先生，天天为他读报，还教给他认字。经过了若干年，他竟会看信看报了！他对熟人并不讳言自己一生从未受过教育，只是幼年时当了五个月的一年级学生，学费是小洋五毫。后因五毫筹不到，就此辍学。杜月笙虽然未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却有一套为人处世的本领。凡是办一件事，他先决定上策如何，中策如何，下策如何，三点决定后，还要考虑这件事的后果如何。所谓后果，即有无反应或副作用，好会好到如何地步，坏会坏到如何程度。在决策时，他往往先听别人讲话，自己默不出声，等到别人讲完，他已定下了决策，无非是说“好格，闲话一句”，或者是说“格件事，不能这样做”。他说过之后，从来不会变更。

杜月笙所受的教育，主要得益于听书，如《岳飞传》、《水浒传》、《七侠五义》、《三国》等，所以他对戏剧演出极感兴趣。

1931年，杜月笙集资50万元，在家乡浦东高桥镇重建杜家祠堂。翌年祠堂落成，举行了空前规模的家祠落成典礼。众多的达官贵人、社会名流纷纷送去匾额，以表祝贺，其中有：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军政部长何应钦、实业部长孔祥熙、司法院长王宠惠、警察总监吴铁成、前大总统徐世昌、前大总统曹锟、前临时执政段祺瑞、国学大师章太炎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蒋介石送的匾额“孝思不匮”。

杜月笙成为青帮头子后，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大量收徒弟。杜氏接受门生帖时，仪式简单，行礼时规定三鞠躬，不许下跪叩头。门生究竟有多少，向无统计，在上海本地约有2000人，外地各省约有三四千人。后来，门生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恒社”，取“如月之恒”的意思，组织极严格，会员500余人。抗战时期，杜月笙担任赈务委员会委员长，1942年10月他到西北去巡视，因为以往西北两次旱灾，均得到他的捐助，投门生帖的近2000人，他收了1500名门生。

上海青帮，经过清末民初的风风雨雨，终于从一个下层群众的结社组织，逐渐蜕变成了黑社会组织。

4.阶级构成的变化

民国年间上海青帮人物的阶级构成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不再属于下层群众的社会组织，而是成为统治阶级压迫广大民众的工具，其首领多跻身于上流社会，其成员的阶级构成也颇为复杂。成员中既有流氓打手、军警、特务，以及外国租界里洋人的奴才，也有党政军里的中高级官员，工商界、医药卫生界的头面人物。除了三大亨外，还有一些重要的人物。

张镜湖 曾与高士奎同在徐宝山部下任职，担任七十四旅旅长，其较出名的徒弟有韩复榘、孙桐萱及三十师师长王修身、陇海铁路驻沪办事处处长陈守志。

曹幼珊 名焕智，字幼珊，山东历城人，因排行第三，帮内兄弟尊他为“曹三爷”，也是青帮江淮泗的大字辈。他早年曾在扬州当过马快（警探），后来投在徐宝山手下，但未受到重用。清末

民初来到上海后，广收门徒，以便与湖州帮争夺地盘。所收徒弟多为人口贩子、开妓院的老鸨以及在码头上行骗的“翻戏党”。这些人多属于下三流的角色，所以，他虽然是青帮“大字辈”，在社会上却没有多少影响。

樊瑾成 字宝瑜，江苏徐州人，人称“樊大胡子”，私盐贩出身，加入青帮后，成为兴武六帮的大字辈，形成一股势力。后来经大字辈的汪禹丞牵线，接受招安，成为淮北“缉私统领”。辛亥革命后，被收编为湖南军阀赵恒锡部下，担任第七军军长。1920年皖系垮台后，先回到扬州当寓公，后来迁居上海，是张啸林的老头子，由张啸林供养。

袁克文 字克寒，袁世凯次子，为了逃避袁世凯诸子争夺“太子”之位而从天津前往上海，通过“灵前孝祖”的方式，加入青帮并取得大字辈的辈分，以便人身安全得到保护。他自幼喜爱书法、诗词和古玩，成为青帮大字辈后，在上海文艺界收有大量门徒，后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协会”，自任主席兼审查。他对于同一字辈的人，不问职业高低，都与之结为异姓弟兄。他曾对弟子陈悌敏说：“切不可轻视下流社会，因为下流社会的知识虽然简单，但只要不轻视他们，对我们就很有帮助，这是我在上海孝祖后的经验。我自对你张爷爷孝祖之日起，随时随地都有人做我的临时保镖，这些义务保镖都是上一流的人派来保护我的。因为我对他们不分贵贱，一视同仁，他们都服从我的指挥。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南市城隍庙去玩，刚说出这句话，其中一个义务保镖说：‘我去布置一下，可以使大家安心。’他出去一会儿回来对我说：‘布置好了，等您吸足了烟，我们就随您去玩。’我抽好烟，带着他们到新北门下车，就见到有人和布置的人耳语，我一路走，一路看着玩，也一路留神注意我的前后左右，都有人在暗中保护我。”

张树声 江苏人，有南“天王老子”的外号，以区别于北方冯玉祥部下的张树声。1919年，袁克文等17名青帮大字辈人物在上海举行恳亲会时，张树声以“耆德龄高”被推为“老大”。

张树声 字俊杰，生于1881年秋，原籍河北沧县，清末曾在冯玉祥所在的第六镇第十一协第二十一标当哨官（相当于连长）。辛亥革命时充当营长。参加冯玉祥的滦州起义，失败后逃到上海，参加了青帮和红帮。后来冯玉祥由四川回到河北廊坊后，张树声也从上海回到廊坊，被冯委任为高参。1918年在湖南常德被冯委任为团长。1925年春，冯玉祥出任西北边防督办，张树声在军中任帮办。1930年西北军瓦解，张树声来到上海，黄金荣为他准备了一处住宅，他便在上海、杭州、苏州、镇江、南京、蚌埠、徐州、开封、汉口等地招收青、洪两帮的徒弟。他每到一处，就开一次香堂，由徒弟们照顾吃住，临走时由徒弟送行。由于他在青帮里的辈分高，抗战时期，在重庆的徒子徒孙约有9万之多。上至蒋介石周围，下至中统、军统、各机关、水旱码头都有他的徒弟。他在重庆总是在两家饭馆开香堂，每次开香堂，他都要讲一套帮会的历史，也就是帮会“反清复明”的一套说辞。张树声虽然主要搞青帮，但是也搞洪帮，这同四川的袍哥有一定关系。张树声在重庆被称为“无冕之王”，有一次他患病，在一家教会开办的宽仁医院做手术。这所医院是当时重庆最阔气的医院，他居然包了二楼整层的房间。从病床到大门，都有便衣“副官”站岗，并且佩带着美式左轮枪。每天前来询问病情者川流不息。有坐汽车的、有坐滑竿的，三教九流无所不有，送的礼品摆满了整整两间屋子。

常玉清 青帮兴武六邦通字辈，原是湖北荆州驻防旗人，清亡后到上海，在日本纱厂做搬运工头，后升至总稽查。在敛钱得手后，开设江苏旅馆、大观园浴室。1932年淞沪抗战时，他联络大汉奸胡立夫、姚子都策应日寇。后逃往大连，躲在日寇卵翼下。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又随日寇到上海组织“黄道会”，有成员千余人，为日寇效劳，被汪伪授予“军事参议院”少将参议之职，有“江北大王”之称，曾拉拢其师曹幼珊为日寇做情报工作。

顾竹轩 原名松茂。排行老四，因为鼻子大，故人称“顾四鼻子”，苏北盐城人，人力车夫出身。后来买了几辆黄包车，租给别人，自己坐收租金。为了托庇于青帮，他借同乡关系拜法租界的青帮大字辈曹幼珊为老头子，成为青帮的通字辈。曾任上海天蟾舞台经理、上海市参议员。后来又拜黄金荣为师，在上海进行过多次谋杀，其中有7位有名望的。他收徒多达10000余人，包括两租界的便衣探员和黄包车老板。他为了同唐嘉鹏争夺大世界游艺场经理的职位，唆使其徒弟王兴高杀死唐嘉鹏。事后王被捕，判刑10年。起初讲定由顾竹轩负责王的家属的一切开支，3年过后便不按时付给，大有毁约之意。王兴高请饶伯泽密告此案内情，揭发顾竹轩乃是此案的主犯。经调查属实，饶伯泽亲自同公共租界总巡商量，直接将顾竹轩拘捕，移解上海市第二特务区地方法院审办，顾竹轩被判刑10年，直到抗战开始，才由顾祝同出面保释。抗战时期，他为日寇搜集情报，每月从日本人手中得到银洋2000元津贴，供其挥霍。

仅从民国年间上海青帮著名人物的职务和社会地位即可以看出，青帮已经不再是下层群众的结社组织，而是军阀、官僚和大商人手中的工具。

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对上海的帮会采取了令其自行解散的政策，在上海滩霸道多年的青帮寿终正寝：黄金荣愿意悔过却难以自新，杜月笙晚年凄凉客死香港，张啸林暴毙在军统枪口下。

帮会和黑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历代当权者所面对的一个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清王朝无法解决帮会问题，民国政府也解决不了黑社会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同样也面临着如何解决帮会和黑社会这个社会性难题。

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政府是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认为帮会和黑社会的一般成员，原本也是下层社会的穷苦人民，由于他们的基本利益和生存权利的不得保障，才被迫铤而走险，走上和主流社会相悖离或对立的道路；即使是上海黑社会的青帮三大亨，也都是穷苦出身。因此，要解决帮会和黑社会问题，必须从解决底层社会劳动人民的生存问题入手。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了工会、农会等劳动者的组织，帮助广大穷苦百姓解决就业和生活问题。帮会以往那种互助和抗暴的功能已经失去了作用，帮会的组织也就不再有存在的理由，因此人民政府便命令帮会和黑社会自行解散，对于有罪恶的帮会头子则予以惩处；对于一般帮会成员，则帮助他们解决生计问题，使之重新回到劳动人民当中。一般的帮会和黑社会的头子失去了群众基础，成了光杆司令，也就无法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相抗衡，只好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至于上海青帮三大亨，由于各自的原因，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得到了不同的结局。

一 黄金荣：悔过却难自新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结束了国民党政权，陈毅率领的第三野战军准备进驻上海。4月27日，杜月笙、王晓籁、金廷荪等人已经前往香港，黄金荣究竟何去何从？他面临着十分矛盾的心情。他明白他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是个有罪的人：他在四一二事变当中，曾积极参加反革命活动，屠杀了不少共产党人；后来自己又为法国租界当局服务了多年，是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在充当青帮头子的几十年当中，干了大量欺压百姓和危害社会的事，成为上海黑社会的龙头老大。因此担心如果留在上海，共产党肯定饶不了自己。当时很多人劝他前往香港，但他担心身体吃不消，他说：“我的年纪已经80多岁了，死在香港倒不要紧，只怕路上生了急病，岂不要死在半途！”又对心腹说：“杨虎讲，共产党的领袖知道我，可以既往不咎，并且写了条子，由杨虎转交给我，我可以在解放后交给上海的负责人，不会捉我。”这样，黄金荣最后还是下决心留在上海。

不过，他还是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决定不参加国民党撤离前的大搜捕、大屠杀，掩护一些地下党员，支持他们接管上海，并且让门生搜集帮会头目的情报，将一份400名帮会头目的名单交给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以便对其进行控制，防止他们进行捣乱；又让管家黄振世将他知道的国民党财产加以登记，请杨虎转交给地下党；他还告诫弟子不要参与国民党逃离前的破坏活动。另一方面他则让儿媳李志清把他所有的金银、外汇等财宝带往香港。尽管黄金荣自称他对李志清携带钱财前往香港一事并不知情，但从后来的许多事表明，这乃是黄金荣的另外一手准备。李志清在香港不仅汇钱给他，而且还按照他的指示，在香港、澳门购买了房产，甚至还拍了照片，在照片后面写好姓名、年龄、籍贯和住址，并让李志清在香港为他申请了去台湾的入境证。

上海解放初期，黄金荣照常经营他的产业，如大世界、黄金大戏院、荣金大戏院等，每月都有一笔不菲的收入。黄金大戏院出租给华东文化部下属的大众剧团，每月收入约数百万元（旧币）。黄金荣还有几处房产，也都由门徒承包，对外出租，租金数目可观。黄金荣在生活上也没有太大的变化，鸦片照抽，澡堂照泡。解放初期人民政府之所以没有对他加以惩处，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领导人就已经对帮会组织有过明确方针，即只要他们不出来捣乱，不干扰上海解放后的社会治安，老实接受改造，就不动他们。特别是对于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帮会头面人物，采取“观察一个时期再说”的方针，目的是“努力使上海不乱”。上海市长陈毅和分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认为黄没有逃走，没有破坏，说明他至少对中共不抱敌意。他现在不问外事，就不必把他当做专政对象，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所以，解放初期一直没有动黄金荣。1951年年初，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黄金荣的日子开始难过起来。一封封控诉信、检举信，递向上海市政府和公安机关，恳请政府对黄金荣加以处理。在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人民政府开始着手处理黄金荣的问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派盛丕华、梅达君、方行三为代表，出面召见黄金荣，向他说明既往政策不变，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老实认罪。黄金荣让龚天健执笔，写了一份自白书，1951年5月20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全文如下：

我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十七岁到城隍庙姊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二十岁满师，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五年后考进前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打听。那时候，觉得做裱画司务没出息，做包打听有出息。现在想来，做包打听，成为我罪恶生活的开始。

我被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年我二十六岁，后升探长，到五十岁时升督察长，六十岁退休，这长长的三十四年，我是一直在执行法帝国主义的命令，成为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来统治压迫人民。譬如说卖烟土，开设赌台，危害了多少人民，而我不去设法阻止，反而从中取利，实在真不应该。

蒋介石是虞洽卿介绍给我认识的。国民党北伐军到了上海。有一天，张啸林来看我，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长，叫我参加，我也就参加了。就此犯了一桩历史上的大罪恶，说起来，真有无限的悔恨！后来法租界巡捕房的头脑费沃利，命令禁止共进会在法租界活动，一方面张啸林要借共进会名义，发展他们的帮会势力，所以对我不满意，我因为职务上的关系，就和他们闹意见，从此与张啸林避不见面，不久，我就辞去法巡捕房职务，退休在漕河泾了。我在法巡捕房许多年，当然有些势力，有许多人拜我做先生，我也收了很多门徒，门徒又收门徒，人多品杂，就发生了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压善良的行为。

我年纪大了，照顾不到，但无论如何，我是应该负放纵之责的，因而对于人民我是有罪的。

解放以后，我看到共产党样样都好，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的政府。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国民党反动派盘踞下的上海，整个变了样子。政府里根绝了贪污，社会上也没有敲竹杠仗势欺人的事情。我今年八十四岁，已经二十多年不问世事了。但经过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了伟大的人民力量，再检讨自己六十岁以前的一切行为，感到非常痛苦。一方面我对于人民政府对我的宽大，表示深切的惭愧和感谢，一方面我愿向人民坦白悔过，恳切检讨我的历史错误，请求允许我立功赎罪。

我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对于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我一定切实遵行。现在，正是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凡是我所能知道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过去曾经参加反革命活动或做过坏事的，都应当立即向政府自首坦白，痛切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凡是我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发现你们亲友中有反革命分子要立即向政府检举，切勿徇情。从今以后，我们应当站在人民政府一边，也就是站在人民一边，洗清各人自己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各务正业，从事生产，不要再过以前游手好闲，拉台子，吃讲茶乃至鱼肉人民的罪恶生活，这样，政府可能不咎既往，给我们宽大，否则我们自绝于人民，与人民为敌，那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是应该的了。

现在，幸蒙共产党的宽大为怀，使我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毛主席旗帜下，学习革命思想，彻底铲除帝国主义的封建思想意识，誓再不被反动派利用，决心学习自我批评及自我检讨，从今以后，愿为人民服务的人民。

最后，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八十四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话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是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伪的。黄金荣　公元一九五一年五月

黄金荣在生活上也必须有所改变，不能再继续抽鸦片，而且政府派人告诉他，应该参加劳动。考虑到他已经80多岁，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条件下，早晨可以到“大世界”门口去扫马路。黄金荣对于在自己昔日独霸的“大世界”门前扫马路，自然极其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当他拿着扫帚出现在大世界门口时，众多记者为他拍了照片，这张照片刊登在上海主要报纸上后，很快传遍了全国乃至全世界！

黄金荣由于心情恐慌，不久即病倒了，最初整天坐在太师椅上，后来只能躺在床上。1953年6月9日下午，黄金荣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步，终年86岁。

二 杜月笙：凄凉客死香港

1945年8月15日，日寇无条件投降，9月3日，57岁的杜月笙返回阔别八年之久的上海。事先，他得知上海方面已经为他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会，不少人准备到车站迎接他，使他颇感踌躇满志。他觉得自己在抗战中不但没有像上海另一大亨张啸林那样落水当汉奸，还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日救国运动。他和黄炎培等筹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为抗日活动募捐了不少钱款；组织了抗日民间武装“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多次配合正规军作战；他还部署门徒协助军统刺杀了上海市伪市长、大汉奸傅筱庵以及自己几十年的把兄弟、投敌的张啸林。又有昔日长期反共拥蒋的累累功劳，如今抗战胜利，加上孔祥熙对他的积极支持，杜月笙设想蒋介石理应把上海市长给他，他留在上海的门徒也大肆宣传他即将被任命为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长。

可是，蒋介石这时已经不愿让杜月笙这个黑社会老大继续插手上海的事情，因此在杜月笙到达上海之前就宣布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此举令他倍感失望！更令他难堪的是，杜月笙到达上海时，不仅没有热烈的欢迎场面，而且没有一名政要前来迎接。在上海北站还上出现了大字标语：“打倒社会恶势力！”“杜月笙是恶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惊惶之下，杜月笙临时决定改在上海南站下车。下车时杜月笙得知，这一切竟是他的门生吴绍澍所主使。吴绍澍如今已是身兼上海市政治军事特派员、上海市副市长兼社会局局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等六职的接收大员。吴绍澍因为得知蒋介石“对帮会的长远政策是消灭”的内部精神，便急于摆脱同杜月笙的瓜葛。而杜月笙却仍然期待着吴绍澍能够前来拜见他这位昔日的恩师，但始终不见人影。后来吴绍澍终于上门，杜月笙大喜，抱病热情接待，不料吴绍澍却态度倨傲，丢下几句官话即扬长而去。杜月笙只好强压怒气，他很清楚，如今已经是“虎落平阳”。接下来的打击是他的门徒谢葆生因汉奸罪被枪毙；杜月笙本人也被宣铁吾变相扣押了8小时，被迫出钱才获释。他悲哀地发现，他如今已经辉煌不再！他知道抗战胜利后，外国租界已经消失，昔日他在租界的特殊地位已经不复存在。而国民党当局如今可以直接利用军、警、特务来控制上海，无须黑社会的帮助，他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

然而，毕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杜月笙在不断的被动挨打之后，逐渐缓过劲来。他一面韬光养晦以适应新局面，一面努力重建昔日的辉煌。

首先，他通过在国民党上层的密友戴笠收拾了吴绍澍。戴笠抓住吴绍澍私放汪伪上海税统局局长邵式军而谋取钱财的铁证，以“纵放巨奸、吞没逆产”的罪名呈报蒋介石。吴绍澍闻讯后多次求见戴笠，戴笠则对他置之不理，经过多次哀求，戴笠才接见他，当他请求戴笠免予追究时，戴笠怒斥说：“像你这种人，我为什么不办？”最后他请求戴笠对他法外施仁，准许他到重庆亲自打点，也被戴笠严词拒绝，并吩咐手下人：“通知各航空公司，不许卖票子给吴绍澍！”不久严办的电令下达，先是免去吴绍澍的上海市副市长职务，接着又罢黜了他兼任的上海市社会局局长一职，改由接近杜月笙的吴开先继任。这使杜月笙失去的颜面得以挽回，并出了一口恶气。所以，1946年当他得知戴笠的死讯时，他如丧考妣，一时呆若木鸡，定定地坐着不动，不哭、不说话。家人大声喊他，他才如梦方醒，放声大哭，热泪滂沱，这是他平生最伤心悲痛的一次号啕！哭过之后便继之急喘和剧烈的咳嗽，但见他青筋直暴，泪与汗俱，脸孔涨得绛紫，不停地急喘与剧咳折磨得他死去活来！

其次，借60岁生日大搞“花甲之庆”来炫耀他在上海的权势，其门徒特意组织了“庆祝杜公寿诞筹备委员会”，延请上海一些有权势者担任筹备委员。在泰兴路的丽都花园舞厅举行隆重的祝寿仪式，大厅正中悬挂着蒋介石送的寿匾“嘉乐延年”，两边是国民政府中央各部院首要人物及各界名流送的寿联、寿幛。第一个前来祝寿的便是蒋介石的代表、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随之而来的有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夫妇、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以及专程从南京赶来的国民政府要员吴铁城、王宠惠、宋子文、莫德惠、孙科、白崇禧的代表，共有达官显贵5600多人。除了宴会之外，还连唱了十天堂会，从而显示了落日的余晖。

然而好景不长，倒霉的事情接踵而至。先是跟随他多年的管家万墨林被捕。1947年法币贬值，物价飞涨，万墨林利用经营的米店，囤积居奇，大发横财，被称为“米蛀虫”，国民党当局下令将他逮捕。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又以“连续在其非法交易所买进卖出，进行投机倒把”罪，把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抓了起来。虽然杜维屏不久就被释放了，但这件事仍然对杜月笙是一次沉重打击，感到他捧了蒋介石多年，最后竟然把他的儿子抓了起来！于是闭门谢客，并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养疴”。

其实，他此行既是为了以此表示对蒋介石的不满，也是为了及早安排自己日后的出路。他在香港时，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和夏衍曾看望过杜月笙，并向他讲明中共对他的希望。杜月笙也向潘、夏保证自己一定“安分守己”！杜月笙在香港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警觉，担心他投向共产党，于是派人促其早日返回上海，杜月笙便于1949年3月23日回到上海。当人民解放军兵临江南时，杜月笙又与黄炎培、钱新之、章士钊、盛丕华、沙千里、史良、张澜等民主人士频繁接触，商讨时局与个人前途。中共中央领导也明确表示“对杜月笙的方针，就是要他努力使上海不乱”，保护上海的工厂、船只和飞机“不受损失，不使南迁，等待人民解放军前往接收”。并表示“杜如果能这样做，不仅中共可以与之合作，上海人民亦将宽恕他的既往！”杜月笙虽然曾经一度考虑过留在上海，但沉重的历史包袱使他难以完全相信共产党能不究前嫌。同时，1949年4月10日，蒋介石召见杜月笙，要求他适当的时机到台湾去。吴开先也告诫他：“杜先生，你不要忘记民国十六年清党的时候你那一幕，你杀过什么人，共产党清楚得很。杜先生，你也晓得‘血债血还’是共产党一直在喊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杜月笙既不敢留在上海，也不愿前往台湾，而是决定脱离政治旋涡，以台湾天气热又潮湿、不适宜他的气喘病为由，选择留在香港。1949年5月1日，人民解放军的40万大军已经兵临上海城下，杜月笙带领全家离开上海，拥上一艘荷兰渣华公司的客轮“宝树云”号前往香港。

杜月笙一家在香港的日子并不好过，在坚尼地18号的住宅，“不但不很理想，而且不成格局，厅不像厅，房不像房，真正派上用场的简直数不出几间”。而且既无庭园，又缺围墙，外面人朝里看，可谓一目了然。正房只有3间，其余小房都是将就把走廊空隙隔出来的。杜月笙此时由于精神体力的关系，心情萧索，早已失去创办实业、养家糊口、做其他打算的雄心。一大家人的生活所需及他自己每月两万以上港币的医药费，使经济上更加拮据。光坚尼地一处每月的开销，至少需要6万港币，有时姚玉兰只得自己掏腰包补贴。杜月笙离开上海时，一共拥有两笔钱，一是为子女准备的教育经费10万美元，已经交给宋子良在美国代营生意；另一笔是出卖杜美路那座豪宅，卖给美国领事馆获得45万美元，在上海用去一部分，尚存30万。杜月笙为了避免坐吃山空，曾经朋友介绍，投资四川的蚕丝，结果由于“两航”起义，蚕丝无法运出，又损失了10万美元。杜月笙最后就靠剩下的钱，走完了人生最后的道路，于1951年8月16日病逝于香港，终年63岁。

三 张啸林：暴毙军统枪口

抗战时期，张啸林在日本人的卵翼下的生意越做越大，大发国难财，于是被军统和杜月笙的弟子们锁定，要将他除掉。1939年秋，他从莫干山回到上海后，发现杜月笙的一批弟子奉命惩奸除害，正在上海滩大开杀戒，他的汉奸搭档已经被暗杀了好几个，使他暗自着慌。尤其是张啸林回沪不久，他的好朋友、伪上海市财政局长周文瑞便在四马路望平街被枪打成重伤，两星期后伪“和平运动促进会委员长”李金标又被刺伤，据传军统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从此他便不再敢到公开场合露面，只是每天到大新公司五楼的俱乐部玩一玩。1939年1月15日，张啸林应俞叶封的邀请，前往更新舞台为新艳秋捧场。台上正唱得热闹，突然一阵机关枪响，全场秩序大乱，俞叶封已经倒卧于血泊之中。张啸林恰好临时有事，才躲过了一劫。经过了这一次有惊无险的刺杀事件，张啸林更是闭门不出，连俱乐部也不敢去了。同时加强了警戒，雇用了二十几名身怀绝技、枪法奇准的保镖，公馆前后门都有日本宪兵守卫，日夜巡逻。

1941年夏天，军统关于铲除张啸林的命令下达上海后，奉命执行暗杀张啸林的杜门弟子第一次出动。虽然情报相当准确，就连张啸林几时几分要坐汽车外出，经过哪些十字路口，在哪一分哪一秒，红灯一亮，汽车非停不可，都计算得十分准确。可是，枪手却偏偏早了半秒钟，枪响后，司机猛踩油门，飞也似的闯过了路口，张啸林又躲过了一劫。此后，张啸林不仅不知悔改，反而更加坚定了当汉奸的决心。不久，军统局又发来电报，督促他们迅速杀掉张啸林。军统上海站负责人陈默针对张啸林所采取的一系列防范措施，觉得必须改变方法。于是用５万块银元和晓以民族大义，争取到张啸林的贴身保镖林怀部作内线，听候指令执行任务。林怀部是山东大汉，枪法准确，能击中抛在空中的银元，又能在三五十步外射中扑克牌的红心。张啸林遭到几次暗杀后，就希望能找到几个身手和枪法都超群的保镖。在亲信阿四的推荐下，林怀部连发三枪，枪枪从红心穿过，就这样成为张啸林的贴身保镖。

1940年8月上旬，陈默约见林怀部，让他在近日内下手，得手后军统总部会将他安排在法租界巡捕房当捕办。8月14日，张啸林正和杭州锡箔局局长吴静观在华格臬路公馆三层楼上商量事情，听见楼下天井有人高声争吵，他探身窗口向下俯望，发现是保镖林怀部正在同一名司机互相辱骂。张啸林的脾气一向毛焦火躁，见此情景大发雷霆，便把上半身伸到窗户外，向楼下保镖厉声喝骂：“一天到晚吃饱了饭没事干，还要在我这里吵吵闹闹，简直是毫无体统！统统滚蛋！”“用不着赶，老子自己走！”林怀部伸手去腰间拔枪，大家都以为林怀部真要交枪走人，不料他对着张啸林一甩手，子弹正中张啸林面门，张啸林当场毙命。林怀部为了确认张啸林的死活，提着枪冲上楼，发现客人正在打电话给法租界巡捕房报警，于是也将他枪杀。林怀部确信张啸林已死后，飞步下楼，准备逃离张宅。刚到楼梯口，被张的保镖拦腰抱住，另外几个保镖跟着围了上来。这时法租界巡捕也闻讯赶到，林怀部把枪一丢：“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从容就擒。法租界判处林怀部15年徒刑，抗战胜利后林怀部被无罪释放。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