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作者简介

第一章　别样的辛亥与五四

豆腐跟革命的一点不寻常的关系

来了假冒的孙天生

一旦革命成了功

发生在僻地山乡的一件小事

关于辫子与革命的零碎故事

有关五四的一点乱弹

两个人日记里的“五四”

军阀余荫与五四传统

第二章　军阀那些事儿

军阀间的战争

辫帅的人缘和地缘

穿长衫的军人

傻人有傻福

在北洋狗与北洋虎之间

张氏父子头上的光环

有关人头像纪念章的一点考据

马桶与茶壶的旋律

瞄准射击

双枪兵与双枪将

“臭棋篓子”段祺瑞

“三不知”将军和他的诗

军汉的审案爱好

借佛法斗架的武夫

神仙治军

孙殿英和他的“麻将相术”

兵变与政治

洋人遇见兵

撒钱的兵法

前头捉了张辉瓒

第三章　民主与选举的变奏

民国的三个面相

在民主的下降线行进的民国政府

失败的自治和必须正视的难题

袁世凯的“选举”

关于选举的乱弹

选举在近代中国底层社会的工具性悖论

第四章　花业、粪业及其他

选举与美女经济

太政治的“花业”

露胳膊的女人与武人的风化

市场世界与封面美人

粪业、粪捐与粪政

从公厕的修建到大粪主义

顾和尚和他的法术

关公、汉室与火羊阵

高人指点

大赌伤身

流氓大亨的脸面

杜月笙的“维权”生涯

土匪绑票的特别赎金

第五章　曾经的文化

云南讲武堂操场的沙砾

武夫军汉办大学

历史在大学转了一个圈

六十五年前的学生档案

当牛记者碰到强人的时候

“子见南子”的现代性事件

梁启超和胡适的“医疗事件”

旧医，还是中医

关于“饿乡”的老生常谈

解放了，我们该怎样说话？

不识字的好处

第六章　名人、名士的“千古绝唱”

名士与老妈子之间：不得不说的事

章太炎的政治疯病

“文甘草”的故事

唐八先生

革命·诗·酒·佛·女人

茶壶、茶杯和牙刷

冷寂的共乐园和热心的唐绍仪

总理县长唐绍仪

那座中西合璧的牌坊

曾经有过的好事

新时代的旧式拜师礼

留辫子的大师

顺人章士钊

牛人熊十力

两只老虎跑得快

别个世界里的第一夫人

张　鸣

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政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异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长在中国的“北极”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初学农业机械，后涉历史，在吃粉笔灰之余，喜欢写点不伦不类的文字，有的被视为学术著作，有《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数种，还有一些算是历史文化随笔，有《直截了当的独白》《关于“两脚羊”的故事》、《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辛亥：摇晃的中国》等。

张鸣笔若剑刃，具有一种冷峻的幽默，常于旁人所忽略之处挖掘出新意，在令人莞尔之余又颇受启示。

民国的角落

张鸣　著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的角落/张鸣著.

—北京：红旗出版社，2011.8

ISBN 978-7-5051-2004-4

Ⅰ.➊民… Ⅱ.➊张… Ⅲ.➊中国历史-民国 Ⅳ.➊K25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46513号

书　　名：民国的角落

著　　者：张　鸣

出品人：高海浩

特约编辑：唐琳娜　闫　静

总监制：徐永新

封面设计：智行东方

责任编辑：解卫东

版式设计：智行东方

出版发行：红旗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沙滩北街2号

邮　　编：10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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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212千字

印　　张：14.25

版　　次：2011年9月北京第1版　201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51-2004-4

定　　价：3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第一章　别样的辛亥与五四

革命的大厦虽然宏伟，但在建设过程中却忽略了基础，根本禁不得风雨。一场农民根本没有参与、基本上由知识界和地方士绅操纵的大选，无论拿到多少选票，实际上并不说明问题。

豆腐跟革命的一点不寻常的关系

豆腐是正宗的中国国粹，有人说，豆腐应该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有意思的是，其他的四大发明，还有国家在跟我们争，而这个豆腐，连丁点儿争议都没有。近来，西方世界动物保护主义和素食主义流行，提倡以植物蛋白替代动物蛋白，中国的豆腐就成了一个榜样，让西方人佩服得一塌糊涂。国人到了西方，如果一时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只要有做豆腐的手艺，就可以混饭吃。我已经见过不止一个国内的教授，在美国或者加拿大靠做豆腐过得挺滋润。那种把一粒粒的黄豆变成白白嫩嫩的方块的把戏，在白人看来，跟变戏法差不多，只有中国人玩得来。现在日本人也会做豆腐了，不过所谓的日本豆腐，不像豆腐，倒更像是中国人鸡蛋羹的失败版，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所以，要吃豆腐，还得靠中国人。

发明豆腐的人据说是西汉时的淮南王刘安。关于他的传说很多，有炼丹药的，也有吃美食的。豆腐的发明，当属于后者。西汉提倡简朴，贵族不许用金属器皿，所以大家纷纷在吃上下工夫。从马王堆的发掘可以看出，那些王侯贵妇们对吃是多么的热爱。要是现代人有本事保鲜，那些丰富而且色香俱全的出土食品准会让世界惊掉眼镜。由此推断，刘安发明豆腐，倒也合乎情理。豆腐的发明者是贵族，让豆腐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也是个名门之后，这个人名叫李石曾。

李石曾是李鸿藻的公子。李鸿藻是晚清的重臣，清流的领袖，在世的时候很有点保守的色彩，总是跟搞洋务的人过不去，但是他这个晚年得的儿子，思想却新潮得紧，于国学没有兴趣，在科举上没有半尺进展，却早早地就跑到法国留学。李石曾学成什么不太清楚，让人知道的却是身为贵公子的他，在巴黎开了一家豆腐公司，比较成规模地让洋人见识了中国豆腐的模样和味道。

李石曾在海外多年，但却始终学不成洋模样，身穿西装，却要扎个中国式的腰带，走起路来，腰带凸在前面，很是扎眼，据说巴黎的银行曾经因为他这身打扮而不让他进去。李石曾又嗜好大蒜，西服上边的口袋里，装的不是手绢，而是蒜瓣。这样的中西结合式人物，在西方贩卖中国国粹倒也自然。为了让国粹很粹，李石曾豆腐公司的师傅和小工，一律从国内找来。那个后来帮助梅兰芳改革京剧的齐如山，就给他带去了几十位。

就这样，洋人们尝到了正宗的中国豆腐，李石曾的豆腐公司也发了洋财。发了财的李石曾在政治上却不安分，因好友张静江的关系，开始资助起孙中山的革命党来。据说，只要孙中山没钱花了，拍封电报去，上面写ABC等字母。A字代表一万，B字代表两万，C字代表三万，法国方面一看就明白，钱就从巴黎过来了。李石曾父亲所忠于的王朝被推翻了，这其中多少有一点他的努力。可惜“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李石曾只好再接着忙活。李石曾忙的第二件事从后来的结果看，也跟革命大有关系，那就是组织中国青年留法勤工俭学。成千的有志青年来到了法国，来到了欧洲，学成什么我们不知道，只知道这些人中间，涌出了一大批共产党人。而这些人留法的基金，一部分就来自于豆腐。

中国人的豆腐，卖到外国之后，就这样跟中国的两次革命都发生了一点不寻常的关系。

来了假冒的孙天生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的一天，扬州城里来了一队散兵游勇，为首的人用一匹白绸裹身，手里拎着一枝手枪，大摇大摆地冲进盐运使衙门。清朝的命官早已不知去向，兵勇们乃喝令衙门里的胥吏打开库房大门，士兵每人抓了几个元宝，四散而去。剩下为首者和几个随从没有走，端坐高堂之上，看着眼前的元宝发呆。这时候，以为是革命党人破城的扬州绅士，派了几个代表前来打探，一通作揖并恭维之后，见为首的人整话说不出几句，不像是个有来头的，但又不敢造次（因为怕万一真是革命党）。代表们出于对城市秩序的担心，于是要求为首的人出安民告示，免得秩序混乱。为首者觉得有理，遂一把拉过来随绅士代表来的巡官，硬是让人家来办，巡官无奈，只好胡乱写了个告示，没有大印（盐运使已经带走了），就拿巡官的木戳顶杠。扬州就这样革过命——“光复”了。

没过几个时辰，有好事者查出了为首者的底细，原来他不是什么革命党，仅仅是城外的一个闲人，名叫孙天生，在城外妓院做茶壶（杂役）。那时节革命党习惯在妓院里闹革命，孙天生大概是由此听说过革命党的只言片语，知道孙中山是革命党的首领，刚巧又结识了几个巡防营的老总，武昌起义炮响，沿江震动，孙天生贼心陡起，于是跟这些老总谎称他是孙中山的族弟，奉命前来光复扬州，大家可以一起发财。老总们哪管真假，一哄而起，抄起家伙，就跟着孙天生进了城。

巡防营的士兵们发了财，一哄而散，有的钻进了妓院，有的去大吃大喝，有的回了家。孙天生毕竟是首领，不像这些丘八这样短视，他没有走，虽然安民告示出得不伦不类，但并不耽误他抖威风——每天骑着高头大马裹着白绸子巡行街巷，还把盐运衙门里的家具什用之类的东西丢出来，让市民拣，说是革命嘛，我发大财，你们发点小财。就这样，一个俗称“龟奴”的闲人，做起了扬州的都督。

可惜，孙天生的幸福生活没过上几天。大概处在高处之后，他做茶壶的历史暴露得比较充分，或者这种手下没几个兵的都督（他也不知道招兵买马）难以服人，或者干脆是扬州的绅士们对这个小流氓当政不放心，反正有好事者请来了昔日横行江上的盐枭（贩私盐的首领）、已经被招抚为官军但依然横行江上的徐宝山（绰号徐老虎）。徐老虎带兵进扬州，孙天生做了阶下囚。在各地纷纷独立的声浪中，徐老虎没有当为朝廷平叛的英雄，而是接茬做扬州都督。当然，第一任的都督孙天生被砍了头，临刑前孙天生大叫：“老子也做了三天的皇帝，够了！”不失为一条江湖好汉。

辛亥革命扬州的光复，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无疑是场闹剧。不过即使是闹剧，也确实是对清朝政府的一个打击，只是这个打击居然仅仅来自于一个街头无赖，委实让人感到滑稽。一个长江上的重镇，一个号称盐商大本营的财赋之地，竟然在革命党连影儿还没有的时候，一个妓院的茶壶带几个散兵一嚷嚷，就变了颜色。当时扬州最大的官（也是清朝最著名的肥缺）两淮盐运使增厚（满族正红旗人），闻听有革命党进城，从西花园翻墙而遁，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同为满族同胞的扬州知府嵩峒，还算有点志气，据说投河自尽了，可惜没有死成，获救之后也不知所终。需要一提的是，这两个人，或“死”或逃，都是连孙天生的影子还没见到就做出的选择。

辛亥革命扬州的光复，相比起武昌起义、革命联军攻占南京，不过算件小事。可是恰是这件小事，却告诉了我们这场革命和当时政局的某些不易为人觉察的内容。首先，我们发现，在那个时候，时局相当动荡，人心也相当不稳，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受到严重置疑，但是革命党的影响却没有后来人们想象的那样大。扬州处于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距离上海如此之近，风气开化，不缺乏新学堂和新知识，但是一般市民（包括绅士）对于革命党是怎么回事，几乎一无所知。大家（包括冒充的孙天生）都以为革命党就是白盔白甲，为崇祯皇帝戴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洪帮（虽然革命党经常借助帮会，而且各地的起义，也经常有人身穿白衣，打着白旗，但很少听说有人宣称自己是为崇祯戴孝的）。市民们显然没有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跟一向号称反清复明的洪帮区分开来，大概也没有能力分开。不仅如此，甚至还有人传说，革命党就是大伙“合一条命的党”，而且在传说中，革命党往往变得非常的厉害，说是他们可以将炸弹吞进肚子里，到时候一按机关，人弹齐炸。市民们（包括部分的绅士）将革命党传得很神，虽然说对破坏清朝官僚的神经大有作用，但对自己的分辨真伪，却没有什么好处，结果是让孙天生这样的混混钻了空子。当然，流氓无产者，一般都不会放过这种机会的，他们的动作，往往比革命者更快。

其次，扬州城的满人官员，也实在是废物得出乎人意料。作为一方政府首脑，身边怎么说也有几个兵，还有若干民壮和捕快，怎么会连革命党的影子还没见到，就闻风跳河或者逃之夭夭，连起码的责任都不想负，也不敢负呢？要知道，当时的天下，毕竟是他们的天下，闻警即逃，怎么对得起祖宗？可是，纵观辛亥革命的大局势，类似的事情还真有不少，类似的饭桶官员还不止这两个。处于很关键位置的湖广总督瑞澂，起义的新军士兵一发炮，马上挖墙逃出总督府（大概由于总督府的院墙比较高），一溜烟上了停在江上的军舰。瑞澂一走，第八镇统制张彪心里发慌，他本是张之洞一手提拔的“丫姑爷”（张彪娶了张之洞的贴身丫环），本事有限，装模作样地抵抗了一下，也溜了。其实，当时的起义者根本就是群龙无首的一群乌合之众，稍微像点样的革命党领袖，已经因汉口租界的据点暴露，非死即逃。士兵们之所以起事，不过因为传说革命党据点的暴露，新军里革命党的名单已经落到了总督手里，总督将按图索骥，搜捕党人，因此所有跟革命党人沾边的人，都人心惶惶，正赶上有军官态度不好，面露狰狞，结果激成事变。如果总督大人能够稍微坚强一点，坚持几个小时，等叛军自溃都不是没有可能的。这个瑞澂，据说是鸦片战争中背了卖国黑锅的琦善的孙子，乃祖虽说名声不佳，其实倒算是个有见识、有胆略的明白人，至少人家还敢跟洋人打交道，也敢负责，不想到了孙子辈上，竟然如此废物，活生生断送了大清江山。当然，瑞澂草鸡不中用，别个满人官僚的作为也好不到哪里去。革命中，原本作为弹压各地的驻防清兵的将军和副都统们，大多非死即逃，只有杭州和西安的满城，才在种族灭绝的威胁下，做了一点抵抗。荫昌贵为陆军大臣，受命镇压起义，连前线都不敢去，军队不战，则束手无策。号称能吏的端方，带兵入川，镇压保路运动，结果半路上就被自己带的士兵抓了起来，端方不仅没有一点藩镇大员的骨气，反而拼命求饶，说自己本是汉人，姓陶（他的字为陶斋），原籍浙江，先辈后来才投旗效力的。但是依然没有用，起事的士兵手起刀落，端方大人丢了性命又丢了人。革命党人彭家珍一颗炸弹炸死了良弼，结果朝廷上下风声鹤唳，满朝的满官，如鸟兽散，连个上朝的人都没有了。在事关满人命运的紧要关头，上上下下的满人官僚们，居然连一点像样的挽回努力都不愿意做。当瑞澂弃职逃跑的消息传到北京，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力主将之拿办，隆裕太后不同意。奕劻说，封疆重臣弃城逃跑，在祖制是要杀头的！谁想隆裕却说，庚子那年，咱们也不是逃走的吗？这些满人亲贵，不仅没用，而且自己原谅自己，江山想不丢都难。

过去学近代史，到辛亥革命这段一直感到诧异：同一年内，春天，革命党人倾尽全力准备的广州起义，孙中山在外筹款，使尽了浑身解数，黄兴在内筹划指挥，也用尽浑身解数，全国各地革命党的精锐齐聚羊城（号称八百选锋，实际来了五百），身为革命党第二号人物的黄兴亲冒矢石，带头冲锋，浴血奋战，结果呢，一败涂地，只留下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美名。秋天，一群群龙无首的士兵，一哄而起，居然拿下了天下通衢的武昌，然后全国响应，清朝统治如汤泼雪般的瓦解。这其中的道理何在？有人说，这是因为中部革命党人新军的工作做得扎实，所以才能一举成功。可是为什么做扎实工作的人自己都跑掉了，等到大事已毕才回来，结果群龙无首的士兵已经推举跟革命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黎元洪做了大都督，真正的革命党只好屈尊于这个黎菩萨之下（黎元洪最初一言不发，人称黎菩萨），难道他们连自己都对自己工作没有信心？明知道党人名册已经落入敌手，却连布置撤退的起码工作都没做，丢下自己的兄弟不管了，这工作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扎实”。还有人说，由于保路运动使得武汉新军被抽调了两个团（标）前去镇压，所以使得驻汉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势力增加，因此得以一举成功。可是历史的事实是，恰是调走的两个团革命党人更多，也正是因为如此，带队的端方才丢了性命。

其实，辛亥革命的成功，最主要的功劳是清政府。本来自1903年开始的新政，虽然行进艰难，但还是有成效的。尤其是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让朝野温和的改革派（立宪派）和地方实力派（这两者有难解难分的关系）很是欢欣鼓舞，以为不仅可以稳步推进改革，而且可以正当地分享权力。然而，在这个过程中，1908年光绪和西太后相继死去，朝政中枢由一班满族少年亲贵所控制，这些少不更事的纨绔子弟，上台伊始就做了两件大事，正是这两件事断送了清朝的性命。这两件事，一是将散在汉人官僚手里的权力，收到满人手里，改变自同光中兴以来汉重满轻的权力格局；二是将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改变外重内轻的政治格局。具体表现为将袁世凯赶出朝廷，成立满人皇族内阁，以及收回地方的路矿权（包括激起四川保路运动的收回四川铁路修建权的行为）。

驱逐袁世凯，以往的史学家往往沿袭晚清笔记的说法，以为纯属摄政王载洋为自己的哥哥光绪的复仇之举，其实未必。如果载沣真的有心为哥哥报仇，何不在西太后的安葬问题上做点文章？不至于鞭尸，但削减规模总是可以的。如果载沣这样做了，政治上肯定得分。光绪的最大政敌其实是那个老太婆，正是她让光绪过了10年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不到40岁就饮恨黄泉，居然死在70多岁的西太后前面。袁世凯戊戌是否告密，是个没有档案确证的事情，何以见得光绪就真的恨死了袁世凯（野史上的话，怎见得句句是真理）？载沣拿袁世凯开刀，其实无非是看上了他手中的军政大权，必将之夺到满人自己手里而已。原来都认为是袁世凯死党的庆亲王奕劻，之所以没有从中特别地作梗，而且后来得以贵为皇族内阁总理大臣，显然也有满人遵行满人政治的逻辑。无疑，这是这些满人少年亲贵们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当时中外公论，张之洞和袁世凯并为晚清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张之洞行将就木，而袁世凯年富力强，批评他不学也罢，好玩权术也罢，但毕竟人家还有术，而且也有人望。驱逐袁世凯，而且找不出任何像样的理由，硬说人家有“足疾”，强令回家“养疴”，不仅难以服人，寒了一大批汉人官僚的心（虽然袁的政敌感到快意，但其中也不乏狐悲兔死之感），而且导致中枢失去了重心。年轻的时候读《三国演义》，读到袁绍兄弟组织讨董卓联盟，由于袁家兄弟处事不公，先是孙坚走了，金圣叹批道：走了一个有用的人。接着曹操也走了，金圣叹又批道：又走了一个有用的人。晚清此时的局面大体类似，袁世凯走了，张之洞不久也死了，一干满人亲贵完全掌控了中枢，权力是收回了，但局面却不可收拾了。

至于皇族内阁，则伤了更多的人，立宪派的一腔热血，被劈头浇了整整一大桶凉水，凉到底了，不仅是粉碎、而且是羞辱了他们立宪的期盼。至于收回路矿权，更是将连立宪理想都没有的地方实力派一并伤掉了。在晚清这种动荡的局面下，这样的政策大手笔，只有满人亲贵得到了利益，而其他所有的集团和阶层，统统亏本。满人集团想不众叛亲离，亦不可得矣。辛亥年革命党广州起义的时候，一来皇族内阁还没有成立，收回权力的政策也没有特别明确地施行，二来广州当家的还是汉人的能吏张鸣岐和李准，所以撑住了。而到了10月，一来政策效果开始彰显，二来又赶上瑞澂这个草包，闻警即逃，结果土崩瓦解。

清朝是满族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其统治集团的代表面相当窄。其统治的稳定，主要凭借军事实力和由征服行为所带来的政治威势，在这种实力和威势还比较强的时候，满人（包括八旗的蒙人和汉人）在政治权力方面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可是随着统治集团自身的腐化，军事实力和政治威势的消减，满人统治集团势必要作出让步，逐步扩大汉人参政的面。待到统治出现危机，不得不依靠汉人绅士集团挽救危局的时候，整个政局的满汉格局颠倒，则是大势所趋，即使西太后、恭亲王奕訢这样政治经验丰富、权谋老道的满族强人，都无法扭转（事实上，纵使康熙乾隆再生，恐怕也得承认现实），何况载沣、载涛、良弼、荫昌和载振之辈的纨绔子弟！这些人中，只有良弼一个好歹还算是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了业，虽然被满人捧上了天，一天仗没有打过，就算有本事，也需要个成长的过程。其他的人，即使朝廷花大钱送出了国，也不过在国外做了一回早期的留学“垃圾”（载涛、荫昌均留学德国），连个起码的学位都拿不到。

辛亥革命中满人官僚的表现，不过是满人统治集团腐化堕落的集中爆发而已。这个腐化过程已经绵延了百年，当年骁勇的八旗战士，早就堕落成了除了花钱和玩有本事，其他百无一能的北京大爷。在同（治）光（绪）时代，朝中还有几个明白人，最后几年搞改革（新政）、预备立宪，清朝合法性尚未彻底消失，如果西太后死后继承者能够老老实实按着既定方针走下去，不妄想强化一己集团的权力，既开罪不了袁世凯集团，也不至于得罪立宪派和地方实力派；而且通过他们的效力和彼此间的制衡，随着政治的逐渐改良，满族权贵集团断不至于有如此下场，这么快就丢掉了政权。革命中，在南方的一些地区，满人还遭到了清算甚至屠杀。武昌起义后，占领武汉三镇的革命军，曾经大肆搜捕满人，据说曾设置路卡，碰到可疑的行人，就要他说“六十六”，只要有京腔就拖下去杀掉。当然，这种事情，我但愿它仅仅是传闻而已。

最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年孙天生这样的流氓无产者，还属于盗亦有道之辈，抢钱夺权，大有古风，虽然趁乱发财，大抖威风，但并不伤及无辜。然而，随着时代的流变，当年大盗小盗的道行，早已经沿着另外的方向“进化”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如果历史再给他们这样的时机，能出什么样的事情，纵然诸葛再生，恐怕也难以逆料了。

一旦革命成了功

王金发的故事

清朝末年，革命党人推翻满清，一手运动新军，一手拉拢会党，而拉拢会党的历史更久。光复会的几个干将，徐锡麟、秋瑾、陈其美、陶成章，都走会党路线。革命成了功，革命党人死了，但从前的会党中人，倒有坐天下的，王金发就是一个。

王金发本是浙江嵊县的一个浮浪子弟，从小斗鸡走狗，舞枪弄棒，加入洪帮之后，成了一个堂口的首领。徐锡麟在浙东运动会党，结识了王金发。这期间，王金发跟着徐锡麟去过日本，读过一个速成的体育学校，后来徐锡麟和秋瑾在绍兴办大通学堂，王金发也是其中的骨干，在里面教体育，实际上军事训练。后来东窗事发，起事不成，徐锡麟和秋瑾都被斩了，王金发却活了下来。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王金发率领帮中弟兄，杀回绍兴，驱散了已经宣布起义的绍兴官绅，自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

会党原是地下社会的秘密结社，走的黑道，一直在政府压迫下，非法生存，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突然一下子当家作了主人，能想到的事，首先是扩张组织。“哥子做了皇帝了”，各地的会党，无论哥老会、袍哥、三合会、洪门，在自家兄弟做都督的地方，无不大散海底，广开山堂。军队的组织，军师旅团营连排，基本上跟会党兄弟的堂口辈分一致，大家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湖南的焦达峰、陕西的张云山等，莫不如此；绍兴的王金发，地盘小，手下的军队也从一个团扩成一个旅，官兵都是会党的老兄弟、大兄弟、小兄弟。

都是兄弟，军队的纪律也就完了。拥有军队和帮会双重身份的军官和士兵进城之后，想干什么干什么，从偷鸡摸狗到白日行劫，都督就是制止不了。不仅如此，革命后的会党，学会了民主，军队里动辄开会表决，长官说了不算。

帮中弟兄革命成功后想到的第二件事，是享受。过去说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实际上兑现的时候很少，现在有条件了，醇酒妇人加烟枪，一样少不了。湖南都督焦达峰整日忙的就是两件事，一是签发委任状，二是散钱。昔日江湖上的兄弟，讨了一次又一次，没有够的时候，你稍有怠慢，就说你不讲帮会义气。王金发和部下进城时还穿的是布袍子，不久，天气还没有凉，就换了皮袍子。王金发革命时，家里欠人家不少银两，在衙门坐了没多久，就派兵挑着洋油桶装着银元回家乡，四处还钱。他还把家里人用轿子抬到绍兴的衙门里，士兵排队迎接，鸣炮欢迎，吓得他年老的外公差点没晕过去。不仅如此，王金发还抖威风，洋枪挎得，美妇抱得，骏马骑得，每日在绍兴的大街小巷、田间村坊，骑着高头大马，排着队伍，吹着鼓乐，招摇过市。

刚进城的时候，王金发还有点杀气，说是要为秋瑾报仇，不过昔日那些迫害大通学堂的乡绅和师爷们很快就都得到了任用。因为王金发自己和弟兄们需要钱用，而征粮征税，搜刮钱财，不用毛锥，财赋安出？手下这么多帮中的弟兄，个个要活得滋润，钱哪里来？还得靠这些人。王都督手里有枪，师爷肚里有谋，弄起钱来，比清朝的老爷还有办法，过去曾经一块混过的私盐贩子，被军政府逼得没路可走，恨不得一刀宰了王都督。过去农民欠税，还可以拖上几日，现在动辄军队下乡，一条绳子就捆进城里，关在班房里吃家伙。绍兴的《越铎日报》批评军分政府，王金发开始还能容忍，到后来居然派兵把报馆砸了。一个帮会出身的革命党人，几天工夫就变成了军阀，而且是纪律最差的军阀。

革命没成功的时候，王金发身为帮会人物，奔走革命，还有些侠气，刺杀叛徒，运动军队，杀过汪公权，吓过刘光汉（师培）。革命成功之后，王金发除了威福乡里之外，好像什么也没有做过，刮了一年地皮，然后军政分府取消，自己带着刮来的几十万大洋，遁入上海租界做了寓公，“每日以醇酒妇人自遣”。国民党二次革命，浙江无声无息，王金发奉命前来运动旧部，旧部根本没有动的意思。王金发对帮中弟兄分得不均，他们就不把王金发当弟兄。要怪，只怪王金发太贪，一个人拿了几十万。二次革命未果，王金发没有逃亡，依旧在上海过他的好日子。一日，他忽然食指大动，带了上海花榜有名的名妓花宝宝，来西湖了，结果被力求讨好袁世凯的浙江督军朱瑞当作一件送给袁世凯的礼物，稀里糊涂地抓了进去。但是袁世凯对这种早已丧失斗志的小虾米，不感兴趣，连押解北京都没有要求，只叫朱瑞将之就地正法。朱瑞没讨到好，但既然抓了，又不能放（放了就得罪袁世凯了）。就这样，王金发稀里糊涂地丢了性命。

发生在僻地山乡的一件小事

闲话辛亥

几十年以来，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从海峡的这边到海峡的那边，甚至从国内到国外，大家将辛亥革命的大事情、大人物连同大问题都说得差不多了。嚼点别人的老生常谈，权作纪念，对于我来说，一来没有资格，二来心有不甘。没奈何，我翻出了一点旧闻，记录一件对于革命而言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事，权且倒腾出来，好借题说上点什么。

1911年夏天，地处广东偏远山区的紫金县，发生了一件事情。说是邻县的一位在广州测量学堂读书的学生放假路过此地，不留神碰上了几个防勇，由于他剪了辫子，而恰好此时又赶上广州黄花岗起义发生之后，两广总督张鸣岐下令在全境搜捕党人，所以防勇们抓住了这个学生，要将他当革命党拿办。该学生急中生智，说我是学生，你们要拿我，先要跟我到学堂去通知一声。于是几个防勇押着那个广州测量学堂的学生来到了紫金县唯一的一所小学堂，找到了学堂从广州聘来的格致（即数理化）兼体育教员甘晖如（据说是位同盟会员）。甘对于这种剪了辫子的“同志”怀有天然的同情，马上将这位倒霉鬼藏到房里，又召集了几个学堂的学生，让他们去找学堂的总办——紫金最著名的乡绅钟荣山。此时钟正在一位官员家里喝酒，仅仅听了学生的说词就立即要他们回学堂将防勇捆起来，一切有他做主。当学生们摩拳擦掌地回到学堂时，四个防勇见势不妙跑了三个，剩下一个跑得慢的随即让学生们给捆了起来。

紫金县当时的巡防营的负责人是哨官陈家裕，刚好当时他也与钟荣山在同一席间喝酒，闻讯后勃然大怒，当即质问钟荣山为什么纵容学生捆绑他的士兵。双方吵了起来，一个说，我做了几十年的官，没见过你这样的劣绅。一个道，我做了几十年的绅士，没见过你这样的“芝麻狗虱官”有这样的威风。一个说少了士兵要对方负责，一个说你敢纵容士兵骚扰学堂，所有的损失都要你赔偿。最后知县出面调停，说好由他负责调查处理。这期间，那个广州测量学堂的学生早就溜之乎也了。

第二天，学堂方面提出，学生方面被抢去白银200两，金表一只，金戒指一枚，要求防营如数交还，缺一不可，并要求哨官陈家裕办酒20桌赔礼道歉。结果是由县署出了300两银子，并办了10桌酒，事情才算平息。

这件事无论怎么看，除了那位测量学堂学生脑袋后面没辫子以外，与即将发生的革命似乎根本没什么关系。而在1911年，上海的报纸已经在公开号召剪辫，各大都市剪掉了辫子的学生和文化人如过江之鲫，公开地招摇过市，甚至在政府官员中也混杂了不少没辫客，官府对剪了辫子的人基本上是无可奈何。我所感兴趣的，是这件小事透出了另外的一些信息，其实与革命也不无关联。这些信息实际上告诉了人们，这场革命能够推翻清王朝的更为深层的一些因素。

首先，我们看到，经过湘淮军兴起以来几十年发展，特别是新政中地方自治的刺激，乡绅已经成为轻而易举就能左右地方政治的势力。自新政以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求新尝试，基本上是由他们主导的，从地方自治、司法改革到兴办学堂和推动立宪，这些乡绅虽然相当一部分人头脑还没有真正从中世纪拔出来，但脚却已经很活跃地踏在了向西方学习的路上了。攫取和炫耀权力的欲望和趋时冲动也许还要加上强国的梦想扭结在一起，使得乡绅主导的学习西方的过程充满了莫名的兴奋和热情。似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大部分乡绅对于他们所学的东西不甚了了，结果学习的过程掺和进了许多实际上为他们的价值观根本不相容的内容。像甘晖如这样的“叛党”，就在求新的名目下，大量地被并不赞同革命的绅士们请进了他们花钱办的事业中。事实上，甚至可以说，具有反叛色彩的知识分子是与地方乡绅的势力同步成长的，而绅士的一部分，即所谓立宪派人士，在整个新政过程中，已经成了革命党人某种意义上的共谋。辛亥革命的成功，他们也有一部分功劳。

其次，这个事件让人感到，无论是乡绅还是地方官，对于朝廷的事业都漠不关心。防营士兵抓捕没有辫子的学生，从维护清朝统治来看无疑是天经地义的，具有完全的“正当性”，但是，这个行动却遭到了乡绅的坚决抵制，而作为朝廷命官的知县也不问“是非”，一味和稀泥，屁股明显坐在了乡绅一边。其实，无论乡绅还是知县都根本没有同情革命的迹象，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自己事业的关注。那个乡绅似乎根本没有考虑过那个学生是否可能真的是革命党，以及这样的公然“包庇”会不会给他带来麻烦，“大胆妄为”到了连一丁点儿起码的政治顾虑都没有了。对他来说，学堂是他的事业，而大兵敢到学堂骚扰，首先是伤了他的脸面。为了维护学堂的神圣地位，尤其是为了维护他的脸面，必须采取强硬手段回击，而那个哨官居然敢在席间撕破脸皮吵闹，所以非得让大兵们赔钱陪情不可。至于知县，他关心的自然是他位置能不能坐稳，“为政不得罪巨室”是历来地方官的原则，所以他只能如此这般的和稀泥，破费一点息事宁人了事。在这里，上司追查革命党的命令被搁置了，可能的谋反罪的追究不了了之了，朝廷的利益也没有了。而那些行为似乎有“正当性”的防营，抓捕外地学生的真实用意是为了维护朝廷利益还是借机勒索，还真是说不清楚，否则的话怎么会在自家的士兵被捆绑之后，会如此轻易地被摆平。

相反，在这里我们看到，满清王朝的威信已经坠落到了无可挽救的谷底，出现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原来作为政府支柱的官僚和乡绅，已经基本上对清政府丧失了信心，在广大的基层，即使真的发生对朝廷的反叛行为，他们也并不在乎，他们更在乎的是他们自己别在反叛和平叛之间被殃及。这种现象，莫说是在清朝盛期和中期，就是庚子义和团事件以前也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说，辛亥年的中国，不仅盛产“叛党”和“叛民”，而且连官绅也离心离德了。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当位于中国中心的武昌响起起义的炮声以后，清朝统治才会出现土崩瓦解之势。大批的地方官不是痛快地“易帜”，就是麻利地弃城而逃，多数情况下连革命党的影子还没见到呢，几个冒充革命党的毛贼就足以让他们缴械交印。

应该说，自所谓的“同光中兴”之后，政治的重心已经开始从中央转移到了地方，开始了所谓的督抚专权的时代。到了新政时期，政治的发散趋向进一步加剧，各地大小的绅士以及新市民，开始成为地方势力新的代表，而正是他们对朝廷的三心二意，才导致了满清王朝的迅速瓦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是在朝野离心离德的时候，由满族贵族把持的中央政府，却一厢情愿地力求将已经散在地方的权力收回中央，甚至收回到满族贵族自家手里，结果是在最不该得罪人的时候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从紫金县的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在这个僻地小县最“牛气”的人，就是乡绅钟荣山，手中握有枪把子和印把子的哨官和知县都不得不让他三分——不，至少七分，他不仅敢于捆起了“执行公务”的防勇，而且理直气壮地倒打一耙，要求本来有理的防营赔偿损失和赔礼道歉。个中的“理直气壮”，细想起来倒也不是全为无因，因为钟荣山维护的不仅是他个人的面子，还有新学堂的利益——这恰恰是代表着时代潮流的东西。

在今天看来，义和团失败以后的清政府处境的确很难，不变革吧，王朝要亡；变革吧，革命党这种洪水猛兽的东西在求新学习的过程中就溜进来了。然而，从省城到县城的绅士们却没有这样的两难，他们只管求新趋时，新的事业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体现着他们的利益，甚至标志着他们地位的攀升，咨议局和自治局给了他们上干朝政、下断乡里的权力，而他们的子弟又纷纷进了学堂或者出了洋。虽然大家都知道从新军到新学堂，里面净是革命党，但不同的是，朝廷在追查，而绅士却在庇护。那些在内地活动的革命党人，除了那些铤而走险的，有几个没有受到过原本并不同情革命的绅士的庇护呢？实际上随着新政的推进，绅士已经将革命与学习西方看成是一类的事情，他们明知道学堂里的先生思想不安分，但却听任其将自家的子弟教得离经叛道。我曾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在革命真的到来之际，学堂的师生几乎都冲到台前，乡绅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学堂的学生是“懂革命的”，乐意将他们推到台前，哪怕那些学生仅仅还是些不谙世事的娃娃。

尽管我们说绅士阶层是历代王朝的支柱，但每当大厦将倾之际，他们总是比别人更早地弃树而去，将目光只盯在自己的地方范围之内。晚清时节当然也不例外，只是晚清的绅士们自以为手头多了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他们手中的求新事业，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对此还不甚了了，但他们相信那是已经被西方证明具有魅力的东西。

这也许就是紫金的乡绅钟荣山毫不犹豫地选择庇护学生对抗防营的真实背景。

当然，紫金事件能够告诉我们的还不止这些。在这事件中，乡绅钟荣山之所以采取断然对抗的手段，还不仅仅由于他的地位高势力大，还可能由于防营触犯了其绅士地位决定的某种忌讳，而这种忌讳，在传统社会里是为全社会所认可的。事实上，在废科举兴学堂的过程中，存在着很明显地将学堂比附于科举的社会意识。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认为，小学生相当于秀才，中学生相当于举人，大学生相当于进士，而当时的朝廷也确实将优秀的大中小学毕业生分别授予进士、举人、贡生的荣誉衔。所以，学堂至少在潜意识里是被人看成是学宫（过去秀才名义上读书的所在）的替代，对于紫金这种只有一所学堂的小县，恐怕这种比附意识就更强烈。而过去的学宫恰是一块立有“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下轿马”的下马石的“禁地”，莫说大兵们不能进去造次，就是朝廷命官去了也得规规矩矩的。在钟荣山气壮如牛的背后，很有可能具有这样的意识背景。只是这种旧的意识存留，在此时恰好起到了保护新学生和新事业的作用。

从另一个方面，在普遍具有“学堂神圣”意识的情况下，几个大兵居然敢上门抓人，也说明自湘淮军兴起以来，武人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晚清之前，别说一个小小的哨官，就是正二品的总兵也不敢对县政插半句嘴，更不敢随便靠近学宫半步。在这次事件中，一介芝麻大的哨官，居然敢当着知县的面与乡绅对骂，而且知县虽然偏袒乡绅，但毕竟不能真的让防营出钱破费，看来，大兵们手中的枪杆子还是有分量的。这里，虽然有富国强兵国策的拉动，国人鼓吹纠正重文轻武风习被染，更多的却是王朝末世，文治秩序崩塌的必然结果。用不了几年，到袁世凯当政时，中国就进入武人跋扈的时代，新军（包括北洋军）演变成了大军阀，各地大大小小防营则转化成割据一方的土军阀，地方势力的代表则再一次发生转换，由绅士主导变成了军阀主导。如果那个哨官能知晓他们日后的命运，那么这件事情肯定不会这么轻易地了结。

历史总是乐意跟人开玩笑。在辛亥前后，巡防营是支在历史书上声名不佳的军队，因为他们往往更乐于忠于清廷，与革命党人作对，而大家对于新军则颇多溢美，因为在革命中他们往往扮演了起义中坚的角色。其实，在那个当口，巡防营响应革命的也不少，而新军也有忠于清朝的。只不过，当时前者是从绿营变过来的，人猥、枪次、饷也低，而后者则是效法洋人编练的西式军队，饷高、械良、人也精神，在人们的观感上就有凤鸭之别。加上在革命前后新军倾向革命的多一点，而巡防营倾向清廷的多一点，自然巡防营就遗臭万年了。其实，在革命以后，凤鸭之别的新军和巡防营却殊途同归，都演变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当年洋气十足的新军将领，也轻车熟路地干起抽大烟、讨小老婆的勾当，做起了一省或者数县的土皇帝。

俗话说，一叶知秋。即使在今天，即使是广东人，也没有多少人知道紫金这个小地方，但是发生辛亥革命前一个僻地小县的一件小事，实际上已经预兆了即将来临的大变动。

关于辫子与革命的零碎故事

今天还来谈辫子，似乎怎么说都有点絮叨的嫌疑。不过，今年是辛亥革命九十周年〔1〕，国人规矩，大凡重大历史事件，逢五逢十，总得拎出来抖抖灰，合伙吹打一通，以示纪念。而辛亥革命又恰是唯一与辫子有关系的革命，提起这场革命，当年非革命党的人们，印象最深刻的记忆几乎都与辫子有关。所以，不妨在此说上几句。

关于中国男人在清朝的时候留辫子，这点历史常识眼下已经普及得连三岁孩子都知道了，不仅知道，而且还在家长的共谋下尝试“复辟”，留上小辫或者在瓜皮帽下安上条假辫子什么的。不过，这些孩子和大人也许根本想不到，围绕这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毛发，中国人曾经受过何等的折腾。满族入关的时候，非要遵循圣人之教“肤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汉人剃掉头顶的大部分头发，留条小辫。结果是不少人为了脑袋顶上头发和脑后的小辫丢了自己的脑袋。后来，随着汉人暗中的“修正”，人们脑袋顶上的头发越留越多，剃发几乎只有象征意义了，于是人们对脑袋后面的辫子越发在乎，皇帝老儿盯紧人们脑后的辫子，辫子已经成为是否效忠大清朝的唯一标志，一般老百姓也不愿意让辫子没了，最怕的自然是官府当自己要造反。

然而，在大家都看顺眼了脑后的辫子以后，大清朝也渐渐地走到了尽头。先是从广西杀出一伙号称信上帝的“长毛”，搅了大半个中国，虽然只是将辫子散开，可已经闹得人心惶惶。更糟的是，在洋人一拨一拨进来，中国人也渐渐地走出国门之后，总是占着上风的洋人似乎忘记了他们的祖先也曾经有人留过小辫子，一个劲地拿中国人脑后那劳什子开心，居然说那是“pig tail”（猪尾巴），还以此为由，硬说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为野蛮人和“土人”。租界的洋巡捕和红头阿三，抓起中国人来，总是揪起辫子一带一串。对那些得风气之先的先进中国人来说，外国人的嘲骂和这种感官刺激引起的精神折磨真是让人受不了。于是，温和地把辫子盘起，像鲁迅描绘的那样，在头顶耸起一座富士山，而性子火暴的，则干脆剪了辫子。最凶的不仅自家剪，而且想法逼着人家也剪。后来鼎鼎大名的陈独秀、邹容和张继三位，在日本留学时，居然找一个桃色新闻的茬，一个抱腰，一个按头，一个挥剪，将清朝留学监督姚某人的辫子都给铰了。

剪辫则意味着造反，但进入二十世纪的清朝早就让洋人给折腾得作2/3死状了，任凭秀女如云，连续三个皇帝居然都养不出半个子嗣，自然没有那精气神去寻没辫子的人的晦气，只要回国的留学生装上一条假辫子，官府一般都假装不知道。留学生们也得寸进尺，后来索性连假辫子也不装了，光着脑袋乱晃。渐渐的，连没出国的学堂学生也跟着起哄，一个接一个地将辫子送了假发店换酒钱。而属于朝廷命官的学堂监督则什么办法也没有，到了辛亥革命前夕，学堂里对剪辫学生最严厉的处罚就是扣点分数。

可是，不论知识界跟辫子怎么过不去，乡下的农民却对自家那根辫子情有独钟，不管革命党人说破大天，硬是不肯动一丝半毫，尽管他们对清朝早没了兴趣，也巴不得它早点完蛋。然而，突然之间，革命不知怎么就来了，几乎是一夜之间，大半个中国都插上了白旗。人们满以为打白旗戴白袖标的革命党是为崇祯戴孝反清复明，没想到他们刚刚坐进了衙门，就开始剪辫子，比当年满族入关时张罗留辫子还要急切。革命军警加上青年学生，荷枪实弹，全副武装外加一把剪刀，上街巡行，设卡堵截，不问青红皂白，只要见着脑后拖辫子的人，就拉着辫子拖将过来。客气一点的还宣传一下剪辫的“伟大意义”，然后再动剪刀，不客气的干脆揪过来就是咔嚓一剪。害得路人若惊弓之鸟，能不上街就尽量不出门，买东西只好让女人代劳，实在不行则盘起辫子，扣上帽子，甚至翻出明朝时候的方巾裹在头上，有的地方居然发明了尖顶高帽，为的就是能将辫子严严实实地盖住，据说这种尖顶帽一时非常流行，连衣不蔽体的穷人都要设法买一顶。进城的农民遭际更惨，一串一串地被抓住剪了辫子，害得他们一时间连赶集都不敢去了，实在不行也派女人出马。剪辫的场景当时曾被人用照相机记录了下来，从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位衣衫褴褛的男人正在被一位军警拽住了辫子，剪刀刚刚挥起，军警的得意和那汉子悲苦无奈之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老百姓难受归难受，革命党辫子该剪照样剪。在革命党人看来，有没有辫子，并不是个人的习好，而是是否依然忠于清朝的问题，极而言之，脑袋后面拖着的辫子，就是个奴隶根，所以，非加大挥剪的力度不可。有的地方，比如宁波，坐进衙门里的革命党人已经不满足于上街抡剪刀，居然堂而皇之地规定，凡是不肯剪辫的人一律剥夺“公权”，某些抗拒剪辫的绅士还真的被送进了监狱，结果可想而知，辫子没保住，蹲了班房，还被罚了巨款。

那时候，剪刀在手的人们几乎个个都理直气壮，无论是抓住辫子一声咔嚓，还是抓人进局子，都显得干净利落，痛快淋漓，真理与强权似乎都在他们这一边。剪辫就是排满，就是革命。虽然大家脑袋里想的更多的只是光复汉族，但剪辫子以后却无论如何扮不成“汉官威仪”，剪辫实际是效法西俗——老百姓看得很清楚，无非是叫人做“假洋鬼子”。在某种意义上，剪辫与建立中华民国一样，都属于学习西方的具体行动，因而在当时那个特定的情景下，尤其显得气粗胆壮。然而，气壮如牛的革命党人偶尔也有吃憋的时候，当剪刀伸到为洋人做事的中国仆人的脑袋上的时候，经没了辫子的下人的一哭一叫，洋主子出头了。谙熟西方民主政治的若辈拿出自由与权利的大道理侃侃而谈。大概没想到学洋鬼子的事，却在真洋鬼子面前碰了壁，革命党人一时间居然无话可说，态度好的还可能赔礼道歉，保证下不为例。只是那个时候在中国的洋人毕竟还太少，洋人的仆人撞到革命党人剪刀上的就更稀罕，所以剪辫子在整个革命期间都在浩浩荡荡而理直气壮地进行。

其实，老百姓不愿意剪辫子，并不像革命党人理解的那样，是心里依然甘愿做满人的奴隶，留辫子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他们习惯，凡是跟自家生活尤其是身体有关的事情，只要是习惯了，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就不乐意改，不仅仅是头发，其他如穿戴也如此。不按照老习惯走，就浑身不自在，总觉得有些不安。剃发留辫已经实行了200多年，老百姓早就将之视为理所当然的习惯，自然不肯轻易更改，没了辫子，连老婆看了都不顺眼，觉得丑得不得了。平民百姓没有学过美学，在他们眼里，顺眼的就美，不顺眼则丑。辛亥前，如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的老婆见夫君没了辫子而寻死觅活的并不少见，笔者就看见过若干笔记里记载过因丈夫剪辫而闹着自杀或者离婚的。不过，老百姓对剪辫子的担心的背后，还有一层更深刻原因，就是对于有关毛发巫术的恐惧。整个清朝几乎都在流行着剪辫子的故事，关于偷剪辫子的谣传，不是这儿传传，就是那儿吹吹，时常造成大面积的恐慌。美国学者孔飞力就曾经就乾隆年间的一次有关剪辫的事件，侃出了一本著作，将国内学界唬得一愣一愣的。人们对丢辫子担心，最主要还是巫术方面的。经人类学家证实，这种心理许多民族都有过：人体的毛发和指甲等东西只要被巫师作了法，相应的人就会遭到祸殃，甚至在某些工程中使用了这些毛发之类的东西，也可以导致相应的人生病或者死亡。显然，辛亥时老百姓对于剪辫的不情愿也有这种巫术的恐慌在作怪。冯玉祥将军回忆说，辛亥后他手下那些来自农村的士兵被剪了辫哭哭啼啼的且不说，而且十分郑重地将被剪下来的辫子包好藏起来，那情形有点像太监阉割后，将割下来的命根子包好收起。其实，那些被当街强按头剪了辫子的人，如果没有被吓昏了头，大多也是要将剪下来的辫子讨回去的。我在历史记载中，已经发现了这一点。

出来吃粮当兵的人，为了一碗当时看起来还算不坏的兵饭，不得不服从军令而剪辫，不情愿也没有办法，哭闹一阵也就罢了，而对于革命党并没有赏饭的老百姓来说，无端被强按头挨剪刀，可就更难以接受了。事实上，革命党人的剪辫政策还在革命进行当中就惹出了麻烦。据史料记载，苏州宣布独立后，一位新军的排长带兵在街头强迫剪辫，结果遭市民群殴。至于安徽首府安庆发生的乱子就更大了，拥护前清巡抚朱家宝的人利用革命党人强迫剪辫惹起的民愤，煽动市民闹事，一呼百应，成群的市民涌上街头，看见穿西装无辫的人就是一通拳脚，以反对剪辫为名，逼迫革命党人的都督王天培走人，结果还真的将王给挤走了，最后不得不由另一个革命党人李烈钧从江西带兵入皖才将局面挽回。

实际上，这些事件是一个信号，一种警示，它们预示着革命党人在与民众关系上已经有些麻烦了，只是自我感觉不错的革命党人并没有觉察。自然，对老百姓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吃饭，他们对清朝的嫌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吃饭问题已经出现了麻烦。当清朝政府垮台的时候，一些农民曾经想当然地认为，皇帝没有了，租米也可以不交了，还有些人无师自通地组织了“农局”，借来革命党的口号，打出“自由择君”、“自由择善”的旗帜，抗租抗税，满以为这种与党人呼应的新名词，能换来新政权的认可。然而，掌权的革命党对他们的呼应却是派来了军队，将这些痴心妄想的农民淹没在血泊里。革命后的苛捐杂税不仅没有减少，有些地区反而因军费的缘故有所增加。事情就是这样，作为政府，如果能给老百姓一点具体的实惠，那么也许他们会接受或者忍受某些习惯的改变，如果一点实惠也没有，反而强迫他们易风易俗，那肯定要遭到强烈的抵抗。革命党既然连传统的轻徭薄赋政策都不能采用，却要强迫老百姓剪掉他们相当在乎的辫子，那么招致民众的不满自然是不奇怪的了。在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的时候，西方的外交使节已经注意到由于派捐和强迫剪辫，南京的市民开始口出怨言，有的甚至后悔曾经对革命运动给予的同情和支持。革命后普遍出现的革命政权改头换面，甚至真正的革命党人遭到迫害和杀戮却无人过问的现象，其中固然有不喜欢革命党的地方势力的阴谋，但民众对这些只顾剪辫和打菩萨的革命党人严重缺乏亲和力，也正是地方势力得售其奸的便利条件。

对于辛亥革命历史的研究者来说，有一个问题始终令人感到有点迷惑，这就是革命党在革命后的迅速失败。在革命中，革命党占据了大半个中国，拥有全国人数最多的武装力量，革命后，虽然军事实力有所削弱，但仍然不容小视，而且掌握着国会最多的议席。诚然，由于革命党组织的涣散，对议会政治过分的追求，不敌袁世凯的北洋派系并不出人意料，但在袁世凯的军事打击下，革命党像雪崩似的瓦解，连像样的抵抗都组织不起却令人始料未及。其失败之速，垮台之惨，与当时双方力量对比实在不相称。在今天看来，革命的大厦虽然雄伟，但在建设过程中却忽略了基础，根本经不得风雨。一场农民根本没有参与，基本上由知识界和地方士绅操纵的大选，无论拿到多少选票，实际上并不说明问题。退一步说，即使革命党的军队还像革命过程中那么多，恐怕也难以在跟袁世凯的角逐中获胜，因为组成这些军队的人，不过是贪图几个粮饷，对剪去他们辫子的人，缺乏起码的亲和力，历史证明，这样的军队是不能打仗的。

当然，话又说回来，对于这样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来说，辫子的去留委实算不上什么大事，可是这场革命中推行的社会改革措施，算来算去还就数剪辫子，而且就连剪辫子也是强迫的，不能不让人感到困惑。以先知先觉自许的革命党人，看起来根本没在乎那些后知后觉的愚氓的感觉，农民租税必须照交，选举则由知识界代办，连自家的头发也须由英雄们做主。辛亥革命早就过去了，男人的辫子也基本上成了滞留在画面上的历史，可是英雄们替老百姓安排一切的做派却流芳了几十年。台面上的人们总觉得老百姓特别是农民太笨、太愚，不把他们的吃喝拉撒都想到设计好，就放心不下，不仅为他们架好了通向幸福生活的金桥，而且还要操心手把手领着他们过去。

有关五四的一点乱弹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好像没有什么事大过五四运动。过去近现代史两分的时候，它是界碑，现在两下合在一起了，它是里程碑，而且是最高最大的一块里程碑。后来的事，只要稍微大一点，总会有人把源头扯到五四上去，好像成也五四，毁也五四。就事实而言，五四以后国共两党的历史，都摆不脱五四的影子，两党各自有一群“吃五四饭”（蔡元培语）的五四一代，政治行为上都有着五四的痕迹。

不过，当下的中国，五四已经开始褪色，至少已经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大陆，五四是青年节，一个很重要的现代纪念日，从前每年学校里都过得轰轰烈烈，近年被五一长假一冲，似乎让人想不起来了。在台湾，国民党方面曾经把五四定为艺术节，现在估计早就不过了。研究五四的专家周策纵先生说，这种节日的定法，说明了对五四看法的分野。其实，双方对于历史认识的分野，原比定节日纪念的理由要大得多，共产党的建党领袖差不多都是五四青年；而国民党方面，孙中山居高临下地赞过几句五四的学生，蒋介石则对五四一点好感也没有，只是碍于孙总理有言在先，而且党内吃五四饭者众多，不好破口大骂而已。在1949年之前二十几年，中国社会当然对一个很具抗议乃至文化颠覆意味的运动，会有截然两端的态度。现在，近代中国动荡的历史已经翻过去了。然而，翻过去的历史，不一定对现实就没有影响，如果不好好加以清理的话，一笔糊涂账的遗产，也许会导致一笔糊涂账的未来。

五四的研究者众多，研究成果也众多，海峡两岸、大洋两头都硕果累累，以至于后来者想碰这个领域，光先期成果就得看上大半年，兵马未动，太多的粮草征集已经把人吓退。不过，如果耐着性子把既有成果看完，就会发现，五四的很多事，还是不太明白。

说到五四，必然要说新文化运动，除了极少数的研究者外，大家都认为两者就是一回事。不过提到新文化运动，首先想到的其实是文学改良，或者说白话文运动。这个运动，当时和后来都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用活文字替代了过去的死文字，以平民文学代替了贵族文学。直到晚年，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一直对此很得意，外国人介绍胡适的丰功伟绩的时候，甚至因此说他创造了一种新文字。显然，这种文言等于死文字、白话等于活文字的等式，连给胡适做口述史的唐德刚先生也不以为然，唐德刚在给胡适先生做的口述史的注释里，列举了《史记》里“伙颐，涉之为王者沉沉”之类的例子，说明文言也可以相当生动。

不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白话文，其实也未必真的属于“活”文字。真正拉车卖豆浆的普通人，别说看，听都听不懂当时的新文学作品。无论当时还是古代，真正比较贴近平民生活的书面语言，其实是古代的白话。中国古代小说中某些直接脱胎于说书脚本的作品，比如《说唐》、《说岳》系列小说，实际上很接近老百姓日常的口语，不仅遣词用句通俗易懂，连语气、叙事习惯都十分贴近百姓的日常大白话。事实上，五四白话应该属于一种比较西化的文体，严格说，就是英语化的文体，最大的特点是可以大体上按照英语语法来规范，可以比较清晰地分出主谓宾定补状，还可以分辨出哪些属于名词、哪些是动词、哪些是形容词和副词。不用说，这些在古汉语乃至古代白话里都是一笔糊涂账。胡适在文学改良建议中提出的“八事”，其中的“须讲究文法”一条，显然是五四白话的灵魂。最有意思的是，五四白话为了讲究文法，在发展过程中居然形成了“你、我、他”和“得、地、的”系统，让句子里更方便准确地填装形容词、副词和动词，使汉语看起来更像英语。

《新青年》诸公固然有提倡之功，但五四白话能够普及开来形成气候，其实主要该归功于当时的北洋政府。如果没有政府的教育部在1920年就下令在中小学推行白话文，用政府力量把课文改成白话，我们的五四先贤们估计还要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即便如此，五四白话文学的欣赏者，也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喜欢《狂人日记》和《尝试集》的人大多是青年学生。

五四白话最大的长处，就是在于译介西方、尤其是英语世界的社会科学作品，比较方便。不仅文法类似，而且那些从日本转口过来，形中实西的名词，诸如国家、政治、自由、民主、经济之类，已经构成了我们今天社会科学基本言说框架的名词概念；用在古汉语里，即便是在今天，也相当别扭，但是搁在五四白话里，却相当妥帖，至少让人看起来不那么扎眼。“讲究文法”的白话文，甚至可以将很繁复的从句直译过来，句子虽然长到令人发指，但意思却失真得不多。反过来，译介西方的文学作品，五四白话好像就没这么大的优势，至少在民国时期人们用五四白话翻译的东西，好像没有几个能抵得上林译小说中的精品。一个不懂外文的人，通过中介，信手翻成的文言，其魅力至今不失，能让钱钟书这样学界公认学贯中西的掉书袋大王佩服，可见文言中的话语神韵，跟西方文学作品有可以相通的地方。跟五四白话相关，实际上，西方的人文社科学科的分类体系，也是通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得以在中国学界确立。在此之前，至少文史哲跟经学还扯不清关系，哲学和哲学史，文学和文学史，都是一笔糊涂账。

当时的政府乃至整个教育界如此迅速地服膺白话，内在的冲动当然也是出于引进思想和理论的需求。辛亥革命之后，制度的变革，没有导致国家的富强，实际上是整个学界的困惑。就当时而言，欲求答案，除面向西方，没有他途可寻。即便是持文化保守主义态度者，也未必反对学习西方，反而会追求更深度的引进。因为，强大的西方、学习了西方而强大的日本，都现成地摆在那里，是压在国人头上的骄人存在。尽管由于一次大战，西方思想界已经发生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意识也陆续传递到了中国，但像梁启超《游欧心影录》那样的认识，并没有在中国引起普遍的共识；也许，在国人看来，即便一个“破产”的欧洲，也不是中国人所能傲视的。

毋庸置疑，中国的教育界推行五四白话，对于引进西方思想的启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很难设想，如果没有教育部的这一举措，中国的社会科学现状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凡事有利则有弊，中小学汉语的教育自采用五四白话以来，成绩不敢恭维。这种教法实际上是让学生学一种洋化的语文，这种语文既跟古代汉语不一样，跟学生日常的口语也不一样。被西式语法切割过的汉语，实际上已经不是汉语了。在大的方面，违背了汉语学习的规律，既不讲究声韵，也不讲究对仗，更丧失了汉语原本的灵活性和模糊性。从“天地玄黄”改成“人口尺石”，从“郁郁乎文哉”改成“早晨起，上学去”，从对对子变成造句子，改变的实际上是汉语的内在规律。因此，我们几十年的汉语教育，至少在启蒙阶段，在教学效果上，远远赶不上过去比较好的私塾。用我们的语言大师吕叔湘的话来说，我们的母语，花几万学时来教，却教不好。这样的教育，其根子在五四。

其次，五四作为政治抗议运动，其发生和发展也有许多未解之谜团。如许大的一场运动，根据当事人（“三国贼”之首）的曹汝霖晚年的回忆，起因无非是总统徐世昌和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之间的矛盾，以及林长民和他之间的一点私人恩怨。当然，研究者除非神经错乱，没有人会认同曹汝霖的看法。不过，如果仔细想想，这种看法也未必一点道理也没有，因为毕竟他是从当时的政坛风云漩涡中滚过来的。我们不能否认五四运动和北洋政府内部矛盾之间的关系，却长期忽视它。五四运动跟国民党的关系，经台湾学者吕芳上的梳理，已经基本清楚了，但跟运动关系更直接、更重要的北洋军阀和政府跟五四运动的关系，却长期处于研究的盲点。北洋政府内部跟日本走得近一点的人与亲英美派的人之间，比如当家的皖系和直系之间，他们的矛盾跟运动的发生发展，乃至最后结束之间，存在太多关联。比如，巴黎和会上所谓的中国的外交失败，在形式上跟当年中日在山东问题上的换约，中国有“欣然同意”的外交辞令有关，而这个消息恰是被时任外交委员会负责人的林长民透露到国内报界的。据说，徐世昌因此还把林叫去训了一顿，说他放了一把野火。然而，如果没有这把野火，赵家楼那把火怎么烧得起来？而林长民恰是一群亲英美的职业政客中的一个，他们中很多人都是职业外交官，有留学英美的经历，比如颜惠庆、顾维钧、罗文干、施肇基等人。他们跟曹、章、陆等日本留学出身的人一直就存在着很大的政见分歧。其次，以梁士诒、叶恭绰为首的旧交通系，对于曹汝霖等人挟日本奥援侵入他们的地盘（时称曹为新交通系），啧有烦言，因而对日本的西原借款问题已经积怨甚深，而西原借款，实为直皖冲突乃至五四运动的一个远因。

掌控中国政局的北洋军阀派系之间的矛盾，对五四运动的发生发展关系更大。在五四时期，徐世昌和段祺瑞两人显然是有矛盾的，但这个矛盾背后实际上折射的却是北洋系统内直皖之间的问题。因为从北洋圈子里滚出来的徐世昌深知枪杆子的重要性。他的这个总统是段祺瑞捧出来的。他和段之间，说是牵线木偶和牵线人的关系也许有点过分，但是说，没有了段，就没有徐这个总统，肯定是对的。徐世昌对段祺瑞有点想法，更多的可能是着眼于直皖之间的平衡以及对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操之过急的忧虑。

说到北洋直皖之间的矛盾，在五四运动的当口，可以说已经发展到了撕破脸皮，就差动手开仗的地步。前直系领袖冯国璋退出历史舞台，新直系的领袖曹锟被段祺瑞忽悠了一下，成了段祺瑞武力统一的前锋，麾下战将吴佩孚一马当先，打败桂系的主力，连带击垮了湖南军队，拿下长沙，剑指两广。然而，在后方，段祺瑞派心腹徐树铮编练自家武装参战军（后改为西北边防军），从日本借来的银子、买来的枪械都投到了那里，甚至连直系辛辛苦苦打下的湖南，也便宜了段祺瑞的亲信张敬尧，让他做了现成的督军，吴佩孚自己只落了个孚威将军的空名。段祺瑞让直系为自家火中取栗的耍猴把戏，干得过于拙劣，别说精明的吴佩孚，连憨憨的外号叫傻子的曹锟，都洞若观火。吴佩孚打到衡阳，一面按兵不动，跟南方勾勾搭搭，信使往来；一面以最爱国、最激进的面目，频繁通电，对北京政府种种举措，说三道四，肆意抨击，甚至对政府要员指名道姓，直斥其非。打狗，冲的是主人。经战争实力壮大起来的新直系，此时隐隐然已有问鼎中原，夺了鸟位之势。巴黎和会上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失败，恰好给了直系一个攻击段祺瑞把持的北洋政府的机会，而五四学生的抗议运动则使这个机会极大地扩大。因此在这期间，用陶菊隐先生的话来说，吴佩孚今天一个仿讨武曌檄，明天一个效驱鳄鱼文，口号喊得比游行的学生还激烈火辣。不仅对舆论而且对政局，就是有影响。

要知道，当时吴佩孚是公认的常胜将军，能打仗，而且能打胜仗。直系虽然还有其他大佬在，比如所谓“长江三督”：鄂督王占元、苏督李纯和赣督陈光远，但是只有吴佩孚才称得上是直系的当家花旦，别人顶多跑跑龙套。虽然说，吴佩孚的发言不见得都是直系将领的意愿，但是他们肯定都乐意通过吴大声发言，向皖系政府表达不满。在袁世凯时代就进入北洋团体、作为袁世凯老友的徐世昌，当然不乐见北洋团体的分裂。对他而言，尽管自家是皖系捧上台的，但只有维持北洋军阀各个派系，尤其是直皖两系的平衡，他的位置才能坐得更稳。如果仅仅在皖系的指挥刀下做总统，徐世昌岂不成了汉献帝？恰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才敢于在五四期间跟段祺瑞有了点“不同意见”，更倾向于考虑吴佩孚的声音，牺牲曹、章、陆。而在曹汝霖看来，显然在这个危难时刻，段祺瑞要比徐世昌更够意思。

段祺瑞的麻烦显然更大。这个才具不如袁世凯，但是雄心却比他的主公更大的北洋第一号继承人，当时最想做的事就是武力统一。为此目的，他才靠近日本，从日本得到大笔的贷款，大批的日式武器连同教练也随之进入他的嫡系部队。也正因为如此，他控制的政府才会对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强夺德国控制的胶州湾和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的行为装聋作哑。别人也许只当他是皖系的首领，但是他却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是整个北洋系的老大。由于他做遍了北洋系军校的监督，所以凡是北洋出身的人名义上都是他的学生，包括直系曹锟、吴佩孚也不例外。因此，吴佩孚电报仗打得虽然凶，但始终都给段祺瑞留着面子。段祺瑞自己也很看重这点面子，眼看着吴佩孚差一步就踏入广东，他也知道这个秀才出身的将军能打，只要面皮没有最后撕破，他都会指望吴佩孚替他完成统一大业。因此，于情于理，尽管吴小鬼（北洋系中对吴佩孚的蔑称）咄咄逼人，还真就得让着他三分。这也是为什么段祺瑞对曹汝霖安慰话说了一箩筐，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为他筹钱出了大力的人，背着国贼的名头，离开了政坛。

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运动是直皖之间势力消长的转折。通过五四，皖系和它的安福政府将卖国的污名牢牢地背在了自己的身上，而直系，尤其是吴佩孚，则获得了爱国的美名，从此得到了行动的正当性。五四运动次年，双方一场大战，尽管皖系在武器装备、军队数量和后勤供应上都占有优势，但却很快一败涂地。这里除了直系训练和战略战术方面的优长之外，双方士气高下和人心向背方面的差距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因素。当时亲身参加巴黎和会的顾维钧看出了其中的玄机，他后来回忆说：“和会对国内政治情势影响至巨。和会期间双方停止了公开的战争。然而不久，便爆发了直皖之战。”（《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卷）

按说，当时的中国有具有革命资本的国民党势力，也有具有讨袁传统的云南唐继尧和广西陆荣廷的势力，但是在五四这个关键时刻，他们却让北洋军直系的一个师长专美于前。吴佩孚通过在五四时期的发声，成为话语权的主导者。在新闻自由的公共媒体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势力的时代，这种话语权显然具有出人意料的力量，而吴佩孚恰是借助这个力量，一跃成为中国最耀眼的英雄，而不仅仅是打过一些胜仗的将军。中国的军阀何其多，但是只有吴佩孚具有世界的声名，他是第一个上时代杂志封面的中国人。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除了军阀之外，五四运动另一个重要角色也长期缺席。在我们以往的历史叙述中，6月3日之后，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对于运动的最后胜利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三罢”当时在中国许多城市都出现了，只是上海的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因此值得单拿出来说。不过，就算我们认为上海的罢工罢市对北京政府拒签和罢免曹、章、陆作用最大，但是我们应该明白，按照最经典的工人运动史叙事的逻辑，在中国还没有共产主义者之前，当时的中国工人阶级还是个没有阶级意识的自在阶级，他们的行动，理应属于自发性的，往往局限在经济斗争方面，为什么此时居然可以成千上万地出来，参加政治运动？到底是谁组织了他们？事实上，当时上海的工人，基本上是受帮会控制的，既有青洪帮这种第三社会性质的帮会，也有一些地域性的帮会。成千上万人的罢工，没有帮会的出头，显然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连商人罢市背后也有帮会的作用。在工人中做事，没有帮会的协助几乎不可想象。当时青帮三大巨头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还没有成气候，洪门在上海地盘尚在，各种以地域划分的帮会也各自为政。在五四运动中，他们都起了什么作用，彼此间的关系如何，运动对帮会后来的发展有何影响等等，显然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在近代几次爱国事件中，帮会的表现好像都不错，比如五四，比如“一二·八抗战”，个中的缘由，需要我们好好研究，不能因为帮会属于第三社会，名声不好，就故意在历史叙述中将他们漏掉。

中国近代的历史研究，是个缺乏追问的研究。我们长期满足于现成的答案、浮在面上的答案，满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定性的结论，不去做起码的追问，不去拷问历史事件的细节和细节背后的因果联系。这种现象在几乎每个重大历史事件上都有反映，五四当然也不例外，甚至在西方学界，对于五四运动的进一步追问，也很欠缺。因此，就整体而言，五四研究虽然看起来很热闹，但却难以深入。

两个人日记里的“五四”

在做历史的人看来，日记虽然属于第一手材料，但却是不大好的材料，因为记日记的人，往往喜欢在日记里做假；对于很多人来说，日记，尤其是记述得比较详细的日记，在奋笔疾书的当时就存了心，预备着日后给别人看。如果这个人恰巧是个知名人士，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不过，就算是当初就存了心，料到自己的日记日后会出版，作者对经过的事件在叙述上兴许会刻意隐瞒或者颠倒黑白，但日记毕竟会表达出来作者当时的某种想法，至少这种想法应该是真实的。具体对于某一件大事，日记里说还是不说，说多少，怎么说，肯定代表了当时作者对这件事的看法。

不用说，五四运动是件大事，尽管运动的后期，商人和工人也参加进来，但大体上，人们还是习惯性认为，这个运动跟学生和知识界关系更密切，而跟军人则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军人和一个留学美国学文学的留学生比，大家肯定多半会认为后者对五四运动会更关心些，很可能更热心，而前者，五四运动应该不会在他生活中留下什么痕迹。但是，我手边有两本已经出版的日记，一个是在哈佛留学的吴宓的，一个是陕西军人胡景翼的，读完之后得出的印象，跟我原先的预想完全相反。

在中国，吴宓算是个很有知名度的学人，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提到王国维、陈寅恪，总能联系到他。五四运动当口，他在哈佛读书，专业是英美文学。传统上，留学生尤其是学文科的学生，对于国内局势相当关心，日本威逼中国签订“二十一条”的时候，这些学子就曾很是群情激奋过一次。巴黎和会与五四抗争，动静更大，国际关注的程度更高，留学生激动程度当然更高。但是，吴宓这个几乎每天记日记的人，竟然对这场运动只字未提。显然，这里没有消息不通的问题，当时的美国报纸对五四运动有报道，而且第二年跟五四相关的山东问题之间交涉事件，吴宓的日记在同一时段就有反映。此前此后，关于新文化运动，诸如白话文学、写实主义、易卜生主义、《新青年》、《新潮》，乃至胡适、陈独秀，他在日记里都多有提及。可是，五四的政治抗议运动，如火如荼，从火烧赵家楼到商民罢市、工人罢工，最后政府妥协，在他的日记里，居然一点影子都没有。

当然，如果仔细搜的话，五四在吴宓的日记里还是有点蛛丝马迹的。至少在三个地方，吴宓还是影影绰绰地表达了他的一点看法。一是在1919年9月7日，在一篇洋洋洒洒5000余字的日记中，借批评男女同校、女子参政，他写道：“处中国危亡一发之际，自以强固统一之中央政府为首要，虽以共和为名，亦切宜整饬纪纲，杜绝纷扰。”另一次是在1920年的3月28日，借议论清华的一次小学潮，吴宓发挥说：“今学生风潮盛起，持久不散，逾越范围，上下撑拒攻击，到处鸡犬不宁，不日必来外人之干涉，以外人为中国之君主。中国之人，尚不憬悟，清华之失，尚其小者。”同年4月19日他更进一步近乎绝望地议论道：“中国经此一番热闹，一线生计已绝。举凡政权之统一，人心之团结，社会之安宁，礼教之纲维，富强之企致，国粹之发扬，愈益无望。”这番热闹指什么，应该就是指五四。不用说，吴宓对作为政治抗议的五四运动，很不满意，很有微词，但是碍于中西几乎一致的对运动的肯定，又不便直接露骨地发声唱反调，即便在日记里，也是如此——日记终要给人看的。

吴宓对五四运动的不以为然，跟他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有关。我前面讲到他的日记多次提及新文化运动，但每次说及，没有别的，就是一个骂字，说新文学是“乱国文学”、“土匪文学”（1919年12月30日），说白话文学是“倒行逆施，贻毒召乱”（1920年2月12日），说“白话文学”、“易卜生”、“解放”是“牛鬼蛇神”、“粪秽疮痂”。骂得拽文，也很刻毒，上纲上线。当然，我相信，吴宓是真心诚意这样想的。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是很可怕的，可怕到不仅国将不国，而且家将不家，具体地说是危及他和他的小家庭，因为这个运动“邪说流传”，“‘解放’‘独立’‘自由恋爱’诸说盛行，必至人伦破灭，礼义廉耻均为湮丧。”想到这里，吴宓甚至悲观地要自杀——“则宓虽欲求一家之安宁、父子之慈孝、伉俪之亲爱，亦不可得。呜呼，前途黑暗如彼，今日劳愁如此，吾生何乐？诚不如自戕其生，则数分钟内，一切苦难，均冥然不知。清静之极，快乐之极！”（1920年4月19日）而且，据他自己说，他很长一段时间里，总是有这种念头。

从表面上看，吴宓对五四的看法，跟国内一班儿看到女子剪发、男女同校便痛心疾首的冬烘的国粹派老朽没有什么区别，其过敏程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我们还没有听说，国内有哪个遗老遗少因为新文化运动而想到过自杀。不过，吴宓的牢骚毕竟跟卫道士有所不同，其骨子里，大抵因为在美国校园里见了太多的男女自由恋爱、未婚同居、下课携手钻树丛赴“桑园之约”的景象；社会上也有太多离婚通奸、寻妓作乐之事。但年少力壮的吴宓却什么都不敢做，若干年中，“不得与女人相见，虽欲一睹惊鸿之过影，一聆呖呖之莺声”，“亦势所不能。”因此日思夜想，未免“气愤愁惨伤怀”。（1920年4月19日）但是聊以欣慰的是，他同时却发现，美国也有相当多的知识界人士，对此现象很是反感，视为病毒，于是，他的这种气愤愁惨伤怀多少变得有点正当了，反过来发现国内的新文化运动、伦理批判、个性解放的结果，跟他所反感的美国现实一样。因此，在他看来，所谓新文化的新，其实是学了西方坏的东西，等于把垃圾引进来。

胡景翼曾任陕西督军陈树藩的团长，后来参与组织有国民党色彩的靖国军，跟督军对着干；直皖战后归属直系，为直系偏师的一个师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跟冯玉祥合作倒戈，成立国民军，为第二军军长，也算是一个知名的军阀。五四运动当口，他主掌陕西靖国军，在陕西跟皖系的陈树藩对峙。

按陈志让的说法，北洋时期的军阀在文化观上多属于保守阵营，胡景翼虽然去过日本，跟国民党走得很近，但也是如此。在政治上，他反对皖系，尤其痛恨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但是却攻击徐母死了是因为徐树铮的不孝所致。（1919年4月21日）胡景翼还崇拜关公，但是对时事颇为关心。在五四政治运动爆发之前，他不仅知道蔡元培其人，看蔡的《石头记索隐》，而且还知道陈独秀，“然对陈独秀辈之说，亦不觉为是，而觉其放诞甚也。”（1919年3月26日）很可能，在胡景翼眼里，陈独秀不过是个口吐狂言、放浪形骸的名士。

虽然对陈独秀不以为然，但五四运动却在胡景翼日记中留下了很多痕迹。由于北京政府的封锁，也由于陕西偏僻，直到1919年的5月29日，胡才从《益世报》上看到运动的消息，知道了北京学潮、上海的响应、蔡元培的辞职。由于不明巴黎和会上的真实情况，他认为首席代表外交部长陆征祥“可斩也”，“否则外交亦无进步，而人以为卖国为常事矣。”此时，他对于五四运动基本上还是抄报纸，没有多少自己的评论。

随着运动的发展，6月中旬，政府被迫让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免职，总理钱能训随之下台，他明显感到高兴，说：“此举或顺天意也，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曹等数人，人怨极矣，天岂有不愿者乎？”但是唯对钱能训下台感到有些惋惜，觉得此人还不错，下台是被只知道“依靠日人，借款买枪，招兵发财”的武人派（指段祺瑞和徐树铮）排挤掉的。（1919年6月16日）此时，胡已经站在了学生一边，而天视民视的说法跟吴佩孚的五四通电很是相似。自打这时候起，原来跟直系没有多少关系的胡景翼，对吴佩孚一天天佩服起来，到直皖战争爆发的时候，虽然双方孰胜孰负还没有定局，但在胡景翼眼中，吴佩孚已经是关岳一般的人物了。（1920年7月3日）到了6月28日，当胡听人说此次运动大有成效，不仅英美法都乐意帮助中国，而且日本“亦欲让步”（其实不确），胡兴奋之极，说学生比宋时的太学生还要厉害，“予（胡的自称，笔者注）喜予国民气尚未尽死，公理尚在人心，国或不亡，而是非尚在。”忽然感觉他也是学生了，他的爱国事业不孤单了，居然在日记中三呼：“中华民国万岁”，“学生万岁”，“予之事业万岁”！

有意思的是，胡景翼还发现了这场运动跟陕西人的关系。陕西学生屈武上京到总统府请愿，“屈武以头撞徐世昌之足，再撞其柱。政府诸人惧，又感其诚，遂得许多完满结果。”因此他非常佩服屈武，觉得陕西有人。（1919年10月15日）关于这次请愿，屈武也有回忆，不过，没有说他以头撞徐世昌的脚，也没有碰柱子，而是以头碰地“血流如注”。

耐人寻味的是，运动过后，胡景翼开始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连看了很多天，一直到把书看完，感觉“其中无予不能解者”。（1920年4月13日）显然，政治的意向，已经悄然影响到了文化观念。

胡景翼是个军阀，不过，当时反对段祺瑞联日推行武力统一的人们中，有不少都是军阀。其中有直接受到威胁的南方军阀，也有北洋内部的直系军阀；诚然，这些人反段，固然有利益之争的因素，但未尝没有对段祺瑞争取日本援助而出卖主权的不满。其中，吴佩孚、冯玉祥和胡景翼以及南方军阀赵恒惕等人，还是相当具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在平时，他们的军队纪律就比较好，而且没有多少劣迹。因此，他们对五四运动的呼应，不仅仅是出于派系之争而争取舆论，也有互相感染和相互支持。

历史是复杂的，很像样的学者也有一时看起来很不怎样的表现，而名声不佳的军阀也有发乎内心的爱国情感。

军阀余荫与五四传统

五四时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最耀眼的岁月，引进西潮，提倡新文化，追捧“德赛”两“先生”，还上大街游行，抗议巴黎和会帝国主义分赃，在赵家楼放了一把火。接着就是“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论战，科玄论战，最后是有了共产党。多少年了，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都觉得五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五四是现代史的开端，后面的历史好像都从这里发端，后面的好多问题都可以还原到五四的原点。

然而，每当提起五四，我总要想到军阀，因为五四恰好发生在军阀统治时期，大总统是徐世昌，实际掌权的则是皖系军阀段祺瑞。那些看起来乌烟瘴气的军阀表演和后世同样的乌烟瘴气让我想到，五四的作用是否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象征，跟后来的政治操作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关系。我们的民族，按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的说法，多少有点思想文化决定论的倾向，兴亡更替，人们总是把板子打在学风和士风的屁股上。明亡，大家说是学风空疏，士大夫袖手谈心性所致；晚清势危，人们又埋怨乾嘉以来的朴学考据。五四和五四以后，尽管有好事者引入了实验主义，但这种思想文化决定论却依然故我，直到今天，我们的五四情结，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老祖宗的积习。

军阀是个坏东西，这没问题。其实，近代以来，凡带上个“阀”字的名词，就有点骂人的意思了（在老祖宗那里，“阀阅”好像还是挺中性的，只是门阀才有点贬义），军阀、学阀、财阀、党阀……，细排下去，大概还有十几个。其中军阀是最为人鄙夷的，因为这些人手里有枪，属于千余年来为国人所不齿的军汉武夫，行为粗鲁，不讲道理，看上哪个女学生就要拉去当姨太太的。不幸的是，五四前和五四后，政坛上主角却只能是军阀。有枪的，说话声音就大。声音大的人也不光干坏事，五四上街抗议的时候，学生一批批被抓，北大法学院都改了监狱，好像当局依然心如石铁。后来的转机，我们的教科书说是上海工人一声援，北京政府害了怕，赶紧命令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其实，当时声援的不仅有工人，还有军阀，闹得最凶的当属号称善战的北洋军阀第三师的师长吴佩孚。此公时在湖南前线（南北军阀混战的前线），总是在报上抨击卖国贼，今天一篇新式的《驱鳄鱼文》，明日一通仿《讨武曌檄》。上海护军使卢永祥其实也在帮腔，所谓上海的罢工的严重后果云云，其实就是他拿来吓唬北京政府的。到底谁最后起了作用？我说不清，但至少不能说军阀的起哄没有用。

在这里，我所要说的并不只是声音大小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声音大的人所作所为对后来历史的影响。思想家的思想有影响，军阀的政治举措未必就没有影响。《新青年》风靡海内，销量最多时不过万余，下层的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知道也理解不了。而军阀的政治操作，动辄波及数十万的士兵或者成百万的老百姓，让他们过了多少年还记忆犹新。五四以后的军阀，还真是喜欢弄出点动静。直系军阀吴佩孚一直在想辙让部下崇拜自己，一边动作夸张地作秀，一边作“精神讲话”，告诫部下，上下级就是君臣，人人都要讲究五常八德。他自己则坚持“五不主义”，其中“不借外债”和“不进租界”还真是做到了。胶东的军阀刘珍年也想人家崇拜他，办法是让部下士兵人人佩带他的像章，背诵他的语录。像章是瓷质的，语录也有本。那个掘了西太后并乾隆陵墓的小军阀孙殿英，没有语录，更不能作“精神讲话”，但人家搞起了一个教门——庙会道，自己就是道首，部下几万官兵都是道徒，军队编制和教里的组织相互重叠。他身边还有一个经常会神灵附体的“口”，孙殿英发布命令，往往就是神谕，难怪人家的士兵掘坟的时候胆子那么大。

做事不那么赤裸裸的也有。他们利用宗教的仪式和精神来进行精神教育和控制，并不直接让部下官兵崇拜他们自己，但结果却更好。唐生智割据湘南的时候，碰上了一个顾和尚，不知怎么就迷上了藏传佛教。人家居然能把佛法讲成忠义和爱国，讲还不算，干脆领着法师一个营一个营地给全军将士受戒。官兵受戒后，发给受戒证章一个。如此一来，竟然让他练成一支佛军。相比起来，冯玉祥似乎比唐生智洋气一点，人家看上的是基督教。当然，解释出来的基督教教义倒也差不太多，也是爱国、爱群和忠义。冯玉祥的军队，全军领洗（有外国记者说他用水龙头干的，其实不确），每营配有随营牧师，开办基督学校，按时讲道做弥撒。自然，人们都叫他基督将军。

动静更大，不仅在军队上做文章，而且把文章做到割据地方的老百姓头上的，也有几位。比如山西的阎锡山。这个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把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组织，搬到了山西农村，将山西农村重新编村，整个组织起来，一套是村、闾、邻的行政网络，一套是各种社会组织像“息讼会”、“监察会”等等。村闾长都是省里登记在案的官员，由政府发给补贴，对所辖村民握有生杀予夺之权，阎锡山管他们叫“村干部”（这大概是干部这个日本词的首次引进。对于从前政权不下乡的农村来说，这个变化实在是太大了，用当时山西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灭门知县安到老百姓的炕头上来了”）。村干部和社会组织首领，将所有管理工作分解成一个个项目，定期检查，每个农民都要接受检查。有思想或行为不端者，马上进行思想教育，教育不好，则送到县上的“莠民工厂”去劳动改造。武力监督执行这些措施的，则是由现役军人派到农村组织的保卫团。凡农村的成年男子都要加入保卫团，保卫团既是正规军的预备队，同时也是农村的警察，村干部要动武的时候，靠的就是保卫团。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也有类似的表现，只是他们吸取了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的梁漱溟的某些做法，农村组织实行政、学、军三位一体化：县、乡、村三级既是三级行政组织，也是三级国民学校体制，又是三级民团。每级的行政首脑，也兼任民团和国民学校的校长；在改革同时，实现干部年轻化、知识化。

现在我们该知道了，在五四以后的二三十年代，军阀们还真是做了不少事情，而这些事情对后来的政治以及政治文化一样具有影响。

思想家和知识界创造着历史，而军阀、土匪、马贼、帮会龙头、兵痞以及各色乡村能人也在创造历史。在一个处于动荡的前现代国家里，后者的能量从来就不比前者小，影响更不比前者小，恰是因为动荡和变化，使得这些人格外的活跃。可惜的是，我们的历史学家却很少注意过这一点。中国政治的资源，其来源其实不尽是西方的，还有本土的。本土的也不尽来源于典籍和先贤，还有不少其实真有点下三烂。

历史就是这样，养料吃下去可能会吐，但不耽误把垃圾当点心吃。

注　释

〔1〕此文写于2001年，当年是辛亥革命九十周年。

第二章　军阀那些事儿

当年脱下长衫投笔从戎的人们，原本就是打算通过强兵让民族崛起的，为了多学、甚至偷学一点东西，可以吃任何的苦，受任何的罪。没想到，这些热血青年，却在日后的政局转换中，莫名其妙地成了据地自雄的军阀，或者军阀的工具。

军阀间的战争

中国近代所谓的军阀，其实彻头彻尾属于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正宗产品。当时国人寻找中国弱的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觉得中国人太文弱，士大夫重文轻武；反过来，人家西方人，包括学习西方学得比较好的日本人，都很有尚武精神，从军的都是社会精英，不像当时的中国，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尚武的另一方面，是引进、仿制西式武器，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中国在引进技术层面的现代化，直到甲午战争，其实并不弱于日本，西方每有先进武器一问世，用不了多久，中国人就会仿制出来。只是武器的使用，中国军队有点差劲。虽然从淮军跟洋枪队学英国兵操开始，中国军队就学着比划，但直到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行列式走得算是齐了，但枪炮却操练得不怎么样。当然，清朝新政以后，留洋学军事的人中，有认真的，比如在日本士官学校吃苦的若干人等，比较杰出的如蒋百里、吴禄贞、蔡锷、蓝天蔚；学得一般的阎锡山、孙传芳、刘存厚，也包括没有学完的蒋介石。他们大抵从天天早起刷洗战马、给老兵打洗脚水开始，忍受日本军曹的拳打脚踢，辛辛苦苦才学得一点低层次的军事技术，只配当兵头——士官。不过，这些认真的人学成之后回国都担任高级军官，比原本应该担任的士官高了不知道多少级。加上这些人原本在国内都是读书人出身，在苦熬了若干年后，一旦回国，不免技痒，往往重操旧业，每每与一班文人雅士混在一起，因此，士兵的军事技术还是得不到提高。

辛亥革命的武汉争夺战，要算是这些按照西方操法、拿西方武器、穿西式军装、按照西方军队编制编练起来的新军之间，第一次正经八本的交战。双方打得都十分的业余，按当时人的说法，北洋军的胜利，关键的是靠了他们有机关枪，而革命军直挺挺地冲锋，也是成全北洋军胜利的重要因素。

此后，军阀之间仗打了很多。每次战争，文的一方面的宣传攻势，所谓的通电战，要比真刀实枪热闹得多，真打的时候，基本上枪放得多，死人很少。四川军阀刘存厚和熊克武之间在成都开战，居然有大批的闲人前去观战，就像后来的四川球迷看球一样，不知道那时候是不是就喊“雄起”了。无论多大规模的仗，大抵雷声大雨点小，任他枪炮隆隆，其实死不了几个人，因为士兵们放枪放炮，都没有准头，但是放枪的速度都很快，更多的是图个热闹，跟小孩子过年放鞭炮差不多。以至于当时在华的外国人，有人恶毒地建议中国人恢复使用弓箭，说是这样至少能给国家省点军火钱。

西方人关于中国军阀间战争的另一种说法，也很恶毒，说是中国的战争不是用真正的枪炮打的，而是用另外一种枪——烟枪打，再加上一些袁大头（银元）伴奏。这当然也有道理，中国人，尤其是军人，都熟读孙子兵法，知道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道理，所以，兵马未动，烟土和银元先行。加上各派军阀之间，关系复杂，亲戚、同乡、同学，各方人士攀起亲来，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由头，给彼此的收买、瓦解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小到一个连一个营，大到一个旅一个师，甚至一个方面军，只要工作做到了家，战事一开，这边哗啦一倒戈，战斗也就结束了。

军阀间战争的另一个习惯是，无论仗怎么打，但彼此都留有余地。交战双方的亲属，无论战事多么紧张，都会留在对方的营垒里。双方的家眷，如果赶巧生活在一个租界，也依然在一起打牌。对于打败了的军阀，战胜者一般不做肉体上的伤害，甚至不动他们的财产，很有绅士风度。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四川人，一直到国民党当家时，大家依然保持各自的防区，势力大的占得多，势力小的占得少，但势力再小，也有碗饭吃。

当然，如此这般下去，一个个顶着将军头衔的家伙们，这样客客气气、温文尔雅，军队大可以变成仪仗队好了，甚至就像1920年代初期广州众多的司令部一样，有两个兵一个司令，再加上两支枪，就可以了——一支长枪给士兵站岗用，一支短枪司令自己佩戴。大概是众军头自己也意识到这里面的荒谬，于是，不知怎么一来，仗打得狠起来了。有人说是赖徐树铮，说他狠，把对手一个将军陆建章暗杀掉了；有人说是赖吴佩孚，用大刀队督战；也有人说赖孙传芳，打败了对手，居然把个对方的降将施从滨杀掉了。反正，仗越打越凶，大炮多了，机枪多了，坦克车开出来了，飞机也飞上天扔炸弹了，甚至毒气都有人放了。一战之后的西方军火商，看着中国的军阀打仗，高兴。一船一船地把军火运过来，战后的剩余军火、烂枪破炮，都找到了买家，把个中国变成了各国轻武器的博览会，连四川、甘肃都有了洋军火的身影。原本四川的刘湘，是个川军中的二等角色，但是人家占了重庆，有交通之利，不仅可以自己买军火，而且还可以截别人的，最后，居然做成了川中老大，号称有海陆空神（一些喝符念咒的神兵）四军。

仗打狠了，兵也就慢慢练出来了，只是把老百姓祸害得太惨。大家打的都是内战，跟原来军事现代化的本意，差得太远。

辫帅的人缘和地缘

军阀大抵有外号，张勋的外号是“辫帅”，因为他在进入民国之后还坚守自己脑后的辫子。其实当时留辫子的军阀还有一些，某些西北的小军阀包括北洋老将姜桂题，都拖着辫子。但只有张勋被称为辫帅，大概由于他不仅自己留，麾下一万多定武军都留辫子的缘故。

张勋在历史上名声不好。在一个进化论主导的时代，痴迷地留恋前朝皇帝，不仅在身体肤发方面身体力行，而且操练出了一场复辟大戏，弄得北京城一时间满街都是辫子，如此作为，想不挨骂，难。不过，国家大事不见得人人都关心，进化论其实只是知识精英的意识形态，中国人看人，还是人品、秉性这一套。就当时而言，在某些人眼里，张勋是个憨憨的实心眼汉子。尽管张勋净闹反动的事，但军阀圈子里很少有人说他不好。跟张勋关系最铁的，要数号称讲义气的胡帅张作霖，张勋复辟之后，成了众矢之的，只有他一直在为张勋说好话。直皖战后，胡帅在北京政府有了说话的份，就闹着给张勋平反。当然，秦桧还有两个好朋友，武夫之间的交情也许算不得数，但是，在北京的梨园，张大帅的口碑也相当不错，人人都说张勋的堂会，给钱多，和气，不耍武人脾气，不强人所难。

其实，最喜欢张勋的，是江西人，尤其是江西奉新县的人。而张勋的家乡奉新赤田村的乡亲们，男女老幼个个都爱死了他们的张大帅。民国时期北京的江西会馆、南昌会馆，都是张勋建的，奉新的会馆，居然建了五个。江西会馆要算是北京最豪华的西式建筑中的一座，不仅有洋楼花园，而且能自己发电，在里面唱戏，从来都是灯火通明。在北京求学的江西籍人士，只要求到张大帅名下，没有不给钱的，至于奉新的大学生，个个都被张大帅养着，吃穿度用，一切包圆儿。赤田村的老乡，张勋每家奉送大瓦房一座，缺什么，张嘴说话，张大帅管。每逢过年，到张勋驻地徐州的火车上，塞满了江西的老表和老表们的乡音，那是上张勋那里去拜年的喧闹。当然，乡亲们拜年不白拜，除了白吃白喝之外，还能带点银子走。

在那个时代，但凡是个军阀，都在乎乡谊。曾任山东督军的张怀芝说过，刮地皮也得在外省刮，即使做了土匪，也不在家乡作案。湖南军阀何键“非醴勿听，非醴勿用”（何是湖南醴陵人），阎锡山则“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阎是山西五台人），张作霖“妈拉巴子是路条，后脑勺子是护照”（张是营口人，妈拉巴子是营口人的口头禅，而后脑勺子是营口人的体貌特征），狗肉将军张宗昌“会说掖县话，就把马刀挎”（张是山东掖县人）。在战乱年代，作为一个军事集团的头目，借助血缘和地缘纽带，捆绑自己的集团，一点都不奇怪。不管怎么说，还是自家人靠得住，所谓的在乎乡谊，就是用自己的家乡人为自己修筑一道坚固的城墙。不过，奇怪的是，张勋对老乡好，却并不让这些人到自己队伍里来做事，换言之，他的辫子军并不是他的家乡子弟兵。也就是说，张勋跟他的同类不一样，他的重乡谊，没有多少实用的功利目的在里面。

实际上，尽管张勋混的地位不低，但始终只是一个乡下的土佬，对乡亲施恩，既是富贵还乡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也是照顾乡里的一种古老习俗。一个外国记者采访过他，回来说，张勋绝不是一个政治家，倒更像一条凶猛的看家狗。的确，张勋就是这样的一条愚忠的狗，忠于清室是愚忠，重视乡谊是愚善，所有的感情投放都有一个文化习俗划定的对象，走到哪里，爬得多高，都难以改变。也正因为张勋的“愚”，兵微将寡的他才成了督军团的盟主，自己还以为是众望所归，被大伙“忽悠”得一头扎进了北京，为段祺瑞赶走黎元洪火中取栗还不自知，以为可以借机实现自己的理想，恢复大清江山，做“中兴”第一人。待到全国一致声讨，段祺瑞组织“讨逆军”打回来，张勋才气得直跳脚，不仅丢了作为命根子的军队，还落了个复辟的恶名。

这样的张勋，在江西人那里，在奉新县，当然有人缘，即使他后来身败名裂，还是有人念他的好。不过，这样的人缘，我们在江苏的北部的张勋驻地，却找不到。显然，张大帅的乡情是有代价的，而这个代价是由徐州和海州一带老百姓来支付的。

穿长衫的军人

清末的中国，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外国打上门来，中国总是吃败仗，灰头土脸，割地赔款。在败给近邻日本之后，国人深刻总结教训，认为原因在于人家尚武我们崇文。洋鬼子也跟着起哄，说中国的政坛上尽是些文学之士，跟我们打仗，安得不败？

于是国人开始改辙，有识之士投笔从戎，奔外国学军事去也。首选的地方是日本，不仅由于人家打我们打得最疼，而且据说日本跟我们文化相近，学西方学得最像，有现成的经验。于是日本士官学校就塞满了“清国留学生”。为了减轻压力，日本不得不专门为中国人建了一所振武学校，作为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学制三年，平白让中国学生比日本人多花一倍的功夫，害得蒋介石没有来得及进士官学校，就因“革命需要”回了国，造成一生的遗憾。在派出留学的同时，国内的军事学校也纷纷开张，陆军大学、陆军中学、陆军小学等各种专门军事学校，再加上各地的讲武堂、将弁学堂、弁目学堂，一时间军校遍地开花。不仅军校，这个时期办的普通新式学堂，学生也大多军校生打扮，校服像军服，一律大檐帽。无论中学还是小学，跟习武有关的体操课（即今天的体育课）特别吃香，体操老师比格致（数理化）老师还难找，待遇也更高。总之，在清末民初的一段时间里，国人，尤其是那些昔日穿长衫、戴方帽子、走路迈方步的读书人，很是发了一阵狠，说是要一改过去重文轻武的积习，从东亚病夫变成让世界吓一跳的醒狮。一身戎装，马靴、皮鞭、东洋刀，如果再配上一匹高头大马，是男人最酷的装扮。

过了若干年以后，这些学成回国或者毕业的武人们，没有机会在“吞扶桑”的战事中施展拳脚，反而将本事全用在了打自家人的内战上面。大打、中打、小打，联甲倒乙，联乙倒甲，无日不战，无地不战。这时候我们发现，这些学军事的武人们，包括昔日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们，倒喜欢起了长衫，只要有机会，一律长袍马褂，而这种从前读书人和乡绅服装的变种，一直被立志强兵富国的人们，讥为“病夫服”，上不得马，打不了仗。更过分的是，这些将军们不仅穿长袍马褂，而且不骑马改坐轿子，即使行军打仗也坐在八抬大轿里走，有的人甚至带着家眷（多半是小老婆）一起。军情紧急的时候，经常发生抬轿的士兵丢下长官四散逃命的事情，好在那个时候军阀打仗有条不成文的规矩，就是打胜打败，对将军们的身家性命尽量保全，杀俘的事很少。虽然，我们在留下来的军阀照片上看到的都是一个个赳赳戎装的尊容，不过那多半是为了展示官阶和勋章照的，在私下里，他们基本上都是长袍马褂，一副富家翁的样子。

只要在某个地方驻扎下来，很多军队中凡营以上的军官，都自设公馆，在当地找房眷属，然后躲在里面烟炮吹吹（吸鸦片）、麻将打打，基本上不到部队上去。有个湖南军阀的旅长，好不容易来趟自己的旅部，由于穿着长衫，而且总也不见面，卫兵见面不相识，就是不让他进，吵到旅部里的参谋副官出来，才算弄明白原来是旅长大人到了。这个旅长，当年也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

其实，当年脱下长衫投笔从戎的人们，原本就是打算通过强兵让民族崛起的，为了多学、甚至偷学一点东西，可以吃任何的苦，受任何的罪，甚至忍受日本军曹的折辱。没想到，这些热血青年，却在日后的政局转换中，莫名其妙地成了据地自雄的军阀，或者军阀的工具。随着内战的频仍，昔日脱下长衫的军人，再一次脱下戎装换长衫，不仅意味着他们意志的消退，而且标志着中国第一轮的军事现代化努力的失败。不是桔越淮北而变枳，不是播龙种而收获跳蚤，更不是军队没有国家化的悲剧，而是整个一代精英寻路目标的迷失。

傻人有傻福

曹锟在发迹前，是个保定府的布贩子。不过，他的贩布事业一直在可有可无之间，实际上他就是街上一个闲人。闲人可是闲人，人家一不是流氓，二不是地痞，保定府不是天津卫，在大清国那会儿是直隶总督府所在地，没天津那么多嘎牙子混星子。曹锟这个闲人，为人相当厚道，只要有人要他帮忙，出力气出多少都心甘情愿，一帮到底，只要管饭就行，人送外号曹三傻子。不过，傻子脸皮也厚，只要看见人家请客，不管是谁请谁，只要其中有他认识的，进去一屁股坐下就吃。

惹祸就惹在这个脸皮厚上了。一次，曹锟如法炮制，蹭了一顿酒饭，大概是酒菜比较好，因此多喝了几杯，出门撞上一家娶媳妇，曹锟不知哪根筋搭错了，死活非要掀人家轿帘，看看新娘子长什么样。这下坏了事，人家是当地有势力的，当场就要揍人送官，幸好几个闲人拉得曹锟走得快，才没被拿住。回到家，酒醒了之后，曹三傻子越想越害怕，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他溜了。去哪儿呢？正赶上袁世凯小站练兵，他投军去也。

小站新军当时是大清国最先进的新式军队，一色普鲁士装备、编制并操法教练，薪饷也比一般勇营和绿营高上许多。招兵按曾国藩练湘军时的规矩，不招城里人，只要那些乡下土得掉渣的农民。按说，曹锟这种城里的无业游民，是新军特别忌讳的。可是，曹锟这个傻劲救了他，从外表上看，这个矮胖子看起来比农民还要憨厚。

曹三傻子进了军营，如鱼得水。傻子厚道，肯出力，不偷奸耍滑，而且认死理，对长官绝对服从，要干啥干啥，从来不讲价钱。脸皮厚也在这个新场所变成了优点——长官和同僚怎么拿他开心，甚至无端的羞辱，他都恬然接受，连一点不高兴都看不出来。在那个时代，中国军队的带兵官，大概都喜欢这种性格的士兵，于是，曹三傻子很快得到了长官的赏识，北洋军官学堂招生，傻子被推荐了上去。在学堂里，同样是凭着这股傻劲，虽然磕磕绊绊，但也毕了业，当了军官。当了军官还是因为这个傻劲得到长官的赏识，一步步升上去，直到入了袁世凯法眼。待到袁世凯当民国大总统的时候，人家这个当年保定街头的曹三傻子已经是北洋军嫡系主力第三师的师长了。

袁世凯死后，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曹锟越混越好，越混越大，最后在1922年打败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后，控制了北京政府，傻子居然做了总统。傻子做总统也是傻做法，直接花钱买，一个议员一张票，开价5000大洋。结果被一向视民主政治为神圣的西方人，骂为“猪仔总统”。

说起来，曹锟确实没什么本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智商不高。曹锟之所以被重用，人说是由于袁世凯喜欢听话的庸才，其实不是，因为作为一世枭雄，袁世凯麾下的大将，多数还真不是这样的人，曹锟其实是个例外。最大的原因，我看是由于曹是个特别符合传说中“福将”特征的人——胖胖的，憨厚，脾气特好。军界的人多少都有点迷信，碰上福将，就是草包也得用。人家曹锟还是有福气，运气好，治军、打仗、治国，甚至连投资都没有什么特出的地方，可就是混得好。当师长之前，没有多少仗可打，等到有仗的时候，主要是部将吴佩孚给他顶着，南打也赢，北战也胜。北洋军阀时代多少人精子，最后居然让个傻子当了总统，而且是实权总统。

咳，到哪里说理去。

在北洋狗与北洋虎之间

“北洋三杰”龙、虎、狗：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说王士珍是龙，其实是说他老人家神龙见首不见尾，或者说藏头露尾，在北洋时期“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政坛上，总是送往迎来，干着维持会的差事，凡事没主张，也不掺和。龙置身事外，虎与狗之间，却断不了有点麻烦，人们所谓北洋直系和皖系之间的争斗，前期就是指冯国璋和段祺瑞的明争暗斗。只不过，狗与虎之间，由于实力过于悬殊，真斗是斗不起来的，没等交手，胜负已判，虽说两下心里悻悻的，但最终也没有撕破脸皮。

冯国璋被称为北洋“三杰”之狗，不是说他没本事。在北洋这些识字不多的军头之中，要论文，他是秀才，而且是从军之后在北洋武备学堂时考的秀才，李鸿章为此感慨道：武校居然出了个文生！清末新政，武官资格考试，段祺瑞几次考不过，需要主公袁世凯疏通关节，而冯国璋不用。北洋军号称劲旅，但在辛亥革命前，真刀实枪地作战，却还没有过（此前只打过零散的义和团）。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实战的机会来了，南下作战的第二军军统段祺瑞却借故不去，让冯国璋带队出征。在主公袁世凯出山收拾残局之后，冯国璋率军发狠，接连攻下汉口汉阳，让革命首义的武汉三镇只剩下了一镇，为日后袁世凯跟革命党人谈判、争得总统宝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于文于武都有两下子的冯国璋，却总是比不过段祺瑞。文的方面，考试不行的段祺瑞却去了德国“留学”，回来以后统掌北洋系统的所有军事学校，在北洋系内结下了最广的人脉，说起来，所有毕业于北洋学校的军官都是他的学生。古人所谓的“五达尊”天地君亲师，至少人家先占了一个。武的方面，仗打完了，冯国璋却没有参加北洋将领逼清帝退位的共和鼓噪，在革命党人那里留下了骂名，北洋这边也不好再提什么功劳，结果名声反而远不如打电报仗、带头鼓噪的段祺瑞（后来拍马屁的人称段祺瑞三造共和，其中第一造就是这次）。特别是，由于冯国璋打完仗被调回担任皇帝禁军的统领，对逼清帝退位很不积极，所以即使在北洋内部，也不认为他在把袁世凯推上总统位置上面有多大的功劳。

革命后，袁门男将们都很忙，段祺瑞和王士珍拿到了最优厚的战利品，一个陆军总长，一个参谋总长。但此时冯国璋最操心的事，却是如何安置麾下的原清朝禁军，放在哪儿都不放心，又不肯让人解散，最后带着这支基本上由八旗子弟组成的军队来到了南京（从此，这支打仗不行、要饷还行的军队成了他的心病，走到哪儿都得带着），说是为袁世凯坐镇东南，但实际上是远离了权力中心。从此往后，连袁世凯都不跟冯国璋说实话。预备称帝前夕，对特意前来讨个实底的冯国璋，袁世凯皮里阳秋，信誓旦旦地说根本不想做皇帝，害得冯国璋回南京之后，老实巴交地逮谁跟谁说袁世凯不会称帝时，北京这边已经开始筹备，锣鼓喧天了。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风头很劲。在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成为“再造共和”的英雄之际，劲得不能再劲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冯国璋和他的老朋友段祺瑞有了摩擦。踌躇满志的段祺瑞一心要完成他主公都没有完成的大业，要拿南方的非北洋系军阀开刀，武力统一中国。而此时已经以副总统身份进京做代理总统的冯国璋，却不想。

不想归不想，但斗不过段祺瑞的冯国璋，却总也找不出合适的说辞来表达自己的不想，每次都被段祺瑞按着头在讨伐南方的命令上盖上总统的大印，窝囊得不行。四面望望，都是段祺瑞的兵，想不窝囊也不行。终于有一天，老先生实在受不了了，憋出一计，宣称自己要亲自南征，带着自己的卫队，就是那个前朝的禁军，坐上火车，沿京浦线南下。实际上，他是玩了一回金蝉脱壳之计，借机回自己老窝南京去也。然而，这种伎俩怎么能瞒得住一块混起来、早把他摸透了的段祺瑞。没等他走到江苏境内，段祺瑞一个密令，安徽军阀倪嗣冲就把车给截住了，冯国璋手里虽然有兵，不过这些兵敢不敢用手里的家伙很难说。于是冯国璋只好可怜巴巴地遥望一下南京，乖乖地回北京来了，彻底地成了段祺瑞的“俘虏”。

在总统位置上，冯国璋自己决定的唯一一件事，是下令抽干中南海的水，将里面的鱼捉了卖掉。人们传说，冯国璋做这个事儿是因为明清两代皇帝每年往里放生鱼，鱼鳍上都挂着金牌，冯国璋是贪图这些金子。不过，金子比重很大，鱼鳍是否能挂得住，挂上了能否生存，令人怀疑，而且从生物学上讲，不大可能有几百年不死的鱼，鱼死之后就算有金子，也早埋在淤泥里。所以，因为贪财而抽水捉鱼，似乎不大可能。此举更可能仅仅是一项正常的清淤工程，冯国璋大事干不了，小事总可以做做，不想一做就做出了麻烦。在那个时代，舆论自由，政府中人无论做什么都有人会说点什么，往坏了说。

此番抽水捞鱼，不仅舆论议论纷纷、说三道四，而且坊间还有好事者弄出一道菜，叫总统鱼，据说跟东坡肉一起上。一时间，京城饭店，食客们一边大嚼总统鱼，一边对总统说三道四。更不幸的是，捞鱼之后北京不知道怎么就旱起来了，于是人们又嚷，这是由于总统抽水捞鱼，得罪了龙王。嚷来嚷去，冯国璋坐不住了，毕竟天旱，老百姓要骂的。身边人给他出主意，说是从前天旱，皇帝都派人到黑龙潭求雨，眼下也该如此。冯国璋从谏如流，于是派人求雨。若干政府官员，加上白云观老道，如是这番倒腾一番之后，几天后，雨还真来了，不知道这雨是冯国璋求的，还是本来就该下了。媒体接着笑骂冯国璋封建、迷信、老土。

不过，“亲征”一事，在外人看来，总算是北洋之狗与北洋之虎之间的争斗，狗叫出了声。敢于叫出声的狗，虎自然不再能容。在接下来的总统选举中，由段祺瑞组织安福俱乐部操办出了袁世凯的前文胆徐世昌，于是冯国璋只好走路，回到河北河间的老家，算是归隐山林，含饴弄孙去了。到了这个地步，徐世昌还要优待他一回：下令由前清朝禁军改编的陆军第15、16两个师归前总统冯国璋节制。回不到自己地盘的冯国璋，要军队干什么？而且这个老好人，也没有仇敌，用不着那么多人护卫，就算是要护卫，这些老爷兵驻扎北京，也够不到河间的冯国璋——其实徐世昌或者说段祺瑞的用意只有一个，就是让这些老爷兵继续成为冯国璋的负担。效果立竿见影，冯国璋1918年退隐，次年就因为这些老爷兵的欠饷问题，在京津两地奔走，染了风寒，一病不起，终年60岁，成为北洋三杰中寿命最短的一个。

死了的冯国璋，舆论依然没有饶他。有好事者赠挽联一对：南海鱼安在，北洋狗已无。

冤哉！

张氏父子头上的光环

在近代历史叙事中，北洋军阀都是白鼻子的角色，不仅挨批，还要挨骂。而北洋军阀中，某些角色由于出身和表现的缘故，在一般人看来，印象则格外的差。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便是其中的一对。

当年土匪出身的军阀不少，但最出名的两个，一南一北，南有干帅（广西军阀陆荣廷，字干卿），北有雨帅（东北军阀张作霖，字雨亭）。相比较起来，陆荣廷昙花一现，很早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而张氏父子则纵横天下几十年，1924年以后还当了北京政府将近四年的家。身材瘦小、其貌不扬的张作霖，最后还做了一回安国军军政府的大元帅，按他的爱将吴俊升吴大舌头的话来说，也算是当了一回皇帝。

不过，在当年，张作霖这个胡帅，口碑却不怎么样。同样是动静大的军阀军队，直系的吴佩孚、冯玉祥的兵，甚至段祺瑞的西北边防军，在老百姓眼里的印象，都比奉军好。道理非常简单，奉军的纪律差，军队里收编的土匪痞棍多，走到哪里，都免不了鸡飞狗跳。这种状况一直到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轮到张学良当家，也没有多少好转。著名的“三不知”将军张宗昌就是奉系的大将，在他统治山东期间，发的军用票不计其数，收编的土匪也不计其数，他和部下糟蹋过的女人也不计其数。

在北洋军阀的统治史上，从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到张作霖，数张作霖的统治最横暴。1925年，奉鲁联军南下江南。一路上张宗昌的白俄兵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最喜欢的事是抓住小脚女人，逼着她们光着脚乱跳。张宗昌占领上海之后，几乎把上海变成了国际贩毒中心，肆无忌惮地公开贩毒。来自豫西的土匪孙殿英就感觉跟谁干都没有跟张宗昌顺心。连一向送往迎来的江南绅士们，都受不了这些蛮军，怨声载道。所以，当势单力薄的孙传芳一发难，群起响应，势如破竹地将奉鲁联军打回了北方。

一般来讲，虽然说军阀大多不懂民主政治，但几茬统治军阀，在基本人权、言论自由以及尊重教育的自主方面，大体上都能做到不越界，尽管报上骂的有，批评的更是不少，但很少有军人出头对记者和报馆加以干涉，更谈不上查封报馆，抓人杀人；至于大学，一般都不管，一任教授治校，爱教什么教什么。但是，奉系当家之后，一切都变了。北京各个大学，包括北京大学，都派了奉系钦定的校长，必须尊孔读经，而且命令师生都得听话，如果不听话，用张作霖的话说就是“刘邦约法三章，我就一章，不听话就枪毙”。名记者邵飘萍、林白水都死在奉军的枪下，北京著名的报纸《京报》和《社会日报》都被查封。邵飘萍被捉后，连个回转的时间都没有，就被枪毙了；林白水被张宗昌抓到宪兵司令部之后，情况稍好，营救的人还来得及前去说情，但等到张宗昌答应放人的时候，林白水却已经命赴黄泉了，什么法庭，什么审判，全都省了，连作样子的形式都没有。

张作霖在被日本人炸死之前，所做的最轰动的一件事，是从苏联大使馆里搜出了李大钊等几十个共产党人，然后把他们送上了绞架。

当然，北洋时代奉军的坏名声大多应该记在张作霖名下，但张学良也不是一点关系也没有，比如杀邵飘萍就是张学良的事。杀了之后，张学良还出面发表声明，说是讨赤（主要指反共）的需要。

张学良是个民国史上的传奇人物，人称他总做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每每出人意料。1928年，张学良一改从前奉系凡是失败出关就宣布“独立”，跟中央政府对着干的惯例，出人意料地宣布“易帜”，归顺国民党政府。1930年，当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他突然冒出来，宣布调停，实际上是从背后插了冯阎一刀，全不顾兔死狐悲同病相怜的情谊，结果导致冯阎一败涂地。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人们都认为家仇在身的他能抵抗的时候，他却一枪不发，拱手让出了东北。1936年，在蒋介石对他已经十分信任的情况下（因为张学良前面帮他的两件事），出人意料地发动兵谏，扣押了来到西北“剿共”前线督战的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张学良是民国四公子之一。传说中的四公子有好几个版本，但每个版本都有他。他没读过多少书，却不满20岁就当上了少将旅长，未及26岁已经是奉军的上将方面军司令。他好网球，好走马，好剑术，还好驾驶飞机冒险，尤其爱美女。张学良跟当时的名媛娇娃、歌星影星都有交往。张学良晚年曾对人说道，他平生无憾事，唯一好女人。实际上，我们的张大公子由于长期的优裕生活，过早地拥有权势，养成了率性而为的脾气，不拘礼法，放浪形骸，性之所致，可以无法无天。民国的四大公子多少都有点这样的毛病。率性而为，胆子大，天都可以捅个窟窿，当然可能做点好事，但也很容易把事弄砸了，一砸就砸个大的。

张学良在历史上做过一些好事，比如易帜，比如办东北大学，但无论如何都属于大节有亏之人。身为东北地方的守土长官，居然在日本人发动侵略的时候下令不抵抗，无论如何掩饰都说不过去。当时，东北军虽说在关内有十余万人，但根据地东北依然有20余万，发动事变的关东军，事先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因此只有1万多兵力。事变后统计，东北一共损失飞机300余架，战车26辆，各种火炮300多门，其中重炮200多门，轻重机枪5864架，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有这样强大的武力，无论如何，都堪一战，张学良居然拱手把大片国土让人，实在是不可思议。纵使不论家仇国恨，生灵涂炭，经此事变，作为军阀的他，老家没了，家底没了，就算没有父亲被人炸死之仇，为了自己的根据地，为了自己的财产，也该一战，可是他却没有（有材料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家产损失金条80000余条，超过了当时东三省的官银行的全部损失，一方面可见损失之惨重，一方面则表明张氏父子在东北搜刮之烈）。这样的军人，我们说他什么好呢？

“九一八”的过失，过去我们的史书一直是算在蒋介石身上的（现在很多书依旧这样说），说是蒋介石下令张学良不抵抗，甚至还煞有介事地说什么不抵抗的电报一直藏在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身上。其实，张学良本人一直都承认不抵抗是他自己的决策，现在的档案也证实了这一点。而且，早就有学者指出，即便是蒋介石让他不抵抗，以当时他实质上属于独立军阀的身份，在涉及国家和自身利益的时候，也完全可以“抗命”不遵。所以，“九一八”的不抵抗只能是他的责任，赖不到别人头上去。对于一个人来说，尤其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人，某些错误是不能犯的，一犯就是千古罪人，百身莫赎。

其实，这个错误固然可以有很多解释，比如错误判断形势、盲目相信国联等等，但都不足以令人采信。一个军人在守土有责的大节上犯错，无论如何都是不可原谅的。跟张学良同时期的许多军阀，甚至后来投降日本的那些杂牌军的将领，也都在日本侵略之初做过抵抗，后来投降，往往有情势所迫的原因。当时的张学良，确实不像个军人，相当颓废，大烟抽抽，吗啡扎扎，整天在歌厅、酒楼、戏院、胡同鬼混，萎靡到了部下都看不过去的地步。九一八事变当晚，他正带着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在前门外中和戏院看梅兰芳的新戏《宇宙锋》，以至于参谋副官半天找不到他。后来马君武的诗《哀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其实也不算完全冤枉他。

显然，当时的人们和舆论，并不像新中国成立后人们那样看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之后，声讨声铺天盖地而来，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骂他卖国，骂他无耻。最有名的是马君武的两首仿李义山的《北齐》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赵四是指赵一荻。朱五是指朱启铃的女公子朱湄筠，常陪张学良跳舞。蝴蝶是著名电影演员胡蝶，当时确在北平拍电影，但是否跟张学良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不得而知。）上海的报界还传说，德国有报纸提议把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张学良，奖励他维护东亚以及世界和平的贡献，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因此，在那个武力决定一切的年代，拥有几十万大军的张学良不得不在1933年下野出国，可见当时他的不得人心。后来的历史书把这个经历也说成是蒋介石找来张学良，要他替自己顶罪，张学良出于义气，答应了。既然当时人们并没有认为丢失东北是蒋介石的过错，蒋又何必要张来顶罪？

实际上，后来之所以出现那么多为张学良开脱的历史解释，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西安事变。因为西安事变，张学良成了民族英雄，一白遮百丑，所以，他之前的所有作为，哪怕非常不堪的作为，都有了借口，甚至有了正面的意义。

不仅如此，小张的功劳还泽及老张，张作霖也因此父藉子贵，变得十分光鲜。大概有很长时间了，大陆出的几乎所有有关张作霖的历史传记、小说、戏剧、影视作品，张作霖的形象都相当的高大，几乎接近样板戏三突出的标准。连他当胡子的历史都变得非常具有正面价值。人家的土匪是打家劫舍的买卖，他这个土匪则是仗义疏财，救人危难的侠义道。张作霖接受招安的时候，出卖朋友的事情没有人提了，如果提的话，也是对方不讲道义；招安时，新民知府问他为什么招安，他回答说，为了升官发财。当然，这个话茬也不能提了，人家为土匪也好，做官兵也好，都是为了老百姓。

张氏父子在东北的统治，在诸多军阀中其实只能算中等偏上，虽然搞了一些建设，但留下来的像样的东西不多，最宏伟的建筑，大概要算大帅府和将军林（张作霖的墓地）。他们比起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云南的龙云，都还差点意思。更要命的是，他们父子在关外，却几乎一点好印象都没有留下，只有战乱、破坏和由此造成的哀鸿遍野。显然，我们现在的历史叙述和文艺作品，对这对父子的颂扬已经大大超出了他们本来应该有的地位，在他们身上添加了太多的神话。这父子俩，已经完全罩在闪亮的光环里。固然，对于影视作品为代表的文艺创作而言，张氏父子的经历如此具有传奇色彩，的确提供了很多的“说事儿”空间，但一味的美化，也实在不正常。

有关人头像纪念章的一点考据

中国一度有过纪念章的盛世。

劳动佛祖，让他来为自家护身保驾，挂个佛像在胸前或者腰间，这是国人古已有之的老习惯。这些佛像如果是金属做的，而且又足够的扁平，也就跟像章相差无几了。不过，为世俗世界的人做纪念章的事，还是一种舶来货，是洋人先弄起来的，中国人后来一直在学。清朝覆灭之后，别的现代化好像没什么起色，但在这方面倒是进步神速。在山西和江西的旧货摊上，我淘到过孙文、袁世凯、黎元洪、蒋介石甚至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阎锡山的像章，都蛮精致的，个个人头硕大，端庄可敬。但是翻遍历史书并名人日记和回忆，却没有人人戴像章的记录，甚至军政人士好像也没什么人佩带这种看起来很美观的东西。如果非要佩带点什么的话，大家显然对勋章更感兴趣，在老照片上，后人顶多能看到人们挂上若干或者若干排勋章的形象。

显然，这些曾经威风过的伟人（用广东话来说叫猛人），不是自身个人魅力不够，就是手下抬轿子的人太蠢，造出了像章，却没有办法或者干脆没有想到让大家都佩带。袁世凯手下的梁士诒等人想出了组织妓女和乞丐请愿团拥护老袁当皇帝的招数，大太子袁克定甚至连报纸都伪造出来，以示舆论一致，居然就是没想到让老百姓人人都戴有袁头的纪念章（哪怕让军政人员戴也行啊）。如果人人胸前都佩戴老袁的像章，别说做皇帝，就是直接做神仙都准保没人敢反对，蔡锷之辈就是想“捣乱”，也没有人会响应。

不过，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上面提到过的大人物这样蠢，造出像章只拿它做纪念品，不充分发挥其政治效用。有两个不大的军阀，造了有自己头像的纪念章，然后强令自己的每个部下都佩戴在胸前，如果有人不遵，军法从事。这两个人，一个在胶东，叫刘珍年；一个在关中，叫管金聚。

相比较起来，刘珍年的推行个人崇拜的力度要大一点，不仅发像章，据说还编了自己的语录，发给手下的军政人员，人手一册，某些警句据说也是要求背诵的。可惜的是，现在刘珍年语录已经找不到了，我搜寻多年都没有结果。如果有一天刘语录能出土问世，肯定是一件让收藏文物的人们高兴的事情。

更可惜的是，刘、管两位的队伍毕竟太小，不过几万人枪，崇拜所形成的战斗力又不足够大，所以没有显示出像章本身所应该具有的巨大精神威力。他俩先后都让更大的军阀吃掉了。管金聚的遭遇更具戏剧性。打了败仗，本来他是可以化装逃走的，可是，即使变了装，他的士兵人人胸前都有他的像，等于到处张贴了通缉令——于是管大人没有跑成，落到了对手手里，而对手又是个六亲不认的家伙，结果管大人胸前吃了花生米，翘辫子了。

时间过去了大半个世纪，没有人为我们的刘大人和管大人总结过经验教训：为什么他们的个人崇拜不够有威力？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此二人开创了利用像章推行个人崇拜的先河，拥有货真价实的首创性，仅凭这一点，他们就有资格在历史留下名字。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发生过很多事情，有伦理革命、思想解放，还有科玄论战、教育救国、乡村建设。可是，当时发生的并不仅仅是这些事情，不仅大学生和教授在忙活，很多让后来的人们看起来很不怎么样的人也在忙。对历史发生作用，甚至影响到后人行为的，其实并不都是那些很光鲜的思想和行为。思想家和先进时髦的学生在创造历史，军阀、马贼们也在创造历史，有讲唯物论的就有装神弄鬼的，有拜佛传戒的就有用水龙头给部队洗礼的，有主张教育救国的就有扶箕打卦的。比较起来，利用像章搞个人崇拜，还多少有点创造性。只不过，大家乱忙一场，流芳百世也罢，遗臭万年也罢，究竟哪个影响更大，还真说不清。

马桶与茶壶的旋律

北洋军阀时代，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军阀们真正的威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自家内部的叛离。两军对垒自不必说，双方战斗的胜负往往不在于武器火力的优劣、兵力的多寡，或者战略战术的高下，让一方土崩瓦解的最主要原因往往是阵营里出来一个倒戈将军。倒戈的原因，大多是收买。所以，外国人一直嘲笑中国人，说是中国的战争，不是枪炮在打，而是用银元和烟土在打。

打仗的时候，军阀内部有叛离的危险；平时无事，内部照样不保险。扩张势力，是每个军阀朝思暮想的事，招兵买马属于正常途径，这个途径虽然可靠，但费银子，招来新兵既要训练，还得买枪械。如果从别人那里挖一支部队过来，虽然要付不小的一笔收买费，但却省下来训练新兵和购置枪械的钱。更重要的是，挖墙脚能让自己的竞争对手实力大损，一反一正，赚了双倍的。当年四川军阀们就是这样挖来挖去，害得大伙恨不得多长几双眼睛把部下盯牢。杨森则把全军的重武器集中起来，交给自己的儿子统一掌管，部下即使叛逃，也拖不走值钱的家什。

军阀对付这种内部离析的办法，就是尽量用自己人，先是自己子弟亲戚、七姑八舅，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自己家人用完了，就用乡亲，一个村的最好，不行就一个县的，至少得是同省的。“学会某某话，就把洋刀挎”的事，在很多军阀那里都有。

即使都用自己的亲戚老乡，也不能保证所有人不出事。为此，某些军阀还有一些考验部下忠诚的方式。这方面最绝的是王怀庆，此人属于老资格的北洋将领，一生没有别的爱好，唯独喜欢马桶（老式的木质马桶）。他在办公室里摆着马桶，坐在马桶上处理公务。出行带着马桶，他坐一个大轿，马桶坐一个；用人，也是马桶术。

马桶者，一要用得久，时间越长，用起来越舒服；二要箍得牢，一圈木片，不仅要粘牢，而且要用铁箍给牢牢箍紧；三要容忍污秽——功能就是如此。王怀庆的麾下，第一都是老人，老部下跟他越久，就越受重用；第二拢得紧，一个看一个；第三最重要，要经常容忍王怀庆无缘无故的打骂，打到满脸是血，骂到祖坟冒烟，都能恬然忍受，而且笑脸相对。他的逻辑就是：能够忍受没道理的打骂，就意味着对我的无条件服从，忠诚也就到了家。这样的人，可靠。所以，每当要提拔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不分青红皂白上去一顿拳脚，打到对方脸上开了酱油铺，骂到一佛出世，二佛涅槃。时间一长，部下摸出来规律，只要谁无缘无故挨了领导的揍，大家就让他请客，因为人家要升了。

不这么费事，却可以保证部下不叛离的办法，也是有的。曹锟的弟弟曹瑛曹七爷，就有绝招。曹七爷是曹锟的小弟，自幼托庇曹锟的余荫，长大以后吃喝嫖赌，一直泡在天津的妓院里。这个世界上跟他关系最好的人，除了那些妓女，就是妓院伺候人的杂役。这些杂役，在上海，被人称为龟奴，在一些近代小说里，干脆称之为王八。而在天津，人们不那么刻薄，称这些人为“茶壶”。

跟龟奴或者王八或者茶壶打得火热的曹七爷，狗屎运特别好。哥哥曹锟官升了又升，由师长而督军，由督军而数省的巡阅使。曹锟官大兵多，自己兄弟自然得跟着带兵，曹七爷也有资格做师长了，国军第26师师长。曹七爷带兵，用人别具一格，别个不用，净用当初自己泡久了的妓院的“茶壶”。还好，他没有把妓女们拉出来，学孙武子吴宫教战，带出一队娘子军来。曹七爷的队伍在当时很是扎眼。大约“茶壶”毕竟是“茶壶”，做了军官也不失本色，因此，走到哪儿，一眼就能看出来。因此，即使曹家阵营里的人，也称曹七爷的队伍为“茶壶队”。

曹七爷这种用人之术，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没有人会叛离，因为除了他老人家，世界没有第二个军头肯用“茶壶”当军官。这些“茶壶”们，想要离开也行，但只能再作冯妇，旧业重操，离了曹七爷这一亩三分地，想要挎着盒子炮，满大街耍威风，吃三喝四，门儿也没有。

马桶和茶壶式的用人之术，人是被箍住了，但集团的效率却差得很。王怀庆长期卫戍北京，没有仗可打，五四运动时，抓示威的学生倒是蛮起劲，也蛮神武，到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时被派到了战场，全军就稀里哗啦了。曹瑛的部队，则一直跟着直系的其他部队溜边，一见真章儿，大伙一起尿裤子。

瞄准射击

瞄准射击是步兵进入火器时代的基本要领，可是这个要领，中国人掌握起来，很是费了些功夫。引进洋枪洋炮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在这个问题上，国人一直都相当热心而且积极，即使最保守的人士，对此也只发出过几声不满的嘟囔，然后就没了下文。闹义和团的时候，我们的大师兄二师兄们尽管宣称自家可以刀枪不入，但见了洋枪洋炮也喜欢得不得了。不过，国人，包括那些职业的士兵，对于洋枪洋炮的使用却一直都不见得高明。淮军接受了洋枪队的全部装备，也接受了洋操的训练，连英语的口令都听得惯熟，唯独对于瞄准射击不甚了了。1860年代，一个英国军官来访问了，在他的眼里，淮军士兵放枪的姿势很有些奇怪，他们朝前放枪，可眼睛却看着另一边，装子弹的姿势更是危险，径直用探条捣火药（那时还是燧发的前装枪），自己的身体正对着探条。

过了30余年，洋枪已经从前装变成更现代的后膛枪，而且中国军队也大体上跟上了技术进步的步伐，用后膛枪武装起来。可是，士兵们的枪法却进步得有限。闹义和团时，攻打外国使馆的主力，其实是董福祥的正规军，装备很是不错。从现存的一些老照片看，董军士兵大抵手持后膛枪，而且身上横披斜拉挂满了子弹。可是，据一位当时在使馆的外国记者回忆，在战斗进行期间，天空中经常弹飞如雨，却很少能伤到人。由此看来，1万多董军加上数万义和团，几个月打不下哪怕一个使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董福祥的军队如此，别的中国军队也差不多。庚子前五年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海军的表现大家都骂，其实人家毕竟还打了一个多少像点样的仗，而陆军则每仗就败，从平壤一直退到山海关，经营多年的旅顺海军基地守不了半个月，丢弃的武器像山一样，威海的海军基地周围门户洞开，随便日本人在哪里登陆。当时日本军人对中国士兵的评价是，每仗大家争先恐后地放枪，一发接一发，等到子弹打完了，也就是中国军队该撤退的时候了。当年放枪不瞄准的毛病，并没有多大的改观。

进入民国，中国士兵脑袋后面的辫子剪了，服装基本上跟德国普鲁士军人差不多了，建制也是军师旅团营连排了，可不瞄准拼命放枪的喜好却依然故我。张勋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说是要再造共和，讨逆军里有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曹锟的第三师、李长泰的第八师，都是北洋军的劲旅，对手张勋只有5000辫子兵。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北京政府顾问莫里循目睹了这场战争，他写道：“我从前住过的房子附近，战火最为炽热。那天没有一只飞鸟能够安全越过北京上空。所有的枪几乎都是朝天发射的。攻击的目标是张勋的公馆，位于皇城内运河的旁边，同我的旧居恰好在一条火线上。射击约自清晨5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午，然后逐渐减弱，断断续续闹到下午3时。我的房子后面那条胡同里，大队士兵层层排列，用机关枪向张勋公馆方面发射成百万发子弹。两地距离约150码，可是中间隔着一道高30英尺、厚六英尺的皇宫城墙。一发子弹也没有打着城墙。受害者只是两英里以外无辜的过路人。”最后，这位顾问刻毒地向中国政府建议中国军队恢复使用弓箭，这样可以少浪费不少钱，而且还能对叛乱者造成真正的威胁。

中国军队，自开始现代化以来，所要对付的对手基本上是些处于前现代状态的叛乱者。双方碰了面，政府军只要一通洋枪猛轰，差不多就可以将对方击溃。可是碰上也使用洋枪洋炮的对手，这套战法就不灵了。轮到自己打内战，双方装备处在同样等级，仗也这么打。讨逆之役，双方耗费上千万发弹药，死伤不过几十人。1920年直皖大战，动用20多万兵力，打下来，也就伤亡200余，真正战死的也就几十人。四川军阀开始混战的时候，居然有闲人出来观战，像看戏一样。不过，打着打着，大家逐渐认真起来，终于有人讲究枪法了，毕竟如今不像清朝那会儿，对手净些大刀长矛。洋枪洋炮对着放，成者王侯，甜头不少，所以，在竞争之下，技术自然飞升。到了蒋介石登台的时候，他居然编了本步兵操典之类的东西，重点讲士兵如何使用步枪，从心态、姿势到枪法，尤其强调瞄准射击。

从士兵的枪法来看，中国的现代化真是个漫长的过程，非得自己跟自己人打够了，才能有点模样。

双枪兵与双枪将

说历史的书在谈及军阀的时候，双枪兵和双枪将永远是个能逗起兴致的话题。所谓的双枪，就是一根步枪（或者别的什么枪）再加一根烟枪，意指那些抽大烟的军人们的“装备”。比较起来，按比率而言，在军阀的队伍里面双枪将的比例要比双枪兵高，即使在那些士兵没有抽大烟习惯的军队里，军官也不乏瘾君子。生活稍微好一点就要抽大烟，这是当时的风俗，北京的小富之家，每每鼓励孩子熏一口，说是可以让孩子踏实，不招事儿。那时，人们管鸦片叫芙蓉膏、福寿膏，可见其社会声誉并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差。同样，双枪兵的产生也跟风俗有关。那个时候，西南和西北地区盛产烟土（论品质，西南的烟土优于西北），统治的军阀为了多收税，鼓励甚至强迫农民种罂粟，而农民为了提高商品率，也多半乐于种植。种的多了，又没有人禁，价钱也就降下来了，谁都抽得起，抽大烟就跟近日吸烟卷一样了。在西南和西北地方，实际上社会各界、上下层人士都在抽。多少个文人回忆都提到，到了西南，轿夫和脚夫路上休息时首先做的事情是抽烟，饭吃不吃倒在其次。由于鸦片这种东西，一沾就上瘾，跟饭和盐一样，离不开，所以，鸦片的种植也就成为农民的一种对经济作物的追求，不断地可以生利（当然大头还是让掌权的军阀收去了），维持生计。鄂豫皖的红军到了川北，发现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兵源可以补充，当地的农民无论贫富，凡是男性个个都是烟鬼。

那个时候，抽大烟实际上是种文化，跟我们的饮食一样，不仅有“食”的内容及形式的讲究，而且有器皿的追求（烟枪、烟具），还有吸食环境的建设。稍微讲究点的家庭，待客之具少不了烟枪若干，烟枪的档次代表着家庭的地位。达官贵人，吃花酒是交际，但真正谈事必须趸进密室伴着烟枪来。雏妓学生意，首先不是学唱，而是如何烧烟，烧烟炮也是名妓色艺中艺的内容之一。那些将这毒物输入中国的老外，居然把小脚、辫子和烟枪同列为中国人的象征，反复展出，可恨固然可恨，但扣去源头不论，其实倒也不算冤枉。世界上抽鸦片的人多了，缅甸、印度比我们都早，为什么人家没有发展出如此雅俗共赏的一套文化来？

军人也是人，逃不出食文化和烟文化的习染。漫说士兵，就是那些当日怀着一腔救国之志、留学日本回来的士官生，回国之后过不了多久也开始吞云吐雾，士兵自然也就拿烟炮当干粮了。那个时候发军饷，经常是半为大洋半为烟土，没有大洋光是烟土也无不可。士兵也跟抬轿子的苦力一样，不吃饭行，不抽烟不行。仗打败了，交枪可以，交烟枪不行。

按云南军阀龙云的公子（也是龙云的爱将）龙绳武的说法，抽大烟对部队的战斗力其实影响不大。过足了瘾，打仗特别疯，如果战斗正在进行中，士兵也知道不打完抽不上烟，所以往往会拼命地打。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抽烟可以治病，西南地区是烟瘴之地，各种病特多，抽烟人在这方面感觉好得多。

龙公子是法国圣西尔军校的毕业生，可是在大烟问题上却不按操典说话。其实抽烟对士兵的战斗力还是有影响的。虽然抽大烟跟吸食（注射）海洛因不一样，但也是吸毒，只不过对身体毒害的过程要慢一些。不错，瘾君子是不得一般的头痛脑热，在军队里有了病，同僚们首选的方法是劝你吸烟，不分官兵都是如此。但用鸦片来治病，在当时的条件下，治死的也很多，特别是当患痢疾的时候，用鸦片治，一治一个死。悬赏烟土五两，固然可以激励士兵冲锋，但定期的烟瘾发作毕竟是双枪兵的阿里基斯之踵，只要对方了解了行情，在瘾发或者过瘾的时候攻击，部队多半是要崩溃的。红四方面军入川总是打胜仗，跟摸清了川军的烟瘾规律不无关系。

所以，随着军阀混战的烈度增强，大家一致的看法还是不抽烟的好。在这个认识前提下，中国军队的双枪兵和双枪将的总量一直在减少。抗战爆发以后，无论是川军还是滇军，将领们纷纷带头戒烟，要一雪内战之耻，所以战绩相当不错。与此同时，中国的烟文化也开始衰败，公共场所的烟具逐渐销声匿迹，虽然抽大烟的人还有，但已经转入地下，不再是一种炫耀了。

“臭棋篓子”段祺瑞

跟大多数军阀嗜财如命不同，段祺瑞不爱钱。他为官多年，在清朝时就已经做到了一品大员，进入民国当过陆军总长、内阁总理甚至中华民国的临时执政，可一点积蓄也没有。一大家子人，从来不置产业，下野之后住的房子都是别人送的。不过，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他却从来没缺过钱花，需要的时候，凭着一纸二寸半的条子就能到金城、盐业银行取个几百上千的，既不需要存折，也无需担保。段祺瑞也不好色，几乎没有什么绯闻，偶尔吃吃花酒，多半是不得已的应酬。此公平生只有两好，一是玩政治，二是下围棋。

那个时代的高级官员，能下几手棋的人不少，但痴迷到段某人这般地步的却少。此公只要有点闲空，十有八九是在棋桌旁。上门来的客人，只要会下，就必然要陪他下几盘。平时公馆里养几个清客，专门陪他下棋，每月从陆军部里支薪水。曾经扫荡日本棋坛的大师吴清源，当年据说是年纪最小的清客，吴清源东渡日本学棋也有段祺瑞的支持。

不过，段祺瑞虽然嗜棋如命，但水平却一般，说他是臭棋篓子也不过分。稍有点功底的人，就可以把他杀得大败，可碍于他的地位，一般没有人敢这么干，况且，上门来都是有求于他的，陪输两盘本是理所应当。然而，段某人棋虽然下得臭，但如果对方故意相让被他看出来，他是不干的。所以，既让他赢，又要不露痕迹，非顶尖高手办不来。那些清客都有这个本事，每盘棋都下得看起来惊心动魄、难解难分，最后总是让段祺瑞赢上那么一目半目的。

段祺瑞是个相当自负的人，脾气倔强，其特殊的围棋生涯无疑使他的这种性格得到了强化，自以为天分不错，手段很高，至少在中国无人能出其右。古人认为围棋是参合天地、运筹帷幄的玩意儿，段祺瑞也是这样想的。所以，他下围棋，实际上跟他玩政治是相通的。自然，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才能也相当的自负。

段祺瑞是个武人，玩的政治都是军人政治，当总理、搞议会、做临时执政，都离不开枪杆子。可是尽管还喝过一年德国的洋墨水，他的军事才能却实在不敢恭维，戎马一生却没打过像样的仗。辛亥革命以及二次革命，跟革命党人打，算是打赢了，没他什么事；讨伐张勋，5000辫子军他用了10多万兵马，胜之未免不武；接下来直皖大战，他麾下的皖系兵多枪好，光大炮就比直系多1/3，而且士兵发双饷，上阵有面包西瓜吃，但一个星期下来，稀里哗啦就败了。军事上不行，政治上就更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东西了，当总理时跟总统闹府院之争，当执政（等于是总统）却闹出了三一八惨案，灰头土脸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最后得靠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养着。此公玩政治跟他下围棋的感觉一样，都是志大才疏而又自命不凡。也许，正是因为围棋上的常胜害了他。

看起来，身居高位的人，可千万别把自己那点玩意儿上的胜利看得太重。

“三不知”将军和他的诗

1925、1926年间，是张宗昌最牛的年月。多年寄人篱下的他，终于占据了山东和河北、江苏的一部，成为国内最有实力的军阀之一。张宗昌的得势令北方数省的土匪流棍欢欣鼓舞，纷纷前去投靠，害得张宗昌的部队番号一会儿一变，越变越夸张，不长时间，十几路军就出来了，更加坐实了张宗昌不知手下有多少枪的传言。

在中国近代上千个大小军阀中，张宗昌要算名声最差的一位。文化程度最低，一天学没上过，人称“三不知将军”：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枪，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所谓的“不知”，实际上讲他这三样东西特别多。第一个“不知”，前面讲过，投奔他的土匪流寇太多，全凭投靠者自己报数，报一千增加一个团，报一万增加一个师，部队总是在扩军，确实没法统计得清。第二个“不知”也是货真价实，张宗昌的统治，是天底下最不讲规矩的统治。各种捐税和摊派，几乎无日无之，搜刮之酷烈，无人能及，而且没有其他军阀都或多或少都要顾及的乡土情谊，对自己的家乡也一样下黑手。过去相声界讽刺韩复榘的事情，实际上都是他的原型（作为河北人的韩复榘，对山东倒还有几分怜惜）。除了搜刮以外，张宗昌还有一大宗来钱的路，就是公开的走私贩毒，其实这种事每个军阀都要沾，但都没有他张宗昌干得这样肆无忌惮。同样精于此道的小军阀孙殿英是个N姓家奴，跟谁都跟不长，就觉得跟张宗昌舒心。第三个“不知”自然也不是人家冤枉他，张宗昌的确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个小老婆。张宗昌随身“携带”的小老婆就很多，据说是“八国联军”，有好几个国家的，此公走到哪里都乐意将他的姨太太队伍带着，甚至出入外国使馆也不例外，一队马弁和一队姨太太，这是上过外国报纸的。除此以外，他老先生走到哪里都要逛窑子，看上哪个窑姐就带出去给他做老婆。租间房子塞进窑姐，外面挂上“张公馆”的牌子，再派上个卫兵，他张宗昌就算又多一位姨太太。不过，几天以后，这个姨太太就被忘记了，卫兵开溜，姨太太再作冯妇，重操旧业。此地的闲汉再逛窑子，总会叫：走，跟张宗昌老婆睡觉去！这话传到张宗昌的耳朵里，他也就一笑置之。

张宗昌虽说浑，但能在那个竞争激烈的时代里崭露头角，却也不能没有他的过人之处。头一条，有点歪心计。他张宗昌治军是一笔糊涂账，士兵既无训练，也无纪律可言，但他看准了那个年月中国军人都被洋人打怕了，看到高个子蓝眼睛的白人兵就打哆嗦。所以趁俄国革命后东北充斥了流亡的白俄之机，张宗昌收编了1万多白俄兵，每仗都令这些白俄打前锋。其他军阀的士兵，碰上这些丧家的洋鬼子也照样脚软，所以，张宗昌就总是赢，从东北一直打回自己的老家山东。其次是有点急智，当年在张作霖手下混事的时候，张作霖委托洋学堂出身的郭松龄整肃军队。郭早就想拿张宗昌开刀，一次视察张宗昌的部队，两下一碰，话说岔了，郭张口便骂，操娘声不绝于口。谁知张宗昌接口道：你操俺娘，你就是俺爹了！随即给郭松龄跪了下来，害得比张宗昌年轻好多岁的郭松龄红了脸，整肃也就不了了之了。显然，这种急智还得配上过人的厚脸皮才行。

这样一位大字不识一个，粗鄙而且流氓到了家的军阀，如果有人告诉你，他作过诗，而且还出过诗集，你信吗？别忙着摇头，这是真的，谓予不信，先抄几首在下面：

其一，“笑刘邦”

听说项羽力拔山，叮得刘邦就要窜。

不是俺家小张良，奶奶早已回沛县。

笔者注：奶奶应读作奶奶的，以骂娘的话入诗，真是狗肉将军本色。

其二，“俺也写个大风歌”

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

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笔者注：起句妙，足以流传后世。末句开始拽文，估计是经过了身边秀才的修改，“吞扶桑”实际上是句当时流行的空话。

其三，“游泰山”

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

如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

笔者注：此诗最合古人张打油风格，但有抄袭之嫌。

其四，“天上闪电”

忽见天上一火链，好像玉皇要抽烟。

如果玉皇不抽烟，为何又是一火链。

笔者注：只有烟鬼才有如此想象力。

据有关人士考证，在1925年张宗昌统治山东期间，曾经花重金请出清末倒数第二科的状元王寿彭做山东教育厅长，并拜王为师，让这位状元公教他作诗，结果是出了一本诗集《效坤诗钞》（注：效坤为张宗昌的字），分赠友好。这位状元据说本来不该是第一，只因殿试的时候正好赶上西太后的生日，主事的人为了拍老佛爷的马屁，故意将个叫寿彭（寿比彭祖）的人提到前面，好让老佛爷第一眼就看见吉利的字眼，龙心大悦。按说，虽然清朝最后几科考的是策论，但混到了状元，帖试诗总是作得的，不知怎么，王状元待到教学生的时候，居然一色的薛蟠体。其实，就是不做这番考证，看着这薛蟠体的“诗”，读者大概也能相信，我们的张效帅的确作过诗的。

其实，张宗昌当时不仅作过诗，而且还印刷出版过十三经。据看过张版十三经的印刷业人士说，那是历史上印刷和装帧都最好的十三经。在大印十三经的同时，张宗昌还让王状元整顿山东的教育，在学校里提倡尊孔读经，规定学校里必须设经学课，说是要挽回道德人心。看来，我们的张效帅跟薛蟠确有不同，作诗不是和妓女戏子逗着玩，主要为了偃武修文。

耀够了武的有权有力者，总是免不了要弄点文。从小的方面讲，是他们总以为自家应该能文，甚至作诗，隋炀帝不是说过，就是跟士大夫们比诗才，他也应该做皇帝的。从大的方面讲，修文是为了更好的统治，毕竟，在中国这个“诗之国”里，修文或者能文的统治者总是可以获得更多的统治合法性，因为“文”在古意里也包含道德，修文也意味着以德治国。退一万步说，至少让众多的文人士大夫心里感到踏实——哦，原来上头的跟我们有同好！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夺了侄子的鸟位，杀够了人（对建文的忠臣夷十族），于是有了《永乐大典》；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后，清朝有了《古今图书集成》、有了《四库全书》。当然，到这个时候就用得着文人了。于是皇帝身边围了一群能文能诗的“上行走”，有权的大臣身边有能文能诗的清客，人们围着一个中心诗酒唱和。传到我们的张宗昌了，身边来了一个状元公王寿彭，于是大家都不再稍逊风骚，不仅书编出来了，而且有诗传世。只是当年的乾隆皇帝留下了四万多首（写了可能有上十万），而张宗昌才薄薄的一小册，难怪康乾盛世总是那么让人看好，说也不够，写也不够，演也不够。

有权的人只要肯写，肯定会有人叫好，而且是轰然叫好，就像红楼梦里大观园刚建好，宝玉题诗的时候贾政的清客所做的那样，叫好必然搔到痒处。乾隆文思泉涌，逢事必诗的时候，自是喝彩声一片。当年张宗昌写出诗的时候，据说也反响异常，王寿彭就捻着胡子击节赞赏，还为之一一润色——估计是改错字。大家一叫好，写的人能够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也就难了，用不了多长时间，皇帝或者准皇帝都变了诗人，以为自己就是此中高手，再下去，天下的诗文好坏优劣也都待皇帝的金口玉牙来评判了。于是，文网张开了，文字狱出来了。张宗昌虽然在写诗方面略逊于前朝的皇帝，但以言罪人的政绩，却不让古人专美于前。他和他昔日的主公张作霖，杀记者都有那么两下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武夫在忙于战事的时候，对那些乱嚼舌头的新派记者倒还能容忍，一旦开始吟诗作赋、偃武修文了，新派知识分子的脑袋也就有麻烦了。

清朝有人因写了“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之句，丢了脑袋，那是冤枉的。我想，如果不是冤枉的，用来写成匾，挂在康熙、乾隆老儿的以及张宗昌的书房里，那该多好！

军汉的审案爱好

古代，地方上没有专门司法官，地方长官的主要政务之一就是审案子。因此，传统戏剧演清官，少不了开堂审案：大堂之上，手持杀威棒的衙役站立两旁，一脸铁青，杀气腾腾，青天大老爷案头高坐，蟒袍玉带，威严赫赫，原被两告跪在下面，萎萎缩缩，哆哆嗦嗦。清官如果出行，也是八抬大轿，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之流前呼后拥，威风八面，而且免不了有人拦驾告状，青天大老爷走一路断（案）一路。

进入民国之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大小角色，军汉居多。这些军汉们多是不通文墨的粗人，占了某个地方，除了时不时地火并开战，平日最喜欢做的事情居然是坐堂审案。有的人，甚至抢来戏班里的戏装，把自己扮成清官的模样，蟒袍而皂靴前去断案。

韩复榘的名声不好，因为抗战时不战而弃山东，而且还被艺人们编了段子说他不学无术“关公战秦琼”。可是当年韩做山东王的时候，却有“韩青天”的名头。是真青天还是假青天不说，此公喜欢升堂断案可是不假。韩复榘主政山东前后将近七年，别的事情都可以不做，但只要他有功夫，山东的狱案他必然要亲自审理的，有时候还要巡行地方，一个县一个县，一路审过去。

韩复榘审案跟戏里的包公、狄公之类的差不多，只是王朝、马汉换了卫兵马弁，衙役改了手持大刀的执法队。被审的嫌疑人，一个一个地过堂，审问，上刑，打板子或者军棍。韩复榘审案，法律是根本沾不上的，全凭他自己的判断。虽说比《水浒》上李逵断案好一点，但基本上也属于任性胡来。明白的时候，还有点常识，糊涂的时候，常识都没有了。如果赶上心情不好，就该着下面跪着的人晦气，无论情由，不死也是重刑。有一阵儿，韩复榘特别相信自己的相术，审讯“人犯”的时候，一句话不说，只盯着人看，看着看着，右手一挥，执法队就把这人拉出去枪毙；左手一挥，这人就无罪释放。当然，这种审案方式有时也会弄出一些戏剧性的效果来。比如，有次把前来送公文的人也当成人犯，一挥手给毙掉了。有的时候抓来共产党人，如果审讯过程中，这人骨头特硬，坚贞不屈，任你怎么大刑伺候，死活就是不招，韩复榘钦佩这人骨头硬，是条汉子，结果很可能是无罪释放；相反，如果一上刑熬不住招了，韩会特别鄙夷，往往将之拉出去毙了。这种情况，是喜剧。凡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最头痛的时候。

明白的人都说，古代所谓的清官，其实都是酷吏，所以司马迁在《史记》里只列酷吏传，不设清官一项。不过，对于老百姓来说，由于酷吏杀的大多为官人，不管是否滥杀，大家还是喜欢，而且在不断的喜欢中炮制出更加合乎自己需要的清官形象来。借这种虚幻的形象，人们一抒小民压抑的心境。做了军阀、统治一方的军汉们，其实个个都是戏里清官的追星族，不管他们实际的统治如何乱七八糟、横暴专制，但有意无意都喜欢模仿清官，既模仿清官断案时的威风，也效法清官断案时的专断。也许，在他们心目中，他们这样做就是在为民做主，主持公道，也没准潜意识里就是想做个清官。但是，这种司法过程（如果还算是司法的话）的实际运作，给社会带来的往往是真正的灾难。

借佛法斗架的武夫

二十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是个佛法重光的年月。在此之前，随着举国上下向西方学习，佛教大有倒运之势。西学东渐的副产品之一，就是佛教的式微。虽然佛教当年也从西边来的，但在新的形势面前，已经变成东方的迷信，不仅西方的洋人看不上，就是中国的士绅也多拿它当祸国害民的累赘。辟佛的理学传统，在西学的接济下，格外地强劲。打戊戌维新开头，新政变本加厉，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只要是办学堂、开工厂，首先要拿佛寺开刀。全国上下，佛教庙产被侵夺者不知凡几，被迫还俗的和尚尼姑更是不知凡几。达官贵人，即使有心对佛慈悲，也是偷偷摸摸，一般不敢公开说话。

不想十几二十年过去，事情突然转了过来。世上有钱有势的人们，尤其是那些赳赳武夫们，不知怎么一来，对佛教又感兴趣了。和尚和居士升为贵人的座上客，喇嘛与活佛翻作武夫的帐下宾。大小法会东南西北一个劲地开，有求升官，也求发财的，更有求保命的。显然是军阀混战，命运多舛，大家不得不临时抱佛脚，管不管用暂且不说，至少能让自家的心理少点不安。

不过，只要佛法重光，就不可能仅仅充当武夫和贵人们的心理安慰剂，总是要将光芒溢出来点，照到本来不该照到的地方。湖南这个近代出兵出将最多、仗也打得没完没了的地方，武夫们争钱、争地、争女人、争烟土，在用枪、用炮、用光洋、用烟土打仗都分不出胜负的时候，突然之间忽发奇想，斗起佛法来了。

事情是这样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湖南的督军是赵恒惕。但是湖南这个南北冲突的四战之地，一向派系纷纭，大大小小十几个军阀，谁都没太把督军放在眼里。对赵恒惕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出身保定军校的唐生智。唐生智自从直系吴佩孚部撤出湘南北上和皖系争天下去了之后，占据着湘南小半壁江山，招兵买马，大力扩充实力，隐隐然有问鼎长沙之意。赵恒惕看在眼里，心里着急，但又没有胆子撤了唐的职务或者干脆派兵去打，最后花重金从康边请来了白喇嘛，在长沙开大光明法会，一方面打着为全湘祈福的名义收买人心，一方面借此拉拢湘中其他佞佛的军人，给唐生智好看。当然，如果佛真的发了慈悲，让唐生智从此倒霉，那自是再好不过了。

督军在长沙开法会，唐生智当然不会不明白其中的深意。不过，唐毕竟占的是相对贫瘠、而且久经战乱的湘南，迅猛的扩军已经耗尽了财力，花不起钱请一个更大的喇嘛或者活佛来跟赵恒惕对抗。但是法毕竟还是要斗的，不斗的话，也许他的部队明天就会士气瓦解，为众多参加大光明法会的群狼所吞噬。这时候，他的好朋友、湘中著名的佛教密宗居士顾伯叙顶上用了。他们的主意是，干脆令他的部队全体受戒，变成一支佛军，在深度上下工夫。为此，唐生智和顾伯叙两个，不辞辛苦地一个营一个营地走，所到之处大治佛堂，全体官兵一律身披袈裟，合十顶礼，由顾伯叙摩顶受传戒，受戒仪式完了，每人发给“受戒证章”一枚，一面书“佛”字，一面书所受的五戒。同时，唐生智演讲佛法真义，说三身佛的含义是，清净为法身，慈悲为报身，忠义为应身。不用说，忠义是最关键的“佛性”。

还别说，虽然受戒之后，这群武夫该杀人还杀人，但凝聚力还硬是强了不少。在日后的竞争中，唐生智还真的就是占了上风。

不知道释迦牟尼在西边的极乐世界里，会做何想。

神仙治军

说到民国时的四川军阀，不能不提到刘湘这个人。刘湘其人据说很木讷，土得掉渣，不仅没有开过洋荤，像他的同房小幺叔刘文辉那样出身日本士官学校，而且连个四川的速成军官学堂几乎都念不下来，最后还是靠了老师的格外开恩才得以毕业，挎上了东洋刀。川人从来勇于内斗，四川军阀自蔡锷讨袁始，就打个没完。虽然开始打的时候像演川戏，开仗之时总免不了有大批好事的市民扶老携幼前来观战，但打起来也是刀刀见血、枪枪死人。不过命运好像特别垂青刘湘这个笨人，四川的所有“牛人”，有些甚至够得上国家级的牛人，统统败在了他的手下：熊克武、刘存厚、杨森、邓锡侯，甚至连他吃过日本生鱼片的小幺叔刘文辉也在一场大战之后退到了西康。可以说，自袁世凯以来，在成都这个地方做土皇帝的人不少，但屁股坐得最稳的还是刘湘。

说到刘湘的成功，有一个人不能不说，此人姓刘，名从云，川人称为刘神仙。他的出名因两样东西，一是创立了一个名叫孔孟道的教门（可能是一贯道的一个变种），道徒甚众；二是扶乩请神据说格外灵验。民国是个各种黑社会组织公开化的时代，各种秘密宗教纷纷登台。敢创教的人，多少得有点“法术”，不是打卦扶乩，就是气功治病。刘从云恰恰在两方面都有点名气，所以自1925年开门，道徒就挤破门。刘湘也是在这一时期入的教。

当时，刘湘已经是四川王了，投到刘神仙门下，完全因为神仙扶乩打卦准。自打入教以后，刘从云事实上成了刘湘的军师，所有的军政要事都要经神仙通过乩盘来决定。也不知是神仙真的有神术，还是他阅历丰富，见机得准，或者是他门徒众多，耳目广，信息特灵，反正刘从云的乩语很是灵验，至少在刘湘那里比较灵，说这个事能成，八九不离十；说这事不成，办起来就是大费周章。特别是刘从云还成功地预测过一次以杨森为首的若干川军将领对刘湘的挑战，使得刘湘占得先机，大获全胜。

不过，即使是神仙，在得意之余，也难免有忘形的时候。很快，在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政要员的追捧下，刘神仙不再安于在神仙府研究“预测学”，要直接插手军政事务了。他先是编练了一支“神军”，一个师的建制，全由他的道徒组成，枪炮固然也要，但人家的特技是练刀枪不入的法术，跟义和团似的，害得外面都传说刘湘有陆海空神四军。在围攻川陕红军的时候，刘湘对刘从云的迷信达到了极点，居然让他当了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统一指挥六路“围剿”大军作战。当刘神仙身穿道袍，手执拂尘，将乩盘并扶乩的童子搬进指挥部之后，他不仅让各级将领向他叩头——害得向来不信教的杨森老大委屈，而且总是拿乩语当军令，出发要良辰开仗，要吉日，行军路线都要按照他指定的“行军大吉”的方向——当然，军事地图他是看不懂的，所以有的部队居然走到了悬崖绝路上。显然，这样的总指挥是不可能不打败仗的。六路围攻一败涂地，刘神仙也只好夹起乩盘走人。

孙殿英和他的“麻将相术”

孙殿英在近代的中国军阀中，是个小角色，手下最多的时候也不过两三万人枪。不过，他的名气却和实力不成比例，大得很。那多半是因为此公指挥军队掘了清东陵，把西太后从棺材里拉了出来，将随葬的财宝洗劫一空。孙殿英此举，除了将溥仪赶出宫的冯玉祥皮里阳秋地说他是革命行为之外，招来骂声一片。以“国军”军长身份去盗墓，无论怎么说都忒不像话。

其实，此公本来就是个流氓，当年在豫西起家的时候，就盗墓打劫、贩毒走私、包娼包赌都干过，跟各路毒贩子和流氓都有交情。在他的军阀生涯中，有奶便是娘，谁的旗号都打过，但据他自己说，还是跟张宗昌的时候最惬意，估计是臭味相投，俩流氓碰到一块了。从1922年起家到1947年栽在共产党的手里，孙殿英足足混了25年，其军阀寿命超过了大多数他跟过的人。其秘诀，用他的话来说，就在于他有一套过人的“麻将相术”（不是麻衣相术）。

孙殿英大字不识一个，但赌技非凡，凡是赌的招数，他都会，于麻将最有心得。他掷色子可以随心所欲，想要几点是几点，从不失手。麻将往桌上一摆，都用不着用手摸，马上知道各家都有什么牌。下回香港再拍什么赌王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其实应该以此公作为蓝本才是。孙殿英的办公桌上没有文房四宝，也没有手枪匕首，一年到头总是摆着各种各样的麻将牌，从竹木的到象牙的都有。此公抽足了大烟，有事没事就拿手摩挲着消遣，就像老葛朗台摸钱似的。一般人赌技高是为了赢钱，但是孙殿英不是，人家自有别的来钱的道，他玩麻将，就是为了交际和相人。

用他的话来说，人在麻将桌上是最能看出秉性爱好来的，一圈麻将打下来，人是什么德行、爱好什么、吃哪口、弱点是什么全都一目了然。反正不论是敌是友、上司下属、三教九流，孙殿英跟他们交往过程都离不了麻将。饭后烟余，几圈下来，对方还蒙在鼓里呢，孙殿英可是知己知彼了。这样一来，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只要用得着，人家好什么给什么就是，反正余下来的招数肯定招招冲着痒处下家伙，不着道的少。所以，无论是北洋时期的河南督军赵倜，还是狗肉将军张宗昌，以及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甚至蒋介石和日本人，任凭他坏事做尽，还都能让他平平安安地坐在他的位置上。应该说，孙殿英的相术是灵验的，用不着去验证史料，只要我们费点心观察一下牌桌上各色人等的表现，也就一目了然了。平常的时候，人人都有假面，可一坐到牌桌前，则不由自主地原形毕露，动作加手势将内心暴露得干干净净，连流口水挖鼻孔这种不雅小动作都不会去掩饰。

孙殿英玩麻将，不仅有相术，而且还有哲学，在他看来，政治跟赌博是一样的，无非就是把钱收进来，再把钱散出去。收得多，散得开，是玩大政治的；收得少，散得不开，就只好玩点小的。有没有道理呢？读者诸公自己琢磨吧。

兵变与政治

1912年2月的一个晚上，商家云集的北京城东安门一带，突然枪声大作，人声喧嚷，向来还算安分的北洋大兵不知从哪儿一拥而出，一厢放枪，一厢乱抢东西。自打八国联军以来，北京人多时没见过这个阵势，一时哭爹喊娘、东躲西奔，像滚水浇在了蚂蚁窝上。刚刚从国外回来的齐如山（后来以帮助梅兰芳戏剧改革闻名的著名戏剧艺术家）倒是不怕，身着西装，站在大街上看了一个晚上的热闹。大兵们不仅没有动他一根汗毛，而且还不断地向他“咨询”。一会儿，一群兵拿着抢来的寿衣问他是不是绸子；一会儿，一伙人捧了一堆化银子用的小碗，问他是什么玩意。一伙大兵拿来一堆纸条，当被告知不过是挽联时，连连大呼晦气；抢着了貂褂的大兵们，当被证实所获最值钱的时候，一齐欢天喜地，大叫没白来。（《齐如山回忆录》）近代史上著名的北洋军曹锟第三师的北京兵变，在一个看客眼里，就是这么一幅画面。显然，不像后来的军阀大兵——兵变和抢劫对他们而言已经是家常便饭，此时的北洋军毕竟是清朝花大笔银子，袁世凯下大力气按照普鲁士陆军模式训练出来的军队，第一次集体抢劫还真有点“棒槌”（外行），不时地需要求教于街头的“顾问”（齐如山语）。

兵变是袁世凯的杰作。在袁世凯如约逼清帝退位之后，南京的革命党人也如约把临时大总统让了出来，可屁股尚未离开总统椅子的孙中山还有点放心不下，不仅急火火地炮制了一个临时约法，而且还想出了一个定都南京的办法来约束这个乱世枭雄。为了让生米变成熟饭，他派出了以蔡元培为首的使团前来迎请袁世凯南下就职。袁世凯当然不肯就范，离开自家的老巢到革命党的势力范围去，但又不想公开说不，于是他麾下的大兵就演出了这么一出戏。不过，虽然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北洋军更是向以昔日的袁宫保、今天的袁大总统的马首是瞻，但这种纵兵在大街上抢劫的事，还就是外号曹三傻子的曹锟才肯干（曹锟能从保定街头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布贩子，混成堂堂师长，靠的就是这股绝对服从的傻劲）。从此以后，曹锟的第三师以堂堂嫡系国军之身长时间背上了恶名，直到他的后任吴佩孚接手之后，花了很大力气才得以洗刷，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北京兵变抢了上千家的店铺，更把南方的使团吓得半死（使团住的地方，枪声尤其密），专使们一个个仓皇从窗户跳出，在墙根底下蹲了半宿。兵变的政治效应立竿见影，老袁有了不走的借口：北方不稳。受了惊吓的南方使团也领教了北洋军的厉害，只好作罢。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对袁世凯最后的一点约束，就这样被消解得干干净净。

不消说，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大的人物之一，谁来写历史，都绕不过他去。不过，他也是近代历史上挨骂挨得最多的统治者，同为挨骂的主儿，西太后至少清朝的遗老遗少不会骂，蒋介石至少国民党人不会骂；只有他袁世凯，清朝的遗老遗少骂，孙中山和身后的国民党骂，康梁党人骂，共产党自然也骂，甚至连他遗下的军阀子孙想要表白自己的时候都骂。海峡两岸的“正史”常常把历史涂得红白各异，只有到了老袁的鼻子那里是统一的，都是白的。虽然，近来对袁世凯的评价逐渐客观起来，说好话的人也有了。不过，在我看来，老袁的鼻子白，别人涂的成分居多，可也跟他自己没把事情做好不无关系，换言之，主要是因为他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不是他没有做成皇帝，而是他作为中国现代转换的中心人物，没有完成或者推进这个转换。虽然客观地说，袁世凯从清末到民初，为中国的制度转型做了不少事情，从军事改革到教育和行政改革，着力不少，史迹犹在。可是偏偏在转型的关键环节，袁世凯却没有做好，身败名裂自家也难辞其咎。从某种程度上讲，刚刚提到的北京兵变里，就有他失败的因素，那就是，以不正当的方式玩军人干政的游戏。

以马上得天下，在政治制度转换时期，本是应有之意。中国如是，西方也如是，英国的克伦威尔，美国的华盛顿，都有武夫的面目，均以武力打出一方天地。袁世凯凭军人力量起家，以当时情势论，非如此也难以服人，多舞弄几下东洋刀，原也无可厚非；在清廷和革命党之间玩抢帽子游戏，让北洋诸将打打停停，一会儿通电誓死捍卫君主立宪，一会儿嚷着坚决拥护共和体制，已经是在借军人玩权术，但还可以勉强算是夺权之际的战术变通。可是到了大总统已经到手的时候，不想南下就位，不肯明言，却玩兵变的损招，说明袁世凯不仅不是当时国人所称许的中国第一华盛顿和世界第二华盛顿，连传统王朝的开国之君都不及，反而像是东汉末年和五代十国时期的军阀。

对于国家体制而言，军人从来都是双刃剑，成事亦可，败事更易，现代的民主国家如此，古代的帝制中国也如此。所以，人们往往采用各种制度性的防范机制，最大限度地遏制军事力量在政治体制上的作用，尽可能减少或者压制军人在政坛上的发言权。西方现代制度是文官治军、军人中立、军人不干政原则，而古代中国的制度安排，用西汉的一位高阳酒徒的话来说，就是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所谓提倡文治，以文制武，建构礼制框架。在礼制框架中，武人的地位往往被边缘化。几乎每个传统王朝的皇帝都知道，尽管政权没有武人不行，但对王朝最致命的威胁恰也来自于自己麾下的这些赳赳武夫。

就辛亥后的情势而言，袁世凯不想去南方就职，只要明的坚持不去，随便找点什么理由都无不可，革命党人实际上是拿他没办法的，否则也不会因区区一次兵变而全面让步。其实，如果革命党人真的有力量，根本不会把总统让出去的，现在大头已经让步，小的方面自然也就不好坚持了。可是，自以为聪明的袁世凯却偏偏选择了最下三烂的对策，唆使军队闹兵变，由此产生自己留在北京的借口。他不仅让军人直接干预国政，而且采取了最不该采取的手段——兵变。要知道，无论什么时候，兵变都是历代统治者最大的忌讳，是对统治的最大威胁，在某种程度上比农民造反更令皇帝焦心，不到万不得已，在上面的人不敢轻易走这一步。更为可怕的是，允许军人以兵变的方式干政，就意味着手段的起码行为规则底线的被突破，以后什么军人都可以干了（赵匡胤陈桥兵变，那是夺取政权的不得已，玩过之后随即就是杯酒释兵权，在制度上将推他上台的武人限制得死死的，否则他就很可能像五代时期所有的君主一样，在下一次兵变中被同一伙武人玩下去。袁世凯玩了兵变，却玩不了杯酒释兵权，所以没有古人的下场好）。

自曹锟北京兵变之后，袁世凯经历了短暂的凯歌行进的兴奋，北洋大兵不仅帮他扫荡了南方的革命党势力，逼得孙中山、黄兴等人再一次流亡海外，而且和警察流氓一起，包围国会，断水绝粮，逼得国会议员们把袁世凯选成正式大总统。可惜蜜月不旋踵就过去了，骄兵悍将们很快就找到了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和五代军阀前辈的感觉，不听命令、侵夺行政权力成为家常便饭，连兵变也很快变得司空见惯了。从北京兵变以后，大兵们烧杀抢掠，技艺日益娴熟，不再需要“顾问”指点，如果齐如山这样西装革履的人还敢往前凑合，那么恐怕连衣服都会被剥了去。散在各处的督军和师长们都成了据地自雄的土皇帝，袁世凯虽然贵为大总统，却谁也指使不动。各省上解中央的款项越来越少，军头们甚至连海关的解款都敢劫了自己花。到了这个时候，醒过味来的袁世凯连声地唱起军人不干政的高调，并且策划废督，可惜已经晚了，对于做了督军的昔日俯首帖耳的部下，他哪一个都不敢动，也动不得。在怎么着都没辙的情况下，出主意的谋士和袁世凯自己一起怀念起昔日君主的威势，于是大家像演戏似的演出了洪宪帝制。各种帝制情愿团，从乞丐到妓女，像农民闹社火似的出现在北京街头，不知是袁的手下蒙了他，还是他自己情愿被蒙，总之袁世凯“顺应民意”做了皇帝。结果却是给各式各样的反袁势力一个合适的借口，蔡锷反袁的大旗一举，散在各地的北洋将领们不仅不帮忙灭火，隔岸观火者有之，暗中助敌者有之，宣布独立者更广而有之，直害得袁世凯坐在家里天天听噩耗，直到害病归西。

袁世凯逼清廷退位时候，很多人都骂他是曹操，遗老遗少不用说，据冯玉祥说，连北洋军中也有这种议论。当然，他们所说的曹操，主要是《三国演义》上的形象。不过，如果指好行诈术这一点，袁世凯的确有点曹操的味道，只不过，曹操玩的是天子，而袁世凯玩的是军人。曾经担任过袁世凯外交秘书的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在他的回忆录里曾经记录过他和袁世凯的一段谈话。他说袁世凯问他，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顾回答说，共和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袁世凯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当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把垃圾倒在大街上，所关心的只是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顾说这是因为人民缺乏教育，他们的本性是爱好自由的，只是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自由，那就应该由政府来制定法律、制度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袁世凯表示，那可能需要几个世纪。因此，顾维钧认为，袁世凯虽然贵为总统，却并不知道什么叫做共和国家，什么叫民主政治。其实，袁世凯也算不上是一个合格的传统政治家，他不知道，无论何种政体，玩军人干政都跟玩火差不多，最后这把火不仅烧掉了袁家的洪宪皇帝，连袁大总统的椅子也烤焦了。

洋人遇见兵

俗话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其实，洋人遇见兵，有时也挺麻烦的。庚子以后的中国兵，对洋人很怵，一方面被八国联军打怕了，一方面担心人家再说自己是拳匪，不文明。所以，即便在革命时期，交战双方的革命党和清军都竞相保护洋人，动粗的时候，只要碰上洋人，不管西洋还是东洋，都客气极了。革命军满大街追着人剪辫子，碰上给洋人当差的中国奴才不乐意，只要洋人出来说句话，辫子就留下了，还要道声歉。

不过，误会总会有，尤其在打仗的时候，西洋人还好说，毕竟长相有别，东洋人就麻烦，一个不留神，弄错了，就有麻烦。

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和革命党人就闹翻了，革命党二次革命，南京闹得最凶，先后两次枪声响起，打了又打。袁世凯用来镇压南京革命党人的干将是号称辫帅的张勋。张勋拖辫子，是为了表示爱皇帝，爱清朝的皇帝。张勋和手下的辫子兵，辫子粗，手也狠，打散了革命党人，张勋放假三日，放手让这些丘八在城里烧杀抢掠，一时中外舆论大哗。放肆够了的辫子兵在整队集合的时候，张大帅一点名，发现人少了很多，原来不少人抢够了就开溜回家享福去了。兵少了，但张勋却堂而皇之地住进了从前的两江总督府，每日吹号放炮，过过民国的“两江总督”的干瘾。

然而，没想到辫子兵烧杀杀过了头，把三个日本人也报销了，惹出了外交事端。日本公使不依不饶，非要把张大帅撤职查办不可，外务部说好说歹，千陪情万赔钱，才保住了张勋的官位，但是条件是，张大帅必须放下身段，亲自率领辫子兵到南京的日本领事馆道歉。辫子兵遇见洋人凶不起来，尽管有一万个不情愿，张勋只好带着部下，拖着辫子到日本领事馆道歉。鞠躬如仪之后，日本领事指着张勋脑后的大辫子说：这玩意不卫生。

不卫生的大辫子，张大帅后来一直拖着，不过他从此以后学乖了，不再误伤洋人，即使在最得意也最失意的复辟时期，也是如此；所以，复辟失败，才可以躲进荷兰使馆，在洋人护佑下全身而退。

爱皇帝爱得不得了的张勋，遭遇了洋人，直不起腰来，很是委屈；讨厌皇帝讨厌得不得了的冯玉祥，也遭遇过洋人，而且也是东洋人，却有几分潇洒连带几分滑稽。那是在几年之后，身为旅长的冯玉祥被派往湖南常德做镇守使。其时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兴起，常德也有反日示威，日本商人于是推领事去找冯玉祥，要求制止反日行为，保护日本商人。冯玉祥痛快地承诺，每个日本商店派两个士兵“守护”，荷枪实弹，刺刀明晃晃的，只要有人进店，士兵就前去盘查。一来二去，弄得日本人的商店门可罗雀，日本商人受不了，只好请求撤去保护，制止民众反日的事儿，也不好提了。

北洋时期，是个军阀自己对自己的官衔说了算的时代，中央政府要想解除一个手握兵权的军阀的官职比登天还难，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出此下策，即便出来这个下策，实际上也执行不了。对军阀而言，大不了去一个空头衔，但对中央政府而言，却添一个敌人。满清时代，洋人在地方碰到麻烦，公使到总理衙门一交涉，中央政府一个命令，地方都害怕，军人也不例外，只有让步、“保护”的份。但北洋时期这种事有点行不通，如果地方军阀存心找洋人的晦气，中央也无可奈何，除非洋人肯自己出头，派兵过来。但是一般的小事，又不值得洋人大动干戈。所以，碰上冯玉祥这样的人，不仅派兵“保护”过日本人，据说还动过粗、跟鬼子骂过街，洋鬼子也拿他没办法。实际上，其实当时只要张勋挺住，大可以不必受那个委屈。不过话又说回来，对于那些见了洋人硬气不起来的人而言，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自己什么地位，摊上事儿，遇见洋人，总归要低头。

撒钱的兵法

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时期，军头甲乙丙丁相互开打，先是电报战，然后上枪炮，忙得外国商人一船一船地将西方军队淘汰下来的军火运过来，中国成了国外枪械的陈列所。不过，跟贩运军火的商人不一样，在那些观察过中国内战的外国记者眼里，中国的仗，不是用枪炮，而是用袁头（银元）和烟土打的。无论各方军阀之间结盟也罢，交战也罢，各自的代表都在烟馆和娼寮里把酒言欢，大大小小的交易不停地在做，只要价钱合适，袁头和烟土到位，战争也就结束了。

当然，这种说法并不全对，真刀实枪的战斗在军阀之间也是有的，因为如果仗打赢了，袁头和烟土一样不少。不过，中国那时候的战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撒钱兵法的确用得非常多，缺了这个法宝好像战争就没味道了。那个以东陵挖坟闻名的小军阀孙殿英有过这样一句名言，政治也好，打仗也好，无非就是怎么把钱挣回来，再怎么把钱撒出去。在孙殿英看来，蒋介石要算是个中的翘楚，所以他是老大。其实，但凡成点气候的军头，多是此道的斫轮高手，只不过，强中自有强中手，碰上了一比，就看出谁的手笔更大了。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一边是冯（玉祥）、阎（锡山），一边是蒋介石。一群小军阀首鼠两端，在两边都派有代表。蒋介石出手大，对这些代表，要钱给钱，要女人给女人，绝口不谈立场，也不要求他们站在自己这边；而阎锡山虽然也给钱，但斤斤计较，给人报销点路费，就要求代表回去劝说主公出兵相助。结果是被蒋介石拉过去的人越来越多，连本来倾向冯阎的人也都翻了脸。

在蒋介石的手下，有位专门撒钱的高手，名叫何成浚。此公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位列上将，却没有带过一兵一卒，专干穿针引线，凿墙洞，挖墙脚的活计。中原大战的西线，蒋介石把何成浚派了过去当总指挥，所指挥的军队都是跟他没有任何渊源的杂牌，也就是我们所提到的原来依违于两边的小军阀，一个不小心，没准就倒戈了。可是何成浚有办法，他从汉口调来一长列“花车”，停在战线己方一侧，花车里不仅有美酒佳肴、云烟云土，而且还有三千佳丽，几乎把汉口有点模样的妓女网罗一空。自己这一方的军官自然可以进去享受，对方排以上军官想要过来，也欢迎，吃喝嫖赌之余，还可以带一叠袁头走。

就这样，在西线战场，留声机里毛毛雨的靡靡之音盖过了枪炮声，冯玉祥亲率主力在东线苦战之际，西线已经瓦解了。战后，几乎丢光了老本的冯玉祥在日记里写道，他的西北军哪儿都好，就是一见不得钱，二见不得女人。

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但没说武官不能爱钱，不可好色。可见在过去的战争中，金钱美女作为基本的激励手段，是不可或缺的。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次兵伐交，最后没办法了才动粗操家伙。伐谋伐兵，都要有金钱做后盾，因为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手艺，其实就是做买卖，多财才能善贾。北伐之初，革命军有主义、有精神，仗打赢了，有威有势，军阀们纷纷靠过来，一旦人多势众，主义和精神就不要了，清除共产党，跟国民党“左派”分手。当了家的新人，仔细打量一下，好像跟旧人也没多少区别，再一次军阀混战，精神和主义都靠不住，只能靠古已有之的老法子。多少年以后，有个研究这段历史的西方人看得明白，国民党取代北洋军阀，叫做“流产的革命”。

其实，最严峻的问题是传统的强固，革命即使不流产，传统还是有可能回来的。

前头捉了张辉瓒

张辉瓒在军阀时代，不算是大人物。他的出名主要由于他是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的前敌总指挥，而且一败涂地，经过毛泽东诗词的“表彰”。清末湘军兴起以来，湖南出将军，但战事也多。外面的人打还不够，自己关起门来打。北洋时期，就数湖南军阀的派系多，有赵（恒惕）派、程（潜）派和谭（延闿）派，后来赵派中又分裂出唐（生智）派，湘西还自成一个系统，谁也不理。张辉瓒就属于势力最弱的谭派的一个小小的师长。那个年月，军长、师长、司令遍地都是，有两杆枪就可以充司令，一杆手枪自己拿，另一杆长枪卫兵扛。谭派在湖南，多数时候在野，甚至四下流浪，寄人篱下，所以张辉瓒这种师长能有多少军队，天才知道。当然，张辉瓒还比较幸运，由于主公谭延闿站队正确，选择了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又选择了蒋介石，所以在协助蒋介石打败了政敌唐生智之后，谭派居然在湖南当家作主了，虽然此时谭延闿已经将军队交给了部下鲁涤平。

在谭延闿暂短的主政湖南期间，论功行赏，张辉瓒曾做过一任湖南的警察厅长。说起来，张辉瓒也算是个读书人，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向有儒将之名，所以在警察厅长任上很是出了一回风头。据说他有次设计抓了一个很伤风化却又在政界很有靠山的老鸨，将其就地正法，还附了一篇骈四俪六的判决书，很是让遗老遗少兴奋了一阵子。在跟鲁涤平之后，张辉瓒对付打算跟蒋介石叫板的唐生智，抄后路，也抄得不错，害得唐生智兵马未动，就已经四分五裂崩溃了。

不过，此公跟红军打仗却运气很差，第一仗就被歼灭（师部并两个旅），自己做了俘虏。幸好由他小舅子朱耀华率领的一个旅，见机得早，开溜及时，不然后来为他修坟的人都没有了。被俘之后，据红军的叛将龚楚说，张辉瓒被带到了朱德那里，朱德表示要办一个红军学校，让张来做教授。张辉瓒还见到了同乡毛泽东，张口便称润之先生，彼此还叙了旧，他们原在大革命时期的广州曾经相识，毛还到湘军做过演讲。张辉瓒表示自己可以给红军捐献药品和弹药。据郭化若回忆，毛泽东显然当时没有杀张辉瓒的意思，双方谈得还不错，而且张的利用价值还挺大，至少对红军的装备改善会有帮助。可是，毛泽东见过之后，不知怎的，张辉瓒就被拉去开公审大会了。会后，张辉瓒的头被割了下来，放在一块木板上，顺赣江放了下去。这颗头后来被葬在岳麓山，蒋介石送了一副“呜呼石侯魂兮归来（张辉瓒字石侯）”的挽联，坟安在跟黄兴和蔡锷的坟很近的地方，规模也差不多。当然，现在的人们是看不到了。

小时候，我中学有个很好的朋友，他父亲是朱耀华的后人，跟张辉瓒有亲戚关系，由于不满于现实而倾向革命，后来却被发配到了黑龙江的北大荒。他和父亲一直都在为张辉瓒背黑锅，混都混不过去，因为那是领袖诗里提到的反面人物。在“文革”期间，革命小将见了他家的人，就会背诵：“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张辉瓒，就是这样一个很惨的人，很不幸参与了第一次“围剿”，很不幸碰上了毛泽东，碰上了毛泽东又不赶紧逃，还逞能孤军深入，更不幸的是大名被毛泽东的诗记录了下来，想不遗臭万年，难。

第三章　民主与选举的变奏

中国政治从代议制逐渐演变为军事专制，最后变成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党治和军事专制的混合，道理何在？绝非一句转型期的特有现象可以说清楚。

民国的三个面相

民国时期是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按中国的传统，现在最应该修的是民国史。市面上，只要是民国的书，都卖得不错，民国的学人走红，武夫军汉吃香，连土匪流氓的故事都透着诱人。跟先前教科书里民国一副黑暗肮脏的面目相反，在很多人眼里，那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言论自由，文化繁荣。

无疑，民国史是现在的中国人最应该重视的历史，因为那是中国人最艰难的一段民主政治的实践，我们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在做的考卷，其实并没有像一直以来很乐观的教科书史学家所讲的那样，早就得出了答案。我们中国人在100多年前就在说转型，但是100多后依然还要说，说明在历史的答卷上，我们虽然不间断地涂抹了很多文字，却并没有答到点儿上。

下面，我想就民国史的三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姑名之曰民国的三个面相——信仰纠葛、制度扞格和话语吊诡。

信仰纠葛

我在这里讲的信仰，不是指信佛信道迷神仙，主要指一种政治信仰。传统社会的人，如果有政治信仰的话，只能是纲常名教，而纲常名教具象的核心内容则是皇帝，没有皇帝，所谓忠孝都没有了安放的地方，三纲五常就缺了关键的项目。即使有心造反的人，推翻了旧皇帝，也是要自己做皇帝，没了皇帝，所谓名教就落不到实处，大家心里没着没落的。但是，近代以来，闯入中国大门的西方人教会了国人另外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进化论。自从严复老先生把赫胥黎的《进化论和伦理学》的一部分，掺和些斯宾塞的东西译成《天演论》端给国人之后，这个信仰很快就取代名教，成为知识界乃至社会上层的第一信仰。

在中国流行的作为政治信仰的进化论，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两者都体现着一种进化的历史观，在人类的生存竞争中，丛林里的厮杀导致历史阶梯性进步，位于后面的注定要比前面的好。康有为模仿公羊三世建构的“新三世”说特别典型，君主专制是为“据乱世”，君主立宪为“升平世”，民主共和为“太平世”。

显然，如果按照这个历史观，当时的中国人处境大大的不妙，无论文化、制度还是人都属于不能适应竞争的非适者，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但奇怪的是，当时的国人却偏不这么想，一口咬定自家既非病夫，也非劣种，更不是野蛮人，只要拿来西方经过竞争证明优良的制度，那么就可以迎头赶上，乃至后来居上。即便经过八国联军侵华事件，我们的知识界依然保持了对自己的乐观，坚信只要变革制度，中国称雄世界只是早晚的事。因此，进入二十世纪最初的几年，在报纸上，黄种称雄欧亚的梦呓，总是没完没了地冒出来。

在这种没影的梦呓中，中国开始了立宪的进程。感觉立宪步伐太慢而当权的皇族又不肯放权的时候，革命发生了，没有人肯为皇帝背书，于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美国式的民主制被移植到了古老的中国。当年的名记者黄远生说，当时的中国人有制度的迷信，认为只要共和的招牌被挂在中国的城头上，中国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制度迷信，背后是进化论的信仰，信到了迷信程度。

可是，到了人们迷信的制度开始运作的时候，麻烦来了。国人不懂选举，国会和总统选举看起来都像喜剧和闹剧。国人更不懂政党政治，不知道议会如何操作，国会、内阁、总统三家打架，墨盒乱飞，政令乱下。最后强人总统袁世凯用武力赶走了国民党，弄残了国会，驯服了内阁，让自己也变成了顶着总统招牌的独裁者。但事情到此并没有完，新生的民国即使走到外民主而内独裁的境地，依旧阴影笼罩，内忧外患未了。近邻日本乘一战之际，强逼袁世凯政府接受意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袁政府牛不喝水被强按头，头按下去了，合法性则受到严重损伤。国内的西南军阀依然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而为了征讨国民党被派出去的北洋将领，一旦有了地盘，也变得越来越不听话。各地的土匪盐枭，流民痞棍，蠢蠢欲动，活跃异常。一些地方的百姓，自辛亥革命起就抗捐抗税。没有了皇帝，底层社会不太把总统当回事，在“草民”那里，没有皇帝就意味着没有了王法。

把袁世凯称帝，仅仅看成是个人野心的产物，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在客观上，这是袁世凯和他的幕僚班子为了重树权威，重建合法性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最终能落到地上，明显受到了舆论的鼓励。当时的社会对民国的实践并不看好，不仅遗老遗少呼天抢地，就是一般百姓对民国也没有亲和感，生活没有改善，治安紊乱，一系列社会改良，从剪辫子到放小脚，引起的骚扰远比实惠要大得多。“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既是名士的牢骚，也是公认的现实。连中国政府的外国顾问：美国的古德诺和日本的有贺长雄，都表达了共和制度不适于中国的意见。只不过这种舆论导向在帝制热期遭逢中国特色的有意操控，变成了荒唐的“举国一致拥戴”。在最后关头，唯一有不同声音的《顺天时报》居然会被“大太子”袁克定私印了，送到他父亲的案头。看来，原来的政治信仰，又有点要抬头了。

袁世凯合法性重建的努力，不仅是称帝，还有传统纲常伦理的修复。在称帝前祭天祭孔的袁世凯，从传下来的照片上看，已经古色古香，俨然就是一个皇帝了，以皇帝的模样祭天祭孔，不仅仅是预备登基，更是昭示传统政治信仰的重建。像很多统治者一样，这种重建希望能是中外合璧，古今合一的。可惜，袁世凯高估了人们复旧情绪的能量，低估了进化论的魅力，尤其是这种信仰在社会上层和知识界的影响力。袁世凯重建权威的努力，给人的感觉只是复旧和复古，为新的知识分子所不喜。而背后废省设道、废督裁兵的后续政策，不止为外人西南军阀反感，也为自家占了地盘的嫡系北洋将领所不喜。袁世凯如果不称帝，那么他们的反抗可以视为叛逆，但称帝之后则可以变成堂皇的反复辟、反倒退，而反复辟是合乎进化论“公理”的绝对正当行为。

就这样，在称帝前看起来强大无比的袁世凯，称帝之后经蔡锷云南一呼居然土崩瓦解，像雪崩一样垮了台，连最亲信的人都离开了他，不得不吞下“二陈汤”（指原来拥袁后来反袁的地方军阀陈宦、陈树藩和汤芗铭），一命呜呼。

从此以后，复辟再也没了市场，昙花一现的张勋复辟只不过是北京政府府院内争中被成功利用的工具。直到国民党上台，人们一直忍受着国家的混乱和分裂，一边抱怨国家贫弱，一边天真地认为自家已经进步到了民主制度的台阶，就不能倒退，尽管这种已经进步了的国家和社会状态，看起来似乎一点也不好。但是，政治信仰中的纠葛，并没有消解。当政的武人，有点出息的，则一方面尊重共和体制，一方面强调忠孝仁义；没出息的，则除了搜刮民脂民膏、养小老婆抽大烟，什么都不想，什么也不信。

制度扦格

自打袁世凯从孙中山手里接过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之后，中国的制度就有了里外两种面目，第一种面目是军人专权的军国，第二种面目是民主体制的共和国，也可以说，军国其里，民国其表。北洋时期如此，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是如此。国民党自称党国，其实并不确切，国民党这个党，在体制中的作用，远远不及黄埔系为核心的军，因此依然是军国。

只是军国其里的体制状态，不见得作为表的民主体制完全不起作用。事实上，控制政府的军头们，自家虽然是军人，但并不喜欢“左也是东洋刀，右也是东洋刀”（袁世凯语）的状况，由于进化论的作用，对民主代议制度也有过期待。不见得这些军阀，就都不爱国，不希望中国的事情变好，如果民主制度能让中国走向光明，他们也乐见其成。只是，那个时代的制度中人，都操练不好民主，不单是军阀不行，政客不行，议员不行，连媒体记者和参与选举的老百姓也不行。

袁世凯死后，接茬当家的段祺瑞，其实在最初的一个阶段中，对国会相当尊重，也表现出乐意按规矩办事的姿态来。可是，他乐意守规矩，国会方面却不守规矩，国会专权成为那个时期最麻烦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恪守代议制的梁启超他们的研究系（具有强烈的英美留学生的色彩）乐于跟段祺瑞合作，废掉民元国会，重起炉灶，设计出第二届国会（即后来所谓的安福国会）的缘故。段祺瑞发现，如果自己老实地守代议制的规矩，就什么事都办不成，不守规矩，引入军人干政，施展权术手段，就一帆风顺。情势逼着军阀们不得不倒退着走，先是被迫倒退，然后是主动倒退。在第二届国会中，段祺瑞和徐树铮把自己的盟友研究系玩到半残。

在段祺瑞的皖系军阀统治时期，国会还正常运转，觉得国会不合作也只能是换一个国会，这个国会选举的时候固然有舞弊，但总的来说还有规矩。到了直系上台，曹锟想当总统，就直接拿钱买票，买了票还开收据。等到直系下台，奉系当家的时候，干脆就是军政府，张作霖做大元帅，连形式上的代议制都没有了。国民党上台，实行社会控制，军国体制贯彻得比奉系粗糙的军政府更胜一筹。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说过，在民主这个纬度上，民国政治是沿着下降线在行进。

尽管在下降线行进，但作为外表的民主制度依然起作用。当政者对于这个来自西方的制度还有相当的尊重，对于制度规定的公民自由还是允许的，虽然允许的程度不一样。北洋统治的多数时期，允许程度高一些，媒体骂政府，骂元首，尽管骂得很不堪，当政者也只好忍着。国民党时期宽容度要低一点，但依旧允许民间自己办报办刊，顶多新闻检查时，发现关碍文字，开天窗就是。杀记者的事，只有胡匪出身的张作霖才能做出来，连蒋介石这样的强人，对于跟自己唱反调的报人，比如《申报》的史量才，也只能采取暗杀手段对付，不敢公然封了人家的报纸，抓人入狱。对于教育，北洋时代基本上奉行政府不干涉政策，任由学校自行其是，因此，即便是国家办的国立大学，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都能得到保证，私立和教会大学自不必说；因此，这一时期有众多的“野鸡”大学，但也有不少一流的大学。国民党虽然推行党化教育，但在学校师生的抵制下，最多只取得表面的进展，安设一个并没有多少权力、且人人讨厌的训导处而已。

正因为如此，民国时期不仅文化艺术相当繁荣，而且思想文化和学术也有可观的成绩。高等教育有长足的发展，那时大学学术和人才的繁盛，至今令人怀念。其中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是这种繁荣最好的制度保障（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公然取消了人民“赤化”的权利，但在大学里讲马克思主义还是被允许的）。而这种制度保障，绝对来自于当政者对作为看起来似乎是表面文章的民主制的尊重。应该说，一个“虚体”的制度能发挥作用，外面有西方存在的背景，进化论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只要西方强大的现实摆在那里，这个影响力就总会存在。

话语吊诡

每个时代都会有主导的话语，民国初期的主导话语是“适者生存”，这跟进化论的信仰直接相关。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流行的主导话语变成了“劳动”和“阶级”，而后者最为重要。在“阶级”话语流行过程中，“劳动”逐渐退为“阶级”的辅助说明，自大革命始，“阶级”一统天下。

阶级是一个中国固有名词被赋予新意的概念，成为流行话语起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由俄国人送来的，具有强烈的列宁主义色彩。列宁主义的阶级概念，直接袭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稍有变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主要是针对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言的。所谓的无产阶级，实际上指产业工人，特别强调其跟大机器生产、所谓先进生产力的联系，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的动力。至于其他的社会阶级，封建主、农民等等，只不过是一些行将灭亡的社会残余，并不在理论的主体框架内。列宁面对的是落后的俄国，不大可能完全忽视农民，但在俄国革命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却始终是一种被改造的被动附庸。

阶级理论在中国，显然不能如此原教旨，因为中国的产业工人，实在太少，而且太没影响。阶级话语，是一种革命的工具，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用来区分敌我友的基本准则，因此必须有所变通，这种变通，是符合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真义的。

首先，中国式的阶级话语，强调了中国古已有之的贫富尺度，几乎所有的阶级划分都是以占有的资产来判定，越穷越革命，越富越反动，而马克思主义原意所强调的先进生产力尺度反而被淡化了。其次，强调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因素，第一号的反动阶级，首先是跟西方有联系的所谓买办资产阶级，而对其他阶级的分析，也刻意强调其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其三，革命的动力在悄然之中得以扩大，无产阶级的队伍扩军了，不仅有区区200万产业工人，还包括城市苦力（约300万）、农业无产阶级即雇农（约2000万）。虽然这些数目都是估出来的，没有经过调查，但这样的扩军，无产阶级队伍肯定扩大了许多。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半无产阶级”的概念，这些所谓的半无产阶级，包括半自耕农、半益农〔1〕、贫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这六种人加在一起，据说有一亿七千万之众。这样革命的动力，至少在人数上，就显得格外的强大，占了当时中国四万万人的差不多一半。显然，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这些人的98％以上跟先进生产力都没有丝毫关系，自然谈不上革命性。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特别提到了游民阶层的革命性，认为这些盗匪流氓“很能勇敢奋斗”，只要引导得法就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但是，毛泽东对学生的判断却很灰暗，认为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属于反动阶级，是革命的死敌，另一部分虽然属于中产阶级，但也会很快跑入帝国主义军阀的队伍里去的。

这种一直被实践的阶级话语，是不是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呢？被视为最革命的产业工人，在红色的合法斗争被镇压后，基本上丧失了革命的冲动，无论如何动员，如何强调革命队伍中的工人成分，革命队伍产业工人的份额还是越来越小，直至可有可无的境地。相反，被视为反动阶级的学生，倒是最有革命的积极性，即使在蒋介石政变之前，合法的工人运动期间，学生的积极性也远远超过工人。在后来的武装斗争中，尽管经过多次错误肃反的不公正待遇，革命队伍中的学生比例依然不可忽视。在后来的革命中，最有革命积极性的其实是游民和所谓半无产阶级，被划为农业无产阶级的雇农，倒往往沦为地主的“狗腿”和家丁，出来抵抗革命。

可是吊诡的是，这样的阶级分析，在革命过程中，的确起到了动员革命的作用。显然，阶级分析只是一种切割社会的工具，只要切得开，而且把革命搞起来，在血与火中行动起来的人们，自然就会形成巨大的对立和对抗，至于切得准不准，是否恰如其分，其实并不重要。阶级内涵的不准确乃至随意，乃是中国式的阶级分析的一个特色，但决不会因此而减弱阶级分析的动员力量。

另外吊诡的是，后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居于对立面的国民党人，事实上一直跟着共产党人使用阶级话语，也一样要打倒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和豪绅阶级。国民党的左翼改组派这样喊，国民党的主流蒋介石派也这样喊，连国民党的史学家陶希圣等人写历史，也遵行包含有阶级分析的唯物史观。大革命国共合作时如此，国共分手后斗得你死我活时也如此。话语被对手引领，从某种意义上是国民党最终败给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用国民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在宣传上总是占下风。敌对的双方使用同一种话语的结果，使反叛者的行为有了统治者赋予的合法性，最终方便了谁，不问可知。

结束语

民国的这三个面相中，进化论的信仰居于核心地位。军阀混战的政局，最终没有演成五代十国的武人跋扈、斯文扫地的局面，民主制度居然还能发生作用，关键是社会上层有这样强固的信仰，相当一部分武人其实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实行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他们也有这样的信仰。阶级话语的背景依然是进化论，只要有人能够成功地说服人们，有一种科学理论告诉我们，先进的人们属于最穷苦的某一部分底层百姓，只有他们才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那么阶级话语就可以起到改变世界的巨大作用。显然，在几千年贫富对立阴影不散，而且知识界具有传统的反智和民粹倾向的中国，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民国的这三个面相，不止是三种历史的面目，而是隐藏在那段历史深处的三种特性，只有揭示出这种特性，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和认识那段波谲云诡的历史。

在民主的下降线行进的民国政府

帝制结束之后，中国变成了民国，在名义上，共和制的招牌已经挂在了首都的城门楼上，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第一次建立了代议制政府。民国的前半段，人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从1912到1928年，差不多16年。这一段历史，类似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乱打群架的时光，今儿联甲倒乙，明儿乙联丙倒甲，后天甲再联合乙、丙、戊等一起倒己。南与北打，东与西打，一省甚至一区之内，几个小军阀忽而刀兵相见，忽而握手言欢。看这段历史，谁都头大，不仅头痛混战不已，民生涂炭，还头痛找不到头绪，连最好读的陶菊隐先生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往往几页就冒出来几十个人名，几场乱仗同时开打，乱哄哄，你未唱罢我登场，叫我如何认得他！

不过，如果粗线条的概括，民国北洋这段，从北京政府的角度上看，大体上是袁世凯4年，皖系4年，直系4年，奉系4年，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作霖依次各唱了4年的戏。这16年，虽然依王闿运的对子“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无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但细分起来，还是有分别。比较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这一时期的民国政府在民主制度方面，是沿着下降线行进。袁世凯时期，民国元年的国会是全国普选的，尽管农民们未必知道选举是怎么回事，大多数人实际上是由别人包办着投的票，但普选的形式毕竟在，人为操纵的痕迹不大；其实是各地的精英按照他们的意志，选出了他们心目中应该做议员的人（有的地方，人还在国外留学，已经被选为议员）。到了皖系上台，组织了安福俱乐部，操纵选举，结果弄出来一个安福国会。轮到直系出头，居然公开贿选，议员成了猪仔。冯玉祥联合奉系倒直，首先推出来的临时政府，居然连代议制机关都没有。接下来的奉系政府，干脆就是军政府，首领是大元帅。套一句俗语，黄鼠狼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时期，当政的都是军阀武夫，不知道宪政是怎么回事，就像民国的外交家顾维钧所说的那样，袁世凯对西方民主，缺乏起码的认识。袁世凯如此，袁世凯之后的“北洋团体”中的骁将更是等而下之。不过，事情还有另一面，虽然武夫不了解西方的代议制，更不懂民主是什么，可毕竟他们都是从晚清过来的，深知清朝积弱积贫的历史，明了若干年来中国学习西方的艰苦努力。虽然他们不了解代议制，不了解西方的民主制度，但这个制度的优越却是经过西方的“先生们”验证过的，即便在清朝的王公贵族最喜欢的帝制德国也有国会和宪法。他们吃过西方军队苦头，并且受过西式军事教育，其中有些人还有留学（德国和日本）的经历，至少知道他们所效法的西方称雄世界的道理。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武夫实际上对风靡知识界的进化论也略晓一二，他们对当时堪称时代的意识形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从心底里服膺的。就当时而言，西方的制度就意味着进步，意味着进化的方向。所以，不了解代议制，不明白民主制度，不意味着他们会完全不理会这个制度，不希望尝试按照这个制度操作一下，好让中国也强盛起来。我们所说的北洋军阀，其实是中国人学习西方推行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他们不见得都是我们教科书所说的卖国贼，至少，也有希望中国好起来的愿望。所谓的“北洋团体”中像张勋这样的人是少数，而且属于团体的边缘人物（不是北洋军事学校出来的人），其他的人，即使对共和并不热心，也不至于公然开倒车。所谓的袁世凯复辟，他的帝制其实并没有取消代议制，打的主意是君主立宪制。反过来也可以理解，尽管中国进入共和政体以来，国家之混乱、国势之衰落比之晚清有过之而无不及，可复辟却总也实现不了（包括强人袁世凯所尝试的看起来仅仅退了一小步的帝制），反对者中最有力量的还是“北洋团体”的军人们。进化论的魅力，在那个时代，显然不是其他什么力量可以抵消的。

但是，在这16年中，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种场景，每当这些武夫打算尊重代议制的时候，跟国会往往很难处理好关系，处处是坎，冲突不断，什么事都做不成。当他们抛弃了对宪法和对国会的尊重，实践起他们一向熟悉的权术操作、军人干政时，则到处绿灯，诸事遂顺，想干什么往往就能成什么。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现实，但的确是现实。

当袁世凯尊重宪政的时候，民元的国会选举他没有干预，甚至没有利用自己的行政资源，对自己所期待的政党施以援手，眼睁睁看着同盟会变的国民党取得优势，成了国会具有绝对优势的第一大党。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步履维艰了，面对辛亥革命后各地乱糟糟的局面，遍地民军，遍地军政府，土匪、帮会横行，中央政府统一财政，削减民军，整顿地方，一样也做不成。最后袁世凯动武了，大兵一到，反抗的国民党势力土崩瓦解，领袖和骨干出国流亡。更损的是，袁世凯派人化装成“公民”，组织“公民团”包围国会，逼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居然这个国民党人占多数的国会还就真的把他选成了正式大总统。吃硬不吃软的政治现实，逼得北洋军阀走回了老路。

既然做君子不如做小人甚至做流氓，那么索性就流氓做到底。坐上正式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干脆以收缴议员国民党党证的方式，把国民党议员统统赶走，迫使国会因不够半数开不成会，然后自己一家说了算，连刚刚的盟友进步党人也一块涮。然而，接下来，他进入了自家统治的最高点，秩序稳定，改革前进，一些非北洋系的地方军人也开始被收抚，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很有起色。若不是日本趁欧洲列强忙于世界大战之际，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让袁世凯做不起人，出现了合法性危机，一切看起来很是不错。当然，真的把袁世凯毁了的还是他的帝制“改革”。这一招不仅没能实现他加强中央权力的初衷，反而给了那些原本在他“削藩”过程中惴惴不安的地方势力以反抗的借口，一个合乎进化论意识形态的最好借口。送了他性命的“二陈汤”（原本是他亲信的四川督军陈宦、陕西督军陈树藩和湖南督军汤芗铭都宣布独立反袁），本是自家从药店买来的。

同样，接下来统领北洋团体、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祺瑞的遭遇也是如此。当身为国务总理的他，尊重民元国会，尊重民元约法的时候，几乎寸步难行，处处掣肘，跟国会以及虚位的总统黎元洪的关系越来越僵，直至最后决裂。当他玩阴谋，耍诡计，煽动督军团干政，最后利用张勋赶走黎元洪复辟帝制、把逊清的小皇帝抬出来的时候，反而左右逢源，连黎元洪都再次委任他为国务总理。组织讨逆军，杀回北京，他成了“再造共和”的大英雄。成了英雄之后，接受前段时间府院之争的教训，段祺瑞开始组织选举听话的国会，从日本弄来的西原大借款多半养了自家的私家武力参战军，少部分堆出来一个安福国会，选出一个乖巧的听话总统徐世昌。从此，政治强人段祺瑞要什么有什么，再也没人挡道。

段祺瑞最后栽就栽在武力统一的策略上。武力统一南方，在用武过程中消耗掉同属“北洋团体”的直系力量，借刀杀人，一石二鸟。直系的吴佩孚卖力打下了湖南，但湖南督军却给了只知道捞钱的张敬尧，只因为张是段的亲信，而立下大功的吴佩孚只许在湘南前线拼命。段祺瑞算盘打得不错，但谁都不是傻子，包括吴佩孚的“主公”、人称曹三傻子的曹锟。结果是，武力统一变成了北洋火并，直系从湖南前线回师北上，段祺瑞花大钱养的少爷兵敌不住吴佩孚，天下从此变了颜色。

皖系倒台之后，有一个直系和奉系共同当家的时段。在这个阶段，占了优势的直系调子唱得很高，对宪政看起来相当尊重，不仅民元国会重开，连黎元洪都再作冯妇，重回总统宝座。可是，一旦奉系被驱逐出关，直系一统北京政府之后，曹锟就公然搞起了贿选，早就堕落成政客的民元国会议员也相当配合，3000元一票、5000元一票地把只知道写一笔“虎”字的曹锟，选成了民国大总统。连选总统都可以收钱投票的国会自然做不起代议机关，国会从此废掉。北京政府，进入了曹锟要钱，吴佩孚专权的时代。

直系的垮掉，跟内部分裂有关。一方面是吴佩孚个人专权，排挤同一系统的其他将领，尤其是直系的另一员骁将冯玉祥。一方面也是由于吴佩孚民族主义的高调唱得太高，上去下不来，阻碍了北京政府靠出卖主权换取借款的途径，导致中央政府财力枯竭，机关干部和军警一起上街游行讨薪。财力有限，难免就分赃不均，吴佩孚自家的嫡系还能保障供给，而别的人，尤其是没有地盘的冯玉祥就只好闹穷，转而接受直系夙敌奉系的资助。一旦直奉开战，冯玉祥倒戈自然不可避免。原本旗鼓相当的直奉，打得正激烈的当口，直系一个方面军回师倒戈，抄了大队人马的后路，吴佩孚再硬也撑不下去，于是，奉系入主北京政府的时代开始了。

当然，奉系时代的序幕，有一个国民军和奉系共同当家的过渡，此时的临时政府，又抬出了段祺瑞。段的头衔是临时执政；执政府根本没有立法机关。接下来的奉系政府干脆就是军政府，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做了大元帅，代议机关连形式上存在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奉系统治的四年是北洋时期最黑暗的时期。不仅连形式上的代议机关不复存在，连起码的言论自由也遭到封杀。敢言的记者被捕杀，民国最有名的两个名记者邵飘萍和林白水都死在奉系军阀手里。学生的游行请愿也遭到军警射杀，著名的三一八惨案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样的事情，也只有在奉系的天下里才可能出现。北京的教育界，一向独立，由专家教授治校，但奉系上台之后，派人接管，说是教员的薪水不再拖欠，但必须听话，如果不听话就军法从事。张作霖的名言：管你吃，管你穿，不听话怎么能行？汉高祖刘邦约法三章，我只一章，不听话就枪毙。

后来，由于小张（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一白遮百丑，结果父藉子贵，连老张（张作霖）的种种，包括做土匪打家劫舍，也变得很是正面，实在是历史叙述的滑稽。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中央政府在下降线上行进，其他地方也如此。南方政府、非常国会也一样卷在阴谋、暗杀、军阀恶斗之中难以自拔。孙中山骂南北军阀一丘之貉。湖南的赵恒惕、广东的陈炯明提倡联省自治，省宪倒是做得像模像样，可是基于省宪的自治却都谈不上，还是有枪的说了算。

从骨子里讲，北洋时代跟中国历史其他历史阶段出现的军阀统治时期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唯力是恃、武力崇拜。整个社会进入一个武化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有的调节机制受到很大破坏，暴力手段受到最多的推崇，枪杆子成为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物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际上是湖南一个文人出身的军阀谭延闿总结出来的，很形象地揭示了这一时期政治的真谛。

然而，这一时期的政治跟东汉末年和五代十国时期又有不一样的地方。这时的中国，已经被西方拉入了他们的世界体系，军阀政治无论在操作手段上多么的传统，但毕竟摆脱不了现代性的印痕。中国农民，在闹义和团的时候，对洋枪洋炮还相当的陌生，想拥有，但拥有了却不会使用。可是经过军阀多年混战、兵变为匪、匪变成兵的战争习染，农民对西洋火器的熟悉程度实现了质的飞跃。招来农民稍加训练，就是兵，当兵也成为很多地区农民的一项还算不坏的职业选择。

更令人悲哀的是，这一时期的知识界不但没有阻止政治的下滑，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学界的主流政治意向只在两个方面特别的活跃，一方面依然沉醉于“根本解决”的方案，当发现制度改变没有能改变中国的时候，就把努力方向投向伦理和文化改造方向。新文化运动本身倒无可厚非，但知识界寄托在其上的政治理想不仅过于沉重，而且模糊了政治变革的真正方向。另一方面，某些知识精英又对好人政治、贤人政治有过多的幻想，甚至希望托庇于某个好军阀，借助军事和政治的强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这一时期虽然也不乏留学西方、专攻宪政和民主的学者回国，但就总体而言，西方民主宪政理论的研究在中国并无多大起色，即使在学界也没有多少声音，学界丧失了对政治的理性思考的能力。

北洋时期这种沿下降线行进的政治演进，值得后来的人们认真地思考，在政治的台前表演的军阀武夫们不见得都是白鼻子的丑角，也不见得都是背后受帝国主义列强牵线操纵的木偶。中国政治从代议制逐渐演变为军事专制，最后变成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党治和军事专制的混合，道理何在？绝非一句转型期的特有现象可以说清楚。

历史从来都是复杂的，北洋时期纷乱的历史就更加复杂。这个复杂，蕴含着机遇，一种可以解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现代化转型迷局的机遇；但愿，当我们再次面对北洋历史的时候，不要再放过了。

失败的自治和必须正视的难题

1920年代初，自治运动中的湖南在毛泽东笔下叫做“湖南共和国”。一度相当热闹的“联省自治运动”，在湖南自治运动的时候，达到了高潮。湖南推出了自己的省宪法，在全省范围认认真真地实行省议会选举，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农村的选民们未必真的明白选举的意义，多数人也未必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投票，但选举的竞争却是实实在在的。执掌湖南大权的军人，以省长赵恒惕为首的一干赳赳武夫，心甘情愿地让出权力，硬着头皮接受议会和媒体的监督。一时间，一省规模的议会政治在湖南搞得有模有样。

然而，好景不长，湖南的自治还没有搞出名堂就在内外夹击下流产。它只在历史留下了一个话柄：以联邦制为特征的制度实践，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联邦制，或者说当年的联省自治，换到中国的语境，就是一个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说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总是一放就乱，一收就死；但是中国这个大，地区差异之大超过欧洲各国之间的分别，不想一个办法解决地区差距和政策一统之间的矛盾，在制度上，总是麻烦，有时甚至会导致致命的危机。1920年代的联省自治主义者，其蓝图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美国的影子。他们认为，美国成功地既兼顾了各地的差异，又保持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所谓强地方和强中央的强强联合。他们搞联省自治，目的就是要使中国变成美国那样。在他们看来，一个实行共和制的中国是唯一自强之路。

但是，问题是这种制度实践的当口，中国恰好不存在一个强中央，现实是各地军阀割据，北京的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政情中，中国的各个地方，已经存在事实上的独立，中央政府不过是个名义政府而已。虽然，有心问鼎中原的军阀都幻想武力统一，只图自保者则倾向维持现状，但国家事实上的分裂却一直保持着。这样的现实，显然与清末以来醉心西式政体变革人们的初衷相悖。而对联省自治感兴趣的都是那些力求自保的地方军阀，尽管他们的主观动机未必仅仅是给自己的割据披上一件合法性的外衣，但他们既行的割据现实却大大削减了自身行为的可信度，让联省自治从一开始就蒙上受人质疑的阴影。反过来，那些醉心联邦制的学者，也只能依托那些有志于此道的军阀，否则，所有的设想都只能是纸上谈兵。

所以，尽管联省自治的设想不无见地，而且热衷于此道的军阀，诸如陈炯明和赵恒惕等人也不乏保境安民和制度变革的良好愿望，但是，他们的实践却一直被人诟病。由于这个实践紧接后来的国民革命，在革命话语中，两位都不折不扣地成了反面教材，因此堕入万劫不复的历史深渊。

当然，即便联省自治主义者当初没有碰到如此的尴尬，他们的联省自治也未必能够真正实现。外部的环境不允许，外部的压力已经相当大，就像陈炯明难以克服孙中山的反对，赵恒惕的挚友吴佩孚也是湖南自治的死敌；但是内部的离心、地域的歧见同样难以敉平。陈炯明的势力来源是惠州，只要他当家，来自珠三角和琼州的势力就不服帖。同样，同一个湖南，湘北、湘南和湘西，相互之间，地域文化差异之大，不啻两个省份。在湖南的自治过程中，赵恒惕费尽心机，也难以摆平各地军阀，尤其难以对付来自湘南的唐生智，以至于不得不出兵湖北，为省内的军队寻找粮饷之地，结果很严重地伤害了自治。而自治的最后结束，也是和湘南的唐生智决裂的必然结果。湖南的自治，最后在南北两大势力夹击下，分裂成拥南和拥北两块，刀兵相见。一个以和平建省为目的的制度实践，却以最悲壮的战争悲剧落幕。

即使仅仅从技术角度看，联省自治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省”这一级行政单位实在不适合自治。民国时期的省是从元代的行省演化而来的，虽然规模比元代的行省为小，但基本上袭承了行省的架构。自秦朝在全国推行郡县制之后，虽然历代的行政区划一直在三级和两级制之间徘徊，但早期“郡”的影子却一直存在，一个郡，大体上就是一个经济文化单位，同郡之人则意味着享有一个“郡望”，属于地缘关系很近的小同乡。元代的行省，其设置主要着眼于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行中书省，性质上等于是几个中央政府的分部，地域划分不仅不考虑同单元之内的经济文化联系，反而要割裂之，同时，有意将一些根本不同的经济文化单元人为地捏在一起。这种毛病在民国时期的省份依然存在，比如长三角地区，分属浙江、江苏、安徽三省和一个特别市，而江苏南北视同水火，安徽则被江、淮分成三个部分，差距巨大。类似的问题，几乎在每个省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实行自治，即使没有外部阻力，仅仅内部的分歧，就难以对付。

从另一个角度说，省这一级行政单元也实在过于庞大，某些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省，自治起来，很难保证它不走向独立，仅仅从规模而论，就让人，尤其是那些对分裂比较敏感的人不放心。

不过，跟人们的一般看法有异，秦统一之后，中国实际上存在过事实上的地方自治，强中央和强地方共存的局面也不是没有过，比较典型的是西汉。西汉初期实行的是分封和郡县共存制度，但很快封国就变成了事实上的郡。地方的郡国，所拥有的权力之大，跟现今联邦制内的state，几乎没有什么两样。郡国负责人不仅有辖境的行政权，还可以自行聘任大部分官吏，拥有人事权，而且拥有郡国军队的统帅和指挥权，以及境内的司法权，对于境内绝大多数案件（除了某些实在拿不准的疑难案件），包括死刑判决，都可以自行决定，先斩后奏。比起现在美国的州来，当时的郡国情况类似，只是最高负责人不是民选的，而由中央政府任命，而且每年需要“上计”，到中央汇报境内的各种情况，完成钱粮上缴任务。

袁世凯的“选举”

“选举”这个词，在中国古代指的是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到了近代，由于日本人的掺和，才变成了今天这种投票选领导人意思。所以，当西方政治意义上的选举在中国落地的时候，大家一时间都不习惯，选举人怯怯的，被选举人慌慌的。1913年10月6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民国第一个正式总统，就是这个样子。

其时也，袁世凯已经打垮了国民党的武装反抗，势力达到顶峰。除了少数国民党精英之外，全国上下无不视袁世凯为收拾残局，使中国导向安定的唯一强人。后来袁世凯称帝时的反袁英雄，蔡锷、梁启超等人，此时都在为袁甘效犬马。国会中，虽然国民党议员近半数，但民初的国民党原本就是为了选举拼凑起来的杂烩，真正对袁世凯有点想法的死硬分子此时死的死，逃的逃，逮的逮，剩下的基本上都是安分守己之辈，心里早就对袁世凯服软了。服软的标志是国会的程序改变，按西方的规矩，国会应该是先制宪（制定一部宪法）后选总统，断没有颠倒过来的道理。但袁世凯为了早点登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非要先选总统后制宪，国会居然答应了。为了选总统，先炮制出一个本应属于宪法一部分的“大总统选举法”，投票通过。选举按照袁世凯的意愿进行，而且几乎等于是没有竞争对手。按道理，到了这个份上，袁世凯对总统的归属，应该放心了，可是，不。

1913年10月6日这天早上，国会两院议员们的屁股刚刚在椅子上坐下，就发现国会外面来了黑压压一大群人，把整个国会大楼围得水泄不通。来的人号称“公民团”，个个进退有据，号令严整，腰板笔直，分明是换了便装的军警。“公民团”的人数，据当事人说，有几千或上万。人虽多，但大家嚷出来的却是一样的话，那就是：如果今天之内议会不将国民期望的总统选出来，就别打算离开国会半步。就这样，在“公民团”的重重包围中，议员们开始投票选总统，第一轮袁世凯没有达到法定的3/4多数，第二轮还是如此，不得已要投第三轮。这时候，天色已晚，议员们一天滴水未进，渴饿难熬，最后实在撑不住了，总算是把袁世凯选成了总统。当他们被放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了。

事后研究表明，依袁世凯当时的实力和威望，如果不派“公民团”来霸王硬上弓，估计他老兄第一轮就当选了。“公民团”的强买强卖，反而激怒了部分议员，故意捣乱，才要投上三轮（在大家感到很不舒服的情况下，最后还是妥协了，可见没有什么人真的想和袁世凯过不去）。不过，尽管如此，就算袁世凯事先已经知道大家会选他，他还是会派“公民团”的，因为操控选举是每个独裁者、或者有心做独裁者的习惯。不操控就不能安心，哪怕操控的手段笨得像蛮牛，哪怕留下千古骂名。在中国，没有人会竞选，大家只习惯操控。

好在，袁世凯以后的统治者学得聪明了，这种牛不喝水强按头的把戏很少玩了。段祺瑞是从议员选举开始操控，选出来的议员大部分都在他的俱乐部里吃喝玩乐领补贴。曹锟则买选票，每票5000大洋。

关于选举的乱弹

一人一票的选举（vote）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西方人研究政治，不说则已，一说就是选举。说来惭愧，中国人虽然从辛亥革命开始就引进了西方民主制度，说到选举，基本上还是一笔糊涂账。大学里一群教社会科学的教授，为了评职称投回票，居然为个如何计票问题争上半天。每逢人大选举，虽然投票站的大标语上写着“投票选举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前来投票的人，大抵都会按照组织的意图划圈，多数人连票上的排名次序都不会乱。如果有人胆敢出来当独立候选人，不仅组织上头痛，连选民也会觉得太无组织无纪律了。

选举在中国的语汇里，是选拔官员的意思，多数时候意味着考试。各种正史里都有选举志，内容都是选拔官员的制度和相关事宜。这种选举大体上是自上而下，顶多在察举制度的年月参考一下士大夫的舆论而已。这跟西方所谓的选举（vote）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中西概念的互译，在这里达到了一个混乱的顶峰。

既然国人脑子里从来没有投票选举这回事，所以一旦投票选举落到自家的头上，难免会莫名糊涂，弄不清上面的当政者到底要干什么。民国元年第一届国会选举，就是在这样的糊涂之中进行的。有资格投票的人不多，占人口比例的十分之一左右，但是多数地方的票都是按组织者的意图投的，没有多少人把自己手上的票太当回事。有资格有名望的人，往往缩头缩脑，不肯出来竞选，很多有名的绅士就这样拱手把议员让，不，实际上是推给了一些到日本混过的革命党人。这也是为什么这次国会选举，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在把政权都交出去的情况下，依然取得了选举的大胜。如果当时的人们知道这届议员在后来的历史中如此风光，不仅可以在议会上飞墨盒、骂部长、下班吃馆子、逛胡同，而且经常是被人争夺的对象，直到1923年轮到曹锟想过总统瘾了，还可以一票卖五千大洋，肯定肠子都悔青了。

不过，到了1918年第二届国会选举的时候，情形大变。绅士们发现，原来做国会议员，有如此多的好处，而上面的若干政治势力也觉得操纵国会是件非常必要的事情，于是，竞争开始。上面是梁启超、林长民等人的研究系和当家的军人集团皖系军阀在争，下面是各个绅士在抢。两家原来在张勋复辟的时候合作过，但到了选举的当口都当仁不让。都说梁启超一支笔独步天下，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毛锥（笔）还就是敌不过毛瑟枪。段祺瑞的智囊徐树铮一手组织安福俱乐部，招待一群人吃喝玩乐，伴着嫖经赌经，就组成了依附于军阀的政党。于是下面的竞争，就变成了谁可以赢得安福俱乐部的欢心。

小徐（当时人称徐树铮为小徐，徐世昌为大徐）是当年纵横捭阖的高手，一手软一手硬，硬的一手是指使各地军阀直接操控，务必使安福俱乐部的人当选，什么招都行——最笨的如安徽的督军倪嗣冲和湖北督军王占元，干脆打开票箱换票。软的一手是收买选票，市场交易。当时的北京政府跟日本关系变好，因此得到大笔的借款，这些借款相当一部分经小徐之手用在了贿选上。初选投票人多，每票含金量不高，几毛乃至几分钱就可以买一票，一般不是跟选民直接交易，找到地方领袖人物，按选民人头数给钱就行。复选投票人数少，价格飙升至上千元，特别精明的投票人还有办法除了拿钱，吃喝嫖赌全让买票的人买单。当然，有的时候，行情也会变，如果把持选举的人发现票数已经达到当选比例，剩下的投票人手中的票就一钱不值了，因此，卖票的人也不能过于矜持，讨价还价，见好就收。有的地方买票的人特别精，在投票之初就放出风来，说是买到某个数额就够了，剩下的不买了，沉不住气的投票人一恐慌，很便宜地就把票卖了。买票人（都是小徐在各地的党羽）就可以落下一大笔经费，放进自己的腰包。

民国的北洋时期，政治势力操控最少的要数联省自治运动中湖南省议会的选举。即使这样的选举，也一样有贿选，选民也是既不知道怎么去投票，也不知道怎么卖掉自己的选票。买票的人还是通过地方的领袖，比如宗族的族长，或者地方的乡绅。有的大乡绅可以控制很多宗族，一笔交易下来，斩获甚丰。不过，也有的宗族里面明白人比较多，不肯轻易让族长发财，开族内会议，要求把票统一卖给出钱最多的买家，卖得的钱则作为宗族的公共财产，用于族内的公益事业。

最为乏味的选举，当属国民党当政时期1947年的所谓行宪国大选举。整个由国民党组织操办，多少名额给党内（国民党），多少留给友党（如青年党、国社党），多少给社会贤达，都事先有组织规划，到时候按计划进行就是，基本上没给地方人士多少挣银子的机会。选举走到这一步，也就没看头了。

投票选举，前提是选民得有权利意识，个人主义固然好，家族主义也差强人意，只要能意识到自己或者自己所在的一个群体，投票选出的那个人在今后的政治生活中可以对自己和自己所在的人群有好处，那么，选举才会像样一点。

选举在近代中国底层社会的工具性悖论

一人一票的选举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在引进西方制度的同时中国自然也引进了选举制度。比较而言，同属西方政治影响的东西，政权下移最合中国人的心思，因此做得最彻底，文官政治次之，人们也能认可。议会政治就比较麻烦，无论如何都搞不好，不是变成议会专制，就是废掉议会。议会政治难以落地，最关键的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在中国难以落实。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伦理本位和集体本位的国度，其文化的基因里就没有选举这回事。对于过去的中国人而言，所谓的选举就是选官，就是科举考试，根本就没有投票的概念。相对于民主政治，传统中国社会倒是有协商这个概念，但协商每个人的发言权是不一样的。集体本位的社会离不开权威，因此，即便是协商，也是依据每个人地位的不同，有不同的发言权。地位低的人意见要想被采纳，必然要有地位高的人力挺才有可能。

当然，没有概念的事物，不见得就完全没有办法引进。但是问题是，西方制度被引进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的，人们无非是借助这个看起来很美的工具来实现富国强兵的夙愿。这里，民主没有文化的内涵，更没有价值的意义。在这种前提下，选举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往往呈现出很有意思的面相。

凡是选举，就不可避免地要跟底层社会打交道。中国自辛亥革命实现政体变革之后，北洋时期搞过两次国会选举：民元国会和安福国会。某些地方军阀，也推行过联省自治，搞过地方议会的选举。国民党则搞过行宪国大选举。这些选举，无论动员力度大小、百姓参与程度高低，基本上都是为了完成上层政治某项任务的工具，老百姓不仅难以借此实现民主政治的启蒙，甚至可能效果恰恰相反。

所谓集体本位，意思就是一个群体中一般成员的意见是通过这个群体的精英来表达的，而伦理本位则表示，所谓的精英只能是群体伦理关系中处于高位者。因此，在民元国会选举中，虽然中国人还没有学会买票贿选，但一人一票的选举，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每个选区的投票差不多都是体现本区域精英的意志。所谓选举，不过是工作人员抱着票匦四乡走一圈，然后按照选民册代填选票而已。候选人不知道用政见讨好选民，主导选举的地方精英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选出合乎地方需要的候选人，因为即使是地方精英也不懂选举和自己社区日后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推出他们认为合适的人而已。民元国会选举，国民党之所以大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地方精英看来，国会是革命之后的新鲜事，而新鲜事就得跟革命沾边的人来办，因此，跟革命有关的国民党就占了便宜。显然，这并不意味着国民党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然而，当选举接着进行下去之后，买票贿选的本事，中国人也学会了。这么一来，选举在底层社会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选票需要买了，买的时候基本上是一群一群地买，只要买通一个地方精英，那么这个精英能控制的地方的选票就都是自己的了。而地方精英的行为也分成两类，一类借选举为自己牟利，买票的钱都落入自己的口袋，只要他能压得住茬，一般也不会出现乱子。一类比较有公益心的精英，往往会把选举当成为自己群体谋福利的一次机会。比如很多南方的宗族就开会议决，本族的选票一定要卖给出钱最多的候选人，而卖票所得一律作为宗族的公产，用于宗族公益。当然，如果有政权的干预（一般都是掌权的军阀），价钱上可以优惠，但必须有其他条件作为交换。这就是为什么在安福国会的选举中，原本觉得自己在人望上占优势的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会大败给仓卒组建的安福俱乐部，只得了区区二十几个席位。因为安福俱乐部背后有军阀政权的支持，在政权和金钱两种资源上，研究系都没有优势。

军阀政权利用选举组织国会，为自己的政权提供合法性，但底层社会却把选举变成一次相当纯粹的市场交易。事实证明，双方在当时的条件下，都达到了理性选择前提下的利益最大化。

1947年国民党行宪国大的选举，跟此前的选举有所不同。由于国民党政权有点全能主义的味道，因此动员能力和社会整合能力都比北洋政权要强很多。其党、政、军、警、特在地方上还是很有力量的，政权对社会的渗透也远非北洋政府所能比。但是另一方面，毕竟经过了现代政治几十年的洗礼，二战胜利使得民主国家的声望空前提高，某些城市居民，尤其是知识水准比较高的居民，民主意识有所萌发。人们初步意识到了选举与自己生活的关系，只是这类人实在太少，对选举大局构不成很大的影响。同时，我们看到，由于战争的破坏，原有的乡村精英控制能力有所减弱，从前选举的买票方式，有的时候，往往会出现问题。

因此，此次国大代表的直接选举，更多地表现为国民党国家机器在地方高度动员的局面。尽管在选举之初，国民党为了防止代表变成清一色的国民党员，曾经力图通过地方协商，尽量保证某些无党派人士，尤其是青年党和民社党等附和他们的“民主党派”成员占有一定的比例。国民党事先就把这个比例通告给这些小党。然而政权机器一开动，地方上担心的却往往是自己人的比例不够，难免动员过度，最后使得小党和无党派人士纷纷落马。国民党中央又不得不出来纠正，结果原来当选的人又不干，演成很多选举纠纷。

这种政权体系动员下的选举，已经演变成完全意义上的政权工具。参与选举的底层民众，既不可能得到选举自己的代表的好处，也得不到卖票的利益。选举，只是上层政治的工具，民主跟老百姓依然距离很远。

中共在自己的历史上，最认真的选举实践，是在抗战时期推行的基层选举。在整个抗争期间，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由于选举的实行，为中共赢得了很大的声誉，很多国统区的民主人士以及外国朋友，凡是到过根据地的，都盛赞根据地的民主。相形之下，国民党治下的国统区，反而背道而驰，不仅没有选举，而且一度提倡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政策，跟根据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显然，在抗战时期中共推行的选举，从选村长到选边区参议员，都是相当认真的，基本上看不到背后操控的痕迹。由于中共对于底层社会超强的动员能力，因此根据地每年进行的“大选”（这是当时根据地的通行叫法），底层民众的参与度，绝非此前任何一种选举所能比拟。也可以说，这种选举，基本上实现了底层民众真正有热情的参与。很明显，不能把根据地的选举，简单地视为做给外面人看的政治秀。选举，对于中共而言，有着切实的工具性考量。

中共根据地的选举，是从拔除国民党基层政权入手的。中共的敌后根据地，本是利用日本军队入侵，国民党军队后撤造成的空隙而建立的。虽然军队的撤退，很多国民党县以上的政权随之撤走，但大部分地区，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却还存在。如果用武力驱赶这些基层政权的人员，虽然不是不可以，但在法理上却未免有些理亏，或者说，不符合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于是，中共想到了选举。

自从清末新政推行地方自治以来，留在乡村的地方精英实际上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越来越踊跃地进入到县以下的基层政权中，另一部分则跟从前一样待在政权之外。一般来说，乐于进入政权的精英，往往属于劣质化的那部分，随着军阀割据的政局演变，劣质化的精英还有武化的趋向。这部分的精英的种种作为，从根本性改变了传统乡绅的行为模式，用杜赞奇的话来说，就是以掠夺型经纪取代了保护型经纪。这种比喻虽然可以商榷，但劣质化的精英凭借政权之便行为不端，是可以肯定的。事实上，他们的行为也引起了另一部分恪守传统模式的精英的反感。因此，中共只要组织选举，原来国民党基层政权的精英的下台，是必然的。推倒这部分政权精英，也因此创造了中共跟另一部分传统精英合作的基础。最关键的是，这种打着地方自治、民主选举的“改朝换代”，国民党中央政府明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却无法明令反对。

尽管基层换成了自己人或者自己满意的人，但是从此以后，根据地的选举却一直坚持了下来，除了遭遇日军的“扫荡”，几乎每年一次。应该说，这种基层选举，中共组织得非常认真，其针对大部分不识字的选民创造出来的“豆选法”，简单有效，广为推行。在选举技术上，虽然算不上是秘密投票，但比起后来的举手表决，还是不错的，算得上是无记名投票；在保密性方面，至少被选举人是不太容易弄清到底谁没有投自己的票。而且在选举实施过程，中共党组织一般都不公开出面，即使组织也是在幕后进行。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并不强求自己属意的人选一定要当选，只要被选上的人他们能接受就可以。

一般来讲，在农村环境里推行选举之初，那些传统的精英被选入参议会、参加基层政权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农民是个需要精英代表的群体。现存的精英，只要道德上说得过去，农民习惯让他们来出头露面。但是奇怪的是，选举推行几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老的精英当选出现了麻烦，基层政权开始向清一色中共党员方向发展。以至于中共中央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硬性规定“开明士绅”名额的方式，即所谓“三三制”，来保证传统精英的份额。在当时的情形下，传统精英在政权中的地位需要硬性的制度保障。也就是说，实际统治乡村社会上千年的传统精英，即使在从清末到北洋再到国民党政权推行政权下移的过程中都没能丧失的地位，在中共的基层选举过程中居然被成功地边缘化了。

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变化，基于几千年传统和文化的乡村权力结构，用这种方式颠覆显然比用简单的暴力推翻要有效得多。到了抗战胜利，中共实行土地改革之时，只有在新解放区乡村精英才有可能组织一些反抗，而老根据地精英们则只能束手待毙。在多年的选举中，农民最明白的只有一点，就是多少年的文化威权、传统权威，都可以用手里那粒用来当选票的豆子来推翻，他们也就真的给推翻了。显然，这推翻和颠覆的，不仅仅是些精英，而且还有精英背后的传统权力结构以及文化的结构。但是，推翻之后，并没有人给他们一个新的东西。对于民主政治，他们只是学会了投票，或者说习惯了投票，但却没有起码的权利意识、人权观念，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也自然不懂得尊重他人的权利。这种选举，没有民主的文化，也没有民主的价值观。在土改过程中，中共为了发动群众，往往采取放任鼓励农民随意行动的做法。在这“群众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氛围中，许多地方出现这样的现象，对于那些大家一时决议是否要处死的有争议的人，人们会采取投票的方式来决定，还是豆选，往碗里投豆来选择，一个生碗，一个死碗，哪个碗里豆子多，就按照碗上的标签来行事。如果死碗里的豆子多，那人就必死无疑。

当选举仅仅是上层政治的工具时，这种选举如果仅仅是装装样子，跟底层社会具体的人关系不大，不会对底层产生多大影响；如果这种选举真的在深度动员下进行，推行得越久，底层政治就越是畸形。

注　释

〔1〕半益农，是毛泽东的提法，指那些具有自己农具和耕牛的佃农。

第四章　花业、粪业及其他

黑社会以下层社会的执法者面目出现，在很多场合充当裁判。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需要某种秩序，都有人在寻求公道，如果政府失职，那么自然会有替代者。旧中国的种种乱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此。

选举与美女经济

晚清的国门虽然被人打开了，西器、西俗和西学渐次东来，但中国人对于西方现代政治意义上的选举（vote）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能理解，任凭先进人士怎样启蒙，大家就是不开窍。在所有能识字作文的国人眼里，选举是考试，不是投票，得选与否，一看自己的发挥，二看考官的眼力，跟其他人没有关系。所以，尽管先进人士一个劲儿地说西方选举政治的好话，而且搞选举的西人一个劲儿地打我们，但是国人还是在一个劲儿地操练自家的科举，甚至当西方人打进来的时候，还幻想人家也跟我们一样开科取士（曾经传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干过这事）。

不过，近代以来的世界毕竟是西方的世界，体系、规则、座次都得由人家来定，然后把你拖进来摁到某个位置上。被拖的民族或早或迟都得接受人家的规矩，包括名词概念。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和识时务的能力都不差，只因为国家太大，资格太老，架子放不下来，耽误了太多的功夫。好在中国人毕竟聪明，当我们被西方的好学生日本人教训了一顿之后，终于肯放下架子学习了。

上海是晚清中国新鲜事的集散地，各地的中国人，都跑到这里来见识洋人洋事，吃西餐，坐四轮马车；而住在上海的人也什么事都敢做，玩回力球，做买办，讲一口洋泾浜英语，甚至投票选举也敢一试。

不过，上海人最早的投票不是选政治领导人，而是选美女。十九世纪末的上海，是个“繁荣娼盛”的年代，从街头的流莺，到书寓的校书，莺莺燕燕，成千累万。妓女多，文人也就多。那是个文气未消的时代，即使是青楼也要讲究一点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于是肉竹发〔1〕，小报出，花酒来。甲午战后，文人学士，家仇国恨，无处排遣，有关醇酒妇人的行动格外活跃，于是有人发起为妓女评花榜活动。

花榜模仿科举考试，分色艺两项，给妓女打分，分为一甲、二甲、三甲，只是妓女们用不着动笔，也不需交卷。能进入三鼎甲的美女，自然是行中最红的人，至少有人乐意捧场。这种活动相当古老，据说十七世纪就有，当时怎么搞的不太清楚，但此时的花榜，却采用投票选举的形式，由报纸来主办，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李伯元的《游戏报》的花榜评选。这位《官场现形记》的作者，笔下生花，骂官骂得畅快，办报点子也多。《游戏报》的花榜评选自1897年夏开始，每年评选四次，以当年的首次选举最受关注，报纸的销路为之大增。花榜选举的票当时叫“荐书”，一份荐书算一票，以票多为胜，得票相同则参照舆论定上下。一甲三名，二甲30名，其余有票的都放在三甲。所有参赛的妓女无论一、二、三甲，都在报上列出。第一次选举，虽然是仅仅事涉花界名花，但依然看的人多，投票者稀，状元仅得九票，榜眼和探花各得七票。不过，参与者中至少有一个是外国人：美国人雅脱，他发信抗议，说是丑的排前面了，美的落了后，要求更正。显然，如果此信属实的话，只表明了西方人对中国美女的感觉跟中国人自己是不一样的，按“民主原则”，名次是不可更改的。

花榜高第虽然一不能做官，二没有奖品，但所得到的好处也是明显的。发榜之时，报纸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注明了住所，而且开列了些赞词，据说这些赞词都来自于荐书，名次越是靠前，赞词就越长。赞词的话有长短，可肉麻程度却差不多，比人则非西施即王嫱，喻物则非花即月，什么“清若白梅”，什么“与月争妍”，连最后两名也是“身材俏丽”和“琪树琼花”（从后来流传下来当时的照片看，这些当年被吹成羞花闭月的美人大多面容平板、目光呆滞，以今日之眼光观之，一点都不美）。发榜之后，不仅榜上有名，尤其是名次靠前的名花们以后生意兴隆、收入骤增，就连写荐书的秀才们也因其文辞的艳丽，因此多了些在报上露脸的机会，可以多收点润笔。当然，得到好处最多的是发起活动的报纸，销路增，广告来，评一次花榜怎么也吃上几个月。事实上，随着花榜的评选，相关的各行各业都得到了拉动。当时中国的照相业刚刚起步，正是由于花榜后来上了妓女的玉照，最终吊起了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的胃口，得以蒸蒸日上。而妓女的服装，由于报上的宣传，而被广大的良家妇女所效法，因而服装裁剪业也发达起来。报刊也因为美女的玉照一天天多起来，由妓女而女学生而名媛闺秀，日益兴旺发达，迎来了中国传媒业的第一个春天。其他被拉动的产业，估计还会有，篇幅有限，就不一一列举了。

在报纸发起评花榜之前，中国的花业或者说娼业，虽然也是一种“产业”，但却只在中世纪的层次上运行，不过是人肉作坊。有了花榜，尤其是有了投票选举的花榜，花业才转变成了美女经济。花榜评选的设计者李伯元之流，对民主政治未必了解，但却无师自通地搞起了投票选举。显然，如果不是这种海选性的投票，花榜的评选绝不可能闹出这么大的声势，当然也就没有后来绵延二十几年的花榜选举，也就没有了美女经济。

西方的民主政治落到中国人手里，最先得济的是我们的美女和美女经济。

太政治的“花业”

花业不是花卉行业，这是个老词儿，指娼妓业，过去不仅有花业，还有花捐、花税。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某船妓有言道：做官和我们做妓是一样的。明显属于吴某这个海上文人对政府官员的污蔑，我的文章扯花业带上“政治”，决无类似吴某的“恶攻”之意，所要说的无非是清末民初曾经辉煌过的、而且照章纳税的娼妓业的一点旧事。

关于娼妓业繁盛，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中国人的婚姻是生育型的，家庭的轴线是父子。所以，做妻子的在性生活方面往往不那么在行，男人要追求性生活的快乐不得不到性技巧比较高的娼妓那里，所以即使妻妾成群，男人还是要嫖。不过，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性方面很开放的时代，即使是夫妻之间也浪得紧，却不见娼业因此有所衰败，所以这种说法道理虽然不能说一点没有，倒更像是男人寻欢寻乐的借口。在这么大的中国，一回到历史那里，理论总是要触霉头。反正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娼业，或者说花业一直很繁荣就是了，王朝兴也罢、亡也罢，反正人家商女都在唱后庭花，基本上不受干扰。

人说有名妓而后有名士。不知是名妓培养了名士，还是名士捧红了名妓。这个问题更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恐怕任谁也说不清。其实，没有做官和做了官的读书人（士）都喜欢跟妓发生点故事，只是名士和名妓之间的故事更有传播价值，所以留下来的比较多。清朝之前，官妓比较发达。朝廷对这项赢利很大的事业，一直坚持“公有制”原则，从业人员国家管理，收入上缴国库。清朝废除官妓制度，不过依然压不住官绅们的欲火，结果是民营花业一天天兴旺起来。花业民营了，游冶其间的名士（准确地说应该是文学家和政治家）和准名士们也就更自由了，浅斟低唱并肉帛相见之余，给小姐们打分品题成了文人墨客的千古雅事，因此有了“花榜”。科举本是男人的命根子，但这个时候却被拿来为女人打趣，花榜跟金榜一样，分状元、榜眼、探花，然后是二甲、三甲，凡是上不了榜的，“辄引以为憾”。其实，这种盛事据说早在清朝初年就有了，但一般是偶一为之，而且都在江南；此时北京由于朝廷明令禁止官员嫖娼，所以大家都改了去逛“相公堂子”（优人），自然也就谈不上给妓女评“花榜”。

自打晚清闹“长毛”之后，上海这个小小的县城陡然之间就膨胀了起来，一方面是因为洋人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一方面是战乱把江浙一带的财主连同财产都赶到了这里。关键的是这里地处扬子江的末端，是长江三角洲的核心，腹地辽阔，几乎囊括了大半个中国，有着最好的经济前景。繁荣总免不了“娼盛”，所以上海的花业也就一天天繁盛起来，不仅压倒了原来的妓业胜地大同、陕州，就连北京和南京也只好自叹弗如。上海的繁盛是由于有了洋人，洋人的租界是国中之国，虽然里面住的大多数是黄脸汉（婆），但管事的工部局却是白面皮，清政府的顶戴花翎在里面什么都不算。繁荣的上海养娼妓，也养文人。在这么个华洋杂处的地方，欧风所及，文人们习染多少民主自由不得而知，但逛窑子敢大肆招摇倒是真的，不仅招摇，而且还办了报纸渲染自家的风流韵事，把中国的报业着实推进了不少。于是，上海租界的妓女有福了，在被按姿色才艺排成“书寓”、“长三”、“幺二”之外，还定期举行花界“科举”，其频繁程度，多时达到每年四五次。每次都由小报主持，文人们推荐，选举状元、榜眼、探花，有几年还按色、艺分别评选花榜和艺榜——后者走武举的路子。

进入民国以后，由于科举早就废除了，大家对状元榜眼什么的也腻了，新鲜的是总统、总理和督军，所以花榜的头衔变了，改成花国大总统、副总统、总理、总长……推举方式也跟着民国一块儿进步，从原来的文人写信推荐，改为开大会投票选举。西方的民主制度，不仅在政坛，而且在花界也得到了体现。有选举就有竞争，跟从前妓女坐在家里等人评比不同，现在她们要登台竞选，表演才艺。有后台、财力充足的妓女还要散发传单，甚至在报上打竞选广告；在选举中，连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名目都出来了，有人真的提议让野鸡（没有执照的街头低等妓女）以在野党的身份参加竞选。花界选举唯一跟政坛选举有点区别的是没有“民族国家”的限制，由于举办单位不同，所以你搞花国选举，我搞香国选举，反正上海的花界从业人员是越来越多，不愁没有人参加。政坛上有贿选，花界选举也一样。曹锟选民国的总统要买选票，上海的嫖客们选花国的总统也要买选票，只是曹锟每张选票花3000到5000袁大头，花界选举时冤大头们买下几万张选票也花不了那么多。妓女们不仅乐意顶着民国所有威严的官衔招摇过市，而且还喜欢穿印有国旗（五色旗）图案的裤子（注意：是下半身，不是上半身）。看来，总统和总长的头衔和国旗的图案，对妓女们招徕客人都有莫大的好处。

民初的文人们煞费心思在花界弄名堂，从操练模拟科举到操练西方民主，其实就是些玩女人别出心裁的花样，而被玩弄的对象则乘机花熟客的钱为自己的生意做点广告，双方两厢情愿。很可能中国文人治国平天下的所谓抱负，本来就是自己骗自己的鸟话，政坛与青楼在人们心目中本是一样脏的所在，所以逛窑子之余拿政治开开涮，也算不上是什么亵渎。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也没有听说过总统和总长们对妓女分享他们头衔有过不满的表示，很可能这些人一旦下了野，也会加入到评选花榜的行列。

从被动地被人品题，到站出来竞选，花界中人多少濡染到一些时代的气息，真的起来撞一下政治的腰。当严复的《天演论》风靡天下，读过点书的人口不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时候，在上海读书的胡家小公子给自己改名“适”，字“适之”，而同时上海的花界也冒出来一个“青楼进化团”，不止名字时髦，而且还能做一点时髦而又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情，举行义演，募集资金，为妓女们办学校。五四运动的时候，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而妓女也罢了工，而且积极响应学生的号召，抵制日货，把自家日本的生活、化妆用品拿出去烧掉。

从选花国总统到动员花国爱国，时髦的事情上海人总是做得多。相形之下，北方的花界声音似乎没有那么响，但对政治的参与却相当的深。庚子国变，八国联军打了进来，满清朝廷作鸟兽散，没走的王公大臣，不是吞烟就跳了井，奉命议和的李鸿章又迟迟不肯进京。这时候据说实际上是一位石头胡同（八大胡同之一）的名妓成了主事的了，她就是曾经做过状元如夫人的赛金花。赛金花出身苏州妓家，陪着状元公洪钧出过国，会几句洋泾浜的德语，人们都说她跟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睡过觉，吹枕边风，吹得北京并北京的老百姓少受了不少祸害。其实，在赛金花故事之前，义和团就曾经捧出过一个船妓出身的林黑儿，说她是黄莲圣母，指望她可以闭住洋人的枪炮。那时候，林黑儿乘八抬大轿，几十个团民护卫，招摇过市，任你是科门高第还是朝廷命官，都得对她行礼如仪。林黑儿本人也经常从袖里拿出一包螺丝钉，说是昨夜梦里元神出窍，从洋人大炮上拆下来的。事实上，这两个妓女的事迹都是人们编的故事。赛金花的故事由南北文人合谋编出，水平比较高，而且不太好验证，所以至今仍然有人信。而黄莲圣母的神话当时就露了馅，加上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们文化不高，故事编得不圆，所以同是妓女，林黑儿只好屈尊于赛二爷（北京当时对赛金花的称呼）之下。其实，林黑儿至少真的在义和团里干过，算是参与过政治的最高形式——战争，而赛金花原本什么都没有做，只是趁乱做了几单外国生意。

可不管怎么说，至少在人们心目中，北方的花界总算是在政治上露了回脸，一出手就是大手笔。同样的大手笔在袁世凯称帝的时候，由八大胡同的同仁们又弄了一回。那是帝制闹得最热闹的时候，袁世凯在新华门里故作姿态，扭捏着不肯出来穿龙袍，于是党羽们鼓动各地派遣各种名目的“请愿团”进京，有商界请愿团、妇女请愿团、农民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等，一起拥到新华门，要求袁大总统再高升一步。而八大胡同的妓女们，不失时机地冲出胡同，组织妓女请愿团，跟大伙一块起哄。领头的一说是小阿凤，一说是花元春，都是民国史上大大有名的红倌人。妓女请愿团虽说人数不多，但由于颜色靓丽，身段婀娜，特会招摇，所以引来围观者甚众，如果从造声势的角度，的确给洪宪帝制添了若许声色。

洪宪帝制虽然很快就在各地的反对声中销声匿迹，一世之雄的袁世凯也翘了辫子，但八大胡同可从此跟民国政坛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回不是名妓跟名士搭伴了，名妓跟高官而且是现任的高官关系更密切。其实，还在袁世凯的时代，政府高官公然逛窑子已经是家常便饭，被后世传为佳话的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其实不过是在京高官的一项业余活动。只是袁世凯死了以后，高官们的公事也挪到胡同里办去了。冯玉祥回忆说，当年他上京办公事，却被拉去吃花酒，人还没坐定，呼啦啦来了一群妓女，一屁股坐在总长（中央政府的部长）腿上，就揪胡子打耳光，总长还哈哈地笑。丘八出身的冯玉祥少见多怪，其实民国的政务多半是在胡同里决定的，政坛风云，战场烟雨，都多少跟名妓的石榴裙有那么点关系。政府官员如此，国会议员更是八大胡同的常客，他们除了在国会开会的时候互相扔墨盒摔椅子打架之外，基本上都泡在胡同里。民国第二届国会被人称为“安福国会”，所谓“安福”实际上是个段祺瑞名下的招待处，专门用来操纵选举，手段之一就是吃花酒。说起来，毕竟北京是首都，当上海的妓女还满足于花国政府官员的虚名时，这里的姐妹们已经把政府带国会一起给操纵了。

自清末民初以来，妓女一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其特殊就在于，这些妓女在家为平民女的时候，做梦都见不到的大人物，做了妓女之后就都见到了；不仅见到了，而且见识到了这些人的满腹“经纶”。

露胳膊的女人与武人的风化

民国时期的军阀，说起来净是些粗人。虽然自清末以来，政府大力推行军事教育，不仅在国内兴办军事学校，而且花大钱往外送人留学，不过经过几番混战之后，真正混出点名堂的大多是些识字不多的速成的讲武堂毕业生，或者干脆就是像张作霖、陆荣廷、张宗昌这样大字不认得几个的土匪流棍。曾经叱咤风云的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大浪淘沙之后，大概只剩下一个山西王阎锡山，其余的不是折戟沉沙，进了租界做寓公，就是像刘文辉、刘存厚那样守偏远的小地方，做小诸侯了。至于少数几个美国西点和法国圣西尔军校（那是戴高乐的母校）的毕业生，只有给人做参谋的份，能混到校官就已经不错了。

粗人当家，行事难免粗糙，或者说粗野。他们打仗的时候，会许诺士兵攻下城后自由行动三天；统治地方，也往往以催科是务，打军棍、杀人，有断案喜好的则言出法随，胡帅张作霖有话“刘邦约法三章，我只一章：犯错就杀”，全无前朝士大夫的繁文缛礼和多愁善感。不过，粗人也有不高兴的时候，令他们最不高兴的事，除了吃败仗，就是世风的日下。所以，大多数军阀对维持风化都相当在意。

前朝的士大夫也留意维持风化，不过他们的重点多半放在兴儒学，禁淫祀，甚至不许唱戏方面。军阀是粗人，心思没有这么细，他们的维持风化，眼睛只盯住女人的胳膊。

民国是个女性服装变革的转折时期，一方面是西俗东渐，西式的裙服传人，一方面是中国（应该说是满族的）旗袍改良。两者都在曲线和身体暴露方面有所表现，当然，也仅限于袖子变短或者变无，露出或多或少的胳膊。大概当时中国的男人，多数都是鲁迅说的那种看见白胳膊就会想到裸体的联想狂，所以，一时间，这些露出的白胳膊很是刺激了国人特别是某些男人的神经，让他们在吞咽口水的同时，认为有伤风化。

军阀的眼光和心思，与当时多数的男人所见略同，但是他们手里有枪，而且有权，因此他们的反应往往变成严厉的禁查。于是，露出胳膊的女性晦气了，从南到北，到处都有军阀派的警察、宪兵和执法队奉命禁查，满大街找白胳膊，张作霖查、孙传芳查、陈济棠查、韩复榘查，甚至连那个狗肉将军张宗昌也查。他们不仅命令部属去查，而且在日理万机之余亲自上大街围追堵截。韩复榘特别讨厌穿短袖或者无袖旗袍的女人，只要碰上，上去就是一顿耳光，然后关禁闭。一次，他把一群穿半袖学生服的女中学生也打了一顿，关了起来，直到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告诉他，这些学生穿的是校服，是中央统一规定的，这些哭肿了眼睛的女孩子才给放出来。

热衷于找女学生晦气的军汉们，也同样喜欢找女学生当老婆或者小老婆。凡是有驻军的城市，女中学生总有一些变成了军官家眷，以至于有的女子中学校长感慨道，学生都进了兵营，学校没法办了。这种时候，女学生露出的胳膊又没有关系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可能是这些露出的白胳膊刺激了他们对女学生的兴趣。

大凡转型时期，人们，尤其是握有权力的人们，对女性服饰的变化都比较敏感，在担心秩序失控的同时，对那些其实很让他们赏心悦目的服饰变化，表示自己的痛心疾首。那些脑袋里仁义道德和男盗女娼搅成糨糊的军阀，当然也不例外。对这些人来说，维持世道人心的唯一法门就是再一次把这些露出点什么的女人包裹起来。

市场世界与封面美人

中国近代化，简而言之，就是古老的中国被西方拖入它们的世界体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上海是个奇异的存在。当上海道台把县城外的荒地拨给洋人居住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用不了多少年，原来的荒地变成了繁华的中心，而县城反而变成了可怜的陪衬。上海的存在不仅仅意味着昔日的小县城变成了中国第一号都市，对于中国文化而言，上海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化出现了“海派”。

海派意味着反叛，清末跟政府对着干的人和事，大多跟上海有关，由于有租界的庇护，北京的朝廷也无可奈何。海派也意味着新奇，即便是鼓吹造反，也不似过去那样撒帖子、传谣言，而是办报纸、印书、写评论，甚至写小说。在清末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是政治小说，不是指桑骂槐，就是宣传政纲鼓吹革命，不谈政治，写了也没人给你发表。

然而，政治的热情跟感冒发烧一样，不可能长久地维持，因为人们还是要过日子，讨生活。热度消退，男欢女爱就会成为生活的主题。自然，市面上报纸杂志，也跟着换了内容；这时候，该着青楼露脸了，

先是花界科举，这种科举没有考试，而是读者投票，进入民国则改为投票选花界总统、总理以及各部总长，跟我们今天的选秀别无二致，所差的，就是没有手机投票、电视喧闹。同时，报刊上也出现了美女形象，不是点石斋画报那种石印白描画，而是真实的照片。开始的时候，连青楼女子都有点犹豫，于是记者借出台吃花酒的名义把她们诓来，美女的玉照配上文人轻佻的文字，杂志的销路看涨。妓女们看到了其中的好处，很快，不用诓，不请自来，最后还要给记者塞点小费。青楼女子露脸，良家女子也耐不住了，无论小家碧玉还是大家闺秀，也迤逦地出来，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一个个清末民初女子的玉照，个个都把自己包裹得像桶似的，严严的，有的还在裙子下面露出一副小小的莲足。看这些玉照，单从衣着和神态，现在的我们已经无法判断她们谁是青楼娇娃，谁是良家妇女。

上了封面或者插图的美女，自然得与时俱进。首先是服装要变，不能维持桶的规模而仅在领子袖口上做文章，渐渐地面料变了，女性曲线出来了。其次要露，既然露了脸，别的地方也要跟进，先是胳膊，然后是腿，再就是大腿一线（旗袍的叉开得高点），接着泳装上场，虽然那时代泳装还相当保守，但大腿露出已经不止一线。最后到了民国中期，连人体模特的全裸照也有了。可以说，我们今天报刊上美女封面和插图的水准，在20世纪初就已经达到了，只是图片的质量差点。

现代西方的世界体系，本质上是一个资本的世界、一个公共市场的世界。这里的市场，不是中国传统的集市贸易，作坊经济，吆喝就得，用不着广告。一切人和事，都要在这市场里找到价值，而且还可以通过某些中介得以升值，升到什么程度，要看中介的推介力度。报纸杂志，就是这种中介，所以管它们叫传媒，或者媒体。这个媒，是面向市场的媒。通过这个媒，人才可以将自己有形无形的资产卖个好价钱。

公共市场，实质上是眼球经济。眼球经济，美女最有价值，谁让这个世界还是个男权世界呢，西方如此，东方更如此。在刚刚打开大门的东方世界，道学气十足的中国绅士，无论头脑多么冬烘，像茅盾小说《子夜》里描写的那样，一进上海就被白花花的胳膊和大腿吓晕了头，当场毙命，其实不大可能；更可能的是，一边大叫不像话，一边捂住眼睛，却在指头缝里偷看。因此，这个对西方开放不久的世界，对美女经济的吸纳力度，往往异乎寻常地强。

这就是为什么，在清末和民国，上海成了全中国最令人向往的地方。不管嘴里骂还是心里骂，但凡能去看看的人都要去上海开开眼，吃吃大菜（改良西餐），坐坐四轮马车（后来是电车），看看跑马，最后是看看街上时髦的女人。很多人看过回来都骂，但必定向人炫耀自己去过了。

粪业、粪捐与粪政

明清以来的中国城市，是没有下水道系统的，各家自备马桶，方便完了，早上倒掉。倒到哪里呢，有倒到污水沟里的，也有倒到河里的。在南方城市，更多的是农民进城来收，挑回去肥田，有时还要付一点费。由于粪可以卖钱，于是公共场所也有人建公厕，方便免费，但淘粪收费。那时农民没有化肥，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向来视粪为宝，所以凡是物产阜丰之地，公厕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一点积存也没有。据说欧洲在17世纪之前，城市也没有下水系统，在巴黎街上行走千万不能靠近临街的窗子，弄不好粪水就会自天而降，淋你个臭不可闻，顶多泼粪的人探出头来，道声对不起。比较起来，中国的粪便处理方式，要优越多了。

这种城市状况，一直到中国政府跟西方接轨，变成共和了许久，依然如此，大概只有租界和少数“高等”华人的所在，才有现代西式的厕所和下水道。当然，时代前进，人也未必没有变化，在某些城市，粪业出现了。看到人员来往频繁，建公厕有利可图，有人开始以此为业，沿街大建（或者改造）公厕，竞争客源。比如广州，民国前期国民党总是在此搞事，跟北京政府对着干，所以来往军民人等极多，公厕业格外发达，三步一个，五步一所，甚至派有专人看守，兼职拉客。有的城市，则由地方有力人士组织劳工包揽淘粪事务，然后统一卖给农民，如天津和北京。不过，古代的官府从来没有动过在粪上生利的主意，即使像清末辛丑以后，政府面临巨额赔款和举办新政的双重压力，地方官官声又太坏，但同样没有人动过开征粪税或者粪捐的念头。然而，进入民国不一样了，主事的军阀生财有道，主意打到了粪业的头上。据说是由四川的杨森首开纪录。杨森曾经短时期占据过成都，做过四川督军。在主政成都期间，杨森手笔很大，不仅修马路，而且要移风易俗，让人在街头巷尾，到处刷“杨森语录”，比如，“杨森说，吸鸦片是东亚病夫！”“杨森说，不要随地大小便！”

但是大手笔的另一个方面多少有点阴暗，那就是拆民房不给补偿，同时开征粪捐，派军警在城门口堵截进城挑粪的农民，按挑收钱。吃辣子的川人嘴巴也辣，送给杨督军一副对子，曰：自古未闻粪有税，于今唯有屁无捐。

嘲骂是嘲骂，只要有好处可捞，任何弊政都会很快流行开来，而且坚持下去。杨森督军没有做多久就被其他军阀赶下了台，但是一个杨森倒下去，千万个杨森站起来，粪捐很快被发扬光大，推及全国，到了国民党当政的时候，粪捐还在收。不过，这个时候，由于行政现代化的步伐快了，行政部门多了起来，对于粪捐的征收出现了新的问题。卫生局说，粪便有关卫生，捐该我们收；社会局说，人如厕方便，是由于社会问题，所以该我们收；税务局急了，说，收税本来就是我们的事，凭什么你们来打岔横插一脚！相持不下的结果，一个厕所，卫生局收卫生捐，社会局收社会捐，税务局才收粪捐。同时，由于三家机构需要协调，于是就有了粪政。

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我们的公共行政，在机构设置上，永远膨胀得最快，在公共政策上，在收费方面永远发育得最快。民国时有个名人，叫聂云台，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大粪主义》，说是要各级行政长官带头淘粪，如果怕不安全可以派卫兵保护。当然，打死这些长官，他们也不会去淘粪，只是他们的眼睛其实并没有放过厕所。

从公厕的修建到大粪主义

中国古代，对于人的排泄问题，其实很看重。“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农村的人，一粪一溺，都浪费不得，要肥自家的田。因此，无论用马桶也罢，厕所也罢，总而言之排泄物最后都要沤了肥田，而且“肥水不落外人田”。如果出门来不及回家方便，粪便掉在别人家地里，无论如何都会有点懊悔，特别敬业的，往往会找个家什捧回来，没有家什，用手也是有的。

南方大一点的集镇，也有人建公厕。这种公厕，跟公益无关，属于私人的赢利事业，用来专门收集赶集人的粪便，然后卖给农民。当然，对于赶集的农民，一般都指望不上，但是对于那些走街串巷的艺人、手艺人和商人却也是个便利。一些坐商，在买卖商品之余，卖点白捡的粪便，也是小补。

真正的城里人方便，大抵只能靠马桶或者粪桶，从皇帝到平民一概如此。每天早上，由自家的女人或者仆人（皇宫里就是太监）抬出去交给专门收集粪便的人或者上门收粪的农民。在南方，这些粪便很是能卖几个钱，越是有钱人的粪便，就越是值钱，因为油水大，肥田效果好。

如果上了街，而且盘桓的时间比较长，赶上内急，那就只好随地方便。北方耕作粗放，对粪便的珍视远不及江南，因此即使在像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市民们也只好奉行随地大小便主义，有时候赶上收粪的人过去了，抬粪的女人也只好将粪便当街一泼。这种污秽和人们随地的方便，没有人及时收集，于是街角墙根到处都是黄金塔和水地图。整个北京城只有一条下水沟，三年才疏浚一次，正好赶上举子进京赶考，于是有民谚道：臭沟开，举子来。举子一来，全城上下，都臭烘烘的。臭烘烘闻味其实倒是小事，走路是大事。那时候很少有石板路，旱天尚可，不过扬起夹杂点味道的尘土而已；下起雨来，黄泥和粪便充分混合，稀里光汤，粪蒸尿熏。路上行人如果没有骡车代步的话，那可真的要欲断魂了。

局面的变化，发生在庚子之后。八国联军进了北京，分区占领的鬼子们很快就发现，最头痛的事情不是义和团残余分子的骚扰，而是城市卫生问题——这个问题由于战争，城外的农民不敢进城收粪而变得分外严重，害得洋兵直闹病。于是，态度好一点的占领者，建公厕（当然是让北京市民自己出钱），安路灯，组织保安队，维持秩序——其实主要是看着别让人随地大小便。在此之前，上海租界里的巡捕——来自印度的红头阿三，也主要干这个买卖。态度不好的，比如德国人，既不安路灯，也不修公厕，却派人暗中巡逻，只要听到有人“放水”，寻声“啪”的就是一枪。

不管怎的，反正从此以后，北京有了公厕，也有了维持市政卫生的公务人员，随地大小便主义渐渐市场缩小。讲究文明的人们也越来越难以忍受满地的黄金塔和尿渍。冯玉祥是丘八出身，丘八的传统一向是走到哪儿拉到哪儿，但是冯玉祥当了军官之后，不仅不许士兵随处方便，而且重视修建厕所，还特别给自己修一个自己专用的厕所，严禁别人用，别的方面可以跟士兵同甘苦，但方便的时候必须进入自家专用的厕所。到了20世纪中叶，至少在北京这种地方，中国人让洋人看不顺眼的东西，已经变成随地吐痰了。

随地大小便主义萎缩了，但有人居然提出要提倡大粪主义来。这个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上海滩上一个人的主张。他写了一本薄得只有10页的小册子，名字就叫《大粪主义》。此人名叫聂云台，是20世纪中国最有名的资本家之一，20年代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与阿德哥（虞洽卿）齐名。当年的上海，三教九流，都知道他。

聂老板的“大粪主义”，据他自己说是这样的：在中国民间，人中了毒可以用大粪灌解（这法子现在没有人用了，但在过去非常常见），而国家民族的毛病中的毒也一样可以用大粪来解。按他的说法，现在的人有四种毒，一是骄慢，二是（讲）体面，三为骄懒，四为奢费。这四毒，浇上一勺浓烈的大粪主义，一切就化为乌有了。浇大粪的方法很简单，从教育和政治入手，但是要密切联系公厕和大粪。教坛上，学校的老师带头，跟学生一起挑大粪、洗厕所、浇粪种菜，让学生认识到，大街上挑粪的人才是最可宝贵的人。而政坛上，则要求从国家元首到各县的长官，每天早上必须到指定的地点亲自刷洗厕所，而且必须刷洗干净，如果担心长官的安全，可以派卫兵四周警卫。长官一边刷洗，还配一个演讲员在旁演讲其意义（估计这演讲之人得配一本《大粪主义》）。

虽说善于经商的聂老板谈起中国的毛病来，就像大粪一样有点简单，但是想起当年我们的大学者也还有提倡“五鬼乱华”和“好政府主义”的，也就释然了。可惜，大粪主义自打提出之后，到今天为止，好像只有“文革”期间让老师和当官的——走资派，去打扫厕所（这属于惩罚，跟聂老板的意思正好相反），组织学生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记得老师说过，大粪再臭也是香的，你的思想才真正的臭）。改造好与不好的标志，是看一个人敢不敢用手抓粪，在形上庶几近之，但暴力味道太浓，失了聂老板的原意。除此而外，一直都没有人实行过，尤其是当官的没有人实行，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人实行。其实，这种主义，对治疗我们某些贵人和官人的毛病，还是有点用的。

顾和尚和他的法术

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有一号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人物，在湖南出没。有时是轻车简从的白衣秀士，有时则是几十个马弁副官护拥着的达官，还有时则变成了登坛说法的大法师。知道他的人都称他顾老师（当面）或者顾和尚（背后），湖南军政各界都对他优礼有加。不过，此公的家世、来历、籍贯，即使跟他关系最好的人士，也弄不清楚，大家只知道此公姓顾，名伯叙，法号法长或者净缘。其实，这些信息，也可能是假的，真实的顾和尚，也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顾和尚没有剃度，一付俗人模样，据说是密宗居士，精通灌顶之术，大概欢喜禅，明妃双修之法也同样精熟。不仅如此，顾和尚扶乩打卦无一不精，麻将牌九样样通晓，也可以吟诗作赋。因此，顾和尚妻妾众多，而且荤腥不忌，社交场合，鱼肉海鲜，莺声燕语，顾和尚如鱼得水。衮衮诸公，咸与共和，顾和尚在湘军将领里，大有人缘。不过，人家顾和尚真正帮的人，还是唐生智。顾和尚在省内省外军阀的武打与文攻之中，唐生智从一介小旅长，挤垮湖南士官系，最后借北伐军之势，囊括两湖，顾和尚的运筹帷幄、摇羽毛扇，其功不小。最大的手笔，要算是1925年让唐的部队全军受戒，变成世界独一无二的“和尚军”。为了这个，唐生智和顾和尚两个，冲寒冒暑，一个营地一个营地地跑，为每个士兵传戒说法，很是辛苦。当时之世，北有冯玉祥，让教士给士兵洗礼，号称基督将军；南有唐生智，让顾和尚给士兵受戒，号称和尚将军。只是冯玉祥的洋和尚有很多，而唐生智的土和尚只有顾伯叙一个。

北伐之后，顾和尚不太在唐生智部公开露面了，大概顾及唐生智已经加入国民革命军，不好意思再公开弄宗教迷信。不过，顾和尚其实始终没有离开唐生智，唐生智也始终倚顾和尚如左右手。不过，通过北伐升到事业的顶峰之后，唐生智的好运似乎就不见了，1929年发动反蒋，兵马未动就被蒋介石分化收买，各个击破，等唐生智定睛一看，原来的部下都姓了蒋，只好通电下野。据说，唐之所以如此急切地发动反蒋战事，是因为北伐过程中，蒋作为总司令在检阅唐的第八军的时候，马失前蹄，摔了下来，因此唐认定蒋肯定要栽在他的手上。在这个过程中，顾和尚起了什么作用？于史无证，不好说。但事情过后，唐生智和顾伯叙的关系依然那么好，只是，此时的唐大将军已经没了兵，孙猴子没棒弄了，成了在政府挂闲差的闲人。

唐生智在历史上的最后一次表演，是抗日战争的南京保卫战。本来，淞沪抗战结束，国民党的主力已经疲惫不堪，几乎所有的高级将领连同外国顾问都不同意守南京，但蒋介石出于自家脸面的考虑，非要坚守不可。在无人应承的情形下，唐生智慷慨激昂，表示可以承担守将。当然，结果大家都知道，损失惨重。唐的慷慨激昂，据说跟顾和尚的谋划有关。

顾和尚得意的时代是个乱世，乱世是所有人命运无常的时代，所以，像顾和尚这种人，虽然身无长技，却混得很开。那些让他出主意以及扶乩打卦的人，即使听了他的话，最后吃了亏，也未必会来找他算账。但是只要蒙对了一两次，大家就会奔走相告，为你做不花钱的广告。从根上说，乱世的人，尤其是混出点名堂的人，心里都有病，而且病得不轻，正是这种病，才让顾和尚这样的人活得很滋润。

关公、汉室与火羊阵

已经有些年了，历史学家总是忧心忡忡，说是历史被写小说编本子的弄坏了，很担心以后的人们可能会按照这些弄文学的人所说的去理解历史。其实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因为自从宋朝说话人（说书）讲史以来，从来历史的叙述都敌不过文学的夸张，普通人记忆中的历史不可能是史家的历史。只是这种文学性的历史时不时地会借某些人的身段冒出来，在后来的历史中留下痕迹。

闹义和团的时候，团民围攻西什库教堂，久攻不下。这时冒出来一个和尚，涂红了脸，手里捧着一本《春秋》，提青龙偃月刀，骑着马来到阵前。团民们声势大振，说是关公再世，洋人的末日到了。大家拥着再世的关公，一起上前，只听一声枪响，“关公”坠落马下，大家一哄而散。直到八国联军进城，小小的西什库教堂巍然不动。

辛亥年十月，云南新军起义前夕，蔡锷、唐继尧等人在刘存厚家。刘摒去妻子，大家歃血为盟，书“同心协力，恢复汉室，有逾此盟，天人共殛”十六个字，火化调于酒中，滴上各自的血，一起喝掉。当时鼓吹排满的人，要光大汉之天声，恢复汉家衣冠，倒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恢复汉室是什么意思呢？在汉语里，汉室的意旨是固定的，无非是刘家的朝廷。大概事情紧急，这些出身日本士官学校的武人一时以为自己是奉了衣带诏的刘备、马腾和董承了。

最富创意的是冯玉祥的部下张之江，1925年他跟奉系李景林部在天津附近开战，张之江攻，李景林守，双方僵持不下。张之江想起了《东周列国志》上田单的火牛阵，打算如法炮制。可是急切之间，找不到那么多牛，京津附近羊倒是有的是，于是，张将军临时修正了古人做法，改打火羊阵——抓羊、买羊，在羊尾巴上浇上煤油，羊角上束好火把，拉到阵前，一齐放出去。没想到，被弄得疯掉的羊并不听从指挥向前冲，而是四面八方乱跑。火羊阵没有改变双方的阵地格局，不过，其结局是两边阵地上的士兵都很满意，因为他们都在忙着大嚼其羊肉。

跟义和团运动期间北方遍地的拳坛上一“上法”（进入某种状态）就宣称自己是关（羽）张（飞）赵（云）马（超）相比，跟成千上万唱着“三国战将勇，要属赵子龙”走向战场的军阀士兵相比，上面提到的事情算不得什么，不过是些小说观念改变世界的小案例。但是它们告诉我们，不真实的历史也许比史家叙述的比较真实的历史，更能创造新的历史，因为它有更多人乐意相信，也有更多的人乐意模仿，历史也许从来就是这样将错就错地演进着。跟上述故事类似，比如辫帅张勋对关羽崇拜到了骨头里，他不知道《三国演义》里关羽所谓的忠臣不事二主、降汉不降曹的鬼话都是罗贯中编出来的，当然，如果张勋仅仅止于崇拜，跟历史的变化关系不大，可是他清亡后还抱着清室的大腿不放，上演了一场清室复辟的闹剧，让后世的历史学家不得不记上他一笔。从某种意义上，小说的历史虚构，就有了真实的历史意义，参与创建了一段真实的历史。

高人指点

眼下是出高人的时候。几年前就老是听说哪个哪个地方官，找高人卜卦，经高人指点，修了条本来可修可不修的路，盖了可盖可不盖的楼，甚至改了可改可不改的政府大门，结果官运亨通。我开始还有点不信，架不住总是类似的消息传来，有的还见了报，最后发现连自己认识的一些官员也搅在找高人、占卜、改动外部环境以求升官发财的三部曲里，不由你不信。只是，我认识的人，并没有谁真的亨通起来。

人有没有命运？人的命运能不能靠当事人弄点小花招就变得面目皆非？说不好。不过，这“高人指点”的事倒是让我想起在不太远的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个故事。1930年代，统治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心高志广，对自己屈居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名下一直心有不甘。这时候高人出现了，告诉陈济棠，如果把你家祖坟迁个好地方，肯定不会屈居人下。见陈动了心，高人进一步支招，说是洪秀全家的祖坟风水特好。于是，南天王一声令下，洪家的祖坟动迁，陈家祖宗的枯骨鹊巢鸠占。迁了祖坟之后，效果如何，史无记载，但至少陈济棠没有升官是可以肯定的。时间到了1936年，得到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怂恿和祖坟搬家双重鼓舞的陈济棠，在准备公开反蒋，但又举棋不定的时候，又想起了高人，于是请高人扶乩，请神说话。忙活半天，得乩语四个字：机不可失。于是乎南天王心雄胆壮，打出反蒋大旗，兴兵北伐。可是兵尚未动，陈济棠赖以自豪的广东空军，一股脑儿反出南天，飞到了南京；接下来，他名下的陆军也相继离散，南天王变成孤家寡人，只好夹起细软走人，躲到了香港。到了这个时候，陈济棠才悟到，原来“机不可失”的意思，是飞机不可失。既然如此，那高人为什么不早说呢？再找高人，高人已杳如黄鹤，其实就是找到高人也没有用，人家会说，天机不可预泄。

又过了几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派飞机来香港接知名人士，其中就有陈济棠。大概老蒋是担心陈跟日本人搞在一起，对他不利。可是同在香港的孔二小姐偏不领会姨夫的心机，硬是把上了飞机的昔日南天王扯了下来——因为飞机要运她的狗——德国黑贝。唉，如果当初不听高人指点，南天王何至于命不如狗。

古人云，国之将兴听于民，国之将亡听于神。其实，一个家族，一个团体，都是如此——不，古人的话需要修正一下，实际上不是听于神，是听于高人。

大赌伤身

黄、赌、毒是人类三大公害，人人均知其害，但却百计袪除不掉。亚非拉美欧，没有一个地方能成功扫荡黄、赌、毒。大概三者都跟人性的弱点有关，但凡是人，只要沾这些，其中的某些因素就会顺势控制人的心智。即便可以导致药物成瘾的毒品也是如此，身体戒毒容易，但心理戒毒难如上青天。

三害之中，人们对于赌最为宽容，虽说也禁，但总会留下一些缺口。在西方世界，几个大赌城赫然耸立，每天张着血盆大口吞噬着赌客的银子。至于中国人，不仅好赌，而且赌得很艺术，在将赌博发展成为一种文化方面有杰出的贡献。世界上的赌博方式不啻上千，但有哪一种能抵得上我们的麻将？麻将已经把赌博变成了一场充满智慧，也充满了权谋诈术的游戏，不管你如何老奸巨猾、善于藏拙，只要一上麻将桌，人性的所有毛病都在条、饼、万和中、发、白的碰撞中暴露无遗。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又有哪个人不搓麻呢？只要人凑到一起，三不缺一，搓；三缺一，甚至两个人，也搓。办喜事，草草将新人送入洞房，大家开搓；办丧事，这厢丧属还在哭，那边麻将声已起；发大水，人躲到楼顶避难，惊魂甫定，麻将桌随之支起。平常人们常说，小赌怡情，大赌伤身，其实也不无道理。君不见街坊邻居的大爷大妈，没钱，只好玩小的，几圈麻将不止打发时光，而且敦睦友谊，就是打牌撕破了脸，两圈麻将功夫肯定和好如初。玩小的人中间，也有可以凭这个吃饭的。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每天必麻，一个月下来，输赢相抵，定有剩余，日常开销全有了。据说大陆解放，胡适初到美国，只在一所大学图书馆做管理员，生活未免拮据，全赖夫人江冬秀麻将桌上的盈余打发日子。

有钱的人肯定玩大的。自古以来，哪里有生意人不好赌的，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不在话下，越是跟官场有勾连的赌的越是大。不过，把家产都扔在赌场的往往是第二、第三代的纨袴子。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第一代的创业者也有这么干的。一个给老板开车的司机告诉我，载老板去赌，等赌局结束，车换主儿了，回家连公司都换主儿了。

比商家更有钱的其实是官家，官家也是人，而且是有钱人，因此也难免好赌。袁世凯在家里做公子哥和后来当官的时候，也好此道。可是做了总统之后，发现手下的高官赌瘾跟官瘾一样大，不止夜夜笙歌，而且夜夜开赌，不是在八大胡同流连不返，就是叫条子（妓女）在家里彻夜搓麻，梁士诒、孙宝琦、王克敏、潘复、张弧等等大员都是个中高手。有时候第二天要开国务会议，前个晚上笙歌聚赌如故，然后就托病不来，害得会几乎开不成。于是袁世凯找来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要他密查到底有谁通宵开赌。吴炳湘哪里开罪得起这些不是总长就是次长的大人物，可总统的命令又不能不听，于是列了一长串夜里搓麻者的高官名单上呈，以段祺瑞为首。其实段祺瑞虽然也每天八圈，但最好的是围棋，谈不上彻夜开赌，列上他，就是因为段是袁世凯第一号爱将，怎样都不会怪罪到他的头上。袁世凯见了名单，也知警察总监的用意，只好不了了之。

商家一掷千金，是自己的钱（虽然有些也不好道来的），但是官家在赌场上也这样掷起来，扔的可是老百姓的钱。大赌伤身，可是到了官家这里，伤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平民百姓。

流氓大亨的脸面

黄金荣和杜月笙是民国年间上海青帮最有名的两位流氓大亨，按当年上海的规矩，有名到了这个程度就应该叫“闻人”了。不过，闻人这个称呼除了民国时期的上海之外，大家都不大明白其真实的含义，所以只好委屈二位，依然称他们为大亨。虽然这有点对时下有关电视剧的跟风从俗之嫌，为了通俗计，也顾不得那么许多了。

两位大亨之中，黄金荣出道较早，实际上属于杜月笙的师辈。黄在法租界做华探黑白两道通吃的时候，杜还是上海滩的瘪三。可是最后却是杜后来居上，不仅名声，而且实力远远高于黄金荣之上。害得原来一起混过的蒋介石跟北伐军杀回上海，要对付上海工人纠察队都不找黄金荣，而偏劳杜月笙和张啸林的大驾（当然，也因为这个缘故，解放的时候，黄待在家里不跑，而杜明知道蒋介石不待见他也得开溜，最后只好待在香港，客死他乡）。

在一般人看来，做流氓都是不要脸皮的，坑蒙拐骗偷什么都能干，进了监狱出来还是冯妇再做，要什么脸哪？鲁迅先生说他到天津，碰上青皮（天津的流氓），非要帮着提行李，一件两元（那是银洋）。你说行李轻，他要两元，你说路近，他要两元，你说不要他提了，依然是两元，似乎不要脸到了家了。其实，在那个时代，流氓也是讲脸面的，而且有时候讲得还挺凶，只不过人家脸面的含义跟一般人有点不同。就说青皮吧，上街去混赖当然浑不论，可两下较量起来，如果装熊喊叫，如果是小人物的话就算栽了面，再也别想在地面上混了。大人物吃了瘪，如果不想法找回来，也算是栽面，从此在圈子里没了脸面。天津如此，上海更是如此，黄金荣事业走下坡路，据说很大原因是因为他作为当时气焰熏天的青帮大亨栽过面子，而且栽得很大。那还是1910年代的事情，有天，黄金荣在看戏，女主角是他相好的红角，色艺俱佳。正看到兴处，猛听得观众里有人大声叫好，很是放肆。黄金荣怎么能容得了这个，当即派人将叫好的小子胖揍一顿。他不知道，揍的人刚好是当时上海护军使卢永祥的公子卢筱嘉。军阀手里有枪，怎么会吃这个气。军阀在租界里不敢放肆，但出了租界，就是他们的天下。没几天，卢公子带着一排人找机会把黄金荣照样再加利息揍了一顿。糟就糟在，黄金荣尽管手眼通天，却就是惹不起军阀，这口气一直就出不了，面栽大了，从此在上海滩就不那么有面子了。

有了前辈的教训，杜月笙聪明多了，有枪的人不惹了，不仅不惹，而且倾力结交，无论东西南北大小军阀差不多都跟他有点关系，甚至下了野丢了枪，只要到了上海，要借钱也给。不过，他也有不太能完全摆平的时候，比如1932年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一二·八抗战”，跟日本人打了起来，杜月笙本能地出钱出力。可是蒋介石却并不十分高兴，因为在他看来，这种抗战破坏了他的通盘部署，因此也连带着对杜月笙有点不满。在以后的岁月里，尽管蒋介石这个老相识出于洗白自己跟黑社会关系的考虑，对杜月笙越来越不客气，不给官做，不给名誉，甚至1948年小蒋到上海整顿金融秩序，竟然把杜公子抓了起来。即便如此，杜月笙依然没有跟蒋介石撕破脸皮，因为撕破了这层脸皮，他的脸面就有危险了。

杜月笙的“维权”生涯

杜月笙是旧中国上海的青帮老大，也是上海滩著名的“闻人”。按著名报人徐铸成的说法，流氓首领、帮会领袖，不管你有多大声势，只能叫做“大亨”，上海滩够得上“闻人”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而杜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帮会头子，走私贩毒、包娼包赌这些活计肯定是要做的，而且手眼通天，人脉极广，全国的军政要人、帮会同道并土匪马贼都买他的账。据说当时如果丢了特别紧要的东西，如果杜老板肯帮忙，不管丢在什么地方，都是可以物归原主的。在上海，无论什么时候，杜老板进到哪个舞厅，所有人都会停下来恭敬地看着他，乐队马上改奏迎宾曲。当然，如果杜月笙的本事仅限于此，那么他就担不起“闻人”二字。杜月笙的本事在于，他经常能做点好事。上海几乎所有大学，他都是校董，免不了要大笔地捐钱；凡是像点样的公益活动都有他的身影，慈善募捐，认捐的头几名肯定有他的名字。无论是失意政客还是落魄文人，只要你有名，到了上海，他都养着，给房给钱，而且给得相当巧妙，不让你有吃赏饭的感觉。大名鼎鼎的段祺瑞、杨度都吃过他的饭。

杜月笙之有名，还在于他在跟上流社会打交道的同时并没有忘了帮会原初的宗旨，以特殊的方式为某一部分下层百姓讨利益，因此在上海的普通民众眼里，杜老板的口碑也是相当不错的。当时的上海，不管你是街头的小贩，还是四马路的流莺，受了欺负，只要运气足够好被杜老板知道了，他就会管，而且肯定会给你一个说得过去的说法。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下的黄色工会不再替工人说话或者组织罢工时，杜月笙和他的门徒就承担了这个惹事的买卖，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许多工人罢工，都有帮会的背景。特别是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码头工人、人力车夫的“维权活动”，都无一例外地得到了杜月笙的支持。为了支持这些罢工，杜月笙甚至不惜冒跟政府当局搞翻的危险。从某种意义上说，杜月笙之所以在抗战以后，在国民党政府那边越来越失势，1948年连儿子都因所谓破坏金融秩序罪名给抓了起来，很大程度上是他这种替工人“维权”的行为所致。

一个国家，当政府尤其是警察和司法部门不能维护秩序，不能还下层百姓一个起码的公道的时候，下层百姓就会去求助黑社会。黑社会也自然会以下层社会的执法者面目出现，在很多场合充当裁判，尽管他们的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秩序的破坏者和下层百姓的压迫者。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需要某种秩序，都有人在寻求公道，如果政府失职，那么自然会有替代者。旧中国的种种乱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此。

土匪绑票的特别赎金

绑票是匪类生财的古老门径，土匪、黑帮以及零星的见财起意的们，无论智商有多么低，都很容易想起这桩不花钱的买卖来。绑票的目的就是要赎金，不要赎金，绑票何为？不过，天下之大，例外的事儿总免不了，民国年间，有一桩大的绑票案，绑票的土匪还就是不要赎金。

1923年5月5日深夜，津浦路一列北上的列车经过山东境内临城附近的时候，突然遭遇拦截。车头出轨，几百土匪明火执仗，涌将上来。车上200余名中外旅客（其中26个洋人，一说35人）除个别逃脱外，扫数被掠走，全部成为“肉票”。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

临城劫车案的黑手是抱犊崮的土匪头子孙美瑶。孙美瑶得手之后，将肉票押上抱犊崮，然后放掉几个洋人女票下山传信。他提出条件，不要金不要银，只要求招安收编，弄个官军的师长旅长干干。抱犊崮是沂蒙山区很著名的一崮，山势险峻，但山顶却有地可耕，只是耕地之牛得在牛犊时抱上去才行，成年的牛无论如何是赶不上去的，山故此得名，其易守难攻，可见一斑。雄踞于高崖险山之上，押着有二十几个洋票，孙美瑶自信手里有牌，官军不敢把他怎么样。在此后的一系列谈判中，孙美瑶的价码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翻云覆雨，弄得当时的曹锟政府很是狼狈。

那个时候，国际上对于这种“恐怖主义”行为还没有像今天那样态度坚定、一致采取不妥协主义，而且也没有反恐的特种部队，有各种先进武器可以使。西方各国在事发之后，对自己国家公民的性命很是在意，一个劲儿地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只许妥协，不许弄强。事件涉及国的公使一日三次跑到中国的外交部，像是下命令一样，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保障人质的安全。说起来，当时当政的直系政权，算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对西方最硬气的一届政府（因为民族主义情绪颇浓的吴佩孚的缘故），因此也是得到外援最少的一届政府，害得政府上下闹穷，政府各部几个月开不出工资。北京大街上尽是讨薪的政府官员在游行示威，驻外使馆因经费不继，纷纷下旗回国。尽管如此，洋人依然得罪不起，对土匪不能打只能谈。毕竟，自晚清以来，洋人不仅代表着强大，而且意味着文明，洋人的命，无论如何都是金贵的。山上的土匪也十分清楚他们所倚仗的是什么，他们可以时不时地杀几个中国的肉票（土票）加压，却不动洋票一个指头。洋票在山上住的条件都比土票好，还允许洋票有“通讯自由”，让他们写“匪窟通信”，交到上海报上发表，让外国舆论压政府，外国政府再压中国政府。不过这么一来，一时间，办报的和读报的都兴奋莫名。

唯一让外国人放心不下的是，当时的北京政府真正能管的地方并不多。山东并不是直系的地盘，压力加在北京政府头上到底有多大用处，其实是个未知数。反过来，这一点也成了北京政府跟外国人谈判的价码，抵制他们要求对绑匪无条件妥协的压力。利害相关的洋人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知道全指望中国政府估计也不行，自己也在想辙。最后还是在上海租界的中国通们厉害，说动了上海黑道很有势力、后来成为青帮三大亨之一的黄金荣，让黄亲自出马，带上各位黑道老大的亲笔信，上抱犊崮跟孙美瑶谈判。

黑道的面子要比白道大。事实上，在当时没有土匪傻到跟帮会为敌，否则，他们贩毒走私的买卖就没戏了（这可是土匪的最大宗的收入）。黑道中人沟通起来很容易，黄金荣上山之后，谈判渐入佳境。孙美瑶不再漫天要价。山东军阀田中玉却得以就地还钱，孙部编成一个旅，由山东地方解决给养，先送上大批的粮食和2000套军服。1923年6月12日，最后一批洋票被释放，孙美瑶下山接受改编，一场塌天大案，宣告结束。

不过，孙美瑶的旅长没有做上几天，到了年底，他就被新任的兖州镇守使在枣庄中兴公司设下鸿门宴（中兴公司有个北方著名的富豪俱乐部，吃喝嫖赌一应俱全，孙美瑶也是常客）诓过去。当场，一个石灰包打在孙美瑶的眼睛上（韦小宝的伎俩），被熏得昏头的孙美瑶被一顿乱刀给捅了无数个透明窟窿，脑袋还给切下来传命各处。孙美瑶的部下群龙无首，在重兵包围下也只好缴械解散，四散而去，估计大部分还是当土匪去也。

从晚清到民国，是乱世。其实兵和匪的界限不是十分清晰，一个地方，当官兵不太能控制局面的时候，就会有匪类出来“帮忙”。官兵要当家，匪兵也要当家，争斗的结果，往往达成一个均势，各收各的“保护费”，维持一个虽说是畸形的，但也现实存在的一种秩序。不见得凡是土匪，就一律烧杀抢掠。道理很简单，都烧杀掉了，他们吃什么去？土匪的烧杀往往针对那些不肯服软的地方，尤其是那些有地方武装、抵抗过他们的村镇，烧杀主要是为了杀一儆百。尽管如此，做土匪的，不管规模多大，最大的心愿还是受招安，从非法状态的收费转到合法状态来。从晚清开始，也的确不断地有地方官在剿匪不成的情况下，有意招抚一些匪帮，让他们变成官兵，再去打别的土匪，一如《水浒传》上受了招安的宋江去打方腊。这些受招安的土匪也在战斗中逐渐成长，变成一方具有官方身份的霸主，比如北边的张作霖，南边的陆荣廷都是这个模子。当时有谚曰：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当然，这种情形下的秩序肯定不会太好了，无论官兵还是土匪纪律都差不多的坏，说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可能有点夸张，但驻兵与驻匪都时常扰民却是真实的。那些由匪变兵的军队，比如张作霖的奉军，一直到小张（张学良）时代还以纪律差闻名，在老张时代就可想而知了。

不管怎么说，南有干帅（陆荣廷字干卿），北有雨帅（张作霖字雨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各地的土匪都纷纷效法，也有条件效法。事实上，袁世凯死后，由于混战不止，各地军阀都在招抚土匪借以扩展势力，只是各地有各地的高招，招抚的方式，有收抚的，也有打抚的。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反正在1923年，山东督军田中玉跟抱犊崮的土匪之间从原来的相安无事、各管一边，变成了真刀实枪地对打，两个混成旅开到兖州。其实，真实意图是剿是抚，还是以剿逼抚，还真说不清楚。可是，不幸的是，在冲突中，孙美瑶的哥哥孙美珠一个没留神丧了命，所以激得孙美瑶使出了拼命的招儿，酿成一场大案。

不过，在那个大家都怕洋人的时代，这招虽然很灵，足以让官方满足他的条件，拿到一笔做土匪的都想要的特别赎金，却犯了大忌，不光是白道的大忌，也是黑道的大忌——不动外国人，免惹大麻烦。所以，事过之后，孙美瑶非死不可，官家即使用上韦小宝的下三烂的招数，也得让他死。

孙美瑶绑了一笔大票，要到了他想要的赎金，然后全赔了。以后，这种赔老本的买卖，土匪就再也不做了。

注　释

〔1〕语出张岱，肉指妓女肉体，竹指丝竹乐器。过去所谓的妓女的色与艺两个方面。

第五章　曾经的文化

历史的好玩之处在于，它不见得总是推陈出新，而是经常旧戏重演，演员虽然变了，但戏的内容却依然如故。有的时候连戏名都换了，曲牌也不讲究，乱七八糟，但是细听听，还是那个老调子，连台步都按老规矩走得一板一眼。

云南讲武堂操场的沙砾

云南讲武堂是我见到的保存最完好的清末军官学校。完整的两层楼校舍、宿舍，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大四合院。大门的铁栏杆斑驳而老旧，看起来好像是刚刚还有人从这里走出走进。其实绝大多数房舍都空着，只有一面放了一些照片，大部分都属于常见的大路货，属于讲武堂的旧物很少，一门山炮和一门榴弹炮太先进，而一门土炮和几枝火枪又太陈旧，都不属于讲武堂的时代，只有操场上的沙砾十有八九是当年的旧物，白白的一层，都磨成了石英，看来没少经人在上面摸爬滚打。这是个出过很多大人物、改变历史的大人物的院子，他们的脚和身子肯定亲近过这些沙砾，他们有活得很长的李根源、朱德、朱培德，还有活得不那么长的方声涛、罗佩金、谢汝翼、张开儒、刘存厚、王伯龄，以及由从前的战友变成敌人的唐继尧和顾品珍。当然，还要说一个特别有名的大人物，这个人虽然仅仅是这里的兼职教官，但却是讲武堂每个学生感到自豪的蔡锷。

讲武堂的展览，主要讲的是辛亥革命和护国讨袁。这很可以理解，历史的叙事，都喜欢大事，尤其是价值十分正面的大事。一个军校，能跟这样的大事联系在一起，足以让人把别的忘了，好像这个学校只有这两件事。其实，辛亥革命也好，护国讨袁也好，对于中国也好，云南也好，云南讲武堂也好，只是两个瞬间，更多的是一些日常活动。对于讲武堂而言，就是没完没了地上课，训练，列队，齐步走，枪放下。

我恍惚记得，云南讲武堂很像日本的士官学校，至少从照片上看是如此。这个清末新政时期的军事学校跟中国当时多数讲武堂一样，都是学习日本的产物。当时受法国影响很大的云南，在军事教育方面却没有多少法国的影响，因为这个学校的教官大多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不仅教材、教法都取法于日本，连房舍都模仿日本士官学校。学校的教官与学生服装都很像日本军人。中国的陆军现代化，从小站时代的学习德国，转而进入了学习日本阶段。

不过，云南讲武堂展览里有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军校仪仗兵，军装是日式的，但兵的手里却拿着一枝方天画戟，想必，其他的仪仗兵手里拿的也是斧钺之类的家伙。这些仪仗兵似乎在仿古，古代的皇帝和高级军事首领身边的仪仗护卫，的确拿的都是这种好看而不中用的玩意，但也可能是学法国，因为法国人到现在，某些仪仗队依然拿着古代的冷兵器。

仪仗兵手里的方天画戟并不能改变这里现代军事教育的本色。跟所有清末的改革一样，军事现代化的改革在将军队引向现代化的同时，也威胁着这个王朝。改革的步伐走得越快似乎越是反衬出主导这个改革的王朝政府的落后和腐朽。因此，改革产生的新式陆军，尤其是这些新式学堂的学生，反而成为王朝政府所要防范的对象。那些原本作为改革对象的巡防营，尽管落后、野蛮，没有训练，但却令各级政府官员放心，成为监视新军，尤其是讲武堂的依靠力量。在清朝灭亡前的几年里，新军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官兵受到监视，平时不发子弹，即使在实弹训练中也要严格掌控所发的子弹数量。当时主政云南的云贵总督李经羲还算开明，对新军戒备还不太严，而且他对蔡锷特别赏识，新军和讲武堂的武器弹药使用尽管有诸多的限制，但是他们还是能见到子弹。

然而，防范越严，新军的反心越重，与其说新军士兵和军事学校的学生是被革命的思想“带坏”的，倒不如说是被政府大员们一系列的猜忌、防范逼反的。重用巡防营的作法影响尤坏，彻底消解了新军基于自身现代性的自豪感和优越感。云南讲武堂的学生们很自觉地在每次实弹演习中把子弹节省下来，发15发只打五发，剩下的都交给一些进步的教官统一保管，积攒起来，为起义做准备。

武昌起义后，云南很快响应，平时积攒下来的子弹最终让新军和讲武堂学生攻下了军械局和总督府。云贵总督李经羲被从床底下拖出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起义军的司令是自己一直特别欣赏的协统（旅长）蔡锷，呆了半晌。最后，蔡锷把李经羲放了，让他去了香港。就这样，清朝的军事现代化努力最终成为压垮这个王朝骆驼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不，应该是最后一粒沙砾。讲武堂操场上被磨得很光的沙砾，实际上也参与了一场战斗并不激烈的革命。

有人说，凡是在专制国家，大家都呼吁改革，但是一改革反而覆灭得更快，清朝就是一个例子。其实，改革变成一个王朝政府催命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改革过程中政府自己变化太小，以至于成为引入新因素的对立面，很自然地把新因子变成自己的敌人，如果自己变化步伐快一点，事情也许就不会是这个样子。后发国家现代化变革成功的例子也有，比如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人家政府推进的改革就没有最终吞噬政府自己，在那里，学习西方建立的新式军队反而成为政府变革的推动力量，自然是变革了的政府的依赖。

云南讲武堂的操场上，只有几个闲散的老人，一个正在练太极剑的大娘成为这片沙砾上唯一还有点“武气”的人。

武夫军汉办大学

大家都知道，北洋时期是武夫军汉当家，这些武夫军汉我们平常管他们叫军阀。在现代中国，凡是被称为“阀”的都带有贬义，军阀尤甚。所以一提起军阀，人们脑海里立刻冒出来的就是些专横跋扈的军人，打、砸、抢，吃饭不给钱，抢女学生做小老婆，随便杀人，等等。当然，这么干的军人不是没有，打起仗来，尤其是打了败仗之后，干得比这过分的也不少。但是如果用这些行为来概括所有的军阀和军阀所有的行为，好像也不合适。

北洋时期，媒体骂军阀，骂也就骂了，最大的惩罚是派人封了报馆，往往是这边封，那边又开了。抓记者枪毙那是北洋末期胡子出身的张大帅当家时候的事。大学里，教授们爱讲什么讲什么。当局想派进个校长去，如果教授不同意，任谁也没辙，武夫们居然就是不敢派兵护送强行进入。更有意思的是，某些武夫军汉居然自己办大学，比如唐继尧办了东陆大学（即后来的云南大学），张学良办东北大学，连布贩子出身的曹锟也办了一所大学——保定的河北大学。

唐继尧和张学良都是喝过墨水的人，出过洋，见识过，有点闲钱办个大学，不奇怪；曹锟一个粗人，虽说也上过北洋速成军事学堂，但那是混出来的，在家乡人送外号曹三傻子，而且他所在的直系一向钱紧，居然也有兴致办大学。

曹三傻子办的大学不是军校，而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在原保定农业专门学校基础上扩建而成。那一年是著名的1919年；那年，曹锟在做直隶督军。督军是一省的天，但在这所大学里，教授是天。

曹锟出钱，管事，但是，办大学，靠教授。他经常说，自己就是一个推车卖布的老粗，什么都不懂，大学得靠教授。只要曹锟在学校，就经常在教授休息室候着，对下课的教授嘘寒问暖。大暑天，他在教室外面看见教授讲课讲得满面流汗，就命令校工上课的时候送毛巾到课堂上，给教授们擦汗，后来干脆往教室里装了铁柜，放冰块降温。每逢发工资的时候，曹锟都嘱咐行政人员把大洋用红纸包好，用托盘托着，举案齐眉式地送给教授。

河北大学的教授工资要比北京的一些大学稍低，但对于物价比北京低得多的保定，一个月两三百大洋的工资已属天价；曹锟的副官们能拿到零头，已经要念佛了。但是这样的工资，曹锟居然感到有些歉疚。看见教授在用显微镜做试验，曹锟说，你们这样用脑子，每月那点钱，抵不上你们的血汗呢。

这位粗鲁的军汉对学生要粗一点。文化低、词少的曹督军曹大帅偏爱给学生训话，每训必强调尊重教授，说这些教授都是我辛辛苦苦请来的，如果谁敢对教授不礼貌，就要谁的脑袋。然而，没有哪个教授把所谓的学生不礼貌行为告诉曹锟，因此也没有谁真的掉了脑袋。

事实上，对曹锟这种人来说，办大学跟比较开通的财主在家里办私塾的心态差不多。无论布贩子出身的曹锟怎么开明，怎么喜欢附庸风雅，他办大学也只是给他的家乡办一个大私塾，教授都是他为家乡父老请来的“西席”。对教授的尊敬，厚供给，就如同一心希望子孙争气的乡下财主，自己舍不得吃，也要让老师食有鱼，起居有礼。而且学生不听话，也都放任老师去责罚，如果老师为此告状，学生多半要挨一顿胖揍。这样的财主，这样的事情，在过去的时代，每个好一点的乡村教师都会遇到。

曹锟其实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学术自由，什么叫教授治校，连什么叫做现代的大学他都没有见过；他熟悉的只是怎样管大兵，立正稍息，齐步走。奖就是大洋、升官，罚就是军棍、禁闭和砍头。但是他没用军队的一套来办大学、管大学，尽管他也在大学里安排了一些昔日的副官马弁，但是这些人都成了伺候教授的跑腿子。连曹大帅都对教授一说话三点头，他手下的这些小军汉们还不只有听喝的份？

形势比人强，那时的大学，全中国都这么办，武夫军汉来办，自然也得这么办。不这么办，就不叫大学。看来，谁来办大学并不重要，即便是一个大学问家来办大学，赶上一个大学不叫大学的年代，也只能办成衙门；反过来，武夫军汉赶上合适的时候，也能办出一个像样的大学来。

历史在大学转了一个圈

我曾经说过，历史的好玩之处在于它不见得总是推陈出新，而是经常旧戏重演，演员虽然变了，但戏的内容却依然如故。有的时候连戏名都换了，曲牌也不讲究，乱七八糟，但是细听听，还是那个老调子，连台步都按老规矩走得一板一眼。

按道理，旧戏重演，靠的是演员一辈辈地心口相传。过去唱戏的师傅除了教徒弟唱念做打，就是口授几出戏，肚子里的戏越多，师傅就越值钱。但是，历史上的旧戏重演，却没有师徒相授，可一样传得真、演得像。看来，咱们中国人的历史，背后有一个老是重复的大脚本。

蔡元培先生以北大知名，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蔡先生回忆说，在他接掌北大之前，京师大学堂的遗风犹存，学生在学校不是为了求学，“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学生的另一个毛病是，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并不见得受欢迎，“考试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前蔡元培时代的大学，是前清衙门转来的，清朝的大臣奉旨办学，办的就是官学。京师大学堂原来只招进士，科举停办，大家都把大学堂当成翰林院，毕业生就是翰林。以至于有个大学究陈汉章，大学堂请他去教书他不干，非要去做学生，为的就是日后可以做“翰林”。因此，习惯上，学生被称为老爷，而监督（校长）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

不幸的是，时隔百年，我们大学里的学习景象居然跟前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如此相像。教师一份讲义打天下，通吃多少年，纸黄页烂不肯换，倒是可以获评节约标兵。比那时进步的是，老师不发讲义，要靠学生当堂记笔记。学生们平时不烧香，考前磨着老师要考试范围；老师不肯给，学生临阵磨枪，狂背笔记；上课缺课多的则借同学笔记复印完了再背。老师肯通融的，则师生皆大欢喜，掌声雷动。对于相当多的学生而言，最好的老师就是那些上课不负责，考试宽容放水的老师，他们不在乎学到了什么，只在乎那张毕业文凭。连当年学生对教师的态度都在重演，认真负责而且有点学术水平的老师不见得真受学生欢迎，而那些在政府里身居高位，或者曾经身居高位的人，无论在学校里做兼职也罢，来挂名也行，都无一例外地受到热捧。哪个学校那些兼职的博导们都有最多的人报考，得以厕身高官或者曾经高官的门墙之内，不仅在“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而且毕业的当口就有若许进入仕途的便利。官大学问大，不仅在大学体系内是颠扑不破的铁律，也得到相当一部分学生的认可。稍有不同的是，学生不再是老爷，他们已经变成了听话的良民和不听话的刁民。

中国的大学走过了百多年的历史。曾经，我们的大学已经走出了文凭时代，这个出走是以蔡元培北大的改革为标志的，可是到今天，我们居然又转了回来。奇怪的是，在已经早就不包分配的情况下，学生对于学校的要求还只是文凭；而学校方面对于教学生如何适应社会需要也没有多少改进，甚至感受不到改进的压力。社会对于大学的期待，好像就是一个盖章发文凭、戴方帽子的所在。

西方总是在嘲笑我们历史的循环论，但是，中国的历史还就是总是在转圈，转一个，又一个。什么时候，我们能从这圈里走出来，而且永远不再钻进去呢？

六十五年前的学生档案

当个教书匠，对社会上的事情往往不甚了了，但学生档案却还算熟悉，尤其是当过一任班主任，新生的面还没见，一堆档案早已经摆在面前了。可是，1949年以前的学生档案是什么样子，我却一无所知，不唯无知，连想知道的念头都没有起过。几星期前，偶尔无事，溜到潘家园旧书市场逛逛，腿都溜酸了，还是一无所获，双目所及尽是近些年出的花花绿绿的垃圾货，稍微像样一点的东西又贵得吓人。就在几乎失望的当口，我忽见不远的地方有个小摊子，寥寥几本书旁有一堆烂纸似的东西，过去一翻，居然翻出了一张发黄的硬纸，仔细看来，原来是民国三十三年的一名叫俞佩兰的女中学生的档案。

这个硬纸片约有16开大小，上面的表格是油印的，系河南静宜女子中学教务课制，跟今天中学生的档案类似，上面有俞佩兰的照片，有履历表，背面还有成绩表。但不同的是，头两栏分别有保证书和志愿书。保证书上是一串不加标点的文字：

具保书人王隲生今愿保证学生俞佩兰入贵校肄业对于一切校规愿绝对遵守如有犯过重病欠费或临时发生重大事件概由保证人负完全责任然后是具保人的姓名、职业、与学生的关系以及具保人的住址，还有一个至今颜色依旧的具保人印章。

志愿书上也是一串文字：

具志愿书人俞佩兰今愿入河南私立静宜女子中学校肄业绝对遵守校规努力求学除由保证人保证外谨具志愿书

保证书和志愿书上的文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过去的学徒契约，上面必有这种过病生死俱与店方无涉的内容，而且立契必须有保人的签字画押才算数，只不过学徒的契约更加苛刻。不知是中国特有的学徒文化暗中影响了静宜女子中学的办事人呢，还是真的担心学生在就学期间会惹出麻烦，因而未雨绸缪？不过，尽管俞佩兰女士就学的年代（1944年），中学生可能比今天的大学生还要稀罕些，但中国新教育经过近40年的发展，新式学校毕竟与传统以八股科考为目的的求学有了本质的不同，从求道意义的“知书达理”变成了含有技术教育内涵的培训，所以，也许在静宜女子中学的主持者看来，他们的学生也具有某些昔日学徒的性质。因此，学徒契约的内容出现在中学生的档案上，似乎也是件可以理解的事情，毕竟这样做对于基本上以赢利为目的的私立学校的校方来说，可以省却许多管理上的麻烦。不过这样一来，至少蒙在传统学子身上的那种一层高人一等的面纱，在学校的管理人那里，已经荡然无存了。

另外，这份学生档案的年代是民国三十三年八月，也就是1944年。那时，学校所在的开封还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所以学校除了英语外，还开设日语课。只不过，在成绩表上，日语课排得很靠后，安排在所有的副科末尾，而英语却排得特别靠前，明显属于“主科”。这比起“满洲国”的“国中”几乎所有课程均以日语授课的安排来，有很大的差异。显然，静宜女子中学的这种安排是不合日本人意的。不知道这种安排，是否表现了校方的某种意向。

档案照片上的俞女士，年方十三，面目清秀，可以依稀看出她穿得是一件中式的白布衣服。女士的籍贯是河南开封，家住开封火神庙后街19号。父亲叫俞瑞生，在“电影界”，与当时的开封华北电影院有关系，看来可能是电影院的职员或者老板。俞女士如果还活着，今年应该已经年逾古稀了。

当牛记者碰到强人的时候

民国时期的记者牛。租界里记者的口无遮拦，想说就说，租界外记者的口上的遮拦也有限，批评揭黑自不必说，损人骂街也是家常便饭。记者惹着谁了，被告上法庭的不多，仇家上门来砸场子的不少，但是砸完了，记者该骂还骂，反正那个时候，一个报社值钱的东西也不多。

在来自西方的各种市井观念中，记者是无冕之王的说法在中国特别流行，大家认账，记者也很自负。很多历史上的牛人都有过办报（刊）的经历，比如梁启超、章士钊、章太炎、陈独秀、吴稚晖、陈布雷，他们手里的一支笔，原本都是预备扫清天下的。到了蒋介石的时代，当年的名记者差不多都已经改行，做官的做官，革命的革命，做学问的做学问，但记者们依然牛气不减。官办的《民国日报》，发起评选中国伟人活动（类似于我们的超女评选），揭晓时，居然第一名是《民国日报》的总编陈德徵，第二才轮到蒋介石（据说把蒋介石气昏了）。

记者牛，损起人来嘴特别黑，旁观者见了，哈哈一笑，当事人听了，会恨无地缝可钻。不过，凡是大记者，往往不会找小人物的晦气，他们下手就冲大个的去，所以老百姓听了解气。解气归解气，记者的危险也不小，前面提到的砸场子就是一种，不过但凡叫记者的人，信息都灵，躲得快，身体不会受伤害。不过，也有躲不过去的时候，黄远生躲到了美国，还是被暗杀了；邵飘萍在六国饭店躲了很长时间，一露头就被捉了进去丢了性命。好在，那个时代是军阀当家，军阀是武夫、粗人，做事不管不顾，舆论能拿来说事的那些事情，涉及女人和金钱，吃喝嫖赌，巧取豪夺，他们都公开地做，大摇大摆地做，根本不在乎舆论怎么说，所以记者怎么骂，他们并不大管。曹锟贿选，上海的报纸吵翻了天，人家照做总统不误，连理都不理。当时还是个报人的吴稚晖出来放话说，曹锟和老婆做爱一次，即可有四万万精虫，这些精虫代表中国四万万人一起来投曹锟的票，不就结了，何必劳神费钱收买猪仔议员。恶毒到了这个地步，也没听说曹大总统因此败了兴致，就职典礼少了些风光，曹大总统既没有全国通缉吴稚晖，也没有派刺客下手。对脐下三寸地带的物件特别感兴趣的吴稚晖依然可以放开喉咙，继续说他的精虫和生殖器。

可是，另外一个也拿那个部位说事的记者命运却不一样，这个人叫林白水。林白水是个老报人，从清末就开始办报，民国后做过短时间的官，官场上混不下去，又转过来再做记者。此人是跟黄远生（黄号称是中国第一个专职记者，曾担任过《申报》、《时报》、《东方杂志》、《庸言》等多家报刊的特派记者，1915年冬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避祸去了美国，却被误会为帝制人物而遭到刺杀）、邵飘萍、张季鸾、成舍我齐名的名记，一生恃才傲物，一支笔如同不吃辣的国度里的朝天椒，看得倒是赏心悦目，但吃上的人未免要难受得跳脚。林白水骂街不看对象，越是官大的人越是要骂。1924年，段祺瑞再度出山，标榜“公道砥平”。他写文章，标题叫做“段执政私处坟起”，一下子捣到段老爷子的那个地方，闻者鼓掌，见者哄堂，但骂的是武夫，没事。后来，那个“三不知”的狗肉将军张宗昌来了，稍微像样一点的政客都避开了，可是也有人往上贴。此人姓潘名复，字馨航，在钱和女人上都很有功夫。贴上狗肉将军之后，潘复变成了一个什么“督办”。狗肉将军来了意味着什么，按道理记者们应该知道，因为刚刚一个名记邵飘萍做了枪下鬼，可林白水还是骂，借潘的字馨航的谐音（林是福建人，说一口带南方口音的国语），说潘复是张宗昌的肾囊，也就是膀胱或者俗称尿脬的雅称，本来应该是“帮办”，帮生殖器办撒尿的事，但现在居然成了“督办”。赶巧，这种骂，还是在那个地方附近转悠。

不幸的是，政客往往是文人。文人不像武夫那样粗陋，反而心细，对文字有着天然的敏感，越是跟巴儿狗一样的文人这方面的本领反而越高。文人政客心眼小，于是，我们的名记晦气了。某天晚上，在八大胡同，肾囊跟生殖器之间有了一点隐秘的沟通，张宗昌一声令下，林白水就被拖到了宪兵司令部。林记者没有任何申辩的机会，随着一声枪响撒手西去。枪毙的理由是“赤化”。其实，无论跟当时被称为“赤化”的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林白水都一点瓜葛没有。

显然，在存在不讲理权力的情况下，记者，尤其是敢说话的记者，其实很弱势。

“子见南子”的现代性事件

子见南子，是孔夫子一生中做过的一件不大不小的尴尬事。南子是名声不好的卫灵公的宠姬，漂亮，但名声也不好。孔子去见了名声不好南子，惹得性子直的子路不高兴了，孔子急得连连诅咒发誓，说自己没做什么坏事。在过去的时代，科举考试《四书》章句作为题目出了个遍，但“子见南子”却很少有考官出过，如果真的出了，考生都要骂的，因为实在不好演绎，一个不留神说出孔夫子“寡人有疾”来，那可麻烦大了。

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孔夫子从“至圣先师”变成了“孔老二”，客气一点地则叫他“孔二先生”。孔子被“去魅”之后，子见南子的事再一次被旧事重提。20世纪20年代，当时跟鲁迅关系还很好的林语堂根据《论语》上的寥寥几个字的记载，铺衍成了一个独幕话剧。只不过里面的南子已经变成了一个新时代的新女性，要求个性解放，主张男女同学，而且还为此跟孔子大辩其论，最后居然用一群美女唱着“郑卫之淫声”，且歌且舞，将夫子师徒包围起来，令夫子不得不落荒而逃。这样的话剧即使拿到今天，演给今日的读经派人士，也许都会招来臭鸡蛋的。但是在那个年代，却有好事者在孔子的家乡曲阜来演，还特意邀请孔门的后裔来看。

事情是这样的，1929年初夏，位于曲阜的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俗称二师）的学生会，决定排演林语堂的这出《子见南子》。一出独幕剧排起来并不难，很快在暑假的联谊会上，《子见南子》跟二师的学生以及部分的曲阜市民见面了。虽然已经到了1929年，但在山东的内地，男女同台演戏，还是相当新鲜。况且扮孔子者，“衣深衣，冠冕旒”，穿着春秋时平民的衣服，却戴着帝王的帽子；子路还佩着柄长剑；南子也是长袖飘飘，相貌俊俏；戏中的台词都是现代的新名词，一时间煞是轰动。不久，该剧又在孔庙前面加演了一场。

二师的学生为什么要演《子见南子》？那个年代，读师范的学生家境差的比较多，因为师范人称“吃饭学校”，管吃管住，还有补助，穷孩子读得起。师范学校连老师带学生，思想激进的比较多。二师虽地处曲阜，但非孔姓的学生很多。这次演出说是借此反封建之类，可能有点拔高，倒更像是恶作剧，恶作剧也含有小小的拿孔夫子开心的意思。尽管“在那个剧本里，有孔夫子登场，以圣人而论，固然不免略有欠稳重和呆头呆脑的地方，然而作为一个人，倒是可爱的好人物。”后来二师的校长宋还吾也强调，演孔子的学生演得“极庄严”。但是只要让孔子现身舞台，而且跟“女性主义者”南子演对手戏，演的又是孔子那点糗事，对圣人不敬是肯定的了。特别关注这一事件的鲁迅说，“因为公演的地点，恰巧是孔夫子的故乡，在那地方，圣裔们繁殖得非常多，成着使释迦牟尼和苏格拉第都自愧弗如的特权阶级。然而，那也许又正是使那里的非圣裔的青年们，不禁特地要演《子见南子》的原因罢。”

非圣裔的青年们安心要惹圣裔们不高兴，他们果然不高兴了。《子见南子》的歌舞声还未消散，一封署名“孔氏六十族人”的信就递到了教育部，状告二师侮辱他们的祖宗，要求撤换校长。有意思的是，林语堂的剧作把子见南子现代化，让孔子跟女性解放接上火，孔门后裔告的状倒也没有多少“非圣”“毁道”的责难，而是在这出戏的“淫”字上做文章，说这出戏演的时候，“学生抹作孔子，丑末角色，女教员装成南子，冶艳出神”，而南子所唱“虽旧剧中之《大锯缸》、《小寡妇上坟》，亦不是过”。有意思的是，这种诛心之论，其立脚点却是民国的道德和法律，没有在“辱圣”上面纠缠。

状子上达之后，在南京政府势力很大的孔祥熙力主严办，但主管的教育部以及山东省教育厅却另有打算。尽管此时的国民党在得到政权之后，骨子里想的已经是稳定秩序，对造反时的离经叛道不太想提了。现在当家的一部分国民党人原本就对五四运动有所保留，现在对五四精神更是大不以为然。换句话说，他们此时想的已是尊孔而非“打到孔家店”。但是，国民党从来都是各种势力的大杂烩，其中“左派”和西化派也有相当力量，当年新文化运动的新人物蒋梦麟和马叙伦现在是教育部的部长和副部长，山东教育厅的厅长何思源恰好是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而北大的老校长蔡元培对教育界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据奉命查案的教育部参事朱葆勤回忆，他得到了蒋梦麟和马叙伦的明确指示，不能因此开倒车。何思源也表示，此事系旧派对新派的攻击。在他们看来，二师事件事关新与旧、进步与落后，是两种文化的冲突。事实上，这一年医疗界有关中医废止问题的论争，在这一部分人看来，也属于同一性质。两个事件都引起了舆论的高度参与，在这个事件中，站在捅了马蜂窝的二师学生一边的舆论显然要多一些。事件的结果也很相似，都是新旧妥协，而旧的一方似乎还占了上风。教育部的意见是，二师演戏不等于侮辱孔子，校长虽未遭查办，但却以另有任用为由而调走。接着教育部下令，对孔子要表示尊崇，各校不许再演《子见南子》。

两个事件，都是所谓的新派主动挑起的。但挑起后引发的反弹却如此强劲，双方混战一场，各自都不满意。文化的争论夹杂着利益的纠葛，令政府说不清断不明。但是事件的余波，实际上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消散。

梁启超和胡适的“医疗事件”

人们对某一事物或者某个人群的判断，往往受自身经验的影响。上某个机关办事，受到冷遇，从此对这类机关都没好印象；被某个地方的人坑了，也会导致对这个地方的所有人都失去了信任。生病找了中医，治好了就一辈子笃信；如果摊上是西医，治好了，也一辈子笃信，甚至爱屋及乌。我前些年研究晚清教案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入基督教往往是碰巧生病被传教士医生治好的缘故，入教时对基督教一无所知，入教之后也不甚了了，但对教会的虔诚却至死不渝。不过，有两个大大有名的人却不是这样，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胡适。

很多人都知道梁启超1920年代末死于协和医院一次失败的手术，当时梁启超身患肾疾，主刀医生却误把梁启超健康的肾割掉，结果导致不治。这个医疗事故，在梁启超的坚持下，其家人一直讳莫如深，直到很久以后才被披露出来。在此之前，胡适先生也生过一场不小的病，巧得很，也是肾炎，在西医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找到当时上海的著名中医陆仲安，几副药下去，居然治好了。奇怪的是，胡适先生对此也讳莫如深，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写了文章简单提到过，然后就开始含糊其辞，始终不肯痛快承认此事，那篇文章也不收进《胡适文存》。到了晚年，胡适甚至抓住有关报道中的枝节错误，矢口否认。害得胡适先生最忠实的门徒罗尔纲先生大惑不解，不明白一直痛恨说假话的先生，为什么自己要说假话（参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

一个被西医治坏了不肯声张，一个被中医治好了也不肯声张，疗效虽殊，但用心却一，都是为了给西医留面子，生怕败坏了西医的名声。一个不惜以身相殉，一个不怕背上负义之名，就西医而言，委实令人感动。无论后人对此有何评价，二人此举毕竟标志着他们是有信念之人，不会因为一时的个人遭际，就放弃或者怀疑自己的信念。

不用说，他们的信念是科学主义。尽管二位基本上没有受过多少科学的教育和训练，研究的对象也不过是中国自家老店里的旧货色。梁启超只是自己看了几本粗浅的科学启蒙书籍，胡适到美国留学，开始学农学，被一个苹果难倒，随即转成哲学了，但他们对科学的信念却坚定得令人咋舌。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时代大部分提倡西学的人，骨子里都是科学主义者，认可西学，就是因为里面有科学的道理，而这个道理恰是具有验效而且能征服国人的。1920年代著名的所谓科学和玄学论战，其实所谓的“玄学”未必没有一点道理，却被一边倒地批倒批臭，将之混同于扶箕、请神之类的迷信，科学主义在学界高奏胜利凯歌。其中，虽说梁启超先生鉴于一次大战之后欧洲学界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思想有所回归，但科学主义的虔诚却依然没能因此而动摇，原因很简单，他毕竟是中国比较早震撼于西方先进科技成果，进而追求维新之人。

尽管在今天看来，科学主义并不那么令人信服，但就当时的情景而言，他们对西医的维护确有道理。在1920年代，虽然对科学已经没有多少人敢出来说半个不字，但西医在中国还处在幼苗阶段，偌大的国家，四亿多人口，像样的西医，满打满算，也不足万人，系统受过教育的中国医生更是少得可怜。梁启超的手术事故，的确是某个西医的错，但并不代表整个西医体系全错了，尽管这个错发生在中国顶尖的协和医院也并不奇怪。中医治好了胡适西医治不好的病，也不代表整体上西医不如中医。现代的医疗卫生防疫体系，主要得依赖西医，才能建立起来，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这两位大学者不会以个体案例否定全体，但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却不可避免地有着这样的习惯，恰好这两个案例又发生在这样两个酷爱科学、推崇西医的大名人头上，如果炒作出来，其影响所及，给西医造成的麻烦肯定是难以预料的。反过来，中医也一样会有失误和事故，甚至草菅人命的胡治，如果概率计算，中医出的问题肯定更多。翻一下过去的笔记，这种虎狼之医的记载还是很多的，如鲁迅先生那种个体体验，拿破鼓皮和墨水来治病的中医实在不乏其人。所以，单就一个方面的个体事件来说事，肯定是不够公平的。

不过，历史走到今天，中西医的位置已经倒过来了。具有宝贵价值的中医已经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如果今天的人们，还跟当年的梁启超和胡适一样，恐怕这二人死后有知，也未必会赞同的。

旧医，还是中医

70年前的废止中医风波

在今天的中国甚至世界，恐怕不会有什么人提出要废止中医，如果真的有人说这样的话，那么大家即使不认为他是精神病，也只当是酒后胡言。然而，在70年前的中国，这样的议论却是家常便饭，时常在报刊上露面。一干五四精英类似的鼓噪，了解那段历史的人，肯定有所耳闻，即使不了解历史但稍微熟悉一点鲁迅的，从他对中医那深恶痛绝的态度，大概可以推测在那个时代中医在这些精英眼里是个什么形象。不过，连我这个学近现代思想史专业的人也绝没有想到，在五四过去十年的时候，这种废止中医的书生议论居然被刚刚获得政权的国民政府打算付诸实行，从而惹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乱子。

在1928、1929年间，刚刚定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其实并不完全像后人想像的丧尽人心，分崩离析，至少中产阶级和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对之还是充满期待的。而这个政府也是蛮想有所作为的，只是政府中人的作为，依然像当年火烧赵家楼的学生小子一样，未免有几分毛手毛脚，废止中医之举就是一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29年初，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卫生部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中央卫生会议”。此会名曰全国会议，实际上参加者只限于各个通商大埠的医院（西医）的院长、著名医生和少量的卫生行政人员。在1929年那个时候，中国的西医比起“大清国”那阵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虽说西医内部派系纷乱，跟英国人学的叫英医、德国的叫德医、意大利的叫意（义）医，各守家法，互不相能，但大家对付起中医来却是同仇敌忾。换言之，中西医之间的敌意甚深。在这样的气氛下，由清一色的西医人士参加的中央卫生会议自然对中医没什么好脸色。会上废止中医的呼声甚嚣尘上，结果是通过了一个“旧医登记案”，规定所有未满50岁从业未满20年的旧医（中医）从业者均须经卫生部门重新登记，接受补充教育，考核合格，由卫生部门给予执照，方才准许营业。而50岁以上的中医，营业对象也有限制，且不许宣传中医，不许开设中医学校。在这里，有四个重要角色是不能不提的。两个是论战双方的主角，一个叫余岩，字云岫，系当时有名的西医，有过留日的经历，1916年毕业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回国后担任过上海医师公会会长，在国民政府里也有职务，曾经著书反对中医，旧医登记案就是他提出的。一个叫陈存仁，系当时上海的名中医，著名的《中国药学大辞典》的编撰者。还有一个是帮腔的，名叫褚民谊，此公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曾经留学日本和法国，系政界、学界与商界的活跃人士，时兼上海医师公会（专属西医）监察委员，据说是此次会议的推动者之一，此公后来入了汪精卫的幕中一并做了汉奸，所以后来陈存仁将账都算在了他的头上。最后一位要算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此公系冯玉祥夹袋中的人物，于西医中医概无所知，仅仅由于是北伐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家分肥，冯分得卫生部，所以薛大人得以做部长。他虽然也算是新学堂出身，比起前两位来却土多了，不过，此公虽土，号称于中西医两不相袒，但从他事件前后的言论看，屁股却明显地坐在了西医一边。

在中西医势同水火的情势下，由西医主导的卫生部门来考核登记中医，结果不问可知，事实上等于断了50岁以下中医的命脉，砸了他们的饭碗，而且，议案行文，很明确地提出要废止中医，登记只是一种废止的过渡办法。故而此议一出，举国岐黄之徒为之哗然。于是由感染了“民主”之风的上海中医挑头，全国中医界发起了一场颇有声势的请愿抗议活动。一时间，沪上报馆中西医互打笔仗，南京政府机关里中医请愿、请饭、游说军政要人，再加上工商学各界添乱式的两下声援，真是闹煞了国人，喜坏了报人（报纸销路大增）。结果是旧医登记案不再执行，大家不了了之，中医照旧把脉，而民（医）愤甚大的始作俑者也好官照做。接着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打了起来，大家一起去关注战事，看下段新武戏，将这段文戏忘了个干净。

跟中国所有的一时谁也吃不下谁的争论的双方一样，名称之争是吵架的重要一环，双方都免不了要互赐恶谥，在中西医吵起来之前，军阀们已经集体打了十几年乱哄哄的电报仗。医界是悬壶济世的，因此还比较客气，西医称中医为旧医，称自己为新医，而中医则自称国医，不承认西医是新医，偏叫他们西医甚至洋医。跟军阀们“官”“匪”、“正”“邪”之类的互詈有所不同的是，中西医之间相互掷来掷去的四顶帽子，“新”“旧”、“国”“西”，恰恰点明了这场风波所蕴的思想史内涵。自从国门被打开之后，中西文化之争，随着中学的节节败退，不知不觉之间从华夷之争变成中西之争，最后又变成了新旧之争。显然，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此消彼长，前面“华夷”语境里的褒贬，到了“新旧”语境中，不仅仅褒贬颠倒了过来，而且有了进化论意义的肯定与否定，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更具有杀伤力，或者说慑服力。

我们看到，此次中医的存废之争，又一次成了新文化运动时很热闹的“科学与迷信”之争。只是，这次的“科学与迷信”论争，双方的立论却没有本质的不同。西医攻击中医不科学，自在情理之中，他们将中医的阴阳二气、五行生克、经络脉案等等统统打入张天师胡大仙一党，旧医登记案的提议者余岩干脆称中医为“依神道而敛财之辈”。由于自恃有生理解剖、化学、物理以及药理学做后盾，他们的气很粗，明显处于攻势。奇怪的是中医们也没有祭起扁鹊、华佗的大旗，抬出《黄帝内经》、《王叔和脉经》的道理来反驳。在他们看来，“窃中国医药却有优良治效，徒以理论上不合科学、致不得世界学者之信仰，此固医药之起源先有经验而得治效，后以理想补其解释，不克偏于哲理，治效却是实际也。近日西人证明中药之功用，悉以本草所载符合，且广设学会研究汉医，而国内学者亦相率以科学方法整理发挥，渐得中外学者之信任。”（《大公报》民国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紧紧抓住“效验”两字来做文章，似乎凭借的也是科学与洋人。

但是，如是一来，中医们的底气未免比西医要差了一点，毕竟要论科学，人家才是正宗。所以，在此次论争中，西医总是咄咄逼人，大有气吞对手且气壮山河之势，在他们口中，那些请愿的中医不仅是为了保住自家饭碗的蝇蝇之徒，而且简直跟拳匪（义和团）一党，属于阻碍进步、阻碍改革的罪魁祸首。这里，余岩的一段气势磅礴的话不可不录：反对废止中医“是不许医药之科学化也，是不许政府有卫生行政也，是不许中国医事卫生之国际化也，是坐视文化侵略而不一起谋所以振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必枯守诞妄不根之玄学时代落伍之国粹而后快。铁路可废也，不妨驽马十驾；军舰宜禁也，何如艄舻千里。长枪大戟可以敌枪炮，而兵工厂为无谓糜费之事矣；八股策论诗赋歌词可以得英才，而算术理化为奇伎淫巧之学矣。不识天文、不明地理、不知气象、略识之无，即可以高言气化，窃研造物之奥妙。而科学实验，以真本事实力量从事者，为画蛇添足之举矣。阴阳气血寒热补泻诸肤廓笼统之谈，足以尽病情沦药理，而解剖生理病理药物之学，可詈为骨骼堆中杀生场上学医矣。不许维新，不许改革，虽疆城日削，国权日丧，以至于国破家亡，同归于尽，亦悍然不顾。是逞一朝急气之愤，而忘邦国之大计者也。”（《大公报》民国十八年三月十七日）这种抑扬顿挫且骈四俪六的行文，不说是字字珠玑吧，至少在气势上令对手哑上半晌。看来我们西医的文字与中医一样，都是八股制艺老家底的货色（这一点中医似乎又差了一招，西医可以用八股文章来骂阵，而中医却没法炮制一篇洋文字回应）。文字本身是什么形式并不要紧，关键是这种上纲上线的论法让人受不了，真是将亡国灭种的罪过一股脑都怪在中医尤其是请愿不要废止中医的人们头上了（看来，中国产生大批判的文字一点都不奇怪，不吵架则已，一吵则非上升到“路线”高度不可，从市井婆媳到海上闻人概莫能外）。在作者看来，中医之与西医，就像驽马与铁路，帆船与军舰，长枪与枪炮一样，一个该送博物馆，另一个才是当世之骄子。

中国人的进化论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西方用大炮、洋货外加学说教出来的，这种教学的副产品之一就是混进了两个等式：西等于新，中等于旧。西则意味着进步、文明、科学，中则意味着落后、愚昧、迷信。这其中，实用层面的效验无疑是人们意识转换的关键环节。换言之，中国人之所以相信西方是进步的，是因为他们亲眼所见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制度学艺比自己的强，因为有效验，所以才相信。而中西医之比却远不像中西枪炮舰船那样的简单。在西方文化的凯歌行进中，中医一直是一个例外，在西医的和时髦的文化人的联合围剿下，中医其实并没有真正丢失阵地，包括在当时中国最洋气的上海也是如此。虽然中医阵营中也有许多庸医，甚至江湖骗子（这一点，当时西医的记录也不见佳），但真才实学之辈却也不在少数，他们手下的医疗效果并不比西医差，甚至屡有西医已经“判处死刑”而被中医治好了的事情发生（这种事今天依然存在）。这一点，就是对中医怀有偏见者亦难以否认。而且，最令西化论者难堪的是，中医的医案可以重复，也就是说，同样的病用同样的药方是有效的，就像科学试验可以重复一样。西医难以将中医扫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难以在疗效上彻底压倒对方，尤其是在内科杂症上，中医居然有公认的优势。即使是新式的知识分子，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并不是人人都像梁启超那样，动手术割坏肾，结果被错误地割掉了好肾，依然坚持维护西医的名誉。他们一旦病得厉害了，一样是谁医得好找谁。这也许正是西医不得不求助于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强力干涉的原因。

当然，无可否认，西医们的动机并不只在为一己争地盘而剪除异己，他们确实有推进中国现代化尤其是医疗卫生事业现代化的意图在里面。但问题是，时间已经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医还能妨碍西医的发展吗？无可否认，当时中国的西医不多，据说整个国家才不过6000余人，而且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也承认，全国只有十分之二三的县有西医。但一则西医才有几十年的历史，而且主要在20世纪初才有较像样的发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有如此规模，已属可观；二来医界的发展主要是受市场和国家发达程度的制约，中国当时就是那么个发展水平，偌大的国家进出口额抵不上个小小的比利时，连瓶碘酒都要进口，自然依赖工业和设备发展的西医就难以上档次。况且，当时的医疗事业主要是靠市场调节的，对于医疗市场而言，决定市场份额的一是疗效，二是价格，价格上中医要比西医便宜得多，而疗效西医又难以有绝对的优势，所以，两者只能分割市场，而不是一家独占。即使在较开化的通商大埠也是如此，至于那些没有西医的地区，并不是因为那里中医占据了市场，而是那里根本没有西医生存的条件，即多数人贫困到了根本看不起西医的地步——除非教会免费施医散药。应该说，对于所有不发达国度而言，人们的观念和当地传统的医生对于外来西医的进入是存在过一定的影响的。在中国，当传教士医生刚刚将西医、西药散向人间的时候，这样或那样来自观念和传统医生的阻碍无疑会产生些影响，但到了连中医们也口口声声说科学的时候，这种阻碍即使有，也相当微弱了。其实，在医药方面，人们传统观念的障碍有多大，我是有怀疑的。许多传教士医生在回忆中的确提到过许多中国人的观念阻碍他们行医的事情，但他们的回忆也提到，这些阻碍的大多数都靠着他们当时并不高明的医术克服了。毕竟中国人是个特别务实求验的民族，只要能有效验，他们是乐于放弃成见的，尤其是人命关天的时候。我曾经在非常落后的农村生活过，那里的医疗卫生条件以及人们的观念并不比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强多少，但是，只要医生（属于西医系统）能治好他们的病，他们所有的既成观念都会服从医生的指示。

当时在中医们闹着请愿时，各界也发来一些声援电报，为他们壮声势。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说是由于中医的缘故，中国才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大公报》民国十八年三月十六日）。不消说，这种将中华民族旺盛的生殖能力归功于岐伯与黄帝发明的高论，无论如何都是讲不通的，但中国众多的人口与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却成了中医请愿保存自己的最有力的借口。百分之八十的地区没有西医，四亿多人口与六千余西医的巨大反差，无论如何都是政府的卫生行政机关所要正视的现实，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老百姓绝大多数毕竟要靠中医来料理他们的疾病。中央卫生会议上西医们火药味十足的议案，虽然让中医感到了生存的危机，但本质上与五四时期的书生议论并无不同，都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请愿的中医们恰是抓住了这一点，向国民政府的各方面大员疏通呼吁，结果将卫生部弄了个里外不是人。薛笃弼坐在了火炉上，连老板冯玉祥也来电骂他，所以结果只能是大家闹一场，西医们白费了脑筋、口水和笔墨，回到自家诊所和医院徒呼负负，中医们欢庆胜利，一起吃大餐。

诚然，中医们此次的胜利的确是令参与者兴奋的，请愿的组织发起者之一的陈存仁先生，几十年后还屡次在自己的各种回忆中提及此事，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但是实际上，中医们的胜利是要打一个大折扣的。中医虽然经过抗争赢得了继续生存的权利，但毕竟公开地承认了对手的道理，而且不得不用对手的道理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就中医理论本身而言，那一整套阴阳五行、经络脉象之说，跟西方科学毕竟存在着难以打通的隔膜，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反而与西学提倡者批判的迷信诸如道教、方术等倒是难分彼此，相互间有着血浓于水的联系。客观地说，从张仲景到李时珍，实际上并没有跟方术划清界限，各地的中医，即使是那些卓有成效的名医，也或多或少有点医巫不分的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和西医是分属两种文化体系的医疗和操作手段，要想互相说明和解释至少是非常困难的，而以西医的价值为标准来评判和衡量中医，跟带了有色眼镜甚至哈哈镜看东西其实也差不了多少。包括我们所说的医巫不分，其实只是我们现在的感觉，即已经接受了西方科学价值观而后的观察做出的结论。在西医或者西方的语境里，中医的针灸、按摩甚至刮痧都很难真正得到理解。即使科学发达如今日，中医基本要素如经络，任何科学手段依然无法证明其实体性的存在，但任何人只要经历了针灸治疗的，都能真切地感觉到确实有经络和穴位这么回事。在这场中医存废的论争中，西医说中医没有科学上的根据，而中医却要强调科学的实证性来证明自己，中医在道理上的屈服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毕竟在那个时代，科学是具有无穷魔力的名字，任何人都不能不向科学低下自己的头。谁说五四科学与民主的启蒙没有成功，至少科学一词变成了法力无边的魔杖。也许，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老百姓并不如此想，甚至连科学二字都听不懂，但是毕竟一个社会有声音大和声音小甚至无声群体的分别，在某种情形下，只要声音大的群体认可这种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就会变成社会的公理。这就是为什么当时还很幼稚（整个上海才有一台X光透视机）、数量远不及中医的西医们敢于提议废止中医，而声势浩大的中医却只能哀兵求告，还要加上疏通和贿赂才能抵挡的缘故。事情就是这样奇妙，当这个社会或者说国度的大多数人还并不知科学为何物的时候（包括某些高喊科学的人），对“科学”的名词崇拜却能畅行于世。

事件过后，褚民谊没有像传说的那样向国民党的“三全”大会提议废止中医，而是改而呼吁提倡科学，选拔人才。卫生部长薛笃弼则声明中医不可废，但要科学化。实际上，以西方医学理念建立的卫生部门（虽然当时还很幼稚），本身与中医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卫生部门要想建立现代的卫生体系，势必要改造中医，用当时《大公报》社评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医家“对于世界医学界实负有一种特别使命，曰解决中西医问题”（很可能是张季鸾的手笔）。再说，当时的中医自身却也存在着难以掩饰的家丑，像我们前面提过的，庸医太多，虽然庸医的存在西医也难免，但中医界混世的人绝对值毕竟过于庞大，仅仅读过《汤头歌》就出来蒙世的大有人在。这是由于中医的传承过于个性化，传习的过程过于经验化、体验化，个体之间差距太大，缺乏一个基本的尺度来衡量，而且中医总体上没有消毒卫生的概念，对中国人生存环境的卫生健康以及防疫实在不利。只是从那以后，中西医问题的解决基本上是单向度的。国民政府的卫生部要求中医从业要经过考试（西医也需考），但考试的内容则以西方医学为主，而且西医考试通过称医师，中医则称医士（当然，比起英国统治下的香港的中医只能称“Herbalist”，意思为“种植或贩卖草药者”，还是要强一点）。对中医中药的研究整理，也大体上按照以西方医学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医中药的路径进行。实际上，在事件发生的时候，中医中药的地位已经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某些西方和日本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中医中药的作用，开始加以研究（主要是中药）。中医们在请愿时，也就此作为例证，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不过，西方的中药（也称汉药）研究，基本上是药理探究，属于西方科学研究的范围，目的充其量无非是将中医中药作为要素摄取进西医体系。可是这种理路，却实际上贯穿了改造中医中药的全过程。到今天，中医中药确实走上了一条“科学化”的道路，中药成剂可以批量生产了，但也越发像西药了。一批又一批医学精英本着科学的理念，用科学的仪器来探索经络的实际存在，当然是越探究越不明白。进了中医院，诊断上的望闻问切不见了，俨然化验、照相、透视、CT这一套，开出的药也是中西合璧，成剂多汤剂少。毫无疑问，中西医高度结合了，但中医实际上已经成了拾遗补缺的角色。一代一代的医学发展下去，有名的西医层出不穷（主要是好刀——外科与眼科等），可有名的中医却在老一代相继谢世后不见了。一位中年中医告诉我，现在哪有中医，我们都是西医。当然，我这个外行不能也不敢否认这种路径的合理性，但是，我想问的是，有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再往远看一点，自我们的“国故”被以同样的科学精神与方法整理以来，诸子百家的学说最终还不是变成了某某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管理思想……，再分解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高明或者前卫一点的，则是从西学角度生出问题意识，再以西学的框架和理论加以论证。中国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的中学典籍只是一些可供论证的材料。所以，同样的问题是，就算这种形式的整理国故是不可避免的，还能不能有第二种方式，可不可以不用西学的概念和框架，来整理我们古代的学问？我们的孔子、老子、孙子的学说，能不能不像中药的当归、熟地一样，只落得在人家仪器面前做材料的命运？

中医还是旧医，这其实并不是一个过去了的老问题。

（本文的部分资料由郑玉臣先生提供，在此谨表感谢。）

关于“饿乡”的老生常谈

伯夷、叔齐对于现在的青年人来说，已经相当陌生了，即使是学文史的大学生也未必全知道他们的来历。记得在“文革”后期，一位乡间读过私塾的老先生，曾拿着这两个名字来考我，本以为我肯定不知道，不料我却答上了，可是周围的伙伴包括那些从上海北京来的“知识青年”，却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中国人的时间似乎在20世纪过得特别快，变化也特别大，倒退回去100年，伯夷、叔齐的名字至少读书人都是耳熟能详的，他们堪称古代士大夫心目中圣洁的偶像，连“亚圣”孟子都称他们二位为“圣之清者”，历代赞誉他们的诗文以及画卷层见叠出，收集起来大概可以装上几马车。清代著名学者管同（异之）甚至别出心裁地将夷齐饿死的首阳山称为“饿乡”，心许为理想的圣境。中共早期领袖瞿秋白访问革命后的苏俄，写了著名的《饿乡纪程》，虽然将心目中的饿乡从首阳山转移到了俄罗斯人那里，但说明在他心目中还有夷齐的影子。

孔夫子也是圣，甚至也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丧气话，似乎要步伯夷、叔齐的后尘了，然而终于还是舍不得父母之乡，吃着鲁侯的饭，老死在阙里。所以他只能算是“圣之时者”，比不得夷齐之“清”。伯夷、叔齐两位公子哥，放着好端端的孤竹国的国君不做，却为了某种虚玄的理想，苦苦劝阻周武王伐纣，据说他们认为殷纣固然暴虐，但周武王伐纣却不过是以暴易暴，以乱易乱，不合乎神农氏古德。（《册府元龟》卷805）最后跑到首阳山用自家的肚子实践“不食周粟”，日日填薇菜果腹，后来据说又为了某妇人的一句闲话，连薇菜也不肯吃了，终于饿死在山上。伯夷、叔齐的故事正好发生在中国历史由含混到清晰转化的时代，与同时代周文王与姜子牙的故事一样，也许带有很多的虚构性质，有多少真实可信的成分很难说得清。但是，这个故事在士大夫嘴里被传诵了几千年（老百姓似乎并不太在意这两位），自有某种道理在。

古代的读书人，能逃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归宿的并不多，求学之初就成心想离仕途远远的人就更是凤毛麟角，像白乌鸦那样的稀罕。但是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比较有才华的人，却又非常向往那种不食君禄、远遁山林的境界，甚至幻想着也许有那么一天可以跟权倾天下的君王叫叫劲，不吃他的饭也不听他的招呼。所以，士大夫在上朝伴驾之余，往往会想起伯夷、叔齐的故事。伯夷、叔齐与历代的隐士有着本质的区别，隐士们或者顾虑于仕途的险恶，以求自保，如秋风起思江南鲈鱼脍者；或者为待价而沽，如南阳草堂高卧者；或者干脆是以隐求进，如“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家”者。而伯夷、叔齐跟他们都不一样，他们的行为如果是真有其事的话，更多的是代表了先秦士人的一种执拗和傻气。我们在摔琴的伯牙，抱柱的尾生甚至还有那个毁容吞炭的豫让身上，都能看到类似的傻气和执拗——虽然发傻的形式不太一样。傻气和执拗的背后，是士之为士的尊严。

秦汉以降，乐意维持自己的一点尊严，对君主持不合作态度的人自然还有，但如伯夷、叔齐般的傻气和执拗却消淡了。名气很大的严光（子陵）不过是个高明的隐者，因为他明白在武夫和豪强当道的刘秀的王朝中，不会有他更好的位置，呆在皇帝身边只会让这个昔日的好友多添些尴尬，也令自己多几分没趣，所以识趣地溜到了富春江去钓鱼。魏晋名士中，只有既喜欢打铁又能弹《广陵散》的嵇康还算有几分傻气。阮步兵只敢借酒躲过司马氏的攀亲，因为他遇穷途知道“恸哭而返”。刘伶边走边喝，沉醉终日，后面跟着个童子抗着铁锨，说“死即埋我”，然而到底没有被埋掉。五柳先生不为五斗米折腰，县衙后面官地里种的糜子没等进酒坊酿出酒来就挂冠而去，但是如果有五十、五百甚至五千斗米，事情的结局则未可知矣。尽管真正像伯夷、叔齐那样操练的人愈见其少，但他们二人身上的光环却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后人追思夷齐，玩味悼惜那点可望不可及的清境，维持心中的那道尊严的最后防线。对“饿乡”的神往，伴随着士大夫的演进也伴随着他们的退化。

志趣和爱好都有相当多旧士大夫气的毛泽东，却不那么欣赏士大夫的偶像伯夷、叔齐。他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和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一下子来了个大翻案，揖让变成了“开小差”，苦谏化为助逆，原来士大夫目中所有的美德全都变成了恶行、丑行，更不消说还有什么“民主个人主义”的现代徽号的馈赠。当然，毛这么说，可以理解。其实大概从周武王开始，统治者就不会喜欢怪兮兮的伯夷、叔齐，不然怎么“圣之时者”被供在文庙里做“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皇帝”，而“圣之清者”连进文庙陪坐吃冷猪头的份都没有呢？不过，大概除了朱元璋这样小心眼生怕读书人看不起的人外，特别厌恶士大夫的清高、到了要治罪地步的皇帝也不多。伯夷、叔齐固然不令人喜，但士大夫私下里写写《伯夷颂》之类，也随他去。因为向往夷齐既不是怀贰心不臣，也不至于老到自己耳边聒噪，劝这劝那。这就是为什么韩愈谏皇帝迎佛骨而遭贬，而写《伯夷颂》却没有事的缘故。

放牛娃出身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硬是不顾礼遇士大夫的王朝传统，碰上看不上眼的就当廷杖责。打烂了士大夫的屁股，也打掉了他们的尊严，结果到了朱某的后世子孙那里，一个小小的宦官魏忠贤居然会有成千上万的士人做他的干儿干孙。清人说送掉“大明将士”和崇祯夫妇两口子的是“晚生八股”，实在是大错特错，送掉朱家江山的其实就是那锦衣卫手中令人羞辱难当的棍子。人既然没了尊严，做什么也就无所谓了。

哀莫大于心死。没有羞恶之心，如何能有善恶之心，没有了尊严，自然也就没了起码的羞恶之心。知识分子的社会认同是什么？是包含善恶之心的良知，良知要靠他们对于权力的相对独立才能保持，一个丧失了尊严的阶层，自然谈不上独立的地位。中国的历史上并不缺乏荒淫无耻，但是掉在荒淫里的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至少不会将荒淫说是圣洁，他们也知道有人会对此说三道四，因为毕竟不会全都同流合污。

说实在的，本人对于韩愈的文章一向不感兴趣，《伯夷颂》写的也似未见佳处，不过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得还是不错的：“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周粟，饿死而不顾。由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而我们这些读书人，正是因为“有所求”，以至于最终失去了自己心中的“饿乡”。

解放了，我们该怎样说话？

在我的案头摆着一本发黄了的旧书，是我前几天整理书架的时候翻出来的，名字叫做《新名词综合大辞典》，上海大地书店1950年7月初版，1951年1月增订再版。看着它灰头土脸的样子，估计是出身十几年前的旧书摊。那个时候卖旧书的人非常可爱，凡是旧书一律在原价上打折，赶上运气好还能碰上论堆甩卖的，弄上一纸箱也就十来块钱。那是我淘书的黄金时代，这书大概就是那个时候挤进上我的书架的，当初买它的时候，估计准是论堆来的，所以没想过会有什么用，再翻出来的时候差点没给丢到废纸篓里去。几乎在那要扔不扔的一瞬间，我瞥见了“新名词”三个字，这么旧的书，居然讲的是新名词？

不管社会进步还是倒退，时光总是在向前流逝，隔几年就会有新名词涌现，跟改朝换代似乎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汉朝初年说的其实还是秦末的话，大唐开国吐的也还是上一朝的旧词。明清更替，人们不过收敛了几个关于“狄夷”的词汇。民国成立，也就是皇帝变总统，提督变司令，当时的报纸曾经兴奋地嚷道：“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片卡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1912年3月20日《申报》）漫说这边兴了那边是否真的灭了，就是真的新的灭了旧的，也不尽全与政治有关。但是，新中国的建立却不一样，因为它开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革命”时代。随着全国上下男女老少都被整合到了一个个组织中去，可能在家里还可以开你的老腔，可在会上或多或少都要冒几个新词，不然，就意味着你落后了。话语的转换，以政治为中心在转，等到日常的说话也掺进了新名词时，我们可以说整个社会就政治化了，也可以说，一场话语转换就完成了。

所有的人（除了反革命，就是反革命走到街上，不认识的人一样叫他同志）都叫“同志”，做所有的事（除了吃喝拉撒，特殊情况连吃喝也算上）都叫“革命工作”，找到了职业叫做“参加革命”或者“参加革命工作”，所有的公干所在都叫“单位”，每天你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政治学习”，你要“靠拢组织”，交“思想汇报”，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农民不会新词是可以原谅的，到七十年代，村里的支书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解为“大伙批你一顿，我再批你一顿”的还大有人在，可是城里的知识分子就麻烦了，在解放了的明朗的天空下，如果大学教授还把“革命”理解为“汤武革命”的鼎革更命，将“斗争”还像旧中国那样说成了“争斗”，那可怎生了得？所以他们要“脱裤子”、“割尾巴”、“洗滚水澡”，用上得了辞典的话来说，就是要进行“思想改造”。即使这样，我们看看当年老知识分子在报刊上发表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批胡适的文章，依旧新名词用得别别扭扭。于是乎，基于同一个理由，聪明的人几乎是在被解放的同时，拉上些老革命的知识分子编了这本《新名词综合大辞典》。辞典问世之后看来很是畅销，半年之后就出了增订的第二版。

在这本辞典里，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今天已经成为日常用语的词，比如“群众”、“基本群众”、“群众观点”、“为人民服务”以及“宣传”、“鼓动”、“调查研究”、“民主评议”，其中有些显然火药味比较浓，像“斗争”、“斗争性”、“反动”、“反动派”、“反革命”和让许多人至今一听到就打哆嗦的“坦白”。不过看来在那个时候“坦白”还没有像后来那么惊心动魄，该项词条的解释是：“就是没有隐瞒。指当众执行自我批评，把自己所犯的错误公开诉说出来，并表示悔过，决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见该辞典第90～91页）。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有许多尾巴没有割干净的知识分子，只要“坦白”了一次，以后就可能接二连三地“坦白”下去，“决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似乎没有可能，至少在他上面和周围的人看来是没有可能，真是“想改也难”。

害得某些“小知”和“大知”屡屡要“坦白”的东西，在这本辞典中也有明示，它对“个人主义”是这样解释的：“与集体主义对称，认为个人的发展是历史进化的目的和内容。极端的个人主义甚至认为每个个人必须完全从任何社会羁绊下解放出来，应当以自己的志愿为方针。近代个人主义者拥护资本主义制度，已成为一种反动思想了。”（该辞典第83页）既然“个人主义”被判定为“反动”，估计也只好当过街老鼠来对待了。“自由主义”的命运也差不多，该辞典告诉我们，在帝国主义时代，“自由主义早已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人贵族的工具了。”而且在略述了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的主要内容后，最后的判词是：“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能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与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与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该辞典第85～86页）进入革命时代以后，有谁不想进入“集体组织”，或者能不进入“集体组织”呢？如果你的身上“个人主义”或者“自由主义”尾巴的根还在，或者人家认为还在，那么就很可能有“反动”和“恶劣”的噩梦缠着你。

在这本辞典中我还找到了解释“王实味思想”的词条，上面是这样写的：“王实味为一托派分子，他的思想有三个要点：人性论、蜕化论、极端民主主义和平均主义。”（该辞典第56页）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词条，“大灶”、“小灶”。当年王实味就是因为自己吃着“小灶”，却偏要对大小灶之分唠唠叨叨，结果变成了某个阵营人人谈之色变的托派，最终丢了脑袋。

让我同样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新词”：“刘宗敏思想”。对于我这个学历史的人来说，不用看就知道这里讲的是什么。看来，在进城之初，重印的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还有人想着，可是很快，这个词就消失的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显然“资产阶级思想”更可恶，更众“恶”所归，在金钱美女面前看不开，只能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不可能有什么别的。再到后来，等到我记事时，那个进了北京城便大肆收罗金钱美女的刘宗敏（没进城之前未必就不贪财好色），已经在某大作家笔下变得十分可爱了。在这样的历史面前，你所做的只能是佩服人们进步的神速。

其实，辞典里几乎所有政治性的“新词”，对于从根据地来的人来说都是老生常谈。新名词之新，就是向根据地的话语体系靠拢，所以甚至连根据地的一些口头禅也被辞典郑重其事地收入，比如“大呼窿”、“小广播”、“闹情绪”等等，其中“大呼窿”一词还特意注明“山东话”。从这本辞典里，我们似乎可以看见，在建国初年显然还相当洋气的上海，有一群知识分子正在脱下西装，换上列宁装或者军装，文质彬彬的嘴里拼命学着根据地的土话。

今天，又是一个新名词大换血的时代来到了，据说又有人编了新名词词典。

不识字的好处

人能用符号表达意思，到底是福还是祸？这并不是一个有确定答案的问题。传说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天上往下掉小米，是好事，知识可以带来财富，殷墟甲骨文多为巫师的手笔，“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缠兮？”人家识字。但是鬼夜哭则不是什么好事，小时候听大人讲鬼故事，听到鬼夜哭，八成祸事来了。知识既可以带来财富，也可以带来灾祸，就人类整体而言如此，个体的人也如此。

闲来无事，翻了一本老红军的私人回忆录。此人虽然级别不高，但在延安期间，由于学过厨师，长期在后勤部门工作，因此见过的事多，见过的大人物也多。由于级别不够，没有组织上给他配人撰写，只是由他个人口授，儿子记录下来的。因此就没有那么多顾忌，读起来，可以了解延安生活的诸多细节，值得一说的事很多，但是我最想说的，却是老人有关识字的经历。

老人是个红小鬼，十二三岁就跟上红军。他所在的川陕红军，在张国焘领导下，肃反肃得凶。红军里凡是出身差一点就有危险，而检验出身的标准之一，就是看这个人识字多少。当然，北大毕业生张国焘是不在其内的，因为他是最高领导。虽然识字多了有危险，但军中却办识字班，教那些文盲战士识字。我们这个红小鬼学习很卖力，成绩突出，但是识字教员偷偷跟他讲，不要这么卖力，识字多了，当心被当成反革命抓进去。他正在疑惑，识字教员就被肃掉了，识字班无疾而终。从此而后，红小鬼再也不敢识字，到了延安，给首长当公务员，首长教他识字，不干；送他去学校学习，不干；最后，只学了一手厨艺。结果，到了延安整风期间，不识字的好处显出来了。他回忆道：“我没有文化学历，历史清白，审干审不到我的头上，整个杨家岭的干部就属我吃得饱，睡得香，既不考虑如何去整人，也不担心被人整，悠闲自得。整风审干负责人之一的邓洁在大会上宣布：‘从今天起，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的同志一律不准走出杨家岭的大门，谁有什么事情要办，去找李耀宇同志（回忆录作者），让他替你们去外面办去，大家尽量克服一下，全力整风，清查特务。’”（李耀宇口述《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14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这是何等的幸福，众人皆囚，我独逍遥。不许外出的人，不是挨整，就是整人，整人者复被整，被整者再整人，自杀的、跳井的，鬼哭狼嚎，独独自家可以置身事外。如果优越本身就意味着幸福的话，那么这种鹤立鸡群，独获自由的感觉，大概人世间没有多少人能得到。吊诡的是，得到这一切，仅仅因为这个人是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大老粗！

出身寒苦加大字不识等于忠诚，这样的等式什么时候建立的？大概很早，唐明皇信任安禄山，原因之一就是他出身苦，不识字，不懂礼仪。连饭桶裙带宰相杨国忠都看出安禄山要反，唐明皇还是信任如旧。安史乱后，唐朝藩镇割据，节度使们却犯唐明皇一样的毛病，所用的牙兵，即宿卫，都是粗豪而不识字的精壮汉子。时间一长，尽管好吃好喝好招待，牙兵却大有不稳之势，逢年过节，节度使要打着牙板，给牙兵们唱小曲解闷。这也不行，牙兵说反就反，换领导就像换自己的破靴子。

唐明皇不傻，在唐朝皇帝里面，老人家要算聪明人；各个藩镇也不傻，相信老粗忠诚，易于操纵，也不全错。在老粗被任用之初，甚至可以说相当对头，老粗朴实，忠厚，少假恩义，人家可以忠诚得像狗一样，一副死心塌地的模样，有哪个统治者不为之心旷神怡？糟就糟在，人是会变的。朴实的老粗一旦发达之后，很容易发生变化。民国的军阀中，冯玉祥最喜欢用老粗，不喜欢用军校学生，招兵的时候，一看脑后有没有小辫，二看手上有没有老趼；选军官，更是如此挑选，平时狗子、厚儿地叫着，想骂就骂，说打便打，亲昵得如自己家的儿子孙子。冯系的军队没有坐大之前军队的凝聚力大得了不得，北京政府撤掉冯玉祥这个混成旅长，全旅官兵一致反对，新旅长就是没办法履任。可是，到了这些狗子、厚儿都混出模样来了，冯玉祥的话就不灵了，在蒋介石金钱美女、银弹肉弹的攻势下，一个又一个离他而去，害得他感慨道：西北军朴实能打，但是，就有两样不好，一是见不得钱，二是见不得女人。

第六章　名人、名士的“千古绝唱”

读名人自传，最容易发生的感慨，就是人家运气怎么那么好，老是碰上好事，至于才智上的差距，倒容易被忽视。钱穆先生由私塾转中学，仅凭一篇作文，就可以连跳两级；胡适就更是好运气，一篇作文让他连连蹿升了四级。

名士与老妈子之间：不得不说的事

在过去的时代，大家对读书人的道德要求，一般说来还是蛮高的。不过，如果一个人被视为名士，情形就变了，好像就有了某种行动的自由，别说出点格，就是荒唐一点，人们也以为当然。凡是名士，好像一齐约好了似的，大抵都将“特权”用在男女之事上，通过纵情声色、放浪形骸，来展示自己的名士风范，所谓自古名士尽风流是也。不过，做名士的风流往往是牺牲掉仕途前程换来的，也就是说，大凡一个人被人看成是名士，他也就甭打算出将入相、在政界官场一逞身手了。从这个角度说，做名士往往意味着某种无奈，不是文名大著而科场蹭蹬，就是别的什么原因断了上进的路，比如像明代的唐寅，一个好好的解元被莫名其妙的科场案搅了进去，从此再也别想考试做官。当然也有这样的事情，人还没有踏入仕途就玩得过火了，文名与青楼薄幸之名一样大，大到了上达“圣听”的地步，比如宋朝的柳永，最后只好不再应考，做“奉旨填词柳三变”。

晚清的王闿运，属于仕途受到挫折，愤而化为名士中的一个人。王很早就中了举（26岁），踏入高级士人行列，虽然几次会试不售，也属正常。那个年月，科考连捷的跟黑天鹅一样的稀少。他的霉运在于才华早露，而且上达中枢，为咸丰皇帝的智囊肃顺看上，收入帐下，成了大清智囊的智囊。而咸丰恰属于那种气性过小、又偏偏赶上多灾多难的皇帝，太平军没有平，英法联军又打上门，两下夹攻，一口气没上来，窝囊死了。咸丰一死，肃顺一时大意，被由于肚皮争气、生下唯一皇子的叶赫那拉氏，联合咸丰的兄弟恭亲王奕訢搞掉，跟着知遇的先皇去了。王闿运则从此被打上了“肃党”的烙印，不得超生。在中国就是这样，跟错人与站错队，对于文人来说，都是政治生涯中最致命的失招。王闿运站错了队，没有搭上小命已经属于皇恩浩荡了，要想出头，只好等西太后死掉。可是，偏偏这个对头命特长，活了又活，一直统治了四十多年。在这期间，王闿运就只好做名士了。除了传说他曾经劝说过曾国藩自立为帝之外，基本上没有参与过政治活动。

跟其他名士一样，王闿运也有大量的风流韵事，不过王的韵事无关于名妓或者名媛，只跟老妈子有关。大概是由于晚清的名妓，早就没了前朝柳如是、李香君辈的文韵风华，纵然八大胡同的头牌苏州小妞，也不过会点弹词小曲罢了，所以，王大名士不屑在她们身上下工夫。大概是由于龚自珍的前鉴，为了一个顾太清丢官丢命，或者是清朝高门大户，门禁过严，没机会下手，反正王闿运在传统名士施展风流技能的两个方面都没有任何成绩，力气都使在了身为佣妇的老妈子身上。

跟那个时代的绅士一样，王闿运享过齐人之福，有妻有妾，不过都较早死掉了。丧偶的王闿运根本没有续弦或者再讨个妾的意思，不过，此老虽然七老八十，却有一个年轻人才会有的癖好——每夜非有妇人侍寝不可，否则就难以入睡。王闿运既不打算再要妻妾，又对青楼女子没有兴趣，那么，侍寝的事就只好由老妈子来承担了。

王闿运的老妈子，最有名的是周妈。其实在周妈之前，也有过别人，可是自从周妈来了以后，“后宫”就是她一人的天下了。王闿运不仅睡非周妈不香，饭非周妈不饱，而且头上的小辫子，非周妈梳理侍弄不舒服，梳理完了，还扎上一个大红的头绳，进入民国之后，依然如此，成为湖南的一景。关键是，此老跟老妈子的事从不避人，不仅在日记里写（日记都是写给人看的，王闿运自也不能免俗），而且双入双出，甚至当着自己的弟子亲亲热热。清朝完结，袁世凯做了大总统，请王闿运进北京做国史馆的馆长。王偕周妈上路，途经武汉，湖北督军王占元请饭，周妈上席，吃得陪坐的大人先生们一脸尴尬。到京之后，袁大总统设宴招待，周妈也有座位，而且就在王的旁边。席间，王闿运旁若无人，一个劲地把好菜往周妈碗里夹，连跟总统说话都有一搭无一搭的。

可是周妈也有麻烦，不仅她的儿子和兄弟老上门来要钱（不是应得的佣金，而是额外的钱），而且她自己有事没事总要弄出点动静来。此妇虽然仅仅是个乡下的中年寡妇，大字都不认得一个，但天生对政治，尤其是家庭政治，无师自通得门儿清——如果摆在皇后的位置上，估计又是一个西太后。周妈的政治才能，在王闿运在家做名士开门授徒的时候，不过展现在把持家政、操纵馆务上，问题还不大。可是一旦王闿运进京做了官，主持一个机构，事情就麻烦了。首先是在国史馆的杂役人员的安排上，周妈要插手——要用自己家乡的亲戚。这倒也情有可原，照顾乡亲和族人，毕竟是国人的通病，只要有人出息了，大家自然会贴上来，要求利益均沾。周妈成了国史馆馆长大人的内宠，虽然无名无分，但“出息”二字还是谈得上的。湖南的老妈子成千上万，有谁能让我们的王大名士睡安稳觉的？可是，糟糕的是，周妈的手越伸越长。有人见识了周妈跟王闿运的亲密，也见识了周妈的神通，于是，只要有事求到王闿运，用得到国史馆，就走周妈的后门，结果害得个原本还算本分的周妈，在京城大出风头。周妈为了方便跟人打交道，据说还有名片，名片上是王闿运的亲笔，上面六个大字：王氏侍佣周妈。虽说名头不响，但管用。世面见得多了，周妈胆子未免越来越大，甚至敢假借王闿运的名义，写信替人求官，率众大闹妓院，闹得京城上下、有点头脸的所在，无人不知有个周妈。终于有一天，周妈纳贿的事败露了，王大名士生了气，要周妈把吃进去的吐出来。开始，周妈还抵赖，想顾左右而言他混过去，后来实在赖不过去了，遂就地打滚，又哭又闹，一如泼妇，弄得王大名士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周妈吃的贿赂吐不出来，周妈引进的人就退不出去。摸着了王闿运的软肋，知道自己只要一哭二闹三上吊，王大名士就得让着他，周妈胆子更大了，最后，一个泱泱大国的国史馆居然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周妈当了家。

幸好，就在王闿运感到有点为难的时候，由他的学生杨度带头闹起来的帝制风潮，已经有点成气候了。有意思的是，在帝制的鼓噪中，有些遗老遗少会错意，以为袁世凯这么闹是为了让清帝复辟，未免得意忘形，放肆乱叫，其中就有王闿运的学生宋育仁。为了不让帝制运动乱了“方向”，宋育仁被抓了起来，或者说客客气气地被请到了警察局，然后解递原籍。对于冒冒失失闯祸的弟子，王闿运没有话说，只有叹息，还让周妈送了20元这种捉放曹的把戏，通晓帝王术的王闿运，大概是看出了其中的猫腻，也看出了其中的危险。老谋深算的他可不打算糊糊涂涂地蹚这趟浑水，于是拿周妈说事，上书袁世凯说自己“帷薄不修”，约束不了家人，辞掉了国史馆的馆长。没等老袁照准，王闿运就夹起行李走人。周妈丢了作威作福、索贿纳贿的机会，很是恨恨，但也没有办法（不识字，没有看住自己的床上人写辞呈），只好跟着王闿运回家。

在晚清和民国，王闿运属于那种才大志高、目无余子的人物，连曾国藩、左宗棠都不在眼里，何况其他。无奈，命运不济，站错了队，只好去做名士，既做名士，心中块垒难平，夺他人之酒杯，无论怎么浇，都是老套子，难解心头那点遗憾，非得有点惊世骇俗之举不足以自显。亲老妈子实际上算是一种。事实上，王闿运抬举老妈子，除了满足自家性欲之外，还附带有笑骂官绅贬损官场的意思，管你什么大场合，什么高贵的人出席，咱就带周妈一起，款待我，就得款待这个乡下来的粗鄙的仆妇，关键是，我带这个粗妇，还没有任何名义，任何名分，仅仅是贱人老妈子而已。达官贵人、夫人名媛，包括民国总统，一并被捉弄了，又无可奈何，王闿运也正好借此，一出自己不得施展的恶气。从某种意义上说，抬举周妈，跟他找三个匠人做弟子（木匠齐白石、铁匠张仲飏、铜匠曾招吉），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偏要找这些底层的人来和士子做伴，抬举了他们，就贬低你们。骨子里，他并不真的看得起这些人。比如在日记里，王闿运就嘲笑齐白石的诗是薛蟠体（而在齐白石自己看来，他的诗是第一流的，而画倒在其次）。

王闿运讨厌当时官场的一切，尤其讨厌春风得意的大人物，但却从来不出恶声。一切厌恶从嘲谑出之，在近乎恶作剧的戏谑中发泄着自己的不平。只有在自己亲人遭受磨难的时候，他才会偶尔显露出金刚怒目的本来面目。晚年，他最喜爱的女儿所托非人，女婿不仅吃喝嫖赌，不务正业，而且大搞家庭暴力，对女儿大打出手。女儿写信向他哭诉，他在信旁批道：“有婿如此，不如为娼。”愤愤之情，溢于言表。这样的话，大概也只有他王闿运能够说的出来。显然，无论是游戏人生，还是金刚怒目，在骨子里，他老人家心气还是不平，没有看开。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古往今来，谁又能真的看得开呢？那个时代，作为士大夫，一生志向，大而言之，是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说得实在一点，则是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所以，科考成败，人称得售与否，也就是说，卖没卖出去。当然真的卖出去，还要看以后的官运如何，或者说卖出了个什么价。既不得售，或者穷守乡里，郁郁而终，或者煮字疗饥，卖文为生，再就是做名士了。比较起来，做名士如果做得巧，做得有水平，日子还算过的最舒服的。不过，做名士必须有条件，条件就是自家得有点本事，而且社会上还要承认，否则脾气和疯气就都耍不起来。

章太炎的政治疯病

章太炎现在的名头是国学大师，但是，在清末民初他名声最大的那些年，他是革命家、政治家。只是他这个政治家，却是从故纸堆里硬爬出来做的，赶寸了，有声有色；赶不到点上，就一塌糊涂。他的学生说过，老师是学者，谈起学问，昏昏欲睡，谈起政治却眉飞色舞。只是眉飞色舞之际，章太炎往往带着任性，有时候任得让同志啼笑皆非；有的时候，令敌手啼笑皆非。

章太炎是同盟会早期的骨干，在东京办民报的时候，很是打了些“大仗”，若没有他一支骂人骂得酣畅淋漓的笔，革命党人的声势早就被梁启超们压下去了。然而，很快，章太炎就跟孙中山闹翻了，不是同志之间的那种争吵，而是公开的翻脸。在民国的最初岁月里，政党分分合合，章太炎虽然都是热心分子，但却一直站在先是同盟会、后为国民党的对立面。他厌恶孙中山，对黄兴不感兴趣，甚至跟原来光复会的同志也貌合神离，倒是对那个被造反的新军士兵从床底下拖出来的黎元洪，有着绝大的热情，连续弦找老婆，也非湖北人不娶。所以，在袁世凯压迫国民党的时候，章太炎和他身属的共和党，如果不是帮凶的话，也是袖手旁观的。可是，当袁世凯如愿地当上了正式大总统，不再需要国会这个选举机器了之后，借追缴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实际上把个国会废了（不成半数，无法开会），到这时，醉心于议会政治的梁启超和章太炎等人才如梦方醒，但是木已成舟，悔之莫及。

不过，章太炎不是梁启超，不可能这么轻易地善罢甘休。他要“为中夏留一线光明”，“挽此危局”（章给弟子和夫人的信），于是新婚不久的他毅然离开了自己的温柔乡，北上北京，找袁世凯算账来了（时为1913年12月）。于是出现了他的学生鲁迅描绘的一幕：以大勋章为扇坠，大闹总统府。这是根据当时的《申报》（1914年1月14日）记载，章太炎手持团扇一柄，下系勋章，足踏破官靴，大嚷着要见总统，承宣官（传达）挡驾，则“疯言疯语，大闹不休”。另据官方记载，章太炎不仅骂了人，还砸了家具什物。

章太炎这样使性子，袁世凯在难堪之余，不肯再难堪，于是对外宣称章太炎疯了，被京城的宪兵头子陆建章的手下带走，治病去也。实际上章太炎是被软禁，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囚禁生活。

章太炎之囚，钱倒是随便用。章夫人汤国梨也说，章太炎在被囚期间，每月的费用是500元（当时一个警察每月薪水4元左右，大学里最牛的教授每月不过400元）。这一段，肯定是他一生中最阔气的时光。

尽管待遇优厚，但囚禁毕竟是囚禁，这既是对章疯子闹事的一种惩罚，更是袁世凯对未来可能的“不安定因素”的一种防范。当然，章太炎不可能痛快地就范，他必然要接着闹事。在当时的条件下，写文字不行，叫骂袁世凯也听不到，章太炎于是只好拿看押的警察开涮。章太炎是个穷书生，一辈子没钱，生活极其简朴，可是他在软禁期间，居然一口气雇了十几个厨子和仆人（他当然知道这些仆人都是警察改扮的），而且大摆老爷的谱，强迫这些人称呼他为“大人”。他的客人来了，要称呼为老爷，见面要垂手低头，每逢初一、十五还要向他磕头，犯了错还要罚跪罚钱。为了将这种羞辱落实到位，他甚至强迫这些仆人（警察密探）照这些条件跟他具结，签字画押，害得我们的警察老爷个个像是签了卖身契。

涮警察密探解气虽是解气，但毕竟伤不到袁世凯，甚至连陆建章、朱启铃也碰不着。被关着做大人老爷，虽然耳边听取奉承一片，时间长了也一样气闷，所以，章太炎又开始绝食。不过，章太炎虽然又疯又倔，但此时的绝食似乎却并非真的以死抗争。无非是借此闹出点动静，制造一些不利于袁世凯的舆论，让这个奸雄难堪。因此，章太炎的绝食，时断时续，一年多下来，也没有死掉，他在不绝食、吃饭的时候，还坚持用银餐具，说是防止袁世凯下毒。

我们知道，章太炎之囚，一直到袁世凯称帝失败、自己翘了辫子才告结束。这期间，虽然袁世凯少了若干公开骂街的聒噪，但章太炎也因此而洗白了自己，民初上当的经历，不再有人提了；自家的形象，复归到昔日的光辉。他的学生在总结他的历史的时候，这段经历已经带点传奇色彩了。

“文甘草”的故事

在帝制的中国，明清两朝士大夫能够中进士而且点翰林，是科举途上最荣耀的事情。一般做了翰林之后，仕途最顺，不仅可以有机会外放考官，收若干门生，而且升迁特快，用不了多少年就可以位列卿相。不过，清末，却有两位翰林公参加推翻帝制革命的，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谭延闿。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位谭延闿。谭延闿本是贵胄公子，父亲谭钟麟本是清末的地方大员，不过面目相当保守，戊戌变法时任两广总督，不唯抵触革新，而且连前任兴办的水师鱼雷学堂也给裁撤了。谭延闿是谭钟麟晚年得的儿子，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似乎不利于优生，但这个老来子却非常聪明，书读得好，是光绪三十年会试的第一名，即会元。湖南名士王闿运闻之大喜，说是破了湖南的天荒（谭延闿是湖南人，湖南清季200年没人中过会元）。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老子和儿子唱反调的事特多。老子保守，儿子往往就激进，越是有出息的儿子就越有激进的可能。中进士入翰林之后，谭钟麟死了，回家守制的谭延闿很快就跟鼓吹改革的立宪派搅在了一起，高票当选湖南咨议局议长。接下来辛亥革命，“山大王”焦达峰做了湖南都督，没多长时间就被刺杀，谭延闿被推上都督的椅子，从此落入“革命阵营”，二次革命反袁（世凯），国民党阵营的四个省督独立，也有他一份。此后谭延闿在湘督位置上几番上下，率领残余湘军跟随孙中山东奔西走，参加北伐，时而省长，时而督军，时而总司令，时而军长，最后做到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院长。

谭延闿在国民党内人缘极好，因他是文官，人称“文甘草”。中药配伍各有禁忌，唯有甘草跟什么药都能配合一起用。凡被人叫做甘草的人，往往有副特别好的脾气，谭延闿为人之随和，是出了名的。湘督三易上下，每次都安之若素，走之从容，做官时，下属进门不用报告，有座便坐，有烟自取享用，而谭延闿不论什么时候都和颜悦色，了无怒容。即使被当面羞辱，他则装作不闻，即使被部下卖阵差点做了俘虏，他也不过是苦笑着摇摇头而已，所以，他的第二个外号叫谭婆婆。谭延闿人有名气，字也写得好（要是开门卖的话，完全可以卖个好价），他一直做着大官，按道理字不太好求，但湖南各地饭铺酒店到处都有他的墨宝，随便一个马弁副官，都可以替人求字，谭搭纸费墨，没有二话。其中也许有些是秘书长之类的代劳，但都得到他的首肯，肯将名义假借的。大革命时期，国共时有摩擦，左派右派壁垒分明，但是唯有谭延闿，左派当他站在左边，右派当他站在右边，两边的攻击炮火，都擦不到他的边。反过来说，这种人的用处也不大，他做到行政院长，也不过是国民党内各个实力派都能接受的作为缓冲用的沙袋、一个军人政权的点缀。

谭延闿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赶上了一个武人当家的时代，遍地烽火，到处打仗。“左也是东洋刀，右也是东洋刀”（袁世凯语），帮会、土匪、教门也各逞威风，有枪就是草头王，枪多气粗，各以实力说话。谭延闿一介贵胄公子，不幸又是读书种子，中过会元，点过翰林，虽然据说在第一次做都督的时候曾经在武人面前露过一小手——可以双手使枪，而且枪法极准，但依然没有武人拿他当自己人，因为他不是士官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也不是保定系（保定军校毕业）。而他自己也没有亲自下部队，带兵打仗，实现从文人到武将的转变，所以，尽管他当过的官尽是些“武职”，督军、司令、军长之类，但始终成不了一个带兵官，顶着那么多貌似军阀的头衔，却从来掌不了实权，实际上却是秀才遇见兵，不仅有理讲不清，而且很容易被人架空，甚至赶走。

在那个时代，文人混在武人堆里，做幕僚也好，做“长官”也罢，往往带有很大危险性，弄不好就会被上下左右的野心家们给牺牲掉。可是由于谭延闿的好脾气，左右圆通，这种危险对他来说却似乎不存在。下面的武夫可以架空他，出卖他，驱逐他，但却没有人敢冒湖南乡里舆论的大不韪杀掉他。至于上面和左右的武人，由于他的圆通，对人不构成威胁，也安全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谭延闿是近代的冯道，苟安于乱世，靠的就是心平气和，处世圆通。据说，谭50岁那年，有人做祝词曰：“茶陵谭氏，五十其年，喝绍兴酒，打太极拳，写几笔严嵩之字，做一生冯道之官，立德立功，两无闻焉。”谭氏闻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连称奇才。说实在的，这祝词虽然刻薄了一点，但对于谭确实再贴切不过了。

谭延闿的时代，是中国现代的转型时期，可是，转型转成了文官沦为骄兵悍将的摆设，只有像冯道一样，心平气和，唾面自干，才能文运长久。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悲哀。

唐八先生

唐八先生是个女人，名叫唐群英。唐群英这个名字，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了，但是在辛亥革命后的几年里，全国上下有头有脸的人物，有谁不知唐群英呢？当时的京剧略等于今天的流行歌曲，可是京沪两地的名角，无论生旦净丑，没一个能抵得上唐群英名气大。不过，当时的人们之所以知道唐群英，主要是她带领娘子军的三次“大闹”：一闹临时参议院，砸了玻璃窗；二闹国民党成立大会，在众目睽睽之下煽了宋教仁一个耳光，临时参议院议长林森出来劝解，话还没出口也挨了一下（一说，林森缩得快，没有打着）；三闹《长沙日报》社，这次当事的男人见机得早，都溜了，唐群英砸烂了报馆排字房，害得当天的报纸出不了。

这些故事，听起来像是水泊梁山孙二娘的勾当，其实却不然。唐群英在历史上本是个很正面的人物。首先出身名门，其父亲唐星照，本是湘军宿将；长大嫁入曾家（曾国藩）做媳妇，依旧是名门名媛。其次觉悟很早，在家为人媳的时候，就跟秋瑾结为死党（也是亲戚），丈夫死后便奔走革命，到日本留过学，是华兴会的最早的成员之一、同盟会的元老。其三，革命勇敢，辛亥革命时，唐群英组织女子北伐队，虽然没有真的出兵开仗，但名声却连袁世凯并清廷的摄政王都有耳闻。唐群英三次大闹，理由都很正当，前两次都是为了男女平等（当时叫做“平权”）问题，闹临时参议院是因为《临时约法》没有提男女平权；闹国民党成立大会，是因为党纲上删去了“男女平权”的条款。砸玻璃、打耳光其实还是小意思，按唐群英在报上的宣言，对不承认男女平权的臭男人，她们是要以炸弹、手枪对付的。大概是当时像唐群英这样的女子少了点，军火也不够充足，一场对男人的战争才没有打起来。

不过，唐群英的第三次大闹却跟男女平等没多少关系。1913年2月，一位仰慕唐群英的有名男士求之不得，未免有点神经兮兮，在《长沙日报》上登出一则启事，说是某年某月某日，唐群英将和自己结婚。唐群英闻后，带人到报馆问罪，要求报纸出刊更正。报馆主编说，那是一则广告，广告哪有更正的道理。两下说不通，娘子军这才动的手。这事最后闹到官府，一个要赔偿设备损失，一个要赔偿名誉损失。当时的湖南都督谭延闿两边都得罪不起，自己掏腰包赔了报馆了事。

唐群英的时代，中国的女权运动还处于初起的激情岁月，觉悟了的女子个个都很激愤，对男人的压迫相当痛恨，说起话来，张口闭口“恶男子”、“臭男人”，而争女权的目标也很宏大，都是为了国家的强盛、民族的自立。但不经意间，女权主义者对自己的名节都很在意，做女侠可以，但风流韵事是没有的。自家已是单身的寡妇，对于一个苦苦的追求者的出格表白，居然以更加出格的行为对付，唐群英的愤怒显然跟自己的名节受损有关。这一点，比起五四和大革命时期革命女性的“一杯水主义”来，有天壤之别。

三闹之后，唐群英在政治舞台上再没了动人的表现。但她娘家的家族却很以出了这么一个女中豪杰而感到自豪，破例将她列入唐氏族谱，称她为唐八先生（她在族中行八）。她家乡的族人，也称之为唐八公公（按传统社会的惯例，女人是不会入娘家的族谱的，她们的位置如果有的话，也应该在夫家的族谱上）。从某种意义上，唐群英力争女权的奋斗，痛骂并怒打臭男人的结果，是为自己争得了一个男人的名头和地位。

革命·诗·酒·佛·女人

将这样几个词堆在一起，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似乎都有点不敬。但我下面要说的事情，的确跟这些词都有关系，而且无论如何也提炼不出更合适的题目，所以只好这样将就了。记得好像“诗·酒·佛”这样的堆砌，本是鲁迅先生打算做论述六朝文学的题目，既然我素来景仰的鲁迅先生都能如此用，我再堆上点别的，凑成一盘，估计也算不得什么。

南社是清末江南文人结的诗社，从一开始就是个大杂烩。上面讲的几个词汇所代表的东西，南社里都有，而且革命，或者说反满的内容尤其浓烈。这也没办法，谁让清朝皇帝在200多年里老是对江南的文人看不上眼，制了又制，压了还压，制造了那么多文字狱、那么多科场案。眼看满清大厦将倾，又有上海的外国租界做掩护，江南文人不抓紧时间捣乱更待何时？捣乱的诗人中喜欢佛的不少，既喜欢佛也喜欢女人，或者说尤喜欢女人的更多。不过，真的做了和尚的却只有两个，一个是苏曼殊，一个是李叔同。

苏曼殊是先做和尚，然后光着头穿西装、闹革命、吃花酒、作诗弄画。李叔同是先穿西装（甚至穿西式的女装演茶花女）、闹革命、吃花酒、作诗作画，然后出家当和尚。就做和尚的境界而言，苏曼殊做的是花和尚，而李叔同做的是戒律严格的苦和尚。虽然有这样的不同，但这两人相同点更多，都才华横溢，学什么像什么，于诗于画均有可观者。当然，也都很有女人缘，走到哪儿都有女人围着。李叔同出家后，还有女人找上山来，在山门苦等。

从古到今，诗人和诗都离不开女人。唐朝是诗的王朝，害得后世怎么做都超不过去，其实，多亏了当时男女界限不严，男男女女凑到一块，浅斟低唱，帽落袜滑，不唯妓家，良家妇女也乐在其中。女诗人鱼玄机跟男诗友唱和，可以涉及性器官（集句“山气日夕佳，众鸟欣有托”说的是某诗人有疝气并用了疝气带）。公主可以带着相好招摇过市，甚至为相好求考官行方便。进士及第，放榜日，得意者一窝蜂拥进妓楼。歌伎舞儿不仅床上功夫了得，做起诗来也不让须眉诗人浪漫的，居然有在妓女大腿上写诗的，这种事如果放在后来，不进大狱也得终身禁锢。都说悲愤出诗人，其实女人也培育诗人，如果没有女人，诗人多半是作不出诗来的。所以，苏、李二位招女人喜欢，对近代诗与画的繁荣，的确大有好处。

二位更有佛缘，毕竟他们都遁入了空门。无论是苏曼殊这种花和尚，还是李叔同这种苦行的律宗和尚，在佛教的某种境界里，都是可以成正果的，他们的确也成了正果。

当然，二位跟革命也有缘，他们都是反满革命的鼓吹者，甚至在诗画里都不忘渗透着革命的意义。显然，革命从来都跟浪漫的诗人有着难解难分的缘分，只是，浪漫的诗人往往不知道革命完了之后做什么。

同样与革命、诗酒、女人和佛都有缘的南社诗人兼画家是钱化佛。此公没有出家，但特别喜欢画佛，只是所画的佛个个都闭着眼睛。人问为什么？他说：我佛慧眼，不要看人间的牛鬼蛇神！钱化佛在辛亥革命时是员勇将，参加过攻打南京制高点天保城的战斗。杀进去的时候，清军做的稀饭尚在，结果便宜了包括钱在内的敢死队。

既然革命后的世界是个佛都不忍看、不愿看的天地，那么诗人皈依佛门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茶壶、茶杯和牙刷

辜鸿铭有句名言，男人和女人，就像茶壶和茶杯，一个茶壶可以有几个茶杯，一个茶杯不能有几个茶壶。意思是说，男人纳妾，享齐人之福，是天经地义的。辜鸿铭“学在西洋”，是西方文化熏出来的人，西方文化的要点之一就是一夫一妻制，比照亚当夏娃严格执行，即使贵为国王，也得遵行不贰，拈花惹草偷腥可以，但像中国皇帝那样三宫六院的不行。西方世界千余年来，除了极少数的化外之地存在个别的例外，比如美国的摩门教，还真是一体遵行。可是，为什么偏偏一肚子洋墨水、中国字都写不好的辜老先生回到中国，在欧风劲吹的当口，硬是公开鼓吹纳妾？是跟他的保皇政见一样借题反潮流，还是为了使他那“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的豪言壮语名副其实？（他纳了一个日本的妾。）现在委实是弄不太明白了，但我估计跟这两条都有点关系。

辜鸿铭说了这句很是冒犯时髦女士的话，摇着脑袋后面小得不能再小的小辫子，依旧我行我素去了，根本不理会背后先进男女们的叫骂，这些人叫骂得越凶，他老人家越是高兴。不过，先进的人们在批判的同时，往往在私下里不得不承认这句名言比喻的高明（尤其是男士），时间一长，大家未免有点中毒。大诗人徐志摩追上美女陆小曼，尽管有许多曲折和不快（尤其是对于小曼的原配王赓而言），毕竟是一段文人佳话。徐志摩圈子里的人多半还是替他高兴。当时很有名的画家、也是徐志摩的好友邵洵美，特地为他们画了一幅画：一个茶壶，一个茶杯。题曰：志摩是茶壶，小曼是茶杯。大大地幽了好朋友一默。

小曼笑纳了邵洵美的礼物，但却发表了自己关于男女问题的见解。她说，男人和女人，不应该是茶壶和茶杯，而应该是牙刷和口腔，每个人应该有自己专用的牙刷。

陆小曼顺应时代的潮流，维护了女人的权利，其比喻可以跟辜老先生媲美，不愧为一代美女加才女。只是她在日后的实践中，却只顾了女权而忽视了男权，虽然有客观原因，毕竟寻下了情人，并且开支巨大，让丈夫在徒呼负负的同时，还要两地奔波讲课挣钱，最后年纪轻轻就死于非命，让喜爱他诗歌的人少了不少享受和激动。

自古以来，男女之事，神鬼难言之，说不清道不白的。时间一晃，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可是不仅纳妾的依然我故（据女士们说，现在的包二奶，还不如纳妾，因为没有名分，男人也不太负责），婚姻关系中，乱用牙刷的事情大有愈演愈烈之势，造成了眼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性和婚姻关系的紊乱，大大超过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美国。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说不清。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们的观念有点乱了，实在不知道是该守旧还是应该迎新，应该抱着茶壶还是拿稳了牙刷。

冷寂的共乐园和热心的唐绍仪

珠海是座新城，满眼望去，楼是新的，路是新的，连街上的行人大多也是近几年才来的。人们操着南腔北调的普通话，我这个北面来的游客，无论打什么交道，一点都不费力。到珠海，人说有三大“玩点”——海岛、温泉、高尔夫，我一点都没碰，最想看的是跟唐绍仪有关的东西。就这样，我被珠海新结识的朋友李更带到了共乐园——一个当年唐绍仪据说花了40万两银子建起来的私家园林。就这样，我见识了珠海被挤在角落里的“旧”。

共乐园很大，里面有山，山不高，但起起伏伏，到处都是小径，随你乱走。那天是星期天，但是园子里根本没有人，静得吓人，硕大的芭蕉树叶子直直地横在小径上，居然一点踩过的痕迹都没有。共乐园里当年的痕迹已经不多了，只有一个汪精卫题字的门柱，还算完整，再就是一些断石残片。朋友告诉我，这个园子，在“文革”中遭到很大的破坏，但不知为何单单留下汪精卫的墨迹，看来多半是因为不知情，因为柱子上的题款早在汪精卫出事那年就被磨掉了。园子里的建筑只剩下一个很小的三层小楼，名叫观星阁。小楼修得糙，格局很小，楼梯仅容一人上下，阁顶有圆台，小而窄，又没有什么视野，只能看天，名曰观星，倒也合适。

珠海核心区域原来属香山县，共乐园所在地是香山县的一个小村庄唐家湾。这个小村，大概是珠海老建筑保存最多的地方之一，弯弯窄窄的小巷两边不时见有斑驳的老墙和廊柱，多为晚晴和民国的建筑，很有点中西合璧的味道。这些建筑的原主人多为当年出去混世界发了迹之辈，属于中国第一批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勇敢者。小小的唐家湾，一条不过500米长的小巷子，居然出了中国近代史上若干个顶级名人。有大买办、开平矿务局的创办人、也是中国最早的机器采矿企业的创办人唐廷枢，有清华第一任校长唐国安，当然，最有名的当属园子的主人唐绍仪。

不用说，明朝中叶葡萄牙人来到澳门并且赖下来不走，给紧挨着澳门的香山人一个开眼近距离接触洋人的机会。几百年耳濡目染地厮混下来，这个小地方的人不唯见怪不怪，而且胆子大得出奇。在那个大家都视洋人为怪物的年代，唐家湾出了一批敢跟洋人打交道的人。有些至今说起来名声还不错——留学生，有些说起来似乎不大好听——买办。其实在当时，两者之间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唐绍仪就是留学生。他的香山同乡容闳发起的留美幼童计划，由于在长江和黄河流域基本上没有人参与，最后大部分便宜了香山人，据说这是帮助计划实施的香山籍买办徐润动员的结果。其实容闳也是由澳门的传教士带到美国，拿到了耶鲁大学的学位，如果他不生在香山，一切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留美幼童最后半途而废，因为朝廷里脑袋冬烘之辈太多，太挑剔，又太警惕，担心幼童们的心灵被和平演变掉，于是踩了急刹车。唐绍仪虽然考入名校哥伦比亚大学，但没有学完就回了国。尽管按道理讲，对于当时中国而言，留学生本该金贵得像钻石才对，但当时回国的留美幼童却只能从基层做起，还处处招白眼。若干年后，唐绍仪才混到驻朝鲜的商务机构，做临时负责人。在这里，唐绍仪碰到了袁世凯。唐绍仪给袁世凯最深的印象，不是他的娴熟的英语。朝鲜壬午事变中，办事处的人跑得精光，唐绍仪一个人持枪立于门首，硬是把乱兵镇得不敢进门。从他留下若干文质彬彬的照片上，还真看不出他居然还这样生猛过。从此而后，唐绍仪成了袁世凯夹袋中的英才，随着袁世凯的步步高升，他也步步高升（当然，是凭着自己的真本事），直到贵为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三个月后唐绍仪就跟做总统的袁世凯闹翻，不告而别。这都是留学的玩意儿惹的祸，民国的总理老想着制度和规则，但总统却对民主制度一脑袋浆糊。

唐绍仪在近代史上属于热度比较高的人，公认属于善于把两边对立的人焊接在一起的人。他做的最大的事，是主持过两次南北谈判，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期间，他代表清政府（实际是袁世凯）跟南方孙中山的临时政府谈，谈的结果，中国变成了民国。第二次是在他撂挑子之后，再次半受拥戴、半自热心地出山，在1918年到1919年担任南北和谈南方的总代表。这次他是代表孙中山和西南军阀，跟袁世凯的旧部打交道。总代表的四方大印，现在还保留在珠海博物馆里，看来当年没少用印，到今天印的颜色还很红。只是，艰难的谈判，没有阻止军阀们南北厮杀，甚至连南方代表团的经费都是唐绍仪自己垫付的，一年下来费了不少银子，可是到最后南方军政府也没有给热心过度的唐老先生报销这笔烂账。

再后来，唐绍仪做了家乡的县长，在百里的小县继续发光发热，干得相当起劲。可是，唐绍仪名声太大，动静太大，惹得南天王陈济棠不高兴，策动县里的大兵借闹饷为由把他轰走。唐绍仪的晚景没有在共乐园度过，他到了上海，一直待到抗战时期上海沦陷，最后在孤岛上被戴笠的特务误为有投敌嫌疑杀掉了。

唐绍仪建共乐园，虽是私家园林，却对社会开放，谁来都行，不收一文，共乐嘛，他自撰一联云：“开门任便来宾客，看竹何须问主人。”可是，当我们进园子的时候，却发现这园子还是收费的，每人10元，虽然这联子还挂在园子的门口上。

总理县长唐绍仪

总理是指国家内阁总理，县长是广东省中山县的县长。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先做总理，后当县长，在两个职位之中，官小的比官大的干得更有兴致，此公就是唐绍仪。

唐绍仪本是农家子，按道理很难出头，可是人家命好，赶上了曾国藩派容闳组织幼童公派留学美国。大江南北，士绅人家子弟打死也不肯去，最后不得不便宜了风气已开的广东人。唐绍仪就是其中之一，另一个大大有名的人物叫詹天佑。

幼童留学事业后来因国内顽固派的反对而提前中断，回国的唐绍仪好一段时间郁郁不得志，有幸的是，很快他就跟袁世凯结识，从此成为袁的智囊之一。晚清最后十几年，唐这种有着最早的留洋经历的人物特别吃香，又加上袁世凯的援引，唐逐渐蹿升为方面大员，成为晚清的重要人物。

辛亥革命起，随着袁世凯的复出，唐绍仪被委以重任，担任南北谈判代表。谈判成功，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唐绍仪出任民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我们知道，当初，孙中山当大总统的时候，采用的是美国的总统制，不设总理，由总统直接统辖内阁。在交权前夕，为了限制袁世凯，孙中山临时起意把政府改成内阁制。显然，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不可能入其彀中。这样一来，唐绍仪这个内阁总理注定是要不讨好的，可悲的是，受过美国教育的唐绍仪当时却并不明白自己的命运，反而很认真地要负起责任内阁的责任来。结果不问可知，不仅责任内阁搞不下去，袁唐之间多年的交情也完了。唐绍仪只得不告而别，悄然失踪，从此离开了政治舞台。其时，在辛亥革命的第二年。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唐绍仪基本上变成了政坛的点缀和看客，看人起高楼，看人屋宇塌，多数时间在家乡隐居。直到1931年，国门上的五色旗已经换了青天白日旗若干年后，蛰居多年的他突然拇指大动，出任起家乡香山县（时已改为中山县）的县长。古稀之年的唐绍仪做起七品芝麻官来，跟当年做巡抚、尚书和总理一样，雄图大志，有板有眼，绝不糊弄。在不到4年的功夫里，他四处化缘，修马路，建医院，把自家的花园改建成城市公园，对市民开放，甚至还野心勃勃地想在中山县的海岸上建成一个大海港。至今中山还流传着他的逸事，说他修马路的时候，碰到土地公公挡路，民工不敢动，他就用手杖敲敲土地公的头，然后让民工下手。马路修好之后，下水道的井盖老是被偷，于是他下令在井盖上铸上“盗买与盗卖，均罚50元；报信或引拿，均6成充赏”字样，后来就没有人偷了。

唐绍仪以做过总理的身份当县长，在民国时期好像并没有多大的反响。倒是新中国成立后，此事入了毛泽东的法眼，他几次公开引用这个例子，教育干部要能上能下。其实，跟今天我们通常的看法不一样，当年的唐绍仪并不会认为以做过高官的身份再当芝麻官是屈尊。实际上，唐绍仪晚年一直是在家乡做乡绅，出任县长，不过是乡绅为自己家乡做事的一种特殊形式。他只是在做事，或者比较方便地做事，算不上是做官。在那个年代或者更早，这样的人其实是很多的，凡是退休回家的士大夫总要为桑梓谋点福利，否则就不配做乡绅。尽管唐绍仪喝过洋墨水，但毕竟没有脱出传统士大夫的积习，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那座中西合璧的牌坊

陈芳这个名字实在是过于普通，普通到了人们不大可能想到拥有这名字的人会是一个大人物。然而，在珠海，人们都知道，的确有过一个名叫陈芳的大人物。那里的人也许会不知道民国第一任总理同乡唐绍仪，但是，没有人不知道陈芳。陈芳，在清朝的官方档案里，叫陈国芬，在他的第二祖国夏威夷（当时还没有并入美国，仅仅是美国的保护国），叫Chun Afong，那里的人们称他为Afong先生。

我最早接触陈芳这个名字，是当年摸孙中山史料的时候，不过当时只是一掠而过，没有留下多少印象。真正让我记住这个名字的，是珠海城郊一座，不确切说是三分之二座牌坊。这是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独特、最豪华的牌坊，严格讲它不像是中国的牌坊，更像是西方的“门”，如勃兰登堡门和凯旋门那种门，因为它不是中国牌坊那种单根石或者木的十字形架构，而是双层的石建筑，说它是石头楼台，也无不可。据珠海当地的朋友说，这样的牌坊，陈芳有四座。帝制时代，多数的牌坊有点类似后来的勋章奖状什么的，是皇帝用来表彰好人好事的。那时候的好人好事，就是节妇烈妇、义士孝子等。所谓义士大多是所谓的乐善好施一类的人，就是朝廷有事、缺钱了，你能舍得拿出银子来捐献，额度达到一定的量，就可以有一座奉皇命敕建的牌坊。当然，牌坊建成什么规模，主要看主人的财力。

陈芳是珠海人。珠海这个地方，在清朝有一部分属香山县，是个全中国最有特色的所在。特色就在于香山境内有个澳门，这个地方自从明朝中叶被葡萄牙人赖住之后，成了全中国唯一能方便见到洋人的地方，因此周边出了一批最早跟洋人打交道的人，出来留学的首数容闳，出来经商的number one就是陈芳。

还在鸦片战争之前，陈芳就已经到澳门跟着伯父做生意了，有传记说他中过秀才，后来乡试失败才弃文从商，大概不确。陈芳经商时年纪在20上下，在科名不盛的广东，这样一个年轻秀才，在乡下已经是了不得的人物，断然不会因为一次考试不售便去操贱业的。况且，1849年陈芳到夏威夷的之时自报姓名陈阿芳，也不像个读书人的名字，入关照片上一副愣小子模样，无论如何都无法跟一个饱学的秀才联系起来。

也许，陈芳在家乡读过几天子曰诗云，但他经商发迹基本上跟这点文化水没有太多的关系。他的长处不仅是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关键是他比别的华侨商人多点政治头脑，喜欢参加当地的名流聚会，跟政界来往。当时，夏威夷还仅仅是美国的保护国，有一定的自主性，还有国王。陈芳不知怎么搭上了一个被夏威夷王室收养的白人少女朱丽亚，两人结为夫妻。因此家乡人到今天都传说，陈芳成了夏威夷的驸马爷。其实，说是驸马有点勉强，不过陈芳借此跟王室搭上关系倒是真的。后来，陈芳又资助了王室中受美国支持的一位继承人（说起来是朱丽亚的义兄，看上去很像白人）登上王位。这一宝押对，陈芳从此政商两界通吃，进了夏威夷的枢密院。

然而，陈芳毕竟是华人，在异国他乡地位再显赫，还是免不了故国之思。听说清朝政府派了陈兰彬和容闳作为正副公使来到美国（实际的契机是他们带来了一队留美幼童），陈芳上书公使，要求在夏威夷也设立中国驻外办事机构，保护华商利益。于是，陈芳成了在家里办公的中国驻夏威夷领事，摇身一变，成为大清国不拿俸禄的驻外官员。

然而，放弃了夏威夷国籍的陈芳日子开始不好过了，来自美国的排华风潮渐渐吹上这个岛国，加上1889年陈芳特别喜欢的极有经营头脑的长子陈龙猝死，对他打击特大，于是萌生了叶落归根的念头。次年，陈芳变卖了部分家产，告别了朱丽亚，回到了家乡。

还处在“经济现代化”当口的祖国，原本该有他用武之地，虽然年过60，但踏上家乡土地，陈芳其实还蛮有期待。他早就听说，几个小同乡，容闳、徐润、唐廷枢都在朝廷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中一展身手，挣来功名，光宗耀祖。陈芳回国几次大规模的捐献也说明他并非真的就想终老泉下。可是，等到回来才发现，自强运动此时已成回光返照之势，中国的资本主义无论如何都闯不过官督商办的坎，几个当年风光无限的小同乡，唐廷枢、徐润、郑藻如都灰头土脸，有的人只好回家养老了。当时的中国，最稀缺的就是现代企业家和商人，但是，这样的人恰恰没有施展的空间。

因此，回国后的十几年里，陈芳除了给自己家乡的村子修修路、通通渠，让乡亲们见识了什么叫电灯之外，唯一的事业就是修了四座中西合璧的牌坊，当然也给自己的父母和搁在家乡几十年的原配夫人挣来了封诰。在陈芳的故居，我看到了陈芳原配夫人李氏身穿补服带朝珠的照片。

曾经有过的好事

读名人自传，最容易发生的感慨，就是人家运气怎么那么好，老是碰上好事，至于才智上的差距，倒容易被忽视。钱穆先生由私塾转中学，仅凭一篇作文，就可以连跳两级；胡适就更是好运气，一篇作文让他接连蹿升了四级。这种好事，对于现在的人们，连做梦都不要想，也想不出。然而，且慢嫉妒，更好的事还在后面。胡适参加清华留美生资格考试，第一场国文，作文题目是“论无规矩无以成方圆”。老兄一时兴起，在考场上考证起“规”和“矩”的起源来，将一个带有道德性的论述题，做成了考据文章。即使不是今天的语文老师，就是碰上个按规矩来的考官，恐怕也会判他跑题，成绩无论如何好不了。可是，奇迹出现了，那场考试的判卷人恰巧是个跟胡适有同好的考据癖，阅卷之后大喜过望，提笔给了胡适100分。考虑到另外几门胡适考得很水，而且最后录取的名次也很靠后，所以说，实际上这篇跑题的作文把胡适先生送到了美国（如果他按规矩做，不跑题，估计十有八九不会得这么高的分），如果胡适去不了美国，自然就不可能变成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谈不出杜威的试验主义，什么《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尝试集》、红学研究、《水经注》研究等等就都没了，那么以后“现代孔子”的称号也许就得给别人了。

当然，钱穆的运气没有胡适那么好，至少在中学毕业以后的时光里远不及胡适那么光芒四射，不仅没有机会出去留洋镀金，甚至连国内的大学门也没进，只在几个中学做做孩子王。不过，在钱穆写的几本书出版之后，好事情也来了。没有大学文凭的他居然进了燕京大学做教授。不懂洋文的钱穆，在这个洋文天下的教会大学，居然还挑三拣四，批评学校的S楼M楼之类不够中国化，他对所有发下的洋文通告一律置之不理。结果呢，学校当局还真就改了，S楼变斯楼，M楼变了穆楼。之后钱穆如日中天，成了大牌教授，先后在清华、北大、西南联大等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任教，受到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的赏识和礼遇，接二连三地被请去给高官们授课。授课时每逢开饭，蒋介石得亲自查看饭菜是否好吃。

钱穆和胡适的好事，都属于曾经有过的好事，基本上无法复制了。如果放在今天，像钱穆和胡适这样的人，即使不被我们规矩的老师打入冷宫、贬为差生，十有八九也冒不出头来。有谁能或者敢因为欣赏一篇跑了题的作文中的学问，而给他满分呢？又有哪个大学能聘一个仅仅上过中学、又没有在海外求学经历的人当教授呢（没有学历的陈寅恪，毕竟有这种经历）？从清末办新学以来，我们的教育虽然经历了曲折，但毕竟越来越像模像样了，现在连国内三流的大学都充斥了博士，甚至是海归的博士。但是，我们再也没有了钱穆，没有了胡适，甚至不可能培养出哪怕有点像钱穆和胡适这样的人。钱学森先生一生做过很多光鲜的事，也做过一些不那么光鲜的事，但是，他最近说的一句话却是至理名言：我们没有提供给人们一个可以培养出创造性人才的教育。

一个成天呼唤大师的时代，一个时时将大师毁灭在萌芽里的时代，居然是一个时代。后现代的荒诞，就是这么在我们这个其实还没有真正进入现代的社会里产生的。

新时代的旧式拜师礼

在历史上，刘师培要算是一个怪人。他很早就投身革命，而且还相当彻底，连名都改了，叫“光汉”，取光复汉家之义。刘师培不仅彻底，而且“进步”神速，在大伙还在张罗排满建立合众政府的时候，他就信仰起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来了，别说政府啦，连婚姻家庭都可以取消。可是后来他又变节，投到满人权贵端方门下当幕僚，不再打算“光汉”了。四川保路运动起，端方带兵入川镇压，他也陪着。路上，武昌革命炮响，端方被所带的士兵杀掉，如果不是跑得快，刘师培的小命也没了。辛亥革命后，他又上了杨度的贼船，成为袁世凯帝制的鼓吹者，列名筹安会，结果是名声臭上加臭。

导致刘师培臭上加臭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主要的一个，据说是他家有仙妻，仙妻名叫何震，是位中国最早觉悟的新女性。不过，这位新女性对于革命不甚了了，但对于自家的享乐却在意得紧。刘师培是吴中才子，具有江南文人容易犯的毛病，懦弱得一塌糊涂：惧内。对何震这位具有新女性之名的河东吼，刘师培百依百顺，而且思想上还跟着走。信仰无政府主义，本是何震拖着刘师培，俩人妇唱夫随。废除家庭的高调，原本不过是何震为了名正言顺地红杏出墙，明目张胆地在刘师培眼皮底下跟情人双入双出，据说刘师培一点脾气都没有。刘师培后来之所以变节，实际上也是何震的情人给牵线搭的桥。

黄侃也是一个怪人，黄的怪，方向主要是狂。世界上没几个人他能看得上眼，黄侃在北大做教授，上课必骂海内名人，连同属章太炎门下的钱玄同都被他骂得狗血喷头。自家的名言是“八部书外皆狗屁”，意思是说，历史上的著作，除了《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这八部书，统统不入流。他跟《新青年》同人，很是过不去，害得大家都认为他是保守派。其实，他只是狂而已，对站在《新青年》对立面，写文章骂阵的林琴南，他也一样不客气。就是这样一个以狂狷闻名的怪人，在刘师培被主掌北大的蔡元培请来当教授之后，居然登门拜访，请求刘收他为徒，而且择日行了隆重的磕头拜师大礼。

原来，刘师培虽然政治上名声不佳，个人生活中又甘戴绿帽子，可是这个人学问却很好。仪征刘家治《左传》海内独步，刘师培有家学在身不说，于小学（文字学）也颇有造诣。如果要讲“国学”的话，刘师培是名副其实的嫡传。

正因为如此，蔡元培才请他出山，到北大任教，而黄侃才屈节隆重地拜他为师，虽然两人当年都是革命者。

在当年的一代学人眼里，学问是学问，政治是政治。他们很自觉地将两者分开，断不会因为某人政治上不正确，连其学问也否掉了，不仅不否，只要其人有真学问，他们还真的佩服。黄侃一生之狂傲，恐怕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但是他却偏偏能跪倒在刘师培脚下叩拜，显然，他拜的不仅仅是这个人，而是他的学问。

时代有新旧，学问无新旧。越旧的学问，在新的时代很可能越是值钱。

留辫子的大师

民初的学界，有两位大师级的人物是留辫子的，一位辜鸿铭，一位王国维。两位对于脑袋后面的辫子，都还挺在意，打死都不肯剪了去。王国维的辫子每天早上都是夫人给梳，据他女儿回忆，有次她娘梳烦了，说，“别人的辫子全剪了，你还留着多不方便。”王国维半晌无语，过了一会冷冷地说：“留着便是留着了。”辜鸿铭更过分，不仅自己脑后拖着小辫子，连自家雇的拉包月的黄包车夫，都必须是留辫子的主儿。车夫拉上辜先生跑起来，前面一条大辫子，后面一条小辫子，一左一右，甩得好看煞人。

两位留辫子，从表面上看，都跟前清有那么点关系，可是，洋文说和写都比中国话溜的辜鸿铭留辫子，无非是表示自己特行独立，凡事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喊共和，我偏保皇；别人穿西装，我偏马褂；别人留洋发，我偏留辫子；别人提倡一夫一妻，我偏纳妾，而且还有理论：男人如同茶壶，女人如同茶杯，一个茶壶必须配几个茶杯，而不能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王国维却不同，他留辫子，真的说明他对前清有感情。民国最初的一二十年，有类似感情的读书人并不在少数，主要是因为民国搞得不好，国家混乱，生灵涂炭，大家有点怀旧也是正常的，怀旧不见得希望复辟，也不见得都是遗老遗少。作为旧学浸润颇深的饱学之士，王国维有怀旧之思，更是情理之中。不过，静安（王国维的字）先生跟一般人的怀旧还有不同，他做过清废帝溥仪的师傅，陪着“皇上”在故宫的南书房读过书。小皇帝不仅对王师傅很尊重，而且还有点感情。静安先生高度近视，吃饭的时候只能看见眼前的菜，溥仪就替他把其他的菜夹过来。按说，从小受惯了端架子教育的小皇帝，是不大可能如此伺候人的，可是当时的溥仪已经被洋师傅庄士敦教坏了，而且见过新派人物胡适，会做新诗“匹克，尼克，来江边”，所以，对师傅有点表示也正常。不过，这么一来，我们这个天天关在书斋里读书、忠厚到了迂腐的老实人王静安先生可就受不住了。小皇帝虽然已经退位，但在法理上他还是皇帝，并没有变成平民，况且，在那些对清朝有好感的人眼里，皇帝头上的光环并没有褪色多少，所以，小皇帝的这点表示，在静安先生心里，想必分量不轻。

我们知道，1927年6月2日，在北伐进军的凯歌声中，静安先生在颐和园投水自尽。关于先生的死，历来有各种解说，罗振玉说是殉清，还张罗着给王国维请谥号；陈寅恪说是殉文化；梁启超说是由于革命的刺激；甚至新中国建立后还有人说是被罗振玉逼的。其实，罗、陈和梁说的都有道理，王国维的遗书上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事变应该指的就是大革命，1924年冯玉祥逼溥仪出宫的时候，王就在现场，皇帝被逼出宫，肯定算是一辱，而眼下北伐革命又快要到了，所以不能再辱。丈夫不能再辱，典出于李陵。这里，虽然没有君辱臣死的执拗，但要说一点跟前清没有关系，恐难服人。当时大革命的声势的确有些吓人，叶德辉被处死，固然罪有应得，但此人毕竟是个读书种子，他人远远听了，未免狐悲兔死，物伤其类，心里发毛。王国维是书斋里的人物，内向而寡言，对外界的事情一向不大明白，可内心的敏感度却相当高。冯玉祥逼宫，据当事人回忆，并无凶险可言，冯也绝对没有伤害废帝的意思，可在王的眼里，却是惊涛骇浪、白刃炸弹。所以，王国维把北伐的到来想象得过于可怕，也是自然的。

后来的人们，大概是出于对王国维的爱护吧，总是回避其对清朝的感情，回避其对大革命的厌恶之情，甚至有意让他跟罗振玉划清界线。因为，在这些人的眼里，如果不如此，这些就是先生的污点。其实，在后人眼里，一个真实的王国维，要比加上如许多好心的遮羞布的大师，要可敬得多。

顺人章士钊

一个人活在世上，不顺心事十之八九。用叔本华的话来说，就是长时间的痛苦中间夹杂着瞬间的快乐。大概只要某人快乐之间的间隔稍微短一点，大家就会认为他命很好了。不过，这个世界上，事情总是不平衡的，在大多数人埋头苦熬的时候，总有那么一些人，不知道什么原因，能在各种环境和条件下都混得很好。下面我们要谈到的章士钊，就是这样一位。

章士钊刚出道的时候，运气并不太好，赶时髦弃文从武，不过进了江南陆师学堂，如果一直学下来，日后的出息肯定比不上北洋系的武备学堂。不过还好，章士钊很快就脱离那个培养兵头的地方，掉过来弃武从文，接手办《苏报》。后来惹出事来，明明他是主编，最后倒是邹容和章太炎两个进了监狱，前者还死在了狱中，他却平安无事。这里就有点运气了。

章士钊真正的时来运转是在1904年到日本留学期间。到日本后，原来的热血愤青章士钊不再热心革命，改埋头读书了，连同盟会也不肯加入。章太炎、张继这些昔日的朋友，怎么劝都不行。没办法，有人出主意说章士钊很喜欢一个最近来日本的美女，而这个美女恰好很倾向革命，不如让她去劝劝试试。这个美女名叫吴弱男，是当年淮军名将吴长庆的嫡孙女、清末四大公子之一的吴保初的掌上明珠。结果呢，美女吴弱男去劝了，没有劝动，反而把自己搭了进去了。从此，吴弱男成了章士钊的枕边人。

革命党赔了夫人，章士钊抱得美人归。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好事，对章士钊来说，却是一个命运的关键性转折。吴家在当时的中国可是非同小可，李鸿章、吴长庆和袁甲三原本同属淮系，而吴长庆又是袁世凯的恩公，所以吴家跟清末民初势力最大的北洋系关系甚深。无怪乎吴弱男张口闭口就是我们官家如何，在那个时候，吴家的确属于中国最有权势的“贵族”，要不吴保初怎么能入选四大公子呢？章吴两人的枕底风光如何，不好细说，反正，章士钊从此变了模样，过去那个当过私塾先生的湖南穷小子，开始跻身于上流社会。无论办杂志，办学校还是做官僚，都带着三分贵族气，军阀、政客、革命党甚至青洪帮，都对他高看一眼，给官、给面子、给大头（光洋）；请饭、请花酒、请留洋（欧洲）。欧洲游学当时是费用最昂贵的，人家章士钊可以一去就是若干次，一呆若干年，还带着家眷、仆人，而且据说还拥有整屋子的社会主义的德文书（陈西滢语）。

进入新中国之后，被一干革命青年视为北洋余孽的章士钊，好运并没有终了。喜欢鲁迅的伟大领袖偏偏也喜欢当年鲁迅最讨厌的人。在“文革”中，一班平日跟领袖谈诗论赋的遗老遗少多少都倒了点霉，可人家章士钊却佳人如故，不仅如故，还可以得到领袖稿费的资助（据说是还债，还成了一段佳话），甚至把自己满纸荒唐言付梓出版，成为“文革”期间唯一出版的“学术著作”。

章士钊日子过得顺，不仅是命好，识时务，关键是性格上顺。历史上此公做金刚怒目状只有两次，一次编苏报的时候，那时还是愤青；一次是在段祺瑞政府里做老虎总长，镇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潮，撤鲁迅的职，除此以外，跟谁都混得不错。章士钊自己说，平生见过最难交的人有三个，其中一个是陈独秀，可是章士钊还是跟陈独秀交上了。平心而论，章士钊是讲交情的，为人并不势利，但他比一般人讲得柔，讲得顺，无怪乎能讨那么难讨喜欢的人喜欢。

性格决定命运，信夫！

牛人熊十力

近代学人，牛气者不在少数，最牛者，当属熊十力。熊十力原名继智，十力是他自己起的号，后来以号行世。十力本是佛家术语，专指佛祖如来的十种智力，熊居然取来加诸自身，其“牛”可见一斑。难怪他到欧阳竟无的支那内学院学佛，一年后就写《新唯识论》，挑玄奘大师的毛病，惹得欧阳大师的弟子们斋饭都吃不香，做《破新唯识论》攻之，熊十力再写《破破新唯识论》应战。估计如果对方再应战的话，熊会一直坚持“破”下去。后来，《新唯识论》出版的时候，署名竟是“黄冈熊十力造”，跟佛经的署名，某某菩萨造一样。据说，有时熊干脆自称熊十力菩萨，一任佛教徒外加研习佛学的学者们怒目而视。其实，熊十力最早的志向是政治或者革命，一出道就投身湖北新军，原是个激进的革命党，只因为性急动手早了点，遭到通缉逃出了武昌城，如果忍隐几日肯定是武昌首义的功臣。熊十力弃政从学，据说是受了陈独秀的刺激。陈独秀一次以清代学风大盛的安徽人身份大贬湖北的学人，让心高气盛的熊听了毛发倒竖，从此以后一头扎在故纸堆里，声名日盛。

以佛和菩萨自居的熊十力，到北大教书的时候却碰到了对手。对手名叫冯文炳，是个文学家，大家知道的是他的笔名“废名”，写诗和小说都很有名。废名先生跟熊十力住邻居，忽然对佛学来了兴趣，有事没事，就跟熊十力讨论佛的问题。废名说，我代表佛，你反对我就是反对佛。熊十力说，我就是佛，你才是反对佛！争来争去，到最后没有了声音，原来双方扭打在一起了。争毕打完，明儿两人还在一起讨论，再争再打。

跟熊十力吵架的学者，当然不止废名一个，他跟马一浮吵，跟蒙文通吵，跟梁漱溟也吵。梁漱溟也是牛人，从来都自信满满的，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进攻香港，躲在香港的文化人乘船撤离。天上有飞机轰炸，水上有水雷骚扰，满船的文人学者都惴惴的，夜不安眠，只有梁漱溟鼾声如雷，睡得很香。人家问他：先生不害怕吗？他说：怕什么，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国怎么办？俩牛人碰到一起，吵起来当然水平不会低，直到梁漱溟晚年，提起已经过世的老朋友，还是忘不了当年佛学上的争议。

待平辈的学者如此，对待学生更是严厉，他的学生都说，熊先生很少夸人，却爱训人，动不动就劈头盖脸一顿臭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北大的学生很是张狂，学校聘教师，学生会要参与意见，如果学生会不答应的话，校方就要重新考虑，因此没有教授敢在课堂上训学生。学生上课不来，随便挑教授的刺，是家常便饭。可是熊十力不吃这一套，张口便训，急了甚至还上手打。说也怪，狂妄的北大学生还真就不敢将熊轰出去。

最能彰显熊十力牛气的还是他对达官显贵的态度，他从来不管见的人是谁，将军也好，高官也罢，想教训就教训，一点面子不留。徐复观当年官拜少将，身在蒋介石的侍从室，红得发紫，前来问学，熊十力劈头就是一通臭骂，骂得徐复观记了一辈子，说这在他求学路上是起死回生的一骂。

那一代的学人，是牛气的一代，是不知道谦虚为何物的一代。牛的背后，是真性情，真的执拗。对学问，对师友，对弟子，莫不如此。他们实际上是永远的孩童，以一颗赤子之心，面对整个世界，整个的人生。

两只老虎跑得快

中国的抗战产生了特别多的英雄，也产生了特别多的汉奸，最大的两个汉奸，要算是汪精卫和陈公博。虽然这两个人做汉奸时，能控制的区域不过长江三角洲周围巴掌大的地方，但在名义上他俩却是中国最大的傀儡政府的魁首。两人虽然在为虎作伥，跟日本侵略者合作方面，做的不见得比别的汉奸更多，但影响却最大。抗战胜利后，将他们钉在耻辱柱的最顶端，应该是名实相符。

汪、陈二人政治上是搭档，生活上也是好朋友。原本汪精卫出走的计划，陈并未参与。可是到了汪已出走，日本人却改变前约，不给汪一个体面的台阶，而原来参与密议的高崇武、陶希圣竞相逃离的时候，陈却从香港来到了上海，一头扎进了“火坑”，说是要够朋友、讲义气。

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元老，也是国民党的能臣，他和胡汉民两个原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家每周都要背诵的“总理遗嘱”，就是汪的手笔。辛亥年广州起义失败，汪精卫愤而进京刺杀摄政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谁不钦敬？汪精卫一表人才，风流儒雅，不知引得多少闺秀名媛仰慕，胡适曾经说，如果汪精卫是个女人，他会死心塌地地爱他。当然，是男子，也爱。汪夫人陈璧君体态臃肿，相貌一般，但汪精卫却一直洁身自爱，连丁点儿的绯闻都没有过。那时，国民党内，渔父（宋教仁）之才和兆铭（汪精卫）之德，是大家公认的。汪精卫投敌后，国民党内元老一片哗然，差不多都会提到那句诸葛亮骂王朗的话：“卿本佳人，奈何做贼？”有痛恨，也有惋惜。

在国民党的革命谱系里，陈公博出道要晚得多。此公先是追求共产主义，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12个代表中间，就有他一个。只是陈公博进得快，退得也快，会还没开完就闻警开溜，一直溜到美国去留学。留学回来，他才混进国民革命的革命队伍。陈再作冯妇之后，很快就得到汪精卫的赏识，从此收入帐下，成为汪系国民党的干将。跟汪不同，陈公博是才子型的人物，大块头的理论文章能写，诗词歌赋也来得，最关键的是，醇酒妇人从来少不了，下野时如此，当政时也如此，而且从来不避人，夫人也不因此而喝醋吵闹。泡歌女，捧戏子，养情妇，陈公博的风流韵事多得到了让人惊掉了下巴的地步。据说他曾写过一首夫子自道的诗：“天下荒唐第一，古今才智无双，燕赵吴越孤心赏，任凭他人短长。”说的相当实在，此公的确是走到哪儿，风流到哪儿，燕赵吴越到处留情，不管别人白眼还是黑眼。1930年蒋冯阎大战，汪精卫和陈公博拉着改组派跟冯（玉祥）、阎（锡山）掺和，在战火纷飞的时候，到了人家阎老西的地盘上（山西）居然也没耽误泡戏子，他看上了一个唱梆子的女伶，结果跟当地军阀的“同情兄”撞了车，差点被人赶走。

在大的政治格局里看，似乎政治人物的私德跟政治上的表现没有多少关系，汪陈两个人一个一尘不染，一个曳尾泥塗，却殊途同归，一并做了汉奸。其实并不尽然，国民党是个没有打算跟传统决裂却又习染了西方政治风尚的集团。汪精卫在党内，一直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虽然在跟蒋介石的争斗中，总是处于下风，但始终没有被平掉，也就是说，他至少在他自己体系内是头，而且从来也没有断了当整个国民党首领和中国领袖的心思。无论是传统政治语境，还是西方的政治风尚，个人的私德是必须讲究的，尤其是领袖人物的私德必须靠得住，所以，汪精卫只要领袖的感觉存在一日，就必须做一日的不粘锅（其实，他的政敌蒋介石也一样讲究，自从跟宋家结亲之后，荒唐事就没有了）。而陈公博尽管地位不低，但毕竟在“领袖”的下面是“臣子”，主要的任务是给领袖奉献才智的，所以就无所谓了，得风流就风流一下。

说来有意思，汪记国民党一直是站在左翼的立场上，跟蒋介石过不去的，也可以说，汪精卫、陈公博的立场，跟共产国际更接近一点。他们一直以为，自己在革命的道路上，跑得更快。两人最后做了汉奸，虽然自家有下地狱救国家的借口，其实也不过是政争失势寻求出路的一种选择，当然，这种选择背后有对国际形势的错判，对中国抗战不可救药的悲观估计。说到底，汪、陈二人，还是在个人名利的路上跑，而且跑得太快了。

别个世界里的第一夫人

宋美龄走了，享年106岁。在世界二战期间的风云人物中，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整整比别人迟了二三十年。俗话说，盖棺定论，然而对于宋美龄来说，在她没有告别这个世界之前，历史对于她的“论”其实早就已经定了。正如她自称“蒋宋美龄”一样，她的功过事实上是跟她的夫君蒋介石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唁电所强调的，坚持抗战和坚持一个中国的两点，用来赞扬蒋介石，其实亦无不可。

作为当年中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曾经有过无限的风光，美国人称之为“亚洲第一夫人”，她委实当之无愧。当年，她发动“夫人外交”攻势，以她摄人心魄的风姿和演讲，迷倒了不知多少美国人，为处于艰难抗战中的中国争取到了宝贵的援助。来华参战的美国军人，凡是见过第一夫人的无不为之倾倒。在华的美国军人，无论是陈纳德天上的飞虎队，还是史迪威印缅战场上的陆军别动队，均堪称是全美国二战中最勇敢、战绩最显赫的军人。由于欧美特有的崇拜夫人的传统，所以这种勇敢和战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跟宋美龄不无关系。不仅如此，在西安事变中，宋美龄力压国民党高层力主讨伐的呼声，亲自犯险进入西安，对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起了积极作用。其勇气和见识，绝非一个贵妇人所能望其项背。在中国抗战独立支撑的年月，在国际法西斯阵营扩张势头猖獗、国民政府内部高层分裂的年月，在推动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并且最后站对队方面，应该说宋美龄和宋家的兄弟姐妹，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凡是见识过宋美龄的人，都对她的能干留下深刻的印象。宋美龄尽管是中国第一夫人，但从来就没有想到专门做夫人，她是要做事的。刚与蒋介石结婚不久，她闹着要做事，蒋让她去管北伐军的遗族学校。她没有嫌这个事情小，把个小小遗族学校管得井井有条，美国人来参观，说它是“东方第一新兴学校”。此后，她无论是参与政务，还是参与女界活动，都有声有色。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由于有了她和一干新派人物掺和，才避免了一场霉味过重的复古运动的命运。

然而，有魅力而且能干的第一夫人就像她的这个头衔一样，其实并不属于她身处的这个世界。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宋美龄等于是“皇后”，她的行为方式应该是这样的：或者像唐朝的长孙皇后那样，躲在丈夫的身后，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或者像武则天一样，凭借丈夫的权力飞扬跋扈，无论采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至少要聚敛一些财富，争取生个儿子，或者抱养一个。然而，这一切距离宋美龄是太远了，宋美龄出身中国最早的基督教家庭，从小就在美国生活受教育，进的是卫斯里女子学院这种很贵族化的学校，饱浸了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她的优雅、她的活力甚至她的能干，更像是美国式的，不怎么“中国”。她的英语无论说和写，都比她的中文好，甚至连思维方式都是英语的。尽管贵为第一夫人，但她的交往圈却还是欧美化的中国人，连打电话都用英语，给接线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英语的人看她，和她看人家，都显得那么的顺眼、和谐。抗战前和抗战期间，作为中国最高统帅的夫人，她自己或者陪同蒋介石，从慰问伤兵到视察前线，没少在军队里转。几乎个个精通英语的空军对第一夫人的感情之深，恨不得为她去死，然而在陆军里，我们却找不到这样的人。一位美国的传记作家写道：在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以后，“美丽的新娘子伴随着总司令转战各地。车站、农宅、临时屋都曾是他们的落脚处，不过有件特别的事情，那就是不论到了多么恶劣、简陋的地方，委员长夫人对她所素持的干净标准丝毫也不肯打一点折扣。每到一个地方，她的第一件事一定是抹地擦窗，务必直到看起来纤尘不染后才肯罢手。当然，漂亮的窗帘和芬芳的鲜花是绝对不可免的。”显然，对于当时中国的老百姓来说，第一夫人典雅、高贵、整洁、魅力四射，但绝谈不上亲切、可近。

熟悉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尽管政见不同，宋美龄和宋庆龄之间感情一直是非常好的，不论宋庆龄有多么令蒋介石头痛，双方如何仇视，宋美龄却一直竭力维持着她和庆龄之间正常而且算得上是亲密的姐妹关系。无论宋庆龄与蒋介石关系恶化到了什么地步，宋美龄都绝不允许蒋介石的特务碰她姐姐一根毫毛，为此，她不仅三番几次正色告知蒋介石，而且亲自出面警告戴笠。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宋美龄给宋庆龄的信，依旧款款情深：“最近，我们都经常想起你，考虑到目前的局势，我们知道你在中国的生活一定很艰苦，希望你能平安、顺利。”这不是说宋美龄没有立场，亲情高于一切，而是一种中国人难以理解的美国做派的体现——政治和家庭分开，意识形态的歧见跟家庭亲情是两回事，绝不往一块掺和。

中国老百姓可以想象江青坐在毛泽东后面纳鞋底，但是绝没有任何人会这样想象宋美龄。在解放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宋美龄用牛奶洗澡的传说在解放区到处流传，以至于到了我能懂事的时候，大人们还这样说。这个传说虽然表面上对宋美龄的一种丑化或者诋毁，但也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隔膜和对立。

宋美龄和蒋介石的结合，固然还算是琴瑟和谐，但事实上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在宋美龄的朋友圈子里，无论是欧美的友人，还是国内的“欧美同学会”对传统理学味道十足的蒋介石并不欣赏，甚至还说三道四，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对这些人自然也是若即若离。我们不知道，到了台湾之后，这些在国共两边都不讨好的自由知识分子，在遭到国民党整肃的时候，宋美龄会是个什么心情？然而，事实上不管她的心情如何，已经深入她骨髓的美国老式的中产阶级生活做派，都只能让她继续扮演夫唱妇随的角色，绝不可能允许夫妻关系的任何裂痕暴露出来。

1927年她和蒋介石的结合，使颇有理学气味的蒋介石入了基督教，但是多年来，她并没有将蒋介石变成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虽然到了台湾之后，蒋对基督教感情日深，但更多的只是求助基督的庇佑，可以说到死，蒋介石依然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一个中国的专制强人。在蒋介石的棺材里，宋美龄放入了四本书，一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本《圣经》、一本《荒漠甘泉》、一本唐诗，西方基督教的书占了一半。也许，这样的陪葬品，只是代表了宋美龄的一种愿望。

事实上，宋美龄虽然身在中国的土地上，却一直是在另一个世界里——一个典雅、美国老式中产阶级的世界，尽管我们把她列为“四大家族”中的一分子，然而报上说，她死后的遗产只有12万美金，她唯一的房产在上海。可以说直到死，她都维持了一个老式的美国中产阶级的财产水平。